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

陈独秀风雨人生

解密历史：陈独秀风雨人生 作者：朱洪
　　本书主要是写陈独秀生平，而一些历史细节对更完整地认识陈独秀，特别是更全面、深入、细致地认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具体过程。既整合前几本书的成果，又采用一些最新的共产国际的解密资料，对陈独秀的考察更加全面。和以往的陈独秀研究相比，关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介绍，陈独秀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因果关系的分析，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走上托派道路的原因分析等，在这本书里，材料挖掘得更具体，背景揭示得更深刻。
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皖城名士(1879.10—1901秋)
　　不成龙就成蛇
　　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丑，陈独秀（庆同）出生在安庆城北的一间平房里。自陈独秀父辈上溯，陈家12世儒业不兴，陈独秀出生时，已成小户人家。
　　祖父陈章旭(字晓峰)，人称白胡子爹爹，生于1819年，年轻时候选知县，但一生候选，未被任用。陈章旭娶劳氏为妻，生下四儿一女。老大衍藩被太平军乱枪戳于稻草堆中不治身亡，老二衍藻夭折，老四衍庶（陈昔凡）是1875年的恩科举人，在外候选知县，无子。只有老三陈衍中娶查氏为妻，生有两子两女，继承了陈家一脉香火。
　　陈独秀两岁时，父亲陈衍中因瘟疫死于苏州怀宁会馆。这一年，陈昔凡的原配，23岁的方氏也病逝了。白胡子爹爹喜欢抽鸦片，脾气更坏了。怀宁渌水乡老家来人，陈独秀母亲查氏叮嘱他们，手脚轻些，防止挨白胡子爹爹骂。
　　陈独秀六七岁时，祖父叫他背四书五经。陈独秀天资好，但玩性重，背得急急巴巴的。白胡子爹爹拿篾条抽他，说：“你大伯父在你这么大时，这几篇东西早就会背了。”陈独秀挨了打，小嘴倔犟地鼓在一起，两眼狠狠地瞪着白胡子爹爹。
　　祖父见了更气，骂他“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不成龙就成蛇”。
　　查氏很贤慧，在邻里亲友中有“女丈夫”之名。家里虽然穷得丁当响，乡人有急难，她常尽力相助。族长手下一个户差，经常以各种名义找查氏要点钱花。
　　一天，户差对查氏说，陈家祖宗在阴间缺钱，托话给他，叫他捎钱。说完，户差打了一个哈欠，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嘴里咕咕噜噜，鬼话连天。查氏也不去揭破他，说：“你等一等。”从箱子底下翻出几块钱。陈独秀见户差装神弄鬼，闭目睡在床上，一动不动，便和一群小朋友相约在屋前屋后一起喊：“失火了!失火了!”户差一听，慌忙睁开眼睛，说：“我在阴间就闻到烟味，知道失火了。”陈独秀和小朋友们在一旁哄笑，说：“一点不灵。”户差恼羞成怒要走。查氏忙把钱递了过去，赔不是。
　　白胡子爹爹知道后，大骂陈独秀“翻生货”，抄起戒尺要打他，但想到户差平白无故打秋风，独秀聪颖乖巧，举起的手又放下了。
　　1889年，陈独秀11岁时，71岁的祖父去世了。陈独秀十二三岁时，哥哥庆元(字孟吉)20岁，已考取了秀才。开始接替白胡子爹爹，教弟弟读书。一日，查氏见陈独秀将四书五经放在一边，聚精会神地看《昭明文选》，埋怨道：“庆同，正经的书不看，这东西管用吗?”哥哥说：“庆同性子耐不下来，看一点闲书，比不看好。”嘴上已露出茸茸小胡子的庆元，是个阿弥陀佛的性子，讲话总是和颜悦色，一脸谦和。
　　查氏知道庆元管不住弟弟，责怪陈独秀说：“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你这样贪玩，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说着，查氏的泪就掉了下来。陈独秀见母亲流泪，心软了下来，只好硬着头皮做八股文章。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参加院试考试。考试前，母亲问庆元：“庆同能考上么?”庆元说：“弟弟县考府考关都过了，这次院试也能通过。”母亲说：“我替他担心，县考府考他的名字排在后面。”“庆同的八股文有限，所以县考府考名次低，但院试要临场发挥，这是弟弟的长处，中个秀才没有问题，你就准备喜蛋吧。”
　　宗师出了一个很古怪的题目，叫“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不少考生傻了眼，交了白卷。陈独秀见题目出得怪，急乱中将《昭明文选 》、《康熙字典》上的难字古文，东拼西凑，一古脑儿往里搬，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宗师监考时几次走到陈独秀旁边站住。交卷时，他叫住陈独秀：“陈乾生，你且慢走，你今年多大了?”陈独秀毕恭毕敬地说：“童生今年17了。”宗师“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这位宗师叫李端遇，安徽学政，大大的个子。回到家中，陈独秀把答卷情况和宗师的话对庆元说了。庆元半天才说：“怕是没有考好，不然宗师怎么会说‘好好用功’呢?”陈独秀见哥哥这样
　　说，心里很难过，母亲的情绪也低了下来。看榜那天，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陈独秀考上了秀才，而且还是院试第一名。这下陈家别提多高兴了，贺喜的人接连不断，远亲近邻，族长户差都来了。查氏赶忙煮喜蛋，应酬客人，一天到晚笑呵呵的。客人走后，庆元说 ：“我叫你煮喜蛋，没有说错吧?”查氏笑着说：“你也学贫嘴了，那几日怎么不见你呲个牙?"
　　庆元见弟弟不做声，问：“你在想什么?”陈独秀说：“我那篇不通的东西，怎么会得第一呢?”庆元说：“我也奇怪，听你那么讲，能考上秀才就不错了。”陈独秀说：“那题目本来就不通，文章写得又不通，那宗师也不通，大约这几个不通到一起，就通了。”母亲说：“这是命。什么通不通的，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前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大鸟从我的头上飞过。庆同考上，是贵人吉象，命中注定的。”庆元听了，笑着说：“外面人还说，陈家祖坟风水好，振风塔是陈家坟前一管笔。”振风塔又叫万佛塔，号称长江第一塔。
　　查氏说：“这话也像，陈家祖坟坐北朝南，振风塔正好在陈家祖坟前面，你父亲考上秀才，叔父中举，你们弟兄俩都中了秀才，说不定真有祖宗保佑呢!过几日，我们去一下坟地，好好烧把香。”陈独秀听了，不以为然，“我不信贵人吉相，祖坟显灵，我只感谢昭明太子，没有《昭明文选》……”庆元见弟弟这样说，白了他一眼。陈独秀见状，忙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高晓岚
　　几日里，贺喜客人不断。最叫母亲高兴的是，安庆城几位从不登门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纷纷托媒上门，打听陈独秀的生辰八字。其中一位是安庆副将高登科托来的媒人，媒人只顾笑眯眯地看陈独秀，陈独秀不自在，说了声“请用茶”，借故出门去了。“到底是皖城名士，气度不凡。”客人说。查氏笑着说：“哪里称得上名士，你是夸奖他了。”客人说：“算是名士了，我们素不相识，不是慕名而来了么？”
　　安庆副将高登科是霍邱城东十里高家洋人(安徽六安霍丘临淮乡)，出身贫寒，小时受继母虐待。13岁那年放鹅丢了两只，不敢回家，正巧一支官兵路过，就随军而去。高登科作战勇猛，升任副将。他娶了三位夫人，女儿高晓岚是续弦詹氏所生。詹氏死后，高晓岚受到继母厅氏的虐待，高登科便带她到安庆，亲自教养。
　　面对媒人，查氏说：“晓岚自幼丧母，庆同自幼丧父，两人都是苦命，倒是般配，只是高晓岚是将门之后，庆同出身贫贱，怕是门不当户不对。”客人说：“庆同父亲是大清举人，做官在外，前程无量。文官武职，正和高将军门当户对。你的两个儿子都是秀才，陈家又是书香世家，说起来，还是高家攀附陈家哩。”他这么说，是因为陈衍中去世后，陈独秀过继给叔父陈衍庶（昔凡）为子。
　　查氏听了高兴，问：“不知高将军女儿今年多大了？”客人说：“高晓岚生于光绪二年丙子正月十八日，今年满19岁。”查氏说：“庆同生于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比小姐小3岁。”客人说：“不妨，女大三，抱金砖。”查氏说：“明个我带庆同去高府坐坐，和高将军、晓岚见一面，你看如何？”客人说：“这样最好。”
　　当晚，查氏讲到高府提媒的事。陈独秀看着庆元，庆元只是抿着嘴笑。庆元比妻张氏小一岁，所以不好说什么。陈独秀见哥哥只是笑，知道他已同意了，便说：“母亲做主吧。”
　　第二天，查氏和陈独秀去了高府。高登科一身新衣服，满面喜气。陈独秀喊了一声“伯父好”，挨母亲坐下了。高登科连声答应了，和查氏对坐，中间隔着一张八仙桌。堂厅正墙中间有一幅山水图，陈独秀手足无措，只将眼睛朝画上看。高登科以前没有见过陈独秀，只听说考中秀才第一。这会见陈独秀声音宏亮，目光炯炯，彬彬有礼，眉宇中透出几分英气，已是非常欢喜。虽然个子小了一点，皮肤略黑，因为年轻并不介意。
　　这时，高晓岚端上茶水、点心。高晓岚出身将门之后，个条高挑，这天穿着又仔细打扮过，一双如莲小脚。见了查氏，叫了一声“伯母”，挨次斟了茶水，走到高登科下首的紫檀木圆凳边，远远地和陈独秀对坐了。
　　查氏连忙答应了，两眼只顾朝高晓岚看，见她荆钗布衣、朴实厚道，心里十分欢喜。原来怕官家小姐，过不惯她家粗茶淡饭的生活，这回放心了。查氏再看陈独秀，儿子默默地坐着，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偶尔，陈独秀瞧了一眼高晓岚，心嘣嘣地乱跳。正巧高晓岚在瞧他，两人的脸顿时红了。从高府出来，陈独秀一路无话。俗话说，十八无丑女，陈独秀情窦初开，哪见过这个世面，心里乐滋滋的。
　　母亲问他：“怎么样？”陈独秀头也不抬，只是笑。问急了，答道：“说不上来。”母亲笑了，说不上来就是同意啊。
　　江南乡试
　　1897年７月，陈独秀、庆元，庆元的先生、同学及先生的几位弟兄一行数人，雇了一只民船，到南京参加８月份的。船行数日，到了南京。甲午战争之后的南京，满目疮痍，一片衰败。陈独秀原想到了六朝故都，开开眼界，结果大失所望。
　　一行人沿着街铺走，问了几家客店，都住满了江苏、安徽来的考生。别的省是一省考，只有安徽、江苏是两省在一起考，江南乡试期间，南京有10000多考生。一处很破烂的客店，周围泥泞不堪，只见一位穿着很漂亮的年轻女子，单衣薄纱，露着胳膊腿子，笑着迎过来说：“住店呀？”说着，伸出手拽住了先生手上的包袱，那妩媚的笑里分明还有别的意思。大家似着了魔，两眼发直迈不动腿，都说：“就住这儿吧。”屋里已住了不少考生，床铺是大通铺，房钱还高。因为碍着女主人吊胃口，大家都心甘情愿交了钱。
　　陈独秀转了几个地方，没有找到厕所。出了门，来到一片空旷地，远远的见一个年轻女子姗姗而来，同店的一位考生竟拉下裤子，蹲在一旁。陈独秀心里厌恶，咕哝了一句：“妖孽！”生了一阵闷气，陈独秀回来和庆元说了。哥哥说：“小便胡乱找个地方方便了，若出恭，只好等晚上天黑了。”陈独秀只好等天黑出门，走到屋后无人处方便，却踩回一脚的晦气。进屋后，一屋子的人都不高兴。不知是谁在叫骂：“这么难闻，是谁假正经呀？白天不去，偏要等晚上去。”陈独秀好一阵子不自在，只好不做声，让人叫骂了一会。
　　躺下来后，陈独秀想起那位花枝招展的女房东，便问睡在一旁的考生。那考生轻轻地说：“我们都中了美人计了。那个漂亮姐是房主临时请来招揽生意的，等我们交了钱，早已领了赏钱拍拍屁股一溜烟了。”陈独秀说：“原来是这样。”旁人已是鼾声如雷，陈独秀翻了几个身，久久难以入睡。他想：这时和女人睡觉，大约不会推辞，但叫我当街献宝，绝对不干。
　　离考试还有一些日子。第二天，陈独秀、庆元、庆元的先生等人约了一起逛街。
　　回到客店，昨晚和陈独秀挨铺的考生捂着肿起的脸颊，睡在床上呻吟。陈独秀问：“怎么了？”他哼了半天，说：“刚才去钓鱼巷，钱没有带够。”陈独秀一听，差一点笑出声来，赶紧用手捂住了嘴。他以前听说过嫖妓不带够钱要挨打，想不到这回真给他遇上了。
　　吃过晚饭，一位考生坐在窗前看上海《时务报》。陈独秀稀罕，说：“等一会给我看看。”陈独秀以前没有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他将这张《时务报》读了又读，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十分感兴趣。这一晚，他又没有睡好觉。
　　八月初七，考生进考棚考试。考棚被分隔成十余丈长的号筒，每个号筒隔成一个一个的号舍。每个号筒要住上近百个考生，号舍又低又矮，像鸽子笼似的排在那里。进考场时，考生吵吵嚷嚷，蜂拥而进，惟恐找不到号舍。陈独秀背着包袱左右顾盼，差一点被人挤倒，还是庆元拉他找到了号舍，代他领了试卷。这时，陈独秀已三魂丢掉二魂半。
　　陈独秀那条号筒紧对着一堵高墙，是一条长巷。考试分3场，一场3天，要考9天，所以考生都背了烧饭的家伙。进了号筒，考生便将铁锅挂在对面的墙上。８月的南京，正是火炉季节，中午烧饭，到处浓烟滚滚。考生为了避热，伸出身子，半探在号筒中答卷。考试第一场，庆元的先生还斯斯文文地穿着老布对襟褂子，其他考生早已把小褂子脱去了。
　　下午，陈独秀拿着卷子，冥思苦想，只见一个徐州大胖子全身一丝不挂，头上盘着辫子，脚踏一双破鞋，手拿试卷，在号筒中走来走去，大脑袋晃动着，口中还念念有词。陈独秀见了，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发了一阵呆。没想到在大清朝的科举场，竟有这等有辱斯文的事。“妖孽！”陈独秀心里想。这时，赤条条的大胖子，摇晃到陈独秀号舍前，猛地一拍大腿，口中念道：“今科必中。”把气喘吁吁的陈独秀吓了一跳。
　　这一回，昭明太子没有帮陈独秀的忙，兄弟俩双双落榜。
　　关东遭丧乱
　　从南京回来，陈独秀与高晓岚完婚。婚礼那天，陈家亲族、本家来了不少人，陈独秀的大姐夫、商人吴向荣，小姐夫、画家姜筠之侄姜超甫都来了。婚礼杂事主要靠两位已出嫁的姐姐和嫂嫂张氏操持。高登科穿了皇帝赏他的马褂，请了不少当地有脸面的人到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小名小众）也从霍丘赶来参加姐姐的婚礼。陈、高两家热闹了几天，了却了一件心事。小众活泼可爱，和姐姐性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新婚燕尔，北方的寒流就南下了。陈独秀和高晓岚一个新潮、一个守旧，度完了蜜月，两人的话也说完了。慢慢的，高晓岚有事无事便到嫂子张氏屋里坐。陈独秀乐得清静，写他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新式文章。
　　1898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就在这一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第一个儿子陈延年在大南门培德巷东口一号出世了。因庆元的3个儿子比延年大，所以延年小名叫小四子。延年脑门阔，像陈独秀，瓜子脸像高晓岚。延年的出世，对高晓岚是个安慰。陈独秀年纪轻轻做了父亲，喜上眉梢。
　　这时嗣父陈昔凡回家省亲，临走提出带庆元、陈独秀弟兄俩去东北。陈独秀、庆元虽是秀才，都无事在家。陈昔凡脸色慈祥，眉清目秀，鼻隆耳大，一副富人吉相。他是光绪元年乙亥（1875）恩科举人，候升知府，在辽阳州任过班升道，分省补用，以知府赏戴翎。
　　一次，陈独秀随陈昔凡在东北乘火车，天黑大雨，几个喝醉酒的俄国士兵将中国人赶下火车。陈独秀问陈昔凡：“中国人买了车票，为什么还被赶下车？”陈昔凡叹了一口气，说：“还有打死中国人的事。”陈独秀追问：“华官为什么不管？”陈昔凡说：“管有什么用，路权已不属于我国。”陈昔凡关照说：“庆同，你年轻气盛，不要逞强。”
　　1899年年底，陈昔凡见义和团大闹山东，安排陈独秀兄弟俩回安庆。“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此时正是隆冬季节，一路天寒地冻，惊鸿四野。弟兄俩日夜兼程，风餐露宿。1900年春节前夕，赶回安庆。见到弟兄俩，一身重孝的高晓岚和张氏嚎陶大哭，原来母亲查氏已不在人世了。想到母亲孤苦零丁的死去，陈独秀靠在门边，泪如雨下。
　　第二年，陈独秀在安庆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年底，高晓岚生下了女儿玉莹（筱秀）。
　　1901年春，东北安定后，陈昔凡带信要陈独秀和庆元再去。但这次，陈独秀决定去日本留学。初秋，庆元庆同弟兄俩相约启程。“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
　　这是弟兄俩最后一面。
　　第二章 天生的领袖(1901秋—1908冬)
　　青年励志社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日语。
　　头一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了一个“励志社”。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一次，清廷派官员到日本，励志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一班人争着当翻译，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遂和张继退出了励志社。
　　秋去冬来，陈独秀和老乡桐城西乡（练潭乡）潘家楼人潘赞化一起回国。1902年初春，陈独秀回到了安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南水关道院内两幢毗连的房子。房基隔街临江，隔壁是李鸿章公馆。陈昔凡看上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在这里建屋造园、怡养天年。
　　陈独秀回到安庆不久，与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励志社”。这些进步青年中，有安徽大学堂学生郑赞丞、房秩五，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南京陆师学堂学生葛襄（葛涓仲）以及潘赞化、何春台等人。社址设在藏书楼。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清朝安庆地方当局的警觉，准备逮捕学社的为首分子。秋天，陈独秀和葛襄被迫离开安庆，途经南京、上海，再次去日本。陈独秀临行前，妻子高晓岚已有身孕。年底，高晓岚生了一个团团脸、活泼好动的儿子陈乔年，因为排在延年之后，取小名“小五子”。
　　陈独秀到南京后，和葛襄去江南陆师学堂见到了徽州人汪稀颜。经汪稀颜、葛襄的介绍，陈独秀认识了正在陆师学堂读书的章士钊。陈独秀告诉汪稀颜，自己写了2卷《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到上海商务馆石印出版。
　　一个月后，汪稀颜给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弟弟汪孟邹写信，称“陈仲甫”氏为“皖城志士”，说“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年底，汪稀颜猝然去世。陈独秀写了《哭汪稀颜》诗：“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秋天，陈独秀第二次来到日本。在日本，陈独秀认识了苏曼殊、冯自由等。苏曼殊生性豪放不羁，和陈独秀在一起，常常信马由缰，大谈特谈。
　　天渐寒冷后，一日，陈独秀、张继、潘赞化等人闲谈。张继说：“秦毓鎏，叶澜等人近日提出成立‘中国青年会’，问我们可有此意？”潘赞化说：“既然我们不参加励志社，不如正式宣布退出来，一起参加中国青年会。”陈独秀表示赞成。中国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正对他的胃口。
　　除夕之夜，陈独秀和潘赞化说：“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潘赞化知道陈独秀挂记高晓岚生产的事，劝他说：“嫂子不是头一胎，家里还有孟吉夫人，你还是放宽心吧。”陈独秀说：“倒也是。冒冒失失地回去了，清廷的爪牙说不定还要找我的麻烦。”
　　冬去春来，陈独秀又结识了留日学生中激进人物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往来较多的是赵伯先、潘璇华、葛温仲、周筠轩等。当时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是清政府的一个走卒，大伙瞧不起姚昱的奴颜媚骨，打算找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个奴才。
　　1903年３月31日夜晚，东京到处散发着樱花芳香的气息。月光下树影憧憧，昆虫在嫩绿的草坪中嗡嗡作响，和偶然走过去的悉悉索索的脚步声交叠在一起，增加了夜的宁静。这时，有几个黑影轻手轻脚地闯进了姚昱的住室。只见抱腰的抱腰，捧头的捧头，捉手的捉手，惊慌失措的姚昱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咯嚓一响，姚昱的辫子连辫根齐刷刷地被剪去。大家发一声喊，顷刻间人去辫空。原来，这抱腰的是张继，捧头的是邹容，执剪的是陈独秀。回到宿舍，陈独秀将手中的辫子扔到桌上，大口喘气地说：“这回出了一口恶气。”
　　当夜，他们将姚昱的辫子挂到留学生会馆。第二天，姚昱向清廷驻日本使节诉苦。不久，日本警方查出为首者是陈独秀、张继、邹容，旋即将3人驱逐出境。４月上旬，陈独秀、邹容、张继乘船到上海，一起去《苏报》编辑部看章士钊。
　　听了3人被逐经过，章士钊哈哈大笑，说：“你们来得正好，《苏报》打算增加革命宣传。不知你们有什么打算，我倒希望你们能留下来。”结果，邹容要写《革命军》，陈独秀急着要回家，只有张继答应留在《苏报》编辑部。
　　藏书楼演说
　　1903年４月底，陈独秀回到了安庆。6岁的延年已入私塾蒙馆读书，陈独秀我行我素，和新朋旧友谈天，他的住宅一时热热闹闹，又成了安庆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
　　一天，卫国桢、潘晋华等青年来陈独秀家闲谈。陈独秀说：“现在大家爱国情绪十分高涨，我有一个想法，写一个‘知启’，在藏书楼开一个演讲大会。你们看怎么样？”卫国桢、潘晋华等都说好。
　　５月17日中午，陈独秀冒雨来到藏书楼。南水关离藏书楼所在地孝肃路拐角头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陈独秀到时，楼里楼外已挤满了喧闹的青年学生。不少学生穿着淋湿的衣服，焦急地向前台张望。陈独秀登台，先讲他在东北耳闻目睹俄国士兵欺压华人的暴行，然后说：“我们与俄国人仇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我们人少力薄，要益于国事不能闭塞耳目，要消息灵通；要有爱国思想；要有健壮的体魄，提倡军人精神……”陈独秀演讲完毕，室内掌声雷动。接下来，卫国桢、潘晋华、潘旋华、葛光庭等人也发表了演讲。演讲结束，当场签名参加“安徽爱国会”的有126人，其中包括16岁的朱蕴山。
　　第二天，大学堂的总办、提督、总教的办公桌上，学生不上课的请假条越来越多。有的学生甚至公开号召学生停止上课，公开要求校方专门操练学生、组织学生军到东北与俄军作战。两江总督闻讯大惊失色，密令安徽巡抚密察为首者，务求早早缉拿归案，早日平息安徽风波。他在电令中称为首者“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安庆知府桂英接到两江总督电令，立即查封了藏书楼，并要学堂的总办、提督“将闹事的为首分子开除学籍”。安徽大学堂总办以“议论拒俄，煽动是非”的罪名开除了十几个请假闹事的学生。
　　在桂英下手之际，陈独秀草草收拾行李，避往上海。
　　国民既风偃
　　1903年６月30日，上海警方因《苏报》刊登章炳麟写的《革命军》序，逮捕了章炳麟。第二天，《革命军》作者邹容愤而到巡捕房投案。7日，《苏报》被封闭。
　　《苏报》案发生后，章士钊、陈独秀、谢晓石、张继等人酝酿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
　　梅初里房子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下是印刷场地，编辑住楼上。主笔是章行严，陈独秀、张继协助，撰述有何梅士、陈去病、金天翮、林解、谢无量、郭湛波等人。靠近窗台，有两张木桌，上面堆满了稿件和各种报纸。进门靠墙一边有张木床。编辑室来客，常常坐卧于床，和章士钊、陈独秀纵谈一切。
　　夏天，保定高等学堂的学生吴越、马鸿亮、金慰农、金燕生等来到《国民日日报》社。听说吴越是桐城老乡，陈独秀十分高兴。这次交谈，两人一见如故。
　　９月初的一日，苏曼殊（子谷）来了。刚从日本回来的苏曼殊脸型瘦削，身材单薄，因为衣食无着，便留在编辑部翻译雨果的《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上连登。
　　一天，章士钊指着一叠稿子问苏曼殊：“子谷，你写的这些惨状是《惨社会》原来就有的么？”苏曼殊伸过头来看，说：“这是仲甫加上去的。”章士钊摇头说：“不好。翻译要讲信、达、雅。”陈独秀不以为然：“现在第一要紧的是把国人从睡梦中叫醒。信达雅的事，等以后没有事时，再坐下来慢慢译。”
　　深秋的一日，已是八九点钟，陈独秀还睡在床上，打着呼噜。“仲甫，起来了。”章士钊叫道。陈独秀眨了眨眼，问：“几点了?”“旭日临窗，少说也是卯时。”章士钊说。陈独秀从床上坐起，伸出胳膊穿上竹布蓝衫。在他的老布衬衣的领口上，有点点白色东西在蠕动，密集无数。章士钊诧异地问：“何耶？”陈独秀低头看了看说：“虱尔!”章士钊见陈独秀若无其事，说：“你不要弄到我的身上来了。”这时，苏曼殊进来，章士钊指着陈独秀的衬衣领口给他看，说：“我原以为仲甫是天生的领袖，想不到他还是天生的乞丐。”说罢，三人一起大笑。苏曼殊拿出译好的《惨社会》放在陈独秀的桌上，说：“今天该是行严主编稿子，我是专找仲甫来的。”陈独秀看稿时，用毛笔圈点了几个字，说：“就这样吧。
　　”苏曼殊说：“加上你的名字吧。”陈独秀点了一下头，说：“可以。”用毛笔在苏曼殊之后，写上“陈由己”3个字。
　　年底，上海的黑势力投诉上海地方当局，指责《国民日日报》“扰害大局”。销售部经理李少东以报纸卖不出去为由，停发了大家薪水。没有办法，只好停刊。
　　不久，苏曼殊去香港投靠兴中会陈少白，陈独秀回安庆，大家再次分手。章士钊很珍惜这段历史，写诗道：“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安徽俗话报
　　1904年年初，陈独秀回到了安庆。
　　闲时无事，陈独秀常去桐城学堂坐坐。当时吴挚甫任桐城学堂董事长，房秩五、吴守一任学长。一日，陈独秀说：“安徽人多躲在鼓里，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个主张，大家在一起办一份白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
　　大家一听，都说好。决定吴守一编小说、诗词，房秩五编教育，陈独秀是主笔，兼编辑论说、新闻、实业、来文。
　　陈独秀给绩溪人汪孟邹的老师胡子承写信，请他给汪孟邹写信，自己也给汪孟邹写了一信。收到陈独秀的来信，胡子承立即给汪孟邹去信推荐，说：“陈君仲甫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拣老会面时当可妥商也。”信中所提“拣老”，即周拣臣，其女周物婉与汪稀颜子汪原放已定婚。汪孟邹写回信给陈独秀，说：“芜湖没有印刷条件，最好能在上海印出，再运回芜湖发行。”于是，陈独秀请章士钊帮助联系了上海东大陆印刷所。
　　3月21日，编在安庆，印在上海，发行在芜湖的《安徽俗话报》第一期问世。
　　就在这年，陈独秀的嗣父陈昔凡在东北遇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成了暴发户。2月8日，为了争夺我国东三省，日俄战争爆发，清廷宣布“局外中立”。当时，日俄双方都需要马匹，商人便从蒙古贩运大批马匹到奉天(辽宁)出售，牟取暴利。陈昔凡和其他地方官趁机大抽牲口税，落入自己的腰包。日俄战争后，陈昔凡在奉天购置田地二百亩；在北京琉璃厂附近投资10000两银子，开了一间“崇古斋”古玩铺；在奉天设了一间“崇古斋”分店；在安徽贵池乌沙购地800亩；在安庆四牌楼开有近十家铺面。陈独秀办报缺钱，但不染指陈昔凡。父子俩一个是朝廷命官，一个是反清斗士，已不可同日而语。
　　盛夏，陈独秀背着包袱，只身到了芜湖。当时吴挚甫随桐城学堂去桐城，房秩五打算去日本留学，所以陈独秀把报搬到芜湖去编。科学图书社在芜湖长街中段一个阁楼上，汪孟邹说：“仲甫，我这里清苦得很，每天只有两顿稀饭。”陈独秀说：“就两顿稀饭好了。”好在省内各地设了供销处，东到上海，南到广州，北到辽东，都有订户，报纸有希望超过3000份。有的读者不知道是一人办报，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
　　不久，章士钊来信，希望陈独秀去上海加入暗杀团。陈独秀到上海后，章士钊带他见了杨笃生、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晚上住在暗杀团的秘密机关——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陈独秀未来之前，章士钊已将陈独秀在安庆效仿蔡元培办安徽爱国会被通缉，以及办《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的事告诉了他们。
　　杨笃生是暗杀团发起人，今年上半年在日本与何海樵等人成立暗杀团。原计划在北京刺杀西太后，没有找到机会，回到上海后发展了蔡元培加入暗杀团 。蔡元培时任爱国女校校长，于是又发展了爱国女校教员钟宪鬯、俞子夷，因为他们懂化学。陈独秀来了后，杨笃生等人举行仪式，发展他为暗杀团成员。
　　在一长帘高挂的房间，正面墙上临时挂着一纸黄帝神位字样，神位下面是一张八仙桌，一束香余烟缭绕，弥漫着神秘的气氛。桌下摆着两个草垫子，盛着酒的白瓷器皿已滴入刚杀的鸡血，陈独秀随杨笃生跪在草垫上，宣读誓词。读毕，又随杨君将血酒一饮而尽。随后几日，陈独秀和杨笃生一起向钟宪鬯学制造炸弹。
　　这次陈独秀在上海时间不长，当月回到芜湖。
　　吴越牺牲(1)
　　1904年秋，房秩五由安庆去日本，顺路到芜湖与陈独秀叙别。房秩五来了后，天气转阴。陈独秀对房秩五说：“你是天留客。”秋雨淅淅沥沥下了三日，两人纵谈天下事，一连谈了三日。第四天，云开日出，陈独秀帮房秩五提着包袱，送他上船。“留人别馆三秋雨，送我晴江万里波。”船到江心，房秩五仍能看到衣冠不整的陈独秀立在岸边，向他挥手。
　　桐城人李光炯、无为人卢仲农将安徽旅湘公学移到芜湖，改为安徽芜湖公学(安徽公学)。受聘在安徽公学讲课的有柏烈武、陶成章、张伯莼、刘师培等人。陈独秀也兼任安徽公学国文教师。陈独秀上课，不拘小节，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
　　什么纲常名教、师道尊严，全不放在眼里。堂下鸦雀无声，学生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受陈先生影响，学生写作业时也常冒出“新”思想。一日，陈独秀批改作业，见一个学生作诗“屙屎撒尿解小手，关门掩户圈柴扉”，不禁哈哈大笑。他用毛笔在一旁批了 “诗臭尿腥”四个字，然后又加了两句诗：“劝君莫做诗人梦，打开寒窗让屎飞。”
　　这时，苏曼殊也来到了芜湖。他在上海和陈独秀分手后，去香港投靠陈少白，因误会受到冷遇，加上婚姻挫折，气头上去广东惠州剃度为僧，当了和尚。但他凡性未灭，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逃之夭夭。陈独秀推荐苏曼殊作国画教员，他认为，苏曼殊作画叫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不像庸俗画家浪费笔墨。陈独秀常以诗僧、画僧称他。
　　苏曼殊与刘师培也是老熟人，到芜湖后就住到了刘家。刘师培夫人何震喜欢苏曼殊的画，三番五次要拜苏曼殊为师。闲时，苏曼殊与怀宁人邓绳候常相过从。邓绳候在皖江中学教书，是完白山人邓石如重孙，诗文书法俱佳，两人“共晨夕者弥月”。邓绳候曾写诗送苏曼殊：“寥落枯禅一纸书，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处沧波问曼殊。”
　　年底，胡子承给汪孟邹写信，希望改良《安徽俗话报》，说：“鄙人甚敬此报，甚爱此报，而又不敢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仲翁等商之。”陈独秀听说胡子承讲的宗旨是“辞旨务取平和，万勿激烈”，生气地说：“我办《安徽俗话报》时就立下宗旨，让皖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胡先生连‘自由婚姻’都容不下，还不如不办的好。”汪孟邹忙劝解说：“胡先生讲你‘血性过人’，一点不假，他提出改良，并未叫你一定照他的意思。”
　　苏曼殊生性喜欢漂泊不定，浪迹天涯。1905年6月，苏曼殊去日本江户。临行前，作《东行别仲兄》诗一首，诗云：“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送走苏曼殊，回到科学图书社小阁楼，陈独秀看看苏曼殊墨迹未干的诗，对汪孟邹说：“苏曼殊专四言绝句，发人深思，字里行间别有洞天。”
　　“听说苏曼殊向你学过诗？”汪孟邹问。
　　“在上海，他突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提起往事，陈独秀兴趣大增：“子谷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了。照曼殊的历史讲起来，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实在是一个天才。”
　　夏天，安徽公学附设安徽公立速成师范学校，李光炯、卢仲农请房秩五到芜湖主持。陈独秀应家在寿州的体育教师柏文蔚之邀，和王静山、方健飞、宋少侠等人利用暑假去淮上一游。
　　从淮上旅行回来，一日，吴孟侠(吴越)和赵声来访陈独秀。吴越自前年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从此和陈独秀一直书信往来。陈独秀问他：“还在保定办《直隶白话报》?”吴越摇头，说：“同胞们都在做弥天大梦，办报纸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我已和马鸿亮等人组织了北方暗杀团，决意亲手杀几个清朝大臣，以唤醒同胞已死之心。”
　　赵声对陈独秀说：“孟侠被推举为北方暗杀团支部长。”陈独秀听了连连点头，说：“去年11月万福华案后，章炳麟、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把暗杀团改为光复会，我也赞同。我一向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朝，只是行动要小心。”吴越说：“好在我没有妻子儿女，只有老父亲有些舍弃不下。这次我回桐城，上了一趟龙眠山老家的坟山。”“不可胆怯，也不可粗心，行动前要作缜密考虑，接受万福华的教训。”送吴越、赵声出门时，陈独秀一再提醒吴越。吴越、赵声走后，陈独秀书写了一幅对子，“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不久，《安徽俗话报》因刊载一则反英消息，触怒了英国驻芜湖的领事，该领事胁迫芜湖地方当局勒令停办《安徽俗话报》。
　　9月底，留在安徽公学教书的陈独秀听到传闻，北京火车站发生刺杀五大臣未遂事件，五大臣中仅载泽、绍英受轻伤。刺杀者当场身亡，因血肉模糊，至今官方不知刺杀者为谁云云。陈独秀大吃一惊，立即给在保定高等学堂读书的张啸岑去信：“北京店事，想是吴先生主张开措，关于吴兄一切，务详告。”
　　事情发生在9月24日，这天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绍英、端方、戴鸿慈、徐世昌五大臣出都。杨笃生是随员，事前通知了吴越。早上，北京正阳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越身揣红布包裹着的自制炸弹不能靠近，临时买一套无顶红缨官服穿在身上，装成随员，在火车启动之际，登上了窗帘装饰富丽堂皇的五大臣专车。吴越尚未立稳脚跟，火车突然开动，猛然的震动使吴越措手不及，将胸前的炸弹引爆。
　　吴越牺牲(2)
　　这枚炸弹有很大威力，火车站一时大乱。负责掩护吴越撤退的杨笃生和张榕见事已至此，忙趁乱离去。
　　张啸岑给陈独秀寄来吴越的两部遗著：《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并说烈士赴难前，曾留下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吴越写道：“杀那拉淫妇难，杀铁良逆贼易；杀那拉淫妇其利在今日，杀铁良逆贼其利在将来，杀那拉淫妇去其主动力，杀铁良逆贼去其助动力……”吴越字迹雄宏刚健，如枪炮子弹，掷地有声；文论气势磅礴，大义凛然。后来，陈独秀将烈士遗物寄往上海。开吴越追悼会时，蔡元培在大会上说：烈士“死难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以为纪念”。
　　清廷不久查明是吴越所为，张榜示众时，将“越”字旁加一“木”，成“吴樾”，以示给吴越永远戴上枷具。（注：1929年，由张啸岑、金慰农等人提议，将安庆最繁华的街道命名为吴越街，延用至今）桐城人金寿民1901年任保定莲池书院讲习时，作担保人，帮吴越考取北洋高等学堂。吴越出事后，受牵连入狱。其妻郝漱玉曾任直隶女学堂总教习，后经日本女学生出面，请日本驻华使馆出面斡旋，慈禧太后下旨：“金寿民马虎成性，不堪录用，驱逐回籍。”金寿民遂与妻子郝漱玉回老家桐城（今枞阳）会宫养老，留住了性命。
　　岳王会
　　1905年秋天的一日，在芜湖安徽公学代课的陈独秀和柏文蔚、学生常恒芳等人商议成立，因为岳飞反抗的金辽正是清人的祖先。
　　9、10月间的一天，一向冷落的芜湖关帝庙，突然来了30多位香客。他们在供桌的木香炉里燃上一炷香，在烛台上燃起两根蜡烛，面对神龛里的关帝泥塑，抚掌叩头，盘腿而坐。为首者便是26岁的陈独秀。大家静静地坐着，听陈独秀宣读岳王会章程，然后集体宣誓。会后，当选为会长的陈独秀利用会费，租了两间房子作秘密联络点。10月，柏文蔚因赵声之请，到南京新军第九镇任武官，不久在南京成立岳王会分会。
　　年底，孙中山派22岁的吴谷(吴春阳)到南京组织长江流域同盟会。柏文蔚率岳王会南京分会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年初，芜湖岳王会集体加入同盟会。陈独秀不愿参加同盟会，他说：“我不参加同盟会，照样也革命。”章士钊、徐锡麟、熊成基等也没有参加同盟会。
　　1906年春，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去日本。在船上，苏曼殊问陈独秀：“为什么不加入同盟会？”陈独秀说：“同盟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但其他人我就不好说了。像汪精卫，纯属全躯保妻之徒。尽美、薄泉、师培与孙逸仙也常有摩擦。”这次去日本，苏曼殊想寻找大姨河合仙（义母）。苏曼殊是广东香山人，1884年10月出生日本横滨，母亲是日本人河合若子，父亲苏杰在苏曼殊出世前即丢弃河合若子而去。苏曼殊出生不久，母亲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改嫁前，母亲将苏曼殊交给其姐河合仙。
　　到日本后，苏曼殊没有找到河合仙，因送小野氏南归，和陈独秀在大热之前回到芜湖。７月５日，苏曼殊给刘三写信：“申江别后，弟即偕仲甫东游，至处暑始抵皖江。”
　　秋日的一天，陈独秀回到安庆。嗣母谢氏见他西装革履，头发后梳，一副留洋派头，笑着对高晓岚说：“大众，你看他穿得像个鬼样子！”陈独秀脱下西装褂子，披到侄子遐文身上，笑眯眯地说：“老奶奶讲我穿得像鬼一样，这穿得多好看呐！”延年和遐文年龄相仿，见父亲和遐文讲话，远远地站着，睁着大大的眼睛朝他们看。陈独秀见状，走了过来，伸手摸了一下延年的黑黑的头发，“嗯”了一声，说：“长高了。”
　　陈同甫再世
　　1907年春，陈独秀到日本，住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和章士钊、苏曼殊住一室。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邓以蛰和二哥邓初。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邓初到日本学医，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日语。陈独秀到东京后，和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张继、陶冶公、何震及日本人幸得秋水等人成立了“亚洲和亲会”，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共同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章太炎是1906年６月出狱后来到东京的，任《民报》总编辑。章太炎古文造诣很高，文章古奥。平常好说佛法，讲《说文解字》。陈独秀很佩服他的“朴学”，章太炎也推举陈独秀的文字学。当时钱夏（钱玄同、字德潜）也在《民报》馆。陈独秀不参加同盟会，但喜欢读《民报》，平常无事，陈独秀喜欢到《民报》馆坐坐。
　　这期间，陈独秀沉醉于拜伦（Byron）与雪莱(Shelley)的全集。因为看多了，陈独秀就时而拜伦的浪漫主义，时而卢梭的自由主义，时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等。
　　在邓以蛰眼里，陈独秀就是南宋的陈同甫再世，而陈独秀本人也最服膺陈同甫和叶水心。苏曼殊佩服陈独秀的汉学，章太炎的诗，自己喜欢哼着以龚定庵为蓝本的七言绝句。
　　夏天，苏曼殊完成了“梵文典”的翻译。陈独秀写诗《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爱奉一什丁未夏五》贺他：“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众声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上一年苏曼殊在芜湖送给邓以蛰一幅荷锄图，画上燕绕春柳，落花无情，陈独秀也题了诗：“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平常陈独秀叫苏曼殊“糖僧”，“革命和尚”，但题诗时，总客气地称为“曼上人”。
　　1908年夏日的一个星期天，陈独秀来到《民报》馆。湖北人黄季刚正在和章太炎、钱玄同闲谈，见来了生人，便退到里屋。谈了一会，周作人也来了。谈到汉学，陈独秀说：“清汉学发达，戴、段、王都是安徽、江苏人，安徽、江苏还是出人的。”陈独秀知道章太炎、钱玄同、周作人都是浙江人，因为是熟人，他也不避讳。章太炎清秀的长脸看上去很精神。他见陈独秀抬举安徽、江苏人，虽不以为然，还是点了点头。“湖北没有出什么人……”陈独秀继续高谈阔论。章太炎又附和了一句：“是啊，湖北没有出什么人。”在里屋的湖北人黄季刚听了直喘粗气，大嚷：“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没想到草棵里杀出个程咬金，弄得十分尴尬。“这又何苦。”陈独秀找了个由头，起身告辞。
　　章士钊、陈独秀、苏曼殊3人在一起，1884年出生的苏曼殊年龄最小，小陈独秀五岁，小章士钊二岁。因此跑腿打杂，常常是苏曼殊的事。一次3人断炊，章士钊、陈独秀找了几件衣服，要苏曼殊去当铺当点钱买东西吃。谁知苏曼殊一走，半天不见人影。“疯和尚”，“死和尚”，陈独秀、章士钊两人大骂了一通，又饿又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苏曼殊回来了。手上的衣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书。“吃的呢？”
　　陈独秀见苏曼殊回来，咽了一下口水。“当了钱，正要买吃的，在夜市上见了这本书，因为遍地寻不着，便买下了。”说这话时，苏曼殊慢慢地往外吐字，像是平时闲谈。两人见状，又骂了几句，只好饿着肚子继续睡觉。苏曼殊一夜未睡，把新买的书看完了。第二天早上，陈独秀、章士钊起来接着骂。苏曼殊也不答，一头倒下，不一会，鼾声大作。
　　不久，章士钊因交女友，得罪了其丈夫，一位陆军大佐，只得独自先回国去了。
　　苏曼殊在日本出生，这次邂逅了当年的恋人菊子。菊子此时成了一名弹筝的艺伎，改名百助眉史。苏曼殊在陈独秀劝说下，决定作画卖钱，赎出百助眉史，不料艺伎老板用计奸污了百助眉史，迫使百助眉史蹈海自杀。苏曼殊受了打击后，成天少言简语，闷闷不乐。过了一时，苏曼殊写了十首怀念百助眉史的《本事诗》诗稿，给陈独秀看。其一云：
　　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
　　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重听入云筝。
　　隔日，陈独秀写了和诗十首，其一云：
　　双舒玉简轻挑拨，鸟啄风铃珠碎鸣；
　　一柱一弦亲手抚，化身愿作乐中筝。
　　秋初的一天，陈独秀到枥木县日光山观赏华严瀑布（死亡瀑布），发源于中禅寺湖的大谷川，过去常有青年人在这里自尽。因联想到国内革命义举屡屡失败，陈独秀心情黯淡，吟《华严瀑布》诗十四首，其中如：“死者浴中流，吊孝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苏曼殊却从诗中找到了佛性和禅机：“好，好，词况丽瞻，是仲兄的上品之作。”游华严瀑布，陈独秀感伤太多，不久他与苏曼殊分手，回到了国内。
　　第三章 老革命党人(1908年冬—1915夏)
　　述哀
　　1908年底的一个傍晚，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员的陈独秀，接到凶信：10月3日，37岁的哥哥庆元（孟吉）在东北因肺病逝世。晚间，陈独秀吃了几口饭，再也咽不下去。夜晚，一轮明月悬于中天，使陈独秀倍增了凄凉感。夜深人静，陈独秀进门点燃蜡烛，在跳跃闪烁的烛光中，似睡似醒，仿佛是庆元进门相会。陈独秀担心梦境被晨鸡吵醒，担心长兄早早离去，他死死地拽住了兄长的衣服，不住地说着话，他要在短暂的会面中，说尽一肚子的话……但烛光燃尽，梦终于破灭。
　　庆元去了，长兄去了。陈独秀知道这已成事实，再也见不到他那阿弥陀佛性子的哥哥了。梦醒后，陈独秀披衣重新燃起一支蜡烛，用手指拨了一下案几上的琴。
　　其音愈加哀悲，陈独秀恍恍惚惚，如呆如痴。这时，没有插栓的门响了，寒风叩门而进。陈独秀慌忙起身仰视，门外是霜天一色，月光下阒无人迹的马路向远处延伸。陈独秀进屋关上门，脱衣就枕，泪如断线的珠子，顷刻将衾枕印湿一片。
　　翌年冬，陈独秀告假去东北，迎接庆元灵柩南归。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灰色的天空中弥漫着清雪。泥泞的马路上，一只骡子在蹒跚前进。陈独秀侧坐在骡子身上，脑袋半缩在大衣宽大的领子里，北风迎面刮来，不时将陈独秀呼出来的热气裹挟而去。上大路后，陈独秀登上汽车。“ 也许庆元没有死呢？”因为没有目睹兄长之死，陈独秀突然幻想有奇迹出现。入门时也许能听见兄长的声音，能有兄弟俩握手言欢的喜庆场面。
　　沈阳终于到了。不料一进门，首先跃入眼帘的便是尘封的孤棺。穿着老棉袄的仆人见是小东人来了，“哇”地一声哭出声来。咫尺之间的仆人仿佛是在遥远的边际，陈独秀依在门前叹了口气，这一声长叹，在放棺木的公馆里，久久盘旋，半日才慢慢散去……
　　夜里，陈独秀写《述哀》诗：“死丧人之戚，况为骨肉亲。所丧在远道，孤苦益酸辛。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临空奋远响，寒飚逐雁群。一月照两地，两地不相闻。秉烛入房中，孔怀托幽梦。相见不暂留，若虑晨鸡弄。牵裙频致辞，毋使薄寒中。言笑若平生，奚以怀忧恸。起坐弄朱弦，弦乱难为理。凉风扣庭扉，开扉疾审视。月落霜天冥，路远空延企。掩户就衾枕，犹忆梦见之。辗转不能寐，泪落如垂丝……”
　　陈独秀送庆元灵柩取道上海，乘水路运回安庆。这年冬至，陈独秀家请了几位同族的兄弟帮忙，将庆元棺木葬在怀宁渌水乡陈家墓地，了结了一件心事。
　　嗣父陈昔凡在日俄战争期后扩建了南水关的住房，这时已很气派。西头是先建的两栋毗连的房子19间，东头是后建的一排隔成8间的平房。房子中间，是陈昔凡自己设计的两个袖珍花园，临江的大门是俄式风格，外围用了一排栅栏。老百姓叫“陈家大洋房”。
　　近60岁的陈昔凡耳大鼻隆，慈眉善目，告老还乡后，吟诗作画，种花养鸟。他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四先生为师，称其居室为“四石师斋”。将他画的一幅独钓寒江雪的自画像，挂于中堂。陈昔凡酷爱收藏古玩，不惜花很多钱去收购。每当兴致上来，陈列人前，请友人欣赏。有人假借一二，也大方出手，不计较归还。
　　在家闲住了一时，陈昔凡去浙江看老朋友、浙江巡抚曾子固。在杭州，经姚通事（翻译）怂恿，陈昔凡和曾子固答应，为英国商人到东北收3万吨大豆，陈、曾以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名义，英商以上海怡德洋行名义，签订了合同。注明英商先预付一笔收购大豆的资金，英商不得私自去东北收购大豆。英商提出政府提供信誉担保，并用陈、曾两人的家产作预付资金的信押。不久，东北大豆价格猛涨，按原约收购大豆，陈、曾两家要大亏血本。一调查，原来是英商私自在东北收购大豆，引起大豆价格上涨。陈昔凡、曾子固提出诉讼，控告英商违约。官司以判决取消合同，陈、曾交还英商预付金了事。不料办理上述手续时，姚通事利用陈昔凡、曾子固不懂英文，在文件上做了手脚，使退金收据与原约不符。当时陈昔凡、曾子固并不知情，以为此事已了结，哪知留下了一个祸根。
　　陈独秀送庆元灵柩回安庆后，陈昔凡已卧病在床。
　　就在这时，陈家来了一位年轻的异性客人，给陈独秀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
　　高君曼
　　1909年岁暮，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小众）到了安庆，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1888年出生，小陈独秀10岁，此时20出头。
　　高君曼乌黑浓密的短发，两眼灵活顾盼，衬托着来自京城的新女性的不俗。
　　高君曼对姐夫的革命活动和留学生涯十分熟悉，常常夸口于同学之间，引以为荣。这次到了姐姐家，高君曼有事无事，总喜欢和陈独秀聊天。陈独秀见到小众，也是喜上眉梢，话特别多。一日，陈独秀和高君曼在房中闲谈，话题一转，不知不觉谈到婚姻问题。陈独秀说：“中国的婚姻就是不如西洋、日本，洋人别的不好，有一条好，婚姻男女双方可以自己作主。不像中国，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男女双方作不了主。”高君曼愣神地望着眉飞色舞的姐夫讲东扯西，姐姐进来也没有在意。看到高君曼兴奋绯红的脸颊，高晓岚的脸色顿时暗淡下来。凭着女人的直觉，高晓岚看出，和自己不多话的丈夫喜欢上小姨妹了。这时她恨不得小众早一天离去。陈独秀和高君曼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在一起唠，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事。
　　隔日，陈独秀和高君曼谈到退婚的话题。陈独秀说：“我主张男女都可以退婚，男的找了坏女人，女的找了坏男人，怎么不可以退婚呢？这样终身抱恨委曲求全在一起，男女双方都受罪，与己与国都不利。婚姻不幸福，天天不是东家吵，就是西家闹，闹得国家不得安宁。”高君曼笑着说：“你和姐姐怕也是受罪的一对吧？”姐夫的话对高君曼又新鲜又对胃口。
　　陈独秀看着小姨妹秀气的脸和令人怜爱的神态，沉吟了一会，说：“你姐姐是坏女人么？”高君曼摇了摇头：“当然不是。”“我主张退婚，并不主张滥退。再说，退了婚找不到合适的，不如不退，找到适合的，可以不退，又何必非退不可呢？”陈独秀说完这句话看了小姨妹一眼。高君曼的脸便红了，她侧过脸去，但姐夫还在看着她，像是要把她看穿。
　　不久，他们便超出了姐夫和姨妹的关系，有了肌肤之亲。一个是旧礼教的挑战者，一个是新时代的摩登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姐姐无意中成了搭桥人。因为是同父异母，妹妹便少了一半自责，又因为是包办婚姻，丈夫也多了一份理由。高晓岚寻死觅活，大闹起来。陈昔凡在病榻上不住地嗳气：“翻生货！翻生货！”谢氏也站在老实、本分的姐姐一边。
　　高君曼受不了众人的指责，新年伊始，和陈独秀双栖双飞，一起登轮而去。陈独秀和高君曼离开安庆时，高晓岚已有身孕。第二年孩子生下地，是个男孩，即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
　　胜友连翩六七人
　　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授课任务并不重，课余除了和高君曼游山玩水，就是到其他教师、朋友处走走，以此消闲。一日，陈独秀到同校教员刘三（原名钟和，字季平）家闲坐，见新挂了幅字迹流畅的五言古诗，落款“沈君默”。“沈君默是什么人？”陈独秀撩起竹布长衫，坐下问。刘三说：“沈君默也在校任教，去过日本。”“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利有余，深厚不足。你的字要高一筹，腕力到家，力透纸背。”陈独秀说。刘三说：“昨日，沈君默在我这儿喝酒，回家乘酒兴写的。他爱好书法，15岁便为人写扇面，但底气不足。仲甫若有兴趣，哪日我带他去你处坐坐？”陈独秀忙说：“不必，不必，还是我去看看他吧。”
　　第二日，陈独秀敲开沈君默家的门。陈独秀进门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沈君默听了，觉得刺耳。天下还有这样的人，素不相识，见面便把人贬一通。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字确实平常，忙招呼客人坐下。
　　陈独秀超逸不俗、谈笑自若，沈君默情绪受了感染：“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我的父亲是练隶书的，从小叫我临摹碑帖，少习馆阁体。”陈独秀见沈君默虚心求教，话更多了。
　　沈君默说：“前日，刘三请我和哥哥沈士远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九时，乘酒兴写了那幅字，让你见笑了。”“我是快人快语，你别介意。”陈独秀摆了摆手。
　　陈独秀当头棒喝后，沈君默细研包世臣的《元舟双辑》，临摹汉碑，每天写完一刀尽8纸方罢休，如此不断。他打算坚持三年后，再转而临摹北魏隋唐体，以消俗气。
　　在杭州，陈独秀有时和刘三、马一孚、谢无量、沈君默等五六个人一同去郊外，徜徉湖山之间。游西湖孤山北麓放鹤亭时，陈独秀吟《咏鹤》一首，借鹤咏志流露了他内心深处苦闷：“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邦，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刘三看了说：“你这是宋江浔阳楼题反诗啊？”两人大笑。
　　1910年春，陈独秀将自己写的诗交给王无生。王世居杭州，安徽歙县人，在于右任办的《民立报》上开辟了评诗专栏——《小奢摩室诗话》。陈独秀感怀诗20首渗透着新婚的喜悦和春风得意，其一云：“委苍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相遇非深思，羞为发皓齿。门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王无生评价陈诗“说者谓有陈伯玉阮嗣宗之遗”。陈伯玉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阮嗣宗是魏国大诗人阮藉，对陈独秀诗评价不低。
　　一日，陈独秀抚琴一曲，突然悲上心来，想起革命几年，未有所获，却已先后失去吴越、何梅士、汪稀颜、熊子政、章谷士、葛循叔战友，而赵伯先、章士钊、孙毓筠、郑赞丞、江彤候、苏曼殊等活着的友人，又都一一不在身边。新婚虽乐，终不能替代朋友的友爱啊！遂吟《存殁六绝句》。其一写已故的吴越和在世的赵声：“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其六写已故的葛循叔和在世的苏曼殊：“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苏曼殊在南洋，还是去年迎兄灵柩经上海时，听邓秋枚说的。邓秋枚也是陈、苏在日本留学时的朋友。他只知道苏曼殊是受好友陶成章的邀请，到南洋去教书，但不知道在南洋什么地方。
　　朱少屏告诉陈独秀，苏曼殊在南洋爪哇中华学校教授中国文史，和他在一起的有黄水淇、许绍南、周施仁等。陈独秀即给苏曼殊写信：“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赞我乎？”写完信，陈独秀将《述哀》长诗及《存殁六绝句》等诗一古脑的塞入信封，寄给了苏曼殊。章士钊对陈独秀这段春风得意有不忘的印象，写诗赞日：“江南三月噪阳春，胜友连翩六七人；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思归迈苏程。”
　　1911年暑假，刘三、沈君默外出消夏，陈独秀从马一孚处借了《铁云藏龟》，研究文字说，闲时临摹《说文》上的篆字。因天热，陈独秀病了一场，他在《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诗中写道：“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沦。有天留巨青，天地着孤身。大火流金铁，微云破石鳞。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和他的新夫人的宁静日子结束了。
　　都督府秘书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拍电报，邀请陈独秀赴皖作。
　　12月，陈独秀、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庆，住宣家花园。孙毓筠见到陈独秀，十分高兴，拉着陈独秀的手说：“我正担心你不能脱身呐。皖省独立十分艰难，凡事百废待举，正缺像仲兄这样叱咤风云的人物，来了就好。”安徽独立过程一波三折，后来，安徽旅沪人士向同盟会推荐了孙毓筠。孙毓筠比陈独秀大10岁，说话时，有些慵倦，打了一个哈欠。“还抽大烟么？”陈独秀看着孙毓筠略黄的脸孔问。“少来一点。”孙毓筠咧了一下嘴。
　　1912年1月初，陈独秀走马上任。同在都督秘书科的有邓艺孙、洪海闿、江津本、李德膏、卢光浩等人。陈独秀性急，恨不得一日干三日的事，常和同事发生口角。管理文书的张啸岑劝他：“莫坚持己见。”陈独秀哪里听得进去：“改革不大刀阔斧，不提高人民生活，和旧官僚有什么两样？”一日宣布开会后，孙毓筠和往常一样，闭目养神，由陈独秀滔滔不绝地说，问到一句，孙“哼”一声，不问则不鸣。散会后，陈独秀问孙毓筠：“为何话少？”孙毓筠皱眉头说：“仲甫，宣统已宣布退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了，革命已经胜利，我们可松一口气，凡事不可太性急，已有人在我面前说你了。”陈独秀说：“说我事小，我倒认为推翻清朝，事属破坏，今后建设事更多，应利用手中的政权，多干些事。”“别人说你，好马不吃回头草，果然不假，性子太烈，只怕众口难调。”
　　其时，安徽的庐州（孙万乘）、芜湖（吴振黄）、大通（恭钟岳）三处军政分尉不听孙毓筠的指挥，形成割据局面。陈独秀见孙政权内外交困，孙毓筠又不支持他的兴皖计划，一气之下，将职位让给李光炯（德膏），自己去新恢复的安徽高等学校了。
　　孙毓筠在安徽左右不了局势。孙中山、黄兴派率部驻军浦口的柏文蔚协助他。4月，孙毓筠对柏文蔚说：“烈武，安徽太乱，我的身体不好，还是你来做都督吧。”５月，孙毓筠应袁世凯重金聘请，去北京任袁的高级顾问。
　　见安徽群龙无首，在安徽高等学校任教务主任的陈独秀向校长马其昶告假。马其昶（通伯）是桐城派传人，1855年生，不习惯陈独秀教育上的激进方法，见他要走，忙答应了。６月，陈独秀到浦口找到柏文蔚。柏文蔚笑：“想不到仲甫亲自来了。前几日安徽地方团体来了许多人，我也没有下定决心。”“郭应龙部发生闹饷风潮，皖省人心不定，留守府撤销后，各地军心已散，浦口已无战略意义，回到安徽，尚可保留一部分革命力量。”陈独秀晓以利害，劝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点头，“浦口确无战略意义，我可将军部迁往蚌埠，但我任都督，需你任都督秘书长，不可只顾办学，对我甩袖。”陈独秀忙说：“那是自然。”
　　６月底，柏文蔚到安庆上任都督兼民政长，陈独秀、赵字臣为秘书。陈独秀辅助柏文蔚尽心尽力，柏对陈也是言计必从。当时袁世凯想拉拢柏文蔚，陈独秀主张“虚与委蛇，决不为之所动”。柏文蔚是体育教师出身，长得像个将军，大头大脑，相貌堂堂，人称“柏大头”。
　　当时安徽有两派：军务部长管鹏派与柏文蔚派，两派有隙。一日，一个管派人到柏文蔚处来，想找几句话恭维柏文蔚，找来找去，说：“今天能见到柏公，实属三生有幸，像柏公这样庸庸碌碌的将军，真是海内仅有。”陈独秀一旁听了哈哈大笑，也不顾忌柏文蔚一脸窘态。陈独秀回家对高君曼说：“此话实在恰到好处，妙不可言。”就在这时，陈家灾祸来临。
　　一日，儿子延年喘着粗气来到都督府，要陈独秀赶快回家。原来，两年前和陈昔凡签合同做大豆生意的英商，利用辛亥革命后浙江巡抚倒台之机，通过英国官方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陈昔凡交还收购大豆的定金。陈昔凡接到英商讼诉状，只好叫回陈独秀，商量对策。后陈昔凡带病去上海，查阅文字，方知当年上了姚通事的当。有口难辩，只好按约赔偿预付金，用财产契约顶了债务。
　　陈昔凡忧愤成疾，回安庆后病倒在床。谢氏几次上京，找曾子固交涉求情，保下了南水关两幢房子及贵池300亩卖不掉的地。陈家交不足部分，由曾子固代为补交结案。当时陈家在北京、奉天古玩店因不在合同信押之内，得以幸存。陈昔凡败诉后，陈独秀心绪不宁，高君曼产期又近，陈独秀辞去都督府秘书，仍兼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
　　1913年初春一日，苏曼殊和陈独秀闲谈说：“安庆真无聊，无书可读，无花可观。”去年12月13日，苏曼殊应陈独秀之邀，到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任教。和苏曼殊同来的有柳亚子内兄郑桐荪和沈燕谋。陈独秀忙陪着笑脸，说：“明天我请你去吃小蓬莱的烧卖。”“已吃腻了，每天都吃三四只，但总比不上上海小花园的八宝饭好吃。”月底，苏曼殊和郑桐荪回上海。
　　不久，安徽高等学校闹学潮，目标指向陈独秀，加上陈独秀和校长马其昶在教育上的矛盾已很突出，陈独秀仍回到都督府任秘书长。
　　5月18日，陈昔凡去世了。陈独秀回家忙了几日，尽了孝道。
　　芜湖遇险
　　1913年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先后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职务。６月30日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安徽都督。
　　柏文蔚被免职后，去南京暂住。隔日，陈独秀提出辞呈。７月７日，国务院代总理段祺瑞呈报，批准安徽都督秘书陈独秀辞职，但在此之前，陈独秀已携高君曼和一岁的女儿子美离宜去宁。他在辞呈中说：“旧病复发，迫不及待。”在南京，柏文蔚、陈独秀两家合住一院。
　　7月12日，李烈钧等人于江西湖口起义，宣布独立，标志“二次革命”开始。黄兴发表讨袁通电，并请柏文蔚出山，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和陈独秀立即赶赴上海。在上海，陈独秀意外地见到了苏曼殊。但苏曼殊要赴日本江户，陈独秀要回安徽讨袁，两人匆匆分手。临行前，陈独秀赋诗一首《曼殊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诗云：“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
　　不久，柏文蔚宠信的部下“反复再三”的胡万泰叛变，倒向袁世凯，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离皖，逃到南京。８月７日，安徽宣布取消独立。再次出任安徽都督秘书的陈独秀逃亡到芜湖。胡万泰倒戈反柏，芜湖驻军龚振鹏没有率部救应，其部下在芜湖杀人无度，陈独秀十分愤怒，和师长袁家声进了龚指挥部，指责他“按兵不动，是何居心？”
　　龚振鹏一听，命令部下：“给老子绑了。”龚振鹏曾是柏文蔚手下一个旅长，７月在高语罕家乡正阳关开会，两人为权位产生了矛盾，所以这次不救柏文蔚。对龚振鹏来说，陈独秀不过是柏都督的秘书，又是落难之人，有何资格当着他的部下的面指责他？袁家声见龚翻脸，慌忙阻拦，龚振鹏正在气头上，大叫：“一起绑了。”
　　龚振鹏的部下蜂拥而上，将陈独秀、袁家声绑了起来。陈独秀脸色变白，但口气很硬：“要枪决，就快点吧。”龚振鹏说：“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死个明白。出个布告，罪名是临阵脱逃，扰乱军心，明日里拉出去毙了。”陈独秀在皖已很有名声，范鸿偃劝龚振鹏：“陈仲甫是社会名流，杀不得。”但龚不听：“有什么杀不得？”定远人、旅长张子刚时任皖军副司令，他知道后，大吃一惊，连忙带领手枪卫士到了龚振鹏司令部。龚振鹏一见张子刚兵谏，胆怯了几分，没有敢立即下手。刘叔雅等人速派人送信给在南京的柏文蔚，请他火速来救陈独秀。柏文蔚见龚已起杀心，到了芜湖不敢贸然上岸。他在船上给龚振鹏写了一封信，说：“恳求龚兄刀下留人，以反袁世凯为重任。”龚振鹏见柏文蔚如此客气，乐得下了台阶，亲自赶到江边见柏文蔚，两人握手言和。
　　陈独秀得救后，勉强和龚振鹏拉了拉手，急急逃离是非之地，避往上海。
　　恨不得食其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爪牙倪嗣冲部冲进安庆，成了安徽督军。1913年8月27日，倪嗣冲派统领马联甲带人查抄陈独秀嗣父陈昔凡家。病中的谢氏忙叫延年、乔年从后门逃到渌水乡老家陈家剖屋躲难。当时昔凡去世不过百日，棺木还厝在家中。光绪进士、三等侍卫马联甲不愿久留，走时抢了一些陈昔凡的古玩字画。
　　“他是陈仲甫的儿子么？把他带走。”出门时，马联甲指着陈永年说。陈永年是庆元的小儿子，与延年同岁。永年吓得往谢氏怀里钻。谢氏气急地说：“不是。
　　他是庆同的侄子。”马联甲不相信，说：“侄子也和我们走一趟，真要是侄子，你找人来保！”延年、乔年连夜逃往渌水乡堂亲陈遐文家。陈遐文的妈妈把床拉开，在床里边搭个铺，把蚊帐撑着，让他们在里面睡了3夜。后来倪嗣冲、马联甲发现永年确系陈独秀侄子，同意由保人出面保出永年。谢氏见风声小了，叫人到乡下把延年、乔年找了回来。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通缉“二次革命”皖省重要革命党人。陈独秀冠之榜首。罪名是“均系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意谋叛之犯。”陈独秀在上海听说后，恨恨地说：“以我之气，恨不得食其人。”
　　冬日的一天，陈独秀拟了《新体英文教科书》写作计划，叹了一口气。以前是一张嘴，现在是四张嘴了。放下笔，陈独秀去亚东图书馆坐。家中已是揭不开锅，但他是条硬汉，轻易不张口借钱。汪孟邹见陈独秀坐了很久，知道他家又断炊了，说：“要拿一些钱吧?”陈独秀点点头。汪孟邹便拿一点钱，陈接了汪孟邹递过来的一元两元钱，再坐一会，回去了。
　　1914年春天的一日，汪孟邹告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杂志：“行严请王先生在上海搞发行，王先生告诉我的。”汪孟邹说。“我先给行严去封信，如果有了着落，我便去日本，总比在这里等着饿死好。这一个冬天，没有你，我们怕熬不到今日了。”因为有了新的希望，陈独秀点燃了一支香烟，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从日本来的消息并不好。章士钊计划旅行欧洲，而且，《甲寅》能否办下去，尚属天命。6月，天又开始热起来了。在烦躁不安的沉闷气氛中，陈独秀常常静卧在床上，睁着大大的眼睛，凝视着斑驳尘封的天花板。“真的要饿死吗?”高君曼小心翼翼地问。“天无绝人之路。”陈独秀安慰高君曼。接着又说：“现在，我倒真希望外人分割中国了。”
　　汝南晨鸡
　　1914年7月，陈独秀到了日本。章士钊说：“仲甫，你来了不是好事，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要过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穷就穷吧，不饿死就行”。陈独秀见到了章士钊，又恢复了昔日无拘无束的性格。
　　出入章士钊《甲寅》编辑部的有高一涵，易白沙和李大钊等人。24岁的李大钊是去年残冬季节冒着风雪来到日本的。春天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读书，住在下户冢的基督教青年会内。
　　一日，章士钊将自己署名为“烂柯山人”的《双杆记》递给陈独秀，请陈独秀写“序”。借给《双杆记》作“序”，陈独秀发内心之忧愤，写道：“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
　　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章士钊读后说：“仲甫，你谈个体权利与团体成立关系，言犹未尽。见你文章，有冲天怨气，似有一肚子话没地方说，不如痛痛快快写出来，和‘序’一块发表，免得心闷。”陈独秀一口答应了。
　　11月10日，《甲寅》1卷4号发表“《双杆记》序”(署名：独秀山民)和《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后文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从“人心者，情与智二者”出发，由中国人心较乱无情推出爱国心，无智推出自觉心，从而得出“二者”俱无，“国不必国”的不要国家的结论。陈独秀说：“国家国家，示行下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骂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独秀是谁?”因为陈仲甫第一次用“独秀”笔名，不知情的人纷纷打听，义愤填膺地写信到《甲寅》杂志社，口诛笔伐。章士钊拿着十几封信对陈独秀笑着说：“扰祸啦!扰祸啦!”一个读者在信中说：“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面有怒容，说：“这样批驳，才是真狂徒呢!都像这种疾呼爱国而无半点自觉性的人，亡国只是迟早。”章士钊点头赞同：“仲甫一石击起千层浪，能引起海内义士深醒，功在今日，且你本意是恨其不争，以唤醒沉睡的国人，所谓汝南晨鸡先登坛唤是也。”
　　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李大钊，对章士钊说：“仲甫的话，似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心丧气了。”章士钊沉吟了一会，说：“守常，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回头草弗啮也。有闲时，不妨也将你的话托出，从容讨论之，如何？”李大钊点头称是。
　　1915年初夏，汪孟邹从上海来信，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陈独秀回国。陈独秀去年走后，丢在上海的高君曼及两个孩子的生活主要靠汪孟邹照顾。一次，汪孟邹给高君曼送来陈独秀编的《新体英文教科书》的一点稿费，发现高君曼病卧在床上，脸色苍白。汪孟邹抱起哭作一团的小鹤年，连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赶紧叫仲甫回来吧。”高君曼连咳了几声，喉咙里一股腥味，用手帕捂住嘴，是殷红的一口血，汪孟邹赶紧倒了一碗开水让高君曼喝下，说：“我回去就给仲甫写信，血都咯出来，还等什么。”
　　这次回国，对陈独秀来说，是他生涯的转折点。在海船上，他酝酿自己创办一份杂志，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青年》杂志。
　　第四章 新青年(1915夏—1920.1)
　　若舟车之有两轮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隔日，陈独秀和汪孟邹谈到新办杂志事，汪孟邹说：“亚东图书馆已经担负了几家杂志发行任务，怕无力再接受新的任务。我有两位朋友，是弟兄俩，叫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不如明天我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陈独秀说：“那就试试吧。”
　　第二天，汪孟邹带陈独秀到了群益书社。陈氏兄弟表示愿意承担新杂志发行工作。但提出每期编辑费、稿费只能定在200元。陈独秀说：“200元就200元吧。”
　　一日，陈独秀到搬到上海的《甲寅》编辑部闲坐。章士钊拿出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说：“你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守常这篇文章颇有见解，我打算用在《甲寅》一卷八号上。”李大钊说陈独秀“义中厌世之辞，嫌自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劝陈独秀“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自迫于消极之宿命论”。陈独秀频频点头：“近日我在筹办新杂志，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至于宿命论，肚子一填饱，早已丢到爪洼国去了。”
　　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陈独秀对汪孟邹和陈氏兄弟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功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的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时评政，非其旨也”。
　　《青年》杂志创刊号刊出后，汪孟邹对陈独秀说，“我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此翁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冲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汪孟邹感到奇怪。“《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想不到竟是你的老乡。”陈独秀边说边找出几本《青年》杂志，要汪孟邹寄给胡适：“代我向他约稿，言语写恳切些。”
　　回到四马路惠福里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给胡适去信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梭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因更佳，至少亦有一种。”信中所说“炼”，即汪孟邹自称，“秋桐”指章士钊。
　　此后每新出一期，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说：“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穷于应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适第一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绩溪同乡汪孟邹几次来信，约他给《青年》杂志写稿。看了《青年》杂志上的陈君文章，胡适觉得这位安徽老乡在文学革命上有不少和自己相通之处，可谓神交。今日冒出文学改良的新思想，也急需找到新的知音。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此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也”。
　　收到胡适信，陈独秀高兴地对汪孟邹说：“适之第一次来信，就提出改造新文学的意见，使人耳目一新。”汪孟邹也高兴，给胡适写信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春日载阳
　　1916年初春的一日，阳光明媚，东风送暖，东京郊外高田村一间简陋民房“月印精舍”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和陈独秀《青年》杂志的感染，李大钊满怀激情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充满革命者活力的《青春》一文。“，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文章结尾，李大钊纵笔放歌，发出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守常其文如其人啊！”接到李大钊寄来的《青春》，陈独秀一气读完，深深为李大钊浩然正气所触动。“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此时他才体会到章士钊评价李大钊的话恰如其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叫陈独秀头痛的事。因为嫉妒《青年》杂志的影响，上海青年会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上海青年会态度硬，陈子沛、陈子寿胆子小，陈独秀执拗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改名。9月复刊吧，《青年杂志》到9月正好一周年。
　　夏历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陈独秀寓所，主人正一手挥扇，一手执笔，加紧编排更名后的《青年》杂志2卷1号，新杂志取名《新青年》。陈独秀对来访的汪孟邹说：“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汪孟邹说：“你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大约是这个思想的实验吧?”陈独秀点头说：“他们补习法语，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去年夏天，陈独秀带信到安庆，叫在全皖中学读书的延年带弟弟乔年到上海。这时，家中还有女儿玉莹及小儿子松年，生活来源主要靠昔凡留下来的一点店面、田产租金。延年、乔年刚到上海时和父亲、姨妈住一起，后来延年到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半工半读，弟兄俩便搬出来独居，自闯人生。
　　听到讲延年、乔年，高君曼对汪孟邹说：“我留他们弟兄俩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传出去，都是我不好。”“没有的事，延年、乔年人小志气高，现在学了法文，将来可去法国留学，是件好事，是件好事。”汪孟邹安慰高君曼说。
　　高君曼不忍心，几次在陈独秀面前嘀咕：“还是让孩子回来住吧，怪可怜的。再说，人家怎么说我呀？”陈独秀不耐烦地说：“让他们吃点苦，没有错。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呐。”
　　《新青年》在国内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陈独秀计划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他决定和汪孟邹去北京集资招股。
　　8月21日，胡适翻看去年的1卷3号《青年》杂志，见陈独秀称赞谢无量长律为“希世之音”，称为“子云、相如而后，仅为斯篇”，觉得陈独秀也太夸张其词了。
　　陈独秀提出废除古典主义，而谢无量长律少说也有100处用古典套语。而且用得不当！不对！不工！不过押韵罢了，在长律中只能算得上下品。不要说子云、相如，就是元白柳刘，又哪里能比呢？他在给陈独秀的信里，谈到了最近思考的文学革命八事。文学革命必须要8个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这8个条件，也是自己以前提到的文言文三大病的补充。在美国的朋友反对自己的活文学的实验，胡适希望在国内找到支持者。
　　信发出不久，胡适收到陈独秀8月13日的来信，可谓心有灵犀，去信和来信在路上撞车了。自己信中的几个问题，陈独秀都提到了：《决斗》译文将在《青年》杂志2卷1号刊出，他要自己利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多译短篇名著如《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中国文学界的雷声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2卷2号出版。康有为9月20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纳入宪法”。陈独秀则主张学习西洋文明，“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陈独秀没有意识到，他已吹起了打倒孔家店的进军号角。
　　另一件使陈独秀得意的事是，他第一次发表了大洋彼岸胡适几个月前寄来的信，尽管这位未见面的朋友，对他在1卷3号谢无量长诗前写的按语不以为然，字里行间流露了不屑一顾诸子的神气。陈独秀和谢1904年就在一起办《国民日日报》，胡适当然不知道这层关系。但胡适在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眼光敏锐，令陈独秀嗟哦半日。胡适在信中称赞陈独秀“洞悉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急”，这几句话，更使陈独秀心里乐悠悠的。细读胡适的八不主义，除第五条讲文法之结构，第八条讲言之有物，陈独秀感到不甚理解外，其余几条，陈独秀视之为中国文学界的雷声。
　　胡适的名字由此风靡学界，这也是陈独秀、胡适本人始料不及的。
　　10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希望他作写实文学，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这一期《新青年》刊出胡适小说译作《决斗》，但校对失误不少。陈独秀说：“下次来文当亲为校对，以赎前愆。”
　　11月28日，陈独秀和汪孟邹住进北京前门中西旅馆64号。一天，陈独秀在琉璃厂附近遇到在北大教书的沈尹默(沈君默)，两人喜出望外。分手后，沈尹默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前推荐陈独秀，说：“如见蔡校长，可引荐陈君。”汤尔和早就认识陈独秀，光绪廿八年冬，他们在日本一起发起成立了“青年会”。
　　事后，汤尔和对蔡元培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蔡元培翻了翻沈尹默留给汤尔和的《新青年》，说：“陈仲甫，知道。日俄战争时，我在上海编《警钟》日报，刘申叔告诉我，陈仲甫一个人坚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
　　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偕夫人黄振玉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有看到《新青年》。翻了翻《新青年》，蔡元培决定聘陈独秀。12月26日上午，陈独秀起床开门，发现蔡元培端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候，大吃一惊。头天晚上，陈独秀和汪孟邹出门看戏，回来迟了，早上贪睡了一会，想不到让这位老翰林久等了。“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屈你大驾光临？”陈独秀满面笑容，急忙将蔡元培引入室内。蔡元培50岁，和十几年前在上海组织暗杀团相比，明显老多了。但乌黑的分头，精巧的金丝眼镜，浅浅的山羊胡子，除了保留了当年朴实敦厚之外，又增添了学者深邃智慧的风度。
　　谈了一会分别后的情形，蔡元培说：“我初到北大，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不知仲甫可有此意？”陈独秀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前日沈尹默见到我，也提到此事。从前我在安徽公学、安徽师范学校任教，却没有到名牌校园任过教授，怕难以胜任。”“仲甫客气。我想请你任文科学长，有你这些思想，足可胜任。”蔡元培目视了一下桌上的《新青年》说。
　　陈独秀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上海那一头恐怕走不开。”“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蔡元培劝道：“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你编杂志呢。”陈独秀不好推辞了。能到名牌大学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对陈独秀也有吸引力。
　　听说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陈独秀说：“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是个哲学博士，此翁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
　　见陈独秀提胡适，在一旁的汪孟邹笑容满面，连连点头。蔡元培沉吟了一下，说：“仲甫推荐的人才，想必不差，不妨请仲甫代劳，替我写一封求贤信，言辞写恳切些。若不当学长，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你看如何？”听得出，蔡元培还是希望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同时也聘胡适。
　　陈独秀点头说：“我一回上海，就给他去信。”蔡元培说：“我这头近日就给教育部呈文，相信不日就能批下呈文，莫让我在北京久盼。”现任教育部长范源濂当年是蔡元培的部下。民国元年，蔡元培任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次长。陈独秀说：“我对文科学长之任，决而未下，能否胜任，实在是个问号，能否试行3个月，那时再作决定？”“仲甫过虑，就依你的主意，该行了吧。”陈独秀不好再说什么了。
　　蔡元培因为要去中央公园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会议，告辞了。送走蔡元培，汪孟邹问：“真的来？”“来！和这位翰林共事，令人愉快。再说，我在北京有利于书局向北方发展。”陈独秀情绪亢奋，眉飞色舞地安慰汪孟邹。“孑民把适之也聘了，这事你还要谢我呢。”“那也是。”提到蔡元培聘胡适，汪孟邹露出了笑脸。“我看蔡先生很平易近人，一定好处的。”这次北上，书局招股十余万元，南方认股数万元，加上“亚东”、“群益”旧有财产，共有30余万资金，因此书局成立在望，也不负汪孟邹此行。
　　品学兼优
　　1917年新年伊始，从北京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收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写道：“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外留心此问题作一草案。”陈独秀一口气读下来，快慰无比。以前他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陈独秀乐不可支。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兴冲冲地加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又趁兴给胡适去信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
　　来自四川成都的吴虞(又陵)的文章和信，也使陈独秀喜出望外。当年，陈独秀帮章士钊编《甲寅》，曾编过吴虞寄来的《辛亥杂诗》。吴虞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说，他“写了一些非孔非庄的文章，成都不愿刊登”。陈独秀正缺别的刊物不敢登的文章。他写信希望吴虞“将所写文章全部寄来，分载《新青年》和《甲寅》，以嘉惠后学”。
　　住在峨眉山下的吴虞和潘力山谈起陈独秀来信，潘说：“陈独秀，我知道，大约40来岁，安徽人。辛亥革命前，喜欢读《易经》，写一手好小篆。在杭州作了不少游山玩水的诗。辛亥革命后，到处讲学，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吴虞将潘力山的话写进了当天的日记。
　　编《新青年》2卷5号时，陈独秀收入了《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一文。这是去年12月26日蔡元培的演说。陈独秀记得，这天正是蔡公去旅社看他的日子。
　　高君曼听说陈独秀要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十分高兴。北京可是她的母校所在地呀。惟独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新青年》社编辑部，经常蓬头垢面，主餐是大烧饼，渴了喝自来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陈独秀也顾不上他们。
　　一日，邻居潘赞化来坐。碰巧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说起陈独秀不让延年兄弟回家住的事，眼泪就掉下来了：“仲甫脾气倔，不听我的话，已有几次和我争翻了脸。”后来，潘赞化和陈独秀谈延年、乔年的事，陈独秀说：“高君曼是妇人之见，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现在看起来是关心他们，其实是害了他们。社会这样险恶，从小不吃点苦，长大能干什么事?”潘赞化见不是路子，忙说别的去了。
　　上北京之前，陈独秀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邻居岳相如过来贺喜。陈独秀说：“能干就干下去，不能干，3个月后还回来。”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接替胡仁源。1月11日，蔡元培起草致教育部函：“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附了陈独秀履历表。隔日，教育部以函字13号送达北京大学：“贵校函开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就函复。”
　　1月13日，北大校园里一群人在围看蔡校长任职后的第三张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校园里一时议论纷纷，赞同与贬斥沸沸扬扬。反对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家以及章太炎一派弟子黄侃、马裕藻等人。陈独秀鼓吹打倒孔家店，主张白话文运动，桐城派的古文家视之为同乡中的叛逆。黄侃等人主张晋宋文风，但其音韵考据之学，同样因袭古人，同属《新青年》扫荡范围。他们认为陈独秀只会写一些笔记性文章，不配在高等学府任教授，不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黄侃、马裕藻等人不愿在陈独秀任下执教，除了陈君激进外，还有对前任夏锡祺的感情因素。黄侃不容陈独秀，还有一个陈年老账。黄侃即当年陈独秀在日本《民报》馆无意中得罪的湖北人黄季刚。
　　支持陈独秀的教授主要是沈尹默及安徽籍的同乡。他们提出安徽自戴震(戴东原)之后，安徽人士研究文字学已成传统，在这些人士中，陈独秀对训诂研究造诣甚高，写过《字义类列》。于是蔡元培说：“陈独秀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
　　风波平息下去后，陈独秀携高君曼及子美、喜子住北京市箭杆胡同9号(今20号)。
　　《新青年》编辑部同时搬到北京。
　　寻找友军
　　1917年1月底，陈独秀忙着编《新青年》2卷6号。作为文学革命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自己必须表明态度，树起大旗。他写《文学革命论》道：“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结尾，他宣称“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4月9日早上，在纽约正杀青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新青年》2卷6号。他发现陈独秀在该期发表了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特别快活，回信表示“均极赞同”。胡适对钱玄同的通信很感兴趣，只是觉得这位未见面的大教授火气太盛。
　　不久，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新青年》3卷2号登出了他写的《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划生”），不禁喜出望外。该文是请去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先生转给陈独秀的。傍晚，毛泽东、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到蔡和森家坐。
　　毛泽东感慨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说所可比拟。”以前，毛泽东喜欢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现在他喜欢读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
　　季春一日，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来陈独秀家坐。陈独秀拿出刚收到的胡适信给他看，钱玄同说：“胡先生驳林琴南，我很赞成，划分文学时期，以宋元为一时期，我却不敢苟合。”“我主张建安为古代期，建安到唐为中古期，唐宋为近代期。”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文学一变于魏，二变于唐。“唐宋放在一起，比宋元放在一起似更有理。”钱玄同表示赞同。
　　5月9日，胡适收到《新青年》3卷1号，通信栏中有钱玄同的信，是针对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的。钱玄同很赏识胡适关于称谓、骈散文、文法等问题的论述，但胡适文章中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譬如，用典一段所举5例不恰当，所举江君二典不确切等。
　　第二天，胡适写《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对钱玄同的一些提法提出商榷，如钱玄同说《聊斋志异》“全篇不通”；将《西游记》和《封神传》相提并论，不应在文学上有一席地位；《七侠五义》是诲盗的书；抬高《说岳》，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等。
　　立秋后，天气凉爽多了。一天晚上，戴着眼镜、理着平头的钱玄同咚咚咚敲响了S会馆的大门。白底黑字的门匾悬在门庭的上方，门前的狗跟在他后面叫，使他心狂跳了几下。60多岁的长班齐“老太爷”因吸鸦片,已很瘦弱,他慢慢吞吞地开了门,见是大先生的客人,一边喝退吠叫的狗，一边侧过身让钱玄同进来了。穿过会馆南部的前院，绕过仰蕺堂的南墙,经过月亮形的门，便进了鲁迅住的补树书屋院内。补树书屋风门朝西，南偏室木窗前有一棵大槐树。这里曾有一位姨太太吊死，没人敢住，鲁迅不怕鬼，喜欢这里清静，蚊子又少，便于去年夏天从“藤花馆”搬了进来。
　　脱去长衫，放下手上的大皮夹，钱玄同接过鲁迅递过来的蒲扇，用力扇了几下：“豫才，老抄古碑有什么用？”说话时钱玄同扫视了一下房间，和上次来时一样，南墙壁下的书桌上，有几本金石拓本，堂间的书架和方桌上也堆满了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坐在藤椅上的鲁迅点了一支烟，歪着头看钱玄同翻他的古碑抄本，他不知道钱玄同什么用意。周树人走路有点外八字，喜欢穿着黑色旧布长袍,前额方正,眉骨突出,上髭留着浓密短须。“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钱玄同放下手中的抄本。“没有什么意思。”“我看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说。鲁迅突然想到，钱玄同和陈独秀几个人在办《新青年》，正到处寻找友军，似乎这个刊物还无大的影响，没有赞同者，也没有反对者，大约寂寞了，于是说：“你们把要闷死的人从熟睡中喊醒，对得起他们么？”“或许，从梦中醒来，不至于死呢？你不能说他们决没有生的希望。”钱玄同说。鲁迅也知道明日总是有希望的，答应钱玄同做篇小说。
　　同人刊物
　　1917年9月10日，胡适到北京。他是7月10日回到上海的，为了和陈独秀见面，在上海住了12天，然后回家乡绩溪。今天本来是北大开学的日子，由于张勋复辟，推迟了。当天下午，胡适去北大拜访蔡元培，没有人。幸好陈独秀在家，两人高兴地谈了一下午。
　　一天，胡适和刘半农在北大河散步。北大周围的风景，就是三院的河可看。皇城边的河，居民太多，乱糟糟的。什刹海在后门外，虽然可看，太远。北海可看，可惜还没有开放呢！胡适说：“不知道为什么，独秀近来颇不起劲。”刘半农抓了抓头皮，说：“我也不知是何道理？”
　　胡适到北大后，陈独秀和胡适、钱玄同商量，想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陈独秀说：“我现在忙着文科学制改革，一个人办《新青年》，着实忙不过来。”
　　钱玄同立即表示赞同：“众人拾柴火焰高，办同人刊物好，现在适之来了，守常、半农来了，加上尹默、一涵、豫才、启明，光北大就有七八个同人了。”胡适12月16日要回家乡完婚，近来喜气洋洋的，他说：“文学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有大家齐心协力，我们把火再烧旺些。”
　　1918年年初，陈独秀在北大召集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同人开会。周氏兄弟来后，钱玄同起身招呼鲁迅坐到自己身边。落座时，沈尹默和鲁迅打了个招呼。1909年秋，他与鲁迅同在杭州任教。
　　穿着鱼皮鞋的刘半农忙招呼周作人坐到自己身边来。周作人脱下大绒帽，解开马夫式的大衣，坐了下来。在刘半农眼里，留着浓髯、性格温和的启明，颇有点像俄国英雄。周作人也喜欢和性格活泼、好与人抬杠的刘复交往。第一次见到刘半农，见他“头大，眼有芒角”，还以为遇到了奇才。
　　陈独秀递了几期去年编的《新青年》给鲁迅。最后一期3卷6号还是去年8月1日印的。钱玄同告诉他，《新青年》将改横行印刷。鲁迅点点头。陈独秀见鲁迅看出版日期，解释说，“上海的群益书社嫌发行少，耽误了。”“新的一期何时出版？”鲁迅对独秀《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很感兴趣。“本月15号”。
　　陈独秀说。人到差不多了后，陈独秀说：“去年《新青年》发行了10000多册，书社仍嫌其过少，将《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办同人刊物，宜实行轮流编辑，集体讨论制度。”这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住在皮库胡同的李大钊的声音。李大钊平头，戴了个无边眼镜，蓄着八字胡，方正的面庞更加成熟了。见李大钊说话慢条斯理，坐在对面的陈独秀心里想，守常像是教私塾的好好先生。鲁迅是第一次见李大钊，他对李的第一印象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回到家里，鲁迅给许寿裳写信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鲁迅用“独秀辈”，是因为戴着眼镜、浓眉短髭的老夫子许寿裳对《新青年》评价并不高，说过“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但二弟看了，倒觉得没有什么可驳。
　　不屑与辩
　　1918年2月3日，新郎胡适回到北京。看到《新青年》4卷1号刊登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后，胡适对陈独秀说：“仲甫，你这急先锋何时也尝试尝试呀？”这次胡适回家乡，写了《新婚杂诗》。陈独秀2月10日写了《丁巳除夕歌》，他请胡适看，诗中写到：“古往今来忽有我，岁岁年年都过他，明年我已四十岁，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人生如梦，日月如梭，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十年不作除夕歌，世界之大大如斗，装满悲欢装不了他，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胡适问：“不是说你家很有钱吗？” 胡适听说陈独秀到北大后，嗣父陈昔凡在北京的铺子掌柜找到陈独秀，请“小东人”赏个脸去一趟铺子。陈独秀说：“嗣父曾经发了一点财，不久就破产了。而且，因为恋爱和别的事，嗣父生前就和我断绝了关系。”
　　胡适哪里知道，陈独秀写“除夕歌”另有苦衷。这时，高君曼和陈独秀已有磕磕碰碰。高君曼听信流言，认为陈独秀常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吵嘴时骂陈是无耻之徒。陈独秀讥讽高君曼故作清高、资本主义情调。清官难断家务事。胡适不好问，陈独秀也不说。因为有这难言之隐，所以陈独秀说“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陈独秀《丁巳除夕歌》刊在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上。同期刊出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记者《复王敬轩》两文。“王敬轩是谁？”胡适睁大眼睛问陈独秀。“玄同呀。”陈独秀没有注意胡适吃惊的脸。“‘记者’，是你么？”胡适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是半农。”这回，陈独秀注意瞧了一眼胡适。刘半农在这之前给钱玄同写信说：“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坐’；‘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一定是刘半农的主意。”胡适说。去年2月8日，林纾（林琴南）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宜废》反对陈独秀、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了出这口气，钱玄同、刘半农演了这台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作林纾支持者，再由刘半农写文章反驳王敬轩。
　　“这样制造一点气氛，也无不可。”陈独秀说。鲁迅也赞成，对钱玄同说，“王敬轩”的“双簧戏”表演是一场“大仗”。“我不这样看。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胡适话中有气。胡适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事出有因。胡适认为刘半农有些浮夸，刘半农认为胡适喜欢抬高自己。胡适讲过，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蔡元培（生于同治元年丁卯），中兔子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己卯），小兔子是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刘半农和胡适同年生，也属兔。
　　一个月后，一位自称“崇敬王敬轩先生者”写信质问《新青年》记者为什么对王敬轩议论肆口诲骂。陈独秀复信说：“对于违背常识，闭眼胡说的妄人，不屑与辩，唯有痛骂一法。”
　　４月２日是个晴天，鲁迅心情愉快，吃过午饭后游了一下小市。他想轻松一下，晚上集中精力做篇小说。因为答应了钱玄同，陈独秀便天天催钱玄同，钱简直成了跑龙套的， 光上个月就跑了3趟，弄得鲁迅也不好意思，成了一块心病。
　　晚饭后，鲁迅习惯地依靠在藤椅上，一言不发。家人都知道大先生是在起草腹稿了。桌子上放着前年10月11日的日记。他想起姨表兄弟久孙当时从太原到北京，得了“迫害狂”病，后来鲁迅送他去池田医院看了一个星期，没有效果，11月6日鲁迅请蓝德将久孙送回绍兴。鲁迅脑中常浮现久孙那种惊恐万状的影子，他决定以久孙为原型，写成一篇小说，题目叫《狂人日记》。
　　天亮时，小说写好了，约5000来字，末尾想了想，第一次用了“鲁迅”笔名。趁着余兴，鲁迅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重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狂人日记》上可有可无的字划去。他想尽快将稿誊清，然后请钱玄同交给陈独秀。
　　成绩品
　　1918年清明节晚上，钱玄同、刘半农顶风去了半截胡同，见到这篇小说，钱刘两人急急地看了一遍。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两人唏嘘了半天,说算得上《新青年》之。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陈独秀。“玄同，你立了大功劳哪。”陈独秀高兴地说。“其实，他也写新诗。”钱玄同记得在鲁迅家看过他写的诗《梦》。
　　陈独秀说：“何不一块找豫才要了来，4卷5号上还有空。”
　　过了几天,钱玄同将鲁迅的新诗拿来了,一共3首。其中《桃花》诗云：“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桃花可是生气了,满面涨作‘杨妃红’。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6月9日晚上，胡适作东请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等人吃饭。
　　和江冬秀结婚时，胡适收到不少结婚贺礼。请送贺礼的同事吃一顿，是推不掉的事。所以，胡适年初在绩溪给钱玄同写信，就许诺请客，当时还说如章士钊把我的研究公孙龙的文章发表了，拿了稿费就请客。回到北大，事情一多，就耽误了。钱玄同笑着说：“你再不请客，也好，我们就等嫂子来了再喝喜酒，岂不快哉！”此话一激，果然有效。
　　喝酒时，大家都敬胡适的酒，胡适心里时时提醒自己：一定少喝！结果还是喝得烂醉如泥。回到家里，仆人阎海给胡适喝了许多开水，半夜就吐了。胡适对阎海说：“我这是第一次醉酒，以前还没有吐过。”阎海不知道胡适是在说醉话了。
　　7月9日下午两点三刻，住北京饭店19号的张元济（张菊生）到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幼渔、沈尹默、朱逖先、李石曾等谈有关大学出版教材事宜。
　　上月20日，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由天津乘京奉通车到北京。到北京一周后，张元济拜访陈独秀未遇。
　　讨论编辑教育书和改订本版教科书事时，蔡校长问：“排印速度如何？” “如无图表就快了。”张元济52岁，和蔡元培同岁。“只有石曾所编生物学有几幅插图，其他的很少有插图。”说着，蔡元培将已写好的书稿《人类学》、《心理学大纲》和《欧洲文学史》给张元济看。
　　谈到板式和字号，胡适说：“可以用四号字横行。书照‘科学’式，用五号。如何校对呢？”上海印刷，北京校对，毕竟不方便。张元济说：“制成纸版，打样后送校，少则挖改，多则附勘误表。”陈独秀问：“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过15万字，恐难免逾越。”陈独秀准备的是文字学考证方面的书。张元济说：“合同本来有彼此协商的话，此不过希望出书价格稍廉，易于推销，避免降低编辑人员的兴趣。”陈独秀点头，说：“这样就好。”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问张元济：“每书另订契约一节，我还不明白。是否说本约已满，而每书之专约仍有效？”张元济说：“就是这个意思。”陈独秀问：“每本印多少册？”张元济说：“约500册。”胡适在一旁听了，说：“太少了。”张元济说：“有纸版，随时可以补印。”
　　初见毛泽东
　　1918年7月20日，已近大暑。下午下了几滴小雨，可惜一会儿就停了。吃过晚饭，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写之前，他将今年已印出的几期《新青年》翻了翻,4卷3号上有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长篇大论,鲁迅写道：“康有为，指手划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他先列出陈独秀、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及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以为呼应。因为是周末，鲁迅写了一个通宵，好在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一般是没有人来坐的。天亮时，文章写好了，5000多字。
　　8月下旬的一天，一位来自岳麓山下的年轻人风尘仆仆走进北大校园，他便是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毛泽东见到了陈独秀。听到毛泽东提到《体育之研究》一文，陈独秀眯着眼笑了：“对了，对了，毛泽东，正好二十八画呀。”
　　在北大，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最多，此外还拜访了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并与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陈公博、谭平山等学生交往，但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秋日的一天，北大德文预科班的罗章龙，和另外两位代表找到陈独秀在北大红楼的文科学长办公室。上月15日，罗章龙和毛泽东、张昆弟、李维汉等十余人，离长沙到北京。9月，罗章龙考进北大预科，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
　　罗章龙班上的学生德文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外交人员的子女，在德国生活过，有的在青岛大学学过德文，还有的就是罗章龙这样的，只在中学学过。因为水平不齐，大家的学习进度意见不一，最后决定三种类型的学生各推一名代表，请校方出面解决。
　　“你们来干什么？”陈独秀问。罗章龙等谈了情况，提出分班的要求。“分班？办不到，目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陈独秀说。罗章龙说：“是否可采取甄别的办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独秀听了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一位代表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独秀近来情绪不好，发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见陈独秀发脾气了，罗章龙等同学知道问题不能解决，赶忙离开。陈独秀见同学们“诺诺”转身，不欢而散，起身送他们到门口。他对走在后面的罗章龙说：“你是哪里人？”“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罗章龙说。陈独秀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
　　回到办公室，陈独秀问：“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罗章龙说：“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独秀点点头。罗章龙继续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着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独秀若有所思，点点头。罗章龙便告辞了。
　　回来后，大家果然不同意陈独秀的答复，请三人再找陈独秀交涉。这次，陈独秀答应向学校反映学生分班的要求。他说：“提前毕业还要教育部核准。”
　　《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4日，天已渐冷，鲁迅写通信《渡河与引路》。起因是夏天玄同编5卷2号时，冒出一句“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Esperanto（世界语）是波兰柴门霍甫1887年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新青年》第2卷3号（1916年11月1日）起，陆续发表讨论世界语的通信，当时孙国璋、区声白、钱玄同等主张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坚决反对，胡适主张停止讨论。因此，钱玄同在5卷2号（1918年8月15日）“通信”栏里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Esperanto究竟是否可行。”
　　鲁迅知道，陈独秀赞成世界语，认为有利于世界将来去国别、归大同。鲁迅也说：“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但鲁迅和陈独秀不尽同，认为将来是否必有一种共同的言语，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
　　11月24日上午，胡适接到母亲病逝电报后，到北大红楼向蔡元培请假，顺便到文科学长室和陈独秀打招呼。听说胡母去世，陈独秀说：“啊？这实在不幸！后天讲好商议创刊《每周评论》的事，你是参加不上了。”“回头你和守常、作人说说……”胡适喉咙有些嘶哑了。对于陈独秀等人热心办《每周评论》，胡适似乎没有多大的热情。他尤其对李大钊写《Bolshevism的胜利》不感兴趣。胡适曾和陈独秀说过，《新青年》应该坚持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因此，《每周评论》的创办是有尊重胡适主张的成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政治有很浓的兴趣，为了尊重胡适的意见，也为了自己的政治上的兴趣，所以办了这张小报，专门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但陈独秀不希望胡适站在《每周评论》的外面，叮嘱说：“如回家有诗作，望尽快寄来。”
　　陈独秀、李大钊办《周评》的意见，得到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的支持，加上胡适、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对《每周评论》也支持，最后确定《每周评论》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参加的人交5元大洋，做开办经费。
　　12月21日，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到宣外大街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第一号最后的校对。陈独秀在《发刊词》里写道：“《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这一夜，两人校到凌晨4点。第一期组稿，为了模糊警察厅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连高一涵看后都说，尽是些迂腐的议论！
　　1919年年初，《新青年》轮到陈独秀编，然后依顺序是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其他人有特殊情况不参加编，陶孟和要去欧洲，周作人去日本，鲁迅因绍兴县馆不能再住，要找房子，找好房子后还要回绍兴接母亲来北京住，因此确定这年轮编计划时，这几个人都没有安排。
　　新年伊始，陈独秀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新青年》四支大笔之一的钱玄同辩护。钱玄同主张废汉文，陈独秀认为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但社会上人因此怒骂讥笑钱玄同，陈独秀则当仁不让。“若是因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受到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字里行间，已有血腥气。
　　元旦正好逢出版《每周评论》第二期，李大钊写了一篇《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胡适更认准了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下决心不给《周评》写文章，后来碍于面子，答应写点小说。李大钊明显感到，胡适对自己态度上的变化始于自己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和《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这使胡适很不以为然。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说，“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胡适写信在美国的朋友张奚若面前叫苦。张奚若回信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他的《Bolshevism的胜利》空空洞洞。”在《新青年》同人中，张奚若只恭维胡适、陶孟和，对陈独秀、鲁迅等人，他赞成蒋梦麟的话——“无源之水”。
　　田必美
　　1919年1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鲁迅一开始就对此次会议很怀疑，“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还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将来如何收场，我是毫无经验，不敢妄谈”。陈独秀比鲁迅说得更激烈：“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
　　整个一月，钱玄同、刘半农轮番上门，或写信或一道来坐，少不了替陈独秀催稿。他们来催一次，鲁迅便做一篇随感录。钱刘陆陆续续来五次，鲁迅便做了五篇随感录。陈独秀对鲁迅谈进步美术家一文很感兴趣。凑巧自己最近写《答吕澄〈美术革命〉》一文，鲁迅的文章正补了《新青年》谈美术的不足。陈独秀嗣父陈昔凡是清末画家，家中藏有200多件王石谷的山水画。可惜二次革命后被马联甲抄走了不少。王石谷的画在京城能卖大钱，但缺点是临摹仿古画，并不追求自家创作。这种方法陈独秀并不感兴趣。因此，陈独秀主张美术革命，要学西洋画写实精神，不落古人窠臼。鲁迅自己爱画画，也肯花钱搜集画。因此在美术知识上，比陈独秀专得多。
　　正月，光绪举人林琴南化名林之在《新申报》“蠡叟丛谈”上发表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真是无聊的举动。”看到《新申报》，李大钊来到文科学长办公室。“这个伟丈夫荆生，大约是他的学生徐树铮吧。算什么本事，拿军阀吓人么？” 皖人徐树铮做段祺瑞的军事参谋时，曾南下镇压辛亥革命，当时正操纵安福国会。“抱陆军部次长的大腿，靠写胡编乱造的小说出气，不是正派人所为。”一向心平气和的李大钊也有些愤愤然了，这些人是不怕什么“伟丈夫”的。回到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拿出书刊用纸放在红漆书桌上，在绿格竖写的竹纸上写出《新旧思潮之激战》7个字，开始反击林琴南的挑战。
　　不日，蔡元培也到北大红楼陈独秀办公室闲谈。“这家伙出语伤人，连我、适之、玄同一起骂了。”陈独秀点了一支烟说。“田必美、狄莫、金心异，细一想，还真是你们3个。”蔡元培说。《荆生》里讲，有三个人在一起放言高论，诋毁前贤，被荆生痛打了一顿。“田必美”指陈独秀，“必美”与“独秀”同，“狄”与胡适的“胡”同，“金心异”与“钱玄同”同。“到底是古文学家，对仗工整，亏他想得出。还好，只是被痛打一顿，没有抓去杀头。”“不至于。新旧思想交锋，难免讲过头话。”蔡元培想起，钱玄同也骂守旧派为“谬种”。
　　“你也被骂了呢。”陈独秀笑道。“是么？”“这‘元绪公’不是讲你么？”陈独秀提醒蔡元培。《妖梦》里的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林纾写道：白话学堂有一“毙孔堂”，田秦二人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则点首赞赏。有一个能啖月亮的罗喉罗王妖魔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蔡元培和林琴南都是清末科举出身，以前也认识，入主北大时，有人提到聘林纾教国文，蔡元培考虑其桐城文风已过时，未加聘用。蔡元培不聘林纾后，徐树铮请“恩师”到自己主办的北京正志中学讲授《史记》。林纾希望“荆生”打“田必美”，就是唆使北洋军阀干涉新文化运动。刘半农已明显感到，文字狱黑影渐渐压了过来。
　　全无根据的谣言
　　和林琴南发表隐射小说同时，1919年2月，《神州日报》发表北大学生张鹆子（张厚载）《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无风不起浪，张厚载发表《半谷通信》起因是北大关于文理合并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阳等人不帮夏浮筠，恨他废止年功加俸和每年更换聘约制度（不知道是胡适的点子），也不希望本科学长落到陈独秀头上，建议用教务长取代学长。蔡元培还没有采纳，张厚载便迫不及待将此消息公布，加上揣测之辞，犯了捕风捉影大忌。
　　张鹆子去年曾来信谈新文学及中国旧戏问题，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给予反驳。
　　一年前，张厚载对胡适编《尝试集》也有微词，说胡适“轻于尝试”。
　　2月19日上午，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在文科学长室闲谈。“适之太容忍了！看得起宋春舫，看得起张厚载……再这样，我要脱离《新青年》了。”钱玄同生气地说。去年，胡适给张厚载写了一封信，张厚载到处炫耀；此后，胡适找张厚载写文章，请他帮自己找材料，两人来往频繁，引起了钱玄同的反感。
　　陈独秀、胡适等人名气很大，张厚载的流言立即被上海等报刊转载，《神州日报》一时走俏。张厚载见陈独秀缄默，3月初，又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北京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3月10日，惊蛰已过了几天，前夜的雨雪还未干，地湿漉漉的。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说：“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还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就在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同一天，鲁迅开始誊抄《孔乙己》。这篇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的。抄毕，鲁迅给高一涵写了一封信，打算寄给他。这一期轮到高一涵编辑。周作人正有事找高一涵，便说：“我给他吧。”
　　粤人陈铁生写《驳《〈新青年〉5卷5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鲁迅君何许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个青年……卒之有一位系鲁迅先生最憎恶之拳术家，他说我是偏练之故；如用拳术，手足一齐动作，力与气同用，自然无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为了身体苦痛，只可试试看。不料试了3个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鲁先生之所谓拳匪……”去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5卷5号发表《克林德碑》，认为，克林德碑虽被拆迁，但并不能消除“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等封建思想的影响。
　　3月2日，鲁迅写《集外集·拳术与拳匪》，替陈独秀说话：“此信单是呵斥，原意不需答复，本无揭载的必要；但末后用了‘激将法’，要求发表，所以便即发表。既然发表，便不免要答复几句了。来信的最大误解处，是我所批评的是社会现象，现在陈先生根据了来攻难的，却是他本身的态度。如何是社会现象呢？本志前号《克林德碑》篇内已经举出……”
　　3月中旬，陈独秀在《每周评论》13号上发表署名“只眼”的文章《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说：“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这事尽可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中伤异己。若是无心传下来，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针对林琴南，陈独秀说他的小说也不会受到旧文学家欢迎。因为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林琴南是翻译家，陈独秀对他和对张厚载不一样，称作“林先生”。胡适和陈独秀公开驳斥张厚载谣言后，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辞职”辟谣，并依据大学规程，令张厚载退学。
　　汤宅密谈
　　1919年3月26日，大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坛湘致函蔡元培说：“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 蔡元培请傅斯年执笔回信，说：“元培亦必勉励俱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渝越轨物之行也。”
　　夜里，愁眉不展的蔡元培和平素相处不错的尹默、夷初一道，去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处商谈陈独秀的事。最近报上又传出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嫖娼一事，谈这种事在北大里面不合适。
　　“陈独秀逛窑子、嫖妓之事，流传甚广。陈君个人事小，有辱北大门风事大。孑民，何不趁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线之机，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汤尔和知道蔡元培不想免去陈独秀，极力劝说。去年5月，汤尔和给陈独秀写信，不料陈独秀在《新青年》4卷5号上给他回了一封不太客气的信，想起来就不愉快。
　　“以你之见非撤不可？”蔡元培犹豫不决。“非撤不可。前年你聘他时，称他品学兼优，事实证明此君私德太坏，不堪斯任。”汤尔和毫不含糊地说。蔡元培说，“要免去陈君，理由事小，只是迎合了外人的心，决非本意。况且，年初我也和玄同君说过，驱逐陈独秀，除非‘上谕’将我革职。今我未革职而先除陈独秀，也不合我初衷”。
　　沈尹默说：“只怪这位先生太不检点，被人抓住把柄，倘若再任文科学长，社会上沸沸扬扬，大学斯文扫地呀！”汤尔和附和说：“尹默所言极是。陈独秀私德太坏，这是我和尹默当初都没有想到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极力向你推荐。今日到了这个地步，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也不怕担当这个罪名。”
　　陈独秀此时还蒙在鼓里，一心一意做他的文章。3月30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林纾的留声机”，揭露林纾活动他的同乡议员，叫该议员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3月，国会议员张之奇提出弹劾教育当局，撤换北大校长提案，未被通过。
　　陈独秀说：“这是叫议员做他的留声机器。” 4月1日，蔡元培在《神州日报》发表了他的《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信上说：“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课无涉，亦不干预。”
　　这个插曲未能阻止调整陈独秀。4月8日，清明后的第三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鲁迅的老乡马寅初被推为第一任主任(教务长)。三天后，由北而南行的陈独秀遇到回寓所途中的汤尔和，陈独秀脸色铁青，怒目而视，汤尔和见不是滋味，匆匆低头而过。
　　鲁迅也很关注这场撤换陈独秀的冲突，4月19日，他给回家乡的周作人写信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他对外国记者报道北大这场争战很感诧异。
　　4月20日，胡适翻着《每周评论》18号刊登的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大吃一惊：“仲甫越来越左倾了。”上次见陈独秀写《贫民的哭声》这样纯苏俄式的文章，胡适心里就不是滋味。陈独秀写道：“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有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胡适记得陈独秀在《每周评论》4号上批评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那时他看了这样的文字，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没想到短短数月，仲甫变了。除了汤尔和等人唆使蔡元培免去陈独秀的职务原因外，就是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发生的直接影响了。
　　李大钊担心胡适的态度影响《新青年》内部的团结，写信说：“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
　　文理科合并后，陈独秀一时失落，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性的文章。《每周评论》上便有陈独秀的文章十几篇，为各地激进社团报刊大量转载。4月20日，陈独秀公开点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这几个人日子一天天不好过了。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北京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赵尔康等3000多人上街游行。学生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时，紧闭的铁门内架有机关枪，走在前面的李大钊突然跑出队伍冲了上去，赵尔康等人一看不妙，紧紧地把他拖住。军警逮捕30多人。
　　这天，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过了几天，到上海接杜威夫妇的胡适收到陈独秀来信。陈独秀说，30多人中有江绍原等22名学生。“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
　　5月15日，李大钊将《新青年》6卷5号办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鲁迅不太留意李大钊的文章，但自信和他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伙伴。在写《“来了”》和《“圣武”》时，鲁迅赞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他也不怕胡适不高兴，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同期发表了鲁迅写的小说《药》，看了鲁迅的小说，陈独秀说：“豫才的政论我不恭维，他的小说我是真的佩服。”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次日是星期一，这天陈独秀和李大钊一上班就商量，群众运动正澎湃向前发展，被捕的学生已陆续放出，陆、章、曹免职已不成问题，大家日益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现在要趁热打铁，再烧一把火，把斗争引向深入。讨论了半天，他们决定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最后最低的5点要求，倘政府不接受，“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时，一张大网正向陈独秀张开。北京各警察区署接到京师警察厅密令：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邓康、陈为人等人。罪名是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在大沟头18号设立印刷机关妨碍治安。但警察只知陈独秀住在中一区界内，不知陈独秀确切地址。
　　6月11日午饭后，陈独秀匆匆忙忙穿了一套白色西装，戴上礼帽，随身带了一筒传单出门。昨天，陈独秀等人在中央公园等处散发传单。北京政府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的人。
　　陈独秀直奔新世界游艺场而去，他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口袋里蓝公武给他的信也没有拿下。外形似弓弩一样展开的四层高大主建筑的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人影憧憧，小摊小贩的叫卖声，人潮如涌的嘈杂声浑成一片。胡适与陈独秀、高一涵在游乐场吃茶聊天。胡适还是去年春天来这里玩的，街上熙熙攘攘，路面还留着昨天下雨的痕迹。正在说话，陈独秀突然从他的上衣怀里取出一筒《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来向周围散发，茶房里一阵骚乱。胡适吃了一惊，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忙朝高一涵看了一眼。陈独秀使了一个眼色，说：“我一人留下。
　　”他一个人穿过人群直奔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高一涵和胡适便先离开游乐场。
　　新世界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侦察重点地区，每天都有数名侦缉人员、巡官、巡警在这里活动。头一天，他们接到侦查传单的任务。约中午两点，一个叫朱霞的巡警神色慌张地找到巡官刘永德、邓海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刚捡到的传单。
　　在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两名巡官发现陈独秀形迹可疑，一边一个扭住陈独秀左膀右臂。“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抓人。”陈独秀大吼大叫。一名巡官从陈独秀身上搜出一筒传单和一封蓝公武给陈独秀的信。陈独秀不再叫了。几个人见抓到了陈独秀，警官与侦缉队洪分队长发生了争执。警官人多，强行将陈独秀押往警察厅外右五区警察署解宪厅。
　　审讯时，陈独秀说：“我是北大文科学长，蔡校长走后，我也请假回安徽，昨天才到北京。今天到新世界商场，在头层楼矮墙上捡到一筒传单，看到三分之二处，大意还没有看明，就被你们抓来了。”“传单从哪里来的？”巡官一再讯问，陈独秀总是回答：“因为是捡来的，确实不知传单来历。”
　　晚上12时许，一群军警荷枪实弹，包围了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氏住宅。两扇对开的破旧的窄木门被震得摇摇晃晃，门前一对矮小的石狮无奈地呲着大嘴。从梦中惊醒的高君曼战战兢兢。她这才知道，陈独秀出大事了。
　　陈独秀案之大疑团
　　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6个人官职，其中有北京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所以王怀庆坚持主张将陈独秀按军法处理。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汀是安徽合肥人，他要将陈独秀按警律处理。双方争执不下，告到总统徐世昌那儿，徐世昌决定送法庭判决。徐世昌迫于形势，1919年6月10日免去曹、陆、章职务，6月11日提出辞职。抓住陈独秀后，徐世昌又收回辞意，只是换了内阁总理，由龚心湛接替钱能训。
　　第二天，胡适听说陈独秀被捕，十分担心。陈独秀平时为人倨傲，加上“私德不修”，官高势大的同乡们早就嫌他，正好抓住了借口，把他捉将官里去了。半夜，一家报社来电话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胡适一时睡不着，写了一首《威权》小诗：“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胡适希望北洋政府早日垮台。这以后，胡适天天都接到关于陈独秀的消息。余斐山来信说：“闻独秀先生被捕，甚为骇异！”南通的张孝若来信提醒胡适：“陈独秀被逮，文字狱之先声也。”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在第二三版用几行字小心翼翼地刊出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上海的《民国日报》则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之猖獗》时评。北方的报纸遮遮掩掩，南方的报纸摆出替天行道的架式，趁机给北方政府施加压力。
　　为了大造营救陈独秀的舆论，罗家伦、黄昆仑写信给上海安徽协会及全国学联，李大钊和高一涵分别给章士钊拍电报，请他出面和龚代总理斡旋。与此同时，旧势力希望重罚陈独秀，京师总商会申明《北京市民宣言》是假借市民名义。《神州日报》说“营救能否有效，殊难预卜也”。不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披露陈独秀已释放的谣传，同时披露了邮局克扣李大钊致章士钊电文事。一时扑朔迷离，疑团重重。
　　6月23日，设在上海的安徽协会潘赞化等4人给李辛白和胡适来了一封信，胡适没想到为营救仲甫还闹出一大堆事来。章行严致电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后，王克敏回电说，陈独秀已放出，警察厅已派人到陈独秀家慰问。潘赞化等人正准备给陈独秀写信慰问，江彤侯来信说陈独秀仍在狱中。章行严怀疑王克敏的信是别人伪造，而自己的信，他可能没有收到。因为高一涵来信，章也没有收到。昨天，章行严又给王克敏、龚仙舟写信。此外，潘赞化、章行严等人还请章太炎写信给蔡元培；请李光炯转托吴；请吴守一托马通伯；李次山给张敬尧电报，张敬尧给段祺瑞、王怀庆、吴静潭去电报，李次山听说仲甫已放后又给张敬尧去电感谢，张敬尧也回电说已电谢北京……闹了半天，原来是一场滑稽剧。
　　6月23日下午7时，胡适在六味斋招待周作人、高一涵、李大钊等12人，商议《每周评论》善后事。陶孟和没有来，他3月份到美国去了。胡适说：“自孟和离开、仲甫被捕，《新青年》就像是衰了……要编好《每周评论》，需要有专门的人投入精力，我现在没有课……”胡适想一个人编《每周评论》，是想多发表一些杜威的演讲，他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有看法。感到《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因为过去胡适不乐意于《每周评论》，现在有了热情，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是件好事，在外人看来，这意味着《新青年》内部的团结。李大钊是“好好先生”，他说：“我希望《每周评论》要体现《新青年》同人的团体的精神……”大家七嘴八舌商量了3个小时，商议结果，是维持现状，由李大钊和胡适共任编辑。
　　次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严修儿子严智怡游说徐世昌的消息。原来，严范孙（严修）的儿子带着父亲的信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徐世昌开始说：“这是司法部的事。”严智怡说：“陈独秀生平的言论思想是一件事，陈独秀因嫌疑传单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的平日的言行来裁判他……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的事，怎能够去干涉他呢？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徐世昌听了，“颇动容”，答应“维持”陈独秀。严智怡又趁热打铁游说司法总长朱深，朱深推辞说：“此案还没有交到司法界，不便过问。”最后也答应“维持”陈独秀。除了严范修，马通伯等人也参与营救陈独秀。
　　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上了警察厅黑名单上第二号人物后，准备回老家躲避。尽管报上讲仲甫受了两次拷刑，陈夫人也担心仲甫胃病发作，但有章行严给龚心湛写信、田桐致徐世昌函，估计仲甫没有生命危险。李大钊走后，《每周评论》交胡适负责。
　　天气渐热，警方同意高君曼送书籍、衣服及少数饮食品，但不允许和陈独秀见面。后来，警方突然又允许高君曼见陈独秀了。铁门咣咣啷啷的打开后，借着昏暗的光线，高君曼看见一张低矮的床上，卧着他的先生：衣衫不整，胡子拉碴，正染着寒热病。此时的陈独秀，正应了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小诗《怀陈独秀》里的话：“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李大钊看了，知道胡适针对的不是别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针对的主要的不是陈独秀，而是自己，说：“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一次胡适讲课，文言白话掺着讲，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写到自己写了“胡说”，成了笑话。胡适无所谓，去年上半年作诗《胡说》，讽刺“拟古”。
　　7月下旬，李大钊利用回老家避难时间，写了反驳胡适的文章。适之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不错，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呀？！”李大钊直接了当地写道：“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拉杂写了三五千字，李大钊自觉口气还是心平气和的。反复看了几遍后，8月初寄出。胡适将李大钊的文章登在8月17日《每周评论》35号上，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载在下一期《每周评论》上。
　　秋天，李大钊从五峰山回到北京。对于胡适的反驳，李大钊觉得和他的前文重复，不必再反驳了。胡适似乎话还没有说尽，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专谈输入学理的方法，拟刊在《每周评论》8月30日37号上。就在这天，徐世昌政府查封《每周评论》。
　　9月上旬，急欲与西南和解的徐世昌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许世英到上海。针对沸沸扬扬的陈独秀案，孙中山说：“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许世英连连点头，说：“东海、心湛都是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的，孙先生的意见，我立即打电报回去禀报。”
　　孙中山发话后，9月16日下午4时，警察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出狱前，警方当着保人的面，提醒陈独秀行动仍受限制，重大行动须得政府批准。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会议主席张国焘致欢迎辞说：“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 张国焘二十二三岁，江西萍乡上粟人。陈独秀见他方方的脸盘，鼻隆眉直，话虽不多，却很得体，对这位北大理学院的学生印象不坏。他致答辞说：“此后无论是否在北大工作，都将和同学们一道与恶势力作斗争。”北大已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改任国史馆编纂。
　　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写了欢迎诗：“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刘半农的欢迎诗开头是：“D——！我已八十多天看不见你。人家说，这是别离，是悲惨的别离……”他们来看陈独秀时，房里进来了一个獐头鼠目的陌生人，客人只好告辞。来人是警方的探员，奉命每日到陈宅巡察，并叫陈独秀填写《受缘戒令者月记表》。
　　思想界的明星
　　1919年中秋之后，仲甫邀玄同、半农、守常、适之、尹默、启明等人开了编辑会议，鲁迅因修理八道湾房子,没有来。但启明说了长兄的意见，最后还是鲁迅意见占了上风，反对胡适一人编《新青年》。决定从12月1日7卷1号起，《新青年》仍由陈独秀一人编。蔡元培回校后，邀陈独秀任历史系教授。
　　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出版，晚上，胡适作《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主张研究一个一个的问题：“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在胡适看来，陈独秀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陈独秀对《新青年》“罪案”作了个承诺，但陈没有替新文化运动下定义。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表现出“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两种趋势。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即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陈独秀出狱后，对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有了倾向性，但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写文章说：“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主义。”
　　冬天的一个夜晚，上完法文班的潘赞化顶着初冬的寒风离校回家，远处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人影以手抚肩背，瑟瑟缩缩向他迎面走来，像是沙漠上一只离群的小羔羊，走近才知是延年。陈独秀去北京后，延年、乔年兄弟住在亚东店堂的地板上，今年入震旦大学读书。
　　见延年仍然穿着秋天的夹呢袍，潘赞化停下问：“你不冷吗？”延年说“还好”。“到我家去，我给你找件棉衣。”潘赞化怜悯地说。“不需要，谢谢。”延年摇了摇头。近日，他打算和乔年赴法勤工俭学，正在刻意吃苦锻炼自己。潘赞化不再勉强他，问：“上次，你父亲在北京被京警局长吴炳湘逮捕，不少朋友以同乡关系营救他，你知道吗？”“已听说了一些。”延年当时已和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黄凌霜、郑佩刚等人有来往。“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怕不怕？”“既作就不怕，怕就不作。况且这次学潮的意义千古未有。情况这么复杂，肯定有危险；仁人志士有这么一个机会光荣牺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么可怕的。”潘赞化吃了一惊，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罢，当然可惜。”延年说。
　　1920年1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到箭杆胡同9号，拜访陈独秀。“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一班湖南人进京请愿，要求驱走湖南军阀张敬尧。《湘江评论》创刊于去年7月14日，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长文。
　　胡适在《每周评论》36号上写文章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谈到驱张运动，陈独秀赞扬道：“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我很赞赏你们驱张，也赞成你们打算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最后，陈独秀答应毛泽东，作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支持驱张运动。这次见毛泽东，陈独秀增添了对湖南青年人的好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第五章 创立共产党(1920.1-1923.1)
　　相约建党(1)
　　1920年1月底，陈独秀接受湖北学生联合会邀请，去汉口讲学。与此同时，陈延年、陈乔年登上一艘海轮，从上海开出，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向马赛驶去，开始了漫长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活。
　　在上海住了4夜，2月2日凌晨，陈独秀乘大通轮去武汉。船过家乡安庆，雄巍的振风塔挺拔如故，塔檐下的风铃光秃秃地悬挂空中，轮廓明快清晰，使人增添了萧瑟苍凉的感觉。塔的不远处，陈家大洋房已失却了昔日的豪华，掩没在一片错杂不齐的民宅之间。站在船舷边，陈独秀一阵难过，产生了一种未曾有的负疚感。
　　2月5日上午，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学生协会在文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欢迎陈独秀的到来。陈独秀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几个大字。陈先生的字迹流利遒劲，引起了台下学生的啧啧赞叹。陈独秀说：“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陈独秀的演讲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鼓乐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
　　“陈先生，您的演讲精彩极了，我想找您做一次专访。”散场后，一位青年记者紧跟在陈独秀身后说。陈独秀接过青年人递过来的名片，笑着说：“可以，可以。”名片上写着“包惠僧”三个字，一个出家人的名字。
　　陈独秀演讲安排得很满，两天安排了4场演讲。2月7日傍晚，包惠僧来见陈独秀，因为要到普海春赴宴。陈独秀和包惠僧握手说：“这次来汉，有负诸君厚望，还望你转达我的歉意，请诸君原谅。”走到门外，陈独秀放低声说：“湖北官吏惟恐我在汉多呆一日，当局如此压迫言论自由，和北方没有两样。这种局面，倒是最令人担忧的。”当晚7点，陈独秀由大智门登车回北京。
　　陈独秀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1月底，陈独秀刚一离开北京，警探就发现出了问题，陈独秀不见了。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消息经华中报纸传开后，引起北京政府的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警察署慌张一团，纷纷到火车站和陈宅侦查陈独秀行踪，打算一等陈独秀回来，立即逮捕归案。
　　高一涵等人听到风声，和李大钊商议，派人到西车站等候陈独秀，但派的人在西车站没有接到陈独秀。陈独秀糊里糊涂回到寓所，他稍事休息，坐下来写了几份请柬，邀请胡适等人来家中晤谈。这时一位警察进来了，他已在陈家门前转了几天，发现陈独秀在家，大吃一惊。“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警察说。陈独秀忙解释：“一点急事，家里的事情，时间不长，就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了。”为了缓和口气，警察点燃一支烟说：“你现在是名人了，能不能给一张名片啊？”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警察放在口袋里，又闲扯了几句，急急走了。
　　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前脚进门，警察后脚步进来，十分蹊跷。他立即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去了胡适家。一看胡适家不是藏身之处，又去了李大钊家。陈独秀将他回家遇到警察的事对李大钊说了一遍。“仲甫，北京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李大钊担心地说。陈炯明支持办西南大学，陈独秀回南方是个机会。“我也这样想。”陈独秀现在已被北洋政府盯上了，不走也得走了。“只是乘火车和小汽车是万万不行了。”陈独秀想起家中遇到的那个警察。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逃离北京，说：“我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去上海。”
　　连夜，陈独秀、李大钊二人来到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抚五）家，王星拱是安庆怀宁高河埠人，和陈独秀是正经老乡。王星拱忙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装成生意人，携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
　　雪后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急急地向前奔去。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了崭新的辙印。
　　进入旷野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松了口气，因为兴奋，两人一点倦意也没有。“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Bolshevism式的政党？”李大钊决定利用送陈独秀的机会，和他交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看法。“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说得好。”李大钊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纵情大笑起来。赶车人受到情绪感染，随着轻轻的一声吆喝，“叭”的甩出了一个响鞭，骡车欢快地跑了起来，客人的笑声与有节奏的骡铃声车轱辘声响成一片，在白雪映照的空旷原野上久久回荡……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只到拂晓。一团血红的日光冲破黑暗投向大地，皑皑白雪被反衬得眩人眼目。这是新世纪的曙光，五彩纷披，光芒万丈。
　　相约建党(2)
　　在天津分手时，李大钊握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的手说，“我马上给许德珩、张国焘他们拍电报，让他们给你联系房子。你只管放心的在船上睡觉”。陈独秀紧紧地拉着李大钊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一夜未眠的交谈之后，陈独秀感到和李大钊的感情又近了许多。自长兄去世后，陈独秀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亲情了。
　　维经斯基来华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以前这里是柏文蔚的住宅。许德珩、张国焘等人接到李大钊的电报，帮陈独秀找到房子。
　　陈独秀到上海后，去汪孟邹家坐。潘赞化连忙来见，几句话一讲，潘赞化就提到了延年、乔年。赴法前，兄弟俩回了一趟家乡安庆，与祖母谢氏、母亲及亲友道别。家里人见两人脸色憔悴，衣服破旧，十分伤感。祖母要给他们添置衣服，两人见家境不好，拒绝了。陈独秀到上海的同时，延年兄弟俩到达了马赛。2月3日，到达巴黎，住凯旋门附近哥伯凡街32号。为了解决二陈出国所必须的400元旅费(三等舱300元一张票)，吴稚晖于去年11月23日给上海留法勤工俭学执事沈仲俊写信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希望沈仲俊“大力设法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一个月后，吴稚晖又写信请沈仲俊为陈延年等人“觅得船位西行”。陈独秀担心儿子和吴稚晖靠得太近，成了无政府主义者。
　　正月里，鲁迅和二弟谈到刊印《域外小说集》的事。这本书是宣统元年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的。两人决定请陈独秀帮忙，找群益书店出版，但版权不给群益。周作人给陈独秀写信时，将鲁迅《〈一个青年梦〉的正误》附寄。陈独秀给周作人写回信说：“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陈独秀到上海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北京市民还没有觉醒，仅仅只有学界运动，力量薄弱。广东人民活泼勇健，腐败空气没有北京厉害，因此，改造广州社会比改造北京容易些。” 他不赞成吴稚晖的主张，把西南大学办在上海租界，因为设在租界倚人为生，寄人篱下，大学失去了独立性难以发展。他更不赞成李石曾提出在巴黎办中国大学的主张。
　　3月4日，旧历正月十四日，张元济到上海霞飞路221申江医院，看望住在这里的陈独秀。张元济今年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经理，改任监理，忙着出版《四库全书》，并请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谈到今后的打算，陈独秀说，准备和章行严、汪精卫等办西南大学。汪精卫、吴稚晖、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广州。陈独秀打算等邮船一到，即去广州与他们会合。次日，章士钊从广州拍来电报：西南大学办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但校址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迁回上海。章士钊、汪精卫日内即回上海。陈独秀只好取消广州之行。
　　就是这时，上海陈独秀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来人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吴廷康），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还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派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东亚书记处所在地伊尔库茨克与中国的联系有4条道路。
　　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维经斯基一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杨明斋将陈独秀话翻译后，吴廷康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态度沉默，一口流利的英语。陈独秀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一段时间后，维经斯基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维经斯基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但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4月下旬，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编，共400页码。为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赶写了《五一运动史》。编好7卷6号，陈独秀就今后编辑《新青年》的事，给李大钊、胡适诸同人写信，说今后编辑《新青年》要么北京诸人轮流编，要么北京一人编，要么陈独秀一人在上海担任。
　　陈氏的坚决信仰
　　1920年5月，经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经斯基同意，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这意味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即将并入共产国际运动的洪流。
　　这时，毛泽东在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去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寓所分上下两层，窗明几亮、清新开阔。这次，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到回湖南组织一个“改造湖南联盟”（类似工读互助团）的计划。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时，陈独秀是热心人之一，当时还捐款大洋30元。但胡适、李大钊、戴季陶、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办不下去，陈独秀认为办得下去。因为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来上海后，陈独秀主张在上海也办一个工读互助团。
　　谈话中，陈独秀劝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向他推荐了陈望道最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陈独秀说：“马克思说，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 见毛泽东兴趣很浓地听自己侃侃而谈，陈独秀呷了一口茶，又将自己读书的感受大大地畅叙了一番。
　　分手时，陈独秀答应请亚东、群益书社周转经费，帮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介绍俄罗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6年后（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提到这次晤谈：“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夏天，金陵大学肆业生陈公培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延年、乔年。看了父亲的信。延年满脸不高兴，因为陈独秀劝延年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延年将信扫了一遍，放进口袋里说。延年比陈公培长两岁，此时也才二十二、三岁，陈公培没想到延年对其父直呼其名。
　　此时，延年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印象好，对胡适、陈独秀却不屑一顾。延年在给友人雄东即丁肇青信中说，“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说‘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会过他’”。陈延年不喜欢受人制约，不赞成跟着陈独秀、胡适后面跑。
　　7月初的一天傍晚，汪孟邹摇着一把纸扇，夹着一本新标点的《水浒》，来到渔阳里2号陈宅请陈独秀作序。陈独秀说：“‘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最欣赏《水浒传》里这首诗。施耐庵写《水浒传》，主旨尽在其中。所以《水浒传》大家都喜欢看。现在的富人，吃荷兰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汪孟邹点头说：“就按你说的写。”
　　住在陈独秀家楼下的李达理个光头，平常话不多，专心在房间里写文章。过了几天，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张国焘此次来上海，一则受学联之托和刘清扬到南洋去募捐，再则受李大钊之托，来上海了解一下上海发起组进展情况。张国焘和李达住在一起，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及小孩住楼上。张国焘喜欢交际应酬，有时很晚才回来。有一次高君曼问他：“张先生是扎马路去了吧？”这时张国焘二十四五岁，他不好意思地说：“哪里，哪里。”
　　陈独秀这时非常忙。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下午应酬来人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晚上继续写文章。
　　戴季陶夫妇住渔阳里6号楼，和陈独秀是邻居。对于这位《星期评论》主编，维经斯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时，维经斯基对《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印象也很好。他希望陈独秀和戴季陶、张东荪为主发起组织共产党。但张东荪参加一次碰头会后，就不见人影。起草党纲时，戴季陶看到 “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在这之前，孙中山知道戴季陶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将戴季陶骂了一顿。张东荪、戴季陶中途退出后，沈仲九、刘大白等人也提出不能接受党纲，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反对清朝的封建君主的政治，也反对西欧的民主政治。
　　夏日的一天， 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直译音)讨论陈独秀的来信。陈独秀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主意。维经斯基的意思，各国共产党名称不一致，不必强求。于是陈独秀写信征求北方同志的意见。李大钊认为，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还是叫共产党吧。
　　社会主义青年团(1)
　　1920年7月14—18日，4天的直皖战争速战速决，曹锟和张作霖的直奉联军战胜了段祺瑞的皖军，段祺瑞被迫下野。直皖战争结束的第二天，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人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人会议”，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
　　7月19日的会议后，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等4位中国革命者组成。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
　　宣传报道部由杨明斋负责，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他的消息来源，主要是翻译俄国远东报纸和苏联的一些重要报纸上的消息，此外，就是刚成立的革命局成员提供的材料。
　　8月初是一年中最热的几天，鲁迅因大热，加上家人一个个闹病，休息了几天。5号午前去山本医院取药，回来后静下心来，开始写小说《风波》。《新潮》的傅斯年也来催过稿，但鲁迅还是打算寄给《新青年》。5月1日陈独秀出“劳动节专号”，向二弟约译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鲁迅没有写，他认为旧状无以维持，但转变也是一塌糊涂而已，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也非新学家鼓吹的新式。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鲁迅并不反对介绍俄国思潮到国内。
　　立秋头一天是周六，鲁迅将抄好的《风波》寄给陈仲甫，这次他没有请二弟转寄，是自己到铭伯先生家去，顺路到邮驿的。
　　8月22日，发行2000份的《劳动界》周报出版，这是工会成立后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对象主要是工人，周报很便宜，一分钱一份。上海的工人生活费在增加，而工资在减少，工人的贫困化促使了自发的罢工次数增多，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在《劳动界》创刊的同一天，根据陈独秀的建议，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以个人名义承租渔阳里6号楼房一幢，作为活动场所。在这之前，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西伯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谈到了在这个月内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维经斯基、杨明斋来到陈独秀家，谈了一晚上。
　　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风波》后，陈独秀评价说：“豫才的小说，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很有结集重新出版的价值。”鲁迅写到：“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打算用在《新青年》上么？”张国焘问。“嗯”，陈独秀点了一下头。“你对近来编的《新青年》有什么看法？”张国焘说：“谈政治多，革命色彩更浓了。”
　　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党小组发起人也参加了团组织。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柯庆施、刘少奇、卜士奇、彭述之等人作为第一批团员，参加了青年团各项活动。
　　陈独秀编《新青年》8卷1号时，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请汪孟邹转告陈独秀，因“五一”劳动节专号太厚，这一期《新青年》要加价。陈独秀一听，生气地说：“加什么价，去年我在北京，就讲订数少，不想发行。不发行好了，我自己发行。
　　”汪孟邹胆子小，说：“怕不好，合同没有到期，群益会诉讼。”“不怕！北京吴总监的牢都坐了，还怕他们诉讼，让他们诉讼好了。是他们先加价，先违背合约。”陈独秀大声说。
　　这时陈望道来坐。汪孟邹又劝了几句告辞走了。陈独秀怒气冲天，说：“群益书社想加价，我打算自己发行《新青年》，你来得正好。将《新青年》办成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如何？”陈独秀见到陈望道，火气顿时消了下去。
　　陈望道提醒陈独秀说：“《新青年》这样公开宣传共产党，会不会有麻烦？”陈独秀想了一下，说：“先开辟一个专栏，介绍马克思著作。”陈独秀的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9月，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提到，上海“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但他不知道，陈独秀其实没有博士学位。
　　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胡适主张，要搞新文化运动，只要做两件事，一是“普及”，二是“提高”。怎么提高呢？那就是少讲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陈独秀要谈政治，胡适不谈政治，陈胡二人一南一北公开摆起了擂台。
　　秋天，张申府到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发起共产党的事。回北京后，张申府和李大钊吸收张国焘入党。此后，又吸收了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李骏等人入党，建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北京共产党小组开第一次会议时，黄凌霜等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开会不拘形式，结果决定不设会议主席，不作会议记录。讨论工作分配时，黄凌霜提出，“各项职务不必用什么确定的名义”。张国焘问，“那工作怎么分配呢？”“先定下哪些事该做，然后由各人自由分担。”李大钊提出，此事以后再交换意见。
　　社会主义青年团(2)
　　因小组成员大都没有工作，李大钊每月从他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活动经费。
　　广州政府阁员(1)
　　1920年11月22日，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讲学，抽时间到渔阳里2号和陈独秀话别。
　　谈到黄凌霜等人中途退出北京党组织，陈独秀说：“不要紧的。上海这边，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了。”最近，陈独秀四处联系发展建党事宜：湖南找了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毛泽东和何叔衡；山东找了齐鲁书社的王乐平，此君转荐办《励新》杂志的王烬美、邓恩铭；湖北李汉俊推荐了董必武、刘伯垂来上海，陈独秀又请刘伯垂去找董必武。
　　次日晚上7时，上海一品香饭馆前门前窄窄的路面上来了不少文弱教书匠，他们都是在沪的北大同人，相约在这里为蔡元培饯行。因为是送蔡校长，高君曼也去了。
　　见到陈独秀、马寅初等人，穿着旧式棉袍的蔡元培忙上前拉手，说：“又惊动大家了。”蔡元培剃去了山羊胡子，分头也改成头发后梳。和蔡元培同来的有罗文干、汤尔和、张申府等人。陈独秀应付地和汤尔和拉拉手，寒暄了几句。
　　菜上桌后，陈独秀代表东道讲话，说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闲谈时，陈独秀对蔡元培说：“见到9月15日的《时事新报》，我就知曹锟、张作霖上台是换汤不换药，老蔡呆不住了。”
　　夏末秋初，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张作霖突然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锟应道，“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作霖说：“可不是。”曹锟转身对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11月24日，蔡元培、汤尔和、陈大齐、刘清扬、张申府等离申赴法，陈独秀登上拖轮，一直将他们送上停泊在吴淞口的法国“高尔基号”海轮上。
　　送走张申府，陈独秀回到寓所写了两封信，一封致罗素，一封致张东荪。陈独秀对罗素很失望：“罗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这不是误中国人么？”他在信中说：“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给罗素面子，也是给胡适、张申府的面子。
　　给张东荪写信时，陈独秀从一堆旧报纸中找出11月6日《时事新报》，上面有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张东荪夏天退出发起共产党后，这次借罗素来华演讲，挑起了这场社会主义的论战。陈独秀这封信写了几天，写了五六千字，写信的口气也比致罗素的信强硬，提出中国非铲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12月1日，陈独秀将鲁迅译的《幸福》登在《新青年》8卷4号上，同时开辟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文章，陈独秀写的《复张东荪先生的信》也刊在其中。
　　12月上旬，林伯渠带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拜访陈独秀。李大钊在信中说，祖涵是老同盟会员，现在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愿意加入C.P，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高兴地说：“我们的组织刚刚成立，特别需要发展好的党员，你是孙先生多年的同志，能加入我们的共产党，这说明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和林伯渠一番诚恳交谈后，陈独秀彻底打消了顾虑，对于孙中山的左右追随者，陈独秀在日本即有一种成见，有好评的并不多。
　　陈独秀建议林伯渠作秘密党员，这也是吸取戴季陶的教训。几个月前，戴季陶就以曾宣誓效忠孙中山为由，拒绝参与发起共产党。林伯渠十分赞成。1914年夏天，林伯渠参加中华革命党时，曾打手印宣誓五条，其中有“服从命令”，“誓共生死”条。如果孙中山知道他现在加入了别的党，会怎么想呢？
　　张东荪在12月15日出版的《改造》3卷4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反驳陈独秀。因陈独秀打算离沪赴粤，暂时中断了与张东荪的论战。北洋政府逼走蔡元培后，陆军部又给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密电，说：“据探报，俄过激党陈独秀等，在沪每星期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扩张过激主义。”密电要其查禁《劳动界》，并对陈独秀“缉拿惩办，以遏乱源”。这一举动，促使陈独秀离开上海。
　　这年10月22日，陈炯明的粤军占领广州。11月14日，孙中山率领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孙中山去广州前几天，根据陈独秀建议，维经斯基拜访了孙中山。
　　孙中山房子很大，有许多书橱。他54岁，看上去只有四十五、六岁，身材挺秀，举止谦和，身穿朴素的草绿色青年学生制服，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远方的俄国的斗争建立联系。”
　　孙中山到广州不久，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广州政府的阁员是：孙中山（内务部长）、唐继尧（交通部长）、徐谦（司法部长）、伍廷芳（外交部长）、陈独秀（教育部长）、陈炯明（陆军部长）、李烈均（参谋部长）。
　　除了共产党陈独秀和无党派李烈均，其他都是国民党员。“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声望大增，连波达波夫将军在其本月提交给契切林的报告中，也称作家和教授陈独秀是“新大学创始者”。
　　接到陈炯明来电后，陈独秀给李大钊去信征求意见，同时给陈炯明写信，提出他出任广东教育委员长的3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
　　广州政府阁员(2)
　　陈炯明全部答应了陈独秀的条件，李大钊复信也同意他去广东，促使陈独秀赴粤。
　　决定去粤后，陈独秀于1920年12月中旬处理了几件事。一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只有几句话，大意是说，近日要去广州，不能来长沙参加湖南青年团成立大会了。上月下旬，他还没有决定去广州，给毛泽东写信，答应来长沙参加青年团成立大会。毛泽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文亮，并叮嘱他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和《共产党》月刊准备好，以备开成立会时用。没有想到，让他白等了两星期。
　　再就是把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邀到一块，将上海共产党小组和《新青年》社的事嘱托给他们。李汉俊不希望陈独秀去广州当官，见李大钊来信同意，没有办法。陈独秀请他代理上海共产党小组书记一职，《新青年》社的事便委托给陈望道。他叮嘱陈望道：“《新青年》这一阵子政治气氛浓厚了一些，北京同人大多不来文章了。我走后，你可以缓缓调子。”陈独秀走后，陈望道搬到陈家住，每月编辑部薪水100元。
　　送走陈望道等人后，陈独秀给守常、玄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共9位北京同人去信，告诉他们自己将去广东，委托陈望道负责《新青年》社。
　　12月16日晚，陈独秀动身去广州，与陈独秀同行的有维经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到了广州，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一起见了陈炯明。陈炯明给人意志坚强，很能自控的印象。谈吐像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认为孙中山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陈独秀先住在大东酒店，后住距离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号“看云楼”。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3人夏天刚从北大毕业，8月在广东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经常来看陈独秀。
　　广东高校很多，青年学生听说陈独秀到广州来了，都想一睹陈先生的风采。各校校长一个一个拜访陈先生，请他务必赏光，生怕陈独秀去迟，学生会骂校长无能。一些社会组织也慕名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来而不辞，一一答应下来。陈独秀演讲没有什么固定的内容，演讲稿也是根据演讲对象临时准备。
　　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作演讲《新教育是什么？》。这篇东西类似教育委员长施政演说，结果内容和风格上反而没有平时洒脱。他认为旧教育是个人的、教训的，因而是主观的；新教育是社会的、启发的，因而是客观的。
　　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回答了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等3个问题，要讲社会主义，是针对北京的胡适；能讲社会主义，是针对上海的张东荪；讲何种社会主义，是针对广东的黄凌霜、区声白。法政学校的学生大多初步接触社会主义宣传，对陈先生的长篇大论听得津津有味，外界不少人也来听陈独秀演讲。
　　这篇演讲后来刊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办的《广东群报》上。
　　《新青年》风波(1)
　　陈独秀离沪赴粤前给胡适等人的信，胡适一直到1920年12月27日才收到。这年秋以来，胡适经常生病，所以回信拖到了1921年年初。他在回信中提出《新青年》的3种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听任《新青年》办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这一条是针对《新青年》宣传共产主义太鲜明而言；第二个办法，是改变《新青年》宗旨，不谈政治。这一条，北京同人原有戒约，但仲甫偏要大谈政治，所以胡适用了“改变”这个词。胡适提出，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去年4月份，陈独秀来信中也提到搬到北京来办；前日，陶孟和谈起《新青年》听说被邮局停寄了，提出何不暂时停办？胡适觉得这可以算作第三种办法。
　　信写好后，胡适誊抄一份交北京同人传阅，另一份寄给了陈独秀。元月3日,在八道湾寓中的鲁迅收到胡适的信。拿着胡适的信，鲁迅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身体不好，卧床休息，医生怀疑他是肺炎。“三个办法中，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周作人说。第二个办法是把《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我以为三个办法都可以。”“仲甫不愿示人以弱，不愿发表不谈政治宣言。其实北京同人发与不发，也是一样，官场总是头痛的。”鲁迅说话时，仰着脖子看了一眼屋外自己种下的两棵花椒，现在叶已退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杆。
　　平时是周作人写信多，这次鲁迅给胡适写了回信。1月22日，李大钊给胡适写信道：“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这条办法就是指在京另办一个刊物。李大钊不赞成停办，因为停办比分裂还不好。他的用意，是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
　　接到胡适来信，陈独秀大动肝火：“另办刊物？办好了，和《新青年》有什么关系，不过是适之反对我个人的办法罢了。叫《新青年》发表宣言不谈政治，万万办不到，不过《新青年》分裂就是。”陈独秀在藤椅上靠坐了一会，压了一下性子，给“孟和兄”写了回信。
　　陈望道接到陈独秀转来的胡适信后，1月下旬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8卷4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5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
　　陈独秀在给陶孟和的信中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知道，胡适和梁启超交往多，经常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文章。胡适生气地说：“真是可笑，40多岁的人了，耳朵这么软。”既然陈独秀生气，胡适想，我收回其他建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该可以了吧？《新青年》现在差不多成了苏维埃俄罗斯汉译本了，听任自流，落于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手里，不如移回北京，反正也亟需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这样想着，胡适提笔给守常、玄同、豫才、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8位北京同人写信，请他们评理。
　　1月底一天，鲁迅到高等师范学校讲《中国小说史》,回来重看适之头天来信。根据胡适的意见，鲁迅在胡适附寄的陈独秀信上圈下自己名字，再转寄给没有打圈子的钱玄同。封口前，鲁迅写了几个字，说不必争《新青年》名目。三天后，钱玄同给胡适写信，不无生气地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他赞成鲁迅的意见，只是语气更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胡适整理8位北京同人的意见，不外三种：慰慈、一涵、守常同意胡适意见，赞成移北京编辑；周氏兄弟和钱玄同主张在北京办，并表示不争《新青年》名目，即可以另办一个杂志。这条意见比适之意见进了一步。抚五、孟和认为，如不迁到北京编，不如停办，以不给外人话柄。
　　北京风波未平，上海又起风浪，这时，李汉俊的一封告急信已先期到了“看云楼”。2月初，法租界巡捕局查封了《新青年》社，没收了已编好的《新青年》8卷6号，罚款5000元，并勒令不准再在上海出版发行。不久前，李汉俊来信说，上海党组织每月需要200元活动经费，党员大多数没有职业，他想每个月从《新青年》社拨200元。陈独秀不同意，《新青年》的经费本来就紧张，每个月拿200元，《新青年》还办得下去吗？《新青年》没有按月出版，还欠了陈望道100元编辑费。
　　现在，罚款5000元，如何是好？
　　针对陈独秀怀疑自己与段祺瑞的研究系关系事，2月6日，胡适给仲甫写信说：“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胡适觉得语气过重，又说，“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在给陈望道的明信片里，胡适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陈望道于2月中旬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说，“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断定说，不能信任。”陈望道列出胡适《少谈主义》、《争自由》等文证明，胡适口头称不谈政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新青年》风波(2)
　　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安排在广州后，给胡适写了回信，这回口气婉转多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不多，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他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新办的报，他没有工夫做文章。他继续上次的观点，说：“你要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给胡适写信后，陈独秀给周氏兄弟写了短函：“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
　　2月8日是旧历春节，鲁迅将刚写好的小说《故乡》寄给上海的陈望道。他不知道，新青年社两天前被法捕房封闭了。收到鲁迅稿件，陈望道很感动，他当天就写信给周作人，对周氏兄弟病中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谢，说：“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万恶孝为首
　　1921年春日的一天，包惠僧从上海来到广州，转达李汉俊的话。李汉俊不想当代理书记，他请陈独秀回上海当书记，要么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来。包惠僧想出国留学，到上海没有钱了，被李汉俊抓了差。陈独秀拒绝拨200元后，李汉俊对李达说，陈独秀私欲很重。
　　陈独秀不同意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太集中，地理位置上广东太偏南，没有上海适中。他觉得李汉俊性子太急。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3月，李汉俊来信说，他不赞成陈先生起草的党章说中央集权制，他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回话说：“中国革命才开始，都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李汉俊见陈独秀不赞成他的地方分权制，并在来信中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便将党的名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请他做代理书记。这时，广州保守势力正紧锣密鼓，掀起了一场驱陈运动。起因是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说。陈独秀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满堂听众忘了对陈先生迟到的怨气，此时都睁大眼睛，一个个听了出神。
　　攻击也随之而来。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乘机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委员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6号“什么话”栏转载了上海《中华新报》的谣言，并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陈炯明将信将疑，在一次宴会上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座的人听了哈哈大笑，也有人睁大眼睛看着陈独秀没有笑。陈独秀一口安庆地方话和粤语大相径庭，常常有人听不懂他的话。
　　笑毕，陈炯明说：“高师风波，我和古应芬意见，坚持原议，委员长尽可放心。
　　”古应芬是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独秀说：“怕没有那么容易。”陈炯明说：“要不，增加教育委员，避免反对派集矢于你？”陈独秀说：“我不反对。我正要抽出时间来对付广东的谣言。”
　　回到看云楼，陈公博来坐。陈独秀解开黑色对襟褂子，双手向后拢了拢头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说：“原来想北方腐败，想不到南方风气也这样恶浊。”
　　“这些恶势力中，除了政客、资本家、教徒，还有少数自称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说。
　　“这样吧，我先写一篇辟谣的东西，用在《广东群报》上。你和平山、植棠商量一下，我们开个会，尽快把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起来。”最近因忙着到处演讲，陈独秀将成立广东共产党小组事耽搁了。
　　这天下午，陈独秀“看云楼”寓所窗门紧闭。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刘尔菘、包惠僧及一姓李的教员围坐在一起，一个特殊的会议正在举行。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和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军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时机。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力量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陈独秀任书记。根据陈独秀建议，谭平山任副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广州群报》改为广州共产党小组机关报。
　　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广州工人运动发展很快，三四月份成立工会21个，罢工次数增多。陈独秀对谭平山说：“找个时间，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人叫来，看看我们能不能绑在一起。”开会那天，来了不少人，有陈独秀、维经斯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朱诺尔、别斯林、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谭祖荫、黄凌霜等。
　　黄凌霜提出，个人加入和退出团体有绝对自由，不能捆住手脚。陈独秀说：“团体和社会组织、生产事业一样，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他们用公意代替法律、主张善良教育等观点。讨论党纲时，听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区声白说：“这一条我们断难接受。”会议不欢而散。
　　此后，发生了陈独秀和区声白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
　　陈独秀讲“说谎话是最可耻”，争得不可开交。
　　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不是无源之水。4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评价陈独秀：“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其中“资助”二字，有些冤枉陈独秀。如果共产国际远东部有足够的经费补贴，李汉俊大约不会不知道，陈独秀的经费也不会紧张。
　　共产党总书记(1)
　　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希夫廖特）1921年6月3日到上海后，提议各地共产党小组派代表6月20日到上海开共产党成立会。接到通知，北京小组推荐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一大”。李大钊6月3日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头部被刺刀戳伤，不能出席会议。
　　张国焘到上海后，给陈独秀写信说，北京、上海、武汉、湖南、山东的代表来了一部分，有的在路上，惟有广东代表没有消息。收到张国焘的信后，陈独秀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包惠僧等人商量，决定请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上海的会议。陈公博新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想去上海玩一玩。包惠僧不是广东小组的，陈独秀写信请他带上，出席上海的会议。信中，陈独秀提出了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
　　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到沪，住博文女校。见人未到齐，他们到宁、杭跑了一圈。
　　7月23日晚8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3人，分头集中到上海法租界贝勃路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这是一间高大敞亮的穿坊木质结构房子，进门的一面被隔成三开门，每扇门的上半部分镶着8块玻璃。红漆地板光洁明亮，摆着小巧玲珑的茶具、烟缸的长方形桌子旁，放着十来张小圆鼓凳子，进门两侧依墙放着几张椅子、茶几。
　　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介绍北京小组时说：“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的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整个活动遇到了不少困难，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会议要求，毛泽东发言介绍了湖南小组的情况。刘仁静注意到，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慢慢的，陈独秀提出的4条意见成为会议讨论的中心。李汉俊说：“中国革命怎么搞，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怎么形成，我主张先派人到苏联去考察，先不急于定党纲。目前的工作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广州政府。”有的代表说：“仲甫现在议及群众政权问题，为时过早。”
　　大多数代表发言没有支持李汉俊不需要固定党纲的观点。刘仁静参加了北方小组翻译工作，讲话中用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党内议会派的词语。陈公博则说：“陈独秀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说明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
　　会议连续开了几天。在望志路李公馆李汉俊家开会时，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开了不久，一个陌生人挑开门帘往里闯。守门的佣人连声叫嚷：“你是谁？你找什么人？”陌生人推开门，眼睛乱扫，见到一屋人围桌而坐。马上堆起笑脸，说：“对不起，我走错了门。”说完又看了一下屋里的人，转身走了。马林问：“这个人你们认识？”李汉俊摇摇头，说：“没有见过这个人。”马林盯着李汉俊问：“以前有这样的事？”李汉俊说：“以前也有过，大都是些不务正业，包打听的人。”房屋里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了起来。马林沉吟了一下，说：“这里已经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或者停止会议。”
　　8月5日上午，代表们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画舫租金8元，包括3元茶水费。船到湖心，张国焘宣布开会。陈公博惊魂未定，没有来；马林是外国人，易引起注意，也没有来。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影响大，代表们都说要选陈独秀，结果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任宣传；张国焘个性外露，组织能力强，任组织。
　　散会时，代表们又议论到陈独秀人在广州，书记一职空缺，应该有一个代理书记。张国焘提议请周佛海暂时代理书记一职。会议结束时，代表们轻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到火车站时，已是夕阳西下。
　　“一大”结束后，马林嘱包惠僧回广州请陈独秀到上海。他说：“陈独秀先生现在是中央局书记了，既然是书记，就要回到上海，负起责任来。”
　　1921年8月1日，陈独秀给蔡和森写了一封信。蔡的信是2月11日寄自法国，距今已6个月，大意是他从毛泽东处知道陈先生的反张东荪的驳论，深感遗憾的是“未得而见”。蔡和森提出马克思主义精髓在于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9卷4号《新青年》还缺一点稿件，陈独秀作答说，经济制度的革命是创造历史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他不同意把唯物史观等同于自然进化说。陈独秀不知道蔡和森是什么派别，信尾说：“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8月中旬，包惠僧到“看云楼”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看完张国焘的信，陈独秀沉吟了一下，说：“看来是打马回程的时候了。”最近，广东省议员伍光谣说陈独秀“几欲取中国数千年五伦之数根本取消以为快”。旅沪粤人的“广肇公所”致电广州政府，要将陈独秀逐出广州。《民国日报》总编叶楚怆发表文章说：“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到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
　　共产党总书记(2)
　　8月17日，正在桂林指挥粤军与陆荣廷作战的陈炯明，接到陈独秀的胃病严重，需回上海养病的辞呈，于8月24日复电说：“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态为妥，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独秀决定先斩后奏，一走了之。
　　这时，胡适已离开上海回到北京。这次考察商务印书馆，呆了许久，还去看了仲甫家眷高君曼。第一次陈夫人不在，打麻将去了，第二次才遇上。高君曼在胡适来访的次日，买了食品回拜胡适，尽了礼节。胡适觉得奇怪，人家总说仲甫曾力劝自己离婚，甚至拍桌骂自己，而自己不肯。这真是厚污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世故喜欢抑此扬彼，他们想骂独秀，所以不知不觉大造此谣言！
　　包惠僧在广州呆了一星期后，和陈独秀一起离粤。在船上，包惠僧问：“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一步一步地走，怎么革法？我也一下说不清，但有几条是清楚的，中国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依靠工人阶级，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9月11日，船到上海，陈独秀回到渔阳里2号。包惠僧住到马霍路马德里3号楼上。
　　李达高兴地说：“特立昨天还问陈先生回来没有。”不一会，张国焘来了。他遇到丁竹倩（默村）,知道陈独秀回来了。张国焘进门就说：“这几天周佛海出了一点事，我正担心周佛海一走，谁来任代理书记呢。”原来，周佛海在湖南娶妻生子，到上海来又与杨小姐谈恋爱，被人捅到《时事新报》。杨小姐父亲是上海工商会主任秘书，这几天正和周佛海过不去，周佛海准备去日本读帝国大学。
　　张国焘提出要给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几个人发薪金，陈独秀说：“这不是‘雇佣革命’么？……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李达也不满张国焘，觉得他像个少爷，坐在办公室，一个星期接触不到两三个工人。一个多月来，一个工会也没有成立。但马林则归咎于青红帮干扰和共产党组织的非法性。
　　和马林见面后，陈独秀在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李达新寓所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张太雷也帮助马林说话，可气。”张太雷劝他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张太雷二十二、三岁，刚出席国际“三大”回来。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上第三国际这顶帽子。”说着，陈独秀拿起皮包要走。张太雷连忙笑嘻嘻地挽留，说：“陈先生，意见不一致，我们再商量嘛。”
　　过了几天，陈独秀到李达处坐了一会。李达说：“先生看上去有些憔悴，近日我和特立常找不到你，连你家太太也说不知道你去了什么地方。”陈独秀问：“高君曼说什么了吗？”李达迟疑了一下说：“你太太没说什么，有人怀疑你住小房间，白相去了。”陈独秀说：“舆论自由，随人怎么说。”李达小心翼翼地说：“马林那儿你还没有去？”提到马林，陈独秀生气地说：“我现在情绪不好，不想见他，见了也没有好处，以后再说吧。”
　　召开第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时，负责北方书记部的罗章龙说：“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最好另由中央选派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前往负责。”陈独秀说：“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你回去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来信，大家商量，必要时，以后可补充人员。你不要舍近求远，应把读书计划全部放弃，再来向我讲话。”罗章龙提出调王烬美到北京，加强北方工作，但山东不同意。最后决定山东书记部与北京合并，调王烬美到北京。
　　第二次被捕(1)
　　1921年9月25日，陈独秀给鲁迅写信，告知已从广州回到上海，仍住渔阳里2号，希望周氏三弟兄来稿。鲁迅收到载有《故乡》的《新青年》9卷1号，想到书坊再买一本，没有买到。他怀疑书坊怕侦探将《新青年》没收了去，不敢将书拿出来。陈独秀在这期“编辑室杂记”上写道：“本社社员某人因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指在香山碧云寺调养肺病的周作人。上月底，鲁迅收到刘半农从巴黎寄来两篇文章，他抱怨看不到《新青年》，说陈独秀不给他写信。在这之前，鲁迅听说陈独秀在上海劫住人家带给刘半农的吃的东西，自己吃了。
　　接到陈独秀信的第二天，鲁迅将二弟、三弟及自己的译稿各一篇寄给了陈独秀。
　　山东人宫竹心月初来信要借《新青年》，鲁迅回信说：“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
　　10月4日中午，杨明斋、周佛海、柯庆施到渔阳里2号陈宅楼下和高君曼打麻将。
　　过了一会，包惠僧来了。他对周佛海说：“你好啊，把杨小姐一个人丢在外面，自己跑到这儿打麻将来了。”于是，包惠僧代替周佛海继续打麻将。
　　正在打牌，有两三个陌生人进来说找陈独秀。听说陈先生不在家，这几个人还要往里走，中间有一个尖脸猴腮的说：“我们要买几本《新青年》。”包惠僧说：“大自鸣钟下有的卖，那儿是专卖《新青年》的。”一个看见了地上堆的9卷5号《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新青年》吗？”在楼上午睡的陈独秀知道出岔子了，下楼准备走后门，见一个戴礼帽的大个子陌生人站在那儿，又退了回来。
　　这时屋外传来巡捕房的汽车声，来人将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5人带上汽车，又将《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一部分搬到另一辆汽车上。
　　到了巡捕房，陈独秀填了王坦甫。包惠僧填了杨一如，高君曼填了林氏，杨明斋、柯庆施填了牟有德、胡树人，然后按了手印。巡警见陈独秀没抓到，在渔阳里2号留了几个便衣。
　　这时，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来到陈家，被巡捕带到了巡捕房。巡捕房的头头问褚：“你可认识陈？”“当然认识陈。”“那好，我带你去看看。”陈独秀见是褚辅成，忙摆手暗示褚不要叫他，可褚辅成一张嘴话就出来了：“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这样，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巡捕房的头头见“王坦甫”就是陈独秀，一边放了褚辅成、邵力子，一边叫人去陈家，通知撤人。
　　傍晚，陈望道到了辅德里周佛海家，说到陈独秀等人被捉，周佛海说：“怪不得了，我刚才去陈家，门口一个大汉很凶，他不让我进门。”杨淑慧忙问：“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捉去的?”陈望道说：“大约是下午3点。”杨淑慧望了一眼周佛海说：“亏了佛海，不然我们也被捉进去了。”见陈望道困惑，周佛海说：“我中午在陈先生家打麻将，后来包惠僧见到我，说淑慧在等我，我便出来了。中间我们去了法国公园，淑慧想去看他们打麻将，我没有答应。”杨淑慧阿弥陀佛地说：“不然，被抓的就不是包惠僧，而是佛海了。”
　　陈望道问周佛海：“你怎么刚才又去陈先生家?”“我下午去了马林家，马林叫我带一封信给陈先生，我去陈家，是专门送信的……幸亏没有搜我的身，要不然，我不但要坐牢，陈先生他们也要罪加一等。”马林信上写道：“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望道说：“陈先生和马林的关系一直紧张，现在顾不上了。”
　　陈望道走后，张国焘神色慌张地来到周佛海家。刚才，他去陈独秀家，后门一个陌生大汉问他：“找谁？”张国焘说，“找陈太太”。“找陈太太做什么？”“收裁缝工钱。”“你为什么不说上海话？”“我的老板是湖南人，我们在上海开裁缝店。”张国焘顺口诌了一家裁缝店。那大汉打量了张国焘一番，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后门关上了。
　　听了周佛海介绍，张国焘起身说：“我到马林家去一趟。”
　　晚上，陈独秀等4人关在一间牢房里。牢房里边放着一缸冷水、一个马桶。牢房没有窗户，过道上发黄的灯光从铁栅门里射了进来。高君曼关在隔壁，可以听到她叹气的声音。包探叫狱卒对这几个人好一点，说这些人都是教育界的名人。过了一会，狱卒送来了两床被子。4个人拿一条被子垫，一条被子盖勉强对付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9点，陈独秀等人被带到公堂会审。审讯官说：“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马林花钱请的法国律师巴和说：“这些书籍虽然被搜出，但是否有过激性质，我需要详细察看一下，请求法庭延期审讯。在审讯之前，希望将陈独秀保出候审。”法官说：“我们同意保出陈独秀和林氏，但要人钱并保，需交500两保金。其余几位，等你们找出保人，交足保金，即可放回候审。”回到牢房，陈独秀情绪好转，说：“马林这个人，看来还不错，只是有些居高临下，许多事还要我们继续做工作。过去我们的观点，可能偏颇了些。”
　　第二次被捕(2)
　　10月6日，上海的《申报》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夜里，顾名君从上海打电话给北京的胡适，陈独秀被捕了！胡适给蔡元培打电话，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
　　放下电话，胡适骂了一句：“法国人真不要脸！”次日，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益世报》于显著的位置报道了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的消息。
　　从北京赶回上海的张太雷和李达拟了电报，请孙中山出面援救陈独秀。李达说：“张国焘近日印发了一些援救陈先生的传单，上面写了陈先生以前写的话，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张太雷说：“巡捕房说他过激，这样做是抱薪救火。”
　　蔡元培和胡适给上海法领事拍了电报后，孙中山也打了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10月19日，法国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巴和律师说：“《新青年》已移到广州出版，并没有在法租界出售。《劳动界》是以前出版的，已经停止出版。《共产党》是以前二房客留下的，不是陈独秀办的。”二房客是指李达、陈望道。
　　法官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陈独秀答：“这是绝对造谣。”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但7天后陈独秀需到堂听会审结果。
　　陈独秀回家后，写了启事，刊登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上。邵力子对巡捕房无故抓人，找不到罪证，竟拿报上的谣言作罪证也很反感。
　　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陈独秀“判罚洋100元了案”。
　　马林：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1)
　　结案两天后，张国焘、张太雷陪陈独秀去看马林。这次，陈独秀非常满意马林的态度。
　　冬日的一天，《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来坐。沈雁冰和王云五商量，请陈先生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月薪300元。陈独秀将自己翻译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交给沈雁冰，王云五刚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副主任，他将书稿转给胡适，请他把关。
　　11月下旬的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一份中央局决议，要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个区在明年7月以前，各发展党员30人以上，全国团员达2000人以上，出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全力组织铁路工会，并告知很快寄出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章程。这时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李立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说：“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任务很重，你们回来正好。” 陈独秀和陈公博介绍他们入党后，蔡和森留上海，李立三回湖南工作。
　　鲁迅12月4日起在《晨报》连载《阿Q正传》，他在“序”里说：“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陈独秀办《新青年》提倡洋字，指1918年前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展关于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拼音的讨论一事。“茂才”即秀才。
　　12月的一天，陈独秀正在为汪原放新标点的《西游记》写序。这时，张太雷来坐。作为翻译，他将在12月10日陪马林去西南地区看看，如有可能，去桂林拜访一下孙中山。马林对陈独秀和中央局的工作不满意，认为陈独秀他们没有转出宣传的圈子。
　　1922年1月15日，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女士被害三周年，共产党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举行了群众大会。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等在上海集会上发表了演说。正月初一，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新世界等地发新年贺卡60000份，背面是告工人书的两种传单，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的陈望道起草了贺新年的《太平歌》：“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
　　１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一大”在莫斯科开幕。张国焘、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和《晨报》记者瞿秋白等出席了会议。列宁尽管身体不好，坚持接见了中国代表。列宁和张国焘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谈到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话题。张国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合作好。不过，两党合作会发生一些困难。
　　马林去南方，张国焘去莫斯科后，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上海举行了黄爱、庞人铨追悼会，陈独秀等人还就非宗教同盟事，和昔日的朋友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远和马叙伦进行论战。
　　马林从广州回上海后，和陈独秀再次闹僵。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里写道：“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上海我听到关于中国运动及其发展前景的印象是消极的，但在南方我却看到那里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会取得成功的。”马林认为，南方所做的一切，正是中国革命所不可缺少的，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合作。他向陈独秀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实现彻底的合作。陈独秀不同意，说：“国民党有很多毛病，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勾结土匪，联张作霖、联段祺瑞，在广东之外，国民党被视为争权夺利之党。”
　　征求广州、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区同志的意见，大都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案。４月６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6条意见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回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４月底，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到广州，和先期到达的达林、张太雷等会合。马林走后，达林建议开一次中共中央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争论，因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团“一大”都在广州开，于是陈独秀决定去广州主持会议。
　　达林将马林的建议作了一点修改，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人发言反对加入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涉及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问题。林伯渠表示：我们应该支持孙中山，他反军阀、反吴佩孚的态度是坚决的。张太雷同意林伯渠的意见，说：“陈炯明与北洋军阀有牵连。”谭植棠不同意，说：“我们犯不着与孙中山联合去得罪陈炯明，陈炯明在广东有威信，也有实力，要依靠他的军事力量。”谭平山也说：“陈炯明治粤有功，他提出联省自治，也不完全错。”
　　张国焘说：“我们与国民党搞联合，我持保留态度，因为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那不成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搞联合了吗？小资产阶级有很多消极性。”达林不同意张国焘的话：“我昨天见了孙先生……我提到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事，孙中山不同意这样做。尽管这样，我认为共产党还要支持孙中山，孙先生是实干派。”
　　陈独秀说：“大家的意见差距很大，我提个建议，暂时不形成决定，等我们再观察一下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再说。我个人同意结成统一战线，但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主张党外的联合。”达林说：“我赞成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上，先不急着决定，但对陈先生党外联合的主张，我保留个人的意见。”回到寓所，陈独秀提笔给维经斯基写信，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到苏联汇报工作。
　　马林：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2)
　　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节由来与意义》演讲，次日，孙中山接见了大会代表，并作了简短的讲话。
　　会议期间，应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在陈公博、陈秋霖和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陪伴下，去了一趟惠州。他们先乘火车到石龙，然后连夜乘船到惠州。在到陈炯明司令部的路上，哨卡林立，除了来来往往的军人，没有其他行人。见陈炯明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挂了一张张军事地图，陈独秀说：“司令军务在身，我们不便久留，明天即回广州。”回到广州，陈独秀和林伯渠说，“陈炯明难以与孙先生弥合，粤军警备森严，久之怕有兵变。”林伯渠点头，忧虑地说，“孙总统也有此担心，已成心腹之患。”
　　5月下旬，陈独秀回上海后改组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徐梅坤、沈雁冰和俞秀松当选。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改组前提出了辞呈。陈望道、李汉俊提出辞呈后，部分青年指责他们是投机革命。陈望道想，不与陈独秀发生关系，照样可以干革命，干脆提出了退党的要求。这时，胡适等人提出“好政府主义”。胡适认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要求，是要有“好政府”，好政府至少能监督不法官吏，为社会谋福利，容纳个人自由。李大钊、梁漱溟、蔡元培、高一涵等16人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事后，李大钊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
　　６月15日，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好政府主义”等办法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主张”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陈独秀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考虑到李大钊已经签名，陈独秀请张国焘去北京，和李大钊交换意见。
　　次日凌晨，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推迟了共产国际将中央局移到南方的计划。5月，华工全权代表利金提议将中央局的重心移到广州，得到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的肯定。
　　第三次被捕
　　陈炯明兵变后，张继和陈独秀会晤，希望陈独秀站在孙中山北伐军一边。陈独秀表示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不料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在广州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联省自治。陈独秀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说：“武人割据是中国惟一的乱源。”其后中央做出决定，开除谭植棠党籍，对陈公博处以严重警告，撤销谭平山广东支部书记职务。
　　1922年夏日的一天，朱德拜访陈独秀。“我在北京没有见到共产党的负责人，来上海见你，想加入共产党。”他说。陈独秀望着这位出身华西军阀、远道而来的将军，说：“朱将军，从你个人经历看，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的申请。因为加入共产党要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听了陈独秀的话，朱德遗憾地离去。军阀的大门，他不愿意进，共产党的大门又不愿意开，惟一的路只有走出国门了。
　　７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都路一间房子里召开“二大”。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商议，代表不经各地支部推荐，而以从莫斯科回国的人是哪一省的就作为哪一省的代表。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烬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会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了《宣言》起草委员会。
　　大会通过的《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的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张国焘在“二大”前进行小组织活动，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小组会讨论时，张国焘一言不发。到大会上李达介绍本组讨论情况时，张国焘首先发言批评。李达质问他：“昨天在小组会讨论时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意见，要留到今天才发挥？”
　　张国焘说：“昨天没有仔细想到。”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蔡和森接替李达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组织委员。
　　８月９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将陈独秀逮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上午11点，他们将陈独秀及抄查的书籍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记讯问笔录时，他们量了陈独秀的个子：1米63。陈独秀比高君曼高0.5米，高君曼身高1米58。
　　法公堂预审时，法国探长说：“我们接到探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现已查出违禁书籍、鼓吹过激主义书刊报纸多种。”博勒律师说：“巡捕房称陈独秀私藏违禁书籍和过激书刊，我们尚未研究，请法官延期审讯。”法官宣布陈独秀仍拘留在押，7天后复审。
　　8月13日夜里，李大钊打电话给胡适说：“听说前天独秀案开庭，公堂不准交保。”胡适刚收到汪孟邹快信，说：“我知道了，法捕房搜出许多证据了……不知是些什么证据。”隔日，《晨报》刊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等十个团体《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探长西德纳见报纸骂法国人横暴，讲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说：“这恐怕对陈独秀更加不利。”
　　收到汪孟邹来信后，胡适8月16日给顾少川写信，说法国人近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胡适说：“我并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给顾少川写过信，胡适请蔡元培和法使约谈一次。
　　次日，陈独秀在拘押所翻着闲书，看押的狱卒悄悄告诉陈独秀《时事新报》上的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
　　8月18日，继续法庭辩论。博勒律师说：“捕房讲陈独秀是共产党，证据不足。陈独秀在著作中提到共产党，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法副领事拿着一张条子问：“上次我们在陈家搜查到了陈独秀写的40000元收条，能说清此款用途吗？”博勒说：“该款是广东政府用来办教育的，陈独秀是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由他经手拨给学校。”最后，法官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这次被捕，陈独秀最恼恨的是他家那张收广东政府40000元收条事。这张收条因广州战乱，写好后没有寄出，也没有毁掉，因为是很平常的公务，陈独秀不当一回事。没有想到法国巡捕房横插一杠子，闹得他与陈炯明关系不干不净。
　　傍晚，汪孟邹来坐，说：“《独秀文存》编好了，你自己写个自序吧？”去年，汪孟邹出版《胡适文存》第一集，以后劝陈独秀出版《独秀文存》。陈独秀觉得胡适是教授，专门著书立说的，自己的东西虽说不少，却没有文学价值，也没有著书传世的价值。汪原放认为，仲叔的文集谈的多是民主与科学话题多，同样有印行的价值。陈独秀也赞成出版了。
　　陈独秀出狱这天，外交总长顾少川的秘书打电话告诉胡适，陈独秀已经放了。放下电话，胡适给顾少川写了一封感谢信。
　　西湖会议(1)
　　1922年8月中旬，马林返回中国。7月底，他带着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名义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命令和共产国际7月30日作出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等文件起程。前者要求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后者指出，“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而共产党小组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
　　维经斯基在给陈独秀私人信里说：“你们的组织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他指示共产党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
　　马林到上海后，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到陈独秀可能被法租界监视，加上马林出入不方便，会议决定在杭州西湖开。
　　8月20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5位新中央执委及国际代表马林、翻译张太雷聚集到杭州西湖。陈独秀主持会议，他请马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马林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读了一遍后，陈独秀说：“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张国焘说：“党内联合，混合了阶级组织，会牵制我们独立的政治。”李大钊说：“共产党是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加入国民党，怎么做到不放弃党的独立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蔡和森说：“我赞同大家的意见，国民党成分很复杂，里面有军阀和封建官僚，陈炯明叛乱就是个例子。我们加入进去，很多事情要受他们的牵制。”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说：“关键是我们的纲领和革命目标不一致。”
　　见新的中央局5人全都反对，马林示意大家停止发言，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说：“我作为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我是有条件的服从。孙先生的国民党有一套封建式的加入方法，如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我是不会接受这些封建方法的，只有孙先生用民主主义方法改造了国民党，我才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说罢，陈独秀生气地起身，走到门外。
　　马林听完张太雷翻译后，笑着说：“陈独秀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加入国民党，可以取消国民党的繁琐方式。”李大钊建议，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明天继续讨论。
　　第二天，会议的气氛明显好转。马林说：“研究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步骤，可以弥补‘二大’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空洞性决议。我认为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建立联合战线的惟一可行的步骤。”李大钊表示同意马林的意见，说：“国民党虽然时间长，但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共产党员加入进去，不会受到约束。”陈独秀强调说：“我是考虑到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才接受这一建议的。
　　”马林情绪高昂地说：“既然大家没有明确的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那么，我宣布这条统一战线的实际步骤算是正式通过了。”
　　根据“二大”安排，李达不适宜继续主持《共产党》刊物。会议决定新出版中央刊物《向导》周报，由蔡和森主持。8月22日，会议结束当天，马林给越飞写信，希望提供经费支持《向导》周报。收信后，越飞拨3000墨西哥元给马林，并叮嘱“让我能收回这笔钱”。共产党成立后，从1921年到1922年6月，党费支出17655元，其中国际资助16655元，募捐1000元，只占很小的部分。陈独秀希望共产国际继续“有所接济”。与此同时，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信说，“用最好的纸印4000份，需款若干，请向各印局询明示知”。汪原放建议《向导》周报和《新青年》一样，印成16开。
　　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说：“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回到上海，陈独秀、李大钊约见林伯渠，请他将西湖会议的精神转告孙中山。反击陈炯明失败后，孙中山于8月14日回到上海。他在月底给越飞回信说，陈炯明“是个坏人。一个政治追随者，因为在一个基本政策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而与其政治领袖分道扬镳，这可以理解。但是，当这种分裂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整个政治生命就彻底葬送了”。听说李大钊、陈独秀要见他，商讨加入国民党问题，孙中山十分兴奋。
　　8月23日，李大钊在上海拜见孙中山。听了李大钊关于“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主张，孙中山像打了强心剂，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两人尽兴畅谈，几乎忘记了吃饭。临别时，李大钊说：“仲甫、马林近日要来拜见你，仲甫希望加入国民党取消打手模和取消宣誓你个人的办法。”
　　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在张继、林伯渠等陪同下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说：“我同意共产党立即加入国民党，我为国民革命奋斗至今，其中屈折无数，深知靠一党两党，难以取胜。陈炯明要叛离我，共产党要加入我，足见共产党的诚意。至于原有入党方法，完全可以取消。”这次见面，确定成立改组国民党的专门组织，并邀请共产党同志参加。因李大钊要回北京，由张继、林伯渠等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先加入国民党，其后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夏曦、刘少奇、彭湃等人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西湖会议(2)
　　9月4日，孙中山主持改进党务的座谈会。国民党要人及马林、陈独秀、张太雷等50多人参加。马林觉得，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会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参加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陈独秀提出一份新纲领和组合机构草案后，有人问张继：“国民党要变更主义了么?”张继说：“中山先生只讲变通入党手续，并未讲变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陈独秀的草案在起草委员会没有被通过。
　　陈独秀动身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前，和马林、张太雷、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开会商量，中央机关不宜放在上海，但广州也不适合，马林同意暂时迁往北京。会议决定陈独秀去苏联期间，由张国焘代理中央书记。陈独秀希望去莫斯科，是他自己在这一年4月写信给维经斯基提出的。尽管他在6月30日写信给维经斯基，担心内地工作离不开。维经斯基8月回信仍请他为出席会议准备充分的材料。
　　10月3日，商务印书馆开会，讨论寄售《独秀文存》（第一集）的事。王仙华不同意寄售，他担心卖共产党总书记的书扰事生非。高翰卿临时附和王仙华的意见，推翻前议。高梦旦很生气，说陈独秀的文集大多是以前谈民主与科学的话题，不影响寄售。一年前，陈独秀被邀请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因此，寄售和商务有密切关系的陈君之书，顺理成章。但王仙华不同意，两人争了起来，最后高梦旦拂袖而去。张元济很想帮陈独秀的忙，但因为自己已辞去经理，不好一个人说了算，只好追出门，劝高梦旦不要生气。
　　就在这天下午，陈独秀去北京钟鼓寺14号胡宅，看望胡适。最近几个月，胡适和陈独秀老打笔墨官司。先是胡适带领一班人发表“好人政府”主张，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予以反驳。见“仲甫老爱标新立异”，胡适将《主张》刊登在《努力》上，并写后记说：“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
　　紧接着发生陈炯明兵变，胡适发表文章说：“陈炯明这一派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是一种革命……”陈独秀写文章《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反驳说，联省论是建立在武人割据上面的，不仅不能解决时局，还会增长乱源，并说：“我希望爱国君子要慎重一点。”9月8日，胡适写《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
　　9月27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认为中国的事，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否则是滑稽剧。胡适10月1日写文章说，中共“二大”宣言中对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中国局势的分析，“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笔墨官司归笔墨官司，陈独秀这期间被逮捕，胡适又出面营救。所以，陈独秀去莫斯科路经北京，无论如何要看望胡适。几年不见，给了胡适一个“大惊喜”。
　　莫斯科之行(1)
　　和陈独秀一起去苏联的有刘仁静、王钧（王荷波）。出席少共国际“三大”的刘仁静一口流利的英语，25岁，身材不高，脸上有不少黑痣，像个煤炭工人，笑起来，却引起别人的好感。来自京津铁路的王荷波与陈独秀年龄差不多，肩膀宽阔，表情严肃，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二大”，3人组成中共代表团。经奉天、满洲里、赤塔到莫斯科后，才知道国际“四大”开幕式已于1922年11月5日在列宁格勒开过了。11月９日，会议移到莫斯科。
　　见到陈独秀率中国代表团来，瞿秋白特别高兴。他发现，比自己大20来岁的陈独秀个子不高，前额宽广，留着小胡子，牙齿整齐洁白，说话随和。瞿秋白戴着近视眼镜，头发后梳，高隆的前额和五官匀称的脸庞，书生味很重。他身着红军大衣，系一条领带。瞿秋白的脸色不太好，他的一叶肺溃疡，出现血痰，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疗养。
　　11月13日，列宁出席大会并作报告。大厅里坐着400多个代表，除了中国共产党，有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国际工人援助会、美国黑人组织等58个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欢呼声骤然响起，全体代表起立，唱起了《国际歌》。瞿秋白用俄文唱，陈独秀用中文唱，歌声响彻大厅内外。列宁微笑着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同志们！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做大报告。我只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引言……”几个钟头过去了，列宁带病讲了10000多字发言稿：“……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列宁最后几句话淹没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淹没在“我们的列宁同志万岁”的欢呼声中。
　　列宁身体不好，没有接见各国代表。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会议日程安排得很长，中国代表分在“关于东方问题”提纲组讨论，由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牵头。拉狄克1885年生，曾在德国被捕，1920年放出。他发言说：“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样子。”最后说：“而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拉狄克的印象，来自马林和利金等人报告。利金在5月20日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有“小组宗派性”，“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
　　拉狄克和陈独秀等人谈话，像是一位外聘的洋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他看着刘仁静说：“从你的报告上，看不出你们的议事日程上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苏维埃共和国。”陈独秀说：“关于社会主义，我们已有了实际的步骤，但主要是在报刊宣传上与其他流派作斗争。我们工作还不够，还没有提出建立苏维埃口号。”拉狄克对陈独秀虚心地听他的长篇说教和严肃批评十分满意。他和其他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一样，赞同陈独秀为共产国际执委。
　　12月初，共产国际作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加入国民党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会议空闲，瞿秋白陪陈独秀、刘仁静去看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同学。东方大学在莫斯科市区特维斯卡娅大街15号，是一幢5层楼的楼房，街对面是《真理报》社。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卜士奇、曹靖华、韦素园都在这里学习。他们和瞿秋白是学生和老师关系，瞿秋白俄文好，任他们政治理论课的翻译。任弼时等人是从上海大学来的，和陈独秀是熟人，大家见C.P总书记来了，都很高兴。
　　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是斯大林，陈独秀等人到莫斯科，学校额外给学员增发半磅大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晚上，中国学生将增发的食品凑在一起，招待陈独秀和中国代表团其他人。陈独秀问罗亦农：“平常有猪肉、大米吗？”罗亦农说，“没有，偶尔发一点白面包，现在苏联经济很困难。”当时东方大学每天发给学员黑面包一磅半，菜很少，主菜单是土豆，中饭晚饭每人分一勺子土豆汤，有时是海藻、咸鱼熬的汤。陈独秀点点头。
　　12月7日，陈独秀到东方大学召集党员开会，瞿秋白、卜士奇、罗亦农、李人俊4人参加了会议，同意将任弼时、王一飞和彭述之三人转为正式党员。从东方大学回来，陈独秀给蒋梦麟和胡适写信说“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他希望胡适改变政治倾向，由北方转向南方。上月中旬，胡适写《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时，将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4人列为影响近20年全国青年思想的人，把孙文、段祺瑞、吴佩孚3人列为近20年政治上有很大努力的人。鲁迅对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也有一种不忘的印象。4天前，鲁迅写“《呐喊》自序”，提到“金心异”（钱玄同）受陈独秀之托，来催他写小说的情景。
　　莫斯科之行(2)
　　会议期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萧三见到了陈独秀。他向陈独秀介绍了大陈（陈延年）、小陈（陈乔年）夏天参加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情况。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大陈办《少年》，后改任宣传部长。陈乔年白天工作9小时，晚上油印到深夜一二点才睡觉。和萧三谈话后，陈独秀给赵世炎写信，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国内青年团中央尽快联系，解决归属，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立即致函陈独秀等人，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听说赵世炎等在法国北方一个清理场做苦工，陈独秀和中共旅莫支部罗亦农商量，决定抽调旅欧一部分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出面和苏联政府交涉，解决他们的入境手续。
　　根据陈独秀的要求，12月，萨法罗夫起草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一年支出为12000金卢布，平均一月1000卢布，其中包括支持《向导》周报的210卢布和印刷传单、宣传员以及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开支等。
　　开会期间，陈独秀发现瞿秋白是个领导人才，请他和自己一起回国，参加筹办《新青年》季刊和协助身体不大好的蔡和森编辑《向导》。辞行时，拉狄克希望陈独秀再等几天，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提交执委会通过后再回中国。陈独秀说：“我就不等了，《决议》内容我已参加了意见。”陈独秀还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时，马林就写报告给莫斯科：“陈独秀必须尽快返回……目前与国民党的接触越发困难了。”
　　火车风驰电掣般由西向东疾驰，沿途是冰天雪地中的农舍，光秃秃的白桦树林，无边无际的田野。火车上，瞿秋白很兴奋，竟不顾医生劝告抽起香烟，他毕竟离开祖国有两年了。陈独秀也很高兴，说：“这次来莫斯科，是划得来的。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比以前清楚多了……”
　　第六章 全力支持国民党(1923.1-1926.3)
　　“二七”惨案(1)
　　陈独秀离开后，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布哈林、加里宁、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托姆斯基等出席会议，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
　　越飞两年未能取得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没有解决蒙古地位问题、俄国在蒙古的撤军以及中东路等问题，促使共产国际做出上述决议。眼下，孙中山已占领福建，正向广州挺进，整个南方指日可待。由于张作霖和孙中山联手，这样，孙中山就已经掌握了除河南（吴佩孚）和北京地区（曹锟）之外的全部中国了。此外，孙中山正在改变国民党本质，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孙本人也在改变自己过去单纯的军事观点和做法。于是，越飞提出“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的政策。
　　隔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马林说：“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并承认它。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考虑到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意见，马林说：“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条件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他不否定这是“革命的机会主义”。
　　在马林发言后，维经斯基发言反驳了他。许勒尔主张采纳维经斯基修改意见的草案，说：“共产党不仅应该有自己的组织，而且她也应该是真正中央的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在听到关于我们党的中国史宣传鼓动方式后，我觉得这个意见不是多余的。应该消除这种误解，即认为党应该只是国民党组织的一个支部，应该明确，她实质上应该成为中央的组织。”
　　许勒尔说：“工会运动对于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那里我们已经有50万工会会员。”马林说：“不切实际的数字！”维经斯基说：“25万。”
　　许勒尔说：“是啊，毕竟有25万，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留在那里，这在原则上也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到自己原有的共产党，因此应该善于利用各种资产阶级团体之间的矛盾。”
　　主持会议的布哈林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留在国民党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我赞成留下……至于说到一些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维经斯基的意见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我们的任务，我只想对维经斯基同志的修改意见作点补充，对于我们党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要知道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成立工人政党。”
　　马林对布哈林说：“我可以提个问题吗？您在这里说：‘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组织内是适宜的。’我要说，‘他们应该’，要知道，同中国同志说话应该用明确的语言。”马林在西湖会议上和陈独秀等人争论，有切身体会。布哈林说：“这样的问题要由任命的两人委员会来解决。”这样，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避免同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越飞1月下旬和孙中山见面后，写信提出莫斯科向孙逸仙立即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贷款，在一两年内给孙逸仙的10万军队供应武器和一定数量的军官等建议。对于越飞的建议，托洛茨基2月6日给加米涅夫写信，请他“考虑一下我们能向孙逸仙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1月13日，陈独秀和瞿秋白抵达北京。这时，中央局已迁到北京。陈独秀向李大钊等人传达了国际会议的情况及《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回北京第十天，陈独秀写了《评蔡校长宣言》。陈独秀到莫斯科期间，发生了罗文干案。去年11月18日，“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因倾向吴佩孚受到曹锟派打击，诬其受贿而下狱，无罪释放后，教育总长彭允彝又献计复议，使罗再次入狱。今年1月18日，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次日，在报上发表启示，宣布“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胡适在《努力》周报上说，蔡元培“这一次的抗议，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罗案一个月后，胡适以生病为由向学校请长假一年，他的教务长由顾孟余接替。几天后，他以查糖尿病为由，住进了协和医院。
　　陈独秀认为，罗文干案正说明“好人政府”破产了。他批评蔡元培消极的辞职方法说：“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广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习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陈独秀的《评蔡校长宣言》在24日的《向导》周报上刊登后，《晨报》发表社论说，“劳动阶级的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的表现”，难道我们“连罢工也不赞成吗？”1月28日，胡适写文章说，国家太混浊黑暗，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所以不保不有蔡先生这种正义呼声使我们不好过、难为情。隔日，陈独秀又发表文章说，不合作主义“引导民众集中到消极的和平退让的路上去”。2月4日，胡适在《努力》上发表《蔡元培是消极吗？》，反驳陈独秀说：“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决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2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答《晨报》记者文章，坚持认为要在思想界做防御鼠疫霍乱的工作。
　　“二七”惨案(2)
　　就在这一天，发生“二七”惨案，中断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笔墨战。
　　2月1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几天前，吴佩孚突然下令禁止开会，京汉铁路是吴佩孚军队给养的生命线。头天夜里，京汉铁路总工会中共党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这一天按原计划开工会成立大会。北京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罗章龙、史文彬、吴雨铭、陈潭秋、项英、林育南、李震瀛等到郑州出席了会议。
　　郑州警察局黄殿宸得到消息后，率领警察包围普乐园大会会场，宣布严禁开会。
　　张国焘提出“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但此建议未被通过。在“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声中 ，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当天下午，军警捣毁工会驻地，占领工会会址，夺走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2月4日，京汉铁路实行全线总罢工。罢工指挥机关由郑州移到江岸。
　　2月7日早上，吴佩孚军队袭击了长辛店工会，枪杀工人50多人，300多人受伤。同一天，吴佩孚军队包围武汉江岸分会驻地，血腥屠杀工人。林祥谦、施洋等工会领袖牺牲。在施洋被捕前一小时，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还在施洋寓所。
　　当晚，张国焘、项英和其他工会负责人躲进大智门熊秉坤家临时开会。经过激烈争论，为避免更大牺牲，决定复工。在武汉各大学作讲演的李大钊对李汉俊、朱务善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一样，我们从前接受了白坚武的意见，派我们的同志到各铁路上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吴佩孚顾问白坚武是李的同学。
　　惨案次日，陈独秀写下《为自由而战》一文。中共中央开紧急会议，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宣言。此后，愤怒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海参崴工会委员会拨款300金卢布给死难者家属。2月22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书记处写报告，指出国民党和孙中山“至今尚未对枪杀工人一事表示任何态度”。上月，维经斯基给拉狄克和布哈林写信，还提出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的策略。
　　“二七”惨案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等人，中央机关决定转移到上海。离京前，陈独秀将瞿秋白一部书稿交胡适，请他帮助出版。
　　中央局迁广州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广州成为南方革命大本营后，在上海的陈独秀等人根据马林的主张，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
　　维经斯基不赞成将中央局迁广州，主张迁往香港、上海和北京。他认为广州与上海、汉口、北京没有铁路交通，从海上到上海需要5天，通信不便，从上海打电报到海参崴，每字要55分。在汉口、上海、北京这些罢工运动主要城市，必须有最大数量的中央委员，防止共产党领导机关脱离工人运动，而且，太靠近国民党中央，会造成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依赖性。3月8日，维经斯基在海参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写信，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有看法。他说：“看来，国民党首领们继续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同著名的军阀结盟并借助同样著名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来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我们党能否无条件地支持孙逸仙的联盟呢？
　　我断言，不能。”次日，维经斯基给斯内夫利特（马林）写信，问“为什么国民党对罢工被镇压和工人学生惨遭迫害没有提出正式抗议”？
　　对张国焘被派到莫斯科去汇报罢工情况，维经斯基也表示不理解。汇报可以用书面形式，就是打电报也要省不少钱。此外，他也不赞成中共“三大”在广州开，而应该在北方开。3月24日，维经斯基再次给萨法罗夫写信，谈了上述看法。
　　3月26日，陈独秀和中央机关到广州。次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拍电报，提出支持国民党的几个条件：孙中山不把重要精力放在督军的联盟上、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断绝与张作霖和段祺瑞的联系。维经斯基的观点得到萨法罗夫的支持。他于4月4日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写报告，强调铁路罢工表明，共产党在不远的将来人数和威望将迅速提高。因此，把共产党限制在国民党内是不适宜的，须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同时，他建议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对马林的委任。
　　打败陈炯明后，孙中山决定和平统一中国。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张作霖奉系及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赞同。对于孙中山与段、张搞三角联盟，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一样，持怀疑态度。他赞成孙中山“先裁兵，后统一”，但他怀疑吴佩孚及黎元洪不会接受。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说：“孙公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殊不知北方能否容其实行此计耳。”胡适最近写文章，还提到陈独秀在上海被逮捕的事：“《新青年》不被禁于北京，不被禁于广州，而两次被禁于上海法捕房！陈独秀在北京虽曾被捕，然北京军警拘捕独秀于亲见他布散传单之时，而后来安然出狱，不曾受半文之罚金。而陈独秀在法界两次被拘，罚金与讼费使他破产还不够。这种比较不够使我们反省吗？”
　　孙中山倡导孙、张、段、吴四派势力合一，很快功亏一篑。4月11日，孙传芳抵福州任福建督理；4月16日，沈鸿英在北京通电就任广东军督理，宣言驱逐孙中山，起兵进攻广州。形势变化后，陈独秀热情洋溢地写下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数篇文章。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里，陈独秀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的观点，是根据马林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得出来的。这篇文章刊登在22期《向导》上。
　　5月23日，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狄克和自己的名义（副主任）起草给出席中共“三大”代表的指示草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积聚力量，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和恢复工会并把他们集中起来，以便扩大革命运动的基地和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
　　次日，布哈林对维经斯基起草的文件作了修改，并请季诺维也夫过目。布哈林怕维经斯基不按自己的修改意见，在给维经斯基便函的末尾写道：“别搞鬼，当心！”布哈林强调“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布哈林写道：“毫无疑问，领导权应该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对于越飞和马林所热衷的与国民党的合作，布哈林强调“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逸仙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这样，布哈林既没有完全否定越飞等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同时强调土地革命，牢牢的把握领导权。但布哈林的意见传到中国时，中共“三大”已经开过了。
　　5月，陈独秀化名“钟英”给北方区委写信，通知推荐出席“三大”的代表。共产国际为这次大会拨了1000美元。钱是5月下旬维尔德在上海收到的，共3500美元，其中1000美元给“二七”罢工遭难的铁路工人家属；还有按4～6月给中国共产党的预算。陈独秀在马林面前抱怨：“1000金卢布不够敷大会之用。”马林问，需要多少？陈独秀说：“召开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需要15000墨西哥元。”陈独秀给维尔德写信说：“现在极需7、8、9三个月的预算经费。”后来，陈独秀接受了张作霖对罢工家属的10000元援助，尽管张作霖是军阀。
　　中共“三大”(1)
　　1923年6月初，出席广州“三大”的全国代表已陆续到齐。北方区委代表中，李大钊、罗章龙是“钟英”（陈独秀）点名要求出席的。第一次预备会是在太平沙看云楼召开，第二次是在马林寓所春园召开。6月12日，正式会议在东山恤孤院后街一幢两层灰白色砖瓦房举行。
　　会前，马林问瞿秋白：“我应该怎样阐述共产国际提纲中的观点和我在会上对提纲的解释？我是否需要对中国形势做一番分析……”瞿秋白：“不用这个办法。
　　必须很具体。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
　　陈独秀穿了一件白色无领褂子，情绪饱满，作工作报告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毛泽东和马林先期到粤。
　　陈独秀说：“我们忽略了教育党员的工作……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这是讲李汉俊、李达。李汉俊不同意党的策略自愿退党。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人革命，主张做知识分子的工作。退党后他在武昌师范学院教书。李达反对党内合作的政策，陈独秀摔了茶杯，李达骂陈“草寇英雄”。
　　马林在大会前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写工作报告，说：“李汉俊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曾在湖北工作，反对集中制，认为想靠少数人争取大多数群众是策略上的错误。主张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主要是理论宣传。罢工之后，这种思想更突出。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冲突，导致了他退党……在杭州也有一个党员退党，他与李汉俊过从甚密，他指责中央委员会只局限于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而忽视了农民……我在中国还没有听到其他同志原则上反对联合国民党，惟独张国焘有梦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倾向。”
　　马林对张国焘有意见，是因为他在党内组织小团体，把党员分好坏两种。“二七”罢工失败后，马林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起因是马林拿出国际“训令”给张国焘看，要求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反驳他：“都加入国民党，还要共产党干什么?”马林讽刺说：“你的职工运动现在在哪里?吴佩孚已经把你的职工运动打垮了。”这次争论，促使张国焘和蔡和森、刘仁静一起到莫斯科汇报情况。前天，张国焘从莫斯科经上海到广州，就对马林说，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上，拉狄克、萨法罗夫属于左派，布哈林属于中派，越飞和马林属于右派。并说马林错了。头一天，马林给拉狄克、萨法罗夫写信说：“我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热恋于国民党。”他准备“三大”一结束，就回莫斯科申述自己不同意上述划分的理由。
　　陈独秀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地是忠于党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一个大错误。”“二大”后，张国焘在小组会上讨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事，陈独秀很生气，以致去年8月写信给马林表示“不想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说张国焘是建立另一个中心。事后，马林劝张国焘改变反对陈独秀的倾向。
　　陈独秀发言后，大会进入讨论议程。瞿秋白发言支持陈独秀提纲说：“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
　　瞿秋白起草了“三大”党纲草案，陈独秀作了一些修改。马林很满意年轻的瞿秋白的发言，认为他是惟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邓中夏说：“国民党改组形势日趋好转，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改革。
　　批评国民党热衷于搞军事行动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不加防卫让沈鸿英得逞。”
　　毛泽东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希望在中国实现国际合作，出现一个和平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将非常迅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大量增加。
　　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
　　唐山的邓培也发言同意陈独秀的观点。
　　李大钊说：“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该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已经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
　　林育南说：“我们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站在他们一边，不能对他们的改组抱有希望。他们不会听我们的意见。不加入国民党我们也能帮助做国民运动。我们应该揭露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倾向，有必要成立一个工农党，因为不能用我们共产党人的名义。反对替国民党介绍党员，我们应该为我们党保存力量。同意加入国民党，在南方加入国民党可使得我们得以开展工作。”
　　广东支部代表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长辛店代表发言反对：“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北京代表：“在北方我们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中共“三大”(2)
　　蔡和森说：“与国民党联合，组成统一战线，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这是违反上述决定的。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掌握全部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如果目前中国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那么工人就不需要独立的政党。”陈独秀回答：“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而不是如蔡所说等国民党情况好转时，我们再加入。”马林认为，蔡和森在回避共产国际提纲，想建立独立的工人党，只看到昨天，甚至只看到今天，但看不到明天，他的思维方法是静止的而不是能动的。
　　张国焘说：“我们至少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的开展工会的工作……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马林发言：“建议张国焘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去年8月，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今年1月指示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第二条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张国焘对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的解释错了。”他认为，蔡和森和张国焘两人把我党的策略建立在梦幻的基础上。
　　经过争论，陈独秀、马林的观点占了上风。马林的目标是“必须使陈独秀的提纲获得多数，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是绝对一致的”，现在，他的目标实现了。为了陈独秀的提纲获得通过，马林事前曾和毛泽东、王荷波、邓培、王用章等交谈。但陈独秀、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等偏激观点被否决了。
　　选举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唱票的结果是：陈独秀40（满票），蔡和森37，李大钊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德龙（工人）27，罗章龙25票。候补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海坤、李汉俊、邓中夏。马林认为，毛、王是优秀的工作者。
　　新的中央局的成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蔡和森管宣传兼《向导》主编。尽管谭平山在陈炯明问题上犯了错误，陈独秀在报告中肯定他正在改正错误，所以他被选上。
　　大会闭幕时，马林说，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张国焘听了很别扭，他只获得6票，感到“栽了个大筋斗”。
　　孙中山：我一定开除他(1)
　　维经斯基起草、布哈林修改的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1923年6月18日寄出，维尔德7月18日才收到。他不清楚，什么地方耽误了这封重要的信件。这封指示信强调“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
　　在“三大”上，陈独秀及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农民问题忽略了。7月1日陈独秀在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但他认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同一天，陈独秀给萨法罗夫写信，汇报“三大”情况，说：“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对于资产阶级，陈独秀评价较高。陈独秀结尾时客气地说：“由于我党还年轻，我们希望经常得到您的来信。”但他不知道，东方部主任已经换拉狄克了。
　　维尔德收到共产国际指示信这天，孙中山用英语对马林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孙中山生气是因为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引起香港报纸的批评，马林说：“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
　　事后，马林向越飞和达夫谦建议，不要将200万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以支持孙中山，而最好用21000元支持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的从事国民党的宣传。既然不给共产党资助，何必安排自己在这里工作呢？5月1日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使用一年。”在北京的斯列帕克写信给维经斯基也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
　　次日晚，中央机关在迁往上海前在广州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证明中央局离开广州是对的。马林也认为，留在广州继续争取孙中山支持政治宣传是白费力气。此外，陈炯明企图进攻广州，湘战又起，中央机关在广州已不安全，这也是离开的借口。
　　马林觉得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与国民党决裂的事。最近，陈独秀和马林、蔡和森、毛泽东都有顶撞。一天开会，陈独秀和马林发生了争论，会议不得不中断，片刻后，马林问罗章龙：“‘火山’是否熄了？”罗章龙：“熄了！”马林说：“革命党的头脑应该冷静。”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
　　陈独秀脾气不好，根子是不满孙中山醉心于军事活动。“三大”后不久，孙中山对陈独秀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
　　孙中山：“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这使陈独秀意识到，不能期望孙很快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
　　8月5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他说：“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党的意思。”会后，沈雁冰找他们谈话，结果邵力子同意不退党，但陈望道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陈独秀不愿意和陈望道搞僵，给他写了一个条子，纸很小，署名“知名”：“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接受了陈独秀委派，到上海大学兼中文系主任。
　　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后，办公地点设在闸北象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3号，由王荷波出面租下，在中兴路和香山路交叉的小里弄。周围是手工业工厂，杂居，便于隐蔽。因为这里只有三个门牌，所以叫“三曾里”。两楼两底共有八九间房子。
　　年龄大一点的向警予作户主，对外称一家人。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前厢房，蔡和森和向警予住在毛泽东隔壁。9月上旬，毛泽东回湖南后，罗章龙代替他做秘书工作。三曾里作为中央机关，对外是“报关行”，请了共青团员王熙春管事物，请了一位30来岁的丝绸女工魏贞秀做娘姨。
　　陈独秀家离这里有一二里路，在三曾里楼上有床铺，遇到开会晚了或者有事，就不回去住。平常不容许其他人来。一次，高君曼来找陈独秀，王熙春不认识她，拦着不让她上楼。回到上海，陈独秀和高君曼的话也越来越少了。无聊时，他常逛到五马路棋盘街西首亚东图书馆坐坐。这时胡适、安徽的江彤候也在上海，几个安徽老乡常以亚东图书馆为会谈场所，海阔天空扯谈一通，然后各自回家。胡适是10月初由烟霞洞到上海，住在沧州饭店。
　　孙中山：我一定开除他(2)
　　10月15日晚，胡适、徐志摩宴请郭沫若、田汉夫妇。散席后，胡适和徐志摩去亚东书局。正在喝茶，听到一个人急匆匆上楼。来人身穿蜡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戴着一个帽檐下卷的帽子，像一个捕房的三等侦探。胡适站起来向徐志摩说：“志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仲甫，《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徐志摩的头发在昏黄的灯下更显得零乱，脸色稍白。看着面前这位二十五、六岁的年青人，陈独秀笑着点点头，既然是胡适朋友，大概有些来历。
　　听说是徐志摩，陈独秀连忙伸手说：“哦，知道，知道。”陈独秀拿下帽子，露出长长的头发。陈独秀头发稀少，几乎集中到了顶部，向中央靠拢，前额像一个斜坡，鼻梁挺直，眉毛间隔很宽，线条分明，很像近代表现派非洲艺术大师雕的铜像！徐志摩大惊异：陈独秀，异相也！
　　11月上旬一天，陈独秀到瞿秋白家中坐。瞿秋白在东南大学参加团“二大”后，到上海任上海大学学务长，住在离闸北青岛路师寿坊上海大学不远的地方，因此陈独秀常来走动。
　　瞿宅是比较西式的楼房。陈独秀随瞿秋白上楼进入他的布置精巧的书房兼卧室。
　　瞿秋白请陈独秀坐在大写字桌前的木椅上，自己坐在宽大的弹簧床上。陈独秀边点烟边说，“房间布置得像闺绣，就是这儿像书生，”陈独秀用夹烟的手指了指三架摆满外文书籍的书橱。“马上要开三届一中全会了。三大决议案引起不少同志疑虑，影响了各支部的成立。近期怕没有时间作长文章了。”提到不少同志疑虑，使瞿秋白想到杨明斋。不久前，杨明斋因不赞成“三大”加入国民党的做法，和陈独秀争吵了一顿。瞿秋白也和杨明斋谈过，劝他打消去甘肃的念头，但劝不住。
　　这期间，汪孟邹邀请陈独秀和胡适为亚东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文集各写一序。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努力》周报发起的。北大教授张君劢宣传玄学，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批评张君劢，引起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公开争论。5月，胡适写《孙行者与张君劢》支持丁文江。结果，梁启超、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任叔永、朱经农、王星拱、唐钺、孙伏园、陆志伟、范寿康等人都参加了进来。
　　陈独秀对张君劢玄学派和丁文江科学派都不赞成，因此对支持丁文江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也是批评态度。胡适认为，陈独秀信奉的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问题。于是，两人借写序，再起战火。陈独秀写道：“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写完这篇文章，陈独秀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当天就病倒了。一检查，是慢性脑炎。
　　国民党“一大”(1)
　　1923年11月24日上午至次日下午，陈独秀病情好转后，主持了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上月下旬，李大钊请了两个星期假来上海参加会议，当时有课在身，只好说所授的课回来补。到上海后，不料会议与劳动大会时间冲突，只好延长20天，后来等谭平山，又延迟了10天，谭平山没有等到，毛泽东也没有等到。时间已经等掉了。
　　会上，陈独秀感到党内同志对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看法不统一，而且，不少同志对他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在北京的斯列帕克也认为，中共“三大”使同志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他反对工人运动兴起后，还无缘无故地披上国民党的外衣。
　　散会后，陈独秀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他分析，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易于迁徙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陈独秀希望用这篇文章统一党内思想。后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发表《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近一时期，陈独秀遇到了各种困难，身体不好、经费短缺和各种攻击。10月、11月、12月，共产国际没有给钱，整整6个月红色工会国际也没有给钱。以前，工会成立时，多少还按时收取一些工会会费。京汉铁路罢工以后，差不多所有工会都被摧毁。
　　12月9日，陈独秀来到亚东，写答胡适的文章。陈独秀回答了胡适两个问题后，说：“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上月末，胡适回北京前，在上海沧州饭店写了《科学人生观》文集序，并写了《答陈独秀先生》。
　　隔日，汪孟邹给在北京的胡适回信说：“仲甫做了一篇答适之文，约3000字，即附你答独秀文之后，明日可以排好即行打样，与你的序清样一并邮呈。”亚东出版《科学与人生观》1000册，清样已排出，本月面市。收到汪孟邹寄来的陈独秀答书，胡适看了很不满意，强辞夺理不说，末段简直是侮辱人。
　　12月26日，从南方到上海的鲍罗廷和瞿秋白谈话。今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斯大林的建议，任命鲍罗廷任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并责成鲍罗廷“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0月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鲍罗廷个子不高，上唇留有和斯大林一样的浓髭。他问：“你们得到了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吗？”瞿秋白说：“是的。”“在委员会里把这些文件搞清楚了？”“没有。”“在地区组织中呢？”“也没有。”“也就是说，那儿没有讨论，为什么？”瞿秋白说：“因为我们只有一份。打算明天或后天召开我们党的地方会议来讨论章程、纲领等等。”
　　鲍罗廷换了一个问题：“我不在时出版了党的什么期刊了吗？”“昨天出版了48期周报（《向导》）。那里既有国民党的纲领，又有国民党的宣言，还有社论，只是我还没有看。”瞿秋白说。“不管怎么说，有关于改组的社论吗？”鲍罗廷问。“我只看了标题。”瞿秋白答。“您不知道社论的内容吗？”鲍罗廷继续问。“不知道，不过现在可以去买一张报纸。”瞿秋白说。鲍罗廷惊讶地问：“你们的报纸在这里公开出售吗？”“是的，半公开。”
　　鲍罗廷说：“关于国民党改组的事，中央向上海以外各党组织发出了什么指示，或什么通知、通告没有？在北京，什么也没有收到，甚至连宣言和纲领他们都没有。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昨天，陈独秀签署了中共中央13号通告，要求各地推荐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谈到访问苏联的蒋介石，鲍罗廷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回来的？”瞿秋白：“昨天早晨。但我未见到他，陈独秀也未见到他。我只见到了沈玄庐，他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组织者。”鲍罗廷问：“沈是正面人物吗？”“是的。我昨天第一次见到他。他对苏联很满意，他第一次去那里……沈说，虽然蒋还不很满意，但他对苏联似乎没有不好的看法。”
　　鲍罗廷说：“现在有必要让沈和张太雷给孙写个报告。如果沈能正确说明王和蒋介石将军一派的性质，那就不能只让他们向孙报告赴苏的使命，一定要有第二个报告。”瞿秋白说：“我将向陈独秀同志说这件事。”
　　1924年元旦，陈独秀出席了上海的党团联席会，讨论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大”。鲍罗廷说：“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缺乏密切的联系，这当然是不应该的。”鲍罗廷喜欢独断行事，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本人现在什么也没有做，事先未同党中央商量……理论让位于实际工作。希望是有的。”
　　陈独秀说，中共“三大”谈到帮助国民党的发展，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是因为党内有分歧，国民党本身没有前进的动力。陈独秀提到，中央曾发给地方呼吁书，呼吁同老的国民党党员（官僚）作坚决的斗争。11月底，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写了一封“请愿书”，批评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说：“陈独秀本为陈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识者早识其别有怀抱，党员决疑者久矣……陈独秀此次加入吾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其大前提，则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反驳了邓泽如等人，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
　　国民党“一大”(2)
　　国民党“一大”会议结束前作“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等4项决议。陈独秀是孙中山指定的共产党人代表，他以“我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为由，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大”的23位代表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云集广州后，鲍罗廷召集代表们开会，统一代表思想。根据陈独秀提议，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人组织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大会期间，列宁逝世。广州的市政府大楼、轮船、孙中山的大本营、河边都降了半旗。只有外国的沙面租界没有下半旗。
　　大会分3派，左右派人数差不多，各三、四十人。右派是南方的商人，给孙中山以财政支持，是孙中山的朋友。中间派的80～100人（共160名代表）。孙中山本人开始是中派，后来逐渐的左倾。会议代表形形色色，有的希望搞清国内局势，更好的工作；有的则是想攫取党内肥缺。根据1924年元旦会议精神，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选举时，只选举孙逸仙，而不选举其他人，不给国民党右派口实。结果，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于树德等10名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占三分之一。林伯渠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被孙中山指定为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孙中山很满意这次大会，认为是历史性的事件。
　　张国焘叛变(1)
　　1924年正月里，陈独秀到亚东坐，汪孟邹拿出适之的信说，“适之来信了。”1月中旬，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说：“仲甫常与我谈，云有数讯寄兄均未得复，望吾兄即复他一讯如何。”原来，胡适去年夏天在西湖和曹声同居后，这时正和江冬秀闹离婚，所以无心他事。见胡适正陷入烦恼之中，陈独秀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回到家中，陈独秀写信劝胡适不要烦恼，他用“顽钝不理”4个字送给胡适。临了，陈独秀又提到帮蔡和森到商务催稿事。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国共合作面临着左派和右派的冲突。鲍罗廷在关于国民党大会的札记和报告中写道：“这些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2月下旬，陈独秀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主持召开了三届二次中央执委会会议。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和胡汉民、叶楚怆、汪精卫共事。根据陈独秀的报告，大会做《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提出，“对他们中间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欲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右派’”。本月16日，4位老国民党员邓泽如、冯自由、刘成禺、蔡元培被送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裁决。他们被控在党内组织小集团。这4个人不敢公开承认反对孙中山的新政策，所以矢口否认。由于孙中山和中央委员会庇护了左派，这次右派进攻被粉碎了。但大会以外，右派打算成立新的国民党。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陈独秀等声望大增。3月4日，北京大学25年纪念日进行民意测验，国内大人物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
　　5月上旬，陈独秀和张国焘去看望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
　　维经斯基来后，中共中央执委会举行扩大会议。25位同志出席了会议，其中50%是工人。关于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工人对共产党实际上被溶化在国民党中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会议强调了职工运动，提出“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
　　5月21日，京师警察厅在腊库胡同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新婚妻子杨子烈。上海《申报》5月28日刊出张国焘在被捕后，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的消息。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开展了抗议运动，在《向导》周报发表抗议文章，并策动众议员李国珍等19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开释张国焘。陈独秀本人也多次化名“实庵”给张国焘去信。
　　在狱中，杨子烈向敌人讨饶说：“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张国焘经不住拷打，叛变后交出北京共产党负责人和骨干名单：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君宇、刘仁静、范鸿颉、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同时交出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工人项德隆、李震瀛等71人名单。张国焘叛变后，北京风云突变。李大钊被迫避往昌黎五峰山，孙云鹏、范体仁等40多人被捕、通缉、开除。
　　不久，北洋军阀下海捕文书，被通缉的人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陈独秀不知道张国焘已叛变并出卖了同志。
　　第三国际执委会3月30日决定，中国共产党派4人出席共产国际“五大”（6月17日—7月8日），确定中国共产党代表是陈独秀、罗文虎（罗章龙）、琴华（李大钊）、刘齐佳（女）和彭述之。考虑李大钊安全，陈独秀决定请李大钊作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去苏联出席会议，另外3名代表是彭泽湘、卜士奇和刘清扬（女）。
　　6月14日，党、团中央共同发出通告，规定超龄团员，在3个月内加入中国共产党。4天后，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对共产党所谓“弹劾案”，接着又发表《“护党”宣言》。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
　　事后，汪精卫对陈独秀说：“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就应该遵守国民党的纪律，不应在国民党内开展党团活动。”张继说：“这是名符其实的党中有党。”陈独秀说：“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忙国民运动，忽略了本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最近提出健全党组织，发展党员数量，提高党员质量，是因为党中工作繁多，而同志不够分配。而本党独立发展组织，正是避免与你们工作纠缠不清。
　　”“此事我们先提出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既然仲甫不以为然，我们也没有多说的必要。”汪精卫说话的口气很硬。
　　与此同时，谢持、张继、孙科也找鲍罗廷谈话，事后，孙中山下令作一个《关于党务宣言》，宣布“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作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整肃纪律。”“宣言”表示孙总理将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详细解决这个问题。“宣言”发表后，短时间内缓和了一下国民党右派的情绪。
　　张国焘叛变(2)
　　这次交锋后，鲍罗廷给共产国际写信：“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像某些同志估计的那样，似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尖锐，以致必须作好可能分裂的准备。”“某些同志”是指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人。
　　7月13日，陈独秀给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写信：“据说，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为了明确‘如何在国民党中做工作’，我们给区委各地委和各独立组发出了以下通告。您的意见如何？”“通告”指近期陈独秀、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提出“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陈独秀继续写道：“您急需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毛泽东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右派叶楚怆斗争已公开化。在叶楚怆的打击下，共产党在上海执行部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后经反击，叶楚怆辞去《民国日报》总编辑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海局的工作。
　　李大钊、张太雷到莫斯科后，带去陈独秀及中央局的意见：“国共合作后，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工作，共产党组织和训练工作受到削弱，党的刊物也不能按期出版。”旅莫支部常委决定，加派彭述之、陈延年、红鸿、任弼时、尹宽、郑超麟等回国。陈延年是去年春和赵世炎、陈乔年及郑起麟等人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陈延年走后，《少年》更名为《赤光》，由邓小平编辑。
　　9月，陈延年、陈乔年由海参崴到上海后，到民国路泰安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和郑超麟、傅大庆、薛世纶等人一起到中央机关向陈独秀汇报工作。陈独秀和蔡和森等人商量，叫延年去广州，作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乔年去北京，彭述之（彼得罗夫）协助蔡和森编《向导》，任弼时去上海大学教俄语。
　　鲍罗廷的错误(1)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认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我们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陈独秀对鲍罗廷不与自己和共产党商量的做法不满，说：“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最后，陈独秀希望维经斯基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寄7、8、9、10月份的钱来。中共“四大”要提前召开，陈独秀也“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陈独秀知道，孙中山所以看重鲍罗廷，是因为他的皮包里有莫斯科的巨额援助。今年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托伏龙芝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资助孙中山。
　　10月8日，中共执委会在听取了刚回上海的瞿秋白口头报告后，作出决议，认为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广州对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鲍、瞿错误地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中派去哄骗右派，向中派让步，落入了中派的圈套。结果，自己的镇压反动派的决议案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并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了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等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此外，鲍在军事政策上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是扩大了右派的势力。
　　决议最后说：“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
　　事后，宣传部干事张伯简告诉刚分来的郑超麟说：“瞿秋白在广州犯了错误，陈独秀和蔡和森要他立即回上海的。”至于具体情况，张伯简也不清楚。
　　隔日是国庆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给鲍罗廷写信，请他解决经费等问题：“高尚德同志去广州带给您的国民革命运动预算是否已批准？这笔资金对于上海、吉林、湖南、浙江都很需要。如果没有这笔资金，那么这些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很快就会停止。特别是湖南和浙江的国民党党部长期欠债，每个地区3000美元，这两地区的负责人（我们的同志）已被追究债务责任（作为‘民事案件’）。我们的意见是需要还这笔债务，或由您负担，或列入新的预示……还有一件事。军校在用自己的经费为蒋介石征召兵员，并将这笔资金投放给上海的商业企业。请特别注意。”谈到黄埔军校的缺点，信上提醒鲍罗廷，“你们的资金不知他们用到何处去了……俄国的血汗（你们的资金），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花在这种学校上，我们认为很不值得，因为这个军校与其他任何一个军阀的学校没有什么区别。”
　　同一天，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给共产国际远东部写了一封信，说：“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按照党的意见，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必须放弃广东政府，但鲍罗廷同志坚持另一种意见……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就在陈独秀写信告鲍罗廷状这天，发生了上海大学学生黄仁在纪念大会上听反帝反军阀演讲时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推下台事件。瞿秋白到同仁医院时，黄仁已死。也在这天，发生广州的商团反对孙中山的叛乱。10月15日，在陈延年、周恩来等领导的工团军（刘尔崧、施卜领导）、农民自卫军（阮啸仙、彭湃、徐成章领导）支持下，孙中山的部队将以“老虎队”闻名的商团部队打败，广州转危为安。
　　10月23日，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手中，冯玉祥发出召集会议，解决新的国家建设问题的通电。一些国民党要人希望孙逸仙北上，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国民党中派也有反对孙中山北上的，认为北上意味着抛弃国民党的宣言，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加拉罕和鲍罗廷认为，这是给国民党提供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鲍罗廷鼓励孙中山先发表宣言，然后北上。维经斯基也认为，孙中山参加天津战胜者会议，是一个进步。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中共中央改变了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态度，发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并做了迎接孙中山的工作。随后，孙中山绕道日本去天津，他幻想建立中、日、苏俄联盟。
　　12月7日，维经斯基在和陈独秀交谈后给加拉罕写信。维经斯基上星期天到上海，以消除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误会。他写道：“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现在必须从国民党那里给党拨出一定数额。我们能具体做些什么呢？把《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我请求为了整个这项工作给我拨1万卢布，由我负全责报账。”维经斯基希望加拉罕“尽快就经费问题给我答复……您可以分期拨出，而且可以从1万卢布中拿出一定数额给北方局来做这项工作。”
　　鲍罗廷的错误(2)
　　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后，中共中央于12月初在北方成立了5人北方局：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赵世炎。李大钊在苏联呆了四、五个月后，一回北京，就在邱祖胡同新寓所函集赵世炎等人开会，讨论成立北方区委事。高君宇因病重没有参加。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入京。在天津，孙中山肝病发作，E·福尔特医生诊断，病情非常严重。令孙中山失望的是，段祺瑞已经离开天津去北京，任政府首脑。在这之前，段祺瑞曾许诺在见孙中山前，不会这样做。显然，日本人邀请孙中山绕道日本是个阴谋，为段祺瑞到北京争取了时间。日本医生在北京散布谣言说孙中山活不了8天，得了多种可怕的病。
　　天津医疗条件不好，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正热火朝天，种种原因促使孙中山到北京。孙中山到北京后，外国报纸指责他试图搞布尔什维克政变。
　　中共“四大”(1)
　　1925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四大”，会议一直开到大年卅日前夜才结束。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王荷波、罗章龙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20人参加了大会。为了等瞿秋白和谭平山，会议将国民革命问题的讨论推迟到1月16日。
　　会前，彭述之写出《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不同意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观点，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陈独秀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说：“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瞿秋白任政治决议案审查小组组长，在会上对决议案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国共合作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针对国民党内部分化，“四大”确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政策和工作方针，指出极力反对阶级妥协，攻击右派，阻止和反对中派右倾，巩固和扩大左派，保护工农利益，公开扩充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独立性。“四大”开了11天，1月22日闭幕。其中通过了《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决议案》，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最近言论上的态度……
　　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机会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
　　“四大”决议赞成国民党有条件地（所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团体的人民代表参加）出席善后会议，几乎毫无争论地通过了陈独秀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张申府参加了这次会议。去年春节，张申府经莫斯科回国，后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因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多少联系，反对陈独秀的提纲，主张“不断革命”。遭到一班青年人反驳后，不久脱党。
　　他说，“赞成我的是多数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就滚蛋”。
　　大会选举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驻中央局。
　　张国焘去年5月被捕，直到去年10月北京政变获释。陈独秀等人不知道，张国焘在狱中已叛变，并出卖了同志。（注：全国解放后，张国焘叛变革命档案大白天下）他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留在北京配合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处理孙中山到京后的事务。
　　毛泽东上月底因睡眠不好，请假回湖南养病，没有出席会议。李维汉（罗迈）参加了《民族革命运动决议案》草案审查小组，在大会上代表湘区党委汇报了安源惨案。“三大”另两名中央执委王荷波、罗章龙出席了会议，选为候补中央执委，代替张国焘主持铁路总工会工作。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委，继续负责广东。
　　会后，瞿秋白给鲍罗廷写信说：“我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我要长期在上海工作。要给您派去另一个翻译。中央要求您为我解脱您这里的工作。在上海好像已经不追捕我了 ，我将暂时完全转入地下，为我们党的机关做工作。”陈独秀和鲍罗廷有矛盾，瞿秋白也不愿意夹在中间。在维经斯基看来，陈独秀与鲍罗廷之间没有原则性分歧。陈独秀不满鲍罗廷两件事，一是在广州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一是预算问题。维经斯基认为，前者不具有国际性质，至于预算问题，今后可由共产党和鲍罗廷参加的预算委员会解决。
　　2月6日，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沉着脸对汪孟邹说：“适之愈走愈远了，你去拿纸来，我给他写封信，你尽快寄给他。”上月，胡适在北京给许世英去信，表示愿意参加2月份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陈独秀希望胡适最好不参加“善后会议”，出席之日千万不要独立发挥自由言论。当天，汪孟邹将陈独秀的信和自己的信寄给胡适。
　　次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善后会议开场》消息，陈独秀这才知道信写晚了，他走了马后炮。2月11日，胡适收到汪孟邹信及陈独秀的信，便提笔给汪孟邹去信，解释他在北京的言行只是主张开和平会议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峙好。并叫他转告仲甫，“我是不谋私利的，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又说，“会议式的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解决不了，至少可以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上海《民国日报》已在谴责胡适，汪孟邹回信说：“愿吾哥本自己的主张，谨慎做去，进之者有益于国家之前途，退之无损一己在社会所占之地位，此我之目的也……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素知其详，望勿介意为幸为幸。”
　　收到陈独秀和汪孟邹的信，胡适2月中旬去协和医院看望病危中的孙中山，劝他试服中药。3月初，胡适在孙中山逝世前几日退出了“善后委员”一职。孙中山2月18日移住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改中医治疗，3月12日逝世。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北京政府，吊唁孙中山逝世。
　　几乎同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另一张病床上，中共“二大”执委高君宇因急性盲肠炎去世，年仅29岁。大家都在关注孙中山，高君宇逝世的消息被淹没了。
　　中共“四大”(2)
　　3月16日，张国焘到上海。“四大”后，彭述之得伤寒，蔡和森身体不好，中央局要张国焘到上海工作。到上海后，张国焘夫妇住闸北香山路中共职工运动会的办事处，与刘少奇、何宝珍夫妇为邻。这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张国焘等住在楼上，在楼下办公。
　　4天后，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分析孙中山去世后，段祺瑞政府联合国民党的右派，攻击它的左派。陈独秀写道：我们党的国民党的政策是，“利用各地悼念孙中山的会议，在广大群众中掀起国民革命运动，吸引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左派力量”。
　　谈到共产党的组织发展，陈独秀说：“我对共产国际有两个要求：1.尽量多派些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学生同志回国；2.为我们追加资助以下事宜的款项。”陈独秀列举了《向导》周报以及各地党组织和宣传员的追加费用共1400元，以前核准是每月2250元，加上1400元，每月共3650元。陈独秀写道：“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
　　以后请给我们寄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苏联援助国民党的钱远远高于支持共产党的钱，而且，还存在未按批准的数额寄款的情况。但陈独秀不好抱怨。
　　鲍罗廷4月6日在北京写报告，认为 “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孙中山去世前几天，即3月8日，国民党右派冯自由、马素等成立俱乐部。3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冯自由等俱乐部组织成员开除出党。鲍罗廷因看重国民党内的左派，在提出我们面临7项基本任务中，没有一条谈共产党的工作。
　　看到鲍罗廷的报告，斯大林和维经斯基谈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已溶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
　　我对共产党人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表示遗憾……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维经斯基解释说：“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享有批评权，国民党本身的工作在很多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同志做的……”斯大林听了，感到惊讶。
　　和斯大林谈话后，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说：“鲍罗廷最近的通报并未使我们感到满意。第一，根据这些通报，很难想象在中国存在着在这个国家的解放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在鲍罗廷的报告中应该给予共产党的实际作用以相应的注意和位置……局势越来越复杂，所以准确地通报国共两党的关系和它们在这个国家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上旬，鲍罗廷在前往广州的途中，在上海停留几天。他同陈独秀等人开会，留下“互不信任、不真诚、耍外交手腕”等不好的印象。在许多问题上，鲍罗廷和陈独秀、中央局有严重分歧。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人数问题，中央提出7人，鲍罗廷为了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主张4人；鲍罗廷希望中央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向广州，陈独秀等则认为，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以及其他许多负责人已被派往广州，尽了最大的可能。
　　离开上海当天，鲍罗廷给加拉罕拍电报：“中央落后于对时局的领导，落后于在南北方的紧急任务，这就提出了成立由两名中央委员和两名其他积极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来直接领导重点地区工作的必要性问题。中央委员会也是不很愿意这样做的。”此外，鲍罗廷反对委托中共中央办理紧急预算。鲍罗廷提出，“最好由我们自己在中央委员会紧急工作委员会和国民党左派的协助下制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个紧密团结、有朝气的机关印象，罢工之类的地方事件，临时把它们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中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将从广州向您详细谈这个问题。”
　　5月28日，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5月30日发动反日游行示威。5月15日，发生了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事件，上海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白热化。陈独秀说：“在租界组织示威运动，是空泛和不切实际的，我担心没有多少群众参加，如果有三五百人参加示威，便是我们的成功。”李立三说：“我们可以下去发动，扩大社会运动势力。”恽代英说：“可以国民党名义，组织二三百人到各校演讲。”陈独秀决定去英美烟草公司等工厂。
　　隔日下午，2000多名示威群众行进到南京路时，遭到英巡捕开枪射击，打死11人，重伤10余人，造成“五卅”惨案。深夜，党中央在闸北横浜桥附近宝兴里的一幢旧式的两开间楼房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组织行动委员会，陈独秀任指挥。为配合罢市、罢工、罢课的反帝斗争，会议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瞿秋白任主编，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
　　6月1日上午，陈独秀、张国焘等参加了“上海总工会成立”大会；与此同时，周恩来、陈延年的广州区委领导了省港大罢工。隔日傍晚，瞿秋白从香山路总部回到闸北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热血日报》编辑部。明天是《热血日报》创刊日，瞿秋白将陈独秀写的《发刊辞》给郑超麟，说：“明天，报纸刊出后，老头子的朋友一定会看出这篇《发刊辞》是老头子写的。”郑超麟问：“他们怎么会看出是老头子写的？”“老头子惯用的字眼，有一些同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同。”
　　瞿秋白解释说。如“阶级斗争”，陈独秀喜欢写成“阶级争斗”。果然，郑超麟发现，上面有类似“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这样的句子。这年，陈独秀47岁，多年的忙碌使他明显的衰老了。因为在中央局年龄最大，所以大家背地称陈独秀“老头子”。老头子除了年龄大，还包含有当家的意思。
　　弄堂里还有一栋二楼二底的房子，是中央工农部的机关。陈独秀几乎每天要来这里办公。6月4日，陈独秀穿着衬衣，坐在白木长桌旁的长凳上看报，报头是瞿秋白写的。见大家兴奋，陈独秀问瞿秋白，“怎么了？”杨之华笑着说：“他说这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有效得多。”在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的努力下，《热血日报》在短短的几天里销数达30000份，每天有近百篇来稿。6月下旬，《热血日报》正办得红火时，大资产阶级首先动摇，停止了罢市斗争，《热血日报》出版24期后，也被查禁。国民党右派借机攻击共产党是在发动非共产党的战争。7月初，陈独秀在《广州战争之意义》一文中，声明“共产党只以在野党的资格，在某种事
　　件上号召民众援助国民党政府，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监督国民党政府”。
　　7月初，维经斯基经蒙古进入中国。他在给斯科尔尼科夫信中提到“五卅”运动：“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党由宣传小组状态转入做群众工作时，它的种种不足总是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至于说领袖，他们虽然也是共产党员，但都是第一次开始取得群众工作经验。”为了支持五卅运动，彼得罗夫在8月5—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上建议，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为中国罢工拨款10万卢布。
　　8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一辆轿车疾驰而来、嘎然而止。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及夫人何香凝缓缓下车，就在这时，六七个凶徒枪声大作，一阵枪烟弹雨之后，身中4弹的廖仲恺倒在血泊中，眨眼间暴徒无影无踪……
　　廖仲恺被刺杀后，陈独秀感到瞿秋白、任弼时等人坚持反戴季陶是对的。夏天，戴季陶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说共产党是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戴季陶是国民党头号理论家，小册子出笼后，流传很广，尤其在黄埔军校，立即得到新老右派捧场，形成了以戴氏理论为依据的右派势力。作为反击，在这之前，瞿秋白写了系统反驳戴季陶主义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月底，陈独秀写《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说：“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子，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此信在《向导》上分两期刊完。
　　哪有帝国主义(1)
　　1925年9月上旬，从苏联回来的聂荣臻等人到达上海。负责党中央秘书处的王若飞带聂荣臻等人去见陈独秀。到了陈家，陈独秀拿出一张纸，是已经分配好的名单。他说：“你们的分配去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先认识一下。”按照名单上的名字，陈独秀一个一个地问了情况。陈独秀说：“你们回来好哇！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人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具体岗位，到了广东区党委再定……到北方主要是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你们要参加国民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这个革命，使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好事情。”聂荣臻被分到南方，他想问，到黄埔以后工作怎么办？将来我们为着什么？但他发现，陈独秀不喜欢军事问题，大家谈在莫斯科学习军事的情况，他一言不发。在上海呆了一个星期，聂荣臻去广州。
　　五卅运动被军阀公开镇压后，工人的经济罢工也停止了。9月28日，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开幕。陈独秀说：“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暴露了只顾自己阶级利益的本性，不能与工人阶级战斗到底。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分化明显……”会议在形成决议文件时，没有点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等人的观点：“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参加会议的维经斯基承认，包括他在内的远东部以及陈独秀等人低估了农民对于中国现阶段革命运动的作用。但维经斯基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提出直至没收土地的更激进的要求，就不能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
　　就在四届二中全会开幕这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早在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提出了上述意见。瓦西里耶夫在9月21日给季诺维也夫信中，建议共产党放弃领导权：“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
　　与此同时，莫斯科加大了对国民党的财政支持。9月2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总额为1374896卢布28戈比的预示案，以资助学校、新建部队包括冯玉祥的部队。夏天，伏龙芝签名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将这年10月1日前的中国军政工作开支预示确定为765734卢布和231226美元，以支持派遣人员、黄埔军校、师团组建、冯玉祥部队等。莫斯科为什么给国民党财政支持呢？斯莫连采夫在关于向人民军和广州提供物质支援计划的说明里说：“将财政集中在政府手中，广州政府则能够偿还我们的债务。”
　　东方部负责人瓦西里耶夫担心陈独秀等人争取领导权，于10月2日四届二中全会闭幕后这天，从莫斯科给维经斯基写信，要他明确告诉共产党和陈独秀，放弃做领导的努力，否则，共产党不会放弃争取领导权的。会议闭幕后，陈独秀等回到上海，维经斯基留在北京，他和陈独秀的联系，是一周几次发电报指示。事后，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写信说，他对中国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错误政治方针的担心是合乎实际的。由于维经斯基已经看到了这点，所以问题不大了。但瓦西里耶夫不同意维经斯基指责东方部忘记了农民。
　　11月上旬的一天，到上海的胡适与陈独秀闲聊。谈到年初胡适参加“善后会议”
　　的事，胡适说：“我是利用和平会议解决南北纷争，非要和你站在一边就对么？
　　”“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陈独秀睁大眼睛说，“段祺瑞有日本帝国主义给他撑腰。”“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胡适生气地说。
　　汪原放见他们认真，忙站起来倒水，说：“喝点水消消火。”陈独秀近来脾气躁，是因为高君曼和他闹得不愉快，赌气到南京去了。
　　隔日，汪孟邹对陈独秀说：“高君曼到上海来了。”“哦？”陈独秀迟疑了一下，问：“她什么时候再去你那里，我想见见她。”“不知道。她说这几日还要来。”汪孟邹说。晚上8点，陈独秀又来到五马路，问：“她来了没有。”汪原放说：“没有。”陈独秀坐了一下，怏怏而去。
　　第二天，高君曼到亚东来了。“仲叔昨晚来想见你。”汪原放说。汪孟邹叫高君曼进屋坐。“不坐了。”高君曼站在门栏边说。“还好吧？”汪孟邹见她不坐，一旁站着陪她说话。“不好。今天去看病，医生说我得了肺病，穷人得了富人的病了。”高君曼苦着脸笑了一下，她的脸苍白，人很瘦弱。“不去南京不行么？
　　”汪原放同情地问。“到南京是为了省一点生活费。在上海，我还有百十来元生活费；到南京，他只寄给我50元，太少了。这不是明明要逼我上死路吗？”高君曼说着，眼泪已流了下来。汪孟邹问：“在南京住哪里？”“哪有什么好地方住，就一间草屋，几件破家具，和叫化一样。”说着，高君曼揩了一把泪。
　　哪有帝国主义(2)
　　12月初，陈独秀和胡适二人在亚东图书馆谈到烧北京《晨报》馆的事，争了起来。“仲甫，这次火烧《晨报》，也符合你的争自由主张吗？”胡适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陈独秀反问他。“你以为该烧？”胡适睁圆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他有些震怒地说，“仲甫，以前你脑子里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东西，这样下去，这个社会怕要变得更残忍更惨酷了。”“适之，你也该吸取教训了。你说我们讲三民主义是名词运动，劝学生有秩序的运动，今天又叫我容忍。正因为社会残酷了，才逼出我们不容忍。章行严以乱罪抓共产党容忍了么？五卅运动他们容忍了么？把我关进大牢，他们容忍了么？”陈独秀提高了声音。
　　回到北京，胡适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说：记得1919年你被拘时，署名营救的有桐城派马通伯与姚叔节。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是多么高兴啊。时至今日，不过六七年，情况发生了大变化，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胡适还讽刺说：“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这“同党少年”包括瞿秋白。
　　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刊物《革命》月刊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要任广州国民党中宣部代行部长职务的毛泽东写道：“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将这篇无意中与维经斯基指责东方部忘记了农民是一致的文章，给《向导》发表时，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他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容易混乱我们同志的思想，也会引起国民党的误解。10多年后，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
　　失踪(1)
　　1925年12月中旬，张国焘绕道香港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陈独秀关照张国焘多做些说服代表的工作。 瞿秋白因肺病加重，咯血，没有出席。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集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共产党的代表开会，有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陈延年、聂荣臻、萧楚女、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人。张国焘宣读了陈独秀的信，其中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因此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
　　陈延年说：“信上居然点名要把戴季陶、孙科这样的右派人物选进中央委员会，这不是妥协退让吗?”陈独秀的意见和广东区委意见差距很大。出席“二大”的代表278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有168人，中派有65人，占了绝大多数，右派仅45人，这是孤立右派的极好机会。见许多人支持陈延年的意见，张国焘说：“这是中央局根据形势分析做出的必要的策略，现在不能修改，而是要执行。”为了说服会议代表，张国焘亮出底牌，披露了陈独秀等人最近在上海苏联领事馆与孙科、叶楚怆、邵元冲达成的协议：共产党不包办国民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会场上出现了一阵不满的声音：“这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应该根据广东真实情况修改决定。”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联合国民党左派势力，没有完全执行张国焘、陈独秀等人的退让政策。在他们的努力下，会议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给林森书面警告，戴季陶反省检查。由于陈独秀的中央局的退让政策，大会选举的36名中央委员中，仅7人是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吴玉章、李大钊、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代表不满选举结果，张国焘匆匆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一回到上海，张国焘急忙去环龙路铭德里2号，发现陈家大门上了锁。连问了几个邻居，都说已有几日没有看到陈先生了。张国焘去中央秘书处碰到了秘书任作民。任作民说：“陈先生说要有几天不来办公。”张国焘问：“有多少天了?”任作民说：“时间不长。”
　　过了几天，还是不见陈独秀。“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得这样下场。”张国焘的声音有些呜咽了。张作霖与吴佩孚打败冯玉祥部后，准备直接向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并挑拨国共两党关系。上海反动势力也十分嚣张，12月中旬杀害上海总工会代委员长刘华，并全力搜索中共中央机关。
　　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张国焘怀疑反动派将老头子秘密处死了。
　　任作民去亚东图书馆问汪孟邹，汪说：“朱蕴山、薛卓汉从广州来，仲甫还来坐了一会。这一段仲甫情绪不好。前一阵子，仲甫和太太闹得很凶，已提出离婚，我劝了几回，才答应不离，陈太太已和两个孩子回南京过去了。”“会不会一同去了南京?”“我看不会，他们闹得很凶，上次汇250元到南京，都叫我帮他汇。
　　高君曼拿报上别人骂他的话骂陈独秀，仲甫很生气，两人感情怕真是没有了。”
　　任作民说：“说得也对，仲甫去南京也会和我们说一声吧。” 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商量，此事非同小可，也有可能是国民党右派分子陷害。任作民便在《民国日报》刊出“寻人启事”。因为陈独秀失踪，中央决定2月21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李大钊、陈延年、任弼时、瞿秋白、谭平山、任弼时等人出席。任弼时当时已买好船票，准备离沪回家过年，这时接到要他去北京开会的通知。陈延年在广州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老头子写文章了？
　　会议开始后，即收到陈独秀由上海来电，说：“已经能扶病视事。”陈独秀失踪之谜才算解开，大家松了一口气。原来，陈独秀这期间生病，身旁有一个女护士施芝英服侍。高君曼去南京后，陈独秀不奈寂寞，和安徽人、25岁的施芝英同居了。他不愿意别人知道此事，对任作民说近几天不到办公处来。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得的是伤寒病，加上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成天陪伴着，也没有想许多。任作民“寻人启事”出来后，陈独秀知道不妙，赶紧露面，与任作民联系。
　　任作民见陈独秀来了，大大松了一口气，他递了一张《醒狮周报》、一张《民国日报》给陈独秀看，说：“你再不出来，我们都打算替你开追悼会了。”陈独秀拿了几样文件和书信，用纸包起来夹在胳膊下面，临走将自己的新地址告诉了任作民，说：“这个地址就告诉你一个人，有事你去通知我。”
　　2月底，瞿秋白等人回到上海，向陈独秀汇报会议情况。2月会议上，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此外，会议提出将党中央迁出上海，但往哪里迁，意见不一致，多数人主张迁往北京，也有主张移往广州。最后决定议而不决，请陈独秀最后确定。陈独秀说：“我认为中央放在上海比放在北京、广州有利。上海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区，上海的通信联络设备也占优势。”陈独秀与施女士往来，瞿秋白已有耳闻。此时见陈独秀不愿离开上海，可能还包含一些不好明说的因素，不好多说。
　　第二天，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洛夫(化名伊万洛夫斯基)率“苏俄观察团”到上海。布勃洛夫到陈独秀寓所，见陈居室简陋，说：“我在国内听说陈先生家很富有?”陈独秀笑着说：“我的叔父曾经很有钱，但那不是我的钱。我的财富便是这些书。”
　　失踪(2)
　　不久，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广州发生了“三·二○”事件，证明了陈独秀将中央局留在上海是对的。
　　第七章 大革命的失败(1926.3-1927.7)
　　“三·二○”事件(1)
　　1926年3月12日发生了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事件。日军轰击与奉系军阀交战的冯玉祥军队，炸死炸伤十余位国民军。事件发生后，日本联合美、英、法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出大沽口中国驻军等无理要求。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下，北京5000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段祺瑞下令开枪，打死47人，重伤200多人。乔年在铁狮子胡同与段祺瑞军队拼搏时，被敌人刺刀刺中前胸，几乎接近心脏。“三·一八”惨案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提出民众团结起来，武装和革命。
　　打败了陈炯明之后，广州外圈形势稳定，蒋介石正窥视机会，为扫除争夺最高权力的障碍摩拳擦掌。去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后，蒋介石的主要权力障碍是胡汉民、许崇智和汪精卫，许崇智、胡汉民因涉嫌廖案，不战自溃。接下来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和汪精卫。
　　3月18日，蒋介石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将军舰开到黄埔候用。中山舰抵达黄埔后，蒋介石否认自己有这个命令，诬蔑中山舰擅自闯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将蒋校长劫往海参崴。3月20日凌晨3时，蒋下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了由苏联组建的原装甲部队的武装，调动第五团一个连包围了东山（顾问团总部和俄国顾问驻地），缴了警卫的械。不许任何人进城。连长出示了营长的命令。问营长时，他说奉蒋介石命令行事，但没有蒋介石手令。李之龙向蒋介石要手令，蒋介石也说他没有下达过任何命令。并强迫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制造了“三·二○”事件。下午4时，该连把枪还给警卫，然后撤走。蒋介石同时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员。
　　下午6时，布勃诺夫让拉兹贡去同蒋介石谈判。蒋沮丧地说，他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处分。过了两小时，布勃诺夫和拉兹贡一起去见蒋，蒋说他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他行刺。此外，他还收到海军政委李之龙的信，要他在3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他（信无疑是伪造的）。蒋介石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他把罪责推到团长的错误行动上，说他给第五团团长的手令中命令对东山严加“监视”。
　　第二天晚上，陈延年、毛泽东、张太雷和苏联军事参谋团讨论对策。毛泽东等人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逼蒋下台。估计当时可以争取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五、七军以及一军中广大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陈延年和张太雷等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季山嘉及布勃洛夫不同意还击，认为需要蒋介石北伐，而肇庆地方财力要支付叶挺一个独立团的费用也不够，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成的武装警察，就可以对付独立团。斯切藩切夫说：“和蒋介石妥协，蒋会得到比现在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我们就可以争取和利用他。”两种意见彻夜争论，相持不下，最后决定派胡公冕去上海，向陈独秀等汇报。
　　3月23日，见苏联人对蒋让步，汪精卫写了“因头晕，请给假治疗”请假条，突然隐匿，传闻住医院，但各处不能寻获。蒋介石见状，写报告要求从严处分自己，但在叙述事情原因时，又说：“此事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蒋兵权在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议：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
　　汪精卫坚持去法国看病，大会虽经挽留，也只好同意。次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此事只牵涉李之龙个人，不牵涉到团体。黄埔军校学生们公开问他，我们的政委汪精卫在哪里。黄埔军校的一位学生给蒋介石写一封公开信：“你总是说，你领导着党。但我怀疑，你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党。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在南京的一名共青团员告诉我，共产党人有纪律、有平等。他们的中央作出决定，陈独秀应与妻子离婚，因为她妨碍工作，于是，他就离了婚。”这封信发表在《黄埔潮》上。
　　布勃洛夫认为，此次事件是“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小规模政变”。3月27日，苏联“观察团”返苏至汕头时，布勃洛夫给在外地的鲍罗廷写信说，共产党“目前必须把在军队的力量转移到其他领域（党内教育、国家机关等领域）”，到上海后，布勃洛夫对《向导》记者说：“广州20日事变，黄埔军队短时间包围罢工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50余人，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
　　月底，国民党老右派张继、居正、谢持、覃振等人在上海开伪国民党“二大”，幸灾乐祸地说，“三·二○”事件是共产党“起反动于本党之政策发源地”，造成广州已经清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茅盾问陈延年：“事情如何结束？”陈延年说，“中央来了电报，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所有的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聘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交涉。”
　　4月2日，张国焘赶到广州。在文明路的广州区委会议室，张国焘向陈延年等人说：“独秀同志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陈延年生气地说：“我一开始便同意毛润之意见，对蒋介石来一个回击，无奈中央害怕影响团结，怕吓退国民党资产阶级，硬不同意……不错，蒋介石有军队，可是我们有群众，不怕他，任他怎样跳，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毛泽东对延年批评陈独秀印象极深，说：“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三·二○”事件(2)
　　陈独秀根据布勃洛夫谈话要点，4月3日写《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4月13日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中，陈独秀说：“蒋君的责任是在不把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蒋介石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演讲说：“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持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
　　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了解“三·二○”事件后，于4月24日给陈独秀写信说：“从3个月前离开中国时起，我们没有从您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对我们来说惟一的新闻是关于您被捕的报道，好在后来这则报道是不确凿的，因为有人电告我们，您病了，但现在已康复并又开始工作了。”他提醒陈独秀，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
　　整理党务案(1)
　　1926年4月下旬，彭述之奉陈独秀之命到广州主持广州特委工作，贯彻中央关于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政策。蒋介石准备在此次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国民党中委；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给中共指示信以及共产党发给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始能发出等。
　　彭述之来了后，在广东区委机关主持广州特委会。特委成员有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刚从苏联回来的鲍罗廷也出席会议。这是一栋欧式建筑风格的三层楼的房子，朝街的8扇窗户十分高大。
　　彭述之说：“独秀同志最近主持了一次中央局会议，提出对抗、孤立蒋介石的政策。”“你是否主张即刻退出国民党?”鲍罗廷严肃的问。苏联共产党在听取布勃洛夫汇报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决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我们应当立即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不知道发生在莫斯科的高层斗争。鲍罗廷缓和了一下口气：“广州有可能发生右派政变，此时应该支持蒋介石的革命独裁。”鲍罗廷坚持对蒋介石让步，与最近他个人和蒋介石达成三点协议有关：鲍罗廷同意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支持蒋介石北伐，蒋介石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彭述之因为和鲍罗廷闹僵，连香烟钱也没有。鲍罗廷不给他零花钱。
　　会上争论激烈，会议一连开了7天，没有统一思想。最后，张国焘提出用签字表态，并带头签名同意。毛泽东没有签字。周恩来也认为这不光明磊落。事后，陈延年请张太雷起草区委《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提出“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
　　5月14日下午8点，根据鲍罗廷意见，谭平山和张国焘到蒋介石处，通报了共产党让步政策，蒋介石喜出望外，陪他们去看张静江。张静江高兴地说：“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但蒋介石的日记中说：“谭平山、张国焘亦来絮聒，公心盛难熬。因叹曰：‘党国存亡生死之际，其痛苦盖有如此者。’”
　　第二天，“整理党务案”被大会通过。表决时，毛泽东没有举手。邓颖超记得，何香凝、柳亚子也没有举手。根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5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议批准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3同志辞职。毛泽东的代理宣传部长改为顾孟余担任；谭平山的组织部长由蒋介石担任，此外，吴玉章的秘书长一职改为叶楚怆担任。林伯渠便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会后，蒋介石象征性地兑现对鲍罗廷的允诺：逮捕吴铁城入狱，建议孙科去俄国，答应内务秘书古应芬保留原职到李济深部任职。鲍罗廷兴奋的给加拉罕写信说：“对右派打击已成事实。”鲍罗廷天真地认为，这次会议缩小了共产党的权力，吸收中派参加工作，沉重打击了黄埔以外的右派。“大多数左派不知道5月30日对右派做了什么准备，自然抵制对中派的一切任命。我不想对他们作出详细说明，怕他们泄露天机。”
　　蒋介石趁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垄断了国民党党、政、军、财大权。
　　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批评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后，陈独秀于6月4日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同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说：“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针对广大党员对蒋氏的愤怒情绪，陈独秀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8个字政策。在驳斥了蒋介石的一些观点后，陈独秀说：“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共产党同志中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蒋介石6月7日在总理纪念周年训词中讲：“近来我有一个主张，是现在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党同志，应该要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其不然，大党中间有一个小党……这个大党一定要动摇的。”
　　私下，陈独秀对彭述之说：“我们和蒋介石转圈子，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们手里没有武装，所以我们很被动。我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你觉得怎么样?”彭述之说：“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枪械，现在都在蒋介石、李济深等人手里。”陈独秀说：“你可以去一趟广州，和加伦等人谈谈，看看能不能匀出5000支枪武装农民?”
　　6月11日，维经斯基在北京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团写信，在转达了李大钊、陈乔年等“坚定不移的要求北伐”的意见后，他写道：“我想再一次提醒并坚决请求，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给中国党增加预算，即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写信后，维经斯基动身去上海，他要看看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
　　整理党务案(2)
　　维经斯基和在莫斯科养病的蔡和森是反对北伐的。4月27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蔡和森作报告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代表会议，决定为广州政府进攻北方做准备并加强对农民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极左的，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应该发出一封信，批评广州政府提出的关于组织‘北伐’的建议；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维经斯基说：“关于北伐，蔡同志的建议当然是对的。”会议决定就北伐问题“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
　　在北伐问题上，陈独秀犹豫不决。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提出转守为攻。陈独秀签发了3月14日《中央通告》79号，内容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陈独秀和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讨论北伐问题时，陈、彭不赞成北伐，张、瞿主张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独秀拍了桌子，张国焘才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6月21日，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谈话，统一了反对现在进行北伐的意见。陈独秀抱怨说，鲍罗廷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身上，认为反蒋危险，不管蒋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反正都会支持他。蒋介石让《民国日报》前主编叶楚怆领导农民工作，标志着对农会采取右的政策。
　　6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举行会议，谢尔盖（维经斯基）、老头子（陈独秀）、文学家(瞿秋白)、教授（格列尔）、马克斯（拉菲斯）、年轻人（福京）参加。
　　大家同意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就北伐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拍一个电报，表明现在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这天，张国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一方面讲主张北伐，另一方面又讲“没有一个充分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广州内部不巩固等，北伐尚早。
　　对于陈独秀的摇摆不定，维经斯基在次日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电报中提到。他说最近几天，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共中央委员会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维经斯基坚持认为：“工作重点的口号不是进行北伐，而应当是提高工农群众的经济福利，巩固革命政府的基地。”
　　反对北伐风波
　　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后，瞿秋白对羊牧之说：“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看来要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我们要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
　　1926年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国民政府的北伐》说：“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陈的观点得到维经斯基、加拉罕的支持。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说：“您给广州的电报指出过分迅速地向北推进是有危险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7月12日，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一间秘密处所举行。
　　陈独秀发言时，指责各地农运有左倾毛病，不同意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发展党团组织。彭述之发言时，拿出陈独秀彭述之联合提案，主张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这个提案遭到维经斯基和瞿秋白等人的反对。经过争论，大会推翻了陈彭提案。大会决议采纳了陈独秀关于北伐的意见，同意南方国民政府出兵，只是一场防御战。会议结束后，陈独秀住进了医院。会后，瞿秋白问羊牧之下面对决议的意见。羊牧之说：“下面反映这个决议太右了。”
　　陈彭联合提案，凑巧迎合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遭到了布哈林的批判。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所谓“新反对派”之间的矛盾，由1925年以来苏联国内围绕能否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争论引起。“新反对派”同时批评斯大林1926年以后在中国的政
　　策。斯大林很快战胜了“新反对派”，7月，季诺维也夫被赶出联共中央政治局。陈独秀发表反对北伐的文章后，读者黄世见写信给《向导》编辑部，质问陈独秀：“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吗？”
　　国民党黄埔特区党部认为陈独秀是阻碍北伐，给国民政府找麻烦，顾孟余说：“陈独秀是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嘛。”当时黄埔军校学生购买《向导》周报，黄埔特区党部下令禁止学生购阅《向导》周报，左派不答应，双方差一点发生火并。后来，黄埔军校学生会里一名学生再次谴责陈独秀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左派的痛击。
　　国民党中央党部李济深、孙科、张静江、顾孟余等人开会讨论这件事。李济琛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孙科说：“陈独秀同志讲北伐仓促，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一讲，张静江、顾孟余就不好给陈独秀戴上反对北伐的帽子，最后达成协议，由张静江给陈独秀写一封信。张静江写道：“陈独秀远在上海，没有根据地乱发炮，北伐向农民筹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陈独秀至少是糊涂其词，有投机权位之嫌。”
　　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8月9日和鲍罗廷谈话，肯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态度。
　　鲍罗廷说：“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我认为北伐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北伐的结果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维经斯基说：“在对待北伐的态度上，要宣传中央的立场，就像老头子在党的机关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样。”
　　在广州，彭述之向鲍罗廷和国际代表转告了陈独秀希望匀出5000支枪支武装农民的意见。鲍罗廷说：“现在将枪支分散给农民，就会影响打陈炯明，影响北伐。
　　”季诺维也夫运送枪械到中国，是教鲍罗廷等帮助资产阶级，不同意武装工农。
　　一天，苏联顾问加伦问陈延年：“在北伐中，我们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
　　陈延年请周恩来去上海请示中央局。周恩来到上海见到张国焘，张国焘也不敢拿主意，上次讨论是否北伐，陈独秀拍了他的桌子。于是两人一起去陈宅。陈独秀正在生病，独自一个人卧在床上，家里冷清清的。周、张两人拉了两张椅子，就近坐下，张国焘将周恩来的意思说了一下。陈独秀反问道：“加仑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加仑将军拿不准，希望中央局做出一个决议。”陈独秀又问：“你们广东区委的意见呢?”周恩来说：“我们这次来上海，主要是听取中央局意见。
　　谭平山他们以前在处理孙先生与陈炯明事情上有过教训，所以延年特意请我来一趟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陈独秀“嗯”了一声，点点头，他朝张国焘望了一眼，说：“我的意见，你们先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从陈独秀寓所出来，张国焘对周恩来说：“老头子一病，就消极了，他过去是很喜欢拿主张的。”
　　张国焘主持会议说：“陈先生叫我们拿意见，我们怎么拿呢?”彭述之说：“我主张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他在3月20日的行为已是反叛性质了。他这个人不赶走共产党是不甘休的。”张国焘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创造有利北伐的形势，如果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蒋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势。”彭述之反问张国焘：“你的意思是支持蒋介石了。我认为支持北伐与削蒋不是一回事。”“我主张在北伐战争中，对蒋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张国焘说。这个决议就这样通过了。
　　广州人的错误(1)
　　1926年 8月12日，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与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人员开会，陈延年、张太雷、沃罗夫斯基等出席。区委书记陈延年说：“这里的左派当中谁都不是什么东西，在3月20日到5月15日期间，共产党人成了为国民党效劳的走狗。那时国民党的左派说，共产党人是靠蒋介石养活的姘头，他们不敢反对蒋介石。左派提不出任何建议，我们认为，他们会在中央全会反对蒋介石的提案，但事实上他们却投票赞成这些提案……如果我们的地方组织犯错误，都那么可怕，如果中央犯错误那就糟糕了。”
　　维经斯基说：“难道不能早一些在全国范围内同中派作斗争，然后与国民党中央召开和平会议，然后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斗争。”陈延年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维经斯基说：“我们不是责怪您没有立场，这里的处境是艰难的。”陈延年：“我们同国民党一起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虽然我们都是东大生，但没有像在北方那样引起摩擦。中央还不理解我们，因此常常骂我们。鲍罗廷没有对我们的工作施加压力，总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中央毫无根据地怀疑，鲍罗廷在这里发号施令……彼得罗夫（彭述之）在中央说，这里的书记太一手包办了，但这是不对的。”维经斯基说：“这里用不着客气。我们一定了解实际情况，消除中央的意见。”
　　8月16日，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开会。鲍罗廷说：“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北伐？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当地的共产党人步步遵循这篇文章的精神……陈独秀文章现在已经在群众中造成麻烦。昨天，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跑来，真的跑来找我，建议我今天去他们那里讲讲话，以平息校内的激烈情绪……如果老头子的文章是纲领性的，那么它是错误的，因为它促使我们同蒋介石发生冲突。”
　　维经斯基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政治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陈的文章是在与我们的长时间交谈后形成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的北伐的惟一正确的立场。但策略性地运用这一政治上正确的方针问题要复杂得多。我同意鲍罗廷在这里所说的，即不要在广东围绕这篇文章展开广泛的斗争战线。”
　　鲍罗廷说：“关于党对北伐立场，你们应该不仅根据当地的机关报，而且根据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央的指示来作出判断。”拉菲斯说：“陈独秀的文章对于我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我们没有任何必要不接受这篇文章。若是我们大刀阔斧开展反对北伐的斗争，那就会产生危险。但文章中没有谈这一点。相反，它把注意力引导到内部的反革命上。为什么鲍罗廷觉得反对反革命必定会被认为是反对蒋介石呢？”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8月19日举行联席会议，张国焘、瞿秋白、陈延年、张太雷等参加。瞿秋白说：“在中央，在负责人当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彼得罗夫（彭述之）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反革命了，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同它（蒋介石）进行公开的斗争，而老头子认为，看来可以利用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军事独裁或许还对发展革命有利。这些问题需要弄清楚。”瞿秋白来广州前写文章赞成北伐，但陈独秀、彭述之拒绝在《向导》上发表。
　　回到上海，维经斯基写《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认为“广州同志的政治错误：3月20日以前，他们在广东加强了左倾空谈的政策，他们打算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彻底夺取整个政权机关……广州的同志往往指出，除了继续执行‘进攻方针’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办法来防止‘三·二○事件’。但这是完全错误的……”
　　报告写好后，9月16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维经斯基、拉菲斯、曼达良、福京、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任弼时、王若飞出席。
　　维经斯基说：“……由此产生了他们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策略和对中央指示的不满，由此产生了对他们12月27日的电报，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平分给共产党人和左派。”陈独秀插话：“我们没有收到这样的电报。”拉菲斯拿出他从鲍罗廷那里得到的电报复制件。
　　陈独秀说：“广州人（陈延年等）的错误是：（1）他们孤立地看待广东——没有考虑全国的形势；（2）看不到资产阶级的作用——否认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基础；（3）只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需要角度来看待国民党——只想建立左派政权……
　　要知道，我们已通过同国民党右派在12月份的谈判使他们同意继续与苏联结盟，不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而我们同意只在领导机构中发挥三分之一的作用。
　　但在5月15日以后，我们连这一点作用都没有了……广州人认为，同右派进行谈判导致了‘三·二○事件’。但要知道，在上海这里的谈判没有结束，因为我病了。孙科去广州是右派召他去的……中央采取的让步政策是正确的。”
　　彭述之说：“我完全同意老头子的意见。广州的同志有两种有害的倾向，他们不仅否定大资产阶级，而且否定小资产阶级……想让汪精卫回来，就是想恢复‘三·二○事件’以前的局面。广州的错误部分是由于‘英国人’（鲍罗廷）的论点造成的，他只看到了军队和国民党。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派到那里去了，我们把那里的人吓坏了，而派到群众中去的人很少……蒋介石是‘英国人’的坏学生。”
　　广州人的错误(2)
　　回到上海，瞿秋白也写了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9月15日第三期摘要刊登了瞿秋白报告，部分涉及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关于国民党问题的分歧。不懂汉语的维经斯基后来通过莫斯科才知道这回事，生气地要陈独秀以后发表任何秘密材料之前，都先让他知道。当时，瞿秋白由于不同意陈、彭右倾方针，处于孤立状态。维经斯基追究瞿秋白的文章时，陈独秀则表示，即便蒋介石知道，内容上也没有什么。
　　9月上旬，北伐军打下汉口、汉阳后，陈独秀给粤特委写信主张，政府仍留粤。李大钊不同意，认为武汉局面一旦稍固，就应该迁到武汉，可以进逼北京政府，树北进之声威。他在9月8日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策所关甚巨，幸仲兄详加讨论决定之。”但陈独秀不主张广州政府迁到武汉。
　　这时，蒋介石委托胡公冕到上海邀陈独秀、维经斯基去汉。他担心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内部出现的迎汪抑蒋运动。胡公冕到上海后，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政治局委员9月20日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通报了给蒋介石的答复内容：蒋同汪精卫一起工作的3点理由：国民党中领导人剩下的很少，需要汪精卫来领导广州，汪精卫是蒋和军队中其他派别之间的缓冲器。此外，陈独秀提出，主张汪精卫回来，但反对推翻蒋介石；汪精卫应当和他一起工作；汪精卫不撤销5月15日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建议蒋介石首先提出汪精卫回来的倡议。维经斯基说：“对我们方面提出保留5月15日决议的问题提出疑问。”
　　陈独秀说：“蒋介石可能对我们有两种意图：（1）逼迫我们答应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支持他；（2）在前线召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席会议。应小心谨慎。”维经斯基说：“我们不应在谈判中充当汪精卫的代表，而应当作为独立的一方。”陈独秀说：“必须使蒋介石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作出让步，否则冲突不可避免。”瞿秋白说：“蒋介石想把事情看成是向我们作出让步。这不行，应当争取让他向左派让步。”彭述之说：“一定要同唐生智进行对话，他可能成为大人物，成为第二个冯玉祥。”
　　9月23日，维经斯基和张国焘、曼达良、福京动身去汉口。动身前，维经斯基给皮亚特里茨基写信，希望每月增加远东局500卢布，每月增加中共中央3000卢布。原来拨给加拉罕的经费，已经停发。在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信中，维经斯基提出“撤换鲍罗廷同志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
　　汉口特别会议(1)
　　1926年下半年，联共内部矛盾继续扩大。“三·二○”事件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于8月31日给联共中央书记处写信说：“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变化在广州‘三·二○’事件中就有反映，但在我们的报纸上没有作出任何报道。我们的读者不得而知，我认为这是有害的……我并不认为可以由我个人来为我的行为方针承担责任。”
　　除了拉狄克，斯大林对加拉罕也不满。他于9月2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说：“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他真的会把整个事情搞糟。他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全权代表，完全不适合充当如今中国和国际新形势下的领导人……他这个人太轻佻，眼界狭窄（指革命的眼界）。
　　而胆量和蛮横、自信和自负则绰绰有余。这是特别危险的，加拉罕任何时候都不会理解，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10月23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
　　北伐军攻下武昌后，浙江省长夏超倒戈孙传芳。北伐的不断胜利，使陈独秀情绪十分高涨，赞成发动工人暴动，在北伐军到来之前，获得上海政权。10月19日，陈独秀和彭述之同意放弃总罢工，他们认为工人没有斗志，组织上没有力量来发动这场斗争。果然，起义的人少，只有100人的武装，一度占领浦东，不久即失败。
　　失败后，10月28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说：“应当弄清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是希望举行人民的起义还是纯小规模军事发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准备的是起义还是军事发动。” 罗亦农说：“只能说是利用军队挺进的形势，我们就是做这种准备。”彭述之说：“上海组织的积极分子还希望举行人民起义，应当打消这种念头。”陈独秀说：“政治发动只能促进政变，而不能起主要作用，人民大众还没有力量和觉悟起来发动政变……我们也不能宣布实行总罢工。”维经斯基说：“问题在于我们本身很少注意上海人民大众参加这次发动。”
　　这期间，维经斯基和远东局的拉菲斯、福京等人的矛盾公开化。早在8月，拉菲斯和福京就对维经斯基说，在政治局势复杂化和党及其中央壮大后，他决不能继续领导党的工作，远东局应由别人来领导。拉菲斯认为，维经斯基的错误，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中共中央最初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缺乏对革命这一阶段的深思熟虑的策略方针。维经斯基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指责马克斯优柔寡断，不适合独立地进行指导工作。
　　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他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而逐渐右倾，但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党的“左稚病”有6个方面，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
　　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反驳说，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条件不成熟，并指责湖南工农运动已经“过火”。上月初，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归给农民。不久，共产国际给中央拍来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接到国际电报后，陈独秀改变了这一主张。将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
　　鲍罗廷支持陈独秀的意见，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
　　毛泽东、李维汉的观点被视为激进，被大会否决。会议期间，主持湖北省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去见陈独秀。他汇报工作后，等待陈独秀发表意见。等了一会，陈独秀只顾抽烟，似乎还在等待自己谈。大约陈独秀意识到自己应该说点什么，说：“那好……”扯到国民党内的矛盾上来了。聂荣臻见谈不到要害，告辞了。
　　汉口会议结束不久，陈独秀发现，毛泽东、李维汉没有错，是自己错了。原来，还在汉口特别会议之前，斯大林批评了那份共产国际暂不加强土地运动的电报，布哈林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在12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土地改革问题或土地革命问题决定了向下一个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过渡……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他一无所见。我认为农民的组织将起巨大的作用……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从革命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前夕，因此土地问题具有紧迫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在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无疑选择农民。”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提出满足农民土地的要求。
　　这次全会撤销了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一创立就担任的主席职务。与此同时，莫斯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十分薄弱。中央和地区委员会没有集体领导，“中共应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图谋，反对把右派过早的排挤出国民党的仓促步骤”。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的谭平山认为，党内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冲突引起的，他主张撤销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同时建议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来中国，这一建议1927年1月11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小委员会通过。
　　汉口特别会议(2)
　　1月21日，在上海的维经斯基收到罗易带来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后，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说：“在斯大林的报告中和全会决议中提出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陈述我们对实际执行这一决定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看法……我们在同中央讨论了问题随后得结论：我们能否参加国民政府这取决于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中还是蒋介石手中。”
　　1月底，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译成中文后，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3人讨论提纲。彭述之（彼得罗夫）认为，在共产国际提纲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瞿秋白表示完全接受国际路线。陈独秀犹豫后，签发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中一些错误，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
　　改组远东局
　　1927年2月17日，即毛泽东写毕《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的次日，在上海的瞿秋白写《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写了此序，瞿秋白交给汪孟邹，请亚东图书馆排印。
　　接到毛泽东的文章，陈独秀同意刊出其中一部分章节。毕竟，曾在湖南乡村作考察的毛泽东得出了与共产国际新指示完全相同的结论。
　　2月18日深夜，工会积极分子会议得到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占领杭州的消息，宣布罢工，当时未经共产党中央和区委批准，只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区委代表同意。街上到处是“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标语。2月19日早晨，曼达良等人问周恩来，晚上问瞿秋白和萧子，他们都说不知道这次罢工的决定。
　　2月22日，瞿秋白到拉斐德路启迪中学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时，工人处死了一名叫“小滑头”的工贼，瞿秋白赞成说：“做得好。”不料陈独秀、彭述之听说后非常生气，命令总工会发布罢工“纪律”，限制工人行动。第二次工人暴动前夕，瞿秋白写信给陈独秀，主动提出参加上海活动分子大会并作报告。因他提出工人夺取参政权，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陈独秀回信说：“你‘病’，不准你去了！”结果让彭述之去作报告。
　　当天，上海区委感到应该提出“人民夺取政权”，提出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派罗亦农、汪寿华代表上海区委找到吴稚晖。吴稚晖生气地说：“这是C.P.要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钮永建、杨杏佛也抱怨海军提前打炮，无意与国民党合作。次日，陈独秀给吴稚晖去信，望吴万勿轻信谣言，共产党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
　　晚上，瞿秋白出席了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罢工失败原因是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兵变，脱离群众。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三次起义的指导机关中央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参加。瞿秋白、彭述之没有参加，中央决定瞿秋白到武汉筹备“五大”，将中央机关迁往武汉。离开武汉前，瞿秋白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向中央贡献自己关于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意见。
　　维经斯基“二暴”前去汉口，走时，他对阿尔布列赫特说：“事件已不可避免。” 阿尔布列赫特说：“你最好留下。”他说：“应该走，也许还会回来。大家都离开这里……”
　　2月22日，蒋介石对来武汉的维经斯基说：“近来鲍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我个人对鲍没有任何恶感，一直把他当老师看。我现在反对他，因为他在坚持会造成两个政府的危险方针……我很久没有和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了。由于我们很少见面，出现了与共产党的某种决裂的局面。需要同他们建立经常的联系。我想见见陈独秀。”
　　次日早晨，蒋介石对维经斯基说：“我想问您，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运动分裂？如果不是，那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鲍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政策呢？……即使我现在反对鲍，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我对您的到来已等待很久——怎么办，政府是否迁往汉口。我等待您的通知。共产党人在攻击我。说我成了军阀，是独裁者。”
　　危机到来时，阿尔布列赫特对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有意见，说格里高里“什么信念都没有，把这一好似眼中生气勃勃的一切都毁了，吹牛搞阴谋”；鲍罗廷“更糟糕，他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散布不信任，只是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阿尔布列赫特也抱怨陈独秀，说他把赌注押在汪精卫身上，认为他一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不知道，2月1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达夫谦拍电报说：“最高领导机构必须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动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
　　福京、拉菲斯和阿尔布列赫特等人对维经斯基的意见，促使联共中央政治局3月10日改组远东局，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展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我们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绝对需要合作……秘密征询鲍罗廷和武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后的意见，是否由共产国际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是否需要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
　　考虑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五大”时的威信，皮亚特尼茨基和拉斯科尔尼科夫3月21日联名给布哈林和斯大林写信建议，“在电报中指出，维没有参加远东局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请求把他召回莫斯科。”
　　汪、陈联合宣言(1)
　　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暴发。当时北伐军已占领龙华。陈独秀在3月5日特委会上说：“松江下，苏州下，鲁军退，三个条件有一个，我们就发动。”现在条件具备了。上海80万工人群众举行总同盟罢工。这是上海历史上没有过的壮举。
　　周恩来认为以前起义失败的军事原因是工人没有掌握武装。罗亦农也说，罢工后，工人不去夺武装，而是先回家去了。经过努力，工人们走上街头时，手上有了200条枪。罢工立即转入武装暴动。从中午12时至下午4时，打下警察署、湖州会馆后，战斗集中于三处，即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天通庵火车站。当时，罗亦农在施高塔路四达里指挥部指挥，周恩来、赵世炎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由郑超麟及赵世炎爱人夏之栩来往指挥部送信，参与指挥战斗。
　　周恩来与罗亦农、赵世炎商量，对北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车站取攻势。周恩来从21日起义开始，就没有合眼，一直战斗在前线指挥部。22日中午攻下了天通庵车站，南市俘虏了敌人百余人，下午4时，攻下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浦东)。攻打闸北车站战斗十分艰难，敌人机枪压住了进攻的火力，在苍澄打了两天一夜。
　　武汉国民政府通过苏联的同志向军事顾问下达准备失败的秘密指令。因此在浙江前线只有右派的部队。见白崇禧的军队按兵不动，起义指挥派代表向白崇禧苦苦相求，北伐军队中进步官兵也要求援助上海工人，白崇禧只好答应派薛岳部队支援。北伐军和上海工人武装一夹击，打下了闸北，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
　　3月23日，上海10万市民举行集会，陈独秀在湖州会馆大会上发表演说，赞扬了工人阶级英雄壮举，陈说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寓所不久，罗亦农来了。陈独秀说：“我写一封信，你再去一趟环龙路26号，见一下吴稚晖。”陈独秀在信上说：我以人格担保，共产党不会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希望吴稚晖不要为右派谣言所动。
　　陈独秀对率先打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印象很好，想掌握薛岳，对付蒋介石。在当晚特委会上，陈独秀说：“我们可以做些工作，留薛岳军队在上海，团员、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薛岳部队，缴获的枪械子弹，留下一部分，送一部分给薛岳部队。”两天后，白崇禧将薛岳调走，代之以刘峙。陈独秀气恼地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别想要革命。”这时，传出右派军队可能来缴枪，陈独秀和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商量，说：“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并建议调百余名干部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
　　3月24日，载着蒋介石的永蜀轮在楚有、楚同、楚谦三舰护卫下，离开安庆，直扑上海而来。继3月6日杀赣州陈赞贤，3月17日捣毁九江总工会、国民党左派党部后，昨天，他们又捣毁了安徽左派省党部。
　　隔日上午9时，陈独秀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杀害的都是C.P.在下关英美打死中国人一二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安庆拍出的通电全被扣压，陈独秀此时还不知道“三·二三”事件。
　　下午4时，蒋介石到上海。晚6时，上海区委开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说：“蒋来别有用心。”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提出，“上海工人将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为了缓和与蒋介石、张静江敌对情绪，特委会及上海区委决定去慰劳蒋介石。同时派彭述之去武汉，与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商讨对蒋政策。
　　这时，杨之华来请示陈独秀，希望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工人在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情况下，进行自发罢工。陈独秀说：“现在不是罢工的时候！”杨之华说：“现在工人群众已经罢工了，我们就应该去领导他们在斗争中组织工会，这样才能提高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你应该服从今天早晨党组的决定，不然，如果因此而破坏统一战线，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陈独秀使劲吸烟，然后将烟头掷在地上。杨之华离开了陈独秀办公室后，想想又回来了。这次陈独秀更生气了，问：“你是不是一个服从纪律的党员？”
　　蒋介石到上海后，周恩来去见他。蒋介石严肃地说：“我想见仲甫，仲甫不见我，信也没有。”周恩来说：“仲甫身体不太好。”蒋介石说：“现在我是不满意的，你们到处写文章、搞宣传，但主观的多，客观的不尽然啦。”谈了一些国民党左右派冲突及国共矛盾后，周恩来问蒋介石：“现在是否消极?”蒋介石摇摇头，说：“现在叫我下野，我不干，以前我是有这个打算休息了，可是鲍罗廷使我吞不下这口气，我是要决心反对他的，我决不下台，一定要干。”听了周恩来和蒋介石谈话内容，陈独秀对周恩来说：“我们对蒋介石要改变策略，以市政府和蒋介石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
　　汪、陈联合宣言(2)
　　4月1日，汪精卫取道莫斯科到达上海。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里，周恩来在报告了与汪精卫见面情况后，说：“汪精卫最好直接去武汉，避免与蒋、张见面。”陈独秀表示同意。他相信，汪回国有可能解决眼前危机。3月武汉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主席团中取代了蒋介石的地位。第二天，蒋介石换了个面孔，立即发江电拥汪，并邀汪精卫、吴稚晖到孙中山旧住址会谈。
　　蒋介石说：“我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从国民政府中赶走鲍罗廷，实行分共，这件事你回来了，就请你做，你不回来，我做。”汪精卫说：“兄弟刚从外地回来，不敢独自作主，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主张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表决。”4月3日，汪、蒋在老地方继续会谈。汪精卫说：“共产党的活动可以限制，在四中全会召开以前，下令他们不要开展活动。”“这件事你和陈独秀说，。”“陈独秀正在找我。”“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后，受到鲍罗廷左倾影响，有害党国，要开好四中全会，他们的命令是要宣布无效的。”“这件事好办，待兄弟回武汉就行纠正。”“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你看怎么处置?”“党内阴谋捣乱者，自行纠正。”“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不听指挥怎么办?陈独秀、吴廷康讲过要与右派军队决斗的。”“工人纠察队要听你的指挥，你是总司令。”“不听怎么办?算不算反革命，?”“不听总司令指挥，便是反革命，严行取缔。”汪精卫说。
　　次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很严肃地问：“听说共产党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陈独秀说：“决无此事，我以前和稚晖也多次声明过。”陈独秀走后，吴稚晖说：“陈独秀是骗你的话，口说无凭，你不要信他，他以前也和我说过，都是说说而已。”汪精卫说：“这事看来不那么简单，我再和陈独秀说。”
　　4月4日，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给汪精卫，上面写道，国民党“决无驱逐共产党摧残工会之事”，“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等。
　　汪精卫看后，说：“我同意你的意思，如果两党是这样，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好处。”陈独秀说：“先生如果有诚意，请签上名，算是我们的一致意见。”汪精卫再仔细读了一遍，修改了几个字，便签上了名。
　　4月5日，《时事新报》、《国民日报》发表《汪、陈联合宣言》，蒋介石见了十分生气。吴稚晖骂道：“这不是和陈独秀吊膀子吗?一个兔子白面书生，一个横眉竖眼。”他质问汪精卫说：“发表联合宣言是你的主意，还是陈独秀的主意?”汪精卫放下脸说：“我只打算和陈独秀发表一个辟谣宣言，防止国共两党误会加深。你们这样有意见，早知这样，不发就是了。”说完，汪精卫吩咐收拾行理去武汉。吴稚晖见汪精卫生了气，转而苦苦挽留，叫汪精卫留在上海领导工作，但没有留住汪精卫。
　　共产国际高度赞赏了《汪、陈联合宣言》，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称：“
　　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北上与东进(1)
　　1927年4月初，国际代表及武汉的同志来电报，希望陈独秀去武汉，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随汪精卫走。陈汪走后，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天，上海区委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罗亦农说：“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分子，也不可怀疑……尤其我们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义……汪精卫态度很好，政治观点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汪精卫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的训令。”赵世炎插话说：“现在上海还处在危险时期。”罗亦农说：“不错，汪精卫来了以后，对蒋介石有缓和作用。前晚蒋介石已下动员令，汪来了后收回，但我们和蒋介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大会表示决不收藏枪械，决不缴械。3月31日，斯大林签署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给鲍罗廷发电报：“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是否属实？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决议回电中共中央：“暂不要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4月7日开会，决定派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但他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合适。
　　在武汉的维经斯基不知道国际指示，给上海发电报：“如果蒋介石企图以武力解散上海政府，那么就应以武力对他进行反击。”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特后来认为，上海工人失去武装，应归咎于这第二个指示。
　　4月10日，瞿秋白主持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在汉口的会议。张国焘、谭平山、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萧子、贺昌、沃罗夫斯基（黄平）、陈延年、罗易、多里奥、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等出席。蔡和森1925年10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次奉命回国参加中共“五大”。会议决定：1.通过罗易决议案；2.立即召回布哈罗夫（罗亦农）；3.将档案转移到汉口；4.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当天，陈延年动身去上海。延年知道，此时去上海凶多吉少，作了最坏的准备。两年前，廖仲恺被杀后，陈延年在广东区委大会上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这天，陈独秀抵达武汉。
　　4月12日，罗易给蒋介石拍电报：“我们建议您放弃计划在南京召开的实际上是分裂党的会议。不然，在此紧急关头分裂国民阵线的重大责任将由您承担。”就在这天子夜时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100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3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1000多人被捕……第二天，蒋介石趁程潜、林伯渠（六军军委秘书长）不在南京之机，将六军骗上火车，然后予以解散。第六军军长程潜未能及时执行逮捕蒋的命令，因为指示不明确，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送逮捕令的交通员晚到南京一周。
　　在今后发展方向上，罗易主张保卫基地，陈独秀说：“革命不能等死。”罗易说：“但是没有人要让革命自取灭亡。当我说必须保卫基地时，我所指的不仅是武汉或湖北，而是包括东南各省。”4月15日早晨，陈独秀说“目前的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在革命只有初步发展的那些省里，不可能巩固左翼政权，如果不扩大革命，我们就不能生存。”罗易认为，这是他们真正的分歧：是深入革命还是扩大革命。罗易说：“我们必须发展工农力量——这是确保革命前途的惟一措施。立即进攻北方意味着逃避这项必要的工作。”
　　4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开会讨论是否北伐问题。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赞成鲍罗廷；谭平山、张国焘仍然主张南伐；瞿秋白主张经过南京北伐；蔡和森提出了4个条件的北伐纲领……张国焘笑着说：“照你这四条件，等于打消北伐，国民党怎能接受？还是赞成咱们南伐吧。”经过争论，请瞿秋白起草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同一天，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指责了《汪陈联合宣言》说：“如果武汉政府仍继续和谈空气，则各方面损失更大。”陈延年也说：“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尚未牢固前打击蒋介石，才有胜利的希望，如果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会后周恩来起草电文《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敦促中央出师东南讨蒋。
　　4月18日，陈延年在上海第二次特委会上说：“不能简单的希望武汉来，而是上海也要自己有工作。”这天，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下达第一号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3人。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撤销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将他开除出党，并下令逮捕他的决定。
　　蒋介石到南京后，邵力子将斯大林送蒋的照片退还。斯大林曾笑着对邵力子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解除了工人自卫队的武装，我却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他，工人会怎么看他，工人们会怎么看我。”此外，邵力子归还了李可夫、伏罗希洛夫送蒋介石的照片。
　　北上与东进(2)
　　4月18日这天，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在汉口开会，讨论继续北伐问题。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两周前决定占领南京，前天，中共中央作相应的不主张北伐的决定，北上本应于这一天开始，不料这一天早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突然取消了这个计划，而主张向东推进，去消灭蒋介石的力量。对陈独秀未向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就同意改变计划，罗易表示不满。陈独秀则抱怨道：“现在罗易和鲍罗廷都拿不定主意，罗易要巩固两湖，鲍罗廷要北伐京津，我看国民政府能免掉蒋介石的职，通缉蒋就不错了，叫它东征，是很难的。”
　　翌日，东征失败消息传来，于是仍然回复到老鲍原来的主张，立即由京汉铁路出发北伐。4月20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陈独秀说：“我和汪精卫、谭延闿谈过话……我简要的谈到共产党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也许彼此还不够了解，汪精卫回答说……共产党不能当反对党。任何问题都要同国民党讨论，一定在政策上达成完全一致……最后讨论了给纠察队发武器的问题。谭延闿认为，应该给纠察队发武器。工会开口就要1000条枪，但未必能给这么多。我们已经给了他们100条枪。将逐步多发一些。我要求他们要很小心，只发给可靠的工人……他们会向帝国主义开枪，可能也会向汪精卫开枪。”这天，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说：“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应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将陈独秀作为党的代表召到莫斯科。”
　　4月26日，晴天。早餐后，国民党军委秘书长林伯渠约谭平山去陈独秀寓所谈话。
　　林伯渠说：“下午去长沙，来打个招呼。”陈独秀到武汉后，林伯渠一直没有机会和陈单独谈。林伯渠下午渡江，打算两三天就回。“湖南农民运动有过火地方，昨天我们决定请夏曦回湖南取缔过火行动，你去长沙看看也好。”陈独秀说完，和谭平山去参加土地委员会会议。
　　中共“五大”(1)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汪精卫赶来致了贺词后，为了防止意外，会场迁往汉口市郊黄陂会馆。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100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下午2时，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警察厅看守所被绞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中共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没有来。10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琛、古应芳杀害。
　　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主席台挂着马恩列斯相片和国共两党党旗。大会开始时，大家起立唱《国际歌》，有人发现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虱子，捻了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这位代表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叶挺笑着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4月29日，陈独秀作工作报告，足足讲了5个小时。他谈农民问题话很少，最后提到：“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
　　两年……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这个政治报告的大纲是罗易规定的，所以提到西北学说。
　　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说：“糟糕。”罗亦农绰号“大口”，他刚刚赶到武汉。羊牧之走到低头一支接一支抽烟的瞿秋白身边，轻声说，“叶挺问中央讨论过没有？”瞿秋白半天没有吭声，最后说，“要相信中央”。羊牧之点点头，走到一边去了。叶挺的话，唤起了瞿秋白的回忆。陈独秀的报告，在“五大”预备会上讨论过，而且发生了争论。对于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甚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这些情况，瞿秋白当然不好告诉羊牧之。
　　陈独秀发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言。他引导代表就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辩论。
　　辩论进行了4天。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瞩目。任弼时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回到上海正逢“四·一二”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41号见到了毛泽东，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意见。
　　辩论期间，每个代表收到瞿秋白写的4万字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瞿秋白写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17例，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现在轮到陈独秀出汗了，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咕噜咕噜“见了鬼了”。这是彭述之的出口腔。瞿秋白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们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们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在文章后，瞿秋白写道 ，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在小组讨论时，瞿秋白当面讽刺彭述之：“当前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正在作记录的羊牧之发现，瞿秋白脸色刷白，但声调高昂。
　　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代表们如饥似渴地低头读小册子，脸上不时地露出笑容，会场上出现了喜气洋洋的局面，昨天令人压抑的气氛被冲淡了。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一边翻《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边笑着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是指扉页上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见杨之华在认真听，恽代英接着说：“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问得实在好！”这5个问题是：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
　　周恩来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央的错误，他在大会前和彭湃、方志敏等同志准备了提案，但陈独秀拒绝在大会上交流，并将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
　　蔡和森说：“我党必须负起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责任，而不能当他们的尾巴。我们应当通过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来一扫小资产阶级身上的动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的革命肯定会失败。”他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忘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同时在庇护资产阶级和地主，这些人随时可能重演三·二○和四·一二事件。”
　　中共“五大”(2)
　　5月初，鲍罗廷在会上说，我是坚决主张同蒋介石作坚决彻底的斗争的，如果我们打败张作霖，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地消灭蒋介石。我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危急的局面，若再坚持三四个月，我们就必将取得胜利。
　　5月3日，维经斯基讲话：“代表团讲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无产阶级将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党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是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瞿秋白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彼得罗夫同志为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还这样说，‘您承认这一点还是大家抨击您，您都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彼得罗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不像彼得罗夫分子，而像孔夫子信徒，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就判处我的政治死刑，或者五年政治监禁’……在大会辩论期间，我们党的成就谈得很少。我希望陈独秀同志在闭幕词中谈谈成就……最后我想说，在代表大会以前，党就有一种不只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病症，不是存在一个中心，而是两个中心。不久这些原因就会消除。”
　　维经斯基讲话后，罗易作“五大”上第二次发言：“首先，我要消除由于张太雷同志对我的第一次讲话中的某些论点提出批评所引起的混乱。我无意于对张太雷同志进行个人攻击，但批评他所代表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他所引起的混乱必须消除……”罗易反对张太雷，偏袒罗亦农，是因为张太雷支持鲍罗廷西北说。
　　经过争论，“五大”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大地主所占据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目前国民运动应继续高涨”。
　　共产国际代表考虑增加新的力量，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增加了人数。结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萧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31人当选。此外，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等11人。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彭述之终于落选。政治局常委为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为秘书长。
　　因为矛头集中在彭述之身上，加上陈独秀作了检讨，国际代表罗易又说：“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结果选举时，陈独秀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在3月中旬给苏共中央去信称，“老头子”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
　　斯大林与新反对派(1)
　　罗易和多里奥1927年5月9日给斯大林拍电报：“在土地问题上，在共产党人当中有走得太远的倾向，在代表大会上经我们的努力制止了。”他们是指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五大”后，维经斯基和罗易都不愿立即回莫斯科。维经斯基认为，目前往莫斯科可能被英国人逮捕。罗易认为邀请他去莫斯科意味着解除他在中国的工作，他打算永远离开政治生活。
　　5月1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拍电报：（1）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2）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
　　随着中国革命危机加剧，斯大林、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也白热化了。4月5日，季诺维也夫致联共中央政治局：“莫斯科干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同我们进行论战并把实际上我没有的观点强加给于我。”4月14日，季诺维也夫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说：“1927年4月4日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干部大会上说，国民党是党和苏维埃的杂交体。斯大林同志在同一大会上说：‘国民党是这样一类革命的议会，有它的主席团即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革命的议会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必须消除束缚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一切可能。”
　　4月21日，《真理报》刊登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国民党敌人称快。”
　　针对斯大林的文章，5月7日，托洛茨基写《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说：“此大纲在中央会议上并未提出讨论……为什么大纲可以公布，而对于大纲的批评就不可以公布呢？说讨论中国问题是妨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错误……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斯大林的大纲是代表中央发表的……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把这个大纲看过，仅经他们三个人的同意……斯大林说‘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事实怎样，反映出来这个路线，谭平山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12.）自己的报告中说：‘……工农运动因受了各方面的阻碍，不能扩引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大纲还自辩说：‘预先’已料到资产阶级必然的从革命队伍中退出，难道这种料到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就算够了吗？……
　　斯大林于1925年曾称国民党为‘工农政党’（？！）……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相符合。”
　　5月1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联共中央政治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个月来，联共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向各地散发了关于中国问题和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等机构的文章、书信、声明和提纲……而且已被联共中央1927年4月（13日—16日）全会所否决……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派别活动、他们对中央政治局及其个别成员（布哈林、斯大林）的不能容忍的攻击……反对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
　　5月24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的报告的讨论中，托洛茨基说：“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你们知道了苏联共产党至今没有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获准参加今天的会议，尽管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礼节上都完全有权出席这次会议……我曾经尝试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我批判斯大林的提纲的文章，但没有成功。由于我的提纲是针对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的，所以它禁止发表我的批判文章，禁止发表季诺维也夫和我的其他文章……意见分歧大吗？很大，非常大，非常重大！意见分歧在最近一年中扩大了，这是无可争议的……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使得左派遭到了突然的袭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硝烟中可能而且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不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也不能接受这个决议宣布为自己的决议。”
　　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给执行委员会写了这么多的论著、提纲和书信，我们要批判反对派，材料不会是不够的。因此，我将根据这些文件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我不怀疑，这个批判同时将是对托洛茨基今天演说的基础的批判……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
　　斯大林与新反对派(2)
　　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的中心。”
　　托洛茨基当天在大会上作第二次发言：“我们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说：陈独秀同志的纲领，名义上是推迟‘改组’汉口政权和没收大地主、直至战争危险被消灭，这是确实地和最迅速地走向毁灭的道路。”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总结发言：“最堪刺心的是托洛茨基与其党徒否认与中国自由资产阶级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然而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自己都屡次举手赞成帮助广东政府……当时他们竟没有一人说这是不对的，而现在同是这些人却事后说这是无产阶级的‘背叛’是‘耻辱’……（中国共产党员）扩展农民群众运动、与夺取土地的方针，必须十分坚决去实施，现在如用别的策略是罪恶的。必须在此基础上来组织忠实的武装队伍，必须在此基础上来改组国民党。”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1)
　　1927年5月的武汉上空，乌云密布。
　　5月17日，驻宜昌的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借口农民运动过火，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河南之机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40里的纸坊。
　　蔡和森等提议派军队立即占领粤汉路，清剿夏斗寅。
　　但中央未接受这种意见，派叶挺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武力去镇压夏斗寅。
　　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声讨夏斗寅叛变的宣言中，甚至承认两湖的农运过失。
　　陈独秀说：“湖南农运不是我们领导的，而是地痞与哥老会的领导。
　　次日，叶挺率第四军第二十四师（独立师）开赴前线，武汉人心惶惶。
　　在汉口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沈雁冰夜半来到瞿秋白家里。
　　瞿秋白正和陈公博对酌，等待消息，杨之华见茅盾来了，忙加了一个酒杯。
　　茅盾问，“怎么样？”
　　陈公博愁云满面地摇摇头。
　　瞿秋白沉思地说，“叶挺出兵必胜。
　　茅盾点头，喝了一口酒，说，“就怕叶挺不能很快获胜，武汉无人防守，现在人心不稳得很。
　　“如相持不下，可从河南调第四军来武汉。
　　瞿秋白说。
　　黎明时，从前线传来夏斗寅部被叶挺部队粉碎的好消息。
　　3人举杯同贺，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沈雁冰告诉瞿秋白：“独秀埋怨《民国日报》办得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他希望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
　　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
　　《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这样继续办下去！”
　　沉思了一会，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
　　”5月21日，驻长沙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3000余人，杀百余人。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30日发动长沙附近10万农军，围攻许克祥。
　　到处是地主豪绅、资本家咒骂工农运动的声音。
　　5月25日，鲍罗廷大发雷霆，对罗易说：“湖南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我将前往那里，逮捕李维汉……当天，罗易给斯大林电报：鲍罗廷“想逮捕我们在湖南的领导同志，把他们投入监狱。
　　他说，工人纠察队应解除武装。
　　他处事独断专行，不同许多负责人商量，无视他们的意见。
　　他向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拒绝发我的电报。
　　次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张国焘主张立即采取行动，罗易认为，同国民党关系直接破裂的危险并不存在。
　　最后通过罗易建议的一项决议，为了准备实行进攻实行策略退却。
　　即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将毛泽东调出湖南，到武汉任农民协会会长。
　　毛泽东对鲍罗廷、陈独秀和谭平山都有意见。
　　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应当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
　　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
　　集体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过。
　　“五大”以前实际上没有中央委员会。
　　在上海领导党的是陈独秀、在广州的是鲍罗廷。
　　5月27日晚上，陈独秀应林伯渠之约到汉口紫阳里52号林寓所。
　　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后，陈独秀已搬出中央机关61号，和秘书隐居起来。
　　林伯渠上午开军委会，下午4时半又开了扩大会。
　　陈独秀问林伯渠：“如果把六军培养成中央工农军，程潜会同意吗？”
　　林伯渠说：“最好你和程潜谈一次。
　　在林伯渠、李世璋安排下，陈独秀在汉口友谊街六军办事处与程潜见面。
　　陈独秀说：“如将六军培养成工农军，须将六军中下层干部送海参崴培训。
　　程潜问林伯渠：“你的意见呢？”林伯渠说，“做政治工作的人比较适合。
　　“那就让李世璋去。
　　程潜说。
　　5月30日，约2.5万人的农民起义队伍从四面八方向长沙进发，共产党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下令停止前进，罗易当天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写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则非常消极，它否决了我提出的关于组织群众运动，要求采取措施镇压湖南反革命的建议。
　　两支5000人的浏阳农民军队伍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孤军进攻长沙，袭击了长沙附近的军队，次日失败。
　　汪精卫讽刺陈独秀说：“你们不是有10万大军嘛?怎么连许克祥一个团也打不赢?”十二 罗易泄密事件战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后，5月底，共产国际“紧急指示”传到中国（“五月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在下述文字上，斯大林加了着重号：“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2)
　　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接到国际电报指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磋商。
　　罗易、鲍罗廷参加了会议。
　　“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说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
　　陈独秀担心执行这一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
　　鲍罗廷感到，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形，目前无法执行。
　　罗易想执行，他认为，假若汪精卫同意了，就可以执行。
　　给国际回电字斟句酌成：“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会后，罗易见到汪精卫，泄露了“五月指示”内容。
　　汪精卫大吃一惊，分手时，汪精卫问：“是否可以给我一份译文？”
　　罗易犹豫片刻，然后说：“好，我明天送你一份，因为文字上有两处需要改动。
　　他想，给汪精卫看，可以增加双方的信任，国际几个指示专电没有讲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话。
　　第二天，汪精卫得到抄本，说了声“谢谢”，打发掉了罗易。
　　汪精卫得到“抄件”，给陈友仁看，陈友仁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
　　汪精卫拿给唐生智及其部下看。
　　6月4日，发生了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的事件。
　　联共中央政治局6月2日给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电报：“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不应脱离工农运动。
　　罗易回电报抱怨：“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我还没有看，鲍立即让陈发电报，也未同政治局和我商量。
　　罗易在6月5日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的电报中说：“谭平山的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个人性质，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党的领导的观点……
　　陈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
　　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
　　他是个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他完全支持国民党镇压湖南‘过火行为’的政策……
　　他认为湖南的同志对发生反革命叛乱有严重过失……
　　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而鲍的情况应认真加以研究……
　　昨天，汪精卫抱怨没有把莫斯科的意见通报给国民党。
　　他问，为什么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没有回音……
　　近来，他不太清楚究竟谁代表莫斯科的观点：是鲍还是我。
　　接到陈独秀等“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回电，6月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和陈独秀发电报：“阻止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陈独秀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谨慎地谈及这个问题……
　　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和罗易有分歧。
　　去是必要的。
　　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
　　我们主张派谭平山去纠正过火行为……
　　本应让谭平山委员立即出发，但为时已晚……
　　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
　　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
　　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
　　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
　　组织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我们衷心的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谭平山说：“共产国际的批评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我在讲话中没有涉及土地革命问题。
　　陈独秀建议在收到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前不采取任何措施。
　　6月8日，罗易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你们的指示有点晚了。
　　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几乎已经把革命断送……
　　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
　　次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
　　陈独秀情绪高涨，分析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张发奎、唐生智回师武汉，有利于抑制何键部队。
　　陈独秀认为去年刚访问苏联的冯玉祥五原誓师，是国民党再起的希望。
　　去年秋天，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给陈独秀写信说：“自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声浪传到东方，先生就最先觉悟，站在前面领导工农……
　　我在莫斯科看见你的革命理论及种种发言，都是非常正确，而且各种主张又是极其持平，我读了之后，越想越佩服……
　　请你以后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的来信，指导我们工作。
　　陈独秀当时很高兴，将冯玉祥的信刊登在《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上。
　　“五大”后任代理秘书长的蔡和森说：“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
　　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
　　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3)
　　接着，他提出了自己草拟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认为在湖南为消灭许克祥，“应发展农军至5万以上”；湖北要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力量”。
　　罗易认为唐生智回来，危险更大。
　　应执行国际指示，立即征服广东，他支持蔡和森的计划，发动湖南暴动，北伐军回汉时，实行总罢工，讨伐朱培德。
　　任弼时说：“我建议党中央发表宣言，揭破汪精卫假左派的面目，和他摊牌。
　　谭平山反对说：“我们没有力量和国民党决裂。
　　陈独秀犹豫不决，说：“革命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
　　如果我们退却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但如果我们只是进攻，这可能会使我们失败。
　　任弼时问陈独秀：“那到底取什么方针呢？”
　　“既然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那么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对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
　　陈独秀含含糊糊地说。
　　会议经过激烈争执，勉强通过罗易提案。
　　散会后，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
　　陈独秀写了《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讨蒋会议。
　　6月13日，汪精卫、唐生智回到武汉准备分共。
　　迎接他们的是“欢迎铁军凯旋”的罢工，和“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口号。
　　一打听，是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秘书长蔡和森同意的。
　　汪精卫立即约见鲍罗廷、陈独秀，声泪俱下、咬牙切齿地说：“总工会联络武人来倒我。
　　鲍罗廷、陈独秀“气得要死”，表示对总工会行动极为不满。
　　隔日，在共产党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廷不同意没收大地主土地的主张，否则，同国民党的决裂就不可避免。
　　罗易反对说：“陈独秀建议把土地问题提交两党联席会议，这是一种倒退。
　　当天，陈独秀根据大多数人意见致共产国际电：“必须纠正过火行动，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
　　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
　　晚上8点，根据罗易的要求，罗易、鲍罗廷和陈独秀3人在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就对国民党采取的方针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天，陈独秀等政治局成员改变立场，同意采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建议。
　　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
　　从上海到武汉的周恩来获得罗易泄露国际指示的情报，报告了中央。
　　鲍罗廷、维经斯基问罗易：“为什么这样做?”6月1日，冯玉祥与北伐军占领郑州，汪精卫、徐谦赴郑州开会。
　　因为名义是北伐会议，鲍罗廷、加伦、张国焘也去了郑州。
　　罗易知道自己太轻率，说：“我的本意是缓和和汪精卫的关系。
　　蔡和森后来说：“罗易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
　　他还想拉住这个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来扩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
　　毛泽东后来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
　　邓颖超晚年也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6月17日，罗易得知鲍罗廷和柳克斯向共产国际报告自己泄密后，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电报：“鲍认为，汪在我给他看了莫斯科劝国民党人充当革命雅各宾党人的电报之后就叛变了，在这份电报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向国民党左派说的话……
　　然而鲍却从电报中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以便在共产党面前败坏我的名誉。
　　鲍在共产党政治局中表示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昨天政治局一致反对共青团代表，拒绝我关于没收土地的建议……
　　由于鲍的反对，我没有参加讨论并决定重大政治问题的两党联席会议。
　　昨天，我向政治局提出参加会议的问题，但鲍表示反对……
　　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地步，我不相信我的电报已经发出……
　　鲍应当服从党的命令。
　　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
　　共产党领导应当服从共产国际。
　　次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银行家（鲍罗廷）报告说，琼斯（罗易）给国民党人看了最高领导机构的61、162、163号重要的专电。
　　我们对此种行为感到吃惊。
　　要求琼斯立即作出说明。
　　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务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
　　任命牛同志接替他。
　　“牛同志”指G.牛曼。
　　罗易不清楚上述决定，同一天给联共中央政治局拍电报：“柳克斯蓄意扩大。
　　他知道，我只不过是给汪看了仅仅一份编号电报。
　　其中没有什么要向左派领导人保密的，我们应当赢得他们的信任。
　　接到召回自己的电报后，罗易6月24日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我将于7月底抵达莫斯科……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4)
　　我建议收复广东，在那里建立左派同汪和邓演达的军事政治基地……如果赞成这个计划，我便去广州，那时，就不要坚持让我返回莫斯科。
　　这天，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抱怨汪精卫政府：“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
　　陈延年被捕(1)
　　192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
　　在答复陈独秀的电报里，联共中央政治局重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我们认为，寄去的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
　　陈独秀说：“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
　　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
　　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
　　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也许我们寻找第四条道路？”
　　鲍罗廷说：“先应同莫斯科取得一致。
　　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因此给莫斯科发了电报。
　　莫斯科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它坚持自己的指示。
　　任务是寻求新的、与莫斯科一致的行动纲领……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
　　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
　　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
　　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
　　谭平山说：“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5点。
　　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
　　不应退出政府。
　　张国焘说：“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
　　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
　　周恩来说：“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
　　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
　　莫斯科经常这样做。
　　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
　　张太雷说：“从罗易来时起，我们这里就经常出分歧，一切都始于北伐。
　　这种情况不能容忍，还是应该取得一致。
　　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过争论。
　　当我们问，他想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希望在星期日举行游行，在星期三举行罢工，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是无法执行的建议。
　　任弼时说：“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怎么能反对没收土地呢？应当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陈独秀说：“布林斯基的意见不值得考虑。
　　我们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现在我们讨论两个问题：（1）控制群众；（2）政权。
　　鲍罗廷说：“我想问布林斯基，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
　　布林斯基答：“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
　　鲍罗廷说：“我想再次发言。
　　在土地问题上出现了误解。
　　陈独秀不同意，说：“我们先讨论另外两点。
　　希塔罗夫用俄语问鲍罗廷，列宁说，那些认为在内战已经开始的革命时期……
　　那些拒绝采取行动的人，要么是死人，要么是革命的叛徒。
　　鲍罗廷说：“这一般来说是正确的。
　　现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上午，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
　　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
　　就在这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因为该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陈延年宣布结束会议。
　　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
　　下午3时，恒丰里104号暗处，陈延年等人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清理文件。
　　他想，也许这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
　　搏斗中，延年的白色衬衫被扯破，露出皮肤，终于被敌人擒获。
　　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
　　交通员叛变了，但他不认识陈延年。
　　敌26军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同时被捕的还有郭伯和、韩步先等3人。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汪孟邹写信，请他代想办法营救。
　　蒋介石现在是一条疯狗，抓一个杀一个，自己是陈独秀之子，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此次被捕，在劫难逃，但敌人毕竟没有认出自己，也许还有逃生的可能。
　　6月底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甲的一幢楼房的胡适，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弄得心神不定，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
　　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他。
　　胡适一看，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
　　“啊？我一定营救。
　　胡适安慰汪孟邹说。
　　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当年曾帮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
　　胡适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陈延年被捕(2)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
　　陈延年转向共产主义后，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到他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
　　不觉称快。
　　延年“发生额下，厥状极陋……
　　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见信，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
　　为了稳定武汉国民政府，联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6月27日致汉口苏联领事：“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和变色龙写信：“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
　　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
　　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
　　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
　　就在这天，汪精卫对罗易说：“形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已达成协议。
　　我刚刚收到冯玉祥一份电报：‘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
　　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
　　’……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1）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2）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
　　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过。
　　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
　　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
　　罗易说：“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
　　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
　　汪精卫表示抱歉，说：“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
　　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电报的事。
　　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推翻国民党的指示。
　　罗易问：“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吗？”
　　汪精卫答：“没有。
　　我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
　　当夜，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到西门子鲍宅开会。
　　李立三、苏兆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瞿秋白也未到。
　　当时蔡和森生病，住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
　　“五大”后，周恩来任秘书长，未到前由蔡和森暂代。
　　因蔡和森从外国刚回来，事情不熟悉，得罪不少人。
　　前几天，政治局正式决定由邓中夏为秘书长，邓因出席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张国焘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
　　今天下午，蔡和森回中央秘书厅住所，碰上了这次会议。
　　“中央军部得到紧急情报，说何键今日就动手了。
　　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
　　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
　　”周恩来、鄂省委书记张太雷相继报告时，已是翌日清晨。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
　　罗易、陈独秀表示赞同。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最后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
　　张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说“整军经武，准备后事”。
　　陈独秀犹豫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
　　谭平山、蔡和森赞成搬迁，既然何键动手，机关搬武昌安全，那里有叶挺的部队。
　　最后，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
　　天亮后，蔡和森过河准备去了。
　　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这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拍电报：“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
　　共产党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义的道路。
　　他汇报前天共产党政治局会议“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
　　考虑对我提出的违反纪律的指控，我收回自己为执行收复广东的计划而继续在中国工作的建议。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1)
　　1927年6月30日黄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鲍罗廷等到武昌出席会议。
　　地点是蔡和森联系的共青团机关，一幢二楼二底的民房。
　　会上送来任弼时起草的《政治意见书》，见内容是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
　　穿着长衫的陈独秀生气地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呢，还是团领导党？”
　　陈独秀越说越生气，最后将《政治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
　　吴玉章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
　　张太雷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内容告诉了吴玉章。
　　吴玉章说：“这么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张太雷说：“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
　　瞿秋白拿出一书面提议，陈独秀很赞成，并委托瞿秋白起草正式决议（国共两党决议“十一条政纲”）。
　　他说，共产党和跟着他革命的工人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
　　恽代英大声问陈独秀：“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
　　蔡和森反对这个政纲。
　　会前，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说：“我们坐此静待人家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会上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陈独秀同意说：“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接头。
　　于是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决定7月1日在鲍宅开中央扩大会议。
　　回汉口路上，陈独秀还埋怨任弼时说：“我在会上讲过，不要自由行动，他们还在自由行动。
　　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发去指示：“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
　　同时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
　　翌日，在鲍宅继续开会。
　　鲍罗廷精神饱满的作了很长的演说：“……
　　以前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扶持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以实行。
　　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钟点内实行土地革命！”
　　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反对鲍罗廷，说：“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方针前后是一致的……鲍罗廷反指责说：“你们是帮助季诺维也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蔡和森想，这是老鲍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而把一切责过归于季诺维也夫，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7月初的一天傍晚，瞿秋白和羊牧之游黄鹤楼，说：“今天校对了一天，我们出去轻松一下。
　　当时一阵夏雨刚过，空气格外新鲜。
　　在江汉，两人登上了一叶小划子。
　　过了一会，瞿秋白轻声问，“你看古诗中，哪句能刻划出我当前的心境？”
　　羊牧之想了一下，摇摇头说，“想不出。
　　瞿秋白禁不住站了起来，脱口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上次，瞿秋白和郭沫若相约游黄鹤楼，两人吟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眼下正是盛夏时节，离暮秋尚远呢，羊牧之有些不解。
　　瞿秋白感叹地说：“许多同志在牺牲，这不是萧萧下么？……
　　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绞架下，英勇地牺牲了……前几天的中央会议上，有些人还在高谈要承认国民党应处于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
　　是不是对得起为党牺牲的大钊同志？”
　　他指着太阳西沉的远方说：“大好河山，又要沉沦一个时期了。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
　　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出席了会议。
　　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都参加了。
　　陈独秀说：“湖南农协要改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可派人去改组。
　　农民协会会长毛泽东说：“派一左派同志为好。
　　谈到将来，陈独秀说，“对于将来，我们有3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
　　(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
　　(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
　　任弼时赞成第一种方法，他继续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说，“第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
　　青年团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说：“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
　　陈独秀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
　　讨论工农武装出路时，陈独秀说，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2)
　　毛泽东说：“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项实难办到。
　　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说：“农民自卫军上山更好些，同时我们要迅速发展乡村中党。
　　再问到陈独秀，陈答：“同意上山。
　　就在这天深夜，陈延年被刽子手用乱刀砍杀、五马分尸。
　　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次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信件和前天杨虎表彰吴稚晖的复信。
　　辞职(1)
　　1927年7月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给中国共产党以下指示：“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
　　我们认为，谭平山宣布休假的声明是错误的，是怯懦的；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2）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秘密紧急会议……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
　　为了不被驱逐，我们建议银行家（鲍罗廷）离开那里。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在拍发我的关于中国的长篇密码电报时，我既不知道唐生智的阴谋诡计，也不知道与此有关的武汉政府的行为……
　　只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弃他们。
　　应该尝试去掌握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并使之与今天的国民党上层相对立……
　　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最近的将来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联系起来。
　　根据斯大林的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当天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决定“鉴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份公开的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
　　对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7月7日来信，决定“此信备案待查”。
　　该信说，“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纠正……
　　最近一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
　　次日，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生气地说：“你们两个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
　　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过程的处境和‘使他们脚跟站稳’。
　　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
　　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
　　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
　　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
　　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
　　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
　　这是事实。
　　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
　　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
　　这也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中央……
　　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
　　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
　　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
　　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执行的原因所在……
　　怎样医治在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杂烩？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
　　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
　　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
　　算了，就此搁笔。
　　这天，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写信，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加速与武汉政府的决裂，同时要放弃反对它的运动。
　　头一天，蔡和森发表《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也认为“维持与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这是倒蒋的真正武器”。
　　考虑不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抓住把柄，隔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我将努力的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惟一正确的政策。
　　7月13日，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组织措施的建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召开全会，选出能保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方针的新一届政治局；在中共所有地方组织中广泛开展一场揭露前领导机会主义错误和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正确性的运动……吸收布林斯基、邵和邓同志参加党的领导工作的问题。”指任弼时、周恩来、邓中夏。
　　头一天，鲍罗廷见大势已去，执行国际6月中下旬改组中共中央的命令。
　　改组5人政治局，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为陪衬，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国际训令6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他没有马上执行，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国民党已公开准备叛变革命，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而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已在往武汉的途中。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向中央提交辞职书，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辞职(2)
　　任弼时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独秀临走时，任氏兄妹将他送到门外。
　　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秘书黄文容(黄玠然)随行，乘船到武昌，陈独秀住到与汪原放有联系的一家纸行楼上。
　　莫斯科不知道已经解除陈独秀的职务，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现在党中央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是自己的革命责职……
　　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
　　次日，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第八章 走向反对派(1927.7-1932.10)
　　撒翁(1)
　　1927年7月底的一天，陈独秀向临时中央提出的3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
　　但临时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8月7日上午，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
　　共产国际新派遣的代表罗明纳兹到汉口后，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骂张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领导人，并向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
　　鲍罗廷已经回苏联。
　　联共中央政治局7月21日决定：建议银行家立即动身回莫斯科。
　　会客厅的条凳上挤挤地坐着21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
　　新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个名单是根据蔡和森意见修改的。
　　国际代表与常委商量决定的出席名单，除加苏兆征、罗亦农，其余都是旧人，而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和毛泽东、彭公达等都不在出席之列。
　　蔡和森提议：“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临川休整部队，没有出席会议。
　　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
　　张国焘想邀请陈独秀参加，但罗明纳兹反对。
　　临时中央常委有两人不在场，只有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到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到处是枪杀共产党人的枪声，这个秘密会议越短越好，会议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李维汉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
　　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
　　在罗明纳兹发言后，代表们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接着开会。
　　这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
　　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
　　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大家都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惹笑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14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写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
　　重点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不敢请医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药。
　　一天晚上,陈乔年、汪原放都来了。
　　汪原放当时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任《国民日报》编辑。
　　陈独秀摇着扇子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
　　撒翁(2)
　　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乔年同意父亲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势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于是答应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到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陈独秀一听，忙叫黄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这时汪原放已根据陈独秀意见，将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印刷机拆下，装船运到上海。
　　汪原放上楼后，陈独秀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入了党，作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样吗?你叔叔胆小怕事，怕入党，不也挺好?”汪原放笑笑，不置可否。
　　“上次找光升，请他和柏文蔚说说话，给你谋个差事，这么个小事也难办了。
　　不久前，陈独秀想给汪原放在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谋一个差事，结果事没有办成。
　　“不去也好。
　　汪原放无所谓地说。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及亚东职员陈啸青4人上了英国“公和”号船去上海。
　　在船上，陈独秀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主不知道几位客人的来路，但他已觉察到他们身份不同。
　　那位东家模样的老头子，白天从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饭、大小便，都有随同的几个年轻人料理。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叫陈独秀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说：“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老家在安庆，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问：“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陈独秀没有做声。
　　黄文容若有所思地说：“中途下船怕不好。
　　陈独秀点头说：“安庆很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下去。
　　大家不再做声。
　　大革命失败后，人人自危，连鲁迅也受到别人的威胁。
　　9月4日，鲁迅在南方写《而已·答有恒先生》：“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明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
　　9月15日，鲁迅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写《而已·扣丝杂感》：“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
　　9月20日后，瞿秋白、杨之华以及郑超麟等人乘日军舰去上海。
　　到上海后，瞿秋白、李维汉去酱园弄彭礼合家中看陈独秀。
　　瞿秋白说：“我刚到上海两三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请你常写文章。
　　瞿秋白和李维汉商量，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来，目前请他写文章是一个好办法。
　　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现在形势严酷，写短文更适合。
　　《布尔塞维克》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
　　当时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找些写文的话引子。
　　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
　　陈独秀一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3篇杂谈，考虑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处境，陈独秀取了一个笔名“撒翁”。
　　国际代表的报告
　　1927年9月17日下午，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
　　’”当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
　　但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
　　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
　　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考虑罗易的错误性质可能旁骛共产国际的责任，斯大林没有处理他。
　　9月9日，罗易给斯大林写信：“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在罗易报告结束后，维经斯基当场提问：“既然不存在发生决裂的客观原因，那么为了避免武汉国民党同政府的决裂，当时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维经斯基回莫斯科后，7月23日，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继续安排维经斯基在东方书记处工作。
　　但根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政策错误的观点，没有追究维经斯基。
　　皮亚特尼茨基9月1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中央调用。
　　我们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的了解。
　　在罗易回答维经斯基问题后，赖特问他：“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易回答：“关于鲍罗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
　　（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回答。
　　法因贝格问：“请设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出现的那种形势。
　　如果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号，您是否认为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罗易回答：“法因贝格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大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形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当然，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败仅仅是共产党的错误和策略所致。
　　失败是无法控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致，而主观上也与之有关。
　　维经斯基又问：“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
　　罗易回答：“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
　　现在的领导岗位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
　　这几次武装起义是由我们发动和组织的，这证明党的领导已经改善。
　　会议于4时30分结束。
　　国际代表中，鲍罗廷的日子最不好过。
　　拉宾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联共中央写书面报告说：“后来我得知，鲍罗廷于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
　　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
　　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鲍罗廷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报告中说：“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
　　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
　　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陈乔年被捕
　　莫斯科希望陈独秀到苏联，承认自己的错误。
　　深秋的一天，中央派人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和谭平山去苏联，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表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这是排挤我这个老头子，党要牺牲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是谭平山。
　　因为我们两人年龄大些。
　　见陈独秀不去莫斯科，李立三请黄玠然多找陈独秀谈谈。
　　黄玠然问陈独秀：“你为什么不去?到苏联研究中国问题比在上海好。
　　陈独秀敷衍说：“有什么研究哇?又没有中国的材料。
　　第二天，黄玠然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中央，瞿秋白回答：“你告诉他，他要研究什么，我们给他送材料，要什么书，我们帮他送什么书。
　　黄玠然把中央的话转告给陈独秀，陈仍然不同意，说：“这样费事，不如在中国研究。
　　黄玠然生气了。
　　在台上是家长制，现在下台了，还是自以为是，于是说：“一个党员要不要服从党?”陈独秀很不高兴，半天没有吭声。
　　黄玠然知道陈独秀生气了，见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只好不谈。
　　隔了几日，黄玠然又提到去莫斯科的事。
　　陈独秀怀疑有人指使黄玠然，对黄玠然的问话不理不睬，或者硬邦邦一句顶回去。
　　黄玠然想，我们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又没有其他工作好做，又没有其他问题研究，你这么严肃干什么。
　　黄玠然不想干了，他对陈独秀说，我还是另做点工作。
　　不久，黄玠然调到党报，和郑超麟一起编辑《布尔塞维克》。
　　11月11日，陈独秀针对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来代替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
　　提出农民运动应提不收租、不负粮、不纳税、不退债，“四不”口号。
　　等了很长时间，中央没有给陈独秀回信，陈独秀已不打算有回信了。
　　12月中旬的一天，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的回信，同意他提出“四不”口号，但不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驳斥他反对工农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观点。
　　陈独秀接到中央来信，连夜给中央回信，赞成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暴动，并对如何进行广州暴动，提出5点建议。
　　几天后，广州暴动失败，张太雷牺牲，尽管陈独秀建议已过时，中央还是给他回了信。
　　年底的一天，刚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任上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和爱人史静仪来看陈独秀。
　　不久前，陈乔年做媒，鄂省组织部长汪泽楷和杜琳结婚。
　　哥哥牺牲了，乔年感到应该来看看职务被解除的父亲。
　　但他不喜欢父亲在《布尔什维克》上连篇累牍写杂文，他已听到一些讥笑了。
　　（注：从《布尔塞维克》创刊到1928年2月27日第十九期停刊，陈独秀在《布尔什维克》上发了140多篇杂文）陈独秀见儿子来了，很高兴，但一谈到大革命失败原因，父子俩话不投机。
　　乔年参加了“八七”会议，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
　　陈独秀说：“我有什么责任，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史静仪见父子俩动了气，忙向乔年使眼色，说：“你们很少见面，还是不谈这些吧。
　　”史静仪原是刘仁静女友，和彭述之夫人陈碧兰都是湖北人，是最先到苏俄学习的女共产党员。
　　从苏联回国后，与刘仁静分手，在北京工作期间认识乔年。
　　和乔年结合后生过一个男孩，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后来不幸夭折。
　　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
　　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
　　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陈乔年等人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
　　次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起初，陈乔年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不认识他。
　　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乔年被捕后，50岁的陈独秀无心再写“寸铁”，桌上《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也停了下来。
　　偶尔，汪孟邹来坐坐，陪仲甫说说话。
　　汪孟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他害怕提共产党。
　　中共“六大”(1)
　　1928年2月28日，胡适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本来是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忠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
　　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先生或不见怪罢？”
　　吴敬恒见胡适把自己写进思想史，很高兴，但提到陈延年的死，吴敬恒情绪很激动，说：“马克思煽出来那班恶魔，是会归天的。
　　言下之意，他对陈延年的死没有什么忏悔的。
　　不错，自己狂易了，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了，后者骂的是陈独秀等共产党。
　　胡适收到吴稚晖信，回信反对他“以暴止暴”，怪吴敬恒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
　　即此一分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了。
　　但胡适没有将信寄出。
　　3月，中央派人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陈独秀仍然享受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被大会直接点名出席大会。
　　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如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彭述之等人。
　　陈独秀不去，但他鼓励张国焘去。
　　春天，张国焘常到陈独秀处坐坐，发发牢骚。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部队打散后，逃亡香港，于去年10月中旬到上海。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反对暴动，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1月上旬作出《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一次，张国焘向陈独秀建议组织一个工农党。
　　陈独秀问：“工农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国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陈独秀对张国焘的建议十分感兴趣，但他觉得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
　　他说：“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
　　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
　　“但我们可以靠本国的力量啊。
　　“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
　　陈独秀感到，现在的经费来源比建党初期还要差，作为蒋介石，汪精卫通缉的要犯，陈独秀已无公开谋职谋生的自由。
　　他见张国焘情绪低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
　　中共中央“六大” 6月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英、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汪泽楷等人。
　　不少代表问陈独秀为什么没有来参加？瞿秋白解释说，我们和国际一直劝陈独秀来莫斯科，但陈始终不肯。
　　瞿秋白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瞿秋白口头报告有7万字，讲了很长时间。
　　张国焘因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代表，在“六大”上受到批评。
　　但他批判瞿秋白盲动主义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两人常大争特争。
　　布哈林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代表们在讨论报告时，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政党可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以反对封建和外来的敌人呢？……
　　我们试问一下自己：‘在中国革命的相当时期内，曾经有没有允许工人阶级在革命的相当阶段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呢？’我们的回答：‘曾经是有过的’……
　　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
　　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
　　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很大的收集我们自己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这种条件是曾经有可能的……
　　但是这希望的现实，是曾经以共产党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当先决条件的。
　　然而这种政治手腕的能力，在共产党方面却差得很远，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
　　布哈林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时，也批评了鲍罗廷，说“不过这是另一问题”。
　　他认为鲍罗廷有许多过错，如没把莫斯科寄到中国的训令传达给中共中央。
　　王若飞发言时反对把错误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应该由党中央集体负责，并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时，王若飞就在会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做法。
　　中共“六大”(2)
　　“六大”后，新任宣传部长蔡和森与总书记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等回国。
　　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对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了检讨，因而重新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王若飞留莫斯科。
　　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大”后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瞿秋白后来写道：“是否责任由他一个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
　　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
　　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
　　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蔡和森后来也写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
　　在井冈山创立根据地的毛泽东认为“六大”有进步意义，但他不赞成第三国际居高临下。
　　他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乔年牺牲(1)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枫林桥英勇牺牲。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
　　与乔年同时被捕的郑覆他、许白昊等商议准备利用敌人不认识乔年，使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
　　周之楚也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
　　周之楚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赶来营救。
　　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
　　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
　　最后，敌人准备杀害陈乔年、郑覆他、许白昊三人。
　　在将他们押走前，陈乔年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同志们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陈乔年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去年6月26日，29岁的哥哥陈延年在龙华被刀斩，弟兄俩牺牲时间相差不到一年。
　　姐姐筱秀从安庆赶到上海，料理弟弟后事，见到弟弟牺牲的惨状，筱秀伤心刺激过度，不久病逝，年28岁。
　　后事由汪孟邹帮助料理。
　　陈乔年牺牲时，爱人史静仪已怀孕在身。
　　后生下遗腹女。
　　（注：1969年史静仪去世时，曾嘱家人函告其妹和妹婿杨纤如帮助寻找。）一日，潘赞化到陈独秀家串门，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面前有两垛正在燃烧的表纸。
　　高君曼抽泣地说，“为延年兄弟家中设位，剪纸招魂啦。
　　陈独秀见潘赞化来，忙让坐。
　　他望着高君曼背影，摇摇头说，“迂腐”。
　　潘赞化不赞同，说，“人应有情，是该如此。
　　陈独秀一年内走掉三个儿女，但他不愿轻易在人前流露悲哀。
　　女儿病危期间，不能去探视，死后不能见遗容，加上大革命失败，“六大”的落选，国民党的通缉，50岁的老头子东躲西藏，陈独秀悲怆欲绝、欲哭无泪，身心在悲愤、惊吓和恶梦中煎熬。
　　秋季，原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从苏联回来，告诉陈独秀“六大”情况，劝陈独秀反对党中央。
　　陈独秀表示“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后接到留在莫斯科的王若飞转来的信，劝他不要消极。
　　“六大”后，中央仍然每月补助他30元生活费。
　　没有其他事，陈独秀重操旧业，相继编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斯大林不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11月初，他约瞿秋白、张国焘谈话，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
　　张国焘知道，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国际，说：“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
　　1929年春，陈独秀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找到住在北四川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见到了舅舅陈独秀。
　　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向陈独秀说了不少苏联的情况。
　　吴季严说，1926年7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今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去年中共“六大”开会期间，托洛茨基写《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中还说：“在领导上却发生了一种怪现象，简直是历史的悲剧，他们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共产国际的威权，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帮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
　　接着，吴季严谈到，东方大学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受到牵连，开除党籍好几百人。
　　吴季严也受牵连。
　　他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真有此事?”陈独秀睁大了眼睛。
　　“斯大林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适合，老托在苏联深受人民信仰。
　　陈独秀将椅子往前拉了拉，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很爱听。
　　于是，吴季严将他在苏联所听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大讲了一通。
　　临走，还将托洛茨基的文章丢下几篇。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如饥似渴地看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时他才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许多观点是支持自己的。
　　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
　　陈独秀读了托氏文章，像注入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
　　他没有想到，国际也不是铁板一块，他陈独秀的观点，在苏联也有人支持。
　　初夏，陈独秀去住在昆明路上的彭述之、汪泽楷家坐。
　　在彭述之家中，两人很快又谈起托洛茨基。
　　彭述之翻出两本小册子递给陈独秀，说是从尹宽处拿的。
　　陈独秀一看，是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乔年牺牲(2)
　　陈独秀迅速地翻了起来，说：“我那天从我的外甥处也看到了一些，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
　　彭述之说：“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哦，知道，离郑超麟家很近，是‘新宇宙书店’吧?我去过那里，有些好书。
　　“那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学生办的，这两本材料就是尹宽向他们借的。
　　“你是讲‘我们的话派’?”“是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梁干乔，看样子很能干，据他自己说，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见过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叫他回中国组织小组织。
　　此后，几个人常去彭述之、汪泽楷家讨论。
　　尹宽也常去。
　　尹宽是桐城人，和陈独秀是很近的老乡。
　　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到广东工作，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个月，张太雷找不到人，见到后发了一顿火。
　　“六大”前任中共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
　　三十三、四岁的尹宽发现，老头子总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
　　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了尹宽等人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但有的意见，陈独秀始终不改变，即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不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有时，陈独秀也写文章，阐述这些观点。
　　三封信(1)
　　1929年5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科学院开展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蔡和森在会上几次发言，详细谈了陈独秀错误形成的过程，揭露、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后来，他把这些发言整理成《论陈独秀主义》一文，发表在党刊《布尔什维克》4卷5期上。
　　这篇文章强调“中国革命和我们党的危险”，“主要的是右倾危险”。
　　“六大”后，由于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右倾错误的消息传到了中国，李立三在党内也发起反“右倾”，蔡和森因反对冒险进攻中心城市，被斥为“右倾”，开除出政治局，撤销宣传部长职务，再次去苏联。
　　6月，党中央发现了陈独秀反对派行为，总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去老耙子路陈独秀家中，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未予接受。
　　同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陈独秀托派活动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予以制裁”。
　　此外，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告44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周恩来还说：“只要承认错误，可以留在党内。
　　这时，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说，“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一直没有归还中东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仍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
　　5月27日，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大会，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挑起了中东路事件。
　　7月10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中东路中方理事长)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联高级职员59人遣送回国。
　　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7月21日，中国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我党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
　　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7月28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疑问。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他对中央42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说法。
　　陈独秀认为，这样说，反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
　　此后，陈独秀于8月5日以“撒翁”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写成了12条意见和建议。
　　这封信一面对“六大”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感到甚幸，一面指责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煞党内民主。
　　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有不同意见，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
　　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就在这时，他的7月28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红旗》报37期上。
　　《红旗》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于是，陈独秀于8月11日给中央写了第三封信。
　　信中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谈这个问题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
　　陈独秀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
　　任弼时去年10月在安徽南陵被捕，今年3月才放出。
　　他没有参加“六大”，但在“六大”上选为中央委员，出狱后负责江苏省委工作。
　　陈独秀9月初在郑超麟家见到从苏联回上海的刘仁静。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20多天，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陈独秀一听，立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忙请刘仁静说下去。
　　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三封信(2)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儿，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点头说：“抓紧翻出来。
　　谈了一会话，谈到30期《红旗》上刊出的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陈独秀不满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公布其8月5日的信件，说：“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
　　这一日，3个人谈得很投机。
　　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过来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陈独秀多来往。
　　开除党籍(1)
　　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1929年8月30日被枪杀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几天里，曾传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1929年9月，陈独秀开始感到处境不妙。
　　《布尔塞维克》2卷10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7个错误，表现了5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彭述之告诉他：“这人叫陈韶禹，六安人，小矬子，大舌条，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谈到9月2日《红旗》43期刊登的中央通告，彭述之说：“他们要开除我们了。
　　通告上写着：“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他们不敢开除，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分裂，责任也是他们。
　　9月18日，中央发了49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彭述之说：“‘我们的话派’几个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册子，刊登了托洛茨基文章。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不能扯到一块去。
　　陈独秀说。
　　彭述之说：“梁干乔、区芳他们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点头，“噢”了一声。
　　拉狄克1927年被俄共（布）开除出党。
　　彭述之说：“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
　　陈独秀高兴地说：“好呀，可以把人联络一下，人越多越好。
　　彭述之说干就干，说：“我去通知郑超麟、尹宽他们。
　　隔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陈独秀寓所里凑名单，一下子凑了几十个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汪泽楷、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刘仁静因为被“我们的话派”开除，名单上没有列他。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几遍说：“我们先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看看那边情况再说。
　　”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组织“无产者派”小组织，中央察觉后，于10月6日向陈独秀提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4天后，陈独秀写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
　　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
　　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收到陈独秀的信，中央政治局10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8月5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指示各级党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开除出党；陈独秀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讲。
　　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后，彭述之对陈独秀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陈独秀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过了片刻，陈独秀说：“以我们两人名义来写，不要扯上别人。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党籍。
　　中央在决议中强调了拥护党的决议及铁的纪律一条。
　　但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仍然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
　　开除陈独秀党籍后，《红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慕石”（王明）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叛徒。
　　11月下旬一天，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毛泽东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陈独秀会走得这么远。
　　他立即给李立三写信：“陈独秀近来行动竟岂有此理。
　　中央的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开除陈独秀党籍传到莫斯科，王若飞不主张立即开除陈独秀党籍，主张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
　　开除党籍(2)
　　他的主张受到共产国际和瞿秋白等的批评，并停止他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
　　此时，瞿秋白已受到米夫的打击，其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因退出联共(布)而莫名其妙的“失踪”。
　　告全党同志书(1)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常来坐坐。
　　彭述之来时，习惯坐在陈独秀对面的木椅上。
　　他们经常讨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12月10日，陈独秀写了12000字的《告全党同志书》。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陈独秀在“六大”前表示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批评别人。
　　党籍开除后，陈独秀转了180度，既为自己辩解，也批评别人了。
　　陈独秀写道：“如果我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意掩护……我不能有瞿秋白和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
　　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了蒋介石的道路了。
　　’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了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搞工农运动是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
　　’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答复了我的提议。
　　记得当时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
　　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
　　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来翻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1.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央工作。
　　2.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
　　3.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
　　4.该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标《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月中旬，陈独秀和彭述之讨论拟一个宣言提纲，请大家签名。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6条建议：如公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
　　隔日，郑超麟通知尹宽、吴季严等人来到陈独秀家中，商议签名名单。
　　考虑不把陈独秀放在第一位，决定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
　　经过商量，凑了81人名单，如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彭述之、彭述之妻陈碧兰、汪泽楷、杜琳、谢庄、薛农山、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郑超麟之妻刘静贞、王永庆等。
　　第一个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名字摆在第47位。
　　其中，留学德国、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李季曾写过《马克思传》。
　　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列入他的真名不满，认为会导致不安全。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正式成立“无产者社”，树起反对派的旗帜。
　　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
　　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就是总书记，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福建省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
　　郑超麟没有进入常委，与他曾任《布尔塞维克》编辑的经历也有关。
　　刘仁静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因此被“无产者社”拒之门外。
　　陈独秀请刘仁静作说客，和“我们的话派”商量：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当然，陈独秀、彭述之要进“总干”领导。
　　“我们的话派”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
　　干事长区芳对刘仁静说：“陈独秀需答应3个条件：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批判自己过去机会主义错误、解散自己独立小组织。
　　梁干乔认为区芳接受陈独秀是阴谋，目的是排斥梁。
　　梁干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1927年10月，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他在人群中呼喊“拥护托洛茨基”，年底被遣送回国。
　　告全党同志书(2)
　　刘仁静将区芳、梁干乔的话传给陈独秀、彭述之，陈大骂：“猴儿崽子，门罗主义，想学斯大林太早了。
　　刘仁静给托洛茨基去信，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
　　《我们的意见书》上有81人签名，除了子虚乌有者外，中共中央按图索骥，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黎彩莲、叶英、吴季严、王文元、周庆崇等开除出党；中共江苏省委将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王永庆等开除出党。
　　81人中没有刘仁静，后发现他以“列尔士”名写托派文章，将他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听说陈独秀等没有完全站到反对派的立场，给刘仁静回信，叫他不要急于和陈独秀统一。
　　和“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闹僵后，刘仁静另起炉灶，和王文元、宋逢春等十人成立了中国第三个托派小组织“十月社”。
　　王文元1928年夏秋之际从苏联回国，在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因没有参加81人签名，党籍未开除。
　　宋逢春1928年１月参加了“我们的话派”成立大会，是中国托派“元老”之一，负责华北的活动。
　　1929年秋因“我们的话派”“二大”，和“总干”决裂，分离出来。
　　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1)
　　1930年２月，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转来的共产国际电报，要他去莫斯科，“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
　　这一问题将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陈独秀接到电报后，心事重重。
　　他不知道共产国际为什么还在挽救他？不错，他曾答应春天去莫斯科，但现在情况变了。
　　他的党籍已被开除，他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导演了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成立了“无产者社”，当上了“总书记”……
　　难道这些活动产生了作用？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坚持陈独秀这样的老顽固去莫斯科感到纳闷，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清楚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拍电报的背景。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月下旬和2月上旬举行了3次学术讨论会。
　　第一次会议1930年1月25日举行。
　　科穆纳尔发言说：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是个阶级合作的政党，它既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则完全不是这样看的。
　　他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的党，……
　　其他阶级除参与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政党……
　　我们再谈谈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异同。
　　乍一看，似乎这是两种严重对立的思潮，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另一种是极左思潮。
　　但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次会议于1月29日举行。
　　张彪（张国焘）说：“陈独秀在入党前和入党后，始终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严重不纯，杂夹着某些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成分……他对国民党几乎总是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他的公式是：……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武汉政府叛变后，陈独秀与一位同志的谈话……中国革命完蛋了，不知何时才能东山再起。他说：‘我待在家里，对革命不抱希望了。’”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在张国焘之后发言：“陈独秀主义是中国现实的独特现象，是独特的中国孟什维克主义……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主张只有到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才可以进行真正共产的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他进一步指出，不必没收土地，不必采取过火行为……
　　陈独秀关于党的学说，已自成系统……
　　‘五大’形式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指示，但只字未提陈独秀的路线，既不指责他的政策，也不为纠正旧领导机关的路线、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为提拔无产阶级干部作任何工作。
　　不但如此，现已开除出共产国际的罗易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宣称：……
　　国内不会有孟什维克主义了……鲍罗廷在张国焘、瞿秋白之后发言：“在很大的程度上，陈独秀主义要对我们过去所蒙受的失败负责……
　　我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也犯过严重的错误……
　　我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我与陈独秀之间虽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分歧，但没有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
　　维经斯基发言说：“中东路问题揭示了陈独秀主义整个根源，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斗争的道路。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把陈独秀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加以比较并联系起来……
　　起初，我也反对北伐。
　　陈独秀一开始反对北伐，继而犹豫不决。
　　但是北伐已经事实进行时，他却采取如下的观点：现在不能与国民党发生摩擦，既然不允许与国民党发生摩擦，这时他自然就轻视发动土地革命的问题。
　　诚然，他并没有公开反对土地革命，也没有说什么反对土地革命的话。
　　他确实没有说过这类话。
　　萨法洛夫问鲍罗廷：“鲍罗廷同志，是该谈错误的时候了。
　　这完全正确。
　　在陈独秀犯有错误的那页历史上，也有其他人的名字，但有必要更明确地说说。
　　当然，我将怀着极大的兴趣等待鲍罗廷同志的报告……
　　我和同志们私下交谈时，不得不跟大家争论如下问题：在现阶段，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不应有任何怀疑。
　　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考虑这些人曾经如何如何。
　　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于2月6日进行。
　　吉德科夫说：“我们的讨论有以下几点不足……
　　同志们在提及往事时，避而不谈自己的错误……
　　同志们在揭露陈独秀主义时，未能把它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危险——党内的右倾危险联系起来。
　　斯特拉霍夫（瞿秋白）说得对，光讲反对陈独秀主义，不提右倾危险，那是一种最坏的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问题学术讨论会(2)
　　对于鲍罗廷同志在此发表奇谈怪论，大家是无法保持沉默的……
　　为此，我认为我有权利谈谈鲍罗廷同志的发言……
　　他试图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惜他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鲍罗廷同志不是布尔什维克式地、明确地承认错误，而是掩饰错误……
　　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只能说是关于哪个革命资产阶级理应充当领导者的争论。
　　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之间的争论，而是孟什维克路线和民粹派路线之间的表面争论。
　　（笑声）……
　　共产国际路线的最重要方面，就是提出了国民党的民主化问题（鲍罗廷：没有提出）。
　　这是污蔑。
　　问题在于鲍罗廷同志不明白共产国际有关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路线。
　　这天，维经斯基发言也将矛头指向鲍罗廷，“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可一发言就犯新的错误，总而言之，尽说空话……
　　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这些错以及客观原因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在看法上不谋而合……
　　本应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然而鲍罗廷同志却说，要放弃根本性变革，以便继续向北推进……我指出鲍罗廷同志的看法，这并不是想说明我的看法就是正确的。
　　恰恰相反，我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我曾反对过北伐……
　　我不知道谁的错误要大些……
　　中央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经历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对这一切负责任的不光是陈独秀。
　　还有我，当然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他眼中这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
　　我也总是不强调这些问题，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
　　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
　　萨法洛夫说：“鲍罗廷同志的做法很不对头，他没有再次发言。
　　想回避政治观点是不行的……
　　陈独秀和鲍罗廷同志对群众的过火行为总是感到非常不安……
　　我们的许多同志犯了错误，不管哪位同志犯了错误，都应当剖析错误，应当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所作所为，说说自己的观点，鲍罗廷在此发言时，理应谈谈无法掩盖的东西，谈谈本应向大家真实说明的情况……
　　对维经斯基还有一点意见。
　　我认为只对错误策略作出解释是不够的。
　　要作出比我更确切的解释。
　　维经斯基的检讨(1)
　　中共中央在转给陈独秀电文时附言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陈独秀写道：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
　　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扰!……
　　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
　　窗外阴雨连绵，因为触动伤疤，陈独秀顿生春雨愁城之感。
　　3000字的《答国际的信》，陈独秀停停写写，竟写了一天。
　　中午，他啃了一个面包，喝了几杯开水。
　　信写好后，陈独秀认真誊抄了一遍，留下了底稿。
　　1930年3月初，《无产者》创刊。
　　陈独秀在《本报发刊词》中指出刊物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
　　在这期《无产者》上，陈独秀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认为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主张参加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
　　后来《红旗》载文，批驳陈独秀讴歌国民党“稳定”。
　　这时，陈独秀生活十分困难，开除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停发每月30元的生活费。
　　陈独秀给《无产者》写稿没有稿费，完全是精神寄托。
　　一次，赵济到尹宽家，遇到陈独秀在啃面包，赵济说：“你的胃不好，吃这个行吗?”陈独秀态度十分谦和，说：“不要紧的，填饱肚子就行。
　　赵济和一些青年人问陈一些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话题，陈独秀侃侃而谈，十分有劲，精神并不显颓唐。
　　郑超麟从外面进来，见陈独秀说得津津有味，也在一旁听，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建党时期与青年人谈话一样。
　　郑超麟约陈独秀到他家去坐坐，陈说：“不了，改日再坐，我现在已养成了习惯，晚上可以坐下来，写一些东西。
　　郑超麟知道陈独秀回去写文字学书稿，不再挽留陈独秀。
　　现在，写作几乎是陈的惟一生活来源了。
　　4月上旬，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反驳托洛茨基对中国红军运动的污蔑。
　　在这之前，向忠发发表文章批驳陈独秀政治意见书。
　　几天后，陈独秀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长文，认为红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湘鄂交界的贺龙第二军都是贺大哥的旧部，向来没有党及农民的关系。
　　湘鄂赣的第五军，彭德怀骂王佐、袁文才是土匪，王佐骂彭德怀是军阀。
　　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是当地土匪、景德镇附近的溃兵。
　　当时，蒋介石正在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
　　看完陈独秀文章，蒋介石说：“陈独秀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说的话很有用处，可以在围剿江西红军的时候，到处散发陈独秀的文章，帮我们宣传。
　　李立三见到陈独秀文章，十分生气，“陈独秀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豪绅资产阶级一样的骂红军为土匪，可见陈独秀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后，维经斯基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在苏联《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刊出，其中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同时还应当说，托洛茨基反对派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有过失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
　　实际没有贯彻这一指示……
　　我认为，陈独秀在一些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言论，偏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够理解所致，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世界观的人所表达的观点……
　　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
　　陈独秀也可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这就要求按这个方向在思想上影响陈独秀……
　　我对待陈独秀的观点和方针的态度当然是错误的……
　　不能把陈独秀的观念和观点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混为一谈……
　　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整个领导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在刊登维经斯基文章时附编辑部言：“维经斯基同志在其检讨错误的文章发出以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讨论萨法罗夫同志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后来，在讨论过程中，他修正了这些错误，承认同志们批评他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
　　编辑部认为，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至于鲍罗廷同志，他在当时犯的决非是小错误，后来他又多方掩饰这些错误。
　　因而，编辑部对于鲍罗廷同志的沉默，表示惊讶。
　　维经斯基的检讨(2)
　　这种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鲍罗廷同志曾声言，最近他要作出相应的报告。
　　鲍罗廷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陈独秀污蔑红军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了共愤，《红旗》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反驳。
　　6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绮园化名“易元”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6月18日，《红旗》发表《陈独秀的嗅觉》；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笔名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7月5日，徐德发表《论红军的前途——复陈独秀》等。
　　8月下旬，刘仁静到提篮桥陈独秀家，带来托洛茨基的来信。
　　托洛茨基说，他看到《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
　　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
　　《告全党同志书》是刘仁静寄给托洛茨基的。
　　早在4月下旬，刘仁静收到了托洛茨基来信，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
　　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时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这次，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评价说：“但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的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他能知道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
　　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氏在信中对刘仁静说：“请你代表我向他问候，读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陈独秀读完信，喜上眉梢，说：“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在这之前，“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吵吵嚷嚷，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刘仁静。
　　“我们的话派”甚至出版“反列尔士专刊”，做出将刘仁静、宋逢春开除出“总干”的决议。
　　同时，“我们的话派”在区芳主持下，将梁干乔、张师开除出“总干”。
　　刘仁静搜集了不少老托文章、著作，视为私人财产，不愿轻易与人。
　　因此“十月社”同伙虽然认为刘仁静理论知识丰富，但因自私，与人相处不来。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董汝成一气之下，离开“十月社”，回陕西老家去了。
　　到了十月中旬，刘仁静本人被“十月社”开除。
　　这时，刘仁静日子很难过，老托来信，帮他靠近了陈独秀。
　　潘兰珍(1)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从提篮桥一带搬到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住。
　　在陈独秀住的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住着一位年轻的单身女士，圆圆脸，扑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从穿着举止看，不像是坏女人。
　　陈独秀找了一个机会和她攀谈，知道她叫潘兰珍，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潘兰珍是苏北南通县人，4岁时，父母带她逃荒到上海，父亲在外滩码头搬东西，母亲捡煤渣。
　　后来父亲到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
　　潘兰珍13岁到纺织厂当童工，因受一个流氓的哄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小孩。
　　小孩夭折后，潘兰珍被抛弃。
　　陈独秀见潘兰珍是工人，顿生好感，见面时话也多了起来。
　　陈独秀自称姓李，南京人。
　　大约是想到高君曼在南京住。
　　两人都是独身，又都无依无靠，闲时，潘兰珍帮陈独秀洗洗衣服收捡房间，陈独秀帮潘兰珍识字学文化。
　　一来二去，两人生了感情，搬到一起同居了。
　　潘兰珍生于1908年，这年23岁；陈独秀生于1879年，这年52岁，两人相差30岁。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是父女，不以为怪。
　　谁也想不到他们俩是一对夫妻。
　　秋天，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荫昌、解叔达、来燕堂7人成立了托派小组织“战斗社”。
　　其中只有来燕堂一人没有留苏，其他人都是留苏学生。
　　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解叔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班，闵荫昌在东方大学军事班。
　　赵济在大革命时，曾是中共党员，在唐生智36军做政治部秘书，后到苏联转为托派。
　　成立“战斗社”，他自任书记。
　　出版“战斗”刊物。
　　另3派瞧不起这一派，“战斗社”不仅人数少，刊物也空乏无物。
　　就在这时，“十月社”、“陈独秀派”收到托洛茨基9月1日的来信，信上说：“(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
　　(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此对另外的派别。
　　(三)对于陈独秀的派，也是如此……
　　我未看出来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称陈独秀同志的派为‘右派’的理由。
　　老托以“国际局”的口气讲话，4派决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
　　“无产者社”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我们的话派”代表区芳、陈亦谋；“十月社”代表王文元、宋逢春；“战斗社”代表赵济、来燕堂。
　　陈独秀、彭述之因为是“老干”，不做代表。
　　刘仁静受到“十月社”排济，进不了协议委员会。
　　11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加入“无产者社”。
　　彭述之不同意，说：“坏就坏在刘仁静身上，他以正统自居，以自我为中心，和谁都搞不好。
　　”陈独秀说：“原指望他把大家组织起来，现在争来争去，无非是咬文嚼字。
　　陈独秀给刘仁静回信，劝他不必加入“无产者社”，同时希望刘仁静“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
　　4派开协议会时，马玉夫根据彭述之意见，提出“统一大会代表应按人数多少的比例选出”。
　　赵济、来燕堂反对，因为他们只有7人，“无产者社”签意见书就有81人。
　　区芳、王文元等人也反对以“无产者社”为中心。
　　筹备会议开不下去了。
　　其他几派给老托去信：“‘无产者社’以多欺少”，没法统一了。
　　托洛茨基回信说，他赞成“无产者社”意见，大会代表不以单位为代表，而以人数之比例推选。
　　赵济等人见老托偏袒陈独秀派，嘴上答应，心里不服，开会仍消极，软磨硬拖。
　　尹宽干着急，想找陈独秀商量，到了熙华德路陈宅，才知道陈已搬家了。
　　年底的一天，潘兰珍和陈独秀闲谈，说：“我们亭子间住着一个老西。
　　“老西”（老C）指共产党。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是政治事，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要管这些事。
　　陈独秀和郑超麟商量说：“老西和我们住一起，不好工作，要是国民党特务，更麻烦了。
　　郑超麟问：“潘女士可靠吗?”陈独秀说：“可靠，她什么也不懂。
　　她不知道我是谁。
　　郑超麟劝陈独秀搬家，不要告诉别人新地址。
　　几天后，陈独秀在郑超麟帮助下搬到周家咀一条弄堂。
　　陈独秀告诉彭述之，“找我先找一家裁缝店，裁缝店前楼就是。
　　一天，尹宽在路上遇到陈独秀，像是遇到救命稻草，忙拉陈独秀到自己家中。
　　一坐下来，尹宽就说：“你搬家后，我几次找你，问彭述之你的住址，他都是含含糊糊。
　　陈独秀笑着说：“那不怪他，我叫他不要和别人讲。
　　尹宽说：“你知道统一大会的筹备情况吗?”陈独秀说：“述之和我说了一些，讲有一些争论。
　　尹宽气呼呼地说：“彭述之想进统一大会领导机关，他在操纵马玉夫、吴季严，要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现在马玉夫、吴季严和赵济、王文元他们处得很僵。
　　潘兰珍(2)
　　”陈独秀说：“噢，有这回事?”“不如你亲自参加吧。
　　尹宽建议道。
　　“刘仁静就希望我参加。
　　看来非我参加不可了。
　　让马玉夫、吴季严退回来，改为我和你参加。
　　陈独秀说。
　　尹宽高兴地说：“有你出马，统一大会一定会很快开起来。
　　彭述之听说改派代表，很不高兴，表示反对四派统一。
　　但陈独秀、尹宽、何资深赞成统一。
　　最后，“无产者社”以4比1通过《反对派统一问题》的决议。
　　1931年春天，陈独秀分别和取代区芳作代表的梁干乔及王文元等人谈话，说：“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实际是掩饰自己错误。
　　我们现在还未统一，简直是罪恶。
　　阻碍统一，是罪恶之罪恶。
　　我主张既要考虑派别，又要照顾人数，像赵济他们，只有7个人，就要照顾人数。
　　王文元说：“我们都听你的。
　　陈独秀说：“我已经老了，别人骂我是‘光棍’、‘孤家寡人’，由人说去。
　　但今后反对派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担负。
　　我主张选一些年轻的代表，‘无产者社’中则‘老人’太多了。
　　梁干乔、王文元听得出，陈独秀除了指他自己，也含彭述之、郑超麟等人。
　　反对派书记(1)
　　1931年5月1日，4个托派小组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一个住所召开托派统一大会。
　　出席大会代表17人，列席4人，陈独秀任主席团主席。
　　大会开始，陈独秀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然后作了政治建议草案报告。
　　陈独秀说，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因此提出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
　　认为“当前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
　　王文元不同意，说：“人民政权提法不妥，不能突出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
　　濮德治也说：“国民议会这个口号作我们的工作中心，和国民党的中心工作太一致，容易引起误解。
　　陈独秀反驳说：“你们怕提人民政权和国民议会，是左倾名词拜物教。
　　只提左倾名词，是形而上学。
　　当时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托洛茨基希望中国托派派代表参加。
　　开会回家，陈独秀见到何资深转来的彭述之信，因为没有被选入“中央”，彭述之骂大会“虚伪”、“无聊”。
　　陈独秀和其他代表商量了一下，把彭述之补了进来。
　　接下来开会，彭述之来了，陈独秀问他：“大会还虚伪、无聊么?”彭述之脸一阵红、一阵白，无言以对。
　　大会选举托派中委9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陈亦谋、罗汉、濮德治、区芳。
　　前4人是“中常委”。
　　刘仁静被“十月社”开除后，想加入“无产者社”，又被拒绝。
　　年初，一个人成立了“明天社”，要求以团体代表身份参加这次统一大会。
　　遭到拒绝后，他表示反对这次大会。
　　“战斗社”赵济等7人一个没有选入“中委”，“十月社”有4人进了托派中委。
　　郑超麟等人提议增补刘仁静、赵济入中委，陈独秀说：“这怎么行，中委是选出来的，不是可以随便补的。
　　会议结束后，5月5日，秘书罗汉草拟“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给托洛茨基的报喜电报，宣称：“从今以后，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单一的组织了。
　　因为会前，他们知道托洛茨基图书室被焚毁，信中说：“为得重建您的图书室，我们已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
　　5月9日，反对派陈独秀（书记处书记）、陈亦谋（组织部主任）、郑超麟（宣传部主任）、王文元（党报主编）、宋逢春（书记处秘书）给托洛茨基写信，再次提到为托洛茨基的图书室募捐。
　　不到20天，托派中央就遭到大破获。
　　5月23日，国民党抄查了托派中央机关。
　　逮捕了托派中委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5人，此外被捕的有何资深、何妻张以森、江常师、楼国华、郑超麟妻子刘静贞及一姓王的工人，王妻、子、女儿共14人。
　　后来搞清楚，是因为马玉夫没有选上托派中委，到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
　　马玉夫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家，两人幸免。
　　陈独秀捶胸跺地：“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
　　彭述之劝陈独秀搬家。
　　陈独秀摇摇头说：“我相信郑超麟，他不会出卖我。
　　郑超麟等人被抓后，罗汉、区芳躲了起来，王平一在徐家汇开了纸烟店，梁干乔没有当上托派中委，到南京投靠了戴笠，后来当上了“复兴社”十三太保。
　　陈独秀和潘兰珍从周家嘴路搬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后，对尹宽说：“你再找几个人，多做些工作。
　　郑超麟他们不出来，我们先成立一个临时中央。
　　尹宽又找了宋敬修、蒋振东等人。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觉得尹宽还能干事，比彭述之好。
　　8月的一天，宋敬修、尹宽、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全部抓获。
　　这是托派机关第二次大破获。
　　陈独秀重振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
　　宋敬修等人被捕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刘仁静重归于好，恢复托派中央活动。
　　9月初，托派刊物《火花》创刊。
　　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陈独秀解决油印的油墨、腊纸、纸张。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在《火花》上发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10月，陈独秀代表托派中央起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号召推翻国民党。
　　他对彭述之、刘仁静说：“我主张抗日要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此后他在《火花》上发表了《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抗日救国与赤化》等文。
　　12月，国内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离开南京。
　　陈独秀又恢复了积极性，提议创办了《热潮》月刊。
　　几乎每一期《热潮》上，都有他的短文七八篇。
　　陈独秀写短文化名“顽石”和“三户”。
　　反对派书记(2)
　　刘仁静说：“‘顽石’表示不屈不挠，‘三户’作何解?”陈独秀笑着说：“‘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我自喻三户，表示虽势单力薄，但有信心能治国平天下。
　　此外，中共中央曾设“三曾里”，这里只有三户人家，陈独秀取“三户”，内心有怀旧的意思。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沪淞战争爆发。
　　当时蒋介石重返南京，与汪精卫联合执政。
　　陈独秀写文章提出赶走蒋介石及其召集的国民会议。
　　隔日，陈独秀向彭述之、罗汉提议，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
　　罗汉大革命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王明已去莫斯科，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任总负责。
　　彭述之和罗汉都表示同意。
　　陈独秀说：“向忠发死了后，中共中央的联络地点都换了，怎么找他们?”事后，罗汉找到施小君夫人，请她转信。
　　中共中央收到陈、彭、罗3人信件后，认为这是维持在工人中的欺骗活动。
　　在给国际的信件中，明确表示，“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2月10日，托派中央委员会讨论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地举起反日及国民党的旗帜……
　　在已有的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占领的城市。
　　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以前对红军的诬蔑的态度。
　　会议在讨论时发生了争论。
　　反对陈独秀的主要是刘仁静及托派法南区委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
　　陈岱青早年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任法南区委书记。
　　他不赞成陈独秀与苏维埃红军汇合行动的主张，认为这仍然是机会主义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张。
　　刘仁静认为，陈独秀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违背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提出要与陈独秀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陈独秀则说他们是取消主义。
　　与此同时，托派北方区临委汪泽楷(即“赤声”)及分裂出来的任曙(即“晴光”)一派都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这使陈独秀很伤脑筋。
　　4月份，托派“常委”开会，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去北京调停。
　　汪泽楷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两人一个不服一个。
　　刘伯庄曾是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党中央候补委员，资历比汪泽楷、任曙老。
　　但刘伯庄到北京后，赤声、晴光仍不买他的账，不愿组织新特委。
　　6月，刘伯庄回到上海给托派常委去信：“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于是，陈独秀给晴光以警告处分，给擅自离京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
　　在这之前，彭述之因赵济、陈其昌、王平一、陈岱青、李特继续反对托派常委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政策，将法南区委解散。
　　春天，和郑超麟一起被捕的宋逢春、濮德治因狱中流行时疫，保外就医。
　　濮德治是陈独秀亲戚，托派开统一大会时，被选入托派中央委员。
　　从狱中出来后，想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想来想去，陈独秀打算再给蔡元培去一封信。
　　桌上的肠胃药还是蔡元培令亲周仲奇先生开的处方。
　　去年深秋，为陈训丹找工作，陈独秀也给蔡先生去过函。
　　陈独秀请柏文蔚将信转给蔡元培，蔡元培四处托人为濮德治找工作，找了中山大学罗家伦校长暨大沈鹏飞校长，又找了商学院裴复恒校长等 ，因为陈独秀讲濮曾在沪、皖任教，所以蔡在大学为濮找事。
　　后来濮德治几经周折，在上海招商局月刊任编辑。
　　濮德治保外就医后，陈独秀拼凑了一个托派中常委：陈独秀、彭述之、罗世凡、宋逢春、濮德治、谢德盘任秘书长。
　　新托派常委给“北方特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提出“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
　　这一阵，陈独秀常和潘兰珍吵架。
　　潘兰珍一气之下，赌气跑到浦东娘家去了。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潘兰珍的羊皮袍及驼绒被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
　　他想，潘兰珍气消了，会回来的。
　　但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他等不到潘兰珍回来了。
　　托洛茨基于9月下旬和10月上旬给陈独秀连写了3封信，陈独秀也无法收到了。
　　中国托派统一才一年多，就连遭三次大破获。
　　第九章 金陵狱中(1932.10-1937.8)
　　被捕(1)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被捕。
　　陈独秀一身淡蓝色哔叽长衫，面色清癯，留有微髭。
　　捕快见陈独秀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书生，松了一口气。
　　探员来自上海公安局总巡捕房政治部和嘉兴路捕房。
　　出门时，陈独秀找了一顶淡黄色呢帽，戴在头发花白的头上，镇静了一下，神色安闲地和捕快出了门。
　　后面几个人将桌上和抽屉里的文件材料，一起放入纸箱中，搬到了红皮钢甲车上。
　　陈独秀想，这回完了。
　　蒋介石已杀了他两个儿子，这回该轮到他了。
　　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单去年就杀了邓恩铭、恽代英、蔡和森、邓演达，他陈独秀早就是蒋介石通缉的首犯，这回百劫难逃。
　　门外漆黑一片。
　　门前裁缝店的小老板伸了一下头，又赶紧缩了回去。
　　到了嘉兴路捕房，陈独秀发现，彭述之、谢德盘、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5人也关在里面。
　　陈独秀对彭述之悄声说：“我以为就逮了我一个人，怎么你们也逮来了?”彭述之说：“我现在是张次南，罗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不要弄错了。
　　那天下午，这几个人在东有恒路春阳里20号谢德盘家开托派常委会，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
　　突然一下子冲进来许多人将他们逮捕。
　　陈独秀胃不好，没有参加会议。
　　陈独秀说：“郑超麟被抓后，你劝我搬房子，我说不用搬，现在搬了，也出事。”彭述之说：“我们要留心，这里面恐怕出了问题，知道你的住址的人不多。
　　说着他用眼睛扫了另外4个人。
　　陈独秀会意地点点头。
　　到了夜里，梁有光、王晓春也被抓来了。
　　两人在梁有光新闸大通路斯文里1044号被抓。
　　陈独秀说：“你住的地方我都不清楚，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呢?”梁有光说：“我也怀疑。
　　王晓春蜷缩在墙脚，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他因跳窗逃跑，被抓后挨了拳脚。
　　濮德治轻声对陈独秀说：“我怀疑问题出在费克勤身上。
　　张颖新前几天碰到费克勤。
　　张颖新是濮德治妻。
　　陈独秀突然想到了什么，说：“是不是那天在你家遇到的那个女人?”濮德治说：“是的，她和我爱人是留苏的同学，张颖新不知她后来干什么，就冒冒失失带她回家，偏偏又遇到了你。
　　陈独秀说：“你们不是搬家了吗?”事后，陈独秀叫濮德治搬家，结果濮德治搬到法租界圣母路商福里222号。
　　濮德治说：“费克勤知道我在招商局工作，我搬了房子，她更起疑心。
　　她那天见到你时的表情，我就感到她不是好人。
　　陈独秀似信非信说：“还不能肯定。
　　濮德治说：“今天下午他们来抓人，我看到费克勤在车子后面鬼鬼祟祟的。
　　陈独秀点点头：“差不多了。
　　除了费克勤盯梢，还有国民党特务黄麻子及原“战斗社”成员解叔达、徐乃达。
　　抓住陈独秀后，这些人获3万元奖金。
　　“不对呀，那个女的抓住了你们，怎么抓到我和梁有光呢?”陈独秀问。
　　濮德治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5个人抓来后，可分开过?”“我们是分开提审，谢德盘才20岁，提审的时间最长，回来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
　　濮德治见问，警觉起来，看了谢德盘一眼，谢德盘正拿眼在看他们。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孩子胆小。
　　第二天，王子平、何阿芳两人在唐山路业广里335号被捕，王鉴堂在法租界福履理路建业里22号被捕。
　　陈独秀相信是谢德盘出了问题，他是中常委秘书，知道这么多人的地址。
　　10月17日，陈独秀一行人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受理。
　　从他们家中搜到的10箱文件书籍，也随汽车送到。
　　每人前胸缀了一个号码。
　　陈独秀前胸缀了个“6”字，因他是第六个被捕。
　　赵镇镗推事升座第一法庭，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后，提出依据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及同法第六条起诉，但有关事项尚须调查，要求改期会审。
　　陈独秀来前被送到二部局看病，因病不重，仍来受审，但赵镇镗允许他坐下。
　　其他人仍一旁站着。
　　会审后，法院即将情况告诉了上海市长吴铁城。
　　吴铁城对如何处置陈独秀，不敢擅自做主。
　　18日用快电报告了南京行政院。
　　南京接到吴铁城电报后，立即下令将陈独秀、彭述之两人押解南京。
　　当时汪精卫辞职赴德国，蒋介石在武汉。
　　吴铁城命令上海公安局去火车站严加警戒。
　　闸北五区警署临时安排保安大队一个排兵力在上海北站特别警戒。
　　晚上，上海公安局将陈独秀、彭述之武装押解到北站，乘11时夜车押解到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讯办。
　　火车开出上海不一会，陈独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听着陈独秀悠然自得的鼾声，彭述之怎么也睡不着了。
　　被捕(2)
　　第二天清晨，彭述之对双眼朦胧的陈独秀说：“你昨夜睡得好香!”陈独秀见彭述之脸色苍白，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不要想许多。
　　我已是半老人，已无所求。
　　说话功夫，火车已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黄凯等人接车，交军政部军法司收押。
　　陈独秀对彭述之说：“到南京凶多吉少。
　　“为什么?”陈独秀说：“你真糊涂，在上海我们是民事法庭，在南京是军事法庭。
　　见彭述之紧张，陈独秀改口说：“也不见得。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转押陈、彭二人给军政部军法司时，拨洋100元作备用金，陈、彭没有被条。
　　陈独秀知道自己有特殊待遇，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提出要见蒋介石、陈立夫，他不知道蒋介石在武汉。
　　来人答应转告上面。
　　隔日，黄凯带上陈、彭案卷材料，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情况。
　　当时蒋介石以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10月24日，蒋介石问清了谢德盘，确信陈独秀与江西共产党没有关系后，打电报给南京，谓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维护司法尊严。
　　这天，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打电报给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
　　胡适给蔡元培拍过电报后，自己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
　　接到电报当天，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坛暇、宋少屏8人快邮代电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为陈独秀说情，“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
　　10月25日下午3时，军部何应钦请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带陈独秀到他办公室，告诉陈有关蒋介石来电内容，陈独秀表示感谢。
　　何应钦问陈独秀：“对赣鄂共产党暴动情况，你可知道详细情况?”陈独秀答：“均为干部派指挥，与我无关。
　　何应钦请陈独秀谈谈他的托派活动和政治主张，陈独秀表示赞成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大政问题。
　　并主张武装民众抗日，认为联俄抗日比联英美有利。
　　何、陈谈了两个小时。
　　最后，何应钦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字。
　　从何应钦处回来，王振南答应借一套《水浒传》给陈独秀看。
　　因为蒋介石、何应钦都表示由法院来办陈案，军法司也不愿作恶人头。
　　当天王振南就接受了记者采访，表示一接到通知，就将陈、彭移交江宁地方法院。
　　陈独秀回到十禀巷军法司，情绪好转，这时监狱办事人员送进来一张条子，说：“一位女士自称是你的家属，要求见你，我们没有同意，她便写了一张条子。
　　陈独秀接过一看，是“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9个字。
　　陈独秀见有人来探监，情绪更好，尽管胃不好，晚上还是多喝了两碗稀饭。
　　彭述之见陈独秀情绪好转，他情绪也跟着好起来。
　　江宁地方法院候审(1)
　　1932年10月26日上午10时，两人乘大卡车被移解到江宁地方法院，记者听说后，蜂拥而来。
　　江宁看守所所长龚宽见陈独秀有来头，将他送到主犯人病室2号房。
　　院子平列3间房子，东边一间是曹聚仁三妹的办公室，她是法医官。
　　陈独秀进屋后，有人将随车运来的行军床和铺盖搬了进来。
　　陈独秀见里面有洗脸架、案凳，室内清洁，光线也好，很满意。
　　龚宽说：“这里先前是牛兰住过的房间。
　　瑞士人牛兰是“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去年夏天被捕，8月被判无期徒刑。
　　检察官员吴绍昌按惯例作了讯问笔录后，龚宽问：“有记者要采访你们，见不见?”陈独秀一听，很高兴，忙说：“见，见。
　　陈独秀和龚所长来到候审室，不一会，彭述之也来了。
　　记者问陈独秀：“在狱中有何感想?”陈独秀说：“在狱之人，别无所望，唯一要求，即望当局予以公开审判。
　　“你对南京有什么看法?”“我有20年未到南京，见各处之建设及商业之繁盛，真胜其百倍，在此国难日亟之时，政府仍能努力发展建设，此点实为国家前途庆幸。
　　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和柏文蔚一起到南京小居过。
　　“开庭时是否请律师代辩?”“无钱。
　　陈独秀说。
　　“律师界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等人要给你当律师，有何想法?”“此非法律事，是政治问题，请不请律师，尚未定下来。
　　记者又问了彭述之一些问题，见彭述之不断咳嗽，面呈倦容，又转问陈独秀。
　　隔日，龚宽告诉陈独秀：奉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朱隽之命，“在质查期中，拒绝一切接见及书信往来。
　　但过了几天 ，龚宽就同意他看中央军校出版的各种军事丛书。
　　因他胃不好，看守所曹法医给他看胃病，允许他到室外散步。
　　在院子里，陈独秀和曹法医等看守人员谈话。
　　10月底，高君曼生前好友刘梦符（赵畏天夫人）来看陈独秀。
　　高君曼去年因子宫癌去世，和姐姐去世仅差一年，使人想到延年和乔年去世仅差一年。
　　高君曼逝世时才46岁，由儿子陈哲民和女儿子美将她安葬在南京清凉山一个向阳的高坡上。
　　见到陈独秀，刘梦符谈了一些高君曼生前情况，临走，陈独秀写了一张条子，请他设法交给吴静如。
　　当时刘静贞化名吴静如，每月从上海到南京，探视军人监狱中的丈夫郑超麟。
　　后来，陈独秀听说关在中央军人监狱的贺贤深（何资深）患肠胃病，请刘梦符带了一位医生去监狱替他看病，并给郑超麟检查身体，当时，郑超麟身体没有病。
　　陈独秀被捕，使寂莫了五六年的“陈独秀”又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
　　傅斯年月底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陈独秀案》，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要求蒋政权“依据法律进行特赦”陈独秀，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异端”。
　　关于陈独秀是共产党“异端”，胡适也有印象。
　　这年4月9日，吴俊升从美国来信谈到杜威赴墨西哥访问托洛茨基的事。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蒙冤，杜威领导托案国际调查委员会前往墨西哥听取托洛茨基的申诉，以便作公正评断。
　　以至苏俄驻美大使因此宣称杜威是托派。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
　　胡适给蒋介石发求情电报后，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拍来电报，请蒋介石放陈独秀。
　　开始，蒋介石说凡是给陈独秀说情的文电，不管是谁打来的，都不要答复。
　　当时，金树仁、何键以及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委、国民党长沙市执委、一些县党部及陆军78师等师党部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严惩陈独秀，“处以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
　　和谢德盘谈话后，蒋介石给胡适拍电报，谓“陈独秀案已电京交法院公开审判”，给胡顺手人情。
　　罗文干没有马上转蒋介石的电报给胡适，目的希望胡适来南京，可胡适一直没有去。
　　这段时间胡适在京忙着演讲，他说，陈独秀把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一日，北大蒋梦麟校长来探监，带了一兜子水果和几部小说。
　　他说：“报上讲你想看《水浒传》，我便找了几部小说带来。
　　陈独秀感激地说：“谢谢你这么细心，我整日闷在这里，只希望早日公审。
　　蒋梦麟说：“孟真、叙雅、启明、兼士都向你问好。
　　陈独秀说：“这次又连累许多老朋友，我这个人，总是给老朋友带来麻烦。
　　蒋梦麟问：“什么时候公审?”“大约是下月底。
　　“近来身体怎么样?看你脸色，似不怎么好。
　　陈独秀说：“胃不好，只喝稀饭，想吃肉和饭，可是不行。
　　“买药可方便?”“看守所条件还好，我住的是牛兰住过的病号室，吃药不难，平时还可以散步，随便与看守人交谈。
　　以后判了刑，怕没有这么自由了。
　　江宁地方法院候审(2)
　　蒋梦麟安慰他说：“你想宽些，以你的情况和外间评论，你的罪或不至重，关几年，放出来就好了。
　　报纸刊登蔡元培、蒋梦麟援救陈独秀的谈话后，《大公报》载文认为，蔡元培等人“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的话，是“多此一举”，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
　　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
　　《红色中华》41期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
　　陈案审判在即，蔡元培介绍了汪有龄律师，胡适介绍了刘律师，陈独秀自己定了章行严和彭律师。
　　陈独秀对段锡朋说，请律师过多，易引起外间注意。
　　因为没有纸笔，陈独秀请段锡朋代为致函给胡适，不烦他们再请律师了。
　　经段锡朋等说情，看守所允许陈独秀写信。
　　陈12月1日给胡适写信叙述狱中候审情况。
　　他希望胡适给他借英文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书。
　　同时劝胡适专心做学问，“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听到了社会上关于胡适要从政的传闻。
　　谈到自己的将来，陈独秀写道：“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当时胡适在武汉、长沙等地演讲，没有马上答复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也引起了住在上海的鲁迅注意。
　　他于12月14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的早年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1933年3月5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接到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等人的起诉书。
　　朱隽检察官在准备起诉书时翻阅了10箱材料。
　　他在《起诉书》中说：“陈独秀作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党之首脑，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党政府。
　　察该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
　　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公审(1)
　　1933年4月14日上午9时，江宁地方法院在法刑二庭第一次开审陈独秀等人。
　　审判长胡善及推事、检察官、书记官五人升座，章士钊等5位律师入辩护席，然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闻讯前来参加公审各届人士百余人，挨肩擦背，挤满了旁听席。
　　留着短短胡髭的陈独秀面色红润，已无病容。
　　他被带进法庭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
　　审判长胡善问陈独秀姓名年岁籍贯等问题后，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陈独秀答：“红军为特别组织，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
　　胡问：“《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共党领导实行暴动，曾有人写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是否是你作的?”陈答：“是有的。
　　胡问：“几时生病?”陈答：“去年8月。
　　“被捕10人中，有几人认得?”“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以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陈独秀答。
　　“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这是实事，不否认。
　　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
　　(二)中国人穷至极点……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胡善对陈独秀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11时33分。
　　旁听席上交头接耳、啧啧赞赏。
　　第二天，仍在原地审讯。
　　昨天审讯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4人。
　　第二天审讯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竟豪、梁有光、王莹堂6人。
　　陈独秀在开庭初修正了一下昨日自己的答话，然后被带到庭外等候。
　　到了中午，陈独秀又被带到庭上。
　　胡善问：“托洛茨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答：“是。
　　胡善不再问陈独秀，转问彭述之去了。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这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和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
　　不少人从镇江、无锡、上海专程赶来旁听，法庭门厅、过道、窗外、记者席都站满了人，总计200多人。
　　审判长胡善等人上堂后，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入律师席。
　　然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辩护开始，陈独秀对前几日审讯记录中托派最终目的问题作了修改。
　　问过其他人问题后，朱隽检察官宣布陈独秀法庭审问结论，说：“史托两派不同的地方……
　　都是内部问题……
　　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
　　所以被告负有两个责任(一)组织左派反对派他是主脑，所以无论宣传命令，他都要负责，被告个人之言论著述，当然亦要负责。
　　(二)宣传部分，他们有一个系统，向一个目标进行，著作很多，被告当然亦要负责……
　　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
　　下午1时45分，朱隽才宣布完毕。
　　胡善问：“是否尚有抗辩?”陈独秀说：“有抗辩。
　　他接着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
　　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旁听席上传出一阵阵哄笑声。
　　陈独秀将他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三点理由详细地陈述了一遍后，说：“检查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
　　这时，章士钊律师起身为陈独秀辩护，他认为陈独秀，第一，言论无罪；第二，行动无罪；第三，说叛国危害民国罪没有根据。
　　审判长问陈独秀与斯大林干部派何意见时，陈“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
　　章士钊说，陈独秀“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
　　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
　　考虑陈独秀的苦心，章士钊补充说：“此义陈独秀必不自承。
　　最后他说：“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之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章士钊辩护词洋洋几千言，辩护时间达53分钟。
　　章士钊发言一结束，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诉为准。
　　台下哗然，赞成的称：“凤骨嶙峋”，“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
　　“想当英雄豪杰”，也有人摇头。
　　下午6时35分，法庭辩论结束了。
　　6天后，即4月26日下午2时，宣判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
　　褫夺公权13年……不知什么时候，法庭内一片安静，朱隽宣判结束了。
　　突然，陈独秀吼道：“裁决不公，我要上诉!”彭述之、王子平、何阿芳等人也一起喊冤。
　　公审(2)
　　一时律师、旁听席上人也纷纷叫道：“判得太重。
　　胡善立即宣布：“宣判结束，退庭。
　　被斯诺称为滑稽戏一样的公审陈彭案结束了。
　　中央苏区《红色中华》载文评论：“陈托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老虎桥监狱(1)
　　判刑后，陈独秀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
　　江苏第一监狱在南京老虎桥45号，呈正方形，占地面积41925平方米，直属司法部管辖的普通监狱，主要关押刑事犯。
　　牛兰被判无期徒刑后，和夫人也关在这里。
　　陈独秀被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里。
　　典狱长告诉他：“住单人房间是优待，但你是政治犯，不准亲友探监。
　　陈独秀问：“能否写信?”典狱长摇头。
　　“读书看报呢?”典狱长又摇头。
　　陈独秀很生气，但不好发作。
　　1933年5月27日，陈独秀接到判决书，开始准备“上诉状”，用了半个多月，陆陆续续写了5000字。
　　写完“上诉状”，请律师蒋士豪转交章士钊代呈。
　　一天，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想请汪氏叔侄来南京狱中探望他。
　　此时汪孟邹在长沙，汪原放在上海。
　　典狱长不同意，说：“上方有命令，不准给犯人转信。
　　陈独秀发脾气说：“这是什么黑暗社会，连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不如。
　　中午陈独秀没有吃饭，狱卒来劝他，他说：“不让我通信，我饿死好了。
　　晚上陈独秀又没有吃饭。
　　典狱长劝他说：“你要想开些，这是规定，不是我能作得了主的。
　　陈独秀头晕眼花，垂下眼皮，摇了摇头。
　　第二天一整天，陈独秀又没有吃饭，脸成菜色，蜷曲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典狱长慌了，和上面商量，只好同意陈独秀写信。
　　一接到信，汪原放就来了。
　　他说：“叔叔在报上看到你吃了官司，他说这一回仲翁的性命一定难保了。
　　还好，你的命大，总算捡了一条命。
　　陈独秀判刑后，亚东图书馆出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陈独秀见收进了《起诉书》、《辩诉状》、《辩护词》、《判决书》、《章士钊答中央日报记者》等材料，笑着说：“你们费了不少心思。
　　汪原放说：“只印了1000本，不少人要，听说有几所教会学校打算收入课本，作法学课教材。
　　“是么?”陈独秀十分高兴，“报纸上怎么说?”“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为名，禁止报纸刊登。
　　听说天津《益世报》登了。
　　汪原放压低声音说。
　　陈独秀翻到章士钊的“辩护词”，见到“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这几句，皱着眉头说：“行严真糟，你看罢!这成什么话。
　　“你改一改，我带回去给章律师看看。
　　汪原放说。
　　陈独秀换了个话题，问：“上次请高语罕带信给你叔叔，问能不能出版我的自传，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汪原放说，“但听叔叔讲，想再出一版《独秀文存》。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我家中事情多，延年乔年都用过亚东的钱，哲民读书和零花也用了亚东的钱。
　　“《独秀文存》得了一些钱，也抵掉不少了。
　　汪原放安慰他说。
　　“抵不掉的，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了，心里很难过，你把《独秀文存》尽快印出来，让我快快拿版税把亚东的账结清才好。
　　6月中旬，陈独秀提笔给汪原放写信：“柏、章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收转，不知全数若干？除以此扣还外，尚欠尊处若干？务请抄一细账赐知。
　　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
　　令叔对此往往糊里糊涂，望兄一矫正之。
　　“柏”是柏文尉，“章”是章士钊。
　　汪孟邹说：“仲甫还是那个脾气，坐牢还想到还账，一辈子不服输。
　　6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朱隽在“答辩书”中说：“被告上诉(意)旨。
　　强为曲解。
　　厥难认为有理，希请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夏天，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探监。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在上海音信全无，今年还是从柏文蔚那里才知道父亲公审的情况。
　　想到两个哥哥没有了，姐姐没有了，母亲和姨妈也相继于大前年和前年去世，这会在牢中见到惟一的亲人，陈松年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
　　陈独秀见了，说：“没出息。
　　20岁的小儿子陈哲年在南京替《民声报》收发电讯，他来看父亲时，提出帮父亲越狱逃跑，陈独秀骂他：“胡闹！”
　　判刑后，不少国民党要人来狱中劝降陈独秀。
　　宋美龄在铁道部长顾孟余陪同下也来过，此外，还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对陈独秀更是刮目相看。
　　陈独秀想找些书来读，一连给汪原放开了几个书单子，列出的书有莫尔干著的《古代社会》(上下卷，日本改造社出版)、列宁的《组织论》、《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论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等书。
　　慢慢地，陈独秀的案几上书多了起来，朋友又送给他两个书架，不久，书架堆满了诗、书、史、学。
　　社会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要来看陈独秀，讲些闲话。
　　老虎桥监狱(2)
　　见了几次，陈独秀对典狱长说：“这哪成啊，我还要点时间看书，有些人你通知我一声，不认识的就不要进来了。
　　典狱长说：“这是对你的优待，来看彭述之的人，必须要登记，说清两人关系，我不同意就进不来。
　　鲁迅没有来看陈独秀，但他在文章中还提到陈。
　　8月10日，鲁迅写《淮风·“中国文坛的悲观”旅隼》云：“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也都非常猛烈。
　　当初又何尝不使局外人摇头叹气呢，然而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
　　分人才(1)
　　1933年盛夏的一天，一位七分人才、三分打扮的时髦女士来探监，因为是看陈独秀，典狱长没有叫她填登记簿。
　　见她只有二十五、六岁，问她：“你和陈独秀是什么关系？”
　　陈独秀女儿子美(喜子)来过，典狱长已认识了。
　　在杭州电信局工作的陈子美1912年生，这年21岁。
　　“学生。
　　女士顺口答道。
　　当年在上海石库门，陈独秀没少教自己认字读书啊。
　　典狱长带她到了陈独秀牢房，陈独秀一看是潘兰珍，又惊又喜，忙问：“你怎么来了?” 典狱长听他们说了几句，便知趣地走了。
　　去年11月30日，陈独秀给高语罕写信，说：“我真对不起她，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
　　当时，潘兰珍听人家说，抓到了阿西的头子，她不知道是谁，一看报上的照片，差点叫了出来，这不是我家老头子吗?12月13日，陈独秀再次给高语罕写信说：“鄙人生活情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
　　听说潘兰珍要来探监，陈独秀欢喜无比，但他在4月5日给高语罕信中，还是说“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
　　见了陈独秀，潘兰珍两眼就红了，说：“编派的真像，一会儿是南京人，一会儿姓李，这会真成了南京人了。
　　陈独秀忙赔不是，说：“没有办法。
　　潘兰珍擦着泪说：“我这一辈子，尽受人骗。
　　陈独秀想到她以前受流氓哄骗生了孩子的事，“唉”了一声，说：“蒋介石悬赏那么多钱抓我，不化名怎么行?”“化名又怎么样?化来化去，不还是抓来了。
　　潘兰珍说。
　　但声音已缓和多了。
　　见潘兰珍注意到床上的皮袄，陈独秀说：“这是人家送的。
　　“你倒好，我一走，就把我的羊皮袄和驼绒被给当了。
　　潘兰珍怪道。
　　这年春天，陈独秀给高语罕写信，还担心自己“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
　　潘兰珍来了后，陈独秀牢壁生辉、霞光万丈。
　　坐牢之前，他穷得当衣当被，成天啃几个面包。
　　坐牢之后，吃穿不愁，也无须东躲西藏，女伴失而复得。
　　想到这里，陈独秀笑着说：“我不坐牢，看来你是不回来了?”“不回来，我的东西没拿走呀?”潘兰珍笑着说。
　　当晚，潘兰珍住到了中华门附近的刘梦符家。
　　天凉后，典狱长就发现潘女士几乎天天探监。
　　上午9点来，下午5点回去，中午在牢房里和陈独秀一块用餐。
　　当时江苏第一监狱关了几十名女政治犯，如刘少奇爱人何宝珍、赵世炎爱人夏之栩、《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原型钱瑛、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帅孟奇、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杨放之等都关在这里。
　　一天，典狱长对濮德治说：“我们优待陈先生，优待也有个界限，总不能把监狱当成旅馆吧?这样叫我们为难。
　　濮德治问：“怎么了？”
　　典狱长说：“你可知道潘女士来历，我们以为是陈先生的学生，但学生不会天天来。
　　陈先生的女儿我们认识。
　　看守报告说，他们在狱中有肉感行为。
　　潘兰珍这时从上海搬到南京，先住段锡朋家，后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房子。
　　濮德治想为陈独秀挽回面子，说：“不会吧，他已五十六、七岁了。
　　典狱长说：“千真万确，已调查过了。
　　你告诉陈先生，我们不好说，要注意这事，弄得不好传出去，我也要砸饭碗。
　　濮德治点头说：“我来和陈先生谈谈。
　　典狱长余怒未消，说：“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
　　一个政党领袖，这样不爱惜自己，我为他叹息，往后请他自爱一点。
　　典狱长走后，濮德治到陈独秀牢房，说：“你干了什么事，典狱长有些不高兴。
　　”听说是和潘兰珍的事，陈独秀放下脸说：“他们知道什么?监狱制度真是万恶，将来一定要消灭监狱制度。
　　压抑了人的本能。
　　孔子讲，‘人之本能，食色性也’。
　　我是人嘛!动物的本能我也具备嘛。
　　濮德治一向尊重陈独秀，又是本家，不好多劝，便找罗世凡谈。
　　第二天，罗世凡又劝陈独秀：“你在坐牢，要压制这个本能了，你也老了，以后要在压制收敛上下功夫。
　　陈独秀听了不太舒服，他说：“这很难，建党前我有些放任，建党后，我很收敛，没有胡来了。
　　提到建党前的事，罗世凡问：“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陈独秀一听，发了一顿大火，他说：“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这是私人生活，别人管不了，也不用别人管。
　　后来陈独秀气消了，陈独秀将认识潘兰珍经过告诉了濮德治。
　　濮德治说：“一个女流，真不简单。
　　她对你有意，你可不能对她无情。
　　陈独秀收起笑容说：“我恐怕没有资格对她无情了，这个牢房是永无出头之日，即使有了出头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有一点，濮德治还是赞同陈独秀的。
　　分人才(2)
　　陈独秀说：“朋友妻不可欺。
　　陈独秀讲到有的同志被捕入狱，有人与其妻发生关系的事，大骂这人是畜牲，连青红帮都不如。
　　邓以蛰探监(1)
　　1933年初秋的一天，陈独秀就着微弱的光线，吃力地看书，桌上放着《马可波罗游记》、《水浒》、《原富》等书。
　　这时刘静贞(吴静如)拎着一盒饼干、几斤苹果来看他。
　　刘静贞戴着眼镜，圆圆的脸庞，看上去很文静，像一个知识女性。
　　刘静贞比郑超麟小一岁，生于1901年，这年33岁。
　　刘静贞喝了一口水，说：“你托人带来的信收到了，前几次我来看你，监狱不给进。
　　陈独秀连连点头，说：“这下好了，又知道超麟消息了，他怎么样?”“脸色不好”，刘静贞说，“他那里人多，牢里污秽不堪，不像你这里，像个书房”。
　　沪淞战争后，郑超麟由上海移到江东门外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那里是关重要政治犯的监狱，隶属军政部管辖。
　　刘静贞说：“以后叫我吴静如，我一个月来一次南京，你有什么话要带到外面，下次我来，你事先准备好。
　　陈独秀答应了，说：“你也要注意。
　　“吴季严也关在里面，你知道么?”刘静贞问。
　　陈独秀说：“知道。
　　陈松年来探监，也到陆军监狱看过吴季严。
　　吴季严因散传单被捕，化名周西岑。
　　刘静贞走后，陈独秀以“雪衣”笔名写了《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提出“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3月国民大会的斗争”。
　　陈独秀被捕后，托派又组织了临时中央委员会，由刘伯庄任书记，几个月后，刘伯庄去大学教书。
　　任曙想任书记，成立托派临委，遭到陈其昌、蒋振东、赵济反对。
　　9月中旬，汪原放对汪孟邹说：“仲叔想选编翻译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你怎么看？”
　　汪孟邹说：“仲翁要我们与适之商量，我也赞同。
　　适之情愿我们出这类历史书，不愿我们出政党史，大约他不会反对。
　　陈独秀建议亚东代售北大《国学际刊》、清华《国学丛刊》、罗振玉的《殷虚书契》，汪原放说：“这都是学理刊物，不碍事的。
　　不久，陈独秀又来信说，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太贵，不能买，他已托人想法借阅去了。
　　接到陈独秀的信，汪原放请赵健带《马克思传》、《达尔文传》、《中国革命史》等11本书给陈独秀。
　　接到书，陈独秀回信要《世界地理新字典》等书。
　　在这之前，他要过英德小词典。
　　汪原放关心陈独秀何时写自传，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希望陈独秀写自传。
　　陈独秀何尝不想写自传，人在无聊时亟易想起平生往事，但写什么呢？写少年幼年事记得的已极少，而且也无意义；记得的事，都是党事，不是与国际纷争的事，就是与蒋介石之间的过节，此时也不能写，弄不好13年牢还要加几年，那岂不是永无出头之日？想来想去，陈独秀又回到中国文字音韵学上来了。
　　钻进故纸堆，寻找字的来源，字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发展以及向别的字的演化、转义等，可使人暂时忘记苦恼。
　　秋日的一天，在清华大学执教的邓以蛰到欧洲经南京时，看望了近20年没有见面的陈独秀。
　　但背地里，邓没少替他说话，有时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
　　其实，他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思想和所热心的事业。
　　他只是维护少年时代在日本就住在一起的老大哥。
　　段书贻驾车带着邓以蛰，在南京的小巷道里绕来绕去，雨越来越大。
　　到了看守所门口，邓以蛰拿出专为探望陈印的名片。
　　果然，看门的很客气，立即请他们进去，并替他们打了伞。
　　邓以蛰是第一次探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感慨。
　　在看守所狭窄的廊下，见到几十年未见面的小友钝生（邓以蛰20岁后取名钝生，陈独秀很喜欢这个名字），陈独秀并没有大吃惊。
　　陈独秀的须发大半白了，面色黑瘦，八字胡挂在菜色的脸上。
　　他握着邓以蛰的手说：“你也老了呵。
　　邓以蛰比他小12岁，这年42岁。
　　邓以蛰说：“仲甫哥！你为何老得这样？瘦得这样？报纸上说你的胃病厉害，到底现在怎样？好了些么？”
　　陈独秀身穿一件灰色的哔叽呢夹袍，很旧，只有边上是深色的本色，其他的地方，褪色成了皮蛋色了。
　　他说：“我没有胃病，是大小肠子的毛病，老是小肚子的左边痛。
　　邓以蛰问：“还有其他病么？饮食如何？”
　　陈独秀说：“从前所疑的肺病呀，心脏病呀，概无根据；此地饮食还可以，自己要弄东西吃也很自由，只是我没有这种兴致就是了。”邓以蛰说：“叔雅曾嘱他的学生的太太每日送菜进来，不是么？”
　　陈独秀说：“哪有这回事，他的话多不可信。
　　说话工夫，大家已经走进陈独秀号房里。
　　邓以蛰看了，像家乡安庆的小客栈。
　　地板比门外的廊檐下的砖面还低，走在上面吱吱响，整个号房都在动。
　　破旧的洋式窗户安得很高，下面是粘手的黄色的桌子，光线阴暗，投在桌子上的光亮只有书那么宽。
　　邓以蛰探监(2)
　　四方形的房子左边靠墙壁是一张没有蚊帐的木架床，床前是一张旧藤椅子。
　　这大约是陈独秀的势力范围；对着窗子的一边靠墙支着木板铺，上面的被条比床上的被条脏得多。
　　不用说，这是彭述之的地盘了。
　　与床相对的一面墙，是满满的几架书，有线装书和洋装书，十分整齐。
　　陈独秀自己虽然不注意整洁，但他注意整理书案。
　　段书贻和邓以蛰进来后，陈独秀请段书贻坐到了陈独秀平常坐的藤椅上，彭述之坐在书架前的一条窄凳子上，邓以蛰和陈独秀面对面坐在桌子旁边。
　　陈独秀和段书贻谈到商务印书馆承印《四库全书》和中日问题，然后，陈独秀问邓以蛰：“清华为何还不预备搬呢？”
　　邓以蛰说：“清华还在建筑房子呢！”
　　陈独秀叹道：“那又何苦呢？”
　　两人谈的话，有的是不重要的，只是要找些话说。
　　陈独秀问：“仲纯在青岛一切还好吗？”仲纯是邓以蛰的二哥。
　　邓以蛰说：“他因为孩子伤得太多，最近一个男孩又死去了，非常懊丧。
　　“在这种时代，那不是好极了？何必懊丧？”
　　陈独秀的背有点勾，说话时喜欢看上面，有时闭着眼，有时睁着。
　　陈独秀口才流利，邓以蛰在日本时就很喜欢和他聊天。
　　因为陈独秀是个性格化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高兴起来，骂爹骂娘，无拘无束，和他对坐，受其情绪影响，也常让人忘乎所以，丢掉了许多顾忌。
　　直觉得痛快！当然，他也不能免俗。
　　出门时，陈独秀摇摆着身躯走路，让邓以蛰想到家乡人特有的架步。
　　站在屋檐下，看着已经停了雨的天空，段书贻和邓以蛰还想和陈独秀再说几句。
　　陈独秀说起当年第一次到南京和哥哥赶考的事。
　　那年在考棚，因为天热，徐州的一个胖子一丝不挂，走到陈独秀旁边，猛的一拍大腿，言“今科必中”，吓得陈独秀三魂吓掉二魂半。
　　谈起这段故事，段书贻和邓以蛰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难得啊，坐牢人还有这么好心情。
　　回去的路上，邓以蛰想起，自己喜爱字画，还是受陈独秀影响呢！当年，陈独秀到过自己的怀宁山庄，将邓家收藏的字画评价一番。
　　邓以蛰是书法大家邓石如嫡传后代，家中有不少墨宝珍玩。
　　陈独秀特别喜欢邓家的弘光时成回和尚的山水小幅，浙江山水幅等。
　　陈独秀过目不忘，回去告诉了苏曼殊，苏曼殊顺手题在自己的画里了。
　　回到旅社，邓以蛰写了访问陈独秀的文字，以《癸酉行笥杂记》为总题目，刊登在11月1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落款时，他署名“邓叔存”。
　　鲁迅：佩服陈胡(1)
　　1933年10月4日是中秋节。
　　狱方破例多烧了几个菜，陈独秀贪吃，晚上腹胀如鼓。
　　他担心自己得了“大肠癌肿症”。
　　第二天，他给方泉(汪原放)去信，请他找一趟黄钟医生。
　　过了几天，陈独秀的胃好了。
　　他又遇到了一件生气的事。
　　胡适赴美回国，经南京回北平时，居然不来看自己。
　　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信抱怨了一顿。
　　汪原放忙给仲叔来信，说胡适太忙，叫陈独秀不要介意。
　　胡适知道陈独秀生气后，11月2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
　　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
　　陈独秀余气未消，11月15日给汪原放写信说：“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
　　弟前函及此函所说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与之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
　　汪原放见“望勿告他人”句，知道陈独秀留有余地，把这件事放了下来。
　　陈独秀叫汪原放不告诉别人，他自己却把胡适来信寄给李季。
　　一则是因为胡适在信中提到《资本论》已请吴半农、千家驹合译，所以陈独秀曾推荐由李季译办不到了；再则，胡适在信中向自己道歉，陈乐在心中，有说出来的愿望。
　　年底，郑超麟爱人刘静贞来说：“老托派了一个国际代表格拉斯，想见你。
　　法朗克·格拉斯是美籍加拿大人，美国托派负责人之一，化名李福仁任上海《达美晚报》编辑。
　　陈独秀说：“还是不来的好，我一个囚犯，能做什么?不如多找别的人谈谈。
　　我的意见，都写在文章上了。
　　说着，陈独秀将《对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等文章交给了刘静贞。
　　“区白”是彭述之化名，陈独秀不同意他以“倒蒋”口号代替“打倒国民党”口号。
　　当时，陈其昌、赵济、蒋振东挤走了任曙，成立了托派新临委。
　　格拉斯来了后，支持刘仁静，从北京调来斯朝生、胡文华等人，陈独秀知道后，说：“看来我不见他是对的。
　　托洛茨基和格拉斯保持密切接触，1934年1月29日，托洛茨基给他写信说：“目前，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列宁的书，其中将用大量的篇幅谈到列宁这个人物及其思想在东方所发生的影响。
　　1934年1月30日上午8时，胡适离开北平去南京，参加基金会第八次董事会。
　　这中间，胡适去了一趟上海，10日从上海回来，在南京又呆了一天，和张慰慈、刘英士一起在益州吃了午饭，然后去地方法院看陈独秀。
　　这天是腊月二十七日，身穿黑色长棉袄的陈独秀，正在写文章，反驳彭述之乱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革命的中心问题。
　　见到客人，陈独秀高兴地说：“你们怎么到一起了？”
　　张慰慈放下手中的礼品袋，说：“我和英士一起看适之。
　　看着胡适，陈独秀说：“好！好！富态了！”
　　胡适说：“你也不错……大家都附和说“不错”，其实，陈独秀老多了。
　　胡适怪陈独秀说：“你专心于学术多好，偏要当政党领袖，结果……陈独秀说：“你跟着蒋介石……
　　只作一些研究，也不会被人鄙视的。
　　见两人争论，张慰慈、刘英士忙把话叉开。
　　陈独秀于是换了话题说：“我准备写自传，已给汪原放去信。
　　胡适笑着说：“好啊！我是最希望你写传记的。
　　陈独秀说：“我的东西怕不好出。
　　叶楚怆处，你帮我说说话？”
　　叶楚怆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胡适说：“你放手写，不必先求早出版。
　　如果此时为了求出版，委曲求全，反而写得不真实。
　　如果不真实，不如不写。
　　放手写，就是为后人留真相。
　　陈独秀说：“你说得对！我就先尽管写，不管出版的事。
　　回到北大，胡适和朋友说：“我真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有许多闲暇著述。
　　陈仲子若脱离苦厄，肯定不能安心著作。
　　言谈中，胡适深以为自己不如陈独秀苦中之乐。
　　胡适走后，牢狱要陈独秀写字。
　　陈独秀说：“隔几日吧。
　　将牢狱打发走了。
　　以前给他们写了不少，一个人家里怎么只挂一个人的字呢?后来才听说，他们是把自己的字拿出去卖钱。
　　夏天，刘半农去内蒙调查方言，不幸感染上回归热，回北京死了。
　　北大为刘半农举行追悼会时，胡适做了一副挽联：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弱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
　　当时李小峰请鲁迅写篇文章纪念他，8月1日鲁迅写了《怀刘半农君》：“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
　　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
　　鲁迅：佩服陈胡(2)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头一年12月31日夜，鲁迅写《南腔北调·〈守常全集〉题记》，回忆李大钊，也提到陈独秀：“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
　　这一年春天，鲁迅写《集外集·自传》，还说：“1918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
　　7月21日，国民党最高法院公布，改判陈独秀为有期徒刑8年。
　　减刑后，陈独秀增加了风花秋月的兴趣，他突然想找4个朋友各写一幅字，拼成一小屏挂在墙上，朝夕相对消愁解闷。
　　他最先想到的是章士钊。
　　刘静贞(吴静如)常到狱中探视陈独秀，陈独秀托她转信给汪原放，再请汪原放交给章士钊。
　　与此同时，陈独秀每日继续写文字学考证文字。
　　秋季，陈独秀完成了《老子考略》一文，他请汪原放交给章士钊。
　　《老子考略》或出版，或待价而沽，他请章士钊定。
　　他计划写《道家概况》、《孙子与儒家》、《古代的中国》等，出版一层，靠章律师帮忙。
　　此外，他打算写《我的回忆录》。
　　接到陈独秀的信，章士钊冬天给他写了一首诗，自己裱好了寄来。
　　诗云：“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物。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朵溥泉声。
　　红叶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
　　汪孟邹来看陈独秀，说：“行严的诗有些像你的‘存殁六绝句’，尽谈人世沧桑，读起来有些悲凉。
　　陈独秀说：“倒合我现在的心境。
　　士钊和曼殊不同，不爱文艺，而致力于政法，是个十足的官迷。
　　苏曼殊1918年5月3日在上海广慈医院逝世，那年才35岁。
　　临终前，苏曼殊还在柳亚子、包天笑面前提到陈独秀。
　　汪孟邹说：“你现在闲居斗室，可还写诗?”“写了一些。
　　说着，陈独秀从书架中抽出《金粉泪》诗。
　　其一云：“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其二云：“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
　　家园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
　　汪孟邹连看了几首，没有看懂要害，见陈独秀在一些诗后作了简短的注脚。
　　讽刺一些党国要人蒋介石、杨永泰、邵元冲、戴传贤、吴敬恒、何应钦、陈公博、李石曾、张人杰、汪兆铭、孙科、胡汉民、陈济堂、陈立夫等人。
　　汪孟邹不敢看了，忙说：“你给我拿去，让原放看看罢。
　　陈独秀说：“拿去吧，不要传出去。
　　陈独秀知道，这些诗摆在这儿，不是好事。
　　临走，汪孟邹说：“年关过了，书店急待要些钱周转进书。
　　陈独秀答应找找柏文蔚想办法。
　　汪孟邹要仲翁注意身体。
　　两年狱中生活，陈独秀的胃病加重了。
　　原以为只是胃肠炎，结果一查，是12指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
　　要忆囹圄(1)
　　陈仲子陈独秀减刑后，狱方同意只判了5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两人轮流照看陈独秀。
　　两人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
　　罗世凡问陈独秀：“习惯吗?”陈独秀和蔼地说：“可以，还可以。
　　这是陈独秀的口头禅。
　　濮德治一次见陈独秀写字，说：“你的字我很喜欢，狂草、郑板桥体，都有功夫，很像你的为人。
　　他和陈独秀是亲戚，陈独秀母亲姓查，和濮母亲是堂姐妹。
　　查氏比濮德治母亲大20多岁，陈独秀比濮德治大20岁。
　　按辈分，他们是老表，实际上濮德治把陈独秀看成长辈。
　　谈到琴棋书画，陈独秀来了精神，说：“我的嗣父昔凡带我到杭州曾子固家练了几个月的字。
　　濮德治说：“我也临过帖，总写不好字。
　　“临帖会流于笨拙，不临帖又有肉无骨，要达到书法妙境，既要天分，也要功夫，才会内劲外秀。
　　陈独秀说。
　　濮德治问：“你认为你的字如何?”陈独秀说：“差得远，许多年来我没有写字了。
　　1935年初，刘静贞带来了刘仁静起草的《临委紧要通知——关于召集上海代表大会》的材料，认为陈独秀、尹宽、刘伯庄、陈其昌等人建议参加宋庆龄、胡汉民、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武装抗日大同盟是错误的。
　　陈独秀请刘静贞带话给陈其昌，叫他来一趟。
　　1月15日，陈其昌到狱中，他对陈独秀说：“李福仁、刘仁静背着我开了‘上海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委，斯任书记，他们要我放弃意见，我坚决不同意。
　　陈独秀说：“不同意是对的，李福仁什么都不懂，是个毛手毛脚的小猴子。
　　” 李福仁骂陈独秀是老机会主义。
　　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给陈其昌、尹宽、斯朝生，叫陈其昌带回去，上面说：“外国同志尚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
　　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
　　到了2月，李福仁、刘仁静、斯朝生做出决定，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的托派党籍。
　　在此之前，他们写信对陈独秀提出警告，说陈独秀、陈其昌、尹宽是“彻头彻尾斯大林的国民党政策，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
　　2月14日，胡适请段书贻转一封信给陈独秀，说《中国拼音文字》稿费已付账，要陈独秀修改后出版，并说商务还约了陈的其他著作。
　　同时将陈独秀的《中国拼音文字》手稿稿件退来。
　　陈独秀十分高兴，该书写于1928年，催过适之几次，几乎已无望了。
　　陈独秀回信说：“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不知是顺口应酬话，还是真话？”
　　他希望王云五开一个内容大致范围。
　　湖南军阀何键听说陈济棠、邹鲁反对胡适在广东演讲， 2月9日致广东当局电说：“胡适之造成的劫运，现在当然要转移了。
　　这是多么可喜的消息啊！”
　　陈独秀希望胡适写一篇纪实文字：“武人不足责，可叹者诸先知觉耳！”
　　“武人”指陈济棠等人，“诸先知觉”指邹鲁辈。
　　但陈独秀劝汪原放“不可冒昧邀胡”入股办书店，认为胡是喜拿主见、不易合作之人。
　　一次，濮德治问陈独秀：“你对蔡元培印象怎么样?听说他救过你好几次?”前年1月初，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以“替反动张目”为名对蔡元培等人提出警告，指责他要求释放陈独秀“为清议所不直”。
　　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后，南京市党部通电全国警告宋庆龄、蔡元培“妄保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并对蔡、宋警告。
　　陈独秀说：“孑民是一个忠厚的长者，这一点很像李大钊，在大节上，蔡校长能坚持真理。
　　‘五四’运动时，他是带头辞职的。
　　陈独秀判刑后，汪孟邹重印《独秀文存》，请蔡元培写《前言》。
　　蔡元培说，“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夏天，美国记者伊罗生从中国到挪威奥斯陆见托洛茨基。
　　伊罗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教授，1932年参加民权保障同盟用这个名字。
　　1921年4月到过中国。
　　曾任《中国论坛》主编。
　　托洛茨基认为，“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
　　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
　　托洛茨基不知道，这时刘仁静已经被捕，关在苏州监狱。
　　听到老托的意见后，陈独秀写信给陈其昌等人，建议陈其昌、赵济、王文元3人成立托派临委。
　　大热天，陈独秀突然想起研究太平天国史，写信叫汪原放找材料。
　　听说写《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史》的罗尔纲在胡适家中帮忙，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信说，“很希望罗尔纲到南京一谈”。
　　章希吕问胡适：“陈先生希望尔纲去南京，他准备去不？”胡适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努力研究吧！”
　　胡适记得陈独秀当年议论义和团，一会骂拳匪，一会为之“曲说强辩”，所以仲甫不能研究史学。
　　但胡适不全盘否定陈独秀。
　　这年“五四”前，胡适还说，“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提倡的，譬如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北大的教授”。
　　要忆囹圄(2)
　　夏末秋初，胡适为亚东与求益书社重印《新青年》题词：“《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与此同时，鲁迅也经常提到“五四”时期和《新青年》。
　　8月14日，他写《五论“文人相轻”——明术》说：“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恰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
　　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
　　春天，鲁迅写《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
　　南社的柳亚子这年吟诗，也提到旧友陈独秀，其诗曰：“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曼殊朋友定谁贤？”
　　4句诗分别指章士钊、陈独秀、章太炎和苏曼殊。
　　柳亚子问苏曼殊生前最好的3位朋友中，谁最“贤”，一个“惜”，一个“佯”已排掉了两“章”，一个“忆”字表明，在柳亚子看来，曼殊最贤的朋友是被国民党关在狱中的陈独秀。
　　刘海粟说：你伟大(1)
　　1935年秋天，刚从欧洲回国的刘海粟见到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他们想去看陈独秀，又不便去，就委托刘海粟去。
　　蔡元培说：“你是无党派，你去吧！”
　　通过段锡朋的关系，刘海粟拎着礼品袋到南京狱中看陈独秀。
　　典狱长不认识刘海粟，刘拿出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写的条子。
　　典狱长忙客气地说：“我带你去！” 在一间单人牢房里，穿着一件酱色毛线衣的陈独秀正伏在桌上写文章，案前到处是摊开的书。
　　刘海粟紧紧握着陈独秀的手说：“你伟大!”留着短短胡髭的陈独秀面色看上去有些病容。
　　“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
　　陈独秀握紧刘的手。
　　典狱长见是刘海粟，凑着暄寒了几句，告辞了。
　　刘海粟说：“蔡元培、杨杏佛向你问好。
　　“谢谢，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
　　提到蔡元培，陈独秀嗟哦了半晌。
　　见墙上挂着裱好的章士钊的诗，刘海粟问：“听说你闲居斗室，写了不少字?”陈独秀说：“许多年来我没有写字了。
　　刘海粟讲了一下自己在法国举办画展情况后，拿出一幅册页请陈独秀题签，说：“我去黄山，遇雨躲到文殊院，画了这幅古松图。
　　陈独秀没去过黄山，见画上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满纸阴浓，赞叹道：“好松!好松!”说话功夫，陈独秀已题好款：“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刘海粟点点头说：“好，有哲理。
　　陈独秀嘴上说：“差得远！”
　　想想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
　　题奉海粟先生 独秀。
　　刘海粟见陈独秀行书流畅，请陈独秀写幅字作纪念。
　　陈独秀一时兴起，也不客气，大笔一挥道：“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他指着对联，大声说：“蒋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
　　刘海粟连连点头说：“好!我收下了。
　　这次见面，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
　　12月3日，托派中央临委开会讨论陈独秀的真正立场和托洛茨基关于陈独秀由国际书记处提名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
　　尹宽说：“陈独秀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假如我们考虑选他基于他的威望和影响力。
　　我们就欢迎他做候选人。
　　但是我们要判定他的政治意见，判定他是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如此，我们应当接受托洛茨基的陈独秀提名，因为他的威望和影响力。
　　李福仁提议：“本组织赞成托洛茨基的提议。
　　尹宽反对说：“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但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李福仁说：“我们还不能说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了陈独秀。
　　投票结果，4票赞成，3票反对托洛茨基的提名。
　　尹宽反对说：“如果委员会举行投票，那让全体同志们批准。
　　12月下旬，胡适给汤尔和写信，怪他1919年3月26日夜，和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私下讨论开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从而导致陈独秀后来左倾。
　　12月28日，汤尔和回信说，当时所以反对陈独秀，是因为他与北大的学生同嫖一个妓女……
　　引起愤怒，一时学校社会都盛传这件事。
　　故陈独秀不能再作大学师表。
　　见了汤尔和的信，胡适连连摇头。
　　自己当时就诧怪：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学界领袖视为事实呢？视为铁证呢？不错，嫖妓是陈独秀与夏浮筠都干的事，但说陈独秀“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既然没有亲眼所见，根据在哪里呢？现在想来，不是很可笑吗？显然，当时外人借此攻击陈，目的是攻击北大新思潮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汤尔和竟不察。
　　汤尔和觉得，以陈独秀当年的浪漫行为，放在大学，终嫌不类。
　　这就是自己的头巾见解，至今犹自以为不错。
　　此外，当时陈独秀即便不分道扬镳，以后接二连三的大刺激，胡适等人自由主义立场就不动摇了么？第二天，汤尔和回信道：“为功为孽，兄自知之，无待弟之解释也。
　　1936年1月1日，胡适出席千家驹和杨梨音女士的婚礼，并作证婚人。
　　第二天夜里，胡适给汤尔和写了回信。
　　不错，没有1919年的事，陈独秀也必然会脱钩而去的。
　　但若没有3月26日夜的事，蔡、汤两先生就不会给人感到，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了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
　　胡适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
　　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任何人，在西洋叫“公人”，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
　　另一方面，胡适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隐私做攻击手段。
　　当年沈尹默、马叙伦等人，就犯了此病。
　　事实证明，当年攻击陈独秀的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
　　1936年夏天，托派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写信，并寄去托派刊物《斗争》、《火花》，想拉鲁迅支持他们反对毛泽东等提出的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
　　刘海粟说：你伟大(2)
　　陈其昌当时已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李福仁5人组成了托派临委。
　　病重的鲁迅在上一年12月18、19日写《“题未定”草》，还提到陈独秀，他说：“《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
　　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但他对陈其昌的做法很反感，口授了一封公开信在报上登了出来，表示“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并严厉地说：“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陈独秀听说后，深怪陈其昌对鲁迅发生幻想。
　　10月19日，鲁迅去世了。
　　陈独秀对濮清泉说，“我很佩服鲁迅，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及中国古典作家比呢？”
　　濮清泉问。
　　“怕还有一段距离。
　　陈独秀认为，“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知名作家。
　　濮清泉问陈独秀：“先生可愿为鲁迅作一篇记念文章？”
　　“可以。
　　陈独秀肯定地点点头。
　　“但现在不行。
　　“你认为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
　　濮清泉问。
　　“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个性。
　　以我私见，鲁迅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的弟弟周启明的作品在《新青年》中有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不附和别人。
　　陈独秀说。
　　“当时适之和守常争问题和主义，他们为什么没有介入？”
　　濮清泉问。
　　“倾向还是有的，但他们始终有独立的思想，不轻易附和别人的。
　　也是这个原因，《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唯有周氏兄弟还来稿。
　　陈独秀记得最困难的时候，鲁迅还给他来稿。
　　社会上对鲁迅有褒有贬，陈独秀说：“我在党内时，曾为他打抱不平，那时党中一班人骂他一文不值。
　　现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
　　鲁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他打算将来一定写篇关于鲁迅的文章。
　　究竟谁人是浅薄(1)
　　1936年12月中旬，监狱内气氛十分紧张，狱卒如临大敌，日夜值班。
　　听说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扣住，陈独秀像儿童过节一样高兴，他掏出钱，请人去打酒买菜，他对濮德治、罗世凡说：“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我生平点酒不沾，今天要喝个一醉方休。
　　他想，蒋介石这回是死定了。
　　喝酒时，陈独秀倒了一杯，倒在凳子周围，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
　　他又倒一杯，说：“这一杯是为了延年、乔年儿，为父的为你们酹上这一杯。
　　说着，陈独秀眼泪就流了下来。
　　接下来，陈独秀与濮德治、罗世凡痛饮了几杯。
　　12月26日夜里，一阵爆竹声将陈独秀从梦中炸醒，监狱外锣鼓喧天，一打听，是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了。
　　陈独秀很怅然，再也不能入睡。
　　第二天，他对濮德治说：“爆竹昨晚炸了一夜，从爆竹声中，可以看出他有群众基础。
　　濮德治说：“是政府命令放的，小商小贩不敢不放。
　　陈独秀摇头说：“不，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隔日，陈独秀精神稍好，他用心写了一副对联，“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
　　小儿子陈松年寒假来探监，陈独秀对他说：“到了8年，我还不一定能出去。
　　他见陈松年低头不语，又说：“我要出去马上就可以出去。
　　他的意思是办了手续就可以出去。
　　年底的一天，陈独秀和濮德治谈起中国哲学。
　　他认为，中国哲学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诸子百家多数属于唯心论，如老、庄、孔、孟，但有一些是唯物论，如扬、墨、荀、韩非。
　　濮德治听来听去，发现陈独秀很崇尚王充。
　　濮德治问：“你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看法?彭述之讲马克思主义以外无学问。
　　陈独秀很生气，说：“扯淡!愚昧无知!马克思主义不是全能的上帝。
　　彭述之是从苏联学来的。
　　苏联把人造成一个模型，不容别的做法，怎么行呢?”苏联这一年枪毙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陈独秀认为不像一个工人国家。
　　濮德治问：“苏联哲学和西方哲学比，看来你是欣赏西方哲学了?”“我比较过中西方文化，还没有比较过苏联和西方哲学。
　　对苏联哲学，我是门外汉，读得少。
　　不过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书，我主张读一读。
　　西方哲学家中，我很赞成易卜生。
　　他说少数人永远是对的，多数人永远是错的，这是至理名言。
　　陈独秀欣赏的另一个西方哲学家是尼采，认为他是批评万恶社会的哲人。
　　陈独秀的书架上，有一本尼采著的《扎拉图斯扎拉》，陈独秀写批注道：“此声河声也，汹涌澎湃，荡尽人间污浊。
　　吴虞曾寄诗陈独秀“新书还望狱中成”。
　　1937年4月，《东方杂志》24卷五、六、七号连续刊载陈独秀的《实庵字说》。
　　陈独秀很高兴，坐牢坐出了一片新天地。
　　国内正进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大多数托派分子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在氏族的废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秦汉以来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陈独秀同意这些观点，并在《实庵字说》中予以论证。
　　他认为，从文字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式和发展。
　　濮德治问陈独秀：“为什么不写大革命史?蔡和森、瞿秋白生前都写了。
　　陈独秀说：“写大革命史要资料，那一年国际要我去莫斯科，如果去了，很可能就写了。
　　提到大革命史，濮德治问：“南陈北李，你比北李如何?”陈独秀十分钦佩地说：“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沉默了一会，陈独秀感叹地说：“守常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濮德治很少听到陈独秀这样赞扬朋友，说：“你自谦吧？”
　　陈独秀说：“真实言语，毫无虚饰。
　　见陈独秀情绪好，濮德治壮胆说：“郭沫若讲你是行家前辈，又说你在狱中看不到书，孤陋寡闻。
　　陈独秀说：“郭沫若有些方面有天分，别人看来神奇和不可理解，正是他有卓见的地方。
　　但郭沫若也有浅薄的地方。
　　他说我在狱中看不到书，也不完全对，有些东西，是研究方法问题。
　　他反对文字学研究拘泥于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
　　这时，江苏南通的一位程老先生来探监，陈独秀十分高兴。
　　这位程老先生也是位酷爱训诂、音韵学的小学家，年初在《东方杂志》上看到陈独秀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3月份又看到《实庵字说》，慕名而来。
　　一回生、二回熟，程老先生就成了陈独秀特殊的客人。
　　头几次谈话，程老先生表示赞成陈独秀意见。
　　这天两人谈到“父”字时，争了起来。
　　陈独秀说：“父画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
　　程老先生说：“先生错了，‘父’是一盆火，教人炊饭。
　　究竟谁人是浅薄(2)
　　陈独秀听了不高兴，因为陈独秀考虑到氏族社会父权大，以此论证社会发展史一个阶段，程老先生反驳他，等于推倒了他的学说根基。
　　程先生说陈独秀“不通”，陈独秀则回报“浅薄”。
　　见闹起来，濮德治忙上前劝解，陈独秀换了语气说：“是我不好，太认真。
　　程老先生见陈独秀讲和，也转怒为喜。
　　事后，濮德治诌了几句打油诗：“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是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后来陈独秀答应向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推荐程老先生去教文史。
　　隔日，濮德治对陈独秀又说：“以你的政治家身份和外文基础，你应该读点马列原文。
　　陈独秀说：“我怕翻字典，现在血压高，耳鸣眼花，日文可以看书，可是马列书都不是日文，日本没有出什么大思想家，英文有原文，你把书中生字查出来，我就读。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翻译还不行。
　　林琴南主张意译，胡秋原主张直译。
　　意译也不是随心所欲，直译也不是机械硬套。
　　一次陈独秀看胡秋原翻译“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百思不解，后来查看日文原文，原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濮德治听了哈哈大笑，陈独秀也笑了起来。
　　出狱(1)
　　1937年7月初，汪原放去北平经南京，到“一监”看陈独秀。
　　上一年5月初，汪原放受茅盾之托到南京向陈独秀约稿，两人见过一面，一晃已是一年多了。
　　汪原放说：“陶亢德写了几封信找叔叔，希望你早日写出自传。
　　陶亢德是《宇宙风》杂志主编。
　　陈独秀摇着扇子说：“许多朋友要我写自传，那一年我在江宁候审，高语罕就写信叫我写，到底是你叔叔胆子小，不能即时印行。
　　汪原放笑了一下，说：“记得群益公司托曹聚仁找你要稿，你没有答应?”“群益公司开出稿费每千字20元，每月付200元，条件优厚，我没有答应。
　　我对群益公司不放心。”陈独秀说。
　　十几年前，为了《新青年》，陈独秀和群益公司差一点打官司。
　　“适之也望你写自传。
　　汪原放说。
　　陈独秀说：“适之生活尚有东西可写，我的生活实在无文学性，枯燥得很。
　　但他答应给陶先生去信。
　　谈话期间，陈独秀给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写信，请他保释关在中央陆军监狱的郑超麟。
　　陈独秀写道：“前承盛意，致函军政部请释中央陆军监狱郑超麟一事，至今延宕未行。
　　倾据人云，此事非有先生亲笔信，恐难生效。
　　不审先生已完全康复，能为郑生作一短函否?闻该监狱中近来保释之人颇多，酷暑中续求，惶恐无似。
　　以前陈独秀写过一封信，蔡元培给军政部写了一封保释信，但没有结果。
　　写好信，陈独秀请汪原放转给蔡元培。
　　陈独秀写信时，汪原放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的几幅字，说：“仲叔，你给别人题了那么多字，听说何应钦也要了你的字，你也给我题一幅吧。
　　陈独秀便悬腕挥毫：“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
　　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独秀书于金陵。
　　陈独秀放下笔，歪头看了看，从抽屉里拿出章盖了。
　　观赏了几遍，陈独秀又提笔写《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诗中有“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句。
　　说话功夫，墨迹已干。
　　汪原放等陈独秀收好笔砚，又谈了一会，看天色已晚，欢欢喜喜地告辞出门。
　　陈独秀将汪原放送出门，神情有些黯淡，他们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
　　蔡元培是个有求必应的大好人，见到汪原放带来陈独秀的信，蔡元培小心的关起房门，问起陈先生的健康和生活。
　　汪原放告诉他：陈先生身体还好，没有大病。
　　蔡元培放心了，他没有对信上的话发议论，认真的看了汪原放代拟好的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信后，默默的签了字。
　　7月8日，陈独秀给陶亢德去信：“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7月16日，陈独秀起笔写自传。
　　几天里，平生往事奔腾而来，竟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7月25日，花了10天时间，陈独秀写了《实庵自传》前二章，约一万字。
　　月底，陈独秀写信告诉陶亢德，《自传》前二章写好了，即第一章“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
　　濮德治、罗世凡都喜欢看《实庵自传》，说写得不错。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后，陈独秀对濮德治、罗世凡说：“我们要么被解决，要么提前释放了。
　　8月中旬，日寇飞机轰炸南京，轰轰隆隆的爆炸声使监狱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8月15日起，日军飞机每天都要轰炸南京。
　　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监狱里一间房屋顶炸塌。
　　陈独秀慌乱中躲到桌子下面，玻璃碎片哗哗往桌子上掉。
　　事后濮德治跑了过来，见陈独秀在拍身上的灰，忙问：“没有事吧?”陈独秀说：“没有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次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仲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说：“我去找一下胡适，商量一下先帮你保释出来。
　　陈仲凡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就第二次国共合作举行了会谈，“国防参政会”参议员胡适也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陈仲凡找到胡适后，兴冲冲来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张伯岑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
　　陈独秀生气地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
　　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陈仲凡劝陈独秀说：“现在写悔过书，只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
　　陈独秀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8月19日，汪精卫给住在南京教育部内的胡适写了一个便条：“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敬复， 并顿著安 弟汪兆铭顿首 8月19日。
　　隔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
　　公文说：“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籍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3年，以示宽大。
　　出狱(2)
　　林森立即批示：“呈悉，应予照准。
　　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
　　仰即转饬知照，此令。
　　司法院当天给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说：“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
　　8月23日，星期一，处暑。
　　监狱方面告诉陈独秀，国民政府已同意将他减刑释放。
　　在狱中呆了2084天后(5年差53天)的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典狱长和几个狱卒来贺喜，见濮德治、罗世凡、潘兰珍、陈松年都在屋里，客气了几句，就退出去了。
　　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村(丁竹青)去狱中接陈独秀。
　　丁默村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共青团，后来当了中统特务。
　　丁默村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今南京湖南路10号)。
　　陈独秀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
　　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来狱中，请陈独秀住到他家中，陈独秀连忙答应了。
　　第十章 晚年(1937.8-1942.5)
　　山重水复(1)
　　在傅斯年家，陈独秀见《大公报》发表的短评《陈独秀减刑了》有“深知悔悟”句，1937年8月25日给申报馆编辑部写了一个短函说：“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这天，胡适来看陈独秀。
　　59岁的陈独秀眼光迟顿，明显衰老了，但态度谦和多了，和以前判若两人。
　　陈独秀说：“这次出狱，又给你增加麻烦。
　　胡适问陈独秀下一步打算。
　　陈独秀说：“这一把老骨头，真不知还能干什么事呢？”
　　“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政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中正、兆铭都有此意，我现在也是国防参政会参议员，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
　　胡适一面吸烟，一面笑嘻嘻地说。
　　陈独秀摇了摇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适见陈独秀提到陈延年、陈乔年之死，知道陈独秀是说内心话，叫他和蒋、汪共事，是不可能的了。
　　见胡适默不作声，陈独秀也有所悟，便换了语气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胡适走后，傅斯年和陈独秀谈到目前的战争，有些悲观，说：“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
　　陈独秀劝他不要悲观，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的黑暗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
　　傅斯年不得不佩服这位老斗士，坐了5年牢，还这么乐观。
　　一天，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来见陈独秀，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给你们10万元经费和5个名额，你看如何?”陈独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成了装点门面。
　　朱家骅见陈独秀话很硬，坐了一会就走了。
　　8月下旬，罗汉来见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常委逃脱。
　　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
　　抗战爆发后，经上海到南京。
　　他对陈独秀说：“陈清晨希望你回上海领导反对派工作。
　　陈独秀摇头，说：“上海那一班人搞不出什么名堂。
　　罗汉又说：“我到南京后，见到了叶剑英，叶叫我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开个保释名单。
　　陈独秀立即来了精神，两人又捡起5年前的话题。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3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联合抗日，没有得到回音。
　　陈独秀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么样?”罗汉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
　　陈独秀沉吟半晌，说：“你再和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此时，在延安写《矛盾论》的毛泽东写道：“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
　　8月29日，和郑超麟一起关在军人监狱的贺贤深（何资深）已经放出去9天了。
　　这天早晨，中央军人监狱教诲所所长沈炳铨对郑超麟说：“蔡元培写信给何应钦保释你，何应钦已经批准，但不需要保释手续，你今天就可以出去。
　　郑超麟不知道是陈独秀找的蔡元培，蔡元培找了何应钦。
　　何开始在其信函上批道：“此老爱管闲事，相应不理可也。
　　陈独秀出狱后，8月25日，何应钦改变念头，复函蔡元培，“通知本人觅保保出监就医矣”。
　　见到郑超麟，陈独秀很伤感，说：“你还好?”郑超麟摇摇头：“一身病，想到安徽乡下养病。
　　这时，彭述之、罗世凡去了上海，濮德治回了安庆老家。
　　“去不去上海?”郑超麟问。
　　陈独秀摇摇头，说：“反对派的活动，不会有结果。”晚上，陈独秀和潘兰珍睡床上，郑超麟夫妇睡地板，4人连夜长谈。
　　第二天，陈独秀送郑超麟出门，走了很长一段路。
　　陈独秀心里清楚，两人从此各奔前程，很可能见不上面了。
　　从街上回来，潘兰珍老远就喊：“包先生来了。
　　陈独秀知道是包惠僧，忙带快了脚步。
　　包惠僧是国民党内政部参事。
　　中午，陈独秀、潘兰珍留包惠僧吃饭，包惠僧问：“傅先生呢?”潘兰珍说：“前几日这里炸了，傅先生见这里不安全，搬走了。
　　包惠僧忙问：“你们住在这里行吗?”陈独秀说：“可以，还可以。
　　包惠僧住在莫愁路一家独院，想接陈独秀夫妇去住。
　　陈独秀说：“不去了。
　　哪儿住都一样，常见面就可以了。
　　隔日，陈独秀、潘兰珍搬到陈仲凡家。
　　陈仲凡将楼上腾出，让陈独秀、潘兰珍住。
　　在陈仲凡家，陈独秀上街买来宣纸，抄了岳飞《满江红》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山重水复(2)
　　上款题：“赠惠僧老兄”，落款“独秀”，等墨迹干后，陈独秀换了一件深青色对襟褂子，用报纸夹了刚着墨的宣纸，到了莫愁路包家。
　　包惠僧见陈先生来了。
　　忙叫妻子夏松云去做饭。
　　谈话时，包惠僧说：“听佛海说，胡适推荐你去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写自传?”陈独秀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
　　我也怕见生人。
　　胡适去美国前，请人捎信给陈独秀，问他可愿意去美国写自传。
　　当时美国一家图书公司看中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自传》前两章。
　　陈独秀不去，还因为外语不行，身体也不好。
　　老头子坐了几年牢，大约是怕见生人。
　　周佛海请陈独秀参加“低调谈话会”，好说歹说，总算把陈先生劝去了，陈先生去了以后，一言不发。
　　问到他，他才应付地点点头。
　　谈到今后，包惠僧说：“听潘兰珍说，蒋介石答应你当劳动部长?”陈独秀说：“适之、佛海还叫我参加‘国防参议会’呢。
　　我怎么能答应呢?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
　　他叫我当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真是异想天开。
　　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也不用等到今天。
　　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这几天日本飞机轰炸更紧，码头上早已水泄不通。
　　陈独秀本来想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消息。
　　但南京气氛越来越紧张，陈独秀决定去武汉再说。
　　临行之前，陈仲凡赠诗给陈独秀，诗云：“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写了《和玄兄赠诗原韵》：“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回延安的三个条件(1)
　　1937年9月12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
　　在船上，陈独秀思考写一本抗战小册子。
　　包惠僧是武汉人，在陈独秀动身前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他关照陈独秀。
　　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
　　何成浚请公安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1931年，正是蔡孟坚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诱降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20多人被杀。
　　蔡孟坚见到陈独秀就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
　　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办事不牢。
　　这时武昌一个姓兰的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到他家住。
　　陈独秀给耕野(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26号陈仲甫收。
　　几天前他叫汪孟邹来信寄到武昌武汉大学王抚五校长收转。
　　10天功夫，陈独秀两次去信上海，也不知汪孟邹收到没有。
　　陈独秀给汪孟邹写信，是因为亚东是陈独秀主要经济来源。
　　上海《东方杂志》、《宇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由亚东转给陈。
　　收到陈独秀的信后，汪孟邹写信和陈独秀商量，由亚东图书馆出《实庵自传》单行本，先将《宇宙风》刊出的前两章印出来，等陈独秀抓紧时间写出其余部分，再出全本。
　　陈独秀满口答应了。
　　陈独秀搬到双柏庙后街26号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
　　罗汉8月底启程，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介绍信，和李侠公于9月2日到西安后宰门旁边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是林伯渠，两人是熟人。
　　罗汉北伐时任四军政治部主任，打南昌时四、六军配合过。
　　经过长征，林伯渠头发胡子几乎全白了，但身体很硬朗。
　　林伯渠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内的历史，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
　　说到这里，林伯渠皱了皱眉头，说：“只是脾气太倔。
　　罗汉问：“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么？”
　　“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
　　林伯渠说。
　　“仲甫与党中央有过争论，我担心延安不让他回去。
　　罗汉吞吞吐吐地说。
　　林伯渠安慰他说：“仲甫曾经站在时代前头，我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听林主席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
　　罗汉笑道。
　　“现在山洪爆发，我一时去不了延安……林伯渠沉思了一下，说，“此事须党中央拿意见，我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你稍住几天”。
　　林伯渠给延安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
　　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延安回电。
　　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来看罗汉，他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
　　王若飞在“六大”上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
　　大会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
　　1931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放出，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
　　9月10日，接到林伯渠电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3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见到中共中央电报后，罗汉打道回宁。
　　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
　　在傅家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
　　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出任何具体结果。
　　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
　　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
　　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
　　博古30来岁，自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至遵义会议，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条我已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
　　说着，陈独秀找出一份手稿，上面写到：“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
　　回延安的三个条件(2)
　　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辑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但没有刊登。
　　武汉抗日演讲(1)
　　1937年10月2日初的一天，华中大学学生会的许俊千和同学焦传统找到陈独秀住的四合院，穿着旗袍的潘兰珍开了门，问：“找谁？”
　　许俊千说：“要见陈独秀先生。
　　说着，将同学会的邀请信递了上去。
　　潘兰珍看了说：“呵，你们是大学生。
　　说着，请客人到天井旁边一简陋的书房等候。
　　一会儿，陈独秀来了。
　　许俊千和焦传统起来向陈独秀鞠躬。
　　陈独秀笑嘻嘻的，伸手让坐。
　　陈独秀头发灰白，背有点驼，一口安庆地方话。
　　声音也不大洪亮，但态度谦和。
　　许俊千道出了来意后，陈独秀低头沉思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因为离学校只有几百米，约定了演讲的日期后，客人告辞出门。
　　10月6日早晨，许俊千和焦传统到了陈独秀家，陈独秀穿了新的绿色长袍、布鞋。
　　潘兰珍整理了一下陈独秀的衣领，对许俊千两人说：“同学们慢走。
　　怕其他人围观，许俊千和焦传统带陈独秀走女生宿舍后侧进了武昌华中大学大礼堂。
　　这天，武汉文化界也想邀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因和华中大学事先约好，推辞了。
　　陈独秀上了讲台，掌声不绝。
　　窗前门后，都挤满了人。
　　陈独秀说了一声“大家好”，开始了《抗日战争之意义》的演讲：“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
　　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了更深的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陈独秀的讲话，不断的引起热烈的掌声。
　　结束时，许俊千等人请陈独秀走后门回家。
　　在校园，陈独秀精神很好，留连忘返。
　　到了家，潘兰珍请许俊千等进去坐，许俊千见陈独秀的书桌上有纸笔，想请陈独秀题字，但又不好开口。
　　出门时，还是忍不住说了。
　　陈独秀满口答应，说：“你去弄点宣纸来。
　　许、焦二人在外面买了两张宣纸，并在小纸上写了“敬求大笔，赐乎俊千”字样。
　　陈独秀嘱他过两天来取。
　　焦传统也留下了名字。
　　陈独秀给许俊千题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给焦传统题了四字横联。
　　他们来拿书法作品时，陈独秀谈到，中国的历史书太少，只有夏曾佑编的《中国史》上下册可读。
　　毕竟坐牢久亏，从华中大学演讲回来，陈独秀就病倒了。
　　双十节前一日，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淋，天空灰暗一片。
　　这时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撑着雨伞敲门，见潘兰珍开门，忙拿出名片说：“我是《抗战》周刊记者，想采访陈先生。
　　躺在床上的陈独秀见记者上门，忙穿衣起床。
　　记者说：“明天是国庆节，所以今天冒雨来了，想不到先生病了。
　　陈独秀笑着说：“不妨，不妨，难得雨中来客。
　　问了一些集中现金、征集壮丁问题后，记者问：“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陈独秀说：“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派杂志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去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我的个性不大适宜做官，但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明天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陈独秀说：“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
　　打算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记者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6点钟，起身告辞，说：“我还要过江。
　　10月15日，陈独秀恢复了一点精力，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胜利》。
　　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
　　《扫荡报》刊登了陈独秀在华中的讲演稿后，有关方面下了禁令“暂缓登载”。
　　陈独秀演讲热情不减，他打算请亚东图书馆出版《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后，罗汉偕董必武来见陈独秀。
　　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
　　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
　　罗汉去南京又找了博古和叶剑英。
　　博古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还要有一个书面检查。
　　闲时，陈独秀给濮德治写了几封信，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兄忘念我耶?……
　　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
　　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了后，11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
　　递了《宇宙风》49期给他看，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陈独秀说：“现在亢德又来信催我要稿，怪我没有按时写下文。
　　武汉抗日演讲(2)
　　他抱怨说：“一日几千字我也不愿意。
　　现在市场坏书充斥，都是一日赶几千字人造出来的，有谁看啦?”谈到上海那一班人，陈独秀将罗世凡、孙煦、陈其昌等人来信给濮德治看。
　　濮德治看完信说：“他们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你与斯大林派合作?”“与斯派合作，原则上是可以的，他们这些人，乱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理论，现在反斯派，至少策略上不对。
　　世凡、其昌不对，超麟更不对。
　　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陈独秀越说越气。
　　“彭述之没有来信?”“老彭这个人，即使和我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
　　还有长子。
　　陈独秀说。
　　濮德治知道，“长子”(尹宽个子矮，绰号长子)和彭述之打得火热。
　　“他们对你似乎很失望。
　　濮德治又掠了一眼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说：“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
　　11月1日，托洛茨基致伊罗生信：“关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争论。
　　你确实是袒护马林而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了。
　　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看罗可愿意出来，我们一起合作还可以干点事。
　　罗章龙1931年1月因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何孟雄等人成立了“第二中央”，被开除党籍。
　　在这之前，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曾发起“调和派运动”，其中也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
　　濮德治去郑州回来说，罗章龙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谈恋爱。
　　陈独秀说：“差不多了。
　　“托匪汉奸”案(1)
　　1937年12月，刚出狱不久的王文元(即王凡西)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
　　陈独秀曾托人到国民党中统局打听王文元被捕后的下落。
　　王文元来了后，常和陈独秀、濮德治谈论局势。
　　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得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陈独秀主张和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当时，谭平山、朱家骅想拉陈独秀组织第三党，但陈独秀不愿受人摆布，没有同意。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上月刊登在《宇宙风》52期上《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文章，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等都一概联合。
　　当时宋哲元部下179师师长何基沣在汉口养伤，陈独秀计划让王文元、濮德治到何基沣军队做政治工作。
　　何基沣很尊敬陈独秀，见面执弟子礼。
　　他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准备带王凡西到师部，平汉路的车票已经买了，不料动身前夜，何基沣被免职，3人计划落空。
　　与何基沣联合的计划失败后，王文元、濮德治热情一落千丈。
　　12月24日，吴甲原到陈独秀家，看同乡王凡西。
　　吴甲原是个画家，他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便写了“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甲原先生”和吴甲原同来的青年，也乘机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有求必应，写了不少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写得最多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
　　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
　　就在这时，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讲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两人大吃一惊。
　　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飞抵延安，到延安后第五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
　　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半个月前，《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于今，《解放》的调子突然转了180度。
　　罗汉也疑惑，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和你是主张抗日的。
　　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
　　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他们不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与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会上谈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反对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
　　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苏联联盟案”。
　　1938年新年伊始，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
　　其中，康生在《解放》周刊29、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实”：“1931年‘3·18’事变……
　　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
　　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
　　美国的托匪格拉斯……
　　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
　　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
　　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
　　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3月16日，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等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函，为陈独秀鸣不平。
　　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
　　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也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了“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托匪汉奸”案(2)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与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去信《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任。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了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
　　陈独秀看了这个评论，十分气恼，原来是这样定我为汉奸的呀!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
　　当晚，陈独秀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信上怒气冲冲，《新华日报》拒绝发表陈独秀的信。
　　在其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中，有“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的话。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3月20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
　　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
　　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次日，《新华日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
　　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辩护……
　　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的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了他们3次和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于是，陈独秀将去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没有立即做出什么反应。
　　战争阴影下的武汉报纸，因陈独秀是否汉奸闹剧，热闹了一阵子，终于安静了。
　　4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何资深)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
　　这期间，周恩来也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徐特立来看他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4月8日，陈独秀给长沙化名贺松生的何之瑜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既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诬蔑……
　　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
　　何之瑜2月初写信邀陈独秀避住长沙，陈担心乡间土匪多，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有答应。
　　因为康生文章中几次提到罗汉有汉奸行为，罗汉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4月24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他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
　　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成交。
　　真可谓廉价之高峰……
　　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此事后来传到晋察冀阜平聂荣臻的司令部，萧克对聂荣臻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是汉奸，每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
　　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到了的吗？”
　　入川(1)
　　1938年4月3日，阴历三月三，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向汉口。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看到报纸的当天，陈独秀给贺松生（何之瑜）写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今天的新华及大公)，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但几天后，张国焘在汉口公安局长、特务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10多年没有见面，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免不了唏嘘一番。
　　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
　　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方脸膛看上去很疲惫。
　　陈独秀说：“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长征到达延安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
　　听说张国焘投靠老蒋，陈独秀顿生反感。
　　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应付张国焘。
　　张国焘仍然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事。
　　陈独秀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
　　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你好像没信心?”“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三句多，张国焘告辞了。
　　4月的一天，安徽太平老乡、武汉大学文学院老师苏雪林拜访了陈独秀。
　　苏雪林反对鲁迅，自视为胡适派。
　　她最初听到陈独秀的名字，是“五四”前在安庆听陈慎登先生上课，谈到陈独秀办《新青年》诋毁纲常，老先生因生气晕倒在堂上。
　　课后，大家议论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说：“顶好带一支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次见陈独秀，是上一年年底在武汉大学听陈独秀演讲《动员民众》，但那天人多，苏雪林无法和陈独秀单独交谈。
　　这天，陈独秀家客人很多，等人陆续走了，苏雪林才有机会和陈独秀讲话。
　　陈独秀说：“我读过你的作品，你的《唐诗概论》和《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见解独到，多发前人未发之论，足见很下一番功夫。
　　听说苏雪林不久随校入川，陈独秀说：“拟到重庆，或许能在渝碰面。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意见到他。
　　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陈独秀说：“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
　　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丢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
　　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
　　刘仁静没有落座便走了。
　　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也没有留他再坐。
　　春天，邓绳侯外孙葛康寿随其五兄葛康俞由安庆到武汉。
　　一夜，他们去看陈独秀。
　　陈独秀老了，穿着布衣，须发斑白，但精神饱满。
　　见到葛康寿，惊讶地说：“真像他爸爸。
　　葛康俞妻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儿，因此随妻子称陈独秀“舅”，与陈松年以兄弟相称。
　　葛康寿、葛康俞母亲是邓绳侯之女，邓仲纯、邓季宣之姐。
　　因此称邓仲纯、邓季宣也称舅。
　　因为是亲戚，谈到陈年旧事，时间很快，直到二鼓，客人才告辞出门。
　　6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
　　川资是以前刘辅丞给的500元钱。
　　包惠僧从南京到汉口时，陶希圣拿出200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的几个同学凑的。
　　当时，国民党决议恢复毛泽东、陈独秀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你打算怎么办?”包惠僧到德润里和陈独秀谈起此事，陈说：“由它去吧，当初国民党开除我，我没有声明，现在恢复我，也用不着声明。
　　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
　　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世的孙女长玮送到了四川宜昌。
　　谢氏因孙子、孙女、媳妇的死，打击太重，两眼已经失明了。
　　隔日，陈独秀给小儿子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17号找史岳门，陈独秀准备明后日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
　　入川(2)
　　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29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
　　但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宜昌。
　　原来，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来到武汉。
　　其中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
　　他们辗转打听，在汉口吉庆街165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弟兄4人，哥哥、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
　　姊弟30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加。
　　“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大姐来后，陈独秀又寄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
　　将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7月2日，陈独秀、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了“中、中、交、农”四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
　　估计陈松年已达重庆，陈独秀没有在宜昌停留。
　　当时下船换船票，十分麻烦。
　　和陈独秀夫妇同船的，还有郑学稼、胡秋原夫人及其母亲等。
　　船到重庆，陈松年一家已到，住绣壁街。
　　陈独秀、潘兰珍暂住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办事处。
　　在重庆，《新民报》、《新蜀报》张恨水、张慧剑等人为陈独秀接风洗尘。
　　陈独秀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吃辣菜，习惯么?”陈独秀笑着说：“可以，还可以。
　　张恨水四十三、四岁，脑门宽阔、头发后梳，五官匀称。
　　他的祖籍是安庆潜山，与怀宁接壤。
　　在金陵狱中，陈独秀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时事新报》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三、四十元。
　　为了生活，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或应邀演讲。
　　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他去演讲，他把四川军队歌颂了一番，并劝四川同胞戒掉鸦片。
　　从李仲公处，陈独秀发现四川人好吃鸦片烟。
　　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他。
　　见陈独秀身心憔悴，沈尹默作了一首诗赠他：“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
　　时乘逐入市，曲尽宜归山。
　　陈独秀作诗和之，末四句云：“但使意无违，王乔勿久待；俯仰无愧怍，何用无吝悔。
　　见到“俯仰无愧怍”句，沈尹默心里“咯噔”了一下，使他想起当年和汤尔和等人怂恿蔡元培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的事。
　　一日，陈松年对父亲说，在从宜昌到重庆的船上，葛康俞说他舅舅在江津，看看我们能不能到江津去住。
　　陈独秀说：“试试吧。
　　几天后，邓仲纯到上石板街15号通源公司大资本家黄某家找到陈独秀。
　　邓仲纯就是陈独秀留学日本时的朋友邓初，即邓以蛰的二哥，在江津开了一家医院。
　　谈话中，邓仲纯邀请陈独秀到江津去。
　　他说：“江津是小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大机关。
　　不少人还经常提到你。
　　陈独秀一听，兴趣大增。
　　江津到重庆去，120里水路，坐船半天就到了。
　　邓仲纯走后，陈独秀和陈松年及吴季严哥哥吴景羲一商量，都赞成去江津。
　　吴景羲想在江津租屋开店，他的父亲吴欣然曾在安庆大新桥开“吴家顺”酱园。
　　白沙镇小住(1)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潘兰珍带了行李，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轮船。
　　轮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个小时，便到了江津。
　　在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陈独秀见到了一脸苦相的邓仲纯，他身后的邓太太见潘兰珍脚下堆的大包小包，拉下脸扭头就走了。
　　见邓太太闭门谢客，陈独秀心往下一沉，嘴里仍然对邓仲纯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桐城人方孝远和方太太商量后，接待了陈独秀这位老乡。
　　此时陈独秀进退两难，千谢万谢地答应了。
　　晚上，陈独秀对潘兰珍说：“幸亏祖母未同来。”隔日，方孝远妻子挪出楼房一间，给陈独秀、潘兰珍住。
　　中午很热，潘兰珍说：“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还差些。
　　陈独秀笑了笑说：“比住小客栈总好些。”安定下来后，陈独秀和邓季宣谈到外甥来租屋开店事，邓季宣说：“生意外来人不易做。可以开米店，在江津收谷辗成米，再拉到重庆去卖。因劳累，陈独秀一时不能低头写字。闲下来，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给汪孟邹，告诉他自己到了江津。9月23日，胡适在瑞士得到通知，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
　　汪孟邹于10月21日给胡适写信，谈陈独秀已有60岁，胃病、高血压病经常发作，他想请胡适把陈独秀搞到美国去。
　　汪孟邹写道：陈独秀“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
　　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
　　当时广州陷落，胡适正忙于争取美经济援助，没有回汪孟邹的信。
　　好在陈独秀对去美国教书兴趣不大，他觉得血压太高，飞机不能坐，美国有钱也去不了。
　　方孝远家楼上太热，陈独秀搬到了江津东门郭家公馆楼下，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大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挥毫作书赠人。
　　天热，陈独秀和潘兰珍喜欢坐在楼外树荫下纳凉，老远就能看到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
　　陈松年和安徽同乡在重庆筹办国立九中，不久，陈松年一家、祖母随该校搬到江津。
　　10月19日，是鲁迅去世二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
　　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青岛山东大学的好友邓仲纯。
　　见到台静农，邓仲纯大嚷：“静农到了。
　　原来，陈独秀、台静农的父亲等都在他家。
　　这是台静农第一次见陈独秀。
　　坐了一会，陈独秀对台静农说：“我同你去看柏先生去。
　　柏文蔚留着长胡子，用红头绳扎起，戴着僧帽，看上去像个江湖道士。
　　白沙黑石山的聚奎中学正巧举行成立60周年的校庆和创办人邓蟾秋70岁的大寿庆典。
　　邓蟾秋是邓仲纯的哥哥，在江津农工银行任总经理。
　　邓蟾秋对陈独秀说：“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趟白沙镇，住一段时间。
　　台静农父子也希望陈独秀去白沙镇玩，那里有国民党不少机关。
　　江津到白沙镇水路走3小时，船到时，台静农父子已在岸上等陈独秀。
　　台静农住在江边柳马冈的一栋小别墅里，是租住邓燮康的。
　　晚饭后，陈独秀和他们父子聊天。
　　台静农问他：“听说先生过去喜欢背诵杜诗，那作的诗一定不少？”
　　陈独秀听了，笑吟吟的，接过台静农准备好的纸笔，写了《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诗。
　　次日早晨，台静农准备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在4尺宣纸上写了几行草，说：“多年没有玩此道了。
　　见陈独秀的行草雄健浑成，台静农十分惊异。
　　陈独秀高兴，又写了一副对联：“尘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
　　前句是明人诗句，后句是陈独秀自己的，他说：“这是我早年集的。
　　台静农很惊讶，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忘记。
　　题款时，陈独秀称台静农父亲“丈”，其实，陈独秀比台静农父亲大3岁。
　　台静农想，这大约是老一辈的风范吧！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
　　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脚穿布鞋，和周光年并行到校礼堂。
　　这是校董邓鹤丹1929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台大剧院。
　　邓蟾秋捐献了一万多银圆，所以门扁上有“鹤年堂”3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看了看，说：“写得好。
　　礼堂占地1000平方米，可容纳1400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
　　师生见陈先生来了，便起立鼓掌，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
　　他的背有些驼，面容清癯。
　　走路很慢，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措施时，倒剪双手，慢条斯理的讲了起来。
　　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后又讲到抗日中要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
　　白沙镇小住(2)
　　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陈先生的安庆方言，引起学生一阵阵笑声。
　　40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师生起立，两旁鼓掌，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点头走出鹤年堂。
　　出了礼堂后，周光年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
　　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
　　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正赶上邓蟾秋70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室，他在餐厅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4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4字。
　　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
　　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当珍宝，收藏了起来。
　　周光年说：“陈先生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笑说：“好、好。
　　这是陈先生给我们的学校增添了景致呀!”天气渐冷，陈独秀夫妇又搬回江津，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住。
　　房子多了，陈独秀将嗣母谢氏也接了过来。
　　胡宗南、戴笠来访(1)
　　1938年深秋，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见陈独秀。
　　陈独秀不高兴，问：“你怎么来了? 我已和托派没有关系了。
　　“你在报上发表信，我知道你也是没有办法。
　　陈其昌从口袋里拿出托洛茨基6月25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上面说：“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
　　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陈独秀说：“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陈其昌说：“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
　　陈独秀在重庆写《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攻击中共抗战政策，上海托派做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D·S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托派在上海、香港有四五十人，陈独秀觉得，从老彭开始，猴子、长子、刘仁静都是左得出奇，认为民主革命已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
　　他说：“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
　　我不和你们划清界线，我怎么和群众见面?” 11月6日，毛泽东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谈到中国托派前途，陈独秀说：“没有前途，除非改变态度，改变过去的错误方针。
　　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主，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
　　11月3日，陈独秀在白竹纸上用小字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阶级基础的武装队。
　　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50；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他将信交陈其昌转寄。
　　1939年1月9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们是“极左派”。
　　托洛茨基3月11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虽然会有若干的分歧。
　　托洛茨基再次建议陈独秀到美国来。
　　3月初，嗣母谢氏已卧床不起，因谢氏已有78岁，眼又失明，陈独秀平日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
　　在生活的动荡和日本飞机来回的惊叫中，谢氏终于在3月22日去世。
　　陈独秀身披麻衣，为嗣母办了后事。
　　谢氏是昔凡夫人，一生未生育，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她为嗣子。
　　陈独秀在外，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儿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谢氏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每月从陈昔凡股息中补助30元给哲民。
　　办完祖母的丧事，陈独秀对陈松年说：“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要把祖母的棺木带回去。
　　这时，陈独秀身体陡衰，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
　　潘兰珍不得不大声和他说话。
　　陈独秀常坐在椅子上养神，打算静下来写一部书稿，不得不暂时放弃。
　　邓仲纯为陈独秀抓了几付药，想降下血压，结果没有奏效。
　　一天，罗汉来坐，问陈：“可好些?”祖母去世后，北大同学会资助陈办了丧事。
　　陈独秀说：“血压还高，耳朵日夜轰鸣，像是什么东西堵塞，只听到轰轰的声音。
　　罗汉说：“安心静养，这一段别再看书写字。
　　陈独秀说：“已有40余日没有写字，前些时刘启明来信，要我作文作书，怕一时半载无法兑现。
　　“住在这里行吗?”“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邓太太和潘兰珍处不好。
　　罗汉点点头，说：“近日我去一趟重庆，回来我再想想办法。
　　这次和罗汉分手，陈独秀再也没有见到罗汉。
　　后来罗汉夫人方志强说，5月3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再也没有回来。
　　陈独秀含着泪水对潘兰珍说：“罗汉出事了。
　　5月4日，延安报纸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使毛泽东又一次记起了陈独秀。
　　他写道：“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潘兰珍扶着陈独秀到城东江津公园散步，和高语罕、欧阳竟吾、苏鸿仪、邓燮康等人聊天，他们邀请陈独秀打牌，陈说：“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谢谢，谢谢。
　　邓燮康等人听了，不再勉强。
　　胡宗南、戴笠来访(2)
　　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陈独秀说：“酒食应酬的事我不太习惯。
　　一日，高语罕正和陈独秀闲谈，戴笠、胡宗南来到陈独秀家。
　　戴笠是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戴笠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
　　一位随从模样的人将苹果和茅台酒摆到了桌上。
　　陈独秀说：“谢谢。
　　胡宗南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陈独秀一看，是去年3月15日《大公报》上傅汝霖等人写的公开信。
　　“今天特来请教，……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独秀说：“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世界大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出门后，胡宗南说：“我知道，要白跑一趟。戴笠说：“都是张国焘，黔驴技穷，出此馊主意。
　　他把共产党开山祖请出来，以此搪塞校长。张国焘叛逃后，到戴笠军统从事策反活动。
　　他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的舆论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反共文章的作用大。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讲话记录，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戴笠、胡宗南见蒋介石满意，也没有二话。
　　胡宗南、戴笠走后，潘兰珍兴奋地对来坐的高语罕说：“县长到那里去，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也没有人打扫街道。
　　高语罕说：“胡宗南、戴笠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一定会来的。
　　鹤山坪石墙院(1)
　　1939年入夏后，敌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
　　日机轰炸重庆、成都，来回要经过江津。
　　每次飞机过后，陈独秀都要大口喘气，歇息半日才回过神来。
　　一天，他给杨鹏升写了一封问候信。
　　杨鹏升任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少将高参，两人在武昌认识。
　　发信路上，陈独秀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上面有不少线装书。
　　有一本线装《皇清经解》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
　　陈独秀翻了一会，见书便宜，把书买了下来。
　　隔日，陈独秀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谈，陈独秀提到这事。
　　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死了。
　　陈独秀问：“不知他家还有什么人?”邓燮康说：“杨鲁承有3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
　　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
　　邓氏叔侄便托鹤山坪人江津一中施怀清校长带信给杨彭氏。
　　杨鲁承有一个孙子，叫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作校正并作序，听说陈独秀对他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
　　陈独秀见杨庆余来了，十分高兴，留他用饭。
　　陈独秀问：“祖父书稿都是些什么内容?”“有《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这便是先生买的那一本，还有《群经大义》、《杨氏扈林》、《龙溪日记》等。
　　听说鹤山坪夏天凉快，陈独秀和潘兰珍决定去住一阵，好则多住，不好则少住。
　　这里敌机太吵，而且，潘兰珍和邓太太不和。
　　家在鹤山坪的施怀清校长听说陈独秀要去整理杨家旧书，邀请陈独秀夫妇住到他家——施家大院。
　　陈独秀想，给杨家整理旧书之余，还可以写自己的东西。
　　汪孟邹来信劝自己完成自传。
　　去年3月7日，汪孟邹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说，“现在陈独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已允许续成各章归我们刊印单行本，这当是读者所乐闻的。
　　但陈独秀准备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后再写自传。
　　他写《小学识字教本》的目的之一，是使学习者知其所以然。
　　诠释文字的来龙去脉，陈独秀运用了许多新兴学科知识，克服了古人的局限。
　　7月，几个挑夫随着陈独秀、潘兰珍两顶滑竿，走了20里地到了鹤山坪。
　　陈独秀住在施家大院，每隔几日，到杨鲁承旧居翻翻书稿，杨鲁承旧居又叫石墙院，离施家大院两里地，没有大路，不通车辆，但走石板路，来去很方便。
　　初来乍到，陈独秀感觉很好，敌机的声音很少听得到，也少了许多来往应酬。
　　陈独秀每月有北大资助，交给施家作伙食费。
　　后来，九中的何之瑜、儿子陈松年以及邓仲纯等人常来看陈独秀，潘兰珍就自己生火做饭。
　　邓仲纯来时，身上总背上一个药箱，顺便为陈独秀看病。
　　何之瑜在罗汉出事后，代表北大同学会照顾陈独秀。
　　住了一阵，杨庆余邀请陈独秀住到他家来，陈独秀也嫌施家小孩子多，便答应了。
　　进石墙院，主建筑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拾3级砖砌台阶而上，是宽阔的过厅，两边是偏房。
　　左边有一折门对着过厅，是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卧室。
　　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
　　房屋很高大，在大窗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天窗。
　　屋顶没有天花板。
　　杨家另给陈独秀夫妇让出一间书屋，是7间正房中东边的第二间，20平方米，南墙有窗户。
　　这间房子是杨二太太彭氏住的，陈独秀来了，彭氏让了出来。
　　陈独秀住宅的东头一间是杨家的灶房，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灶房安在进门处。
　　杨鲁承家藏书很多，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整理杨鲁承的遗著。
　　潘兰珍做家务之余，新开了一块菜地，两人各得其所。
　　一次，陈独秀夫妇上江津县城，邓氏叔侄邀请他俩到大什宇菜馆吃饭。
　　邓燮康问：“怎么样?”陈独秀知道问整理杨氏遗稿事，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有价值。
　　邓燮康说：“章太炎不欣赏杨鲁承的东西。
　　有一次杨鲁承听说章太炎到了四川，便带着《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去见章太炎，章太炎先生在杨氏书稿后写了“杂乱无章”4个字。
　　杨鲁承十分恼怒，没有多坐就走了。
　　陈独秀哈哈大笑，说：“杂乱无章没有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
　　章太炎很小气，想不到给人家看稿也这么小气。
　　陈独秀想起章太炎在日本借钱给人要本息的事。
　　回到鹤山坪，陈独秀继续整理杨鲁承书稿，慢慢的就没有兴趣了。
　　一次，龚灿宾县长来鹤山坪见陈独秀，谈起杨鲁承书稿的事，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
　　鹤山坪石墙院(2)
　　陈独秀认为，杨老先生对群经的创见不如四川的廖李年，对诸子的阐述，不如胡适之。
　　独居山村，陈独秀常写诗赠给朋友，排遣孤独的心情。
　　一夜秋雨后。
　　陈独秀吟《自鹤山坪寄怀江津诸友》诗：“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日月，起坐待朝暾。
　　陈独秀还书自赠方孝远小诗给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杨鹏升妻子和平女士来信索要诗，陈独秀写诗：“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偕君昨日情。
　　寂寞胭脂坪上月，不堪回忆武昌城。
　　1937年年底，陈独秀到武汉时，和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衔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办公署主任杨鹏升认识，故有“前年初识杨夫子”和“不堪回忆武昌城”句。
　　在德感场练习书法的葛康素写信向陈独秀请教书法，陈独秀回信谈书法三事：“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二、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
　　笔划拖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郑学稼来信问他做官事，他回信说：“某生救国皆不一定要做官，人各有所长所短，若用所短，于谋生救国均不适宜。
　　10月中旬的一天，陈松年来看父亲。
　　从国立九中到鹤山坪，先要过江北上，再步行20里。
　　虽是深秋，陈松年走了一身汗。
　　陈松年送来一封川康绥靖公署杨鹏升寄自成都西顺城街的信，里面有某先生托杨鹏升寄来的钱，陈独秀大喜过望。
　　陈松年吃过午饭就回去了，陈独秀写了短函，叫陈松年带到江津寄。
　　因为有了钱，潘兰珍也喜滋滋的。
　　但他不知道某先生是谁。
　　入冬后，陈独秀耳鸣症状稍减，但血压仍然很高。
　　这时，杨鹏升来信邀他去成都住一阵。
　　听说住在成都顺城街的杨鹏升家距离商场近，潘兰珍羡慕地说：“好久没有逛过商场了。
　　陈独秀说：“听说成都海拔高，去了怕对血压不利。
　　再说，万一遇上飞机，炸死倒痛快，炸残废了就麻烦了。
　　“就那么巧，没有炸别人，单炸了你。
　　潘兰珍不以为然。
　　陈独秀说：“将来我们到芜湖，重开科学图书馆去。
　　12月30日，陈独秀给搬到成都骡马市街的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日内去重庆看病，因为一直没有诗作，便将昔日写的《告少年》诗寄去，以答谢杨鹏升夫人和平女士赠的画笺。
　　在《告少年》诗里，陈独秀骂斯大林是独裁者。
　　活不了三年(1)
　　1940年元月4日，陈独秀夫妇由鹤山坪到江津县城。
　　头一年二月到重庆的章士钊来信说，为陈独秀看病的医生去歌乐山，要陈独秀推迟几日去重庆。
　　在江津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陈独秀，谈到医药费用的事，陈独秀说：“倘有编译局约购一稿，可以支用，我不想累及别人。
　　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拟为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预支稿费5000元。
　　自祖母去世后，陈独秀一病10个月没有写字，书稿没有动笔，已成一心病。
　　阎松圃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
　　陈独秀笑笑，说：“幸亏有朋友帮忙，有的人连面也没有见过，就寄钱来了。
　　2月6日，阴历腊月二十八日，何之瑜陪陈独秀、潘兰珍到了重庆仁和医院。
　　章士钊来看陈独秀，见面说：“你很好，我像小瘪三样。
　　陈独秀说：“你找弱男回来管管好了。
　　吴弱男是清末诗人吴彦复的女儿，20年代末，章士钊有姨太太奚夫人、殷夫人后，他们就不在一起过了。
　　章士钊说：“快过节了，到我家过春节。
　　当时章士钊从重庆国府政乐庐搬到中三路聚兴村5号住。
　　陈独秀摇头说：“乱哄哄的时候，饭都吃不好，还过什么春节。
　　他答应出院后，到章士钊家住一阵子。
　　奚夫人带女儿章含之此时滞留上海。
　　章士钊说：“杨先生给我刻的印章样本，我已收到了，你替我谢谢他。
　　陈独秀感慨地说：“杨先生真是热心人，三番五次地支持我，我现在欠债太多。
　　这时何之瑜进来，叫他们说话轻些。
　　陈独秀住2号病房，医生替他看血压、心脏和肠胃，认真地检查了一遍。
　　医生对陈独秀说：“你的病，不在药好药孬，根治在静养。
　　出门后，何之瑜对医生说：“陈先生是个名人，望医生一定要尽力。
　　医生低声说：“你是他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可能活不了3年。
　　陈先生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
　　何之瑜说：“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
　　正月里一天，包惠僧来看陈独秀。
　　陈独秀躺在病床上劝他说：“不要再认死理，找找人，搞个一官半职。
　　现在物价这么高，守在那里总不是事。
　　包惠僧应了一声，说：“先生来重庆一趟不容易，出院后，我来接你去我家住几天。
　　当时包惠僧家住陈家桥。
　　陈独秀说：“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还是不去了。
　　本来打算到行严家住几天，也不想去了。
　　潘兰珍插嘴说：“重庆太吵，先生烦得很，天天吵着要回去。
　　2月20日上午，陈独秀从医院启程回江津。
　　下午3点，船到江津。
　　延年医院离江岸不远，邓燮康家就住江边，依山傍水，后面是一个小庭院，到鹤山坪的小路也从他家门前而过。
　　重庆来往小轮也在他家附近停靠。
　　陈独秀喜欢这个地方。
　　一次陈独秀笑着对邓燮康说：能葬于此，死得其所。
　　从重庆回江津，陈独秀在邓家住了下来。
　　邓燮康说：“住了两个星期医院，看去精神好多了。
　　陈独秀也很满意，说：“今天坐了8个小时船，我当心病情要加重，还好。
　　隔日，章士钊从重庆寄来一封信，内有杨鹏升寄来的300元汇票。
　　杨鹏升没有想到陈独秀提前离渝。
　　陈独秀连声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又要人家破费。
　　邓燮康劝道：“能赠你钱物的人，也不是一般之人，想他生活比你要好。
　　陈独秀说：“300元不是一笔小数，想必要他一月薪金。
　　邓燮康沉吟了一下，说：“一个少将参事，一个月怕也只有300元。
　　陈独秀说：“真叫我为难，收下惭愧，却之不能。
　　初春，身体稍好的陈独秀在江津城郊散步，吟诗《郊行》：蹑屣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
　　淡香何似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
　　散步回来，陈独秀给濮德治(西流)写了一封信，谈世界战争及前途。
　　起因是《新华日报》载文认为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
　　即战争双方都是为了奴役本国人民和维护其殖民地战争。
　　陈独秀不同意。
　　他不主张把列宁的理论搬到这次战争上来。
　　认为打倒希特勒，就不能主张打倒希特勒的敌人。
　　在云南教书的濮德治没有马上回信，陈于4月24日又去了一信。
　　这回，他提出反对德俄两国社会主义最重要，比一切反帝斗争更重要，甚至认为此时发动的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
　　当时希特勒和俄国签订和约，陈独秀将德俄并列视为共同的头号敌人，说：“谁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头，我情愿做他的奴隶。
　　他希望濮德治把此信多给几位朋友看看。
　　濮德治收信后，根据陈独秀意见，将信寄给上海的托派临委，并给陈独秀回了信。
　　他不赞成陈独秀只依赖英法胜利，而丢掉大众的民主。
　　活不了三年(2)
　　潘兰珍问：“你不是说不与他们联系了吗?”陈独秀说：“小濮和他们不同，谈谈心里会舒服些。
　　等天暖和到鹤山坪，写信也不方便了。
　　3月9日，陈独秀给台静农写信说：“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学有举动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几人，能否合而公祭之否？”
　　几天后，何之瑜来坐，谈到3月5日蔡元培的去世，请陈独秀写篇纪念文章。
　　何之瑜走后，潘兰珍问：“为什么不开心?”潘兰珍不认识蔡元培。
　　但高君曼认识，还在一起吃过饭。
　　1920年在上海一品香送蔡校长赴法，记得高君曼也去了，但高谢世竟也十年了。
　　陈独秀说：“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蔡先生照顾。
　　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事。
　　鹏升叫我为他父亲写一个墓志，现在哪有心事写呀。
　　潘兰珍说：“杨先生寄了许多钱，连信封、信纸都寄来了，他求你之事，你也应该尽力办到。
　　陈独秀说：“说的也是。
　　但写墓志不是件小事，待我精神好时再写，只是蔡校长去世，北大同学建议我写一篇文章悼念他，我不能不写。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沏了杯浓茶，点上一支烟。
　　杨鹏升寄来的军用信笺上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写了蔡先生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这两点美德后，陈独秀用大段文字回忆了蔡先生、适之及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情况。
　　这晚，陈独秀久久不能入睡。
　　北大的三只兔子，一只死了，一只在国外，还有一只，怕不久于人世。
　　这篇2000来字的悼文3月24日刊登在《中央日报》。
　　失窃(1)
　　1940年5月上旬，天气转暖，陈独秀叫了一顶轿子，颤悠悠地回到鹤山坪。
　　潘兰珍身背一把雨伞，紧随其后。
　　江津县城到鹤山坪有20多里地，潘兰珍坚持不要轿子，说走得动。
　　陈独秀也说，能省一点钱就省一点，邓燮康也不再勉强。
　　走前，陈独秀将自己的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他在后面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
　　台静农在帮助陈独秀油印《小学识字教本》上，出了不少力。
　　到了鹤山坪，陈独秀继续忙他的《小学识字教本》，他在给沈尹默的和诗里说：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大姊原打算一起到鹤山坪小住，临行又犹豫了。
　　“送我西廊外，木立无言辞。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这是陈独秀和大姊最后一面。
　　6月，大姊因脑溢血，死于江津上游40余里地的油溪镇，年69岁。
　　大姐去世后，陈独秀在给沈尹默的和诗里写道：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陈独秀给台静农写信说：“尹默先生住何处，兄如知之，乞将答诗转去，为荷。
　　”陈独秀早年当面说沈尹默的字“俗入骨”，这会认为沈尹默的字工力很深，但字处无字，和30年前没有大的变化。
　　他在台静农信里谈到王羲之和王献之，说：“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诸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尊见以为如何？”
　　在鹤山坪，陈独秀几乎每月给杨鹏升去两封信，有时听说敌机乱炸蓉城，便寄去名信片问个平安。
　　5月30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见了地方实力派和一些民主人士。
　　住在蓉城的杨鹏升写信告诉了陈独秀。
　　陈独秀是一石击起千层浪，情绪波动很大。
　　去年上半年，朱蕴山来看他，还劝他去延安。
　　他回信杨鹏升时说：周恩来和其他人比，稍通情理，“然受一班小人挟持，也难以自拔”。
　　陈独秀不知道1938年苏联处决米夫后，王明已失势。
　　7月10日，陈独秀给台静农写了一封信。
　　陈独秀收到台静农6月份和7月1日两封信，谈到刻印陈《小学识字教本》事，说：“编译馆书向归商务出版，其预算中想无印刷费，特意筹款刻本书，恐怕是一句搪塞的话。
　　陈可忠馆长5月13日呈文预支陈书稿费5000元，教育部长陈立夫批准后，刚寄陈独秀3000元。
　　陈独秀还没有写收据，他想将此款退回，作刻印费，并请台静农转告陈可忠。
　　夏天，连根(王文元)来信，讲托派临委做出决议，认为陈独秀致濮德治(西流)的信，视托派为极左派，仍坚持机会主义路钱，所以无法接近，无法合作。
　　几天后，陈独秀回信认为托派错误的根由，是不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含义，从列宁到托洛茨基都不懂，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全部否定了。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民主只是实施范围狭广不同，内容上都一样。
　　托派刊物《破晓》载文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陈独秀认为这样会导致和“死狗”妥协。
　　陈独秀的信发出不久，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人暗杀了。
　　石墙院外有大黄桷树，夏天树叶茂密。
　　树旁有一个小杂铺店。
　　吃过晚饭，陈独秀喜欢站在树下和村人闲谈几句。
　　陈独秀方言很重，川南人听了似懂非懂，只是笑。
　　8月2日夜，黄桷树叶一动不动，整个山坳子像闷在蒸笼中。
　　坐在树下，陈独秀漫不经心摇着扇子，想着如烟的往事。
　　身旁的竹床上，潘兰珍已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半夜时，昏昏欲睡的陈独秀叫醒了潘兰珍说：“房间里像是有什么东西?”“野猫吧?”潘兰珍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
　　再听了一会，没听到动静。
　　潘兰珍翻过身，又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黄桷树叶终于摇动了，陈独秀叫醒潘兰珍，说：“进屋吧。
　　进门时，潘兰珍差点给地上的被絮绊倒，她双手发抖地点上灯，橱子里的里外衣服、被褥行头散落一地，她的驼绒被、羊皮袄，还有陈独秀的皮袍都不翼而飞。
　　陈独秀的一箱书稿，也遭横祸，不见了。
　　杨彭氏劝潘兰珍：“明天我陪你去石桥镇报案。
　　陈独秀说：“幸亏杨老先生遗墨不在这里，否则也遭殃了。
　　到鹤山坪后，陈独秀帮杨家整理了《皇清经解》、《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
　　杨家在合作印刷所自费印了1000本《皇清经解》。
　　陈独秀的几个印章也一起丢失，其中有杨鹏升在武昌为他刻的阳文“独秀山民”印。
　　第二天，陈独秀写信给杨鹏升，对失窃事淡淡写了几笔后，便转笔请杨鹏升写字，请杨夫人和平画画，他想找4个好友写4幅字，4个女士画4幅画，拼成4条屏。
　　潘兰珍提醒他说：“你不是答应为他父亲写墓志吗?”“以后再说吧，刚刚失窃，鹏升也不会来催的。
　　失窃(2)
　　屋漏偏逢连夜雨，帆折又遭顶头风。
　　我们是流落异乡之人，小偷竟不放过，真是坐以待命了。
　　潘兰珍劝道：“你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吗?”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江津虽好，盗风太炽，不知鹏升有没有朋友在赤水、江安，我真想移到那里去住。
　　失窃后，整个8月，陈独秀没有心思动笔，连濮德治转来守一(王文元)的信，也没有回。
　　9月15日，陈独秀将五、六年前在南京狱中写的《中国古史表》寄给台静农，请他油印20余份。
　　陈独秀一时无力整理出版，所以想油印出来寄给同好。
　　他写道：“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以遗同好，免完全丧失也。
　　台静农回信后，陈独秀又收到侄孙女陈秀清从德感坝来函，她从白沙镇刚回，说台静农卧病在家。
　　9月25日，陈独秀给他去信说：“敌人不入川，则到处可居，倘入川则大难矣，弟尤大难。
　　如果真有此一日，不知邓六先生有可靠之亲友在乡间能容我避住否（总需离场稍远）？语罕万家山不知情形如何？敌人入川，土匪必蜂起，黑石山必不可能安居也，兄此时住处尤不妥。
　　“邓六”是邓鹤丹。
　　小学识字教本(1)
　　1940年9月，陈独秀给西流(濮德治)写了一封信，断断续续写了20多天。
　　陈独秀写道：“我赞同守一意见，我与你们之间不同，主要在于对民主问题的意见上。
　　因为深思熟虑了六七年，陈独秀从6个方面谈了对“民主”的认识。
　　他主张用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
　　陈独秀关照濮德治看了后，抄给老赵(赵济)、守一看看，然后把原信及以前写去的信函都寄回来，想将来出一本书信集。
　　信写好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从来没有的事，一个读书人，现在偏偏不能用脑，我要是你就好了，有那么好的脑子。
　　潘兰珍问：“脑子还胀吗?”失窃后，陈独秀请了一个仆人，潘兰珍情绪很快好了起来。
　　陈独秀说：“脑胀事小，耳轰又加剧。
　　听说中大医院有个戚医生内科好，现在成都，不知可能找到?”“你给杨鹏升去信问问?”“现在什么事都找他，我自己都过意不去了。
　　10月19日，陈独秀给杨鹏升去信，告诉他墓志文已写好，并请他代问戚医生的事。
　　陈独秀发现，杨鹏升寄来的志表有些不对，旁注上讲鹏升父亲生于光绪二十几年，光绪二十几年哪有庚辰?鹏升自己生于庚子，父子哪能相差几岁?一个月后，陈独秀将墓志文寄去，了却了一件心事。
　　一日，何之瑜来看望陈独秀，带来了一些北大资助的钱。
　　当时鹤山坪的大米涨到30余元一升，县城的米还要高出一二倍。
　　陈独秀连声说：“谢谢!谢谢!”他叫潘兰珍拿出鹿茸说：“鹏升寄来了鹿茸，说是帮我降压，其实我的病不能吃鹿茸。
　　中医说血压高乃阴不制阳，鹿茸壮阳，我食鹿茸，如薪投火也。
　　你拿去用吧!”陈独秀因吃了鹿茸，结果大便带血。
　　何之瑜劝道：“医生要你静养，你还是少写些。
　　陈独秀点点头说：“杨鹏升托我找适之、行严为他再各写一篇墓志，我还没有办到呢!”何之瑜说：“适之在美国，恐怕难了。
　　行严在重庆，还差不多。
　　陈独秀说：“适之字疏，行严性懒，都难。
　　吃过午饭，何之瑜便匆匆告辞了，回到九中，他对陈松年说：“你父亲写语是不行了，人的语文的内容能看到寿命，他的血压比正常高三四十，你要常去看看。
　　”隔日，何之瑜和九中总务主任潘赞化谈起陈独秀，潘赞化说：“陈独秀不行了，没有了英雄气概，儿女情长。
　　何之瑜说：“他现在关心米价，过去是不讲这些的。
　　“人到弯腰处，不得不低头，上半年在康庄，他还讲房子事。
　　潘赞化说。
　　11月下旬，天气渐冷，陈独秀晚上睡觉用大被子压得严严的，手伸到被子外面。
　　身上怕冷手怕热。
　　半夜要起来解一两次小便。
　　月底，陈独秀搬回江津县城。
　　12月27日，陈独秀给郑学稼写信说：“兄谓在打仗初期，美国是必定失败的；又谓中国现在处在绝对有利的地位，为了以后着想，我们希望希特勒打胜仗……
　　‘希特勒胜利——英国倒台——中国独立’这一公式，弟所不解，望详示之！”
　　1941年新年伊始，陈独秀接到几封上海朋友的来信。
　　去年11月28日陈独秀写了《我的根本意见》一文，油印后寄给上海托派和友人。
　　他估计他的15条意见会遭到反驳。
　　果然，H(胡秋原)和S(孙洪伊)给何之瑜写信，对他第七条中“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提出疑问。
　　陈独秀回信解释说，此条“乃根据苏俄廿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
　　他将给H、S的信装进给T(何之瑜)的信封里，托何之瑜转寄。
　　他认为H等叫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是“彼辈一向偏见”。
　　郑学稼想研究陈独秀，在读了《毛泽东自传》等书后，写信问他共产党与吴佩孚合作等有关情况。
　　1月6日，陈独秀回信说：“承询各事略答如下：（一）无人有此主张，只守常以与白坚武同学之故和吴佩孚见过面，说不上合作。
　　（二）当日反对我者以瞿秋白为首，由第三国际派来代表公开主持，何只暗中指令，开除党籍在此后一年余。
　　（三）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
　　（四）在广暴前，是否成立苏维埃，在中国党内无此问题发生，毛自传所云不实，此书弟未阅过。
　　收到陈独秀信，郑学稼来信问陈独秀当初反对北伐的事。
　　1月26日，陈独秀回信说：“C.P.不赞成勿促北伐，为时甚短。
　　当时听命共产国际和俄国，党内不敢争论。
　　一日，设在白沙镇的国立编译馆给陈独秀送来《小学识字教本》预支稿费剩下的2000元。
　　当时物价飞涨，1939年上半年，鹤山坪一斗米3元钱，1940年10月鹤山坪一斗米30余元，1940年12月，江津县城一斗米要70元，陈独秀夫妇及一仆人在鹤山坪每月要花200元，在江津县城要花300元。
　　此时送来2000元，真是雪中送炭。
　　小学识字教本(2)
　　陈独秀对邓燮康说：“夫子曰，耕者，食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
　　像我这样的人，随便写本书都不饿饭。
　　邓燮康附和说：“那是，倘若先生身体好，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审查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书稿时，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
　　陈独秀听说后，生气地说：“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
　　国立编译馆见陈独秀不同意改，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只说筹集刻书费，但前后寄送的5000元预支钱也没有来要。
　　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书没有印，这5000元不能动。
　　春天，陈独秀血压病又加重了。
　　邓仲纯问：“要不要去重庆看看?”陈独秀摇摇头说：“不去了，好不了的。
　　杨鹏升邀他去成都，他嫌成都米贵。
　　当时杨鹏升一月开销500元。
　　陈独秀从案几上又找出一本《连语类编》递给邓仲纯说：“北大寄钱给我，我也没有什么报答，便将这本油印稿送给北大。
　　邓仲纯说：“我只喜欢看你的《实庵自传》，写得真好。
　　1938年，陈独秀到武汉，《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还找到他，到江津后，陶亢德、汪孟邹还催过。
　　陈独秀答应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再写《实庵自传》。
　　他认为，“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大，可以流传下去”。
　　2月中旬，歙县许际唐的儿子许伯龙律师来汪孟邹处坐。
　　他手上有30幅左右宋、元、明洋庄画，想带到美国卖，作孩子留学费用。
　　汪孟邹2月25日代他写信问胡适美国行情，顺便说，今年已63岁的陈独秀自入四川后，患高血压症，医生说，“四川地太高，移地较好”。
　　陈独秀老而多病，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
　　这次，汪孟邹没有提胡适帮陈独秀去美国的事，但告诉他陈独秀住在川东江津县黄荆街83号。
　　战后世界大势(1)
　　1941年3月，陈独秀收到一张5000元汇票，是朱家骅托张国焘转寄的。
　　潘兰珍高兴地伸出一个大拇指和一个小拇指说：“这下好了，张先生寄来5000元，杨鹏升寄来1000元。
　　陈独秀说：“鹏升寄来1000元，没有提何事用，不能动它。
　　朱家骅这5000元不能要。
　　他给张国焘写短函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将款退了回去。
　　这时高语罕来坐，潘兰珍抱怨陈独秀退款。
　　高语罕站在潘兰珍一边说：“仲甫到老还是犟脾气，死要面子。
　　一日，罗宗文县长来坐，他想要陈独秀的字。
　　“听说你送了不少对联给别人，村民盖房，你也送了字，你也送一幅给我吧?”陈独秀想了一想，写了一个条幅。
　　上书：“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说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邀。
　　”客人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松年讲得对，他们是要我的名。
　　夏天，陈独秀听到老乡李光炯4月8日在成都去世的消息，十分伤感。
　　李光炯1870年生，比自己大9岁。
　　早年，李光炯办安徽公学时，和陈独秀共过事。
　　1936年，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李光炯来看他。
　　想不到是他们最后的一面。
　　当时陈独秀很悲观，李光炯反劝说：“生死未卜。
　　那时李光炯也体弱多病，这会竟先自己而去。
　　几日后，陈独秀梦见李光炯推门而入，惊讶地问：“闻君病已笃，何遽至此？”
　　李光炯紧握陈独秀的手，笑而不答。
　　梦醒后，陈独秀吟诗《悼老友李光炯先生》：“自古谁无死，于君独怆神。
　　撄心唯教育，抑气历风尘。
　　苦忆狱中别，惊疑梦里情。
　　艰难已万岭，凄绝未归魂。
　　秋天，陈独秀写诗给杨鹏升：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9月，陈独秀和潘兰珍又移住鹤山坪。
　　这时，石桥镇已破了陈独秀家中失窃案，被窃衣物大半追回，但印章及手稿已黄鹤一去不复还。
　　小偷交待，当时打开箱子，见是书稿，怕暴露自己，一把火烧了。
　　陈独秀原也不指望追回失物，现在见追回了大半失物，唏嘘了半晌。
　　不久，陈独秀同时收到江津转来杨鹏升3封信和某先生600元钱，但信上仍然没有讲某先生是何人。
　　现在，陈独秀和潘兰珍每月要花600元，主要靠北大每月的300元。
　　他不打算用某先生这笔钱，想将来回重庆用。
　　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你先忙去吧，我给鹏升回一封信。
　　他的夫人上月11日生了一个儿子，我给他恭贺几句。
　　潘兰珍见说，脸色一阵白一阵红，不是滋味。
　　陈独秀看了一下，突然一笑，说：“我看你是想要一个孩子?”这年潘兰珍三十三、四岁。
　　潘兰珍急了，说：“看你扯到哪里去了，松年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我哪能生孩子。
　　再说，也不是我要的事。
　　潘兰珍13岁受骗怀孕，得病后已不能生育。
　　潘兰珍出去后，陈独秀写信给杨鹏升，想请他用大笔书一幅直幅，再请其夫人画一张画。
　　后又一想杨夫人在月子里，便打消了这一个念头。
　　写完信，陈独秀找出一篇油印的《中国古代史表》和写直幅的大白纸，一起寄给了杨鹏升。
　　年底一天，朱蕴山带几只鸭子来看陈独秀。
　　临别，朱蕴山请陈独秀题诗留念。
　　陈独秀写了一首诗：“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
　　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贯休是五代名僧。
　　朱蕴山说：“前三句好懂，后一句怎么讲?”陈独秀说：“欧阳大师有一本《武荣碑》，我见了后写了这首诗送他，他便把《武荣碑》借给我了。
　　朱蕴山走后，在成都读书的杨鲁承孙女杨树君也请陈独秀为她题字。
　　陈独秀乘兴写了一首诗，开头是“相逢鬓发重重老，且喜疏任性未移”，陈独秀解释说：“最近我的一位老朋友廖先生从苏联回来见到我，我写这首诗赠给他，意思是虽然我们的两鬓都白了，但高兴的是意志和性格都没有变化。
　　现在我把这首诗转送给你。
　　杨树君高兴地说：“明白了。
　　1942年元旦后，陈独秀喜欢在日光下漫步，看着异乡的山水，偶尔吟诗几句，排解寂寞。
　　1月7日，陈独秀抄录近作，寄台静农：“峰峦山没成奇趣，胜境多门曲折开。
　　蹊径不劳轻指点，好山识自漫游回。
　　苏德战争爆发后，陈独秀才发现自己把战争双方阵线估计错了。
　　他在书信中把苏德视为共同敌人，其中有的已见报端。
　　思考了几天，陈独秀写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信纸是杨鹏升寄来的军队八行书稿纸，格子间距大，适合陈独秀昏花的眼睛。
　　他分析要么日德胜利，要么英美胜利，或握手言和。
　　他不提苏联：“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
　　战后世界大势(2)
　　这篇文章五六千字，时写时辍，直到腊月二十五日才写好。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第一次肯定了陈独秀：“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虽然王明早已失势，但陈独秀的确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加上战争环境，所以毛泽东说：“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陈独秀没有听到毛泽东对他的重新评价，等待他的是自己文章发表后的风波。
　　3月29日，江津县举行市民大会，纪念黄花岗72烈士。
　　县长罗宗文主持大会。
　　请各方代表讲话时，辛亥革命的元老、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在女儿搀扶下，走到前台，指责陈独秀，说他在3月21日《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散布悲观情绪，不利于抗战。
　　凌铁庵是安徽定远人，辛亥革命后，任第5师师长，1913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
　　事后，《江津县政府公报》报道了此事。
　　其实，《大公报》刊登陈独秀文章前部分的次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就以“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为名，禁止刊登下半部分。
　　陈独秀不服气，断断续续写了三四千字的文章《再论世界大势》，推断大战后人类将丧失数百年自由、民主，进入法西斯的专制时期。
　　文章给《大公报》后，该报拒绝刊登。
　　4月初，陈松年带来了杨鹏升的信，里面又有某先生1000元钱。
　　这次杨鹏升告诉陈独秀，某先生即“晋公”。
　　陈独秀对陈松年说：“这个晋公与我素昧平生，却三番五次寄钱，算起来，已寄了2200元了，如何是好?”陈松年劝父亲说：“以后再感谢人家吧。
　　陈独秀就手给杨鹏升回了一封信，叫陈松年代寄。
　　暮春，陈独秀将去年秋天在江津城写的诗《对月忆金陵旧游》抄给台静农：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陈独秀诗稿上注道：“辛巳秋作，壬午暮春写寄静农兄，独秀自鹤山坪。
　　遗言(1)
　　1942年5月初，陈独秀对潘兰珍说：“听罗宗文县长说，玉米缨能治心脏病，你找人去要一点。
　　潘兰珍回来说：“人家讲现在蚕豆花开了，喝蚕豆花可以治高血压。
　　陈独秀病急乱投医，说：“是吗?你去搞一点蚕豆花，我今天就开始喝。
　　5月10日上午，陈独秀喝了一杯蚕豆花泡的水。
　　喝下后感到腹胀不适，当晚睡觉不安。
　　原来，蚕豆花被雨浸后发酵生霉，陈独秀没有在意，结果喝了带菌的水，中了毒。
　　三天后，陈独秀稍好些，起来给Y（何之瑜）写信，把他写的几篇论世界大势的稿子寄了去。
　　这时，包惠僧从重庆来看陈独秀。
　　潘兰珍忙到石桥镇买了一点猪肉，中午吃土豆烧肉。
　　陈独秀因为高兴，多吃了一些。
　　包惠僧见陈先生病了，没有多坐，吃过午饭就走了。
　　晚上，陈独秀腹胀难忍，不能入睡，半夜全吐掉了。
　　此后一个星期，陈独秀耳鸣加剧，四肢无力。
　　5月17日傍晚，陈独秀上厕所时，因便秘，晕倒在地。
　　一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全身冒冷汗。
　　两个小时后又晕倒，开始发烧。
　　潘兰珍看先生昏过去了，吓得哭了起来。
　　第二天，邓仲纯、陈松年、何之瑜三人急忙赶到鹤山坪。
　　陈独秀仍处于昏迷状态，邓仲纯忙给他打了一针，灌了一些药，陈独秀稍好。
　　邓仲纯和何之瑜商量，给重庆的周伦、曾定天两医生写信，请他们来看病。
　　两位医生没有来。
　　只是提出了诊治的意见，并赠送了药品。
　　5月22日，陈独秀接连三次昏倒。
　　邓仲纯打了强心针，陈独秀才苏醒。
　　次日，江津县医院西医邹邦柱、康熙光到鹤山坪，给陈独秀用了肝油腚通了大便，但病情并没有好转。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对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
　　谢谢你照看我。
　　何之瑜鼻子一酸，说：“应该的。
　　休息了一会，陈独秀说：“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
　　何之瑜连忙点头。
　　陈独秀躺了一会，又说：“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等人商量处理。
　　何之瑜倾身说：“你放心。
　　陈独秀看着潘兰珍说：“她还年轻，之瑜帮她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
　　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
　　潘兰珍泪流满面，呜咽地答应了。
　　陈独秀歇了一会，示意喝水。
　　潘兰珍赶忙端来一杯开水，搀扶着陈独秀喝了几茶匙。
　　过了一会，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喊陈松年。
　　陈松年进来后，陈独秀平静地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
　　陈松年哭着答应了。
　　第二天，5月26日，包惠僧的妻子夏松云和她的朋友杨子烈两人赶到鹤山坪。
　　潘兰珍忙带她们进屋。
　　夏松云拿出300元对陈独秀说：“惠僧回家说先生病了，段锡朋和几个北大同学凑了三百元钱。
　　陈独秀无力地睁开眼睛，说：“谢谢!”歇了一会儿又说：“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说完，又昏睡了过去。
　　夏松云和杨子烈当天下午就回去了。
　　1942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十三日，星期三，包惠僧赶到了鹤山坪。
　　陈松年说：“爸爸从上午9时起就昏迷不醒了。
　　包惠僧要进房间看陈独秀，何之瑜说：“先不要进去，老先生以前也昏过，一会儿就醒的。
　　潘兰珍听见声音，忙从屋里走出来，拉着包惠僧进屋看陈独秀。
　　包惠僧站在床前，注视着昏迷的陈独秀，墙角旮旯里有一堆潘兰珍自种的马铃薯，增加了室内的凄凉感。
　　邓仲纯轻声说：“交替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也没有醒过来。
　　过了一会儿，邓仲纯对陈松年妻子窦氏说：“先给包先生弄点吃的。
　　窦氏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身边站着大女儿长玮和侄子长文。
　　下午，邓仲纯翻了一会日文医书，怀疑陈独秀是大脑中枢出血。
　　晚上，潘兰珍喊包惠僧进去，她一手托着陈独秀的头，一手拉着陈独秀的手，说：“老先生，包先生来了!”陈独秀没有反应，潘兰珍用手拨开陈独秀的眼皮，似乎有感觉，还流了泪，然后就断了气。
　　时间是晚上9点40分。
　　挂在东方山冈的月快要圆了。
　　月华如水，覆盖着肃穆的山坳。
　　山风起处，黄桷树叶一阵簌簌作响，似乎在诉说一个异乡客人的风烛残生……
　　自1993年出版《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后，10多年过去了。
　　由于这本书面世遭到盗版，盗版本的错别字又特别的多，心中耿耿，不能释怀。
　　1998年，安徽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本《陈独秀传》，使得我有机会将此后5年里继续研究陈独秀的心得写进去，删改、增加了不少内容，以至这两本有关陈独秀生平的书，风格明显不同。
　　随着莫斯科档案的开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相继出版，为陈独秀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新材料，披露了许多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细节，其中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关系的史料十分珍贵，陈独秀的历史形象也更加丰富和饱满，写一本全新的陈独秀生平来体现这些历史细节，对 更完整地认识陈独秀，特别是更全面、深入、细致地认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具体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遗言(2)
　　湖北人民出版社刘社长和其他社领导热情地支持了《陈独秀风雨人生》的出版，吕薇老师编辑此书时，从书名、体裁、篇幅、插图以及具体的写作要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责任心，为此书增色许多。
　　我很感谢他们，同时感谢刘约维、徐雁苗先生对本书稿的推荐和关心。
　　花落水流，陈独秀去世已60多年了。
　　自1982年初我接触陈独秀史料后，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夹在黄色的油菜花、红色的红花草中竞相开放时，我就想到了因误食发霉的蚕豆花而中毒并诱发脑溢血去世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曲折的风雨人生……
　　朱 洪
　　2003年“五四”青年节于敬敷书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