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传奇

陈良宇传奇
上海帮末日悍将：《陈良宇传奇》
作者：施维鉴


引子：西郊宾馆惊扰小平

谁都知道，接替陈毅出任上海市长的柯庆施①，是个疯狂吹拍毛泽东的无耻小人。他是中共内部鼓吹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始作踊者，早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就在中央会议上鼓吹：“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他主持编排了大型彩色记录片《旭日东升》，并且在一九六零年，不惜巨资，在上海为毛泽东建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上海行宫，现在就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上海西郊宾馆。
上海西郊宾馆位于上海长宁区虹桥路，占地面积达到七十五万平方米，是个精心营造的中西合璧的大花园。园内有各种乔木和灌木十万多株，荫天蔽日。既有小桥流水、精致主题花园，又有大批的草坪，以及豪华阔气的球场，堪比人间天堂。
但是这样的天堂，一直是和老百姓无缘的禁地。九十年代以前，上海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涉足；享受共产党的特权。

一九九二年早春的一个傍晚，静静的西郊宾馆里，万木争春，已经吐出了盎然绿意。宾馆里的腊梅园尚有数枝傲梅恋春不谢，牡丹园和芍药园里却已开放了几片烂漫。西南角的大河浜里，碧绿的水面上浮游着几只天鹅。
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一副运动装打扮，精神利落地来到了西郊宾馆。他带着三个同伴，熟门熟路地来到宾馆内的网球场，解开带来的运动包，准备打一场网球。同来的两位女士显然是第一次进入西郊宾馆，因此十分兴奋地问东问西。那个身高将近一米八十的中年人也十分高兴，不时和同来的伙伴用上海话说笑。静静的宾馆内，顿时充满了笑语。
正当这几个人开心地准备打球的时候，不知从哪个树荫丛中，出来两个彪形大汉，一直走到网球场的边缘。他们毫不客气地冲着这几个人斥责道：“谁让你们来这里打网球的？赶快出去！”
高个子中年人一愣，四周看了看，看到今天宾馆里的气氛的确有点异常；但是很快，他的脸上出现了恼怒的神情：“你们是什么人？我在这里打球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说着话，高个子中年人就和这两个大汉吵了起来。大汉们说话口气凌人，中年人为了维持在同伴面前的面子，也不肯轻易退让，双方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又一个大汉走了过来，身后居然跟着两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那大汉倒是声音不高，但是极有威严，他冷静地对那高个子中年人说：“你跟我来，去接个电话。”
看到后面跟着的解放军战士，中年男人的神情又是一变。西郊宾馆里面出现了部队战士，事情当是非同小可，这些人显然中央警卫团的警卫。他转身和同伴们用上海话说了几句，似乎是解释情况，然后紧跟着后来的那位大汉，前去接听电话。
话筒里传来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罕见的紧张声音：“是谁啊，现在敢在这里打网球？”
中年男人一听，腰马上弯了一圈“吴书记，我是黄浦区的良宇啊。”
吴邦国马上雷霆大怒：“你给我马上出去！你有几个脑袋，敢做这种事情！你知道谁在这里吗？”
自称良宇的中年男子嚅嚅地说：“吴书记，没有接到通知啊。”
吴邦国不耐烦地走：“明天你就知道了！”说完，咔地一声挂了电话。

这个高个中年男子，就是时任上海市黄浦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的陈良宇。一九九二年一月底，陈良宇春风得意。作为上海市高级后备干部，即将到英国的伯明翰大学进修。录取通知书、机票都已经办好，只等启程了。此一番去进修，重要的根本不在于留学本身，而是意味着这五年的区长当到了头，回来之后，必定进入市级干部的序列。所以忙中偷闲，约了朋友和美女，到西郊宾馆去打球。
第二天，陈良宇马上要动身之前，这才得知昨天住在西郊宾馆的，居然是邓小平！八十七岁高龄的邓小平，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乘坐专列前往广州，一月十九日到达广州开始南巡，并且发表了“发展才是硬道路”的言论。十天之后，悄悄地到了上海，住进了西郊宾馆。作为正局级干部的陈良宇，当时级别还不够，所以并不知道西郊宾馆已经住进了一只最大的大老虎。因此向来在小兄弟面前要面子、讲义气的陈良宇，居然和中央警卫团的人争吵起来。这无疑是在老虎屁股上狠狠地摸了一把。
得知冲撞了邓小平，陈良宇不免有点急惶起来。他拎着行李去找了一趟“大阿哥”黄菊②。黄菊看到向来喜欢的小兄弟陈良宇如此惊慌，马上为他排解说：“爷老头子③耳朵聋得厉害，不至于吵得他也知道的。我保证，别人也不会再提起这件事情了”。听大阿哥这样说，陈良宇这才放下心来，向黄菊告辞。当即乘上国际航班，前往英国。

发生在一九九二年早春上海西郊宾馆的这一事件，正是本书的主人公，日后成为共产党统治下号称上海“一哥”陈良宇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幕。此前的陈良宇，不过是上海滩的一个中层干部，虽然位居上海市中心城区黄浦区区长，但是对中国政局毫无影响；此后的陈良宇，却很快爬升为上海的最高官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长兼市委书记；这就相当于古代的江南王，满清时代的内阁大学士兼两江总督，是中央政权之外最重要的封疆大吏。
正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也因为陈良宇的为人处世风格，使得他的人生立即生死两判：一个小小的区委书记，冲撞了当时的太上皇，而且和御林军大吵大闹，如果不是他早就投靠了朝中大佬，说杀头倒不至于，至少仕途就此完蛋大吉。反之，朝中大佬认他作为帮中兄弟，大事花小，小事花了，那太上皇年近九旬，耳聋目也不聪，遮掩过去，自然也不是一桩难事。陈良宇生生是因为帮中大哥们的帮助，逃过了这一劫；从此平步青云，大展鸿图。

第一章 上海滩买办的儿子

【镇海来的陈家公子】

四十年代，上海滩几乎无人知道镇海这个浙江滨海小镇，但是却无人不知鼎鼎大名的三北轮船公司老板虞洽卿。这个买办出身的工商界大亨，当年是在上海滩一跺脚就会地动山摇的人物。当年蒋介石进入青帮老大黄金荣之门，就是通过虞洽卿介绍的；而现在热闹繁华的西藏路，那个时候就赫然叫做虞洽卿路。这个当年最有名的上海滩闻人，就来自上海人通常所称的宁波乡下。
上海人虽然习惯于把宁波称为乡下，却并无丝毫贬义。因为上海滩有不少大亨，都来自宁波。宁波自古是江南的最重要的出海口，自唐以降，一直是重要的港口和江南物产的集散之地。长期的经济繁荣，也使得宁波周围人文荟萃，出了不少名骚一时的人物。上海开埠以来，宁波港的地位大大下降，但是头脑灵活的宁波子弟，莫不前去上海，谋求更大的发展。定海的朱葆三④、镇海的虞洽卿、奉化的蒋介石，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宁波东北的临海小镇镇海，隔海和上海相峙，人杰地灵。当年虞洽卿就是从镇海的三北，开辟了一条直通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的航线。因此镇海子弟不仅深受虞洽卿的鼓舞，渴望着也能像他一样到上海滩大发洋财，而且出门便是前往上海的轮船。一夜之间，就可以到达十里洋场，花花世界。穷人家因此千方百计托人，把子弟送往上海学生意，有钱的大户人家，也不惜巨资，把子弟送往上海读书。
却说镇海洪塘⑤的陈家弄，有一户大户人家。家中既有良田数百亩，又是个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长房长子陈更华，出生于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年少好学，更是出落得一表人才。身高一米八十挂零，白净脸盘，在普遍个子矮小的宁波人当中，端的是鹤立鸡群一般。家境富裕，又上过新式学堂，因此四邻八乡的大户人家的小姐，莫不暗中倾慕。陈家向来洁身自好，十分谨慎本分。最后老太爷作主，为陈更华娶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小姐李谋真。李家也是富裕的大户人家，但是立家之本，却是一手祖传的外科手艺。凡跌打损伤，正骨按摩，李家在浙东一带负有盛誉。
李谋真虽然是闺中小姐，花容月貌，却也学得一手高超的祖传手艺。虽在闺中，却也传出医术高明的名声。谨小慎微的陈家，非常满意李家这种实实在在的家庭背景。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宁波光复。陈更华迎娶娶李谋真为妻，洪塘陈家弄端的是热闹非凡，十里红妆，百桌酒席，婚庆喜宴连着办了三天三夜。
吉期过后不久，踌躇满志的陈更华就跃跃欲试，要走先人之路，到上海闯世界、读洋书。陈家于是不惜变卖不少田地，将陈更华送到了上海。因为在当时宁波人眼中，走虞洽卿的道路，成为上海洋场的大买办，才是大富大贵的捷径。这样，陈更华携妻李谋真到了上海，经过上海宁波同乡会的老乡帮助，在上海安顿下来。陈更华聪明灵活，不久就学得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加上出手大方，气度不凡，俨然是上海滩的小开派头，另一方面，倒也苦读英文，进步神速。

【陈良宇出生】
一九四六年十月，陈更华和李谋真的长子在上海哇哇坠地，陈家喜添人丁。这个新出世的陈家长子，就是上海滩日后的第一号人物，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不过陈良宇虽然日后成了江南王，但是出生的时候，并无异相，既没有红光满室，也没有紫气冲天，只是一个白白胖胖，足月足斤的大胖小子而已。
陈良宇日后位高权重，成为江南封疆大吏的时候，中共对外宣布的的官方简历上写道：“陈良宇，男，汉族，一九四六年十月生，浙江宁波人。”这其实是一种政治障眼法。中共统治，向来学习古代管理官吏的这一套。其中有一条，就是回避制度。所谓回避制度，就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为官。这是中国千年以上的官场传统，贺知章的一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说的正是读书人科举高中之后，不得不到离开家乡千里之外的外地当官，一直到年老退休才能回到家乡的真情实感。现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文件当中，也有无数条文规定不得在自己家乡为官。
但是中共统治之下，政令的严肃性甚至还不如皇权时代。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一切都可以变通。陈良宇明明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其中只有七年时间在部队学习和锻炼，按照惯例，是不能在上海成为头号官吏的。日后陈良宇出事，也正是因为在上海的许多人际关系和人事纠葛。但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还是把陈良宇推上了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因此中共组织部门就不惜把他的祖籍作为籍贯。因此准确地说，陈良宇出生于上海，是地道的上海人。
之所以说陈良宇是宁波人，乃是因为其父陈更华，虽然也在上海生活了一辈子，但是出生在宁波洪塘陈家弄，现在属于宁波市老三区辖区内。其实陈更华也早在一九四五年，年仅二十一岁时就移居上海，此后再也没有在宁波生活过。何况一口上海话，毫无通常“小宁波”常有的口音⑥，也算是地道的上海人了。
陈良宇出生的环境，相当富裕。当时虽然陈更华尚在读书，并无家庭收入，但是来自宁波的接济却是源源不绝。陈家老太爷望子成龙，不惜血本为儿子提供优越的条件。陈更华虽然派头上很像小开，但是读书还算用功。加上基础良好，天资聪明，竟也学得一肚皮的知识，尤其是英文非常出色。
据考证，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找吴大猷、曾昭伦和华罗庚三个人问话，说中国能否也造原子弹。那三个人说，中国缺少人才。于是蒋介石就委托三位科学家，尽快选派并护送一批最优秀青年去美学习，回来造原子弹。这样，南京中央政府公开招考官费留学资格，派遣到英美留学。聪明的陈更华参加了一九四八年最后一届的官费留学考试，居然高中留美资格。

【留美学习X光技术】
大概是因为这几期的官费留学生，目的是为了培养以后制造原子弹的人才，因此选派的学生都是相关的物理专业。陈更华则以电子专业，获得去美留学的官费资助。
消息传到宁波洪塘，陈家弄一片沸腾。陈更华考上公费留学资格，在陈家看来，等于是在过去科举年代考上了状元。欢庆之余，陈家决定卖掉在洪塘的所有家产和土地，一部分用以资助陈更华留学，另一部分则用于在上海安家，等待陈更华回来。这样，洪塘陈家全部搬到了上海，在西藏路置产安家。陈更华时年独自负笈出洋，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年仅二岁的陈良宇，就和母亲一起，住在了西藏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和从宁波搬来的整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
陈更华作为陈家长子，深受陈家追求实惠，努力成为上海滩买办这种思想的熏陶，到了美国以后，一不学基础物理，二不追求学位，一门心思，学习一门医用X光技术。四年时间，基本上都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学习电子学。这不仅辜负了政府选派官费留学生学习制造原子弹技术的初衷，而且在当时的留学生当中，也属于非常极端的实用主义者。而这种极端的实用主义的陈家传统，此后在陈良宇的人生道路上，也留有深刻的痕迹。这是后话。
蒋介石打不过毛泽东的农民军队，扔下大陆跑到了台湾，陈更华的官费留学也很快变成了自费留学。所幸陈更华家境富裕，留学费用从来也没有成为难题。这样一来二去，陈更华在美国留学四年，谈不上学有所成，也没有拿到什么学位，倒是把X光机的原理，特别是修理医用X光机的技术，学了个扎扎实实。一九五二年，在老父娇妻和幼子的翘首盼望中，陈更华从美国回到了上海。
在陈家的实用主义哲学看来，不管谁坐天下，只要有一门扎扎实实的手艺，都一样能过上好日子，做人上之人。有意思的是，陈家为了配合陈更华到美国留学，把宁波的房产土地卖得一干二净，到了上海又没有开张买卖，结果从不折不扣的大地主，摇身变成了普通的上海小市民，幸运地躲过一劫。否则以几百亩良田的家产，在土地改革中不死也要掉一层皮。小小的宁波因为是蒋介石的老家，所以共产党的专政特别严酷。接管城市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官员清一色是山东南下的解放军，五十年代初的镇反时期⑦，有钱人按比例拉出去就枪毙，根本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幸运地躲过这一劫难的陈家，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专政的残暴性，反而自说自话地过起了自由职业的好日子。陈更华回国之后，正好赶上上海大批有钱人仓惶逃走，许多豪宅人去楼空，上海的高档住宅楼价暴跌。陈家瞅准了机会，买下了南京路上最繁华地段的一套豪华公寓。
这套公寓地处南京路最热闹的地段，在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福利公司的楼上。整栋公寓都是上海滩最有钱的人才能居住的豪宅，不仅装潢富丽堂皇，而且门卫居然是来自印度的红头阿三。这是旧上海最讲究的住宅门前才有的特殊的富贵标志，印度门卫一脸的大胡子，头缠红色包布，制服上的铜钮扣闪闪发光。据上海的老人说，这个红头阿三一直到一九五五年还在，成为上海滩繁华年代的最后一道风景。
陈更华的这套公寓，面积至少达一百二十多平方米，金漆地板，高档的西式家具，十分豪华。特别是当时上海滩那些有钱的土财主还不知道冰箱为何物的时候，陈更华的家中早就用上了西门子的大冰箱。这种家居环境，在上海几乎是天堂一样的生活，比许多上海的大资本家家中都要阔气。而大公子陈良宇，就是在这样的天堂中长大的。当时陈更华的父母，也按照宁波大户人家的规矩，和长子长孙居住在一起。

【上海滩最后的买办】

陈更华在美国学业不成，因为牵挂妻儿回到上海的经历，在陈良宇当上了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之后，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资本，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陈更华被描绘成像钱学森一样的因为爱国而回国参加建设的留美老科学家，光彩照人。最近几年，因为陈更华已经住进了顺昌路新居，因此他就成了卢湾区乃至上海市的头号爱国归侨。一暑三节，上海侨联为了拍陈良宇的马屁，首先就要去慰问这位“著名爱国归侨”⑧。而事实上，陈更华回国，根本不是因为爱国，而且回国之后，根本没有参加什么新中国建设，而是逍遥自在，当上了自由职业的买办。一直到五十年代末，被迫参加工作时，他还牢骚满腹。
却说陈更华在美国留学四年，以宁波人的一种务实的心态，搞懂了医用X光机的原理；用宁波话来说，这就是有了一个最好的吃饭家什。除此之外，再无所获。偏偏当时X光机在中国应用不久，只有部分的大医院，才有用重金购买的进口X光机。据业内人士介绍，当时的X光机是医院里唯一的贵重宝贝，通常一台X光机的价值，等于是一家医院百分之七十的固定资产。
但是这样值钱的宝贝，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免产生故障，而当时整个中国懂得修理X光机的人，不过寥寥十数人而已。陈更华顶着美国留学归来的牌子，正是修理X光机的皇牌人物，何况他的确怀有一手修理X光机的绝技。所以陈更华回到上海之后不久，专门礼聘他去修理进口X光机的人就骆绎上门。这样，陈更华靠修理X光机的收入就相当可观，足以维持整个家庭的富足生活。
但是陈更华是个非常精明的宁波人，并不满足于修理X光机的收入。他早在回国之前，就同国际上最有名的英国劳埃德船级社签订了代理合同；这样，他回上海的时候，不仅身怀修理X光机的绝技，而且是这家赫赫有名的船级社的买办。陈更华作为其中国首席代表，为劳埃德船级社的主要业务，比如船舶安全等级测定，船体钢材疲劳损伤检验等。这些业务，本身和陈更华的专业并无关系；但是陈更华愣是能够作为该船级社的首席代表，在上海港这个造船基地和远东大港，大量开展这种业务。这就是典型的买办了。按照当年买办的规矩，这个船级社的所有业务，陈更华都能获得丰厚的佣金。
这样，陈更华回国之后，完全是以自由职业的身份，成为共产党统治下最后的一批买办，同时又身怀修理X光机绝技，可谓财源滚滚。这才可以住在南京路上最繁华地段的豪华公寓里，过着奢华的生活。
在共产党统治下，当时的有钱人不是远避他乡，就是在风声鹤唳中缩头缩脑，提心吊胆地生活，唯独陈更华一家过着十分风光的日子，甚至比国统期间还要过得滋润。据他的老朋友回忆，陈更华在共产党治下的上海，完全是春风得意的样子，照样西装革履，风度翩翩。陈更华“总是手持一烟斗，说话前深吸一口，盘恒再三。不过等到嘴一张便是一句SHIT，然后是正文。结束时又是一句SHIT。就像标点符号般的精确。”⑨ 可谓十分洋派。这种派头，即使是在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他不得不进入工厂工作时，仍然没有收殓。
陈良宇自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买办家庭，生活条件非常优裕。陈更华的父母对这个长子长孙，更是呵护有加。因此陈良宇渡过了一个十分幸福的童年。

第二章 青少年生活

【铁路卫生学校的大家闺秀】

一九五三年七月，一位身穿公安制服的北方干部，来到了南京路福利公司的大楼下面。他叫张黎，是随着共产党军队南下的一个老八路。到了上海之后，转入上海市公安局铁路分局，负责铁路安全保卫。虽然张黎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土八路，现在却受命组建上海市铁路卫生学校⑩。当时中西医各科都已经落实了教师，唯独理疗专业，临近开学还是没有找到老师。后来听人介绍说，陈更华的太太李谋真，有一手祖传的推拿理疗绝技，所以张黎才找上门来。显然，这个消息能够传到张黎耳朵中，自然和陈更华出入各大医院，修理X光机有关。
当陈更华和李谋真将张黎接到家中之后，这个共产党的公安干部，不禁对其家庭的豪华和气派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地说不出话来。要知道这位替共产党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北方干部，当时一家五六口人都挤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亭子间里，从来也没有见识过如此豪华和气派的公寓。而公寓门口的这位印度红头阿三，更是使得张黎大开眼界。
张黎眼中见到的陈更华，依然是西装革履，叼着烟斗。不过人很热忱，加上身材高大，说话声音也高，倒是显得十分坦率，“甚至带有几分粗犷”11。李谋真个子并不高，但是皮肤雪白，雍容华贵，俨然是一位精明的少奶奶。七岁的陈良宇也在家中，陈家按照宁波规矩，让大公子也出来见客。陈良宇出来见过张黎，叫了声伯伯，又到里间去向爷爷奶奶汇报客人上门的情况。张黎也算是从此认识了陈良宇，此后一直比较熟悉。
当张黎说明来意，要聘请李谋真到新成立的上海铁路卫生学校担任理疗教师，看得出来，陈更华和李谋真内心都是十二分地不愿意；只是碍于面子，没有当场回绝。这也是宁波人一贯的处世方式，表明上答应得很客气，实际上却话里有话，让对方去领会谢绝的意思。土八路出身的张黎操着一口北方土话，哪里能够理解这曲里拐弯的意思，因此以为李谋真已经同意，寒暄一阵之后，满意而去。
到开学之前，这个老实巴交的铁路公安再次到了陈家，让李谋真即刻去学校报到。陈更华和李谋真见张黎实在是“拎不清”，哭笑不得，只能答应按时去学校报到，另外再想办法推托。张黎这次到陈家，互相之间相对比较熟悉，不免和陈更华谈天说地。不料陈更华谈兴一起，叼着烟斗，大谈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当时这位只知道听从共产党宣传的土八路，满脑子以为美国人民都是受剥削和压迫的人，煤矿工人家里都没有煤烧，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没想到陈更华谈到的美国，居然到处是高楼大厦，人人吃喝不愁，最贫困的工人也家家有洋房汽车，把个铁路公安干部听得目瞪口呆，半天合不上嘴去。
好在这个张黎是个老实人，听了陈更华这种大逆不道的宣传，不仅没有告发，反而觉得这个人比较直爽，有什么说什么，心中倒有七分佩服。
李谋真到了学校之后，只教了三天书，就跟张黎请辞，说是要到北京去工作。这显然是当时推脱不掉，事后所找的借口而已。没人会相信在北京无亲无故的陈家，会让李谋真到北京去工作。这一点，连张黎也知道只是一个借口，但是从张黎的角度，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李谋真宁愿当家庭妇女，而不肯进入铁路系统工作。
毛泽东独裁统治之下，铁路系统是最令人羡慕的工作之一。一方面，毛泽东专门指示，铁路系统是半军事化的机构，能够享受大多数军队的特权，另一方面，铁路系统又没有军队中的制约和危险，工资待遇也很高。所以进入铁路系统，等于是捧上了一个铁饭碗。李谋真从一个家庭妇女，能够一下子进入铁路系统当教师，本来是万人羡慕的事情。
大惑不解之下，张黎再次夜访陈家，直接问陈更华，为什么他们要让李谋真放弃这么好的工作。陈更华倒是坦率而明确地告诉张黎说，他们不想吃“公家饭”，因为“公家的饭难吃”。而凭借自己的手艺和技术吃饭，则可以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管束。这充分反映了陈家的家风和实惠至上的意识形态，对于日后陈良宇的人生道路，也有相当的影响。
尽管陈家对于吃共产党的公家饭十分不情愿，却也抹不开面子完全拒绝。最后李谋真答应在铁路卫生学校教一个学期。学期结束之后再辞职。但是学期结束之后，据说李谋真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也受到学校的重视；但是更加关键的是，当时上海铁路卫生学校的党委书记谷芬，本身也是宁波的大地主人家出身，后来背叛家庭，参加了地下党。这样一来，都是大家闺秀出身的李谋真就和谷芬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两个人情同姐妹。李谋真这才彻底放弃了从卫生学校辞职的想法，成了上海铁路卫生系统的正式教师。

【铁路职工子弟学校】
李谋真进入上海市铁路卫生学校当上了推拿理疗科的教师，进了正式国家干部的编制，在当时虽然是陈家勉强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长子陈良宇来说，却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由于母亲是上海半军事化的铁路系统员工，陈良宇因此从小就享受了铁路员工子弟的优惠待遇，而且直接影响了他的婚姻。这是后话。
李谋真进了铁路卫生学校之后，因为处世圆滑，“非常会做人”，所以和学校领导、其它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很好。陈家诗书之家，开蒙很早，所以陈良宇六岁就开蒙上学。李谋真进了铁路系统之后，陈良宇也顺理成章地转入了上海市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读书，地方在闸北区的永兴路二百一十一号。陈良宇上小学，就要每天走到闸北去。好在他从小个子就高，比一般的同学要高出半头。
李谋真进了铁路卫生学校之后，又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大的叫良杰，小的叫良军。陈家一门三虎，人丁兴旺。但是陈良宇和两个弟弟，互相之间年纪差距比较大，主要就是因为期间陈更华到美国去了四年。陈良军出生的时候，陈良宇已经十岁了，已经懂得照顾这个小弟弟了。李谋真更是疼爱这个最小的儿子。所以陈良宇日后格外关照这个小弟弟，也是甚有渊源的。
李谋真从家庭妇女，变成了国家干部，并没有使得陈更华改变初衷。他照样是逍遥自在，既当买办，又靠修理X光机手艺，在整个五十年代，都过得非常舒服。从当时的情况看，陈家一不是地主，二没有产业；虽然是买办，但是却没有开洋行，只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所以一时之间共产党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凭着这样的一个自由职业身份，他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共产党的运动；镇反、公私合营、没收资产、反右等等，统统和他没有关系。虽然他一家过的是比资本家还要优裕的生活，但是他却能依然故我，还能经常大发牢骚，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
十年代，由于李谋真的关系，陈家也和上海铁路卫生系统的高官，相处融洽；陈更华和李谋真也并没有因为像张黎这种干部是土包子而看不起，而是相反热情地帮助他们适应上海的生活。这也就为陈家在共产党的天下建立起初步的社会关系网，打下了基础。
当时上海铁道卫生学校的负责人张黎，两口子都是北方农村出来的，非常不适应上海的生活。住在上海，不会用马桶，用了马桶，总是错过倒马桶的时间。上海人最喜欢吃的炝蟹12，他们当成了新鲜螃蟹，放上一把盐再用大火煮，结果又咸又不好吃，难以下咽。如此种种，洋相百出。
陈更华夫妇为此非常耐心地告诉他们在上海生活的一些习俗，多次请到家中来示范。张家有什么困难，他们也肯援手帮助。当时张黎夫人产后无奶，张黎不得不请了奶妈。陈家得知后，坚持要给请的奶妈检查身体，结果接连检查出两个奶妈都身染性病。在陈家帮助下，张家终于找到了健康合格的奶妈。这件事情对张黎触动很大，因为在北方农村，给奶妈检查身体，如同天方夜谭一样，张黎夫妇根本连想都不会去想；如果没有陈更华和李谋真这种老上海的指点，雇了染有性病的奶妈，岂非严重影响革命下一代的身体健康？所以张黎对陈家始终心存感激，工作中也十分照顾李谋真。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家关系非常融洽。张黎和陈良宇也非常熟悉，只是当时看来，也不过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小学生而已，并不具有任何龙形虎相。相反，张黎家的孩子，从来也不能和陈良宇玩在一起，因为他们觉得陈家的这个长子，实际上非常高傲；轻易不和别家的孩子一起玩耍。

【铁路卫校子弟小圈子的老大】

六十年代，共产党宣传部门拍过一部电影，叫做《霓虹灯下的哨兵》，专门宣传进入大上海的土包子部队是如何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暴露，因为事实上，从北方农村（主要来自山东）进了上海的共产党干部，无不被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奢靡所征服。身为上海铁路公安局中高级干部的张黎，也同样拜倒在陈家的生活方式之下，放下学校领导的架子，虚心向陈家学习。
陈更华和李谋真对此也十分乐意，他们甚至还培养张黎等人对越剧的兴趣爱好。陈氏夫妻本来就生活优裕，所以经常到上海的天蟾舞台、新世界等去欣赏越剧，甚至专门捧袁雪芬、范瑞娟和吕瑞英这几个越剧名角。李谋真参加工作以后，经常买了名角演出的越剧名戏的票，请学校党委书记谷芬一起欣赏。土八路出身的张黎本来对越剧这种咿咿呀呀的南方戏十分反感，而且按照毛泽东所说的，演的无不是才子佳人这一套，和穷人的生活毫不相干。陈张两家关系密切以后，陈更华和李谋真有一次特意买了一场袁雪芬和范瑞娟两大名角联袂演出的才子佳人戏《西厢记》，请张黎一起观看。结果一场《西厢记》看下来，张黎居然从此喜欢上了越剧，并且终身喜欢听越剧唱腔，这倒也是一种异数。
一九五七年夏天，陈良宇小学毕业。正好当时的上海铁路职工子弟初级中学，增设高中部，改名上海铁路职工子弟中学，这就是上海著名的铁路一中。于是，陈良宇就进入这个条件很好的重点学校学习。一九五八年，学校迁到共和新路九百五十七号新址，校舍建筑面积达到四千多平方米，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学校之一。陈良宇在学校中，虽然个子要比同学高出许多，但是表现并不十分出色。在同学中的表现和学习成绩，都属于中等。
从初中开始，陈良宇的性格就逐渐体现出来了。陈良宇不喜欢在群体中出头露面，在同学中也显得比较高傲。但是他比较喜欢有一个小圈子，基本上都是铁路卫生系统的子弟。在这个小圈子里，他十分享有威信，也很讲义气。用上海话讲，就是既上路，又能吃得住小兄弟。他的这种基本性格，贯穿他的整个人生道路，既是他日后迅速发迹的动因，也是最终给他带来灾难的根源。
一九五八年，上海铁路卫生学校升级成为上海铁道医学院，地方在闸北区共和新路一二三八号，和上海铁中很近。这样，就近读书的铁道医学院子弟更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小圈子。在小圈子里，既有男生，也有女生，几乎全部是铁道医学院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但是这个小圈子并不以提高学习成绩作为目标，而是学习上海滩帮会式的兄弟义气；虽然还都是小孩子，但是互相之间有一种保守团体秘密的激动和热情。陈良宇个子高，虽然瘦弱，但是却是铁一中医学院圈子中的大哥。加上他家境富裕，所以多有从家中拿来好吃的东西，让弟兄们分享的义举。不过总的来说，陈良宇领导的小圈子，只是学龄儿童的一个游戏圈子；既不关政治，也从来不在社会上惹是生非。
陈良宇的祖父和祖母，按照宁波人的传统习惯，最疼爱的是大孙子；而李谋真最疼爱的却是小儿子陈良军。陈家老太爷对于从不在外惹事生非的长孙十分器重和疼爱，不断将历年积蓄的私房钱塞给陈良宇。但是殊不知陈良宇从不一个人独享，也不让两个年幼的弟弟分享，而是统统拿来照顾了圈子里的小兄弟。

【光学和电子的笑话】
陈更华这种自由职业的买办，在整个五十年代，因为刚巧都避开了共产党整肃的重点，因而得以存在。共产党当时也的确拿陈更华没有办法。但是，中共政权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游离于其控制和体制之外的自由职业者的长期存在的。五十年代末，共产党终于腾出手来，对付象陈更华这样的自由职业者。
一九五九年，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找到陈更华，要求他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找陈更华谈话之后不久，就不管他的态度如何，给他发来了分配工作的通知。陈更华收到通知一看，不免大骂SHIT。因为安排工作的人事干部，完全不懂物理，只知道陈更华是修理X光机的专家，因此以为他是光学仪器专家，通知陈更华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工作，还说“这是为了发挥他的专长”。
陈更华跳脚大骂之余，哭笑不得，只得去找共产党干部商量。陈更华找到张黎，大发牢骚。他气呼呼地对张黎说：“X光是电学，这是基本常识，为什么叫我到光学仪器厂上班？”。张黎只好耐心地跟他解释，说是共产党干部有几个学过物理的，所以分不清电学光学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他好好和他们去说明，他们肯定会改正的13。张黎又百般劝解，这才使得陈更华的火气稍微平息了一点。
按照张黎的指点，陈更华认认真真地给当时的人事部门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叙述了物理学的基本常识和医用X光机的基本原理，最后又说自己很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只是到光学仪器厂去工作，用非所学，怕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谁曾料想，读了陈更华物理学基本常识之后的人事干部，倒也从善如流，改变了原来的主张。但是为了让陈更华真正地“发挥专长”，特别是尊重这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专家，居然将他分配到了江苏省，到江苏常州市第二电子仪器厂，担任总工程师一职。
这一下，陈更华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既向共产党表了决心，愿意参加工作，又能发挥所学，偏偏给分配到了离开上海一百六十五公里的常州。路虽然远，却又给了一个堂皇的职位－总工程师。这一次的哭笑不得，甚至比上一次更加严重。
但是，陈更华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不服从分配，等于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立刻就会祸从天降。陈更华没有办法，只好乖乖地到常州清水团的第二电子仪表厂报到。但是象大多数上海人一样，他不愿意把全家都搬到常州，而是自己一个人去常州工作。
就这样，陈更华结束了他的买办和自由职业生涯，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上海和常州之间。那个时候，上海和常州之间的火车要坐七八个小时，所以陈更华也不能经常回家，只能在假日才能回到上海。但是陈更华在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工作期间，因为是孤身一人在常州，倒是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工厂里的口碑很好。
陈更华到常州去工作的时候，陈良宇马上就要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了。

第三章 踏上人生旅程

【上海铁中高中六三一班】
陈良宇初中毕业，顺理成章地升入高中。一九六零年，陈良宇升入上海铁路职工子弟中学高中部，高中六三一班，时年仅十四周岁。
从一九六零年开始，上海其实有两家铁路职工子弟中学。陈良宇就读的，是从上海市铁路职工子弟初级中学改称为上海市铁路职工子弟中学的，简称铁中，地址在闸北区共和新路九百五十七号。一九六零年，上海铁路系统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市铁路职工子弟第二中学，地址却在闸北区普善路的毛家弄，后来又迁到普善路的铁路新村内。但是虽然普善路的学校叫第二中学，共和新路的职工子弟学校却不肯改名。一直到一九八二年，才改称为上海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
陈良宇在读的上海铁路职工子弟中学，之所以不肯改称第一中学，是因为不肯和第二中学平起平坐。当时的上海铁中，也算是赫赫有名的重点中学，无论是学校条件还是师资力量，都远远超过第二中学。而第二中学成立伊始，连高中都没有，校舍也十分寒伧。另外，铁路职工子弟也分三六九等，上海铁路系统的干部子弟基本都在铁中学习，而普通职工的子弟则只能到第二中学读书。
陈良宇读高中期间，铁路职工子弟中学的校舍，是一栋苏联式的巨大四层楼房，红瓦红砖，甚有气派。苏联式房子窗户大，屋身也高，用来做教室，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倒是十分有益于健康。但是学校地处闹市，除了一个大操场之外，大楼四周十分局促。
陈良宇升入高中以后，个子长得更高了，但是却仍然很瘦，脸色白白静静，性格也不算开朗，同学们开玩笑时，称他为“白面书生”。陈良宇因为家境优裕，所以开蒙很早，到高中时候，几乎是班级里年龄最小的。
高中开始，陈良宇的学习成绩也大幅提高，成为班级中的佼佼者。根据陈家的实用主义哲学，陈更华从小就教育陈良宇，“学好数理化、还有ABC，走到哪里都吃得开14。”再加上陈更华的言传身教，陈良宇的数学和英语学得十分出色，在学校里始终保持前几名的水平。
与此同时，陈良宇重新组织了医学院子弟的小圈子。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乒乓球，除了读书之外，最多的时候，就是和医学院子弟的兄弟们一起打乒乓球。因为陈良宇的小圈子都是铁道医学院的子弟，因此开始的时候，带着一帮小兄弟到家里打乒乓球，后来因为祖父和祖母怕吵，就到铁路医学院去打球。很快，陈良宇的乒乓球就打得相当出色，这无疑又使得他在圈子里更具有“老大”的威信和资格。
上海铁中是上海的重点中学，因此在陈良宇的高中六三一班的三十名同学中，不少都在各个领域里很有成就。其中有新疆某公安局局长程凯、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沈伟德、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江嵩寿、兵器工业部高级工程师李大华、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获得者，纺织器材专家王荣生、上海铁路局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孙凤英、温州医学院院报主编周中行等。这些人在陈良宇爬上仕途顶峰的时候，大都已经退休，含贻弄孙，安享晚年。偏偏爬得最高的陈良宇却一跤跌了下来，跌得七荤八素，可见人生之无常。

【青梅竹马】
在陈良宇的同学中，真正和陈良宇关系密切的，都是上海铁道医学院的子弟。当时上海铁道部门，真正掌握实权的，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北方干部。而第一线的铁道工人，大都是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唯独铁路医学院的教工，包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上海铁路中心医院的员工，都是一些本地的知识分子，有点甚至是受过欧美教育的洋派知识分子；因此医学院的子弟，既看不起北方干部的土包子，又不屑和铁路工人的孩子交往，因此自成一派，形成了一个医学院子弟的小圈子。
黄毅玲既是陈良宇的同班同学，也是小圈子里和陈良宇关系最好的医学院子弟。当时，陈良宇母亲李谋真是铁道医学院的推拿理疗教师，而黄毅玲的养母则是学院里的营养学教师。黄毅玲出生于福建泉州，从小由父母送给姑母为女。她的姑母出身于福建的大户人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基督教会的女子学校，不仅英文好，音乐修养好，而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同样的家庭背景，使得黄毅玲的母亲（养母）和李谋真之间，总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两个人在铁道医学院里，关系非常密切。这也使得陈良宇和黄毅玲之间，也关系密切。
黄毅玲在读高中的时候，长相并不出众，但是为人非常随和，因此也是班级里的干部和活跃分子。但是黄毅玲要比陈良宇大两岁，早已是情窦初开，早已是喜欢上了这个瘦高白净的“白面书生”。所以她在陈良宇面前，格外谦让，也非常维护陈良宇的面子。陈良宇虽然还是个懵懂少年，却也理解黄毅玲的这一片好心，所以两个人可谓形影不离。
每天下课以后，陈良宇就和黄毅玲，以及其它圈子里的伙伴，一起结伴到医学院去打乒乓球。打完之后，还会一起读书做作业。一直等双方母亲下班，才分手告别。高中开始，陈良宇的成绩大幅上升，黄毅玲却因为心有旁骛，反而停滞不前。所以经常倒是陈良宇帮助黄毅玲复习功课。这样，两个人青梅竹马，一直到高中毕业。
黄毅玲因为个性随和，因此和班里的同学之间，关系相处得要比“白面书生”陈良宇融洽得多了。陈良宇个性高傲，又年少气盛，所以遇到他不赞同的事情，就一吸鼻子，再不吭声了。而黄毅玲则一团和气，从来也不和别人相争。因此同学当中，黄毅玲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谈吐很一般，但是非常和气，人缘很好。
日后陈良宇和黄毅玲成为伉俪，黄毅玲仍和同学交往频繁。陈良宇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倒也多次参加了同学聚会。一九九三年九月六日，身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和几名六三届六三一班同学聚会，请了当时的老师吃饭，算是感谢师恩，并摄影留念。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陈良宇和黄毅玲再次低调参加了上海铁中六三届同学聚会，并和老师同学一起摄影留念。
陈良宇身居高位之后，能够不忘同学之谊，多次参加同学聚会，既十分难得，也是在共产党高官中十分少见的。这其中既有他的妻子黄毅玲的影响，也有他注重义气的性格所决定的因素。因为位高权重的共产党高官，通常是非常忌讳和同学、小时候的伙伴再混在一起的，一是怕同学和伙伴熟知自己小时候的劣迹，传将出来，对官声大大地不利；二是和同学混在一起，万一有事相求，必定十分为难。所以陈良宇相对来讲，在共产党的高官当中，还算是比较讲义气的人。而大多数共产党高官，都是人一阔、脸就变的白眼狼。
上海铁中一九八六年改名上海铁路第一中学，二零零零年，上海市教育体制改革，更名为上海大学市北附属中学，简称“上大市北附中”。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日，上大四北附中举行建校五十周年庆典。陈良宇携黄毅玲参加庆典，着实风光了一下。在庆典上，黄毅玲作为六三届校友发言，而陈良宇则以校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讲话。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纸均以头版显要位置进行了报道。

【考入部队院校】
一九六三年，年不满十七周岁的陈良宇即将参加高考。其父陈更华特意从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回到上海，帮助陈良宇分析高考形式，确定志愿方向。母亲李谋真希望陈良宇报考医学专业，这样日后既可以子承母业，有一门吃香的技术，也因为李谋真和陈更华在医疗界厮混多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已经被共产党修理得夹着尾巴做人的陈更华却另有打算。他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之下，陈家成分比较灰暗，虽然不是被专政的对象，但是很难出人头地，扬眉吐气。所以他坚持选择了一个偏远的部队学校，让陈良宇报考。他分析按照陈良宇的学习成绩，要考入这个刚刚成立的部队学校，并不困难。这样虽然委屈了陈良宇，却能够一举进入共产党的军队，逐渐把陈家的成分洗红。
陈更华选中的是远在重庆，二年前才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在当时的上海人眼中，四川根本不是四川人自己吹嘘的什么天府之国，而是一个几近蛮夷的落后地方。何况四川人好吃辣子好打架，性情直爽但是野蛮，和上海人的性格非常不合。上海人在四川多有被鄙视和被捉弄的事情。陈良宇的祖母一听，当场就掉了眼泪，觉得陈更华是要把她的心肝宝贝大孙子，送去吃苦。
虽然陈家老太爷和祖母反对，陈更华的说法还是占了上风。陈良宇年少气高，正是雄心壮志要到天下去闯荡的年龄，因此也积极支持父亲的想法，报考了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
高考揭榜，陈良宇如愿以偿考上了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结构专业。这个时候，再次证明了陈更华一家在共产党统治下，以自由职业为生，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陈更华虽然生活富裕，日子过得比资本家还要好，但是在共产党的成分审查时，却因为一无田地，二无资产，只算是一个市民。这是一个不红不白的成分鉴定，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需要拉拢和争取的对象。这样，解放军部队院校虽然政审非常严格，却也因为陈良宇的市民出身的成分而让其轻松过关。
根据部队院校的惯例，陈良宇被录取之后，还没有出发，就立即送上一套绿色军装，只是不发帽徽和领章。但是，当陈良宇高高兴兴地穿上绿军装，向家人展示的时候，陈更华不仅没有高兴，反而长叹了一口气。陈家祖母更是涕泪横流。他们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陈家不红不白的成分，年纪未满十七岁的陈良宇，何至于到遥远的重庆去读书。如果不是共产党非要把所有的人都分成阶级，然后让阶级之间互相斗争，陈家完全可以一直过着人上之人的日子。
在大人们的泪水和叹息中，尚未成年的陈良宇多少读懂了一些人世间的坎坷。他也深知自己即将开始的独立人生道路，必将充满荆棘和艰辛。但是，他将别无选择地去面对。尽管如此，对于陈良宇这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即将远离上海，独自到重庆上大学，还是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陈家精于世故，虽然内心并不高兴，但是对外还是装出非常开心的样子，由李谋真出面，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请了铁道医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一起来庆祝陈良宇考进大学。但是黄毅玲因为高考落榜，死活不肯随母亲一起到陈家祝贺。宴席之后，陈良宇找到黄毅玲，既是安慰，又是告别。结果黄毅玲见到陈良宇，就流下了眼泪。陈良宇以为黄毅玲是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难过，不免说了很多安慰的话。谁知道黄毅玲并不是因为高考落榜而难过，而是一腔的少女情怀，无法言说。
从来对陈良宇好言好语的黄毅玲，在告别的时候，一反常态，对陈良宇连讽带嘲，冷言冷语。一会儿说陈良宇穿着这么精神的军装，下次见面就不认识同学了，一会儿说陈良宇上了军校，以后就专门跟女大学生交往了，不会再和老同学联系了。陈良宇这个时候，多少对女孩子的脾气有点开窍了，所以他认真地跟黄毅玲说，他一定会给她经常写信的；而且以后还会回到上海来。这才让黄毅玲渐开笑脸。最后，黄毅玲送给陈良宇一本精美的笔记本。
一九六三年九月，陈良宇告别家人，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一百七十四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新一页

【脱胎换骨】
陈良宇进了军校之后，并没有马上开始学习，而是按照军校的规矩，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新兵训练。这半年的训练，对于陈良宇来说，简直是在地狱中的煎熬，生生是脱胎换骨，把上海滩的一个向来养尊处优的学生哥儿，变成了一个跌打滚爬的战士。
陈良宇从小有奶妈，有保姆伺候，还有住在一起的祖父祖母的格外疼爱，虽然说吃的不是山珍海味，但是宁波人家庭向来讲究吃得精致素雅，荤素搭配，海鲜不断。而且大户人家，讲究细嚼慢咽，看羹吃饭。陈良宇到了部队，首先是吃不惯四川人的辣椒；但是部队食堂无菜不辣，不吃也得吃。而且部队里吃饭和打仗一样，大家都是狼吞虎咽，哪里容得下一个上海学生在那里细嚼慢咽？
接下来是大运动量的军事训练。当时进入部队院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部队，本身就受过军事训练。因此严酷的新兵训练，对他们来说毫不费力。来自地方的学生中，绝大多数也是工农子弟，本身就身体强壮，能够吃苦耐劳。象陈良宇这样既来自上海大城市，又是政审勉强合格的有钱人家子弟，可谓绝无仅有。幸亏陈良宇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体质很好，最后还是咬牙把残酷的新兵训练坚持了下来。
应该说，进入部队院校并坚持挺过新兵训练，对于陈良宇日后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陈良宇刚刚到部队时，从来没有洗过衣服。过了好几个星期，才不得不洗。第一次洗衣服的时候，因为军队的衣服厚重，更因为他毫无经验，居然把自己的手上皮肤给搓破了。幸亏新兵班长、一个年纪比陈良宇大上十岁的同宿舍同学，不仅帮助陈良宇洗好了衣服，而且还让别的同学不要取笑他。到新兵训练时，陈良宇因为长距离的急行军训练，磨破了脚上的血泡，疼痛钻心，他也不吭一声。陈良宇，终于从一个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长大成人了。
虽然军校最初的生活异常艰苦，陈良宇在给家里的信中，却从来是报喜不报忧，把个军校里的生活，描绘得花团锦簇。一来陈良宇深怕疼爱的他的爷爷奶奶读了信以后为他伤心难过，二来也是他成长的一种表现，不愿意告诉家人他所经历的艰苦。他还坚持不让家中给他寄包裹，说自己在重庆什么都很习惯，根本不需要什么吃的。
新兵训练时的业余时间，陈良宇基本上都花在了给铁中医学院子弟小圈子写信上面。当然，写得最多的还是给黄毅玲的信。给黄毅玲的信中，陈良宇倒是实话实说，把部队生活的种种艰苦都详细叙述。黄毅玲每当收到陈良宇的信，总是立即给他回信，鼓励他坚持下去。有一次，黄毅玲收到陈良宇的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他在部队的一次遭遇。新兵训练的时候，经常半夜吹紧急集合哨，然后几分钟之内就开始长达三四十公里的长途急行军。有一次陈良宇拉痢疾，本身就在病中，结果紧急集合号一吹，他不得不硬撑着去跑步行军；结果昏倒在中途，被同学用担架抬了回来。黄毅玲读信之后，不由得心中非常难过。她跑到卫生学校李谋真的办公室，把信给了李谋真看。两个女人都为陈良宇的艰苦遭遇痛哭了一场。从此之后，李谋真倒是对黄毅玲格外喜欢，另眼相看。
新兵训练结束之后，陈良宇和同学一起这才正式开始大学的学习。陈良宇学习的专业，表面上叫做结构专业，实际上和普通的建筑结构关系不大，而是军事上的地下工程和碉堡作业。重庆的这个后勤工程学院，至今拥有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地下建筑工程实验室，其前身就是建筑系的建筑专业实验室。陈良宇的同学中，来自部队的，大都数理基础很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远比陈良宇要能干。但是陈良宇的数学和外语基础都很好，所以在基础课学习时，陈良宇相当出色，成绩遥遥领先。
但是，不管陈良宇的成绩如何，部队院校最重要的是又红又专，以红为主；何况同学当中不乏以前就是营团级干部，甚至是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所以，学校也好，班级里也好，他们永远是主角，是干部和发号施令者。而陈良宇，则永远是他们教育和帮助的对象。这也让陈良宇既感到沮丧，也深感心理上的不平衡。

第四章 大学生活的起落

【上海探亲】
时光如流水，转眼之间，陈良宇到重庆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已经二年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陈良宇脱胎换骨，从来自大上海的一个“白面书生”，成了军队院校的一名士官生。陈良宇的身材结实了，臂膀也长粗了。脸色虽然还是比其它同学白净一些，但是透出健康的红润色。
一九六五年夏天，陈良宇探亲回到上海，一身军装，显得十分英武潇洒。他为祖父祖母都带了四川的名点油酥米花糖，也给两个弟弟带来了礼物，用子弹壳加工而成的鸽哨。那一年，最小的弟弟陈良军才十岁，也进了闸北区的铁路职工子弟学校读书。陈良宇的祖父祖母看到长成大人的陈良宇，高兴得合不拢嘴巴。
陈良宇回上海之后不久，父亲陈更华也利用探亲假，特意从常州回来，和儿子相聚。合家团聚，陈家奶奶就要按照宁波人的习惯祭祖。本来，宁波人祭祀祖先，是比较讲究日子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日子，都要做斋饭，请祖宗吃一顿。共产党统治之下，祭祖扫墓都被斥为封建迷信，稍不小心，就会遭到批判。所以老派的宁波人虽然仍然祭祖，但是也不再讲究日子，但凡合家团聚，吃饭前就偷偷地祭祖。
陈更华回家后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日子离农历七月十五也已不远。因此陈家老太太亲自去买了一大篮子菜，由陈更华下厨，做了满满一桌丰盛的菜肴。菜肴摆上桌面、杯碗瓢筷放置齐全，酒杯里也到上了绍兴黄酒。陈更华的祖母点了一束香，在门口念念有词，请陈家列代祖宗回来吃斋。看不见的祖宗上座之后，香插在一旁，陈家奶奶又和李谋真一起在桌子旁边烧了一堆锡箔，以备列祖列宗在阴间里享用。
锡箔烧尽，按规矩第一代不用祭拜；所以从陈更华开始，逐一在桌子前面跪下磕头，以求列祖列宗保佑。陈良宇特意换了一身便衣，也跟在母亲后面跪下，给祖宗磕了几个头。一炷香烧完，这才合家围坐，享用这顿已经招待过祖先的酒席。
酒过三盏，陈家老太爷不免大发思古之心，历数陈家祖先如何出人头地，陈家以前又是如何地风光。已经开始发福的陈更华，也接过话头，语重心长地对陈良宇说，一定要争气，以后要为列祖列宗增光。他尤其跟陈良宇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捞到党票15。他说自己在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虽然说是总工程师，别人也客客气气，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发言权。因此他要求陈良宇，再苦再累，也要咬牙表现，一定要在毕业之前争取入党。说到最后，陈更华几乎是涕泪横流。
这一次探亲回来，陈良宇和黄毅玲的来往就更多了。虽然还没有捅破最后的那层纸，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也经常约在一起，晚上去冷饮店吃冰淇淋。吃完冰淇淋，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到外滩散步，谈心。当时已经在上海卫生系统工作的黄毅玲，也希望陈良宇能够入党提干。潜台词是只有陈良宇入党当上干部，他们两个人才能生活在一个地方。当然，黄毅玲对陈良宇的鼓励，采用的方式温和多了，基本上点到为止。有许多话，出于年青姑娘的矜持，不便说出口来。
从上海探亲回到重庆的陈良宇，鼓鼓地憋足了一股子劲；他决心努力表现自己，在最短时间内加入共产党，获得政治资本的入门券。他还用一个新的笔记本，制订了一个两年计划，准备两年之内，一举达到目标。

【学雷锋积极分子】

陈良宇受到家庭和青梅竹马情侣的鼓励，下决心争取加入共产党和争取先进。因此他这次回到学校，几乎象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每天早上都早起半个小时，为同宿舍的同学打好开水；奇-书-08txt.Com千方百计打听哪个同学家里有了困难，然后悄悄地寄钱到那个同学家中。平时周末喜欢打乒乓球，现在也不打了，而是穿着军装上街到处转悠，看到老大娘就搀扶一把，看到妇女上坡提着沉重的东西，就帮着提一段路。看到有人丢了钱正在哭天喊地，也掏钱出来帮助。每个星期天从街上回来，马上用一本专门的日记本，记下当天做的“好人好事”。
这是共产党军人典型的一套表现自己的方法。一九六三年，多年刻意表现自己帮助别人行为的现役军人雷锋，因为意外事故而死亡。在大规模的学习雷锋运动之后，就形成了这种要求进步和入党的一种程式化的表现方式。陈良宇自然也不例外。何况他的家境很好，也有足够的钱来帮助别人。
渐渐地，同学们都感到这个年纪最小的同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处处需要别人照顾的上海人，变成了主动帮助别人的，刻意要求进步的好青年。时间一长，他暗中寄给困难同学的钱，也有了反馈。受到帮助的同学终于也从陈良宇的日记中找到了证据，是陈良宇在暗中帮助。当然陈良宇这本记满了好人好事的日记本是故意摆在床头，以便让人翻阅的。总之，今天看起来非常刻意的做秀，甚至非常做作，既要让别人知道，又要装成无名英雄的那一套，在那个年代都在非常正常地进行着。
陈良宇的这些刻意表现，很快受到了老师和班级中干部的注意和重视。陈良宇的日记片段被摘抄出来，贴在了学校的宣传墙上，陈良宇也多次受到学校的宣传和表扬。一九六六年三月，在一年一度的评选活动中，陈良宇被评为建筑系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按照惯例，学校召开大会表彰，并且颁发了证书。
表彰大会一结束，陈良宇立即到邮电局，给家中打电报报告喜讯。随后又详细写信向父亲陈更华汇报了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的过程。并且告诉陈更华，这将是加入共产党的一部序曲。
果然，不久之后，班级党支部就委派了一名副书记，一个从部队到军校的前营长，找陈良宇谈话，让他“积极向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光荣的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谈话的同时，这位同学也告诉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些技术性细节，譬如怎样写入党申请书，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如何进行思想汇报，等等。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仅仅大半年时间，陈良宇就通过最程式化的表现程序，成为受到共产党组织考察的入党候选人。当然，在还没有入党之前，陈良宇仍然暗中寄钱给困难同学的家中，仍然在周日四处转悠，仍然每天书写他的“学雷锋日记”。

【美国特务嫌疑】
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中国进入了疯狂而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马路上，整天是敲着锣鼓的游行队伍。人们极度亢奋，而又毫无目标地进行着革命。在高层斗争还没有暴露之前，人们更热衷于抓出一批人，尤其是美蒋特务，进行斗争。很快，在常州的陈更华遇到了麻烦。
在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当总工程师的陈更华，虽然并不得志，但是在工厂里面却向来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不仅来自大上海，是医用X光机的专家，而且留过洋，喝过洋墨水；因此向来是以权威的角色出现。有时高兴，也喜欢咬着烟斗，大谈美国芝加哥的风情，大谈美国见闻，什么美国煤矿工人家里有两部汽车，什么美国最穷的人家也有电话，美国有钱人的别墅如何豪华，等等，吹得天花乱坠，听着目瞪口呆。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常州的造反派马上想到了这位经常“为美帝国主义鼓吹”的留美工程师。那个时候，在美国留过学的人在上海滩固然有不少，但是在江苏常州，却是不多见的良好专政对象。这样，陈更华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吃到了苦头。首先他被认为是“美国特务”，因为“如果他不是美国特务，又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如果他不想搞破坏，他为什么要混入常州的电子仪表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自毛泽东，下到造反派，都是用这种白痴逻辑使得人人无比兴奋的。
倒霉的陈更华开始被限制回上海，接着开始参加陪斗。无论什么大会，高大肥胖的陈更华都被拉去进行批斗，更多的是陪斗。每次批斗走资派、修正主义路线分子的时候，最后都要顺便批斗一下陈更华这“美国特务”。幸亏是这样，陈更华每次都能安慰自己，自己不过是陪斗的角色。更让陈更华庆幸的是，自己已经侥幸逃过了反右斗争，否则这样的苦头，早就开始吃了。如果不是这样的宽慰自己，陈更华几乎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16。
安慰是安慰，陈更华心中对共产党的怨恨可想而知。一九六六年底，常州成立了陈更华“美国特务”专案组，专门到上海，和上海的有关部门一起，抄了陈更华的家。当时的黄浦区人民公社正好以这个借口，解决部分造反派的住房问题，于是以陈更华“美国特务”为名，宣布没收陈家在南京路的豪宅。另外给陈家分配了二间半房子；在静安区石门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楼上，楼下是上海著名的食品店凯司令蛋糕厂的一个车间。陈更华不许回上海，李谋真只好携老带幼，从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搬到每天闻蛋糕气味的狭窄居所。
此后，陈更华又被发配到江苏金坛的干校，和一大群黑五类分子一起隔离审查。说是隔离审查，其实是变相的囚犯；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材料，定期进行批斗。这也是当时很多被共产党专政的对象通常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由于毛泽东暂时不想让军队也乱起来，因此不允许军队里也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相对来说陈良宇等于是躲进了一个世外桃源。但是家里不断传来的消息，也让他心惊肉跳。谁料想，陈良宇一年多的积极表现开花结果，那位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已经通过了对他的初步审查，准备吸收他入党。但是组织上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不多，因此需要进行外调。让他经受组织上的考验。
陈良宇万万没有想到，别人入党的时候，因为都是苦大仇深的工农子弟，都是轻而易举，轮到他的时候，却要经过这许多劳什子的审查，甚至不惜花费公款，千里迢迢到上海去进行外调。这接下来的变化，实在是神鬼莫测。
果然，黄浦区当时的街道当权者接待来自重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外调人员的时候，刚刚送走来自常州的专案组人员。所以这两个外调人员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了陈良宇之父“美国特务”的证据。他们在上海住了两天，采购了不少东西，泡了一个舒服澡，立马回学院报告去了。

【晴天一声霹雳】
陈良宇付出了一年多的积极努力，正在揣揣不安地等着最后的审查结果，不料学校保卫部郑重其事地把他找去，告诉他，他的父亲不仅有历史问题，而且问题相当严重，属于“美国特务”。因此学校不但不能批准陈良宇的入党申请，而且要求他和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积极揭发批判“美国特务”陈更华，并且主动向组织汇报。
这对于年仅二十一岁的陈良宇来说，几乎是晴天一声霹雳。他知道，这样的一个结局，不仅意味他一年多来的表现全部泡汤，寄给同学家中的钱打了水漂，做好事的心血白费，而且从此以后他的档案也改变了颜色。他的档案，不仅没有如愿以偿地变成红色，而是从原来不红不白的市民成分，变成了“美国特务”的漆黑一团。以后无论他走到哪里，这一团黑色都会跟随着他；无论他的表现如何，人们只要一翻他的档案，就会马上知道他的家庭成分；这就等于一件白衬衣上染了一点墨，而且是无法洗去的墨痕。
陈良宇顿时象霜打了的树叶，又黄又蔫，茶饭不香。早上也不早起打开水了，出操也没有精神了，上课的时候，恍恍惚惚，一点注意力也无法集中。过了些天，陈良宇父亲是“美国特务”的小道消息，也在建筑系不胫而走，议论纷纷。
第一次真正遭受人生挫折的陈良宇，陷于极大的苦闷当中。他非常冤恨这不公平的社会，那些土得掉渣，毫无水平的工农子弟可以立功入党，耀武扬威，有一点成绩就可以立功受奖，而自己却要背上家庭成分的沉重包袱。
尽管如此，经过新兵训练脱胎换骨的陈良宇还是显得相当坚强。在最苦闷和彷徨的时候，陈良宇给上海家中写信时，一句都没有提到学院派人外调的事情，也没有提到自己申请入党已经化成了泡影的事情。
陈良宇恢复平静以后，再也不表现积极了。他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只满足于自己独立的思维王国。星期天的时候，既不上街转悠，帮助别人，也不复习功课，而是蒙头大睡，落得个舒舒服服。
因为这次挫折，他几个月也不给黄毅玲写信，只想就此了断和黄毅玲的关系。自己的前程，看上去完全是一片迷茫，更是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到上海。所以他也不想耽误黄毅玲的青春，因此毅然地中断了通信。黄毅玲收不到陈良宇的信，开始的时候感到奇怪，后来问过李谋真，他给是正常给家中来信，知道事情有变，因此一连给陈良宇写了许多封信。最后打电报给陈良宇，说如果陈良宇再不给她去信，她就要到重庆来找陈良宇。陈良宇无奈之下，才恢复和黄毅玲的通信。但是通信中，陈良宇情绪低落，对人生前途充满了疑惑。
这次事件不久，陈良宇所在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更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七年开始，他们不断被派驻到各地阻止群众武斗，接管瘫痪的地方政权等任务。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陈良宇毕业，再也没有回过教室。而在这段时间内，陈良宇又从一个处处表现进步和积极的“学雷锋积极分子”，变成了一个有成分包袱，处处被动的后进学生。一九六八年八月，陈良宇从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但是毕业之后，陈良宇的命运更加艰难了。

第五章 山沟里的困顿

【发配山沟】
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陈良宇在重庆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实足呆了五年。这五年当中，陈良宇一方面从十七岁的半大孩子，白面书生，长成了英武高大的年青军人，另一方面，陈良宇适应军队的大学生活之后，曾经表现积极，下决心要加入共产党，并一度成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和共产党的考察对象。但是最终因为其父被怀疑是“美国特务”，投入牛棚，不仅没有入党，而且由此背上了家庭成分的包袱。由于身处毛泽东制造的动乱当中，五年大学生活，减去新兵训练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学习时间，只有一半，大概三年不到的时间，因此虽然大学毕业，学到的知识也非常有限。
在重庆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的最后阶段，陈良宇十分消沉落寞，因此最终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在“美国特务”家庭成分和落后学生的双重烙印下，被变相发配。后勤工程学院当时是共产党二十三个重要的军队学校之一，因此在后勤工程学院毕业，原来在军队里没有职务的学生，毕业后立即就是副连级干部；一年后转升正连级。原来在军队里有职务的，毕业之后起码晋升二级。连长升营长，副营长升副团长。所以毕业的时候，陈良宇的同学们纷纷弹冠相庆，互相祝贺，先休假探亲，再拍马上任。唯独可怜的陈良宇，一道命令下来，让他立即到川西的工程兵六七一六部队报到。不仅没有职务，而且待遇上和大头兵一样。
陈良宇再次遭受严酷的打击。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要求进步，加入共产党不成，自甘落后，居然会换来了这样的下场。因此他情绪十分不稳定，也把所有的同学当成了仇敌。他拒绝参加任何告别的活动，也不和任何同学交换通讯地址，只是咬着牙齿，把自己的信件、书籍等都付之一炬。学校政治部门担心他会采取什么过激行动，专门派了两个人把陈良宇看管起来，直到他奉命坐上卡车，前去六七一六部队报到。
陈良宇的这一段经历，是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伤疤。所以他以后除了填写履历，几乎从不提及在重庆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的生活。而且，他也几乎从来不和后勤工程学院的同学来往。其实和陈良宇同时毕业的同学，有几个也成为军中的风云人物，但是陈良宇即使发迹之后，也从来不和他们联系。一般来说，大学教育对人生的影响比较重要；大学时代的同学也容易成为终身好友。但是对于陈良宇来说，他的大学时代，是他黑暗痛苦记忆的所在，所以他从来也不愿触及。陈良宇发迹之后，他数次回到自己的中学母校，感谢师恩，也参加过中学同学的聚会，和老同学一起摄影留念；甚至不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上海市第一把手的身份，参加中学母校的五十年校庆活动，但是陈良宇自从奉命离开重庆市长江二路一百七十四号的后勤工程学院，就再也没有迈一步进去过。
从十七岁到二十二岁，在人生成长的最关键阶段，陈良宇经受了巨大的挫折和考验。从一个方面讲，这也锻炼了陈良宇的意志，使他脱胎换骨，在社会中更加现实，更加功利；另一方面，严酷的打击和挫折也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学会了在共产党体系中为人处世的第一课。

【六七一六部队】
陈良宇从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不仅被剥夺了回家探亲的权利，而且是以战士身份前去六七一六部队报到。陈良宇在极端郁闷当中，坐在卡车上晃荡了一天一夜，才进入川西的大山沟里。所谓六七一六部队，就是在山沟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兵。这支部队，也被称为基建工程兵，前身是由陆军步兵转变而来，奉命进行有保密要求、最苦最危险的工程建设。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头脑发热，要把沿海大城市的工业，大量搬迁到离海岸线七百公里以上的内地，为在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做准备。因此动用了数十万军队，或称铁道兵，或称工程兵，在最偏僻的深山冷沟中开路搭桥。既要求这些工业的分布保密，又要求这些工厂都要有防空能力，因此大山沟里，整天炮声隆隆，由当兵的卖命，炸出巨大的山洞，作为所谓三线工厂的厂房。李岚清和王兆国都是当年在三线建设中出人头地，而迅速窜升的。
陈良宇所在的部队，就是在川西的一个深山大沟之中。由于过度郁闷，陈良宇到了部队之后就病倒了。所幸他所在的连队，正是整个基建工程兵中最为危险的爆破连，因为每天把脑袋栓在裤腰带上去点燃炸药，所以连队里的大头兵都很讲义气。这个不知道因为什么而被发配到连队当兵的大学生，马上引起了所有士兵的同情心。上自连长下到同铺的战士，人人都抢着照顾陈良宇，把个陈良宇当成了一盆娇嫩的花一样精心照顾。终于，陈良宇从病中恢复过来了。
陈良宇病好以后，就和连队的战士们一起开始工作。所谓的基建工程兵，几乎就是一些自觉自愿的奴隶，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鼓舞下，每天要超强体力劳动十个多小时，还要互相之间攀比进度，夺取所谓的先进红旗。但是也因为是工程兵部队，又身处偏僻的深山，所以纪律相当松散，战士之间的气氛也比较活跃。
陈良宇所在的部队，整个团当中没有一个是上海人，当兵的大都是川贵各地的农民子弟，无辣不欢，性情豪爽，既吃得了苦，也十分野蛮。陈良宇当兵的爆破连，更是以不怕死为荣，每天开山放炮，经常发生事故。许多战士因为野蛮操作，或者不讲作业程序，而被炸得尸骨无存。粉身碎骨之后，封以烈士称号，一把火烧掉；在家乡的亲属却可以从此享受烈属待遇，每个月从民政局领到一笔小钱。陈良宇到连队之后，他毕竟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因此动了不少脑筋，减少爆破作业时候的伤亡。他从所学的知识中归纳出几句话，教给战友们，告诉他们如何安全作业，又想出不少土办法，减少近身排除哑炮的危险。这样一来，爆破连的伤亡大幅降低，连队的战士将他奉若神明一般，从来也不让他参加危险的点炮、排炮作业。
这样，尽管劳累，陈良宇在部队的时候，心情也慢慢地开朗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因为毛泽东急于看到所谓三线建设的成就，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基建工程兵甚至连星期天也被剥夺了。一天劳累下来，头挨着枕头，就会呼呼大睡。第二天天刚朦朦亮，又要出工了。几个月当中，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陈良宇受到战士照顾，还可以在工作时间内抽空写信，其他时间，都是处在无休止的劳动中。
偶然有机会，陈良宇也在想，这奴隶一般被发配的日子，何时才能是个尽头啊。

【洗不掉的烙印】
再说陈更华因为“美国特务”的问题，被关押在常州金坛干校政训班隔离审查，白天下地干活，喂猪割草，晚上“深刻检查”，坦白交代“美国”特务的罪行。陈更华也和陈良宇一样，经受了人生头一次脱胎换骨的锻炼。烟斗也不能抽了，只能抽最劣质的纸烟，胖大的身躯，日见消瘦。每天晚上，陈更华都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交代材料，留学美国的经历写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又不能据实而写，只能按照共产党的调子，把美国社会写得一团漆黑，惨无人道。
陈更华在私塾里饱读四书五经，笔下本来十分了得。但是写那些劳什子的交代材料，既不能实话实说，又要写得煞有介事，让专政人员觉得是诚心在坦白交代，着实难为坏了陈更华。这就好比是要写一部历史，但又不能秉笔而书，半是纪实，半是小说，折腾得陈更华夜不能寐，唉声叹气。好在中国古人早就创造了所谓春秋笔法，婉转曲折，既有事实，又有伪托，无非是要满足专政人员的要求，但求蒙混过关，不至于皮肉受苦。这样的交代材料，陈更华却也不知写了多少。
一九六九年，金坛干校的政训班忽然莫名其妙地结束了。陈更华莫名其妙地在牛棚中呆了两年之后，也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对于他到底是否是“美国特务”，既没有结论，却也不再审查，只是把他写的许多交代材料塞入档案中，把他打发回了上海。
陈更华回到上海后，倒是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他以社会闲杂人员的身份，闲居家中。这个时候，他更加想念起了因为受他拖累，而被发配到山沟里的大儿子陈良宇。为此，他不停地给陈良宇写信，让他放弃在部队发展的思想，争取尽快退伍。另一方面，陈更华又整天地走访朋友和熟人，包括他以前修X光机时候熟悉的一些医院，他当买办时候认识的船舶建造方面的熟人，放下架子，曲意逢迎，要把陈良宇弄回上海。
陈良宇得知父亲从牛棚出来，欣喜之余，对自己的命运仍然比较悲观。因为陈更华虽然从牛棚放了出来，但是在案件上没有结论，陈更华所谓的政治面貌仍然是“美国特务”嫌疑。这样，陈良宇的家庭成分，丝毫并没有因为陈更华隔离审查的结束而得到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取得信任。他被永远地打上了家庭成分的烙印，成为被排斥和不能信任的边缘人。
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倍感失落，既没有任何前途，也没有任何未来，只是浑浑噩噩地在部队里充当工程兵奴隶，每天劳作十多个小时，然后在极度劳累中睡去。他的梦中，无数次出现上海的繁华街市，丰富的物产，但是醒来之后面对的却是一些满身汗臭的战士，以及无穷无尽的崇山峻岭。他现在已经放弃了一切理想与追求，只希望回到上海，过上普通人的普通日子。

【回到上海】
陈更华得知自己的所谓“美国特务”嫌疑，影响了大儿子陈良宇的前途，使得他被发配到深山冷沟中成为工程兵奴隶，心中非常难过，也不免大骂SHIT。他对共产党的怨恨，这个时候到达了极点。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该忍还是得忍，该低头还是要低头。所幸他从江苏回来之后，再也没有人理睬他；共产党的街道组织也没有把他管制起来，因此他还是比很多人要幸运。不仅有自由之身，而且可以到处活动。
为了帮助儿子解脱困境，陈更华几乎跑细了双腿。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更华终于转辗通过关系，找到了一条门路。他原来在充当船级社买办的时候，经常给造船厂的大型设备设定安全等级，因此认识的一位小兄弟汪某，正好在闸北区的彭浦机器厂当负责人。因此他一再上门，先送礼物，再套近乎，短时间内把关系搞得非常融洽。汪某也是宁波人，和陈更华倒是相当投缘。正好当时彭浦机器厂因为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因此一片混乱，既没有厂长，也没有党委，只有汪某是临时的负责人，大小事情都由他说了算。所以汪某答应帮助陈更华，如果陈良宇退伍，他可以接收陈良宇。
陈更华关节打通之后，也不耽误时间，一封电报“父病危，速回沪”，发往陈良宇所在的部队。三天以后，陈良宇满面忧伤，风尘仆仆地回到上海家中，却看见其父陈更华满面春风的笑脸。陈良宇错愕之余，马上体会到这是父亲的精心安排。父子两人因此在家中商量了许多天，谋划回到上海的办法。没有几天，陈良宇匆匆起程，随身带了许多高档礼品，特别是当时刚刚在上海面世的的确凉面料等，以及从上海铁路中心医院开具的慢性病证明，回到川西的部队。
陈良宇回到川西之后，没有立即回到连队，而是直接去了团部。在团部给团长政委送了许多希罕的上海产品，然后借口身体不好，要求退伍。陈良宇军校毕业，本身已经是军官序列，但是他事实上又是一个大头兵，没有任何职务。这在部队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陈良宇的家庭成分问题。
陈良宇为了达到退伍回到上海的目的，主动要求以战士的身份退伍。因为按照部队的规定，军队干部退出部队，称为转业，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通常按照部队的官衔安排相应的工作。中国公安、法院系统里面以前的许多文盲警察和法官，大多数是部队的军官退役下来的。而大头兵退伍，则由自己回原籍找工作，国家概不负责。所以如果陈良宇按照军校毕业的军官转业，就由国家统一分配，肯定是回不了上海，天知道会给分配到哪里去。但是如果按照战士待遇退伍，那就可以自己拿着封口的档案袋，回到原籍去找工作。
也许是大批上海产品，特别是西南地区难得一见的的确良布料起的作用，一九七零年七月，陈良宇获准从解放军六七一六部队，以士兵身份退伍。部队不仅没有难为陈良宇，而且还为陈良宇搞了一个热闹的欢送会。许多战友还在会上为陈良宇抱屈，认为白读了五年军校，结果还是以大头兵的身份退伍。殊不知陈良宇为了获得这个身份而窃笑不已。

第六章 小市民生活

【上海彭浦机器厂】
陈良宇终于从部队回到上海，合家十分高兴。陈更华更是十分得意，又开始抽起了他的大烟斗。事实上，陈更华的确是老谋深算，为陈良宇回到上海，安排得非常周详。因为文化革命中陈家房子被没收，合家搬到了静安区的石门路。按理说，陈良宇退伍回到原籍，应该到静安区的有关部门报到。但是陈更华联系好的彭浦机器厂，则是在闸北区。为此，陈更华又找到闸北区政府的有关人员，声明陈良宇乃是从上海铁中入伍的，而上海铁中和彭浦机器厂同在闸北区的共和新路上面，所以陈良宇应该回到闸北区办理手续。
陈更华的这种聪明办法，果然行之有效。陈良宇在闸北区办了手续，如愿以偿地退伍军人的身份，进入上海彭浦机器厂锻工车间，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上海彭浦机器厂最早成立于一九五八年，由上海造纸机械厂、上海锻压厂、上海铸造厂三厂合并，当时称为“上海冶金通用机械厂”，一九五九年又并入华海矿山机器厂、东方钢窗厂和汇通机器厂，正式更名为上海彭浦机器厂。这家国营大厂，最早生产的是电气冷轧机和造纸机，一九六四年由国家统一安排，开始生产推土机和履带式推土机。陈良宇所在的工程兵部队所用的推土机，正是来自上海彭浦机器厂的产品。
上海彭浦机器厂是个国营大厂，地处闸北区共和新路三二零一号，当时属于上海北面的城乡结合部，离市中心较远，地段也相当偏僻。但是这对于陈良宇来说，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回到了热闹繁华的大上海。
陈良宇所在的锻工车间，本身是彭浦机器厂中最脏最苦的。但是陈良宇到工厂的时候，工厂仍然出于混乱的状态，所以工作倒十分轻松。对于陈良宇这样的一个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又以普通退伍军人的身份到锻工车间工作，厂里的同事也感到非常奇怪，经常好奇地向这位个子高高的“小陈”打听。但是陈良宇守口如瓶，从来也不向同事透露他在部队的情况。因此彭浦机器厂的同事们至今不知道陈良宇的背景。只是有一些小道消息，甚至谣言，说陈良宇是在部队里犯了错误，才把官职一掳到底。说陈良宇以前当过营长云云。陈良宇到厂里上班后，十分谨慎，即使听到风言风语，也是一笑了之。
在内心深处，陈良宇已经放弃了出人头地的任何想法。他从十七岁入伍，进入部队共计七年之多，全部的回忆中，不是拼命表现自己，就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包袱被歧视和发配，或者是奴隶式劳动，结果化了七年时间，等于是原地踏步，成了一名无权无职，也没有任何政治前途的普通工人。虽然陈良宇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但是他已经毫无进取之心，好比是一只终于把脑袋钻进了土堆的鸵鸟，再也不管外面世界的天翻地覆。
如此一来，陈良宇进入彭浦机器厂之后，为人非常低调。他既不参加党团活动，也不和工厂里任何一个同事有特殊亲密的关系，只是早九晚五，按时上下班。陈良宇到厂报到后不久，陈更华的熟人汪某被撤职，彭浦机器厂重新成立了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新任书记杨某和陈良宇毫无瓜葛，因此陈良宇也没有得到任何照顾。
彭浦机器厂是个数千人的大厂，但是由于陈良宇刻意的低调，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因此到厂数年之后，大多数工人都不认识他。

【爱情之果】
陈良宇最终回到上海，虽然是以退伍大头兵的身份回来，但是毕竟是回到了上海。这对于苦等了陈良宇多年的黄毅玲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这许多年，她也随着陈良宇的起起落落，操了许多心，流了不少泪。
黄毅玲祖籍福建泉州，养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家庭环境也比较优裕。黄毅玲性格虽然随和，唯独对于陈良宇，自小青梅竹马，情愫早系，竟是始终芳心不变。自从陈良宇离开上海，前去重庆读书，黄毅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给陈良宇写信。逢年过节，如果陈良宇没有回来探亲，必定寄送包裹。陈良宇在四川七年时间，中间探亲回家的次数不多，所以黄毅玲相思之苦，也唯独她自己一个人吞咽。
一九六六年，陈良宇争取加入共产党没有成功，反而因为外调，揭出其父陈更华是“美国特务”，断送前程。陈良宇因为受到打击，困顿异常；不仅从此表现落后，而且自暴自弃，从此不再给黄毅玲写信。黄毅玲事先毫无所知，也不知道为什么陈良宇忽然不再给她写信。但是她毫不气馁，多次到陈家了解原因，并且持续不断给陈良宇写信，询问原因，排解忧愁。几个月之后，陈良宇始终不给她回信。黄毅玲暗下决心，跟单位请了病假，准备亲自前去重庆，面见陈良宇。临行之前拍电报告诉陈良宇，她将前来重庆。陈良宇这才软了心肠，回电报让她不要到重庆去，另外写信解释。此后陈良宇写了上万字的长信，向她倾诉苦衷。两人言归于好。
从小以来，黄毅玲和陈良宇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特别。黄毅玲虽然比陈良宇大了两岁，但是平时都是事事处处让陈良宇“挣面子”，当老大；但是反过来，陈良宇如果有什么挫折和困难，黄毅玲就会象姐姐一样地倾听，为他排忧解难和提供帮助。所以陈良宇不给黄毅玲写信，也仅仅是一时困顿而已；从根本上，他长期以来都十分依赖黄毅玲。
陈良宇身高一米八十，脸色白净，又经受过部队锻炼，爱好运动，年轻的时候堂堂一表，十分吸引女性的注意。黄毅玲身高只有一米六十，长相非常普通，也不算白净，何况比陈良宇大上两岁。从外表来看，两人并不般配。陈更华倒还好，李谋真当年就大有看不上黄毅玲的意思。所幸黄毅玲性格特别随和，处处逢迎李谋真，这才让李谋真没有明确反对。因此从外表上看，其他的人都以为黄毅玲和陈良宇之间，乃是黄毅玲“倒扎钩”钩住了陈良宇，而事实上，陈良宇少年志高，却又横遭挫折，在心理上，一点也离不开黄毅玲的安慰和母性的温柔。陈良宇不管一切回到上海，从普通工人重新做起，固然是因为对个人前途失去了希望，但是同样重要的，也是渴望早日和黄毅玲厮守在一起。
黄毅玲虽然长相一点也不出众，但是家境很好，性格又非常温婉可亲，因此陈良宇不在上海的时候，也不乏倾慕之人。尤其是黄毅玲在卫生系统工作，倾慕之人当中，不乏大学毕业，前途无量的医生。上海华山医院最有名的外科教授，据说当年就是黄毅玲的裙下之臣。但是黄毅玲从未动心。一门心思，都在那个白净，骄傲而又潇洒的陈良宇身上。
这样，陈良宇回到上海后，几乎天天和黄毅玲在一起。黄浦江畔，度过了许多花前月下的美好夜晚。一九七一年，陈良宇虽然才二十五岁，黄毅玲却已经二十七周岁了，上海人算虚岁，算是二十八岁。在风气开放的上海，也算是大龄未婚青年了。但是黄毅玲的性格，每次和陈良宇见面，虽然都想谈婚论嫁，但是却从来也不肯主动提起。按照上海女人的矜持和作派，加上上海女人的聪明和手腕，每次花前月下，浅吟低唱之际，黄毅玲总是曲里拐弯地暗示陈良宇，尽早办理结婚手续。陈良宇开始的时候，因为和粗野直爽的工程兵相处日久，对于上海姑娘的门道居然一点也“拎不清”。惹得黄毅玲又羞又怨，冷嘲热讽陈良宇想吃“买相饭”，要动花脑筋等等。陈良宇莫名其妙之极，却也不好坏了黄毅玲的兴致，只是糊里糊涂，“木头木脑”。
如此几次，加上陈良宇熟悉了一段时间上海生活，逐渐适应了上海人的心态和说话方式。因此陈良宇再不搪塞，而是直接和黄毅玲谈婚论嫁。几日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又由陈更华和李谋真出面，约请了黄毅玲父母到家中吃饭。陈更华这几年在上海家中闲居，烧得一手好菜。因此摆了一桌精致的家宴，请未来的亲家吃饭。席间谈起陈良宇和黄毅玲的婚事，两家大人意见一致，认定他们应该立即登记结婚。
七十年代初期，上海住房仍然空前紧张。大龄青年结婚，通常是要先领结婚证，才有资格到工作单位排队，申请安排住房。因此领取结婚证，至关重要。因此陈良宇和黄毅玲顺理成章，在这次家宴之后，登记结婚了，时在一九七一年春天。陈良宇二十五岁，黄毅玲二十七岁。

【彭浦新村的爱巢】

陈良宇和黄毅玲结婚，只是书面形式。当时陈家住在静安区石门路，凯司令蛋糕厂的一个车间楼上，总共才两间半房子。陈家的人口却有七口之多，包括陈良宇的爷爷奶奶、陈更华夫妻，陈良宇和两个弟弟。其中的大弟弟陈良杰，这年也已经是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因此这么多人挤住在一起，根本也腾不出地方给陈良宇结婚做新房。黄毅玲家中住房条件好一些，但是按照陈家的宁波人思想，是绝对不肯让陈良宇住到黄家去的。因此陈良宇和黄毅玲结婚之后，等于是一对野鸳鸯。当时的上海，住房条件极端恶劣，社会动荡混乱，陈良宇和黄毅玲甚至连偷偷亲热的机会都绝无仅有。
好在彭浦机器厂是个数千人的大厂，几乎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老病死一切都由厂方安排。所以彭浦机器厂虽然是一个生产推土机的工厂，但是却五脏俱全，掌握在手中的公房也达数千套之多。由于彭浦机器厂地处偏僻，掌握的公房也都是偏远，居住环境差的地方，上海人称为“下只角”。但是相对而已，掌握的公房还是比较多。所以陈良宇结婚之后，没有等多久，就由工厂里分配了一套很小的单元，地方在闸北区的彭浦新村。
分配给陈良宇的公房，当然是别人已经住过的旧房，面积小，地段差，是地道的“下只角”的房子，在上海差不多是最差的房子了。唯一的好处是，这套房子算是老式新公房，不用同别户人家合用卫生间和厕所。尽管如此，陈良宇还是欣喜若狂，从此之后，每天下班就去那里刷墙装修，忙得不亦乐乎。本来陈良宇在工厂就是踩着电铃准时下班的人，这下子更加渴望下班，有更多的时间去收拾房子。所以有一段时间，下班铃还没有响，陈良宇就跨着他的自行车，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下班的铃声。等到铃声一响，马上冲出厂门，如同跑步运动员听到起跑的发令枪一样。
陈良宇拼命装修房子，黄毅玲自然也来帮忙。通常是黄毅玲下班之后，买上一堆吃食，再千辛万苦地轧公交车到彭浦新村。等黄毅玲到了新房子，天也黑了。两人吃点黄毅玲带来的东西，算是晚餐，再接着干活。陈良宇个头虽大，但是手很灵巧，泥工活木工活都是自己动手。这是上海典型的升斗小民的生活，能省即省，一切依靠自己动手。渐渐地，这套三十多平方的小房子也就像样起来了。
陈良宇和黄毅玲本身领了结婚证，所以好比是刚刚领到驾驶执照的人又买了汽车，自然是既喜欢又热衷。等到房子装修到一定程度，也就住到了一起。既有执照，又天天驾驶，很快，黄毅玲就怀孕了。
黄毅玲虽然性情随和，但是却极要面子。在当时的上海，即使领了结婚证，但是没有宣布过结婚，偌大个肚子挺将起来，也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这就好比是领了驾驶执照，必要告诸亲朋好友，才能驾车上路一样。这是当时在上海社会上的一种潜规则。陈良宇得知黄毅玲怀孕之后，干活更加卖力，也不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请了几个朋友一起帮忙。这样，匆匆忙忙，总算把这套小小的房子装修一新。陈良宇和黄毅玲在彭浦新村筑起了一个简陋而又温暖的爱巢。

【双喜临门】
一九七二年春节，陈良宇和黄毅玲宣布旅行结婚。黄毅玲虽然已经怀孕，但是正好赶上冬天，穿的衣服甚多，正好遮掩过去。陈良宇和黄毅玲利用婚假，到苏州无锡游玩了一圈。虽然路途当中，因为黄毅玲怀孕，百般作娇，陈良宇非常温柔体贴，时时刻刻陪着一副笑脸。
旅行结婚回来，自然不免在陈家摆了两桌酒菜，请黄毅玲的家人以及几位同学好友，一起吃了一顿喜宴。但是喜宴当中，气氛并不很好。因为刚刚团聚的陈家，又要面临着天各一方的厄运。李谋真和黄毅玲的母亲坐立不安，如热锅上之蚂蚁。
一九七一年底，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要把偌大的一个上海铁道医学院，搬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去。如此一来，上海铁道医学院的教职员工无不胆战心惊，生怕出现在院方公布的迁往宁夏的名单中。好在延长中路三零一号的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乃是上海铁道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留在医院里，以免被发配宁夏17。但是毕竟名单没有公布，所以李谋真等人如同惊弓之鸟。
但是陈良宇和黄毅玲，完全陶醉在新婚燕尔的甜蜜生活当中。一九七二年，黄毅玲在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就是上海铁路中心医院产下一子。儿子个大体胖，哭声十分嘹亮。陈良宇为之起名叫陈伟励18。这名字听上去，倒像是陈良宇的这个儿子，是在伟大领袖鼓励下生产的。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个非常合乎时尚的名字。
陈家得了长孙，陈更华十分开心，他的老父母更加开心。陈家四世同堂，陈家老太爷和老奶奶始终认为是祖宗保佑。少不得在陈伟励出世之后，再次偷偷摸摸，大肆祭祖上香。由黄毅玲抱着襁褓中的陈伟励，给陈家祖宗磕头认祖。
同一年十月，又是一喜临门，久已闲赋在家的陈更华，忽然接到通知，让他到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上班。并补发给他一大笔工资。
陈更华本是自由惯了的自由职业者，就像是上海滩有名的翻译家傅雷一样，既过着人上之人的日子，又自由自在，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但是共产党显然是容不下这种游离于其专政统治之外的人的。陈更华到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当了几年总工程师，虽然失去了原来的自由，但是地位尊贵，可以发号施令，倒是弥补了一些失落之感。万万没有想到结果给弄成了美国特务，在牛棚里饱受两年批斗检查之苦。所以从牛棚中出来之后，陈更华拒绝再去常州，回到上海，变成了一个社会闲杂人员。这段日子，陈更华虽然恢复了自由，但是却失去了当年维修X光机和充当船级社买办的进项。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也不给他发工资，所以他也十分郁闷。尤其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以一个牛皮信封装着的档案控制人民，陈更华的档案被扣在苏州，因此即使有想用陈更华的单位，也无可奈何。因此陈更华郁闷当中，也无可奈何，遂专心研究炒菜技艺，练就一手上海本帮菜肴的精湛厨艺。
一九七一年，陈更华在南京路上，邂逅遇到了老朋友张黎。这位原上海铁路公安系统的老八路，也刚刚从牛棚出来。陈更华一把拉住张黎，进了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喝了一顿牢骚酒。这个时候，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北方穷人的孩子，南征北战帮助共产党打天下的老八路，和一个大户地主家出身，留过洋当过买办的高级知识分子，地位完全平等，牢骚完全相同，因此酒席上两个人十分投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个人各自倾诉冤屈，也大肆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但是相比而言，张黎被打倒之后，马上又将进入政权机构，照样是老革命和老干部，而陈更华却万念俱灰，自以为这辈子再无扬眉吐气之日，甚至连工作都再无着落。
不料一九七二年，卫生部配合解放军总后勤部，要在上海设立一个医疗器械研究所。名义上是研究所，其实却是军方和卫生部联手设立的一个情报机构。这个医疗器械研究所成立之后，全国所有的医疗器械情报，都归口到这里。那个时候所谓的情报，也无非是找些国外的医学科技杂志，从中翻译和分析国际上医疗器械的发展情况。这种情况，至少是中共军方非常关注的。
要搜集情报和翻译外文资料，就需要既熟悉医疗器械行业，外文又好的人才。陈更华恰好是最符合条件的人选。于是一纸通知，陈更华进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

第七章 从工人到科长

【下只角的小市民】
一九七二年十月，陈更华进入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进入该所最关键的部门，标准化情报研究室当工程师。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因为是情报机构，所以地处上海中心位置，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对面，江宁路七十七号，和南京路仅一步之遥。医疗器械研究所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只占了七十七号大楼的六楼19。陈更华从石门路到江宁路上班，也十分方便。
陈更华时来运转不说，进了标准化情报研究室一看，他的资格最老，接触医疗器械专业最早，英文也最地道。其他同事当中，至多不过是五十年代的留苏人员，和他四十年代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研究室的同事也十分尊重他，人人都称为“陈工”，而无一人直呼其名者。如此一来，陈更华慢慢地又有点好了创疤完了疼，把辫子翘了起来。陈更华说话声音也高了，烟斗也重新叼起来了，洋腔洋调也敢拿出来了。所谓“总是手持一烟斗，说话前深吸一口，盘恒再三。不过等到嘴一张便是一句SHIT，然后是正文。结束时又是一句SHIT。就像标点符号般的精确。”就是说的是他到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标准化情报室之后的情况。
那时候，陈良宇也有一二次到江宁路。见过陈良宇的人，都觉得父子俩颇有不肖之处。其父陈更华胖大威风，洋派十足，而且非常健谈，口若悬河。让人觉得直爽，没有城府；但是陈良宇那个时候却是又高又瘦，神情严肃，也不喜欢和人攀谈，看上去城府很深的样子。
当时陈良宇，虽然给人以一种城府很深的感觉，其实过的却完全是上海所谓“下只角”小市民的生活。正如许多上海男人一样，成家之后，就自觉地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早上早起买菜，下班以后又匆匆忙忙地洗菜做饭；星期天则大动干戈地洗衣服，打扫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典型的上海“模范丈夫”。
闸北区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租界，因此向来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的聚居之所。虽然人烟稠密，热闹拥挤，但是城区规划混乱，房屋低矮破旧，有许多穷人自己搭建的棚户房。因此闸北区向来有上海的“下只角”之称谓，好比是纽约黑人聚集的哈林区。
上海人秉性讲面子，所以住在闸北区的人稍一发迹，立即迁出闸北区。至于达官贵人，上海滩的闻人和有钱人，则更是不屑于住在闸北区。所以和黄浦、静安和虹口这些群星璀璨的地方相比，闸北区名人奇缺，仅仅只有一个画家吴昌硕在闸北区的山西北路住过十几年。闸北区现在编区志，将中国第一号大官商盛宣怀罗致在闸北名人录中。其实盛宣怀晚年在塘沽路所建的盛宅，只是他所设立的愚斋义庄的慈善场地，本人从未去居住过。
所以上海闸北区虽然拥有上海的主要火车站，却一向是被上海人看不起的下等人的集居之所。而陈良宇因为命运的播弄，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闸北区最靠北的彭浦新村，可以说是“下只角”的“下只角”，过着小市民的生活。

【民兵指挥部里的南郭先生】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八年，陈良宇在上海彭浦机器厂始终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既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出头露脸，也没有犯错误，总之是默默无闻。进厂后七八年，隔壁车间的工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的共产党国营工厂，非常注重宣传和控制人心，因此每个工厂都设立自己的广播室。但是陈良宇的名字，几乎从未出现在工厂的广播中。
陈良宇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政治上原地踏步，思想上只想过小市民的小日子，工作上只求过关，不求上进。这对于一个解放军重点院校五年制大学毕业，又经过在部队两年锻炼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也是相当少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动荡，运动连绵起伏，知识青年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所以大多数精明的上海人都采取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静观待变。那段时间，毛泽东莫明其妙地大捧工人阶级，声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因此重要的岗位，几乎都是由大老粗当权，知识分子毫无地位。
其次，陈良宇始终因为家庭问题，在档案中有一笔不大不小的黑账，因此没有人会赏识和提拔这样一个档案中记录着父亲是“美国特务”嫌疑的人。在那个时代，家庭成分曾经埋没了许多人，甚至有许多人上吊投井。陈良宇虽然也被家庭成分所拖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幸运的。
更主要的原因是，陈良宇经过在部队的打击和挫折，心灰意冷，政治上毫无进取，甘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工人和小市民。七十年代中期，上海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均由造反派组织转变而来的所谓民兵指挥部所取代。许多好吃懒做的工人宁愿去当工人民兵，维护社会治安，也不愿在工厂呆着。因为成为工人民兵，可以享受到类似公安人员的威风和权势。
陈良宇因为是退役军人，按照共产党的规矩，一旦退役，既是预备役军人，又是所谓的基干民兵。所以陈良宇也被彭浦机器厂理所当然地编入上海工人民兵的序列。陈良宇也参加过数次上海工人民兵的大规模行动，但是表现十分低调。既不冲锋在前，也不当最后一名。总之是滥竽充数，甘当南郭先生。
有一次，闸北区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目找到陈良宇，说陈良宇在部队里呆过七年，训练有素，要让陈良宇担任民兵小头目。陈良宇却告诉他，他以前在部队犯过错误，所以不仅不能当民兵头目，甚至不能当基干民兵。一句话，不仅让这个头目从此不敢再找陈良宇，而且此后也不让陈良宇参加任何工人民兵的活动，特别是和上海“第二武装”20相关的重要活动。
应该说，陈良宇此举十分聪明。如果当年他积极参与上海工人民兵的活动，甚至追随王洪文等人，即使境遇会有所起色，也会有一点现实的好处，但是好境太短，政治生命也将提早结束。相反，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毛泽东时代的混乱年代，客观上倒像是韬光养晦，磨砺剑峰。等到时间成熟之后，方才放出手段和本事来，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博上一博。

【时来运转】
陈良宇开蒙早，六岁上学，十七岁上大学，二十二岁大学毕业，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根特殊的筹码。一九七八年，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知识分子吃香起来了。虽然陈良宇大学只读了二年半，其他二年半时间都是荒废，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文革以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一律受到重视和提拔。但是，许多文革以前的毕业生，或垂垂欲老，或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或疯狂残废，或被打成右派刚刚摘掉帽子，或屡遭批斗吓得破了胆子、或逃亡香港海外。而陈良宇年仅三十二岁，手持解放军重点大学五年制毕业文凭，好整以暇。他虽然在政治前途上遭受过挫折，但是既没有被批斗过，也没有被关押过，只不过是当了七八年小市民而已。七十年代末，像他这样好整以暇，正宗大学毕业，又十分年轻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这批人当中，许多日后都步入仕途。只是陈良宇能够爬得如此之高，另有奥秘而已。
因此说，陈良宇生逢其时，步入仕途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越爬越高，靠的却是一种特殊的本领。
上海彭浦机器厂也从一九七八年六月开始，由知识分子出身的江贯法担任厂长兼代理党委书记。江贯法上台之后，自然起用一批知识分子。一翻档案，锻工车间的陈良宇是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的正牌大学生，立即提拔到工厂技术科当设计员。陈良宇从此解脱了蓝布工装的工人生活，而是可以到技术科，坐办公室，成了一名白领。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陈良宇一九六三年入学，在大学里学了两年半课程，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当上设计员，历时十二年之久，从来没有一天，用过所学的知识。陈良宇本身在大学里就没有学完基础知识，再加上生疏遗忘，所以他这个设计员，基本上也是滥竽充数。
但是陈良宇机遇极好。江贯法上台以后一个较大的动作，也是日后对上海彭浦机器厂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决定，乃是决定引进日本株式会社制作所D155A-1型推土机的制造技术。彭浦机器厂占地面积广大，厂区内面积就有三十万平方米以上，所以工厂决定大兴土木，特别为引进和生产这种日本技术的履带式推土机，建造专门的厂房和车间。为此，建筑结构专业的陈良宇就被工厂领导看中，划归工厂基建科，负责建设新厂房的工作。
彭浦机器厂的基建科位于工厂的一隅，平时是个无关紧要的部门，甚至因为工厂拥有很多住宅，倒是有点像修墙补漏的房管处。现在因为要造新厂房，因此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了。陈良宇不仅在这个时候调入了基建科，而且遇到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时任基建科科长的齐某。
齐科长比陈良宇大了六七岁，但是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深受工厂里江贯法等领导的信任。因此在兴建新厂房这一重大事情中，将齐科长从财务部门调到基建科担任科长。齐科长为人爽气，因此对调入基建科的陈良宇也十分关照，嘘寒问暖。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了解以后，齐科长马上向厂里打报告，要求让陈良宇到上海同济大学进修。这对陈良宇来说，等于是雪中送炭，使得陈良宇能够进入基建科之后，快速恢复对工程结构的专业知识，甚至是边学边干。
为此，陈良宇对齐科长心存十二万分的感激。陈良宇一方面和齐科长进行了几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暗下决心，要卖力配合齐科长，把兴建新厂房的工作做好。这样，经过厂部批准，陈良宇从一九七九年二月起到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进修。但是，陈良宇没有按照规定去进修而不去上班，而是一下课就赶往单位，显得十分积极卖力。
这个时候，陈良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命运的转机就将来临。他只是下意识地感激齐科长对他的赏识和关心。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对齐科长的仗义之心，而不是表现积极。他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赶到同济大学听课，听完之后立即赶回基建科，帮助齐科长进行新厂房建设方面的方案和设计，经常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回家后再复习功课，做作业到深夜。这期间，黄毅玲也非常配合，主动带孩子，做家务。甚至有一段时间干脆住到了娘家。这样陈良宇干脆在单位食堂吃完晚饭之后再回家，节省了许多时间。

【包办入党】
在一股知遇之恩的义气鼓舞下，陈良宇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第一次充满热情地投入了工作。那个丝毫，他也的确年富力强，思维敏捷，又经过七年的军队锻炼，因此一旦投入，就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基建项目本来应该由基建科长总体提出方案，再报厂里领导审批；但是实际上，基建科的重大文案，都由陈良宇加班加点完成总稿，再以基建科长的名义上报。除此之外，陈良宇还从来不和齐科长争名，表现得格外谦虚和谨慎。刚分配到基建科，他就选择了基建科进门的一个角落办公，这是整个科里最差的一个位置。
陈良宇在上海同济大学进修了十一个月，进修期间几乎每天都坚持到科里上班，甚至于星期天也经常来加班，表现之良好，似乎又回到了一九六五年，他第一次争取入党的时候那种积极。但是和上一次的刻意表现不同，他十分勤恳地工作，成了基建科里最重要的骨干。
就在陈良宇在同济大学进修的时候，齐科长的母亲身患癌症，生命垂危。陈良宇得知以后，不惜利用陈家在医院卫生系统的最好关系，为齐科长的母亲创造了最好的医疗条件。在陈良宇的安排下，不仅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会诊，而且在上海华山医院安排了床位。虽然齐科长的老妈很快撒手西去，齐科长却对陈良宇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感情。一心要帮助陈良宇。
一九八九年，陈良宇结束了在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的进修，回到基建科正常上班。这个时候，为引进日本新型履带式推土机而新建的厂房也开始动工。由于动工之后，工程开始由国营的建筑公司承建，基建科的人员倒相对清闲了不少。齐科长特意让陈良宇协助自己，负责和建筑公司之间的协调工作。两个人经常有交流的时间。
有一天，齐科长找到厂长兼党委书记江贯法，向他汇报基建进度。汇报之后，跟江贯法详细讲述了陈良宇如何一心扑在工作上，在进修期间坚持回厂工作等情况。然后他直接向江贯法提出，要让陈良宇成为基建科副科长，成为自己的助手。江贯法听过汇报，对齐科长说，你先让他入党，再提拔他当副科长，这样比较名正言顺一点。齐科长心领神会。
彭浦机器厂是个大厂，因此上有党委，下有支部。基建科所属，自然是厂部的科室支部。齐科长本人就是科室支部的委员。因此他马上找了科室支部书记，先和他沟通好了。当年邓小平搞改革，要利用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知识分子入党也是一种时髦，相对来说非常容易。陈良宇在进入基建科之前，从来是默默无闻，因此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所以科室党支部书记一口应承，只要陈良宇提出申请，他就会全力支持。
齐科长事先做好铺垫之后，才和陈良宇谈心，让他立即递交入党申请书。陈良宇心中感激，但又觉得兹事体大，因此星期天特地回了一趟家，问陈更华的意见。不料陈更华始终如一，热烈支持陈良宇加入共产党；他直言不讳地对陈良宇说：“共产党的天下，你不加入共产党，有什么出息！”陈更华多年处世的经验，极大地推动了陈良宇的进仕之心。
星期一上班，陈良宇就把早就写好的入党申请书交给了齐科长。齐科长神秘地一笑，也不说什么。谁知道几个星期后，齐科长就告诉陈良宇说，党支部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而且已经上报工厂党委。很快，陈良宇就和几位同事一起参加仪式，宣誓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他的顶头上司齐科长。
陈良宇这次入党，几乎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手包办的。他既没有刻意表现，也没有主动要求，而是齐科长上下打点好之后，“请”他入的党，一方面是赏识，另一方面也是兄弟之间的照顾。陈良宇从这次入党的经历中也第一次领会到，不管看上去多么神圣的事情，好比入党，反映出来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上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人与人之间的一场恶斗之后，人们普遍怀念旧上海价值观念中的兄弟义气。因此即使是在共产党内部，义气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对于陈良宇以后的为人处世，也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陈良宇入党，从动机上讲，当然不是为了所谓的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尽管从客观上讲，陈良宇的入党，正是他日后成为上海滩“大哥大”的第一步，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真正影响他入党动机的，一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邓小平有意吸收大量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入党，既是经济改革的需要，也是为了改变共产党的成分，以免重新出现王洪文之类的流氓人物。所以这是大势，即使齐科长不给他包办入党，以后也一定会有机会。其次是陈良宇家庭中宁波式的实用主义产生了不少影响。宁波人的实用主义毫无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凡事讲究衡量一下“合算”和“不合算”。凡是认准了是“合算”的买卖，就义无反顾地扑上去。
一九八零年以后的陈良宇，可谓是一帆风顺。陈良宇入党之后仅几个月，又被提拔为彭浦机器厂基建科副科长，全面负责基建科工作。同一时候，齐科长因为出色完成了基建任务，调到彭浦机器厂的上属公司，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副经理。

第八章 初登官场

【钻营之初】
在计划经济时代，彭浦机器厂历来归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管辖。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简称上海市机电一局，历来是上海工业产业的龙头，鼎盛时期下辖企业四百多家，职工近三十万人。彭浦机器厂因为生产推土机，因此历史上归机电一局下属的专业公司，上海重型机械制造公司管辖。
一九七八年，上海机电一局将重型机械制造公司一分为三，成立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石油化工机械公司和通用机械公司，到一九八零年，石油化工机械公司与通用机械公司合并，成立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其中彭浦机器厂归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管辖。后来石油化工机械公司和通用机械公司合并，成立了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后来成为上海帮骨干人物，陈良宇的前任和“大阿哥”的黄菊，一九八零年开始就担任了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的副经理。而陈良宇则在同一系统的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下属厂当基建科副科长。大而言之，从一九八零年起，陈良宇和黄菊就是同事。当然，那个时候的陈良宇，还不足以认识黄菊，更不足以像日后一样和黄菊称兄道弟。但是机会很快就来了。
自从齐科长调到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副经理以后，陈良宇并没有因为齐科长变成了齐经理，而感到丝毫特别。他仍然和齐经理关系很好，经常上门拜访。齐经理也正好通过陈良宇了解下属工厂彭浦机器厂的情况，所以对陈良宇也很客气。八十年代的共产党干部还不像现在，基本上还是在家里吃晚饭，星期天也呆在家中的。
一九八二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陈良宇照例到齐经理家中，随身带了几个特别好的西瓜。到齐家以后，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切开一个西瓜就吃。齐经理却很严肃地和陈良宇说，中央现在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机电局要举办干部培训班。他让陈良宇回厂以后，积极争取参加。他也会在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层面上为陈良宇努力。
陈良宇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一下子脑袋嗡了一下，然后又迅速地冷静下来了。在齐经理面前，他保持着谦虚和低调，只是唯唯答应说，只要齐经理说的，他就会努力去做。出了齐家大门之后，他却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回走，同时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最后他认为这将是他个人发展的一次极其难得的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
如果他不抓住这次机会，那么他将永远在上海机电系统当一名技术型的干部。而他自己虽然文凭说得过去，但是专业技术却是一个空架子，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读足，毕业以后又从来没有应用。话反过来，上海机电系统最需要的人才当然是电子、机械和机电一体化的专家，他的专业却是什么工程结构，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即使是技术型干部，也一定没有什么前途。
回家以后，他又和黄毅玲谈到可以到党校轮训的事情。黄毅玲是爱面子的人，自然赞成他去党校镀金。两个人于是商量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得到这个机会，结果两口子难得地谈了大半夜。黄毅玲休息后，陈良宇几乎是一夜未眠，仔细地盘算了要采取的行动。
第二天，陈良宇和黄毅玲就按照晚上商量的结果，分头开始行动，准备了许多既不起眼，又十分贵重的礼品。几天以后，陈良宇带着黄毅玲拜访厂长兼党委书记江贯法的家中，声称感谢江厂长多年来的照顾云云，把江贯法哄得非常高兴，觉得陈良宇这个人很有良心。陈良宇接着又拜访了党委副书记和人事科长的家中，把礼物送出去了一大堆。
这对于当年的陈良宇和黄毅玲这个小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虽然当时只有几千元钱，却相当于陈良宇和黄毅玲一年的工资之和。幸亏黄毅玲时常得到父母接济，又善于精打细算，才不至于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机遇面前，陈良宇等于是用两个人一年的工资赌了一把。如果赌成功的话，马上就可以免当这个小小的副科长。但是陈良宇赌术高明，他给厂里的许多关键性人物送出厚礼的同时，却没有给齐经理送上一分钱的礼物。他相信他和齐经理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非是些许礼物能够作为纽带的。同时他宁愿在上一级领导那里表现得非常谨慎，给人一种清白无暇的感觉。
果然，陈良宇如愿以偿。八二年八月，彭浦机器厂一致推举基建科副科长陈良宇参加上海市机电一局干部培训班，这等于是直接把陈良宇送进了上海机电一局的翰林院。

【党校结缘】
上海机电一局党校创办于一九七八年五月，逐渐发展成上海机电系统乃至上海市的黄埔军校。一九八二年九月，陈良宇进入上海机电一局干部培训班。对于陈良宇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跳出了彭浦机器厂的小范围，而成为名牌大学毕业、年仅三十六岁、没有历史污点，又显得诚恳、踏实的年轻干部候选人。
这是陈良宇人生道路上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进入上海机电系统，乃至上海市领导的视野之中。因为陈良宇进入党校学习的同时，黄菊官升一级，从下属的工业专业公司上海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的副经理，升为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这个时候，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曾经长期担任一机部副部长，是机电系统的老领导。
陈良宇为了进入党校，第一次钻营成功，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这就好比卖过一次身的女人，此后再卖多少次，都已经无关紧要一般。何况共产党的统治机构，向来以人治为本，只要是党委书记，向来可以在用人上一锤定音。所以共产党当中，不钻营而升官者，可谓绝无仅有。
陈良宇进党校之前，在彭浦机器厂遍洒礼物，唯独不给齐经理送上一星半点。等到他上了党校之后，自然不会忘记一手提拔自己入党当科长的齐经理。但是他给齐经理送礼的时候，却很有讲究，一点也不讲究外表的美观。他早就请母亲李谋真求得数种名贵药材，然后专门根据齐经理阴虚火旺的体质，用上好白酒浸泡半年。酒成之后，陈良宇专门借了一辆三轮车，把泡着药酒的巨大玻璃缸送到齐经理家中。玻璃缸上毫无装饰，既没有披红戴花，也没有任何字样。到了齐家，陈良宇一进屋后，就自己找了个合适的地方，把玻璃酒缸安放平稳，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然后向齐经理和夫人详细列数酒中的药材，其功效，每天的用量等等，毫无扭捏做作之处。让齐经理完全感觉到如同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在关心自己一样。
陈良宇早年的这一番钻营功夫，做得十分地道，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自从陈良宇一九七九年进入基建科和姓齐的共事以来，表面上看似乎总是姓齐的在帮助陈良宇，一手包办他入党，又提拔他当副科长，进入机电一局党校培训等等，而实际上陈良宇早就用所谓兄弟情谊收服了齐经理。到现在这种程度，齐经理根本不用陈良宇相求，就会主动帮陈良宇四处讲好话，谋求进一步的晋身的台阶。
齐经理不仅带陈良宇认识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主要领导，而且四处帮陈良宇讲好话，赞扬他的表现的学识。齐经理有一次到机电一局副局长黄菊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特意带着正在党校培训的陈良宇一起去，使得黄菊第一次知道了陈良宇这个名字，也有意无意地在脑子里留下印象，这个陈良宇非常符合所谓的四化标准，既头脑灵活，又比较谦虚。
陈良宇的工程结构专业是个空架子，但是参加干部培训班，却是一名高手。他在业余时间勤于读书阅报，同时善于把书报中的内容，和机电系统的现实结合起来进行发挥。陈良宇毕竟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在干部培训班显得非常出众，既能滔滔不绝地空谈理论，又能倚笔写出文情并茂的好文章。
尤其是在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当中，陈良宇刻意结交，建立了非常有效的人际关系网。在陈良宇参加的干部培训班当中，他是职位最低，党龄最短的一个。但是到了培训班之后，大家都是同学，因此也一时失去了等级森严的屏障。
在同学当中，陈良宇最加刻意经营的，是同属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副经理兼党委副书记李嘉康。李嘉康本身也是上海人，但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工作，曾经在辽宁煤炭工业部门担任厂长、矿长、矿务局处长等职务。七十年代中期调回到上海，就在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冶金机械部门担任厂长。一九七八年成立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时，出任副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陈良宇和他熟悉以后，很快就利用星期天登门拜访，声称要向李嘉康学习，如何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云云。因为李嘉康和陈良宇一样，都是在外地长期工作过的上海人，因此互相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很快打得火热。和对付齐经理的手段一样，陈良宇很快就用义气收服了李嘉康，使得李嘉康成为陈良宇的兄弟。
陈良宇的另一位同学，就是现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的蒋以任。当时蒋以任是以上海柴油机厂设计科科长的身份，被推荐参加党校培训的。陈良宇和蒋以任在那个时候，关系还相对疏远，因为在机电一局的这个大家庭中，不属于同一派系。

【台阶之一：副厂长】
陈良宇的这一套用义气收服比自己职位更高之人的手段，说来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地方特色。宁波向来是开埠之地，京航大运河的终点，因此宁波人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讲利益，重面子的商业和人文特征。所谓重面子，一是深信“花花轿子人抬人”的原则，相信给别人面子和利益，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基本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即使没有利益，也愿意给别人面子。二是讲究共同利益，所谓“上半夜忖忖自己，下半夜忖忖人家”21，任何事情都是大家有利益，有面子。这虽然是一种商业手段，但是运用在人际关系和官场上，也通常无往而不胜。从某种意义上讲，宁波人的这种人文特征，正是日后上海滩海派文化的核心因素。
当年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上海滩混成最有名的大亨，就是依靠这种手段，不仅有利益，而且得人心。事实上，凡是深谙此道到上海混的宁波人，无不成为上海滩的人物。这也包括陈良宇的父亲陈更华。如果不是共产党占领了上海，陈更华也许也会成为上海滩的闻人之一。
陈良宇虽然在上海出身长大，但是整个家庭却浸透了这种“宁波式的”观念。上自爷爷奶奶，下到陈更华和李谋真，都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陈良宇的处世哲学。事实证明，这种处世哲学，在利益场上，乃是战无不胜。
在这种手段的推动下，陈良宇出道之初，刚刚种下种子，马上就开始收获了。一九八三年三月，离陈良宇培训结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被机电一局下属的冶金矿山机械公司任命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负责后勤、工会和基建等方面的工作。在当时的几个副厂长中，虽然重要性和地位都是最低的一个，却是最有前途的一个。因为他有两个方面的资本，一个方面是符合所谓的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已经初试锋芒的钻营手段。
一九八三年三月，陈良宇人还在机电一局的干部轮训班，副厂长的任命书已经下达到了彭浦机器厂。这就是陈良宇参加这次长达七个月的干部培训班的初步收获。但是这个收获，根本还不算是真正的果实。
陈良宇结束了轮训班学习之后，回到厂里，俨然已经是厂级领导。但是，陈良宇虽然是副厂长，却很少在厂里工作。那个时候，彭浦机器厂的基建已经结束，后勤方面的工作量也很少。按理说，陈良宇应该是一个清闲的厂长。但是事实上，他却比谁都要忙，忙得工厂里几乎见不到他的人影。
自从陈良宇通过在干部培训班的学习，一举成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以后，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既认识了自己的资源，也摸清了当时的官场规则，因此抖擞全副本领，全力一搏。所以他的眼睛里，其实已经没有把这区区的彭浦机器厂厂长放在眼中。他要再上一个台阶。
为此，凡是有空闲时间，他就往公司和局里跑。在不熟悉的干部那里，他是因为工作，顺便到局里和公司拜访领导；在熟悉的公司兄弟们那里，他则是小兄弟一个，是来为他们排忧解难，分担烦恼的。尤其是在李嘉康和齐经理那里，他永远以一副“自己人”的面目出现。他们有什么具体困难，尤其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做的，事无巨细，都由陈良宇去解决。陈良宇名义上是彭浦机器厂的副厂长，其实等于是公司领导的马仔。为了帮助李嘉康的亲属看病，陈良宇几次在上班时候跑到江宁路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让其父亲陈更华帮助解决。所以陈更华单位的同事，大都见过陈良宇，而且知道他当时的身份是彭浦机器厂的厂长。

【台阶之二：党委副书记】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际，机电一局的干部当中已经流传黄菊即将升迁的消息。在机电系统老领导汪道涵担任上海市长期间，由机电一局的干部担任市委工业书记，自然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黄菊一升，下面自然是鸡犬升天。机电一局的整个班子都要调整。
机电一局由于是拥有近三十万职工的大局，而且是中国重工业的核心产业，因此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其中有机床公司派，重型机械制造公司派（一九七八年拆分），拖拉机制造派，上柴派（上海柴油机厂）等等。陈良宇所在的小圈子，属于前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因此和黄菊原来的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属于同一个派系。
黄菊升官，而且一升数级，必定意味着前重型机械制造公司派系将得到重用。因此陈良宇非常卖力地帮助李嘉康和齐经理在派系斗争中出谋划策，同时进一步通过李嘉康和齐经理拉近了与黄菊的关系。
这个时候的陈良宇，和李嘉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热络，意气也更为相投。两人惺惺相惜，相识恨晚。但是李嘉康和黄菊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两人都被视为机电一局的少壮派头目，互相帮扶着。
果然在七月底，上海市委一纸调令，黄菊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工业工作党委书记。八月份机电一局全面换血，李嘉康升任机电一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江荣任党委书记22。破格提升的干部有两名，一名是蒋以任，从上海柴油机厂副厂长，直接提升到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另一个就是陈良宇，直接飞升为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
在上海机电一局，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大换班。因为上一届领导刚刚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刚刚上任。当时的局长为中国起重机械方面的专家张尊敬，党委书记是老革命、新四军抗大八分校出身的汪儒文23。而且张尊敬的这次任命，是由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但是，仅仅在一年半之后，就将这一届的领导统统换下，事属突然，无异于一次政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汪道涵一手策划的从自己熟悉的上海机电部门培植亲信的一种做法，也是上海帮逐步形成的最早的一个核心。从此以后，机电一局出身的人，被认为是上海干部的嫡系部队，机电一局党校也成为上海帮的黄埔军校。
一九八三年八月起，以黄菊的上海市工业党委书记为龙头，形成了李嘉康、蒋以任、陈良宇、韩国璋、尤逸尘24等人的初步核心。
陈良宇从一个小小的厂级副科长，成为机电一局下属专业公司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中间只有短短的六个月时间。六个月时间连升两级不说，这个出任党委副书记的人才，却仅仅只有三年多的党龄。参考古代的官制，机电一局的局长相当于三品道台，陈良宇的这个职务，相当于六品的通判。陈良宇从秀才（入党），到六品官，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其中从九品的芝麻官到六品通判，仅仅用了六个月时间。其升官之快，在古代也可算作佳话。
由于陈良宇升官太快，所以虽然他的官方履历中堂皇地写着任过彭浦机器厂的副厂长，其实他在副厂长这个位置上，除去一九八三年四月，他还在机电一局党校培训，实足只有五个月时间，而这五个月时间中，陈良宇跑官正忙，几乎没有呆在彭浦机器厂。所以现在彭浦机器厂的老工人根本对陈良宇当过副厂长这件事情毫无印象。唯一的印象是陈良宇在当基建科副科长时，非常喜欢打乒乓球而已25。
从白丁到中下级官吏，升迁如此之快，陈良宇根本没有显示过政绩和领导才能，也没有时间显示这些。他所凭借的，完全是自身的条件和钻营的高超本领。正是因为如此，陈良宇大步跨越了仕途中最困难的起步阶段，并且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这就意味着他将大展鸿图，前程无量。

第九章 神秘的上海电器公司

【自挖墙脚的成功】
陈良宇用七个月功夫，一举从一个不入流的副科长，成为机电一局二级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可谓是鲤鱼跳龙门，一下子变成了像样的中层干部。但是陈良宇雄怀大志，既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又遭受过入党的挫折，心理素质得到过很好锻炼。因此虽然当上了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显露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反而在这个以黄菊为“大阿哥”的上海帮初步核心群中，表现得更加谦虚谨慎。
一九八三年八月机电一局领导班子调整以后，整个机电一局面临着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改制的局面。机电一局作为中国重工业的核心，一直是以严格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运作的，因此企业（工厂）只管生产，而除了生产之外，所有的工作都由局下面的二级公司承担。这是一种和市场经济完全抵触的经济体系。为此，机电一局不得不进行改革，将产品价格、产品销售、生产经营、发展联合、机构设置、厂中层以下干部任免、职工奖惩、人事劳动管理等十二个方面的二十三条权限，下放给基层工厂。
陈良宇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之后，他的工作，就是要把原来公司的权限，一条一条地下放给工厂。这无疑于自己挖自己墙脚的一种做饭。但是陈良宇却干得非常起劲。因为他知道，将权限下放给工厂，上有国务院的指示，下有机电一局的计划，这是阻挡不了的大势。话反过来，如果冶金矿山机械公司的权限下放得越多，这个公司的作用也就越小，公司领导的地位也就越低。那样，自己挪移位置，升官的机会又将来临。所以陈良宇不管公司其他领导的意见，主张大力下放权限，表现出了毫无官本位主义的精神。这样，他又在机电一局的领导心目中赢得了一票。尤其是为了快速体现政绩的黄菊和李嘉康，对陈良宇首次体现出来的领导气概，十分欣赏。
机电一局从一九八三年八月以后开始改制，到一九八四年五月，落实了向基层工厂下放权限的工作。从此以后，曾经是掌握基础工厂人事、经营等生杀大权的二级公司，丧失了其主要权力，这些权力都转移到了基础工厂的厂长身上。曾经赫赫有名的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到一九八六年被撤销，改为局冶金矿山机械管理处，管理该公司原属企事业单位；党的工作由局党委基层工作处领导。
但是这一切都和陈良宇毫无关系，因为就在权限下放到企业的二个月之前，一九八四年三月，陈良宇又升官了。他被机电一局任命为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这个职位，相当于二级公司的党委书记。
陈良宇一九八三年八月担任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到一九八四年三月再次被升官，中间又是只隔了六个月。升官速度之快，几乎等于是三级跳远。两个六个月的时间相加，从八三年三月到八四年三月，陈良宇从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副科长，一下子升为机电一局直属电器公司党委书记，成为机电一局内的一方诸侯。如果说没有人格外垂青，有意提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从来没有当过官的陈良宇，一年当中连升三级。纵使他是天纵英才，三头六臂，也无法在一个岗位中用半年时间就体现政绩的。由此可见，陈良宇完全是靠小兄弟的团体加意提拔上来的。更重要的是，陈良宇的性格、作风和为人，非常符合上海机电一局小帮派的利益，所以这个小团体也急于扶植陈良宇，以便充实机电一局的实质性岗位，维护小帮派的利益。
但是这个上海电器公司，却是大大地非同一般。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在官方公布的陈良宇履历中，说陈良宇自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任上海电器公司党委书记。这又是一种大大的障眼法。因为这牵扯到陈良宇最终和江泽民的渊源和关系。也是中国官场中最忌讳的话题。
说到上海电器公司，情况非常复杂。一是因为上海机电一局后来改为上海机电工业管理局，归上海市经委领导，权限日益缩小。一九八五年，原机电一局旗下企业以上海电站设备公司为龙头，设立上海电气联合公司。这就是现在陈良宇涉案颇深的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前身。但是这个上海电气公司，无论其上市的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还是上海电气集团公司，经常被误写为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事实上，陈良宇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和一九八五年成立的上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一家公司。
另一个误解是一机部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由于二零零三年改名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在许多介绍中，因为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太长，因此简称上海电器公司。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局介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的知识产权战略时，就兼称为上海电器公司26。
尽管这个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和陈良宇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只是一个简称，也不是陈良宇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香港星岛日报》二零零一年曾经报道，江泽民一手提拔陈良宇，说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乃是上海电器公司的前身，也很不准确27。
那么陈良宇在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期间担任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呢？话还是要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谈起。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最早是在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供销分局检验组金刚试验所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局上海试验所，承担电器产品的复验和质量监督。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时候，在上海普陀区武宁路五百零五号另觅新址予以扩大，定名为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全所设农村电气化、电炉、工业电子应用、整流器、低压电器、中小型电机、电工金属材料、电焊机等八个研究室。
一九六二年，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厂动力分厂厂长的江泽民，在汪道涵帮助下，调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坪也同时调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28。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江泽民担任该所的副所长。当时的所长，是机电部门的老革命崔镇华，是个极有威信的人。江泽民在其手下，号称是技术副所长，但是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小型电机和电焊机，而江泽民学的汽车动力，因此江泽民只是一个不懂专业的副所长。但是正是因为江泽民在这里担任过四年副所长，使得这个研究所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也许以后的中国历史，都将提到这个单位。
一九六六年二月，再次由汪道涵提拔，江泽民赴武汉担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但是江泽民没有带家属上任，而是自身一人奔赴武汉。此后又到北京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一直是孤身一人。他在北京生活期间，据说一直过的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热水瓶的简单生活。
美国人库恩所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写到，江泽民一九六二年调到上海担任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后，很快在新的职工宿舍里分配到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这套房子其实就在电器科学研究所的附近，当时的曹杨新村。这套房子，虽然地段也算偏僻，但是上班非常方便。王冶坪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回到上海担任市长，这才合家重新团圆。那个时候，王冶坪还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全家搬入康平路高干公寓之后，王冶坪才从总务主任的位置上办理退休手续。因此一九八五年江泽民刚刚回到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就立即“视察”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完全是因为王冶坪的关系。

【上海电器工业公司】
江泽民自己当过电器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夫人又在这个研究所工作了大半辈子，因此这个电器科学研究所非同寻常。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就是在江泽民到上海担任副所长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研究所的大学生。一九八九年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之后，曾培炎官运亨通，一直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是一机部的直属研究所。其实一机部对该研究所的领导，是六十年代的事情。一九七一年，整个研究所就下放给上海市机电一局，更名为上海市电器科学研究所，成为当时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四百一十九家基础单位之一。
上海机电一局接管了来自一机部的电器科学研究所后，并没有把这个研究所当成直属单位，而是在一九七一年另外成立了一个专业公司，称为上海电器工业公司，管理这个上海市电器科学研究所。这个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就是上海市机电一局下属的八个专业公司之一29。相对来说，这个上海电器工业公司是八个专业公司中规模较小的一个。
从一九七一年起，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就归机电一局领导，因此和一机部脱钩。一九七八年，电器科学研究所恢复所名，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仍由文革前的所长崔镇华担任所长。但是所名虽然改变，行政归属上并没有变动，仍由上海机电一局下设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领导。凡中下层干部任命、党团活动、职工奖惩等，都一体归机电一局领导。
陈良宇在担任冶金矿山公司党委副书记期间，猛干了一阵自挖墙脚的工作，将公司的权限大都下放到了工厂。一九八四年三月，机电一局任命陈良宇担任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陈良宇官升一级，第一次担任了正职。而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正好是陈良宇属下。
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下属的工厂不多，基本上都是一些科研单位，因此也不存在着下放权力的问题。但是他这个党委书记的权限也不大，主要是党团工作和基层党组织的人事工作。但是他却在这个岗位上发现了一座金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机部部长江泽民的老婆就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当总务副主任。而这个江泽民，又是机电部门的老领导、现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一手提拔起来的。
这个特殊的关系，对于当时已经一心往上爬的陈良宇来说，当然是一座资源丰厚的金矿。共产党自从夺得天下以来，早就因为战争年代不同野战军的区划形成了派系。到八十年代，这种派系就由五六十年代的专业系统所取代。陈良宇当时就十分看好机电系统，尤其是在上海，机电系统是工业老大，实力非常雄厚。
为此，陈良宇上任伊始，就经常低调到电器科学研究所进行“调查研究”，得以结识王冶坪。陈良宇当年也年近四十，但是在王冶坪面前非常谦虚，一口一个“王阿姨”。表现得非常谦虚，毫无上级公司党委书记的架子。


【卖身投靠】

陈良宇得以结识王冶坪之后，自愿甘当孙子，要把王冶坪哄好。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王冶坪从副主任提升为主任，借以报效。陈良宇结识王冶坪后，很快就开始登门拜访。他经常将电器工业公司所分配的福利，如过年过节时候分配的冻鱼活鸭，挑选最好的，骑着自行车亲自送到江家。到了江家以后，又主动帮王冶坪干活，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江家的小辈。王冶坪晚年多病，每次生病，陈良宇贵为公司党委书记，总是亲自去王家问候。他去江家探病的时候，尽量带黄毅玲一起去江家。因为黄毅玲懂得医术，通常由黄毅玲询问病情，再介绍上海最好的医生看病。陈良宇则钻进厨房，帮王冶坪做饭煎药，服侍得非常周到。
陈良宇的这种作派，和当时立地升官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那些多年得不到重用的臭老九们，在八十年代初当上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以后，大都自命不凡，官腔十足。自以为知识和技术高人一等，大有翻身作主人的感觉。但是陈良宇胸怀大志，反其道而行之，无论是在兄弟圈子里还是对待王冶坪这样的“阿姨”，都是夹着尾巴，甘当孙子。其谦虚，其周到体贴，都像是专业保姆出身的一般。
王冶坪忽然之间，得到上级公司党委书记的贴身伺候，而且谦虚谨慎，沉默寡言，仿佛从来就是江家的哑奴一般，自然对陈良宇大有好感。所以混熟之后，也不客气，生病就给黄毅玲打电话，让她帮助安排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当时，江泽民的小儿子江绵康从部队退伍回上海，正在一个工厂当工人。江泽民当时正在北京过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暖水瓶的日子，正在表现自己，所以照顾不暇。陈良宇得知以后，立即将江绵康调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入之后，马上又让研究所出资，让江绵康到上海市业余工人大学30读书。俗话说，奶奶疼爱大孙子，妈妈最喜欢小儿子。江绵康正是王冶坪的心头之肉。陈良宇倾力把江绵康从没有文化的工人，调入研究所，并且培养成大学生，对于很爱面子的王冶坪来说，的确是非常实在的帮助。
王冶坪为了答谢陈良宇，因此特意去找了一趟汪道涵。江泽民和王冶坪跟汪道涵之间，本身关系就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汪道涵被打到。王冶坪曾经冒着风险，在上海家中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因此汪道涵向来对王冶坪是另眼看待的。王冶坪声称前来拜访汪道涵，顺便向汪道涵介绍了陈良宇。说他如何谦虚诚恳，如何会照顾人，如何有办法找到上海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汪道涵出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八四年，他已经六十九岁，而且担任上海市长五年的任期届满。八十年代初，正是共产党干部中的那些老革命离休的高峰时期，因此当他听王冶坪介绍陈良宇这个人的时候，不免灵机一动，认为这个人既然这么谦虚诚恳，又有办法帮助老年人访病问药，用来让他专门照顾老干部，倒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有了这个想法，汪道涵迅速行动，要在自己退下来之前落实这一人事关系。于是他和上海市委组织部打了招呼。一九八五年一月，上海市委组织部一纸调令，任命陈良宇为上海市老干部局副局长。陈良宇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章。
值得一提的是，陈良宇担任过十个月党委书记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撤销。撤销之后，原来的班子成为机电工业管理局电器行业管理处。这个从一九七一年设立，到一九八六年撤销的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从此变得扑簌迷离。陈良宇的官方履历中也故意写得含糊其辞。除非是上海机电系统的老干部，很难将陈良宇和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掩盖了陈良宇和江泽民之久的渊源与特殊利益关系。

第十章 老干部的仆人

【市委组织部】
从上海机电一局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到市老干部局当副局长，从某种意义上讲，等于是降了一级。因为当时上海市老干部局归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管理，等于就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处。老干部局副局长，相当于一个副处长。而上海机电一局足以和上海市委组织部平级，上海电器工业公司也相当于直属正处级。何况在企业当一把手，既自由，又有油水，远远要超过组织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副处长。
但是陈良宇却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升官良机。一是鲤鱼跳龙门，先要跳出机电系统，才能大踏步发展；事实证明，凡是跳出机电一局的干部，升起官来都非常快。二是调到市委组织部当副处长，虽然是降了一级，但是每天在市委组织部上班，可以说是天天在组织部大佬的眼皮底下晃悠，还能不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因此陈良宇高高兴兴地办理了调动手续，到组织部上班去了。
一九八二年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邓小平等一批老人主动让出了大批重要职务，另外设立顾问委员会安置这些前朝元老。从此开始，大批在四九年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迫离休。到一九八五年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连着喝了五杯烈酒，让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元老们退位。因此从八二年到八五年这三年时间中，全国有大批的老干部办理离休手续。在上海，由于中共曾经在上海设立华东局，因此老干部的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些老干部通常是北方农村出身的粗人，为共产党卖命打下江山，后来的官位都是拿命换来的，所以大都非常骄横；除了毛泽东和军队里的一些老帅之外，谁也不买账。
为了安慰这些离退休的老干部，各地纷纷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和老干部局，表示对他们的重视和安慰。上海早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就成立了上海市老干部局。但是那个时候虽然叫作局，其实只是上海市委下属的一个处。陈良宇上任当上副局长之后才两个月，上海市委就专门成立了一个老干部工作委员会。这样，上海市老干部局就改称上海市委老干部局，作为市委老干部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样以来，市委老干部局凭空升了一级，成了上海市委下属的局级单位，陈良宇的副局长职位没变，也凭空升了一级。这个时候，他的职务，就相当于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以古代的职称而论，几乎是四品知府的品级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陈良宇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官运的人。从一九八三年三月的一个小科长，到一九八五年三月成了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的副局长，中间总共只有两年的时间。两年当中连升四级，每一级都不过是若干个月的时间。所以本事再大，也不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体现政绩的，所以他本身的官运实在是亨通。这是一个方面。
从另一方面讲，共产党的官僚体系，大概是最不严肃，也最没有规则的官场。封建年代，除非个别才子得到皇上赏识，一日三迁；否则的话，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升官完全要凭政绩考核。地方官任期不满一年，没有考核的评语，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升官的。而在共产党官场，只要投准了门路，善于表现和拍马，根本不需要什么政绩和才干，就能火箭式地升官。陈良宇两年当中当上大官，就是其中的一例。

【夹着尾巴做人】

陈良宇当上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之后，自知这碗饭并不好吃。一方面，那些老干部贪恋地位和权势，离休或者退休之后大有失落之感，少不得要向侍候他们的人撒气；另一方面，这些老干部能量也很大，有的门下或者部下，不是京中大佬就是两江总督衙门的要员，因此也得罪不起。
但是陈良宇的聪明，就在于他是天下第一等善于审时度势之人。他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夹着尾巴做人，把这些老干部伺候好了，同样也是升官的捷径。因此他保持了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对待王冶坪的那种谦虚和诚恳，甘当老干部的孙子。因此赢得了老干部们的一致好评。
陈良宇为了伺候好这些老干部，主动上门去逐个拜访，倾听他们的要求和反应。许多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走资派打倒过，房子被没收，或者抄家时候有贵重东西被抄没。陈良宇逐个进行登记，然后逐个帮助他们落实政策。八十年代初上海的房子依然是空前紧张，陈良宇为了帮助一些老干部要回原来的房子，经常要到处求人，几乎磨破嘴皮。
陈良宇的家庭中，和医疗系统关系非常密切。其父陈更华早年专门帮助大医院修理X光机，母亲李谋真和岳母又都是上海铁道医学院的元老级人物，加上黄毅玲也在医疗系统工作，因此在他担任老干部局副局长的时候，隔三差五地就要动用家人的关系，帮助老干部找医问药。那一段时间，也许是陈良宇为人最好的时候，的确是一心为老干部服务。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偶尔休息，只要老干部有事情相求，马上放下手中的事情，去为老干部奔忙。
另外，陈良宇在升任了老干部局副局长之后，仍然没有忘记照顾王冶坪，只要一有时间，就到曹杨新村的江家去拜访，而且总是以最谦虚的方式，问王冶坪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做的。尤其是他和江绵康的关系非常紧密。日后陈良宇热衷于打网球，就经常拉江绵康一起去玩。
一九八五年七月，江泽民到任上海市长。江家也从曹杨新村搬到了康平路的高干公寓。陈良宇这才减少了到江家去的次数。当然，他以前的辛劳，早就通过王冶坪和江绵康的嘴，传到了江泽民的耳朵。
陈良宇自从跳出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以来，虽然经常往江家跑，把王冶坪伺候得比自己亲妈还好，但是江泽民却在偌长时间里没有回上海探亲，因此他和江泽民一直无缘相识。江泽民上任上海市长之后，耳朵里就灌满了陈良宇这个名字。此后，他又听到汪道涵等老干部的反映，因此对陈良宇大起好感。一九八五年底，江泽民专门找陈良宇谈话。
陈良宇得知江泽民找他谈话，受惊若宠。江泽民却对他非常客气，首先感谢他对王冶坪和江绵康的照顾。陈良宇趁此机会，向江泽民大表决心，说了许多要把老干部照顾好的话。这是一次相当重要的谈话，意味着江泽民聚拢上海帮的人气，将陈良宇归于麾下的开始。也是新一代的上海帮开始正式成形的时候。同一年中，黄菊从上海市委秘书长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也同时成为市委副书记。和陈良宇同时从机电一局出道的蒋以任同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工业副书记。除了吴邦国出身电子仪表系统外，上自江泽民，下到陈良宇，都和机电一局关系极为密切。

【没有架子的局长】
江泽民找陈良宇谈话之后不久，陈良宇从老干部局副局长升为正局长。这个时候，陈良宇仍然比较谦虚诚恳。尤其是对和江泽民有一定关系的老干部，显得非常毕恭毕敬。
网上传闻说陈良宇在担任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经常到位于高安路十九号的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办公楼跳舞，其实这是想当然的推理。陈良宇在组织关系上从属市委组织部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和组织部并无渊源。而且陈良宇在担任老干部局局长期间，非常低调朴素，是不会到宣传部的舞场去表现的。
在短时间内连续升官的情况下，陈良宇一方面充满了自信，相信老干部局局长也不过是过渡性的位置，另一方面也非常警惕，唯恐引起这个利益集团中大佬的不满。所以，他为了进一步谋取更加有实力的官职，不惜表现得非常低调。
陈良宇在老干部局当局长的时候，刻意穿得非常朴素，几乎从来不穿西装打领带。这和他当了黄浦区区长以后一身名牌西装，风流潇洒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陈良宇当时为了贴近老干部，总是一身很普通的夹克衫。在食堂他总是自己排队买饭，遇到老干部也总是要谦让一番。
一九八六年，曾经和陈家有通家之谊的原上海铁路公安局干部张黎也已经离休。一次张黎在医院的干部门诊排队看病，正好碰到陈良宇也在排队候诊。陈良宇因为经常麻烦家人帮助老干部看病问药，所以自己生病也不好意思麻烦。张黎看到陈良宇之后，觉得非常亲热，因为张黎在陈良宇小时候就认识他，于是两个人闲聊起来。像大多数失去地位的老干部一样，聊着聊着，张黎就开始教训起陈良宇了。在张黎的影响中，陈良宇还不是党员。因此张黎就对陈良宇说，要积极靠拢组织，应该争取上进云云。陈良宇让张黎教训一番，也非常谦虚地唯唯称是。
教训完之后，正好有熟悉的人在旁边，对张黎说，你和陈局长怎么这么熟悉，还教训他半天。张黎这才明白，陈良宇已经是管着全上海所有老干部的老干部局局长。从此之后，张黎感到很羞愧，再也不敢登陈更华的门了。
这件事情，充分反映了陈良宇在担任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甘做老干部们的奴仆。这样二年下来，也就为他的政绩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老干部的口碑中，他是一个忠诚、谦虚，不喜欢张扬的年轻人。而这种表现，正是江泽民等人最为欣赏的。

【迈向实权】
八十年代中期，陈良宇的父母陆续退休。最小的弟弟陈良宇插队回来，也住在石门路的家中。加上陈更华的父母，因此陈家显得拥挤不堪。陈更华对于陈家南京路福利公司楼上的豪宅被没收，始终是耿耿于怀。因此从八十年代起，他就不停地活动，希望政府归还这套房子。但是八十年代初，类似陈良宇这种状况的人，多如牛毛。许多人家房产被抄没后，现在居住的面积非常可怜，甚至于一家三代六七口人，居住在十平方左右的阁楼里。因此陈更华跑了无数次有关部门，根本没有办法把房子要回来。陈更华气得经常大骂共产党。
一九八六年，陈良宇当上了上海市老干部局的正局长。陈更华觉得希望来了，尤其是陈良宇当时的工作，几乎每天都是东走西跑，为老干部们落实政策，要回文革时候被没收的房子和物品。陈更华虽然不是老干部，但是儿子毕竟已经是正局级干部，因此几次和陈良宇提出来，要让陈良宇把房子给要回来。
陈良宇那个时候，一心是要继续往官场上发展。老干部局局长虽然级别比较高，但是在上海的正局级干部中，恰好是最没有实权的一个。何况南京路上这么好的一套房子，如果利用职权要回来，势必要惊动许多部门。因此陈良宇坚决拒绝了陈更华的要求。他对陈更华说，人家出生入死打仗打出来的老干部，被没收的房子都要不回来，我先帮你把房子要回来，那我这个老干部局的局长，马上就要下课了。陈更华见到儿子这么说，何况是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仕途，因此再不吭声。这件事情，甚至在《人民日报》上都报道过。只不过为了突出陈良宇的大义凛然，把南京路最好地段的一套豪华住宅，改成了一间房子31。
陈良宇虽然在老干部局局长的位置上非常低调和谦虚，但是却又非常不甘心于担任这最没有权力的正局级干部。因此陈良宇非常关心时势的发展。他看到新来的市长江泽民和老市长汪道涵之间的明显区别。汪道涵时代上海几乎没有变化，注重的是上海配合中央，把上海的资金都省下来献给中央，由此博得中央的肯定。而江泽民上台以后，则是大把地花钱，全面改造上海的基础设施，急于改变上海的面貌。
理清了江泽民的发展思路以后，陈良宇马上将自己对于上海发展的理解，汇编成中心内容，在大会小会上，不断地宣讲他的想法。虽然他讲话的听众都是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干部，昏昏欲睡，毫无权力，但是他还是毫不厌倦地不断向他们鼓吹改革的新思路。这些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对于陈良宇满口的新名词似懂非懂，不懂装懂，频频点头。觉得陈良宇这个老干部局的局长，还有一套改革的新思路，印象非常深刻。这也正是陈良宇要达到的目的。
另外，陈良宇也非常有意识地阐释江泽民的改革方针，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江泽民看到这些文章，自然也非常高兴，大有孺子可教的感觉。
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上海帮的几位骨干也开始越走越近。江泽民牢牢地掌握住了黄菊和吴邦国这两个副书记，把个从来没有在上海生活过的芮杏文摆布得十分服贴。因此，接近芮杏文的，大都是从外地调入上海，难于接受“海派”人文观的外地干部；而上海本地生长的干部，包括陈良宇，都紧紧地抱住江泽民这棵大树。对于芮杏文这一派的人，他们都轻蔑地斥之为“乡下人”。
陈良宇正是通过投靠江泽民，逐步接近了偌大个上海滩的权力中心。

第十一章 中国第一区区长

【跑官高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领导班子年轻化几个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职务几个问题的通知》。两个通知提出：必须坚持领导班子年轻化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在年龄结构上保持干部新老交替的正常格局；要以改革的精神，坚决实行干部职务能上能下、能下能上的原则，逐步从制度上保证德才兼备、具有开创精神的干部能够脱颖而出。
这一个极具共产党特色的说法，当年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时候，对于陈良宇来说，却是一个惊天之喜。陈良宇当了近二年的老干部局副局长和局长，一直夹着尾巴做官，小心翼翼地伺候老干部。这也是一项任务，从某种意义上，他在代替江泽民报答提拔上海帮的老干部如汪道涵等人。两年以来，虽然好评不少，但是却毫无政绩。因为老干部局局长这个位置，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出政绩的职位。到一九八七年，陈良宇多少对这个职位产生了厌倦。自视甚高的陈良宇渴望着拥有实权的职位，能够凸现政绩。
从另一方面看，从一九八三年以来，陈良宇多次赶上了所谓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机会。尤其是一九八三年八月，陈良宇刚刚被提升为彭浦机器厂副厂长才五个月，就因为赶上了一次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机会，而被提升为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因此陈良宇看到中央办公厅在八六年十一月八日发出的文件后，觉得机会又来了。因为陈良宇在老干部局任局长之前，基本上是乘火箭升的官，因此一九八六年，陈良宇才四十周岁，是上海正局级干部中最年轻的。
面对这样好的机会，陈良宇自然不会放弃。因此陈良宇开始紧张地活动起来了。这些年，他已经通过老干部局局长这个位置，和原来高不可攀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混得很熟。他主要的服务对象，也是住在徐汇区宛平路十一弄里的退休高官。因此他出入宛平路十一弄，既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的通天之路。
在上海出身的高级干部中，因为汪道涵屡屡提拔江泽民的特殊关系，因此无论是江泽民、黄菊、吴邦国，都是把老市长当成老祖宗和老师供奉起来的。他们这些人一致供奉汪道涵，一方面是感恩戴德，没有汪道涵就没有上海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汪道涵和中央进行沟通。汪道涵毕竟是新四军出身的党国元老。陈良宇自然也知道，尽管汪道涵已经退休，但是遇到重大人事变动的时候，上海帮的几位市长和副书记都会来和汪老打招呼，事先进行沟通。
所以，陈良宇近水楼台先得月，先通过和汪道涵的关系，向他努力表白了一番自己的雄心和抱负。第一步先给汪道涵留下了深刻印象。
过了几天，陈良宇又跑到宛平路十一弄，要和老市长一起吃一顿饭。吃饭的地方就在宛平路的庆余宾馆（原上海市委招待所）。这本来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汪道涵退休以后，经常在庆余宾馆吃饭。但是陈良宇又露出为难的脸色说，他很久也没有见到“王阿姨”了。因为江泽民现在当了市长，他也不好意思去登门邀请，所以要请汪道涵打电话把“王阿姨”请出来。其实陈良宇早就到过江泽民在康平路的新居了。只是怕别人议论，不敢常去而已。
王冶坪听到汪道涵请她吃饭，自然欣然前来赴会。陈良宇专门让庆余宾馆的厨师做了几个非常有特色的江苏菜，忙前忙后。吃饭的过程中，汪道涵和王冶坪对陈良宇自然是赞誉有加。王冶坪的小儿子江绵康经过陈良宇的帮助，得以进入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又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混出了文凭。虽然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前身不过是上海市工人业余大学，但是不管怎样总算有了个大学文凭，刚刚毕业不久，马上要出国留学。所以王冶坪对陈良宇向来是另眼看待。这次陈良宇借老市长汪道涵的面子请客，王冶坪也是心领神会。
陈良宇下了这针对江泽民的一步旗后，又在黄菊等机电一局的老大哥那里打招呼。当然，机电一局本身渊源很深，陈良宇和黄菊之间，已经有了紧密的利益关系。黄菊自然是一口答应帮助这个小兄弟。

【主政黄浦区】
陈良宇在八六年十一月之后的活动，本来的意思只是想谋个有实权的职位。设想当中，也不过是上海边缘区县的一把手。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江泽民非常看重他这位帮中的小兄弟。江泽民和汪道涵的不同之处很多。如果说汪道涵还是个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老一代中共革命家，那么江泽民则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者。从江泽民的现实主义来说，他要通过他在上海担任市长期间的政绩，博取中央的认同和好感。因此对江泽民来说，政绩第一，面子工程第一。这也正是江泽民时代以后当官的一个法宝。
江泽民为了体现他在上海执政时期的政绩，自然也急于物色胆大勇猛，敢于创造政绩的得力部下。以江泽民中正平庸的性格和阴冷的城府，他是很欣赏陈良宇的忠诚和内敛的。陈良宇和黄菊相比，江泽民甚至更喜欢陈良宇。因为黄菊的忠诚显得外露和做作，甚至带有相当的媚态。而陈良宇的忠诚显得更有内涵，更加从容。这自然也和家庭出身有关。陈良宇毕竟出身于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凡事都比较拎得清。而黄菊则出身于嘉善的引车卖浆之徒的家中。
除了忠诚之外，江泽民也看好陈良宇的冲劲。陈良宇在没有实权的老干部局憋了两年，毫无施展手脚的余地，也没有什么政绩。因此如果把陈良宇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想必他会下死力大造政绩。而这正是江泽民最需要的。因为整个上海市的政绩就是他江泽民的政绩。
促使江泽民不惜一切大搞政绩，大胆提拔陈良宇的因素，还有太上皇邓小平年年春节跑到上海来过。如果要博得邓小平的好感，自然是每年都有新花样让邓小平龙目御览。倘若太上皇龙颜喜悦，江泽民自然就得以爬得更高。
江泽民尤其在听了汪道涵和王冶坪的游说之后，更加下定了决心，要重用陈良宇。为此，他决心把陈良宇放到上海最重要的黄浦区去。当时黄浦区的区委书记胡瑞邦32本身是江泽民的亲信，区长樊明章虽然也是八三年八月新提拔上来的干部，但是却是个摇摆派。今天靠向上海帮，明天倒向芮杏文，始终摇摆不定。
黄浦区是整个上海滩的门面，也是上海发祥之地。在浦东新区建立之前，黄浦区横跨黄浦江东西两岸，一直以来是上海的中心地带。当年上海城市的发展，就是以外滩为中心，逐渐向西发展的。因此黄浦区搞得好，等于是上海的城市形象搞得好。全中国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到上海外滩来感受上海的商业气氛。
江泽民急于改变黄浦区的面貌，因此一方面多次找陈良宇谈话，面授机宜，另一方面却迫不及待地先任命陈良宇担任中共黄浦区委副书记。接着，江泽民又直接在人大召开以前，就任命陈良宇担任黄浦区代区长。把原来的区长樊明章打发到了普陀区去当政协主席。
在陈良宇的官方履历中，说陈良宇是从一九八七年二月到一九九二年十月，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委副书记，黄浦区区长。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一九九二年二月，市委组织部任命陈良宇担任黄浦区区委副书记，九二年三月陈良宇到任副书记的职务。这个副书记没有分管任何工作，只是让他调研黄浦区的情况。九二年四月由上海市政府委任他担任黄浦区代区长，九二年五月黄浦区第九届人大会议，才正式任命陈良宇为黄浦区区长。
可以说，江泽民对陈良宇的提拔，不仅是不拘一格，且本身是违反共产党自己制定的人民代表大会任命政府首脑的做法。人民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共产党的摆设，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江泽民在任命陈良宇的时候，甚至连摆设的程序都不愿意通过。
而从资历上说，陈良宇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因此陈良宇被任命为黄浦区区长，令许多人大跌眼镜，惊呼陈良宇是上海政坛上的一匹黑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江泽民还在北京的时候，陈良宇就已经为王冶坪端茶送药地侍候了。
陈良宇自己早就在被江泽民叫去问话的时候，就心中有数。黄浦区区长这个宝座，对陈良宇来说，实在是意料之外，巴望之中的事情。陈良宇大喜之中，表面上表现得非常沉得住气。接到黄浦区区委副书记的任命之后，他不慌不忙地拖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团团拜会这些年服侍过的老干部，然后才从容上任。

【出师不利】
陈良宇自从一九八七年四月担任上海市黄浦区代区长，一直到一九九二年一月去英国进修，实足在区长的位置上呆了四年零九个月。其领导的区域，实在可以称为中国第一区，是中国最繁华城市上海的最繁华的中心城区。治下的人口，根据一九九零年的统计，约为七十三万三千余人。陈良宇当政的近五年时间中，邓小平、杨尚昆、田纪云、江泽民、黄菊、吴邦国均到黄浦区进行视察。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下属城区都不可能有的荣耀。
但是从陈良宇担任区长开始，黄浦区一直处在灾难和混乱频发的时候。陈良宇一九八七年五月刚刚被任命为区长，十月三十一日，外滩著名建筑东风饭店33发生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因为广受欢迎的饭店名菜盐水虾受“副溶血弧菌”污染，居然造成七百六十二人中毒。陈良宇连续忙了十几个昼夜，一方面救治中毒人员，另一方面拼命封锁消息。使得当年这起全国最大的食物中毒事件没有被曝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早上，封锁黄浦江的大雾迟迟不去，造成横渡黄浦江的轮渡无法正常运行。结果浦东陆家嘴挤满了数万急于到市区上班的人。由于人群拥挤，发生践踏事件，当场踩死十六人，受伤人数达七十多人。同样也是一起因为管理不善引起的特大事故。但是陈良宇和区委书记胡瑞邦一起，严密封锁消息，不许任何新闻媒体进行报道。
紧接着，一九八八年一月中旬开始，上海市民因为嗜食的毛蚶带有传染性极强的甲肝病毒，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甲型肝炎。黄浦区首当其冲。七十万人口的黄浦区，在一九八九年春节期间，就有三万一千零四十八例甲肝病人。整个上海登时人心惶惶，陈良宇也忙得屁滚尿流。为了防止病情扩大，陈良宇亲自主持了在医院外设立多处隔离病房，动用了严桥中学、潍坊小学、川沙党校的校舍、浦东文化馆和安东旅馆等场地，设立了九个临时隔离点，开设隔离病床四千多张。
陈良宇上任的第一年，可谓倒楣透顶，背运之极。如果这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下，这样的区长早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是陈良宇虽然倒楣，却是在其上海帮弟兄们的呵护之下。在灾害面前，只要能够做到欺上瞒下，封锁消息，隐瞒实情，照样可以做他的官。
尽管如此，陈良宇上任之后，遇到了这么多倒霉的事情，的确是忙得邪乎。另一方面，他也的确战战兢兢，生怕到手的官位又飞了。所以他在奔忙之中，甚至许多次路过父母家的大门，都没有时间去看望父母亲。
一九八七年秋天，李谋真得了“胆结石”，在家里躺着休息了好几个月。当时正好赶上陈良宇连续不断地处理东风饭店食物中毒事件和陆家嘴轮渡码头踩死人事件，因此有数月时间，没有到父母家，也不知道母亲得病的情况。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七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历年来陈家按照宁波人的规矩，这一天都要到父母家聚会，欢度春节。李谋真再也忍不住了，大清早就给陈良宇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回家来团聚。上午十一点过后，陈良宇赶到家里，看到母亲面色不好，一问才知生病的事。午饭刚吃完，陈良宇就告别父母匆匆走了，说是下午要到区里值班。李谋真算了算，这半年多来母子难得的一次见面才个把小时。34”可见陈良宇刚刚当上区长的时候，多么地狼狈。

【面疙瘩区长】
陈良宇当上黄浦区区长的头几年，应该说是相当廉洁勤政的。一方面，流年不利，上任之后遇到许多仕途上的障碍，迫使他不得不加倍紧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是他第一个享有实权的官位，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也急于表现自己的廉洁勤政。
他当上黄浦区区长之后，其父陈更华高兴得到处找人吹牛，口叼烟斗，大吹大擂。陈良宇特意回家关照其父亲，让其低调为人。尤其是陈更华认为，自己的房子原来在南京路，属于黄浦区管辖。现在儿子当了区长，这一套房子理所当然应该退回来。但是陈良宇却不肯出面。他对陈更华说，房子的事要相信党的政策，该解决的早晚也得解决，不该解决的找谁也白搭。他还特意告诉爱吹牛的陈更华说，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和过去一样，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反映问题，决不能打他区长的牌子。
陈更华的满腔高兴，被陈良宇兜头浇了一盆冷水。陈更华非常不开心，最后又写了一封给江泽民的信，让陈良宇当面交给市长。陈良宇正在仕途的兴头上，当然不肯拿这种私信去烦江泽民，因此又予以拒绝。陈更华更加生气，大大地跟陈良宇发了一顿脾气，说他数祖忘典，因为这是陈家留下来的唯一一份资产。陈更华和朋友更是大发牢骚说：“家里的事连儿子都不办，讲出去好多人都不信，还有人说我房子解决不了是因为条件太苛刻，我真是有苦难言。35”
陈更华当年的牢骚，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当时石门路的两间半房子里，四世同堂。不仅有陈更华的父母两老，陈更华和李谋真都已经退休。小儿子陈良军插队回到上海，成家的时候没有房子，只好让了一间出来给陈良军做婚房。现在陈良军又有了孩子，这样等于四代七口人，住在二间半房子里。陈更华自然是每天心烦气躁，退休无事，整天跑政策，发牢骚。儿子当了区长，也同样解决不了问题。其实当时上海的老百姓家中，住房比陈家紧张的还多的是。
陈良宇因为老父亲生气，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甚至连路过家门都不肯回家。这一段经历，后来被几个拍马屁记者得知，用春秋笔法一写，变成了《父母“失”去一个儿子，群众得到一个公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替陈良宇大大地吹嘘了一把。
不过陈良宇当上黄浦区区长的时候，按照级别，可以分配到一百二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这样陈良宇为了平息老父亲的怒气，把一直疼爱自己的祖父和祖母接到了自己的家中。当时陈良宇的祖父母都已经年过九旬，虽然生活还能够自理，但是对黄毅玲来说也是一个负担。但是祖父母住到陈良宇家中，对于四代同堂的陈更华一家，却大大地缓解了他们住房的紧张。陈良宇当区长的前两年，的确是非常地忙，经常加班加点。当然，现在共产党大多数中层干部基本上都是同样。白天要开会，晚上要应酬，节假日和遇到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时候要值班。所以几乎没有在家休息的时候。陈良宇晚上没有应酬的时候，就会到区政府食堂要一碗面疙瘩吃。日子一长，区政府就有人开陈区长的玩笑，称他为“面疙瘩”区长。其实对于陈良宇来说，这也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既能树立廉洁的好名声，又能省钱。陈良宇贵为区长，到食堂要一碗面疙瘩吃。厨师自然要另开炉灶，做一碗可口的面疙瘩。其实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话反过来，堂堂区长，吃你食堂一碗面疙瘩，莫非还要收他的钱不成？
中国人向有奴性。许多人参观毛泽东故居，看到毛泽东穿过的睡衣上面打满了补丁。深为毛泽东的简朴而感动。殊不知毛泽东大肆挥霍人民财富的时候，却是任何一朝帝王都赶不上的。当年毛泽东一出行，专列经过的沿线每隔几米就是一个当兵的警戒，全国铁路都要停下来，等专列经过。他出行一天的费用，仅仅按照实际经济损失来算，他穿过的这种睡衣，够每个中国人买一件了。所以他的睡衣打过补丁，完全是个人癖好而已。
尽管如此，陈良宇至少在当区长的前两年，表现得非常勤政和廉洁。当区长的时候还经常寄着自行车。当区长数年，每年都同黄毅玲一起陪敬老院的老人吃饭，几乎从不间断。一九九八年一年中，黄浦区老百姓直接写给陈良宇的信件总计为三百零四封，陈良宇亲自解决和解释的有二百三十五件。按西方的标准，应该是每一件都作出回应的，但是陈良宇解决和解释了大部分，算是在共产党的天下，不得了的勤政了。

第十二章 乱中取胜

【新世界股份制改革】
陈良宇一九八七年五月正式走马上任黄浦区区长，一方面是风光无限，可谓是中国第一区的区长，另一方面也很有压力。因为江泽民启用四十一岁的陈良宇，多少也有点押宝的心理。那陈良宇不过在部队院校里读过两年半的工程结构，四年之前还是个只归别人领导的基建科副科长，既不懂经济，又不懂管理，当官的资历在上海滩可谓倒数第一，领导才能从无展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要领导整个上海门面的黄浦区，所以江泽民完全是在陈良宇身上押了一宝。如果陈良宇足够大胆冒险，勇于任事，这一宝算是大赢；反过来，因为没有资历和政治手段，被其他官僚挤压得不难动弹，自然这一宝就算输光了。共产党人治体制下，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出牌方式。
陈良宇和江泽民一样，也充满了赌博心理。陈良宇自认是江泽民的过河小卒，只能勇往直前，大胆地做出新花样，在短时间改变黄浦区的面貌。否则，不仅陈良宇自己的政治生命完蛋大吉，而且还会拖累江泽民用人不当。所以陈良宇放手一搏，大胆地进行改革。
陈良宇上任以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胆地促使上海新世界百货商场进行股份制改革。这完全是一次赌博性的改革，也是政府对商业体制的直接干预和强暴。
“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新世界百货商场是上海南京路上最驰名的商店。一九一五年八月，由黄楚九和经润三两人创建的新世界游乐场在今南京西路、西藏路隆重开幕，为当时上海滩规模最大的游乐场所。里面除了设有传统的评书、大鼓、相声、杂耍等传统戏曲外，还辟有商场、电影院、弹子房、跑冰场、茶室等。一九一七年，新世界游乐场向马路北面扩展，即在今新世界城的位置上，又新建了一幢综合游乐场大楼，南北两幢建筑通过地下通道相联。由于市口极佳、内容新颖，游客如梭。抗日战争胜利后，新世界与邻近的中益商店、福记商店组成联合商场，有三百七十户小贩租柜设摊，经营以外国货为主的百货。
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党掠夺了新世界的产权，将其改名为“新世界百货商场”，以经营小商品为特色，品种多达八千余种，被称为南京路上的城隍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改名为“全球红百货店”，一九七二年又更名为“黄浦百货商场”。一九七八年之后，新世界百货商场恢复原名，并以“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好，人好我精”的经营方针，以商品齐全而驰名全市
邓小平鼓吹改革之后，绝大多数国有大型商场所进行的改革，无非是经营承包、出租柜台等企业内部的改革，没有人敢涉及企业产权和所有权的改革。但是急于显示政绩的陈良宇敢。
陈良宇大胆地介入企业的内部事务，强令新世界百货商场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是新世界百货商场的经理对此进行了抵制。陈良宇不惜大开杀戒，将原总经理就地免职，将南京路上的南洋衫袜商店副经理徐家平36调到新世界百货担任经理，以忠实贯彻他的股份制改革的政策。这样，新世界百货商场得以兼并崂山、金陵、丽华、中联百货、中艺绣品、人民广场超市等南京路上的多家国有商业企业，成为黄浦区第一家定向募集股份制企业。
陈良宇的股份制改革，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商业行为，而是标准的政府行为。因为黄浦区政府拥有原来企业的全部所有权，现在无非是将部分股权让出来，定向募集新的资金，用以发展一个大型的商业联合体而已。所以说新世界股份制改革，与其说是经济体制上的杰作，不如说是政府出让国有企业产权的大胆尝试。
陈良宇上任黄浦区区长之后，经过一年的运作，一举对南京路上的新世界商场和周边的商业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一九八八年八月，改制初步完成。陈良宇迫不急待地向江泽民汇报。八八年十月，江泽民和吴邦国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听陈良宇介绍新世界百货商场的股份制改革的情况。会后江泽民和吴邦国先后发言，对这种股份制改革予以充分的肯定。
江泽民多少是出于培养自己的亲信力量，所以在陈良宇当上区长不久，黄浦区就接连不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不闻不问。等到陈良宇做出了政绩，却立即给小兄弟打气，赞赏有加。他和吴邦国一起听取汇报之后，觉得不足以突出陈良宇的政绩。一个月之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江泽民又带领了一大帮上海市级和区级干部，到上海新世界商场召开研讨会，探讨股份制企业改革的良方。这就给陈良宇大大地挣了一个面子。
陈良宇一炮打响，不仅奠定了他区长的位置，而且顿时成了上海政坛上的一颗新星。一九九零年四月九日，黄浦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陈良宇再次当选为黄浦区区长。从此之后，他的区长宝座已经稳固坚实。一九九零年十月，区委书记胡瑞邦调离黄浦区，黄浦区区委书记的职位长期空置，由陈良宇作为副书记主持区委工作。一直到一九九一年九月，陈良宇以即将到英国留学为由，区委工作由副书记高寿主持。因此在一九九零年到九一年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陈良宇完全是黄浦区实质上的一把手。

【黄浦旅游节】

陈良宇在黄浦区区长的任上，一半是急于创造政绩，一半也是时势造英雄，的确办了几件漂亮的大事。在他介入上海新世界商场，成功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后，一九九零年，他又首次推出了黄浦旅游节，再次在他的个人政绩上锦上添花。
第一个将鲜花比喻女人的人，是诗人；第一百个将鲜花比喻女人的人，是蠢蛋。现在各地当官的共产党干部为了体现成绩，都在搞各种各样的节日。类似黄浦区旅游节的活动现在已经是层出不穷，泛滥成灾。凡是中国城镇，无不热衷于举办各种节日。兴办的旅游节文化节大都庸俗不堪，甚至是低级趣味。但是在一九九零年，陈良宇主办黄浦区旅游节的时候，倒还是一个创新之举。
一九八六年，国务院确定把旅游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一项事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并将上海列为全国优先发展的七个重点旅游省市和地区之一。一九八八年七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改善上海旅游、投资环境，开展优质服务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上海市旅游事业委员会，加强对旅游业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突发奇想，要举办第一届上海黄浦旅游节。
从一九九零年开始，每年九月底至十月初，在上海的中心地带举行由陈良宇担任总导演的黄浦旅游节。一九九零年的规模并不算大，但是也有以南京路为中心的花车游行，歌舞表演，上海美食，以及黄浦江上几十条游轮灯火辉煌地来回游曳。当时还有一个主题叫“做一天上海人”。就是在黄浦旅游节期间，由黄浦区选出的本地市民将外国游客请到家中做客。活动结束之夜，则在黄浦江两岸大放焰火。
凡是共产党当中能干的官员，操办这种大型的文化活动，都是行家里手，陈良宇也不例外。当时南京路两旁的企业，无不是共产党的公有企业，人事权都在上一级的党委手中。因此陈良宇要搞这样一个活动，可谓是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区长大人一声号召，下属的商家无不蜂拥响应，也不敢不响应。
一九九零年十月六日，首届上海黄浦旅游节——九零上海黄浦旅游节开幕，在上海引起轰动。陈良宇在开幕式上，一身名牌高级西装，风度翩翩地进行主持，并且发表长篇讲话。就是这个时候，陈良宇抛出了他的名句“华山天险一条路”，意思是只有往上爬，才有出路和希望。
首届上海黄浦旅游节，让陈良宇大出风头，同时在他的政绩功劳薄上也添加了浓重的一笔。这个由陈良宇一手策划推动的上海黄浦旅游节，一炮而红，以后每年秋天都按时举办，内容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一九九四年，陈良宇首办的黄浦旅游节由上海市旅游局主办，改名为上海旅游节。此后一直在每年九月下旬举办，场面越来越大，成为上海市旅游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
二零零六上海旅游节于九月十六日开幕。从黄浦区的首届黄浦旅游节算起，已经是第十六届旅游节了。本届旅游节时间长，从九月十六日一直到十月七日，内容特别丰富。旅游节以在南京路上的狂欢节、彩车游行和音乐节开端。谁曾料想，就在这届旅游节举办期间，它的创始人和上海“一哥”陈良宇会突然倒台。许多参加旅游节的老百姓，尤其是从首届旅游节就开始参与的老上海，九月二十四日闻知陈良宇倒台的消息，不免唏嘘不已。

【繁忙而潇洒】
陈良宇成为黄浦区区长之后，和原来担任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几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原来一年四季，基本上是一件很普通的茄克衫，即使是过年过节，也不愿意穿西装打领带。合家团圆的日子，儿子陈良宇经常还不如老爸陈更华显得潇洒。所以黄毅玲经常埋怨陈良宇，不修边幅，经常让黄毅玲这个局长太太很没有面子。
陈良宇当上黄浦区区长以后，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经常有外事活动，尤其是他为了将黄浦区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因此经常要和世界巨富打交道，不得不穿西装打领带；另一方面也因为身居要职，有了一定的成就感和官位意识。所以陈良宇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区长。身穿深色的名牌西装，笔挺的西装裤，加上他一米八十的高个子，脸色白净，看上去的确很有风度，也显得非常潇洒。
除了上班时候西装笔挺之外，即使是偶尔休假或者外出，陈良宇也开始十分讲究穿着。不是一身名牌的休闲装，就是一套高档的运动服。和休闲装相比，陈良宇更喜欢穿运动装。黄毅玲本身是一个非常会过日子的上海女人，即使陈良宇当官之后也是非常节俭。但是陈良宇当上区长之后，她为了给陈良宇置办一身名牌的行头，却也费劲心思。既不想全贪，又不舍得拿出多年的积蓄。她只好到处找商店的经理，要求打折。应该说陈良宇刚刚当上区长的时候，还是相当清廉的，置办衣服基本都是自己出的钱。不过那些商场的经理听说是区长大人要买衣服，无不把折扣打到最低的程度。
陈良宇穿得焕然一新，里外都是名牌包装，黄毅玲觉得十分满足和荣耀。至于陈良宇因此开始花心盎然，日后有了若干名情妇，以至于陈良宇倒台之后，网上炒得最热的就是陈良宇的情妇，却是黄毅玲始料不及的事情。
八十年代，中国官场上掀起了一股打网球的风气。上自外经贸委主任吴仪，下到各市区的领导，都纷纷开始打网球。那个时候，高尔夫球还没有形成风气，网球就是最贵族化的运动。陈良宇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到任何地方，别人都知道他的这个爱好。彭浦机器厂虽然许多人不知道他曾经当过厂长，但是却知道他喜欢打乒乓球。即使是在当老干部局局长的时候，陈良宇也经常在老干部活动中心陪老干部打几局乒乓球。
陈良宇当上黄浦区区长之后，不仅衣服修饰开始大有讲究，而且从此之后再也不打乒乓球，而改打网球了。当然，中共官员无论大小，玩贵族运动的时候，无论是装备还是场地，都是不用自己掏钱的。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腐败。但是中共干部自上而下，无不热衷。因为在共产党干部心目中，只要不往自己口袋里拿，就不是贪污。化公款和别人的钱再多，也不算腐败。
贵族式运动，实在已经是共产党干部的痼疾。通过这种所谓“高尚”的运动，大小干部连接起了一种感情纽带，从而形成各种利益团体。陈良宇正是通过打网球，加强了上海帮之间的感情联络，也得以认识了郁知非、刘红薇等这些日后和他休戚相关的人物。而这些人，也就构成了他日后成为上海滩“大哥大”时下属的小兄弟的骨干。最后也是这些人，随着陈良宇的倒台，一起走向人生的深渊。

【球友郁知非】
陈良宇学打网球，而且以打网球为潇洒，导致他以后对体育运动一往情深。殊不知，却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很深的祸根。纵观陈良宇最后倒台，被作为腐败证据而拿下的原因不外是三个方面。一是上海帮的江湖义气，一是弟弟陈良军和儿子陈维力，其三就是打网球引起的体育热。
陈良宇当上区长，不仅换了行头，也换了爱好，舍乒乓而改打网球。乒乓和网球虽然都是体育运动，却并无相通之理。这个时候，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朋友，身材不高却魁伟壮实，风度出众，尤其是一手网球打得相当漂亮。因此陈良宇就认识了这个日后上海滩的新一代闻人郁知非。虽然没有拜师，却是郁知非带他入门网球的。
郁知非一九五二年出生于上海黄浦区，和陈良宇一样，都是出身于“上只角”的正宗上海人。十七岁时就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37。一九七八年回到上海后，边学校边工作。一九八三年创办了黄浦区下属的三灵电器厂38，开始生产低档洗衣机。郁知非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因此在陈良宇当区长的时候，这家生产洗衣机的工厂已经有相当规模。三灵电器厂一九八六年推出上排水双桶洗衣机，具有上排水兼淋浴功能，满足了无下水道用户的需要，一九八八年又生产微电脑控制全自动洗衣机。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之间，累计生产洗衣机七十四万台，占到上海市生产洗衣机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八。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因此八十年代，正是家家户户购置洗衣机的黄金时代。当时差不多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那么一两家辉煌一时的家电企业，因为生产洗衣机而积累大量资金。因此郁知非虽然当时还不算闻人，但是在黄浦区，也算是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家。尤其是他属下的三灵电器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当时的国有企业完全不同。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的资金，都可以由郁知非任意动用，不像国有企业一样有许多婆婆部门管着。
郁知非虽然身高不到一米七十，但是魁伟壮实，非常有绅士风度。尤其是他巧舌如簧，口才极好，善于走上层路线。二零零六年，黄浦区一个知道内情的干部曾经对采访记者这样描述郁知非：“郁知非善于社交，口齿伶俐，在领导那里非常兜得转。39”一位和郁知非有过不少接触的上海市官员这样评价：“郁知非做事情非常干练，敢想敢做，一方面因为他个人性格比较豁达，另一方面后台也很硬。40”
当然，郁知非的后台，也不是先天硬起来的。早在一九八五年，三灵电器厂还是初创阶段，郁知非得知中日围棋擂台赛要到上海来举行，就经过《围棋月刊》一位编辑介绍，主动与上海体委联系，愿意赞助这次比赛。郁知非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年轻有为、一身干练(与日后体态发福的形象完全不同)。为了让上海所有的媒体都要报道擂台赛，郁知非坚持赛前要开记者会，而且对记者实行“物质刺激”，即赛后凭有报道的报纸可领取一条电热毯。仅此一例，便可看出郁知非作为企业家善于经营的一面41。
郁知非认识陈良宇的时候，正好是他创办的三灵电器厂申花牌喷淋双桶洗衣机获国家优质产品银奖（一九八八年）。陈良宇觉得郁知非这个人给黄浦区挣了面子，因此特地以区政府名义，表扬了郁知非。而郁知非也非常看好这位年轻的区长，因此两个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和网球场上的师友。这也是陈良宇第一次以政府官员的身份，结交商人。对于郁知非来说，有这样一个身为黄浦区区长的兄弟，对于他的事业，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说，他日后成为上海滩闻人，主要来源于陈良宇对他的帮助。
对于陈良宇来说，却完全是另一番境地。他第一次尝到了有商人朋友的味道。郁知非虽然魁伟粗壮，心思却十分细腻。陈良宇有什么小麻烦，他悄悄地就给帮助解决。陈良宇身为区长不方便出面的事情，他作为商人出面正合适。兄弟义气并不是虚无的，恰好是在双方利益的交汇点上，陈良宇和郁知非情同兄弟。日后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大学毕业，就是由郁知非像老鹰训练小鹰一样加以培养。这是后话。
陈良宇也正是通过郁知非，开始享受到了那种顶级的奢华生活。向郁知非学习打网球开始，郁知非就开始带他出入一些顶级的休闲场所。向来骑着自行车，过着简朴的上海草根生活的陈良宇，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桑拿，什么是异性按摩，什么是私人会所，什么是顶级享受。有一次，郁知非带陈良宇悄悄到江苏台商的一个私人会所，享受了一次双人水床按摩。陈良宇回来之后，竟然好几天失魂落魄，神不守舍。这种超级的性享受，使得他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第十三章 英国留学

【勇猛创造政绩】
陈良宇在担任黄浦区区长的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前两年应该说是他的廉政勤奋期。特别是他上任之后，黄浦区事故不断，中国政局动荡。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应付，努力做出政绩，另一方面也战战兢兢，十分惶恐。到一九八九年发生六四事件为止，都一直如此。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学生运动，自然也影响到了上海。而在上海，受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上海的中心城区黄浦区。从六月四日那天开始，黄浦区人民自发地在南京路、外滩等主要交通要道上设置路障，宣传全副武装的军队开着坦克进入北京、镇压学生和无辜市民的真相。整个黄浦区境内交通瘫痪。作为黄浦区的区长，陈良宇吓得半死。他紧跟江泽民的滑头做法，既不正面和学生冲突，又坚决维护邓小平等人的意志。他组织了上万名工人纠察队，每天半夜上街到主要路口清除路障，打扫垃圾。第二天再被设置路障，他再在夜里组织人去清理。这样一直到六月十一日，才算稳定下来。从某种意义上，陈良宇的这种做法，也为江泽民飞升中共中央总书记，帮了大忙。因为邓小平虽然用铁血手段镇压了北京的学生运动，但是从内心非常欣赏上海这些城府很深的干部，做到既不流血，又化解严重的政治危机。
正是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陈良宇在联络学校政工干部，瓦解学生政治要求的时候，认识了上海大学当时的团委副书记，专门管学生工作的尤丽芬。尤丽芬长相并不出众，但是年轻丰满，对这位风度不凡的区长大人一见钟情，主动投怀送抱。陈良宇因此也就有了第一个情人。只是当时陈良宇的地位还不算高，对于兄弟们也比较推心置腹，因此尤丽芬这个事情，也就传得纷纷扬扬。
以陈良宇的城府和韬略，他是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的，而且也不会去碰特别张扬的女人。他当时正是处理学生运动的棘手问题时，多半也是为了在烦闷中寻找安慰，因此和尤丽芬发生了关系。但是实际上他对尤丽芬并不十分看重。这不仅是因为尤丽芬长得不够漂亮，也因为尤丽芬胸无点墨，十分俗气。这是后话。
却说六四事件的路障刚刚拆除，太上皇邓小平一声令下，平庸愚钝的江泽民一夜之间，从上海市委书记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对于江泽民、黄菊、吴邦国和陈良宇等人来说，简直是六月里喝到了雪水，严冬中遇到了春天，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虽然江泽民匆忙上任，对于北京政治中心，不知水之深浅，战战兢兢地当着傀儡皇帝，但是至少上海帮的人是弹冠相庆。他们相信江泽民在北京羽毛丰满之后，必定将惠泽兄弟们。
陈良宇从此开始，也就慢慢地放开了。他不再那么谨小慎微了，而是大胆而无所顾忌地当他的官了。一方面，他开始大言惑众，到处讲话，强调什么超前性思维，什么前瞻性设计，什么“华山天险一条路”等等，大有和大跃进年代的口号相似的狂热。其二、他虽然不懂经济，但是却大胆地插手经济改革，追求别人都看得见的政绩。其三则是西装革履，生活也开始淫逸放荡起来了。
这一时间，陈良宇的政绩主要是三项。一是强制要求黄浦江两岸的大楼晚间必须有泛光照明，并且安装彩灯，彻夜不得关闭。从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强制执行。这样每天入夜黄浦江两岸灯火通明，彩灯闪烁，呈现出一片繁华美景。这当然不算是坏事，本身也是学习欧美城市的经验，但是主观上却是陈良宇为了凸现他的政绩。他特意让摄影师制作了一张外滩建筑物夜景的巨幅照片，送往北京，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陈良宇的这一手高明之极，这副外滩夜景照片，等于时常在提醒江泽民总书记，别忘了在上海的黄浦江旁边，还有他这么一位小兄弟在。
陈良宇的另一大手笔，就是不惜代价，在黄浦区最繁华地段引进外资银行。他先通过关系，在一九九零年八月至十二月，引进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浦东分行，分别在洋径、东昌路和崂山西路开业。一九九一年初，又引进了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在这个基础上，陈良宇又用优惠政策，陆续引进了一批外资银行。一九九一年六月到十月，美国花旗银行、美洲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上海分行在延安东路一百号相继开业。延安东路一百号，其实就在外滩。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当年把外国银行通通从上海赶走，使得上海外滩徒具其形，现在又通过陈良宇的手，出让黄浦区的利益，再把他们请回来。请回来还不算，陈良宇还因此作为他的重要政绩。

【批租土地的骗局】
在一九九零到一九九一年这一年中，陈良宇既是区长，又以区委副书记之名主持黄浦区党务，端的是一言九鼎，成为黄浦区说一不二的小皇上。这从客观上也助长了陈良宇逐渐从一个谨小慎维的基层干部，发展到自我陶醉，不可一世的上海帮悍将。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陈良宇举办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黄浦区对外经济贸易信息发布会”，并让“大阿哥”黄菊亲到现场捧场。区区一个发布会，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一百八十多人出席会议，十多家中外新闻单位的四十多名记者到会采访。
举办这场发布会的目的，乃是陈良宇策划对黄浦区进行旧城改造，批租土地的前奏。而旧城改造，批租土地，正是陈良宇为日后的倒台埋下的最早祸根。尤其是在批租土地这个关键环节上，陈良宇的小兄弟吴明烈，正是日后上海滩的闻人。
吴明烈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九四九年生人，像所有时运不济的“老三届”毕业生一样，他在应该上学读书的年份时遇到了“上山下乡”，被发配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把大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江西农村。一九七八年吴明烈病退回城，开始在黄浦区的一个房管所工作。吴明烈不甘平庸，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广播电视大学的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然后混上了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42。
陈良宇上台之后，提拔吴明烈担任黄浦区城市建设办公室主任。他对陈良宇早已忠心耿耿，尤其是在九一年初，为了让外滩所有建筑都安装泛光照明和彩灯，前后奔跑有功，一九九一年由陈良宇一手提拔为黄浦区房地产管理局局长，成为陈良宇的铁杆小兄弟。
黄浦区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可想而知是一个多么有油水的官职。吴明烈上台之后，自然唯陈良宇的意见是从，为陈良宇充当捞取政绩的急先锋。在陈良宇的通盘棋局中，奇-书-08txt.Com先召开这么一个对外经济贸易信息发布会，紧接着就轮到吴明烈出马了。吴明烈到处和开发商进行了多轮谈判，力求在旧城改造中凸现新意，体现陈良宇的政绩。吴明烈最终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以黄浦区房产经营公司的名义，和所谓的“新加坡长立国际开发公司”合资，受让北京东路七十一街坊（现一百三十六街坊）土地计二点三九公顷。协议规定合资双方支付土地出让金四百六十万美元，获得该幅土地五十年的使用权。另行投资五千三百万美元，用于土地的开发和改造。同一年，黄浦区批租土地十块，总面积六点六公顷。获得土地批租受让金一点五亿美元。
吴明烈的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上海市通过土地批租，引进外资，在闹市中心改造危旧房的第一例。尽管当时陈良宇人在英国进修，但是整个事情由陈良宇策划和指挥，而且他还是现职的黄浦区区长，这当然也算在陈良宇的功劳薄上。为了给小兄弟撑腰，协议签订的同时，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黄菊以新上任的市长身份到黄浦区视察工作，并对黄浦区的发展工作，做出了许多指示43。
现在看来，这个直接促使陈良宇升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重大政绩，非常有可能就是当时上海帮的弟兄们策划的一个骗局。因为当时的外资方，所谓“新加坡长立国际开发公司”，纯属子虚乌有，既不登新加坡企业名录，也从来没有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出现过。而吴明烈、陈良宇给市政府的汇报中，甚至从来不提到这个新加坡公司的名字，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新加坡国际开发公司。
黄浦区房地产管理局下属的黄浦区房产经营公司，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新黄浦置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再也听不到所谓新加坡公司的消息。因此基本可以肯定地说，是陈良宇勾结了黄菊和吴明烈，用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新加坡公司，假造了引进外资，收取美金作为批租收入的合同。这个所谓上海市第一批租土地，引进外资改造旧城的案例，完全是自己左手卖给右手的一个骗局。
但是陈良宇设计好骗局之后，自己飞往英国培训，让吴明烈出面签订合同。然后再由“大阿哥”黄菊出面提气鼓励。这样，他也就捞到了厚厚的一叠政治资本。当年十二月，他就以引进外资专家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家的身份，当上了上海市的市委副书记。当然，他对吴明烈小兄弟也有所回报。一九九二年，吴明烈以上海市黄浦区房管局局长的身份，被推举为“为黄浦争光”十佳个人，予以隆重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通过首次上海土地批租的骗局，陈良宇首次意识到土地批租所带来的巨大利益。造成此后他牢牢抓住土地审批权，从中谋取利益的强烈意识。

【侵吞英国奖学金】
九十年代以前，上海市并没有派遣干部到国外进行中长期培训的计划。唯一的一个项目乃是与友好城市旧金山联合举办了六期以培养高级项目经理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商务进修班。参加这个项目的有八十七名政府综合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干部及业务骨干。一九九一年，国务院外国专家局44经与英国外交部签署协议，选派中级干部前往英国进行中短期培训。其中一个名额，就给了上海。
刚刚上任担任上海市长的“大阿哥”黄菊马上把这个好处给了小兄弟陈良宇。因此陈良宇一九九一年九月得到通知，将于一九九二年前去英国留学。因此他从一九九一年九月起，将主持黄浦区党务的工作移交给了区委副书记高寿成。他自己只负责与政绩有关的国外银行引进与土地批租事务。也就是说，从一九九一年九月起，陈良宇脱开了具体的日常事务，第一次有了自己较多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中，陈良宇一方面临时抱佛脚，前去华东师大恶补英语，另一方面也有了许多时间和郁知非、吴明烈、尤丽芬等聚在一起，打网球，洗桑拿，甚至通宵狂欢。大概是在这段时间，陈良宇和尤丽芬的关系最密切，偷情次数最多。因此尤丽芬作为陈良宇的第一个情人被曝光，事非偶然。
陈良宇经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提供的名额，本身享有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颁发的“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奖学金”，这也就是现在有名的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45。这是由英国政府颁发的官方奖学金，条件非常优厚。这份奖学金包括最高不超过一万零五百英镑的学费、每月的生活费、往返中国和英国两地的国际旅途中的费用，以及各种一次性付给的津贴等，总数达三万英镑之多46。但是陈良宇却隐瞒了可以领取奖学金这个事实，除了学费之外，其他费用全额由黄浦区财政支付。这样一来，等于陈良宇从中贪污了一万多英镑的费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陈良宇明明获得了英国外交部的官方奖学金，本来是一件非常有光彩的事情，他却从不提起。而英国外交部的“志奋领”奖学金颁发机构因为领取奖学金的学生中有陈良宇的名字，而拼命进行宣传。英国广播公司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四日的报道中，特意写道：“令英国教育界人士自豪的是，目前已成为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在一九九二年就曾经在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进修过，而且成为了首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前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获得者。这些留英归国的知名人士给潜在的中国留学生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这就一下子揭露了陈良宇侵吞奖学金的老底。
陈良宇不仅从英国外交部的奖学金上发了一笔小财，而且在他前去英国之前，就由郁知非前去伯明翰打前站。郁知非从一九九零年起，就经常在世界各地游玩，因此他比较熟悉英国的情况。郁知非不仅给陈良宇安排好了一切生活事务，还特地以三灵电器厂的名义，在伯明翰派驻了专职人员，听陈良宇指挥和调度。
这样，陈良宇到英国去培训，完全是一副贵族的派头，事先都有人作好了充分的安排，又从黄浦区政府贪污了充足的外汇。因此他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底，即将去留学之前，心情十分愉快。在临上飞机的前一天，还带了一个小兄弟和两个女人，前去上海西郊宾馆打网球。结果发生了冲撞邓小平御前侍卫的事情。这也就是本书引子中所描述的故事。

【官拜上海市委副书记】
英国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是国际有名的培养高级公务员的专门学院，陈良宇在那里学习城市管理科学的时间，仅八个月而已。在学习期间，陈良宇的日子并不好过，基本上是处于混日子的状态。陈良宇在外语方面有家庭熏陶，中学基础也比较好，但是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就不再接触英文。因此他的外文水平，也就是勉强能够阅读而已。所以他和大多数共产党派出去培训的干部一样，对所培训的内容，基本上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这种外文水平到国外培训八个月的时间，收获当然是相当有限的。
另一方面，陈良宇一点也不因为人在英国，就脱离了大上海的实际。他时刻关注着黄浦区的事情，几乎天天用电话遥控。同时他也不停地给上海帮的兄弟们打电话，事先安排好自己回来后的位置。另外，陈良宇在英国期间的生活也不寂寞，郁知非专门留下了人手，供陈良宇差遣47。这段时间中，陈良宇脱离了熟悉的上海人群，因此自由自在。至于到底有什么风流情事，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在陈良宇遥控之下，吴明烈以子虚乌有的新加坡国际投资公司合资的办法，成功地批租了上海外滩黄金地段的第一幅土地。陈良宇则捞到了引进外资改造旧城的名声和政绩。吴邦国、黄菊为了提拔陈良宇，连续到黄浦区视察，指导工作48。
果然，陈良宇九二年九月底回到上海后，就再也没有到黄浦区报到。二个星期后上海市委组织部任命陈良宇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其实这个时候，吴邦国和黄菊已经内定了让陈良宇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但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同意。这个所谓的市委副秘书长只是中央还没有同意之前的一个过渡性职位。所以陈良宇基本上没有在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工作过，而是继续操心黄浦区的事情。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他陪同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到黄浦区视察工作，和吴邦国一起对黄浦区的经济发展、南京路十大工程和旧区改造等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央同意了上海的人事安排。上海市召开中共第六届上海市代表大会。会上宣布吴邦国继续担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陈至立、王立平、陈良宇为市委副书记。陈良宇成了四个市委副书记中的最后一名。这个时候，他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不过两个月，时年四十六岁。参加共产党才不过才十二年之久。
这是江泽民在中央夺得主要权力之后，第一次按照他的想法，精心组织的一个兄弟班子。其中除了王力平是四川人之外，其他都是可以用上海话沟通，利益一致的兄弟。陈良宇虽然忝列末位，但是也终于成了上海帮独挡一面的大将。从这个时候起，陈良宇日后成为上海“一哥”的趋势，已经是呼之欲出。
但是，也正是在陈良宇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期间，他的贪欲和色欲大大地膨胀，并且留下了日后在政治斗争中被对手抓住致命把柄的明显痕迹。

第十四章 事关体育和儿子

【申花集团】
郁知非作为陈良宇网球场上的半师半友，又是第一个贴近陈良宇，为之解决小麻烦的商人，在陈良宇登上市委副书记宝座之后，心花怒放。陈良宇的步步高升，也使得他的三灵电器厂无形之中多了一把发展助力。因此郁知非立即和陈良宇商量，如何把三灵电器厂做大做强。
郁知非是个举重若轻的聪明人，他自己很少直接管理企业，而是把大量时间用于在国外旅行，寻找新产品和发展商机上。但是，三灵电器厂仅仅是一个区属的集体小厂，既没有政策空间，也没有经营范围空间。也就是说，三灵电器厂的性质决定了郁知非只能靠生产电器挣钱。这是当时的政策所明确规定的事情。
一九九二年七月，陈良宇人在英国，却通过遥控，帮助郁知非搞到了上海经委的一个批文。该批文声称会同上海市建委、市浦发办、市规划局等有关部门，同意上海黄浦区三灵电器厂采用多角化经营的方针，抓住支柱产品，发展主导产品，涉足第三产业，逐步过渡到产、销、科、贸、商等形式组成的集团化企业模式的企业发展总体规划。说得非常复杂，也很好听，其实是给三灵电器厂从现行的工商法中打破一个缺口，让它任意发展。这完全是一种特权行为。但是在中国的官场中，却经常可以把一种违法的特权行为，描绘成创新。但是任何时候又可以因为政治需要，而把一种创新，说成是违法。
陈良宇当上市委副书记后不久，九三年六月十五日，又亲自督促上海市经委和黄浦区给三灵电器厂联合发出批文，同意该厂改为上海申花（集团）公司。三灵电器厂改名之后，郁知非立即投入了一条与电器无关的生产香烟过滤嘴的聚丙烯丝束项目。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陈良宇以上海市委副书记的身份，为郁知非的“上海申花卷烟滤嘴材料公司烟用聚丙烯丝束项目”竣工典礼剪彩。官商结合的特点，殊为明显。
当然，陈良宇和郁知非的交情，还不仅仅在于对企业的关注上。更引人瞩目的，自然是由于两个人共同的体育爱好，使他们联手打造了申花足球俱乐部，并把郁知非抬上了上海滩闻人的宝座。
一九九一年四月，三灵电器厂就和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上海足球一队签署了共建“上海申花足球队”的协议书。这就是所谓郁知非以二十万人民币的代价将上海足球队从广东顺德神州热水器厂购回的说法。其实从一九九一年四月起，郁知非的三灵电器厂不过是以每年二十万元人民币的代价，取得了上海足球一队的冠名权。离真正的体育品牌运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一九九三年底，陈良宇和郁知非达成一致意见，借鉴国外职业足球的办法来运作上海足球队。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正式成立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由郁知非担任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孙春明任总经理，聘请徐根宝任总教练。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成立后，上海足球队在行政关系上与上海市体委脱钩，上海足球队完全隶属上海申花（集团）公司。这一运作，当然完全是陈良宇在幕后操刀，大刀阔斧地变更足球队的体制。否则官本位的上海市体委也绝对不会把上海足球队完全让给一个企业。
申花足球队因为体制的变化，也显得非常有活力。恰好陈良宇虽然官居高位，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球迷。一位熟悉申花队的人士最近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陈良宇酷爱足球，几乎每场申花队的主场比赛都会到现场观看，甚至比赛前的训练也会观看。49”
陈良宇不仅是一个球迷，而且还直接插手球队的事务。他经常跑到申花足球俱乐部大放厥词，要求申花足球队夺得全国甲级联赛的第一名。据徐根宝回忆说，陈良宇和龚学平多次对申花足球队提出要求：“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婉美，必须是第一流。陈良宇常对我们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球队。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申花队应该在全国排名第一。50”这从客观上给总教练徐根宝和队员带来很大的压力。陈良宇在上海申花足球队成立的前几年中，可谓事事关心，处处鼓励，的确是费了不少精力。徐根宝心里明白，但是又不能明说。偌大个上海市委副书记亲自抓一支足球队，除了他本身是个足球迷之外，更关心他的儿子陈维力。

【儿子陈维力】

一九九三年七月，陈良宇的独子陈伟励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这个时候，陈伟励嫌自己的名字俗气，已经改名为陈维力。陈维力长得很像其父亲，高高瘦瘦，也是一张白净的长脸，戴着眼镜。和陈良宇一样，陈维力从小就长得比同学高上一头，非常喜欢体育运动。至于陈维力如何考上上海最著名的重点大学上海交大，也和郁知非、尤丽芬等人的非凡运作能力有关。
陈维力在大学学习期间，也显得非常平庸，是黄毅玲的羽翼下保护着的小鸡，经常由母亲带着出门，见到生人甚至还会相当害羞。刚上大学不久，陈维力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并且经常带着女朋友到外婆家去玩。人多聚在一起的时候，陈维力就一定要玩扑克，玩的时候时常要和女朋友争执，但是争执到后来，却总是由女朋友占上风。据当时和陈维力、黄毅玲熟悉的朋友陈述，陈维力显得毫无大志，甚至有点娘娘腔，一点也看不出来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聪明者如陈良宇，自然也从小就看出这个儿子，天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能独挡一面。因此他很早就把儿子托付给贴心的兄弟郁知非。郁知非从陈维力入大学时候就多方照顾他，进了大学之后，更是处处照顾这位陈家公子。一九九三年夏天陈维力大学毕业后，郁知非立即出钱请陈维力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旅游，所谓增长见识。回来之后，这位陈公子满心希望自己做一番事业。于是，郁知非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专门为陈维力成立了一家“上海申花足球发展公司”，作为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直属企业。郁知非聘请这个胎毛未干的陈维力担任申花足球俱乐部的副总经理兼上海申花足球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将申花足球外围的一块传媒、协助等业务让给了陈维力。
上海申花足球队主教练徐根宝在其回忆担任申花队主教练的岁月，而出版的《风雨六载》一书中，明确写到，一九九四年申花足球队根据陈良宇的指示，在社会上公开招聘领队。因为报名者甚多，因此设立专门的考场，对应聘者进行考试（口试）。“主考官（有时是孙春明副总经理，有时是陈维力副总经理）主要要求这些面试者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如果球队输球，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你将如何面对？如果球星违反纪律，队员有情绪，你将如何去做工作？如何对待主教练与你在工作上产生的分歧？如何理解主教练负责制？等等。51”
其实徐根宝这里的说法也有错误。因为根据上海申花集团日后发布的“申花发展史”，孙春明其实是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但是由于董事长郁知非事事在前，并且主持日常工作，孙春明就在球队人员的心目中变成了副总。而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倒是真正的副总。但是因为陈维力的特殊地位，因此在整个足球俱乐部中，几乎和孙春明平起平坐。
陈良宇正是出于对体育的爱好和对儿子的溺爱这双重的驱动力，多次直接插手申花足球俱乐部。在徐根宝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看到这位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如何热心于申花足球队的。在申花队外援问题上，陈良宇直接批示，要最好的。九四年六月，申花足球队队员范志毅出走，陈良宇又是亲自作出指示，支持徐根宝的处理意见52。甚至当陈良宇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时，也要打电话给徐根宝，作出具体指示53。纵观徐根宝的这本书，陈良宇出现的次数，居然和董事长郁知非相仿佛。也许，这也说明，陈良宇是一个爱儿子的好父亲。

【胜力通广告公司】
陈维力大学刚刚毕业，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可想而知。因此这个申花足球发展公司，也没有发展出什么名堂来。据知情人士反映，当时和陈维力一起管理上海申花足球发展公司的还有一个叫毕胜的年轻人。据称这个毕胜是个善于诈骗的投机分子。一九九五年，上海申花足球发展公司从一家国有企业“中力公司”骗到人民币八十六万，被对方告上法庭。但是普陀区法院院长许晓宁明显庇护申花足球发展公司，因此毕胜和陈维力反而打赢了官司。一九九七年八月，又骗了国有企业南光集团人民币三百万元。对方得知骗钱的人是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的公子，只好自认倒霉。大概是这家足球发展公司从来也没有做过正经业务，因此郁知非从来是非常低调。人们只知道申花足球俱乐部，不知道申花足球发展公司。但是陈维力在此期间，已经有两辆专车，一辆凌志LS400，一辆进口帕萨特，却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一九九九年，毕胜鼓动陈维力自己发展，于是两个人合伙，取两个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成立了胜力通广告公司。这家广告公司开始的架子也拉得很大，在上海和北京两地都有注册。在北京的办公地点是有名的友谊宾馆。现在京沪两地的人才市场还有这家胜力通广告公司的资料。至于这家公司的资金来源，却至今仍是一个谜。
陈维力和毕胜两个人合作的胜力通广告公司，当时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国家体委。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胜力通广告公司牵头，同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以及著名网络公司TOM旗下的一家体育发展公司签订多边协议，合作进行若干体育活动的推广54。可见这家公司当时的势力已经深入国家教委的两大体育协会。据了解，陈维力和毕胜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期间，和华晨集团的仰融打得火热。陈维力和毕胜非常想坐华晨的生意，而仰融也正想通过陈维力，将华晨的资产从辽宁逐渐转移出来。这种紧密关系，最终因为仰融于二零零二年五月匆忙逃到美国而告结束。
等到陈良宇当上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大阿哥之后，陈维力和毕胜才结束了毕力通广告公司，一起进入了《人民日报》所属的华闻控股公司。陈维力的事迹自当后述，这个毕胜则进入华保紧急救援中心，任上海华保紧急救援中心总裁。这个华保紧急救援中心听起来好像和陈维力毫无关系，事实上却是华闻控股公司控股的中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全额投资。绕来绕去，还是这一窝。
据闻毕胜在和陈维力一起打天下的这几年，连骗带捞，赚了个不亦乐乎。毕胜在上海顶级的住宅区巴黎花园买下了二百多平方的住房，自己开的车子比陈维力的还要好，是一部S级的奔驰轿车。他主政上海华保紧急救援中心没多久，就掏空了“华保”公司的家底，使之实际亏损五千多万。因此华保紧急救援中心不得不注销上海公司。而毕胜却若无其事。
事实上，这个毕胜因为多有诈骗行为，因此屡屡遭到老百姓告发。据知情人反映，曾经多次有人将举报材料寄送韩正市长和上海市高级检察院吴光裕检察长，但是都因为涉及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而不了了之。

【真正的足球教父】
陈良宇在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时候，由于过于关心足球，因此被人称为足球书记，似乎他的工作，就专门管足球比赛一样。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上海申花足球队主场以三比一战胜了山东泰山足球队，获得中国甲A联赛冠军。这是上海足球队在经过三十三年之后，第一次拿到全国冠军。陈良宇兴奋异常，不仅亲自跑到黄浦体育馆去观看了比赛，赛后还亲自到五角场的白玉兰宾馆，主持为申花足球队的庆功晚会。
他在会上激动而张扬地说：“申花队夺冠使上海人民非常满意。足球改革是上海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部分，也是龙头。申花队的成功反映了机制和体制改革上的成功。体委与俱乐部，体委与球队，俱乐部与球队之间关系协调，是俱乐部走向成功的关键。同时，足球队建立了党支部，使球队充满正气。打硬仗需要压倒邪气的正气，光有金钱是得不到冠军的。两年来我一直重申，不管输赢，足球场上都应该有压倒对方的气势。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战胜自己。要有优秀球员，不能有特殊球员。比赛要夺冠，首先是训练要夺冠。”
把足球改革当成上海改革开放的龙头，这是陈良宇有意夸大足球的作用，帮助郁知非提升申花俱乐部的份量。当然，这也是他为自己的政绩贴金的好办法。
陈良宇还亲自督促黄浦区和申花足球俱乐部安排了七套住房，分配给夺得冠军的球队，其中一套专门奖励给主教练徐根宝。申花足球队夺取甲A联赛冠军之后，在随后的足协杯上输给了山东泰山队。陈良宇又特意和徐根宝进行私下谈话，批评他夺取甲A联赛冠军后应酬太多，又过早出版了一本叫《根宝如是说》的书55。
一九九六年，上海申花足球队没有取得甲A联赛的冠军。于是申花俱乐部在陈良宇示意下，准备聘请外籍教练。徐根宝不得不离开上海申花足球队。但是此后若干年外籍教练每年都换一个，申花足球队的成绩却越来越差。一九九九年，巴西籍的拉扎罗尼任申花队总教练，申花队仅获当年甲A联赛第五名，这是申花足球俱乐部参加甲A联赛以来成绩最差的一次。这种局面，也和陈良宇、龚学平等插手足球发展过多有关。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对申花足球队产生厌倦，因此和毕胜一起退出了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独立成立了胜力通广告公司。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申花集团进行改组。在陈良宇的直接干预下，上海申花（集团）公司分成二大板块，即体育板块的上海申花足球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板块的上海申花电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这其实已经是为日后郁知非退出申花，打下了伏笔。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申花足球队主场比赛结束，郁知非潇洒地挥别了申花足球俱乐部。在随后的几天里，陈良宇的亲信王成明接替郁知非担任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上海文广集团接替申花集团，成为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东家。楼世芳成为申花足球俱乐部的新总经理，申花队也从使用了七年之久的江湾基地搬到了崭新的康桥基地，在硬件设施上达到世界一流俱乐部的水平。而这个时候，恰恰就是上海帮挤走了学者市长徐匡迪，陈良宇当上了上海市代市长之际。两者之间相对照，绝对不能说是一种巧合。
郁知非的所谓退出申花俱乐部，也是一种作秀而已，因为他仍然实际掌握着申花俱乐部的不少股权。在此后的资产经营中，郁知非将申花俱乐部的全部股份转卖给上海的新世界集团、巴士实业、久事、申能集团、国际信托、新高潮和华生化工六家业绩显赫的公司，总价达四亿元人民币。这样，郁知非除了从一九九三年以来六年的经营成本二至三亿元，净赚了一亿多近二亿人民币。而且股权转让后，还免费留下了“申花”这个金字招牌，继续为申花集团的经营起到免费广告的作用。
从收购申花足球俱乐部的这些企业看，基本上都是上海的官办公司。新世界本身就是陈良宇一手组建起来的，巴士实业是上海交通局的，久事公司是上海财政局直属的投资公司，和陈良宇的关系更是复杂。所以郁知非的所谓资本运作，也根本离不开陈良宇在上面的直接指导和帮助。
郁知非在申花足球队的赛场上谢幕之后，受到的评价甚高。中国足协发表官方评价说：“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八年中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做出了巨大贡献。56”多家报刊把郁知非称为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制度的“教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陈良宇对申花足球俱乐部的介入有这么深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郁知非不过是在执行陈良宇的意志罢了。郁知非虽然和陈良宇是铁哥们，但是毕竟不过是一个商人。当陈良宇的官越做越大，并逐渐成为上海帮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的时候，郁知非自然对陈良宇是言听计从，好比是老鸨手下的一个大茶壶一般。所以与其说郁知非是足球教父，勿宁说陈良宇才是真正的足球教父。

第十五章 陈良军和周正毅

【陈更华的房子】
一九九二年一月，陈良宇在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培训之前，带着几个男女到上海西郊宾馆打网球，不料差点惊了圣驾。陈良宇为了面子，居然跟中央警卫团的御前侍卫发生争执。此事后来被吴邦国怒斥：“你有几个脑袋！”。好在当时的市长黄菊保护陈良宇过关，使他轻松地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这件事情，几乎是陈良宇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一方面，陈良宇从此以后扶摇直上，所向披靡，一直当到上海滩的“一哥”。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给上海带来的影响，从更长远的角度对陈良宇的命运发生了影响。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黄浦区的黄河路，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条以餐饮著名的大马路。黄河路位于上海著名老牌星级饭店国际饭店后面，原本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大概是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因此一下子汇集了各种特色的许多酒店。上海滩好赶时髦的人群，纷纷到黄河路就餐。原本这条只有三百米长的街上，居然开出了六十多家酒店。
却说陈良宇的小弟陈良军，从农村插队回来之后，一直在一家街道工厂工作，看到哥哥步步高升，心里感到极不平衡。陈良宇担任黄浦区区长的时候，也从来不允许他在黄浦区插足。到一九九三年，陈良军看到黄河路上新开了如此多的饭店，家家生意兴隆，因此也十分眼红。不料陈良宇的小兄弟，官居黄浦区房地局局长的吴明烈，主动找上门来。
吴明烈本是陈良宇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兄弟。他向来眼头活络，拍马功夫十分了得，在陈良宇鞍前马后伺候日久，也和陈家上下混得十分熟悉。吴明烈担任黄浦区房管局局长之后，早就想帮助陈更华解决住房问题，也就是退回或补偿陈更华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没收的南京路房子。但是陈良宇却一直不让吴明烈这样做，生怕传出去影响他的升迁。到一九九三年，陈良宇离开黄浦区后，吴明烈数次登门陈更华家，以小辈的礼节拜访陈更华。南京路的房子退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来已经十分老旧，两来随时有可能拆迁，所以吴明烈让陈更华作主，选择一个他喜欢的地段和套型，另外补偿他一套房子。
陈更华和李谋真都算是老上海，年纪也大了，因此对上海新建的楼盘看得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挑来挑去，看了一年多也没有决定。吴明烈因此到石门路陈家跑了许多趟，毫无厌烦之意。最后还是陈良宇拍板，帮陈更华挑了一套位于新天地附近顺昌路的房子。因为陈良宇知道，这里以后建的都是休闲会所和高档公寓，既有新天地的人气，生活方便，又非常清静安逸，适合老年人居住。房子的面积是一百三十九平方这一档，按实用面积算，也和陈更华在南京路福利公司楼上的那套房子相差无几。按照上海楼面的市价，顺昌路的这套房子，价值人民币三百多万。但是陈更华当年买下南京路最“闹猛”地段的豪宅，其价值当也不少于现在的三百多万。
陈良宇拍板决定了房子，吴明烈当然十分开心，并让手下人顺便给装修了一下，陈更华也付了一些装修费，只不过装修费用极低，不足以买材料的钱。这件事情上，外界传言多有谬误，认为这是吴明烈行贿陈良宇，其实这倒多少有点冤枉了陈良宇。因为这套房子，本来就是补偿陈更华被共产党没收的豪宅的。从陈更华个人角度，被夺走的房子予以归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不过相对而言，其他大量被共产党掠夺走财产的上海人，就没有陈更华如此幸运而已。
至于房子的装修，也不算出格。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官本位的统治体系。当官的在装修上占点便宜，简直是小菜一碟。网上传言说是吴明烈示意手下按照“超低价、超标准、超豪华”的“三超”要求进行装修，肯定是胡说八道。因为陈更华本人既非党员，也不是干部，不过是一个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哪里来的标准一说？所以这“超标准”一说，非常牵强附会。
陈更华和李谋真七十多岁得到顺昌路的新房子，自然是十分开心。日子也过得越来越顺心。陈更华的一生，和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过得相当顺遂，上半生过着人上之人的好日子，下半世虽然在共产党手中吃了些苦头，却也青史留名。上海医疗器械的进步，多少要算上陈更华一份。同时他还是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第一台国产颅脑CT扫描仪的主要研发人员，和倪芝娣、翁新华等老科学家齐名。
陈更华一九九八年开始，以近八十高龄，迷上了电脑，也成为上海第一批上网的网虫之一。他还联络上了离休干部张黎，两个八十老翁经常在一起切磋电脑和上网的事情。到陈良宇出事为止，陈更华仍然以八十多岁高龄，出入于网络论坛。李谋真在小儿子陈良军发迹之后，则热衷于炒股票。陈良军的不少股票都在李谋真的名下。至今在网络上略加搜索，还可以查到李谋真是多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持有者。

【毛玉萍杀入黄河路】
陈更华还住在石门路的时候，吴明烈往来陈家，大都和陈良军见面。当时陈更华的父母已经过世，陈良军一家和陈更华、李谋真住在一起。吴明烈知道陈良宇的这个小弟弟，是李谋真的心肝宝贝，因此也和陈良军混得烂熟。陈良军后来避开两老，去找了一次吴明烈，让他帮助在黄河路找一个门面。
贵为堂堂的黄浦区房管局局长，这点小事当然不在话下。吴明烈二话不说，就吩咐手下去帮助办理，搞了几个门面让陈良军挑选。但是陈良军一没资金，二没有做过生意，而且“爷娘57”也反对他下海。觉得堂堂的市委副书记弟弟去开饭店，会让陈良宇很没面子。
但是陈良军致富心切，也不肯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后来他找了一个原来上山下乡的朋友，一起投资，在黄河路这条著名的美食街开了一家逍遥渔村大酒楼。名堂虽然吓人，叫逍遥渔村大酒店，其实两个人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多少资金实力，所以装修简陋，门面窄小，大致也就是一个夜排挡的格局。经营饭店的人都知道，海鲜酒店是最难经营的，因为需要大量的鲜活海鲜支撑门面。而且必须保证天天有鲜活的海鲜，才能有顾客上门。陈良军误打误撞，开了个海鲜酒店，经营上面自然颠三倒四。海鲜经常变成了海臭还不舍得扔掉，顾客上门就宰，结果这个海鲜酒店，成了黄河路上最不景气的饭店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滩的女闻人毛玉萍杀入了黄河路。她一进黄河路，就高屋建瓴，一下子在一百二十七号买下了整个上下五层楼作为店面，开出了有名的“阿毛炖品”大酒店。这家炖品店以粤菜炖品为招牌，特色菜为二十二元一位的秘制炖鹿肉、五十八元一位的佛跳墙、和一百八十八元一位的红烧大排翅。
“阿毛炖品”开业的时候，整个黄河路为之轰动。毛玉萍的两位“干爹”，专程从东南亚赶到上海的东南亚富商，特意前来捧场。其中一位酒酣耳热之时，当场又提出给“干女儿”一笔资金，助她拓展事业。陈良军虽然没有被邀，日后听说其开业场面，唏嘘不已。
“阿毛炖品”开业之后，果然生意兴隆。人来人往热闹不说，门口还总是停着数辆豪华轿车，说明前来吃饭的不是等闲之辈。其中最高级的一辆法拉利跑车，也是当时上海绝无仅有的一辆，却归“阿毛炖品”的主人所有。“阿毛炖品”的女主人虽然面容佼好，风韵尚在，但是男主人周正毅却长得非常英俊。据说这个出身寒微的男人对所有年龄的女人都有强大的杀伤力，属于“法兰西爱情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谈情说爱的圣手。现在却拜倒在毛玉萍的裙下，两个人共同创业。
在陈良军眼中，虽然哥哥陈良宇位高权重，却一点也不值得羡慕。当那劳什子共产党的官，每天忙得要命，还要处处小心。虽然处处可以享受，口袋里却没有钱。陈良军更欣赏毛玉萍和周正毅的生活，觉得他们过得非常洒脱。周正毅倒还罢了，毛玉萍却是上海滩难得一见的“海派”女人，交际广泛，三教九流无比关系紧密。尤其是出手大方无比。无论是谁，只要到了“阿毛炖品”，都是热情招待，临走用这辆最漂亮的法拉利跑车送走。据说在他们位于西郊的别墅里，每星期都要举行热闹的“派对”，上海滩有钱有势之人，都围在毛玉萍身边，寻欢作乐。陈良军听到这些传闻，端的是无比羡慕，一心向往。
陈良军却没有想到，七窍玲珑的毛玉萍，没有隔乐多久，就“轧出苗头”，隔壁这家不景气的小饭店老板陈良军，居然是堂堂市委副书记的嫡亲弟弟。毛玉萍和周正毅却做得非常漂亮，装作一点也不知道这么回事情一样。暗地里找了一个陈良军的小兄弟，找机会请陈良军到“阿毛炖品”吃饭。
陈良军到了“阿毛炖品”，受到毛玉萍的热情款待。不仅周正毅相陪，毛玉萍还找了两个她的小姐妹，都是精致漂亮的女人，一起把陈良军弄成众星拱月的样子。陈良军受宠若惊，深觉周正毅和毛玉萍非常“上路”。因此也推心置腹，和周正毅结交。如此一来，惺惺相惜，两相契合，很快就打得火热。此后，陈良军和周正毅结拜为兄弟，场面上几乎不分彼此。这才引出来日后上海滩上的一场惊天大案。

【周正毅发家】
回头再说周正毅，本是上海滩“下只角”的贫苦人家出身。他出身于上海杨树浦路一千六百七十七弄旁边的万兴坊。杨树浦地区是当时上海工业区杨浦区内的“工业区”，产业工人聚集，多住在低矮的棚户屋里。周正毅的父亲在上海电站辅机厂任工人，以一人的收入养活一家大小。周是家中的老幺，哥哥姐姐众多。周的母亲多年前就去世，因此家境十分贫寒。
周正毅一九七七年在上海控江中学初中毕业，但是在他自己写的简历里，却一直以“小学文化”自居。因为一九七七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当年各类学校的学历均不被承认。从这个角度看，周正毅非常“诚实”。中学毕业后，周正毅顶替父亲进了上海电站辅机厂下属的一个“三产企业”，当了个记帐员。
八十年代初，周正毅受到周围兄弟们的影响，辞职下海，和家里人一起在上海杨浦区定海路、平凉路的弯角处开了一间小小的烟纸店。在差不多同时，周的母亲在经营一家小规模的馄饨店。在传说中的周正毅早期“故事”中，“馄饨店”一直扮演了“准第一桶金”的角色，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馄饨店运营的时间并不长，周正毅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了那间十多个平方米的烟纸店上。
周正毅的烟纸店主要经营外烟、当时还有新鲜的一次性打火机、南方批发进货的小饰品，兼收外币。周正毅还从市区倒腾来一批印有英文字母的广告衫叫卖。应该说，周正毅当时勤勉努力，十分用心地经营他的小生意。“周正毅在做生意方面脑子的确蛮好！”他的一个朋友感慨地回忆58。
为此，周正毅在此期间，还经常到当时上海的华侨商店（现南京东路和浙江中路口）门口做过“打桩模子”。所谓“打桩模子”，就是站在银行和华侨商店门口，不断地询问行人是否要换外币的外汇“贩子”，社会地位极低。南京路上两个上了年纪的外币贩子曾经回忆说，周正毅在南京路当“打桩模子”的时候，中午节约得连一碗面条都舍不得吃，几只冷馒头就打发了一顿中午饭59。当时周正毅还喜欢把头发剃得精光，因此人送外号“光啷头”。
一九八六年，上海滩兴起一股到日本留学淘金的风潮。周正毅也随着这股风潮，前去日本。留学是假，打黑工是真，甚至于有上海人为了短时间内挣到足够的钱，而在日本干背尸体下楼的工作（日本人认为尸体不能坐电梯）。周正毅也不例外，拼死拼活在日本干了三年多，终于挣了五十万人民币，于一九八九年回到上海。
据说周正毅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次在咖啡馆里扮演了救美英雄的角色，救了一个被人调戏的香港女子。他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评价：周正毅这个人，对女人的魅力无穷。十个女人碰到周正毅，九个要昏倒。“我们也搞不懂，女人就是肯为他花钞票，哪怕是他刚认识的女人，这点本事，你不服都不行。”那个香港女子也是同样。她不仅深爱周正毅，而且还给他六百万港币，让他自己去闯事业。
周正毅回到上海之后，就靠这些钱以及自己的积蓄，在北京路上开了一家当时生意还比较火爆的美通饭店，并在上海嘉定经营桑拿和卡拉OK。据说一九八二年周正毅移情别恋，决定因为毛玉萍而放弃那个香港女子，结果那个香港女子因爱生仇，决心报复。而且曾经在珠海花了五十万港元雇凶，欲断周正毅一手，后来经过周正毅的大哥出面摆平60。这倒有点像廉价爱情小说的故事了。
总之，周正毅从此和毛玉萍结合，两个人共同创业。虽然至今并未正式结婚，但是过的却是夫妻生活，也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孩子。
毛玉萍也是上海黄浦人，与周正毅年纪相若，年轻时颇多姿色。据其自称，八零年代后期持单程证到香港一皮革厂当车衣女工，月收入一万多港元。但是接近毛的知情人士表示，她是八十年代后期闯深圳的风尘女子之一，是在风月场所积累的第一桶金。后来，很可能是通过所谓两名东南亚富豪的干爹而到香港，进而发迹的。
周正毅和毛玉萍的豪阔和大气，彻底征服了陈良军。因此在他看来，和周正毅这样的人结拜兄弟，乃是一种荣幸。而周正毅和毛玉萍也从来没有直吼吼地通过陈良军，求过陈良宇什么事情。周正毅和毛玉萍的海派脾气，乃是在朋友圈中先广为耕种，不问收获。他们相信时机成熟，自然会有所报答。
周正毅和陈良军关系真正变得亲密，还是周正毅在股票市场上点拨了陈良军几招，使得陈良军平地发了一笔横财。周正毅的朋友都知道，周正毅真正的发财捷径是炒股票。一九九五年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倾囊所有，用个体户名义，仅用几元的代价大肆收职工股。等到这些职工股一上市，马上就会涨到几十元。周正毅和毛玉萍实实在在地发了一笔。在这个过程中，陈良军的饭店已经开不下去了。周正毅以兄弟的情义，点拨陈良军到黄浦区去收购即将上市企业的职工股。陈良军虽然没有本钱，却也倾其所有，和母亲李谋真一起出手炒了一把。
黄浦区的企业，当时要申请上市的情况，都在陈良宇的小九九之中。因此李谋真陈良军母子也借着陈良宇的名头，弄了不少职工股，特别是陈良宇一手搞起来的新世界百货等企业。等到这些企业上市，陈良军和李谋真都发了一笔股票财。当然陈良军和李谋真都是小本经营，所投入的资金十分有效，因此获利也不算多。但是陈良军和李谋真都非常感激周正毅。周正毅和毛玉萍因此也多次见过李谋真。毛玉萍笼络人心的手段非常高明，见面必是厚礼一份，并以周正毅和陈良军平辈的交情，一口一个“干妈”地称呼李谋真。两者之间关系非常亲密。这也就为日后陈良宇插手静安区东八块地块的事情打下了伏笔，并最终成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扳倒陈良宇的最好口实。

【东八块】
再说和陈良军结义兄弟的周正毅和毛玉萍，在九十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时候，通过廉价收购职工股，转手变成上市公司股票，足足发了一笔。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使得香港股市一片低迷，连蓝筹股都跌得无人问津，周正毅和毛玉萍又一头扎进了香港股市，大量收购蓝筹股，也在随后的股市反弹中获利颇丰。同一时间，国际饭店后面的“阿毛炖品”生意兴隆，“谈笑有权贵，往来无穷人”，“阿毛炖品”不仅仅是周正毅和毛玉萍的利润之源泉，也是周正毅等用来交际的特别场所。
随着“阿毛炖品”名气越来越大，出入于“阿毛炖品”的人群也不断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陈良宇的弟弟陈良军索性关掉了自己的逍遥渔村海鲜酒店，一心一意地炒股票。但是因为他是周正毅的结义兄弟，因此出入“阿毛炖品”，如同自己的酒店一样。三天两头在“阿毛炖品”吃饭和应酬，从来不用付帐。“阿毛炖品”竟成了陈良军的办公室一样。
另一伙特殊的朋友，则是上海各大银行的实权人物。银行商业化之后，银行是既要巴结客户，又要被客户巴结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各个银行的头头脑脑，应酬极多。这些朋友在毛玉萍的笼络手段下，多喜欢到“阿毛炖品”来应酬。这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阿毛炖品”几乎天天有银行的朋友，多则十桌，少则三二桌，“阿毛炖品”几乎成了银行干部的食堂。
在“阿毛炖品”的银行客中，其中一位乃是上海银行界的精英和骄子，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刘金宝。刘金宝是一九七六年进入中国银行的工农兵大学生，一九七七年起被派往伦敦中国银行任职。八十年代初回到上海，就在“阿毛炖品”开业那一年，升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
刘金宝和毛玉萍之间，关系密切，如同兄妹。据说毛玉萍八十年代中期在上海西郊别墅的著名派对上，就经常有刘金宝的影子。而刘金宝在上海的时候，似乎还是蒙毛玉萍的照顾，经常介绍他认识上海滩的闻人。到一九九七年，刘金宝调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也正是周正毅和毛玉萍杀往香港的时候。
周正毅和毛玉萍的性格大概有一定的一致性。手头有了一点钱之后，就要做超过自己实力和能力的大生意。一九九七年底，周正毅成立了一家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从此一发不可收，几年之内陆续注册了盘根错节，互相关联的企业近百家，着实在上海滩上玩了一把。玩到疯狂的时候，手头居然有了四家上市公司，五块上海最中心的地皮准备开发。
周正毅和毛玉萍疯狂的发家历史，内容丰富多彩，情节跌宕起伏，犹如古龙的武侠小说，这里且不详细评说。唯独和陈良宇人生有关的“东八块”故事，必须详细叙述。因为正是“东八块”地皮由周正毅开发，使得陈良宇被迫走向了前台，而且造成了和胡温中央的对立。
二零零一年五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一九九九－二零二零年）》，明确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61。翌年二月，陈良宇正式担任上海市市长，因此高声叫喊“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大力实施这个所谓的总体规划。这个总体规划，看上去花团锦簇，前景美丽，实际上则是要将上海市中心的老百姓通通迁往城市边缘，然后在市中心腾出空地来改造成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
制订这些规划的上海高官，当然不会征求上海老百姓的意见，也不会想到老百姓的痛苦与不便，只是纸上谈兵，描绘美好的鸿图。其中有一块地皮，就是在上海的市中心静安区的东北部，东至成都北路、南至北京西路、西至石门二路、北至南苏州路，占地面积达二十六万九千平方米。其中有住户一万二千家。因为这一块地皮在规划上又划分成了八块，因此有了一个古怪的名称，叫做“东八块”。我们书中的主人公陈良宇，就跌倒在这块“东八块”土地上。

第十六章 土地下面是深渊

【引进外资的骗局】
陈良宇担任主管金融、财政和规划的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的任上，协调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城市规划局、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上海市住宅发展局四个部门，于二零零一年二月九日颁发了有名的所谓沪建城六十八号文件，“沪建城（二零零一）第零零六八号《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试行办法》”。根据这项文件规定：旧区改造过程中，鼓励居民回迁，同时开发商可以享受“土地出让金为零”的政策。当时正值上海开始大规模旧区改造，这一文件也可以解释为是不与民争利，让开发商给受影响居民更多合理补偿。但是这也可以解释为政府把旧房拆迁的麻烦转移到了开发商头上。
但是这个表面上看上去像个溜光水滑的鸡蛋的文件，恰恰是裂缝最大的一个蛋，也是最容易让苍蝇下蛆的蛋。因为“土地出让金为零”，使得上海滩的冒险家激动得浑身颤抖。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优惠，包括：减免拆除公房补偿费、房屋拆迁管理费、工程质量监督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费；减免或免收人防设施结建费；市政、公建设施包于建设等。这种种优惠政策，无疑会吸引像周正毅这样不计后果，敢于冒险之人。
根据这个臭名昭著的六十八号文件，上海市政府在二零零一和二零零二年两年中，经上海市建委、房地局等部门共同认定的旧区改造地块共三百零七幅，总土地面积一千三百五十万平方米62，都是以“土地出让金为零”的模式出让的。其中地段最好，最有开发前景的就是所谓的“东八块”地皮。
当然，“东八块”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肥肉。虽然“土地出让金为零”，但是整个区域内有居民一万二千多户，动迁成本十分高昂。以每户平均补偿二十五万人民币计算，动迁整个区域的前期费用就要高达三十亿。而这三十亿砸下去，才不过能够拆平这一块土地。因此除非实力极强的开发商，轻易是不敢动作的。
但是周正毅却毫不犹豫地把“东八块”土地拿了下来。这当然并不因为他有这样的实力，而是他有特殊的本领。一是胆大，除了杀人放火，他什么都敢干；二是他和银行关系密切，许多银行排着队在他屁股后面，要贷款给他；三是他还有最大的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市委书记兼市长陈良宇的嫡亲弟弟是他的结义兄弟。这是整个上海滩，无可比拟的优势。
陈良军在周正毅点拨之下，和老母亲李谋真在股票市场里喝到了第一口水。因此他一门心思钻进了股票市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股迷。在他眼里，股票要比爹娘都要重要。但是随着股票市场的波动，陈良军也有点看不准变化了。因此除了靠陈良宇的牌头，买入新股可以赚一点以外，手头的股票也有赚有赔，甚至有些成了“老鼠仓”，粘在手中，甩都甩不脱。就在这时候，周正毅找到了陈良军，以一万股农凯系股票的代价，请他参与“东八块”地皮的开发工作。陈良军这个股迷，看到免费的一万股农凯系的股票，好比是老色鬼看见了美女，骨头都几乎酥软，自然毫不犹豫地投身周正毅，为“东八块”地皮开发出力。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顶级的波特曼大酒店举行了一场隆重热烈的签字仪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广为邀请香港和上海两地金融、地产界人士，参加了这一仪式。其中就有将静安区的这块土地，化整为零，分割成了八块，热热闹闹地签订了八个合同。第二天，上海市《解放日报》等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作了广泛的报道，静安区委宣传部机关报《静安时报》二零零二年第三百七十期还刊登了签约时的大量现场照片。
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个轰轰烈烈的引进外资、改造旧城的大项目，居然是上海市高层安排好的，由上海市静安区政府和周正毅联手进行的一个骗局。因为在那天签署的沪房地资静（二零零二）第十九至第二十六号《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这八个合同，合同的一方是上海市静安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另一方是所谓“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根本是子虚乌有的虚构公司。根据后来被拆迁的上海市民调查，周正毅自称法人代表的这家“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根本没有在香港进行过注册登记，其在合同上所注明的法定地址“香港金钟夏馨道十六号远东金融中心一八零一室”，也根本没有这家公司。更有意思的是，按照中国的外资企业投资法，任何外国公司到中国任何地方投资，都要先办一份“外商投资批准证书”，这也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初步审查。但是这个所谓的“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连这个最起码的外商投资证书都没有，纯粹是拍拍脑袋，想出一个子虚乌有的香港公司名称，就敢签订价值达四五十亿（当时的土地评估价值）的上海市中心大幅土地转让合同，真正是胆大包天。
这也是官方和周正毅两相勾结，进行明显合同诈骗的一个证据。当时的静安区区长姜亚新是黄菊的秘书，主管城建的副区长是明芳则是陈良宇的一个小兄弟。他们当然也不至于蠢到连对方的营业执照都不予验看就签下静安区这块中心土地合同的程度。显然他们得到了陈良宇的旨意，既要挂出引进外资的羊头，又要把狗肉卖给自己人。除此之外，还要避免引起中央的注意，所以他们把一块地分成了八块，分别签了八个合同，才把土地转让给周正毅。这种做作，正如一个婊子，明明只要一件衣服就可以脱光的，偏偏要分成八件衣服脱。
就在同一天，周正毅再次显示他通过陈良军，通天的本事和能力。他以零地价受让东八块土地之后，同一时间又和姜亚新、是明芳签订了《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以东地块五十八街坊地块委托拆迁及大市政设施配套合同》。用的还是同一个子虚乌有的“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但是这个合同，等于是又把拆迁的麻烦，一脚踢回给了政府。周正毅以小小的代价，让静安区政府帮助他把地面上的建筑全部拆迁掉。这个代价是周正毅在一年内分三期向静安区政府支付拆迁费九点七四亿，而静安区政府就要像恶狗一样把土地上的住户强行迁走63。而周正毅这一方监督政府履行拆迁的，正好是上海“一哥”陈良宇的亲弟弟陈良军。这个时候，陈良军不仅收下了周正毅农凯系的一万股股票，而且还成了农凯系的高级管理人员。
姜亚新和是明芳同这个子虚乌有的香港公司签订合同之后，居然十分激动，在整个静安区进行了动员。静安区党委还专门以《在我区“东八块”改造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篇文章，向静安区的党员进行了战斗动员。静安区不惜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为周正毅的这个项目充当马前卒，在地块上进行强行拆迁。
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骗局，上自上海市长陈良宇，中有静安区的区长副区长，下有陈良宇的弟弟参与督阵。但是遗憾的是，陈良宇不是疏忽，就是错误地估计了周正毅的实力，更加疏忽，或者没有估计到的，则是“东八块”上一万二千户人的智力和抗争能力。

【陈良宇出手】
周正毅和陈良军利用所谓的上海市城建第六十八号文件，免费得到了上海市中心的一大块土地。但是六十八号文件的本意是居民回迁到开发地块的话，开发商才能以零地价获得土地。但是周正毅和陈良军得到土地之后，马上又把拆迁的麻烦让给了静安区政府。
静安区政府根本不提回迁这一说，而是全区动员，强行拆迁。也就是说，根本不管地皮上老百姓的意愿，也不管肯不肯签订合同，到时候就拆。偌大个东八块土地上，一万两千多户人家，虽然大多数老实可欺，却也有那不肯屈服的，坚持要回迁这个黄金宝地。而且找出六十八号文件，证据凿凿。他们还联合起来委托了一个专门打拆迁官司的律师郑恩宠，和静安区政府对簿公堂。
那姜亚新和是明芳本来就底气不足，弄许多劳什子的障眼法要上瞒过中央，下瞒过老百姓的众人之眼。静安区党委进行全区党员动员，也是生怕拆迁户闹将起来，抖落出这所谓“引进外资”，“八个合同”的老底。因此面对拆迁户有组织的抵抗，竟十分地恐慌。
这个时候，陈良宇被逼出了前台。当时静安区政府已经不足以掌控局面，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六名拆迁户和郑恩宠律师有理有据地将静安区政府和周正毅告上法庭，虽然败诉，但是多次试图到北京上访。这个时候，陈良宇已经是个忘乎所以的上海土皇帝，不可一世，每天都在鼓吹什么“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遇到阻力则是“华山天险一条路”，根本不会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再者，这些拆迁户和和郑恩宠律师熟知了陈良军和周正毅穿着一条裤子，如果任由他们到北京上访，等于要直接把陈良宇牵扯进去了。为此，陈良宇十分恼火，亲自主持会议，把郑恩宠给抓了起来，然后对拆迁户采取行政裁决强迁的强硬办法，谁去上访就拘留谁。
如果说周正毅的确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并且能够迅速地把东八块建设启动起来，也许这件事情就成了千古之冤，那些拆迁户也只能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最终这个骗局，也变成了陈良宇、姜亚新之辈的政绩。偏偏这个周正毅，多少有一点臆想型的自大狂毛病，多年来造势显示自己的财力，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多少自己的资金。就在他以子虚乌有的香港公司名义和静安区政府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陷于资金链断裂，举步维艰的泥潭。
在这种情况下，周正毅在和静安区政府签订土地受让合同，竟也是为了弥补其资金链断裂之险。二零零二年八月，周正毅仍以以“佳运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上海市静安城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指定石门二路以东地区五十八街坊地块拆迁人的协议》，确认周正毅的佳运投资公司以占股份百分之九十九的投资比例支付东八块的房地产工程所需费用资金。这次的“佳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是在英属维尔京岛，而不是虚构的什么“香港金钟夏馨道十六号远东金融中心一八零一室”。
周正毅之所以要用一个注册了的“佳运投资有限公司”再次和静安区政府签订协议，就是因为土地到手，可以向银行贷款。但是没有注册过的所谓“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则显然不能用于银行融资。因此他用同样名义，到大多数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去注册了这样一家公司。
该做的手脚都做完了，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周正毅用“东八块”地皮做抵押，向上海交通银行贷款六点五亿元。同一天又向上海农业发展信用总社贷款三点五亿元。据说他以这块地皮做抵押，和上海农业发展信用总社签订的信贷合同中，获得授信额度高达五十亿之多。这三点五亿，只不过是总合同中的第一笔贷款而已。
但是周正毅的资金缺口非常大，他从两家银行贷来的这两笔钱，根本没有用在支付给静安区政府，用以支付“东八块”拆迁户的补偿，而是用于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填补农凯系公司的资金空缺。结果等于他把静安区政府和拆迁户当成了冤大头，到规定日期，即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前，一分钱也没有交纳给静安区政府。正因为是这样，所以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六名拆迁户和郑恩宠律师就有充分理由将静安区政府和周正毅告上法庭。其实当天这些拆迁户和郑恩宠并不知道，周正毅在前一天已经被公安部门采取了强制措施。
周正毅出事，事出突然，也出乎陈良宇的意料之外。其实周正毅在香港大举收购上市公司，资金来源又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早就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时任中国银行香港总裁的刘金宝忽然接到中国银行总部“紧急回京开会”的通知，并被告知会有新的人事任命。当时，银行业界正盛传刘金宝将出任交通银行行长的消息。所以当天下午出现在北京中行大厦的刘金宝，安排好了当晚的饭局，并和一位副行长的专职司机打好招呼，约好送其前往后，随即回到下榻的中国银行的招待所——中苑宾馆。但是就在这中苑宾馆里，他被守候多时的中纪委的官员扣留，接受“双规”，并开始对其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及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期间涉及的违规贷款问题进行调查。
审查刘金宝的中纪委官员出于种种原因，对扣留刘金宝一事予以严格保密。五天以后行文到上海，命令上海市公安局对涉案人员周正毅采取强制措施。所谓采取强制措施，就是给关起来。当晚就有小道消息传出。“东八块”六名拆迁户和郑恩宠律师前往静安区人民法院状告周正毅的时候，正是周正毅旗下四家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狂跌之际。

【向胡温叫板】
刘金宝被扣留，周正毅被抓，几乎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系列的效应。零三年六月一日至二日，香港廉政公署出动一百多名调查员，进行连续四十八小时的旋风式行动，在香港中环中心写字楼和其他几处私人住宅拘捕二十多人，当中包括正欲从码头离港的毛玉萍。
从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一日，周正毅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上海地产”和“上海商贸”股价暴跌，“上海地产”跌去百分之四十，“上海商贸”跌去百分之二十一，均于六月二日被停市。三天之内，周正毅财产缩水达八亿之多。
对于陈良宇来说，这次中纪委直接绕过上海市，直接对周正毅下手，无形之中对陈良宇造成了威胁。更严重的是中纪委的拘留名单上居然有陈良军的名字，而且陈良军也的确被监视居住，控制住了。这个时候，离陈良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过是七八个月的时间。
据上海官场人士说，周正毅在刘金宝出事后曾与陈良军密谈过，要陈良军找其兄陈良宇“帮帮忙”。这大概是周正毅深知刘金宝一出事，必定会牵扯出周正毅。但是事出突然，周正毅被抓后，陈良宇也十分着急。尤其是其母亲李谋真，因为陈良军被控制，四处找不到人，因此一天几个电话打给陈良宇，立逼他找出人来。
陈良宇无奈，只好派手下四处打听案情，另一方面，周正毅被抓的消息一传出，上海滩上下千万双眼睛都盯住了陈良宇，尤其是“东八块”地皮上被骗的拆迁户。上海滩的传闻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矛头几乎都指向陈良宇。陈良宇的老爸陈更华几乎每天都听到陈良宇倒台的传闻，害得他每天都要大骂SHIT。陈良宇因此不得不每天在电视上出镜，表示自己没有成为“陈希同第二”。同样，他也提心吊胆，生怕中纪委的官员真的找上门来。
但是这个时候，恰恰是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势力最盛的时候，江泽民、吴邦国、黄菊、曾庆红都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据报道，江泽民就刘金宝和周正毅事件专门作了批示：“刘金宝事件，周正毅事件，王雪冰事件，还有其他类似事件，只能算是上海市委某些环节工作失误，不能看作是直接勾结。黄菊、陈良宇同志主持市委工作，中央是肯定的。黄菊、陈良宇同志在工作、作风上有错误，但已有认识，不要再揪住不放。上海政局绝不能乱，局部乱也不行。一乱，其他地方跟风肇事添乱，会失控。”江泽民的这个批示，这才算堵住了把刘金宝和周正毅一追到底的势头，等于是给陈良宇解了围。这其实也是上海帮最团结、最显示其势力的一次示威。
陈良宇得到江泽民撑腰，因而越发跋扈起来。他坚持周正毅的案子由上海审理，这样就轻易地放过了自己的弟弟陈良军。然后他又立即命令静安区政府将“东八块”收归国有，和周正毅撇清关系。另一方面，开始严厉打压敢于举报和上访者。
陈良宇亲自主场会议，要对敢于状告静安区政府的郑恩宠律师进行报复。陈良宇早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就已经拘留了陈恩宠。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以“（二零零三）沪二中刑初字第一百三十六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原上海市敏鉴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恩宠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其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这是非常恶毒的一招，用所谓的“泄露国际机密罪”判了郑恩宠，用以威吓敢于在“东八块”土地问题上敢于上诉之人。从当时上海官方媒体《外滩画报》的报道上看，这就显然是一个冤案。郑恩宠一非公务员二非干部，不过从一个基层民警哪里了解到静安区公安为了强行拆迁，而安排的出警情况，然后发了个给境外的传真。如果说泄露国家机密，应该是那个民警。
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郑恩宠刑满释放，陈良宇居然仍不肯放心，专门主持了一个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会议，布置在郑恩宠出狱之后，对其进行监视和软禁。他出狱之后，家门口始终有多名便衣三班倒进行监视，不许媒体对他采访，也不许他和拆迁户接触。
真正让陈良宇头痛的是北京的一家官方媒体，中国科学院工业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营报》，在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刊登文章，查出上海两年来有百分之八十四的房地产用地没有经过招标，存在着严重的“土地腐败”现象。这等于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黄菊和陈良宇。陈良宇得知这一消息后，气急败坏地下令收回在上海的《中国经营报》，同时揪住《中国经营报》不放，向新任总理温家宝发难。他要求国务院处理《中国经营报》，因为中央和国务院曾同意旧城改造部分可以不招标，《中国经营报》不应该把这部分列入百分之八十四里面。在上海帮的压力下，《中国经营报》只好炒掉了写那篇报道的记者，并被迫刊登了道歉启示。
九月三十日，陈良宇又直接派遣几百名上海警察全副武装到北京抓人，将上海市八十五名在北京上访者抓捕遣返。按照中央的惯例，一般都是由北京警方捉拿上访者和“盲流”，然后送回原居住地。现在地方巡捕不经“圣旨”在“天子脚下”胡闹，真可谓是开创中国历史先河。此事在北京引起很大轰动，有人说，上海帮已经丧心病狂，居然向胡锦涛、温家宝示威。北京警方对“上海帮”的目中无人也相当愤怒。但是城府很深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因为羽翼未硬，生生将这口恶气忍了下来。但是胡锦涛对陈良宇的恶感，已经很深，深知日后要控制大局，非要除掉这个上海帮的捍将不可。
“东八块”这片具有黄金般神奇价值的土地，却不知土地下面就是深渊。陈良宇从此之后就被“东八块”土地造成的问题所纠缠，一直到他临下台时，还在拼命封锁消息，打压拆迁户的上访。“东八块”也是胡温最终从中找到有力的证据，把陈良宇干掉的一个重要口实。
到这个时候，陈良宇对周正毅事件，已经是“华山天险一条路”了，非保不可，但是又不能放他出去，因为香港廉政公署已经通缉周正毅。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弟陈良军，陈良宇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操纵法院审理和判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对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周正毅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周正毅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以虚假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这大概是上海近现代以来最为可笑的法院判决了。全部案件避开了周正毅以诈骗手段获得土地和银行贷款的事实，只是以不痛不痒的虚假注册资金量刑。这就好比是抓住了一个杀人犯，判的罪名却是杀人之前偷吃了邻居的一只鸡。陈良宇这个时候，大概已经陷入了自大狂的臆想之中。因为稍微有脑子的人，都看得出这是被干预了的一次法律审判，毫无公正可言。从判决结果中，陈良宇和周正毅的特殊关系，也呼之欲出。
陈良宇孤注一掷。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日，六名“东八块”土地上的拆迁户分别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欲到香港求证，周正毅用来和静安区政府签订合同的所谓“香港佳运投资有效公司”根本是子虚乌有，结果陈良宇又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检票大厅将他们的“往来港澳的通行证”扣留，拒不归还。种种迹象，也显得陈良宇东追西堵，疲于奔命。

【儿子要成龙】
周正毅入狱之前，最后一次高调亮相，是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那天下午，周正毅在上海龙柏饭店会见来自北京《人民日报》社下属的华闻控股公司副总裁王政。在近一小时的会谈中，周正毅豪气冲天，自称资产有四百亿元，除可提供一亿元合资成立传媒投资公司，另可提供十亿元的现金进行“运作”。
以《人民日报》为靠山的华闻控股公司，当时正计划大举南下。华闻控股公司本身就是依靠《人民日报》的特殊条件，空手套白狼起家 的。所以这次王政南下，正是要施展他的空手套白狼的故技，从上海获得资金，然后将华闻系扩展到上海。周正毅豪气冲天，说要出资十亿，其实并非周正毅信口开河，却正是王政在上海开的盘口。只是王政当时并不知道，周正毅自己的资金链已经断裂，正在挖东墙补西墙。周正毅那时候只是利用王政，在上海龙柏饭店演出一场显示自己资金实力的假戏而已。二天之后，周正毅就被抓了进去，王政大触霉头，怏怏地回到北京。
但是不久之后，王政就有了新的际遇。北京胜力通广告公司的陈维力找到了王政。陈维力本人善于享受，并无什么经营才能，所以这个胜力通广告公司开得也半死不活。因此陈维力找到王政，希望和王政合作。两人一拍即合，很快谈好了合作条件。
二零零四年初，陈维力带着王政二进上海，直接向老子陈良宇要十亿资金。陈良宇看着这个只知道体育，不知道别的儿子毫无办法，只好让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多达一百一十亿的社保基金中，贷款十亿元给华闻公司。因为事前已经有张荣坤的成例，所以也就为儿子而再次冒险了。
王政拿到这十亿资金之后，可以说是空手套白狼再次成功。他马上成立了一家上海新华闻控股公司，将海南G燃气公司的控股权从北京的华闻控股，转入上海新华闻，这样北京华闻控股拿到了大笔资金，用来收购吴明烈的新黄浦集团百分之十八点一八的股权和其旗下的上市公司新黄浦置业百分之七十的股份，合计人民币七点八五亿。王政成为新黄浦置业的董事长，而吴明烈却成为华闻控股的副总裁。这样一来一去，原来属于黄浦区房管局的大量国有资金，变成了吴明烈的个人私产。
上海新华闻还用这笔资金，收购了陕西《华商报》的全部股份和深圳《证券时报》的百分之四十股份64。余下的资金，其中八千万人民币给了陈维力，用于成立了一家跨媒体的传媒企业，北京中体传媒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号称背靠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和国家体育总局，与若干国家级体育专项协会和国际体育媒体、体育品牌缔结战略合作，组成中国最权威的泛体育媒体运作和投资管理公司，搭建国际一流水准的体育品牌经营开发平台。公司经营团队由北京、上海、深圳资深业内人士组成，在媒体运作管理、体育品牌经营、体育休闲会员制暨网络虚拟社区，以及赛事、会展、培训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是中国体育产业经营的先驱。”至今这家公司的官方网站上，还挂着陈维力写的致辞，只是社保案后，将“总经理陈维力致辞”，改成了“总经理致辞”。
为了奖励陈维力，上海新华闻特意给他奖励六十万，并聘任陈维力为“中体传媒”总经理，年薪四十万人民币。另外，和陈维力一起创办胜力通广告的毕胜，也被聘为华闻旗下上海华保紧急救援中心总经理。
陈维力的“中体传媒”虽然是一个小公司，背景却非同寻常。从其自述中即可看到和《人民日报》、国家体育总局等官员相互勾结。中体传媒成立不久，旗下即拥有大量的平面媒体，包括《篮球报》、《博》月刊、《网球天地》、《中国体育》、《桥牌》等多种报刊。陈维力也在这些报刊上分别挂上了主编、发行人等头衔。一直到陈良宇案发，陈维力在陈良宇的提前安排下，在中国人间蒸发。

第十七章 陈良宇的女人们

【过眼烟云尤丽芬】
陈良宇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九年这六七年时间，从一个狗屁不值的彭浦机器厂的基建科副科长，一下子窜升到上海市最重要的黄浦区区长兼区委副书记，总的来说是官场新手，一方面勤政艰苦，急于表现自己的政绩，另一方面也是战战兢兢，唯恐丢了自己脑袋上的顶戴花翎。毕竟这相当于四品知府的区长官职来自不易。
一九八九年，陈良宇当区长两年之后，出师不利，黄浦区接二连三地出现重大事故和灾祸，直至学生上街游行，每天设置路障。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上海大学搞学生工作的尤丽芬。尤丽芬对于长身玉立、风度翩翩的陈良宇一见钟情，认识陈良宇之后，多次直接来找陈良宇。为了迎合陈良宇，也装模作样地学习打网球。一来二去，终于成了陈良宇第一个情人。
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一年期间，原黄浦区区委书记上调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担任院长，黄浦区党委权力真空，陈良宇以副书记身份主持黄浦区工作。那个时候，陈良宇几乎就是黄浦区的皇帝。正是在这段时间，陈良宇真正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也是和尤丽芬来往最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浦东还没有开发，所以大多数轻易不会去浦东。但是郁知非的三灵电器厂却位于浦东。所以经常是陈良宇有空的时候，先通知郁知非，由郁知非在浦东安排好地方，然后派车接尤丽芬到浦东。到了浦东，陈良宇早就等在那里了。亲热一阵之后，郁知非就会约来几个小兄弟，一起吃饭热闹，或者晚上去西郊宾馆打球。所以陈良宇到西郊宾馆打网球，早也熟门熟路，所以才会发生冲撞邓小平这个太上皇的事情。
话反过来，这也几乎是当时陈良宇唯一的休闲和娱乐。那个时候，陈良宇的夫人黄毅玲也喜欢上了网球，所以如果陈良宇没有约尤丽芬的时候，也会和黄毅玲、儿子陈维力一起去打球。因此一家三口，几乎都成了网球迷。二零零二年二月，陈良宇正式接任上海市市长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夸口说：“（我们）一家三口都是体育迷。如果组织以家庭为单位的网球比赛，我们家一定名列前茅。65”
陈良宇虽然在升官过程中善于夹紧尾巴做人，以至于哄得老干部与江泽民高兴，但是从心底里，陈良宇却是天下第一等的心骄气傲之人。对于尤丽芬，他多少是有点占便宜的心理，其实并没有如何上心。尤丽芬虽然出生年月不可考，但是一九七三年就已经入党66，党龄比陈良宇还要长上七年。就算她二十岁时就能入党，到一九九一年也已经有三十八岁，比陈良宇小不了多少岁。青春已去，徐娘泰半之老。皮肉松弛，眼下有袋，咧嘴一笑堆起来万千皱纹的波浪。
陈良宇更不喜欢尤丽芬的是，那女子出身上海的“下只角”，没有多少眼界，又很好面子。陈良宇先是帮她谋到了上海大学新校区建设办党总支书记，结果她一上任就马上占小便宜，把建筑材料大量地往家里运，弄得人人侧目，上海大学党委一状告到陈良宇这里，让陈良宇费了不少心思才给摆平。当时已经升任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为了这个徐娘半老的情妇，亲自跑到上海大学“调研”，最后和校党委协商，给她一个清水衙门的官当。名堂非常好听，也非常清闲，上海大学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其实是把她晾了起来。尤丽芬当然很不满意，每次见面都要抱怨，当这劳什子的精神文明办主任，既无实权，又没有油水，不如一个普通的系主任。陈良宇心中渐生厌倦，何况那时已经遇到了模特美女，看着尤丽芬的嘴脸就十分生气。但是也生怕她翻脸撒泼，把丑事全都抖落出来，因此只是偶尔地敷衍于她。
二零零一年，尤丽芬再也不能忍受担任毫无权势的精神文明办主任，又非常喜欢出风头，因此非要担任上海大学武装保卫处的处长。因为这个所谓武装保卫处，等于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派出机构，等于是上海市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派出所。武保处处长等于是派出所所长，享受警察编制，既可以穿警服，也可以穿便衣。所以尤丽芬对此十分向往。
尤丽芬缠住了陈良宇，陈良宇也没有办法，只好依从她。但是陈良宇却趁机提出条件，要和她一刀两断。尤丽芬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和陈良宇订了君子协定。但是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如果有人欺负尤丽芬，陈良宇必定要给她撑腰。条件谈妥，陈良宇一个电话给上海市公安局当局长的小兄弟吴志明，马上解决了尤丽芬的问题。后来果然有一次，尤丽芬在工作中和同事闹意见，陈良宇派了他的秘书前去撑腰。这样一来，尤丽芬十分得意。
谁料想，尤丽芬在上海大学的同事深知内中奥妙，宣传部门的人每次写尤丽芬的资料，都会有意地写道，尤丽芬同志主动要求担任上海大学武保处处长一职。无形之中，把尤丽芬损了一下。
尤丽芬只是陈良宇人生中的一个短短插曲。只是早年陈良宇的那些兄弟们，却无所不知她的情况，所以坊间流传的关于尤丽芬的说法也最多。

【名模马艳丽】
商品社会，身材和大脑互相竞争，未必是大脑取胜。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种现象就屡见不鲜。号称中国第一名模的马艳丽就是用身材成功，并且当了教授的一个奇怪例子。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陈良宇被“双规”之后，这位号称“中国第一名模”的河南女子马艳丽设在新浪上的博客在，短短一星期内访客量暴增数十万，留言更是不计其数。其实从二零零四年开始，网上即有马艳丽和陈良宇之间关系特殊的传闻，因此陈良宇倒台之后，马艳丽博客几被点爆，决非空穴来风。
马艳丽来自河南周口地区，身高一米七九，身材高挑，容貌妖艳，曾经是专业赛艇运动员，一九九一年获得过河南省赛艇比赛冠军。一九九四年到上海发展，成为上海时装股份有限公司签约模特。
这个上海时装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和上海新世界商场一样，是陈良宇一手组建起来的黄浦区区属企业。上海时装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南京路时装商店，一九八五年更名为上海时装公司。陈良宇在一九八八年成功改制上海新世界商场之后，对黄浦区的区属企业，逐一进行了改造。其中上海时装商店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进行股份制改造。一九九三年正式成立“上海市时装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二月以“时装股份”的名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67。
马艳丽刚刚进入上海时装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当然是个毫不起眼的外地模特而已。但是一九九五年，马艳丽一举获得上海首届国际时装模特大赛冠军，这就自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马艳丽也作为美女代表，进入了陈良宇的兄弟娱乐圈。陈良宇当上市委副书记后，他的基本小兄弟圈子，主要就是他主政黄浦区时候的一些下属。这些人包括吴明烈、郁知非、上海新世界商场总经理徐家平，当然也包括上海时装股份有限公司的头目。因为陈良宇真正站稳了脚跟，做官时间最长、最出政绩的就是在黄浦区。这样一来，马艳丽由上海时装股份有限公司的头目引入陈良宇的小兄弟娱乐圈，从而傍上陈良宇，一发而不可收，也算顺理成章。和马艳丽相比，如果说马艳丽是只红筹股，尤丽芬只能算是垃圾股了。
这样也不难解释，到上海闯荡时间没有两年，马艳丽不仅取得了正宗上海户口（一般外地人到上海，即使买了住宅，也只能获得上海市的蓝印户口），还从黄浦区的名额里，当上了上海市青年突击手和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据说周正毅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马上将自己房产公司开发的一套豪华住宅，廉价“卖”给了马艳丽。
从此之后，这个靠身材吃饭的女人，就完全超过了用大脑吃饭者的大多数，甚至当上了教授。一九九八年和一九九九年她又连续两届获得所谓“中国时尚大奖－中国十大名模首席”，不知道是奖还是称号。并且开始触电，拍摄了德国著名电器博朗公司剃须刀的电视广告，还领衔主演根据小说《艳影》改编的二十三集都市言情剧《倾城之恋》。
这还不说，更引人注意的是，马艳丽当腻了模特，要当服装设计师。这当然也难不到陈良宇。于是马艳丽在上海的中国纺织大学服装设计学院混了一段时间后，高价聘请高级设计师，分别在中国国际时装周和上海国际服装节上，举办以马艳丽英文名字命名的《Mary Ma──就这样》时装品牌发布会。以后可不得了，马艳丽和宋祖英一样，宋祖英出国在西洋剧院唱名歌小调儿，马艳丽“代表中国”赴法国参加“巴黎－中国文化周”中华文化服饰展演活动，到美国参加“中华文化美国行大型服饰展演活动”。
二零零年年，马艳丽成了中国国际时装周时尚媒体评委年度四大时尚人物之一，还当上了中国职业模特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青年联合会委员。更有甚者，居然当上了西北纺织工学院的“客座教授”。一个运动员出身的时装模特，斗大的字识不了多少，居然当上了教授，服装界专业人士，无不深感耻辱。
从一九九四年签约上海时装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河南农村女孩到成为上海市青年突击手、全国青联委员、客座教授，如果没有陈良宇捧场，自然是能以令人置信的事情。
当然，对于陈良宇来说，马艳丽也不过是角而已。马艳丽也许只是许多被捧的角之一。算她倒楣，主捧手终于倒台，捧与被捧的关系被大大曝光。但是对于“角”来说，有时候甚至不是一件坏事。有多少“角”色，捧的人倒掉之后，过了几年又一样出名。何况现在马艳丽教授已经功成名就，忙碌得不可开交68。
陈良宇虽然也挡不住这等妖娆美色的诱惑，但是他心中却未必看得起这种以身材谋生的女人。他真正的追求，还是红颜知己，既能理解他的事业和追求，又能为他的事业助一臂之力的。无论是最早的尤丽芬还是后来的马艳丽，都粗鄙不堪，既无城府，又没有文化。而陈良宇真正看重的，却是两位局级干部，既有容貌，又能替陈良宇当家的东西两宫。

【东宫刘红薇】
陈良宇的东西两宫，在陈良宇出事之前，几乎是顶了上海的半边天空。一个是市财政局长兼地税局局长刘红薇，另一个是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对外合作交流办公室党组书记，二零一零年世博会专职副主任钟燕群。一个在内掌控全市的财政大权，一个是上海对外联络的最高掌门，内外结合，如同陈良宇的左臂右膀，为陈良宇一手遮盖上海官场，立下汗马功劳。也可以说，陈良宇的这两位红颜知己，才是他真正的贤内助。
刘红薇籍贯宁波慈溪人，也是上海长大的正宗上海人。一九九四年九月，陈良宇在主管经济、金融、规划等方面的市委副书记任上，一手提拔为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兼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但是刘红薇绝对是一匹黑马，在此之前，无论是上海地方志、县区志、各种媒体报道，从来也没有任何关于刘红薇的记录。这个刘红薇，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一般，一下子成了副局级干部。大概陈良宇和刘红薇相识的时候，刘红薇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财务工作人员而已。
陈良宇担任市委副书记之后，比之当黄浦区区长时候，派头又有所不同。陈良宇在担任黄浦区区长的后期，一身名牌西装穿得笔挺，但是毕竟是勤政节俭的。但是他在担任市委副书记之后，黄浦区手下的一些小兄弟个个人五人六，至少也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而且这帮小兄弟千方百计地哄着“大阿哥”黄菊和陈良宇，把个偌大的上海滩，当成了任由他们自家兄弟白相的道场。
陈良宇在市委副书记任上，主管金融和财政这一摊，权重位高，但是却不是一把手，因此时间和精力上非常充裕。这一点从他对申花足球俱乐部的关心程度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样他用来娱乐和交际的时间也大大地富裕。从现在的资料看，陈良宇显然是在舞场上结识刘红薇的。
刘红薇出生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九四年不过四十岁上下。加上刘红薇皮肤雪白，善于保养，因此当时的风韵可想而知。刘红薇还喜欢把头发盘起来，既显得年轻，又能露出雪白的脖颈，可谓风情万种。因为她总是盘着头发，因此人送绰号“盘头”。
更重要的是，刘红薇不像尤丽芬和马艳丽那样，胸无点墨。相反，刘红薇非常内秀，不仅写得一笔好书法，而且是个经验丰富的财务人员。拿起笔来能写文章，端起话筒就能讲话，才华出众，也颇有雄心。陈良宇和她相识之后，端的是有钟子期遇到俞伯牙的相见恨晚之感。因此陈良宇这才根本不顾刘红薇的资历，一手直接提拔为财政局副局长兼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后来又不管刘红薇得票数不够，愣是安排她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一九九六年十月起，陈良宇又兼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主管财政，刘红薇完全成了陈良宇的得力臂膀。
说起陈良宇后期的腐化生活，还得提到陈良宇的死党和小兄弟吴明烈。一九九二年底，吴明烈在担任黄浦区房管局局长期间，在陈良宇的支持下，愣是将黄浦区房地产开发公司挤进了上市公司的名单。那个时候，什么公司可以上市，完全是市领导的一种权力平衡。这样吴明烈亦官亦商，一边当着局长，另一边出任上市公司“黄浦置业”的董事长。吴明烈一方面飘飘然，另一方面却也没有忘记报效罩在头上的“大哥”。因此，为陈良宇安排业余生活、介绍女朋友、追求享受，却是跑前跑后，十分巴结。
一九九六年，外滩海关大楼的背后竖起了一栋“新黄浦大厦”，这栋大楼就是新黄浦集团的办公地点。大楼的最高几层实际上是一个私密性很强的会所，车至地下室，由专用电梯直接到顶楼的会所，“上层人物”不必与旁人照面就可以直接进入会所。在这间超豪华的会所中，有温水游泳池、桑拿、棋牌室、美容厅、健身房、歌厅、餐厅……所有设施全部进口，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比赖昌兴的“红楼”还要高档。曾经有上海的“上层人物”到厦门的“红楼”参观，参观完之后，他们都一言不发，而是暧昧地笑了。
那些“上层人物”坐在会所外的顶楼大阳台上，脚下是鳞次栉比有百年历史的外滩大楼，远方是正在崛起的浦东新城，那种感觉端的是一览上海小，美妙无比！吴明烈在向客人介绍自己的会所时无不得意：“真正有身份的人是不会到社会上那种乱七八糟的娱乐场所去消费的，我这儿的消费才是顶级的，那些娱乐场所有的东西，我这儿都有，但我这儿有的，他们不可能有。我的餐厅可以随时调上海滩最好的厨师来，人家做得到吗？69”这里所谓的“上层人物”，无非是陈良宇和他的左膀右臂。许多事情，既在里面商议，也在里面忘情。这样的地方，连马艳丽这样的“角”都未必进得去。
一九九八年四月，陈良宇一手又把刘红薇提拔成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上海市地税局局长，完全掌控了上海市的财政大权。刘红薇既是陈良宇的情人，也是陈良宇的理财婆。和上海社保案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上海久事投资公司，就是直接归刘红薇管辖下的财政局下属国有投资公司。

【西宫钟燕群】
共产党高官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通常都精力充沛，能量过人。这主要也是因为共产党体制下，完全是人治体系，官高权重，伺候者众多。因此当官当到一定程度，大概除了睡觉，别的都有人代办。这样无疑也使得他们有许多精力，一是党争，二是腐败。
陈良宇也是如此。本来既有超级模特解闷，又有东宫情人销魂，已经足够他忙碌的了，但是他还不满足，终于生生地从韩正手里夺过来一位美女，并且大加栽培，成为他的西宫情人。
一九九一年韩正担任上海团市委书记的时候，手下有一个美女，叫钟燕群。这位美女相貌出众不说，还戴着眼镜，非常斯文温柔。韩正担任团市委书记才两个月，就看上了钟燕群，提名上海市委，任命钟燕群为团市委副书记。钟燕群一九五五年出生，比韩正小了一岁，可谓年貌相当。
一九九三年三月，韩正出任上海卢湾区党委副书记、卢湾区区长，钟燕群为团市委书记兼团市委党组书记。一九九六年五月后，钟燕群长期脱离官场，政治生命几乎完蛋。一九九八年二月，韩正爬上了市委常委、上海市副市长的位置，主管农业和郊区。韩正不忘旧情，重新起用钟燕群，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任命她担任了上海市青浦区区委书记。这个青浦区，在上海一直被称为青浦县，是远离上海的农村。青浦区的区委书记，自然在上海官场上也无足轻重。钟燕群大为不满。
二零零二年二月，陈良宇正式担任市长。钟燕群找机会，毅然舍弃了韩正，转而投靠陈良宇。审美观念相对传统的陈良宇，非常喜欢钟燕群的温柔斯文的样子，因此于二零零三年六月，提升钟燕群担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但是上海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多如牛毛，不能凸现钟燕群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时候的陈良宇，几乎已经是上海的皇上，几乎没有事情难得倒他。于是他别出心裁，仅仅在钟燕群担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一个月之后，以筹备上海二零一零年世界博览会为名，专门在上海市委下面成立了一个上海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由钟燕群担任书记。二零零三年八月八日，又任命钟燕群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主任70。
这是古往今来，天下唯一的一个合作交流工作党委。也是陈良宇专门为钟燕群设置的。这个合作交流工作党委，等于把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外省市协作、外省市对口扶贫工作，统统放在它的领导之下。这不仅是陈良宇为钟燕群量身打造的一个职位，而且等于是上海自己设立的外交部长。钟燕群同时兼任上海世博会执行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享受副部级待遇。钟燕群其实除了长相甜美，在交际上并无长处，因此当上了上海的外交部长之后，只好再去北京外交学院参加中组部的领导干部外语培训班，拼命恶补外语。
陈良宇东宫情人主管财政，西宫情人是上海的外交部长，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从此以后，陈良宇出门，必定带着钟燕群同行。二零零五年七月，陈良宇率领上海市代表团到甘肃和西藏考察、游玩，带着钟燕群同行；同年八月，陈良宇又率领上海市代表团前去重庆考察，同行的还是钟燕群。
上海官员反响比较大的是二零零五年九月，陈良宇以参加日本“爱知世博会”上海周开周仪式为名，带着钟燕群到日本游玩。参加完开周仪式之后，陈良宇就和钟燕群双双消失在日本，数天之后才和代表团其他的人员汇合。想来陈良宇和钟燕群在日本过了几天难得的销魂日子。
钟燕群凭空得福，居然官至副部长之高，加上陈良宇百般呵护，因此十分滋润。虽然年过五十，却是血红雪白，风韵十足，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只是到二零零六年十月之后，露面的时候神情大变，几乎一下子老了十年。
坊间传说陈良宇倒台前后，韩正写了五万言的揭发材料，让胡温有充分的证据干掉陈良宇，想来也有报复当年陈良宇横刀夺爱之仇的意味在。钟燕群失去陈良宇的靠山，也担心韩正报复，何况二零一零年的世博会筹办工作千头万绪，陈良宇倒台之后再也不敢乱来，因此步履维艰，怪不得要一下子显出老态来。
陈良宇倒台，钟燕群是唯一没有被牵扯到的死党，也是坊间对她和陈良宇隐秘关系知道甚少的一位。但是尽管她维持了这个副部级的世博会专任副主任一职，却也因为陈良宇事件的严重打击，芳华零落花为泥，再也不复当年美貌了。

第十八章 夫人俱乐部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花花绿绿的上海滩，水深如海。如果说上海最不起眼，又最贵不可言的地方，还得算上海卢湾区制造局路八十八号的金湾大酒店。这个只有二星级（自称准三星）的酒店里，位于徐家汇路、陆家浜路交汇处。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就设在这个不起眼的酒店里，旁边则是霓虹灯闪亮的上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酒店虽然不起眼，但是出入酒店的人物，却是上海滩最有钱有势的人物。一九九四年，黄菊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不久，夫人余慧文便吵着要出头露面，因此成立了这样一个慈善基金会。基金会五月七日挂牌成立，由当时的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和余慧文分别担任理事长和副理事长。
基金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可谓一无所有。只是由黄菊批示，从上海市民政局借来了二十万启动资金。办公地方也远在南市区的一条小马路，普育西路一百零五号。真正打出慈善的名义，接受慈善捐款，从一九九五年才开始。根据其内部的审计报告，到二零零零年，基金会收入累计不过三亿零四百万。从二零零一年开始，也就是陈良宇担任市长开始，上海的有钱人忽然意识到了捐款给上海慈善基金会的好处，捐款额暴涨，到二零零六年五月累计进帐十五点八三亿巨款。五年当中，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狂收了近十三亿人民币。偌大的金额，等于是无论刮风下雨，每天纯进账七十二万人民币。
短期内狂收慈善款，以至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无法消化这笔巨款。据最新的有关报道，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收入的十五点八三亿中，只有八点八亿用于慈善事业，其余的七亿多巨款，去向不明71。
五年当中狂收十三亿巨款，内中的奥妙自然连死人也能猜出几分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虽然是个扶困济贫的机构，但是打交道的却是上海滩最有钱和最有权势之人。在慈善基金会里，陈铁迪和余慧文分别负责两个层面的“热心慈善人士”。陈铁迪负责的是上海的政要人物，余慧文则负责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夫人们。
陈铁迪本人就是上海市政协主席，一九九八年起又担任上海市人大主任。她负责联络的有国务委员陈至立、原上海工商联主席郭秀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文燕、上海市侨办主任袁采、前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施德容等人。
余慧文则掌握了一批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夫人，包括吴邦国的夫人章瑞珍和陈良宇夫人黄毅玲。余慧文、章瑞珍和黄毅玲三位一体，情同姐妹。龚学平、蒋以任以及韩正的夫人们则是跟在这三位夫人的屁股后面起哄。
相比较而言，陈铁迪本人老迈丑陋，除了陈至立之外，大都是过气的官员。而余慧文、章瑞珍和黄毅玲，却妻随夫贵，势力覆盖整个上海滩。何况这三位夫人都精心打扮，穿着高档时髦，隐约之中透出徐娘风韵。上海慈善基金会中，三位夫人完全是压倒一切的多数。因此基金会最重要的募集资金工作，便由余慧文主管，章瑞珍和黄毅玲襄理。
这样一来，这个不起眼的金湾大酒店就成了上海最有权势的所在，也变成了上海当权者的夫人俱乐部。江南一带的富商、港澳台湾到上海投资的商人无不对此地趋之若鹜，唯恨不得其门而入。余慧文更是明码标价，凡是个人捐赠五十万，企业捐赠一百万以上者，方可获得领导人夫人的接见。捐款超过三百万以上的，才可以担任基金会理事，再累计到一千万以上，就能成为常务理事。成为常务理事就意味着能够经常和这些领导人夫人们欢聚一堂。

【一千万的入场券】

从二零零二年起，陈良宇的夫人黄毅玲就以上海市第一夫人的身份，经常参加这个夫人俱乐部的活动。黄毅玲在慈善基金会中，也和余慧文一样，非常活跃。相比之下，章瑞珍忙于陪委员长吴邦国参加国事活动和出国访问，在上海期间参加夫人俱乐部的活动时，也比较低调。
黄毅玲的养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早年毕业于上海的教会学校，后来工作虽然是上海铁路中心医院的高级营养师，但是音乐修养极高。黄毅玲秉承母教，也会弹得一手钢琴。夫人俱乐部以慈善晚会的名义经常举办活动，其中最核心的节目，往往是黄毅玲的钢琴演奏，然后从孤儿院中找来一些小朋友围在黄毅玲周围，烘托气氛和场面。这样的晚会，必定是大款云集，为这位上海第一夫人捧场。余慧文则带着一个满脸堆笑，脸色白净的年轻人，开心地记帐收钱。
正如北京的《中国经营报》所披露的那样，上海市的地皮，大多数都不是公开招标，而是以私下关系进行批发的。因此在夫人俱乐部的热闹场面下，就隐藏着要在上海获得土地的潜规则。毫无疑问，这些上海滩最有权势的夫人们，等于就是上海滩的土地奶奶。
从那个时候起，凡是在上海进行投资和开发房地产的商人，最基本的潜规则就是要到制造局路八十八号的金湾大酒店报到，出手一千万以上，给土地奶奶烧香磕头，才有资格到所谓的慈善晚会去捧场。慈善晚会的入场券，也等于是允许在上海进行投资的通行证。不遵守这样的潜规则，任何政府机关的一个基层科长，就可以把一个项目活活掐死。
慈善基金会五年当中能够狂收十三亿，就在于余慧文把入场券定为一千万起步。所有到上海发展的富商，凡是拎得清的，都要先向夫人俱乐部进贡一千万，方有在大上海的立锥之地。翻看所谓的慈善记录，可知这一千万起步绝非虚言。福建富商许荣茂的世茂集团到上海投资，就是先在零二年的慈善晚会捐上一千万。香港的和黄、新恒基、恒隆地产等，也以乖乖交纳一千万人民币的“慈善款”作为进军上海的先声。
但是一千万慈善款只是起步费而已。交纳了一千万，这些土地奶奶们只能保佑项目顺利进展，不会被各个基层的科长给掐死。至于要解决实质性的问题，特别是优质地块、土地出让金和融资，区区一千万当然不够，而且要用其他手段。但是，只要烧香进贡得法，土地奶奶是非常灵光的，可谓无所不能。
如果把上海慈善基金会的捐赠名单曝光的话，上海滩的大亨们几乎可以一网打尽。没有在网里的则已经被掐死了。世贸集团的许荣茂，几乎年年上缴一千万，因此他在上海的发展也事事称心，节节顺利。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曾经仗着自己后台硬，和陈良宇的弟弟是结拜兄弟，一直没有交纳入场券，多少也引起了土地奶奶之不满。到二零零三年案发之后，为了保命，立即以防治“非典”流行病为名，乖乖地一次性付了二千万人民币。土地奶奶显灵，结果他只是被轻判了三年徒刑，而且在牢中还过着“老板”生活，随意召开董事会。
真正依靠夫人俱乐部而在上海滩创造奇迹的，还是一位来自江苏的“小白脸”张荣坤。这个对女人的心理有天才般理解力的年轻人，在二零零二年之前，不过是资产三千万的江苏小商人。但是他以无比的胆魄，不惜举债和向银行贷款，用以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款。从二零零一年底到二零零三年八月，他个人的捐款额已经达到了二千一百五十多万。到二零零五年八月，累计捐款已达三千一百五十多万，等于他在三年之中，把以前积累的全部资产都捐了精光。
张荣坤既然能够下决心借钱捐款，自然是不光光捐钱，而且用上了特别手段。在这些夫人当中，余慧文长得最有风韵，大概也最懂得风情。二零零二年十月，黄菊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余慧文却没有跟到北京，而是继续留在上海经营夫人俱乐部。春闺寂寞，在所难免，即使黄菊在身边，也是年老力不足，岂能跟三十左右、血气方刚的张荣坤相比。因此张荣坤开始捐款不久，就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理事，名誉副会长。以这个名义，张荣坤和余慧文出双成对，几乎是形影不离。
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资深摄影记者最近提供了一张照片，二零零三年春天余慧文到基金会创办的老年公寓看望前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潘文展，在镜子中照出来的，正是当时和余慧文打得火热的张荣坤。二零零四年四月三日，余慧文又和张荣坤一起参加欧洲货币组织在上海波特曼丽嘉酒店举行的优雅浪漫晚宴，两人举止十分亲热，几乎已经到了不避众人的程度。三千一百五十万捐款加上慰安手段，张荣坤在短短两三年当中，窜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联委员、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兼副监事长，二零零五年中国福布斯富豪榜第十六位富人。这样一个江苏“小赤佬”，是怎样发迹的呢？

【混世魔王张荣坤】

张荣坤一九七三年出生，和周正毅一样，几乎都是赤贫出身。他曾经的家位于苏州市上塘街一百七十三号，曾经是苏州百货公司的日杂品仓库。一九八零年，曾经在百货公司任职的张荣坤父亲，获准和一帮退休的同事一起搬进了这座石库门建筑。街坊称呼张荣坤的父亲为张胖子。
这幢石库门老房子里一共住了十四户人家。“张胖子是个知青，读书人的样子，但一看就知道没什么钱。”张荣坤的母亲更像是个庄稼人，一口山东话，大大咧咧地。她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就是张荣坤，二女儿叫张海燕，最小的儿子人们都喊他阿三。
张荣坤自小家境贫寒，母亲日常贩些水产鸡鸭，父亲张胖子做些小本生意，“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拉过黄包车。”张胖子管教子女很严厉 。尤其对于大儿子张荣坤，经常拳脚相向。年幼的张荣坤常常踩着吱嘎响的木楼梯东躲西藏，而父亲张胖子跟在后面追打72。小时候的张荣坤很瘦弱，但每次挨打之后都忍住不哭。离石库门不远，就是丁家巷小学。张荣坤在学校里是个孩子王。同学评论说他“年纪不大，却很讲义气。”在他身边，时常围着一帮小弟兄，都把张荣坤当大哥。
张荣坤初中就读于苏州第五中学，高中在二十一中。他的妹妹张海燕还曾经在第五中学做过图书管理员。十五年前，张樱是丁家巷附近出名的美女，她自幼和张荣坤亲梅竹马，直到后来成为张荣坤的妻子。认识张荣坤夫妇的苏州人都说，张樱是个贤内助，活动能力很强，她为张荣坤日后结识各路权贵帮了很大的忙。
张荣坤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并不好，“也许是把心思都放在了做生意上。”高中毕业之后的张荣坤，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因此在一九九三年前后，到了苏州吴县太湖度假区工作，在度假区的一个水上乐园项目公司任职。十年前的张荣坤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公司里是普通职工，“平时和同事说话不多。”
在太湖度假区呆了一两年时间，张荣坤又去吴县海关做了一名报关员。在海关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耿永祥。耿永祥于一九九一年出任苏州海关关长，三年后，又一手建成了吴县海关和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当年在吴县任职的一位官员说，张荣坤在进入海关结识耿永祥之后，又离职做起了外贸生意。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张荣坤稍微有了点积累。耿永祥后来因为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九十年代中期，张荣坤就开始炒股和炒期货。就在一九九五年前后，张家搬出了上塘街的石库门，他记得张荣坤最后一次来石库门是坐着汽车来的，司机叫他“张经理。”而整个张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胖子再也不做小本买卖了，他搬进了园林路附近的一幢别墅，后来在双塔附近又买了一幢别墅。
在张荣坤的弟弟阿三看来，哥哥张荣坤和嫂子张樱有着非同寻常的社交能力。在苏州结识了不少权贵之后，张氏夫妇的生意也逐渐做大，涉及到建材、外贸、金融等各个领域。但以上这些不过是小打小闹。张荣坤的真正发迹还是在他到了上海之后。尤其是他购买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入场券，并和余慧文打得火热之后。
二零零年，张荣坤进军上海，在上海浦东注册了一个“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三千万人民币，差不多是张荣坤当时的全部家当。但是从其工商注册材料上看，法定地址却是一家经营多年的蛋糕店，蛋糕店的老板也根本不知道他那里还注册过一个什么“沸点投资公司”。这显然是张荣坤玩的一个花招。
但是另一方面，张荣坤异乎寻常地热衷于慈善事业，却着实令人生疑。“沸点公司刚入驻上海不久就参加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活动，张荣坤代表公司出席，一次捐赠二百万元，一举成为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状元。73”那个时候，余慧文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开张不久，总共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余慧文也还没有定出一千万的门槛费，所以张荣坤一击成功，从此成了余慧文的入室之宾。
余慧文对于张荣坤的最大帮助，莫不过是将张荣坤介绍给了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这才引出来张荣坤平地发迹，社保案惊天动地的故事。

【秦裕和祝均一】
陈良宇的秘书秦裕，作为陈良宇后期最贴身的人，可以说对陈良宇的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要超过陈良宇的老婆黄毅玲。
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生的秦裕是上海本地人士，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住在黄浦区。他的妻子是他本科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同学，化学专业。一九八一年秦裕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专业学习，一九八五年被推荐本系读伦理学硕士。读完硕士后，秦裕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为他今后的仕途打下了良好基础。
秦裕本人也算颇有才气，硕士毕业后曾在华东师范大学短暂地做过教师，教授伦理学，“讲课很有才气”。在华东师大任教期间，秦裕还翻译了美国女哲学家、伦理学家爱因·兰德的《新个体主义伦理观》一书，并于一九九三年出版问世74。
九十年代初，秦裕迎来了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从一些高校挑选了一批博士生充实干部队伍，华东师大两个年轻的优秀教师被选中，秦裕是其中之一。一九九二年左右，秦裕从华东师大调入上海市政府，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到市政府后，别人对他的印象也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围绕市委的重点工作，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提出建议，较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有较强的综合协调和组织能力”。
据报道，秦裕于一九九五年四月起成为市委副书记陈良宇的秘书。当然，这位博士出身的秘书不仅仅是起到文案作用，倒是多少有点像古代的幕僚或者绍兴师爷，不仅协助陈良宇处理公务，也经常出谋划策，牵线搭桥。久而久之，秦裕在陈良宇那里说法非常管用。
秦裕由黄菊夫人余慧文介绍认识了张荣坤，既出于余慧文的牌头实在很硬，张荣坤又刻意结纳，出手大方，上来就送一套房子。因此秦裕和张荣坤迅速打成一片。张荣坤自称也是华东师大的硕士生，跟秦裕以师兄弟轮交情。秦裕虽然是个读书人，一点也没有勘破名利的意思，受了张荣坤老大的好处，因此不惜两肋插刀，为张荣坤介绍了一个上海滩的重要人物，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
有趣的是，这位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祝均一，本身并不是一位官僚，而是一位精明的企业家出身。一九五一年出生的祝均一系浙江省海宁人，也是在上海长大的正宗上海人，因此能进入陈良宇的小兄弟行列。他作为上海向明中学初中“老三届”毕业生，曾经在黑龙江的一个叫逊克的小县城插队。在那里他一呆就是十年，还与一位内蒙古海拉尔的姑娘相恋了七年，回到上海后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姑娘完婚。
回到上海后，祝均一被分配到所属的淮海路街道生产组，和里弄里的大妈大婶们一起剪塑料管子。但是精明能干的祝均一从街道生产组脱颖而出，将生产组改成了“上海卢湾区春雷电讯厂”，一时成为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一九八三年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春雷厂”就创造了年利润一百四十万人民币的“奇迹”。祝均一迅速在上海成为改革的旗帜性人物，出尽了风头，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接连而至。
祝均一本身是一个在管理上相当大胆的人，他力主多劳多得，坚决打破大锅饭。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至今仍被人记得，他选择在当时上海高档的上海宾馆和客户洽谈生意，四个小时花销七百元人民币做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起了广泛争议。
这样一个脑子活络，胆大包天的人物，如果继续领导企业，也许倒能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命运的安排却使他被上级看中，成了一名官僚。一九九六年，祝均一作为主管国企改革的市经委副主任兼任市劳动局局长；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市劳动局与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合并，四十七岁的祝均一担任局长兼党委书记。他自称自己是技术专家类干部，把社保基金研究得很透75。
研究得很透，而且手下的社保年金中心拥有大量的资金。如果祝均一是个死板的官僚，也许并不在意，问题恰恰是他是个精明的商人，看着大量的资金放在那里而不能用来产生资金，就好像养猪的养着许多母猪而不能生下许多小猪一样，心痒难忍。当然，祝均一也不是傻瓜，一是他不敢把资金随便交给谁去生产新的资金；二是“老大”不点头，给他八个脑袋也不敢擅自动用社保基金；三是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放出去，当然他个人也要有好处。
就在他看着手中的大笔资金心痒难忍的时候，“小兄弟”秦裕介绍一位年轻的投资商张荣坤。这个看上去出手大方无比，一脸憨厚之相的年轻人，来头之大，让见过世面的祝均一也大吃一惊。因为张荣坤可以随时一个电话，搬来当时上海滩的第一夫人，市委书记黄菊的太太余慧文来助阵。
但是祝均一还是没有轻易相信张荣坤，而是先将张荣坤介绍给了一个死党，时任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的韩国璋。早在二零零一年，韩国璋和张荣坤联手，将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的一块工业用地弄出来，倒手卖给了地产商。张荣坤露的这一手，使得祝均一大为钦佩。因此祝均一决心把社保基金中闲置的资金委托给张荣坤这个既有背景，又“靠得住”的小兄弟去财外生财，何况这位小兄弟十分拎得清，少不了有自家的好处。

第十九章 社保大案

【诬陷徐匡迪当上市长】
陈良宇自从当上了主管规划、财政和金融的市委副书记之后，和黄菊之间配合默契，多次为江泽民争光露脸，因此已经成了上海帮的一员猛将。眼见着帮中兄弟逐个从上海出发，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朝中一品大员，因此陈良宇也几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信心十足。同时他也急于表现自己的政绩，完全按照纸上谈兵的规划，把上海搞得美轮美奂，以作为自己晋身的台阶。所谓“华山天险一条路”，大概也是指他自己的仕途而言。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到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陈良宇几乎当了近十年的市委副书记。相比之下，他对自己始终熬不上市长或市委书记，十分着急。为此，他不惜与黄菊联手，诬陷前任市长徐匡迪。
对于上海的发展，好大喜功，不管老百姓死活的黄菊和陈良宇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很早就有严重的分歧。黄菊和陈良宇号称要在 二十年内把上海建成金融、工商、港口、冶金、建筑、航天、汽车、造船、生物、石化、文化艺术、高科技等十二大国际中心。这种想法得到了江泽民和吴邦国的支持。因此黄菊和陈良宇都喜欢大开大合，大兴土木，将浦西的市中心老百姓硬性迁到浦东，为了目标不择手段。
徐匡迪反对从浦西迁移二百万人口到浦东建新住宅区，反对大兴土木建高楼、建超高建筑。他提出：环境、地质、成本、效益都要顾及，反对搞超级国际中心。徐匡迪还提出“同步进”的主张，认为上海必须在法治、社会道德、教育、文化和经济建设同步，同时带动地区进步。徐匡迪说：凡是称得上国际性大都市，必须具备健全的法治机制。徐匡迪还主张:符台条件的民主党派人士。完全可以担任研究院院长、大学校长和有关专业局长。徐匡迪在会上说：党章宪法没有规定不可以嘛！
同时，徐匡迪对黄菊和陈良宇等人的腐败作风也大为不满。二○○一年九月，徐匡迪在上海市委常委生活会上批评黄菊说：希望你（黄菊），在节假日，还是到街道，商场、居民区走走、看看，听听，多了解社会反映，少到俱乐部、渡假村去，影响不好，没有不透风的墙。
徐匡迪还提出市委委员自律廉政约三点建议：一，在党代会上公开本人和配偶的经济收入、拥有财产和子女的工作；二，严律自己的亲属不准参与土地开发、工程承包、金融证券活动；三，有关亲屈、子女的学习、工作情况，在市人代会上公布。徐匡迪的建议，黄菊、陈良宇等当即表示反对。黄菊说：不要自己搞一套，给中央以压力。
徐匡迪的直言，使得黄菊和陈良宇视徐匡迪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非拔之而后快。因此他们整理了徐匡迪的黑材料，说徐匡迪好个人表现，使得市委工作被动，使老领导（指江泽民和朱镕基）对上海工作的指示都被搁置。又说徐匡迪以专家自居，坚持个人意见凌驾于集体之上；甚至污蔑徐匡迪有个人政治野心，要当副总理，云云。这样的黑材料不断地送到江泽民、朱镕基和吴邦国那里。
因为损害了上海帮的利益，江泽民悍然地换掉了徐匡迪。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下旬，未等徐匡迪上海市市长任满，就接到了中央的调令，让其到毫无权力的中国工程院担任党组书记；陈良宇如愿以偿，当上了上海市代市长。二零零二年二月，在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中，陈良宇正式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兼市委副书记。黄菊和陈良宇搭档，可以说是如鱼之得水，随心所欲。同一时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也正式成了“夫人俱乐部”，权力通天，余慧文和黄毅玲俨然是上海的土地奶奶。

【社保案起】
就在陈良宇刚刚挤走徐匡迪，春风得意地当上了代市长之后，秘书秦裕和小兄弟祝均一领来一个来自江苏的“小赤佬”张荣坤。祝均一拍着胸脯担保这个“小赤佬”是个非常靠得住的投资者，从来不做冒险生意，因此有意把社保基金放给他，让他去财中生财。秦裕另外出主意说，为了使得这笔生意靠得住，干脆帮他找好下家。找个国有的基础设施卖给他。
陈良宇让秦裕把张荣坤找来，和他单独见面。秦裕立即第一时间，在外面的一个高级休闲俱乐部安排好了见面。陈良宇和张荣坤见面密谈了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从这个时候起，陈良宇就一脚踏进了社保案中，再也拔不出来。
根据圈内人士结束，其实上海社保局委托贷款，在业内不是什么秘密，近两年来找过不少融资中介服务公司，为社保局的委托贷款寻找好的项目。但是陈良宇对张荣坤一见钟情，独独让张荣坤来做这笔大生意，其中也不乏余慧文和黄菊的影响力。从陈良宇角度讲，什么事情扯上了黄菊，也等于进了保险箱一样。
祝均一得到圣旨，立即让手下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处长陆祺伟，以上海年金中心的名义，和张荣坤的“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陆续签订的协议共八份，其中七份都称为《资金运营协议》，共涉及三十亿元的委托运营本金及收益，沸点投资为受托方，福禧投资则为此提供连带担保。第八份为《委托贷款协议》，涉及四点五亿元的委托贷款本金及收益，借入方同样为沸点投资，并由福禧投资用公司有关房地产项目的土地等资产提供抵押担保。委托贷款的年息均为百分之六点八，加权计算收益；同时约定，如果国家上调存贷利率，则按银行同期利息上调收益率，条件相当优惠。八份协议共涉及社保基金，即上海老百姓的保命钱三十四点五亿元，其中大部分协议签订于二零零二年二月前。这就是所谓“上海社保大案”的核心内容76。
为了讨好余慧文，已经把名下资产捐得七七八八的张荣坤终于时来运转，手中有了三十多亿资金可以玩了。当然，非常“拎得清”的张荣坤自然先拿一些资金出来，答谢余慧文、秦裕、祝均一和陆祺伟等人。为了掩人耳目，张荣坤在二零零二年二月，专门注册了一家“上海福禧投资控股公司”，注册资金为五亿元，用来操作这些资金。
接着，在陈良宇和秦裕的操作下，张荣坤的福禧投资横空出世，斥巨资三十二亿收购上海路桥发展有限公司百分之九十九点三五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三十年的收费经营权。所谓横空出世，是这一股权转让完全是上海市政府高层通过高级别办公会议，由上海市发改委主持的。更可笑的是，沪杭高速上海段股权转让给福禧公司一事，居然连路桥公司的上级单位上海市政工程局也不知道；等到股权转让结束之后，有关方面才通知市政工程局77。
据说陈良宇亲自主持了市政府关于路桥公司股权出让的协调会，将路桥公司的总资产从三十七亿多压缩到了三十二亿，又逼迫有关部门将高速公路收费期限从二十年延长到三十年78。陈良宇还亲自出席了路桥公司股权转让的签字仪式，为张荣坤提气壮胆。
张荣坤收购上海路桥公司的股权，真正付出的资金只有十亿左右，基本上都由他的福禧投资注入。从此之后，张荣坤算是抖了起来，为了给余慧文充面子，他对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捐款热情也更高了。可笑的是，根据上海大通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二零零二年福禧投资本来可获得近二千二百二十万的投资净利润收益，但在这一年，福禧投资对外的捐赠额竟高达二千七百零六万，效益颇佳的福禧投资因为慈善事业，反倒净亏四百八十六万。可疑之处，昭然若揭。
但是张荣坤也不愧是投资圣手。他利用这借来的三十四点五亿资金，以沸点投资为资金支撑点，以福禧投资为投资平台展开了纵横捭阖的收购行动。二零零四年，福禧投资以五十亿的投资总额拿下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百分之九十四的股权（二十五年收费经营权），再度引起业界轰动。在高速公路领域，张荣坤再接再厉，又以四点一三亿收购了苏嘉杭高速公路百分之二十的股权（三十年收费经营权），还收购了上海耐特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结算有限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
在与高速公路一样壁垒森严的金融、媒体业，福禧投资也连连突破。福禧投资总计投资数亿元持有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十一点零三的股权、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十股权、中国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九点九的股权、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十五的股权。
张荣坤投资中最有神来之笔的传奇之作，乃是用十亿元现金拿下改制上市的上海电气百分之八点一五的股权。上海电气在香港上市之后，照上海电气目前约二点七港元每股的股价计算，福禧投资所持股权的市价已超过二十五亿港元。
显然，张荣坤虽然抱住了余慧文这条粗腿，但是从其获得资金的经过，资金的运作来看，张荣坤只能算是半个傀儡。也就是说，老谋深算的陈良宇和祝均一借给张荣坤这三十四点五亿社保资金，并不是可以随便让张荣坤去玩的；其资金去向，投资方向和收益，从根本上不是由张荣坤说了算，而是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有序地进行着安排。
很快，张荣坤大概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虽然手头有大量资金，但是从根本上却是陈良宇们的傀儡，甚至在心底里根本看不起的白脸“小赤佬”。于是，张荣坤抓住了一个和他同样背景的光棍，给祝均一和秦裕下了套子。

【爵溪阿祥】
二零零三年六月，上海滩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静安希尔顿突然被来自宁波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收购，引起巨大轰动。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号称是上海新恒德置业的老总，以三十出头的年纪，在上海滩一挥亿万美金，收购上海最顶级的酒店静安希尔顿的时候，上海滩的惊呼声中，均不知这位年轻人的底细。大量报道均称之以“神秘浙商”。因为以私人之力，一挥而出一点五亿美元，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殊不知，这个神秘的年轻人，从前不过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小混混，至今满口象山土话。他名叫郁国祥，一九六七年出生于宁波象山东南，叫作爵溪的海边。那里向来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渔村。其兄郁能建和郁国祥，自小家境贫困，备受生活煎熬。初中还没有毕业，郁国祥就在社会上闯荡，最早靠踏三轮车为生，社会上人称“爵溪阿祥”，一度进入纺织厂当过工人。但是为人大胆豪爽，多少有点亡命之徒的性格。
经济发展的热潮进入象山，郁家兄弟虽然没有文化，却也跃跃欲试，开始创业，一九九一年在爵溪开了一家小型纺织厂。但是好景不长，纺织厂因故倒闭，欠了农村信用社十几万贷款不能偿还。郁国祥不得不从爵溪逃走，到上海躲避债。
但是，这个不名一文的爵溪阿祥很快时来运转，和宁波市当时的“金融大鳄”吴彪拉上了关系。这个曾经在“宁波大案”中拖倒宁波市多名市级干部的吴彪，为人处世和个性，几乎是个散金如土的江湖老大。他利用宁波市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后挂靠宁波市国际投资信托公司，为其江东营业部，又以金鹰集团著称）大肆拆借多达二十亿的资金；资金到手之后，又极端大方地送礼贿赂，或借给小兄弟创业。兄弟们但有所求，不管他们的计划是多么荒谬，吴彪都会慷慨解囊。
郁国祥通过象山的兄弟和吴彪相识之后，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江湖式的兄弟。逃债在外的郁国祥杀回了宁波，在宁波市注册了一家永鸿房地产公司。这家凭空而降的房地产公司，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吴彪的金鹰集团贷款而来的。郁国祥以高明的空手套白狼的技术，取得了成为暴发户的第一桶金。
大名鼎鼎的吴彪，就是一九九五年以一千五百八十万（拍卖价格一千三百五十万）的天价买下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过的两盏灯笼，而引起轰动的传奇人物。他不停地挥霍拆借来的资金，同时又不停地为弟兄们提供运作资金。
以宁波永鸿房地产公司为地盘的郁国祥，因为义气相投，和吴彪成了铁杆兄弟。早年在象山的那点债务，当然是不在话下；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吴彪公司的最大借款人，达数亿之多。一九九六年，郁国祥从金鹰集团的借款利息差，就达四百多万人民币。
但是，郁国祥也十分会投吴彪所好。一九九六年，吴彪在澳门赌博，输掉一百七十三万港币；结果郁国祥马上送上一百八十五万人民币，把输掉的窟窿补齐。同一年，郁国祥又拿出美金现钞一万元，港币十万元，让吴彪向宁波市的常务副市长谢建邦行贿。一九九八年吴彪案发，包括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在内，宁波的市级干部被拖倒了一大批。吴彪被判处死缓，几乎掉了脑袋，而涉及郁国祥的这两宗重大案件，也在法院开庭的时候牵涉出来，铁证如山。
郁国祥的永鸿房地产公司，是吴彪的金鹰集团最大债主，而吴彪贷出去的钱当中，没有收回来的贷款至少有十二亿人民币。吴彪集资总量是二十亿，除了挥霍、支付利息之外，几乎没有收回什么贷款的本金。永鸿房地产公司等于是实实在在地从吴彪身上赚了一笔贷款。除此之外，郁国祥替吴彪偿还赌债，行贿一万美元加十万港币，事实也非常清楚。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宁波大案”时，均记录在案；但是偏偏在审理此案的时候，放过了郁国祥，丝毫也没有追究。而郁国祥仅仅在几年之后，就出手一亿五千万美元现金收购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实在令人咋舌。
实际上，郁国祥得以在宁波大案中安然脱险，并且从吴彪身上足足赚上一票高达数亿的贷款，完全得益于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后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黄兴国。现在网上猜测郁国祥和陈良宇是老乡，其实并无根据。陈良宇生长在上海，其父陈更华虽然是宁波江北区洪塘人，但是早年就离开洪塘到上海闯荡。郁国祥的真正老乡，就是同为象山爵溪人的黄兴国；永鸿房地产公司就有黄兴国亲属的股份，甚至可能主要是黄家的资产。而这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常务副市长的黄兴国，正是鲜为人知的上海帮将领。正因为如此，黄兴国凭借当年上海帮的巨大权势，独独把利害相关的郁国祥在宁波大案中保护了下来。

【静安希尔顿饭店】
从象山的一个公社书记起家的黄兴国，以其特有的政治嗅觉，紧紧地抱住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上海帮，并且在上海帮中谋得了一席之地。黄兴国通过多次向江泽民表达忠心，终于平步青云。对照陈良宇和黄兴国的履历，可以轻易地发现两人的升官曲线惊人地相似。黄兴国一九九七年窜升浙江省省政府秘书长，马上转为副省长，第二年成为宁波市委书记，一直到江泽民退位布局的时候，调任这位得力干将担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黄兴国虽然不是上海帮的核心人物，也没有在上海当过官；但是却积极投靠上海帮，博得了江泽民的信任。黄兴国主政宁波期间，宁波高速公路的各个出口，都树起了江泽民的巨幅画像。在江泽民的信任和鼓励下，黄兴国纵身投入了上海帮的怀抱，将经济发展迅速的宁波地区，和上海联接成了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
黄兴国家中，兄弟七人；六位哥哥的子女都已经凭借黄兴国的势力杀出象山，在宁波大发其财。所谓“神秘浙商”郁能建、郁国祥兄弟，则完全是和黄家势力组合在一起的。在郁国祥买下上海静安希尔顿的几乎同时，以其兄郁能建的名义，居然以八十二亿人民币的资金买下杭州环城高速公路，完全是黄兴国的后台，甚至可以说是上海帮的后台。
郁家兄弟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一九九三年还身无分文，在上海躲债。到二零零三年能够一下子出资一百个亿，其中，没有经营过任何一个像样的实业企业。十年功夫赚到一百个亿，意味着十年当中，无论节假日，每天都要进账三百万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天方夜谭。郁家兄弟除非自己有印钞机，否则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多的资金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这样明显的官商结合的事实，在上海帮统治的天下，居然无人过问，实在是咄咄怪事。而郁国祥收购上海静安希尔顿，还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而是黄家势力进一步接近上海帮的桥头堡。果然，郁国祥收购静安希尔顿的同时，先让上海的著名艺术家陈逸飞拥有了老板级的签单权，然后通过陈逸飞，迅速和上海的相关势力打成一片。
郁国祥和张荣坤遇到了一起，就好比是一对混世魔王意外相遇，两个人居然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这个时候，张荣坤已经先一步发达，但是身为傀儡，多有不甘。于是他就和郁国祥设套，在郁国祥的静安希尔顿设置了一间专门的豪华套房，内部装修豪华，但是又设置了许多针孔式摄像头。
这个时候，秦裕、祝均一和陆祺伟，把张荣坤当成了“买单员”。尤其是秦裕，虽然是书生出身，却是又贪又好色。张荣坤拉着郁国祥，倒是十分情愿，替这几个大哥奔忙。但凡秦裕和祝均一看中某美女，或小影星，或歌女，或小家碧玉，张荣坤和郁国祥这两个地皮光棍出身的人，总是有办法弄到手，然后送入静安希尔顿酒店的包房，供他们淫乐。但是暗中却一五一十，纤毫毕露地进行录像。
张荣坤将秦裕等人的丑态淫行进行录像，原意大概是想争取摆脱傀儡的角色，能够逐步自主地动用资金。未料想这些录像却成了中纪委调查组迅速打开“社保案”的缺口。张荣坤等于虽然拍的是别人，却也算是自设证据，愚蠢之极。

第二十章 上海帮的末日

【上海独立王国】
江山辈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许年。陈良宇作为一个短时间内窜升为上海的“一哥”，上海帮的阵前先锋，凭借的是勇猛而不是实绩、大言而不是慎行、张扬而不是内敛。这就注定了共产党江山改朝换代之际，成为新朝代开刀祭旗的一颗大好头颅。正如十年前北京市“一哥”陈希同。
陈良宇最致命的问题，根本不是他的好色与贪污。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干部，都有情妇和花不完的钱。相比之下，陈良宇甚至还算比较清廉的一个。他最致命的问题，一是跟胡锦涛温家宝的中央作对，甚至公开叫板；二是他好大喜功，勇猛激进，引发民怨沸腾，上访到北京者骆绎不绝。这显然对胡温刻意创导的“和谐社会”之“和谐”主题大相径庭。
胡温上台，多次进行宏观调控，以防止投资过热，出现泡沫经济。陈良宇却每次在温家宝提出宏观调控之后，在上海大放厥词，予以抵制。他说“宏观调控我是赞成的，平衡发展当然是好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肯定不是让正在发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点饭，让另一个正在闹胃病的婴儿把肚子吃的撑起来，当然也不可以是让一个等待做胃病手术的病人大吃一顿。79”这种怪话，经常使得宏观调控的政策到了上海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二零零六年初，主持中纪委的吴官正找陈良宇谈话，指出他的秘书秦裕可能有问题。第二天吴官正离开上海回北京，陈良宇马上在上海市委大会上把秦裕夸了一顿，认为秦裕是个没有问题的好干部。
陈良宇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公然对抗胡温中央，如果其他省市跟着学陈良宇的样子，胡温中央势必造成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这恰好是雄心勃勃的胡锦涛最痛恨的一点。
除此之外，陈良宇执政时期，他号称“上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但是上海到北京的上访告状的老百姓却骆绎不绝。一批是东八块的拆迁户，手里拿着许多关于周正毅官商勾结，进行商业诈骗的证据。仅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就由几百名上海警察到北京抓回了八十五名在北京的上访者。
“小赤佬”张荣坤的屁股也没有揩干净。其实早在二零零二年张荣坤完成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收购的同时，上海路桥公司的老员工就已经缠上了张荣坤。根据二零零二年三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买卖双方对原上海路桥的管理层和员工的去留进行了约定。福禧公司方面要负责接收上海路桥原有的管理人员。并且约定“原有职工三个不变：人员岗位不变、待遇不变、收入不变”。
福禧投资当时给出的一个安置方案是，愿留就留，愿走就走，愿意留下的签订三年的协议，作为一个保护期或者说是缓冲期，进行一次性补助。
但这个方案，并没有获得所有老员工的认同，而更关键的是，三年的过渡期过后，怎么办？一开始并没有明确。而问题恰恰出于此。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福禧投资与这些老员工的三年协议已经过期了将近半年。从二零零六年开始，福禧投资决定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按照收购后新招聘来的员工待遇调整老员工的收入。但这个结果显然不是老员工所能接受的。因此上海路桥公司的老员工将张荣坤的种种问题反映到上海纪委，同时也派人上访至中纪委，令中央注意到了张荣坤这个问题富豪的各个方面。
周正毅和张荣坤，都是和陈良宇直接相关的问题富豪。因此，中纪委对陈良宇下手，也是按照柿子先拣软的掐的原则，先对周正毅和张荣坤下手。

【中纪委上海调查组】
二零零六年六月中旬，胡锦涛、曾庆红和吴官正亲自下令，向上海派遣了一个中纪委调查组，入驻上海衡山宾馆。中纪委选择这样的一个时候进驻上海，说来非常微妙，因为问题富豪周正毅恰恰于五月二十六日，才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刑满释放。
周正毅被判刑，本身是陈良宇一手包办的事情。因此周正毅在监狱中的待遇和地位非常特殊，相信也是陈良宇指使手下进行严密布置。一是使用化名，使得绝大多数的监狱干部都不知道周正毅正在提篮桥监狱服刑；当时周正毅使用的是“三八四四零号服刑犯人邹振义”，以免周正毅被外界认出。二是严格隔离。为了将周正毅和其他犯人隔离，周正毅不用参加劳动，也可以不参加犯人们早晨五时半的出操。吃饭时别的犯人都要排队打饭菜，周正毅则由劳役犯人代劳。三是指定专人看管。上海提篮桥监狱专门指定某监区高级管教干部、教导员俞金宝为专职看管周正毅的干部。其他管教人员都不能与周正毅接触。四是享受特殊待遇。提篮桥监狱一位警官说：“周正毅在监狱里享有的待遇之好，我从警那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以往一些‘风云人物’，比如徐景贤、王秀珍、李伟信等关进监狱后，用的都是真名，也一样要像普通犯人一样参加学习和劳动。”而周正毅不仅不用劳动，一进监狱就享受单人间。服刑一段时间后，周正毅就干脆搬到俞金宝的办公室里起居。那里空调、电话、电视、影碟播放机、音箱、冰箱、沙发，应有尽有80。
周正毅在监狱中的这种待遇，自然不是俞金宝这样的一个管教干部做得到的，甚至连监狱长也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最终俞金宝还是被当成了替罪羊。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召开干部会议。监狱党委书记宣布，俞金宝因“严重违反党纪，严重违反党的工作纪律，被有关部门双规”。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办理了出狱手续，随即钻进一辆早已等候的私家车，不见踪影。周正毅出狱当天，大批记者自凌晨起即在监狱门口守候，苦等一日，但却不曾见他身影，想来是有人接应，玩了个金蝉脱壳。随即传出周正毅要出国的消息。
周正毅在香港混的时候，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伯利兹的护照。因此他倒也勉强算是外国籍。问题是从二零零五年九月起，香港廉政公署就在审理毛玉萍案的过程中，对周正毅发出了通缉令：“现通缉周正毅，怀疑周与他人串谋诈骗两家公众上市公司的股东、香港联合交易所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即（一）于二零零一年十月至二零零三年五月期间，以欺诈手段诱使其中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接受调低了的收购价格，及（二）于二零零二年四月至二零零二年八月期间，于另一家上市公司的公布、要约文件及通告中发布虚假陈述。81”这就意味着周正毅如果出国的话，必须出逃至与香港没有引渡公约的国家。
但是，周正毅还来不及布置相关事宜，中纪委上海调查组就将他秘密扣留，并且立即送往北京的秘密地点，并且很快从周正毅口中掏出了相关线索。
陈良宇对于中纪委派遣强大调查组进驻上海一事，极为抵触和不满。他分别在不同场合六次讲话，发泄不满。“有人要整上海，要搞垮上海，目标是要贬低、否定江总书记（江泽民），要借反腐败排斥庆红、黄菊”；
????“工作组不整出些问题，是不会罢休的。我们思想上、精神上要有准备”；
“宏观调控，七成是对着上海的，压上海是明的，排庆红、黄菊双管齐下”；
“上海市委、市政府有没有问题，谁都不能下结论。如有大问题，我陈良宇就不敢理直气壮”；
“反腐败，上海市委举双手支持；借社会民意整市委就难服”；
“有问题不要都向中央送，搞垮上海，谁高兴？不要想得这么单纯。”
除了不满之外，陈良宇也对中纪委上海工作组做了不少小动作。中纪委工作组下榻的衡山酒店不断受到干扰。更严重的是，在中纪委工作组的住地发现了窃听器。因此中纪委工作组不得不搬到同属衡山酒店管理的马勒别墅，并由中央专门调了一个排的武警战士，武装保卫工作组的人员安全。
马勒别墅既是上海的一处名胜，也是上海著名的高档酒店。大约在一八五九年，一位叫马勒的英籍犹太人在上海创办了赛赐洋行，代理航运业务，以后又自己购置船只开展运业。一九一三他儿子艾利克·马勒子承父业，使公司的业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一九二零年已拥有海运船只十七艘。为了定期大修，他又在上海创办了马勒机器造船有限公司，最多时拥有工人二千余人，这家工厂就是今天沪东造船厂的前身。从事造船、修船、轮船报关、进口业务代理和运输业，使得伊利克·马勒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洋大人”。传说中马勒最宠爱的小女儿梦到自己拥有了一座“安徒生童话般的城堡”，于是马勒请来了设计师，在陕西南路三十号设计了这座别墅，历时九年，于一九三六年竣工。主建筑为三层挪威风格的建筑，宛如童话世界里的城堡。一九四一年，为躲避战乱，马勒离开了中国，留下了这栋无法带走的“梦幻城堡”，后来就自然而然地落入共产党之手。一九四九年后成为共青团上海团市委办公场所。二零零一年，上海衡山集团入主衡山别墅，将其打造成精品小型宾馆。
二零零六年七八月间，这个如同梦幻一样的别墅宾馆，却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别墅内改建的咖啡厅被上海的官员当成了地狱。几乎所有的上海高层干部，都听说过香港公务员被廉政公署人员请去喝咖啡的故事。
上海滩繁华热闹的十里洋场，乌云密布。

【危在旦夕】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胡锦涛批示，约请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市长韩正到北京谈话，通报情况。这是官面文章，其实这个时候，中纪委上海工作组已经布控了相关人员。陈良宇和韩正当然也是做足官面文章，向中纪委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查处社保案。当天晚上，上海市劳动和社保局局长祝均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当晚，正在苏州老家的张荣坤和妻子张樱也在睡梦中被抓走。据张荣坤的弟弟阿三说，“哥哥被抓走时只穿了一双拖鞋，并且身无分文。”82 真是赤条条来者赤条条去，不是他的钱总归不是他的，可谓报应不爽。
第二天，陈良宇和韩正还没有回到上海，中纪委的一个高级干部专程飞到上海，宣布祝均一和陆祺伟被双规的消息。中纪委办案人员在上海宣布案情两小时后，祝均一等人就被带离上海，到江苏某地秘密接受审查。而同案犯张荣坤和张樱也被关于同一地点进行审查。
祝均一案发，震惊上海，陈良宇更是难熬。八月十五日，上海市委、市政府专门召开“上海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会”。陈良宇在会上通报了上海社保基金案有关情况，他在讲话中说到上海市委在工作中存在着“治军不严、失之于软；有禁不止、明知故犯”等问题。在强调反腐的时候，陈良宇代表市委表态说，“就是要有一件查一件，查清一件处理一件，绝不姑息迁就”，并指出“要结合查办案件，特别是一些典型案件”。
话虽然这么说，陈良宇私底下拼命挣扎。据韩正后来揭发，陈良宇先后在衡山宾馆、锦江宾馆、虹桥迎宾馆召集部分市委常委开碰头会，陈良宇说：中纪委到上海是要打开突破口，要翻市委老账，要搞清算，要揪出大老虎才甘心。当前我们要稳住，再稳住，该硬就要硬，能硬过三个月，搞不出大的东西，最迟国庆后就会撤回。到时以市委名义开欢送会送客。
陈良宇还说：现在世界，在经济上出格、生活上出轨，没什么事，抓到也不过是认识问题，没什么要紧张的。经济、生活问题我会保。北京（指胡温）能把上海班子都换了？除非中央是邓小平（意思是只有邓小平才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搞上去，业绩摆得出，全国都看到，国际都关注，凡是经济发展快的地区，都有自己一套地方政策，动用税收、固定资产投资超标、多发些奖金和多搞些福利，怕什么？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提高积极性。
陈良宇却万万没有料到，他的这些言论，都被韩正一一记录下来，反戈一击。目标明确的中纪委工作组早在七月中旬，就由工作组组长何勇找韩正谈话，提出三点意见：（一）要争取主动，配合中纪委展开工作，不能搞阳奉阴违；（二）希望能放下包袱，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能举报、揭发市委内的违法乱纪活动；（三）要坚持工作岗位，负起职责，防止社会秩序、经济建设出现混乱。结果韩正既出于自保，大概多少也要报复当年陈良宇横刀夺爱，将钟燕群硬抢过去的旧仇，因此韩正在八月初，二次找中纪委工作组，既有他个人的检查，也揭露了陈良宇拉帮结私，抗拒中纪委进驻上海的活动，并通过中纪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长达五万字的揭发陈良宇等人的报告。
却说“白脸小赤佬”张荣坤本来就是个混混，哪里架得住被中纪委工作组抓去审问。因此张荣坤进去没有几天，就对中纪委工作组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坦白了个一干二净，而且还主动把在郁国祥的静安希尔顿大酒店里拍摄的录像提供给了中纪委工作组。录像一播放，证据确凿，这下就该轮到秦裕倒楣了。
却说吴官正找了陈良宇谈过秦裕的问题之后，陈良宇虽然表面上还把秦裕夸了一顿，私下里却也不敢把这个狗头军师再留在身边了。尤其是中纪委工作组进驻上海后，风声一天比一天紧。陈良宇立即安排，于七月六日任命秦裕任中共宝山区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批准秦裕为宝山区区长候选人。七月二十五日宝山区人大召开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依法补选秦裕为宝山区区长。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秦裕到宝山区各个镇进行了工作调研。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秦裕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到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就被请到马勒别墅“喝咖啡”去了。算起来，他这个倒楣的区长，正式任命之后还不到一个月。与此同时，中纪委工作组多次增兵，加紧了调查工作。二零零六年八月七日，中纪委第一次增派二十八人到上海，加大对案件的查处力度。八月二十日中纪委第二次增兵四十人，上海工作组共计达到一百三十多人。
随着案情的发展，胡温对上海越来越不放心。九月十九日，中央急调武警陕西省总队长刘洪凯少将担任武警上海市总队长，让年仅五十八岁的上海武警总队总队长辛举德就地退役。
陈良宇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深感大势已去。他最后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安排让独生儿子陈维力出逃，消失在世人的视线之外。

【十七小时收网】
九月二十一日，中纪委驻上海工作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送《关于上海调查工作》第三份报告。该报告中有证据、物证、旁证，证实了市委书记陈良宇是清楚属下进行非法经济、金融活动的，而且利用职权扣压有关举报信，以政治威胁市纪委、市检查部门负责人，长期庇护亲属在国土、工程领域中的非法、违法活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该报告指：初步核实，涉及非法、违法金融、经济活动金额超过一百余亿元。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中纪委的这份报告。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会上提出三点处理意见：根据已核实材料，陈良宇严重渎职，而且涉嫌庇护犯罪活动：
（一）撤销陈良宇市委书记的职务；
（二）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就陈良宇问题，提出出处理意见；
（三）宣布对陈良宇实施双规，留京审查，并就陈良宇问题提交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决定。
这次决定陈良宇命运的会议从下午二时开至晚上十时，未有结果。 其中贾庆林、黄菊、李长春反对现阶段对陈良宇问题处理，提出四点理由：
（一）事件还在调查过程中，不宜过早作出结论和组织措施上的处理；
（二）现阶段决定，可能会造成政治影响、社会震动、经济波动、国际消极反应等；
（三）不适宜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审议，必须考虑社会上的承受程度；
（四）建议上海问题放在党内内部解决，有利全局、有利团结、有利工作、有利稳定。
会议宣布：九月二十三日下午继续开会，并向前政治局常委、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及万里通报。朱镕基、刘华清、李岚清未表态，其他人都表态：完全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反腐败斗争工作。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开会，晚十时结束。对有关陈良宇问题一案进行表决：通过二十四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并邀请前政治局常委出席；通过建议撤销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停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留京审查。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三票（贾庆林、黄菊、李长春）弃权。
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命运，就此决定。
九月二十三日晚上，陈良宇还照常出席活动，观看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田径大赛，刘翔一十米跨栏勇夺冠军的赛事。九月二十四日早上八时，陈良宇乘中央派遣的专机到北京出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据说陈良宇到了中南海之后，被拒之会议厅门外，因为政治局正在最后审议中纪委的《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会后，先由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告之有关政治局的决定，再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与他详谈，最后再由胡锦涛出马，强调中央的反腐决心。
与此同时，胡温高层将陈良宇的情况向在上海休息的江泽民作了汇报，江泽民无奈之下，只好支持中央的决定，还评陈良宇为“害群之马，罪有应得”。当日下午，上海市长韩正亦奉召到北京，与胡锦涛详谈三小时，之后如外界所知，韩正即被委予重任，兼任市委代书记，为陈良宇事件收拾局面。
当日傍晚，曾庆红、贺国强、王刚、李至伦抵沪，出席上海市委常委会议。曾庆红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中央有关处理陈良宇的决定，并提出多点告诫：上海腐败状况确实很严重。不要自作聪明，要争取主动，不要等找上来。
陈良宇出事之后，即由北京卫戍区保卫部负责“保护”，配备专职医生，羁押于北京郊区的玉泉山第二招待所。九月二十四日晚，南京军区保卫局第八支分队大批特警奉命进驻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上海火车站等，防止陈良宇的下属和亲信外逃。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上海市二十一名区、局级现职干部知悉陈良宇出事后，乘上午召开市、区局长会议，持港澳通行证从邻近浙江万山机场、江苏南方机场准备到香港后外逃，但是还是迟了一步，都被特警拦截，由市纪委领回上海。所有涉案人员，独独走了一个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
接着，一系列涉案人员纷纷被“双规”，陈良宇代表上海帮统治上海的时代，一去再不复还。上海帮失去了上海这个重要据点，失去了陈良宇这位末日捍将，也终于走向了末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