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北大之父蔡元培》陈军
北大之父蔡元培





第一章　单身北上（1916）

　　　　《中华新报》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一日抵达北京，大风雪中，

　　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先生现暂住观菜园陈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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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民国五年的北京，这是个相对宁静的冬天。

　　连日的寒流挟带着百年不遇的风雪，呼啸着张开弥天的雪慢，掠过皇城侯门森严的朱墙碧瓦，扑向曲里拐弯的旧式建筑群。恍如一位威力无比的天神，肆虐地洗涤着尘世的污垢和喧闹。一切的欲念，一切的声响，包括不久前那幕在紫禁城草草收场的“登基”闹剧，都悄无声息地湮没在这片洁净的雪域里。我们这座久经劫难的古城，终于像一位疲惫的老人，趁着岁末的静谧，沉沉地打上一个长盹。

　　此刻，晨曦显得还很黯淡。白茫茫的前门外大街上，隐约可见一位长者的身影踽踽而行。这是一位肤色发黄，颧骨方正的外乡人，长着中等身材，在寒风中光着个脑袋，穿一身半新不旧的棉布长袍。厚厚的积雪中，他走得很慢，不时地呵口热气搓搓冻红了的手，打量一眼两旁略显生疏的街景。川流的人群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位面色和蔼相貌平平的外乡人，是一位刚从欧洲回来的大学者。更不会想到，他与这座城市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四年前，那位权势显赫风云一时的铁腕人物袁世凯，曾以迎接元首的礼遇，破例为他打开了大清帝皇出巡时通行的正阳门，欢迎这位南方临时政府派出的“迎袁专使”。

　　这真是清末民初晦暗岁月中一个难得亮丽的日子，北京车站和东交民巷为他那阵容强大的使团高搭起缤纷的彩棚，悬挂于大街两旁的五色旗，给倾城而出的市民带来了一线憧憬。历史有时真像一幕荒诞剧，那位妻妾成群，谋士如云，把玩各种政治势力得心应手，还费尽心机想过一回帝王瘾的洪宪皇帝，竟垮得比他那些准备登基后御用的瓷器和袁大洋还快。而他这位最终亮出不合作旗号，与几位总长一气辞职出走的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又因一纸电文踏上了归国的海轮，毅然只身北上。

　　今天，应该说是个喜忧交加的日子。1916年12月26日的阳光，暖暖地投在雪地上，映出淡淡的胭脂红。那位被北洋军人政权玩偶般几经摆设，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誓就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已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一路上，他的心却很沉，眉宇间弥漫出凝重的忧虑。这位与康、梁同时代的前清名翰林，这位对本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将产生巨大影响的先驱人物，尽管一生出任过无数重要职务，但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还是一股浓浓的书生气。那个戊戌变法失败后萦绕心头的教育之梦，一直是他这些年四处奔波，一次次出洋留学考察的精神动力。他要出长的将是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一座在军阀盘踞下的北京日趋颓败的衙门式旧学堂。光凭他单枪匹马地进去，能行

　　他终于按着朋友说的地址，摸到一家旅社门口。扶起眼镜看了看招牌，正是要找的中西旅馆，不禁吁了口长气。他起了个大早踏雪而来，就是想见一个人。此公虽不是贵胄名宦，却关系到这次出山的成败。他顾不上掸去肩头的寒霜，一把撩起门帘，兴冲冲地走了进去。

　　茶房见来者气度儒雅，是位忠厚长者，忙小心地过来侍候。他要找的客人姓陈，是陪同一位姓汪的朋友从上海来办事的。茶房陪他来到一扇紧闭的房门前，说客人夜里看戏睡晚了，还没起床呢。茶房有点殷勤，想去敲门，却被他用手势劝住 他只要了张木板凳，就心安理得地在门口坐了下来。

　　三个月前，他收到了驻法国公使馆转来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这位他当年的旧部，终于随着袁世凯的覆亡而再次出山。他俩可为情投意合，肝胆相照的老友。在唐绍仪内阁时，是他请范源廉做次长的。两人中他偏重理想，范君擅长事务，合作得非常默契。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大学？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小学。他却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大学。两人说完哑然失笑，一句话，就是从普通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得进行整顿。范君是在他辞职后继任教育总长的，他就职后曾郑重声明，凡蔡先生制定的教育宗旨悉当遵行，以所谓的“萧规曾随”，一时传为美谈。几年不见，他的电文仍充满着敬仰之情。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

　　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

　　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他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的。在他看来，随着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病恨而死，时局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位羽翼丰满，曾经用当年袁氏对付革命党人和清廷“两面威吓”的招法，逼迫主于交权的段祺瑞，自认为可以趁势登上总统宝座。没想到当时的北洋集团内部和西南护国军，以及南北方大大小小的山头，并没有完全把这位皖系首领放在眼里。出于无奈，他只得暂时推出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他原以为对方只是个傀儡和摆设，一开始就摆出了一副重兵在握颐指气使的派头。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这位在袁氏手中优柔寡断，言语谦卑的驯眼工具，也居然真的拉开了大总统的架式，向这位纵横捭阖的铁血总理过问起军国大事。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于化成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的总统府与国务院的冲突，被好事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府院之争”。1916年的夏天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季节，经过二十多天吵吵闹闹的较量，国会中的民主势力又暂时占了上风。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早已名存实亡的共和制好像又出现了一线曙光。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他，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他乘坐的法国邮船是11月8日抵达上海的。他带着一个多月的风尘携妻儿刚到惠中饭店，就听到一个惊人的噩耗。昔日同盟会的军事首领，四十三岁的黄兴黄克强已于八日前不幸病逝。他于翌日清晨匆匆赶往福开森路黄兴灵堂吊祭，也就是在他刚走进灵堂时，又一道急电传到了上海：西南护国军蔡锷将军于昨日辞世。上海的革命党人终于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接连几天里，他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以主丧友人的名义照料一切，接待包括黎元洪特使在内的中外人士。面对着神情黯淡，面容憔怀的中山先生，他突然意识到了肩头的责任。以前他聊以自慰的是，尽管孙先生一生挫折，屡战屡北，但凭借身边拥有宋教仁、黄兴这文武两大主将，再造共和的伟业还是充满着希望。在他眼里，宋教仁是继孙先生外，真正具有党魁才识的人。辛亥革命后，眼看着大总统宝座将拱手相让，许多人痛心疾首。宋教仁却冷静地说：

　　“先借他们玩几天，我会设法拿回来的。”

　　这位身材短小，留两撇细胡的“桃园渔父”果然不负众望。先是在国会中提倡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以架空袁氏权力。又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了同盟会，重建国民党。在上层四处游说，将许多共和党和统一党的要人拉入党内，使新组建的国民党很快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如今，将星纷纷陨落，幸存者的担子陡然加重。

　　关于这次北上，多数的朋友劝他不去就职。广西马君武尤其反对，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民国以来不知换了几任校长？如今胡仁源又当不下去 你去了如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也有少数朋友却说，正因为它的腐败，更应该去整顿。即使失败了，也算尽了心意。

　　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他来到中山先生的寓所。

　　客厅的落地窗外，飘来几片落叶，触动了他俩的愁思。以往与中山先生会晤，都是陈其美安排的。这位在上海租界和帮会势力中游刃有余，智勇双全的传奇人物，始终不忘他在邹容纪念塔落成仪式上的演讲。那还是十年前的旧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沉闷的夏日。他和蒋维乔等人作了充分准备，先在四马路工部局巡捕房接出了因《苏报》案囚禁三年的章太炎，当夜送他登上赴日本的邮船。又于四日后清晨，率中国教育会和中国公学的三十余名学生，在南市大码头乘船前往一个名华径的小镇。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那天在邹容墓前却声泪俱下，格外激动。陈其美说他就是被那次特别警策的演说感动了，才毅然回湖州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如果说宋教仁和黄兴在党务和军事问题上与孙先生还偶有龃龉的话，那么这位在光复沪杭之役中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的首任上海都督，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却始终是追随先生的忠实信徒。还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一个下午，孙先生眼看着辛亥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联想以前对袁氏的种种幻想，心有隐痛，也就弥足珍惜地向他讲述起当年陈在争夺都督一职时的胆魄和理智。

　　这真是民国史上一场罕见的较量，光复上海的有功之臣为了都督这个头衔争执不休，都到了拔枪相向的地步。一方是商团代表和起义军官，坚持说陈其美一进制造局就被拘禁了，仗是靠李英石指挥打胜的。另一方的同盟会党人却非推陈当都督不可。还亏得陈其美事先有安排，紧要关头靠刘福标高举手榴弹，大吼一声：“谁再敢反对大家同归于尽。”才勉强定局。如今，这位一生组织过无数暗杀，为革命党创建了稳固的上海根据地的杰出首领，终于在不久前神秘地消失了，如落叶随风远去。窗外下起迷濛的细雨，去年刚与孙先生结为伉俪的宋庆龄端上了茶水，又悄然离去。只见孙先生喟然长叹道：“天地不仁呵，灭我良士。”他是知道两人关系的，几个月前陈其美残遭暗杀后，孙先生曾在吊视时抚尸大恸，哀容令人心碎。

　　那天的夜雨下得天地透凉，孙先生沉湎于往事，如一座雕像，很久才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他仔细地听明了自己来意，仿佛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用他惯有的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

　　“北京的府院之争中，黎元洪虽暂时占了上风，但是在内阁和各省中，仍是旧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的天下。段祺瑞也马上就会组织反扑。所以从长远看，北方应该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去造就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真正人类大同社会才有的自由空气。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需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这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他从孙先生脸上那略显威仪的口髭，那双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慑人魂魄的浩然之气。他崇敬先生不光是他的坚毅，更是他的精神。先生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的大英雄，是那种横空出世般敢于孤军作战的大主角。每次见到先生，整个精神就会一下强健和自信起来。

　　临行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还发表了一位昔日朋友的诗，鼓励他北上就职。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九时光景，房门终于开了，出来两位先生。他的眼一亮，只见前面那位长着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嘴唇宽而有力，双目炯炯有神。只沉沉地朝他一瞥，就叫嚷起来。

　　“啊呀！是蔡先生吧？多年不见，失礼得很，快请进。”

　　“您是……仲甫先生？”

　　他感到有点纳闷，对方怎么会认识自己 他要找的这位客人是安徽人，原名乾生，字仲甫，现已改名独秀。这位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虽小自己十二岁，却在辛亥革命前后组建过岳王会，出任过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是位资深的老革命党人。听说现正在上海主持一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办得很有起色。

　　陈独秀真是个直性子，一把他请进门，未等寒暄先顾自开了口。

　　“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在上海参加暗杀团，研制过炸药 哈哈哈……”

　　记忆之门在这爽朗而充满力度的笑声中倏然洞开。那是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还是法租界的余庆里？1904年秋日的斜阳是那样地瑰丽和壮美。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里，刚从日本回国的何海樵，神色冷峻地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蔡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已到了决战时刻。我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考虑再三，立志从暴动和暗杀入手。杨笃生与我等六人已成立了暗杀团，我们拟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

　　这位当年他手下爱国学社的军体教员，正被一种狂热的激情燃烧得面色潮红。在几次的秉烛夜谈中，如一头焦躁不宁的困兽，时而激愤地起立，时而无奈地叹息。那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说：

　　“我们先在横滨设立了炸药制造所，秘密研制炸药，还订有严密的纪律，互相监督。这次回国，我们已在北京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妈的，这老贼婆居然深居简出，防备森严，始终不得下手，眼看着经费用完，只好先回上海再作打算。蔡师，凭着您的声望，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不知意下如何？”

　　面对着这位豹眼怒睁刚勇好死的聂政式人物，他那道貌温和的面容溢出了血色。他当时正因《苏报》案和爱国学社的部分学生与中国教育会的无为争执而心灰意冷。又读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党的书，对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充满着向往。教育救国的路，毕竟不如暗杀来得刺激和痛快。他毅然答应了一切，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激烈的行动。

　　他的镜片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好像又认出了旧时的街道，走进了那间充满殖民地风格的小屋。他声音喃喃地对陈独秀说：“真是有点奇怪呀，我们当年怎么会那样激动？”

　　是的，他们这些出生在清末的文人，从小面临着那么多的不平和痛苦。总感到身心特别地压抑，总觉得有一股格格不入的旧势力在与自己对峙。他们愤怒，他们忿忿不平，终于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嗬！加入暗杀团的仪式还真有点刺激，要像会党结社那样‘歃血盟誓’。记得那天我们跪在地上，面前供着黄帝的牌位和祭品。何海樵领着一句句宣读誓词，然后杀鸡，将血滴于酒中。再用刀划破无名指，把血和酒搅和在一起。最后每人痛饮三口，真是豪情奋发，胆气冲天呀！”

　　陈独秀的心里也掠过一阵暖流，沉浸在回忆中：

　　“记得你先发展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钟观光和俞子夷，他们很快把毒药给研制了出来。你却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又要他们研制固体粉末，后来进展不大。不久就转向试制炸药，当时也有个秘密组织，先后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刈。我是被章士钊叫来的，地点好像是设在一条冷僻的里弄，周围全是贴满招租条子的空屋。我们天天跟着杨笃生搞试验，你也常来商谈，可就是没记住我这安徽小老弟。”

　　蔡元培被对方一口浓浓的安庆方言惹笑 他有点喜欢上了这位爽直的汉子，觉得有了这层关系，今天的会谈就多了一份机缘。他稳稳地呷了一口茶房送来的茶水，说：

　　“其实我对先生心仪已久，记得还是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起过先生。你当时正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听说后来很艰苦，发起人都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最后全凭你一人支撑了好几个月。我是深知一人支撑一份报纸是什么滋味的，所以对先生的精神十分佩服。昨天在和汤尔和闲聊时，还提起这件事呢。”

　　陈独秀一听此言，才想起身边的另一位客人，忙向他引荐。

　　“讲起办报，这些年来，全凭孟邹兄为我撑腰呢！”

　　说起江孟邹，蔡元培是知道的。这位上海滩的报界闻人，瘦长的身上套一件银狐皮褂，腰间环佩丁当，举手投足问，一股名士派头。他与独秀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密友，两人已记不清相识于何处。但有几件事，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那还是在1903年的夏天，章士钊几经奔波终于筹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替代刚被查封的《苏报》。那时他也在上海，有一天听章士钊说，当时名义上有几位撰稿人，实际上真正帮他搞编务的主要靠陈独秀。两人蛰居在昌寿里的一间偏楼上，对掌辞笔，足不出户，起居无常，经常是彻夜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休息。一日晨起，章士钊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抬头望去，只见蓬头垢面的独秀那身从未换洗的黑衣上，正布满密如繁星的白物，忙骇然相问：

　　“仲甫，此何物耶？”

　　想不到对方竟浑然不觉，徐徐自视后坦然笑道：“虱耳。”

　　三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杨怀大笑。屋内气氛融洽了许多，汪孟邹谈兴正浓，又接着往下说：

　　“讲到办《安徽俗话报》，我最知仲甫的辛苦。当时我在芜湖，一日，见有位剪了辫子披着长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科学图书社找我，说是要来办报纸。我见他才二十多岁，就试探着说，这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呢。想不到他听后挺认真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编好后要先寄上海，待印好了再寄回。每当报纸来时，真够他一人忙的。从分发、卷封到邮寄，他居然都默默地干了下来。嗨！当时的仲甫，真是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一次我推门走进他的小屋，只见墙上挂着他书写的巨幅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有如此气吞山河豪气的人，何惧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也。”

　　陈独秀自嘲地笑了：“孟邹见对小弟如此厚爱，所以我办《新青年》，自然要请您做后台喽。”

　　汪孟邹会意地点点头，又想起一桩往事。他这亚东图书馆能有今天，还亏得独秀当年的提醒。柏文蔚任都督后，他和许多朋友都来找陈独秀，觉得该出来做点事 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最好去宣城。有的说，还不如拿一个税局痛快。当时那种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双牛眼嚷道：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 马上会变的。回去，都给我回去。这样吧，我找个朋友说说，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时局的发展果然证实了陈独秀的眼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政府很快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干脆连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不要 这对陈独秀刺激很大，一天，他神情沮丧地跑来喝酒。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现阶段进行政治革命已没有任何意义。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想让亚东图书馆为他办一份刊物，借着酒力还胸有成竹地表示：

　　“只要给我几年时间，这份刊物一定会名扬天下的。”

　　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又承担了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已无财力再办刊物。出于无奈，汪孟邹只得去找同业老友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最后请他们的群益书社承办了《青年杂志》。不久，陈子寿因刊物名称与《上海青年》有些雷同，又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摸不清蔡元培的来意，闲聊了一会儿，便问道：

　　“外边传闻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知何日上任？”

　　“我正是为此事来求助先生呢。”蔡元培见话题已经点破，眉宇间露出一丝喜悦。

　　“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谈起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不愧为青年导师，担任此职最是合适。刊物我都看了，确实办得好。我想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这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

　　陈独秀没有料到蔡元培会提出这个要求，由于仓猝无备，只能先委婉地谢绝。

　　“真是十分感谢先生的厚爱呵，可是，鄙人杂务缠身，上海的杂志又一时无人接手……”

　　“这样吧，干脆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就放在北大校园里办。我会全力支持先生的……”

　　他的镜片里闪烁出一种执着而慈爱的目光。

　　陈独秀很快地被这目光感动了，因他从这里看到了一位宽厚长者的情怀。他早已听说过对方的许多轶闻，最令人扼腕的还是那件丧子筹款的事。那还是1903年的秋天吧，南洋公学的学生因“墨水瓶”事件得罪了校方，抗争无效，集体退学。身为特班教师的蔡先生自然同情学生，也一气辞职。为了安置好学生，先生历经艰难创办起爱国学社。苦于经费短缺，又不得不四处奔波。他因忙于办学，很少过问家事。一次，好不容易与友人谈妥一笔借款，正要乘船前去南京。家人哭哭啼啼赶来码头，说长公子已生病气绝。他虽悲痛欲绝，但想想学校正急等着款子开支，还是横下心挥泪而去。三天后，他携六千现款赶回家门，人已形如枯槁。一见爱子亡容，便昏厥过去。

　　虽然陈独秀崇敬这种精神，也相信这位领袖群伦的长者的办学能力，但还是下不了应聘的决心。这件事毕竟太突然了，他想起了一个人，挺郑重地说：

　　“蔡先生，我向您推荐一个人，胡适之博士。此人比我强，又马上要从美国回国了，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对于求贤若渴的蔡元培，胡适之他自然喜欢。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先生的高足，正热衷于做白话诗，与他的留美好友梅觐庄和任叔水笔战。他已在《新青年》上拜读了那篇《寄陈独秀》的著名长信，对他的“文学革命”口号赞叹不已。最近，又从另一篇文章里听到了他来自大洋彼岸的呐喊：一个国家与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这位文风犀利的青年学者如能加盟北大，将会给这座死水一潭的学院很大震动。但对于陈独秀，他更不愿轻易放过。他已隐隐觉得主长北大后，将会与旧势力进行一场艰苦较量。他需要一批胡适这样的急先锋，更需要陈独秀那样叱咤风云的主将。

　　他因马上要去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一次演讲，只能先起身告辞。他已下定了三顾茅庐的决心，临别前，又意味深长地瞥了陈独秀一眼。

　　“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2

　　沿着景山往东不远，隐约可见一片颇为宽绰的殿屋式建筑群，这就是当年的和嘉公主府。

　　和嘉公主是乾隆帝纯惠皇贵妃苏氏的四女儿，生于乾隆十年冬月，乾隆二十五年，以十六岁的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皇恩浩荡，赐第在马神庙路北。马神庙原是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改为皇家府第后，因这位公主红颜薄命，仅二十三岁就香消玉殒，庭院也由此渐趋荒芜。“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急待开学，清廷下诏，拨此地的空闲府第做了校址。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大学，先不说环境，离帝城仅一步之遥。倘若在夏日，往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会顺着紫禁城根，一直开人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之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还是景山前的朝房和宫殿？在烟雨迷濛中远眺金碧辉煌的皇城景色，也确实令人神思恍惚，浮想联翩。

　　也不说建筑，府院留痕里似乎处处弥漫出一股“乾隆气”。这座昔日的皇家庭院，当初还是很有些气派的。坐北朝南的清式门庭前，守着两只威猛的石狮子。府第四周全用巨型古砖垒成高达四米的围墙，东西四十丈，南北六十丈。头门前上方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历年夏天学生投考，录取的红榜总是张贴在门外的。进门有一荷池，立一石柱刻有篆文的日晷，也可见一合人环抱的古槐在风中摇曳出苍凉。后面是五间公主府正殿，上面藻井依然，明柱朱漆斑剥，一派皇家旧气，开办时先做了大讲堂。大讲堂后，东、北、西三面都有房，西侧耳房，成了后来许多名教授讲课前的休息处。北房高大考究，辛亥后做了国立北京大学的宴会厅。最令古建筑学家叹息的，还是后排两层砖木旧房子，俗称公主楼，开办时凑合著做了藏书楼。遇见这样的楼，好像有幸撞见了《红楼梦》里贾蓉借玻璃炕屏时，凤姐叫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在老北京也是仅剩几处 西路后部几进大屋，原为公主居住之所。虽枝干犹存，已由清爽变为杂乱，成了学校的办公处。

　　这座全国的最高学府，自1898年开办于今，校址已从四公主府，扩展到汉花园、松公府。今年九月，校方又终于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筹建后来将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但影响中国进程的新旧两股势力，围绕着如何办学的较量，却始终没有松过劲。

　　先是那位羸弱而好幻想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下令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他是想为推行他的新政办一所新型大学，还请来了名噪一时的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这是个与历朝太学和书院完全不同的章程，规定了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提出了一整套中西并用的办学方针。光绪还任命了曾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政治上倾向维新的孙家鼎为首任管学大臣。当时真可谓人才济济，中学总教习为嘉兴人氏许景澄，这位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外交官，出使过法、德、意、奥、荷、俄等国，颇长于经世之学。西学总教习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随他掌教的还有一批欧美来华的传教者，著名的有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当时的朝廷还规定开办经费为白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

　　但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四年的八月六日，西太后发动了政变。马上下令恢复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新派的新政措施几乎全被取消，惟京师大学堂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西太后自有她的打算，自汉武帝元朔五年设立太学后，从魏晋到明清，一直以国子监相沿袭，她要让大学堂回到祖宗开创的老路上去，先是借八国联军进京，以“主和”的罪名杀了锐意革新的许景澄。又在1903年重新修订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使大学堂完全成了旧式书院。当时的学生多数出身于贵族官僚门第，讲授经史的也多为翰林院腐儒和政府官吏。学生入学堂是为了找“恩师”做靠山，谋求升官之道。被传为轶闻的是进士馆里每个学生几乎都有听差伺候，上课铃一响，得先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据说当时的体育课，有些教员叫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什么：“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的一百零四名学生毕业了，他们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的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种。最优等和优等者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分等授以官职。虽授有官职，因为是师范毕业，还要尽满五年的教席义务，才能候补。至于何时能补上，又要轮班子，找门路，真是遥遥无期。难怪当时有个学生，为一位早逝的同学写下这样的挽联：“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为死者也为自己的功名未就喟叹不息。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一度主持教育部。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向总统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根据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废去了忠君、尊孔等信条，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取消了经学科。但袁世凯为了加快复辟帝制，一面干方百计摧残北大，曾先后两次以经费不足提出停办北大；一面又拼命拉拢师生，在去年的下半年，竟要封北大校长和教授为所谓的“中大夫”和“下大夫”，遭到了胡仁源和教授们的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准备举行“登极”大典时，北大师生群起反对，最轰动者为文科教授马叙伦的挂冠而去，在京城一时传为美谈。

　　如今，面对这动荡不宁的政局，这座古老的校园终于渐呈衰相。北大好像有些老了，不仅房子老、工友老，连历任校长坐的汽车也老得快走不动 白天，教师中不少人是靠印旧讲义混日子的。学生中有钱的就整夜地吃花酒，捧名角，打麻将，对读书兴趣不大。都说要看北大人的散漫，只要去学生宿舍。不说别的，一走进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光看那布局就令人咋舌。有的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一隔为二，各走各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的还要绝，像演话剧似的，纵横交错地挂了许多长短高低的白布幔，将房子隔成一块块互不干涉的独立单元。同一宿舍的人在走廊上相遇，也互不招呼。好像各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只是与意气相投者交往。

　　傍晚时分，天上又飘起了雪花。寒冷的冬夜降临了，范文澜刚从图书馆借书回来，微颤着掸去蓝布长衫上的雪花，走进了宿舍。这是间不大的房子，白布单中悬，正好隔出两个狭窄的空间。他刚进门，就被一阵刺耳的喧闹震住

　　“张公子，俗话说玩遍‘水、陆、空’，做人才不空。昨夜里你把白云庵里的空门女子都做了，真是艳福不浅哟。”

　　范文澜的眉宇皱紧了，像吞进只苍蝇，只觉得一阵恶心。这位张治秋仗着是徐树铮的远房外甥，平时张狂得很。还与几位臭气相投的富家弟子搞了个“探艳团”，整夜在八大胡同里与妓女鬼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院一堂’为八大胡同主顾”的说法。“两院”说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里的那帮老爷，“一堂”就是指昔日的京师大学堂里，他们这批公子哥儿。

　　白布床单上映出个瘦猴的嘴脸，耳边又传来那个细声细气的娘娘腔。

　　“玩一般女子已看不出弟兄们的手段，听说云南的蔡锷已死，他留下的那位绝色美人么，嘿嘿……”

　　“你是说小凤仙？”

　　“哈！哈！哈！”

　　范文澜再也待不住了，他重重地一摔门，顾自掉头就走。这真是北大建校以来的耻辱，这位徐佩铣身为英文教员，不能为人师表，却被那帮人捧成了什么“探艳团”的团长。学校里的许多丑闻，都是由他出谋划策的。

　　范文澜是三年前靠叔父资助，考进北大国学门的。他出生在古越绍兴的书香门第里，父亲范寿钟，知书达理，通古博今，其诗文在江浙一带名噪一时，并以悬壶济世的医术著称乡里。追溯其渊源，可至宋代的范仲淹，至今在锦鳞桥的范家台门上方，还悬有“清白世家”的匾方。

　　他迎着漫天的风雪走进校园，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遥想当年住在这里的人，每月只领四两学银的清苦岁月，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耿耿不平的愤憾。当时的学校曾有规定，学生有事想和校长接洽，必须写呈文，由校长批示后，再贴在告示牌上。书生意气的他，曾几次给胡仁源写过呈文，呼吁应从整顿校风开始，清除败类，均石沉大海。

　　他终于在寒风中哆嗦着冻僵的手脚，无奈地返回宿舍楼，走进傅斯年和顾颉刚的房间。这是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傅斯年小他三岁，长着一张胖胖的娃娃脸，却一样好激动，爱打抱不平。这位山东聊城人氏，字孟真，为国学门章太炎大弟子黄侃教授的得意门生，因与其先生过从甚密，被他俩戏称为“黄门侍郎”。顾颉刚呢，与他同年，也许是来自苏州的缘故，清癯的脸上架着副斯文的眼镜片，为哲学门硕儒陈汉章、崔适的高足。他从小读书不肯盲从，尤喜在书上批抹。传闻八岁时就能以《四书》和祖父讲述的远古神话，串联成一篇《小史》。这是位典型的江南才子，平生有两大怪癖，一是嗜观京戏，二是雅好著书。自前年冬月作《寒假读书记》始，每夜闭门谢客，已写了厚厚一大摞文稿。近年又一头钻进故纸堆，不分昼夜地撰写《清代著述考》，居然已成稿了洋洋二十册。

　　范文澜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一吐积郁心头的怨气。

　　他俩正好在谈学校里的事，傅斯年今天特别冷静，好像已与顾颉刚商量出什么对策。只见他稳稳一笑，说：

　　“听说蔡元培要来当校长了，他好像也是绍兴人吧？”

　　范文澜的眼倏然一亮。

　　“我看是否由我们三人联名给蔡先生写一份呈文，谈谈学校的事。给他来个先入为主，也顺便探探他的态度。只是这位校长大人还没上任，该通过什么门道才能送上去 ”

　　范文澜的心里冒出了一个人，他突然想好了对策，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嘴角露出神秘的笑容。

　　“这事就由我包 只是肚皮已饿得咕咕直叫，得先去喂饱肚子，夜里才好干活哟。”

　　傅斯年应声而起，他块头长得大，饿不起。顾颔刚却瞟了眼桌上早已备好的冷馒头，又一头钻进了故纸堆。

　　两人朝校门外的小饭铺逶迤而去。自从大学堂开办以来，马神庙附近的沙滩一带，早成了市井闹肆。许多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掌柜们凭着多年的耳濡目染，对学校的逸闻轶事了如指掌。他们喜欢结交名教授，尤其是脾性乖戾的。喜欢在新生面前摆谱，像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倚老卖者。什么八国联军占领大学堂时的情景呀，许景澄临刑前拿出四十万两银子的存折呀，还有当年教授的薪水，寄宿生的伙食费，众名流的电话和住址，历任校长的风流逸事。诸如此类琐碎的传闻，全成了他们与北大人交往的资本和生意手段。也为许多爱写花边新闻的小报记者和野史作家提供了风流潇洒的故事佐料。每当夜幕降临，许多名流都爱来这儿喝几盅，趁兴海阔天空地闲扯一通。学士居就是其中最受师生青睐的一家小饭铺，范文澜知道他要找的人准在那里。

　　学士居的掌柜姓张，河北人，在沙滩一带也算老字号 这家饭铺不大，却有几手绝活儿。一是掌柜的陪喝，都说北大怪人多，张掌柜的眼神也腻怪得很。一眼瞅准了谁，就把康熙酒壶往你面前一放，也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一桌的酒钱就上了他的账。当年的张亨嘉、严复，以后的林琴南、辜鸿铭，都是他向人炫耀的话题。据说林琴南就是从这儿听说了管学大臣许景澄慷慨就义的故事，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小说《剑腥录》。

　　二是堂倌的鸣堂绝。你别小看这跑堂儿的，俗话说“饭庄分两半，跑堂与红案。”你瞧，一个好堂倌顶得上饭馆的半个买卖啦。这个行当要的是心快、眼快、手脚快，嘴得会说话，能言善哄，不让吃主空着肚子走，非得把兜儿里的钱掏出来不算完。这里的堂倌会来事，懂得礼节也多，尤其是那鸣堂叫菜和口念唱账的功夫，在沙滩一带独领风骚。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大呢，一见食客上门，先要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接引，叫引客呜堂。客人入坐，送上茶水、手巾把儿，如有小孩还得送上玩具。一只手在本来很干净的桌面上殷勤地擦拭，一面以鸣代步地把客人订下的菜单一一唱付给后灶的红案厨师，这叫介绍鸣堂。厨师将菜烧好，又用吆喝鸣堂唤堂倌前来端菜。在鸣唱中要说清上菜的顺序，摆放的要求。如鱼头冲主客，鸡头不呈女宾等等。还得说明是“单上”，还是“双上”和“分上”。如是香酥鸡，将蘸料放在主菜旁为单上。要是拔丝山药，同时上一碗涮筷清水为分上。碰上了浇汁锅巴，将炸好的锅巴与浇汁分上到桌面再合在一起为双上。最为精彩的还是结算鸣堂。算账时，只见那店小二当着客人的面，不用算盘不用笔，先悠悠地唱菜名、菜碟尺寸，再唱酒水、主食和汤，都逐一报出价钱。还要把顾客的钱和找头也一并唱出，这叫心明眼亮，让顾客、厨师和钱柜都觉得无暗送人情之嫌。学士居凭借这些天下一等的堂倌，还愁没生意？

　　此刻，一位年轻的堂倌见来的是两位常客，也不用范文澜开口，就顾自鸣唱起来。

　　“二位爷里边请，来拌凉皮一道七寸，拉薄剁窄双份芥菜，神面两碗，多搭两扣走细条……”

　　这是穷学生的吃法，多是来碗面添一道下酒菜。范文澜一进门，就见戴着黑边眼镜，理着平头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端坐在酒桌上，一旁陪着的正是张掌柜。

　　他心中一阵窃喜。这位钱玄同，虽是浙江吴兴人，也可算半个绍兴老乡。尤其与蔡元培，有非同一般的世谊之交。那还是前清的旧事，绍兴乃宋明理学史上蕺山学派的发祥地，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刘宗周和弟子黄宗羲、祁彪佳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光绪年间，这一带书院林立，钱玄同的父亲钱骞仙，就在此执掌过著名的龙山书院。这是一位博学方正的学者，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与隐居西湖孤山的朴学大师俞曲园，还有绍兴名流徐树兰都是至交。蔡元培是十二岁拜王子庄为师的。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也是钱山长的朋友。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源流，专攻制艺闻名遐迩。蔡元培以后就是凭借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据传他二十一岁中举时，房官为缙云县人宦汝梅，阅卷后一口断定必是老儒久困考场者所为。最可笑的还是坊间刻印的怪人股特刊，名《通雅集》的，还将他的文章作为压卷之作供应试者仿效。蔡元培在求学期间，就多次拿文章请教过钱骞仙。钱对其怪僻生涩的文风竟大为欣赏。

　　这还是远的，再说近的。熟悉蔡元培的人都知道，真正帮他学养大进的还是徐树兰。绍兴徐氏乃山阴望族，徐树兰又是光绪二年举人。先任兵部郎中，后做知府，因母病返里多年。也许是他早已过足了四品官瘾，再也不愿出仕。平生最爱购书、刻书、藏书，家筑“铸学斋”书房，至光绪十二年时已藏书四万余卷。蔡元培因家道衰落，十八岁那年听说徐氏要为其侄徐维则找一位伴读，就由好友田宝棋介绍进了徐府。一去就是四年，这四年的寒窗苦读，以他的静气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不但帮徐树兰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使耗费徐氏心血的私人藏书楼条分缕析，初具了雏形，还于光绪皇帝完婚的1889年，领着伴读的徐维则赴杭州一起中了举。

　　徐树兰是在1902年创办古越藏书楼的。这座耗银三万多两，位于绍兴西鲤鱼桥西首的建筑占地一亩六分。门额嵌五字砖雕，楼舍三间四进，第一进为大厅，是一个可容纳六十人的阅览厅。正中悬“育芬堂”三字匾额，柱上有抱联，其中一副为青年翰林蔡元培所撰。联曰：

　　“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

　　楼舍建成后，徐树兰捐书七万卷及标本、报章不等。书柜。书箱，全用珍贵木料精制而成。正待开放时，徐树兰忽然病危。好在他生前已写好《古越藏书楼章程》及给府、县呈文，并要求儿辈每年捐款一千元。徐氏儿辈，烙守遗命，通告乡绅父老，一切照章办事。当时因钱玄同曾在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长子徐元到和次子徐尔谷看他年少好学，便做主将一个女儿许配与他。钱有三子，那位钱三强就是生在绍兴的。

　　蔡元培很重情义，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思公的孙女婿。外间传闻他当教育总长时，许寿裳向他推荐了周树人，他曾暗示许，去把钱玄同也一齐请来共事。

　　钱玄同见是范文澜，便热情地招呼入座。范文澜张开笑脸应声而去，傅斯年却有点尴尬地愣住 他见屋角昏暗的灯光下，先生黄侃正与陈汉章在一起喝酒。先生的脸有些冷，还不时朝高谈阔论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瞥去几道鄙视的白眼。他正在犹豫，见老师召唤他，忙应声而去。

　　黄侃的不满也是有些道理的，那边的风头也出得太过 先不说钱玄同，他和黄侃同为章门弟子，如钱玄同不来北大为沈兼士代课，不在《新青年》和讲台上标新立异大放厥词，两人的私谊应没有问题。黄侃最看不惯的还是刘半农，一副鸳鸯蝴蝶派风流才子的派头。不说别的，光看那身打扮就像个上海滩头的花花公子。大老冷的冬天，狐皮大衣里居然着一身霞色绸袍，四边如出炉之银，一摆动就熠熠放彩。鞋子据说还是鱼皮做的，人在街上走，鞋面上闪着如鳞的花纹。整个儿的做派就像个唱戏的优伶，透出股轻浮气。还记得当年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在酒后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

　　“沈尹默的字不行，苏曼殊的文字不行，刘半农么，底气更不行。”

　　虽然一晃十多年，三人都已名声鹊起。但对一生凭借扎硬寨、打死仗风格治学的黄侃来说，你刘半农有何资格来北大门前摆谱

　　还有这位势利眼的张掌柜，前几个月还叫堂倌拿着大红帖子请他喝酒，听他吹“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宏论。今天却捧上了这位专爱胡言乱语出风头的钱师弟，还称他为北大第一有绝学的怪杰。理由是听说钱玄同上课只管传道授业解惑，一概拒绝为学生阅卷。

　　这世道真变得像这陈酒一样混 黄侃憋着股闷气，斟满酒，仰脖一口喝了下去。

　　那边的钱玄同正谈兴甚浓。

　　“这些天传闻最盛的就是蔡孑民来北大的事。今天我去拜访仲甫先生，他说蔡先生已是三顾茅庐请他了，还要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大。大谈了一通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思路，公开表示支持新文学，反对旧道学。仲甫已被他说通了，还要我帮助找些新派朋友来呢。我觉得在当今中国，蔡先生有当之无愧的三个第一。他主长北大，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

　　“何为三个第一？”

　　见刘半农和张掌柜都竖起了耳朵，钱玄同稳稳地举起酒杯，抿了一口。

　　“有清一代，视翰林院为‘金马玉堂’，还没听说过哪一个翰林公开抛弃过荣华富贵，走向朝廷对立面的。有之，惟蔡一人而已。时在1904年，先与陶成章组织光复会，又在上海参加同盟会。有人问蔡：反清之意决于何时？曰：始于戊戌变法，决于《辛丑条约》之签订。以后又与太炎先生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在满清末年，为翰林造反之第一人！”

　　“说得好！”

　　“蔡先生是1907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西学的。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跃出儒家体系而求知异域，为新政府中科举出身第一人！至于第三点么，全凭我的预感。你们想想，蔡既掌北大，思想必不立崖岸，汇纳百川，兼收并蓄。要知大学校长例由部聘，一锤定音，六百大洋一月，是个不小的官呢。蔡先生却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当校长不是做官，视到手权力如敝展。我想下一步集百家之言为准绳，开未来民主之先河者必为蔡先生，亦为中国之第一人！”

　　同桌三人齐声喝彩，声震屋瓦，范文澜痛饮了一盅酒，多日的不平之气荡然无存。他心有暖意地瞅了眼钱玄同，觉得这呈文由他转送算是找对了人。

　　那边的黄侃却被这声浪恼得拍案而去。最可怜的还是傅斯年，没吃上一口好饭，又慑于老师的火爆脾气，只得讪汕地饿着肚皮跟了出去。屋角剩下了陈汉章，还在顾影自怜地喝着酒。

　　钱玄同见黄侃为此撤席，放声大笑。

　　钱玄同比黄侃只小一岁，为1887年生人。虽出身书香，却性格狂放。少年时就毅然剪发，表示“义不帝清”。他是在1906年进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与反清亡命日本的黄侃，先后随章太炎入了同盟会。当时的日本，真可谓革命者的大本营。章太炎出任同盟会喉舌《民报》主编时，留日学生号称八千之众。他是青年学子心中除孙中山外，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儒侠。先是与孙中山、黄兴一起，通宵达旦地用热血豪情起草了《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等十四个纲领性文件，奠定了同盟会的行动方策。又以大无畏的气概，以《民报》为阵地，向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起了长达数年的论战，使革命党的舆论在东京重执牛耳。

　　他那种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独行独往，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政坛与学界的豪迈侠气，如磁铁般吸引了无数青年的心。章门多狂猖之士，不但狂还疯。他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就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疯话自白。他也由此得了个“章疯子”的雅号。

　　那天的场面听者如云，人声似潮。他演讲时穿一身黑衣，像头久被囚禁刚挣脱铁镣的怪枭，不可一世地兀立在东瀛的海国天穹之下。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绝不能断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黄侃和钱玄同就是他的两位颇具水准的得意门生。钱玄同喝了酒，又气走了这位大师兄，还消受着张掌柜的恭维，不禁得意起来。他的眼神闪闪发亮，又开始摆起了龙门阵。

　　“太炎先生讲课的风韵呵，真是终生难忘。那还是八年前的一个上午，在日本他的一间八席的房子里，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了一件长背心，留着点泥鳅须，学生围在边上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先生对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庄谐杂出，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同家人朋友一样。每次都是从八点开始讲到正午，四个小时里从不休息。学生八人中有我、周氏兄弟、许寿裳、钱家治、朱希祖、朱宗莱和后来做了先生女婿的龚宝铨。黄侃这湖北佬运气好，先单独入了师门。此公后来做过一首诗，说他是‘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他当年倒曾是一位意气奋发的革命党，还是遭通缉逃来日本的，不像今日这般迂腐。不过先生后来对我评价也不错，他在宣统二年写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有一段话。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犹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他说到这里，有点醉 被刘半农和范文澜架着尽兴而去。

　　屋角只剩下一位老人，还在顾自品味这寒夜的孤寂。这倒是位真正的怪人，怪就怪在当年不当教授做学生上。陈汉章为浙江象山人。他是清末的一位名举人，以博学著称，京师大学堂是慕名前去请他教书的。这大约是1907年的光景，朝廷刚废了科举，他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可称洋翰林，为博得一个翰林头衔，竟决定不就教席而当学生。他当时已四十多了，见马神庙四公主府的藏书楼里古籍很多，一头钻进去就是六年。于民国三年以甲等第一名毕业，虽翰林没有当上，却成了首屈一指的朴学权威。

　　他有自己的精神天地，对刚才章门弟子的龃龉自然不感兴趣，那是年轻人的事。再说章太炎治学也太重门户，他的弟子先后进入北大的还有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等，据被误作门徒的沈尹默讲，章门弟子虽分三派，但涌入北大后，对严复手下旧人采取一致立场。对当年吴汝纶留下的桐城派更是一律呵斥，认为那些老朽们应该让位了，大学堂的讲台应由他们来占领 在这座昔日的皇家庭园里，他见的改朝换代也实在太多 其间有牵涉政治潮流的，也有涉及宗派纠葛的，远非“新旧”二字所能说得清。

　　他对黄侃还是很有好感的，这是章门弟子中少数个性捐介，却治学严谨的人。当然还有朱希祖，也是章门龙象之一。他主讲的中国文学史，板书流利工整，极得学生好评。只是一口海盐腔，除浙北籍的桃李外，要想领会也实非易事。如黑板上明明写的是“孔子的现世思想”，从他口中读来就成了“厌世”，诸如此类的笑话，屡见不鲜。

　　还有蔡元培，他也是心说诚服的。不仅因为道貌温和，主要还在于他是位真正的读书人。不说别的，就凭他四十多岁几番出洋留学的精神，就该相信他来执掌北大的诚意。他又想起了一件往事，喟叹一声垂下花白的脑袋。

　　真是斯文扫地呵！那是寒假前不久的事，上午一进教室，就见一位阔少爷，横坐在最前排。旁边还跟着位听差，忙上忙下地一口一声：

　　“少爷请用茶，少爷请吸烟。”

　　他认识此人，父亲是奉系小军阀，已借故在家休学了一年，不知何以又冒了出来。也许是在家乡听惯了堂会，把他也当戏子耍 他是硬着头皮走上讲台的，可还没讲几句，就见那听差旁若无人地窜了进来，猴急地咋呼道：

　　“少爷，打听明白 法学门今天上课的是司法部的江老爷，快换场子吧。”

　　教室里哄堂大笑，他也随之挥袖而去。

　　他醉眼矇眬地抬起头，凝视着不远处那座混乱不堪又耗费了他生命年华的校园。他是多么渴望能有一天，再漫步在一座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宏论，或者远眺北河沿垂柳下书人的窃窃私语。至于那种遥远的“太学”传统，那种书院里的真精神，还有那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的无尚权威，当然更令人痴迷和神往。当然他也知道，那毕竟太虚渺了，只能永远地留在梦中咀嚼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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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北京人讲究过旧历年，但每当新年临近时，人们的心里还是会溢出一丝憋不住的欢悦。毕竟一年的辛劳和污秽，将随着夜空迎春的爆竹，声声远去。

　　而对于这座位于东厂胡同与翠花胡同之间的黎宅主人来说，今年的元旦更有一番喜庆的理由。黎元洪今日一早就起来了，洗漱完毕，在卫士的侍候下穿上特意定做的貂皮大衣，就与家眷一起去膳房用餐。天刚放亮，便随总统府浩浩荡荡的车队离开了居仁堂。

　　他是在初秋时搬进中南海的，并按袁世凯的旧例，以怀仁堂为总统办公之地，居仁堂为居住之所。一晃数月，整日地公务缠身，还真没顾得上回过东厂胡同。

　　当他的车队在警察开道下，缓缓驶进王府井大街北端时，眼睛不禁一亮。只见黎家大院的灰色高墙已修缮一新，侍卫长正带着管家仆役在挂满灯笼的大门口夹道欢迎。他的兴致来了，两撇八字胡随张开的菩萨脸微微耸动。望着不远处那块“黎大德堂界址”的石碑，心里倒真有点感激起袁世凯当年的苦心

　　记得三年前，他被老袁设计骗来京城后，就被请进了慈禧囚禁光绪的南海瀛台。表面上他是袁氏的参政院院长，生活上有求必应。实际上形如囚徒，其住处被人戏称为“北京第一模范监狱”。虽然他不是革命党，但毕竟是以辛亥首义元勋身份发迹的，在帝制的问题上，自然持否定立场。但苦于虎离深山，别无他计，经谋士提醒，灵机一动，以夫人有病为理由，天天找老袁要求搬出瀛台，并以辞去参政院长和参谋总长为要挟。袁世凯敷衍不过，总算答应了辞职要求，为了拉拢他，又让长子袁克定花十万大洋买下这套住宅送给了他。

　　这真是一座颇有来历的官宅。黎元洪一步入大门，就觉得神清气爽，分外亲切。又看见了高大的围廊上，那典雅的图案，与宫城的红墙廊柱相比，别有一番景象。他情切切地来到院子东南的花园，只见古朴的八角亭下，山石精致，藤木盎然。也不知历代主人种下了多少奇花异草，园子虽丘壑不多，却很宏敞。他是在去年下半年乔迁新居的，人未进门，就听说了这儿在清代曾两度做过“相府”。先是大学士瑞麟居住此处，以后荣禄又成了这里的主子。据说沈桂芳在京任军机和总理大臣时。也常在瑞麟家居住。这座在道光咸丰年间被称为“余园”的官宅，虽也曾显赫过，但真正热闹起来，还是他来了以后。

　　当他在前呼后拥中走进东花厅时，眼前又浮现出一年前的景象。

　　那真是民国史上的一场闹剧。去年的12月15日，他得知急于称帝的袁世凯，已下令封他为武义亲王。并通知在京简任以上官员，全部前往黎宅致贺，意在迫他受封。急得连夜召集亲信来此密议，总算做好了准备。他怎会忘记那天的场面，早晨七时起，院门外已人声如潮。只见东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南市场，北达安定门大街，全是黑压压的一片官帽，赶鸭般往东厂胡同涌来，交通为此中断。及八时半，人员到齐，由国务卿陆征祥率领进门请见。他至今都为那天的表演而暗自得意，据后来报界透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黎副总统终于身着便服出见。并慷慨激昂地向天下宣称：

　　“我黎元洪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说完竟独自入室。文武百官被要得面面相觑，只好尴尬离去。

　　最为开心的还是以后几件事，为他赢来了今天的美誉。袁世凯见一计不成，又派人上门量做亲王制服，还送来“武义亲王开拆”的信件，想不到均被一概回绝。袁世凯终于恼羞成怒，亲书了一块“武义亲王邸”的匾额，强悬于黎宅大门内。他权衡再三，决心孤注一掷，待使者一走，就将匾摘下随手扔进了马厩。

　　大雪初晴，暖暖的阳光透进方格花窗。院子里，一群小鸟在腊梅上嗽嗽喳喳地叫个不停。黎元洪喝一日刚蒸好的高丽参汤，满意地打量起这阔别数月的东花厅。这厅有四个开间，宽大气派，改造过的明式落地长富，上部装了磨砂玻璃。厅内壁有火墙，地铺方砖，朝南四扇屏门，中间悬一幅恽南田的没骨牡丹图，设色清丽娇艳。两边抱柱配有翁同龢的对子，上联是：“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下联为：“为公乎，为私乎，坐坐而去”。靠窗倚一明式黄花梨八仙桌，置花梨鼓凳八个，各有锦垫。东西相向，是八张花梨太师椅，亦有棉垫相衬。椅间配有月形茶几，亦花梨也。屋角是原主人杨度用过的紫檀琴案，孤零零地供着一尊古意盎然的商代铜鼎。

　　他瞥一眼满屋的陈设，暗自讪笑袁氏父子的失算。这老袁，本是天下第一号精明之人，却放着呼风唤雨的大总统不做，硬要往黄泉路上瞎撞，结果倒成全了别人的美梦。袁世凯是今年6月6日呜呼哀哉的，他倒是粗中有细，还惦记着欠袁家的那笔买房钱，连夜派人送去十万元的奠仪，也算向世人了结了这笔宿债。根据1913年9月国会两院议决的大总统选举法，就在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上午十时，黎元洪终于以副总统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那令京城万人空巷的总统就职典礼，就是在东厂胡同里举行的。可怜袁氏父子一心想将这房子作为亲王府相赠，最后竟成了新总统的官邸。

　　整个上午，黎元洪的心境一直很好。先是家人和亲信一一前来请安。待夫人和小姐走后，那位从湖北带来的管家，又领着几位新买来的丫环前来晋见。管家是老跟班，深知主子怜香惜玉的脾性。有位叫如意的妙龄女子，长得娇小玲珑，风韵十足。穿一身墨绿色软缎旗袍，袅袅婷婷地摇着碎步，请安时横波顾盼，越显得细腰一捻，酥胸微耸。弄得他眼花缭乱，心里漾出一丝春意。他轻吟了一句“满树梨花压海棠”的诗句，又沉浸在那种倚翠偎红的温柔梦境里

　　午餐也搞得很别致，全是湖北黄破的家乡菜，那武昌鱼还是特意派车运来的，与宫廷菜系拉开了距离。

　　可是一等午睡起床后，烦恼的事便接踵而来。他原打算在自己家接见几位文化界的名人，还特意点了民国元老，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名。昨天让秘书通知范源廉操办，听说他答应好好的。可到现在也不来电话，侍卫长派人去找，又满北京不见踪影。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却气势汹汹地杀上了门。

　　来人名孙洪伊，原是他的内务总长，属直系人物。最近因“府院之争”中帮他与徐树铮火并，被一齐免了职。他本来是想表示点歉意，并作些解释的。当段祺瑞见孙洪伊挟黎元洪以自重，欲推翻自己重新组阁时，曾逼迫他将其免职。黎元洪非但不同意，还想将对方和徐树铮一并赶出内阁。就在这兵对兵，将对将，相持不下之时，又是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出面协调。挖空心思提出了这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使剑拔弩张的紧张空气暂时缓和了下来。

　　没料到孙洪伊劈头就是一顿臭骂，骂他软弱无能，恩将仇报，一点也不顾及他这大总统的面子。还顺带着把一成化青花盖碗撸翻在地，怪笑一声，扬长而去。他回家闲居的好心情终于随破碎的瓷片一扫而光。他恼怒地喝退下人，独自躲进了书房。书房不大，但四壁书柜里都是宋版、明版及名家精校刻本，经。史、于、集都很齐全。他长叹一声，回想出任这倒楣总统半年来的苦处，仿佛又回到了怀仁堂的办公室，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

　　看来这民国的总统府真是个不祥之地，谁钻进这个陷阱都难保身家性命。根子就在那位拥兵自重的段祺瑞，而引发一切是非的都是这诡计多端号称“小诸葛”的徐树铮。

　　袁世凯还活着时，段祺瑞一出任国务总理，就想安排他这位心腹当秘书长。袁世凯可比清廷狡猾多了，只许段帮他解围，决不允许他纂夺军权。他早已从段呈请裁撤大总统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的呈文里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便巧妙应忖道：

　　“段总理是军人，徐某又是军人，以军人总理而用军人秘书长，不大相宜吧？”

　　段祺瑞这北洋之虎也不示弱，见主子落势后，还不识时务，竟当着面把口里衔着的烟嘴砰地摔到桌上，厉声厉色地嚷道：

　　“你时至今日还是如此，一点都不肯放手！”

　　话毕，气得鼻子都歪斜了过去，这就是人们背后称他“段歪鼻子”的出典。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又向他旧事重提，没想到他回答得比老袁还干脆，脸上还堆满了怒气。

　　“我总统可以不做，但绝对不能与徐树铮共事！”

　　想想觉得还不够绝，又补了一句。

　　“我一万件事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一件办不到！”

　　段祺瑞是何等人物？飞扬跋扈惯了，万没料到这位他捧上台的“光杆总统”也敢顶嘴。拂袖而去后，又觉不解气，当着手下的面，指名道姓地骂道：

　　“不识抬举的家伙，我是叫他来签字盖印的，不是让他来压在老子头上的。”

　　话刚说完，鼻子又气得歪了过去。

　　他就是这样如履薄冰地支撑着大总统的门面。集自己宦海沉浮之经验，他深知不是北洋集团的对手。只能凭老于世故，巧于周旋惨淡经营。在当今政坛，他也算得上是长袖善舞之人。当年他不就是借用者袁的手，干掉了辛亥时逼他从床下出来做都督的张振武和方维 当时他还在湖北，虽声誉日隆，却好生烦恼。在张振武、孙武和蒋诩武的眼里，他这“民国元勋”实在是个渺小异常之人。江山是靠他们“三武”打下的，平时对他自然没有一点礼貌。他也一直在窥探时机，想剪除这帮异己。时机终于来了，凑巧张振武和方维要去北京，他先是设宴饯行，好言相慰。待两人一上路，一封密电已到了老袁处。袁世凯恁是如何老奸巨猾，见了电报也为之心惊。密电历数张、方两人罪恶，要者袁一起处决。据说老袁看完电文，先是皱起眉头说：

　　“黎元洪，原来你这个‘菩萨’是假的 他娘的，你杀人要俺动刀，忒煞聪明哩！”

　　但没多久，又大呼“妙文也！”当下布置众幕僚分头行动。可怜张振武等人还不知祸在眉睫。见先是袁世凯设宴接风，又是北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轮流相请。宿将姜桂题又奉命召集“军界袍泽大会”热烈欢迎，心里真说不尽有多少得意。到了第五天，百余名军警突然冲进了前门外的西河沿旅馆，将两人及其随同押人大牢。枪毙他们那天，听说袁世凯很得意，笑着对幕僚说：

　　“如此看来，这两人是非死不可 到那时候，连同黎元洪的密电一齐公布，那老夫不过是受人之托，成全那位‘忠厚长者’罢 ”

　　这件事弄得他舆论大哗，好生尴尬，与天下的革命党结了宿怨。亏得后来段祺瑞太不得人心，又让他渐渐地缓过气来。

　　他长吁了一声，在书房内来回踱步。这半年来，他真是煞费苦心。为了对付段祺瑞，分化北洋体系，先去主动讨好冯国璋。于今年十月底，运动国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选为副总统。可这老兄也是深诸黄雀在后之道的高手，懂得没有军队和地盘，这副总统的虚衔狗屁不如。所以至今仍赖在南京，还占着江苏督军的位置不放，隔岸冷眼观看这场“府院之争”的胜败。

　　他也曾把希冀的目光投向梁启超，这位在“康梁变法”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始终保持着思想界的领袖地位，与他的学生蔡锷在反袁护国中名声大振。他一上台就电邀梁任公出长总统府秘书长，想借他的名声广罗人才，却被婉言谢绝 后来得知人家正和段内阁打得火热，并没把他放在眼里。

　　屈指算来，当今中国，剩下的只有令他心悸的革命党 但革命党毕竟是革命党，只能利用，不可重用。他端起盖碗，呷一口热茶，又顺手从案头摸来块汉代玉虎摩挲把玩起来。对章太炎，他倒一直心存敬意。不光是他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骂袁世凯的气节。更主要是他在辛亥时为自己出任副元帅垂涕而道的侠骨热肠。遗憾的是当袁世凯殒命，他继任总统后，由于当时的内务总长王揖唐多方留难阻挠，太炎先生到第十天才获自由，拖到月底总算放他离京南下。身为大英雄者弄得如此狼狈，自然对现政权心怀不满 好在他这次趁黄兴病逝，派出心腹特使赴沪，与孙中山、章太炎广为周旋，总算在对付段内阁上达成了某种默契。

　　窗外，暮色渐渐降临，皑皑白雪在黄昏的余晖下分外迷人。他在心里暗自骂了声范源廉，眯细的肉泡眼里射出一丝杀气。这该死的共和党人，至今连大总统的指令也形同儿戏，你这总长不想当了 讲到蔡元培，对这位翰林公的道德文章自然没话可说，但在他眼里，此公最多只是个书生型的革命家。一生除了读书、办学，就是做教育救国的梦。北大这副烂摊子，也够他收拾 搞得好，是他的造化，当总统的脸上也有光彩。所以范源廉和一些名流一提名，他就爽快地做了个人情。本来，以一国元首的威仪，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找些名流来家中围炉叙谈，倒是挺风雅的。唉！这个范源廉，他又开始在心底动了气。

　　“老爷，奴婢来问一声，晚餐是送来书房还是去餐厅？”

　　耳边传来一个天仙般的嗓音，他缓缓地抬起头，只见那位叫如意的丫环，正粉脸低垂地站在门口请安。瞧她半日不见，又换了服饰。一身粉红色的紧身夹袄和夹裤，使得浑身曲线在亭亭玉立中风韵毕露。淡妆的鹅蛋脸下白嫩的粉颈，连同那微微起伏的胸脯，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气息。

　　黎元洪绷紧的神经，终于格登一声松弛下来。他有点心旌摇荡地向她招招手。

　　“过来，让老爷好好地看看你。”

　　迷濛的灯光下，如意像一朵流霞轻轻地飘移过来。他见她凤眼含情，面着桃花，雪白的颈窝里衬着一串娇艳的玛瑙项链，还不时飞来几道柔柔的媚眼。禁不住怦然心动，一把捏住那双温如羊脂的小手，含情脉脉地说：“就在这用膳吧，我的小如意，哈哈哈！”

　　在这民国五年的岁末，一位内外交困的政治家，总算凭借一介女子，度过了一个温柔缠绵的长夜。

　　　　　　　　　　　　　　　　　 4

　　与总统官邸的沉闷空气相比，内城外的松筠庵里却清流云集，一派喧哗。

　　下午三时，庵门外沉寂多年的官道上，传来清脆的马蹄声。主持闻声出门相迎，只见雪地上，三辆车窗油亮的绿呢四轮轿车正疾驰而来。随着车把式一声吆喝，马车稳稳地停在门口。几位当今京城响当当的人物，依次跳下车来。步履沉稳走在前的是一位中年绅士，着蓝布长衫，外套一簇新的毛绒马褂。他就是今日做东的主人，浙江余杭人氏，北京医专的校长汤尔和。大大咧咧紧随在后的，是面带醉容的教育总长范源廉。这位共和党的内阁成员倒真是性情中人，不但中午的酒没醒，还早把黎元洪交办之事忘得一干二净。蔡元培一提议，又余兴未尽地跟着来 后面三位北大名流也都是蔡的同乡，马叙伦家在杭州，沈尹默和钱玄同都是吴兴人，见他们簇拥着面容清癯脱俗的新任校长，谈笑风生地拥进门来。

　　这松筠庵位于宣武门外的炸子桥胡同，原是明代谏臣杨继盛的故居。自二十年前康有为在这发动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事件后，早已渐呈衰相，门庭冷落

　　住持僧名法喜，因擅长鉴别字画，与厂肆画商多有来往，以至传说他能用鼻嗅手们而知书画。与名画家陈师曾，古琴演奏家王心葵等都是朋友。见来者均是士林中人，忙令在暖阁备好时鲜素席，以便让客人游宴吟赋，畅怀痛饮一番。

　　来客却先自去了景贤堂。堂内正面有杨继盛画像和牌位，堂外置石座大铁香炉，供祭把之用。这位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直隶保定府人，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虽官职卑微，却敢冒死弹劾嘉靖朝的两大奸臣仇驾和严嵩。最著名者为他的上《请诛贼臣疏》，文中罗列严嵩“十大罪，五奸”。两天后就被投下“诏狱”，监禁三年终被严嵩杀害。临刑前，仍以一首铁骨铮铮的赋诗留传天下。诗曰：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遥想当年，蔡元培在翰林院任编修时，常与张元济、胡道南诸友来此凭吊咏叹，议论时事。今重返旧地，见老友皆风流云散，自有一番感叹。他率诸友祭扫完毕后，又沿着假山游廊，步入谏草堂入席。

　　这就是当年康有为以一天两夜的激情，奋笔疾书，写下一万四千多字的《上清帝第二书》的地方。

　　那是何等壮阔的场景 十八省的一千三百多位举子互不相识，却聚会于此。面对甲午海战后即将签订的《马关条约》，以士阶层拼死抗争的气节，聆听着这位以圣人自居的精神领袖那力挽国势、变法图强的雄图大计。当时的朝廷规定，举人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主和派的清廷大臣又竭尽手段，分头去会馆恐吓哄骗各省举子。他们是为功名而来帝京的，行囊里挟着布衣寒士百年一遇的希冀；却又从松筠庵里踩碎了寒窗苦读孕育的功名梦，以杀身成仁的胆魄，迈出了令千年士林黯然失色的激越步伐。他怎会忘记这个日子？1895年的5月2日，一千多位举人簇拥着康有为和他的“万言书”，士气愤涌，口号震天地从这里奔向都察院。当时他人虽在翰林院，心却随上书的人流彻夜不眠。当举人们得知军机大臣孙毓汶已抢先勾结李莲英，通过慈禧逼迫光绪画押用宝，偷偷签订了《马关条约》后，群情激奋到了极点，扬言要抬着棺材上孙府示威，非打死这卖国贼不可。康有为的“万言书”虽因种种原因，没能呈送到皇帝手里，但辗转传抄，很快遍及京城。美国公使田贝在上书第二天，就向康有为索取书稿，不久便在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

　　作为与康、梁、孙文同时代的他，事后虽也与帝党官员文廷式等翰林院人士联名上过《奏请密连英、德从御倭人折》。但为何没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历史时刻，挺身而出，拜访康有为，一吐心迹 就在上个世纪的末叶，这宣武门外的炸子桥胡同，路南是松筠庵，路北就是嵩云草堂，为强学会会址。再加上不远处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和浏阳会馆谭嗣同的莽苍苍斋，构成了一条变法维新，给清廷致命一击的精神防线。他当时曾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为康、梁犀利痛快的文风扼腕叹息，奔走相告？又是揣着多么敬佩的情感，声泪俱下地仰望高视阔步走向菜市口的桀傲者——谭嗣同，为他那“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千古绝唱而仰天长啸

　　他瞥了一眼今晚的聚会，法喜和尚将一桌清淡的素斋弄得很丰富。钱玄同正鼓动着沈尹默，在向范源廉劝酒。这谏草堂为道光年间重新扩建，匾额为何绍基所写，墙上嵌有杭州张辛精心临摹杨继盛谏言草稿石刻八幅，十分壮观。汤尔和把这位风雅的住持僧也请来作陪，正在信口谈些当年轶闻。

　　是的，作为后来参加过暗杀团，组建了光复会的辛亥元老，他曾无数次地们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当初竟会按兵不动 他并不是以门户自重之人，从心底里，他自然佩服这位高额浓发的南海异人，那种横扫千古的气魄和才识。记得还在1889年，他这腼腆的浙东举子第一次携徐维则赴京赶考时，那位长自己十岁的康有为，已单骑出居庸关，遍游京师，考察山川地貌，冒着杀头的风险，以布衣伏阙上书。就在那石破天惊的《上清帝第一书》中，他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救亡图存的建议。

　　晚宴已经开始，性格开朗的钱玄同原想借酒与这位前辈缀诗钟取乐。见他面色沉重，心有所思，也不敢造次。钱玄同在绍兴读书时，曾听说过许多蔡元培的趣闻。几杯热酒人肚，又津津有味地品尝了几口素什锦，便饶有兴致地与马叙伦谈起了往事。

　　都说蔡元培从小心有静气，据说有一次宅内失火，举家惊骇，急呼他下楼，他因专注读书竟浑然不知。传闻怪八股高手王子庄收徒有三条规矩，一曰诚、二曰忠、三曰孝。元培六叔铭恩领他拜塾师时老先生先没答应，待他从乡邻处听说了几则逸闻才欣然应允。先是说蔡家门第有书卷气，其祖父夏夜酷爱读书，亦有怪僻。为避蚊蚁，竟把双脚置于瓮中。又说他天性忠厚，某次女佣带兄弟下楼玩耍，楼梯又高又陡，女佣先抱哥哥下去了，让他坐在楼梯口等。没想到女佣下去就忘了，他却不哭不闹，一直静候到被家人发现。还说他侍奉长辈十分恭敬，每晚临睡前必一一请安。元培幼年丧父，家学全凭叔父教育，有一次他请安后，恰逢叔父疲倦睡去，一觉醒来见人还站着，忙问为何不去？他却说叔父未命不敢去。最为感动的还是到臂孝母之事，母亲病重时他听说用此土方能延寿十二年，小小年纪竟忍痛割臂肉和药，悄悄煎给母亲喝下去治病。

　　马叙伦听了忍不住击掌叹息，他恭敬地斟满杯中酒，起身敬蔡元培。

　　“蔡公真是大德转世呵，您能主长北大，实属教育界幸事，兄弟愿在麾下尽汗马之劳。”

　　那边范源廉和汤尔和也来凑热闹，相继向他敬酒。他也算是好饮之人，几杯热酒下去，情绪也就来 只见法喜和尚双目灼灼，清瘦的面容溢出一丝敬仰之情。他思虑再三，还是忍不住提出了久压心底的疑问。

　　“先生的大名晚生早已如雷贯耳，在我的印象中，前辈是一位温而厉的先贤。记得百日维新时，晚生还是位莘莘学子，听外间传闻，先生在翰林院的书房，挂有一幅‘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的手书对联。还不分昼夜地翻阅魏源、严复和国外有关变法图强的书。变法失败后，先生又毅然挂冠而去。据说当年孙文也先给李鸿章上过万言书，以后又去万木草堂拜访康有为，因均遭拒绝而自立门户。太炎先生可谓狂生，也主动纳会费十元加入上海强学会，并应邀出任梁启超的《时务报》笔政。就连李鸿章二张之洞和袁世凯，都不同程度地巴结过康、梁。为何迄今为止的史料不见一点你们的联系 恕贫僧冒昧，难道彼此有什么宿怨和成见 ”

　　蔡元培见心中之隐已被点破，面若敷霜的脸上松弛出一丝愉悦。他突然明白了今日来此地的动机，渐渐悟清了这次北上的目的。他终于舒展慈眉，娓娓袒露出自己的心迹。

　　“在翰林院那几年，真是政治最为黑暗，精神最为痛苦之时。眼看着割地、赔款的条约一个个签订，却一点找不到出路。就在这时候，康有为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的上空。当时也有人劝我去松筠庵参加集会，并愿意牵线引见康、梁，都被我谢绝 现在细细想来，还是自己书生意气太重。一是觉得此公大孤傲，听说孙文想见他时得先行弟子之礼才能进门，这种羞辱我实在受不 二是觉得他有权变意识，做学问也欠严谨。为了给维新变法制造舆论，不惜武断地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公开宣称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都是刘欲在西汉伪造的，与孔子之圣道并无共同之处。在他的笔下，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好像成了托古改制，维新变法的祖师爷。这种石破天惊的议论对长期受封建桎梏的士人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那种治学态度，却为我不屑。还有，百日维新时，康、梁已成了炙手可热人物，皇帝权贵争先巴结，我生性不愿凑热闹，也只好做旁观者 以后西太后发动政变，他俩仓惶逃命，与谭嗣同那种彪炳千秋的人格相比，真是令人心寒。变法失败不久，我为何会一气辞职不回 因为我觉得他们失败的真正教训就是没有从培养变革人才，抓教育入手，而是寄希望于钻门路，找达官贵胄做靠山。这也是我这些年一心致力教育的根本所在。”

　　他说到这里，呷一口酒，有点激动地微昂起脸，目无旁物的眼光穿过众人头顶，射向茫茫夜空。

　　“今天看来，我确实太偏狭了，至少是缺少一种气度。我没有看见当年康、梁那种傲视干古，欲与整个旧体制决绝的胸襟。更缺乏那种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这次来京后与仲甫的几次长谈，对我触动很大。他反复问我，你究竟想怎样办教育？怎样治理北大？现在中国缺少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教育家，政治革命已暂时没有可能。要救中国，首先是从思想领域进行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你要我把《新青年》一齐迁来北大，你能一扫以往腐朽沉闷的空气，造就出一种新的北大精神 告诉你，我上北大不是来为你教书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名教授，而是缺少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先驱。待你把办学思路全想明白了，我自然会来为你摇旗呐喊的。”

　　马叙伦听得热血沸腾，他不无得意地扫视了一眼汤尔和与沈尹默，朗声笑道：

　　“仲甫果然高屋建瓴，气势逼人。看来我们推荐他没看错人吧？”

　　“非常感谢诸位的鼎力相助，我还是想把办学的思路再开阔一些。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和考察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大学是培养高深学问的地方，办学一定要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只要有真才实学，不但仲甫、胡适之我要，就连刘师培和辜鸿铭这类人物，我也想用。”

　　“什么！连两次变节的帝制余孽和那位冬烘先生也能上台执教？”一脸书生气的沈尹默，惊愕地瞪直了眼睛。

　　“对，我要的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学问！”蔡元培那坚毅的目光里，透出一种深思熟虑的自信。

　　钱玄同的心却暗自窃喜，不光是他与刘师培在日本时私交颇深，对这位少年国学大师的才学甚为佩服，更主要的是中午在观莱园陈宅交谈时，蔡元培看完范文澜三人托他转交的呈文，竟兴奋得挥舞起双手，闪闪发光的眼镜里透出了一种孩子般的稚气。

　　“有这样好的学生，还怕办不好北大？都说北大是一盘散沙，但我却从这些学生身上，看见了一种法兰西自由向上的学院空气。”

　　范源廉已面露微醺之态，在这种场合，身为堂堂教育总长，自然不甘示弱。他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用一种带点炫耀的口吻说道：

　　“我请蔡公出长北大，自然是有所考虑的。蔡公办事顶真，是个真正搞事业的人。想当年，他出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时，曾问中山先生，‘教育部的地点在何处 ’中山先生笑曰‘地息嘛，你自己去找。’他一下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凭着一股毅力和献身精神，日夜奔波，最后总算找到马相伯，借到了洋务局的三间房。开办时经费奇缺，身为总长，工资却坚持要和下属一样，一律三十元。连上总统府领教育部的大印，还是独自乘洋车去的。这次蔡公北上，又是孑然一身，但我相信，凭借蔡公的道德力量，北大很快就会群贤毕至，气象万千的。来！我提议，为蔡公的旗开得胜，干一杯！”

　　众人举杯响应，法喜和尚也来了情绪，他以晚辈的身份合掌祝福。

　　“尊敬的蔡先生，当年您曾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以美育代宗教。贫僧深知您出此言的苦衷。但又以为，真正的宗教也是一种美的哲学。今后有用得着晚生的地方，一定效力。”

　　面对着一张张充满信任的脸，借着酒力，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挟带着浩然之气油然而生。他亲自给各位斟满杯中之酒，动情地用双手举起酒杯，俯首深深地作了个大揖。

　　“来！为我们的新北大，干杯！”

　　众人一饮而尽，钱玄同还豪气冲天地将空酒杯摔碎在地。

　　窗外又下起弥天的大雪，一行人说笑着踏雪而归。寂静的夜空中，隐隐传来新年的钟声。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二章　北大惊雷（1917）






第二章　北大惊雷（1917）

　　　　天津《大公报》一月九日号外：蔡孑民先生于上午九时，慷慨向全校

　　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并以拳拳之心勉励职教员，必须具备两

　　种特性，即坚忍心和责任心。其演讲如动地惊雷，震醒沉闷之校园。会后，

　　蔡先生向记者透露初步改革大学计划。一曰延聘人才，清除积习；二曰改

　　革讲义，购置图书；三曰缩短预科修业年限，专办文、理两科……北京大

　　学的校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1

　　今天真是个吉祥的日子。

　　短暂的寒假结束了，就在这新学年的第一个清晨，马神庙里参天的古槐上，叽叽喳喳飞来一群喜鹊，闹得人心里一片春意。

　　新校长要来就职演讲的消息已传遍校园。尽管人们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但还是被好奇心诱惑着早早地来

　　校门口，门房老刘头正将一大红布告张贴上墙，师生们争相观看，反把喜滋滋的他围在了里面。一位戴瓜皮小帽的老先生，摇晃起脑袋吟诵着。

　　　　本校为二十世纪全国高等学府，非封建旧式学堂，自今日起取消呈文

　　制度。今后学生有事向校方反映应用公函，也可直接上校长室面谈。

　　“好！新校长不愧是位革命翰林。”

　　“要改朝换代了！师生平等了！”

　　“师生平等，成何体统？”老先生丢下个白眼，讪讪地走

　　范文澜却朝傅斯年会意地一笑，只见这位傅大炮，正得意地冲着那背影直嚷嚷：“让那种繁褥的冬烘气，见鬼去吧！”

　　蔡校长是五天前来校视事的，没多久，就把三人叫来了校长室。那是个风和日丽的中午，他们一来到门口，又开始战战兢兢起来。还是傅斯年胆大，见门房者刘头领着学士居的小伙计送饭来，忙随后跟了进去。

　　这就是他们仰慕已久的蔡先生？颧骨外突的脸上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短短的山羊须，正静坐在案前注视他们。这就是堂堂一校之长的午餐 只见从提笼里端出的是一盘木须肉丝，一盘京葱豆腐和一碗米饭。刚才他们这帮穷学生在饭铺凑份子海吃时，还比这多几道荤腥呢。

　　蔡先生只沉沉地一瞥，便准确地报出三人姓名。他显得很高兴，还和范文澜攀起了同乡。摸出一把苞浆银亮的方形锡壶，问他想喝加饭 见他们已吃过饭，就顾自个儿打开了一瓶绍兴酒。他忙上前侍候。这锡壶内呈圆形，大约可盛四两酒光景，中间是个夹层，正好装开水温酒。

　　蔡先生就这样浅斟低饮地吃着最简便的午餐，却用温如醉酒的面容，静听着他们畅谈学校的弊端和建议。临别时，又淡淡地问范文澜：

　　“你若有意，今年暑期毕业后，做我的校长室秘书如何？”

　　他先是一愣，又受宠若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蔡先生却笑了，摆摆手说：“先不忙，待想好了再说。”

　　校门口，被围在里面的老刘头却急红了脸，叫道：“快让我出去，蔡校长要到了！”人们一惊，忙闪出路来。

　　老刘头像个东北人，大脸膛大耳朵，还是光绪创办京师大学堂时来做校役的。在门房里一呆就是二十年，也不知迎送过多少校长？他今天咋 一脸络腮胡修得干干净净，像过年似的穿上了那身狗皮夹袄，满脸全是喜气，正吆喝着校役快站好队列。

　　“蔡校长就要到了，主子给下人脸面，咱更要懂得规矩。”

　　在他的眼里，校长大人就是老爷和一校的皇帝。这些年来，每当校长的专车进出校门时，他们都要谦卑地弯腰陪笑，仰起脖子向那些高贵冷漠的头颅敬礼。他从来没见过这样和蔼可亲的老爷，就在蔡校长来上任的那个早晨，当他们胆怯地摘帽敬礼时，奇迹出现 只见身穿棉袍的新校长，举止过缓地走下车。先抬头看了眼过厅正中“国立北京大学”的隶书横匾，也亲切地摘下礼帽，向弟兄们回鞠了一躬。见他紧张得连狗皮帽子掉在地上都不敢捡，还微笑着弯腰拾起还给了他。天底下咋会有这般没架子的老爷？这世道难道真要变 以后当他听说蔡校长还点过翰林，当过总长留过洋，更是激动得拉着一帮校役喝了顿酒，还面色酡红地夸下海口：

　　“这大学堂我看是要变了，以后咱一切听蔡校长的！”

　　古色古香的大礼堂里早挤满黑压压的人群，来自北河沿预科的几位洋教师，正西装革履地用洋文与他们的学生聊天。那种目不斜视漫不经心的神情，显得有点高傲和不合群，惹得在旁的师生不太愉快。听说他们中有的还是公使馆介绍来的失意政客，把北大也当成了帝国的殖民地，不是喝酒胡同就是泡女人解闷。

　　“蔡校长来了，快看！”

　　上千名师生一齐抬起了头，蹬足脚尖直望着讲台。

　　只见一位雍容静穆的学者，在胡仁源陪同下，迈着沉稳的脚步出现在台上。他是那样地宁静，像一位久经修炼的处士缓缓抬起头。又是那样和蔼，没有一点大人物在场面上惯有的疾声厉色的腔调。他的身材又是那么瘦小和文弱，而这文弱瘦小的人物却用一种平静慈祥的语调，开始了他在这座全国最高学府里的就职演讲。

　　他从五年前严复主长北大讲起，历举了办学的艰辛和苦衷。他低微的嗓音因为饱含着真情，像一道磁电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在一片肃静中，胡仁源的脸色显出了苍白，他觉得面对凛然正气的蔡元培，自己的心已开始哆嗦起来。他的眼前闪过民国历任校长的面容，严复这校长当得不长，又请来了章士钊。章士钊一看这乱糟糟的局面，以年轻不能胜任为理由，很快一走了事。这以后是马相伯，马相伯的时间也不长。再以后的代理校长是数学家何燏时，大约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吧。可不久又辞职回浙江诸暨老家去了，辞职的原因不外也是人事之争。外间传闻是他赶走何燏时的，他当时正在预科学长的位上。他代理校长后，就将预科的位子让给了留美回来的好友沈步洲。可是不久两人又发生了矛盾，据说沈步洲在外面骂他做人太刻薄，连开玩笑都带着刺，无法共事。而沈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不久前刚调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正好成了北大的顶头上司。虽然舆论都说是范源廉和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抬出蔡元培的，但凭直觉，沈步洲一定在里面起了不小作用。他知道范源廉虽是蔡的密友，却为段看中之人，与黎元洪素来不和。蔡如果大刀阔斧地治理北大，必为段势力不容。但自己作为下台人物，眼见着校内将人心向蔡，今后又如何做人

　　他神思恍惚地叹了口气，却被台下那无数双如痴如醉的眼神震呆 这是心灵被感动后迸发出的情感火花呵，会挟着电，带着光，化作希望之虹，成为激励人生的精神动力。他忙强打着精神，注视起蔡元培的风仪。只见他正纹丝不动地站着，双目灼灼如一尊威严的塑像。下颏的山羊胡子随着手势的摆动轻晃着，用一种灵魂深处迸发出的激情，抒发着他的办学理念。

　　“一曰抱定宗旨。诸位来北大求学，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学的性质。我以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间讲本校腐败，总是说我们把读书当做升官的阶梯，说北大是一所旧日官场养习所。所以毕业预科的学生，都抢着要进法科，因为法科为做官捷径也。由于做官心热，对于教员也不问学问深浅，只问官阶大小。现在我国精于政治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非常少见。所以连我们聘请法科教员，也不得不去请兼职的官员，这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举措。洱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怎样才能不腐败 惟有抱定宗旨，坚定求学的信念。宗旨一定，就会爱憎分明，就会立志、立德、立言。否则，平日放荡冶游，考试靠熟读讲义过关，不问学问有无，惟争分数高低。文凭一旦到手，就去钻营社会。担任讲席，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贻误国家，这难道不是与求学的初衷大相背驰了 想想我们这些辛亥过来的人，为什么会去投身革命？因为清廷的官吏太腐败 就是在今天，我对当局仍很不满意，也因为这道德沦丧已到了极点。所以我再一次呼吁，要像坚守贞操一样坚守这宗旨 ”

　　“讲得好！向蔡先生致敬！”

　　预科的学生张国焘是位激进分子，方脸盘上鼻隆眉阔，一举手喝彩便引来一片掌声。国学门的学生罗家伦，瞥了眼身边的陈汉章和崔适，却发现两位老先生已热泪沾襟，感动不已。他想起这些天经历的事，那闪亮的眸子也不禁潮湿起来。

　　他平时睡在校外，但每天上学前都要去一次傅斯年的房间。有时见他睡过头了，还会掀被子拉胖子起床。那天傅斯年他们一从校长室回来，西斋的四号宿合便成了新闻中心。他是傅胖子的好朋友，见老兄辩才过人，还送过一个“傅大炮”的雅号。他少年时最崇拜辛亥英雄，一听傅斯年吹嘘校长室的玻璃柜里，还陈列着几枚炸弹，便向往也能早日结识这位传奇式的大人物。机会总算来了，就在前天下午，第三宿舍不慎失火，当时北风劲烈，房屋顿时焚为焦土，学生的被褥书物救出甚少。他见蔡校长带头向教职员集资捐助，凭着一身胆气，勇敢地闯进了校长室。他口才好，点子又多，马上建议由全校同学组织一个救济会，还打算拉一批票友去青年会演戏，以门票钱捐助受灾同学。蔡校长真是位谦谦君子，一见学生进门就站了起来，还听得笑眯了眼。风趣地说不错嘛，北大还有位智多星呢。亏他机灵，回答得更妙，说有您这位宋公明主长北大，只要一打出杏黄旗，还怕没有一百零八将前来替天行道？

　　沈尹默见蔡元培谈起了任职的改革措施，正好是自己提的，顿时来了情绪，忙小声向马叙伦嘀咕起来。这蔡先生还真有股书生气啊，汤尔和没介绍时他们尚无一面之雅。那天他正在上课，门房跑来通知，说有位蔡元培要进来看您。他大吃一惊，一则素昧平生，颇觉意外。二则外间已哄传他将来上任，凭他的阅历和身份，就算想见，也该上家里去呀，何必亲自跑来露脸 事后他去见蔡元培，郑重地说：

　　“蔡先生，这次政府是想借您的牌子来办北大。但有一条必须清醒，您的主张万一和他们不合，马上会赶走您。所以您每改革一件事，都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先生挺正经地点点头，说：“我一定会拿得稳的！”

　　那天他提了几点建议，一是北大的经费要有保障；二是你当总长时制定的《大学令》，规定了教师可以组织评议会，北大的章程也写上了，但教育部始终没有答应。蔡先生，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它交给教授们。让教授治校，就是将来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蔡先生连声叫好，还说我本来就是这样想的，法国和德国的大学，都是这样办的嘛。

　　见蔡先生这般好说，他先是有点高兴。可仔细一想，又担忧起来。看来蔡先生很容易受人包围，这北大的积习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初来乍到，如大家都来这般做谋士，北洋政府能容忍

　　范文澜却摊开速记本，“沙沙沙”地记个不停。承蒙蔡先生看重，他自然当全力效劳。蔡先生今天在演讲中忠告师生，一共是三条：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他还不时地打量一眼会场，注意起各种人物的表情。只见先生的演讲如故乡蕙兰的芬芳，给混浊的校园带来一阵清新的空气。令人仰之弥高，如沐春风。先生那充满魅力的声音终于在礼堂消失了，但先生的思想和信念，却随着上千双脚步流进了校园。

　　当他跟着马叙伦、沈尹默和钱玄同出来时，却见黄侃教授正指着他们，大声训斥傅斯年。

　　“现在是浙人治校了，要你跟在后面曲学阿世个屁？”

　　当时在场的人很多，脸面上自然有点尴尬。还有，事后听门房老刘头说，那位徐树铮的张外甥，当太阳老高乘着洋车来听演讲时却被挡住 那辆车也真够气派的，不光一路踏铃叮挡，车内还装有四只雪亮的干电池电灯。蔡校长上任后规定学生一律不能乘洋车进校，头一天就让这公子爷倒了霉。听说他还挺张狂，顾自摔下一句话，掉头就走。

　　“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2

　　在北大，要想听见些真议论，得上教师休息室去。

　　虽说在天子脚下，但自前清以来，这里就是清流们的聚散之地。谁让上苍在这所最高学府里，容纳了如此多的怪才、做才和自命不凡的奇才

　　大约就在蔡元培演讲后的第四天，校门口先是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本校文科学长夏锡棋已辞职，兹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师范学校校长陈仲甫任本校文科学长。”也就在这天上午，一本小小的刊物，又在这本不太平的校园里，溅起不小的风波。

　　真不知是谁的神力？一批刚从上海运来的第一期《新青年》杂志，悄无声息地流进了北大。翻开扉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如一道闪电，赫然在目。

　　整个上午，各学科的教师休息室里，都在议论此事，尤以文科最为激烈。

　　“这胡适居然要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还说要不用典、不避俗语、不作无病呻吟，简直是一派胡言。”

　　“你们没听过‘胡适体’的诗吧？来！我给你们胡诌几句。”

　　那位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教师，持了一把油亮的分头，拿腔拿调地朗诵起来：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众人听了一阵嘲笑，那位留洋学者来了兴致，又点燃一支雪茄，卖弄起来。

　　“这位胡先生一生有三大优点，爱演讲、爱社交、爱给女人写信。到哥伦比亚大学不到一年，据他自己统计，收信999封，发信874封。其中给任鸿隽的女人陈衡哲通信五个月，发信40余封。还给一位洋女人叫韦莲司的，写了100封信。另外，和一位瘦鹃女士通信也不少。如此看来，这位凯约嘉湖畔的蝴蝶诗人，在回国前夕，又想借文学革命来暴得大名 ”

　　“这陈仲甫一来，咱们文科真要改朝换代 他可是蔡元培打着灯笼请来的大红人哩，这下北大热闹罗！”

　　“看样子，这‘黄蝴蝶’也快飞来北大 这么说，咱北大该成了‘卯字号’人物的天下 ”

　　说这话者是刚辞职的夏锡祺一派的，见众人不解，又诡谲地一笑。

　　“孤陋寡闻 据兄弟得知，这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各相差一属生肖，都是兔子命。”

　　“哼！兔子尾巴长不 ”

　　“不过，咱这桐城派的日子是好不了罗。我看章门弟子也太平不久 若要吃香，还得拜‘黄蝴蝶’学白话文呢。”

　　“哼！这种引车卖浆者无师自通的白话，用来骂人倒挺通畅。今后学生厕所里攻讦的壁报，一定会更多更白更痛快淋漓了！”

　　与人声鼎沸的教师休息室相比，这里倒是宁静多

　　学监主任张思秋低垂着脑袋，与愁容满面的庶务长相对而坐。桌上放着一份手稿，写着蔡元培近日交办之事。

　　这张思秋是何等练达之人，祖上入过张之洞幕府，凭着一身精明和从善如流，这些年不知处理过多少难题。那沙滩的红楼就是他一手帮胡仁源谈下来的。今天，他却两眼呆滞着，不停地吸着闷烟，像面对一局神秘莫测的险棋，无法决断。

　　以往，这北大的一切事务，都是校长找他和庶务长商定，学长不得染指。蔡元培一来就说通了范源廉，要搞评议会，指定要各科学长和名教授参加，还说这是为将来的教授会做准备。为了从全国延聘一流人才，还催着拿方案成立什么教授聘任委员会。这些苦差事烦点累点也罢了，问题是几天来，他俩受尽了窝囊气。总觉得被一双无形的手，推上了一条本不愿走的歧路，变得越来越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位温文敦厚的宿儒怎么了，是不懂谋略还是得了什么尚方宝剑？在北大也没丁点儿根基，却只顾自己单枪匹马地瞎撞。先是叫他俩以道德败坏名义，开除了那位引诱学生堕落的徐佩铣。这人搞“探艳团”，咎由自取也就罢 但昨日那件事却弄得人很狼狈。北大因外籍教师多，以往各学科开教务会议，一般都要求用英语发言。昨日随蔡校长去预科开会，见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都往角落里挤，蔡元培竟脸色铁青地站了起来，也不打个招呼，就顾自作了决定。

　　“从现在起，开教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

　　他的声音虽很文弱，却似平地惊雷震得人心里发颤。预科学长徐崇钦也是位狂狷之士，书生气十足地站了起来，针锋相对地推了下眼镜。

　　“蔡校长刚来可能不懂规矩，这是学校多年来的制度，不能改！”

　　几位外籍教授也起来抗议，两手一摊道：“我们不懂中国话，无法交流。”

　　蔡元培先是一愣，突然，金丝镜片里射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固执，声音低沉却很严厉地责问道：

　　“假如我在贵国大学里教书，会不会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就都说中国话 ”

　　他见对方哑口无言，又面色沉雄地坐了下去。但这条实行多年的旧制，就这样随一纸通告烟消云散。

　　最棘手的还是眼前这件事，有两位英国教授还是当年驻华公使朱尔典介绍来的，由他俩亲手办的聘约。蔡元培不知从哪听说品行不端，说有一位还是不学无术的传教士，常带学生去逛八大胡同。见二位聘约已满，就决定不再续聘了，要他们今天去找洋人交涉。这不是成心叫人为难 几年来的圣诞节，他们曾应邀出席过公使馆的鸡尾酒会，还或多或少地受过洋人的礼，托人家办过些事。再说洋人的面子可以不买，但朱尔典是能随便得罪的 这位中国通，从大清到中华民国，不知做过几届政府的座上宾，与主宰海关的那位总税务司赫特一样神通广大。万一惹出些外交纠葛，你蔡元培吃得消

　　张思秋终于长叹一声，作出了决定。

　　“落帆正好顺风时，看来老朽也只好归隐山林 唉！”

　　庶务长是位精干巴瘦的广东人，当年曾在万木草堂向康有为执过弟子之礼，脑瓜子自然开通些。他大度地劝说道：

　　“兄弟以为，这蔡元培只是个过于理想化的人。他刚从德国回来，满脑子的新东西都想试一下，但骨子里还是个儒生。待他新鲜劲头过了，再碰些钉子，自然会明白过来的。”

　　正在议论时，校役送来份电报。庶务长接过一看，是陈独秀拍来的。

　　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大鉴：

　　　　仲甫于1月13日抵京后即去箭杆胡同寓所，不必接站。

　　他冷笑一声扬起电报，意味深长地感叹道：“真正的对手来了！”

　　话毕，径直往校长室走去。

　　蔡元培正静坐在红木书桌前，全神贯注地翻阅范文澜送来的《新青年》。也许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他读书很快，几乎可以说是一目十行。他的手长得很小，只见那轻捷的小手，不停地翻着书页。就在这期杂志上，还刊出了他在中央公园信教自由会上的演讲。记得那天，他提出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反对统治者将孔子和宗教强作一谈。这些话可能很合仲甫胃口，这一天又是他俩见面之日，所以陈独秀招呼都不打先编进去 他看得很快，又记忆过人。不一会儿，就情绪亢奋地取下眼镜，站立起来。

　　“好一个胡适之，真像位高举义旗的急先锋。他这八条主意，句句直逼黄龙府呢！他说古文是死文学而白话文是活文学，他是想让白话文取代古文而成正宗呢。一场新旧文学的论战，看样子要在我这里拉开帷幕 ”

　　他见庶务长送来电报，又笑着说：

　　“看！刚读完先锋的檄文，主将就紧锣密鼓地出场 这仲甫不愧是老革命党，还真懂得先声夺人这一招呢。人未进京，就先让《新青年》在北大投石问起路来。他不想要我去接站，我倒偏要去看看他。他把我的演说词校对时弄错了好几处，我还要找他呢。”

　　趁他高兴的来回踱步之际，庶务长先知趣地退了出去。

　　蔡元培见范文澜一直恭敬地站着，忙请他入座，还沏了杯酽酽的绍兴珠茶给他。

　　“来！说说外间的反映，我尤其想听听你们学生的看法。”

　　说实话，当时的北大学生，像范文澜、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之辈，也都是些幼小古文扎实，又潜心学问者。尤其是傅斯年，他在预科读书时，虽身体羸弱，时常闹病，成绩总是第一。听说有一次他对沈尹默说：

　　“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流的，却都不是第一。”

　　沈颇惊骇其弱冠诵读的广博，逢人便说再没见过比他天资更好的人 进入文科后，黄侃看他文史各科都已升堂入室，既收为弟子，又视为畏友。他们听说胡适才二十六岁，还是个留学生，对古文如此口出浪言，心里自然不服。范文澜是个老实人，见傅斯年被黄侃骂得不便来校长室，面对着敬重的先生，也就实话实说起来。

　　“我们总觉得这人有点浮，爱出风头。他可能看康、梁和太炎先生过时了，想振臂一呼，来做中国思想界的领袖 其实用白话写小说早在清代就已流行，像《红楼梦》等。民国后鸳鸯蝴蝶派更是用白话大写爱情小说，为市井津津乐道。听说他的白话诗淡而无味，类同笑话，全凭形式的新奇包装吸引人。像有一句‘匹克匿克来江边’，这‘匹克匿克’英文是指野炊。英文本来已经奇了，又能入诗，当然更奇 ”

　　蔡元培倒是听出了弦外之音，但他觉得学生的见解有些偏颇。他们往往容易被现象所迷感，而缺乏对一种思想潮流本质上的把握。

　　“这奇文我看好得很 ”

　　钱玄同不知何时进了门，高声朗笑着。他身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包。见他大大咧咧地把包往桌上一放，拖来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好！你来的正是时候。又是章门弟子，又是音韵训信大家，正想听听你的宏论呢。”

　　范文澜顿时来了兴致，这钱玄同也是个有怪癖的人。平生最喜欢串门清谈和混饭局。他进京后家安在西北园的高师教职员宿舍，但每天只是抽空去看一眼三位公子和夫人，就心安理得地走人 在学生眼里，他本应是黄侃一路人物。传说他十五岁前全是家学，四岁时每天要站着读父亲书写的《尔雅》词条，从早到晚，直读得两腿僵直被家人抱上床为止。平时上课，也喜欢显示自己精通《说文》，又写古字，又用典故，处处卖弄小学家的知识。由他来谈胡适，倒是挺令人信服的。

　　范文澜忙给他泡了杯茶，没想到他几口水入肚，便瞪起双眼劈头教训起范文澜来。

　　“你想想，从辛亥到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何起色？末代小皇帝还在紫禁城里，那位民国大总统就急着黄袍加身 如不拿起白话文这种新形式做思想武器，又如何来一举清扫八股旧习、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

　　钱玄同说得兴起时击掌拍案，两人却被他的气势震呆 都说章门弟子是复古派，推翻满清后就主张恢复汉家传统，晋宋文风，而且越古越好。这一来，自然视处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家为大敌。但要称敌手为“妖孽”和“谬种”，倒是从未耳闻。再说，其音韵考据之学，不也同样因袭古人，不同属《新青年》的扫荡范围

　　钱玄同像是揣摸到了对方的疑虑，又激动地阐述下去。

　　“我在给《新青年》写稿前，曾仔细拜读过仲甫在创刊号上的文章。他是想发起一场声讨旧势力的思想革命。今天，我一见胡适的文章，就觉得仲甫又前进了一大步。他是想借白话文做钟馗，来打封建思想余孽这只恶鬼 所以，我们谈文论人要看趋势，做人处世要讲大义。我们都是从旧营垒中走来的人，仲甫的《字义类别》等书，在训诂音韵上的造诣不可不高。所以打起旧事物，更懂得要害在何处。听说老兄今日进京了，我正想去会会他呢。我要正告他一声，在中国做官的到顶了就想称帝，老百姓的心里也总有个皇帝在作祟，好像那膝盖骨没处下跪就会心慌。如不能从思想上清除帝制余孽，一有机会还会复辟。”

　　蔡元培听了甚为高兴，他历来主张做人可以恪守传统，但思想一定要跟上潮流。他知道钱玄同说话幽默，一开口常喜欢说过头，就打趣地调侃道：

　　“想不到见了当大总统顾问的长兄要行跪拜之礼的人，竟有如此新见解？有你保驾，仲甫来当文科学长我也放心 ”

　　钱玄同像被抓到了痒处，脸顿时红 钱家为吴兴望族，那位同父异母的长兄钱恂要大自己三十多岁。父亲死后全凭兄长照料调教，自然患重如山。他也悻悻然地反讽起蔡元培：

　　“这还不是跟您学的？您是历来主张‘互助论’和中庸调和说的。所以翰林公和革命元勋，法兰西和孔老二，空想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都被您蔡公兼容并包进了北大。”

　　蔡元培知道他的脾气，又是有世交的小同乡，见到了吃饭时间，便学他平日咬文嚼字的腔调说：

　　“待会儿一同去见仲甫，就在我这儿酸酒苦饭随便‘雅’一回吧？”

　　钱玄同听了哈哈大笑，他平时以不回家为常，又不吃学校的包饭，常称与人相约上馆子找雅座为“雅”一回，没想到又被新校长逮住

　　范文澜忙帮着去学士居叫菜，蔡元培又摸出那把方形锡壶，还端来一罐夫人黄仲玉烧的霉干菜焖肉。两个人抿着醇香的绍酒，谈起了许多家乡的旧事。校长室内，不时爆出钱玄同爽朗的笑声。

　　范文澜却沿着刚才钱玄同的话题，思考起许多复杂而又矛盾的问题。像作为一代学人，譬如黄侃和钱玄同，在同样的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下，为何会产生不同的甚至对抗的政治见解 还有那隐藏在白话和文言之争背后的新旧思潮的较量，都是那样神秘和令人费解。他觉得有必要晚上与傅斯年他们好好地探讨一番。

　　蔡元培平时偶尔也吸烟，但瘾头不大。临行前，他摸出钱，特地让范文澜去校门口买回两包梅兰芳牌香烟。还轻声关照道：“仲甫烟瘾大，今后去看他，别忘了带点香烟去。”

　　小憩片刻，三人乘坐孙宝琦送蔡元培的那辆旧式马车，趁兴驶出了昔日的四公主府。

　　　　　　　　　　　　　　　　　 3

　　哭号的老北风，厉鬼般地追逐着行人。这真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灰暗的大街结满了薄冰。远远望去，蔡元培的马车，像一只冻僵的甲虫，艰难地在路上哆嗦着前进。当车驶进东安门的箭杆胡同时，只见陈宅门前的那对石狮子，也似乎冻得缩成一团，失去了昔日的威严。

　　开门的是一位清丽女子，病恹恹的瓜子脸上露出一丝惊疑。他们的行李刚安顿下来，怎么就会有人来拜访

　　蔡元培自报了名号跟随而进。虽是初次见面，但有关高君曼的排闻倒是听说了不少。陈独秀与这位多情的小姨子，还是七年前在杭州同居后结的婚。这是个普通的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用雕花木隔扇一分，两边先作了卧室，中间用来供他会客和写作。

　　屋子里没有生火，像个冰窟。陈独秀却正襟危坐地趴在案前写作，嘴角叼着根纸烟，任一管狼毫疾如游龙地在纸上挥洒。

　　“好一个仲甫，真是个工作狂呵！”

　　一声轻喝唤醒了主人，陈独秀目光如炬地侧过脑袋。先是一惊，见三人眉间沾满晶莹的霜花，突然感动起来，一把上前拥住了蔡元培。

　　“大老冷的天，怎能如此劳您大驾 ”

　　他双目炯炯地盯着对方的镜片和山羊胡子，神情严肃地打量了好久，那宽厚有力的嘴里终于爆出一声大笑。

　　“像！你真像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

　　蔡元培面对着那张棱角分明，浩气凛然的脸，也感慨地说：“那你就是大风雪中，我们迎来的普列汉诺夫罗！”

　　一屋的人，都被这幽默而又充满象征的调侃惹笑

　　陈独秀一见钱玄同，就急切地问：“第一期《新青年》，看到了 ”

　　钱玄同故弄玄虚地仰起头，说：“你让胡适之从美国来放火，咱北大这座老炕都快被你烧通了！”

　　陈独秀快活地大笑，忽然，他像悟到了什么，又正色地说：“蔡先生，你是想让我来帮忙的。但兄弟可能只会给你添乱！你怕 ”

　　蔡元培也神情肃重地摇摇头：“不怕！”

　　“说句心里话，只要你犹豫了，兄弟立马打道回府。我是准备先试三个月的，北大的旧派人物大多，我这脾气又寸步不让。”

　　蔡元培见他吸的是劣质烟，忙摸出带来的好烟。陈独秀历来不拘小节，但见老先生如此真诚，还是感动得叹息起来。

　　高君曼给客人上完茶，便退了下去。听说她正在咯血，也受不了满屋子的烟雾。双方很快谈起了《新青年》。

　　陈独秀猛吸口烟，神情严肃地说：

　　“说实话，对胡适这篇文章，我并不很满意。这小老弟或许是洋墨水喝多了，反而有点瞻前顾后起来，文风也不像当年与梅觐庄和任鸿隽论战时那般痛快 你们看，连标题都不敢提文学革命，一口一个讨论和尝试。为了补救他的书生气，我正在赶写一篇声讨檄文，准备抢在第二期发稿，正式在全国亮出‘文学革命’的旗号！”

　　他说完，颇为得意地拿来案头的手稿，递了过来。

　　最早领教陈独秀那种凌厉文风的还是他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当时令他惊异和钦佩的是，这位才18岁的年轻人，除了因乡试去过一次南京，并没到过其他地方。但在文中竟然对长江水文及两岸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今天，当他一看到标题上“文学革命论”五个大字，又不禁怦然心动。他被这位领袖欲极强的人的霸悍文风所吸引，忍不住一气读了下去。他不得不佩服此公的气魄和才情，你看，文章一开始，就以磅礴之势，纵横中外，点明了发动这场文学革命的初衷大义。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来乎？日，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

　　为革新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

　　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

　　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

　　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然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

　　而黑暗未尝销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

　　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

　　最令他叹息的还是陈独秀那种狂飚突进，一锤定音的性格。与他淋漓酣畅的文笔相比，胡适之确实太温和 他隐隐觉得，随着以下主张的提出，沉闷的中国将掀起一场精神风暴。

　　　　文学革命之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

　　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旗上大书

　　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诙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

　　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

　　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有

　　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

　　炮，为之前驱！

　　蔡元培被这激扬文字所感染，情绪先亢奋起来。他把文稿递给钱玄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上海，回到了他办《警钟日报》时的日日夜夜。他像喝了杯快酒，面色潮红地感叹道：

　　“仲甫不愧是位老革命党，始终不忘文学革命是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利器。嗨！与仲甫在一起，浑身的血都会燃烧呵！”

　　他环顾一眼这凌乱狭小的房间，面容闪现出一种慈祥恺梯的感情。

　　“想不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革命军司令部。哎！你那要拖四十二生大炮宣战的十八妖魔，又是何物 ”

　　陈独秀受到赞赏，来了情绪。他快活地眨着眼睛，卖弄起来。

　　“主要指明中叶以后的前七子和后七子，还有桐城派的归有光、方苞、刘大白和姚燮。这前七子以李梦阳和何景明最著名，那后七子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代表。他们都是文学的拟古主义者，自然列入扫荡范围 至于归有光，虽然也反对拟古，但因太推崇唐宋八大家，也必须炮轰。还剩下的三位妖魔最为可恨，虽是同乡，因一味吹捧拟古的骄文，非用重炮炸得血肉横飞才肯鸣金收兵。”

　　众人听了大笑，钱玄同却一反常态，故意抬起杠来。

　　“不对，你对桐城老乡还似乎留着点面子。如要我参战，就干脆直呼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陈独秀先是一愣，见他怒目圆睁，气势逼人，倒真有点心怵起来。说实话，他和胡适发起这场文学革命，又把《新青年》迁来北京，最担心的就是北大。在北大，又最担心这帮国学深厚的章门弟子，如能把这位疯态可掬的钱玄同拉过来，阵容将为之大变。据他所闻，这位章门弟子也快谢师 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大家，在辛亥前就写文章痛斥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而钱玄同却在六年前改弦易帜，拜同乡前辈崔适为师，研究起今文经学来。最近还为康有为的文章写了序文，说了许多好话。

　　陈独秀瞥了一眼这位性格多变的小老弟，用一种带点儿鼓动的口吻说：

　　“完全接受批评，咱们一言为定如何？你马上来一篇重磅级的。”

　　钱玄同是个爽快人，最喜欢热闹。看了两位的文章早已心痒，略一沉思，就答应

　　“好！我来给胡适写一封信，搞点小批评大帮忙的招式助助威。”

　　正当陈独秀面露喜色时，钱玄同又冷不丁地捅来一枪，弄得他好生尴尬。

　　“不过，要搞文学革命，旧瓶装新酒不行。你看看胡适和你自己的文章，口号叫得震天响，却满嘴的之乎者也腐儒腔。我提议，今后《新青年》的文章一律改用白话。说实话，我对孙文本来印象不错。但一见他老是用文言大谈革命方略，入党还要捺手印，搞宣誓效忠那一套就反感。”

　　陈独秀倒从心里佩服起他来，感慨地对蔡元培说：“我自认为是个激进派，想不到当今世上惟玄同的思想最激进，又最清晰。”

　　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鼻隆脸阔的沈尹默。

　　“好个沈二，听说刘三也快来北大 兼士兄弟身体好些了 ”

　　“好些了，嫂夫人 ”见沈尹默叫得亲切，高君曼忙从里间出来陪客。因是熟人，三人谈起往事，倒很随便。

　　沈尹默向蔡元培介绍道：“仲甫是1909年到杭州定居的，刘三当时已是江南著名文人，两人又同在陆军小学任教。当时大家正逢年少，过的又是诗酒豪情的生活，正像仲甫在诗中描绘的让人难忘呵！”

　　他显然动了感情，用一口与钱玄同相似的吴兴话低首轻吟起来。“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陈独秀也逸兴遗飞，仿佛又回到了西子湖畔。他风趣地说：“记得我第一次见面就骂你字写得不好，多年不见，来！写个条幅看看。”

　　当时在北大，沈尹默的字已小有名声。见众人不解，他又调侃起来。

　　“我与仲甫相识还真可谓文坛趣事呢。记得有一天，我和老大沈士远到刘三家饮酒。回家后即兴写了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挂于壁间，正好被来访的仲甫看见了，便问这沈尹默何许人也。第二天，他就找到我寓所来 一进门，就大声地说，我叫陈仲甫，昨日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却其借入骨。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呀。也许是受了他当头一棒的刺激，从此就发愤钻研书法 ”

　　蔡元培轻声地开导范文澜，说：“这就是仲甫的可爱之处，事先没人介绍，又是第一次上沈二家，就敢给主人当头一棒。这种坦率挚诚的性格，已不多见 所以我们看人处世，都要抓住本质。”

　　沈尹默还言犹未尽，又接着说：

　　“仲甫也有一大缺陷。他工宋诗，每当革命低潮心情苦闷时，诗做得极好。像在杭州时，他常以香草美人自况，有时于脆就以屈子自喻。如他的‘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还有‘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汨罗。’但到他政治活动顺利时，就只有政论文 我看今日的仲甫，只会议论文学革命，绝对写不出好诗。所以，我对他的评价也是，诗第一，文第二，演讲最差。此公一口安庆土话，到北大教书，怕要误人子弟呢。”

　　一席话惹出满屋子的笑声，驱散了心头的寒气。陈独秀指着沈尹默的鼻子骂道：“你这人好损呵，人家刚到就这般待我。记得当初我还为你写过《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两首诗呢。”

　　沈尹默笑着拱手作揖，“小弟有礼了！不过，你那首‘夜雨狂歌’倒真写得瑰丽奇诡。以长吉的诞幻，嗣宗的咏怀，合为一手者惟仲甫也。来！笔墨伺候。我将它誊写出来，一则请你指点书法，二来也让诸位领略兄的诗才。”

　　范文澜忙上前磨墨理纸，沈尹默略一沉思，便一气默写下去。

　　　　　　　　 夜雨狂歌答沈二

　　　　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到海势蝴囗。

　　　　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

　　　　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扁立玉狗。

　　　　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

　　　　竹斑未灭帝朽骨，来此浮山去已久。

　　　　雪峰东奔朝峋嵝，江上狂夫碎白首。

　　　　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

　　　　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栗泣鬼母。

　　　　黑风吹海艳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

　　钱玄同率先喝彩道：“好一个‘笔底寒潮撼星斗’，气势不让古人呐！”

　　蔡元培不愧是位老翰林，也咬文嚼字地评价起来。“仲甫作诗意境绝高，胎息亦厚，高傲愤世之情，非时人士流所能窥也。”

　　陈独秀自嘲地摆摆手，说：“我可只是个八股秀才，不登你那大雅之堂。不过多年不见，尹默老弟的字倒是大有长进了，工力之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但字外无字这一点，与几年前无大异也。你是学二王一路的，据我所知，存世的王献之数种近真，王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序之下。就是刻意去学，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不知尊见以为如何 ”

　　那天下午，大家谈兴甚浓。不知不觉已近黄昏。蔡元培原想与陈独秀商议些学校的事，他是想从文科入手，整顿校务的，又觉得今天不是时候。见时辰不早，便起身告辞 临走时，又意味深长地关照陈独秀：

　　“请以我的名义给胡适写一封信，听说他七月份将通过博士论文，请他务必来北大任教，待遇尽可能从优。”

　　快出门时，钱玄同又叫嚷着回转身直奔案头，将那张条幅折好放进了皮包，得意地说：“仲甫的诗，沈二的字，数百年后传给子孙，可能还是件宝物呢。”

　　是夜，范文澜在日记上写下如下印象——

　　《新青年》同仁提倡白话文，却用文言文写作；

　　钱玄同见长兄要行跪拜之礼，却是当今中国最激进，最清醒之人；

　　沈尹默当初字极俗入骨，如今仍字外无字；

　　陈仲甫革命低潮时诗极好，如今只写政论文，且文风霸悍。

　　他将日记拿给傅斯年看，众人都觉得好笑。

　　当时这四号宿舍，除傅斯年和顾颉刚外，还有两位怪人。一位是狄君武，当时名福鼎，是个专心研究词章的，有时唱唱昆曲，不大关心政治。另一位信佛，叫周烈业，整日阿弥陀佛地钻研佛经，一心想去名山古刹做方丈。傅斯年鬼点子多，眨眨眼睛说：

　　“我看还可以加上一条，蔡孑民中西合壁，满脑子办学新思想，却是位好好先生，很容易被人左右。”

　　众人听了一阵哄笑，傅斯年却正色道：“我今后真要给蔡先生提个建议，一是北大应办份日报，把每天的事公布于众，让大家都来关心学校。二是有可能的话，让我们学生也来办份刊物。北大历来有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风气，法国的大学就很重视培根的‘集团研究’。”

　　范文澜觉得他说得句句在理，很是佩服，便充满自信地说：“凭蔡先生的胸襟和气局，一定会答应的。”

　　　　　　　　　　　　　　　　　 4

　　寒夜上空，悬一轮硕大的白月亮。恍如那灵性的上苍，用慈悲之眼，俯视着无数仰天浩叹者的心事。

　　蔡元培正伏案在给吴稚晖写信。银色的月辉，洒满了信笺。他仿佛又回到了巴黎，在午夜的咖啡馆，在寂静的乡间小道，与老友娓娓交谈心中之隐。

　　写着写着，他无奈地搁下笔。只觉得那颗焦虑的心正满渗出惆怅。来北大已近半月，整日地杂务缠身，许多想办的正事却一筹莫展。他并不是没有思路，又强打精神继续写道：

　　　　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

　　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

　　学风。近日北大前任学监主任张君坚欲辞职，意欲请先生惠然肯来，屈就

　　此职。校中本有言语学概论一科，每周三时，无人担任，并欲请先生主讲，

　　兼可于国音统一之义同时研究，渐组织一言语学研究所《文科本有言语学

　　一门》，傥亦先生所许可与……

　　“敬恒兄真能来 ”

　　他恺然地望着窗外的月亮，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吴稚晖长他三岁，为江苏常州人氏，他们可是多年的挚友。记得最早认识他还是在本世纪初叶的日本，蔡元培第一次抵达东京，就碰上了吴稚晖率领的留日自费生与清驻日公使蔡钧的冲突。蔡钧怕他是革命党，拒不保送他们入成城陆军学堂。火冒三丈的吴稚晖就带着二十六人到公使馆请愿，蔡钩也不是等闲之辈，先勾结日本警察厅出动警力弹压，后又请日方将他驱逐出境。孙中山怕日方在海上将他交给清廷发生意外，便请蔡元培设法相送。他毅然中止游历，承担起护送之责。

　　以后，他们相濡以沫地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在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中他顶着压力创办爱国学社时，吴稚晖毅然出任学监，并在此时认识了心存大志的李石曾。当《苏报》案中章太炎怀疑因吴稚晖告密，害他和邹容锒挡入狱时，又是蔡元培挺身而出为其辩白，维护了老友的声誉。他是在1907年去德国的，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他和吴稚晖、李石曾可为志同道合的密友。他们曾一起和张继创办《新世纪周刊》，竭力推崇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当武昌起义胜利的喜讯传到莱比锡大学时，蔡元培又频繁地与客居伦敦的吴稚晖通信，分析袁世凯复出后的种种危险，并亲自给中山先生写信，建议在德国购买最先进的火炮装备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胜利归国后，又一起和汪精卫、张继等鼓吹“八不主义”，组织了“进德会”。在“二次革命”中，又商议创办了《公论》报，撰文讨袁。直至前年，他们还共同在法国倡导过勤工俭学。并在去年与法国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欧乐等成立了华法教育会，他自己亲自出任中方会长。

　　“敬恒见真能来北大 ”

　　他又在心底喃喃自问，如吴稚晖真能来北大他将如虎添翼。几天来，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还有远在上海的张元济等一帮浙江同乡，都不断地向他荐人。他也曾为此排过一份长长的名单，这些人中有他在上海教育会和南京教育部时的旧友，如蒋维乔、王云五等。还有与《新青年》关系密切的章士钊和他的《甲寅月刊》同仁，如高一涵、刘叔雅和李守常。但在心底里，他更想引进一些精神领袖式的模范人物，一些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政坛叱咤风云的大学者，他们中自然闪烁着吴稚晖、李石曾和汪兆铭的身影。他是多么留恋昨夜的梦境呵，天亮时还在嗔怪唤醒他的黄仲玉。

　　那真是一个令人心醉的大场面，迎着早春的霞光，在一阵喧天的锣鼓声中，他领着上千名师生站在大门口，欢迎刚应聘到校的学监主任吴稚晖和庶务主任李石曾。还有与当今政坛要人关系密切，又精通逻辑和法学的新任图书馆主任兼教授章士钊。在一行长长的新教授队列里，多半都是昔日的革命党人和新派人物。

　　头戴白礼帽胸系黑领结的翩翩美男子汪兆铭，拄着文明棍飘逸而来。当年随他在暗杀团制造炸药的钟观光也来 还有帮他在南京教育部独撑门面，治理事务井然有序的蒋维乔，也拖着曾任中山先生秘书的王云五跟在后面。在这队列中，他还欣喜地发现了穿着黑色旧布长袍，前额方正，眉骨突出，个头瘦小的周豫才，正带着精通希腊文学的二弟周作人，迈着他那不太合群的外八步走在后面。对于这位极亲密的小同乡，他一直寄予很大的期望。记得还在日本时，周氏兄弟就编译了《域外小说集》，率先向国内沉闷的文坛介绍西方文学。这次来北京后，他曾暗示过豫才，想请他来北大帮忙，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表示。瞧！还有那位拖着棕色辫子的辜鸿铭，也孤傲地穿着他前清遗老的奇装异服，乘着自备的包车来 尽管仲甫和一些激进教师可能会很不情愿，但因他的执意坚持，最终还是让这位老古董来教英国诗 但好梦不长，当他满嘴呓语的被夫人摇醒后，等待他的仍是烦闷难眠的长夜。

　　吴稚晖、汪兆铭依旧在国外奔波，刚想聘请的章士钊不巧去了日本，蒋维乔和周树人仍在教育部混日子。还有像高一涵、刘叔雅、钟观光等虽一口答应了，却因种种原因一时不能到任。他历来不擅长事务，但这些天，却真被几件事缠得精疲力尽。一是社会活动实在太多，记事牌上排满了应付不完的各界集会、演讲和稿约。二是找上门来的人也实在太多，他又习惯事必躬亲，一一接待答复，自然累得够呛。三是清除积习，改革教育说说简单，真要实施又举步维艰。不说别的，光要解除那两位不称职的英国人克德莱和燕瑞博的合同，就惊动了教育部和外交部。公使馆又是抗议又是恫吓，搞得报界也跟着沸沸扬扬地瞎凑热闹。

　　他终于百无聊赖地搁下笔，起身离开了书案，他觉得思绪很乱，需要静下心好好地梳理一番。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嘴角漾出会意的微笑。他喜欢这人的深沉和冷峻，更喜欢他那清澄的目光里的那份大真诚。记得还在教育部时，每当自己举棋不定时，他常会以那过人的清醒帮着拿个主意。这个人自从年初探亲回京后，已来看过他几次，今夜也该去拜访人家 想不到夫人一听说便高兴地催他出门。他知道这位同乡的好古癖，近年来常以抄写碑帖，凝然冷坐地打发时光，便兴冲冲地从书橱摸出早已备好的汉碑拓片，迈上了那辆供他专用的马车。

　　冬夜的月光下，传来了他一口浓浓的乡音：

　　“快！去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5

　　又看见了这白墙黑瓦的旧式院落，他仿佛揣着浓郁的乡情，回到了梦中思念的越中古宅。用一腔游子般的恋情，叩响了锈迹斑斑的紫铜门环。只见白底黑字的木匾依旧高悬在门庭上方，老长班却因吸食鸦片，更加瘦弱 他慢吞吞地举起风雨灯，见是当年常来的翰林爷，忙躬身陪笑引他入内。

　　这里原是山阴、会稽两县来京应考的举子和候补京官们的公寓，名山会邑馆。穿过会馆南边的前院，为藤花馆。离此一步之遥，便是为纪念晚明哲学家刘宗周而设的仰蕺堂。刘宗周国讲学绍兴蕺山，弟子如云，世称蕺山先生。遥想当年，那位在同光之际纵横京师的大名士，素有旧文学殿军之称的李慈铭，曾从近二千年的历史中遴选出248位乡贤，精心编订了《越中先贤祠目》，并将他们的牌位供于堂内。绍兴自古有崇尚先贤的传统，每当春秋两次大祭时，在京的乡绅名流都会云集于此。老长班还记得当年的趣事，正当康有为、梁启超在两街之隔的南海会馆策划“公车上书”时，我们这位春风得意的蔡翰林，却在仰蕺堂内宣唱着悠扬的祭文：

　　　　经论云雷，实维大禹。

　　　　服教畏神，礼义之府。

　　　　后王尝胆，任侠竞翘。

　　　　……

　　　　儒林大师，余姚肇祖。

　　　　千祀不衤兆，授经图谱。

　　　　新昌朴学，翼左程朱。

　　　　良知证人，大启堂庑。

　　　　文苑之英，盛哉典午。

　　　　……

　　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自己竟还会有如此雅兴，现在想来，真是有点汗颜呢。绕过仰蕺堂的南墙，穿过一月形小门，便是他要去的补树书屋 院内风门朝西，南偏室木窗前有一棵大槐树。相传以前这里曾栽一故乡的楝树，因被风刮倒，补种了槐树，故此得了个怪名。据说往昔这树上曾缢死过一位姨太太，如今那槐树已高不可攀 也许人们嫌这女吊鬼气太重，不敢来此居住。而现在的主人却是位不怕鬼的“无常”，见这里清静，蚊子又少，便于去年夏天从藤花馆里搬了进来。

　　树影下响起老长班喑哑的乡音。

　　“大先生，客来哉！”

　　朦胧的青灯，映出花格窗内一蓬头长发者的身影。

　　蔡元培情切切地推开门，面色青灰的主人，惊愕得瞪直了眼睛。

　　“呵！是蔡先生……”

　　“豫才！想不到吧？”

　　只见南墙壁下的书桌，摊着几本金石拓本。堂前的书架和方桌上，也尽是些他抄写的条幅。

　　“听说你这些年，常以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

　　蔡元培见他案头的印纹陶罐内满是烟头，眼角流出关切的神情。

　　周树人缓缓地吸一回劣质的“锡纸包”，淡然一笑道：

　　“这也许是留学回乡时闲得无聊，辑录古小说时养成的习惯。唉！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也只能看看古书，逛逛厂肆 ”

　　他的叹息是那样轻微，却饱含着深深的无奈。一丝淡淡的悲哀，摄住了蔡元培的心。他见那瘦长而不修边幅的脸，因熬夜和吸烟过度而布满倦容。那杂乱的平头下一双熠熠放光的眼睛，也因生活的煎熬而黯淡起来。他的心痛了，这位小老弟还是五年前随自己从南京迁来北京的。来教育部后又一直单身蜗居在这破旧的县馆里。整整五个年头，他就这样生活在这沉闷而无望的环境里，默默地经历了“二次革命”和袁氏的登基闹剧。又默默地从书肆搬来一摞摞古书，且多数为前辈乡贤之作。用他那尖刻而充满疑虑的目光，在青灯古幢里审视起国人那古老而多病的灵魂。

　　蔡元培犹豫片刻，又轻声发问：“听说这些年，你在教育部……不很如意？唉！这范静生，他是应该知道我俩关系的。要不，我再说说他。”

　　“不必了！”

　　弥漫的烟雾中，传来了他冷漠的声音。那细长的眼缝里，又迸射出一种轻蔑的寒光。

　　豫才看来性格是有些孤独，总是不太合群。

　　他出任教育总长时，豫才在南京只呆了两个多月，就抱怨那里的空气异常沉闷，因为最初屈居次要地位的立宪派人物的权欲也在迅速地膨胀，很快窃取了临时政府内部的胜利果实。也就在他刚担任“迎袁专使”赴京不久，主持部务的次长景耀月就私自作主，把这位傲骨铮铮不媚人的小同乡赶走 也亏得他回来得快，又把对方贴身带到了北京，并果断地将次长景耀月换成了清末的学部参事官范源廉。范源廉虽然与自己关系不错，但据说他离任后，范在教育部也很善于培植党羽，还成立了一个“尚志学会”。在当年的新派人物中，不少人屈服于压力，纷纷妥协，而刚直不阿的周树人却逐渐地被孤立

　　就在这次来京后的一个寒夜，许寿裳曾跑来大叹苦经。他神情沮丧地说：

　　“蔡先生，豫才一直说你是他的保护神。你一气辞职后，他就苦 现在的教育部，唉！等级森严，派系林立。但真正的官僚是从来不受约束的。每天早上，只消在簿子上画一个‘到’字就行 任你案卷堆积如山，部员们却依旧可以消遥混日子。办公室里，下棋、品茶、唱京戏、念佛经者都有。豫才是更加消沉了，为了‘装死’和麻痹自己，我学会了麻将，他也迷上了佛经，玩起了古董。一次，他曾兴奋地跑来告诉我，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 我平时有许多难解的人生问题，想不到他早就明白地启示过了，真是大哲！’唉！这些年来，他又恢复了在东京时那种没有节律的生活。习惯于不吃早餐，见教育部的膳堂办得很糟，又干脆在‘海天春’、‘镒昌’一类小饭馆里包饭，或者和我到附近的‘广和居’去吃廉价的豆面炸九子。有时时间来不及，就买点馒头和饼干充饥。我现在真是有点为他担心了，婚姻的失败，精神的折磨和游击式的进餐，还有不停地熬夜，拼命地吸烟，使他的身心同时受挫。人也渐渐颓唐起来，不是胃痛、牙痛、神经痛，就是气管炎和神经衰弱。看病和服药，已成了他日记中常见的内容。蔡先生，他只敬重你，你真要好好地劝劝豫才哟！”

　　面对着蓬头垢面的主人，蔡元培的眼帘有点潮湿起来。若论年龄和经历，豫才只能是自己的门生，他也确实把对方当作最亲密的朋友百般爱护。

　　他仿佛又看见一位穿白夏布长衫的人，身材瘦小，却走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鼻下留着浓黑的口髭，那双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威严的浩然之气。那是他们最初在南京见面时的情景，记得当时的豫才，虽然也在家乡经历了对王金发式人物的失望，但那双明亮的瞳人里，还是对未来充满着期盼的。他们常谈起那位后来溺水而死的范爱农，绍兴军政分府成立时，恢复了师范学堂，王金发曾委派他当校长，范爱农为监学。因为学堂在南街，距东昌坊不远，每当办公完毕后，范爱农常会头戴农夫所用的黑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着雨伞，一直走到周宅里找他聊天。鲁老太太便会为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莱，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阔论。那时，他们的情绪是颇为激昂的。从留学日本的志向谈到民国后的中国，抨击时政，指点江山。豫才来京后还多次托自己为范爱农谋一个合适的位置，还学着他的书生腔说过笑话。

　　“也许明天新收到一个电报，拆开一看，嘿！是豫才来叫我的。”

　　可是，就在他与同盟会的四总长愤然采取不合作态度，向袁世凯辞职后准备离京时。豫才曾神情黯然地来到他的寓所，手里捏着周作人的信件。

　　“范爱农死了！”

　　他们都被这个消息震住 一刹那间，整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豫才的眼里只剩下范爱农在送他离开绍兴时哀凄的眼神。记得那是1912年7月的一个下午，窗外，大雨滂沦。豫才没有去部里上班，他们默默地喝着酒，从午后一直饯别到深夜。他至今也不会忘记豫才那悲愤的呐喊。

　　“这个世界，是不容许正直的、有个性的、清醒的生命存在的！”

　　是的，他们苦苦追求为之奋斗的共和梦破灭 革命者的鲜血，早已成了昨日枯萎的黄花。

　　那天的夜已经很深很沉了，四周是漆黑的，你不能发光；四周是宁静的，你不能声张；四周是平和的，你不能动作。豫才的心似乎一下子变得苍老了，他可能竭力想看到前面的希望，但当他向前望时，却总是看到范爱农的眼睛，这是一双充满怨恨而不死的眼睛

　　就在那天的深夜，豫才奋笔写下了三首《哀范爱农》的短诗，也顺手埋葬了自己生命中仅剩无几的那点热情和希望。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黑，炎夏凛夜长。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给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蔡元培的心碎了，他不忍再在“补树书屋”谈沉重的人生话题。便换了一种轻松的口吻，佯作笑颜道：

　　“启明还好 许寿裳想推荐他来教希腊文学。我看你们兄弟俩，干脆一齐来北大算 ”

　　周树人又点燃了手中的烟，缓缓地吸了一口。也好像有意地岔开了话题：

　　“启明这人喜欢闲适，见我这些年一直在辑校古书，也在乡间教书之余，帮我收集些资料，校勘起古籍来 ”

　　他顺手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书，递给蔡元培。

　　“这部前年编定出版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也可算是这些年我们兄弟合作的产物 ”

　　蔡元培轻轻翻开书的扉页，仿佛从淡淡的墨香里，又看见一颗无力抗争而不甘颓废的灵魂，在漫漫长夜里暗自地挣扎。

　　听许寿裳说，豫才这些年是全身心的钻进了故纸堆。不但开始了几乎消耗他一生精力的《嵇康集》的校勘，还辑校了《志林》等五部书和谢承的《后汉书》。这次春节回乡探亲，又四处搜集资料，打算开始《会稽禹庙窆石考》的写作。

　　如果时间倒退二十年，他这位大清翰林院的蔡编修，也许会以好古之心，欣然投入这整理国故的行列。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这些年来，他们不但共同经历了西方列强的铁船利炮瓜分中国的灾难，也目睹了昔日的东瀛小国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因学习西方迅速崛起的事实。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两人都曾怀着一腔救亡图存的热情，饥渴地寻求过救国的各种思想武器。也就在这次途经上海时，他曾特意拜访了刚结束囚禁的章太炎。这位昔日意气风发地想以保国保种的旗号实现文化复古理想的国粹派领袖，终于被严酷的命运折磨得神情黯淡起来。面对老友，他不无感伤地承认道：

　　“看来在目前的中国，文化复古还是乌托邦，只会给统治者争夺旧交椅提供口实。”

　　蔡元培呷了一口浓茶，想起了前几天宪政讨论会等十一个团体为他和梁启超的先后到京，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欢迎大会。就在那天的会上，面对着六百多位崇拜者，梁启超又一次鼓吹起他那著名的新民学说。他的讲演稿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抄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一手秀丽的书法被宣纸一衬，十分美观。蔡元培不愧是个老实人，他瞥了一眼周树人，慈祥的目光里闪射出一种敬佩之情。

　　“豫才，那天你真该随我去一睹梁任公的风采。那是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这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广东人，穿着件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度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眼光向下面一扫，紧接着是两句简短的开场白。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虚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最精彩的还是他参照西方政体提出的新民说，他大声疾呼要把培养富有革新创造精神的‘新民’，涤尽国人的奴隶根性作为二十世纪广大爱国志士的共同目标。第一次提出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问题，把国民性的改造摆上了改造中国的议事日程。梁任公可是位真性情的大学者，演讲到后来便成了手舞足蹈的表演。时而顿足，时而狂笑，时而掩面，时而叹息。他写的讲稿几乎都能背下来，有时背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只要敲几下，记忆力就又畅通起来。最好笑的是每当他敲头时，我们都屏息以待。一当他想起来了，大家都跟着欢笑起来。”

　　周树人青灰的面颊因激动渗出了红晕。他发狠地吸了口烟，喃喃自语道：

　　“涤尽国人的奴性，这话说得好。只是弯腰曲背，在中国已成了一种常态……”

　　蔡元培不失时机地鼓动起来。“豫才！该振奋起来了，让我们一起投身到改造国民性，培养‘新民’的革命潮流中去。”

　　周树人讪讪地自嘲道：“我也知道自己的灵魂里有许多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它，想除去它，却又做不到。蔡先生，说实话，我一直敬佩您。您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待人处世总是往好处去想。而我却做不到，我的经历和处境决定了我只能是个悲观论者。我的性格里还藏着一种很深的师爷气，习性又不好，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就多疑虑，就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在日本时，革命党人曾令我去暗杀，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去，但去了可能会死，我死了，丢下母亲，怎么办 ’革命党人面对我这样的孝子，很失望，只好说，‘你既然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去 ’”

　　蔡元培终于被他的坦诚和幽默惹笑

　　周树人总算来了情绪，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他接着往下说：

　　“所以我也不可能成为革命者。革命者是必须遵命的，叫你去做什么，是不许问的。而我却要问，还喜欢估价这件事的价值。有时还爱唱唱反调，您看我这样的人能革命 ”

　　补树书屋弥漫起浓浓的烟雾和欢笑。两人的谈兴也越来越浓，蔡元培自从进京以来，心情还从没有这般畅快过。周树人仔细地听完他的办学思路，又恢复了凝然冷坐的姿态。他缓缓地点燃一支烟，用一种冷峻的师爷腔分析起利弊和得失。

　　“蔡先生，您单身北上，一进北大就亮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之道，这说明您主长北大是胸有经纬的。所以这些天教育部一班好事者也都在议论，说先生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想用德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精神来整治北大。但有几点豫才并不敢苟同。一是现在北京风传有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为首的一批浙人，想打着您的牌子，借范源廉之手左右教育界。范源廉又是靠近段内阁的人，袁希涛已在部里表示不满，长此下去可能会对您和北大不利。二是凭您的声望和气度，相信能聚集一批新派人物。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的黑暗都浓缩在一起 这老北京又是只大酱缸，您真动起真格来，北洋政府和那帮达官贵人能容忍 还有，许寿裳给了我几本《新青年》，说里面有许多谬误，我看倒不见得。只是中国历来的文人，都摆脱不了官的帮忙和帮闲的套路，这些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又多数是从旧营垒里出来，带着很深的名士气。他们那种狂热的反叛精神终究能维持多久 会不会呐喊一阵又回到老路上去？我真不敢恭维。蔡先生，豫才以为目前的北京不是真正能做事情的地方，非久留之地呀。看！我的坏习气又出来 ”

　　蔡元培却被他的肺腑之言感动了，夜已经很深了，在这寒冷的冬夜，在这郁结着女吊鬼气的旧式会馆里，他聆听着一位蓬头长发的“无常”的内心独白，真是感触万干，难以平静。豫才兴许很久没有这样说过话了，眼睛熠熠放光，兴奋地给火炉加炭，又拿出回乡时带来的青鱼干、酱鸭肉和一包茴香豆，用锡壶温了一瓶酒，便饶有兴致地与自己敬重的先生围炉小酌起来。

　　几杯热酒下肚，面色酡红的蔡元培便醉意矇眬起来。他打量一眼这当年进京赶考住过的会馆，回想起近二十年来投身教育的经历，动情地说：

　　“豫才！自从发誓以教育救国这一天起，先是回乡办绍兴中西学堂，又去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教师，以后又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直至辛亥后出任教育总长。真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生命就这样默默地流逝了，现在我是以天命之年出长北大呀，冥冥中总觉得这是上苍留给我的最后一个舞台 唉！人是需要舞台施展抱负的。当年随我一起挂冠而去的张謇和张元济，如不是抓住实业和商务印书馆，又如何在民国的历史上再度辉煌？说实话，从秉性上看，我是近学术而不宜于政治的。与孙文、黄兴等职业革命家相比，我最多只能算个书生型的政治家。所以，这次出山，不管前途多么艰险，我都只能拼死一搏。豫才，我这次单身北上，手上只带着‘自由’和‘兼容’两件武器。我是想把西洋文化的自由与理性，与中国文化的中庸与良心兼容在一起。不光是要把北大改造成一所新型的大学，更希望通过引进《新青年》，创办各种学术团体，造就一种新的自由的空气，一种自春秋战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以思想文化的变革来实现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理想。”

　　他说到这里，气度沉雄地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周树人。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是过于理想化 在目前的中国，教育必须独立于政党和政体之外，才会有希望。所以黎元洪几番相邀，都被我谢绝 我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也早已做好了准备。豫才，身为越人，怎敢忘记仰蕺堂内先贤的临终绝唱？‘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远处的鸡鸣，送走了又一个沉沉的长夜。当周树人站在会馆门前，目送着蔡先生乘坐孙宝琦的那辆旧马车，摇摇晃晃远去时，眼帘突然模糊了起来。透过弥天的风沙，他仿佛看见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是这样摇摇晃晃地赶着马车，在列国崎岖的山路上周游着兜售他的理想。

　　他忙回转身，顾不上冲洗一下昏沉沉的头脑，又在灯下给远在故乡的二弟写了一封长信，请他速来北大任教。

　　　　　　　　　　　　　　　　　 6

　　汉花园位于东城北河沿畔，却不见一处园林。

　　记得还在上海时，有一天陈独秀接到北大友人的来信，说汉花园宿舍窗外的几株丁香，正在月光下开着浅紫色一球球的朵子，美得惊人呢。来北大不久，他就喜欢上了这个环境幽静的去处。虽然丁香的秃枝还在早春的寒风中抖颤，他也并不是那种很有闲适气的文人。但一天忙乎下来，他倒挺乐意踏着退课的钟声，缓缓地穿过松公府的夹道，来这里看看那条两岸种满细条的杨柳的小河。这是江南文人梦幻中的小河，鹅黄色的柳条在晚霞的光线里随风起舞，河水永远是满满的，亮晶晶的，倒映着岸上的草木房屋。

　　此刻，校园里的钟声还在耳边回响，那是一口黑黝黝重沉沉的大钟，悬挂在一架高高的，古旧的朽木座子上。也不知当年大学堂开办时从何处物色来的宝物，一直由一位满面灰白胡子的老工友敲打着，每次约敲十六到十八响。课余之暇，在这条仿佛记忆中家乡的河岸走上半点钟，倒是很有诗意的。

　　陈独秀在靠东安门桥的石岸上坐了下来，刚才蔡先生想找他商谈学制改革的方案，他却提议换个场地，来北河沿坐坐。他正想点燃烟，又一阵狂风卷着塞外的黄沙扑面而来，吹打得他双目紧闭差点没窒息过去。唉！来北大这些日子里，几乎每一天都在过关斩将，都在迎受着风沙雨雪的拷打。

　　刚上任文科学长的那一天，当蔡先生陪他走进教师休息室与大家见面时，黄侃就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那天由马叙伦和沈尹默、钱玄同保驾，碍于面子，大家彼此还算客套。正在这时，门外闯进一位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头戴黑绒瓜皮帽的人物。此人就是以章门众弟子大师兄自诩的黄侃。也正是凑巧，那天他为了几句话和车夫争吵，在校门口已对骂了一阵，正带着满脸的怒气。一进门，见满屋的人都在欢迎新上任的文科学长，先一愣，随后翻翻白眼，怪笑道：“哼！区区一桐城秀才，又何需兴师动众？”话毕，顾自浪笑而去。

　　陈独秀本来与他不熟，但一听那腔调，记忆中突然闪现出一桩十年前的宿怨。也亏得是他才有这种英雄豪气，朗声冲着那背影叫嚷道：

　　“季刚兄，快回来！仲甫当年有所冒犯，这次特来向您道歉。”

　　黄侃终于回转身，怔住了，凭陈独秀此时的声望，敢当众如此坦诚相见，他不得不有所顾忌。

　　见众人不解，陈独秀笑着朝钱玄同拱拱手，说：“玄同是见证人，这也算是一则文坛佳话，不妨说给大家听听。”

　　钱玄同生性爱凑热闹，自然乐意。一旁的黄侃却碍于面子，急叫起来：“钱疯，不可造次……”

　　钱玄同稳稳一笑，先拖来把椅子请黄侃入座。然后调侃地说：

　　“此时不说，不合玄同秉性。此时不听，则有失师兄的风范哩。”

　　黄侃无奈，只得听其摆布。满屋子人的情绪，却随着他绘声绘色的声调活跃起来。

　　那还是光绪末年的旧事，他们都随太炎先生集聚在东京。一天，章太炎的《民报》馆里来了一位客人，名陈仲甫。听说也是一位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正好钱玄同和黄侃在座，听见客来，忙避让进了隔壁房间。由于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出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知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呀，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一晃十年，今日又都在北大相见，也真是一种缘分。陈独秀感慨地向他作了个大揖，含威一笑道：

　　“季刚兄，改日仲甫做东，专门向您请教‘八部书外皆狗屁’的高论。”

　　黄侃平时的这句口头禅，倒是挺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应该加上去才对。他平时攻击异己者的方法是完全谩骂，所以尽管陈独秀给足了面子，回敬过来的仍是一句骂街式的嘲讽。

　　“还是听听你的‘毁孔子庙罢其祀’罢了！”

　　当时在场的有位章门弟子，后来趁兴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关于他俩的描述，恰巧就用了这两句。

　　不过黄侃以后对他还算客气，没有在课堂上公开骂过他。

　　最近他整顿校纪，听说有名学生不肯去上黄侃的古文课，便叫来问话。学生说黄先生第一天上课就出了个《文心雕龙》上的题目，叫学生作文。他刚写了一百多字，黄先生看见了说：“好！”便欢喜得拿到讲台上念了一遍。可有一次下午上课，这位学生精神有点疲倦，便用手捧头而坐。黄先生看见后勃然大怒，说：

　　“我讲书，你困觉？”

　　学生说：“姿势不对，并非睡觉。”随即放下手，端正了姿势。

　　但黄侃仍怒气未息，说：“不愿意听就下去嘛2”

　　这学生一负气就走了出来。陈独秀听完哈哈大笑，说：

　　“你是学中国文学的，主课是黄先生讲，你不上课怎么学 ”

　　学生说：“怕黄先生不许我上课。”

　　陈独秀说：“好！我送你去试试。”

　　陈独秀拉着学生的手就往教室走，正好黄侃在讲课。陈独秀一直看着学生坐在位子上，黄侃什么也没说，才放心地离开了教室。

　　按蔡元培整治北大的思路，清除积习，先从文科开始。他出任学长后，就开始抓课堂秩序。尽管他以不开课、不开会、不作演讲为前提，但分管行政和教务却是份内的应尽之责。他自以为辛亥胜利后曾两度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治理北大文科，应属雕虫小技。没想到处理最近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上，他都闹了笑话。

　　先说许德珩砸布告牌的事。陈独秀一来就听人反映，有一位学生是黎元洪的侄子，叫许德珩的，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他平生最恨这帮纨绔子弟，就铁着脸在布告牌上公布了姓名，说因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以示警告。没想到这位许德珩性情也和他一样暴躁，第二天就当众把布告牌砸 陈独秀顿时大怒，又对他的砸布告牌记过一次。许德珩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还冲到他办公室门前评理。说他本是一个穷苦学生，好不容易来北大读书。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又没有火，所以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从来没有缺过课，为何一再欺负他。陈独秀一见许德珩那副穷书生模样，就知道搞错了人。正在面容尴尬，进退两难之时，蔡先生及时赶来了，帮他收回成命，并对学生好言劝慰，此事才遂告平息。

　　再说傅斯年率学生捉弄教师的事。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上有没有内容。陈独秀刚来时就听马叙伦说过一则笑话，说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辞职回南方时，学长夏锡棋曾请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先生代课。此公上了好几天课，一直发不出讲义，引起了学生的怀疑。后来总算勉强发出三页讲义，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水为万物之源”。学生一看，都说这不像一个现代人所说的话呀，就推举有个叫冯友兰的班长去找学长反映。大概校方后来也发现他不行，讽令他辞职又不肯，就请一位学监暗示学生直接对付他。等他下一次来上课时，冯友兰他们每人都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在堂上质问，弄得他结结巴巴满脸冒汗，原来他连《宋元学案》都没看见过。同学们哈哈大笑，他也终于狼狈而去。

　　对于这些不学无术的庸才，陈独秀也力主清除之。但问题是傅斯年这帮学生捉弄的教师不是别人，而是朱蓬仙，是旧学深厚的太炎弟子，他就有点为难

　　那天下午，蔡先生把他叫到校长室，请他看一份由傅斯年和全班同学签名的材料。据说朱蓬仙虽满腹经纶，但教《文心雕龙》却非他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光凭学生笔记终究难以为凭。傅斯年恰巧通过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朱教授的那部讲义全稿，一夜看完后就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陈独秀对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相信这是由学生自己发觉的，一口咬定有人在背后操纵，要防止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他向蔡先生提议召见签名的全班同学，当面进行口试。没想到口试时傅斯年答得头头是道，让他不得不对这些学生的才识刮目相看。考完以后，蔡先生一声不响，陈独秀也一声不响，当傅斯年调皮地一鞠躬退出时，门外传来学生们得意的笑声。朱蓬仙教的这门功课，自然很快就作了调整。

　　晚霞给北河沿的河水镀上亮晶晶的金辉，细嫩的柳枝随晚风轻拂着他的额头。陈独秀深深地吸了一口草地上那种春天的气息，觉得铅沉沉的心终干轻松起来。他渐渐地有点喜欢上了那种弥漫在校园里的学术空气，甚至包括师生中间那种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应该是能够容纳和培养思想极端自由而又高尚的人才的。更令他欣慰的是，刚迁来北京的《新青年》，因刊登了他的《文学革命论》发行量大增，一炮打响，他隐隐觉得光靠自己唱独角戏有点忙不过来

　　“仲甫呀，我要找你谈正事，你却躲在这里逍遥自在。”

　　河岸上传来蔡先生的声音，和蔼的笑声如春风扑面而来。蔡先生显得有些高兴，打开手中的布包，摸出几封信，说：

　　“周启明就要来了，去年刚留美回来的马寅初，也终于应聘 哎！你给胡适之的信发出了 ”

　　陈独秀会意地点点头，摸出一纸信笺递了过去。

　　“我让内子复了一封，让您过目，如有不妥我再去信。”

　　蔡元培展开信笺，舒心地迎风诵读起来。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好！写得好！再过几个月他一通过博士论文，就可以回国 如能来北大，真是如虎添翼呵！哎！文科学长你还得当下去哟，我还有许多事要和你商量呢！”

　　蔡元培又摸出几份文字材料，递了过来。

　　“先看看整顿教员在外兼课的规定。来，还是由我念给你听，看看还有何遗漏了没有。一、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再兼他校教课。二、本校教员担任教课钟点，以二十小时为度。三、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四、本校兼任教员，如在他校兼任教课者，须将担任钟点报告本校。五、本校兼任教员，如在本校已有教课钟点十二小时者，兼任他校教课钟点，不得逾八小时以上。六、教员请假过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辞退……”

　　陈独秀动情地望着老先生吟诵时的那股认真劲，打心底里充满崇敬之情。都说蔡先生整治北大快到了玩命的境地，也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管人事纠葛，如堂·吉诃德般地一个劲朝认准的目标冲锋。他知道蔡先生接下去又要谈什么建立评议会，什么现在的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呀，学科改革应以扩充文、理两科为重点等等。说实话，他来北大是来办《新青年》，发动思想革命的，对教育改革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怕蔡先生又要拿出什么方案来与他讨论。干脆抢先一步拉开了话匣子：

　　“蔡先生，既然大学生应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我提议马上召开一次全体班长会议，只说一件事，如何开创学术研究、思想自由的风气？建议班长们回去发动全校学生创办各种社团，甚至办刊物也行。只要学生思想活跃了，一切旧的积习都会迎刃而解。”

　　蔡元培显然对这话题很有兴趣，目光炯炯地盯住他问：

　　“你不怕学生起来闹学潮，捅乱子？最后把你轰下台？”

　　陈独秀自负地仰面直笑。

　　“我生来就是弄潮儿的命，只要你老蔡不怕就行 ”

　　“好！这事就这样定 到时候我来召集，你帮着鼓劲。唉！看来你也没闲功夫听我唠唠叨叨 这样吧，晚上我约了一位重要的客人吃饭，也是你的老朋友，去不去？”

　　“谁？”

　　蔡元培神秘地眨眨眼睛，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说：“去了不就明白 ”

　　　　　　　　　　　　　　　　　 7

　　在北京城，六味斋也算是家老字号的饭庄

　　掌灯时分，当陈独秀随蔡元培沿着清式木梯走进二楼包厢时，只见两位气宇轩昂的学者已静候在那里。陈独秀先是一怔，然后激动地迎上前，一把拉住两人的手叫嚷起来。

　　“好个行严兄、守常老弟呀，想不到在这里碰上 哎哟，来北京这些日子，我一直惦记着当年的弟兄，有时做梦都梦到一起在日本办《甲寅》的日子。来！今晚我们好好痛饮几杯，畅叙一番。”

　　四个人坐下不久，腐保就送上了四碟冷菜。蔡先生显得很高兴，得意地举起酒杯说：

　　“仲甫，行严马上要来北大一起共事 来！先庆贺一下。”

　　四个人一饮而尽，陈独秀又着急地问：“蔡先生，凭行严的资历和学问，您也得给他封个什么呀！”

　　蔡元培故意压低嗓音反问他：“图书馆主任兼文科教授，如何呀？”

　　陈独秀终于乐了，高兴地给老友挟茶敬酒。

　　两位客人中年纪大的叫章士钊，湖南善化人，今年36岁。另一位是河北乐亭人，叫李大钊，虽举止沉稳，年龄却要比陈独秀整整小上十岁。

　　翻开民国的历史，章士钊也算是一位叱咤政坛和文坛的风云人物。尤其与在座的蔡、陈，可为共事多年且情意笃深的老友 早在本世纪初叶，他和陈独秀就是南京陆师学堂的同学，当蔡元培创办爱国学社时，又是他领来了一批因南京风潮集体退学的学生加盟，并担任蔡氏手下的体操教员。以后他又兼任过《苏报》主笔，《苏报》案后又和陈独秀等人办了《国民日日报》，还和杨笃生一起组织过“暗杀团”，并参与了湖南同乡黄兴创办华兴会一事。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受黄兴、于佑任之邀主持过《民立报》，“宋案”发生后，又一度投笔从戎，出任讨袁军的秘书长。如真要谈谈资历，摆摆谱儿的话，他起码也该像陈独秀一样，算个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党

　　他是在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时创办《甲寅》杂志的，当时的同仁除陈独秀、李大钊外，还有高一涵和易白沙等人。但平心而论，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书生，他应该是懂得点政治谋略的人，当洪宪帝制起来时，他曾以极大的热情亲赴云南协助岑春煊参加讨袁。最近，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也频频向他暗送秋波。说实话，他对应聘北大并不是很有兴趣。所以今日蔡元培请客时，他有意拖来了李守常。他刚在今年年初将《甲寅》杂志改为月刊，由守常和高一涵协助主编。今后与北大和《新青年》的许多琐事，守常可以帮他多分担一些。

　　陈独秀几杯酒下肚，眼睛便有点潮湿起来。

　　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一望无际的海水，想起了自己最后一次亡命日本的情景。那是三年前的夏天，烈日炎炎，气候异常燥热。随着几声汽笛的鸣叫，一艘外国海轮由上海码头起锚向异国东瀛驶去。几天来，船上的乘客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位神情悲愤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常常不顾海水蒸发起来的热浪，倚舷伫立，长久地凝视着远方。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暗绿色的水面与远处湛蓝的天际连成一色，让人浮想联翩，让人心旷神。冶，让人的心胸也似乎变得像大海般地宽广起来 这是他一生最沮丧失望的时候，“二次革命”的失败使他泯灭了对孙文军事斗争的幻想。也就在两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几次来信相邀老友前去协助，面对眼前蕴藏着永恒创造力的大海，想着马上就要见到的老朋友，一种对新生活的憧憬又使他兴奋起来。

　　陈独秀动情地拉住章士钊的手，说：

　　“行严啊，多亏你的《甲寅》收留了我。使我又找到了以思想革命救国的路，否则，我是不会想到去办《新青年》的呀。”

　　章士钊客气地摆摆手，嘴角却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不过自从仲甫来后，《甲寅》就渐渐成了皖人的清谈馆了，弄得我和守常好像成了局外人。”

　　陈独秀老实不客气地连声应允：“是 是 ”

　　当时的编辑部里真是一派生气，六安人高一涵是他老乡，因为陈独秀的老文人也是六安高姓，为他们的异域生活增添了不少谈资。小高一涵两岁的易白沙虽是湖南人，辛亥革命时却在安庆帮助组织过青年军，主持过陈独秀老家的怀宁中学，所以与他这位柏文蔚的秘书长一见如故，整天有说不完的话。

　　一讲起当年旧事，理了一个平头的李大钊也忍不住插了进来。他看上去天庭饱满，讲一口半官半土的河北话。

　　“记得仲甫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是我校友，当时我在早稻田大学读书，而仲甫于光绪二十七年进的东京专门学校，就是这所大学的前身。后来谈多了，又发现两人都是秋花含笑的十月出生的。而且都是在两岁时死了父亲，不同的是我在三岁又死了母亲。记得对此你很为叹息，说原以为你苦，没想到我比你还苦哩。不过，你当时的调子确实低沉了一点。你还记得我在《甲寅》上写文章与你讨论的事 ”

　　陈独秀尽管坦率，但真揭到他的短处，脸还是红

　　章士钊见蔡元培不解，笑着说：

　　“都是熟人，说出来也不妨。当时仲甫在《甲寅》上发了一篇奇文，叫《爱国心与自觉心》，认为国不像国不如亡国算了，引来很大非议。守常为了补救，也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发表。前者是对国家无望，后者是探求救国良策，这正合守常的‘奋生花之笔，扬木锋之声’的志向呵！”

　　李大钊为人忠厚，看人讲话时喜欢紧抿着嘴。他见陈独秀发窘，忙打起圆场。

　　“仲甫兄只是暂时有些消沉，他不久就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令中国思想界刮目相看呢。”

　　蔡元培感慨地说：“想不到你们早有合作，行严，不如把你的《甲寅》同仁都请来北大，边教书边办《新青年》算 ”

　　众人听了大笑，陈独秀也深有感触地说：“是 其实我们早已像一家人 记得就在去年《青年杂志》改名那一期，我收到了守常充满青春活力的《青春》，一气读完他洋洋七千字的文章，我深为守常的浩然正气所感动。想不到守常年龄不大，却有如此见解。文章刊出后，为《新青年》大增光辉。我现在还背得出他在结尾时那发自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那磅礴的青春之气，真是万古长青呵！”

　　蔡元培也是个书生意气的人，面对着慷慨激昂的陈独秀，他从心底里对李大钊产生了一种倾慕之情。

　　李大钊被屋里的气氛所感染，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是东京郊外高田村一座叫“月印精舍”的简陋民房，他和几位友人合住在这里。舍外萧瑟荒芜，惟一能引人注目的是假山边的古刹。春天，他们喜欢在古刹前的池塘边散步，观赏樱花，议论国是。就在去年春天的一日，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看着窗外冬去春回的季节变化，李大钊不禁豪情满怀地写下了这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崭新的青春宇宙观和人生观，当时他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房间里放着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日译本。他把文章寄给陈独秀，不光是因为他刊物的名字叫《青年杂志》，还因为在他看来，仲甫消沉的人生观不改变，必将贻误青年。

　　耳边传来了一个慈祥的声音，那是蔡先生在向他发出邀请。

　　“守常呵！有空请来北大走走。我是真诚地欢迎你能加入北大的行列呀。”

　　李大钊忙恭敬地起身致谢。他是第一次与德高望重的蔡先生在一起用餐，面容有点局促不安。

　　　　　　　　　　　　　　　　　 8

　　就在蔡元培宴请章士钊的这天晚上，胡仁源的小四合院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春夜的北京，风沙弥漫，寒气袭人。他已在客厅里独自坐了几天冷板凳，像只染了瘟疫的猫，神情古怪而又可怕。他瞟了一眼面容憔悴的张思秋，还有那位进门就垂着脑袋的庶务主任，失落的心头，又掠过一阵不祥之感。

　　“次珊兄，张先生想走 听说吴稚晖要来做学监了，我们难道就这样罢 ”

　　尖嘴猴腮的庶务主任脸上像戴了一副冰制的面具，说出的话又硬又冷。可是当他一接触到胡仁源的眼睛，又被那里的冷酷和绝望吓了一大跳。

　　张思秋终于在不久前辞职了，看来庶务主任一职也快易人。听说李石曾一来蔡元培就想请他当庶务主任，只是因为李太热衷于留法俭学会等社会活动才暂时没有动身。

　　他是个性情乖庚心存大志的人，几天来一直处于矛盾的困惑之中。

　　他曾干1901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又是浙江吴兴人，当时门门功课优秀的他，也和谢无量、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等一样，是深受蔡先生赏识的学生之一。按理，他们之间应有一种天然的师生之谊。蔡元培未进北大前，可以这么说。可是今天 一道很深的裂痕已把他们分隔开 令他难以接受的是外间传闻都把蔡的出山，说成是北大新生的开始。好像学校的一切腐败都是他和前任校长造成的。好像他们这些中国新式学堂出来的首批欧美和日本留学生，也成了思想顽固保守令人讨厌的旧学问。他曾和这两位失落的亲信秉烛夜谈，在新旧之争中难道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也是倾向蔡元培一路的 记得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时代，先后主持总教习的还有吴汝纶、张波浦，译书局总办严复和副总办林琴南，民国初年任文科教务长的还有马通伯等，在当时文坛可都是桐城古文派的中坚分子，所以主持北大文风的自然是桐城古文派 令他想不通的是这种桐城古文独尊的形势是到了他执掌校政，夏元琛和夏锡琪分别主持理科和文科学长才明显扭转过来。是他费尽心机才请来了黄侃、马裕藻、朱希祖、沈步洲、钱玄同和沈兼士等章太炎门生到校，替代了林琴南等旧人。而且从政治倾向上看，他和民国初年进入北大的文科教员，大都是晚清从事革命活动而在民初倾向反袁的人。

　　还有，他不止一次地向眼前这两位发泄过不满：

　　“这北大红楼是在谁手里动工的？为了向比利时贷那笔款子，真是费尽了心血呵！”

　　说实话，他窥视这校长的宝座已有多年，他原想通过几年苦斗，翦除异己，再找门路攀上一位北洋铁腕人物，名正言顺地实现这一美梦。在这群龙无首的中国学界，谁只要占领了这惟一的国立大学，就等于确立了学术上领袖群伦的地位。为了这一目标，他不惜手段地赶走了留学东京大学的前校长何燏时。唉！这些天来，他真是越来越仇视策划蔡元培到校的沈步洲、范源廉、汤尔和以及那位人称“鬼谷子”的沈尹默。这位忘恩负义的吴兴小同乡，是他亲自把他请到了北大，如今却整天跟在蔡元培后面瞎摇羽毛扇。

　　他冷冷地瞟了一眼老成持重的张思秋，有点歇斯底里地问：

　　“我们究竟走错了哪一步棋？又究竟败在何处 ”

　　张思秋呷了一口主人家乡的顾渚紫笋茶，有点认命地苦笑道：

　　“唉！这些日子我算是想通 应该说蔡的出长北大也是时代潮流的必然。他能请出陈仲甫、章行严一帮革命党，我们敢 他敢让陈仲甫和胡适借《新青年》搞白话文运动，弄得满北京风风雨雨，我们可能 还有，他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口号最能迷惑青年学生，也必然会被北洋政府所不容。我甚至怀疑孙文给他布置了什么特殊使命呢！暧！古人说道不合不相与谋，还是认命趁早走吧！”

　　胡仁源不满地瞪了他几眼，铁青的脸痛苦地抽搐了几下。还是姓舒的庶务主任机灵，阴声阴气地冷笑道：

　　“哼！无毒不丈夫，我是不肯就此罢休的。这几天那些被解聘的英国教师急得像没头苍蝇，整天来找我讨主意。我让他们去向朱尔典告蔡元培。还有那几位‘探艳团’的宝贝，加上一位林琴南的弟子叫张什么的，也正在密谋兴起一个‘倒蔡运动’。我让他们找徐树铮做靠山，拿段祺瑞压教育部。还有预科学长徐大炮，正被我煽得在和蔡元培较劲呢。蔡说要改革预科，他说预科要独立，甚至想成立什么预科大学。次珊兄，你就韬光养晦，等着看好戏吧！我们是不会让这位书生气的对手过安稳日子的。”

　　胡仁源终于长吁了一声，喘过气来。他不动声色地在客厅踱了几步，又冷冷地关照了一句：

　　“不过也不要搞得太过分，他毕竟是我的先生哟，传出去彼此都没脸面。”

　　说实话，这些日子他正在静观“府院之争”的动向。黎元洪和段祺瑞围绕对德宣战问题，正按各自的外国主子意图较劲呢！听他的好友傅增湘说，段祺瑞搞了一份由大总统提交国会的对德绝交咨文，亲自带领内阁成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没想到黎元洪说：“此案当再考虑。”气得段祺瑞大吵一场，当天辞职去了天津。这一手果然将了黎元洪一军，连忙派总统府的秘书长张国淦去天津劝慰，并表示咨文可以盖印照发。据傅增湘分析，“府院之争”必两败俱伤，最后来收拾残局的只能是徐世昌。而傅增湘是徐心目中最好的教育部长人选。如真有这一天，风水将重新轮回到他的头上。

　　在这春天的晚上，他就这样孤寂地静观着天象，期待着惊蛰的雷声或许能带来一丝转机。

　　　　　　　　　　　　　　　　　 9

　　蔡元培的车平时都是九点左右到校，今天却一早进了四公主府。他先去了东斋，又独自来到西斋的学生宿舍。听说宿舍墙上，甚至厕所里，学生互相攻击的匿名壁报很多，一看果然不假。他要在今天召开学生班长会议，这些不堪入目的“校园民间文学”，令他心情颇为沉重。

　　当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在胡清的松公府旧址，前后占有三个大的庭院，雕梁画栋，古柏参天，非常富有一种幽古的中国庭园气息。这座旧时王府的第二进和第三进的屋子，有一部分正在装修成宴会厅。会议放在阅报室里开，当蔡元培和陈独秀步入会场时，他发现梁木上尚未剥落的深红色髹漆上，交织着碧黄色的云彩和玄黄色织锦的图案，上面积满了朽黯色的灰尘。那细纹的窗棂上也垂挂着几重尘丝和蛛网，而就在它的下面，却是黑压压挤满一屋的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青年们。这些学生班长多数穿着褪色的蓝布大褂，有些肩上还缀着补丁，正静静地注视着他俩。

　　蔡元培有点激动起来，在这黑暗的世道里，每当面对这些莘莘学子，他的心就会燃起新的希望。

　　“同学们，我来北大已有些日子 但和诸位一起探讨怎样办好大学还是第一次。在坐的都是学校的精英，能来北大读书也很不易。关于办学宗旨，我在到校的第一天都说 概括起来一是希望学生丢掉读书做官的思想，树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的信念。二是想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今天我和陈学长一起，真心来和大家商量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要把北大这所最高学府，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我以为大学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些年来我在西方考察教育，发现各国大学风格颇有差异。像英国的养成人格，德国的专重学问和美国的兼及实用等等。而且我发现一所好的大学，都有她自己独特的校风和精神传统。那么，什么才是我们北大的校风和精神 同学们今天不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北大校庆时，我们的后人也会提出这个话题。我以为第一流的大学，不仅仅是肩负着阐发新学，昌明旧术之责任。也就是说，不能仅仅满足为社会提供有知识技术的专门人才。还应该是整个国家最高尚、最纯洁的学术圣地，是培养具有人类优秀品质和完美个性的“思想库”和“实验室”。这些天我很苦恼，常在问自己，你心目中的新北大究竟该是什么模样 我以为一是应该有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学术气度，大学应该是提倡极端的学术自由的最高机关。二是我比较欣赏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的人文教育思想，西方的大学有点类似教会，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我们的北大，也应该把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奋斗目标。三是我历来主张教育要完全交给教育家去办，要保持独立的资格，丝毫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看来在中国，一所新型大学的诞生，还要有一种敢于和封建专制和黑暗势力誓不合作的精神勇气呵！”

　　阅报室里终于爆出热烈的掌声，同学们都被这精彩的演讲震呆 他们千里迢迢地来这里求学，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么深沉博大的问题。陈独秀也以敬佩之情注视起这温文儒雅的身影，暗自在心里惊叹，想不到他已在思考要创建新的大学精神这一课题？看来北大之大乃蔡元培先生的气局之大，将来要是谁忘记了蔡先生，不仅是北大的耻辱，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呵！他自认为是个天才的鼓动家，原准备是要好好地登台演讲一番的。但是至少在现在，他已果断地打消了念头。好像又是理科的张国焘和爱凑热闹的罗家伦站出来高声叫嚷：

　　“向蔡先生致敬！”

　　“欢迎蔡校长再作精彩演讲！”

　　会场潮水般地沸腾起来 蔡元培感动地挥了一下手，用一种平静的语调继续说道。

　　“可是今天我却看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在我们的校园，在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学之间，出现了许多互相攻讦的匿名揭帖。同学们，这种种揭帖，真是叫我这校长看了难受哟。我想要是看的人信了他们的话，那对立面几乎不能做人 如果能设身处地想一想，又当如何 我们见了别人的过失，应该用怜爱之情劝告他，这是同学的友谊。如以为不可规劝，也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人间正道。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始。我劝今后凡作过此事的，都要痛改前非。否则，我们刚才谈的整顿校风，建设新北大都无从说起……”

　　会场上鸦雀无声，许多同学垂下了脑袋。傅斯年的脸渗出了羞色，他的眼前闪现出一个长着一副小官僚面孔的脑袋。此人平时常做些令人讨厌的事，于是同学某君先在西斋贴出一张“讨伐”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之上出现了无穷的匿名文字，把此人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少不了他的杰作。在他的匿名揭帖中，表面上都是替此人大抱不平，实际上却在暗处挖苦地。这种春秋笔法深为讨伐者赏识，同学们在上面浓圈密点，批评狼藉。听说此公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神情也渐渐痴呆起来。今天听蔡先生一席话，真像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只觉得整个灵魂正在向一种全新的境界升华。

　　蔡元培见大家接受了他的建议，脸上焕发出一种慈爱之情。他兴奋地望着陈独秀，作了一个邀请的姿势。

　　“是陈学长建议我召开今天的会议，让大家回去发动全校同学，开展正当的娱乐活动，建立各种学术研究团体，以吸引求学之兴趣，培养德智体美的健全人格。这也是世界各国大学的惯例。下面我们欢迎他来演讲。”

　　面对热烈的掌声和一双双期待的眼睛，陈独秀终于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他不愧是一位青年领袖，眼神里总是闪射着咄咄逼人的豪气。

　　“同学们，在正人君子眼里，我陈仲甫可能是个危险分子，是个乱党。大家都知道，我是被蔡先生的精神感召来北大的。是来办刊物，搞白话文运动，传播新思潮的。刚才听蔡先生一席话，真是如坐春风呵！先生那有所不为，无所不包的气局实在令我感动。我想按蔡先生的理想，教育应该是指导社会的，而非随逐社会的。所以我们的北大，还应该是创造国家的新文化，建设科学和民主新社会的发源地。将来从我们这里走出的学生，应该是有一种气象，有一股敢和黑暗势力抗争的力量和牺牲精神的。为了这一天，同学们应赶快行动起来，去创造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去运动场、去结社、去办刊物、去研究室、去雄辩、去开展一切有益身心的活动。有什么好主意，今天就可以谈。因为站在你们面前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蔡先生！”

　　台下的情绪终于被他鼓动起来了，年轻人开始交头接耳，跃跃欲试。一位五大三粗的山东学生先跳了出来。

　　“蔡先生，我们一直想组织北大学生技击会，还想请您担任名誉会长。更希望能拨出几间房子做活动场所，不知意下如何？”

　　蔡元培会心一笑，眯细眼睛反问道：“想要几间房子？”

　　他先是一愣，然后瞪直眼狮子大开口；

　　“五间！”

　　“可以考虑！我还打算逐步建台球室、乒乓球室、游艺室、体操场、游泳池。如有兴趣，我还想买几匹马供你们训练马术。论人数北大最多，但历年华北运动会我们却派不出人，真是笑话呀。这样吧，你们先自发组织，然后再改为由学校组织。我想最迟在明年就可由校方组织学生军和体操两部，学生军部请富有军事知识的导师任教。将来无论哪个系的学生，都必须认定两部中之一为必修课，每年春季还要开全校运动会。你看可以 ”

　　傅斯年听得心怦怦直跳，忙向顾颉刚、范文澜使眼色。见他俩同意就抢先举起了右手。

　　“蔡先生，我以为作为煌煌上岸的北大，应该有一份刊物，是否就叫《北京大学日刊》，向师生公布每天的文告和新闻。另外，我们也一直想办份《新青年》式的学生刊物，不知可以 ”

　　蔡元培一看是胖胖的傅斯年，心里就乐

　　“行！名字也取得很好嘛。不过要办一份学生刊物可不容易，如经费、稿件、发行、名称等等。这样吧，待你们想好了再来细谈一次。我倒真想看到有几份学生刊物，仲甫也好多几位诤友和同道。”

　　陈独秀挺有兴趣地说：“我打算从下半年起，就把《新青年》办成北大同仁刊物，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呀！”

　　罗家伦也不甘示弱，从人群后面站了起来。

　　“蔡先生一直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我想请校方多搞些音乐和绘画讲座，并请名家来开几场演奏会。”

　　见蔡元培连声赞扬，一位叫周谷城的同学也提议想倡办一个“雄辩会”。话音刚落，忽闻门外传来一声喝彩：

　　“说得好！”

　　只见一位穿黄马褂，个头细挑的公子哥儿，昂步走进会场，稳稳地朝两位先生作了个大揖。有人悄声告诉蔡元培，“他是李鸿章的嫡孙，理科的高材生。”

　　见他气度不凡地扫视着会场，朗声说道：

　　“今天我正好路过此地，想不到里面那么精彩。这些年来，兄弟一直在研究洋务运动和中国的前途。今天我也声明想办一个洋务运动研究会，好 另外，我个人要求参加你们那雄辩会。真理不辩不明，为什么中国的洋务派与日本同时起步学习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洋务之梦却破灭 还有，要救中国，‘中体西用’究竟还灵不灵？蔡先生，我以前一直认为中国只有三个伟人。一位自然是恩祖父李鸿章。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他仿佛成了千人唾骂的民族罪人。可是你们知道 当他以74岁的高龄，带着‘以夷制夷’的使命，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去游说欧美各国时，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盛大欢迎。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生日庆贺时，他被荣幸地排在七十多个国家使团的前列。尼古拉二世给了他特殊的礼遇，授予他一级二号勋章，大小两枚，都镶嵌着晶莹夺目的钻石。而给予别国皇帝、首长的，无非是一些红蓝宝石的勋章。当他抵达柏林时，发现德国人更敬重他。在下榻的最豪华的凯撒饭店里，只见寝室的墙壁上，左边挂着他的画像，右边是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头像。德皇威廉二世亲自陪他观看军事训练，称他为‘东方的俾斯麦’。当他的船抵达横滨时，尽管日方多次邀请，这位固执而自尊的老人却坚决不肯上岸，最后自锁其门以示拒绝。他自《马关条约》签定后曾发誓日后永不踏上日本国土一步，他多次告诫我们，永远不要相信日本人，这是世界上最下流无耻的民族。在他弥留之际时，曾老泪纵横地对家人说，‘我是大清朝的功狗呀！记住，弱国无外交！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来修补这条破船 换作别人去谈，损失还要惨哩……’

　　“我尊敬的第二位伟人是梁任公，他敢于和那位老朽康南海决裂，提出的‘新民’说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呵！至于第三位伟人则是屡战屡败的孙文，但我只佩服他的精神，那种为再造共和如印度国父甘地般的坚韧和气度。今天，听先生一席谈，我觉得您将成为本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之父。愚昧而孱弱的中国需要新的孔子，来造就中国式的剑桥和哈佛。而对我的祖父却第一次动摇了信念，他当时和曾国藩在扫清太平军后，如能毫不犹豫地挥师北上，一举荡平满清王朝，历史不早就翻开崭新的一页了 他是一位有血性懂权术的政治家，为何会对那位西太后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 ”

　　他的脸因深深的失望而苍白无色，他又一次低首行了个大揖，缓缓地步出了会场。

　　蔡元培却激动地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动情地瞥了一眼因兴奋而满脸放光的陈独秀，好像在心里说：“看！这就是我们的北大，我们的学生……”

　　最不知趣的还是张国焘，不知是那根神经搭牢了，也想一鸣惊人。见他神情得意地环顾左右，异想天开地说：

　　“我想组建个学生政党，我们也去运动个国会议员做做，还好选蔡校长当大总统呢！”

　　蔡元培的脸突然变了，冷冷地瞪了对方一眼，不悦地说：

　　“我回国后从不预闻政治，北大也不是官僚养成所。想做官，趁早走！”

　　张国焘尴尬地僵立着，还想解释几句，却被一阵嘲笑轰下了台。

　　就在这天上午，校长室门口来了一位绍兴口音的青年学者。一见蔡元培又不在，显得很失望。他叫周作人，刚来北京就挺不顺畅。他昨天已来拜访过蔡先生，还喊了一辆包来回的洋车。赶到马神庙时，得知先生不在，便问了他的住址，准备上他家里去。没想到因为听错了，又走了冤枉路。他怏怏不乐地留下一张便条，顾自回绍兴会馆去 他暂时住在补树书屋里，周树人为二弟让出了西边一间房。虽是亲兄弟，性格却好像要脆弱和敏感一些。相传他出生的前夜，夜游回来的阿叔曾在周家台门内看见一位白须老和尚，以后他也常以托钵的僧人自居。他刚进门不久，周树人就兴冲冲回来 手上捧着一堆线装古书，后面跟着一位肩荷青布包袱的中年人。

　　“启明，快来看！高石山房本的《目连戏文》被我弄到 可惜钱没带足……哈哈！”

　　他忙放下书，进东房取钱，如数交给了书肆老板。还开心地关照道：

　　“哎！有什么好的版本和碑帖，要先来通知我，铜钿不会叫你吃亏的。”

　　周作人一翻阅起古书，就忘了烦恼。晚饭时，老长班领来一位校役，说有蔡校长的信。拆开一看，原来他已看见便条了，说是明天要亲自登门拜访，还一再表示歉意呢。

　　周氏兄弟高兴地喝着酒，又议论起蔡先生和北大。周树人想起了什么，放下筷子，从布包里翻出一份当天的《大公报》。

　　“刚才听许寿裳说，报上有蔡先生的新闻。我只顾忙着购书，还没看呢。”

　　他只匆匆瞟了几眼，国字脸先阴沉下来。他默默地将报纸递给二弟，又顾自抽起了闷烟。一条触目的标题令周作人大吃一惊。

　　　　《失职人员鼓动反抗蔡元培》

　　　　本报讯：大学办事人承多年腐败之旧习，不称职者甚多，如庶务长、

　　学监之类，自以为在前清时代，地位甚高，不甘受学长之指挥。蔡元培就

　　职后，即开始淘汰无学识之中外教员，整顿半独立的大学预科。第一件事

　　已逐次实行，但失职人员和反对者开始鼓动倒蔡风潮，洋教员纷纷在本国

　　报纸发表说毁蔡君文章，各使馆也向外交部和教育部抗议。预科学长徐崇

　　钦，素不愿受大学校长指挥，凡事好与大学立异，甚至自称预科大学，一

　　切课程，均故意不与大学接洽。蔡君为实行联络预科和本科关系起见，已

　　决定在本年暑假后废止现设预科，在文、理、法三科中分设预科。预科二

　　年毕业，本科则四年毕业，使三科学长各掌所属预科，预科不久必有大反

　　响……

　　周作人怏怏不乐地盯着小酒杯，有点沮丧地说：“我最怕惹是生非，真不行还不如回乡下清静！”

　　周树人略有所思地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踱到窗前。窗外的槐树已一片新绿，在夜风中飒飒作响。

　　他仰天长吁一声道：“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一遇变革就如此痛心疾首？看来在目前的北京，要想搬动一把旧椅子，都会招来祸水的……”

　　两人偶得古籍的好心情，终于随着叹息声荡然无存。

　　　　　　　　　　　　　　　　　 10

　　总统府里，黎元洪正与外交总长伍廷芳会谈。

　　这些日子，北京城里围绕对德宣战闹翻了天，“府院之争”简直到了白热化状态。好在这位留美的伍老博士与黎元洪一样也是亲美派，见段祺瑞杀气腾腾，先是召来“督军团”压黎元洪盖印，又玩弄者袁当年伎俩，拉来了一支又一支光怪陆离的“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要求通过参战案。就干脆避其锋芒，装病写了份辞呈，躲在家里研究起他的《灵魂学》来。

　　今天，黎元洪兴冲冲地把他召来办公室，拿出一份英文的《京报》说：

　　“这真是上苍显灵呵，在这紧要关头，揭露了老段和日本勾搭的一个重大秘密。北京城顿时舆论哗然，上午总长们纷纷辞职，老段已成光杆总理了！”

　　伍廷芳接过报纸一看，原来段内阁的对德宣战是有交易的呀。日本政府已和他秘密鉴订了《中日军械借款》，决定借一亿日元给北洋政府，用以聘用日本技师和管理人员主持中国军火工业，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参战军队。为此，日本在五月上旬，已派了参谋次长田中来华，以视察胶济沿线为幌子，视察了中国的兵工厂。

　　黎元洪又接着说：“秩老，我们是多年老友了，想求你帮个忙呢。段祺瑞已成光杆总理，我准备下令结束‘一人内阁’局面，想请你临时担任这内阁总理过渡几天。我知道你不愿冒这个险，但你不帮忙我就不能下免职令。另外，想请你去东交民巷跑一趟，借你这张牌与西方列强秘密接洽一次，希望他们对老段下台别来凑热闹。听说朱尔典与日本就有个密约，如能鼓动中国参战，同意战后将德国在华利益转让给日本。所以此行事关重大，拜托了！”

　　伍廷芳一听要他当临时内阁总理，心里就急得发毛。但想想这位泥菩萨这些天受的苦，又不好意思推托。他试探地问：

　　“如果督军团那帮将军非解散国会不可，总统用什么办法对付 ”

　　黎元洪面色一怔，威然起立道：“我抱定了九个字的主意，那就是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伍廷芳还不放心，又小心翼翼地问：“如果他们胡来 ”

　　黎元洪苦笑道：“我都说到不怕死了，这些天他们的表演你都见了，他们还不致于干掉我吧？”

　　伍廷芳会意地点点头，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这些日子的几次摊牌真是举国瞩目，黎元洪表现得还挺有些骨气呢。就说他如何斗垮那二十多位身着将军服，帽插鸡毛翎，杀气腾腾前来请愿的督军吧。那天他还真有点胆量，见安徽督军倪嗣冲一马当先，朝他吹胡子瞪眼叫嚷道：“只有对德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参战越快越好，要毫无条件。”就仿佛看见背后段祺瑞那副骄横跋扈的样子，纵使他涵养功夫到家，那一肚子火也砰地无法按捺，当下一声干咳，气得那张嘴像蛤蟆一样鼓动起来，他大声痛斥道：

　　“原来你们今天来就为的这个，可是我先得告诉你们，你们身为督军，责任重大，却一窝蜂跑到北京来开什么会，这不是擅离职守 一个弟兄擅离职守的话，该当何罪？”

　　黎元洪突然放大嗓音喊起来：“你们以为神气得很呢，我可不能同意，听我说！”

　　众督军万万没有料到，浑名“泥菩萨”的这位总统已变成怒目金刚，竟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就在这时，门外卫兵们闻声探头察看，阳光下枪上刺刀闪闪发亮。见众督军被震住了，黎元洪胆儿也壮了起来。瞧他越骂越起劲，盛怒地咆哮道：

　　“你们身为督军，不该擅离职守，集中到这儿来！你们身为督军，不该以军人身份，闯入国务会议场所干预国政！你们身为督军，不该以军人身份，擅自成群结队，与外国驻华使节团直接打交道！你们身为督军，应该知道这件事，凡属宣战媾和，乃是本大总统的特权，决不允许你们侵犯！你们的责任在为国守土，与外交政策无关！你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目无法纪的行为！你们懂不懂？”

　　众督军面对总统府里的那个气派，想想袁世凯当总统时的那种威风，见门外又有卫队，心想无论如何也是一国元首呀，不如退回去算 于是一个个唯唯诺诺，在训斥声中咽下一肚子怨气低首而去。纷纷上车，往府学胡同段祺瑞官邸告状去

　　论资格，伍廷芳可为当今中国最老牌的外交官 他知道由十五个国家特命全权公使组成的北京外交使团中，真正影响中国和世界事务的只有英、美、俄、法、日、德几个国家。他轻车熟路，没费多大劲先拜会了美、俄、法三国公使，列强们对段内阁的亲日路线早有嫉意，自然乐意他的垮台。但转到英国公使馆里时，却碰到一件棘手的事。

　　这是一座占地三英亩的华丽的中式建筑，以前曾是梁亲王的王府。如今正殿成了公使官邸，门楼十分宏伟，还有一道垫高了的两旁拥有雄伟圆柱的门廊。秘书们住在带游廊的平房里，只有一等秘书例外，可以住在一幢二层小洋楼里。大院里还有一座小教堂，一个剧场和一个保龄球场。朱尔典爵士正在庭院里散步，在这风和日丽的上午，春天的紫丁香开得正旺，使馆养的鹦鹉欢悦地向来客问好。但当伍廷芳说明来意时，想不到这位严厉的英国人却避开正题，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责问起他来。

　　“也许你躲在家里研究人的灵魂已有多日了，可能还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你的老朋友蔡元培先生无理辞退了几位英国教员，如果此事不处理好，将严重影响今后的两国关系。”

　　伍廷芳一惊，觉得在这节骨眼上，此事非同小可。说实话，在众多的驻华公使中，他最佩服朱尔典。这位职业外交官自1876年以一名翻译生来华后，已在中国整整呆了四十一个年头。记得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朱尔典曾经感叹地说过这样的话：

　　“对于我来说，中国不是众多驻地中的一个，而是我全部外交生涯的起点和终点。所以在我看来，我的世界不仅是大英帝国，而且也是中国。”

　　他曾不止一次地听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起朱尔典，说这位爵士即使在炎热的夏天，独自在度假的中国寺庙里吃晚饭，也要穿上正式的晚礼服才开始动刀叉呢。

　　朱尔典显得很生气，昂起头傲慢地说：“遗憾的是你们的蔡先生不但不接受我的要求，还指使北京大学在英文报纸上诽谤我们英国人。你是应该知道我的性格的。我是在哈利·帕克斯学校的严格训练下成长起来的。我从前任公使萨通义爵士那里学会了用埃尔金勋爵的格言来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是，绝不提没有正当理由的要求，而一旦提出了要求，就一定要得到满足。”

　　伍廷芳被吓得直冒冷汗，忙驱车赶回外交部。一查，还好，秘书机灵，早以他的名义将照会内容转告了北京大学。蔡元培反应也很快，一份给他的复函已堂堂正正地摆在案头。他忙戴上眼镜，拣重要的内容先看了起来。

　　　　来件均敬悉。今年教育部及各直辖专门学校讨论多次，议决将现行学

　　制更改，以后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其余各科，均取收缩主义。又因

　　预科减少年限，准备于暑假后并入本科。学制更改，教员人数自然要减少。

　　　　又对照克德莱合同第九条，本可随时辞退，给以三个月薪水。欲辞退

　　时并可不必事前通知，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即己函告克教员，已属特别优待。

　　来函所述满给三年薪费之要求，逾越合同范围，本校当然拒绝，认为无谈

　　判之余地。燕瑞博本系为伊文斯代课，于民国四年九月到校，并无合同。

　　现查伊教员之纽约合同，亦于今年三月三十日期满。此事，本校全照合同

　　办理，绝无含糊不清之处。辞退理由，本可无庸声明。今承垂询，故特将

　　更改学制始末情形，为贵总长陈之。

　　　　总之，此次各外国教员之辞退，与其个人之资格及性质，绝无关系。

　　英文《北京日报》所载各语，虽未指斥何人，本校目前亦已去函更正。报

　　中原文，本无教员姓名，本校请其更正之函，因亦未便登载教员姓名。报

　　纸有闻必录，其所登载，本校何能负责。至疑及本校有人主使，则更不成

　　问题。反对英人之语，亦可不辩，因本校尚有英国教员，今年合同已满，

　　而仍继续教授功课者。此外，尚有新聘之英国教员。且今年所辞退之外国

　　教员，尚有数人，亦非尽是英人也。

　　　　英使署若再质问，望贵总长代达上列种种情形，实为公便。

　　　　顺颂

　　日祉

　　　　　　　　　　　　　　　　　　　　　　　　蔡元培启

　　　　　　　　　　　　　　　　　　　　　　　六年五月九日

　　伍廷芳看得心烦意乱，他太了解蔡元培的个性 别看平时慈眉善目，像个好好先生，一旦认准要做的事，很难让他改变主意。正在这时，秘书又送来了克德莱、燕瑞博对北大和蔡元培的控诉呈文。字里行间充满了火药味，因辞退他俩和北京英文日报两次刊登谤言，克德莱提出向北大索讨赔偿银币共一万肆千捌百伍拾元，燕瑞博索讨银币四千二百元。胃口大得惊人，一副英国街头无赖的嘴脸，还扬言蔡元培如不答应，将对簿公堂。

　　伍廷芳忙让秘书给教育部挂电话，想听听范源廉的态度，没想到老兄也装病辞职在家里逍遥。范源廉这次在对德宣战上表现得很不明智，先后两次帮老段在黎元洪面前无理撒泼。他亲自往对方家里挂电话，范源廉一听他的声音，态度果然很冷淡。说蔡元培已有复函给教育部，这两位英国人也太不像话，一位是传教士，一位简直是不学无术的泼皮，还是由你们外交部和大总统看着办吧。面对着范源廉那种坐山观虎斗的样子，老谋深算的他也显出了窘态。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政坛，谁只要踩进了这口陷阱，谁就注定在劫难逃。

　　他沮丧得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又坐车去了总统府。黎元洪一听朱尔典刁难也慌了手脚，他知道这次在对德宣战政策上，英国人不仅仇视段祺瑞的亲日路线，也同样嫉恨黎元洪的亲美派。美国公使就私下与他做过一笔交易，只要中国出兵八个师，原来与清政府签定的赔款条约都好重新商量。这个秘密也不知怎么让英国人探听到了，朱尔典曾严肃地打电话警告过他：

　　“尊敬的总统先生，别以为我们英国人只有绅士风度。记住，欧美各国的在华利益，必须均等分配才能让大英帝国放心。”

　　黎元洪沉思片刻，也想不出什么计谋。无奈地朝伍廷芳拱拱手，又要请他去蔡府辛苦一趟。

　　“这样吧！以我的名义来请他吃顿饭，叙叙旧情。顺便开导开导这位蔡公，教育要服从政治嘛，不能老是凭书生意气办事。”

　　伍廷芳只得自认倒楣，哀声叹气地回到家。案头上正摊着一大堆书，他是个研究学问的人，对人类灵魂的秘密一直充满着深究的兴趣。他匆匆地吃完晚饭，又好不容易打听到蔡元培的新居，派人去给蔡夫人和孩子买了些礼物，又驱车前往东堂子胡同去

　　这就是堂堂北京大学校长的新居？伍廷芳的汽车停在狭小的胡同外面，徒步走进这东倒西歪的市井老区，在昏暗的月光下，挨家挨户地打听这位老友的寓所。

　　这是一座普通的四合小院，里面被女主人收拾得井然有序。书房里一片肃静，蔡元培正伏案读书，黄钟玉在潜心作画，长女威廉带着弟弟柏龄在做功课。因没有门房通报，待伍廷芳悄声进屋，才被主人发现。蔡元培的脸色有点推淬，但眼神却因惊诧发出异样的光彩。

　　“是秩公 哎呀！多年不见，是哪阵风把你吹进了寒室？”

　　伍廷芳可为清末显宦名流，他是辛亥胜利后袁世凯派唐绍仪与民军南北和议的随员。曾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与蔡元培可是老相识 他见黄仲玉带着子女前来请安，忙将礼物一一拿出，给夫人的是一盒进口水彩颜料。他瞥了一眼端庄文静的黄仲玉，调侃地说：

　　“虽然我没赶上你们的婚礼，却久闻夫人的画名呵！不知何时能有幸求一幅墨宝 ”

　　黄仲玉显得很腼腆，上完茶，低声说了些客套话便退了下去。

　　她是蔡的第二位夫人，于1902年因新式婚礼而名扬士林。记得当年在南京时，曾听蔡元培说过这段佳话。蔡的元配王夫人病故后，一年后许多朋友劝他续娶，他当时提出五个征婚条件：

　　　　（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

　　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

　　这则征婚广告曾经轰动一时。在旧礼教盛行的晚清，一位堂堂大清朝的翰林，居然公开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这确实是要有些勇气的。据说那一年蔡元培在余杭跑教育，一次借宿在一位姓叶的朋友家。叶君设宴相款，蔡大醉。晚餐后，主客在客厅观赏墙上所悬国画，均是极精细之工笔画。叶君见他看得如痴如醉，便动了撮合之心，有意向他夸耀起这位作画的女子。

　　“这是我一位同乡的女儿，姓黄，幼时为父钟爱，故不缠足。十六岁，因母病，由她卖画抚养仲弟。十七岁，以父病重，到臂和药。自从学画后，以父老家贫，经常彻夜作画，鬻钱以度日，结果耗坏了眼睛。这种天性之挚的女子，可是我平生从没见过的 ”

　　他们就这样奇迹般地结合 据当时的报刊评论，婚礼搞得有点不伦不类。如设孔子位，同行三跪九叩首礼，却以朋友的演讲代替了闹房。据说演讲时很热闹，硕儒陈介石则引经据典，阐述男女平等理论。另一硕儒宋恕则站起来反对平等之说，还戏谑道：

　　“假如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 假如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从平等 ”

　　最后还是新郎倌出面做和事佬，当时蔡元培含笑答复道：

　　“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还是平等嘛。”

　　老友相逢，寒暄几句后便谈起了正事。蔡元培始终搞不懂，围绕一个对德宣战为何要闹得满北京不得安宁。德国人眼看就要垮了，宣战就宣战呗，这不也是正义战胜强权的一种姿态

　　伍廷芳见他一副书生相，差点没笑出声。心想对付老实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将老底抖出为好，便拿出老牌外交家的腔调，娓娓道来：

　　“从战场局势看，德国必败无疑，对德绝交和宣战应该说毫无风险。开始我们和段祺瑞在对德态度上并没有多大差异。但问题是在这个口号后面，这一点，还是孙文看得透彻哩厂

　　“中山先生怎么说？”蔡元培一直很尊重孙中山，双眼露出关注的神情。

　　伍廷芳呷一口茶，轻声说道：“段祺瑞逼黎菩萨表态，黎便暗自先征求各路诸侯意见。他给孙文打电话，没想到对方坚决反对。孙文很清醒，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列强们纷纷游说中国参战，无非是想抢着多瓜分一点德国的在华利益。孙文还在上海公开发表声明，反对段内阁的外交政策。”

　　伍廷芳又向他透露了一些日本和英国与段内阁的秘密交易，独自隐去了美国不说。蔡元培的脸色凝重起来，感叹地说：

　　“唉！春秋无义战呢，想不到目前的政治和外交已堕落到如此肮脏的地步。哎！听说梁任公和范静生这次也表现不佳呀？”

　　伍廷芳点燃一支雪茄，轻蔑地说：“久闻梁任公多变，这回总算领教 这位研究系首领原是个亲德派，据说还有一本亲德的书要在德国出版呢。没想到段祺瑞设宴请他，几句好话一说，他就转变了，而且转得连老段都大为惊愕。你猜他怎么说？”

　　见蔡元培不解，伍廷芳便学着梁启超的腔调，绘声绘色地说了起来。

　　“‘兄弟对于国内问题，是一向支持段总理的。此心耿耿，可昭日月。段总理说该怎样做，我们就怎么做。段总理说对德国要绝交要宣战，我们就得对德国绝交和宣战。’老段连声叫好，有如听戏一般快活。梁启超又说，‘因为不才是书生之见，而总理是高瞻远瞩。百无一用是书生，兄弟这个亲德派是不做的了！那本将要付梓为德国张目的书也决定不排印了！’于是老段及其策士，暴雷似的为梁叫好。梁启超好不得意，又举杯道，‘为了段总理坚持对德宣战，兄弟也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自我宣战！’众人大笑，都把酒干了，于是梁启超就一下变成了段祺瑞的头号策士。”

　　蔡元培低首沉默不语，心里却很失望。伍廷芳又说起了范源廉，他听得真是非常伤心哩。这范静生本是搞教育的人，为何也要卷进政治旋涡里 伍廷芳说两次段内阁通黎元洪表态他都在场，且一次比一次张狂。三月份那次他见段祺瑞遭到黎元洪抢白，气歪了鼻子，就出马代段迎战。只见他横眉怒目，声色俱厉地激烈发言道：

　　“不错，大总统是有特权，但内阁责任重大！为了这件事，内阁不知开过多少次会议，这才决定对德绝交，希望总统接纳国会意见。”

　　黎元洪未置可否，瞪了他一眼，不冷不热地说：“我已说过多次，凡事要根据国法。根据《临时约法》，大总统有宣战的特权，也有媾和的特权，你们国务院搞的那两个文稿嘛，”他把指头在公文上一阵乱戳，“就不成！”

　　范源廉这时可不像书生了，见他情不自禁地以掌击桌，拍地一声响，大声怒斥道：

　　“总统开口国法，闭口约法，但总统并不对国会负责，又可以随便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请问这种样子的总统，岂非和专制皇帝一个 ”

　　众人愕然，据说连段祺瑞都觉得他有“做工过火”之感，担心黎元洪大发脾气，把事情弄得更糟。这件事以后，5月6日那天，段祺瑞又带着“对德参战提交国会案”，率内阁成员来找黎元洪盖印。黎元洪随便翻阅一下就递给了一位姓唐的监印官，没想到这位监印官有恃无恐，气呼呼地说：“此案我不能盖印！”竟把文件推了回来。又是范源廉大吼一声，跳将出来：

　　“尔等人！不配说不盖印！”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跨步向前，猛力一推，就把这位监印官从门里推了出去，门上的玻璃乒乒乓乓地被撞得粉碎。段祺瑞气得一句话没说，掉头就走。黎元洪怕再闹出什么新花样来，就亲自动手盖了大印。堂堂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竟在如此不体面的厮打中处理国事，这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丑闻呀。

　　蔡元培伤感地叹息道：“想不到身为文人，一有权欲，竟会变得如此浑浊？北京真是个大染缸呵！所以我这次进京，发誓不预闻政治。”

　　伍廷芳自嘲地说：“鹤卿兄，在您眼里兄弟也是位浊世官僚吧？不过请您相信，待我处理好两件事，一定挂冠回上海潜心研究灵魂学说。一是为了逼段祺瑞下野，我已答应代理几日内阁总理的苦差。二是想求您帮个忙，让我在朱尔典处有个交代，也免得他与段祺瑞勾搭上。”

　　蔡元培终于明白了他夜访的目的，警觉地问：“你是说那两位解聘的英国教员？”

　　伍廷芳见话题已经点破，脸色略显尴尬。他摸出一份黎元洪请客的大红帖子，递了过来。

　　“我也是奉大总统之命来的，这件事令他好为难呀！恕兄弟直言，无非是安置两个人罢 如果兄认为实在为难，是否可以缓一缓，先稳住英国人再作安排？”

　　蔡元培为难地摇摇头，面色沉雄地说：“治理北大，犹如曾国藩临湘治军，只要对一位不称职将士手软，将功亏一篑呵！”

　　他摸出黎元洪的请柬，毫无表情地瞟了一眼，就扔在一边去 他内心有点激动地说：

　　“今天的事，让我更觉得教育要独立于政党之外 麻烦你给大总统传个话，就说我办教育一定不预闻政治，也请他不要来干扰教育。因为教育是提倡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而政党总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来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想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这种企图，若控制教育，便是大害。另外，教育是求远效的，如百年之计树人，而政党的政策却是求近功的。再说现在的政党掌握政权，往往不出几年就要更迭，如果把教育权也交给了政党，那么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不也要跟着改变，教育还有什么希望 所以我说，教育事业是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的。秩公，请你一定要把这些话转告大总统呀！”

　　伍廷芳苦笑着点点头，想不到费了老大的劲，得到的却是一番书生之见。他已精疲力尽，想把这球踢还给黎元洪，就竭力鼓动蔡元培去总统府赴宴。

　　蔡元培也看出他的难处，风趣地说：“我们也算是多年老友了，这样吧，我来写份复函，让你回去也好交个差。”

　　见他摸出一管狼毫，将大总统的帖子翻了个身写道：

　　“奉示知承大总统招与怀仁堂之宴会，不甚荣幸。惟同日同时，元培已有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订定在先，未便取消。敬心领大总统之盛情，谢谢！”

　　翌日，英国公使馆里一片肃静，连花园里的那只鹦鹉也竖起脑袋，隐隐传来朱尔典愤怒的训斥声。伍廷芳的电话令他非常生气，他是位异常敏感的人，与其相信这是蔡元培给他的最后态度，不如怀疑这是中国的亲美派政客对他此时处境的蔑视。正在这时，那两位不知趣的英国人又找上门来打听消息，正好倒楣地遭受一场倾盆大雨式的训斥。说句公道话，他倒是一位严厉的外交官，管教下属也非常严格，每天都会要求他们完成大量的工作。他很清楚这两位英国教员的劣迹，只是碍于帝国的利益和面子才会如此趁机发难。

　　当客厅里只剩他一人时，一个顽强的信念又摄住了那颗自尊的心——

　　大英帝国的落日不能在中国沉没！不能！

　　墙上仿佛浮现出蔡元培的面容，他仔细研究起这位对手的心思。左思右想半天，竟对他产生了一丝朦胧的好感。这是一位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有教养的绅士，兴许自己亲自上门拜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凭着多年在中国的声望，他可能会卖个面子呢。

　　他就是这样决定了去北大拜访蔡元培，穿上笔挺的燕尾服，精心在镜子前修饰了一番，揣着一线希望上了汽车。

　　此刻，在蔡元培的校长室里却是另一种气氛。

　　他刚进办公室，就有一位心仪已久的青年学者来访。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梁漱滨。

　　因初次见面，梁漱溟有些拘谨。他今年才二十四岁，已是司法总长张镕西的秘书 承蒙范源廉介绍，想来认识一下蔡先生。

　　蔡元培饶有兴趣地注视起这位额头微秃的年轻人，觉得他的长脸有点蒙古血统，更有点像印度的僧人。见他恭敬地递上范源廉的推荐信，忙笑着举手示意道：

　　“不用介绍了，我在去年回国途经上海时，就在《东方杂志》拜读了连载的《究元决疑论》。大作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功力深厚，立论精辟，想不到你却这般年轻哩。我和仲甫先生都已商量过了，想请你来北大讲印度哲学课呢。哈哈！正好你今天来了，也算是一份佛缘吧？”

　　梁漱溟的脸上掠过一阵惊诧，对于一个完全靠自学的读书人，能进北大求学已很神往 现在居然请他来担任讲席，更何况有些学生年纪都要比自己大。他慌忙起身向蔡先生鞠躬，连连摇手道：

　　“感谢知遇之恩，但此事万万不敢答应。我只不过初涉佛典，对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呀！”

　　蔡元培宽厚地笑了，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好，那你知道有谁能教 ”

　　梁漱溟想了想只能说不知道，据闻在欧洲和日本，一般所谓的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而是指“六派哲学”而言。而自己对“六派哲学”素不留意，如何来教书

　　蔡元培又笑了，用一种慈爱的语调推心置腹地说：

　　“还是你来吧！既然我们还没有找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说明横竖彼此都差不多。你不是爱好哲学 我这次来北大，就是想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 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嘛，你就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这样心里就会轻松一些。”

　　面对着先生那诚挚的眼神，那父辈般和蔼可亲的关照，梁漱溟的心终于被打动了，他不好再推托了，只得先应承下来。但他还是想了想，提了一个要求。

　　“蔡先生，我进北大后，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做旁的事行 ”

　　蔡元培一怔，机械地点了点头，他想起了陈独秀对他的评价。那天他说起了梁漱溟才二十三四岁，比胡适还小，想请他来北大任讲师。一个教中国哲学史，一个教印度哲学和佛学，也算是兼容互补吧。只是他没有学历，不知意下如何云云。

　　陈独秀曾微皱眉宇想了想说：“听说此人对批孔好像有异词呵，不过先生连辜鸿铭和刘师培都想聘，还有何人不能聘 ”

　　在校长室里，两人谈起有关佛学的事，梁漱溟想起了一个人，说：

　　“有一个叫张克诚的，对佛学也很有研究，现在在西四牌楼的广济寺自愿宣讲，先生如有兴趣，我可以陪你去听听。”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朱尔典来访的通报。梁漱滨忙起身告辞，蔡元培却语音镇静地说：

　　“不是讲好去听佛学宣讲 你先在外边接待室坐一会，待会儿我还想叫仲甫一起去广济寺呢。”

　　朱尔典一走进校长接待室，就觉得眼睛一阵晕眩。定睛一看，只见陈列柜里几枚炸弹赫然在目。他的心一阵狂跳，好半天才镇静下来。这可不是好兆头呵！但他还是佯作镇静地走进了校长室。

　　梁漱溟与朱尔典擦肩而过，校长室的门重重地关上 他忐忑不安地坐在木靠椅上，想听听里面的动静，可什么也听不清楚。这位职业老外交官可不会随便来串门子的，他来北京大学究竟为了什么 还有，这位蔡先生倒是一位天性喜欢学问的人，他这么忙竟还有兴趣去听人宣讲佛学。又这么敢于提携后学，将来有他指引，在学问上很快就会登堂入室的。只是这司法部的秘书一时还脱不开身，张公待自己也不薄，每天为处理机要函件总是忙到深夜，又如何来编讲义备课 看来还得先找人代一段时间课才行。

　　正当他胡思乱想时，校长室的门又重重地推开 朱尔典面色混怒地走了出来，看来会谈很不愉快，朱尔典又回转身重重地问了一句：

　　“如果大学被克德莱控告，阁下愿意作为证人出庭 ”

　　里面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如果按照法律，需要我作证，我也许会出庭的。”

　　朱尔典终于沮丧地出了门。临上车前，他又环顾了一眼校园，仰天叫嚷道：“蔡元培看来不想当校长了！”

　　　　　　　　　　　　　　　　　 11

　　1917年5月23日，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黎元洪终于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职务，“府院之争”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只能以国务院的名义致电各省，宣称这个命令未经总理副署无效，以示抗拒。然后，便带着随员移师天津，打出了一块“各省军务参谋处”的招牌。霎时间，他的住处又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就在这天上午，蔡元培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同行的还有李石曾和吴玉章，他们是应南开中学邀请，陪同蔡先生前去演讲的。

　　李吴二人来京后一直忙于华法教育会的具体会务，一个作为书记总揽事务，一个作为会计料理财务，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火车上，他们向担任会长的蔡元培谈起了近况，都是好消息。教育部已立案批准了华法教育会，一批名流像张元济、范源廉等也承诺担任名誉会员，打算创办的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已公布了章程，有许多人前来报名呢，如顺利的话秋季就可以开学 李石曾一谈起勤工俭学就神采飞扬，这也是他答应来北大任教的主要目的。可蔡元培今天好像心不在焉，似乎有什么心事，眼神不时闪出一丝忧虑。吴玉章是位细心人，几番相问，先生才缓缓说出心中之隐。

　　“我这次去天津，主要想去见一个人。”

　　见二人都打起了精神，蔡元培嗓音低沉地说：“前几天仲甫去广济寺听人讲学，在破庙见到了一身是病，穷困潦倒的刘申叔。老友相见，分外伤感。仲甫见他生计无着，想劝他出来教点学。申叔却苦叹自己名声不好，怕道天下耻笑。我和仲甫等人都商量过了，为了保留身怀绝学的读书种子，想请这位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出山呢！”

　　“请刘师培来北大？”李石曾惊诧地张大了嘴巴。

　　吴玉章虽和他不熟，却久闻此公两次变节的丑闻。先是辛亥前入两江总督端方幕，为革命党不齿。后又投靠了袁世凯，成了“筹安会六君子”。在日本时，又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和太炎先生失和，还发誓永不相见呢。

　　“蔡先生，北大刚有些起色，何必……”他本想说，“何必让一粒屎搅浑了一锅粥。”可话到嘴边，又觉不妥，硬是咽了回去。

　　蔡元培却心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缓缓地说：

　　“说实话，对刘师培这个人，我始终有一种惜才之情。在外人眼里，我们都算是学界中人 可平心而论，我蔡元培顶多算个通儒。什么都懂一点，又什么都不精，更谈不上有创新开山之举。可刘师培就不同了，他生于1884年，论年龄，要比康、梁、太炎先生和我整整小一代。却出身扬州经学世家，祖孙三代名显道、咸、同、光四朝学界，名字同时并列清朝的《国史·儒林传》，这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他本人16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到本世纪初年，年仅20岁的他已在学界赢得国学大师的称誉。这次临行前，我请钱玄同算了一下，此人今年才33岁，已出版专著70余种，真可谓神童转世呵！在当今朴学界，也惟有他可以平视孔子，与太炎先生相提并论哩！”

　　李石曾因长期在法国搞刊物，办豆腐公司，提倡素食主义。近年又忙于勤工俭学，对国内情况不甚关心。但他也是一位个性孤傲的人，见蔡元培如此抬举刘师培，一张本来就缺少表情的脸变得更冷 他有点不服地问：

　　“这位神童究竟凭何绝学，能与太炎先生媲美 反正旅途无事，不妨说来听听。”

　　吴玉章是位老实人，蔡先生见他一脸迷们，也觉得有必要帮申叔说些公道话，为他来北大任教作些铺垫。他略一沉思，便娓娓道来：

　　“清代自顾炎武开创先河，朴学到乾、嘉已蔚然大观，形成了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推崇汉学，严守家法，为学专深，他们不问‘真不真’，只问‘汉不汉’。以此观之，学路是有些狭窄。而皖派为学精通，不主一家，被梁任公称赞是最能体现私学和解放精神的理性学派。在戴震之后，随着时代风潮的涌动，皖派又形成了以扬州、浙江、岭南三大学派为主的学术流派。先说说扬州学派吧，扬州在乾嘉之际，实际上是吴。皖两派汉学研究的交汇之地。尤其是在道、成年间，扬州的大学者阮元官越做越大，先是任浙江巡抚，后来又任两广总督。看来学问和权力相搭配，是一种最高明的治学策略 扬州学派经他之手被实实在在地光大了，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湛就曾问学于阮元，他与同乡人刘宝楠，当时被并称为扬州学派的‘后劲’。所以刘师培曾非常自豪地说过，从任大椿到他的曾祖父，扬州学派得戴震真传，可称皖派的嫡系。到刘师培自己时，又被人称为‘扬州学派的殿军’。

　　“而浙江学派与岭南学派也是跟刘师培有密切关系的。他的好友章太炎、邓实和黄节都是这两个学派的弟子。先是在嘉庆初年，阮元调任浙江巡抚，在杭州设立诂经精舍，由此开浙江学派的先河，随后经历了孙怡让和俞樾的发展以后，浙江学派更加壮大。若干年后，梁任公称孙、俞之学，是‘为正统派守最后之壁垒’，这是很有股革新气息的看法。其后，章太炎先师从俞樾，后又转从孙怡让，他兼收并蓄，得师真传，可以说是浙江学派的真正传人。所以说，在晚清国粹派诸学者中，章太炎是惟一能与刘师培进行学术对话的人。道光中期，阮元又调任两广总督。他在广东设立了学海堂，选才传授汉学。阮元门徒中最出色的是朱次价，后来成为岭南学派的奠基人。这人治学杂糅汉宋，不讲家法，与前两派的正统研究稍有不同。朱次琦的弟子中最有名的就是康有为和简朝亮。不过康有为后来转向了今文经学。简却笃守师法，而刘师培在国学保存会时的好友邓实和黄节，都是简朝亮的弟子。但二人确实不如刘、章能光大师学，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阿！清代由于儒学式微，朴学已成为学术的主流。而这三大学派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叶，最具影响力的标志就是晚清国粹派的出现。来自扬派的刘师培和浙派的章太炎，终于成了这个国粹派公认的学术领袖。”

　　李石曾不得不佩服蔡元培的博学强闻，这就是“通儒”的好处了，经他这么清晰地一概括，二人对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已一目了然。

　　蔡元培却陷入了沉思，眉宇间仿佛又闪现出昔日的情景。他有点激动地喃喃自语道：

　　“记得申叔还是1903年夏天来上海的。当时章士钊正和仲甫、谢无量在梅福里的寓所闲谈，忽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进入，有点口吃地诉说起自己处境的艰难。他当时年仅19岁，却目睹了震惊海内外的《苏报》案，想投身于排满革命的行列。经人介绍，先加入了我的中国教育会，这是当时国内第一个革命组织，表面上是办教育，暗中却与《苏报》一起宣传革命。就在这一年冬天，我们一起创办了《俄事警闻》，第二年年初，因形势需要，又将它改名为《警钟日报》。该报很快就成为上海滩最著名的革命报纸，因为改名不久，我们就抛出了一枚重磅炮弹，这就是刘师培的《攘书》。在这部书里，他最具革命性的观点是力主仿西周纪年之例，以黄帝降生为纪年，极力反对中国传统的以帝王生卒纪年的旧制。文章刚一发表，就受到宋教仁的赞赏，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发表文章积极响应。钱玄同曾多次说过，他一读完《攘书》，就非常激动，马上上街找了个剃头匠到家里来，毫不犹豫地把辫子剪掉了，以表示自己‘义不帝清’的意思。他当时才17岁，正在苏州读书，非常佩服这个只比他大三岁，自称是‘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后来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说’影响也很大，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军政府废除了清帝年号，一致同意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年4906年。唉！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申叔好像是另外一个人 为了推翻满清，光复大汉伟业，他曾改名为刘光汉。我和陶成章一组建光复会，他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积极的一员。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一个当年毫不隐讳以‘激烈派第一人’自居，与万福华一齐去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的人，几年后竟会投靠到两江总督端方的幕下？还差一点成了王金发的枪下鬼。一个在中国最早提倡无政府主义，组织编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又会变成了遭人耻笑的帝制余孽？有人说当年申叔的变节是因为端方多善本书，我倒同意他叔叔刘富曾的看法，说他的悲剧是因为性格上的无恒、好异和近利。”

　　一讲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李石曾就来了情绪。十多年前如烟的往事，一下子涌到了眼前。那张冰冷的脸，也终于透出点人气。

　　“记得当年听张继说，刘师培是1907年夏天，与妻子何震倾其所有，在东京创办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的。他当时受日本的社会党人北辉次郎与和田三郎的影响，研究兴趣很快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不久又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张继就是受他影响，于1908年跑到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的，我和吴稚晖、张静江还有蔡先生又是受张继鼓动，为《新世纪周刊》写稿，宣扬起无政府主义来的呀！”

　　蔡元培也沉湎于往事的回忆，感叹地说：

　　“当时我们是来欧洲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可是一到德国我就很快意识到，西洋各国并非美好的天堂呀，19世纪那些浪漫的启蒙思想家所预言的理想国并没有实现，他们热情歌颂的资产阶级早已走了样，变了味。记得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有四大流派，那就是个人无政府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消极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刘师培起先接受了斯谛纳尔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呈个性’的政府。后来对消极无政府主义的俄国大作家列·托尔斯泰又有很高评价，因为他在给辜鸿铭的《致中国人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赞美很合刘的口胃。最后他选择了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克氏认为，互助是人类的天性，人应该发扬这一天性，最终实现以自由结合之团体代替现今之国家政府。以共产之制代替现今财产私有之制。说实话，我当年就是一名激烈的互助论提倡者哩。”

　　吴玉章也想起了一件事，他进京后和李大钊相从甚密。记得李大钊曾经说过，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他，正是受了刘师培的影响才开始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在当时的日本，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很多，而刘师培的水平是最高的。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当时能成为“二叔”弟子是非常幸运的。申叔即刘师培，枚叔即章太炎的字号。看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定评，不能简单地以好坏随便下结论。

　　听了蔡元培一席话，两人似乎是改变了一些成见。吴玉章甚至对刘师培还有些好感呢，他想随蔡先生一起去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怪杰，却被一口拒绝 只见蔡元培神情严肃地说：

　　“申叔这人一落魄，神经就敏感得很哩！这次仲甫与他深谈，他终于说出一件郁结于心，久难挥去的心病。那还是民国初年的事，我和章太炎听说端方被部下杀死后，他在四川东躲西藏地度日。完全出于好心，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广告，表示不念旧恶，非常想念他。希望他能早日东归上海，共谋大事。没想到却被他误会了，还以为是在羞辱他呢！唉！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在他眼里，我们当时以辛亥功臣自居，好不春风得意哩！一个是大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会长，另一个是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他却偏居在西南一隅，形单影孤地苦苦煎熬。这次我想单独去拜访他，袁世凯一死后他就隐居在天津呢。”

　　到天津已是中午，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在车站迎候多时。老友相见，分外亲密，餐桌上谈了许多南开的趣闻。这严修和张伯苓可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开中学就是他们为传授新学一手创办的。这所新式学堂当时非常活跃，下午的演讲会就是三个学生团体联合发起的。蔡元培应邀演讲的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同学们从报纸上听说了许多北大传闻，都想一睹这位大教育家的风采哩！

　　演讲会结束后张伯苓带他们来到校门口，这里竖着一面最能代表南开精神的“整容镜”。张伯苓神情自豪地说：

　　“自从有了这面镜子，我便为学生立下一个规矩。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先是背校规，每天进校门也先得照镜子整容。这校规还是我亲手制定的，谁违反了都得站着悬牌悔过。”

　　他清了清嗓子，便神情庄严地背诵起来：

　　“面必修，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客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见张伯苓一副严肃的样子，蔡元培忍不住调侃起来：

　　“看来要进南开的门规矩还挺多呢！”

　　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位英气勃发的青年学生。见他剑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手上拿着一叠速记的讲稿。他显然已听见刚才的对话，先恭敬地朝蔡元培鞠了个躬，然后微笑着向客人解释起来：

　　“开始大家也觉得繁褥，有一位同学还口出狂言，说要砸烂这面镜子哩！校长便组织师生在镜子前辩论，最后大家还是接受了校长的‘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的办学思想。”

　　蔡元培眼睛一亮，喃喃自语道：“这话说得好，‘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

　　张伯苓爽朗地说：“办学就得有股狠劲，我劝学生戒烟，有个调皮鬼就说你要是戒得了，我就戒。我说好！当场就狠心烧掉了所存的两箱贵重雪茄，宣布从此戒烟！”

　　那位青年学生看来和张伯苓关系非同一般，见他又仪态大方地向蔡元培介绍道：

　　“开始同学们都说校长狠，谁违反了校规都要在镜子前挂牌悔过。‘狠’，谁睡懒觉又掀被子又记过。‘狠’，每天上操跟大伙过不去，让全校师生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立。后来大家又怨他心太硬，没想到被他听到 校长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为什么心硬？——我为什么？——这个大海知道！你们也应该知道！’同学们一下明白了他的苦心，因为张校长原来是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海军军官，他是因为在威海卫亲眼目睹国旗在两天内三易其手，国土任人宰割的耻辱，才立志教育救国的呀！”

　　张伯苓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拉住那位学生的手说：

　　“恩来，别班门弄斧了，蔡公是学贯中西的大教育家呢。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蔡公，这位品学皆优的学生叫周恩来，是请您演讲的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他们自己动手写文章，出会刊，办图书馆，把省吃俭用买来的《史记》都捐出来服务同学。哎！恩来，听说你的祖籍也是在绍兴吧？今天蔡公来南开，你可要抓紧请教呀！”

　　周恩来又崇敬地向蔡元培鞠了一躬，说：“尊敬的蔡先生，我在六年前就拜读过您的大著，今天一睹先生丰采，真是深受教育。我速记了一份您的讲稿，想请先生审阅后在校刊上发表，不知尊意如何？”

　　蔡元培接过讲稿，见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既有碑的厚重，又有帖的飘逸，很有文人气息。所记内容也丝毫不差，非常满意。周恩来好像对勤工俭学很感兴趣，想组织一批同学毕业后去法国留学。趁他请李石曾、吴玉章去敬业乐群会座谈之机，他独自随一位校役去了天津租界。

　　这清末民初的租界可谓失意政客们的藏身之地，多少满清贵胄，政界要人候鸟般地在这里进进出出。他按地址来到一座破旧的石库墙门前，楼道里漆黑潮湿，未进门先闻到一股怪怪的中药味，隐隐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这就是刘师培的家，他关照校役和车夫等在外边，独自进了门。

　　室内一派狼藉，瘦弱的何震正在煎药，听见丈夫的咳声又手忙脚乱地赶去捶背。刘师培明显地老了，十多年不见，一张清秀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低头咳嗽时，人瘦得像只微颤的大虾，两鬓的头发也快变白

　　蔡元培一阵心酸，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扬州才子 刘师培和何震听见声响缓缓地抬起头，一见是他都愣住 那张苍白的脸先是因激动而渗出了血色，突然，又痛苦地低垂下去。

　　“蔡先生，唉！……”

　　“申叔！”

　　“蔡先生，申叔现是多病之人，戴罪之身，您又何苦赶来天津 ”

　　他吃力地说完话，又猛烈地咬了起来。何震见他痰呜如锯，慌忙端来痰盂，直至他吐出一口带血丝的疾。

　　蔡元培心情沉重地说：“申叔，该振作起来了！朋友们都没忘记你呀，马叙伦、钱玄同、还有仲甫和季刚都想请你去北大呢！”

　　刘师培羞愧难言地抬起头，脸上滚落几滴清泪：

　　“晚了！一切都晚了！当年季刚曾破口大骂过我呢……”

　　蔡元培人虽在国外，也好像听说过此事。当时章太炎被老袁囚禁在北京，生活全靠黄侃等弟子照料。一听说“筹安会”成立，章太炎以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字，叫人直送总统府。黄侃先跑去苦劝刘师培，见他执迷不悟，便破口大骂起来。

　　“可是这次临行前，季刚郑重地对我说，如能请申叔来北大，季刚愿拜他为师，执弟子之礼！”

　　“这又为何 ”

　　见刘师培惊诧地瞪大了眼睛，蔡元培语气坚毅地说：

　　“因为大学是培养高深学问之地，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不管是谁，无论何种学派，只要具有真才实学，理应受到尊重。”

　　刘师培终于被蔡元培的胸襟感动了，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患难与共的妻子，何震会意地点了点头，脸上渗出一丝喜色。

　　刘师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何震给客人沏了茶，也围着蔡元培坐了下来。她当年在日本时曾是与何香凝齐名的妇女活动家，整天与丈夫一起办刊物，为宣传各种主义奔走呼号。如今，面对宽厚仁慈的蔡先生，曾经沧海的她很想为以前的过失作些解释。

　　她有点羞愧地低下头，感叹地说：

　　“申叔走到这一步，责任全在于我。嗨！当年我见他因反对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又和太炎先生失和，整天遭人围攻，在日本实在住不下去 恰巧端方派人来游说，又答应以礼相待，我就替他作主答应 往事不堪回首呀！来天津的这些日子，申叔整天神思恍惚，有时也想写点东西，可一拿起笔又总是伤感起来。眼看学业就这样荒废了……”

　　刘师培因长期的肺病已元气大损，他也许又想起了往事，神情沮丧地说：

　　“当年的我怎么会那样狂妄，居然跳出来逐条批驳三民主义？还常常以中国革命的教父自居，说了许多空头大道理。唉！想想真是荒唐呀！”

　　蔡元培先是一愣，然后坦然一笑，缓缓地披露心迹：

　　“现在看来也不全是你的错，当时双方都有点意气用事。不过你的有些观点还是很有见地的，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很佩服呢！”

　　刘师培惊愕得瞪直了眼睛。他已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真诚的肺腑之言了，眼角又开始潮湿起来。

　　还记得他到日本的那一年里，孙中山指挥的数十次起义全是惨败，弄得同盟会志士死的死，逃的逃，刘师培忍不住就站出来说话 他认为这种只依靠会党和新军在沿海城市暴动的革命是不会有结果的。革命要想成功，只有依靠人口占大多数的“劳民”，也就是农民和工人。他还进一步在自己的《衡报》上呼吁：

　　“现今的中国，欲兴真正的大革命，必须以劳民革命为根本。”

　　而且中国革命不能让“中等社会”和“学生社会”来领导。他甚至说：“非有劳民为主动，则革命不成。”什么意思 所谓“主动”即主力，也就是领导者的意思。

　　按他当时研究的策略，革命党人的活动必须以运动农工为本位，他还发起了一个叫“农民疾苦调查会”的组织，开始研究起中国农民革命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中国土地革命“两步走”的战略设想，也就是先摆脱地主和国家的剥削，实行个人私有制。当革命胜利后，再实行共产制。他当时在日本看了不少马克思的书，对资产阶级已彻底失望，甚至还在刊物上叫嚷要“杀尽资本家”。一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非是想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好出风头的他就跳出来逐条地批驳起来。

　　见刘师培心有所动，蔡元培又不失时机地从布包里摸出几本《国粹学报》递了过去：

　　“玄同叫我把它送给你，说你看了这一定会来北大的。他当年在南洋中学读书，第一次读你的新史学大作简直被震呆 因每期都有你的文章，所以自创刊起，每期刊物他都珍藏着。还有，你的好友黄节和弟子刘叔雅，都已应聘快要到北大 ”

　　刘师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了，他颤微微地走上前，一把握住蔡元培的手，低声哽咽起来：

　　“谢谢先生的一番苦心……”

　　　　　　　　　　　　　　　　　 12

　　　　西洋人声称：“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新民谣

　　椿树胡同位于朝阳门内，离紫禁城不远。此刻，我们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终生不改忠君保皇立场，又集真知与怪诞于一身的主人正息心篱下，隐居在胡同内的一座小独院内。

　　小院进门先是一个花园，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有名无名的花木。引人注目的是园内那株高大的椿树，如主人般孤零零地做立着，那些浓密的淡黄的嫩叶，已随着初夏的风转青转绿了，散发出一树的奇香。高达数丈的枝丫，仿佛是小院主人那倔犟的辫子，正清奇绝伦地直指蓝天。

　　花园尽处是一排平敞的北房。

　　飘泊半生的辜鸿铭，就住在这座天子脚下清静的小园内，整日里坐拥书城，探寻着他理想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和伟大，散发出一种经久浓缩的芬芳。在这个世界里，堆着古老的东方文明往昔的长卷，说的都是温馨的故事，可已经没有了俗世的味儿。辜鸿铭一页页地翻过去，仿佛看见了圣哲的荣光，帝王的龙袍和天朝的威严。正是这种威严的余晖，吸引了他，也迷惑了他，使他不仅对圣贤经典佩服不已，还对这个故国文明的一切都爱护备至。他仿佛在池世里听见了先哲的召唤，毅然承担起卫道和传教的使命，他终于成了向偏执的西方传播中国文明的传教士。

　　这天下午，椿树胡同十八号门前来了两位来访者。他们刚举手叩门，门上的窥视孔便“嗒”地一声开启，闪现出一双黑黑的眼珠。一见是两位年轻人，里面响起了粗重的嗓音。

　　“家老爷今天不见客！”

　　“告诉辜先生，我们是北大的，是来送聘书的。”

　　也许是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门很快打开了，出现了辜鸿铭的仆人兼车夫——刘二。见他长得虎背熊腰，一身粗布长袍外套马褂，头上也顶着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也真是难为了小院主人，都民国了，不知他从何处弄来这么一位车夫行当中特殊的宝物。据说辜鸿铭常得意地向人炫耀：

　　“刘二是我的影子。不过虽然和我装束一样，但我却有大乔小乔之好，刘二却是皮硝李（李莲英）的把式。”

　　这座小院的主人没有固定的职业，民国后曾断断续续地在北大上过课，最近可真是有点门庭冷落

　　范文澜和罗家伦向刘二扬了扬手中的大红聘书，便随他穿过花园走进屋去。范文澜将在这个月毕业，蔡元培已正式通知他留校做自己的私人秘书，并开始布置他处理些事务性工作。

　　书房里陈设稀疏，摆着一张美国式活动顶板书桌，两三把乌木椅子，两张红木小几，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古籍，但也有不少英、法、德文版的哲学和文学著作。

　　午休醒来的主人正懒散地靠在椅子上，他虽年近六旬，却面色红润，神清气爽。只是颏下的几络长须已有些花白，脑门后那根灰里泛黄用红丝线夹着头发细细编起来的长辫子，倒真是五彩夺目，招人惹眼得很哩！也许他脸没洗干净，正顾自己用指甲在眼角抠眼屎。见来访的是两位学生，便心安理得地又眯细眼。两位年轻人却弯下腰，紧盯着他那身油光闪亮天青色的大袖马褂。只见衣襟和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的痕迹，简直可以照见人影 辜鸿铭终于舒服地用手一抹脸，睁开了眼睛。见二人正站在面前，无须镜子，便有顾影自怜之乐，脸上就有点得意起来。他点燃了一支埃及香烟，优雅地向空中吐出一个烟圈，说：

　　“你们读过我的《春秋大义》 我在书中向西方宣称，中国人有不洁之癖，所以中国人只注重精神而不注重物质。”

　　见他只管自己说话，也不招呼客人，罗家伦只好拖来两把椅子，唤范文澜一齐坐下。

　　罗家伦虽然听过他的课，对他多年练就的那套“金脸罩，铁嘴皮”功夫佩服得很，却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观察过这张混血儿的老脸。为了讨老人欢心，他开始恭维起对方来：

　　“辜先生，您可是当今中国我最佩服的大人物。还记得民国四年，我在上海愚园游玩，看见走廊的壁上嵌了几块石头，刻着据说是您写的拉丁文的诗。我虽然看不懂，却认为中国人会做拉丁文的诗，实在了不起呀！到了北大，正值洪宪称帝，您居然在课堂上大骂袁世凯，整整骂了一堂课。英雄胆略实在令晚生佩服。”

　　辜鸿铭好像被人搔到了痒处，舒服地眯细了眼。他的脸上又露出不屑的神情：

　　“哼！袁世凯，贱种！他也配做皇帝？”

　　罗家伦还记得一件趣事，老袁为筹备“参政院”，以为辜鸿铭是个帝制派，便请他也去担任议员。这位冬烘先生哪会买他的账，刚进会场领到出席费三百银元，便一溜风地跑进八大胡同的妓院。如先朝名士，历代风流，妓院正可以作他放浪形骸，宣泄不平之气的去处。当时妓院规矩妓女随唱名鱼贯而过任嫖客挑选，他每到一个妓院都点一遍名，每个妓女奉送一块银元，直至将这来路不白的钱全部花光，才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袁世凯一死后，政府规定全国举哀三天。可这天值勤的警察却听到这座小独院里鼓乐喧天，一派热闹，以为有事可干 忙纠结一伙人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只见辜鸿铭府上如过盛大节日一般，正高朋满座，大开堂会。摇头晃脑的辜鸿铭正在高谈阔论，忽见唱戏的突然偃旗息鼓，鸦雀无声。正要发火，耳边传来一声吆喝：

　　“何人如此大胆？居然敢公开闹法？”

　　辜鸿铭这才回过神来，对着警察，一阵怒骂：

　　“他妈的，瞎了狗眼了，没有看见我正与各位大人在赏戏 滚出去！告诉你们总监，什么大总统，小总统的，不就是死了个小人，值得那么兴师动众？”

　　这伙警察这才看清了眼前这位长辫子的尊容，又见座中不少洋大人，心下嘀咕，撞上邪神了，这些洋大人不是集中在东交民巷 怎么都齐齐聚到这里来 警察们赶紧一溜烟跑到警察局，向总监吴炳湘报告。

　　吴炳湘一听是辜鸿铭在宴请洋人，就明白了他的用心。他可聪明着哪，当即吩咐手下道：

　　“由他去罢，切切不可惹他，三天后他就不会闹 ”

　　这小独院里就这么足足闹了三天，等三天禁令一过，辜鸿铭府上果然也清静下来 平生最看不起袁世凯的人，终于在他死后出了一口恶气。

　　辜鸿铭好像来了兴致，他笑容可掬地把脑袋凑过来问：“你们身为北大学生，平时还听说过我的什么趣闻 ”

　　他把目光投向了范文澜。范文澜不敢造次，只得拣些不会惹他生气的事说。

　　“我们最爱听您平时调侃和教训洋人的事。听说您在英国时有一次乘公共汽车，见洋人瞧不起您脑门后的辫子，交头接耳地嘲笑起来，就故意将手中的报纸倒过来看。洋人都大笑起来，您却不露声色。待他们笑够了，您才开始用纯正的英语回敬道，英文也太简单了，不倒过来读简直一点没趣。还有，听说北京的中外朋友都极喜欢请您做座上客，有一次宴会，座中尽是名流和政界要人，还有许多洋人，全都高谈阔论，纵论时局。只有您盯着席上佳肴，大快朵颐，大口喝酒。席间有位洋记者向您请教，说中国政局如此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 您伸袖子将嘴一抹，精气神十足地回答，‘有！法子很简单，把在座的这些政客官僚和洋人全拉出去枪决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一些。’最令我们佩服的还是一次您在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前排坐着一秃顶的苏格兰人，您居然把旱烟杯拿将起来，轻轻地敲击那位苏格兰人的秃顶，孤傲地说，‘请点着它！’那苏格兰人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电影，冷不防被人一击，大吃一惊，赶紧拿火柴连划数根，才替您点上了烟呢。”

　　辜鸿铭听得哈哈大笑，好不快活，他大声地说：“想不到在这北京城里，我老辜的名声还不坏呢！”

　　他终于对来客有了些好感。轻哼了一声，里间马上闪出一位小姐端来了茶水。见她长得清秀可爱，走起路来，如风摆荷叶。更妙的是她还有一双三寸金莲，外套一件及地长裙，恰似一只温柔而又逗人心疼的小鸟，浑身透着股迷人的魅力，这就是辜鸿铭晚年的新宠碧云霞。见罗家伦的眼神粘着她不放，辜鸿铭又得意起来。他神气地侧转脑袋问罗家伦：

　　“你知道外间流传我最有名的理论是什么？”

　　罗家伦可不像范文澜那般拘束，他知道这位冬烘先生的脾气，你越说真话他就越看得起你。便幽默地抬起头，学着对方的腔调说：

　　“连老婆都不怕，还有王法 ”

　　相传辜鸿铭出奇地怕老婆，有一回他刚给乞丐盛一碗米，结果回头妻子正恼怒地将米碗朝他掷来。当朋友讥笑他时，他就是这样骄傲地回答的。

　　见辜鸿铭反响不大，罗家伦便开始放肆起来。

　　“民国后时人多提倡一夫一妻制，辜先生却振振有词地推销著名的‘茶壶和茶杯理论’。说男人是茶壶，一把茶壶可以注满四只茶杯，所以娶妾是可行的。还说古人造字，姜为立女，男子疲倦时身边站立之女也。可做靠手之用，故不可无也。有一次辜先生遭到几位西洋女子的反击，她们说为什么一只茶杯不可以注满四把茶壶 辜先生笑着拿起茶杯说，请示范一下如何注法？还有，我听说先生尤喜女人的小脚，只要文思一枯竭就要往夫人的房间里跑。不过此事学生没有证实过。”

　　辜鸿铭终于乐得用双手捧住头，笑出了眼泪。

　　他倒真是拥有一妻一妾，妻名淑姑，是标准的中国女子，三寸金莲长不及掌。妾名贞子，是如花似玉的日本姑娘，可惜前几年死 正在他伤心不已时，上苍开眼，又让他遇见了碧云霞。据说那天他正在一家妓院冶游，忽听见间壁有嘤嘤的哭声，原来是一位刚买来的姑娘不愿接客，在遭鸨母怒骂。他本是怜香惜玉之人，便叫过来询问。一见之下，心就乐了，天下竟有如此温容柔貌的人儿，不禁想起了死去的贞子，便付了五百大洋的赎身费，带了回来。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每当他望着这位楚楚可怜，小巧可爱的人儿，真有种含在口中怕化了，捂在手中怕飞了的感觉。

　　幸好淑姑这时已年近半百，早年他娶贞子也未与他介意，现在更懒得与他计较 这倒便宜了辜鸿铭，让他落了个小鸟依人，温香在抱，以娱者怀的境地。

　　辜鸿铭终于满足了嘴皮子上的瘾头，又喝饱了茶，吸足了烟，便开始盘问起来意。

　　范文澜忙递上蔡元培的聘书，闲聊了那么久，他的心已隐隐不安。

　　辜鸿铭接过大红聘书，翻开一看，显得很得意，他又点燃了一支烟，悠然自得地说：

　　“蔡元培请我教英国文学，好！讲起来我们还是莱比锡大学的校友呢。不过论资格，我是他的师兄，现在师弟请师兄帮忙，应该赏脸。”

　　范文澜见他还算爽快，又恭敬地说：“蔡校长一直很敬重先生，常说他到德国时，您已是学界名流 德国的许多大学教材里有您的文章，还有许多以您名字命名的研究会和俱乐部呢。”

　　辜鸿铭的脸上溢出了快活的神情。他用一种不卑不亢的口吻关照范文澜：

　　“回去告诉你们蔡校长，就算是我说的。现在的中国只有两个好人 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 他刚进北大，我如不去帮他，好人不就孤掌难鸣了 我说的好人是有原则的，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 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两位年轻人终于站起来向他告辞。没想到这古怪的老人却挥挥手，说：“别忙，我要送一件东西给蔡元培，可送什么好 ”

　　他回转身，终于从书堆里翻出一本发黄的英文杂志，递了过来。

　　“这是十年前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写给我的长信，你们也可以翻翻。”

　　他说完就坐到桌前，拿起笔在砚上一蘸，挺认真地在封面下角写下一行拖三掉五，歪歪扭扭的辜氏书法。

　　　　——孑民方家清赏。

　　　　　　　　　　　　　　　学兄　辜鸿铭

　　罗家伦一见他那手毛笔字，忍不住窃笑起来。他又开始了多嘴多舌，说：“辜老，听说您和严复一起，还是那末代皇帝册封的进士 ”

　　没想到老人一听这话突然恼怒起来，他拍案骂道：

　　“严复能和我相提并论 坐下！看我如何教训你们。”

　　两人吓得面面相觑，只好老老实实地坐下听他教训起来。

　　原来有一次宴会上，不知怎么让严复、林纾、辜鸿铭这三位译界前辈同坐一桌，古文学家马其昶也在座，却彼此都不相识。酒过数巡，辜鸿铭突发高论，大声说道：

　　“如我操生杀大权，必杀两人以谢天下。”

　　座中人问杀哪两人，他说：

　　“贼人严又陵、林琴南。”

　　严复充耳不闻，林纾疑惑不解，便故意面不改色地问：

　　“这两人不知有何开罪足下之处，竟不顾桑梓之情，开刀问罪？”

　　原来辜鸿铭与这二人同为福建人，但那天他却丝毫不买账地说：

　　“严又陵以《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竞而不言理，以致民祸连连，民不堪其苦。林琴南译《茶花女》，诲淫诲盗，使一班青年男女不复知礼教何物。不杀此两人，天下不得太平。”

　　马其昶在一旁听得发慌，暗问旁人：

　　“此君是谁？”

　　偏偏被辜鸿铭听到了，大声回答：

　　“我就是辜鸿铭，请问足下大名？”

　　马其昶回应道：

　　“在下马其昶。”

　　没想到辜鸿铭一听，又拍案大骂：

　　“马其昶，滚！袁世凯的参政也有脸到这里来丢人现眼？滚！”

　　那天的范文澜和罗家伦，也就是在一片斥骂中灰溜溜地逃出了辜府。

　　　　　　　　　　　　　　　　　 13

　　　　中华民国教育部布告：根据北京大学等校校长呈请改定大学专门学

　　制，经本部迭次开会讨论，先行改定大学修业年限，为预科二年，本科

　　四年。

　　民国六年的初夏，张勋率辫子军北上的消息如瘟疫传遍了京城。

　　策划这幕闹剧的总后台还是那位下野的段祺瑞。他先是指使亲信倪嗣冲在蚌埠宣布独立，没几天，奉天、陕西、河南、浙江。山东、黑龙江、直隶、福建、绥远、山西等省的督军们纷纷响应。这批赳赳武夫们的举动颇似一场蓄谋已久的兵变，吓坏了手无寸铁的黎元洪。饥不择食的他终于接受了代总理李经羲的建议，电召张勋入京调解“府院之争”。张勋乘机带兵北上，但他先是安营天津，派出一部分“辫子兵”进京，驻扎在天坛附近，摆开了“勤王”的架式。然后就拉下脸咄咄逼人地向黎元洪提出“调解”的条件，直至逼迫这位菩萨总统下令解散了国会才算罢休。

　　今天是6月14日，张勋的三千辫子军终于到达北京。心有疑虑的黎元洪还是为他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当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长袍马褂，脚穿黑缎子粉底鞋，脑后还拖着一根小辫子的张大帅步入汽车时，车站上鼓乐齐鸣，欢声雷动。张勋好不得意，只见他的专车以马队为先导，正浩浩荡荡地驶过民国首都的大街。从前门车站到南河沿他的大帅公馆，沿途一律黄土铺道，军警林立，东西交通为之中断。

　　就在这天上午，与大街上闹哄哄的气氛相反，在北京大学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正静静地围坐着一群国内一流的学者。他们是文、理、工、法各科的学长陈独秀、夏元琛、王建祖和一些教授代表。据说北大的评议会快要成立了，他们是应蔡元培之邀，前来商议有关学校的一些大事的。

　　一进门，就可见教授们的脸上蒙着阴影。人们忧心重重，三三两两地议论著时局。马叙伦因路上被军警无理盘查了半天正怒气冲天，这位当年反复辟的老英雄，又向章士钊数落起那位辫帅的劣迹：

　　“自民国以来，这张勋的辫子就是复辟的一面旗子。记得还在1913年，隆裕太后刚死，他就和博伟等人阴谋袭取济南宣告复辟，连告示和檄文都写好 后因联络冯国璋不成，又策动兖州镇守使田中玉‘反正’。田以共同行动为幌子，获取了全部情报。一面急电袁世凯，一面破坏了全部铁路，总算断了‘辫子军’北上的通道。是年7月，镇压‘二次革命’时，他又想拉冯国璋一齐行动，挟袁世凯实行复辟。后来被袁世凯识破了，命他去啃南京这块硬骨头。他也就把一肚子怨气全出到革命党头上，这件事仲甫最清楚不过 ”

　　一讲到血洗南京，陈独秀这位当年的革命党至今仍耿耿于怀。他大口地吸着烟，怒目圆睁地说：

　　“记得那是9月1日，南京刚被攻陷，这位辛亥死敌就宣布‘三天不点名’，可以随意烧杀淫掠。‘辫子军’一进这六朝金粉之地本来就花了眼，见辫帅这般放纵，眼更红 大小商号店铺和老百姓家被抢掠一空，后来连日本人开的店铺也抢了，还打伤了三个东洋人。在洋太岁头上动了土，酿成了哄动一时的‘南京交涉案’。日本人先是抗议，又把兵舰停在下关示威。英美也找他的茬，硬要逼他离开南京。这正合袁世凯的心愿，借机要张勋辞职。没想到这小子勃然大怒地说，‘这个印把子是我拼命得来的’，反过来向袁世凯讨价还价起来。结果讨了个长江巡阅使的空头衔，又向老袁报销了都督开支费六十五万元，还捞了五十万的开拔费才算走人。这回黎元洪引狼入室，还不知要闹出什么后果 ”

　　章士钊可算消息灵通之士，见他眉宇间愁云满布，正压低嗓音说道：

　　“据说袁世凯死后，张勋接连召开了四次‘徐州会议’，主题全是如何复辟清室，俨然以十三省大盟主自居。而最后一次会议就是在段祺瑞下野前一天开的，听说徐树铮也在场。我总觉得这次张勋进京，可能隐藏着一个大阴谋呢。”

　　正在这时，满身泥浆的沈尹默叫嚷着进了门。他咋会变得这样狼狈？连眼镜架也被摔碎了，高度近视的老兄简直是一步步摸进校门的。原来他见交通中断，为了赶路硬要穿过马路，结果反被张勋的马队撞倒 不但斯文扫地，还白受了一场虚惊。

　　蔡元培就在这时走进了会场，面对着骂骂咧咧的沈尹默，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脸色镇静地坐下宣布道：

　　“现在开会！”

　　“还开会呢，大街上遗老们已在高呼皇帝万万岁了！”

　　沈尹默也许沮丧透顶了，边用衣袖擦着脸边发起了牢骚。

　　蔡元培冷峻地瞥了他一眼，气度凛然地抬起头，斩钉截铁地说：

　　“只要一天还没有复辟，我姓蔡的就一天不会停止办学。开会！”

　　人们都被他的气势震住了，谁都知道他心头的压力，望着那张日渐消瘦的面容，会场上很快安静下来。

　　蔡元培用他惯有的语气轻声柔气地说道：

　　“按我整治北大的设想，首先要改革学科，延聘人才，清除积习，建立一套教授治校的制度。因为北大是全国大学的龙头，改造好了北大，就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一种模式。今天，主要想请各位学长，各位教授代表来研究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眼前已经碰到的，教育部已同意我们撤消预科，并入各学科之中，打算在暑假后正式实行。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原来的预科徐学长如何安置？还有庶务室主任一职已成空缺，鉴于舒主任这段时间的表现，我已免去了他的职务。新的人选是内部推举还是外面延聘，也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他说话的语气显得很疲乏，只觉得胃部又隐隐发痛，那张苍白的脸上渗出了虚汗。他因时局突变，已失眠了好几个晚上。他忙从陈独秀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借吐出的烟雾长吁了一声。

　　陈独秀一听到徐崇钦的名字就恶从胆生，火冒三丈。这些日子，他一直是这批北大旧人攻击的靶子。只要是能够没来的脏水，他们几乎都用上 还记得第一次开各科学长会议，徐崇钦就率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哼！身为文科学长居然可以不开课，岂非天下奇闻？究竟是开不出课还是不敢开课？如大学可以这样办，那我的预科也可以宣布独立，我也可以来办一所预科大学！”

　　最可恶的还是那位姓舒的狗头军师，整天在校园里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一天，居然让“探艳团”的这帮小子放出风声，说在八大胡同里看见了陈仲甫的包车。搞得舆论沸沸扬扬，连蔡元培都糊涂了，也跑来关照他要注意私德，真是荒唐透顶了！

　　陈独秀终于恼怒地抬起头，一拍桌子道：

　　“这种人还留他何用？开除！”

　　见他如此霸气，理科学长夏元琛有点看不下去 论资格，他是蔡元培在中国教育会和南洋公学时的同事，又是一起留学德国的密友。他曾亲自追随爱因斯坦研究过相对论，是当时国内颇有声望的物理学家。他怕惹陈独秀生气，尽可能用温和的语调说起了公道话：

　　“仲甫，这徐崇钦尽管脾气不好，教学上还是很有一套的。而且为人也还算正派，据说姓舒的想拉他参加‘倒蔡运动’，还被臭骂了一顿呢。所以兄弟以为此公还是尽量留下任教为好。”

　　与会者多数赞同，记得前不久在北河沿的预科学长室里，那位庶务主任曾被他当场轰了出来。这位徐大炮真是名不虚传，也不看说客是谁，一点不给面子地吼叫起来：

　　“我徐某为人历来磊落光明，最看不起背后搞名堂。对蔡元培我有看法自己会说，用不着你来出歪点子！”

　　陈独秀却不满地瞪了夏元琛一眼，昂起头用教训的口吻冷笑道：

　　“你老兄究竟是搞相对论还是中庸论？为什么在关键时候，你的立场总是庇护北大旧人！”

　　面对陈独秀那种目空一切的傲慢，教授们的脸色都有点不悦。连沈尹默也悄声地和马叙论嘀咕起来。

　　“仲甫这人太霸道，如将来他和蔡先生换个位子，我们都没法做人 ”

　　蔡元培恰到好处地出来说话了，他举起手扶了一下眼镜，语气诚恳地说道：

　　“徐崇钦这人还是要用的，他虽然反对我，但这是办学思想的不同，我们不能以一己私见对待学问家。他自严复长校以来就一直负责预科，非常重视英文和体育教育。说句公道话，这些年他治理预科，比北大的各学科都严。所以后来就有点看不起人了，甚至最近招呼都不打，就把预科大学的信笺都印好使用了，这是他的错。还有对胡仁源，我也想说点公道话。他在代理校长三年中，为北大做了三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一是延聘了一批著名的学问大家，使北大学风从崇尚宋儒空谈理性转为注重考据训诂，这种治学严谨的学风将逐步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的主流。二是在前年冬天曾经成立了北大首届评议会，可惜没有坚持下去。又让学监和庶务主任一切说了算，评议会也就形同虚设 三是北大红楼终于破土动了工，解决了教学用房的困难。我还不说他如何顶住了袁世凯的威逼和引诱，就凭这三件事，我们就该尊重他。我还希望由此形成一种风气，在北大永远不搞宗派和朋党之争。不管是谁，无论持何种政见，只要对北大有过功劳，我们都应该在校史上记下他的大名。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教授们都举手赞同，夏元琛终于舒心地吐出一口怨气。他会心地与温宗禹交换了一个眼色，两人都把敬佩的目光投向了蔡元培。

　　蔡元培有点累了，他停顿一下喘了口气，又嗓音低微地说：

　　“至于新的庶务主任人选，我倒想起了一个人，叫李辛白。他今年好像四十二岁，安徽无为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还创办了《安徽白话报》。武昌首义后，曾因才干过人出任芜湖军政府民政部长，听说还是位挺有名的诗人呢，学问和人品都很不错。这个职务的人选非常重要，前几天我在教育部开会，好几位朋友都极力推荐他。”

　　陈独秀先是一愣。这李辛白本是他的朋友，是他亲自向蔡先生推荐的。也许蔡先生怕说出真相来遭人非议，干脆自己承揽了下来。看在蔡先生对自己一番苦心的份上，心中的怨气自然消了许多。他忙抬起头响应道：

　　“蔡先生说得也有道理，我没有意见了！”

　　接下来是讨论下半年的事，蔡元培好像已考虑很周密，一开口便谈得头头是道。

　　“今年是我长校的头一年，我想在年内正式宣布成立北大评议会，明年还要成立各科教授会，把大学的一切权力真正交给教授来管理。这些日子，我们已从全国延聘了许多名流，但还不够，还希望诸位热心地推荐。我打算在秋季对所有教师正式发一次聘书。力争做到学问不分新旧，只要潜心教学，一律公平对待。另外，希望各位学长回去后尽可能发动学生，活跃学术气氛。《北京大学日报》我已派人在筹备，打算在十一月创刊。北大技击会已正式成立，我还担任了名誉会长。我和名画家陈师曾和古琴演奏家王心葵都打了招呼，想请他们来北大上课或搞演奏会。我还准备联合北京各国立大学校长，向教育部要一笔经费组织学术讲演会。还有，既然大学是研究学问的机关，希望各位学长尽快地创办各科的研究所，让一批品学兼优的毕业生能留校做研究员，继续深造。看！有一件大事我差点忘了，今年是北大成立二十周年，我打算在12月17日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我们搞校庆不是为了摆排场，而是为了缅怀先人的办学精神，找出与世界各国大学的差距，反省我们今天的问题。希望这能成为一个传统，一届一届地反省下去。最后，想听听诸位的高见。就在这个月，我们要为一批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 在这动荡的年头，我们送些什么作为离别赠礼 我想了好些日子，最后叫人做了一批钢尺，上面刻着我想说的两句话，不知能否代表诸位师长的心愿？”

　　他说完从皮包里拿出一把铜尺，递给了坐在右边的夏元琛。夏元琛感叹地看了一眼，又依次传递下去。铜尺上刻着蔡先生的两句赠言——

　　“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

　　想想变幻莫测的时局，又想想蔡校长对北大倾注的一番苦心，教授们禁不住喟然长叹，钦佩不已。

　　陈独秀见快要散会，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忙站起身说：

　　“蔡先生，我向你举荐一个人才。此人名刘复，又叫刘半农，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文采过人。如能进北大，那宣传新文化的阵营将多一员骁将。”

　　马叙伦一听刘半农的名字就直摇头，故意讥讽地反问陈独秀：

　　“足下说的不会是那位脚穿鱼皮鞋的浮夸文人吧？此公如给你写稿可能还马虎凑合，要进北大任教根基就浅 ”

　　蔡元培因与刘半农不熟，又见有人与陈独秀过不去，就委婉地说：

　　“此事先搁一下，待我摸清了底细再定，好 ”

　　陈独秀恼怒地瞥了马叙伦一眼，夹起皮包悻悻地出了门。

　　就在第二天下午，蔡元培正在和沈兼士、周作人和张相文商谈国史编纂处的工作，桌上的电话铃响 周作人见蔡先生一拎起话筒，脸色先变 话筒里传来了伍廷芳的声音，他好像正在瑟瑟抖颤，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一个惊人的消息：

　　“不好了……上午张勋穿着前两江总督的官服，进宫去……朝见溥仪了……局势看来不妙呢……张勋表面上支持李经羲内阁，但据说……已在电召各地复辟分子……进京呢……外国使馆已得到……康有为要进京消息了……我打算离京避避，为兄……也要早作安排呀……”

　　蔡元培的胃又隐隐作痛，他疲乏地坐倒在椅子上，眼前仿佛闪现出这位前清孤臣进宫朝圣的情景。也许在小皇帝的心目中，这位大英雄一定是长得十分的道貌岸然了，一见面肯定大失所望。张勋长得其貌不扬，黑红脸，浓眉毛，短脖子，胖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稀疏而杂有白毛的小辫子。这位大帅如没有胡子的话，倒满像一位御膳房里的老太监。这次真当面得到溥仪的圣宠，还不知会如何横下心干复辟勾当呢！

　　见蔡先生身体实在虚弱，三人都关切地劝他回家休息，张相文还自告奋勇地要扶他出去。蔡先生却有点激动起来，眼睛闪着波光，喃喃自语道：

　　“只要不复辟，我是不会走的！”

　　屋子里只剩下沈兼士和周作人，他们也算是新成立的国史编纂处挂名的两位编纂员 沈兼士是沈尹默二弟，这位章门弟子因肺病正在香山休养，今天是特意进城来谈事的。周作人来京前说好是教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的，但和蔡先生一见面，说是课已开了，中途不便换人，只有美学和预科国文 这些都非他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又不好意思。正好国史馆刚由北大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了，蔡校长还亲自担任主任，他就和沈兼士做了分管英、日文资料的编纂员，月薪一百二十大洋。不过他上个月也生了一场病，整天高烧不退。开始担心是猩红热，兄弟俩紧张得要命。后来大哥请了一位洋大夫上门诊断，才知是麻疹。

　　“原来你至今还没出过疹子？”

　　周树人终于在调侃中释然大笑，拿起笔为二弟向蔡先生请了病假。所以说，他上任后也没做多少事。

　　两人本是书生，听说复辟已紧锣密鼓，早已心乱如麻。哪有心思做事 发了几句牢骚，便各自打道回府

　　　　　　　　　　　　　　　　　 14

　　7月1日的凌晨，新华门前，五色旗在昏暗的夜空中飘荡。突然枪声大作，阴风四起，五色旗连中数弹，从城楼上跌落下来。一位骑着马的军官指挥着辫子兵攀上门楼，挂出了一面黄龙旗，又恶狠狠地用枪托将“新华门”的牌匾砸落在地。

　　辫子兵朝着紫禁城的方向举枪狂笑：

　　“哈哈哈，复辟了！大清国又复辟了！”

　　就在这个灰蒙蒙的早晨，箭杆胡同里，一位警察正在挨家挨户地敲门。陈独秀团昨晚和从上海来的刘半农谈稿件，刚睡下不久，见门越敲越重，两人很不情愿地前来开门。

　　只见警察先生正挥舞着警棍大声吆喝道：

　　“挂旗！挂旗！”

　　陈独秀揉着眼皮不解地问：

　　“挂什么旗？”

　　警察不耐烦地将手中的黄龙旗扬了扬，骂道：

　　“当然是挂黄龙旗，大清国复辟了！你还敢挂五色旗？”

　　陈独秀怒目圆睁地盯着小龙旗，举起双手咆哮着：

　　“混账！滚！”

　　正在这时，跑得气喘吁吁的钱玄同闪进了门。他忙劝住陈独秀，向警察赔个不是。

　　警察怏怏地点燃一支烟，瞥了陈独秀一眼。

　　“幸好碰上老子，看你这模样就像革命党。要是让辫子兵撞上了，不砍脑袋有鬼呢！”

　　陈独秀这才大梦初醒，三人惊慌失措地进了门。

　　钱玄同用衣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瘫倒在椅子上。

　　“张勋真复辟了！听说昨晚他在江西会馆看完堂戏，就用电话召来了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兵统领江朝宗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开门见山地说，‘兄弟这次来就是为了复辟，决定明天一早宣布，各位意见如何？’他见三人面有难色，就老脸一沉地威胁道，‘这件事我说到做到，各位赞成，请传令开城，让我的军队进来。否则，就请回去调动你们的军队，拼个你死我活！’王士珍和江朝宗见张勋发怒，辫子军又已齐集在西直门和永安门外高声吆喝，吓得连忙传令开了城门。与此同时，天还没亮，张勋就带着一群复辟分子进宫请溥仪复位，还颁布了‘登基诏’，恢复了大清国号和宣统年号。唉！中华民国算是完了！唉！真不知蔡先生和北大下一步如何 听说他身体不适，随张相文去西山 ”

　　陈独秀已恢复了镇静，这种场面他毕竟见识多 他沉思着吸了口烟，缓缓地说：

　　“看来我这《新青年》真是办对了！袁世凯刚走张勋又来了，这说明不剪除国人灵魂中的那根‘辫子’，复辟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但我又给张勋看过了，他注定是短命的。走！上北大去转转。”

　　大街上，布满了辫子军。随处可见五色旗让马蹄和军靴任意践踏。各家店铺门前纷纷挂出了各式各样的龙旗。有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大小不同，其状不一，多数是用黄纸画的，被风哗啦啦地一吹就破烂不堪

　　陈独秀望着龙旗讥讽地问：“那画的龙像什么？”

　　刘半农会意地笑了，说：“死鳗鱼！”

　　钱玄同也恢复了灵气，调侃道：“那是给这批活僵尸祭灵的鬼旗！”

　　只见前门外的生意也格外兴隆，成衣铺在赶制龙旗，估衣铺里的清朝袍褂，早被刚刚受封的遗老们抢购一空。连做戏装道具铺子里用马尾编的假发辫也成了畅销货。古老的北京城显得光怪陆离，阴森可怕，到处可见一些赶时髦穿着清朝服饰的人在街上晃来晃去，好像刚从棺材里溜出来的。老百姓正用一副惊慌疑惑的面孔，注视着这个鬼的世界。

　　三个人刚到北大，就见门房老刘头正在应付辫子兵的纠缠。他们要校长出来，他说校长不在。他们要挂龙旗，他应着声回屋里拎出一件黄布寿衣，顺手用笔画了条歪歪扭扭的龙。正要往竹竿上挂，却被一个军官看穿 赏了他几记耳光子，说是明天再来，不挂旗就挂你的脑瓜子。老刘头先是捂着老脸赔不是，待人一走远就朝地上吐唾沫：

　　“呸！跟你爷爷玩。老子明天挂旗前先朝它撒泡尿，咒你们倒大霉！”

　　补树书屋里，一派死寂。周作人在书案前凝然冷坐。周树人仍在抄写碑帖，只是脸上少了往日的悠闲，多了几分愠色。他终于心不在焉地又写错了字，烦恼地一摔笔，点燃了烟。宣纸上一片狼藉，耳边隐隐传来老长班教训儿子的声音：

　　“逆子！叫你不要剪辫子，你偏要剪！真是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呢。这下完了！看你如何做人？”

　　周树人感慨地吁了声长气，说：

　　“这头发真是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呀！古往今来，让多少人吃了毫无价值的苦哦！”

　　周作人扶了扶眼镜回忆道：

　　“记得祖母说过，长毛造反时，这头发真叫老百姓为难呢。全留着的官兵要杀，拖着辫子的又被长毛杀。”

　　周树人站起身，踱到花格木窗前。透过槐树的浓荫，可见打扫庭院的老长班孱弱的身影。他的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痛苦地闭上了那双深邃的眼睛。

　　“我原想抄抄古帖，打发余生罢了，因为最高的轻蔑就是无言。现在面对体质和精神都已僵化的国民，我倒真想站出来发点议论了！”

　　耳边又传来令他失望的声音：

　　“阿爹，辫子买来 可惜讨了半天价，还是要一块大洋。”

　　老长班终于捧起那一束马尾巴，欢天喜地的笑

　　蔡元培确实随张相文教授在西山休假，上午他们先到颐和园，坐藤轿赴静宜园，拜访了张公子张星(火良)夫妇。他们的寓所名见心斋，为清嘉庆朝所建，斋前引泉成池，游着数百尾金鱼，环境非常幽静。在这里吃了午饭，又趁兴去附近一所女校看望朋友，正在闲谈时，忽然接到妻弟黄干城电话，才知道张勋已经复辟。妻弟再三关照，千万不要回北大，城里正在搜捕革命党呢。政界要人纷纷往东交民巷躲，已为他在北京饭店订好房间

　　待他们一行匆匆赶到北京饭店，天色已暗。李石曾已先他而到，正在客厅会客。见蔡先生安全抵达，众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位客人忽然起身向他打起招呼，一副踌躇满志的派头。他一见是康有为弟子徐勤，简直像吞吃了苍蝇一般恶心。忙推托身体不适，躲进了房间。

　　听说康有为是28日进京的，一路上扮成一个怪模怪样的老农，用大蒲扇遮着脸，挤在三等车厢里。一下火车，便雇了洋车，背着一袋亲自起草的复辟文稿，直奔南河沿张勋公馆去

　　没多久，李石曾打发走了徐勤，推门而进。他冷笑一声说：

　　“这徐勤也真瞎了眼，想为他的先生来游说我们？不过这地方确实不能久留，黎元洪也躲进日本使馆 我已为您安排明晨坐火车去天津，嫂夫人和孩子也派人去接了，马上就到。”

　　蔡元培满脸愁云密布，也没心思致谢，一个劲地打听复辟的真相。李石曾因刚会见了徐勤，知道不少内幕。

　　“复辟是今天早上，但诏书是早就写好 康有为就预先起草了十余份，他自以为得意，没想到刘廷琛等人看了却大为不满，说‘康某开口立宪，闭口共和，仍是革命党口吻耳，与咱并非一条心’。还有，他那套‘虚君共和制’的主张也令张勋不悦，说‘要咱去学英国的君主立宪内阁，一点不为大清和皇帝着想。’所以上午，张勋被封为内阁议政王大臣，而康有为只落得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他想一展平生抱负的雄心顿时灰飞烟灭，虽然又恼又怒，却又无可奈何。刚才徐勤来既是游说和试探，也是为老师叫苦和解释呢。”

　　蔡元培毕竟是个政治家，又神色严峻地问：

　　“各地和新闻界反响如何？我是不会允许共和制就此罢休的！”

　　李石曾笑着说：“消息倒是不少，北京饭店已成了报馆记者的聚散之地。在上海，除张勋的《国是报》外，各报全部登载声讨通电，上海商界一齐悬挂国旗三日，以示拥护共和的决心。在广东，据说已自动发起国民哭灵大会。孙中山和章太炎，也于今天下午发表《讨逆宣言》。看来这出闹剧很快就会演不下去 ”

　　蔡元培痛心疾首地低下头，喃喃地说：

　　“唉！在中国办大学竟会有这样难？我真不想去天津，这北大好不容易刚有起色，又不知会被折腾成啥模样 ”

　　他说到这里，眼眶里突然涌出了泪水。他微颤着一把拉住李石曾的手，说：

　　“我不去了！身为大学校长，誓与大学同进退，共存亡！”

　　李石曾被他的书生意气所感动，心头一热，也低下了头。但还是理智地劝慰道：

　　“孑民兄，还是避一下为好。校长乃一校之魂，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北大就真的完 一切要从长计议呀！”

　　正在这时，夫人黄仲玉和孩子们到 蔡元培也终于冷静下来。他感叹地说：

　　“看来我引进仲甫和胡适之是对的。我走后，请你关照仲甫，要他火速电召胡适回国。还有，他向我举荐的刘半农，也问清楚了，是位激进的新派人物。叫他先进校任教，我一定聘他。我走后，华法教育会请你费心安排一下。前些日子，巴黎大学的职员曾向我推荐教师。我想过了，北大下一步要增设法国文学。哲学和美学新课。请你转告欧乐会长，请帮助留意数人。条件一是要新党，二是文学博士，三是性情温和，四是要热心教授中国人而不与守旧派接近者。”

　　李石曾毕竟是位教育家，见他开口北大，闭口北大，在这危难时刻，还在全身心地为北大操劳，真是感叹万千呢。见时间已晚，明晨又要赶早车，便起身告辞 临走前，蔡元培欲语无言，好像还有许多事不放心，他也忍不住笑了：

　　“你这北大之父呵！还有完没完 ”

　　蔡元培终于窘迫地笑了，拉着他的手送了出来。

　　“再说一句总可以吧？我走后请各科学长相帮照顾校务，叫仲甫要注意尊重夏元琛，还有温宗禹。下一步我想请他担任工科学长，还有沈尹默这人智谋多，也请他多照顾着点！”

　　夜色中，望着蔡元培目光中那种焦虑不安的神情，李石曾的眼眶终于湿润起来。这位以铁石心肠著称的人，第一次被一种精神感动的流出了泪水。

　　　　　　　　　　　　　　　　　 15

　　与北京的气氛相反，天津段公馆内，却热闹非凡，一派喧哗。

　　各省的督军们在这里进进出出，带走了一道道密令。这天，段祺瑞一处理完军务，便约徐树铮进了密室。侍卫忙摆开棋盘，退避而去。

　　两人想想一个共同策划的阴谋竟这么快地成了事实，忍不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会心地放怀大笑起来。

　　徐树铮不愧为“小诸葛”，又为主子算计起来。见他屈指一算，恭维道：

　　“总理这步棋实在太妙了，真是一举三得 先借这位辫帅之手逼黎下台，又解散了令人头痛的国会，还将这位复辟狂送上了断头台。不！一举四得，太妙了！总理一号召出兵声讨，不又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 ”

　　段祺瑞这些日子实在太高兴了，想想来天津还不到十天，局势全变过来 真亏得徐树铮呢！他感激地望着这位铁杆心腹，动情地说：

　　“又铮呀！这次论功劳你最大，要没你在徐州会议上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张勋这小子能这么乖地钻进圈套来 你真是我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呵！”

　　徐树铮见段祺瑞如此客气，忙起身致谢：

　　“总理言重了，又铮受之有愧！”

　　在民国的大小军阀里，像他俩那种至死不变的情谊也算少见 段祺瑞始终将徐树铮奉为上宾，礼遇相待，不管老袁还是黎元洪反对，他都敢死顶硬保。徐树铮也视他为明主和恩公，死心塌地地为他保驾，决无二心。段祺瑞来天津后，整天念经吃素，人也变得慈眉善目起来。他又来了情绪，打趣地说：

　　“又铮呀！再给我说说你在徐州唱的那折段子，我是百听不厌，还老嫌听不够呢！哈哈哈！”

　　这可是徐树铮的得意之笔，他当时远离天津，又值段祺瑞下野，心里着实捏了一把汗呢。

　　就在第四次徐州会议上，张勋收到北京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来电后就当场公布，犹如火上烧油，督军们一个个气得暴跳如雷，呜呀呀地怪叫。一致公推张勋出来推倒黎元洪，让冯国璋当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张勋可精着呢，滴溜溜地转着小眼珠，提出了一个条件——保宣统皇帝复位才干！真是一个南辕，一个北辙，协议自然达不成

　　在这关键时刻，徐树铮不愧诡计多端，马上提出一个以退为进的计谋。私下召集督军们商议道：

　　“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咱们先赞成他干。也就是先借他之手驱黎，再以拥护共和的旗号打倒他，这样不就恢复段合肥的政权 ”

　　于是，众督军便按照这位导演的设计假戏真做 在会上，又是倪嗣冲、张怀芝发言最为激烈，纷纷表示愿意追随绍公复辟。还有一位福建督军李厚基，表演得更活灵活现。涕泪交加地说，这次赞同复辟是奉母命而行的，离开福建时老母一再关照道：

　　“你还记得父亲是为国阵亡的 你这次去，只要遇到关系皇上的事，就应当尽力报效才不负恩泽呀！”

　　当时张勋听了还很感动呢，就放开胆子乖乖钻进了圈套。不过这小子也挺鬼，见众督军信誓旦旦似乎也就多了个心眼。让卫兵去二太太邵夫人那里找来一块预备给少爷压邪用的黄绫子，先自己拿笔签了名说：

　　“很好！不过这件事不能空口说白话，说定了就要干到底。谁出尔反尔，我就公布于众！”

　　于是，各省督军和代表只得在黄绫子上签了名。

　　段祺瑞又是一阵大笑，他美滋滋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想起了什么，关照道：

　　“哎！咱们正式动手前，那块黄布头可不能留在外边呀！”

　　徐树铮又得意地笑了：

　　“这种小事还用总理操心？黎元洪下台前一宣布冯国璋代总统，他就花钱从张勋手下人那里买走 他还想正式当总统，心虚着呢！”

　　段祺瑞好奇地问：

　　“老兄花了多少钱？”

　　“二十万！”

　　段祺瑞又笑了，连声击掌叫好：

　　“值！再多的钱也值。华市这小气鬼这回倒挺大方 哈哈！”

　　徐树铮却收敛了笑容，面露杀机地说：

　　“我已布置倪嗣冲，只要总理一发令声讨，他就挺兵徐州，接管张勋的地盘。既断了辫帅后路，又可箝制南京的冯国璋。他将来当总统如果不听话，就抄他老窝！”

　　段祺瑞满意地瞥了对方一眼，站起来说：

　　“又铮做事一步三计，真不愧‘小诸葛’的美誉呵！”

　　正在这时候，卫兵进来通报梁启超已如约前来 两人忙踱出密室，向客厅走去。

　　梁启超彻夜未眠，双目布满血丝。正手捧两份文稿，如雄狮般端坐在椅上。一见身穿戎装的段祺瑞，忙站立起来，递上他代段起草的讨伐复辟通电。

　　段祺瑞客气地请大家入座，他吸着烟，很快地翻着文稿，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

　　“写得好！真不愧是梁任公的大手笔。”

　　他又恢复了常态，威严地扫视着众人，说：

　　“现在我决定，马上赴河北青田马厂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明天向全国发出讨伐通电，并与冯国璋组成讨逆军，由我担任总司令，同时请梁任公担任总司令参赞。正式在马厂誓师，为再造共和挥师北上！”

　　梁启超听得热血沸腾，一双波光闪闪的大眼一眨不眨地直视着段祺瑞，全是敬佩之情。他又拿出一份文稿，递了过来：

　　“总理，这是将以我个人名义发表的《反复辟电》。因为首造逆谋的康有为曾是在下老师，我要向天下宣称断绝师生关系，吾不能与这大言不惭之书生共为国家罪人也！”

　　段祺瑞又是一声赞叹，并亲自为他这惊世骇俗的举动鼓起掌来。

　　梁启超满脸通红，越来越激动。微秃的额头渗出了亮晶晶的汗珠，像只正在发热的灯泡。他清了清嗓子又说：

　　“总理！为了筹措军饷，我已指示叶恭绰向天津交通银行借款60万元，全部由你调遣使用！”

　　这下子段祺瑞真被感动了，他一把上前拥住了梁启超，忍不住地许起愿心来：

　　“知我者任公也。这样吧！待我再造共和后，一定请你出任新内阁的财政总长。”

　　其实远离巢穴的辫子军总共才三千之众，一听说段祺瑞马厂誓师，大军逼境，军心早已动摇。张勋这才知道被人耍了，在南河沿公馆里破口大骂起来。紧要关头忽然想起那块能亮出来降服对方的黄绫子，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宝物居然永远找不到 他这才慌张起来，先想“金蝉脱壳”，一面请求辞去议政大臣和直隶总督之职，一边想请徐世昌出来调停并组织内阁。见这个法子不灵，便决定“走为上计”，他想逃往蒙古，招兵买马以图再起。可是京张铁路又被那个当年断他后路的田中玉拆毁 他终于走到战必败，和不能，逃又无路的绝境。

　　在束手无策之时，他只能去哀求列强的驻京公使团出面调停。列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还算给他面子。可是当他们拿着段祺瑞提出的解除全部武装，才能保证生命安全的条件来见他时，他又气得暴跳如雷。他一定要坚持带兵回徐州老巢，他对段祺瑞的答复竟是四句挺风雅的歌谣——

　　　　我不离兵，兵不离械。

　　　　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

　　这时，他已真正成了孤家寡人，那些随他鼓噪复辟的遗老遗少早已作鸟兽散。连康有为都化装逃进了美国公使馆，吃着洋人的饭菜，又写起了洋洋万言的《共和平议》一书。他在书中的结论是中国实行民主制必然分裂最终灭亡。他还居然大言不惭地公开宣称——

　　　　悬此论于国门，甚望国人补我不逮，加以诘难，有能证据坚确，破吾

　　论文一篇者，酬以千元。

　　就在7月12日，讨逆军向张勋发起了总攻击。在天安门前的工事上空，忽然出现了两架飞机。使用飞机作战，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头一回。飞机呼啸着飞过辫子军的阵地，投下了决定最后胜利的三枚炸弹。

　　第一枚炸弹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人。第二枚炸弹落在御花园的水池中，炸坏了水池一角。第三枚炸弹落在西长安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爆炸，却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这空中大铁鸟的轰鸣声和三尺长的小炸弹，把刚登基的小皇帝吓得浑身发抖，大臣太监个个面无人色，太妃们钻到了桌子底下。在一片混乱中，还是警察总监吴炳湘出面安排。叫了一个德国人，两个荷兰人，乘坐一辆插着荷兰国旗的汽车到了张勋的公馆。在几个人高马大的洋人簇拥下，这位被炸弹吓得走了神的身材短小的“辫帅”，终于仓惶钻进汽车逃到荷兰公使馆去

　　一场只折腾了十二天的噩梦结束

　　北京城又恢复了平静，新华门上又飘扬起崭新的五色旗，好像惟一的变化只是总统府里换了一位新主人。

　　不过老百姓不在乎。

　　　　　　　　　　　　　　　　　 16

　　暑假里，北大预科单身宿舍里陆续住进些新教师。校园里很快流传出一则笑话，说北河沿里尽是一群卯字号的怪人物。

　　要说最怪的当数刘文典，他是刘师培的弟子，主张旧学，尤以中古文学和庄学独步海内。但又做过孙中山的大秘书，扮演过革命党。他曾因吸食鸦片，故面目黧黑，走起路来仙躯飘飘，有弱不禁风之相。来北大后头发胡子总是留得很长，又不爱洗涤修整，真是首如飞蓬，面似黄蜡，简直能与辜鸿铭齐名 最有趣的还是他那件长衫，真像辛亥革命前旧式妇女所穿的裙子，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穿皮鞋，又破又脏，从不擦油，反正长衫拖到扫地而行了，倒也不怕学生笑话。他说一口安徽江北口音，每当牵连到段祺瑞时，口多微词，开头先来一句“我们的老中堂啊……”以下便开始极不雅驯起来，一直要扯到“老中堂的太夫人”头上才肯罢休。刘文典号叔雅，常喜欢用文字学上变例改为“狸头鸟”，友人则戏称之为“刘格拉玛”，用代称号。

　　再说新来的刘半农，他在上海时卖文为生，在鸳鸯蝴蝶派杂志《礼拜六》上写过《卖花女侠》、《髯使复仇记》、《催租夫》等作品，身上难免沾染了一些红袖添香的才子气。名字也先是“伴依”、“半依”，以后因给《新青年》写稿，成了文学革命的战士，才变成了“半农”。再加上相貌堂堂，头特大，眼有芒角，初进校园时，人们还以为文曲星下凡哩！他的好处一是真，从不装假，敢说话，不怕骂。二是天真烂漫，待人绝无恶意。瞧！人家笑他穿鱼皮鞋，爱出风头，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他却毫不在意。今天见陈独秀约他去吃饭谈《新青年》，又故伎重演。不但鞋照穿，手里还拿着根只长二尺的文明棍，又装起缙绅的派头来

　　卯字号的人物自然还有胡适之，他因人在归国途中，房间是留好了，暂且没戏。

　　午餐还是摆在学士居，刘半农刚进门，已见陈独秀、钱玄同的身影。也许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头一回光临，张掌柜已端着康熙酒杯陪着说话呢。在北大，吃是绝对自由的，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像沙滩一带，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学生只要走进任何一家去，花半个钟头工夫，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管你吃饱肚子 学士居算是沙滩第一流的馆子，菜做的实在不错，虽是最贵的，但仍生意兴隆。普通一点的饭馆是二院斜对面的学生食堂，还有西斋斜对面的华盛居，东斋隔壁的海泉居等等。

　　见客人齐了，张掌柜今日亲自帮着点起菜来。

　　他恭敬地问陈独秀：“平时学生来都是点‘张先生豆腐’，吃了就走。今日三位大教授光临，是否改吃‘马先生汤’？”

　　见陈独秀头一回听说，牛眼瞪得老大，钱玄同忍不住击案大笑起来：

　　“仲甫有所不知哟，前一道汤是一位张姓同学所为。而后一道汤则是正宗的教授发明，何人有此雅兴 杭人马叙伦是也。作料有笋片、雪菜、豆腐等几十种，反正在北京永远凑不齐，你就将就一点品尝吧！”

　　陈独秀听得食欲大增，连声催促道：“快上！快上！”

　　张掌柜又卖起关于，歪着脑袋问：

　　“‘总统鱼’听说过 这可是难得品尝的佳肴呀！”

　　这回连钱玄同也傻眼了，张掌柜神气地仰起脖子哈哈大笑：

　　“先说个冯国璋的段子开开眼，他代理总统后老段见他迟迟不来上任，几次电催其北上。后来听说是一笔烟土买卖绊住了脚，足足有一千六百多箱呢，还是和江苏的张謇勾结英商合做的。没想到段祺瑞听了不仅不恼，还笑着说，‘我与冯旧交，此君有钱癖，既然如此，我装聋作哑罢 ’冯国璋北上后一进中南海，发现里面养了不少历代珍贵的鱼，包括老袁执政时河南进贡的黄河大鲤鱼。据说还发现了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四十二斤重的大鲫鱼。这条鲫鱼系着两条金圈，挂着两块金牌，相传至少有五、六百年 这还了得，冯国璋一声令下，中南海里就每天打鱼，高价卖出，钱都进了大总统的腰包。一时间，北京的饭馆里高声叫卖‘总统鱼’。今日三位口福好，正好有一条。康熙乾隆不敢吹，道光咸丰的年头肯定在。”

　　陈独秀一听这天下奇闻，竟勃然大怒，叫嚷道：

　　“真是张勋复辟殃及池鱼呀！这鱼咱《新青年》同仁不能吃，没进口先闻到一股钱总统的臭味！”

　　见三人有正事要谈，张掌柜安排好后知趣地走

　　陈独秀三句不离他的《新青年》，自今年三月至八月，他已出完第三卷的一至六期杂志。开始靠他和胡适的文章打出了旗号，反响还不错，最近稿件好像有点接不上了，发行量也开始回跌。第四卷马上就要发稿，明年的刊物究竟该如何办

　　他显得有点急躁，举起酒盅与钱玄同、刘半农干了一杯，双目炯炯又闪出一种豪气。

　　“张勋复辟使我想起一件旧事。记得十四年前我在日本留学，见清朝派来的学监姚煜不但生活腐败，还拼命压制我们这帮进步学生。一怒之下，就叫了张继和邹容闯入他的房间，将他按倒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我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他的辫子。这一瞬间对我来说极富象征意义，我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全在这一剪中选定了，那就是反复古，反封建。但是我现在发现，头上的辫子好剪，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却不那么好剪。所以，《新青年》的战斗锋芒丝毫不能变。第三卷开始作者群有了开拓，有位自称‘二十八画生’的湖南学生，写了篇《体育之研究》很不错，还是托杨昌济转来的。我很欣赏他的两句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记得当年在下也曾狂妄地宣称，‘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一定都全部改观！’看来作者群还得扩大，二位可要帮着想想办法呀！”

　　钱玄同几杯酒入肚，点子就来

　　“我倒想起一个，就是启明的兄长周树人。此人文风属龚自珍一路，要么不出手，一动笔就尖刻得过人！”

　　陈独秀虽然与他不熟，但也有些印象。

　　“你是说那位经常来校长室的教育部金事？蔡先生对他倒挺看重，前几天我提出想请人设计校徽，老蔡立马交给他 ”

　　钱玄同点点头，又说：

　　“启明的文笔也不错，属张宗子一路。在日本时，兄弟俩还泽过一部域外小说集呢。还有沈氏兄弟也别忘了请他们写新诗，至于学生当中么，我觉得傅斯年、罗家伦应该约约稿。对了，还有一位德清小同乡俞平伯，是俞曲园的玄孙辈，做新诗挺有才气。以上诸位，都由我去试试看！”

　　见钱玄同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陈独秀乐 又把目光投向了刘半农。

　　刘半农因给《礼拜六》这类杂志写稿，自然熟谙海派的套路。

　　“办杂志不能太老实，要设法让它热闹，要不断地制造新闻。比如假戏真做，真戏假做，比如小批评大帮忙等等。哎！玄同！我倒想出个绝妙点子来了，咱俩来唱一回双簧戏如何？一个化名扮旧派遗老，写长信大骂《新青年》，还一定要凶，一个洋洋洒洒地正面反驳。只要捅到复辟势力的痛处，北京城马上就会热闹起来。”

　　陈独秀大喜，钱玄同也跃跃欲试，三个人顿时举杯痛饮起来。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蔡元培的声音：

　　“果然都在这里，独扔下我者蔡不管，哈哈哈9”

　　原来蔡元培有事要找陈独秀，却见学长室里空关着门。后来还是学士居送饭的小伙计提醒了他，才一路找上门来。

　　蔡元培显得很高兴，双颊微红，好像也喝过了酒。他一入座就摸出一只信袋，又从里面抽出一张八行笺，递给了陈独秀。

　　“校徽豫才寄来了，他是研究美术的，我看不错。”

　　陈独秀摊开信笺，只见一个圆形图案中，隐着两个篆书的字——“北大”。

　　陈独秀看不出什么名堂，只是微皱着眉说：

　　“怎么我总觉得这两个字，有点愁眉苦脸的滋味呀？”

　　钱玄同接过一看，笑着对蔡元培说：

　　“真是字如其人哟，豫才不就是整天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说这设计不错，在这军阀专制的年头时，我们也只能愁眉苦脸地办北大。但是我们的心却渴望着光明，这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抗议！”

　　陈独秀见蔡元培赞许地点起头，也就不吱声

　　历史就这样决定了一个人与北大的情缘。虽然他暂时还没有答应蔡元培的邀请，但他的心，却似乎已经随这枚校徽走进了北大。

　　　　　　　　　　　　　　　　　 17

　　胡适终于像一阵飓风，穿越茫茫大海，怀着热烈的期盼，扑进了这座令他兴奋又令他敬畏的校园。

　　这是一个初秋的下午，白桦树散发出迷人的气息。一位身穿竹布长衫的青年学者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校门。他剪一头乌黑油亮的学生发，稍长的脸上留着短髭，隆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他微微地咧开嘴，有点惊讶地打量起这座弥漫着皇家气派的全国最高学府。这里流行着与哥伦比亚大学完全不同的学术气氛，隐藏着一大群令人生畏性情古怪的“余杭派”学者以及他们思想守旧的学生。

　　他能站得住脚 他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是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因为提倡白话文而在社会上暴得大名，但他已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真想成为全国思想界的领袖，首先必须在北大取得为众学人认可的领先学术地位。为了这一份小小的野心，他换去了西装革履，悄然进校。他一再告诫自己不可任性，要注意与人的第一次交往，注意第一次讲演以及第一次亮相的效果和影响。

　　他经人指点来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门前，里面就是蔡校长的办公室。他整理了一下衣衫想去敲门，但刚举起手却慌乱起来。里面坐着的是名震当代中国学界的一位宿儒，又是一位学过德国哲学极能接受新思想的领袖，这样未经通报地冒昧见面合适 他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先去拜访陈独秀，打算先从这位直性子的人那里摸清北大的底细。

　　陈独秀正在学长室安排课程，他想让胡适教哲学史和英国诗，可这位小老弟却至今音讯杳然。正在犯愁时，敲门声响 打开一看，见是一位二十六七岁风尘仆仆的陌生人。他的眼突然一亮，大声叫嚷起来：

　　“是适之 哈哈，总算把你这北大的第一位洋博士盼来了！”

　　他爽朗的笑声感染了初来乍到的胡适之，他真想给这位同乡的大师兄磕个响头呐！是他借《新青年》让他一夜之间成为国内思想界的明星，白话文运动的主将和先驱。还在他留学回国的关键时刻，让他非常体面地走进了常人梦寐以求的北大。他从此将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治学和与中国思想界对话。

　　可是，他的嘴角却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眼前又浮现五月里那个如坐针毡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正在举行博士论文的答辩，以杜威为首的六位教授表情严峻，似懂非懂地讨论著他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这篇几乎耗尽他心血的近九万字的论文，终于令洋教授如读天书般地难以破译，留学七年的他最终未能通过论文答辩。

　　他虽然还不曾领得学位证书，却提前享受了博士的荣光。但这似乎也怪不得他呀，民国初年的中国士大夫好像已被洋人吓昏了头，好像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谁叫他人还未回国，报界早已公布了他头顶的博士头衔

　　陈独秀忙着给他倒茶让坐，亲热地说：

　　“来北大后平时和玄同谈的最多，现在好了，又有了一个知音。哎！你路上走了多久呀？真把我急死 ”

　　胡适有点歉意地解释起来：

　　“我是6月9日离开纽约的，经过加拿大，日本东京和神户，于7月10日抵达上海。正值北京闹复辟，便回绩溪看望了一下母亲和未婚妻。”

　　“听说家里为你这洋博士找了位小脚女人？还听说你在美国很受几位女士青睐，平均每天要向外发三封信？”

　　见陈独秀一见面就毫无顾忌地开玩笑，他的脸先红了起来。口袋里就贴身带着韦莲司温情脉脉的信，但说出的话却很理智：

　　“我是三岁死父亲的，母亲为我操尽了心。只要她能高兴，倒也无所谓。”

　　陈独秀感叹地吸着烟说：

　　“看来适之将来能有大出息，在中国要想成为圣人和国人导师，先要在婚姻上完美无缺，没有绊闻。唉！”

　　胡适却没有闲情听他叹息，急切地打听起情况来。

　　“听说北大校风不太好呀？”

　　陈独秀点了点头说：

　　“这话倒不假，学生不好学，逛妓院、打麻将，教师也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像那位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至今还有一位仆人在课堂上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慢吞吞的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也只好干着急。”

　　“蔡校长难道不管 ”胡适对北大能如此容忍“老妖怪”有点惊讶。

　　“学生中对延聘辜鸿铭和刘师培也有不满的，但蔡先生讲究兼容并蓄，冰炭同炉，常说‘道并行而不相悖’。不过先生骨子里是向着新潮的，把你我等人请进北大就是一例。按他的办学思路，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学问大家。我现在觉得他这样做也有些道理。因为正是兼容并包这面自由主义的大旗，才保护住了我们这批纠集在《新青年》周围的异端分子。”

　　胡适突然有些冲动起来，他毕竟刚从西方回来，满脑子的美国理念。

　　“我不主张教授间的新旧对立，但蔡老先生欲兼容并蓄，宗旨似乎错了！”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瞥了陈独秀一眼。见对方似乎挺欣赏他的这股锐气，又不安地问：

　　“听说北大的学生旧学根基很深，不太好对付？”

　　陈独秀听了哈哈大笑，故意吓唬道：

　　“恐怕不在你我之下，所以你这前三脚一定要踢好。我和蔡先生都商量过了，想请你担任哲学系主任，再教英国诗和英文。你的中国哲学史准备得如何 ”

　　“没有问题！”胡适自信地说。

　　“好！我陪你去见见蔡先生，他对你真是一往情深呢。走！”

　　当陈独秀陪胡适走进校长室时，蔡元培正在安排新学年的开学典礼和评议会的选举时间。一见到胡适之，他先是松了口气，仰天长吁了一声。他又向陈独秀要了一支烟，说：

　　“你总算到了！到了就好办了！”

　　陈独秀调侃地说：

　　“蔡校长对你特别偏心呢，这评议会每学科只选两名教授做评议员。这老蔡就一直压着非等你到了才选举，连我都看出来了！”

　　胡适感动地起身向蔡元培鞠躬，出于真心地说：

　　“实在太感谢先生的知遇之恩，适之一定不负您的厚望！”

　　蔡元培见他举止文雅，高兴地摆摆手，说：

　　“这样吧！听说你讲演口才过人，我先安排你在开学典礼上讲一次，给大家有个好的印象。你是研究墨家学派的，开学后可以和章士钊的逻辑学，马叙伦的老庄，一起搞一次讲座。让师生们都来见见世面，也把你这哲学系主任的牌子亮出去。适之，有信心 ”

　　见胡适爽快地点点头，蔡元培收拾好桌子上的公文，幽默地说：

　　“今天咱北大卯字号的三只兔子全齐了，走！老兔子请客，去六味斋庆贺一番。顺便把玄同也叫来，让这位章门弟子今后多给适之保保驾。”

　　胡适就这样挟雷带电地闯进了北大，成了新旧各派最关注的人物。

　　胡适和蔡元培都很快发现，双方的教育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狂热的大学主义者，都以创办一流大学为终生志向。就在那天晚上吃饭时，胡适递过来一份刊有三年前他写的《非留学篇》的报纸。蔡元培看了连声赞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适之真不愧是旧学深邃，新知深沉的人。想不到当一般的留学生还沾沾自喜时，你已在忧患地大声疾呼：‘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还有，你发表的大学是文化学术中心的观点也和我见解相同。仲甫、玄同，你们看，适之的这一段话说得多好 ”

　　所以今天，9月17日的北大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蔡元培特地安排胡适作一场《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讲演。

　　场面是够气派了，大礼堂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其中有许多是刚考进北大充满好奇的新生。蔡元培辞退了一批不称职者以后，对所有留任和新来的教师都重新发了一份大红聘书。这些学界宿儒和名流正兴高采烈地在前排就坐，谈笑风生相互问候。

　　在蔡先生的邀请下，胡适踌躇满志地昂步走上了讲台。

　　就在他微笑着站起身时，他下意识地用英文轻声念了一句荷马的诗：

　　　　如今我们已回来了，你们请看分晓吧！

　　他以为别人不懂，却被旁边的辜鸿铭听到 老怪物朝他惊鸿一瞥，露出轻蔑的冷笑。

　　胡适留学时曾因讲演出众入选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他今天重点阐述了他的关于大学在保留高级文化人才，创造新文化方面所起重要作用的思想。提出了要用西方现代大学的模式来改造北大，把北大办成现代国际著名大学的设想。为了炫耀自己的先见之明，他又充满感情色彩地回忆起那段留美经历。

　　“记得还在1915年1月，我就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以后又和英文教师亚舟谈到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地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 我以为今日要造国家不亡，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台下响起了掌声，但不够热烈。他还想用激情说些豪言壮语，赢来更多的掌声。耳边忽然传来辜鸿铭不高不低的嘲讽，也许是为了顾及他的面子，老怪物先说了一口纯正的英语，随后又变成了法语。

　　“胡先生留了七年学，可刚才的英语说得实在不地道。记住，在英国那是下等人的发音！”

　　他的自尊心一下子垮了，他瞟了一眼正襟危坐在辜鸿铭身边的黄侃、刘师培、陈汉章、崔适、马幼渔、马叙伦、章士钊、黄节等一大批国学大家，忙红着脸低头走下台来。

　　最令他难堪的还是在教师休息室里，老先生们也许已看在洋博士面子上，没有对他吹胡子瞪眼。但那种挖心挖肝的调侃和嘲讽，就算他绅士风度再好，也只好哭笑不得

　　黄侃今天心情特别地好，满脸都是笑容地说：

　　“胡适呀胡适，你那首‘黄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我就尊称你‘黄蝴蝶’ 不过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还有，我今天当着面给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看这白话文多啰嗦呀？如换成文言，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哈哈哈！”

　　辜鸿铭只管靠在椅子里吸烟喝茶，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待过足了烟瘾，刘二来唤他时才缓缓地起身。临走前，他古怪地盯了胡适一眼，又用英语说道：

　　“你不该狂！我读过你用英文写的文章。”

　　他不满地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哪天我有兴趣见你，你可来府上看看我用英文写的《尊王篇》和《春秋大义》，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维多利亚时代的文风。”

　　胡适并没有气馁。他是个具有多重面具的人。如果说一心做圣，又率性狂为是他的脾气，那一遇压力就要反弹更是他的性格。他自认为对墨家学说已烂熟于心，但还是全身心地备起课来。他知道还有一支与他年龄相仿又学问扎实的劲旅在等待自己，他必须征服他们的挑战和反抗，直至最后征服北大，征服整个中国思想界。

　　可是越急于成功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容易出丑。胡适的第一次哲学讲座就让他出尽了洋相。

　　那一天也真不凑巧，章士钊、马叙伦的讲座与他同时举行。他先被章士钊的气势震住了，章氏早年留英，主攻逻辑学，“逻辑”一词就是经他在《国风报》上直译而来的。在此之前学界都译为名学和伦理学，或仿日本译为理则学。那天海报贴出后，真不知从何处涌来这么多学生？教室里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翌日，移到大教室，可坐四五百人，仍拥挤如故。最后连窗外和走道上都站满了人，据说北大开校外旁听生之先例由章氏始。章士钊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地讲起他的《逻辑学指要》。

　　而马叙伦呢，则是专吃老庄饭的行家。这位后来被胡适耿耿于怀地划入“温州派”的大学者，是温州硕儒陈介石的高足。讲起老庄真是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常会仰起头进入一种类似逍遥游的忘我境界。

　　胡适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理压力下走上了讲台。开始听课的也不算少，连不是哲学系的傅斯年也来 傅斯年可是当时全校学生公认的“无冕之王”，在同学中学问绝对第一，顾颉刚也只能屈居第二。听说傅斯年来听胡适之了，对面马叙伦那边就溜过来一大群学生。瞧他那副派头也越来越像黄侃了，穿一身宽袖大褂，手里还摇着一把蒲扇。傅斯年见大家都等他发话，诡谲地瞟了一眼讲台，对顾颉刚、冯友兰和毛子水说：

　　“我是来看胡适之胡说些什么的，千万别当真！”

　　胡适也隐隐地感觉到教室里的躁动声，他终于听到了一些不愉快的议论，思绪马上烦躁起来。

　　“听说他是靠用英文翻译孔子和墨子才当上博士的。”

　　“此人除了胆大皮厚，别无任何学问！”

　　他突然想起了在康乃尔大学第一次选修讲演课时的情景。那是1912年的夏天，在这以前他已有多次公开讲演的经历。可是当他被教授叫上台练习讲演时，魔鬼突然缠住了身心。那天虽然是盛夏，他却开始浑身发冷，颤抖不止，人必须扶住讲台才能说话。他隐隐觉得这种感觉又开始袭来，讲话也开始结结巴巴，可是今天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无名小卒 一种强烈的领袖意识使他很快镇静下来，他自信有极好的表达能力，能镇住台下那帮狂妄无知的年轻人，并把另外两个教室的学生吸引过来。

　　命运真的和初来北大的胡适，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几天下来，听课的学生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班长一人 班长是位老实人，见胡适问他为何不走，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学生如果再走的话，就没人帮先生解围 ”

　　胡适真是感叹啼嘘，差点掉下眼泪。他又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最令他伤心的问题：

　　“他们为何都不爱听我的课？”

　　班长也鼓起勇气，说出了老实话：

　　“大家觉得好像是在听外国汉学家讲中国学问，虽然也有些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终究不见其大，也不合中国人的人生标准。”

　　胡适终于悲凉地垂下那颗骄傲的头。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毛病，在内行面前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不过他没有泄气，而是抱来一大摞章太炎和国粹派的书，从此闭门谢客，日以继夜地潜心研读。他发誓要憋足全身力气反弹，他终于选准了一个雪耻的突破口，那就是他的——“哲学史大纲”。

　　　　　　　　　　　　　　　　　 18

　　窗外秋风四起，隐隐传来狗的叫声。

　　补树书屋内，周树人正展开一张大幅碑帖，先用尺细细量过高竞，数出行数，然后研墨蘸笔，在油灯下抄写起来。

　　他点燃了一支“红锡包”，边吸边抄，不断地朝那只小汉罐里弹进烟灰，扔进烟头。

　　绍兴会馆门口，出现了那位身材矮胖，穿着白绸大褂的钱玄同，他正用手中的大皮包躲闪着朝他狂吠的看门狗。老长班见是大先生的客人，忙赔着笑将狗喝住。

　　钱玄同惊魂未定地绕过月洞门，穿过老槐树，走进了周氏兄弟的卧室。

　　一见周树人仍在埋头抄写碑帖，便打趣地说：

　　“猫头鹰呀，又在抄你的古碑？”

　　这浑号还是当年在日本时取的，周树人喜欢熬夜，又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一经钱玄同命名，就在朋友间叫开

　　周树人一看是他，也不示弱，边放下笔起身让座，边调侃道：

　　“是爬翁 真是难得的稀客。”

　　这里也有个典故，钱玄同这人喜欢热闹，最爱激动。当年在日本听太炎先生讲课，他一冲动就要在席子上爬来爬去地发表议论，自然就成了“爬翁”。而黄侃更是不客气，干脆直呼其为“钱疯”。

　　钱玄同脱去长衫，放下大皮包，坐在藤椅上，望着屋里到处挂着的碑帖不解地问：

　　“你抄这些到底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

　　“那你抄它有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钱玄同想起了自己的使命，认真地说：

　　“豫才，当初留学日本时，你是说过要用文艺来改变国民性的，怎么现在却钻进死人堆里去了 ”

　　周树人沉默不语，脸色发青地点燃一支烟。记得刚从日本回来时，他还特意带走了一束樱花，如今上哪去寻找那片绚丽的云霞 二弟来京后，把腾出的房间挺雅地作了一番新的摆布，而他却生不出这份闲逸的兴致。每天办公回来，就陷入了古籍和金石拓本的围城之中。最近竟无聊到用木盒子养起壁虎来 至于脾气，也越来越坏。夜间，不知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他都会大怒而起，拿着竹竿穷追不舍。他长吁了一声，苦笑道：

　　“我是在麻醉自己的灵魂！”

　　钱玄同说：“这又何苦 ”

　　周树人又深吸了一口烟，无奈地说：

　　“我承认，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了！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又受了奴隶的骗，成了他们的奴隶！”

　　钱玄同试探着劝道：

　　“我想，你应该写点文章，用你的笔去改变这一切。”

　　“改变？”

　　周树人惊愕地瞪大眼，有点冲动地站起身比划着说：

　　“中国好比是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又极难打破。里面躺着许多熟睡的人，快要被闷死 然而他们是从昏睡进入死亡的，所以感受不到临死的悲哀。现在你却大嚷起来，要他们感受这临死前的痛苦，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 ”

　　钱玄同也激动起来，目光炯炯地反驳道：

　　“既然已经清醒地起来了，就不能说绝没有毁灭这铁屋子的希望。”

　　“是啊，说到希望，那是不能抹杀的！”

　　周树人点点头坐了下来，他心里已意识到用手造的墙，把自己同时代隔离开来总是不好的。就是全然没有了希望，难道这黑暗就不该受到诅咒么？……

　　周作人也从隔壁房间踱了出来，与钱玄同打着招呼：

　　“玄同兄！你们聊得好热闹 ”

　　周作人因最近接到蔡先生的聘书，让他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也增至240元，心情舒畅多

　　“启明，来，一块聊！”钱玄同从皮包里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了周氏兄弟。

　　“实不相瞒，近来我们《新青年》销路不佳，想恳请二位赐稿，鼎力相助 ”

　　周树人笑道：“看来你们是觉得寂寞了，既没有人大声赞同，也没有人跳出来反对……”

　　他理解《新青年》同人的甘苦，这种境遇，与自己当年筹办《新生》的时候十分相似。

　　钱玄同有些尴尬地解释起来：

　　“所以我们正在酝酿改组，想从明年起轮流主编一期刊物，适之、守常、半农还有沈尹默、高一涵都答应加入进来 刊物的面貌也要发生大的变化，要打倒一切腐朽的旧文化，来一次新文化运动。仲甫托我向你们问好，欢迎你们上阵助战呐厂

　　周树人想起不久前的那幕复辟闹剧，爽快地答应

　　“既然主将有令，我就遵命当一名过河卒子，为你们呐喊几声吧！”

　　钱玄同连声叫好，又问周作人：

　　“启明，你哪？”

　　周作人这人天生一副菩萨心肠，见兄长已答应了，也想了想说：

　　“我把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用白话文翻译出来，你看如何？”

　　钱玄同见大功告成，高兴地夹起黑皮包，说：

　　“好！好！让我们一齐动手，来打破这个铁屋子！”

　　周树人挺喜欢钱玄同的那股生气，送他出来时逗趣地说：

　　“下次来早些，我请你去胡同外的广和居吃炸丸子，怎么 ”

　　钱玄同大喜，可又害怕门房的狗，忙提心吊胆地溜走

　　　　　　　　　　　　　　　　　 19

　　转眼到了深秋，当香山的红叶摇曳出火焰般的热情时，校园里也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

　　蔡元培整治北大已初见成效，这些天他好像过节似的，脸上总是乐呵呵地笑。此刻，金色的阳光暖暖地射进他的办公室，蔡元培正斜靠在圈椅里，津津乐道地翻阅着一大摞散发着墨香的《北京大学日刊》。这份新创刊的读物，几乎每天公布的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北大评议会终于正式成立了，胡适当选为文科评议员。教育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同意修改大学规程，在北大首先推行选科制。法科学长王建租来函，法科研究所终于筹备成立 紧接着，各科的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像范文澜等都有幸成了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还有学生团体，真好比雨后春笋争先恐后地往外冒。学生银行筹备委员会刚宣告成立，史学、音乐等各种研究会都抢着来请他当名誉会长或要求亮牌子。他是个天生的革新家，更是一位执着的道德理想家。最令他欣慰的是他终于举办了两次大场面的艺术讲座，迈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一步。

　　先是请他当年在教育部的老搭档蒋维乔演讲静坐法，这位风风火火的实干家居然熟谙养身之道？真是大出蔡元培意外。

　　那天的场面也真是令人难忘，蒋维乔边讲边示范，时而呈老袖入定之状。一帮技击会的学生，全部盘腿席地而坐，以壮蒋先生的声威。

　　第二次讲座请来了著名国画家陈师曾。又是他亲自拟定通告交日刊发表，不是不放心，而是总觉得有些话要告诉学生。

　　在当时的北京画坛，陈师曾可是首屈一指的大家。齐白石刚从湖南乡下来，虽然画得好，年纪也比陈师曾大，却没有人捧场。还多亏了陈师曾的热心提携，才逐步名声鹊起。一次日本人请陈去本岛举办画展，陈师曾就叫齐白石也拿几张作品一齐去展。人家要买他的画，他就顺便推荐起齐白石。那天陈师曾讲课，观者如云，北京城里的许多青年画家和美术爱好者也来 蔡元培就在这里认识了徐悲鸿，还见到了一个熟人，松筠庵的主持僧法喜和尚。

　　法喜和尚果然是陈师曾的密友，正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名画一张张悬挂起来供师生观摩。当蔡元培激动地上前感谢时，法喜含笑合掌作揖，说道：

　　“敬贺蔡先生旗开得胜，还记得去年贫僧说过的话 真正的宗教也是一种美的哲学。听说您已请了我的朋友王心葵先生来演奏古琴，今后有用得着贫僧的地方，一定效力。”

　　北京的秋天格外气爽，碧净的蓝天上传来隐隐的鸽哨声。他想去校园里转转，顺便听听胡适的讲座。人刚站起身，就见一位校刊的编辑进来请示他说：

　　“有位叫林明侯的同学，来函建议校方提倡素食，说可以在校内餐厅，另订素食章程推行。他还要求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见，不知校长尊意如何？”

　　蔡元培一听有人提倡素食，大喜过望。他早年留学时，就受李石曾的影响，开始吃素。而且为此放弃了十多年的口福，搞得人也清心寡欲起来。他接过学生的来信，一看觉得还挺有见解呢。

　　他连声叫好，拿起笔写下一段按语叫校刊一齐发表。

　　“林同学提议鄙人甚赞成，同学中有赞成者，可速赴斋务处报名，以便议定办法。”

　　想想真是有趣，当年为了吃素还和夫人有过一场四角呢。那时黄仲玉见他人渐渐消瘦，就心痛地规劝起来：

　　“先生一心革命，求学不为功名，我都可以理解。但现在突然又要吃素，这又何苦 ”

　　蔡元培天真地回答说：

　　“据李石曾兄告我，吃素有三大好处：一曰卫生，二曰戒杀，三曰节用。我读俄国托尔斯泰著作描写田猎惨状，尤为痛心，故欲实行‘戒杀主义’也。”

　　黄仲玉反驳道：

　　“这就更怪 先生早年曾密造炸弹，试图暗杀慈禧，那时连人都想杀，怎么现在连禽兽的生命都痛惜起来了 ”

　　“人有该杀之罪恶，杀之非为过也。动物何罪之有？故杀之无道也！”

　　见蔡元培辩解也有道理，黄仲玉无话可说 经过夫妻反复协商，蔡元培总算答应不实行全素，但赴宴时从不碰大鱼大肉。

　　他终于站起身，向校园里漫步走去。来北大这一年真快呀，连在建的红楼都已经结顶，明年就可以搬进去使用 还有，该聘的教授基本到齐 梁漱溟已正式来校任教，胡适一到又推荐了几位教英文的留美学生。刘师培、辜鸿铭也算给他面子，总算没有在课堂上乱讲尊王和复辟。只是章士钊太热心政治，执意要在明年去西南军政府谋事，想推荐李守常来代他当图书馆主任。当然，他最高兴的还是胡适上的“哲学史大纲”，终于一炮打响。那天他听范文澜说书般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通，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缓缓地向法科大讲堂走去。

　　胡适正神态自若地站在讲台上，用他创造的截断众流的新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虽然他的上课时间是最容易叫人打瞌睡的下午，然而大讲堂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一百五六十人，睁大着三百几十只眼睛，摊开了一百多本的各式各样的笔记簿，摆着一百多支笔，盯着一位年龄与他们相仿的人滔滔不绝地阐述着新的见解。他也尽量发挥出一个演说家的风采，以及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抑扬顿挫的本领。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十分的和蔼和诚恳，带有一股自然的亲和力，使人觉得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话也特别的能够感动人。他越讲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往往反复议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他终于控制住了局面，把枯燥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演绎成一部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白话历史长卷。

　　下课时，胡适整理好讲义正要出去，发现傅斯年和顾颉刚还站在坐位上，好像有话要说似的。他忙热情地迎上去，邀请他们到他的房间去做客。

　　“真要感谢二位的捧场呵！”

　　他出于真心地握住两位的手，用力地摇了几下。

　　傅斯年有点矜持地指指顾颉刚，说：

　　“你要谢就谢他，是他发现了胡先生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

　　三个人回到北河沿的教师宿舍，海阔天空地漫谈起来。毕竟都是年轻人，感情很快就融洽起来。

　　对胡适的这次上课开始也有异议，陈汉章就拿着他新编的讲义仰面大笑，说：

　　“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要看他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哈哈！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真是不通之至呐！”

　　胡适却不买他的账，照讲不误。但心里却很悲哀，这帮老学究其实连中国哲学史的性质都没搞懂 还自以为是能和古人对话的硕儒呢。

　　顾颉刚因结识了胡适显得很高兴，他又回忆起那天的情景：

　　“胡先生，说老实话那天上课大家也没当回事，可我却听出了新名堂。以往中国哲学史一课是陈汉章讲授的，讲的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那一套。他先从伏羲说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最好笑的还是冯友兰他们上本科时，讲哲学史的是陈介石老先生，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课，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在去年去世 所以一见你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还大胆地称西周是‘诗人时代’。你这一改可给我们一班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好没有闹风潮。我自以为听出了一个道理，就对同学们说，胡先生虽然书没有陈先生读得多，但在截断众流上是足以自立的。也许我的威望不够高，一些同学觉得你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不配教这门课，还想赶走你。急得我只好去请傅斯年也来听课。他听了几次课，终于表示满意。就对同学们说，这个人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同学们见这位平时最敢放言高论的人都说好了，也就都跟着说好 ”

　　胡适想不到背景有如此复杂，真是又惊又喜。为了自己的一堂课，还差点引起一场风波哩。他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胡适已完全恢复了自信，他毕竟留学七年，见识比他们广多 他带点炫耀地说：

　　“我讲哲学史可不是心血来潮，那是从近九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引申出来的。”

　　也许又被他的博士头衔唬住了，傅斯年恭敬地说：

　　“胡先生，我非常佩服您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是不是能在这方面谈谈 ”

　　胡适先暗自在心里笑了，他决定调动起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降服这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北大骄子。他用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说道：

　　“记得去年回国前夕，我见到了分隔十年的老师马君武先生。我是多么激动地想从他身上吸取新的营养 可是，几次谈话下来我失望 他几乎十年没有长进，进而环顾中国学界，又几乎一片空白。梁启超的‘中体西用’似乎已老调重谈，不能成为支撑他学界领袖地位的新典范。说得狂妄一些，国内台面上活跃着的，仍是一批二十年前的老古董。所以这次回国，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是想在国学领域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在这一点上，我和仲甫先生可能有所差异，他想造成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我没有意见，而且学术革命也可能会牵扯到思想革命，就像刚才我和陈老先生对待哲学史的不同态度。但是，仲甫他们有点过激了，认为革命就是破坏，破坏就是革命。而我同意破坏，但更想着如何重建。二是我认为治中国思想和学术，都是围绕一个方法。什么才是中国学界急需的新典范和新方法 如果说早年受赫胥黎影响，使我懂得了怀疑。那么后来从师杜威，又教会了我如何去求证。在这里我想引用尼采的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治学方法，那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旧文化，一方面要反对盲从，大胆怀疑，一方面又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重新整理。按照我的话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傅斯年完全被他的气势震住 先是目瞪口呆地张大了嘴，后来总算有点醒悟过来，喃喃地对顾颉刚说：

　　“怎么我们平时在想的，又朦朦胧胧说不出的话，被胡先生一下就点通了，说出来 ”

　　顾颉刚尽管心里也很激动，却不露声色。傅斯年已忍不住冲上前，恭敬地向胡适鞠了一躬，说：

　　“胡先生的见解实在令人佩服，我敢预言，将来的中国学界领袖必是先生无疑，如承蒙不弃，学生愿真心追随左右！”

　　胡适见他还要弯腰行礼，慌忙上前阻拦。二人又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 胡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忍不住窃笑着念起了荷马的诗——

　　　　如今我们已经回来了，你们请看分晓吧！

　　窗外隐隐传来学生排演的歌声，那是吴梅教授为校庆二十周年创作的纪念歌。他记不住全部的歌词，却听清了一句最令北大人振奋的歌声，“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是 在这不平凡的1917年，因为有了蔡先生这位北大之魂，古老的校园终于焕发出新的生命。

　　他也将走向一种新的生活，去和母亲恩赐的一位旧式女子完婚。他已为教务推迟了婚期，眼看元旦就要到了，再拖就真对不住母亲

　　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位在幻想中依恋的女人韦莲司，他觉得一种复杂的感情突然摄住了自己的心。忍不住扑进房间，又在信纸上向她倾诉起此时的心情。

　　　　我亲爱的克利福德，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

　　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实验——生活的实验！我相

　　信韦莲司夫人不会喜欢上面这段话。然而，这却是一段老实话。

　　几天以后，他终于在岁末的婚礼中走进了新年。当他和这位萍水相逢的妻子江冬秀进入祠堂，向祖先的牌位行鞠躬礼时，他的眼眶突然渗出了无名的泪水。他仿佛又想起了那位比他大六岁的美国女人，事后，暗自在夜里向她披露起心迹。

　　　　我亲爱的克利福德，在家庭关系上，我是站在东方人的这一边的，这

　　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思是无从报答的。我

　　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咎，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我是12

　　月16日离开北京，23日到家，30日结了婚。我自创了婚礼的仪式，废除了

　　所有旧习俗中不合理的陋规。我们没有拜天地，这是废除的陋习中最重要

　　的一项。可是还是去祠堂拜了祖先。为了这件事，我母亲和我争执了好几

　　天。我认为我们结婚和祖先是不相干的，我也不相信有祖先的存在。我母

　　亲同意了我所有的改革，却受不了她的独子数典忘祖。在我们结婚的前夕，

　　我对母亲让步 婚后第三天的早上，我妻子和我到了祠堂向祖先牌位行

　　了三鞠躬礼。

　　这就是民国六年的胡适之。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三章　煌煌上庠（1918）






第三章　煌煌上庠（1918）

　　　　　　　　　　　　　　　　　　　 1

　　今年的腊月真是有点腻怪，天奇冷，却很少下雪。

　　而对于补树书屋的主人来说，蛰伏似乎已成为过去，他好像开始忙碌起来 就在新年的一天上午，兄弟俩早早地起了床，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水磨年糕菜泡饭，就合坐一辆包车去了北大。

　　钱玄同已成了这里的常客，昨晚还特地赶来邀请，说仲甫想请二位去商量如何办《新青年》，还有几位朋友也想见见树人先生呢。周树人笑着答应了，心想所谓其他几位，大概是指住在预科平房里的卵字号名人

　　房间不大，却早已坐满了人。周氏兄弟一进门，钱玄同便热情地起身招呼，向诸位介绍头一次来开会的周树人。周树人今天穿了件厚棉袍，见屋里的炭炉温度很高，便解开衣扣，坐在靠墙角的沈尹默身旁。他们是老熟人了，早在1909年秋天，两人已有些来往。那时周树人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周树人常听说沈尹默与江南名士马一浮和刘三在一起吟诗喝酒的逸闻。因马一浮也是绍兴东关人，与周氏兄弟曾一起参加县试时名列榜首，而他们兄弟俩那次却考得很不理想，所以他对马一浮这个名字一直印象很深。

　　刘半农忙着招呼周作人坐到他身边。周作人愉快地应了一声，一边脱下大绒帽，缓缓解开马夫式的大衣，一边亲热地挨着这位性格活泼的新同事坐了下来。

　　刘半农瞥了一眼留着浓髯、性格温和的周作人，欣喜地说：

　　“启明兄气度非凡，颇有点像电影上的俄国英雄呢！”

　　周作人自认识了这位好与人抬杠的新朋友，就从心里喜欢上了他的性格。他也风趣地回答：

　　“我第一次见你头老大，眼有芒角，真是大吃一惊，还以为是遇到了奇才。哈哈哈！”

　　陈独秀主动地拿了几期去年的《新青年》给周树人，还亲手给他泡了一杯茶。钱玄同低声告诉他，今年的刊物将改成横行印刷。周树人点点头，他知道这又是钱玄同的主张。

　　最后一期三卷六号还是去年8月1日印的。陈独秀见周树人在低头看出版日期，忙向他解释说：

　　“上海的群益书社嫌咱们发行量少，又耽误 嗨！”

　　“那新的一期何时出版？”周树人对陈独秀的《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一文很感兴趣，关切地问。

　　“本月15号，以后每期都是这一天出版。”

　　陈独秀见除了胡适因婚假未归外，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

　　“去年我们的《新青年》发行了一万多册，书社仍嫌过少。今年想将它改为同人刊物，相信依靠诸位的努力，一定会有大的发展。”

　　周树人静静地点燃了烟，他不在北大任教，自然是抱着一种听听的态度前来观望的。

　　“要办同人刊物，最好实行轮流编辑，但对稿件要建立集体讨论的制度。”

　　这是新来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声音。周树人以前不认识李大钊，但知道他也在日本留过学。听启明说，守常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母养大，老人怕今后没有人照顾他，就在十一岁那年为他娶了一位大九岁的妻子。守常这人忠厚，夫妻倒还很恩爱。他想起了自己那名存实亡的婚姻，对李大钊深感同情。觉得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但有古代圣贤的浩然之气。

　　“我呢，还是那个观点，《新青年》的文风必须用白话文体！”

　　这是钱玄同慷慨激昂的声音。他的桌前放着那只形影不离的大皮包，说话时气壮如牛，总是希望有人立即响应。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也不要太绝对。”

　　陈独秀今天是主持人，显得很有风度。他笑着说完，递了一支烟给坐在钱玄同旁边的周树人。周树人手上的烟还未燃尽，正仰着头听大家发言。

　　在讨论到轮流编辑的顺序时，陈独秀侧转身子对沈尹默说：

　　“沈二，你也讲讲呀！”

　　“我的眼睛不好，还是把我排到最后吧。”

　　沈尹默与钱玄同一样，也是一口吴兴口音，他说话时下意识地扶了一下深度眼镜。

　　刘半农打断了沈尹默的话，说：

　　“这不要紧，有困难，大家都会帮你的。”

　　周树人已记不清第一次在哪里见过刘半农，但知道他是江阴人，比自己小10岁。正因为年轻，刘半农满头黑发，又不戴眼镜，活泼的很有点可爱。

　　“要帮也有个条件，沈二要多写新诗，我们急需的还是好稿子。顺便通告一声，三月号将有爆炸性新闻，炮弹全准备好了，但暂时保密！”

　　钱玄同得意地向刘半农使了个眼色，他还是和当年在日本的《民报》馆一样，喜欢插话，喜欢卖弄，喜欢夸夸其谈。

　　他突然把关注的目光又投向了周树人。

　　“豫才兄！就等你的大作了！”

　　周树人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玄同已来催过几次，在这种场合，他只能应忖道：

　　“我做一篇小说试试！”

　　陈独秀对周树人印象很好，觉得这人很深沉，有见解，相信答应的事一定出手不凡。他赞许地说：

　　“这太好了，我们的白话文学有了新诗，还真缺新小说呢。”

　　临别时，陈独秀亲自送周树人出门，拉着他的手说：

　　“下次开编辑会议，希望多发表高见。既然来了，就不是局外人嘛。”

　　周树人见他话里有话，微笑着答应

　　回到家里后，周树人心情很好。陈独秀这一班人给他的印象不坏，但因为还没有投稿，开一次会还不能算是正式加盟。

　　晚饭后，他习惯地靠在藤椅上，一言不发地吸着烟，桌上摊开着去年10月至11月的日记。

　　“是该做一篇文章了，写什么 ……”

　　对他来说，深刻是一种负担。人们容易健忘，而他却执著于过去。人们喜欢沉醉于好梦，而他偏偏直面丑恶的现实。从民国到现在，真是换不完的官，打不完的仗。在他眼里，无非是五色旗与龙旗的变换而已，无非是从这个奴隶主变成了另一位奴隶主，都改不了吃人的本性。前不久，那位再造共和的段祺瑞又因发动南方战争失败而引咎辞职，教育部长也换成了傅增湘，他也深恶痛绝地辞去了金事一职。中国在黑暗的泥坑中陷得太深了，而外来的各种思想已成群结队地飞过了天空。

　　“是该给《新青年》写稿了……”

　　一个人目睹改革者肩负了各种压力挣扎前进时竟默无表示，无论如何是可憎恶的。何不从旁呐喊几声，给他们壮壮胆

　　他觉得自己虽然离战士很远，但实实在在是不能当看客了……

　　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疯子的形象。

　　那是一向在山西做幕友的姨表兄弟阮久荪，两年前突然长衫褴褛地逃到了北京。说是有人要迫害他，四处已布好了罗网，众人都在跟踪他，再也插翅难逃 在送他去池田医院的路上，当他突然看见站岗的巡警时，那面色和眼神是何等恐怖呵……

　　他顺手从书架摸出一部《资治通鉴》，像翻开了一部积满尘灰的中国历史。

　　他几次提起笔，却始终写不出一个字……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2

　　校长室里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

　　当蔡元培伏案写完最后一个字，疲倦地揉了一下发红的眼睑，推窗迎进满天彩霞时，忍不住轻声念了一句杜甫的名句，“新诗作罢自长吟”。他又从头读了一遍全文，心里充满了一件大事完成后躇踌满志的感觉。他匆匆唤来范文澜，令他赶快送《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他们正等着开印呢。范文澜拿起文稿，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只见题头上写着一行熟悉的黄山谷体书法——

　　　　《北大进德会旨趣书》

　　他刚转身出门，耳边又传来蔡元培的叮咛：

　　“文章出来后，请你随便找10位教师，10位学生，10位校役，听听他们对成立进德会的反响和态度。”

　　蔡元培终于舒缓地吁了一声，摸出几块备好的饼干，就着残茶吃起早饭来。他暗自庆幸昨晚的决定，家里的来访者和电话实在太多 夫人仲玉的身体近来也不好，每当自己夜里工作，她又习惯陪着添茶做夜宵，一直侍候到上床休息为止。

　　眼前又浮现沈尹默来访的情景。

　　前几天沈尹默悄然而至，说仲甫夫妻近来常磕磕碰碰，高君曼刚来向他哭诉过呢。

　　“究竟是为何事不和 ”蔡元培对那位因咯血而脸色苍白的女子充满着同情。

　　只见沈尹默有点诡谲地瞥了一眼。摸出一张写有仲甫新诗《丁巳除夕歌》的八行笺，说：

　　“高君曼怀疑他在外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吵嘴时骂丈夫是无耻之徒。仲甫讥讽她故作清高，一副小资情调，心有苦衷没处发泄，就写了这首‘除夕歌’。唉！这种事传出去，对北大可不利哟。”

　　蔡元培隐隐觉得仲甫的第二次婚姻又出现了裂痕，轻叹一声铺开信笺，上面写道：

　　　　人生如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沈尹默又不温不火地提醒了一句，他好像常常以谋士身份在蔡元培身边出现：

　　“仲甫这人也只有您能约束他，他情绪上来是不考虑后果的。当年一喜欢上小姨子，不是只管自己同居 ”

　　当然，成立进德会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通过一年多的整治，最近北大又相继成立了画法、书法、音乐等研究会，师生中的研究空气已蔚然成风。但是在北京目前这种社会风气中，要在一座拥有两千多师生的大学，彻底清除不良现象又谈何容易 在当时的北大，喜欢喝喝花酒，捧捧名角或小赌几局的虽然少了，但仍不乏其人。像辜鸿铭就是个老风流，别看他长年长袍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子，年纪又七老八十了，偏还改不了拥娼狎妓的习气。

　　他确实是一位执着的道德理想家，成立进德会，改造社会风气，是他自青年时代起孜孜以求的宏愿。记得早在出任教育总长前夕，他就在上海与所谓的同盟会四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一起成立过一个无强制约束力的进德会。还议定了八条会约：一为不狎邪，二为不赌博，三为不置妾，四为不作官吏，五为不作议员，六为不吸烟，七为不饮酒，八为不食肉。并议定能做到前三条者为甲种会员，能做到前五条者为乙种会员，能做到前七条者为两种会员，八条全部都能做到者为了种会员。他是发起人之一，理所当然地认做了丁种会员。但没有几天，他还是违反会约，答应了孙中山的苦苦劝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当时李石曾、章太炎等曾一度认定他官瘾太重，做人有失体面。他也只好暗自叫苦，这件事一直要到袁世凯野心暴露，他和同盟会四总长集体辞职，人们才终于看清了他的为人。记得当年袁世凯见他去意已定，曾故意假惺惺地说：

　　“本总统代表全国四万万人谆切挽留！”

　　蔡元培也不示弱，坚毅地回答：

　　“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这一天的《北京大学日刊》一出版就反响空前，李石曾第一个兴冲冲跑来见他，说：

　　“孑民兄，此事功德无量 下一步，兄弟建议在我们办的孔德学校和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也成立进德会。说实话，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条从上海开往天津的海轮上。正意气风发地和您，还有宋渔父、汪兆铭、唐绍仪等人，先发起组织‘六不会’，后来又起草《社会改良会宣言》。当时我们的心真像满风的帆，充满着希望呵！”

　　他已很多年没有这样激动了，两人的眼睛都开始熠熠放光。那是蔡元培担任“迎袁专使”率团赴京的路上，船驶到天津海面时忽逢大雾，停泊数日。三十余人尽是同志，对时局都很乐观，便在谈天说地中促成了这两件事。

　　李大钊正欣喜地在图书馆看校刊，并用朱笔划出重要的词句。见范文澜进门，神色庄严地说：

　　“看！蔡先生说得多好呵，改造中国应从这里入手。守常愿意参加进德会，并申请为两种会员。”

　　胡适刚从绩溪完婚回校，正一脸喜气地在宿舍里整理五首新写的白话诗。他已看完这篇长文，高兴地对范文澜说：

　　“蔡先生的提议非常及时，我们要提倡新文化，就要反对旧文化，我们要提倡新道德，就要反对旧道德。而且人会的三条理由也说得很好，一是可以律己，二是可以谢人，三是可以止谤。止谤莫如自修，像我这次就写了一组《新婚杂诗》。正准备拿去给《新青年》发表，让天下人都知道我胡适之的婚姻很美满。”

　　他说完抽出一首诗，在手中扬了扬。诗云：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范文澜从“完结”两个字中还是隐约看出了胡适与江冬秀之间的裂隙。一个是留洋的教授，一个是未见世面的乡村女子，没有裂痕才怪呢。但胡适善于平衡自己的感情，因为他太爱惜名声

　　最积极要求入会者还数吴梅教授，他是直接写了声明来找蔡元培的。说入了会可以止谤，他听说有人在社会上骂他用《金瓶梅》当教科书，还把他开设的元曲新课，胡说成是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 把北大成立歌谣研究会，提倡白话文，说成是翰林出身的蔡元培，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而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风来啦，雨来啦，王人背着鼓来啦……”一类东西放到国立大学专门研究。

　　当然，最有趣的还是辜鸿铭。那天他又在教师休息室里发表了一通高见，歪着脖子说：

　　“蔡元培搞进德会我不反对，因为他是好人。但我反对另一位好人加入进德会，他就是辜鸿铭。因为我辜鸿铭是名士，自古哪一位名士不拥妾狎妓？我不说苏东坡，也不说张岱，就连堂堂的正人君子海瑞，还玩过雏妓呢。还有屈原和婵娟的关系，按外国的说法也有点暧昧。反正中国的名士比外国人文明，他们是偷偷地养情人，不像我们那般堂堂正正地风流。”

　　陈独秀那里，蔡元培是主动过去征求意见的。凡平时有些绯闻的人，他都想亲自去劝说入会。进德会成立后还有纠察员，他相信人是要有所约束的。他已在入会条件中明确规定不咎既往，他是这样写的：

　　　　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凡本会会

　　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惟入会以

　　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这些日子，北大真是气象一新。蔡元培刚开始筹备进德会，又先后接到北大学生查钊忠和陈宝书等二十四人联名的两封来信，都是为了向他推荐一位校役。

　　这人叫何以庄，今年25岁，直隶宛平人，现是第一寄宿生宿舍丙字号斋的听差。因家贫而从小失学，但志向很大，通过旁听和刻苦自修，写得一手好文章。平时常和学生抒词以对，文采斐然。他们恳切地建议校长能量才录用，让他也早日龟游绿水，显于一旦。两封信都写得情辞恳挚，闻之慨然，可见何以庄平时为人之好。

　　蔡元培想想一年前学生与校长对话还要写呈文，又激动起来。他忙叫人请来了何以庄，又看了他的三篇文章，见他眉目清秀，忠厚老实，当场表态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缮写之务。这件事启发了他开设校役夜班的决心，兴办平民教育，一直是他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内容。他还专门听取了几位工友的意见，那天门房老刘头跑来请他写字，说老父亲劳累了八十年，他也无法尽孝，想求蔡校长为他的生日写一幅寿联。都知道蔡元培好商量，有求必应。每天上门求字、题写各种内容匾额的人络绎不绝。最多的还是请他写信介绍工作，他也随身带着八行笺，来者不拒地向各位朋友推荐，也不管对方买不买账。

　　蔡元培为他写完一副寿联后问道：

　　“如学校为你们办一所夜校，不知工友们会踊跃参加 ”

　　老刘头一听乐了，先双手抱拳向他作揖道：

　　“那敢情好吵！我在北大干了二十年，只认得头顶的校名，连写封信还要求人。再说以前校役是仆人，教室是主子们坐的地方，咱们连门都不敢进。夜校一开班，咱们不也登堂入室了，这有多神气？”

　　蔡元培听了很高兴，宽慰地说：

　　“一校之中，职员与仆役，同是做工，并无贵贱之别。不过所任有难易，故工资有厚薄之分。像何以庄既然文理精通，我们就量才录用。今后夜校开班后，如再发现人才，就再录用！”

　　他将两封来函和自己的复函都一并交《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并布置专人筹备校役夜班。

　　一年一度的春风，又吹绿了北河沿河边的垂柳。

　　　　　　　　　　　　　　　　　 3

　　隆隆的惊雷不停地在空中爆响。

　　大街上传来报童清脆的嗓音：

　　“看王敬轩大骂《新青年》！看记者反击王敬轩！看特大新闻哟！”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停在绒线胡同前。门里跳下一位副官，恭敬地打开后车门，里面是一位身穿戎装瘦长的将军。他威严地瞥了一眼报童，走进胡同内的一所四合院。

　　眼前出现了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

　　“琴师！弟子来 ”

　　“ 又铮，总算把你盼到 快看看这些妖孽文章，如骂小儿般咒骂老夫，你再不管管，为师还有脸面在北京做人 ”

　　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林纾，他是1852年生人，其实前清并没有给这位举人多少恩宠。不料到了清亡以后，他却数十次地远赴河北易县的清陵。一到陵前，必伏地失声痛哭，引得守陵的侍卫们都不知所措。这倒使人想起了明末清初的怪人顾炎武，当年也曾频繁地奔波数千里，十余次往谒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的情景。也许为了褒奖他以布衣身份甘为前清遗民的忠心，溥仪曾恩赐他“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等题字。他不仅如一般旧臣犬马衔恩，九顿伏地，作感激涕零状，还得意地写下了“从来天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的诗句。

　　可就是这么个奇特的人，在民国初年又一度成了大量引进西方小说风靡文坛的时髦人物。也许在世界翻译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他靠翻译欧美小说成名，本人却不懂外语。通过别人口述，他用一手桐城古文翻译了各国的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像《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等，使人们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可是到了陈独秀、胡适出名之时，他终于成了以反对白话文闻名的老古董。

　　徐树铮翻开第四卷三月号的《新青年》，先粗粗看了几眼，劈头就问：

　　“这王敬轩为何方人士？那行文的口气怎么挺像琴师呀？”

　　林琴南神色严峻地点点头，说：

　　“这位壮士倒不失为儒林英雄，一副古道热肠的豪气，今后老夫倒想结识一下。”

　　徐树铮又低头看起那篇《奉答王敬轩先生》，很快被奇特的文风吸引住 他对林琴南一直很恭敬，刚才一接到电话就赶来 林琴南对他也欣然以“吾友”相称，许其入弟子籍。不但愉快地出任他所办的正志学校教务长，而且文字交往也很多。林琴南曾为徐氏评点的《古文辞类纂》作序曰：

　　　　又铮长日旁午于军书，乃能出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

　　徐氏好舞文弄墨，喜欢填词。林琴南擅长书画，又作了一幅《徐又铮填词图》相赠。

　　徐树铮读了一个开头，先被文中那种油腔滑调的口气惹笑了，他讪讪地骂了一句：

　　“这化名‘记者’的小滑头，难成大器！”

　　那封署名为记者的长信是这样开头的。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辞”，把记者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

　　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

　　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

　　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

　　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

　　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

　　的。

　　可是再看下去，徐树铮的剑眉便皱紧 难怪老先生要大动肝火，文章的矛头全是直指林琴南的。不过老先生也确实太好名，太喜欢争强好斗。他身为前清处士，本无君臣之分，偏不遵守常道，作出谒陵等极显其孤忠的举动来。他又以一介儒生，与包括溥仪在内的显贵来往，力图平交王侯，名扬士林。他当年就和段祺瑞玩过一回感其知遇，而拒其征聘的小把戏，搞得自己也很狼狈。那是两年前，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第四天，就屏去侍从，亲自来林府邀请他出任顾问。林琴南以前清遗民自居，自然拒绝应聘。但内心又未尝不感激这段知遇之恩，还专门写了一首《段上将屏从见枉，即席赋呈》的诗回赠。使段祺瑞透过云雾江天，还是看见了一颗与严子陵一样虚荣孤傲的心。

　　徐树铮还有很多正事要办，像去年十一月下台的段主子经过他精心谋划，将于这几天复任国务总理。刚搭起戏台的安福俱乐部，也正等着他去安排贿选议员活动。他见这里无非是些笔墨官司，便想急于脱身。他终于站起身，大大咧咧地劝慰起老先生来：

　　“琴师，何必与这些乳臭未干的无聊文人计较 有学生在您想骂就骂，要如何出气就如何出气，一旦他们出轨了，我自然会出面说话的。”

　　林琴南却不愿放他走，见这位弟子有点不上心，他不悦地提醒道：

　　“又铮 你怎么也糊涂 自从蔡元培主长北大后，盘踞在里面的全是一批当年的革命党。我怀疑这是孙文安插在你们眼皮下的一支人马，要不怎敢如此猖狂？”

　　徐树铮的心一惊，又面色紧张地坐了下来。屈指数来，当今中国惟有南方临时政府的孙文难以摆平。冯国璋讲起来还算是“北洋三杰”呢，却比黎元洪容易对付得多。段祺瑞去年一下台，“督军团”又复活了，而且比当年阵营更为浩大，增添了曹锟、张作霖两员大将。他们联名电请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吓得冯国璋六神无主，步步退让。最后任命段祺瑞为“督办参战事务”，还下手令说，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无需呈送总统府和国务院。老段打着这块招牌，很快让这个机构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太上政府”。但徐树铮并不满意这种局面，为了促使老段复出，他又施出一计，以“接洽国防”为烟幕，去奉天和张作霖做了一笔交易。

　　原来老段下台前向日本订购的一批军械将分批运到秦皇岛和北京，据说仅其中一批就可装备十二个旅，这无疑是块肥肉，对把持着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冯国璋来说，是近水楼台，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而徐树铮却秘密地和张作霖达成了协议：奉军原有六个旅在关内，再进关六个旅去武力抢截。截留的军火奉方得四分之三，徐树铮得四分之一。奉军一进关，冯国璋就十分害怕，“督军团”趁机联名通电请段祺瑞再次组阁，冯国璋终于低三下四地全部答应

　　为了另立国会，竟选出自己一派的议员，徐树铮又叫来了王揖唐一起商量。王揖唐不愧为老牌政客，含威一笑说：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办一个政党就行 这件事只要给我钱，反掌可成。”

　　于是，徐树铮请示老段后就拨出了八十万大洋，王揖唐利用这笔钱，果然没几天就纠集起一批人马，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成立大会是放在安福胡同的一个宅院里举行的，故起名叫“安福俱乐部”，简称为“安福系”。

　　徐树铮想了想，觉得形势并没有这样严重，那蔡元培、李石曾还有吴稚晖、张静江等是一帮自说自话的无政府主义空想家，平时孙文也不太敢寄予厚望。他终于找理由搪塞了林琴南几句，匆匆地出了门。

　　林琴南又咬牙切齿地捧起《新青年》，读了起来。见堂堂徐上将终于走了，内屋里闪出一位学生模样的人，他叫张厚载，是林琴南以前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现在在北大法科政治系读书。张厚载可是他得心应手的一根拐杖，还兼着《神州日报》的记者。笔头也灵，常侍候左右，帮他出些点子跑跑腿。

　　林琴南又用手指猛戳起那篇文章，气得浑身都抖颤起来：

　　“你看看！看看！他怎么能这样诬蔑老夫？真是可恶之极。我一定要反击！”张厚载为了安慰先生，也只好再一次凑过脑袋，硬看下去。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置之“闲书”之列，亦可不必攻击，我们何必

　　苦苦地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

　　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算不了什么。

　　何以 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

　　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是极少数，先生所说的“弃

　　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

　　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大约是和林先生

　　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不甚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

　　便含糊了过去；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

　　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

　　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第三层是林先

　　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

　　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辶多译外国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

　　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

　　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

　　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

　　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后秦鸠

　　摩罗什大师译《金刚经》，唐玄奘大师译《心经》，这两人，本身就生在

　　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晋唐文笔，正是日常吐属，全不费力，岂不比林先

　　生仿造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

　　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

　　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放进去。

　　　　所以他们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

　　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从经”

　　的总名目！

　　　　……

　　“够了！够了！羞煞老夫矣！”林琴南终于如丧考妣地举起无力的老拳，瘫倒在靠椅里。

　　他又开始剧烈的哮喘，老脸涨得鲜红。张厚载慌忙上前倒茶捶背，好言相慰，直至老人渐渐平静下来。

　　当林琴南回卧室休息后，他又翻开了《新青年》。这王敬轩究竟是谁？为什么骂人的腔调那么像林琴南？而“记者”的批驳又是如此丝丝入扣，真是令人生疑 他对文中那种礼拜六一派的滥恶文字深恶痛疾。就算林译小说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他对古典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下过很深的功夫，古文的造诣更是独步海内。其译笔或哀感婉艳，或质朴古健，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就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但又能够超越自然一样。尤其是民国以来的中国文坛，林译作品的势力极其伟大，青年作家下笔为文都极力揣摩他的口吻，像苏曼殊小说就是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最后卓然自立一派的。

　　凭着他兼任记者的嗅觉，他决心去解开这个谜团。如果发现是个早有预谋的圈套，他将不遗余力地为老师雪耻！

　　张厚载终于在风雨交加的深夜，走出了绒线胡同。一道闪电照亮了他苍白狰狞的脸……

　　在北大文科学长的办公室里，却是一派欢笑，《新青年》同仁们正在互相评功摆好呢。

　　沈尹默睁大眼睛问陈独秀：

　　“王敬轩是谁？”

　　“玄同呀！”

　　“‘记者’是你么？”沈尹默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呀！”这回，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

　　“原来二位演了一台‘双簧戏’ 哈哈哈！”

　　周树人依然坐在屋角，独自抽着烟。他望着洋洋得意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嘴角露出了由衷的微笑。说心里话，他很为这些朋友打了一次大胜仗而高兴呢。

　　胡适的脸色却有点僵，他不悦地问：

　　“一定又是半农的主意？”

　　他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也是事出有因。前不久刘半农曾在一位法国教授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洋相就出大 胡适为此曾经笑话过他。

　　陈独秀大包大揽地说：

　　“这样制造一些气氛，也未尝不可。”

　　胡适见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也就不好多说 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

　　“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的。”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

　　“我们也是为了帮你出气呀！林琴南不是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不当废》，攻击二位 ”

　　刘半农对胡适当仁不让也有理由，胡适一来北大，校园里就盛传“北大添个年轻人，玉免常伴月照明。”胡适也常说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是蔡元培，中兔子是陈独秀，小兔子是我胡适之。刘半农听了就不高兴了，既然小兔子还有他和刘文典，胡适就不该这样借此抬高自己呀。

　　陈独秀知道两人之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劝解道：

　　“半农和玄同也是好意。对于那些闭眼胡说的妄人，惟有痛骂一法！”

　　钱玄同今日情绪特别亢奋，又和众人谈起文字改革的问题。他扫视了众人一眼，突然提出了惊人的主张：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不可不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

　　这位音韵训估大家怎么啦？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呢！

　　周作人低声告诉兄长，前不久钱玄同曾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文章用标点，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用公元纪年，书报杂志一律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建议。今天更极端了，一传出去反响肯定不亚于刚才那则“双簧戏”。

　　周树人只是会意地点着头，嘴角挂着笑，什么也没说。

　　胡适有点忍不住了，他扶了一下眼镜说：

　　“我一下还难以完全赞成你的废汉文存汉语，用罗马字母书写的观点。但我主张在汉语和拼音字母之间，怕少不了有一个尝试白话文的环节。”

　　陈独秀看了一眼胡适那股学究气，笑着对大家说：

　　“适之是反对走极端的，总是要尽量与反对派‘刍议’些什么。”

　　胡适也挺认真地站起来辩解道：

　　“只要议论平心静气，反对有理有据，我们《新青年》都要欢迎。”

　　李大钊一直在洗耳恭听，他正在翻阅一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这些日子，他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他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也宽厚地对胡适开起了玩笑：

　　“适之这样做，只怕反对派以为你是《新青年》中的异端，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呢。”

　　胡适苦笑着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绅士风度地说：

　　“这不要紧，观点一致的人，见解还有先后快慢呢。”

　　回家的路上，周氏兄弟又是合坐一辆包车。当周作人问起他对“陈胡”等人的看法时，周树人兴致很好地说出了一段精辟的见解：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虚。’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而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得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更亲近半农呀！”

　　周作人听了暗自叫绝，心想这大约就是兄长的深刻之处吧。

　　　　　　　　　　　　　　　　　 4

　　溶溶的月光，透过清明前槐树的嫩叶，款款地洒落在案前。

　　面对着这么好的月光，那双深邃的眼里满渗出喜悦。他仿佛感应到了一种暗示，一种冥冥中等待已久的灵感已经飘然而至。他兴奋地握起笔，写什么 写什么

　　——吃人！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人世间一切残酷的、虚伪的、陈腐的现象，都从这样两个症结的字眼里，透出了最生动的说明。

　　他又想起了那位害了迫害狂的姨表兄弟。对！就写狂人！借狂人的嘴巴说话！像果戈里写那位九等文官的小书记一样。太具体了不行，情节反而是一种累赘。对！就使用象征，用一组充满诅咒、忏悔、警示的意象，把一切都贯穿到这个沉重的主题里去，让人们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环境氛围看到那个血淋淋的现实世界……

　　他用笔在砚上轻蘸了一下，先用几句文言写完楔子。仿佛在记叙一种熟悉的感觉，轻松地纵笔写将下去：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经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

　　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

　　眼

　　　　我怕得有理。

　　　　……

　　他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摄住 恍惚中自己好像也成了那位神经高度警觉的疯子，正在权贵、尊长、帮凶、看客阴沉的目光下，在许许多多沉沦未醒的人们面前逃窜。他的文笔越来越犀利而悲愤，充满了入木三分的尖刻和战士般呐喊的快感。

　　当天快亮时，他终于写到了尾声，怎样收笔

　　他抬起头望了眼黑沉沉的夜空，轻声叹息了一声：

　　“中国在黑暗中陷得太深了，非有全民族的忏悔不足以拯救未来 ……”

　　好的，就这样写。他往油灯的火焰瞄了一眼，又援笔蘸了墨汁，迅疾地写完这篇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发表 他记起了在东京时用过的“迅行”的别号，心竟不知怎地狂跳起来。他决定沿用这个“迅”字，算是保留一点青年时代并未中断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为“鲁迅”吧！

　　天亮时，趁着余兴，他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点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这篇与果戈理同名的小说《狂人日记》删改了一遍。他想尽快地誊清稿子，让钱玄同拿去给《新青年》发表。

　　没想到清明节的晚上，钱玄同带着刘半农来到补树书屋。两人匆匆看了一遍，忍不住大声叫好。钱玄同兴奋地说：

　　“《新青年》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佳作，真想不到小说可以这样写？”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给了陈独秀。他还没有看完就说写得好，不愧为上乘之作。他看到激动时，竟顾自朗读起来：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

　　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

　　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陈独秀佩服得拍案叫绝，畅怀大笑起来。他没有忘记跑腿的钱玄同，感激地说：

　　“玄同，这回你立了大功哪。豫才太深刻了，这是本人鼓吹文学革命以来最有分量的作品。”

　　钱玄同颇有些得意起来：

　　“我说豫才的文笔不错吧！其实，他还写新诗。”

　　陈独秀急得放下手中的文章，说：

　　“何不一块儿要了来？四卷五号上还有空处嘛。”

　　《新青年》自今年四卷一号刊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的白话诗后，每期都辟有新诗园地。钱玄同受了鼓舞，情绪大增地说：

　　“好，哪天晚上我再去一趟。”

　　过了几天，钱玄同又拿来了周树人的三首新诗。陈独秀尤其喜欢其中的那首《桃花诗》：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气了，满脸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有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西斋的学生宿舍里，傅斯年正召集顾颔刚、罗家伦和孙伏园等人，商量办刊之事。

　　范文澜拿着刚出版的《新青年》，冲了进来：

　　“快来看《狂人日记》，整个校园里都在争相传阅呢。”

　　傅斯年接过刊物，飞快地翻阅起来。很快被文中那过人的思想和悲悯的格调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说：

　　“这是谁的大作？简直是在放火 ”

　　几位青年人都凑过脑袋，轻声吟诵起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鲁迅是谁？”

　　“谁是鲁迅？”

　　范文澜神情有些得意，故意慢吞吞地卖起关子。

　　“听说是我的同乡周启明教授的哥哥。”

　　孙伏园也是绍兴人，眼睛里充满了新奇。

　　“文澜，有空时我们一起去拜访这位‘鲁迅’先生。”

　　罗家伦不屑地对傅斯年说：

　　“我们有胡适之这块牌子足矣！孟真兄，是 ”

　　傅斯年会意地点点头，神色庄严地对众人宣布：

　　“我们的刊物就叫《新潮》吧！它是《新青年》的小弟弟。让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去涤荡神州大地吧！”

　　罗家伦热血沸腾地跳到桌子上，向窗外的蓝天举起有力的双臂：

　　“我们来了！让腐朽的一切滚蛋吧！”

　　当晚霞映红了绒线胡同时，长长的石板路上，张厚载正好陪林琴南出来散步。附近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生俩刚走过校门，里面涌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女学生。

　　她们手上拿着《新青年》，脸上充满着好奇，争先恐后地大声叫嚷着：

　　　　“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民族！”

　　　　“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一样吃人！”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

　　　　“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林琴南如临大敌地瑟瑟抖颤，面色惊愕地拉住张厚载的手：

　　“今天的女师怎么成了疯人院？”

　　张厚载苦笑地解释道：

　　“那是因为《新青年》又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林琴南想起了伤心的往事，神情黯然地喃喃自语：

　　“洪水猛兽……中国要亡了……”

　　张厚载见他累了，忙扶着缓缓地往回走去。他觉得心里很迷惑，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就趁机向老师请教起来：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像严复这样的维新派，辜鸿铭这样吃洋面包长大的人，如今都竭力维护传统的纲常礼教。而像陈仲甫、胡适、钱玄同这些国学深厚的人，却反而要向欧美寻找救国之策，竭力反对传统文化 ”

　　林琴南轻蔑地冷笑着，说出一番经验之谈：

　　“这帮赶时髦的狂妄小子，他们要为无知付出代价的。严幼陵就和老夫长谈过，他说开始总觉得中国毛病很多，可后来翻译《天演论》，搞思想启蒙费尽了气力，却发现外国的医生治不了中国的病，根本不对路。结果还是向老祖宗请罪，在中国文化里找药方。老夫当年不也曾激动过 以为民国建立一时气象很是辉煌，在杭州办白话报，反对缠足，还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亏得醒悟早，老夫以为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一般少年时容易轻薄唱唱反调，但一过中年很快就会大彻大悟的。不信你看，不要十年，除了几个乱党贼子外，这帮小子多数都会重口书斋吹捧起国粹。可惜老夫看不到了，你可要好自为之 ”

　　很多年过去了，张厚载一直没有忘记这天散步时听得的至理名言。

　　　　　　　　　　　　　　　　　 5

　　　　　　　　　　　　　　　《校长告白》

　　　　蔡元培校长致北大学生函：本校于春假后开设校役夜班。约计校役在

　　景山东街校舍者九十余人，在北河沿校舍者四十余人，在寄宿舍者六十余

　　人。于景山东街为本校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六班，又于北河沿为本校

　　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四班，共十班，分为甲、乙两组，各受业三日，

　　以便互代役务。

　　　　其课程如左：国文二时，算术一时，理科一时，修身一时，外国语一

　　时。

　　　　时间在每晚七时半至九时半。

　　　　约计每班教员六人，每人担任一点钟，十班共六十人。欲请诸君各以

　　所长，分任教科。

　　　　　　　　　　　　　　　　　　　　 （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一早就起床 他匆匆地擦把脸，就扑到桌前翻阅起有关北大的资料。邵飘萍是浙江东阳人，最近与北大来往甚密。蔡元培就在昨天邀请他参加下午的校役夜班开学典礼，还想请他担任正在筹备的新闻学研究会导师，上北大兼职讲讲课。

　　他是前年七月从上海到北京的，目前正在筹办一家自任社长独立的《京报》馆。这位名扬京城的大记者，思路敏锐，才情过人。他觉得在这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蔡元培居然要为平民举办夜校，这不仅是北大建校以来的奇迹，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闻。他想做一篇大文章，通过歌颂这一新事物来抨击时政，所以一早就起来为下午的采访找些背景材料。

　　他看得兴起时，忍不住提起笔感叹了一声：

　　“北大真不愧为大阿！”

　　按照平时的采访习惯，他很快记下了几则有趣的小故事作为引子，简单地回顾起京师大学堂建立以来的历史。

　　一是“洋教习救了大学堂一命。”说的是当年维新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据说是西太后见各国洋教习均已签订聘约，势难中断，不得不勉强保留。所以外传北大是靠洋人救下来的。

　　二是“张百熙跪请总教习。”是讲身为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主长大学堂时，为了请出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担任总教习，不惜身穿朝服，匍匐跪请这位国学大师出山。还说：

　　“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

　　并答应了吴汝纶先去日本考察学制三月的要求。没想到老先生一去日本，因同情学潮，被人向清廷打了小报告，结果没多久便郁郁而死了，让显赫一时的尚书大人白跪了一场。

　　三是“最短的就职演说。”还记得第一任大学堂监督张亨嘉就职时，师生们均得穿朝服，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向监督行三个大揖。礼毕，这位威严的张监督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他是这样说的：

　　“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总共才十四个字，真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讲词。请问读者请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四是“从请大人上课到今天的大人为听差上课。”以前的北大是一所官场养成所，听差对学生是要尊称老爷大人的。现在蔡元培敞开了教室的门，要请昔日的大人来给听差免费上课。还发动师生募捐为校役购买书籍，听说李大钊就带头捐了票银三元，而蔡校长一捐就是一百元。

　　他准备从这里开始，展开正文，并对蔡先生作一次长篇访谈。

　　汉花园里的丁香在清越的钟声中绽开了浅紫色的笑颜。下午一时正，二百三十余位校役身穿长衣，胸带花朵，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了文科第一大教室。

　　大教室也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老人，换上了新装。粉刷一新的墙上挂着鲜艳的五色国旗，在校役的队列旁，是一排由北大学生组成的教师队伍。讲台上，站着神情肃穆的蔡校长和负责校投夜班的徐宝瑾导师。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来宾。

　　开学典礼由徐宝瑾主持，先由蔡校长率领众人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再是全体校役向敬爱的蔡校长一鞠躬，最后向全体教师和来宾一鞠躬。

　　接下去是担任修身、国文、算术和理科四门必修课的教授会主任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和康白情分别报告教学安排。这些活跃的学生领袖，今天突然提前做起了先生，还成了各学科的教授会主任，脸上自然神采飞扬。张国焘这些日子老往李大钊的图书馆跑。李大钊一接受图书馆后就开始全面整顿，空下来就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十月革命。他的办公室自然成了师生们探讨布尔什维克，畅谈天下各种主义的场所。张国焘这位从江西萍乡走来的青年学生，一直胸怀着救国的大志，俄国革命的炮声，使他看见了中国的希望。尽管遭人耻笑，但他仍顽固地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政党，必须从发动农工做起。所以对办校役夜班，他特别卖力气。一有空，就钻进这些听差和门房的宿舍里海聊一通。他甚至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中国最早的社会革命活动家和工人领袖。对师生中那些满口音韵、训诂，一头钻进故纸堆的国粹派还真有点不屑一顾呢。

　　蔡元培就在众人的期盼中开始了演讲。那镜片中细小的眼睛因喜悦而熠熠放彩，颧骨外突的脸在醇酒般的春风中微显红晕。他的声音在校役们听来是那样地亲切：

　　“今天是北大校役夜班的开学之日，也是北京大学开办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改革。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来的，马神庙北大的门口就挂着一块匾，仿佛是威风凛凛的虎头牌。人们见了都知道这是学堂重地，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今天，这种思想终于改变了，听差的也可以上学了，于是大学中的任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所以我敬请全校师生记住这个光荣的日子，记住我们肩负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要让北京大学每一位工友享受这种权利，还要逐步让全国的每一位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兴办平民教育是我多年的理想，也是改革北大风气的重大举措。我想通过齐心协力办好夜班，很快会在全校师生、工友之间形成一种亲密无比，平等相处的校风。另外，我也希望全体学员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各种知识。我想我们办学的初衷，一是为了有益于搞好现有的本职工作，不至于因为没有文化而闹笑话。二是为了将来从事新职业的需要。在座的多数工友还很年轻，像何以庄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今后发现一个我们一定使用一个。希望诸位以他为楷模，奋发努力，把自己培育成对国家有用的新人。”

　　门房老刘头算是校役中岁数最大的学员了，他胸戴大红花，手捧教师们捐赠的新课本，新鲜得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东张西望个不停。他发现何以庄正美滋滋地站在教师队伍中，穿着一件崭新的竹市长衫。这位个头瘦小的青年，见蔡校长又拿自己来勉励大家，眼眶里终于情不自禁地喷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自从到了文科教务处后，一有空仍跑去原来的学生宿舍打扫卫生。晚上，常捧着一本《文心雕龙》，去向范文澜请教疑难之处。范文澜留校后又做了北大第一批研究生，正在埋头撰写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文心雕龙讲疏》。就在上周五的下午，范文澜高兴地跑来叫他快去校长室，说：

　　“蔡先生听大家都说你德行好，非常感慨地要为你写一幅对子呢。快去！”

　　他是个羞于见大人物的老实人，那天胆怯地一进校长室，就见蔡校长正伏案为他用工整的隶书写下两句殷切的古训：

　　　　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读书耕耘。

　　他至今也不敢将先生的手迹装裱上墙张挂，只是在每天就寝前深情地看上一眼。今天，他激动地望着讲台上那位散发着圣贤气息的长者，觉得在北大，在蔡先生的心目中，更重视的是一种人格的教育。

　　开学典礼结束后，邵飘萍以名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蔡元培。那篇洋洋洒洒的谈访录在《申报》发表后，轰动了沉闷的中国，很快在各大高校流传开来。最精彩的还是其中一段，题为《蔡元培的大学理想》：

　　　　记者：蔡先生，国外流传着大学校长为一校之魂的说法。据说一流大

　　学的校长，都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想。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蔡元培：我同意你的看法，鄙人在国外考察教育多年，发现世界一流

　　的大学有几点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大学校长应是学术领袖和教育大家，

　　而且校长的大学理想和人格往往决定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精神风格。

　　所以一所学校的优劣关键看校长，而不应该责怪教师和学生。二是一流的

　　大学往往拥有一批闻名天下的大师和高水平的研究基地。三是世界一流的

　　大学，还必须像孟子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四是必须有充足的教育

　　经费，经费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分。

　　　　记者：蔡先生，您主长北大已有一年多 我很想具体请教一下您的

　　大学理想和办学思路，因为教育界同行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蔡元培：这首先要回顾一下我办学思想的由来，也就是一些著名大学

　　和大教育家对我的启发和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前都是沿袭传统的书

　　院式教学方法。百日维新后受西学影响有所变革，但多数照搬日本的模式。

　　在国外留学期间，我亲身感受了德国和英法的大学教育，发现像十五至十

　　六世纪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已从专业训练转到道德教育为主，通过学院教

　　育，培养教派的贵族和绅士美德。而这一局面到了十九世纪初，终于由于

　　威廉·冯·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而有所改变。这是一位影响世界潮流的伟

　　大人物，他在强调人格教育的同时，强调了素质教学，坚持教学和科研并

　　举，通过研究来促进教学，顺应了时代需要而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楷模。

　　到了本世纪初，各国的高等教育明显地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端为学术性大

　　学，循着学术性向金字塔的顶尖努力。另一端为非学术性大学，根据实用

　　性原则，朝着庶民高等教育方向趋向大众化、普及化和多样化。我进北大

　　后，首先强调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不是养成资格的场所，更不是

　　造就官场的摇篮。主要是想端正求学宗旨，扫除以往读书做官和混文凭的

　　陋习。按我的理想，是想把北大办成一所学术性大学的。我还根据国内的

　　现状，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

　　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在太黑暗、太落后、太愚昧 要把

　　北大办成世界著名的大学，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梦。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

　　也只有一步步地前进。如成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是为了倡导民主精神。创

　　办各科研究所，发动师生兴办各种学术团体，是想形成一种自由的研究室

　　气。成立进德会，主要为了提倡人格和素质教育。我觉得一所名牌大学，

　　应是一个国家名家大儒聚集的中心，又竭尽全力请来了一批学问大家和青

　　年导师。我原想让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主，把法科和工科分出去，但

　　看来还做不到，只能采取收缩主义。当然最困难的还是经费，北洋政府不

　　断地向国外秘密借款，几乎全用于扩充各自的军队。中国最高学府一年能

　　到手的钱，连国外普通大学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实在是最令人痛心的黑

　　幕之一，还望新闻界帮助呼吁，早日在中国结束那种索不完的薪饷，赶不

　　完的官僚的腐败局面。

　　　　记者：蔡先生，今天是校役夜班开学的第一天，也是北大迈出平民教

　　育的第一步。按您的理想是想办一所注重研究的学术性大学，这平民教育

　　又如何理解

　　　　蔡元培：这并不矛盾，平民教育是我教育救国理想的一部分。我早年

　　的主张是“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现在的想法是希望人人都可

　　以自由听讲。我以为只有一国民众的素质都提高了，大学才有高质量的生

　　源。我打算采取三条措施，一是改革旧的招生制度，不看出身、资格，惟

　　成绩优劣为录取标准。让那些出身贫寒而学业优秀的青年也能进北大读书，

　　这一条去年秋季已经做到 二是向社会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和选科生，

　　让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旁听生和选科生优秀者还可以转为正式

　　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这一条今天就可以告白于天下，我一定说话算数。

　　三是校役夜班仅仅是第一步，今后有条件还可以向社会办平民夜校，真正

　　实现人人都可以进北大，都可以自由听讲的理想。

　　　　记者：听君一席话我很感动，也想起了社会上的许多流传。一是说北

　　大是各种主义和派别最自由的聚集之地，像白话文和文言文，新派和旧派，

　　革命党和帝制余孽，都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这里自由进出。二是说您蔡先生

　　是手捏两把烂泥到处糊破洞的好好先生。别人只有一种主义，你却是个兴

　　趣广泛的古今中外派，是一尊广渡众生的南无阿弥陀佛。三是说北大人有

　　一股臭脾气，又穷又做。与清华比，如讲门门功课的考试成绩肯定比不过。

　　但北大的怪杰、鸿儒和反叛者，个个都是大人物，单个打擂台绝对天下第

　　一。我这样说，不知有否冒犯先生之处？

　　　　蔡元培：我很欣赏你的坦率，但也想坦率地告诉你，我很高兴北大能

　　出现这种自由竞争的新局面。因为我历来主张中国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悻，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一年多来，社会上议论北大最多的无非是

　　“反祀孔、倡白话、骂政客”。我也反对祭孔、反对拿孔教害人，但从不

　　反对孔子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我提倡白话，但并不主张完全取消文言，

　　像一些艺术作品如中国画的题款，用白话就不如文言更有韵味。至于说

　　《新青年》乱骂政客，那是因为政治实在太黑暗 教育不想卷入政治，

　　可政治总想控制教育，这就是民国以来的现实。所以我还不自量力地提出

　　教育要独立的主张，看来至少在现在还行不通。至于你提到北大和清华不

　　同的校风，这完全正常。我是崇尚希腊哲学的，希腊的一些大哲学家就是

　　在一种自由的空气中产生。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学说也同样如此。举一个

　　例子，我和你虽然都是浙江人，年龄相差十八岁，但性格完全不一样，这

　　又有什么不好

　　　　记者：听了蔡先生的一番鸿论，真是茅塞顿开 最后我还想发自内

　　心地说一句话：“北大真不愧为大！”

　　　　　　　　　　　　　　　　　 6

　　在铁狮子胡同的东口路北，有一片庭院深深的大院。门扇上金粉彩绘的口中衔环椒图，与大门两侧雄踞在精美石座上的一对威凛凛大石狮一起，活现出当年王府的森严和气派。

　　段祺瑞正阴沉沉地坐在国务总理的办公室里，听徐树铮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是今年三月再次复出的，前不久，在徐树铮的操纵下，大批奉军入关抢截那批他下台前向日本订购的军火，闹得京津一带人心惶惶，督军团又趁机联名发出了咄咄逼人的通电，为他组阁鸣锣开道。通电气焰嚣张地呼吁：

　　　　全国安危，国人离合，均系我公一人！

　　段祺瑞下野后竟有如此声威，把刚上台的国务总理王士珍吓得一溜烟逃到了天津，说什么也不干 冯国璋也只好低三下四地跑去说小话，段祺瑞却端起了架子，说自己无意于组阁。急得冯代总统赶紧对天起誓，并许愿今后国务院决议，总统不得擅改一字；阁员由总理选择，不必征求总统同意；总统的电报也必须由国务院核发才算罢休。

　　可是今天，徐树铮却带来了一个令他头痛的消息。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一听说他和日本签署了《共同防敌协定》，就群情愤怒地集体罢课，还召开了声讨大会。当日本警方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时，中国留学生当场决定全部回国请愿。现正分头向北京和上海等地各界人士揭露真相，鼓动联合阻止大总统盖印。

　　这位面色铁青的北洋虎终于下了决心，想用高压手段强行制止。他凶狠地一拍桌子，瞪直眼说：

　　“传我命令，先让报馆封锁一切消息，扣留学生的宣传品，派侦探监视请愿团行动，严禁开各种大会。必要时，武力镇压！”

　　待徐树铮一走，他却颓然坐倒在椅子里，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之中。为了配合日本欲出兵西伯利亚的需要，他在上台的第二天，就秘密签署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换文。又在5月16日和19日，两次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些谈判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也有难言之隐，这又要扯到去年的那次“西原借款”。

　　他以再造共和的名义赶走张勋后，为了对付孙中山的南方政权，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扩充皖系实力。苦于经费短缺，也只好饮鸩止渴，指使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以各种名目向日本大借款。总数竟高达三亿八千万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占了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正如西原龟三所说，日本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组织中日两国经济圈，在战后的竟争中排挤英美势力。正由于此，人们把“西原借款”戏称为“西原贿赂”。这些钱到手后，几乎全用在编练和装备他的军队，组织“安福俱乐部”等皖系事业上去

　　东京留学生请愿团如神兵天将，终于冲破重重关卡，出现在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北大等学校点火串连。这天晚上，蔡元培正在寓所与汤尔和、沈尹默喝茶聊天，忽见他的私人秘书范文澜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蔡先生，北大全体学生正连夜召开大会，决定明天一早上总统府请愿呢。我也参加了，但考虑再三，还是先来报告校长一下。”

　　“为何要罢课请愿？为什么不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就擅自决定 ”

　　他这温文儒雅的风范怎么不见了，像点燃的爆竹突然蹦跳起来，声色俱厉地质问起范文澜。

　　范文澜先是有点害怕，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他相信蔡校长一定会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便轻声介绍起情况。眼前又浮现出那幕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他仿佛又亲临其境，回到了马神庙，脸上充溢出动人的血色。

　　傍晚时，几十名头围白布条的留日学生，突然出现在北大的各个角落。一边奔跑着，一边痛哭流涕地大声疾呼：

　　“同胞们！快行动起来救我中华。段祺瑞已把中国出卖了！日本的军队很快就要开进吉林，开进黑龙江了……”

　　最令人感动的还是一位东北籍留学生，披麻带孝地跪在大操场中央，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同学们！国亡了，我们全体留日学生已全部回国请愿 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快随我们去制止总统盖印吧！快去救我中华，救我同胞！……”

　　他面向苍天哭着喊着，最后竟因激动昏厥过去。

　　北大人震惊了，感动 虽然他们从未遇见过这种事件，但一种蕴藏在血液里的天生的叛逆精神，突然萌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他们决定行动了，立即放下手中的书卷和饭碗，自发地拥向大操场。又是好样的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谭平山、段锡朋等挑头，临时决定由段锡朋担任总召集人。见他大声地宣布：

　　“先安排请愿团吃饭休整，晚上七时正，全体北大学生在法科大讲堂开会，研究明天的行动方案。”

　　宁静的校园沸腾 这天晚上，法科大讲堂里灯火辉煌，挤满了一千多名热血青年。一个可怕的现实终于使他们清醒过来，人人切齿唾骂，愤怒得恨不能马上就采取极端行动。段锡朋和傅斯年等商量后，又公推“傅大炮”上台演讲。毕竟他是学生们公认的无冕之王，口才又好，在这关键时刻，他的话大家格外中听。

　　傅斯年真有点豁出去 见他双目精光四射，神情悲愤地说：

　　“同学们！我们来北大求学是为了将来救国，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献身的时候到 这些卖国条约只要一盖印，日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军队，掌握了全部的军事情报，而且中国军队也将成了东洋人的仆从军。他们的虎狼之师还将合法地开进东三省，在那里驻兵设警，干涉内政，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我们作为炎黄子孙，能眼睁睁看着国家主权被人出卖 不！我们决不答应！留日学生已全部回国请愿，我们北大学生决定明天一早全体罢课，去总统府拼死阻止盖印。这件事有很大风险，所以我们刚才和各班班长商量决定，不惊动各科学长和敬爱的蔡校长。一切责任和后果，由我们临时成立的学生会全权负责。如同学们愿意迈出这勇敢的一步，请鼓掌通过。同学们，北大将永远走在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最前沿！希望这不是预言，而是行动！”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傅斯年在嘹亮的北大校歌中庄严地向大家鞠躬。当他抬起头时，已热泪沾襟。他的眼前浮现起了十几年前“拒俄运动”时一幕感人的情景。大概也就在这个会场吧？一群京师大学堂留着辫子穿着官服的旧式学生，激昂地效仿古代的太学生向清政府“伏阙上书”，首开了全国学潮的先例。弄得那拉氏勃然大怒，多亏了张百熙从中周旋，才以输送三十多位捣乱分子出国而草草了事。他隐隐觉得在潜心学问之外，一种神圣的使命，一种新的人生之路降临 他的心胸和视野突然开阔了起来……

　　这天夜里，蔡元培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好像心中撞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搅在一起，真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干脆披衣起床，独坐在院子一角的石桌前发愣。说实话，他有点激动，也有点害怕，更有点担忧和生气。他毕竟是一位民国元老，当年在上海创办过《俄事警闻》，率领爱国学社的师生上街参加过“拒俄运动”。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自然心有同感，激动不已。但他又是北大一千多名学生的校长，对段祺瑞的残忍也早有所闻，万一出动军警，学生中有个三长两短，他如何向家长和社会交待 还有，在他的潜意识里，在他的性格深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善良愿望。他一直以为学生就应安心读书，不到非常时期不该闹学潮。罢课游行多了，人就容易心野，容易因虚荣心参与政治萌发领袖欲望而影响教育和人品。最后，他确实有点生气 平时他以北大为家，几乎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百般爱怜。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们竟连招呼都不打就决定了，根本不把他这校长放在眼里。如果说，这天夜里他只是有点伤心，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那第二天清晨，当他情急急赶去劝阻请愿队伍时，他简直有点愤怒

　　他是七点左右赶到北大的，只见全体学生已浩浩荡荡地准备集队出发。也不知是谁塞给他一份全校学生的总请假单，他就捏着这张纸条，站在大讲台上望着群情激奋的人群，大声地劝阻起来：

　　“同学们！你们的行动为爱国而发，所以不能说不对。但这种方法，实属不当。平时你们每有事必举代表，来找我商量，请我签名。今天你们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却一声也不来通报，更没有想到要来听听我的意见，这等于说是取消了我这校长的资格。我的意见是请各科各班推选代表，把所有要向总统转达的理由和要求告诉我。由我去代表北大向政府交涉，我一定会代表大家据理力争的。同学们！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蔡元培。我们已朝夕相处了一年多，今后还要亲如家人般相处下去。北大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近二千名师生共同拥有的精神象征。我们一定要珍惜她来之不易的今天 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不相信我，那蔡某惟有向政府……辞……职……了……”

　　他的嗓音开始哽咽起来，他实在太激动 眼圈一红，便低下头独自向校长室走去 他原以为学生们会有所感动，会听他的话派代表来向他汇报和解释，会取消这次过激的行动。他就这样一直自信地在办公室里静候着他们。

　　见蔡元培一走，全场惶惑 对这位慈父般的大学校长，人人从内心充满了敬意。今天他语重心长的发话了，而且还带着一种恳求的哀怨。一千多双不知所措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盯向几位学生会的领袖。

　　傅斯年、罗家伦和段锡朋都面露为难之色。张国焘却急红了眼，他腰了一眼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团的几位朋友，情急中突然血气方刚地跳上台，憋足气力朝黑压压的人群挥舞了一个闪电般的手势，用充满煽动性的口吻叫嚷道：

　　“同学们！蔡校长有他的难处呵；他不出面说几句，政府就会追究校长的责任。他的心是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的，大家想想，留日的全体学生连书都不读了，我们还有什么好保留 现在我宣布，北大学生请愿团——出——发！”

　　北大的学生队伍终于欢呼着拥出了校门。他们充满新奇地挥舞着标语，高喊着口号，打出了鲜红的横幅。与北京高师、北京工专和法专等四校学生共约二千余人，会合成一股浩荡的正义之师，向新华门进发。

　　当蔡元培终于清醒过来时，他气愤得面色潮红，简直快有点失去理智 他当即伏案给冯国璋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心是和学生连在一起的。想不到在关键时刻，自己却被年轻人无情地抛弃

　　写完后还不算数，马上召集各科学长前来开会。夏元琛、王建祖、温宗禹一听蔡元培说完情况，心里也有同感，都冲动地表示因不能帮助校长管理学生，有负学长职务，也要求联名向教育部递交辞呈。在这批国内一流学者的脑袋里，还有一种很深的师道尊严的怪念头在作祟。万一这次不做好规矩，今后还能管教学生

　　陈独秀却抽起了间烟，一声不吭地干坐着。他很矛盾，说实话他完全支持学生的行动，与黑暗的旧势力抗争，有何客气可言？他当年不就是这样轰轰烈烈地走过来的 最令他高兴的是，这次北大学生完全自发的爱国行动，能组织得这样统一和严密，这是否也和他平时鼓吹思想革命，办了几年《新青年》的启蒙教育有关 他从这次学潮中隐隐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隐隐地感觉到蔡老先生有点落伍 或者说，随着年龄、声望和地位的转变，对学生的态度有点居高临下的家长式习气 他是个直性子的人，但惟有在蔡先生面前不敢放肆，老先生今天实在太生气 他甚至还勉强地答应了在各科学长的辞呈上签名，这无非是一纸戏言罢 再说，对个别浅薄而容易狂妄的学生，他私下也觉得要有所约束。说到底，他倒真是位武断而有点霸气的家长式人物。去年明明是他错怪了许德珩，却因爱面子死不认账，想到这里，他充满同情地瞥了一眼蔡元培，会心地笑

　　当学生的队伍抵达新华门时，请愿的人群中，又杀出一彪人马。一向软弱可欺的工商界也愤怒 正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议，今天也派出了赴京请愿团。他们强烈要求公布外交真相，停止内战，废除各省苛捐。并宣称，如不接受条件，将举行全国性的罢工和罢市。

　　冯国璋今天一反常态地热情，见段祺瑞拒而不见，就主动在总统府里接见了各界代表。他今天怎么 满面红光似乎心情很好，聆听着这些慷慨激昂的陈述，神情自得好像还有点幸灾乐祸呢。

　　冯国璋开始了他的冗长而又耐心的解释。先是反复说明此项军事协商并非正式条约，也不像外间所传为亡国条件。又从桌子里拿出一份条约原稿，择要朗读给代表们听。见大家还不敢相信，他含笑长叹一声。令秘书捧来一大叠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声讨通电，捡出几份扬扬手说：

　　“看！这是广州的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电文，这些都是西南各省督军们分头拍来的。自古有君无戏言之说，今天本总统郑重宣布，就算以前内阁有人想亲日做些交易的话，今天本总统以四万万民众强烈反对为理由，也决不敢擅自在条约上盖印而成千古罪人 ”

　　代表们这才吃了定心丸，欢呼着率队伍散去。

　　傅斯年和段锡朋回校后听说蔡元培和各科学长的辞呈均已送出，才知道事情闹大 想想蔡先生平时的为人，想想他来北大一年多所经受的磨难，一个个都面有羞色，着急起来。慌忙召开碰头会商量对策，决定先派出四位学生代表赶去教育部竭力挽留蔡先生和各位学长。正巧总统府也将蔡校长的辞呈退送到了教育部，还指令派次长袁希涛亲自去北大做挽留安抚工作，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

　　蔡元培见学生们都安然无恙地回来了，而且由于北大和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一纸卖国条约总算没有盖印，心里的气已消去了许多。这天下午，他正在校长室里安排北大进德会的成立大会。截止今天，已有四百六十八名师生报了名，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实在令他有点惊喜若狂呵！他决定在成立大会上选举评议员和纠察员，还亲自分配起各自的名额比例。

　　就在这时候，耳边隐隐传来了一声胆怯的呼唤：

　　“蔡校长！……”

　　他缓缓地抬起头，见门口正站着他平日最器重的学生傅斯年、范文澜、顾颉刚、罗家伦和各位班长。他们有点害羞地低着头，局促地搓着手，像一群做了错事的孩子令人怜惜和不安。他的心释然长吁了一声，几天来的烦恼和委屈顷刻烟消云散。他忙激动地站起来让坐，脸上又溢出了慈祥的笑容。

　　还是傅斯年鼓起勇气先开了口。他真诚地说：

　　“蔡先生，您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的本意是不想连累您和各位学长。所以您千万不能辞职呵！我们和北大不能没有您……今天，我们是特意来向您致歉的……”

　　他一边说眼眶先湿润起来，还带领众人向他弯腰鞠躬。

　　蔡元培忙劝住大家，心一酸，眼角也有点红 他深情地说：

　　“我的本意也是怕你们出事，怕影响你们的学业呵！北大好不容易才有今天，一切需要出头的难事应由我一人承担。说实话，真到民族危难之时，相信我也会带领你们走上大街，去向军阀政府抗议和示威的。你们相信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的肺腑之言感动 他们望着陈列柜里那几枚闪耀着辛亥英雄大无畏精神的炸弹，望着慈父般为北大的新生熬尽心血的蔡先生，都噙着热泪使劲地朝他点头致歉。

　　双方都觉得彼此的心贴得更紧了，一个共同的愿望恍如澎湃的春潮在校长室里回荡，那就是：

　　“北大呵！我们的北大！……”

　　　　　　　　　　　　　　　　　 7

　　这几天京津沪的各大报纸，接连报道北大各种气象辉煌的新动向。消息也传到了东交民巷，居然引起了洋大人的好奇心。这天上午，外交部和教育部先后打来电话，说法国驻华公使相卜先生将偕同《巴黎时报》主笔杜伯斯古等文化界人士，在本月十日前来北京大学参观。蔡元培一听就乐 他亲身感受过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精神，对法国的文学和美术，尤其是教育界充满了好感。

　　他高兴地叫来了李石曾和新任庶务主任李辛白，一起商量起接待事宜。应该说，他当年在法国的留学生涯虽然非常清贫，但精神却很充实。他意外地发现当今世界之教育，能完全脱离君政和教会影响的，惟有法兰西。法国自革命成功，共和确立后，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遗毒。尤其是通过1886年、1901年和1912年三次颁布法律，又一扫教会之障碍。所以在他回国前就一直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完全以法国为模式。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留法期间，就主动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最早发起了留法俭学会，鼓励中国青年赴法留学。到了1915年6月，又共同组织了“勤工俭学会”。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回国前与巴黎大学教授欧乐等人创办的华法教育会。由欧乐担任法方会长，他自己亲任中国方面的会长。副会长是汪精卫，书记为李石曾。

　　李石曾对法国公使来访自然高兴，那双精明过人的小眼熠熠放彩。他有点激动地说：

　　“这次接待由我来担任翻译，我们那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已穷得叮当响 我正厚着脸皮去拉梅兰芳、韩世昌、姜妙香等名伶，想在江西会馆搞募款义演呢。这次非让公使先生出点钱不可。还有，湖南的一批去法国的学生也组织得差不多 还要请公使帮助与法方疏通一下。”

　　蔡元培非常理解这位老兄的苦衷。他是一位实干家，这些年，从创办豆腐公司，提倡素食主义，到操纵各种勤工俭学的实体，事无巨细，几乎凭他一人支撑着。不过此公个性也有些乖戾，喜欢自说自话，外间传闻他的权欲和钱欲都不可小视。记得还在法国时，常为一些具体事务与人争吵，最后总是请出他这位“甩手掌柜”来做和事佬。

　　李辛白果然办事干练，思路敏捷，一开口就让蔡元培拍案叫好。

　　“去年我们刚和英使朱尔典搞得不很愉快，一直闹到了对簿公堂。今天，法国公使却主动来了，应该说这是一种亲善友好的姿态。给法国人看什么 看国粹派的音韵训诂学说自然不行。法国不是素以自由、民主、博爱著称 应该给他们看新创立的各种学术研究团体，甚至可以送些《新青年》杂志。古琴大师王心葵前不久不是来演奏过 还盛况空前呢。这次一定要您亲自请他再来捧捧场。还有，那位鲁迅先生设计的校徽，也全部制作好了，正好让师生们佩挂在胸前。我们创办四个月的北大画法研究会将举行体业式了，我想先将学员的画作全部悬挂会场两侧。再请徐悲鸿等导师陪同讲解，这样的欢迎仪式应该说是别开生面，能体现北大的新气象 ”

　　欢迎大会设在文科第一大教室，当法国公使及其随员的汽车驶进校区后，两旁站满了列队欢迎的学生。柏卜先生是位可爱的瘦老头，微秃的脑袋下长着一对翘得老高的八字胡。他一钻出车门，耳边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显得很高兴，先主动上前和蔡元培热烈拥抱。然后举起礼帽很绅士气地向师生们致意。当他走上讲台时，眼角露出了一丝惊讶。只见排在队列前的每一位学生，都手举着一块用中法两国文字书写的小木牌。上面分别写北京大学技击会、画法研究会、乐理研究会、史学会、雄辩会、新闻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筹）等名称。而在大教室的四壁，挂满了琳琅满目的美术作品。

　　会议首先由蔡元培致欢迎词。他今天显得很精神，西装革履，脱去了长衫，又恢复了当年留学欧洲的模样。他在讲话中先强调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尤其对先进的法兰西文化，本校更是绝对的欢迎。他还谈了北大下一步的设想，为了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已决定在今年暑假后开设法国文学课，增聘法国教授，并在预科中招收法文生。又和保定育德中学、天津孔德中学协商，开设法文班，为毕业后升入北大做准备。他还深情缅怀了几位刚于最近逝世，对中法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法国大学者。认为今天公使先生能亲临赐教，必将对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提供确切的保证。

　　柏卜先生是位天才的演说家，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在演讲中充分肯定了这次世界大战中十五万华工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赞扬了中法两国共同抗敌的历史意义。还针对北大活跃的文娱生活大谈了一通从雨果到巴尔扎克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最后，他对华法教育事业和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也表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态度，决定无偿捐助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价值五万法郎的教科书。

　　观古琴大师王心葵的演奏，真是令法国友人如闻仙乐，大开眼界。王先生演奏的琴曲，按曲牌依序为一、良宵引，二、平沙落雁，三、流水，四、捣衣，五、潇湘水云。接下去又演奏起琵琶曲，依序为一、长门怨，二、春闺怨，三、平沙落雁，四、渔家乐，五、将军令。

　　蔡元培不失时机地通过李石曾，介绍了一些王心葵先生的情况。令柏卜先生听了大为感动，真有一种飘飘欲仙，如闻天籁之声的快意。原来王心葵还是一位很有骨气的艺术家，他秉承家学，殚心研究，曾久居日本，兼通中西乐法。民国三年，当教育部向全国征集国歌时，章太炎特意推荐先生定谱。但他鉴于袁世凯的黑幕政治，拒不答应。情愿隐居陋巷，自得其乐，胸襟之高旷可见一斑。

　　当徐悲鸿陪同参观画法研究会学员作品时，柏卜一行情绪为之一振。这些洋人欣赏惯了西洋绘画，对中国写意山水、花鸟和人物却是门外汉。见只学习了几个月，花鸟鱼虫就画得栩栩如生，色彩缤纷，甚为惊叹。徐悲鸿又应客人请求，铺墨理纸，当场为柏卜先生画了一帧八尺整幅气势磅礴的奔马图。那疾如走风之态，引来了一片赞叹。柏卜先生在掌声中收下了墨宝，紧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欢迎您去法国留学和交流，我一定会为您提供方便的。”

　　接下去是参观校区和研究所。虽然条件和设施还很简陋，但师生们那种向上的精神面貌，还是给客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巴黎时报》主笔杜伯斯古先生是位性格诙谐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这次他来中国有一个心愿，想一路采访几位影响当代中国走向的大思想家。他先在杭州西湖边，找了隐居山水间的康有为。康有为受通缉后一度潜居杭州，以其特殊身份受到当时浙江军政要员卢永祥和夏超的庇护。他们为他在丁家山麓原“蕉石鸣琴”景点营造了一座半中半西的别墅。南海老人也终于风雅起来了，对各景点另起了“人天庐”、“开天天室”、“寥天”等名称，世称为“康庄”。他每天站在别墅的阳台上，西湖胜景尽收眼底。一天，他终于挥毫抒发起晚景寥落的情怀。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杜伯斯古凭着一位法国记者的敏感，对这位当年维新运动的思想领袖已失去了信心。见他为了聊娱晚景。又在杭州纳刘庄榜人女阿翠为第七房姨太太。这对老夫少妻常泛舟湖上，老人又趁兴为“三潭印月”书写了一百七十余字的长联，悬于乾隆御碑两侧。他那一套曾扬言要悬于国门的“虚君共和论”，也终于湮没在西湖的烟波皓月中 这联倒也写得不错，精明的法国人还特意请他书写了一幅带回去收藏，也算不虚此行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九折画桥，览沿湖老柳，十顷荷花，食药

　　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

　　　　霸业锁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阴，山青

　　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这位好动的法国人又于春天跑去了广州，拜访了已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空大元帅的孙中山。还有那位他的秘书长章太炎。孙中山是去年七月针对段祺瑞假借张勋之手解散国会，取消《临时约法》的丑行，愤而南下打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旗帜的。

　　紧接着，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程壁光第一个响应南下护法的口号，又率领七艘军舰抵达广州。孙中山先后在去年八月，召集逗留天津、上海等地的一百五十多位国会议员来粤重开国会。因到会者尚不足法定人数，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的名称。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还选举孙中山和唐继尧、陆荣廷分别为大元帅和元帅。

　　杜伯斯古对孙中山的共和之梦和正在写作的《建国方略》很感兴趣。曾经抽空听他长谈了一夜的“孙文学说”，觉得这才是一位有建国理想的伟大领袖。可惜他缺少一支党军，奔波一世，也不得不去游说有武力的西南各军阀来和段祺瑞抗衡。

　　而章太炎这位国学大师，正沉湎于为“护法”和“讨逆北洋”而四处奔波。“护法”运动一开始就有个致命弱点，非常国会为争取西南两大军事首领唐继尧和陆荣廷的支持，特地在大元帅下设两位元帅。但两位首领似乎各有所谋，都不肯就职，弄得孙中山很没有面子。还是太炎先生顾全大局，亲自提议由他做孙先生的总代表，先绕道越南一路风尘前去昆明做说客。费尽了口舌，总算让唐继尧勉强接受了元帅之职和印信。但这位一心要做西南王的元帅，只对逐鹿四川有兴趣，对北伐并无诚意。所以到了今年五月，护法军政府又改为六总裁合议制，由岑春煊担任了主席。孙中山此时已悲愤返回上海，深居简出，发愤著书。而章太炎也终于心灰意冷，发出了“无论西南还是北方者，皆一丘之貉而已”的哀叹。听说这位国粹派领袖已于近日在四川峨嵋受戒，心灰意冷地宣称不再与闻世事，并动身离川东归

　　法国人对亲日的段内阁本来就没有好感。这位《巴黎时报》主笔一回北京，就去采访了已经下台又劳而无功的前财政总长梁启超。他退隐书斋后，正摒弃百事，潜心著述。自去年冬月至今年春天，在碑刻金石之学上倾注了大量精力，写下了不少书跋。入夏以来，又夜以继日地焚膏代晷，以每天著书两千言以上的速度，全力从事中国通史的写作。

　　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此生已绝意政治，并无限惆怅地回忆起从政半年的苦恼。

　　梁启超自去年七月出任段内阁财政总长后，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段祺瑞政府终于发表了对德、奥宣战的布告。宣称自去年8月14日上午十时起，与德、奥处于交战地位。所有以前两国订立之条约，一律按国际公法及惯例作废。这份宣战公告出自梁启超的手笔，尽管他今天非常苦恼地说，自己当时的宣战初衷已被段祺瑞和社会舆论扭曲得面目全非。但现在看来，他的一片苦心并非毫无回报。由于中国的正式宣战，终于成了协约国的成员。为了支持中国参战，协约国明确决定，将中国按条约规定应偿付的庚子赔款暂缓五年支付（俄国允许付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五年内可以减少一千三百万银元的支出。

　　对于上任伊始，急于改革财政的梁启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音。他自认为是一位理财高手，曾写过洋洋数十篇的专著。如《财政原论》、《中国古代币材考》、《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等。按他的思路是有了这笔款项后，从“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入手，渐及税制，就可以逐渐把国家财政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结果却事与愿违，段祺瑞借参战名义，大肆扩充军备，最后连准备用来发行公债以支持币制改革的这一千三百万元也被挪用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梁启超很快发现，他连起码的维持中央财政收支平衡的权力也没有。如去年9月至今年6月，财政总收入约七千余万元，而支出却高达九千三百万元。他使尽浑身解数，把海关余款及借款都挪移过来，才勉强编制了一份收支大体平衡的预算。不料段祺瑞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又送来一百八十五万元的军费清单。梁启超岂敢不给报销？之后，各种报账单如雪片般飞来。如全部报销，那赤字将高达六千万元。他苦于无奈，只好将账本带到国务会议上，想让全体阁员出出主意。不料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段祺瑞又雪上加霜，强令财政部将四国银行团垫付提出的六百万元分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供陆军部随时支用。在这种情况下，他空怀救国大志，还能做什么 惟一的出路，也只能是辞职。他就是在去年继段祺瑞引咎辞职后，趁机交出仅仅把玩了四个月的总长大印的。

　　也许是蔡元培早年曾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杜伯斯古对这位温和的中国自由派思想领袖有一种天然的仰慕之情。环顾中国文化界，惟有北大还是一座充满独立向上精神的思想重镇。她像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普天下投奔光明的青年学子。又似黑暗中闪亮的星斗，给夜行者以抗争的勇气和希望。

　　这位《巴黎时报》的主笔，对正在掀起的文学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导致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经他再三请求，蔡元培请来了陈独秀和胡适。几个人在景山东街的校长室，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访谈。

　　杜伯斯古一开口，就让人领教了法兰西民族的思想锋芒。他神色冷峻地点燃了一支雪茄，瞪直眼直率地说：

　　“目前的中国只能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几乎所有的领地和城堡都已被封建郡主瓜分完毕。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时代，康有为已成了一块老石头，又臭又硬。梁启超和章太炎原想依附政党，实现政治理想，但已被现实撞得又退回了书房。在我的眼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或落后，主要看他是否拥有一群独立的知识分子，是看这个群体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命运。中国最大的黑暗就是从古到今，一方面是靠知识分子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残这帮民族的天才。可是，在这野蛮帝国的心脏，却令人惊喜地冲出了一群盗火者。他们高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唤醒了沉睡的奴隶，向整个旧世界宣战。今天，请允许我从欧洲大陆向你们，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致敬。同时，也想提一个问题。你们发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最终理想是什么？前景又如何 是想按‘三民主义’建国，还是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或者说是模仿英、美、法等欧洲的政治体制？尊敬的蔡先生，对于您和欣欣向荣的北大，我已有所了解。这个问题，我想请陈先生和胡先生回答。因为按中国人的说法，他们是您请来的两位战将。他们的观点，自然代表了您的思想主张。”

　　蔡元培微笑着眯细眼，倚靠在椅子里。

　　陈独秀见对方如此坦率，顿时来了情绪，他悠悠点燃一支烟，抢先接住了话题：

　　“我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就积极主张向法国学习。还认为法兰西的三大文明构成了人类的近代文明。第一是人权说，第二是生物进化论，第三是社会主义理论。我还进一步发现东西民族的根本思想有三点差异。一是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是西洋民族以法治和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和虚文为本位。后来又著文指出东西文明之分水岭在于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我很同意您对中国黑暗政体的精辟见解，还想请您把视点投向国民的灵魂和素质。我为什么要发动文学革命？因为中国的国民目前完全是一盘散沙，一群从精神到肉体都完全麻痹的奴隶。我建议您看看最近《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我是想借新文化运动发起一场思想革命，先清除国民灵魂中的封建鬼符和奴性，再激发国人的科学和民主意识，激发反侵略、反专制的爱国热情。当然，思想革命必然发展到政治革命，但是目前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孙文也只能到处碰壁。我认为中国要发动政治革命，首先要发动民众除去三大公害。一是军人之害，二是官僚之害，三是政客之害。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今天来谈还为时过早。我们现在还处于以救亡为目的，以启蒙为手段，艰苦地探索中国出路的阶段。但是我并不排斥将来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反动军阀，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科学、人权的新中国。因为我和蔡先生，当年就先从政治革命入手，走上救亡图存道路的。而蔡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在北京这样一个腐臭之地，以文弱之躯，让北大成为一个聚集天下各种自由思想和学说的大本营。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连诸子百家自由争呜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他讲到这里，有点累了，用带点轻蔑的目光瞥了胡适一眼。觉得这位凭讲授中国哲学史正在走红的温和派学者，是说不出这番宏论的。

　　胡适却挺自信地推了一下眼镜，讲出了一套令法国名记者吃惊的见解：

　　“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虽然我和陈先生共同发起了文学革命，但在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的大旗下，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我首先是为文学正名，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在中国的正统文人眼里，长期以来只有诗和古文、辞赋才能登大雅之堂。而小说像曹雪芹、施耐庵的作品却认为都是俗字俗语，为上流社会不齿。另外，提倡文学革命当然不排除要从破坏方面下手。但我又以为，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一驳，在中国，关键还是缺少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的新文学作品。所以，我又呼吁在建设方面用力气。我和我的同事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三大口号，一是‘活的文学’，就是真正用白话文做工具。我曾反省过自己，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有很深的贵族习气。虽然我们也提倡白话文，但只把它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骨子里仍不承认其为文学，私下交流和正式场合仍做文言的古文、骄文和律诗。好像把社会分作了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 这种态度现在终于改变 二是‘真的文学’，就是提倡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曾激烈地抨击旧文学里那种粉饰现实，团圆迷信的说谎文学。呼吁新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和他们的痛苦情形。还自己动手翻译小说、戏剧，竭力主张引进西方文学这帖救国的良药。三是我的同事周作人教授最近又提出‘人的文学’，就是要以人道主义为根本的内容，想造就出一批中国的‘娜拉’。至于政治这个话题，实在不敢恭维，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一位留学美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有出现一个好政府之前，我回国后曾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今天，再郑重重申这个口号。因为在中国从来连人权的意识都没有，从政的文人只要有独立见解最终全没有好下场。所以，就算中国将来出现了好人政府，我胡适的政治理想也无非是做一名‘独立’的诤臣！”

　　陈独秀惊愕得瞪直了眼睛，在座的人都被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学者那种卓尔不群的气势震住

　　杜伯斯古的蓝眼睛发出了兴奋的波光，他激动地站起身，踱到窗前。初夏的风拂起了他金黄的长发，也令他神思飘逸，感慨万千。他突然又转过身子，像青年人一样捏紧双手摇晃了几下：

　　“这是我在中国，不，在整个东方，听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见解。这使我想起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想起了老托尔斯泰在漫天风雪中出走时的感人情景。在那个‘白银时代’里，活跃着一大群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我以前一直顽固地认为，中国是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正像你们《新青年》中一篇文章说的那样，中国历代的文人，不是做统治者的‘帮凶’，就是做‘帮闲’。我从此真正认识了北大，认识了中国的思想界。尊敬的蔡先生，不知您有何感想 ”

　　蔡元培还在回味刚才的精辟议论，觉得这是对他们共同走过的这段不平凡经历的一次回顾。他终于面色舒缓地抬起了头，感慨地说：

　　“我不但非常钦佩二位的见解，还认为他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破坏和建设，始终是我们发动新文化运动，包括整治北大的两大内容。至于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说实话我非常悲哀，但决不退却。我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就觉得自己不是政治家，充其量最多也只能是一位书生型的革命家。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令我惭愧的是，我对中山先生的理想和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像当年那样给他直接的帮助。中山先生也好像很体谅我的处境，虽然彼此常有书信往来，却从来没有布置我做这做那。我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培育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上，为将来那场伟大的政治革命提供人才和精神上的援助。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一想到这里，我又为自己的无能而惭愧呢！”

　　　　　　　　　　　　　　　　　 8

　　、在老北京，人们习惯把京城西郊的群山称之为西山。在那青山绿水间，处处可见古庙胜迹，景色以清幽见长。一年四季，山色变幻莫测。秋天这里是赏玩红叶的好去处，而一到冬日，积雪凝素，又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雾雪”之美名。

　　暑假里，满山绿荫间，隐约可见一支打着“北大西山旅行队”旗号的队伍在山峦间闪烁。前不久，蔡元培曾提议北京的六所大学一齐筹款，想在此处建造一座可供师生度假的“西山精舍”。今天，他按捺不住先组织了这次活动。让那些整天埋头书海面壁苦读的学子们，如放归的群鸟呼吸起大自然里的活气。

　　对这次活动，他与李辛白可是精心筹划了很久。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游，师生们借宿在西山卧佛寺的僧舍里，既可通过集体生活融洽感情，交流思想，还安排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活动，像今天一早，旅行队先来西山峡谷参观了摩崖刻石，然后集体围坐成一圈，听蔡校长在习习清风中给大家讲话。

　　蔡元培今天一反惯例，没有作长篇大论。他显得很轻松地朝同学们摆摆手，嘴角溜出一丝挺神秘的笑容：

　　“同学们！大家平时虽同在一校，但彼此并不十分相识。就算相识，也并不一定知道对方的家境。阅历和志向。这次进山，我亲自撰写了一份《请参加西山旅行队的北大同学述生活经历启》，待会儿由李辛自主任发给大家。请诸位互相询问，认真填写，逐条作答。然后统一送鄙人处，我想将它编印一册，再发给大家。既可增进师生间的了解，也可启发心智，激励同学们更好地立志、立言、立德。”

　　他话刚说完，李辛白就和范文澜捧来一大叠油印的文稿，依次发给众人。

　　罗家伦接过一看先笑了，对傅斯年调侃道：

　　“这蔡先生不愧为留洋的，学西方民主搞起问卷调查来 ”

　　傅斯年却倚老卖老地说：“差矣！这是他组建光复会之遗风也。听说当年他就搞过一份绝密的会员名册，自己亲自保管。后来转给黄炎培 ”

　　张国焘却拿着这份油印启事，与罗家伦开起了玩笑：

　　“姓名，罗家伦。品性，喜欢追名逐利，甚至印名片沾罗斯福的便宜……”

　　话还未说完，先被罗家伦一拳推倒在地。

　　顾颉刚却挺认真地摸出笔，觉得挺有新意，边轻声吟诵，边考虑该如何填写起来。他发现要填好这份东西，还挺费脑筋呢。

　　　　一、姓名字号：起名之义。如以一字为兄弟行所公用者，又偏旁或有

　　取义等。字为尊长所命与？抑自命之与？别号何义？以有字、号为善与？

　　抑以省之为善与？

　　　　二、乡里：何省？何县？城与？乡与？故乡风景与北京，与西山比较

　　何如？故乡人情风俗与北京比较何如？

　　　　三、品性：刚与？柔与？敏捷与？精细与？有何等嗜好？有不善之念，

　　能自知而自制之与？善善之念与恶恶之念，孰为偏胜？常以何事为消遣？

　　　　四、学业：以前所受之教育如何？性所最近者为何种科学？平日所最

　　苦者为何种科学？毕业后愿任何种职业？

　　　　五、经济：家境如何？现在一年之费，皆家中所供给与？毕业以后，

　　有自费游学或留京研究之能力与？现在一年之费，作如何分配？

　　　　六、对于本校之关系：对于本校不满足之感何在？教员中所最佩服者

　　何人？同学中所最亲善者何人？以何故而亲善之与？入何种会？

　　　　七、入山以来之状况：卫生上、美学上之感想如何？每日之定程如何？

　　于音乐、绘画及其他运动，以何者为最有兴趣？

　　蔡元培布置完后，又悠然回到一刻有“醇亲王到此”的悬崖下。此处凉气袭人，顽石上正端坐着一位清癯文静的长者。他就是蔡的同乡，当年的同科翰林，海盐人氏张元济。张元济在百日维新时可比蔡翰林风光多 曾是帝党中死硬分子，官至四品行走，可以随便出入于光绪和康、梁之间，还参与筹办了京师大学堂。西太后反扑时，本应同谭嗣同等人一齐查办，还真多亏了李鸿章竭力死保，西太后总算刀下留人，以一纸“驱逐出京，永不任用”的旨谕放他一条生路。他现在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与蔡元培可谓生死之交。蔡当年两次出国留学，都得到过商务印书馆的鼎力相助。这次他是专程来北大，与蔡元培商量合作出版学者丛书的事。这一年多来，北大的教授们潜心教学，许多讲稿本身就是一部颇有见解的学术专著。像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已在当时的学术界广为流传。还有周作人主讲的《欧洲文学史》，由于其兄长亲自帮助修订，反响也很不错。

　　张元济感叹一声投来敬佩的目光，他不解地问：

　　“鹤卿兄，今天我算大开眼界 二十年来，我们这一辈人已多数落伍。为何你和你的思想却始终追随时代一起前进 ”

　　蔡元培是位谦谦君子，自然含笑不语。一旁那位李鸿章的孙子，却开始了插话。

　　他叫李平原，因是世家子弟，从小见多识广，口无禁忌。蔡元培这次特意请他来陪张元济聊聊天。

　　李平原歪起脑袋，神情可爱地望着蔡元培说：

　　“我总觉得蔡先生虽然德高望重，但那颗心却始终和年轻人一样充满好奇。也不管什么主义，只要是新东西，你都感兴趣，都想搞个明白，甚至都想参与进去。所以我说蔡先生不会老，因为你的心始终想望着新的世界。”

　　离这儿不远，就是西山八大处大悲寺。那里的十八罗汉一律用檀香木屑含沙精心塑造，芳香绕梁，慈目庄严。上山旅行的《新青年》同人们，也正围坐在寺庙外的石桌旁大发议论。

　　陈独秀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对这几个月的《新青年》非常满意，朗声说道：

　　“自改成同仁刊物后，我们向国粹派发起了全方位的进击。四月以来，树人兄接连给‘随感录’写了几篇杂文。他见适之写了《贞操问题》，觉得还不过瘾，马上送来了《我之节烈观》相呼应。也许他从旧营垒中走来，情形看得格外真切。也许他已绝望于那腐朽的一切，下笔起来就异常地勇猛和机警。尤其对那些打着‘祖传老病’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攻击起来真是丝毫不留情面哟。你们且看他如何比喻国粹？他说‘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野蛮文化的混合体。’哈！他的深刻，令我都有点儿胆颤呢。”

　　钱玄同也深有感触地说：“我知道他的性格，他是想做改造国民性的独立战士，而不是盲目追随的喽罗。他的文风既有魏晋文章的清峻通脱，唐人小品的精练泼辣，还有太炎先生论辩时那种带点霸气的激烈。现在鲁迅先生的名气已经很大了，适之是提倡建设的，《新青年》同人中要冒出一位大作家 ”

　　胡适会意地一笑，至少是现在，他对这位鲁迅先生的文风也很佩服。他觉得对方悲愤的目光里还饱含着一种人道的哀矜，投向众多旧时代的牺牲品，投向妇女和儿童，渴望着能在将来看到血的蒸气，听到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也许大家过多地谈到了周树人，周作人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温和地坐着侧耳静听，远处隐隐飘来了一缕梵音。

　　胡适终于把话题引向了下一步的打算，也许快要轮到他编稿了，他关切地问周作人：

　　“听说树人兄又在酝酿新小说 唉！我这人是翻译有功，创作无力。就在六月号上，我们总算搞了个‘易卜生专号’，还和罗家伦合译了《娜拉》。我打算在编十月的五卷四号时，集中发表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已约了傅斯年、欧阳予倩，还有一位据说是林琴南弟子的张厚载写稿。提倡个性解放和多写‘社会问题剧’，给暮气的国剧灌些西方的‘少年血性汤’。”

　　刘半农一听到林琴南的名字，就开始警觉起来。还有那位“黄门侍郎”傅斯年，也令他不快。最近黄侃和刘师培，都不同程度地在课堂上嘲讽过他的浅薄。他不满地提醒胡适：

　　“你别以为有人捧你就大包大揽起来，当心有细作混进来探底哟。”

　　沈尹默一直顾自己低着头，后来推托眼睛发痛，独自去树荫下散步 他近来对胡适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不顺眼起来，觉得仲甫和他进校后，自己似乎一下子被贬了下去。

　　在一块铺满绿茵的草坪上，傅斯年正在为即将成立的北大第一个学生组织“新潮社”开筹备会议。草地上挤满了一大群热血青年。几乎囊括了许多后来中国政坛和学界的名流。几天的自由相处，正好从容地商谈各种细节和具体计划。傅斯年一心想请胡适做顾问，但一见陈独秀那种正襟危坐的严肃劲，又不敢轻易过来邀请胡适去作指导。

　　　　　　　　　　　　　　　　　 9

　　新落成的北大红楼，终于像一位迎接新时代的斗士，顶着漫天的风雨，矗立在沙滩前沿。蔡元培很快对校区作了重新部署，决定将文科各系和图书馆迁进新楼办公。

　　就在这个金风送爽的九月里，一天上午，红楼门前出现了一位高大而秀气的布衣青年。他一路风尘地从湘江边走来，虽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带着那种乡间知识分子特有的矜持和怯生感，闯进了京城。他终于惊讶地抬起头，打量起这座中西合壁的大楼，觉得这是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庞大的新建筑。他有点紧张地从蓝布衫里摸出那封推荐信，发现手心里满是冷汗。那些高楼里的老爷和学者们，真会恩赐给他～份谋生的差事

　　他终于敲响了一楼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室。门开了，走出一位气宇轩昂的学者。他就是李大钊，目光炯炯，气息饱满的方脸上蓄着一对浓黑的八字胡。

　　进屋寒暄几句，李大钊便问起来意，年轻人慌忙递上恩师杨昌济的信。杨昌济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应蔡元培的邀请，已于今年六月举家迁居北京，现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趁李大钊读信之机，年轻人贪婪地注视起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人物。还在两年前，他就从《新青年》里拜读了那篇激情澎湃的《青春》。当时就和好友蔡和森、罗章龙面对岳麓山发下誓言：

　　“是的，我们要立一理想，背黑暗而向光明。今后的一言一行，都要合此理想！”

　　李大钊从信中得知他叫毛泽东，是读了五年半师范的高材生。这次来京专为二十几位湖南学生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之事。他是杨先生的高足，因无意去法国，想来北大找一份工作，顺便“旁听”些课。

　　李大钊对早年留英的杨昌济颇有好感，他教的伦理学很受学生欢迎。他见毛泽东有些腼腆，也有点局促不安，那张脸还带点女人的面相，便宽厚地笑

　　“你现暂住何处？”

　　“唉！我是身无分文闯天下，还暂时栖身在杨先生……家里。”

　　看来他是位个性很强的人，面对生存的窘迫，无奈地垂下了头。

　　李大钊的心渗出一丝同情，他很想帮助这位穷困的青年人：

　　“你想来做些什么 ”

　　毛泽东的心一亮，似乎看到了希望。他鼓起勇气，说出了与几位朋友商量多日的奢望：

　　“听说北大流行雇用工人在课后擦地板扫地，即可得些工钱，又可抽空听课。不知先生能否向蔡校长引荐一下？……”

　　他话还没说完，先被李大钊爽朗的笑声打断

　　李大钊沉稳地拿起桌上的皮包和信，含蓄地说：

　　“堂堂师范生，做清洁工未免大材小用 我倒有个更好的主意，走！我陪你去见了蔡校长再说。”

　　他带著有点受宠若惊的毛泽东转到了校长室门前。这是一座清代的大院，毛泽东见门外还有校警站岗，觉得为自己这点小事惊动了名扬海内的蔡元培，倒开始有点不安

　　李大钊让他在会客室里等，自己先进去 没多久，就乐呵呵地走出来，扬扬手说：

　　“你可以进去了，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事后我们再碰头。”

　　这就是以仁慈宽厚出名的蔡先生？见他仰坐在案前的靠椅里，抬起那张颧骨方正的脸，沉默不语地注视起自己。毛泽东开始不知所措了，面对着这位敬仰多年的大教育家，他突然有点敬畏地走到房子中间，弯下瘦长的身体，向蔡先生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这在他短暂的人生经历中，好像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蔡元培示意他入座，语音温和地说：

　　“你想来北大工作，能否先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志向 ”

　　他说完便缓缓地起身，从茶几上摸出一罐茶叶，亲自为他彻了一杯热茶。

　　毛泽东慌忙起身接住，眼眶已开始湿润起来。面对着这位慈父般的精神领袖，进门时那颗绷紧的心一下释然 他像找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长者，觉得有许多心里话急于想倾诉。虽然他的一口湖南话不太好懂，但蔡元培却听得很仔细。渐渐地，他的目光泻出了一种欣赏之意。

　　毛泽东简单地回忆起这些年的人生经历，真诚地说：

　　“也许是受杨先生影响，在我求学时，您翻译的那本《伦理学原理》，就被我爱不释手地翻阅了好几年。记得书上密密麻麻地注满了我大约一万两千多字的心得和批语，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我们还发起了新民学会，与同学约法三章：不谈金钱，不谈男女私事，不谈家务琐事。为了强调德智体‘三育并举’，还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坚持在冬天洗冷水浴，与同学少年壮游三湘大地，考察民间疾苦，读天下无字之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蔡元培欣喜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觉得这是他所见的青年中难得的大造之人。当即摸出一张八行笺，提起笔写下了一份决定毛泽东人生转折的便条。当毛泽东微颤地接过时，眼泪突涌而出。

　　从此北大又多了一位没有注册的旁听生。

　　守常先生大鉴：

　　　　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

　　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蔡元培即日

　　当时杨昌济家住在鼓楼后面的豆腐池9号，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小院，前院南房三间，靠东一间腾出来暂时给毛泽东和蔡和森住。毛泽东兴冲冲地一进屋，见家中没人，只有杨开慧在等他消息，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开慧对他已暗生恋情，见他跑得满头大汗，忙去绞来冷毛巾，踮起脚尖为他擦汗。毛泽东俯下身子，面对着那娇美的脸和她白皙的脖颈，以及少女鼻息里诱人的气息，突然激动地拥住了她。杨开慧脸色绯红地挣脱开来，娇嗔地回眸一笑，说：

　　“今天你可是一举两得呀！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能保证真心爱我一辈子 ”

　　毛泽东一愣，他今年已二十五岁 还从来没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他想了想，终于挺郑重地点了点头。

　　两人又亲热地依偎在一起，喃喃地议论起美好的未来。

　　北大图书馆终于又多了一位说湖南话的管理员。他的工作之一是在一张三屉桌前，登记前来看报的人员名单。身后是一间很大的阅览室，摆着长长的桌子和许多椅子。他非常注意来者的姓名，急于想结识一些名流和大学者。机会终于来了，这是个星期天的下午，快下班了，大楼里已人迹稀少。这时，匆匆拥来一批年轻人，为首者是一位戴眼镜的胖子。见他在登记本上飞快地签完名，连眼都没朝毛泽东正视一下，就进门而去。毛泽东低头一看，欣喜地差点叫出了声：

　　“ 是傅斯年！”

　　紧接着，本子上又出现了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康白情、毛子水、范文澜等一大串响当当的名字。

　　他们好像不是来看报的，而是找这清静之地商量《新潮》的办刊宗旨和创刊号的稿件。他们围坐在长桌两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毛泽东侧耳静听，羡慕地注视着每个人的表情和发言。还是傅斯年果断，三言两语就把要点讲清楚了：

　　“蔡先生已为我们书写了刊名，并批准每月拨二千元作办刊经费。我考虑了很久，觉得该杂志的宗旨应该有三点。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词。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青年人个性都很强，一下子又提出了许多建议。毛泽东顿时来了兴趣，他想起今年四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见都是同龄人，便大胆地站起来开始了插话。

　　没想到他还没说完一句话，傅斯年就恼怒地问罗家伦：

　　“这人是谁？说一口难听的湖南土话。”

　　罗家伦不屑地回转身，教训起毛泽东来；

　　“记住！你的工作就是管好登记本，没看到我们正在谈正事 少来打岔！”

　　最可鄙的还是那位毛子水，冷冷地刺来一句，令毛泽东犹如万箭穿心，面色顿时苍白起来。

　　“哼！也不看看自己身份，这里轮得上你说话 ”

　　毛泽东是何等自尊之人，在湖南一师时他是公认的学生王，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他那有力的手掌终于愠怒地折断了那支铅笔，“啪！”地摔门而去。

　　范文澜因经常来图书馆，与毛泽东较熟，慌忙赶出来一把拉住了他，好言劝慰道：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青年人容易冲动，千万不可当真呀！”

　　毛泽东愤愤然一甩手说：“我总算领教了‘新潮社’老爷们的民主和平等，记住，我这一辈子都发誓不改湖南腔！”

　　因下班时间未到，他只好在门口来回徘徊。当里面散会时，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讨好地向这位倔强的工友点头致歉。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经范文澜一提醒，他大度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摇了摇说：

　　“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唉！我们实在太忙 听说你在《新青年》还发过文章 咱们今后抽空再聊吧！”

　　毛泽东和蔡和森此时已搬出杨家大院，与湖南学生租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一座简陋小院。由于八个人挤在一起睡觉，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每人只能占一块方砖宽的地方，常挤得筋骨发酸。夜里有事起来，还要轻声招呼左右的人。那天他回去一说，众人都很气愤。觉得就连堂堂的北大，都如此等级森严，更何况其他学校

　　在这个秋凉如水的月夜，毛泽东却失眠 他抽着烟来到院子里，见房东大嫂的东房还亮着灯。这是一位很腼腆的中年妇女，发现湖南人不会做面食，常闹笑话，就动手教他们做饭。他是个特别敏感的人，又想起了一件不算愉快的小事。

　　毛泽东在读书时就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听说胡适以《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编了本专著，还请蔡元培写了评价很高的序文，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哲学系研究所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讲座，请胡适谈谈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毛泽东也欣然赶去旁听。这次讲座办得很活跃，由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冯友兰主持。

　　冯友兰相貌堂堂，有点正人君子的味道。他的发言令毛泽东大开眼界，从心底里佩服胡适治史的那种革新精神。

　　冯友兰说话时胡适就坐在旁边，左手托着下巴，面露得意之态。

　　“胡先生以前的哲学家们，无论有没有新的哲学思想，著书时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的。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胡先生的这部书，却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胡先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胡先生的革新精神在史学中的自然流露。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全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守旧的人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读古书写文言文的人。不料提倡白话的胡先生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绝不让于清代的乾嘉学者。这无疑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也更增加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胡适见好话都被这位学生说完了，就换了个话题谈起实证主义，还透露了杜威明年要访华的消息。最后，留出时间让大家提问题。毛泽东就举起手提了个问题，好像是问杜威的实证主义与他这部书的关系。也许又是听不懂他的乡下话，也许因为自己是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反正胡适飞快地问清了他的身份后，就又管自己滔滔不绝地演讲下去。临别时，他热情地一一与人握手，包括自己，却一句不提刚才的事。

　　毛泽东怅然长叹了一声，悟清了一个道理。夜空中，他把目光投向了苍茫大地，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中国的所谓名流学者，一旦成为权威就以救世主自居。对待下等人，就会拿出地主对待佃农的腔调。唉！翻开几千年的史书，居然没有一本书是为我们的农民写的。可是这帮贵族老爷们恰恰忘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是个农业国家 我今后一定要为农民写一部拯救他们出苦海的大书！”

　　果然，他在半年后返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豪迈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发出了史诗般的宣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如果追溯起这种狂飙突进的激愤情绪，可能与他在北大的最初遭遇有关。谁都知道，在他今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从来就没有对那些独立的自由派知识阶层，有过丝毫的好感和同情。

　　　　　　　　　　　　　　　　　 10

　　一个巨大的喜讯，掠过茫茫大洋，震惊了世界：

　　“德国战败了！协约国胜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的消息，令千疮百孔的中国舒缓出一口长气。知识界和老百姓欢欣鼓舞，各派政治势力，各种党派，包括东交民巷里的各国使团，又开始了紧张的盘算和新一轮的交易。

　　教育界首先激动起来。11月14日，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城里六十余所大、中、小学校的三万名学生，在高奏的军乐队开道下，欢呼着穿过大街涌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和友邦人士都站在使馆前鼓掌欢迎，对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真是感叹不已。最后，游行队伍齐集在天安门广场，推选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演讲会。美国、英国和法国公使，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那天他回家很晚了，虽两腿发酸，却兴奋得面颊发烫，两眼放光。黄仲玉正等着他吃饭，见菜凉了，又去热了一下，还为他烫来一壶醇香的绍酒。

　　蔡元培先和她痛饮了一杯，高兴地说：

　　“哈！公理总算战胜了强权。这次协约国的胜利，证明了我早年提倡的‘互助论’，是代表人类大同理想的。为了庆贺胜利，我已决定北大于明后两日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演讲大会。哎！仲玉，你能否为我挑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和仲甫、守常、胡适，还有马寅初、陶孟和等人都要登台亮相呢！”

　　黄仲玉苦笑着叹了一声，放下筷子，去屋里取出一张记账单，脸色为难地递了过来：

　　“我早已翻过箱子了，几件旧长衫都有补丁。唉！讲起来一月六百大洋，可待你东捐西送剩给我时，连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 不好意思，我又开始卖点画 昨天，有位姓戴的老板订了几幅山水，待润笔费送来时，我一定为你做一套过冬的新棉袍。”

　　蔡元培愧疚地望着日见消瘦的黄钟玉，他曾几次劝她去法国医院检查病情，都被婉言谢绝了、原来是因囊中羞涩 嗨！自己真是位粗心的丈夫，他慌忙低头看起本月帐单。不看则已，一翻竟大吃一惊。

　　　　本月助徐悲鸿赴法国留学二百元。

　　　　为留法俭学会各学校募款义演购票五十张，每张现洋二元。

　　　　为赈湖南兵灾捐款伍拾元。

　　　　为北大教授陈介入逝世一周年，接济其家属伍拾元。

　　　　为请北堂医院院长贝熙业博士兼任北大校医，请杜伯斯古任北大讲师

　　宴请三十元。

　　　　张菊生来京商谈与北大出书事宜，宴请十五元，返沪前送土产伍元。

　　　　助刘姓门房奔丧东北川资拾元。

　　　　何以庄婚娶赠礼金拾元。

　　　　……

　　唉！看来自己真是太不顾这个家了！整日在外奔波，威廉已长成大姑娘了，伯龄也开始有了独立见解。常想和父亲交谈对时局的看法，每次他回家时孩子却早已睡 上月说好给女儿做生日的，还许愿带全家上一次馆子。结果又因为忙，令威廉伤心了好久。

　　这天晚上，蔡元培早早地陪夫人休息 他轻轻地拥着含辛茹苦的她，动情地说：

　　“仲玉！待忙过这阵子，我一定抽空陪你去医院。你跟随我这些年，太亏了……”

　　黄仲玉无声地流泪了，把头紧偎在他的胸口，柔声地说：

　　“我如果有病，也是心病。这些年，我真为先生担惊受怕呀！每天一见你平平安安回来，才会松口气……”

　　两人望着窗外的月牙儿，又甜蜜地回想起往事。记得当年他公开登报提出择偶启事后，犹如石破天惊。女子不缠足而识字者，在当年可能要派人打着灯笼找遍全国才凑巧会遇上一位。而身为翰林老爷却公开声明不娶妾，这无疑是对权贵阶层的恶意挑衅。至于后两条，在晚清就连很想再嫁或离婚的女子也羞于启齿呀！黄仲玉却被对方的浩然正气吸引了，芳心摇曳之际，便托父亲朋友捎来一幅精心绘制的写意山水。虽托言赐教，心迹已披露无疑。婚后，夫妇相携来上海南洋公学。蔡想让她先学会一点持家本领，再将前妻所生幼子接来，让她学着当后妈。

　　没想到仲玉果然是位诗书佳人，单独开伙的第一顿饭就烧糊 而第二天，又炒菜忘了放盐。蔡先生却吃得津津有味，连半句不满都没流露过。弄得新夫人不得不向朋友自我揭短，歉疚地说：

　　“蔡先生这人也太好侍候了，饭烧糊了他说好，菜没放盐他也说好。摊上这么位好丈夫，真是八辈子也不后悔哟！”

　　以后，蔡元培与一位高僧黄宗仰，号乌目山僧的创办了爱国女校。黄仲玉也幸运地参与了筹建，并成为中国第一所女校的教师。

　　接连两天的天安门演讲，北京市民倾城而出。毛泽东也跟着已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新创办的《京报》主笔邵飘萍，在拥挤的人流中学习采访见闻。他的身后，是好友蔡和森、谭平山和邓中夏。只见大街两边，家家门上插着国旗，人人口里高呼万岁。广场上，蔡元培正和北大诸名流，分头在中央公园等处，向群众大声地演讲。

　　他先拿出笔和速记本，涌向蔡元培的身旁。蔡先生今天的演讲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见他穿一身灰色长衫，胸前佩戴一枚新校徽，尽可能地放高声音说着。

　　台下群情激奋，欢声雷动。毛泽东匆匆地速记完还来不及核对，就被蔡和森一把拖走

　　“快！那边守常先生要演讲了，题目是《庶民的胜利》！”

　　当李大钊身穿棉布长袍，裹着灰色毛线长围巾，阔步登上讲台时，数千名听众发出了阵阵掌声。

　　毛泽东惊喜地听着他用沉稳的语调，讲起俄国的十月革命，讲起了一个驱逐了富人、由工农大众领导政权的崭新政府。提出了走俄国人的道路，先联合为自由而奋战的劳苦大众，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强权的崭新主张。最后他用充满激情的声音，豪迈地宣布：

　　“未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 ”

　　只听见背后传来了不满的声音：“北大怎么一下子成了苏俄分子的聚散之地？”

　　他回转身，见是一位肥头大耳的贵族老爷，正面色不悦地与几位阔气的随从议论著。旁边突然冒出了罗家伦，有点卑微地想上前搭讪。

　　正在这时，人群中飞来一声怒斥：

　　“王揖唐！你这日本人的走卒，安福系的头目，也有脸来此丢人现眼 呸！”

　　原来辜鸿铭也来看热闹 王揖唐一见是辜疯子，知道不是对手，忙悻然而去。听说前不久，安福国会选举时，某安福系政客曾去贿赂这位大名流。当时的《议员选举法》规定，只要选举人有学位文凭即可得二百元。辜鸿铭听了先摆起架子：

　　“人家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

　　那人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就三百吧？”

　　辜鸿铭大怒道：“四百块一文不能少，且要现数，还价请滚出去！”

　　那人为了拉票，无奈只好送来现钱和入场证，请老先生第二天务必到场。没想到辜鸿铭钱一到手，立马乘快车赶去了天津，找到了名妓“一枝花”，又故伎重施，把钱全花在风流销魂之中了，两天后才回到北京。那位政客闻讯骂上门来，说他不讲信义。辜鸿铭却比他还凶，拿起棍子吓唬道：

　　“你也配讲信义？真是瞎了眼了，敢来收买我辜鸿铭。再不滚先吃我老辜一棒！”

　　会场前，毛泽东却被李大钊崭新的见解完全吸引住 虽然两人天天在一起，却从来没有很深地交谈过。他当时的思想还很庞杂，充斥着各种主义。有克鲁泡待金的无政府主义，还有追求民主平等的平权思想等等。今天，他的思想却突然向前飞跃了一大步。

　　听众的情绪终于被李大钊和整个广场上的激情煽动起来 愤怒的人群突然涌向了一些德国人的商店，乒乒乓乓地砸碎了玻璃。许多人又冲向象征耻辱的前德国公使克林德纪念碑，用铁锤，用拳头，用各种工具，拆毁起牌坊上的砖瓦。只见从天安门到东交民巷，游人拥挤不堪。观众中，最令人鼓舞的一个声音便是：

　　“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这座石头牌坊，终于开始拆除了 哈哈哈！”

　　这天回校后，蔡元培请参加演讲的教授们都在学士居用晚餐，顺便商量明天的演讲活动。陈独秀对李大钊的演讲评价很高，李大钊也喜滋滋地透露道：

　　“该轮到我编刊了，我还想写篇《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将今天的演说词一并发表！”

　　胡适却露出不屑的神情，对钱玄同说：

　　“现在是主义派占上风了，没人来研究学术问题 ”

　　蔡元培情绪正好，又好像拿起稀泥要往两边糊。

　　“问题和主义我都要，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先要激发爱国热情，防止武人政权背后与列强做交易。明天，我还要来一篇更激进的《劳工神圣》，让普天下的劳动者都来认清肩头的责任。”

　　陈独秀喝了几口酒，面色微红地打趣道：

　　“虽然总统换了徐世昌这位活曹操，但掌权的还是段祺瑞。今天我见军警和暗探很多，你骂他们的腔调完全像个老革命党呵。真不怕秋后算账？”

　　蔡元培苦笑一声摇摇头：

　　“顾不得了，我觉得今后北大的传统，就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纵然刀斧加身，在所不辞！”

　　蔡元培豪迈地举杯一饮而尽，又说：

　　“我最近要做两件大事，一是已和熊希龄、张謇、孙宝琦等发起平和期成会，竭力促成南北停战议和。还和中山先生互通书信，交换了看法。二是和梁启超、林长民等名流，筹备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及战后外交研究会。配合政府和谈代表，促进世界舆论能维护中国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望诸位理解和支持 ”

　　第二天，蔡元培这位理想主义者，终于在冠盖如云，等级森严的昔日皇宫前，发表了他追求多年的平民宣言。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把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家和学者，划入了神圣的劳工阶层。

　　他的两次演讲，很快随各大报纸传遍全国。当然，也很快落到了那位表面上已随冯国璋再次下野的“大上皇”手里。

　　　　　　　　　　　　　　　《劳工神圣》

　　同胞们！

　　　　此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竟得到了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

　　发展种种光明。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 但是我们四万

　　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

　　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做成有益他人

　　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民是种植的工，

　　商是运转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

　　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不要羡慕那领

　　干脩的顾问谘议！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平安的多 我

　　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段祺瑞正在官邸与徐树铮密谈。

　　他以“再造共和”上台以来，终于完成了耿耿于怀的两件大事——另立国会和选举总统。“安福国会’是8月20日开张的，强行拉票选出了八百名议员，时称“八百罗汉”。其中属于安福系的就有三百多，占了绝对优势。而梁启超苦心经营的那个研究系议员席位却少得可怜，至于操纵国会，把持内阁，更是白日做梦 议员选出后，徐树铮又开始贿买议员，方法是每月分送每人大洋三百元。于是，这些议员又俯首帖耳地按他旨意，让王揖唐和李盛择分别当选为众、参两院的议长。

　　接下去选举谁当大总统 安福系当然想拥戴他们的党魁上台，但也有人怕选了他而不选冯国璋，势必加剧直皖两派的分裂。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已面临破产，先是与南方有秘密停火协议的“孚威将军”吴佩孚，在“安福国会”开张时抢先发出惊人之鸣，接二连三地发表了罢战主和的通电，让段祺瑞大吃一惊，继而大怒，惊呼道：

　　“吴秀才公然造反了！”

　　到了九月，吴佩孚、冯玉祥又和南方将领谭延间联名电请下停战令。这种南北方将领公然联合起来反对他的举动，震动了皖系的统治地位。面对这种局势，段祺瑞无奈地长吁短叹起来。他何尝不知道大总统的荣耀哟？可是，他对于政治，更看重权力而不重虚位。只要权在内阁，谁也奈何不了他。再说徐世昌这北洋元老，既无实力，又靠近皖系，完全可以随意指派。就这样，徐世昌这位八面玲珑的官场老手，终于不费吹灰之力地爬上了至尊至上的高位。他也趁机打击了护法运动，排挤了冯国璋，还踢了研究系一脚。从表面上看，他是如愿以偿 其实并不然，这几个月来，直皖矛盾已经激化，冯国璋公开扬言，如他继续当国务总理，直系将领岂肯罢休？研究系对他的怨恨也加深了，梁启超已走出书斋，向舆论披露他俩在参战态度上的不同动机。出于无奈，他又玩起了隐身法，在八月底通电表示随冯国璋一起引退。

　　也许这也是民国政坛的怪事，他下台后仍掌管将军府，督办参战事务，指挥参战军，操纵安福系。可以说，既拥有权力和实力，又占尽呼风唤雨的风光。在内阁中，他的原班人马一个没动，他仍控制着北京政府，军国大事仍得由他一锤定音。像钱能训虽为国务总理，他却视为下属，招之便来，挥之即去。就是在文件上也经常批示：“交钱核办”，完全是太上皇的口气！

　　他今天想和徐树铮商量两件大事。一是南北停战议和已成定局，反正孙文也被南方的军人政权赶走了，暂时喘口气也未尝不可。二是派谁出任巴黎和谈的代表 协约国已定于明年一月在法国开会商谈战后事宜，听说各国政府都将派出庞大的代表团据理力争。他苦笑一声，想起了这些年为求日本援助答应的条件，觉得这个代表团必须是完全听他旨意行事的亲信。商量半天，终于确定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包括顾维钧、王正廷等五人的代表团。

　　徐树铮却脸色铁青地摸出几份手下人弄来的讲演稿，不无担忧地说：

　　“这蔡元培、陈独秀，尤其是李大钊，简直是在利用集会煽动反政府言论呢。看来对北大要有所提防了！”

　　段祺瑞的心一惊，又想起了五月份那次声势浩大的集体请愿。他是位异常敏感的政治家，万一巴黎和谈失败，这帮当年的同盟会旧人会领头起哄闹事

　　他赞同地点了一下头，又把面露杀机的目光投向了这位‘小诸葛”。

　　徐树铮胸有成竹地说：“我已布置手中报纸，先在舆论上反击北大派的气焰。又和教育部打了招呼，派人去那里加强督察，一有动静，先轰走蔡元培，派自己人去主政！”

　　他又不放心地问起主子：“听说梁启超也找了徐世昌，要求带一批知名人士去巴黎游说各国代表。徐世昌念他提倡参战有功，已口头答应 ”

　　段祺瑞冷笑一声说：“一介书生，成不了大事。再说小日本的胃口也太大，有人施加点压力又有何不好？说实话，我也是有苦难言呐，唉！看来这杯苦酒也只有喝下去了！”

　　又是一个凄冷的长夜，现在该称之为鲁迅先生的夜行者，正伏案在写一篇小说。

　　喧嚣的白昼隐去了，连蔡先生刚才乐观的笑声也已隐去。对方可能会觉得意外吧，他大谈了一通白天的新闻，自己竟没有丝毫激动的表示。

　　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失望和疑虑，公理果真能战胜强权 就算战胜了，面对一个没有灵魂和活气的国家，又有何文明可言 他的笔又沉浸在那个“吃人”的世界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面向夜空惨笑起来：

　　“哼！在中国，所谓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

　　他的笔下出现了故乡一家有特别格局的小酒店，门口站着一位喝酒而穿长衫的穷书生。就暂且叫他孔乙己吧！他能说一口“之乎者也”，表示他是阔人极力维护的“中国书”的受害者。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他都只剩一件又破又脏的长衫 看来惟一的矜持和自慰，就是还能讲几句“回字有四种写法”，以及“君子固穷，窃书不算偷”之类的酸话。唉！他匍伏在科举的制度下，却惨死在另一个已经阔气的同类——丁举人的大棒之下。

　　他沉思着喝了一口苦茶，又继续写了下去。看来在中国，吃人的招术各有不同，但本质却毫无二致。这位孔乙己一到酒店，所有的人都会提些发窘的话题取笑他。直至被举人老爷打折了腿，掌柜的还要明知故问，让他像笑料惹旁人快活。冷漠也是杀人！以掌玩别人的苦痛为乐杀人！这就是中国的民众。他们，永远是一群人肉筵席旁的看客。

　　刚才，蔡先生天真地大谈了一通中国的希望。中国果真有希望 他旁观了无数次革命，可是看来都逃不出一个套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而只有未曾阔气的在高喊革新。而一旦他们也阔起来以后 ……

　　他突然发现了自己与蔡先生、仲甫他们的差异。他们是在希望中向旧势力抗争！而自己 却是因绝望而愤怒，而向旧势力发出一份份好斗的战书！

　　夜已经很深了，他又像猫头鹰凄惨地笑 他一向觉得，猫头鹰甚至乌鸦的叫声要比夜莺的歌唱更真实也更动听。星斗一串一串地坠落了，面对沉睡的国民，他多么想冲上钟楼大叫着撞一通警钟

　　他是另一种方式的战斗者！

　　梁启超又开始做起正义人道的外交梦。前几个月，他因著述过猛，感染了肋膜炎和肺炎，发烧咯血，已被迫中止了通史的写作。

　　当他听说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后，又雄心勃发地出门活动起来。鉴于陆征祥等人在外交上的无能，他特向徐世昌建议成立以前外交总长汪大燮为委员长，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理事长的外交委员会，负责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活动。北京政府还拨出六万元经费，供他赴欧作舆论鼓吹。梁启超当仁不让，挑选了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颇负时望之人作随员。并通过朋友故旧又筹集到四万元，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辉煌举措。

　　他是在十二月初，从天津赶到北京，向政府请示外交政策的。见当局含糊其辞，又转而与驻京各国公使进行了一番周旋。在会见日本代理公使芳泽时，他主动谈到胶州问题，明确地表示了决心：

　　“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全部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利之说，应该没有任何根据 ”

　　芳泽诡谲地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样解释的。”

　　梁启超大怒，起身驳斥道：“中日亲善的口头禅，你们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今日就是机会。否则，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没人敢相信了！”

　　他还和外交委员会以及蔡元培等名流，详细讨论了包括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取消庚子赔偿和领事裁判权等维护中国正当权益的提案。

　　就在12月22日这天，北京各界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蔡元培和梁启超分别作了演讲，他们当时对威尔逊主义还充满着幻想。梁启超一行随即赶到上海，国际税法平等会又为他们开会饯行。张謇还专程从南通赶来主持，席间有赠米万斗以赈济欧洲的豪言壮语。梁启超终于在1918年年底前的一个清晨，壮怀激烈地登上日轮“丸善号”，取道印度洋、地中海，驶向充满希望的巴黎。他不愧是一位胸怀大美人生的理想家，事后曾在《欧游心影录》中，流露了当时自己和国内知识界美好的心愿：

　　　　我们这次出游的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

　　绝后的历史剧是怎样收场的，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

　　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

　　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

　　也算尽一二分国民的责任了！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四章　发动五四（1919）






第四章　发动五四（1919）

　　　　　　　　　　　　　　　　　 1

　　1919年的中国 每一张日历都满蓄着电光。一群从山崩地裂般的劫难中突围的窃火者，以革命家和启蒙者的双重胆魄，隆隆拉开了一个大时代的帷幕。黯淡而沉闷的中国思想史，从此放射出救亡和启蒙的冲天烛光。一个在涅槃中新生的崭新阶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群体，终于豪迈地集体登台亮相。如一群充满希翼的金凤凰，在寒冷的大地引吭高歌，当仁不让地发出了争夺时代主角的独立宣言。

　　1919年的北京 再不是独裁者一手遮天的屠场和炼狱。用新思潮和爱国热情熔铸成的火药库，终于被一束突发而来的火种全部引爆。那裂日崩空的碎片和雷音呵！震醒了昏睡沉沉任人宰割的古国和她奴性的国民。从此骄横的统治者再也不得安宁。

　　1919年的北大红楼 终于成了举世瞩目的精神高地。一场自辛亥革命失败后渐蓄而成的新文化思潮，又因为历史的契机，与爱国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会师！从此，全国学界的一举一动，几乎全惟北大之马首是瞻。这里是反侵略、反强权、反迫害的司令部，又是抗争黑暗围剿的风暴口。这里的每一位新派教授都打过大仗！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领袖都敢登高呐喊！坚守和抗争，从此成为一道永不凋零的精神风景线。

　　当那场遍及全国，令统治者旌旗变色的学潮渐渐隐退时，救亡和启蒙的思想主题，终于历史地演绎成为科学和民主而战的燎原旗帜。

　　永恒的1919年 是您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写下崭新的序言。人们带着新的憧憬，从这里踏上革命和启蒙的漫漫征程。脚步匆匆地投身于国民革命、工农革命、学术革命和思想文化的革命。革命，从此成为一个最时髦的口号。一个动荡而充满生机的伟大转折时期，开始在地平线露出熹微的霞光……

　　　　　　　　　　　　　　　　　 2

　　一夜细雪，柔情无限。无数洁白的精灵，又带着天国的祝福款款儿降临

　　元旦刚过不久，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陈独秀踏雪前来红楼。迎着扑面而来的飞雪，他动情地朝手心呵出一口热气。仿佛看见一张张纯洁可爱的笑脸，正争先恐后地奔来报喜和倾诉衷肠。

　　新年伊始，他的文科一院就闹得整个北大春意盎然。这里，几乎天天都是新派师生的节日。先是《新潮》杂志在元旦创刊，各大学校争相传阅，连印几版还供不应求，据说已突破了一万册。而由邓中夏、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等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也堂而皇之的紧跟而上，与之遥相呼应。

　　《新青年》老大哥自然不甘落后，他和李大钊筹备已久的《每周评论》已抢先登台亮相。当然，最令舆论轰动的，还是他针对“双簧戏”以后旧派的反扑，在本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气势磅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京城为之哗然。

　　他终于掸去一肩雪花，走进了北大红楼。今天新潮社约他来图书馆座谈，他听说这帮学生与胡适打得火热，对自己却有点敬畏，校园里已流传开“我们的朋友胡适”之说。所以这位爱以青年导师自居又好胜的人，也想趁机改善些关系。

　　他先走进了李大钊的办公室，见他正和一位高大而蓄分头的青年人交谈。李大钊高兴地起身介绍道：

　　“润之 这就是你最崇拜的仲甫先生。你一直想见他，哈哈！他却自己来 ”

　　毛泽东慌忙起身，一把握住对方的手，激动得脸都红了：

　　“陈先生！自从读了几年《新青年》，我原先崇拜的偶像就由康、梁变成您 说实话，我从湖南赶来北大半工半读，就是想结识你们这些大人物呵！”

　　李大钊又不失时机地提醒道：“仲甫，他就是你挺欣赏的二十八画生呀！”

　　陈独秀一听大喜，目光炯炯地打量起这位气度非凡的湖南人，仰面大笑起来：

　　“哈哈！想不到你早在我眼皮底下了，我至今还背得出你文中的那股豪气。‘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好吧！今后我们抽空长谈一次。”

　　他关照李大钊等着，待会儿还有要事商谈。然后，一把推开不远处的《新潮》编辑部大门，满屋子人正在听罗家伦高声朗读他的那篇文章。傅斯年忙起身向他招呼，面容却有点窘迫和拘谨。也许他听见什么传言 陈独秀也多疑地瞥了对方一眼。前些日子，一位新潮社的同学跑来说，他们想办份杂志，与《新青年》配合作战，希望校方能拨些经费。他当时因蔡先生习惯当甩手掌柜，权力很大。但对傅斯年这‘“黄门侍郎”一直持有戒心，甚至怀疑他是黄侃派来的探子。后因胡适说了好话，担保不是，才打消了疑虑。他环顾了一眼这间颇为宽敞的房间，这是守常这位大好人主动拨给他们用的。觉得北大对这第一份学生杂志，真是开足了小灶。胡适这位顾问因母丧回绩溪去了，学生们见请到了大名鼎鼎的文科学长，都纷纷起立鼓掌欢迎。陈独秀却面带微笑地示意大家安静，让罗家伦继续朗读下去。

　　这可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得意之作，想想也实在可笑。去年有几位鸿儒还真以为有王敬轩这个人呢，写信请《新青年》向老先生表示敬意。而对记者的回信却大为不满，要求有讨论学理之公道。去年以来，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和《新申报》等，也都连篇累牍地登载攻击《新青年》以及他本人和蔡先生的文章。甚至还流传政府要查禁“过激主义”，干涉北大的异端邪说。看来一场大战正在酝酿。

　　面对旧派的猖狂进攻，他日以继夜地奋笔疾书，写下了这篇声讨檄文。不但鲜明地表示了决战的信念，还第一次明确地打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号。他见罗家伦正读到精彩之处，便忍俊不住地微眯起眼，轻吐出一个得意的烟圈儿。

　　　　《新青年》杂志创刊三年来，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但却有人大惊

　　小怪，八方责难。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

　　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礼（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

　　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本

　　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

　　莫克拉西（即民主）和赛因斯（即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

　　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礼，旧政

　　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

　　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

　　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

　　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

　　推辞。

　　座谈会由傅斯年主持，他见陈独秀那种满不在乎的气派，说话的口气竟有点胆怯起来：

　　“今天承蒙陈学长光临，实在是新潮社的荣幸。我们办刊的初衷，从大处讲，是为了响应《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从小处说，我们想办成一个学友的读书会。交流思想，探求真理，为将来投身社会做好准备。今天听了陈学长一番高论，真是令学生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科学和民主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最终目标，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迪民智，为之奋斗的两大主题。我们的《新潮》，从此有了新的方向，新的理想！”

　　陈独秀久闻“傅大炮”的名声，今天总算掂出了一点分量。说实话，他非常喜欢这批有独立见解的进步学生。他们几乎囊括了北大当时的风云人物。像在座的除傅斯年以外，还有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李小峰、谭平山、俞平伯、冯友兰、毛子水、朱自清、何思源、高君宇等。对这份创刊号，不仅受不释手，还真有点惊叹文章中洋溢着的锐气呢。他又有点激动起来，因为他从这些青春勃发的脸上，看到了北大和中国的希望。他用一种真诚而感人的语调，说出了心中的见解：

　　“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说说真心话。首先应该祝贺你们，《新潮》的创刊号办得比我预料的要好。一是好在有锐气，这期杂志为什么畅销 因为你们敢于以欧洲文艺复兴相标榜，与《新青年》相呼应，大胆地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二是好在敢革新，文章以白话新体为主，而且全部使用新式标点。今天我接到一位杭州师范学生施存统的电报，说他们也想模仿办《浙江新潮》 关于德、赛二位先生，这是我苦苦探求救亡图存出路悟出的真谛。今天我郑重宣布，我陈仲甫将为此奋斗终生，而且至死不改初衷！”

　　他以凌厉的气势拍案而起，显示出一种大人物的霸气。全场为之欢呼鼓掌。

　　傅斯年突然想起一件趣闻，去年哲学系师生合影，陈独秀挨着梁漱溟坐时放肆地叉开左腿。当照片出来送给他时，他却全然不知地摇摇头，说出一句令人发笑的话：

　　“相片很清楚，只是梁先生的右脚伸出褂外太多了嘛！”

　　接下去是自由提问，罗家伦先潇洒地站起来请教：

　　“陈先生！自从机械征服了距离以来，我国已托生在现代的国群里，哪能不急起直追 所以我以为中国的出路——现代化。请问科学和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

　　陈独秀对这位爱出风头的学生却不怎么顺眼，听钱玄同说。他为了沾点上流社会的关系，还曾偷偷去过安福系的俱乐部。

　　他又沉下脸瞪了对方一眼：

　　“没有科学和民主，哪有现代化？真是脱裤子放屁！”

　　下面响起善意的嘲笑，罗家伦一点不在乎，也跟着大伙笑了起来。

　　当陈独秀转到李大钊处，这位忠厚之人果然在等他。这些天，陈独秀因忙于《新青年》的编务，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心《每周评论》。从创刊号到头几期稿子，几乎都压在他身上。幸好还有位河北人张申府，拖着高一涵帮着写些稿子，跑跑印刷厂。

　　陈独秀一见李大钊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就逗趣地说：

　　“守常呀！你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出笼，人家就骂《新青年》成了苏俄机关报 甚至传言我们从苏俄驻华使馆领了不少卢布和赏金呢，把个胡适之吓得躲避都来不及 哈哈哈！”

　　李大钊却笑不出声，他不无担忧地说：

　　“适之是越来越讨厌谈政治了，我觉得《新青年》同人间已有裂痕。真是令人痛心哩！”

　　陈独秀毕竟比他了解胡适，苦笑一声说：

　　“适之并不是不喜欢政治，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惊讶西方人的民主和政治热情。一次集会演讲，台下坐满了名教授，大会主席却是位普通的工友。还听他说在一次妇女游行时，他发现最崇拜的杜威先生竟也混迹于队伍中高呼口号。所以说，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你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此公一心想作圣，想开风气之先。他回国时打出了‘讲学复议政’的口号，强调二十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这是因为他当时极想进北大，又觉得北大名家答本，与当时的政府也有复杂的联系。一句话，在他眼里，这北大的门槛并不是轻易好进来的。而蔡先生这位老革命党，尽管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但对教授参与政治却很感冒。像梁启超论学识堪称顶尖人物，但因一味投入政治就决不聘请。他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当时这样说是想迎合北大的需要。另外他对北大章氏门徒占上风也有所胆怯，也需要时间来搞一下学术。现在好了，他在学术上已很风光 我总觉得这位小老弟的政治热情只是淡了些，他毕竟是一位视民族为己任的思想家。别人只看到他很西化，我却认为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士’阶层。古代的‘士’执干戈以卫社稷，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是热衷于学理。胡适只是在等待时机，他的性格决定了今后必然大谈政治。只是他所谈的政治，与我们不同罢了！”

　　李大钊惊愕地盯着这位雄才大略的兄长，对他的精辟佩服不已。说实话，他们正是因为胡适的因素，才创办了《每周评论》。还记得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他和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几个人聚集在陈独秀的学长室。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著，认为《新青年》出版周期太长，等送到上海印出来新闻也成旧闻了，那位鲁迅先生对此就很有意见。加上胡适的态度，他们想让《每周评论》多谈些时政，出版周期也快。而《新青年》更侧重学术性，多刊登些新文学作品。当时决定创刊号在年底前出版，陈独秀还记得对方的提醒：

　　“你尽快将明年同人轮编《新青年》的次序公布出来，好腾出精力来办《每周评论》。另外，还得请你写一个《发刊词》，再在《新青年》上做一个广告。”

　　陈独秀当时有力地搓了搓发僵的双手，爽快地说：

　　“好！‘读《新青年》不可不读《每周评论》’，我就这样做个广告，行 ”

　　陈独秀见守常面容憔悴，心中隐隐不安：

　　“唉！我是知道一个人支撑一份刊物的辛苦的，听说你连印刷和校对都在自己跑 待我安排妥《新青年》，就来帮助你。我已向周氏兄弟约稿了，胡适也快回来了，他总要有所表示嘛！”

　　李大钊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意，他仿佛又回到不久前那个难忘的夜晚。

　　那是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 他和张申府相约来到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的最后校对。张申府见陈独秀的《发刊词》对外交前景非常乐观，竟用不屑的口气反驳起来了：

　　“陈先生讲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张公理战胜强权的第一个大好人，我不以为然。”

　　李大钊望了一眼这位河北小同乡，赞许地说：

　　“这就是仲甫的性格，喜欢想到哪就写到哪。如果引起了争论，那他正是求之不得 ”

　　他又想起了陈独秀当年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觉得仲甫的思想，正面临着一次新的徘徊和选择。应该借些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给他，按仲甫的禀性和气质，他是应该成为中国的列宁和革命领袖的。

　　记得那一夜，两人微颤着跺着脚，一直校对到凌晨四点才结束。出门时，李大钊见高阔的天空挂着如镰的下弦月，苍穹中有几粒星辰眨着眼。望着隆冬之夜干冷的大地，穿着灰布棉袍的他和张申府踏着冰冻的马路，揣着一个巨大的欣喜，抄着手并肩前进。

　　一个新的生命，一份崭新的《每周评论》，今天就要诞生 一种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夜的寒冷，他们加快了步伐，隐隐地消失在那霞光微明的晨景里。

　　两人正谈得兴起时，门被推开了，高度近视的沈尹默，有点鬼鬼祟祟地伸出脑袋，摸了过来。他见陈独秀也在这里，神色紧张地说：

　　“不好了，国粹派要开始反扑 听说黄侃和刘师培正在鼓动弟子，创办《国故》月刊，现正在申叔家里开会呢！”

　　陈独秀这些天有点讨厌起这位当年的密友。觉得他行事不够正大，喜欢跑来跑去传递消息。喜欢和汤尔和一起为蔡先生充当谋士，喜欢插手教育界的派系活动。而对轮流编辑《新青年》，老是强调眼睛不好设法推托。他是个眼里容不得砂子的人，尤其对熟悉的朋友。他果然不悦地冒出一句粗话，呛得沈尹默顿时尴尬起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干吗要管这么多闲事？真想管，还不如回去多写几首带点火药味的新诗来！”

　　李大钊见他当场发火也有些窘。沈尹默抬起头，歹毒地投来一眼，又默默地走

　　　　　　　　　　　　　　　　　 3

　　刘师培来京已有些日子，肺痨却一直不见好转。他的家显得很凌乱，北大开的薪水虽然不薄，但多数送进了药铺和书店，生活依然是那样拮据。

　　今天早上，他却换上一件新布衫端坐在客厅，苍白的脸上泛出了喜气。待会儿，善拜名师的黄侃就要上门来行磕头之礼 这位国学深厚的怪杰真是个活宝哟，竟会为一句戏言，当起真来

　　几天前黄侃来访，正好有学生在请教。见刘师培随意应付了几句就打发人家走了，他不禁诧异起来。

　　刘师培叹息道：“此子不可教也。”

　　说完便面容悲戚地大发感慨，语多伤感之情。他说这些年病体缠身，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将断送在自己身上

　　黄侃深表同情，又问：“那你想要收什么样的学生 ”

　　刘师培想起蔡元培聘他时说的话，笑着拍拍老兄的肩说：“像你这样足矣！”

　　没想到这位狂生不但不恼，反而神色欣喜地站起来，一掸衣袖，当场就想执弟子之礼。慌得他一把拦住，连说不妥。

　　黄侃反问道：“有何不妥 ”

　　刘师培劝他入座，缓缓说道：“季刚，承蒙抬举，但此事万万不可。一是你只小我一岁多，岂能师生相称？二是你这章门大弟子已名扬天下，再转换门庭太炎先生处又如何解释 再说么，唉！我这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他讲到这里，惨白的脸又开始溢出了悲戚。就在他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唱赞歌，被封为“上大夫”时，老袁因黄侃名气大，也想授予嘉禾勋章进行拉拢。黄侃却卑视其为人，不但拒绝接受，还写诗嘲讽此事。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向来目中无人的黄侃也陷入了沉思，他已仔细想过，当今天下国学要令他服膺的，惟章、刘二人而已。刘师培一到北大，因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只能经常写信到江苏仪征老家去查询。但他记忆力惊人，能准确地说明某书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查即得，从无误记。写起文章来也很出色，随便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头头是道。好像在他手里，没有做不好的学问。如此的大才情，令狂傲一世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赞叹

　　黄侃当即表态，择吉日行拜师之礼。

　　正在胡思乱想时，妻子何震喜滋滋地进门通报道：

　　“来了！来了！快准备接客。”

　　黄佩捧着一对红蜡烛，拎着一包礼品，领着几位北大学生进了门。见他先是恭敬地亲自点燃烛火，又扶刘师培人坐。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惊得刘师培连声劝道：

　　“好了，好了，头就别磕 哎呀！真是折寿哟！”

　　黄侃一本正经地行完大礼，就又板起面孔教训起跟来的学生：

　　“记住！我拜师是磕过头的，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今后我收弟子，也一定要你们磕头。记得在日本时，一谈到经学。有我在，刘师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何不愿和我谈 我猜想了多年，今天总算明白 原来他是要我磕头拜师，才能传授经学呀！哈哈！我的学问是磕头磕来的，刘师，您说有道理 ”

　　刘师培真有点哭笑不得了，但心里却不无得意。忙令何震端上早已备好的酒菜，唤众人入席畅谈。

　　来人中有一位学生叫张煊，也是他俩的崇拜者。这些日子为创办《国故》月刊，已多次前来商谈。最初张煊等学生想办这个刊物，有针对傅斯年的《新潮》之意。在刘师培看来，《新潮》派进步虽进步，但立论过于偏激，因此引来了另一批学生的不满。而他早已过了当年冒迎西学，否定一切的阶段，由于《中国学报》的解体，也正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见学生们能力有限，就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张煊他们又分别聘请黄侃、马叙伦、黄节担任了特别编辑。《国故》社就这样成立了，今天正是来商谈创刊号稿件的。

　　张煊拿出两篇自己的文章，递了过来。

　　黄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声地说：

　　“我已看过了，全是痛快文章。对那帮简单、粗暴、霸道的人，就得进行反击！”

　　他因得意门生傅斯年的反水，这些天正恼羞成怒呢。

　　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学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们的眼里，他和住对面的崔适老先生，该同属旧派之列 每天早晚出门相见，两人也恍如谦谦君子，总是弯腰行礼。但一到课堂就不同了，他对老先生的今文经学竭力抨击，一一指出荒谬之处，丝毫不留情面。而崔适也毫不示弱，常在对面课堂破口大骂这位年轻的国学大师。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门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候。

　　《国故》月刊就是这样出笼的。由于《新潮》的后面站着激昂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还有那位鲁迅先生，加上他们的顾问又是爱标新立异的胡适之。所以一创刊，就被社会舆论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对立面。三十六岁的刘师培也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遗老，专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由此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呢！

　　　　　　　　　　　　　　　　　 4

　　我们的故事又得回到绒线胡同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确实一度门庭若市，闹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势力的风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只怒发冲冠的老公鸡，沉浸在去年那场“双簧戏”的耻辱里。

　　“钱玄同太可鄙了，他是将对桐城、文选派的所有仇恨，都泼到老夫头上。化名王敬轩，以追星的口吻捧出老夫当活靶子，让刘半农这小滑头痛痛快快地往死里打。这口气，今天总算熬到头 ”

　　此刻，他正在慷慨陈说心头之恨。午后的斜阳，懒懒地照进了他的客厅。茶几旁坐着安福系的几位遗老，其中那位叫张元奇的同乡，还是新贿选上台的议员。

　　林琴南终于吁出了一口怨气，令在一旁侍候的张厚载去书房拿来新写的文稿。他举起一支苞浆油亮的潇湘竹烟杆，先“叭嗒叭嗒”地猛吸了几口，不无得意地说：

　　“我以春秋笔法，写了篇小说，将陈仲甫、钱玄同和胡适之三大减人痛斥了一顿。你们可以先睹为快，发表后肯定轰动。”

　　张元奇拿起这篇题为《荆生》的小说，一口气读了下去。觉得非常解气，那对浮肿的金鱼眼里，泻出了浓浓的快意。

　　“琴兄宝刀不老 写得好，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哈哈！”

　　另一位遗老看了，也连声称赞。林琴南想象着小说出来后那伙贼人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子，忍不住放怀畅笑起来。

　　小说不长，全用文言。说的是某一天，有皖人田必美（自然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即钱玄同），伙同刚从美洲回来懂哲学的狄莫（指胡适），同去陶然亭游玩。在一间房子里，三位莫逆之交神侃起来。抨击孔子纲常伦纪，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正当温酒陈肴，谈兴正浓之时，忽闻一声巨响，只见板壁破裂，跳出一位手提十八斤铜铜的伟丈夫荆生。荆生怒目圆睁，手指三人斥道，你们刚才在说什么鸟话？泱泱华夏四千年，以伦纪立国，以礼仪安邦，尔等身为文人，为何要毁灭它？又竟敢以禽兽之言，打扰我耳根清静！田必美刚想开口争辩，伟丈夫已举起二指按住其额头，他便脑痛如锥刺般叫嚷起来。荆生又一脚踩住狄莫，令狄莫腰痛欲断，大声求饶。金心异是个近视眼，荆生狂笑一声摘下他眼镜往窗外扔去。金心异怕死，如刺猬缩成一团叩头请罪。荆生这时大笑起来，说你们这些貌似李蛰的狂徒，简直是人间之怪物。今天我本不应接触你们这反常的禽兽躯干，回去我当用香汤好好洗一下手脚。我不想玷污这神圣的铜铜，还不快滚下山去，让饿鬼来收拾你们吧！三人抱头鼠窜，一溜烟逃下山去。回首见危(木阑)之上，伟丈夫荆生正高举铜铜，作狞笑状也。

　　张厚载也很得意，一副摩拳擦掌准备决战的样子。这位北大法科政治系的学生，还是挺有些谋略的。见他胸有成竹地说：

　　“我马上寄上海《新申报》。另外，学生打算以通信形式在《神州日报》开辟专栏，与琴师遥相呼应。就说陈、胡等人，因思想激烈，已受政府干涉，目前陈己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各报一听这种新闻，定会竞相转载，新派军心将为之动摇。”

　　三位遗老闻言大笑，张元奇又问林琴南：

　　“你这伟丈夫可是指徐树铮？”

　　林琴南自负地摸了一下银须飘飘的下颏，反问道：

　　“有又铮在，还怕谁？老夫这次是将老祖宗的文武绝招全搬出来 哈哈哈！”

　　张元奇又问张厚载：“北大有何动静？听说黄季刚往往一节五十分钟的课，要用半个小时来谩骂白话文，还常指名道姓抨击新派，语意尖刻痛快。”

　　张厚载不愧为兼职记者，收集了许多情报，他恭维地望着林琴南说：

　　“只要琴师登高一呼，北大很快会有反应。现在陈、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辜鸿铭有一次就讽刺胡适，说白话的‘妓女改良’不通呀！既然已经‘良’了，还要改什么？难道是要‘改良为娼’ 弄得胡适很下不了台。还有黄侃骂钱玄同尤为刻毒，说钱玄同野狐禅，辱没太炎门风。并称他一夜之发现，为钱赚得一辈子活路。他说自己是在一个晚上，发现古音二十八部的。而钱在北大讲授的文字学，就是他这一夜的成果。最近，还听说刘师培已准备创办《国故》月刊，与《新潮》对垒。而据晚生观察，胡适对一味叫骂已兴趣不大。教授中对陈仲甫不满者，大有人在呢！”

　　林琴南也不悦地附和道：“关键还是蔡元培在做后台。这人真是浑透了，堂堂前清翰林，居然会相信白话文？当年老夫与他在杭州私交不错。到时候写封信开导开导他。”

　　张元奇身为国会议员，口气自然也大一些。他不满地说：

　　“这傅增湘也不像话，身为教育总长，对北大一味放任不管。好在国会在我们手心里，他再庇护新派，我们就联名弹劾他和蔡元培。哼！想换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

　　　　　　　　　　　　　　　　　 5

　　蔡元培已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案头上堆着许多信函和报纸。开年以来，他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巴黎和会。他和许多社会名流一样，对徐世昌派出的陆征样总有点不放心。所以他和汪大燮、林长民等人，一直寄希望于梁启超的外交斡旋。并采取了各种形式，利用民间的力量声援梁启超和中国代表团。

　　他们先联合发起了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借熊希龄的私宅花园开了成立大会。又在2月12日，假座北大法科大讲堂，成立了由国民外交协会原班人马为主的国际联盟同志会，推选梁启超为理事长，林长民为总务干事，通过了要求巴黎和会必须解决的九条决议案，致电顾维钧专使及梁启超，请他们设法在和谈时提议鼓吹，督促签约。

　　所以今天，当蔡元培在办公室读到林琴南的小说时，自然会以鄙视的神情，在《新申报》上愤怒批下八个大字：

　　　　无聊至极，不予理睬！

　　在这关系民族存亡的年代里，他确实还有许多正事要做。北大的教学改革也到了关键阶段，更需要他集中精力去运筹帷幄。通过两年多的整顿，北大已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教授队伍和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当时的北大，已拥有教授近百人，平均年龄只三十多岁，学生已接近二千人。他的记事牌上就写着近日要办的几件大事：

　　　　2月19日，出席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改组大会，拟发表演说。大会将进

　　行职员选举，产生正副会长和干事。

　　　　2月26日，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每年

　　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均由发行

　　人代垫。

　　　　拟请美国天数博士来校演讲天文学，除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外，校外愿

　　听讲演者，亦可来听。题目为《近世之天体物理》、《太阳概论》、《恒

　　星概论》。

　　　　已收到北京青年会为贫儿院举行募捐大会邀请，拟起草《贫儿院与贫

　　儿教育的关系》演说稿。……

　　胡适已从绩溪老家奔丧回校，把夫人江冬秀也带来了，住在南池子级库后身八号的新居里。他是新潮社的顾问，这天下午，应傅斯年、毛子水之约，来到了图书馆隔壁的《新潮》编辑部。

　　胡适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攻击他的小说《荆生》。他先是有点气，堂堂胡适之，居然被污蔑成贪生怕死的狄莫 可见这些国粹党，已堕落成国渣了，不是君子所为。但是在学生面前他却没说什么，只是挺绅士气地一笑，将报纸扔到废纸篓里去

　　今天他们要商谈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提倡新文化要不要国故，又该怎样对待国故 起因还是国故社的《国故》月刊，将在三月创刊。据傅斯年说，张煊已明确跑来宣布，他们要在第一期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号，向新文化运动下挑战书。

　　毛子水拿出一篇文章，递给胡适说：

　　“我们打算在第一卷五号上，发表我的文章。我们想说明的观点是，近年来守旧派其实既不知国故的性质，又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罢 ”

　　傅斯年沉思着补充道：“我在文章后面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二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像胡先生说的，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

　　胡适觉得这也是摆在他和陈独秀这些新文化倡导者面前的课题。学生的文章观点不错，但对整理国故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认为整理国故也没多大益处，他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有用无用’的狭隘功利层面。他又想到李大钊那两篇大谈主义的文章，觉得这和林琴南一伙的叫骂一样无力，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们利用。他这一年多来，一直想用疑古的精神，开创一种学术革命的新思潮。但是，对这新思潮的意义和全部内容，他也正在苦苦思索。今天，两位学生的话启发了他的灵感。对！应从再造文明的高度来重新认识整理国故这个口号。他的嘴角漾出了一丝自信，又开始向两位虔诚的学生，滔滔不绝地布起道来：

　　“我们谈整理国故，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哼！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那位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却说出了一句真实的大昏话。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的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所以正因为要搞清楚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我们才提出了必须用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花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我主张首先要有一种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态度，因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功绩都是一样伟大的。所以我殷切地希望你们，下一步要把整理国故当作我们学术革命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作我们对于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真正地与封建守旧派拉开本质的区别。至于这新思潮的意义和内容，受二位启发，我今天终于想明白 那就是这样四句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傅斯年连忙摸出笔记本，记了下来。他感叹地凝视着胡适说：

　　“胡先生真是伟大，我们每次向您请教，都仿佛呼吸了一次新鲜的空气呵！”

　　正在这时，门口出现了李大钊的身影。他是来叫胡适去他办公室开会的，说《新青年》同仁都已到齐

　　胡适知道又是为了那篇无聊的小说，苦笑一声道：

　　“不过目前还没人有闲功夫来听我说话。但我预言不要多少年，我的观点将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

　　会议室的气氛真有点剑拔弩张了，胡适见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神色严峻，好像如临大敌似的，便朝温和的周作人笑了笑，挨着他和沈尹默、高一涵坐了下来。

　　陈独秀见胡适到了，脸色铁青地宣布开会：

　　“自创办《新青年》以来，本人总算第一次见到了有点像样的挑衅。如何反击？大家说说！”

　　他把征询的目光先投向胡适，见这位小老弟无所谓地耸耸肩膀，脸色便有点愠怒起来。

　　李大钊首先响应，一改平日沉稳的语调说：

　　“我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评论》发表一篇《新旧思潮之激战》，再将《荆生》加按语作为导读。痛斥旧派心怀鬼祟，不敢光明磊落站出来较量的恶劣行径。哼！旧派就是旧，连与人论争都找不出新办法。文的只有隐在背后没妇骂街，武的也只有捧出伟丈夫，想用暴力镇压新思潮。可是今日之中国已不完全是他们天下了，相信社会自有公论。”

　　刘半农怒气冲冲地将一张《神州日报》塞给钱玄同，说：

　　“这以记者通信名义造谣的张鸰子，不就是那位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中国旧剧观》的张厚载？记得我们多次劝过适之，现在好了，你为他担保，执意要发他的文章。然而人家并不感恩图报，照样给林琴南做内应，照样骂你‘狄莫’，甚至还骂得更刻薄呢。这难道就是你与旧势力妥协周旋的报应 ”

　　钱玄同本来一肚子怨气没处发，这下也干脆先往胡适头上泼来。见他站起身子教训道：

　　“这张厚载的造谣文章本来不足以污我《新青年》，但我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今天我却有点不以为然 你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们周旋 我再正告一句，你如再和他们周旋，我声明退出《新青年》！也声明与你从此绝交！”

　　胡适真正地尴尬了，他惊愕地瞪大了求援的眼睛。怎么回事呀，自己已被人骂成可怜的“狄莫”，内部又开起声讨会来 不过他内心已隐隐不安，甚至有些胆怯。就在前几天，他还将张厚载的《生活独立》一文，硬塞进了《新潮》。文章一出来，他的处境可想而知

　　沈尹默的脸色已有些紧张，他因害怕陈独秀，只是小声地提醒高一涵：

　　“看来我们一反击，他们就会请出徐树铮搞‘文字狱’，后果不堪设想呐！”

　　周作人嘲讽地反问了一句，虽然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害怕 还没骂到你呢！”

　　会议决定各自准备声讨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同时发表。周作人也为他的兄长认领了一篇杂文，他知道这位师爷气十足的兄长，对这类围剿国粹派的活儿是从不拒绝的。

　　钱玄同住在琉璃厂西北园的北京高师教职员宿舍里。他当时也同时在这两所大学教点书，故有不少轶闻。他的太太徐夫人，长年生病，当然是旧礼教下成立的婚姻。但他尽力医治，每天在外上完课，必须先赶回家省视后再出门。故老友中间便流传起“无事三十里”的成语，言其在北京城内来回路途之辛劳。他向来不在外拈花惹草，有人劝他纳妾，他却一口拒绝道：

　　“《新青年技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

　　就在前天下午吧，他和刘半农又去了补树书屋。一去就生了根，聊到周氏兄弟请客去广和居吃炸肉丸子，还喝得酩酊大醉方才罢休。

　　那天夜里，钱玄同就大谈了一通自己的婚姻观，弄得周豫才也触景生情，好生感叹，心里酸酸的。他是这样解释“三纲”的：

　　“‘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直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大呼解放，就是要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千万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 我不想让反对派找到口实，如果凭借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运动还有何信用告白于天下？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也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他们边喝酒边谈天，谈到林琴南的小说，谈到《国故》月刊，谈到刘师培和黄侃正在加紧筹备的《国粹学报》。豫才见他和仲甫还有蔡先生，对刘师培的国学颇有好感，甚为恼火。他不呼其名，而称之为“侦心探龙”，还说这是当年他做端方探子时就取好的尊称。还借着酒兴宣称，要全方位进击，打倒国粹派。可不，今天他刚进家门，还未和三位公子亲热一番，就收到了老兄来信。听说他又写小说了，《孔乙己》已快写完，又打算写一篇《药》。可信中的火药味却比小说要浓多了，令钱玄同看得目瞪口呆。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编丛刊、却也毫不足怪。

　　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

　　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

　　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

　　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庇志、

　　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

　　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

　　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

　　　　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豫才怎么啦？这是尖刻、刻薄还是阴毒？反正刘师培从没遭受过如此毁灭性的攻击。如让他的羸弱之躯读到这段文字，恐怕早已七魂出窍，一命呜呼 钱玄同又一次感受到这位没落的世家子弟的厉害。从他的笔下，总是能隐隐感觉到古越人那种耿耿于怀的复仇意识。

　　看来对付林琴南，也得有这种犀利的战斗锋芒。

　　　　　　　　　　　　　　　　　 6

　　林琴南已有些招架不住

　　他做梦也没料到，一篇游戏之作会遭到天南海北如此强大的反击。他的案前铺满了张厚载收集来的各种报刊，《每周评论》还连续两期开辟《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栏各四版，转载各地报刊的文章。他被多数报刊指斥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最令他万箭穿心的还是两篇亦庄亦谐的嘲讽之作，真看得他血压增高手冰凉，差点背过气去。

　　先是一篇署名二古的中学教师写的《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这该死的穷书生，像批改中学生作文那样对《荆生》作了逐段逐句的评点。胡说这篇文章结构平直、文法舛谬、字句欠妥。评语是：

　　　　此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

　　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

　　然吾读林先生所译之《茶花女遗事》及他种小说，尚不如是，岂年衰才尽，

　　抑为他赝作耶？

　　后是海上名家苏曼殊的文章，这位陈仲甫的死党，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通胡话，尽揭他的老底。说是看到二古先生批改《荆生》的自白，不禁哑然失笑。二古先生真是诲人不倦呀，在此春光明媚之时，不去栽花弄草，却来改此奥文，也太有点好为人师吧！并说他可以解二古先生谓林好前后文字不同的道理，因为林好作《茶花女遗事》时，正好死了老婆，心中悲伤，于是朋友劝他试译《茶花女》移情。此时林纾心境正与小说环境相似，故有神来之笔。但小说印出后，风行南北，林氏大悟，知道译小说原来可以致富。所以此后的译著，虽汗牛充栋，但心境毕竟不同了，正如林老夫子自道：“吾性但欲得金耳”，所以从此江郎才尽，再也作不好文章啰。

　　林琴南毕竟年事已高，遭此打击，已手足无措，神情也渐渐呆滞起来。他靠在椅背上沉思良久，仍无对策。还是张厚载机灵，又在旁使劲地为他打气：

　　“琴师！一不做二不休，再来一篇。干脆把事情闹大了，徐将军才好出面说话呀！”

　　林琴南想想也是，但心里又有点胆怯。新派的势力也非同小可呀！他老眼泻出了一丝关切，不无担忧地说：

　　“擒贼先擒王，再写就直指蔡元培 可这样一来，你在北大的日子就不好过 为师真有点与心不忍呵！”

　　张厚载又想起了去年的那则“双簧戏”，摆出了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说：

　　“琴师！古人有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之说。又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古训。弟子为捍卫师道尊严和纲常礼教，已决意豁出去了！”

　　林琴南老脸怆然地拉住他的手，无声地饮泣起来。

　　林琴南自然不像时人所说的那般江郎才尽。师生俩用完午餐，由这位弟子扶他上床小憩了片刻，他就情切切地扑进书房，伏案一挥而就。

　　张厚载捧读时大声叫好，这篇文言小说题为《妖梦》，说的是一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即思念东汉大经学家郑康成之意），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胡子请他同游阴曹，说阴曹里发生了大灾难，一伙不法之徒生而作恶，死亦不改，把个阴曹地府闹得天翻地覆。说话间，他们来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豪杰”，校长叫元绪（元绪为龟的别名，《论语》注中有“蔡，大龟也”之语，自然指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为秦二世（胡适也）。这位郑思康跟着大胡子进得学堂，至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郑思康观后大怒，对大胡子说：“人们都说阴曹有阎罗，阎罗又在哪里？”

　　大胡子说：“阳间没有政府，阴间哪来的阎罗 ”

　　不一会儿，田恒和秦二世一左一右陪着元绪出来接见。田秦二人满口诋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却点头称赞不已。郑思康气得不行，赶忙辞出。突然一个能吞食月亮的神工直扑白话学堂，抓人就吃，随即排泄。积粪如丘，臭不可近。最后作者评论说，吃了这些无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林琴南这回可是谨慎多了，没有马上让这位弟子送报馆。他想了想说：

　　“文章备着，咱们先礼后兵，由老夫先给蔡元培写封劝降信。不成再后发制人！”

　　张厚载连声答应，他见老师累了，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告辞而去。

　　　　　　　　　　　　　　　　　 7

　　北河沿的桃花映红了一池春水，蔡元培应毛泽东的邀请，在这芳草地上送别了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

　　这真是一群奇特的留学生呵！蔡和森的一家都来 妹妹蔡畅英姿勃发，母亲葛健豪已五十多岁，也决心去当“拄拐杖的老学生”。由于毛泽东、蔡和森的发动，湖南学生热情最高，陆续抵京已达四五十人，比各省的都多。但由于李石曾和法方的准备工作不到位，大家空等在北京，不免情绪波动，甚至对蔡元培为首的法华教育会口出怨言。又是毛泽东日夜奔走，帮助做好了劝慰和安顿工作，代表湖南学生向蔡元培建议，先开设了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又亲自出马跑出国护照、旅费筹措和行装的制备等事务，总算圆满地促成了这项功不可没的新生事物。第一批湖南学生将于3月12日，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毛泽东也将离开北大，随行去上海送别后返回长沙。

　　毛泽东依依不舍地与蔡元培在河边散步，他们彼此已很熟悉。前不久，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还应邀与留学生中的新民学会会员座谈过呢。

　　蔡元培望着这位因劳累而消瘦的湖南人，深情地说：

　　“润之，这次你可是立了头功哟。你还为我的华法教育会起草了一份赴法勤工俭学计划书，大家都夸你思路敏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哎！你为何不去法国 ”

　　毛泽东深思熟虑地说：“我对我的祖国还了解得不够，我决心立足于土生土长的这片土地，把精力花在探求各种救国真理上。蔡先生！我在北大勤工俭学的半年里，思想和眼界都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我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参与了筹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认识了许多师长和进步学生。北大给我的精神财富，真是终生难忘呵！这次回湖南，我就打算用北大学会的方法，先创办一份刊物。就叫它《湘江评论》吧！有可能，我还想尝试办一所平民的自修大学。”

　　他因急于赶去理科聆听李大钊的演讲，只能匆匆地与这位困难时收留了他，又给他无穷精神力量的长者告别。当他沿杨柳依依的小路走出很远时，突然又回转了头。呵！慈祥的蔡先生仍站在原地凝视着自己。他感动地举起手掌，泪水模糊了眼帘。

　　李大钊像是专门为他送行似的，赶在今天为新闻和哲学两个研究会作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当他走进理科第16教室时，教室里早挤满了人，台上传来了一个浑厚而有力的声音。他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心，又被那个饱含魅力的声音带到一个崭新的理想世界里。工农夺取政权，当家作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在中国还是想都不敢想的梦幻，而在邻国却已变成了事实。尼古拉二世被拖上了绞刑架，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终于在巴黎和会上率先宣告，结束沙俄时代在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知识界，为此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好感。

　　李大钊其实只长他四岁，但正是这位亦师亦友的人成了他最初的思想导师。在图书馆的半年里，他们常在空余时一起畅谈，多数是对方倾听自己讲述对社会，对人生和对学术的见解，并帮助解答一个个疑难问题。而每次交谈总是十分投机，都会有新的论题和新的收获。记得在一个难忘的冬日，谈话从下午延续到晚上，两人都忘记了吃饭。毛泽东第一次向他的先生畅谈了自己的身世，剖白了心路历程——

　　他说，他是一个在湖南闭塞的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虽然家境小康，但自幼劳动，亲眼目睹了农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以及长沙饥民暴动惨败的现实，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反叛思想。经过与父亲的斗争，直到十六岁才得以读完私塾。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师命难违，竟也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书是描写杀富济贫的《水浒传》。以后又立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誓言，抗拒了父亲安排的经商之路，先到湘乡读了半年“洋学”，开始接受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又来到长沙继续求学，武昌起义后立即剪去辫子，投笔从戎，当了半年湖南新军。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生性洒脱不羁，不愿受刻板的课堂规矩束缚，半年后退学，又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二十岁那年，考取了湖南第一师范，认识了杨昌济、徐特立等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但他仍然是个具有反叛性格的“特殊学生”，学习以自修和选修社会科学为主，对自然科学一点不感兴趣。前期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曾手抄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但他更喜欢参加社会活动，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被大家誉为“时事通”。他还创办过工人夜校，热心为失学工友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时，他带领同学们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以双关语谑称他为“毛奇”。他还喜欢漫游，搞社会调查。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的方式，不费一文钱，与好友周游了洞庭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创办了新民学会，在日记中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誓言。

　　记得李大钊当时就很震惊他的胆魄和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称赞他是湖南学生中的杰出领袖，已经具备了干大事业的良好素质。

　　师生分手的时间终于到 当他随李大钊走进办公室时，李大钊意味深长地捧出早已备好的三本书，作为临别时的赠礼。

　　他激动地将手在长衫上擦了一下，接了过来。见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共产党宣言》节译本，还有一本是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

　　感情丰富的毛泽东顿时激情澎湃，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望着这位思想导师，感激地说：

　　“在北大我有两大收获，一是认识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先生，并通过您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二是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才干。这对我将来的人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

　　当他走出北大红楼，即将离开这新文化运动的腹地时，天上飘来迷濛的细雨。他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潜在的诗人气质，使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大舞台。走向一条职业革命家的崎岖之路。他再一次取消了出洋的打算，情急急地想赶回湖南，去实现自己的许多非常实际的构想。

　　　　　　　　　　　　　　　　　 8

　　当巴黎和会正进入艰苦的幕后外交和拉锯战时，北京学界却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林、蔡大战”。起因当然还是那位老朽林琴南，他又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那篇《致蔡鹤卿太史书》。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大直接进攻。而这份由安福系政客操纵的报纸，在登出林氏公开信同时，又加刊一则《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现状》的报道。说北大自从蔡元培当头后，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称他们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攻击新派的主张怪诞不经，无异于洪水猛兽云云。

　　历史决定了蔡元培必须无法回避地走向前台公开应战。

　　自上午开始，校长室里的来访者就络绎不绝。有同情的，有愤懑的，也有打圆场安慰几句的。直到学士居的小伙计，送来几样素菜时，耳根边才清静下来。他有些累了，拿出锡制酒壶，想独自喝上几盅。正在这时，陈独秀又领着钱玄同和刘半农闯了进来。

　　陈独秀橹起衣袖，手指着他的两位哼哈二将，袒露出一种草莽之气：

　　“蔡先生，想不到那位老朽还敢叫板。这事你不要管了，由我们几位帮你做掉他！”

　　刘半农也跃跃欲试，又想玩一回“双簧戏”过把瘾似的说：

　　“不是吹，写这种文字，只要我和玄同联手，真可谓天下无敌手也！”

　　蔡元培无奈地放下酒杯，客气地请三人入座，深思熟虑地说：

　　“既然由我而发，还是让我来回答吧。他信中的语气还算客气，我完全有把握说服他。”

　　钱玄同见他要摆出一副坐而论道的学究姿态，不禁着急起来：

　　“蔡先生，你别看他一口一声太史公，可他以清室举人自居，声称至死不改其操。还攻击宣传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并挖苦说，像这样，天津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做国文教授 语言手段均卑劣之极，对这种文痞，惟有痛斥一法！”

　　蔡元培无奈地摆摆手，解释道：“各人都有各人的论战方法，但对我来说，辱骂和讽刺可能并不适宜呀！”

　　三位好斗之士终于走了，他也酒兴索然。干脆闭门谢客，伏案沉思，提笔一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他不仅是在回答林琴南的挑战，也是在回答几年来社会上各种旧势力对他和北大的攻击。在这封长信中，他一反林氏诬蔑谩骂的手法，以一贯来的谦和婉转而理足气刚的语句，逐条批驳林氏的攻击，并不时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林琴南进行反击。重申了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维护新文化运动的鲜明主张。

　　蔡的文章很快在《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在京城各界广为流传。

　　这天上午，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内，教授们正在议论此事。为人厚道的马幼渔感叹地对沈尹默和马叙伦说：

　　“蔡先生不愧为煌煌大德，连论战也以理服人，绝不以势压人。这篇大作，我建议编入文科教材，流芳百世，以正人心。”

　　沈尹默看了也连声叫绝，举起报纸说：“蔡先生还不愧是位雄辩家，你林野不是说北大‘覆孔孟，铲伦常’ 且看蔡先生如何教训他。”

　　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好像平时在课堂上讲唐诗，引来了众人的兴趣。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

　　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日模范文，日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

　　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

　　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

　　文言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

　　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

　　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

　　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

　　《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软？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

　　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

　　《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

　　狄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

　　所译，高出于原本乎？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

　　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

　　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

　　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即其所

　　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

　　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宽于《水浒》、红楼之作

　　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

　　沈尹默读得喉干舌燥，众人却听得扼腕赞叹。正当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时，忽听见门口传来一声怪叫：

　　“林琴南这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元培？我说他乱伦是有证据的，一是翻译《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公开宣扬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二是一区区举人，竟敢教训堂堂进士，这世道还有王法 我要亲手动笔帮蔡元培治治他，因为我也是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

　　众教授先是一愣，随即爆出一阵哄笑。辜鸿铭拖着长辫子刚跨出门，闻声又返回来瞪大眼睛说：

　　“我老辜说话从来算数，我现在就赶回去做文章。因为蔡元培在信中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刘师培正与黄侃在家谈经学，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 他望着满地的药罐，哀叹自己天不假年，真快沦落到穷经皓首的境地 他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询于黄侃。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说：

　　“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

　　黄侃这些天已完全以弟子自居，所以想笑也不敢笑。在当时的北大文科教员里，如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辜鸿铭应是第二。在他看来，这位国学大师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规矩，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而辜的字也是随意缺笔少点，正与刘的妄加速笔有异曲同工之妙。黄侃想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大实话：

　　“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

　　正在这时，何震面色惊慌地送来了几天的《公言报》，里面正好有林琴南和蔡元培的长信。刘师培一看林琴南将自己和黄侃说成《国故》月刊的总后台，北大旧派的总代表，不禁大惊失色。而蔡却在回信中为自己解脱，说他从不在课堂上讲复辟之事，又觉得无地自容。这如何是好 他急得虚火攻心，又剧烈地咳嗽起来。按黄侃的性格，本来是要帮林琴南叫骂一顿的。但见师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乱起来，又惟恐他急坏了身子，忙好声劝慰道：

　　“既然刘师不愿抛头露面，那就给报馆写个声明得 ”

　　“对！对！写个声明，我马上写。”刘师培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飞快地进了书房，给《公言报》写了封声明函：

　　　　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想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

　　席，然抱病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

　　《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

　　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

　　当林琴南在寓所捧读登载蔡氏长信的报纸时，张厚载原以为他会暴跳如雷，一直小心翼翼地在旁侍候。没想到老先生看了却喟然长叹，先自己泄了元气。

　　他闭目沉思良久，觉得心头之气已消去大半。一是对方很给自己面子，开口我公，闭口我公，晓之以理，动之于情，真是谦谦有圣贤之仪也。二是对方尽管站在新派一边，但答辩却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从无半点胡搅乱缠的学霸气。而且，就是在答辩的同时，仍不忘旧谊，又主动来函请他和梁任公、章太炎一起为明遗老刘应秋文集作序，真是让他有点受宠若惊

　　林琴南终于长吁了一声，打算开始收兵

　　“蔡公不愧为仁义之人呵！”

　　他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弟子，苦笑地关照道：

　　“那篇小说就不用发了！”

　　“琴师，我已送《新申报》，今天都开始连载 ”

　　林琴南嗔怒地瞥来一眼，又仿佛看到那铺天盖地的声讨文章。他终于哀叹了一声：

　　“为师老啦！有点乏 唉！大难临头了！”

　　张厚载又想到了徐树铮，还要为他鼓劲。

　　没想到林琴南却说：“又铮来过了，说巴黎和谈可能对政府不利。还要老夫少去惹北大这只马蜂窝呢。”

　　张厚载这才有点慌乱起来，但他不愧是位敢作敢为的人，凭着少年气盛说：

　　“我给蔡元培去封函，就说一切都是我干的，与琴师无关。”

　　当蔡元培收到张厚载的来信时，案头正放着刊登这位学生造谣文章的《神州日报》，还有林琴南的那篇《妖梦》。他真有点被气坏了，痛苦地用手抵住隐隐发痛的胃，额角渗出豆粒大的冷汗。他毕竟是东方人，可是在林琴南的笔下，他居然成了一种叫元绪的大龟。更可鄙的是这位充当内奸，无事生非的学生，不但在信函中直认不讳，还张狂地问他此时有何感想，还油滑气十足地务恳先生将意见与态度赐示呢。难道自己真被钱玄同说准 他苦恼地提起笔，先给《神州日报》写了封要求澄清事实真相的函。

　　写完复函，他又想到了那位张厚载。是叫来训斥一顿，还是任其自然，不予理睬？他觉得这些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位上海青浦人，对旧戏颇有研究，笔杆子也着实厉害。引导的好，应是一块好材料。他想起了自己平时的一句名言：“没有坏的学生，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又叹息了一声，提起笔，语重心长地给这位被林琴南教坏的学生写起信来：

　　　　得书，如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

　　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

　　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见爱护母校之

　　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

　　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

　　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然后，大声地叫来范文澜，请他尽快发出。他正想歇口气，一位预料不到的客人出现 辜鸿铭正穿着一身簇新的马褂，让罗家伦领着，恭恭敬敬地进门拜访。这可是难得的稀客呀，蔡元培忙起身相迎。只见辜老先生滑稽地行了个大揖，然后一本正经地从衣袖里摸出一份文稿，递了过来。

　　蔡元培打开一看，真是有点哭笑不得 这篇题为《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署名为冬烘先生。对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突发奇论地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大功臣也。在这国学发发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这位冬烘先生还举例说明，就像打蛔虫，如饮以杀虫之药，又恐伤病者元气。不如以极臭秽之物，使病者饱进，则病者胸中之虫，群起而争食，如此，势必至病者五内作恶，尽积秽而哇之，其病从此霍然而愈。最后老先生呜呼道：“我故曰鹤卿先生别具苦心，不得已用此以毒攻毒之妙剂也。噫，此岂林琴南辈迂儒所能料及哉！”

　　见蔡元培面露笑容，辜鸿铭又中气十足地说：

　　“此文由你随便处置，我本想上门痛斥林琴南，又恐伤了身份。这样吧，尽管平日我极鄙视刘申叔当年为人，但这次一定正告他和黄季刚。在北大，只要我等不动，谁敢呼应林琴南？”

　　他见蔡元培异常感动，又得意地指着两位学生教训道：

　　“还记得我当初的话 这世界上只有两位好人，我不帮蔡元培，谁帮？”

　　“林、蔡大战”终于因那篇《妖梦》又搞得舆论哗然。各地报纸纷纷谴责林琴南，挖苦他竟堕落到学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 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他终于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不得已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骂人的错处。为此，陈独秀还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随感录《林琴南很可佩服》，向这位知道认错的先生表示敬意呢。但那位迷不知返的造谣学生张厚载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由于一意孤行，引起学生众怒，终于在三月底由校方刊出布告令其退学。

　　想不到在军阀势力重压下的北京，这场由“林、蔡大战”引发的新旧思潮的激战，居然会以新派的胜利而告终。

　　　　　　　　　　　　　　　　　 9

　　梁启超注定要当一回二十世纪的民族英雄，他没有错过历史给他的最后一次机遇，他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明星。

　　当他和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一行，揣着一腔美好的梦幻，在海上孤寂而缓慢的航行中漂泊到巴黎时，想不到举世瞩目的战后和平会议，早在一月前就在华贵的凡尔赛宫隆重开幕

　　他一下码头，就四处奔走，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角色。他先是吃惊于这次会议的规模，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共约一千余人参加了大会。后又惊叹各国关注会议的热情，由于这次将讨论如何分享战争带来的各种实际利益，各国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美国总统威尔逊亲自出马，代表团的顾问及工作人员竟多达一千三百余人。而日本更是作了充分准备，起用曾任日本首相的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担任首席全权代表。英、法等国就不用说了，反正巴黎所有的大小饭店都人满为患。而值得讽刺的是一个泱泱东方大国，一个想通过外交周旋收回德国被占领土的中国，居然派出了一个超小型的代表团，还有梁启超那个栅栅来迟的六人观察团。

　　梁启超匆匆赶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饭店。见陆征祥爱理不理，一副支支吾吾的应付样子，便去找驻美专使顾维钧。他对这个团的办事能力本来就不抱希望。惟一看好的就是这位既精明强悍精通西洋事务，又有正义感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见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到了，顿时双眼放光，异常兴奋。见周围人多嘴杂，便相约去一家咖啡馆密谈。

　　巴黎的夜灯红酒绿，大约又碰上了什么喜庆的日子，人们正沉浸在狂欢之中。而两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却在一种嘈杂的氛围里，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顾维约长叹了一声，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透露出积压多日的苦衷：

　　“会议开幕后的第十天，我才轮到代表中国政府作了长篇发言。我严正指出中国在对德宣战后，既已声明废止中、德间一切约章，胶州租借条约原系德国以武力强行索得，自当废除。而且条约中也有明文规定，德国不得将此项特权转让给其它国家；因而日本不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益。”

　　梁启超赞许地点点头：“你说的很有见地。”

　　顾维钧苦恼地垂下脑袋，说：“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个早已预谋好的命运已在等待我们。”

　　梁启超惊愕地抬起头，听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不祥之音——

　　“由于北洋政府在去年9月就和日本政府为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款问题秘密议定了《山东问题换文》，规定了日本享有在山东筑路，在青岛和济南驻军等一系列权利。所以日本以此为依据，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向欧美各国进行了充分的外交疏通。这就使中国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我们提出的要求受到了蔑视，山东问题一直拖到第14次会议才提出来讨论呢。”

　　梁启超终于愤怒了，愤怒于他曾寄予希望并为其忠心服务过的段氏政权，更愤怒于中国政府的这次外交政策。他“砰”地一拍桌子，责问道：

　　“你们来之前政府是如何交底的？陆征祥身为外交总长，怎会一无所知 ”

　　顾维钧的眼眶里突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委屈地说：

　　“我是到巴黎才明白，除陆征祥一人外，我们全被蒙在鼓里 段祺瑞的态度是，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失败，不许成功。而徐世昌呢，因刚上台又没参与私订密约，所以他的想法是能扳回多少算多少，只要将损失缩小到最少就可以回去交差 所以这些天陆征祥整日吃喝玩乐，非常轻松。梁任公，国之安危，现在只有寄希望于你我二人了！”

　　梁启超突然觉得五雷劈顶，眼冒金星，整个世界都疯狂地倒旋起来。他气喘吁吁地扳紧桌子一角，才没摔倒在地。刚痊愈的肺炎又因剧烈的干咳，呕出一大口血痰。想不到自己生不逢时，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将要压在一介书生羸弱的肩上，顿时哀情大恸，与顾维钧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法国人以为碰到了疯子，忙四处躲避。

　　梁启超一回旅社就开始发烧咯血，他已顾不得身体 慌忙叫来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商量对策。最后决定一是尽快致电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和蔡元培等人，利用舆论压力，谴责政府私订密约，出卖主权的罪行。二是借用梁启超的国际影响，竭尽全力对英、美、法等国开展外交攻势，力争挽回败局。

　　蒋百里不愧是位军事战略家，他悲枪地譬喻道：

　　“我们好像是一支已被统帅部出卖的军队，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巴黎将导火线引向国内，借用民间的力量点燃火种，逼迫敌方投降。”

　　丁文江这位留英回国的第一代著名地质学家，一生主张用科学精神做行动的巨人。他已应蔡元培邀请，加盟筹建了北大地质学研究所。他不无感叹地说：

　　“我们真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唉！这些年军阀政府忙于争权夺利，穷兵黩武，惟一做的好事是，放松了对大学和报刊的控制。以我之见，汪、林等下台官僚包括中国的工商界，根本没有力量给安福国会施加压力。惟一的希望就是蔡元培的北大，那里有一群思想自由容易激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更有几千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才是我们要点燃的火种！”

　　梁启超闻言大悦，连夜带病起草电文，拍发给国内。此电迅速在上海《申报》发表，国人大惊。从此国内的爱国力量，一直与梁启超频繁联络，始终保持着行动的高度一致。

　　梁启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以二十年前那场维新运动领袖的巨大影响，以其“善辩”的外交魅力，很快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和各国代表团之间争相追逐的政治明星。在众多法国名士中，他最感得意的是见到了十年来梦寐已久的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新派哲学巨子拍格森，一位是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他特别喜欢同法国学者打交道，有约必赴，甚至与丁文江戏言道：“如果再停留半年，恐怕全巴黎的书呆子都要成为我的知己 ”

　　而那位美国国务卿蓝辛，甚至被他的肺腑之言打动 突然在大会上提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先移交协约国，表现出反对日本吞并山东的倾向。日本政府闻讯急了，慌忙拿出在1917年签订的《英日秘密协定》和《蓝辛——石井协定》胁迫英、美。并严厉训令其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如果再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要求，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

　　一天晚上，这位被梁启超的穿梭外交逼得精疲力尽的老人不无感叹地说：

　　“这位梁任公一人之攻势，不亚于十万雄师呵！”

　　而最令梁启超感动的还是那封由蔡元培领衔拍来为他辟谣的通电。屈指算来，二十年前活跃政坛和思想界的风流人物，已所剩无几 当他扶病在榻前反复诵读时，眼眶里满噙着晶莹的泪花。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

　　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仍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

　　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问题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

　　极动各国视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

　　　　　　　　　　　　　　　　　 10

　　蔡元培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未眠，还是无法接受一个严酷的现实——

　　陈独秀居然在他手里下台了！

　　但是，陈独秀确实是在他手里下台

　　就在昨天，清明节刚过后的第三天，在他主持的各教授会主任会议上，决定提前实行三月初评议会通过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将文理两科合并，从十一位教授会主任中推选一名教务长，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任期为一年。投票结果，马寅初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陈独秀随同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自然辞职，由学校改聘为教授。

　　虽然对外也有公开的理由，一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假南归，因此提前变动了内部机构。二是废除学长制是教学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迟早的事。按蔡元培当初的设想，第一步先采取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取代过去的学监。第二步改革，就想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机构。一是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的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决策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二是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教授会主任组成，推选教务长一人负责。三是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想真正保证教授治校。按蔡元培平时的说法，只要学校内部的制度完备了，就是谁来当校长，都不能搞个人专制。即使像德国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成问题 这些仲甫平时都是赞成的，而且三月初的那次评议会他也亲自参加了，对迟早要废除学长一职应该有思想准备。

　　但是，蔡元培扪心自问，仍然无法回答这个严峻的问题。为何要提前采取措施 按原定计划是要暑期后实行的。他还为此痛斥过那位张厚载，并要求在《神州日报》上辟谣呢。

　　他痛苦地更衣起床，怕吵醒了黄仲玉，悄悄地步入书房。窗外天色未明，正下着濛濛的细雨。他在叹息中又想起了三月下旬的那个晚上，准确地说，是3月26日的晚上。那是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博士的客厅里，这是一间西式风格的屋子，墙上悬挂着一张油画。一侧是两张旧式单人沙发，呈八字形分开。蔡元培和汤尔和就坐在沙发上，好像是一对判官。对面是一张雕花圆桌，两把椅子上坐着沈尹默和马叙伦，犹如那带点阴森气的牛头马面。在吊灯昏暗的光线下，蔡元培看上去非常疲倦，靠不停地喝浓茶强提起精神。

　　北京的空气越来越恶劣了，北洋政府已开始不安，开始对他和北大恫吓和施加压力。前几天，徐世昌亲自召见了他。今天，这位大总统又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要北大停止越轨行为。傅增湘也是翰林出身，只能无奈地写信规劝几句。他自己心情不好，就请傅斯年代为执笔回了封语气委婉的信应付了事。今夜，汤尔和出面请他来，就是想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

　　汤尔和知道他不想撤换陈独秀，但仍苦口婆心地极力劝说：

　　“孑民兄，现在陈独秀已成众矢之的，成了关系北大存亡的矛盾焦点。我看还是趁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线之机，免去他职务算 此人对北大有过功，但也有过。为人实在太霸道，去年五月，居然连我也敢在《新青年》上随意乱骂。唉！我们也是从大局出发建议呀。总不能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牺牲整个北大，牺牲整个北方读书人赖以生存的机关。孑民兄，我们可为多年老友了，按目前的时局，要想实现你教育救国的宏愿，只有这一步棋 我们若解聘了陈独秀，对胡适之也是个制约。这两个皖人，一唱一和，北大在社会上的诸多是非，都与他们的闹腾有关哩。”

　　见蔡元培一直板着脸，沈尹默和马叙伦也不敢插话。但是很明显，他俩的态度是和汤尔和一路的。在当时的北大，汤尔和与沈尹默，是被众人公认的谋客。蔡元培平时对他们言听计从，这已不成什么秘密

　　可是今天，任凭汤尔和软硬兼施磨了几个钟头，蔡元培仍不表态。最后他绷着脸站了起来，有点意气用事地说：

　　“谢谢诸位的好心，但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负重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陈、胡二人毫不相干。况且，我年初还和玄同说过，驱逐陈仲甫，除非‘上谕’将我革职。我不能为了迎合外人的心，而做让林琴南之流高兴的事。”

　　沈尹默总是在关键时候插话。他举起几份报纸说：

　　“光是凭旧派的谣言，当然不是解聘仲甫的理由。只怪这位先生太不检点，被人抓住了把柄。看今天的报纸，又在传他有嫖娼之事。还说他因争风吃醋，抓坏妓女的私处呢。倘若再让他任文科学长，大学不斯文扫地了 ”

　　蔡元培记得自己冷冷地盯了这位“鬼谷子”一眼，反问道：

　　“你就这么相信报上的谣传？你亲眼见过 ”

　　马叙伦见沈尹默窘住了，突然站起来证明道：

　　“我们虽然没见过，但一次仲甫酒后私下言谈时曾吹过牛。说他去逛过八大胡同，还说北京的妓女比上海有味多 ”

　　“夷初、尹默说得极是。记得去年此公还参加了进德会，该会不是有‘不嫖之戒’ ——‘

　　汤尔和得意地眯起眼睛，一会儿瞅瞅沈尹默，一会儿又瞅瞅马叙伦。

　　沈尹默连忙附和道：“有！有！进德会基本三戒是：不嫖、不赌、不娶妻，不嫖首当其冲呢！”

　　见蔡元培沉默不语，汤尔和又紧逼了一句：

　　“‘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孑民兄，这话可是你说的呀！陈独秀私德太坏，这是我和尹默、夷初当初没有想到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极力向你推荐。唉2事到如今，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呢。”

　　汤尔和的话真正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微微蹙紧了眉，脸色已开始发青。好半晌，才说：

　　“现在张厚载正造谣说陈独秀已被辞职，我如果辞掉他，不正证明了张的谣言是原本不错的 ”

　　沈尹默见他口气有所松动，连忙接住话茬子说：

　　“校长过虑了，张是说他去职后到了天津，实际情况是北大调整制度，不设学长，仲甫他是体面下台，不同于辞职。何况正在出国的理科学长夏元琛和代理学长秦汾也同时免去，更是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台阶。再说他不当学长，还可聘为教授，这也不同于张的流言呀！”

　　三个人的轮番进攻将他的心彻底搅乱了，他敦厚朴实的脸上满是凄苦、抑郁的表情。攻击陈独秀私德，确实是最令他头痛的事。林琴南等人的攻击并不可怕，这是学理之争。陈、胡、钱、刘四支大笔足可抵御各方进攻，自己也可披甲上阵，况且还有李大钊、豫才和傅斯年又在一旁助威。可是私德？嗳！讨厌的私德呵！

　　那天三人告辞出门时，已是深夜 弯弯的下弦月不时地穿出云层，给静寂无声的北京医专校园抹上了一层神秘的凉意。可是就在第二天，校园内外就传开了陈独秀将被解职的话。胡适甚至听说了汤宅密谈之事，跑来为陈独秀大鸣不平。他不好意思将账记在蔡元培身上，只能怨汤尔和听信谣传，怪沈尹默和马叙伦在背后捣鬼。

　　现在想想自己确实有点浑，不！简直浑透 大约是前天吧，沈尹默听说仲甫快要回京，马上跑来催他快开会造成既成事实。还说全北京都传遍了，长痛不如短痛算 自己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将此事提前了，连招呼都忘了跟仲甫打一声。唉！仲甫回校后会怎样伤心

　　他又想起当年三顾小旅社请仲甫出山的情景。想起了仲甫为辅佐自己，为北大的今天付出的心血和遭受的压力。真是肝胆欲碎，愧疚地独自流起泪来。

　　他决定亲自上门去向仲甫解释赂罪，挽留他先接受聘约，给假一年，在下学年开一门宋史新课。只要一有机会，只要对方愿意，他还可以设计一些新的职务，譬如聘请他出任总务长之类的等等。

　　三天以后，南行而归的陈独秀碰巧在回寓所途中遇到了汤尔和与沈尹默。陈独秀怒目而视，脸色极其可怖。两人见不是滋味，只得匆匆低头而过。而胡适反应最为敏感，他不无担忧地对傅斯年说：

　　“仲甫的性格是一受压就要反抗，我担心他从此因怨恨将更加激烈，大谈而特谈政治 ”

　　他匆匆跑去安慰和挽留这位当初请他来北大的兄长。陈独秀虽然也把账记在汤尔和等人身上，但对蔡元培听信流言也感到窝囊。他面容沮丧地说：

　　“走是迟早的事，当初老蔡请我来，我说过先干三个月试试，想不到这一干就快三年 只是现在废去职务，让林琴南一班人看了笑话。所以这次不是我丢面子，而是整个新文化运动丢尽了面子。”

　　说着说着，这位刚强的汉子心头一酸，委屈地侧过脑袋，落下几滴热泪。

　　果然，没过几天，当胡适翻开《每周评论》第十八号时，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激昂地写道——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

　　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胡适记得不久前陈独秀自己就骂过，好像是在第四号的《每周评论》上。好像陈独秀说过“十月革命，是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云云。

　　看来他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进行战斗 胡适倒吸了一口凉气，可他马上就要去上海 杜威夫妇应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蒋梦麟等的邀请，将于4月30日来华讲学，而且要在中国停留两年。正像陈独秀对李大钊说的那样，胡适是不甘寂寞的，他这次请来杜威就带有预谋性，他的本意是想借杜威来宣扬实验主义的哲学，为自己在中国学界争得一席地位。同时，打击梁启超的研究系。研究系在当时被视为落伍的守旧派，同时又因与北洋政府瓜葛大多，名声不太好听。但是凭借梁启超的声望、才学和多年的努力，他的门人早已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胡适一心要作圣，必然想先扳倒这块拦路的老石头。

　　　　　　　　　　　　　　　　　 11

　　巴黎的列强们终于扔掉了威尔逊的和平橄榄枝，露出了坐地分赃的本意。梁启超殚尽心血，仍无力回天，以一纸电文，告急于他的四万万同胞：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

　　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

　　决心。

　　外交危急！国事危急！！民族危急！！！

　　徐世昌大总统的特聘顾问，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先生，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沉痛宣止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

　　于是，身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紧急召集林长民、蔡元培等名流商量对策。众人悲愤地听着他的叙述，真是忧心如焚

　　由于日本代表以拒签和约，退出和会相要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担心和会陷入困境，先劝说威尔逊总统对日本让步。威尔逊出于利用日军在远东反对苏俄的考虑，同意了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无理要求。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就山东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德国权利移交日本。梁启超深表愤慨，立即将有关事实公诸报端，美国舆论大哗。上议院为此展开论战，甚至扬言与日本宣战也在所不惜。威尔逊特为此事赶回了华盛顿，亲自向议会作解释才算通过。梁启超见此计不成，又在参加各国政要及新闻界著名人士的宴会上，即席发表演讲，激愤地警告出卖公理的列强们：

　　“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国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就是和平公敌！”

　　今天是5月1日，这些平时温文儒雅的名宿，听说陆征祥已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竟群情激奋地挥舞起老拳，当即以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陆征祥：

　　　　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他觉得再开这种会已毫无意义。就缓缓地起立，坚毅地说：

　　“我要先回北大了，现在挽救危局的惟一希望，只有靠学生 ”

　　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又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蔡元培想起去见陈独秀时，这位当初称威尔逊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这位光讲空话的“威大炮” 两人避开敏感的话题，陈独秀表示要在《每周评论》上专做火药味很浓的鼓动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爱国行动。

　　第二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开了各位班长和学生代表会议。新潮社、《国民月刊》社的骨干也都来了，约一百多号人。他想起当年和仲甫一起给这些人开会的情景。当时是为了创办学术研究团体，为了能更好地读书。而如今举国上下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一想到这儿，他悲哀地望着学生们，嗓音嘶哑地说：

　　“同学们！我不得不沉痛宣布——我们的国家眼看要亡了！我国的军阀政府，用出卖我们的主权换来的枪炮，武装了各自的军队，对外却不敢保护自己的国土和人民。而对内呢，却内战不息，寸土不让。最近的南北和议，就是个南北军阀分赃，缩小了的‘凡尔赛会议’。同学们，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我不得不吁请大家放下书本，用各自的方法行动起来！大家知道我平时不太主张学生上街游行，因为学生的天职是为国求学。可是今天，我们的当权者已利令智昏，决意孤行 这个世道实在太黑暗了，拯救国家的希望，干涉政治的责任，也只好落在青年学生身上 要靠我们发扬自古以来‘伏阙上书’的真精神，去唤醒民众和舆论，以强大的压力阻止政府签约 同学们！你们理解我 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校长，要逼自己对学生说出这些话，内心是多么地……悲……愤……啊……”

　　他说到这里，眼泪哗哗地从双颊滴落下来。同学们望着这位一心想教育救国的理想家，那番不得已而发的慷慨陈词，也感动得无语凝噎。大家目送着敬爱的蔡校长走出会场后，立即商议起各种行动方案。

　　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成为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当时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傅斯年、许德珩、段锡朋还给大家分了工，确保这次声势浩大的活动忙而不乱。

　　但是局势的发展又将蔡元培逼紧了一步。那天的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决定拒绝签约。汪大燮和林长民还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自送到徐世昌手里，徐阅后就交给国务院拍发。可谁也没有料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国务院电报处有一位是林长民的同乡，获悉后连夜潜至林府。林长民急得一夜未眠，凌晨就赶到外交委员会报告，汪大燮一伙老先生虽急得七窍冒烟，团团乱转，却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再也无计可施 还亏得一位叫叶景莘的干事提醒：

　　“北大学生不正在发动学潮 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

　　汪大燮这才大梦初醒，慌忙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宅求援。

　　蔡元培刚从北大回来，他今天专门召开了北大教职员会议，商议如何对待学生的爱国行动。教授们愤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这帮人平时对北大的敌视，一致主张对学生的任何行动不加阻拦。李大钊和马叙伦还挥动着手臂激动表示，将一起上街示威，誓与学生同进退。蔡元培当即向学生代表狄福鼎讲清了校方的态度。

　　“看来我们的行动要提前了！”蔡元培双颊微红，已成了一头被激怒的老狮子。一听完汪大燮的话，就给北大打起电话。通知学生代表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速来他家中开会。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却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许德珩昨天下午一听说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先在西斋饭厅开了个紧急会议。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拼死一搏！”大家激动得眼里快冒出火花来

　　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吧，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从这里拉开了动人魂魄的帷幕。

　　5月3日晚上的北大法科讲堂，庄严、肃穆。全校一千多位学生静静地集队涌入会场，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情况。邵飘萍已于去年十月在南城珠巢街独立创办了这份报纸，了却了多年心愿。还在《京报》创办当天，在编辑部提笔挥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以此自勉。今天，见他沉痛而激昂地向与会者大声疾呼道：

　　“同学们！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中华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 北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把北京各校的同学全部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会场里沸腾了！紧接着上台发言的还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令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大会当场推举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罗家伦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并鼓掌通过了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四、定于明天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为了筹备这次游行示威的经费，由傅斯年带头，学生们排起长长的队伍，依次将身上所带的银元、铜板、戒指、手表、钢笔等钱物，纷纷掷到台上的捐赠箱里。

　　当各校代表匆匆赶回去准备后，大会还在继续，同学们开始了自由发言。一位山东学生提议，要求惩治当初出卖主权，帮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那位经手各项卖国性借款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场上掌声和欢呼声同时爆响，表示出极端的赞成。

　　又有人站起来说，章宗祥这次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时，中国留日学生手举白旗送丧似地跟着他，白旗丢了一车厢，把他的小老婆都给吓哭 我们为何不对他们三位也来一下 就是说，把白旗送到他们家里去。大家又一致同意给卖国贼送白旗 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撑蚊帐的竹竿和白床单做起了旗子。长竹竿上大旗，短竹竿上小旗子。到天亮时，几乎每一位北大学生手里都有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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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场八十年前由蔡元培直接引发的爱国学生运动，已随岁月的流逝，与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参与者一起，化成耀眼而又黯淡的星辰。在寒夜星空中，凸现出先驱者苦难的精神历程。八十年 对于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似乎是太长 当我们今天想重新凭吊和叙述当年那个如火如荼的故事时，发现它早已由于遗忘而变得扑朔迷离，呈现出多种复杂的阐述性。或者说是一个故事的几种说法。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那位风云一时最终老死国外的张国焘先生，在生前作了不同于常人的回忆。他说那天午后，学生队伍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阻 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的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了，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还说其他的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烦，发出了“嘘！嘘”的吵嚷和怒骂声。看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忙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了，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

　　张国焘的记述与蔡元培一贯所持的态度颇为相符，应该说有很强的可信性。再说面对当时的军阀政府，身为大学校长的他装装样子出来说几句场面话，也未尝不可，亦无伤大雅。

　　但是，蔡元培本人与多数的参与者，在事后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记述。那天他到校后，先布置总务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写标语的纸张。见队伍最前列学生高举的那条“国立北京大学”横幅的竹竿太短，又叫学生来校长室前院子里砍了几根大的竹子，换了上去。然后，就接到了教育总长傅增湘的电话。他告诉蔡元培，北洋政府刚召开紧急会议，商量阻止学生行动。有主张镇压的，有主张驱散的，也有主张独办蔡元培的，吵吵闹闹搞得钱能训总理左右为难。而警察总监吴炳湘和警备司令段芝贵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把他这位软弱的教育总长训斥了一顿，令其快回去阻拦。他只得战战兢兢的在电话里请老朋友帮忙，请他快召回学生，请他马上到教育部商量善后问题。

　　蔡元培只冷冷地进出一句话：“学生的爱国行动，我不忍制止。”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也根本没有去教育部。这一天，他整日没有离开学校，也整日没有进食。而教育部的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等人，却已在校门口阻拦学生队伍。经学生代表据理力争，方才冲破阻拦，整队出发。

　　三千多位北大和各校的学生终于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北大学生还在金水桥南边，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一副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这里也有一个典故，曹瞒即曹操，而章惇却是宋朝大臣，当时司马光视为祸国殃民的大奸。学生们顺手拈来影射曹汝霖和章宗祥。

　　天安门前还堂堂正正地悬挂着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

　　人群中的爱国情绪已到了沸点，慷慨激昂的演说声，悲愤激烈的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京城上空。大会通过了许德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随后又散发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爱国学生冲破了军警的阻挠，愤怒地喊出了一个饱受创伤的民族威武不屈的心声：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一片“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和约”的雄壮口号声中，奔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示威。

　　震天动地的吼叫声，吓坏了故宫里的那位小皇帝。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针对他的兵变呢，慌忙派出太监来门外窥探。而总统府里，徐世昌正在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公使设宴洗尘，作陪的还有钱能训和曹汝霖、陆宗舆等。这顿宴会吃得很不是滋味，门外不时传来数干学生要向美、英、法使馆请愿，向日本使馆示威的消息。吴炳湘也跑来转告曹、章、陆三位：

　　“学生的怨气很大，请诸位哲留公府，千万不要出府回家。”

　　段祺瑞的铁杆打手，警备司令段芝贵将军也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向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传达起“太上皇”欲开枪镇压的旨意。

　　钱能训为难地说：“政府已很被动，再发生流血事件，可能会引起国际公愤，巴黎和会将全盘皆输。”

　　徐世昌这位老官僚却很冷静，轻蔑地说：“芝泉还是留学德国的，怎么连一个起码的道理都不懂，按国际惯例，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敢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告诉他，与学生对抗的政府全是要垮台的，本总统还不想代人受过，遗臭万年呢片

　　段芝贵也不甘示弱，叫嚷道：“万一他们胡闹起来，政府不也会垮台吗！”

　　徐世昌不悦地放下筷子，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又口气强硬地布置道：

　　“可以抓但不可杀，可以捕但不可伤。去吧！”

　　见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公开化了，身为段祺瑞心腹的曹、章、陆三人面子上也很尴尬。屈指算来，从当初帮助老袁签订二十一条，到为段祺瑞全权办理“西原借款”，直至最后断送山东主权，反正这些年与日本的卖国条约，全是三位亲日派一手在前台大包大揽的。见宴会已不欢而散，曹汝霖和章宗祥先到钱能训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大约过了三点多钟，他们估计外面的军警足以保护自己，就驱车溜回曹宅去

　　那边的游行队伍已到了东交民巷，却被守卫租界的中外巡警阻拦，不许通过。见巡警们如临大敌般早已作好了准备，怒火顿时在青年胸中熊熊燃烧。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不能自由通行，没有卖国贼何至如此？忽然许德珩登高一呼：

　　“到赵家楼去，找卖国贼算账去！”

　　愤怒的学生们立即响应，由富贵街向北，穿过长安街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和章宗祥的汽车早已进了前赵家胡同二号，随后而来的还有丁士顺和一位日本人中江丑吉。曹的双亲和妻妾亦在家中。当时的赵家楼并没有楼房，它是一座东西两进的院子。西院临街的围墙较高，朱红色的大门朝南，门内迎面立着一个木影壁，这是一个中式的四合院。北屋正厅悬挂着日本天皇像，整齐地摆设着红木和紫檀的家具。东院，院北是一座西式平房，房前有一个花坛。这座院子临街的院墙较矮，东西两院有一月洞门相通。

　　正当曹汝霖与警察在商量如何防范学生掠扰时，忽听见院子外吼声震天，学生队伍已如潮水冲进了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一见墙头上摇动的旗帜和擂门声，吓得手脚冰凉，四肢发软，慌忙钻进了一间又脏又乱的贮藏室里。而章宗祥则惊慌得不知往哪躲，亏得一位仆人机灵，将他拉进一间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去

　　愤怒的学生面对林立的军警和紧闭的大门，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滚出来！”一边就挤上前去砸大门，与军警冲突起来。还有一些学生干脆用旗杆将临街房上的瓦捅下来，又将烂瓦狂扔进宅院。关键时还是北京高师的学生匡互生，一脚踩在同学肩头，挥拳打碎了大门旁左上角的一扇玻璃，纵身跳了进去。紧接着又从这窗口跳进五位同学。众人一用劲，就打开了大门，人流一拥而入。先听得一声巨响，门内的木影壁已推倒在地。

　　冲进去的学生一眼看到厅中高挂的天皇像，真是怒不可遏，将它摘下摔个粉碎。有的干脆将摆设的硬木家具抛到院子里，并抡起椅腿猛砸房内的古董瓷器。一边砸，还一边痛骂曹贼祸国自肥。一彪人马砸开了紧锁着的曹氏老婆的卧房，问她人在哪里？她骗学生说到总统府吃饭去 学生们就打开抽屉，搜查起信件。曹汝霖此时正藏在紧挨此房的贮藏室。外面的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以为就要破门而入 谁知学生们突然喊了一声，全部跑了出去。他才侥幸未被发现，但人已吓得失魂落魄，屁滚尿流 这时，有的学生又穿过月洞门进了东院，将曹的父母和小老婆押了出来。见盘问不出结果，就交给了警察。又愤怒地捣毁起一辆停放在正房阶前的汽车。

　　大约四点半光景，曹宅起火 关于起火的原因人多嘴杂，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大家找不到曹汝霖，就在他卧室点燃了绿色的罗帐。有的说在汽车房里找到了一桶汽油，大家喊着，烧掉这个贼窝吧，火就烧起来 有的说是北京高师的两位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盒，里面装有煤油。两人先将北房的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泼上煤油，低声说“放火”，霎时浓烟就冒起来 还有的说放火的就是匡互生，他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段锡朋阻止他说：“这事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火就熊熊烧起来

　　反正不管一个故事有几种说法，赵家楼的火确实烧起来 而且章宗祥被浓烟呛得受不住了，慌忙从锅炉房里逃了出来。一见他穿着黑色西装，学生们误以为抓住了曹汝霖，欢呼着一拥而上将他打翻在地。闻讯而来的日本人中江丑吉拼死钻进人群，将他连抱带拖，窜出后门，躲到曹宅东面的一个杂货店里。学生们哪里还肯放过他，又冲进店里抓住他的两只脚，拖到店门口。问他是谁，他死也不敢吭声。于是，又是一顿痛打。直打得满脸都是血和鸡蛋黄，好似刚从粪缸里爬出来一样。那位拼命护卫他的日本人，也逃不脱干系，也被学生一阵痛打，在地上哇哇地用日语求援。幸亏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太率领大批军警赶到，挥舞起木棍和指挥刀，才驱散了学生。

　　军警立即封锁了胡同口，捕住了还未来得及逃走的三十二名学生。消防队随即扑灭了曹宅的大火。只见东院房已全部烧光，西院也被烧得差不多 吴炳湘派人架着浑身瘫软的曹总长及其全家，躲进了六国饭店。又把章宗祥和那位打伤的日本人送往同仁医院治疗，才算暂时平息了一场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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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人虽在校长室，心却一直追随着游行队伍。先是听说赵家楼起火了，大批军警出动了，他的心也滋滋的被火焰灼烤出焦虑来。后又听说总算没有开枪弹压，学生们已平安回来了，那颗生生发痛的心又释放出欢悦。可是，当他最终听说以许德珩为首的三十二位学生已经槛车送监狱，其中北大学生就占了二十名，一颗超负荷的心终于进裂出血痕，只觉得眼睛一发黑，就一头跌倒在椅子里。

　　待他缓过气睁开眼睛时，又急着唤人去请来法律专家王宠惠商量对策。

　　如果说巴黎和会是导火线，那爱国学生的热血就是火种，而引爆这场大火的却是他那双看似羸弱却并不胆怯的手。正是他在关键时刻将消息捅给了学生，才导致这场原定于5月7日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提前 身为北大之父，一场最令人担心的流血事件总算避免 但一想到许德珩等学生正在军警的淫威下饱受煎熬时，他又痛苦地低垂下脑袋。他多么想替代这些孩子去承受苦难，他知道北大和军阀政府将从此势不两立。他们最仇视的其实并不是学生，而是他这位学生的总后台。他发誓不惜身家性命，也一定要救出全部学生。

　　当天晚上，北大全体学生齐集法科大礼堂，商讨营救方案。会场上群情激奋，议论纷纭。有主张去围攻国务院，打警察总监，把事情干脆闹大的。也有人主张全体赴警察厅交涉，不救出被捕同学决不回校。正在这时，忽闻有履声橐橐从门口传入，众目集视，原来是蔡校长来 他那安静、祥和、从容的态度，立刻让学生们稳定了下来。见他沉稳地走上讲台，用一种惯有的，冶颜温词对大家说：

　　“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

　　同学们原以为他会为纵火责怪大家，可蔡校长居然没有说。会场上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蔡元培一如冷峻的雕像，脸上布满愁容，一动不动地站着。待会场安静下来，他又平静地说道：

　　“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而是学校的问题。不只是学校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被捕的同学，我去保出来。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你们可以散会 ”

　　他刚说到这里，发现大门外有几个陌生的脑袋正朝里面窥探，知道是警察厅派来的暗探。他想起口袋里教育部刚刚送来的严禁学生游行集会的命令，又提高嗓音补充了一句：

　　“还希望听我一句话……从明夭起照常上课。”

　　他是怕学生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而刚才的大会早已作出决议，从明天起，北京各大专学校一律集体罢课。政府一天不放学生，罢课就一天不结束。

　　他又独自走出了会场，乘着那辆孙宝琦送的旧马车，消失在夜雾中。

　　他急于去拜访一个人。刚才他已联络了北京十四所高校的校长，定于明天下午在北大开会。打算成立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全力营救学生。而王宠惠也从法律方面提醒他，纵火事件已授之以炳，政府万一提交法庭审理将后患无穷。马车终于在一片宽敞的大宅院前停了下来，他像一位肩负特殊使命的独行侠，擂响了朱红色的大门。

　　他要找的正是孙宝倚，这位当年清政府的驻德公使，即是促成他1907年留学德国的恩公，也是段祺瑞平时最为敬重的长者之一。

　　闲居在家的孙老先生，在摆满古玩的客厅会见了这位小同乡。蔡元培开门见山，请求他对段氏说明学生的举动全出自爱国热情，希望能尽快释放。孙宝琦却深表犹豫，他深知那位“参战督办”的性格，觉得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心里实在不想卷入这场是非，怕丢了老面子，还遭人怨恨。

　　蔡元培见游说无望，双眼露出绝望的神情。因心中有气，性格中那股书生的呆劲终于发作开来。他既不开口，也不说走，只管自己独自一人呆坐在客厅里。老先生见他眼睛对着眼睛，成了斗鸡眼。人也像个木头人傻愣着不会动了，又从九点多一直坐到十二点多。知道再不表态，他会一直坐到天亮。终于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声，答应明天前去一试，连哄带劝地将他送出了门。

　　而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正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傍晚时他和傅斯年一回校，陈独秀就派人将他俩叫去了箭杆胡同。他听着两人绘声绘色的描述，好像自己也亲临其境了，连声不绝地大声叫好。见胡适去了上海，又俨然以新潮社导师的口气布置他们做这做那。还约罗家伦连夜写一篇稿，火药味一定要浓。罗家伦终于写完了这篇煌煌大作，他也由此暴得了大名。因为正是他的这篇《“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在中国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永恒的名词。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马车疲乏地回家时，北京城里又发生了一则新闻。虽然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了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还是有几位学生蒙过政府的耳目，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份电报。这电报就成了5月5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惟一新闻稿。

　　当中国教育会的蒋梦麟拿到报纸时，他正在吃早餐。他刚和胡适陪杜威夫妇从杭州游览回沪，一见北京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件，慌忙给胡适打起电话。而胡适也看见了报纸，正想找他商量呢。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中国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去三位卖国大员，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整个上海就这样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答复，但一直奋无消息。又是学生们首先不耐烦了，率先宣布罢课。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地上街演说，沿着南京路挨户劝说店家罢市。各店铺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纷纷把店门关起来 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

　　罢市风声迅速地蔓延开来，全上海的商店都关门 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最好笑的是正当租界的巡警束手无策时，却不知从哪涌来了一队童子军，代替巡警维持起街头秩序并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秩序，这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鲜稀奇之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呀，为何老百姓这么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

　　也就在5月5日下午，北京的十四所高等学校的校长聚会于北京大学，正式打出了“校长团”的旗号。以蔡元培为首的大学校长们终于大义凛然地走上了大街，以风萧萧兮一去不复还的气概，齐赴警察厅，找吴炳湘放人。

　　这位警察总监先被这批学界领袖的气势震住 他们一致认为：学生的爱国行动实为团体行动，学校行动，所以不能让被拘的少数学生负责，而应由各校校长负责。并表示愿以各校校长本身抵罪。如不答应条件，将率领全北京的教师集体罢教。而蔡元培更是推开众人，一马当先地挡在他们面前，神情决绝地说：

　　“鄙人是北大校长，愿负完全责任，愿以一人代学生向政府抵罪！”

　　吴炳湘倒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得借口说这次捕人是国务院的命令。如要释放，也非有院令不可呀，把球踢到上面去

　　校长们无奈，又集体来到教育部找傅增湘。不巧这位受气的总长因屡遭训斥刚提出辞呈，正好不在部里办公。校长们又吵吵闹闹地赶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没想到徐世昌和钱能训都托词拒绝会见。

　　但“校长团”集体请愿、保释学生的消息已传进了中南海，震动了北京的中外舆论。

　　校长们有所不知的是，那位国务总理钱能训其实正在里面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自昨日始，要求释放学生的电文已雪片般从四面八方飞来北京。上海三十三所大专学校联名表示，如再不放人，各校学生愿为后盾。而安徽省全体学生说得更绝，国耻日之前政府不放人，则全体无限期罢课。社会名流如江大燮、林长民、王宠惠等，也联名致函警察厅，威胁政府说，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北京学生和社会各界正酝酿召开国民大会，如酿成激变，后患将不堪设想

　　内阁紧急会议其实昨天就已经开了，只是一直没有好的对策。军阀们对这场学生运动真是恨之入骨，会议上关于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几乎为一致主张。那位警备司令段芝贵甚至说出“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的气话。而教育总长傅增湘倒不愧为一介书生，竟敢站出来反对解散大学，为蔡元培解释。他说：

　　“解散大学古今中外无此先例，蔡元培在学界地位不可动摇。如贸然将其撤职，学界将由此大乱。”

　　钱能训真是恼怒透顶了，大骂起傅增湘的糊涂。他刻薄地眯细眼反问这位老翰林：

　　“你说蔡元培做校长地位不可动摇，若蔡元培死了则又如何 ”

　　他怎能不怨恨这位蔡元培 本来他这届内阁碰上了巴黎和会，已发发可危，而蔡元培又鼓动学潮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真是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舆论和各界通电将他斥为镇压学生的刽子手，而刚才跑去向段祺瑞讨主意，又白受了一场冷遇。他说看来国耻纪念日已经逼近，闹事的学生也只能先放了再说吧。段祺瑞却冷冷地讽刺道：

　　“你们如果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枪镇压，甚至暗杀掉蔡元培，哪会造成今天的被动局面？告诉你，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付学潮只有一条对策：那就是凶、狠、快！”

　　更让钱能训沮丧的是，他已听说了段祺瑞正授意安福国会，借这次学潮来鼓动政期，进行倒阁活动。想派安福系头子王揖唐出面重新组阁 他终于恶狠狠地在心里咒了句：

　　“学潮！学潮，可鄙的学潮！你们每闹一次，中国就要倒台一届内阁！”

　　北京的全体学生又进一步发动了攻势，他们于5月6日，宣布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并将总部设在马神庙的北大二院，还在《会纲》中明确规定了：“至于全体者《即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由本会暂行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执行之。”

　　蔡元培见政府两天没放人，又焦虑地率校长们前去教育部。这次总算碰见了辞职未成的傅增湘。校长们请求他设法营救学生，他也一口答应斡旋。并悄悄向蔡元培透露了政府已有所松动的消息。要他们快去盯住吴炳湘，但警察厅可能会提出一些交换条件，先答应了再说吧，保人要紧！

　　蔡元培感叹地望着这位因自己遭受连累的朋友。他想起前不久的那场“林、蔡大战”后，林琴南的那位同乡张元奇，曾运动少数安福系议员，联名弹劾傅增湘，后终因不得人心没有成功。他动情地说：

　　“元培自来京后，幸亏遇上了你和静生两位总长，否则北大恐怕早已全军覆没 这次学生如能释放，元培一定辞职，再不敢惊扰大驾 ”

　　傅增湘也感慨地说：“弟也早已厌透了官场的空气，也想早日归隐书斋哟。”

　　于是，蔡元培又率众人连夜赶到警察厅。吴炳湘起先可能为了加大砝码，与蔡元培争辩甚久。最后，总算退了一步，提出了保释被捕学生的两个条件。条件倒还算可以接受，一是不准学生明天参加国民大会，二是各校学生明日起一律上课。

　　待蔡元培一行赶回北大时，已是夜里十点多钟 他安排诸位在校长室歇脚，先喝点茶水。接连几日的奔波和担惊受怕，可把校长们累垮 但想想明天就可救出学生了，又都来了精神。蔡元培一点不敢松劲，他知道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已箭拔弩张，一触即发。忙请人叫来罗家伦、方豪等北京学联负责人，想说服他们答应政府的交换条件。

　　方豪觉得不可思议，几天来的冲冲杀杀，他们一下成了能在全北京呼风唤雨的学生领袖，人也自然轻狂起来。见他口气很冲地说：

　　“这不太可能，昨天才决议罢课的，明天就要复课，我们办不到。”

　　罗家伦却挺明白地站在蔡校长一边，说：“校长们和吴炳湘达成谅解很不容易的，再说也不能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受罪呀。况且这次又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我看还是听蔡校长的吧。”

　　方豪他们又反问几位校长：“如果我们明天复了课，他们不放人，怎么办？”

　　校长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担保，再说吴炳湘也曾发过誓的，‘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生的儿子了’……”

　　大家扑哧一笑，都为这句话感到有面子 于是答应了明天复课。他们连夜分成五队人马，奔赴北京各大学校，不辞劳苦地去通知全体同学，复课了！复课了！

　　5月7日的北大校园里，春光格外明媚。接连数日的折腾，把人的情绪都搞没 谁都忘记了一个事实，春天早已来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马神庙老槐树充满生机的秀发里，春天在北河沿小燕子的尾巴里，春天在汉花园一丛丛丁香的骨朵里，春天在沙滩红楼师生们的笑声里。

　　门房老刘头一大早就领着校役们，将红楼文科后面的大操场打扫得纤尘不染。不一会儿被捕的学生娃就要回娘家了，蔡校长将领着全校师生在这里开欢迎大会呢。

　　师生们果然早早地来了，蔡元培今天像换了一个人，剃去了山羊胡子，清瘦的脸上洋溢出抑止不住的激动。他率领大家先去搬来许多长凳子，排成一列，供开会后与获释同学拍照时用。见约定时间快到，又和大家列队在红楼文科门外等候起来。上午十时左右，各校被捕学生终于乘六辆汽车回到北京大学。虽然只分开了三天，但是这三天里狱内狱外所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所以同学之间初一见面，彼此都十分激动，激动的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了，整个欢迎场面突然出现了静悄悄欲语无言的局面。许德珩在范文澜的陪同下，来到蔡校长面前。同学们因欢喜流出了眼泪，又不好意思地用手一遮，终于全部大哭了起来。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安慰大家应该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他自己也禁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许德珩想想这些天蔡先生四处奔走的样子，终于也鼻子一酸，拥住这位敬爱的长者，放声痛哭了一场。

　　许多年过去了，许德珩在回首往事时，已记不清蔡先生那天在欢迎会上究竟说了什么话。只记得他们不久就拥着先生走进了大操场，先生那种强合眼泪勉励大家的神情，那种慈祥而伟大的圣者风范。

　　也许在他和他那批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同学心里，至死都烙着这个清晰而感人的精神印记。

　　　　　　　　　　　　　　　　　 14

　　蔡元培一回家就病倒 连续几天的奔波，人成了高度运转的机器。现在突然松了下来，身体就垮 先是胃部一阵阵剧痛，又因剧痛一阵阵地干呕。急得黄钟玉手忙脚乱，忙唤弟弟黄世晖赶去请医生。

　　沈尹默又神色紧张地跑来报信 他说汤尔和已听说徐世昌接连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要查办北大校长，二是要警察厅将已释学生再送法庭惩办，三是整饬学风。关于查办北大校长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而未能发出。另外两令估计明天就会见报 还说安福系已决定撤换蔡元培，推出那位反对新文化的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来做北大校长

　　沈尹默目光呆滞地睁大了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像一位筮师鼓动起如簧的长舌，谣言顿时如雾幛布满了房间。听说曹、章一党已扬言要焚烧北大校舍，刺杀北大学生，还不惜以三百万重金雇刺客暗杀蔡先生呢。蔡先生你再不能乘马车上班了，还是改坐学校的那辆破汽车吧。还盛传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要将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呢。还有，蔡先生可要当心哟，我进门时发现胡同口已布有暗探

　　蔡元培静听着他的鼓噪，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心想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消息哩？待沈尹默一走，他就唤来了夫人和内弟，公布了一个重大的决策。他吃力地说：

　　“我必须马上辞职，并离开北京。现在政府把全部仇恨都集中到北大，归罪于我一人。学生的情绪又过于激烈，我不走，学校必然遭殃，后果将不堪想……象……”

　　黄仲玉也感觉到危险的逼近，又担心他病恹恹的身体，愁苦地说：

　　“避一下也好，只是我分身无术。唉！不跟你去实在不放心，想陪着你两个孩子又放不下……”

　　她悲哀地望着先生，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蔡元培有气无力地说：“我先去天津小住几天，待病好些再回杭州……”

　　他又布置内弟，明天将校长室有关文件书籍整理一下。不能透露丝毫风声，到夜里再设法取回来。

　　其实他早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只是苦于学生没有救出不忍放手。他绝对不能再做这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了，但想起两年半来整治北大付出的心血，又哀叹自己的生不逢时。这一夜，黄仲玉见他呓语不断，满身虚汗，到天亮时人才入静睡去。中午时，林长民先生也赶来看他 又讲起马其昶可能要来的消息，蔡元培已恨不能立刻离京，否则自己和整个北大都将丢尽了面子。

　　待客人一走，他就伏案给徐世昌和傅增湘写了一份辞呈。想想又怕北大师生误会，引起激变，干脆再扶病写了一份《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然后，叫来极亲密的总务处职员段子均，向他透露了整个计划。并请他去办好明晨五点半去天津的火车票，由他陪同悄然离京。

　　第二天一早，总统府和教育部分别收到了蔡元培的《辞北大校长职呈》。傅增湘大惊，急忙赶去恳求徐世昌挽留。徐世昌却看着辞呈冷笑道：

　　“鹤卿倒还算识相，否则真令我为难 拿去见报吧。”徐世昌说完，又冷冷瞪了一眼这位老给他惹是生非的总长，不悦地下了逐客令。

　　天津的《益世报》抢先刊登了这份辞呈，顿时引起全国学界的关注。

　　而蔡元培悄然出走时留给北大师生的那份启事，却颇费猜测，误传出许多种解释。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我欲小休

　　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

　　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幸亏报纸上很快登出了那篇《由天津车站南下时的谈话》，师生们总算明白了蔡校长出走的真实原因。

　　　　本埠确实消息：蔡孑民已于十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

　　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

　　　　蔡君曰：我已辞职。

　　　　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

　　　　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频频来告，谓

　　政府方面之观察，于四日之举，全在于蔡，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

　　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

　　平日素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至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

　　不闻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

　　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

　　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

　　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

　　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

　　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

　　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展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

　　无辜之学生。

　　　　蔡曰：我尚有一消息适忘告君。八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

　　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

　　下一个免我职，我一人之不体面犹为小事，而学生或不免起一骚动。我之

　　急于提出辞呈，此亦一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辞职，而继任者又为年高德助

　　之马君，学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骚动乎。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

　　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

　　　　询以此后作何计划？

　　　　蔡曰：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

　　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时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

　　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

　　蔡元培被迫出走的消息，终于在青年学子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北大同学把他留下的条子油印散发到各大学校，开始有人因对引用的典故不解，望文生义说，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以为蔡先生有责怪学生之意。幸亏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及时回答了学生询问，指出这个典故的出处和含义。说贤者虽明哲保身，岂忍重责于学生？无非是说自己积劳成疾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而已。

　　就在他离京后的第三天，北大同学又接到他途中的一封来信：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

　　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

　　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

　　以为之尽力也。今幸存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

　　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

　　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

　　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

　　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

　　之去职，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这封信仅署姓名，未注明发信处，借以表明去志之坚。但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看出了他离京前的矛盾心情。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他，不能不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而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却又不得不在事后引咎辞职。

　　蔡元培被逼出走后的这些信函，犹如愤怒的火种，又一次点燃了北京大学这火药库。北京学界迅速兴起了“挽蔡斗争”，与那场“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起，汇聚成声势更为浩大的反政府行动。

　　就在他出走的当天，北京各校代表开会决定，先由北大全体学生名义呈请政府多方挽留。如无效果，再由各校同盟罢课后援。于是，北大学生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请求声援。他们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蔡校长是受外界胁迫辞职而去的，现群情惶惑，恐酿大变。

　　北大的教职员也集会推举代表李大钊、马寅初、马叙伦、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八人，前往教育部请愿。面陈挽蔡决心，同时明确表示如果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将一齐总辞职。

　　北京各校以及社会各团体也为挽蔡面积极活动。5月10日下午，由二十七人组成的各校追踪挽蔡的代表团赴津。他们抵津后因找不到蔡元培，于是又从中推举四位代表赴沪追踪挽留，天津学界也推举二人同往。5月11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推举北大教授康宝忠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各校教职员签名上书要求挽蔡。与此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上书总统和教育部。言辞恳切，一致要求大总统万勿批准辞呈。并请明令切实挽留，保存全国教育一线之曙光。

　　傅增湘这位老翰林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天天忙于接待学界的各种上访代表。蔡元培的悄然出走，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正当要求，他于心不忍。但学界的要求又过于激烈，与他们站在一起，必将得罪北洋政府，造成自己与蔡元培一样的下场。但他还是选择了正义和良知，他已得知安福系政客企图趁机控制教育部的计划。听说他们想推出参议院副院长田应璜来替代自己，见马其昶当年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纠葛太深，又想改换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他凭着一腔书生意气，已决定步蔡元培后尘豁出来 所以当北大教职员代表李大钊等八人来教育部时，他当场叫来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命令他致电上海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沉思孚，如蔡公抵沪，请沿途挽留。并希望转告张元济、蒋梦麟，请帮助做好说服蔡的工作。

　　待八位教授走后，他留下了袁希涛，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不无悲哀地说：

　　“我已决定明日不辞而别，部务就暂时由兄全权代理 我走后，你可派沈彭年金事南下挽留蔡先生。”

　　袁希涛不明白他为何急于出走，傅增湘只好和盘托出底细。原来徐世昌见挽蔡声势日增，又让钱能训去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恰巧徐树铮也在场。只见徐树铮指着钱能训鼻子训斥道：

　　“今年的一切骚乱，全由蔡元培一人挑起。先是什么‘林蔡大战’，后又搞‘五四学潮’，现在他自己躲在西湖边逍遥，又引发了‘挽蔡运动’看政府笑话。光北京乱还不算，又搞得全国学界一片混乱。这次政府千万不能再姑息养奸了，不能再由他一人牵着鼻子跑。国会和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傅增湘又接着关照袁希涛说：“现在的教育部已成了风口浪尖，谁当总长都进退两难。倘若跟着学生跑必遭免职，但跟着政府跑又必遭全国学界声讨，弄得将来都无法做人 所以我还是劝你要真心挽蔡，因蔡公在北大乃至全国学界地位不可动摇。我估计徐世昌也会在学界和安福系之间搞些平衡。他才不会乖乖地给段祺瑞做儿子呢。现在前线直、奉已联手反皖，南北和议又陷入僵局。我看安福系最终绝没有好下场，为兄也要好自为之 ”

　　第二天他果然一走了事，袁希涛还算明白，按傅增湘旨意一一照办。但是北京政府对于挽蔡仍无表示，全国学界见傅增湘出走，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大总统和国务院。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又在北大开联席会议，再次表明挽蔡决心，并准备罢课。最厉害的还是北京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继宣布辞职，以示声援。而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工专校长洪熔，干脆在5月13日正式离京赴津，以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

　　就是这天晚上，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有关事项。会后向全校师生发布了再次掀起挽蔡斗争的布告。

　　徐世昌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在5月14日下达挽蔡的命令：

　　　　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请解职由。

　　　　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

　　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但是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这个命令语意极不诚恳，明为挽留，暗存责备之意。同时他又玩弄了一个花招，就在同一天，他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三个卖国贼的命令一同发表，阴谋以挽蔡为名把卖国贼也保护下来。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同时，他又连续下达了两道继续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并在第二天，将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明令免职

　　也许徐世昌是想施展他官场老手的韬略，一举摆平天下的各种政治势力。但此时的北京，已非他人能扭转乾坤。结果事与愿违，引发起一场更大的风潮。

　　蔡元培其实这些天一直在天津，隐居在新旅社楼房四十一号里静心养病。他见政府毫无诚意可言，终于哀叹一声，于5月16日中午离津一路南下

　　　　　　　　　　　　　　　　　 15

　　陈独秀自从免职后，终于从前台退居箭杆胡同，潜心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撰稿和编务。但他始终关注着北大的一举一动，俨然以学生运动总司令自居。尤其是蔡元培被逼出走后，他心中原有的芥蒂也自然消失 今天，他一听说北京学界针对徐世昌的丑恶表演，又准备联合向政府提出四项交涉条件，觉得事关全局，必须从策略上好好组织一下新的攻势。便叫来了胡适、李大钊和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学生骨干，把他那间书房兼会客厅挤得满满的。

　　胡适已赶回北大帮助维持校务，正脸色沉重地坐在那里。他对学生被捕深表同情，但对上街游行一直很反感。学校都罢课了，还有谁来听他和杜威演讲实验主义哲学？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学术革命岂不半途夭折 他不止一次地向钱玄同和周作人抱怨，说仲甫完全又恢复了当年那种革命党的腔调，把《每周评论》当作他宣泄情绪的惟一武器 先是在5月4日这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昂地宣布：“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

　　“天哪，仲甫是想直接行动 ”胡适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见“五四”以后，《每周评论》上几乎期期都是仲甫的文章。仅在北京，发行量一下猛涨到了五万多份，就知道这份刊物离最终查禁已不远

　　李大钊却用欣喜的目光，关注着陈独秀的思想激变。虽然在北大，他成了最早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但只要这位老兄一旦觉悟，立刻就会走到自己前面。他的气局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不是 自“五四”以后，陈独秀就果断地用《每周评论》的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三期“山东问题”专号，居然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段祺瑞，他也一下成了“五四”期间煽动国民奋起反抗的鼓动家。

　　陈独秀以他的气魄和胆识又成了最受激进青年敬佩和拥戴的思想领袖。今天除了两个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以外，他还请了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这位湖南人曾是毛泽东的密友，于去年秋天来京后就留了下来。他受陈独秀行动主义理论的影响，已秘密成立了一个跨校的行动小组，直接受命于陈的指挥。

　　会议由李大钊主持，他沉稳地扫视了一眼众人，说：

　　“北京学联提出了四项交涉条件，一是切实挽留蔡校长，二是教育总长不予更动，三是准许学生自由集会，四是惩办曹、章等人。我估计政府不会轻易答应，学联也作出了于5月19日北京学界全体总罢课的决定。仲甫先生认为，现在已不仅仅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蔡斗争’了，北京的市民已开始觉醒，于5月12日召开了十余万人的国民大会。现在的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如何因势利导，他有一套很成熟的看法，我们欢迎他作指导。”

　　陈独秀气势逼人地站了起来，挥动了一下有力的手臂，大声地说：

　　“蔡校长的毅然出走，使刚平息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掀起了滔天巨浪。现在北京学界流传着一句口号，‘罢不罢，看北大’！而北大如何行动，就看在坐诸位 我今天刚为《每周评论》写完下一期的稿子，题目叫《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大家记得我在年初时，曾提出了科学和民主这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国内国外都面临着一个强盗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怎么办？我们必须实行民族自卫主义！万万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成了下等无血动物。我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国民彻底觉悟的惟一途径，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等待少数垄断政权人的觉悟。记住，公理是不会自己发挥的。是要靠强力来拥护的。德、俄两国的皇帝，都是我们平民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现在已成了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敌人所压。中国的政治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有发动平民征服政府。也就是说，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阶级——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些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我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是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见。所以我今天要明确告诉你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两条对策。那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李大钊的眼角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张国焘和许德珩、邓中夏欣喜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纷纷表示拥护。

　　邓中夏激动地说：“待学界总罢课一开始，我们就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还有十人团、国货维持会等深入大街小巷，向民众宣传先生的思想主张！”

　　张国焘双目熠熠放彩地站起来，痛快淋漓地说：“蔡先生提倡劳工神圣，陈先生干脆明确地宣布：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我看下一步学生运动的重点，就是发动全国的劳工团体，罢工、罢市、罢课、罢教，一直罢到军阀政府倒台为止。”

　　罗家伦有点胆怯了，面色苍白地问傅斯年：

　　“是不是要……暴……动……了”

　　他这几天为了想探听些虚实，曾征得傅的同意，去安福俱乐部听过几次演讲。没想到被北大学生看见了，一传开来自然很狼狈

　　傅斯年也开始迷惑起来，胡适终于不满地站了出来：

　　“我不主张将学生运动引向极端的政治行动。这样做不但你自己很危险，北大也将成为学生监狱 ”

　　陈独秀终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现实。在北大，以他为首的文人集团和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在关键时候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政治态度。

　　他开始气愤地回敬了胡适一句，说：“我现在是脑筋惨痛至极，极盼望政府能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见他生气了，胡适便找个理由想先走一步。他还有许多正事要办，杜威夫妇马上就要来京讲演。他精心安排的这场学术活动，眼看将在罢课声中泡汤

　　陈独秀还不肯放过他，还在大声地教训他说：“适之我要正告你一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处。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类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胡适气愤地摔门而出，在心里咒了一句：“让你的荒诞文明观见鬼去吧！”

　　但是他回家后想想还是不踏实，就约沈尹默一起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

　　　　学潮惟公来可以收拾，群望公来。

　　北大果然成了关押学生的临时监狱。

　　令人难忘的5月18日，北京各校的五千多名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来到北大三院，哀悼一位为国事忧愤而死的爱国志士。他就是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郭钦光曾奋勇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激于当局滥捕学生之举，回校后胃部愤然大痛，呕血盈斗，竟卧床不起。临危之际，仍以国事为念，每每呕血不止，长叹不息，最后以一声“不复青岛宁死”告别人世，终年才24岁。那天乌云密布，群情激奋，追悼大会成了又一次反政府行动的动员大会。第二天，全市学生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课。这次活动组织的很严密，北京大学仍承担起领导骨干的责任。尽管北京政府先点名限令北大三日内首先开课，但北大学生就是置之不理。以后政府又连续两次下令三日内复课，学生仍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卖国贼不罢免，罢课要求不满足，决不复课。在北大的影响下，又冒出了“北京女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学联并肩行动。并模仿北大组成了许多演讲团四处宣讲，她们的行动口号也是：“罢不罢，看北大！”

　　快临近月底时，各种谣传又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听说段祺瑞已像一头被刺痛的野兽，狂怒不已。他亲自去慰问了三位卖国贼，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一怒之下，先撤换了镇压学生不力的李长泰，换上了有“屠夫”恶名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还警告钱能训，再不平息学潮，将换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学生们已得知政府在酝酿镇压阴谋了，局势突然严峻了起来。

　　但北京学联仍不为所动，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均是北大学生领袖，已完全接受了陈独秀的行动理论。他们勇敢地在5月28日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界震惊的决定——

　　　　凡罢课各校同学，自明天起均将行李书籍等收拾整齐，只要政府一声

　　解散令下，就全体出校另谋救国生路。

　　钱能训傻眼了，徐世昌也束手无策 但是迫于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淫威，他们终于下了镇压的决心。徐世昌先在6月1日连下两令，一是继续往曹、章、陆脸上贴金，明令必须挽留。一是威胁各校复课，否则就要出动警力查办云云。

　　面对军阀政府的凶残，本来已经束装等待解散的学生决心以更大的反抗来回答强权的挑衅。北京学联又一次秘密开会，而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三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运史永远震撼不已的大胆决定——

　　　　自6月3日起，各校大举出动，示威讲演。凡参加的学生要把胸膛挺得

　　更高，声音放得更大，要在通衢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讲。如果军警来捕，就

　　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

　　发演讲。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

　　上学校学生三万五千人全体被捕为止，即使鞭笞杀戮亦情甘共受。

　　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 当他们一行人走出北大时，都为刚才自己那种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流下了感慨的热泪。他们想象着明天将面对的枪口和马蹄，都觉得生死离别的时辰已经逼近。张国焘悲壮地提议去学士居喝酒饯别，大家顿时豪气满怀地击掌响应。

　　学士居因罢课已生意清淡了多日，张掌柜见拥来一群豪士，顿时眉开眼笑地上前伺候。许德珩令他先斩五斤牛肉，再给每位斟一碗白酒。见他仰脖一饮而尽，砰地一声将碗摔碎在地上，自豪地以拳击案道：

　　“古有田横五百壮士同死，被誉为中华侠烈史上一大异彩。自明天起，我们三万多壮士要增添的异彩，必将超过他们数百倍！”

　　6月3日的北京天气骤变，只见各校的爱国学生，不顾雷鸣电闪，大风扬尘，遮天蔽日的恶劣天气，按事先安排公开赶往演讲地点，在风雨中大声地疾呼救国。北京警备总司令段芝贵出动了军警马队，冲击各路演讲团和听讲群众。并令侦缉队、保安队四处逮捕学生。到了下午6时，学生被捕者已达一百七八十人。其中以北大学生为最多，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被捕学生太多，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军警又奉命包围了北河沿的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军警们还在校门外贴上“学生监狱”四个大字，将军警驻扎在校内，支起了二十多个帐篷，摆出了准备长久围困的架式。

　　6月4日清晨，风沙依然遮天蔽日。而北京各校却英勇无畏地涌出了多一倍的演讲团，他们在尘沙飞舞中沿街演说，目无旁物，面无惧色。北京政府也派出了更多的军警拘捕学生。这一天，各处演讲学生被捕者近八百人，加上昨天被捕的已近千人。见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军警又占用了北大理科楼房，并在门口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警察厅国抓来的人太多，饮食无法供应。也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竟恬不知耻地给北大发来一道公函，要学校设法供应饮食。

　　李大钊一直焦虑地和马叙伦、马寅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红楼里。他们几次想入内探视，均被军警挡驾。见贴出了可以送饭送水的布告，忙冲了进去。发现关在法科的百名学生，自早到晚滴水不沾，粒米未进，饥寒交加，情状至为惨烈。慌忙以私人名义，去学士居等店铺购馒头三千个分别送入两处学生监狱。

　　更为壮烈的6月5日终于来到 这一天上午，学生讲演如旧，捕人也依然继续。警察已不够用了，出现了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学生又演讲起来。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搞了很久，听的群众个个鼓掌，少量的警察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动手 而到了下午，学生不再分开行动，而是集合大队出发。大队之后，跟着学生干事会事先雇好的大车，满载各人的行李卧具。也有学生个人自背衣包的，随时准备被捕入狱。当浩大的学生演讲队出发时，当局急忙增派侦缉队和保安队。但终因学生太多，捕不胜捕，没有办法，只得改变方针，只赶听众，不捉学生。于是学生们趁机手拿旗帜，高呼口号，沿长街游行。他们个个沿途奔走，疾呼爱国，直至声嘶力竭。最后决定集体奔赴北大学生监狱，要求一起入狱。并与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砸烂了许多兵棚。而被关的学生也纷纷奔到临街楼窗，向外摇旗呐喊。学生们内外呼应，军警无法遏止，因没有吴炳湘的命令，又不敢开枪弹压。

　　情急无奈的吴炳湘始终记住徐世昌的一句话：“只可捕而不可杀！”他灵机一动，慌忙派人赶到各校教职员开会的会场，请来了医专和法专的两位校长汤尔和与王家驹，狡猾的请他们将学生分别保释出去。汤尔和又不是等闲之辈，也巧妙地说：

　　“保释一节，决难办到。政府如有意释放学生，应请先将军警撤退，允许学生出入自由。”

　　吴炳湘已无路可走，想想再冲突下去必然要发生流血事件。只得下令撤退，一时间，北大法科和理科门外的军警抱头鼠窜，二十几个帐篷也霎时全无。愤怒的学生哪肯轻易放走他们，冲出来反拘了七名警察作为人质，并截留帐篷二具作为纪念。

　　学生运动发展到今天已完全进入有组织阶段。北京学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军警撤出之后，被捕学生仍不出北大校门一步，他们的两条决议一公布学生就欢呼雀跃起来。第一，被捕学生暂不出校，并推举纠察员维持秩序。第二，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论、出版等不受限制的自由。如政府不答应这些条件，宁愿饿死在狱中。会后，学联便派代表去警察厅索要被囚千余人的伙食和卧具。弄得警察厅窘迫万分，但又不敢不应，只好设法拖延，真是骑虎难下 自此，北大校园内的千余名学生，日日集会，纵议天下大事，不管言论再如何出格，也无人敢过问半句

　　6月6日这一天，北京学联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一是继续派学生外出演讲，警察再也不敢于涉了，只是照例象征性地驱赶听众而已。二是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顿时有二十多个城市群起响应，上海各界又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声援北京学生。三是学联又派出八位代表到教育部交涉，提出如要被捕学生回校，必须令包围学校的军警在当天下午向学生道歉。教育部答应向总统府上报，但因时间太仓促，怕办不到，要求延缓半天。

　　总统府里已闹得一团糟，徐世昌没想到把学生抓来容易，放出去反倒难 吴炳湘还告诉他被捕的学生里还有两位活宝呢，一位是李鸿章的孙子，一位是黎元洪的侄子。徐世昌真是哭笑不得了，大水淹了龙王庙，抓来抓去竟抓到老中堂和黎菩萨的头上 他真是有点黔驴技穷了，也开始掂出了蔡元培这位同科进士搞新文化运动的厉害 他知道安福国会已执意要钱能训下台，唉！为了一个蔡元培，他的政府将连损一位国务总理，一位教育总长，一位京师步兵统领。看来这位姓蔡的再也不能挽留了，否则将后患无穷。他命令先让国务院和教育部派大员前去安抚道歉，可去了没多久就来了电话。因无军警代表，学生坚决不买账。又派吴炳湘低三下四地去北大礼请学生回校，昔日飞扬跋扈的警察头子又被学生拒之于门外。学生们口径一致地说：“你前既捕，今又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呀！”

　　北京学联又趁机提出一揽子解决的要求，吴炳湘只得哭丧着脸跑回来求援。徐世昌沉思片刻，异常冷静地走进办公室，给段祺瑞挂了一个电话。他已想好了对策，决不步黎元洪后尘，在‘俯院之争”中一败涂地。但也决不能给这位段歪鼻子垫底当牺牲品，糟蹋了堂堂前清翰林的一世清名。段祺瑞为了扶徐树铮做“西北王”，已开始放出风声，下一步将任命他出任西北筹边使、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等要职。而曹锟、吴佩孚和那位“东北王”张作霖，也已开始向他暗示要组织反皖的七省联盟。以“清君侧”的口号干掉徐树铮，削弱段的势力。他权衡再三，也决定一揽子解决困难时局的所有问题，无条件答应学生的要求。他不愧是位老练的政治家，在电话里再三向段祺瑞分析利弊。他说曹、陆、章已引起全国各界公愤，再不罢免你我将成为袁项城第二，看来只好让他们做牺牲品 还有，政府如要顺应民意就不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再说签不签字都无法扭转日本占有青岛的事实，因为协约国已明确表态了，所以中国只有弃权最为体面。为了平息对方的怨气，最后他答应明天就下令准许蔡元培辞职，任命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云云。

　　段祺瑞果然也逃不出他的手心，无奈地答应了要求。吴炳湘匆忙赶去北大，向学生宣布了政府的三点答复。第一，政府向全体学生谢罪。第二，政府答应在6月10日罢免卖国贼。第三，政府已决定不在关于青岛问题的条约上签字。

　　苦斗多日的学生终于欣喜若狂地举手欢呼，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当胜利返校这天，北大师生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各校也派出了代表前来迎接，全体被捕学生先摄影留念，然后在嘹亮的军乐队伴奏下昂首走出北大。几千位青春的笑脸齐声欢呼：

　　“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学界万岁！北京大学万岁！”

　　　　　　　　　　　　　　　　　 16

　　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是个老滑头。

　　就在他们在校园里欢庆胜利时，一纸大总统令又送到了北京大学。正文极其简单，只十四个字，却把师生们的心彻底搅乱

　　　　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此令。

　　6月7日，北大二百多名教职员聚会在红楼。在代理校务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和教务长马寅初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要求拒胡挽蔡，教授中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等都作了很好的发言。马寅初因前不久母亲病亡奔丧刚回来不久，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当年曾以一篇《纽约市的财政》的论文轰动过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原想投身财政金融界，对乱糟糟的中国经济作一番整顿。但苦于军阀混战，只得来北大任教。先担任法科经济系的教授，很快又兼任了系主任。他讲授的课程一直把重点放在经济学的应用方面，为了帮助学生联系所学科目，他亲自指导学生创办了学生银行，发行股票，经营存款，开展了放款及汇兑业务为同学服务。又指导学生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他还亲自兼任学生银行的顾问。他是位富有正义感的学者，性格中有一股很典型的浙东山区人的硬气。这些日子，他亲眼目睹了北洋政府对待蔡先生和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非常气愤地建议道：

　　“我们必须向政府公开声明并正告胡仁源，现在学界公意认为，欲恢复5月4日以前教育界原状，非各校校长一律复职不可。欲使各校校长一律复职，尤非北京大学蔡校长真能复职不可。所以目前蔡校长复职与否，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也非蔡元培个人问题，而是影响北京学界全体的原则问题。”

　　台下响起了掌声，大家觉得他说出了整个学界的心愿。会场上又站起两位意想不到的人物，他们是辜鸿铭和黄侃。辜鸿铭向黄侃作了个揖，倚老卖者地先走上讲台。他抬起那华装洋教士般的脸，古怪地从镜片后面打量着众人，说：

　　“校长是一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话毕，便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昂首走了下来。钱玄同向刘半农会心一笑。记得前不久的一次文科教授会上，众人议论纷纭，蔡元培刚站起来想示意大家安静，又是辜鸿铭一眼看见后大声地叫嚷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吩咐！”从他那焦急的神情看，确实是把蔡元培当皇帝供奉起来

　　黄侃这位怪杰倒是说出了肺腑之言，还真有点令人感动呢。他说：“我反对白话文，但不反对挽蔡。因为环顾中国学界，再也不会有第二人，来聘请我这样性格的人做教授了……”

　　他说完突然神色沮丧地低垂下头，引来了一片啼嘘之声。他最近正和陈侃章在课堂上论战，两人都擅长小学，却因学派不同争执不休。黄侃见文不能取胜，便要动武，还扬言要“刀杖相见”呢。不过黄侃在经学上成就确实过人，先不说他创造的古音韵二十八部之说，就讲其《手批白文十三经》，自问世以来，已成为研究古文典籍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方面，平时他老兄也颇为自负，说普天之下，除吾师刘师培外，就算是他

　　会议决定联合北京各界向政府请愿抗议，并要大总统真心诚意地派员南下迎蔡。而北大学生还要干脆，第二天清晨，就派出四位代表拜访了胡仁源。警告他万勿赴任，否则恕不接待。

　　胡仁源真正地陷入了困境，脑袋里一片空白，神情绝望地听着学生毫不客气的通牒。仿佛看见一个预谋了近三年的梦，突然在这个可咒的清晨像气球般地破灭 回顾这几年的日子，真有点如履薄冰，简直像走钢丝一般战战兢兢呀。他绝对不敢公开得罪蔡元培和他身后的新派文人集团，但又不得不与安福系保持一种非常暧昧的合作伙伴关系。他毕竟是古越人的后裔，也尝够了下台后的悲凉，一直卧薪尝胆般地孕育着卷土重来的梦境。为此他不得不网罗了一些被蔡元培辞退的教员，包括那位“探艳团”的团长徐佩铣，还有徐树铮的外甥等一批敌视新文化运动的学生。说实话，从今天起他真有点仇视蔡元培 尽管是自己当年恩师，尽管他出长北大后对自己不薄。但是他确确实实地挡住了自己的全部风水，甚至在他辞职离京以后。他终于又哀叹了一声，像只被遗弃的猫阴毒地向整个世界诅咒。对方的生命气场实在太强大了，闪烁着一片银光，吸引着整个北大、整个学界、整个舆论，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他好不容易等到了大总统的任命，他不能就这么窝囊地退出历史舞台。

　　胡适这几天因忙于陪杜威先生在北京演讲，回家很晚 正想入睡，忽见住在附近的高一涵气喘吁吁地跑来通报：

　　“仲甫被捕了！”

　　他大惊失色地站了起来，仲甫果然独自行动 就在前几天，《每周评论》发表了他的那篇《研究室与监狱》。他还亲自跑来找自己，要胡适帮忙将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翻译成英文。他万万没有想到仲甫会亲自去撒传单，记得那天他见文稿火药味特浓，还好心地劝他要小心才是呀。段祺瑞已正式换安福系的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政府与学生的对立情绪简直快爆出火星

　　陈独秀一瞪眼，又是那句老话：“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

　　随着高一涵惊心动魄的叙述，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位在暗夜中独上高楼大叫着撞响警钟的觉醒者形象。原来胡适将翻译好的文章交给陈独秀后，陈就和高一涵去了蒿祝寺旁的一家小印刷所。高一涵说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上班。他们搞得很秘密，印完传单后又将底稿和废纸烧得干干净净，离开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第二天，他们就去了中央公园，当时北京各学校和机关人员来这儿吃茶、乘凉、会友的人很多。他们就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传单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正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处时，看到传单就拍手叫好起来。就在今天下午，陈独秀又约了北大的王星拱、程演生两位教授，还有一位叫邓初的内务部佥事，一起先去香厂新世界附近的四川菜馆浣花春吃晚餐。餐后，陈独秀就带着高一涵和邓初上了新世界游艺场，而王星拱和程演生却往城南游艺园撒发传单去

　　高一涵后悔莫及地跺着脚说：“唉！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大幼稚 根本没有想到昨日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捡去。所以在各个游戏场、戏馆和公园里，早已暗布下军警和密探 ”

　　他们三人一进新世界游艺场，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灯火通明，根本无法动手。陈独秀就带着高一涵上了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没有电灯。他们刚好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机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 哪里知道，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进门就被暗探盯上 见他频繁地上下楼，衣眼兜中又鼓鼓的，就一直跟在后面。所以当他自以为得手时，屋顶花园暗处却突然走出了一个人，向他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太天真了，真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给了他。那人一看就大叫起来：“就是这人！”一伙暗藏在附近的探子顿时将他扭住 高一涵趁机急忙逃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见探子又大叫要抓他，一边把手中传单全部抛尽，一边就逃了下去。他很快混进戏园的观众中，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见邓初还在台球场里，将传单一张张地放在茶桌上。慌忙拉着他就走，邓初起先还不相信，后遥见陈独秀果真被探子押下楼来，才大梦初醒。陈独秀还怕他俩不知道，故意地大呼大叫：“真是暗无天日呀，竟敢无故捕人了！”

　　胡适听得浑身发冷，呆如木鸡般跌倒在座椅里。他又重新将高一涵带来的传单看了一遍，见陈独秀的这份《北京市民宣言》，已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段祺瑞和安福系，才知道祸是闯大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

　　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

　　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

　　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日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

　　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

　　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胡适一夜未眠，天刚亮就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之策。别看他平时和陈独秀常有争执，其实私交很深。正好罗章龙也闻讯赶来了，三个人很快想出了几条办法。首先要将陈被捕的消息，尽快在报界披露。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让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随便下手。另外，要借用学界力量，再一次掀起“挽蔡救陈”的请愿活动。而胡适却提议由他去奔走安徽各界为陈保释说情。当时旅京皖人有安徽同乡会等组织，势力很大，而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是安徽乡党。安徽人在外老乡观念很重，陈独秀又毕竟是学界名人，胡适准备费一番口舌，一一上门拜访。他发誓只要能救出这位大师兄，他甚至不惜赴汤蹈火去向段祺瑞求情。

　　这几招果然见效，先是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等相继报道了陈被捕消息。顿时舆论又一次大哗，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即开释。而刚刚平息的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不但弄得警察总监吴炳湘日夜不得安宁，连徐世昌和段祺瑞也陷入了穷于应付，四面楚歌的困境。这一天段祺瑞叫来了新任国务总理龚心湛。望着桌上一大堆为陈独秀奔走说项的信函，这位铁腕人物也感到了束手无策。因为联名呈请保释的学界名人，不光有新派人物，还有许多像刘师培和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对“五四”学潮持反对态度的田桐，还有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致电向他说情。1919年的中国简直成了北京学界的天下，他见这位堂堂国务总理战战兢兢地一筹莫展，顿时恼火地骂了一句。“没有用的东西，如何配作总理厂正在这时，吴炳湘又跑来报告说：

　　“不好了！为了南北和议，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刚进门就被骂了出来。孙中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随便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去做吧！”

　　段祺瑞沮丧地闭上眼睛，这许世英还是他的人，也被孙中山吓得逃回来 这世道怎么变了样，平时挺能干的帅才、将才，一到关键时都成了蠢才？他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吴炳湘。吴炳湘早已想好了计策，悄声地说：

　　“现一个蔡元培已够政府受了，再添个陈独秀，岂不大乱？干脆分而治之，先真心挽留蔡元培，将风潮平息下去，再来处理陈独秀就主动多 ”

　　段祺瑞阴沉沉地盯了他一眼，心想这小子也在考虑退路了，就差没帮他们说话 但他此时也无计可施，后院里的派系之争已狼烟四起，他必须尽快结束这种乱哄哄的局面。

　　龚心湛也想息事宁人，便趁机建议将胡仁源调教育部任用算了，重新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吧。

　　段祺瑞恶狠狠地说：“这不太便宜了姓蔡的？他人不在北京都搞得我们一愣一愣的穷出洋相，再让他回来岂不天下大乱 还是先让那位工科学长临时负责，我们能拖则拖，走一步看一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手！”

　　胡仁源又因一纸调令离开了北大，龚心湛见太上皇已松了口，也知道北大派实在惹不起，回去后干脆布置手下以国务院和教育部的名义，先后致电蔡元培，请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务。

　　蔡元培正隐居在西湖杨庄，他的从弟蔡元康此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北大和各界来访者均由他出面接待。所以蔡元培常要进城去与友人会晤，以步代车，过白堤，人钱塘门，奔波一多后，身心自然疲乏不堪。这天他又接到章太炎电报，嘱他联手营救仲甫。他见离京后北京政府毫无诚意，安福系又欲除去他而后快，而假惺惺挽留的函电又骚扰不断，真是越想越恨。心火一旺胃疾复发，人干呕后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雨打芭蕉的清音，望着湖上朦胧的水气，觉得今后还是一了百了，彻底摆脱苦海罢 为了辞谢北大师生和京、津、沪学界为他奔波跋涉的苦心，他连夜扶病写下了那将轰动一时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翌日清晨，当元康送药赶来杨庄时，见兄长正伏案睡去。他翻开这份言辞激昂，墨迹未干，充满反抗精神的宣战檄文，真是悲愤得仰天长叹，伤心不已，眼泪扑簌簌地沾湿了衣襟。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

　　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

　　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犊。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

　　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

　　都要经那构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

　　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

　　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 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

　　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

　　还肯再投入进去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

　　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

　　美、法等国，更不必说 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

　　的。我进去了，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

　　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

　　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半点新的，就算“洪水

　　猛兽”一样 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

　　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

　　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 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

　　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

　　洗净 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

　　谨谢不敏

　　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 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17

　　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 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 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 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 ”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欲望，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 ”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 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后学生一登上政治舞台，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开始制定了拉拢北大学生的策略。所以，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现在连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

　　教训 什么教训 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

　　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

　　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

　　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元耻

　　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

　　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 罗兰

　　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

　　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

　　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

　　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

　　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

　　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

　　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

　　险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

　　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

　　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

　　“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

　　过激派到了中国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

　　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 ”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

　　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

　　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

　　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

　　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

　　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

　　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

　　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

　　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 这都由于

　　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

　　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什1都应该

　　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

　　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

　　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

　　口头禅。

　　李大钊一回京就看见了胡适的文章，尽管他以温和忠厚著称，但觉得对方公开冲着他而来，心里真有点生气 正好这天张国焘和邓中夏来他家，李大钊就提高嗓门说：

　　“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呀？”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笑话，嘴巴就咧开 胡适在北大被称为最好的教书匠，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讲的比写得更好。偶尔说瘾大发，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 有一回他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孔说”、“孟说”，越说越来瘾，最后当发表自己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惹出了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

　　张国焘却扬言要亲自上胡适家辩论，说让他也看看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锋芒。

　　李大钊宽厚地摆摆手，说：“胡先生是主张学术讨论的，在北大平时只有我爱谈点主义，还是由我来迎接挑战吧！”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每周评论》发表那天，胡适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饭，旁边坐着傅斯年和罗家伦。八月的天气格外闷热，胡适读完后眉头紧锁，半日不语。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守常是有些误会了，尽管他的语气比那位蓝志先客气。蓝志先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文胆，也是北大同事。他见了胡适的文章后，抢在李大钊之前就写了一篇《问题和主义》。蓝志先算是读懂了胡适的用意，完全帮着安福系抨击他，言辞比李大钊激烈多 胡适是讲究民主的，照样亲手编发了这篇文章。

　　傅斯年从李大钊的文章里闻到了火药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荡的君子，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

　　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适先生，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面要

　　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

　　傅斯年也觉得李大钊误会了胡适，他完全把胡适当成对手了，一发而不可收地批评起来。

　　杜威者头对这场论战倒是挺感兴趣。他来中国已有些日子，作为一位哲人，自然有过人的见解。见他幽默地耸了耸肩膀，笑着对胡适说：

　　“胡先生这回要四面受敌了，因为你的文章既没有想清楚，更没有讲清楚。”

　　胡适终于沮丧地低垂下脑袋，说：“唉！谁让我们正好生活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尽管我们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但外来的观念和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冲击而来。目前的中国，阶级对抗也实在太激烈 所以‘革命’这个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里，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来的传教士，是来宣传西化理论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我相信不会比他们差。”

　　傅斯年赞同地点了下头，与罗家伦轻声交谈起来。他俩知道胡先生确实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其实他和李大钊一样，也是非常虔诚地思索着中国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那睿智的目光终于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世界，寻找本民族的出路？为什么叫面对 对中国人来说，面对不言而喻包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他们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十九世纪维新变法以来，就一直笼罩在绝对专制，险象环生，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启超，勇敢地发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呼吁。今天我发现你们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国到底往哪里走？李大钊先生提倡苏俄的阶级战争，陈独秀先生向往法兰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适先生更看重欧美的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树立了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程。而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却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明知政治行动充满风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地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太尖锐太刺耳，尽管他们的姿态有时太过于形式化，但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拥有一种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风险，甚至会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民族的精华和希望。他们使我又思考起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出路除了西化、苏化这两条路之外，还有第三条路 讲到这里，我非常欣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他是试图沟通中西，寻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胡适先生注重文化建设，提倡多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从长远讲都是值得称道的。只是在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务虚不务实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理睬他微弱的声音。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你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呀！”

　　同桌的三位中国人，都被他那种悲天悯人的内心独白感动 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康、梁变法以来，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可是中国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整个民族的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之中。

　　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终于忍耐不住地爆发出来 见他瞪大眼睛说：

　　“翻开中国的历史，真不免让人生气。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是不好吃 ”

　　这天夜晚，胡适回家后长吁短叹，难以入眠。他想起与李大钊的友谊，想起幼年胡家大院内的闷斗和寡母的忍辱负重，终于又起床给李大钊写了封充满温情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呢！耶稣说的好，收成

　　是很丰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 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

　　我们自己的光和热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会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

　　的遗迹，但我最害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互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担

　　心我们的笔战会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担心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少

　　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让我们从今以后都朝前走，向上走，不要回头理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

　　子，更不要回过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

　　方向是朝前走，是向上走。

　　他紧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和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虽然他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还是采取了一种客观研究的纯学术态度，并公开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还把以前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当胡适的文章在排版付印时，徐世昌政府以公开宣传过激主义为理由派警察查封了《每周评论》。几天后，胡适气呼呼地闯去警察厅找吴炳湘，想恢复办刊的自由。吴炳湘惊讶地望着这位小同乡，说：

　　“你吃了豹子胆，竟敢主动送上门来 安福系正想找你算总账呢，还不快去外国客栈避几天。嗨！我摊上你和陈仲甫这样的乡党，真是八辈子倒了大霉呀。”

　　胡适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了事。不过他没有逃，还在继续为保释陈独秀四处奔波。但那场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也自然无疾而终

　　　　　　　　　　　　　　　　　 18

　　蔡元培终于作出了重返北大的决定。

　　学潮早已过去，而请他回京的各界代表却不断地涌来杭州，隐居杨庄的那份平静和恬淡终于被打破 他是在七月中旬回心转意的，说起来也有段佳话。对他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他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弟子，去年刚在虎跑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他当时胃疾还未痊愈，还不能北上，汤尔和专程来杭向他推荐蒋梦麟先行代理校务。对蒋梦麟他自然中意，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博士，为1886年生人，浙江余姚人，前清策论秀才，曾是他当年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在美国时，先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哲学，又从孟禄研究教育学，可以说把当时西方的新教育原理早弄得滚瓜烂熟 他是1917年回国的，获博士学位其实比胡适还早呢！现在上海任《新教育》杂志主编。与中山先生来往甚密，几乎每晚都要去马利南路帮助孙先生赶写英文的《实业计划》。

　　对蒋梦麟，蔡元培不仅看中他的人品，更看重他超人的行政才能。他很快将蒋梦麟召来了杭州，师生同游西湖花坞，一路吟诗记游，谈了不少趣事。蒋梦麟还留着当年的记忆，那是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在一个秋夜，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又回到了“兰亭修契”的盛会。忽地站出来一位文质彬彬、儒雅风流的才子，高举起酒杯，大声地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哄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不解地问：“此公是谁呀？”

　　蒋梦麟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位斗酒百篇的越中徐文长，不就是蔡先生您 ”

　　蔡元培也笑了：“想不到鄙人当年如此轻狂？”

　　蒋梦麟又讲起了孙中山的趣闻，令蔡元培很感兴趣。他说：

　　“有一段时间，戴季陶想到美国读书，托我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人都老了，还读什么书？我只好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只好自己去求孙先生。孙先生又说，‘好，好，你去吧。’一面拉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个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 ’”

　　蔡元培被孙中山的幽默惹得哈哈大笑。

　　蒋梦麟就在这时传达了孙中山的意思，他说孙先生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重复了三年前的话。孙先生说在这种时候，北京更需要像蔡先生那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

　　蔡元培马上听懂了弦外之音，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想起前几天一个闷热的夏夜，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邵力子陪他去见了李叔同。青灯古刹里，他望着这位昔日家资万贯，风流倜傥的浊世佳公子，一位艺术修养全面的艺术家，居然悄悄皈依佛门，出了“三界火宅”，而且立志埋名，甘澹泊，守枯寂，过起了一领袖衣，一根藜杖的苦行生涯，真是感叹万千，始终不得所解

　　那天师生相见的气氛有点悲凉，两人都没多说话，只觉得一颗心在静静的交流。听说李叔同出家后曾含泪紧闭山门，拒不见日本爱妾一面。又抱着病体，坚持“过午不食”的素志。苦心钻研佛经中失传多年的清规戒律——南山律宗。原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出家后却“六艺归一”，以一手脱尽火气的孩儿体抄写经文，普渡众生。夏丐尊说他做人极认真，而且做什么，像什么。今天一见那苍然脱尘的面容，才知他早已立地成佛

　　邵力子正在奔走革命，还想劝说李叔同还俗，要他以出世之心在红尘中出道。

　　李叔同却在袅袅青烟中微闭双目，叹息了一声说：“贫僧以为救国和念佛并不矛盾，以救国之心念佛，以念佛之心救国，都是能终成善果的。”

　　他那种悲凉的叹息声，如一道闪光的偈语，震得蔡元培微微颤栗。只觉得浑身蒸腾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教精神。蔡元培回杨庄后，当即给全国学联，给北大全体师生写信，豪迈地发出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呼吁声。

　　蒋梦麟带着蔡元培的希冀来到了北大。欢迎大会上，人们望着这位戴着眼镜，和蔼可亲的瘦高个儿，很快产生了一种认同感。蒋梦麟终于凭着他在演讲时的性格魅力，用一种谦谦君子的风仪，开始了他在北大的教学生涯。他是这样对学生们说的：

　　“蔡先生认为‘五四’以来，学界牺牲极大，现在我们提出的要求，基本得到了解决，所以他希望全国的学生尽快地上课，以慰国民之望。我这次来不是代表北京大学校长，仅代表蔡先生个人，为他个人的监印者。蔡先生有三件事托我转告诸位。一是各界代表多次来杭州探望，请代他向各界致谢。二是他已有回校之决心。三是大学的责任，他愿意继续完全担负起来。我今天初来北大，深感校园处处弥漫着蔡先生的精神。也想谈谈对蔡先生那种伟大精神的几点感悟。一是他身上集古代圣贤温、良、恭、俭、让各种美德，具备了中国人最好的精神。二是他重美感，具备了希腊人最好的精神。三是他注重平民意识和平民生活，在蔡先生眼里，似乎个个都是好人，又具备了希伯来最好的精神。然而蔡先生恐怕不会承认我的话，因为他自己是不知不觉的。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赞同我的看法。诸位是深受蔡先生精神感化的北大人，所以你们的这次爱国行动，不但感动了全国，还感动了世界。大家可能会问，蔡先生的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我以为是从学问中来的。所以蔡先生才会吁请我们，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我和你们一样，都是蔡先生的学生，还希望大家都能听蔡校长的话，尽快地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蔡元培是9月10日离开杨庄，悄然回京的。他不想惊动北大师生，同行者除了在法国留学归国省亲的儿子蔡无忌外，还有罗家伦等少数几位贴心朋友。他乘坐的火车是9月12日午夜抵达北京的，在站台上迎接的只有女儿蔡威廉和内弟黄世晖。当他望着离别四月，含泪拥抱自己的威廉时，觉得女儿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在夜风中婆娑起舞。罗家伦惊羡地盯着这位美丽而圣洁的少女，突然暗生出一丝朦胧的爱慕之情。

　　蔡元培一回家就发现黄钟玉更加憔悴了，皮肤枯燥，面色蜡黄，也许又是为自己担惊受怕的缘故吧。他的心一阵酸楚，加上旅途的劳累，胃疾又复发 第二天上午，蒋梦麟、马寅初、胡适等先后上门拜访，议决北大于9月20日正式开学。待来访者散尽，蒋梦麟悄然出示了一份孙中山先生的来函，不解地问：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孙先生有些话不对蔡先生明说，而要对学生说 ”

　　蔡元培一见孙中山手迹，只觉得心头一阵血涌，脸上顷刻泛出了羞色。

　　孙先生显然是有点急不可待

　　　　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

　　蔡元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内疚地说：“孙先生恐怕见我老是向军阀政府高喊教育独立和不合作主义，便不好意思明说 唉！作为一位老同盟会员，我对他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太少了！”

　　蒋梦麟犹豫片刻，又谈了些安福系的动态，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阻挠他重返北大的行动。先是在夏天，通过胡仁源用金钱收买了少数北大学生，企图推翻北大学生干事会，假借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迎胡拒蔡＂。没想到这伙人正躲在法科秘密开会，就被发现 当场拥来二百多学生包围了会议室，抓住了来不及逃走的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安福国会的职员。在众人的盘问下，他们不但低头伏罪，具悔过结，还将安福系策划丑剧的经过和盘托了出来。这一阴谋败露后，他们又抬出一位被北大开除的教员徐某，在《公言报》上连载题为《息邪》的长文。其中有《陈独秀传》和《蔡元培传》等，攻击陈独秀“少无赖，为乡里所不齿”。丑化蔡元培为“居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逋法三载，又识字十余”。后发现在舆论上扳不倒蔡元培，北京的军阀政府又企图出尔反尔，中途换马。一面表示挽留蔡元培，还故意假惺惺地催其北上，另一面又偷偷地想任命蒋观云为北大校长。没想到蒋观云不但坚辞不就，还公开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入山明志》的启事，以表明其气节之高。弄得北洋政府洋相百出，狼狈不堪。

　　蔡元培这次倒显得很冷静，不但不恼，反而沉下心，坚定了办好北大的信念。他透过自己的去留问题，看到了新旧思潮斗争的继续，看到了究竟要在中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看到了自己如能坚守在这里，就等于保住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北京大学，保住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和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北京各校师生以最热烈最诚挚的感情欢迎蔡元培的归来。9月20日上午，北大全体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分别召开了欢迎大会。先由方豪代表全体学生向他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方豪说：

　　“当此秋光宜人之际，我们有幸会聚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欣也。今日我们欢迎先生，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全体学生之新生命。我们将以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之健康！敬祝北京大学万岁！”

　　而马叙伦先生代表全体教职员的发言，更让蔡元培热泪盈眶，无限安慰。他说：

　　“今天我们欢迎蔡校长有两层意思，一是欢迎校长胜利回校，二为欢迎蔡先生这个人。蔡先生学问道德之高尚，世所公认。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他伟大的精神。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正义终于战胜了强权和黑暗！”

　　　　　　　　　　　　　　　　　 19

　　就在蔡元培抵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出狱了，胡适连忙赶去箭杆胡同看望。几个月的监狱生活，陈独秀明显消瘦了，但个性似乎更加强悍。见他睁大一双小而尖锐的眼睛，笑着嘲讽胡适说：

　　“别人坐牢，你倒落得在一旁打秋风 ”

　　胡适张了张嘴，一时不知所云。见陈独秀举起了手中的《每周评论》，才恍然大悟，两人一齐笑了起来。原来，陈独秀被捕半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爱情与痛苦》的随笔。胡适在文章里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

　　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依我看

　　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天，他就被

　　北京军警提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

　　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陈独秀很喜欢同一期上李辛白的小诗和一篇杂感。庶务主任李辛白也是安徽人，长他四岁。当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岳王会时，李辛白也参加 李辛白的诗写的很有思想：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陈独秀眼里闪出狡黠的目光，嘲讽地说：“堂堂胡适之，还不如辛白写的好，真不知你是怎样想的？哎！这篇《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怕是守常所为 ”

　　胡适笑着点点头说：“他是自己来信自己回答。”

　　李大钊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李大钊不但最早赶来看他，还出面召集《新青年》同人在六味斋为他接风，把蔡元培也请来 陈独秀虽然身体有病加上行动受限制，仍快人快语地与李大钊逗趣道：

　　“守常，这次坐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猜猜看，我要加盟布尔什维克了！”

　　胡适听得脸色苍白，李大钊却高兴地从棉袍里摸出一首诗，还是专门为欢迎他出狱而写的。据说刘半农也在为陈独秀写诗，题目叫《D——！》，诗句也怪怪的，可惜今天还没写完，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李大钊先朗诵起来。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他深情地望着蔡元培，爽直地说：“我知道旧势力也容不得您待在北京呀！”

　　蔡元培会心一笑，说：“可是我终于回来 也希望你继续留在北大，我想请你在明年开一门宋诗新课如何？”

　　陈独秀略一沉思，见盛情难却只好先答应 这时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纷纷向他敬酒，他也关切地询问起各自的情况。

　　钱玄同还在热衷于他的文字改革，他好像对政治革命兴趣不大。原来挺容易激动的大嗓门，在更加狂热的学生运动面前，突然变得微弱不堪起来。刘半农正准备去法国留学深造，他因国学底气不足受尽了旧派的辱骂，心里也一直憋着股气，发誓非混个洋博士的招牌不可。

　　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很关心周氏兄弟，周作人说他兄长又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最近正在翻译一个日本人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周树人认为这个反战的剧本很适合中国的读者，每天晚上，兄弟俩点了灯，看着书卷上闪光的金字，不由得会想起作者在《新村杂感》里的另一段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兄弟俩想在大风雨中，高擎起火把，让中国的青年也能觉醒过来，去忧虑人类的命运，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而周作人正热心研究日本的“新村运动”，想和《少年中国》的负责人王光祈发起“工读互助团”，提倡过一种城市里的新生活。他这怪念头很快引起了在座各位的兴趣，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应运而生，而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声浪日益高涨。蔡元培兴奋地说：

　　“启明你谈的再详细一些，必要时把那位王光祈也叫来。我们可以先在北大作试验呀，只要有可能，我们几位可以作为发起人联名募捐。”

　　周作人也来了情绪，双眼熠熠放采，用一口绍兴官话，描绘出一个美妙的幻景：

　　“我们设想的工读互助团主要是办素菜食堂、制作工艺、洗衣和放映电影等。其中手工产品如毛巾、袜子等都以‘工读’的商标出售。并规定团员每日做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而团员的生活费、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王光祈把这种新生活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我想若是工读互助团成功的话，那么守常先生所向往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不就渐渐地实现了 ”

　　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欣喜地对视了一眼，觉得这倒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

　　李大钊说：“这样做只要用极少的经费，极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尽做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点子倒还真不错哟。”

　　蔡元培不愧是位理想主义者，他好像已进入了角色，非常投入地说：“如果全国的苦学生都能这样组织起来，全国做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工余求学，全国有能力的人，也都来助成这项事业，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 要是能感动全国各团体都这样做，中国的最大问题也可解决 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做，那么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岂不是人类最大的希望 ”

　　陈独秀毕竟刚从牢房里出来，见蔡元培书生气十足，又忘情地兜售起当年以互助论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便不温不火地泼来些冷水，说：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 蔡先生，别忘了你我的遭遇和处境。这事可以做，但仅仅是一种试验。我建议今后《新青年》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投向广大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

　　胡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个人，一位含冤而死的女性，一种悲惨而不公平的社会命运。他的情绪顿时低落下来，面容凄威地放下筷子，说：

　　“我近日正在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传。她叫李超，是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普通学生。她是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封建旧家庭，发愤出门求学。但因此也更遭封建传统势力的迫害，到后来竟一钱不寄，完全断绝了她的费用。她终于在最近因忧愤和贫病交加死 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座破庙里，家里也没人来过问一声。后事全靠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找出许多信札，分类编记后送来我这里。我读了这些信稿，对这位无名女生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更重要的多！”

　　蔡元培听得心头发酸，忍不住摘下眼镜擦了下潮红的眼眶。他觉得“五四”以后，更应该引导学生去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便郑重地提议道：

　　“我看北京学界是否可以为她开一次追悼大会？让全国的有心之人都来敬仰怜惜她抗争的志气，研究和解决像她那样不幸的社会问题。”

　　《新青年》同人一致响应，并委托胡适具体筹办。

　　李超的追悼会成了本年度北京学界的又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十四人，先联名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追悼大会终于在小雪这天于女高师隆重召开，到会者达上千人之多，诗文挽章三百余份。会场中央挂着李超遗像，上题蔡元培“不可夺志”的横额。胡适以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者的地位，在那篇当场散发的《李超传》中，向整个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忘不了他激愤的声音：

　　“李超有钱而不能用，以致受尽了种种困苦艰难，以致于病，以致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蔡元培那天也发了言，心里满渗着悲凉。因为他在哀悼李超的同时，也在哀悼另一位朋友。刘师培终于在秋风秋雨中病逝了，一代国学大师只活了三十六岁，实在令人痛惜 记得那天他正在校长室欢送傅斯年、罗家伦和许德珩等毕业生去国外留学，这许德珩的出洋经费还是他托江西教育厅长许寿裳设法解决的。望着这些即将离他远去的学生，这些“五四”运动中的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哟。就在这时候，钱玄同脸色铁青地闯了进来，报告了这个噩耗。

　　刘师培是11月20日病死家中的，当时黄侃不巧去武昌处理私事，情急中何震只好请来了钱玄同。他临死的前一夜神志非常清醒，见钱玄同来到床前，脸上还露出一丝惨笑。他终于说出了压抑心头多日的肺腑之言：

　　“玄同，我要走 谢谢你和……仲甫、蔡先生，对我的关照。有些话在临死前，还是说出来……痛快，你知道我是过来人，在中国，我算是最早研究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了……我觉得你和仲甫的文化观点……太偏激。仲甫的《文学革命论》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他几乎否定了包括汉赋。唐诗和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你还开口选学妖孽，闭口桐城谬种。而且只要谁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你和仲甫不懂国学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求救国之路，你们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想从全局上引进西方文化。你们可能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已不可能让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这观点我想也是对的。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大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二十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你一定要把我的话，转告蔡先生和仲甫。我相信他们……会听得进的……”

　　那天的钱玄同听得恍如五雷劈顶，只顾紧紧地拉住刘师培干枯的手，一句话都不敢解释。当他跑来告诉蔡元培时，蔡元培也感到很震惊。他沉思良久，才缓缓地抬起头问：

　　“申叔的话有理 ”

　　钱玄同没有回答，只是面色悲恸地点了下头。

　　蔡元培终于长叹了一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

　　刘师培没有后代，更没有遗产，一生只留下七十四部国学专著。蔡元培亲自出面张罗丧事，他的生前好友，时任晋北代理镇守使和阎锡山公署参谋长的南桂馨，出钱购置了棺木并支付丧事的一切费用。黄侃一回京就披麻戴孝地赶来吊唁，跪在地上放声痛哭。刘师培的死，让他想起了颜回、韩非、贾谊等才子的早夭。并当即吟诗一首以示哀思：

　　　　夫子挺异质，运穷才则优。

　　　　名都富文藻，华宗绍儒修。

　　而何震却因丈夫去世后痛不欲生，没多久就神经错乱 她常常会哭哭啼啼地来北大门口喊叫，找蔡先生，找陈独秀，要刘师培快点回家。每当这时，总是刘师培的弟子刘叔雅出来好言劝慰，默默地护送她回家。

　　她那凄凉的呼号，给1919年的岁末抹上了一笔沉闷的色彩。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五章　鼓天下之气（1920）






第五章　鼓天下之气（1920）

　　　　　　　　　　　　　　　　　 1

　　这是个难得一遇的暖冬，年初的一天下午，天空中飘着牛毛细雨。只见一位手撑油布雨伞的青年人，快步走进了人迹稀疏的箭杆胡同。敲门时，年轻人发现，不远处有一双陌生的眼睛正狐疑地盯着他。

　　开门的陈独秀，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下巴上的那颗大痣。

　　“啊，是润之呀！真是难得的稀客。快请进。”

　　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保释在家养病的陈独秀，发现狱中生活使他憔悴了许多，头发又落了不少，前额更加突出。但凹在眉骨下的两眼还是乌黑发亮，挺有神气。

　　“什么时候来的？家里还好 ”

　　陈独秀示意他坐在写字桌旁的木椅上。陈独秀的卧室不大，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两架书就把房间挤得满满的。

　　“才来几天，可惜母亲不久前去世了……”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逝世时才五十三岁，家莫时，他含泪写下了《奠母文》。从此后，他将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果断地抬起了头：

　　“先生关在监狱时，我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了一个近百人的团体进京请愿，要求驱逐段祺瑞的走狗——湖南军阀张敬尧！”

　　毛泽东欠身从布包里摸出几期《湘江评论》，递给了这位让他敬重的思想导师。

　　陈独秀接过杂志翻了翻，说：“适之和守常在《每周评论》上夸你文字写得好，就是讲这个吧？”

　　“那是两位先生客气 ”

　　《湘江评论》创刊于1919年的7月14日，在二、三、四期上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胡适看见后，当即在《每周评论》上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举旗人之一，胡适能这样评价一个外地年轻人，非常不容易。而李大钊更是旗帜鲜明地称赞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议论，在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趁毛泽东品茶时，陈独秀很快被创刊号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吸引住 他快速地浏览起来，两眼闪射出愉悦的光芒。他真要好好感谢这位湖南人，在他危难之时，给了他有生以来最高的舆论评价。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

　　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

　　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了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

　　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

　　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

　　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

　　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

　　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了他，也可算是罪

　　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

　　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

　　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

　　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有点不好意思了，只是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连声致谢。

　　毛泽东气宇轩昂地抬起头，余恨未消地说：“可惜只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这个反动军阀封掉 所以我这次来京，一是要掀起驱张运动。专门在故宫附近租了一个叫‘福佑寺’的庙，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前日还在湖南会馆发起了旅京湘籍各界公民大会，有上千人参加呢。另外，就想来看望守常先生和您，讨教今后的救国之策。”

　　他已去看过李大钊，在这二十年代刚刚开始之际，他有许多的想法和冲动，急于向两位思想导师倾诉。

　　“快说来听听，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但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

　　陈独秀虽然刚虎口脱身，却斗志未泯，还增添了一种豁出去的热望。说来奇怪，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这些日子却常想到人生的价值，国家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话题，真正是四十而不惑

　　“我为什么写《民众的大联合》？因为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现在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和改造的方法，就是刻不容缓地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联合起来干什么，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然后要打破强权和专制，欧洲刚结束的这场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强权打倒了强权，结果仍然得到了强权。现在俄罗斯已经打倒了贵族，驱逐了富人，消灭了强权。我预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如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功，就是中国的民众大联合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因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敢说一句怪话，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国的改革，一定比任何民族更为彻底。中国的社会，一定比任何民族更为光明。陈先生，守常先生已和罗章龙、邓中夏在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想问你一句话，在中国如何发动阶级战争，推翻军阀统治？如何走俄国人的路？我们当前究竟应该如何行动 ”

　　毛泽东终于激动了，英气逼人的大眼睛迷们地盯着陈独秀，渴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陈独秀一下窘住了，脸涨得通红。他仿佛看见了一个个性更为强悍的生命，在向他发问和挑战。他必须回答和思考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路究竟应该如何走？

　　可惜他暂时无法回答毛泽东的问题，但他不愧是位坦荡的真君子，用不无歉意的口吻真诚地说：

　　“润之，你的问题提得很及时。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应完全区别于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最近广东的陈炯明委托章士钊、汪静卫创办西南大学，他俩见我在京受人监视，难展宏图，邀我去一趟上海。孙中山也于去年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也想重振旗鼓。所以我最近想悄然去上海听听动静，顺便思考你提出的问题。相信我和守常，不久就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毛泽东走后，陈独秀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雨后初晴，空气格外清新。陈独秀的精神为之一振，毛泽东的到来，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这次见面使他对这位湖南人留下极好的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2

　　我们的鲁迅先生此刻已乔迁于八道湾的新居里。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他一直忙于两件事，找房子和举家迁移北京。绍兴新台门的祖宅已卖给朱朗仙家，需在阴历年底前全部交付。于是他年初就开始四处奔波寻觅合适的住房，直至八月中旬才买定八道湾十一号罗氏住宅一所。又开始招工备料，紧张地张罗修缮事宜，一直忙到十一月下旬。然后亲自赶去绍兴，接来了母亲、三弟及眷属。周作人与羽大信子去年八月早就来了北京，以母亲为核心的周氏三兄弟一家，经过多年的骨肉分离，终于在这桃花源里开始了其乐融融的团聚生活。

　　下午，周作人上完课，便邀蔡元培乘一辆包车来到了八道湾。周宅顿时热闹起来，先由鲁迅陪着参观新居。哈！院子的空地真大，简直好开运动会 在鲁迅的居室外间，蔡元培碰见了比鲁迅大三岁的朱安。朱安显得很局促，低着头退了下去。蔡元培仿佛听见了鲁迅平时的叹息，说这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觉得她有点尼姑相，也在心里为这失败的婚姻哀叹了一声。蔡元培在桌子前坐了下来，发现鲁迅所垫的褥子，是一条很薄很薄旧得已经发硬的老棉花套。盖的棉被也是一条很单薄的小被子，房间里又不生火炉，如何抵挡冬天的寒冷 早就听说他一直过着僧侣般的禁欲生活，从不穿棉裤，也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床睡觉，今天总算证实 蔡元培的脸上溢出一丝悲哀，鲁迅却浑然不觉，又高兴地陪他去见鲁老太太。老太太见当年的蔡总长到了，一口一声恩公，颤巍巍地召唤下人上茶和让座。蔡元培的眼睛突然模糊起来，仿佛看见当年自己翰林及第时，绍兴的一位老翰林，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却从打着“汝南周”灯笼的深宅大院里，因科举案锒铛入狱 这位老翰林也是位大好佬，酒后因乡人请求，竟糊涂地带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去贿赂那位最终送他下地狱的主考官。唉！豫才也许是过早地感受了家庭和社会的世态炎凉，才养成今日乖戾的性格。

　　屋里的气氛很快被家宴的欢闹冲淡 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田信子端上了几样绍兴风味莱：笋干炖老鸭，霉干菜炯肉，还有青鱼干、糟鸡等。这笋干还是用小竹笋腌的，筷子般细。大家尝了一口，纷纷说鲜。周氏三兄弟在一旁作陪，况且又喝了几杯地道的绍兴花雕，蔡元培的兴致很快就上来

　　他醉眼矇眬地打趣道：“中国文坛有了你们周氏兄弟，就永远不会寂寞 豫才的小说好，启明的散文佳。豫才不仅文章好，考证也好。你的《古小说钩沉》让国文系的马幼渔主任都眼红了，一定要我聘你来讲中国小说史。怎么样，能给我者蔡一个面子 ”

　　鲁迅含笑举起酒杯，与蔡元培对饮了一口，算是答应了聘约。见他无奈地说：

　　“看来为了稻粮谋，我也只得重返令人一度讨厌的教坛 ”

　　一年多以来，政府一直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在傅岳囗代理教育总长期间，他自己也曾加入部里自发组织的索薪团，带了面包和水，到财政部包围总长李思浩。那结果是一场骗局，长官签发的支票和应许的诺言，全都不能兑现，从此对索薪也就冷淡多 但现在整个大家庭都来了北京，统管经济的信子又爱花钱，靠他和启明的薪水自然入不敷出，有时还被弄得相当窘迫，他不得不考虑出门兼课

　　周作人谈起了正热闹一时的“新村”运动。他于去年夏天去日本接回了家眷，在日期间最大的收获，是对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的访问。

　　周作人说：“我进了新村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那里人人劳动，各取所需，新村的空气中，便充满了人类之爱，实在令人陶醉。我回国后写了《访日本新村记》，提出了新村的理想，就是真正人的生活的理想。这跟我‘人的文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蔡元培顿时来了兴趣。他对工读互助团的出现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先是在元旦发表了《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一文，又在一月中旬应邀在少年中国学会作了题为《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的演讲。还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捐款赞助这一新生事物，陈独秀虽刚出监狱，却一下捐了三十大洋。鲁迅对此却很冷淡，说这事注定办不下去。周作人坚持说一定办得下去，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有这么多好处，为何办不下去 现在连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都在群起仿效 还有，那位湖南的毛泽东，来京后参观了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打算回去也搞“改造湖甫联盟”的计划，也想发起一个类似的组织呢。

　　蔡元培见兄弟俩各执所见，气氛寡淡了，忙含笑前来解围道：

　　“中国的出路在改造，改造的出路在教育，中国的教育是穷教育，所以前年我搞校役夜班，最近北大学生会发起平民夜校，启明又和王光祈等人办工读互助团，都反映了大家为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所作的可贵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的。豫才，这次回京后我抽空看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现了同一期你的随笔和《药》，觉得守常是把你当作主义派 而《每周评论》上胡适和守常的论战我也拜读了，看样子《新青年》营垒已有思想分歧。唉！二十年代的中国，各种主义和思潮都将登台亮相。思想文化界，又将面临一次新的大浪淘沙！豫才，我觉得守常和仲甫已明显苏俄化，他们是想发动政治革命 而玄同、半农、尹默还在搞学术革命，适之也开始高谈政治了，但着力点还在文学和学术上。豫才、启明，从本意上讲我不想看到《新青年》同人内江，散伙，不知你们有何高见 ”

　　周氏兄弟对视一笑，鲁迅呷了一口酒说：“在‘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中，我是不反对过激主义的。”

　　他又点燃了烟，低头抽了起来。记得在李大钊编的那期“专号”里，他曾热情地赞美过十月革命，在杂感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而那篇小说《药》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个孤独的精神的战士，为着民众战斗，却在死后被愚昧者喝了他的血。《药》写得有些王婆式的鬼气，他在铺纸蘸墨时，总感到有老熟人秋瑾的亡灵在脑中回旋，屋外又有那棵曾吊死过人的大槐树，连鲁迅自己也感到文中弥漫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他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的，他预感到对方会感兴趣。果然，李大钊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到了革命者的悲哀、国民的愚昧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视《药》为主义派，当即将文章收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鲁迅沉思着瞥了一眼周作人和周建人，淡淡地说：“尽管我尊重守常和仲甫的气魄，但对中国的政治革命却很迷惘。我心中总是拂不散十年前那场革命的阴影，拂不散当日本人刺杀中国人时，我们的国民却拥在边上看热闹的印象。我始终要怀疑，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多看几眼。‘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一点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我惟一能做的事还是用笔来揭露这吃人的社会，来揭示国民灵魂的病根，并尽量翻译些弱小民族的作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我从来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黑暗，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得不迁就有武力的军阀和政客。而要依靠这些人搞政治革命，中国只会更加黑暗和倒退。”

　　蔡元培赞同地点了下头，这就是鲁迅的性格，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深刻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的目光透过窗外，落在鲁迅手栽的两株丁香上。对了，豫才是喜欢丁香的。他的心里总是郁结着一种丁香般难以排解的惆怅。

　　　　　　　　　　　　　　　　　 3

　　早春二月的一个傍晚，朝阳门内驶来一辆骡车。管城门的警察，见车内是位病人，车把上坐着位河北口音的账房先生，便挥挥手放行 骡车乘着暮霭的遮掩，朝天津方向疾驶而去。

　　当骡车驶出一段路程后，那位头戴毡帽，穿着油迹斑斑棉袄的病人，按捺不住地大笑起来：

　　“守常，我们脱险了！”

　　前面那位携带账本，好似年关前下乡收账的生意人，果然是李大钊。见他一把脱下礼帽，也回转身吁了口长气：

　　“仲甫，刚才我真捏了一把汗呢！”

　　事情还得从陈独秀说起。前不久，他应章士钊之邀，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趟上海。不料中途又因胡适介绍去汉口演讲，没想到报纸将他到武汉的过激活动公布了出来。他是受监控之人，立即惊动了北京警察厅。当时吴炳湘已经下台，警察厅决定在他回京时逮捕他，罪名是违反了保释戒约。

　　陈独秀是2月7日从武汉大智门乘车回京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下车后径直回了家，结果遇上了一位警察。警察盘查了几句，就慌里慌张地走 陈独秀越想越不对劲，和高君曼一商量，赶紧离开了家。他出门后先上了胡适处，见那里人杂，又掉头跑到李大钊家里。

　　一进门，李大钊和高一涵就惊叫起来：

　　“啊呀，你可来了！没有回家吧？”

　　李大钊上前接过他手上的小皮箱，转身关上了门。

　　原来他俩见风声不妙，又得知他今日回京，早派人去车站等候 结果人多没有接上，正在着急呢。

　　李大钊很担心陈独秀的处境，沉着脸说：

　　“仲甫，北京呆不下去 既然陈炯明想请你筹备西南大学，还是去南方吧。”

　　陈独秀想起了那个獐头鼠目的警察，也心有余悸地说：

　　“看来不走也得走了，但乘火车和汽车肯定是自投罗网。”

　　李大钊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果断地说：“这样吧，咱们化妆一下，我送你去天津，你从那乘船去上海。”

　　两人先赶到北大教授、李大钊的老乡王星拱家精心化装起来。陈独秀园坐了几月牢，正闹胃病，加上旅途疲劳及刚才那场惊吓，脸色苍白，胡髭拉茬，极像个病人。就干脆套上一件王家厨师的脏衣服，戴上顶旧毡帽，装起病来。而李大钊扮什么好 王星拱想了半天，突然一拍脑袋笑了起来。

　　“有了！稍等片刻。”

　　他转身出了门，不一会就捧来了几册账本和店家的红纸片儿，喜滋滋地说：

　　“守常就做个账房先生吧！”

　　待化装完毕，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骡车慢悠悠地在路上晃荡着，因为兴奋，陈独秀正点燃一支烟吸着。

　　李大钊瞥了他一眼，觉得此次分离，也不知何时再能见面。上车时他就想利用这次机会好好交流一下看法，这也是他亲自送陈独秀离京的一个原因。在中国要搞苏俄式的革命，像陈独秀这样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是少不了的。见他兴致很好，李大钊便不失时机地开了口：

　　“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陈独秀吸了一口烟，陷入了沉思。他虽然是个老革命党人，但骨子里从不愿攀附别人，包括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所以李大钊一提出建党，他就想起去年年底在《〈新青年〉宣言》中说的话，他曾说过：“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可是今天，他却挺爽快地说：“好 守常，我以前可是反对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要在那时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

　　“哦，现在怎么变了 ”李大钊想多听听他的意见。

　　“没有变。因为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

　　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 ”

　　“好！”李大钊绷紧的心终于释然落地，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守常，听说你搞了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向蔡先生要房子。今天你又想建党，他不会害怕吧？”

　　“不！他一口答应给我们拨房子。在我看来，他是把它当作进步的学术研究团体对待 嗨！如果共产党真能在北大诞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还真多亏了蔡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呢。要不我和你，还有谭平山、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包括毛泽东，怎会聚在一起大谈特谈布尔什维克主义 如果没有北大这个舞台和思想阵地，要在中国建党恐怕会以另外的样子推迟许多年呢。”

　　陈独秀也感叹地点点头，说：“真是无心栽柳柳成行哩！记得有一次我和老蔡谈起十月革命，他说列宁什么都好，但把沙皇的家庭全部杀掉太不人道 我嘲讽说，你当年不也一样主张暗杀，秘密研制炸药 如果炸弹在皇宫里爆炸，妃子和太监们不也随慈禧一起升天了 其实我当时对苏俄滥杀贵族也有偏见。怪不得老蔡，他毕竟是个上流社会的大人物 最好笑的还是适之，他不懂主义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目前还产生不了自由竟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的时候，人民最需要的是‘共产’这两个字，这才是最让旧世界害怕的重磅炸弹。”

　　李大钊欣喜地望着陈独秀，觉得他的思想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着在南北分头筹划建党的大事，直到拂晓。

　　到天津后，李大钊安排他住在租界的一家客栈里，又忙着去码头买船票。还给在上海的许德珩和张国焘拍了电报，叫他俩帮陈独秀找房子。临别时，李大钊深情地望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说：

　　“一切都安排妥帖了，你尽管放心地在船上睡觉吧！”

　　陈独秀感动地握紧他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呀！”

　　他觉得李大钊的目光是那样温和慈祥，虽然比他年少十岁，却透出一种兄长般的慈爱之情。这使他难以忘怀，自长兄去世后，他已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之情

　　“你也早点回京吧！”

　　“不！天津有几位朋友约我晚上去见一个苏俄同志，我正在设法和共产国际联系呢！”

　　李大钊说话时压低了声音，警惕地看了眼左右。

　　陈独秀安抵上海后就给他来了封信，李大钊这才放下了心。这天，准备去日本的高一涵到他家中辞行，一见面先竖起大拇指对他夫人赵纫兰说：

　　“守常兄不愧为侠肝义胆的大英雄！”

　　李大钊夫妇都被他那严肃的表情惹笑 见他又摸出一份天津的《益世报》扬了扬，吓唬道：

　　“不过你这次去天津，还差点闹出事来呢。”

　　原来报上登载了“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淡淡地一笑，将报纸递给了夫人，幽默地说；

　　“消息挺快呀！看来暗探们也不是吃素的。”

　　　　　　　　　　　　　　　　　 4

　　仲春的一天上午，空气中弥漫着耀眼的暖融融的气味。蔡元培却和新任总务长蒋梦麟，在校长室里商量一件棘手的事。

　　今年以来天津、北京学潮不断，很快蔓延到了全国。教育界与军阀政府又一次为索薪和山东问题对立了起来。先是北京各学校的教职员要求以现金发薪罢课，学校行政无法维持，以蔡元培为首的各大学校长不得不联名辞职。政府怕惹出乱子，只好勉强答应了条件，但又把账记在蔡元培身上。竟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他一人的辞呈。幸亏北大学生会代表立即赶去质询国务总理靳云鹏，内阁才慌忙改变了主意。紧接着，围绕反对日本提出的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又游行不断。先是天津的三千余名学生上街请愿，被军警打伤了五十多人，还逮捕了学生代表周恩来等人。北京学界愤怒了，又一次上街游行声援。在前门演讲时，被数千名军警包围，当场捕去一千六百余人。虽然到晚上多数学生陆续放出，但还是将四十三人关押在卫戍司令部。而且据传北京政府还准备将他们交给法庭处理，还想追究这些闹事者的刑事责任。正巧梁启超率领代表团回国，梁任公不愧是位血性男儿，凭他在巴黎和会期间奔走呼号的巨大影响，亲自去找徐世昌为这些爱国学生说情。但仍不见解冻的迹象，蔡元培终于火了，他明知出头露面没有好下场，仍书生气十足地领衔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质询教育部，并一起具呈北京政府，明确反对出卖山东主权。为了表示自己与旧势力决裂的信念，他还在《新青年》发表了措词激昂的文章——《洪水与猛兽》。

　　今天，刚出版的《新青年》正好送来北大。他却和蒋梦麟在为开放女禁，招收女生之事烦恼不堪。

　　初春时，北大学生王昆仑来找蔡校长，说他姐姐王兰因病失学在家，很想进北大求学。蔡元培想起去年有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也曾给他写过信，要求开放女禁，男女同校。便笑着问：

　　“她敢来 ”

　　“敢！”王昆仑勇敢地点点头。

　　“好！那就让她来试试。”

　　王兰就这样进了北大，成了哲学系一年级的旁听生。她还带头剪了头发，在《晨报》上发表了《北大男女共校以前的我和以后的我》一文，抒发了自己的感想。到了芳菲三月时，北大已陆续招收了九位女生。没想到这件触动了封建神经末梢的小事，不仅轰动了全北大，还轰动了全北京。

　　就在刚才，教育部派了位道貌岸然的佥事来责问蔡元培，说：“招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

　　蔡元培像被黄蜂蜇了一下，好好先生的雅量荡然无存，一股无名火顿时直冲脑门。他终于冷冷地回敬了一句：

　　“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呀！从前是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报名了，大学就没有理由拒绝！”

　　那位企事一下子被噎住了，不悦地拉长了一张马脸说：“蔡先生，你是老前辈了，但兄弟公务在身，有些话不得不说。开女禁之事关系重大，必须报部里核准，否则一切都不能算数。”

　　话毕，铁着脸扬长而去。

　　蒋梦麟有点吃不准了，胆怯地问：“如部里不同意，今年暑假招考，还收女生 ”

　　蔡元培不悦地瞪了他一眼：“你咋也糊涂了，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们要整治北大，改革教育，就一步也不能退缩。这样吧，你给部里送一份呈文，如有问题，我去找傅岳囗论理。”

　　他话是这样说，心里却满渗出悲凉。想想黎元洪执政时，自己还能大刀阔斧地做成几件事。而自去年秋天回京后，政治空气简直恶劣到了极点。每做一件事，都会有人设卡。每走一步路，都生怕踩着陷阱。唉！看来在北京这种地方，真是有点待不下去

　　他止不住又留恋起隐居西湖杨庄时的那份恬静和淡泊。

　　就在离校长室不远，有两间宽敞的青砖房子，它就是蔡元培拨给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场所，被青年布尔什维克亲切地称为“亢慕义斋”，这“亢慕义”是德文译音，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因离校长室不远，白天还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一进门，只见“亢斋”正中挂有马克思画像。两边是一副对联：

　　　　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

　　对联出自会员宋天放手迹，上联为陈独秀所言，下联是李大钊的意思。他说在这个研究会里，有南方之强，也有北方之强。现在南北方之强团结在一起，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

　　四壁还贴有许多富有革命气息的诗歌、箴语、格言等，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呼雀跃，连日聚会，李大钊也常和青年学生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

　　此时，邓中夏、罗章龙和张国焘正在拜读《新青年》上蔡元培的那篇《洪水与猛兽》。三个人都是激动分子，都被蔡先生那痛快淋漓的文风折服得一阵阵地叫好。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

　　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

　　不能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 对付洪水，要是用鲸的湮法，

　　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

　　反有灌溉之利 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

　　是有利无害的。

　　　　至于猛兽，恰好是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

　　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

　　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

　　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

　　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

　　这一期的刊物正好轮到胡适主编，所以他还在后面加了一段附记说：“这是蔡先生替北京英文《导报》增刊而写。我们因为这篇文章是现在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的意思，故把他的中文原稿登在这里。”

　　邓中夏感叹地说：“凭蔡先生的地位和声望，能发出这样的声音，着实不易。哎！如果我们下一步建党的话，把蔡先生也拉进来如何？”

　　罗章龙是个湖南小个子，前不久还与毛泽东在北京联手发起“驱张”运动。毛泽东这次来京公开了与杨开慧的关系，但不幸的是杨昌济教授却在一月中旬病逝 又是蔡元培出面为他举办丧事，还在北大为亡友征集膊赠。罗章龙“五四”期间为响应陈独秀的行动理论，专门成立过行动小组，思想比一般人成熟的多。见他冷静地分析道：

　　“蔡先生同情劳苦大众和社会主义，在上层社会里，他的政治态度是居中偏左的。但目前还只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主义者，与他谈共产主义还为时过早。”

　　张国焘俨然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信徒，在棉袍上缝了两只大口袋，左边装着本德文版的马克思，右边插着本俄文版的列宁，整日在校园内晃荡晃荡。他显然比他俩更有谋略，有点自作聪明地建议道：

　　“现在的北大，是新旧思潮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我们要利用蔡元培的影响和保护伞，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打出去，把无产阶级政党尽快建立起来。”

　　正在这时，李大钊带着那位李鸿章的孙子李平原进来 这位平原公子好像对政治也很感兴趣，先是组织了北大雄辩会，老是要为他爷爷的洋务运动正名和辩论。去年6月3日这天，又和张国焘、瞿秋白等学生因学潮一起被军警拘禁。最近又迷上了马克思的学说，硬磨着加入了研究会。刚才他俩去找了蔡校长，想在5月1日那天，在北大举行一次“五一”纪念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庆祝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

　　“蔡先生能同意 ”张国焘不无担心地问。

　　李大钊浩然一笑，敬佩地点了下头，说：“我们开始也有些担忧，怕老是集会让他为难。没想到蔡先生沉思片刻，面含春风地说，这个会我支持。在这个精神劳动的纪念日里，我希望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能与劳工为伍，能尽快化成劳工的一分子。这也是我提倡平民教育的理想呀！”

　　“亢慕义斋”里爆出一阵喝彩声，李大钊激情澎湃地拿起一支毛笔，铺开纸写下了八个遒劲的大字——

　　“不破不立，不立不破！”

　　　　　　　　　　　　　　　　　 5

　　　　《北京劳工宣言》：今天是世界劳动者争得八小时的纪念引我们应该

　　快快起来休业一天，大大庆祝一下才是。从今以后，有工大家做，有饭大

　　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军人、道士、和尚、盗贼、娼妓、流氓、

　　乞丐都要驱逐净尽。我们要把田园工厂以及一切生产机关统统收回，自己

　　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剥夺了去！

　　今天一早，大街上布满了军警的马队，如临大敌般地盯着两辆示威游行的大卡车。卡车上插满了书有“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等字样的红旗。北大学生何孟雄等八位工读互助团的团员，不断地在车上向围观的市民高呼过激的口号。当车驶近总统府时，车上突然撒下几千份《北京劳工宣言》。军警中一名小头目捡起一看，慌忙下达了逮捕令。凄厉的警笛尖叫着驱散了围观的市民，马队以迅猛之势包围了汽车。只见何孟雄眼睛发红地命令司机强行突围，一边振臂高呼口号：

　　“抗议军警迫害！纪念国际劳动节无罪！”

　　那位司机也是工读互助团的骨干，接令后一脚踩足了油门，汽车野马般地向前直冲而去，一下撞倒了几匹战马，有位警察惨叫一声在轮下丧命。

　　这还了得，军警们一拥而上，那位司机也慌了神色，把车停了下来。何孟雄等八人连同司机当场被捕。

　　而在北大二院的礼堂里，李大钊主持的纪念大会正在隆重召开。李大钊站在台上演讲，语气像一位充满憧憬的诗人：

　　“我们希望诸位常常纪念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让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吧！”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校役夜班的工友抬起了头，平民夜校的穷学生也抬起了头，还有许多工读互助团和北大的学生也噙着热泪，高仰起充满希冀的脑袋。我们渴望光明、渴望平等、渴望人的生活，我们的渴望已如地火，焦灼地积压了无数个世纪。黑暗中引路的明灯呵！你在哪里？你真的能领我们走向光明的地方去

　　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李平原等人捧着新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新青年》杂志，散发给五百多位到会者。两本刊物都出版了“纪念劳动节专号”，《学生周刊》上还有“劳工神圣”。“劳动者的胜利”、“资本家的末路”等四幅漫画插图。而《新青年》上也同时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和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还有孙中山、蔡元培和九位名不见经传工友的题词。蔡元培题写的四个大字仍然是“劳工神圣”。

　　正当邓中夏带着平民教育演讲团准备分五组上街时，突然门外涌进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会场气氛一下子僵住

　　只听见军警背后传来一声叫喊：“蔡校长来了！”

　　黑压压的军警自动闪出一条通道，蔡元培神情肃穆地步入会场，人群中爆出一阵欢呼声。蔡元培穿着一身褪色的棉布长袍，方正的颧骨上闪烁出圣人般的静气。他沉稳地环视了一眼会场，缓缓地走上讲台。所有的眼睛都投向了这位一校之长，关注着他的眼神、表情和一举一动。他沉稳地倒转脑袋问李大钊：

　　“你的演讲完了 ”

　　见李大钊点了下头，蔡元培有力地挥动了一下右手，嗓音平静地宣布道：

　　“今天的纪念大会到此结束。解散！”

　　人群欢呼着涌向门外，军警们傻眼了，一场冲突眼看着被蔡元培化解

　　当整个会场只剩下他俩时，李大钊的眼眶潮湿 只见蔡元培的额角又渗出豆粒大的冷汗，一双手死命地护住发痛的胃部。他忍不住上前扶住了这位浑身瘫软的长者，艰难地走了出来。

　　　　　　　　　　　　　　　　　 6

　　暑假里的一天中午，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蝉鸣不绝。张国焘带着天津巾帼领袖刘清扬，来到陈独秀寓所。陈独秀见刘清扬眉目清秀，举止娴静，以为是他的女友，便大大咧咧地开起了玩笑。张国焘红了脸，连忙解释道：

　　“我们是受北京学联委托去南洋募捐的呀。”

　　另外的话他只能单独说，离京之前，李大钊专门托他找陈独秀，了解一下上海建党的事。

　　陈独秀先在外面安排好刘清扬的住宿，就留张国焘住自己楼下，和李达一间房。自己和夫人高君曼住在楼上。这幢老式石库门房子还是柏文蔚让给他的，柏氏已迁到新渔阳里居住。进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张，椅子数把，壁间挂有大理石嵌屏四幅。

　　张国焘喜欢交际应酬，性格和李达不一样，有时很晚才回来。有一夜他又回来晚了，高君曼以为他谈恋爱去了，就和他开玩笑说：

　　“张先生是轧马路去了吧？”

　　张国焘连忙摇头：“哪里，哪里。”他确实没有去轧马路，不过心里早已对刘清扬有了意思，刘清扬似乎没有看中他，却对北大教师张申府暗生了恋情。

　　陈独秀仍然很忙，先是和章士钊等人筹办西南大学，最后一筹莫展。又要独自编《新青年》，还到处约人谈话，研究如何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几天下来，张国焘有点佩服 陈先生尽管很忙，生活却忙中不乱，很有规律。他上午写作，中午尽可能要睡一会，下午或应酬来客或出门社交，晚上再接着写文章，精力实在过人。

　　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家中来了一位俄国客人。来人是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金斯基，陪同前来的翻译是俄籍华人杨明斋。

　　“陈先生，这里有李大钊先生的信。”见面时，带着山东口音的杨明斋递过来一封信。看样子他要比陈独秀小一点，约莫三十八九岁。

　　“哦！是守常介绍来的。”陈独秀狐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一边让坐，一边急切地看起信来。

　　“李先生还是柏烈伟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呢！”杨明斋估计陈独秀认识这位北大的俄籍教授。

　　“好啊，欢迎，欢迎。”陈独秀满面春风地忙着上茶敬烟。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这位化名吴廷康的维金斯基来沪的目的。他们是想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尽快在中国建党。显然，这位老朋友是一直把自己看成领袖人物的。俄国客人一到上海又先来找自己，这使他觉得很有面子。

　　“请问，你们一起来了几位？”陈独秀说话时，礼貌地对这位俄国人笑了笑。对方忙咧了咧嘴，他那双冷峻的鹰眼一直注视着陈独秀。

　　杨明斋忙说：“吴先生的秘书马马耶夫和夫人都留在北京，想协助李先生在北方建党。”

　　“看来你们对中国的情况很熟悉？”

　　“不，我们是从少数俄侨口中听说《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

　　说话时，杨明斋欠了欠上身，看得出他对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很尊重。

　　“陈先生、李先生都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突然，吴廷康用生硬的中国话插了一句。陈独秀充满敬意地眨了眨眼，他没想到这位俄国人还会讲华语。他发自内心地感叹了一声，说：

　　“我和李先生讨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这次二位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张国焘正将藤椅移到门外，手里摇着芭蕉扇，悄悄地听着楼上的谈话。李达说杨明斋以前来过，这位俄国人倒是第一次看见，说完又回屋里埋头写作去 陈独秀正在谈起俞秀松和罗亦农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谈起陈望道刚刚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谈起李达正在筹备的《共产党》月刊，谈起戴季陶的那份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杂志。维金斯基听说这些人都住在渔阳里附近，就饶有兴趣地提出想分别见见他们。

　　两位客人走后，陈独秀还谈兴未尽，拉着张国焘来院子里乘凉。陈独秀说：

　　“你回北京后，就和守常、申府一起，尽快把北京小组成立起来。我们上海小组，这个月就成立 ”

　　张国焘听得热血沸腾，一把拉住对方的手：

　　“可惜我还不是共产党。”

　　“不要紧，我会建议他们考虑的。”

　　张国焘是八月底赶回北京的，临走时，陈独秀托他带了一封信。李大钊看完信后觉得事关重大，就和张申府在“亢慕义斋”讨论起来。

　　李大钊沉思着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说：“仲甫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维金斯基的意思，各国共产党名称可以不一致，不必强求。记得俄国以前是叫社会民主工党的，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我的意见就叫共产党吧。”

　　“仲甫担心戴季陶、张东苏不愿意用共产党的名称。”

　　张申府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着陈独秀的信一边说。他最近去过趟上海，陈独秀的意思，如果想争取戴秀陶、张东苏等人在党内，能否不叫共产党。

　　李大钊注视着墙上的马克思像，坚毅地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他们要是真不满意共产党的名称，那是留不住的。”

　　“好！我给仲甫回封信，就定下来叫共产党吧！”

　　其实张申府也知道，戴、张等人只是找借口罢

　　李大钊又谈到陈独秀对张国焘的评价，说：“仲甫对张国焘印象不错，是不是先把他吸收进来？”

　　张国焘当时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国民社的主要负责人。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先后出国后，他在学生中算是活动能力最强的人

　　张申府觉得他有点爱出风头，但想了想还是同意了：

　　“我同意吸收他入党，因为仲甫的意见是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进来，他说当务之急是增加党员数量。不创党则已，既然创党，就轰轰烈烈地创，创出个眉目来。他希望我们先组织北京小组，尽快向北方发展。他已去函湖南、湖北、山东等地，希望各地加快建立共产党小组，力争在明年正式在中国建党。”

　　仲秋时节，天高气爽，北京共产党小组在“亢慕义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李大钊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当时的北大还没有白色恐怖，门口不远处还有校警在帮着站岗。在谈到经费问题时，大家都有点发窘。北京小组和上海小组相比，经费要困难得多。陈独秀编辑《新青年》，经济上比李大钊宽裕些。北京小组成员又多数是北大的穷学生，最后还是李大钊爽快地表了个态：

　　“这样吧，每月从我薪水中拿出八十元作为活动经费！”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校长室里，蔡元培正和丁文江会谈。丁文江蓄着小八字胡，刚随梁启超游历欧洲回国不久。他回国后，就出题对北大地质系的学生进行了考试，发现竟全部不及格。便来找蔡元培谈整顿地质系的设想，决定成立地质研究会，聘请美籍地质学家葛利普和李四光任教授。组织地质调查，举办地质展览会，一洗过去中国地质调查依赖外人之耻。

　　此刻，两人又谈起了英美和苏俄的外交政策。就在《新青年》的“纪念劳动节专号”上，全文刊登了苏俄的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原是去年在巴黎和会时发出的，但由于军阀政府的封锁，直到最近才在国内刊物上披露。

　　丁文江又谈起了梁启超和他们代表团对英美法外交政策的看法。由于他们在山东问题上联手出卖中国主权，中国的知识界对欧美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纷纷转而对苏俄有了好感。只见蔡元培感叹地说：

　　“过去我国的一般看法，只要听到俄国两个字，就联想到过激，不是惊骇，就是痛恨。此外，还有一点轻视。以为劳农政府，无非胡闹一下，决无存在的地位。现在不同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苏俄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许多原来反对的人，也纷纷转而赞同苏俄 ”

　　丁文江风趣地说：“听说北大还成立了牛客士研究会，你还给他们拨房子 ”

　　蔡元培听了哈哈大笑，因北大在马神庙，现在又冒出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人不解，便闹出了这段笑话。

　　丁文江不无担忧地问：“蔡先生，如果共产党真像幽灵从你眼皮下钻出来，那中国将从此不得安宁 ”

　　蔡元培坦然一笑，说：“我刚写过一篇谈洪水猛兽的文章，按照兼容并蓄的哲学观点看，任何存在都有合理性。道并行而不相悻吗，真冒出来，也不可怕。”

　　　　　　　　　　　　　　　　　 7

　　正当徐世昌高喊和平统一计划，企图促使南北和议时，风云突变，直皖大战终于爆发

　　起因还是和段祺瑞重用徐树铮有关。自冯国璋去年底病逝后，曹锟成了直系军阀的新首领。曹锟和吴佩孚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段祺瑞控制了全部军费，又将参战军队改为边防军，还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一跃而成了“西北王”。在新的威胁面前，他俩联络“东北王”张作霖，组织了一个反皖的“七省联盟”，秘密地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拉开了反皖的帷幕。

　　又是以“革命将军”自居的吴佩孚首先发难，先在5月下旬从湖南撤兵北上，借紧跟而来的湘军之手，赶跑了老段的战将张敬尧。又于6月初兵逼中原大地，与皖军摆开决战的架式。他的军队一路上军容整齐，红旗招展。地方官员和士绅列队迎送，军乐齐奏。士兵们高唱着这位秀才出身的玉帅自编的军歌，士气确实与别的部队不一样。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雨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

　　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雨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坠。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

　　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都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7月4日，在曹锟、张作霖的催促下，徐世昌终于罢免了徐树铮。段祺瑞被激怒了，见他两颊发红，精神颇有错乱之象地咆哮道：“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当即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自任“定国军”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同时，派兵包围了总统府，硬逼着徐世昌下令惩办吴佩孚。

　　然而一纸空文并不能决出雌雄，真枪真炮才能判定胜负。吴佩孚于7月13日发布出师讨贼电文，矛头直指所谓再造共和的上将军段祺瑞，打破了北洋派的传统，撕掉了“清君侧”这块遮羞布。他的这份电文流传很广，也为他赢得了不少民心。

　　　　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

　　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化做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

　　胞；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乱国之

　　贼臣，民国之汉奸也。

　　7月14日两军交战，吴佩孚采用“擒贼先擒王”的战术，先夜袭团河，吓得段祺瑞匆忙逃回北京。又迂回包抄了松林店的定国军前敌总司令部，生擒了老段的“四大金刚”之一曲同丰，还逼他在保定向曹锟献上军刀，表示投降。在廊坊指挥东路作战的徐树铮，一时敌不住直、奉两军夹攻，也丢盔弃甲地逃回了北京。段祺瑞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吐血的旧病又复发 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军队几天功夫全军覆灭，今后还凭什么本钱去逞“虎”威 他实在伤心极了，拿起手枪对着脑袋就是一枪。子弹擦耳飞过，身后的卫士应声倒地，他却没有死。他本打算躲入外国使馆，隐声息影算 但转念一想，觉得还应该留条后路，以便东山再起。于是，在7月20日厚着脸皮给徐世昌递了份辞呈，自请免职以谢国人。

　　徐世昌看了辞呈，冷笑一声说：“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呵！”

　　曹锟与张作霖联手战败了皖系军阀后，又开始争夺中央和地方人员的安排及权力分配。7月28日，曹锟应张作霖之邀到”天津参加会议。在会上，曹锟对张作霖作了重大让步，改变了推举直系元老王士珍组阁的想法，同意张作霖请其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的建议。8月4日这天，曹锟、张作霖又分批前往北京。徐世昌在火车站前铺下黄土，以帝王之礼欢迎这两个大军阀。两人进京后每天都忙着政治分赃，很快就按他们的意志组成了内阁，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

　　这一天，因李石曾刚从法国回来，胡适又新添了女儿素斐，为表示庆贺，蔡元培特请了蒋梦麟、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等在六味斋吃饭。见李石曾迟迟不来，同人们先谈起了前不久七教授联名发表的那份《争自由的宣言》。胡适、蒋梦麟等教授呼吁新一届政府取消限制自由的一切条例，恢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还提出要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发扬为自由而战的精神。据说曹锟看了《晨报》非常恼火，大骂了一通蔡元培和北大的新派教授。

　　蔡元培见周作人闷闷不乐，便想起刚刚失败的那场“新村”运动。先是工读互助团生产的袜子、手套等卖不出去，几乎全部亏本。后来又人心不齐，很快散伙 而胡适又公开发表演讲指责他们，说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独善的个人主义，是想跳出社会去寻找一种超然的理想生活，实在是一种荒唐的书生之见。

　　为了宽慰周作人，蔡元培谈起了刚在北大开课的鲁迅和他深受学生欢迎的小说史课。

　　他不解地问大家：“豫才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听说预备钟还没敲响，教室里早坐满了人，找不到座位的就站在门边、走廊，甚至坐在窗台上，而且还有不少别系、外校的青年从老远赶来听。”

　　是呀，胡适作为名教授，也扪心自问地感叹了一声。他实在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身材矮小，常穿着一件黑色的旧长袍。臂弯和衣领上打着惹人注目的补钉，皮鞋的四周也缝补过。不常修理的头发根根直立，使整个方正的前额袒露出来。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高起的眉棱骨上，眼窝微微凹陷，眼角朝下低垂着，仿佛永远挂着忧郁。他讲话的声音平缓而清晰，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他的表情是那么宁静，即使他的话激起了满堂的笑声，那苍白的脸也始终不会露出一丝微笑。但只要他一打开黑底红色的条纹布包，一开始讲课，教室里就会发出一种沙沙的细响，如千百只甲虫在干草上急急爬行，那是许多铅笔在纸片上作着记录。整段的时间都保持着一种少有的静肃。

　　“是呀，他的魅力究竟在何处 ”胡适终于自言自语地问出了声。

　　蒋梦麟深思熟虑地说：“在这专制的时代，思想始终是吸引人们注意的中心。树人先生讲课的特点，就在于他突破了课程的规范，把原来的小说史讲成了中国社会和国民灵魂的历史。让人处处感受到他独有的思想批判的锋芒。”

　　正在这时，李石曾气喘吁吁地来了，手里还拿着份《时事新报》。

　　他神色有点慌张地将报纸递给蔡元培，说：“你先看看，千万不要急，我正在想办法避免摩擦。”

　　蔡元培匆匆一阅，脸色有点愠怒。见众人不解，便将报纸递给了蒋梦麟。蒋梦麟终于轻声念了起来，教授们听得大惊失色。

　　　　《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

　　　　曹锟、张作霖两使来京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

　　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

　　曹锟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张作霖曰：“可不是。”

　　曹锟即环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王未答，幸有阁员以他语

　　岔开。当时曹、张两使一唱一和，所言多在可解可不解之间，席间竟有相顾

　　失色者也。

　　李石曾担心地说：“这两个军阀不比段祺瑞，一个出身布贩子，一个是马贼，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我想去运动政府，为缓和摩擦起见，派蔡先生出国考察大学教育，先避一下再说。”

　　蔡元培突然赌气地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式：

　　“我不走！再说对付反动军阀，避也不是个办法。”

　　蒋梦麟想起孙中山“率领三千学子，助我革命”的嘱托，终于目光炯炯地对李大钊说：

　　“看来在中国，非发动一场革命不可 ”

　　胡适是消息灵通之士，他沉思片刻，权衡利弊后说：“蔡先生还是避一下为好，现在曹、张二人正和徐世昌讨价还价，先向北京政府索取了一千多万的军费。徐世昌想以边防吃紧为借口要他俩早日离京，可二位偏偏不走，还想让徐世昌任命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我想他们折腾一阵子后迟早要走。对付这帮丘八大帅，犯不着动真。”

　　众教授一致同意，便委托李石曾去疏通关节。他带着李平原背出李鸿章的名头，找了一些北洋旧僚说情。徐世昌也想息事宁人，巴不得蔡元培不在眼皮底下。范源廉又重新出任了教育总长，所以很快就批准 凑巧罗文干等人也要赴欧洲考察司法，正好结伴而行。

　　临行前，蔡元培又做了几件事。一是先后两次在北大召开授予名誉学位典礼，第一次授予法国数学家班乐卫、理学博士儒班、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杜威为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二是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刚访问完苏联，带着他的情人，年轻的社会学家多拉·布莱克同行。当时的中国，很快掀起了一股“罗素热”。他受欢迎的程度，可以从两个事实看出来。一是“罗素研究会”的成立，二是《罗素月刊》的创办。罗素对现象世界和现实本质的看法，与中国佛教哲学的吻合常常达到惊人的程度。同时，他的和平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给那些已被苏俄的社会主义实验吸引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的情人在女子学校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演讲也很有影响力。她在演说中毫不掩饰自己与罗素的关系，赞扬苏俄对男女关系的改革，告诉中国青年要大胆站起来，反抗旧的婚姻模式，追求自己的精神和经济自由。在当时的中国，罗素和布莱克带来的信息是过于激进 他们不仅深受保守人士的痛恨，英国驻华使馆曾几次想赶他们回国，也让一些左派人士感到不安。在湖南，毛泽东听了罗素提出的共产主义可以不用暴力革命，而用教育和启蒙方式实现的观点，非常警惕和反感。他在给法国的蔡和森信中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学校和报纸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如果只是温和地等待，革命将是遥遥无期。但对一些浪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罗素却是最让他们发狂的偶像。连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徐志摩，也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对罗素著作的感觉，说它犹如“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

　　追溯徐志摩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一点感情的线索。罗素来中国时，他已经在美国。一天他忽然惊悉了罗素的死讯，悲痛地哭了一场，还做了悼诗。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已回剑桥去了，就毅然摆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直奔英国，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学一点哲学。没想到当他抵达英国时，发现罗素不但没有从中国回来，而且几年前就被剑桥大学驱逐 理由是他的同事们不赞成他在一战期间所持的和平主义观点，也反对他最近的离婚行为。

　　蔡元培出国前还去了趟长沙，他是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与杜威、罗素和章太炎、吴稚晖、胡适等中外著名学者，去参加学术演讲活动的。当时长沙《大公报》特请毛泽东等人作记录，供该报自行刊布。师生俩又一次见面了，毛泽东还为他亲录了两篇演说词。毛泽东此时已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正在秘密组建湖南共产党小组。鉴于蔡元培和已故老师杨昌济的友谊，毛泽东每天陪伴左右，谈的十分投机。

　　一天傍晚，师生俩在湘江边散步。毛泽东谈起蔡元培夏天时为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作序的事，大为赞叹。没想到蔡元培却天真地说：

　　“我试图说明在中国本来就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像孔孟的许多观点，就包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还有男女平等和泛劳动主义的思想。我发现西方许多先进的学术思想，都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找到源头。”

　　毛泽东听了暗自叫苦，却不敢当面直说，只是觉得这位蔡先生实在单纯的太可爱

　　他又谈起想倡办一所平民主义的大学——湖南自修大学，目的在于为将来改造社会培养人才。蔡元培听了欢喜得满脸放彩，当场要毛泽东起草办学报告，还亲自去湖南省政府和教育厅游说。凭着他的声望，当局很快就批准了办学申请。毛泽东从此创办了一所真正属于他的“党校”，培养出一批令统治者胆战心惊的共产党人。

　　当师生俩在长沙车站依依惜别时，谁也没有想到，从此后他俩将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过面。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六章　红色缅怀（1921）






第六章　红色缅怀（1921）

　　　　　　　　　　　　　　　　　 1

　　瑞士的日内瓦，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就在蔡元培下榻的美景旅馆窗外，是一片湛蓝湛蓝的湖水。这天上午，湖畔传来了军乐声，原来当地正在为病故的青年军官举行葬礼。葬礼非常隆重，还出动了飞机在湖面和空中来回飞翔。一种不祥的预感摄住了蔡元培的心，就在这时候，门房送来了蒋梦麟的唁电：

　　　　夫人黄仲玉不幸于一月二日在北京法国医院病逝。

　　他终于被一种巨大的悲哀击倒 只觉得人像丢了魂似的喉头发哽，手脚冰凉，牙齿咬破了嘴唇，殷红的血滴落在异国的地毯上。这天晚上，他独坐旅社，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寒冷孤寂的冬夜。面对大西洋的滔滔海浪，淼淼烟波，遥望凄风惨雨的东方故国，萦念黄泉路上的孤苦妻魂，牵挂失却慈母的孤儿弱女，想想自己生不能卿卿我我慰爱妻之心于万一，死不能有抚爱妻之棺以护其灵，一颗心终于碎

　　眼前总是浮现仲玉的面容，她确是因担惊受怕病倒的。他本不该在此时远游，但为了自己的安全，她却强装病愈，为他收拾行装，催他上路。旅途中又连续致电，谎称自己病体渐痊，想让先生安心游历。看来仲玉是早知自己病入膏肓，再无生存之希望的。要不临别时，怎会泪水涟涟，哭得舍不得放开他的手

　　想到这里，蔡元培悔恨交集，伏案写下祭文一篇。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

　　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

　　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

　　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他实在写不下去了，泪水已沾湿了信笺。

　　虽然蔡元培不能回国凭吊，但这篇《祭亡妻黄仲玉》的电文却在北京教育界广为流传，最后还选进了许多教科书。北大和黄仲玉任教的孔德学校全体师生，于1月30日在北大三院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京报》还刊出《追悼蔡夫人特别增刊》，登载了她的字画墨迹、著作函件以及祭文、挽联、诗词等。最为感人的还是北大全体工友所送的挽联，文字质朴，却情真意切，表达了他们对蔡先生夫妇倡导平民教育的崇敬之情：

　　　　办学堂实行男女平权，愿天下妇人们共看模范；

　　　　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

　　屈指算来，自1916年回国后，一晃已快五年 他这次明为避风头，心里确实也很想出去考察一下战后各国的教育现状，实实在在地为北大的发展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做几件事。在出访的九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布法、英、德、意和美国等许多地方。但一到巴黎，他就陷入了尴尬之境。华法教育会被吴稚晖。李石曾办成了经济组织，搞得一团糟。与二千多留法学生对立情绪很大，还亏了不少钱。在他的斡旋下，终于使该会与学生脱离了经济关系。而那位周恩来和蔡和森，在平息矛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到里昂后，在工厂做工的陈毅还亲自上门拜访，凑巧他出门了，留下了一封充满崇敬之情的长信。他还动员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推动法国陆军部和教育部，将圣底勒兵营捐作里昂中法大学校址。他亲自出任中方董事长，吴稚晖为中方校长，为留法学生创办了一所新的学校。并欣然接受邓小平、王若飞、陈毅等二百二十五位学生的来信建议，在中法大学里下设工学院，解决了一大批人的求学难题。他还饶有兴趣地考察了法国发明的大学区制度，也就是说取消教育行政机构，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由该区的大学校长领导辖区内的大学和中小学教育，行使教育行政长官的职权。他觉得要在军阀专制的中国真正实现教育独立，必须推广法国的大学区制度。这一设想一直顽固地烙在脑海里，成了多年以后他再度复出时一次失败的试验。

　　他一直想为北大聘请杜威、罗素一类国际一流的学者前来讲学。这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拜访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两位科学巨匠，商谈了访问中国的具体计划。

　　最快慰的还是一路上分别会见了让他惦念的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和冯友兰。本来哥伦比亚大学计划在六月初毕业典礼时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因考察耽误了船期，所以只接受了纽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在美期间，他参加了一次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冯友兰只记得那天到的人很多，蔡先生一进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人在指挥一样。一位久在北京教育部的同学惊讶地说，我还从来没见过校长和学生关系这样好的场面，可见大家是真心佩服蔡先生 而罗家伦却留下了另一种印象，当他陪蔡先生游练色佳时，刚到寓所休息，忽见一位美国新放的驻华公使要宴请先生，想请他介绍认识些北方权贵。蔡先生坐犹未定，一见此人当场就走，无论怎么劝说也留不住。结果只好陪他去看了几十里外的一个瀑布，事后蔡元培说：

　　“我最怕听到这种恶浊的声音！”

　　　　　　　　　　　　　　　　　 2

　　《新青年》内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

　　去年年底前，陈独秀乘船去了广州。陈炯明在粤桂战争取胜后，曾电邀陈独秀去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这对他吸引很大，当初离京也是准备去办西南大学的。但作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他必须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南方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中心，如能在广东建党，对全国都会有影响。

　　陈独秀临走前又来信征求意见，想让上海的陈望道负责《新青年》杂志。没想到这封信闹出了许多不愉快，最不满意者就是胡适。胡适骨子里不满《新青年》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但碍于陈、李的面子不好明说，现在陈独秀走了，何不拿到北京来办？凭什么交给素不相识的陈望道

　　胡适马上给各位同人写信，谈了三条设想。一是听任《新青年》办成苏俄的汉译本，而再另办一份杂志。谁来办这份杂志胡适没说，但含义很清楚，是他而不是陈独秀。因为陈独秀已有了《新青年》，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仲甫带来的，是他的专利。二是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宣言。三是干脆暂时停办。

　　李大钊不赞成停办，他是想为上海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自去年九月起，《新青年》实际上已成了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

　　春节前，好久没买古玩的鲁迅去了趟德古斋，捧回一部《三体石经残石》。晚饭后，正在美滋滋把玩时，邮差送来了胡适的信。他有每天饭后散步的习惯，八道湾寓所的院子又大，就拿着信漫步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正在生病，医生嘱他卧床静养。羽田信子见大先生来了，忙去沏来一杯热茶，亲手递到面前，灯光下，她雪白的脸银子般闪耀了一下，刺得鲁迅微皱了一下眉。

　　周作人把胡适的信仔细看了一遍，说：“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

　　鲁迅却觉得都无所谓，不必像胡适那样计较。当周作人希望他明确表态时，他坦然地说：

　　“拿到北京办当然好，至于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我想大可不必。因为仲甫不愿示人以弱，其实《新青年》所登的作品，无论你如何宣言，官场总是一样头痛，一样不会容忍的。”

　　鲁迅说完，起身给二弟倒了一杯开水。

　　“也是。你给适之回信，把我的意思说一下。”

　　平时都是周作人写信，这次鲁迅推不掉 第二天，胡适读完鲁迅的信，觉得他关于不必声明谈政治的主张是对的，就立马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补上

　　“这真是一个可敬畏的朋友！”

　　胡适感叹地吸了一口美国烟。几年来，鲁迅一直是《新青年》营垒中的一员健将。胡适记得，自己刚写《贞操问题》，他就来了篇《我之节烈观》相呼应。自己写了《我的儿子》，他又跟着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文笔老辣得令人惊叹不已。

　　没想到胡适的信又激怒了陈独秀。回信是李大钊转来的，陈独秀对北京的三条意见十分不满。他指出，提出另办杂志的主张，纯然是为了反对他个人。因此郑重声明，如果另起炉灶，将与《新青年》完全无关。

　　接着，胡适又收到他从广州的来信，陈独秀警告这位小老弟说：“南方颇传你和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的末尾，还用了“言尽于此”的字眼，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思。

　　此时的胡适，真像捅了马蜂窝，弄得焦头烂额。上海的陈望道对他有意见，前不久寄来一张明信片，气冲冲地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而广州的陈独秀对他更有意见，现在又冒出个研究系的流言蜚语来。去年七月直皖战争结束后，段祺瑞兵败辞职，梁启超失势，曾声称不过问政治，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也许仲甫是从这一点看出了两人的一致性。还有胡适常在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这两家报馆恰恰是研究系的机关报。但是，这些能说明问题

　　仲甫是老朋友，尽管莽撞，不能不作些解释。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责怪道：“你真是一个鲁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 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竞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 ”

　　窗外雪花飞舞，院子里几枝盛开的腊梅正被积雪压弯了枝条。胡适触景生情，觉得语气过重了，又缓笔写道：

　　“我不忍心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陈望道那一头，胡适也学他样子回了一张明信片。信上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我们的刊物当作宣传共产主义的工具。”

　　陈望道一肚子不高兴，又一时出不了这口气，便给周作人写信。他赌气地说：“我也并不想在《新青年》上占一段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本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断定说，不能信任。”

　　春节眼看就要过去，喧闹的爆竹声已渐渐稀落，远处不时传来零星的“噼啪”声。鲁迅正迈着外八字步，踏着爆竹纸屑，陪现在难得上门的钱玄同去看望周作人。周作人终于生了肋膜炎，午后发烧。晚上昏睡。《新青年》的争论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前几天胡适又给诸位写了封长信，要大家表态。钱玄同也给周氏兄弟写信，明确地支持胡适。说陈独秀讲胡适追随研究系纯属神经过敏。他在信中集中攻击了中国社会，认为中国社会决不会比政府好，要改造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现在所有的主义对中国人都行不通，只好先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做人之道，等有些人气以后再起来推翻政府。

　　钱玄同的意见虽有些偏颇和颓唐，但鲁迅认为他重视国民性的改造是不错的。此刻，他瞥了眼钱玄同那黑色的大皮包，冷冷地说：

　　“看来分裂确是不可避免 我独不解仲甫何以要把另起炉灶看做是反对他个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好 要是反对个人而有利于大伙，又有什么不好 ”

　　钱玄同赞成地点了下头，记得那天鲁迅在胡适信尾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下这样一条意见：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

　　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

　　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钱玄同对陈独秀的过于霸道也耿耿于怀，不满地说：“仲甫口口声声提倡科学和民主，其实他连在家里都不民主。听说两个儿子来京看他时还要先递名帖，上写‘请求拜见陈仲甫先生——陈延年、陈乔年’。”

　　周氏兄弟笑了、鲁迅调侃地说：“所以你在信中措词格外激烈，还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不如分裂的好。最后还同意了我的意见，只是语气更为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钱玄同也开心地笑 那天鲁迅见大家过于看重《新青年》这个名目，觉得有点无聊 于是，在刚写完的意见下面，又加了一句话：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送走钱玄同后，鲁迅独自回到书房，心里隐隐感到一点寂寞和悲哀。鲁迅望着窗外黑幽幽的夜，在叹息中点燃了烟。眼前幻现出一组眩目的意象。会馆之夜。钱玄同黑色的大皮包。《新青年》与文学革命。狂人的吃语。孔乙己的麻木。墓地。乌鸦。人血馒头。传过来又传过去的各种信函。一场威凛凛充满呐喊的大潮涌，终于凌乱地清退 留给他的，仍然是一个无可奈何孤寂的长夜。他的心又开始滴血了，忍不住暗自叹息了一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最强大的敌人。

　　分裂已成定局。

　　北京的来稿是越来越少，上海方面对胡适等人也不存奢望。在微妙的僵持阶段，陈望道和陈独秀都先后向周氏兄弟求援。对于他们，鲁迅是颇怀好感的。特别是陈独秀，他对自己的小说，是《新青年》所有同人中催促最力而且奖誉最多的一人。他很快将小说《故乡》寄给了陈望道，陈望道感动地给他回信：

　　“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正在这时，冒出一场飞来横祸。《新青年》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了，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搬到了广州，一场无为的争论终于烟消云散。陈独秀又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来短函催稿，说：

　　“北京同人料无人肯作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们两位。”

　　胡适心里憋着气，也决定在京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山本医院的周作人写信，想叫鲁迅也参加进来。尽管鲁迅有苏俄倾向，但和陈、李毕竟不同，他始终是一名自由的圣战者。况且，近来周作人、钱玄同和自己也谈得来，也可以帮着影响鲁迅。

　　鲁迅笑着对二弟说：“现在陈、胡二位把我们看成一盘香菜呢。”

　　就在本年初，周作人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这个新生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

　　而孙伏园主编的《晨报》第七版，也同时由鲁迅命名为《晨报副刊》，带有一定的独立性，首开了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先河。

　　三家报刊同时向他约稿，鲁迅也只能在这中间搞些平衡。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病榻上的二弟：

　　“我们今后的作品，每月看来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有不均之消。”

　　周作人笑着回了一封便笺，说：“有时被友情拽得苦，兄长为了应付，也就不能不动用一点师爷式的‘世故’了吧？”

　　其实鲁迅也知道，搞平衡是平衡不了的。胡适果然又来了信，推荐世界丛书社出版周氏兄弟的小说集。

　　　　　　　　　　　　　　　　　 3

　　正当蔡元培忍着丧偶的悲痛，孤寂地在欧洲大陆考察教育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护法运动失败后隐居上海的孙中山，终于发愤完成了他的煌煌巨著《建国方略》。并于20年秋天乘“中国号”邮船重返广州，组建了新的军政府。陈炯明已完全控制住广东的局面，为了尽快成立一个正式政府与北京的军阀政府抗衡，孙中山电邀外地议员参加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参议院议长林森的主持下，国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告成立正式政府，并选举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是5月5日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的，他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南麓，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军政府属下的八个部改为五个部。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并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催促他即日引退，以谢国人。

　　而那位刚和张静江、戴季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了点横财的蒋介石，也开始在南方崭露头角。陈其美死后，他又投靠了老谋深算的大财阀张静江。并由张引荐担任了陈炯明的顾问和战略幕僚，还与孙中山的第一军事助手许崇智结为拜把弟兄。陈炯明根本不信任蒋介石，他正在为新生的南方政府与陆荣廷征战。而蒋介石也看出了陈将来必背叛孙中山，多次建议孙先生先除掉他。孙中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性情孤傲的蒋介石，只能怏怏地返回上海窥探时机。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却凭借十月革命的炮声，开始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当我们缅怀近一个世纪的苦难与血泪，仰望苍穹，仰望那些闪烁着星辉的不朽灵魂，最耀眼的还是陈独秀那种横空出世，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傲。

　　陈独秀去广州的目的就是办教育和建党。他一到后就让创办《广东群报》的北大学生陈公博、谭平山跟随左右，在寓所门口贴出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他的本意是想借南海蓝天的白云，看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立马去找陈炯明摊牌，提出了应聘的三个条件。

　　　　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总计为357万元（不合

　　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215万元，社会教育费90万元，特别费

　　（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52万元。

　　　　三、政府的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必须相一致。

　　没想到这些有点漫天要价的条件居然被孙中山和陈炯明批准 当时的陈炯明还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陈独秀历来办事果断激进，他抓住机遇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育院。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夜校。在他的预算表里最显眼的是宣讲员养成所要30万元的经费。而一所省立中学的预算才3万元，一所专科学校也只有10万元。

　　陈炯明审核时不解地问：“这究竟是什么学校呀，要花那么多钱？”

　　陈独秀挺牛气地点燃烟，坦然相告：“是一所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可以为将来造就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

　　陈炯明知道这老兄的脾气，犹豫片刻，还是提起朱笔画了一个红圈圈。

　　陈独秀的“看云楼”很快成了激进派的聚散之地。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参加集会，演讲，撰写了大量政论文，抨击封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他来之前的广州曾是无政府主义的天下，他指示陈公博和谭平山建立了中共广东支部，无政府主义就跳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

　　最好笑的是当时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广州传播革命，北京的黄凌霜很快将人地两疏的俄国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七个中国人清一色是无政府主义者。不久，俄国人在广州还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他们。陈独秀来了后，情况马上就变了过来。他先找俄国人说明了真相，又傲气十足地把这些年轻人找来教训了一顿，说：

　　“你们必须放弃原来的观点，我才会同意你们加入共产党。”

　　他那种目空一切的霸气还真的震住了这帮人，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就和俄国人分道扬镳 于是他们又和封建顽固派联手攻击陈独秀野心专横，造了许多谣言，阴谋掀起“驱陈”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致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一本正经地问陈独秀：

　　“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 ”

　　陈独秀也只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的儿子还有资格这样做，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六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来到上海。这位荷兰人刚到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又派遣尼科尔斯基来接替维金斯基工作。他们来上海之前都先在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希望能在中国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完全同意这一建议，因他正和马叙伦等人率领“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天天在总统府门口请愿，便派邓中夏陪同前来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下，当时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就发信给陈独秀和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参加“一大”，决定正式在七月建党。

　　当时上海方面在去信前曾派包惠僧去广州，要陈独秀回沪主持党的工作。陈独秀接信后表示不能回沪，因为他还兼着大学预科校长职务，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呢。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去出席会议。

　　到了七月中旬，北京的李大钊也来不了 持续三个多月的索薪运动终于和政府对抗起来。6月3日这天，北京国立八校校长及全体教职员和冒雨赶来的千余名学生齐集新华门请愿。北京政府不但拒而不见，还指使军警用枪柄刺刀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被打得不能行动，北大教授马叙伦和沈士远浑身血痕，头破额裂，惨不忍睹。李大钊也被军警击倒在地，不省人事。昏迷醒来后，他不顾头部刺伤流血，仍面对凶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议演说。李大钊不能脑袋包着纱布前来开会，接到通知后，就派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去了上海。

　　湖南的毛泽东自去年夏天在上海拜访陈独秀后，在长沙很快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不愧是位领袖人物，除了利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注意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团员，并一直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保持信件联系，加深了留法学生对陈独秀和上海建党的了解。他当时和杨开慧已经结婚，心情特别好。接到开会通知后，便和不久前刚被湖南教育厅开除的何叔衡悄然赴沪。事后和他同在第一师范附小任教的谢觉哉回忆说，那是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好像要下雨一样、忽闻他俩要动身去上海，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他去参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各路代表终于悄悄地聚集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七月的上海格外闷热，毛泽东总是摇着扇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那神情显得有些高傲和矜持。一些代表从窗前走过和他打招呼，他也注意不到。有人问李达：

　　“哎！这毛泽东可是个书呆子，会不会有神经病？”

　　李达正和张国焘谈天，不悦地说：“你才有神经病，他是位爱独立思考的人嘛。”

　　张国焘这几天非常活跃，到处找人摆谱，谈自己在‘五四”期间的英勇事迹。他暗自庆幸李大钊书生意气，幸亏没来，自己才有了一个单独表演的机会。他早已萌发了跻身中央领导层的欲望，所以一有机会总要贬低他的竞争对手。他不屑地说：

　　“毛泽东在北大只是个工友，不过个性很强。一次被新潮社的学生领袖奚落后，曾发誓永远不改湖南话。”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见陈独秀、李大钊不来，也很有意见。马林这天晚上约尼科尔斯基去霞飞路喝闷酒，说。

　　“两位党的创始人居然没有一点领袖意识；他们或许把这么重要的会议也当成一次学术活动 我总觉得在中国建党条件不成熟？”

　　尼科尔斯基宽慰地说：“不过陈独秀事先为大会起草了一份不错的党章。看来对这个古老的国家，今后的一举一动全要靠我们直接操纵和指挥才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终于在7月23日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十三人，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他们代表了当时全国的五十多名党员。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张博文女校的大菜台，各位代表席上放着几份油印的文件。马林即席讲话，代表共产国际表示祝贺。毛泽东和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接着，代表们又在望志路108号的厢房楼上继续开会。为了安全，大会的最后一天，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舫上进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确定了完全以俄国为榜样，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建党原则。并选举陈独秀任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负责工人运动的组织主任。并由他们三人组成中央局。一个新的政党终于诞生了，她明确地宣告，用西方工人阶级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自己的队伍，把人类解放的理想第一次写上了高悬着铁锤镰刀的旗帜，在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在专制主义和神秘主义交混而成的传统文化的丛林里，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开始了伟大、艰难而曲折的进军历程。

　　会后马林又派包惠憎去广州，要陈独秀尽快回沪任总书记。陈独秀想想也有道理，就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教育委员长职务，没想到这位大军阀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陈独秀，说了一通今天下文人感动的话：“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

　　陈独秀辞职未成，只得借医治胃病请假离粤。没想到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闹翻了脸。马林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陈独秀瞪着牛眼反驳说，中国革命应符合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凭什么要按你们的指挥棒行动？就这样，谈了几次都谈不拢。一天，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急了，在渔阳里跟陈独秀说：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呀。”

　　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怒斥道：“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他拿起皮包就要出门，张太雷忙笑嘻嘻地想挽留他。陈独秀瞪了他一眼，气愤地摔门而去。

　　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李达见他如此粗暴，不满地说：

　　“这家伙动不动拍桌子、砸茶碗，要是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再认错。”

　　不过陈独秀从这时起，就没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收入 当时中央局规定，脱离生产的党员每月只能给30元或40元生活费，这当然不够他一家开销。他虽然不分白天黑夜地给党刊写文章，但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没有办法。他只能去找亚东图书馆，他们打算在明年出版他的《独秀文存》。每次他来时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数，见他坐久了总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去吧？”他默默地点点头，收下一元或二元小钱。再坐一会儿，就走 当然这些钱都是要从他的版税里扣除的。

　　也许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执政党，创建初期的一些真实情况。

　　　　　　　　　　　　　　　　　 4

　　我们的胡适先生已成了名流，一举一动都会传为文坛佳话，胡适“做礼拜”便是一说。

　　每个星期天上午，是他的公开接待日。许多青年人，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来拜访他们的朋友和导师，来聆听他为大伙解惑和布道。来的人很杂，有各种主义的信徒，也有各种性格的狂生。当时的许多人对北京政府深感失望，对没完没了的学潮和罢教也已厌倦，听说陈炯明又想请胡适去当广东大学校长，都把他当成孙中山派，都想请他拿主意，投奔革命的广东。

　　而昨天半夜里蒋梦麟又给他打来电话，说北大第一院有人纵火。火扑灭后，发现四楼教室内冒烟，门窗却上了锁。开门一看，有一根蜡烛正在燃烧，显然是人为的。胡适很恼火，这位留美的同窗好友代理校长后，已接连发生几起纵火事件。一次报纸上还刊登消息，说步军统领王怀庆、警察总监殷鸿寿都来了现场，就蒋梦麟代校长未到。想故意低毁蒋的失职，估计这多半是北大的倒蒋派行为。蒋梦麟颇为倚重胡适，二人关系一直很好。蒋遇挠头皮的事就会找胡适，胡适早已当了半个北大的家。蒋梦麟说今天中午他要带丁文江上胡适家吃饭，还专门点了要江冬秀的徽州锅。

　　这徽州锅是绩溪一带居民喜庆时的吃法，做工比较讲究。炊具得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考究的“锅”有七层，底下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是笋衣，或用萝卜、冬瓜、干豆角等。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肉只切八至十块。再上一层为豆腐包，一般有油豆腐果，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改为温火烧，好吃与否，全靠火候的功夫。江冬秀已扭动着小脚，在厨房忙了半天，还将锅中的原汁汤从上往下浇淋了几次。这安徽锅必须要烧三、四个小时，才能烧出点真味来。猪肉要烧得像东坡肉，入口就化。吃的时候一层层拨开，一层层地品尝，关键是要吃出那种热闹的气氛来。

　　丁文江像一阵风，准时地乘包车来到了胡府。见他蓄着德皇威廉式的八字胡，戴着一副精致的金丝眼镜，习惯冷峻地从镜片后面打量别人。他们是去年由北大教授陶孟和介绍认识的，当时丁文江和上海著名银行家徐新六正好随梁启超参加巴黎和会返京。陶孟和与丁文江、徐新六都是留英的，与胡适一样是英美派。胡适发现认识丁文江，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这真是一位充满魅力的行动巨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和效率，更有政治家的果断和谋略，还有超群的外交才干。他们都一样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渴望参预政治，好像都不甘心失去引导中国社会的责任。

　　胡适虽留洋多年，生活习俗却是乡土化的。喜欢吃家乡菜，穿中式服装，只是吸的纸烟必须是舶来品，烟滔不大，但牌子必须要好。吃饭时，他见蒋梦麟被无望的索薪和罢教以及纵火案搞得神情沮丧，便举起酒杯，好言劝慰了几句。

　　蒋梦麟也想借酒麻醉一下疲乏的身心，可几杯酒下去，心里的怨言全冒出来了：

　　“唉！我今天才算明白蔡先生这些年受的苦。这北大校长真不是人干的，政府不给钱，教授们不上课，学生又不停闹，当校长的真是老鼠钻风箱，受气还没处说。我现在是度日如年，天天盼蔡先生能早日回国啊……”

　　丁文江真是怪人，生活方式已完全西化。他一生笃信科学，生病了，只请西医，决不相信中医。生活又最讲规律，睡眠必须保证八小时，每天要做几件事，起床时早就安排好 还极讲究卫生，在外面吃饭，必用开水或酒来洗碗筷，才肯用餐。他滴酒不沾，见胡适给他斟了碗陈年加饭，竟老实不客气地将筷子伸进去消起毒来。江冬秀的脸色有点发窘，胡适却心事重重地想起了一件正事。他终于不悦地皱了皱眉，说：

　　“前天仲甫又来信骂了我一通，以为是我在鼓动马寅初、马叙伦瞎胡闹。还说不应为饭碗问题而闹学潮，不能没有教授的良心。认为当下要救中国，必须尽快恢复教学秩序。”

　　蒋梦麟也感叹地点了点头，说：“蔡先生也从美国来信责怪我。认为索薪可以，但不能集体罢教。因为罢教吃亏的不是政府，而是学生和国家。在这点上我倒挺佩服葛利普先生，这位外聘的洋教授虽然近半年没拿到薪水，在美国还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系主任，可见到我不但没有怨言，还一个劲地催我快开课呢。”

　　丁文江威严地瞥来一眼，放下天竺筷，点燃一支进口雪茄，咄咄逼人地说：

　　“你们都错 我想问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政治的混乱和黑暗，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救中国？”

　　两人见他气度非凡，知道必有高论。没想到他一开口，胡适竟惊得跳将起来。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国民程度的幼稚，也不是政客官僚的腐败，更不是什么武人军阀的专横，而是少数好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所以当前最迫切的大事，是尽快努力组建一个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而不是搞什么空洞的教育救国和思想革命。”

　　这真有点天方夜谭 两人听得面面相觑，胡适忍耐不住地问：

　　“你说的‘好人’标准是什么？究竟是谁 ”

　　丁文江有点矜持地抬起头，淡然一笑说：“一个真正的好人应有控制局面的实力，超凡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掌握军权必然像华盛顿，处理政务应该像古代的清官。具体地说，目前在政界我看有实力的好人只有吴佩孚 而在知识界，就是我们这批欧美派的实干家。只要我们能携手联合，组成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中国不是有救了 ”

　　蒋梦麟也听得热血沸腾起来，丁文江不愧是位狂妄的空谈家，一下子就把两位学者对社会和政治的主角意识鼓动了起来。

　　胡适还有点不放心，问：“吴佩孚这人看来很革命，还同情学生运动，但他能买我们账 ”

　　丁文江悠然一笑，说：“你们应该有所耳闻我和政界要人的关系。说实话，我已通过吴的两位军师孙丹林和白坚武，多次传递过信息。吴的意思要我们先在知识界行动起来，造些舆论，他执政后马上组织好人内阁，学英美搞民主政治。”

　　三个人终于眉开眼笑地边吃边谈，好像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希望。当下决定在6月1日先秘密成立一个“努力会”，由胡适起草组织大纲。并设法争取《晨报》支持，尽可能要有自己的思想阵地。在策略上胡适提议梁启超的研究系多是名声不好的旧政客，应尽量拉开距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正在各种主义中徘徊的胡适，终于和陈、李一样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一心想做圣人的胡适一开口谈政治，就把天下人吓了一大跳。那种不可遏止的激情带着少年人的轻狂，湮没了昨日那个学者型的胡适。为了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位烈士，胡适做了一首《四烈士家上的没字碑歌》。诗中竟反复出现这样的字句：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老先生们不高兴了，辜鸿铭在校园里摇着脑袋叹息：“这像什么诗？胡适总是胡说。”而李大钊和他手下的那帮红色少年，却欣喜地注视着胡适的变化。他开始南下了，先上海，后江苏。安徽，频繁地与政界、学界接触，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写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而在这一年秋季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更是直言不讳地向师生疾呼：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该谈有政府主义，应该谈好政府主义。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当时还闹过一个笑话。上海有位叫朱谦之的共产党早期理论家，正和日本回来的郭沫若合译一部新的马列书。他以前曾劝胡适参加共产运动，被拒绝 最近看了胡适的诗文和演讲，以为他思想激进了，又来劝说胡适向左转。后来朱谦之被捕时，曾在报纸上公开过这段秘闻。

　　中国的许多人，不相信朱谦之会去劝说胡适这样的自由派领袖参加革命，而胡适居然未加避讳地点头承认

　　　　　　　　　　　　　　　　　 5

　　遥望1921年的中国，天空中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声音。这时，一个外国人来到了北京，他是想来听所纯粹的学者们的声音，为此，他慕名拜访了辜鸿铭。他，就是英国大文豪毛姆。

　　毛姆是专为辜鸿铭赶来北京的，他在英国就拜读了托尔斯泰于1906年给辜的长信。又翻阅了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对神秘的东方哲学充满了向往之情。

　　可是他一到北京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他请一位英国朋友安排这次约会，傲慢的英国人信手开了一张条子送去了，说是请老先生过来坐坐。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那边却一点也没有动静。待毛姆明白过来，主动上门拜访时，这位倔强的老人先让他领教了轻蔑的代价。

　　毛姆是坐着轿子迷迷糊糊飘进这条清僻的小巷的。印象中先是穿过一个破败的庭园，被领进一个低而长的房间。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墙上没有摆书的地方，挂着一卷卷用毛笔书写的对联。毛姆恭敬地坐了下来，心想这些大概就是孔子的语录吧？

　　毛姆等了一会儿，那位领他进来的仆人带来一壶茶，两个茶杯和一听纸烟。当他泡好茶出去时，辜鸿铭来 毛姆连忙起身，辜鸿铭毫无表情地挥挥手，两人一齐坐了下来。辜鸿铭盯着他说：

　　“你想来见我，真是非常荣幸。因为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毛姆想解释，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辜鸿铭斜躺在椅子上，用猫戏老鼠般的神情嘲讽道；

　　“所以你们以为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这才感觉到失礼的宿怨还未消尽，连忙抬起头讲了许多客套话。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有一条灰色的小辫子和一双亮而大的眼睛，眼下有重叠下垂的皱皮。他的牙齿因折断而变色。身材极瘦，那双细而小的手，已经枯萎得像爪子 记得有人告诉过他是吸鸦片烟的。他的装束好像很随便，身穿黑衣衫，头戴一顶黑色的瓜皮小帽，深灰色的裤子在脚踝的地方用袜带系住。他好像在提防着什么，脸上表现出一种防备人的神情。当然，这位哲学家在关心抽象世界方面的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毛姆想起了狄斯拉利的话，皇族必须被充分的奉承。便极力地阿谀他，老人的态度果然舒畅了许多。他点燃了一根纸烟，指着他的书说：

　　“我是在柏林得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后来又在牛津呆了一些时候。可是英国人，假如你容许我这样说，是不宜于研究哲学的。”

　　毛姆说：“我们也有过不少哲学家，他们对于思想界并非全无影响。我们还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的眼珠突然定住了，大声地说：“你是说休姆和白格利，他们能和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 你凭什么说你们比我们好 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优美 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 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 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 你们可知道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推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 ”

　　他说到这里，有点得意地喝了口茶。毛姆不服地问：“那么为何白种人会轻视你们黄种人 ”

　　辜鸿铭突然被刺痛了，从靠椅上站了起来，激昂地说：“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打破了我们哲学家的梦，你们说世界可以用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来统治，现在你们在用你们的秘密教导我们的青年 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 你们不知道我们有机械方面的天才 你们不知道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际最勤恳的百姓 你们以为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学得会 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一样好的枪支时，而且也会射得一样直的时候，你们的优点还会怎样了 你们喜欢机关枪，最后也将被机关枪判决。”

　　毛姆被他的中国文明优越论震住了，又小心翼翼地问：“你可研究过美国现代哲学的发展 ”

　　辜鸿铭轻蔑地说：“你是说杜威的实用主义？那是那些想要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的逃避所。”

　　他一口气说完这句尖酸的话还不过瘾，又挑衅地白了毛姆一眼说：“不过我用美国汽油可比美国哲学还要多。”

　　他们又重新坐下，喝了一杯茶。辜鸿铭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他谈到很久以前的哲学家，是怎样地率领他们的门徒从一国周游到另一国，教导一切有资格学习的人。皇帝们召他们去赴会，封他们做城市的长官。所以他对于西欧哲学研究的结果只能说明一点，人类的智慧只能在孔子的圣典范围之内才能找到。他深信不疑地接受了孔子的学说，觉得一切异邦的学问都好像是那样空虚和苍白。他急切地谈着，好像并没有圣人般的闲适。他是一个雄辩家，也是一个斗争者。他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呼声。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单位，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他拥护老大中华和旧式学校，帝国和孔子严正的圣典。他不止一次地哀叹自己拥有总理国政的才能，可是再没有皇帝可以把重任托付给他。他是多么迫切地想将满腹经纶传授给他的灵魂所眷恋着的大群的学生。可是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他们都给一些以如簧之舌兜售新口号的人诱惑走 剩下的只是一些很少的，可怜的，面有饥色的，愚钝的乡下子弟。

　　老人终于累了，神情沮丧地低垂下头。

　　毛姆却来了精神，询问起他这次来拜访的实质性问题。

　　“我想请教你对新文化运动，对罗素，对苏俄的共产主义的一些看法。”

　　辜鸿铭生气地点燃烟，吸了一口说：“新文化运动就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用那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而罗素 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共产主义么，我还没有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罢 ”

　　毛姆佩服地说：“精辟！实在精辟！再请教一个问题，中国如何结束这混乱、分裂的局面？”

　　辜鸿铭终于得意地笑了，又一次耍起了贫嘴：“这很简单，一句话，只要把中国的军阀、政客、买办和所有的外国人统统枪毙就行 ”

　　正在这时候，一个女孩亲昵地走了进来，偎进了这位老绅士的怀里。她用惊异的目光凝视着毛姆，辜鸿铭用手臂围住她，说这是他最小的女孩。他很亲热地吻她，细声地说着珍惜的话。

　　辜鸿铭说：“她是皇帝弃位的那一天出世的，是帝国覆亡时最后的一朵花。”

　　说完，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包钱交给她，叫她出去玩。然后把小辫子拿在手里说：

　　“你看我留着发辫，这是一个标记。我也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

　　毛姆终于要走了，可他却不愿意起来。最后，他固执地说：“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作为你访问中国最后一位哲学家的追忆。我给你写一首诗吧，在中国，我的执笔挥毫不是完全可以轻视的。”

　　他坐在桌前，铺开纸，用臂部的自由转动开始写起字来。毛姆想起了他的笑话，听说每当他有钱时总要到烟花场所去胡闹一番。他想用宽恕来看待这位老绅士在秘密处所的押戏，也许他是想要明白人类这种最不可思议的幻觉吧？

　　当毛姆接过墨宝时，发现那些中国字像主人一样显出悦目的模样。

　　毛姆试探地问：“你不能给我一份译文 ”

　　“给它翻译就是给它伤残。”他回答说，“你不能希望我来糟蹋自己。去问你的英国朋友吧，但请记住，那些知道最多的人其实一点也不懂。”

　　毛姆回国后，挺神秘地找了一位汉学家把诗翻译了出来。那是在一个社交场合，当他在烛光中高声朗读时，众人都吃了一惊。天哪，上帝！原来这是一首送给妓女的诗：

　　　　你不爱我时，声音甜甜，

　　　　眼波含笑，素手纤纤；

　　　　待你爱上我，声音却变得凄楚了，

　　　　满眼是泪，睹手痛惜。

　　　　伤心啊，伤心之爱使你不可爱。

　　　　……

　　　　　　　　　　　　　　　　　 6

　　初秋的天坛公园，弥漫着桂子的清香。孔德学校的女生蔡威廉携弟弟柏龄，又一次来到高耸的白塔前，默默地点上一炷香，为妈妈的亡灵祈祷。

　　黄仲玉生前常带孩子来这儿写生，她病逝后，全靠弟弟黄世晖照看这个家。这些天，柏龄好想爸爸呀，常会在梦中哭出声来。有一次，还梦游着去开门，说爸爸回来 惹得威廉只好又当姐又当妈，常常在深夜酸楚地跑去弟弟床前好言相慰，哄他入睡。她是个慧智过人的女孩子，这一年家中的不幸更使她成熟了不少。孔德学校是蔡元培和一帮学界名流创办的新式学堂，提倡男女同校，而威廉又是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在班里带头剪去了辫子，还组织了女子文学社。

　　他们已搬迁到背阴胡同新居，姐弟俩刚回家，就发现门口人流不息。一种欣喜的预感倏然袭来，两人情不自禁地冲了进去，连声不绝地叫着：“爸爸！爸爸！”

　　蔡元培果然在客厅等着两只孤雁，亲人相见，真是悲欣交集，先抱头饮泣起来。

　　正好胡适闻讯赶来拜访，威廉忙带着弟弟掩面而去。胡适也像个大孩子，依恋地凝视着久违了的蔡先生。两人无语凝噎，胡适发现他虽然刚经受了磨难，但在国外一路风尘跑了九个月，面颊反而晒得黑里透红，精神比以往健旺多

　　胡适动情地说：“蔡先生一走，我们才觉得整个北大好像缺了主心骨。今天见先生壮气不减，甚为可喜呵！”

　　蔡元培也感叹道：“我这次考察战后的各国教育，发现虽然经济萧条，食品贫乏，但教育界的精神并没有退缩。我也有许多感受急于向你们倾诉 ”

　　正在这时，二堂外人声喧哗。胡适的努力会新成员蒋梦麟、顾孟余叫嚷着进了门。不一会，北大教授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也欢笑着来

　　黄世晖早已在全聚德烤鸭店叫来一桌酒席，老友相聚，气氛格外热闹。蔡元培亲热地拉住蒋梦麟的手，要他坐在自己左边。又将顾孟余请到右边落坐，执意要用锡壶亲手给各位斟酒。待走到两个孩子面前时，又各挟了一块香喷喷的烤鸭腿，眼中泻出慈父般的温情。

　　蔡元培斟满一杯酒，先敬蒋梦麟和顾孟余。灯光下，他的眼角闪出了泪花。

　　“一位是总务长代理校务，一位是教务长总揽教学，元培这次出走，真不知给二位添了多少麻烦。唉！聊以自慰的还是好不容易建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终于正常运转 在北大，教授治校已不是一句空话了！”

　　他仰脖一口将酒喝完，眼角迸射出逼人的豪气。

　　他又举杯敬黄世晖，这位内弟见姐夫一口案没吃，怕他胃病复发，慌忙请他入座，还抢先将酒于

　　蔡元培双颊已泛出红晕，一把握住对方的手，哽咽着低下头说：

　　“真是难为你了，嗨……”

　　餐桌上的气氛突然寡淡下来，众人都想到了一个伤感的话题。

　　还是胡适机灵，朝身边的陈衡哲使了个眼色。她是何等机灵之人，早在美国留学时就与胡适互相倾慕，书信不断，最能领会对方的眼神 说起北大的名流，不能不说这位开风气之先应聘的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出身名门，民国三年考入清华，是该校第一届十名女生之一，有“清华老大姐”美誉。留洋后，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读西洋文学和历史，当时的她已和胡适、任鸿隽同享大名 来北大后开设了西洋史和英文课程，上课时神气十足。不仅享誉教坛，还享誉文坛。常以“沙菲”之名在《新青年》、《晨报》上发表文章，胡适曾称赞她的小说《一日》为“新文学之冠军”。当然最有名的还是两件事，一是留洋时虽与胡适为文字知己，却最终未结秦晋之好。胡适因订婚在前，不忍违背母命，遂与江冬秀成婚。她也和与胡适论战白话诗的大名士任鸿隽结为夫妻。二是相传她收入室弟子规矩挺重，常说的口头禅是：“你不要怕人恨你，但绝不可让人看不起你。”

　　只见这位英气勃勃的女教授站起身，向蔡校长举起了酒杯。她中等身材，颧骨很高，戴一副金丝眼镜，举止文雅地说：

　　“蔡先生，在您出国的非常时期，我们北大同人一直记着您的名言：‘教育应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现在您终于回来了，能否给大家谈谈考察的感受？谈谈下一步如何在同北洋军阀的周旋中进行教育改革 ”

　　蔡元培又恢复了镇静，分别了那么久，他也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他唤黄世晖给每人上了一杯珠茶，神情忧郁地拉开了话匣子：

　　“对我来说，在国外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教育。先不说生不逢时，怨天忧人的泄气话。回顾我的教育理想，好像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康梁变法失败，一心认为惟有教育救国才是救亡图存的正路。二是五年前出长北大时，心里对政府还存那么点书生的期望。但是我抓住了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和人才聘用这几个关键问题看起来是对 这次考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一是彻底看清了中国政治的腐朽性，对军阀政府再也不抱任何希望 二是真正思考起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究竟是什么？人应该永远不停止对精神理想的追求，我这次拜见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时就在想一个问题；怎样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扎扎实实地打下一个现代教育和科学的基础 我想中国的教育当前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精神不能垮，二是教育改革无论再艰难也不能松劲。拿北大来说，新思潮已在论战中占主导地位，评议会和教授治校已基本制度化，还初步建立起一支国内一流的教授队伍。当前急于要巩固成果，先设法解决经费奇缺这迫在眉睫的难题，走靠社会和民间集资的路。另外，我决心对北大再次进行改革，包括募捐建造图书馆之事。海外华侨已有态度，我建议北大同人要带头表示一点诚意。还有，各系主任和教务长的改造也已到期，组织教育维持会也马上要展开。诸位，你们可有信心吗”

　　他把热辣辣的目光投向蒋梦麟，这位瘦长的代校长欲语无言，眼前老是窜出几次纵火案的熊熊火焰。胡适却按捺不住了，他非常佩服蔡元培的勇气，也佯狂地用一种破釜沉舟的气势拍案而起：

　　“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一班少年人更不该退缩。”

　　胡适说完潇洒地将头发朝后一扬，得意地瞟了一眼陈衡哲。这位昔日的女友，正脉脉含情地望着他。胡适身上的才子气，又一次令她怦然心颤。

　　马神庙和汉花园、红楼里又开始出现起蔡元培的音容笑貌。他先后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作出了一个令学界惊讶的决定。虽然索薪运动已经结束，北洋政府也不得不发放了欠款，但蔡校长居然铁着脸在大会上提议，为了推动北大图书馆的捐款，凡本校教职员，均自动捐出罢教期内一月薪水给图书馆。

　　凭蔡元培当时的声望，他的话就是北大的法令。可是要大家把微薄的薪水交出来，校园里很快传出了牢骚怪话。蔡先生怎么 我们闹学潮被打得鼻青脸肿，他的屁股反而和政府坐到一条板凳上去 一些教授不服，就去鼓动“桂冠教授”马叙伦出面找校长论理。

　　马叙伦果然气呼呼地翘着八字胡走进校长室。马叙伦当时是教授里有名的老英雄，论学术观点，应列入旧派，但特别爱管闲事。凡是学生运动他都一律声援，还被推选为全北京的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喜欢一马当先地冲在队伍前列。这次又惨遭殴打，刚躲进外国人办的医院疗伤回来。见他吹胡子瞪眼地先脱下礼帽，嗓门挺粗地说：

　　“蔡先生，独立而不倚，是我做人的一贯原则。今天我郑重宣布，你的决定错了，请能收回成命。”

　　而这位素来爱和稀泥的好好先生好像也顶了真，刚才还挂在眼角的笑容倏然消失，脸上一下子溢出了怒容：

　　“身为学界名流，我希望你凭良心说话。我们教授的天职是什么？我们办学的责任又是什么？你敢扪心自问 ”

　　他突然动了感情，浑身像打摆子一样微微颤栗。他发现自己有点失态了，语气终于缓和下来。

　　两位书呆子就这样僵持着，马叙伦发现了一个秘密，蔡先生发怒时目光呆滞，完全像个斗鸡眼哩。

　　蔡元培终于长吁了一声，摸出珍藏的龙井，亲手送来一杯热茶。见他静静地坐在靠椅上，沉默良久，用一种柔柔的语音敞开了心扉：

　　“夷初，还记得五年前那个雪夜，我们在松筠庵把酒论天下，豪气冲天的誓言 说实话，这些年为了整治北大，为了拯救奄奄一息的中国教育，我们吃了多大的苦？经受了多大的磨难呵？记得‘五四’期间，安福系曾扬言在杀手取我性命，徐树铮还想将大炮架在景山上逼北大退让。那些日子我独自在西湖杨庄，心情苦闷至极。还有，这次名为出国考察，实际上还不是想逼我走？如为了一己私欲，我真想退隐山林，再也不于这倒楣的差事 但只要一想起那个暖心的雪夜，想想中国之大，惟剩北大这块精神圣地 想想未来民族的希望，全寄托在这帮热血青年身上。你说，我们还有权力退缩和停课 说实话，这次去看了剑桥和哈佛真是大吃一惊。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还远着呢。所以抓教育改革，一天都不能松劲。夷初呀，我俩也算是老友了，你应该理解我哟……”

　　他的声音有点哽咽起来，微颤着用手帕擦拭起潮湿的眼角。马叙伦也是个倔性子的人，仍顾自低着脑袋不吭声。就在这时，蒋梦麟正好带着李大钊进了门。他面带歉意地说：

　　“我和守常已响应蔡先生的提议；如数向会计室捐了薪水，还有胡适、沈士运、钱玄同也正在交钱呢。哎！蔡先生，您人在国外，为何先带头扣了自己六百大洋月薪呀？”

　　马叙伦有点感动地抬起头，蔡元培终于欣慰地舒展出笑容。见天色已近黄昏，他爽快地站起身，说：

　　“感谢诸位棒场，今晚我请客、走！上学士居喝杯薄酒去。”

　　暮色降临时，校门外的十几家小饭铺，响起了一片锅盘菜勺的敲击声。蔡元培边走边看，发现沙滩附近的东老、中老、西老这三条小胡同里，有许多学生模样的人正在小公寓里进进出出。蒋梦麟见他不解，眼角露出得意之态：

　　“这就是北大的‘拉丁区’。由于我们坚持了先生开门办学的方针，现在人称咱北大有‘五个公开’，三种学生哩。”

　　蔡元培好奇地仰起头，盯着这瘦高个子问：“想不到我出国不到一年，竟冒出这许多新奇事。快说来听听。”

　　蒋梦麟挺会调节气氛，硬要拉马叙伦说。谦让了一会儿，这位马先生的脸就绽出了笑容。他说：

　　“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 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

　　众人听得哈哈大笑，蔡元培说：“怪不得我一回北京就有人告状，说你们北大被姓蒋的搞得乱糟糟 哎，守常，你说这样办学行 ”

　　李大钊沉稳地点了下头，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周爱山人’。我希望这种自由的精神，能从北大风行全国。”

　　蔡元培顿时来了兴趣，要蒋梦麟陪着先去参观“拉丁区”。

　　四人顺路弯进一个不大的小院，天井里种着几丛鸡冠花和爬山虎。里面一间间隔出许多小单元，多是一付铺板，一张窄书桌，两把凳子和一个洗脸架。条件好的还有个小书架，墙上深一块浅一块，裱糊着发了黄的旧报纸。当一行人走到最后一间木板房时，发现昏暗的烛光下，隐着个寒酸的穷学生。他穿一件旧竹布长衫，袖口缝一块歪歪斜斜的补丁，瘦小得像一头小刺猬，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正气凛然的几位大人物。

　　蒋梦麟问：“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系读书？”

　　他哆嗦着站起身，脸色苍白地说：“你们终于来查我们 唉！我其实是个失业的小学教师，实在没钱呀，连旁听的手续也办不出，只好天天溜进去听课。”

　　蔡元培听他讲绍兴口音，又问了一句：“你究竟叫什么名字？”

　　他兴许是被逼急了，神情决绝地提高了嗓门：“我叫许钦文，因喜欢写小说，和几位文学青年聚集在沙滩，最喜欢听豫才先生的课。前几天周先生知道了深表同情，还在下课后请客喝牛奶吃点心呢。他说蔡校长已回来了，一口答应为我们说情办旁听生的手续……”

　　“还有几位叫什么名字？”

　　“胡也频、曹靖华，另一位是宁海人柔石。”。

　　“我就是蔡元培，他们人 ”

　　“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先生？……”

　　许钦文惊愕得手脚无措，连忙恭敬地向诸位鞠躬。他羞涩地望着蔡元培说：

　　“他们都去小饭馆了，我没钱，只能让朋友带个烧饼回来。”

　　蔡元培感叹地说：“你明天就领他们来办手续吧！不过现在得跟我们去吃饭。”

　　这顿饭吃得挺有趣味，四位大学者听一位偷听生摆谱，真是大开了眼界哟。

　　许钦文说，这沙滩一带是天下最理想最自由的学习区域。先说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而且茶水、电灯、佣人，一切在内。而北大的吃又是最自由的，你看门口林立着无数的小饭馆，卖面食，卖米饭的全有。走进任何一家店去、费几分钱到两毛钱，就可以吃饱你的肚子。两毛以上是极贵族的吃法，大概可以吃到两菜一汤。普通客饭一荤一汤，花卷米饭管够，卖一毛五至一毛八。如果吃面食，更便宜。水饺四分钱十个，一毛二分钱足够 馅饼十个八分钱，又多油，又多肉。当然最经济的还是吃面，三碗面皮六分，小碗麻酱四厘，六分四厘撑得饱饱 如果你不在乎自己“大学生”的虚面子，上汉花园那小食摊和洋车夫并排坐在矮凳上啃大饼，自然更省钱。当然最贵的还是这学士居，菜确实好，我们穷学生却不敢光临。好在这楼上壁间挂着“胡适之贺”的对联，你们看，上写“学问文章，举世皆推北大棒；调和烹饪，沙滩都说学士‘成！’”有胡博士做广告，确实又吸引了不少人。

　　许钦文又说，最痛快的还是求师。北大的校门真无愧“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最妙的是所有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信仰学术是天下的公物，决不会小家气的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像我们不但大胆地偷听，听完了还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的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而且他一定会很实在的带回去，挺虚心的看上一遍也许二遍，到第二堂课时还给你，告诉一通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榆扬。蔡先生，你可听说北大有“凶”“松”“空”三部曲 这也是在“拉丁区”流传的笑话。说北大投考时“凶”，入校后“松”，毕业后“空”、什么意思呢，如和清华比、门门功课北大学生肯定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那种既多又怪的大人物，那种自由竞争的学术空气，却是天下任何学校都赶不上的。所以这“空”字实际上是一种调侃，像“五四”时期北大一下子就冒出了这许多大主角、大英雄就是佐证。

　　许钦文还说，蔡先生、蒋先生，北大千万别再停课 我是靠几个小稿费来维持生计的，有课好听，有学问好做，再苦心里也是暖洋洋的。否则。又何苦泡在这里消磨生命

　　许钦文还想唠叨着说下去，马叙伦却举起了酒杯：“别说了，蔡先生，我全听懂 唉！这一年多来，为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幸荒费了无数学子的无价光阴，这是我们很抱歉、很惭愧的。今天这顿饭该我老马付账了，来，喝酒！喝酒 ……”

　　　　　　　　　　　　　　　　　 7

　　10月6日夜里，胡适接到一个叫顾名君的电话。他是从上海打来的，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 胡适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对方说罪名还是年初查封《新青年》时的老话——宣传过激主义。

　　胡适急着给蔡元培家里打电话，想请他向法国领事馆求救。电话里，胡适这位人权斗士忍不住用安徽土话骂了一句：

　　“法国人真不要脸！”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陈被捕的消息。蔡元培越想越对法国人愤怒，便把胡适和李大钊叫来 胡适说事情发生在10月4日下午，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见来者不善刚想从后门溜走，发现已有人把守在那里。不一会儿来了两辆汽车，把陈独秀和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全捕去了，还搜去了许多《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

　　到巡捕房后，陈独秀灵机一动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信口报了假姓名。没想到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时也被捕 这位姓褚的一见陈独秀就拉开嗓门说：

　　“仲甫 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 ”

　　这一下陈独秀终于暴露 待巡捕房查清邵、褚两人身份后，当即放人。公堂审问时，巡捕房硬说包等四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坦然相告：“有事我负责，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在陪我太太打牌，所以一切和客人无关。”

　　蔡元培沉着脸说：“这件事我已和朋友商量好了，主张不和法国领事馆交涉，因为现在的领事馆很守旧。我准备与你们联名给上海的法国领事发一个电报，希望这位开通的领事能设法放人。”

　　说完，他摸出一份拟好的电文。两人看得连声叫好，非常钦佩蔡先生的胆识和气魄。

　　　　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为中世纪封建郡主国惯用之手段，非民主自由的

　　法兰西共和国所为。陈先生为中国思想界明星，磊磊光明，一生倡导科学

　　和民主，望能尽快设法开脱为盼。

　　李大钊刚接到李达的电话，要各地党组织派人去上海营救陈独秀。还说已请孙中山打电报给那位开明的领事了，马林也请了法国律师巴和先生承办这个案子。但形势非常严峻，陈独秀从牢房里带出消息，说家里有马林给他的密情，万一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的刑。他这次打算为主义而坐牢了，谁害怕不愿干也可以退党。

　　蔡元培对营救陈独秀非常热心，电报拍出后又亲自给法国领事打电话，为这位老朋友说情。半个月后，法庭终于了结了这个案子。判决书上说：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五人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也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天和李达请马林吃饭时感叹地说：

　　“这次共产国际、孙中山和蔡元培，算是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患了一次大难。我是不会忘记的。”

　　他和马林心平气和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从此，陈独秀算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11月间，这位党的总书记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起到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发展党员骨干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超过二千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工会，发动工人运动。张国焘已担任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蔡和森、李立三也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央局批准为中共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工作。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起舞。李大钊约罗章龙、刘仁静在红楼密谈，决定正式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公开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掩护党在北京的地下活动。

　　“蔡校长能同意公开在校刊上刊登启事，开成立大会 最近内阁总理又换了奉系的梁士诒，是个反动的亲日派。直、奉之间的明争暗斗迟早会激化，蔡校长为营救陈独秀已招来不少非议，他还敢冒这个风险 ”

　　李大钊听了刘仁静的这番话，也有点吃不准。他沉思片刻，还是叫罗章龙先去试探一下。

　　罗章龙起草好一份启事，就来到了景山东街的校长室。他知道学校里的守旧派很多，所以当他说明来意交出启事时，眼珠子一直盯着对方的表情，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湿漉漉的汗。

　　蔡元培什么话也没说，显得很沉静地瞥了一眼启事。

　　上面有19位发起人的名单，其中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等，全是当时北大的学生。

　　蔡元培好像有点为难，坐在椅子上，非常难得地点燃了一支烟吸了几口。最后终于说：“好！我签个名，拿去发表吧！”

　　罗章龙见他答应了，又得寸进尺地邀请道。“我们打算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还想请校长来演讲呢。”

　　蔡元培宽厚地望着这位湖南人，说：“你还挺会做说客哩，到时候再说吧！”

　　这份启事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就有人来找蔡元培

　　“现在政府正在到处侦缉防范‘过激主义’和‘过激党’，你看着好了，今后学校将不得太平 ”

　　虽然教授们议论很多，但蔡元培还是顶着压力出席了成立大会，还在演说后和全体会员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的“亢慕义斋”就在校长室附近，这天夜里皓月当空，清风宜人。蔡元培下班后路过此地，见里面亮着灯，就轻声推门而进。李大钊正领着罗章龙的德文翻译组在伏案工作，好像是在翻译《马克思传》和《共产党宣言》。见蔡校长来了，大家都惊喜地抬起了头。罗章龙说：

　　“蔡先生，你对我们翻译外文提出了‘信、达、雅’三个标准，可具体做起来挺难呢！”

　　蔡元培笑着点点头，他因曾留学莱比锡大学，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还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提出的三条标准是什么意思 信，是要忠于原著。达，就是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求译文有文采。但真做起来就碰到了问题，像《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这句话翻译组琢磨了很久，觉得怎样译都不恰当。因为“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最后还是罗章龙作主，李大钊拍板，于是在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说明文字：

　　“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

　　蔡元培显然有话想说，见屋里人多，就约李大钊来到门外。院子里，水一样清凉的月光柔柔地洒满了卵石小径。蔡元培意味深长地问：

　　“听说你和仲甫搞了个苏俄式的政党？”

　　李大钊的心一紧，脸上仍不露声色。他避开了这个话题，反问道：

　　“先生不是一直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

　　蔡元培有点烦躁地长吁了一声，朝夜空抬起了头。“我的内心一直很矛盾，从精神上我自然支持任何反政府的行动。中国的政治实在太黑暗了，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我又顽固地认为教育和教育家必须独立于政党之外，所以这些年连中山先生我都疏远 中山先生好像也看出了这层意思，他给蒋梦麟写信，会说‘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但对我只说，现在北方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而苏俄式政党是提倡暴力夺取政权的，守常，难道人类的大同理想，就不能通过改良和互助来实现 ”

　　李大钊坚毅地摇了摇头，回答道：“不可能！连段祺瑞和徐树铮，都是被吴佩孚用枪杆子赶下台的。再说，这些年你不是一直在支持我们宣传新思潮，鼓吹思想革命 思想革命必然会发展成政治革命。你听，远处的天空，已经充满了叛道者的声音 ”

　　蔡元培喃喃地自语道：“我是怕我的学生会因为主义的不同而互相残杀，我不忍心看到青年人胸口的血呀……”

　　夜风中，他终于痛苦地闭上了那双迷惘而略显矛盾的眼睛。

　　李大钊也仿佛看见胡适颇为得意的眼神，胡适说蔡先生已参加了他的努力会，提倡在中国大谈好人政治。好人再不出头，坏人就会背着世界走！

　　李大钊望着敬爱的蔡先生，心里也隐隐地渗出一丝困惑。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七章　好政府主义（1922）






第七章　好政府主义（1922）

　　　　　　　　　　　　　　　　　 1

　　1922年的中国呵，凑巧碰上了一个兵祸不绝的灾年。刚刚联手赶走段祺瑞的直奉两大军阀集团，又翻脸拉开了一场血战。而南方的铁腕将军陈炯明，也突然将反叛的炮口对准了非常大总统府。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杀戮和硝烟的时代，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首的文人集团，一个本世纪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群体，却带着三分好奇，七分书生的憧憬，走出了书斋，面向武人专制的强权政治，庄严地发表了他们组阁的政治宣言。一幕中世纪没有演完的悲剧，就这样降临

　　故事还得从那位梁士诒说起，其实直奉之间的争斗早在靳云鹏组阁时就已经种下。靳云鹏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当时张作霖一提议曹锟就默认了，而吴佩孚却暗藏不满。吴佩孚在直皖战争胜利后有点飘飘然了，公开宣称奉军参战是投机取巧。而张作霖更不把这位昔日的师长放在眼里，为了缓和矛盾，他又主动和曹锟结为儿女亲家。去年12月，张作霖见靳云鹏这个内阁总理做不下去了，就亲自进京扶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还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指使梁士诒内阁赦免了一批列为战犯的安福系人物，任命了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为实业专使。梁士诒上台后，完全看张作霖的眼色行事，在山东问题上秘密与日本谈判，决定借款赎回胶济铁路，最后由中日合作管理。吴佩孚认为这是卖国行为，先向梁士诒发起了“电报战”，这位秀才在报纸上叫骂不停，矛头直指隐在背后的张作霖。最有名的是他在1月10日的一份通电，俨然以民族英雄自居。

　　　　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胶济）铁路为是者，则其人甘为梁氏之

　　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紧接着，吴佩孚又纠集六省军阀电请徐世昌罢免梁士诒。吓得这位胆小的国务总理，连忙托病请假遁走天津。然后在4月3日，直系各军阀借给吴祝寿为名，云集洛阳，决定对张作霖直接开战。4月17日，吴佩孚自任总司令，设大本营于保定，兵分三路出击。25日，他又率直系各将领宣布了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出了动手的信号。与此同时，奉军也陆续开进了山海关。曹锟开始还想息事宁人，充当和事佬。但最后为了维护直系集团的利益，也明确地答复了张作霖“究竟是部下亲还是亲戚亲”的问题。他在给吴佩孚的电报中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直军方面由于有冯玉祥的支援，加上奉军十六师的倒戈，终于夺取了战争的全线胜利。曹锟和吴佩孚开始控制了北方的政权。

　　两人又都做起统一中国的美梦。吴佩孚先接受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提出的“恢复法统”的倡议，他认为恢复1917年张勋复辟时解散的旧国会，赶走段祺瑞的傀儡总统徐世昌，迎接黎元洪复位，对自己最有利。这样既能使国会和总统成为手中的摆设，又能从舆论上迫使南方政府失去存在的根据。于是他回保定后，就召开了各种会议讨论“恢复法统”。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又弄巧成拙 因为曹锟原来是想打败奉系后一步登上总统宝座的，但由于吴佩孚玩弄这套权术，反而推迟了他当总统的日期。吴佩孚不得不向曹锟再三解释，才勉强同意他联名发出通电，征求各方对时局的意见。结果除奉系、皖系军阀外，其他各省军阀都抱着对“恢复法统的不同理解而表示赞成。6月2日，他们两人又领衔通电“恭请黎大总统复职”。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后，吴佩孚继续呼风唤雨，指使直系军阀们发出了劝孙中山下野和欢迎西南军阀北上的呼叫。

　　而真正的革命者却始终是孤独的。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一心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可借手中没有党军，只能寄希望于陈炯明。为了北伐，他好不容易调集起四万部队，设大本营于桂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护法战争。面对强大的直系军阀，他也不得已派出密使，频繁地出入手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官邸，结成了反直的三角同盟。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北伐军誓师韶关，兵分三路进攻江西，并接连攻克赣南多座城市时，陈炯明也和吴佩孚达成了密的，并开始调集五十余营粤军从粤桂边境移师广州。为了稳定广州局势，孙中山应廖仲恺之请，于6月1日赶回广州。当他在观音山巡视时，发现陈炯明果然有谋叛布置，就在省城演说时公开警告道：“谁要叛逆，我就派飞机掷弹炸死他。”可是他并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他有点过于自信自己的威望了，他认为至少陈炯明的部下是不愿反抗他的。

　　而陈炯明也接到吴佩孚的密电，催他早日动手。说：“彼已将徐世昌逼走，请即履行条件倒孙，如再延不遵办，彼即宣布废除前约。”陈炯明终于横下心，先拘禁了廖仲恺，下达了对总统府的总攻击令。

　　孙中山是炮轰前得到消息紧急转移的。远处已隐隐传来叛军进攻的号音，宋庆龄怕同行不便催他快走，他却还想向叛军晓明大义制止叛乱。孙中山的左右见情势不容再犹豫了，就强挽起他的手臂离开了总统府。夜已经深 街上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总统府四周已布满了叛军的岗哨。孙中山化装成医生，从容自若地穿过封锁线，登上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而宋庆龄是冒着密集的炮火，在卫士队长和副官的护卫下，于第二天才冲出重围与丈夫会合的。

　　6月17日这天，孙中山登上永丰舰，亲自率领六舰军舰，以密集的炮火教训了陈炯明一顿。他曾手书密令要江面前线的李烈钧、许崇智迅速回粤平乱。而回师的部队终因遭到直系和陈炯明叛军的前后夹击，经过一番苦战，被迫分成东西两路，在8月份撤退到福建和江西。而孙中山就这样一直孤守在黄埔海面，以艰苦奋战五十多个昼夜的最后失败，宣告了第二次护法战争的结束。这是他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他确实有些想不通，清朝政府曾用重金购买他的头，却没有成功，而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党羽，竟会在关键时刻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当他乘俄国“皇后号”邮船回到上海时，已是炎热的夏天。他惨痛地发表了《对外宣言》和《致海外同志书》等文告，他不愧是一位愈挫愈奋的革命领袖。他不止一次地对汪精卫、张继和蒋介石说，第一次护法活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而这次的失败，又使他认识到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产生新军阀。他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开始关注十月革命，思考起以俄为师的新策略。

　　　　　　　　　　　　　　　　　 2

　　1922年的蔡元培没有想到，这是他真正主长北大的最后一个年头 他因足疾年初就住进了医院，而欠饷和经费不足又像瘟疫缠住了他疲惫不堪的身心。由于军阀混战，北京政府的预算光军费就占去了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占七十五分之一。就是这点可怜的经费，也常因被侵占而不能如数拨付。蔡元培一回国就发现，他的北大已寸步难行。不光建筑无费、购书无费、置办仪器及一切校务行政无费，连教授的薪水又开始拖欠 身为北大校长和学界泰斗，他只能不断地领衔向北京政府抗议。他还乘当时关税增加，德国承认赔款，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等有利时机，与北京教育界及各校学生组织，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教育独立运动。在北京高师召开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教育经费、教育基金、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的三大主张。

　　为了推动教育独立运动，从根本上对抗北洋政府，他又在《新教育》杂志发表了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大声地向社会各界疾呼：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

　　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

　　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

　　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

　　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

　　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

　　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

　　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

　　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

　　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 所以，教

　　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无论如何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

　　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公同的，英国的学生，

　　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教

　　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

　　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

　　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

　　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的文章一出来就惹得当局非常恼火，那位内阁总理梁士诒就亲自给教育部挂电话说：“一派胡言，教育如真独立于政党之外，还要政府拨什么款，发什么薪 ”而全国学界却欢欣鼓舞，他人一出医院，李大钊和胡适就赶来家中拜访。

　　走进书房，只见案头放着一盆暗香袭人的草兰和四册《胡适文存》，蔡元培正在翻阅那篇《红楼梦考证》。胡适得意地笑了，这是他送给蔡先生的新年礼物，去年两人还为考证这部奇书论战过一场呢。李大钊身为共产党领袖，也被胡适拉进了努力会，见他神情严肃地说起一件正事：

　　“蔡先生，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各校学生信仰基督教。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所以我们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你出面做发起人。你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宗教 ”

　　蔡元培爽快地点点头，说：“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4月9日这天，北京大学召开了有中外人士参加的非宗教同盟大会，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演说。当时的北大真是自由到了家，北大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和马叙伦，就公开跳出来唱反调，抢先在报上发表宣言，声称信仰自由，知识阶层应首先遵守，反对他们发动的非宗教运动。于是蔡元培就在演说时反驳他们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 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

　　随着直奉战争的爆发，北京屡屡遭受溃兵的骚扰。为了保卫学校，蔡元培接受白雄远的建议，发动全校学生报名，很快组织起一支三百多人的北大学生军。蔡元培来北大后，目睹学生皆长袍大褂，一派文弱之气，一贯来重视体育锻炼。这次正好趁热打铁，任命出身军校的白雄远担任军事训练主任。在成立大会上，他亲自颁发了军旗，并邀请军事学家蒋百里来校授课。这支全国首创的学生军后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名扬四海，两年后当蔡元培被迫远走欧洲，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时，北大学生军担任了在前门火车站迎接孙中山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中山先生逝世后，又是这支学生军守卫了灵堂，当移居香山碧云寺时，学生军三百多人着孝护送灵车，使灵柩倍增了一种特殊的哀荣。

　　刚刚在改选中荣任北大教务长的胡适先生，终于走出书斋，手捧着黑皮包，容光焕发地大谈起政治。他虽然想方设法营救过陈独秀，但这并不妨碍他反对各种过激的主义。一次北大学生成立了新闻事业同志会，请他去演讲，他一开口就讲了一句令人膛目的大话：

　　“我希望你们研究真问题，少讲虚主义。你们宁可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也不要拿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公绰的报纸充篇幅。”

　　看来，马克思主义也曾被军阀和政客搬弄和利用。胡适为了创办《努力周报》，开始频繁地出人各种社交场合。他看来很有性格魅力，眼界又很高，一手拉着曾是研究系的丁文江，并通过了抓住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总想跟军阀比学问，做新世纪的帝王师。一手又紧紧倚靠蔡元培为首的北大派，扮演起一种想在南北二府中保持独立评论人的言论界领抽姿态。他开始直接干预政治，操持言论 可胡适并不轻松，越想不偏不倚地公正，越是注定两头不讨好。胡适的思想立场终于成了二十年代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声讨的活靶子。

　　当时的北京思想界，真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纷纷登台亮相，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先派元老林长民去争取以顾维约为首的一批相对独立的技术官僚。研究系试图组织一个研究社会政治状况的团体，但顾维钧不为所动。研究系又转而游说北大派，蔡元培是好好先生，先被罗文干说眼了，但胡适的政治嗅觉很灵敏，为了保持努力会的纯洁性，经他一提醒，蔡元培又婉言谢绝

　　五月的一个夜晚，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胡适正在书房翻阅好不容易出版的《努力周报》，胡同里响起汽车的喇叭鸣叫。耳边传来丁文江的叫嚷声：

　　“适之呀，贵客临门了！还不快来迎候。”

　　门外走进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将领，见他一身戎装。身材高挑，白净脸皮上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他稳稳地向胡适行了个军礼，剑眉下一双(黑目)(真目真)的瞳人闪烁出冷峻傲岸的神情。胡适已被他的神气慑得有点气馁，多亏了丁文江的及时介绍才解了围。

　　“这位就是吴将军的军师白坚武参谋，当初和段祺瑞开战，赶走徐世昌，全是他出的主意。”

　　胡适连忙请客人人座，白坚武寒暄几句后气势沉雄地说：

　　“你们这份刊物玉帅都看了，他很欣赏你的《努力歌》，特地关照我来看看胡博士。很想听听你们这批名流对时局的见解呢。”

　　胡适顿时眉开眼笑，他摸出一罐进口香烟，抽出一支递了过去。待两人都优雅地点燃了烟，胡适说：“在我们这些英美派知识分子心目中，吴将军是一位最有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爱国军人。他在‘五四’时期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反对过安福系控制的亲日政府，并最后一举推翻了这个政权。现在又赶走了日本人支持的奉系军阀，我们寄希望他出面促进南北统一，让北京出现一个有‘好人’参加的新政府。”

　　丁文江也不失时机地说：“我们努力会的成员议论过几次了，想委托适之起草一份改良社会的政治宣言。到时候还少不了请自参谋和吴将军不吝赐教 ”

　　这一夜双方谈的很久，彼此交换了不少看法。

　　胡适开始闭门谢客，身为学者第一次做政论，觉得很吃力。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以前只知道做学问清苦，现在才明白了，如真叫他当政治家；治理国家，那才苦不堪言呢。他暗暗告诫自己，永远议政而不从政，做一名独立的净臣。到了5月11日的深夜，总算写完了这篇《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禁松了口气。他站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喝了一杯热牛奶。又重新看了一遍文稿，觉得文气挺旺，竟忍俊不住地轻声朗诵起来。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

　　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

　　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

　　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

　　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的“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

　　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

　　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

　　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

　　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

　　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

　　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

　　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

　　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

　　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

　　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下手工夫。

　　他被自己内心的激情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再也读不下去 又急于要和朋友交流，想了半天，还是给李大钊家里打了电话。李大钊是从睡梦中惊醒的，耳边嗡嗡地传来胡适惊喜的声音。

　　“守常呵！我觉得自己也快变成主义派 我们的政治宣言终于脱稿了，我们完全有能力组阁。我还想组建一个政党哩！我建议明天去蔡先生家里开会，把我们的好人全邀请上，痛痛快快地议论一次天下大事。”

　　李大钊懵懵懂懂地答应 第二天一早，胡适又急着给蔡元培打电话，说要借他家讨论这份文稿。还亲自给他心目中的“好人”一个个打电话，约定十一点在蔡府相见。

　　那天蔡元培的客厅真是高朋满座，名流云集，先后到达的有胡适、李大钊、汤尔和、梁漱溟、陶孟和、顾孟余、陶行知等十余人。王宠惠和罗文干因有事，答应下午来听意见，叫大伙儿先讨论起来。蔡元培特地穿上一件新的蓝布长衫，还修了脸，显得很精神。

　　胡适一下子成了众星捧月般的大功臣，他一读完文稿，蔡元培先击掌叫好：

　　“适之呀！听君一席谈，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油然而生。我原是想远离政治，超然办教育的。现在看来政治是回避不了的，我这北大校长再也当不下去了，这些日子为了索薪，学校里又冒出了’罢教团’，我手中没钱。实在说服不了大家，只能以辞职相威胁。唉！从现在的局势看，我们知识界再不勇敢地站出来承担社会责任，国家真要亡 我们要抓住黎元洪上台，吴佩孚欲大展宏图的有利时机，尽可能地促成一个新的好人内阁出现。我建议诸位列名向全社会公布这份宣言，在舆论上先声夺人，争取主动。”

　　蔡元培是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他一开口，就等于定了调子。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列名，但动机却各不相同。在这些名流中，一类是像梁漱溟、顾孟余、陶孟和那样纯粹的学者，他们是议政而不参政，骨子里还藏着士大夫的清高，只是因为政治太黑暗，整个学界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才愤而起来抗议几声。另一类是像胡适、汤尔和和王宠惠、罗文干那样的特殊人物，尤其是后面几位，他们或混迹官场，或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他们开始对权力有所期盼 还有就是像李大钊那样的人，身为一个政党的领袖，秉性中却闪烁出温情脉脉的旧式文人习气，信仰的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心里仍留恋着改良的梦幻。他是一位忠厚之人，做人总有点温良恭俭让，出于对蔡先生的尊敬，常常勉为其难地踉着参加一些活动。

　　那天中午蔡元培请大家吃饭，饭后独胡适留下来闲谈。他们在等两位重要的客人，到了三点左右，王宠惠和罗文于终于来 做官的气派毕竟不一样，两人刚参加完一个重要宴会，西装革履，满脸红光。蔡元培忙叫家人上茶，王宠惠却挺绅士地摆摆手，说午后他一般只喝咖啡。这位广东人字亮畴，出身于香港，今年四十一岁。长得天庭饱满，面如满月，乌黑油亮的分头下架一副金丝眼镜，举止潇洒且有学者气。他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系，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鼓吹反满革命。后来又去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和蔡元培也算老搭档了，辛亥革命胜利后先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外交总长，又一起在唐绍仪内阁任司法总长，后来又同时向袁世凯挂冠而去。蔡主长北大后，一直聘他为北大法科兼职教员。这位法律专家可比他官运亨通，1920年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去年年底又当上了梁士诒内阁的司法总长。但此公心里很有城府，最懂得在关键时候装糊涂，一直在直奉两派政客之间搞些小平衡。黎元洪将在6月初正式宣誓就任大总统，刚才还邀他俩去东厂胡同参加了家宴。头一回透露了想请他组阁的意图。

　　王宠惠看了眼胡适的这份杰作，神色有点踌躇满志。见蔡先生正期盼地盯着他表态，先在心里窃笑起来。他将文稿递给罗文于，稳稳地说：

　　“适之 想不到你一谈政治就谈到点子上 你这篇大作好就好在先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三条基本原则，而且认定必须从‘好人’出来干预政治入手。加上能请出蔡先生领衔发表这份宣言，中外舆论都会震惊的。还有你抓住南北议和这个关键提出六条建议，很有吸引力。我想透露点内部消息，现在吴佩孚急于想组建一个各党派‘好人’参加的内阁。但最令他头痛的就是如何劝孙中山下野，结束那场针对直系的北伐战争。”

　　他言犹未尽地膜了眼罗文干，没有再往下说。

　　罗文干是位颇有名望的大法官，也是广东人，今年三十四岁，却因清末留学牛津大学，被清政府赐“进士出身”头衔。这倒是位个性耿直，嫉恶如仇的法官，长得也有点像英国贵族，瘦削的脸冷峻且又孤傲。民国后先任广东司法厅长，后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现在正好在王宠惠手下当司法次长。罗文干虽是研究系的人，却和蔡元培私交很深，也一直受聘在北大法科当讲师。他很快明白了王宠惠的意思，接着刚才的话题说：

　　“如果蔡先生能出面和梁任公、熊希龄、汪大燮、林长民诸公向天下发一个通电，劝孙先生卷起护法的旗号，结束南北对抗的局面，谋求有一个新政府出来改良政治，拯救濒临绝境的教育事业，那真是功德无量的一大善举 ”

　　蔡元培一怔，迷惘地抬起头，忧心忡忡地对王宠惠说：

　　“亮畴，我俩可是老同盟会员呀。我们不能为中山先生出力，总不至于再搞雪上加霜吧？”

　　王宠惠含威一笑，说：“此言差矣！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爱护孙先生。你想想，吴佩孚还打出了恢复法统，和平统一的旗号，而孙先生却提不出今天下信服的政治主张。他的北伐无非是利用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再说他又犯了策略上的错误，居然会和奉系、皖系搞在一起。而目前一般国人的心理，都深恶这两派军阀，觉得吴秀才总比张胡子和那个‘荆生将军’徐树铮要好得多。再说现在直系势力如日中天，他那点杂凑而成的兵力能打胜仗 自古两军相拼，哀鸿遍野，吃亏的还是天下百姓。我们劝他一人下野，换得天下太平，于国于民又有何不好 ”

　　蔡元培终于愁云密布地低下了头，觉得对方说得句句有理。而王宠惠眯细的眼角却闪出一丝阴笑，心想拿这份见面礼孝敬吴佩孚，这内阁总理估计十拿九稳 见胡适愣在一边有点失落，他又含笑恭维了几句：

　　“适之 我今天才算领教了你的政治才干。怎么样，如政治清明的话，我们推荐你去教育部弄个次长干干。哈哈哈……”

　　胡适不屑地白了他一眼，故作清高地说：“我才看不上你这芝麻绿豆小官呢。”

　　由十六位名流签名的这份《我们的政治主张》，很快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沸沸扬扬地在朝野上下流传开来。

　　　　　　　　　　　　　　　　　 3

　　胡适老爱制造耸人听闻的故事，就在他的“好政府”主张筹谋正酣时，他居然去皇宫拜见了宣统皇帝溥仪，一时舆论哗然。这两个人也实在太不相称了，一个是新派领袖，一个是末代皇帝。然而，他们到底还是坐在一起亲热地聊了天。

　　胡适与溥仪的洋师傅，苏格兰人庄士敦有些交往。一次，庄士敦说起溥仪读过胡适的《尝试集》。胡适是个喜欢炫耀的人，于是，在送《胡适文存》给庄士敦的同时。也送了一部给宣统。十七岁的宣统翻了他的书，就动了想见见这位胡博士的念头。恰巧宫里刚装了电话，一时好玩，他就拨通了胡适家的号码。电话正好是胡适自己接的，让他事后好一阵子兴奋。

　　“你是胡博士 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 怎么我听不出来 ……”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呵！”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是胡博士。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让我瞅瞅吧。”

　　就这样，两人约好五月底在宫中相见。

　　为了了解一些宫中情况，胡适先去看了庄士敦。庄不知他的真实来意，就说宣统近来颇有独立意识，也不听太监的忠告，就自己剪去了辫子。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硬要去看，也不顾宫中人的劝阻，竟雇汽车去 他天生好奇，对外界的新事物非常感兴趣。经他的介绍，先后在紫禁城里接见过英国的海军司令，香港的英国总督，还在学着写新诗呢。最近又对电话动了好奇心，闹着要装。大臣们都来劝阻，说“这些西洋的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但溥仪偏不听，终于在养心殿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溥仪高兴极了；整天翻着电话本，乱拨电话寻开心。当胡适告诉他自己来意后，庄士敦哈哈大笑起来。他提醒胡博士，进宫已不需要再跪拜磕头

　　进宫那天，溥仪派了一个太监用车上门来接胡适。那时宫禁仍很严，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护兵督察处会客室坐了一会，等与宫里通了电话才得进宫。进去时，宣统已经起立，身穿蓝袍子，玄色背心，一副平民打扮。胡适对他行鞠躬礼，他请胡适坐在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上。胡适激动地称他“皇上”，不知怎样说话才好。他也客气地称胡适“先生”，说自己看过他的白话诗。他的样子很清秀，也很单薄，眼睛比胡适还近视。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摊着今天的十几种报纸，如《晨报》、《英文快报》等，还放着康白情的新诗集《草儿》。这位皇上好奇地打听起康白情和俞平伯的近况，说他也赞成白话，你们在外面的争论我都知道。他还说自己正在试作新诗，今后如有可能，他还想出洋留学呢。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是溥仪充满歉意的反省。他真诚地说：

　　“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了这个地步，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求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都没有依靠 ”

　　胡适觉得清宫里的这位少年，处境十分寂寞和可怜。听说他有许多新书找不到，就表示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他。两人就这样交谈了二十分钟，胡适告辞出来

　　没想到这件事在宫内宫外引起不小的风波。宫里的王公大臣们听说皇上私自见了胡适这个新派人物，便像炸了油锅似地吵闹起来 而北京各报也当作特大新闻，还登出“胡适请求免跪拜”、“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一时闹得满城风雨。

　　胡适不得已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来作答辩。他心中委屈，就跑去见蔡元培。蔡元培老成孤倔，胡适任性率直，大概就生出吸引力，两人的关系近来非同一般。

　　“蔡先生，一个寂寞中苦闷的少年，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少年的人来谈谈，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情味的事，到了记者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 唉！想起来真令人沮丧呢。我还为此写了首小诗……”

　　蔡元培好像心事很沉，紧皱着眉宇接过胡适的诗瞟了一眼。

　　　　咬不开，槌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的一个少年的心！

　　蔡先生缓缓地抬起头，话中有话地瞥来一眼：“不过溥仪可不是一般的寂寞少年哩，他是一个梦想恢复祖业的皇帝。而且在张勋的拥戴下，已曾经复辟了十二天……”

　　胡适的脸顿时苍白无色，蔡元培虽然没直接责怪他，意思却很明白 胡适事后才知道，蔡先生那天正焦头烂额，他和胡适的努力会成员李大钊、丁文江刚想参与政治，就遭到了来自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最猛烈的攻击。

　　6月3日这天下午，北京教育界在国立美术学校隆重举行“六三”纪念会，各校的教职员代表，纷纷登台演讲，回想“五四”时期的这一天，军阀政府的马队狂捕上街示威的学生，腥风血雨弥漫着北大校园。正是在这次集会上，蔡元培受王宠惠的鼓动，竟领衔与胡适等二百余人致电孙中山和南方的非常国会，提议北方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台，护法的目的完全实现。现北方的军队已表示拥护代表民意的新政府，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希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

　　这份通电在北京《晨报》发表后，真恍如晴天霹雳，震得刚赶回广州平息叛乱的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目瞪口呆，异常恼怒。

　　蔡元培怎么啦？这位正直的老革命党人，这位嫉恶如仇地支撑起北方学界的精神领袖，居然频频出入于直系政客的深宅大院，完全被他们包围 可他却浑然不知，又劲头十足地领衔征求北京学界签名，想发电催促黎元洪尽快来京复任大总统。胡适从报上一看见消息就知道不妙，慌忙写信去劝阻老先生。你不能盲人瞎马地全冲在前呀，像个老堂·吉诃德让人耻笑。这回蔡先生也哀声叹起苦经了，说我已答应了人家，实在没有退路 他没有说出躲在后台挟持他的人是谁，但胡适可以想象这些政客老奸巨猾的嘴脸。

　　上海的《申报》率先开始反击，先刊登了号称“章疯子”的太炎先生来电。章太炎这些年精神寂寞，正应江苏教育会之邀，一边开馆主讲国学，一边倡导以联省自治取代中央集权，以联省参议院取代国会，以委员制取代总统制。听说直系想抬出黎元洪这个新傀儡，以恢复法统为名反对孙中山北伐，先秘密致书黎元洪，劝他坚持以废督裁军为复位条件。见劝说无效，蔡元培又正好跳出来瞎胡搅，真是恶从胆边生，在报纸上破口大骂起这位老朋友来。

　　　　阅公劝中山停止北伐一电。南方十二省，惟六省尚称自治，其余悉为

　　北方驻防军所蹂躏，贪残无道，甚于奉张。此次北伐，乃南方自争生存，

　　原动不在一人，举事不限护法。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否欲做

　　南方之李完用耶？或者身食其禄，有箭在弦上之势，则非愚者所敢知也。

　　章太炎只是信口骂骂而已，而另一位国民党的权威理论家，当年在法国最早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张继先生，却代表本党尖锐地通电声讨起这位党国元老。

　　　　阅公劝中山先生停止北伐一电，不胜骇然。北军宰割江流，行同强寇。

　　仆北人也，尚不愿乡人有此行动。公以南人，乃欲为北军游说，是何肺肠！

　　前者知公热心教育，含垢忍辱，身事伪廷，同人或尚相谅。今乃为人傀儡，

　　阻挠义兵，逸出教育范围以外，损失名誉，殊不值也。

　　蔡元培一看完《申报》上的两则檄文，气得急火攻心，两眼一黑竟昏倒在地，醒来时人已躺在法国医院。胡适急忙和李大钊赶去病房探视，见蔡先生嘴唇发紫，虚弱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栗，胡适心头一酸，眼泪先哗哗流了下来。蔡元培眼眶一红，也委屈地饮泣起来。

　　“唉！最受不了的还是自己营垒的误会和羞辱 说我身事伪廷……为人傀儡……不明真相的人看了，真是斯文扫地哟……”

　　胡适因要赶回北大上课，匆匆安慰了几句先走 出门时他意气用事地昂起头说：

　　“你只管好好养病，我会替你出气的。”

　　李大钊却紧捏着蔡先生的手，像有难言之隐地凝视着对方。他刚接到陈独秀来信，被这位暴烈的总书记狠狠教训了一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针对陈炯明的叛乱，张作霖和卢永祥等地方军阀“联省自治”的叫嚣，以及自由派的胡适等“好人政府”的主张，委托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决定下个月在上海召开党的“二大”，又是陈独秀和蔡和森负责起草了大会宣言。为了及时和李大钊通气，陈独秀将《宣言》内容作了详细阐述。他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现状，第一次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揭露各派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工具。告诫李大钊说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搞你们那套军阀控制下的改良方案。陈独秀又说，党的“一大”通过的宣言，把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看来是完全错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一步决定和孙中山建立广泛的民主联合战线，共同推翻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直系军阀集团。陈独秀还让李大钊直接转告蔡元培和胡适，与军阀谈“好人政府”，简直是与虎谋皮，再不悬崖勒马，将会堕落成民族罪人。

　　那天李大钊委婉地转达完陈独秀的意见，痛苦地嚅动着嘴唇说：“蔡先生，我们错 我已真心实意地向仲甫作了检讨。因为不管是吴佩孚，还是黎元洪，都不可能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啊……”

　　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一场夏季的暴雨携带着无限烦恼泼地而来。病房里的空气凉快了不少，可蔡元培仍目光幽幽地倾诉着衷肠：

　　“我总觉得仲甫和中山先生的主张，离我们太遥远。我确实对黎元洪抱有幻想，因为前几年我还能整治北大，可现在连维持都艰难 唉！林语堂、刘半农在国外向学校要钱，我给林语堂寄了五百大洋去交学费，还是自己设法凑的。我们北大的讲义从来是随便拿的，这给许多旁听生、偷听生提供了方便。可总务处说一年要亏一万多，看来下半年也得收费 还有，我想请爱因斯坦明年来华讲学，这位德国人开的价也是个天文数字，还真不知往何处筹措 你也知道，最近北大评议会通过了《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规定助学金每名每年得国币二百元，奖学金每名每年得国币五百元，完全以成绩为标准。全校学生欢欣鼓舞，我的心却一片悲凉。昨天，丁文江和李四光搞了份整顿地质研究所的方案，我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却又为添置设备犯愁呵！再这样下去，今年秋季招生只能大幅度压缩名额 我历来提倡平民教育，西城诩教寺有所平民补习学校，办了好几年，上个月举办游艺会募款，还请我当校董。恰逢直奉战争爆发，毫无收益。我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河来北大讲世界语，会弹一手六弦琴，就让周岂明请他去义演。还遭豫才笑话呢，说蔡先生也挺懂生财之道哟。守常呀，我历来讨厌政治，也可保证绝不参与政治。你一定得转告仲甫，我不能不办教育，不能没有北大，我蔡元培已经没有一点退路了……”

　　他唠唠叨叨地还想往下说，终因后干舌燥浑身乏力而哮喘起来。李大钊是个忠厚人，忙小心地为他轻捶起背部。蔡元培布满鱼尾纹的眼角又淌下两行清泪，他终于嗓音哽咽地叹息道：

　　“人人都尊敬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理解我，又与我同道 ”

　　胡适说干就干，真的开始反击 当报上公布陈炯明倒孙兵变消息时，胡适公然在《努力周报》上写了“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的短评。孙中山对胡适的表演非常愤恨，他的《民国日报》天天发文章攻击他。而孤立无援的陈炯明却少不得一番惊喜，他很快派人带信向胡适表示敬意，还再一次正式请他出任广东大学校长。

　　胡适又开始得意起来，以布衣学者平交王侯的风骨，继续在京城的达官贵人中间搞穿梭外交。

　　　　　　　　　　　　　　　　　 4

　　孙中山乘海轮退避上海后，整日隐居在寓所里，神情沮丧到了极点。在他先后向英、美各国求援均遭拒绝之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神秘地降临了，带来了令他惊喜不已的消息。他就是马林。

　　那是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马林和张太雷刚从莫斯科赶回中国，连陈独秀还没见面先来此地拜访。可人还没进门，就被蒋介石挡住 蒋介石是孙被困“永丰舰”时紧急召来做侍卫的，自然不认识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

　　孙中山闻声忙出来迎客，还叫蒋介石去请廖仲恺和张继前来议事。马林一进客厅，就大大咧咧地嚷着要喝酒。他刚下火车，又因又乏，孙中山高兴地请宋庆龄亲自送来一杯白兰地，两人先急切地密谈起来。

　　马林是去年冬天去中国南方考察的，他先后到达汉口、长沙、广州、桂林等地，沿途参加了一些进步青年的集会，并同孙中山会谈了三次。两人一见如故，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一回上海，就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没想到这个建议受到了中共的抵制，陈独秀还写信给维经斯基，提出了六条反对理由。马林说服不了陈独秀，只能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求援。他在一份书面报告中指责中国共产党根本不能领导工人运动，诞生的过于草率，中国目前还缺少一个真正能够担负政治领导的阶级。而国民党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一批知识分子，其中孙中山等人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因此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完全可能的。当时列宁正在生病，马林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7月中旬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但当时中共主张的联合还是国共两党广义上的联合，而不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

　　马林是位非常自信又个性倔强的布尔什维克，他这次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先要说服孙中山与苏俄联盟，答应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实现资产阶级的建国方略。然后再去说服陈独秀等人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马林这次带来了一个最让孙中山兴奋的信息，苏俄政府打算无条件援助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二百万元卢布。其实没有这个筹码，孙中山也早已确立了以俄为师的政治策略。他兴奋地对马林说：

　　“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关键在于列宁先生的伟大。我们早打算以苏俄的经验来重新改组国民党，我还准备派代表团去苏俄学习和考察，并请求你们派顾问来帮助我们建立新型的军队。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五四’运动后涌现出一大批新青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力量，也是最终夺取北伐胜利的新希望！”

　　马林见他表了态，心里有了底。马上去找陈独秀摊牌，要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如何搞好国共两党的合作。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西湖会议”。到会的中共领导人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人，会议虽然放在一条画膀上举行，但激烈的争吵却使湖光山色也弥漫出浓郁的火药味。马林见到会代表一致反对他的建议，只能拿出共产国际这张虎头牌相威胁。当时的“二大”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并有一条纪律规定，党员如果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应该开除出党。但即使是这样，陈独秀还是豹眼圆睁地挥动胳膊抗议道：

　　“如果孙中山不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坚决反对。”

　　马林眨着鬼眼看出了一线生机，爽快地拍胸脯答应由他去向孙先生交涉，会议终于采纳了这一意见。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他所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硬汉子终于被党的纪律降服

　　求贤若渴的孙中山很快答应了马林的要求，紧接着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的意见，并邀请马林和陈独秀参加会议。会后又指定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在上海期间，李大钊根据中央的分工，担任起联络孙中山的重任。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起振兴国民党和中国的种种问题。宋庆龄很快发现，在中共朋友中，孙中山特别尊敬和钦佩李大钊，他对这位气度沉雄的学者的精辟见解极为赞赏，不止一次地在家里说：“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新的希望，我觉得自己终于又年轻了啊厂

　　一天下午，两人在寓所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兴致勃勃的孙中山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含蓄地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一名党员时，孙中山诚恳地将右手贴在胸前说。

　　“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你的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革命。”

　　就这样，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第一个加人了国民党。在他之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大雷等，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在李大钊离沪前的那个夜晚，中山先生设家宴请来了他和马林、陈独秀。话题很自然地谈到《新青年》，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记得孙中山感叹地说了一句心里话：

　　“要没有蔡元培和你们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的国民就不会觉醒得那么快，中国革命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蔡元培办北大功不可没 ”

　　陈独秀半个月前又被法租界逮捕过，可没几天就以罚款四百元放了出来。听说又是蔡元培和胡适，先找了外交总长顾维钧出面向法国公使说情，再由公使先生给驻沪法国领事打了电话。虽然他和胡适正为“联省自治”的主张互相攻击不休，但那天老兄也感激地调侃道：

　　“这一老一少两位书呆子，虽然政治上有点浑。但在我三次被捕的危难之时，他们都起了关键作用。我提议，我们应该为中国革命敬佩他们一次。”

　　陈独秀说完举杯一饮而尽，孙中山也许想起了以往的不快，沉默不语。李大钊见状忙起身说起公道话：

　　“他们其实都是乱世中正直的学者。这次离京前，我们曾在大陆饭店很恳切地忠告吴佩孚的军师孙丹林。这位高参还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说吴佩孚几年前就说要和老段比一比，再和张胡子比一比，现在果然都灵验 要是我肯给子玉上个条陈，只消两师兵力直捣广州，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句话使我们大为生气。蔡先生先翻下脸说：‘如此看来吴子玉也不过是个反动军阀？’胡适也讽刺说：‘吴子玉何不先打过山海关看看！’他一见此状，态度才软了下来。”

　　孙中山的脸色渐渐舒缓下来，正在这时，张继兴冲冲地拿了份北京的《顺天时报》跑了进来。原来这家报馆搞了份理想政府中的总统和各部总长人选的民意调查，自8月1日起至28日止，由读者自由投票，今日正式开票，发表民意调查结果如下：

　　　　孙中山以2073票当选理想的大总统。

　　　　蔡元培以1096票当选理想的教育总长。

　　　　（在教育总长得票者中，次于蔡元培者为梁启超，得383票）

　　孙中山看了畅怀大笑，舒心地问大家：“黎元洪不知作何感想呵？这可是北京的报纸呀！张继，听说你也刚骂过蔡元培，又作何感想呵？哈哈哈……”

　　　　　　　　　　　　　　　　　 5

　　庭院深深的总统官邪，在午后的斜阳下散发出淡淡的腐朽味。黎元洪正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客厅里苦等着吴佩孚。按约定时间早过了一个多时辰，身材矮胖的吴景濂终于不满地嘀咕起来：

　　“子玉兄的架子也太大了，是他叫我来这儿开茶会，自己却迟迟不露面，唉！……”

　　黎元洪却始终像尊好脾气的菩萨，耐心地赔着笑：“不急，再等等……”

　　吴佩孚终于在侍卫的吆喝声中大摇大摆地走进客厅。这位秀才中等个头，长得倒是眉目清秀，举止英武有力。见他沉着脸朝屋子中间一站，一股逼人的气势便威风凛凛地让吴景濂不寒而栗。他目光如炬地朝参谋白坚武瞟去一眼，对方忙从公文包里摸出一份密函恭敬地递了过来。

　　吴佩孚笑着对黎元洪说：“大总统，我们的‘好人内阁’也该登台亮相了，我拟了一份名单，想请二位过目一下。”

　　吴景濂顿时来了精神，对吴佩孚的组阁计划他早有耳闻，一直得不到证实。见黎元洪低头审阅起来，慌忙将脑袋凑上前去。

　　黎元洪不置可否地淡然一笑，挺知趣地摸了一把油亮的下巴：

　　“就按子玉兄的安排办吧！”

　　他早已得到密报，自己这次复出全仰仗吴佩孚恩赐。曹锟为了当总统，已猴急得恨不能明天就将他轰下台。既然只是个可怜的过渡人物，又何必管这帮丘八大帅们的闲事呢。

　　吴景濂却看得目瞪口呆，差点没背过气去。这份名单对他犹如催命的鬼符，十分不利。尤其是国务总理王宠惠，财政总长罗文干和教育总长汤尔和，三个人既精明强悍，又与自己不和，背后还站着最蔑视他这位议长的蔡元培、梁启超和胡适。还有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思洪，又都是吴佩孚的心腹。而外交总长顾维钧和司法总长徐谦，也全是一帮独往独来桀骜不驯的书呆子。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正想发表见解，见吴佩孚冷笑着斜睨着自己，又胆怯地将话头咽了下去。情急中他灵机一动说：

　　“不知曹三爷意下如何？”

　　吴佩孚听他拿曹锟压自己，不禁愠怒起来。直奉之战后吴佩孚势力大振，加上曹锟这人耳皮子最软，经不住手下人挑拨，直系内部已有“津保”派和“洛阳”派相争之说。

　　吴佩孚狞笑着逼近一步说：“我最关心的是阁下意见如何？”

　　吴景濂顿时吓得直冒虚汗，忙不迭声地表示附和。吴佩孚终于像头怪枭毛骨悚然地狞笑起来：

　　“要想和平统一天下，总得拉几个有名望的好人摆着收揽人心。还望二位理解兄弟的一番苦心呵！”

　　没几天，国会一表决，黎元洪一任命，吴佩孚苦心拼凑的“好人内阁”终于粉墨登台

　　新内阁果然不负重望，汤尔和这位北京医专校长一出任教育总长，就按蔡元培的旨意，从罗文干手里硬是弄来一笔钱。当时北大的教职员工，已五个月没发薪水 蔡元培一出面，教育部就先拨给北大两个月的工资。这真好似久旱逢雨，“北大派”一下来了劲，蔡元培和胡适、丁文江等努力会成员，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频繁地邀请新内阁成员出席各种社交茶会，纵议天下大事，商量改良政治的策略。

　　这真是一个令知识界难忘的秋天，在强权政治的铁幕下，全国学制会议在京隆重召开，国务总理王宠惠到会表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态。他说本届政府将制定和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将民国以来推行的新学制系统地作一番整理，还打算以法令形式正式在中小学推广白话文。在这次会议上，汤尔和组织蔡元培等学界名流反复讨论了这份方案，后来公布后时称壬戌学制。

　　蔡元培乘势加快了北大改革的步伐，当然由此也引发了一场“讲义费风波”，这件事居然成了本年度北京学界的特大新闻。先是学校因经费紧缺决定向学生征收讲义费，北大教授朱希祖、沈兼士和沈士通等人闻讯后联名发函向蔡校长建议，希望将所收费用全部拨给图书馆作扩充图书之用。蔡元培自然高兴，一口答应，但部分穷学生不高兴 本来上课前一进教室讲义随便拿，不但不花钱，还可以做人情送给校外的同学。现在一收费，尤其对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偷听生，自然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的北大学生中怪人挺多，有个叫冯省三的就跳出来带头闹事 他振臂一呼，先召集起一帮弟兄，见他涨红着脸说：

　　“同学们！什么是‘五四’运动后的叫‘北大精神’？那就是争自由，反专制啊，现在学校当局已成了奴隶主，我们要坚决抵制校方的经济压迫！”

　　那是个秋阳高照的下午，蒋梦麟正好在会计室，耳边突然传来气势汹汹的抗议声，推门一看，顿时大惊失色，天知道从哪儿冒出黑压压一片暴乱分子。一个个面目狰狞，逼着他这位总务长立即表态，他好言相慰也罢据理力争也好，全不顶用。人群中又传来一声叫嚷声：“找蔡校长去，他正在红楼！”人流又蜂拥而去，蒋梦麟一看要出事，也惊慌地紧跟在后面。

　　蔡元培正好在文科教员休息室，与周氏兄弟和钱玄同闲聊。随着《新青年》的解体，彼此间的联系少了精神纽带，各人都忙起了自己的事，见面机会明显少 而变化最大的还是钱玄同，这位当年激昂的精神斗士，曾一度扬言要取消中国文字，如今却退隐书斋，重新皈依太炎先生的衣钵，潜心钻研起文字学来。这钱玄同上课好生了得，常在黑板上写一手唐人抄经体，有小学癖，喜卖弄古字，往往一个字会摇头晃脑地扯上半天山海经。尽管对学生一律不阅卷，但因小学家名声鹊起，应聘兼课的大红帖子还是比别人多。忙得他整日夹着黑皮包，乘包车在京城学府间乱跑。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公的那股疯劲仍丝毫未变，一开口常呛得旁人哭笑不得。鲁迅最近就有所不悦，每次见面，总觉得对方在奚落自己。钱玄同十几岁结婚，又生有三子，一开口动不动先炫耀那三位公子，最爱说钱三强如何聪明云云，搞得鲁迅心里便有点失落。最近又说大公子在闹恋爱了，正好被鲁迅抓住把柄狠狠讽刺了一通，说这也许是钱家的遗传吧？还有，钱玄同只比他小六岁，却老是咒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好死 还说自己最怕累死在讲台上，所以才不阅卷。鲁迅对此也很反感，嘲讽地问，如按你的观点呆在家里就不会死啦？可查查历史，死在讲台上的竟比家里少得多。

　　蔡元培还是比别人更关心周氏兄弟，见鲁迅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便想起那枚佩戴在师生胸前由他亲手设计的校徽，方正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窃笑：

　　“豫才，你那篇《阿Q正传》可是让正人君子们好生不悦呵！作者巴人是谁？阿Q是谁？人们一见面就战战兢兢地猜疑，总觉得触及了自己或熟人的隐私而变得颇不开心越来。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是你的手笔 哈哈哈！”

　　钱玄同也插科打诨地说：“前几天就在这休息室里，居然有人说文章是《晨报》主笔蒲伯英写来讽刺胡适的。‘巴’是巴蜀，蒲伯英正好是四川人。而胡适有一个笔名叫‘QV’，阿Q正好使用了第一个字母。何况序的末尾还特地提到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 ”

　　鲁迅苦笑着吸口烟，淡淡地说：“我总是不讨好，也改不了这德性。”

　　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增设了一个“开心话”的专栏，每周一次。这样，出语幽默的鲁迅便成了首选的撰稿人。一事情往往取决于一种偶然的机会，一个被压抑了几千年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终于在他的心中活起来了……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没有自负的本钱而偏自负，在一个层层制驭的社会里，十足是奴性的自尊。《新青年》登过一首诗，居然说“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以丑恶骄人，其实又何止乎国粹家如此！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弱者的哲学。对！就写一个弱者，弱者的集合体，写他的精神胜利。阿桂出现 土谷词。牵碧与春米。赌与偷。食与色。假洋鬼子和革命。好个阿Q，除了光脑袋上的一根长辫子，简直什么也不剩 所以革命反倒带来了反革命的进一步猖獗。成了一种多余的装饰，一出闹剧，一场误会而已。

　　鲁迅的耳边又响起一位漂泊的盲诗人在八道湾里的叹息声：

　　“寂寞啊寂寞，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那位爱罗先坷是乌克兰人，是应胡愈之介绍来北大教世界语的。蔡元培考虑到他既懂英语，又懂世界语，还操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语，便委托给周氏兄弟照顾

　　蔡元培又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好人内阁”，尤其对老友汤尔和出任总长寄予厚望。还说只要让王宠惠当三年总理，大张旗鼓地裁三年兵，中国就会和平进入真正的共和制。

　　而鲁迅的耳边又响起过激的盲诗人那悲愤的声音：‘中国的传统制度是过去的幽灵，可怕的恶魔。而中国，则是最旧的习惯，最固执的成见和最牢固的迷信的一个最腐朽的国家。按这个‘习惯国’的习惯，似乎老头儿才说话算数，少年人只能静静地听着，一点儿事情也干不来。”

　　鲁迅终于长吁一声，沉沉地将目光投向窗外。

　　“寂寞啊寂寞，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学生闹事的叫嚷声。

　　“坚决要求免费！让蔡校长出来！”

　　蔡元培惊诧地走出门外，当他明白过来时，脸色因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而变得激奋起来。他耐下性子与学生解释，这是评议会的决定，不能通融。红楼门口顿时秩序大乱，冯省三气势汹汹地指着他鼻子大声责怪。蔡元培终于发怒了，来北大这几年还从没人敢这样蔑视过他。见他突然痉挛着挥拳作势，向学生怒目圆睁地咆哮道：

　　“我与你们——决斗！”

　　他说完真的向前迈进一步，摆出一副决绝而略显滑稽的架式。包围他的学生终于清醒过来，只僵持了一会儿，就怏怏地后退而去。

　　鲁迅正好看到了这一幕，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寂寞啊寂寞，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鲁迅认识冯省三，知道他是世界语的拥护者和宣传者，一位向上而有为的青年。可是他迷惘了，平时最敬重的蔡先生，竟抓住这件小事大做文章。先是自己提出辞职，紧接着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也宣布随同校长辞职。最后连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了《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在强大的压力下，北大学生会公推代表极力挽留，表示反对风潮。最后，蔡元培等宣告复职，风潮也芒硝火焰似的熄灭 学校当局作出让步，取消了讲义费，但是却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鲁迅突然忧愤起来，当夜就在灯下写了《即小见大》这篇文章。还在和周作人饭后散步时，不满地瞪大眼说，学潮总是事出有因，不会是空穴来风。如果冯省三罪在带头反对征收讲义费，现在不是又取消了 既然当初的要求是正当的，又凭什么要勾销一个青年的学籍？难道人类的尊严仅仅是权力者才配享有的

　　周作人也有点不平，悻悻然说：“在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中，兄长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被压迫的奴隶一边……”

　　鲁迅哀怨的目光，无力地落在后院靠东的最后一个房间。爱罗先坷正弹着心爱的六弦琴，唱着乡愁一样悲凉的民歌。他终于愤慨地说道：

　　“可讽刺的还是学生得胜了，又有谁为牺牲者祈祷？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以后，群众就分他的肉，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国民？”

　　被开除后的冯省三，渐渐成了八道湾里的常客。见他手头拈据，鲁迅还会不时地给他一点资助。后来还赠他五元川资，帮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件小事很快过去了，对蔡元培他仍以恩公相敬如宾。但每当夜里凝然冷坐，在灯下翻阅古书时，一种淡淡的惆怅又会油然而生。

　　“寂寞啊寂寞，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蔡元培还在为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而奋斗，评议会和教授会刚刚按期选举换届，各系的研究所已基本健全，且均为名家掌门，当年松松垮垮的北大终于完全走上了正轨。他对开除冯省三并不觉得歉意，他毕竟也是一位上流社会的统治者，他认为学术思想尽可以自由，但办学必须要有秩序和法度。1922年北大的自由空气丝毫不减当年，名流云集，群星璀璨，最好笑的是冒出了一位比辜鸿铭还张狂的“性学博士”张竞生。这位哲学系教授还挺有来历，是位小个头的广东人，曾留学法国。辛亥革命前才二十出头，当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未成锒铛入狱时，他竟敢冒着生命危险，以汪未婚妻陈璧君表弟的身份来往于监狱和革命党人之间。事后汪精卫亲笔给孙中山写信，推荐他担任了南方议和团秘书，参加了和清政府的谈判。如他就这样走下去，中国又将冒出一位政治家。可事实上，他却成了国内最早也最有勇气的节育大师。

　　也就是两年前，他刚以哲学博士学成回国，一下海轮先向广东省长兼督军的陈炯明递上一份关于避孕节育的报告。陈炯明妻妾成群，子女亦成群。一看完报告就将它扔进了废纸篓，还破口大骂他是神经病，差点没开枪毙人。陈炯明不欢迎的人，却成了蔡元培的座上宾。来北大后他见蔡公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居然异想天开，第一个在中国主张起美的性欲，还到处演说，把性生活作为人的高质量生活公开兜售。对这样的怪杰蔡元培照样听之用之，今年春天美国的节育专家山格夫人应邀来北大讲演，蔡先生请胡适任翻译，他做陪同。山格夫人长得美丽端庄，才三十出头，老兄居然和她像做学问一般，高声探讨起女子在性交时会出“第三种水”的问题，弄得这位洋太太粉脸鲜红，还以为他想吊她膀子呢。而鲁迅听了这番伟论却表示很佩服这大胆，但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

　　蔡元培不仅如此，还想为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恢复法统而努力奋斗。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政治，他和林长民等名流一样，知道黎元洪和他的好人政府来之不易，又发动北京八十六个团体，于“双十节”国庆这天，在天安门前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裁兵大会。那天他亲自担任大会主席，还请出黎大总统当场发表同意裁兵的演说。广场上彩旗招展，五六万人的口号声又一次震痛了军阀政府的中枢神经。

　　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曹锟正在天津的公馆为小老婆举办生日堂会。曹锟有四个老婆，这位坤伶出身的“九岁红”刘凤伟是个尤物，说起来还是他最不喜欢的兄弟曹瑛进献的礼物呢。一帮亲信部下为了讨好他，今天特地集资万元请来了京城名伶前来献艺。而且下令被邀名伶皆演双出，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堂会戏。当天的戏单好生了得：

　　尚小云、贯大元合演《朱砂痣》。

　　九阵风演《水漫金山》。

　　杨小楼、郝寿臣合演《连环套》。

　　梅兰芳、朱素云、王瑶卿合演《御碑亭》。

　　梅兰芳又演二本《木兰从军》。

　　尽管刘凤伟打扮得花枝招展，向他大献殷勤，曹锟仍沉着脸躺在烟榻上，一点提不起兴致。先是为家事恼火，曹瑛因献上了“九岁红’，很快当上二十六师师长。可这位师长是个花花太岁，整日在妓院狂嫖滥赌，许多妓院的杂役——“大茶壶”，趁机当上了二十六师的各级军官。所以天津人笑骂他的部队是“茶壶队”，刚才警察局长前来告状，曹瑛又在大街上猎艳 先在闹市区抢了一位满清王爷的名媛，后来见一位夫人颇有姿色，又狂笑着叫卫兵拖进了汽车。没想到这位夫人是天津海关一位买办的妻子，被奸污后自然将状纸递了上来。眼见自己兄弟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再闯祸，他实在气昏 曹锟还想竞选总统。这种丑闻如果在报端一披露，他还有脸面参加竞选

　　正在这时，只见议长吴景濂气急败坏地赶来天津，添油加醋地向曹锟说起那场针对直系的国民裁兵运动。

　　吴景濂一直想扳倒王宠惠这届内阁，这次总算找到了借口。他见曹锟不悦，火上加油地说：

　　“仲帅，蔡元培一伙简直要暴乱 先不说他们开大会蛊惑人心，会后一路游行到总统府请愿，威逼政府立即裁兵。而王宠惠身为总理，连您也招呼不打，竟当场表态同意 蔡元培得寸进尺，又于四天后率领七十二团体代表前来请愿。这回气焰更嚣张了，说要废止《治安警察条例》。仲帅，这伙人当年都是革命党，我真怀疑他们是受孙中山控制的？再不采取措施，我怕您在天津也坐不安稳啦……”

　　曹锟果真气得拂袖而去，连梅兰芳的戏也不想看 他本来对吴佩孚抬出这帮酸奥文人就看不顺眼，这次正好趁机下了决心。他在客厅向吴景濂面授机宜，一直谈到半夜才分手。

　　　　　　　　　　　　　　　　　 6

　　一桩轰动民国史的冤案终于发生

　　这一年的气候也腻怪得吓人，先是在这深秋季节突然降下一场鹅毛大雪。塞外的老北风，犹如一群地狱里钻出来的饿狼，带着不祥的噩耗，疯狂地在京城里乱窜。大街上顶着风雪走过来的正是蔡元培。蔡元培如浮雕般从夜色里一点一点浮现出来。他的耳边嗡嗡地响着一个声音，那是汤尔和在电话里的求援声：

　　“快去救罗文干，他被逮捕了！”

　　好在王宠惠住的离他家不远，不一会儿就赶到 这是一幢法国式的花园洋房，原来的主人是位离任的洋外交官。看来亮畴也挺会敛财，来北京没几年就变得像位阔人

　　蔡元培跟在门房后面还没进门，就听见了胡适和丁文江激烈的嗓音。当他肩披寒霜步入客厅时，发现“好人内阁”的多数总长都来 他们似乎正聚在一起商量对策，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愤怒的气氛。

　　见蔡老前辈到了，外交总长顾维钧和汤尔和忙起身让座。王宠惠好像心事很沉，又似乎心有芥蒂，人躺在沙发里，只是沉沉地投来一瞥，就算是打过了招呼。

　　汤尔和又语音沉痛地叙述起来，蔡元培的心也开始隐隐作痛。事情发生在11月18日深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带着副议长张伯烈，突然闯进了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官邸，拿出一份私自盖印的众议院公函，控告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当场下令军警将罗逮捕，送交地方检察厅拘押。第二天，国务院全体阁员气冲冲地赶到总统府，指责总统不经阁员副署，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非法行为。这位菩萨总统又傻眼了，他见自己违法，只好表示愿意亲自去检察厅接罗文干出狱。没想到这位当今中国最有名的大法官却顶了真，说这回非弄个水落石出决不出狱。阁员们多数是书生，也不同意随随便便了结，于是当场逼黎元洪起草一道应由法庭依法办理的命令。正在这时候，吴景濂和张伯烈又率领二十多位议员冲了进来，吵吵闹闹地阻止黎元洪盖印，这道命令就这样被搁了下来。也就是第二天，众议院用开快车的办法通过了查办罗文干一案，并正式谘请大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孙丹林急了，连忙向洛阳求援。吴佩孚果然十分恼怒，当天通电指责黎元洪公开违法。没想到只过了一夜，这位总统像是吃了什么定心丸，居然公开复电反唇相讥起那位扶他上台的恩公。

　　胡适已急得六神无主，一个劲地催蔡元培拿主意。蔡元培的眼前却浮现出罗文干亲切的面容，上周他来北大上课时，还相约与自己去西山赏红叶呢，如今却受人诬陷打入冷宫。蔡元培凝然冷坐了半天，仍无良策。最后赌气地站了起来：

　　“我只能再去发动梁任公、林长民、熊希龄诸名流公开请愿！”

　　没想到王宠惠不听则已，一听竟恼羞成怒起来。这位留过洋的内阁总理今天怎么 居然对平时敬重的蔡公冷嘲热讽地说话了：

　　“蔡先生，恕我直言，如果没有你们今天一个请愿，明天又一个请愿地闹，至少吴景濂之流还找不到倒阁的口实，罗文于只是曹、吴之争的牺牲品。要知道政治斗争最厉害的杀手铜是什么？诱导对方犯错误。吴佩孚已明确警告我，如再闹学潮，‘好人内阁’干脆提前下台吧！”

　　王宠惠说到这里，轻蔑地扫视了一眼众人。客厅里鸦雀无声，阁员们都被这严酷的事实震呆

　　平时温文儒雅的蔡先生却因受人唐突而激奋起来，见他双颊绊红地说：“下台就下台，如你们舍不得这顶乌纱帽，我自愿随你们一起辞职。既然政治清明无望，干脆不合作引退，免得再受同流合污之嫌，招国人与天良谴责！”

　　他说得是那样斩钉截铁，浑身洋溢出浩然正气。顾维钧敬佩地表示赞同，而王宠惠和汤尔和却略显尴尬地打起圆场。他们还想做官，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想撒手离去。

　　没想到局势日趋严峻，三天后，北京《晨报》刊登了曹锟颐指气使的通电。这位直系军阀的头目公开攻击罗文干丧权误国，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彻底审讯。见主子表了态，曹派的督军纷纷通电响应，一场津保派和洛阳派的争斗终于白热化 王宠惠急了，慌忙拉着孙丹林和高思洪两位吴安插的总长往洛阳跑。他只能孤注一掷了，没想到他们人还在途中，吴佩孚已变了卦。吴一看势头不对，担心曹锟和他分家，整个直系势力将从此破裂，为了保自己，终于决定牺牲“好人内阁”作为交换条件。

　　可怜王宠惠一下火车，就在报摊上看到吴佩孚通电拥护总统，服从仲帅，赞成对罗案处理的消息。他什么话也没说，潸然长吁一声，又掉头返回了北京。

　　勉强维持仅两月的“好人内阁”，终于随着全体阁员的通电辞职而宣告破产。

　　最伤心的还是胡适的努力会成员，这天夜里他约蔡先生和丁文江在学士居喝酒。他越说越伤心，很快就和蔡元培喝得酩酊大醉。丁文江也破例喝了几杯，他作为好人政治的倡议者，眼看着理想的破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呵！面对着渺茫的前景，丁文江耿耿不平地说：

　　“想不到吴佩孚会釜底抽薪？想不到他也是个反动军阀？想不到我们这帮好人竟被军阀们耍了一通？”

　　胡适也绝望地抬起头，酒气冲天地说：“文学革命无望！思想革命无望！政治改良又无望！这难道就是我苦苦依恋着的祖国 难道真只有走孙文起来造反一条路了 ”

　　他停顿了一下，又无奈地说：“记得研究系的一班政客，见我老回避他们，曾调侃地说‘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现在我们的处女身也被搞脏 唉！想当处女不甘心，想当妓女又觉得可耻，这就是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吧？”

　　蔡元培却异常伤感地低垂着头，语音哽咽地说：“最可怜的还是罗文干，一颗正直而高贵的灵魂，却因一封告密信无端惨遭一帮皂吏的折磨。我再也不能忍受北京这恶浊的空气了，道不合不相与谋，不谋！不谋了！”

　　那天夜里他是被人扶回家的，也许是心情苦闷，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半夜里突然胃痛起来。

　　女儿威廉见爸爸满脸冷汗，浑身痉挛地抱着枕头在床上打滚，忙去叫来舅舅帮忙。黄世晖请来法国医生打了止痛针，病情才稳定下来。他望着面容憔悴的姐夫，望着因缺了女主人而凌乱不堪的房间，动情地说：

　　“有合适的人，还是再找一位吧。仲玉临终前再三关照过我呢！”

　　蔡元培感动地握住对方的手，缓缓地说：“谁跟了我也是受苦，唉！孩子们大了，我也老了，将就着过吧。想不到回国才一年多，我要退的想法已很急迫 北京这种地方，实在不适合我的性格哟。”

　　威廉已是位妙龄女子，秋天刚在孔德学校毕业。她不忍见父亲活得太累，就含蓄地依偎在蔡元培肩头说：

　　“爸爸，有可能的话我想去国外学美术，我们换一个环境生活，好 ”

　　蔡元培喃喃地点着头，心有所动地说：“换一个环境……好！换一个环境……”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八章　不合作宣言（1923）






第八章　不合作宣言（1923）

　　　　　　　　　　　　　　　　　 1

　　新年伊始，蔡元培正在为李四光主持婚礼，胡适就接到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的电话。这大约是一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邵飘萍急切地问：

　　“知道今天下午的新闻 ”

　　胡适说不知道呀，邵飘萍感叹了一声说：“‘罗案’又掀起轩然大波 唉！说来话长，还是明天我邀你和蔡先生、梦麟先生吃午饭，当面谈吧！”

　　蔡元培也紧张起来，第二天几个人聚在东华饭店吃饭时，才知道事态已不可收拾 原来罗文干一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地方检察厅认为受贿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决定不予起诉，于1月11日这天宣布无罪释放。但事情并未了结，先是曹锟手下的直系五省督军通电攻击地方检察厅，要求重新处理。而吴景濂和张伯烈更是大为不满，以阁员同意案要挟新任国务总理张绍曾将罗逮捕送交法院。国务会议讨论此案时，由于缺乏告诉人，实在想不出一个定案有罪的根据来，就在这时，新任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讨好政客们，就献策说可以由国务院代表国家为告诉人，申请地方检察厅对罗案再行侦查。张绍曾对此大加赞赏，于是，指示代理司法总长程克给地方检察厅下了一道命令，又将刚放回家的罗文干逮捕下狱

　　蔡元培听得犹如五雷劈顶，人又气成了斗鸡眼。见他“呼”地一摔酒杯说：

　　“这彭允彝何许人也？为了卖身投靠，竟会不知廉耻到如此地步？”

　　邵飘萍不屑地哼了一声，说：“此公为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曾任众议员。后来在湖南谋官未得，由赵恒惕推荐给黎元洪，希望能在内阁谋得一席。黎为了争取湖南支持，以便拉拢西南加强自己地位，就保举他当了教育总长。”

　　蔡元培又愤愤然说：“罗文干的再次入狱，可见国会、直系和政府三大黑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作恶的大丑态，彻底暴露无遗 尤其是彭允彝身为教育总长，不惜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作为换取国会同意他个人阁员票的条件，实在令人作呕哟！我蔡元培决不能与这样一个人格卑污的政客为伍。”

　　胡适也气得急火攻心，发出强烈的干咳声。他最近老是咳嗽，医生怀疑他肺里有病，劝他去南方休养一阵子。他想起了几天前的一次宴会，忙提醒蔡元培说：

　　“别忘了曹锟派一位姓王的幕爷请客时说的话。先是又捧又拉，说曹三爷对北京教育界很是敬佩呀，很想结交蔡先生这样的名流呀。还透露了他迟早要当总统的心思呢！”

　　蔡元培无限惆怅地扫视了众人一眼，终于喟叹一声道：“先拉后打，这是政客们一贯的伎俩，看来我只有先离开北京 辛亥革命时清室为何倒的这样快？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的就去参加革命，和平一点的也陆续离开北京，当时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 所以袁项城一进京，清室就摧枯拉朽地倒 现在又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我想动员国立八校不愿助纣为虐的校长一起辞退而去。自古有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之说，近年来许多丑闻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不一定全是消极，还包含着积极的抗争意义！”

　　胡适和蒋梦麟也很激动，也表示愿随蔡先生一起离开北大。但为了对两千学生负责，蔡元培还是执意劝他们留下。当即决定由邵飘萍代起草一份辞呈，大家心情沉重，自然也没心思消受酒菜 邵飘萍很快写完文稿，分手时，蔡元培还是约胡适乘包车再去家中商议。

　　回到蔡府，两人觉得辞呈写得不怎么样，胡适又重写了一份。蔡元培稍作则改，就打电话请汤尔和过来一叙。这位老谋士确实智谋过人，也喜欢帮他拿主意，蔡平时对他几乎言听计从。三人当场议定辞呈改由一人署名，不邀各位校长 原来胡适还劝蔡先生先留下再看看，但现在汤尔和却煽动他明日就出京，这样政府完全被动

　　第二天，蔡元培果真悄然离京前往天津。而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他为了抗议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向总统府提出的辞职声明。一场类似“五四”时期声势浩大的学潮，又因新的导火线触发 北京学界和北大师生很快掀起了“驱彭挽蔡”运动，但军阀政府的态度却明显强硬多 1月19日下午，为众议员对阁员的投票时间。北京大学等校的数千名学生前往象坊桥的众议院请愿，他们手执“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的小旗子，在队伍前举着一杆大旗，上书“警告国会”四个大字。可是，当队伍游行到众议院门口时，吴景濂竟指使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当场受伤者二百余人。当学生队伍被驱散后，多数议员居然投了彭的同意票。

　　众议院门前的大流血事件，顿时引起全国学界的愤怒。当1月24日参议员投票的这天下午。北大等四十二校学生五千余人，又在天安门前隆重集会，前往参议院请愿。要求该院否决众议院对彭的同意案。没想到参议院不但不予接受，又当场通过了同意案。彭允彝得到国会和军阀的庇护，更加死皮赖脸地不肯下台了，还公开扬言道：“我既然经国会通过，总统任命，安能为一校长反对，就随便离去 ”他正式出任教育总长后，就签署了一项厉行整顿学风，严禁学生活动的命令。反动势力就这样占了上风，蔡元培愤激不可言状，终于拍案而起，在《晨报》上发表了名震一时的《蔡元培之不合作宣言》。

　　李大钊正陪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双方谈得很融洽，正在起草一份《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准备发表。那天他和陈独秀在租界的西餐馆吃饭，话题很自然地谈到蔡的辞职和那份不合作宣言。陈独秀刚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回国，他是从北京回上海的，印象中那隆冬季节里灰蒙蒙的天空，与冰天雪地中的西伯利亚并没有两样。而且北京那种于冷的寒气和腐败的政治空气搅在一起，使人更感沉闷和烦躁。

　　陈独秀一讲起蔡元培就直摇头，见他不满地说：“老蔡这种消极的辞职方法，已用过几次了，又有什么用 尤其是那份宣言，老蔡总想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太幼稚，也太空想 革命事业必须建设在民众运动积极的力量上，而不能像他那样只盯着学者官吏而看不见民众，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我准备在《向导》周报发表一篇评论，你可以先看看。”

　　李大钊接过文稿，看着这篇言辞过火的《评蔡校长宣言》，心里实在很矛盾。作为党在北方的领袖，他正秘密地布置张国焘组织京汉铁路大罢工，将反政府的学潮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一场腥风血雨的暴动和搏杀即将拉开帷幕。但身为北大教授和受蔡信赖的挚友，他又比常人更理解和敬仰蔡先生的人格力量。他一见蔡离京出走的声明，就扼腕叹息，急着给胡适打电话问：“这是谁出的馊主意？要知道蔡先生从此将回不来北大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

　　他自然不同意陈独秀对蔡的过激指责，仲甫总是改不了说过头话的脾气。他在文中攻击蔡元培这样做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这是何等的罪大恶极！还呼吁说我们要像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

　　李大钊沉稳的国字脸终于溢出了不平之气，他目光炯炯地回敬道：

　　“蔡先生虽然不能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但他那愤时忧世、嫉恶如仇的精神，那不降志、不辱身的品格，那对腐败政治的大胆抨击和正义呼声，始终代表着中国知识界的良知。仲甫，我觉得你过分夸张了不合作主张的消极作用，还说了过头话。劳工阶级的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的表现，难道我们连罢工也不赞成 还有，如没有他的支持，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不可能公开活动。记得去年他还单独在我家里会见了越飞，并多次出席苏俄驻华使馆的招待会，说了许多赞美十月革命的话呢2”

　　陈独秀也是位好胜的人，但最后还是讪讪地自嘲道：“话可能是说重了一些，他毕竟还是同路人呀！不过我主要是为了教训胡适。”

　　胡适一见《向导》上的文章，就很生气，不光是对陈独秀，还对汤尔和一肚子怨恨。他不止一次地向蒋梦麟诉苦：

　　“这下完啦！蔡先生是位爱面子的人，现在听汤尔和的话离京后真好比赶鸭子上了架。再加上仲甫的狂轰乱炸，他还肯回北大 ”

　　蒋梦麟回想起自己代理校长时受的苦，真是忧心如焚。而胡适干脆在《努力周报》上点了陈独秀的名，见他愤愤不平地站出来辩护道：

　　“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决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

　　而对于隐居天津的蔡元培，虽然也在报上看到黎元洪和国务院的挽留电报，但随着时局的恶化，他再也无心北上 先是听说了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吴佩孚竟派兵包围大开杀戒，当场打死三十一人，还枪杀了共产党员施洋和林祥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惨案。昔日的“革命将军”，原来也是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这天下还有谁能让这位慈悲为怀的好好先生相信 而丁文江带来的消息更令人绝望。当时的天津已是曹锟兄弟的天下，在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两人在一家老茶馆里会面，丁文江谈起了一桩即将出笼的丑闻。曹锟为了当总统，先是摆上了自己的傀儡黎元洪替代徐世昌。但没多久，他就又迫不及待 先是唆使其弟曹锐及党徒高凌囗等人，制定了一个“驱黎拥曹”的方案，提出了“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的口号。什么意思 就是先要倒阁，赶走刚上台的国务总理张绍曾，由高凌囗主持内阁，以便于操纵大选，然后再去买通议长吴景濂的支持，争取议员的选票。这吴景濂也不是省油的灯，当曹锟派吴佩孚去谈判时，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还是曹的参谋长王坦深知这位议长怕老婆的弱点，又自告奋勇地去打通了这个关节。王坦是带着巨款开门见山地见他老婆的，王坦说：

　　“大哥现在当着议长，但议长不是终身的，哪天人家一哄就下台 不如趁机捞一把实在，现在曹锟的势力和威望正好当总统，只要大哥不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也就成 再说曹锟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个总统当，又买什么 ”

　　看来钱还真是万能的，王坦的一席话，说得吴景濂老婆满脸是笑。坐在一旁的吴景濂，看着老婆的脸色，自然都应承了下来。

　　丁文江愤愤不平地说：“听说吴景濂已打算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作为贿选总统的活动机关。每个议员参加一次‘宪法会议’给出席费二十元，每周参加常会一次给出席费一百元，此外还有‘冰敬’、‘炭敬’、‘节敬’等名目，估计在京的议员每人每月可捞到六百元油水。而皖系和奉系又暗自联合起来与曹锟争夺议员，据说张作霖为了‘贿不选’，扬言要拿出七十万元大洋。一场民国史上贿选总统的丑剧眼看就要开场了，这北京连我也不想再待下去 唉！”

　　蔡元培的心已冷到冰点，他终于下了车子女赴欧洲的决心。那是清明后的一个夜晚，当他乘“新铬号”海轮离津南下时，面对着一轮孤寂的残月，禁不住独自在甲板上潸然泪下。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心爱的北大 屈指算来，自1916年冬季单身北上至今，已快七年 七年来，为了实现那个刻骨铭心的大学理想，真不知经受了多少磨难和煎熬 夜色中，水一样清凉的离愁随风而至，眼前又晃动起如烟的往事。

　　还记得他任教育总长时，就听说京师大学堂历任校长手里，有一张六万两银子的存折。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的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但当他要首任北大校长严复交出存折时，却遭到了拒绝。他一到北大后就满怀希望地问起此事，胡仁源却苦笑着说：“这个六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后来又听沈尹默说他曾问过道胜银行的买办，当年清室确实投资六万两于东清铁路，但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时吞没 白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真去取钱却万万做不到。

　　耳边仿佛又传来那辆载着他四处奔波的马车的铜铃声，那是当年的驻德公使孙宝琦送给这穷校长的见面礼。记得自己去见这位同乡恩公时，老先生见他两袖清风，孑然一身，就暗自动了恻隐之心。他也真是凭借这辆破马车，才开始迈出了整治北大的漫漫征程……

　　夜风中他又一次喃喃自语：“看来暂时是回不去了……”曹锟如果贿选总统成功的话，等待学界的将会是更为凶残和黑暗的统治。就是自己不走，彭允彝之流也会想方设法驱逐他离开北大的。

　　海面上起风了，那在夜空中一闪一闪的寒星，可是罗文于独国铁窗哀怨的目光？蔡元培的心碎了，终于步履踉跄地摸回了船舱。

　　　　　　　　　　　　　　　　　 2

　　心灰意冷的蔡元培一到上海，就在码头上看见一位长眉细目，满面红光的中年人在招手呼叫。他就是张元济，每当蔡元培最为困难之时，对方总会及时伸来援助之手。张元济热情地将客人接进极司非而路的寓所，就吩咐家人给他安排房间和酒菜洗尘。他长着中等身材，戴一副金丝眼镜，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举止温文儒雅。趁着吃饭前的空隙时间，两位老友相拥进了书房。

　　书房里三面全是清式红木书柜，堆满了线装古书。一张大写字台背后悬一幅主人书写的立轴，这位大出版家的平生志向由此可见一斑：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种，有秋收获仗群才。

　　写字台边摆着几把西洋式的圆形椅子，当时上海人称之为圈椅。海盐张氏为浙北望族，自始祖南宋绍兴年间进士张九成起，历代科举都出过几位显赫的祖先。他和蔡元培既是同科举人，又是同科进士，后来又一起在翰林院共事，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今天一见面，他就极力主张蔡元培去欧洲定居。见老兄神情沮丧，似乎在为生计发愁，这位商务印书馆的大掌柜含威一笑，透出了早已深思熟虑的计划：

　　“孑民兄，我想还是以编译书稿为名，每月由商务印书馆预支你三百大洋。其中二百元为编译费，一百元为调查费。不知意下如何？”

　　蔡元培眼眶一热，一股暖流突涌而至。眼前恍惚又浮现第一次出国留学时的情景，那是1907年的秋天，他为了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正因囊中羞涩发愁时。张元济主动找上门请他译书，答应每月预支一百大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第二次携全家赴法国时，又是这位古道热肠的老友伸出了援助之手。也正是在张元济的一再催促下，蔡元培先后为商务印书馆撰写和翻译了名震一时的《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哲学大纲》等学术专著。想到这里，蔡元培感动地凝视着老友，不解地问：

　　“菊生兄，元培不才，可为何每当遭受灭顶之灾之时，总是你两肋插刀地跳出来为我雪中送炭 ”

　　张元济也动了感情，低首枪然一笑道：“因为我们同样生不逢时，却空怀一腔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的夙愿。区别是你以毕生精力办学，而我却立志振兴二十世纪中国的出版业。我俩也算天涯一知己，惺惺惜惺惺罢了！”

　　蔡元培一到上海后，各界名流纷纷前来拜访。而他却开始为出国做起准备、先是不断谢绝北大师生的挽留电函，写信安排蒋梦麟以个人名义代行校长之职。当时浙江为筹办杭州大学，曾邀请学界名流成立了一个杭州大学董事会。他因不能前去开会，就和陈大齐、蒋梦麟联名提出了一份《筹办杭州大学的建议》，参照国外名牌大学和北大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学方案。据说后来这所大学的创立，基本上采纳了他的思路。

　　而当时的孙中山已重返广州，又一次重振了陆海空大元帅府，在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以大无畏的气概，全力指挥讨伐陈炯明和滇桂军阀的叛乱。这天，张元济见汪精卫、胡汉民和徐谦上门，忙在一品香设宴款待诸位老友。席间，蔡元培心情沉重地摸出一封亲笔信函，脸色歉疚地递给汪精卫说：

　　“兆铭兄，有一件事实在为难，还望兄帮我将这信亲自转交中山先生为感。前不久孙先生托北大教授石瑛带来一函，命我前往广州效力左右。按理本应立即动身，奉令承教。但冷静一想，现在中山先生军务倥偬，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军筹款之材，元培于这两方面实无一点能力。再说现今儿辈有赴欧留学之议，年幼途远，非元培亲自照料不可。所以还望兆铭兄帮助解释一番才好，以免孙先生误会哟。”

　　说完他有点步履蹒跚地站起身，略显尴尬地向汪精卫弯腰鞠了一躬。几年不见，汪精卫还是那样风流倜傥，而蔡先生已明显老 过多的忧虑和折磨已使他的身体变得异常消瘦而疲弱，望着这位历经沧桑，满头白发，额头上爬满岁月炎凉的龙钟长者，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感叹万千，深情地劝他先安心去国外静养一段时间再说。

　　正当蔡元培经过长时间的奔波和追寻之后，身心疲惫地准备远离红尘，过上一段隐居生活之时，一个新的机遇，一种新的生活，又随着春天的阳光明媚地照亮了他的脸庞。他刚到上海，那位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就赶来提亲。这门婚事还是几个月前说起来的呢，徐新六是杭县人，其父徐仲可又是蔡的乡试同年，也算是世交 女方叫周养浩，还是当年他和黄钟玉创办爱国女校时的学生。徐新六的母亲何墨君曾是该校的教师，平时与周养浩关系甚密。他们见蔡先生丧偶后生活实在太苦了，就有心促成这段姻缘。

　　那天经徐新六再三介绍，蔡元培也动了心。徐新六说：

　　“周女士是位老姑娘，祖籍南京，幼年在富阳新登和杭州长大，擅长写诗和绘画，性格文静贤淑，今年三十一足岁。她对先生一直很敬仰，前几年还专程到北京府上拜访过先生和师母，您还为她的工笔仕女图题过诗呢！她素有出国深造的心愿，如能在这次结婚，先生正好携妇将雏，举家前往欧洲，我们做朋友的也就放心 ”

　　蔡元培因平时介绍的人大多，曾提出三项择偶条件。一是原有相当认识，二是年龄略大，三是熟请英文。现在这些条件倒是基本具备了，可是当他仰卧在沙发里，一种伤感之情却悄然在心中蔓延。

　　随着婚期一天天临近，他也常摸出周养浩的照片静静端详。望着望着，他的思绪又会一下子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

　　“老爷，回乡的行装奴家都收拾妥了，咱们何日离京 ”

　　那是第一位夫人王昭的声音，当时这位翰林爷正因百日维新的失败，心情抑郁地递上告假呈文，准备辞官回乡。记得他瞥了一眼身材瘦小、脸色蜡白、并且颤着一双小脚的夫人，内心不由得漫上几分爱怜和苦涩。见她因一边检点行李，一边哄带孩子而累得额角沁出了微汗，他不由地嗔怪了一声道：

　　“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

　　“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王昭啊王昭，你真是个铁槛寺里的贾桂 人叫你坐着，你说是站惯 人叫你站着呢，你恐怕还会说是跪惯了吧？”

　　蔡元培那天望着夫人天真而又茫然的神情，只能无奈地摇着头。他们自然是旧式婚姻，王昭有洁癖，日常生活中又比较小气，还缠了小脚，结婚的最初几年他似乎并不爱她。但是随着婚后的第七年，夫人接连给他生下两个儿子，他们这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蔡元培终于发现了夫人那种“澹于世荣”的美德。现在想起这位苦命的亡妻仍心里发酸，一位旧时代的女子，竟能毫不介意地丢弃为世人羡慕的翰林夫人名分，甘心跟着他去当一名荆钗布裙的民妇，这份大义，又怎能不让他感激和怀念

　　还有黄仲玉，跟自己将近生活了二十年，可几乎一直在流离颠沛、担惊受怕中度日如年，最后连临终时都没看上一眼。唉！想起来真是有愧呀。现在这位美如玉、静如水的周小姐，更像一位待阁的名门闺秀，如让她来陪伴自己这半老夫子，不是太亏待人家了

　　黄昏了，又是一个漫长的黄昏。

　　他在惶惶不安的等待中走进了夏天，走进了简朴而新式的婚礼。那是在苏州留园的一座江南庭园里，几位老友，三五知己，相拥着一介老书生和一位出水芙蓉般的新娘，在音乐的伴奏下，走进新的一轮人生境界……

　　是夜，两人亲昵地在灯下凝视着对方。望着那脉脉含情的眼睛，他那颗蓄满苦难，疲惫不堪的心，恍惚一下子找到了归宿。新房里隐隐传来一个欣喜而微颤的吟咏声：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

　　　　鲽泳鹣飞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秋。

　　……

　　这境界他已经期盼过多次

　　这境界他知道终于来临

　　……

　　十天后，蔡元培携眷离沪赴欧。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终于来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居住。夫人和女儿进了国立美术学院，他开始潜心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哲学纲要》。每天黄昏，一对老夫少妻散步于林间小道，吟诗赏月，结伴游览，总算过了一段恬静祥和的家庭生活。

　　　　　　　　　　　　　　　　　 3

　　而北京那幕“贿选总统”的闹剧，也正是紧锣密鼓地开场。

　　曹锟为了当总统，先黑着脸赶走了王宠惠的“好人内阁”，又逼国务总理张绍曾于夏天自动辞职，然后就亲自导演起一出“逼官”戏。他亲自唆使冯玉祥部下张之江率领一帮军官，佩刀闯入新华门，在居仁堂里向大总统黎元洪索要军饷。紧接着，曹锟的党徒又下令警察罢岗，还撤走了总统府的卫队，雇佣了数百名乞丐，自称是“市民请愿团”，天天在黎元洪的住宅前手执小旗，狂呼乱叫地逼他下台。黎元洪心里自然明白谁在搞鬼，就直接打电报向曹锟和吴佩孚抗议。更有甚者，竟公然给黎元洪的住宅断了水电。黎元洪终于一气之下，带上总统大印悄然出京。曹锟闻讯十分恼怒，急令直隶省长王承斌“劫车夺印”。只见黎元洪的专车刚到天津新站，就被上千名军警团团围住。王承斌下令摘去了机车，逼迫这位大总统交印。黎元洪被逼得走投无路，心里实在无法忍受这奇天大耻，竟气得欲拔出手枪自尽，幸亏随员急忙上前阻止。可怜这位大总统，最后也只得乖乖地将印信交了出去。

　　曹锟见“倒阁”和“逼宫”大功告成，又一声令下，开始用高价收买起议员。甘石桥吴景濂的议员俱乐部仰其鼻息，于10月4日发给每个议员一张五千元的支票，共发出了五百七十六张。不过，这种五千元一张的支票，还是普通选票的价码，除此之外，还有万元及万元以上的特殊票价。是日上午，曹锟及其党徒们利用开“宪法会议”之机，测验了一下出席会议的议员人数，嗬！到会的竟有五百五十一人，他们见选举的法定人数不成问题了，就发出通知，定于第二天召开总统选举会。

　　10月5日清晨，大批军警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也许正是这种拎棒子叫狗的架式摆过了头，到了规定时间，到会者反而寥寥无几。等来等去，开会时间一拖再拖，来的人还是屈指可数，吴景濂这才慌了手脚，为了这次贿选，已耗费了一千三百五十多万元贿款，万一出点差错，又如何向曹锟交待 于是当场决定，会议改为不定时，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够了法定人数就什么时候开会。到了中午时分，会场里还只有四百余人，吴景濂急得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已又派出一批亲信议员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还分配了任务，每人至少得拉回一个才能交差。

　　当时这件空前大丑闻已遭各界人士的嘲笑，老百姓干脆称国会是“猪仔国会”，议员是“猪仔议员”。浙江籍议员邵瑞彭还将收到的五千元支票拍成照片，作为贿证，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合发。邵飘萍和林白水等一批有骨气的报人，都在报纸上刊登了这张照片和邵瑞彭的通电。这天，会场门口就围着许多看热闹的市民，见进去一名议员，就哄笑一声：“哈！又拖来一位猪仔。”到了下午一点多钟，好歹总算凑到五百九十三人。吴景濂舒了一口长气，高兴地摇铃开会，进行投票。毫无疑问，曹锟这位“贿选总统”就这样粉墨登场

　　曹锟虽当上了总统，却把他的政治资本输得个净光。刚升了直鲁豫巡间使的吴佩孚居功自傲，根本看不起这位草包总统，还把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和驱黎贿选中为曹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冯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盘和兵权也一并夺了个净光。直系内部许多人对吴衔恨在心，很快形成新的反吴联盟。最好笑的还是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各方显要纷纷赶赴洛阳祝寿，寿礼更不计其数，其中有前任湖北财政厅长花六万元买的五尊金寿星，还有王士珍祝他骥奔万里而赠送的一匹名马。最令他得意的还是康有为手撰的寿联：

　　　　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世；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眼见这位举世闻名的“文圣”将自己比作完成统一大业的周武王，吴佩孚大喜过望，立即派人送去赏金一千大洋。就在这时，扫他兴致的人来 在那琳琅满目的寿礼中，竟冒出一瓶蒸馏水，还是冯玉祥派人特意送来的。吴佩孚摊开信函，虽心中不悦，却是哑巴吃黄连呀。只见冯玉祥还在信中说：“希望军人一律戒酒，请以此代酒遥祝玉帅五十大寿！”在众目睽睽之下，吴佩孚也不得已苦笑道：“此种寿礼，为古今所未闻，真可为军政界之风范矣。”

　　　　　　　　　　　　　　　　　 4

　　虽然蔡元培人在国外，却不断地听到国内和北大的传闻。而胡适在西湖边醉卧花丛的排闻，更是令他大吃了一惊。

　　胡适是夏天到杭州养病的，出国前蔡元培回过一趟绍兴，路过杭州时两人曾相聚在新新饭店，胡适还陪他游览了龙井、六和塔和烟霞洞。记得那天慕名前来看他的还有几位胡的安徽小同乡，他们都是在杭读书的学生。一位矮个子的诗人叫汪静之，刚在去年出版了白话爱情诗集《蕙的风》，还是胡适写的序。还有一位姓曹的女孩，据说是胡适同父异母嫂子的妹妹，他当初和江冬秀结婚时的小伴娘。

　　问题就出在这位多情的伴娘身上，她叫曹珮声，虽然才二十一岁，却刚离了婚。人长得不算漂亮，却先后迷倒了汪静之和胡适。曹珮声和汪静之同龄，都是1902年生人，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汪静之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兄妹七人中，他是惟一的男孩，天生是个情种，又因家中骄宠养成了一股牛劲。他十二岁就会写旧体诗，到十五岁那年，见曹珮声出脱得亭亭玉立，分外妩媚，便写了一首旧体诗向她求爱。曹看了大吃一惊，虽然她也喜欢汪的多情，但论辈分她还是他的姑母，再说双方从小都各自订了婚，又怎么可能相爱

　　可汪静之仍痴迷地爱着这位女神，并为她诗兴大发，最终成了一位爱情诗人。

　　曹珮声是1918年结的婚，新郎叫胡冠英。也许为了躲避汪的纠缠，婚后第二年，她就考入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而汪静之为了追曹珮声，也和胡冠英结伴来到杭州，进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汪静之为能见到和暗恋他心中的女神而高兴。而曹珮声为了摆脱他的纠缠，也相继给他介绍了八位女同学，结果都没看上这位贾宝玉式的浪漫情痴。汪静之只好不断地写情诗发泄苦闷。后来还是靠曹亲自牵的红丝线，他终于追上了杭州女子师范的第二美人符绿漪。他为她的美丽而倾倒，写了许多爱情诗，最终成了一对幸福的伴侣。

　　汪静之虽然有了女朋友，仍和曹珮声亲密地来往。这一点，符绿漪完全能容忍，却引得胡冠英好生嫉妒。他和汪是同窗，一次趁汪静之外出时，居然撬开了对方的抽屉，将曹珮声以前给他的书信、照片全部撕掉，还向汪示威作骂。

　　汪静之眼见自己柏拉图式的爱情被人误会和玷污，只能在诗中向曹珮声发泄怨言：

　　　　因为你已被他霸占，

　　　　我们不能再交朋友，

　　　　我们虽是光明磊落，

　　　　但他总抱着无谓的疑团，

　　　　你给我的信和照片，

　　　　已被他嫉恨和撕破。

　　　　他凶残地把你怨，

　　　　他又冷酷地对待我，

　　　　这不幸的遭际实在难堪，

　　　　因为你已被他霸占。

　　不久，胡冠英的母亲以结婚四年不生孩子为由，又给儿子在家乡娶了位小妾。曹珮声一气之下，就宣布与丈夫解除了婚姻关系。

　　1923年的春节，她和汪静之都没有回家。一天晚上，有位同乡请吃年饭，孤独苦闷的曹珮声借酒浇愁，很快就醉 出门时，她忽然对搀扶着自己的汪静之说：

　　“我要去你房里休息，就睡你床上。我心里闷死了，你要守着我。”

　　这话对汪静之来说，简直是命令。

　　正好符绿漪回家过年了，整整一夜，汪静之就像一名忠实的侍卫，伺候着她呕吐呀，喝水呀，呻吟呀，一直忙到东方欲晓。

　　当曹珮声在昏睡中醒来时，发现汪静之正满面倦容地坐在床沿，含情脉脉地看着她，才方知他一夜未眠。

　　曹珮声轻轻地摇摇头，终于万般无奈地感叹了一声：

　　“想不到你还是位真君子呢，唉！我知道你从小就喜欢我，痴迷地爱我，以前因种种原因，我只能和你做清白的朋友。现在我自由了，不再是别人的女人了，可你却不自由 绿漪是我的好友，如果不是因为她，我会把你抢过来的！”

　　汪静之激动地握住她的手，像终于听到了爱神的召唤，一行清泪无声地流下双颊。他感动地喃喃自语道：

　　“谢谢你，如果你早一点离婚，那该有多好 现在我已为绿漪海誓山盟地写了那么多情诗，唉！一切都晚了……”

　　那天，一对无缘的情侣终于抱头痛哭了一场。

　　虽然时间已流逝了近六年，但胡适为那位他婚礼上光彩照人的少女所做的梦还没有醒。当时这位小表妹，正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带着几分娇羞，更有几分妖媚。

　　记得在新婚的日子里，这位风姿绰约的小伴娘一直住在胡家，不时亲切地叫他几声“摩哥！”那甜蜜的声音中含着可爱的靓色，让他做起了漫长的白日梦。

　　胡适的婚姻一直不愉快，这其实是一场他表演给母亲看的无情无爱的人生游戏。他曾试图抗争，可惜儿子却不识时务地来 他给儿子取名“祖望”——祖母之希望，还沮丧地写了首无可奈何的诗：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他本想把门关上，让爱情活生生地饿死。可是胡适毕竟还不老，他翻译了《娜拉》，又受“五四”个性解放的影响，也终于大胆地和那位小表妹偷吃起禁果来。

　　先是她找上了门。来函求他为旅杭的安徽乡友会的会报作一序言。

　　胡适欣然答应，还给她回了封热情洋溢的信。1923年的春天，胡适听说她正单身寡居，便情切切地来到了杭州。羞答答的曹珮声先是约了汪静之一起来看望胡适，并陪他游玩了山水。

　　几年的梦一下醒了，如今的小伴娘已出脱得楚楚动人，眉目间还带着几分伤感和让男人着迷的病态美。临别时，胡适含蓄地以西湖比喻曹珮声，留下了一首投石问路的小诗：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

　　　　轻雾笼着，月光照着，

　　　　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

　　她一读完这首诗，就怦然心动地告诉汪静之：“摩哥爱上我了！”

　　汪静之听得心里发酸，又不得不为她的新生而祝福。他来“一师”后，就和冯雪峰、应修人和潘漠华组织了湖畔诗社，白天在西子湖畔谈论人生，会女朋友，晚上秉烛写下了大量的爱情诗。他心里很明白，如没有胡适为《蕙的风》亲自写序，又在诗集出版后和鲁迅一起反击伪道学家的责难，他是不可能在诗坛站住脚跟的。他由此对胡适充满了感激之情，也开始为两人的婚外恋推波助澜起来。

　　胡适投来了木瓜——诗，曾珮声报之以琼瑶——照片。

　　5月下旬，胡适在上海收到了她的信和照片，她开始大胆地走向心爱的摩哥。胡适也终于陷入了情网，急不可待地给对方回信。并在这一天的日记上，粘贴了八张游西湖拍下的照片，其中一张正是曹的单身玉照。

　　这是她对他的回报，望着她美目盼兮的娇容，胡适终于横下了共趟爱河的决心。

　　他是6月8日赶来杭州的，先住在新新饭店。欲火难熬的曹珮声很快投入他的怀抱，两人如胶似漆地热恋起来。他在陪同蔡元培和高梦旦游玩西湖时，看中了景色宜人的烟霞洞。客人一走，先单身搬进了寺里和尚开的斋舍。正好曹珮声也放了暑假，便上山和胡适大胆同居起来。

　　杭州西湖南山，依山傍水有三处名洞，为水乐、石屋、烟霞。其中烟霞洞风景最佳，它位于南高峰之侧，有庙宇多处，能置身栖息之所乃清修寺。寺里的和尚慕胡适大名，又看中他出示的银两，便将大殿东边的一幢小斋舍出租给了胡适。

　　胡适有钱、有名望，出家人也要对他网开一面，让他在“阿弥陀佛”之声以外，享受情侣之男欢女爱！

　　这斋舍共有三间小房，且是一门三室，胡适全部租下后，藏娇娘于内室，自己以养病为由，每日让和尚执炊送餐，与曹珮声一住就是三个多月，直到这年岁末才返回北京。

　　此刻的胡适，已完全放松了自我，也放纵了自己。他和女友有时整整几天的寄情山水，有时半天半天的下棋。当月光如水地洒向松间，洒向石阶小路时，他便和曹珮声在月下静坐，共享月色的抚爱，陶醉于和平温柔的意境里。

　　中秋前夕，寺前的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醉人的清香。一天，一位摆摊的老头儿折了两大技成球的桂花送来。胡适接过后递给了他的佳人，她精心地插在瓶中，使胡适一偎紧她就仿佛置身于一种芳香扑鼻的仙境。

　　第二天，两人仍不满足，见天气晴好，就相约出门去看桂花。沿翁家山翻过葛洪井，只见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袭人。很快就到了龙井寺，两人又在一个古亭里坐着喝茶，先借副棋盘下了一局象棋，又讲了一个莫泊桑的故事。到了傍晚时分，才依依不舍地循原路走回烟霞洞去。

　　中秋佳节到了，乐不思蜀的胡适早已忘了远在京城的江冬秀。他给浪漫诗人徐志摩写信，约他到烟霞洞赏月。他准备公开自己的婚外恋了，因为曹珮声已怀上了孩子。

　　徐志摩此时因穷追不舍林徽音，正和他的妻子张幼仪离异。徐志摩接信后马上从上海赶来了，但他来的目的是要请胡适下山，去他家乡海宁观潮。

　　胡适带着情人应约来到海宁斜桥，没想到在船上见到了随志摩一齐从上海前来的汪静卫、马君武和任鸿隽夫妻。胡适的秘密一下子就公开了，望着那位昔日在美国与自己眉目传情的莎菲女士，胡适的脸色好生尴尬。

　　胡适是10月初下山的，因为曹珮声已请了一月假，该回学校上课 而他也要去上海办些事，下山前，他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伤感的话：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在我头上，时已三点 这是在烟霞洞看月

　　的最后一次 下弦的残月，光色本惨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

　　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

　　再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

　　去，不禁黯然神伤。

　　以后，他虽然又从上海回过杭州，但都是住在湖边的旅社里。

　　而徐志摩回京后，早已四处张扬，逢人便说起胡适的西湖绊闻。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江冬秀耳边。所以当胡适年底回京时，这位河东狮子竟醋性大发，手持剪刀向他逼问。胡适是准备来离婚的，自然一口承认。那副坦然的态度更惹恼了江冬秀，外间传闻她一怒之下竟跑进厨房拿起菜刀，两手抱住大儿子祖望和小儿子思杜，厉声威胁道：

　　“你要离婚，我们母子三人就这样死在你面前！”

　　胡适终于被这把菜刀震住了，吓得再也不敢提离婚之事。

　　他是在这一年岁末避走西山，怀着无法排遣的感伤和苦闷，独自在冬夜的山上望月，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山风虽然吹不散他心头的人影，却吹得可怜的曹珮声魂断西湖，她终于为心爱的摩哥堕了胎，成了这场不成功的“家庭革命”的牺牲品。并从此孑然一身，在绵绵无尽的回忆和梦幻中度完了余生。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九章　艰难的国运（1924——1925）






第九章　艰难的国运（1924——1925）

　　　　　　　　　　　　　　　　　 1

　　广州的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一度陷入困境的孙中山，在俄国人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一个欲与北京政府相抗争的新政权，正咄咄逼人地崛起在南方大地。

　　回顾近一年来经受的磨难，南方的国民党人真是感慨万千。所以今天——1月20日的上午，当身心憔悴的孙中山稳步登上“一大”讲台，豪迈地宣布我们这次光荣的大会，开辟了中华民国新纪元时，台下的许多代表，凝视着领袖坚毅的丰采，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会议一共开了十天，其中为列宁的不幸逝世休会了三天。当代表们以雷鸣般的掌声，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时，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鲍罗廷激动地上前与患难与共的孙中山热烈拥抱。

　　他是三个月前抵达中国的，这位理智而颇具性格魅力的俄国人，今年正好40岁。他和一批俄国军事顾问一到广州，就发现孙中山正陷入了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大元帅府的军力实在不敢恭维，除了孙中山一支近200人的卫队颇具战斗力外，其余多是溃不成军刚从军阀摇身一变的客军。这些占领者一开入广州，就和南方政府一齐向商人和平民竟相征税。在这位俄国人看来，当时的政府有三个层次，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其中以第三个层次最为实在。广州真像位殷实而精悍的富商，它有一个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领导的工作效率相当高的政府。孙科市长当时正好31岁，在一年内就慷慨非常地为大元帅府提供了600多万元的军事给养。孙中山又以大无畏的气魄，截留了本来该由外国人征收的盐务税近300万美元。列强们第一次傻了眼，虽纷纷抗议，却没法阻止这一“私吞”。自大清朝以来，中国的海关一直由英国人管理，然而当孙中山威胁要用武力收回这一主权时，各国的军舰顿时云集黄埔海面，孙中山也正好趁机体面地卷资而去。

　　可是当要改组国民党，推进国共合作时，鲍罗廷终于遇到了麻烦。苏联政府因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一直想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苏联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要重新获得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另外，两国当时都在争夺外蒙统治权。中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领地，但苏联红军却在那里新扶植起一个蒙古政权。苏联不愿意让中国来控制这一缓冲地带，正因为有这种领土障碍，苏联派往北京的三个使团全部无功而还。可见鲍罗廷来华担负着双重使命，那就是帮助开创共产主义运动，但更希望通过国共合作，让国民党激进化并最终与苏联结盟。看来，苏联领导人很早就打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

　　鲍罗廷是带着200万卢布的援助来华的，孙中山给了他巨大的信任和权力，请他担任国民党首席顾问，并负责起草新党纲和党章，督促党员重新登记，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而国共合作一开始就遭到党内极右派的顽强反抗，广东省党部的十一位有声望的元老，曾在去年冬天秘密上书孙中山，检举陈独秀实际上是党内文件起草的幕后操纵者，抨击两党合作政策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阴谋，断言陈独秀已把追随者派入党内。他们警告孙中山，用不了五年，陈就会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

　　孙中山异常气愤地在这份告密信上批示说：“党章和党纲草案，为我请鲍罗延起草，本人亲自审定。原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怎能如此疑神疑鬼？”

　　他还当面训斥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也许孙中山真是动了气，在“一大”前竟将老资格的张继等人开除出了党外。

　　“一大”期间的鲍罗廷真是出尽了风头，回想来华前他在英国组建共产党被捕入狱的经历，他打从心里感谢孙中山赐给他的巨大荣耀。这些日子只见他整天西装革履，容光焕发地出席各种招待会，颐指气使地向两党发表各种指示。最满意的还是大会按他意见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宣言和人事安排。在国民党第一届25名中央执行委员、17名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就占了10名，其中有谭平山、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林伯渠、沈定一等，而谭平山和林伯渠还分别担任了组织和农民部长。大会还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常务委员会负责党的日常工作，他们是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

　　孙中山一直想组建一支忠于他的党军，“一大”后他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在鲍罗廷和廖仲恺的领导下筹办黄埔军校。蒋介石却在关键时候开了小差，他是位性情孤傲的人，在平息陈炯明的叛乱中，因护卫领袖有功，已在党内声望大增。去年8月又率团赴苏联考察，原以为这次党代会上能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孙中山明确叫他不必过问党政大事。他向来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脾气，一怒之下就拂袖去了上海。

　　他的大盟兄张静江是位老谋深算的政客，见小老弟如此任性大为不安，和戴季陶一密谋，就将他召来开导起来：

　　“老弟呀，你怎么这般糊涂？当今黄埔军校是我党的一张王牌，你怎会连军者权也都不懂 ”

　　蒋介石还在不满地发泄怨气：“孙中山用人不公，我救过他的命，他却不让我过问党事，反而对一帮共产党加官晋爵。我实在不服呀……”

　　张静江突然沉下那张驴脸，厉声训斥道：“傻老弟，你难道连‘小不忍则乱大谋’都不懂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如再执迷不悟，就等于错失了将来坐掌天下的良机。”

　　蒋介石这才大梦初醒，连忙向这位“陈其美第二”讨教良策。张静江出生于吴兴南浔一巨富之家，虽自幼延师攻读诗书，但因娇生惯养，功名上一无所成。没法子，只能在他20岁时，由其父出资10万两银元捐了个二道衔，候补浙江实业道。1902年，他又以候补道名义随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赴巴黎任使馆商务随员。就是在赴法途中，他结识了孙中山，以后便多次捐赠巨资支持革命，深得这位领袖的信赖。见他瘦长的脸，舒展出几声冷笑，从衣袖里摸出一封亲笔信函。他像抚摸一件古董似的，抚摸着蒋介石的肩膀，轻声安慰道：

　　“拿着我的信放心去见孙先生吧！记住，对他的三大政策今后一定要举双手拥护。来日方长哟，万一有什么事，大哥会以孙先生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执委的身份出面帮你的。”

　　正巧，廖仲恺和胡汉民来信催蒋回广州上任。蒋介石终于踌躇满志地创办起黄埔军校，用苏联政府援助的200万卢布和大批枪炮，培养出了一批自己嫡系的将官。

　　而孙中山并没有忘记蔡元培这位元老，虽然他对南方政府这些年出力甚微，目前人又在海外，但孙先生还是提名他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并提交大会表决通过。

　　这件事开始党内也有争议，许多老同志说，凭蔡先生的地位和贡献，要么不提名，要提就得正式提中央监察委员。

　　孙中山却另有所思地解释道：“蔡元培在北方任务很重大，他对革命的贡献也是常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这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肯定不行。但地位太显著，反而会对他不便，相信他也不会计较这些的。”

　　说到这，他又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窗外。他有点思念起这位老友了，尽管这些年他因一心鼓吹教育独立，与自己已有些疏远。但平心而论，他是党在北方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领袖。耳边仿佛响起蒋梦麟那饱含深情的赞叹声：“是真虎，乃有风……”

　　孙中山的思绪融人了南国湛蓝湛蓝的烟雨，又开始飘向茫茫海天……

　　我们这位书生意气的教育家，究竟在忙碌些什么

　　　　　　　　　　　　　　　　　 2

　　在比利时开往法国的列车上，有一位气度雍容的中国绅士，正戴顶黑礼帽，痴痴地和他年轻的夫人欣赏着窗外的雪景。这是那种二十年代老式的火车，就在这对夫妇的斜对角，可见一位少女正用炭笔画着他俩的素描。

　　他就是令孙中山牵挂的蔡元培，这次可不是出门旅游，而是准备举家迁往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来国外已半年多了，他一直在潜心撰写那部《简易哲学纲要》。原以为隐居生活会很清静，其实每天的应酬仍很忙碌。不是接待记者采访，就是应邀出门演讲。像去年的“双十节”，他就在出席了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的纪念会后，又应邀去蔡柏龄寄宿的沙洛埃劳工大学，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讲。这次因夫人和女儿分别要去巴黎和里昂继续深造美术，加上华法教育会和里昂中法大学又多次请他去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才作出了迁居法国的决定。

　　“孑民，你看这窗外的雪景多迷人 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比利时 还记得刚来时我们这些江南人，一见天天下雪，真是乐坏了，几乎每天都喜滋滋的出门赏雪和写生。你看，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尖顶建筑，在积雪的覆盖下，在群山的映衬下，正好像童话中神秘多姿的城堡，令人生发出一种对历史和艺术的无限民遐啊……”

　　蔡元培会意地点着头，眯细眼欣赏起夫人圆润而白净的脸上的那种艺术气质，那种柔声细语讲话时动听的声音。回想婚后的生活，他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了一声，这真是位难得一遇的才女呢，不但美术上很有天赋，还挺擅长陪自己和诗，几个月下来，两人在月下散步时竟做下了许多短诗。为人又文静贤淑，与女儿相处得如同一对姐妹。每当静夜读书时，耳边常会隐隐传来母女俩在灯下交流艺术见解的细语声。他的心，也会在一种如酥如蜜如梦的温情中，幸福地眩晕起来。他深情地凝视着周养浩，轻声叹息道：

　　“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五雪可爱的小国呵，在这段宁静的岁月里，我总算暂时摆脱了那些没完没了的烦恼，过上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生活。养浩，每当我早晨目送着你带着两片面包，夹点牛油，背着画夹从雪地里去读书，傍晚又情切切地等着你从雪地里回家，和我叙说学校里的快事时，一天伏案写作的疲乏全云消雾散 养浩，和你在一起真是很快活，我打从心里感谢你 ”

　　这位清丽的少妇，终于被他火热的目光灼得羞红了脸，见她娇嗔地抬起了头，说：“和您在一起，我也很幸福呀。记得我一直想往过一种精神生活，一直抱独身主义，我害怕结婚，甚至想去圣公会侍候一位姓汤的老牧师。被人劝阻后又想谋官费留洋学习美术，也真是有缘分，前两次上门拜访您均不遇，第三次我们都留下很好的印象。出国以来我总觉得天天在做梦，好像一直生活在一种艺术的氛围里。听您谈哲学、美学，又学着吟诗，还认识了天下那么多的大名流和大艺术家，您说我们夫妻一场，究竟该谁谢谁 ”

　　蔡元培终于会心地大笑起来，当周养浩偎近他脉脉含情地仰起头时，女儿威廉正好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摄下了这永恒的镜头。

　　斯特拉斯堡是个景色迷人的小城，蔡元培刚安顿好家小，门外就闯进位风风火火的不速之客。他是从巴黎特地赶来的，高挑的身材套一件昂贵的皮大衣，长围巾里西装革履，小分头梳得油光闪亮，炯炯有神的大眼一进门先盯住蔡元培愣了一下，然后欢叫着上前和他拥抱。他也不征求夫人和女儿同意，又潇洒地拉起两人的纤纤玉手吻了一下。蔡威廉被他的绅士派头吓得脸色绯红，蔡元培却高兴地介绍起来：

　　“这就是我常说的李平原，当年大清朝李中堂的孙子，他还是去年来巴黎大学读书的。听说吴稚晖和李石曾见他身份特殊，又请他兼任了华法教育会的秘书。哎！刘半农怎么没一起来 ”

　　李平原调侃地一笑说：“如今的刘博士可真是有学问了，为了报当年在北大受人轻视的一箭之仇，应付明年那场‘国家博士’的考试，正在刻苦钻研语音学呢。他让我请您向梦麟先生说说好话，看在近日他又发明了‘她’字和‘它’字的不同用途上，再多寄点银票来吧！”

　　众人都被他的风趣惹笑 李平原见客房一角摆着蔡先生的全部家当，三只旧皮箱，两个大皮包和几付画夹，不禁神情黯然地摇起了头。

　　“唉！想不到我堂堂蔡公，居然至今仍两袖清风。蔡先生，外间都习惯称呼您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为民国四元老。可如今，他们都要比您阔多了呢……”

　　见他口出微言，蔡元培也想起社会上对吴、李二人的流言。无非是说他们如何会敛财，利用中法大学安插官宦子弟云云。他终于不悦地皱紧了眉，觉得该找个机会提醒几句才是。

　　李平原又兴奋地谈起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见他有力地挥动起右手说：

　　“英国已准备正式退还庚子赔款，还打算成立调查委员会，去中国调查后再决定退款用途。留英学生已成立了退款兴学会，蔡先生，我这次来就是想请你出面，去英国游说上流社会，尽可能将赔款用于教育事业。只要我们先在英国开好了头，再谈别国时就好说话 ”

　　蔡元培见自己多年的宿愿，终于有了转机，镜片里的眼波已漾出了笑意。李平原充满期盼的心倏然松弛，觉得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终于降临

　　蔡元培想了想又说：“平原，得让我先去里昂开完中法大学的校董会。再提前起草一份方案，你能为我出些好点子 ”

　　李平原朗笑着一口答应。

　　几天后蔡元培作为中方董事长，约了法方董事长欧乐同车抵达里昂。中法大学已初具规模，容纳了不少将来风云中国的青年俊才。这儿原是一座叫圣底勒的兵营。三年前，还是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出面，推动法国陆军部和教育部将它捐做了校址。而蔡元培早在1919年，就在北大主持仪式，授予儒班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待会议结束后，他还邀请欧乐去北京饭馆吃中国菜。欧乐见席上放着令他陌生的筷子和汤勺时，笑着问道：

　　“你们吃饭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

　　蔡元培幽默地向一旁陪同的李平原眨了眨眼睛，说：

　　“早在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都是可以用来杀人的凶器，用它吃饭未免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就改用‘匕’和‘箸’，以‘匕’割肉，用‘箸’挟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同样可以挟肉，匕就又被取消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都只用筷子 ”

　　欧乐是位中国通，见他感叹地举起筷子说：“难怪你们中国人，是那样爱好和平 ”

　　他边说边舒展开法国人的胃口大吃起来，还喝了许多红葡萄酒。待面露微醺之态时，这位学者便袒露出喜欢思辨的天性。见他歪着胖脑袋问：

　　“你们可看过罗素访华后写的《中国问题》 他在这部书里，高度赞扬了蔡先生领导的北京大学，称赞‘五四’时期的青年为‘少年中国’。说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而且大学里还有女教师，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还说那里的学校不是培养西方强烈国家主义的温床，而是教学生以自由的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罗素真是位令人佩服的世纪智者，他能用深刻的历史感和全球意识来看待中国问题，以超前的忧患向当今世界呼吁：中国的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 ”

　　蔡元培听了大为感动，他因忙于编书还没拜读过这部大著。而李平原却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罗素、杜威等启蒙思想家的精神轨迹。在巴黎，他先后结识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朋友。他们常聚会在简陋的宿舍里，探讨救国的真理，总结‘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只见欧乐神情肃穆地放下筷子，又缓缓地发表起自己的独到见解：

　　“罗素具有非常进步的中国观，他冷静地、诫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有很多地方胜于西方。不少欧洲人明白了这一点，惟美国人始终自以为是。美国人一直以传教士自居，但他们传播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美国主义。什么才是美国主义 罗素幽默地讽刺说，美国人肯定会这样回答你，那就是‘清洁的生活，清晰的思维和充满活力。’而在中国人看来，所谓的美国主义就是以整齐取代美感，以道德取代哲学，以娼妓取代小妾，以异常忙碌的气氛取代中国素来的悠闲。伏尔泰——这位顽固的愤世嫉俗者说过，爱情和思想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在中国，这两者都很普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真正笃信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认为他们不开化的原因。”

　　蔡元培忍不住也激动起来，他好像想起了当初在长沙和罗素的一次谈话。高兴地按住欧乐的手说：

　　“这位英国人真是哲人，记得当初他就和杜威热情地赞美中国文化的魅力。他反对陈独秀全盘否定传统的做法，在一天傍晚散步时明确地告诉我，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应该是——用一种敢于怀疑和发问的自由精神，建设一种与其鼎盛时期的旧文化相媲美的新文化。你们看，这话说得多好 听说他正在为争取庚子赔款四处奔波，这次去英国一定要上门致谢呀！”

　　他们是三月下旬抵达伦敦的，蔡元培一到英国就出席了留英学生退款兴学会的欢迎会，慷慨地发表演说，《泰晤士报》等纷纷刊登了他的意见和照片。他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罗素夫人，当时罗素正在美国讲学，罗素夫人真是位热心人，马上带他们前往英国外交部，拜访了东方司司长瓦特罗勒。交谈中蔡元培发现英国已基本确定了调查委员会人选，多是一些在华的商人和传教士，而且退款的用途也没有规定用在教育上。为此，他郑重地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多派一些教育界名人前往中国调查，呼吁用主要退款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院，再资助一些著名大学的扩建和设备购置。蔡元培不愧是位学界名流，在短短几天内就掀起了一股外交旋风。他先后拜访了牛津大学校长，会晤了剑桥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频繁地出席一些有影响的议员的午餐会。并在中国驻英使馆代办宴请他时，再三提醒中国政府在考虑接待小组人选时，必须让胡适、丁文江等教育界名人参加，确保退款不用于军阀扩充武力和制造内乱。

　　他一直和蒋梦麟，和北大请名流保持着联系。蒋梦麟真是位行政奇才，居然将他魂系梦萦的北大治理得井然有序。对自己又是礼遇有加，百般照顾。他出国后就明确表态，今后只拿教授工资，每月二百八十元，原来六百大洋一月的薪水应扣下三百二十元给这位代校长。可蒋梦麟直到评议会作出决定，才勉强接受了这一现实。最近又来信请他代表北大出席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还寄来川资四百大洋。所以蔡元培一处理完英国的事务，就于4月21日偕夫人抵达德国的哥尼斯堡，在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对这位先哲的敬意。紧接着，他又在夏天应邀来到维也纳，出席了第十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畅谈对推行世界语的最新看法。又受教育部委托，一路风尘地赶到海牙，参加第二十一届国际阿美利加大会。这是一次有关民族学的国际会议，专门研讨哥伦布未发现新大陆前的美洲民族问题。他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遇见了留学莱比锡大学时的好友但采尔博士。这位昔日同窗现是汉堡大学教授，又兼任汉堡民族博物馆馆长。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他热情邀请蔡元培去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说那里馆藏资料极为丰富。蔡元培一下子动了心，他是位天性爱做学问的人，当场答应冬天再去汉堡做一回老学生。

　　这一年有件趣事值得一提，蔡威廉已是二十足岁的大姑娘了，她的婚事一直是周养浩的心病。记得还是他们刚移居法国时，留法研习美术的林风眠，曾带着一位叫林文挣的年轻艺术家前来拜访，他们想筹办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想请蔡元培出任名誉会长。林风眠当时已经结婚，那天他见蔡先生不巧出了门，就大方地坐下来和师母和蔡威廉畅谈起来。言谈中周养浩得知，这位浓眉大眼相貌英俊的林文挣比威廉大两岁，祖籍广东梅县，还是和周恩来同乘一条邮船来法国留学的。她见他为人厚道，又才华横溢，还不时地向威廉眉目传情，而女儿似乎对他也很有好感，灿如桃花的脸上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便动了撮合的心思。晚上睡觉前，当她提醒先生时，蔡元培却大度地说：

　　“孩子们的事，还是让她自己定。记得当年罗家伦也曾向我提过亲，可威廉似乎对他一点也没有感觉 ”

　　5月22日的晚上，展览会终于在斯特拉斯堡的德皇旧行宫隆重开幕。筹委会假红楼饭店设宴招待本地和巴黎、里昂赶来的各界来宾，蔡元培发表了演说，并为展览会目录作序。第二天，中外观众达三千余人，真是极一时之盛。这次的展品多数是留法的中国艺术家所创作，其中也有周养浩和蔡威廉的新作。林文挣对这位名门围秀一见钟情，但他是位内向而执着的人，一直把炽热的爱深埋在心里。直到1928年他随林风眠受蔡元培的委托，去杭州倡办国立艺专时，才在西子湖畔向心中的女神倾吐出爱慕之情。

　　　　　　　　　　　　　　　　　 3

　　民国史上又一场军阀混战，终于借江浙战争为导火线，轰然爆发。

　　而挑起这场恶战的正是张作霖。他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一直在关外厉兵袜马，试图问鼎中原，以雪一败之耻。1924年9月15日，他借反对直系进攻浙江为由，支持皖系军阀卢永祥，亲率六路大军，直扑山海关和热河。曹锟一边紧急电召吴佩孚进京，一边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命令。而在洛阳吴佩孚将军府的内屏前，曾高悬着一具大石磐。每当他作出决策之前，必以手击磐。就在他赴京前的一个黄昏，忽闻磬声大作，这位玉帅终于下达了对卢永祥和张作霖分头出击的命令。他的专列好不威风，远远望去共三十多节车厢，在深夜奔腾呼啸犹如一条游龙。

　　午夜抵达郑州时，这位风雅的大帅，扬言要送前来请示机宜的靳云鹏一幅墨竹，以显示出师必胜的信念，竟在车上理纸泼墨，对客挥毫起来。也许是大战在即，心绪不宁，也许是上天在冥冥中作怪，反正他一连画了数幅都不满意。这时，专列已停了四个多小时，为了不贻误战机，他也只好胡乱应付了一幅了事。他一到北京，就出任了“讨逆军总司令”，并在中南海四照堂向各路将领面授机宜，下达作战命令。他确实是个骄横的统帅，那天见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堂，身穿紫色绸子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双手叉腰敞开着怀，嘴里轻松地叼着一根纸烟，下身穿一条白色散腿便裤。他先是朝众将领威凛凛地瞥去一眼，就盘腿往太师椅上一坐，斜身靠在条案上，像念经一样下达起命令。那架式，真像一位稳操胜券的满清王爷哩。正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堂内一片漆黑，一种不祥之兆突然摄住了众人的心。

　　这真是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奉军投入了二十五万虎狼之师，而直军也派出了二十万大军。双方都第一次出动了海军和空军，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

　　吴佩孚这次真有点出师不利，他的专列是晚上开往山海关的。可是由于日本人给奉军暗通消息，一路上屡遭炮击。他不得不退回秦皇岛，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但每当他亲临前沿阵地视察时，因身穿上将军装，帽沿和肩章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腰挎的指挥刀也放出烟烟银光，又有副官和卫队前呼后拥，每次都会引来奉军的炮火袭击。虽然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随员却常被炸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前线。一直对直系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不满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和奉军的秘密约定，于10月22日深夜突然回师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以一个营包围了总统府，将曹锟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当副官将吴佩孚从睡梦中唤醒时，他手捧冯玉祥发出的通电，极为震怒，破口大骂冯是一条背信弃义，永远喂不熟的恶狗。但他又怕走漏风声，动摇军心，天亮后仍照常去前沿视察。当接到曹锟宣告停止战事和免去他职务的电令时，他又怒而批以“伪令”二字，并当场将总司令一职交给张福来代理，自己仓促返回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

　　吴佩孚就是这样走向了末路。他原以为冯玉祥不堪一击，没想到他拼凑起来的军队在杨村被国民军打得一败涂地。发发可危的天津已隐隐听见逼近的炮声，他不得已向山东和江苏求救，而两位督军却以自保为名无动于衷。这位孤立无援的将军终于走投无路了，只能整天躲在天津北站的专列里借酒浇愁。而奉军的特务还在千方百计暗算他，甚至收买了卫兵打算行刺。幸亏被他事先查获，将他们一齐枪毙才免于一死。绝望中有人献计，劝他不如逃入租界躲避一阵，没想到他还有点民族气节，居然声色俱厉地训斥道：

　　“身为堂堂中国军人，岂能托庇外人？真是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但由此却受到了启发，他终于困兽犹斗似的决定狗急跳墙 便给隐居天津的段祺瑞打了个电话，口气很粗地说：

　　“我已准备把军队开进天津租界，干脆引起各国插手干涉，让狗日的也没好果子吃！”

　　老谋深算的段祺瑞沉思片刻，规劝道：“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何苦要惹出国际争端 还是先上别处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好死了这条心。

　　11月2日的夜晚，日本驻津司令官亲自前来见他，劝其离津另谋新策。日本人刚走，美国驻屯军司令又来劝他快走，否则就有生擒的危险 这位美国人头脑很灵活，似乎摸透了他爱面子的心理。话刚说完就让站长给专列挂上机车，然后向他敬礼道：“我算给你送行 ”吴佩孚就这样逃到了塘沽，当他登上军舰，在极目远眺仰天发出一阵狞笑后，一路浮海南下。

　　而基督将军冯玉祥已控制住北京的局面，这位出生贫寒有苏俄倾向的北方军人，还真做成了几件大事。先是果断地将宣统皇帝驱逐出了故宫，按理都民国了，还保留一个小朝廷确实是个讽刺。从历史意义上讲，冯玉祥的举动未尝不是革命。但胡适不高兴了，也许他旧情仍在，就站出来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简直是东方式的野蛮。正像他的弟子后来说的，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他的这一举动自然引来许多非议，连一些温和派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也写信表示反对。而刚在去年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终于随溥仪离开了宫帏。他眼见幼主受辱而坐视无策，先一气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从此终日在忧患中闷闷不乐，此时的他已有自杀之心，只是因家人严视护理而得以幸免。

　　冯玉祥又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召开军政会议，决定先由黄郭暂组摄政内阁过渡，他自己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仰慕孙中山，中山先生对他也竭力争取，还亲自送他一部手书的《建国大纲》。按冯玉祥的设想，将来的政府应由孙主政，段祺瑞主军。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因当初和南方有“反直三角同盟”，又为全国舆论所迫，也故作姿态地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主持大计。

　　孙中山就这样迈出了北上的不归之路。他是在11月10日这天，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重申要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之路，并向党内同志发誓：“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不可动摇。”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一行终于从海上绕道日本抵达天津。因旅途劳累，当晚肝病复发，只得留津诊治。而就在他北上的途中，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张作霖背信弃义，不顾向冯玉祥立下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国民军挤了出去。又向冯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段祺瑞抬出来当上临时执政，抢先控制了北京政权。他这样做自有他的打算，他是想让毫无兵权的段祺瑞做挡箭牌，先对付孙中山和冯玉祥，再为自己将来执政作过渡。所以当孙中山在天津上门拜访时，他故意摆出一副大军阀的样子，态度非常傲慢。孙中山下车后，只见公馆前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张作霖自己不出来，只让张学良在外迎接。进门后在客厅等了半天他才露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谈话时，见孙中山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为可贺可喜呵！”他故意仰起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有意让客人难堪。然而孙中山毕竟是大人物，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可以不和他计较，但那种凛然正气，还是令他有所收敛。几天后，他终于回访了孙中山，还公然劝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见孙中山不悦，又假惺惺表示：“作霖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冯玉祥已完全失势，段、张一联手，他只得受排挤离开北京，以养病为由进山去 不久又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务。所以当孙中山北上后，两人甚至连一面都没有见上。段祺瑞又趁孙高烧不退，一时难以抵京之际，于12月6日至书外国使团，宣称继续尊重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悍然公布善后会议条约，并派许世英抓紧筹备，公开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唱对台戏。为了试探这边的态度，他还假意派许世英、叶恭绰前来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前厉声怒斥道：

　　“我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偏在北京公然反对，这是什么道理？我明天就进京，在那里反对段某人，看他能把我怎么 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 ”

　　盛怒之下，他又忍着肝部的剧痛说：“你们的所谓善后会议，乃是军阀、官僚、政客的分赃会议，而且把人民团体和国民党完全排除在外，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他是年底这天扶病入京的，北京的各界人士十万余人自发拥向车站热烈欢迎。李大钊也亲自前往迎接，北大学生军担任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任务。那天学生军由白雄远教官统率，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肩扛教练枪，阵营煞是威风。中山先生下车后因病体难支，只能在车站发表了书面谈话。但见学生军举枪敬礼，高呼欢迎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只见他惊喜地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阿！”当时他下榻于铁狮子胡同顾维钧旧宅，学生军又为他担任警卫。后来因中山先生怕耽误学生功课，才执意要蒋梦麟下令学生军撤离。

　　孙中山的病情迅速恶化，他一直躺在病榻上，体温忽高忽低。到了1月25日这天，脸色已由黑转黄，不能进食 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可打开腹腔一看，发现全肝已坚硬如木，这是明白无疑的晚期肝癌。医生们含着眼泪又把腹腔缝合起来，孙中山是行医出身，已知来日不多。但他仍很乐观，一边指导与段祺瑞的斗争，一边开始考虑起后事安排。他将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内的政治委员会移师北京，并委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又先后约党内同志入京，分别有所指示。

　　重病中的孙中山仍关心着东江的战事，胡汉民和蒋介石把领袖的勉励电文印成传单，遍传东征军将士，极大地鼓舞了杀敌士气。东征军分两路直扑海丰和陆丰，于3月7日攻克汕头和潮安，陈炯明仓皇出逃香港，从此再无实力对广州构成威胁。蒋介石立即向孙中山告捷，他此时的病情已药石无灵，群医束手，但这一捷报却让他不胜欣慰地露出了笑容。

　　而北大的李大钊、蒋梦麟和胡适，也一直关注着铁狮子胡同里的病情，一有空就往那里跑。蒋梦麟常说：“蔡先生不在，我们要多尽责任。”李大钊这些日子一直在四处奔波，日夜起草文件，在他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京隆重开幕。孙中山听到这一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他激动地对宋庆龄说：“我真感谢守常呵！这标志着民众已唾弃了善后会议，开始了自行召集国民会议，以奠国基的斗争。”胡适早已摒弃前嫌，他是个不太相信中医的人，但见医生建议改用中医治疗，就主动延请上海名医陆仲安侍候左右。起初还想治本，未见效果。以后只好治标了，尽量排水消肿，以延长一代伟人的生命。

　　孙中山的病情终于进入危险阶段，国民党中央委托汪精卫和亲属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来病榻前正式商量后事。汪精卫言辞恳切地对孙先生说：“你的病一定能好，但在此期间一切党务还要照旧进行。先生有何教训，学生一定遵行。请先生留下一些话吧，让我们也知道今后该怎样奋斗。”

　　孙中山此时颇感痛苦，额角布满冷汗。见他沉思片刻对汪精卫说：

　　“我立遗嘱好是好，不过对你们可能有危险。”

　　见众人不解，孙中山又吃力地说：“我死后敌人肯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果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会杀害你们。”

　　汪精卫满含热泪，激动地率领众人向领袖宣誓：

　　“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敌人软化，此后又有何人能够软化我等？我等深信党国同志，皆能遵从先生之言，请先生相信。”

　　孙中山闭目点头，当场令汪精卫以笔记录其政治遗嘱。记毕，请汪重读一遍，当他听完后，面露欣慰之态。又命汪记录其家属遗嘱，也许他想到了身后夫人的处境，边说边心酸的泪水涔涔。而门外已传来宋庆龄的悲泣声，他不忍再让夫人伤心，就说改日签名吧，我一时还不会死。

　　孙中山的病情从3月5日开始恶化，主要是腹部开始肿胀。到了3月10日那天，因腹水增长而陷入昏迷状态。第二天，何香凝见他的眼瞳开始散光，慌忙叫来汪精卫建议请先生签署遗嘱。汪精卫征得先生同意，请宋庆龄扶起他，用孙科身佩的钢笔在两份遗嘱上签了名。陈友仁又呈上孙中山用英语口述，鲍罗廷和他等人记录的《致苏联遗书》。孙中山深情地看了一遍文稿，眼神中满渗出悲凉。他一直想去苏联看看，可惜已不可能 当想到自己一生的理想和夙愿，只能化成以下的文字时，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他语言艰涩地关照宋庆龄，一定要代他去一次苏联，让他充满期盼的遗愿，传遍俄罗斯的大地——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当他艰难地签完三份遗嘱后，大家触景生情，忍不住悲恸万分，失声痛哭。

　　他是在3月12日上午九时半辞世的，弥留之际的先生，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生命的最后呼唤，仍是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组成治丧处，由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他们根据先生的遗愿，“我一生仰慕列宁，我希望死后能像列宁一样的殡殓。”在当天就将遗体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并通电全国党员戴黑纱，停止娱乐宴会七日。

　　北京的国会也决定举行隆重国葬，下半旗致哀，于3月19日移灵中央公园拜殿公祭。这一天陆军部呜放礼炮三十三响，航空署派三架飞机绕空飞行。各界送葬群众达十二万人，花圈挽联触目皆是，实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举。孙中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中央公园拜殿正中，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党旗。灵堂的悬匾写着“有志竟成”，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技为“天下为公”四字。在通往灵堂的路上，可见有四座用素花扎成的牌坊，上面挂满了匾联，全采录了孙先生著作中的警句。

　　而那位段祺瑞一开始就对葬礼设置起障碍。当孙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李烈钧等议定将社稷坛作为停灵之处时，他先派了一位姓王的代表说不能同意。李烈钧听到如此狼心狗肺的话，气得发指毗裂，怒斥道：“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府才能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府尚能持异议耶？”段祺瑞迫于无奈，只能写信给李烈钧表示同意。国葬这天，万民悲恸，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每天都达十万余人。而段祺瑞又玩弄起手段，先声言要亲自主祭，可到时候又说谣传天安门前有可疑之人要暗害他；还托词要穿礼服，但因脚肿不能穿鞋而无法前来。李烈构对他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当场向吊唁的数千学生发表演说，呼吁道：“此辈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于是发怒的学生挡住了段的致祭代表、内务总长龚心湛的路，认为他没有资格走中路，硬要他从侧边进入灵堂拜祭才算罢休。

　　　　　　　　　　　　　　　　　 4

　　巨星殒落，举世哀恸。

　　海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空手创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纪伟人。1925年4月12日这天，蔡元培专程从汉堡赶往伦敦，出席驻英中国使馆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并为法国里昂中、法人士举行的追悼大会。寄去了专门赶写的《孙逸仙传略》。孙先生的死，使他又一次陷入了悲哀和迷惘之中。他想到了中国的命运，又开始在十字路口徘徊起来。而蒋梦麟和北大评议会催他回国的信函，也接连不断地追逐而来。蒋梦麟说蔡公一别已快两年，北大同人极盼先生早日回校主政。又说教育总长已换成章士钊，那位您发誓不与合作的彭某人终于下台了，蔡公也该回来看看您的几千弟子 究竟回不回去 他又犹豫不决起来。就在这时候，传来了章士钊禁止学生在国耻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出动军警逮捕学生十八人，打伤多人的消息。又传来鲁迅为了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护校行动，已被这位当年的老友开除出了教育部。紧接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北大全体教职员组织了沪案后援会，与他电函不断。他也拍案而起，愤而写下了《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的长文，并译为英、法、德等国文字，分送西欧各国报刊发表，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当我们怅望1925年的星空，你会欣喜地发现，透过国共两党激昂的论辩声，还有许多自由的星座，用生命在夜空争相辉映，流星般一闪而过。

　　梁启超和康有为早已成了昨日黄花。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就集中精力教书和写作，满足于与妻子儿女们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远距离地发挥着政治影响。而康有为这块老石头绝非真正如此，他先参与张勋复辟，后又对吴佩孚大献殷勤。为了给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康有为花去了自己一半以上的收入，主要用于和军政首脑进行交流的电报和其他通讯费用。他与当时的头面人物进行的这些旷日持久的商谈交涉，目的就是想把孙中山排除在新政权的基础之外。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也喜欢向世人叫穷。在上海，康有为不得不供养着一个大家庭。包括五个不同年龄的妻妾，六个尚未出嫁的女儿，二个小儿子，十个女佣和奶妈以及三十个男仆。他是一位颇有功底的书画家，可是为了应付这些人的开销，他每月非得有二千元以上的收入不可。为此我们的康圣人也只好出卖自己的墨宝，做点绝版古书和古玩交易。典卖在杭州、青岛和上海的房产，并通过代理人经营江西农村的大量私田。乡下的田产尤其令他头痛，由于农会的煽动和当地土匪的骚扰，不断使他失去了赚取可观利润的机会。他为此喋喋不休地向中外记者们抱怨，要他们证明一点——中国没有从辛亥革命中得到丝毫的进步和好处。

　　而一些年轻的自由知识分子，却试图摆脱康、梁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含糊不清的思想阴影。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和抱负应该是多元的，他们喜欢把世界历史分为西方的、中国的和印度的三大模式。梁漱溟就举例比较过这三种文明的不同之处，他说假如人的意欲是以屋遮身，而实际面对的又是一间破屋，这时，西方人会推倒破屋而建新屋，中国人会小心翼翼地修茸旧屋，而印度人可能会干脆放弃以屋这身的欲望。他和梁启超一样，根本不相信不同文化的交融会产生出新的文化。他是一位顽固而虔诚的东方文化的守望者，以一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新著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而一度狂飚突进的郭沫若，也曾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着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的月华下，重新回到纯洁的孩童时代。

　　徐志摩一度成为二十年代最走红的风流诗人。他常和一些年轻的文人，在杭州和常州的风景区闲谈、郊游和欢宴。翟秋白也不时放下在上海的工作，赶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他的叔父瞿菊农早已成了徐志摩的好友。虽然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友好地见面 那还是192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徐志摩刚在西子湖畔吃完午餐，正与一班朋友谈论斐德的《诗论》。他对翟秋白苍白的脸上那种明显的病态感到震惊，一种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而年轻的革命家霍秋白也充满担忧地望着这批小布尔乔亚，他认为这些青年朋友完全生活在虚幻的意境里，沉迷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感伤小说中，他们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的肤浅说教。这种生活与一个充满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似乎把世界看得如同西湖一样美妙了，他试图唤醒他们，西湖的平静只是虚幻的晨雾，很快就会散去。

　　泰戈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中国，他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来华演讲的。在此之前，徐志摩随同一批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寺内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他在一种异样的意境里听到了诗哲的召唤。他终于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赞美诗，作为献给泰戈尔访华的前奏曲。

　　　　……

　　　　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

　　迂缓的，漫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

　　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磅礴在宇宙

　　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

　　　　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

　　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

　　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

　　故乡 是故乡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

　　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一路讲演。虽然他受到了许多学生的尊敬，也常常应邀出席小型宴会的款待，但是，从一开始他的访问就招来了一些嘲笑和抗议。就在他抵达上海的那一天，现代小说家茅盾在报纸上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欢迎者，千万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所迷惑。这位当年的北大学生激昂地呼吁：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惟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名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正在全力以赴发动工农运动，争夺城市暴动领导权的陈独秀先生，也直截了当地把泰戈尔、梁漱溟和张君劢放在一起抨击了一通。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再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还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大象。连那位曾在给小儿子阿和的诗中，赞美过泰戈尔的郭沫若也开始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他也像鲁迅一样，借用医学的语言讽刺说，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激进的中国学生很快接受了这些思想，当泰戈尔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时，他们散发传单四处抗议。当他开始演讲时，他们就用“赶走大象”的呼叫声，干扰他对古代中国的赞美。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无奈地扫视着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耳边仿佛又传来一缕神圣的梵音。那位古印度的王子，正顶风沐雨，在月夜的沙漠里，在荒凉的山谷里，沿着恒河两岸长途跋涉。老人的眼眶潮湿了，他是为了拯救这些苦难而麻木的灵魂，才不远万里地前来布道的 他为这深深的误会而潸然泪下。

　　徐志摩终于跳出来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鸣不平 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何干？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何干？他决定用比两年前赞颂曼斯菲尔德还要华丽的辞藻，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他的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他的无边际

　　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

　　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

　　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

　　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

　　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

　　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他是不可侵

　　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这是1925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间叫“老虎尾巴”的房子里，我们久违了的鲁迅先生，又从夏夜的星空下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

　　呵！青冷的目光衬出的是一张青冷的脸，黯淡的油灯旁，搁着的正是那份教育部的免职文书。

　　他缓缓地吸着纸烟，望着袅袅的青烟，苦闷地吁出一声长叹。眼前闪过“汝南周”颓败的灯笼，族人势利的白眼，朱安呆滞的目光：八道湾里蒙受的奇天大耻……他的眼眶潮湿了，痛苦地捂住隐隐作痛的胸口，仿佛那里藏着几千年中国的所有苦难。他终于因不负重荷而发出了剧烈的干咳声。

　　他又用手捻亮了油灯，横眉冷对地疾书起与章士钊打官司的互辩书。难道这就是那位老朋友给他的礼物？他不得不动用起刀笔吏式的尖刻和巧智与其周旋。记得章士钊刚出任教育总长时，还主动约胡适一起照相，并题诗一首相赠。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睦。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可就是这位辛亥革命时曾经反满的老章，如今成了段祺瑞镇压学生的帮凶，女师大杨婆子杨荫榆的后台。所以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除了满人退席，其它并没有什么改观。他要继续用笔倾吐他心中的压抑和悲愤。与梁漱溟、徐志摩，还有罗素和泰戈尔相反，他要揭露古老的中国骨子里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他不止一次地对许广平说过，罗素这类人也太容易上当了，居然会在西湖边看见轿夫含笑，就赞美起中国人来。

　　被他戏称为“小弟”、“害群之马”的许广平，此时正轻轻地走进屋，为他的茶杯续水。见他咳嗽得厉害，又顺手掐灭了烟头，心疼地说：

　　“先生，把药喝了，早点休息吧！”

　　两人的那种关系，已到了只差一张纸随时都可以捅破的程度 鲁迅深情地望着她说：

　　“平政院送来了章士钊的答辩书副本，限我在五日内答复，我正披甲上阵，与之论战呢！”

　　许广平担忧地问：“你有把握 ”

　　鲁迅尖刻地笑了，反问道：“章士钊的免职文是8月12日呈报段祺瑞批准的，可他罗织的罪状是说我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党徒，倡设校务维持会。你最清楚，我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们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我的罪名 哼！这种倒填年月的鬼把戏，漏洞也未免过于明显 ”

　　许广平惊羡于他那种过人的深刻，又娇嗔地瞥来一眼，说：“老章要栽在师爷手里了！”

　　鲁迅自嘲地叹了一声：“其实我也真该走了，只是不应该这样被人扫地出门。我是不会让正人君子们太尽如人意的……”

　　1925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青年毛泽东独自来到层林尽染的橘子洲头，在江水边发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他即将离开长沙，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的“二大”。他在临行前，给上海的中央局寄去了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会怎么看 他隐隐地感觉到了与这位总书记的政治分歧。

　　陈独秀一接到毛泽东的文章，果然阴沉着脸不高兴 他用毛笔在这段话下画了杠杠，还气愤地加上了一个个问号。

　　　　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

　　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陈独秀不满地问蔡和森：“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忘记了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农民 总要有个分寸嘛！搞资产阶级革命，你要依靠农民，这不是激进又是什么 ”

　　蔡和森苦笑着没有吱声，一年前邓中夏也让这位总书记恼火了一阵子。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提出了工人阶级是当前革命的领导阶级，现在毛泽东又打出了依靠农民的旗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那两篇自以为是的大作。一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篇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年多来，陈独秀差不多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在分析问题，指导革命的。如果他的文章被否定了，又意味着什么

　　而南方的农民运动已展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毛泽东一到广州，就关注起一位叫彭湃的农民革命的专家。两人几乎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彭湃说他出身地主家庭，还在日本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又说他的首次革命尝试却是异常可笑的，带着泰戈尔式的印记。那还是1912年的春天吧，他身穿西装来到粤东农村考察。先找了一位在村边拾粪的农民攀谈，那位老乡以为碰上了来收戏捐的老爷，恭敬地说：“这里没演过戏呀！”又碰见第二个农民，他问彭湃是在哪个营里当差？一听说他要和自己交朋友，便将脑袋摇成了拨郎鼓，谦卑地弯下了腰：“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呀！”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 第三个农民听他讲了半天大道理，狡黠地笑了：“你是来乡下收租的吧，何必对牛弹琴 ”就连他的乡亲们也以为少爷得了精神病，还亏得他有一手表演魔术的绝技，再经过几个星期的聊天，才慢慢地消除了农民的不信任感。但是一天，正当他高兴地动员农民起来造反时，一位老农却谢绝了他敬来的洋烟，说：“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终究是食租的，耕田的终究是耕田的哟！”气的彭湃差点没背过气去。

　　毛泽东却听得哈哈大笑，此时的彭湃已成功地在家乡一带组织起许多农会组织，还在广州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国共联合领导，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还打算回湖南写一份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明年来这儿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鲍罗廷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陷入被动的局面。第三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于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顽强抵抗。先是廖仲恺遇刺，使中共从此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合作伙伴。鲍罗廷立刻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来全权处理这场危机。蒋介石对调查显得很卖力，很快就揭露了一个阴谋。一群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伙同一些粤军指挥官企图打倒广州政权机构中的激进分子。在一周之中，有许多嫌疑分子被捕，其中有些被处死。蒋介石建议鲍罗廷将其政治对手胡汉民流放去苏联，没过一个月，又排挤掉了与他金兰结义的军事竞争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总司令许崇智。廖仲恺的遇难，终于让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很快又将林森和邹鲁这两位元老派往北方执行“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内部一个重要派别的领导人。

　　1925年的夏天，戴季陶出版了两部书，他以孙先生信徒的名义，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竭力主张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他的一位朋友、早已参加了共产党的沈定一也跳出来反对共产党。还在夏天召集了一次国民党浙江省委会议，发表了一份拥护戴季陶主义的宣言。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迎击了这一挑战，这位总书记发表了一封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作辩护。并警告载季陶，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他的书做宣传。

　　1925年的深秋，一群国民党的元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并宣称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不可能携手共进的。他们宣布，终止鲍罗廷与该党的关系，要汪精卫停职半年反省。广州的国民党人开始以牙还牙，立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痛斥了邹鲁和谢持的“西山会议派”。连蒋介石也在一封公开信中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作了辩护，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追随先总理的政治态度。他还需要为自己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捞取政治资本，他再也不会忘记张静江这位大盟兄的提醒。他必须首先跻身核心层，再利用手中的党军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雄图大略。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十章　幻灭于歧途（1926——1928）






第十章　幻灭于歧途（1926——1928）

　　　　　　　　　　　　　　　　　 1

　　“海上起风了，孑民，还是口船舱吧！”

　　“好！养法，你看那满天的彩霞，像什么 ”

　　“像什么？”

　　“九年前，我就是在这片朝霞中走进北大的，它多像出征的旌旗 那一年我正好五十，虽是单身北上，可心里却像满风的帆，充满着报国的雄心啊……”

　　“孑民，快回船舱吧，上原先生还等着采访您呢！来，您有点累了，我扶您一下……”

　　“好！如今我真有点累了，心里迷惘的很，究竟要不要北上 梦麟已无数次催我回去 唉！我还能回去 ”“

　　这是一艘从巴黎开往上海的海轮，清晨的甲板上，可见一位有点羸弱的中国绅士，正由他年轻的太太陪着走回船舱。

　　这艘名叫“福尔达”号的海轮，已在海上航行了十多天。此时，霞光将海天映得火焰般通红，一群白色的海鸥，正兴奋地追逐着船尾翻起的浪花。晨曦中出现了两位年轻的学者，他们欣喜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向那位气度不凡的绅士扬起了手。

　　“早安！蔡先生。”

　　“早安！上原专禄先生。早安！我的平原公子。”

　　蔡元培微笑着与这位日本人握手，他还是留学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正在写作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次凑巧与他们同船去上海，几天来他和李平原彻夜长谈，又住在一间客舱里，已恍如一对老友

　　李平原刚完成学业，这次正好陪蔡先生回国。这位李鸿章的孙子，还是改不了世家子弟那种满不在乎的幽默，见他笑着调侃道：

　　“蔡先生，上原君想为你树碑立传哩，打算写一篇《同蔡先生在一起的三十天》。他问我如何概括您的性格和为人，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您是一位古风犹存的正人君子，各阶层公认的好好先生，本世纪中国的教育之父。可他又说太空泛了，嗨！还是你们自己聊吧！”

　　蔡元培无奈地长叹一声，心事沉沉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惜我目前的心境实在迷乱得很呢。唉！这是我第五次乘海轮回国了，遥想当年出长北大时真是归心如箭呢，可如今却心乱如麻，我真的还能回去 先不说不合作的前提一点没变，就说当年的北大名人也早已风流云散。陈独秀走了，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还有范文澜也走了，连辜鸿铭和黄侃也不在 而《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早已停刊。唉！刘师培死了，钱玄同消沉了，岂明竟会糊涂到与兄长反目，惟有豫才还在和章士钊孤军作战。一场气势磅礴的新文化运动终于退潮了，你们说，我还能回去 去……做……什么…… ”

　　他的语音开始激奋起来，痛苦地低下头，用手捂紧了起伏的胸口。海上起风了，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凌厉的北风挟着拍天的巨浪，鞭子般地追逐起惊散的人群。人们纷纷回到了各自的船舱，甲板上顷刻恢复了平静。

　　当船驶过科仑坡时，蔡元培收到一份来自广州的贺电。在刚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王宠惠、陈果夫一齐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吃饭时李平原提议庆贺一番，蔡元培见船上伙食太差，就让夫人去找来一位中国洗衣工，让他帮忙每顿另做三个中国菜，由他请客付账。没多久菜就做好了，因洗衣工规定不能进餐厅，只得通过一位德国男侍送进来。没想到这位德国人在窗外见蔡元培衣着寒酸，一副穷书生模样，竟私自扣下一盘菜来。周养浩见只送来两个菜，脸色很生气。李平原干脆撸起衣袖，扬言要找这小子算账。蔡元培却平静地举起手，示意大家息怒。见他悠然抿了一口葡萄酒，说：

　　“从下一餐起就让洗衣工做四个菜吧，其中一个算白送他吃算 ”

　　见众人不眼，他又含笑解释道：“我们吃三个菜其实也够了，这位服务员有一个菜好吃，也不会再去坑害别人 如果大家都能满意，岂不是很好 ”

　　上原先生惊愕地瞪大眼，愣了半天才仰面感叹道：

　　“蔡先生真是位大德之人，我总算领教了您的‘恕道’。”

　　他们是一月下旬抵达新加坡的，船停靠码头时，只见陈嘉庚已闻讯前来迎接，蔡元培高兴地率领众人前去作客。这位侨领也是个“办学迷”，两位老友一见面，陈嘉庚就神采飞扬地谈起了他刚集资创办的厦门大学。那天他特地备了一桌很丰盛的家宴为大家接风。还从地窖里摸出一坛绍兴陈年女儿红，蔡元培的双眼顿时熠熠放彩。待酒过三巡，陈嘉庚笑着说：

　　“蔡公，我这回也想学学你办北大的派头，特地请了林语堂前来文科主政。哎，您可要助小弟一臂之力呀，他可能会从北京请些名流来厦门任教呢！”

　　蔡元培已两年多没喝家乡酒了，今日多饮了几杯女儿红。双颊已灿如飞霞。见他调侃地眯细眼睛说：

　　“别看我人在海外，却早已耳闻你挖北大墙脚的消息 今天我老蔡是特地来向你讨还公道的，听说顾颉刚就已准备南下 ”

　　见两位长者唇枪舌战地开起玩笑，一桌人都被惹笑 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半个多月，今天总算舒心地打了次牙祭。午饭后，两人又商谈了一些办学的事，见天色渐晚，陈嘉庚终于依依不舍地送他们回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四个人围坐在蔡元培的舱内，喝着略带苦味的清咖，开始了一次漫长而终生难忘的谈话。

　　话题还是上原专禄引发的，这位留德的历史学博士，不知怎的突然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中国发生了兴趣。他把探求的目光投向李平原，投向了几天来朝夕相处令他敬重的蔡元培。他是位个头瘦小的日本人，但纯如秋水的眼波里，却没有一点武士的专横和岛国政客的狡黠。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脸上带着一种深深的歉意：

　　“尊敬的蔡先生，翻开近代的历史，我们日本民族面对中国是一直有罪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和宗教主要来自中国。当时的日本闭关自守了二百年，经济可以说比中国还要落后，可是我们成功地借明治维新迅速地强盛起来。在这里我不想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盛衰的原因，但在如何对待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武器上，我觉得中国是更看重学习思想而忽视了武器，日本则刚刚相反。可以这样说，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日本是用从中国学来的古代文化和西方学来的杀人方式，在中国作了一次新式武器的全面试验。我今天主要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至少是错过了两次历史的发展机会。一次是以康。梁变法为标志的百日维新运动，一次就是您亲自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潮其实是两个阶段，前者主要是以反封建专制为目的全民启蒙运动，而后者则是反对出卖主权的爱国热情的总爆发。它直接导致了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出现了‘三民主义’和苏俄化的多种政治可能性。但我今天想和您探讨的还是那场以北大知识群体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我总觉得它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从学术思想的开拓上，它没有超过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孔孟学说和老庄哲学毕竟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陈独秀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反专制和个性解放上，他倡导的科学和民主还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是反对激进主义的，因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屡遭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简单激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在民主理论上往往只根据一种政治信念，采取一家之言。如反对传统，就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干脆废除汉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张连汉语也一齐废掉，索性采用外来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由于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贵族文学。钱玄同甚至说自己始终是个功利主义者，陈独秀在文言和白话论战中不允许讨论的态度，本身就没有民主精神。真是因为这些领袖人物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所以我觉得蔡先生责任重大，中国还需要重新进行思想启蒙。否则，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就又会变成新的奴隶主。尊敬的蔡先生，请原谅我的直率和激动，因为我始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面对遍地疮痍的中国，我的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和负罪感 ……”

　　蔡元培平静的双颊上溢出了血色，来国外两年多了，他还从没听到过如此真诚而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五四”以来，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犀利地剖析过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李平原也显得很激动，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和这位日本朋友探讨中国的出路。眼见着海轮即将抵达上海，他也有许多心里话急于向蔡先生倾诉：

　　“蔡先生，说实话，我很佩服上原君独到的见解。应该承认，‘五四’以后一大批思想启蒙的先驱，又消沉地退回了书斋，捡起了曾经反对过的‘国粹’。这是本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第一次精神大逃亡，也是无法弥补的悲哀呵！记得您当年是以浩然之气高擎着理想火炬单身北上的，您什么人也没带，却为我们带来了兼容并蓄和思想自由两大武器。什么才是您真正倡导的北大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涵 我们探讨了多日，才悟出点门道，那就是独立意识、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一种真正为建立科学和民主新世界，纵然刀斧加身在所不辞的爱国热情。所以这次回国后我有两大选择，一是想跟您重返北大，再次发动思想启蒙运动。二是干脆南下投身国民革命，用火和剑摧毁这黑暗的军阀统治，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我留法的朋友周恩来、陈毅、邓小平都已先行迈出了这一步，在这风雷激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呵！”

　　夜已经很深了，辗转难眠的蔡元培又悄然起身，披衣走上了甲板。寒夜星空下的海面夜色狰狞，呼叫的海风刀子般扎得脸上生生作痛。一种年轻时刻骨铭心的理想，一种披肝沥胆般的勇气，又一次燃烧得他激动不已。他甚至忘记了年龄，面对着大海举起双臂，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甲板上又闪现出一个人影，周养浩手捧围巾和大衣，噙着热泪，凝视着焕发出青春朝气的夫君。她一步步地走上前，把衣物披在他那瘦弱而冰凉的肩上。蔡元培欣喜地握紧她的手，仰面大笑道：

　　“养浩，我终于恢复了自信，我决定北上了！”

　　“您真的想好 张作霖可不比黎元洪和徐世昌呀……”

　　蔡元培义无反顾地点点头，说：“想好了，在中国自古改革是要流血的。当年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就是被西太后杀掉的。想想谭嗣同，想想中山先生抱病北上的勇气，我一介老夫还有何畏惧 ”

　　寒风中周养浩紧紧地依偎着她的先生，动情地说：“我……已经怀孕了……”

　　“真的……看我这老糊涂……哈哈！”

　　“孑民……我们一齐北上吧……我不能离开您！”

　　“好！我再一次……谢谢你……”

　　历时一月的海上航行终于结束了，当轮船于2月3日停靠黄浦江时，蔡元培夫妇都穿上了雍容华贵的中式眼装。前来迎接他的各界名流特别多，男男女女不下五六十人。他们分别乘坐汽艇而来，每个人都显得那么高雅和气派。那位吃白食的德国男侍开始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位看似寒酸的老人并不是穷秀才呀。他还算聪明，悄悄地拉住两位年轻人问：

　　“这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

　　李平原故意唬弄这小子说：“他的官在德国相当于部长，他的身份应该不小于一位伯爵吧！”

　　“上帝 请宽恕我的罪行……”

　　他吓得连忙向蔡元培弯腰赔罪，惹得众人捧腹大笑。蔡元培却面容仁慈地扶起他说：

　　“以后可别再做伤害别人的事 ”

　　“先生，在您高贵的灵魂面前，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羞耻。”

　　　　　　　　　　　　　　　　　 2

　　正当蔡元培准备北上时，北京的局势又开始复杂起来。奉军在击败吴佩孚后，气势汹汹地将兵锋直逼江苏，与孙传芳的势力发生了抵牾。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出反奉通电，宣布拥吴出山。他亲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进兵上海，而自称十四省讨逆军总司令的吴佩孚也遥相呼应，出兵北上。奉军终于在与孙传芳的作战中节节败退，很快就退缩到山东一带，东南半壁顷刻成了孙传芳的天下。此时的张作霖分外尴尬，他与冯玉祥的矛盾已水火难容，为了先借吴佩孚、孙传芳之势对付国民军，他不得已主动去向吴大帅说情。一贯仇视冯玉祥的吴佩孚立即宣布结束“讨奉”战争，与张作霖联手进攻国民军。他在1926年的初春，先击败岳维峻部，占领了河南省。接着又沿京汉路北进，攻下了石家庄和保定。冯玉祥不得不又一次通电下野，在去苏联考察前把军权交给张之江和鹿锺麟接管。3月12日这天，奉系的后台日本凶相毕露，先以日舰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炮台，后悍然炮轰岸上的国民军。鹿锺麟被迫下令还击，日本又纠集起当年《辛丑条约》的几个缔结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拆除大沽炮台和清扫海面水雷的最后通牒，并限于3月18日给予答复，否则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势。

　　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就这样在腥风血雨中降临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蔡元培正在杭州养病。他先接到了蒋梦麟的电报，告知北大学生惨死三人，重伤十余人。他立即忧心如焚地回电，关注起事态的发展。

　　其实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早在两天前就已开始。3月18日的清晨，近五千人陆续来到金水桥畔，群情激奋地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大会主席徐谦和李大钊都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对李大钊来说，这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登台亮相 他那沉稳坚毅的风采，给一旁的陈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大钊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阶层地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

　　声势浩大的游行是下午开始的，当两千多人的队伍向段祺瑞执政府挺进时，这位铁腕人物正悠然地在公馆里下围棋。他其实早已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所以当学生队伍一涌进铁狮子胡同，就发现执政府门口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北大学生在李大钊的带领下走在最前面，他们望见那并排三座红漆大门早已紧闭，密密麻麻的卫队，分十余层荷枪实弹地排列在大门外，就先自停了下来，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这位官员打起官腔，喝令代表退出大门，要队伍赶快散开。全场顿时哗然，有人高喊：“到吉兆胡同段公馆去找他算账！”就在这时候，忽然耳边传来刺耳的哨音，紧接着响起了枪声。李大钊一看不对，忙向人群挥动双手叫嚷：“快散开，快到操场外边去！”霎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打大旗的王一飞，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立即卧倒，幸免一死。而正在喊口号的江禹烈则被子弹击中口部，血肉模糊地倒在血泊中 惊恐的人群纷纷向东西辕门奔跑，但刽子手已经将大门关闭起来。一位指挥官狂鸣警笛，驱使手持步枪、木棒、大刀的士兵向人群密集处射击砍杀。顿时血肉飞溅，伏尸累累。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中弹倒地，正想往外爬行，一士兵又凶残地举起大棒向她后脑猛击几下，刘和珍当场气绝。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帮刽子手在清理场地时，不但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女师大的刘和珍和杨德群，还有燕大的女生魏士毅等，都是一丝不挂地暴尸街头，令人惨不忍睹。

　　而当镇压的枪声刚停，北京代警卫司令李鸣钟前往吉兆胡同报告时，身着便装的段祺瑞边和日本顾问下棋，边声色俱厉地怒斥道：

　　“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 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哼！从‘五四’到今天，老子总算是出了一口怨气……”

　　说完，他又顾自己在庭院花架下面下起棋来。

　　只见日本顾问缓缓地落下一枚白子，封住了他的黑子。

　　段祺瑞一语双关地说：“你这不是让我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呵！”

　　日本顾问会心地笑道：“执政阁下，记得前清慈禧太后有一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您要明白，您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日本，而是本国的赤色分子！”

　　几天后，应杭州教育界之邀前往演讲的蔡元培，忽闻老友汤尔和专程来访。他们是在桃红柳绿的杨庄见面的，神情疲惫的汤尔和一进门就感叹地说：

　　“唉！西湖还是春光明媚的世外桃源，而北京早已成了恐怖世界。孑民兄，看来您是回不了北大了！”

　　他说完摸出一份《京报》，指着上面的一条消息《三·一八惨案内幕种种》，说：

　　“您看，这里刊登了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单。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还有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许寿裳、周氏兄弟和孙伏园，都在段祺瑞的通缉之列呢！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 ”

　　蔡元培的心一下子惊了，当他看完报纸后，脸色苍白地沉默不语，只觉得胃部又开始隐隐作痛。而北方的局势日趋严峻，开始蔡元培还高兴了一阵子，那位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锺麟，又义无反顾地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没想到这位丧家之犬提前二十分钟得到了消息，仓皇逃入东交民巷的法国银行里。过去他是无论兵败还是失势都不往这里跑的，因为当时的对手都是一丘之貉，躲在家里也安然无恙。这回却不同了，爱国学生自“三·一八”后天天要找他算账，为四十多位死难者报仇。他也自知罪孽深重，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一当国民军被奉、直联军挤出北京，他又溜回家中通电复职，并向张作霖和吴佩孚摇尾乞怜。但吴佩孚宿怨未消，不但下令监视他，还大肆逮捕安福系分子。他又企图转而联奉拒吴，没想到张作霖也不愿睬他 他这才知道已穷途末路，无奈地发表了一份“退休”的通令。他是4月20日狼狈下台的，当他乘坐张作霖准备的专车路过廊坊时，想起年初徐树铮在此地被国民军拖下车处死的情景，忍不住兔死狐悲，潸然泪下。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从此隐居天津，自号“正道居士”，结束了他漫长的军阀生涯。

　　在民国的历史上，张作霖可为革命者的天敌。正当蔡元培和北大师生信函不断，犹豫不决地准备回校时，张作霖又以枪杀邵飘萍，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派兵搜查北大书报处等暴行，最终断了他北上的念头。

　　邵飘萍是4月26日清晨被秘密处决的，当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时，竟悲痛欲绝地失声哭泣起来。惊得一旁的李平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劝慰才好。蔡元培回想与他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望着被泪水沾湿的当天报纸，语音哽咽地叹息道：

　　“他们怎能以‘赤化’为名随便杀人 眼见一个个有为青年被无端枪杀，我们却束手无策，这社会还有公道 ”

　　其实在《京报》查封前，邵飘萍就闻讯躲进德国医院，后又移往六国饭店。几天下来他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报馆，结果在途中被侦探抓获。北京新闻界立即集会，推选代表十三人去请张学良放人。张学良以他宣传共产为名，一口拒绝。又找民国元老王士珍前去说项，这位少帅仍不买账。邵飘萍是4月26日凌晨一点多提审的，当时就判了死刑。到四时三十分，天还没亮，就将他拉到天桥枪决 临刑前这位中国新闻界的斗士，身穿长夹袍，青马褂，以浩然之气向刽子手狂笑数声，昂步向前走去。行刑者立即用马枪朝他脑后射击，随着砰然一响他应声倒地。子弹从右眼穿出，一代报界巨擘，终于为正义之声血染京华。

　　现在看来那位名噪一时的张少帅，当年双手也曾沾满志士的鲜血。他先枪杀了邵飘萍，又逮捕了女共产党员刘清扬，然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见自己上了黑名单，也只好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避难。李大钊也领着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党员，搬进了苏联驻华使馆。而刚刚悲愤地写完《记念刘和珍君》的鲁迅先生，终于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生活了十五年的老北京，应林语堂之邀赴厦门任教。

　　在这虎狼当道之时，蔡元培还有必要北上 他真的还能北上 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他怅然地送别了去南方投身革命的李平原后，就愤而致电北京政府和教育部，明确表示辞去北大校长，辞去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等一切职务。面对军阀的残暴，他又一次打出不合作主义的旗号进行抗争。虽然北京政府迫于他的声望没有批准这份辞呈，他也依然关心着北大的一切，但是，命运终于将1926年的蔡元培留在了上海。他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风云突变的广州，耳边仿佛传来北伐的炮声……

　　　　　　　　　　　　　　　　　 3

　　这一年的春天真是充满肃杀之气，北方的“三·一八”惨案血迹未干，南方的“中山舰”事件又接踵而来。蒋介石真是吃了豹子胆，以身家性命和前程下了一次大赌注。

　　3月18日和19日，蒋介石发现停泊在黄埔大本营的中山舰升火待发，他又接到同一人三次打来电话询问他何时去黄埔？这种可疑的迹象使他忧心忡忡，他当时和广州的三位苏联军事顾问关系非常紧张，他甚至怀疑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阴谋劫持他，会把他弄到海参崴流放。于是，他犹豫之后果断地决定镇压。他在3月20日清晨，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调动大批军警，扣住了这艘军舰，拘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又以“保护”为名，让他的军队解除了苏联顾问住地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总部卫兵的武装，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这一突发事件，既没有征询汪精卫的意见，也没有向苏联顾问预先发出警告，加上他平时树敌过多，所以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刚从东江前线返回广州的周恩来，当天下午就赶到广东造币厂质问蒋介石，说他是破坏国共合作的罪人。而何香凝还要愤怒，冲破重重岗哨找上门要他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还指着他的鼻子说：“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就公然背叛三大政策，你对得起谁 ”

　　当然，来自共产党的反抗更为激烈。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和张太雷，立即与苏联军事顾问团商量对策。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对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们必须公开声讨，迎头痛击，削其兵权，将他开除查办。蒋介石这才发现，自己的权力还毕竟有限。在这关键时刻，又是张静江这位大盟兄出来为之解围。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时刻关注着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全身心地帮他出谋划策，扫清夺取最高统治权征途上的各种障碍。就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张静江以党国元老的面目出现，有意和蒋频繁接触，颇受与会代表的尊敬。为了斡旋与汪精卫的矛盾，他还亲自邀请两人带家眷同游黄埔东面的海神庙。这次又关门密谈了几次，为他巧度难关献上了一条条锦囊妙计。

　　于是，蒋介石先主动向军事委员会递交了请求处分的圣文。还致书汪精卫负荆请罪。然后与鲍罗延开始了紧张的讨价还价式的谈判，鲍罗廷似乎过多地看重了蒋介石的作用，对他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他们达成了三条君子协议，鲍罗廷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召回令蒋最反感的三位苏联顾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开除一群更为保守的国民党官员；鲍罗廷同意支持和援助北伐。汪精卫慑于蒋的淫威，主动离粤去了法国。蒋介石终于在这场政治赌博中成了大赢家，他趁国民党左派群龙无首之际，召开了中执委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将自己增补为军委主席。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先推选张静江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再由张提议他出任组织部长，逼迫共产党让出了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以及秘书处的一系列重要职位。毕竟北伐是孙中山留下的遗愿，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继张静江登上中常委主席宝座以后，终于踌躇满志地于7月9日誓师北伐。出师前，他将中常委主席一职交给张静江代理。张静江就这样成了蒋留在大后方的核心人物，张静江指使同乡陈果夫接管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并向各地党部派出一批反共的亲信分子。待部署完这些大事后，又开始关心起他的发迹地上海和浙江。他突然想起了多年的老友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频繁地与他们书信往来，商量起北伐军南下后的各种策应措施。

　　难以北上的蔡元培终于又陷入了令他一度厌烦的政治。当时的上海还在孙传芳势力控制之中，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管浙江省政，夏超又推荐蔡元培、马叙伦等人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吴稚晖和李石曾又像影子一样粘住了这位容易受人摆布的老书生。一个秋天的下午，吴稚晖拿着张静江的信来找蔡元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了响应北伐，静江兄已指示褚辅成、许世英、沈钧儒等人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划三省自治运动，抵制孙传芳请来的奉鲁军南下。静江兄想请你出山，代表浙江参加联合会。”

　　蔡元培为难地说：“我一介书生，又不懂政治，恐怕难担当此任哟！”

　　吴稚晖是位老谋深算的典型政客，与蒋介石和张静江关系又非同一般。他非常羡慕张静江的登龙之术，感叹自己碌碌无为。眼见蒋介石将大功告成，一心想借蔡元培的声望，与李石曾一起，以“四元老”的名义集体登台亮相，为自己在未来的中国政坛谋求一席之地。所以他一见蔡元培无意政治，就急忙鼓动如簧之舌竭力劝说起来。见他沉下脸厉声说道：

　　“孑民兄，在这国难之时，我们身为总理信任的老同志，更应该主动担当重任呵！否则，总理在天之灵，也不会瞑目的。”

　　蔡元培的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他像突然听到了圣灵的召唤，掂出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回想起这些年在中山先生最困难之时，自己却出力甚微，甚至在南北和议上还干过些糊涂的蠢事，心里便渗出深深的歉意。他是个深明大义的人，眼见一时还难以北上，终于答应老友出来做点事情。

　　五省联帅孙传芳虽其貌不扬，待人接物倒像位饱学之士。一副长脸总是笑容满面，但只要一当他打仗杀人时，那一对三角眼却射出两道凶光，显得格外心狠手辣。他为人精明细致，十分敏感。平时手不释卷，对经、史、子、集，涉猎颇多。他当时正处在鼎盛之时，为了装点门面，特地请出江浙一带的知名人士和巨绅张謇、章太炎、丁文江等人做顾问。这位中国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此时正萌发了捧出江苏巨绅张謇当临时总统。由他来控制北京政权的野心。他还特地以出巡为名前往南通拜访，张謇也搭起牌楼表示欢迎。

　　蒋介石就是在这时候秘密派张群来杭州与他会谈的。张群也是位谋士，想劝孙传芳顾全大局与蒋合作。没想到对方比他还健谈，一开口就说古论今，能言善辩，见自己一直未能将其说服，张群讥讽地冷笑道：

　　“我看大帅不像个军人，倒很像一位政客呢！”

　　孙传芳一听这话怫然不悦，不客气地反唇相讥道：

　　“我不是政客，还最讨厌政客。我的儿子，也决不会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谈判就这样决裂了，北伐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打败吴佩孚之后，又兵分三路攻入江西和福建。节节败退的孙传芳只好调过头来，亲自前去乞怜于昔日的怨家张作霖。他先派人去天津和济南分别拜见了张作霖和张宗昌，取得了一些谅解。然后化装成一名商人，身着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和两名随从，秘密乘火车直奔天津。当张作霖正在蔡家花园开会时，他突然单刀赴会地出现在奉系的文武大员们面前，边向张作霖行鞠躬礼，边对满座惊疑的众将领抱拳作揖道：“兄弟对不起大帅和诸位，特地前来赔罪！”张作霖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 ”于是，两人又捐嫌修好，当场商议起“讨赤”大计，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他和张宗昌为副司令，并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他坚守上海、南京和浙江防线。

　　蔡元培仿佛又回到了辛亥革命的时期，整天为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奔走呼号。时而发表宣言，时而主持集会，时而通电拒绝孙传芳苛征军费，预借漕粮，反对他发行军用券，时而号召三省人民推翻军阀统治，以武力抵制直鲁联军的入侵。这一年冬天的某个下午，心情烦躁的孙传芳，在南京突然看到登有蔡元培攻击他言行的上海报纸，当场下令通缉他和马叙伦归案。孙传芳曾下令禁止妇女穿旗袍和美专师生画模特儿，可是他的老婆却偏偏和他唱对台戏，在去灵隐烧香时大模大样地穿着露出臂膀的旗袍招摇过市。一位记者写文章以嬉笑怒骂的笔法嘲讽他说：

　　“照孙大帅的言论，仿佛对上海要进行若干善政，其实一样也没有做到，于是他就和模特过不去。孙大帅曾问上海知县，‘什么叫模特？’这位知县回答得十分干脆，‘就是光屁股的姑娘。’他一听原来如此，犹如五雷劈顶，口叼着雪茄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从此便授权这位知县迫害刘海粟，非要将美专封闭不可。又听说他写过《反三民主义》的书，另行炮制了一套‘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三爱主义’自行吹嘘。笔者特地采访蔡先生请教此事。蔡先生幽默地说，他的‘爱人民’就是主张办事要勒索，要钱财，要吃回扣。何以为证，因为孙传芳说过，‘现在做官的分三种人：要钱而能办事的是好官，只要钱不办事的是坏官，办事不要钱的行不通，不能做官。’马叙伦先生还要尖刻，说孙传芳口头上主张‘爱人民’，又反对当‘人民公仆’。说什么‘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匈搭主人的姨太太。我是不做公仆的，我是民之父母。’可就是这位‘民之父母’，在最近残酷地镇压了上海工人为迎接北伐军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所以我们说孙传芳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军阀厂

　　蔡元培和马叙伦是1927年1月5日乘海轮前往宁波的。此行一是为了避难，二是因为国民政府已任命他为浙江政治分会代主席，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先成立浙江省政府，他们也想实地考察一番。同行的还有北大毕业生姜绍谟。可是一到宁波，就见满街都是刚反正的周凤歧的溃兵，谣传孙传芳部队即将渡曹娥江而上。于是他们又匆匆避走象山，几天后便漂海前去福建，一直逗留到初春才返回上海。当时何应钦的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已攻克福州，蔡元培应邀前去做客。并以党国元老的声望，分别在革命军第四师和福建省党部演讲。正在厦大任教的顾颉刚碰巧来福州买书，闻讯后便请恩师前往厦门小住了几天。厦大正在闹学潮，校长林文庆已赶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告急。听说蔡校长来了，一些北大的毕业生纷纷赶来看望。很多年后，顾颉刚仍忘不了这个印象，那天校方宴请蔡元培时，他也应邀作陪，席间有一正人君子，突然痛骂起学生不安分读书，专门喜欢参与革命和政治，只见面容慈祥的蔡元培，沉着脸放下筷子正色道：

　　“目前的中国，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如不让他们担任，该让什么人担任 ”

　　谁也想不到他会发这样大的火，宴会顿时不欢而散。

　　也就在这天下午，他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当谈到浙江的革命工作如何不顺利，他四处奔波仍毫无起色时，这位刚在凄风苦雨中度过六十华诞的老人，竟失声痛哭起来。

　　一旁的姜绍谟也潸然泪下，他自民国十三年在北大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暗中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已在杭州的马叙伦与夏超有深交，就鼓动马先生顺利地策反了夏超反正，还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可是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光荣殉职，他也只好追随蔡先生一路逃难，亲身感受到许多的精神风采。先生真是一位极其俭朴的人，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只，箱内除换洗衣物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先生因左脚有病，早年曾动过手术，行走时不太方便，但他从不假手于人。每次搬迁前，姜绍谟都想替先生整理行装，但每次他早晨起床时，先生总是笑容可掬地坐着等他，早已将铺盖整理好 他除了每天替先生寄一封信给周夫人以外，实无一事可以帮忙。先生是大名流，待人接物却很谦和，一路上饮宴很多，无论男女老幼敬他喝酒，他都举杯回敬。他自己虽然拍“梅兰芳”，但是每当别人敬烟，不论好坏他都接受。记得在象山时，有一位朋友招待很周到，连早餐也预备了酒菜。自己虽然贪杯，却没有早晨喝酒的习惯，有一次竟将杯子倒过来放，表示不愿意喝酒。蔡先生没说什么，事后却和蔼地说，你不喝酒不要紧，倒一杯摆在那里就行了，但把杯子倒过来放就不好吧？先生讲话总是这样，从不疾言厉色，也不教训人不懂礼貌，但却在和风细雨中把道理讲明白 记得他们是搭乘小渔船去福建的，当时风浪大作，一叶扁舟，飘泊海上，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非常镇静，见自己因晕船终日蜷卧，情绪低落，还强打精神讲起《苏报》案屈死狱中的邹容，讲起秋瑾和徐锡麟，讲起革命的艰辛。讲到动情处时，他就是这样毫不掩饰地痛哭起来……

　　当时的鲁迅已在厦门大学任教，听说正和顾颉刚闹矛盾，还听说他曾独自苦闷地在坟场边请人拍照。可是，他一直没有来看蔡先生，他为什么会不来看自己 蔡元培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4

　　这是1927年的元旦之夜，狰狞的月色寒气逼人。在江西南昌的牯岭岩旅馆行辕内，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正在宴请刚从广州前来的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批支持他的政府要员。

　　蒋介石显得很高兴，情不自禁地举起酒杯说：“今天各位能从广东来到南昌，我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哟！”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终于随着北伐的胜利提前爆发。蒋介石突然改变了原来迁国民政府到武汉的主张，主动挑起了“迁都之争”，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临时联席会议的领导机构，由徐谦任主席，鲍罗廷任顾问，全力筹备起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但是这个权力机构马上遇到了南昌的军事集团的挑战，蒋介石和张静江也很快建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将国民政府暂设南昌，与总司令部在一起，并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蒋的意图是分两路进攻上海，抢先控制住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未来的首都南京。而武汉一派正极力主张北上，与苏联援助的冯玉祥部迅速会合，从而有可能获得最大的政治战利品——北京。

　　张静江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推波助澜，他一到南昌，就公开表态拒绝去武汉。身为中常委的代主席，连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也拒绝到会，他究竟在干什么 他其实很忙，整天拖着行动不便的病体，在旧江西督署和牯岭岩行辕内，与蒋介石和黄郭密谋个不停。一天深夜，张静江突然请二位前来商量，见他深思熟虑地说：

　　“介石，最后摊牌的时机终于到 我仔细想过了，我们如果再不先发制人，武汉的鲍罗廷和邓演达、徐谦等人就会于掉你。而共产党也像个赤色恶魔，终于借北伐之机公开发展起来。现在到处都是农会在分田地、杀士绅、报私仇。上海的总工会又在酝酿第二次武装起义了，虞洽卿和黄金荣已接连向我求救，说再不清党，江浙财团在上海的利益将发发可危。为此，我特地制定了一份行动纲领，供二位参考。”

　　蒋介石如获至宝地接过文稿，目光贪婪地读了下去。他一气读完后，又递给拜把子弟兄黄郛，阴沉地发出一阵狞笑：

　　“好！人杰兄功不可没。我不能为苏俄和共产党而北伐，与其说待攻下北京再摊牌，还不如趁早动手，清除心头之患。另外，你提到的外交问题很重要，我已布置专人在和日、英、美等国接触。还有一个军饷最让人头痛，不知二位有何高见？”

　　黄郛正沉浸在兴奋之中，见他击案赞叹道：“人杰兄真是大手笔 中国将为此翻开崭新的一页。真是写得好 第一，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第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和英国的谅解，特别是不应该放弃日本这条路。第三，力争早日克复沪宁，联络绅商，谋求东南稳定。第四，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日统一。至于军饷问题，介石兄也不必过虑，由我亲赴上海负责筹措。”

　　一个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就这样出笼 一场国共两党最初的血腥较量，也由此拉开了沉重的帷幕。几天后，张静江和黄郭分别潜往上海，张以元老身份开始为清党大造政治舆论，而黄郭却充当起筹措军费的总代理人。蒋介石是宁波人，又曾长期混迹于上海商界和黑社会中的宁波帮。黄郭先后拜访了上海中国商会主席虞洽卿，黑社会首领和法租界巡捕头领黄金荣，他们都慷慨解囊欢迎蒋氏接管上海。黄郭又将蒋要求更多财政资助的密信捎给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嗷，又一下子筹集了数十万银元的巨款。

　　国民革命军薛岳所部于2月18日占领杭州的捷报，把蒋介石攻占上海的计划大大推进了一步。白崇禧又迅速将部队推进到距上海仅47公里的战略要地嘉兴，双方都在为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加紧准备。在南京，孙传芳与他的新盟友张宗昌会晤，同意将上海防务交给鲁军。交接期间，孙的部下李宝章将军仍留任淞沪警备司令。趁此机会，上海的共产党领袖发动了持续五天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起义显然具有两个目的：瓦解孙传芳的后方以支援北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尽可能多地控制中心城市。李宝章无情地镇压了起义，派出他的大刀队在上海大开杀戒。但是起义毕竟将数十万工人卷入了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不过，这也许恰恰为蒋介石寻求新的联盟创造了条件。租界里的列强、帮会黑势力，终于和国民党右派，结成了反苏、反共、反对工农运动的铁血联盟。

　　坐镇上海的张静江成了发动这场政变的后台老板，他频繁地在寓所召见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代蒋下达各种指令。吴稚晖和李石曾恍如哼哈二将，一有空就往他府上跑。这是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刚午睡醒来的张静江心里不踏实，又打电话叫来了吴稚晖。他神情焦虑地说：

　　“我们这盘棋已下得险象环生了，现在只要走错一着，将全盘皆输。为了对付我们，武汉的三中全会掀起了捧汪倒蒋的高潮。上海的共产党又将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估计他们会抢先接管这座城市。我们怎么办？我已亲自给姓汪的去信，劝他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合作。另外，我想请你起草一份‘清党’议案和‘护党救国’的通电，在必要时提交中央通过。今天还想与你商量一件事，我们究竟该以什么名义提请‘清党’？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策略。”

　　他说完后疲乏地低垂下头，心绪不宁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吴稚晖不愧是位摇羽毛扇的军师，稍一沉思便胸有成竹地说：

　　“此事牵涉到中外舆论，人选至关重要。军界和政界都不宜出面，最合适者还是由我们这些担任中央监察委员的党国元老出面。”

　　张静江在一架紫檀木的古玩柜前停住 他听得很仔细，却神情淡漠地摸出一件乾隆官窑瓷盘，又怏怏地拿起一只洪宪瓷瓶，说：

　　“也只能这样 不过我们几位与蒋关系太密，口碑也不怎么样，就像这不太值钱的洪宪文物。而蔡元培既是学界泰斗，又有道德文章，真好比是一件天下公认的官窑器哩。但是真要拉他入伍，恐怕还得费一番功夫 ”

　　吴稚晖被他的譬喻惹笑了，他老谋深算地也眨了眨鬼眼，阴笑道：“此公有三大弱点，一是容易被人左右，尤其是老朋友。如我去看他，说在大街上见到了三条腿的狗，他可能还将信将疑。但如果你和李石曾也这样说，他就必信无疑 二是他天性反对暴力，希望通过互助来改良社会。我们只要和他多讲些共产党滥杀无辜的暴行，他就会摇摆不定 三是他一心想教育救国，又苦于无法北上。如你能许愿今后由他主管全国的教育和文化，他自然会有所感动。他是位非常顶真的书呆子，听说这几天一回到杭州，刚代你担任了浙江的临时主席，就闭门造车，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改革和建设浙江的长篇方案。逢人便讲如何建设，如何办教育、工业、农业和商业，真是令人笑掉大牙呢！”

　　张静江闻言大悦，他不得不佩服起这位仁兄的韬略。许多看似复杂的事，往往经他一点拨，就豁然开朗

　　3月21日，正当白崇禧部逼近上海南郊时，由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一天的激战，终于胜利地控制了这座城市。就在同一天晚上，张静江却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单独约见了蔡元培。他果然按吴稚晖的主意，先拿出一份各地共党图谋暴乱的情况通报，递了过去。湖上的长风，带着夜鸟的惊鸣，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蔡元培面色惶恐地盯着那张冰冷的驴脸，觉得他那阴森可怖的声音，像是从地狱里传出来似的令人毛骨悚然。

　　“孑民兄，告诉你一个最高机密，介石对于国共分离已下定决心。南京战事一定，他即来上海共商应变大计。我这次赴杭，就是来向你交底的。”

　　蔡元培的心一沉，觉得自己突然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命运强迫他必须立即作出选择。他沉思片刻，迷惑不解地询问道：“人杰尼，这三大政策可是孙先生生前制定的，现在北伐大业还没有完成，就同室相煎，岂不是有违总理遗训 ”

　　张静江不满地膜来一眼，用细长的手指弹了一下那份材料，说：“现在是鲍罗廷和共产党在主动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党已到了生死存亡之时。如果总理活着，也会赞同分道扬镳的！”

　　蔡元培无奈地低下了头，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自福建回浙江的一路上，他发觉在北伐军的将领中，反共情绪已日趋严重。各种流言随暴力在空气中弥漫，在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听说一些北伐将士的田产被随意查封，农会可以当场宣判就枪杀地主，一些公报私仇的二流子甚至杀死主子，把人家的小老婆硬往绣花大床上抱……

　　他终于被越来越浓的血腥味呛得迷惘起来，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叹息：“工农革命……不该是一场……痞子运动 ……”

　　张静江像位老练的猎手，他见猎物已开始就范，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很快又小心翼翼地劝说起来：

　　“孑民兄，你不了解介石，他却很敬佩你的为人和在学界的影响 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革命领袖，挽救中国的重任只有他能够承担。作为老同志，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回上海，他很想当面向你请教呢！”

　　三天后，蔡元培随张静江离开杭州，同车返沪的还有马叙伦和蒋梦麟。北大已沦落奉系教育总长刘哲的控制范围，蒋梦麟也只能四处避难。那天沪杭铁路因破坏刚恢复通车，一路上还经常停车，他们这些学界名流和党国要人，也只能搭乘一辆破旧的货车，在中间搁了几张椅子，一路颠簸地来到龙华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

　　白崇禧先匆匆会见了他们，眉飞色舞地宣布他的部队已进入上海，刚肃清北方军的残部。他已命令停止总罢工，命令所有小股武装分子必须交出武器，并向各国领事馆保证，绝不允许任何人以武力占领外国租界。没过多久，吴稚晖和李石曾又赶来迎接蔡元培一行。吴稚晖神色忿然地说：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今天一路上北伐军又抓了二十几位自封‘将军’的‘黑衣枪手’。他们打着工人纠察队的旗号，原来全是被共产党收买的鲁军兵宿和黑社会流氓。看来‘清党’已是迫在眉睫 ”

　　李石曾也激昂地晃动起那颗瘦脑袋，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在昨天清晨，占领南京的数股国民革命军有计划地袭击了英、美和日本的领事馆。打伤了英国领事，并袭击和抢掠了全城的外国侨民。杀死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员。下午三时，两艘外国军舰以掩护侨民撤退为名，猛烈地轰击了南京城，已造成数千人伤亡。据查这起恶性排外事件，又是混进北伐军的共产党政治委员和下级军官煽动起来的。共产党实在太可鄙了，如果再姑息养奸，国民革命将中途夭折，先总理将死不瞑目 ”

　　李石曾说着说着竟涕泪俱下地痛哭起来，他那种耿耿不平的焦虑之情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出门回家时，蔡元培感叹地对马叙伦和蒋梦麟说：

　　“分开也好，既然国共两党的宗旨和目标完全不同，迟分还不如早分。唉！仲甫在哪里 守常在哪里？我真想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

　　蒋梦麟却异常担忧地仰面长叹：“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我已闻到了血腥味！”

　　两天后，蒋介石从南京抵达枫林桥总部行营。汪精卫将于4月1日从莫斯科回国，他必须为这场决定他命运的谈判备足筹码，提前做好准备。他匆匆地将军权托付给白崇禧以后，就关起门和张静江密谋起来。他非常赞赏和感谢这位盟兄在“清党”问题上的政治策略，第二天就将蔡元培等元老和蒋梦麟、马叙伦请来行营长谈，还客气地留他们住了几天。

　　他和蔡元培不熟，吴稚晖殷勤地在一旁穿针引线。那天的谈话他对蒋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位踌躇满志的总司令表现得非常谦和有礼，以军人的威仪身板笔挺地和他长谈了几小时。蒋介石一再强调，“清党”是迫不得已，鲍罗廷来华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纳入“第三国际”的版图。他们已在蒙古扶植起一个亲苏的政权，你看吧，下一步就会鼓动他们独立。鲍罗廷还控制了武汉政府，正在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和党内异己。

　　蔡元培也一再声明，他不懂政治，只会办教育。但为了完成国民革命，他可以同意“清党”。但是他反复告诫对方，他理解的“清党”，就是把共产党请出党外，而不是像杨虎等人说的随便捕人，更不允许随便杀人。就是个别人有罪，也要通过法律程序才能定罪。

　　蒋介石显然有点不悦，惊诧地打量起这位知识界的泰斗，怏怏地说：

　　“蔡先生真是位仁慈的圣贤，下一步兄弟还真想请您帮忙，主长全国的教育呢2”

　　蔡元培果然顶真地扶了一下眼镜，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和梦麟先生私下谈起过。如让我们办教育，我想把教育部改成大学院，在中国推行法国的大学区制度，真正让教育学术化，让教育独立于任何政党之外！”

　　蒋介石终于失去了耐心，他还有许多大事需要部署，便找了个借口，告辞而去

　　蔡元培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歧路。他先后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清党”议案。又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等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了一根有力的政治拐杖。他确实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几天后，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的盛大庆典上，他还神色庄严地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记得那天阅兵典礼后他又发表了演说，老先生好像真的动了点怒气，他情绪激昂地说：

　　“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是为了救国，为了救党。要知道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与南京的关系极大。现在武昌方面是冒充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的发号施令都是受俄国人指挥的。要知道中国的病，好像一个患虚弱症的人，要用补药才能救治。而俄国的鲍罗廷却拼命用大黄去泄他，试问这样一个虚弱的人，经得起再泻 现在我们的责任更大了，一方面要打倒游荡的北京伪政府，一方面还要扫荡操纵的武汉伪政府，然后三民主义的精神才会发扬光大 ”

　　同在主席台就座的张静江，诡谲地瞟了眼吴稚晖，有点得意地说：

　　“老先生终于为我所用了，这次还很荣幸地和你一起，被汉方党内警告三个月哩！”

　　吴稚晖却不无担忧地说：“他恐怕很快会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最后离我们而去。”

　　4月12日这天蔡元培起床很晚，下午会晤了一位朋友，谈的很久，第二天他就去了南京。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上海的那幕惨案，但一路却从报纸上看到了这场民国史上最残暴的杀戮。看到了南京、杭州大批横尸街头的赤色分子。到处都是搜捕的警笛，到处都是镇压的枪声。他开始疑惑了，难道这就是他期盼的“清党”？难道这就是他用生命和尊严维护的党国？而李平原之死却使他一下子清醒过来，那天他刚回到上海，马叙伦就赶来报信，说李平原已随黄埔军校训育主任萧楚女一齐被捕。他的公开身份是罢工会执行委员，李济琛已将他列入共党分子押入死牢。蔡元培惊得面无人色，当场给李去电，要他“刀下留人！”又急忙赶去找张静江，求他立即向蒋介石说情。待听完张静江和蒋的电话，他才不安地回去，可是没几天，他就看见了李平原血淋淋的人头，高悬于广州城头的大幅照片。他还没看完报纸，就两眼一黑地昏厥过去。醒来时，见身怀六甲的周养浩也在低声饮泣。眼前总是拂不散归国海轮上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张幽默而喜欢思辨的可爱笑脸。李平原是从他身边踏上救国之路的，如果连这样的热血青年都无法容忍，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他终于像头愤怒的老狮子，四处奔走呼号。他开始频繁地给军政要员写信，要他们“救救青年，不准杀人！”

　　他是在杭州得知李大钊遇难的，那天西湖的桃花在弥天风雨中分外憔停、马叙伦见蔡先生神情忧郁，便约了蒋梦麟一起同游烟霞洞，还在寺里备了一桌素席。他就是在吃饭时看到了那份《晨报》，顿时哀情大恸，眼泪又沿着双颊哗哗地滴入汤碗内。

　　他语音哽咽地一遍遍询问两位老友：“你们说，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张作霖有何两 张作霖是反动军阀，我们……又是……什么 ”

　　三位回不了北大的名流，悲怆地斟满一杯水酒，向着北方遥祭亡友的冤魂上路。苍天为之动容，洒下一天浊雨。

　　　　　　　　　　　　　　　　　 5

　　岁月又匆匆地流逝了一年。

　　一年后一个秋天的中午，蔡元培又回到了南京，来到了景色宜人的栖霞山下，出席大学院同人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会。就在两个月前，这位个性耿直的大学者，匆匆写完《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一文，就毅然递交了辞去大学院院长及代理司法部长的呈文。惟一保留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悄然赴上海定居。今天，当他乘坐的汽车，在新任院长蒋梦麟、副院长杨杏佛陪同下，出现在芳草茵茵的山下时，在场的六十多位同人，都激动地拥上前鼓掌欢迎。呵！蔡先生明显老了，步出车门时手脚是那样迟缓而羸弱。当他望着这些昔日情如手足的部下和门生时，眼角又突然潮湿起来。

　　蒋梦麟感叹地扶他入座，为他斟酒，先生这次是专门为他来中央开会的。就在上午的会上，通过了他的院长任命。他的内心却很复杂，也很迷惘，试行一年多的大学区制度已明显失败，他在这多事之秋仓促上任，又能干些什么 他是蔡先生的学生，自十年前受命于危难之时，几次代理北大校长以来。心里只存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义无反顾地追随先生，为他排忧解难，为他未竟的事业补台。他终于苦涩地举起酒杯，与杨杏佛一起劝先生用餐。先生慈爱地望着他俩，仰面一饮而尽。同事们纷纷前来敬酒，先生凝视着大伙那依恋的眼神，又喝了许多酒。一旁的杨杏佛急了，急忙劝阻别再敬酒了，先生喝酒很少挟菜，又从不吃饭，加上心情压抑，年事已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蔡先生却说别扫大伙的兴，今天难得一聚，心里痛快，多喝几杯没事。他就这样又多饮了几杯，很快脸色酡红，额角渗出了冷汗。两人忙扶他靠在沙发上，送上热毛巾和茶水。蔡先生已有点语无伦次，也许他心里藏着太多的隐痛，一开口便让人心里发酸：

　　“唉！这一年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我有时真惊叹自己的忍受力呀！先是王国维投湖自尽，康有为暴卒苏州，现在连那位辜鸿铭也在今春撒手西去 静安死得好惨呵！眼前总是拂不散他临终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是被这黑暗的世道逼死的 再看看我们这些苟活着的人，不管政见如何，不又都是殊途同归 仲甫听说已被他创建的党无情地抛弃，而他的儿子延年，却死于我们的‘清党’。适之也一直在外流浪，牢骚满腹，却回不了北大。玄同是更加消沉了，只能以‘疑古玄同’解嘲。豫才也从广州败退上海，过着卖文的生活。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聘他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给他开支点生活费。唉！这些日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无论何党派执政，都同样不给知识界一点出路和希望 我还不明白，为何在法国行得通的大学区制度，在中国会失败？我们究竟错在哪里 难道是我终生追求的信仰错了 我痛苦是我找不到出路，是我的信仰无法实现呀……”

　　蒋梦麟见他累了，忙递上茶，劝他先歇歇劲。还宽慰地为先生点燃一支烟，缓缓地说：

　　“先生没有错，先生主长大学院不久，就制定了教育要‘学术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还通令在全国废除春秋把孔旧典，指令萧友梅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又派林风眠去西湖创办国立艺术院。如果有错，也只能错在可鄙的政体上。法国是完善的共和制，而我们始终是专制专制，所以教育要独立，在中国永远是句空话！”

　　大学区制度是去年初夏推行的，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先在浙江和江苏两省试行。于是将浙江的一些公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为第三中山大学，后改称浙江大学，称浙江大学区，以蒋梦麟为校长。又将江苏的一些学校合并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称中央大学区，任命张乃燕为校长。按蔡元培的设想，是想把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校长一人，综合管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各大学区均设评议会、秘书处及研究院，并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及扩充教育三部。他的本意是想让教育家来管教育，让原来衙门化的教育机构逐步学术化。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各区的大学校长必须是精通学术和行政的通才。蒋梦麟还能勉强凑合，而那位张乃燕却疲于奔命，上任后搞得一团糟，最后终于做不下去

　　当然，真正导致这次失败的还是那位李石曾。杨杏佛一想起此事就耿耿于怀，他见蔡先生神情沮丧，愤愤然说：

　　“事情全坏在那个口蜜腹剑的奸刁学阀身上，还有吴稚晖这老滑头，全是一丘之貉。”

　　杨杏佛今年35岁，这位江西人长得四眼隆鼻，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和哈佛留过学，乍一看真有点像外国人哩。他出任过孙中山秘书，极富正义感和民主意识，办事又果断干练，深受蔡元培的信任。蔡退守中央研究院以后，又请他出任了秘书长，并从此成为晚年最倚重的助手之一。

　　蔡元培的心却被他的话刺了一下，嘴角痛苦地抽搐起来。也许他最难以启齿的羞辱就是遭朋友暗算，而这次恰恰被几位老友耍弄了一回。

　　北伐军是6月攻克北京的，当时的北大已被奉系教育总长刘哲强令取消，与北京的九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刘哲治校也搞恐怖政策，他不但强迫学生读经文，学八股，习闱墨，取消男女同校，还四处安插亲信，连校役也由便衣充任。他的口头禅是：“谁捣乱，我有三法让你死。一是诬你为共党，送天桥枪毙。二是逮捕后命狱吏将你毒毙。三是用汽车运往南口活埋。”在军阀的无知统治下，北大原有教授仅剩十分之二三，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充斥各系，北大便由此闹出许多笑话。最有名者是一文科教员把法国哲学家孔德拉到中国出生，还考证他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而另一位教孔孟哲学的还要开放，干脆说孔子是主张自由恋爱的先驱。

　　所以说，当张作霖和刘哲一伙败退关外时，北大师生欢欣鼓舞，还以为获得了新生。他们发表了《北大复校宣言》，国民政府也专门开会讨论北大问题。最后赞成恢复北大旧名，并请蔡元培兼任校长，蔡也表示同意。但是就在同一天的另一个重要会议上，在教育界也有一定名望，又企图控制北方教育大权的李石曾，竟唆使易培基反对蔡恢复北大的主张，提出改京师大学为中华大学，仍由蔡任校长。由于蒋介石对北大传统心有疑惧，有意偏袒李石曾一派，再加上吴稚晖和张静江暗中作祟，易培基的提案被最终通过。蔡元培十分气愤，坚辞不就校长之职。几天后，国民政府又批准了他的辞呈，改任李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

　　消息一传到北京、各校师生大哗。北大学生拼死捍卫校务，拒绝李石曾接管。李见局势不妙，又建议将中法大学改为北平大学，同时成立北平大学区。北大师生坚决要求恢复校名，自动开始恢复被刘哲摧残的各系组织。还打出了“北大独立”、“反对大学区制”的标语，一时“复校团”、“救校敢死队”、“武力护校团”等组织都冒了出来。也就在这几天，北大学生会正在组织示威游行，还砸了怀仁堂西门李石曾的校长办公室和住处。就在今天上午的会上，吴稚晖和李石曾还厚着脸皮，跑来求他出面调解与北大的关系呢……

　　一想到这里，蔡元培的脸上悲怆之情油然而生，忍不住喟然长叹道：“真没想到呵，平生志向皆幻灭于歧途……”

　　蒋梦麟关切地询问：“先生下一步又作何打算 ”

　　蔡元培想了想，目光决绝地说：“我已快老成凋零，没有退路 我只能坚守住最后一个阵地——中央研究院。我已请李四光筹建地质研究所，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让傅斯年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打算花几年时间，建立物理、化学、工程、天文和社会科学等研究所。网罗天下英才，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尽快奠定一点科学和文化的家底子。还想在年内将秘书长一职改为总干事，今后杨杏佛可能得跟我常住上海 ”

　　杨杏佛豪爽地点点头：“悉听尊便。”

　　当午宴结束时，蔡元培又愁云密布地不安起来。他想起了一件事，悄声地说：

　　“你俩帮我拿个主意，今晚姓蒋的要请我们这批开会的元老吃饭。我本想推辞，可听说他要我出任中央监察院院长，又急了，我想当面谢绝可能会更好些？”

　　蒋梦麟处事比较老成，他怕当面推托会惹恼这位独裁者，就婉言劝道：

　　“要不，先当一段时间再说？”

　　蔡元培顷刻沉下脸说：“我不愿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说完，便起身告辞而去。杨杏佛钦佩地望着他瘦弱的身影，由衷地赞叹道：

　　“蔡先生不愧为蔡先生！”

　　晚宴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举行，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里冠盖云集，觥筹交错。戎装笔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正高傲地端坐在首席上，接受各方将领和名流的恭维和祝贺。北伐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在今天，张学良拍来密电，表示他愿意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东北各省于年底前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那位讨厌的鲍罗廷终于灰溜溜地走了，他是去年宁汉合流后，从冯玉祥的驻地长途跋涉回国的。而各地的赤色暴动，也在无情的镇压下烟消云散。蒋介石环顾左右，得意地笑 在中国的大地上，他从此再也无需仰人鼻息，看人眼色行事 他是位堂堂正正的元首和领袖，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成风凛凛地拉开了帷幕。

　　蔡元培却孤独地坐在靠门的桌子一角，刚才谭延闿已对国府五院组织法作了说明，也许在明天的中央政治会议上，将通过对他的任命。他已无心在这种场合去向高高在上的蒋介石自讨没趣。他决定中途离席，连夜返回上海再递辞呈。正当他悄悄地走出大门时，吴稚晖快步追了过来，关切地问：

　　“怎么不辞而别 明天还要开会呢！”

　　“请代我求当局收回成命，否则坚辞不受。”

　　“这又何苦 张静江为了竞争这个位子，差点没和姓蒋的翻脸呢。最后什么也没捞到，只能怏怏地回杭州当浙江省主席去 ”

　　“人各有志，不可强勉。再说在当今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局势下，又有何真正的监察制度可言 ”

　　吴稚晖是位张良式的人物，又长蔡元培4岁，已是66岁的老人 他从张静江的突然失势上，感悟到蒋的刚愎和残忍。他想起自己渺茫的晚景，忍不住感叹道：

　　“狡兔死，走狗烹……谁让我们都踩进了政治这个陷阶 ”

　　夜色中秋虫低吟着不幸，两位老友终于在越来越浓的夜雾中分手

　　深夜，蔡元培乘快车离开南京。当列车抵达上海时，满天的彩霞正喷涌着扑面而来。

　　新的生活开始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十一章　最后的岁月（1929——1940）






第十一章　最后的岁月（1929——1940）

　　　　　　　　　　　　　　　　　 1

　　我们的民族，是个容易满足和遗忘的民族。当我们在世纪之交缅怀百年沧桑时，真不该忘记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奉献。

　　七十年前的上海呵，真像个博大而充满活力的大海。这里既是远东闻名的国际商埠，又是殖民地外来文化的聚散之地。在这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处处可见冒险家和投机商一夜发迹的狂欢，也同样可见失意政客和流浪文人逃避苦难的逍遥。随着紫禁城皇权的旁落，一大批叱咤“五四”的风云人物，纷纷相约南下。当他们带着北方人固有的目光，在繁华的租界四处观光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里流行着完全陌生的通商口岸式的消遣方式和价值观。每当周末降临时，可见富有的英国人携带妻子，乘坐自备的敞篷马车，在林荫道上来回兜风。在路的两边，全是商号首脑们的豪华别墅，带着尖顶的异国情调和宽阔的花园，以及网球场，是举行漫长的英式午茶的好地方。而跑马场总是配有令人刺激的看台和俱乐部，占据了静安寺路东头护城河沿岸的一大片土地。这里虽然离南京不远，却相对缺少政治中心的威严和恐怖。名目众多的中外新闻出版和文化机构，给隐居亭子间的自由文人们，提供了谋生和浪漫的庇护之地。

　　可是当我们遥望七十年前迷茫的星空，在这中国最大的金融都市里，虽然已经居住着许多留洋归来的名流学者，但是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却仍像个苍白无力的贫血症患者那样一筹莫展。一个瘦弱苍老的身影，就是这样来到了上海亚尔培路205号。以他学术大师的情怀，开辟草莱的勇气，为本世纪的中国创建了第一个统一的科学研究机构。并以罕见的执拗和毅力，在这个最高学术机构里，惨淡经营了十三年，直至他生命的老成凋谢。

　　这是1930年元月的某个下午，蔡元培正在中央研究院的驻沪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窗外冰雪交加，凛冽的寒风就像这越来越糟的时局让人难以忍受。而亚尔培路上那只温暖的火炉，以及炉火旁那位老人圣者般熠熠放彩的笑容，却像巨大的精神磁场，吸引着当时学界各门类的顶尖人物，不辞劳苦地聚集于他的麾下。

　　中央研究院终于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的九个研究所和一所自然博物院，拥有了一百多位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如李四光、竺可桢、丁燮林、梁思成、严济慈、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翁文灏等，还请来了一些国外的著名学者。物理所的海森伯教授就是德国国际波动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但采尔博士，系德国民族学教授，蔡留德时的同窗好友。

　　这样的院务会议每月都要召开一次，今天，各位所长正神色严峻地听杨杏佛报告一个沉重的话题。由于戴季陶等人的提议，国民政府指令蔡元培，将已准备在曹家渡兴建的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研究所迁往南京。这真是个棘手的难题，一帮大学者议论了半天，还是把目光投向了蔡院长。

　　蔡元培却很冷静，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冲着他避居沪上，远离南京的消极抵抗而来。记得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他曾为院址煞费苦心。后来想在清凉山划地千亩拨款建造，又因南京市政府要建自来水厂耽搁 中央政府对院址没有拨过一分钱，就连这次的建筑费，还是他从一个基金会里弄来的，他们凭什么横加干预

　　一想到这里，他的老脸就激奋起来。记得去年秋天蒋介石还亲自来寓所看望他，劝他收回辞呈，回南京侍候左右，又被婉言谢绝 他终于生气地说：

　　“前几天适之来看我，说政府中很有人和中央研究院过不去。他们无非是想借此报复我的不合作态度，逼我回天子脚下去罢了……”

　　他威严地瞥了一眼杨杏佛，冷冷地说：“我是绝对不会向强权低头的，你给南京回封公函，先说明我们无地无款也无法集中建院于南京的情况。再反问他们一句，为何中央大学总部在南京，但下属医学院和商学院可以在上海？为何财政部在南京，但所辖中央银行可以在上海？你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在南京没有建好本院新址前，上海原定的建设计划照旧进行。”

　　然而没几天，一份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又送到蔡元培的案头。这份决议措词严厉，毫无通融的余地，看来姓蒋的也确实生了气。杨杏佛一看脸就白了，连嘴角也哆嗦起来。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各研究所，应移至南京。所有在沪一切建筑，即日

　　停止。其所有已着手之各项设备，限本年四月以前一律移至南京。

　　“这可怎么好 下最后通牒了！”

　　平时号称智多星的杨杏佛，也怔住

　　蔡元培毕竟见过大世面，他那种在关键时刻的沉雄之态，使杨杏佛一下就镇静了下来。

　　“不予理睬，我倒要看看姓蒋的如何善待老朽？再说南京的血腥气也太重，蒋介石上台没几年，就在党内排斥异己，先是对付汪精卫、胡汉民、邓演达，现在又和冯玉祥、阎锡山翻了脸，中原大战眼见就要爆发 ”

　　这件事后来虽经杨杏佛多方疏通，总算摆平 但蔡与南京诸位大员的过节，却由此种下了祸根。当时杨杏佛找了个很好的理由，说日本在上海搞对支文化事业局，内设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了对付日本的文化侵略，他们必须留在上海发展。

　　中央研究院就这样发展起来了，虽然经费奇缺，内战不断，但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在安阳小宅村成功地发掘了殷墟。当时兵匪横行，为了保护发掘现场，蔡元培不知给当地军政长官写了多少信。这是中国人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第一次大规模的地下发掘，结果发现了大量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使中国的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安阳发掘很快成为三十年代中国和世界考古学的一大奇迹，它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在确定考古组主任和殷墟发掘主持人时，蔡元培慧眼识珠，一下就指定了李济。当时历史语言所的提名，是北京大学著名的金石学教授马衡。但蔡元培凭直觉更倾向这位三十出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的哲学博士。因为李济在1924年就和美国的考古学家一起，成功地在山西发掘过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这一发现造就了李济，也造就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古老的我们终于摆脱了靠单纯介绍西方过日子的尴尬，有了自己向世界炫耀的话题。

　　紧接着地质学家李四光，又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这位曾任北大地质系主任的湖北人，在任教期间就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北部之蜒科》，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后，又请他到了南京，对筹备中央研究院出力甚多，是地质研究所的创始人。他不久又发表了划时代的《冰期的庐山》，在国内外获得很高的评价。

　　而竺可桢这位绍兴小同乡，也很快创建了位于南京北极阁的气象研究所，并提醒蔡元培致函交通部，要求取缔外国人设在上海的无线电台。还建议交通部在各处电台内附设气象测候所，将预测资料直接报中央气象台汇总发布。

　　翻开中国的历史，随处可见帝国主义和外来势力掠夺中国资源，盗窃珍贵文物的记录。而蔡元培一主长中央研究院，就以中华文明的守护神自居，竭力维护起国家的主权。1929年9月，日本派遣东京帝大教授岸上镰吉一行五人来华调查长江一带水产资源。蔡元培发现他们未经政府许可就深入四川探查，忙致函外交部，要他们电令沿江各省政府，先扣留护照，再制止调查。而在1930年的春天和秋天里，他又一直盯住一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不放。这是位典型的英国流氓，以前曾数次周游西北，盗窃敦煌石窟藏书，割裂各地壁画，发掘各地古迹。还受英国情报部门委托，调查自印度入新疆、甘肃、陕西的军事路线，测绘沿路兵险要地。由于出卖情报有功，曾被英国政府赐以爵士称号。蔡元培见他这次又想故伎重施，携带百万元巨款，率领大队人马，仅凭普通的游历护照，就开始在新疆自由活动，不禁勃然大怒。他其实早就让外交部通知斯坦国，要他必须将这次考古旅行的目的、范围、计划抄送中央研究院审核。他一直想建立一个法规，所有这类考察必须先报他这里和教育部审核，再由外交部发给护照。可是这位英国人对外交部的通知，根本没放在眼里。蔡元培终于亮出了杀手锏，以中央研究院名义具呈国民政府，电令新疆当局将此人强行驱逐出境。

　　　　　　　　　　　　　　　　　 2

　　当我们凝视着蔡先生那慈祥恺悌的目光，不得不敬佩他晚年那种温而厉的性格，那种文弱而刚勇的气度，那种重集于民主旗帜之下，以组织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的过激行动，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胆魄。真可谓是真虎，乃有风呵！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30年的春天，一直在国外流浪的邓演达秘密回到了上海。他先单独拜访了宋庆龄，决定策动黄埔系军人共同反蒋，正式揭起反蒋的旗帜。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自1927年宁汉合流后，就联合宋庆龄愤而与汪精卫决裂。他自己亡命海外，而宋庆龄还故意去了苏联访问。他很快在夏天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并通过杨杏佛，将该党的《政治主张》等文件信任地送给蔡元培。蔡元培的脸上又开始溢出了血色，在1931年一个繁星满天的夏夜，他们秘密集会于亚尔培路，商定了一个倒蒋的行动计划。参加那天会议的还有国民党左派陈铭枢，邓演达先分析了局势。他说去年的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又在年初软禁了胡汉民，一下激起了两广派军阀政客的反蒋浪潮，宁粤对立已成定局，蒋介石处境十分不利。我打算利用老蒋调动十九路军进攻广东之际，迅速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蔡公和我、陈铭枢领衔发表声明，用武装调停宁粤为借口，建立起反蒋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政党。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邓演达一气说完后，就不无担忧地盯着蔡元培问：

　　“蔡公，我是军人，你可以犹豫，也可以退出，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蔡元培异常冷峻地沉默不语，眼前恍惚闪现当年参加暗杀团，胆气冲天地歃血盟誓的情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站起身幽默地拍拍杨杏佛的肩膀：

　　“既然要做掉脑袋的买卖了，总得找个去处喝杯夜老酒 ”

　　邓演达迅速地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还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的嫡系“黄埔同学会”相抗衡。蒋介石深为忌恨，不惜悬赏三十万元捉拿邓演达。就在8月17日这天，当他在愚园路出席干部训练班结业仪式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邓演达很快被秘密押往南京，蒋介石起初觉得杀之可惜，纵之可畏。但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汪精卫和孙科以逼蒋下野作为共赴国难的条件。同时，黄埔历届毕业生又联名要求保释他们这位教育长。蒋介石终于在下野前动了杀机，于11月29日夜晚派他的卫队长，诡称要将邓转移到汤山，在半路上杀害了这位年仅36岁的忠勇之士。

　　宋庆龄是从何应钦处得知噩耗的，起初还将信将疑，她立马赶往南京质问蒋介石，并要求眼邓演达见面。她这次来有意不住官邸，而住在中山陵当年奉安大典筹备处的简陋房屋里，还拒绝乘坐当局预备的轿车，坐一辆用灵车改成的小交通车。蒋介石见实在无法掩盖，才被迫吐露了真情。宋庆龄愤怒至极，一下子就把茶桌掀翻了，吓得蒋介石慌忙躲上楼去。

　　刚从南京返沪的宋庆龄连夜奋笔疾书，用英文撰写了抗议杀害邓演达的著名宣言，并请杨杏佛等人译成中文发表。她悲愤地向天下宣告：“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于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之勇士邓演达残遭杀害，即其一例。”

　　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蔡元培的心境也恶劣到了极点。令他失望和生气的事实在太多，老人变得越来越容易激动和发怒。1932年的1月29日，日本驻上海的侵略军向十九路军发起进攻。四十多架飞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航空母舰上呼啸而起，炸毁了上万家商店和工厂，也炸毁了矗立在闸口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这是张元济集毕生精力建造的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其设备不但在中国，就是在远东也无与匹敌。而五层楼的东方图书馆里，还收藏着几十万册珍贵图书和各种善本古籍以及古画。

　　在商务印书馆被焚烧的日子里，老人强忍悲痛，不时仰望天空。只见无以数计的纸张、油墨燃烧时形成的强大气流，把灰烬和纸片卷上天空。黑沉沉的纸灰形成了一层厚幕，冬天的阳光竟难以透过。纸灰随风飘落，飘落到城郊四处，飘落到静安寺一带，也飘落到两位老人的寓所。

　　面对随风回旋的纸灰，张元济和蔡元培几乎抱头痛哭，呜咽得说不出话。蔡元培立即与国立大学校长王世杰等人致电国际联盟抗议，强烈要求迅速制止日本焚毁上海文化机关的暴行。

　　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也知势单力薄。在这法西斯新军阀一党专制的白色恐怖下，在这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府面前，难道真有何主权和尊严可言 但是，也许正因为他是书生，才敢凭一腔热血势单力薄地拼死呼号。既然生命已来日不多，为何不长歌当哭敢恨敢爱一回

　　他终于迈出了生命中最勇敢的步伐，为了在没有民主和人权的中国，捍卫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力，他义无反顾地和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一起，发起组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已是1932年的年底了，当同盟在上海华安大楼宣告成立时，杨杏佛向中外记者说过一段很沉重的话，令在场的蔡元培和林语堂神情黯然失色。杨杏佛说：

　　“争取民权的保障在西方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而当《申报》上刊登了那份同盟的宣言时，南京政府和上海蓝衣社、复兴社的特务一片惊慌。因为同盟明确地把营救政治犯作为主要任务，他们提出的三大目标，在当局眼里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反叛宣言。

　　　　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

　　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

　　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

　　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蔡元培毕竟是位教育家，又开始上台演讲，为成立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四处奔波，为拯救蒙受冤屈的政治犯奔走呼号。其实早在同盟成立之前，他就开始了营救进步人士的活动。都知道他的身边总是带着八行笺，只要一有人伸冤，他几乎有求必应。“四·一二”政变那年他救出了史良，30年秋天杨开慧被捕，毛泽东的岳母带着两个孩子，哭哭啼啼地赶来上海求救。他二话没说就致电何键放人。何键真是歹毒之徒，竟以接电晚了为由，抢先杀害了杨开慧。他还先后救出了进步人士罗隆基，革命作家胡也频等人。

　　1932年的春天，蒋汪再次合流，行政院长汪精卫又一次发出邀请。他却果断地复函，拒绝在联合政府中任职。他似乎走得太远了，又开始了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牛兰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工作人员，被捕后在监狱备受虐待。一些国际著名人士如蔡特金、罗曼·罗兰等纷纷致电宋庆龄请求设法营救。他马上致电汪精卫，要求无论牛兰政治主张如何，政府也应该让法庭公开审判，并准许他自聘律师辩护。以后，当牛兰夫妇不服法庭判决，连续绝食达十四天之久，牛兰目渐失明，生命垂危之时，又是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具状担保，将他们接来上海就医，牛兰这才开始进食。最后当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外人士反对，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后，他们又向国民党中央请求给予特赦。

　　他真是走得太远了，一边还在为牛兰伸冤，一边又接到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电报：

　　“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刚因托派活动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又在上海家中被捕。蔡元培想起这位一生多难的老友，心里深为同情。两人虽同在上海，却一直未能谋面。但陈独秀不久前曾两次写信求助于他。一次是要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去函，保释一位叫郑超麟的人。何应钦很快给他回信，答应觅保出监就医。尽管后来没有放人，也算纸面上给过面子 今年春天，陈独秀又写信要他为一位亲戚介绍工作。其实这人也是个托派分子，刚从狱中出来。因陈独秀不能找工作，想让他有了生活来源再接济自己。蔡元培真是费尽了力气，先后找了中山大学校长罗家伦，暨大校长沈鹏飞等人。后来几经周折，总算将这人弄进上海招商局做了月刊编辑。所以这次听说陈独秀又出事后，他马上会同杨杏佛、林语堂、柳亚子等文化界名流，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宽释这位政治犯。蒋介石总算做了一次顺水人情，饶陈一命，将此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汪孟邹为了接济陈一些稿费，想重印《独秀文存》，特地赶来请蔡先生写篇序言。他欣然应允，很快就交了稿。他还派刘海粟去狱中探望陈独秀，劝他要注意身体的锻炼。陈独秀感动地说：

　　“我每次遇难，都受到他的照顾。在大节上，蔡先生是能坚持真理的。”

　　他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针对他和宋庆龄营救牛兰、陈独秀的行为，通电全国，发出严重警告。

　　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又在一个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非法逮捕的教授许德珩等人。在蒋介石眼里，宋庆龄和蔡元培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简直已成了他们眼皮下的赤色组织。他在江西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而他们居然又在上海公开营救起共党首领罗登贤、陈赓和廖承志。他终于恼羞成怒地动了杀机，戴笠的蓝衣社承担了这次暗杀任务。他们毕竟对蔡、宋还有所顾忌，于是决定先从杨杏佛开刀。

　　上海的亚尔培路331号是一幢漂亮的花园小洋房，杨杏佛自从与夫人离异后就单身住在这里。他平时喜欢在假日骑马郊游，并在大西路的马厩中养了两匹好马。6月18日的早晨是个星期天，他刚带上十五岁的儿子杨小佛，乘坐敞篷汽车准备到大西路骑马出游，就遭到埋伏在马路两侧的四名杀手的袭击。他爱子心切，全身俯伏在杨小佛身上，结果连中三弹，当场气绝。小佛仅右腿中一弹，受了点轻伤。

　　杨杏佛之死令蔡元培悲痛欲绝，入殓那天，大雨滂沱，狂风大作。一路上杀机四伏，谣传特务将在这一天暗杀民权同盟的其他重要成员，尤其是蔡元培和鲁迅。但蔡元培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犹豫地前去万国殡仪馆主持吊祭，致词时因悲痛泣不成声，直到下午4时才返回寓所休息。而鲁迅的态度还要决绝，出门去送殓时，干脆钥匙都不带，以示不存幸还之决心。

　　杨杏佛走了，以冲天的血光，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争取十八世纪的民权的泥泞之路上……

　　　　　　　　　　　　　　　　　 3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 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以在朝要人的声望从事在野的民权运动，其目的不是想唤醒当局，以民族利益解除党禁，停止内战，真正发动全国的力量一致抗日 虽然他平时最讨厌官场应酬，但是为了推动抗战国策，一次他刚从上海到了南京，当汪精卫宴请时，他竟在酒席上语重心长地劝说江尽快改变亲日的立场。他说：

　　“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了，我们的后辈也会抵抗，中国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他实在太激动了，一边说着，一边又老泪纵横起来。泪水就这样滴在西餐汤盘里，他浑然不觉地又和汤一起咽了下去。举座无不为之感动，连铁了心的汪精卫也如坐针毡，尴尬不堪起来。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日。正当红军发表通电，放弃“反蒋”口号，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时，他在邹韬奋的《生活星期刊》上发表了《墨子的非攻与善守》。仿佛他自己也回到了二千多年前，他借墨子的《非攻》篇的故事，大声地赞扬起墨子的反侵略精神。也许毛泽东出于对他一贯来的崇敬，出于自北大以来包括营救杨开慧义举的感谢，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6年的9月20日，毛泽东终于在延安的窑洞里挥笔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表达了与这位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 他毕竟发动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位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启蒙先驱。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复辟之风不能不令他愤怒，蒋介石以提倡新生活运动为名倡导尊孔读经，国民党又恢复了他主持大学院时明令废止的祀孔祭典。还给了孔子七十七代孙特任官的待遇，任命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历史又无情地倒退了二十年，他不得不佩服鲁迅当年深刻的预言。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又拖着疲乏衰弱的身体，领衔与陶行知。李公仆、陈望道、黄炎培等百余人，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还在同一天，去上海青年会主讲《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当他在台上从容而凛然地大声演讲时，门外的特务竟如临大敌，生怕他的声音会引发一场暴乱。

　　　　五十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

　　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

　　想家，为近世科学之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近年来我国以反对

　　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而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

　　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

　　他其实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无非是想冲破那道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禁令，重新倡导思想自由的民主原则。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议。他先后在1934年发表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两篇重要的自传体文章。还在夏天写下了《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公开赞扬新文化运动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当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准备编选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青年编辑赵家壁跑来约稿，说鲁迅、茅盾和郁达夫建议这套煌煌巨著惟蔡先生才有资格书写总序时，他欣然答应，认为这是对当时的复古倒退思潮的一个有力反击。这年夏天，蔡先生避暑青岛，挥汗写下了长达二万多字的序文。当赵家壁从邮局收到挂号寄来的稿件时，还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天气炎热，交稿期迟了几天，希望不要影响全书的出版。而信尾的一段话，却如灯火照亮了漫漫长夜：

　　“中国的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运动体现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以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们，不得不有奔腾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相信在第二个第三个十年里，中国一定会产生出自己的拉斐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类文化巨匠。”

　　当样书出来时，赵家壁最先送去给蔡先生看。先生抚摸着深蓝烫金布脊，配在灰色纸面上的精装本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又鼓励这位年轻人，有可能应编比这更重要的翻译作品的结集，把它作为姐妹篇，那将是多美 赵家壁是位有心人，又开始奋战了一年多，终于落实了《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十卷本的编辑计划。他又跑去研究院拜见蔡先生，想请他写篇短序。当时蔡先生大病初愈，刚刚出院，医生规定每天办公一小时，绝对不能见客。当他请门房通报姓名后，一位秘书出来招呼，轻声地关照：“先生今天破例，谈话请以十分钟为限。”正在这时候，蔡先生已推门进来 见他虽面容苍白，仍精神矍铄，一见面就紧紧握住年轻人的手，说你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还一口答应撰写短序。正当先生谈兴正浓时，秘书已进门向他暗示。他知道不应过度消耗老人的精神，忙起身告辞。大约三天之后，先生就派人送来了一篇短序。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 他毕竟是本世纪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奠基者，随着梁启超、章太炎的相继过世，他成了当时文化界惟一能领袖群伦的精神导师。但他毕竟垂垂老矣，而在这苦风凄雨的乱世里，要找他帮忙和关心的人和事也实在太多 为了集中精力办好中央研究院，创建第一届评议会，他终于无奈地在七十寿辰前发表了一份启事，宣布辞去一切社会兼职，停止接受写作，停止介绍职业。虽然他也明知这只是一纸空文，但是他确实感到自己老了，有点累

　　当他的七十岁生日即将来临时，他的学生和朋友突然惶恐起来。先生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一生，但至今连一所自己的房屋都没有。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出于对先生的敬重，发出了集款建屋祝寿的倡议，一下就得到各地几百位名流的响应。这则新闻在当时的报纸上广为流传，尤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献寿函，令一些为富不仁者闻言失色。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是先生七十岁

　　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

　　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

　　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

　　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

　　度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

　　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

　　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

　　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

　　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

　　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

　　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轮到我们的蔡先生惶恐了，他从来只知道付出，而没有接受馈赠的习惯。他起先坚决不愿意，还说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 但是经再三劝说，朋友们要他把这看作是对一种精神的奖励，他也只好勉强答应

　　虽然因为抗战的爆发，很快就淞沪沦陷，建屋之举未能实现。但在朋友为他举办的祝寿晚会上，当马君武代表大家致词，以普法战争时德国的一些大英雄都是在七十岁以上建功立业为例，希望先生要不以为老，领导同人努力救国时，蔡先生也激昂地以孔子“五十志学”为例勉励自己，深情地表示：

　　“人到七十，只不过多活几年而已。如果人以一百二十岁为上寿，八十岁为下寿，我今年正好七十岁，实谈不上寿。惟马先生要我不以为老，努力救国，我极愿意接受。”

　　就在那天的晚上，马相伯老人书写寿字立轴相赠，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献上了热情洋溢的长篇祝词。最令他感动的还是上海音专的学生们，用一曲《敬祝蔡院长孑民先生千秋》的诗朗诵，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也让他感叹得热泪盈眶。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博大的艺人和精明的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模范；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欣逢上寿，敬祝千秋！

　　　　敬祝千秋！千秋！千秋！

　　其实那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就在几天前，他的亲密助手，中央研究院的第二任总干事丁文江，又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在这个世界上，令他遗憾和感伤的事实在太多 1936年真是个悲哀的年头，他先后送别了丁文江、王光祈和太炎先生，而当他在秋天为鲁迅主持葬礼时，他恍惚已感知到一种生命的大限在冥冥中逼近……

　　应该说，鲁迅能认识先生真是一种幸运。尽管他可以对先生的某些事有所保留，但先生对他从来只有情同手足的关怀，只有一如既往的援助。先生辞去大学院院长后，鲁迅的特聘撰述员曾一度因人而易。先生发现后立即疏通关节，求人弥补上才放心而去。鲁迅的晚年怨敌实在太多了，即使他死了，当局和他的对手也没有停止过一天的攻击。而先生就是这样顶着压力，怀着悲痛和愤怒，与宋庆龄一起为他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并亲任主席。那天先生不但走了许多路去万国殡仪馆吊唁，还在出殡时亲自为他执绋。不但写下了“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的不朽挽联，还在葬礼上庄严地号召大家：“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 他毕竟是一切艺术家和学者博大而慈祥的父亲，是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楷模。就在他送别亲爱的鲁迅以后，也就在1936年的冬天，他终于被一场严重的伤寒症击倒了，病势险恶得几乎生命垂危。他的门生像蒋梦麟。罗家伦和朱家骅等人，都专程赶来商量急救方案，甚至已开始考虑后事。但他还是勉强地挺了过来，先生的生命终于步入了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

　　紧接着爆发了“七七事变”，上海也很快地沦入敌手。他不愿意随蒋介石去重庆，考虑再三，还是去了香港养病和栖身。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经济十分的拮据。居港的开支需要用港币，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为法币，按牌价一兑换就所剩无几 战时的香港房租既贵，物价又高，加上子女教育医药等费用均需开支，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许多熟悉内情的朋友都说，先生的生活连当地一般肩挑背负卖苦力的都不如呵！但他总是教育家人要安贫乐道，绝不肯屈节于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直到临终前过旧历新年时，才不得已向老友王云五要求过经济上的接济。

　　虽然他生活清贫，心力不支，又一直深居简出，但他始终痛心山河的破碎，关心着人类反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他曾在一首诗里抒发了抗战必胜的信念：“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他还用生命的最后热能，为他的中央研究院，为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日夜操劳。他终于在1938年的2月，历经千辛万苦，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和丁西林、李四光、竺可帧、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长的如期到来，令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

　　人生有小休息和大休息，我们的先生终于要大休息 在他临终前不久，他又经受了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打击。这位留洋回来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听说她死得很惨，断气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我们的先生实在太累了，终于在1940年3月3日早晨起床后去浴室时，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两天后，溘然长逝。

　　他死在他心爱的妻子周养浩的身边，死在他年幼的女儿蔡(目座)盎和两位幼子怀新和英多的身边。我们的先生怎么会死 周养浩悲痛欲绝的眼帘前，总是闪现去年她五十岁生日时先生赋诗吟诵的表情：“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起心痕永不磨。”记得她当时也激动地提起笔，和下了“天荒地老总不磨”的诗句。他还和孩子们过了最后一次愉快的儿童节，还说明年的儿童节请多约些小朋友一起来家里热闹。

　　我们的先生怎么会死 记得吴玉章路过香港时，他还沉痛地谈起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说康、梁、章太炎、孙中山包括我自己，算第一代人。尽管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结果却殊途同归，这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现在历史的重任又落在你们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非常了不起，我希望你们寻找到中国的出路，希望你们的命运和归宿比我们好一些……

　　一代宗师就这样静静地息影香港，一晃已悠悠六十年华。我们的蔡先生 您生得寂寞，死后更寂寞，但您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二十世纪的日月星辰已为您立下了一块高遏行云的无字丰碑，您在北京大学那座石雕巨像下永久地沉思着，您担负着普罗米修斯的责任，也许还有高加索山崖的惩罚。您难道还有什么不放心吗……

　　安息吧！先生。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 如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站立起来，我们怎会忘记您一生的功绩

　　只要天地间有浩浩正气充盈八极，中华大地就永远镌刻着祭奠您不朽的挽联：

　　　　打开思想牢狱，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

　　　　推转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1999年6月28日完稿于六和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