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风云人物
《中东风云人物》 时延春 接连撞击热点的萨达姆 一提起萨达姆，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当今世界上执政时间颇长的一位领导人，也是各种新闻媒体报道最多的风云人物之一。我曾会见过他，研究过他，对这位焦点人物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 1990年5月上旬，我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问伊拉克，伊拉克方面安排萨达姆总统会见万里委员长，我参加了这场会见活动。我仔细端详了萨达姆的风度和容止。他蓄着阿拉伯传统的小胡子，眉毛浓重，两眼炯炯有神。他身穿军装，腰间挎一把手枪。他思路敏捷，讲话条理分明，认真听取客人的讲话，并亲自做笔记。他与我们热情握手，照相留念，还亲自把我们送到门口。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访问伊拉克期间，我在空暇时间阅读了一些介绍萨达姆的书籍和文章，在与陪同人员交谈时也涉及萨达姆的一些兴趣爱好。据我所知，萨达姆喜爱历史，爱读政治、历史之类的书籍。他喜欢文学、音乐，特别爱听伊拉克西部贝都因民歌和阿拉伯著名女歌唱家乌姆库尔舒姆的歌曲。他在空闲时间听听音乐，弹弹阿拉伯琴，有时也动手写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有些诗人写了赞扬他的诗并朗诵给他听，在这种场合他显得非常高兴。他重视新闻媒体方面的报道，每天都坚持读报听广播，伊拉克新闻界如发表有关他的报道都要由他亲自审定。 萨达姆看上去身体健康，充满活力，这与他喜欢锻炼身体有关。他擅长骑马、打网球，也喜欢游泳。 萨达姆来自农村，喜欢到农村去视察，了解农村情况。有时，他穿一件阿拉伯长袍，这与伊拉克农民的习惯装束有些雷同，所不同的是，他在穿阿拉伯长袍的同时，嘴里还叼一支古巴雪茄，在反映萨达姆生活的画面里就能找到这样的照片。以前，萨达姆喜欢穿欧式服装，但后来他经常身着戎装，腰间挎一把手枪。 在访问伊拉克期间，我除陪同万里委员长与伊拉克领导人举行会见、会谈及参观外，还挤出时间参观了一些著名景点。两伊战争期间，巴格达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不少人告诉我，萨达姆在此战期间是一手抓打仗，一手抓建设，巴格达和其他地方新建了不少建筑物和设施。我沿着底格里斯河滨游览，品尝了香喷喷的名为马斯古夫的烤鱼，浮想联翩，随手写下《巨流侧畔巴格达》一诗，诗文如下： 平川托起巴格达， 濒临巨流两岸跨。 重镇扬威四千载， 天方夜谭传佳话。 青铜雕塑叙典故， 马斯古夫味道佳。 金色尖塔蓝顶寺， 奇花异草美如画。 这是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前巴格达留给我的印象。的确，这座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历史古城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在访问伊拉克期间，我们还参观了幼发拉底河下游右岸的巴比伦古城遗址。当时，我曾写下《西亚古都巴比伦》一诗。海湾战争后，我对这首诗加以修改，形成以下诗文： 西亚古都巴比伦， 圣庙祭祀守护神。 空中花园称奇迹， 塔楼浮雕荡无存。 石墩桥梁柏油路， 计周历法传后人。 昔日辉煌今安在？ 幼发拉底河探询。 古老而富庶的伊拉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拉克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一直是新闻媒体和世界舆论的热门话题。 伊拉克是海湾地区的一个大国，全国面积为441839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200多万。伊拉克位于闻名遐迩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伊拉克全境，两河在库尔纳汇合为夏台阿拉伯河，注入海湾。一望无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构成伊拉克大部分国土。在历史上，伊拉克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农业国。后来，伊拉克的农业发展不尽人意，只有椰枣生产一直享有盛誉。全国有椰枣树3300余万株，年产椰枣平均在40万吨以上。伊拉克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1998年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多达1125亿桶，石油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位。天然气储量约达3？1万亿立方米。在两伊战争前，伊拉克石油日产量最高时达450万桶，相当可观。目前，平均日产石油约260万桶。 两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伊拉克便成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早在公元前4700年，两河流域就出现了城邦国家。从公元前2000年起，在这块土地上先后建立过苏马连王国、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后巴比伦王国。公元前550年，它为波斯帝国所灭。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创立与传播，伊拉克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入阿拉伯帝国。公元125 8年，蒙古人入侵伊拉克，阿拉伯帝国逐渐衰落。16世纪，它成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后来，英国势力渗透到伊拉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它统治下的各地区纷纷举行起义，帝国主义列强借机划分势力范围。1914年，英国军队占领巴士拉。1916年6月，汉志酋长谢里夫侯赛因发动阿拉伯大革命，得到英国的支持。谢里夫侯赛因派其三子费萨尔率兵从麦加北上，于1918年到达叙利亚，成立了“大马士革政府”，并于1920年3月自立为国王，但遭到法国军队的反对。 当法国在叙利亚扩张势力的时候，英国继续在伊拉克扩大地盘。1919年1月，英军占领巴格达。1920年4月，伊拉克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区”。伊拉克人民为反对英国占领军的统治展开了英勇斗争。英国为维持其在伊拉克的统治，采取了软硬两手。一方面，英军对伊拉克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英国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扶植傀儡。1920年7月，费萨尔被法国军队废黜，从叙利亚逃往伊拉克，被英国占领军扶植为伊拉克国王。与此同时，英国在1921年8月安排了一次巴格达公民投票，宣布伊拉克独立，成立伊拉克王国，费萨尔为伊拉克王国国王，但英国并未取消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伊拉克人民继续斗争，迫使英国于1932年放弃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同意伊拉克加入国联，伊拉克取得完全独立。1958年7月，以阿卜杜拉？卡赛姆将军为首的“自由军官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3年2月，复兴社会党人发动政变，推翻卡赛姆政权，从此，复兴党成为执政党，长期执政。 就在这片古老而富庶的大地上，出现了当今历史上一位世界级风云人物，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萨达姆。在他的统治下，伊拉克连续20多年一直作为世界热点地区备受世人关注。 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 历尽艰险登上总统宝座 1937年4月28日，萨达姆出生在巴格达北部萨拉赫省提克里特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全名为萨达姆？侯赛因，是个遗腹子，9岁时又成为孤儿，靠舅父抚养成人。他的祖父和叔父曾先后参加过反抗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这对年幼的萨达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萨达姆在中学阶段就开始关心时局和政治，参加学生运动，进行反对费萨尔国王的斗争。 1957年，萨达姆加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1959年，萨达姆在巴格达大学学习法律专业。那时，他阅读了大量领袖人物的传记，培育了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他积极参加政治社会活动，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核心人物。1959年10月，他受复兴党的指示，与其他9名青年去刺杀当时担任总理的军人独裁头目卡赛姆。他们的这次行刺活动遭到失败，萨达姆因腿部中弹而被捕入狱。在牢房中，他忍着疼痛用剃须刀剜出腿上的子弹。伤愈不久，他奇迹般地成功越狱，逃回故乡。他不甘寂寞，便又离开家乡，孤身一人四处奔走，遇到重重困难。迫于形势，他决定离开伊拉克，骑着一头毛驴穿越茫茫沙漠，历尽千难万险，逃到了叙利亚。他在叙利亚逗留了一段时间，感到难有成就，决意去埃及投奔纳赛尔总统。他被告知，纳赛尔总统对他的壮举表示赏识。 1960年2月，萨达姆进入埃及开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他在开罗大学学习阶段继续从事政治活动。1962年底，他任复兴党开罗支部领导成员。1963年2月8日，复兴党在伊拉克发动政变，推翻了卡赛姆政权。政变成功后，萨达姆随即回国，担任复兴党地区领导机构副书记，并负责中央农民局工作。1963年11月，非党派军人阿里夫掌权，出任总统，排斥复兴党人，复兴党被迫转入地下。萨达姆积极参与反对阿里夫统治的活动。1964年10月，他在叙利亚边界地区秘密运送武器入境时被发现，再次被捕入狱。萨达姆在狱中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活，再次成功越狱逃走，继续进行推翻阿里夫政权的活动。 1968年7月17日，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青年军官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成功，推翻了阿里夫政权。复兴党再度上台执政，由贝克尔出任总统。萨达姆受到贝克尔的重用，平步青云。1968年11月，萨达姆担任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复兴党伊拉克地区领导机构副书记。1970年他在复兴党第十次大会上当选为民族领导机构成员。1976年1月，萨达姆被授予上将军衔。1977年7月，他出任复兴党民族领导机构副总书记。1979年7月，贝克尔总统称病辞职，萨达姆接任总统。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复兴党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1994年5月兼任内阁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 萨达姆执政的第二年，两伊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成为当时的世界热点。 伊拉克和伊朗均为海湾地区大国，又是近邻，但长期以来，两国存在严重分歧和尖锐矛盾，多次发生冲突和战争。 两伊分歧首先体现在边界问题上。两国对边界线的划分历来就有争执，尤其对阿拉伯界河的划分分歧更深。这条界河长约100公里，河界原以该河伊朗一侧浅水段为界，河流主权属伊拉克，但双方都享有自由航行权。1937年，双方同意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两段共11公里以该河深水线为界。1975年，两伊达成《阿尔及尔协议》，伊拉克同意以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作为两国的新边界，放弃根据1847年和1937年两国的边界条约其对阿拉伯河的主权；伊朗则同意将巴格达东北伊朗境内约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伊拉克。但后来两国仍因边界划分问题产生纠纷。 两伊分歧其次体现在宗教教派问题上。两国都是伊斯兰国家，伊朗90%以上的居民是什叶派；伊拉克境内虽有什叶派，但却是由逊尼派掌权的国家。两国存在尖锐的教派分歧。 两伊分歧还体现在地区称雄之争。两国都认为自己在海湾地区势力最强，最有影响力，应该成为海湾地区的霸主。两国为此长期不和。 1979年2月1日，流亡法国15年的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返回伊朗，成立伊斯兰革命临时政府。2月11日，霍梅尼正式接管政权，巴列维王朝宣告灭亡。4月1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后，伊朗一切按《古兰经》和《圣训》行事，国家各个领域实行全盘伊斯兰化，主张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并把伊拉克作为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首要目标。霍梅尼号召伊拉克军民起来推翻萨达姆政权。 霍梅尼的言行激怒了萨达姆，也使两国关系进入紧张状态。萨达姆下令逮捕了伊拉克什叶派领袖，并支持伊朗反对派的行动。两伊关系进一步恶化，多次发生边界冲突。 1980年9月17日，萨达姆宣布废除关于两国边界划分的《阿尔及尔协议》，收回阿拉伯河主权。9月22日，伊拉克出动10万兵力、1000辆坦克，分3路在近1000公里的边界线上全面出击，打响了两伊战争。伊拉克采用的是突然袭击的作战方针，伊朗处于被动挨打境地。战争开始阶段，伊拉克相继占领了北起席林堡南至霍拉姆沙赫尔的伊朗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981年9月起，伊朗局势趋于稳定，接连组织4次反攻，收复了除北部外的大部分土地，两伊战争开始处于胶着状态。1982年3月起，伊朗接连发动代号为“胜利行动”、“圣城行动”和“斋月行动”的大规模进攻，战场形势发生变化。 1982年6月初，伊拉克表示，只要伊朗同意停火，伊拉克军队立即准备在两周内全部撤回国际边界，结束一切形式的武装行动，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拒绝。在此情况下，伊拉克主动从伊朗撤军，旨在保存实力，加强边界防守。1982年10月至1987年冬，两伊战场再次处于胶着状态。双方发动“油轮战”、“袭城战”等，竞相袭击对方的石油基地、中心城市和其他重要的经济、军事目标及海湾油轮。在战场上，两伊互有攻守，集结重兵频频发动一系列攻势，但双方在军事上的均势未能打破。1988年，伊拉克变单一防御战略为以收复失地为目标的新战略，在南部战场发动主动进攻，收复了法奥半岛、萨拉姆杰地区和盛产石油的马季农岛。 两伊战争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为使这场战争早日结束，联合国、伊斯兰国家、不结盟运动及有关大国对两伊进行了大量调解工作。1987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结束两伊战争的第598号决议。决议要求两伊立即停战，把一切军队撤到国际边界内；联合国秘书长派观察员监督停火与撤军；交战双方释放和遣返战俘；委托一公正机构调查冲突责任问题；在适当国际援助下进行战后重建工作；就一切未决问题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全面、公正和体面的解决方案。伊拉克当即表示接受这项决议，伊朗开始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直至1988年7月才正式表示接受。8月，两伊实现陆、海、空全面停火，随即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两伊开始直接谈判，讨论落实安理会第598号决议有关的问题。 1990年4月，两伊关系出现转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致信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提出希望两国首脑举行直接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6月，伊拉克主动向伊朗提供地震救灾物资，伊朗方面表示感谢。7月，两伊外长在日内瓦举行停火以来的首次直接会谈。8月，伊拉克宣布从伊朗撤军，交换战俘，在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基础上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伊朗对此予以响应。 科威特没有想到，兄弟般的萨达姆竟会这样！ 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给双方带来沉重灾难。据统计，双方死亡60万人，其中伊拉克20万，伊朗40万；两伊受伤人数多达100万，其中伊拉克约40万，伊朗约60万；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约达5400亿美元，两国的经济发展最少推迟20到30年。两伊战争还危及海湾国家的经济和国际航运安全等领域。战争期间，500多艘中立国船只遭到袭击，其中50多艘被击沉，损失货物达1000万吨。两伊人民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伊拉克人民企盼在战后能够休养生息，过上太平日子，但事与愿违，萨达姆又把他们拖入到另一场更为悲惨的战争中。 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 1990年5月上旬我随万里委员长访问伊拉克，有幸参加了总统的会见，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见中，萨达姆谈了他对国际形势和对中东、海湾形势的看法，尤其谈到石油问题的重要性及阿以冲突的严峻性。万里委员长阐述了我国对一些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原则立场。两国领导人还探讨了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途径。 访问期间，我曾有一种预感，两伊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中东、海湾地区并不太平，仍将是多事之秋。果然，在我们访问伊拉克两个多月后，便爆发了海湾危机。1991年1月，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参与了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和分析。我曾陪伴这场战争度过了若干个不眠之夜，也曾为这场战争执著地思考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时，我出席过许多有关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的研讨会，到过不少单位做报告介绍情况，撰写过不少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海湾危机期间，我还撰写了一本介绍中东和海湾地区的书《中东热点地区的秘闻轶事》，书中自然少不了萨达姆和伊拉克。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我随李鹏总理访问中东、海湾六国，其中包括科威特和沙特。在科威特，当我看到当时仍在熊熊燃烧的油田大火，看到科威特遭受浩劫后的凄惨情景时，还真是为那场危机感到惋惜。 海湾危机的那一幕顿时又出现在我脑海中。 1990年科威特的夏季显得格外炎热，首都科威特市内的室外温度高达53摄氏度，为数十年所仅见。为此，科威特一度传说，气候异常可能是地震的前兆。另有一种传说认为，科威特与伊拉克之间的争端已经公开化，两国领导人的谈判已经破裂，这也是一种不祥之兆。但无忧无虑的科威特人相信，科威特和伊拉克都是阿拉伯国家，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两国人民休戚与共，两国间出现的争端是兄弟之间的纠纷，将会通过友好协商与和平谈判获得解决。当时，科威特人没有料想到伊拉克与科威特争端公开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1990年8月1日晚，科威特城依然显示出它惯有的魅力。皓月当空，稀星闪烁，与满城的灯光交相辉映。各条街道上车水马龙，超级市场里人流如织。咖啡店里顾客盈门，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夜深了，人们在配有空调设备的寝室里入睡。这完全是太平盛世的繁荣和平景象。 8月2日拂晓，酣睡的人们被一阵阵可怕的声音从梦中惊醒。他们侧耳倾听，战斗机从房顶上呼啸而过，坦克的隆隆声、大炮的轰鸣声和机枪的射击声交织在一起。他们方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激战。人们纷纷打开收音机，或打电话联系，急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很快便了解到，原来是伊拉克军队侵占了科威特。 8月2日凌晨2时，伊拉克出动10万精锐部队、350辆坦克和数十架飞机，对科威特发动闪电式的袭击。伊拉克先头部队由共和国卫队两个师、后续部队三个师组成，兵分两路侵入科威特。一路沿巴士拉至科威特主要公路南下，另一路沿科威特沿海公路推进，两路在科威特首都以北会合，对首都形成包围之势。与此同时，伊拉克海军舰艇和随舰登陆队从海上登陆，对围攻科威特首都的战役进行策应。伊拉克军队重点围攻埃米尔王宫、国际机场、电台、国防部、军事学院等要害部门。科威特仅有的2万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科威特埃米尔等主要领导人乘直升机逃往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伊拉克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科威特全境。 伊拉克武装占领科威特看似偶然，其实并非偶然，两国分歧既有历史缘由，又有现实原因。 在历史上，两国边界之争由来已久。公元7世纪，科威特属阿拉伯帝国版图。1871年，科威特成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个县。1899年，随着英国在海湾的扩张，英国强迫科威特签订了英国？科威特秘密协定。这项协定规定，科威特酋长未经英国同意，不得将领土的任何部分租让、出售或赠与其他国家政府或臣民。1907年，英国修改了这项协定，规定英国有权“保护”科威特不受任何武装侵略。1913年，英国与土耳其签订条约，规定科威特为奥斯曼帝国的“自治区”。1920年，伊拉克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彻底瓦解，帝国统治下的各地区出现了领土之争。1932年，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内阁首相赛义德致函英国总督亨法利，提出划分伊拉克、科威特边界的意见，科威特埃米尔表示同意，但英国殖民当局加以阻挠，该项意见未能实现。 1939年，科威特计划开凿一条运河，以便将阿拉伯河水引入科威特。伊拉克首相乘机要求科威特将部分海岸和布比延岛割让给伊拉克，遭到科威特拒绝。196年，科威特独立。此后不久，伊拉克总理卡赛姆公开声称，科威特是“伊拉克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新向科威特提出主权和领土要求，并在两国边界地区部署部队。伊拉克与科威特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导致英国出兵。阿盟为此进行紧急调解，英国撤军，伊拉克允诺不对科威特使用武力，危机暂时平息。 1963年伊拉克复兴党上台执政后，科威特以3000万英镑的代价换取了伊拉克对科威特主权和独立的承认，两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3年10月，科威特首相萨巴赫(后任埃米尔)与伊拉克总理贝克尔(后任总统)在巴格达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伊拉克承认科威特的独立和领土，双方确认了1932年伊拉克费萨尔王朝时期提出的有关边界的意见，这就是后来双方在边界地区的实际控制线，但两国间160多公里长的边界一直未最后划定。 1973年3月，伊拉克与科威特发生边界冲突。科威特指责伊拉克袭击并占领科威特北部边防哨所，并侵入科威特境内近两英里。而伊拉克则指责科威特对伊发动侵略，并提出两国各自后撤10公里，但遭到科威特的拒绝。萨达姆任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时曾公开向科威特提出对瓦尔巴和布比延两岛的领土要求。伊拉克外长称上述两岛对伊拉克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两岛必须归属伊拉克，并对两国边界其他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经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秘密调解，伊拉克与科威特边界紧张局势暂时得到缓解，伊拉克军队撤出了科威特沙漠地区。1977年7月，两国重开边界，萨达姆保证不会入侵科威特。1978年5月，两国签订“合作条约”。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科威特表示支持伊拉克并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财政和物质援助，两国边界争端有所缓解。1989年9月，科威特萨巴赫埃米尔访问伊拉克，试图与萨达姆等伊拉克领导人探讨解决两国边界纠纷，但未获任何结果。 石油 领土 债务 进入1990年后，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边界争端再度激化。7月，伊拉克向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卡利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突如其来地对科威特进行了措辞激烈的指责；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讲话。科威特国民议会就此发表声明，断然否认伊拉克的指责。此后，科威特很快便向阿盟秘书长递交备忘录，反驳伊拉克的指控。两国纷纷派要员出访游说并展开新闻战。与此同时，两国都向边界地区调兵遣将，尤其是伊拉克军队的动向更令人关注。一时间，海湾地区空气紧张起来。 阿拉伯国家为缓和这一触即发的形势纷纷出面调解。好几国领导人与伊拉克、科威特两国元首进行了电话联系，埃及穆巴拉克总统和约旦侯赛因国王还对两国进行了闪电式访问。阿盟秘书长卡利比更是直接出面斡旋。在埃及、沙特、阿尔及利亚、也门元首及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斡旋下，伊拉克与科威特同意在沙特的港口城市吉达举行谈判。8月1日，在沙特国王法赫德的主持下，科威特王储萨阿德与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欣举行了谈判。易卡拉欣仍按伊拉克致阿盟照会内容对科威特进行指责，并提出双方发表新闻公报，以确定第二轮会谈在巴格达或科威特进行。科威特拒绝了伊拉克的指责和建议，谈判破裂。萨阿德王储遂于当日晚6时返回科威特。8月2日凌晨2时，伊拉克终于刀枪出鞘。 伊拉克出兵入侵科威特的直接现实原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两国在石油政策方面存在尖锐分歧。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石油市场上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油价从1990年1月的每桶21美元下跌到年中的14美元。伊拉克指责科威特执行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不执行欧佩克制定的限产保价的石油政策，一再超配额生产石油，无端降低油价，致使伊拉克蒙受140亿美元的损失。伊拉克称，科威特的做法是在剜伊拉克的肉，砸阿拉伯的饭碗。科威特则称，它在两伊战争期间确实是超额生产石油，但把大部分盈利用以援助伊拉克、巴解组织和阿拉伯事业。两伊停火后，科威特遵守欧佩克规定的配额，为限产保价作出了牺牲。科威特石油大臣解释说，科威特要求增加石油生产配额是为了满足它在西欧发展石油下游业务的要求。 第二，两国的领土纠纷日益严重。伊拉克指控科威特在两伊战争期间吞食伊拉克的领土，在属于伊拉克的地方建军事、石油设施和哨所，称这是对伊拉克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拉克还称，10年来科威特在伊拉克的鲁迈拉油田南部偷采属于伊拉克的石油，这些石油价值24亿美元，伊拉克对此保留要求偿还的权利。此外，伊拉克一直认为，科威特是伊拉克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威特则指出，伊拉克对它的指控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鲁迈拉油田南部延伸到科威特境内，科威特是在自己领土上采油，无可非议。科威特反过来指控伊拉克在科威特境内打井采油，使科威特油田储量蒙受损失。科威特还指出，它与伊拉克之间120公里长的陆地边界有一段盛产石油的沙漠地带迄今未划定边界。事实上，这段沙漠上的油田呈锅底形，底部正好在科威特境内，加之科威特采油技术设备先进，因此，伊拉克感到科威特得了便宜而使伊拉克吃亏。对于领土纠纷问题，科威特要求阿盟组成一个仲裁委员会，根据科威特与伊拉克间现有的条约和有关文件划定两国边界。 第三，两国就债务问题产生争议。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欠外债约700亿美元。当时，海湾阿拉伯产油国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财政援助和贷款，其中科威特提供150亿美元，既有赠款，也有贷款。伊拉克提出，当年它与伊朗作战是保卫阿拉伯民族，因此应正式免除两伊战争期间它欠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债务。科威特认为它在两伊战争期间一直慷慨无私地援助伊拉克，但是伊拉克未经协商，单方面提出将所有债务一风吹是难以接受的。 伊拉克和科威特争端逐步从外交战、新闻战向军事冲突方面演化。事态在急剧变化，美国做出了直接介入的姿态。正当全世界以焦虑的心情注视事态发展、阿拉伯国家竭尽全力斡旋时，伊拉克最终还是武装吞并了科威特，并宣布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在国际社会和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应科威特政府的要求举行紧急会议，通过安理会第660号决议。该项决议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认为这一事件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将其入侵科威特领土的全部军队撤至入侵前的位置；呼吁伊拉克与科威特两国立即举行谈判解决争端。 同日，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艾哈迈德？阿比德发表声明，要求伊拉克军队撤回到国际公认边界的伊拉克一侧，呼吁伊拉克与科威特通过对话，以理智和克制的态度解决争端。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隆查尔在贝尔格莱德就此事件召开不结盟国家驻南斯拉夫使节紧急会议，会议对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表示深感不安，指出把这种行动作为解决争端的办法是不能接受的。 伊拉克对国际社会的这些反应未予置理。8月4日，伊拉克电台宣布成立“自由科威特临时政府”，该“临时政府”由9人组成，由侯赛因？阿里任总理。许多通讯社报道说，侯赛因？阿里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科威特的别动队。 8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再次举行会议，通过安理会第661号决议。该项决议要求所有国家立即停止进口伊拉克或科威特的一切商品和产品；停止向伊拉克和科威特出口一切商品和产品，包括武器和其他军用设备；不向伊拉克提供任何资金和任何其他财政及经济资源；吁请各国保护科威特合法政权及其机构的资产；对伊拉克在科威特扶植的政权不予承认。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接连通过两项决议，但事态仍在继续发展。8月7日，伊拉克电视台宣读了“自由科威特临时政府”的一项声明称，“临时政府”决定废除科威特君主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同日，萨达姆总统发表讲话称，“科威特好比是伊拉克这棵大树上分出的一根枝杈”。8日，伊拉克宣布，伊拉克与科威特合并，组成“统一的国家”。担任“自由科威特临时政府”总理仅4天的侯赛因？阿里被任命为“统一国家”的副总理，其他8人被任命为部长级总统顾问。 8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兼并科威特问题召开会议，一致通过第662号决议，宣布伊拉克无论以何种方式、何种借口吞并科威特，均不具法律效力，都是无效的；呼吁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拒绝承认这一吞并，不要从事任何可能造成间接承认这一吞并的活动和交往；再次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恢复这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萨达姆铁了心，就是不撤！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领导人发表谈话，许多国家政府发表声明，舆论界发表评论，对伊拉克入侵和兼并科威特进行谴责或表示遗憾；主张不以武力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要求伊拉克撤军；尊重并支持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呼吁伊拉克与科威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就该问题作出的各项决议。一些国家指出，希望伊拉克在联合国和阿盟范围内解决与科威特的争端问题；希望所有有关国家保持克制，避免事态扩大化和复杂化，以利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伊拉克入侵和兼并科威特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震动。事件刚一发生，阿拉伯各国领导人便进行多方联系，试图通过调解和协商，根据阿盟宪章精神，在阿盟范围内解决这一争端，避免冲突升级。但由于各种原因，阿拉伯国家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并不一致，存在严重分歧。多数国家对此进行谴责或表示遗憾；部分国家对伊拉克表示不同程度的支持。 8月2？3日，阿盟应科威特的要求在开罗举行了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会议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认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不应诉诸武力解决，不应以武力推翻别国的合法政府；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科撤军。阿盟21个成员国中，14国对这一决议投了赞成票，4票反对，1票弃权，伊拉克和利比亚未出席会议。这一投票结果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对此事件所持的态度。 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尤其震惊、不安和关切，纷纷表态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8月7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巴林6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城市吉达举行会议。会议发表的一项声明指出，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尊重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伊拉克的入侵是对科威特主权和独立的公然践踏，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阿拉伯及伊斯兰法规；重申支持科威特及其合法政府；拒绝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及带来的消极后果，呼吁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在阿拉伯世界三个区域性组织中，海湾合作委员会对此事件态度最鲜明，立场最一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许多阿拉伯国家立即提出召开阿拉伯首脑紧急会议解决这一争端。此后，各国围绕这一提案频繁活动，加紧磋商，各种主张、方案和建议纷纷出笼。有的阿拉伯国家主张伊拉克必须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恢复科威特埃米尔合法政府；有的国家主张科威特割地赔款，以换取伊拉克撤军；有的主张成立一支泛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有的则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有的在上述方案基础上提出某些修正或补充意见。 8月8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讲话中对萨达姆总统进行了严厉指责。他呼吁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并就两国争端进行谈判。他否认埃及已同意派部队去沙特参加由美国牵头的多国部队，但他表示，埃及准备派兵作为阿拉伯联合缓冲部队去海湾地区。 8月10日，阿拉伯首脑紧急会议在开罗召开。阿盟21个成员国中的15位国家元首出席会议，其中包括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突尼斯未与会。伊拉克由第一副总理拉马丹率团与会。阿曼、摩洛哥、索马里和毛里塔尼亚派政府级代表参加会议。穆巴拉克总统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明确指出，目前海湾危机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伊拉克军队全部从科威特撤出。他还指出，阿拉伯选择和阿拉伯保护伞是目前条件下惟一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会上不乏争论和交锋，尤其是伊拉克代表团与科威特代表团之间的唇枪舌战更令人注目。最后，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和兼并科威特；谴责伊拉克在靠近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区集结军队；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从科威特撤回到1990年8月1日之前的地方，恢复伊拉克入侵之前的科威特合法政权；支持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阿拉伯共同防务协议为实现合法防御所采取的措施；应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向这些国家派遣阿拉伯部队，帮助保卫其领土和安全，以防外来进攻；重申遵守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有关伊拉克入侵和兼并科威特问题的决议。在出席会议的20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对这项决议投了赞成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勒斯坦反对；阿尔及利亚和也门弃权；约旦、苏丹和毛里塔尼亚对该项决议有保留。 阿拉伯首脑紧急会议闭幕前夕，萨达姆总统发表讲话，呼吁阿拉伯人和全世界的穆斯林发动一场圣战，解放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推翻沙特王室政权和埃及政权。8月12日晚，萨达姆总统提出一项“全面解决中东占领问题”的倡议。他在这项倡议中提出，应把所有的侵略和所谓侵略问题一并提交安理会裁决。根据同一原则，以色列必须无条件地从它占领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及一切阿拉伯领土上撤军；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两伊从对方领土上撤出去，然后再安排解决科威特一案的计划。安理会必须按作出对伊拉克进行制裁决议的同一原则，处理上述“占领”问题。他在这项倡议中还提出，取消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美国和其他外国军队立即撤出沙特阿拉伯，由一支不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军队取而代之，这支阿拉伯军队的规模和参加国由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美国和以色列迅速作出反应，表示拒绝萨达姆提出的此项倡议。部分阿拉伯国家则支持这项倡议。 伊拉克入侵和兼并科威特，还造成了65个国家驻科威特使领馆的命运问题。8月9日，伊拉克电视台发表一项声明称，由于科威特与伊拉克已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驻科威特的各外交使团的使命已经结束，不再具有官方地位，从而变为非法。因此，伊拉克外交部要求各国在8月24日之前关闭在科威特的使馆，这些使领馆可将其一切公务活动移到巴格达进行。伊拉克的这一举动在国际社会又掀起新的风波。一些国家表示，它们拒绝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兼并，联合国安理会、阿盟等国际组织已就此作出明确决议。因此，这些国家认为，伊拉克要求外国关闭驻科威特使馆违反了国际法，是非法的。欧共体、东盟、日本、泰国等表示拒绝把外交使团撤出科威特。有的国家表示准备从科威特撤馆，但不将使领馆合并到其驻巴格达使馆。此外，许多国家在科威特有大批侨民、工程技术人员、承包劳务人员和其他人员，这些人员的安全也应一并予以考虑并应做出适当安排。驻科威特外交使团及大批外国人的去留问题已变成错综复杂然而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外交危机。8月18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664号决议，要求伊拉克不得采取任何危害外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行动，允许外国公民立即撤离伊拉克和科威特，允许他们立即与他们国家驻伊拉克和科威特的领事官员进行接触，并要求伊拉克政府撤销要外国关闭驻科外交使团的决定。 美国人坐不住了 8月25日，安理会以13票赞成、2票弃权通过了第665号决议，呼吁在海湾地区部署海军力量的国家必要时采取与具体情况相称的措施，以阻止出入伊拉克的船只，并对其货物和目的地进行核查，从而确保安理会关于对伊拉克实行贸易制裁的第661号决议得以实施；号召所有的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向要求帮助的有关国家提供援助，同时要求有关国家在执行本决议时协调行动。 1990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后到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前，这场危机一度处于军事对峙阶段。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与伊拉克的军事对峙。 伊拉克以武力吞并科威特为美国染指海湾提供了良机。海湾危机爆发后，美国迅速作出反应，提出处理海湾危机的指导原则，即：伊拉克必须立即、无条件、全部从科威特撤军；科威特合法政府必须恢复；美国一向致力于海湾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决心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与此同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政府邀请美国出兵海湾。 美国为确立其霸权主义的战略需要，打着“主持正义，反对侵略”的旗号，决定出兵海湾。1990年8月，美国军事当局制定了大规模出兵海湾的“沙漠盾牌”行动计划，布什总统下令美军第82空降师和一批战斗机首先进驻沙特阿拉伯，并牵头组成多国部队。 到1990年10月底，“沙漠盾牌”的第一阶段即防御阶段的部署宣告完成。这时，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总兵力达23万人，其中地面部队16万人，装备主战坦克1000辆，海军作战舰只80余艘，空军作战飞机约450架。除美国和海湾6国军队外，多国部队中其他向海湾地区派兵的国家达20多个，总兵力约9万人，其中阿拉伯国家派兵5.5万人，其他西方国家派兵3.5万人。 1990年11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实施“沙漠盾牌”第二阶段即进攻准备阶段计划。到1991年1月，美国陆续向海湾地区调集53万人的兵力，其中陆军约30万，坦克2500余辆，装甲车2000余辆；海军17余万人，其中海军陆战队9.5万人，各种类型的舰艇120余艘，舰载机450余架，陆战队作战飞机260架；空军5万余人，各种类型作战飞机约860架。阿拉伯国家的总兵力约20万人，坦克1600辆，作战飞机200架。其他西方国家在海湾地区的总兵力约6万人，各种类型的舰只60余艘，作战飞机200余架。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形成明显军事优势，具备了向伊拉克发动进攻的军事能力。与此同时，多国部队对伊拉克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制裁、军事上封锁的手段，采取“以压促变”的方针。 与此同时，伊拉克也强化种种应对措施。伊拉克加紧扩军备战，强化对科威特的占领；抓和谈旗帜，派员四处游说；利用宗教招牌提出“圣战”口号，利用阿以冲突和美国军事介入在阿拉伯世界掀起反美浪潮，采取“以拖待变”的方针。伊拉克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形成军事对峙。 在对峙阶段，国际社会有关方面为争取和平解决危机作出不懈努力。此一时期的各种调解活动非常频繁，种种解决方案纷纷出笼，但都无济于事。199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7 8号决议，规定伊拉克应在1991年1月15日或之前从科威特撤军，否则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强迫它撤军。1991年1月9日，美国和伊拉克两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谈，但因两国立场相距甚远，会谈破裂。 伊拉克没有按安理会第678号决议规定的日期从科威特撤军，国际社会调解海湾危机对立双方的努力均告失败。1991年1月17日，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历时42天，因此，人们称之为“六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地面战斗历时4天，计100小时，因此，人们又称其为“100小时战斗”。 这场战争共分两个阶段。1991年1月17日至2月23日为第一阶段，历时38天，是空袭作战阶段。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等10国空军参加了空袭作战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共动用2000多架作战飞机，对伊拉克共进行10万余架次空袭，平均每天出动2600多架次。在这些空袭作战行动中，85%为美军飞机。在出动的空袭中，50%的飞机执行轰炸和战斗掩护任务，总投弹量达20万吨。人们注意到，当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当量总共才4万吨，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的空袭活动规模之大。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第一阶段空袭的主要战略目标主要集中于三大系统。连续大规模袭击伊拉克的还击力量系统，包括地对地导弹发射装置、核设施、生化武器工厂等；连续大规模袭击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其中包括雷达、机场、机库、防空导弹等；连续大规模袭击伊拉克的指挥中枢系统，包括情报、通讯、指挥控制系统等。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使伊拉克作战指挥失灵，丧失战争升级能力，剥夺伊拉克的反击能力，确保多国部队掌握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和制空权。 第一阶段初期，伊拉克主要利用战前准备好的大量地下设施，采用以“藏”为主的方针，较有成效地顶住了多国部队大规模空袭的“三板斧”，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挫败了美军空战制胜、速战速决的企图，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延长空袭作战时间。伊拉克为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向以色列发射了35枚地对地导弹，其中17枚被以色列“爱国者号”拦截；对沙特阿拉伯发射36枚导弹，其中28枚被拦截。伊拉克发射的导弹对战局的发展未能产生实际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连续大规模空袭最终达到预期目标。伊拉克损失惨重，指挥控制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战争潜力大为削弱，其作战部队后勤补给线基本被切断，科威特战区伊拉克军队地面一线部队14个师的战斗力被削弱50%以上，二线部队战斗力只剩下50%到75%。 1991年2月24到28日为海湾战争的第二阶段，历时4天，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势的阶段。地面战斗进行了100小时，故被称为“100小时战斗”。 多国部队中，出兵参加地面作战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阿曼，共计11个国家。多国部队制定的作战方案的特点是，周密准备，密切配合；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空中地面火力密切配合，同时压制战役全纵深；用兵一反常规，着眼全局取胜；充分发挥装甲部队的机动能力，实施快速突击；大纵深分割包围，实施一翼卷击；空降密切配合，进行前后夹击。 萨达姆被打回老家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策略。战前，美国将地面部队主力部署在沙特与科威特边境以南地区，并不断进行实战进攻演习，使伊拉克误认为美军将从科威特南部地区实施主要突破。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英、法海军则在科威特沿海佯动，使伊拉克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将发起大规模登陆作战，旨在夺取科威特首都，从而诱使伊军主力集中部署在科威特境内。但在地面战役发起前，美军巧妙地将其主力第18空降师换位。第18空降师曾参加过入侵巴拿马的战争，是美军王牌空降师。该师人不知鬼 不觉地调到伊军设防薄弱的科威特以西的伊拉克与沙特边境，也就是科威特与沙特边境交会点两侧及其以西300多公里的腊夫哈一线。伊军由于失去制空权和空中侦察能力，对美军兵力部署这一重大变动毫无察觉。 1991年1月24日凌晨4时地面战斗打响，美军仅留不足一个师兵力作为战役预备队，其余部队全部投入战斗。多国部队先后分5路从科威特与沙特边境及伊拉克与沙特边境突破防线，美军两栖登陆部队在海上进行佯攻。美第七军和英第一装甲师组成的突击纵队为主攻部队。美军不是从其主攻方向首先发动进攻，而是从沙特与科威特边境对科威特南部地区的伊拉克军发动了突然进攻，这更使伊军坚信美军的主攻方面在沙特？科威特边境一线。但数小时后，美、英、法主力部队突然在沙特？伊拉克边境突入伊拉克境内，打得伊拉克守军措手不及。多国部队成纵梯次配置，采取大纵深迂回穿插的战略，向科威特纵深推进，对科威特进行战略迂回，分割包围伊驻科部队及伊南部的共和国卫队。多国部队对科威特战区的伊军基本形成包围态势。 就在这严峻时刻，萨达姆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高级领导人会议，对战争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做出了一些部署，决定对多国部队采取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伺机反击的方针。伊拉克为准备与多国部队在科威特进行决战，在科威特部署了三道防线。伊拉克在第一道防线配备了大量坦克、机枪等各式武器，布兵10万，并设有大片布雷区、反坦克壕和大面积带刺铁丝网。第二道防线由26万多军人、90门大炮和1500多辆坦克组成。伊拉克在第三道防线配备了三个装甲师和数百辆T？72坦克，其中多数是受萨达姆直接指挥的共和国卫队精锐部队。此外，伊拉克还在科威特境内挖了大量战壕，修了大量暗堡，埋了大量地雷。但在多国部队猛烈攻势下，这三道防线无济于事。伊拉克军队按照萨达姆命令撤退，在溃退之中连遭多国部队空袭，死伤众多。 2月26日深夜，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特种部队首先进入科威特城。27日凌晨6时许，科威特军队举行入城仪式，同日上午9时许，入城的科威特军队在市中心国际和平广场升起科威特国旗。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科威特城机场及周围地区全歼伊军第三装甲师，击毁伊军坦克100多辆，多国部队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地区及科威特西北部地区围歼伊拉克共和国卫队5个师等精锐部队。2月28日上午，战斗基本结束。当日上午8时，美国总统布什下令美军及其盟国的军队暂停军事行动；上午11时，萨达姆也被迫宣布停火，并宣布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就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做出的12项决议。 这12项决议如下：(一)1990年8月2日通过的关于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要求伊拉克和科威特谈判解决它们的争端。(二)1990年8月6日通过的关于对伊拉克采取经济制裁的第661号决议，决定对伊拉克采取强制性的广泛经济制裁；成立监督执行该项决议的661委员会；保护科威特合法政府及其机构的资产；不承认占领国在科威特建立的任何政权；冻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国外的资产。(三) 1990年8月9日通过的关于不承认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第662号决议，决定伊拉克不论以任何形式和任何借口兼并科威特均无法律效力；要求所有国家、国际组织和专门机构不承认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兼并；要求伊拉克撤销其兼并科威特的行动。(四)1990年8月18日通过的关于要求允许第三国国民立即离开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第664号决议，要求伊拉克准许和便利第三国国民立即离开科威特和伊拉克，准许领事人员立即和继续不断前往探视这些国民；不得危害这些国民的安全或健康；要求伊拉克撤销其关闭各国驻科威特外交和领事使团及取消使团人员豁免权的命令。(五)1990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对伊拉克实行海上封锁的第665号决议，呼吁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正在海湾地区部署海军部队的会员国必要时在安理会授权下采取符合具体情况的措施，拦截一切进出海运船只，以便检查与核实其货物和目的地，并确保第661号决议所规定的与此种海运有关的规定。(六)1990年9月13日通过的关于对伊拉克或科威特平民提供人道主义食品援助原则的第666号决议，请秘书长定期向661委员会提供伊拉克、科威特食物供应情况，由该委员会决定是否出现了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情况，并应通过联合国，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其他适当机构的合作下提供食物，以保证这些食物分到原定受惠者手中。(七) 1990年9月16日通过的关于谴责伊拉克撤销驻科威特外交使团的第667号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释放被扣留的外交人员和外国侨民，进一步要求伊拉克立即保护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使领馆所在地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并且不得采取任何阻碍使领馆履行职务的行动，包括同它们的国民接触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与利益。(八)1990年9月24日通过的关于委托661委员会审查援助要求的第669号决议，委托该委员会审查向因执行贸易禁运而遭经济损失的国家提供援助。(九)1990年9月25日通过的关于禁止向伊拉克空运的第670号决议，就对伊拉克、科威特实行空中封锁有关事宜作了具体规定。(十)1990年10月29日通过的关于要求伊拉克对其侵略承担责任的第674号决议，要求伊拉克不得扣留第三国国民为人质；重申要求伊拉克立即保护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外交及领事人员与馆舍的安全和福祉；决定伊拉克应对此次战争破坏及经济损失负责。(十一)1990年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谴责伊拉克改变科威特人口构成的677号决议，责成联合国秘书长保管一份已获科威特合法政府证明其真实性的科威特人口登记册，所登记人口的截止日期为1990年8月1日。(十二)1990年11月29日通过的关于对伊拉克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第678号决议，给予伊拉克最后一次遵守安理会第660号决议及随后的所有有关决议的机会；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或之前完全执行各有关决议，否则授权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安理会所有有关决议，并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海湾危机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就处理海湾战后有关事宜又通过了一些决议。 中国大陆人员和台胞撤离科威特纪事 伊拉克在这场战争中惨遭失败，损失严重。仅在地面战斗中，伊拉克就有42个师被歼灭或被击溃，被俘官兵约达8万人。从空袭阶段到地面战斗中，伊拉克伤亡人员共达10到15万人。伊拉克被击毁的坦克3300辆，火炮2200门，装甲运兵车2100辆，分别占伊拉克各战区坦克的78%，火炮的70%，装甲运兵车的73%。伊拉克的工业、石油及其他经济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巴格达和巴士拉遭受破坏的程度更为严重。据统计，伊拉克在这场战争中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以较小的代价赢得了这场战争。据统计，多国部队人员损失仅1000人左右，其中美军300人左右；损失各种类型飞机约50架，其中美机38架；美国两栖攻击舰与巡洋舰各1艘触雷负伤。 沙特阿拉伯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沙特阿拉伯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对阵国，但无力应对局面。面临伊拉克的入侵威胁，沙特政府毅然决定让美国等多国部队进驻沙特，并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惜一切代价，依靠外国力量打赢这场战争。据统计，这场战争多国部队的战争费用高达700亿美元，而沙特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的各项支出就达500多亿美元，其中向美国出资135亿美元，约占捐赠总额450亿美元的30%。此外，沙特阿拉伯还向多国部队提供陆、海、空军基地，负担多国部队一切后勤供应。 科威特遭伊拉克入侵，遭到严重浩劫。据报道，科威特在这场浩劫中各项损失高达600多亿美元；死亡人员1.2万之多；40多万人流离失所；约200幢楼房被焚毁；全国950口油井有67 0口被伊拉克点火焚烧，每天烧掉价值1？4亿美元的原油。此外，这场战争造成严重污染问题，尤其是油烟造成的大气层污染更为严重。 中国大陆人员和台胞撤离科威特纪事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我国在科威特共有4885人，其中大部分是在科威特工作的工程劳务、医务等各类人员，有大使馆、新华分社工作人员，还有约150名台港同胞、新加坡和埃及华裔。由于形势紧张，伊拉克占领军胡作非为，我国在科威特的人员安全毫无保障，他们在生活上也遇到很大困难。有的公司储备粮严重不足，有的工地缺水，有的公司的汽油遭伊拉克士兵抢劫，无法发电，高温下无法开空调。 我国驻科威特使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必要的应急措施，决定把住在埃米尔王宫附近的8名新华分社人员和在科威特大学学习的留学生接回使馆，并把在科威特工作的女医生和女劳务人员安排到商务处招待所。使馆为稳定各公司数千劳务人员的思想情绪，解决他们的具体生活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但科威特的条件每况愈下。8月9日，伊拉克宣布各国在8月24日之前必须关闭在科威特的使馆。大家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更加焦急，都在盼望着国内尽快作出撤离在科威特工作人员的决定。 伊拉克入侵、兼并科威特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我在科威特工作的全体人员的安危，江泽民总书记亲自过问此事。李鹏总理指示：“要争取时间，抓紧采取一切办法，不惜代价，把在科威特的人员(包括港、澳、台同胞)平安接运回来。”在外交部、经贸部、公安部、中国民航总局、国务院港澳办和对台办、海关总署、卫生部等单位的具体参与下，制定了撤离回国的总体方案。根据这一总体方案，在国内，这项工作的对外交涉由外交部负责，人员撤离的组织安排由经贸部负责。由于海湾水道被封锁，通往沙特的陆路又为伊拉克军队阻绝，惟一的办法只有从科威特乘车经伊拉克转至约旦首都安曼才能搭乘飞机。所以，在国外，这项工作由驻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和阿联酋使馆分段负责。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滞留在科威特的台港人员约150人，其中大多数是台湾人员。他们中有台湾派驻科威特“商务代表处”的人员，也有私营企业的人员，而大部分是“中华工程公司”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其家属。这些技术人员在科威特主要承担机场跑道的修建工程。由于他们住在机场附近，他们的住所便成为伊拉克入侵者重点警卫的禁区，这给他们在生活上带来很多困难。 伊拉克入侵、兼并科威特后，台湾当局也曾研究过如何接出台留科人员的方案。台湾“外长”钱复等公开表示，台湾“有自己的办法，要用自己的渠道”。他们声称，台湾当局一直在接触各种渠道，设法安全撤出台留科人员，但这些渠道“绝不包括中共”。当时，台湾当局曾与美国、日本、伊拉克、伊朗、约旦、韩国、沙特、巴林、泰国、匈牙利等10国进行过联系，乞求帮助，但都无济于事，它所谓的渠道不灵。滞留在科威特的台湾人员只好自谋出路。台“外交部”派往科威特负责主持全面工作的“代表”见势不妙，与其妻及属下9人假以韩国籍现代公司属员身份先行逃离科威特，撇下其他台湾人员于不顾。两名在科私营企业工作的台湾同胞为逃命，驾车逃到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交界处，两次企图越境逃离科威特，但都被伊拉克士兵用枪逼回科威特。 “中华工程公司”在科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其家属宛如一群孤儿，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一筹莫展。这些台湾同胞听说他们住地附近的科威特妇女被伊拉克士兵强奸，对自己眷属的安全分外担心。他们通过我国有色公司和中土公司驻科办事处负责人询问我们使馆能否向他们提供帮助，我们很快便给予肯定答复。接着，台湾“中华工程公司”驻沙特、科威特经理直接与我们使馆就此事宜进行电话联系。次日，他与另外三人到我们使馆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住地附近驻有伊拉克军队，这些军人到台胞住地找姑娘，威胁到台胞女眷的安全。为此，他们要求将29名女眷及孩子迁至中国大使馆住。第二，要求使馆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可以把国旗挂在住地。第三，大陆人员撤离时，要求帮助他们一起撤离。 我国驻科使馆经研究并请示国内，对台胞的要求很快给予答复。对其第一项要求，对台胞女眷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使馆住房有限，实在难以腾出多余空房，便将台胞女眷及孩子安排在使馆商务处招待所住，大陆在科工作的150名女职工也做了同样安置。对其第二项要求完全给予满足。对其第三条要求表示同意，将统一安排他们随大陆职工一起撤离。因台湾的护照不能使用，将发给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因情况特殊，手续可以从简。台胞对此再三表示感谢。他们提出，如大陆在科人员有何困难，他们也将鼎力相助。他们主动向大陆公司工地送油、送水。台胞眷属及孩子住进商务处招待所后，受到热情周到的照料，他们深受感动并提出要送给招待所一万美元，以表酬谢之情，被我们有关人员婉言谢绝。在这段时间里，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亲如家人。他们共同表示，不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大家都是中国人，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渡难关。 撤离海湾 中国赢得满堂彩 海湾危机继续发展，伊拉克当局要求各国驻科威特使馆闭馆的日子越来越近。国内要求一定要把在科的全体中国人安全撤出，行动越快越好，以防不测。国内一再指示，人员撤离时要编好大队、小队、班、组，指定各级负责人，要求大家听从指挥，严格组织纪律，途中提倡团结互助，遇有情况冷静处置，严防出现混乱，要充分体现中国人有组织有纪律有道德的气度。人员分批撤离时，应优先照顾妇女、患病人员。国内还一再指示，为体现祖国对港、澳、台同胞的关切，在撤离时，对港、澳、台同胞应优先照顾，并向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要求驻科威特、伊拉克、约旦、阿联酋使馆大力协助查找和安排港、澳、台同胞，尽快使他们安全撤离科威特、伊拉克，并对他们的合理要求酌情适当满足。 根据国内指示，驻科威特使馆和驻科各公司人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人员撤离工作中去。他们进行周密细致的组织安排工作，除安排大陆全体人员和台胞外，还找到了在科的香港人、华裔新加坡人、埃及华侨、马步芳的侄孙女及孩子、在科威特定居多年的原籍新疆的老华侨全家等。此外，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混乱情况下，有32名大陆劳务人员一度下落不明，经我方与伊方联系，才知道他们已被送往巴士拉监狱，伊方很快便把他们送往我国驻巴格达使馆。与此同时，使馆拟定了全体人员分批撤离的名单，通知到每个人。计划用100辆大型车辆，于8月18日集中安排大批人员撤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8月16日，这100辆车被伊拉克军队强行开走，用作将科威特的物资运到巴格达的货车。这一突然变化使中方人员无法按原方案集中撤离，只能重新组织车辆。从8月19？25日，在短短的一周内，在科的全体中国人员共4885人全部撤出科威特。 在撤离科威特之前，我国驻伊拉克使馆就按国内指示精神，做好了必要的对外交涉和组织安排工作。伊方应允通知伊拉克边防站对中国人提供方便；免除进出境签证；不检查行李；鉴于部分在科劳务人员的护照无法从业主处索回，对无护照者给予特殊照顾，由使馆出具集体旅行证，证明他们来自科威特。撤离人员路经伊拉克如遇抢劫，伊方答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与此同时，使馆组织人员携带食品、罐头、饮料、药品、汽油，分头到巴格达各路口负责接送，照料撤离人员，并负责收容失散人员。在使馆人员的努力和关照下，失散人员全部归队，全体撤离人员得到了短暂却十分必要的休整，这项雪中送炭的工作给撤离人员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驻约旦使馆为接送撤离人员做了大量工作。驻约旦大使就此事宜多次与约方联系交涉，使馆参赞率员专程到边界迎接、照料撤离人员。约方对中国人提供了一切方便。当撤离人员从伊拉克出境时，约旦边防官员把入境签证的印章交给中国人自己办理盖章手续。按照国内指示，驻约旦使馆包下四家旅馆，供撤离人员过境休息之用，大使馆还派专人负责迎送和照料他们食宿。 为能迅速、安全地将在科全部人员接回祖国，经国务院批准，民航总局决定派专机前往安曼接人。这项决定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在国外人员的关切，也是一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任务。这项工作分两段进行。第一段先把撤离人员由安曼接运到阿联酋沙迦，第二段再从沙迦运抵北京。为此，驻阿联酋使馆和驻迪拜总领馆专门成立了迎送撤离人员领导小组，派专人负责这项工作。 到8月29日中午，4741人(中方在科人员4738人，另有3名华裔新加坡人)分乘我国民航的24架次包机和班机平安回到北京。137名台湾人和4名香港人在撤至安曼后自行返回目的地，另3名埃及华侨径直返回开罗。 当第一批撤离人员抵达北京时，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受李鹏总理委托，专门到机场向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机场海关人员遵照国务院领导关于“特殊情况，特事特办，提供一切方便”的指示，对全体回国的撤离人员给予热情而又周到的照顾。 此次撤离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受到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单位的一致赞扬。江泽民总书记指示，要对此项工作给予表扬。在接运人员过程中，各使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赢得了撤离人员的好评和赞扬。 从科威特撤出的全体中国人都已平安回归故里，与家人团聚。这项工作引起了巨大反响，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在国外，当外国人看到挂有五星红旗的浩浩荡荡车队时，他们齐口称赞：“中国好！”当撤离人员听到国内决定派专机接他们回国的消息时，当他们从国外到国内，所到之处都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时，他们处处感到祖国的温暖，很多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人在抵达北京时打出自己书写的标语：“祖国好！”“祖国，我想念您！”有的人高呼：“共产党万岁！”许多人深有感触地说：“尽管行程数千公里，历尽千难万险，但每到一地都得到使馆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并能在短短几天内顺利回到祖国，这同滞留在伊拉克、约旦边界上其他国家数万难民无依无靠的境遇相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这段发自肺腑的言谈，表达了广大撤离人员的心声。 积极协助台、港、澳同胞撤离科威特一事，在台湾岛内和香港引起强烈的反应，并获得普遍赞扬。台湾舆论认为，从科威特撤离人员一事清楚地表明了海峡两岸的国际地位和外交实力的悬差态势，显示出台湾“外交”的“弱势无力”和大陆在外交上的优势和强大的影响力；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无法保护台胞的权益，说明台湾“实质外交”作用十分有限。有的报纸嘲笑、指责台湾当局在人命关天的时刻还“不要中共帮助”，表明他们纯系只顾自己“面子”，而“不以人道为前提”的行径。 接连撞击热点的萨达姆 香港报纸在社论中说，在救援台湾在科人员问题上，北京处理得相当漂亮，自应赢得台湾及海外各地华人的赞扬。香港《天天日报》8月26日在题为“中国使馆救人显尽民族感情”的社论中说，如果不是得到中共驻科威特使馆的义助，数百名港客及台湾人员仍陷落在战火迫在眉睫的险境，不知何日方能与家人团聚，甚至客死他乡的战火中。该社论还说，中共使馆协助营救港台同胞，让这群无助的“孤儿”先行撤走，纯是基于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纵所处地域不同，政治信仰有异，但彼此都是炎黄子孙。台湾的一些知名人士，甚至台湾及在海外的亲台华文报纸也都认为，撤员一事有利于促进未来两岸的关系。 许多随大陆人员撤离科威特的台湾同胞再三感谢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多次流下激动的泪水。他们说，是祖国拯救了他们，他们永远不忘祖国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旅美华人赞扬这一行动体现了我国对台胞“怀有深厚的骨肉情谊”，是“患难见真情”。他们称赞我们采取果断行动，向处于险恶环境中的台胞伸出援助之手，此精神十分珍贵，犹如一颗“精神炸弹”，其政治影响“无可估量”。它使广大华人看到，新中国才是全球炎黄子孙的“名副其实的坚强后盾”。 此外，台湾“外交部”派驻科威特“代表”因玩忽职守，临阵脱逃，受到台湾舆论界和许多华人的谴责。8月28日，台湾“外交部”以“在非常情况下失职”为由，解除了他的职务，并给予记过处分，据说他是台“外交部”第一位因失职而被解职的“外交官”。 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世人不会忘记这一事件。在这一危机中，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共渡难关，它是海湾战争中有关中国人在海外命运攸关的一段生动插曲，也将成为中华民族统一进程史中的一段佳话。 战后，萨达姆内外交困 萨达姆应对困境 海湾战争的重创本已使伊拉克元气大伤，制裁措施的实施对伊拉克更是雪上加霜。萨达姆内外交困，处境维艰，但他从不认输，在困境中奋力拼搏。 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仍来自美国。战后，美国对伊一直采取“ 遏制”政策。为此，美、英、法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和“安全区”，美、英战机对伊进行狂轰滥炸。美中央情报局在伊设有据点，美特工和雇用的间谍在伊大肆活动。几年的实践证明，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未能达到动摇萨达姆统治基础进而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的。于是，美又提出“倒萨”口号，采取“遏制”与“倒萨”并举的方针。美一直在加大对伊施压的力度。 美国向伊拉克施压的另一手段是在国际社会中孤立伊拉克。从客观上讲，伊拉克出兵入侵科威特，在海湾战争中是战败国，联合国针对伊拉克连续通过了许多项决议，伊拉克与周边国家及世界上许多国家交恶，使伊拉克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极力打压伊拉克，损坏伊拉克的形象，在外交上孤立伊拉克，增加了伊拉克的困难，压缩了伊拉克的外交活动空间。 美国还通过支持伊拉克国内外的反对派向萨达姆施压。美国中央情报局拉拢和扶植伊拉克在国外的反对派，向其提供资金，召集他们开会，制定“反萨倒萨”计划。美国利用库尔德族向萨达姆发难。库尔德族是伊拉克的少数民族，拥有近400万人口，居住在伊拉克北部。长期以来，库尔德族企图谋求独立，与中央政府矛盾尖锐，多次造反被镇压，遭受杀戮。海湾战争结束后，库尔德族地区爆发了反对萨达姆的武装暴动。南部什叶派妄图借此机会建立独立于中央政府的阿拉伯斯坦，他们举行反萨达姆的抗议活动，一度控制了南部部分地区。反对派遥相呼应，在首都巴格达发生了反对萨达姆的骚乱，甚至连伊拉克驻加拿大大使和驻突尼斯大使也叛逃到伦敦，加入反萨达姆联盟。 自1990年8月以来，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行全面制裁，使伊拉克综合国力严重削弱，伊拉克的经济、社会状况全面恶化。在长期制裁的情况下，伊拉克外汇储备几近枯竭，国民生产总值不断下降，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物资短缺，社会普遍贫困化，人民生活极其困难。因缺医少药，死亡率相当高，儿童死亡率更高。社会秩序不断恶化，犯罪率不断上升。 美国、以色列和伊拉克国内外的反对派一直在策划暗杀萨达姆，从肉体上将他消灭。为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方案，采取了许多行动，其中包括收买伊拉克高级军官，派遣杀手潜伏到伊拉克内地靠近萨达姆的地方，寻机使用尖端精密武器，但这些手段均无济于事。与此同时，反对派也对萨达姆的儿子采取暗杀行动。1996年12月12日，萨达姆长子乌代在外出途中突遭袭击，他虽幸免于死，但却严重受伤，落下终生残疾。 困境出乱，海湾战争后，萨达姆家族纠纷频仍，矛盾重重，严重内讧，发展到自相残杀地步。萨达姆两“驸马”始而叛逃继而回归又双双命丧黄泉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实例。 萨达姆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及三个女婿，他的大儿子名为乌代，二儿子名为库赛，大女儿名叫拉黛，其夫婿侯赛因卡迈勒，曾任工业和军工部长，二女儿名叫拉娜，其夫婿萨达姆卡迈勒曾任总统特别卫队司令，小女儿名叫哈拉，与一名高级军官结为伉俪。 萨达姆的大女婿和二女婿是同胞兄弟，生于伊拉克萨拉丁省欧加村，与萨达姆是同乡，是萨达姆叔叔的儿子。萨达姆的大女婿侯赛因卡迈勒生于1958年，年轻时入伍当兵，接受军事训练。因他与萨达姆是同乡，又有亲戚关系，便被派到萨达姆卫队任少尉军官。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有一次亲临前线视察，突遇伊朗飞机轰炸。侯赛因卡迈勒见状不妙，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掩护萨达姆，表现得非常勇敢。萨达姆对这位青年军官非常赏识，下令破格提拔，并将自己的大女儿拉黛嫁给他。侯赛因卡迈勒成为“驸马”后，平步青云。萨达姆授予他上将军衔，先后任命他为军工部长、国防部长和工业、工矿部长等职，直接参与领导伊拉克的一系列武器研制和开发计划。侯赛因卡迈勒进入萨达姆核心领导层后，请求萨达姆任命其胞弟萨达姆卡迈勒为特种部队司令，负责萨达姆总统的安全，遂与总统的二女儿拉娜结婚。这样，卡迈勒兄弟二人便成为伊拉克显赫人物。 随着卡迈勒兄弟权力的膨胀，他们与萨达姆总统大儿子乌代产生了政见分歧和权力之争。在处理联合国武器核查问题上，卡迈勒与乌代产生分歧。卡迈勒主张与联合国武器核查特委会进行全面合作，以此争取联合国尽快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但乌代则持强硬立场，坚决拒绝与联合国武器核查特委会进行合作。他们为此争吵，互不相让关系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引起了萨达姆总统的警觉，他开始进行干预，从而使卡迈勒兄弟感到不安。兄弟二人深知岳父的谋略与手腕，也深知乌代的为人。乌代性情暴躁，飞扬跋扈，素有“小暴君”之称，他经常与人争吵，一时性起便开枪打人，甚至连他的叔叔也被他开枪打伤。卡迈勒兄弟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担心自己会遭到厄运，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决定出逃。 1995年8月8日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诞辰日，又恰逢纪念两伊战争结束7周年，伊拉克官方宣布，全国放假4天。就在这一天凌晨，卡迈勒兄弟带着他们的妻子、孩子和随同人员，乘坐十几辆奔驰牌轿车，悄然驶出巴格达城，经过近1000公里的长途跋涉，顺利到达约旦首都安曼。他们抵达安曼后，提出了政治避难要求。约旦国王侯赛因于8月10日接见他们，同意给予他们庇护，安排他们下榻在安曼市郊的一个国王迎宾馆内，并对他们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卡迈勒兄弟在安曼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他们是因为对伊拉克现状不满及对伊拉克前途感到担忧而出走的，表示他们谋求与伊拉克其他反对派采取联合行动，尽一切努力推翻萨达姆政权。 萨达姆两“驸马”携带家眷叛逃寻求政治避难，在伊拉克国内引起极大震动，在国际社会中也掀起轩然大波，萨达姆极为恼怒。 1995年8月9日，萨达姆颁布命令，罢免侯赛因卡迈勒军工部长的职务。与此同时，他派其长子乌代与前国防部长阿里马吉德作为特使，于8月10日抵达安曼会见侯赛因国王。乌代力图说服侯赛因国王遣返出走者，得到的答复是出走者愿意留在约旦。乌代又请侯赛因国王允许他与出走者见面，得到的答复是出走者一致拒绝这种见面。在乌代离开安曼后，萨达姆又派其夫人访问安曼，企图以母女之情感化两个亲生女儿，说服她们回国，但依然没有成功。于是，萨达姆发表了一份告人民书，宣布卡迈勒已背叛祖国，并指控他们盗窃了伊拉克人民数百万财产，成为大逆不道之人。 杀婿没商量 美国对伊拉克最高决策层发生内讧感到高兴，8月8日，克林顿总统与侯赛因国王通电话，强调如约旦遭到伊拉克的威胁，美将给予军事支持。8月11日，美国派高级军事专家飞往安曼会晤卡迈勒兄弟。 卡迈勒逃往约旦本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利用约旦为活动基地，在美国支持下，联合伊拉克反对派，推翻萨达姆政权，由他取而代之。但几个月过去了，他的梦想化为泡影。 美国从他们兄弟身上并没有捞到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对他们感到失望。伊拉克的反对派对他们兄弟二人没有好感，对他们出走的意图产生怀疑，对他们敬而远之，不愿与他们合作。1995年12月，卡迈勒宣布成立“拯救伊拉克高级委员会”的反伊倒萨组织，但无人响应，他成为孤家寡人。 久而久之，卡迈勒兄弟与约旦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侯赛因国王采取疏远卡迈勒的办法，表示对他们不满，国王举行宴会只邀请萨达姆的两个女儿出席，不再邀请卡迈勒兄弟。1995年10月，两兄弟表示要离开约旦到其他国家定居，侯赛因国王不持异议，但要求他们把妻子和儿女留在约旦。与此同时，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执意要回伊拉克。1996年1月，约旦政府高级官员暗示，如果卡迈勒兄弟决定要回伊拉克，约旦将热烈欢送他们。接着，约旦当局批准伊拉克反对派在约旦设立新的办事处，不再理睬卡迈勒兄弟俩。卡迈勒恼怒之下，公然直接批评侯赛因国王，这在一个王室政权统治下的国家是绝对犯禁的事情。约旦政府警告卡迈勒称，如果法官发出传令，卡迈勒必须出庭受审。这意味着，卡迈勒在约旦已经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面对约旦当局的逐客令，卡迈勒被迫采取措施。他打电话给伊拉克驻约旦大使，表达了自己希望返回伊拉克的要求。他还写信给萨达姆，希望返回伊拉克定居。伊拉克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发表简短声明称，伊拉克政府决定接受卡迈勒等人以普通公民身份回国的请求。 1996年2月20日，卡迈勒兄弟俩偕妻子儿女乘坐3辆奔驰汽车，由伊拉克驻约旦大使陪同，在约旦一名安全保镖护送下离开约旦回国。萨达姆总统长子乌代到边界迎接他们，并同他们热烈拥抱和亲吻。根据乌代的安排，乌代同两个妹妹同乘一辆车，卡迈勒兄弟俩及其他人分乘另外车辆。卡迈勒兄弟抵达巴格达后被送往萨伊迪亚区马吉德叔叔家，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2月23日，巴格达电台广播了拉黛和拉娜要求同卡迈勒兄弟离婚的消息。 2月24日，伊拉克内政部发表一项声明称，卡迈勒的几名堂兄弟于23日晚间持枪袭击了卡迈勒在巴格达萨伊迪亚区的住所，在交火中，卡迈勒兄弟及其父亲等人在这场火并中丧生。巴格达电台在报道中强调，约20名愤怒的马吉德家族成员杀死了卡迈勒兄弟等人，以洗刷他们给家族带来的耻辱。卡迈勒家庭成员称，他们打死卡迈勒等人是为了执行1995年8月卡迈勒兄弟叛逃后由家族作出的判处他们死刑的决定。卡迈勒的堂兄弟在给萨达姆的电报中说，他们有责任剪除家族大树上的枯枝败叶。伊拉克官方人士称此举动为家法的惩罚。 长期以来，萨达姆多次成功地避开明枪暗箭，挫败了一次又一次企图暗杀他的活动。他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采取了多方面的防范措施。据报道，萨达姆在全国各地建有十几座总统府，多为地下坚固建筑。有些地下总统府很深，距地面12到15米，各种设备和储备物品应有尽有，其中包括各种通讯联络设备、生活设施和娱乐设施。萨达姆有一批铁杆警卫人员，有共和国卫队、特种部队、特别安全局、情报总局等机构，对萨达姆及其直系亲属采取极为周密的安全防护措施。还有报道称，萨达姆有12名替身，他们经过化妆和训练，在相貌、动作和姿态等方面酷似萨达姆，他们经常作为萨达姆的替身在公共场合露面。 面对困境，萨达姆使出了浑身解数奋力抗争。他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统治，连任总统、复兴党总书记、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果断地镇压了叛乱和暴动，对库尔德族分化瓦解，铲除了包括他女婿在内的反对派，破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的秘密组织，粉碎了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和谋杀阴谋。通过这些措施，萨达姆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外交方面，萨达姆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不断派高级代表团四处游说，用经济手段分化西方国家，正式承认科威特的主权和联合国制定的伊科边界，在武器核查问题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玩“老鼠戏猫”游戏。经多方努力，伊拉克与联合国于1996年5月签署石油换食品谅解备忘录，于同年12月实施伊拉克部分出口石油。2000年，不少国家相继开展“闯飞”活动。很多国家恢复、加强了与伊拉克的关系。伊拉克的外交处境有所改善，美国惊叹国际反伊联盟面临崩溃的危险。 “怎么又是一个布什？” 萨达姆与美国抗争 小布什入主白宫后，进一步强化了对伊拉克的立场。“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决心要推翻萨达姆政权，加快了“倒萨”部署。 但美国在筹备对伊拉克动武过程中遇到了五方面困难。其一，美武力“倒萨”师出无 名，在国际上和者甚寡。其二，中东地区普遍反对美国动武犯伊，阿拉伯国家忧虑甚深。其三，美国内存在不同声音，并非铁板一块。其四，美此次武力犯伊，沉重的财力负担难以分摊，而1991年美让沙特和科威特承担了绝大部分战争费用，昔日之梦今朝难圆。其五，“倒萨”后的伊拉克政局及与此相关的中东、海湾政局难以料定，美颇费思索。 针对这五大难题，布什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第一，开展外交攻势，争取国际认可。布什亲自打电话给中、俄、法三国元首，美英结成“倒萨”联盟，美派特使四处游说。2002年9月12日，布什在联大发言时闭口不谈武力“倒萨”，极力呼吁国际社会迫使伊拉克全而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要求联合国通过一项对伊更加强硬的新决议。显然，美国尽量让安理会通过决议，以便使自己的行动合乎国际法。第二，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做中东、海湾国家工作，促使一些阿拉伯国家改变立场。美在这方面取得某些成效。第三，布什下大功夫做国内有关方面工作，首先在白宫内部统一思想和步调，继而向国会提交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决议草案，要求国会授权布什使用他认为合适的、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强制伊拉克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第四，如美武力犯伊，其财力负担的数额取决于这场战争的规模和进展等因素。一般估计，这场战争的费用最少为500亿美元，最多为2000亿美元。如美能拉几个国家入伙结成“倒萨”同盟，并采取共同行动，费用可多方承担。如美采取独家行动，费用将由美一家承担。有的美国将军说，如能实现“倒萨”目的，费用再大，美也在所不惜。第五，关于战后伊拉克政局问题，新闻媒体评论较多。据报道，美国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研究，提出了种种方案，其中包括阿富汗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与时同时，美国为确保胜利，加紧进行军事部署。据媒体报道，美国在伊拉克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各种类型的作战飞机45 0架，坦克和装甲车3200辆，中远程火炮450门，导弹发射装置100套，以及大量炸弹和巡航导弹。美国制定了有关作战方案，必要时再增派兵力和武器装备。 萨达姆对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早已心中有数，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第一，巩固内部。萨达姆凭着20多年的执政经验和权威，牢牢地控制着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充分发挥执政党的作用，依靠家族势力和秘密警察机构，确保他的最高领袖绝对权威地位。第二，重视军队的作用，全民动员，加强战备，强调要与入侵者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誓死保卫祖国。第三，积极开展外交攻势，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二者并举的方针，并利用联大等国际机构，宣传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以图阻止美武力犯伊。第四，做阿拉伯国家，尤其重点做周边国家工作，与宿敌科威特和伊朗改善关系，以图减轻压力，扩大自己的回旋余地。第五，采取灵活策略，宣布伊拉克政府无条件接受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打乱美的部署，继续与美周旋。 国际社会充分意识到伊拉克问题的严重性，普遍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伊拉克问题。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布什“倒萨”的决心并未发生任何变化。美国声称，美国的主要目的是改变萨达姆政权，如果萨达姆自杀、引退、出国流亡，或发生政变将他杀死、赶下台，就可避免这场战争。布什并扬言，如果伊拉克不进行合作，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有能力独自领导倒萨联盟。 伊拉克再度成为世界热点问题，对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中东及海湾地区格局、伊拉克政局等方面带来重大影响。萨达姆这位风云人物的命运也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不死鸟”阿拉法特 自2001年12月3日起，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一直被以色列军队“软禁”在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官邸内。2002年9月20日，以军再次围困阿拉法特的官邸，将官邸的大部分建筑炸毁，并进一步逼近阿拉法特的办公室。阿拉法特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其一举一动均在以军的监视之下，他已经成为笼中之鸟。阿拉法特缺医少药，生活困难，仅靠饼干、罐 头之类的食品维持生活，他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以色列总理沙龙表示，允许阿拉法特离开约旦河西岸城市的前提条件是阿拉法特不能再返回巴勒斯坦地区。显然，这是以色列向他进一步施压，企图逼他就范。但他坚定地表示，宁愿成为一名烈士，也决不向以色列投降，要为巴勒斯坦事业奋斗到底。这是巴勒斯坦领袖人物的遭遇，这种情景不由勾起了我对阿拉法特的回忆。 阿拉法特印象记在我珍藏的相册里，有几幅照片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第一幅是1984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阿拉法特时我为他们当译员的照片；第二幅是1984年3月李先念作为国家主席访问约旦时会见阿拉法特我为他们当译员的照片；第三幅是1985年11月我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时与阿拉法特在开罗欧鲁巴宫的合影。另有几幅照片是我与夫人在开罗工作时见到阿拉法特的大姐英阿姆、他的弟弟法塔希夫妇拍下的照片。 阿拉法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巴勒斯坦人民杰出的代表。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一位传奇人物。 每次见到阿拉法特，我都注意观察他的风度。他总是头缠黑白或红白格头巾，身穿墨绿色军装，腰间挎一把手枪，俨然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军队指挥员。究竟手枪里有没有子弹，一直是个谜。 对于阿拉法特头巾颜色的含义，他自己有专门的解释。他说，黑白方格代表巴勒斯坦农民，红白方格代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方格中的白色代表居住在城里的居民。阿拉法特说，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他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了4个多月。那时，他效仿当地的农民戴这种方格头巾，从那时起，他一直戴这种头巾，借以显示他的独特风格。 每次与阿拉法特握手，我都留意他的容止。他高高的鼻梁，面容虽然有些清癯，但两眼炯炯有神，目光如剑。我记得我与他在开罗欧鲁巴宫见面时，他显得特别热情。他把我称为老朋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接着便是拥抱相吻。这种热烈场面顿时使我产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感。 每当我与他本人或与他姐姐弟弟交谈时，我都有意识地研究他的情愫。他是一位有血有肉、富有感情的长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镇定自若，奋不顾身，气贯长虹。但在平时，他总是面带笑容。尽管他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操劳，但时时关心着周围的人，与大家唠唠家常，询问别人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使人们感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兄。 每当我听他演讲时，我总喜欢欣赏他的气质。他在演讲的时候，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不时挥动着那有力的双臂。他的言谈和演说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而又充满哲理和智慧，使人感到他正义在手，方向明确，充满活力。 长期以来，阿拉法特一直留着满腮的花白胡子。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刮胡须时，他解释说，巴勒斯坦人与其他阿拉伯人一样，都喜欢留胡子，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此外，他认为，每天刮胡须要花去15分钟时间，照此算来，每个月要花去450分钟，也就是7个半小时。他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很难办到。于是，他干脆不刮胡子，这也算是他的另一种独特风格吧。 我在开罗和约旦首都安曼的日子里，还多次见到阿拉法特的许多亲密战友，其中包括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二号人物阿布·伊亚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委员、军事负责人阿布·杰哈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委员、解放巴勒斯坦阿拉伯阵线总书记阿卜杜勒·拉希姆·艾哈迈德，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员、国际合作部长沙阿斯，巴勒斯坦省长、巴勒斯坦驻也门大使叶海亚·拉巴哈等。在一段时间内，我与他们过往甚密，多次到其中部分朋友家做客。这些朋友及阿拉法特本人都向我详细介绍了巴勒斯坦问题，并送给我大量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书籍和资料。长期以来，我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了解到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对巴以冲突有了进一步认识。 他遭遇谋杀的次数与他的年龄相等 阿拉法特历险记 阿拉法特的战友们说，他的一生闪烁着荣耀，但他的一生也充满着风险，他享有的巨大荣耀是他所遭遇的无数次风险换取的。的确，阿拉法特称得上是一位九死一生的传奇人物。他一生中多次遇险，但都化险为夷。有消息说，阿拉法特所遭遇的未遂谋杀次数几乎与他的年龄相等。他自己曾对友人说：“我死去的可能性很大，也许就在今晚或明天。”我听到 和读到很多有关阿拉法特的历险经历，其中几则事例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以色列情报局曾长期把阿拉法特列为头号捕获对象，并为此煞费苦心，使尽一切伎俩，但总是一无所获，阴谋落空。以色列情报局人员对阿拉法特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说，如果抓住阿拉法特，先将他装进一个铁笼子里，用直升机吊着这个铁笼子从巴勒斯坦人头顶飞过。在让阿拉法特和所有巴勒斯坦人的脸面丢尽之后，再把阿拉法特处死。为此，以色列情报局收买了阿拉法特身边的一位人员，让他把一个无线电发射器安装在阿拉法特乘坐的汽车里，以便为以色列战斗机准确导航，从而达到轻而易举炸死阿拉法特的目的。然而令以色列情报局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的那个无线电发射器根本不灵，没有发回任何信号和情报。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的这一阴谋一开始就被阿拉法特识破。阿拉法特很快发现了这个无线电发射器，并颇为风趣地说：“不要忘记，我是位工程师。当我发现以色列飞机跟踪我时，我就知道原因在何处。”他说着说着，便把这个无线电发射器扔到了车外。以色列情报局暗杀阿拉法特的企图再次被挫败。 1970年，巴解组织与伊拉克关系恶化，又有人计划暗杀阿拉法特。当时，阿拉法特作为巴解组织主席，经常在约旦的总部办公。一天，他收到一包文件，上面写着阿拉法特兄弟亲启。当时，阿拉法特正在会议室主持会议，他边发言边揣摩这包文件。他突然对警卫人员说：“我闻出这包文件味道不对劲儿，赶快把它拿走！”不出阿拉法特所料，当巴解组织特工人员以“适当方式”打开这包文件时，一股黑烟顿时伴随着巨响冲天而起。这样，阿拉法特以其特有的敏锐又一次躲过了鬼门关。 1970年，巴解组织强烈反对美国提出的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罗杰斯计划”，既得罪了美国，又与支持该计划的约旦交恶。在美国的授意下，约旦成立了军政府，并向驻扎在约旦的巴解武装力量发动进攻。阿拉法特是约旦军方攻击的首要目标。约旦军方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派出一支精干的特种部队，出其不意地包围了阿拉法特的住所，轻重武器连续射击，整座房子顿时被完全摧毁。阿拉法特凭着自己的丰富经验，事前料到约旦军方要下手干掉他，就在约旦特种部队到达前几分钟，他机智地从后门溜走，从而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1973年，阿拉法特多次遇险。一次，一名武装分子在巴解组织驻贝鲁特办事处向阿拉法特开枪射击，但子弹从阿拉法特身旁飞过，阿拉法特安然无恙。又有一次，一支以色列突击队化装成阿拉法特反以色列组织成员潜入贝鲁特市中心。当日深夜，这支以色列突击队向阿拉法特所在的巴解组织总部发动突然袭击，顿时枪声大作。以色列的子弹打伤了巴解组织发言人卡迈尔，其最终目标是想从肉体上消灭阿拉法特。但机智勇敢的阿拉法特镇定自若，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穿行在枪林弹雨中。最后，他竟出人意料地进入亲以色列派势力控制区隐蔽起来，等事态平静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巴解组织总部。 收买阿拉法特身边工作人员暗杀阿拉法特是敌对势力的一种惯用伎俩。一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收买向阿拉法特食物中下毒，但阴谋败露。这名凶手被处决后，阿拉法特曾为此哭泣，保证要对死者的家属给予照顾。又有一次，以色列情报局收买了曾在阿拉法特办公室工作过四年的阿布·赛义德，让他巧妙地在阿拉法特的饭食中放入几粒小毒药丸。阿拉法特对这一阴谋毫无觉察，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当阿拉法特刚吃下第一口饭时，阿布·赛义德突然良心发现，如实地向阿拉法特报告了这一阴谋。这样，阿拉法特再次死里逃生。 1982年以色列军队包围贝鲁特时，沙龙担任指挥。他在贝鲁特设置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特务网，其中40人被指定专门暗杀阿拉法特。他们每个人都配有最尖端的密码和比香烟盒还小的最新式发报机。当时，沙龙曾13次指挥战机轰炸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和住宅，并采用了其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决心将阿拉法特置于死地。但阿拉法特凭着智慧和勇敢，一次次死里逃生。 遇百险而无一难！60%归功于他的鼻子 长期以来，叙利亚与巴解组织存在严重分歧，叙利亚情报机构一度欲暗杀阿拉法特。1983年6月下旬，阿拉法特在黎巴嫩海滨城市特里波利，叙利亚官员约他到大马士革会晤。阿拉法特心存疑虑，担心会发生意外，对是否应邀赴约迟迟不做答复。从中牵线的一位苏联官员一再对阿拉法特做工作，表示不会发生危险，阿拉法特才决定赴约。特里波利与大马士革距离很近，且交通方便，两三个小时便可到达。按照阿拉法特通常的做法，会晤结束他立即返回特里波利，但这次他做出了一反常态的决定，留在大马士革过夜。为制造假象，他派出由 一个车队掩护的一辆防弹奔驰车于当晚离开大马士革，按原路线返回特里波利。叙利亚情报部门按制定好的计划行事，在半路埋伏下一支突击队。当巴解的车队进入伏击圈时，叙利亚突击队发起袭击，汽车被炸毁，车上的13名巴解战士丧生。阿拉法特再一次逃过了鬼门关。 巴解组织总部从黎巴嫩迁到突尼斯后，其总部设在突尼斯城南部，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有两栋楼房和几座别墅，周围是学校和民房。此外，巴解在突尼斯城内另外一个地方还设有办事处。按照惯例，阿拉法特出访归来一般都在总部办公、住宿，归来后的第二天上午召集其他领导人开会。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向突尼斯派出了一批间谍，其主要任务就是专门对付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其他领导人。根据“摩萨德”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以色列领导人认定阿拉法特定于1985年9月30日晚从摩洛哥飞返突尼斯，于10月1日上午召集巴解领导人开会。于是，以色列最高当局决定空袭巴解在突尼斯总部。 10月1日拂晓，以色列派出8架F—15战斗机、两架波音707加油机、两架KC—130H加油机、两架波音707电子干扰机飞离以色列。40分钟后，8架F—16“战隼”式战斗机也腾空而起，这8架战机负责接应F—15战机返航。 10时5分，以色列战机实施对巴解总部突袭计划，突袭行动共进行了3分钟。以色列战机抛下了450公斤炸弹和8枚“幼畜”式空对地导弹及激光制导的“灵巧”导弹。此次空袭命中率极高，炸毁巴解总部5座建筑物，炸死炸伤26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突尼斯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巴解总部人员，但阿拉法特安然无恙。 阿拉法特逃过此次浩劫，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幸运。原来，阿拉法特于9月30日晚飞抵突尼斯后并没有直接回巴解总部，他先到巴解驻突尼斯办事处处理工作，一直忙到深夜。当他准备上车赶回巴解总部时，他的助手又送给他一份特急件。他处理完此件后已经很晚，便在办事处留宿过夜。第二天上午快10点时，他乘车前往巴解总部。在靠近巴解总部的路上，他得知以色列突袭的消息。当他赶到现场时，看到尸体遍地，建筑物变成一片废墟，不禁悲痛欲绝。阿拉法特幸免于难，也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 为逃脱一次次的灾难，阿拉法特经常化装，有时化装成老人，有时化装成乡下牧羊人，有时甚至化装成地地道道的穆斯林妇女。1970年约旦军政府重创巴解在约旦的游击队，并下令严禁阿拉法特逃出约旦国境。阿拉法特及其助手苦于无计可施，恰在此时，科威特国防大臣萨利姆飞抵约旦首都安曼，在约旦和巴解之间进行调停。萨利姆看到阿拉法特与他高矮胖瘦差别不大，便脱下自己身上的科威特王室长袍给阿拉法特穿。阿拉法特凭着这件长袍，又着意乔装打扮一番，顺利坐上约旦军方为科威特国防大臣提供的装甲车赶赴安曼国际机场，离开约旦飞赴开罗。 阿拉法特有一支精明强干而且十分忠于他的警卫队伍。巴解保安人员为阿拉法特制定了极为严密的安全措施。根据保安人员的安排，阿拉法特行踪飘忽不定，从不将住所固定在一个地方。他们为阿拉法特配备了十几辆不同型号的防弹车，供他随时调用。阿拉法特从不事先透露他动身的时间和去向，甚至有时也对他的夫人保密。他的卫队代号为“第十七部队”，卫队一般都使用暗号。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暗号，但表达的意思都一样。 有人问阿拉法特，他遇百险而无一难，其奥秘何在。阿拉法特笑而不语，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负责安全和反谍报机构官员哈拉夫却坦言相告：“60%是靠阿拉法特的鼻子，或者说，他对危险的警觉；30%是靠运气；另外10%可以记在我们情报机构的功劳簿上。”哈拉夫补充说：“当阿拉法特兄弟乘坐汽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时，就连我们这些和他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何时动身，走哪条线路。” 卡扎菲曾拼死相救 1992年，阿拉法特乘坐的飞机在利比亚沙漠遇险，奇迹般地化险为夷。当时，我正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任政务参赞，阿拉法特这场遭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92年4月7日傍晚，阿拉法特结束了对苏丹的访问，乘安东诺夫轻型飞机离苏丹经利比亚返回巴解总部所在地突尼斯。阿拉法特的座机从苏丹离境后，旋即进入利比亚东南部，与利比亚方面保持着联系。 利比亚东南部是雷卜亚纳沙漠，此地黄沙漫漫，偶尔才能见到几片小绿洲点缀其间。4月7日晚，这片沙漠上空突然出现一股数十年未曾见过的强风暴，直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阿拉法特的座机受到这股风暴的猛烈冲击，死神在向机上的人员挑战。怎么办？如继续飞行，随时有机毁人亡的危险；如选择适当位置着陆，尽管要冒很大危险，但总有生存的希望。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机上的全体人员都把目光投向阿拉法特，等待他做出最后决定，这是一项生死攸关的决定。 数十年来，阿拉法特久经沙场，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长期以来，他为巴勒斯坦事业、中东问题，为国际和平与正义事业不停地奔波、操劳。有人说，他的一半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称他为“空中总统”。在不间断的飞行中，他遇到过各种险情，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对阿拉法特来说，遭遇到如此强大的沙暴的袭击，这还是第一次。他镇定自若地指挥这场与沙暴的战斗。一方面，他让机组人员与利比亚有关方面随时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他果断决定，选择适当位置尽快着陆。在沙漠中选择飞机降落点，可以说是既易又难，易的是广袤沙漠到处可以降落，难的是飞机降落既要避免被沙暴掀起的黄沙覆盖，又要比较容易地被救援者发现。阿拉法特找来找去，最后发现一个沙丘，他决定飞机降落在这个沙丘上。在阿拉法特的指挥下，机上全体人员经过奋力拼搏，成功地将飞机降落在利比亚萨腊西南约70公里的沙漠中。 4月7日晚8时45分，阿拉法特的座机从利比亚雷达上消失。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得悉这一消息后，十分焦急不安。他立即下达指示，要求利比亚有关方面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不仅是巴勒斯坦国总统和国际知名人士，也是卡扎菲的挚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位领导人会晤达15次之多。他们就中东形势、国际形势、利比亚革命与巴勒斯坦革命等问题经常交换看法，共商对策。 卡扎菲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搜寻和营救阿拉法特的战斗。鉴于利比亚东南部沙漠地域广大，沙暴仍未停息，利比亚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利比亚政府与国际红十字会、国际气象组织、人造卫星机构、国际民航组织及其他有关国家进行联系，要求它们帮助营救阿拉法特。与此同时，利比亚出动数十架侦察机、直升机、急救飞机、战略和轻型运输机，派出大批车辆和数千名军人，在当地警察、治安人员和群众的配合下，形成搜索网，仔细寻找。经过12小时的努力，利比亚营救人员终于找到了阿拉法特的飞机。 阿拉法特的座机上共有17人，在座机着陆的过程中，机组人员做出了最大努力，保证了阿拉法特的安全。但飞机遭到严重损坏，折为三截，3名人员死亡，5人受伤。 阿拉法特脱险后，利比亚营救人员把他送往一家医院治疗，并专门成立了由一批高级医师组成的医疗小组。医疗小组为阿拉法特进行了全面检查，确认他健康状况良好，并无内伤，只是右眼上方受了点轻伤。接着，利比亚当局又把他送往地中海海滨城市米苏腊塔。卡扎菲偕其子女前往医院慰问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对卡扎菲一连说了6个“谢谢”。他说，他在4月7日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到耶路撒冷祈祷。他表示，相信他与卡扎菲将有机会一道去耶路撒冷祈祷。当天晚上，我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动人的镜头。当巴勒斯坦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阿拉法特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真主。不论是阿拉法特的友人还是敌人，大家一致称他为“巴勒斯坦的不死鸟”。 1992年4月10日，阿拉法特康复后离开利比亚前往突尼斯。接着，他又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他作为一位幸存者，继续为追求他的目标而奋斗。在阿拉法特的记事本上，从来没有专门用作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一年365天，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每天工作一般都在18小时左右，每天睡眠一般不超过5小时，甚至这5小时也要分作两段时间，第一段是在清晨4时到7时，第二段是在下午4时到6时。他处事果断，知识渊博，记忆力强。他不吸烟，不喝酒，惟一的嗜好是喝茶时放上一匙蜂蜜，这算是他最好的享受。 他的婚姻同样传奇 阿拉法特的婚姻家庭 阿拉法特是个传奇人物，甚至连他的婚姻问题也带有传奇色彩，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阿拉法特在科威特工作期间，发生过一个令他终生难忘、也为世人广为流传的爱情故 事。阿拉法特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当时风华正茂的阿拉法特，对革命事业有强烈的热情，对爱情婚姻也有过美好的向往。他作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建筑工程师，在盛产石油的科威特工作，完全能够积聚大量钱财，成为富翁。他也完全有条件成家立业，享受天伦之乐。当时，他的好友曾屡次为他巧搭鹊桥，他都予以谢绝。据他的战友说，阿拉法特曾经有过恋人，但他为了巴勒斯坦事业，只好忍痛割爱，一度做出一辈子不结婚的决定。在若干年之后，他在回忆这件痛苦的往事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一个凡人，何尝不想有妻室儿女，但我知道，无数的艰难困苦在等着我，我不忍心让一名妇女承受这些艰难困苦。因此，我决定终生不娶。我认为，我应该为我的人民，为所有的孩子做出牺牲！”这就是一个铁骨铮铮的英雄汉的钢铁誓言。1985年，当阿拉法特的大姐英阿姆对我们提及这件事时，颇有感慨地说：“他为了巴勒斯坦人民做出了最大牺牲。他虽然没有自己的儿女，但所有巴勒斯坦孩子都是他的儿女。” 阿拉法特在青年时代曾立下终生不娶的誓言，但随着情况的变化，他的爱情观发生了变化。他在贝鲁特巴解总部工作时遇到了一位他所喜欢的女人。她名叫娜达·亚鲁斯，皮肤白皙，长着一头棕色头发，身材娇小但充满活力。娜达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她热爱自己的祖国，决心为巴勒斯坦事业而奋斗。她加入了巴解组织，并是该组织中一位活跃人物。她嫁给了法塔赫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夫妻志同道合。他们常住在黎巴嫩，与黎巴嫩当局及各派都保持良好关系。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 1971年，阿拉法特在贝鲁特第一次见到时年30岁、丧偶的娜达时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们交往甚密，逐渐产生了感情。1975年，黎巴嫩爆发大规模内战，黎巴嫩的穆斯林与巴解组织为一方，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为另一方，双方展开血腥激战。由于娜达与交战双方都有良好关系，她便成为沟通交战双方的桥梁。一天夜里，她从总统府返回住所时，突遭暗杀身亡。当阿拉法特听到这一噩耗时痛哭失声，悲恸欲绝。后来，当有人问起这段恋情时，阿拉法特坦诚地说，确有此事，他已经向娜达求婚，娜达也同意嫁给他。但不幸的是，这段恋情以悲剧告终，阿拉法特再次把个人婚姻问题置于脑后。 对于阿拉法特来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句俗语也同样适用。1989年阿拉法特访问法国时，偶然遇到一位苗条漂亮的金发女郎，这位女士叫苏哈·塔维尔。阿拉法特对她产生了好感，便询问了有关她的家庭、身世、学历等情况。阿拉法特了解到，苏哈为巴勒斯坦人，其祖父是个农场主，在海法以北拥有一座城堡和大片庄园，其父亲是个银行家。苏哈的三个姐妹及一个兄弟分别在巴黎、罗马和华盛顿受过教育，苏哈本人在巴黎大学读过外国文学。苏哈一家都信奉基督教。苏哈热爱巴勒斯坦事业。阿拉法特在征得苏哈同意后，便把她带到自己身边担任秘书和参事工作。他们在频繁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情，便于1991年10月在突尼斯结婚。为了这桩婚事，苏哈这位女基督教徒同意按伊斯兰教方式举行婚礼。他们的婚姻最初严格保密，但按伊斯兰教的规定，他们在伊玛目面前交换了结婚戒指。他们的婚礼操办得非常简朴，阿拉法特照旧穿着那身军装，头上照样裹着那块方格头巾。苏哈当时依旧穿着平时穿的衣服，只不过在外面套上一条浅色裙子。 以色列爆炒他的绯闻 阿拉法特与苏哈的婚后生活是俭朴的，也是幸福的。苏哈说，他们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家具，一切都是临时凑合。出于安全原因，他们一接到电话马上就动身转移，他们的全部家当只用一辆汽车后备箱就能装下。阿拉法特这种浪迹天涯的漂泊生活已过了40多年，苏哈婚后也适应了这种生活。苏哈说，他们对人生的价值看得要比物质财富更重要。 阿拉法特与苏哈团聚的时间极为有限，他们偶尔在一起的时候，也像其他夫妇那样互 相说笑爱抚。他们的年龄虽相差33岁，但感情非常融洽。他们喜欢在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看看电视，互相推荐名著，交换对问题的看法。当人们问苏哈为什么要嫁给阿拉法特时，她回答说，她是百分之百心悦诚服地要嫁给阿拉法特。她说：“我对他的感觉大概同二战期间法国人对戴高乐的感觉差不多，他是独立和统一的象征，是靠憨直与真诚打动了我。”当记者问阿拉法特为什么改变初衷决定结婚时，阿拉法特当着苏哈的面说：“我为什么突然决定要结婚呢？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接受我的女人，而这样的女人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苏哈喜欢称呼阿拉法特为老头子，有时叫他阿布·阿马尔或主席。她这样评价阿拉法特：“在形势最恶劣的紧张关头，他从没有沮丧气馁过。他是难以征服的，因为他属狮子星座。”他们婚后于1995年7月23日生一女儿，名叫扎海娲，与阿拉法特的母亲同名。据苏哈说，这是阿拉法特为纪念早逝的母亲而给女儿取了同一名字。苏哈非常喜爱自己的女儿，为其健康成长创造各种条件。她祝愿自己的女儿能度过美好的童年并有理想的前途，但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她对此解释说，政治生活太困难太艰苦了。 阿拉法特与苏哈结婚后，并未改变他原来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天亮。有时，阿拉法特的岳母塔维尔夫人出面要求阿拉法特多关心一下家庭生活。有几次，塔维尔夫人对阿拉法特说：“现在已经是深更半夜了，你的妻子和女儿在等着你哪！”阿拉法特听后将两手一摊，直言对岳母说：“你看，我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怎么能离得开啊？”他不顾岳母的劝告，继续工作。 1999年8月4日，阿拉法特在加沙庆祝了他的70周岁寿辰，但他夫人和女儿扎海娲都未能出席庆祝活动。这不免引起一些流言飞语，一些新闻媒体刊登消息说，阿拉法特与苏哈的婚姻出现了危机，甚至苏哈的母亲塔维尔夫人也一度加入到这种议论的行列之中。 正当外界盛传阿拉法特夫妇可能发生婚变的时候，苏哈回到了加沙。她说，她担任巴勒斯坦最高妇幼委员会主席，一直在为这项事业竭尽全力地工作，并为争取外援和募捐而在国外奔走，她是在执行阿拉法特的指示。她批驳了有关她与阿拉法特婚变的谣传，再三强调她与阿拉法特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他们的夫妻生活是美好的。她对《巴黎竞赛画报》说，她和阿拉法特都不是那种把爱情挂在脸上的人，他们相爱，但不外露。她对新闻媒体说，阿拉法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丈夫。对于她母亲的言行，苏哈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情报部门企图在巴勒斯坦队伍内部制造事端，以破坏巴勒斯坦事业，而她的母亲中了圈套，陷入了这一阴谋。苏哈为维护阿拉法特和她与阿拉法特的爱情，为维护巴勒斯坦事业，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宣布与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她说，为了巴勒斯坦的神圣事业，全体巴勒斯坦人必须维护自己的民族属性，必须维护巴勒斯坦的民族团结。苏哈还强调指出，阿拉法特温柔富有感情，是个有魅力的男性，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谦恭品格。她爱阿拉法特，不是把阿拉法特作为象征去看他，爱的是阿拉法特这个人。她说，她是阿拉法特的妻子，也一直在向阿拉法特学习。随着历史的发展，她已成为和平的战士，她要继续当革命者，为重建家园这惟一目标而奋斗。 传奇人物卡扎菲 卡扎菲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也是非洲、中东地区极有影响力的一位领袖人物。世人对他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利比亚人对他顶礼膜拜，尊崇至极，称他为导师、统帅、领袖、革命志士、伟大骑士、“九·一”革命领导人、利比亚救世主、“世界第三理论”奠基人、“绿色革命”旗手、民众国创始人、沙漠雄狮、阿拉伯雄鹰、非洲 勇士、伊斯兰圣徒、穆斯林革命家等等，不一而足。有的西方国家骂他是“恐怖公司”老板、“魔鬼”，美国骂他是“无赖国家”头目。当年利比亚与埃及互相攻击时，卡扎菲骂萨达特是“叛徒”，萨达特则骂卡扎菲是“疯子”。还有人称他为“不定向导弹”。尽管世人对他毁誉不一，褒贬迥异，但在国际政坛上，他被公认为是一位谜一般引人注目的领袖人物。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与邓小平举行会见，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他访华的接待工作，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1992—1995年，我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担任政务参赞，曾数次见到他，并通过新闻媒体关注他的活动，进一步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在中国人中，我是与他直接交往较多的人物之一。 卡扎菲的成长史 卡扎菲全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1942年生于利比亚海滨城市锡尔特以南30公里一个贝都因牧民家庭，卡达法部落人。卡达法部落是个小部落，部落人家散居在戈壁沙漠中。这是一片灰色的原野，既有岩石也有灌木丛。该部落居民多为贝都因人，以放牧骆驼和牛羊为主，居住在一个个帐篷中。 卡达法部落的称谓系由柏柏尔文字转化而来，这有其历史背景。柏柏尔人为利比亚土著民族。但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进入利比亚战胜柏柏尔人后，带来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后来，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逐渐相互同化、相互融合在一起。卡达法的名称就是阿拉伯文和柏柏尔文融合的产物，卡达法部落中的部落民也是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混杂繁衍的产物。据史料记载，征服利比亚的阿拉伯人多来自也门，他们中的一部分官兵在利比亚定居下来，其中有的人就辗转到锡尔特以南地区，逐渐形成卡达法部落。我在利比亚工作期间，就曾听过卡扎菲在一次报告中提到此事。他说，假如利比亚一切水源枯竭，我将回到也门去。我也曾问过卡达法部落的人和利比亚学者，他们均称卡达法部落的根在也门。 卡扎菲的父亲叫穆罕默德，其母叫阿依莎，两人都是贫穷的贝都因人，也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卡扎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而且是惟一的男孩。尽管家中贫寒，但卡扎菲从小就受到家人的宠爱。卡扎菲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死于癌症，另一个姐姐与当地人结婚，第三个姐姐嫁给了麦萨奥德·哈费兹，此人后来曾担任过费赞省的总督。 卡扎菲的童年是在故乡的戈壁沙漠和帐篷中度过的。艰苦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卡扎菲靠父亲的放牧所得为生，生活非常简朴，有人说卡扎菲是靠喝骆驼奶、吃阿拉伯大饼长大的。他从小就在父母身边转，并逐渐帮双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艰苦环境中的部落生活显得十分枯燥无味，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童年时代的卡扎菲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大人讲故事。卡扎菲的双亲和邻居经常给卡扎菲及其小伙伴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包括贝都因人的传统，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发展，利比亚的历史，外国对利比亚的入侵，阿拉伯和利比亚出现的英雄人物，部落中的轶事趣谈，孩子们爱听的神话故事等。 利比亚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的动人故事深深打动了卡扎菲的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意大利于1912年10月占领利比亚，取代土耳其控制利比亚，并将利比亚变为意大利的殖民地，激起利比亚人民的反抗。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目墨索里尼上台后，提出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纲领，向利比亚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图全面控制利比亚。利比亚人民为反对意大利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其中以奥马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抗意游击队最为驰名。奥马尔·穆赫塔尔原为一名中学教员，在利比亚人民反意斗争的浪潮推动下，他弃教从戎参加了武装斗争。他在战斗中成长，成为由数千人组成的游击队武装的领导人。他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游牧民，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屡屡重创意大利殖民军。意大利殖民军采取铁血政策，残酷镇压利比亚游击队，致使利比亚游击队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利比亚民族主义领导人陆续遭杀害或被俘。奥马尔·穆赫塔尔在困境中坚持斗争。1931年9月11日他在绿山地区的一次战斗中落马倒地，陷入敌军重围，负伤被俘。他在敌牢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在两万多名利比亚群众面前被意大利法西斯处以绞刑。奥马尔·穆赫塔尔被利比亚人民视为民族英雄和精神领袖。卡扎菲从小就对他崇拜不已，矢志长大后做一个奥马尔·穆赫塔尔式的人物。 卡扎菲长到入学年龄时，尽管家境贫寒，但他父亲还是决定送他上学读书。卡扎菲进入锡尔特一所小学学习，当时他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而且又是贝都因人，城里的孩子都称他为乡巴佬。他从上学一开始就感到了压力，但他将这种压力变为动力。他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利比亚是伊斯兰国家，星期五作为周休日。每星期四放学后，卡扎菲步行约30公里回家，星期五下午又返回锡尔特。他在往返途中要穿过沙漠地区。这种长途跋涉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的体魄。 卡扎菲14岁时，他们一家人迁到西南部的费赞省塞卜哈居住。他父亲为当地部落酋长看护财产，他们一家住在塞卜哈城外两英里远的一处小房子里。卡扎菲进入塞卜哈中学读书。 中学阶段是卡扎菲成长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广泛阅读报刊，收听埃及电台“开罗之音”广播，努力增加对外界的了解，深入思考和探索一些重大问题。在这期间，对卡扎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演讲及其名著《革命哲学》，尤其是纳赛尔关于“自由军官组织”的论述深深镌刻在卡扎菲的脑海中，使卡扎菲在发动革命问题上学到了第一课。 为了巴勒斯坦，卡扎菲推迟政变日期 卡扎菲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成为一位雄辩滔滔的鼓动者和学生领袖。他曾秘密组织学生团体，企图暗杀利比亚国王，并曾组织过支持埃及和纳赛尔总统反对以色列的示威游行。1961年10月，卡扎菲因组织反对解散埃及与叙利亚联盟的示威游行而被开除学籍。1961—1963年，卡扎菲转入利比亚沿海城市米苏腊塔高中部学习。他在这一阶段积极开展地下活动，精心筹建地下组织。他对参加该组织的成员提出的要求是：努力学习，按时祈祷，不许饮酒，不准打牌，不玩女人。中学时代的卡扎菲已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 在纳赛尔《革命哲学》的影响下，卡扎菲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决定走从军之路。1963年，他进入利比亚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4年，他在军队中建立自由军官组织这一秘密团体，着手策划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统治。1965年，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获少尉军衔。1966年，他到英国比肯斯菲尔德装甲兵无线电通讯学校受训，学习装甲车的维修、信号和射击技术。半年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卡扎菲回利比亚担任通讯兵团上尉军官。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利比亚政府决定派卡扎菲带领一支先遣队前去支援埃及。但这场战争仅打了6天，卡扎菲一行刚到达利比亚、埃及边境，战争就停止了，卡扎菲决定返回。这场战争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利比亚人民对伊德里斯王朝的腐朽统治更加不满，人心思变。卡扎菲强烈意识到，在利比亚发动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他决心加快采取行动的步伐。 卡扎菲的神秘感 1968年，利比亚国内形势急剧恶化。80岁高龄的伊德里斯国王多病缠身，无力理政，曾提出退位想法，但宫廷幕僚们以一时找不到合适继任人选为由，将其挽留在国王宝座上。宫廷大臣、军政高级官员借此机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怨声载道。当时的利比亚政局就像一堆干柴一样，一点即燃。 利比亚各派政治力量都清楚地看到，伊德里斯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政权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据有关方面透露，当时至少有四个政治集团曾有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图谋。第一个集团是包括前首相巴库什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军官集团，这个集团谋划过接管政权的计划，但因内部分歧而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第二个集团是以军队参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勒希为首的王室力量，他们企图获得国王首肯体面接管政权，如此招不成再采取行动。由于国王迟迟未公开表态，他们贻误了行动时机。第三个集团是以军队一名上校为首的军官集团，据说该集团得到伊拉克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采取行动。第四个集团便是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名不见经传，但为发动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卡扎菲所依靠的是两个支部的骨干力量。他在塞卜哈学习时，与阿卜杜·萨拉姆·贾卢德一道创立了第一支部，此后又建立了一系列的支部，统称“第一支部”系统。在此基础上，卡扎菲号召支部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创立自己的学习支部，称之为“第二支部”。按照卡扎菲亲自制定的条例，各个支部的成员彼此要互不相识；参加第二支部的成员需要卡扎菲亲自逐一审批。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学习后，又在这个城市建立了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他还创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外围组织，即民间组织，在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和文职人员中吸收民间组织的成员。卡扎菲在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时，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成员。他对发展对象逐个进行考察，搜集他们的材料，逐个审批。 卡扎菲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为准备暴动，他们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在节假日开会，通常在深夜开会。他们必须把会议地点选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时不得不奔赴数百公里远的地方开会，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往往都很恶劣。有的会议时间较长，他们就在野外露宿。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们决定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卡扎菲对发动政变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军官组织的骨干力量分配到全国各地，每个兵营里都配备两名军官，负责搜集与发动政变有关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及其上级领导等等。 1969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组织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王室政权情报部门随时都可能侦破自由军官组织的计划，逮捕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发动名为“耶路撒冷行动”的军事政变。会后，卡扎菲即向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出第一次警报，要求他们核查对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控制情况。当收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后，他把发动政变的日期确定为1969年3月21日。 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举事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获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于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卡扎菲认为，这场音乐会将给他们的暴动带来诸多不便，第一，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尔舒姆。她是阿拉伯歌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位女歌手，在全体阿拉伯人看来，她是位音乐天才，是位传奇人物，颇受欢迎和尊重。在这一天晚上举事是一件极不得体的事，也是对乌姆·库尔舒姆极不尊重的事。第二，乌姆·库尔舒姆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击队举行的义演。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卡扎菲及其同事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立场，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事。第三，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事先拟定了一份拘捕的王室政权高级人物名单，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将出席这场音乐会。按照惯例，这场音乐会可能要延续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踪不便掌握，这对拘捕他们造成许多困难。如在这种场合拘捕他们，也将造成不良影响。 卡扎菲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决定推迟举事日期。卡扎菲把发动政变的日期改为3月24日，但他了解到，伊德里斯国王在这一天驾临班加西，王室和军队加强了警卫工作，从而增加了发动政变的困难。卡扎菲决定第二次推迟发动政变的时间，把政变时间定于6月5日。 政变前夕，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突然被通知调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政变计划可能泄密。此外，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3周年，卡扎菲担心官方可能举办纪念活动，给他们的活动带来不测因素。为防止意外，卡扎菲第三次推迟政变时间。 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消夏。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领袖召到希腊首都雅典，交给他们一封信件，宣布退位。这一消息传到利比亚后，利比亚形势更加混乱，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卡扎菲了解到，军队参谋长沙勒希兄弟领导的宫廷集团准备在9月4日之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卡扎菲被通知于9月11日去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的培训。 卡扎菲感到，发动政变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与贾卢德在的黎波里东南不远的塔尔胡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政变前，卡扎菲对王室的军力部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室在班加西的兵力最强，因为国王卫队就驻扎在这里。这支卫队通常被称为昔兰尼加卫队，对国王忠贞不贰，且装备精良，能否顺利解决这支卫队便成为整个政变计划成败的关键。为此，卡扎菲决定留在班加西，委派他的助手穆萨·艾哈迈德突袭昔兰尼加卫队，委派他的另一名助手穆斯塔法·卡鲁比占领贝卡军营和广播电台。他派贾卢德去的黎波里，主持在首都的行动。此外，他还派自由军官组织的其他成员分赴其他地区同时分头行动。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卡扎菲采取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仅在突袭昔兰尼加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穆萨·艾哈迈德率领的一队人马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卫队岗哨的武装，占领了军营。双方在一阵对射中，1人被打死，15人受伤，卫队司令在家中被擒，成为俘虏。其他地区的政变行动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名单上的宫廷要员和军政高官基本上被拘捕。王储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他于次日被捕后，立即表示效忠新政权。 1969年9月1日清晨6时，的黎波里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军乐曲，表明政变已经取得完全成功。6时30分，卡扎菲在班加西广播电台发布政变成功后的第一号公报。自由军官组织事前未曾想到准备公报，卡扎菲得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取来一张纸，仓促写了公报提纲，其他内容是他在电台广播时即席加上的。 卡扎菲在公报中说：“伟大的利比亚人民，为了履行你们的自由意志，实现你们崇高的愿望，诚挚地响应你们不断提出的变革要求和为之而奋斗的渴望，倾听你们对发动革命和起义的激励，你们的武装部队已采取行动，推翻了反动、落后和腐朽的制度。这个腐朽的制度令人作呕和恐惧。你们英雄的军队一举摧毁了这些偶像，从而结束了漫漫长夜，即从土耳其的统治到意大利的暴虐，然后是反动政权的时代，这是贪污腐败、裙带关系、背信卖国的时代。”卡扎菲宣布，一个新的利比亚诞生了，这是一个拥有主权的自由共和国，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出于安全和稳定政局的考虑，在政变成功后一周左右，卡扎菲没有宣布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宣布自由军官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名字。一周以后，利比亚公布了由12人组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此后，卡扎菲及其政变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这场政变被称为“九·一”革命。 卡扎菲的女保镖 长期以来，卡扎菲一直认为，利比亚、非洲、整个阿拉伯世界及第三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敌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此，他呼吁组织一支庞大的国际军队，让这支军队遍布全球，共同对付西方“新十字军”的进攻，并在美国人脚下燃起熊熊大火。在利比亚国内，他重视军队建设，并一直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九·一”革命后，利比亚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1983年2月，卡扎菲命令实施“革命总动员计划”，对全体适龄男女进行军训。1988年8月，卡扎菲宣布取消正规军，将正规军改编为“民众国卫队”，并在各省建立由省政府防御人民委员会领导的地方部队，称为防卫区卫队。1988年11月，卡扎菲决定撤销最高指挥部和总司令之职。1989年9月，他宣布成立全国临时防务人民委员会，也就是全国最高武装力量司令部，负责处理具体军务。 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抗争的问题上，卡扎菲另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动员组织群众，实行全民皆兵，打一场人民战争。 卡扎菲说，我们准备发动圣战抵抗美国和西方的进攻，用我们的鲜血来书写解放宣言。我们依靠的力量是民众国的广大民众，因为群众是巨大的洪流，人民的力量是使敌人畏惧的力量。对待新殖民主义的新攻势，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不”，还将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历史已经证明，任何胆敢碰撞利比亚人民的侵略者都将落得可耻下场。西方为掠夺利比亚的石油而向我们发动进攻，利比亚人民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已经活了几千年，现在我们不会为了石油而丧失自由和尊严。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准备烧掉油井，炸掉油港。我们将用刀枪和匕首进行抵抗。根据卡扎菲的想法，首先要把重要战略地区的人民武装起来，搞一道、二道乃至三道防线，层层抵抗，层层把关。与此同时，全国实行兵役制，各个公社都建立起武装组织，建立人民武装力量，实行全民皆兵，其中包括发挥妇女的作用。 卡扎菲在《绿皮书》中一再强调，“自由寓于需要之中”。根据这一思想，他当时更多地强调，由于妇女的生理特征，妇女的天地在家庭中，男女不可能绝对平等。与此同时，卡扎菲又指出，凡是要工作并有能力工作的社会成员，无论男人或女人，社会都应该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但首先要保证每个人都在适合的领域工作，而不是被迫去完成不适合的工作。 《绿皮书》问世后，卡扎菲关于妇女问题的思想又有新发展。1981年9月1日值“九·一”革命12周年之际，卡扎菲就妇女问题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呼吁穆斯林世界的妇女摆脱枷锁，发动一场妇女解放运动。 此前一个月，卡扎菲连续发表谈话，他根据当时利比亚与美国对抗的形势，大谈妇女在利比亚防务中的作用问题及阿拉伯妇女解放问题。他说，阿拉伯各国的男人和女人都面临着外来侵略的威胁。但是，在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实上妇女一直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是巨额利润的牺牲品，是受压迫者。解放阿拉伯妇女的口号是一颗炸弹，它将震撼整个阿拉伯地区，并将推动被囚禁在宫殿和市场中的妇女们冲破牢笼，起来反抗她们的监禁者、剥削者和压迫者。这一号召无疑将会在整个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指出，伊斯兰意味着建设自由、平等和人道的社会。而妇女目前是不受尊重的，流行的习俗是对伊斯兰的侮辱。我们决心要使这场革命摧毁反动派的大本营和他们的堡垒，袭击并捣毁奴役阿拉伯妇女的高大宫殿，使从大西洋到海湾的妇女统统获得解放。 卡扎菲的女保镖 从1981年春夏开始，人们注意到，卡扎菲的卫队中出现了一部分女保镖。后来，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新闻媒体对卡扎菲女保镖的报道和评论也就越来越多。它成为新闻界人士追踪的一个热门课题，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 我最初读到卡扎菲女保镖的报道时，感到新鲜和好奇。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不止一次接触到这些女保镖中的部分成员，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对其“庐山真面目”有了 一定了解。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这项接待工作的主要活动，与卡扎菲及其身边人员的接触机会更多一些。据我了解，卡扎菲对此次访华非常重视。他及随行人员分乘两架大型专机相继抵京。此外，还有不少团员和随行人员分别来京，整个代表团和随行人员共达数百人。卡扎菲专机抵京前，中方一再询问有关人员准确情况，但利方一直未能提供这些材料。代表团抵京下榻钓鱼台，中方礼宾人员和警卫人员发现一些女兵，感到突然，便询问有关情况。利方有关人员称，这些女兵是卡扎菲的女保镖。利方还提出，要为这些女警卫人员专门安排一层楼作为她们的住宿，如单间安排不开，就安排她们住集体宿舍。卡扎菲住的那一层完全由男保镖担任警卫。利方还提出，这些女保镖参加卡扎菲的一切对外活动的警卫任务。中方做了最大努力，尽量满足利方的要求。 我记得，当卡扎菲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见、会谈和出席宴会时，这些女保镖一下车就拼命往前冲，并且自动散开抢占最佳位置。这些女保镖一个个长得都很秀气，体格强壮，身着草绿色军装，英姿焕发，光彩夺目。她们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格外引人注目，并引起轰动。但在实际接待工作中，这些女警卫给中方礼宾人员和安全人员的工作安排带来了不少困难。由于中方的及时提醒和周密安排，接待人员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卡扎菲在华访问期间多次谈到他的女保镖，他在与邓小平举行会见、会谈时都有意识地主动谈及这个问题。我在陪车时，他也向我谈及这个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和利比亚都是伟大国家，但在历史上都遭受过侵略，现在又都面临挑战。中国人民和利比亚人民都是不屈的人民，都曾为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斗争。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的思想，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战胜敌人的进攻，利比亚人民必须武装起来，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妇女也不例外。卡扎菲说，他带这些女保镖到中国，并要求尽量在公开场合多亮相，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警卫，真正意图是为了进行宣传。卡扎菲说，他对中国的警卫工作是信得过的，是放心的。他想利用这些女保镖向全世界尤其向西方世界显示，利比亚是坚强的，利比亚正在实行全民皆兵，任何进攻利比亚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我与卡扎菲的几名女保镖进行过交谈。她们告诉我，她们分别来自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家地区，是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的学生。她们在军事学院中既接受理论教育，也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包括使用武器和持械及徒手格斗的训练。陪同卡扎菲出访是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人员并不固定，一般是大家轮流担任，但人员要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有的人在校学习期间一般只能轮到一次，有的人一次也轮不到，只有少数人机会多一些。她们说，中国是她们向往的国家，对中国十分钦佩，这次能有机会陪卡扎菲到中国，是她们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是终生难忘的纪念。 1992年初到1995年初，我在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工作整整三年。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见到卡扎菲的女保镖。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的黎波里城郊阿齐齐亚兵营去见卡扎菲。按照利比亚的规定，我们先到利比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部即外交部，把车停放在外交部门口，改乘阿齐齐亚兵营派来的专车把我们送到兵营前，然后再换乘另外一辆车进入兵营。这时，走来一位女军人，陪我们乘同一辆车去见卡扎菲。汽车在兵营内绕来绕去，最后终于到达卡扎菲的帐篷，见到了卡扎菲。据利方有关人员说，这位女军人有多重身份，她既是卡扎菲的女秘书，又是他的女礼宾官，还是他的女保镖。 我在利比亚也见到过名副其实的卡扎菲的女保镖。有一次，我到利比亚沿海城市锡尔特参加一次会议，据告卡扎菲将出席。我进入会场前，看到会场周围警卫人员密布，其中就有一部分女警卫人员。卡扎菲进入会场时，大厅中掌声雷动，有人试图走上前去与卡扎菲握手。这时卡扎菲的警卫人员显得非常紧张，阻止任何人离开座位靠近卡扎菲。在这些警卫人员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女保镖。还有一次，我看到卡扎菲坐敞篷汽车到某地视察。当敞篷车穿过欢迎的人群时，车子开得较慢，卡扎菲的警卫人员分散在敞篷车四周，跟着汽车跑。车子加速时，他们也加速跟着跑。在这些警卫人员中，我看到有几位女保镖，她们始终跟着敞篷车跑，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假如他不是国家元首，那他将是名模特” 我在利比亚工作期间，人们经常对我说，卡扎菲既是利比亚人民的领袖，也是一位孝子。卡扎菲孝敬父母的故事在利比亚广为流传。 卡扎菲既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更感谢父母为他施展才能创造了机会。的确，对于一 个在贫瘠半沙漠地区以放牧牛羊骆驼为生的贝都因人来说，要养活六口之家已很不容易，卡扎菲的父亲咬紧牙关、省吃俭用，不仅将儿子送去读书，还支持儿子的政治活动。卡扎菲在塞卜哈读中学时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开除学籍，他父亲便四处奔波，找关系托人情，才把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继续学习。卡扎菲永远忘不了父母的恩情。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和在军队服役期间，一有空就回家探望双亲，并给他们带回一个收音机。1969年9月1日，卡扎菲的父母亲就是通过这个收音机听到儿子的声音，了解到卡扎菲领导政变成功的消息。他们刚听到广播时面面相觑、瞠目结舌，听完广播后欣喜若狂，称赞儿子有出息。卡扎菲执政后，与父母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两位老人不习惯过城市生活，坚持住老家的帐篷。卡扎菲尊重他们的意见，不时派人把他们接到的黎波里住一段时间，并对他们的生活做了妥善安排。卡扎菲的母亲于1978年去世。他的父亲于1985年去世，享年90多岁。 卡扎菲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位妻子名叫法蒂赫，他的岳父是哈利德将军，是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也是卡扎菲的顶头上司。哈利德将军看中了卡扎菲，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卡扎菲与法蒂赫婚后不久便发动了“九·一”革命，很快宣布与法蒂赫离婚。卡扎菲提出离婚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因为这桩婚姻办得相当草率，他与来自旧制度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结合相当勉强；二是因为婚后夫妻感情不合。 卡扎菲的第二个妻子叫萨菲雅，他们的婚姻称得上是传奇式的结合。1969年卡扎菲掌权后，经常到各地视察。有一天，他在地方视察，感到腹部疼痛难忍，伴有高烧。警卫人员迅速把他送到当地的一所医院诊断治疗。值班医生诊断错误，但站在医生旁边的一位叫萨菲雅的女护士却大胆地发表意见说，卡扎菲患的是阑尾炎。后经反复检查，果然是阑尾炎，并据此进行了有效治疗。这次偶然的医院相遇成就了他们终生姻缘。萨菲雅说她对卡扎菲一见钟情，卡扎菲说萨菲雅给他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印象。萨菲雅肩披黑色的长发，有一双犀利敏锐的眼睛，思路聪敏，是一位引人注目并有些令人生畏的妇女。他们婚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共生育7个孩子，其中6个儿子。卡扎菲曾表示，希望他的6个儿子都成为医生，以便能为非洲的穷苦人民提供医疗服务。他对惟一的女儿特别宠爱，认为这个女儿也许有潜在的政治才能。他表示希望再要一个女儿，后来便领养了一个女儿汉娜，但不幸的是，不满3岁的汉娜在1986年4月15日的美国空袭中丧生。 长期以来，卡扎菲一直保持着他独特的生活习惯。他喜欢住帐篷、喝骆驼奶。即便到国外访问，如果条件允许，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也为他带上帐篷，并把几头母驼骆带上专机，天天为卡扎菲挤新鲜的骆驼奶。卡扎菲在利比亚国内帐篷住处很多，具体数字和地点绝对保密。随着条件的改善，卡扎菲的帐篷也都实现了现代化，成为贝都因传统和高度发达技术的奇异混合物。帐篷内有彩电、冰箱、录像机、组合音响等各种家电设备，还有金制地球仪、电话、手机、沙发、地毯，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起居设备应有尽有。帐篷一般都掩映在一排排树阴中，外表呈现橄榄色或淡褐色。有时，在帐篷外拴上两头骆驼，以便让卡扎菲听到骆驼的咆哮声，增加些锡尔特以南地区特有的生活气息。客人们对这种景象感到新奇，可借此消遣。 卡扎菲的衣着也有独特风格。平时，他喜欢穿传统的阿拉伯大袍，夏天穿白色长袍，这种长袍宽大透风，穿起来非常舒服。冬天，他有时戴上用呢子缝制的带有风帽的金色斗篷，起到御寒挡风的作用。有时，他穿着红绸衬衫和蜥蜴皮的拖鞋会见客人，显示出十足的现代派。他出席正式场合的衣饰相当考究，有时他穿着穗带的白色海军装，并佩戴几排奖章，显得威风凛凛；有时穿着一套别致的国家元首服，显得庄重大方；有时穿着装有复杂拉锁和纽扣的跳伞服，显得轻松浪漫。他自豪地说：“无论我穿何种服装，都会流行开来。” 有人开玩笑说，假如卡扎菲不是国家元首而去投考模特专业，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服装模特。的确，他身材修长，高高的个子，胖瘦适中，青少年时代练就了一副好体魄，他执政后，虽国事繁忙，但一直坚持体育锻炼。他有时散步，有时踢足球，有时打网球，有时到他的体操房锻炼身体。 “谜一样”的传奇 卡扎菲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他从小熟读《古兰经》，潜心钻研伊斯兰教义，并把它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卡扎菲说，我们是真主的仆人，是真主给了我们启示，我们的职责就是把这种启示教化给别人。他严格遵循戒斋、祈祷、朝觐、不喝酒等各项伊斯兰教规，并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他执政初期，曾只身闯进夜总会，把那些放荡不羁的舞女和妓女统统抓起来，关闭了意大利人开办的舞厅和赌场。他也曾威胁说要在利比亚严格执行伊斯兰教规，把那些犯罪分子处以砍手、鞭笞、用石头砸死等伊斯兰规定的刑律。1970年纳赛尔总统 在世时，卡扎菲到埃及访问，纳赛尔为他举行晚宴。宴会的主菜是地中海大虾。卡扎菲问，这是什么？是蝗虫吗？当他知道这是大虾，是一种类似鱼的海洋生物时，他说他不能吃鱼虾。他认为，按照伊斯兰教规规定，在屠宰生物时，一定要口诵“真主至上”，而这些鱼虾就这样简单地给弄死了，根本没有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仪式宰杀，所以他决不能吃。还有一次，卡扎菲到苏丹访问，苏丹总统尼迈里陪同他到苏丹南部参观访问。好客的主人特意为卡扎菲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由7—10岁的小女孩表演舞蹈。当卡扎菲看到这些小女孩袒胸露背地进行表演时，他立即站起来回宾馆，他说不能容忍这种亵渎伊斯兰教规的行为。 卡扎菲以当机立断的风格而著称，给人以风风火火的感觉。他心血来潮搞突然袭击式出访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有一次，他突然提出要马上到开罗去见纳赛尔总统，命令警卫人员和礼宾人员马上安排直升机。他的助手说，负责出访的卫队正在沙漠基地训练，一时赶不回来。卡扎菲坚持起飞，他没带警卫人员，爬上直升机，命令驾驶员立即起飞。当他的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时，纳赛尔总统才知道卡扎菲已经到了开罗。萨达特执政时，卡扎菲有一次突然光临开罗，正值萨达特在国外访问。萨达特闻讯后，只好中断访问回国接待这位不速之客。1973年9月正值伊斯兰斋月，卡扎菲到埃及访问。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萨达特总统与卡扎菲先在开罗会晤，然后于次日同去亚历山大。萨达特因要去演讲，没有到宾馆去接卡扎菲。卡扎菲在宾馆不见萨达特到来，于是便取消了与萨达特的会晤，第二天清晨不辞而别飞回了利比亚。 卡扎菲到国外的出访非常讲究排场，一是为显示威风，二是为加强安全保卫。2000年7月上旬，卡扎菲率庞大代表团出席在多哥首都洛美召开的第36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他经陆路前去开会，300辆汽车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卡扎菲与会前先访问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加纳等国，给这些国家的接待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一位加纳负责人说，我们对接待这样庞大的队伍感到为难，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设施安顿他们。如果卡扎菲乘专机出访，利方一般都安排两架专机同行。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时，就派了两架专机。至于卡扎菲在哪一架专机内，利方绝对保密，只有专机降落后才能知道利方的安排。 卡扎菲访华期间，与我多次聊天。有一次，他问我的业余生活如何安排。我告诉他，在业余时间看看书、看看电视、忙忙家务、陪孩子玩玩，有时与家人一起逛逛公园、逛逛市场，有时与朋友聚会，每天都坚持散步，锻炼身体。卡扎菲听后说我的业余生活太丰富多彩了，是个自由人，有充分的自由。他说很羡慕这种生活，因为他没有我那么自由。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他作为利比亚“九·一”革命领导人，责任太大，目标也大，太引人注目。在如此复杂的世界上，对他拥戴者有之，对他反对者有之，企图谋杀他的人也有之。因此，他的警卫人员对他的行动做出了种种限制规定，每次外出都是前呼后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有充分自由。 卡扎菲问我，有没有读过他的《绿皮书》，我说仅读过内容摘要，但不曾读过原著。他立即命随行人员拿来一套三册《绿皮书》，并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作为纪念，并希望我好好研究一下他的观点和论述。 卡扎菲结束访华前对我说，经过几天的接触，他喜欢我这位朋友，他邀请我作为他的私人朋友，到利比亚访问，到他的帐篷里做客，也到利比亚一些地方去看一看，增加对利比亚的了解。我对他的盛情表示感谢，认为这仅是一番客套话，并没有当作一回事。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利比亚驻华大使约见我国外交部有关副部长，专门谈有关我访问利比亚的事情。这位大使说，他受命转达卡扎菲的邀请，并就此事发来一份正式照会。外交部领导对此非常关心，批准我去利比亚访问。但因其他安排，我没能成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 人们常说，凡事有个缘分，1991年9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政务参赞，1992年初到任，使我有机会再次见到卡扎菲。1992年9月30日，我又一次见到卡扎菲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那天，利比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部突然通知中国大使馆，要我立即搭乘利方专机去锡尔特出席利比亚总人民大会特别会议，届时卡扎菲将向中国大使馆代表颁发勋章，以感谢中国对利比亚的支持，表彰中国在洛克比问题上所采取的正义立场。我登台领奖时，卡扎菲与我握手拥抱，并把勋章亲自挂在我胸前。当时整个会场显得非常热烈，与会者起立热烈鼓掌，欢声雷动，震耳欲聋。卡扎菲也很兴奋，讲了一些话，但听不清楚。在他给我佩戴勋章时，因靠得很近，我才听清楚他的话，他说见到我很高兴，感谢中国的支持。 卡扎菲虽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一再声称他不是总统或主席，但他一直作为元首执政。他是利比亚无可争辩的最高决策者，是绝对权威。我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成了珍贵的通行证和护身符。记得有几次，口岸海关坚持要开箱检查中国代表团和记者的托运物品甚至手提箱，我把自己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一亮，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有一次，有几位中国记者到利比亚采访，提出要见卡扎菲，利方总是打官腔，迟迟不予安排，记者们便安排其他采访活动。我想到了手中的法宝，找到有关负责人，把我与卡扎菲在北京的照片及卡扎菲亲自签名的《绿皮书》给他们看，他们立即安排中国记者见卡扎菲，乘利方专机到外地见到了卡扎菲。后来，有一位记者就这次采访大做文章，轰动一时，颇有社会效益。还有一次，我们去参观一处名胜古迹，但被挡在门外，让我们改日再来。我幸亏把我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带在身边，掏出了这张照片，果然灵得很，利方人员不仅立即放我们进去参观，还派了一位向导为我们解说。 我在利比亚工作了整整三年，曾在海边租下了一栋楼房作为住所和对外活动场所。每到傍晚，我喜欢到楼顶观赏景色，的黎波里港壮观的夜景和日落时美丽的晚霞令我陶醉。我面对着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注视着微风吹起的层层细浪，品味着阿拉伯人把地中海称为白中海的含意。我在楼顶上望着的黎波里城的万家灯火，忆起的黎波里旧城被称为红堡的历史记载。我把思绪从昔日又拉回到现实，自然想到了卡扎菲，迅速构思出一首诗，描绘卡扎菲时代的的黎波里，诗文如下： 白海红堡据要津， 防守国门劳军民。 饱经沧桑豪气在， 两镇被荡一城存。 沙漠引水倡首绿， 棕榈成行芳草茵。 赏心悦目落日霞， 海港夜景呈缤纷。 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读到这首诗，我就会回忆起利比亚和的黎波里，脑海中也就会展现出卡扎菲的身影。的确，这是位令人难忘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