贝布托传

《贝布托传》刘文山等
贝布托传




引言

　　1977年7月5日，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巴基斯坦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年仅49岁的民选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领导的文宫政府被推翻。布托总理被捕下狱。

　　1979年4月4日凌晨，被巴基斯坦军法管制当局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前总理佐·阿·布托，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被秘密绞死。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国际社会曾为挽救布托的生命作过多种努力力，人们都为巴基斯坦这正值盛年的杰出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过早地消失感到惋惜。

　　随着佐·阿·布托总理的政府被推翻和布托先生离开人世，布托家族——这个活跃在巴基斯坦政治舞台上的历史久远的名门望族被从政治的巅峰上掀到了苦难的谷底。佐·阿·布托的遗孀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和长女贝娜齐尔·布托小姐遭到政治迫害，经历了无数次的被捕、拘留、监禁和软禁，先后离开祖国，流亡国外，布托家族在巴基斯坦的政治舞台上似乎正在漫漫地消失。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政治舞台更是瞬息万变。1988年8月17日，推翻佐·阿·布托总理而上台执掌巴基斯坦最高权力长达11年之久的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正在踌躇满志之时，却因飞机失事而罹难。

　　天无绝人之路。齐亚·哈克将军在政治舞台上的意外消失，对处在困境中的布托家族来说，不啻是一个天赐良机，布托家族的命运因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佐·阿·布托的长女、布托家族新一代的传人、年方35岁的贝娜齐尔·布托，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紧紧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其顽强不屈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毅力、卓而不群的对华、机智灵活的策略，借助布托家族巨大的政治声望，终于赢得了巴基斯坦人民的信任，在他父亲被军事政变推翻11年之后首次举行的大选中，当选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

　　贝娜齐尔·布托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理，开创了几个记录：她是巴基斯坦历巴上第一位女总理，也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她还是伊斯兰国家中第一位女总理，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因此，贝娜齐尔·布托的当选，立刻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她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对她的生平、政治生涯和成功之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都想了解和认识南亚次大陆上升起的这颗举世瞩目的政治新星，从她不平凡的经历中寻找历史的启示。

　　使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还比较落后、男人在社会上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国度里，能够涌现出贝娜齐尔·布托这样杰出的女政治家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可以归纳为三点：贝娜齐尔·布托的家族的影响；贝娜齐尔·布托本人的品行和才华；巴基斯坦一定时期内的特定的历史条件。










贝布托传--第一章






第一章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印度河纵贯国境，从东南部的信德省汇入茫茫的阿拉伯海。印度河流域是古代印度文明的发祥地，曾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古代印度文明。在巴基斯坦，至今还保留有许多古代印度文明的遗迹．向世人展示着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奔腾不息的印度河、日夜流淌，几千年来，辛勤地哺育着河两岸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巴基斯坦人民。

　　贝娜齐尔·布托的祖先，世代生活在印度河平原南部的信德省。古老的布托部落是信德省最大的部族之一，曾拥有几十万人，分布在巴基斯坦各地和印度。部族中的人既有地主，也有农民。贝娜齐尔·布托所属的布托家族，是布托部落著名首领萨尔塔尔·达都·汗的传人。布托家族是信德省最大的地主之一，拥有的土地不是以英亩，而是以平方英里计算。

　　贝娜齐尔·布托的祖父沙·纳瓦兹·汗·布托爵士，虽是信德省闻名遐迩的大地主，但却远比那些只知道世代承袭土地的地主们开明进步得多。在英国人统治印巴次大陆时期，他就开始从政，曾任尤纳加德邦总理，并被封为爵士，成为著名的政界人物。从政使他视野开阔，思想解放，使布托家族在信德省率先打破了一些封建思想的陈规陋习。在孟买担任公职的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社会才能摆脱那些陈旧落后的东西，不断发展进步。为此，他使自己的儿子佐·阿·布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送儿子去国外留学，使佐·阿·布托最终成为巴基斯坦杰出的政治家，促进了巴基斯坦社会的发展进步，实现了他的初衷。

　　贝娜齐尔·布托的父亲佐·阿·布托，是巴基斯坦著名的政治家，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创立者，1971—1977年曾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他1928年1月5日出生在信德省拉卡纳地区的穆尔塔扎村。从贝娜齐尔·布托的祖父时起，布托家族的中心就移到了这里。虽然后来布托家族又在信德省的省会、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市濒临阿拉伯海的克里夫顿大街70号安了家，但穆尔塔扎这个普通的乡村却一直被布托父女视为布托家族真正的家，因为布托家族的根是扎在这里的。贝娜齐尔·布托在齐亚·哈克将军统治时期，也曾多次被拘禁在穆尔塔扎。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贝娜齐尔·布托在这里对人生、社会、民主、政治等作过深沉的思索。她在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上，汲取了无限的营养和智慧，为以后的政治生活准备了思想基础。

　　佐·阿·布托的母亲伯格姆·胡尔希德·布托，出身于印度孟买一个收入低微的印度教徒家庭，她与那时正在孟买担任公职的富家子弟沙·纳瓦兹·汗·布托相识并结婚。婚后，她皈依伊斯兰教。在穆尔塔扎，她为丈夫生了四个孩子，但只有佐·阿·布托是男孩。在男人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布托做为这个富贵之家的唯一男孩，受到了无比的宠爱。布托的父亲开明且富有远见，他不满足于儿子承传自己的家业，而是希望他有更大的作为，所以在对布托进行严格的传统教育之后，又把布托送到国外学习。

　　佐·阿·布托在美国和英国留学期间，受到了严格的西方教育，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布托先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政治学，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理论，耳濡目染了美国式的民主政治。1950年以优异成绩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他父亲为了使他获得全面发展，又把他送进英国牛津大学基督学院攻读法律，系统学习和掌握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1952年，布托结束学业，获得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在通过了伦敦林肯法学院的考试后，布托获得林肯法学会高级律师资格，并被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聘任为国际法学讲师。回国后，布托在家乡信德省的卡拉奇从事律师职业，并在信德穆斯林法学院任宪法学讲师。从1953年起，布托开始在信德省高等法院任职。

　　贝娜齐尔·布托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生于1930年3月23日，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佐·阿·布托被绞死后、她当选为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对贝娜齐尔·布托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理起了重要作用。努斯拉特·布托祖籍伊朗，是巴基斯坦大资本家伊斯巴哈尼家族的成员，属于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穆斯林。英国人统治印巴次大陆时期，她父亲在印度的孟买等地从事工商业活动，颇有成就。努斯拉特在孟买和浦那渡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期。1947年印巴次大陆实行分治后，由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发生了激烈的宗教冲突，努斯拉特随父母被迫离开孟买，移居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到卡拉奇后，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被从印度驱赶出来的穆斯林难民筹集款项，接济穆斯林兄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努斯拉特在这些活动中，充分发挥和显示了她的社会活动能力和高尚的品德，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努斯拉特端庄美丽，聪颖好学，曾留学英国。才貌双全的努斯拉特很快就赢得了才华横溢的佐·阿·布托的青睐，共同的志向使他们双双坠入了爱河。1951年，佐·阿·布托与努斯拉特结为伉俪。

　　贝娜齐尔·布托1953年6月21日出生在巴基斯坦南部的港口城市卡拉奇。她是佐·阿·布托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在巴基斯坦。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然而在布托家里，却很少有这方面的思想禁锢。贝娜齐尔·布托的祖父就曾以开明闻名于信德省，而受过西方教育的布托夫妇，更是具有现代意识，在家庭生活中打破了一切陈规陋俗，实行男女平等。

　　贝娜齐尔的出世，给布托夫妇增添了无限的欢乐。他们把贝娜齐尔视为掌上明珠，爱称为“萍姬”。因为贝娜齐尔出生在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那一大（夏至），布托夫妇便认为她一定会有好运气，给她起名“贝娜齐尔”。在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语里，贝娜齐尔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可见布托夫妇的良苦用心，他们对贝娜齐尔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在贝娜齐尔之后，布托夫妇又有三个孩子相继出世，他们分别是：贝娜齐尔的大弟弟米尔·穆尔塔扎·布托，1954年出生；妹妹萨娜姆·西玛·布托，1957年出生；小弟弟沙·纳瓦兹·布托，1958年出生。

　　重视教育是布托家族的传统。如同贝娜齐尔的祖父对待佐·阿·布托一样，布托也要使自己的子女享受最好的教育。作为布托家族长女的贝娜齐尔，从小就聪明伶俐，机智过人，显示出超凡的才能。因此，贝娜齐尔在家里一开始就享有特殊的地位，布托夫妇把她作为家族的希望所在，给予她特殊的关照。贝娜齐尔3岁时，就被送进当地有名的詹宁斯女子幼儿学校，接受早期教育，进行智力开发。5岁时，贝娜齐尔又被送进卡拉奇的耶稣和玛利亚女修道院学习。它是当地最好的一所教会学校，贝娜齐尔在这里学完了小学课程。由于在这所教会学校里授课的爱尔兰修女们用英语授课，所以贝娜齐尔很小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常和父母在家里讲英语。

　　布托夫妇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独立生活能力，认为这是他们今后安身立命的基础，训练他们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处理事务。贝娜齐尔4岁的时候，她父亲佐·阿·布托在仕途上出现了第一次转折。他被共和国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任命为巴基斯坦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前往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的纽约工作。从此，佐·阿·布托不断地担任一个又一个的公职．仕途上的一帆风顺使他难得有机会回家与孩子们共同生活。努斯拉特·布托由于要经常陪同丈夫一起外出旅行，所以孩子们常被扔在家里。这时父母总是对贝娜齐尔说：“你最大，要照顾好弟妹。”

　　贝娜齐尔从小就被培养起一种独立精神，一种责任感，每当父母远离家门对。她便责无旁贷地负责起这个家了。8岁时贝娜齐尔把母亲给她用来买东西的钱精心加以支配，每天晚上都跑到厨房里煞有其事地跟管家巴布一起算账。虽然这近乎孩提时代的一种游戏，但这对把它看得极为认真的贝娜齐尔来说，却是一种增强自立能力的极好的锻炼。

　　佐·阿·布托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他经常告诫孩子们一定要把学习搞好。作为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布托为孩子们聘请了一位英籍家庭女教师，每天下午学校放学后为孩子们讲授数学和英语。为了使孩子们全面发展，在以宗教立国的国度里精通伊斯兰教义。布托还在每天的课后，请阿匐来家为孩子们讲解宗教和经文，主要的内容就是诵读和理解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这也算得上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教育。

　　作为一个穆斯林，贝娜齐尔从9岁起，就由母亲领着做祈祷。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虔诚的穆斯林，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做什么事，每天总要面向西方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拜倒在地做五次祈祷，具体时间是每天的5点、12点、16点、18点和20点。每星期五午后还要到清真寺做集体礼拜。此外还有各种宗教节日和仪式。贝娜齐尔常同母亲一起参加宗教活动，从小就受着宗教的熏陶。

　　在贝娜齐尔天真烂漫的童年，她的生活是幸福而平静的，然而她的祖国却并不平静。

　　自从巴基斯坦1947年8月14日获得独立以后，这个印巴次大陆上新生的国家，一直被笼罩在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种族的动荡之中。巴基斯坦的缔造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影响，是国家的象征，被尊奉为巴基斯坦的国父。然而他领导这个百业待兴的新生国家仅仅一年多便不幸去世，给这个新生的国家留下了无穷的遗憾。虽然真纳的副手里雅格特·阿里·汗，作为政府总理尚能驾驭局势，化解矛盾，稳定局面，但随着他1951年10月遇刺身亡，巴基斯坦就再也没有一个能为矛盾的各方所接受的公认的领导人了。各种政治势力的争斗，使国家陷入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政府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定。从1947年独立到1958年10月的11年间，巴基斯坦先后更换了四位总督或总统（1956年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通过前称总督，通过后改称总统），政府总理七次易人。在位时间最短的伊·易·琼德里加总理，任职时间不满两个月。政局之动荡，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够保持国家政治稳定的具有权威的政府。巴基斯坦独立后11年里无休止的政治混乱，使人民感到厌倦。当政客们无力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时，军人登上了政治舞台。

　　1958年10月，贝娜齐尔·布托5岁的时候，她的祖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自1951年起一直担任陆军总司令的军方最高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把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总统赶下台，对全国实行军法管制，自任总统，开始了他对巴基斯坦长达十年多的统治。

　　阿尤布·汗统治时期，巴基斯坦政局出现了十年的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成就显著。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贝娜齐尔·布托的父亲佐·阿·布托初露锋芒，仕途上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1958年10月，阿尤布·汗政府建立伊始，刚到而立之年的佐·阿·布托就受到阿尤布·汗总统的赏识，被任命为政府的商业部长，成为当时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部长。以后布托又先后担任过少数民族事务部长，国家建设和新闻部长，燃料、电力和天然资源部长，克什米尔事务部长，1963年1月至1966年6月任外交部长，被阿尤布·汗总统视为亲信和知己。

　　1962年10月，巴基斯坦政府与中国政府就边界问题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佐·阿·布托担任外长后，于1963年2月26日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举行了会谈。3月2日，布托外长在北京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边界协定的签订是中巴友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巴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地解决相互关系中的问题、推诚相见的光辉范例。佐·阿·布托先生为发展巴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

　　佐·阿·布托仕途上的成功与繁忙并没有影响他对子女们的热心和教育，他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总要打电话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叮嘱他们一定要把学习抓好。为了对贝娜齐尔进行全面的培养，布托总是鼓励她多了解一些世界，并不时带她外出旅行或出席各种活动，以增长见识，接受政治和外交的熏陶。

　　1963年11月22日，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贝娜齐尔正好与她父来一起乘坐外长的私人专列旅行。布托得到消息后，立刻叫醒熟睡中的贝娜齐尔，急切地告诉她美国总统被刺杀的消息，并让贝娜齐尔坐在他身旁，与他一同听取有关约翰·肯尼迪遇害的最新公报。贝娜齐尔当时只有10岁，虽然她还不能完全弄懂这件事情的含意，但政治的残酷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阴影。16年后，她的父亲作为政治家也死于非命，贝娜齐尔更亲身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无情。

　　佐·阿·布托为了让子女们了解世界，增长见识，也时常让他们见一见来巴基斯坦访问的外国代表团。

　　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作为外交部长，佐·阿·布托全程陪同中国代表团。自从一年前他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巴边界协定，他便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在那次访问中，毛泽东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把一项解放帽作为个人礼品送给他。布托先生十分珍视这一礼物，把它挂在自己的更衣室里，并且经常在孩子面前称赞中国革命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这次当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访时，布托便邀请他们到家里坐客，把全家介绍给客人，并设家宴款待贵宾。贝娜齐尔这时只有11岁，为了见她父亲所称的“中国的重要人物”，她特地穿上了父亲从纽约给她买回来的最漂亮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学识渊博，和蔼可亲，贝娜齐尔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中国总理，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对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友好感情。临别前，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夫妇与布托全家合影留念，贝娜齐尔就站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中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1965年，正在巴基斯坦北部茉莉山区一所住宿学校学习的12岁的贝娜齐尔·布托，亲身经历了第二次印巴战争。与印度的关系、从巴基斯坦独立起直到贝娜剂尔·布托当政的今天。一直是巴基斯坦外交上的最重要的课题，第二次印巴战争与发生在1947年10月的第一次印巴战争一样，都是围绕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而发生的。

　　克什米尔全称查谟和克什米尔，位于喀喇昆仑山这南的喜马拉雅山区，地势高峻，是中亚细亚的心胁，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接壤，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面积21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00多万。

　　在英国人统治印巴次大陆时期，查谟和克什米尔是英属印度最大的土邦之一。1947年，英国推出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根据方案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分别建立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方案中明确规定了由英国人直接统治的11个省份的归属，但对于由印度王公统治而英国保有宗主权的土邦，则规定由它们自行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是成为独立的国家。因此，土邦的归属成为印巴两国政府斗争的焦点。特别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巴两国都接壤，战略地位险要，对印巴两国的国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它的归属问题成为印巴两国矛盾的焦点，两国都势在必得。

　　查谟和克什米尔居民中，77％是穆斯林，20％信奉印度教。但由于土邦的上层统治者信奉印度教，因而土邦内部穆斯林群众与上层的王公贵族之间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对归属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卷入冲突，于1947年10月发生第一次印巴战争。

　　第一次印巴战争延续达15个月之久。1948年8月和1949年1月，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先后通过关于克什米尔停火和公民投票的决议，印巴双方均表示接受。1949年l月双方正式宣布停火，7月划定了停火线。战后，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地区约占克什米尔地区总面积的2/5，人口约占1/4；印度实际控制地区约占总面积的3/5，人口约占3／4。此后印巴两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争执一直悬而未决，成为两国关系的隐患。

　　1965年，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关系又趋紧张。8月，克什米尔印占区的穆斯林，为反抗印度的统治和教派迫害，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抵抗。印度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对反抗的穆斯林群众进行镇压，并公然破坏印巴两国1949年划定的停火线，派军队入侵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对巴基斯坦进行武装挑衅。

　　8月25日，印军向巴基斯坦控制区的乌里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巴基斯坦军队在奋起抵抗印军进攻的同时，向乌里地区以南的印占克什米尔的查摸地区发起反击，直逼查谟城下。印军为解查谟之危，便把战火引向克什米尔地区以外。9月6日晨，印军越过边界，大举进攻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锡亚尔科特地区，由克什米尔争端引发的第二次印巴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爆发后，9月7日至9日，印军进一步扩大战火，又先后进攻东巴的卡里干则和西巴的海德拉巴地区，双方军队展开激战。为配合地面战斗，印巴双方还出动空军相互袭击对方的空军基地和重要城镇。印度空军还空袭了巴基斯坦的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并在拉瓦尔品第、卡拉奇和东巴的吉大港等地实施空降作战。巴基斯坦军队则进行了英勇的反击。

　　在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作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佐·阿·布托，率团飞往联合国，在国际讲坛上阐述巴基斯坦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一贯的原则立场：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按照联合国以往的决议，通过举行全民投票让克什米尔人民充分享有自决权，自由决定其未来。佐·阿·布托强烈谴责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略，呼吁同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印度的侵略行径。布托在联合国内外的外交活动，为巴基斯坦争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为联合国安理会最后通过停火决议，使印巴双方结束战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年仅12岁的贝娜尔·布托，也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当时她和8岁的妹妹萨娜姆·西玛·布托正在巴基斯坦北部茉莉山区的一所住宿学校学习。由于茉莉山正好位于一条从克什米尔通往巴基斯坦内地的道路上，因此它极有可能遭到印军的进攻。为了预防不础哪嘛和玛利亚女修道院的修女们让学生们作好充分的准备，建立了掩蔽所，并进行防空演习、当时这所学校里有很多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的女儿，为了避免一旦落入印军手中暴露身份，贝娜齐尔和这些同学们互相以假名相称，并把这当成一种乐趣。她们既对战争的威胁恐惧不安，又对可能发生在眼前的战争情景进行种种幻想。

　　令她们感到庆幸的是战火并没有烧到她们学校。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使印巴双方宣布停火。燃烧了近一个月的战火终于停息了。

　　战后、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斡旋”和倡议下，巴基斯坦总统、陆军元帅阿尤布·汗与印度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于1966年1月4日至10日在苏联南部城市塔什干举行会晤。经过谈判，双方就解决两国武装冲突与恢复正常的和平关系等问题达成协议。1月10日，印巴双方共同签署了《塔什干宣言》。宣言共九点，主要构容是印巴两国同意遵照联合国宪章，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在1966年2月25日以前，双方把全部武装人员撤回到1965年8月5日前各自所在的阵地；两国关系要建立在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之上；双方不搞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宣传。采取切实措施恢复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交通和通讯联系以及文化交流；双方互相遣返战俘；继续进行多种级别的对话以讨论两国间的有关问题。

　　佐·阿·布托外长认为巴基斯坦是战争中的胜判者，因为它夺取的领土比丢失的领土要多，而《塔什干宣言》规定双方将军队撒回到战前位置，这就意味着巴基斯坦放弃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因此，他强烈反对阿尤布·汗总统签署《塔什干宣言》，并为此向总统递交了辞呈。

　　1月11日，刚刚签署完《塔什干宣言》的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尚未来得及返回印度，就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于塔什干。佐·阿·布托讥讽他是乐极生悲。

　　《塔什干宣言》签署以后，佐·阿·布托外长与阿尤布·汗总统之间的分歧日渐严重，并且公开化。1966年6月，阿尤布·汗总统终于接受了布托的辞呈。布托与阿尤布·汗从同僚共事到政治上决裂，并不仅仅是由于在《塔什干宣言》上的歧见，而是有一系列深层的政治原因的。

　　阿尤布·汗1958年10月上台执政时，由于结束了巴基斯坦独立后长达11年的政治混乱局面而受到人民的拥护。上台后他采取措施禁止政党活动，严惩违法犯罪行为，整饬吏治，实行具有本国特色的基本民主制；在经济上进行土地改革，开展绿色革命，鼓励私营工业发展，因而使巴基斯坦出现了较长时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好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在阿尤布·汗执政的后期，他已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落后于时代，因而遭到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强烈的反对。阿尤布·汗由受到人民拥护最后发展到遭到人民唾弃，主要原因是他将个人专权长期化，在国内政治局势稳定后，不仅不推行和扩大民主化，反而压制民主要求，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实行独裁统治；经济政策的推行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却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巴基斯坦国内反对阿尤布·汗的运动到1967年进入高潮。从1968年冬开始，形成了全国性的打倒阿尤布·汗运动。在反对阿尤布·汗的旗帜下，持有不同政见的各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佐·阿·布托与阿尤布·汗决裂后，便投身于建立民主政治、反对阿尤布·汗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中。由于布托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渊博，且年轻有为，精力过人，律师职业又使他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因此很快就在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著名的政治人物。贝娜齐尔·布托在父亲辞去外长职务后，曾同他一起乘外长专列由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返回老家拉卡纳。沿途她目睹了群众运动中激动人心的场面和她父亲所受到的欢迎，耳濡目染了巴基斯坦的政治斗争，对民主等政治词语有了初步的理解。

　　为了卓有成效的开展政治斗争，佐·阿·布托决定建立自己的政党。经过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中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布托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追随者，并以他们为骨干，于1967年11月30日，在拉合尔建立了巴基斯坦人民党，布托任该党主席。

　　人民党建立后，推出了自己不同于巴基斯坦以往其它政党的独具特色的纲领。党纲首先把信仰伊斯兰教作为人民党和巴基斯坦国家的最高指导思想，宣传穆斯林为了伊斯兰事业可以贡献自己的生命，在全国彻底实行伊斯兰教所规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容忍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对工业和金融业等实行国有化。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实行劳工、教育和妇女改革，从而实现社会平等，结束贫穷、饥饿和剥削，使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需要的面包、衣服和住房；在政治上主张建立议会民主制，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地位和机会人人均等。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佐·阿·布托善于抓住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提出的纲领口号切中时弊，因而深受人民的欢迎。他还针对巴基斯坦社会发展落后，交通、通讯不发达、文盲众多的特点，深入穷乡僻壤，向中下层群众进行宣传，成为巴基斯坦与下层群众直接对话的第一位政治家。布托在人民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人民党的声势也越来越大，参加者日众。布托在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的家也成了人民党的支部办公室，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排队报名参加人民党。为了帮助父亲的政党工作，只有14岁的贝娜齐尔和11岁的妹妹萨娜姆·布托也都报名加入了人民党，成为人民党最年轻的党员。1986年5月，当贝娜齐尔·布托当选为人民党并列主席时，虽然只有33岁，但却是具有与人民党存在一样长时间党龄的老党员了。她亲身经历了人民党的全部历程，所以在她父亲死后，她能成为人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1968年10月，西巴的大学生举行和平示威，要求进行教育改革，减少学费，改革考试制度，改善学习条件，废除限制学生活动的各种法令。由于当局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逐渐酿成暴力活动，并波及到各个行业。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各反对党公开反对阿尤布·汗政权，军队也发生动摇，形成了全国性的打倒阿尤布·汗运动。面对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阿尤布·汗政权采取高压政策，1968年11月，逮捕了主要反对党人民党主席布托及其它反对派政治家。当局的这一行动如火上浇油，导致全国性的社会动荡，政局更加恶化。

　　这时，贝娜齐尔即将完成中学学业，面临中学毕业综合考试和每年12月举行的大学升学考试。为了让她安心复习功课，顺利通过考试；贝娜齐尔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将她一个人留在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的家里温习功课，自己带着三个孩子赶往拉吉尔，向高级法院起诉，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自己的丈夫。努斯拉特还冒着危险，组织和率领数以万计的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布托。

　　佐·阿·布托虽身陷囹圄，但仍牵挂着长女的学业和前途。他从监狱里给贝娜齐尔写信说：“我知道你读了大量的书，但你应该多读一点文学和历史，你要读什么书家里都有。读一读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的书，他是现代历史上最先关的人。读点关于美国革命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书，读一下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有关俾斯麦、列宁、阿塔土尔克①以及毛泽东的书，读点印度古代史，尤其要读伊斯兰教的历史。”

　　布托为女儿开列的书目，都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人物的传记以及本民族历史和宗教方面的书。他想让女儿从对历史的学习中，汲取营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政治才干，树立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在信中又不无预感地鼓励女儿说：“我非常自豪能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女儿，15岁就考大学了，比我那时还小三岁。照这个速度，你或许会成为总统的。”

　　知女莫若父，布托的这个预言20年后果真成为现实。1988年12月，贝娜齐尔·布托年仅35岁，便当选为巴基斯坦的政府总理，比她父亲担任总统时还小八岁。由于佐·阿·布托执政后于1973年修改宪法，将总统制改为两院议会制，总理成为握有实权的政府首脑。所以他在预言中所说的总统与贝娜齐尔后来担任的总理实际上是一回事。

　　为了减轻对狱中父亲的担心，贝娜齐尔埋头学习，跟每天来家辅导的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复习功课。晚上则和菲菲、萨米娅、法蒂玛等朋友到离家不远的信德俱乐部玩耍。贝娜齐尔以紧张的学习和玩耍来迫使自己不去想狱中的父亲，但这很难做到，她越来越渴望同家人团聚。妹妹萨娜姆打来电话，告诉她，母亲为抗议当局监禁父亲，每隔两三天就组织妇女举行一次游行。有好几次警察用竹棍驱散了游行队伍。为防止阿尤布·汗的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母亲让每位示威者带上塑料袋装湿毛巾。这令贝娜齐尔又为母亲担心。

　　1968年12月，各地骚乱风起云涌，示威者都要求阿尤布·汗辞职，释放布托和其他政治犯。就在这如火如荼的日子里，贝娜齐尔在卡拉奇克里夫顿区的梵帝冈使馆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她报考的是闻名世界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

　　考试结束后，贝娜齐尔如释重负，她立即回到家人身边，准备为营救父亲而战斗。使他们意外的是阿尤布·汗正在此时释放了人民党的领导人。

　　在庆贺胜利的游行中，贝娜齐尔同父亲乘坐敞蓬汽车在游行的人群中缓慢行驶。人们高呼“布托万岁！”“再推一把，墙就倒了！”布托鼓动他的支持者。正在此时，一个杀手向布托开了枪。布托对贝娜齐尔和萨娜姆喊道：“蹲下去！”万幸的是杀手的手枪卡壳了，愤怒的群众将凶手打得死去活来。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一连几个月索绕在贝娜齐尔的心头，她第一次领略了政治的残酷。

　　为了继续推动反阿尤布·汗运动的发展，布托等人民党领导人进行了绝食斗争。大批群众对绝食斗争从道义上、政治上给予坚强的支持，他们纷纷要求阿尤布·汗辞职。

　　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终于迫使阿尤布·汗于1969年3月25日下台。他将权力移交给陆军参谋长叶海亚·汗。巴基斯坦依然处于军法管制之下。

　　1969年4月，贝娜齐尔收到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校方的来信。校方提醒布托，说贝娜齐尔刚16岁，太年轻了，建议她等一年再去上学。但布托坚持要贝娜齐尔立即入校，并请在美国的朋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从中帮助。校方终于同意贝娜齐尔1969年秋入校。

　　1969年8月底，年仅16岁的贝娜开尔告别了克里夫顿70号，在家人的护送下飞往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求学。










贝布托传--第二章　出类拔萃的东方女儿






第二章　出类拔萃的东方女儿

　　1969年秋，初到拉德克利夫，贝娜齐尔便经历了失落和愤怒。

　　哈佛大学的新同学纷纷问她：“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哪儿？”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它被印度隔开，分为两部分。”贝娜齐尔深沉地回答道。

　　“噢，印度”，他们这才恍然大悟，“你们和印度为邻”。

　　听到这里，贝娜齐尔心头不禁隐隐作痛。印度，它同巴基斯坦曾两次兵戎相见，而现在，巴基斯坦只能依靠她的对手才能让人明白她的准确位置。尤其让贝娜齐尔感到愤怒的是，巴基斯坦被认为是美国最得力的一个盟友，而竟然有那么多的美国人对她一无所知。

　　哈佛大学时期的贝娜齐尔与其说是在培养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不如说是在学习享受生活。贝娜齐尔曾想攻读心理学，但当她发现主修心理学要学医学和动物解剖的课程，就觉得恶心。最终她选择了比较政治学，这令她父亲欣喜若狂。他秘密地给拉德克利夫校长玛丽·邦廷写了封信，请她尽力引导贝娜齐尔学好政治课程。

　　学习了政治学，贝娜齐尔对巴基斯坦有了新的认识。她第一次清楚地懂得，那些独裁者行使统治的权力是他们自封的，而不是人民给予的。因此巴基斯坦人民要反对这种统治。哪里没有合法政府，哪里就是无政府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娜齐尔对政治产生了兴趣，贝娜齐尔在尽情享受生活。她到校不久，便脱下民族服装，穿上在哈佛大学合作社购置的圆领汗衫和工装裤，把头发留得长长的，自然地被在肩上，惬意地喝苹果汁，自由自在地吃薄荷冰淇淋蛋卷，定期去波士顿参加摇滚音乐会，广泛参加社交活动。尤其是认识了彼得·加尔布雷恩，他是布托先生的老朋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儿子。当时的彼得给贝娜齐尔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头发很长，穿着一身不整齐的旧衣服，在双亲面前吸着烟。就是这样的一位彼得后来成了贝娜齐尔的好朋友。15年后他为贝娜齐尔从监禁中释放出来起了重要作用。

　　贝娜齐尔贪婪地吸收着各种知识。当时，妇女运动正蓬勃兴起，哈佛大学的书店内摆满了关于妇女的书籍和杂志，其中包括权威性的校园著作——凯特·米利特写的《性别政治》。贝娜齐尔同朋友们一起谈到未来，她明确表示自己不把婚姻家庭放在优先地位加以考虑。

　　1970年12月，在巴基斯坦，叶海亚·汗总统举行了13年来的第一次大选。在海天的另一角，贝娜齐尔正埋头用功。当母亲打电话告诉她，说父亲和人民党出人意料地在西巴基斯坦大获全胜，获得国民议会分给西巴的138个席位中的82席时，贝娜齐尔欣喜若狂。

　　“祝贺你！”素不相识的人们纷纷向贝娜齐尔表示祝贺。

　　然而乐极生悲。正当贝娜齐尔为父亲在西巴基斯坦的胜利洋洋得意时。一个不啻平地惊雷的坏消息传来了。

　　原来，在12月的大选中，以谢赫·穆吉布·拉付曼为首的人民联盟仰仗东巴基斯坦在人口上的优势，以地方自治为旗帜，主张加强省的权力，得到大多数东巴基斯坦人的拥护。在国民议会的300个一般席位中，人民联盟获得了160席，几乎囊括了分给东巴的162个席位，一跃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而人民党则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但人民联盟在西巴却未能取得一个席位；同样人民党在东巴也未获得一席之地。在国民议会选举10天后举行的省议会选举中，人民联盟在东巴省议会300个一般席位中获得280席，而巴基斯坦人民党则在西巴的旁遮普省议会180个一般席位中获得113席。

　　东巴人对大选结果欣喜若狂，旁遮普人则忧心忡忡，害怕因东巴在国民议会中占多数议席会制定出不利于他们的宪法。这种担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采取厚西巴薄东巴的政策，尽管东巴人口比西巴人口多，但中央政府长期由西巴人所把持，东巴人被视作巴基斯坦的二等公民。东巴人讲孟加拉文，西巴人讲乌尔都语，但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却把乌尔都语定为国语。后来东巴人抗议，政府便把孟加拉语也定为国语，但政府文件、货币、邮票上都没有使用孟加拉文。政府和军队的许多高级职位都由西巴人担任。在经济上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损东肥西，在政策、投资上都向西巴倾斜，使得东西巴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因此，东西巴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深刻矛盾。

　　在这次选举中，代表东巴利益的人民联盟获胜。在制定宪法时，人民联盟要求地方自治，以改变东巴长期遭受的不平等的对待。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于1971年2月中旬同人民党领袖布托会谈。拉赫曼力主只给中央政府以外交、国防和发行货币的权力，其余权力应该交给省政府；而布托则坚持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收税、外贸和接受外援的权力。由于双方的分歧难以弥合，结果会谈不欢而散。

　　原定国民议会于1971年3月3日召开，军政府准备向人民代表移交权力。但3月1日叶海亚·汗总统宣布推迟国民议会的召开，这犹如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引来了东巴的强烈反应。数以万计的工人、学生、专业人员举行示威，并第一次提出“孟加拉国”独立的口号。3月3日，东巴总罢工，工厂、机关、学校、商店纷纷关门，整个东巴陷于瘫痪。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针对叶海亚·汗总统推迟议会召开的决定，号召支持者控制中央在东巴的机构所展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东巴民怨沸腾，局势迅速恶化。

　　为了挽回局势，3月6日，叶海亚·汗总统宣布国民议会将于3月25日召开。3月7日，穆吉布·拉赫曼提出人民联盟参加国民议会的四项条件。第一，军政府必须立即将权力移交给选出的人民代表；第二撤消军事管制法；第三，政府派出镇压群众的军队撤回到他们的营房。第四，调查“对东巴群众的屠杀”。以叶海亚·汗为首的中央政府断然拒绝了穆吉布·拉赫曼提出的四项条件，并下令罢工工作限期复工，否则将予以严惩。穆吉布·拉赫曼针锋相对，于3月15日宣布接管东巴的行政，并下达了包括停止中央政府在东巴征收的所得税、不再向中央政府缴纳关税和销售税、东巴的税收缴入东巴政府等在内的35条指示。东巴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全面激化。

　　为了使巴基斯坦免于分裂的灾难，3月15日，叶海亚·汗总统亲临东巴首府达卡，与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举行秘密会谈，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3月21日，人民党领袖佐·阿·布托也飞抵达卡，参加谈判。由于穆吉布·拉赫曼作为议会多数党领袖拒绝保证邀请布托参加他的政府，叶海亚·汗也拒绝穆吉布·拉赫曼立即撤销军法管制的要求，秘密会谈于3月22日破裂。于是叶海亚·汗总统再次宣布无限期推迟国民议会的召开。东巴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1971年3月26日，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宣布东巴为自主、独立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叶海亚·汗总统以东巴法律和秩序失去控制，人民联盟分裂国家的活动必须挫败为由，宣布人民联盟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一举逮捕了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领导人，并派军队到东巴进行镇压，造成流血事件。至此，东巴同中央政府的矛盾，由要求东巴自治，变为要求建立独立的孟加拉国，东巴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誓不两立，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在政府军的镇压下，人民联盟的一些骨干分子逃往印度，于1971年4月17日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并组织逃往印巴边境的孟加拉人，组成了有五六万人的“孟加拉解放军”，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展开了武装斗争。

　　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在东巴采取军事镇压后，东巴的孟加拉人开始大批逃往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等地。截止1971年6月底，聚集在印巴边境的东巴难民已达600万左右，给印度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寻求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印度措“东巴难民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试探各国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但只有苏联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对印度给予公开的、明确的支持。

　　1971年8月8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突然访问印度。8月9日，苏联同印度签订了为期20年的军事同盟双边协定——《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葛罗米何还表示，如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上、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此后，苏印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奔波于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进行战争准备。苏印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加紧向印度空运武器装备。到战争爆发前，印度从苏联获得了250辆坦克，100辆装甲运兵车，40门120毫米火箭炮以及“萨姆皿”地对空导弹等大量新式装备。印度在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并通过外交试探，确信英、法、美等国至少不会军事干涉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后，就加快了军事部署。

　　此时，在6000英里外的哈佛大学，贝娜齐尔并不真正了解国内的情况，她也在经历着令她痛心的时刻。

　　贝娜齐尔惊奇地发现，巴基斯坦，人们以前对它漠不关心，而现在几乎人人关注，并且都在谴责它。

　　“你们的军队真野蛮”，同学们对贝娜齐尔说。“你们在屠杀孟加拉人”“你们是法西斯独裁者。”

　　贝娜齐尔怎么也不相信巴基斯坦军队在东孟加拉对叛乱者所犯下的暴行，如抢劫、强奸、绑架、暗杀。当她得知印度正在训练成千上万名孟加拉难民进行游击战，然后偷偷地把他们送回东孟加拉的消息后，她怒不可遏。面对指责，她反驳说：“我们在反击印度支持的暴乱，我们在为保持国家完整而进行战斗，就像你们在南北概争中所做的一样。”

　　贝娜齐尔在努力维护她祖国的荣誉和尊严。

　　“巴基斯坦剥夺了孟加拉人民的自决权。”沃尔泽教授在公共讲座中大声吼道。

　　在讲座厅内200多名学生面前，贝娜齐尔按捺不住，一下子站来，激动地说道：“教授，这是完全错误的，1947年孟加拉族人民行使了自决权，他们选择了巴基斯坦。”

　　1971年11月上旬，派往东巴的巴基斯坦军队控制了东巴的主要城镇和大部分乡村，东巴局势略有好转，巴基斯坦的国内动乱出现了一丝转机。然而，印度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东巴的动乱为印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印度早就开始进行战争部署。1971年2月以前，印度部署在东巴周围的兵力只有3个旅，但到10月，印军已逐渐增加到7个师；另外还部署了12个空军中队，约211架作战飞机；海军部署了26艘舰艇，舰载飞机33架，印军总兵力约十六七万人。在西巴边境，1971年8月以后，印军也由9个师陆续增加到13个师；部署了20多个空军中队，作战飞机300余架；海军舰艇约20艘，印军总兵力达30万人。到印巴战争爆发前，印度陆军的总兵力有4／5推进到印度与东西巴基斯坦的边界地带。

　　印军在进行兵力部署的同时，还进行了以巴基斯坦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并把大量作战装备和物资运往印巴边境。印度政府还进行一系列的战争动员，征召陆、海、空军后备役人员服现役，取消军人的一切休假，并征用民用车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宣称同巴基斯坦发生战争是迫在眉睫和不可避免的。印度国防部长拉姆也声言同巴基斯坦发生的任何战争都将在它的土地上进行。印度舆论也大肆鼓噪，为发动战争进行舆论准备。

　　以叶海亚·汗总统为首的巴基斯坦军人政府，在东巴发生分裂活动后，一味采取军事镇压手段。高压政策不仅没有稳定局势，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政府军与东巴人的对立情绪，整个东巴陷入混乱和瘫痪。对东巴分裂活动的镇压，由于军队的暴行，又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叶海亚·汗政府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面对印度的战争威胁，叶海亚·汗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大国出面干预上，既不做战争准备，也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战争爆发前，巴基斯坦在东巴的守军有4个师共13个步兵旅和若干个炮兵旅；空军有2个中队，作战飞机12架，巴军总人数约9万人。在西巴基斯坦，巴军部署了12个师，20个空军中队，200余架作战飞机，20余艘舰艇，总兵力约25万人。由于印军的战略是东攻西守，因此，在东巴的巴基斯坦守军处于明显的劣势。

　　1971年4月中旬以后，印军不断侵入巴基斯坦领土，袭击巴基斯坦边防哨所，进行战略侦察。印度战斗机也多次深入巴基斯坦领空，试探巴军的反应能力并进行侦察。6月以后，双方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增加，战争气氛日益浓厚。

　　11月21日，印军在苏联的支持下，大举入侵东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的当天，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11月22日，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控告印军对东巴的侵略，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则声称印军是为了自卫才进入东巴的。印度政府置国际舆论的谴责于不顾，继续扩大在东巴的战争行动。12月2日，印度政府宣布印度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为了支援东巴的守军，12月3日，巴基斯坦军队从西巴对印军进行了反击。印度借机把战争扩大到西巴，对巴基斯坦东西两部分领土发动了全面进攻。

　　第三次印巴战争分东西两个战场进行。印军的战略方针是东攻西守，力图一举拿下东巴，肢解巴基斯坦。

　　12月3日，印军集中优势兵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东巴发起向心攻击。同时出动空军接连8次空袭东巴首府达卡机场，使东巴空军丧失了战斗能力，印军在东巴取得了制空权。由于东巴守军丧失了制空权，东巴的交通枢纽、动力系统、重要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及军需仓库等完全暴露在印军飞机的轰炸之下，使巴军损失惨重，陷于困境。印度海军主力舰艇也大举出动，袭击东巴沿海的港口和巴海军基地。

　　12月5日，进入东巴的印军攻占了战略要冲婆罗门巴里亚。12月6日，印军又占领了锡尔赫特、库米拉、费尼等地。同一天，印度政府宣布承认“孟加拉国”。

　　12月4日至7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印巴武装冲突造成南亚次大陆的紧张局势问题，举行紧急会议。12月7日，联合国大会以104票的压倒优势通过要求印巴双方停火和撤军的决议。但印度拒不执行，并加紧在东巴的作战行动。

　　远在美国的贝娜齐尔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发展，为祖国的安危忧心忡忡。印军侵入东巴后，贝娜齐尔心如刀绞，寝食难安。12月3日，贝娜齐尔看到报纸上报道的印军进入了东巴，并同时袭击了西巴的消息后，在学生宿舍的房间内愤怒地尖声哭喊着：“不！”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比她想象的更可怕。

　　萨米姐从国内来信告诉贝娜齐尔：“每晚都有空袭，我们不得不在窗户上贴上黑纸遮挡亮光。所有学校都关闭了，整天无事可做，只有发愁，与平常一样，报纸不告诉人们实情。直到有人敲我们的大门，呼喊‘战争！’‘战争！’时，我们才知道印度入侵东巴的消息。今天早上7点的新闻讲我们胜利了，但英国广播公司对亚洲的广播说，我们已被击溃。英国广播公司还报道了这支军队在东巴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其他人都非常害怕。有一次空袭时，我正在你们家同萨娜姆在一起，你母亲带我们到楼下餐厅，那儿没有窗户。我在家时和母亲睡在一起，我们都很紧张。就在我们房屋前的马路对面落下了三枚炸弹，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爆炸。”“印度的飞机飞得贴近窗户，甚至可以看到飞行员。但是，我们的空军似乎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反击。三天前的晚上，爆炸声震耳欲聋，我想邻居的房子肯定被炸了。我跑上楼顶，只见整个天空一片粉红色。第二天早上我得知，卡拉奇码头的油库被导弹击中了。大火仍在燃烧。我们在等美国人的帮助。”

　　贝娜齐尔在竭力想象家人及朋友所经历的恐惧。正在这时，她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告诉她“我就要去联合国，12月9日到纽约皮埃尔饭店见我。”原来在印度入侵一周后，巴基斯坦军队在战场上全面崩溃，国内形势又一片混乱，叶海亚·汗不得不求救于在大选中得到公认的政治领袖布托。12月7日，叶海亚·汗总统任命布托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期望利用他的权威和声望拯救巴基

　　“你认为巴基斯坦在联合国会得到申诉的机会吗？”布托在纽约见到女儿时问女儿。

　　“当然会，爸爸。”贝娜齐尔肯定地说，“谁也不能否认印度违犯了国际法，侵略并占领了另一个国家。”

　　“你认为安理会会谴责印度，坚持让它撤军吗，”父亲又问。

　　“怎么不会？数千人正在被屠杀，一个国家在被肢解，而作为一个国际维护和平组织，它竟袖手旁观，这将是一种渎职行为。”贝娜齐尔天真地回答。

　　布托深沉地对女儿说：“你会成一个国际法的好学生，萍姬，我难以否定一个哈佛大学学生的观点，但你对强权政治一窍不通。”

　　在安理会，贝娜齐尔坐在父亲后边二排的座位上。参加安理会对于贝娜齐尔来说，是在道义上支持父亲，支持父亲去为维护巴基斯坦的统一而斗争。而对布托来说，则希望贝娜齐尔能从中学到政治的残酷。他是在有意识地培养贝娜齐尔的政治兴趣，以便将来有一天贝娜齐尔能接替自己。

　　安理会讨论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安理会就印巴冲突举行了7次会仪，拟订了十几份决议草案，但由于苏联偏袒印度，行使否决权，一个也没有通过。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甚至在停火问题上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贝娜齐尔在这里充分领略了超级大国操纵国际事务以及强权政治的真实面目。

　　12月11日凌晨，巴基斯坦在东巴的军队正在苦战，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最多只能坚持36小时了。布托为了在外交上取得进展，给伊斯兰堡发去电报，要求军队再坚持72小时。

　　布托对巴基斯坦代表团说：“我们必须让叶海亚在西线开战，西线的进攻将牵制印度军队集中兵力攻打东线，减轻那里的压力。否则，我们将有失去整个巴基斯坦的危险。”贝娜齐尔替父亲给叶海亚·汗打电话，但叶海亚·汗的军事助手说，总统正在睡觉，不能打扰。布托闻此怒火中烧，抓过话筒吼道：“把总统叫醒！他必须在西线开战，我们必须立即减轻东线的压力。如果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讨价还价，我怎能去谈判一项对我们有利的解决办法？”

　　而此时在东巴基斯坦，战斗正在残酷地进行着。巴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在战略上，巴军统帅尼亚兹将军将部队部署在边境的前沿地区，以旅为单位，分别固守十多个孤立的地域，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但当印军改变了传统的正面突破、齐头并进的战术，而采用避实就虚、多路迂回的灵活战术后，处于劣势的巴军便始终未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虽然巴军顽强抵抗，但终于被各个击破，首尾不能相顾。当巴军企图收缩兵力固守达卡时，为时已晚。12月14日，东、西、北三路印军在达卡城下会师，达卡被包围。

　　在西巴战场上，巴军打的也不理想。12月15日，印军突袭西巴南部国境，占领了纳亚加尔等城市。两国空军相互轰炸，并发生了激烈的海战。由于巴军在西线不能对印军形成强大的压力，东巴的命运危在旦夕。

　　在外交战线上，布托竭尽全力试图使联合国发挥作用，制止印度的侵略，挽救东巴。但由于苏联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坚决支持印度的侵略，与印度在外交上进行战略配合，否决一切停火协议，为印军在战场上赢得时问．所以布托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巴沦陷。

　　在联合国紧张的外交活动中，贝娜齐尔成了父亲的秘书，参与布托与各国代表的会晤和磋商，出席安理会的会议，亲眼目睹了国际舞台上的强权政治、弱肉强食，学到了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知识。这段经历给贝娜齐尔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是她在外交问题上的一次重要的实践。

　　12月16日，布托在联合国已无能为力，便于一早飞返巴基斯坦。贝娜齐尔也从纽约回到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

　　1971年12月16日，印军攻陷达卡，尼亚兹将军率9万名东巴驻军无条件投降，成了印军的俘虏。东巴沦陷。

　　同一天，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西线印军将于17日22点30分停火。17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宣布接受印度的停火建议，并命令巴军全线停火。

　　1971年12月17日，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

　　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结果是巴基斯坦被肢解，原东巴的土地上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1971年12月21日，“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从印度的加尔各答迁回达卡。1972年1月7日，巴基斯坦总统佐·阿·布托释放了被前总统叶海亚·汗于1971年3月26日以“判国罪”逮捕的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1月8日，穆吉布·拉赫曼从西巴经由德里回到达卡，就任孟加拉国第一任总统。

　　在印巴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为了稳定民心和国内局势，叶海亚·汗总统于1971年12月7日任命前东巴省省长、巴基斯坦民主党主席努鲁尔·阿明为政府总理，任命人民党主席佐·阿·布托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战争结束后，12月18日，担任副总理才12天的布托又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叶海亚·汗总统企图以此转移人民对他领导不力导致战败责任的追究。但是，失去了东巴的巴基斯坦人民痛心疾首，他们再也不能容忍叶海亚·汗的军事独裁统治了，愤怒的群众的抗议浪潮终于把叶海亚·汗赶下了台。1971年12月20日，叶海亚·汗被迫辞去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职务。

　　1971年12月21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中最大政党人民党领袖佐·阿·布托临危受命，出任巴基斯坦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成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此后直到1977年7月5日布托总理被齐亚·哈克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佐·阿·布托一直是巴基斯坦的最高统治者。布托当政期间的政治经济改革和国内外政策，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佐·阿·布托担任总统，标志着巴基斯坦历史上布托时代的开始。它也深刻地影响了贝娜齐尔的一生。

　　父亲的荣升为哈佛大学的贝娜齐尔带来了荣耀，人们不再知道她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而只知道她是巴基斯坦总统的女儿。然而，贝娜齐尔痛心疾首的是一个孟加拉国的存在已是无可挽回了，巴基斯坦被肢解了。

　　1972年6月，贝娜齐尔回国省亲，布托再次要女儿参加他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西姆拉举行的印巴两国首脑会谈。布托对女儿说：“不管结果如何，这次会谈将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的转折点，我希望你亲眼看到这次会谈。”

　　6月28日布托飞赴西姆拉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举行首脑会议。在飞机上，布托一再告诫女儿：“每个人都将寻找迹象看会谈如何进展，你必须格外小心，你绝对不能笑，不能给人留下印象，当我们的战士还在印度战俘营时，你却过得很愉快。你也千万不要显得愁眉苦脸，那样人们会理解成是悲观的表现。不能让人们抓到把柄说，看着她的脸，会谈显然要失败。巴基斯坦人已经害怕了，他们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肯定要作出让步的。你既不要显得悲观，又不要显得高兴。”

　　然而。布托的嘱咐并没有束缚贝娜齐尔的感情。在机场，贝娜齐尔猛然发现来迎接他们的甘地夫人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高大，实际上甘地夫人显得那样矮小，要比许多照片中的小得多。

　　“阿斯拉姆·阿列库姆！”（乌尔都语音译，意思是“你好！”）贝娜齐尔用穆斯林希望和平的问候语问候英·甘地。

　　“娜玛斯台！”（印地语音译，意思是“你好！”）甘地夫人回答着，面带微笑。

　　贝娜齐尔不自觉地回报以微笑。这是贝娜齐尔首次见到印巴次大陆上的第一位女总理，当时她只是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富有戏剧性的是，16年后，贝娜齐尔成为继英·甘地之后，印巴次大陆上的第二位女总理。

　　西姆拉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就在布托与甘地夫人唇枪舌剑地“激战”时，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了布托的女儿贝娜齐尔。尽管贝娜齐尔对政治尚未有浓厚兴趣，但人们却坚信她一定是未来的佐·阿·布托是次大陆又一颗即将升起的政治明星。于是，人们不断追逐她。每当贝娜齐尔离开她居住的旁遮普前英国省督官邸时，人们便排队站在街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她。她走到哪儿，兴奋的人群便跟到哪儿。他们跟着她走过了旧的农舍和多年前由怀念家乡的英国居民种植的乡间花园，跟着她去由印方安排参观的玩具娃娃博物馆，手工艺中心、水果罐头工厂以及在女修道院举行的舞会。当她走过曾是大英帝国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散步的林荫道广场时，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大，连交通也被迫中断了。这令贝娜齐尔感到相当别扭，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

　　记者也争先恐后地采访贝娜齐尔，她甚至被电台邀请去讲话。贝娜齐尔穿的衣服也成了印度全国时髦的款式，这令贝娜齐尔窘迫不安，因为这衣服是从萨米娜的姐姐那儿借来的。尽管贝娜齐尔头脑里装满了战争和和平等严肃问题。可记者们却对她的衣服发生厂浓厚的兴趣，紧追不舍。贝娜齐尔恼怒地对一位记者说：“赶时髦是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可第二天报上登载的消息却大肆赞扬她对时髦有独到的看法。

　　“你肯定影响了我们所谈问题的严肃性。”布托对女儿如此风光颇感意外，要求她“最好小心点”。

　　6月30日，在甘地夫人为巴基斯坦代表团举行的小型工作晚宴上，甘地夫人不停地盯着贝娜齐尔，这令贝娜齐尔紧张不安。为了稳定紧张的心情，贝娜齐尔试图同甘地大人交谈，但她却沉默不语．一如既往地盯着贝娜齐尔。也许她也在揣度是不是以后还得同贝娜齐尔打交道。

　　“收拾行今”，7月2日布托对女儿悦．“我们明天就回家”。

　　“没有签订协议就走啦？”贝娜齐尔惊奇地问。

　　“对。”布托说，“我宁愿空着手回去，也不能带着印度强加给我们的协议回去。印度人以为，我非得签订协议后才能回去，因而会屈服于他们的要求。但我要叫他们摊牌。我宁可让巴基斯坦人民对我大失所望，也不能签订一个出卖国家的协议。”

　　就在巴基斯坦代表团即将离开的最后关头，7月3日，英迪拉·甘地总理终于和布托总统达成了妥协，签订了《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双边关系协定》，即举世瞩目的《西姆拉协定》。

　　《西姆拉协定》是印巴两国关系上的一个里程碑，其宗旨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因此，直到今天，印巴两国领导人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都强调要用西姆拉精神解决问题，它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西姆拉协定》规定：“印巴两国决心用和平方法，通过双边协商使用其它相互同意的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两国将永远尊重彼此的国家统一、领上完整、政治独立和主权平等”，并“按照联合国宪章不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反对对方的须上完整和政治独立”。两国同意逐步恢复两国关系和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为此“要采取步骤恢复交通、邮电等联系”，“尽最恢复经济和其它彼此同意的领域的贸易与合作”，“促进科学文化领域的交流”。此外，《西姆拉协定》还规定：“两国的部队应撤回到国境边界的各自一侧”，“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由于1971年12月17日的停火而造成的控制线，应当受到双方的算重，而不损害任何一方得到承认的立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单方面谋求改变这条控制线”，“撤军应从本协定生效时开始进行，并于30天期限内完成”。

　　根据《西姆拉协定》，印度答应退还它占领的5000平方英里的巴基斯坦领土，但双方未就遣返战俘问题达成协议。直到1974年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后，被印度关押的9．3万名巴基斯坦战俘才全部获释。

　　1973年4月，布托总统主持制定并最终由同民议会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这是继1956年宪法和1962年“阿尤布·汗宪法”之后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三部宪法、1973年宪法也被人们习惯称为“布托宪法”。

　　1973年宪法给人民带来了基本人权。宪法严禁基于种族、性别和宗教的歧视，它保证司法独立并将它同行政机构分开，1973年宪法在巴基斯坦政治发展史上影响深远，虽几经修改，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内容有：宪法规定巴基斯坦国家政体是西方式议会制和政府总统制的结合。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议会实行两院制。国民议会也称下议院，由200个议席组成，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省，由公民自由选举产生。参议院也称上议院，有63个席位，由各省和部族地区选出。联邦最高执行或行政机构是总统和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总统是国家元首．代表国家的团结统一，根据议会的选举结果任命总理，并有权任命各省省长、检察总长、首席法官等。总理是政府首脑，由国民议会多数票选举产生，有权任命内阁部长及国务部长。总理及内阁对国民议会负责。1973年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巴基斯坦是联邦制国家，由旁遮普省、信德省、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四个省及联邦中央直辖部落区等组成。省长是宪法首脑，首席部长是政府首脑。首席部长和省政府对省议会负责。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是，宪法规定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明确规定只有穆斯林才能担任国家最高职务，并采取措施保证巴基斯坦穆斯林按伊斯兰教义安排生活。

　　根据新宪法，1973年8月巴基斯坦举行新的选举。在选举中，前国民议会议长乔杜里·法兹尔·伊拉希当选为新总统。佐·阿·布托则当选为握有实权的政府总理，并开始对国家进行一系列深刻的改革。

　　1973年春天，贝娜齐尔即将从哈佛大学毕业。离开哈佛大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贝娜齐尔感到无比伤心。尽管她同几个朋友，包括彼得·加尔布雷思已被牛津大学录取，但她不想去。贝娜齐尔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她好不容易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并理解这里的人民，她请求父亲让她在回巴基斯坦前去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校求学。但布托坚持要女儿去牛津大学。他给女儿写信说，在一个地方呆四年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在美国呆的时间再长一点，你就将开始在那里生根。你应该换个地方了。

　　贝娜齐尔第一次感到父亲在推动她去做某件事，但究竟做什么呢？她不得而知。但贝娜齐尔知道自己并没有成为政治家的愿望。










贝布托传--第三章　在政治摇篮中成长






第三章　在政治摇篮中成长

　　1973年秋，贝娜齐尔遵从父亲的愿望，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到牛津大学来，与其说令贝娜齐尔欣喜若狂，不如说让布托欢欣鼓舞。当贝娜齐尔姐弟们还很幼小时，布托便时常对他们津津乐道起牛津大学。牛津是世界上最好、最受尊敬的大学之一。牛津大学与英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的文学、教会、君主政体、议会都与牛律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布托认为美国教育虽然非常出色，但教育管理相对松懈，而牛津大学将使贝娜齐尔姐弟增强纪律观念。因此，布托一直希望把贝娜齐尔姐弟送到那儿去受教育。作为长女。贝娜齐尔是布托四个子女中唯—一个有幸在政变前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的人。大弟弟米尔在第二学年开始不久便离开了牛津大学、为营救当时已被军政府监禁的父亲而在英国四处奔波。而妹妹萨娜姆根本没到过那儿。

　　布托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大谈其感觉，一种兴奋和得意溢于言表。他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想像着你正沿着我22年前留在牛律大学的足迹走着，我曾为你能在拉德克利夫求学而感到高兴，不过由于我没在哈佛读过书，我没法也那样地想像在拉德克利夫的你。但是现在，我能活生生地想像得出你在那儿就跟当年我在那儿一样，走在牛津街头的鹅卵石上，踏过冰冷的石阶，走进每一扇知识宝库的大门。你得以在牛津求学使一个梦想成了现实。我们祈祷并希望这个已变成事实的梦将发展成为你终生为你的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

　　父亲对女儿的希望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沿着父亲的路走，成为一个政治家。布托还告诫女儿要多参加社团活动，尤其是牛津大学的辩论社。尽管贝娜齐尔自己并不想从政，只希望将来在外交部工作，但中津大学的生活确实培养了她良好的政治素质。

　　初到牛津的贝娜齐尔并不比初到哈佛时高兴、快乐。在哈佛，她和同学有自己的套问。在这儿她只能住玛格丽特女生大楼内的很小的单人房间，过道上有一个公共盥洗室，没有自己的电话，无法迅速与英国同学交朋友。一连几星期，她只能找那些一同来到牛津的美国同学玩。只是父亲不断的来信才消除了她的陌生感。

　　父亲寄来了一份他曾在1950年挂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自己房间里的古罗马印刷品，并写信告诉她：“在你去牛津大学前，这份东西对你不会有任何意义，现在我把它寄给你，可能你想把它挂在你的房间里。”父亲的鼓舞温暖了贝娜齐尔，她也学着父亲把它挂在了墙上。

　　在牛津大学，贝娜齐尔学会了在压力下工作。她每周要为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导师写出所要求的两篇论文。

　　牛津大学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从社会主义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俱乐部直至划船和猎免俱乐部，而最有名气的当首推牛津辩论社。该社成立于1823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仿效英国下院的做法，经常就各种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被看作是未来政治家的摇篮。贝娜齐尔对成为政治家并没有兴趣，但为了取悦父亲，她还是参加了牛津大学辩论社。

　　贝娜齐尔参加辩论社除满足父亲的愿望外，另一个原因是她自己也被辩论艺术所吸引。在牛津大学辩论社所获得的经验和锻炼的口才。使她后来能在巴基斯坦大地上在数百万人面前挥洒自如地讲演，成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政治领袖。

　　尽管贝娜齐尔在读了三年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后，第四年又选读了国际法和外交的研究生课程，但牛津大学辩论社才是她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重要最愉快的一个集中点。

　　在牛律大学辩论社，学生讲演者要穿上正规的服装，并在上衣的翻领上插上麝香石竹。贝娜齐尔第一次演讲的议题是“本院将弹劾尼克松”。初次登台演讲的贝娜齐尔便显现出雄辩的口才，她说：“一个人高谈法律和秩序，参加总统竞选，然而他又为所欲为，破坏了法律，引起国家的全面混乱，这是自相矛盾的。但是，美国历史上充满了自相矛盾的事件。让我给你们说一说乔治·华盛顿和他父亲有故事。当小乔治的父亲发现有人砍倒了他的樱桃树时，他大发雷霆，想弄清是谁干的。年轻的乔治勇敢地站到父亲面前说，‘父亲，我不能撒谎，树是我砍的。’如此，美国人从有一个不说谎的总统开始。而如今他们却有了一位不能说真话的总统。”

　　凭借21岁年轻人所有的自信和激情，贝娜齐尔列举了这位美国总统可被弹劾的理由。在演讲结束时，贝娜齐尔情绪激动地说：“千万别搞错了，我的朋友们，这些罪过是严重的。尼克松总是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最后一个英国君主这样干的结果是掉了脑袋。我们建议对他动动手术，虽说不是那么严厉．但其作用绝不比此差。据说，有一次尼克松去看精神病专家，那人告诉他说‘你没患妄想狂症，总统先生，不过你倒真是遭人恨呢！’今天，尼克松不仅令人憎恨，而且还失去了所有的信誉，由于在人民中失去了信誉，尼克松便失去了领导整个美国民族的道德权威。这不只是尼克松的悲剧，也是美国的不幸。”

　　由贝娜齐尔提出的弹劾尼克松的动议在牛津大学辩论社以345票赞成，2票反对而通过。贝娜齐尔的演讲是成功的，然而，她并不高兴。她可以在这里大谈法律准则、信誉、道德权威，甚至可以通过宪法手段，而不是使用武力撤换一位民选的国家元首，把尼克松赶下台，但在她的祖国巴基斯坦，这一切都被丢弃了。4年后推翻她父亲布托总理的不是选票，不是讲演，而是枪杆子。

　　在牛津大学，贝娜齐尔过得轻松愉快。朋友们带她到查韦尔河上游玩。在伍德斯托克附近的布伦海姆宫的绿树荫下野餐，驾驶着父亲送的礼物——一辆黄色敞篷小汽车去观看莎土比亚戏剧，或去伦敦，大口大口地吃美国薄荷奶油冰淇淋，去听钢琴曲，毫无顾忌地交朋友，同朋友们高谈阔论，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远离了巴基斯坦。

　　1974年2月，贝娜齐尔飞回巴基斯坦。父亲要她一同去拉合尔参加由他召集的第二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心想将来到外交部工作的贝娜齐尔非常乐意，并且还为自己已有的外交经验沾沾自喜。

　　那是1973年布托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白宫举行的正式宴会上，贝娜齐尔坐在以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闻名于世的外交博士亨利·基辛格国务卿旁边。喝汤时，贝娜齐尔满脑子想着那份玩世不恭的《哈佛大学讽刺文摘》上的一张照片，画面上叼着雪茄的美国国务卿正躺在一块熊猫皮毯上。当宴会上到鱼这道菜时，为了别再走神，贝娜齐尔和基辛格闲谈起哈佛的优越感和其它不会引起争议的话题。第二天晚上，在另一次宴会上，基辛格拉住布托说：“总理先生，您的女儿比您更咄咄逼人啊。”布托会心地笑了，把基辛格的妙语当作真心的恭维。

　　在那次访问中，贝娜齐尔还认识了被水门事件困扰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在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布托呼吁与会的38个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孟加拉国，并取得了成功。这为和平遣返巴基斯坦战俘铺平了道路。贝娜齐尔为父亲的成功而高兴。

　　贝娜齐尔在会议上认识了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大名鼎鼎沙特国王费萨尔，大开了眼界。

　　但当贝娜齐尔心情愉快地返回英国时，她却蒙受了一次极大的侮辱。

　　“你计划住在英国什么地方？”英国移民局官员问道，并仔细查看贝娜齐尔的护照。

　　“牛津大学，我是那儿的学生。”贝娜齐尔彬彬有礼地回答。

　　“牛津大学？”他以讥讽的口气问。贝娜齐尔怒火冲天，拿出学生证给他看。

　　“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卡拉奇，巴基斯坦。”他以戏谑的腔调读到，“你的公安卡呢？”

　　“在这儿。”

　　“你打算如何支付你在牛津大学的费用呢？”

　　贝娜齐尔压制自己的怒火，没有讽刺他。“我父母给我的银行帐户上汇款”。

　　移民局官员又一次仔细检查各种证件，又在一本厚厚的本子上查找什么，但最终没有查到。

　　“一个土巴老怎有那么多钱来牛津受教育？”他嘟哝着，才把所有的证件退还给贝娜齐尔。

　　贝娜齐尔愤怒地冲出了机场。她想起了父亲的告诫，父亲曾一再告诫她要小心在西方可能碰到的种族偏见。当贝娜齐尔从牛津大学写给家里的信中隐隐约约显现出对西方的好感时，布托再一次警告她要注意种族歧视的危险。他说：“西方心里完全明白，作为一名学生你们不会永久地呆在他们的国家，他们接受你，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不是个移民，不是一个要依赖他们的有色人种。一旦他们知道你是又一个回到他们那个了不起的国家避难的巴基斯坦或亚洲人，他们的态度就会完全改变。他们将开始蔑视你。他们将认为在通往成功的任何道路上，你竟然也来同他们竞争，那是不公平的。”尽管贝娜齐尔从未真正考虑过不回巴基斯坦，甚至是渴望着回去，回到她出生的土地上去，但她还是经受了种族歧视的一幕。

　　1974年4月，布托尤为高兴的是看到女儿准确地预测了法国新总统是谁。当时布托带贝娜齐尔到法国参加乔治·蓬皮杜总统的葬礼。

　　布托和他的朋友在吃饭时问贝娜齐尔。“你认为谁会成为下届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贝娜齐尔自信地回答。

　　后来法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果然如此，这不仅令贝娜齐尔兴奋万分，更令布托激动。因为1972年贝娜齐尔姐弟四人利用暑假到中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曾问在哈佛大学读书的贝娜齐尔谁会成为美国下届总统。

　　“乔治·麦戈文。”贝娜齐尔非常肯定地回答。

　　即使当周恩来说他有消息确认理查德·尼克松会接任总统后，贝娜齐尔仍坚持己见。

　　“你回美国后给我来信谈谈你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和蔼地说。

　　贝娜齐尔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话做了，但她仍坚持认为麦戈文会成为总统，但事实证明她错了。而这次，贝娜齐尔非常准确地预测了德斯坦会成为总统，这种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预见性正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布托能不为女儿的这一进步而高兴吗？对贝娜齐尔来说，这只不过是一次价值的实现而已，她并不因此而立志要成为政治家。

　　牛津大学时期，是贝娜齐尔最辉煌的年代。1976年夏天，她以优异的成绩从牛津大学毕业，返回巴基斯坦。

　　回国后，贝娜齐尔按照父亲的愿望，进入巴基斯坦外交部研究室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有所用，一展才华，贝娜齐尔十分高兴。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识和研究能力，1976年秋天，贝娜齐尔又返回津大学选读一年的国际法和外交的研究生课程。这期间，贝娜齐尔致力于竞选牛津辩论社主席之职。这是她多年孜孜以求的。几年来，她一直是牛津辩论社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担任司库。在第一次竞选主席职务时被击败了，而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在此之前，疼爱女儿的布托担心女儿再次失败，害怕女儿被失败所击倒，便来信谆谆开导她说：“在一场选举中，一方必然赢，而另一方必定要输。你应尽你的最大努力，但是对选举结果则必须高高兴兴接受。”一个月后，当他得知女儿成功了时，喜形于色，立即发来电报祝贺。电报中说：“获悉你当选为牛津辩论社主席，欣喜万分，你干得真漂亮，我们衷心地热烈祝贺你取得的伟大成功！”

　　贝娜齐尔的当选也在牛津大学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仅在十年前妇女还被禁止去辩论社所在的顶层的楼座，辩论社成员的比例至今仍然是七男一女，贝娜齐尔的胜利令人们大吃一惊。

　　贝娜齐尔竞选胜利了，然而，她父亲布托的竞选才刚刚开始，而且前途未卜。

　　布托自1971年底取代叶海亚·汗当政以来，雷厉风行地颁布了1973年宪法。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改革。主要是推行工业及金融机构的国有化；土地改革，将大量土地交给中小农民或无地农民；降低军队的政治作用，改组军队领导，实行分仅，原来海，陆、空三军由总司令指挥．而布托则把总司令的职能分成三个职位执行：海、陆、空三军各设参谋长，在此之上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尤其令贝娜齐尔赞赏的是布托为妇女打开了从事外交、公务和在警察部队服役的大门。为提倡妇女教育，布托任命了一位妇女担任伊斯兰堡大学副校长。在政府部门，任命妇女任信德省督和国民议会副议长。通讯部门也为妇女敞开了大门，女播音员第一次出现在巴基斯坦电视上。布托总理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5年布托夫人率巴基斯坦代表团出席了在墨西哥城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国际会议，并且被选为大会的副主席。

　　1977年1月5日，贝娜齐尔高高兴兴地返回巴基斯坦，参加父亲的生日宴会。在宴会上，贝娜齐尔见到了六个月后发动政变推翻她父亲的政府并改变了他们一家命运的人——布托亲手破格提拔的陆军参谋长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

　　穆罕默德·齐亚·哈克，1924年8月出生于印度旁遮普邦贾朗达尔一个中下阶层的阿拉因人家庭。早年就读于印度著名的圣·斯蒂芬学院。1944年，齐亚·哈克从圣·斯蒂芬学院毕业后加入驻印度的英军，经过短期培训后即于1945年随英军转战于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1947年印巴分治时，齐亚·哈克的家乡贾朗达尔被分在印度境内，作为穆斯林的齐亚·哈克一家被迫移居巴基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齐亚·哈克曾在印度台拉登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又在巴基斯坦奎达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年至1963年间，齐亚·哈克两次受派到美国接受装甲兵军官和参谋军官训练。1964年他晋升为中校，1966——1969年先后任装甲团团长、师上校参谋、准将旅长等，曾参加1965年和1971年的两次印巴战争。1972年，齐亚·哈克升为少将，担任装甲师师长。1975年4月升为中将，担任巴基斯坦陆军第二军军长。1976年3月，齐亚·哈克被佐·阿·布托总理越过6位比他资深的将军，破格提拔为军队的首脑—一陆军参谋长，并晋升为上将。

　　初次见到齐亚·哈克，贝娜奇尔便有几分失望。在她的头脑中士兵的形象是高大粗壮，具有詹姆士·邦德那样钢铁般的意志。而她面前的这位将军既矮小，又紧张，相貌平平，擦着润发香脂的头发从中间分开贴在头上。他并不像一个鼓舞人心的军队领导人。尤其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奉承说他见到佐·阿·布托这样伟大人物的女儿，他是如何的荣幸，这令贝娜齐尔浑身不舒服。她不知道父亲怎么会找这样一个人来担任陆军参谋长。据说，父亲为挑选他还费了很大心血。

　　在生日宴会上布托充满自信地告诉女儿：“我将号召进行另一次土地改革，我还将在3月份举行大选、宪法上规定要到8月份大选，但我看没有必要再等待了。我们按照宪法建立起来的民主机构正在运转，议会和各省政府也都在行使职责。如果我们在这次大选中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便可以更容易地向第二阶段迈讲，执行我们的各项计划。”

　　不久，贝娜齐尔返回牛津大学，去组织牛津辩论社的辩论活动，而她的父亲则紧锣密鼓地准备大选。尽管贝娜齐尔主持辩论已经很忙碌了，但她仍然关注着国内的大选。

　　此时，巴基斯坦国内的竞选斗争如火如荼。为了同布托领导的人民党角逐，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独立运动党、巴基斯坦民主党、全国民主党等9个反对党于1977年1月中旬联合组成“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简称“巴盟”，并以“犁头”作为竞选标记。

　　“巴盟”先是放出风来，说将不接受3月份的大选结果，声称政府将操纵大选。“巴盟”在布托和他的首席部长们参加竞选的地区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并辩解说是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和支持者被警察抓走了，要等最后期限过后才放出来。他们说：“我们遭到了绑架，当局阻止我们注册竞选。”

　　同时，“巴盟”又大肆攻击说，布托不可信任，他计划把每个人的私有房舍都收归国有，将每个妇女的金首饰都充公。他们嘲笑布托是一个富翁，不是人民的人，他穿的是西装，足登的是意大利皮鞋，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酒。他们还利用宗教攻击布托，说布托是一个极坏的穆斯林，他仅仅从现在才开始学习如何作一日五次的祈祷。

　　而人民党则针锋相对，开动宣传机器，进行反驳。布托还对不同阶层的人许下个同的诺言。人民党在竞选中以“剑”为标志。布托说他的人民党要用剑来同资本家作战，用剑来砍断套在穷人身上的锁链，用剑来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针对“巴盟”的指责，他回击说：“我不否认在一天工作18小时后、我偶尔喝点酒，但是，我和其他政治家不一样，我不喝人民的血。”

　　远在千里之外的贝娜齐尔紧张地注视着国内的大选。父母亲每周寄给她的巴基斯坦报纸，她都仔仔细细地看，还不时打电话询问竞选情况。

　　在选举那天晚上，贝娜齐尔来到基督学院对面大弟弟米尔的房间，同他一起焦急地等待国内的电话。米尔是1976年秋季进入牛津大学的。米尔预测人民党会在议会竞选中获得150到156个议席。

　　电话铃响了，贝娜齐尔急切地抓起话筒。那边，父亲声音沙哑，他告诉他们人民党获得了国会200个议席中的151个议席。

　　“祝贺您，爸爸。我真为您高兴，”贝娜齐尔兴奋地对着话简喊道。姐弟俩如释重负，他们为父亲和人民党的胜利欢欣鼓舞。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巴盟”指控政府在大选中作弊，声称将抵制预定在三天后举行的省议会选举。三天后省议会选举如期举行。第二天即3月11日，“巴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布托“对国家犯下的选举欺骗罪行”，要求重新举行大选。3月中旬，布托提出取消自1971年印巴战争以来一直实行的紧急状态，放松对新闻的限制，释放狱中的反对党领导人等交换条件，试图使反对党接受大选结果，但没有成功。骚乱在蔓延，据报道，成群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突然在卡拉奇街上横冲直撞，接连焚烧了电影院、银行、卖酒商店和房屋上挂着人民党党旗的住宅。一个人民党成员被私刑处死，他的尸体被吊在大街的灯柱上。

　　巴基斯坦国内的骚乱使远在英国的贝娜齐尔忧心如焚。每天早晨，贝娜齐尔便匆忙冲进圣凯瑟琳学院的公共阅览室．抓上几张英国报纸，然后再去取回邮箱里的巴基斯坦报纸。她与弟弟米尔仔细阅读报纸，他们几乎不相信上面登载的消息会是真的。

　　发生在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活动并没有忘记远在牛津的贝娜齐尔，三月末的一天下午，当贝娜齐尔从图书馆出来时，发现一名伦敦警察厅的人在等她。

　　“我不希望惊动你，布托小姐，但有报告说你可能会遇到危险，英国警察满脸歉意地说。

　　从那天起直到6月贝娜齐尔离开牛津，贝娜齐尔一直小心翼翼按他的指示行事：开车门前先仔细查看车底有没有爆炸物，认真检查房门锁是否完好无损。在时间安排上也让人捉摸不定，如果在10点有课，可能早上9点半就去，也可能迟至9点55分才去。

　　在巴基斯坦，“巴盟”发动罢工。4月9日，布托到拉合尔访问．他的治安防卫部队同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冲突演变成两大派群众之间街头巷尾的激战和寺庙院内的格斗。布托夫人写信给女儿说：“我已给萨娜姆（1975年去拉德克利夫求学）和米尔写了信，让他们今年夏天不要邀请任何朋友来家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我的信，因为有很多信都下落不明。如你收到这封信，请转告他们，谨防万一。”

　　国内的骚乱已经发展到内战的边缘。4月20日“巴盟”领导的“车轮阻塞运动”开始了，卡拉奇陷入瘫痪状态。4月21日布托命令军队进入卡拉奇、拉合尔、海得拉巴等主要大城市恢复秩序，宣布军事管制三大城市，但局势仍未完全控制住。6月，布托同反对派进行了四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妥协，布托答应撤回军队，释放被捕的“巴盟”领导人和其他人士，宣布10月份举行新的大选。和平的曙光又一次降临了。6月13日《新闻周刊》上引用一位反对党领导人的话说：“现在，我看见了坑道尽头的光亮。让我们祈祷这不是幻想。”

　　贝娜齐尔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高高兴兴地在6月21日举办自己的生日和告别招待会了。招待会地点在牛津大学伊丽莎白女生宿舍前的花园里。贝娜齐尔邀请了她在牛津大学通讯名册上的全体成员，他们吃着一碗碗的奶油草莓，追忆往事，交换家庭地址，准备各奔前程。

　　再见了！牛津，再见了！朋友。贝娜齐尔很悲伤也很难过。她心情忧郁地结束了在牛津的四年学习生活，返回祖国。而前面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呢？










贝布托传--第四章　风云突变






第四章　风云突变

　　1977年6月，刚刚过完24岁生日的贝娜齐尔告别了牛津大学返回祖国。

　　尽管贝娜齐尔在牛津大学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尽管牛津辩论社被喻为政治家的摇篮，但贝娜齐尔对政治并未产生浓厚的兴趣，她倒是希望能在外交部任职，作一名外交官，因此她为父亲的安排而高兴，父亲告诉她，他将在9月份派她参加巴基斯坦代表团去联合国，让她好好亮亮相。11月返回巴基斯坦，准备12月的外交部考试。

　　1977年6月25日，贝娜齐尔和大弟弟米尔飞回拉瓦尔品第同父母亲和家里其他成员团聚。小弟弟沙·纳瓦兹和妹妹萨娜姆也分别从瑞士的学校和哈佛大学回到家中。这是布托全家的最后一次欢聚。

　　7月5日凌晨1点45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在梦中惊醒的布托夫人呼喊着冲进卧室，叫到：“醒醒！快穿衣服！军队接管了！军队接管了！”

　　贝娜齐尔懵懵懂懂地来到父母的卧室，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军事政变？贝娜齐尔大吃一惊，谁会发动军队呢？昨天人民党和反对党领导人已就大选达成最后协议。两天前齐亚·哈克将军和军长们曾亲自来看望父亲，保证军队将效忠于他。

　　父亲在给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和联邦部长们打电话，母亲脸色苍白。她低声告诉贝娜齐尔，是一名警察告诉父亲发生了军事政变的。

　　“总理希望和陆军参谋长讲话”，布托对着话筒说。

　　齐亚·哈克立即拿起电话，他对布托已发现军事政变十分吃惊。

　　“对不起，先生，我不得不这样做”，齐亚·哈克脱口而出。“我们必须暂时对你采取保护性拘留，但在90天内，我将主持新的大选。到那时你将被再次选为总理。当然啦，先生，我将向你致敬。”

　　惊心动魄的一夜过去了。7月5日上午9点，军人车队接走了布托，他被护送到茉莉山总理休养所实行“保护性拘留”，布托一家曾在这里避过暑。

　　7月5日晚，齐亚·哈克在向全国作的广播讲话中宣布：布托的政府已不再存在，已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取代它。从即日起对全国实行军法管制，由他自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和政府首脑。齐亚·哈克还说：“我承担责任并非出于任何政治野心。这个步骤不是在任何感兴趣的人的唆使下采取的”，“也不是齐亚将军同前总理‘秘密配合’而作出的。”他明确宣布：“在完成选举后，我将把政府交给当选的人民代表。”

　　政变使贝娜齐尔成为外交官的愿望成为泡影，却把她造就成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尽管在此之前她并没有成为政治家的愿望。她曾说：“我被政治吓怕了，我还记得大人们压低了嗓门谈论枪技弹药。还听到他们说‘别在孩子们面前议论’。政治是可怕的，从事政治是件坏事，会导致死亡。”但现在她必须去为父亲的获释同军管当局斗争，政变把贝娜齐尔推上了政治舞台。

　　政变发生两星期后，一场大暴雨使洪水泛滥。一位人民党的来访者告诉贝娜齐尔：“原教旨主义者正在散布。大雨是布托先生惹起的。说他想用此对推翻他的人进行报复。”

　　到拉合尔去，向遭受水灾的人民表示我们与他们休戚相关。”布托对女儿说：“洪水在那儿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是贝娜齐尔第一次接受党的任务。尽管她已有10年的党龄了，贝娜齐尔还是忐忑不安，这是党交给的政治任务，作为人民党党员，她没有权利拒绝，何况这是她钟爱的父亲交给的任务。

　　“在《平等报》上公布你的计划，带沙·纳瓦兹一块儿去。”布托为女儿出谋划策。

　　贝娜齐尔和小弟弟沙在24小时内赶到丁拉合尔，上千名人民党支持者在拉合尔机场欢迎他们。人民情绪激昂，争相一睹姐弟俩尊容。姐弟俩好不容易挤出入群，到达人民党旁遮普省妇女组织主席哈克瓦尼夫人家。那里依旧人山人海，从花园一直站到大街上，没完没了地对着姐弟俩拍照，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突然有人来喊贝娜齐尔去接电话，是布托总理打来的电话，这消息使忽然静下来的人群又起波澜。

　　“你们怎么样？”布托问女儿。

　　当贝娜齐尔告诉父亲他们受到的盛情欢迎时．布托非常高兴。

　　“替我问候他们。”布托对女儿说。

　　贝娜齐尔挂上电话，对热切期待的人群说，“我父亲向所有失去房屋。庄稼被毁的人民表示慰问。”贝娜齐尔用不太熟练的乌尔都语说：“人民党呼吁对受灾家庭进行救济。”

　　7月28日，布托及人民党其他领导人被释放，受到人民党支持者的盛大欢迎，以至他的女儿们不敢走出大门去迎接，生怕被拥挤的人群挤伤。贝娜齐尔姐弟只好爬上房顶看着父亲回到家。

　　“噢，爸爸，你自由了，我真高兴。”贝娜齐尔祝贺爸爸。

　　“不管怎样，这会儿是自由的。”布托不无忧虑地对女儿说。

　　“齐亚不敢再抓你，他看到了欢迎你的巨大人群。”贝娜齐尔天真地说。

　　“别这样说，”布托提醒女儿，并用手指画了个小圈，示意家里也许被安上了窃听器。

　　但贝娜齐尔仍固执地说；“齐亚是个胆小鬼、叛徒，他犯了叛国罪。”

　　“你太不小心了，”父亲严厉批评女儿，“你现在不是生活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你是在军法管制之下的国内。”

　　布托一家回到家乡拉卡纳，军管的阴影越来越浓。这时，有消息说布托被牵进了一件谋杀案中。布托望着夫人。沉默片刻，说：“你现在应该开始为孩子们重新到国外上学作准备了，他们的一切手续和银行存折都应办妥，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夫人会意地点了点头。

　　布托又转向贝娜齐尔说：“你也一样，应该认真考虑考虑离开巴基斯坦一段时间，如果你愿意，就到国外读研究生课程，等这里的形势稳定了再回来。”

　　“仆人们也可能遭到麻烦，在军法管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布托继续说。

　　那天早晨，他把仆人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全家可能会遭到不幸，如果你们想离开这儿，现在就可以返回你们的村庄，等灾难过后再来，我是可以理解的。在齐亚将军统治下，我恐怕不可能保护你们。”

　　仆人们表示不愿意离开布托，贝娜齐尔也决心同父亲站在一起。

　　8月1日，齐亚·哈克将军宣布10月18日举行大选，从9月18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的竞选活动。人民党和巴基斯坦全国联盟都迅速作出反应，宣布将参加竞选。为此，布托回到克里夫顿70号后，便不停地举行政治会议。当布托和党的领导人在楼下开会时，贝娜齐尔在楼上餐厅里跟老师学习乌尔都语。

　　“你需要好好学习乌尔都语，我也许需要你为我演讲。”布托告诫女儿。

　　贝娜齐尔8月份每天学习两小时，大量阅读乌尔都文报纸并跟辅导老师学习政治词汇。尽管布托为党的工作日理万机，但他时该关注着女儿的学习情况。在楼下召开的政治会议休会时，总到楼上餐厅问辅导老：“她学得怎样？”

　　8月末，贝娜齐尔同父亲飞往拉瓦尔品第。第二天，贝娜齐尔参加了由支持人民党的考卡尔大家族举行的茶话会。大约有100多名妇女出席。“你讲几句话吧”，三位考卡尔妇女敦促贝娜齐尔。贝娜齐尔用刻苦学到的乌尔都语向与会妇女讲了两分钟话。当贝娜齐尔离开时，她惊讶地看见大批警察，包括女警察在大门外等着。“因为你，他们才来到这儿”，一位妇女说。但警察最终未敢拘留贝娜齐尔，这使贝娜齐尔深深感到自己同留同大名数妇女同胞站在一起，就是安全的。

　　那天夜里，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哈克将军派人送来一则通告。警告贝娜齐尔不要从事政治活动，这是贝娜齐尔第一次接到来自齐亚·哈克的警告。

　　贝娜齐尔深感委屈，她对父亲说：“想想看，我参加了一个茶话会，他们便把我看作是对军法管制的威胁。”

　　布托却坦然地回答她：“这不是可笑的事，军法管制是一个狠毒、危险的勾当。”

　　9月3日凌晨4点，布托因被指控涉嫌谋杀而被军管当局再次逮捕。

　　原来三年前，一位受人民党支持而当选议员的政治家艾哈迈德·拉扎·卡苏利一家乘坐的汽车在拉合尔附近遭到伏击，卡苏利的父亲，一位退休的地方行政官员被打死，卡苏利死里逃生。卡苏利认为他才是真正的谋杀对象，认为这是由布托建立的安全部队干的，他们是执行布托的命令。卡苏利为此曾对布托提出起诉。高等法院的调查结果认定布托与这一谋杀案无任何牵连。1977年，卡苏利再次加入了人民党，当他申请要求人民党支持他参加3月份的议会选举未果后，便重新对布托提出指控。布托因此再次被捕。

　　在布托被捕10天后，法官认为证据不足，允许他获保出狱、齐亚·哈克对此发表评论说：“如果民事法庭已释放了总理，那么，我看以军法条令来拘留他是没有理由的，”对即将来临的大选，齐亚·哈电对美国记者说，他希望看到布托重新执政。他说，如果布托通过大选再次当上总理，他将会更利索地向布托行军礼。但是，“巴盟”反对布托东山再起，齐亚出面给布托说好话，说布托参加大选“于国有利”，他还说：“我们已将布托先生从天上拉到了地下，让我们不要感情用事而作些实实在在的事吧。在你想要惩罚某人前，应先问一下自己，如果你自己也处于相同的困难境地，你是否也要受到惩罚。”他还再次表示：“我一生中将不接受政治职务”。他只在90天中起看守内阁的作用，大选后，民选领导人将重新掌管国家事务。他本人则希望回军队担任原先的职务，军队无意长期控制权力，它的任务是保证公正选举的进行，尽可能快地移交权力。

　　布托把齐亚·哈克的一切讲话都当作虚伪的许诺，他认为他是被齐亚·哈克赶下去的，因而要害他的也是齐亚·哈克。他对家人说：“有人告诉我，齐亚·哈克不会放过我，要我逃命。今天一个人民党的领导人为了逃跑向我要钱。‘你愿意逃就逃吧。’我对他说。但我不是到处乱跑的老鼠，我将留在这儿，同齐亚对着干。”

　　“你将赢得大选，审判齐亚犯了背叛罪”，贝娜齐尔鼓励父亲。

　　“当心点儿，”布托警告女儿，再次示意她墙壁装有窃听器。但贝娜齐尔看到父亲出狱再次回到家就把一切禁忌都忘了，不断地咒骂齐亚的谋反和不忠，布托生气了。

　　“小声点儿。”布托严厉告诫女儿，“你看你在说些什么？”

　　贝娜齐尔满腹委屈和不快跑出了房间。她哪里知道这是父亲在尽力为保护她。

　　“我只是不希望别人对你有任何伤害。”布托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他已预感到他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而女儿却还那么幼嫩，甚至还不会保护自己。

　　“我懂，爸爸，我也向你道歉。”贝娜齐尔说着同父亲吻别。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看见自由的父亲。

　　9月17日，布托再次被捕。这是7月5日他被军事政变推翻后第三次被捕，从此再未获得过自由，直到被绞死。

　　1977年9月，果德拉赫巴特监狱高耸的砖墙上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装着生了锈的铁栅的小铁窗高悬在牢房的墙上，巨大的铁门上开了一扇小门。贝娜齐尔刚跨进小门走进监狱，身后就响起了咣噹的关门声。

　　监狱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每个牢房里关着50个人，犯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生满虱子和跳蚤的草席上，一个墙角里挖了个洞当作厕所。每天每人只给一小碗放有几粒扁豆的菜汤和一片面包，没有电扇驱散华氏100多度的室温，也不允许冲洗。这是贝娜齐尔第一次进入监狱，她怎么也想不到，在以后的6年多她多次光顾监狱，并且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今天，贝娜齐尔是作为自由人来探视身陷囹圄的父亲的。

　　“齐亚·哈克正在用精心编造的谋杀罪越来越公开地反对咱们，要赶在齐亚·哈克下禁令之前把弟弟、妹妹尽快送出国”，尽管布托身处险境，但他却时刻在为儿女们担心。“特别是你的弟弟们一定让他们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基斯坦。”

　　“是，爸爸。”贝娜齐尔欲哭无泪，可她知道弟弟米尔和沙不愿意现在离开巴基斯坦。想到遭受迫害的父亲，他们怎能集中精力学习呢？现在他们正在拉卡纳和卡拉奇到处奔波。为参加齐亚所许诺的大选做准备。可贝娜齐尔不能把实情告诉父亲，那样只会令父亲更加忧心仲仲。

　　“你已经完成了学业，但如果你想返回英国过安全的生活，我也能理解，你愿意走，也可以。”父亲继续说，“如果你想留下，一定要明白，我们正身陷困境”

　　“我要留下，爸爸，我要帮助您打这场官司，”贝娜齐尔说。

　　“那你就得变得非常坚强。”布托叮嘱女儿。

　　几天后，米尔勉强起程前往英国，从此再也没能看到自己的父亲。沙·纳瓦兹在返回瑞士的学校的前几天，长途跋涉赶到果德拉赫巴特监狱，但也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我已经得到许可来看望父亲。”沙告诉门警，“我是来向他告别的。”

　　“我们没有得到允许你探监的通知。”门警说，“我们不能放你进去。”

　　两天后，沙·纳瓦兹前往瑞士荣森的美国学院，不久，萨娜姆也返回哈佛大学。

　　大选已迫在眉睫，而人民党领袖布托却还在狱中，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勇敢地担当起责任，投入到竞选活动中。贝娜齐尔实现了她成为政治家的第一次飞跃，她已经没有选择了，为了父亲，为了人民党，她必须站在讲台上，面对成千上万的听众开始她的政治演说。

　　次大陆一颗政治明星在陨落，那是布托，而另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这便是贝娜齐尔。

　　9月下旬，贝娜齐尔站在费萨拉巴德这座工业城市里的一个临时搭起的台子上，面对着引颈等待期盼已久的人们。他们有的摇摇晃晃地站在公共汽车和卡车的顶上，户内的人则使劲伸长脖子从窗户里、屋顶上或阳台上张望，那些戴着面罩的妇女也勇敢地站在人群周围，大胆地露面了。他们在等待被囚禁在狱中的布托总理的女儿前来向他们讲话。

　　眼前人们对妇女称雄于政治舞台已经司空见惯了。在南亚这块地地上，不少妇女已经在贝娜齐尔之前从她们的丈夫或父兄手中接过政治旗帜，由妇女把一个从政家庭的政治业绩继承下去已经成为南亚的一个传统，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斯里兰卡的西丽码沃·班达拉奈克、巴基斯坦的法蒂玛·真纳和布托夫人都是这样的妇女，但贝娜齐尔从未想过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想起5年前她在印度的风光，她明白了那时人们追逐她，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一天她会接过父亲的大旗。

　　贝娜齐尔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名政治领袖或演说家，可现在她已别无选择。

　　“亲爱的，你必须去参加竞选，我们要分担你父亲要做的事”，一星期前，母亲在卡拉奇对她说，“人民党的其他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已开始竞选活动，现在就剩下咱们俩了。”

　　“可是，我不知道演说些什么呀！”

　　“别担心，我们会给你讲稿的。”

　　母亲在一天前还在拉瓦尔品第举行的集会上为贝娜齐尔作了示范。那天，贝娜齐尔在讲台上站在母亲身后望着会场，并细心地看母亲如何演讲。

　　“父亲被关进了监狱，但不要忧虑，你们还有一位母亲是自由的”。母亲向人群高声说道，“我没有坦克和大炮，但我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敢于面对世上的一切强权。”

　　她声音坚定而又饱含激情。布托被捕入狱后，布托夫人还没有想到要抛头露面，也没打算接下人民党的领导权，但人民党领导人却推选她作为人民党的代理主席。在布托的劝说下，布托夫人才接受党的决定，现在离选举日期只有两个星期了，人民党必须夜以继日地活动。

　　尽管贝娜齐尔在费萨拉巴德的群众集会上作的是她在伊斯兰堡住处反复演练过的演说，但面对情绪激动的成千上万的听众，心里不免有点畏惧胆怯，这毕竟是她的第一次政治演讲。贝娜齐尔反复提醒自己：抬起头来，不要朝下看，面朝会场后面说话。牛津大学辩论社使她学到了一套完整的演说技巧。

　　“不要激怒当局，使齐亚找到取消选举的任何借口。”布托夫人曾经告诫女儿。

　　“我陪同父亲在印度与英迪拉·甘地谈判期间，他席地而卧，拒不睡在床上。贝娜齐尔在准备好的讲稿中现加进自己的话。“我当时问他：‘您为什么要睡在地上？’他回答说：‘我在印度不能睡在床上，现在我们的被俘士兵在战俘营中除了地上是没有别的地方可睡的。’”贝娜齐尔的演说赢得了一片赞赏和欢呼声。

　　贝娜齐尔带领人民党竞选队伍在卡苏尔逗留了一天。第二天，他们穿过农民正在辛勤耕种的连绵起伏的绿色田野来到了奥卡拉，欢呼拥挤的人群使队伍行进的速度慢下来了。巴基斯坦军队的士兵大多来自旁遮普省，他们是布托的忠实选民，布托曾提高他们的津贴，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晋升军官的机会，发放棉衣给在寒冷中蜷伏在战壕里的士兵御寒。现在，大批士兵家属站出来支持人民党。

　　“地方官看你来了。”9月29口贝娜齐尔等人到达萨希瓦尔之后，临时借信房屋的女主人惊惶失措地跑来告诉她。

　　“这所房子已经被宣布为拘留所。从现在起你在这里被拘留15天。”地方官对贝娜齐尔说。

　　一切都在瞬间发生，房子被警察包围了，电话线被切断，水电也被限量供应，通向四邻的道路全被封锁，不准住户离家外出，连房屋的男女主人也被拘留。贝娜齐尔愤怒地在卧室里走来走去，一个女警察在门厅里站岗。

　　1977年9月29日，24岁的大家闺秀贝娜齐尔第一次被捕，尝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

　　“我的女儿一直只习惯戴首饰，现在她将为能戴上监狱的锁链而感到骄傲。”在卡拉奇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布托夫人情绪激昂地说。

　　9月30日，齐亚·哈克宣布取消选举。不久贝娜齐尔被解除拘留。

　　1977年I0月24日，拉合尔高级法院开始时指控布托犯有合伙谋杀罪一案进行审理。贝娜齐尔和母亲及其他人民党党员积极投身于为布托洗刷罪名的活动中。他们在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借用一间没有家具设备的住房，作为布托受审期间人民党的临时办公处和开会地点。他们每天派一人到法庭听审。

　　法庭审理是不公正的，从法官的挑选、证人的出庭、直到案件的审理程序都对布托不利。前来参加听审的英国王室法律顾问约翰·马修斯被不公正的审理所震惊。他后来对一名英国记者说：“我特别关注的是当证人正在作出有利被告的回答时便马上被法官团打断。他们总试图把话接过去，以便迫使证人改变他的证词。”辩护律师们更加不满，因为他们所作的任何反驳以及证人说的有矛盾的证词都没有写进长达700多页的证词记录中。

　　一天早上，贝娜齐尔到达法院时，无意中听到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阿卜杜尔·哈利克正在向证人简单交待他们需要说的证词。

　　“这就是你们的公正吗？”贝娜齐尔怒不可遏。人群开始聚集在她周围。

　　“把她带走。”哈利克命令警察。

　　“我不走！”贝娜齐尔喊道。

　　“带走她！”哈利克再次吼道。

　　正当警察向贝娜齐尔靠近时，走廊里传来了人们的议论声，布托正从监狱里到这儿来。为了不让父亲看到自己受到欺辱和被拉出法院而痛苦，贝娜齐尔让步了。

　　据《民族报》载，美国前检察长拉姆齐·克拉克以观察员身份目睹了对布托的审讯。他后来写道：“案子完全是根据几名证人的口供起诉的，他们被拘留起来，直到做出口供才得以释放。这些证人反复编造和改变口供，不能自圆其说，而且相互矛盾。”

　　布托的律师在后来的辩护中又出示了开枪时子弹飞行的弹道报告。这份报告表明，按照开枪人所说的射击地点，根本找不到汽车上的弹孔；而且，实际开枪的人是四个，不是检察当局说的两个，此外，在现场找到的子弹壳也不是作证词的“被告人”所说的他们使用的联邦安全部队的枪弹。

　　“我们打赢这场官司了。”布托的一位律师的姐姐兴奋地对贝娜齐尔说。

　　在法庭休息时，贝娜齐尔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爸爸，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贝娜齐尔高兴地对父亲说。

　　“你不会明白，不会，他们决定杀掉我，不管你或者别人带来什么证据也没用。他们要借我不曾干过的谋杀这一案件来杀掉我。”布托温和地对女儿说。

　　其实，对布托的指控不仅仅是谋杀，还有贪污，挪用公款为人民党成员购买摩托车和自行车，给自己在拉卡纳和卡拉奇的私人住宅装空调设备和利用驻外使馆为他自己购买食品和衣物等。

　　面对这些指控，贝娜齐尔日复一日地埋头查阅家庭帐簿，把律师需要的材料急忙送去，然后再回来查找下一步需要的材料。贝娜齐尔把反驳指控的材料编成小册子，以后又合订成一本题为《布托：谣言与真实》的书，书中简述了关于布托的谣言，并且与真实情况进行对比。在贝娜齐尔看来，父亲是清白的，她说，父亲把每一项开支都入了帐，连1973年去泰国旅行时用24美元买的一块布的收据和1975年用218美元买的意大利墙纸浆糊的收据都有。他甚至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付花镜，尽管作为总理地享受免费卫生保健。

　　“我们应该号召人民起来罢工、示威或者搞其它活动。”贝娜齐尔有些沮丧地对人民党的领导人说。

　　“在制定好党的行动路线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人民党的领导人们表示反对。

　　“我们到墓地去祈祷吧。”贝娜齐尔又建议。贝娜齐尔的建议得到了支持，人民党成员开始聚集在全国各地的清真寺和墓地吟诵《古兰经》，为布托的释放进行祈祷。

　　正当贝娜齐尔和布托夫人为了布托的获释而奔走时，她们又一次被捕。

　　1977年12月16日，为了暂时消除听审的疲劳，母女俩到拉合尔的卡扎菲体育场观看板球比赛。当她们走上看台时，观众认出了她们并且向他们欢呼和鼓掌。正在此时，队员突然从场上跑掉了，在他们刚才站着的地方出现了三排跪伏在地的警察。

　　一阵气浪扑面而来。“催泪弹！催泪弹！”耳边响起了人群尖锐的叫声。

　　入群一片混乱，蜂拥奔向出口。贝娜齐尔感到好像有什么重物擦脸掠过，接着便喘不过气来，也看不见东西。四周烟雾迷漫，警察挥舞着棒子，辟头盖脸打下来。

　　“妈妈，你在哪儿呀？你没事儿吧？妈妈！”贝娜齐尔凄厉的喊叫声在混乱的人群中显得那样微弱。

　　贝娜齐尔终于发现妈妈弯腰倒在看台的铁栏杆上，听到喊声才抬起头来，只见她头上伤口血流如注。”

　　“去医院，我们要赶快把妈妈送到医院。”贝娜齐尔喊叫着。

　　“不！”布托夫人平静地说，“我们先去见军法管制执行官！”

　　鲜血从布托夫人脸上不住地往下，染红了她的衣服。“送我们到军法管制执行官那里去，”布托夫人镇定自若地对司机说。

　　布托夫人一行到达军法管制执行官官邸门口，门区一看，大吃一惊，哪里还敢阻拦。

　　“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将军！”布托夫人怒气冲冲地质问旁遮普省军法管制执行官伊克巴尔，“你们就是在这一天在达卡向印度军队投降的。今天你看到我脸上淌着血应该感到羞耻。你不认识荣誉这两个字，将军，你只知道恬不知耻。”

　　伊克巴尔被布托夫人辟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弄得不知所措。布托夫人傲然地转身离去。到了医院，布托夫人头上的伤口缝了12针。

　　下午，贝娜齐尔在家中被捕，布托夫人在医院也被捕了。

　　贝娜齐尔被关押在拉合尔那间没有家具的房子里，布托夫人被关在医院。一个星期后，布托夫人被押来与女儿关在一起，她们在拘留中度过了1978年新年。

　　探监的时间到了，又过去了，贝娜齐尔心急如焚，她不知道父亲正在遭受什么样的折磨。而1978年新年伊始，迎接人民党的是一次大屠杀。人民党号召把1月5日布托的生日定为民主日，木尔坦市的克劳尼纺织厂工人准备罢工，在民主日那天举行游行。在民主日的前三大，军队关闭了这家纺织厂的大门．然后爬上房顶向下面的工人开枪，据说打死打伤几百名工人。

　　盛传外面的暴行日胜一日，贝娜齐尔母女却只能在等待中度日。到15天拘留结束的那天，行政官进来了，却不是来祝贺她们自由了，而是宣布继续拘留15天。

　　1月中旬，贝娜齐尔终于被释放了，她立刻飞回卡拉奇，半夜里回到克里夫顿70号。深夜两点钟，正在熟睡的贝娜齐尔被惊醒，原来警察已经包围了房子。

　　“我们给你定了早上7点钟去拉合尔的机票。”一个军官说，“你被禁止进入信德省。”

　　“为什么？”贝娜齐尔吃惊地问道，“我刚赶到这里是专为回答你们当局对我的指控的。”

　　“齐亚将军准备陪同英国首相卡拉汉看板球比赛。”军官解释说。

　　“这件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贝娜齐尔十分奇怪。

　　“军法管制执行官不想出现任何麻烦。你可能会去看比赛。所以他命令你马上离开。”军官颇有耐心地解释。

　　贝娜齐尔又好气又好笑，仅仅因为她可能会去看比赛就要被迫离开自己的家。更可气的事还在两天之后。那天，贝娜齐尔与朋友在拉令尔住宅中吃午饭，警察又一次光顾。

　　“你被拘留五天。”负责拘留的军官对她说。

　　“为什么？”贝娜齐尔莫名其妙。

　　“今天是达塔·萨赫市逝世纪念日。”军官神情木然地说，“你可能会去他的墓地。”

　　哦，又一个“可能”，仅仅出为“可能”，就得拘留她！贝娜齐愤怒之极，但又无可奈何。

　　1978年2月初，贝娜齐尔一被释放，就马上赶去见父亲。因为被拘留，她已错过了三次与父亲见面的宝贵机会，而对父亲的审讯也进入了关键时刻。

　　贝娜齐尔为搭救父亲而到处奔走，布托夫人也奔波于旁遮普省各城市，并在卡苏尔市的穆斯林圣人布巴·布拉·沙的圣陵进行祈祷。

　　“我想让你去信德省。”布托对来探监的女儿说，“你和妈妈一直在旁遮普省活动。请人民党的积极分子帮助安排你到信德省去。”

　　“儿行千里母担忧。”贝娜齐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起程了，可布托夫人很为女儿担心，她毕竟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柔弱女子。她托人送来一张便条，叮嘱贝娜齐尔要小心从事，“不要指责或批评齐亚·哈克，而要集中谈诸如物价上涨之类的问题。你一定要到那里举起党的旗帜，管理好党务。”为了安全起见，“你去的时候要乘坐‘奔驰’牌汽车，这种车牢固安全，加速快。”

　　2月14日，贝娜齐尔遵照父亲的指示开始在信德省内地的首次出访。由于《平等报》刊登了贝娜齐尔出发的消息及所要途经之地，因此贝娜齐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她乘坐的汽车在前呼后拥的人群的簇拥下缓缓而行。在海得拉巴市，贝娜齐尔站在相互毗连的屋顶上俯视下面蜂拥而至、挤成一团的人群，大声说到：“兄弟们，尊敬的父老们，我带来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主席对你们的问候。一切反对布托的罪恶行为也就是反对人民的罪恶行为。”

　　贝娜齐尔一路宣传一路潜行，当他们正要驶离桑克尔市时，突然遭到军车的前后阻截，他们被押送到一所房子里，在刺刀尖下度过了一夜。

　　“你们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区行政官对她们说。

　　“你有命令吗？”贝娜齐尔问道，“我要看命令原文。”

　　区行政官无言以对。

　　“他是当局派来威胁咱们的。”同行的人民党领导人说。“咱们继续前进吧。”贝娜齐尔毫不畏惧。

　　第二天，贝娜齐尔一行到达纳瓦布沙阿市，在那里举行了旅途中最大的一次集会。但当汽车开到凯尔普尔市与纳瓦布沙阿市的交接处时，他们发现道路被安全部队封锁了。这次安全部队持有书面命令。

　　2月18日，当局把贝娜齐尔从纳瓦布沙阿市遣送到卡拉奇，并且禁止她离开该市。贝娜齐尔又一次失去了每两周一次同父亲见面的机会。










贝布托传--第五章　父亲遇难






第五章　父亲遇难

　　1978年3月，贝娜齐尔听到消息说拉合尔高级法院将宣判父亲死刑。她听后精神恍惚地把消息告诉了在拉合尔的母亲和信德省及卡拉奇的人民党领导人。军管当局惧怕在宣判布托死刑时会出现骚乱，便在主要城市增加军队巡逻，并大规模逮捕人民党党员及人民党的同情者。甚至妇女也遭逮捕，有些怀里还抱着正在吃奶的婴儿。

　　3月18日清晨，贝娜齐尔也被拘留了。当凌晨4点半她听到“警察找你来了。”这句话时，贝娜齐尔突然想跑，跑去找妈妈，可她已被拘留在拉合尔，想去找爸爸，想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萨米妞那里，去律师那儿，或是去米尔、沙·纳瓦兹或萨娜姆那里。她再也不能独自一人来忍受了，她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真主啊，救救我们大家吧！贝娜齐尔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来回走动，嘴里反复嘟哝着这句话。

　　傍晚，法官宣布了对布托的判决，他被判处死刑。就在此时，布托的一条卷毛犬突然死了。这条狗一分钟前还好好的，可是一下子就死掉了。第二天，那条母狗也没有任何病症地死了。贝娜齐尔的那只暹罗猫第三天也死了。这令贝娜齐尔惊奇不已。

　　此时，贝娜齐尔正在病中。几天前，她感到耳朵里不停地响着喀塔喀略的声音，搅得她烦躁不安，整夜都不能入睡。但一想到父亲面临的危险，她更加心神不安。

　　前几天，贝娜齐尔去探望父亲，父亲已被打入死牢。牢里潮湿发臭，厚厚的水泥墙透不进一丝儿光线。一张床被铁链牢牢地挂在硬地上。父亲已被关在这里24小时了，他被铁链锁在床上，脚脖子上留下了被链条磨破的伤痕。床边挖了一个没加盖的坑，这就是为已经判刑的犯人提供的唯一的厕所设备。坑里发出了阵阵恶臭，令人作呕。

　　“爸爸”，贝娜齐尔双眼噙着泪水。

　　“你是怎么进来的？”父亲微笑着问。

　　贝娜齐尔给父亲作了解释，并告诉父亲说：“呼吁齐亚从宽处理的国家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中听到的。勃列日涅夫写来了信；华国锋在呼吁信中谈到了您缔造的与中国的亲密合作关系；阿萨德从叙利亚发来了呼吁；还有开罗的安瓦尔·萨达特、伊拉克总统、沙特政府、英迪拉·甘地和参议员麦戈文。实际上除了卡特总统外，全都发来呼吁。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呼吁巴基斯坦当局从轻判决；英国的150名国会议员敦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此外还有希腊、波兰、大赦国际、联合国秘书长。澳大利亚和法国。爸爸，齐亚这一招行不通。”

　　“消息令人鼓舞。”父亲说，“可是，我们不必上诉。”

　　“不，爸爸，你一定要上诉。”贝哪齐尔说。

　　谈话中布托乘看守不注意，把一张纸条塞进了女儿手里，“真主知道我是无辜的”，布托对女儿说，“我要在真主最后审判的那天在他的法庭上起诉。现在你可以走，探监的时间快结束了，你要自己决定什么时间离开，不要让他们来催。”

　　贝娜齐尔躲过了警察的搜查。回到家，她打开父亲的纸条才面写着驳斥对她的非法拘留时应说的要点。

　　贝娜齐尔遵照父亲的指点，写了一份控告对她进行非法拘留的起诉书。

　　6月14日，律师给贝娜齐尔带来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一法基尔·乌德·丁法官在一审裁决中判决对她的拘留理由不能成立。贝娜齐尔因此获释，她终于有机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了。

　　1978年6月底，贝娜齐尔在卡拉奇的中东医院做了第一次耳部和鼻窦手术。

　　病愈后，贝娜齐尔又积极投入了营救父亲的活动中。她曾要求“大赦国际”了解对父亲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和父亲在狱中受到的非人待遇，但当局表示拒绝。

　　贝娜齐尔及所有关心布托的人向拉瓦尔品第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递交了上诉书。

　　“我不得不尊重我妻子和女儿的意见，这不仅因为我们之间有亲属关系，而且还有更崇高的理由。”布托在写给前巴基斯坦总检察长和他在最高法院辩护团的负责人叶海亚·巴赫蒂亚尔的信中说，“她们母女俩在这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勇敢地担起重任。她们有权代表我发表讲话，并表明政治见解。”

　　1978年5月，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布托的上诉。布托的律师住在福莱什曼旅馆，贝娜齐尔等在那里设立了办事处，时刻关注着审理情况。

　　贝娜齐尔夜以继日地在福莱什曼旅馆工作，整理出布托亲自写的对当局不实之词的辩护词，布托希望把辩护词递交最高法院。每天贝娜齐尔和朋友都在赶着誊写律师从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带回来的布托的手稿。他写在纸的正反两面上的字非常难认。8月正值炎热的斋月，布托在牢房中既斋戒又写辩护词，艰难可想而知。律师把打印好的稿件带去给布托，他修改后再带回来重新打印。贝娜齐尔等把布托的辩护词的最后定稿—一秘密代号为“雷吉”——送到拉合尔的一家秘密印刷厂印刷。

　　但在辩护词递交到最高法院之前，印出的稿件落到了当局手中。为了重新赶制出递交给法院和散发给外国新闻界的辩护词副本，人民党的工作人员挑灯夜战，影印了这份长达300页的辩护词。

　　辩护词递交到最高法院后，首席法官下令禁止发表，但此时几份副本已流传到国外。后来辩护词在印度以《如果我被谋杀》为题出版成书，十分畅销。

　　由于贝娜齐尔在政治斗争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和为人民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1978年9月，25岁的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当选为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9月的一天，布托对来探监的女儿说：“我想叫你去一趟西北边境省，我们要使人民保持高昂的士气。你去的时候带着那顶毛泽东主席送给我的帽子，它放在克里夫顿70号的衣帽间里。你演说时戴上它，然后搞下放在地上，并且对群众说：‘我父亲说，他的帽子应该始终放在人民的脚前。’”

　　但贝娜齐尔更担心的是父亲的身体，他日渐消瘦，牙床已变紫，有的地方已感染了，他还常发烧。

　　布托对女儿能否抗住这一切打击颇为担心，他歉意地说：“萍姬，我真不愿让你再去冒任何风险。如果他们变得更加疯狂，你可能会重新被捕。我从一开始就感到担心，但是我又想到成千上万人正在为我们的事业受到鞭笞和折磨……”殷殷父女情溢于言表。

　　贝娜齐尔赶忙安慰父亲说：“爸爸，别说了。我知道，作为父亲，你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可你不仅是我的父亲，你还是我的政治领袖，就像你是那些正在受折磨的人的领袖一样。”

　　布托又叮嘱女儿说：“你要小心，你将进入部落地区，别忘了那里很守旧，你在演说时，有时头巾爱滑下来，想着再披上。”

　　实事证明布托的担心有点多余。贝娜齐尔一行到达西北边境省和部落地区，每到一处，她都能同恪守“对恶人毫不留情，对客人热情款待”信条的巴丹人促膝畅谈。

　　“巴丹人以爱护尊严闻名。我父亲不仅在为自己的尊严，也在为祖国的尊严进行战斗。”贝娜齐尔对巴丹人说。尽管贝娜齐尔只会讲乌尔都语，不会说当地的普什图语，但心有灵犀一点通，巴丹人能听明白。巴丹人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在那些地区，对妇女约束极为严格，但对贝娜齐尔，一个女人，他们没有苛求。国家的痛苦，布托家庭的不幸和所有人的痛苦，使大家超越了性别的禁锢。人群用普什图语高呼：“欢迎，欢迎，欢迎贝娜齐尔！”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释放布托。一个叫阿齐兹的男人为抗议当局审判布托而自焚。而第一个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当局对布托进行迫害的人是一名基督教徒，名叫帕尔维兹·雅各布。这两个人生前贝娜齐尔都见过，她为他们的死深感悲伤。以后几周又有5个人自焚身死，他们以这种最为强烈的抗议方式反对当局对布托的迫害。人民党发动了强大的群众运动，抗议对布托的审判。

　　贝娜齐尔在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的活动收获很大，这引起了当局的恐慌。1978年10月4日，贝娜齐尔在木尔坦机场被军警逮捕，押解回拉瓦尔品第。她和母亲再一次被拘留。

　　为了躲避军管当局的迫害，布托的二个儿子米尔·穆尔塔扎和沙·纳瓦兹及小女儿萨娜姆都去了国外，只留下长女贝娜齐尔在国内坚持斗争。但米尔和沙兄弟俩为了搭救自己身陷囹圄的父亲，都放弃了学业．在国外领导反对军管当局的斗争。

　　米尔在英国努力地工作着，不时会见来访的外国政府人士，向他们介绍巴基斯坦国内的真实情况以及布托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审判。他还组织领导了旅居英国的巴基斯坦人抗议判决布托死刑的示威游行。为了筹措活动经费，米尔卖掉了贝娜齐尔在牛津大学时用的那辆小汽车，用卖车钱在伦敦印制了布托的辩护词，通过各种渠道广为散发。为了使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迫害，米尔还亲赴美国，在纽约呼吁联合国对巴基斯坦当局施加压力，挽救布托的生命。

　　布托对儿子在国外的活动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们在政治上正日渐成熟，不愧为布托家族的人；担心的是他们还年轻，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唯恐他们在斗争策略上出现失误，贻人以口实。所以布托嘱咐贝娜齐尔给米尔写信说：“跟伟人有关系的人必须洁身自爱。这儿的报上说，你在伦敦生活铺张。爸爸知道你不会这样，可是他还想叫我提醒你一下，个人生活要谨慎，不要去电影院，不要奢侈浪费，否则别人会说你只顾自己享受，忘了父亲在死牢受苦。”信中还提醒米尔注意作为布托的儿子在外交上的禁忌：“不要接受印度人和以色列人的采访，要完全不与他们来往。这里印度报界对你的采访作了歪曲报道。”

　　经过长时期的法庭斗争，布托的律师终于为他争得了在最高法院进行自我辩护的权利。

　　1978年12月18日，设在拉瓦尔品第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开庭，公开审理布托案件，听取布托的自我辩护。消息传出，人们蜂拥而至，都想亲眼看看已被关押一年多的前总理。最高法院只能坐一百人的审判庭，却挤进了三四百人。上千名挤不进去的人就守候在法院外面军警设置的路障后面，目睹布托前总理每天被用警车送到法院，又被用警车押回监狱。

　　布托夫人努斯拉特被拘留近一年后，于11月被法院释放，有幸去法院参加旁听，一睹丈夫精彩的自我辩护。而贝娜齐尔却没有那么幸运，她仍在被拘留之中，提出的旁听请求被断然拒绝，她只能听母亲给她讲述法庭里的情景。

　　被打入死牢的布托，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半年多见不到阳光，一连二十几天喝不到净水，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因此，当努斯拉特见到自己的丈夫时，他脸色苍白，身体虚弱。

　　布托对心爱的妻子说：“我在讲话时觉得有点头晕。面对士气高涨的人民，我真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

　　布托最大的快乐是能见到人民。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为了显示自己对军管当局的蔑视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每当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布托总是穿着整洁，精神抖擞，对欢迎的人群报以微笑，依然保持着前总理的迷人风度。

　　出庭的第一天，布托身穿仆人从克里夫顿70号家中送来的裁制可体的西装，内衬丝衫并打着领带，口袋上插着一块色彩鲜艳的手帕，像他担任总理时一样风度翩翩，微笑着与挤上前来的人握手致意。他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在法庭上作了令人信服的精彩的自我辩护。

　　他首先列举了在拉合尔高级法院审理时证人们相互矛盾的不实之词，有力地反驳了称他是谋杀案中的同谋犯的指控，还反驳了所谓他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和在大选中舞弊等种种指控。他铿锵有力地说：“每一个肉体之躯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苟且偷生，但我要伸张正义。”“问题不在于我必须证明自己无辜，而是对我的起诉必须要站得住脚，而不是一提出合乎常理的疑问就不堪一击。我要求确认我是无辜的，不是为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这一个人，我要求这样做是为了更高的思考，思考这里曾存在着多么荒谬的不公正。”

　　布托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一向凭借雄辩的口才和迷人的风度赢得人足的支持。这次在法庭上，布托自我辩护的即席发言再一次显示出他雄辩的口才和政治魅力，又一次征服了听得入迷的群众。

　　这是布托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布托的命运。

　　1979年2月6日，拉瓦尔品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以4票对3票确认了对布托的死刑判决。

　　律师们再次忙碌起来，他们要为布托获释作最后一次努力。他们要求得到四份最高法院长达1500页的判决书，但最后仅得到一份。他们找来影印机，影印了许多份判决书。他们在为要求复审的上诉准备材料。

　　而此时，贝娜齐尔和母亲却被关在伊斯兰堡。父亲的生命在一天天缩短，而她却无能为力，什么也不能做。她焦灼不安，整夜失眠，母亲叫她服安眠药，可无济于事。贝娜齐尔有时看到镜中的自己也不免大吃一惊：憔悴的脸上由于过度紧张长满了粉刺，瘦骨磷峋，尖尖的下巴，突出的颧骨，凹陷的眼眶和包着一层发皱脸皮的双颊。

　　1979年2月12日，贝娜齐尔和母亲被送往西哈拉的一所警察训练营。这里离关押布托的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只有几英里远，军管当局显然在为处死布托做准备。

　　1979年3月24日，最高法院驳回了对布托的复审申诉。世界各国对此都感到震惊，外国首脑纷纷呼吁齐亚·哈克刀下留人。大不列颠首相卡拉汉第三次要求齐亚作出宽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心的沙特阿拉伯也再次发出了呼吁，甚至卡特总统这次也加入了呼吁的行列。但齐亚·哈克对此无动于衷。1979年3月27日，他针对各国领导人的劝告和呼吁说：“大部分都是出于私人关系，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劝告，我们最好下台。”他还说：“如果我赦免布托，就将遭到巴基斯坦舆论的谴责。”

　　贝娜齐尔在西哈拉又被延长拘留15天，理由是她为了最后寻求释放父亲的机会，可能会进二步搞煽动性的政治活动。

　　父亲在一天天接近死亡，究竟是哪一天？女儿既不想知道又想知道。

　　4月2日深夜，贝娜齐尔正躺在训练营的小屋里，母亲忽然进屋。

　　“萍姬”，母亲唤着她的小名，但一听母亲的声调，贝娜齐尔便预感到她最不希望的时刻来临了。“外面的军官说，让我们俩今天一起去看你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母亲其实很明白，贝娜齐尔也很明白。但她们谁都不愿意承认这是真的。

　　“我必须把这一消息传出去，最后一次请求国际社会和人民的声援。”贝娜齐尔决心为挽救父亲的生命作最后一次拼搏。“告诉他们，我不太舒服，”贝娜齐尔对母亲说。

　　“对他们说，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当然要去。如果不是，我明天去。”母亲对卫兵说。

　　这时，贝娜齐尔迅速撕碎了已写好的纸条，重新写了一张。“他们已令我们最后一次相见。”贝娜齐尔潦草地写给外面的一个朋友，希望她急告人民党的领导人，让他们通知外交团，并把人民动员起来。

　　“把它立即交给娅斯敏。”贝娜齐尔对忠诚的家仆易卜拉欣说，“快！易卜拉欣，快去！跟卫兵说，你去为我取药！”

　　透过窗户，贝娜齐尔看到军管部队的人员在相互商量，然后通过无线电请示上级。易卜拉欣在乱哄哄中来到了门口。

　　“我得马上去为主人贝娜齐尔取药，得马上。”他对卫兵讲。简直是奇迹，在不到5分钟内，他们便让易卜拉欣走了。

　　窗外，无线电有了指示，监狱长过来对布托夫人说：“你女儿得了病，你们可以明天去探监”。贝娜齐尔对为父亲父争取到24小时的生命而喜出望外。

　　晚上8点儿分，贝娜齐尔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对亚洲的广播。广播报道说，布托的女儿从监狱里送出了一则消息，说明天，即4月3日，她同父亲见最后一面。消息终于传出去了！贝娜齐尔如释重负，她等待着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她呼吁人民奋起抗议，但是没有。贝娜齐尔和母亲无言以对，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1979年4月3日，布托的夫人努斯拉特和女儿贝娜齐尔被一辆吉普车快速送出了西哈拉监狱，又被带进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与佐·阿·布托做最后的诀别。

　　见到妻子和女儿一起来了，布托有些惊诧，因为军管当局每次只允许她们中的一个人单独来看布托。所以布托向她们问道：“你们怎么都来了？”

　　努斯拉特没有回答。

　　“难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布托忍不住又问。

　　努斯拉特竭力控制住自己，没有回答。

　　贝娜齐尔回答说：“爸爸，我想是这样的。”

　　布托叫来站在一旁的监狱长问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

　　监狱长胆怯地回答说：“是的。”

　　布托又问：“日子定了没有？”

　　“明天早晨。”

　　“什么时间？”

　　“根据监狱规定，5点钟。”

　　布托又问他：“你何时接到命令的？”

　　“昨晚。”

　　“我能有多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半小时。”

　　布托抗议道：“按规定应有一小时。”

　　监狱长呆板地说：“半小时，这是命令。”

　　布托又对监狱长说：“安排一下，我要洗个澡，刮一下胡子。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它。”

　　布托坐在牢房中唯一可以坐的铺在地上的席垫上，隔着牢房的铁栅与妻女共度诀别前的最后半小时。

　　布托把贝娜齐尔以前捎给他的书籍和杂志递给女儿说：“拿着这些，我不想让他们碰我的东西。”

　　布托把律师带给他的几支雪茄烟也交给女儿，但他为自己今天晚上留下了一支，还留下了那瓶科隆香水。

　　布托要把戒指交给贝娜齐尔，但努斯拉特让他戴着。他对妻子说：“我这会儿戴着，不过以后把它给贝娜齐尔。”

　　布托深情地对妻子说：“把我的爱带给其他几个孩子，告诉米尔、萨妮和沙，我一直努力做个好父亲，并希望能和他们说声再见。”

　　努斯拉特点点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布托又对妻女说：“你们俩吃了很多苦，既然他们今晚要杀害我，我想你们也就自由了。现在宪法中止，军管尚未结束，假如你们愿意，就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过上宁静的生活，恐怕得到欧洲去。我同意你们去，你们去吧。”

　　努斯拉特坚定地说：“不，不！我们不能走，我们绝不走！绝不能让那些将军以为他们胜利了。齐亚又在打算要搞大选，谁知道他敢不敢这么做？如果我们一走，就没有人去领导你建立的党了。”

　　布托又问贝娜齐尔：“萍姬，你呢？”

　　贝娜齐尔回答说：“我绝不走！”

　　布托开心地笑了，他对女儿说：“我真高兴。你知道我是一直多么爱你啊。你是我的掌上明珠，你一直是我的珍宝。”

　　半小时的时光是那样的短暂，那样的宝贵，布托与妻女有说不完的贴心话。但监狱长走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贝娜齐尔向监狱长请求说：“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我父亲是当选的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要拥抱他！”

　　监狱长拒绝了贝娜齐尔的要求。贝娜齐尔只好从铁栅的空隙中伸出手触摸到父亲枯瘦的手。

　　布托苦笑着对女儿说：“今晚我就要自由了，我就要和我的父母在一起了。我要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去，变成泥土，变成芳香，变成空气。那里将有歌唱我的歌曲，我将为家乡增添传奇光彩。”

　　贝娜齐尔和母亲被狱吏们带走了。她们离开了布托，永远离开了。

　　4月3日，下午5点过去了。6点钟。贝娜齐尔每呼吸一下，都不能忘记父亲的生命已到最后时刻，尽管今天上午她们已与父亲作了最后的诀别，但她还是在期盼着奇迹的发生。

　　“真主！快出现奇迹吧！”贝娜齐尔与母亲一起祈祷，“快发生奇迹吧！”

　　贝娜齐尔仍寄予希望，尽管她深知这希望很渺茫。

　　最高法院已一致同意将父亲的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外面的人民党领导人传话说，齐亚已秘密地答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要改判父亲的死刑。沙特阿拉伯外长和利比亚总理曾许诺，执行死刑的日期一旦宣布，他们就飞来说情。而且根据巴基斯坦的国家法律，任何极刑的执行都必须至少在一星期前予以公布。然而当局根本没这样做，沙特外长和利比亚总理能否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的消息呢？他们现在还来得及飞来吗？

　　贝娜齐尔和母亲静静地坐在炎热的西哈拉训练营内，相对无语。

　　父亲最后的时刻越来越近，贝娜齐尔和母亲以泪洗面，忧心如焚。他们要杀害父亲！他们要杀害父亲2贝娜齐尔老是这样想。父亲在牢房里，身旁一个人都没有，该是多么寂寞啊！他没有书，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支雪茄烟。贝娜齐尔的嗓子发紧，真想把它撕开。

　　“妈，我受不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深夜一点半，贝娜齐尔终于支撑不住，精神失去了控制。母亲给她吃了几粒安定药，对她说：“睡吧。”

　　深夜两点，贝娜齐尔突然僵直地坐了起来。

　　“不！”惊叫声从她的咽喉里进发出来。“不！”贝娜齐尔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尽管天气很热，她却感到寒冷，冷得浑身打颤。

　　1979年4月4日凌晨2时，巴基斯坦前总理、著名政治活动家、人民党主席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在按宗教教规沐浴、进餐和背诵《古兰经》之后，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被秘密绞死，年仅51岁。

　　生前在巴基斯坦政治舞台和国际事务中叱咤风云、风度翩翩的佐·阿·布托，死时却是那样的冷清孤寂、无声无息。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陪伴他，也没有人事先知道他将在什么时候被处死。一切都在军管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

　　布托生前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有这么悲惨的命运，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1972年，布托曾对一位记者自信地说：“我将比任何一个统治过巴基斯坦的人统治这个国家更长久，首先，因为我健康，精力充沛，我可以一天工作18个小时；其次，我年轻，我才44岁，比英·甘地夫人年轻10岁。”然而，布托虽然年轻和健康，但却天不与寿，死于非命。

　　最使布托感到遗憾和不公平的是，正是他越过六位资深的将军，亲自破格提拔为军队首脑的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亲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的统治，并且又不顾国内外要求赦免他的强烈呼声，亲自把他送上了绞刑架，取其位而代之。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4月4日凌晨3时，军警包围了布托老家拉卡纳与布托家族祖先墓地相邻的加西·胡达·巴克什·布托村。在与外界严密隔绝的情况下，布托的亲戚们在军警的监督下为布托挖好了墓穴。

　　早晨8时，两架直升机降落在村口的道路上，运来了布托的遗体。布托的近亲们按宗教仪式与遗体告别。他们按习俗将布托的脸向西摆好，面朝圣城麦加的方向。在军警的枪口下面，他们为布托做了最后的祈祷，并将他匆匆埋葬。

　　布托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和他的父母在一起，变成泥土，变成芳香，变成空气……

　　而此时，布托夫人努斯拉特和女儿贝娜齐尔还被蒙在鼓里，她们还在西哈拉监狱里苦熬这最漫长的一夜，等待天明为布托送行。

　　清晨，狱吏来了，布托夫人拒绝相见。贝娜齐尔走进水泥板已经裂缝的前屋，对狱吏说；“我们已作好准备要和总理一起走。”

　　狱吏一听便显得局促不安：“他们已将他埋葬了。”

　　贝娜齐尔尤如当头挨了一棒，她和母亲已经准备好天一亮便护送父亲的尸体去家乡拉卡纳祖先的墓地安葬。

　　“连他的家人也不在场？！”贝娜齐尔痛苦万分地问。“就是军管当局的那些凶手也知道，见死者最后一面，给死者祈祷，为死者守灵，是我们亲人的宗教义务。我们向典狱长要求过。”

　　狱吏默不作声。

　　他带来了布托的遗物。贝娜齐尔手捧父亲的遗物，默然失神。父亲洒有科隆香水的衣服仍然散发着幽香。贝娜齐尔紧紧抱住它，猛然想起凯瑟琳·肯尼迪在她父亲被害后多年，在拉德克利夫还穿着亡父的风雪大衣。那天晚上，以及后来许多个夜晚，贝娜齐尔都将父亲的衬衫压在枕头下，总想靠父亲近些。

　　在以后的许多天贝娜齐尔都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滴水不进，也无法入眼。只要一合上眼，她就看到在那座监狱的门前，大门开着，爸爸从里面走出来。啊，爸爸！她走上前去。“爸爸！你出来了！你终于出来了！我还以为他们杀了你呢！爸爸！你还活着！”可还没来得及走到他身边便惊醒了。理智告诉她，父亲真的已不在人世了。

　　“你得吃点东西，萍姬，你一定要吃点儿。”布托夫人劝说女儿，“我们出去后还要为大选奔波，你需要力量，如果你要为父亲的信仰奋斗，像他那样奋斗不息，你就必须吃点儿东西。”于是为了父亲的信仰，为了参加齐亚·哈克许诺的11月17日的选举，贝娜齐尔勉强喝了点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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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传--第六章　为信仰而战






第六章　为信仰而战

　　1979年5月底，布托被害7个星期后，贝娜齐尔和母亲被释放，她们回到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家中。

　　一切看上去还是原样，但又不一样。克里夫顿70号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现在没有了往日的浓浓亲情和家庭温馨，有的只是悲恸。花园里每天聚集着数百名群众，大门外还拥挤着几百人，他们耐心地等待着向布托的家属表示哀悼。贝娜齐尔代替因守丧而不能露面的母亲接待致丧的人们，接受人们的悼念和慰问。

　　布托夫人努斯拉特现在已经是寡妇，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她要过4个月零10天的隐居生活，不见生人。因此，贝娜齐尔承担了家里和人民党内的一切重任。

　　贝娜齐尔决定去拉卡纳给父亲扫墓，向父亲表示敬意。由于当局取消了原定的班机，贝娜齐尔只得乘火车去。在沿途几乎每个火车站都挤满了来看望她的人群。在没有车站的地方，人们躺在铁轨上，迫使火车停下。“报仇！报仇！”人们怒吼着。

　　贝娜齐尔深受感动，她激动地对人群说：“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在大选时击败齐亚！”贝娜齐尔把这次扫墓变成了竞选宣言。

　　一回到卡拉奇，贝娜齐尔便忙于会见人民党领导人及党的支持者，每隔10分钟见一批，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每隔12小时便去庭院接待来致哀的人们。夜晚，贝娜齐尔便埋头于党的组织、政策事务、控诉及有关政治大逮捕的问题，并准备一些摘要供母亲阅读，同时积极准备大选。

　　由于巴基斯坦人民党的主席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已经遇害，人民党领导机构遂推选自布托被捕后一直任人民党代理主席的布托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为人民党终身主席。

　　在9月份的地方选举中，人民党大获全胜。人民党在是否参加大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有的人主张抵制，贝娜齐尔则表示：“我们绝不能放弃选举场上的竞争机会。”

　　此时，齐亚·哈克颁布了一系列大选指导原则，推行比例代表制，以免大党占优势，规定各政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并呈报帐目。

　　“要进行政党登记，否则不许参加选举。”，当局通知人民党。

　　但人民党拒绝登记。“我们作为独立人士竞选。”贝娜齐尔代表人民党与政府针锋相对。

　　“独立竞选人必须获得51％的多数票。”当局又一次提醒道。

　　“好，我们照此办理。”贝娜齐尔等声明。

　　1979年10月15日，人民党再次在克里夫顿70号召开会议。在大选问题上，党内又出现了分歧。

　　“抵制大选！抵制大选！”一些党的领导人向布托夫人呼吁。他们中有些人私下叫贝娜齐尔“傻丫头”、但贝娜齐尔立场鲜明地说：“齐亚不断地修改法规，表明他已失去信心，我们决不能失去信心，我们已在地方选举中获胜，也一定能在大选中获胜。”直到深夜，人民党才以微弱多数通过参加选举的决定。

　　但是，由于齐亚·哈克的选举指导原则遭到各主要政党的反对，人民党等主要政党拒绝登记，使大选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

　　1979年I0月16日，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哈克将军向全国发表讲话说：“目前，少数政党由于各自的原因而不能参加竞选。我和我的同事研究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政党害怕选举而又想把推迟选举的责任推给政府。”“为了使国家摆脱因选举而造成的不稳定的局面．我宣布已经作出的某些重要基本决定：选举已无限期推迟。”

　　齐亚·哈克又第二次取消了他曾亲自许诺的大选。

　　“房屋已被包围。”哪天午夜，家人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贝娜齐尔。贝娜齐尔急忙把自己辛勤积累的所有政治性文件——党的文件、党员名单、信件、狱中人员名单等，抛进浴池烧掉。几分钟后，军人们冲进室内，用枪逼着手无寸铁的贝娜齐尔和母亲。随后将她们押送到老家拉卡纳乡间住宅穆尔塔扎，开始了他们长达六个月的监禁生活。

　　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的走廊里踱步。自两年前军事政变以来，这已是布托夫人第9次、贝娜齐尔第7次被囚禁。然而，贝娜齐尔依旧不适应这与世隔绝的生活，毕竟她才26岁。尤其把她囚禁在穆尔塔扎，更使她愤怒。

　　穆尔塔扎曾是布托家族的心脏，是布托家族真正的家，也是布托家族的发家之地。布托家族的成员经常从四面八方回到这里度假，在斋月结束时来这里过尔德节，在这儿祝贺生日，参加数百年一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家族成员及亲友们的婚丧大礼。而今，这里却成了贝娜齐尔母女的牢房。

　　穆尔塔扎成了监狱，贝娜齐尔母女的电话被切断，她们不能外出，不能会见客人，只有萨娜姆偶尔来看她们。

　　院墙内外是来自西北边境省巴丹族人组成的准军事部队。巴基斯坦似乎也在努力忘记贝娜齐尔和她的母亲。人民党党报《平等报》被关闭了。印刷机器被查封。其它报纸受到全面审查。自这以后的六年中，报纸极少刊登贝娜齐尔及其母亲的照片，也很少提到她们的名字。

　　贝娜齐尔在努力寻找打发日子的办法。在她们被监禁的第二个月刚开始，贝娜齐尔终于有事可做了。花园里的花草开始枯萎和调落了。这个花园需要10个人管理，但自从这里变成监狱后，就只有3名园丁进行管理。为了不使花草枯死，尤其不忍心看到鲜花、父亲种养的那些玫瑰花枯萎，贝娜齐尔加入了园丁的行列。

　　每天早晨7点钟，已是酷暑难当，贝娜齐尔走进花园，帮助花工拖拉沉重的粗帆布水管，给一块块花圃浇水。原来花三天时间就可给花园浇一遍水，但现在得花七八天。当要浇最后一丛玫瑰时，最先浇的那丛已开始萎蔫。

　　贝娜齐尔给花园多拉了几条水管，经常浇水。她打扫院子里的树叶，用耙子耙草坪，干得两只胳膊酸疼，她的手掌日益变得粗糙，起了不少水泡。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中午时，布托夫人看到精疲力尽的女儿，心疼地问。贝娜齐尔回答说，总得干些事，而且这样使自己浑身酸痛，也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贝娜齐尔挖了一个新花坛，栽下玫瑰枝条，但没有活。倒是布托夫人种植的美人指菜、辣椒和薄荷大多长得挺好。傍晚，贝娜齐尔向一对驯养的鹤吹了一声口哨，它们便拍打着翅膀飞来，啄起一块面包，令贝娜齐尔兴奋不已。

　　不在花园劳动，时间就难以打发。贝娜齐尔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祖父留下的书籍。每晚8点15分，母女俩必定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乌尔都语新闻报道。12月的一条新闻令母女俩大为惊讶。1979年12月27日，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听到这一消息，母女俩面面相觑，又彼此心照不宣。她们都深知这将涉及重大的政治问题，苏军入侵阿富汗，将把巴基斯坦推到国际争端的前沿。

　　1980年1月，贝娜齐尔的耳疾又一次折磨她，她又开始感到耳中那熟悉的嗡嗡声，耳内压力越来越大。贝娜齐尔请求当局去请那位曾在卡拉奇为她动手术的医生，但他们带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

　　“请放松、你一直太紧张了。”这位医生彬彬有礼，他边检查边安慰贝娜齐尔说。

　　“哎唷！”贝娜齐尔尖叫道，“你在害我。”

　　“不要乱想。”那位医生不愠不恼，“我只是朝你的耳朵里看一眼。”

　　“你把耳鼓膜桶穿了，你肯定是用发夹捅的。”这位医生说。

　　发夹！我为什么要用发夹捅耳朵？贝娜齐尔大为恼火。

　　医生开了两种药，让贝娜齐尔每天服用三次，但这些药的唯一作用就是让她睡觉。第三天贝娜齐尔仍不能起床，不思饮食，甚至刷牙的力气都没有了。布托夫人大惊失色，连忙把所有的药扔了。

　　此后许多天，贝娜齐尔的耳朵时痛时好，而周响声越来越大，搅得她无法安宁。为了分散注意力，白天贝娜齐尔在花园拼命干活。但汗水流进耳朵，淋浴时水又渗入耳朵。晚上她无法睡觉，便在院内走来走去。

　　在贝娜齐尔和母亲被关押五个月之后，妹妹萨娜姆终于获准来看她们。一群军官看守照例紧随不舍。布托夫人因为长期患低血压症正躺在卧室里。贝娜齐尔要求女看守陪着她和妹妹去母亲的卧室，可当她和妹妹向母亲卧室走去时，忽然发现后面跟来的是陆军军官伊夫提哈尔上尉。按照伊斯兰风俗，除了亲眷外，任何男人都不能进入私人内宅。保持家庭的圣洁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贝娜齐尔提醒伊夫提哈尔上尉：“不是连监狱里也规定了只许女看守进入女牢房吗？”

　　“我就是要跟你们一起去。”他蛮横地说。

　　“要是这样．我们就不去了。我把妹妹叫回来。”萨娜姆已经走向布托夫人的房问，贝娜齐尔加快脚步追赶上去，想去告诉妹妹和母亲，会见推迟了，可身后伊夫提哈尔上尉紧跟了上来。

　　“你想去哪儿？这儿你不能进来。”贝娜齐尔惊奇地问道。

　　但伊夫提哈尔却毫不在意。“你知道我是准吗？”他洋洋得意地说，“我是巴基斯坦陆军上尉，我要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知道我是谁吗？”贝娜齐尔终于发怒了，“我是你们在达卡可耻地投降后把你们救出来的那个人的女儿。”

　　伊夫提哈尔上尉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恼羞成怒地扬起手。

　　贝娜齐尔怒斥道：“你敢在这间房子里打人，真无耻！你竟敢在救过你们的人的墓地附近的这间房子里向我抡拳头！你们这些军人只会跪倒在印度将军的脚下，是我父亲使你们恢复了名誉，现在你竟敢打他的女儿！”

　　伊夫提哈尔抬起的胳膊突然放下了。“咱们走着瞧！”他碎了口唾沫，转身走了。萨娜姆的会面也被取消了。

　　事后，贝娜齐尔因此向法院控告伊夫提哈尔上尉，但最终不了了之。

　　在穆尔塔扎被监禁6个月后，贝娜齐尔和布托夫人被释放，她们自由了。但她们谁都知道，她们随时可能再次失去自由。

　　回到拉瓦尔品第，贝娜齐尔感到耳内压力使她越来越难以忍受，第二天朋友们将她送到医院。

　　“你很幸运。”急诊室的医生清理了她的耳朵之后说，“飞机里的气压使你耳朵的感染向外扩散了，如果向内扩散就会造成严重损害。”医生还建议贝娜齐尔回卡拉奇后每两周找医生检查一次。

　　贝娜齐尔回到卡拉奇，布托夫人忧心冲忡，“给当局写封信，要求他们批准你出国治疗。”她催促女儿，并说：“你的健康同政治无关。”贝娜齐尔按母亲说的做了，但没有得到答复。

　　在母亲的劝说下，贝娜齐尔回到拉卡纳去清理布托家的农场财务。贝娜齐尔翻阅帐本时，常常想起8岁时在厨房里同巴布管家一起乱翻着家用帐簿，煞有其事地计算家庭开支的情景。每天早晨，贝娜齐尔赶在天热前驾驶着吉普车穿行在石榴园和稻田及甘蔗田之间。她包着头巾或者戴着草帽在灼热的阳光下和管家们一起漫步在田间，听他们介绍机井和水渠的分布情况，帮着种棉花和稻子，回来还阅读关于甘蔗种植及土地防涝、防盐碱化问题的书。

　　农村妇女很守旧，很少不戴面纱出门，当然更不用说开车了。而贝娜齐尔却抛开了这些，她别无选择，父亲死了，弟弟们为逃避逮捕只好流落在阿富汗。她不得不每天早上奔走在田间，生活中已经顾不得那些传统的东西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贝娜齐尔超越了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在一个土地所有者家庭中，年轻女人如果没有家里男人陪同是不让外出的。按照传统，妇女就是家庭的名声荣誉，为了保护这种名声荣誉和她们本人，妇女只能呆在深闺中，在面纱的遮盖下生活。

　　贝娜齐尔的四个姑母就体现了这样的传统。由于伊斯兰教赋予妇女有财产继承权，为了保持土地和财富不外流，只能依靠“族内婚姻”。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堂兄弟予以婚配，她们只能在海得拉巴高墙大院的宅第里待字闺中。她们在家中很受尊敬，因为家里人知道她们为什么没有结婚，她们自己好像也过得很快活，对别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她们的脸上毫无忧愁的表情。”布托夫人看望她们回来后百思不得其解。

　　贝娜齐尔认为这种生活枯燥无味，但她的姑母们却感到很满足。她们学到的阿拉伯文，足以念通《古兰经》；她们下厨房监厨，腌制可口的胡萝卜泡菜和甜肉以及缝纫、编织。休息时就在院里散步。有时候，卖布郎挺周到地把布放在门外供她们拿进去挑选。她们是老一辈的人了，而贝娜齐尔属于新一代。贝娜齐尔认为伊斯兰教对妇女不加歧视，束缚和限制妇女的机遇仅是男人们对宗教的解释，而并非宗教本身的限制。

　　贝娜齐尔还从先知身上为自己的见解寻找根据和理由。她说，实际上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对妇女相当开明和进步。先知穆罕默德曾严禁屠杀女婴，这是当时阿拉伯人共同遵守的天律，并要求妇女受教育，妇女享有继承权——妇女享有这些特权远远早于西方国家。

　　贝娜齐尔为历史上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伟大女性而自豪而倾倒。她慷慨陈词：“比荜·赫蒂彻是一个做生意的寡妇，雇用了年轻的穆罕默德先知，后来同他结了婚，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早期的对敌战斗中，乌米·乌玛拉与男人并肩作战，用自己强健的右臂挽救了穆罕默德的生命。恰德·比荜是南印度阿赫迈德纳格尔邦的女统治者，打败了莫卧儿王朝皇帝阿克巴尔，并迫使他与她签定了和平条约。努尔一捷汗是捷汗吉尔皇帝的皇后，印度事实上的统治者，她以管理才能而出名。在穆斯林的历史上，有许多妇女完全像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伊斯兰教中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妇女和我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贝娜齐尔不愿过姑母那样的生活，她要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她是新一代的女性。

　　然而，贝娜齐尔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陌生的东方传统中。在穆尔塔扎，作为布托家族在这里的唯一成员，她被当地村民当成了“长辈”。他们来到地里一座小土房的院子里，请她去解决纠纷和问题。这令贝娜齐尔感到压抑。

　　“40年前，我的儿子被这个人的堂兄杀了。”一位没牙的老人对贝娜齐尔说，“当初你的叔祖父裁定，如果这个人有了女儿，就嫁给我做老婆，你看他现在已经有女儿了，就站在那儿呢！可是他现在不干了。”

　　贝娜齐尔转眼看见一个只有8岁的小女孩畏畏缩缩地躲在他父亲背后。

　　“可是我女儿出生后他从没提过这件事。”女孩的父亲反驳说，“我以为他已经饶恕了这个多年前的罪恶。如果我早知道他还想要我的女儿，我就会告诉女儿她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而让他把我的女儿带走。可现在我已经和另一家谈妥了我女儿的婚事，我怎么好再反悔呢？”

　　贝娜齐尔看到那任人摆布的小女孩就感到不寒而栗。农村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自主地生活，也没有人过问他们的疾苦。贝娜齐尔可怜那小女孩，她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位女孩经历的痛苦少一些，她能做到的仅仅是尽量减轻女孩的不幸。

　　“你不能娶他的女儿，但可以给你一头牛和两万卢比的赔偿费。”贝娜齐尔对那老人说，“这就是我的裁决，你不能在她订婚后再宣布要娶她。”那老人很生气，嘟哝着走了。

　　然而，贝娜齐尔却不能给另一位妇女以任何帮助。

　　“我的妻子被绑架了。”一个男人来到贝娜齐尔面前哭诉，他的岳父也来帮腔：“天塌下来了，我家的末日到了，外孙儿们整天哭喊着找他们的妈妈，你一定要帮忙把我女儿找回来。”

　　“你怀疑是谁干的？”贝娜齐尔问。

　　他们把名字告诉了她后，她派人与村里的长辈商量了解决办法，那个年轻妇女也很快被送回来了。她怒气冲冲地对贝娜齐尔说：“我不愿意和我的丈夫在一起，我爱上了另一个人，我已经是第三次逃走又被送回来。你也是个女人，你应当理解和同情我。”

　　贝娜齐尔惊得目瞪口呆，她知道严格的家族传统准则在束缚着女人，一个得不到快乐的妻子不能想逃就逃。她是女人，作为女人，她同情这个女人的遭遇，但她却不能为这个女人主持公道。贝娜齐尔已不止一次耳闻目睹了家族传统与人类的平等和自由选择价值之间发生的冲突。后来那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再逃走。

　　贝娜齐尔在老家拉卡纳农村主持仲裁时，齐亚·哈克将军也在各省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颁布了一系列军法管制令。1980年夏天，贝娜齐尔刚回到卡拉奇，布托夫人便提醒女儿要格外小心。8月，贝娜齐尔等人去拉合尔参加一位亲友的婚礼，警察突然包围了他们住的饭店，要把他们驱逐出旁遮普省。他们在警察和武装士兵的押解下到达机场，登上了一架飞往卡拉奇的飞机。

　　而一项政治机遇却在等待着贝娜齐尔及人民党。1980年秋天，人民党的老对手“巴盟”又提出了与人民党合作的建议。

　　1977的大选结果揭晓后，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指责布托政府在大选中“舞弊”，曾掀起广泛的抗议活动，使全国陷于混乱，并导致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布托政府，在全国第三次实行军法管制。齐亚·哈克执政后，“巴盟”一直支持政府，一些代表人物还参加了齐亚·哈克的政府。但1979年4月布托被处死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巴基斯坦政治力量的组合发生了变化，独立运动党、巴基斯坦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巴基斯坦民主党决定退出“巴盟”和政府；留在“巴盟”中的政党也于4月15日宣布退出齐亚·哈克政府。因为齐亚·哈克总统3月24日曾宣布，1979年11月17日大选后他将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因此，各政党领导人决定退出政府是为了参加11月举行的全国大选。

　　1979年8月30日，齐亚·哈克政府颁布了对1962年制定的“政党法”的修正法令，其企图控制和操纵11月大选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遭到各政党的强烈反对，局势的发展已对齐亚·哈克政权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10月16日，齐亚·哈克宣布：鉴于目前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巴基斯坦又处在一个危机时期，因此，只有军队，只有加强军法管制，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此，无限期推迟原定于11月17日举行的大选；立即取缔所有的政党和集会；禁止工厂关门、工人罢工；接管和封闭反对军管法令的所有报刊、杂志，加强新闻检查；任何法院、法庭不得重议军事法庭作出的裁决。

　　齐亚·哈克的决定，立即引起各政党的强烈不满，反对军法管制和齐亚·哈克政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齐亚·哈克采取措施一步步地加强军法管制。1980年5月26日，齐亚·哈克宣布修改1973年宪法，赋予军事法庭至高无上的权力。军事法庭对被指控犯有“判国罪”、“贿赂和诱使政府及军队官员渎职”的人，无需审讯即可拘留，进行审判，而且军事法庭的任何判决，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任何法院都不得复议、复审。

　　面对齐亚·哈克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步步加强军事独裁统治的严峻形势，巴基斯坦国内各政党在反对齐亚·哈克政府、结束军管、举行全国大选等问题上形成共识，人民党与“巴盟”的主张又趋于一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昔日誓不两立的两大政治力量又有了合作共事的新的政治基础。

　　面对“巴盟”伸出的橄榄枝，人民党开始还迟疑不决。人民党怎能忘记正是“巴盟”在1977年大选中反对布托和人民党，并与齐亚·哈克一起把布托送上了绞架。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当上了齐亚·哈克政府的部长。但不久，齐亚·哈克使解除了这些人的部长职务，并且禁止所有政党活动，“巴盟”与齐亚反目成仇。“如果你不叫我们当部长，我们就将同人民党站在一起。”“巴盟”中一些人毫不客气地警告齐亚。

　　1979年10月，“巴盟”第一次表示愿意与人民党合作反对齐亚·哈克，人民党也打算以此作为反对军法管制当局的政治策略，但最终两党未能联合。现在“巴盟”又一次伸出了手，人民党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赶在齐亚·哈克施展花招之前，用灵活的策略挫败他。”9月间，布托夫人得知齐亚·哈克通过许愿让古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担任总理诱使他脱离人民党一事后对女儿说，“尽管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但还是应该接受‘巴盟’的合作姿态，没有理由不团结反对齐亚的力量。”

　　贝娜齐尔吃惊地看着母亲，“这样做会受到党内领导人的强烈反对，我们怎能忘记，是‘巴盟’首先指责人民党搞选举舞弊，是他们为军队上台铺平了道路，是他们把父亲送上绞架后当上了齐亚的部长。”

　　“可是我们别无选择”，布托夫人苦口婆心地对女儿解释说，“今天出了个贾托伊，明天还会有别的人，理想的条件出现不了时，我们就得与丑恶的现实打交道。”

　　布托夫人召开了一次有30多名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的争论是激烈的。

　　“‘巴盟’是凶手，凶手，如果今天我们同他们打交道，谁能保证明天我们不会直接与齐亚将军来往呢？”信德省的一位成员表示坚决反对。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合作。”赞成合作的人反驳说，“他们为了民族利益能够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与‘巴盟’合作呢？”

　　赞成与反对与“巴盟”合作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贝娜齐尔站起来说：“我们同意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的看法，但是我们还能干什么呢？要么让这一倡议从我们手中溜掉，要么吞下‘巴盟’给的这个苦果，由我们掌握主动。我建议作出妥协并且在不放弃党独立的原则下，与他们组成一个联盟。”

　　经过7小时的争论，赞成合作的一派终于占了上风。

　　“现在没有必要我们两人再一起去蹲监狱了，你要保持政治上的低调。这样，咱们俩就能有一个人在狱外领导党了。”布托夫人对女儿说。

　　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2月，人民党与“巴盟”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谈判，才由九个政党共同制定了一个协议草案，组成“恢复民主运动”，与齐亚·哈克政权展开了斗争。

　　1981年2月5日晚，在克里夫顿70号，各党领导人和代表终于济济一堂。看着这些昔日的敌手，这些把父亲送上绞架的人，贝娜齐尔心里如打翻了的五味瓶，酸甜苦麻辣一些涌上心头。这些人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地方，用父亲用过的茶杯喝茶，竟然那样怡然自得，贝娜齐尔怒气冲冲。

　　“你不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吗？这有政治意义，你就勉为其难地克服这一切吧。”朋友阿米娜劝说道。

　　经过贝娜齐尔的努力，1981年2月6日“恢复民主运动”成立了，它由人民党、穆斯林联盟、民族民主党、民族解放阵线、民主党、工农党、独立运动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自由查漠和克什米尔穆斯林大会共九个政党组成，共同目标是要求齐亚·哈克下台；取消军管；举行大选。

　　“恢复民主运动”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为之振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迅速掀起。

　　“连肉铺也准备响应‘恢复民主运动’的号召起来罢工。”厨师兴奋地告诉贝娜齐尔。

　　2月21日，齐亚·哈克政府逮捕了很多“恢复民主运动”领导人，并严令把其他“恢复民主运动”和人民党成员驱逐出旁遮普省。

　　形势日益严峻，布托夫人对女儿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你现在不要搞任何政治活动，如果我被捕了，得由你负起领导担子。”布托夫人坚决地对女儿说。

　　不久，布托夫人在参加拉合尔的秘密会议时被捕，并被遣送到卡拉奇。“恢复民主运动”向当局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结束军法管制并在三个月内举行选举。“恢复民主运动”在拉合尔发出宣言；“我们要求齐亚立即下台，否则不可抗拒的人民意志将推翻这个政权。”“恢复民主运动”还决定3月23日在全国举行大罢工和示威游行。

　　事情并不像布托夫人设想的那样发展，在她被捕后不久的3月8日，贝娜齐尔也被捕了，原因是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肮空公司的飞机被劫持了。

　　“你现在能谈一下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吗？”路透社驻卡拉奇代表易卜拉欣·汗打来电话采访贝娜齐尔。

　　“一切劫持活动都是不好的，无论是劫持一架飞机还是劫持一个国家。”贝娜齐尔不加思索地回答。

　　当时贝娜齐尔并不知道是谁劫的飞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劫机。但她却因此被捕，而且由于发生了劫机事件引起了当局在全国展开大逮捕。在事件发生后的五天里，当局以劫机事件为借口，大肆镇压支持“恢复民主运动”的浪潮，每个与“恢复民主运动”或人民党稍有联系的人都被投入监狱。据“大赦国际”公布的数字，估计在1981年3月被齐亚·哈克政府逮捕的人数超过了6000人。

　　“我母亲在哪儿？”贝娜齐尔被捕后质问警察。

　　“卡拉奇中心监狱。”他们回答。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贝娜齐尔又问。

　　“你母亲那儿。”他们回答。

　　贝娜齐尔到了卡拉奇中心监狱，却没有见到母亲。她在这里呆了五天，没有替换的衣服，没有梳子、牙刷和牙膏，什么都没有。由于过度紧张，贝娜齐尔得了妇女病，需要吃药，但却找不到医生或女人诉说。

　　3月12日夜，一位慌张失措的警长来告诉贝娜齐尔：“今天夜里两点半钟把你送走，你先作好准备。”

　　“把我带到哪儿去？”警长没有回答。

　　“我母亲现在什么地方？”依旧没回答。

　　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贝娜齐尔曾经听说过，棘手的案犯有时会在夜里被拉到荒野处死了事。他们的尸体被埋掉后，狱方才通知犯人家属说，犯人因越狱而被击毙或已死于突发的心脏病。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那封信是否已交到法院。那是贝娜齐尔刚来时写给信德省高级法院，抗议对她的逮捕，并要求允许她出庭作自我辩护或聘请律师的信。她把信交给了一个看守。贝娜齐尔在心里祈祷：真主保佑，如果他真把信送去了，至少有人知道我现在何地和我是从什么地方被抓进来的。

　　夜里两点半钟，一辆载着女警察的囚车开来把贝娜齐尔带走，后面是坐满士兵和警察的押送车。汽车在寂静的街上飞驰，车窗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贝娜齐尔在竭力估计着汽车在什么地方行驶。突然，车身猛一斜停住了。“把她放在跑道上”，对讲机里一个声音命令道。贝娜齐尔长长地出了口气，“感谢真主！这不是荒野，而是机场，可他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呢？”

　　早晨6点钟，贝娜齐尔才被押上了飞机，5名女警察前呼后拥着她。

　　“我们去哪儿？”贝娜齐尔忍不住问女乘务员。

　　“你现在被捕了，不许和别人讲话。”女警察严厉地说。

　　少乘务员递来一张报纸，这是贝娜齐尔自被捕后看到的第一张报纸，报上没有“恢复民主运动”的消息，全是关于劫机事件的报道。劫机者要求释放55名巴基斯坦政治犯。劫机者自称是一个叫“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的成员，其本部设在喀布尔。消息称，贝娜齐尔的弟弟米尔·穆尔塔扎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

　　贝娜齐尔被关押在苏库尔监狱里，她对当局把人民党特别是把她和母亲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连在一起的情况一无所知，她正努力争取被释放。律师为她起草了反对拘留的起诉书，贝娜齐尔写给信德省高级法院的那封信也送到了法院，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3月底4月初，报上的消息越来越搅得贝娜齐尔心神不安，劫机事件和对米尔的指控仍是头版新闻。一篇报道称，米尔在被采访中承认对劫机负有责任；另一篇报道又说他否认与劫机有关。甚至有人影射说“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是人民党的武装组织。贝娜齐尔对此不屑一顾，她认为人民党的行动原则是采用合法的政治手段并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变革。

　　4年之后，贝娜齐尔就此问题同弟弟米尔发生了争论。12年之后，在她再度任总理时，她弟弟因劫机事件被起诉并被缺席判处死刑，但贝娜齐尔最终赦免了他。

　　“他们正在用刑讯逼一些人说你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有牵连，”监狱监察长在巡视苏库尔监狱时告诉贝娜齐尔。

　　“可我是无辜的，他们不能凭空捏造。”

　　监察长同情地摇摇头，走了。

　　“把你的东西收拾好。你将被转移到卡拉奇。”4月16日清晨，也就是贝娜齐尔被关进苏库尔监狱五个星期后，女看守对她说。

　　“为什么？”

　　“你身体不好，我们要把你送到卡拉奇。”

　　到了卡拉奇机场，警察告诉贝娜齐尔，他们将送她回家。贝娜齐尔听后欣喜若狂，但警察把她押到一个陌生的房子里。一位自称医生的女人给她看了病，并告诉贝娜齐尔，说怀疑她得了癌症，需要进一步确诊。然后，警察又送她到卡拉奇中心监狱，说是去看布托夫人。

　　“妈妈！妈妈！”贝娜齐尔边喊边冲向卡拉奇中心监狱招待室。“妈妈，萍姬来了！”

　　室内悄然无回声，贝娜齐尔知道自己又被骗了。

　　第二天，警察把贝娜齐尔送到一座庞大的公共医院里，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给贝娜齐尔做完了手术。贝娜齐尔不知道她几乎被谋杀在手术台上。几年以后，贝娜齐尔才从在伦敦过政治流亡生活的前人民党政府部长贾姆·萨奇·阿里那里得知，当贝娜齐尔被送进医院时，他接到一个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

　　“想点办法吧。”对方在电话里说，“他们打算在手术台上把她除掉。”阿里立即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贝娜齐尔的生命正受到威胁，抢先把当局的阴谋计划公布于众，贝娜齐尔因此才幸免一死。

　　劫机事件被越炒越热。1981年4月28日米尔被列为巴基斯坦“最重要”的通缉犯。军法管制副执行官来狱中视察时，特意来看贝娜齐尔。

　　“为什么要监禁我？”贝娜齐尔质问他。

　　“因为‘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副执行官回答。

　　“我与这个组织毫无关系。”

　　“要由法庭裁决你和‘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体育场爆炸事件以及拉拉·阿萨德的关系。”

　　两天后，骇人听闻的谣言纷至沓来。《战斗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称，“材料证明，布托妻女知晓该事件的原委。”

　　“看来，我们又在做一场恶梦”。贝娜齐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首先是‘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和米尔的事使我们大为震惊，现在当局又在千方百计的把我们平白无故地卷进去。这看来是多么荒谬，但他们是另有企图的。他们过去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我父亲的，现在他们又在重复世人皆知的骗局。也许他们仍认为人民不会知道这是骗局。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真相。但是军事法庭怎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呢？齐亚从政治上击败不了我们，他现在要从肉体上来彻底消灭我们。”










贝布托传--第七章　坐穿牢底






第七章　坐穿牢底

　　1981年5月，炎热的苏库尔监狱室内温度达华氏110至120度，汗水把吹进来的沙子粘满了贝娜齐尔的全身。她的皮肤开始龟裂，脸上长满了疖子，头发也一把一把地脱落，苍蝇、蚊子、黄蜂、臭虫等潮水般涌进牢房，在她的脸上、腿上又叮又咬。为躲避虫子叮咬，贝娜齐尔用被单裹住全身，但又热得受不了。

　　“请给我一个杀虫的药喷子行吗？”贝娜齐尔请求监狱当局。

　　“噢，不行。”他们拒绝说，“那东西有毒，我们不想让你出事。”

　　贝娜齐尔的耳病又犯了，汗水浸入耳内，使得耳内的炎症加剧。

　　“你被单独关在牢房里，精神上的压力很大。”狱医查看了贝娜齐尔的耳朵后说，“很多像你这种情况的人也都臆想有各种疼痛，可是实际上都没有病。”贝娜齐尔对此半信半疑。

　　5月23日，布托夫人从卡拉奇中心监狱给女儿写来信，告诉她如何防暑。贝娜齐尔依母亲说的方法，每天早晨把一罐子水从头上浇下解热。尽管没有电扇，但牢外面吹进来的热风吹干她衣服的这一小时她感到特别舒服。可是，水流进了她的耳朵，炎症又加重了。

　　“你又在假想着耳病。”狱医继续安慰她。他个是耳科专家，他这样说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故意装作诊断不出病。

　　为打发日子，贝娜齐尔集中精神练习刺绣，还坚持每天原地跑250步，弯腰40下，摆动手臂，做深呼吸20次。贝娜齐尔不再为孤独的监狱生活焦灼不安，她确信自己已适应了监狱生活。她在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从入狱之后，我觉得一小时是那样漫长，每度过一小时比度过一整天或者一个星期还要困难，然而我已经过来了，‘适应’这个词用得不对。我不能去适应一个我憎恶的环境，去适应就是去屈服。我是对付下来了。每一时刻都是过得极慢，但总是要过去的。只有真主才在这一磨难中帮助了我。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

　　贝娜齐尔的拘留生活应在6月12日中午结束，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将被释放，还是被继续拘留，或者面临死刑判决。“死神终于来到，但我毫不惧怕”，她在日记中写道，“当局的野兽们只能消灭人的肉体，但是消灭不了他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将会永世长存。民主必然胜利，我们将得到永生。现在至少我将离开那间孤独、单调、非人居住的牢房了。”

　　6月12日上午11点，军法管制副执行官的命令下达了，贝娜齐尔在苏库尔监狱将被继续拘留到9月12日。但对贝娜齐尔的待遇提高了，她的牢房里放进了一台电视机、一架收音机、一个电冰箱和一个空调机。贝娜齐尔受到“A”级待遇，但这并不能让贝娜齐尔放心，她总觉得这是阴谋。

　　“我拒绝接受‘A’级待遇，我不参与你们制造的谎言。”贝娜齐尔对监狱长说。

　　在苏库尔被拘留的第四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贝娜齐尔被允许去卡拉奇看望母亲。布托夫人咳嗽得很厉害，医生认为她很可能染上了肺病，这令贝娜齐尔对母亲日益担心。“真主永存。”贝娜齐尔回狱后就不停地祈祷。8月的第四个星期三，牢房的门又被打开了。

　　“你可以离开这里了。”女看守说。

　　贝娜齐尔边收拾东西，边不停地祷告：“真主啊，叫他们把我送回克里夫顿70号我的家里吧！”但押送她的车队却直驶卡拉奇中心监狱。她被关进了母亲住过的那间牢房。在此之前的7月，布托夫人因吐血而获释。

　　贝娜齐尔住进了为高级政治犯保留的A级牢房，但却享受不到优待。牢房左右两侧是客厅和厨房，但却被锁上了。“厕所”没法冲洗，大群蟑螂和苍蝇在里面活蹦乱跳，唯一的水桶里也漂浮着不少死昆虫。

　　尽管环境恶劣，但贝娜齐尔可以享受家里的饭菜。当局允许家属从克里夫顿70号家中给贝娜齐尔送饭来。刚开始，贝娜齐尔一打开饭盒，看到母亲精心制作的蘑菇乳鸡、羊肉串和烤鸡就禁不住抽搐。不久，布托夫人获准来看贝娜齐尔。看到母亲还活着，贝娜齐尔才松了口气，但也为母亲的苍老、憔悴、行动紧张而吃惊。

　　布托夫人告诉女儿，她在监狱中咳嗽得很厉害。开始她以为是灰尘引起的，但后来咳起血来，经过几次检查，狱医和当局对她说她可能得了肺结核。而她自己的医生认为情况还要糟糕，她身体虚弱，不能做支气管切开手术来最后确诊，但医生说不排除她患上肺癌的可能性。

　　贝娜齐尔紧紧拥抱母亲，安慰她说：“恐怕不会是肺癌，等做完手术再说。”

　　“医生认为如果得到及时治疗，我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布托夫人说，“如有可能，可到国外去治疗。”

　　“你应该尽快去。”

　　“亲爱的，你可怎么办？我怎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呢？”

　　作为母亲，布托夫人怎能忍受将与她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女儿留在这个充满险恶的国度呢？贝娜齐尔也大为伤感，总觉得自己像被遗弃了。当母亲把妹妹萨娜姆和弟弟沙9月都要结婚的消息告诉她时，她更感绝望。父亲被囚禁时，提醒他们不要让自己显得还很快活，而现在亲人们好像对她被关在牢里已经不在乎了。他们跟平常一样过日子，还要举行结婚庆贺，似乎她根本不存在似的。贝娜齐尔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仿佛世界上的人已抛弃了她。

　　报纸上已不再提及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有联系的说法。一位女看守曾悄悄告诉贝娜齐尔，她听说已放了一些政治犯。这消息燃起了贝娜齐尔争取释放的希望。

　　然而，不幸的消息使贝娜齐尔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熄灭了。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政府怀疑巴基斯坦正在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因而实施禁止核扩散政策，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齐亚·哈克深知如果在此时再提出对贝娜齐尔和布托夫人的指控，可能会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应而最终失去所有援助。但现在，齐亚·哈克利用苏联军队在巴基斯坦身边这一资本，使美国再也不把巴基斯坦的核计划视为妨碍加强两国关系的障碍。里根政府为了与苏联抗衡，提出了向巴基斯坦提供总额共32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贝娜齐尔认为，美国为使巴基斯坦抵御苏联的威胁将它对人权及民主等问题的关心割裂开来，美国对自己战略利益的关心远远胜过它对人权和民主等问题的关心。美国的援助加强了齐亚·哈克的统治。

　　贝娜齐尔开始做长期过拘禁生活的准备。她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在牢房狭窄的走廊里来回走一小时，即便没有食欲，也强迫自己吃下克里夫顿70号送来的饭菜。

　　当8月过去9月来临时，贝娜齐尔又有些乐观了。萨娜姆定于9月8日结婚，贝娜齐尔要求当局允许她去参加婚礼。

　　贝娜齐尔终于如愿以偿了。“你立即就走，你获准参加你妹妹的婚礼了。”看守对贝娜齐尔说。

　　熟悉的大门打开了，克里夫顿70号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贝娜齐尔百感交集，她原已深信再也见不到这幢房子了，不是它被充公，就是自己在监狱被悄悄绞死，再也回不来了。然而，现在自己真真实实地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

　　人们发现了贝娜齐尔，纷纷向她奔来，将一串串花环挂在她脖子上，花环快要盖住她的耳朵了。贝娜齐尔急忙说；“留着给参加婚礼的客人用吧。”他们却说：“不，不。这些花是为你准备的，你能回来，我们有多高兴啊！”

　　贝娜齐尔充分享受着这短暂的自由，她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戚拥抱，尽情地哭呀、笑呀。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同新婚的萨娜姆聊到天亮，然后又同母亲和亲戚谈笑。贝娜齐尔擦洗了卧室的四壁，希望洗刷掉她曾经经历的屈辱。

　　“他们不会把你送回监狱了，是吗？”表弟阿卜杜尔·候赛因问道。

　　当婚礼正进行时，一个家仆跌跌撞撞闯进来说：“警察在门口。”屋里顿时死一般寂静。贝娜齐尔以为这是冲自己来的，可管家说他们找母亲。

　　“让他们进来。我不想看到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警察破门而入。”布托夫人平静地说。

　　“你们想要干什么？”警察一进门，布托夫人便问。

　　警察显然也知道他这时来很不是时候，他的出现与这里的气氛很不协调，他怯生生地递给布托夫人一则军法管制今。那不是逮捕令，仅是禁止布托夫人去旁遮普省。贝娜齐尔和客人们长长地松了口气。

　　在婚礼中，律师穆吉布告诉贝娜齐尔，他明天一早要去见信德省内务秘书，他将要求当局把她留在克里夫顿70号，因为她的拘留期只有一星期了。

　　贝娜齐尔对这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客人们走后，她便收集了一些报纸杂志，并准备了清洁巾和杀虫药，等待着警察的到来。贝娜齐尔给哈佛和牛津时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写了封信。布托夫人曾告诉她，彼得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主管南亚事务，他最近来过巴基斯坦，调查美国的安全利益问题。他曾要求到卡拉奇中心监狱去探望贝娜齐尔，但当局没有给他任何答复。

　　“呆在这儿。”当贝娜齐尔端着茶走进妈妈的房间时，布托夫人对女儿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听听穆吉布带来的好消息。”不一会儿，穆吉布回来了，他告诉贝娜齐尔，内务秘书拒绝了他的请求，对他说除非她承诺不违反政治禁令，要不然还得去监狱。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贝娜齐尔重又回到了卡拉奇中心监狱。三天后即9月13日，一位狱吏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但又毫不意外的通知：区军法管制执行官下令将贝娜齐尔在卡拉奇中心监狱的拘留期延长三个月。

　　贝娜齐尔开始每天做祷告，现在她希望祈祷能帮助她获释。她把获释的希望寄托在9月30日，但没有实现。她又把希望寄托在10月初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巴基斯坦的日子。

　　贝娜齐尔认识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撒切尔夫人还是反对党领袖时，贝娜齐尔和父亲在拉瓦尔品第总理府见到了她。当贝娜齐尔任牛津辩论社主席时，在伦敦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里再次见过她。

　　然而，一场意外的事发生了，并引起了又一次大逮捕。

　　1981年9月25日，齐亚·哈克政府的一名部长乔杜里·扎胡尔·伊拉希在拉合尔遭到伏击，他被打死。同车的前拉合尔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毛尔维。穆斯塔克·侯赛因受了伤，他曾宣判布托的死刑。

　　贝娜齐尔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陡生几丝快感。“现在他的妻子、女儿和家人将明白悲伤是怎么回事了。”贝娜齐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高兴，因为穆斯林不为别人的死而高兴。生与死掌握在真主手中。但当我得知坏人没能逃脱惩罚时，心里还是觉得得到了一丝安慰。”

　　暗杀发生的第二天，米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宣布这起事件是由“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干的。于是各种报纸充斥着恐怖主义分子、谋杀犯、政治刺客等标题。当局又一次开始大逮捕，人民党的一个又一个年轻领导人被捕。据报载，仅哈里普尔监狱就关了103名年轻人，另有200名被关在附近的城里。

　　在这恐怖气氛中，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了巴基斯坦。她在走访了设在巴基斯坦边界的阿富汗难民营后，给齐亚·哈克颁发了证书，称赞他是“自由世界的最后一个堡垒”。

　　贝娜齐尔深感失望，甚至于愤怒。她不知道彼得·加尔布雷思回到华盛顿后，就提出了巴基斯坦的人权问题。参议院每次开会涉及到巴基斯坦时，他和佩尔参议员都将人权问题和贝娜齐尔被拘禁的案件提出来。他们认为那样可以最终形成足够的压力，使齐亚·哈克当局最终释放贝娜齐尔。

　　“看来齐亚总统正在对被处死、或者说被谋杀的前总理布托的遗蠕和女儿掀起仇恨运动。我不知道当局是否已就布托家人被监禁和虐待的问题同巴基斯坦政府进行过交涉。”佩尔参议员质问助理国务卿。佩尔参议员还劝说同僚们修正议案：“在批准对巴基斯坦进行援助之时，国会希望巴基斯坦迅速恢复充分的公民自由权和建立代议制政府。”

　　4年后，当贝娜齐尔流亡国外时，曾到美国，对为她获释作出努力的佩尔参议员和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表示感谢。

　　11月26日，报纸报道说：“在全国范围内搜捕‘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仍在继续，警察已逮捕了几百人。”贝娜齐尔开始做恶梦，她梦见弟弟米尔秘密回到巴基斯坦。他越过阿富汗山口，渡过印度河，回到克里夫顿70号，躲在碗橱里。军人袭击了她家，就在他们打开碗橱看到米尔时，贝娜齐尔惊醒了，她深深地为弟弟担心。

　　结束拘留的日子到了，但贝娜齐尔知道当局不会释放她。12月11日，延长拘留的命令到达了，然而，佩尔参议员的动议显然在巴基斯坦起作用了。两星期后，副监狱长突然光顾贝娜齐尔的牢房，对她说：“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早晨5点45分警察送你去拉卡纳。”

　　1981年12月27日，贝娜齐尔又一次回到了老家拉卡纳的穆尔塔扎。尽管院墙内外驻有准军事部队的士兵，但毕竟是家，这让贝娜齐尔感到亲切。尽管当局许诺她每两星期可见三个客人，但实际上只有母亲布托夫人、妹妹萨娜姆和姑姑玛纳能获准来看她，而且不许谈政治。

　　每过三个月，当局便照例来宣读一次对贝娜齐尔延长拘留的命令。贝娜齐尔对那句话已倒背如流：“军法管制副执行官认为，为了防止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从事违犯军法管制有关规定的行为，或为了巴基斯坦的安全，为了公众的安全或利益，或为有效地执行军法管制令，有必要对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实行拘留。”这不断延长的拘留使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度过了长达一年多的软禁生活。

　　贝娜齐尔越来越为母亲着急。自从布托夫人去卡拉奇中心监狱看望女儿时说医生怀疑她得了肺癌，到现在已有四个月了。布托夫人要求当局允许她出国治病，但当局不加理睬。谣传说内务部无能为力是因为齐亚·哈克把布托夫人的档案带在身边到北京访问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当局仍未允许布托夫人离开巴基斯坦。又一个月过去了。布托夫人的医生非常失望，便开始进行化疗。布托夫人把这一消息告诉贝娜齐尔，贝娜齐尔非常难过。

　　布托夫人的病越来越引起关注。萨娜姆打电话告诉贝娜齐尔说；“人民没有忘记妈妈。我们经常接到问候她的电话。法赫丽也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在外交场合、咖啡店、汽车站和电影院，母亲的健康情况总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为母亲祈祷。布托夫人的遭遇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人们喊出了口号：“我们没能救布托先生，我们怎么也不能眼看着布托夫人被整死。”

　　只有女性才真正理解女性，才真正理解痛苦，也只有女性才更懂得同情。布托夫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广大女性的愤慨。表妹法赫丽打来电话，告诉贝娜齐尔说：“你猜怎么着！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妻子和姐妹们参加了为挽救姑姑生命举行的妇女游行。”

　　“警察逮捕了她们吗？”贝娜齐尔又惊又喜。

　　“他们没敢。他们一来，游行的人就都跑进了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家里，关起了大门。”

　　贝娜齐尔并不知道母亲的遭遇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关注。

　　在英国，贝娜齐尔的一些老朋友和人权活动家发起了一场“救救布托妻女”的运动，并且游说议会对巴基斯坦当局施加影响。两位下院议员琼·莱斯托和乔纳森·艾特肯立即响应，在下院提出了“早日议案”：“有关布托夫人的治疗—一本院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准许正遭受癌症折磨的布托夫人去国外治疗。”

　　美国政府也发出呼吁。1982年11月8日，参议员外交委员会成员约翰·格伦参议员致信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说；“亲爱的大使先生，前总理的遗孀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在两个月前申请去国外治疗肺部恶性肿瘤……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我呼吁贵国政府尽快批准布托夫人的申请。迅速的批准将被视为是富有同情心的举动，并将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11月11日，出访东南亚的齐亚·哈克在吉隆坡说：“布托夫人没什么病。如果她想去国外度假观光，她可以申请出国，我会考虑的。”他还专门成立了联邦医疗委员会，由它来决定是否有必要批准布托夫人去国外治疗。

　　“齐亚将不得不放母亲出国”，贝娜齐尔对此充满信心。贝娜齐尔终于如愿以偿，联邦医疗委员会的委员们勇敢地在让布托夫人出国治疗的声明上签了名。

　　1982年11月，布托夫人发表了感情深沉的告别声明，她说：“为治病所迫，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暂时离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的思想将永远同大家在一起，同斗争中的群众、同遭受饥饿和压迫的人民、同被剥削的、遭受歧视的和那些向往巴基斯坦进步繁荣的人民在一起……”

　　布托夫人在致人民的信中还说：“我向我的仍然被监禁在监狱里的女儿致敬。”她对人民党的领导班子作了安排，组成由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为首的十二人委员会来领导人民党的日常工作。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在布托夫人出国期间任人民党代理主席。

　　贝娜齐尔获准来同母亲告别。11月20日夜晚，贝娜齐尔与母亲吻别。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抱头痛哭，母女俩谁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样。“保重自己。”布托夫人对女儿说。她们一起走出克里夫顿70号。就在这里，13年前贝娜齐尔去哈佛求学时，母亲把一本《古兰经》放在她头上祝福。历历往事涌上心头，贝娜齐尔百感交集。

　　1982年11月20日，布托夫人努斯拉特获准离开巴基斯坦，出国治病。

　　由于在联邦德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布托夫人的癌症得到了控制，而贝娜并尔则被软禁在克里夫顿70号。每天有11名狱吏驻守在她家，门外隔墙每隔两英尺就有一名准军事部队士兵站岗，特工人员密切注视着前后门内外的动静。贝娜齐尔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度过了11个月的软禁生活。

　　在这里，贝娜齐尔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雅各博·蒂默曼的著作《没有名字的囚犯，没有号码的牢房》。书中记述了这位报刊出版人在阿根廷被作为政治犯关押了两年半的经历，引起了贝娜齐尔的强烈共鸣。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心灵的共鸣。当他提到电椅的酷刑时，那些字便跃然出现在我眼前。蒂默曼写道，身体似乎被撕裂，然而奇怪的是身上并没有疤痕。政治犯在被用刑之后抛在一边，稍有恢复，便又被施以酷刑。他是在讲阿根廷，还是在讲巴基斯坦军事当局的拷问室？”

　　贝娜齐尔并未经历过残酷的刑罚，但她听到的许许多多刑罚令她不寒而栗。据说军事当局给犯人戴重镣铐、压大冰块、灌辣椒水，甚至连妇女也不放过。人民党总书记的妻子纳希拉·拉纳·绍卡特受到电刑折磨，被连续审讯达23天，甚至不准她睡觉。

　　1982年12月，齐亚·哈克访问华盛顿。在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谈中，齐亚·哈克受到强烈的批评。“那些与会的人回忆说，在佩尔交给齐亚·哈克一封有关委员会对巴基斯坦一些政治犯表示关注的信前，他看上去沉着而自信。”《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委员会所列的政治犯的名单上，第一个便是贝娜齐尔·布托。”

　　佩尔参议员追问齐亚·哈克，贝娜齐尔·布托被软禁一案时，齐亚发火了。他怒气冲冲地说贝娜齐尔犯了法，“参议员，我可以告诉你，她现在住的房子比任何参议员的房子还要好。她可以见亲戚朋友，甚至可以随便打电话。”齐亚·哈克不无揶揄地辩解。

　　“是吗？”彼得·加尔布雷恩颇为怀疑地拿起电话，拨通了克里夫顿70号。彼得要求同贝娜齐尔讲话。

　　“你不能跟她通话。她被关在监狱里。”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从美国参议院打的电话，你们总统刚才还在这儿，他告诉我们布托小姐可以打电话。”

　　“你不能和她通话，这是不允许的。”对方断然放下了电话。

　　彼得·加尔布雷恩和佩尔参议员知道自己被愚弄了。

　　贝娜齐尔在孤独中迎来了1983年。晚上贝娜齐尔开始磨起牙来，早晨醒来后发现关节疼肿，指头紧紧地并在一起打不开。她的耳朵也又一次开始疼痛。

　　“你的耳朵没什么毛病。”当局海军医院的耳科医生说。

　　医院的牙医竟然问贝娜齐尔哪颗牙要拍X光照片。贝娜齐尔没好气地说：“你是牙医；不是我。我这一片都疼。”但牙医回答说：“我们不能浪费X光片子。”

　　关于贝娜齐尔健康问题的传闻在英国报纸上出现后，巴基斯坦驻英使馆新闻公使赶紧给《卫报》去信说：“每当她诉说有病时，都被送到卡拉奇最好的医院治疗。由于她抽烟很厉害，牙龈出了毛病，为此她正在接受她自己选择的著名牙医的治疗。”对于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英国的这场新闻战，贝娜齐尔当时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

　　1983年3月，贝娜齐尔惊讶地接到当局要她为共产主义分子贾姆·萨奇出庭作证的要求。贝娜齐尔所知道的贾姆·萨奇是一直反对她父亲的贾姆·萨奇，至于有关他别的事，她一无所知。但是贝娜齐尔经历了两年的软禁生活，非常渴望有机会谈论军法管制的问题，法庭能给她提供一个两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观点的场所。

　　3月28日，警察封锁了从克里夫顿70号到克什米尔路之间的所有道路，在人行横道上交叉设置了带刺的铁丝网。贝娜齐尔被警察带去法庭作证。当他们路过街道时，街道上空无一人。为了这个证人，政府大动干戈了。

　　原定贝娜齐尔作证一天，但贝娜齐尔对贾姆·萨奇提出的问题答复得非常长，因而作证用了两天时间。

　　“伊斯兰教里提到了军法管制这个问题吗？”贾姆·萨奇问。

　　贝娜齐尔借机发挥，猛烈抨击军法管制。她说：“要明白伊斯兰教里是否谈及军法管制的问题，我们应首先弄清什么是军法管制和什么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要求我们信奉真主，而军法管制要我们服从军事指挥官。一个穆斯林只能信奉真主。

　　军法管制，如果我没记错，源自普鲁士帝国和俾斯麦时代。为了兼并所征服的土地，俾斯麦废止了那些土地上原有的法律，用枪杆子强行推行根据他们意志制定的法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法管制也指占领军的统治。占领军指挥官的话就是法律。

　　在殖民主义时代，本土的人民被视为二等公民，被剥夺了选择政府的权利，被剥夺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经济利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撤出了大多数殖民地，新独立国家的人民一时享受到了自由和解放。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推行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民族领袖，如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和苏加诺。但是，先前的殖民帝国经过形式上的改变，为了取悦于它们自己的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决定支持军人——阿訇集团。而这种集团剥夺了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破坏了有益于指引人民向前进的指路灯。由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这种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很多新独立的国家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军人统治之下，然而，一个基于武力的政权同强调协调一致的伊斯兰宗旨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次，军事当局往往是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夺取权力的，而伊斯兰教里没有夺权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里根本没提到过军事管制这一问题。”

　　尽管法庭不允许新闻界人士列席，但贝娜齐尔的慷慨陈词还是被影印，传发到报界、律师协会、甚至政治活动分子的牢房。英国的《卫报》曾对贝娜齐尔大加赞扬说：“布托小姐看上去身体不错，镇定自若。她的雄辩与才智毫不比以前逊色。”

　　但贝娜齐尔的病却越来越严重，耳朵疼痛难忍，耳内杂音越来越大。4月的一天晚上，当她正走过会客厅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她抓住沙发扶手，等着昏眩消失，然而，她眼前却一片漆黑，接着，昏倒在沙发上。

　　“快！快！赶紧给小姐请医生！”家仆急忙跑去对看守说。

　　不到一小时医生来了，检查完耳朵后，医生对贝娜齐尔说：“你的状况很危险，得请个耳科专家看一看。”

　　“如果你不说明我需要有耳科专家，当局会继续说我的耳朵没毛病”

　　贝娜齐尔赢得了这位年轻医生的同情，他用明确的文字在给当局的病历上写明了必须找一位耳科专家给贝娜齐尔看一看。

　　专科医生来了，“你的耳膜穿孔”，这位三年前曾为贝娜齐尔动过手术的耳科专家告诉贝娜齐尔，“穿孔引起了中耳和乳突骨发炎。你必须到国外去做显微手术，我们这里没这个条件。我们将不得不把你的颅骨锯开，那样极其危险。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到国外去治疗要好得多，好得多。”

　　这位医生坦诚相告：“我能在这里给你做手术，但我担心他们会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在你麻醉后作手脚。即便是我拒绝，他们也会找别人来干这种事的。无论如何，你去国外治疗要好得多。”贝娜齐尔感谢他为自己健康和安全所做的努力。贝娜齐尔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写到：“可以说（他）挽救了我的生命。”

　　贝娜齐尔申请出国治疗没有得到当局的同意。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左半脸开始失去知觉，耳内杂音使她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医生每星期来克里夫顿70号一次，为她清理感染的耳朵，但医生日益受到刁难。

　　“你经常开车到海得拉巴去，是不是？”一个警长问医生，“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死亡的希望》？”第二天，有人匿名给他家送去了那部电影的录像带。此后，有人在电话里威胁他。但医生一如既往，这令贝娜齐尔深受感动。

　　尽管母亲已经出国，但贝娜齐尔并没有被人遗忘，她的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和佩尔参议员仍时刻在关注着她。

　　1983年6月21日是贝娜齐尔的生日，亲戚朋友获准来为她祝贺生日。

　　“感谢真主，蛋糕没遭殃。他们对什么都不放过，我们一直担心你还没切蛋糕，就让他们先切开了。”萨米碰、萨娜姆和佩而带着佩丽花了好几小时做成的巧克力蛋糕一起来了。

　　在英国的朋友维多利亚·斯科菲尔德等人也没忘记她。贝娜齐尔后来得知，6月21日牛津辩论社宣布为在监禁中过生日的贝娜齐尔体会静默一分钟，这通常是在前主席去世时才享有的殊荣。

　　那天晚上，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阿巴希将军突然光临克里夫顿70号，这令贝娜齐尔大吃一惊。因为当天上午，看守要贝娜齐尔去见阿巴希将军，但贝娜齐尔严辞拒绝了。她没想到阿巴希将军房然屈尊自己来到克里夫顿70号。

　　“我知道你病了”，阿巴希将军说，“我是名军人，但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不关心。别忘了，我们两家相识已经有好几代了。你要能去国外治病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可不能给我们在政治上制造麻烦。”

　　贝娜齐尔当时并不知道齐亚·哈克政府正面临着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她把阿巴希将军的来访看作是将军想观察一下她的精神面貌，估计一下如果她获准出国，将会干些什么事。因而，贝娜齐尔装着急于去国外治疗，然后立即回国。由于对外面的形势一无所知，贝娜齐尔卷进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中，因此差点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

　　随着8月14日巴基斯坦独立日日期的临近，“恢复民主运动”发起了为恢复民主进行的第二次群众运动。贝娜齐尔在克里夫顿70号内积极响应，她认真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阅读报纸，了解运动的发展状况。她还冒着巨大风险，同人民党领导人在附近的中东医院和拉卡纳秘密设立的办公室保持联系。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局没有在运动刚开始时即加干涉。贝娜齐尔秘密写信给人民党的干部，告诉他们对外国外交官及报界说些什么，要他们坚持住这一势头，不要让当局有时间对运动进行镇压。贝娜齐尔深知一旦信被发现，她出国就医将毫无希望，而且可能会被送回监狱。为了消除看守们的怀疑，她装做十分虚弱，有意识地将眼睛盯着地毯，使看守们认为她病入膏肓，顾不上考虑别的问题了。

　　“告诉贝娜齐尔，让她用我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布托夫人请人转告贝娜齐尔。贝娜齐尔立即坐到电子打字机前，打下了铿锵有力的一行行字：

　　“我爱国的、英雄的同胞，我尊敬的兄弟姐妹们，我勇敢的儿女们……我们这场运动的宗旨是非暴力反抗。六年来，我们遭受了迫害和压迫，我们要求恢复民主的呼声不被理睬，我们的人民被监禁、被处死。这些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呼吁所有的公共汽车司机停止开车，所有的铁路工人不去上班。我们呼吁警察以你们达都的兄弟们为榜样，不要向无辜的人民开枪，他们是你们的兄弟。不要害怕这场运动。它为的是人民、穷人和孩子，为的是不让他们继续遭受贫穷、饥饿和疾病的煎熬。为你们的议会，为你们的政府，为你们的宪法奋斗！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府，才能废除只属于一小撮人及其走狗的政府……”

　　反抗运动如火如荼，成百上千的人在运动中失去了生命，齐亚本人也差点被杀死。政府终于被激怒了。10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军队开始了武力镇压。据估计，有800多人被杀，不少妇女遭到军队的侮辱。

　　这期间贝娜齐尔的病情也在日益恶化，头脑里嗡嗡乱响，眼前一片漆黑，并且发生晕眩，完全失去了平衡感，整天想呕吐、听力下降了40分贝。

　　“如果病人仍在监禁中接受治疗，我不能对她的健康负责。”医生11月告诉内务部秘书说。鉴于此，当局批准了贝娜齐尔去医院治疗。

　　12月底当局终于将贝娜齐尔和萨娜姆的护照、签证表格和外汇表格拿了去，并对贝娜齐尔和妹妹说：“订机票吧。”

　　1984年1月10日晚11点30分，当局派人来到克里夫顿70号对贝娜齐尔说：“你今晚走，还有几小时可收拾一下。”

　　贝娜齐尔迅速用打字机给人民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英勇的党员和亲爱的同胞们，由于健康原因，我就要离开祖国了。我渴望得到你们的许可，希望你们为我祈祷，为我祝福……。”她在声明中说，她去欧洲之后，将与她的母亲、人民党终身主席布托夫人商量国家大事，商讨巴基斯坦的政局。她高度赞扬了那些为在巴基斯坦恢复民主、进行英勇斗争而牺牲的烈士们。贝娜齐尔表示，她将努力把“争取宪法管理，省的自治，民主和经济平等的斗争继续下去。”

　　就要离开克里夫顿70号了，多少往事历历在目，7年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恶梦。

　　深夜2点30分，萨娜姆和贝娜齐尔飞往瑞士。贝娜齐尔不知道齐亚·哈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放自己，后来彼得·加尔布雷思告诉了她其中的原因。原来彼得到南亚来时，带来了一封由外交委员会主席和佩尔参议员签名的信，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允许他去见贝娜齐尔。巴基斯坦政府对彼得的请求没有答复。第二天早晨，美国领事馆告诉彼得，贝娜齐尔在半夜过后不久便被送走了。

　　1984年1月11日来临时，贝娜齐尔终于自由了。










贝布托传--第八章　在国外的斗争






第八章　在国外的斗争

　　“萍姬！你自由了。我是多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啊！”布托夫人热泪盈眶地迎接女儿。贝娜齐尔也几乎不相信自己自由了。昨天，不，就是今天凌晨2点钟以前，她还是阶下囚，而现在，她却自由了。

　　“是的，是的，她真的在这儿。”布托夫人在电话里对米尔和沙说，“你们从英国广播公司听到释放她的消息是真的。”

　　米尔、沙和贝娜齐尔都非常激动。贝娜齐尔把听筒压在那只好的耳朵上，对他们喊道：“你们好吗？”

　　“感谢真主，你还活着。我明天去看你。”米尔迫不及待地说。小弟弟沙也说：“呆上一星期，我也就能来看你了。”贝娜齐尔不无遗憾地说：“沙，我得到伦敦看病去。”姐弟俩承诺尽快见面。

　　自贝娜齐尔回到母亲的公寓，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打来电话祝贺。“我们都还活着”。布托夫人、萨娜姆和贝娜齐尔几乎难以置信这是真的。

　　第二天，贝娜齐尔终于见到分别了7年的大弟弟米尔。

　　“认认你的侄女”，米尔抱起他才18个月的女儿，送过来让贝娜齐尔亲吻。“你等着看沙吧”，米尔笑着说。

　　贝娜齐尔上次见到沙时，他不过18岁，还是孩子，可现在他已是蓄胡子的25岁小伙子了。

　　贝娜齐尔获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流散于欧洲各地的巴基斯坦人流亡团体和集中居住着37．8万名巴基斯坦人的英国。当贝娜齐尔一行飞抵伦敦时，一大群巴基斯坦人聚集在希思罗机场迎接她们。听到空中回荡着激动人心的口号，贝娜齐尔仿佛回到了卡拉奇。

　　“你是不是打算过流亡生活？”有记者问。

　　“流亡？我为什么要流亡？我是来英国治病的。我生在巴基斯坦，也要死在巴基斯坦。我的祖父埋在那里。我的父亲也理在那里。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祖国。”

　　贝娜齐尔还对巴基斯坦人民说：“我不会抛弃你们。我将和你们并肩战斗直至最后一息。布托一家人不违背诺言。”

　　贝娜齐尔住在位于伦敦奈特桥地区的贝赫贾特姨妈家。新闻记者、牛津大学的老朋友、人民党的领导干部和支持者都打来电话要求见她。

　　“我只占你10分钟。”他们一个个都这样央求着。进出公寓的人连续不断。

　　但贝娜齐尔却惧怕见人。多年孤独的监狱生活，使她对伦敦马路上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害怕，对那儿的人、声音，还有嘈杂声都不习惯。在别人面前，她总是藏起忧虑，显得十分自信。因为在巴基斯坦人民的心目中，贝娜齐尔非同常人，在英国她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一个曾对军法管制政府挑战的人突然在海德公园一角被忧虑所困扰，贝娜齐尔不愿扫他们的兴。她暗暗告诫自己；“无论走到哪儿，都必须坚定、有信心。”

　　几天之后，贝娜齐尔同她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见了面。这是两人从牛津分别后七年来第一次相见，而且各自的经历迥然不同。

　　彼得作为朋友，敦促她放弃危险的政治生活。他说：“在巴基斯坦你冒着被囚禁，甚至被暗杀的危险。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生活？也许你能取得助学金在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就读。”

　　“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读一读有关评述布托时期和军法管制时期的书，看看别人有什么观点。”贝娜齐尔感慨地说，“但是我首要的职责是领导党的工作。从政治的角度看，我呆在英国更好，因为在这儿的巴基斯坦人很多，而且比较集中。”

　　1月底，贝娜齐尔做了显微手术。手术效果很良好，但医生告诉她，在几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内，她可能要做第二次手术。可贝娜齐尔已经迫不及待了，她已考虑回巴基斯坦的事了。

　　“暂时不要从政了，跟我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次你回去后，齐亚会把你送进大牢，你恐怕就不能活着出来了。”布托夫人不无忧虑地劝说女儿。

　　在众亲友和医生的劝说下，贝娜齐尔勉强答应住下来。但她决心要利用这几个月时间，在国外揭露齐亚·哈克政府的暴行，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贝娜齐尔的病情好转后，她便根据自己在监狱时得知的情况和从巴基斯坦捎来的报告，开始整理政治迫害案件的材料。贝娜齐尔准备把材料交给世界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她相信这些材料是非常有价值的。恰好3月份的《民族报》登载了一篇文章，在谈到违犯人权的案件时称：“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拉扎·卡津最近下落不明是个令人惊奇的案件，……美国每年对巴基斯坦提供5．2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却对人权问题漠不关心……显然国务卿忘记了美国法律有关对外进行援助时的规定，‘援助不得给予……粗暴违犯国际公认的人权、对犯人进行折磨……未经指控便长期将他们拘留、或公然践踏人的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利的任何国家的政府！’”这与贝娜齐尔的主张不谋而合。

　　1984年3月，贝娜齐尔被邀请去华盛顿争取国际和平卡内基基金会发表演讲。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她兴奋地带着有关政治犯的材料飞赴美国。

　　贝娜齐尔又一次走在国会的长廊里。当年，贝娜齐尔同许多哈佛大学同学一起为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曾来到这里，而今她来到这里却是要抗议自己国家中发生的不正常的现象。

　　贝娜齐尔同所有愿意听她谈论在巴基斯坦结束军法管制恢复民主的必要性的人交谈。她还当面感谢佩尔参议员为她获释所作的努力。在彼得·加尔布雷思的帮助下，贝娜齐尔有幸同国会中许多要人会晤，他们可以影响美国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

　　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拍西问贝娜齐尔是否赞成因核问题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时，贝娜齐尔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核问题一直是美巴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参议院以往通过援助的依据是不论巴基斯坦是否拥有“核弹”，而只看它是否已经试验过这种武器，从而回避了巴基斯坦的核问题。而1984年这个问题被提出，修正为：除非美国总统书面证明巴基斯坦既没有“核爆炸装置”，也没在谋求获取用于制造或起爆核武器的材料，否则不能对巴基斯坦进行援助。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一修正案。如今，外交委员会就这问题来问贝娜齐尔，贝娜齐尔不是来华盛顿辩论核问题的，因而一时难以回答。犹豫了一会，贝娜齐尔才说：“参议员，停止援助只会在两国之间制造误会。如果把援助与在巴基斯坦恢复人权和民主联系起来，这对两国都更有益处。”

　　在卡内基基金会发表讲话的那晚，贝娜齐尔感到特别紧张。“要镇静”，在走上讲台时贝娜齐尔告诫自己，“就把这儿当作是牛津辩论社”。但是，贝娜齐尔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些听众都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国会议员、前大使和新闻记者。西方舆论一直把齐亚·哈克称为“仁慈的独裁者”，称他给巴基斯坦带来了“稳定”。而今天，她却要揭露齐亚·哈克违反人权的行为，她能打动在座的各位听众吗？挽救数千名政治犯的生命和拯救国家政治前途就在这些人身上。

　　“对齐亚非法当局的支援使我们巴基斯坦人感到迷惑和失望”，贝娜齐尔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们确实感谢你们的战略关心，但要求你们不要背弃巴基斯坦人民。”贝娜齐尔要求在座的政府官员将美国的援助同巴基斯坦的人权问题结合起来。贝娜齐尔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贝娜齐年还应邀去纽约的“时代生活”大楼与《时代》杂志社的高级编辑们会晤。贝娜齐尔对他们说：“巴基斯坦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实际上是美国对齐亚的援助。如果舆论集中关注人权问题，你们可以帮助人们消除这种误解。对巴基斯坦的政治犯来说，宣传报道将使他们的生与死发生很大变化。”

　　对美国两个星期的访问就要结束了。4月3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推翻了因核问题要求停止对巴基斯坦援助的意见。这为贝娜齐尔在公众中赢得了信誉。

　　回到伦敦，贝娜齐尔住进了靠近圣保罗大教堂的一幢城堡式建筑巴比凯恩内的一套公寓。在这儿，贝娜齐尔感到很安全。巴比凯恩立即成了流亡在英国及其它国家的人民党成员的事实上的指挥中心，房间内堆满了人民党各支部的档案，这些支部分布在世界各地。巴基斯坦自愿人员组成的工作组立即投入工作。他们将政治犯的照片、案情介绍连同呼吁书寄给联合国秘书长、美国人权事务助理国务卿、各国外长、国际律师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同英国议会议员、“大赦国际”成员及其它各国领导人会晤，希望这能挽救巴基斯坦国内成千上万名政治犯的生命。但这无济于事，三名年轻人因被指控谋杀一名警察而于8月被绞死。贝娜齐尔痛心疾首地说：“如果欧洲和北美的政界及舆论界关心他们及成千上万被捕入狱的犯人的生命，带着镣铐被监禁三年的三名年轻人也许不致被处死。西方国家应该施加影响，大声疾呼，挽救那些面临绞刑的政治犯的生命……请对此紧急呼吁作出迅速有效的行动。”

　　尽管贝娜齐尔深知他们的活动对挽救成千上万名政治犯的生命作用微不足道，但他们一如既往地工作着，竭尽所能，揭露齐亚·哈克的所作所为，希望以此唤醒世人的良知以挽救犯人的生命。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联系网，定期送来从狱中得到的犯人们自己写的材料。他们不断收到有关情报。

　　贝娜齐尔每天早晨7点起床，匆匆吃罢早餐，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他们创办了乌尔都语杂志《行动》，里面夹着几页英语，每月向国际机构、外交使团和流亡团体发送，使他们了解巴基斯坦的最新动向。他们将杂志偷偷运进巴基斯坦，那儿的活动分子将其中一部分影印，将它们散发给党的追随者。有些还被设法送进监狱，使政治犯们知道他们并未被忘记。

　　1984年8月，齐亚·哈克宣布要在1985年3月23日举行大选，在大选前，于12月20日举行全国公民投票。需要选民回答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政府实现所有法律伊斯兰化进程以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意识形态。齐亚·哈克说：“如果多数选民的回答是肯定的话，那就意味着巴基斯坦人民对现政府是信赖的，他们是赞成现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的，并且意味着已经选举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为总统，任期将为五年。”

　　“抵制公民投票！”人民党在《行动》杂志上，在会谈和演讲时，在新闻发布会上等各种场合向人民呼吁。“抵制公民投票！”在国内的“恢复民主运动”也提出厂同一呼吁，并且把12月19日公民投票日视作“国耻日”。但是支持政府的报刊大肆宣传：就国家重大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民主作法。显然人民党和“恢复民主运动”的号召没有起多大作用，选民们积极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62．2％，齐亚赢得了97.7％的赞成票，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统，任期五年。就这次公民投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如果齐亚将军不用‘宗教’作掩护，而直率、勇敢地置身于这场公民投票之中，他很可能会输掉。这无疑就是他不会这样做的理由。”

　　贝娜齐尔刚到伦敦时就发表声明说：“人民党争取民主的目标没有变，我们将比人们预料的要早地返回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将军宣布1985年举行大选，这也许是回去的时候了。在人民党领导人会议上，有的人认为“现在是发起反对齐亚，哈克的运动的时候了。”有的人则认为“国内人民受压制的时间太长，对我们的号召不会作出很大反应。我们应继续努力，准备和齐亚最后决一雌雄。”两派争执不下。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把贝娜齐尔·布托小姐派回国去，那将使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一位党内元老说。

　　“好吧。”贝娜齐尔表示同意。她说：“如果我回去在政治上是行得通的活，那么我们就得订个计划大家都回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每隔10天那样错开时间一个个回去，掀起反对齐亚的高潮？”一片沉默，接着是一个个反对之声，“回去？我不能回去。”

　　贝娜齐尔大为震惊，他们一致同意派她回去，但他们却畏缩不前。“要么我们好好安排一下。要么我们干脆就不要这么做。”贝娜齐尔恼怒地说。

　　1985年1月12日，齐亚·哈克宣布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将在2月25日和28日进行，这次选举将在非政党基础上进行。这是自1977年政变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大选。是否应该参加选举？人民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抵制选举！”人民党成员表示。贝娜齐尔陷入进退维谷的矛盾之中。父亲曾一再告诫她，绝不能错过任何机会，让敌人轻易得手。

　　“我想我应该回去。”贝娜齐尔对母亲说，“我需要就选举问题同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谈一谈，我们面临参加选举或抵制选举两种选择。我们必须就哪一种选择能使我们达到政治目的作出决定。”

　　布托夫人沉思了一会，说：“你是对的。现在有必要同巴基斯坦国内的人民党领导人讨论一下。”

　　布托夫人和女儿轮流给国内的人民党副主席打电话，但没打通。贝娜齐尔打电话给在国内的表姐法赫丽说；“让仆人们把克里夫顿70号清理一下，我过三四天就回去。”

　　“克里夫顿70号已被军队围住了。”尼亚齐医牛不久给贝娜齐尔来电话说，“我接到从卡拉奇来的消息，当局已发布了拘留你和你母亲的命令。所有机场已被戒严，每位戴着面罩从法国和伦敦去的妇女都要受到检查。”

　　不久，贝娜齐尔得知“恢复民主运动”已作出抵制选举的决定。贝娜齐尔有点心灰意冷了，抵制选举，那她回去还有什么用呢？贝娜齐尔现在能做的事就是用信德语和乌尔都语录音，号召人民抵制选举。磁带被偷运进巴基斯坦，在信德内地、旁遮普和全国各地散发。之后，便只有静静地等待。

　　选举如期举行，当局宣布投票率为53％。尽管人民党和“恢复民主运动”抵制选举，但这次选举还是相当成功的。选举之后组成了以穆罕默德·汗·居内久为总理的文官政府，为最终结束军法管制作好了准备。

　　贝娜齐尔及人民党其他领导人一如既往投入到挽救国内政治犯生命的斗争中，但收效甚微。

　　1985年7月，贝娜齐尔颇有些心力交瘁，她决定去法国南部同母亲及家人一起度假。7月17日，贝娜齐尔起程前往法国夏纳。

　　贝娜齐尔走下飞机，在尼斯机场四处搜寻，却没有发现母亲和弟弟。怎么回事？是不是他们忘记了来接我？贝娜齐尔心里正嘀咕。

　　“没料到吧！”沙·纳瓦兹从机场的一个大圆柱后突然窜出来，拥抱着贝娜齐尔。

　　“他出了个主意要藏起来。”布托夫人微笑着过来吻女儿。

　　沙提起姐姐的手提箱，沉甸甸的。“发财啦，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金子？”沙笑着问。

　　在弟妹中，贝娜齐尔最喜欢沙，他最小而她最大，也许因为这特殊的“最”把他们联系得更为紧密，而且沙总是无忧无虑、笑声不断。

　　“这回你给我们带来了哪儿产的芒果？”沙对着汽车反光镜问，“我们已经等了两个星期了。”

　　“信德的。”贝娜齐尔说，“不过我倒喜欢乔叟芒果，小而甜。”

　　“一个信德人不喜欢信德的芒果？”沙装着吃惊地说，“小姐，你肯定你是信德人吗？你是不是经常坦白这种叛逆行为？”

　　贝娜齐尔大笑起来。同沙在一起，总是那样轻松愉快。

　　“7月你们必须呆在我身边，其余时候就随你们便了。”布托夫人对儿女们说。

　　这是布托家族历尽劫难后的第二次聚会。一年前当他们在戛纳贝赫贾特姨妈家相聚时并不愉快。当时贝娜齐尔与弟弟米尔就反对齐亚·哈克统治的斗争方式的争论使得那次聚会不欢而散。

　　“齐亚已经使巴基斯坦成为武装的恐怖的国家”，米小说，“只有暴力才能对付暴力。”

　　“暴力只会导致暴力，”贝娜齐尔反驳道，“那种手段的斗争不能给人民带来长久的益处。只有在人民的支持下通过选举，和平地推翻齐亚，才能使国家发生长期的变化。”

　　“选举？什么选举？齐亚永远不会放弃权力。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赶走他。”米尔反对贝娜齐尔的观点。

　　“军队总拥有比任何游击力量更多的武器，”贝娜齐尔坚持自己的观点，“国家的力量总比任何反对派别的力量大得多。武装斗争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有反作用。”

　　姐弟俩越争嗓门越大。沙远远地走开了，去游泳，去咖啡馆，去任何见不着他们的地方。“看着你们俩那样争论，我受不了。”沙告诉姐姐。

　　是谁的错误？

　　1977年政变发生之后，米尔回到英国，他中断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习，投入到拯救父亲的活动中。但父亲最终还是被杀害了。后来他和沙流落到阿富汗，为反对齐亚·哈克政府，他们投入了危险的、充满阴影的“佐勒菲卡尔反抗运动”。在喀布尔，沙的工作是训练那些自愿加入“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的人员，他对此既充满热情又玩世不恭。

　　一天深夜，喀布尔正处于苏联军队的戒严之中，沙悄悄溜上街，去和他的“部队”共进早餐。米尔早晨发现不见他时吓坏了，而当米尔找到他时，他却对狂怒的米尔微笑着说：“要不然我怎么教我的人规避战术呢？”沙、米尔领导和指挥“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在巴基斯坦国内采取厂一系列恐怖行动。这些行动是在贝娜齐尔毫无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国内被监禁的6年中，她甚至对沙、米尔的“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一无所知。

　　姐弟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84年的那次争论当时并没有影响他们姐弟的感情。只是在10年后，贝娜齐尔与弟弟米尔才分道扬镳了。

　　1985年布托一家人第二次相聚，贝娜齐尔与米尔达成协议，不再谈论政治。

　　“你这回在夏纳呆多久？”沙问贝娜齐尔。

　　“到7月30日。”

　　“不行！”沙叫道，“你一定要多呆些时候。米尔30日要走，我不能让你也走。你最起码得跟我在一起再呆一星期。”

　　“好吧。”贝娜齐尔让步了。

　　她不想伤害沙。在家人中，沙为了她可谓煞费苦心。1984年春贝娜齐尔去巴黎，沙事先没通知姐姐，便飞往巴黎找她。“《红星报》的编辑要采访你。”旅馆接待员告诉贝娜齐尔。贝娜齐尔困惑不解，《红星报》？怎么从未听说过这份报纸。《红星报》编辑第三次来电话，贝娜齐尔接了电话。

　　“你比国家元首还难接近。”是沙，贝娜齐尔喜出望外，那边沙依旧笑着说，“同贝鲁特德鲁兹派总部的瓦利德·琼布拉特联系比找贝娜齐尔·布托小姐还容易。”

　　在巴黎，每天早晨沙给姐姐打电话，总是装着很惊讶；“你还在睡觉？起来，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下午7点钟来接你们。”沙把母亲和姐姐送到公寓时说，“你们要先去看看我的新公寓，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海边烤肉野餐。我已把什么都准备好了。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地度过美妙的时光。”

　　夏纳的夜晚很美好。布托家族包括布托夫人、贝娜齐尔、米尔及其妻子弗芝亚和女儿法蒂、沙及其妻子利哈娜和女儿萨希、萨娜姆及其丈夫纳萨尔和女儿阿扎德赫、贝赫贾特姨妈和卡利姆大叔终于相聚了。

　　“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世界真可爱”，沙感慨万端，“对我来说一切都很美满。”

　　一家人过了一个愉快而轻松的夜晚。

　　“真棒，不过别忘了明天。”沙提醒姐姐，他们计划明天去逛商店，买母亲要送给贝娜齐尔的生日礼物皮箱。“我对各种皮箱很有研究。等我们明天睡醒后，我就带你去尼斯买东西。”

　　第二天直到下午一点，贝娜齐尔还穿着睡衣，呆在房里。突然，萨娜姆破门而入。

　　“快！我们得快！”她边说边把她的孩子交给贝娜齐尔。

　　“怎么回事？”贝娜齐尔问。

　　“利哈娜说戈吉（沙·纳瓦兹的爱称）吃了毒药。”萨娜姆说着冲出了房间。

　　贝娜齐尔只觉两腿打颤。警察局，赶紧报警。一个念头闪过，贝娜齐尔照着电话上的呼救号码打通了。接着又抓起电话簿找医院。母亲和萨娜姆跑回来了。

　　“妈妈，你的法语比我好。如果我们叫不来警察，得赶紧找个医院”，贝娜齐尔对母亲说。

　　“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他究竟怎样了再说？”布托夫人说。

　　“不行，妈妈，还是安全些好。”

　　布托夫人听从女儿的话，打通了一家医院，又联系第二家医院。这时米尔神情沮丧地回来告诉她们，“他死了。”

　　“不会！”贝娜齐尔犹如五雷轰顶，“不会啊！”

　　“妈妈，这是真的。”米尔悲痛地低声说，“我见过死人。沙的身体已凉了。”

　　布托夫人放声恸哭。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尤其是母亲送儿子。

　　“叫辆救护车！”贝娜齐尔仍不死心，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看在真主的份上，快给医院打电话。他也许还活着。我们可以救醒他！”。

　　当她们急充充地赶到沙的住处时，沙·纳瓦兹静静地躺在地毯上。

　　“戈吉！”贝娜齐尔大声喊着弟弟，她多么希望弟弟只是睡着了，希望这一切只是恶作剧。“给他输氧！”贝娜齐尔对救护人员喊道，“给他按摩心脏！”

　　“他死了！”一个救护员无限同情地说。

　　“没有死！救救他！”贝娜齐尔喊道。

　　“萍姬，他浑身全凉了，”米尔说，“他已经死了好几小时了。”

　　沙怎么死的？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要知道他这些年一直是在危险中活过来的。在喀布尔，弗芝亚和利哈娜的一个家仆曾企图毒死沙和米尔，幸运的是狗先吃了食物中毒死了。那个仆人承认了他的罪行，跪在弟弟面前求饶。

　　“我是被游击队收买的。”他说。

　　“他们想让齐亚·哈克高兴高兴。”由于弗芝亚为仆人说情，弟弟饶了他一命。

　　他们俩在另一次事件中几乎被暗杀。他们坐在汽车的前排，沙掉了个东西，他们俩都低头去捡，一颗子弹刚好就在此时穿过他们坐着时的头部位置。目标可能是沙。在喀布尔时，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位巴丹人告诉米尔：“齐亚·哈克首先想要沙·纳瓦兹的头。他的命令是先杀沙，然后再杀穆尔塔扎。”这可能是真的。米尔曾经解释说；“我的行动主要是政治上的，而沙把全部时间都放在训练游击队上。沙在军事上很有经验，齐亚·哈克会把他看作是最眼前的威胁。”沙在多年的险恶环境下都苦苦挣扎着活过来，他没有理由在危险即将过去时自杀啊！

　　贝娜齐尔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沙会自杀。

　　“你不要看这场面了。”米尔对贝娜齐尔说，“他们已把沙运走了，警察说他像是得了心脏病。”

　　布托家族的成员都聚集在布托夫人的公寓里，心情万分悲痛地等待着法国当局对沙的尸体作出检验定论。根据穆斯林习俗，尸体应在24小时内埋葬，可沙的尸体却在一次又一次地被解剖。

　　“我将把沙的尸体带回巴基斯坦埋葬去。”一天下午，贝娜齐尔对家人说。

　　“不！”布托夫人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萍姬，你不能回去！我已丢了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个女儿。”

　　贝娜齐尔劝慰母亲说：“沙为我什么都干了，但从来没要我为他做什么。他一直想回拉卡纳。他常常问爸爸埋在什么地方，说要去拍几张照片。我得把他送回家去。”

　　“米尔，跟她说她不能回去。”布托夫人央求儿子去劝说女儿。

　　“如果你回去，我也去。”米尔对姐姐说。因为大家都清楚地回去后，齐亚·哈克肯定要杀了他。作为姐姐，这是贝娜齐尔最不愿看到的。

　　“你们都别去，我去。”贝赫贾特姨妈说。

　　萨娜姆和纳萨尔都表示要回去。

　　“好吧，我们一起回去。不过我先回去。”贝娜齐尔说，“我不愿给他举行一个悄悄的小型葬礼，我要让他享受他应有的尊严和荣誉。”

　　贝娜齐尔飞回伦敦，处理了一下巴比凯恩的事务。人们纷纷前来表示慰问。有人告诉贝娜齐尔，在巴基斯坦国内，人们也很悲痛，全国各地都为沙的灵魂举行了祈祷会，数千人来到克里夫顿70号为沙祈祷。尽管7月天气炎热，但在两个星期内，人们纷纷拥向拉卡纳，住满了旅店，他们都对沙的逝世表示哀悼。

　　1985年8月21日，贝娜齐尔带着沙回到巴基斯坦。

　　当局并不同意把沙埋在拉卡纳。但他们可能考虑到拒绝亲属参加布托的葬礼已经违背了穆斯林教义，而且这时在国内他们正在大肆倡导伊斯兰化，他们怕激起人们的愤慨，最后还是答应了贝娜齐尔和家人的要求。

　　对沙的回国，当局采取了特别措施。信德省的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人民党领导人被软禁在家，卡拉奇机场戒备森严，市区各条大街上遍布全副武装的士兵。为了安抚人民，避免发生暴动，政府宣布12月30日结束军管。

　　贝娜齐尔扶送弟弟的灵柩回到卡拉奇，又从卡拉奇飞往莫亨焦达罗。

　　“我们走，我们走，我们到拉卡纳吉。你不知道他们今天要带沙·纳瓦兹回来吗？沙·纳瓦兹是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儿子；沙·纳瓦兹是一个勇士；沙·纳瓦兹为了你和我献出了生命。来呀，来呀，我们走。让我们今天去迎接这位英雄。”

　　为沙谱写的这首歌曲响彻全巴基斯坦。人们不顾当局的禁令，潮水般涌向拉卡纳，露宿在田野和小路上，为的是能看到沙——他们的英雄最后一眼。从卡拉奇到拉卡纳，沿途数以万计的人为沙送葬。新闻界报道称人数超过百万。

　　贝娜齐尔在布托家族的墓地左边的角落上选了块地方，那儿离布托的墓有一段距离。贝娜齐尔本打算让亲戚们看一眼沙的脸，但当家仆们准备把沙的遗体抬进阿訇们等着给他洗澡的房间时，人们悲痛欲绝，妇女们更痛不欲生，将头向棺材上撞去，鲜血从她们头上淌下来。

　　“看在真主份上，赶紧将他们都弄出去，别再让他们伤害自己了。”贝娜齐尔叫道．“快把沙抬到房里去。”

　　“不早了。我们得赶紧”，妹夫纳萨尔·侯赛因提醒贝娜齐尔。

　　人们将沙的棺材抬进了救护车，纳萨尔·侯赛因急忙跟了过去。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贝娜齐尔差点没跟上。她听到祷告声，立即冲出门外，去追赶装着弟弟的棺材。啊，戈吉，你别走！救护车开动了，缓缓驶出了大门。在院内祈祷的500多名妇女开始放声恸哭。

　　贝娜齐尔站在穆尔塔扎门口，悲痛地望着救护车向墓地开去。

　　按照习俗，在葬礼举行3天后要为死者举行“祭奠”仪式，40天后要举行“恰勒姆”仪式。但贝娜齐尔不知道当局会不会给她40天自由，因此在同宗教头领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后，他们决定将40天从沙7月在法国死时算起，这样两个宗教仪式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

　　“以最尊贵的、最仁慈的真主的名义”，贝娜齐尔同几百名哀悼者聚集在酷热的墓地里一起祈祷。

　　“祭奠”仪式完毕当晚，贝娜齐尔同妹妹、表姐一同回到卡拉奇，政治再一次使她们将个人的悲哀置于一边。几千人在卡拉奇机场迎接她门，她们无法穿过人群，人民党成员在她们周围手拉手硬是在人群中挤出了一条路。她们花了几小时才到达克里夫顿70号，很多人开着吉普车和摩托车伴送她们，并打出胜利的手势。

　　在克里夫顿70号，人山人海。面对这些脸庞，贝娜齐尔激动地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我弟弟的方式，但他是反对暴政专制的勇士。在巴基斯坦经受苦难时，他的良心不允许他保持沉默。”

　　8月28日，贝娜齐尔在卡拉奇会见了各界人士的代表，并敦促他们要为实现佐·阿·布托总理提出的民主事业坚持斗争。29日，信德省C区军法管制副执行官宣布将她拘禁90天，指责她违犯了当局不允许她去“敏感地区”走访“恐怖主义分子”的警告。

　　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对贝娜齐尔被监禁表示“惊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巴基斯坦在恢复制宪政府的道路上正在迈出鼓舞人心的一步……将布托小姐软禁在家中似同这种进程不相一致。”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贝娜齐尔一直想着的就是弟弟不明不白的死，她怀疑这与政府有关，因为她听说，在暗杀发生前一个月，一个男子走访了卡拉奇几家报纸，索取沙最近的照片。是不是有人想找他的像片以便对认27岁的沙？

　　10月22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法国警察在夏纳逮捕了沙的妻子利哈娜。她被指控“未能帮助一个处于危险中的人”。几天之后的报道称，法国当局曾给贝娜齐尔发来传票，要她接受沙一案的审讯，但她拒绝前往。

　　什么传票？贝娜齐尔莫名其妙。她立即给内务部写信说：“你们称我不愿意接受审讯是没有根据的，我确实想去，但是，决定权在你们而不是我的手中。请转告法国法庭，我希望能出庭，但是你们阻止我去。”

　　11月3日，贝娜齐尔终于获准回法国。

　　“今天我就要踏上艰难、悲伤的旅程。我将去异国为我亲爱的弟弟沙·纳瓦兹的死出庭受讯。”贝娜齐尔在给人民党党员的声明中写道，“我一定尽快回来。”“愿真主帮助我。我希望在三个月内回国……不论后果如何。”

　　沙的死给布托全家投下了阴影。费芝亚和利哈娜是亲姐俩。沙死后，米尔和弗芝亚离婚了，萨希即沙的女儿同弗芝亚呆在一起。

　　1988年6月，经过两年的法庭调查。法国法庭判定利哈娜因未帮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根据法律可判1至5年监禁。法庭判定，贝娜齐尔等人关于沙·纳瓦兹是被人谋杀的指控由于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这令布托一家人大失所望，他们深信沙是被谋杀的。1988年7月，法国当局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向利哈娜归还了护照。不久，利哈娜移居美国。

　　1985年是布托家的又一个不幸的灾难之年。对贝娜齐尔来说更是如此，她竭尽全力地企图挽救她的同志们的生命，但她未能做到；她失去了最可爱的弟弟，一个原来很完美的家庭倾刻间瓦解了。事业、亲情都在这一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即将到来的1986年又将是怎样的呢？










贝布托传--第九章　贝娜齐尔旋风






第九章　贝娜齐尔旋风

　　1985年12月30日，巴基斯坦历时八年多的军法管制正式解除。在贝娜齐尔看来，这只不过是对西方进行的舆论欺骗。齐亚·哈克仍保留陆军参谋长和总统的职务，由此人们不可能说军队已脱离政治。尤其是许多臭名昭著的军管法令依然在发生效力。

　　贝娜齐尔对齐亚·哈克的宗教法庭颁布的“限度法令”尤为不满，这个法令充满了对妇女的歧视。该法令运用对《古兰经》和《圣训》中规定的法律进行最严厉的阐释来惩罚诸如偷盗、通奸、强奸等犯罪行为。根据“限度法令”，需要4个穆斯林男人作证才能证明一个女人被强奸的控告。没有这么多的证人，女人不仅控告不成，反而会被指控为通奸。一位双目失明的女仆被雇主及其儿子强奸后生了孩子，两个男人都不承认，她又找不到4个目击者，结果两个男人逍遥法外，而女仆被指控为通好，被判处当众鞭答和三年徒刑。妇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排斥。在一些正式场合；客人开始被以性别划分，甚至身居高位的妇女也得同她们的男同僚们分开。在电视上，女新闻广播员需要用头巾罩头，否则就会被解雇。在作证人资格上，一个女证人仅抵得上半个男证人。因而在赔偿案中，一个被害妇女的家庭所得到的赔偿费比被害男人的家庭所得的赔偿费少一半。

　　贝娜齐尔很赞赏父亲制定的1973年宪法。1973年宪法中明确规定不准歧视妇女，并给妇女受教育权和工作权。贝娜齐尔也为妇女们为反对齐亚·哈克军政府对妇女的歧视所作的斗争表示赞赏。尽管军法管制宣布取消了，但许多军管法令依然存在，所以，贝娜齐尔决心继续战斗。

　　“我在考虑回家。”1986年1月贝娜齐尔回到巴比凯恩公寓后对人民党骨干说，“我可能首先飞抵拉合尔或白沙瓦。”

　　从惊愕中清醒的人民党骨干纷纷表示愿同贝娜齐尔一起回去。这个重大决定是否正确？多年的被拘禁和流放后，贝娜齐尔已无法准确把握巴基斯坦的政治气候，所以，她召开了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我认为，现在该是回去的时刻了，”贝娜齐尔态度鲜明地表示，“但这由你们决定。我回去很可能有所作为，但被捕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该怎么办？是不是为了争取实行充分的民主向齐亚进行抗议和施加压力的时机已成熟了？还是我应该推迟回去？你们大家决定吧。”

　　“你必须现在回去。我们将和你站在一起。”党的领导们表示，“如果齐亚对你采取行动，那就是对我们所有人采取行动。”

　　贝娜齐尔很兴奋，他们坐在一起研究她的旅行路线，演讲的内容以及在国内开展活动的计划。

　　贝娜齐尔即将回国的消息传回巴基斯坦，许多人民党的支持者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心。

　　“告诉她不要回来”，一个支持者转来信德省一位军官的口信，“他们正谋划要杀她。”贝娜齐尔的电话也时常响起警告，如“一个从政的女人比你了解的更易受攻击。不要回来。”

　　在国内长期的斗争中，贝娜齐尔没有人身自由，流亡国外也忙于挽救国内政治犯的生命，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考虑和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因而人民党内自布托被处死后一直矛盾重重。1983年8月齐亚·

　　哈克巡视信德省时，尽管贝娜齐尔要求人民党议员不要去迎接齐亚·哈克，但他们还是去了。这令贝娜齐尔痛心疾首，她要求开除这些人的党籍。当她在伦敦流亡期间，党内众多元老纷纷“逼宫”，要她封他们的官。

　　“我并非注定要跟随她父亲，然后她母亲，现在又是他们的女儿干一辈子。”刚到伦敦时，党内元老中就有人这样说。

　　“你必须决定你站在哪一边。”党内各派别都以长者的口吻对贝娜齐尔说。

　　“我不站在任何人一边”，贝娜齐尔说，“如果党是联合的整体，而不存在各派互挖墙角的行为，我们可以做的事更多。”

　　“你根本不应该去美国，美国人是齐亚的朋友。我们应同苏联联合起来推翻他。”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分子责备说。

　　“你是信德人。你应该代表信德的利益，否则信德人是不会原谅你的。”地方主义分子攻击说。

　　一天，一位元老来到巴比凯恩，要求贝娜齐尔任命他为旁遮普省人民党主席和承认他挑选的班子。

　　“我不能任命你。”贝娜齐尔态度坚决。

　　“这将遭到党的反对，破坏我们根据功绩和一致意见决定任用的原则。”“你实际上没什么选择余地。”他得意地说，“马克思主义分子对你不满，地方主义分子已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你不能再失去我。”

　　“但这是违背党的原则的。”贝娜齐尔严肃地说。

　　“原则，”他嘲笑说，“原则是很不错的，但是从政的人都是为了权力。如果你不任命我为主席和批准我的班子，那我恐怕也得另寻出路了。我或许甚至成立自己的党，我将成为你最大的反对派。”

　　党内派别林立，矛盾重重必将削弱党的战斗力。因此在即将回国前，贝娜齐尔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制订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未来发展的蓝图。尽管如此，贝娜齐尔最终未能阻止人民党在10年后发生分裂，甚至她与母亲也分道扬镳了。

　　为了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自己回国的关注，贝娜齐尔飞抵华盛顿，会见了佩尔参议员、肯尼迪参议员等高级官员。美国新闻界也对贝娜齐尔发生了兴趣，他们甚至把她同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夫人进行比较。

　　“我们和你一起走，”几位记者对贝娜齐尔说，“外国的新闻界是最好的保险。”

　　回到巴比凯恩，贝娜齐尔在门下发现纸条，上面写道：“记住阿基诺。”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贝尼格诺·阿基诺，是菲律宾反抗费尔迪南·马科斯专制统治的民主斗士。当他结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刚刚踏上菲律宾的土地时便在机场被当局安排的刺客暗杀了。

　　贝娜齐尔对这种恐吓嗤之以鼻。

　　1986年3月25日，人民党向外界透露，贝娜齐尔将于4月10日返回巴基斯坦。各国新闻界人士闻知此讯抢先云集到伦敦。

　　4月9日，贝娜齐尔同几位密友巴希尔·利亚兹、纳希德、萨夫达尔以及其他很多人从伦敦出发。在临行前，贝娜齐尔对记者说：“我希望成为菲律宾科·阿基诺总统那样的人、”

　　1984年1月，当贝娜齐尔获准出国治病抵达伦敦后，即发表声明，指出：“人民党争取民主的目标没有变，我们将比人们预料的要早地返回巴基斯坦。”如今，她终于实现了对巴基斯坦人民的诺言，“会有多少人在拉合尔迎接我们？”贝娜齐尔揣惴不安地问人民党旁遮普省主席杰抗基尔·巴迪尔。

　　尽管国际新闻界对人民党向齐亚·哈克进行的成功挑战作了大量报道，但贝娜齐尔对回到巴基斯坦后会遇到什么情况一直忐忑不安。雅各博·蒂默曼在《没有名字的囚犯，没有号码的牢房》一书中认为，被压迫者要经历三个阶段：愤怒——恐惧—一麻木不仁。多年的镇压可能已经削弱了很多人的斗志，人民还会对人民党的号召作出反应吗？要知道整整一代人生活在军法管制的阴影下，1977年7月军管开始时10岁的儿童现在已成了19岁的成人，他们对自己的基本权利一无所知，他们想获得从未得到过的权利吗？

　　“50万人吧！”杰抗基尔·巴迪尔回答说。

　　“这个数字估计得太大了吧。”贝娜齐尔提醒道。

　　“至少有50万。我们已经得到报告，群众早已潮水般地涌入拉合尔了。”

　　贝娜齐尔谨慎地说：“可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把握，如果新闻界问你，你就说我们预计会有10万，不要说50万。这样的话，即便是能有47万人，也不会有人说比我们估计的数字要小。”

　　其实，贝娜齐尔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4月10日清晨7点钟，飞机上传来了机长的声音。“飞机现在开始向拉合尔降落，我们欢迎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回到巴基斯坦。”

　　一位女服务员走到贝娜齐尔面前，说道：“机长刚刚从地面得到消息说，现在机场上有100万人正等候你的到来。”

　　“纳希德、巴赫尔、达拉紧跟着我。”走出机场时，贝娜齐尔对已被警告说要遭逮捕的那几位说。那些热情的支持者拥挤在贝娜齐尔的周围保护着她，而她却让他们挨着自己由自己来保护他们。“我们是你的保镖。”随行的新闻界人士说。

　　“我真不知道如何离开这里，来的人太多了。”与其说萨米娜是忧心冲忡，不如说是欢欣鼓舞。她在机场出口把一个玫瑰花环戴在贝娜齐尔脖子上。

　　“我们坐卡车走”，杰杭基尔说。

　　演讲台设在卡车的顶部。贝娜齐尔手中握着演讲稿，看着通向讲台的那架摇摇晃晃的扶梯，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她曾经多么渴望着有这一天，然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她又有些不知所措，紧张和不安笼罩着她。在伦敦时她就同意用这种方法去巴基斯坦独立塔。这座塔是她父亲布托为了纪念宣布巴基斯坦诞生的宣言在拉合尔修建的，100万人正在机场大门外等着她。

　　“真主保佑！”贝娜齐尔祈祷着，“以真主的名义，我开始爬。”

　　卡车以每小时1英里的速度在欢迎的人群中缓缓前进。成千上万个彩色气球腾空而起，玫瑰花像大雨般被撒在卡车上，无数的花环在空中飞舞，代表人民党的红、绿、黑三种颜色成了那天拉合尔市仅有的颜色。

　　“万岁！万岁！布托万岁！”“贝娜齐尔，我们大家的姐妹，贝娜齐尔！”“贝娜齐尔回来了！革命到来了！”欢呼声此伏彼起，波澜壮阔。

　　从拉合尔机场到独立塔平时只需要15分钟，而4月10日这天，贝娜齐尔却花了10个小时才到达，欢迎的人数也增加到300万。在太阳快落山时，贝娜齐尔终于到达了巴基斯坦独立塔。广场上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贝娜齐尔艰难地挤到讲台上，尽管她身边没有警卫人员保护，但她并不感到危险。狂热的群众连推带拉，很多人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

　　面对百万群众，贝娜齐尔充满激情地发表了她踏上巴基斯坦国土后的第一次演讲：“有人劝我不要再从政了，他们告诫我会遭到像我父亲和我弟弟一样的命运。有人说，巴基斯坦的政坛里没有妇女的位置。我对他们所有人的回答是，我党的党员将会保护我免遭危险。我心甘情愿地踏上长满荆棘的道路，迈进死亡之谷。此时此地，我向你们发誓，我要牺牲一切来维护人民的权利。”

　　她向人群高喊：“你们要自由吗？你们要民主吗？你们要革命吗？”

　　“要！”300万群众发出雷鸣般的怒吼。

　　“我回来是为了效忠人民，不是为了复仇。我不会去报仇，从心眼里也不想这样做。我渴望建设巴基斯坦。但是我首先要请你们表决。你们要齐亚呆在台上吗？”

　　“不要！”

　　“你们想叫齐亚下台吗？”

　　“想！”

　　“好，我们的决定就是齐亚必须下台！”贝娜齐尔喊道。

　　“齐亚必须下台！必须下台！必须下台！……”几百万人的怒吼震撼着巴基斯坦大地。

　　那天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娜齐尔是安全的。在48小时的紧张之后，贝娜齐尔刚进入梦乡，有人急促地敲门。为了安全，当地的人民党负责人要贝娜齐尔在三所房子里换着住。刚才不久，一位陆军少校搜查了一所房子。这位少校正在到处找贝娜齐尔，这是不祥的预兆。

　　“拉合尔的欢迎场面是独一无二的，贝娜齐尔·布托在其它城市里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欢迎场面了。”有人这样预言。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

　　贝娜齐尔一行4月12日中午从拉合尔出发，开始他们在20多个大中城市的旅行。

　　她们计划在下午5点钟到古吉兰瓦拉参加集会，但拥挤在公路上欢迎的人长达几英里，有人估计，有几十万人，直到第二天清晨5点钟她们才抵达古吉兰瓦拉。

　　“会场上可能已经没有人了。他们都回去睡觉了。”贝娜齐尔担心地说。但当她到达会场时，虽然迟了12个小时，那里依然挤满了人群。

　　“我们必须加快行进速度，”离开古吉兰瓦拉，贝娜齐尔对随行人员说。

　　但他们无能为力。从古吉兰瓦拉到费萨拉巴德80公里路程他们走了16个小时，成干上万的人前呼后拥在他们的卡车周围。贝娜齐尔站在车顶上频频向群众挥手。

　　贝娜齐尔一行比预定时间晚了半天到达费萨拉巴德市欢迎她的会场。九年前，她在这里精神紧张地第一次登台演讲过，她是从这里走上成为政治家的道路的。

　　“谁是人民的希望？贝娜齐尔！贝娜齐尔！”数十万人齐声欢呼。贝娜齐尔不知道这些工人是强迫工厂老板让他们停工，以便能去参加欢迎她的集会。更不知道这些工人花了10小时，等待她的车队穿过人山人海的欢迎人群。

　　此后，贝娜齐尔一行还到了萨戈达、杰卢姆和拉瓦尔品第等城市，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西北边境省，贝娜齐尔到达白沙瓦时正是晚上，当局关掉了路灯。试图不让市民看到贝娜齐尔。但这无济于事，人们用火把和家用摄像机照亮了街道。尽管有谣传说，当局正准备唆使阿富汗游击队暗害贝娜齐尔，但她毫无畏惧，勇敢地站在车顶上向人们致敬。

　　“我现在要像父亲做过的那样，向勇敢的普什图人致敬！”贝娜齐尔向聚集在体育场的人群说，“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有的人就认为我是软弱的，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穆斯林妇女吗？穆斯林妇女有她值得骄傲的传统。我具有先知穆罕默德之妻比荜·赫蒂彻的忍耐力，愿先知安息；我具有伊玛姆·侯赛因之妹比荜·宰纳白的坚韧不拔的毅力；我还具有先知穆罕默德另一个爱妻比荜·阿以莎的勇气，她骑着骆驼率领穆斯林驰骋沙场。我是先烈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之女；是烈士沙·纳瓦兹·汗·布托的姐姐，我也是你们的姐妹。我向我的对手发起挑战，看他们敢不敢出来在民主选举中与我决一雌雄。”群众报以热烈的欢呼。

　　“齐亚滚下台！”贝娜齐尔用普什图语高喊。

　　台下的人们齐声回应；“滚下台！滚下台！”

　　贝娜齐尔每到一处都受到盛况空前的欢迎。在旁遮普省封建制度的心脏地区萨戈达，那些对拥有土地的大户人家总是提心吊胆的农民放下手中的农活，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夹道欢迎贝娜齐尔。

　　参加欢迎贝娜齐尔集会的数百万人大多数是崇拜她的年青人，他们把她当成自己的领袖。每个社团都想宣布贝娜齐尔是他们的成员。贝娜齐尔的一幅招贴画像反映了她的宗教形象：头上包着头巾，手中拿着念珠。在另一幅画像中，她看来是个思想解放、富有魅力的女人。还有一幅画则把她表现为革命者，紧握拳头。

　　参加欢迎贝娜齐尔集会的人们对过去义愤填膺，对贝娜齐尔充满好感和好奇，对现在的形势又充满欢乐，似乎有一种在乡村地区庆祝春回大地和收获时节集市上才有的气氛。

　　但欢快的气氛并不能减少贝娜齐尔可能遇到的危险。在俾路支省，贝娜齐尔的警卫人员发现三个蹲伏在人群前面的阿富汗“游击队员”，他们的衣服下藏着自动武器。警卫人员没有把这一可疑情况告诉贝娜齐尔，只是在她讲话时，他们一直站在这三人前面，万一有人开枪，他们就抢先用身体挡住射来的子弹。

　　在贫穷落后的俾路支省，贝娜齐尔向欢迎的群众讲道：“巴基斯坦人民党认为，国家的幸福就是人民的幸福。如果徘徊在街上的人都有了就业保障，如果他们都能享受到卫生保健，他们的孩子也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并健康地成长，那么我们的国家也就变得昌盛富强。真主的法旨并没有叫我们的人民生活在贫困中，我们的国家的命运不是沦为贫民窟。如果我们获得了权力，通过有效地使用国家资源对我们的命运进行改变，我们一定会行使这种权力。”人们鼓起掌来，其中包括前排拿着武器蹲伏的三个阿富汗人，警卫人员这才松了口气。

　　但是危险并未过去，暗杀袭击人民党负责人的事件在各地不时发生。

　　贝娜齐尔回国后发动的旋风般的反对齐亚·哈克统治的运动鼓舞了巴基斯坦人民，也鼓舞了人民党，有400万人参加了人民党在各地组织的各种集会。因此，贝娜齐尔说，她“胜利实现了第一阶段动员人民的计划”。

　　在这些群众集会上，贝娜齐尔对布托主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她说：“布托主义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即伊斯兰、民主。人民的权力和社会主义。伊斯兰是我们的信仰，意思是我们不主张利用宗教来实现政治目的；民主是我们的政体，这意味着信赖人民；社会主义是源于我们主张平均主义的经济，因为我们穆斯林主张自由，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实现平均主义的现代机构，我们的社会主义同俄国、中国、法国或英国的社会主义都不同。”贝娜齐尔指出：“布托主义就意味着要恢复宪法，恢复人民的基本权利和独立的司法体制。它还意味着消除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或毒品走私行为。”贝娜齐尔还信心十足地说：“没有人能阻止人民，没有人能阻止这必然来临的变革。我父亲在拉瓦尔品第监狱告诉我，必须为我的国家牺牲一切，我将为这一使命而活或为它而死。”贝娜齐尔用她的行动实践了她父亲的遗言和她对人民的承诺。

　　1979年布托被处死后，巴基斯坦人民党推选布托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为人民党终身主席。1982年11月布托夫人出国治病后，留在国内的贝娜齐尔·布托小姐被选为人民党代理主席，主持人民党的工作，领导国内的斗争。这次贝娜齐尔回国后，人民党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又于1986年5月19日选举贝娜齐尔为人民党并列主席。由于布托夫人尚在国外，贝娜齐尔便担起了领导的重任。

　　1986年7月5日是政变九周年。人民党把这一天称为“黑日”。人民党认为开始运动第二阶段的时机已经成熟，其目的是要迫使齐亚·哈克于秋季举行大选。因此，人民党决定在“黑日”那天发起全国性示威。

　　“黑日”那天，15万人民党的支持者出现在卡拉奇，另外有20多万支持者涌上拉合尔的街头。示威活动遍及全国60多个城镇。

　　8月14日是巴基斯坦的独立日，是人民党日程上的下一个重要日子。人民党在各地的活动，贝娜齐尔刮起的旋风使政府总理居内久坐卧不安，他急忙宣布穆斯林联盟党将于8月14日在拉合尔的独立塔广场举行集会。贝娜齐尔的人民党针锋相对，也宣布在独立日之际在拉合尔举行集会。“恢复民主运动”也积极加入与当局的对抗。

　　国内形势如火如荼，齐亚·哈克却溜到国外去。8月7日，齐亚·哈克带着全家去了沙特。据机场人员透露，齐亚·哈克同时还运走了三个集装箱的家具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元首赠给他的一辆镀金的罗尔斯·罗伊斯牌小汽车。

　　8月10日，在克里夫顿70号，贝娜齐尔召集“恢复民主运动”的九位政党领导人举行了三年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决定加强统一行动，组织合法的抗议集会活动，迫使当局举行大选。

　　8月11日，“恢复民主运动”宣布，在独立日那天，人民党和其他各反对党将在卡拉奇和拉合尔联合举行集会，并敦促齐亚·哈克于9月20日前宣布选举日期。

　　反对党的针锋相对令居内久不寒而栗，因此，在8月12日，居内久宣布取消穆斯林联盟在独立日那天的群众集会，并呼吁反对党也取消集会。

　　贝娜齐尔得知这一消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她说：“这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居内久称他自己是个民主的总理，可是又有谁支持他呢？他取消自己的集会是因为他害怕自己被人民党揭穿。当局正在临阵脱逃。”

　　“我们现在也没必要举行8月14日的示威了。”有人说，“我们已经打赢了。”

　　“不，我们还要搞。”另一个人反驳说，“为什么不能在15日召开群众大会呢？”

　　“15日是印度的独立日。”

　　“那就在16日召开。”

　　贝娜齐尔对他们说：“明天我要去费萨拉巴德参加那里的人民党会议，我们那时再决定吧。”

　　在“恢复民主运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各政党领导人对贝娜齐尔很生气。显然，他们受到了政府退缩的鼓舞。他们对贝娜齐尔说：“你一点也不懂政治，我们必须在独立日举行集会示威，机不可失，决不能放弃。”

　　贝娜齐尔表示反对，因为她知道人民党还没有作好准备同当局摊牌，而且在策略上，贝娜齐尔主张不直接与当局对抗。如果现在与当局对抗只会适得其反，党的领导人及党的支持者可能被捕，运动势头将大大受挫。正如后来贝娜齐尔所说：“我明白我们是在走钢丝。我完全清楚，一旦出现混乱局面，产生的后果不是举行选举，而是重新实行军事管制。”

　　“我们一定要举行集会。”“恢复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固执己见。

　　贝娜齐尔进退两难，她不愿意同“恢复民主运动”闹僵，必须作出让步。

　　“好吧，就这样决定吧。”贝娜齐尔勉强同意。“不过，看在真主份上，一定不要在今晚宣布这个决定，至少也要等到明天。”贝娜齐尔需要有时间去通知人民党领导人转入地下，但“恢复民主运动”似乎情绪激昂，迫不及待地宣布了这一决定。

　　8月13日，贝娜齐尔赶到机场，准备按计划乘飞机到费萨拉巴德出席人民党的会议。在机场入口处遭到警察阻拦。于是，她返回克里夫顿70号，但印度电台却误播了贝娜齐尔被捕的消息。而此时“恢复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正遭到逮捕。傍晚，已有近千名人民党和“恢复民主运动”领导人被捕。

　　“布托万岁！贝娜齐尔，我的姐妹，我们大家的姐妹！”14日晨，克里夫顿70号院墙外的呼声把贝娜齐尔唤醒。

　　“你们什么时候去会场？”一个“恢复民主运动”代表打来电话问道。

　　“我们准备下午两点钟出发。”贝娜齐尔告诉他。但贝娜齐尔却在下午一点钟便在一帮记者陪同下走出了大门。“独尊的真主啊，保佑我们吧！”贝娜齐尔祈祷着。

　　“我们要击败他们，誓死支持贝娜齐尔上台，”院墙外的人们护拥在贝娜齐尔的车前车后，用乌尔都语唱着歌，护送贝娜齐尔的队伍达5000人。

　　到达中东医院时，突然警察发射了催泪弹，人群顿时大乱。警察们拨开混乱的人群，向贝娜齐尔的汽车奔来。机敏的司机迅速离开了交叉路口，贝娜齐尔随行的两辆车分散开来，各自取道前往集会地点。

　　每绕一条街道，贝娜齐尔的由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组成的长蛇般的车队便被警察发现，他们用步话机通知前面的警察把车队堵住。两辆吉普车好不容易汇合了，贝娜齐尔决定前往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墓地，可又被挡住了。他们又回过头向集会地点驶去，但贝娜齐尔坐的车的一个轮胎突然爆了，来不及用千斤顶，人们一拥而上把车子一边抬起来，很快换上新轮胎。车队又出发了。

　　贝娜齐尔终于来到了利亚里区的查吉瓦拉广场，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群众发表了几分钟演说。这时警察又包围上来。

　　“闪开！闪开！”有人在高喊，催泪弹在呼啸，到处都闪烁着警灯。

　　“我们不能让党的领导人在大街上被抓去，拦住警察！拦住警察！”一名人民党员指挥着群众。

　　在呛人的烟雾中，贝娜齐尔在同志的护送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会场。她的吉普车开走了，萨米娅戴着贝娜齐尔的头巾坐在前座来吸引警察。出租车终于把贝娜齐尔送回了克里夫顿70号。贝娜齐尔马上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记者们通报了警察的暴行。

　　不久，警察便光顾了。贝娜齐尔被捕了。

　　在国际舆论和人民运动的压力下，1986年9月10日9点30分，监狱长来到贝娜齐尔的囚室说：“我有一个你想不到的消息告诉你，你自由了。”

　　贝娜齐尔被释放又一次鼓舞了人民党，有的人冲动地要求把运动继续搞下去，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但贝娜齐尔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要求大家克制。她说：“我们已经作出许诺，要通过政治手段进行和平变革。现在当局已经恢复使用武力，如果继续进行抗议活动就会招致更大的流血和混乱，甚至会使极端分子乘机活动。我们要把8月的胜利看成是一次道义上的胜利，要坚持我们对和平的承诺。”在不久后的全国旅行中，贝娜齐尔把采取谨慎行动的要旨传达给了人们。

　　但从贝娜齐尔回国以来所受到的盛大欢迎表明；人民党不失为巴基斯坦“最孚众望”的政党。舆论界把贝娜齐尔回国给巴基斯坦带来的热火朝天的震动称为“贝娜齐尔的旋风”。贝娜齐尔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她为何如此受到大众的欢迎时说，这是“人民表达了要求变革的愿望。”










贝布托传--第十章　世纪之婚






第十章　世纪之婚

　　随着！987年的到来，贝娜齐尔更加充满信心。6年来，贝娜齐尔第一次在国内获得了自由。

　　新年伊始，人民党的力量就迅速壮大了，在短短的四个月内吸收了100万名新党员，与议会中的对手“穆斯林联盟”实现了对话。贝娜齐尔在大肆渲染齐亚·哈克践踏人权的问题，猛烈抨击齐亚·哈克在锡亚琴冰川冲突事件中在印度人面前表现的无能，这使巴基斯坦在过去三年中丢掉了1400平方英里的国土。但是，危险并没有忘记贝娜齐尔。

　　“我们得到消息说，当局正在策划一场反对你的行动”，当贝娜齐尔在父亲生日那天前往拉卡纳时，人民党的一位支持者对她说。“我们想在穆尔塔扎对你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一次实际操练。”

　　但贝娜齐尔拒绝了，她认为不会有任何危险。在拉瓦尔品第和拉合尔也相继传来警告。

　　“当局进行了模拟暗杀训练”，一位同情者告诉贝娜齐尔，“‘刺客’到你那儿去过，并回去报告说，对你行刺很容易，因为任何人都能靠近你。”可贝娜齐尔依旧满不在乎。

　　但在1987年l月一个星期内就发生了两起袭击贝娜齐尔身边人的事件。1月30日终于发生了对贝娜齐尔的袭击。

　　那天贝娜齐尔计划到老家拉卡纳访问，动身前因有个约会而耽搁了。

　　“小姐，时候不早了。”一位工作人员大约在中午时对贝娜齐尔说，“如果你想在天黑前赶到拉卡纳，现在就该出发了。”

　　“你们先走吧”，贝娜齐尔说，“我现在有个约会，等会儿再走。”

　　工作人员乘汽车走了。正当贝娜齐尔与客人谈到袭击她的警卫和谋杀“恢复民主运动”领导人的事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进来，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词——“射击”和“吉普车”。

　　“对不起，请等一会儿”，贝娜齐尔对客人说，“刚才我的汽车被袭击了。”贝娜齐尔指示工作人员迅速去叫警察和她的律师。

　　原来，前往拉卡纳的两辆汽车在沿着曼赞德市镇附近的公路行驶时，等在路边的一个人突然发出信号，另外四个隐藏着的人立刻跳出来向贝娜齐尔的吉普车开枪射击。司机马上加速，从枪林弹雨中闯过去了。但袭击者截住了第二辆车并押走了车里的贝娜齐尔的警卫和工作人员。

　　当局认定这是土匪干的。但贝娜齐尔却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暗杀，她能侥幸逃脱完全是因为那个约会。

　　袭击贝娜齐尔的事件发生后，全国出现了骚乱。又有传闻说，发生袭击的头一天夜里，有辆小汽车开到了土匪的秘密据点，车上的人与土匪头子进行了密谋。“明天我们要干一件大事”，小汽车开走后，土匪头子对其他匪徒说。

　　国内形势日益混乱，伦敦出版的《南方》杂志在1987年2月的一篇社论中报道说：“军事当局已失去所有的信义……现在政府已经失去组织管理的能力。政府机构、军队、警察部队、司法部门和各个行政部门都有，但他们都像陀螺一样各自运转，各行其是……整个国家充满了紧张与不和、派系纠纷、地区偏见和种族冲突。法律和社会秩序实际上已被破坏，那些毒品和武器走私集团控制着人民的生活。”

　　巴基斯坦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严峻的时刻，齐亚·哈克宣布将在1990年举行全国大选。贝娜齐尔终于争取到了大选的机会，然而，她又担心选举会在不公正、不自由的情况下进行。

　　但无论如何1987年都应说是贝娜齐尔的幸运之年，不仅是事业上出现了转机，而且在她的情感生活中又添上了一朵绚丽的浪花。

　　1987年12月，贝娜齐尔终于结婚了。

　　贝娜齐尔结婚时已34岁了，这是她选择政治道路所付出的代价。早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就有人询问贝娜齐尔对婚姻的打算，并试探她是否有意找男朋友。贝娜齐尔表示她不把婚姻和家庭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虽然那时正值美国妇女运动蓬勃发展之时，但贝娜齐尔深信婚姻和事业并非互不相容。她认为一个妇女可以追求并实现所有的目标：称心如意的职业，美满愉快的婚姻，以及养儿育女的欢乐。

　　1977年9月，尽管布托在政治上已陷入困境中，但仍不忘关心女儿的婚事。

　　“努斯拉特，你瞧，现在得安排萍姬结婚的事了，我将给她找个丈夫。”布托对夫人说。

　　“我不想结婚，我才回国。”贝娜齐尔对父亲说。

　　妹妹和弟弟们也乘机起哄道：“你该结婚了。你该结婚了。”

　　“实际上，”布托继续说，“我已经看上了一个我喜欢的男孩。”

　　布托夫人会意地笑了，实际上她大概已经在考虑这门婚事了。

　　“我现在不想结婚，你们不能逼我说同意，”贝娜齐尔说。

　　“你不能对父亲说不，”布托说。

　　然而，随之而来的布托再次入狱，贝娜齐尔为挽救父亲的生命到处奔波，逐渐地她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其实这也正是父亲为她设计的道路。

　　布托被杀害后，贝娜齐尔的婚姻变得十分遥远了。按照传统，布托家族中一个长者或很受尊敬的人去世后，一年内家里人不能结婚。在贝娜齐尔的生命中，父亲占有特殊的位置，失去父亲的创伤使她拒绝了1980年母亲的再次提亲。

　　以后的几年，贝娜齐尔不断被监禁、释放、再监禁。她在政治斗争中紧张地生活着，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她多次表示：“对于我，结婚的时间过去了，我已经和政治结下了姻缘。”直到1984年她获释后流亡到英国，母亲才又一次提出她的婚事，但那时由于长期在孤独中生活，贝娜齐尔心力交瘁，无心考虑婚姻大事。她对母亲说：“在准备结婚前，我得先把自己恢复正常，我得使自己静一静，我需要时间康复。”

　　然而，家人们却已在积极地为贝娜齐尔筹划着婚事，她们都希望这位“已同政治结婚”的贝娜齐尔享受享受爱情生活的甜美。

　　1985年7月在法国夏纳度假时，布托夫人同贝娜齐尔的姑姑玛纳给贝娜齐尔提起扎尔达利家为他儿子阿希夫求婚的事。玛纳姑姑是阿希夫家的老朋友，在此之前，玛纳姑姑己对未来的侄女婿进行了一番考察，觉得还令人满意，才向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提出此事。沙·纳瓦兹的意外死亡令全家痛不欲生。贝娜齐尔告诉母亲和姑姑，一两年内她不考虑启己的婚事，她甚至连未来丈夫的名字也没问。

　　1986年4月，贝娜齐尔刚从英国返回巴基斯坦时，姑姑玛纳曾经向她竭力推荐这位扎尔达利家的儿子。姑姑告诉她：“阿希夫是拥有10万扎尔达利部族人口的首领继承人。这个部族原籍在伊朗的俾路支斯坦，几世纪前迁徙至巴基斯坦的信德省纳瓦卜沙地区。阿希夫现在还照顾家里的庄园。他人很好，年龄跟你相仿，出身地主家庭，具有政治背景。拉合尔和白沙瓦不少商人家庭也要我为他们提亲，但我想那对你不合适。你同信德人结婚更好，他懂得当地的习惯和传统……”可那时贝娜齐尔对这毫无兴趣，她对姑姑说：“先让我享受一下自由的生活吧。”

　　1986年11月，在一个晚宴上，玛纳姑姑等到贝娜齐尔身边人不多了时、便把阿希夫介绍给了她。贝娜齐尔只听到阿希夫的名字，心里并没有异样的感觉，她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是不一会儿他们就为了一个问题争论起来了。当时，阿希夫并没有给贝娜齐尔留下特别的印象。

　　贝娜齐尔“已同政治结婚”，但她依旧渴望爱情，只是她希望未来的丈夫能容忍她。因为她要经常开政治会议开到深夜，要经常出远门，去全国各地旅行。她首先要对巴基斯坦人民承担义务，而不是首先对丈夫尽责。究竟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冲破传统观念、正视现实的男人？贝娜齐尔对此深表怀疑。

　　更让贝娜齐尔忐忑不安的是，她如果结了婚，人民的感情会如何。她年轻，多年的监禁和生活的不幸没有摧毁她，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把她看成圣人。布托一家为巴基斯坦作出了巨大牺牲，即便没有父母兄弟的保护，人民也会把贝娜齐尔看作他们的人。如果她结了婚，他们会不会想她不再需要他们了？

　　但保持独身无论在国内外还是政治上对贝娜齐尔都是不利的。在巴基斯坦这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社会中，男人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偏见是总以为未结婚的女人必定有什么问题。谁知道她能否成为一个可信赖的领袖？她受到压力时会怎么办？人们总认为独身女人可能会神经过敏，太逞强，或者太怯懦，不能领导国家。

　　布托夫人和玛纳姑姑并不了解贝娜齐尔的矛盾心理，她们只是一味地向贝娜齐尔推荐她们看中的候选人。

　　1987年2月，贝娜齐尔去伦敦参加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电视讨论会，玛纳姑姑又向她提及此事。

　　“阿希夫非常和善，非常懂礼貌，非常慷慨，跟贝娜齐尔说，让她见见他”，玛纳姑姑动员家人一起去作贝娜齐尔的说服工作。

　　“他见过你，你就是他要追求的人。他是真心真意地想和你结婚。”玛纳姑姑不厌其烦地咦叨着。

　　贝娜齐尔并不知道她未来的夫君曾留学伦敦经济学院，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建筑商。而且他的家庭还有政治背景。他的父亲哈金·阿里·扎尔达利是人民民族党副主席，曾当选国民议会议员。据说他同贝娜齐尔的父亲布托曾是政治上的密友。阿希夫的母亲与贝娜齐尔的母亲关系也很密切。阿希夫对贝娜齐尔这位女强人早有钟情，他时刻关注着报刊。电视对她的报道。他对贝娜齐尔的追求自两年前开始，一直键而不舍。

　　“我们了解这一家”，布托夫人也劝女儿，“他34岁，跟你同龄。他生在信德，知道我们的习惯和礼节。她不像在城里干事的人那样没有根，打个背包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他的根在农村，对家庭和部族担负着义务，因此他也会理解你的追求。”

　　尽管贝娜齐尔逐渐认为自己该结婚了，但每当面临现实时，就免不了惊恐。

　　“到6月份再说吧，”贝娜齐尔说，“我现在还不打算结婚。”

　　但贝娜齐尔并非无动于衷，她开始悄悄做一些调查。渐渐地，她有些动心了。

　　贝娜齐尔终于开口了，她答应6月份在英国见阿希夫，但由于同议会反对派举行会晤，耽误了行期。这时她意外地收到了阿希夫继母的一封亲笔信，要求拜访她。

　　“法赫丽，法赫丽，我怎么办？”贝娜齐尔惶恐不安地给表姐打电话。

　　“见她”，法赫丽鼓励说，“要是你愿意，我可以陪着你。还有，对这门婚事，你有很多疑问，你常常向我们打听，这回你可以亲自问问她”

　　贝娜齐尔鼓足勇气，在克里夫顿70号客厅里会见了这位衣着得体的剑桥毕业生、未来的婆母。

　　“如果你考虑阿希夫，我们将感到十分荣幸，婚姻将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新的色彩。”阿希夫的继母说。

　　“我的政治生活是不寻常的，”贝娜齐尔克制住自己，没有说一个女人不需要用婚姻来丰富自己的生活。而是尽力说明一个男人与她结婚实际上并非幸事。“我不会安安稳稳地坐等每五年一次的大选。我的政治就是争取自由，这就是我的生活意义。当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妻子不能围着自己转时，他会怎么想呢？”

　　“亲爱的，阿希夫是个很自信的年轻人。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她回答说。

　　“我得常常旅行，不能总把丈夫带在身边。”

　　“阿希夫有他的事业，亲爱的，不能常常跟你旅行。”阿希夫的继母爽快地说。

　　贝娜齐尔又说：“我听说他喜欢外出参加晚会，爱好社交活动，我可供自己使用的时间不多，我喜欢找几个朋友呆在家里聊聊天。”

　　她十分肯定地回答说：“那不成问题，男人结婚后，乐意和妻子及家人呆在一起。”

　　贝娜齐尔大受鼓舞，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提出最难开口的问题，“不管习惯如何，我不能与姻亲同住一起，白天晚上都有政治工作人员在家开会，要占用客厅和餐厅。我得有自己的房子。”

　　“我同意。阿希夫也这么想，阿希夫的母亲和姐妹也需要有自己的天地。”阿希夫的继母回答得十分干脆。

　　贝娜齐尔心里在想，这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

　　1987年7月22日，在长辈们的安排下，贝娜齐尔终于在伦敦与阿希夫·扎尔达利见面了。

　　尽管贝娜齐尔在公众面前表现得自信、镇定自若，然而，在见到阿希夫时，她坐在扶手椅里，想尽量使自己随便一些。可当阿希夫走近时，她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那晚，贝娜齐尔表现得非常紧张腼腆，甚至于没有同阿希夫直接交谈。

　　“萍姬，你怎么个回复？”布托夫人、贝赫贾特姨妈和玛纳姑姑第二天上午便追问贝娜齐尔。

　　“我还没拿定主意”，贝娜齐尔回答。

　　是的，一见钟情那只有在电影或文学作品中才能看到，现实生活中很难想像男女双方仅仅见了一次面便产生感情。

　　“如果你同贝娜齐尔结婚，你将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贝娜齐尔的堂弟塔利克进一步考察阿希夫，“你所做的最细小的事情，哪怕是同朋友在一起呆晚了，都会对她产生影响。”但阿希夫通过了塔利克的考察。

　　“他理解你的处境，”塔利克告诉贝娜齐尔，“他几年来一直想跟你结婚。他知道他该怎么做。”

　　但贝娜齐尔依旧迟迟不作决定。一只蜜蜂注定了他们的姻缘。

　　见面后第四天，贝娜齐尔被蜜蜂蜇了一下手。晚饭时，她的手肿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更加肿。

　　“我带你上医院去”，阿希夫不顾贝娜齐尔的反对，叫了车，请了医生，买来处方上的药品。

　　“这是第一次没有自己作主。”贝娜齐尔心潮澎湃，“我成了有人关心的人了”。

　　第二天晚上，一家人去吃饭，但怎么也找不到巴基斯坦餐馆。一家人有些沮丧，可阿希夫却不停地讲着笑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的机灵和幽默加深了贝娜齐尔对他的好感。

　　“萍姬，你看他怎么样？”布托夫人问女儿。

　　“好吧，妈妈。”贝娜齐尔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

　　贝娜齐尔同阿希夫见面七天后订婚了。

　　订婚后她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说：“我没有想过，也不打算结婚，我对结婚不感兴趣。但是我的母亲，我的家庭，还有党内许多人认为我应该结婚。如果我不是一个穆斯林妇女，不是领导着全国最大的反对党，我就会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但是，现在我不能只顾自己。出于宗教义务和对家庭的责任感，我愉快地同意我母亲努斯拉特·布托夫人为我安排的婚事，我不久将结婚，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在政治上的承诺和追求……巴基斯坦人民应该享有更美好、更有保障的未来。我将和他们一道为此而奋斗。”

　　一石击起千层浪。贝娜齐尔订婚的消息传到巴基斯坦，国内各界反应不一。有些人在高速公路上拦截汽车，揭掉车上的贝娜齐尔的宣传画像，说她就要结婚，那些画已没有意义。也有人奚落人民党党员：“你们还挂什么人民党党旗？贝娜齐尔已经抛弃你们，离开你们了。”但更多的人为贝娜齐尔欢呼，城市糖店里的糖果三天就卖光了。人们说：“10年来我们一直很悲伤，如今终于可以高兴高兴了。”

　　贝娜齐尔回国后也一再向人民重申；她是他们的姐妹，将永远是他们的姐妹，她的婚事绝不会影响她的政治事业。“贝娜齐尔·布托并不因结婚就不存在了。”

　　阿希夫也一再表示，他绝不会像许多穆斯林男子一样，把自己的妻子用面纱遮起来关在屋子里。他同意她的政治主张并将竭力支持贝娜齐尔的政治活动，他将使她从政的决心更强。

　　1987年12月18日，贝娜齐尔同阿希夫结婚了。

　　他们打破了很多传统习惯，婚礼既隆重又简朴。贝娜齐尔拒绝男方家的众多彩礼，也不带去任何陪嫁之物。按穆斯林传统，新娘在婚礼这一天终日须戴着面纱，而且只能在新郎面前露面。但贝娜齐尔却参加宾客和人民党成员为她举行的欢庆大会，她说：“我是个领袖，我必须为人民树立榜样。”婚后，她也不随夫改姓。

　　在举行结婚仪式时，许多年轻的人民党党员在贝娜齐尔的住宅周围筑起了几道人墙，来保护他们的领袖。

　　下午6时，正式仪式开始。贝娜齐尔的婚仪既随伊斯兰教义也随伊朗风俗进行，因为她母亲祖籍伊朗。

　　仪式开始，数十名衣着艳丽的姑娘给贝娜齐尔作了传统式的化妆，并在她的手脚上涂抹了花膏。身着绿色礼服略施淡妆的新娘与新郎端坐在新人席上，恭听阿訇吟诵《古兰经》。身材修长，面容清瘦，眉宇间稍稍露出刚毅和勇气，曾在万人集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说，有“铁蝴蝶”之称的贝娜齐尔，不时对来宾微笑致意，丝毫没有一般穆斯林新娘的羞怯。

　　诵经完毕之后，新娘与新郎及两位证婚人在婚约上签了字。随后，新娘的婶婶又根据伊朗习俗将新婚夫妇的头轻轻相碰，以期他们白头偕老。贝娜齐尔的母亲春风满面，她说：“我真高兴，她结婚了，因为所有的女孩都该结婚”。

　　在与克里夫顿70号仅隔一个街区的克里夫顿花园的大草坪上，布托夫人为女儿出阁举行了招待会。约2000多位宾客，包括人民党领导人、布托家族的亲朋好友和数百名外交官应邀参加。

　　贝娜齐尔有些失望的是弟弟米尔没能来参加婚礼。米尔没能参加萨娜姆的婚礼，家里也无人参加他在阿富汗举行的婚礼。米尔曾决定冒着被当局逮捕的危险潜入巴基斯坦参加姐姐的婚礼，但布托夫人不许他冒这个险。

　　贝娜齐尔的婚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家里由家人和朋友参加；另一部分是在人民党堡垒卡拉奇最穷的地区利亚里由广大人民参加。

　　当新娘新郎前往利亚里时，一路上挤满了祝愿的人群。街上吉普车播放着已全国流行的庆贺婚礼的歌曲。20多万人挤满了卡克里体育场及通往广场的大街小巷。尽管男女双方家庭都设法限制婚礼的规模，但事实上这已成为一次狂热的政治婚礼。还未进入广场，就听到人民党党员高喊布托和贝娜齐尔的名字。进入广场后，只见四面建筑物上张灯结彩，党旗飘扬，烟花怒放。贝娜齐尔向人们挥手致意，人们也不断地向她挥手表示祝贺。欢乐的人群把整个广场以至四周的大街小巷拥挤得水泄不通。据说一座用60吨钢材筑起的观礼台因载人过多几乎坍塌。国外报导称“这不只是婚礼，也不只是庆贺，而是狂热的节日。”报界还把这次婚礼称为南亚次大陆上的“世纪之婚”。

　　贝娜齐尔的婚姻似乎算是“父母之命”，但也确是经过了长期的考验。

　　阿希夫曾说，他们俩的婚事并不是陌生人之间的事。当他们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他就在他父亲开的电影院里目送她进出。20年后，他一直想同她结婚，这并非出于父母的主意。“如果你们要我结婚，就为我向贝娜齐尔求婚”，五年前他就对父亲讲。自那以后他一直耐心地等着贝娜齐尔。

　　贝娜齐尔承认他们在结婚前还没有真正相爱，但她说：“长辈们常告诉我，爱情来自婚后。我认为这种婚姻使人意识到在道义上有一种责任感，因为你知道要与你结婚的是一个将与你共度一生的人。如他待你好，你也就会对他产生感情，并渐渐尊敬他。”

　　针对崇拜者的担心，贝娜齐尔还一再声明：“结婚只能补充而不会取代我的政治生命，我的一生将致力于我们伟大国家的自由事业和全体公民的福利。”

　　贝娜齐尔在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发表了一个书面声明，表达了她要继续自己事业的决心。她说：“今天，值此我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我要向巴基斯坦人民重申我的保证和最庄严的誓言：我将毕生为每个公民的富裕而奋斗，为把我们伟大的国家从独裁中解放出来而奋斗。我将一如既往，不惜作出任何牺牲。我将同我的兄弟姐妹们——巴基斯坦人民——并肩奋斗，创建一个没有专制暴政、没有贪污腐败、没有暴力动乱的平等社会。这是我昨天追求的目标，这是我今天同你们共有的理想，这也将是我们永不动摇的誓言。”

　　令人欣慰的是，贝娜齐尔的丈夫阿希夫非常理解并全力支持她。阿希夫表示：“她需要坚持斗争的力量，我希望给她我能给的一切。即使我不能更多地帮助她，我也绝不会给她制造障碍。”和一位女政治家结婚，他需要逐步适应。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他也作了思想准备。

　　1989年1月10日在贝娜齐尔就任总理后，阿希夫随同她一起出访了沙特阿拉伯。2月11日又随贝娜齐尔访问了中国。以后他一直追随在贝娜齐尔的左右，成为她生活上的如意郎君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1990年10月，阿希夫在大选中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与贝娜齐尔道从事政治活动。










贝布托传--第十一章　天赐良机






第十一章　天赐良机

　　婚后，贝娜齐尔与丈夫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然而，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活却并不平静。

　　1988年5月29日，在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贝娜齐尔正在同来自拉卡纳的人民党成员开会，讨论该党所面临的境况及其如何开展活动。

　　忽然，电话铃响起。

　　“布托主席，齐亚·哈菇将军解散议会，解除了居内久的职务，宣布举行大选。”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激动的声音。

　　“不太可能吧！你们一定搞错了！”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贝娜齐尔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齐亚将军不愿举行大选，他不会这样做。”

　　然而，事实证明这条消息确凿无疑。

　　齐亚·哈克将军1977年7月5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佐·阿·布托政府接管政权后，在巴基斯坦实行了军法管制，并搁浅了国家宪法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后由于国外压力和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抗议活动，1％4年8月，齐亚·哈克答应1985年3月在巴基斯坦举行非政党基础上的大选，即所有候选人均以个人身份竞选。大选后于1985年3月组成了以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穆罕默德·汗·届内久为总理的文官政府。1985年12月30日，齐亚·哈克宣布取消军管，恢复政党活动。但他仍然兼任陆军参谋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由于在国内外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日益尖锐，居内久总理引起了齐亚·哈克总统的日益不满。他决定解除居内久的总理职务。但谁也不知道他的意图，包括居内久总理本人在内。

　　1988年5月29日，居内久总理刚刚结束对中国、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友好访问。返抵伊斯兰堡后，他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一小时后，居内久总理的一名助手匆匆走进招待会现场。这时，招待会也刚刚结束。助手神色慌张地告诉居内久：“总理，您被解职了！”

　　闻听此言，老资格的政治家居内久也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这时在总统官邪，记者云集，灯火通明。齐亚·哈克总统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人们还以为总统将就5月30日访华一事发表谈话，但齐亚·哈克总统却面色严峻地宣读了一份由他本人签署的命令。命令说：“有鉴于国民议会未能完成其被选举时确定的目标和使命；有鉴于国家的法律和秩序恶化到惊人的程度，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有鉴于巴基斯坦公民的生命、财产、尊严和安全没有保障，巴基斯坦的完整和意识形态遭到了严重的危害；有鉴于公众道德水平下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有鉴于我认为已出现政府不能依据宪法规定继续工作的局面，必须向选民呼吁，因此，我，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行使日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58条第2条款第B节赋予我的权力，解散国民议会并立即生效。由于国民议会已被解散，联邦内阁也立即解散。”

　　齐亚·哈克总统宣读完命令后，在场的记者一片哗然，惊愕不已。齐亚·哈克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解释说，由于联邦内阁已经解散，居内久已不再担任总理，但联邦参议院继续存在。按照宪法的规定，新的大选将在3个月内在政党基础上进行。

　　在齐亚·哈克总统宣布这条消息后，打往克里夫顿70号的贺电纷至沓来，房子四周围满了吵吵嚷嚷的记者们，这才使贝娜齐尔相信齐亚·哈克确实已经解散了居内久内阁，并宣布举行大选。

　　穆罕默德·汗·居内久，是巴基斯坦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他1923年生于信德省桑加尔县一个名门望族之家。早年曾就读于卡拉奇圣·帕特里克学校，后赴英国深造，获农学文凭。回国后于1954年当选为家乡桑加尔县县政委员会主席。1962年当选为西巴基斯坦省议员。1962－1968年3月，居内久先后出任西巴基斯坦省卫生部长、地方政务部长、劳工部长哈作社部长、工程部长、交通部长和铁道部长等职。1978年7月他参加齐亚·哈克的军政府，任铁道部长。1979年4月恢·阿·布托被处死后，退出齐亚·哈克的军政府。1985年2月在齐亚·哈克总统组织的大选中，居内久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同年3月23日，被齐亚·哈克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组织文官构阁。1986年1月，居内久以国民议会议员团为基础，改组穆斯林联盟，自任主席，成为巴基斯坦国内仅次于齐亚·哈克总统的重要政治家。

　　居内久总理被齐亚·哈克总统突然解职，虽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巴基斯坦国内外引起强烈震荡，但事出有因。熟悉内情的人明白，居内久被解职，是过去三年多齐亚·哈克总统与居内久总理两人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社会治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矛盾激化的结果，是总统和总理权力斗争、政见积怨的总爆发。齐亚·哈克总统对此倒是直言不讳。他说：“过去三年多的国家情况迫使我不得不采取这个步骤，我不能对国家恶化的情况袖手旁观”。

　　居内久总理与齐亚·哈克总统的首要分歧是如何治理巴基斯坦。

　　居内久作为一位文官，一向主张在巴基斯坦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建立民主制度。1985年3月以居内久为总理的文官政府成立后，他积极主张恢复被齐亚·哈克将军军管后停止的政党活动，并于1986年1月首先在国民议会内成立了以他本人为主席的穆斯林联盟作为执政党。以后他又要求齐亚·哈克将军放弃非政党政治的主张，推动参议院和国民议会通过了恢复政党活动的修正法案。

　　齐亚·哈克作为一位军人政治家，靠军队起家，对议会民主制和政党政治十分反感，主张建立一种适合巴基斯坦国情的政治制度。他说；“我国的条件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不能热衷于西方议会民主制。美国和英国所需要的东西同我们的需要完全不同。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同西方民主制大相径庭，而它们的制度照样运行得令人满意。”齐亚·哈克还说，美国的制度赋予总统全权，英国则赋予总理全权，而我国则需要使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分配平衡，所以我们对1973年的宪法进行了修改。说穿了，就是齐亚·哈克将军不想让议会民主制和政党政治来束缚、限制他这个军人总统的权力。

　　居内久与齐亚·哈克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如何对待军队。

　　居内久担任文官内阁总理后，面对国内外要求取消军管的巨大压力，从不同方面缩小军队的作用，不想让军队继续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支配作用。1985年底，齐亚·哈克将军被迫宣布取消军管后，居内久总理迅速把大批把持政府各部门工作的军人遣返回军营，消除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这一行动损害了军人们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

　　1988年4月10日，设在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欧杰里军火库发生大爆炸。储藏在库内的由美国提供的援助阿富汗游击队的火箭、导弹等轰鸣飞舞长达40分钟，射落到居民区，造成上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仅军火损失就达3000万美元。居内久政府在事发后组织了由5名部长组成的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定爆炸事件是由于军人玩忽职守造成的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因此居内久政府公开追究军队的责任，要解除两名负有领导责任的军队高级将领的职务。这一举措使文官政府与军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另外，居内久执政后，巴基斯坦财政赤字严重，1986—1987年度赤字高达520亿卢比，1981－1988年度更上升为600亿卢比。已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以上。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巴基斯坦内外债大幅度增加，其中内债总额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居内久政府提出从1988一1989年度起两年中冻结占财政支出40％以上的军费开支，并准备在6月讨论1988－1989年度财政预算时大幅度削减军费。这又触痛了军方的神经，招致军方的强烈责难。

　　齐亚·哈克总统作为一位军人政治家，是依靠军队的支持夺取政权并维持统治的。他深知军队在巴基斯坦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担任总统十年后仍然兼任陆军参谋长一职不肯让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丝毫不敢放松对军队的控制。为了保持军队对他的支持，本身就是军人的齐亚·哈克处处维护军队的利益和权威，一再强调军队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居内久政府在军管结束后迅速把大批把持政务的军人遣回兵营；在欧杰里军火库爆炸问题上追究军队领导人责任；计划冻结并大幅度削减军费的举措，都严重地触犯了军队的利益，动摇了齐亚·哈克统治的基础。齐亚·哈克为了保住政权，必须铲除来自文官政府的这些威胁。

　　此外，在国内社会治安、经济政策、阿富汗问题等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上，居内久总理部与齐亚·哈克总统产生了深刻的分歧，难以弥合。

　　导致居内久总理被解职的直接原因，是他企图限制齐亚·哈克总统权力的一项计划被泄漏。

　　进入1988年，居内久总理与齐亚·哈克总统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明朗化。2月，居内久曾对齐亚·哈克说，你作为总统是我的上司，而作为陆军参谋长，我又是你的上司，示意齐亚·哈克最好辞去自1976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的陆军参谋长职务。对此齐亚·哈克断然拒绝。他在3月召开的国民议会的讲话中警告居内久说：“巴基斯坦所有的事情不能由我说了算，同样，任何人也不能设想把我变成他的主子的喉舌。”5月26日，齐亚·哈克在接受中国记者对他即将访华进行的采访时说；“前七年我这个总统有绝对权威，说话别人能听。后三年（指居内久政府成立后）我变成了名誉上的总统，说话不那么灵了。”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居内久总理计划在5月30日齐亚·冶克总统出访中国时，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宣布解除对4月10日欧杰里军火库爆炸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两名军队高级将领的职务，并把责任归咎到作为陆军参谋长的军队最高领导人齐亚·哈克将军身上，迫使他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齐亚·哈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怒。因为陆军参谋长之职是齐亚·哈克赖以统治巴基斯坦的重要支柱，失去这根支柱，无异于失去总统权力。因此，齐亚·哈克当机立断，取消原定的访华计划，于5月29日晚抢先动手，解除了居内久的职务。

　　实际上，居内久在任职期间还是尽心尽职的，帮了齐亚·哈克将军不少忙，使他渡过了困难时期。

　　1985年在国民议会讨论对1973年宪法进行第8次修正时，国民议会的237名议员中有35名持独立见解的议员要求追究齐亚·哈克将军在1977年7月5日发动军事政变，对全国实行军法管制的责任。由于居内久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从中大力翰旋，才使议会一致通过在宪法中加上不追究1977年军管、认可军管以木的几乎全部军事管制法令、条例的内容，使齐亚·哈克的军法管制合法化。也正是由于居内久政府的密切配合，才使齐亚·哈克安然渡过了1986年4月贝娜齐尔回国后领导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贝娜齐尔旋风”的冲击，继续维持统治。

　　不管怎么样，齐亚·哈克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宣布后，全国群情鼎沸。经齐亚·哈克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大选要在解散议会后90天内举行，因此，贝娜齐尔又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一个人民党进行合法斗争的良机。人民党热情的支持者都认为，如果大选果真能像齐亚·哈克宣布的那样在政党基础上自由、公正的进行，那么“谁也无法阻挡人民党上台执政！”

　　可贝娜齐尔依然呼吁大家保持谨慎。尽管她公开地对举行大选的许诺作了有条件的肯定反应，但她仍有不少疑窦。她对记者们说。

　　“如果在90天内举行自由公正、对各政党不偏不倚的选举，我们将表示欢迎。”

　　因为自由公正的选举意味着人民党和布托家族会重新上台执政。由佐·阿·布托组建的巴基斯坦人民党是在野的最大的反对党，也是反对党中唯一的全国性政党。自1977年7月5日佐·阿·布托被齐亚·哈克推翻并在1979年4月4日被处死后，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共同担任了该党的领导职务。十多年来，贝娜齐尔领导人民党始终高举着反对齐亚·哈克独裁统治，要求恢复1973年宪法的大旗，顽强斗争，百折不挠，得到了巴基斯坦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

　　但是，齐亚·哈克早就说过，他绝不会把政权归还给被他推翻的人。贝娜齐尔认为，齐亚·哈克与他自己任命的居内义总理也难于共事，他怎么能接受亲自下令处决的人的女儿出任总理呢？贝娜齐尔心中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6月9日，齐亚·哈克总统正式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由18人组成的看守政府，原政府成员仍占多数。他强调看守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即将举行的大选作好准备，并恢复国内稳定的局势。这样，齐亚·哈克又重新独揽了军政大权。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6月15日，齐亚·哈克宣布伊斯兰宗教法为国家至高无上的法律。他在电视演讲中没有对这个法律作出明确的解释。到底何意？无人知晓。但舆论界普遍认为，齐亚·哈克在这时搬出伊斯兰法，矛头是对准贝娜齐尔的。

　　国内的乌尔都语报纸猜测，齐亚·哈克可以利用一些阿訇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竭力阻止作为女人的贝娜齐尔参加选举，或者取消她成为议会中多数党领袖的资格。但贝娜齐尔怀疑齐亚·哈克能否得逞。因为经国内各宗教政党同意的1973年宪法已经宣布妇女可以成为政府首脑。况且，1985年经齐亚·哈克修改的宪法也写明妇女可以成为政府首脑。

　　贝娜齐尔尤其怀疑选举是否能自由公正。尽管人民党还不知道政党能否提名候选人参加选举，也不清楚何时举行选举，但贝娜齐尔仍然积极进行大选准备。齐亚·哈克曾说将在实行伊斯兰法后宣布选举日期，但至今仍未公布。贝娜齐尔怀疑齐亚·哈克在玩弄不愿同人民党在选举场上进行较量的故技。

　　值得欣慰的是，1988年6月20日，人民党向最高法院提出的拒绝齐亚·哈克1985年颁布的“选举人登记”条款的起诉终于有了结果。

　　早在1988年2月，贝娜齐尔就已向最高法院起诉，认为齐亚·哈克1985年颁布的“选举人登记”条款违法。因为该条款规定，所有政党都必须向当局注册。齐亚·哈克规定，凡希望参加选举的所有政党，都必须向当局指定的选举专员提出报告和领导成员的名单。而后选举专员就可以根据掌握的材料宣布任何一个政党不得参加大选。至于理由，则是含糊不清，任人评说。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选举专员居然还享有剥夺任何政党的成员14年的参选权利，甚至可以判处他们7年的有期徒刑。

　　齐亚·哈克当局实行的这项法律显然是要把贝娜齐尔领导的人民党排斥在选举场外。在法院审理这项诉讼案时，贝娜齐尔得到了曾经带头为她父亲布托先生上诉的巴基斯坦前总检察长叶海亚·巴赫蒂亚尔先生的支持。他答应在最高法院为贝娜齐尔的人民党出庭作证。

　　审理这一案件的法官多达11名，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法官人数最多的一次。6月20日，最高法院一致裁决：齐亚·哈克的登记条款“全部无效”。这是贝娜齐尔领导的人民党数月来不懈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巴基斯坦人民在道义和法律上的胜利。

　　“议会政府是由政党组成的政府，政党政府是代议制政府的一个根本原则。”首席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选举最起码是统治得以合法化的法律手段。政党制度使议会选举的结果转变为政府。”另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意这位首席法官的观点。他也认为：“以个人身份选入立法机构的人并不重要。只有在他们联合一起成为政党时，他们才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形成一股有某种影响的力量。只有当他们成为政党成员而不是立法机构单个的成员时，他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最高法院推翻齐亚·哈克的“登记条款”，使得任何政党，不论其是否登记，都不能被阻止参加选举成为必然的现实。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是很明确的．在选择加入某一个政党后参加选举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选举都必须在政党的基础上进行。

　　这个胜利，对于贝娜齐尔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她所面对的对手，是在巴基斯坦政界、军界沉浮了几十年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一名将军，尚在台上的齐亚·哈克总统绝不会坐等贝娜齐尔的频频出击而安于现状。

　　7月20日，贝娜齐尔正同澳大利亚大使共进早餐。这时，她得到消息：齐亚·哈克刚刚宣布，选举将在11月16日举行。

　　齐亚·哈克承认：按照宪法，选举应在国民议会被解散后90天内举行。但是他说，推迟选举是因为雨季、穆斯林哀悼节和朝觐月即将来临。齐亚·哈克认为，哀悼节内气氛紧张，无法举行大选。他还说，如果在宪法规定的时间内举行大选，9万多名去圣城麦加朝觐的巴基斯坦人就会被剥夺选举权。

　　7月21日，齐亚·哈克总统又宣布：在政党基础上进行选举违反伊斯兰精神，因为党的决定往往支配了个人的良知；因此，选举将在非政党基础上进行，候选人在选举中不能使用政党标记。

　　齐亚·哈克再次无视宪法和国家最高法院的裁决，显示出军人独裁在巴基斯坦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础。

　　报界透露了齐亚·哈克这样做的原由。齐亚·哈克在宣布决定之前，召开了4个省的首席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会议，讨论选举是否应在政党基础上举行。在会上俾路支、信德、旁遮普和西北边境省的领导人全都认为，由于穆斯林联盟发生内江，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将不成问题。分裂的反对派“将会使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很容易地赢得足够的席位，使人民党成为唯一的多数党”。因此，齐亚·哈克决定选举改在非政党的基础上进行。

　　虽然齐亚·哈克对推迟大选作了诸多解释，但社会上人们普遍认为推迟选举日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舆论界曾透露贝娜齐尔小姐将于11月前后分娩。这将严重影响甚至使她无法参加竞选，从而会使人民党失败，而又不会对现政权造成危险。

　　贝娜齐尔太了解自己的对手了，她相信齐亚·哈克绝不会把政权拱手交给她的。老谋深算的齐亚·哈克连出几着，力图避免人民党上台执政。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生儿育女这在一般家庭来说极为平常的事，在此时的巴基斯坦的政治斗争中，却演变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对作为一个女人的贝娜齐尔陡增几分敬意。在男性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女人的生活何其艰难，更何况从政？

　　从齐亚·哈克推迟大选日期，企图利用贝娜齐尔分娩时举行大选，可以看出他已经丧失了自信，已经对贝娜齐尔产生了恐惧。因此，贝娜齐尔分娩的准确时间又成为事关成败的核心机密。

　　布托家族和人民党对贝娜齐尔的产期严格保密，就连掌握三军情报局的齐亚·哈克总统也无法知道贝娜齐尔的准确产期。

　　1988年9月21日、贝娜齐尔顺利地生下了一个体重6斤多的白白胖胖的儿子。

　　贝娜齐尔喜生贵子，在人民党及支持者中又掀起了一次庆贺高潮。数万人在卡拉奇市布托家门前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和许多国家的使节都向贝娜齐尔赠送了礼品，以示祝贺。巴基斯坦的一些军政官员也致电祝贺。

　　贝娜齐尔的分娩，一点也没影响她的竞选活动。她产休20多天后，便与母亲、丈夫一道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从10月14日开始的激烈的竞选活动之中。

　　就在贝娜齐尔与齐亚·哈克在大选的方式上激烈斗争，贝娜齐尔对齐亚·哈克许诺的大选能否按时正常进行疑虑重重的时候，一场意外的空难事故发生了，它震惊了巴基斯坦和整个世界。这一偶发的意外事件。却极大地改变了巴基斯坦的政治进程。

　　1988年8月17日下午3点46分，“巴基一号”总统座机——一架C一130大力神运输机，准时从巴哈瓦尔普尔城外的空军基地起飞。乘客中有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他刚刚在烈日当空的沙漠地带观看了巴基斯坦陆军部队驾驶美国艾布拉姆斯坦克的表演，正在返回首都伊斯兰堡。

　　与齐亚·哈克总统同机返回伊斯兰堡并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基斯坦第二号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亲密朋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赫塔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将军和装甲兵司令、军事秘书马赫姆德·杜拉尼少将。

　　齐亚·哈克和两位将军坐在事先装上C一130飞机的一个“气密小座舱”前面的要人座位上。前面还有两个座位给了齐亚·哈克的两位美国朋友：一个是认识齐亚·哈克已12年的巴基斯坦问题专家、美国大使阿诺德·拉斐尔；另一个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军事援助代表团团长赫伯特·沃森将军。

　　在要人座位后面，8位巴基斯坦将军分坐在“气密小座舱”后部的两排长凳上。在由一扇门和三级台阶同“气密小座舱”隔开的驾驶舱里，有4个机组人员。驾驶员、空军联队指挥马什胡德。哈桑是齐亚·哈克总统亲自挑选的，副驾驶员、导航员和工程师都是经过空军安全部门的严格审查后批准上机的。

　　一架保安飞机结束了对基地周围地区的最后一次检查，这是6年前恐怖分子向“巴基一号”总统座机发射一枚导弹但未击中之后采取的一项例行的预防措施。然后，飞行控制塔向齐亚·哈克的座机发出起飞信号。

　　“巴基一号”座机升空后，巴哈瓦尔普尔控制塔的控制人员询问驾驶员马什胡德飞机的准确位置。驾驶员用无线电回答：“巴基一号”座机准备发送信号。但奇怪的是接下来却是一片静默，总统座机并未发出任何信号。地面控制人员立刻神情紧张，他们试图同驾驶员马什胡德取得联系的种种努力也很快陷入绝望。“巴基一号”总统座机在起飞后几分钟内就神秘地失踪了！

　　与此同时，在离机场9英里的一条河上，村民们抬头看见一架飞机在空中东倒西歪地向前飞行，好像它是在看不见的滑行铁道上滑行似的。在作第3个环形运动之后，飞机一下子栽入了沙漠，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飞机变成了一团火，机上的31人都死了。此时时间是8月17日下午3点51分。

　　齐亚·哈克的总统座机失事后，巴基斯坦陆军副参谋长米尔扎·阿斯拉姆·贝格中将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在伊斯兰堡的陆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采取措施以防不测。由于齐亚·哈克总统和拉赫曼将军可能都死了，作为陆军副参谋长的贝格将军现在是陆军最高指挥官了。当天晚上，陆军部队迅速用警戒线把首都的官邪、政府大楼、电视台和其他战略要地包围起来。

　　齐亚·哈克总统的座机为何会从天上掉下来呢？贝娜齐尔提出了她的解释：神的仲裁。她说：“人的生死是由上帝安排的，齐亚·哈克的死一定是上帝采取的行动。”“齐亚·哈克的统治以暴力开始，又以暴力结束。”在贝娜齐尔的眼里，齐亚·哈克是罪恶的化身。

　　1976年3月，贝娜齐尔的父亲佐·阿·布托总理，力排众议，越过六名资深的将军破格提升齐亚·哈克将军为军队的头号将领——陆军参谋长，并由中将晋升为上将。但是，仅仅一年后，齐亚·哈克将军就用佐·阿·布托交给他的军权，于1977年7月5日发动军事改变，推翻了布托政府，逮捕了佐·阿·布托总理，并在21个月之后以涉嫌参与谋杀的罪名将布托处以绞刑。同时，齐亚·哈克还宣布布托的巴基斯坦人民党为非法，监禁贝娜齐尔和布托夫人，并缺席审判了布托的两个儿子沙·纳瓦兹和太尔·穆尔塔扎，宣布他们犯有严重罪行。1985年7月贝娜齐尔最喜爱的弟弟沙·纳瓦兹在法国莫纳神秘地死亡。贝娜齐尔一直怀疑他是被齐亚·哈克的特务毒死的。

　　齐亚·哈克毁了布托一家，贝娜齐尔对他充满仇恨。

　　随着齐亚·哈克的遇难，美国政府突然发现在巴基斯坦出现了一种令人喜悦的前景：以哈佛毕业的、美丽动人的贝娜齐尔·布托为首的选举产生的政府取代齐亚·哈克的独裁政权。

　　无论如何，在齐亚·哈克的座机坠毁后，美国似乎对这次破坏不感兴趣。在参加了为齐亚·哈克举行的葬礼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回到国内，劝告联邦调查局不要插手巴基斯坦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尽管联邦调查局有权调查涉及美国公民的可疑的飞机坠毁事件，但它还是接受了舒尔茨的劝告。结果美国派往巴基斯坦官方调查部门的人只有6名空难事故调查人员——没有一个是刑事、反恐怖或对付破坏的专家。美国对这次空难事故的冷淡处理，反映了美国政府对贝娜齐尔·布托的政治前景看好。

　　齐亚·哈克总统罹难后，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73岁的资深政治家乌拉姆·伊沙克·汗按照宪法规定，于8月17日出任代总统，代理国家元首，并立即成立了由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法律和议会事务部长和陆、海、空三军参谋长等组成的紧急委员会负责国家安全问题。

　　当晚，伊沙克·汗代总统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但为了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完整，将继续实行宪法，保持国家管理的连续性，继续已经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按期举行全国大选。

　　乌拉姆·伊沙克·汗，1915年生于西北边境省班努市。他先后毕业于白沙瓦伊斯兰学院和旁遮普大学，获化学和植物学学土学位。19400年起开始从政，先在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任文官、财政官。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任西北边境省首席部长秘书。以后伊沙克·汗长期在地方工作，历任西北边境省政府内政秘书、农业。林业、畜牧业、工业、合作和乡村援助发展部秘书，西巴基斯坦省政府水利灌溉部秘书，1961年任西巴水电发展局主席。从1966年开始，伊沙克·汗调到巴基斯坦联邦中央政府工作，先后任财政部秘书、内阁秘书、国防部秘书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等职。佐·阿·布托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后，1977年7月，伊沙克·汗被任命为齐亚·哈克政府的部长级秘书长。1978年1月，他被齐亚·哈克任命为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顾问。同年7月调任财政、商业、计划和协调部长并兼任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81年3月起任中央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1985年3月21日，伊沙克·汗当选为参议院主席。

　　由于伊沙克·汗长期从政，在历届政府中均任过要职，在政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加之他性情温和，头脑精明，处事谨慎，又与军方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因此在齐亚·哈克遇难后，在保证巴基斯坦政局稳定、权力和平移交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8月26日，伊沙克·汗代总统发表讲话说：“我们必须为使巴基斯坦成为一个伊斯兰福利国家和民主国家而贡献力量”，全国必须加快政治民主化的步伐。为此，他呼吁全国人民要“忘掉彼此间微不足道的矛盾，埋葬相互间的偏见和敌意，我们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和睦、仁爱和信任。”“我们已经有宪法，我们对民主充满信心。”同时再次重申大选将按期于11月16日举行。

　　贝娜齐尔认为，伊沙克·汗继任总统是局势的积极发展。她表示人民党要尽一切力量来使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保持稳定和尽可能地符合宪法。在依宪法程序进行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人民党将持温和的态度与代总统合作。

　　波齐亚·哈克解职的前总理居内久也对伊沙克·汗继任总统表示欣慰，你这使国家避免了一场宪法危机，作为穆斯林联盟主席，他强调现在国家面临严重困难，呼吁全民族谨慎从事。

　　8月17日被代总统任命为陆军参谋长的米尔扎·阿斯拉姆·贝格将军，在与军队中同僚紧急磋商后决定，军队总体上支持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为了消除人民对军队介入政治的担心，贝格将军向全国公众明确宣布：“军队无意夺取国家政权，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军队的唯一目的。”他进一步指出：在“举国悲痛的时刻，国家需要坚决的、目标明确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驾驶巴基斯坦这只航船达到它的目标。”而军队的具体任务则是“帮助维持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使11月16日大选成为现实，帮助加强联邦和各省之间的关系，密切群众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的联系。”

　　齐亚·哈克总统遇难后，由于继任总统伊沙克·汗坚持业已开始的民主化进程，严格按宪法行事；由于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等各派政治势力都主张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以大局为重，持克制态度；由于军方支持民主进程，表示无意夺取权力，因此，在这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巴基斯坦政局保持平稳，没有再次发生军人干政、军法管制，成为巴基斯坦独立以来政治发展史上一个少见的现象，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它表明巴基斯坦政治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政治民主化进程已深入人心，势不可挡。

　　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贝娜齐尔提供了天赐良机。她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贝布托传--第十二章　年轻的女总理






第十二章　年轻的女总理

　　齐亚·哈克总统在政治舞台上的意外消失，使巴基斯坦顿时陷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非常时期。表面上局势没有出现大的风浪，但实际上很不平静。各派政治势力都加紧积蓄力量，制定方略，以求在填补“权力真空”的较量中赢得最后胜利。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共有237个席位，其中20席留给妇女，10席留给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在这次大选中角逐国民议会207个席位的有30多个政党和团体以及由独立人士组成的1370名候选人，可谓政党林立，争夺激烈。大选中在国民议会赢得最多议席的政党，将有组织政府的最优先机会。根据宪法，总统有权任命总理，总理无须代表任何政党，只要在国民议会获得大多数信任票即可。

　　在相争的各派中，以贝娜齐尔·布托为首的人民党最有可能在大选中获胜。

　　人民党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反对党，也是唯一的全国性政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数十年来，人民党反对独裁、推进民主的主张得到了巴基斯坦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齐亚·哈克遽逝，对贝娜齐尔来说，是天赐良机，为她上台执政扫除了最大障碍。

　　人们对佐·阿·布托的怀念，也为贝娜齐尔提供了政治资本。因为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布托是最先同人民讲话的领导人。他使人民鼓起勇气，追求美好的生活。布托以人民的“吃、穿、住”为座右铭，以人民的名义领导他的政府。他提出的要为人民谋利益的一些主张使他在巴基斯坦人民当中赢了众多的支持。支持者将他作为自由的化身、民主的象征来缅怀，而且这种缅怀至今仍是很深的。

　　作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已故总理的女儿，贝娜齐尔·布托也在下层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她现在的目标是争取巴基斯坦中产阶级和军队的支持，最有可能在未来的大选中扮演主角。贝娜齐尔信心地表示，如果举行大选，人民党将在自由的、无限制的选举中赢得多数议席。

　　但是，大选究竟是在党派基础上进行，抑或在非党派基础上举行，至今仍是个迷。伊沙克·汗总统已将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由最高法院裁决。倘若大选在非党派基础上进行，则贝娜齐尔的党派优势将大为降低。

　　最能与人民党抗衡的要算是穆斯林联盟。该联盟原为执政党，许多政府官员和议员均属该党。

　　穆斯林联盟主席居内久是前政府总理，在担任齐亚·哈克政府的总理期间，也赢得了人民的一定支持。他被齐亚·哈克突然解职后，获得了普遍的同情。

　　另一位有力的竞争者是穆斯林联盟旁遮普省主席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他是巴基斯坦政坛上的后起之秀。

　　谢里夫1949年12月生于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早年就读于拉合尔政府学院，毕业于旁遮普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在家乡旁遮普省从事政治活动，崭露头角。1981年，他出任旁遮普省政府财政部长、体育部长和省咨询委员会委员。由于谢里夫年轻有为，聪明机敏，1985年2月在齐亚·哈克组织的大选中，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和旁遮普省议会议员。1985年4月起，谢里夫出任旁遮普省首席部长，执掌了这个经济实力和人口都占全国60％以上的最重要省份的最高权力，成为巴基斯坦政界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位年轻政治家，政治前途看好。

　　穆斯林联盟虽然阵营强大，但自居内久被齐业·哈九解职后。党内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居内久为首，另一派以谢里夫为首。前不久齐亚·哈克解散了议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撤掉居内久，而换上一个更能与他合作并更加俯首贴耳的人。但事与愿违，局势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穆斯林联盟也因此分裂成了两派。现在它面临贝娜齐尔·布托领导的人民党的强大挑战，两派也有可能坐下来讲和。一旦两派联合起来，并得到军队的支持，那么穆斯林联盟就有可能东山再起，重新柄政，人民党将依然是在野党。

　　此外，人们还担心军队会接管政权。

　　巴基斯坦军队有参政的传统。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军队曾三度接管政权，实行军法管制。第一次是1958年10月，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宣布接管政权，取代伊斯坎德尔·米尔扎自任总统，并对全国实行军法管制，自任军法管制总执行官。第二次是1969年3月，阿布尤·汗总统宣布把权力移交给陆军总司令叶海亚·汗。叶海亚·汗接任总统后，再次实行军法管治，自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第三次是1977年7月，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上将推翻布托政府，在全国实行军法管制，自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1978年9月16日后又出任总统。因此，军队在巴基斯坦政治生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强大影响。

　　但这次齐亚·哈克遇难后，军队却没有立即接管政权。舆论认为，九名高级将领同齐亚·哈克一道遇难，目前缺少一位能够统帅三军的铁碗人物是主要原因。57岁的新任陆军参谋长米尔扎·阿斯拉姆·贝格将军资历较浅，1985年才担任军长，任陆军参谋长时间不长。而且贝格出生于印度，而巴基斯坦军队中的绝大多数将领属旁遮普族，所以贝格将军的首要任务是巩固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

　　另外，由于巴基斯坦长期处在军管之下，人们不希望再度实行军管。这个从获得独立到1988年只有41年历史的国家，武装部队统治却长达20多年之久，人们已对军管深恶痛绝，民主和自由已在巴基斯坦人民中间扎下了很。再加上目前巴基斯坦政局平静，军队接管政权的理由尚不充分。但是，如果大选前后局势发生动乱，则军队随时都可能以维护法律与秩序为借口第四次接管政权。

　　综观大选前的巴基斯坦各种政治力量，贝娜齐尔·布托的人民党获胜的可能性依然最大。

　　10月2日，贝娜齐尔就“大选应以政党为基础”向最高法院提出的诉讼终于得到胜诉。代总统乌拉姆·伊沙克·汗宣布依照最高法院做出的裁决，大选改为在政党基础上进行。这使贝娜齐尔和人民党上下备受鼓舞。这一决定也赢得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和政党的普遍拥护与支持。

　　为了保证大选能够公正、自由、顺利地如期举行，伊沙克·汗总统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并采取了许多切实措施。伊沙克·汗还一再表示：“一切都要依据宪法”，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民主愿望。

　　为了增加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贝娜齐尔·布托在10月13日公布了竞选宣言，重申“我们的信仰是伊斯兰，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治是民主，一切权力归人民”。贝娜齐尔说：“我们不应使自己卷入仇恨的政治或报复的政策，我们要给自己和国家定下更远大的目标。”这篇宣言还排除把企业国有化，保证支持私人投资，把支持国防为最高优先任务，并呼吁发展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民党还采取措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有这些主张都得到了中下层人士特别是普通工人、农民和市民的支持。

　　贝娜齐尔不顾产后身体虚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竞选活动之中。贝娜齐尔以自己卓越的才能和顽强的毅力显示出压倒群雄的优势，她具有魔术般的吸引力。她那充满聪颖的眼睛，眉宇间露出的刚毅、勇气和她那杰出的雄辩口才，如同巨大的磁铁，她走到哪里哪里便变成了人的海洋，引起了人们的热烈欢呼。这是继1986年4月她从英国回到巴基斯坦时刮起的“贝娜齐尔旋风”和“万人喜庆的婚礼”狂潮之后，掀起的又一次政治高潮。

　　为了广泛接触选民，贝娜齐尔不乘飞机，而是不辞辛劳地每天坐火车旅行，四处演说，每天工作达16小时之多。有她出席的大会，参加人数最多，气氛最热烈，口号最响亮。贝娜齐尔每到一处，都有几万巴基斯坦人疯狂地挥动人民党的旗帜，引起人们的阵阵欢呼；

　　“贝娜齐尔来了！贝娜齐尔来了！”

　　“贝娜齐尔，初升的太阳！”

　　“贝娜齐尔，我们的信心！”

　　“贝娜齐尔，国家的希望！”

　　人们竞相传诵着，涓涓细流迅疾汇成波涛澎湃的大海！各种情感和力量凝聚成一种不可抵抗的核心和力量，人们把她簇拥在潮水般起伏的人民党的红、黑、绿三色旗中。

　　贝娜齐尔的演说酷似其父，富有战斗性和感召力。有人听说贝娜齐尔是已故布托总理的女儿，出于好奇也挤进人群，想亲眼看看她的风采和相貌。许多人千里迢迢跑到她将经过的地方，也只为目睹她的风貌。

　　在费萨拉巴德的一次集会，贝娜齐尔由于行程晚到了12个小时，可仍然有10万热情的支持者在午夜1点等在会场。

　　在拉瓦尔品第、拉合尔、卡拉奇等大都市，狂热的群众使火车难以出站。人们挤在站台上，爬到信号杆上，拥簇在跨桥上，都想一睹她的容貌！

　　贝娜齐尔这位35岁的人民党领袖，在分娩后还不到一个月，就用她那超人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乘火车进行了31000英里的竞选旅行。

　　人民党终身主席努斯拉特·布托夫人也于9月份回国，协助女儿领导人民党进行竞选。竞选开始后，她乘飞机穿梭于各大城市，发表演讲，阐述人民党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大批群众。

　　正当贝娜齐尔以自己卓越的才能和百倍的信心显示出压倒群雄的优势，而时间又接近11月16日大选日期时，最高法院11月12日的一项判决又给了她一次沉重的打击。最高法院这项判决规定选民在投票时须出示身份证，原因是为了避免欺诈事件重演。因为在以往选举过后，总是有人强烈抗议选举有舞弊现象。

　　人民党有数百万名下层支持者，特别是女性是没有身份证的，因而她们实际上已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利。人民党立即对这项违反宪法的不民主作法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其后人民党虽获胜诉，但最高法院仍以种种借口不向民众予以澄清。

　　为了支持人民党获得大选的胜利，参加11月16日的大选投票，许多女选民从11月13日起排起了长龙，申领身份证，其情景十分感人。

　　1988年11月16日，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有一亿零四百万人口的穆斯林国家国民议会选举的日子，也是这个国家11年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有4800万名合格的选民参加了选举投票，全国共设33330个投票站，113720个投票点。这一天，选民一大早就手持身份证纷纷来到附近插有旗子的投票站，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偶像，选出国家和人民的希望。

　　这次大选意义重大，而且来之不易。巴基斯坦人民普遍认为，这是巴基斯坦“走向民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投票是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下进行的。军队在南部城市海德拉巴和卡拉奇用沙包堆起掩体，外乘装甲车在街上巡逻。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也派出了25人的代表团，在各投票站监察，以防作弊。

　　伊沙克·汗代总统多次强调他将领导和组织一次“自由、公正和不偏不倚”的选举，并采取诸多有力措施，以确保大选如期顺利举行。

　　同时，军队首脑、新任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也强调指出，军队的最高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不干预政府事务，他还表示，军队遵守代总统就选举方式作出的决定，军方将尊重人民的选择！

　　不少政党和政治领袖也发表声明表示愿与代总统合作。

　　这些有利条件使大选在和平气氛中如期举行。投票后，伊沙克·汗总统又高度赞扬了巴基斯坦广大选民的自觉性，对全国选举在和平气氛中顺利进行深表满意。

　　具有决定性的第一阶段国民议会选举结束后，在揭晓的205个议席中，人民党以93席遥遥领先于它的主要对手仅得54席的伊斯兰民主联盟。

　　伊斯兰民主联盟是在大选前的1988示10月成立的。它由穆斯林联盟、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等九个政党联合而成，目的是联手共同对付贝娜齐尔·布托的人民党。伊斯兰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主要有穆罕默德·汗·居内久、古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等。

　　在这次全国性的选举中，贝娜齐尔·布托的人民党几乎在每一地区都表现出了雄厚的实力，甚至在她的对手所经营的地盘——旁遮普省都占了上风。而在她自己的基地—一南方的信德省．更是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人民党是在全国4个省份都赢得了席位的唯一政党，而伊斯兰民主联盟却在信德省未获一席，几乎降到了一个地方党的地位。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党东山再起的实力，也为贝娜齐尔问鼎政府总理宝座奠定了基础。

　　人民党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并没有赢得议会席位的绝对多数。这是美中不足。不过贝娜齐尔通过大选已经作为巴基斯坦全国性的领导人而出现。她除了在自己的家乡外，还在另外两个选区以压倒性多数赢得席位。而伊斯兰民主联盟中最有希望担任总理的两个人——居内久和全国人民党主席穆斯塔法·贾托伊，却都在他们各自的选区里失利，未能进入国民议会。

　　11月19日，四个省议会按规定又进行了各自的选举。省议会的选举通常会反映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许多选民将为了地方利益而决定胜利者。省议员在地方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在省议会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将组织省政府，执掌地方大权。因此，省议会选举也是各党派整个竞选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选举结果揭晓后，人民党又获得了胜利。在4个省议会总共460个议席中，人民党获得184席，伊斯兰民主联盟夺得145席。人民党虽然在总数上领先，但除信德省外，在其它3个省所得议席却居伊斯兰民主联盟之后。

　　这次大选的结果反映出各派政治势力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政治势力获得新的平衡。因为无论在联邦国民议会还是在省议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完全处于统泊和支配地位，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任意欺凌它的反对派。

　　人民党虽然在联邦国民议会占有相对优势，最有希望执掌中央政府，然而在全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被称为巴基斯坦心脏的旁遮普省议会，伊斯兰民主联盟却以108席对人民党的94席，以14个席位的优势组织省政府，执掌旁遮普省大权。人民党和全国移民运动在信德省议会100个席位中占有93席，拥有绝对优势。但在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伊斯兰民主联盟和附斯兰神学者协会却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分别以30席和16席对人民党的以20席和3席，拥有优势。这种政治势力的新平衡，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权力分享的局面，有助于各党派之间形成一种宽容气氛。这不仅可以减少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同时也可以通过相互制约和监督而加快巴基斯坦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大选结果揭晓后，贝娜齐尔·布托满有信心地说，这个国家的强权支柱，11年前推翻她父亲政府的军队已经愿意接受她为总理。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曾多次打电话给多数党的领袖们，包括贝娜齐尔的母亲、有影响力的人民党终身主席努斯拉特·布托，表示祝贺，并保证军队支持有广泛基础的政府。

　　但是，由于贝娜齐尔的人民党尚未获得压倒多数的议席，她想要登上总理宝座，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要经过一段荆棘之路。为了取得国民议会中的多数议席，人民党还必须联合其它政党和独立人士。贝娜齐尔等人民党领导人开始分头与这些当选议员接触并商谈联合问题，这项工作的结果如何关系到人民党能否上台执政。

　　与此同时，得票落后的伊斯兰民主联盟也不甘心失败，其领导人也四下频繁活动，试图联合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争取获得议会中的多数议席以组建政府，与人民党抗衡。两派政治力量竞争激烈，都势在必得。

　　11月22日下午6时30分，贝娜齐尔·布托从卡拉奇飞抵首都伊斯兰堡机场后，乘车直驱总统府，按预定时间会见了伊沙克·汗总统，进行商讨组建新政府和权力移交事宜等实质性会谈。

　　会谈结束后，贝娜齐尔直接来到陆军总部，和军队首脑、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共进晚餐，并举行会谈。会谈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一时。

　　贝娜齐尔在与贝格将军的会谈中，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向军方作了一些让步；军方则在一些要求得到贝·布托的满足之后，明确表明了支持贝·布托组阁的立场。取得军方的支持才使人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成为现实，贝·布托出面组阁成为可能。

　　贝·布托与军方达成的妥协是：一、贝·布托组阁后．继续坚持巴基斯坦前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不变，并且为了保证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继续让前内阁外交部长、穆斯林联盟的雅各布·汗担任新内阁的外交部长。二、人民党放弃提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而是支持代总统、穆斯林联盟的乌拉姆·伊沙克·汗，并选举他为下届总统。三、贝·布托的新内阁将保证不削减军费，支持军队的各项建设。四、新政府成立后，将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继续保留超宪法的原紧急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由总统牵头，成员包括巴基斯坦陆、海。空三军的参谋长、军事情报局局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等。该委员会对国家的重大事务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与此同时，贝娜齐尔·布托的对手、旁遮普省首席部长、伊斯兰民主联盟主席纳瓦兹·谢里夫也正加紧活动。他声称要吸引独立人士和小党派加入他的联盟，从而组织自己的政府。

　　11月22日夜，伊沙克·汗总统在会见了贝娜齐尔·布托之后，又接见了谢里夫。谢里夫在会见时力图说服总统让其组阁，他们都曾是齐亚·哈克总统的助手。在会谈中，谢里夫保证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支持伊沙克·汗连任总统。

　　贝娜齐尔和人民党得悉这一情况后，马上用同样方法进行反击。人民党的总书记、前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司令蒂加·汗曾经是人民党酝酿的新总统的重要人选。但到最后，贝娜齐尔决定同意支持现总统伊沙克·汗留任，为她被提名组阁扫除障碍。

　　11月23日、24日，伊沙克·汗总统又会见了11月16日国民议会大选中赢得席位的小政党的领袖，就组阁问题和总理人选同他们磋商。

　　11月30日，在伊斯兰堡隆重举行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宣誓就职仪式。之后，国民议会举行了选举后的第一次会议，按照宪法规定推举20个保留给妇女的国民议会议席。结果，人民党在国民议会20个妇女席位中又赢得了12席。这样，人民党在国民议会的议员总数达105人，优势进一步扩大。

　　在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之后，纳瓦兹·谢里夫知难而退，自动放弃了组阁的竞争，决定继续经营他的根据地旁遮普省。这样，贝娜齐尔·布托出任巴基斯坦政府总理的竞争对手便不复存在了。

　　另一方面，国民议会中的第三大党、拥有13个议席的全国移民民族运动，已同意与贝娜齐尔的人民党合作。而且，较多的独立人士和一些较小党派也纷纷表示支持人民党组阁。这样，贝娜齐尔的人民党在由237个席位组成的国民议会中便占了大多数。因此，贝娜齐尔虽然尚未被任命为总理，但她已被作为当选的总理看待了。当局已在她伊斯兰堡的邸部署了警卫。11月30日，贝娜齐尔·布托还会晤了莅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中国、美国、印度和土耳其大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和世界银行总裁都分别拜会了贝娜齐尔·布托。

　　1988年12月1日晚，巴基斯坦代总统乌拉姆·伊沙克·汗通过电视、电台向全国庄严宣布：任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现年35岁的贝娜齐尔·布托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总理，由她负责组织下届内阁。

　　伊沙克·汗总统在电视演讲中高度赞扬贝、布托是“一位年轻有为、受过良好教育、和气、能干的妇女，具有担任领导工作的伟大素质和政治家的运见。”伊沙克·汗还说：“贝·布托富有对祖国的爱和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她是巴基斯坦全国人民的选择。”“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穆斯林国家选出一位女总理，将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伊沙克·汗总统同时言布．自8月17日齐亚·哈克前总统空难逝世后，由将军等组成的六人紧急委员会已经解散，当时宣布的紧急状态已告结束，颁布的戒严令业已解除。他认为这些举措将使贝·布托“能在完全民主的环境中肩负起其重任。”

　　伊沙克·汗总统还说，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向他提出建议，希望在巴基斯坦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他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最符合民族利益的建议。伊沙克·汗特别强调指出，巴基斯坦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建立的，并且它的生存是建立在无条件地忠于伊斯兰教基础上的”，因此，对它不能有任何疑问。伊沙克·汗总统希望未来的反对党与新政府为了民族的利益合作共事，停止“为反对而反对”，使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走上健康的道路。

　　1988年11月的选举，在巴基斯坦历史上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功，达到了民主选举的目的。在这次大选中，选民积极投票，组织工作井然有序，社会秩序良好，各派政治力量按照民主的方式进行竞选，并在选举后平静地接受大选的结果。考虑到1970年的大选结果使东西巴最后分裂，1977年的大选结果使佐·阿·布托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这次大选可以说达到了没有政变、没有暗杀、没有选举舞弊、没有社会动荡的巴基斯坦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目标。

　　伊沙克·汗总统任命贝娜齐尔·布托为新政府总理的决定公布后，除了少数头脑顽固的男性持反对意见外，贝·布托成为这个穆斯林国家第一位女首脑的重大事件已被人们接受。甚至连她在两个月前刚生下第一个孩子的事情也成为了竞选的有利因素。贝·布托作为妻子与母亲，在穆斯林世界的男性看来，她是可信赖与尊重的，能够维护传统价值。

　　在伊沙克·汗总统宣布贝·布托为巴基斯坦政府总理的消息之后，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涌向街头，大放鞭炮庆祝。人们在街上载歌载舞，敲锣打鼓，“贝娜齐尔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妇女们认为贝娜齐尔女士上台执政是恢复妇女在男子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的权利。

　　在贝娜齐尔的故乡、南部沿海的美丽城市卡拉奇，人们敲着鼓、唱着歌、跳起舞庆祝她的胜利。人们以此来庆祝在11年军法管制以后的巴基斯坦再度恢复了民主制度。一位年老的妇女深有感触地说：“感谢真主，贝娜齐尔·布托被任命了。她已受完了磨难。”

　　12月1日夜晚，这个拥有一亿零四百万人口的穆斯林国家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

　　此时的贝娜齐尔心情似波涛澎湃，她努力使自己那颗躁动的心平静下来，可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她怎能忘记父亲对自己的悉心关怀？幼时的贝娜齐尔就是一个聪慧机敏、勇气过人、颇有见地的女孩，因而倍受父亲宠爱。佐·阿·布托生前曾说，在他的四个孩子中，只有长女贝娜齐尔具备了继承他事业的一切品质，并表示要培养她成为政治家。布托当政后，通常不让家人在公共场合露面，但却常带着十几岁的贝娜齐尔出访和参加政治会见，有意让她接受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熏陶。布托还先后送她到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和哲学。在牛津，她对政治活动的兴趣大增，经常举行招待会和辩论会。通过竞选，她还当上了牛津大学学生辩论会主席，成为一百多年来荣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个东方女子。家庭的熏陶和良好的教育，为贝娜齐尔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她怎能忘记父亲临死前的悲惨情形？作为国际上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巴基斯坦受人爱戴的政府总理，佐·阿·布托在被处死之前，甚至连亲人的面也未能见上。见死者最后一面，给死者祈祷，为死者守灵，那是亲人的宗教义务。但军事当局剥夺了布托这生前最后的权利，在他亲人不知晓的情况下将他秘密绞死。

　　她怎能忘记狱吏转给她的父亲的遗物？临死前仍穿着的长衬衫、绝食未曾用过的午餐盒、床具、水杯等等。在以后的多少个夜晚，她总是将父亲的衬衫压在枕头底下，希望靠父亲近些，再近些。她又怎能忘记那无数个不眠之夜？尽管母亲给她吃了安眠药，可她依然每每从恶梦中惊醒，哭着喊爸爸。

　　10年前，佐·阿·布托在死牢里曾伤感地对女儿说：“希望我的经历不要使你成为一个痛苦的人。”

　　贝娜齐尔对着临终前的父亲发誓说：“我将为你的事业生，为你的事业死。”

　　10年后的今天，贝娜齐尔不仅没有成为一个不幸的人，而且以南亚政坛新星的姿态，以伊斯兰世界第一位女总理的身份出现在巴基斯坦政治舞台上，实现了父亲的夙愿。她可以问心无愧地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当我们理性地审视人民党的活动后，我们发现，贝·布托领导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实乃众望所归，情理必然。

　　首先，人民党提出反对“个人独裁”，要求“恢复民主”作为竞选口号，反映了大多数选民的愿望和要求，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政治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自1977年政变以来，人民党就和其他一些反对党一起要求取消军管、恢复宪法和举行大选。它们还在1981年联合成立了一个“恢复民主运动”，与齐亚·哈克的军政府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人民党在这个组织中起着主导作用。1986年4月，贝娜齐尔·布托结束了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回国后，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要求齐亚·哈克下台并举行新的大选。受科拉松·阿基诺夫人领导菲律宾人民成功地推翻了马科斯独裁统治的鼓舞，贝娜齐尔宣称自己要成为巴基斯坦的“阿基诺夫人”。人民党在长期斗争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也赢得了民心。因此，这次竞选活动一开始，人民党就显示了明显的优势。不少其他党派的人士包括前政府部长、议员，转而支持人民党。

　　其次，人民党和布托家族的遭遇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

　　著名政治家、前总理、人民党创始人佐·阿·布托1977年被齐亚·哈克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后，夫人努斯拉特、女儿贝娜齐尔以及大批人民党的支持者，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迫流亡国外。人民党也遭取缔之祸。佐·阿·布托执政时以“民主”和“社会主义”为纲领，强调“为穷人谋福利”，死后仍受到许多人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缅怀。身处逆境的布托夫人和长女贝娜齐尔并列担任人民党的主席。尽管受到种种冲击和限制、刁难，但人民党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增加了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

　　再次，人民党在重申“我们的信仰是伊斯兰、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治是民主”的基本纲领的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舆论的变化，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以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贝·布托使人民党在政治上发生了变化。它“现在主张社会民主，而不是像她父亲那个时期主张比较左倾的社会主义”。例如，贝·布托宣布不再实行国有化，鼓励发展私营企业；不再实行新的土改，将把国有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这种方法既可以打消城市工商企业家的顾虑，也可以使农村的地主放心，农民欢迎。

　　另外，人民党还注意缓和与军队的关系。贝·布托说，她从来不反对军队，而是反对齐亚·哈克利用军队进行政治镇压。她还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她上台之前，人们问道是否要裁减庞大的军费，贝·布托意味深长地答道：“是啊，假如你要搞个军事管制的话”

　　最后，就单个政党而言，人民党自1977年以来就是最大的反对党，也是这次参加竞选的最大的政党。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伊斯兰民主联盟是九个党派大选前不久仓促联合起来的。尽管该联盟一些成员处在执政的有利地位，但该联盟在政策纲领以及候选人安排等方面意见分歧，步调难以协调一致。

　　由于这些原因，贝·布托领导人民党赢得大选胜利并被任命为政府总理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1988年12月2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新总统府接见大厅，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大厅中央矗立一座宣誓台，两边高悬着巴基斯坦国旗，背景是国父真纳的巨幅画像，两名宫廷装束的卫兵威严地站立两旁。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和各国外交使节陆续就坐在宣誓台的两旁。宣誓台的正面是数十架电影、电视摄像机。

　　半小时后，新任命的巴基斯坦总理、人民党领导人贝娜齐尔·布托将在这里举行就职仪式。议员和记者们正焦急地期待着那令人激动的时刻的到来。

　　当地时间下午3时30分，厅内宫灯大放光芒。伊沙克·汗总统和新任总理贝·布托并排走进大厅，并走上宣誓台。顿时，镁光灯闪个不停，大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泰然自若、信心百倍、具有领袖般超凡魅力的贝·布托今天容光焕发，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她身着绿色的伊斯兰民族服装，头戴洁白无暇的纱巾，不停地向两旁的来宾席点头致意。

　　大厅内奏起庄严的巴基斯坦国歌，全体来宾肃立致敬，气氛静穆凝重。歌声刚落，一位阿訇即诵吟《古兰经》。悠扬的经声在大厅内萦绕回荡。之后，伊沙克·汗总统和贝·布托总理手捧誓词同时起立。在总统带领下，贝·布托逐句宣读誓词。白发苍苍的总统虽已73岁高龄，但声音却十分雄壮浑厚。年轻漂亮的女总理语调则清脆而不乏坚定，略带兴奋。读完誓词后，总统、总理都在誓词上签字。

　　庄严而隆重的宣誓仪式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雀跃声中结束。从此，贝·布托正式成为巴基斯坦乃至穆斯林国家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她也是世界近代史上通过民选而产生的最年轻的女性政府首脑。

　　1988年12月3日，新组成的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举行全体会议，进行被全国视为对人民党和它的竞争对手伊斯兰民主联盟实力第一次重大考验的议长选举工作。

　　在选举前，两党都声称自己拥有无党派人士的支持而形成为多数党。人民党提名马利克·迈拉杰·哈立德为议长候选人。他是人民党的忠诚党员，在佐·阿·布托总理任职时期曾任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现任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2月3日晚举行的选举中，哈立德以134票对72票战胜伊斯兰民主联盟推出的候选人沙·拉希德·艾哈迈德，当选为议长。这次选举结果证实了人民党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成为人民党继贝·布托出任政府总理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12月4日，贝·布托总理组成了共有23名成员的新内阁。当日，在伊沙克·汗总统的主持下，新内阁成员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经选举产生的巴基斯坦新政府正式建立，开始工作。

　　新内阁成员包括10名联邦部长，7名国务部长，3名联邦部长级顾问，1名联邦部长级总理特别助理，1名国务部长级内阁事务特别值勤官以及1名检察总长。

　　在贝·布托的新内阁中，既有人民党的骨干分子，又有非人民党的资深政治家，体现了新内阁的联合政府特色。在非人民党的阁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担任外交部长的萨哈布扎达·雅各布·汗，他是主要反对党伊斯兰民主联盟成员，也是前齐亚·哈克政府的外交部长。雅各布·汗在新政府中继续担任外交部队是军方同意支持贝·布托出任总理的条件之一，同的是为了保持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尤其是在事关巴基斯坦切身利益的阿富汗问题上。

　　贝·布托在新内阁成员的组成上也充分照顾了全国四个省份之间的地区平衡。在23名内阁成员中，有10名来自最重要的省份旁遮普，4名来自贝·布托的家乡信德省，2名来自西部的俾路支省，3名来自西北边境省，另外还有4名来自代表印巴分治时从印度流入的穆斯林利益的全国移民运动。

　　新内阁的联邦部长和国务部长，大多在齐亚·哈克统治年代坐过牢。虽然他们中有几位曾在省政府中任过职，但除了外交部长雅各布·汗外，都缺乏在联邦政府中任职的经验。而且新内阁的成员多为年轻人。如果以内阁成员的平均年龄作标准，贝·布托内阁是当时南亚各国中最年轻的内阁。

　　贝·布托任命的一批有经验的部长级特别顾问十分引人注目。一位外国观察家评论说：“人们对顾问感兴趣。部长的名单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吃惊，部长名单上不全是熟悉的名字。”

　　西方分析家们认为，新内阁中的四位特别顾问象是未来的智囊团。这四人中，担任财政经济事务、计划和发展顾问的V·A·贾弗里，曾任巴基斯坦国家银行行长和伊沙克·汗总统的首席秘书，在财政和经济事务上经验丰富。担任全国协调和安全事务顾问的伊克巴勒·阿洪德，是一位退休的高级外交官，曾任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具有丰富的外交和国际事务经验。担任负责政府官员任命事宜的建制顾问的拉奥·阿卜杜勒·拉希德·汗，曾是一位高级警官，在佐·阿·布托执政期间担任过国家情报局长，是一位安全问题专家。担任总理特别助理的纳西鲁拉·汗·巴巴尔，是一位退役的少将，曾担任过西北边境省省长。贝·布托总理任命巴巴尔作为总理特别助理，目的是为了加强同军方的联系。

　　在内阁部长中，退役上校占拉姆·萨尔瓦尔·奇马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现年43岁的拉合尔律师艾查兹·阿赫桑被任命为内政、司法和法律部长。39岁的前学生领袖拉贾·沙希德·扎法尔被任命为生产国务部长。除了这些新面孔之外，佐·阿·布托执政时期的检察总长叶海亚·巴赫蒂亚尔又被贝·布托任命为检察总长。他曾在佐·阿·布托被审判期间担任过前总理的辩护律师。

　　根据巴基斯坦宪法，总理任期五年。总理在被任命后的60天内，必须获得国民议会的2／3的信任票（12月12日，贝·布托在国民议会对她进行信任表决时，以148票对55票获得国民议会的信任）。

　　贝·布托在获议会信任后发表谈话时表示，她将努力争取恢复已被齐亚·哈克前总统进行了重大修改的由她父亲主持制定的1973年宪法。她说：“我们一直在非常努力地为争取民主而奋斗，我们将继续为加强各项民主制度而奋斗。”“我们的政府采取的每一个行动的推动力量都将是这样一项带根本性的原则：以后群众和历史将如何评价我们？”

　　贝·布托在议会获信任投票后，大约20名反对党议员也对她表示了祝贺。反对党领导人古拉姆·海德尔·维内表示，反对党人士应该忘掉对过去的不满，而在这个国家的前进进程中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贝·布托对反对党作出的愿意合作的姿态表示欢迎，她说：巴基斯坦让她当伊斯兰世界第一位女总理是永垂史册的事情。现在人民是团结的，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要对人民和历史负责，她将奉行“宽容和争取意见一致”的政策。

　　12月12日，巴基斯坦还进行了总统选举。

　　根据巴基斯坦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由国民议会议员和四个省议会议员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在总统选举中，人民党放弃了推举自己的候选人的打算，而是根据贝·布托上台前与军方和代总统达成的谅解，全力支持由伊斯兰民主联盟推举的候选人、穆斯林联盟成员、代总统乌拉姆·伊沙克·汗。这样，伊沙克·汗12日在秘密投票中获得446张选票中的348票，以压倒多数票击败其他三名候选人，当选为巴基斯坦第七位总统，任期五年。

　　1988年12月13日，巴基斯坦举行了新当选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当伊沙克·汗在总理贝·布托的陪同下进入举行仪式的大厅时，受到了联邦政府官员、军政要人、各界代表和外国驻巴基斯坦使节的热烈欢迎。首席法官阿卜杜勒·哈里姆主持了宣誓就职仪式。

　　就职仪式结束后，伊沙克·汗总统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他相信贝·布托有能力治理好巴基斯坦。他说：“我们有一个获得众多信任票的经选举产生的政府。”“我认为不会出现什么困难。”

　　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在仪式结束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军队中有人反对贝·布托。他明确表示，军队内部对向贝·布托移交权力一事在看法上不存在任何分歧。

　　1988年12月26日，在参议院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伊斯兰民主联盟提名的候选人瓦西德·萨贾德当选为参议院议长。

　　自此，从11月16日开始的1988年全国大选工作全部顺利完成。巴基斯坦完成了向议会民主制国家的过渡，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

　　贝·布托出任巴基斯坦新总理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国政府和领导人纷纷发贺电对她麦示祝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12月2日打电报给贝·布托女士，对她出任巴基斯坦新总理表示祝贺。李鹏总理在电文中说：“在阁下荣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在电文中还说：“我相信，在阁下任职期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祝巴基斯坦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祝阁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美国总统里根12月1日致函贝·布托，祝贺她被任命为巴基斯坦新一届政府总理。在信中，里根称赞巴基斯坦不久前举行的大选将使这个国家步入一个民主治国的新时代。他希望美巴两国的亲密关系能继续发展下去。

　　印度总理拉古夫·甘地在长达十一段的贺电中盛赞贝·布托在巴基斯坦恢复民主事业中的丰功伟绩，重提两人的父、母辈创立的“西姆拉协定精神”。他在贺电中说，你和我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孩子……我谨希望同您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改善两国关系。消除过去毫无必要毒化我们两国关系的那些刺激物。

　　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一亚洲当时仅有的另一位女政府首脑，向贝·布托女士发去贺电，对自己的这位“同伴”表示热烈的祝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从突尼斯打电话给贝·布托，祝贺她在巴基斯坦大选中获胜，就任政府总理。他还高度赞扬了贝·布托已故的父亲佐·阿·布托对伊斯兰事业所作出的贡献。阿拉法特是伊斯兰世界第一个祝贺贝·布托当选为总理的领导人。

　　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称，贝·布托当选总理证明巴基斯坦正在发生民主变化，重申苏联愿意本着睦邻和互利合作的精神发展两国关系。

　　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澳大利亚非常期望同贝·布托的新政府合作，把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继续下去。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2月2日致电贝·布托，祝贺她当选为总理，并希望能与贝·布托合作，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两国间的亲密、友好关系。

　　南亚的斯里兰卡总统费亚瓦德纳、尼泊尔首相什雷斯塔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都对贝·布托当选总理表示了祝贺。

　　贝娜齐尔·布托作为新闻人物，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世界许多报刊纷纷介绍、评论、盛赞贝·布托的当选。

　　美国者名的《华尔街日报》，1988年11月18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能够领导巴基斯妇的贝娜齐尔·布托》的专题报道。文章说，贝·布托的当选。使得巴基斯坦在“加强民主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泰晤士报》就巴基斯坦大选发表社论说，民主制度，无疑是巴基斯坦的最大获胜者。这是专制独裁政治自身和平地转为民主政治的几个罕有的转折点之一。这次选举可以与1983年阿根廷的选举、1987年韩国的选举以及1988年10月智利的公民投票相提并论。它为民主制度打下了基础。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8年11月28日以“虎女不愧虎父、布家复起政坛”为标题介绍了贝·布托的情况。文章认为，贝·布托经公平选举而掌权，首开了巴基斯坦民主的先河。她父亲一直无法做到的，在她所赢得的竞选中已表现得青出于蓝了。

　　《印度时报》赞扬说，“贝·布托一举成为穆斯林教徒占大多数的国家的一名女总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世界最有影响的美同《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均把贝娜齐尔·布托列为1988年12月28日出版的刊物的封面人物，并载文对她作了详细介绍。

　　中国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也将贝·布托的情况向中国人民作了详细的介绍。中国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半月谈》杂志等都把贝娜齐尔·布托当选为总理列为1988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

　　贝·布托这位年仅35岁的年轻女子，能成为一个拥有一亿零四百万人口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首脑，在过去看来，简直像天方夜谭的梦幻，而如今，却成了铁一般的现实。

　　当今世界，尽管女性多于男性；尽管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就出现了妇女争取政治平等权利运动的萌芽；尽管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承担了世界上2／3的工作，但今天的妇女在许多领域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

　　在当今发展变化着的世界上，人口、教育、家庭、儿童、老龄等社会性问题仍困扰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而妇女又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变量。虽然妇女的状况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同时，妇女的地位及权益，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仍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与维护。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贝·布托能成为最年轻的女政府首脑，天不显示了她的超凡才能。










贝布托传--第十二章　初试锋芒






第十二章　初试锋芒

　　巴基斯坦大选结束后，世界各国舆论普遍认为，人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在巴基斯坦开创了一个民主的新纪元。它结束了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开始了议会民主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巴基斯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88年12月2日，贝娜齐尔·布托总理在伊斯兰堡首次向全国发表广播和电视讲话，阐述了巴基斯坦的内外政策。

　　贝·布托说，巴基斯坦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重的，政府面对一些严峻的挑战，诸如贫穷、文盲、宗教纠纷、人口膨胀、难民群、与邻国不和谐的关系、还有一支花费很大的庞大军队等等。而这些只不过是最突出的一些问题而已。

　　贝·布托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十分清楚。在对全国的演讲中，她的语气坚定而略带黯淡的色彩。她说：“你们把崇高的荣誉赠与你们的一个姐妹，也把沉重的责任搁在她的肩头。我们此刻站在灾难的边缘，然而整整一代人正准备尽最大力量拯救我们的祖国，我们要结束饥饿、腐败的现象，我们要让无家可归的人重返家园！”

　　贝·布托在大选中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候选人，现在她需要用政绩来证明，她更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与决策者。多出任总理后，贝·布托的首要任务是为巴基斯坦制定一个稳键的、和谐的、条理分明的外交政策。因为巴基斯坦在地缘政治和超级大国的角逐中陷得很深。在竞选中，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贝·布托压低了人民党长期反美的调子。在就职后的演说中，贝·布托重申要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关系。声明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反政府的阿富汗游击队争取独立的斗争。贝·布托坚定地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同中国传统的友好关系。贝·布托还表示，要突破重重障碍与印度改善关系。

　　贝·布托总理还谈到核武器这个敏感问题。国际社会正密切注意巴基斯坦的核研究计划，并怀疑巴基斯坦已经制造了原子弹。这种可能性曾一度使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疏远，印度也对此“深表关切”。在12月3日举行的就职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贝·布托总理向全世界保证：“我们的核子研究旨在和平利用，与使用原子弹是两码事。”

　　除了外交政策，国内积重难返的麻烦同样需要贝·布托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果断地处理。首要的问题是在军方独吞国民预算60%的困境中，人民党政府如何实现改善教育、向人民提供医疗保险与住房等诺言。这是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涉及到与军方关系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处理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贝·布托政府的命运。贝·布托还要遇到人口爆炸的难题，需要拿出锦囊妙计来控制3．1％的人口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世界最高的。控制不住人口的迅猛增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新政府是否敢于不顾宗教领袖的反对而执行当前孟加拉国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对其政治信心的直接考验。另外，宗教派别斗争问题也将使贝·布托煞费苦心，宗教问题已经给国家带来了灾难。1988年全国有数百人死于宗教冲突。

　　尤其是在经济上，巴基斯坦已接近破产的边缘。前政府为获得外国贷款，与不少国家订立了各种协定，债务累累。因此，贝·布托的政府从一成立时起，就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贝·布托必须加快巴基斯坦国民经济的发展，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缩小贫富差距，努力引进外资。

　　尽管贝·布托政府上台伊始，巴基斯坦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非常严重的，政府面对着严峻的挑战，但贝·布托坚定地表示“不害怕任何挑战”。既然历史和人民把她推到巴基斯坦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么她绝不会辜负人民对她的殷切期望。

　　1988年12月4日，贝·布托总理主持了第一次内阁会议，研究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国家预算，讨论了政府应采取的经济措施。

　　贝·布托上台后面临的经济困难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财政赤字巨大，内外债务累累，国库空空如也。人民党政府在经济上面临严峻的考验。

　　首先是经济发展速度大滑坡。从1977-1988年度齐亚·哈克总统当政的11年，前期巴基斯坦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6％。但是从1986一1987年度开始，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比上一年增长5．7％，1987—1988年度为5．8％。贝·布托执政初期，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又降为5．1％，比原定指标69％低1．8个百分点。

　　其次，财政赤字巨大、通货膨胀率上升是巴基斯坦经济困难的突出特点。近十年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预算赤字从1981一1982年度的171．74亿卢比增至1987-1988年度的577．18亿卢比，增长了2．3倍。同期，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3％上升到8.6％。

　　为填补巨额财政赤字，齐亚·哈克政府不得不大举内、外债，使债务负担加重。巴基斯坦政府的内债从1980一1981年度的580．87亿卢比增至1987－1988年度的2901．46亿卢比，增加了4倍。同期，内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从20.9％上升到42．3％。政府还本付息的数额逐年增大，每年仅内债的利息额就从1980-1981年的33．37亿卢比增至1987—1988年度的210．96亿卢比。

　　而财政赤字的增长，必然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1988年6月以前，物价相对稳定，年通货膨胀率大约在5％左右。此后，物价开始上涨，而且上涨幅度越来越大。1988年6月到10月，批发价格指数上升10．34％，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10．50％，46种敏感商品价格指数上升了近16％。并且，这种上涨趋势仍有所加强。通货膨胀颇似笼中猛虎，一旦失控，便难以驾驭。这是令贝·布托总理最头痛的事。

　　再次是外债负担加重，国际收支赤字增大。巴基斯坦政府从50年代初开始接受外援，1952-1953年度欠外债100万美元。其后，随着外援数量的增加和外援结构的变化，外债负担逐年加重，从1954－1955年度的3．37亿美元，增至佐·阿·布托执政后期的72亿美元。齐亚·哈克将军当政后，1981年为90亿美元，到1988年6月底为126.13亿美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0．9％。据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材料，巴基斯坦外债虽然数额不算巨大，但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高达35．9％；而巴西只占31．9％，尽管它的外债总额高达825亿美元；印度只占14％，而它的外债总额为319亿美元。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侨汇收入继续下降。在国外工作的巴基斯坦入汇回国内的侨汇是巴基斯坦重要的外汇来源，对平衡巴基斯坦的国际收支具有重要意义。1972-1973年度巴基斯坦侨汇收入为1．36亿美元，约占当年商品出口收入的18％。1982—1983年度侨汇收入高达28.87亿美元，比当年的商品出口收入还高出10％。但自此以后，侨汇收入连年下降。况且巴基斯坦侨汇收入绝大多数来自中东等阿拉伯产油国家，由于近年石油价格下跌，中东产油国家压缩建设规模，大批巴基斯坦工人被迫回国，因而影响到巴基斯坦侨汇收入大幅度下降。

　　侨汇收入的锐减，外贸赤字的增加，必然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外汇储备大幅减少。1988-1989年度巴基斯坦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为19．8亿美元，比预定指标12．5亿美元高出58．4％。在贝·布托上台前，巴基斯坦外汇储备已经下降为4．57亿美元。

　　巴基斯坦经济困难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人口增长过快，同时，失业问题相当严重。

　　巴基斯坦人口1988年时是1．04亿，是世界上第9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巴基斯坦的人口增长率为3．1％，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按目前的速度增长下去，到本世纪末，巴基斯坦人口将达到1．8亿。

　　一般说来，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巴基斯坦经济能力有限，难以全部吸收新增劳动力，因而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就相当严重。1987－1988年度巴基斯坦失业人口达400万，失业问题相当严重。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贝·布托没有忘记自己在1988年11月大选宣言中的许诺：要向每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提供粮食、布匹、住房、教育、卫生设施、安全和健康的环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巴基斯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因此，贝·布托总理认为，为了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和实现对人民的许诺，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既要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又要实现平等、社会公正和消除贫困，使这两者之间平衡协调发展。为此，人民党政府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调整和结构改革，以保证经济能在国内外稳定的财政金融环境中健康发展。同时要特别重视扩大经济发展利益和机会，改善和提高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水平以及增加就业，从而实现消除贫困的重要目标。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贝·布托政府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调整、改革经济结构，推行经济改益。其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何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克服财政金融结构失衡，保证经济正常发展。

　　鉴于巴基斯坦财政赤字逐年增大，债台高筑、差不多占去了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0％，人民党政府把克服财政金融结构失衡，削减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作为首要的经济目标。

　　贝·布托．总理清楚地记得，早在居内久政府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要改革财政制度，把赤字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以内的要求。否则，将不向巴基斯坦提供贷款援助。当时的周内久政府和后来的齐亚·哈克看守政府部拟定了增加税收减少赤字的预算，但都因遭到反对而未能真正厉行财政收支结构的改革。贝·布托上台伊始就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双方同意将赤字限定在占国民生产总值6％的比例内。

　　如何减少赤字，摆在贝·布托总理面前的有三条道路：

　　其一是增大税收。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办法，但居内久政府新增税收180亿卢比和齐亚·哈克看守政府新增税收130亿卢比的预算均遭到国民议会的反对而未能通过。因此，贝·布托政府不能重蹈覆辙，否则只能引火烧身。

　　其二是大量举措内外债务。但这必然会耗尽国库中已少得可怜的外汇，而且还将危及巴基斯坦同国际金融界的关系，降低巴基斯坦的信誉等级，使巴基斯坦接受附带苛刻条件的紧急援助。这种办法非但不能解决内外债务负担已相当沉重的问题。而且只会使之更加严重，险情增大。

　　其三是适当增税，同时紧缩开支。

　　经过理性的思索，审慎地抉择，贝·布托总理把目光盯在了第三条道路。第一条、第二条道路荆棘丛生，风险极大，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只有走“适当增税，紧缩开支”的道路，才能有效解决政府面临的财政结构失衡问题；同时，这也是在巴基斯坦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

　　1988-1989年度新增税额，贝·布托政府原定为210亿卢比，后来减至100亿卢比。之后又考虑到各种因素，贝·布托决定再次大额删减，最后确定为70亿卢比，只相当于当初设想的1／3。这是在巴基斯坦国内各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的，因而是可行的。

　　此外，为了动员更多的国内资金投入经济建设，贝·布托还设法动员“黑钱”“弃暗投明”，投入工业生产。据巴基斯坦国家税收委员会估计，1986年巴基斯坦地下经济或未经注册的资金或黑钱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贝·布托上台前夕，“黑钱”已与巴基斯坦当年的外债总额相当。规模庞大的地下经济冲击正常的经济秩序，助长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巨大的腐蚀作用，如不加以控制或积极引导，它的破坏作用将与日俱增。因此，贝·布托政府明确规定：凡“黑钱”投入工业生产者，只需缴纳少量所得额即成“白钱”，政府有关当局不再追究其偷漏税收的责任。如此一来，大量的“黑钱”被引向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也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财政金融结构的失衡。

　　在适当增税和引“黑钱”于生产的同时，贝·布托政府还大力消减非发展费用。她要求“各省政府也削减其非发展费用，要勒紧裤带过日子，而不能向穷人征收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贝·布托总理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决定将其总理府按规定应得的修缮费用削减一大半，将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投入国民经济积极健康稳定发展上。贝·布托自信地认为，她的紧缩政策肯定会收到良好效果。

　　第二，大力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增强公营企业活力。

　　70年代，人民党执政期间，贝·布托的父亲佐·阿·布托总理，大力推行国有化。这项政策在当时促进了巴基斯坦经济的稳步增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项政策已经不能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了。贝·布托在1988年大选中明确宣布，执政后不再推行国有化。人民党还针对人们对其国有化政策的疑虑，在竞选宣言中也宣

　　布：“人民党将鼓励私营部门积极承担国家工业发展的责任并在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贝·布托总理还决定，吸收私营企业家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府一道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贝·布托政府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促进私营企业发展。

　　其一，政府放宽投资设厂的限制。政府规定，凡投资在10亿卢比以下的中小企业，不需政府批准。而且如在政府指导下的工业发展区和落后地区投资办厂，政府将保证优先提供各种重要服务。另外，鼓励私营部门积极参与电力、公路等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二，出售公营企业股份，加强同私营部门的经济联系。这是贝·布托政府在鼓励私营部门发展方面作出的一个重大突破。贝·布托相信，此举不仅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且可以加强公、私营部门的经济联系，发展资本市场。为使出售股票顺利进行，同时也加强私营部门在资本市场上的活动，贝·布托总理还决定在首都伊斯兰堡设立股票交易所。

　　其三，加强私营银行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引进外资。为筹集更多的国内资金，促进经济发展，贝·布托政府决定允许一部分私营公司成立投资金融银行。这样，不仅可以缓和私营部门工业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而且还将促进货币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贝·布托政府公开邀请外国私人投资者通过财政援助、技术转让、合资企业等各种方式在巴基斯坦投资。贝·布托总理宣布成立以她为首的国家投资委员会，迅速、及时地审批外国资本进入巴基斯坦，重申不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这些措施使得国内外资金大量投入到巴基斯坦国民经济发展之中。

　　在鼓励私营邮电发展的同时，贝·布托总理要求加强村现有公营企业的管理，清除公营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地发展并达到较高的发展速度，贝·布托政府在鼓励私营部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公营部门的投资。

　　第三，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始终是巴基斯坦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1987一1988年农业产值占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的1／4，农业提供了全国就业机会的一半，而且，全国人口的70％以上生活在农村。因此，贝·布托的人民党政府对发展农业和农村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首先，政府向小农无偿分配土地。巴基斯坦虽经过三次土地改革，但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仍高度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广大下中农、小农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依附于大地主，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增加农业生产。为了调动小农的生产积极性，贝·布托一上台就决定向小农无偿分配近40万英亩耕地。

　　其次，大力增加农业投入，继续实行农产品价格补贴。自60年代中后期巴基斯坦实行绿色革命以来，历届政府都增加了对化肥、水利、高产品种等的投入。贝·布托上台后，决定大力增加对农业现代化的资金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继续实行农产品价格补贴，以使农业投入和农产品价格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既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又不损害城乡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另外，贝·布托政府开展“人民发展计划”，改善穷苦农民的生活。这项计划主要是动员农村基层组织的力量，组织贫苦农民参加为满足本地需要的农村经济建设，为贫苦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利于逐步消除农村中的贫困现象。人民党政府十分重视这一计划，认为这是实现向人民许诺的一项重要计划。贝·布托总理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信德省和西北边境省开展“人民发展计划”的集会。贝·布托认为，即使要压缩财政开支，也只能压缩其他的财政支出项目，而必须保证“人民发展计划”项目的费用。1988年12月8日，贝·布托总理主持召开修改上届政府预算的内阁会议时，决定拨款20亿卢比用于开展“人民发展计划”。在当时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中，拿出20亿卢比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足见贝·布托政府对“人民发展计划”的重视。

　　第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社会福利设施。

　　贝·布托在竞选宣言中宣布，人民党把就业政策列为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人民党将在上台后在就业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贝·布托认为，随着工业化政策特别是小型工业和乡村工业政策的实施，随着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工业，将会在城市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随着“人民发展计划”的实施，也会在农村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和缓和严重的失业问题，贝·布托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

　　首先，将工业投资同增加就业联系起来，大力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鼓励在农村的中小城镇发展以农业原料为基础的加工工业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

　　其次，扶助自我就业。人民金融公司将向受过一定教育的失业人员提供开业贷款，鼓励他们自我就业，如自办学校、诊所、律师事务所等。人民党政府还将增加在人民金融公司中的股份，以便向更多的自谋职业人员提供开业贷款。

　　此外，继续在国外为巴基斯坦人寻找工作。1978—1982年。巴基斯坦有70万人在中东地区工作；而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这批人纷纷回国。贝·布托政府利用两伊停火、恢复各自的经济建设的机会，继续努力在国外为巴基斯坦人寻找工作。

　　在增加就业的同时，贝·布托政府还增加了对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槁刮事业的投资。

　　第五，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提高国家的义明程度和科技水平。

　　贝·布托政府在克服财政金融结构失衡，鼓励发展私营部门。重视发展农业，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教育和科技。

　　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和总理贝·布托都强调要重视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伊沙克·汗总统说；“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科学技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发展，甚至不可能维护其主权独立和国家完整”。他特别强调指出，对科学技术教育持冷漠、忽视或无所谓态度，将必然造成长久地依赖于他人，而长久地依赖他人又必定会损害主权、荣誉和尊严。

　　贝·布托总理也多次强调，人民党政府要最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贝·布托认为。鉴于过去长期对教育的忽视，必须把发展基础教育作为国家最根本的一项任务，并从资金上予以保证。同时，对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也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贝·布托成立了以其父、前总理住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名字命名的科学和技术研究所，并从资金上保证该研究所的正常运转。

　　如果说贝·布托上台后在国内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是经济问题，那么，她在国外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自印巴分治以来一直困扰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巴印关系问题。因此、在对国内推出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的同时，贝·布托在外交上也迅速把精力集中到改善巴印关系上。

　　1988年12月28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国际机场。

　　一个晴朗的夜晚。

　　人头攒动，灯火辉煌，整个机场如同白昼。此时的贝·布托总理仁立机场，心情略有起伏，等待着……

　　一架银机除除降落在机场上，机舱门缓缓启动，舷梯口出现了精神奕奕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他面带微笑，健步走下弦梯，与早已等候在此的贝·布托总理互致问候。印巴和解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

　　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将于12月29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作为东道主的贝·布托总理盛请邀请印度总理拉·甘地等南亚国家政府首脑来巴基斯坦共商南亚经济发展大计。

　　作为28年来第一位飞赴巴基斯坦的印度总理，拉·甘地一踏上巴基斯坦这片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土，便感到了印巴和风拂面，心潮亦难以平静……

　　贝·布托总理也感到所有这一切来之不易啊！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在独立前原为一个国家。两国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和地缘联系，两国的总面积占南亚地区总面积的90％，两国的人口之和占世界的1／5。两国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军事实力等因素决定了两国的关系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个南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然而自两国独立以来，由于宗教和领土等原因，两国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1947年6月3日，英国统治者公布了“蒙巴顿方案”，把英属印度按宗教信仰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正式宣布成立。在印巴分治过程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情绪达到了顶峰，导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宗教冲突和仇杀。在冲突最剧烈的旁遮普和信德等地，许多城市和村庄变成废墟。几个月之内，50多万人被杀，1000多万人无家可归，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这种用血和泪凝成的种族和宗教仇恨，造成了印巴两国人民之间极大的思想隔阂和心理障碍，严重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加之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分治过程中故意制造的新的矛盾纠纷——悬而未绝的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问题，宣布分治后不到三个月，印巴两国就发生了武装冲突。迄今为止，两国已在克什米尔地区三次兵戎相见，各自都把对方作为自己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使两国长期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

　　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由于克什米尔对印巴两国都利益攸关，故长期得不到解决，成为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痼疾之一。

　　在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后，1972年6月28日-7月2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巴基斯坦总统位·阿·布托曾在印度的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举行首脑会谈。年仅19岁的哈佛大学学生贝娜齐尔·布托也随父亲佐·阿·布托总统参加了那次历史性会谈，并有幸与印度著名的政治家、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女总理英迪拉·甘地相识并合影留念。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3日，印巴两国签署了《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双边关系协定》，即著名的《西姆拉协定》协定申明“两国决心用和平方法通过双边协商或使用其他相互同意的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从而确立了两国之间和平解决争端的“西姆拉精神”。在最棘手的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巴双方搁置争议，规定两国各自保持战后的实际控制线，“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单方面谋求改变这条控制线”。

　　自1972年印巴双方签定《西姆拉协定》之后，印巴两国关系基本上保持稳定，虽然有时曾出现紧张，但两国未再发生战争。在克什米尔，印巴两国军队虽在实际控制线不时发生枪战，但并未出现大的武装冲突。

　　进入80年代以来，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的争端又出现了新的热点。双方在星峡冰川地区发生了冲突，出现了军事对抗。

　　星峡冰川（又名“锡亚琴冰川”）位于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北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三国交界地区，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海拔高度在4000-6000米，周围全是比冰川更高的雪山冰峰。从经济角度看，没有任何价值，但印巴双方却对这块不毛之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用印度人的话说，星峡冰川是巴基斯坦打开查摸·克什米尔防御之门的钥匙。控制了星峡冰川，巴基斯坦就可以与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接壤，在未来的对印作战中，巴基斯坦就可以与中国在军事上“遥相呼应”，并能够“将印度与拉达克之间的公路撒得粉碎”。再加上印巴边界已明确划分，无可争议，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实际控制线两侧双方已有重兵把守，难以争夺，只有星峡冰川有隙可乘。

　　从1981年开始，印巴双方分别派出巡逻队抵星峡冰川地区进行侦察和适应性训练，同时到欧洲国家采购高海拔作战的专用设备，为部队长期驻守进行物质准备。1984年，印军抢占了冰川西侧3个山口中的两个（比拉方德山口和希阿拉山口），巴军随之也占领了另一个山口（吉扬山口）双方形成军事对峙后，便不断发生交火事件。5年来，双方在该地区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工事，频繁交火，同时也不断会晤，但终无结果。

　　除了克什米尔问题外，宗教纷争也是影响印巴两国关系的主要矛盾之一。

　　印度的教派冲突是国内的一大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旁遮普问题”又称“锡克人问题”。印度境内的锡克人集中居住在旁遮普省，信奉锡克教。锡克人不断掀起维护其民族权利的斗争，要求成立锡克人的国家——卡利斯坦国、1984年6月，印度总理英·甘地调动军队攻占锡克人的圣地——阿姆利则金庙，严重伤害了锡克人的宗教情感，招来了1984年10月31日的杀身之祸。拉·甘地上台后，采取措施，平息了锡克人的旁遮普叛乱。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插手旁遮普问题，威胁了印度的安全和稳定。而巴基斯坦则指责印度在其西部的拉贾斯坦邦训练骚乱分子，并派他们到巴基斯坦信德省制造动乱。

　　另外，激烈的军备竞赛也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之一。印度以“对付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为借口，从6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军事强国。80年代印度着手实施一项为期20年的国防现代化计划。目前，印度陆军总兵力居世界第四位，海军、空军兵力也位居世界前列。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印巴两国竞相制定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并且取得突破性进展。印度于1974年爆炸了一个核装置后，于1988年2月成功地发射了一枚射程为240公里的中短程导弹，并声称，印度已具备生产15一30枚原子弹的能力。巴基斯坦也不甘示弱，努力研制核武器。在核能力上，巴基斯坦处于弱势，但印度却指责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并威胁印度安全。巴基斯坦多次宣布它发展核技术是用于和平目的，并主动建议停止核竞赛，宣布南亚为无核区，但印度却不同意，而提出双方签定“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协议”。

　　在整个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大背景下，印巴关系稍有解冻。特别是1988年12月贝·布托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理以后，印巴两国的敌对关系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迹象。

　　贝·布托组建人民党政府以来，一直把改善同印度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布托深知，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印巴关系紧张给巴基斯坦造成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印巴关系缓解，即使一时解决不了悬而未决的双边关系问题，但对巴基斯坦解决国内问题还是有利的。另外，印度毕竟是南亚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占一定地位．贝·布托也希望印巴改善关系对南亚区域合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35岁的贝·布托同44岁的拉·甘地都是独立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均没有经历过1947年的流血冲突，残酷的印巴分治没有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创伤。因此，他们不像老一辈领导人那样对两国之间的宿怨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使他们能够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这次拉·甘地总理飞赴巴基斯坦，利用参加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的机会，与贝·布托总理实现会晤，这对老一辈领导人来说近乎于“天方夜谭”。

　　对于印度来说，贝·布托是通过竞选上台执政的，较齐亚·哈克的军人政权对印度更有利；拉·甘地与贝·布托一样，也想在南亚地区树立起新一代领导人的形象。

　　拉·甘地在1989年也将面临大选，国大党的对巴政策是一个争论焦点。印度有大量的穆斯林选民，他们的选票对拉·甘地的国大党能否连续执政至关重要。占全国人口1／8的穆斯林强烈要求改善印巴关系，印度政府不能不正视这种现实，顺乎民心，赢得选票。

　　另外，南亚形势的变化也促进了印度对巴政策不得不有所改变。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后，美苏在南亚地区的抗衡已有所缓解，从而改变了巴基斯坦腹背受敌的不利处境，增强了它与印度抗衡的能力，使南亚格局发生了不利于印度的变化。

　　南亚其他邻国也同印度发生了争执。尼泊尔与印度在续签贸易条约和过境条约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对抗；斯里兰卡在印度维持和平部队撤军问题上与印度反目成仇；不丹和孟加拉国积极寻求与其它国家发展关系，加强了争取主权独立的斗争。

　　在以前历次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上，南亚各国普遍强调应加强相互间的信任和谅解，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从政治上对印度的“老大哥”位提出了不满。印度认为，在本次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上，这种不满情绪将会更加强烈。因此，拉·甘地意识到，缓和与各国之间的千盾，巴基斯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印巴合解，就可以瓦解其他小国的斗志。可以说，印巴改善关系是被“逼”出来的，是南亚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贝·布托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理以后，拉·甘地在给贝·布托的贺电中首先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并主动取消了每年在印巴边境地区举行的例行军事演习。印度新闻媒介对巴基斯坦新政府的友好言论开始增多。与此同时，贝·布托总理也向新闻界表示：巴基斯坦愿为改善巴印关系做出最大的努力。所以，拉·甘地趁这次参加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的机会，将与贝·布托总理进行首脑会晤。这标志着南亚两个大国之间改善关系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

　　1988年12月29日，贝·布托总理作为东道主在伊斯兰堡主持召开了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不丹国王旺楚克和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等七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外交部长。各国驻巴基斯坦的外交使节三百余人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在大会上，贝·布托总理当选为该届首脑会议主席。

　　贝·布托总理在致开幕词时，首先回顾了自1985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立以来，南亚七国克服种种天灾人祸的阻碍，在区域合作和自力更生方面所取得的可喜的成就。

　　贝·布托说，将要结束的1988年是许多地区冲突出现和平解决曙光的一年，南亚地区也是如此。这对南亚国家在和平建设方面进行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作为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我们的人民，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政策和目标。我们应该致力于消灭我们这一地区共同的敌人：贫困、疾病、落后和文盲，而不应把有限的资金花费在扩充军事力量上。

　　贝·布托总理还呼吁制定一个直至2000年的南亚区域合作计划。

　　会议决定，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内11个合作领域中，将首先在农业、卫生保健、气象学等重要领域进行合作。

　　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年会的两个半小时的开幕式上，坐在讲台上的贝·布托总理不时地同拉吉夫·甘地总理进行交谈，后来又多次私下会晤，成为最令人瞩目的新闻。

　　16年前，当贝·布托还只有19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佐·阿·布托总理到邻国印度参加印巴西姆拉首脑会谈。当时，佐·阿·布托总理指着他的“掌上明珠”贝·布托，对他的谈判对手英迪拉·甘地总理说：“我要把她培养成巴基斯坦出色的政治家。”

　　风云变幻，斗转星移，闪耀在南亚次大陆上的两颗政治巨星相继陨灭——佐·阿·布托1979年被政敌推上绞刑架；英·甘地1984年遇刺身亡。而今，英·甘地的儿子拉吉夫·甘地继承了母亲的事业；贝·布托则实现了父亲佐·阿·布托的预言，印巴次大陆上又升起了两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

　　贝·布托和拉·甘地，这两位年轻的南亚政治新星，审时度势，为改善两国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2月31日下午，印巴两国在友好的气氛中签定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避免两国贸易中的双重征税》和《加强双边文化交流》三个协定。这是两国领导入改善印巴关系的良好开端，也是献给两国人民乃至南亚地区人民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印巴《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协定规定双方将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鼓励和参于旨在摧毁或破坏对方核设施的任何行动；双方有义务于每年的1月1日向对方通报核设施的座落位置及变化情况。协定中的“核设施”包括核动力与核研究反应堆、核燃料加工和处理设备、浓缩铀工厂或车间、同位素分离与加工设施以及任何形式的放射性核燃料和原料的储存设施。

　　《避免两国贸易中的双重征税》协定主要涉及了空中货物运输的过境征税问题，对征税的定义、程序、幅度作了明文规定。

　　《加强双边文化交流》协定旨在促进双方在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内包括人员交流在内的各种合作。

　　两国签定三个协定后，贝·布托总理和拉·甘地总理在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都表示，要为改善印巴关系尽自己的努力。拉·甘地对贝·布托说：“自从你父亲和我母亲签订西姆拉协定之后，这次是印巴之间第一次签约。我希望我的来访有助于实现印巴关系正常化。”贝·布托也说：“我们举行的会谈非常重要，我们已为改善印巴关系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步子。”

　　两位领导入没有回避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表示先从解决小的和不太敏感的问题入手。贝·布托认为，三个协定的签署象征着“和平的进程已经开始”。拉·甘地对此表示赞同。

　　两位年轻的总理对双边关系在1989年将取得更大的进展充满了信心。

　　拉·甘地说：“巴基斯坦民主制度的恢复及民选政府的产生给次大陆和印巴两国带来了友好、合作的曙光。”

　　贝·布托说：“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建立起一代人的和平是两国新领导人的真诚愿望。”

　　经过磋商，印巴两国决定两国总理在1989年要进行互访，两国的内政、外交、国防、经贸等部门的部长级官员也将就双边关系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比以往更频繁的会晤，以谋求合理地解决两国关系中的现存问题。

　　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称他们“已注意到”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潜力很大”，表示愿为促进和扩大经贸关系做出积极的努力。

　　外国报刊纷纷评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在伊斯兰堡开幕。有的报道认为：“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今天（12月29日）晚上满怀信心地进入了国际舞台。”有的新闻分析说：“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两位年轻的领导人充满高度乐观情绪的言词和16年前两国达成的协议，宣告巴印两国已迅速开始改善两国关系的新时代。”有的评论员写道：“在伊斯兰堡开幕的南亚地区合作联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将会成为解决争端、缓和气氛、发展该地区富有成果的多边合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新年伊始，印巴两国的新闻媒介都在重要栏目中接连不断地以赞赏的口吻报道和评论了印巴首脑会晤，以往经常见诸报端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彼此攻击之词看不到了。国际社会认为印巴两国关系在1989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称两国将以新的姿态走向未来。

　　两国总理会晤后，根据口头协定，印巴两国在1989年初又举行了内政、外交和国防秘书级会谈，分别达成了一些协议并开始付诸行动。两国在旁遮普等“敏感”的边境地区实行了联合巡逻，在反恐怖和反毒品走私等方面开始了合作，就全面解决星峡冰川争端开始了谈判。两国在工业、农业、科技和民间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也有了进展。

　　1989年7月16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继尼赫鲁之后近30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巴基斯坦的印度总理，从而把印巴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7月16日和17日，拉·甘地分别同贝·布托总理、伊沙克·汗总统举行了会谈。拉·甘地此行虽然短暂，但通过两国首脑的会谈，着重就改善双边关系、加强南亚地区合作以及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众所周知，边界问题长期影响着印巴两国关系。星峡冰川问题是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一部分，两国军队在此严重对峙，时有冲突发生。在拉·甘地访问巴基斯坦前，两国已举行国防秘书和军事代表团会谈，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按照1972年西姆拉协定，调整双方在星峡冰川地区的军队，避免武装冲突。会谈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都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双方决定8月份再举行两国军事代表团会议，寻求解决办法。

　　在访问结束后发表的印巴联合公报中，两国强调将在“后撤军队以避免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全面解决星峡争端问题”。在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双方也都表示了积极态度。

　　为落实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在贝·布托和拉·甘地举行总理会谈后的当天，两国部长级联合委员会就建立了四个小组，分别就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和领事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进行探讨，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阿富汗问题上，两国的立场较过去接近。贝·布托和拉·甘地两位总理都强调政治解决的必要性，希望在阿富汗尽快建立一个能为人民所接受的、基础广泛的政府。

　　在南亚区域合作问题上，由于斯里兰卡要求印度撤军未得到响应，斯里兰卡抵制了不久前在巴基斯坦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外长会议，并称还将抵制年底的首脑会议。印斯关系陷入僵局。在拉·甘地同贝·布托的会谈中，拉·甘地专门就印斯关系向巴基斯坦方面通报了有关情况。他希望巴基斯坦作为本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会议执行主席居间调停。贝·布托总理答应为此将访问斯里兰卡。

　　这次首脑会晤，对促进印巴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南亚地区局势的缓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两国积怨甚深，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不会迅速消弥。

　　首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仍将妨碍印巴关系的改善进程。

　　拉·甘地在1989年3月对外国记者说；“印巴之间要改善关系，有三个难题必须解决：最大的难题是巴基斯坦的核计划问题：其次是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第三是星峡冰川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些问题我不认为很快就能解决。”贝·布托总理则强调：“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关系的核心，在该问题解决之前，印巴之间的持久和平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是不可能的。”

　　为了消除这些障碍．双方已举行了一系列谈判，并取得了一些一进展、最大的成果是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协定》。但是，在关键的星峡冰川问题上，双方分歧较大，至今未达成协议。至于旁遮疾的恐怖主义问题，由于巴基斯坦提出印度也在支持巴基斯坦信德省的骚乱活动，双方难以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连拉·甘地也承认“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这些最根本最敏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自然要影响到两国改善关系的进程，甚至还有可能在缓和过程中出现波折以致诱发新的对抗。

　　其次，军事上的对抗将是印巴关系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

　　印度、巴莱斯坦经过40名年的军备竞赛，都已建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边境地区一直保持着严重的军事对峙。两国之间相互指责，都说对方的军事力量超过了防御需要。双方仍在竞相采购先进武器、军备竞赛并未停止。更为重要的是，两国都未从根本上放弃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假想敌国。特别是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把印巴和解作为一种“缓兵之计”，以便争取时间发展综合国力，为下一世纪争当世界强国打下基础。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为了彻底缓和紧张关系，主动提出两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印度却一口拒绝。看来，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难以停止，军事对抗也无法消除。这必然要为印巴和解蒙上一层阴影，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潜在的破坏因素。

　　再次，政治上的限制因素将使印巴两国领导人对改善关系持谨慎态度。

　　目前，印巴两国国内都存在一股以军方为代表的反对印巴和解的势力。拉·甘地欲参加1989年大选，不得不照顾反巴势力的情绪，在改善印巴关系时采取国内各派都容易接受的立场。贝·布托在上台后并未取得议会绝对多数的信任票，为了谋求军方支持也不得不对军方作出让步，在处理印巴关系问题时谨慎从事。

　　既然印巴两国的矛盾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要融化三尺厚冰，也非瞬间可解。印巴关系将由长期对立向既合作又对抗的方向发展。即使走到这一步，对于年轻的贝·布托和拉·甘地来说，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至于完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贝布托传--第十四章　发展巴中友谊






第十四章　发展巴中友谊

　　1989年2月11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国际机场。

　　一架银矾腾空而起，飞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对于年仅36岁的巴基斯坦女总理贝·布托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国访问。她把自己担任总理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定在中国，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繁忙的国事，使这位年轻的女总理略有倦意。飞机里，贝·布托缓缓地合上了双眼，想稍事休息，因为再有两个小时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但她的思绪却飞回了1964年的春天。

　　1564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陈毅副总理出访巴基斯坦。当时贝娜齐尔·布托的父亲佐·阿·布托担任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在周恩来总理访问期间，作为外交部长的佐·阿·布托全程陪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并且在国事活动之余，特别设家宴款待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和夫人，还把自己的家人介绍给周恩来与陈毅夫妇。当时，身为长女的贝娜齐尔·布托才11岁，梳着齐眉的短发，两只明亮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十分招人喜爱。家宴后，佐·阿·布托全家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夫妇合影留念。贝娜齐尔就站在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中间，陈毅副总理还亲切地用两只手环抱着她与她的大弟弟米尔。贝·布托至今还保存着这珍贵的照片。

　　进入70年代，随着佐·阿·布托成为巴基斯坦政府首脑，巴中友谊进一步加强，布托一家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也与日俱增。

　　1972年7月20日，刚刚与父亲佐·阿·布托总统一起赴印度西姆拉与印度总理英·甘地举行首脑会谈并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后回国不久的贝·布托，又利用暑假率领大弟弟米尔·穆尔塔扎、妹妹萨娜姆·西玛、小弟弟沙·纳瓦兹应邀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贝·布托当时年仅19岁，是一名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大学生。她的父亲常常对他们谈起中国的革命和悠久的历史，告诉他们如果对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没有第一手的认识，那么他们所受的教育将是不完整的。所以佐·阿·布托除了自己多次访华外，还非常高兴送子女们来中国见见世面。

　　在北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亲切地会见了贝·布托姐弟四人，这是他们继1964年2月后第二次见到中国的这位伟人。贝·布托虽然与父亲一起参加政治活动，见到过许多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周恩来相比。周恩来总理博闻强记，思维敏捷，亲切和蔼，谈笑风声。虽然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理要日理万机，但周恩来总理却还能准确地叫出贝·布托姐弟四人的名字，并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周恩来还与贝·布托这个受美国教育的大学生讨论了对美国政治和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一小时的会见充满了欢声笑语，使贝·布托至今难以忘怀。

　　贝·布托姐弟四人在北京游览了中国的名胜古迹。游览长城时，贝·布托对这个人类创造的奇迹赞叹不已。登长城时，她跑得飞快，以致于警卫人员担心她出意外而紧紧地在后面追赶，累得气喘吁吁。而贝·布托登上顶峰后，却高兴得开怀大笑。

　　7月25日，贝·布托姐弟四人又到南京和无锡进行参观访问。7月30日，他们到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港口，与贝·布托的家乡、巴基斯坦最大的港口城市卡拉奇通航。所以到了上海，贝·布托姐弟四人感到格外亲切，参观了工厂、农村和学校，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欢迎。

　　8月9日，贝·布托姐弟四人结束了对中国历时20天的访问回国。在这次访问中，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友好的人民，都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希望有机会能再来中国访问，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她的人民。

　　想到此处，贝·布托的唇间不禁又露出一丝笑意来。是呀，多么美好的往事。时光荏苒，十多年都过去了。此刻，已是17年后的春天了！

　　贝·布托去年大选获胜后首先会见的外国使节就是中国大使。在那次会见中，贝·布托向巾国大使通报了总统和陆军参谋长已同意由人民党组阁的情况。12月8日，贝·布托在拉瓦尔品第总理府再次接见了中国大使，并表示在她的任期内将进一步促进巴中友谊的发展。她明确地告诉大使，待按照伊斯兰教规去沙特阿拉伯的圣城麦加朝觐后，中国将是她出任总理后第一个正式访问的国家。

　　今天，她真的又来到了中国。

　　飞机开始徐徐地降落了。贝·布托收回了奔腾的思绪。

　　2月的北京，仍然颇有寒意。飞机的舱门缓缓地打开了，年轻的女总理走下弦梯，仍然是那样风采照人，脸上挂着恬淡的微笑。她看见了机场上欢迎的人群，心中不禁又洋溢起一股暖流。

　　又来到了北京！又来到了这个美丽的都市、友好的国家！

　　但是，这次却与上一次不同。那时，她还只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大学生，而现在她是以一国总理、一国首脑的身份出现的。现在，她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与中国友谊源远流长的国家。她感到了自己此行责任的重大。但她坚信自己一定会不虚此行。

　　1989年2月11日，晚6时。北京，人民大会堂。

　　刚刚走下汽车，贝·布托就感觉自己置身在一个欢乐的世界、花的海洋中。她看见中国的李鹏总理含笑向她走来，两人互致问候（遵照伊斯兰教习俗，贝·布托在访华期间不会同任何一位男性的中国领导人握手）。中巴友谊的一个新篇章又开始谱写了。

　　在接受了一个可爱的中国儿童的献花后，贝·布托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大厅。中央大厅依然是那么在严而雄伟，让人感受到了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的恢弘气势。

　　在李鹏总理的陪同下，贝·布托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李鹏总理随后向她介绍了出席欢迎仪式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外交部长钱其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等。贝·布托也向李鹏总理介绍了自己的丈夫阿希夫·阿里·扎尔达利先生及外交部长雅各布·汗等巴方随访人员。

　　欢迎仪式结束后，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了盛大宴会，欢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年轻的巴基斯坦第一位女总理贝娜齐尔·布托。

　　李鹏总理在宴会上致欢迎词说，阁下就任总理后不久即首先出访中国，这充分体现了阁下、贵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李鹏指出，多年来，巴基斯坦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正义斗争，为300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慷慨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为寻求阿富汗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对此，中国政府表示高度的赞赏。中巴两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希望阿富汗各种政治力量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协商决定自己的未来，尽早建立一个基础广泛、能为各方接受的联合政府，使阿富汗的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地位早日得到恢复。

　　李鹏总理还高度评价了巴基斯坦在改善和加强同邻国的关系及促进区域合作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

　　李鹏总理重申，在巴基斯坦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争取国家发展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是巴基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

　　贝·布托总理致了答谢词。她讲道，这次访问使自己夙愿得偿，同中国朋友重聚一堂，这对于她来说，犹如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令人为之动情。

　　贝·布托回顾了巴中两国的传统友谊和1972年她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对她的盛情款待。

　　贝·布托说，巴基斯坦坚持认为，印度洋不应成为不加控制的军事化的舞台，大国及沿岸和内陆国家必须制定一种制度来限制本地区军事化的规模，均势与适度行为是防止一场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的唯一出路。

　　贝·布托指出，对于随着逐步消除三大障碍，中苏关系改善的前景，巴基斯坦表示欢迎。巴基斯坦认为；中苏两个邻邦缓和紧张状态，解决彼此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印度总理最近访问中国后，中印关系得到了改善。

　　贝·布托最后说，中国支持关于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思想，巴基斯坦对这一支持尤为感兴趣。她保证将竭尽全力促进、发展巴中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李鹏总理的夫人朱琳也出席了宴会。中方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吴学谦、黄镇、赛福鼎·艾则孜、陈慕华、司马义·艾买提、罗干。钱其深、丁衡高、林宗棠、吴文英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贝·布托的丈夫阿希夫·阿里·扎尔达利先生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雅各布·汗等巴方随访人员也出席了宴会。宴会前，李鹏总理接受了巴基斯坦记者的采访。李鹏说，中巴之间的友谊像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高，像海一样的深。他说，经过历史的考验，任何一届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会把这种传统友谊保持下去。

　　中巴友谊的确是源远流长，而且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巴基斯坦与印度原为一个国家，是古代印度文明的发祥地，曾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巴基斯坦可以说是古老的人民，年轻的国家。

　　中巴这两个亲密的友好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和睦相处，双方互事贸易，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用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从历史的黎明时期起，就开始了友好往来”。

　　中巴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00年前。公元3世纪，巴基斯坦在贵霜王朝时期，曾派特使前往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公元5世纪，巴基斯坦的名僧那崛多和耿跋罗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中国，传播友谊，交流文化。公元405年，中国东晋的高僧法师周游健陀罗、竺刹部罗和弗楼沙（今拉瓦尔品第、白沙瓦一带）等国。公元6世纪，中国北魏的使者宋云亦曾到过白沙瓦。公元7世纪上半叶，唐代高僧玄类克服数以万计的困难，走流沙，穿峡谷，跋山涉水到巴基斯坦取经讲学。他先后到过布路沙布罗（今白沙瓦）和坦义始罗（今天的塔克西拉）。至今在塔克西拉的古城堡的山坡下，还完整地保留着一座石砌的当年玄奘的讲经台。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中国的新疆经过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通往西亚和欧洲的。进入近代，1757年，英国殖民者开始侵占印度。到1858年，整个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两个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巴基斯坦人民同印度人民一道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同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7年8月14日获得独立，与印度分治，成立巴基斯坦自治领。1956年3月23日宣布成立独立自主的巴基斯坦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同时向世界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事关系。”

　　当时，国际上除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立即承认并很快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不承认新中国，反而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政治封锁，企图将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在这种危难情况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是否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巴基斯坦政府立即对毛泽东主席的宣告作出了积极反应，于1950年1月4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世界上第三个承认中国的国家。1951年5月21日，中巴两国正式建交，这是继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瑞典和瑞士之后，世界上同中国建交的第六个非社会主义国家。

　　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各国人民应当有权在不受别国干涉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他还说：“中国一向重视同东南亚国家和其它邻国的和平合作”，“我们也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也适用于锡兰、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虽然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信仰上完全不同，但是，却非常赞同中国总理的观点，并认为可以同中国和平共处，相信中国没有侵略邻国的野心，认为两国没有任何根本的矛盾存在。这样，中巴关系一开始就展现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彼此建立了真诚信任的基础。

　　两个国家若想要友好相处，必须在诚挚、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一个真理！

　　巴基斯坦在独立后不久，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参加了反共军事条约组织，并同美国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5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了所谓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一尼克松—一杜勒斯也十分重视巴基斯坦在反共政策中的作用。当时，巴基斯坦军队总司令阿尤布·汗将尽力欲使巴基斯坦军队现代化，也努力使美国政府相信它是可靠的盟友。1954年5月，巴美两国签订了《巴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巴基斯坦同美国结盟。

　　1954年9月8日，巴基斯坦又参加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马尼拉条约》），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结盟。1955年9月23日，巴基斯坦又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1959年8月9日改称“中央条约组织”）。

　　这些条约、组织都是旨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中国和苏联的。但巴基斯坦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才参加这些组织的，并不反对中国。中国政府理解巴基斯坦的难处，对于巴基斯坦参加这些反共组织。保持同美国的密切关系能够理解。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著名的亚非会议。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本着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精神，专门款待出席会议的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给他同当时名气很大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同样的礼遇，引起世界的瞩目。

　　当时，作为万隆会议五个发起国之一的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对周恩来总理说，巴基斯坦虽然参加了军事条约组织，但巴基斯坦并不反对中国。他还说，巴基斯坦不担心中国会侵犯巴基斯坦。这位总理还对周恩来总理保证说，如果美国要利用军事条约搞侵略或者美国发动世界战争，巴基斯坦都不会卷入其中。

　　1956年10月，巴基斯坦总理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访问中国期间司，中国政府再次表明对巴基斯坦参加军事条约组织的理解。周恩来总理向客人说：“我们对巴基斯坦参加各种军事条约组织的动机是理解的，我们甚至不认为巴基斯坦参加‘东亚集体防务条约’等组织是反对中国的行动。”

　　1956年1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受到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极为隆重热情的欢迎。整个巴基斯坦国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到处是鲜花，人民由衷地欢迎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国总理。

　　1959年3月，中国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发动叛乱，中国政府胜利地平息了叛乱。当时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赞同对中国的所谓“谴责”；与此同时，阿尤布·汗总统又向印度提出签订“共同防务条约”的建议。

　　这些行动似乎意味着中巴关系步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但是，中国除据理反驳联合国的无理指责外，中巴关系并未受到影响。因为中国深深地理解“一个努力保护自己的小国所受的限制，在战略上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作出的决定。”

　　阿尤布·汗总统在其回忆录中评论中国对他向印度提出签订“共同防务条约”建议的反应时说：“中国人原本可以追问这样的条约是针对谁的。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对此没有兴趣。也许他们知道，我们对提出的建议并不是认真的。他们知道，不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巴印关系必然是不稳定的。”

　　中巴两国的友谊不仅仅表现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世界和平，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困难时，中巴两国彼此能相互支持和帮助。

　　巴基斯坦前总统开亚·哈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巴基斯坦的每一个危急时期，中国都是站在巴基斯坦一边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一直给予巴基斯坦援助。”

　　巴基斯坦是一个小国，政治上刚刚独立，经济上又面临着许多困难，加上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国内的东西巴矛盾，使这个本来就弱小的国家又增添了许多灾难。最令人难忘的就是1965年的印巴战争，它使中巴友谊经历了一次真正的考验。

　　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对印巴两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不偏不倚，实际上是暗中支持印度。因为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及其后美国和苏联部向印度运送了大批的武器。这时候美国对巴基斯坦实行武器禁运，而苏联的武器却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国政府的态度极为明朗。中国一方面公开谴责美国和苏联在印巴战争中偏袒印度；另一方面，明确、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侵略，以维持南亚地区的和平。

　　1965年4月，印巴在库奇·兰恩地区发生冲突后，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印度的侵略行径。9月7日，印度军队越过印巴两国边界进入巴基斯坦后，中国更是予以严厉谴责，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并严正指出印度政府对它任何一个邻国的侵略都会引起所有邻国的关注，它应承担侵略行径的后果。9月16日、19日，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向印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对印军“攻击拉合尔是印度的防备措施”的说法予以义正词严的反驳。

　　除了这种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还给巴基斯坦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军事援助。据巴基斯坦有关材料的统计，1966年月，中国给巴基斯坦1．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到1970年，巴基斯坦坦克的45％、飞机的33％、截击机的65％和90％的最现代化的战斗机都是由中国提供的。

　　中国对巴基斯坦道义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完全是为了伸张正义，是从维护南亚的和平安定考虑的。因此，中国政府同时也要求两国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停火决议。所以，后来巴基斯坦舆论称赞“中国为南亚和平事业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

　　中国在巴基斯坦最困难的时期给予巴基斯坦人民坚定的、无私的支持深深地印在了巴基斯坦人民的心中，使中巴友谊深入人心，并代代相传。同样，在中国人民有了困难的时候，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为中国伸张正义，也给予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蒋介石集团非法占据。在这件事上；巴基斯坦态度极为明确，多次声明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到1971年，巴基斯坦每年都是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决议草案的联合提案国之一。

　　在中美关系恢复上，巴基斯坦利用自己与中美两国都保持着密切关系的特殊条件，更是起了重要作用。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后，适时调整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其中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中国政府也利用这个契机，开展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7月9日，当时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享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从中安排，在伊斯兰堡转机来中国的。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恢复是巴基斯坦传递的信息，架设的桥梁，其功不可没。

　　中国和巴基斯坦在经济上也是交往密切。1963年1月，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965年2月，两国又签订了第一个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同年3月，阿尤布·汗总统访华，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巴文化合作协定。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还是给予了巴基斯坦力所能及的援助。1956年到1979年间，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总额为49.6亿美元，其中援助巴基斯坦为6.2亿美元，占总额的13％。

　　中巴经济合作范围广泛，内容多样，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在交通方面。中国与巴基斯坦在交通上实行的是陆海空立体合作。

　　在航空方面，1963年8月29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巴航空运输协定》。这个协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巴两国的交往，不仅增加了巴航的营业范围和收入，而且使中国有可能经巴基斯坦而同中东、非洲、欧洲开辟航线。1970年，中国从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购买了4架三叉戟飞机及配件。中国还向巴基斯坦改建和扩大卡拉奇机场提供了设备。

　　海运方面，1965年4月，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巴双方建立海运联系的协议。1960年10月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允许双方轮船在对方的任何港口停泊和运送货物。

　　陆路方面，修建了著名的“今日丝绸之路”—一通过红其拉甫山口连结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和中国新疆的喀喇昆仑公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1．5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战风雪、斗严寒，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78年完成了这条长约774公里高海拔的宽阔的全天候柏油公路。1978年6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喀喇昆仑公路的竣工典礼。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际公路，把中巴两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为中巴两国友谊的象征。

　　中巴两国这种如磐石般坚固的友谊，是两国在理解、信任、支持的基础上世世代代缔造并传袭下来的。虽然两国国内政府首脑几经更迭，但中巴友谊却永葆青春。这次贝·布托总理刚刚上台执政就来华访问，就是要将这种友谊继续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1989年2月12日上午，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贝·布托总理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就当前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并相互介绍了各自的对外政策。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经贸、技术合作关系具体交换了意见。

　　贝·布托总理深情地说道，巴中关系已有近40年的历史，两国关系已经成熟。巴中友谊是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基石。这是基于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关系，它的特点是多方面发展，多方面合作。

　　她表示巴基斯坦人民党政府将为巴中友好关系起新的促进作用。她说，巴中两国对阿富汗、柬埔寨等重大国际问题看法一致。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中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贝·布托总理表示希望巴中在教育、旅游、商业方面的交流有进一步的发展。她说，应在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两国贸易的潜力。她表示支持中国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

　　贝·布托邀请李鹏总理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巴基斯坦。李鹏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愿意在年内访问巴基斯坦。

　　李鹏总理在会谈中说，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热点问题都在进行政治解决，这是值得欢迎的。当今世界和平的因素虽在增长，但战争的因素仍然存在，对此要提高警惕。

　　谈到中苏关系时，李鹏说，中苏关系的改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会针对任何第三国。

　　关于柬埔寨问题，李鹏说，柬埔寨问题的国际和国内两方面不可分割。越南撤军后，我们坚决主张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如果柬埔寨问题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中越关系不可能有大的改善。

　　关于阿富汗问题，李鹏表示，我们对阿富汗国内现在出现的内战局势表示关注。我们不希望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中国希望在阿富汗组成一个基础广泛、能为各方接受的联合政府，在阿富汗实现和平。听到这里，贝·布托总理微微点了点头，对中国政府的立场表示赞许。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李鹏笑着说，中巴关系很好。援助是双方相互的。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帮助了巴基斯坦。但限于中国的物力财力，这种帮助也是极有限的。我们同时也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帮助。我们的关系是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

　　会谈一共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但双方都毫无倦意。会谈气氛热情友好，双方都沉浸在中巴友谊的美好前景中。

　　中午时分，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

　　李先念说：“不论是政府更迭，还是发生其它情况，中巴关系仍然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李先念还提起贝·布托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并让贝·布托转达他对布托夫人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贝·布托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也是一位为中巴友谊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熟悉的巴基斯坦政治家，现任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国民议会议员。她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并怀有深厚的感情，曾多次来中国访问。除1965年、1972年、1974年、1976年随丈夫佐·阿·布托访问中国外，1973年2月17日．她还作为总统夫人应邀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了北京庆祝巴基斯坦国际航宇公司开航的招待会。周恩来总理、邓颖超等同志亲切会见了她。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努斯拉特·布托的宴会上说：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近年来，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努斯拉特·布托在欢迎宴会上说：“我能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到你们伟大的国家，感到光荣，特别由于这是一个喜庆的计划。巴航飞越喀喇昆仑山的开始通肮，又一次体现了我们两国之间很密切的关系。对我个人来说，这次使我有机会重温过去几次访问中国所得到的十分愉快的记忆。我们受到的热情和欢乐的接待，在我心中重新激起了布托总统和我本人对贵国及其各位伟大的领导人所怀有的深切的友情。”她还说，你们表达的情谊，反映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巴基斯坦的诚挚和深厚的友谊！

　　努斯拉特·布托还去上海和杭州进行了参观访问。所到之处，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她的这次访问，为中巴友谊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努斯拉特·布托在结束访华后谈到观感时说：“我带着巴基斯坦人民、总统和政府对中国人民和领导人的问候和良好祝愿访问了中国。”“在中国访问期间，我们到处都受到了极好的和热诚的招待。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来欢迎我们。周恩来总理象通常那样和蔼可亲地亲自接见了我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我们对中国的访问是非常愉快和有教益的。”

　　1988年9月17日，努斯拉特·布托夫人长期在伦敦治病回国后不久，即在9月30日出席了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举行的中国国庆招待会。第二天，努斯拉情·布托夫人又乘飞机从巴基斯坦最南边的著名海滨城市卡拉奇飞往北部山城首都伊斯兰堡，参加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李先念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曾于1975年4月、1979年1月两次对巴基斯坦进行过友好访问，并与布托夫妇结下深厚的友情。

　　贝·布托也代母亲问候了李先念主席。他说她的母亲希望有机会能再来中国，见见老朋友，结识新朋友。

　　李先念主席笑着答道：“我就是她的老朋友。希望她来中国访问”

　　贝·布托说：“60年代，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访问过巴基斯坦，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见到了他们。我还要感谢您本人多年来培育了巴中友谊。”

　　“尽我的力量吧！”李先念答道。

　　会见后，李先念主席设宴款待了贝·布托总理一行。

　　2月12日下午，在中南海朴素的西华厅内，出现了一场动人的情景。

　　3时30分，身着白色被单，头带蓝色头巾的贝·布托总理，一迈进大厅，就急步向等候在那里的中国老一辈政治家邓颖超走去，忙不迭地问候着这位曾在她1972年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一起会见看望过她的现它85岁的老人。

　　佐·阿·布托一家与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颖超等老一辈政治家有着深厚的情谊。贝·布托的父亲佐·阿·布托生前曾7次访问中国，是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他曾满怀深情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是建立在稳固基础上的，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巴基斯坦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了解，我们是好朋友。巴基斯坦人民将一如既往，在建立平等基础上的世界和平事业中，继续发展我们的友谊。”

　　佐·阿·布托1963年2月26日，作为阿尤布·汗政府的外交部长第一次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都会见了布托外长。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还同布托外长举行了会谈。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巴边界协定。使中巴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65年3月，佐·阿·布托作为外长陪同阿尼布·汗总统访华，这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同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举行了会谈，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进一步加强了中巴友好关系。

　　1971年11月，在巴基斯坦国内局势动荡、东西巴分裂、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在即的危急时刻，佐·阿·布托作为西巴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巴基斯坦人民党的主席率人民党代表团第三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佐·阿·布托主席并与他举行了会谈。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维护国家统一。政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布托主席对此深表感谢。

　　1971年12月，佐·阿·布托出任总统后，便于1972年1月31日与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一道首先访问了中国。这是佐·阿·布托第四次访华。在这次国事访问中，布托总统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并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布托总统的盛大宴会上说：“布托总统是我们熟悉的朋友，多年来为发展中巴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次阁下来我国访问，带来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周恩来还说，我们两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发展中巴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

　　佐·阿·布托总统在欢迎宴会上说：“感谢你们对巴基斯坦代表团的热情、慷慨的款待，这是给予我国人民和我们国家的荣誉，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们的感情和礼遇。”

　　“这不是我第一次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我记得，大约在10年前，我曾经来到这里，签订了我们两国的边界协定，这个边界协定给巴基斯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了和平、互相信任和稳定。自从那时以来，我国和贵国之间的关系在互相信任、信赖和互利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

　　在这次访问中，布托总统和周恩来总理还签署了联合公报。

　　布托总统在结束访问后，致电感谢周恩来总理。电报中说：“在我结束短暂的但却值得纪念的访问离开北京的时候，我愿借此机会，以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和我自己的名义，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要感谢所给予我们的热情的欢迎和丰盛的款待。在过去两天里我们所进行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会谈，给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关系增加了新的深度和广度。我特别荣幸和满意地会见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同他交换了看法。我们大家都盼望在巴基斯坦欢迎你和中国其他杰出的领导人。我们代表巴基斯坦人民向你和友好的中国人民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巴基斯坦报纸也发表社论，赞扬佐·阿，布托总统访华所取得的良好成果。

　　1974年5月，根据新宪法由总统改任总理兼外长的佐·阿·布托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偕夫人努斯拉特·布托第五次来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毛泽东主席再次会见了布托总理和夫人，并同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同布托总理举行了会谈。随后，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

　　同年9月24日，佐·阿·布托总理访问了中国新疆地区的边防检查站，并同中国边防检查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巴友好交往所作出的贡献。这是佐·阿·布托对中国的第六次访问。

　　1976年5月26日，在中巴建交25周年时，巴基斯坦人民的友好使者、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佐·阿·布托总理再度应邀来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毛泽东主席会见布托总理和夫人等贵宾时，高兴地同他们紧紧握手，向来自友好邻邦的巴基斯坦贵宾表示热烈欢迎，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当时，毛泽东主席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仍坚持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佐·阿·布托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领导人。这是布托总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访华。

　　佐·阿·布托总理在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我们十分高兴能够再次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并和老朋友们重叙旧谊。“我曾有幸多次来中国访问。我曾在和平的时候前来，也曾在危机的时刻前来。在我们长期密切交往中，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始终同我们坚定地站在一起，无保留地支持我们维护民族团结、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说：佐·阿·布托总理恰好在中巴建交25周年时进行访问。在此期间，两国关系是以诚挚和牢不可破的友谊联系为特征。公报相信布托总理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将进一步巩固两国间的深厚的传统关系。

　　佐·阿·布托总理5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巴中关系已经发展了一个相当时期了，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实事求是而又有健全考虑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能够逐步发展的原因。他还说道，巴中关系既在困难时期中，也在正常情况下得到了发展。我相信，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进一步沿着建设性和积极的方向向前迈进。

　　对佐·阿·布托总理的这次访华，巴基斯坦的各大报纸都作了大量报道并发表评论，盛赞布托总理的访问加强了巴中友谊。

　　巴基斯坦的英文报纸《晨报》5月26日发表社论说，布托总理每一次访问中国都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感情，现在他又带着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到中国访问。社论说：“巴中两国的友谊是根据崇高的原则和彼此深厚的诚意建立和培育起来的。中巴两国领导人一再指出，这种友谊比喀喇昆仑山还高，比阿拉伯海还深。”“我们深信，这次访问定将再一次加强两国之间的纽带，打开合作的新途径。象这样生机勃勃和持久的友谊一定要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表达出来，看到两国领导人正在顺利地这样做，的确是令人从心眼里感到高兴。”

　　乌尔都文报纸《时代之声》在社论中也认为，布托总理的中国之行将进一步加强巴中两国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已经存在的友谊。

　　《平等报》5月21日发表社论强调说：巴中友谊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损害它。

　　官方的《巴基斯坦时报》在布托结束访华后发表了社论《友谊的里程碑》。社论说，佐·阿·布托总理的这次访问给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增加了一些新篇章。布托先生所受到的自发的热烈次迎，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中国人民熟悉和尊敬的老朋友的地位。

　　总之，布托总理的这次访华在巴基斯坦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巴基斯坦人民都沉浸在巴中友谊的美好氛围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布托总理当即发表声明，沉痛悼念和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声明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使巴基斯坦失去了一位可靠的朋友。他对我国人民的一贯关心以及他对巴基斯坦事业的深切支持，使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巴基斯坦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深切哀悼他们遭受的这一巨大损失。在周恩来总理指导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的岁月里，我们两国缔结了坚强的友谊，这种友谊经受了形势变化的考验。我毫不怀疑，这种友谊将会持久地继续下去。”表达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正因为这种渊源，年轻的贝·布托总理见到邓颖超时感到格外的激动。

　　邓颖超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不断地鼓掌欢迎这位年仅36岁的总理。她说，你来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我把你当作老朋友。今天我在家里同你见面，倍——感——亲——切！

　　这后四个字，老人提高嗓音，说的格外响亮而且抑扬顿挫。

　　贝·布托愉快地回忆起1972年暑期他们姐弟四人访华时在中国度过的令人难忘的20天。她回忆说：“那年我们还去了长城。我们没爬多远就累了。周总理知道后对我们说，不要紧，这是第一次。以后再来时我送你们到中国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体味一下中国老一辈革命者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听到这儿，邓颖超会意地笑了。

　　贝·布托总理说：“对我来说，中国是熟悉的。周恩来的名字在巴基斯坦各地都是为人所熟知的。在我们每次的政治讨论中，都会谈起中巴友谊。今天能有机会不仅结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会见了您这位受尊敬的老人并重叙友情，真是太高兴了！”

　　邓颖超说：“我一直想念着你们全家。今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恩来同你全家合影的照片后，我感到很亲切。希望你能第二次、第三次到中国访问。”说着，邓颖超将一张她亲笔签名的周总理与佐·阿·布托合影的照片送给了贝，布托。

　　贝·布托总理端详着照片，脸上浮现出笑容说：“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

　　2月13日，贝·布托总理一行乘专机飞抵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主席在这里会见了贝·布托一行。

　　2月的上海。已感到了一丝春意。微风袭来，却拂面不寒。阳光暖融融地照着，使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暖乎乎的。会见大厅里摆满了盛开的鲜花。神采奕奕的邓小平主席与贝·布托总理互相致意。邓小平主席在会见中高度评价了贝·布托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不搞复仇政治”的政策。

　　邓小平说，贝·布托表示在处理国家事务中要照顾各个方面，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他接着说：“巴基斯坦各党派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我希望他们联合起来，团结起夹，共同发展巴基斯坦，而不去计较过去的恩恩怨怨。”

　　他说，“这是我作为巴基斯坦的朋友的希望，或者说是我的建议。”

　　邓小平今天笑容满面，精神矍烁。他对贝·布托说：“我见到最年轻的女总理，很高兴！”

　　贝·布托说，“我很荣幸地见到伟大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主席。您的改革给全世界带来了变化。”

　　邓小平说，中巴关系是不平常的。中巴关系真正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无任何疙瘩，即便有不同意观也能相互理解。非常特殊的是两国对相互关系的看法都是举国一致的。巴基斯坦无论哪一派，无论哪一届政府，都坚持巴中友好。中巴友谊是永恒不变的。他说，“就中国来说，巴基斯坦是特殊的朋友；就你家庭来说，同中国有几十年的关系。你父亲同毛主席是朋友，你父母同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建立了特殊关系。我个人同你家也有较长时间的接触。”

　　贝·布托说，“我代表全家成员感谢您，巴基斯坦政府和我个人感谢您支持巴基斯坦的正义事业。”

　　她说，在巴基斯坦，巴中友谊的火炬已经交给了下一代人的手中，他们一定会把巴中友好继续发展下去。并把这个永远燃烧的火炬交给再下一代人。

　　邓小平说，作为朋友，中巴两国总是相互关心的。中巴都需要发展自己。国际形势可能有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他说，“我们要利用和平环境发展自己。我们最关心的是巴基斯坦的稳定。”

　　双方会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彼此都深深地感到这次谈话使两国的友谊又加深了一步。

　　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也在上梅会见了贝·布托总理。

　　杨尚昆主席与贝·布托一见面，就互相问候致意。杨尚昆主席说：“很高兴见到你。你任总理后首先访问中国，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很好，你这次来访是很成功的，也一定会很有成果的。”

　　贝·布托在介绍国内情况时说：“巴基斯坦人民党非常重视加强巴中友谊。巴基斯坦感谢中国在各个领域给予的援助和支持。巴中友谊是这个地区和平的力量，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两国的关系都是好的。我们的友好关系是和平的强大力量。”

　　杨尚昆主席非常有兴趣地认真听取了贝·布托的讲话。他说：“你讲的意见与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几年来，我们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有很大发展，我国政府将始终一贯地执行同巴基斯坦达成的各种协议。我相信，贝·布托总理这次访华以后，各方面关系会有新的发展。”

　　会见时，贝·布托总理转达了伊沙克·汗总统对杨尚昆主席的问候，转达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

　　杨尚昆主席也请贝·市托总理转达他对伊沙克·汗总统的问候和对巴基斯坦人民的良好祝愿。

　　2月13日中午，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贝·布托总理一行。

　　贝·布托总理当日下午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上海第一丝绸印染厂，观看了这家工厂时装表演队的表演。

　　2月13日晚上，在上海虹桥机场。

　　上海的夜晚显得格外的美丽，人间的点点灯火映衬着晴空上的颗颗星斗。此刻，它就要送走一位尊贵的客人、巴基斯坦年轻的女总理贝·布托一行。

　　虽然访问的时间非常短暂，日程又安排得很紧，但贝·布托却没有感到一丝的疲倦。她又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巴基斯坦的友好情谊。在步入舱门的一瞬，她转过身来，向这个美丽的城市、这个伟大的国家挥了挥手，心中为这个国家、为巴中两国的友谊默默地祝福着！

　　“我一定会再来的！”

　　2月14日凌晨，贝·布托总理的专机安全飞返伊斯兰堡。贝·布托总理走下飞机后，立即在伊斯兰堡国际机场贵宾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百余名等候在那里的各国记者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贝·布托说，她的中国之行获得了圆满成功。她和中国总理李鹏举行的正式会谈，双方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在这些问题上双方都有相当一致的看法。贝·布托告诉记者们，她和李鹏总理还就今后双方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旅游等方面的互助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并将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落实。她兴奋地说：“我的加强巴中传统友谊的使命已圆满完成。”

　　贝·布托总理还高度评价了她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主席的会见。她说邓小平的谈话亲切而又深刻。她称赞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者和哲学家”、“布托家族的朋友”。她认为，在她访问的短短两天时间里，所有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都接见了她，说明巴基斯坦和中国具有“特殊关系”。

　　贝·布托在回答中国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她这次访华虽然时间短暂，但收获巨大。其中最重大的成果是继承和发展了巴中两国前辈领导人建立的传统友谊，而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之间又建立了深刻的理解，这些都为继续发展两国关系奠定了基础。她说，同她1972年首次访华时相比，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希望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1989年1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989年11月14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美丽的山城伊斯兰堡，位于拉瓦尔品第东北郊的波特瓦尔高原上。伊斯兰堡是一座年轻的城市，60年代才开始兴建。巴基斯坦独立后首都设在全国最大的城市卡拉奇。后阿尤布·汗政府决定在北部高原拉瓦尔品第的郊区建设一个新首都——伊斯兰堡。在新首都建成前以拉瓦尔品第为临时首都。伊斯兰堡建成后，成为巴基斯坦的首都，但人口只有30多万，是一座宁静、美丽的山城。

　　伊斯兰堡的晚秋依然是阳光明媚，到处郁郁葱葱，体现着勃勃的生机。在这如画的风景中，有一座乳白色的建筑物，它倚山傍城，素日笼罩在庄严而圣洁的氛围中。今天，在四周五彩缤纷的旗帜的辉映下，显得更加雅致、壮观。

　　这就是著名的巴基斯坦新总理府。

　　今天晚上，巴基斯坦年轻的女总理要在这里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一位外国朋友的到来。

　　华丽的总理府会见大厅今天晚上灯火辉煌。突然，乐队的音乐奏响了。中国的李鹏总理出现在门口，他在贝·布托总理的陪同下，含笑步入了会见大厅，同在这里等候多时的300多位巴基斯坦朋友见面。

　　亲切的握手，热情的话语，新朋旧友喜相逢。会见大厅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

　　贝·布托总理兴奋地告诉李鹏总理，这些朋友来自巴基斯坦社会各界，来自全国所有省份。李鹏总理由衷地赞扬中巴友谊“深入人心”，“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和两国国内情况变化的影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会见大厅内响起了一阵阵掌声，久久地回荡着，四处洋溢着那种亲如一家人的温馨。这一切给所有在场的人都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预示着李鹏总理的这次访问必定圆满成功。

　　贝·布托总理说，巴中友谊是两个大小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各异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巴中友谊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同时对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欢迎仪式结束后，贝·布托总理与李鹏总理举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出席了中巴两国政府四个文件的签字仪式。这四个文件分别是：《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经济技术合作的协定》、《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提供筑路机械的议定书》、《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政府向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无偿提供物资的换文》。中国外交部长钱其深和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雅各布·汗和总理财政经济事物、计划和发展顾问贾弗里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上述文件上签字。

　　晚上，贝·布托总理举行了盛大宴会，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中国贵宾。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中巴友谊万古长青。

　　贝·布托总理在席间致词时说：今天下午，我同李鹏总理举行了简短会谈，并签署了四个文件。这一切表明：“巴基斯坦和中国对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持有相似或一致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友谊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和平与稳定。”

　　贝·布托回顾了今年2月份时她对中国的访问。她说：“那次访问使我们的民主政府和人民有机会重叙旧谊，结识新友。中国政府给予我们的合作，以及我同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阁下、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阁下的晤谈使我的访问取得巨大成果，并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贝·布托赞扬中国40年来取得的成就。她说：“我们认为一个强大的和繁荣的中国将作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堡垒，继续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

　　贝·布托在谈到巴基斯坦的对外关系时说，巴基斯坦同中国一样，优先重视与邻国的友好关系。她有幸同大多数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西亚的兄弟穆斯林国家建立了亲密关系。巴基斯坦主张同本地区所有国家建立和平合作关系。

　　她还谈到巴基斯坦在谋求同印度关系正常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贝·布托说：“我们准备同印度讨论包括裁减军备和防止核扩散等建立信任措施。我们这一地区需要安全感和互相信任的气氛。只有在南亚各国间的关系是以和平共处为指导原则并以政治方式解决各种突出的争议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贝·布托在谈到阿富汗问题时说，巴基斯坦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能得到阿富汗人民拥护的政府才能最终解决阿富汗问题。只有到那时候，才有可能使数百万阿富汗难民安全和体面地返回自己的家园、她指出：“我们从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事件中吸取的最有启发性的经验教训是，国际社会只有积极反对外来军事干涉和占领的情况下，才能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公正的世界秩序。”

　　李鹏总理在讲话中说；“巴基斯坦是我此次访问南亚的第一个国家。巴基斯坦人民勤劳勇敢，富于进取精神，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兢兢业业、辛勤劳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巴基斯坦政府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李鹏说：“维护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经济，是当今各国人民最关心的事情。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着社会制度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利益要求人们面对现实，承认世界的多样性，遵循彼此都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进行交往。历史经验证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经历了时间考验，证明能够真正保证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基本原则。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中国政府主张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此而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他指出：“当我们看到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时候，令人遗憾的也看到，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干涉它国内政等现象，依然危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李鹏在谈到问富汗问题时，表示赞赏巴基斯坦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一直坚持原则立场，为300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慷慨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为寻求全面政治解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可贵的贡献。

　　李鹏指出，中巴两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都希望阿富汗各种政治力量以民族和解和地区和平的大局为重，通过和平协商，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早日恢复阿富汗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地位，使阿富汗人民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重建家园。

　　李鹏说：“中国和南亚国家毗邻，又都是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有过相似的遭遇，今天又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任务。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要靠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我们将继续为发展同南亚各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也真诚希望南亚各国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相互关系，发展区域合作，为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李鹏在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说：“现在全国形势稳定，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我们的内外政策没有改变。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路。”

　　在谈到中巴关系时，李鹏总理说，两国建交近40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巴关系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巩固，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

　　他说：“回顾中巴关系的发展，人们也许要问，为什么中巴两国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友好合作，而不受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和两国国内情况变化的影响呢？在我看来原因很清楚：一是两国人民都具有维护和平与友谊的坚定信念，因而在各种复杂情况下都能相互信任、互相支持。二是两国政府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之间的友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中巴友谊深入人心。贝·布托阁下自从担任总理以来致力于发展中巴友谊，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今年2月对我国的成功访问，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进一步增进同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为中巴友谊大厦不断添砖加瓦。我愿借此机会重申，在贵国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贝·布托和李鹏的讲话不时博得热烈的掌声，宴会大厅出现了高潮，欢乐的情绪占据着每一个人的心田。巴基斯坦的演奏家们还为中国贵宾演奏了优美的民族乐曲，让中国的朋友们领略了巴基斯坦的风情和韵味。

　　11月15日上午，李鹏总理和贝·布托总理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大范围进行的，历时2个多小时，是两国总理昨天小范围会谈的继续。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贝·布托总理对李鹏总理一行再次表示热烈欢迎。她说，发展对中国的友好关系是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基石，巴中两国相互信性是巴基斯坦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力量源泉。巴中友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它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南亚的和平。巴基斯坦和中国在政治、经济、贸易等各个领域里的合作是成功的，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也卓有成效。

　　会谈中，中方对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认为中巴两国合作在今后岁月里发展潜力很大。中国愿意同巴基斯坦共同努力，巩固和加强这种友好合作关系。

　　两国总理还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地交换了看法。李鹏总理介绍了中国政府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通报了中国同一些国家关系的发展情况。

　　在谈到地区问题时，李鹏总理说，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发展同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希望南亚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友好相处，发展区域合作。

　　贝·布托向李鹏总理介绍了巴基斯坦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对外关系发展情况。中巴双方都对阿富汗局势表示关注，希望和平协商解决。

　　会谈中，双方还互相通报了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

　　下午4时，李鹏总理接受了巴基斯坦电视台记者的专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李鹏总理高度评价了中巴友谊并谈及中印、中苏关系以及中国对外政策。

　　李鹏总理首先说，我非常高兴通过巴基斯坦电视台同巴基斯坦人民见面并表示良好的祝愿。中巴的友好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两国人民一贯互相支持，友好往来。我们高度重视贝·布托总理今年2月对中国的友好访问，这表明了贝·布托总理对中巴友谊的高度重视。我第一次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受到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使我很感动。我和贝·布托总理举行了两轮会谈，都很成功。这表明我们两国新一代领导人是有决心把中巴友谊的火炬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不久前，贵国外交秘书访华是在中国处于困难期间进行的。这次访华带来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在困难期间的友谊显得更重要、更有力量。

　　在谈到中印关系时，李鹏总理说，我们同样积极评价拉吉夫·甘地总理去年对中国的成功访问。这次访问改善了中印两国关系，符合时代潮流。中印两国长期关系紧张，主要存在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而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卓越的领导人共同创建的。中印两国的关系改善绝不是针对南亚任何国家。相反，中印关系的改善会促进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当记者问到改善中苏关系对中巴、中印关系有何影响时，李鹏总理回答说，如果产生影响的话，那只能是好的影响。中苏两国是拥有7000公里共同边界的邻国，长期关系不正常也是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造成的。中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所以，中国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会依附任何一个集团，中国将根据每一个世界事件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

　　新朋旧友一样情。重情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李鹏总理在结交新友的同时，当然不忘看望那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已故佐·阿·布托总理的遗孀努斯拉特·布托夫人是现总理贝·布托的母亲，也是联邦内阁的资深的不管部长。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11月15日在会见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时，朱琳特意穿上了巴基斯坦裁缝昨天才为她制做的一身巴基斯坦民族服装。李鹏总理笑着问布托夫人：“您看她像不像巴基斯坦人？”布托夫人笑着说：“像极了！”

　　布托夫人接着说，25年前，她率领巴基斯坦航空代表团去北京，庆祝巴中通航。巴基斯坦是同中国通航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李鹏总理高兴地说：“您创造了巴中友好的一项纪录！”

　　话款款，情融融，李鹏总理和夫人与布托夫人谈得就像一家人。

　　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他曾担任过巴基斯坦几届政府中的要职，多次访问过中国，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

　　1965年3月，伊沙克·汗随总统阿尤布·汗首次访问中国。1977年12月，伊沙克·汗作为齐亚·哈克政府的秘书长随齐亚·哈克总统再度访华。1980年5月，改任政府财政、商业、计划和协调部长及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的伊沙克·汗又随齐亚·哈克总统访华。1982年10月，任政府中央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的伊沙克·汗第三次随齐亚·哈克总统访华。1984年，伊沙克·汗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中巴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联委会第二次会议。

　　1986年11月，伊沙克·汗作为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率参议院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

　　作为一位富有远见的老资格政治家，伊沙克·汗多次访华，深知巴中友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巩固和发展巴中友好关系作了大量的工作。

　　11月15日晚，李鹏总理拜会了伊沙克·汗总统，宾主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共叙友情。李鹏总理首先转达了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国领导人对伊沙克·汗总统的问候和良好祝愿，高度赞扬了伊沙克·汗总统几十年来为发展中巴友好关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伊沙克·汗总统对此表示感谢。他说，巴中两国的关系是国家关系的楷模，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即使巴基斯坦在极为困难的时刻，中国也坚定地同它站在一起。他强凋要把进一步发展两国间这种典范的关系放在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他赞扬中国人民在发展经济和先进科技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要学习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他认为，随着巴中两国政治关系的加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也会在一定深度和广度上得到发展。

　　伊沙克·汗总统和李鹏总理谈得十分融洽，会见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会见结束后，伊沙克·汗总统在总统府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热情款待李鹏总理和中国贵宾。

　　李鹏总理对巴基斯坦的这次访问，由于时间短暂，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访问活动仅限于首都伊斯兰堡和它的姊妹城市拉瓦尔品第。但从开伯尔山口到阿拉伯海滨，从俾路支山区到旁遮普平原，巴基斯坦全国都有这样一个声音回响着：巴中友谊的火炬一定会代代相传，而且这炳火炬会越燃越旺！










贝布托传--第十五章　内外危机






第十五章　内外危机

　　1989年11月1日，对于年轻的贝·布托总理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在国民议会大厅，空气凝固，气氛紧张。贝·布托表情肃穆地端坐在议会大厅前台。另一侧，坐着她的老对手、主要反对党伊斯兰民主联盟领导人纳瓦兹·谢里夫。

　　这里，正在进行着以伊斯兰民主联盟为首的联合反对党对贝·布托总理提出的“不信任提案”的议会表决。时间在悄悄地流逝，贝·布托的心情也略带不安。

　　终于，表决有了结果。在有237个席位的国民议会中（5名议员未出席表决），支持该提案的议员为I07人，不足半数（119席），对贝·布托总理的“不信任提案”未获通过。至此，持续一周的巴基斯坦政治危机暂告缓解。

　　贝·布托总理出了一口长气，脸上浮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贝·布托总理1988年12月执政，仅仅过了11个月她就遇到“不信任案”，这使许多人感到吃惊。国际舆论认为、贝·布托总理上台后虽然在外交方面加强了同美国、英国、日本、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的关系，但在国内却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在国民议会中一直处于微弱多数，只占114个议席，联合了“全国移民运动”的14席才过半数，但在参议院还是处于劣势。贝·布托政府的政治基础并不稳固。

　　此外，贝·布托总理在扩大总理权力及军队领导人任免问题上与总统伊沙克·汗有分歧。在全国人口和经济实力上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旁遮普省，最大的反对党伊斯兰民主联盟领导人、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纳瓦兹·谢里夫公开与联邦政府分庭抗礼，要贝·布托总理下台，甚至发动工人拦截火车，逮捕该省执行公务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反对党还指责政府与印度缓和关系操之过急，有损国家利益，引起国人不满。

　　这些问题最终引发了贝·布托当政后的这场政府危机。

　　为了反对人民党政府，迫使贝·布托下台，1989年6月，以伊斯兰民主联盟为主，联合全国人民党等反对党组成联合反对党，全国人民党主席古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被推举为联合反对党主席。

　　早在9月中旬，联合反对党就在国民议会酝酿对贝·布托总理提出“不信任提案”。消息泄露后又称放弃了该计划，实则是在悄悄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

　　10月下旬，参加人民党联合政府“全国移民运动”以人民党未履行在信德省维护移民利益的协议为由，宣布退出政府，加入反对党行列，使反对党在议会的力量猛增14席。联合反对党觉得时机已经成熟，遂于10月26日在国民议会对贝·布托总理发难。在11月1日就不信任案表决之前，4位反对党代表发言，众口一辞地攻击贝·布托政府的官员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庸碌无为，对信德省社会治安恶化束手无措，整肃不力等等。

　　为了挫败反对党的不信任案，贝·布托总理取消了出国访问计划，委派其母亲、资深的不管部长努斯拉特·布托夫人代她出席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年会，她自己则坐阵国内指挥。贝·布托把人民党议员集中起来，进行战前动员，讲明利害关系，坚定必胜信心。贝·布托还命令暂停联邦政府内阁部长们出国访问，在国外的也及时召回，以确保议会表决时有足够的力量。结果，在国民议会表决中人民党议员不但出席率高，而且团结一致，倒戈或“跳槽”现象几乎没有，从而挫败了反对党对政府的不信任议案，保住了人民党的执政地位。

　　而反对党方面则显得准备不足。伊斯兰民主联盟领导人谢里夫虽然反对现政府的态度很坚决，但他只是旁遮普省首席部长而不是国民议会议员。联合反对党推出的全国人民党领导人古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在议会中缺少威望。1988年大选时他在其家乡信德省落选，后在补选中才从穆斯塔法·卡尔（佐·阿·布托时代旁遮普省省督、首席部长）让出的旁遮普省的一个选区当选。

　　贝·市托总理在议会表决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称贾托伊不代表任何选区，并敦促他退出议席。理由是穆斯塔法·卡尔已归队人民党。

　　贝·布托还指称反对党利用黑社会贩毒分子提供的巨资收买议员倒戈。这是对反对党从精神上和道义上的致命一击。

　　此外，一些议员特别是独立议员不愿看到政府被不信任案推翻后，国民议会解散，他们需耗费巨资参加新的选举的前景。所以他们倾向于让贝·布托继续执政，以保持政局的稳定。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才使巴基斯坦人民党在与反对党的这次较量中获胜，贝·布托内阁危机有惊无险。贝·布托总理在议会表决后对记者发表谈话，在提到反对党对人民党政府提出的种种责难和攻击时，她激动地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同时，贝·布托总理当即宣布打算改组内阁，并吸收一些“温和的”和“冷静的”反对派人士加入政府，表现出她与反对党和解的姿态。

　　不久，贝·布托总理果然采取了行动。

　　11月11日，贝·布托吸收了在野党伊斯兰民主联盟的两名成员和俾路支民族联盟的一名成员入阁。

　　11月13日，巴基斯坦原有内阁成员为了表示对贝·布托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提出集体辞职，从而为贝·布托总理改组内阁辅平了道路。

　　一些国际观察家认为，这次“不信任案投票”，反映出巴基斯坦朝野两党的政治较量。“不信任案”虽遭否决，但反对党不会服输，这种较量仍会继续。

　　议会表决之后，全国人民党主席贾托伊又扬言，如果执政党不纠正错误，他就要再次发动倒阁运动。

　　另外一个情况是，“全国移民运动”已退出人民党的联合政府，这将使信德省人和移民之间的矛盾再次加剧。

　　总之，国际舆论界认为，反对党这次掀起的紧张的政治气氛已经弥漫开来，巴基斯坦国内局势还可能出现反复。但贝·布托总理充满信心地等待着下次斗争的到来。

　　贝·布托总理领导人民党政府刚刚处理完国内的政治危机，在国际上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好象是有意考验一下这位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贝·布托在国外遇到的挑战，仍然来自分治以来一直困扰印巴两国的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两国围绕着克什米尔问题，变奏着战争与和平的主旋律，成为印巴两国历届领导人最棘手、最感头痛的难题。由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对于印巴两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两国历届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十分谨慎，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印巴两国自独立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克什米尔地区，从1989年岁末以来，战云密布，狼烟迭起，局势不断恶化。贝·布托上台后已有改善的印巴关系因此重趋紧张。

　　1989年12月8日，印度刚刚成立几天的维，普·辛格政府就遭到严重挑战。信奉伊斯兰教的内政部长的女儿拉比尔·赛义德在印占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遭到反对印度统治的克什米尔解放阵线成员的绑架。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印度政府释放了5名被关押的该阵线的骨干分子之后，人质才被释放。

　　12月15日，印占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又上街示威，反对印度政府的控制，要求实行民族自决，结果演变成大规模暴力行动，造成数百人伤亡。事发后，印度政府匆忙调兵遣将，并在印占克什米尔地区主要城镇实行宵禁，局势才略有好转。

　　1990年1月Z0日，数十万穆斯林群众再次上街，抗议印度治安部队和警察全城搜捕，双方发生冲突，造成至少3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酿成该地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流血事件。

　　噩耗传到巴基斯坦，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人纷纷举行声援集会。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领导人甚至宣称要越过控制线，对印军展开伊斯兰圣战。

　　2月5日，数千名巴基斯坦人在紧邻印占克什米尔的锡亚尔科特市举行集会后群情激忿，企图冲击印军控制线。结果，印度边防军开枪阻拦，打死打伤多人。由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冲突加剧，截止1990年4月，约有400人丧生，约I0万名印度教徒逃往印度其他邦，数以千计的穆斯林越过控制线到巴基斯坦避难。

　　4月中旬，印巴两国军队开始发生交火事件，双方均有伤亡。同时，印巴双方的舌战也在升级。印巴两国关系降到近Z0年来的最低点。贝·布托总理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是战？是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些穆斯林居民一直与当地政府存在尖锐矛盾。早在1989年12月，维·普·辛格就任印度总理后为施行民族和解政策，任命了一名穆斯林为内政部长，这在印度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印度政府也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希望通过政治对话在宪法框架内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但是，这些做法收效甚微。

　　自1990年初以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要求自治或并入巴基斯坦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成立了“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等武装组织，该地区恐怖暗杀活动及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印度政府出动准军事部队和警察在部分地区实行了宵禁，并与示威群众发生数次流血冲突。印巴两国军队在克什米尔双方实际控制线两侧枪击与交火事件也有增加。1990年3月份连续发生三起印军向巴基斯坦声援印占克什米尔穆斯林斗争的边民开枪事件。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出现动乱以来，印巴双方互相指责。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支持和训练穆斯林武装分子，煽动叛乱。而巴基斯坦方面则矢口否认。印巴双方还围绕克什米尔事态的发展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阐述各自的立场，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1990年年初，被穆斯林武装组织人员劫持的克什米尔大学副校长等三名人质被处死，印度国内舆论为之震惊。在野的国大党（英迪拉派）和支持政府的印度人民党均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政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基斯坦奉行强硬政策。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甚至声言：“现在，印度应该做的是要把战争打到巴基斯坦领土上去！”

　　印度总理维·普·辛格2月5日表示印度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克什米尔。

　　4月，维·普·辛格总理连续向巴基斯坦发出警告，称巴基斯坦将为煽动叛乱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敦促印度人“在心理上做好同巴基斯坦开战的准备。”

　　针对印度方面咄咄逼人的气势，贝·布托总理沉着冷静，采取“敌进我进”的策略，在关键问题上毫不妥协。

　　1990年1月

　　21日，贝·布托总理强调，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自决权问题上绝不会向印度妥协。

　　4月初，贝·布托总理在纪念她父亲佐·阿·布托遇难11周年的群众大会上重申其父的诺言；“为赢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不惜同印度战斗一千年！”巴基斯坦外交部、国防部、陆军司令、空军司令都相继作了强硬表态。

　　与此同时，印巴双方都向克什米尔边境地区增调了兵力。据印度军方透露，当时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军已达24万人。印度一退役军官称，印巴在军事上已接近战争状态。一时间，战云密布，狼烟四起。

　　其实，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争端而发生新的争执，实际上都有着各自国内的背景。

　　印度1989年11月的大选中，国大党遭惨败而下野。但维·普·辛格领导的人民党在人民院共542个议席中，也只获得151席。他虽联合其他政党组阁，但在议会中也未获得压倒多数，受牵制因素颇多。新政府12月上任后正努力争取人心以便在1990年2月举行的10个邦的立法选举中获胜，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印占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的反叛活动加剧恰恰打乱了人民党的计划。

　　在巴基斯坦，贝·布托总理执政后，也不断遭到反对党的挑战。不久前，刚刚勉强度过了一场信任危机。最近，反对党不断指责贝·布托总理对印度和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太软弱。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印巴双方围绕克什米尔问题而出现的紧张局面一时难以缓解，双方都不会轻易让步。

　　克什米尔，这只迷航的船只，究竟是漂向战争的深渊，还是驶向和平的彼岸，世界各国和印巴两国的人民无不注目年轻的贝·布托总理和维·普·辛格总理，看他们如何运用政治艺术，能否化干戈为玉帛，争取新的和平。

　　克什米尔地区形势尽管十分紧张，但印巴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首先，印巴双方都有迫在眉捷的国内问题需要处理，两国政府的当务之急都是稳定内部，发展经济，巩固其政权基础。

　　其次，从军事实力来看，双方相差悬殊。印度武装部队拥有100万人，而巴基斯坦只有45万。在坦克、飞机、大炮和整个国防设施方面印度都明显占有优势。1990年2月10日，贝·布托总理在议会辩论时说，巴基斯坦不希望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同印度开战，但“对和平的热爱并不意味着将在原则上作出让步”。印度外长古杰拉尔也说，印巴就克什米尔问题爆发第三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4月初说，，巴基斯坦不想因克什米尔问题同印度发生战争。印度一位高级官员4月初也表态，印度不想在克什米尔争端上同巴基斯坦开战。

　　更为主要的是，国际舆论纷纷反对印巴任何一方铤而走险。美苏两国都在暗中努力缓和印巴之间因克什米尔问题引起的紧张局势，力促双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尤其是南亚国家，对印巴关系紧张更为关切。1990年4月5日，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分别致函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和印度总理维·普·辛格，敦促他们以“最大的克制”阻止克什米尔局势恶化。中东一些国家对克什米尔局势亦持谨慎态度，伊朗还表示愿意为印巴两国调停克什米尔争端。

　　在各方推动下，应巴基斯坦倡议，印巴两国外交部长于1990年4月25日借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之机在纽约会晤，就克什米尔最近的事态发展交换了看法。两国外长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公报，达成了三点协议：

　　1．两国的军事行动总负责人应当继续保持接触；

　　2．双方都应当克制；

　　3．所有各级的通讯渠道应保持畅通。

　　印巴两国外长均表示应当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

　　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印巴两国因克什米尔引起的新的紧张局势逐渐平息下来；但要彻底消除这个痼疾，对于贝·布托总理来说，是任重而道远的。










贝布托传--第十六章　解职下台






第十六章　解职下台

　　1990年8月6日晚。

　　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空气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总统伊沙克·汗表情严肃，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

　　1．解散国民议会和贝·布托内阁；

　　2．任命联合反对党主席穆斯塔法·贾托伊为看守政府总理；

　　3．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4．新的国民议会选举将于10月24日举行。

　　伊沙克·汗总统的这一决定突然而又出人意料，恰如晴天霹雳，立刻在巴基斯坦政坛激起波澜。

　　伊沙克·汗总统讲话刚一结束，巴基斯坦陆军部队立即接管了国家电台、电视台，控制了首都与外界联系的电话总局。伊斯兰堡街头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巡逻，总统府、总理府、议会和其它重要日标都由军队把守。遵照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的命令，驻扎在信德省的陆军第二军已开进动乱不已的卡拉奇和海德拉巴两市以恢复正常秩序。

　　与此同时，在伊沙克·汗总统的主持下，贾托伊宣誓就任看守政府总理。

　　古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1931年生于信德省，是巴基斯州全国人民党主席，也是各反对党推举的联合反对党主席。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早年曾从事律师工作。1956年开始从政，在地方机构任职多年，曾当选西巴基斯坦省议员。1962和1965年，他两次当选国会议员。1968年前贾托伊为穆斯林联盟党员，1969年3月加入佐·阿·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1971年12月佐·阿·布托当政后，他被任命为布托内阁的政治事务、交通和自然资源部长，后出任信德省首席部长。1977年佐·阿·布托总理被军事政变推翻后，贾托伊从1979年7月——1985年5月任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信德省主席。1986年5月，他因与人民党并列主席贝·布托政见分歧，脱离人民党。同年8月，另组全国人民党并任主席。1986年12月，贾托伊在补缺选举中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齐亚·哈克总统遇难后，在1988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贾托伊竞选国民议会议员失利，后在补缺选举中才重新当选国会议员。1989年6月，全国人民党与伊斯兰民主联盟等组成联合反对党，反对贝·布托的人民党政府，贾托伊被推举为联合反对党主席。1989年11月，贾托伊曾与伊斯兰民主联盟主席纳瓦兹·谢里夫共同策划在国民议会提出对贝·布托总理的不信任提案，但遭到失败。此后，贾托伊作为联合反对党主席一直反对贝·布托的人民党政府。

　　贾托伊就任总理后立即下令对贝·布托政府的“腐败行为”进行调查，限制包括贝·布托及其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在内的33名政治家和企业家出境。这些人被怀疑涉嫌“贪污、索贿受贿和策动暴力犯罪”。但贾托伊一再向报界表示现有的内外政策不变，要求人们保持平静。

　　这次贝·布托内阁被总统宣布解散显得十分突然，但实际上这是贝·布托执政Z0个月来与各方面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贝·布托自1988年12月执政后，与总统和军队逐渐产生了矛盾。由于矛盾难以解决，日益激化。

　　1988年8月17日齐亚·哈克总统遇难后，军队表示赞成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不干预政治，遂使1988年11月的大选得以如期顺利进行。贝·布托上台前曾与伊沙克·汗总统达成协议，表示在处理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上与总统相互配合，从而取得伊沙克·汗总统对她组阁的支持，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同时，贝·布托与军方也达成了5点协议，包括不干涉军内事务和不削减军费，执行既定的阿富汗政策，在处理印巴关系上与军队协调一致，雅各布·汗继续留任外长等。因此，大选结果揭晓后，陆军参谋长阿斯拉姆·贝格将军表示军方在向贝·布托“移交权力的看法上无任何分歧”。

　　贝·布托执政之初，形成了她与总统、军队三方相互制约的格局。

　　但是，贝·布托在政权稳定以后，试图修改齐亚·哈克政府的宪法修正案中有关总统有权解散议会和政府，有权任命三军最高将领的条款，这导致她与总统伊沙克·汗产生了矛盾。虽然自1989年年底以来，贝·布托主动要求改善与总统的关系，但双方在内外政策上的许多分歧依然存在。

　　进入1990年，贝·布托总理与伊沙克·汗总统在对待“伊斯兰法”和处理信德省的局势上又产生新的分歧。

　　“伊斯兰法”又称沙里亚法。该法案旨在实现国家的全面伊斯兰化，一旦通过，伊斯兰法庭将具有干涉国家所有事务的权威。伊沙克·汗总统认为应立即实施“伊斯兰法”。同时，在穆斯林占总人口

　　96％的巴基斯坦，人民要求通过“伊斯兰法”的呼声也很高。而贝·布托总理认为“伊斯兰法”与“现代国家”和“民主进程”是水火不容的，至少应对“伊斯兰法”中歧视妇女等条款予以取消或修正。由于“伊斯兰法”在参议院已获得通过，在国民议会是否辩论该法成为总理和总统双方争论的焦点。

　　1989年10月下旬全国移民运动退出贝·布托的联合政府后，在信德省组织发起反人民党运动，而且愈演愈烈。由于卡拉奇和海德拉巴等大城市的治安形势失控，Z0个月以来，已有3000多人在种族冲突中丧生。各种刑事犯罪有增无减，正常的生活秩序遭到破坏。总统伊沙克·汗指责贝·布托政府采取的行动是“不怀好意的，计划不当，导致无辜市民遭受无法估量的损失”。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公开声称，如果政府按宪法第254条授予军队司法权，信德省的治安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贝·布托总理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一旦军队拥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将会导致军法统治。

　　另外，在与军方的关系上，贝·布托执政后，于1989年2月命令40多名陆军高级军官退役，并限制主要情报机构的权力；她还计划将陆军参谋长贝格将军提升为有职无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引起了贝格将军和其它高级军官的强烈不满。贝·布托与军方矛盾开始激化。而在巴基斯坦，没有军方的支持，任何政府都无法维持统治。

　　其次，反对党联合起来，加紧进行反对贝·布托总理领导的人民党政府的活动。

　　在1988年11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人民党在237个席位中只获得93席，联合其他小党才构成微弱多数，而在参议院中则只占少数。所以人民党政府上台伊始就面临强大的反对党的挑战，执政以来一直步履维艰。

　　根据巴基斯坦宪法规定，国民议会必须有2／3多数票才能通过重要法案。而反对党联合起来，在议会内外处处发难，使人民党政府疲于应付，无法通过立法手段实现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目标。

　　由于人民党在1988年大选后举行的省议会选举中，在两个重要省份失利，使它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受到限制．在四个省议会的选举中，人民党只在信德省取得胜利，另外在西北边境省人民党则与其它小党联合执政。但在全国最重要的旁遮合省和另一个省份俾路支省，人民党都处于弱势，政权落入了反对党手中。旁遮普省的人口和工农业产值都占全国的60％以上，俾路支省矿产资源丰富，但人民党对这两个省的事务却无权过问，这使贝·布托的人民党政府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受到严重限制，根基不牢。

　　在巴基斯坦政界历来流行一种说法：任何政治家如果不能控制旁遮普省，最终难免倒台。所以贝·布托在1988年大选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最大反对党伊斯兰民主联盟主席纳瓦兹·谢里夫在谋求组阁无望后，毅然放弃了他所赢得的国会议席，而选择了继续担任旁遮普省首席部长职务。因为根据巴基斯坦宪法的规定，他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

　　1989年6月，各反对党组成反政府的“联合反对党”，由原人民党元老、现任全国人民党主席的穆斯塔法·贾托伊出任主席。11月1日，联合反对党在议会上又发动广一场倒贝·布托运动，对她提出不信任案。经过激烈较量，贝·布托政府勉强以12票的微弱多数险胜，保住了政权。1990年5月，联合民对党又发起要求贝·布托辞职的运动。12个月来不断集会，组织游行示威，要求尽快实施“伊斯兰法”，要求在骚乱严重的信德省实行军管．并指责人民党官员贪污腐化。

　　第三，有些人民党官员执政后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同时人民党的内部矛盾增加，动摇了贝·布托的执政基础。

　　贝·布托在竞选中许诺要努力发展经济，消灭贫困和社会不公正，铲除腐败，维护社会安定等。但她执政后，由于安排了一些亲属和亲信居于高位，引起党内外的不满。

　　1989年，人民党元老、前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穆斯塔法·卡尔脱党后重返人民党，期望得到重用，但遭冷遇，因而与贝·布托决裂。贝·布托被总统解职后，他被看守政府总理贾托伊任命为内阁部长。人民党总书记古拉姆·侯赛因因不满党的并列主席贝·布托的一些作法而移居国外。由于党内矛盾激化，有些人民党领导成员也公开指责贝·布托政府。

　　另外，贝·布托政府上台时许诺的一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福利项目，因无法兑现也引起人民和人民党基层群众的不满。

　　第四，社会治安和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1990年以来，巴基斯坦各省连续发生暴力事件和恶性案件。特别是在人民党的基地信德省，本地人和印巴分治时流入巴基斯坦的移民之间冲突连绵不断。

　　移民的政治组织“全国移民运动”在1988年大选前曾是人民党的盟友，并在1988年12月与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后因与人民党在一些政策上产生分歧，于1989年10月退出贝·布托的联合政府。全国移民运动倒向反对党后，攻击人民党违背结盟协定，与人民党的矛盾激化，从而导致双方的基层群众不断发生冲突，卡拉奇和海德拉巴等城市连续发生骚乱。人民党政府在平息这一动乱时，又偏袒信德本地人，致使事态日益严重，最后只得动用军队平息骚乱。

　　1988年人民党政府上台时就面临财政拮据等经济困难，上台后又被迫忙于应付反对党的挑战，无法集中精力搞建设。由于中央财政预算的45％以上用于军费支出，国债的利息支付又占30％左右，政府财政除了支付雇员的工资外，所剩无几。近年来，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由原来的7％降至4％，通货膨胀率从4．8％上升至11％。1989财政年度的外债已达到140亿美元，内债达到3280亿卢比，经济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了。

　　对此，贝·布托也坦率地承认政府有失误。但她辩解说：“也许我们没有一个有经验的领导集体，否则我们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些。我们不是天使……我们的成就大大超过了我们的失误。这些缺点和失误不能成为解散我的政府的根据。”

　　被解职后的贝·布托并未因此而沉沦。她一面抨击伊沙克·汗总统的决定是“不合乎法律的专断行为”；一面号召人民党党员保持镇静，坚持斗争，并称总统宣布的大选如能按期举行，人民党一定能重返政坛。

　　穆斯塔法·贾托伊任看守政府总理后，一再保证10月24日大选将如期举行。并说已下令给选举委员会，“为自由、公正的选举进行充分的准备”。

　　1990年10月的巴基斯坦大选，候选人将竞争国民议会217个席位，其中207个是普通席位，10个是少数民族议席。并为妇女保留了20个议席。

　　贾托伊的看守政府为了获得证据以剥夺贝·布托参加竞选的权利，8月7日就通知移民局禁止贝·布托、她的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及她的公公哈金·阿里·扎尔达利等33人在看守政府对他们进行调查过程中出国。贝·布托在卡拉奇住所的私人秘书法希姆·英古尔，巴基斯坦毒品管制委员会地区主任阿迪·西昆德，商人阿里·卡兹米和祖尔菲·米尔扎，前信德省首席部长的特别助理穆斯塔法·库扎伊等5人首批被捕，罪名是贪污或走私军火。

　　8月12日，总统伊沙克·汗、看守政府总理贾托伊和军队高级将领三方磋商后，宣布只要贝·布托和她的一家离开巴基斯坦并退出政界，政府将不对她提出贪污指控。意即要贝·布托从此后告别政坛。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贝·布托告别政坛，移居国外，人民党便会群龙无首，成不了气候，从而消除他们在政治上面临的威胁。

　　由于贝·布托没有像看守政府希望的那样离开巴基斯坦，8月下旬，受伊沙克·汁总统之命，看守政府在全国建立了11个特别法庭，准备审讯贝·布托以及100名前国民议会议员和贝·布托内阁的部长。

　　9月22日，看守政府向拉合尔高级法院起诉，指控贝·布托曾下令窃听其内阁部长和反对党议员的电话。此外还指控她贪污受贿和搞裙带风以及在1989年11月议会就不信任案投票中动用情报机构的经费收买议员。另一方面，伊沙克·汗总统又声称，如果贝·布托在预定于10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他依然准备同她分享权力。如果群众要她重新掌权，他将第一个欢迎她回来执政。但是总统又说他将就贝·布托发表反对武装部队的讲话对她提出诉讼。

　　贝·布托对来自伊斯兰民主联盟和看守政府方面的指责—一加以反驳，决不屈服。另一方面，她整肃人民党内部，积蓄力量，制定新的斗争策略，力争使人民党东山再起，重新上台执政。8月10日，在卡拉奇举行的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成立了宪法专家季员会，准备起草对总统解散贝·布托政府和国民议会的行政诉讼状，然后递交给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该专家委员会有权决定是否向高级或最高法院提出诉讼。

　　8月18日，贝·布托回到伊斯兰堡后对聚集在哈哈尔广场上的群众说，指责她的政府贪污腐化是没有根据的。她发誓说要与她的政治对手作斗争。贝·布托指责看守政府设立特别法庭是针对其丈夫和一些朋友，并宣布他们将拒不到任何特别法庭去对质，但将到任何普通法庭对质。她表示自己与贪污腐化无任何牵连，自己也决不会离开巴基斯坦。1990年10月24日，对于贝·布托来说，是她政治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天。素日端庄秀美的脸庞消瘦了许多，她的心也处在痛苦、郁闷中。

　　10月24日，巴基斯坦举行了建国43年来的第5次选举。全国共1330竞选人参如国民议会217个席位的角逐。

　　10月25日，选举结果揭晓。以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为主的由三党组成的人民民主联盟遭到惨败，在国民议会中仅获45席；以穆斯林联盟为主的伊斯兰民主联盟却获得105席；其余席位被独立人士获得。在随后举行的省议会选举中，人民党仅在贝·布托的家乡信德省获胜，在100个议席中获得46席，居领先地位，而在其他三个省所得议席都远远落在伊斯兰民主联盟后面。

　　这一结果不仅出乎贝·布托的预料，也是许多分析家所始料不及的。大选前人们曾普通认为人民民主联盟同对立的伊斯兰民主联盟两大对手旗鼓相当，难分伯仲，选举中必有一番激烈争夺。

　　贝·布托10月24日在信德省拉卡纳老家参加投票之前很有信心地说：“尽管预言并不妥当，但我相信人民党将取得压倒性胜利”。她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I0月19日在美国纽约代表女儿接受一项妇女领袖奖时也表示，如果当局剥夺她女儿的参政资格，她准备出任总理。然而，事实却是残酷的，人民党所得的选票比1988年选举所获得的93席少了一半还多。其失败之惨，令巴基斯坦国内外人士膛目结舌。

　　在这次大选中，尽管贝·布托同母亲努斯拉特·布托及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一道再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但至少有15名原人民党的内阁部长在此次选举中落马。相反，伊斯兰民主联盟几乎所有重要领导人都在选举中获胜。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前总理居内久和现任看守政府总理的贾托伊在1988年选举中均在家乡信德省各自的选区惨败，而此次却都击败了人民党候选人。伊斯兰民主联盟主席纳瓦兹·谢里夫和前总统齐亚·哈克的长子伊贾兹·哈克更以遥遥领先的票数轻取对手。伊斯兰民主联盟的一位发言人称选举结果“比他们预料的最好结果还要好！”

　　然而，这次选举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尽管有十多万军警在全国各地维持秩序，但暴力事件仍有发生，致使至少9人丧生，60多人受伤。选举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与1988年大选形成了鲜明对比。

　　选举结果公布后，贝·布托指责以伊斯兰民主联盟为主的看守政府利用职权，操纵选举，并对选举中发生的舞弊行为感到愤怒和震惊。她说，伊斯兰民主联盟阻止人民党成员前往投票，公然在警察眼前更换投票箱，选举结束后又迟迟不公布统计结果，这次大选有严重的舞弊行为。

　　6支国际观察小组应邀观察了巴基斯坦这次选举。总部设在美国的“国家民主协会”派出了一支由来自17个国家的40名成员组成的观察组。它在一份初步报告中称：“观察员们获悉选举中发生了一些严重问题，但这些问题不致严重影响选举结果。”“总的说来，选举是自由的、有秩序的。”

　　在这次选举中，人民党遭到了惨败，使贝·布托通过选举重新上台执政的希望化为泡影。

　　人民党在1990年大选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首先，贝·布托政府在它执政的20个月中，巴基斯坦的经济情况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有恶化的趋向；加上种族骚乱失控，社会治安恶化，人民普遍产生了失望和不满情绪。

　　其次，贝·布托政府上台后不仅未能克服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弊端，而且人民党的许多官员被裹挟其中，加上任人唯亲，使许多原来拥护人民党的选民大失所望。

　　第三，以伊斯兰民主联盟为主的看守政府抓住人民党要员贪赃枉法的把柄大做文章，并设立特别法庭追究贝·布托政府的责任，使人民党从竞选一开始就在声势上和政治形象上处于劣势。

　　第四，由于上述原因，许多人对选举产生厌恶感，认为谁上台都一样。特别是在人民党实力雄厚的农村，很多人根本未参加投票，这使人民党丧失了许多选票，处境非常不利。

　　第五，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对民选总理贝·布托被总统解职颇为不满。美国一方面威胁不能取消贝·布托的竞选资格，否则将影响美巴关系；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又以巴基斯坦核计划目的不清为由于10月1日暂停对巴基斯坦本年度约6亿美元的援助。伊斯兰民主联盟抓住此事大作文章，激起了全国的反美情绪，并把责任推到人民党身上。结果，美国对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反而给人民党帮了倒忙。

　　伊斯兰民主联盟在时隔两年之后能以较大优势击败人民党，报了1988年大选败在人民党手下的一箭之仇，主要原因在于它充分吸取了1988年大选失利的教训，在选举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和严密的部署。特别是注意了加强这个由9个政党组成的联盟的内部团结和协调，积极联合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土，结成反对人民党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80％的选区内都能推出统一的候选人与人民党角逐。

　　此外，贝·布托政府被解散后，伊沙克·汗总统任命的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均是伊斯兰民主联盟的人，而且联合反对党的主席贾托伊还被任命为看守政府总理，使伊斯兰民主联盟能够利用执政的有力地位开展竞选活动。他们猛烈抨击贝·布托政府的腐败行为，特别是建立特别法庭对贝·布托及其主要内阁部长进行调查，还逮捕了贝·布托的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和两名部长，对倒戈的人民党要人委以重任，从而使人民党受到沉重的打击和分化瓦解，战斗力大大降低。

　　大选结束后，踌躇满志的伊斯兰民主联盟主席、曾在1988年与贝·布竞争总理职务失败的年仅41岁的纳瓦兹·谢里夫，在11月3日举行的国民议会全体会议上，以2／3的多数票被推举为新的政府总理。

　　1990年11月9日，谢里夫总理组成了以伊斯兰民主联盟成员为主的新内阁。新内阁由18名部长和2名部长级总理顾问组成。当晚，新内阁在总统伊沙克，汗主持下宣誓就职，开始执政。至此，从8月6日伊沙克·汗总统解除贝·布托总理职务时开始的历时3个月之久的巴基斯坦宪法危机，终于告一段落。此后，国内局势逐渐趋于平静。

　　伊斯兰民主联盟和纳瓦兹·谢里夫经过两年的不懈奋斗终于如愿以偿，上台执政。但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

　　首先，在政治上实现全国的团结仍困难重重。人民党虽然因种种因素而在大选中失败下野，但它在巴基斯坦仍不失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由于在竞选中两大集团相互攻讦留下的裂痕难以弥合，因此，人民党成为在野党后采取什么政策对政府将具有巨大的牵制作用，影响政局的走势。另外，执政的伊斯兰民主联盟是由9个政党为反对人民党而组成的，它们虽然在反对人民党上意见一致，但相互之间的观点、信仰和利益相差很大，在推翻人民党政府这一共同目标实现以后，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便暴露出来。早在10月27日，就有一个政党指责联盟领导人自私和丧失原则而愤然退出伊斯兰民主联盟。因此，新政府稍有不慎，随时都有散伙的可能。

　　其次，在经济上巴基斯坦面临的难题更是积重难返。巴基斯坦的通货膨胀率1990年已达15％以上，外债约为160亿美元，本年度应支付的到期债务和利息额高达30亿美元，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此外，海湾危机更使巴基斯坦困难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巴基斯坦有上百万人在中东各国作工，仅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就有十多万。每年汇回国内的劳务收入达20亿美元。由于海湾危机，劳务工人为躲避战火纷纷逃回国内，巴基斯坦劳务收入大幅减少。大批劳工返回后又增加了国内的失业率，加重了社会矛盾。巴基斯坦每年消耗的石油70％来自科威特，而且是以每桶15美元的优惠价格购入的。由于科威特被伊拉克吞并，这个石油进口渠道被切断了，巴基斯坦在进口石油上至少要增加

　　10亿美元的开支。面对这些经济困难，新政府倘若拿不出应对新招，人民得不到实惠也会很快失去对政府的支持。

　　再次，在对外关系上，巴基斯坦长期以来与美国关系十分密切，但由于美国布什政府对贝·布托被解职十分不满，于10月1日以巴基斯坦的核计划目的不清为由暂停对巴基斯坦本年度约6亿美元的援助，使巴美关系僵化。新政府在外交上的重要课题就是迅速修复与美国的关系，说服美国恢复军事和经济援助。此外，在阿富汗问题上、克什米尔紧张局势上、巴印关系上、海湾危机问题上新政府都面临严峻的考验，前景不容乐观。

　　巴基斯坦在经过长期的军事管制之后，虽然从1988年起恢复了议会民主制度，开始了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多年来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种族矛盾以及社会弊端决非短期内可以解决，巴基斯坦前进的道路上依然荆棘丛生。因此，纳瓦兹·谢里夫总理11月7日在首次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告诫巴基斯坦人民要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艰难时刻。并表示他的政府决心努力使国家走出政治、经济困难，获得新的发展。

　　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与纳瓦兹·谢里夫领导的伊斯兰民主联盟在选举中的争夺已告失败，但贝·布托与对手的较量并未完结。人民党在巴基斯坦仍有广大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不失为一支颇具实力的重要政治力量，对巴基斯坦的政局仍能产生重要影响。

　　大选结束后，贝·布托正面临着特别法庭的审讯。自8月6日伊沙克·汗总统解除贝·布托的总理职务后，迄今为止已对她提出滥用职权、收受贿赂以用任人唯亲等七项指控。由于专门设立的特别法庭未能在I0月24日举行的大选前对贝·布托结案定罪，使她仍得以参加大选并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但日后贝·布托一旦被判有罪，她将被剥夺议员资格，并在7年内不得从政。面对这种威胁，贝·布托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直的，对她的所有指控都是不实之词。她积极准备应诉，要在法庭上战胜对手。

　　大选的失败和审判的威胁，并不能使贝·布托消沉。对于年仅37岁的曾是伊斯兰世界第一位女总理，也是世界上经选举产生的最年轻的女总理的贝·布托来说，她的政治生涯才刚刚开始，她的政治前途光明辉煌，她没有任何理由悲观失望。她那坚韧不拔的性格，执政两年积累的从政经验，富有战斗力的人民党，都是她宝贵的政治资本。

　　贝·布托曾与之有过一面之交的邻国印度著名的女政治家英迪拉·甘地夫人，也曾有过竞选失败后下野的经历。但个性顽强的英·甘地夫人，下野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三年后就东山再起，重柄朝纲。这对贝·布托来说，是个极好的榜样。她的当务之急，就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修正错误，积蓄力量，重整队伍。作为人民党的领袖，领导这个最大的反对党监督政府，宣传争取人民，树立新的形象，等待时机，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再度上台执政。

　　贝·布托下野后，一直坚信她总有一天还会重新登上权力的顶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为她深知，成功永远属于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人。

　　她继续奋斗着，期待着……










贝布托传--第十七章　东山再起






第十七章　东山再起

　　1993年堪称多事之“秋”。中东和谈、波黑战乱、日本政局动荡、莫斯科十月事件……国际“热点”不断出现，又不断转移，头绪繁多，令人应接不暇。

　　然而，巴基斯坦人对所有这些似乎不太关心，因为他们国家政坛上的一幕一幕，已足够他们忙乎的了。对于贝·布托来说，这一年是她东山再起、再展风姿的关键一年。

　　年初，巴基斯坦政坛潜在的危机趋于表面化。谢里夫总理深知自己的地位面临威胁，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放出风声：要修改宪法第八修政案一废止总统解散议会和政府的特别权力。

　　巴基斯坦宪法第八修正案是1985年齐亚·哈克总统在任时制订的。这项修正案授予总统全面的权力，规定总统有权解除总理职务，解散议会和任命三军首脑。伊沙克·汗总统正是根据这项修正案，在1990年解散了国民议会，解除了贝·布托的总理职务。

　　纳瓦兹·谢里夫在1990年时，作为反对党领袖欢迎总统解除贝·布托的总理职务。因为这使他有机会在大选中赢得胜利，登上总理宝座。然而当他执政以后，他发现自己和贝·布托一样受到总统这项特别权力的威胁，于是他改变了立场。他说：“如果真正希望建立议会的权威，尊重委任给总理的权力，那么第八次宪法修正案就必须有所改变。”随后，他建立了一个由司法部长加富尔负责的内阁委员会，负责对第八宪法修正案进行审查修订，并到其它政党中进行宣传鼓动，寻求支持。

　　正在这时，巴基斯坦政坛上颇受尊敬的资深政治家、穆斯林联盟主席穆罕默德·汗·居内久在美国病逝。之后，在谁来接替居内久主席职务的问题上，穆斯林联盟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1993年3月17日，谢里夫在未经党内充分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自己为党的主席候选人。他的这一举动加深了他与穆斯林联盟中另一位重要领导人总统伊沙克·汗之间的矛盾。由于两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日趋激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谢里夫政府内就有I0名高级官员相继提出辞呈，其中包括伊沙克·汗的女婿和居内久的儿子。

　　4月17日，谢里夫总理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指责伊沙克·汗总统对他玩弄阴谋诡计，企图搞垮他的政府。他还发誓决不辞职，并公开向伊沙克·汗挑战，要在议会内外与之较量。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宪政危机中，最大的在野党人民党主席贝·布托采取了静观和相机行事的态度。此时，她正在伦敦度产假，享受得到第三个孩子后作母亲的愉悦。虽然她刚刚于3月份生了孩子，但她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却不允许她自己的身心处于放松状态，也不允许她和孩子在雾都多住几天，因为国内有更多的事等着她办。4月17日，这位人民党领导人提前结束产假，从伦敦匆匆返回国内。

　　贝·布托回国后的第二天，总统伊沙克·汗接见了她。总统希望在与不安分的谢里夫的斗争中，得到贝·布托的支持。而突然被推到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上的贝·布托则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三个条件：解散国民议会；在3个月内举行大选；解散省议会。伊沙克·汗表示接受后，贝·布托则表示愿意支持总统。

　　伊沙克·汗总统在得到了贝·布托的支持后，迅速对谢里夫采取了行动。

　　4月18日晚8时左右，荷枪实弹的军人突然出现在首都伊斯兰堡街头。他们迅速封锁了各交通要道、广播电台、电视台、议会和总理府等重要部门和场所。晚10时许，伊沙克·汗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解除谢里夫的总理职务，理由是他管理不善、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同时宣布任命穆斯林联盟领导人之一，折衷派人物马扎里为看守内阁总理，包括贝·布托的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在内的4名巴基斯坦人民党成员出任内阁部长。

　　4月19日，伊沙克·汗总统又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在90天内举行新的大选。贝·布托对总统未能完全履行已答应她的三项条件，迟迟不解散省议会大为恼火，甚至暗示人民党可能退出看守政府。而伊沙克·汗总统则强调省议会“只要是继续按宪法行使职责就不能解散。”

　　巴基斯坦共有4个省，即信德省、伸路支省、旁遮普省和西北进境省。其中旁遮普省的重要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是全国最富裕、人口最多的省份，半数以上的联邦议员由该省选举产生，并且该省对联邦政府的财库贡献也最大。因此可以说，得旁遮普省者得天下。由于旁遮普省政权控制在伊沙克·汗总统所属的穆斯林联盟手中，所以总统无意解散省议会。

　　4月25日，旁遮普省议会一部分支持谢里夫的议员倒戈，省首席部长、谢里夫的盟友维内被罢免，而由支持总统的瓦图取而代之，这对谢里夫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4月26日，在阿斯拉姆·贝格将军退休之后接任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的阿布尔·瓦希德将军，第一次就巴基斯坦政治危机发表公开讲话，宣布“军队将在这场政治危机中严守中立”。

　　谢里夫被罢免总理职务后，大为恼火。他宣布总统的命令是“违反宪法的、非法的和不道德的”，并到全国各地开展反对总统的抗议活动、他还和前总统阿尤布·汗的儿子、现任国民议会议长的戈哈尔·阿尤布二汗分别向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指控总统违反了宪法。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对这桩总理状告总统的前所未有的公案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的审理。5月26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10票对1票裁定伊沙克·汗总统4月18日解散国民议会、罢免谢里夫总理职务的行为“超出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范围”，宣布立即恢复

　　国民议会、总理及内阁的地位。法院同时宣布，执政仅39天的马扎里看守内阁政府从宣布裁决的当天起失去继续存在的法律基础，但看守政府所作出的一切决定仍有法律效力。

　　最高法院裁决总统令无效，恢复被解散的国民议会和政府，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巴基斯坦引起各方的不同反应。伊沙克·汗总统的发言人称总统“非常尊重国家的司法机关，尊重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程序作出的裁决。”伊沙克·汗总统尽管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没有公开反对，但私下里却开始对谢里夫采取报复行动。他命令穆斯林联盟势力最大的旁遮普省和西北边境省省长解散省议会，以削弱谢里夫的权力基础。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4个省中人口最多的省，全国1.2亿人口中半数以上居住在该省，大部分政界和军队将领均来自该省。谢里夫当选总理前一直任该省首席部长。伊沙克·汗的这一举动对谢里夫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谢里夫获悉最高法院的裁决后，立即在内政部长乔杜里·侯赛因的寓所主持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接着他又率领亲信数百人去清真寺作祈祷，感谢真主，感谢人民对他的支持，赞扬军方在国家发生政治危矾时保持中立。

　　最高法院恢复谢里夫总理职务的裁决，使贝·布托陷入窘境。她自己就是被总统罢免总理职务的；但为了尽快上台，却又支持总统罢免谢里夫，结果却遭到了失败。她的这一举措招致了颇多的非议。闻知最高法院的裁决后。贝·布托立即从卡拉奇飞赴首都，要求按原定日期举行大选。

　　印度、孟加拉国等邻国领导人纷纷对谢里夫复职表示祝贺。西方舆论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改变了巴基斯坦残破的司法形象”，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5月27日下午，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恢复后的首次会议上，谢里夫以123票赞成，2票弃权，零票反对的结果，赢得了议会的信任。以人民党为主体的人民民主联盟和谢里夫在穆斯林联盟中的反对派恰塔派的议员们抵制了这次会议，没有出席。

　　贝·布托在这次总统与总理的权力之争中始终站在总统一边，最高法院的裁决对贝·布托的政治声望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过去她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深受选民的拥戴，但如今她的政治前程似乎有些虚无缥缈了。

　　贝·布托近一年内接连走了好几着错棋。

　　1992年7月，她曾以42名人民党议员集体辞职相要挟，力图迫使谢里夫政府举行新的选举。后来，她考虑到国民议会共有217名议员，自己的人民党势力还比较弱，目的难以达到，也就悄悄地放弃了集体辞职的打算。

　　1992年11月底，贝·布托乘火车进行全国范围的旅行，想通过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示威向当局施加压力。但在许多地方，参加集会的群众比预料的少得多，她又不得不取消了原来的计划。

　　这些不成功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贝·布托的威信。

　　在这次的总统和总理的权力之争中，贝·布托游移不定的立场更招致了很多非议，有人甚至说她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做法。

　　1993年1月，伊沙克·汗总统不顾总理谢里夫的反对，任命阿布尔·瓦希德将军接替退休的贝格将军担任掌握军队实权的陆军参谋长。谢里夫对此极为恼火。为了在与总统的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谢里夫打算修改第八次宪法修正案，剥夺总统任命军方首领及解散议会的权力。为此，谢里夫谋求与贝·布托合作，请贝·布托担任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双方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谢里夫答应尽快举行新的大选，贝·布托则允诺在议会支持谢里夫的修宪动议。但当谢里夫与伊沙克·汗的矛盾日趋激化时，贝·布托却始终缄口不言，静观事态的发展，以收渔利为盼。

　　在伊沙克·汗总统罢免谢里夫总理职务后，贝·布托又很快站到总统一边，与总统就重新选举达成了默契。她这种为了尽快重新掌权，左右逢源的做法，使她的声望大跌。

　　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虽然谢里夫恢复了原职，伊沙克·汗总统的地位也没有因法院做出了不利于他的裁决而发生动摇，但巴基斯坦政坛格局已非旧观。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预示着新一轮权力较量又开始了。

　　虽然在权力之争的第一个回合中失利，但伊沙克·汗总统仍拥有不可忽视的权力基础。军方虽恪守中立，但不希望总统与总理把局势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陆军参谋长瓦希德将军于5月31日分别会见了总统和总理，希望他们和平相处。

　　谢里夫复职后，于6月6日召开由他的政治盟友和几位高级部长参加的会议。会上部长们要求弹劾伊沙克·汗总统，因为他违反了宪法。

　　6月29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支持谢里夫总理关于对旁遮普省实行紧急状态的议案，决定由联邦政府直接治理该省。但拥护总统的旁遮普省政府拒不交权，指责国民议会决议违反宪法，剥夺了省的自治权。联邦政府委派的执政官、首席秘书和警察总监均无法到任，造成了该省实际上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这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极度紧张。

　　形势的逆转，给处于窘境中的贝·布托带来了转机。首先，谢里夫重新掌权后，地位仍然空虚，实际上无法有效地行使权力，无法对反对党人民党给予有力反击。其次，谢里夫复职后和伊沙克·汗总统不仅未能化解矛盾，反而争斗更加激化，这也给了人民党东山再起的绝好机会。再次，军队在总统与总理的争斗中采取中立，陆军参谋长瓦希德将军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出现动乱局面。这使人民党可以通过和平手段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

　　7月4日，贝·布托致信谢里夫总理，重申人民党解决当前危机的三点方案：1．成立全国拥戴的国民政府；2．改革选举机制；：3．宣布大选日期。

　　7月5日，包括人民民主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民主阵线三大反对党联盟在内的多党会议向谢里夫政府发出最后通牌，限4天内宣布举行大选，否则反对党将发起旨在倒政府的“长征”行动。

　　7月11日日，贝·布托宣布将组织数以万计的人民党支持者从各省向首都伊斯兰堡进军，在首都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谢里夫辞职，提前举行大选。

　　身处困境的谢里夫呼吁贝·布托进行谈判，但遭到了贝·布托的拒绝。

　　以人民党为主的反对党频频向谢里夫政府发起冲击，无异于火上浇油，使总统和总理因权力之争引起的国家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紧接着，在全国最大的城市卡拉奇市接连发生暴力事件。政府紧急调动宪兵和保安部队，并出动100多辆卡车、坦克和装甲车在首都街头巡逻，以阻止示威者进入伊斯兰堡。

　　在国内政局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的时候人们焦灼地再次把目光投问了军队。

　　在巴基斯斯坦历史上。军队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行军管的时间要比文人当政的时间长得多。自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军人执政达25年之久，军队的立场历来是巴基斯坦政权更迭的重要因素。军队现在虽然还政于民，但关键时刻军方说话还是管用的。

　　在1993年的这场政治危机中，军方先是持超脱态度，主要是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致。新任陆军参谋长阿布尔·瓦希德将军倾向于总统。7月2日深夜，他驱车前往总理府，“建议”谢里夫辞去总理职务。但其它一些高级军官大都支持谢里夫政府以及他的温和政策。在总统、总理的长期斗争中，军官们对从政者表示失望，但又厌倦干政。由于反对党威胁要进行全国规模的示威活动，局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使军队不得不从后台走到前台，开始公开干预僵持不下的政治危机。军方连续几天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以统一意见。

　　7月15日阿布尔·瓦希德将军把贝·布托接到总司令部，要她取消进军首都计划以避免流血冲突。贝·布托则慷慨陈词，提出只要政府答应提前大选就可以停止进军。二人达成了一致意见。

　　随后，阿布尔·瓦希德将军又劝谢里夫总理同意提前举行大选以打破政治僵局。谢里夫表示，如果总统下台，“我们什么都可以接受”。

　　球踢到了伊沙克·汗这边。为避兔流血冲突和军队接管，维护巴基斯坦的民主制度，伊沙克·汗总统决定体面退位。

　　7月17日，总统、总理、陆军参谋长三方举行了两轮会谈。最后，总统、总理都同意辞职，并决定提前举行大选。总统和总理之间历时半年多的权力之争的结果是龙争虎斗，两败俱伤。

　　7月18日深夜，谢里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说，鉴于政敌的攻击，他不可能再执政了，因而决定辞职，准备接受举行选举的挑战。他指责阴谋破坏经济改革的“一伙上流社会的阴谋家”和反对派威逼他下台。谢里夫声称，他还将继续在各条战线上与政敌“进行一场公开的战争”。

　　紧接着这个消息的是另一个爆炸性新闻。

　　7月19日凌晨，伊沙克·汗总统举行简短仪式，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和省议会，于10月6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10月9日举行省议会选举。伊沙克·汗还宣布，由世界银行前行长、经济学家莫伊·考莱希在谢里夫政府辞职后出任看守政府总理。伊沙克·汗说：“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并坚信有助于解决政治危机，我决定自愿辞去总统职务。”他辞职后，按照巴基斯坦法律规定，由参议院议长瓦西姆·萨贾德出任代理总统。

　　伊沙克·汗任命莫伊·考莱希为看守内阁总理使全国大为吃惊，国为他已有许多年不在巴基斯坦政坛活动了。这些年他一直在新加坡做顾问。显然，军方挑选了他是因为他没有政党偏见，各方都能接受他，还因为认为他有能力通过与美国及世界金融组织的关系，挽救巴基斯坦颓败的经济。

　　莫伊·考莱希总理的看守内阁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其一，稳定社会，发展经济。

　　考莱希就任总理后，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腐败、打击犯罪、改革税制等项改革措施，得到了军方、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在经济上，考莱希取消了谢里夫政府实行的几十项反常的发展计划，包括花费大笔宝贵的外汇购进出租车和为富裕的农场主购买拖拉机等物品。他采取降低汇率、增加出口和加收新的农业税和财产税的政策，使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得到初步的遏制，经济开始恢复发展。在政治上，他与瓦西姆·萨贾德代总统一起，对旧的官僚体制进行了改革。在离职前，他下令对联邦政府进行改革，使之成为一个廉洁、讲效率的政府。他还对毒品走私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

　　其二，筹备大选。

　　看守政府成立后，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很快就公市了大选候选人名单。共有40多个政党、无党派和少数民族的1400多名候选人竞选国民议会的217个席位；3800多名候选人竞选四个省议会的460个席位。看守政府决定10月6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10月9日举行省议会选举。在此期间，军方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保证大选的公正和合法性，军方成立了监督大选的最高指挥机构——选举监督委员会，并将派出10多万名军人在全国3．4万个投票站监督大选和维护治安。

　　贝·布托早已在等待着10月的国民议会选举。她紧密地团结了人民党的成员，在党内实行了民主。她满意地宣布人民党是一个正确、团结的由自由选举出的人领导的党派，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大选。

　　谢里夫在变幻多端的1993年，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地实行大选。在任总理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目睹了自己联盟的分裂和自己威望的降低。在任总理期间，他除了紧紧依靠他的坚定支持者外，别的再也不能做得更多的。为了有利于穆斯林联盟，他放弃了1990年大选中使自己获得胜利的同盟——伊斯兰民主联盟。为了与贝·布托对抗，谢里夫认为，即使失败了，他也要创造一个不仅仅为自己，更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坚实的政治基础，主要是把政治从官僚主义的旧有的殖民地时期的思想中解脱出来。国民议会和省级议会突如其来的选举打乱了谢里夫的计划。谢里夫一直致力于创造一个两党制的政治体制。在这个政治体制中，贝·布托的人民党即使获胜组阁，谢里夫的穆斯林联盟也会是反对党中最大的一支。

　　贝·布托和谢里夫在大选中各树一帜，争拉选票。他们之间的竞争不仅反映在政策上，而且还表现在个人性格、政治忠诚与地区联系方面的较量。

　　贝·布托提出的竞选纲领强调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政治上民主化。在信仰上继续尊奉伊斯兰教。她还许诺要在卡拉奇建地铁，在几十座城镇建医院，在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之间通高速列车并建立一大批发电厂。

　　谢里夫在竞选纲领中许诺在政治上建立真正民主，消灭家族对权力的垄断，将伊斯兰的价值观体现在国家生活中。声称继续推行他的“黄色出租车”计划，与此配套的还有“黄色拖拉矾、黄色摩托车、黄色住房”计划，以此来争取更多的选票。‘

　　在竞选活动中，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双方都强调推行私有化，解决就业问题，发展工业和农业，在本世纪末把巴基斯坦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两党都把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

　　在这次大选中，选民总人数为5229万，全国设3．4万多个投票站和116万多个投票箱。为保证投票工作顺利进行，军队的15万名官兵在各投票站监督和维持秩序。各选区都有高级军官坐镇，在75个“敏感地区”的选区，军队日夜巡逻站岗。在占全国人口60％的旁遮普省，军队投入了10．5万人的兵力。

　　1993年大选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央和各省的看守政府成员不参加选举，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二是陆军参谋长没有要求三军情报局预测选举结果，军队给人的印象是中立的。

　　虽然有40多个党派、无党派和少数民族的1400多名候选人竞选国民议会的217个席位，3800多名候选人竞选4个省议会的460个席位。但真正的争夺是在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之间进行的。

　　10月6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赢得总数207个一般席位中的86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它的劲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获72席。选举结果揭晓后贝·布托说：“我们自然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我们原来预计两党得票的差距要大得多。”

　　四个伊斯兰党派和别的宗教派别在选举中大败，在国民议会选举中甚至比少数民族还少了9个席位。地区性党派，如西北边境省的阿瓦米民族党（ANP）、信德省的联邦党、俾路支省的各党派，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也遭到了惨败。

　　在10月9日进行的4个省级议会选举中，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旁遮普省、信德省、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分别赢得106席、8席、16席、6席。人民党则分别为：94席、56席，22席、3席。尽管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旁遮普省议会选举中比人民党赢得的席位多，但相差不大（106：94），人民党在穆斯林联盟居内久派和许多无党派人士的支持下，仍控制了旁遮普省。在信德省和西北边境省，人民党获胜。在省议会选举结束后，贝·布托喜气洋洋地对记者说：“我们人民党及我们的盟友对选举结果感到欢欣鼓舞。”

　　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没有出现影响选举的暴力行动，国内各政党和团体都表示接受大选结果。国际社会认为这次大选是公正的、合法的。

　　依照巴基斯坦有关法律规定，只有超过议会席位半数以上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才能组阁。因此，选举结束后，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为能实现各自组阁的目标而展开了一场争取与小党联合组阁的“争夺战”。

　　10月17日，国民议会以106票对60票选举人民党候选人尤素福·拉扎·米拉尼为巴基斯坦于1947年独立以来的第11任议长，击败了前议长戈哈尔·阿尤布·汗。人民党的另一位候选人当选为副议长。贝·布托向重新掌权的目标又靠近了一步。同日，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提名其领导人纳瓦兹·谢里夫为竞选总理一职的正式候选人。10月19日，国民议会进行投票选举，决定由谁出任总理并组织下一届内阁。结果完全在贝·布托的预料之中：她以121票对72票击败老对手谢里夫，当选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以40岁的年龄再度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

　　曾几何时，贝·布托被总统解除了担任仅20个月的总理职务，痛失政权，并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遭到惨败，蒙受了耻辱。然而，作为巴基斯坦和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女首脑，贝·布托不愧为当今世界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在她身上凝铸了杰出女性和卓越政治家的超凡品质。面对失败和挫折，她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反思自己的失误，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充满必胜的信心。在下野后的三年里，她重整队伍，再绘蓝图，卧薪尝胆，坚韧不拔，为以后的斗争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不起失败的人，也就不会再有成功。贝·布托正是由于能够经受起失败，不在失败面前倒下、沉沦，而是在失败面前反思、奋起，从而能够牢牢地把握历史的机遇，在条件成熟时，终能东山再起，重振雄风，表现出一位年轻的女政治家的非凡才能，令全世界为之瞩目。

　　贝·布托能够东山再起，从她本人来说是她自身所具备的品质和才能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从巴基斯坦社会的具体的客观条件来说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贝·布托，是因为她成功地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把握了历史，这是一切成功的政治家的共同特点。

　　贝·布托取得1993年大选胜利，重新上台执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贝·布托吸取了1990年大选失败的教训，在大选期间妥善处理与看守政府和军方的关系，尽可能得到较多的支持。

　　在1993年大选中，贝·布托非常明确地将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作为自己的竞争的对手，利用一切机会和力量建立反谢里夫的“统一战线”。她曾支持伊沙克·汗总统解除谢里夫的总理职务，然后又在谢里夫复出后以旁遮普问题向其发难，加剧了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及议会的矛盾冲突。在矛盾处于难解难分的情况下，她又计划举行数十万人向首都伊斯兰堡的“大进军”，最后迫使军方出面干涉，向总统和总理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下台。而贝·布托则听从军方的意见，放弃进军首都的“长征”，避免了与军队发生对抗的可能，从而使贝·布托本人和人民党避免了再次遭到1990年大选时来自军队和总统的反对。军方的干涉导致总理和总统双双辞职，使贝·布托提前大选的要求得到了实现。

　　第二，人民党群众基础雄厚，组织工作严密，成员相对稳定，在农村地区有较强的号召力。

　　成立于1967年11月的人民党是一个以农村地区为主要活动基地的大党，在农村地区有极为雄厚的群众基础。巴基斯坦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信德省和旁遮普省两个人口大省又都是农业大省。信德省是贝·布托的家乡和政治大本营，人民党在这里有较稳定的选民层。人民党在这次省议会选举中，仅在信德省所得选票就超过半数。人民党也成功地打入了旁遮普省，并取了超过穆斯林联盟的选票数，从根本上开始动摇了旁遮普省作为谢里夫的政治基础的地位。

　　自60年代末建党始，经过多次大选的洗礼与考验，贝·布托所领导的人民党在组织上已相当成熟。就全国来说，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农民，而穆斯林联盟主要靠工商界和城市人口的选票。在1990年的大选中，人民党虽在议席上遭到重大挫折，在具有217席的国民议会中仅获45席，但它的群众基础并无多大削弱。从1988年、1990年和1993年三次大选情况来看，人民党在全国的得票率分别为38．52％、36．83％和36．6％，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

　　第三，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党派的分化及重组有利于人民党争取更多的同盟军。

　　1990年大选，人民党受挫主要是由于谢里夫领导的以穆斯林联盟为首的九党联盟——伊斯兰民主联盟成功地运用了与人民党一对一的竞选策略。而在1993年大选中，伊斯兰民主联盟不复存在，穆斯林联盟内部也因政见不同、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穆斯林联盟中的纳希尔·恰塔派（即居内久派）在年初的政治危机中就已与人民党联手反对谢里夫，在本次大选中更成为盟友。从伊斯兰民主联盟脱离出来的几个宗教政党成立了伊斯兰阵线，单独参加选举，也分散了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选票。另一方面，反对人民党的信德省第二大党全国移民运动党抵制全国大选，只参加信德省的地方议会选举，使其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大大降低，客观上有利于人民党。

　　第四，考莱希看守内阁中止了谢里夫的一些经济改革政策，把他执政时的经济形势描绘得一无是处，损害了谢里夫的形象。看守内阁对谢里夫执政时期的腐败行为的揭露，也使他丧失了部分选票。同时，看守政府大幅度调整中央和各省的人事安排，打击了谢里夫的势力，在客观上帮了贝·布托的忙。

　　以上各种原因，促成了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大选中的失败，使贝·布托的人民党在时隔三年之后，东山再起，再执牛耳。

　　1993年10月19日，40岁的贝·布托第二次就任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位下野后通过民主选举重新当选总理的人，这充分说明了她在巴基斯坦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与她父亲相比，贝·布托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在10月19日的就职宣言中，贝·布托针对1993年的政治危机导致全国分裂的现状说：“这是一个和解的时刻”。她号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捐弃前嫌，重新团结起来与政府一道工作。纳瓦兹·谢里夫承认竞选失败并向贝·布托表示祝贺。他向贝·布托保证自己将在结束贫穷、饥饿、腐败和失业以及使国家摆脱经济停滞方面给予她“无条件的合作”。他说：“我们将不从事背向的政治活动，为了民主的事业，我们将与新政府紧密合作。巴基斯坦经不起无尽的危机，我们要结束这种危机。”

　　贝·布托在总结了近两届政府倒台的经验教训后，提出要组织一个部长不超过12个的高效率的精简的内阁。她清楚政治领袖的职责是管理国家，而不是尝试使政治反对派中立。因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企图使反对派中立只能导致悲剧的后果，浪费资源和时间，使政府走上绝境。以前历届政府都是这样。

　　事实上，太多的危险使得政治领袖们不能恢复旧有的政治。一方面，反对党人数太多，根深叶茂，不易被中立化。另一方面，如果最高的目标是使政府的行动反映全国一致的意见，那么，最迫切需要的就不是让谢里夫保持沉默，而在于使各级政府机构服从选举出来的政府。谢里夫与贝·布托的观点在这方面是相同的。因此，剩下的问题是他们各自能把其政党的成员引离旧有的自我毁灭的政治模式。

　　看守政府总理考莱希已为他们二人沿着这个方向走开了个好头。考莱希在短短的3个月任职期间的行动受到了公众的普遍赞赏。他是一个无私的无党派爱国人士，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便去了美国，继续从事他的商务活动。考莱希的政治才能并没有因他去职而从公众的眼中消失，也不会被巴基斯坦重要的政治家所忽视。包括贝·布托在内的政治家在政府内外的表现，将会被公众以考莱希在短暂的任期中所树立起来的标准加以衡量和考察。

　　因此，贝·布托就任问题后，立即推出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及

　　项政策的原则方针，利用各种场合吸引民众对其政府的支持。她的目标是谋求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改善外交处境。

　　贝·布托上台后，通过各种演说和政府的行动，表露出以下的政策走向：

　　第一，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并按人民的意愿变革行政体制，对政府各部门进行改革。

　　贝·布托执政后，立即对政治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1．要求政治家公布私人财产；2．成立总理检察组，加强经济管理，反对政府内的腐败行为；3．成立精悍的包括I0—12名部长的小型内阁班子；4．创立新的社会契约，限定联邦、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旨在实现它们之间责、权、利的平衡。

　　第二，继续推进已实行的改革政策。

　　贝·布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改革范围广泛，具体措施是：1．建立新型的公私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即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又可确保建立基础广泛的公有资产；2．继续实行私有化政策，对各种不可能的计划重新审查，使私有化进程更趋合理并更具透明度；3．促进社会进步，重点放在卫生、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上；4．总理已设立社会保障特别小组，制定与失业津贴和社会保障范围有关的具体计划，工作组将现行立法适度修改并制定新的立法；5．采取措施消除毒品的生产和交易并有效地处理毒品财富，恢复巴基斯坦在国际上的声誉。

　　第三，在外交方面仍将坚持以发展同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基石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展全方位外交，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外部环境。

　　上台伊始，贝·布托就说：“我的首要任务是使国家摆脱在国际上孤立的局面。”她最优先考虑解决的问题为：1．修复与美国的关系，争取美国取消阻碍巴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普雷斯勒修正案》以及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制裁。虽然巴基斯坦和美国因阿富汗问题建立的战略一致关系因冷战结束已不复存在，但巴基斯坦仍需要美国及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巴基斯坦不愿与美国关系完全破裂。2．重申巴基斯坦的核政策，继续执行和平利用的核计划。在地区核不扩散问题上拉住印度，不作单方面的让步。3．消除地区紧张状态，改善与印度关系，但在阻碍巴印关系改善的最大障碍——克什米尔问题面前，一方面继续前任政府的批评印度的政策，另一方面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边存在的问题。坚持克什米尔问题依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由当地人民实行自决权；要求联合国采取具体措施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力主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4．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争取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以加速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










贝布托传--第十八章　机遇与挑战






第十八章　机遇与挑战

　　以贝·布托为总理的新政府组成后，动荡了半年之久的巴基斯坦局势开始有所缓和，为国家命运捏了一把汗的巴基斯坦人终于松了口气。他们希望看到再度执政的年轻女总理兑现她那美丽的承诺，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巴基斯坦国内形势的渐趋平稳为贝·布托实现其政策目标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她此时在政治上也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表现在：

　　第一，1993年10月的大选结果使人民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贝·布托在以人民党为主体的基础上联合其它政治力量较成功地组成了联合政府。她本人两度担任总理职务，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经过数年的风雨磨难后日渐成熟，在旁遮普省推举其盟党穆斯林联盟居内久派成员为省首席部长就是一例。贝·布托公开承认人民党在第一次执政时犯的错误，表示要修正错误，吸取教训，从而赢得了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的谅解和信任。人民党执政后，如能与反对党休战，建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事实上的正常工作关系，贝·布托新政府的各项政策目标将有可能实现。

　　第二，1993年以来，贝·布托与军队首脑和以总统为首的政府要员们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军队已不像从前那样对她采取敌视的态度。这一方面是贝·布托总结的过去失败的教训，注意改善与军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巴基斯坦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一方——军队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年轻一代的军人主张把政治留给政治家们去处理，反映出军队在不出现重大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不会贸然采取直接军事接管政权的行动。自1988年以来的三次大选，军队树立起了信守中立的诺言并保证选举顺利进行的良好形象。贝·布托在大选前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双方达成了默契，使她能顺利上台并在执政后保有稳定的政治地位。

　　第三，人民党重要成员法鲁克·莱加里当选为新总统有利于贝·布托政府执政的稳定。

　　由于伊沙克·汗总统与谢里夫总理因权力之争而被迫双双辞职，大选结束后，1993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举行了新的总统选举。人民党和居内久派穆斯林联盟的候选人、外交部长法鲁克·莱加里击败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候选人、代总统瓦西姆·萨贾德，当选为总统。11月14日，莱加里宣誓就职，成为巴基斯坦建国以来的第四位文职总统。

　　法鲁克·莱加里生于1940年，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出身于旁遮普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莱加里早年从政，与布托家族关系密切，是已故总理佐·阿·布托的坚定支持者。莱加里于1973年加入人民党，1975年首次当选为参议员。1977年3月人民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继续执政，莱加里被佐·阿·布托总理任命为联邦政府生产部长。同年7月，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布托政府，莱加里被迫去职。1978—1983年，莱加里出任人民党代理总书记、总书记，与布托夫人和贝·布托小姐一起领导人民党反对军法管制的斗争。在齐亚·哈克政府实行军法管制时期，莱加里因参加恢复民主运动的斗争多次被捕入狱，前后长达4年之久。齐亚·哈克死后，在1988年11月的大选中，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获胜组阁，莱加里出任水利和电力部长，直至贝·布托政府于1990年8月被伊沙克·汗总统解散为止。人民党下野后即联合其它三个政党组成“人民民主联盟”，莱加里一直担任这个反对党联盟在议会里的副领袖。1993年4月，伊沙克·汗总统解散谢里夫政府后，莱加里曾任看守内阁的财政部长。贝·布托在1992年10月重新执政后，任命莱加里为外交部长，并推举他为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莱加里不管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是人民党的忠诚党员。他拥护佐·阿·布托制定的内外政策，在担任布托政府的生产部长期间，为发展经济、提高生产、降低物价而积极工作。佐·阿·布托被绞死后，他全力支持努斯拉特·布托母女，与她们一道从事反对军法管制、要求恢复民主的斗争，深受布托家族的尊敬与信任。

　　这次总统选举，对刚刚上台的贝·布托联合政府来说是首次真正的力量考验。贝·布托在选举结束后发表谈话认为，莱加里当选总统是人民党一个重要的胜利，能确保其新政府有更大机会完成五年任期。她满怀信心地说，鉴于国家的两个最高职位均由执政联盟的代表担任，巴基斯坦将进入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的时代。

　　莱加里廉洁奉公，遇事冷静，受人尊敬，是一位能为各方所接受的人物。他在就职后首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国家团结和统一是他的至高无上的神圣职责，他将按宪法公正地履行职责。他作为总统“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起桥梁作用，使彼此沟通”，绝不会利用总统职权“不恰当地支持人民党，也不会轻视反对党”。为保证总统的公正形象，他宣布正式退出人民党。在宪法问题上，莱加里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成为一个对凡事都横加干涉的总统”，并允诺支持贝·布托修改宪法第八修正案，以限制总统权力。

　　莱加里当选总统反映了巴基斯坦自1988年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取得了新的进展，政党政治日趋完善。执政党实力在政治结构中的增强，同时也符合巴基斯坦权力分配的地区结构现状。即总理为信德省人，总统为旁遮普省人，军队首脑来自西北边境省。鉴于自1988年以来的五年中，总统和总理之间权力纷分争不休，总统先后解除了两位总理的职务导致政局动荡的情况，莱加里当选为新总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使国家的两个最高行政职务均由执政的人民党成员担任，为巴基斯坦进入一个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新时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贝·布托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来自反对党和军队，也来自贝·布托的家族内部；既有复杂的政治挑战，也有棘手的经济挑战和社会问题。对贝·布托来说，机遇与挑战同在，就看她如何把握。

　　一、复杂的政治挑战

　　贝·布托在政治上面临的挑战是十分尖锐而复杂的，这种挑战在1988年她第一次执政时就遇到过。如何应付这种挑战是对贝·布托这位走向成熟的女政治家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贝·布托在政治上，首先是面对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即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它与人民党几乎势均力敌。在大选中，人民党赢得国民议会中的86席，谢里夫派赢得72席，颇具实力，贝·布托政府在履行竞选诺言解决各种问题时必然受到它的牵制、尽管谢里夫公开声称要与贝·布托总理团结合作，但他必然要行使反对党的职能。贝·布托在政策上稍有失误便会陷入被动。因此，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是人民党执政地位的最大动摇者。虽然它在议会的席位与人民党有些差距，但在全国的得票率却高于人民党1．4％，为38％，是一支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重要政治力量，其能量不可低估。

　　1993年11月，贝·布托政府以偷税漏税和洗钱的罪名逮捕了谢里夫75岁的父亲。这一举动立即遭到谢里夫的强烈抗议，称这是诬陷。这一事件使得谢里夫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谢里夫也迅即对人民党展开反击。

　　1994年5月，谢里夫声称，总统莱加里在1993年10月大选前，以冒牌公司的名义从私营的梅赫兰银行收取的一笔巨额资金，当时他是人民党的领导人之一。谢里夫说莱加里把“抢来”的资金用在议会选举及总统选举的“讨价还价”之中。梅赫兰银行的前总经理因挪用几十亿卢比资金和向政治家及将军行贿的罪名已经被逮捕。对此，贝·布托政府的内政部长巴巴尔在一项声明中予以反驳，他说莱加里和他的家人卖掉了他们在一个城镇的大农庄，把所得的1500万卢比存入了在梅赫兰银行的帐户。他称这是“合法的”交易，“总统显然是诚实和正直的”。贝·布托也指责谢里夫的这一指控是别有用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4年8月23日，谢里夫在巴占克什米尔的尼拉布特镇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又使贝·布托在巴印关系上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在这次集会上，谢里夫说，印度如果对克什米尔发动进攻，那将在南亚引发一场核战争，因为印巴两国都拥有原子弹。他还宣称：“我证实巴基斯坦已拥有原子弹。”谢里夫的讲话立即引起了与巴基斯坦长期对立的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应。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库尔希德当天在议会指责巴基斯坦“企图通过使用核武器来解决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分歧”，他要求国际社会迫使巴基斯坦放弃核计划。他宣称：“印度政府将坚决果断地挫败针对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同时，印度总理拉奥在接见执政的国大党议员时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印度必要时可迅速组装一枚核武器反击外国威胁，“核能力和实际应用核武器之间的差别甚微……”

　　谢里夫不负责任的言论使本来由于历史争端彼此猜疑、互不信任而业已非常紧张的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贝·布托总理怒不可遏地驳斥了谢里夫，她要求议会立即就谢里夫关于巴基斯坦拥有原子弹的说法进行辩论。巴基斯坦外长艾哈迈德·阿里说，谢里夫的讲话是旨在推翻贝·布托政府的运动的一部分。总统莱加里也说：“谢里夫目前根本不接触巴基斯坦核计划的最新消息，他不该发表这样的讲话……”他强调说，巴基斯坦要求核能源为和平目的服务。

　　针对猛烈的批评，谢里夫本人则辩解说：“承认巴基斯坦拥有一枚核弹主要是为了阻止印度对克什米尔的进攻，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贝·布托政府在核问题上作任何妥协……”一向拿巴基斯坦的“核问题”作文章的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认为，谢里夫的讲话同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斗争有关，因而不能当真看待。

　　谢里夫不负责任的讲话不仅影响了巴印关系，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贝·布托总理为稳定国内局势所作的努力。从1994年11月开始，在全国最大的城市卡拉奇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猖撅的暴力活动给反对党以批评贝·布托政府的口实。谢里夫指责贝·布托行动不力，听命于她的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而扎尔达利是卡拉奇市腐败无能的政府官员的后台。曾任看守政府总理的贾托伊和马扎里也倒向了谢里夫一边，指责贝、布托。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党也表示愿与谢里夫结盟，共同反对人民党政府，人民党在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的势力受到了威胁。

　　此外，在巴基斯坦正在悄悄地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经济城市的崛起。经济城市的崛起对贝·布托的人民党十分不利，而对代表城市工商实业家和中产阶级利益的反对党谢里夫的穆斯林联盟有利，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源泉。

　　70年代初，人民党登上政治舞台后初次参加巴基斯坦大选就以其勃勃生机赢得知识阶层的信任，也受到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和主张进步人士的欢迎。当时人民党在城市里有更多的发言权，成为旁遮普和信德两个人口大省中最受欢迎的政党。在1988年大选中，人民党仍赢得众多群众的支持。但到了1993年大选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拉合尔、拉瓦尔品第、费萨拉巴德、木尔坦等工业城市的选民都投人民党候选人的票，而这次却偏爱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的候选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最近几年谢里夫以一个崭新的城市实业家的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1990年谢里夫上台后，力主经济改革，取消限制，实行自由化、私有化，使巴基斯坦经济有了一定改观，引起世人瞩目。他的穆斯林联盟也代表了新兴的工商实业家及与他们相关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而这个阶层是城市的主导阶层。

　　贝·布托的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地主势力起支配作用的信德省和旁遮普省的广大农村，成为代表地主和贵族利益的政党。贝·布托在议会中的席位不代表城市中心——卡拉奇、拉合尔、拉瓦尔品第和海德拉巴等大城市。如果巴基斯坦城乡两极分化日渐扩大，有可能造成“衰落的封建地主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的直接冲突”。

　　农村——城市分化上的变化反映了巴基斯坦政治、经济、社会的新组合。虽然谢里夫派穆斯林联盟未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但谢里夫成为1993年大选中受公众欢迎的领袖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视，他在城市地区崛起的事实或许会对贝·布托的人民党政权形成更大的威胁。

　　除此之外，军队也是个不确定的因素。巴基斯坦独立四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军队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真正的掌权者，没有军方的支持，谁当政也不能持久。1993年大选前军队之所以不支持谢里夫，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谢里夫野心太大，难以驾驭。由于军队迫使争吵不休的总统和总理双双下台，对贝·布托重新上台起了关键作用。贝·布托政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军方的关系，贝·布托在1990年被赶下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贝·布托表示，在国家安全和其它有关事务上，军队可直接在内阁里发表意见。

　　更为重要的是，第八次宪法修正案仍是军队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撒手锏”。该修正案尽管引起诸多争议，并导致两位总理被解职，引起全国政局的动荡，但军队仍表示支持该修正案，使得议会内无一政党能争得

　　2／3的多数票对其否决或修改。反对党领袖谢里夫十分明白军队在巴基斯坦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所以他曾扬言，如获军队默许，他有能力推翻贝·布托政府，这确是肺腑之言。这也说明了贝·布托政府政治地位的脆弱性。

　　二、难解的家族纠纷

　　贝·布托除了面对政治上的反对派之外，还面临着更使她尴尬的本家族成员从内部发出的政治挑战。

　　贝·布托和其在世的唯一的弟弟穆尔塔扎·布托都宣称自己是他们的父亲、前总理佐·阿·布托的政治继承人。穆·布托为了躲避齐亚·哈克军政府的政治迫害在阿富汗和叙利亚流亡16年后，于1993年10月回国，并同16年来一直在国内领导人民党坚持斗争的姐姐贝娜齐尔展开激烈的政治角逐，试图取代贝娜齐尔成为佐·阿·布托的政治继承人。穆·布托得到了他们的母亲、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努斯拉特·布托夫人的支持。但贝·布托却得到了家族中最后一位成员——妹妹萨娜姆的坚决支持。穆·布托在1993年10月的省议会选举中，参加沙赫德·布托委员会竞选，得到了信德省的一个席位。11月4日，当他从沙特阿拉伯的迪拜乘埃塞俄比亚班机到达卡拉奇机场时被捕。他被指控是涉嫌1981年劫持飞往喀布尔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一架班机的秘密组织佐勒菲卡尔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齐亚·哈克统治时代，就曾以却机罪名被缺席审判。’

　　1993年12月17日，一个特别法庭指控穆·布托犯有从事暴动和企图用暴力颠覆政府罪。卡拉奇速审特别法庭的法官说。“法庭的起诉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卷入了这种案件。”该法庭对穆·布托提出四种指控：暴动罪，即暴力推翻政府罪、散布仇恨情绪和叛国罪以及煽动反国家行为罪。

　　穆·布托对法庭的指控表示不服。在指控穆·布托的同一个月，贝·布托把她母亲努斯拉特·布托调离人民党领袖职位，并在该党自1967年成立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内部选举中当选为人民党主席。此前贝·布托一直担任人民党的并列主席。努·布托对此极为愤怒，她说自己将对贝·布托在党内搞的这场政变发起挑战。她谴责这位总理，称这次选举不过是掩盖她夺权行为的一个幌子。

　　努·布托在谴责她女儿篡夺党的领导权的同时，声称这一权力本应由他的唯一活着的儿子穆尔塔扎继承。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贝·布托那么惧怕她的弟弟。”在布托家族的老家拉卡纳，许多穆·布托的支持者说，作为已故总理佐·阿·布托的长子，39岁的穆·布托应该继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努·布托要求贝·布托停止使用布托家族的名字，而改用她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的姓。“取消她使用布托的名字，然后让我们看看她能干什么。”这位愤怒的母亲对新闻记者如是说。这位布托家族的女家长还重申，她拒绝女儿的支持者到她丈夫佐·阿·布托的墓前表示敬意。63岁的穆·布托动情地说：“我们不邀请我已故丈夫的敌人到这里，即使是警察打我，或用催泪瓦斯赶我，我也将阻止他们。如果他们抓我，我仍然坚持这么做。”

　　母女俩蕴蓄已久的对立情绪，终于在巴基斯坦这个第一家族中爆发出来。

　　努·布托在谈到布托姐弟之间的分裂时说道，1988年，当贝·布托首次被选为总理时，努斯拉特要求她赦免穆尔塔扎，因为自从他被驱逐出境后，曾组织恐怖主义集团反抗齐亚·哈克政权，但贝娜齐尔拒绝这样做。她说，因为军方与她有许多纠葛，不方便。1993年，当谢里夫被迫离开总理职位，巴基斯坦人民党有希望赢得选举时，努斯拉特又提出过赦免的问题，但那时，穆尔塔孔已被判流放。

　　1994年1月5日，贝·布托政府派出警察包围了位于信德省布托家族的老家拉卡纳的布托家族的墓地，不许外人进入。这一天是佐·阿·布托66岁诞辰纪念日。贝·布托这一天要来这里凭吊她父亲，为了避免与母亲和弟弟发生对抗她采取了上述措施。然而，300名穆·布托的支持者以纪念佐·阿·布托诞辰为名前往墓地。努·布托一直在寻求与女儿对抗的机会，当她和300名支持者突破警察的封锁线一起行进到墓地时，警察向他们投掷催泪弹并开火。有1人当场死亡，至少7人受伤。然而，支持者仍不断高喊口号：“穆尔塔扎是我们的领袖！穆尔塔扎是我们的英雄！打倒贝娜齐尔！”

　　贝·布托随后来到父亲的陵墓前凭吊。她站在父亲的墓前，心情极为沉重，她没有想到在共同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一同咽下了那么多苦涩的泪水之后，她与自己亲爱的母亲和弟弟竟再也无法平安愉快地相处了。弟弟的顽固对抗立场使她难堪而又愤怒，母亲的偏袒更使她难以下咽。贝·布托在父亲的墓碑前放上一大束红玫瑰后，久久地位立在那里……

　　事后，贝·布托拒绝对这起冲突事件发表任何意见。她知道，这是一场悲剧，无论对布托家族还是对她来说，都是这样。

　　1月6日，努·布托在拉卡纳说，她的女儿只有恢复她在人民党的领导职务，家族内讧才能结束，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然而，除了和母亲、兄弟的关系僵持外，贝·布托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巴基斯坦人民党，她得到了党内所有的议员的支持、贝·布托与母亲和弟弟之间激烈的冲突已成为巴基斯坦传播媒介的头条新闻，对于贝·布托来说，这既是一个令人窘迫的私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卡拉奇的监狱中，穆·布托一直要求被释放，但他被拒绝保释，因此他的大部分政治活动必须通过他母亲进行。直到1994年6月5日，在缴纳了100万卢比的保释金后，穆·布托才被卡拉奇打击恐怖活动的特别法院宣布允许取保释放。

　　出狱的第二天，穆·布托便向他的姐姐提出了挑战。6月6日，穆·布托在其住宅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对她完全感到失望了。”他指责政府贪污腐败，预言贝·布托当总理的日子长不了。他发誓一定要担任真正的人民党的领导人。努·布托仍然坚定地站在儿子一边。她说：“当我的丈夫在监狱时，他从未要求贝娜齐尔继承巴基斯坦人民党，她侮辱老党员并攻击他们的自尊。”

　　穆·布托和他母亲的计划是试图获得巴基斯坦人民党中不满贝·布托的所有成员的支持。作为佐·阿·布托在世的唯一的儿子，穆·布托仍能从巴基斯坦的某些部落和传统文化中获得同情。姐弟俩之间的矛盾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裂痕反倒越来越深。

　　1995年3月15日，穆·布托在其住宅外举行大会，组建反对党。会场上悬挂着书写反美口号的横幅，如“美国是巴基斯坦的敌人”、“美国是伊斯兰教的敌人”和“美国是杀害阿里·布托的凶手”等。大会通过了要求贝·布托辞职，建立全国团结政府的决议。努·布托在一封向人民党1500多名持不同政见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宣读的信件中，提到由她儿子担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临时主席。

　　布托家族中这场纠纷的实质是穆·布托在母亲的支持下，企图取代他杰出的姐姐贝娜齐尔通过卓绝的奋斗所取得的一切权力和荣誉，而这无论在贝娜齐尔还是在巴基斯坦绝大多数人民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尽管贝·布托为了自己和家族的荣誉做出了种种不懈的努力，但穆·布托却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布托家族内的这场难解的纠纷已构成了对贝·布托的一种令人窘迫的挑战，这对贝·布托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三、久禁不绝的毒品问扬

　　巴基斯坦的毒品问题成为贝·布托政府必须严厉打击的一种危及社会的严重犯罪问题。由于毒品问题与政治腐败交互滋生，极为棘手，因而成为对贝·布托政府的又一个严重的挑战。

　　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实施反对毒品生产和贩卖的政策。为了加强禁毒、反毒的力量，巴基斯坦政府从1982年起从美国寻求反毒财政援助，到1993年初；这种反毒专项援助累计已达4090万美元。

　　后来美国修改了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有权宣布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未能有效控制毒品的生产和贩卖，从而决定美国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停止对其提供各种援助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4月成立的马扎里看守政府更加强调要开展和加强反毒斗争，将1993年定为反毒斗争的“圣战年”。7月组成的考莱希看守政府在组织选举时，规定毒枭不得参加全国大选。

　　贝·布托于1993年10月重新上台执政后，深刻认识到毒品问题对巴基斯坦社会的严重危害，极为重视反毒斗争，并把它与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力图净化整个社会。她在重新执政不到一周后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对《阿拉伯新闻》记者说：“我的政府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我们要把巴基斯坦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希望我国有一个清廉而又高效的政府。”贝·布托深知政客卷入腐败的事实，因此她特别强调要“恢复”总理检察组，以便既对一般人对政治领导人的腐败案件进行调查。

　　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巴基斯坦贩毒分子的贩毒活动甚为猖獗，贩毒分子的贩毒收入高达8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1992—1993年度巴基斯坦联邦政府预算中发展费用1270亿卢比的两倍。吸毒人数从1979年的可忽略不计增至1993年的200万人，在不到100名巴基斯坦人中就有一个瘾君子。

　　巴基斯坦所处的“金新月形地区”输往美国的海洛因占世界输往美国海洛因总量的60％，占世界输往欧洲海洛因总量的80％毒品生产、加工和贩卖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巴基斯坦的社会结构，使巴基斯坦社会中崛起了一个新阶层，人们称之为毒品贵族阶层，他们中的头面人物被称为毒品大王。由于毒品生产和赎卖迅速发展毒品贵族的经济力量日益增强，其头面人物便开始在政权组织中谋取权力或寻找代理人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不仅同巴基斯坦的政界人物有着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加入到政客的行列，并能从一个方面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左右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社会。贝·布托政府面临的反毒斗争形势是十分严峻和复杂的。

　　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已有好几百年的鸦片种植历史，鸦片是该省唯一的“经济作物”。目前统治该省鸦片生产和贩卖的是两大集团，一个是阿佛里迪集团，另一个是优素福斋和卡塔克集团。

　　阿佛里迪集团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贩卖集团，从事鸦片生产、收购、加工和贩卖活动，并为从事上述活动的其它集团和个人提供贷款。这个集团仅在开伯尔专区就有10Q个提炼海洛因的实验室，其毒品贩卖不仅遍及全国，而且还远销欧美各地。该集团头目是80年代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大王马利克·瓦利·汗，他曾在1960—1965年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986年退出政界，1990年死去。其继承人、阿佛里迪集团的新领导人马利克·穆罕默德·阿尤布是目前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大王。在1988年全国大选中，他支持纳瓦兹·谢里夫的伊斯兰民主联盟。贝·布托上台后下令逮捕他，但他却巧妙地逃避了追捕。1990年贝·布托被解职下台后，他重新活跃于政坛，要求洗清前人民党政府对他的所谓诬陷。阿佛里迪集团的另一个头目是瓦里斯·汗，他在1988年大选中从开伯尔地区选入联邦国民议会。

　　西北边境省另一个贩毒集团即优素福斋和卡塔克集团，活动于该省的低地即山间盆地。这个集团同巴基斯坦政界、军界和实业界都建立了广泛而牢固的联系。巴基斯坦军队兵源相当多的来自巴丹族人，而大多数巴丹族军人都属于优素福斋和卡塔克两个部族。

　　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省份，其面对阿拉伯海的海岸线是毒品贩运的重要通道。由于该省同伊朗和阿富汗接壤的边界山口很多，难于控制，是毒品大王们出入的方便之门。不少人认为，势力强大的布格蒂部族大地主、俾路支省前省长纳瓦布·阿克巴尔·布格蒂是俾路支省海洛因贩卖者、毒品大王们的真正的“慈父”。他运用自己同军方和政界要人的密切关系，使该省对毒品贩卖者的追查和突击抓捕改变方向，甚至将被捕的毒贩保护起来，因而从中获得巨额“酬谢费”。1991年4月，巴基斯坦麻醉品控制委员会曾向联邦政府提供一份俾路支省73名毒品大王的名单，其中包括1名国民议会议员、4名俾路支省议会议员以及该省许多大地主和名人。

　　富饶的旁遮普省，也是海洛因走私、贩卖的重要地区。该地区毒品大王当首推拉合尔普拉扎电影院的老板哈吉·伊格巴·贝格。他控制了巴印边界梅洛因贩运线，与政治家们的联系甚为紧密，其中尤以同人民党创始人之一马利克·迈拉吉·哈尼德的关系最密切。1988年哈尼德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又作为人民党候选人当选议长。

　　当地报纸透露，哈尼德的竞选费用全是贝格提供的。1990年贝格被人民党政府逮捕后，哈尼德积极保释贝格。贝格极力否认他走私海洛因或印度大麻等麻醉品，他声称这是巴基斯坦报界对民众的欺骗。

　　旁遮普省另一个毒品大王是属于卡什米里迪加的索黑尔·齐亚·布特，他是贝格的门徒。他通过同前总理谢里夫联姻而成为这位穆斯林联盟主席的亲戚。

　　如同毒品大王们坚决拒绝说他们同政治家有联系一样，政治家们也矢口否认他们与毒品大王们有任何瓜葛。

　　巴基斯坦的毒品生产和贩运已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到这个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经营毒品获得的“黑钱”已渗透到执法机构，收买警察和执法人员。毒品贵族阶层力量日渐强大，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已挤身到国家权力之中。人们常说，统治今日巴基斯坦的是总理、总统和军队“三驾马车”，而印度人则认为支撑巴基斯坦社会的不仅是三驾马车，而应当是“四根支柱”，即除总理、总统和军队外，还应加上毒品贵族。毒品贵族在巴基斯坦政权结构中是否已取得这样的地位尚可讨论，但这个阶层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左右着巴基斯坦政治则是公认的事实。此外，巴基斯坦边远山区和部族地区正是毒品生产和贩运活动猖撅的地区，而恰恰在这些地方，政府的反毒政策几乎得不到执行。

　　贝·布托政府再次执政后，加强对贩毒的打击力度，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同毒品犯罪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1994年，巴基斯坦共查获约200吨走私毒品，逮捕了4.8万名与毒品走私有关的案犯。尽管这样，巴基斯坦的毒品贩运仍相当猖獗，各种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使贝·布托难以实现短期内将巴基斯坦打扫干净的愿望。打击毒品贩运仍是贝·布托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象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巴基斯坦国内的毒品问题也与政治腐败问题联系在一起，政治家和毒枭相互结合和利用，给肃毒斗争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肃毒斗争进行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贝·布托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且也影响到巴基斯坦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毒品问题也是贝·布托政府必须正视和认真对付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四、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

　　困扰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多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也仍是贝·布托政府不得不处理的又一棘手问题。它同贝·布托政府面临的其它挑战相比，其危害性丝毫也不逊色。而且，自贝·布托再次执政后，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暴力事件在巴基斯坦全国都有发生，而在全国最大的城市——信德省的卡拉奇尤为突出。

　　1994年11月，为平息暴力活动执行巡逻任务已有两年的军队撤出卡拉奇市。治安任务由当地警察接手后，暴力活动死灰复燃，死亡人数陡然上升，仅11月一个月内该市便有250人死于非命。

　　1994年12月23日，警察在一个垃圾箱里发现4具巡警的尸体。同日，一名正在举行婚礼的新郎被人开枪打死。

　　1994年一年中，卡拉奇市类似事件几乎每日都有发生。在街头骚乱中丧生的有800多人，一共有1500人被害，财产损失达10多亿卢比。暗杀、绑架及街头政治冲突使人们失去安全感，闹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有钱人或者远走国外避祸，或者院墙高垒，花重金雇佣私人保镖，一切社会活动皆无法正常进行，法律和秩序不复存在，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

　　进入1995年，卡拉奇仍不平静，一幕幕惨剧在这里上演，血腥笼罩着卡拉奇……

　　2月25日，卡拉奇市什叶派穆斯林在一座清真寺朝圣时，遭到不明身份的枪手的袭击，有20人被打死。被激怒了的年轻的什叶派穆斯林发誓要进行报复。到傍晚时已约有1万名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在一个公园里为死难者举行葬礼，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戴面具的青年男子，公然挥舞着自动步枪和手枪。在前往参加葬礼的路上，这些年轻人向商店投掷石块并至少点燃了两辆汽车。

　　3月2日，卡拉奇市再次发生教派冲突，7名逊尼派穆斯林男子在家中被持枪者杀死。据分析，这是对2月25日发生的枪杀什叶派穆斯林事件的报复。

　　至此，1995年卡拉奇市已有400多人死于不断升级的宗教派别冲突。但血案仍在一桩接一桩地发生……

　　如果说前一阶段暴力活动的牺牲者仅局限在巴籍公民身上的话，那么3月8日的血案则预示着好战分子已将恐怖活动的目标扩展到外国人身上，企图制造更大的混乱。

　　1995年3月8日，当地时间早晨6点50分左右，一辆黄色的铃木出租车在卡拉奇机场旅馆附近被两名骑摩托车的人劫持。然后，劫持者把车开到卡拉奇市政当局豪华的一号住宅区附近，停下来静静地等在那里。当美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的一辆白色丰田牌小面包车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车内坐有三名乘客和一名司机。黄色出租车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大约7点45分，在白色面包车行驶到被称作“苗圃”的繁忙地段的交叉路口时，正赶上红灯亮了。这时那辆黄色的出租车猛然从丰田面包车的左侧超出并拦在了它的前面。车内窜出两名蒙面人，端起AK－47冲锋枪向面包车内的美国外交官猛烈扫射。整个行动持续不到一分钟，两名蒙面人又迅速返回出租车内，掉转车头，向着来的方向疾驶而去。在场的目击者，一个个被这突发的恐怖场面惊呆了。侥幸躲过这场灾难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巴基斯坦人，名叫纳义末尔，当时他还算清醒，事发后立即驾车向距现场6公里左右的阿嘎·汗医院奔去。坐在司机后面现年45岁的美国外交官戈利·杜瑞尔已经饮弹身亡。34岁的女秘书杰姬雅·万·兰尔哈姆在去往医院的途中也停止了呼吸。车内的第三名乘客马克·迈克洛伊只是脚踝中弹，保全了一条性命。

　　惨案发生后，信德省政府立即行动起来。首席部长阿布杜拉·沙阿急忙奔向医院，联邦政府官员、情报人员、军警等也都紧急动员起来。警察及准军事部队即刻封锁了医院，走廊里站满了各级官员。

　　此时，贝·布托总理正在新加坡访问。她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巴基斯坦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抓住罪犯。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此时正忙于第二天去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也即刻表示将亲自指挥调查美国外交官遇刺一事。

　　事发后，在卡拉奇的交通要道，警察对所有黄色铃木出租车进行盘查。上午9点30分左右，在距出事现场3公里远的穆罕默德·阿里社区，警察发现了被罪犯遗弃的那辆黄色出租车。

　　美国于当天派遣了一支由4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组成的特别调查组前往卡拉奇，协助巴基斯坦有关当局尽快查明该事件。美国政府表示悬赏200万美元缉拿罪犯。3月9日，巴基斯坦警方在各大报纸均刊登了根据证人描述画出的罪犯画像，并悬赏100万卢比缉拿罪犯。

　　上至美国总统，下至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都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并强调美国政府将使用一切手段把凶手缉拿归案。美国政府继续向巴基斯坦派出特工人员，并从本土调集47名、从新加坡抽调了3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

　　然而，就在这一天，卡拉奇街头枪声再起，53人死于非命。刚刚从新加坡出访归来的贝·布托总理急匆匆地赶到卡拉奇。她显然被这接二连三的恐怖活动激怒了，说她不愿见总督和首席部长，也用不着他们去机场迎接，她要把“所有这些人都统统换掉”。

　　在卡拉奇，贝·布托与驻军的军长莱拉萨博中将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希望军方能出面帮助收拾局面。但与执政的人民党结盟的居内久派穆斯林联盟则认为，此举容易使人产生在美国人被杀后，政府显得软弱无能的印象、贝·布托在与手下长时间的磋商后，决定暂时继续留任阿布杜拉·沙阿为信德省首席部长；同时亲自去医院看望受伤的儿童，并保证政府将继续承担一切医疗费用；贝·布托还允诺政府将考虑发放更多的持用枪支许可证，以保证人们更有效地保卫自己。

　　然而，事态仍未得到有效的控制。3月11日，在卡拉奇东区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17人饮弹身亡。同一天该市其它地区还有另外4人死于恐怖活动。

　　面对卡拉奇市层出不穷的恐怖活动，贝·布托担心这座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会全面爆发教派和种族战争。她发誓说，必要时将在卡拉奇“毫不留情地”打击恐怖活动。“谁也不应利用目前这种局势。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努力维护秩序与和平。”贝·布托在卡拉奇同政府官员进行长时间磋商后说：“教派势力、种族势力和贩毒集团纠合在一起，在这座城市制造恐怖和骚乱活动。恐怖分子想吓跑外国投资者，但是我的政府将不为他们所左右，将要镇压他们。”

　　1995年仅3月6—13日一个星期内，卡拉奇就有120人被杀，价值数百万的财产被损坏，犯罪场所越来越多，谋杀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已由普通的下层百姓转至中上层人士和外国人。美国、日本公司正欲将其驻卡拉奇的办事处人员及家属撤出。一些欧洲国家的大使馆已制定了将本国公民紧急撤出的计划。一位西方金融家感慨道：“这里简直成了战场，没有人知道谁把谁杀了，谁会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在这儿做生意太难了。”

　　5月18日，警察在市内莱兹瓦区进行搜查时，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持枪分子的袭击，双方交火造成至少12人死亡，28人受伤。当天，持枪分子还在市内其它地方袭击平民和警察，并使用了手榴弹、火简简等武器。警察逮捕了约300名可疑分子，并收缴了大量武器。

　　5月22日，卡拉奇市最有影响的党派全国移民运动（阿尔塔夫派）为在暴力冲突中丧生的5名该组织成员举行哀悼活动。但在这次“和平哀悼日”的活动中，卡拉奇的暴力事件再次升级，至少有21人在各区发生的暴力事件中丧生，60多辆汽车被烧毁。武装分子还使用了导弹和穿甲弹袭击警察和治安部队，致使卡拉奇市交通瘫痪，政府机关、商店、办公室、工厂和学校被迫关门，股市交易受阻，港口无法正常运转。

　　5月23日，又有10多人在市内不同街区被打死，20多人被打伤，许多车辆被烧毁。

　　当地舆论认为，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与全国移民运动在该市组织罢工活动有关。由于全国移民运动与政府进行对话的要求被拒绝，从6月2日开始，全国移民运动在卡拉奇组织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又掀起一股新的暴力活动的浪潮。从6月23日起到6月27日的5天时间里，至少有92人在枪林弹雨中丧生，其中包括数名儿童。全国移民运动阿尔塔夫派流亡国外的领袖侯赛因·阿尔塔夫6月26日在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全国移民运动阿尔塔夫派将在今后每月的星期五和星期六举行“示威活动”。

　　针对愈演愈烈的卡拉奇流血冲突，巴基斯坦内政部氏巴巴尔6月26日通报国民议会，政府已决定从土耳其订购一批装甲运兵车，专门用于对付卡拉奇街头出现的“恐怖主义行为”。贝·布托总理6月下旬还分别会见了陆军参谋长阿布尔·瓦希德上将和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法鲁克·汗空军上将，在制止卡拉奇骚乱问题上得到了军方要员们的“充分理解和有力支持”，从而加大了人民党政府处理卡拉奇问题的回旋余地。

　　拥有1000万人口的卡拉奇市是巴基斯坦工业和金融中心，在截止到1995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里，骚乱不断，导致约1200名居民死于非命，造成巨额财产损失，严重威胁着巴基斯坦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卡拉奇发生的众多流血冲突背景复杂，原因多样，大致可分为下述几类：

　　其一，卡拉奇市第一大政治组织—一全国移民运动两派之间的仇杀，这是卡拉奇市暴力活动贯穿始终的主线和症结所在。

　　全国移民运动创建于1970年，活动范围集中在信德省的卡拉奇市和海德拉巴市。在最近的两次选举中，该党成为卡拉奇和海德拉巴市的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全国移民运动是代表印巴分治时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利益的政党，核心成员全部是1947年印巴分治后从印度移民过来的操乌尔都语的穆斯林及其后代。该组织一直要求在国家宪法中，明确承认现定居在信德省的几百万印度穆斯林移民为巴基斯坦境内除旁遮普族、信德族、巴丹族和俾路支族之外的第五大部落性政治实体，以改变作为二等公民被歧视的社会地位。

　　1988年大选后．全国移民运动曾同贝·布托的人民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后因与人民党的矛盾分歧，于1989年10月退出联合政府转而反对人民党。

　　进入90年代以来，全国移民运动声势与日俱增。1993年10月全国大选时，全国移民运动夺得信德省议会100个议席中的27帝，仅次于人民党而名列第二，众多党徒为之士气大振，积极筹划起新一轮的夺权风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全国移民运动准备大干一场之际，内部火并却先开张。

　　事实上，全国移民运动于1991年已分裂成阿尔塔夫派（多数派）和哈齐齐派（少数派）。在巴基斯坦的1．3亿人口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其中逊尼派约占80％以上，什叶派约占10一15％。全国移民运动的分裂也与教派分歧相对应，多数派的阿尔塔夫派是逊尼派，少数派的哈齐齐派是什叶派，因而两派的分歧不仅根源于政治上的主张不同，也根源于教派分歧。阿尔塔夫派指责哈齐齐派“投靠军警”而“出卖战友”；哈齐齐派则抨击阿尔塔夫派“寻求国际支持”而“叛党叛国”。于是，两派反目成仇，不共戴天，从1994年2月起动辄舞刀弄枪，大打出手，一场自相残杀开始在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蔓延开来，构成卡拉奇市不断发生的暴力冲突的主流。

　　贝·布托总理1995年6月24日指责说，卡拉奇骚乱是一个得到外国支持的叛乱组织挑起的，其目的是破坏巴基斯坦的稳定。她说：“阿尔塔夫集团得到外国资助，受到外国训练和外国鼓动，参与了针对国家的叛乱活动。”贝·布托政府宣布，它不久将举行国民议会秘密会议，提出全国移民运动从事反对国家活动的“确凿证据”。

　　其二，境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借机插手巴基斯坦内部事务，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火上浇油，使整个局面复杂化和尖锐化。

　　在巴基斯坦，以伊斯兰促进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一度很活跃，它曾联合前总统伊沙克·汗对当时的总理谢里夫施加压力，要求在全国实行伊斯兰法，并最终成为倒谢里夫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些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动不动就要以“亵渎”的罪名处罚其它宗教的信徒。1993年11月4日，11岁的萨拉马特·马西赫被指控亵渎伊斯兰教，面临被判死刑的命运。他是在1993年5月在旁庶普省的古杰兰瓦拉地区与另外两位基督教徒一起被捕的。他们被指控在村子里的墙上写了贬低伊斯兰圣祖穆罕默德的话。此事传出后舆论哗然，社会各界反应强烈。贝·布托总理闻讯后，在11月10日下令释放了这个男孩。巴基斯坦境内的180万基督教徒、180万印度教徒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为反感，教派之间的仇杀事件屡屡发生。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为逼迫贝·布托政府在巴基斯坦实施“伊斯兰法”，大搞恐怖活动。如西北边境省部族分子约2500人，为要求政府实行“伊斯兰法”而切断了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喀拉昆仑公路。在巴朱尔中央直辖区约有8000一1　　名部落居民阻断交通，扣压政府官员并杀死西北边境省人民党议员，要求实行“伊斯兰法”。巴基斯坦国内外原教旨主义势力是卡拉奇动荡不安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其三，国际贩毒集团和巴基斯坦国内的贩毒分子相互勾结，视卡拉奇为作案的“天堂”，混入其中为非作歹，推波助澜，加剧了卡拉奇的动荡不安。

　　其四，当地地痞流氓团伙乘势偷鸡摸狗，肆意干起打家劫舍的老本行，使卡拉奇本已糟成一团的治安形势更加恶化。

　　以上这四种因素交互作用，盘根错节，使得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卡拉奇大街小巷充满血腥味，社会治安长期不得安宁。

　　一向主张政教分离的巴基斯坦人民党政府，自1993年10月上台后并非无所作为，贝·布托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控制日趋抬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例如，驱逐伊斯兰教极端分子首领出境；收缴宗教团体手中的枪枝；派出大批军警维持治安；禁止宗教狂热组织公开活动等等。然而，“卡拉奇现象”本身具有特殊的国际背景，单从内部下手成效有限，这就是悲剧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卡拉奇的问题只能是政治解决，除此之外别无它路。作为卡拉奇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全国移民运动的作用显得愈来愈突出，其主要派别的领导人阿尔塔夫·侯赛因由于被政府宣市为刑事犯而长期流亡海外。人们普遍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政府和全国移民运动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时候了。

　　目前，巴基斯坦正面临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字路口。国内局势是继续动荡不定还是保持稳定与发展，事关贝·布托政府的命运和1．3亿巴基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与国际地位。前看守政府总理、著名无党派人土莫伊·考莱希为此呼吁巴基斯坦各主要政党以国家利益为重而达成共识，“在大敌当前的挑战面前通力合作”，以战胜“那种本不该形成危机的危机”，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巴基斯坦“必不可缺的协助”。

　　而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贝·布托决心“彻底摘除教派冲突这颗毒瘤”，尽可能早日恢复卡拉奇的秩序。她发出了两道指令，一是要求警方立即收缴好战分子手中现有的武器；二是将33名同众多血案有牵连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小头目辑拿归案。国际社会也迫切希望看到反对派等各有关方面与贝·布托政府合作，制止卡拉奇的恐怖活动，恢复秩序。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巴基斯坦的安危，而且也影响到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五、棘手的经济挑战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巴基斯坦的经济形势开始恶化。贝·布托上台时，面临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表现在：外汇储备下降，1993年7月份下降到只剩约2.8亿美元的最低点，10月份稍有改善，但仍只有3．38亿美元；贸易逆差严重，达32亿美元；通货膨胀率高达18％；国债约400亿美元，其中180亿美元是外债，220亿是内债；国防开支浩大，占政府预算的30％以上。贝·布托总理新组成的联合政府如何解决这严重的经济挑战，将是对它的一个巨大考验。

　　贝·布托在议会赢得了信任票之后，现在要实行看守政府总理考莱希进行的旨在减少巨额财政和贸易赤字、遏制通货膨胀和吸引投资的改革。面对混乱的经济形势，贝·布托政府必须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来纠正宏观经济失衡的现象。贝·布托曾表示，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将是她的政府“优选考虑的首要问题”。她许诺将继续实施考莱希的税收和财政政策，只作一些必要的修改。

　　考莱希当政期间，采取的恢复经济的措施包括：为减少高达3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使卢比贬值10％以上；为缩小财政赤字，对农业收入实行前所未有的征税；对成千上万的漏税者和拖欠银行贷款者开展一场打击运动。但是考莱希政府留下了一大堆长期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他的看守政府在3个月的任期内解决不了的，只能留给贝·布托政府去解决。

　　尽管巴基斯坦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以上，但由于巴基斯坦的人口有1．28亿，而且还以每年3．9％的速度增加，因此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已下降到每年仅2％左右。1995年6月上旬，贝·布托在国民议会召开的首次人口与发展会议上再次向人们敲响警钟：根据上次人口统计，巴基斯坦的实际人口增长率是3．9％，而不是通常所说的2．9％；照此速度，再过24年。巴基斯坦的人口将增加一倍。她呼吁全国各阶层行动起来，开展一场遏制人口迅速增长的“圣战”。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巴基斯坦现在平均每分钟有近9名婴儿诞生，人口增长率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居第一位。高速的人口增长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经济问题：贫困加剧、失业增加、能源短缺、住房紧张、卫生恶化、粮食不足等等。在过去34年中，失业人口由20万增加到250万；文盲人数由200万增加到5600万；人均收入只有约400美元，l／3多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仅1993—1994年就进口小麦120万吨，耗资50亿卢比；有3000多万人营养不良。贝·布托政府在外援减少的情况下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因怀疑伊斯兰堡在实施核计划，自1990年I0月以来一直停止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贝·布托政府有选择地实施考莱希的经济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受到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世界银行在1993年10月底表示考虑贝·布托政府提出的23亿美元贷款的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7亿美元的软贷款以解决其国际收支上的困难。但这两个机构都提出了贷款的条件，其中之一便是贝·布托政府必须继续实施看守政府总理考莱希的经济改革计划。

　　针对严重的贸易逆差，贝·布托政府上台伊始便采取重大步骤，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以减少和消除贸易逆差。贝·布托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减少进出口关税，对某些产品实行特惠关税，放松进出口限制。

　　1994年6月政府把最高税率降到了70％。

　　1994年1—5月，巴基斯坦的出口贸易额为26.6亿美元，与1993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6％。1995年预计将增加到78．3亿美元。

　　1994年7月，贝·布托政府宣布向出口商作进一步的让步，取消对许多进口商品的限制。新政策允许外商独资经营进口业务。至1994年8月，巴基斯坦的外贸摆脱逆差，实现了1．4亿美元的顺差。至年底，巴基斯坦向世界各地的出口额比上年增长16％，达到了67.6亿美元。根据政府1994年8月公布的特惠关税，皮革、纺织品、水产品加工、运动商品、珠宝、工程和碾米机械成为受益的面向出口的创汇部门。

　　在放松贸易限制方面，贝·布托政府允许工业消费者、商品进口商和建筑工程组织未经政府批准即可进口二手机械设备。

　　巴基斯坦最大宗的进口商品包括小麦、食用油、化工产品、钢铁、交通设备、医疗用品和家用电器，主要出口商品包括大米、棉花、纺织用纱、皮革、地毯和石油产品等。为鼓励出口，巴基斯坦政府向出口商提供免税待遇，同时提供出口资金，并实行出口收入退税。

　　除了继续推行私有化进程，整顿财经纪律，压缩和削减行政和非生产开支，鼓励进出口贸易外，贝·布托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保证外商投资的高额回报率；简化批准手续；开办开发区等。

　　值得注意的是，贝·布托政府在利用政府的外交工作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总统莱加里访问美国，贝·布托访问德国、法国、西班牙，都带领大批企业家，在东道国宣传巴基斯坦的招商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举行投资环境报告会或洽谈会，向外国厂商介绍有关情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已经签署38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协议。香港实业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75亿美元的投资意向书。韩国企业界与巴基斯坦签署了41亿美元的投资意向书。法国也派出企业家代表团到巴基斯坦了解投资的可能性。中国也积极投资于巴基斯坦的电力和建筑业。贝·布托政府计划在今后3年内吸引外资320亿美元，为此巴基斯坦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以督促外资项目的发展。

　　1995年1月21日，巴基斯坦投资委员会秘书莫希布拉·沙阿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巴基斯坦将在全国建立12个工业特区以吸引国内和国外投资。特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这些特区投资建厂将享受10年免税优惠；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将免除进口税；进口原料减免进口税25％；土地将出租给投资者50年，到期后还可延长50年等等。这些优惠政策是巴基斯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优惠的经济政策，宽松的投资环境，极大地刺激了外商的投资热情。目前巴基斯坦已形成了空前的外商投资热潮。从巴基斯坦独立到1994年，47年来外商投资总额不过20亿美元，而在1995年前几个月的时间里，外商意向投资就已接近1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电力等能源领域。有近100家外国公司和本国公司投资电力项目，投资额达数十亿美元。中国向一条输电线项目和火力发电站项目提供了资金。1993年12月26日，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在巴基斯坦一印度公路一路段的国际招标中一举中标，承担了这段长约36公里的公路的修筑工程。

　　高涨的外国投资热潮，对于经济比较困难的巴基斯坦来说，无疑是个良好的兆头。它必将带动巴基斯坦本国工业企业的发展，推动巴基斯坦经济较快增长。

　　贝·布托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控制财政赤字，平衡预算收支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财政赤字已从199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降至4％。1993年10月上台后，贝·布托政府通过限制银行信货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进入1994年，由于多种原因通货膨胀仍然严重，物价上涨幅度增大，一度达到两位数，这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物价持续上涨问题已引起了贝·布托政府的关注。贝·布托总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这一问题。贝·布托政府分析了各方面原因，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前几年财政赤字增加、货币发行量大、以及石油产品提价和农业受灾歉收造成的。

　　从1994年10月开始，政府把稳定物价摆到了最优先的地位，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成立了物价管理机构，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物价的上扬。贝·布托政府采取的抑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包括；紧缩银根，限制财政开支；进口部分生活用品，增加进口食品，以满足市场需要；政府控制的商店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日常生活必需品；加强对零售商的管理，规定最高市场价格，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法商贩予以严厉的打击和制裁。

　　1995年2月13日，贝·布托总理的财政经济事务顾问贾弗里在接受中国《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巴基斯坦政府十分重视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工作，已经采取宏观控制的一系列具体办法抑制物价上涨，取得了初步成效，敏感物价指数近两个月来已呈下降趋势。

　　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贝·布托政府鼓励发展私人资本，加快私有化进程以增加经济活力。贝·布托政府成立了私有化委员会，对国有企业资产进行核查评估，公开拍卖，截止1995年3月已成交370多个国营企业。私人资本已从1989年的419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729亿美元。合资企业也迅速发展，如建在卡拉奇以西的赫布可私营火力发电站，将由沙特阿拉伯、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多国财团出资合建。贝·布托政府愈来愈重视工商企业界的作用，在制订预算时要同工商界代表协商，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政府还增加了给私营部门的信贷。

　　贝·布托政府还根据巴基斯坦的国情，特别强调发展小型工业企业，在政策伤感予以一倾斜。因此，巴基斯坦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蓬勃发展。发展小型企业不仅有利于生产，而且在解决就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贝·布托执政以来，巴基斯坦的经济结构和政策调整已初见成效，摆脱了两年多经济低速增长的状况，经济形势呈现了明显好转的势头。专家们预计，1995年巴基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有望增长5．5一6％。










贝布托传--第十九章　寻找外交爱方位






第十九章　寻找外交爱方位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政治两极格局的终结，南亚地区的外交态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印苏、巴美“四国双对抗”为特征的战略格局已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作了相应调整。贝·布托重新上台执政后，努力弥合与美国的分歧，继续巩固和加强与中国的友谊。同时，主要把目光“瞄准西部”，积极发展与西亚和中亚国家的关系，并在穆斯林世界寻求支持，将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作为自己安全战略的有力依托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针对印度的外交政策，贝·布托政府采取“追踪外交”，用“紧逼跟进，抵消影响”的方法，加紧做有关国家的工作。印度总理拉奥访美之后数日，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便以私人名义赴美活动；拉奥刚刚访问完俄罗斯，巴基斯坦也马上着手安排贝·布托总理访问莫斯科。

　　贝·布托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奉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积极拓展外交半径，为巴基斯坦的发展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西亚和穆斯林国家是贝·布托政府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托。

　　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关系有了大的改观，两国消除了直接对立，但昔日的积怨和现实的扑朔迷离一直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阿富汗在反对苏军入侵的十年抗战和推翻纳吉布拉政权的战斗中，形成了四派最为重要的武装力量。它们基本上分别由四个民族组成，代表各自的民族和集团的利益：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伊斯兰党以普什图族为主体；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协会基本上是塔吉克人的组织；杜斯塔拇指挥的乌孜别克民兵代表乌孜别克族的利益；马扎里控制的伊斯兰统一党则由哈扎拉族组成。

　　1992年4月，纳吉布拉政权的崩溃导致出现国家权力真空。阿富汗各派游击队在失去共同敌人后，互相之间因民族、教派、政见各异而形成的固有分歧与利益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它们根据各自的实力，纷纷抢夺全国或地方政权。各党派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各党派领导人为了个人的权力欲望，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无休无止的内部武装冲突。为了能在首都喀布尔占据一块立足之地，各党派不断驱使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自相残杀。

　　巴基斯坦密切关注着这个邻邦局势的发展，贝·布托政府对阿富汗的内乱忧心忡忡。由于阿富汗政府声称巴基斯坦支持其境内的好斗分子，使贝·布托深感恢复两国友好关系的困难。

　　自1992年4月以来，阿富汗各派游击队之间的激烈冲突，使数十万阿富汗无辜平民流离失所，逃到巴基斯坦，沦为难民。原先就滞留在巴基斯坦的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有家不能返，而大批新难民又蜂涌而至。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一带，联合国救援机构分发给难民的黄色帐篷，形成了一条黄色的河流。

　　1994年3月3日，贝·布托访问了白沙瓦的一座难民营，会见了背井离乡的阿富汗妇女和儿童。针对巴基斯坦中断对阿富汗提供食品供应问题，贝·布托说，巴基斯坦并没有限制向阿富汗提供食品供应，这种供应是由于某些阿富汗派别的“干涉”而中断的。巴基斯坦将继续照顾这些难民，“只要他们的祖国没有恢复和平”，他们就可以呆在这里。在访问了这座难民营后，贝·布托伤感地说：“阿富汗人民对这场混战早已厌倦”。她呼吁阿富汗各派停止战斗，一起坐下来制订一项分享权力的安排。

　　1994年10月，巴基斯坦的一支由3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在前往中亚的途中被阿富汗坎大哈省的地方武装劫持。几天之后，阿富汗伊斯兰学生民兵组织“塔利班”首次亮相，成功地营救了这支车队。后来它又趁势消灭了当地的地方武装，并于11月控制了坎大哈全省。这支学生民兵的成员，主要是居住在位于巴基斯坦北部边境的阿富汗难民营并在伊斯兰学校就读的青年学生，其领袖为穆尔维·乌乌尔。从1995年1月下旬开始，伊斯兰学生民兵从南方根据地发起代号为“进军喀布尔”的战役，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发展成阿富汗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

　　一些西方分析家认为，伊斯兰学生民兵可能得到了巴基斯坦方面的大力援助。他们指出，由于希克马蒂亚尔既无力问鼎中央，又不肯同拉巴尼等派别握手言和，因而严重阻碍了巴基斯坦欲借道阿富汗同中亚穆斯林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计划，因而贝·布托政府放弃了对希克马蒂亚尔的支持转而支持学生武装。另外，“塔利班”最初见诸报端，正是在1994年9月巴基斯坦宣布它打算重新开辟通往中亚的古代贸易通道之后；而它采取的第一桩军事行动，就是解救被劫持的一支巴基斯坦车队。阿富汗的希克马蒂亚尔和拉巴尼也都这么认为。但贝·布托总理否认巴基斯坦向伊斯兰学生民兵提供了援助，重申巴基斯坦要在阿富汗各种党派的争斗中保持中立的立场。

　　阿富汗学生民兵的迅速崛起，标志着长期陷入胶着状态的阿富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阿富汗何去何从，其前景是战是和，仍然扑朔迷离。联和国的和平计划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只要阿富汗没有恢复安宁，只要阿富汗各派武装力量各据一方，分鼎争夺，巴基斯坦就无法顺利开辟通向中亚的贸易通道，它同穆斯林各国的合作就将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如果贝·布托政府支持任何一派，都将会使局势更加恶化，造成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执政派别的严重对立，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1995年3月中旬，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在参加中西亚地区十国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时宣称，巴基斯坦是新兴的阿富汗学生民兵的幕后支持者。

　　3月18日，贝·布托总理对此予以驳斥。她否认巴基斯坦支持了阿富汗的任何一派，说自她1993年10月上任后，一直对阿富汗采取不干涉政策，巴基斯坦更没有支持阿富汗学生民兵武装。贝·布托还指责阿富汗领导人自从1980一1989年抗击苏军及其傀儡政权的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没能解决他们自己的内部分歧。她说，阿富汗领导人已经让阿富汗人民感到失望，阿富汗人民因他们的野心而受苦，这些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得到全体阿富汗人的支持，而他们又不想分享权力，却把他们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其它国家。由此看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恢复正常关系尚需时日。

　　贝·布托政府在波黑问题上也表现出强烈关注波黑穆斯林命运的立场，它一直在向波黑的穆斯林政府提供财政支援和声援，支持它同塞族和克族作战。

　　1994年2月2日，贝·布托总理访问了处于战火中的萨拉热窝，特别呼吁国际社会拯救正在受苦受难的波黑妇女和儿童。贝·布托还呼吁国际社会保卫波黑，使之“免遭残酷的种族侵略之害”。

　　贝·布托和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在这一天共同呼吁波黑冲突各方尽快达成“公正的和平方案”，并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对波黑塞族发动空袭，以促进达成和平方案。这位巴基斯坦女总理激昂地说：“为了早日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对波黑塞族发动空袭，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在空袭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那就应该取消对波黑的武器禁运，让波黑人民能够进行自卫。”

　　贝·布托政府把加强与中亚穆斯林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合作看得特别重要，认为这是共同发展的必要条件。

　　目前，由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创建的“经济合作组织”已经将中亚各国全部吸收进来。该组织经常召开会议．商讨彼此间的经济合作，解决存在的问题，商讨共同发展、互相合作的对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巴基斯坦正力促将它建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以便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为了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与交流，1995年5月下旬，贝·布托总理亲自出访了乌兹别克斯坦。在访问中，贝·布托与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就双边合作、中亚地区局势等进行了讨论。双方签署了关于科技、贸易、旅游合作和避免双重征税等三项协定。两国政府还同意在毒品控制和反恐怖主义方面进行合作。

　　贝·布托政府除了重视和加强与穆斯林国家在政治和经贸方面进行合作外，还积极主张穆斯林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进行合作。

　　1995年3目，伊斯兰会议组织科技合作常务委员会在伊斯兰堡主办了为期5天的题为“21世纪伊斯兰政策”的科学问题研讨会。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出席开幕式并讲了话。他在发言中呼吁穆斯林国家集中力量制订科学和技术政策。莱加里说，大科学项目耗资甚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投资得起。伊斯兰国家应该以欧洲核研究中心为样板建立一个科研中心。他说：“我们必须为穆斯林世界制订一个类似的战略。”这位总统认为，伊斯兰研究中心应将现代科学与宗教融为一体。穆斯林学者不应该盲目地全盘照搬西方学者提供的东西。莱加里说：“考虑到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不应该再掉入这种陷井中。”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将主要力量用于教育和扫除文盲方面。

　　巴基斯坦政府对自己所处的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十分重视，一直积极参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各项活动，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5年5月3日，第八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包括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在内的南亚联盟七个成员国首脑与会，共商南亚的和平与发展问题。

　　东道主印度总理拉奥在致开幕词时指出，目前全球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加强区域合作是促进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与会的各成员国首脑在讲话中也指出，包括南亚各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面临着外债负担重、贸易赤字大、商品价格高和新技术缺乏等困难，这些不利的因素严重影响着南亚地区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各国首脑决心采取措施进一步开放市场，调整关税，加速实现贸易优惠协定，扩大贸易，吸引更多的外资，并在科教、农业和信息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

　　5月4日，首脑会议闭幕。会议最后通过了《德里宣言》。与会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从1995年12月8日起，实施在达卡举行的第七届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南亚特惠贸易安排框架协议，开展地区自由贸易。

　　《德里宣言》说，消除贫困是南亚各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与会领导人决心积极行动起来，争取到2002年消除地区贫困。《宣言》指出，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严重威胁着本地区安全。各国应该加强合作，严厉打击这些不法活动。《宣言》还呼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减少性别偏见，赋予妇女更大的权力。

　　会议期间，各成员国首脑频繁接触，举行私下会谈，就一些双边问题进行磋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5月4日与印度总理拉奥的会见。一段时期以来，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在会谈中，莱加里和拉奥都强调，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两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所有存在争议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

　　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重点。从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对美国来说，巴基斯坦不仅是南亚的一个重要国家，而且还是对付苏联南下印度洋扩张战略的一个重要盟友。而对巴基斯坦来说，由于与印度因克什米尔争端而发生战争，也需要与美国这样的大国结盟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所以，出于不同的战略利益考虑，巴美两国从50年代起正式结盟，先后签订了《美巴共同防务援助协定》和《美巴双边防御合作协定》。巴基斯坦开始接受美国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此后巴美关系一直比较紧密，虽几次出现波折，但总能和解。

　　1979年年底，苏联出兵占领阿富汗后，巴基斯坦成为美国抵御苏联南下印度洋的“前线国家”，它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棋盘中地位立即突出出来，巴美关系也随之升温。美国试图通过建立华盛顿—伊斯兰堡轴心同盟来抵御苏联的南下印度洋战略。

　　1981年，里根政府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为期6年（1981一1987年）的总额达32亿元的一揽子军事、经济援助计划。该计划完成后，又从1988年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总价值40.2亿美元的第二期一揽子援助计划（1988—1993年），其中军事援助达17.4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向巴基斯坦出售最先进的F－16A型和B型战斗机，两批共售60架。这些飞机使巴基斯坦军事实力大大增强。1989年，巴基斯坦又向美国增加订购60架F—16战斗机，总价值14亿美元。巴基斯坦为其中的28架预付订金6.58亿美元。

　　然而，随着苏军撤出阿富汗，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需要日益减少。而随着苏联解体，以美苏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时代”急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巴基斯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更是江河日下。失去了共同战略基础的巴美关系很快开始滑坡、并最终降到离冰冻状态只一步之遥的临界点。

　　巴美关系的不断恶化，既是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直接反应，也是当时美国共和党政府重新设计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必然结果。

　　冷战结束后，防止核扩散成为美国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和党参议院普雷斯勒提出的针对巴基斯坦核问题的《普雷斯勒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如果美国总统未能证实巴基斯坦确无发展核爆炸装置和核武器的意图，美国则应停止对巴基斯坦的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及武器出售。具体做法是：由巴基斯坦总理向美国总统作一书面保证，表示巴基斯坦不准备拥有核武器，然后由美国总统再给国会出具保证，以使国会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和售让武器。

　　1990年10月，纳瓦兹·谢里夫在大选中获胜出任巴基斯坦总理后，为获得美国的援助曾打算在《普雷斯勒修正案》问题上作些让步。谁知美国得寸进尺，要求巴基斯坦停止发展核武器，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同意美方检查巴基斯坦的核设施。考虑到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以及反对党的态度，谢里夫政府没有同意美国的要求。故此，布什政府于1990年10月宣布中断对巴基斯坦的所有军事和经济援助；并禁止一切军事销售。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使巴基斯坦不但失去了近6亿美元的援助，同时现有的美式装备也因缺乏零备件而大多无法使用。巴基斯坦政府对此十分气愤，强烈要求美国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将所购的60架F一16战斗机交付巴基斯坦。但美国盛气凌人，不仅不履约，而且拒不退款。更有甚者，美国还以这批装备占地为由，每年向巴基斯坦索要100多万美元的所谓仓储费。几年来一直严重影响巴美关系的“F一16战斗机争端”由此产生。巴美关系陷入僵局。

　　1991年6月，为了打破巴美关系上的僵局，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提出由美、苏、中、印、巴五国共同磋商以解决南亚地区的核不扩散问题的倡议，同时表示巴基斯坦决不会牺牲民族利益而单方面放弃核计划。该倡议虽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巴美恢复了双边对话及高层接触，但在巴基斯坦核计划这一关键问题上，双方基本立场均无变化。1992年，美国在巴基斯坦的一再保证和要求下，同意通过商售办法向巴基斯坦提供急需的军用零备件，但仍拒绝交付F—16战斗机。

　　1993年，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后发现，华盛顿冷淡伊斯兰堡的做法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据美国报刊披露，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在90年代乃至21世纪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包括开拓国际市场、防止核扩散、平息局部战争、扼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消灭毒品走私、平衡地区力量对比消长等众多因素，而美巴两国恰好在上述领域“仍然享有并行不悖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应采取积极步骤以“尽快打破美巴关系停滞不前的非正常局面”。为此，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4月出台了“南亚政策”。为了扩大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表示将对印巴两国采取“平衡”政策。同年8月，美国国防部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间有关F—16战斗机的纷争举行正式会谈。此举使解决巴美争端出现了一线转机，但双方在对这批F－16战斗机是“交货”还是“转售、退款”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争执不下。

　　巴基斯坦人民党在1993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份书面报告中说，1980年以来，巴基斯坦从其它一些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贷款机构收到了大约190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中有27亿美元是非具体用途的贷款和赠款。来自美国、欧共体、日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钱使巴基斯坦能够为进口民用产品提供资金，并且“腾出数额相当的资金用在核计划上”。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武器专家伦纳德·斯佩克特指出，即使有具体用途的贷款，也可以使巴基斯坦腾出其它的钱款用于它的国际计划。

　　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认为，巴基斯坦有现成的组件，可以制造出多达10枚或15权原子弹。这些组件分开保存，但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将它们装配起来。中央情报局承认印度基本上有同样的能力。

　　1993年11月，美国和巴基斯坦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斐尔同巴基斯坦代总统萨贾德、总理贝·布托、外长莱加里和陆军参谋长阿布尔·瓦希德等进行了会谈，但未取得任何突破。拉斐尔在11月18日说，根据美国1990年通过的关于核不扩散问题的《普雷斯勒修正案》，对巴基斯坦暂停援助的决定，可以继续下去。

　　巴基斯坦方面则坚持认为，它的核计划完全是必要的计划，因为它受到宿敌印度的核威胁。11月23日，贝·布托总理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是美国开始重新评价其政策的时候了。指望巴基斯坦削减核计划是卑劣的，是对巴基斯坦的羞辱。”她排除了削减核计划的任何可能性。但在谴责美国不公正地把巴基斯坦列为限制全球武器竞赛对象的同时，贝·布托女士又说，她的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是重建同美国的紧密关系。

　　作为阻止在南亚扩散核武器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3月建议国会取消不得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的禁令，以作为对巴基斯坦不生产制造核武器材料的回报。但美国国会大多数议员不支持政府要废除《普雷斯勒修正案》的计划，也不同意有不受这项修正案的约束的例外情况。

　　1994年4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塔尔博特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领导人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双方同意就美国提出的一项建议继续进行对话。美方的建议内容是：巴基斯坦同意限制其核计划，这样美国便向它提供F一16战斗机。塔尔博特和巴基斯坦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都说，将继续通过“悄悄的外交”讨论限制巴基斯坦核计划的问题。

　　在塔尔博特访问南亚以结束印巴之间核武器竞赛一周后，巴基斯坦前看守政府总理莫伊·考莱希便在4月17日说，巴基斯坦4年前就冻结了它的核计划，但巴基斯坦必须拥有生产核弹的能力。他说：“简单地说，我们说过，我们不会采取实施生产核武器的计划，但我们有能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生产核武器。”“从常规军事力量角度讲，巴基斯坦军事力量要比印度弱得多。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单方面行动改变或削弱我们的核防御能力。”

　　但贝·布托政府对美国把原来要巴基斯坦应该限制和取消核计划改为只要求限制表现出积极态度。5月18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艾哈迈德·阿里说，伊斯兰堡已经认识到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的转变，巴基斯坦准备考虑接受对它的核计划进行检查，并希望年底之前美国能恢复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但阿里强调，伊斯兰堡没有改变它提出的核检查应包括印度的要求。

　　从1994年4月开始，美国首次在对巴基斯坦和南亚的政策上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华盛顿放弃了它早些时期采取的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同防止核扩散问题相联系的立场。它开始实行这样的政策：首先限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能力，然后在某个适当的阶段消灭它。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报答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意限制它们现有的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取决于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安全框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如何同印巴两国现任的领导人打交道。因为印巴两国的绝大部分人赞成自己的国家生产核武器。巴基斯坦认为自己的核计划是抗衡印度在常规武器方面占优势地位的一种威慑力量。印度则认为自己的核计划是对中国的一种威慑，是一种国际威望的象征。

　　1995年1月，一支由40人组成的以国防部长佩里为首的美国官方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它是1989年以来美国派往巴基斯坦的级别最高、阵容最强大的外交使团。

　　巴基斯坦对美国国防部长的光临给予高规格的外交礼遇，总统莱加里、总理贝·布托和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分别接见了佩里一行，并“在十分亲切的气氛中举行了话题广泛的会晤”。据报道，佩里同巴基斯坦领导人会晤时赞扬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实行现代化的楷模”，在联合国维和努力方面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强调美国乐意看到“一个统一昌盛的巴基斯坦在今后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贝·布托事后告诉新闻界，防止核扩散并不是巴美会谈的“重点”，“美方没有要求巴基斯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巴基斯坦和美国此番在两个问题上面取得了两项重大进展：第一，美国同意恢复1948年成立、1990年起因《普雷斯勒修正案》实施而被迫中断了的“美巴军事磋商工作组”。过去美巴双方均把“军事磋商工作组”当作各自决策层相互传递战略意向的正常渠道。第二，美国将考虑从第三国向巴基斯坦转交价值6．5亿美元的28架F一16战斗机。

　　2月11日，巴基斯坦和美国终于就安全合作达成了协议。美国承诺将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和经济合作。

　　为了让巴基斯坦放心，美国国防部长佩里于2月12一13日又访问了印度，要求印度也“限制”其核计划。2月12日，美国与印度在新德里也签署了一项《美印防务关系协议》，以体现克林顿政府的南亚政策对印巴两国的“平衡”。

　　虽然佩里的访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巴美关系，但对贝·布托政府来说，在改善和发展对美关系上仍将面临曲折的道路。随着1995年牢3月8日在卡拉奇发生刺杀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事件，巴美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事发后贝·布托总理说：“巴基斯坦已支付价值12亿美元的军事设备的款项，但我们既没有受到货，也没拿回退款。我担心这种情况会助长巴基斯坦好战分子的气焰，我希望美国政府注意这些动向。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针对破坏我国温和力量的种种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为了恢复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贝·布托政府在外交上上采取主动行动。1995年4月5日一13日，贝·布托总理应美国总统克林顿之邀对美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贝·布托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美国取消对巴基斯坦出口军事装备的禁令，恢复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访美期间，贝·布托在巴尔的摩的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时，希望美国政府最好向巴基斯坦交付80年代末订购的价值14亿美元的60架F－16战斗矾。特别是交付早已付款的28架F－16战斗机。如果不愿意，那就退款。贝·布托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再拒绝交付F—16战斗机，巴基斯坦就准备向法国和俄罗斯订购新型战斗机。

　　贝·布托访美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活动就是与克林顿总统进行的首脑会谈。在会谈中，克林顿总统承认美方在向巴基斯坦供应军事装备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不公平的”。他向贝·布托保证，他的政府将与国会合作，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据透露，克林顿政府考虑的解决办法有这么几种：1.力促国会通过有关决议，修改或在某一时间内暂缓执行《普雷斯勒修正案》，以便政府能将这批军事装备交付巴基斯坦。2．为这批F一16战斗机寻找其它买主．一俟转售，即将货款退还给巴基斯坦。3．如果上述两种方案行不通，美国则给予巴基斯坦经济补偿，比如拨款援助巴基斯坦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缉查毒品走私，或为巴基斯坦训练军事人员，为其现有的美式军事装备免费提供零配件等。

　　事实上，美国政府已逐渐认识到，《普雷斯勒修正案》实施几年来，不仅未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导致巴基斯坦反美情绪高涨；一味施压不是办法。另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也使美国大伤脑筋，在防范原教旨主义泛滥问题上，美国离不开像巴基斯坦这样“温和的伊斯兰国家”的帮助。因此，自199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已开始逐步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双方试图绕过《普雷斯勒修正案》，在经贸、能源等领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到贝·布托访美时为止，巴美已签署了总投资金额达12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备忘录，美国主要在能源领域进行投资。

　　贝·布托此次访美，在改善巴美关系上又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除与美国政界要人举行会晤外，贝·布托还同美国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深入探索巴美在经贸领域进行合作的前景。在访问的9天期间，巴基斯坦同美国经济界签订了总额达60亿美元的投资意向书。贝·布托的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巴美关系还有不少需要克服的障碍。作为一对“麻烦的伙伴”，巴美两国几十年来已建立起亲密的“伙伴”关系，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但双方都离不开对方，毕竟还是一对“伙伴”。贝·布托政府将继续寻求改善巴美关系，并将其作为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重点。










贝布托传--第二十章　可靠的朋友






第二十章　可靠的朋友

　　巴基斯坦和中国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的关系，建交40多年来，两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贝·布托在1988年第一次出任总理后，首先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在1989年回访了巴基斯坦。1993年10月，贝·布托第二次出任总理后，一如既往地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巴中友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3年12月4日，伊斯兰堡国际机场主要建筑物上彩旗飘扬。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瓦西姆·萨贾德以及政府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李瑞环是在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后来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的。

　　12月4日晚，在巴里奥特宾馆，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瓦西姆·萨贾德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李瑞环主席一行。宴会大厅里灯火辉煌。气氛热烈。

　　萨贾德主席首先致欢迎词，对李瑞环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李瑞环主席这次来访，进一步增强了巴中40多年来的友好合作的密切关系。

　　李瑞环致答词说，中巴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不仅在经济、文化等广泛的领域进行了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也一向相互同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中国人民最重视患难之交，中巴关系正是这种珍贵友谊的象征。我们不会忘记，在中国被封锁的最困难时候，是巴基斯坦向中国提供了走向世界的通道；我们不会忘记，在恢夏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席位、扩大中国同国际社会交流的过程中，是巴基斯坦始终给予我们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们更不会忘记，在一些西方国家用所谓“人权”、“民主”问题向中国无理施加压力的时候，又是巴基斯坦仗义执言，使正义之声战胜了荒谬的非议。李瑞环说，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南亚区域合作，支持一切有利于促进南亚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努力。李瑞环还向巴基斯坦朋友们介绍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5年来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12月5日上午，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尤素福·米拉尼会见了李瑞环。

　　12月6日下午，贝·布托总理会见了李瑞环。李瑞环首先对贝·布托再次出任巴基斯坦政府总理表示祝贺。并说：“李鹏总理期待着在北京与总理阁下会晤。”他还转达了李鹏总理对贝·布托总理的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我们一踏上巴基斯坦的土地，就深深地感受到中巴友好的热烈气氛。这几天，我们接连会见了巴基斯坦领导人，感到中巴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看法。我这次访问是有成效的。”李瑞环接着说：“中国对发展中巴友好关系非常重视，把它看作我国开展睦邻友好外交的一个基点。中巴关系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关系中的一个典范……

　　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巴基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贝·布托总理对李瑞环主席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她说，我的父亲曾说，巴中友谊比喜马拉雅山还高。加强和发展巴中友谊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国人民是巴基斯坦人民值得信赖的朋友，作为总理，我将为巴中友好作不懈的努力。我期待着本月底对中国的访问，探索进一步扩大两国友好合作的途径。

　　同一天，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李鹏总理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夫塔布·米拉尼。李鹏总理对巴基斯坦给予正在那里访问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让米拉尼部长转达他对贝·布托总理的问候，说他期待着在北京接待贝·布托总理，他将就进一步发展中巴友好关系及一些重大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同她会谈。

　　米拉尼说，贝·布托总理和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怀有崇高的敬意和友好的感情。两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一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包括两军关系发展顺利，巴基斯坦政府希望这种关系能够继续得以巩固和发展。

　　1993年12月24日，在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即将访华之际，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驻北京记者马索多尔·沙的采访，主要就中巴双边关系问题回答了他的提问。当记者问及贝·布托总理在巴基斯坦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来中国访问的意义时，李鹏说：“我们热烈祝贺巴基斯坦新政府顺利组成。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愿同巴基斯坦政府一道共同探索扩大双边互利合作的途径，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推向新的高度。我相信，贝·布托总理此次访华必将为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在谈及中巴双边关系的发展前景时，李鹏总理说，中巴友谊经受了时间考验。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和交流不断加强和扩大，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最近，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巴关系已成为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典范，我们对此十分满意。我们相信，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巴友谊将继续发展，前景是美好的。

　　在谈及中巴经贸关系时，李鹏说，中巴在经济合作和双边贸易方面一贯遵循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巴基斯坦已成为中国在南亚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经济技术合作进展顺利。中巴经济互助性强，合作潜力大，前景十分广阔。

　　李鹏总理还表示，希望通过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转达他对巴基斯坦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1993年12月26日，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全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伟大的先驱。巴基斯坦人民也对毛泽东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和总理贝·布托分别致电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贝·布托总理在电文中说：“毛泽东主席的思想曾得到广泛的应用。他的思想唤醒了世界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激励他们为赢得其不可剥夺的权力而斗争。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将铭记他为他们获得自由和民族独立所做出的贡献。”她说：“他为我们两国间兄弟般的友谊和密切合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巴基斯坦人民无比尊敬和感激他。我们坚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友谊与合作将继续得到加强。巴基斯坦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所给予我们的坚决而果断的支持。”

　　12月26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贝·布托访华的前一天。这一天，贝·布托在伊斯兰堡接受了中国常驻伊斯兰堡记者的联合书面采访。贝·布托总理说，巴中是友好邻邦，两国的友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我们两个友好国家的高层接触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关系。她回忆了她已故的父亲佐·阿·布托前总理为发展对华关系所做的努力。她表示要继承其父的对华政策，继续保持和促进巴中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

　　谈到两国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贝·布托总理说，巴基斯坦重视同中国的科技、教育、新闻、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希望进一步扩大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她欢迎中国方面在各个层次上对巴基斯坦投资。她表示在这次访问中，将亲眼看一看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和学习中国经验，寻求同中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的途径。

　　贝·布托高度赞赏中国“坚定明确地”支持巴基斯坦捍卫独立和主权的一贯立场，并给予巴基斯坦人民无私的援助。在回答如何增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问题时，贝·布托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南南合作至关重要。巴基斯坦全力支持由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及南方委员会等各种合作组织。

　　1993年12月27日，贝·布托总理及其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她第三次来中国，也是她成为巴基斯坦总理后第二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下午5时50分，一身巴基斯坦民族装束的贝·布托总理与其丈夫阿希夫·扎尔达利在礼炮声的伴随下走进人民大会堂东门，与迎候在那里的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亲切地互致问候，并高兴地接过两位中国少年呈上的鲜花。随后，李鹏总理在中央大厅主持仪式，热烈欢迎巴基斯坦总理的来访。

　　在仪式之后的会见中，李鹏总理对贝·布托就任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祝贺，并以中国政府和他本人的名义热烈欢迎贝·布托总理及其一行的来访。

　　贝·布托总理感谢李鹏总理和中国政府的盛情接待。她说，这次访华是为了保持巴中两国之间的高层来往。她还愉快地回忆起李鹏总理和夫人1989年访问巴基斯坦时的情景。李鹏总理说，中巴两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之间有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他表示相信，在贝·布托总理任职期间，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发展。

　　中方出席会见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化工部部长顾秀莲、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胡敏和交通部部长黄镇东等。巴方参加会见的有外交部长阿里、国防部长米拉尼、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瓦图、总理财政和经济顾问贾弗里等。晚上，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巴基斯坦贵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12月28日上午，李鹏与贝·布托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位总理一致认为中巴关系很好，并对两国的友好合作顺利发展表示满意。

　　李鹏总理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视同巴基斯坦的友谊，在当前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中巴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都将是巴基斯坦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巴传统友好关系。这不仅符合中巴两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李鹏总理强调指出，贝·布托总理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巴今天有这样好的关系是中巴两国领导人长期努力和培育的结果。“我国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与阁下父亲布托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和难忘的交往。他们对中巴友谊的贡献将永载史册。最近，在中国人民隆重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阁下给我来电，表达了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阁下及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感谢。”李鹏总理说，中巴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方面，双方经过共同努力使这一领域的合作顺利取得进展，给彼此带来了好处。今后双方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拓宽这一合作领域，发展两国企业之间的来往，开办合营、合资企业。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公民赴巴基斯坦投资和承包工程，也欢迎巴基斯坦企业来华投资。

　　贝·布托总理表示很高兴来中国访问。她说，巴中关系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是全天候的关系。巴基斯坦不会忘记中国在关键时刻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援助，巴中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基斯炭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巴基斯坦怀着敬佩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政治上保持稳定。中国还是国际关系平衡和调节的力量，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巴基斯坦正在支持中国在西藏、台湾和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两位总理一致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世界很不太平。李鹏总理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符合世界人民的要求。中国政府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和其它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建立上述新秩序。其核心是尊重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不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李鹏总理说，亚洲地区的形势继续朝着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多数亚洲国家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些都为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开展地区互利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贝·布托总理通报了关于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和巴基斯坦关于即将举行的巴印外交秘书会谈的立场。

　　李鹏总理说，中国作为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近邻，希望看到两国关系的改善，欢迎巴印领导人表示要努力改善关系的谈话。巴印之间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由双方通过耐心的对话求得解决，希望巴印外交秘书的会谈取得积极成果。题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

　　谈及人权问题时，两位总理认为中巴在这一领域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并愿意进一步加深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李鹏总理感谢巴基斯坦在国际人权会议上主持正义，并对中国给予支持。

　　历时两个小时的会谈结束后，两位领导人出席了中巴两国间五项文件的签字仪式。中巴两国政府代表分别签署了中巴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巴两国政府关于边境贸易协定延期的换文、中巴两国政府汽车运输协定、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与巴基斯坦水资源研究委员会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江苏省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建立友好省际关系协议书。

　　当天下午，贝·布托总理在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郑鸿业在致辞中说，中巴两国经贸界为促进两国社会和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一直进行着友好互利的合作，巴基斯坦已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贝·布托总理在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友好会见，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两国间在各个方面的友好合作。他并希望两国企业界之间的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贝·布托总理即席讲话，详细介绍了巴基斯坦的投资环境的现状，并表示非常欢迎中国工商界人士前往投资，巴基斯坦政府将给予帮助。随后，贝·布托总理及其随行人员回答了中国工商界人士提出的问题。

　　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在中南海会见了贝·布托总理一行。

　　江泽民主席热烈欢迎贝·布托总理一行的来访。他说，这是总理阁下第三次访华，阁下每次来访都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重要贡献。中巴两国友谊有着坚实的基础，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已深深植根于两国人民心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中巴关系堪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中国有句俗话叫作“饮水思源”，今天中巴关系这样好是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我相信在阁下任职期间，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巴关系必将获得新的进展。

　　贝·布托总理表示十分高兴会见江泽民主席。她盛赞了巴中两国友谊后说，巴基斯坦认为，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于世界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两位领导人还交换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并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内的情况。

　　12月28日晚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贝·布托及其一行。

　　刚刚访问过巴基斯坦的李瑞环主席对在巴基斯坦期间受到的令人难忘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表示感谢。他说，总理阁下是中国人民熟知的老朋友，相信阁下这次访华将有力地推动两国友好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贝·布托总理表示非常高兴再次会见李瑞环主席。她说，今天上午与李鹏总理、下午与江泽民主席都谈得很好。她认为，今天富有成效的会谈和会见，是不久前李瑞环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时，“我们双方的友好谈话所取得的成就”。

　　会见之后，李瑞环主席设宴款待贝·布托总理一行。

　　12月2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会见了陪同贝·布托总理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萨达尔·阿希夫·艾哈迈德·阿里。

　　钱其琛说，克什米尔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解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希望1994年1月开始的印巴两国外交秘书级磋商，能够成为两国平心静气地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良好开端，并为进一步磋商创造良好的气氛。钱其琛对巴基斯坦在解决阿富汗问

　　12月29日上午，贝·布托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贝·布托说：“我的父亲曾是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国客人。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中国人民隆重纪念毛泽东主席100周年的时候来北京访问。”

　　关于双边关系，贝·布托说，几十年来，巴中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巴中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巴中关系“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是双边关系的“楷模”，并指出这种良好的关系来源于“相互信任和共同的理念”。她说：“巴基斯坦相信中同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巴基斯坦支持中国在人权等方面的立场。”

　　12月29日下午，贝·布托总理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带着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离开北京、返回巴基斯坦。

　　1995年1月30日，在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一春节快要来临之际．巴基斯坦人民向中国人民发出了问候和祝贺。这一天，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和总理贝·布托分别致电中国领导人祝贺春节。

　　贝·布托在致李鹏总理的贺词中，向他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和良好祝愿”，并“祝友好的中同人民继续取得成功，兴旺、幸福。”她说自己相信“在新的一年中：巴中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

　　巴基斯坦在国际问题上与中国有许多方面都站在一起，在人权问题上双方观点一致。

　　1995年2月7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中巴两国代表都强调实现发展权的意义。巴方代表在发言中说，发展权是巴基斯坦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呼吁国际社会为此加强合作。

　　1994年2月2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巴基斯坦。在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钱其琛同巴基斯坦外长艾哈迈德·阿里、参议院主席瓦西姆·萨贾德、国民议会议长尤素福·米拉尼进行了会谈。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时，钱其琛热情地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对他的访华邀请。

　　1995年3月11日，在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见了与会的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双方进行了友好谈话。

　　在贝拉会议中心，李鹏对莱加里说，中国一贯珍视中巴友谊，中巴友好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中巴两国之间存在着最友好、最亲密的关系，在各个领域有着广泛和密切的合作。”莱加里说：“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压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努力，认为这是对和平与发展事业的积极贡献。”

　　李鹏总理说，中巴两国在国际问题上存在着广泛一致或相似的看法，双方一贯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对巴基斯坦在人权、台湾问题上主持正义、仗义执言，一贯支持中国，李鹏总理表示赞赏和感谢。

　　1995年3月22日下午，莱加里在总统府向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周刚授予巴基斯坦新月勋章，表彰他在近4年的任期内为促进巴中两国的了解、合作和友谊所作出的贡献。

　　贝·布托和她父亲佐·阿·布托都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在他们的倡导和推动下，巴基斯坦人民党很早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不断巩固和发展两党的友好关系。两党的领导人也经常往来，交流看法，加深彼此的了解。

　　1995年5月21日，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巳基斯坦人民党秘书长谢赫·拉菲克·艾哈迈德先生率人民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部长李淑钲同拉菲克秘书长就两党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工作会谈。

　　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拉菲克一行。宾主就进一步加强中巴两党、两国友好关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胡锦涛对拉菲克一行访华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巴两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长期以来，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建设各自国家的事业中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巴友好关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不断巩固和发展。胡锦涛说，中国共产党和巴基斯坦人民党友好关系的建立，为中巴友好交往开辟了新的渠道，进一步促进了中巴关系的顺利发展。我们为此感到高兴。他说，拉菲克先生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发展中巴两党、两国友好关系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他表示相信，拉菲克先生此次访华必将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中巴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拉菲克在会见中回顾了巴中友谊的历程。他说，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怀有友好和崇敬的心情。巴中两国在各个领域中一直互相帮助、友好合作，建立在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的巴中友谊得到全体巴基斯坦人民的一致赞同。拉菲克衷心祝愿巴中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在中巴两国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的精心培育下，中巴友谊不断深入发展。建交40多年来，中巴两国在政治上和平友好的基础上，经贸往来密切，在工业、农业、中小城镇建设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互利合作。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项目援助，帮助巴基斯坦兴建糖厂、纺织厂、小型钢铁厂以及电视机组装流水线等。中国还积极参与巴基斯坦的一些建设项目，如建电站和采矿等。中国在巴基斯坦电力建设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巴关系是建立在真诚、务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友好睦邻关系。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西部较为接近，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逐步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中巴两国开展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将会拥有更为有利的条件。中巴两国进一步开展在工业、农业、经贸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的贝·布托政府都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将进一步作出新的努力。










贝布托传--第二十一章　战争与和平






第二十一章　战争与和平

　　贝·布托第一执政时，于1988年12月与当时的印度总理拉·甘地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的协议、这是自1972年佐·阿与英·甘地总理签署《西姆拉协定》以来印巴两国签署的第一个友好协议。此后巴印关系有所改善。

　　1993年贝·布托再次就任总理前，曾表示她将不支持印占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的分离活动，受到印度政府谨慎的欢迎。但是，巴基斯坦对印外交政策的制定一直控制在军方的手里。军方一般对印度态度强硬，且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所以巴印关系在贝·布托第二次上台后仍是矛盾纷呈、错综复杂。

　　贝·布托于1993年10月19日第二次就任巴基斯坦总理。此前几天克什米尔就发生了直接影响巴印关系的哈兹技拉特巴尔清真寺风波。

　　这次风波的起因是印度军队干10月15日午夜出动1万名军人，包围了印占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印度政府对采取这一行动作出的解释是，有好斗分子企图把供在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的圣物——一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一根胡须偷走，因为供着圣物的那间房子的两把锁被人换了。印军围困清真寺的第二个理由是，穆斯林好斗分子在那里储存了大量武器，并且在该清真寺里对被他们抓起来的人进行审讯和搞恐怖活动。印度政府认为，上述两种行为都是亵渎行为，必须加以制止。据当地居民说，印军在包围这座清真寺之前作为一种警戒措施，在斯利耶加的7个地区实行了宵禁。然而，清真寺内的穆斯林好斗分子却不断向外打枪，打死一名过路学生。在印度军队包围清真寺之后，斯利那加的好几个清真寺的广播喇叭不断发出抗议声。同时，一些示威者无视宵禁令，走上街头抗议印军的行动，从而引发紧张局势。

　　10月16日，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所在地响起了爆炸声，爆炸引起的大火烧毁了清真寺附近的一个图书馆和一些建筑物。但清真寺本身并未受损。印度总理拉奥在事件发生后说，火是穆斯林好斗分子放的，他们已经在那里好几个星期了，并在那里储藏了大量武器。由于这是一个敏感地区，因此军队迟迟未采取袭击行动。参加同印度当局谈判的两名穆斯林好斗分子说，寺里有250到300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印度军方人士说，清真寺里面至少有50到100名好斗分子，在被包围后，有些好斗分子要投降，但受到另外一些人的阻拦。

　　10月17日，清真寺内的穆斯林好斗分子和寺外包围的印军仍处于对峙状态。面对重围，好斗分子威胁说，如果印军发动袭击，他们就要炸掉清真寺．并且拒绝无条件投降。他们还要求印度当局解除在斯利那加的宵禁，要当局允许他们把圣物交给穆斯林神职人员。好斗分子通过克什米尔一位高级官员哈比布拉和当局进行谈判。在两轮谈判均告破裂之后，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已经断水断电的这座清真寺周围又增派了军队，并且将轻型火炮、火箭推进器和迫击炮开到清真寺附近。军队进一步向清真寺推进，断绝了好斗分子的退路。

　　10月19日，印度军队呼吁好斗分子放出清真寺内的妇女和儿童，们遭到拒绝。同时，大约有500名好斗分子的支持者上街示威，他们高呼着“冲破包围”的口号向清真寺进军，但被警察驱散。

　　10月20日，双方仍处于对峙状态，局势越发紧张。大约有6000名克什米尔人举行抗议活动，并高呼要“解放”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的口号。当警方和准军事部队用催泪瓦斯和棍棒驱赶示压威者并鸣枪警告时，有50人受伤。

　　在印度军队于10月15日包围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后，即将就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布托以最激烈的措辞指责印度军队的包围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抨击说，这一行动是“蛮横的渎圣行为”，这只会“坚定被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人民继续进行自决斗争的决心”。印度政府也以最激烈的措辞进行还击，指责巴基斯坦政府在克什米尔地区制造混乱。同日，巴基斯坦驱逐了4名印度外交官。

　　10月18日，印度政府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驱逐了巴基斯坦两名外交官和两名高级专员公署工作人员，以对前一天巴基斯坦驱逐印度外交官进行报复。

　　印度政府在10月19日又指责说，好斗分子占据清真寺是巴基斯坦的一起阴谋，以破坏这个圣地，进而在克什米尔地区制造动乱。与此同时，印占克什米尔联邦政府也指责说，该清真寺内有巴基斯坦人，这是寺内好斗分子不肯投降的主要原因。同时拉奥总理也指责说，好斗分子之所以不投降，是由于他们得到藏在寺内的巴基斯坦人的支持。

　　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拉奥总理10月20日告诉刚上任的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说，印度希望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全面对话，以解决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互相关心的所有问题。贝·布托表示同意。尽管印巴双方已同意在塞浦路斯进行高级对话，但是，10月21日，印度军队和寺内的好斗分子的对峙越发严重，谈判仍陷于僵局，斯利那加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印巴关系极度紧张。

　　10月22日，为声援穆斯林好斗分子，在比吉比哈拉约有3万人的队伍向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进军，途中有28人被枪杀。在斯利那加，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高喊“解除包围”。在斯利那加的萨法卡达尔地区，示威群众组成了一支2万人的队伍，向10公里外的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进军。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军队朝他们开了枪，7人被打死。贝·布托总理强烈谴责这些流血事件，并说这使她对印度关于愿意和谈的表示产生了怀疑。这位巴基斯坦女总理在英联邦首脑会议期间对记者说：“虽然他们表示要会谈，但却有更多的人被杀害。”

　　10月28日，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停火线一带加紧相互炮击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说，印度武装部队加紧对靠近停火线的平民区进行炮轰，企图转移世人对其军队包围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内武装穆斯林的注意力。印度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则说，巴基斯坦军队加紧炮轰印度边境村庄和军事据点，力图使印度安全部队和好斗分子在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出现的13天之久的僵持局面国际化。

　　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风波使巴印之间的关系下降到一个新低点，但双方都希望避免发生大的对抗。

　　1993年10月24日深夜，出席塞浦路斯英联邦会议的印巴两国代表紧急磋商，终于达成了协议，使紧张局势出现了一丝转机。

　　11月初，贝·布托宣布暂停巴基斯坦的核计划。但是，这一决定触动了全国的神经，并且使人想到了贝·布托的父亲，前总理佐·阿·布托曾经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巴基斯坦制造一颗原子弹。佐·阿·布托曾说：“如果印度研制原子弹，我们也必须研究原子弹，即使我们吃草和树叶或忍饥挨饿，也在所不惜。”因此，贝·布托的话刚一出口就立即遭到反对派的群起而攻之，他们指责贝·布托损害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11月24日，贝·布托排除了削减巴基斯坦核计划的任何可能性。她说，巴基斯坦发展核力量是为了威慑印度。

　　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秘书哈里亚·穆罕默德·汗和印度外交秘书迪克西特在一项联合声明中说，他们将从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在伊斯兰堡举行为期3天的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一些官员表示对会谈取得进展不抱多大希望，巴基斯坦将重申让克什米尔人民自决的要求。

　　进入1994年，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仍是吵闹不休，边境冲突迭起。

　　1月27日，印度军队在印占克什米尔打死21名穆斯林居民。

　　2月5日，巴基斯坦举行全国总罢工，声援克什米尔穆斯林反对印度统治的斗争，数万人在拉瓦尔品第举行集会。

　　同时，在边界的另一边，数以万计的印度人上街游行，抗议伊斯兰堡对印占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者的支持。

　　在卡拉奇，警察以催泪弹和棍棒驱赶企图向印度领事馆进发的示威者。在伊斯兰堡，一个在印占克什米尔进行战斗的激进组织的7名成员，在印度使馆外面举行了两个小时的静坐示威。这一天，巴基斯坦的所有政府部门、商业银行、私营企业、市场和商店，甚至饭馆都关闭了。

　　伊斯兰堡的报纸说这一天的行动主要是抗议印度总统夏尔马对贝·布托的人身攻击。夏尔马说贝·布托“已丧失了印度、巴基斯坦和所有宗教美德的基本价值”。巴基斯坦报纸发表的官方声明说：“这一人身攻击不仅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也违背了有关两个主权国家之间文明行为的准则。”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将一份抗议照会交给了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

　　3月20，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说，“由于印度当局采取不合作和消极的态度”，巴基斯坦决定关闭驻印度孟买的领事馆，决定“立即生效”。同一天的巴基斯坦报纸援引巴基斯坦一位高级军官的话说，印度计划同巴基斯坦打一场“有限战争”。巴基斯坦虽未在其边界一方部署重兵，但是“能够有效地对付敌人的威胁”。他还说印度在克什米尔拥有大约60万军队。

　　5月8日，贝·布托到西北边境省阿伯塔巴德城视察时说，巴基斯坦希望边境安宁，但是不会向任何人屈服，不会为了友谊而放弃原则。贝·布托说：“克什米尔属于克什米尔人，只有克什米尔人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现在我们又将目睹当选南非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的就职典礼。这表明想通过镇压来征服克什米尔人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贝·布托向克什米尔人保证，巴基斯坦政府、武装部队和人民将继续支持其“自由斗争”。

　　此后，印巴两国之间的舌战逐渐升级。

　　8月14日，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在独立日这一天把克什米尔争端比喻成南亚次大陆分治遗留下来的“未完成的议事日程”，并说伊斯兰堡总是支持反抗印度统治的克什米尔人。

　　8月15日，印度总理拉奥在印度独立47周年之际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称，贝·布托的讲话证明伊斯兰堡正在援助穆斯林好斗分子。拉奥坚持要求得到整个被冲突困扰的克什米尔地区，说伊斯兰堡必须把它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归还给新德里。

　　8月30日，巴基斯坦宣布驱逐印度驻卡拉奇领事馆的领事J·J·辛格。当天的晚些时候，印度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使馆副高级专员，并通知他印度要把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的一秘贾维德·艾哈迈德驱逐出境。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说，受牵连的外交官是因卷入与其官方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而被驱逐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互相驱逐外交官之后，关系变得日趋紧张。

　　8月31日，巴基斯坦指责印度支持恐怖活动，竭力想搞乱这个国家，声称“如果南亚存在一个恐怖国家，那就是印度”。印度政府则指责巴基斯坦去年在孟买策划了一连串的炸弹爆炸事件，一天之内就炸死了300多人。印度还指责巴基斯坦向那些正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进行叛乱活动的反叛分子提供武器。巴基斯坦否认了这些指控。印度人民党的发言人夏尔马在这一天说：“印巴局势正日趋紧张……很清楚，克什米尔是争端的根本起因。改进两国关系的唯一具体步骤可能是根据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12月2日，在克什米尔南部城市查谟附近的边界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相互交火，至少有4人丧生。此后交火事件时断时续，但没有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12月27日，巴基斯坦关闭印度在卡拉奇的总领事馆。贝·布托总理称这一决定是“令人不快的”，但为了国家安全而不得不做出这一决定。贝·布托在卡拉奇向一群学生演讲时说，巴基斯坦政府有“无可辩驳的”证据可以证明印度领事馆卷入了卡拉奇的“恐怖”活动。贝·布托说，几名被捕的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承认他们在印度受过训练。她说，“恐怖主义”必将迫使巴基斯坦放弃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

　　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决定提出了抗议。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因自己未能控制卡拉奇的暴力活动而关闭印度在这个港口城市的领事馆的做法。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古南丹·拉尔·巴蒂亚说，巴基斯坦的这种举动“违背了所有的外交准则”。他说印度再三提出与巴基斯坦举行会谈，以解决包括克什米尔问题在内的所有争端。“尽管巴基斯坦最近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但是我们的态度将不会改变。”

　　印巴两国在争吵中度过了1994年。然而，进入1995年，两国的关系仍难以平静。

　　新年伊始，l月15日，印度政府便要求巴基斯坦在一个月之内从驻新德里使馆撤走15名外交人员。巴基斯坦认为，印度此举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在1994年年底，以印方涉嫌卡拉奇恐怖活动为由下令关闭印度驻卡拉奇总领事馆。

　　进入1995年，卡拉奇的恐怖流血事件日益增多，并不断升级。对这一系列暴力事件，贝·布托和巴基斯坦其它高级官员指责印度是插手恐怖活动的势力之一。贝·布托在3月11日说：“我们抓住了一些人，这些人都在国外受过训练。”她指的显然是印度。

　　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争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人们担心这场争端引发第四次印巴战争，给南亚的局势带来更大的震荡。英美等国参与了调解印巴矛盾的活动。1995年刚一开始，英美便在制止印巴滑向对抗方面做出了努力。

　　l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在伊斯兰堡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和平方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他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应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对话，只有采取政治的而非暴力的方式并停止一切外部力量对暴力活动的支持，才是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途径。”他还强调应该派国际观察员进入克什米尔地区。

　　l月15日，贝·布托总理在伊斯兰堡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佩里听取了贝·布托对当前印控克什米尔局势的介绍。针对贝·布托要求美国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发挥更大作用的建议，佩里向贝·布托保证美国将公正和公平地处理它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6月24日，美国驻印度大使及五名美国高级外交官抵达克什米尔，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以使掌握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第一手材料，评估居间调停的可能性。

　　然而，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是难以弥合的。印度总理拉奥对国人说：“不管有还是没有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总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布托则反唇相讥，她说：“从地理和政治上讲，巴基斯坦如果没有克什米尔就是不完整的。”

　　印巴两国人民在经历了三次战争之后，都渴望和平，希望克什米尔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

　　1995年2月23日，印一巴和平与民主人民论坛发起召开民间讨论会，来自两国的2000名新闻界、学术界、文艺界、医务界、律师组织及促进和平与和睦事业组织的人士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呼吁印巴两国政府结束“对抗政治”，采取积极步骤促进查谟7—克什米尔地区实际控制线两边的和平，并在这一地区建立民主进程。会议认为，双边争端不应诉诸武力。两国应共同努力，“均衡裁减常规部队”，增加双方在上述地区兵力的“透明度”。

　　克什米尔呼唤和平。然而，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深刻而复杂的矛盾，难以在短时期内弥和。尽管两国政府和人民都有和平的愿望，但事物的发展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1995年5月，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争端再起，关系又趋紧张。

　　5月11日黎明，在印占克什米尔圣城沙拉尔谢里夫，印军同要求克什米尔从印度统治下独立的穆斯林分离主义者之间再次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在激烈的冲突中，克什米尔最神圣的地方之一谢赫·努尔丁·瓦利圣寺被大火焚烧，受到严重毁坏。谢赫·努尔丁·瓦利是克什米尔的守护神，它受到居住在克什米尔的所有居民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尊崇。因此，已有650年历史的谢赫·努尔丁·瓦利圣寺被毁，触动了克什米尔最敏感的神经，激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并再次引发印巴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政府严厉谴责印度毁坏圣寺的行径。巴基斯坦外交部在一项声明中说：“巴基斯坦政府谴责这种有意公开侮辱全世界穆斯林良心的渎圣行径。”声明敦促印度政府“结束在被占克什米尔的镇压行径，撤走其规模巨大的占领军，允许克什米尔人民享有联合国决议所保证的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权利。”在巴基斯坦各地和克什米尔巴方控制区，愤怒的穆斯林群众举行了抗议活动。

　　印度政府在事发后指责巴基斯坦策划了毁坏圣寺的事件，并警告巴基斯坦不要干涉印度的内政。印度内政国务部长皮洛特说，如果伊斯兰堡不停止支持克什米尔闹分裂的游击队，就对巴基斯坦采取报复行动。针对穆斯林分离主义组织扬言要对印度城市发动城市游击战以报复圣寺被毁，印度政府加强了其与巴基斯坦边界的警戒，并说它有能力反击穆斯林分离主义渗透者对印度的任何恐怖主义袭击。

　　5月13日，针对印度内政国务部长皮洛特对巴基斯坦发出的含蓄的战争威胁，巴基斯坦政府呼吁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对印度施加压力，以制止其对伊斯兰堡发出战争威胁，并使其在处理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问题上表现出克制态度。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艾哈迈德·阿里在伊斯兰堡对记者说：“请敦促印度不要对巴基斯坦发出战争威胁，敦促它保护宗教圣地并保证克什米尔人民的人权。”阿里说，皮洛特最近发表的“非常不负责任的讲话破坏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氛”，“印度领导人每当自己的如意算盘破产时，就开始对巴基斯坦进行威胁，这已经成了他们长期以来的惯用伎俩”。巴基斯坦不得不认真对待印度发出的战争威胁。

　　事件发生后，尽管印度当局在印占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实行了戒严，但一些好斗的穆斯林不顾严厉的戒严令，同印度保安部队继续发生冲突。5月14日，在斯利那加的至少8个地点仍有成群的人朝保安部队投掷石块，局势仍很混乱。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政府发言人说：“克什米尔谷地的气氛令人痛心。”

　　谢赫·努尔丁·瓦利圣寺被毁事件也在印度国内引起强烈震动。在5月15日举行的议会会议上，印度反对党因拉奥总理未能阻止在克什米尔发生的圣寺被毁事件而一致要求拉奥总理引咎辞职。反对党指责拉奥总理把克什米尔穆斯林反政府活动处理得一团糟。他们还要求对拉奥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

　　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近年来已主要集中在印占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群众争取从印度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而与印度进行的斗争上。自1990年以来，穆斯林群众与印度治安部队之间的冲突时断时续，已造成上万人伤亡。这不仅造成印占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的混乱，也导致了印巴两国关系的紧张。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干涉了印度的内政。巴基斯坦则谴责印度政府在印占克什米尔践踏人权，剥夺了人民的自决权。两国相互攻讦，互不相让。

　　由于克什米尔问题对印巴两国来说都涉及根本利益，势在必得，因此，40多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印巴两国历届政府都不敢在这一问题上轻易让步，因此，它的彻底解决尚需时日。无论对巴基斯坦的贝·布托政府还是对印度的拉奥政府来说，克什米尔问题都是令人头疼的最棘手的问题。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一直变奏着战争与和平的旋律。在经历了三次战争之后，印巴两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国际社会也强烈希望印巴两国和平解决争端。因此，印巴两国今后在克什米尔争端上将会以和平解决为主旋律，但会不时出现颤音。

　　克什米尔呼唤和平！

　　与克什米尔问题引发的印巴关系紧张密切相关的，是印巴两国的军备竞赛问题，特别是核问题。原子弹，这一人类头顶上高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给印巴关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否已拥有核武器，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毋庸置疑，它们已拥有研制核武器的能力。

　　不参加防止核扩散条约、独自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印度，已于1974年在拉贾斯坦邦波卡兰进行过核试验，并取得了成功。印度研制核武器的中心机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巴拉姆，1994年5月在接受有影响的杂志《今日印度》的采访时，虽然没有直接谈及印度是否在制造核武器，但是他说：“印度拥有广泛的核技术，没有办不到的事”。

　　同样没有参加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巴基斯坦，为了与印度抗衡，早在前总理佐·阿·布托在任的70年代就已着手其核计划。据巴基斯坦前陆军参谋长贝格说，巴基斯坦在1987年就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

　　印巴两国都强调研究核技术目的是和平利用，但是都不否认当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核能力将起遏制对手的作用。

　　尽管美国以巴基斯坦核计划的目的不清为由对它实施制裁，但由于巴基斯坦在国家安全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它的核计划得到了国民的支持。因此，贝·布托如果单方面在核问题上让步，就会招致国民的反对。对巴基斯坦政府有巨大影响的军方首脑人物陆军参谋长阿布尔，瓦希德强调：“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去换取F一16战斗机。”

　　1994年1月，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艾哈迈德·阿里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除非伊斯兰堡同新德里之间就印占克什米尔的争端得到和平解决，否则可能爆发战争。南亚一直存在着爆发（印巴）第四次战争的危险。如果南亚爆发战争，可能会是一场核战争。

　　2月17日，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刊登一篇题为《巴基斯坦和印度正在展开一场危险的导弹竞赛》的文章。文章说，据印度空军司令考尔说，印度目前正在扩大其雄心勃勃的导弹计划，其中包括一个反导弹系统。文章称，印度和巴基斯坦竞相研制能够打到对方领土纵深地带的导弹，它们互相谴责对方研制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显而易见，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能力制造核武器，两国目前都在研制先进的运载工具。

　　印度的“普里特维”导弹是印度综合导弹发展计划中的五种导弹之一，其射程为250公里，可以携带250公斤或500公斤的弹头。另一种射程为150公里，有效载荷为1000公斤“普里特维”导弹被列为短程液体燃料推进剂导弹，1993年实地试射获得成功，在1994年1月新德里举行的共和国日阅兵式中首次露面。“烈火”式导弹是一种中远程液体推进剂单弹头导弹，已经试验过两次，射程为2500公里，可以打击巴基斯坦纵深目标。印度正在研制或已服役的导弹还有：“特里苏尔”低空地对空导弹、“蓝天”低中空地对空导弹和“毒蛇”反坦克导弹。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的导弹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巴基斯坦自己研制的“哈塔夫”导弹分为3个型号，其射程从60到600公里不等，有效载荷都超过500公斤，而这是核弹头最起码的重量。“哈塔夫一2型”和“哈塔夫一3型”两级固体燃料推进剂导弹的射程分别为300公里和600公里，有效载荷最大可达1000公斤，且可携带核弹头，对印度构成的威胁最大。

　　1994年6月4日，印度新型的“普里特维”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贝·布托总理对此极为关注，她在次日说：“巴基斯坦正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将做所有必须做的事情。”

　　1994年8月23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在克什米尔巴方一侧的尼拉布特镇群众大会上说，印度如对克什米尔发动进攻，那将在南亚触发一场核战争，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拥有原子弹。他说：“我证实巴基斯坦已拥有原子弹。”此言一出，立刻激起轩然大波。印度立即于24日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谢里夫所说的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巴基斯坦贝·布托政府愤怒而迅速地否认了谢里夫的说法。外交部长艾哈迈德·阿里说：“我们没有核武器，我们也不打算制造核武器。”新闻部长哈拉勒也说，巴基斯坦主张和平共处和核不扩散，“我们的核计划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

　　8月26日，印度一位内阁部长说，印度将考虑在它与巴基斯坦边界部署“常规和非常规武器”，以对付伊斯兰堡的核武器计划构成的威胁。此前，印度外交国务部长萨勒曼·库尔希德说，印度已经“为了安全考虑，保留了（核）选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原因。但是，我们从未声称拥有原子弹。”

　　8月27日，巴基斯坦重申了它在12年前首次表示过的意愿：如果印度愿意放弃核武器，巴基斯坦也愿意这样做。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巴基斯坦仍然准备同印度一起放弃核武器。”他说，如果印巴一起禁止核武器，将有助于缓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紧张局势，还将有助于促进建立南亚无核区和从这个地区彻底消灭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9月15日，正在马德里访问的贝·布托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巴基斯坦之所以没有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是因为需要对印度保持一种威慑力量。她说，印度已经试爆过一个核装置，给该地区构成了威胁。这位女总理说：“我们的核计划是为了和平目的。我们主张实行核不扩散。我们曾建议实现区域无核化，我们将继续这样做……印度是一个威胁。巴基斯坦拥有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我们希望这能对印度起到震慑作用。”

　　1990年10月，在美国因巴基斯坦“可疑的核计划”而断绝了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之后，巴基斯坦到处选购它原本希望从美国得到的F—16战斗机，以加强空军的战斗能力。

　　1994年9月23日，贝·布托会见了来巴基斯坦访问的法国国防部长莱奥塔尔，二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贝·布托在会谈中说自己希望在今后几周出访巴黎，详细讨论向法国购买战斗机事宜。贝·布托说，购买战斗机是巴基斯坦的“头等大事”。莱奥塔尔与巴基斯坦国防部长米拉尼已于21日签署了一项价值为I0亿美元的关于法国向巴基斯坦出售3艘常规动力潜艇和数目不详的SM－39型导弹协议。

　　印度对法国和巴基斯坦签订的武器协议表示严重关切。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克里斯·斯里尼瓦桑对记者说：“法国（同巴基斯坦）的交易严重地影响了邻国之间的平衡与安全，增加了紧张气氛。”他说：“伊斯兰堡的行动，特别是作为印度的近邻，引起了印度的极大担忧，国际社会应对这个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1994年12月1日，印度外交秘书克里斯·斯里尼瓦桑指责莫斯科正在与巴基斯坦谈判出售苏一27战斗机。然而，俄罗斯否认了这一指控。此前，印度已与俄罗斯就印度购买50架米格一29战斗机的交易进行了谈判。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军备竞赛与核问题在1995年显露出一丝得到弱化的希望。

　　1995年2月27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专家在西印度的果阿邦举行了罕见的地区裁军会谈，双方都声称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在伊斯兰堡举行下一轮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和美国的防务专家。巴基斯坦的一名代表在会谈后说：“印度方面同意与巴基斯坦举行地区会谈本身就已十分令人满意。”

　　1995年4月17日至5月12日，世界上178个国家的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就是否延长已到期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美、俄、英、法、中五个核国家分别发表了国家声明，以不同的方式对世界上的无核国家作出了安全保证。5月12日，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决议说：“大会承认本条约的效力，并声明有必要完全遵守本条约，有必要延长并普遍恪守本条约，这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实现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最终目标以及签订一项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极为重要。”

　　然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赞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国家，指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是不公正的。它们提出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该条约片面禁止无核国家研制和拥有核武器，而却任凭核大国不断更新和部署核武器、实行核垄断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不公正的作法。有希望生产出或能够得到核武器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及所谓处于“核门槛”上的国家都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对于印巴这两个相互敌视和猜忌情绪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各自都把研制和拥有核武器当作保障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都想以核武器威慑对方，因而两国都难以放弃各自的核计划。虽然美国等核大国试图通过施加压力的办法迫使印巴两国放弃核计划，但只要印巴两国关系未得到根本改善，任何这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印巴两国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巴基斯坦，其国防理论认为，由于印度在综合国力及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巴基斯坦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威慑住敌手，保障国家安全。同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一样，巴基斯坦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从道义出发的，得到了全国的拥护和认同，因此，这种立场是不容改变的。无论哪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选择的余地，除非它不想再干下去。

　　1995年4月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巴基斯坦正在悄悄地建设一个核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将最终使巴基斯坦能获得大量的钚，以制造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强大和更小型的核武器。这个项目已建设了若干年，将在1996年或更晚些时候完成，但巴基斯坦一直没有公开这个计划。该报记者为此还采访了正在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贝·布托说，这是一个试验用的小反应堆。巴基斯坦不具备加工处理反应堆已用过的燃料以分离出钚的能力。她强调说：“我们没有生产钚的计划。”但她明确表示，只要印度继续保持它的核计划，巴基斯坦也不会放弃核计划。

　　对于印度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印度也以巴基斯坦放弃核计划为自己停止核计划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印巴双方如果都坚持以对方放弃核计划为自己停止核计划的前提条件的话，那么，双方的核计划都不可能停止，因为没有哪一方敢于冒被对手愚弄的危险而首先放弃核计划。这便使印巴关于核问题的僵局走进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解脱。

　　1995年5月16日，印度总理拉奥在对人民院的讲话中宣布，印度正在考虑部署新型的“普里特维”地对地中型导弹。他强调说，不管来自外部的劝说还是压力，印度要坚持自己的导弹发展计划。

　　此言一出，立即激起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如果印度部署导弹，巴基斯坦将作出反应。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艾哈迈德·阿里在国民议会上说，印度今年将其国防开支增加20％，并且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海军，以便控制印度洋。阿里猛烈抨击印度“大规模集结武器”以及发射和准备部署中程“普里特维”导弹。他说，“普里特维”导弹的射程为250公里，这说明它是专门针对巴基斯坦的。他警告说，巴基斯坦不会听任印度取得战略战术优势。“巴基斯坦将采取一切手段保卫其领土。”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也警告印度不要部署“普里特维”导弹。他说，部署这种导弹是危险的，将加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正在被拖入一场它不愿参加的地区军备竞赛。

　　1995年6月11日，印度总理拉奥到达巴黎，开始对法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友好访问。拉奥在当晚接受法国最有影响的《费加罗报》的记者采访时说：“巴基斯坦人有原子弹，找们没有。”“当然，找们拥有立即生产原子弹的手段，但是到目前为上，我们从没想过要迈出这一步。”拉奥明确表示：“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就这样放弃我们的核威慑。”他还补充说：“我们很担心巴基斯坦的核计划。我们已经试图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这一危险。”

　　6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表示，在印度已拥有中程“普里特维”导弹并已部署在两国边界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将保留选择发展导弹的权利。

　　由于印巴两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尖锐对立，因此，双方的军备竞赛难以停止，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立情绪也难以消除。虽然印巴关系时好时坏，有时甚至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但两国政府和人民都不愿意发生新的战争。如何维护印巴两国的和平是摆在两国领导人面前最为紧迫和重要的外交问题，也是对他们的领导能力的最严峻的考验。

　　贝·布托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曾在1972年6月陪同父亲佐·阿·布托总统赴印度西姆拉与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举行首脑会谈，亲身经历了处理巴印关系的那次最重要的会谈。因此，巴印关系问题对贝·布托来说是她最熟悉、最有切身感受的外交问题，但也是最困难、最棘手的问题。

　　巴印关系问题一直占据着贝·布托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位置，是对贝·布托外交谋略和能力的一种长期的考验。它需要胆识和谋略，但也需要历史机遇。只有胆识和谋略而没有合适的历史条件，政治领导人只会成为悲剧英雄；而在具备了历史条件后，政治领导人如果缺乏胆识和谋略，则是历史的不幸。

　　人们期待着在巴印关系问题上这两方面条件都具备的那一天。










贝布托传--第二十二章　妇女运动






第二十二章　妇女运动

　　时至今日，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没有妇女运动的，也几乎没有哪个政府对妇女的要求置之不理。对妇女地位的传统看法正在消失，两性差别正在缩小。

　　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现象。1980年，联合国曾对男女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概括；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承担了世界上2／3的工作，却只获得世界总收入的1／I0，只拥有世界财产总额的1％。

　　巴基斯坦是妇女闯入职业界、甚至担任总理职务的少数几个穆斯林国家之一。巴基斯坦出了一个女大使，民间的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是女性，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执行主任也是一位巴基斯坦女性，还有一些妇女进入了教育界、科学界和卫生界。另外，还有女飞行员、女律师、女银行家、女官员、女法官等等。5年内两度出任总理的贝·布托更是巴基斯坦妇女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但是，巴基斯坦妇女在争取解放方面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她们距离享受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还很遥远。

　　在巴基斯坦政府部门及许多企事业单位，就职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多数女性一结婚就留在家里，在这块狭小的天地里操持家务，养儿育女，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并终其一生。在这个伊斯兰教国度里的妇女绝大多数没有独立的生活来源，她们必须依靠自己的丈夫过活。

　　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在与平等、婚姻、就业和基本权利有关的法律条文上持肯定或保留态度，但迄今尚未能批准联合国《取消对妇女的各种形式的歧视的公约》。

　　伊斯兰教传统的风俗习惯是巴基斯坦妇女获得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的最大障碍，这种风俗习惯极其严重地束缚着妇女们。例如，遭强奸的受害者被指控为通奸的习惯作法使得大约2000名妇女为此身陷囹圄。

　　1988年，当贝·布托当选为巴基斯坦乃至伊斯兰世界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的时候，激动无比的巴基斯坦妇女们兴奋地奔走相告，传递这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她们殷切地希望这位政治女明星、这位女同胞能为改善她们在国家中的地位做出巨大的努力，改变她们的命运。然而，仅仅贝·布托一人当选总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地位，她无力扭转整个社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甚至连她自己作为女性当选政府总理也遭到了一些怀有极端偏见的人的反对。因此，在第一次担任总理期间，贝·布托在妇女运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不多。

　　在1993年大选中，为了能重登总理宝座，再展风采，贝·布托在竞选时尽一切力量争取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妇女问题是她竞选时所提出的施政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贝·布托在纲领中向全社会、向妇女许诺，如果自己再度出任总理，她的政府将在妇女地位的提高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竞选胜利后，贝·布托第二次就任总理，立即着手实施竞选纲领中的承诺。

　　1993年12月5日，贝·布托视察了巴基斯坦联邦妇女发展部。她兴奋地宣布：政府已决定在联邦政府各部、各司局及公司中，妇女员工的比例至少要占到5％。她的话音刚落，掌声四起，周围的妇女眼中闪现出一种惊奇和喜悦。贝·布托接着说，政府将千方百计改善妇女的状况，妇女的状况不改善。国家就不能繁荣进步。她指示妇女发展部制定有关妇女发展的全面综合性计划，规划好城市和农村中的妇女福利工程，使巴基斯坦的妇女能全面发展进步。

　　贝·布托说，政府各部门今后必须为妇女保留5％的工作岗位。政府要在全国各城市和各地区设立妇女发展中心，使妇女接受各种技术培训，特别是计算机和秘书工作方面的培训，以使她们能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使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贝·布托强调说巴基斯坦应该有女检察官和女法官，要建立女警察队伍，使妇女有“伸张正义的机会”，并且对贫困妇女提供免费法律方面的服务。她指示妇女发展部要在各地建立妇女委员会，专心于妇女的发展工作，解决妇女面临的问题。

　　1994年1月，在拉瓦尔品第设立了巴基斯坦第一个女警察局，并计划招募大批女性充实警力。此前，巴基斯坦的女警官还不到全国警察总数的l％。拉瓦尔品第警察局副总监绍艾布·苏德尔在1月19日说：“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招聘女警察。”然而他也承认，在恪守伊斯兰传统的巴基斯坦，招募工作将阻力重重。他说：“在这种环境下，女性不是很乐意帮忙。在拉瓦尔品第这个地方，我们有5000多名男警察，但女警察还不到40人。”政府开设女警察局的目的是处理牵涉女性受害者或女性犯人的所有案件，制止存在的男警察侮辱女犯人的现象，使女当事人感到放心、舒服。

　　贝·布托总理参加了拉瓦尔品第女警察局的开设仪式并讲了话，她要求各地加快招用女警察的步伐。至此，巴基斯坦已建立起了一个全部由妇女管理的银行和一个成员全部为女性的警察局。

　　尽管如此，1993年巴基斯坦侵犯妇女人权的现象并未减轻。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在1994年1月19日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1993年仍有男警察对女犯人的越轨行为。在法律上和实践上，在经济、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妇女受歧视的程度并未降低。

　　1994年2月，旁遮普省一位丈夫虐待妻子的暴行引起了贝·布托总理的重视。这位叫做谢里夫的男人因为一些小事对妻子扎伊纳布大发雷霆。他把扎伊纳布捆了起来，进行殴打，还把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条塞进了扎伊纳布的下身。在拉瓦尔品第总医院里，谢里夫对医生说他的妻子不慎摔在了一个燃烧着的煤油炉上受了伤。医生发现严重的内部烫伤后对谢里夫的说法表示怀疑，扎伊纳布道出了真情。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舆论界对此事展开了严厉的批评，新闻媒介就此事件对巴基斯坦的妇女问题进行了讨论。警方接着逮捕了谢里夫，着手调查此案。

　　贝·布托在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前往医院探望了24岁的受害者扎伊纳布。在探望这位伤势严重的妇女时，贝·布托说：“我们有必要就此发起一场道义上的圣战，使没有人胆敢再犯此类滔天大罪。”她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向我的姐妹们保证，在我执政时她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她们。”在早些时候，贝·布托曾发表声明说：“任何人不许以家政为借口对妇女施展暴力。”贝·布托在探望了受害者后对记者说：“这是巴基斯坦的耻辱。我们应该对我们社会所发生的事引起警觉。这是我们社会现状的反映。”她说：“大家知道巴基斯坦是由一位女总理执政，发生此类事件是丢脸的。”

　　1995年2月，在拉瓦尔品第再次发生一起严重的虐待残杀妇女案。一位男子把汽油浇在他妻子身上，然后点火烧死了她。此事在全国引起轰动。贝·布托总理对此案也极为关注，她指示有关部门详细调查此案，严惩罪犯，并再次谴责虐待妇女的暴行，表示要打击“家中的恐怖主义”。但此类事件仍层出不穷。

　　1995年5月9日，一位名叫罗比娜·夏希姆的妇女，因大面积烧伤医治无效而死于拉瓦尔品第综合医院。事由很简单，5月6日，夏希姆的丈夫同母亲争吵不休，她进行劝阻，丈夫不但不听，反而迁怒于她，抄起一桶煤油倒在她身上，点火就烧。经医院确诊，她全身70％以上被烧伤。

　　据拉瓦尔品第综合医院和另一所医院统计，近9个月中，两所医院共接受87名被丈夫烧伤或烫伤的妇女，其中一些因无法救治而死，那些救活的也留下终身残疾。

　　残害妇女的行径已引起巴基斯坦政府的重视，专门为此问题召开的内阁会议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贝·布托总理指示有关部门立即逮捕罪犯绳之以法，并对受害者提供治疗费用等。

　　全巴妇女协会和巴基斯坦进步妇女协会等组织负责人最近发表讲话，强烈谴责残害妇女的行径，要求社会各界共同采取行动，以保护妇女的人身安全。

　　巴基斯坦社会心理学家沙赫娜兹·拉希德女士经过调查指出，这种残害妇女的恶性案件多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当夫妻间产生矛盾或丈夫不顺心时，一些丈夫就采取类似的野蛮办法发泄。她强调，对于这种“恶习”决不能姑息，必须支持受害者揭露、斗争。

　　巴基斯坦妇女组织现已行动起来，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举办了两期由知名人士参加的保护妇女权益讨论会；出版杂志和宣传品，以唤起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建立妇女支援中心，向受害者提供具体指导和帮助。一些受害妇女开始勇敢地走向法庭同残留她们的行为作斗争。

　　西方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已经学会小心谨慎地处理对濒临交化和宗教制裁危险的妇女的支援。1994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小心翼翼地走进这个布雷区，号召“根除某些传统的或习惯做法带来的有害后果”，并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巴基斯坦的妇女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此前已展开了这一活动，但成绩并不显著，在涉及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时难以摆脱传统。这限制了巴基斯坦女权运动的发展。

　　妇女在巴基斯坦人口中占大约一半，但有70％多是文盲，妇女在重工资的劳动力中只占10％。巴基斯坦妇女运动论坛领导人艾兹哈尔要求政府实行彻底改革，取消各种歧视妇女的法律，批准联合国《取消对妇女的各种形式的歧视的公约》。

　　贝·布托政府在第二任的前两年为巴基斯坦妇女运动做出的贡献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1995年3月，在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第四次筹备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赞扬了贝·布托总理在妇女运动中所采取的立场，肯定了巴基斯坦妇女运动取得的成绩。

　　如今巴基斯坦各级法院都聘用女法官。受过高等教育、乐意从事司法工作的妇女越来越多，据巴基斯坦发行量很大的英文版《新闻报》经济栏主编拉什卡尔说。“她们一直在努力奋斗，以求在男性独领风骚的司法（包括民事法和刑事法）领域生存下去。这种职业如今很受女大学生的青睐。考法学院的女生越来越多。”

　　现在巴基斯坦的各行各业都有妇女的身影：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女画艺师、女建筑师，计算机领域也不乏女专家。如今巴基斯坦最世界上少数几个有女民航驾驶员的国家之一。正在讨论之中的巴基斯坦宪法修正案将恢复国民议会中的20个妇女专有席位和四个省政府里的23个妇女席位。由妇女地位委员会提出的、因为实行紧急状态法而一直被束之高阁的内容广泛的改革建议现已付诸实施。对妇女参加体育比赛的限制是首批被取消的限制之一，现在巴基斯坦已成立了几个女运动队准备参加国内和国际比赛。

　　一项旨在改善对广大妇女的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五年社会行动计划也在实施之中。该计划的重点是普及初级教育，其对象首先是农村的女孩子。其目标是将农村小学女生入学率从53％增加到81％。成年妇女的扫盲也被列入议事日程。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可使识字妇女从25％增加到40％。

　　在卫生保健方面，妇女也是关心的重点，政府的目标是将婴儿死亡率从86／1000降到65／1000。与此同时，产妇的死亡率将从目前的3／1000减少到1．5／1000。因此，妇女的预期寿命可望从61．2岁增加到63．3岁。

　　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90年代举行的有关妇女问题全球会议中十分关键的一环。巴基斯坦贝·布托政府对这次大会十分支持。1994年2月3日，巴基斯坦全国妇女协会主席宣布，巴基斯坦将参加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主题为“平等、发展、和平”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贝·布托为使社会现代化，为使巴基斯坦的妇女走到与男子平等的舞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这个宗教影响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里，她能采取的行动毕竟是有限的。为了社会的稳定，贝·布托不得不同统治这个国家的强大的保守势力达成某种妥协。例如，贝·布托本人为了遵守伊斯兰教规，获得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与认同，在公开场合总是戴头巾，并避免同男性握手。这是她的一种自我保护，反映了巴基斯坦社会的现实状况，同时，这也是与妇女在当今世界上所处的地位相吻合的。

　　在当今变动的世界中，人口、教育、家庭、儿童、老龄等社会性问题仍在困扰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而妇女又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变量。尽管世界上的女性多于男性；尽管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就出现了妇女争取政治平等权利的萌芽；尽管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承担了世界2／3的工作，但今天的妇女在许多领域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各国议会中，女性议员和男性议员的比例是1比9，而且近几年世界女性议员在议会中的比例还呈下降趋势，由1975年的12.5%下降为1993年的10.1％。

　　目前世界上约有150个国家有女议员，但女性议员在各国议会中所占比例极不平衡，差异很大。其中女议员占议员总数10％以下的有98个国家，占10一20％的有40个国家，20一30％的个国家，30一50％的5个国家（丹麦33％、瑞典33．5％、芬兰39％、挪威35．8％、塞舌尔45.8％），中国占21％。非洲的塞舌尔女议员占议员总数的比例荣居世界榜首，北欧国家的女议员在议会中所占的比例也较高。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发展中国家女性议员占议员总数的比例高于工业发达国家的比例，分别为12％和9％。

　　但另一方面，迄今世界上还有几十个国家的议会竟无一名女性，妇女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与地位的斗争还任重而道远。

　　无论怎样衡量，贝·布托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和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女总理，在世界妇女运动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她之后，伊斯兰世界又涌现出两名女杰：卡莉达·齐亚1991年当选孟加拉国总理，奇莱尔1993年出任土耳其总理。由于有了贝·布托这位杰出女性的巨大成功，可以预见，今后无论在巴基斯坦还是在伊斯兰世界乃至全世界，妇女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的事业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