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沈国凡 引 子 第一章 毛泽东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让被罢官六年的彭德怀“出山”，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可是，庐山会议的阴影仍笼罩着，彭德怀愿不愿意离京赴任呢？ 对于彭德怀来说，这也许是一次命运的转机，是对他这位“反党集团头子”的一次宽容，但他却站起来说：“的确，我对工业不熟悉，我不能干这差事！” 1965年9月11日，被罢官后迁往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彭德怀，突然接到彭真打来的电话，让他速去人民大会堂，有急事相商。 已经在挂甲屯种田度日达六年之久的彭德怀，扔下手中的锄头，匆匆忙忙换了一件衣裳，就直奔人民大会堂江苏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站起来同他握手。 然而，“二彭”相见，谈得却并不投机。 彭真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共中央基于目前国际形势，决定建设大三线的部署。 彭德怀仔细地听着，一言不发。 彭真说：“中央希望你能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 彭德怀看了彭真一眼，说：“要是不去呢？” 彭真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彭德怀倔犟地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还在，我彭德怀已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被批臭了，这怎么干工作！” 彭真与乔明甫一时沉默无语。 1966年前后，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 中苏之间的“兄弟”关系已经破裂，在与苏联有着漫长边境线的中国北方，苏联屯集了数十万军队，战火的硝烟随时都可能燃起（不久，果然发生了中苏两军的珍宝岛之战）。 中国南方，强大的美军侵占了越南的大片领土，战火随时可能燃过友谊关，威逼中国大陆。 中国西部，中印边境反击战的硝烟还未散去，中印边境之争仍未结束，在二战中曾经显赫一时的印度军队，随时都有可能越过麦克马洪线。 西藏叛乱后逃亡国外的达赖喇嘛，在一些国家的支持下，不断地派人窜入西藏边境，继续阴谋策划“西藏独立”。 在东边的台湾海峡，美军第七舰队仍然在“巡逻”。 建国初期，彭德怀率军援朝的朝鲜半岛上，“三八线”两侧也不时发生军事磨擦…… 为此，毛泽东曾登上天安门城楼，针对越南战争发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号召。 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九字方针。 鉴于这样的国际形势，鉴于苏联卫国战争前将工业大都集中在欧洲地区，而放松了后方战略基地的建设，当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时，才急急忙忙地将欧洲的一些工厂迁往乌拉尔，在严酷的战争中重新建立战略基地的教训，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做出了加快战略后方大三线建设的指示。 毛泽东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让被罢官六年的彭德怀“出山”，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可是，庐山会议的阴影仍笼罩着，彭德怀愿不愿意离京赴任呢？毛泽东知道这位同乡人的脾气，因此让彭真首先出面，秘密找彭德怀谈话，先进行“火力侦察”，试探一下彭德怀的态度。 彭德怀接着向彭真袒露了自己的胸怀：自从平江起义喊出“我们起义了！为工农服务开始了！”以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自己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磊落光明，耿直刚正，扪心自问，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在党内也从来没有任何“小集团”。1962年6月16日，自己曾向党中央、毛主席上书八万言，陈述自己的心声。“八万言书”共分十个部分，即童年、少年时代的遭遇，走出当兵，平江起义，井冈山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防部长，庐山会议，人物评价。之所以写这封“万言书”，目的在于请求党中央全面审查自己的历史，给历史和本人一个公正的结论。因为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的扩大会议，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并对在庐山会议上与自己一同遭到批判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进行了甄别和平反，并安排了工作，唯独自己既没有被通知参加这个大会，也未将自己的问题提出来进行重新审查。信交上去之后，却一直石沉大海，没有消息，难道自己就永远不明不白地背着这口黑锅？庐山会议上加在头上的那顶“反党集团”的帽子一直压着，真是重如泰山啊！…… 彭德怀这些早已闷在心里的话，此时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彭真和乔明甫只得认真听着。 彭德怀讲完这些之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认真地对彭真说道：“我只会带兵打仗，不懂工业。” 彭真说：“西南三线的工业，就是与打仗有关呀！” 彭德怀表示自己早已跟军队脱离关系了。作为一名党员，理应服从分配，但自己犯了错误，说话无人听，说对说错下面的同志都会怀疑，不好开展工作。同时自己对工业的确不熟悉，还是到农村去做调查好，到贵州的农村也行，那里没有外国人，并希望干自己熟悉的工作。 彭真劝道：“彭德怀同志，这可是毛主席的意见哟！” 对于彭德怀来说，这也许是一次命运的转机，是对他这位“反党集团头子”的一次宽容，一次“悔改”的机会。但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既然犯了错误，并在党内、军内和全国人民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六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做一个公正的结论，就这么去干工作，下面的同志如何听自己的指挥，自己又如何能够发挥作用，干不好就会给三线建设带来损失，这个责任重大，还不如自己尽早提出来。于是他站起来说：“的确，我对工业不熟悉，我不能干这差事。” 彭真见彭德怀不愿“出山”，只得作罢，答应回去以后向毛泽东汇报。 回到挂甲屯，彭德怀不能入眠，便披衣起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根据自己现在的情况，还是不去西南三线的好，并要求回老家或到外地的国营农场去劳动，当一辈子农民，自食其力，不再拿饷，以减轻国家负担。 彭德怀自从被罢官后曾给毛泽东写过几次信，最后都没有结果，他不知道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会不会给他一个答复。 他静静地等待着…… 第二章 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只有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你我从湘潭出来干革命后，风雨中共事几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西南是主要的战略后方，你去把它建设好了，我就放心了，万一将来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嘛！” 彭德怀一听这话，倔劲又上来了，他说：“我不去，背一身臭名我去干什么！” 1965年9月23日清晨。 彭德怀到挂甲屯的果林中散步后回到屋子里，就接到了毛泽东主席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要与他直接通话。 甚感意外的彭德怀，很快就听见了毛泽东那浓浓的乡音。 毛泽东：“德怀，你有时间吗？” 彭德怀：“时间总是有的嘛！” 毛泽东：“你马上来一下，我等你。” 彭德怀：“你工作太累了，还是另找时间吧！” 作为与毛泽东曾共事多年的彭德怀，深知这位同乡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一大早的，他不愿意去打扰毛泽东。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我说呀，你这个人还是那个犟脾气，叫你来你就来吧。” 已经整整六年未听到这熟悉的湘潭乡音了，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真想立刻来到毛泽东的面前，向这位老战友表达自己的一颗赤诚之心，以尽快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但是他又不愿意在此时此刻，为着自己个人的事情去打扰这位日理万机的领袖，他没有马上表示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见彭德怀没有答应，在那边接着说：“你赶快来吧，我们好好谈一谈。” 彭德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六年来，他给毛泽东写了几次信，朝夕都盼望着这一天，现在毛泽东主动向自己发出邀请，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就是自己不愿意到西南大三线去，那也是应该在毛泽东的面前实事求是地讲清其中的原因，以及自己思想上所顾虑的问题，希望毛泽东能给予自己以帮助和理解。 这天，秋高气爽，艳阳朗照。 彭德怀换上了一件中山装，便匆匆忙忙赶往中南海丰泽园。 身材魁伟的毛泽东早已来到了颐年堂前，静静地等待着彭德怀的到来。 当彭德怀走出汽车的时候，毛泽东向彭德怀伸出了右手，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相握。 这是自庐山会议六年之后，两个人首次相见，双方都显得有些激动，两只手紧握着久久不愿松开。 毛泽东拉着彭德怀的手，在旁边的一张椅子坐下。 清晨的丰泽园空气清新，蒙蒙晨雾已经慢慢散去，几只鸟儿在树枝上欢快地叫着。 彭德怀看着毛泽东，这位老战友仍然是那样健壮，他正用一双微笑着的目光看着自己，那目光是真诚而热情的。 这给了彭德怀很大的鼓舞，他于是说：“主席，我的信收到了吧，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毛泽东看着这位老战友认真严肃的表情，轻松地笑着说：“我这里不是什么三宝殿，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来。我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一夜冒（音‘卯’湖南土语，没有的意思）睡着，一清早就给你挂电话……” 彭德怀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说：“主席没有忘记我，我很感激。”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然后独自点燃一支香烟。 这时彭德怀也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来点上。 毛泽东一见，感到十分奇怪，就问道：“德怀，我记得你不是早就戒烟了吗？” 彭德怀猛吸了一口，慢慢地将烟雾吐出：“可是，自从庐山会议之后，我却又抽上了，而且越抽越凶。” “庐山会议”——彭德怀在这里首先提出了一个双方都不愿提到，但却又是不得不提的事情。 从戒烟到吸烟，而且越吸越凶，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自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的心情是沉重、痛苦和郁闷的。六年来他顶着“反党集团头子”的罪名，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在挂甲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翻遍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希望能从那次会议中找出自己真正的错误来，可是他却又无法找到。而毛泽东呢，也许同时在对那次会议进行深刻的思考。现在当年会议上的两位当事人见面了，他们吸着香烟，看着在面前飘散着的淡淡烟雾，各自都陷入了沉思。 良久，毛泽东站起来，以十分宽阔的胸怀对彭德怀说：“德怀呀，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哪怕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你这人呀，就是脾气犟，平时也不来找我，电话也不挂一个，总喜欢写信，而且一写就是上万言，你花了力气，我却不一定全看得明白，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这是何苦呢？” 彭德怀说：“主席，我彭德怀现在是一个农民了，每天种地、看书，但心中憋得慌，就把那些话都写下来了，那也是光明正大地向党反映问题吧！” 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只有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你我从湘潭出来干革命后，风雨中共事几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西南是主要的战略后方，你去把它建设好了，我就放心了，万一将来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嘛！” 彭德怀一听这话，倔劲又上来了，他说：“我不去，背一身臭名我去干什么！” 毛泽东是了解彭德怀的，爽直、真诚是他的个性，于是便笑着说：“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我们之间在一些看法上有分歧，这不要紧，但要顾全大局，在大局面前要先将个人的问题放在一边。” 毛泽东用从大局出发来开导彭德怀，相信他会服从大局，听从自己的安排的。可是，这次彭德怀却没有服从，而是提出了一个令他没有想到的问题。 彭德怀说：“主席，我在庐山会议上是向你做过三条保证的，我得遵守我自己的保证。”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哪三条？我记得好像只有两条？” “三条。”彭德怀认真地说，“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三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那就回乡务农，自食其力。”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就记住了后面两条。不过这没有关系，让你出来工作是中央的决定，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大西南的建设又与军事密切相关，你去是比较合适的。” 彭德怀固执地说：“我还是回乡当农民好，去西南不合适，我这样去怎么接触群众？群众又怎么敢接触我？” 毛泽东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两支中华牌香烟，递给彭德怀一支，两人各自点燃自己的香烟。 毛泽东简单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又将鉴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准备建设大小三线的方案告诉彭德怀，并强调了西南大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对“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战略后方的构想，可说是情真意切，彭德怀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 毛泽东又说：“我们井冈山就在一起，革命能有今天不容易，我们大家要团结。庐山会议，也许真理在你那一方，这没有关系，错了的我们就改，你今天能来，我很高兴，你还是去西南吧，你怕工作不好做，我让少奇、小平召集西南地区的同志开个会，把中央的意图讲清楚，让他们积极支持你的工作。你要给我写信，让他们不得有误，赶快给我送来。” 毛泽东从过去谈到现在，又从历史说到未来。 彭德怀还能说什么呢？这位爽直、诚实、敢于为民请命的忠臣良帅，血是热的，心是赤色的，骨头是坚硬的。他掐灭了手中的烟头，抬起那猛狮一样的头颅说：“主席，我听你的。”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问道：“想通了？” 彭德怀说：“想通了，我去大西南！”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我知道嘛，你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去西南也许能搞出一点名堂来！西南建设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为正，程子华和你以及其他几位同志为副。” 毛泽东这里讲到的一些人，有的过去就一直是彭德怀的部下，彭德怀这次去西南大三线，将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毛泽东看看彭德怀。 彭德怀爽快地说：“行。”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中南海颐年堂的谈话一直到12点才结束。接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相继来到颐年堂，一一向搬出中南海多年的彭德怀握手问候。 阔别多年，面对答应“出山”的彭德怀，大家都有些激动。 毛泽东说：“刚才我与德怀谈了很长时间，交换了思想，说得很投机，他也愿意改变原来的想法去西南工作。现在请你们几位来，就想召集西南的同志们开个会，由少奇、小平同志把情况讲一下，讲清楚，让德怀去后好工作。如果有人还有意见，这没有关系，那就叫他来找我。” 彭真对彭德怀说：“主席是关心你的，我早就说了，你迟早会想通。” 刘少奇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你看主席是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关于有的个别同志的看法，主席已经讲了，我们要打招呼，我一定照主席的要求，把西南的会议开好，让他们西南的同志都支持你的工作。” 邓小平走到彭德怀面前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 自从庐山会议之后，被罢官、被冷落的彭德怀，多少年来都没有听到过这样关切温暖的话语了，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不觉热泪盈眶。 再伟大的人物也是需要别人理解和关怀的啊！ 在毛泽东宽阔的胸怀面前，在战友们诚挚的理解和鼓励面前，在中华民族准备应付未来不可预测的战争面前，个人几年来所受的冤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彭德怀说：“三线建设关系国家安危，主席亲自过问，我也就不再推脱了，再苦再难，绝不后退半步。” 毛泽东高兴地说：“德怀马上就要出征了，我今天请大家来，为德怀送行。” 接着，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摆好饭桌，与彭德怀等一起进餐。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酒杯里斟满了酒，二人相对而饮。 彭德怀平日是滴酒不沾的，就是过去当国防部长迎接外宾，有时最多也只喝一二两，今天心中畅快，也就与毛泽东一起，接连喝了好几杯。 这是自庐山会议以来，作为“反党集团头子”的彭德怀难得的开心的日子，井冈山一起走过来的老战友毛泽东，这位历史和时代的巨人，频频地与他举杯相碰，十分激动的彭德怀直喝得红光满面，额出微汗。 彭德怀被罢官六年之后复出，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秘密决定，因为这个决定除了在三线建设的少数领导干部中口头传达之外，既没有通过任何的文件向全党宣布，也没像当年批判、罢免彭德怀一样地在报上向全国人民通告。更重要的是对于庐山会议上毛、彭之间的争论，以及六年来实践证明的结果，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下午3时左右，这场特殊的会见才告结束。 彭德怀与毛泽东肩并肩走出丰泽园。 彭德怀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毅等老战友们一一握手。 轿车缓缓起动。 前面，迎接彭德怀的将会是什么呢？ 第一部 最后的足迹 第四章 第四章 彭德怀从那些新坟的前面一个一个地走过去，见许多坟墓都没有墓碑，有的只是简单地用木板写了一个名字插在墓前，就对随同的该师师长说：“同志，这样不行，这样我们就对不起这些为三线建设牺牲的战士和民工！我们要让祖国和人民永远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为了祖国积极参加三线建设的无畏精神！赶快请人来给我们牺牲的战士和民工立块石碑吧，碑上要刻上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烈士的亲人们也好来看看他们呀！” 彭德怀执意钻进了正在施工的乌斯河隧道工程。 他从隧道里察看铁道兵战士施工后走出来，突然发现山坡上一片新坟，就惊奇地问：“哪来这么多的新坟？” 师长答道：“那都是为开凿隧道牺牲的战士和民工。” 开凿乌斯河隧道工程，这是一场攻坚战，铁道兵战士和民工们打得十分顽强。由于地质构造复杂，隧道里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泥石流和塌方，加之洞内开凿放炮和机械施工等各种原因，经常出现各种令人难以预测的事故，一个隧道还未开凿完，全师牺牲的战士已有好几十名。 彭德怀说：“走，我们也应该去看看他们。” 彭德怀爬上山坡，站在墓群中，深情地打量着那一个个土包，就像在检阅一群勇敢的士兵一样，然后深情地说：“打仗就要有牺牲，搞三线建设是一场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战斗，也有为国捐躯的战士，人民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彭德怀从那些新坟的前面一个一个地走过去，见许多坟墓都没有墓碑，有的只是简单地用木板写了一个名字插在墓前，就对随同的该师师长说：“同志，这样不行，这样我们就对不起这些为三线建设牺牲的战士和民工！我们要让祖国和人民永远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为了祖国积极参加三线建设的无畏精神！赶快请人来给我们牺牲的战士和民工立块石碑吧，碑上要刻上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烈士的亲人们也好来看看他们呀！” 成昆铁路不但以它的险峻著称于世，其地质构造也极其复杂，山洪、泥石流、塌方、山体崩塌等时有发生，被称为世界地质博物馆。同时沿途各地的气候也是千变万化。民谚云：“金江的太阳，马道的风，燕冈打雷如炮轰，普雄下雨如过冬。”因此在铁道兵开始修筑这条举世瞩目的铁路时，曾经有人预言说，参加修建成昆铁路部队的每一个团就得建一座烈士陵园。祖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三线建设的岁月里，他们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多么的令人崇敬啊！ 彭德怀面对着成昆铁路乌斯河隧道外的这一片墓地，就像当年朝鲜战场时茫茫雪原上掩埋牺牲战士的遗体一样，心情是十分沉痛的。这些年轻的生命，当年穿上军装，随同战友们一同开赴三线建设的火热工地，很多战士当兵三年，一直就在打隧道。有时遇上难度极大的隧道，一座隧道还未打通，却已经到了复员的时间，他们只好依依不舍地脱下军装，含泪与战友和三线建设的工地告别。然而，更有一些年轻的生命，由于开山炸石或山体崩坍，已经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地融入大山之中了，他们再也听不见工地上隆隆的炮声，再也看不见亲人们的音容笑貌了…… 应该让大山永远记住他们，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让未来的共和国的公民永远记住他们！ 彭德怀从成昆铁路和攀枝花特区视察回去后，就立即找到铁道兵指挥部，提出在各地修建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碑，用以纪念那些为祖国三线建设献出自己生命的年轻战士，纪念那些长眠在这片险山恶水间的英雄的灵魂。让那些乘坐列车飞驶而过的子孙们永远铭记住他们，永远学习他们的精神，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铁道兵指挥部遵照彭德怀的建议，很快在成昆铁路沿线，在铁道兵战士和支援三线建设的民工们流下鲜血和生命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的烈士纪念碑。 现在，当人们乘坐成昆铁路的列车在崇山峻岭中飞驰而过的时候，就会看到沿途那一座又一座肃穆的烈士陵园和高耸云端的烈士纪念碑。 彭德怀元帅啊，你用自己对战士和人民的热爱，将一部英雄的历史，耸立在三线建设的大地上！ 第十章 第十章 彭德怀说：“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攀枝花一定能建设成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城市。不一定是第二个上海，但却是中国最可靠的大后方。” 青年工人说：“首长，我们团支部的口号是：‘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 彭德怀一听顿时高兴起来：“有志气，有志气！” 说着，彭德怀将那碗水一饮而尽，然后用手抹抹嘴巴：“小师傅，你这话就跟这碗水一样喝了真解渴！” 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为了战备，必须加快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毛泽东同时强调：“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你们老是不动手建设攀枝花，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没有投资吗，可把我的稿费拿出来！”会上，毛泽东又指定，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1964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以及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等各部委负责人，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任命徐驰为攀枝花特区党委书记兼建设总指挥，程子华为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现在，神秘的攀枝花已近在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彭德怀的眼前。 江的对岸属于云南省，只听炮声阵阵，无数被炮声掀起的石块飞落江中，江水飞溅起无数水柱。 夕阳落在山岗上，将金沙江水染成了红铜色。 彭德怀兴奋地说：“终于来到攀枝花了！” 话刚说完，汽车却“嘎”地一下停了下来。 彭德怀顺着车窗朝前看去，只见前面运送物资和设备的汽车，排成了一条长蛇阵。 等了一会儿，汽车才蜗牛似的向前挪动一步，而后面又排下了许多汽车。一位随行人员下车后到前面去看了看，跑回来说：“江上只有一座临时搭起的铁索桥，汽车正在排队过桥。” 怎么办？看看夕阳已快落山，随行人员都有些着急。 一位随行人员跑到前面去与那些卡车驾驶员交涉，让他们将卡车向边上靠一靠，好让彭德怀的吉姆车开过去。 事情谈妥了，前面的司机也都开始发动马达。 彭德怀一听，立刻批评道：“你们真是乱弹琴，怎么能叫别人让我们的车呢？要排队我们也得排，不能搞特殊。” 一位随行人员说：“彭主任，这天快黑了。” 彭德怀说：“天黑怎么的，天黑就能搞特殊？抗美援朝头上有敌人的飞机扔炸弹，我彭德怀也没有叫前面的军车让过道，那些运送物资和设备的汽车，哪一辆不重要？” 又有随行人员说：“彭主任，中午大家只吃了一点干粮，我们担心你肚子饿了，怕你的身体……” 彭德怀笑了起来，对那位同志说：“小鬼，我们肚子饿，别人开卡车的司机饿不饿？要是让这几百辆卡车都靠边来让我们，说不定我们前面开过去，人家在后面就会骂我们这些坐小车的人，骂我彭德怀哩！” 就这样，彭德怀乘坐的小车排着队，跟在卡车的队伍后面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着，直到夕阳落山，好容易才开到大桥边。 这是一座为了加速攀枝花建设临时搭起来的铁索桥，粗大的钢绳飞越在波涛滚滚的金沙江上。一头连着四川，一头连着云南，索桥上铺的是木板，汽车过江，只能单车一辆一辆地过去，由于大都是载重汽车，在桥上行驶非常缓慢。 桥的两头，各插着一面红旗。红旗旁边是一座席棚，席棚里各架着一座锅炉，专门安排有工人在此昼夜不停地烧开水，为排队过江的司机们解渴。同时席棚里还安有几只洗刷干净的汽油桶，用来供人们冲澡。 攀枝花地处亚热带河谷地带，天气炎热，司机们排队等着过江的时间又长，不免一个个被烈日烤得口干舌燥。由于前面有人饮了江水接连拉肚子，腹泻不止，因此凡赴攀枝花的建设大军在动身之前，皆要“训话”，严禁饮用没有烧开的江水。这铁索桥头设的两座锅炉房，也就很好地解决了过往司机的饮水和冲澡问题。 汽车停在桥头排队时，彭德怀便走进那间席棚，见一个青年人刚洗完澡，赤条条地从汽油桶里爬出来。 彭德怀笑着走过去问道：“小师傅，你多大了？” 青年工人答道：“十八了。” 彭德怀又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青年工人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东北的。” 彭德怀说：“这么远的来这个地方，你想不想家呀？” 青年工人笑道：“我来时上面说要在这里建第二个上海，可是一看到处都是光秃秃的石头，能建成第二个上海吗？天气又这么炎热，整天都口干舌燥的，你说能不想家呀！” 彭德怀点点头：“那也是，那也是。” 青年工人穿好衣服，走过去给彭德怀倒来一碗开水：“首长，你的车还要等一会儿，先喝口水吧。” 彭德怀接过那碗水，因为有些烫，没有立刻喝。 青年工人接着说：“首长，我想家归想家，但一干起活来，也就忘了。” 彭德怀说：“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攀枝花一定能建设成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城市。不一定是第二个上海，但却是中国最可靠的大后方。” 青年工人说：“首长，我们团支部的口号是：‘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 彭德怀一听顿时高兴起来：“有志气，有志气！” 说着，彭德怀将那碗水一饮而尽，然后用手抹抹嘴巴：“小师傅，你这话就跟这碗水一样喝了真解渴！”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徐驰说：“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整天不睡觉也要提前完成建设任务。” 彭德怀忙说：“毛主席说了，‘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好觉’，我看是既要快又要好才行。只要我们这些干具体工作的同志少睡点觉，多出点力，毛主席就能睡好觉了……” 彭德怀将笔记本放在那张还没有刷上油漆的柏木桌上，与特区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徐驰面对面坐着，一边听一边记录。 徐驰说：“1964年10月，周总理责成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带队，组成由国务院13个部委和云、贵、川三省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260多人的联合工作组，开始对钢铁厂的选址问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共考察了11个可供选址的地方，这11个选址绝大部分都在四川境内，有峨眉的九里、宜宾的安福坝、西昌的牛郎坝等地方，主要是成昆铁路沿线，既要考虑铁矿、煤矿、水力资源，又要考虑交通运输，更主要的是要隐蔽，一旦发生战争，立刻就能使用。” 彭德怀说：“看来选在这云南、四川交界的地方是对的，这里靠近铁矿、煤矿和金沙江，又有森林资源，各样都方便，符合毛主席对三线建设要‘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在这片峡谷地带，把大工厂建在山里隐蔽起来，连飞机来了也很难发现。” 徐驰接着汇报道：“1964年7月，当程子华同志带着工作组还在考察、选择厂址时，毛主席对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又作了重要指示：‘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厂问题’，现在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最困难的情况。毛主席以战略的眼光，再次催促加快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 彭德怀听后连连点头：“的确，毛主席是十分关心这里建设的。” 徐驰接着说，这一年的10月，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深入到这片鲜为人知的不毛之地，再次对程子华带领工作组选择的厂址进行考察，同时登上兰尖火山铁矿，对矿区进行了实地测算，当时估计攀枝花的铁矿可供一个年产11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厂开采60年。两位副总理回去后立刻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认定攀枝花的弄弄坪为最佳的厂址，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彭德怀插话说：“前面的同志为三线钢铁厂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值得我们学习，徐总指挥，你是什么时候从北京到这里来的？” 徐驰答道：“1965年2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成立攀枝花（当时叫渡口）特区，建立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我就被从冶金部抽调来这里任职。” 彭德怀说：“你和程子华、李富春、薄一波他们都是先行者，我今天能坐着汽车到这里来，那全是托你们的福，应该感谢你们这些开拓者。” 徐驰忙说：“彭总，要说你才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哩！” 彭德怀连连摇头：“不能这么说，同千千万万牺牲了的革命先烈们比起来，我彭德怀算个啥？我们都要为人民立新功，把大三线的建设搞好。” 徐驰接着汇报说：“特区党委和建设总指挥部成立后，国务院为了加快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再次组织了10个部、21个勘探设计部门陆续开进这里，一切都实行现场探查，现场办公，现场定方案，很快拿出了建设钢铁基地的总体规划。接着，由中央13个部抽调的第一批建设者共5万多人，立即从全国的大江南北汇聚这里，沉寂了亿万年的荒山野岭响起了隆隆的开山炮声，中国大三线钢铁厂的建设拉开了序幕！” 徐驰的汇报使彭德怀听后十分激动，他站起来，在屋子里一边走动一边说：“攀枝花的建设真不容易，这么大型的现代化钢铁基地，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全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把它建设好，这是中国十大钢铁基地中唯一的一座靠中国人自己力量建设起来的钢铁基地，它将成为金沙江畔的一颗明珠，成为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彭德怀突然停下脚步，看着徐驰说：“你这位总指挥肩上的担子很重啊！我想听听，现在各方面的进度怎么样了？” 徐驰接着汇报说：“现在由重庆钢铁设计院负责的整个特区城市建设规划已经结束，各厂矿的设计正在按照方案加紧进行。担任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都住在附近农民家的草棚里，没有桌子，将农民家的棺材板搬过来，俯在上面画图纸。白天屋子里太热，没有电，没有风扇，设计人员就每人打一桶水，将脚泡在水里降温，晚上就点着桐油灯画图纸。” 彭德怀感慨地说：“在建设的和平年代里，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希望特区党委能好好地总结一下，用来教育整个参加建设的队伍。” 彭德怀对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选址和初期的各项工作都十分满意，对广大知识分子、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和民工在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表示赞赏。接着，他又问了一些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徐驰一一地做了回答。 彭德怀听后满意地说：“你们建设的先头部队‘打’得很勇敢，很顽强（仍然是习惯的军事术语），现在成昆铁路正在加紧修建，昆明到这里的公路干线已经改建完工，500吨重的重型设备可以在铁路修通之前通过公路进来了，这就大大地加快了建设的速度。钢铁基地内部的公路网也已修建完成，金沙江上架起了一座铁索桥，40吨重的卡车可以在上面行驶，使整个建设能够做到相互配合，跑步前进（还是军事术语）。西昌小庙试验厂的炼钢脱钛试验正在加紧进行，铁矿、煤矿按照设计已经开工，冶金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产品设计人员也分期分配来到这里，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现代化大工程，你们总指挥部指挥得力，调度有方，再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持，只要我们一鼓作气，乘胜前进，就一定能尽快地把大三线的钢铁基地建设起来，有了钢铁，我们就能建造自己的大炮、飞机和军舰啦！” 徐驰说：“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整天不睡觉也要提前完成建设任务。” 彭德怀忙说：“毛主席说了，‘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好觉’，我看是既要快又要好才行。只要我们这些干具体工作的同志少睡点觉，多出点力，毛主席就能睡好觉了……”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一章 第一章 彭德怀听完秘书的话摇摇头，凄然一笑，然后说：“綦秘书，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想你一定能看出这文章后面即将来临的风暴。这个姚文元真是个混蛋，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就开始无事找事，在鸡蛋里去挑骨头。有什么法子哩，无非是再来一次全国上下对我彭德怀的批判。我已想好了，我一生光明磊落，对得起党和人民。实际上哪有人是被批臭的哩，只要自己不腐烂，不变质，就什么都不怕！” 彭德怀是1965年11月30日从北京到达成都的。 就在这一天，我们民族史上那场空前浩劫的风暴正在悄然刮来。这天的《人民日报》，将姚文元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学术研究》专栏里给予了转载。 当时，彭德怀忙于安定住处，接受新的工作，未能读到这篇文章。 12月4日，彭德怀在听西南三线建委留守处一位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后，趁休息的时间走到会议室的报架前，伸手取了一份《人民日报》，然后戴上老花眼镜阅读。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道： 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 读着读着，彭德怀突然站起来，生气地将报纸扔到报架上。 会议结束，彭德怀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一进门就是一拳击在桌子上，同时大声地吼道：“胡说，这简直是胡说！” 警卫参谋景希珍和秘书綦魁英大惊，忙问：“彭总，发生了什么事？” 彭德怀说：“别问了，你们去会议室看看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吧！” 景、綦二人忙去会议室看报。只见姚文元在这篇“巨著”里指出：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 二人读完文章，都感到很震惊。 为了安慰彭德怀，他们就说：“彭总，我们都是当兵的，谁弄得清那些学术研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文章批的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你又与他没有什么联系，更何况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历史上的事情，让他们读书人争论去吧。” 彭德怀摇摇头：“你们真傻，这文章明明是含沙射影，打我彭德怀的耳光，而且叫你有气都没有地方出。人家说的是历史，可实际却是另有所指。现在革命胜利了，我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还能弄得过那些摇笔杆子的人。” 景希珍说：“彭总，那文章中又没有点你的名字，人家批的是戏。” 彭德怀听后冷静了下来，说：“小景说的也有道理，自古写忠臣良将的戏多得很，吴晗这个人，我与他没有什么交往，他写戏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说是为我老彭打抱不平？” 此时已离开政治中心的彭德怀并不知道，就在姚文元这篇文章发表不久——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的西湖边，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早已将彭德怀这个“敢于骂皇帝”的“海瑞”，列入了“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打倒、批臭的一个重要目标。 “只会带兵打仗”的彭德怀毕竟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过党内和军内的许多重要职务，不但是一名职业军人，更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六年时间里，他独住在挂甲屯里，一边劳动，一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使他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敏锐力也大大增强。从姚文元的文章中，他洞察到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他要趁这场风暴还未到来之前，抓紧时间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他要在这场风暴中，做一棵宁折不弯的英雄树，高昂起不屈的头颅，为真理、为正义、为着自己深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彭德怀点燃一支香烟，一边吸着，一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警卫参谋景希珍见他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就劝道：“彭总，你最近常咳嗽，还是少吸一些好。” 彭德怀看了警卫参谋一眼，然后又猛地吸了一口香烟说：“哎，我也知道要少吸烟，可是自从庐山会议之后，这烟就越抽越多了。” 接着，他又说：“那个姚文元是干什么的，怎么总是将吴晗的戏硬往我头上套，这是在搞学术争论，还是在搞别的什么？我是挨过全国上下批判的人了，刚出来工作，不容易呀！” 停了一会儿，彭德怀说：“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为此我愿意做一块煤，燃烧尽自己。可是，现在看来，我就是想做一块煤，也不会让我燃烧了。” 秘书綦魁英忙劝道：“彭总，不管那个姚文元怎么骂，反正你名叫彭德怀，又不叫海瑞，怕什么，还是多保重自己的身体重要。” 彭德怀听完秘书的话摇摇头，凄然一笑，然后说：“綦秘书，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想你一定能看出这文章后面即将来临的风暴。这个姚文元真是个混蛋，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就开始无事找事，在鸡蛋里挑骨头。有什么法子哩，无非是再来一次全国上下对我彭德怀的批判。我已想好了，我一生光明磊落，对得起党和人民。实际上哪有人是被批臭的哩，只要自己不腐烂，不变质，就什么都不怕！” 彭德怀的话，说得身边的这两位工作人员也不便再劝了，只是用那崇敬的目光，久久地望着他。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走到桌前，用力掐灭了烟头，用牙咬了咬宽厚的嘴唇，坚定而果断地对望着他的警卫参谋和秘书说：“不管他们的，让他们去闹吧，我们还是得抓紧时间干我们的正事！明天我继续听三线建设工作的汇报，过几天我带你们一同到三线建设的一些大工厂去看一看。我们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地工作！” 第三章 彭德怀轻声地说：“不了，我们不进去了。” 说到这里，一滴泪珠从这位英雄的元帅眼眶里涌了出来，与脸上的水珠融在了一起。 元帅久久地伫立在雨幕中，看着小楼的灯光下那个十分熟悉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好了，好了，看看这个地方就行了，行了，看看就行了啊！” 彭德怀住在成都永兴巷7号大院中的一间平房里。他曾一再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三线建委的同志表示，不要安排那么大的房子，只要能放下一张桌子和一张办公桌就行了。 彭德怀住的地方离西南三线建委的办公地点较近，他坚持不要汽车接送，每天自己步行上下班。他说，这样一来可以锻炼身体，二来也可为国家节省一点汽油。 原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当时也在成都，住在童子街29号，离彭德怀住的永兴巷7号很近。 这天，彭德怀到省委总府街招待所理发，认识了曾参加过志愿军的理发员贾月泉，从他那里得知邓华的消息，立刻叫人买来一张成都地图，戴上老花眼镜，在上面寻找童子街的位置。 很快，彭德怀便找到了童子街，他取下老花镜，兴奋地对身边的警卫参谋景希珍说：“天一黑，我们就立刻行动！” 在朝鲜战场的枪林弹雨中，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与副司令员邓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一个指挥部里多次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这种血与火中结下的友谊，那才是人间难觅的真情。可是，自从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受到批判，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邓华也被贬谪到成都，两位生死战友，从此不通音讯。 经过六年之后，彭德怀终于打听到了老战友的地址，而且从地图上看离自己的住地很近，心情显得很激动。 景希珍得到彭德怀“天黑出发”的“命令”后，担心彭德怀对成都的道路不熟悉，就事先前去“侦察”了一番。 景希珍按照地图所指，很快找到了邓华的住地。 原来，这童子街29号是一个大院，院子里有几栋家属宿舍，是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司局级以上干部的宿舍。经过打听，大院西侧有一栋两层楼的小院，邓华就住在这个小院里，四周没有别的住户，门前也没有设门卫，进出都很方便。 景希珍将了解的情况向彭德怀作了汇报。 彭德怀一听顿时高兴起来，连连称赞：“小景，你这个侦察兵还真发挥了作用。见到邓司令员后，我让他表扬你这个志愿军老侦察兵。” 景希珍见彭德怀如此高兴，就说：“彭总，地点倒是侦察到了，但我作为警卫参谋，还是有些不放心。” 彭德怀说：“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天黑了出去，两个大活人，还怕什么！” 景希珍说：“我们刚到成都不久，对这里的情况不太了解，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彭德怀问：“你说怎么办？” 景希珍说：“彭总，你得先化一下装。” 彭德怀一听，顿时有些生气地说：“光明正大地去看老朋友，还化什么装？” 景希珍说：“彭总，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我们对现在成都的社会情况的确不了解，还是提高一点警惕为好。”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说得有道理，点头表示同意。 谁知天刚黑下来，天空却下起了蒙蒙细雨。 景希珍见天气有些寒冷，路面又滑，担心彭德怀的身体，就问：“彭总，还去不去？” 彭德怀如同战场上指挥战斗一样，将手一挥：“走，定了的事，就是下刀子也不能改！” 景希珍建议让司机赵凤池开车接送。 彭德怀连连摇手：“不不不，让小赵休息，这么近的路，散散步就到了。” 景希珍只好让彭德怀戴上大口罩，就跟在他的后面出了门。 走出大院，二人在蒙蒙细雨中穿小巷行走，昏暗的路灯照着他们的身影，不时地有人从对面走来，警卫参谋景希珍就不由地一阵紧张。 然而，令警卫参谋景希珍担心的还远不止这些，他担心路上遇见熟人，万一认出彭德怀，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自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与邓华就同时在政治上“出了问题”，这两位当年志愿军的正、副司令员在这蒙蒙的雨夜相会，万一走漏了风声，不知会给他们各自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更何况现在报纸上正不断地批“海瑞”，这两个被罢了官的功臣，见面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原本想劝彭德怀，暂不要去见邓华。但是，这两位在生死血海中结下友谊的军人，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渴盼见面的决心呢？ 二人就这么在细雨中默默地走着。 转过一个弯，前面便是一个大院，景希珍说：“到了。” 彭德怀停住脚步：“我们先进去吧。” 二人进了大院，便看见靠大院西边的那个小院了。 景希珍用手指着一座小二楼，轻声地说：“那就是。” 彭德怀站在细雨中，抬头朝那座小楼看去，只见蒙蒙雨幕中，小楼里的电灯亮了，一个身影在屋子里走动着。 彭德怀兴奋地说：“就是他，就是他，邓华，那背影一看就是邓华！” 彭德怀这位硬汉子，这位在血火面前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铁骨男儿，一下子热泪涌满了眼眶。可是，当他向前走了几步之后，不觉又停了下来。 景希珍不解地问：“彭总，怎么不进去呀？” 彭德怀此时此刻是多么想敲响老战友的房门，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老战友的手啊！然而，他却尽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用牙齿咬住宽厚的嘴唇。在细雨蒙蒙的这个夜晚，庐山会议的情景也许又浮现在眼前，前几天报纸上连篇累牍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又使他想起了很多很多。他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是一个铮铮的硬汉子，他宁愿自己粉身碎骨，宁愿被无情的烈火烧成灰烬，也决不会去连累别人。 彭德怀轻声地说：“不了，我们不进去了。” 说到这里，一滴泪珠从这位英雄的元帅眼眶里涌了出来，与脸上的水珠融在了一起。 元帅久久地伫立在雨幕中，看着小楼的灯光下那个十分熟悉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好了，好了，看看这个地方就行了，行了，看看就行了啊！” 第六章 现在，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秀才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继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修正主义”之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陈伯达背着毛泽东修改发表的这篇社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 当时不少人将这篇社论奉若神明，大小单位都组织学习。 人们惊魂失魄地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就是一些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人们，这时也感觉到这篇社论是有来头的。 为了不忘记历史，我们再来读一读那些气势汹汹的语言吧：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轻的一代和将来一代…… 彭德怀读了这篇社论，认为其中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曾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读过这篇社论没有？” 答：“没有读过。” 彭德怀说：“没读过更好，要是读了，得把人的肚子都气炸的。” 他将那张报纸拿出来，把上面画了红杠的地方指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并对秘书綦魁英说：“綦秘书，你的文化高，你给看一看，这些说法对不对？好像全中国到处都是坏人了，到处都是我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人员了。” 綦秘书看了社论后笑着说：“彭总，社论批的都是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与我们军人有什么关系？” 彭德怀说：“我看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不是还说了那些军队里的代表人物吗？” 綦秘书怕彭德怀为此生气，影响身体，就说：“这也没有你的事，你现在又不是军队里的元帅，又不是国防部长，又不带兵了，只是一个建设三线的第三副主任，就是批判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还轮不到你的头上，我们就安心地在三线抓自己的工作，管他们怎么说呢。” 彭德怀点点头说：“綦秘书，你说得有道理。现在不是秀才遇到兵，而是兵遇到了秀才，有理也说不清了。” 彭德怀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那张报纸上敲了敲：“你看这些秀才说的，全是一派胡话。解放了，建国了，得天下了，秀才们都出来了，把我们这些当兵的到越搞越糊涂，一句话说不好就会被扣上帽子，今后谁还敢讲话？现在最不讲理的就是那些秀才，到处造反，造谁的反呀？造我们自己的反。毛主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呀，用不了三年，全国都会被他们搞乱的。这样搞，国家给搞穷了，秀才们自己也会饿瘦了。他们饿瘦了可以躺在家里写文章骂人，战士们饿瘦了可就不能守边防打敌人呀……” 彭德怀的话，说得身边穿着军装的秘书和警卫参谋都笑了起来。 无论如何，彭德怀都是有眼光的，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很敏锐。事实说明，这篇社论是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阴谋庞大计划最早的序曲。 其实，这篇社论开始时的标题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起草这篇社论的的确是几名穿着军装的秀才。 196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和《解放军报》社的朱鹏、尚力科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并受命于当天上午10时去钓鱼台八楼康生住处，接受陈伯达、康生的“指示”。 见面之后，陈伯达和康生就说，要你们来就是要赶写一篇社论，预定于次日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做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伯达强调说：“社论是报社的旗帜，是灵魂，今天就要写好这篇，明天发表。” 接着，陈伯达就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让这几个人写好后再拿去给他“过目”。 当天晚上10时之前，这篇社论送陈伯达处，社论的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伯达接到社论的初稿之后，就在当晚10点钟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然后两次挥毫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加上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新名词，用以吓唬人。 由陈伯达首先在当时的报纸上制造出来的这些名词，一时间风靡了整个中国。 就此之后，陈伯达觉得还不够劲。 深通文墨的陈伯达是知道一篇社论标题的重要性的，经过他反复地推敲之后，只见他大笔一挥，将原来的《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当晚没有送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查，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说起陈伯达，彭德怀曾与这位秀才打过多次交道，深知这位秀才的“水平”。 1959年7月14日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万言书”时，作为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当天就获悉了信中的内容，他见毛泽东当时对这封信的内容有肯定的意思，就对这封信进行了赞扬。 在一次晚饭后散步的时候，陈伯达追上彭德怀，又当面对彭德怀进行了称赞。 彭德怀却说：“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行了。” 陈伯达说：“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怎么能反对呢！” 可是，九天之后，形势却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变化。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这封“万言书”进行了批判，说这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向党发起进攻。同时指责彭德怀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 一贯善于政治投机的陈伯达，一看风向不对，于是就反戈一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一个积极赞赏“万言书”的“秀才”，一下子变成了批判的急先锋。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反彭英雄”。他在会上大骂彭德怀是“旧军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是“背上有反骨”的人。 这还不算，陈伯达为了讨好和迎合毛泽东，为自己在彭德怀一事上逃脱罪责，接着便挥动他的那支秃笔，连夜赶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的长文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陈伯达在这篇文章里，将彭德怀称作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还将彭德怀“反党”的历史追回到1941年。他举例将彭德怀当时的讲话《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说成是一份“伪君子”的讲话，同时全文公布了1942年6月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信，以此说明毛泽东早就发现彭德怀有“野心”，并对彭进行过“严肃批评”等等。 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并印发到全党“学习”。 陈伯达——一个活脱脱的政治投机商。 彭德怀这个兵，在陈伯达这位秀才面前变得有理也说不清了，最终打了“败仗”。 毛泽东此时已经改变了让彭德怀先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然后逐渐让其出来工作的初衷。他先是在一次同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的谈话中说道：“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蛊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现在，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人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第八章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开始了揪黑后台的高潮。 曾经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黑后台，遭到“炮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炮打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全国上下失去控制，开始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乱。 在大揪刘、邓黑司令部的同时，这些人也没有忘记彭德怀，在全国各地的大字报中，一再地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被罢了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 这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保卫科的电话打到了彭德怀办公室，可是找的不是彭德怀，而是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 景希珍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彭德怀。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神秘的样子，就停下来，问道：“什么事，还对我保密，我要不要出去一会儿？” 景希珍示意彭德怀坐下。 接完电话，景希珍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外出一个月回来，成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现在你得听我的命令。” 彭德怀笑着说：“小景，这要看你下的是什么命令。” 原来，为了“解放大西南”，四川各地造反派正在云集成都，准备对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进行冲击夺权，国务院西南三线建委自然也是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彭德怀更是他们所要捕捉的首要对象。 在此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已受到多次冲击，一群自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捉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并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进行了批斗，完后又用卡车载着游街示众。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阎秀峰，由于认识他的人不多，趁机跑脱，躲进了西南三线建委的办公大楼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因为江青在一次接见四川红卫兵时说了一句：“廖井丹是个呀呀唔（不怎么样的人）。”也被一群造反派揪斗，成都市的社会治安出现混乱。 基于这样的原因，西南局和省市的保卫部门为了安全，就想法让一些目标较大的领导到外面去躲避一下。在此之前，有一些省市的领导早已离开成都，到了下面一些县市或工厂，或者是更加偏远的乡村躲避起来了，现在西南局保卫科正式通知了彭德怀的警卫参谋。 听完景希珍的话，彭德怀直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景希珍说：“彭总，这是西南局保卫部门的指示，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得执行。” 彭德怀说：“执行什么，逃避群众，害怕斗争，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 景希珍劝道：“彭总，现在群众运动起来了，一时又分不清阵线，社会混乱，出了问题怎么办？” 彭德怀说：“小景，你别动员我，我彭德怀反正不怕群众，要斗让他们斗去，世界上总有个真理吧！” 景希珍说：“群众那么多，运动起来了，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彭德怀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的。就是坏人来了，我也不怕，几十万日本鬼子我们都给他打垮了，难道还怕几个坏人！你想想，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难道是来当逃兵的？我们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重任如山，怎么能够带头躲起来呢？三线建设几十万部队和职工都看着我们，下面未溜，我们到先溜了，这跟打仗时扔了自己的阵地当逃兵有什么两样？我们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待？” 在这前几天，西南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曾来劝过彭德怀，让他跟随西南局和省里的部分领导一同转移到下面的市或者别的地方去，同样受到了彭德怀的“抵制”。当时，彭德怀看那位负责同志态度太“诚恳”，硬是要他离开成都三线建委，一下子来了脾气，将坐着的滕椅往后一蹬，立刻站起来，猛拍了一下桌子，与这位负责同志吵了起来：“你们还叫共产党员吗？还叫共产党的干部吗？我看你们是自己心中有鬼，才害怕群众，害怕大字报，害怕被批斗。我就不怕，让那些学生来好了，我就跟他们走，我那点问题是明摆着的，他们还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呀！如果他们真是颠倒黑白，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风气已被弄得很坏了，我们这个执政党就得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我都敢跟他们斗争，几个学生娃娃有什么可怕的！要走你们走，我彭德怀就是不走，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守阵地，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坚守的阵地上！” 那位负责同志说：“现在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过去战争年代与敌人是面对面，各自穿着不同的军装，一眼就能认出来。现在很复杂，好人坏人一时分不清。” 彭德怀说：“分不清也不怕，中央不是有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吗？照那上面办的就是好人，不照办的就是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那位负责同志说：“彭总，你没看吗？现在文件是文件，做事是做事，一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都瘫痪了，谁来贯彻执行？我看还是快点走为好，你要是出了事情，我们也无法向上级交待。” 彭德怀执意不走，说：“有些事情真把我也弄糊涂了，这样下去生产要下降，老百姓将来吃什么，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办？一些事情真是让人越想越奇怪，想不通，怎么都想不通。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反正我是不会离开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不走，出了问题与你们没有任何的责任，由我自己负责。” 一个固执倔犟的彭大将军，还未从庐山会议上书的“万言书”中吸取教训，六年的罢官生涯并未使他屈从权力，失去良知，他那双拿惯了枪的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要拿起笔来为国为民请命，这是一个何等正直刚烈的人啊！ 那位负责同志一听彭德怀又要写信，连连摇头：“彭老总，你怎么又要写信，现在是写信的时候吗？” 可是，彭德怀却拉开抽屉，从里面真的取出一封信来，递给了那位负责同志。 那位负责同志一看，真是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彭德怀来三线之前，毛泽东就曾让刘少奇在相关会议上讲过，希望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们都支持彭德怀的工作：“他有什么意见，要给我写信，你们不准阻拦，必须转给我。”那位负责同志拿着信，只好答应立即帮他送上去。 已经动员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位负责同志也没有办法了，临走一再地嘱咐彭德怀要小心。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警卫人员找三线建委留守的同志。 此时，景希珍见说服不了彭德怀，就说：“作为警卫参谋，我现在是执行西南局保卫部门的命令，为了你的安全，必须得在明天天黑以前，离开成都，我们一同到内江去，那里有西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先在那里‘休息’。”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你是要子弹从我的前胸穿过去呢，还是让子弹在我的后背上打一个洞，留下千古的骂名？你说，我要怎样才好？” 彭德怀的一番话，说得景希珍无言对答。屋子里一下子沉入了一种凝重、悲壮的气氛中。 就这样，彭德怀没有跟着“大逃亡”，他留在了成都三线建委，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到了晚上，他常戴上大口罩，带上警卫参谋景希珍，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 第九章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就这样，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到大三线工作了一年零25天之后，历史再次无情地将这位正直刚强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抛进了苦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成都永兴巷。 这是离闹市区不太远的一条小巷，里面有许多四合院，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院墙较高，将外面的世界与里面隔断。每个院子里都有很多住房，既各自相对独立，总体上又相近相靠。院子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巨大的树冠覆盖着屋顶，冬天里院子便显得有些阴冷。 小巷的第7号院同样是一个大院，院子宽敞，洁净。与其他院子不同的是，在这个大院的东头又有一个小院套在里面，形成了院中院。彭德怀到成都上任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平房里。小院的外面住的是随同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和他们的家属。 为了保证彭德怀的安全，不但在大院的门口派了站岗的战士，同时在小院门前也派了岗哨。 小巷的居民们只知道这里是一个中央的保密“机关”，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住着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彭德怀元帅。 1966年年底，全国的大专院校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小学都不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口号”。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对红卫兵不厌其烦的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小兵运动在全国大中小学蓬勃兴起。被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冲出校园，奔向社会，以“革命先驱”的面目出现在各种群众集会的场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彭德怀所在的永兴巷7号，高高的院墙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很快就成了红卫兵瞄准的目标。 远在北京的江青、康生、戚本禹没有放过彭德怀，他们在一些大小会议上一再地点名，说彭德怀就是那个敢于骂皇帝的“现代海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因为“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他躲到大三线去了，逃避群众斗争，必须要将他押回北京来批判。 江青当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戚本禹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在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代理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用江青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所说的话来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权力之大。 既然这伙人不放过彭德怀，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首的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很快地成立了“揪彭（德怀）战斗队”，直奔成都。 韩爱晶和王大宾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等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是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他们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四处“造反”，为所欲为，彭德怀是他们“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争功，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便首先派人赶赴成都，对彭德怀进行抓捕。 这伙红卫兵找到彭德怀以后，一看是一个如同老农一样的老头子，对人态度和蔼可亲，根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反革命”，于是便坐下来对他进行“帮助”。可是这一“帮助”，这伙人却被彭德怀的言谈举动感动了，便要他讲革命故事，讲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路线，讲抗日战争中与日本鬼子的生死拼搏，讲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国鬼子的生死较量，听着听着，这些小将都听得入了迷，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有的小将还主动给彭德怀倒开水，让他接着讲。 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将，彭德怀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自己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今天这些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那是多么幸福啊！回想自己小时随祖母在冰天雪地里讨饭，下狗洞一样的煤窑去挖煤，光着脚板去给地主家放牛，他的心里就要流泪。今天的江山来之不易，应该要一代一代的珍惜啊！彭德怀认真地给青年们讲着，对于一些人提出的责难，他也是耐心地解释，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革命，理解自己。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 问：“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向毛主席提意见？” 彭德怀看着这些天真的孩子，笑着说：“那不是提意见，而是提建议。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 问：“是你的对还是毛主席的对？” 彭德怀答道：“不是谁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得服从真理，真理往往是要经过实践才能证明的。当时大跃进，几年就要超过英国，几年就要赶上美国，好像别人站在那里等你去赶去超，要知道别人也在往前走呀！我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我当时说了，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 当问到他在部队里搞什么“军事俱乐部”，组织“反党小集团”时，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地说：“那是没有的事，全是假的，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我要保留！” 接着，这些红卫兵又向彭德怀提了一些问题，他都认真地做了回答。 这样一来，本来是来抓彭德怀的这些红卫兵，反而被这位老人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了，他们立刻对这位元帅产生了好感，感到见面之后的彭德怀与江青、戚本禹一伙人所描写的完全是两回事，于是便对他说：“听了你的话，我们感到你人很直爽，我们就回去了。” 临走，彭德怀还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并说：“欢迎小将们再来。”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在自己的住地再次与另一批红卫兵相遇时，等待着他的命运便从此开始转向了另外一条悲壮的轨道。 回到住地，这些红卫兵对彭德怀的话进行了分析，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抓彭德怀回京产生了分歧。 没有办法，这些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只好派两名代表回京向中央文革汇报。 戚本禹听了汇报之后很不高兴，认为“东方红”的头头立场不坚定，被彭德怀欺骗了，并命令他们“赶快派人再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来！” 为了防止再次被彭德怀“欺骗”，出现“右倾动摇”，戚本禹来了一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接着又秘密命令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韩爱晶，迅速派人到达成都，对彭德怀实行秘密抓捕。 在经过仔细地调查之后，这伙人弄清了彭德怀住的地址。认为采取明的办法不行，因为彭德怀的住地有军队守卫，四周的居民知道后也可能会出来阻挡，于是便决定采取秘密行动，对彭德怀进行秘密强行绑架。 1966年12月23日深夜，永兴巷的居民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小巷里静悄悄的。 凌晨3时，有几个黑影出现在永兴巷7号围墙外面。 大门紧闭，里面有战士在站岗。 几个黑影绕到院子后面，相互攀着爬上了围墙。 当几个黑影翻进围墙时，立刻被警觉的哨兵发现。 “什么人？”哨兵大声喝着，接着就是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 几个黑影吓得忙说：“别开枪，我们是北航红旗（当时对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简称）的红卫兵。” 哨兵走过去，问道：“你们来干什么？” 对方答道：“我们奉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来的。” 哨兵说：“这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住的地方，与你们没有关系。” 仗着有江青等人的撑腰，北航红旗的人哪肯罢休，就要朝里面走。 哨兵不同意，双方开始争吵起来。 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一家就住在大院靠大门的几间平房里，这几天来他与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都要陪彭德怀到深夜。这时他刚躺下，就听见了外面的争吵，立刻披衣起床，到外面一看，竟是一群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 綦魁英客气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半夜三更跑这里来？” 对方见他披着军装，就说：“我们是北航红旗的‘揪彭战斗队’，你知道吗，我们的司令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韩爱晶，我们要找彭德怀。” 綦魁英一看不对，就说：“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的家属院，没有什么彭德怀。” 对方吼道：“你骗我们，我们早就侦察好了，彭德怀就住在这里。” 一会儿，司机赵凤池跑来了，与綦魁英一同阻拦北航红旗的人。 那伙人根本不听，就要朝里面冲。 警卫参谋景希珍一家住在里面紧靠彭德怀住的小院，也听见了外面的吵闹声，他一下子翻身起床，迅速提起手枪冲了出来，站在小院的门前，将人群拦住，同时大声喝道：“这里是国务院三线建委，不准你们胡来，谁要朝前冲我就开枪！” 夜空里，响起了一阵拉动手枪快慢机的声音。 在军人威严的喝令声中，一群北航红旗“揪彭战斗队”的人停了下来。 双方再次发生争吵，“揪彭战斗队”的人还是想冲进小院。 谁知小院里的彭德怀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他起来拉亮电灯，披上一件毛衣，打开了小院的门，问道：“天还没亮，有什么事？” 没有人回答。 夜色中，他看见了警卫参谋的背影，手中提着一把手枪，站在小院的门外。再向前面看，站着几十个人，正在吵吵闹闹。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对警卫参谋命令道：“景参谋，把枪收起来！” 景希珍只好服从命令。 “揪彭战斗队”的人一看出来的是个老头，断定就是彭德怀，于是一窝蜂地围了上去。 彭德怀说：“小将们，你们要干什么？” “揪彭战斗队”中一个小头头说：“彭德怀，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彭德怀问：“上哪去？” 对方说：“这你不要管。” 彭德怀说：“可我的工作总得移交一下吧。” 对方说：“不用了，只要你跟我们走一趟就行。” 彭德怀爽快地说：“好，我跟你们走，到哪都行。不过我得先穿一件衣服。” 彭德怀走进屋里，穿上一件衣服，走出来对那伙人说：“走就走吧，你们在前面带路。”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就这样，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到大三线工作了一年零25天之后，历史再次无情地将这位正直刚强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抛进了苦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十章 彭德怀说：“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共产党里出了内奸，要害人了，你还跟我干什么！快回去吧，要杀头我一个人顶着，不能再连累别人了！你走吧，你走呀！” 景希珍看着彭德怀被折磨得疲惫的面容，才几个小时啊，一个生龙活虎的共和国功臣，就被这些人弄成了这个样子，就对彭德怀说：“保卫彭总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要死要活我都得跟你在一起，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责任。” “胡说！”彭德怀一下子来火了，对自己的警卫参谋大声命令，“景参谋，我现在命令你：立——正，向后——转……” 彭德怀会被一伙人押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汽车刚开走，跟随彭德怀多年的綦魁英、景希珍、赵凤池面对着空荡荡的永兴巷7号大院，感到一种难言的痛苦。 他们立刻在院子里寻找，终于发现了一个还未来得及上车的“揪彭战斗队”的人。 景希珍冲上去，一把抓住这个人，气得掏出手枪，问道：“快说，你们要把彭总带到什么地方去？” 对方一见这位军人怒眉倒竖，吓得连忙说：“他们开车去了东郊的成都地质学院。” 彭德怀的三位随行人员立刻将情况报告了坚守在办公大楼的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 钱敏一听急了，一边让綦魁英前往彭德怀住地，看住不要让人随意查抄彭德怀的东西，一边让景希珍与赵凤池一起，开着车去成都地质学院，将彭德怀生活需要的东西送去。紧接着就给国务院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打电话。 谁知三个人回到永兴巷7号大院，又有一群人冲了进来，他们在彭德怀的屋子里任意乱翻，将一些笔记本、信件、文件都抄了出来，并要强行带走。 綦魁英坚决不同意，双方在屋子里相持。 彭德怀由于走得匆忙，脚上穿的是一双单鞋，头上也没有戴帽子。成都的冬天阴冷而潮湿，景希珍给带上了那双放在屋子里的棉鞋和帽子，再加上一套棉衣和其他的生活用品，驱车直奔成都地质学院。 这时，天色早已亮了。位于成都东郊的成都地质学院大门紧闭，不让他们进去。 景希珍下车后，与之多次交涉，才得以将车开进校园。 当景希珍在教学大楼的一间紧靠里面的屋子里见到彭德怀时，只见一群人将老人推在一张椅子上，让他高高地站在上面，头上戴着一顶纸糊的尖帽，正在接受批判。 跟随彭德怀多年的景希珍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这位在朝鲜战场上跟随彭德怀出生入死的老资格的警卫参谋，这一下顾不了那么多了，如同当年在战场上保卫彭德怀一样，他用力分开人群，一下子冲了上去，将彭德怀从椅子上拉了下来，然后将那顶尖帽扔在地上。 景希珍含着泪水，扶着彭德怀在椅子上坐下，将带来的用品双手捧到元帅的面前：“彭总，我给你送生活用品来了。” 两个人的目光久久地相望着，分别才短短的几个小时，两个人却好像分别了很久很久。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苦难使人感受到时间的漫长…… 令警卫参谋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看着他，却并不伸手来接东西。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突然大声地吼道：“谁让你送东西来的，你快回去，你快回去！” 景希珍含着泪说：“彭总，你快把棉鞋穿上，这冬天里很冷的……” 彭德怀生气地说：“你快回去吧，我不能连累你们，你们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快走吧！” 景希珍说：“彭总，我是警卫员，朝鲜战场上敌人的枪炮都没有怕过，我一定要保卫你……” 彭德怀说：“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共产党里出了内奸，要害人呀！你还跟我干什么！快回去吧，要杀头我一个人顶着，不能再连累别人了！你走吧，你走呀！” 参加批斗的红卫兵被元帅与警卫员之间这种战斗情谊感动了，有的悄悄地退了出去。 景希珍看着彭德怀被折磨得疲惫的面容，才几个小时啊，一个生龙活虎的共和国功臣，就被这些人弄成了这个样子，就对彭德怀说：“保卫彭总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要死要活我都得跟你在一起，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责任。” “胡说！”彭德怀一下子来火了，对自己的警卫参谋大声命令，“景参谋，我现在命令你：立——正，向后——转……” 在元帅的命令下，景希珍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成都地质学院。 回到永兴巷7号，景希珍将彭德怀所受的迫害告诉了綦魁英和赵凤池，三位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跟着彭德怀的老战士，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站立在寒风中失声痛哭起来。 就在北航“红旗”战斗队押走彭德怀不久，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的人又冲进永兴巷7号，当他们发现这位老人已被别人抢先带走了时，便根据了解到的情报，直扑成都地质学院。 可是，已经抢先一步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人就是不肯放彭德怀出来。 两个来自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便开始争吵起来。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对彭德怀实行“共管”。 戚本禹得知由他派往成都的两所大学的部分红卫兵已将彭德怀控制在手，感到非常高兴，他立刻给首都的几家报社打电话，让他们组成一个记者组，迅速赶往成都，并让在成都的北京两所大学的红卫兵将彭德怀严密控制，在全市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与此同时，戚本禹还给沿途各地打电话，让他们在路上再批斗几次。 12月26日，戚本禹在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便向江青报告：“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两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江青一听兴奋地说：“小将们干得好，不能让彭德怀再在三线当官做老爷了，要叫小将们狠狠地批斗他！” 1966年12月25日，被红卫兵控制了三天的彭德怀，被押上了第34次列车加挂的一节车厢，秘密从成都押回北京。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召见，让他出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到满怀信心奔赴成都，然后马不停蹄地前往三线建设重镇攀枝花等地视察和工作，从1965年11月30日到1966年12月25日前后只不过一年零25天的时间，不但从此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同时失去了人身自由。 就在临上火车的一瞬间，突然有两个军人推开人群，冲了过来。 彭德怀一看，立刻大叫起来：“回去，你们快回去！” 两个军人说什么也不听，他们说：“彭总，你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决不分开，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职责！” 彭德怀吼道：“胡说，快给我回去，要杀头我一个人顶着，怕什么，几百万日本鬼子、美国鬼子我都没怕过，还怕我们自己的这些孩子！” 警卫参谋景希珍说：“彭总，朝鲜战场那么激烈的战斗，我们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更不能离开，是死是活我们都在一起！你被人抓走了，我这个警卫参谋却不在身边，你说，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待！怎么向毛主席党中央交待！” 彭德怀听后长叹一声：“小景，这不是在朝鲜战场，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打’起自己人来了，你们去了又能起什么作用？你们别再跟我去了，你们都有老婆孩子，我不能连累你们！” 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心中也时时想着别人，这就是彭德怀元帅那颗令人崇敬的伟大心灵！ 警卫参谋和秘书怎么忍心让自己的元帅独自去虎穴龙潭，他们紧跟着一同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第十一章 1966年12月27日，从成都开来的列车开进了北京站。 当最后一节挂车车厢打开时，几位军人早已站在了外面。 彭德怀被一群红卫兵押到了车厢门口。 这时，走出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来，“叭”地一下立定站在彭德怀面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彭德怀在离开北京去西南大三线之前，心中总惦记着一个人，可是这个人一直都没有见到，这使他心中很是不安，他想在自己离开之前，一定要想法与他见上一面。 这个人便是周恩来。 彭德怀清楚地记得，在他将要离开北京的一个早晨，他再次向总理办公室挂电话，结果仍然是总理太忙，不在家。 放下电话，彭德怀叹了口气：“唉，总理实在是太忙了，而我却闲待了六年，真是惭愧呀！” 彭德怀不愿再去打搅周恩来了，忙着打点行装，奔赴大三线。 这天午饭刚过，彭德怀挂甲屯屋子里的电话铃响了。 他拿起话筒，不觉一下子愣住了。由于激动，拿话筒的手微微地有些颤抖：“哦，总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没有忘记彭德怀，约他到中南海的家里相见。 彭德怀一阵高兴，可是接着又有些为难起来，因为司机这时刚巧外出，无人开车。 彭德怀只好向周恩来回话：“总理，改日我再拜访你。” 周恩来问道：“彭大将军，这是为什么？” 彭德怀：“因为我的车驮不动了。” 周恩来听后在电话的那头笑了起来：“你在家等着，一会儿，我的车来驮你，这次我可是舍车保帅啰！” 周恩来总理时刻都关心着彭德怀，同时也关心着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因此在彭德怀即将赴任的前夕，专门抽出时间来与彭德怀单独会谈。 彭德怀还未钻出汽车，周恩来夫妇已快步地走了过来。 周恩来亲自为彭德怀打开车门。 彭德怀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 彭德怀的眼里盈满了泪花。 是呀，整整六年了，他在北宋时期爱国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读书、种田，“反省”自己，除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挂甲屯的乡亲们之外，有谁曾这样关心过自己！ 周恩来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欢迎，欢迎，你这位彭大将军终于‘出山’了！” 两位老战友手拉着手，走进了周恩来家的会客室。 邓颖超为他们各自泡了一杯茶。 周恩来笑着说：“老彭呀，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彭德怀张开厚厚的嘴唇笑了：“我就喜欢这样哩。” 周恩来看着彭德怀鬓边的白发，关心地问：“老彭，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三线建设是个牵涉到全局性的大战役，你去的可是‘前线’哟，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一样，那是十分辛苦的，可得有个好身体才行。这样吧，回头我让杨尚昆同志安排一下，在你出发离京之前，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彭德怀被周恩来的关怀感动了：“总理，你们忙了六年，我却整整休息了六年，这心真不是个滋味呀！” 周恩来说：“老彭，现在我们又一起工作了，我感到很高兴，主席更高兴。因为三线建设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目前国际形势下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不好，主席睡不着觉呀！前面还有许多工作在等待着你去做，相信我们的彭大将军一定能在这个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战斗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彭德怀简要地向周恩来夫妇谈了毛泽东让他“出山”时的情况，然后说：“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分到底，要顾全大局，要讲团结。我想通了，个人的事情先搁在一边，相信历史会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我现在就想能尽快地工作。” 周恩来说：“对对对，我们一同创建了一个新中国，但要把她建设好，还是得同心同德地努力啊！三线建设主席十分重视，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那是在荒无人烟的金沙江畔建一座现代化的钢都，你去后是大有作为的。” 两位老战友就这么随便地闲聊着，邓颖超不时地过来给他俩倒水。 在这浓浓的友情中，彭德怀感到一种出征前的温暖和激励。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这么过去了。 彭德怀看看手表，急忙站起来，与周恩来握手再见：“总理，我该走了。” 周恩来紧捏着彭德怀的手：“好，后会有期！” 谁能想到，这竟是这一对老战友最后的一次握手！ 三线建设的序幕刚刚拉开，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只得花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 这天中午，他刚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回到西花厅的家里，红色电话机上的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童小鹏拿起话筒，听完之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 “什么？”周恩来听完之后一下子惊住了。 电话是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从成都打来的。在这个紧急电话中，钱敏向周总理汇报了彭德怀被一群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的红卫兵强行押上列车的情况。 周恩来心里明白，将彭德怀从遥远的西南大三线揪回北京来，这完全是江青一伙中央文革干的事情，心中非常气愤。可是，面对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的动荡形势，周恩来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特别是中央文革一伙人所干的事情，他根本就无法制止。 周恩来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着。 周恩来十分关心彭德怀的安危，立刻给成都军区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韦杰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立刻派出一个班的战士，同红卫兵一起护送彭德怀回京，并一再强调，不准开批斗会，不准乘飞机，一定要乘火车。 韦杰是彭德怀的老部下，立刻派出战士，迅速前往彭德怀被绑架的成都地质学院。 接着，周恩来让国务院办公室给三线建委打电话，传达了同样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又亲自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电话。 周恩来在电话里命令傅崇碧，必须立即调一个连的战士，在由成都开往北京的第34次列车到达之前迅速赶住北京火车站，将彭德怀安全地接到北京卫戍区。 完后，周恩来仍不放心，就让童小鹏将他的几点指示直接打电话给“东方红”战斗兵团“揪彭兵团”的头头，让他们一路上不得胡来，一定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并让童小鹏专门强调“我亲自关心这件事情”。 1966年12月27日，从成都开来的列车开进了北京站。 当最后一节挂车车厢打开时，几位军人早已站在了外面。 彭德怀被一群红卫兵押到了车厢门口。 这时，走出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来，“叭”地一下立定站在彭德怀面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彭德怀元帅，北京卫戍部队 × 团 × 连，奉总理命令，前来车站接你！” 被红卫兵反背着双手，弯着腰的彭德怀，听说是周恩来总理派来接他的人，抬起头来看着面前的军人，问道：“你们真是总理派来的？” 军人答：“是的。” 这时，北京地质学院押送的红卫兵不肯交出彭德怀，对军人说道：“我们得听江青、戚本禹同志的，听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将彭德怀交给你们。” 军人对北航押送的红卫兵大声喝道：“彭总是党和国家的功臣，不准你们这样对待他，没有他们这些老帅出生入死打下这江山，你们能上大学？小同志，不要忘本，不要忘本啊！” 红卫兵不听，高呼口号：“不准为彭德怀翻案！” 军人没有了耐心，将手一挥，一群战士冲了上去，就要从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手中夺人。 这时，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授意下，外面早已调来了很多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学生，他们将部队的人团团围住。 红卫兵不肯交人，对冲上来的军人说：“我们要请示中央文革。” 于是，他们在车站给戚本禹报告。 这时，中央文革正在开会。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机警的周恩来早已走了过来，他接过电话，对工作人员说：“这事我来办。” 周恩来拿起话筒，对红卫兵说：“请你们听从中央的指示，中央已经决定将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 这时火车站上早已乱成了团，军队和红卫兵相互推挤着，谁也不让谁。 这群由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周恩来的指示，他们强行让司机将火车退出由北京卫戍区守卫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岔口上。 战士们一看不对，就立刻又冲了过来。 可是，由于中间隔着成千上万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任军人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接近列车。 彭德怀被一群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从车厢里押了下来，很快就押上了一辆汽车，被劫到北京地质学院。 傅崇碧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任务，感到问题严重，于是迅速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听到消息后非常生气，便质问戚本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戚本禹阴阳怪气地说：“那是群众的要求。” 周恩来心里十分明白，这完全是江青、康生、戚本禹一伙所干的事情，可是此时的中央文革，早已取代了原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他们利用青年学生“造反”，已使周恩来无法控制整个局势。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机智过人的周恩来只得来了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让红卫兵将彭德怀交卫戍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可参加管理。 这个办法得到了双方的认同，戚本禹等人虽然心中不快，但也没有办法。 此时的彭德怀已被折磨得全无人形，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着，那一双英雄的、鹰一般的眼睛里，竟透出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无法言表的悲伤…… 等待着彭德怀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第十三章 令警卫参谋景希珍惊喜的是，这年一月，他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苍劲有力的笔迹，一看就是彭德怀的。 他兴奋地打开信，看着看着，不觉鼻子有些发酸，泪水在眼眶里转动…… 彭德怀被押回北京那天，戚本禹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他马上向江青等人报告，这一伙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彭德怀被押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1966年12月28日，秘书綦魁英和警卫参谋景希珍接到通知，彭德怀要交给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接受监护审查，他们不能继续留在彭德怀身边，必须迅速回到成都三线建委。 这天凌晨3时，一辆押送彭德怀的小车开来了，两位跟随彭德怀多年的老战士站在车门前，向自己的元帅敬礼送别。 这是一次令人撕心裂胆的告别。彭德怀向两位军人行了军礼，并伸出手来，紧紧握着他们的手，一再地说：“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我的照顾和关心。再见了，同志们，战友们，回去好好学习，向你们的家属问好。如果有活着的那一天，我们再相见。” 汽车徐徐地开动了，彭德怀还伸出手来，向他们挥动着。 两位从血火中过来的军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凛冽的寒风中失声痛哭…… 苦难的1966年终于过去了。但是刚刚到来的1967年并未给彭德怀带来好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更加深入”，彭德怀的处境越来越坏。他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00元，但是自被隔离审查后，每月却只给他23元，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令警卫参谋景希珍惊喜的是，这年一月，他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苍劲有力的笔迹，一看就是彭德怀的。 他兴奋地打开信，看着看着，不觉鼻子有些发酸，泪水在眼眶里转动。 彭德怀在信中没有像以前一样地叫他“小景”或“景参谋”，而是严肃地称他为“景希珍同志”，信中告诉他“成都和北京天气不同，我到北京时已感冒，而后皮炎大发，疼痛异常，已成溃疡”。彭德怀还告诉他，现在自己这23元钱，除吃饭之外，连洗衣服的肥皂和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成了问题。更没有钱订报纸看，老花眼镜的度数也不行了，有些浅，得再重新配一副，可是现在没有钱。看守部队的人员见他实在困难，就允许他给自己过去的警卫人员写封信，让他们帮助解决一下生活问题，彭德怀希望景希珍能给三线建委的领导讲一下，能否在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每月多给开几元钱，帮助他解决一下审查期间的生活问题。 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共和国事业开拓者，一个曾经令日本军队、美国军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心惊胆颤的彭大将军，一个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帅，竟然被一伙窃国大盗逼到如此程度，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感到寒心。如此迫害忠良，公理何在，天理何在？ 出身于山西洪洞县一个农民家庭的景希珍，1946年入伍，曾参加过解放甘肃天水等许多战役，1949年建国后调国防部办公厅，1950年被组织选中，担任彭德怀的警卫员，以后又随着彭德怀到了朝鲜前线。是彭德怀把着他的手教他学文化，还帮他修改给未婚妻信中的错别字，使他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父亲从山西老家来看他，进不了中南海，彭德怀知道后，用自己的小车将这位农民老哥接进了中南海自己的家里，与妻子浦安修一同热情地招待…… 这就是一个元帅同士兵的友谊。想到这些，景希珍的心情不能平静。现在彭德怀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战士，绝不能向强权投降，他立刻去银行取出自己家里仅有的一千多元存款。可是银行却说有通知，他是彭德怀的警卫员，钱不能取，要取得开军队的证明。 景希珍没有办法，又回来开了证明，才取出了这笔钱，然后给彭德怀邮了出去。 接着，景希珍找到三线建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并将彭德怀的信给他们看了，看的人没有不流泪的。于是大家又去找当时三线建委机关“大联合委员会”的头头，要求在彭德怀的工资中，每月增加一点邮给他——最后每季度从69元增加到169元，仍从彭德怀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第十四章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1967年元旦，彭德怀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 新的一年来到了，外面是什么情况，铁窗里的彭德怀一无所知。他如同一只猛虎，被关在了一只笼子里，将他与人民隔离开来，没有了行动的自由，更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目前的状况，他感到焦虑和不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对手，无法与对手短兵相接，更谈不上拼刺刀，这位战场上的赫赫名将，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失望。 他实在感到苦闷和不解，毛泽东主席让自己出来到大三线去工作，现在怎么又会被一些学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来？这些学生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毛泽东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无数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他怀疑党内出了内奸，有坏人在迫害自己。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就将发给自己写检查的纸笔铺开，准备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为写信（文字）给自己引来灾难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1955年写了近30万言的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国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胡风——这是一个被认为是“鲁迅传人”的文人，后来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子，无辜迫害关押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获得了平反。另一个就是彭德怀，于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书“万言书”，陈述“大跃进”中有得有失，不但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同时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人们始终弄不明白，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什么会想到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并非他的“强项”，然而他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于是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他被罢官后来到北宋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住进清代名将吴三桂的吴家花园，在此挂甲归田，读书耕地。在中国历史上，因上书言事，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人不乏其人，但像彭德怀那样坚持真理，始终不向权力屈服，永远都保持正直、开朗的胸怀，困境中不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的确不多。 关于彭德怀到三线工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毛泽东已认识到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 另一种说法就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德怀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谢春涛：《庐山风云》） 哪一种说法对呢？现在都已无从考证。还是朱光将军的话说得比较客观，他认为毛泽东主席让彭德怀出来工作，谈了五个多小时的话，又请他吃了饭，喝了酒，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但就是不肯恢复他的原职。” 这，确是事实。 因此，彭德怀到三线工作，的确是忍辱负重！ 元旦这一天，彭德怀仍然不得安宁，他隔壁的红卫兵冲进屋来，说是给他“拜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拜年”呢？他们将彭德怀拉起来，让他站在屋子里，强逼他“交待罪行”。 彭德怀不服，问道：“你们把我弄到北京来，我的工作怎么办？你是找我算旧账还是新账，新账我没有，我去三线是毛主席动员我去的；旧账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讲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红卫兵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混蛋，你还想翻案！” 说着他们就冲上前来，一把夺过彭德怀手中的烟斗，又去翻他旁边的黄挎包，将里面的纸张弄得满地都是。 彭德怀平心静气地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些。 当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回北京待审。时间已过去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现在再一次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无法忍受，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他从自己的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写好后认真地叠成方形，放在自己的眼镜盒里，然后叫来哨兵，让他替自己转交出去。 彭德怀在信中写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这封信经层层转送，最后终于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了这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 毛泽东是否读到过这封信呢？至今都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最后也会看到这封信的。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3月6日，彭德怀被转移到北京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监护。 这里管得更严，大门有卫兵守卫，犯人的囚室前有哨兵，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彭德怀的囚室里还安排了一名哨兵，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进行记录。 看着四周的环境，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在这里是坐监狱。” 哨兵见他嘴里不停地说话，就过来干涉。 彭德怀对着哨兵拍腿感叹道：“今年我已经被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八年，一个抗日战争都打胜利了，可抗日战争中曾立下不朽战功的一员虎将——彭德怀的问题一直都未能解决。 冬天将至，彭德怀却只有一件破棉袄，一条破棉裤，身上没有换洗的衣服。一个70岁的老人，只得让哨兵给借来针线，然后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自己缝补。由于囚室里光线不好，手时常被针刺出了血，他放在嘴里吸一吸，又开始自己缝补起来。 4月1日，彭德怀实在憋不住了，他借着囚室小窗透进来的亮光，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在信中他详细地谈到了自己被抓来北京的经过。对于当时报纸上不断批判他在西南大三线搞翻案活动，收买人心，妄图兵变等诽谤，都进行了一一的驳斥。 即将写完的时候，他站起来，抬头看了看囚室上面的那只小窗，一棵小树青绿的树枝在外面被风吹得不停地摇动着，上面有几只麻雀在不停地跳跃。而他自己却犹如一只猛虎，被无辜地囚于笼中，心中只觉得一阵凄凉。 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这样写道：“……我到西南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彭德怀啊，你为什么还要如此执著和固执呢？头一封信发出去数月了，未能等到回信，现在你又再次写信，怀着善良而美好的意愿等待着，你竟是这样的坦诚，如此的忠贞，只有那位公正无私的历史老人知道你的心。 信发出去后，仍然是石沉大海。 按说，此时彭德怀应该明白过来，不会再写信了吧。可要是那样，这个人就不是彭德怀了。 在交出信件后的二十天里，彭德怀同过去一样，仍然痴情地盼望着回信，他常常站起来，独自看着窗外那棵树上摇动着的树叶，呆呆地发愣。 二十天后的4月20日，彭德怀再次提笔，不过这次他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给周恩来写信。 彭德怀明白，他的问题早已通了天，并不是周恩来所能解决得了的。他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与之前写给毛泽东的信完全不同，在这封信里没有一点谈到个人的事情，更没有谈自己此时此刻所受的苦难，而是向周恩来汇报他在三线建设中所看到和担心的一些具体工作，特别是四川石棉矿的矿渣被任意地堆放在大渡河两岸，被河水长年冲击，流失严重，为此他过去曾向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做过汇报，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彭德怀在信中还分析了这种矿渣的利用价值。认为可以加工成钙镁磷肥，这种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对于周围的农民种田很有好处。因为当地属于大山区，农民种地靠天然肥，外面的化肥很难运进去，就是运去了成本也很高，农民买不起，应该加快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搞了工业，丢了农民，得了财富，失了人心。 彭德怀在信的末尾对周恩来说：“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你，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祝你永远健康！” 信的最后署名“石穿”。 为国为民，滴水穿石。彭德怀自己都落到了这种地步，心中却仍然关心着三线建设的点点滴滴，关心着中国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写信，成了彭德怀在囚禁中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当时中国政坛的三位掌权者中，他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唯独没有给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林彪写信。 这就是彭德怀，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中一个必将永留青史的人！ 第十七章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再次被转移——从罗道庄转至什坊院继续关押。 为什么要这样反复地对彭德怀进行转移呢？ 问题出在对彭德怀进行审查的另一条罪状上，那就是在党中央内部，有一个由彭德怀为头子的“军事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里究竟有哪些成员？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管辖，这个专案组是“二办”所管的专案中最大的一个组，根据这个专案组所定的名单，彭德怀这个黑“俱乐部”的人员共十七人，他们是：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在这些名单中，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定为重点，为此在大组的下面，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彭、黄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和黄克诚。 黄克诚是毛泽东、彭德怀的湖南老乡。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彭德怀与黄克诚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错误时就曾说过，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关系，那是一种“父子关系”。 黄克诚是湖南省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代理书记，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从黄克诚的简历我们可以看出，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他在很多时间都是与彭德怀在一起共事，或任彭德怀的部下，或任彭德怀的助手。正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便成了这个“俱乐部”里的一个仅次于彭德怀的重要人物。 为此，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三线时，他就被“下放”到山西，彭德怀被抓回京时，他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开始，他与彭德怀一同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移到罗道庄。 彭、黄二人可说是“心心相印”。在五棵松，黄克诚也是不服管教的一个“罪犯”，当他知道彭德怀也被关在这个院子里时，就经常对着哨兵大喊大叫，时常与专案组的人员顶牛，故意将声音弄得很大，让另一间囚室里的彭德怀能够听见。 每当这个时候，彭德怀总是将耳朵紧贴着门窗，听外面的动静，听战友的声音，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安慰。 后来，专案组干脆就让黄克诚陪着彭德怀挨批斗。北京军区、第二炮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以及中央直属机关等首都的各大军、兵总，各大机关团体，前后召开了十二次的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对彭德怀实行“公审”。有很多次，都押着黄克诚一同去接受“教育”。 在批斗会上，两位老战友用目光相互鼓励。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了共八次审讯，目的是要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彭德怀怒对专案人员，大声地说：“你们对我以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但如果用审讯的方式，我就拒绝回答。我在1928年入党，那时你们这些人还在什么地方？” 一句话顶得审讯的人哑口无言。 他们只得又去审黄克诚，要他说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黄克诚是位儒将，进来后就站在那里，专案组的人让他先念挂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黄克诚看也不看，拖着很长的声音大声对着窗外说：“我——知——道——” 有人大声喝道：“知道为什么不念？” 黄克诚大声回答：“看——不——见——” 这样的声音，不知道彭德怀能不能听见？但无论如何黄克诚都是在想法用声音给战友传递信息。 这次，黄克诚的“顽固态度”没有被打下去，却被打掉了眼镜，逼问他彭德怀的“假党员”问题。 黄克诚听后气愤地说：“能有这样的‘假党员’吗？面对敌人真刀真枪的拼杀，用自己的生命在炮火中接受考验，几十年如一日，你们这些‘真党员’能做到吗？” 问得专案组的人无话可说。 后来他同彭德怀一起被转移到罗道庄。 由于这个“俱乐部”里的这两名主要头子不老实，转移后对他们就加强了监视，并开始对他们进行了虐待。 更为残忍的是不让他们睡觉，彭德怀每天晚上刚一睡着，哨兵就在外面不停地拍打门或柱子，想方设法地将他弄醒。 1987年9月13日零点30分，彭德怀为此与哨兵争吵起来，他气得拍着桌子，向哨兵喊着，那声音如同一只猛虎在山岗上恕吼。哨兵在当日的《看守日记》上写道：彭德怀这时“……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 彭德怀吼道：“你们敲什么，我又不会死！” 哨兵见彭德怀醒了，就不再敲柱子，而是命令他：“必须脸朝外面睡。” 彭德怀被这么一折腾，根本就无法再睡，他索性坐起来，抬头看着头上的电灯，放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夜半歌声，低沉嘶哑，越过高墙，传给心心相印的战友。 彭德怀没有忘记一同被关押的战友，他除了大声抗议，让隔壁的战友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之外，还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从黄克诚的囚室经过的时候，在外面装着咳嗽，让里面的战友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有一天，彭德怀对看守的战士说：“我的战友情况怎么样？请你帮我给问他好。” 接着，彭德怀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彭德怀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就是天塌地陷，他也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黄克诚这样一批因为自己而受到无辜牵连的人感到十分不安，感到对不起他们，可是又没有办法解救他们，每次审讯他都据理力争，决不放过一切机会，他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来减轻这些无辜者的痛苦。只要能够为他们洗清身上的不白之冤，哪怕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 1970年7月2日，江青不断地催促专案组要尽快结案。 7月21日，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这个报告中提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除了杀头，共和国开创者之一的一代名帅彭德怀，被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最高徒刑。 没有上军事法庭，没有进行法庭调查和必要的律师辩护，也没有让彭德怀本人了解案情和实行申辩，一切法律程序都被强权强奸了，玷污了。 我在为写作《共和国大审判》一书采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时，他不无忧虑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四人帮”一伙对“顽固不化”的彭德怀大开杀戒也很有可能。 我问为什么呢？ 王文正告诉我说，就在1970年江青一伙向中央上报彭德怀一案综合报告的时候，当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建议要对王光美“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当时的各个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对于这个传达仍不甘心，又向上请示。这个请示一共谈了两个问题：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二是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对专案组意见答复说：“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1972年1月5日，彭德怀、黄克诚等与“俱乐部”有关的24名（又增加了七名）“案犯”，从什坊院被秘密转运到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边上的政法干校。 这是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后第四次转移关押地点。 彭德怀被关押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编号为第五号，彭德怀从此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姓名，被叫做“五号”。黄克诚则在他旁边的一间，编号为四号。 这时彭德怀的腿上、臀部、背上都长满了红疮，使得他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双腿上许多糜烂的斑块，正向着身上四处扩散。他的身上仍然穿着从成都来时的一套内衣裤，上面已沾满脓血。袜子已破得不能再穿，棉裤破得四处都露着棉花。 在此之前，彭德怀应红卫兵要求，曾写过四份材料，即《挖思想根源》、《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和《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被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示：“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 毛泽东阅了这份材料，只批了这么几个字：“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没有表态，没有具体意见，更没有任何的结论。 然而，没有表态即是表态，没有意见即是意见。江青、康生便指示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加紧了对彭德怀的审讯。 这一天，一群红卫兵将彭德怀叫去，劈头就说：“彭德怀，你就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黑干将！” 彭德怀大怒，对他们吼道：“你们有什么证据，就这样不负责任地随便给人扣帽子！” 一群人无法回答，便要他交待“军事俱乐部”的事情。 彭德怀生气地说：“又是什么俱乐部，这纯粹是造谣！” 一群人拿来了纸和笔，对彭德怀叫道：“把你那个俱乐部的活动写出来！”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第十八章 彭德怀——中华五千年的史册上，一个即将流传千古的伟大囚徒！ 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自传）整整写了十万言之巨，作为一个戎马一生而又并非擅长文字的职业军人，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勇气! 令人惊叹的是，到了此时此刻，这位彭大将军仍然像战场上一样横刀立马，铁骨铮铮，在这份交待材料（自传）的最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深夜，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回到位于中南海西花厅的家里，刚想躺下休息，突然家里的红色电话响了。 他拿起电话，听了后生气地说：“你们卫戍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严加监护？” 对方解释说：“总理……” 周恩来不等对方说话，接着便命令道：“你们明天把胸片送来我看一看。一定要执行我的命令，注意保护彭德怀的安全，不准任意批斗，更不准他们（红卫兵）打人！” 接着周恩来强调说：“你们卫戍区没有尽到责任，为什么让人随便打人？你们马上将彭德怀送到医院去检查，治伤，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你们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说完，周恩来挂上电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电话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向周恩来报告了彭德怀在接受批斗中被打伤的消息。听到周恩来的批评，傅崇碧觉得有些委屈，因为作为军人他对于彭德怀一向是敬重的，更何况有总理指示，他更应该保护他。 在彭德怀被押往北航批斗时，傅崇碧就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派专人向韩爱晶等人传达周恩来的五条指示，即五不准：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武斗，不准游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 就在当天下午，当傅崇碧得知彭德怀被批斗打伤的情况后，感到十分气愤，他责备自己没有完成好周恩来的命令，没有保护好自己一向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立刻打电话给韩爱晶，指责他为什么不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韩爱晶仗着有中央文革撑腰，根本就不听他的，并将情况报告了戚本禹。 戚本禹接到报告，便告诉韩爱晶说：“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可是，由于中央文革在这场“大革命”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周恩来对于许多场合已失去了控制，尽管他想尽办法，但仍然没能保住彭德怀无辜的命运。 几天之后——1967年7月20日，武汉的广大群众和部队官兵，出于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极左路线不满，将中央文革派往武汉的“特使”王力住地包围，数十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这次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文革小组称为“反革命七?二○事件”。 林彪为了讨好江青集团，更为了打倒在军内的反对派，第二天就针对此次事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彭德怀一下子又成了这“一小撮”的总代表。 “四人帮”控制的全国大小报纸，除了批判这次事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之外，重点目标就锁定在彭德怀身上，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批彭高潮”。 在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支持下，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等数十个单位的造反派，冲破卫戍区的保卫，强行将重伤中的彭德怀拉去批斗。其中有七次被游街，有六次是万人以上的大会。 令彭德怀感到不安的是，被送去跟自己“陪斗”的竟然还有一些战争年代与自己共过事的著名将领和同志，他们是：谭政、张爱萍、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 紧接着，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也受到了批斗。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押着，在校园里召开万人“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批斗大会。 彭德怀被送来陪斗，他衣衫褴褛，面色发黄，夫妻二人在会场上相互望了一眼——谁能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别。 8月31日凌晨7时，受尽凌辱的浦安修在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 当发现后，好心的人们才将她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 面对这些情况，周恩来再次追问有关部队，可是卫戍区感到有困难，他们汇报说：“中央文革叫抓人去批斗，不执行就来人抢，又不准开枪，保护实在困难。” 听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已无能为力，痛苦地直摇头。 中国，已被推进一场莫名的灾难之中。 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只能是孤身奋战了。 这是一个何等刚直，何等坚强，何等无畏的人啊！他站在台上，凛然挺立，没有一次低过头，他怒吼着：“我没有错，我不能低头！” 1967年8月15日晚上，黑夜笼罩着大地，可是囚室里的电灯却明晃晃地亮着，彭德怀是个很节俭的人，睡觉关灯早已成了习惯，可是现在他却必须得在灯光下入睡，他为此很生气，不断地向监管的人员提意见：“我不会死的，你们总开着灯这不是浪费吗！那是人民的血汗，你们不心痛我心痛？” 今天晚上，彭德怀突然听见院子里有集合的声音。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他感觉到这里的部队即将有新的行动。 一阵集合之后，突然外面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 彭德怀一听，不由一下子愣住了，他不停地用手摸着头顶，嘴里不停地说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原来，喇叭里正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这份1959年8月庐山会议的决议，不仅从此改变了彭德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直接地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的命运，随着“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被确定，在中国政坛上更少有敢于讲真话的人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都在一种使人无法理解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远离了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向着一种可怕而又令人担忧的方向惯性地滑行。 中国向何处去？人民的政权向何处去？ 彭德怀将囚室里的椅子拉到窗前，坐在那里仔细地听着。 他真不能理解，此时此刻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公布这个决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不时自言自语地说着：“这可叫我怎么活咯。” 1968年1月彭德怀患了感冒，每天咳嗽不止。专案组不但不给他看病，反而利用这个时间，于10日、11日、12日采用车轮战术，连续三天，前后六次对彭德怀进行审讯。 最后一天，彭德怀实在受不了折磨，就与专案组争吵起来，他大声地吼着：“你们不了解情况，为什么还要反复审我，你们到底是什么目的？” 专案组见他发火，就上前来训斥道：“彭德怀，你自己犯下的罪行难道还不知道？” 彭德怀一边咳嗽，一边用手擦着头上的汗水说：“不知道，就你们知道，那你们说说。” 对方拿出一本早已编好的“彭德怀反党罪行”的打印材料，照着上面念给他听。 彭德怀不由一阵大笑：“原来你们也不知道，是别人提供给你们来整我的！你们让提供情况的人来，我要当面跟他辩论。” 彭德怀被审讯回来之后，心情很烦躁。他歪歪倒倒地走进囚室，打开了桌上的那台收音机，想听一听新闻。 由于生病，由于对专案组提供的事实很反感，彭德怀下来之后余气未消，而收音机里这时却播送着有关“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捷报”，听着听着，彭德怀一下子怒火万丈，冲上前去抱起收音机，然后举起来，“啪”地一下扔到了墙角。 年轻的哨兵听见屋子里的响声，慌忙从门缝朝里面看，并将手中的枪栓拉得哗哗直响。 彭德怀听见后大声地朝门外说：“来吧，朝屋里来一枪，我已有好多年没有听见枪响了！” 由于彭德怀在生病的情况下也拒不认罪，专案组便于15、16、17日三天，再次对他进行了六次审讯。 面对着专案组的威逼，彭德怀仍然不肯后退，不愿说违心的话，他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 专案人员大声训斥：“你反攻倒算！你抗拒交待！你对审查怀恨在心！你必须交待你的主子赫鲁晓夫是怎样指使你攻击毛主席的，不交待就没有好下场。” 彭德怀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听不得那些不实事求是的话，看不惯那些违背客观事实的做法，听到这时，他实在忍无可忍，如发怒的猛虎，腾地一下跳起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对专案人员大声地说：“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彭德怀的老战友杨尚昆对他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 就这样，彭德怀被轮番折磨了九个小时，审讯人员吃饭、休息，而他却不能吃东西，不让休息。 据看守彭德怀的《看守日记》记载，当他回囚室时，“东倒西歪，前仆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 此时的周恩来虽然千方百计地想保护彭德怀，但形势的发展已使他自顾不暇，对于苦难中的这位老战友更是鞭长莫及，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无法掌握到具体的情况了。 5月7日，专案组五个人轮番上阵，从下午2时开始一直审到第二天凌晨1时，彭德怀怒吼，痛骂，誓死不屈。回到囚室，他从写检查的纸中抽出一张，在上面写道：“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彭德怀所率领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中，曾出现过多少坚守阵地的孤胆英雄啊！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下从不低头，从不认输，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以及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有的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每当想起他们，彭德怀的心里就会升起一种崇高的敬意，他曾在自己的部队里号召战士们向他们学习，现在在一种特殊的战场上，他与这些可爱的战士们的灵魂相遇了，他决心向自己这些可爱的战士学习，哪怕孤身一人，也要以鲜血和生命坚守真理的阵地。 在这块阵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没有一兵一卒的“增援部队”，这位共和国元帅，真正地成了这阵地上的孤胆英雄。 根据江青的指示，专案组写了个提纲，要彭德怀写个人的自传，便于更进一步掌握彭德怀的情况。 彭德怀说：“已经写了两次简历材料了，这是第三次了，我诚不愿意再写了，因为写它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 专案组人员一听，以命令的口气说：“不写不行，得从八岁写起。” 彭德怀说：“八岁，我在给地主家放牛，这你们也爱听？” 专案组人员喝道：“不准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对抗党的政策吹嘘自己。” 彭德怀说：“那我怎么写，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我自己去的，八路军抗日，我一直在前线指挥，要是我都是错的，日本鬼子是怎么被消灭的？还有抗美援朝，元帅中就我一个人在前线，毛主席在国内，那么复杂的情况，我要是错了，几十万志愿军怎么办，还能打败美帝迫使他们在停战书上签字吗？” 专案人员被问得恼羞成怒，强行责令他写“交待材料”（自传）。 这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帅，建国之后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用他握惯了枪杆子的手，捏起了他所不习惯的笔，在庐山会议上竟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万言之著，蒙冤之后仍不“吸取教训”，于1962年又写下了一份更长的《八万言书》，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内心所涌起的波浪，绝对不亚于指挥一场抗日战争。 现在，被囚禁的彭德怀手中的武器只有一支笔。 他决定以这支笔为武器，继续坚守自己的阵地。 于是，他开始第三次写自己的自传。 他铺开稿子，往事都如同放电影一样地浮现在眼前。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他跟着满头白发的祖母外出讨饭，老人被地主家的狗咬伤了腿，鲜红的血滴在雪地上。从此他不再讨饭，靠打柴为生，后来又进了煤矿，做了一名每天像是从狗洞子里爬出的煤黑子童工…… 写着写着，一滴泪水竟情不自禁地滴落在稿子上。 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正是伤心时。 自从参加平江起义后，他就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那黄洋界上隆隆的炮声，仿佛还在耳边鸣响。令他难忘的是长征出发时的湘江血战，多少优秀的战友倒在了血泊之中，战士们牺牲的尸体真是堆积如山，整条湘江都被染得血红……他独自站在湘江畔，看着如血的残阳，掏出手枪来，面对长空“叭叭”地放了两枪，这是男儿的呐喊，这是壮士的誓言，他发誓到了胜利的那一天，一定来此祭奠英烈！ 为此，保卫延安他身先士卒，太行山上他威震敌胆，解放大西北他指挥千军万马横扫敌军，朝鲜战场他气吞万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军人的气概…… 写到这些，他感到痛快，感到自豪，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民儿子的骄傲。他有时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在囚室里轻轻地哼起湖南家乡的小调： 浏阳河， 转过了几道湾，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上有个么子县…… 哼着哼着，彭德怀会禁不住俯在桌上痛哭起来。 《看守日记》中是这样记载彭德怀当时的情况的：“案犯情绪反常”。 彭德怀感到内疚，感到对不起那些从浏阳河畔跟着自己出来的战友，对不起无数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新中国的烈士，更对不起那些将自己的儿女送上前线的父老乡亲。革命胜利了，我们给予他们的是什么呢？ 农民，那些将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交给革命的农民，他们的生活现在又怎样呢？分得的土地又被无条件地征用，全民炼钢连他们房门上的锁环都被强行送去化成了“铁水”，党内刮起的浮夸风，更是害得许多农民…… 血红的湘江在心中翻腾着，他认为不说出来就是违背了自己革命的初衷。他为此呐喊过，呼号过，我们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只为老百姓说了几句真话，为什么就会受到如此的迫害？为什么现在又会借一个古人海瑞来批判自己，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他仿佛回到了昔日驰骋的战场，看到了猎猎的战旗，听到了战马的嘶鸣，在这间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囚室里，他写着写着不时起来跳跃，然后又挥拳练腿，在悲壮跌宕的情绪中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他要用这支笔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彭德怀——中华五千的史册上，一个即将流传千古的伟大囚徒！ 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自传）整整写了十万言之巨，作为一个戎马一生而又并非擅长文字的职业军人，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勇气! 令人惊叹的是，到了此时此刻，这位彭大将军仍然像战场上一样横刀立马，铁骨铮铮，在这份交待材料（自传）的最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这声音穿透幽远的时空隧道，永远响彻在历史的长空！ 第十九章 彭德怀按照规定走了进去，站在那个圈子里。他觉得很不自由，可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圈内走来走去，不能迈到圈外半步——因为带班员就在旁边监视着。 一只猛虎，被囚禁在无形的牢笼里。 彭德怀站在圈子里，仰望着头上的苍天，只见一群大雁排开雁阵，在天空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向着远方飞去，他不由地发出一声令人心颤的长叹…… 1969年初春，春寒料峭。 在这个寒意浸人的初春，彭德怀被一辆军车带到了北京西郊附近部队驻地的一座小院。 这是一座俄式别墅小院，不知是哪一年的建筑，由于年代久远，长久失修，从外面看上去灰蒙蒙的，很不起眼。彭德怀被几名战士带下汽车，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去，只见小院的四周都是三米多高的砖砌围墙。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围墙上还架着一米多高的电网，阴森森地将小院围得严严实实。 彭德怀的心里不觉一沉——这里明显是一座与世隔绝的秘密监狱。 里面有一座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板着一张铁青的面孔，一种浸骨的寒意迎面逼来。再往里走，便看见了后面一个单独的小院，一色的平房，青瓦上长满青苔。院墙内树木葱葱，一棵棵大树都已长到十几米高，如同巨伞一般，将小院遮盖得严严实实，让人感受到一种沉沉压力。 这座鲜为人知的秘密监狱，黑漆大门终日都是紧闭着的。大门的中间有个碗大的方洞，用一块小板子闸着，只有当外面来了车辆，才会有人露出眼睛来，问清来由后才能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然后便是一阵令人心惊胆颤的大门沉重的启动声。 负责看守小院的是两个排的解放军战士，还有一个炊事班，专门为这里的战士和囚犯煮饭。部队住在前院的别墅里，后院住着11位被监护的“黑帮”。这些“黑帮”都是在周恩来的过问下，由北京卫戍区被转移到这里的，除了彭德怀之外还有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10人。 院子里有一只高音喇叭，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不停地向这里的人们播放“文化大革命”的“好消息”，同时也播放对这些囚犯的批判文章和声讨大会的实况。除此之外，就是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 彭德怀被指定住进了后院平房的1号监室。 监室里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桌，一把木椅，再有就是一只洗脸用的脸盆。因为怕“黑帮”“自绝于人民”，屋子里没有绳子，毛巾都是搭在脸盆上。盖的是部队里的那种只有三斤重的小薄被。一只彭总自己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放着吃饭用的三只碗、一双筷子、一只热水瓶，以及洗漱用具。 负责看守的战士将彭德怀带进去后，指着屋子里的木桌对他说：“以后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你要好好反省，有什么事情可以叫外面的战士。” 彭德怀进了监室，站在里面，环视了一下，连连摇了摇头，接着就在屋子里来回不停地走动着。 从此，这里就成了彭德怀被“监护”的地方，他除了被指定在这里进行“反革命罪行”的“反省”之外，就是经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出去，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进行批斗。 彭德怀的伙食和战士们一样，即每天0.45元，每月13.50元。每天的饭菜都由看守的战士送到监室。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大多是吃窝窝头、炒肉丝、炒白菜和小米稀粥或玉米糊糊。 发工资的日子，监护连的事务长总是拿着工资表来到监房里，叫彭德怀签字。 “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事务长问。 “只要一点洗衣服的肥皂就行了。”彭德怀总是头也不抬地回答。 “生活的营养品呢？” “不需要。” “那你剩下的钱怎么办……” “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此时的彭德怀由于时常被批斗，身体已经明显地受到了损伤，需要营养补充，可是他却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哪怕是只用自己的工资，他也不愿去麻烦别人。他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他始终舍不得换，一有空就拿出针线缝补。 看到这些，听着彭德怀的回答，司务长顿觉鼻头一阵发酸，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即使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生活仍然很有规律。他每次洗脸时都要洗头，他的洗脸水和室内的用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他如同在军营一样，起床后总是自己整理床铺，整理的格式也和战士们一样，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干干净净。 洗漱、叠被完毕，彭德怀照例报告：“我要解个大便。” “等一等”哨兵回答。 彭德怀哪里知道，关押他们的这座大院的后院，只有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被监护的人员都是在起床后才能大小便，大家只能轮流着排队。为了防止他与其他几名“黑帮”见面，不准他们自己去排队大便，而是报告后，由看守的战士替他们去报告排队，叫到谁时谁才能去。这11名“黑帮”，过去都曾是高级干部，加之年龄都比较大了，为了一次大便，每次都弄得他们十分紧张。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 由于刚开始时不让彭德怀看报，可是“九大”召开的具体内容，却是他时刻关心的。于是，彭德怀每天都要叫看守的小战士将窗子打开，听外面广播里播放的会议实况。他虽然身在囚室，却格外关心着国家的命运。 4月28日，彭德怀没有听到广播里播放会议的消息，就在一号监房里不安地走动着。这时，有一名看守的小战士从窗外走过，他立刻走过去，对小战士喊道：“小同志，我有件急事想问你一下。” 小战士停住脚步问道：“你有什么急事？” 彭德怀说：“小同志，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小战士回答。 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哦，结束了，结束了，要组织我们学习吗？” 小战士说：“这是领导上的事情，我可以将你的想法反映上去。” 彭德怀问道：“政治报告公布了吗？” 小战士答道：“广播电台正播着呢。” 彭德怀忙说：“这窗子关得太严了，我听不见。” 小战士说：“这是上级的规定，‘九大’刚结束，要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对受审人员都得严加管理，这是阶级斗争，没有办法。” 彭德怀说：“大窗不能开，上面的小窗能帮我开一下吗？不管你说的阶级斗争多复杂，我保证不会跑的，我要听广播。” 小战士给他打开房门上的小方洞。 外面的广播声传了进来。播音员正在播“九大”上被写入中共党章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斗争。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听到这里，彭德怀觉得有些不安，他在屋子里走动着，突然又停了下来，说道：“怎么，林副主席又在这个会上批评我了！” 机灵的小战士这才想起来了，他看守的可不是一般的“囚犯”，而是曾经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开国元帅彭德怀！ 小战士轻声地向监室里叫了一声：“彭总。” 此时此刻此地，有人竟敢如此地称呼自己，受惯了严冬寒冷的彭德怀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是同情还是崇敬？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名年轻战士对自己的信任，这是一名士兵给予他的最高奖赏。作为一名从刀光剑影中冲杀过来的老军人，一名曾经率领过千军万马的共和国元帅，为了真理，为了人民，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他最怕得不到人民的理解与信任，在这最困难，最苦难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有士兵对自己如此亲切的称呼更令人感动的呢！ 彭德怀轻声地问道：“小同志，你是哪里人？” “江苏省大丰县的。”小战士答。 彭德怀问：“叫什么名字？” 答：“茅飞。” 彭德怀眯缝着眼睛打量了茅飞一番，缓缓地点点头说：“大丰，那是在苏北吧，好像是属盐城专区管辖，那是新四军抗日的战场，是块好地方哟。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来当兵，可享福了，当年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们可艰苦啦……” 突然，放风的哨子响了，彭德怀看看窗外，没有把话说下去，示意茅飞赶快离开。 按照这里的规定，彭德怀和其他被监护的“黑帮”，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放一次风，每次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 彭德怀由带班员领到屋后的一块空地上，让他站在那里，然后在地上给他画了一个大约一间屋子大小的圈子，对他说：“好了，进去吧。” 彭德怀按照规定走了进去，站在那个圈子里。他觉得很不自由，可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圈内走来走去，不能迈到圈外半步——因为带班员就在旁边监视着。 一只猛虎，被囚禁在无形的牢笼里。 彭德怀站在圈子里，仰望着头上的苍天，只见一群大雁排开雁阵，在天空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向着远方飞去。 他不由地发出一声令人心颤的长叹…… 第二十章 彭德怀收起拳头，对这伙人说道：“还是那句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彭德怀不怕你们那一套，我手下杀死过多少日本鬼子，还怕你们那些人吗？我光明正大，不怕你们审问，不过审问也得讲道理，谁对谁错都得有个真理，你们年纪还轻，不了解历史，不能怪你们，但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我又没跑，又没自杀，是什么反革命？” 1967年，“四人帮”中的文痞姚文元自对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批判之后，又对以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为首的“三家村”进行讨伐，接着又挥动棍子，除对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之外，又对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陶铸进行批判，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洋洋洒洒地登在党的报纸上。 被囚禁的彭德怀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王大宾一伙人叫去，扔给他两份有着这两篇文章的《人民日报》，让他好好学习，然后写出读后的心得来交给他们。 彭德怀看了之后，觉得这完全是两篇颠倒黑白的文章，就一直不愿写“读后感”。这一下可激怒了王大宾一伙人，他们将彭德怀叫来，站在地上，指着鼻子说：“你为什么不写心得，是不是你与他们是同伙，也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 彭德怀说：“我是拿枪杆子出身，那些都是你们秀才之间的争论，我不明白，不明白的事就不能写。” 对方训斥道：“彭德怀，你不要顽固不化，带着你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彭德怀说：“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你们怎么能强迫，这不是不顾宪法了吗？” 后来，王大宾一伙人在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又多次来逼迫彭德怀写心得。彭德怀被他们实在是逼烦了，于是说：“那你们就等一等，我马上给你们写就是了。” 这伙人一听，认为一向铁骨铮铮的彭德怀终于“屈服”了，满以为可以拿着去向江青、陈伯达请功，就高兴地坐在那里等着。 彭德怀却不让他们坐，吩咐他们拿来纸笔，喝了一杯水，才坐下来提笔写“读后感”，写好之后就将稿子交给了王大宾。 王大宾一伙看后大怒，劈头向彭德怀的头上一拳，打得老人一下子倒了下去，头撞在桌子的角上，顿时流出了鲜血。 1967年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头头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人，再次向他们发出了折磨彭德怀的信号。戚本禹唾沫横飞地鼓动说：“彭德怀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轻易放过他，一定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向红卫兵低头认罪。他这个人很不老实，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你们对他一定得厉害点，对他不能讲客气。” 事隔一周，也就是7月18日，戚本禹再次对彭德怀专案组进行训话，让他们继续迫害彭德怀，他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像，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在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支持下，1967年7月30日，韩爱晶有恃无恐，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 问：“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反对‘三面红旗’？” 答：“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国民经济发展中比例失调的问题。” 问：“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 这群人见彭德怀不肯“认罪”，就大声吼道：“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真是罪大恶极，还不肯低头认罪，我们红卫兵小将绝不轻饶！” 说着，有的就开始解身上的皮带。 彭德怀根本不怕，挺起胸膛，愤怒地喊道：“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怕什么，你们枪毙了我吧，我什么都不怕。” 那伙人举起了皮带，朝彭德怀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修正主义分子，再不老实就要叫你尝尝‘革命小将’的厉害！今天不把你斗倒，就不让你回去吃饭！” 彭德怀轻蔑地说：“打吧，打死了更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嘛，还吃什么饭，留着你们多吃一点吧。国民党、蒋介石、日本鬼子、美帝国主义，他们都没有把我打倒，反而是他们自己失败了，想不到你们这些得到了幸福生活的孩子们却要将我打倒了，我到死也想不通，你们怎么要来打倒我！” 一阵皮带抽打的声音，彭德怀的衣服上立刻被抽破了几个洞。 彭德怀怒目圆睁，对抽打的人说：“好啊，以后有你们的好下场！” 那伙人一边打，一边说：“我看你才没有好下场。” 彭德怀反驳道：“为什么说我没有好下场？这几十年了，还说我没有好下场。我又没有打人骂人害人，对人民搞法西斯专政。” 那伙人打累了也没有让彭德怀屈服，就生气地说：“彭德怀，我们对你这样的反党分子就是要实行专政，只准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彭德怀说：“你们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列宁主义。人家要发言，你们不让人家发言，就把人家关起来，还用鞭子抽，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吗？革命成功了，我们的后代却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党内出了坏人，把我们的后代教育坏了！” 那伙人见无法制服彭德怀，就大骂：“你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上的反骨还挺硬的，今天不把你斗倒，就不放你回去！” 彭德怀将头一昂，大声地说：“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那有什么好的，还放我回去干什么？要枪毙就枪毙，要怎么就怎么，为什么不处理！” 韩爱晶一伙恼羞成怒，再次对彭德怀实行拳打脚踢。 彭德怀被他们的打人行为激怒了，向后退了一步，成马裆步，双拳紧握，如同在战场上拼刺刀一样，大声叫着：“真要打，那就一个对一个，我不看你们是革命小将，早就打倒你们几个人跑了。要是你们的后台出来，我就真要让他尝尝这拳头，尝尝被人打的痛苦，一拳打他个鼻子出血。” 那伙人一看，面前这位见过血与火的元帅，真要同他们“拼刺刀”，吓得连连后退，一边喊道：“你这个反革命，你这个反革命……” 彭德怀收起拳头，对这伙人说道：“还是那句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彭德怀不怕你们那一套，我手下杀死过多少日本鬼子，还怕你们那些人吗？我光明正大，不怕你们审问，不过审问也得讲道理，谁对谁错都得有个真理，你们年纪还轻，不了解历史，不能怪你们，但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我又没跑，又没自杀，是什么反革命？撤了我国防部长，等于杀了我的头。什么社会主义，拿我彭德怀当帝国主义。” 彭德怀没有想到，那伙人再一次向他扑过来，仗着人多，他们将彭德怀按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毒打。 就这样，在这场批判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周）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 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 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第二十一章 于是，王大宾等人不顾事实，继续追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带毛岸英去朝鲜前线，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彭德怀说：“不是我要他去的，而是他自己要去的，毛主席还为此专门找了我，我能不同意吗？目的是什么，毛主席当时说了，让毛岸英到朝鲜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 不久，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彭德怀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关押是“太享福了”，是严重的“脱离群众”。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他独自转移到了另一个秘密关押地。 这里与五棵松时不一样了，原来那里是以部队监护为主，而这里却是以另一种特别的部队——首都红卫兵对其批斗为主。外界完全地隔绝了。听不到广播，没有了外面的一切消息，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放在他的桌前。彭德怀在没有接受批斗的时候，就躺在床上读这本书，读累了就躺在床上闭目休息。 可是这里却极不安静，因为林彪、“四人帮”经常会派他们的“特使”前来将他押上卡车带走，到一些院校或机关去接受“教育”。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冲进来对他进行审讯，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 此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对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批判。年轻的红卫兵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下，将彭德怀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来挖，妄图以此来达到打倒刘少奇的目的。 有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来到秘密关押的地方，对彭德怀进行审讯。这次他们是根据林彪、“四人帮”的指示，主要追问彭德怀三个方面的问题。 王大宾用手指着彭德怀的鼻子，恶狠狠地说：“彭德怀，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全权代表，现在来审问你的问题，你必须要老实向我们交待。” 彭德怀怒目而视，然后说：“我已经被你们这个文革小组派来的人审讯过多少次了，还有什么没有搞清楚的呢？你们尽管问，我都照实回答，决不推脱责任。” 说完，彭德怀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并向王大宾逼进一步。 王大宾不知道这位行伍出身的元帅要做什么，吓得连连后退。 问：“好，那我们问你，你发动‘百团大战’，是不是有个人目的？” 答：“没有。” 问：“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战士？” 答：“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不勇敢杀敌，就会被敌人消灭，这是很基本的道理，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凶残的日本鬼子，没有流血牺牲怎么能将他们赶出中国去，怎么能让你们今天上大学读书，过太平日子？” 王大宾大声吼道：“不准你翻案，我问你，这‘百团大战’是不是你的错误？” 答：“不是错误，应该是功劳，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建立的功劳。” 王大宾一伙年轻人对于这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大战，了解得毕竟太少，他们没有想到彭德怀会这样回答，一时没有了话语。 据相关史料记载： “百团大战”发起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又名“大破袭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所指挥的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最大一次主动攻击，也是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当时参加战役的主要有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岢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散布“八路军潜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等言论，挑拨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关系。二是国民党军队中出现投降主义倾向。他们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部队降日。三是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三光”大扫荡，使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 彭德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必须主动出击，以唤回人心，澄清是非，挽救抗日根据地。同时他也主张，为了适应未来的战争，八路军必须学会正面作战，学会啃“硬骨头”，以此锻炼部队。 “百团大战”进行了105天，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拔除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步马枪5400余枝，轻重机枪200余挺，以及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 948里，公路3000余里，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破坏煤矿5所。是抗日战争以来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给彭德怀打来电报，称赞“‘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9月18日，延安2万人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慰问信。 由此看来，至少在“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上下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其看法是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成绩和意义。 虽然以后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在军队内有了分歧，这主要是指“百团大战”过多地暴露了八路军实力，伤亡过多。但这也是以肯定成绩为主。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比较公正的。然而，在庐山会议及其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一次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林彪则在一边煽风点火。之后，毛泽东又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将彭德怀和高岗、饶漱石扯在一起，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 由于毛泽东钦定了这件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大事，林彪、“四人帮”便以此为由，将此作为“最高指示”，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王大宾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委以“代表”之责，前来对彭德怀进行秘密审讯的。可是他们审去审来审不出个结果来，就冲过去，将彭德怀从椅子上拉起来，让他站到桌子上去，向“红卫兵小将低头认罪”。 彭德怀站在桌子上，头却不肯低下去，他说：“我没有罪，我凭什么要认罪？” 王大宾生气地问：“我再问你，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 彭德怀平静地答：“打敌人嘛！” 问：“‘百团大战’是不是你欠下人民的一笔血债？” 答：“小同志，你这历史是从哪里学来的，是你们历史书上写的，还是你们老师教的？这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八路军在这场大战中一共消灭了三万多日本鬼子，同时我们也牺牲了不少的战士，这是日本侵略者应该还给我们中国人民的血债！！” 说到这里，彭德怀发怒了，他大声地吼着：“我彭德怀个人的荣辱是小事，但我绝不准你们任意歪曲历史，否认中国人民的对日作战，否认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你们太年轻了，太不了解历史了，让派你们来的人来跟我谈，我倒要问一问他们，任意歪曲历史事实是不是罪行！他们凭什么派你们来审问我，凭什么？总有一天，历史将宣布我无罪！” 王大宾一伙没有想到，到了此时此地，彭德怀仍不屈服，他们恼羞成怒，冲上去，把彭德怀拉下来，推到墙角，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打累了，王大宾等人又将彭德怀推上桌子，继续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我们问你，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是怎么死的？” 这一问，彭德怀不再像前面审问一样与王大宾等人争辩了，他面容痛苦地说：“岸英啊，那是一个好孩子……我，我没有很好地保护好他，他是被敌人的飞机扔炸弹炸死的呀！” 王大宾等人一看彭德怀没有了刚才的锐气，就追问：“毛岸英是不是你害死的？” 答：“不是，他的确是被敌人飞机扔炸弹炸死的。” 王大宾一拍桌子，大声吼道：“彭德怀，老实告诉你，你必须老实交待谋害毛岸英的罪行！” 彭德怀瞪大了眼睛，问道：“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去问一问毛主席，我彭德怀是这样的人吗？你们得有证据，不能随意诬陷。” 彭德怀做梦也没有想到，毛岸英之死本来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创伤，他总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对不起同乡毛泽东，如今又被一些人作为一条罪责提出来了。彭德怀的心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据相关史料记载： 1950年10月，彭德怀在出使朝鲜前线之前，毛泽东亲自为他的儿子毛岸英在彭德怀面前“求情”，彭德怀才答应收下。为了安全，他拒绝了毛泽东让毛岸英上前线的要求，而是将毛岸英留在自己的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点左右，美军4架战斗机嗡嗡怪叫着在志愿军司令部上空盘旋，随即扔下几枚汽油弹。已躲入防空洞的毛岸英等四名参谋见敌机飞走，便跑回来。谁知紧接着又飞来四架敌机，扔下无数汽油弹，毛岸英等再向外跑，为时已晚。炸弹在屋顶及前后落下来，木板房的门已被火封死，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刚躲进防空洞的彭德怀听到外面有人喊道：“不好，作战室有人值班呢！” 彭德怀忙问：“都是谁？怎么不疏散？” 彭德怀一边说着就往外跑。 “这时出去太危险了！”警卫员景希珍死命抱住彭德怀，不让他跑出去。 彭德怀火了，大声骂道：“放开！快放开，再不放老子毙了你！” 景希珍哭着，死也不肯放手。 彭德怀用力挣脱后，就直冲司令部的木房。当知道毛岸英在里面时，冲着起火的作战室大叫：“岸英，快跑出来，听见了没有？快跑出来……” 但是，毛岸英再也听不到喊声了，他已在熊熊大火中壮烈牺牲。 彭德怀气得直跺脚，立刻掏出手枪来，面对敌机逃跑的方向，对着天空“砰砰”地放了两枪。 枪声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痛苦的喊声，在朝鲜前线上空回旋。 大火扑灭后，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表，把他交给彭德怀。 彭德怀噙着泪水，把表递给秘书綦魁英说：“暂时保管一下。” 指挥千军万马的彭德怀，此时话音小得几乎听不清。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埋葬了毛岸英之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拍了电报：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 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志司25日16时。 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之后，为了不给毛泽东增加痛苦，决定对毛泽东暂时保密，等战争结束后再说。后来，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才得知此事。他沉默了好久，才昂起头，轻轻地走了几步，看着彭德怀愁苦的面容，用低沉的声音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毛岸英牺牲时只有28岁。 审出彭德怀“谋害毛岸英的经过”，这是王大宾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所领的任务之一，他们满以为从这件事情入手，可以将彭德怀斗垮，可以将彭德怀与毛泽东这两个伟人对立起来，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于是，王大宾等人不顾事实，继续追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带毛岸英去朝鲜前线，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彭德怀说：“不是我要他去的，而是他自己要去的，毛主席还为此专门找了我，我能不同意吗？目的是什么，毛主席当时说了，让毛岸英到朝鲜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 问：“敌人为什么不炸死你，而独独炸死了毛岸英？” 彭德怀说：“你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不了解情况，这打仗的事情，谁知道呢，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要是把我炸死倒好了，只要能救岸英的命，我彭德怀死了也值得。” 说到这里，不知勾起了彭德怀多少往事，他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敌机的轰炸声，又看到了毛岸英那年轻的身影，他痛苦地摇着花白的头，眼里蒙满了泪水。他说：“是的，这件事情上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毛岸英，我彭德怀有‘罪’。” 王大宾等人一下子兴奋起来，追问：“你终于认罪了，毛岸英是你有意谋害的？” 彭德怀一听，瞪着眼说：“什么认罪？我是觉得没有保护好毛岸英，对不起毛主席。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我没有谋害他，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个‘罪’，我说的与你们说的是两回事，那是不能混淆的！” 再次对彭德怀实行体罚，彭德怀仍然是同样的回答。 王大宾一伙人没有办法，生气地指着彭德怀骂道：“一个死不改悔的老军阀！” 彭德怀没有儿女，又不愿因此连累夫人浦安修，在被囚禁的日子里，几乎和外界隔离，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 彭德怀被红卫兵用“闪电术”抓到北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一件。他身上的棉衣，还是志愿军时穿的那件，冬去春来，已不能再穿了，可又没有换的衣服，加之当时患了皮肤病，浑身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钻心，疼痛难忍。负责监护的士兵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他在北京还有什么亲人，可以通知他们给拿一点换洗的衣服来。 实在没有办法，彭德怀只好求人通知他在北京工作的侄女彭梅魁。 就这样，彭梅魁每次都给伯伯带来一些换洗的衣服和生活必需品，但每次见面，都得有看管人员同意，见面时也是看管人员站在旁边。 见到亲人彭德怀非常高兴，但除了谈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之外，他们不可能谈别的事情，而且每次都是由人在旁边监管着，时间也仅仅只有五分钟。 就是这么短暂的相见，这时却成了彭德怀的一条罪状，王大宾一伙这次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指使，要他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 彭德怀说：“我没有儿女，梅魁是我的亲侄女，她来看我，都是经过你们看守的人同意的，这有什么罪？” 接着他又说：“请你们不要再去连累别人了，我自己的事情，由我一个人承担，要杀头也不过碗口大的一个疤，日本鬼子、国民党蒋介石早就要过我的头了，有什么可怕的！连累了别人，我到死也心里不安的。”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失去了自由，自身安危都不能得到保障的人，却随时随地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王大宾等人说：“我看你的反革命骨头还挺硬的呢，怎么没有罪，你认为你是谁呀，你是人民的罪人，看一个罪人的人有没有罪？” 彭德怀说：“我是不是罪人，不是你们一伙人说了算数的，我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我的事情由我一个人承担，不能因此牵连别人，否则那就是在搞封建时代的连坐法，就是在搞封建主义，那是秦始皇、汉武帝做的事情，那不是我们共产党所应该做的事情。” 问：“1962年6月你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那封长信，彭梅魁有没有看过？提过意见没有？” 答：“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问：“你写的这些信的底稿在什么地方？” 答：“没有底稿，写后就全撕了。” 问：“你有没有交给你侄女？” 答：“她在我眼里只是一个小孩子，怎么能交给她？” 彭德怀毕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他在此之前，就早已将这封信的底稿交给了彭梅魁，让她妥为保管，并一再嘱咐，这关系到伯伯一身的清白，千万不要落入别人手中。彭梅魁不愧是元帅的好侄女，她用自己的生命将伯伯这封信的底稿保存了下来，直到最后彭德怀冤案平反，才让这件充满着革命情怀与忠诚的底稿重见天日。 第二十二章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着：“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自从景希珍收到彭德怀的信之后，就再也不知道彭德怀的一点消息，他与三线建委的联系完全中断了。 从肉体到精神都备受摧残的彭德怀躺在牢房的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他回想着自己的一生，回想与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弟弟，冒着风雪讨饭度日的苦难童年，回想自己自平江暴动以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回想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披肝沥胆为民直言的行动，回想忍辱负重再次复出参加三线建设以及现在所受到的非人折磨，而那些逢迎拍马、浮夸骗人、贪污受贿、坑害百姓的不法官吏，却平步青云，加官进爵，如此下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岂不要断送在这些人的手里吗？迫害忠良，重用小人，吏制的腐败这是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开始。想到这些，这位浴血沙场的元帅不觉流下了泪水。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 1971年8月8日 （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1971年8月18日 上午听说提审（彭德怀）就流泪。 1972年11月22日 （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 旧社会地主的皮鞭抽打时他没有流过眼泪，战场上面对刀光剑影他没有后退，眼看着战友倒在敌人的子弹下他抹一把泪水又指挥千军万马冲锋，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的元帅已到了最伤心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难中，彭德怀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轻意地加害于人。当林彪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之后，专案组于1972年1月8日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时，彭德怀并没有因为林彪曾经对自己进行过迫害，就随便地进行“揭发”，而是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在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我们排开林彪本身的行为不讲，单就彭德怀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这时仍坚持实事求是，不愿意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头上，通过揭发林彪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林彪受到全党共讨之，全国人民共诛之的这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1972年8月23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1971］57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听后彭德怀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有意见……叫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这件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当然，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这许多年，彭德怀大都被囚禁，与外界基本上隔断了联系，因此对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了解得也不够全面，对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定全对，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他身陷逆境，已是百罪莫赎死有余辜，但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却在此时敢于秉公直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显示了他不计个人恩仇，直言极谏的性格。 这期间，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里，每天接受批判和批斗。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 铁汉一般的彭德怀终于被林彪、“四人帮”整垮了。他每天很少进食，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地扩散，他的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的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又同样遭到了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到了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终日伴随着他。 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原来，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十四病室第五床，改称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他感到心在疼，痛苦地说：“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还不如将我押回去住监狱。”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我们去看望您时，您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彭德怀嘱咐侄儿女们：“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以作肥料。”彭德怀永远忘不了养育他的人民。 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 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可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1973年12月30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你生病了，我们想给你看病，但你必须交待清楚你的问题。” 答：“还有什么问题，都问了十多年了，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事情，文化大革命又加了几条，一条也不是事实。” 专案组人员生气地说：“彭德怀，我们看你是不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答：“怎么说清楚，我说是事实，你们偏说不是，偏要给我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公平不公平，讲不讲道理？” 专案组人员无话可答，就问：“彭德怀，我们问你，毛主席说人人都要加强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我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问：“你和林彪有什么关系？” 答：“什么关系？他惨无人道地迫害过我，整过我！” 问：“你们都是反党集团。”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怀没有反党集团，杀头也没有。” 问：“我们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现在还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一个以生命捍卫真理的人，在那个人妖颠倒万马齐喑的日子里，他不屈的抗争和勇敢的呐喊，不仅如同凤毛麟角般的珍贵，同时也为一个民族举起了一支不灭的火炬。 身患癌症的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治疗，受尽病痛的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的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元帅痛苦的呼喊，在令人心颤的天空中回旋……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 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他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她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专案组的人冷笑着说：“你已经这个样子了，能活一条命就不错了，还想出去工作？” 彭德怀说：“我只要活一天，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这是我的权利，你们不能剥夺。不答应我就不动手术，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手术台上。” 彭德怀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医生，他们又来劝他：“彭老总，你的病情已很危险了，还是尽快动手术的好。” 彭德怀躺在床上，看着医生，问道：“我这病手术时会不会有危险？” 医生说：“只要动得早，不会有大的危险。” 彭德怀深情地对医护人员说：“我彭德怀并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干革命了。我这条命也是从战场上捡来的，还能怕什么。问题是我还背着黑锅，我必须活着将我的问题说清楚。” 说到这里，彭德怀的眼里流出了泪水，长叹了一声：“唉——” 自从1967年元旦那天给毛泽东主席发出那封信之后，近七年来彭德怀一直盼望着能得到回信，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信发出之后却石沉大海，这使彭德怀感到十分失望。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着：“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专案组自然是不让他随便走动的。 彭德怀气愤地一挥手，不屈地大声喊着：“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手术做完后，彭德怀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 他躺在病床上回忆着自己平凡、伟大而又充满苦难的一生，回忆着那些战斗的年月和远去的战友，回忆着在大三线建设中短暂而又难忘的岁月。朦胧中他看到了在攀枝花钢铁基地所见到的那种树，一种令他难忘的树——英雄树。她是那样的不屈，那样的伟岸，那样的火红，用自己的生命烧红了祖国大三线的山山岭岭…… 整整八年了，曾经统帅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帅彭德怀，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孤军奋战，在前有强敌，后无援军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曾“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泣下”。而彭德怀却依然不屈，高举真理之旗，信念之旗，人民之旗，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敢怒敢骂，敢言敢争，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以其鲜明的个性和人格的力量，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这幕政治悲剧留下了浓重的色彩！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至死也未能得到平反昭雪的彭德怀元帅，悲惨地死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 中国的天空上，一颗帅星悄然陨落。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 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走得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 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人们很难想象，在近半个世纪金戈铁马的岁月中，敌人疯狂的子弹都没有伤着彭德怀的一根毫毛，而在“自己人”无情的打击下，他却轰然地倒下了。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 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在他死后，将他所有的遗物都焚烧了，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送往火化的时候，连火化费都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也就是说，彭德怀死后直至化成灰烬，都没有花公家的一分钱。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如此清白的开国元勋！ “四人帮”一伙怕引起人们的怀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单上的年龄写的是32岁，籍贯：成都市。 一代名帅，怀着冤屈，怀着愤怒，怀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忠诚和爱恋，将自己的生命化成了一团烈火…… 尾 声 尾 声 飞机在首都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飞向西苑机场。 当三位军人捧着彭德怀的骨灰出现在机舱门前的时候，外面等待的人群早已哭成一片…… 1978年12月23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并决定第二天在北京召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可是在此之前，在北京筹备召开的这个追悼大会，还在为找不到彭德怀的骨灰而着急…… 彭德怀的骨灰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1978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成都平原上的雾气刚刚散去，一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已停在了郊外的双流机场。 从飞机上走下两个人来，匆匆忙忙直奔中共四川省委。 二人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递上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78）专办介字第40号便函。这封便函是写给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赵紫阳的。 便函的内容是这样的： 赵紫阳同志： 兹派晏××、任××二同志前往了解彭德怀同志骨灰存放情况，请接洽。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 1978年12月11日 张振亚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对晏、任二人说：“彭总来四川三线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呀？” 来人肯定地回答说：“没有搞错，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 张振亚想了一会儿，才说：“有这件事情，但那不是彭总的骨灰，而是一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两位来人兴奋地说：“对，就是‘王川’，那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 张振亚不由一惊，当年这件骨灰是由他所经手存放的，那个存放骨灰的地方在成都郊外的殡仪馆，他还记得当时这骨灰的编号是273号。 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虽然自己中间还去看过几次，但四年之内，长期无人过问，又无人去办过任何的手续，按照当地火葬场的规定，三年之内无人前来认领的骨灰，到时将挖坑深埋，那骨灰还在不在呢？ 张振亚火速直奔郊外殡仪馆骨灰保管室。 谢天谢地，骨灰还安然无恙地摆放在那里！ 据有关记载，对于彭德怀骨灰的保管，这完全得力于成都殡仪馆的两位工人——辛自权和他的徒弟甘志群。在接受这只骨灰盒时，辛自权老人从来人的神色中就猜想这里面一定有冤情，因此在自己退休之后，他又告诉徒弟一定要好好保管好这只骨灰盒。后来因为三年多时间都无人来认领，有人提出要将这只骨灰盒挖坑深埋，师徒二人说什么也不同意，硬是将这只骨灰盒保留了下来。没想到今天这个谜终于揭开了，这里面竟然是令他们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的骨灰。他们手捧骨灰盒，放声痛哭。 彭德怀骨灰存入成都东郊殡仪馆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3日，取走的时间是1978年12月22日，前后正好整整四年时间。 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傅学正通知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中央派专机已来不及了，彭德怀的骨灰由他生前的秘书和警卫参谋綦魁英与景希珍从成都乘民航飞机送来北京。 当天下午6时，民航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待旅客都下完之后，一个军人沿着舷梯走进了机舱。 这位军人名叫王承光，是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早年为彭德怀担任过秘书。三位彭德怀身边工作过的军人在此种情况下相见，不由眼圈发红，感慨万千。 飞机载着三个军人和彭德怀的骨灰再次从首都机场起飞，前往首都西苑机场。 人民首都华灯绽放，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迎接祖国忠诚而英雄的儿子彭德怀的英灵归来。 飞机在首都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飞向西苑机场。 当三位军人捧着彭德怀的骨灰出现在机舱门前的时候，外面等待的人群早已哭成一片…… 彭德怀被迫害死于北京，为什么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呢？ 事后，在“四人帮”所控制的专案组查得一份材料，上面有着如下记录：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组另一份记录中写着： ……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洪文）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 有人对此曾说，“王川”者，亡命四川也。 彭德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杰出的领导人。……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沉冤整整三十年的彭德怀一案，终于获得了平反，历史最终给这位忠臣良帅以公正的评价。 正如彭德怀所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81年6月27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彭德怀进行了历史公正的结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彭德怀曾经工作过的祖国西南大三线的山山水水都沸腾了，无数三线建设的干部、工人和解放军官兵，来到当年彭德怀曾经视察、工作过的地方，向彭德怀元帅的遗像深深地志哀，回忆彭德怀元帅与三线建设者的血肉之情，许多人都不由失声痛哭起来，大家一声声地呼喊着：彭德怀元帅，人民想念你啊！ 一个伟大的名字和高尚的灵魂，必将永垂不朽！ 1975年在三线重镇攀枝花开始搜集资料和采访 2001年3月3日完稿于常州 2005年10月3日第三次修改于常州 2006年7月20日第四次修改于常州 2006年8月24日第五次修改、定稿于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