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

《学会飞翔》[英]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第一章 与你同行
“爸爸，我快被挤死了。”
“不，不会的，维多利亚，我就在你身后。我会照顾你的。”
我看不见他。我们被夹在人群里，靠得太近了。但我能感觉得到他的手还在我的肩上，他的手，他的声音就足以让我不会尖叫出来。他还是那么镇静，一如往常。不像我妈妈，总是紧张兮兮的。有人问我像谁，我说，像我爸。但每当我如此惊慌失措时，我知道我更像我妈妈。
人群一阵晃动，又向我挤过来。我需要空间和空气。我被挤来挤去，爸爸在后面，我在中间，保镖在前面。他的身躯庞大，我能看见的只是他的后背，被汗湿透了。我几乎无法呼吸。只有一种声音比人群的喧嚣声更大，那就是在我耳中怦怦的心跳。我上台表演前也没有这么糟糕过。
我没戴眼镜，处于半盲状态。但是我能感到黑压压的人群从右边直冲过来，一张张涂了油彩的脸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红的、白的、蓝的。一只手伸过来把我的棒球帽一推，正磕在我的眼上。我吓得浑身打颤。
“我在这儿，‘高贵’，‘高贵’。”
他们喝醉了。我能闻到啤酒的味道。狂笑，喊叫。他们扬着手，手指乱戳，醉醺醺地学着“高贵辣妹”的舞台姿势。
“哦！‘高贵’。”
“大奶子露出来！”
不要和他们对视，“辣妹”组合的一个保安曾告诫我。这就是为什么名人总是戴着墨镜。就像我今天这样。我低下头。闪光灯闪了一下。红外线自动调焦的小红灯到处都是，就像枪上用的那种。聚光灯从我左边直照过来，穿过用来隔开观众和球场的铁丝网。铁丝网的那边尽是人，他们的手指从网格里戳过来，想要摸到我。那道栅栏真不该装。难道这些傻瓜没听说过西尔区事件？就是1989年足总杯半决赛，无数的人挤向铁丝网，死了96个。就在本周的电视上又播放了一次当时的场面，当值的两个警察正被起诉。
“‘高贵’，我们爱你！”然后是一阵大笑，“我们只是开开玩笑！”
我们走在艾因霍温球场四周狭长的水泥通道上，想回到我们的座位上去。我只是在往上走的时候曾看到通道是水泥的。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模模糊糊全是人影，还有伸长的胳膊，都想碰到我。
这是2000年6 月12日，星期一。像每一个英格兰的客场一样，足协对每一件事都做了安排：从斯坦斯得乘专机到布鲁塞尔，再乘大巴到艾因霍温。司机把车停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因此我们得步行二十多分钟才能到达体育场。尽管如此，我们到那儿时离球赛开始还有两个小时。我们的座位在5 排中间，正对着球员进出的通道。我傻乎乎地坐在那儿，十分显眼，就像一只鲜亮的柠檬。有人看到我了，于是便出来了许多照相机。其中一些是新闻记者：很长的变焦镜头在我眼前直晃悠；也有一些是普通人，想拍一张快照拿去给朋友看。给他们看什么呢？看一个棒球帽遮住眼睛、情绪变化无常的女人？周边的观众几乎都还没有入场，我坐在那儿简直就像个白痴。我问保安，开赛前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吗？
我的意思是这两个小时干些什么呢？读节目单吗？
就在那时，我们听说了VIP 休息室。我们问坐在后排的大卫父母，泰德和桑德拉，他们是否想跟我们一道去，可他们说，不了，谢谢，他们宁愿呆在原处。
VIP 休息室在球场的另一边，但是，因为体育场几乎没什么观众，我们只花了五分钟就到了那儿。他们为我们拿来了香槟。我母亲的朋友多琳从雅典赶过来，她一辈子都没看过足球赛。我们忙着和她闲聊，没注意到此时体育场已经坐满了人。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体育场拥挤不堪。感谢上帝，幸亏当初我决定不带布鲁克林来。他安全地留在伦敦我母亲家里，和我妹妹露易丝在一起。
我从没想过要到艾因霍温来。我本想整个星期在伦敦的录音棚里制作我的独唱专辑。但是，不仅因为这个。大家对大卫寄予太多的希望，以至于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去。这就像每当大卫主罚一个重要的任意球或点球时，有时我想我还是不看为好。
此时，大卫已经在球场上了，正在随意地踢着球，比赛前他们总会这样。在我走下台阶，进入这个噩梦般的场面时，我已经看到他了。哪怕不戴眼镜，我也能根据他在场上的一举一动认出他来，即使我看不到他后背上那个大大的7 号。但是，他没有看到我。他一直朝着另一个方向看，球场那边留给球员妻子、家人坐的地方。他总是在找我。他说，知道我在那儿能让他安心。我知道，他现在没看到我肯定要担心了。我本不该来的，我应该就坐在家里，和布鲁克林一起在电视上看他爸爸。那样的话，至少大卫知道他的家人是安全的。
只有看过足球赛，你才会了解噪音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在我走进体育馆之前，我在电视里也曾看过足球赛。电视里听到的噪音不算什么，甚至装着大屏幕的酒吧里将你淹没的那些噪音也不算什么。马克，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有时带我到酒吧里看足球，和他的朋友们一道——这是他所认为的宵夜。最滑稽的是，我甚至在恩菲尔德一间酒吧里看过1996年欧锦赛对德国的半决赛，就是加里斯·索斯盖特射失点球的那一场。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我将嫁给一个足球运动员，我肯定不相信。那噪音恐怖得就像你站在月台上听到的快速列车发出的声音。那噪音将你吞没。那是一种让你想尖叫的噪音。
穿着不要太惹眼，大卫曾说过。我知道所有其他球员的妻子将身着客场盛装——这是2000年欧锦赛英格兰的第一场比赛。还要带保安。我父亲和一个保安——他说，这就够了。可是，这不够。
就在上周五，《每日镜报》发现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称我不去是冷落其他英格兰球员的妻子和女朋友。电台转播了这条消息。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听到首都电台正谈论此事。他们谈论着，似乎我是否到场关乎英格兰的胜败。菲尔·内维尔的妻子不打算去，加利·内维尔的妻子也不打算去。对她们，没有人说什么。他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说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另眼相看。
但是，难道他们不明白，我确实被“另眼相看”了。现在，有人用手对着其他球员的妻子指指戳戳吗？没有。即使她们身着“英格兰希望”盛装，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但是“高贵辣妹”——每个人都知道她要把他们的宝贝“金童”从曼联拉走，每个人都认识她是谁。英格兰最遭人恨的女人——我就是这么被称呼的。太好了。
当一个足球球迷发泄愤恨时，他们会干什么？他们骂脏话。在我小的时候，妈妈常说起那句老话，棍子和石头会打断你的骨头，但是，人言永远不会伤着你。那时，我在学校总被欺负。但她错了，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
我记得，我和大卫开始约会后不久，我妈妈来曼彻斯特看比赛。人群看到我时就开始唱“‘高贵辣妹’翘起你的屁股来”。妈妈问我：“他们在唱什么呢，维多利亚？”她只听到了“高贵辣妹”的字眼，其余的没听到。我的意思是，那有多尴尬？我只说我不知道，并请她再给我一包土豆条。
我和大卫在老特拉福德受到的辱骂是可怕的——不过，至少这种辱骂从来没有演变成对身体的伤害，除非你把一家公司灯箱玻璃被砸碎的乒乓声也算在内——但是，自从2000年欧锦赛开赛以来，我们在英国媒体上听到的都是关于足球暴力以及流氓文化的事。人们以为我读报纸只是为了看看关于“高贵”和“小贝”他们写了些什么。如果我说对此不感兴趣，那是撒谎——正是他们刊印出来的那些谎言意味着我必须读一读那些废话。谎言，还有其他一些事情，简直太逼真了；你简直不明白那些照片是怎么拍下来的。你的照片，你孩子的，你丈夫的，你妹妹的，你妹妹的小女儿的，你母亲和你父亲的，以及任何一个其他人的，只要他们想把镜头伸进他们的生活探究一番。是的，我读那些报纸。但是，每天晚上我也看新闻。无论我有多累。事实上，这是我看的惟一的电视节目。因此，我知道在比利时发生了什么，英格兰球迷如何丢人现眼，已经挤满了警察局的号房。
但是，大卫要我来。他说，我在那儿他踢得更好。
我们回到座位上时，比赛刚刚开始。球场保安终于出现了，大约六个人，就像四轮驱动汽车的保险杠，不问任何问题，只是把人向后推。原来，他们把球员通行的地方用绳子隔了开来，难怪这地方拥挤不堪。
大卫看到我时，他的脸上又绽开了那种笑容，一如往常。正如玛莉莲·梦露在《热情如火》中唱的，“我的脊梁骨成了牛奶蛋糊冻”。我忘记了一切，只知道我多么爱他，而且，幸运的是，他也爱我。
我知道这场比赛对他有多重要。这么多的人在说贝克汉姆将要为我们拿下这场比赛。但是，世界杯中他们也这么讲，而那时他踢得很糟糕，接着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杰罗米·克拉克申（英国著名汽车专栏记者）说他想用一根棒球棒把大卫打到一间四壁有软垫的牢房去。《每日镜报》有一张投镖靶活页，大卫的脸位于靶中心。《太阳报》搞了一个人体模型，照着大卫的样子打扮起来，给他套上一条莎笼裙和一件7 号球衣，然后把他吊起来，不是挂起来，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吊在伦敦南区一家酒馆外的绞架上，拍了一张照片并将它登在头版。没有哪一个足球运动员曾经受过媒体这样的非议。所以，打一场好比赛对他太重要了。
他做到了。尽管比赛以平局告终，第一场对葡萄牙的比赛是2000年欧锦赛中英格兰三场比赛中踢得最好的一场。
大卫踢得这么好，我为他骄傲。我一直看着我爸爸以检验我是否正确。他只是微笑。大卫做了两个球——意思是他将球传给了进球队员。我几乎要哭了，我太高兴了，对我来讲，这是闻所未闻的，任何一个曼联球迷都会告诉你，我并不是真的对足球感兴趣，我对足球的兴趣仅限于大卫在场上时。我不看球，我看大卫。如果这两者恰好统一，那么很好。
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队比赛前，队员不允许探视家人，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比赛后队员仍然不允许探视。足球队，无论是曼联队还是英格兰队，被管理得像是集中营。那场比赛结束后我想做的就是拥抱大卫，告诉他我有多骄傲。但是，当终场哨声吹响，队员们脱下他们的队服给对方球员时，我们像是听话的小学生排着两列纵队，已经被领着回到我们的大巴上，返回机场，回家。
在我们往体育馆外走时，我用手机发了一则短信。给他打电话毫无意义，我知道他会在淋浴间或浴室，队员们比赛后在一起就像一群小男孩儿。生活中，我们有一半时间花在彼此发信息上，另一半则是打电话。大卫的理疗医生甚至说他背部不适就是因为他耳朵上总黏着电话。但有时你有一些事情不想让别人听到，无论是你的妈妈、爸爸，还是司机、保安，抑或是化装师、发型师，或者“辣妹”组的姑娘。或者也许有人在谈话、听CD，此时拿起手机来闲聊是不礼貌的。音乐圈里有些人认为只要他们开心，他们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这纯粹取决于你的教养。有些人认为发送文本信息得手巧，但我不这么想。我像一个手机触摸打字员，虽说我的长指甲意味着我得用指侧按键，但哪个字母在什么位置我甚至想都不用想。
就在我的手机显示屏上闪出“发送”字样时，我收到一个信号——大卫发来了信息。“立刻给我打电话，爱你无数，最最亲爱的。”我迅速摁了几个键，拨了我在睡梦中都能拨出的号，电话响了两声，然后是“你好”。
其他人也许会嘲笑大卫的声音，但这是他们的事。我喜欢他的声音。
“你好，宝贝儿，”我说，“我知道你认为我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做得确实很好，我多么、多么为你骄傲啊。”
“当你听说我做的事，我想你就不会感到骄傲了，维多利亚。”
我感到我的心跳加倍了。
“那么，你做了什么？”
“我刚听说媒体拍到了一张我对球迷竖起手指的照片。”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在开玩笑，大卫。”我们一次又一次碰到这样的事。
别理它，别理它就行了。
“我只是无法忍受。”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愚蠢的问题。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辱骂以及大卫的火爆脾气。但是他知道公众对他如此注意。
“是因为他们喊的那些有关你和布鲁克林的话。我再也无法控制了。”
“比如，他们在说什么？”
“你知道的。”
“我想听听。”
“布鲁克林撅起你的屁股来。”
这并不新鲜。但是当我听到的时候，它依然让我恶心。
“唔，以前我们听过这话。”
“接着他们又说但愿布鲁克林死于癌症。”
我只是合上眼，什么也没说。布鲁克林的画面闪现在我的眼前，正是我离开他时的样子：只穿着尿布，抱着足球，在厨房里到处转着。
“你还在听吗，维多利亚？”
“我在听。”
“我简直忍无可忍。我拼死拼活跑了九十分钟，接着就是这三四个臭小子骂出那些脏话。我就给了他们一根手指头。我本以为没人会看到。”
“你肯定他们看到了吗？”
“加里说他们看到了。”
加利·内维尔是大卫在曼联最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十六岁就是曼联的球员。
又是一阵沉默。让我不说话真的很难，但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
“布鲁克林怎么样？”大卫说。
“他很好。露易丝刚刚来过电话。她说他在电视里看见爸爸了，他很好。”
“别生气，宝贝儿。我知道这很蠢，但我无法克制。”
大巴开进隧道时电话中断了。我肯定如果他想他会再打给我的。我又剥开一片口香糖，用包装纸裹起嚼过的一片，把它放在前座的烟灰缸里。我接受的教育是一直要讲卫生。
他说对了，我是在生气。我真想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掐死。不用想就知道第二天英格兰每份报纸头版的照片。
我的妈妈、爸爸坐在大巴的前部，正和大卫的妈妈、爸爸说着话。我不想告诉他们。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我只蜷坐在座位上，死劲儿嚼着口香糖，眼望着天，天上还有缕缕红色。红色属于曼联。红色属于英格兰。
自从2000年欧锦赛开赛以来，英格兰球迷比其他球迷更粗野，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英格兰球迷比苏格兰球迷坏、比威尔士球迷坏、比爱尔兰球迷坏。我无法理解。我和这些人一起生活，大卫也是。都是英格兰人，和这些蠢家伙们年龄也相仿。那么，区别在哪儿呢？为什么我们不试试把妨碍我们的那些人狠揍一顿呢？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也想和我们一样，模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学我们的外表、我们的着装、发型等等。
大卫和我都有很强的个性。从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努力方向。当然，大卫小的时候我并不认识他。
但是，几天前，当布鲁克林踢着球到处跑的时候，大卫的妈妈桑德拉说他让她想起了这个年龄的大卫，还说她本已经忘了大卫小的时候是多么危险的一个捣蛋鬼。我们讨论布鲁克林究竟更像我还是大卫。
“当他的头发蓬松的时候，”她说，“他看着像大卫，但是，当他的头发服帖的时候，我感觉他更像你。但是，他的一举一动跟大卫小时候一模一样。他从来不会安安静静坐在那儿，总是在踢球。只要他能自由自在到处跑，他就开心。给他几级台阶爬上爬下，他就会相当满足。”
而我嘛，我想跳舞，这个梦想的产生也许不是在我十八个月大的时候，而是大约八岁的时候。因此，也许这对我和大卫来讲更容易些，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我们有雄心，这是我们和那些足球流氓的差别。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这只是时间问题。而他们对自己的身份缺乏了解，因此，当他们拳打脚踢、酗酒的时候，他们要用油彩在脸上涂上红色、蓝色、白色的条条。而现在，他们要将自身的缺陷归咎于大卫。
我到家的时候，布鲁克林在睡觉。我现在还把妈妈、爸爸的房子当做家，因为这是我自记事起就生活的地方。那时没有布鲁克林的房间：几年前，爸爸爬上阁楼，装了个天窗，布置了一间。
我的小宝宝踢掉了羽绒被，四肢伸展地躺着，像一只海星，身下压着“邮差帕特”（英国著名卡通人物。该卡通片主要讲述一个名叫“帕特”的邮差在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送信的冒险经历。这些故事很受观众喜爱。）。我把他抱起来，把“邮差帕特”放到婴儿床的床顶上，接着吻了他的头。他的柔顺的棕色头发和大卫一样。他散发出面包一样的香气。我为他盖上被子，然后坐在黑暗里，听着他的呼吸，就像他一生下来我经常做的那样，很害怕他的呼吸会停下来。
第二天上午，大卫·贝克汉姆对英格兰球迷一根手指的致意上了每份报纸的头版，我知道会这样的。他的“流氓”举止取代了足球暴力，成为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呆在法国旅馆房间里不要出来，那天这句话我跟他讲了肯定有二十次。足协方面还没有传出话来。上一次他对球迷竖起两根手指被罚25，000 英镑。但是凯文·基冈帮了不少忙，他说。结果证明主教练什么话都听到了。
第二天，从我起床那一刻起电话铃声从没停过。媒体。
幸运的是我九点钟左右离开了家，错过了最糟的一段。那一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录音棚里。我一直对我妈妈说她应该把电话号码换掉。但是，正如她时刻提醒我的，撇开其他任何事情不说，这部电话是我爸爸的工作电话。与他们谈徒劳无益——不会对他们所写的内容有丝毫更改。我妈妈称他们的报道为“失实”。她本可以成为一个外交家的。因为我会用“撒谎”来形容他们的报道。
又过了一天，我下午才会有任务。因此当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吃一碗脆仁玉米片，同时喂布鲁克林吃点儿麦片。是《每日镜报》。大约十点钟。
“我没什么要说的。”
“我们只想知道，你是否读过今天的《邮报》，维多利亚。”
“还没有。”
“好吧，我们派人送一份过去，还有一份《镜报》。两份都看看。也许稍后我们能谈—谈。”
事实上，我们有一份《每日邮报》。只不过我还没读。
二十分钟后，蜂鸣器响了。有人到了大门口。我按下了内部通话按钮。
“《每日镜报》。给您报纸。”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看了看监视屏幕。没带摄影机。妈妈在楼上洗澡。
“好的，我打开大门。那么，您是否能把报纸送到前门。在右边。”
我系好那件旧“辣妹巡演”晨衣的腰带，这件晨衣是大卫为“辣妹”买的，每人一件，上面有我们的名字。我只把门开了几英寸宽。
“大卫如此被穷追不舍，你怎么想，维多利亚？”
他们总要试一试。
“像我以前说的，我不想说什么。”
“好吧，也许等你看完了《邮报》罗伊·哈特斯利的文章以及我们支持大卫的文章，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我微微一笑接过了报纸。
“谢谢。”
接着关上门。家人教我对人总要彬彬有礼。
“那是谁呀，维多利亚？”
妈妈已经下来了，头发上包着毛巾，正在找电吹风。
“《每日镜报》。”
“他们想干什么？”
我正在读罗伊·哈特斯利的文章。
电话响了。妈妈拿起墙上那部电话。我没有听，继续读这个叫罗伊·哈特斯利的人写的关于大卫的文章。
文章始于头版：就在上端，一幅大卫竖起手指的照片以及一行字“那么，这个人是国家的累赘吗？详见第十二版。”
我翻到第十二版。文章很长——一整版，但基本内容就是说英格兰的年轻人有大卫·贝克汉姆和他的“辣妹”老婆这样糟糕的行为榜样，我们如何能希望他们有着得体的行为举止呢？我在想，这个讨厌的笨蛋是谁？
“爸爸？”
“什么事，维多利亚？”
爸爸刚走进来，正在泡茶。
“罗伊·哈特斯利是谁？”
“我想是个议员。”
“那么，他写足球方面的事干什么？”
妈妈正举着电话，递给我。
“是阿伦。他问关于罗伊·哈特斯利你想做些什么？”阿伦·爱德华兹是“辣妹”的公关助理，他为我和大卫处理媒体方面的一切事务。
“告诉他关于罗伊·哈特斯利我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我知道我想怎么对付他。”但是我还是把电话接了过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罗伊·哈特斯利得到了冲着他去的东西。不仅来自我，好像也来自全国其他所有记者以及百分之九十的公众。几家报纸开通了读者电话评判线路，让读者打进电话表决支持还是反对大卫。最终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八是支持大卫的。凯文·基冈决定告诉报界他听到这些所谓的英格兰球迷究竟说了什么，当然原话的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我的意思是在你吃着麦片时你是不会想读他们说的原话的。
泰德，大卫的爸爸，也对媒体说了话，他从来没这么做过。大致内容是这不是第一次了，这些所谓的球迷对大卫的谩骂已经持续若干年了。甚至一位足协的发言人也说他们百分之百支持大卫，接着，他谴责了罗伊·哈特斯利——显然《每日邮报》花钱雇来的撰稿人已不再是一个议员，而是一个爵位不能世袭的贵族——说其人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但紧接着我查明这个人写过小说，描写做一只狗是什么样子。要不是我如此鄙视他，我甚至有可能同情他。开玩笑。
不，我是不会同情他的。
突然，一切都改变了。当大卫所忍受的一切公之于众时，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大卫从“一个国家的累赘”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我们足球未来最大的希望”，等等，等等。人们从对大卫肆意辱骂到对他微笑，拍拍他的车窗，对他竖起大拇指。
自从我们彼此认识以来，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
大卫是最了不起的足球运动员，我想让他成为最好的一个。他想做的任何事我都会支持。我只是想要他开心。虽然英格兰没有进入2000年欧锦赛酌下一轮令人失望，但至少这意味着大卫可以比预想的早一点回家。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时间太少了——只有三个星期，之后，他就得回到曼彻斯特进行赛季前的训练了。
只是为了让生活更轻松些，我推出了我的单曲唱片。正如我支持每一件对大卫重要的事情一样，他也支持我。事实上，正是大卫劝我要想终止那些对我接连不断的批评，我得做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我是“辣妹”里面惟一没有单飞的一个）。他的话对极了。
戴恩·波尔，男子乐队“超凡四帅”一个很聪明的小伙子，最近刚刚单飞，想让我和他共同演唱《心神迷乱》，这是继《烦扰》之后他写的一首新歌。《烦扰》在年初让他意外地一炮打响。
一听到乐曲，我确实感到兴奋。因为与《烦扰》一样，《心神迷乱》也是舞曲——就音乐而言，它和流行音乐是截然不同的领域——它绝对有效。没有人会想到“高贵辣妹”唱这样的歌。接着，当戴恩建议我们在“公园晚会”（7 月初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王子委托慈善演出）上将它推出时，一切都按部就班安排好了。对这首歌无论我们想做什么，唱片公司都准备全力支持：服装、伴舞、很棒的影像。作为“高贵辣妹”，我以前几乎只需要穿着走路都困难的高跟鞋晃来晃去。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在跳舞方面我受过训练。
这就是那天晚上我走进厨房时很累的原因，这是大卫从比利时回来后的第二天。那个星期每天早上我七点钟离开家，和伴舞一起排练三个小时，然后到位于伦敦另一边的巴恩斯奥林匹克录音棚和安德鲁·弗兰普顿以及史帝夫·基朴纳一同工作，他们专程从洛杉矶来和我共同制作新唱片。
因此我到家的时候仍然特别兴奋，当大卫继续摆开杰米·奥立弗（英国2000年4 月12日开播的烹饪专栏《裸体厨师》的主持人）的架势摆弄着一条大比目鱼和一些分类切好的蔬菜时，我播放着《心神迷乱》的录音带，开始走那些舞步，布鲁克林围着我的脚跟转悠，边转边唱“心神、心神”——才十八个月就准备跳摇摆舞了。
“嘿。宝贝儿，你认为怎么样？”他站在炉旁，我搂着他的腰，越过他的肩膀看着他问道。
“流畅得多了。”
“这支曲子的本意可不是要流畅，你这疯子，”我说着用一根棍式面包狠狠地敲了他的头一下。“这支曲子本意是要突兀、多变、具有未来派风格。”我突然感到筋疲力尽，跌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开始拿碗里的葡萄来吃。布鲁克林放下足球，向我跑过来。
“你想吃点葡萄吗，大男孩儿？”
我把他抱起来坐在我的腿上。上帝啊，他已经这么重了。
“你说什么？”
“尿尿。”
“真是乖宝宝。”
大卫走过来，端来满满一盘。我饿坏了。
“亲爸爸一下？”他说。布鲁克林扬起脸，嘴巴撮成亲的样子。
“现在，亲妈妈，”大卫说。布鲁克林转过来，我把脸靠在他的脸上，这时大卫亲了我的头顶。
幸福的一家。是的。这种生活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这值得。
就在那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想和这个人讲话吗？可能不想。惟一一个我想和他说话的人就在这儿，为我做着晚餐。我看了一下电话号码。我的律师。我听着，什么也没说，然后点了一下结束键，合上眼睛。
“有什么麻烦事吗？”大卫总是能知道。
“听说过安德鲁·莫顿吗？”
“没有。”
“那么，”我说，“现在你听说了。”
　　　　　　　　　　　　　第二章 梦想女孩
“我要做世界上最富有、最出名、最漂亮的模特。”不，这不是我——我从来不要做模特，这儿站站，那儿站站，让别人告诉你做什么。据说这是杰瑞·夏尔（世界名模）14岁时告诉她母亲的话。但至少她可能看着像那么回事，而当我和妈妈说类似话的时候，我是一个瘦骨嶙峋、满脸菜色的8 岁姑娘，扎着小辫儿，牙齿缝大得足以塞进一颗豌豆。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一个梦想女孩。这一切都始于妈妈带我和妹妹去看《荣誉》，阿伦·派克拍的关于曼哈顿表演艺术学校的电影。那是1982年，我8 岁零3 个月。
黑黢黢的坐在那儿，像是在卡通片里，我的脑袋里亮着一只灯泡。一瞬间我知道我想干什么了——就是这样——我要做珂珂，她不仅舞跳得和我以前见过的不一样，而且，她看起来与众不同，拳曲的头发乱蓬蓬的，唱起歌来好像要爆炸——“我要永远活着，我要学会飞翔！高高地！”
“妈妈，”开车回家时我说。
“什么事，维多利亚。”
“我能去那儿吗？”
“那儿？”
“那个学校。”
“不，你不能。”
“求你了，妈妈。”
“不。”
“为什么不？”
“因为它在纽约。”
难道妈妈不明白吗？我必须得去那儿，我就是得去。要不然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明星呢？我去求我奶奶，她会给我去那儿的钱的。而且，我过圣诞节和生日还省下了12英镑。
然而我得到的仅是唱片。我不是惟一得到唱片的人。7 月17日，由爱瑞娜·卡拉演唱的电影插曲《荣誉》跃居排行榜首位，且保持了3 个星期。它连续16个星期名列十大金曲。几个星期后，BBC 电视频道开始播出那部电影的插曲。里面不再有爱瑞娜·卡拉，珂珂有了一张新面孔。我最喜欢的其他人物还有：一个身无分文、名字叫勒罗伊的很棒的街舞少年，还有一个叫布鲁诺的英俊男孩儿，长着一头鬈发，会弹钢琴、写歌曲。甚至那些老师也不错。只有一个我看不上，那是朱莉，她拉大提琴，有点儿自负。
那年圣诞节，《荣誉》中的孩子们从美国来了，妈妈带我和露易丝到阿尔伯特礼堂去看他们。这不是什么巡回模拟表演，这是真的：基尼·安东尼—瑞演勒罗伊·约翰逊，爱里卡·金普尔演珂珂·赫南岱，李·科赖里演布鲁诺·马特利。我知道，因为我还有一张节目单。前一天晚上，我没有睡觉。露易丝睡了。她比我还小3 岁。就是因为她长着红头发，人们总是对她笑。我知道，她真的很讨厌，她什么都不懂。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他们也许会安排一段时间让观众上台，就像每年在布罗克斯堡表演童话剧一样。这样的话，珂珂也许会看到我，要我去纽约。事实上，我从没如此兴奋过。
我们差点没看到开头，因为我们找不到地方停车。等我们到座位上时，我都快要爆炸了。有时，你寄予厚望的事情让人扫兴，但这次表演不是这样。除了我们每年都去参演的布罗克斯堡童话剧以外——我妈妈和爸爸对家庭传统总是很热衷——这是我看过的第一次现场表演。舞蹈者充满活力，而且我靠他们这么近，我完全着迷了。在出去的路上，妈妈为我和妹妹买了“荣誉孩子”的天鹅绒田径服，后背还有金字。我的那件是蓝色的，露易丝那件是红色的。
就是在那时我开始缠着妈妈要学跳舞。大约3 岁时我曾开始学芭蕾，但学了几个星期我就不学了。所以，妈妈说她不想再浪费钱了。
“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说，从一张沙发跳到另一张，从露易丝背上跳过去，“我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不会放弃。而且我保证对露易丝好。求你了，妈妈。求——你了。”
那年圣诞节，我们去看哑剧，那个地方离我们的住处大约有4 英里，妈妈注意到所有参加演出的孩子都来自地方的舞蹈和戏剧学校。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登记1 月份开始的课程。他们告诉我们在霍兹顿（还在北边一点的城镇）一家名叫“舞蹈用具”的商店可以买到我们需要的任何东西。“舞蹈用具”店就在集市外，妈妈给我买了芭蕾鞋、爵士舞鞋、紧身连衣裤以及腿套。我开始起步了。
在大约6 个月后的一次贝瑞·曼尼洛（成人抒情曲之王）音乐会上，我首次向世界宣告（这个世界包括我妈妈、她的朋友潘·戴维斯以及我最好的朋友阿曼达·戴维斯）我要出名。阿曼达和我总是被我们的妈妈拖去看音乐会——阿曼达的妈妈是一个绝对的贝瑞·曼尼洛迷，是贝瑞·曼尼洛歌迷俱乐部的成员。
像往常一样，我不大想去，但是，这是在布伦海姆宫，我很喜欢去皇宫。结果，这只是一片满是羊粪的田野，而且，我们在一座巨大的高压电线塔后陷住了，只得从大约20英里外看这个大鼻子的家伙。
“有一天，我也要像他一样，”我说。真奇怪，贝瑞·曼尼洛又不是迈克尔·杰克逊。但我就是喜爱舞台上的一切。我下一个生日时，阿曼达给我买了一双贝瑞·曼尼洛鞋带。鞋带是灰色的，上面印满了贝瑞·曼尼洛字样。我把鞋带系在我的软底运动鞋上。真伤心。
其实，我很喜欢贝瑞·曼尼洛，现在还是。不像克利夫·理查德（与美国“猫王”埃尔维斯齐名的英国“猫王”。），那时我就不能忍受这个人。他本应该呆在该死的汽车里，继续他的夏日旅行的。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妈妈真的喜欢他。我知道我妈妈在碰到爸爸之前曾经把这条老蜥蜴的照片贴在她衣柜里头。1983年10月，我们去温伯利看了一场他的音乐会，那时他刚推出他的银唱片。这一张在克利夫·理查德的唱片里头可能是最好的。（银质表明在这一行已有25年了，你不知道吧。）这是一个全新的形象，很具有80年代的风格。他穿着西装，领带和衬衫都解开了。我们都坐在那儿，我转向我妈妈说：“有一天我要站到那儿去。”看着克利夫穿着坎肩、头发蓬松地跳来跳去，让一车一车温伯利的妈妈们如痴如醉，我想，是的，那个我也行。
像我说的那样，我们在家庭传统方面做得很出色。每年的圣诞前，我们会去牛津大街看华灯齐放。我只知道有一天站在那儿的会是我，高高地在人群之上。
“总有一天我要那么做，”那一年无论看谁演出我都会在底下脱口而出。古怪还是怎么的？
我一定是个讨厌的家伙。
“她得有一个作业计划，”在我开始上课时，克里丝廷·莎士比亚告诉我妈妈，“跳舞是百分之九十的勤奋加上百分之十的天赋。你得一直跳到你倒下为止，维多利亚。”
她在说什么呢？作业？作业是阅读和算术题。跳舞就像甜点、冰淇淋，像爆米花，像草莓奶昔，像海滩。
在初学者班上，我比其他任何一个女孩儿都要大3 岁左右。克里丝廷小姐——我们获准这么叫她——告诉我妈妈，如果我想演明年的童话剧，一星期一次是不够的。因此开始时我每星期去两次——芭蕾舞和爵士舞——后来又加倍了。
芭蕾舞最难。在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小时一小时地练，用床底部的横木作扶手。
“你在做家庭作业吗，维多利亚？”妈妈就会在楼下喊。
“是的，妈妈，”我的声音盖过了随身听的节拍。
我不惧怕学习的艰辛。在初中，为了能跟上，我一直得努力地学习：我从来不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回顾我的跳舞历程，我也从来不是跳得最好的。区别在于我从没感到跳舞是任务，因为我绝对喜爱跳舞的每一分钟。
当妈妈第一次说她要把我送进贾森舞蹈戏剧学校时，我想像它和电影《荣誉》中的学校差不多：衣帽间、布告牌、对面的墙上装了镜子的大练功房。其实，我们的上课地点很随意，布罗克斯堡能找到有木地板的任何地方都行：教堂的大厅，甚至童子军住的棚屋。只有一个地方有扶手和镜子。
但是我的失望只持续了大约两分钟，因为克里丝廷小姐是一个很好的人，她曾经是职业舞蹈演员，但现在她的体形已变成梨形了，虽然她还有着跳舞者的小脚和漂亮的脸蛋。
“预备。”
脚，一位，双脚保持正确的角度，左臂搭在扶手上，右臂侧向伸出，或者像克里丝廷所说“辅以臂膀动作”。
朝着钢琴前的霍金斯夫人点点头，然后一、二、三、四……
“侧步，二，点，四，再来，六，展开，八。”一遍又一遍，七八双粉红色芭蕾舞鞋的皮底在木地板上来回走着，沙沙作响。向上，保持，向下，保持。向上，保持，向下，保持。还有点，点，点。
接着，屈膝。我太瘦了，紧身衣在膝盖处一点也不紧。
“后背挺直，维多利亚。”
“屈膝，琳赛。”
“下巴抬起，洛琳。”
“脚尖点地！”
“收腹！”
“膝盖向外！”
“臀部内收。”
“头不要动。”
“请从头再来一遍，霍金斯夫人。”
和克里丝廷·莎士比亚在一起，我越练越想练，虽说我从来不懂为什么她每条指令总要用法语。不久，我开始每天放学后都去。但至少，我从来没有厌倦。不像我正常上学的戈夫橡树小学，从一开始就不对头了。
我的任课教师太糟糕了，这有点儿倒霉，因为她是我第一年全年惟一的老师。我们整天都是她，每天。她就像西方那个邪恶的女巫，只会比那女巫更坏。她看上去差不多和我外婆——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一样老，满是皱纹，这皱纹让人不舒服。她身着灰色套装，带镶边的肉色衬衫。但是，说她可怕与她的年龄无关。我外婆满是皱纹，而且也老了，但她可爱。即使没那么老，“可怕”夫人也绝对不是那种让你敢于试试的老师。阅读是最糟糕的，我们学习阅读的书是《珍妮特和约翰》。
“哦。《珍妮特和约翰》，维多利亚，”当我把第一本带回家时妈妈说。对她来讲这一定很怀旧：她在50年代学习阅读用的是同样的书。珍妮特和约翰有一个妈妈、一个爸爸还有一条狗，他们去商店。书里写的就是那个。我们以前每天都读《珍妮特和约翰》。读完一本《珍妮特和约翰》，再读另一本《珍妮特和约翰》。《珍妮特和约翰》不仅主宰了我的学校生活，而且也主宰着我的家庭生活。我记得和妈妈在一起数小时痛苦地读着可恶的《珍妮特和约翰》。这延续了几个月。现在没有人再读《珍妮特和约翰》了——他们读红帽子罗杰、蓝帽子比利和黄帽子珍妮弗。终于，那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我读到了最后一本书的最后几页。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学校，真的感到很兴奋。每个读完《珍妮特和约翰》的人都得到一颗星。现在我能得到一颗星了。我记得站在教室前面“可怕”夫人的桌前，排队等着轮到我，两只脚跳来跳去。“可怕”夫人拿起书，书的里页有我妈妈打的钩和签名。我感到如此兴奋：我读到了末页，现在我将要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一颗星了。
但是“可怕”夫人，那个老巫婆，说，不。
“不，”她重复了一遍，我就站在那儿，书还向外伸着，迷惑不解，血涌到了脸上。她把书递还给我。“如果你已经读过一遍，再读一遍不会有什么困难，对吗，维多利亚？”
教室里一片寂静。所有清早的闲谈都停了，也没有椅子的咯吱声。我能感觉到她们都在看着我，心里想她们多聪明——她们都拿到了星——我真笨。
“那么，现在，回到你的座位上去，你可以从头再开始。然后你就能拿到一颗星了。”
甚至现在我还能记得我走回课桌的情景，其他孩子低下头看着书本，尽量不看我。
我死劲眨着眼，感到眼里有什么东西。接下来的活动时间，甚至我的朋友阿曼达都不跟我一起玩。她和其他几个女孩儿玩跳绳游戏。在操场的另一端，有一个用粉笔画好的旧的跳房子游戏，我找到一块石头自己玩起来。
我认定，“可怕”夫人是一个巫婆。她对我施了咒语。我知道在她房子里面还有一顶巫婆的帽子，一把扫帚柄，她收集蜘蛛、蚂蚁这样的东西，用它们念咒语。
那时我甚至6 岁都不到，还不知道记仇。但是我恨“可怕”夫人。而且我想她可能也恨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迟到，我总是又干净又整洁，我从来不忘换室内鞋。她说我迟钝，那是多么痛苦啊！“很遗憾，他们这儿没有补习班，维多利亚，因为那正是你该去的地方。”
因此“可怕”夫人把我安排在教室后面，这样我就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坏影响了。
如今，如果他们发现你阅读缓慢，他们可能会认为你有语言障碍，并给你额外的帮助，或者至少，会对你好一些。我不认为我有语言障碍，我想我只是厌倦得发懵了。
虽然那几年，我有过一两个好教师，他们鼓励我，没有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低能儿，但是，“可怕”夫人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她彻底摧毁了我的自信，因为自那以后，我拒绝做任何使我想起她的事，比如阅读。我认为那就是让我无法阅读的原因。
戈夫橡树小学像一所老式的乡村学校，虽然戈夫橡树并非真的是一个村庄。它曾经是，但是到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它已经变成现在的样子了，一个比较富裕的通勤城镇的郊区（30分钟到利物浦大街）。这些城镇在伦敦外围，沿A10 公路向北延伸，过25号公路直到赫特福德，比如说沃尔瑟姆克罗斯、切斯汉特、布罗克斯堡以及霍兹顿。虽然它离中部伦敦很近，但是，我们学校没有黑人，一个都没有，事实上，一个外国人都没有。我们全都是可爱的白人小女孩儿、小男孩儿。想想那个时候，我们都过着很闭塞的生活。
我最好的朋友，阿曼达·戴维斯，很漂亮，金色的短发、美丽的手、美丽的指甲、完美的皮肤，还有眼镜。她是那种稍大点后会把校服改得看起来很酷的女孩儿。我们得穿棕色齐膝长的裙子，裙子上打了很多褶，金色衬衫，金色、棕色相间的领带，棕色套头外衣，带纹饰的棕色运动夹克。她的裙子总是稍微短一点儿。她总有很酷的铅笔盒，很酷的书包，她甚至有高跟鞋。我总是很整洁，但是从来不酷。
每星期一次，我们在上午10点的休息过后进行“展示和讲述”。活动中，你把有趣的东西带到学校来给班上其他同学讲述它的事情，比如一个鸟巢。其他同学用来展示和讲述的东西好像总是比我的更有趣，尤其是阿曼达。
我还记得她带来的东西——像一只甲虫，鲜红色的，那是一枚她爸爸在布罗克斯堡伍兹罗马公路附近发现的罗马硬币；一个古老的绿色瓶子，它的塞子像一个玻璃球。
我找了要带去的最有趣的东西之一是一个弯弯曲曲塑胶样的东西，看起来就像彩包爆竹里可能进出来的那种。妈妈带着我刚出生的弟弟克里斯琴才从医院回家。她把这个弯弯曲曲的东西给所有来看她的朋友们看，并且向她们描述他如何手里挥着这个东西出生了。他们好像都觉得很好玩。
“到这儿来，维多利亚。你拿着什么？”
“只是用来展示和讲述的东西。”
“张开手。”
我张开手。
“你不能把这个拿到学校去。”
“但是，妈妈，为什么不？”
“因为这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因为这是我的避孕环。”
“避孕环是什么？”
“它让人不能生小孩。”
“可是你刚生了一个小孩。”
有时大人们真难懂，哪怕是我妈妈。她没有对我发火，反而好像在大笑。
“不要再问了。如果你不抓紧，就没时间梳辫子，只能扎几束了。”妈妈总是给我梳头，直到大约14岁。
大一点后，我就不再只站在操场上看其他孩子跳房子，或者跳绳，或者只在一起说悄悄话；我做我喜欢的事：跳舞。
我不只是随便跳跳，我会编排完整的有故事情节的舞蹈。有时是芭蕾，有时是现代舞。这样，下午点名结束后，我们老师，那时是哈代夫人，就会说：“今天为我们跳舞吗，维多利亚？”我会说是的。接着她就让班上其他同学坐下，我就站到学生座位前面去，放我将要跳的舞曲磁带，然后就开始了。
几乎每天都这样。或者说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我太热望表演了——我感觉在舞台上比在书桌后更舒服。假如我没有让他们微笑，我就会让他们大笑，那就是表演所要做的一切。每年圣诞节，我们学校都搞演出，我不惜做任何事都要参加，只要有可能就担任主要角色。有一年我们被告知将要上演《雪人弗罗斯蒂》。哈代夫人说：“哪位同学有像雪人服装的衣服？”我飞快地举手：“我有。”
唔，第二天早上我就会有了。我妈妈在服装方面很棒。
只要有奇特服装比赛，她都会为我和露易丝做出点儿很特别的东西。她喜欢竞赛——我们的约克郡小猎犬甚至获得过“靓丽小狗”奖。我知道她会做出你能想像到的最漂亮的雪人服装。她确实做到了，用做窗帘剩下的衬里布料。它的形状像做成人形的姜饼，带有大大的黑纽扣。我穿在身上，戴一顶高礼帽，扎上一条围巾。
我们住在离学校大约一英里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曾经是戈夫橡树的乡村小学，直到60年代才建了新校舍。这是一幢涂成黑白两种颜色、华丽却不太实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妈妈在她搁在厨房地板上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了这则广告。我家的狗，一条名叫萨曼莎的约克郡猎犬，那时已经很老了，在上面撒了一泡尿。那样她才注意到那则广告：“地处宜人的乡村，占地三分之一英亩，一幢华丽而风格独特的独立住所。”
那时，我们住在霍兹顿的一所小房子里面。那是我妈妈爸爸结婚时买下的。1974年4 月17日，我在那里出生。其实，我并不是出生在卡克斯顿路，我是在哈洛的一家医院里出生的。但是，有好多年我尽力想把它忘掉，因为哈洛在埃塞克斯郡。我是“辣妹”，不是“埃塞克斯妹子”。
那幢老校舍他们是买不起的，不过他们还是买了。1977年，那儿没有其他房子，只有教堂和路尽头的酒馆。但是，那儿不是农村。如果你相信报纸，你会以为我们在农村里。完全不像那样。我们的周围过去是苗圃——所见之处是以前留下来的数百个温室，那时，“野草谷”种的西红柿和黄瓜比英格兰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它们中的多数现在已经消失了，变成了独立的高级商务房的小型种植园。爸爸认为那些温室不管怎样看着都不舒服，并说那些新房子不错，因为每英亩他们只允许建4 幢。但是我想念它们。那些温室，有时玻璃反射出一闪一闪的光，就好像是在海滩上。而我一直都想生活在水边。
做室内改建的那些人已经加好了一层，但就是他们也知道做得不是很好。所以，爸爸决定把所有的都拉掉重新开始。他拆房子很有一手。他甚至在霍兹顿的家里也这么干，那可是崭新的房子。他觉得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窗子，所以如果他加点什么，在卖的时候，他就要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即使是加在一座70年代砌的房子上。我最早的记忆是看到我妹妹爬过一堆一堆的水泥。我3 岁半，她1 岁。开始的几年，我们好像生活在建筑工地上，里面的墙推倒了半截，很可怕。我记得从暖气片、洗涤槽、木板上爬过去，门没有把手。惟一整理好的房间是我和露易丝共用的卧室。
爸爸自己的电器批发生意刚起步，因此他们请不起工人。让人吃惊的是，爸爸大部分活儿都自己做，帮他的有一些建筑工朋友和我外公——一个退休的码头工人。
外公的头发呈波浪形，从前额向后梳，有点儿秃顶。他绝对是个绅士——甚至在花园里干活儿时，他都穿着西装；哪怕是大热天，他在脱夹克之前总要征得别人的同意。他里面总穿着一件V 字领的无袖厚运动衫——“为了不抓住死亡（英文短语catch his death 意为”患上重感冒“，小维多利亚从字面上曲解了），”外婆说。好多年我都担心死亡是个什么你能抓住的东西。
妈妈一家来自北部伦敦的托特汉姆，这个地方在那时相当繁华，至少和艾德蒙顿相比是这样。艾德蒙顿更偏东一些，我爸爸来自那个地方。妈妈一家十分富有。外公工作很长时间，外婆经常把一个房间租给托特汉姆“热刺”队的足球队员，滑稽的是，“热刺”队就在那条路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足球队员每周只能挣大约9 英镑。
外公在码头上工作，他经常带回家一些奇怪的动物——他的小偷渡者们，外婆这么称它们。他们有一只企鹅，他们把它安置在洗澡间里，还有一只叫杰基的猴子。我喜欢听外婆讲杰基的故事，讲他如何顽皮，如何爱吃果酱，有一次如何从碗柜里拿出一瓶果酱，在厨房里到处跑，上了碗柜，爬上窗帘。那是战争年代，我外婆聚起所有的配给券才买到这瓶果酱。她说，求你了，杰基，把那罐果酱给我吧。
而杰基只是把它扔在地板上，摔碎了。最后，他们管不住杰基了，只好把它送给了动物园。
接着，我妈妈出生了，他们就叫她杰基。有一次我问妈妈她是否介意用一只猴子的名字称呼她，她说她从来没想过。
我的外公外婆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才生我妈妈。那时，外婆已经39岁了，再生孩子就太迟了。这就是我妈妈没有弟弟、妹妹的原因。
我爱外婆和外公。开车去托特汉姆并不很远。过去，他们经常做些照看孩子的事。有时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但是通常是他们来我们这儿。我记得坐在窗口等着他们那辆旧福特“和风”沿路疾驰而来。疾驰是个恰当的词。妈妈称他为开车奔死亡。没有任何信号灯，也不减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以至于在我大约10岁时，妈妈不允许我们搭乘他的车了。
看到那辆车突然转到我们家的车道上来时，我们三个都迅速跑下楼，争着第一个打开前门。外婆的口袋里总有一些东西给我们。妈妈是他们惟一的孩子，他们确实很宠她，现在他们对我们也一样。那段时间，我妈妈和爸爸一无所有，他们甚至买不起烤箱——妈妈做饭都用一种汽化煤油炉。我记得有一次和爸爸一起去给妈妈买生日礼物，我们给她买了洗发水、护发剂和肥皂，因为其他东西他买不起。我还记得当时我很生气，想自己给她买点什么。
但是，外婆的口袋里总有一些小东西给我们。“这儿有些钱，不要告诉你妈妈或外公。”她会说。或者可能是糖果。
不像我奶奶。有一次，我看到她把别人给她的一盒巧克力藏了起来，这样，她就无须给我们分一点儿了。但我还是爱她。
毕竟，她是我奶奶。
亚当斯一家和我妈妈那边的坎农家一点儿也不一样。
我妈妈开始和我爸爸约会时，我外婆说，她本以为他有点儿“浪荡”，但是，他们了解他以后，她对他赞不绝口。她说他就像是她从没有过的儿子。
事实上，我爸爸的童年相当悲惨。他最早的记忆是他被迫到酒馆从烟灰缸里捡烟头给他父亲抽。我爸爸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员，他们不得不在酒馆外逗留数小时等他们的爸爸出来。我想他的妈妈也差不多。他们过去总把所有的家务活儿让他干。他从来没有玩具或类似的东西。有一年圣诞节，他们给了他一辆自行车，他无法相信。他完全正确。他们忘了告诉他，他得自己分期付款。他们听说他要结婚了，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那么，现在谁来给我们修补房子呢？”
但是，即使知道了这些，我仍然爱他们。毕竟，他们是我的祖父母。
我父母在妈妈住的威斯伯利大街对面的教堂里结婚了。他们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那时，我妈妈正和另外一个人约会。“那小子长得真不错，有六英尺四高，”爸爸说。而爸爸只有五英尺九。不管怎么说，这小子去了什么地方，而杰基和托尼——那是我爸爸的名字——最后接吻了。但是，接着这小子又回来了，面对着他们两个，他喝完了一杯咖啡。我妈妈还是和他走了，但是，第二个星期我爸爸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开始约会时，我妈妈只有17岁。她在泊尔商业中心的太阳保险公司上班。差不多10年以后我才出生，但是，我还记得她很迷人的样子，黑黑的长发，蓝蓝的眼睛。她现在依旧光彩照人，也许这些日子更是这样，因为她有漂亮衣服了。她还是那么瘦，不过，她的黑色长发现在变成金色短发了。
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约有一英里，因此，爸爸经常用车接我们，一辆鲜绿色希尔曼“复仇者”客货两用车。但是，他把所有的座位都拿掉了，把它用作货车。因此我们得挤在乱糟糟的电线、一箱一箱的插头、开关以及很长的霓虹灯管中间。有些电线绕在纸板棉线轴那么大的东西上，我总是力图坐在其上，目的是不把我的校服弄乱。但是假如我们认为那很糟糕的话，这和不得不乘坐爸爸的劳斯莱斯相比，简直不算什么。
　　　　　　　　　　　　　第三章 某个年龄
和我一样，爸爸完全是个工作狂，他从来停不下来：如果他不在办公室，他就出去送货；如果他不是出去送货，他就在花园里穿着高统靴清除池塘里的草；或者把游泳池里的苍蝇弄出来，或者修锁，修吱吱呀呀的门。接着他的电话就会响了，你只能听到对话的一方。比如：“你要让我哭了，基思。”
“你在等我开始拉小提琴吗，特尔？”
还有更好懂一些的话，如：“告诉瑞假如他能把每件的价格降百分之十五，那就成交。”
站在我父母家外边等着抓拍我和大卫照片的摄影记者认为我们总是有东西往外送：货车停下来，箱子签字交接。
他们不知道大部分只是运到车库去的电气部件。在戈夫橡树房子的车库里，你看不到一辆车，只有电线和成箱的插头、插座。楼上是爸爸的办公室。人们总以为是一个有司机、销售员的大批发公司，但是，这里只有他一个人。
每当爸爸有紧急定单，他就会把需要的所有零件都搬到大厅来，然后我们就组成一个微型生产线。
“快点儿，孩子们，”妈妈就会叫道。接着我们就都跑进来，坐在分配给我们的一堆东西前。工作成了游戏：我们都有专门的事要干。克里斯琴，我弟弟，因为他最小，会从这些东西里挑出一个递给我。然后，我就从我那一堆螺丝或者无论是什么里面加上一个部件，再递给露易丝。露易丝再装上别的什么，递给妈妈，妈妈再加点别的什么。爸爸最后检查我们的产品，把它包装起来。我们是灯具组装、电气部件领域的冯·特拉普（美国经典音乐片《音乐之声》中的人物，家有七个孩子）一家。这个我们做了若干年。
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爸爸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话：“如果要想把事情做好，我一定要自己做。”
“但是你工作这么努力，工作这么长时间，”我们就会说，“你累了，你本来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为了你获得的东西，你工作得如此辛苦。你应该出去走走，多度假。”
但是，他回来时总说着同样的话：“要想做成什么事，我就得自己做。因为我不能依靠别人去做。”
爸爸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让我妈妈很生气，因为如果他不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可能会相当蛮不讲理。那真让人懊恼。要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
80年代，爸爸的生意做得很好，他买了一辆二手的劳斯莱斯，“银影"MK2型，棕色，但是，媒体喜欢称之为金色。爸爸童年生活窘迫，他决心自己要做得更好，拥有一辆劳斯莱斯一直是他的梦想。滑稽的是，他对车并不那么感兴趣，这和大卫截然相反，大卫是个车狂。因此，大卫在那儿谈论引擎规格、制动马力和扭矩时，爸爸看上去一脸的茫然。大多数时候，他都不知道如何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
从一开始我就恨那辆劳斯莱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相比，我们周围的人也许相当富有，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劳斯莱斯。我们受到了如此多的嘲笑。我、我的弟弟和妹妹经常恳求爸爸用那辆送货车带我们，但是这就像对着冰柜讲话。
他现在说那时我们并不经常乘劳斯莱斯，只有当他去见客户的时候才开。但是，那辆车影响了我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阿曼达·戴维斯家那样买一辆梅斯特罗（英国车，全名奥斯汀·梅斯特罗）呢？她的眼镜、她的高跟鞋，我想要的每样东西她都有，而我和露易丝看起来就像是为三星鞋做广告，鞋子擦得锃亮，而且一模一样。
我妈妈一直想要一对双胞胎，因此我和露易丝就成了她从未得到的双胞胎。我们到哈洛的“哈维”购物中心买衣服，回来的时候每样东西都是不同颜色的两份。有一年圣诞节，我们甚至得穿同样的灯笼裤，只有颜色不同。我记得有一次妈妈甚至为我们用钩针编织同样的衣服。露易丝无所谓，她不仅漂亮、伶俐，而且比我小3 岁，而我是这么个没长牙齿的丑小鸭。以她的雀斑、拳曲的红发以及完美的皮肤，露易丝属于那种能赢得漂亮宝宝比赛的小女孩儿。她小的时候，在大街上，完全陌生的人会走到她跟前。
“多可爱的头发。”
妈妈就会微笑着，露易丝也微笑着。
“多漂亮的宝宝。”
这时，露易丝就会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知道我不漂亮。每个人都喜欢露易丝。他们不喜欢我。谁会怪他们呢？谁让我脸上千瘪瘪的，头发向后梳着，看起来就像一个被人收养的孩子。
有时，甚至我妈妈也不好，比如告诉我不能穿高跟鞋。
“我不会允许你看上去像个妓女，维多利亚。”
她什么意思，一个“馅饼”（tard一词兼有“妓女”和“馅饼”的意思）？哪种馅饼？我外婆有时做黑莓馅饼和苹果馅饼。在布罗克斯堡有一家商店卖馅饼，上面有可爱的草莓和黑莓，做成各种花色。
那么眼镜怎么样？它们会让我看起来像“馅饼”吗？
“不要这么傻，维多利亚。”
“那么，我能买吗？”
“不，除非你眼睛有问题。”
在我学跳舞之前，我妈妈曾送我去上钢琴课。我外婆的钢琴弹得很不错。她不会读谱，但是她什么都会弹，从《把桶滚出来》到“甲壳虫”乐队的歌，甚至《荣誉》。什么东西她只要听一遍便能弹奏。
滑稽的是我的老师，她叫亚当斯夫人，她是一个寡妇，住在布罗克斯堡一条宽阔的大街上一座很大的半独立的宅院里。虽然有很大的窗子，但即使是在夏天，她也总是把里面的灯开着，因为房子周围的灌木和树长得太茂密。房子里面很可怕：每样东西都又旧又脏，散发着霉味、樟脑丸味以及猫身上的气味。不只是一两只猫，而是数百只。我想那些猫她肯定是捡回来的——她是那种从来不把东西扔掉的人。钢琴是深棕色的，琴盖每次打开或合上时都吱吱呀呀地响。惟一的灯是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一半的灯泡已经不见了。这是一幢破旧的房子，而亚当斯夫人可能和这幢房子一样老，灰白的头发拳曲着，头发稀得你能看到她的头皮。我记得有一次对妈妈说，如果我正在那儿上课的时候她死了我该怎么做？我给谁打电话？
就像对阅读一样，我厌倦透了。我们练习音阶和一些无聊的调子，如《老麦克唐纳有一个农场》。亚当斯夫人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老女人，总是对我抱怨个不停。有一个东西叫节拍器，据说是用来帮助你保持节拍的。这是一只三角形的棕色盒子。你把前部拿掉，在侧面把发条绞几圈，接着这根大针就会摇过来、摇过去，像车上的刮雨器。滴嗒、滴嗒、滴嗒、滴嗒。你可以把它由快调慢。但是无论她调多慢，我总是跟不上。对亚当斯夫人来说，我的手指抬得从来都不够高。它们应该弯得像鹰爪。她常常在我手指下放一根尺以防止它们耷拉在键盘上。有时，她就用那把尺猛抽我的手指。
她的教学方法没有任何现代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让我这个年龄的人感兴趣。甚至外婆弹的我爸爸那个时代的“甲壳虫”的老歌也比我要练习的那些玩意儿好。一天，我在同一张乐谱上盯的时间太久了，乐谱开始变得模糊。因此，我对亚当斯夫人讲，我不能再练了，因为我看不清乐谱。她就告诉我妈妈我的眼睛出问题了。我当时并不知道如果你盯着一个东西太久都会发生这种事。
因此，我终于要戴眼镜了。为了防止他们以为我的视力还不够糟糕，我决定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他们举在你前面的那些字母你都看不见。哪怕是那些大个儿的字母。妈妈真的担心起来了。
“看到那辆客货两用车吗，维多利亚？”她的意思是我得把车牌号读出来。
我们要去学跳舞了。妈妈从学校把我接上，那段路开始了。从“新门大街”路下来，到十字路口，穿过村庄，进入切斯亨特，从A10 公路下开过，到卫理公会礼堂或者叫童子军棚屋。大约15分钟。
“太远了，妈妈。”
“不，不远。试试看。”
但是这时候，那辆客货两用车左拐右拐，或者超了一辆公共汽车。所以，她就重新找了一个目标。
“那辆阿斯特拉看得清吗？”
我胡编一气。
或者我们因红灯停了下来，这样，小汽车或是卡车近得连鼹鼠都能读出它的号码。
但是，我就是看不见。妈妈想我要瞎了。她这么煞费苦心。最后，他们带我去了哈里大街一个眼科专家那儿，做这个测试、那个测试。身穿白大褂的那个人给我戴上这些很重的架子，然后插进去不同的镜片，先是右眼，再左眼，一个镜片摞在另一个上，直到重得我感到鼻子都快掉了。
“好了，维多利亚，那怎么样？”那个男人说，把另一个镜片放到了架子上。
“哦，是的。现在我看得好多了，谢谢你。”
我感到很得意。而且这一次不是谎话，我真的能看得很清楚了。现在只是挑选镜架的问题了，在哈洛的一家商店我曾看过一副，很喜欢。
我的兴奋很短命。因为后来才知道他最后插进去的镜片只是玻璃，我的眼睛一点问题也没有。因此，我一直也没能得到那副眼镜，至少好多年之内没有。但不管怎样，钢琴课就此结束了。
我一点也不介意往返布罗克斯堡的那段路，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和妈妈在一起。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我确实没有朋友而只有靠着妈妈才感到安全。我过去常常以为我的头顶系着一根绳，把我和妈妈连在了一起。假如我们在大街上走路，比如有一只垃圾箱，我就一定要以和妈妈一样的方式绕过垃圾箱，否则的话，我就会感觉这根绳乱了，继而我的脑子也会跟着乱。有时我走到街尾，意识到我绕过灯柱或者什么东西的方式不对，不是我妈妈的方式，我就得走回去，用妈妈的方式绕过灯柱，要不我会感到心里打了结一般。
这像是一种精神折磨。有点像你听说过的有强迫症的人，出了门后，上帝啊，我锁门了吗？然后走回去察看一番；接着还一样，上帝啊，我锁门了吗？再走回去。就像那样，只不过，我会想，我绕过垃圾箱的方式对吗？或者绕过汽车的方式对吗？我从来不像我的弟弟妹妹。他们离开家从不会感到困难，总是参加学校旅行一类的活动。而我不行。
一天晚上我们住到希拉姑妈和艾里克姑父家。我的妈妈、爸爸要开一个晚宴什么的。希拉姑妈是我爸爸的姐姐，她比他大好多。她和艾里克姑父有一个女儿卡伦。总之，妈妈、爸爸开车把我们送到位于托德汉姆的他们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我真的不想去。因此，这一切对我，而言有点像一次冒险。我们卸下行李后，希拉姑妈和艾里克姑父带上我们所有人到了A10 大道上的一家很大的老式餐馆——牛肉馆之类的地方。
这家餐馆是错层式的，我们在楼上。虽然爸爸妈妈刚走了大约半小时，我已真的想家了。在食物上来之前，我去找洗手间。我站在楼梯平台那儿，看着双车道上来往的车，就是看不到我爸爸的劳斯莱斯，想到没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十分惊慌失措。
我回到座位上，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我却相当紧张。我一旦紧张就笨手笨脚。不知怎么回事，我把吃牛排的刀碰掉下了桌，一把木头柄子、刀刃呈锯齿形的那种。接下来，楼下传来一声尖叫，我们从边上往楼下看，我那把刀像匕首一样插在一张桌子的中间。
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女招待吓得要死，我也吓得要死。
姑妈和姑父不得不打电话给妈妈、爸爸，让他们来接我们。
那是我上大学前最后一次离开家。
和小学相比，中学是地狱。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无法和同学融洽相处。我以前班上的多数同学都到戈夫去上学了，那是聪明孩子的学校，在那儿，他们进行被叫做完全沉浸法的教学——比如用法语和德语教授历史和数学课。我的父母声称当时他们认为圣玛丽中学对我会更好一些，那儿对学生更关心。但事实是我不够聪明不能去戈夫上学。
假如我去了戈夫，事情也许就不一样了；至少，大部分孩子都有着和我一样的背景。但是圣玛丽正好位于切斯亨特两处巨大的由地方理事会建造并租赁给房客的廉价公寓之间。不住在那儿的人称其为“伦敦过剩人口”。这些孩子从没遇到过我这样的人，我也从没遇到过他们那样的人。
大约在我开始在圣玛丽上学前一周，小学的一个女孩儿，她的名字叫安杰利娜·福利，她认为我能见到别的要走的人真好。她长着一头金发，很成熟。我记得她假期到我家来，说：“你公共汽车吗？”她什么意思——你公共汽车吗？我不懂她的意思，所以我没回答。不过当然，每个人都这么说，她的意思是每天乘公共汽车。我一辈子从来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这样。不。我要乘劳斯莱斯去。
然后还有校服。他们给了我们这个明细表。第一天，我穿着丝毫不差的校服上学了：圣玛丽书包（妈妈甚至还缝上了一个徽章）、符合要求的鞋、符合要求的袜子、符合要求的领带。现在我意识到了，其他没有人能买得起。他们只有一些旧的灰裙子和套头衫以及一只特斯科店里买的拎包。你可以选择穿灰色、打褶的裙子，或是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大部分孩子只有其中的一条，而我两条都有。你要穿白衬衫；大部分人的衬衫都皱巴巴的，我的衬衫总是熨得很平。我的领带总是打得很规范，不会赶时髦把领带打得要么很短，要么很粗。我太没有叛逆精神了。在冬季，你可以选择：要么不穿外套，挨冻；要么穿胶布雨衣，一种灰色可怕的东西，一直拖到膝盖以下；要么你可以穿一件带有一顶大帽子的粗呢外套，装扮得像一个巴丁顿熊。信不信由你，我认为胶布雨衣会新潮得多。但是，不。我穿那件巴丁顿熊一样的衣服，因为妈妈、爸爸说“站在操场上”会暖和些。他们太对了。因为当其他每个人闲逛或者和他们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一角的水坑里，穿着这件巴丁顿熊外套，扣上所有的扣子，看起来像个十足的小丑。
我完全呆错了地方。没有人愿意跟我讲话。上体育课时，我就是那个贴墙站着、没有哪个队愿意要的人。在班上，我是那个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坐的人。
我在乎什么？我不需要朋友，我有我的家人。我的意思是，瞧瞧他们那样子。再说，谁愿意跟他们那样，肮脏不堪，衬衫拖在外面，衣服掉了扣子，鞋子磨破了？他们以为是什么样子？他们没有母亲照顾他们吗？
我当时可能尽量看起来好像不在乎。但是，这伤害了我，即使我假装没有。对他们来说，到操场上去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刻。对我，这就像被发配到了北极的冰川上。在班上，即使没有人要坐在我边上，至少我还能继续做我的事。但是，在操场上，其他每个人四处跑着，这就像是地狱。在小学，至少我能在休息时间训练我的舞蹈。在这儿，我不能——至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在跳舞。但是，我在脑子里跳舞，计划一些新的舞蹈动作，从常规动作开始直至舞蹈动作练到最佳。跳舞的时候我的身体好像属于我，但是一个人站在操场上，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好像不是一个整体，每个部分都感到笨拙、太大；好像有时在你睡觉之前，你感觉每个部分都比实际尺寸大了一倍，好像是铅做的。其他人好像对他们的样子都满意，好像他们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他们的。我感到我的每一个部分是一个并不真正匹配的零件。我的每一个部分都丑陋。肯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做我的朋友呢？总有一天，我要做给他们看。总有一天我会出名。那时，他们会感到遗憾的。
我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好像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愚蠢。我并不只是在找一种应付孤独的方法。我确实那么想。我发现功课并不容易，因此，上课的时候我要集中注意力，不像其他大部分孩子那样混时间。我那时就很刻苦了。
学习努力、做家庭作业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名列前茅，我从来没拿过不折不扣的A.但是，在最后一年，我被任命为管理员，在圣玛丽学校这就相当于班长。那只是因为我学习用功，并且向校长打其他孩子的小报告，我才不在乎呢。我也许不聪明，但是我总是很负责，老师们也知道这一点。我得好好组织那些充斥着我的校外生活里的好多事。
参加舞蹈或唱歌也同样相当不舒服。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要参加某个舞蹈班或排练：踢踏舞、芭蕾舞、摩登舞、爵士舞，还有民族舞——爱尔兰舞、苏格兰舞、波兰舞——跳这些舞你得穿上某种靠不住的长裙子和木底鞋。
放学后，大部分孩子都会在卖土豆片或白酒的商店附近闲逛，男孩子们抽烟、接吻。而铃声一响，我就走了，走到汽车道的路口，祷告妈妈会在那儿，我不用等她。因为，有些日子，那些通常被老师说成是“野孩子”的男生威胁要打我。
老师为了不让我挨揍，不得不陪我走到那个路口。
除了校服、劳斯莱斯、跳舞、打别人的小报告，我没有朋友的另一个原因是粉刺。扎辫子的丑小鸭现在是有粉刺的丑小鸭。无论何时我描述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会提到他们完美的皮肤。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了吗？那是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东西，你就会注意到它。我有这些粉刺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你或许已经想到这些粉刺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恐怕已经消失了吧，既然我为人妻、为人母，还是那对光彩照人的名人夫妻“高贵和小贝”中的一半。但是，没有。它们显露出来只是提醒我，钱不能为你买来任何东西。我上床、刷牙、洗脸、照镜子——什么都没有。然后，到了早晨，它们又在那儿了，就像该死的蘑菇在草坪上说：这就是给你的教训。
从我大约13岁起，粉刺就开始控制我的生活，不化妆我决不出门。我有各种各样的洗面奶、润肤露、化斑霜、祛斑霜、遮斑霜，更不用说粉底霜了，厚得像油彩。布茨公司（世界化妆品、保健品及礼品的主要零售商之一）肯定从我这儿赚了不少钱。我至少比我妹妹早起床一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做好。但是，每天点名后，我都会被叫去做同一件事。到洗手间去，“把那层化妆品刮掉”。因此，作为一个好女孩儿——我确实是个好女孩儿——我就会到洗手间去，刮掉那层化妆品。接着，到了中午，我就又回到洗手间，再化一次妆。那时的洗手间满是香烟味儿，挤满了叼着香烟吞云吐雾的女孩儿，冒着染上肺癌的危险，更不用说操场后面的怀孕以及各种各样性传播疾病了。然而我总是被她们赶走。
另外一件我总注意到的东西是乳房。同样的原因。这是因为我没有，从来就没有过。我直到12岁都是完全的平胸，光杆子一根。
圣玛丽是一家英格兰教会学校，我们每周得去一次教堂，就在我们边上。第一学期是个小阳春天气，很热，我们走来走去都只穿衬衫而不是夹克或有纽扣的外套。男生有一个游戏，那就是用手在你后背上摸，看看你有没有戴胸罩。
当然我没有。我十分尴尬，问妈妈我能不能买一只。它被称为实习胸罩，装在标有双A 的盒子里，包括两个棉制的三角。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钱——我没有东西往这里面放。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担心我的粉刺那样担心我的乳房，因为练跳舞的人都没有乳房。事实上，重要的是不要有乳房。跳起舞来，我一点都不感到另类，我甚至有朋友，有我自己、露易丝·皮克林（她妈妈在霍兹顿开跳舞用具商店）、林赛·格里顿以及洛琳·威德豪格。虽然他们住在布罗克斯堡，我住在戈夫橡树，我们都十分熟悉，我们的父母也经常交往。威德豪格夫妇甚至现在还是我妈妈爸爸的朋友。
到这一阶段，我有时一个晚上参加三个班。我妈妈就像一个司机，因为那些班并不总是在同一幢楼里。她刚回家给爸爸做好饭，就又得掉转车头再回来。她开车走过的路多得让人难以理解：若干、若干英里。她知道我想做什么，她对我非常支持。无疑，我感觉每件事情都得归功于她。那时，她让我妹妹也跳舞了——虽然露易丝从没像我那样喜欢舞蹈，但是她更听话。妈妈在一家模特训练班为我们两个都报了名。他们喜欢有着可爱的雀斑、完美的皮肤以及拳曲红发的露易丝，但是不喜欢那个有粉刺的容易发脾气的老女人。
我和林赛可能是我们这批人里最好的，在比赛一类的事情中也通常是竞争对手。实际上，她跳得很好。她的声音很棒，舞跳得也确实很好，已经参加过几次伦敦西区的演出了。我们的舞蹈生活受考试驱动着。你从一级一直考到六级，然后是前初级、初级、中级和高级。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如果你在毕业时还没有完成所有的考试，你可以在大学里继续。接着你可以参加芭蕾舞、踢踏舞、摩登舞教学考试。
我想现在还一样。教那三种舞我都能胜任。可能我的踢踏舞、摩登舞跳得更好。但就是芭蕾舞考试我也总能拿到“荣誉奖”（最高奖）或者“高度赞扬奖”。
贾森学校一年进行两次表演，叫做“让我们给你享受”，有些节目我们自己设计舞蹈动作，我总是喜欢那个；毕竟，我8 岁时就在操场上这么做了。事实上，在最后一年，我赢得了“高级自编舞蹈奖”、“莎士比亚盾”以及“个性杯”。（但是，正如你看到的，没有那个小小的紫罗兰杯。）这些奖项由校长乔伊丝·斯普里格斯女士颁发给我。
贾森舞蹈戏剧学校的戏剧表演很有限——说实话，我也不想操那份心：那些即兴表演都是装腔作势。但是当地方业余戏剧社团在他们的音乐剧中需要一个合唱团或是跑龙套的角色时，比如《国王和我》或者《绿野仙踪》，那是特别出色的。“布罗克斯堡市民中心”听起来没什么，但其实它是一个正规剧院，崭新的，有后台、顶棚和蝴蝶幕。
在《绿野仙踪》里，我扮演小矮人，跳吉特巴舞。我的小矮人服装是一件粉红色有裙撑的衣服配一顶红色高帽，跳吉特巴时穿一条紫色紧身连衣裤，领圈和手套是鲜艳的绿色，还有一条短裙，用一种很亮的、难看的材料做成，看起来几乎像塑料。因为这些是大型演出，所以有无数次的排练，虽然大部分时间你只是闲着。但是我喜欢这一切。考试很辛苦，但是表演，登上真正的舞台，听到观众鼓掌而且知道有些掌声也许是给你的——这让一切都值了。
我13岁时，妈妈在每周出版一期的娱乐业报纸“舞台”上看到一则"YST" 广告。YST 是“明天的年轻明星”的缩写。
这是给年轻人看的舞蹈表演——在伦敦西区进行三场慈善演出。要进入YST ，你首先得通过预演。这些是开放式的预演，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参加。预演在金斯克罗斯附近的约克路伦敦音像中心举行。这是我参加过的首场大型预演。多数开放式预演都有同样的模式：首先由坐在桌旁的一个人记下你的名字、地址，然后给你一个号码。接着——至少YST 是这样——有人会问你想跳什么舞，比如踢踏舞、爵士舞还是芭蕾舞。然后，你将进入一个教室，他们开始进行淘汰。
一旦从一个班出来，你就可以开始另一个班。从头到尾，妈妈和其他一些家长就在一个房间里等着。经验老到的孩子就自己来。
听到我入选的消息，我非常兴奋。其实，我连续两年都人选了：一次在威尔士王子剧院，一次在布来克弗里尔的“美人鱼”剧院。第一年我人选了爵士舞和踢踏舞。我没能人选芭蕾舞。跳芭蕾的尽是一些精英，都是一些好像一生从未碰过壁的女孩儿。有一年，我人选了民族舞，拿着一篮子假鱼跳了一段葡萄牙舞。
排练安排在每个星期天，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有些人得走很长一段路，我记得一个女孩儿来自诺丁汉，还有一个来自约克。虽然我们用不着走那么远，但是，每个星期天我妈妈都得早起，把我送到金斯克罗斯。我排练一整天，然后，她再来把我接回家。她绝对是个好人。有一次她让我乘火车，但是我吓坏了——记住，我连公共汽车都从没乘过。
结果是，爱玛，后来也进了“辣妹”演唱组——那一年也在爵士舞小组——和我同在一个叫“小里埃”的节目中，但是在那儿我从不认识她。因为她有她的一小圈朋友，我有我的一小圈朋友。你不会每个人都认识。
第二次我人选了所有的小组，包括我最不擅长的芭蕾。
因此，这场很长的芭蕾舞持续了20分钟，其中有我，只是在不起眼的位置上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最后一个出场。但是，谁在乎呢？我表演芭蕾舞了，而表演芭蕾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演得像那个角色并不难。我不要知道所有的姿势，我不要知道手举到空中的法语名称，我只要跳舞。
我不知道我曾应征过多少角色，但是，不可否认当你处于那种年龄的时候，事实上，无论你处于哪个年龄，预演是很难的，总是遭到无情的拒绝，从来不会感觉好得很。“叫下一个。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总是那样。
无论你经历过多少次，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你总是会伤心。我不常哭，至少上汽车前不会，但那是因为我时刻为那个“不”准备着——这并不难，因为它出现得如此频繁。但是有些人经常容易落泪。回到换衣服的化妆室里，总会有红红的眼睛，至少有一个人在哭。
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任何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只有最好的才能顺利过关，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这一条不会变。如果你不能忍受被击败，你就不应该到那儿去。
那时我的雄心是在伦敦西区的音乐剧中跳舞。在剧院的感觉太好了。克里丝廷·莎士比亚狂热地喜爱戏剧，所有·的戏剧她都带我去看：《星光快车》、《西贡小姐》、《猫》、《悲惨世界》。她总对我另眼相看，好像我值得她这样做一样。我们首先会去吃点东西，在某个地方比如大英博物馆旁边的比萨饼快餐店。总是她付钱。然后去看演出。无论我们去看什么，在看下一场之前，那一场总是我最喜欢的。我喜欢《星光快车》，因为它如此现代，节奏很快。里面所有的歌曲我都知道，我还买了活页乐谱，这样我在家的时候也能唱。至少，在亚当斯夫人家那些可怕的钢琴课意味着我能看懂音符。
露易丝和我还学会了同轴溜冰，但是，我们看《星光快车》最近的地方是在沃尔瑟姆克罗斯举行的沃尔瑟姆·福雷斯特滚轮溜冰节。（后来我参加演出了BBC 一台制作的名叫《身体要素》的系列剧，剧中我扮演一个穿着冰鞋的抗体，身穿带着尖刺的盔甲，就像一个中世纪的骑士。）
另一个我最喜欢的戏剧是《猫》。我肯定已经看过五六遍了，先是和克里丝廷·莎士比亚一起看，再和我家里人一起看。当然，我真正想演的是那只白猫。但是这完全是幻想。
扮演白猫的总是来自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员，必须很出色。那时穿着白色紧身连衣裤的我肯定是最让人生厌的一个：我看起来肯定像一个被拖上岸的鲸鱼。因为那个瘦得皮包骨的8 岁女孩儿不知怎么的已经变成了一个肥肥的15岁女生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暂时性肥胖，妈妈这么称呼它，虽然后来我们发现我有多囊卵巢——意思是卵巢周围有许多小包囊，起到了激素的作用，这就是我变得这么肥的原因。
并不是说那时我真的介意我的长相，但是那种状况一定要改变。
　　　　　　　　　　　　　第四章 给弱者的话
八月里，看到商店里挂满“开学了”的标牌就让我不舒服。有时我真的不舒服——我的耳朵总是发炎。有时我就只能让妈妈去开一张病假条。现在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恨学校、那些教师、学生，每一个人。因为我的粉刺、因为我和男生没有任何瓜葛（性冷淡而又难对付）我遭人谩骂，甚至有人说我不是爸妈亲生的，因为我有一个“黑人的鼻子”和深色的皮肤。
在圣玛丽我从来没有那么多朋友，只有两个：布伦达·艾克勒波希和萨拉·巴克尔。但就是她们也经常围着男生痴笑、在课间玩无挡板篮球。
直到十四岁我才对我的外表开始感兴趣。起先是化妆，然后又发展到头发。原先乏味、棕色的一头稀发现在成了乏味、棕色的厚发。这是我对80年代的贡献。我妈妈的朋友苏，一个理发师，一天晚上来为我烫了发，但是为了得到理想的发型，我不得不每天早上洗头，把头发卷起来，用一个烘干器把它烘干，再涂上定型剂把发型固定住。现在我得到的不仅是那句通常的“刮掉那层化妆品”，而且还有“把你头发上黏糊糊的东西也除掉”。
在穿着上我也开始时髦一些了。为了既穿着舒服，而又有腿套的外观，我开创了穿两双袜子的潮流。因为袜子必须是白色的，所以没有很多创新的余地。先穿一双过膝的袜子，把它拉到小腿中部；然后在上面套一双短一些的袜子，拉得更低一些。这样，你就能做出很多皱折，看起来既像袜子，又像腿套。有些袜子穿起来的效果更好一些，因此，每天早晨我和妹妹都会为穿什么袜子而争吵。
我的裙子开始变短了。不是短很多，因为女校长经常让我们跪在地板上，我们的裙子必须得完全靠到地面。
我那个学校的女生总是被男生迷住。但是我从来都不那么感兴趣。好像还有女生抽烟，而我对那个也不感兴趣。
她们总是在角落里咯咯地笑、喷吐着烟、窃窃私语。但是，对男生要退避三舍，我下定了决心——直到1990年春季学期初弗朗科的到来。他是一个美国人，切斯亨特，圣玛丽的新任教区牧师的儿子。
他相当高，留着短短的黑发，戴着棕色眼镜。每个人都对他十分倾慕，一部分只是因为他是美国人，带着口音，也因为他长得不难看而且脸皮特别厚。
因为我从没有过男朋友，情人节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我也从没收到过情人节卡片，只有妈妈经常寄一些给我和露易丝，因此，我们并不感到被遗忘了。
男生和女生都不靠近我——我并不是怪他们，因为我确实有点让人不愿接近。我的意思是，粉刺、烫发、涂在脸上像房屋外墙上嵌有小石子的灰泥一样的化妆品——那能有多少吸引力？
这是一个特别的情人节，1990年2 月14日，我不只是得到一张卡片，我收到了七张，我听课的每个班级都有一张。
这是圣玛丽学校的听课方式，你从一个教室换到另一个教室听不同的课，你总是有你固定的学桌。打开我坐的每一个学桌时，我都发现这样一个信封：用大写字母写着“给维多利亚”，底下划了一条线。而且信封相似，哦，我的上帝。这样的事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没有人知道它们是谁送的。接着开始有了一些传闻说是弗朗科。接着，就在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节课，我又收到了最后一张情人卡。不像其他卡片那样只有一个问号，而是一个问题：星期六跟我约会好吗？
结果是放学后我跟他说话了。我几乎不记得和男生说过话，我感到非常笨拙。我们出去了，天很黑；即使这样，我感到我的粉刺仍在发光。
我们为什么不去沃尔瑟姆克罗斯看电影呢？他提议，他将会来接我。我同意去看电影，但是没有同意他来接我。我去他家。我不可能让他来我这儿，让我的弟弟妹妹盯着瞧，好像他是一个外星人，更别说我的妈妈和爸爸了。
作为新任教区牧师的儿子，他就住在学校对面，学校在教堂旁边。我用了好长时间考虑这个重大场合穿什么，最后决定穿一条牛仔裤、靴子和衬衫。
我妈妈让我下了车，她很高兴，但没有表现出来。我走近前门，按响了门铃。我正在暗自希望她离开，门开了，我差点跌到门里边，我对妈妈挥了挥手，她终于开车走了。
“你好。弗朗科在家吗？”
这是弗朗科的爸爸，那位教区牧师。在他身后，弗朗科跑下了楼，那么狼狈，而且——哦，上帝，我无法相信。他穿着一条肥大的牛仔裤——这么开始实在令人不快——白袜子、鞋头上翘的丑陋的运动鞋，最糟糕的是，一件星球大战T 恤衫塞在裤子里，一件短茄克式衬衫拖在裤子外面。此前，我只看到他穿校服。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让人恐惧的事。因为没有人相信他约了我出去，我所谓的朋友们说她们要到电影院去探个究竟。
那么，我们怎么去那儿呢？乘公共汽车。我一生从没坐过公共汽车。我一点也不知道该死的公共汽车是怎么回事，在哪儿买票，车费多少——任何事。而且我得坐在这个十足的卑劣小人身边。自然，当我们到沃尔瑟姆克罗斯的时候，她们已经等在那儿了，正做着她们一辈子都在做的事，在汽车停靠点附近闲逛。
“你好啊，维珂（维多利亚的简称）？”
“你好啊，弗朗科？”
我能感到她们都在得意地笑。我恨不得当时就死掉。看完电影他要带我去麦当劳，但是，我感到太难堪了，只想回家。所以我们就又回到公共汽车上，返回切斯亨特，然后，他说你想进屋等你妈妈来吗？我从电影院已经打过电话给妈妈，让她来接我。
因此，我进了屋，就坐在大厅里，坐在弗朗科打开的电视前。我没有见到那位牧师或者牧师太太。所以，我只是坐在那儿，我在想，千万不要吻我。求你了，无论你做什么，只是不要吻我。我这么大还没有吻过什么人，我可不要你成为我的第一次经历。我感到非常紧张，好像要崩溃了。
然后，他说：“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哦。”一个男生给我买了一个礼物。
“那么，是什么呢？”
他拿出一个小珠宝盒，有一个弹簧盖的那种，里面是一个带金链子的金十字架。
“哦，谢谢你，弗朗科。”啊，啊，啊。
这时，我听到妈妈在屋外按汽车喇叭。因此，我戴上这个金十字架，很快地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就走了。
“那么，怎么样啊，维多利亚？”
妈妈问。
“那么，怎么样啊，维多利亚？”
爸爸问。
“那么，他吻你还是怎么了？”
露易丝问。
我刚洗完澡出来，妹妹正在努力想发现爱情的秘密。
“那是什么，托莉（维多利亚的简称）？”她指着我的脖子说。
“弗朗科给我的。”
“不是那个十字架，你这白痴，它下面那个绿色的标记。”
“不可能有绿色标记，这是金的。”
“不，不是。他爸爸做坚信礼时免费赠送数百个这样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它们都是金子的，他就成百万富翁了。”
我抹去镜子上的水珠，自己看了一下。哦，我的上帝，我不相信。一个大大的绿色十字形标记。
“但是这是真金的，不是他爸爸的那种。”我辩驳说，“弗朗科为我买的。只是我的皮肤让它发生了有趣的反应。”
那就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学校罗曼史。电影院的一个晚上。这算得上一个记录吗？
接近中学教育通用证书考试了，我正在补习法语。一天，我正喝着茶，一个男孩儿进了厨房。以前我曾经见过他，他是防盗自动警铃修理工的儿子，我很喜欢他，他看起来就像空手道选手。那时妈妈正忙得团团转，同时她对我说，如果布罗克斯堡额外的法语课我不想迟到的话就得准备动身。
因此这个男孩儿说他住在哈洛，到布罗克斯堡顺路，为什么不让他送我呢？但是，我妈妈说不，没事，她反正要出去。
“你为什么那么做，妈妈？为什么你不让他送我？”我们一上车我就对她说。我很沮丧。我无法相信。我和这个我确实喜欢的男孩儿单独相处的机会被我妈妈彻底毁了。
他名叫马克·伍德，大约比我年长三岁，长得不难看，约莫6 ．2 英尺高，乌黑的头发往后梳并用发胶定了型。但是真正的吸引力是马克与众不同。自从弗朗科之后，我还和其他几个男生约过会，但只是学校里的男生。马克不是当地那种长粉刺的十五岁男生，不像学校里和我约会的那些人到处吹嘘穿过哪个女生的内裤。马克实际上是一个成年人，哇噢，好像还会开车。
我记不得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是否打电话了，还是又来修警铃。但是，几个星期后，他约我出去。
他驾驶的那辆货车在车顶上通常有梯子，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场合，他把梯子卸掉了，虽然他对车身侧面公司的名字无可奈何：特尔·马克。他爸爸名叫特里。我们去了一个叫维拉的地方，一个酒吧，我想是在沃尔瑟姆斯托的什么地方，靠近“埃平森林”公园。我记不得穿着什么衣服，那时，我对着装的感觉不很好，但是我太激动了。忘了弗朗科和公共汽车吧。这是一辆小汽车。当然，与公共汽车相比，它很不错。
“那么，你想来点什么，维多利亚？”
惊慌失措。
“请来点伏特加和水，马克。”
这是惟一我能想到的东西。去酒吧时我爸爸总是喝这个。再来一杯吗“的时候，我都说”是的“。我喝得越多好像就越放松。现在我只要喝一杯伏特加和水就会倒在地板上，但是那时，我的块头要大得多，事实上相当胖，因此能喝几杯。我不记得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但不管怎样，我开始和他约会。
又过了大约六七个月，我和他上床了，而他从来没有强迫我那么做。
我不仅要补习法语、在学校努力学习，而且我还要决定今后做什么。自从我开始跳舞，我就向往上一所舞台表演学校，比如意大利亚孔帝，或者特林的艺术教育学校，或者西尔维亚青年艺术学校。这些学校通常是十一岁入学，除了学习歌唱、舞蹈、表演外，还修习所有常规课程。“辣妹”中的爱玛进的就是西尔维亚青年艺术学校。现在我仍然想我本来也该上那所学校的，那样我周围的人就会和我一样，我也肯定会开心得多。但是，我妈妈坚决反对；她要我接受“正常教育”。而且，综合起来考虑，他们可能也付不起学费。
另外一个选择是上大学。这里还是要做出选择。意大利亚孔帝和艺术教育学校不仅是戏剧学校，它们也开设大学课程，然后还有多林伯德、斯怠拉曼以及雷恩戏剧艺术学校。我看过它们所有的夏季演出，我想上的学校是雷恩。事实上，雷恩开办了一个夏季学校，前年我在那儿呆了一个星期。那儿有一个非常酷的男生，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绝对帅气，而且才华横溢。
第二年春天，我参加了所有学校的选拔预演。那年冬天，克里丝廷·莎士比亚确实帮了我的忙，因为，正如她一直提醒我的，在参加预演的数百个人里面，有些大学只招收十名。
正是克里丝廷告诉我：“如果你进雷恩，你就选对了。”
雷恩是最专业的，甚至现在我也总能辨别出哪个是雷恩的女生。她们总是很漂亮，又高又瘦，相当整洁，出门时总是要化妆。但是我没有被录取。我被列人备选名单。但是我被多林伯德录取了，这是我的第二选择。
我毕业时拿到了五张中学教育通用证书以及烹饪奖。
（是的，你们这些好挖苦人的人以为可怜的老“高贵”甚至连鸡蛋都不会煮，烹饪奖，你们听到了吗？）几天以后从雷恩传来了好消息。有人退出了，而我被录取了。除此之外，我幸运地得到了赫特福德郡奖学金来付我的学费。
结果我发现大学与中学很相似，在某些方面更糟，因为我不得不离开家独自生活。尤其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我的外婆和外公刚去世不久。这真叫人非常伤心。真的，我只记得他们老了。外婆患有老年痴呆症。她一直都那么漂亮、完美无缺，但是，最后没有一件衣服她穿着得体，她会露出胸罩的带子，紧身裤只穿一条腿，而另一条腿露在外面。她会忘了戴假牙。
可怜的外公经常很难堪。他尽力照顾她，但这确实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人们以为老年痴呆症只是健忘，比如——今天又到星期几啦？——但是最后外婆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她会对妈妈说：“那边那个年轻女士是谁？”而那个年轻女士正是我。
我记得有一年圣诞节，电视里播放的某个片子里正在进行枪战，她转向外公，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好像她要溺水了一样，说：“那个拿枪的男人。他要打死我。”她非常、非常害怕。
妈妈也被弄懵了。我记得在厨房里，她正在做着礼拜天的晚餐，显然很紧张，也很沮丧，外婆坐在大厅里已经神志不清了，我正在问妈妈事情；很简单的事。而她说：“哦，我想不起来了。”因此我说：“你怎么变得像外婆一样。”
她一下子哭了起来。要知道我正在谈论的可是她的母亲。而那时我想，你哭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沮丧呢？现在我才明白。她显然过分担心她自己也会这样，因为在这个家族里老年痴呆症迅速蔓延，不断蔓延。年轻的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你在说什么。
雷恩学校设置的是三年制课程。第一年，我住在爱普森的一个人家里，常常在每个周末回家。正如我喜欢每天都练一整天的舞蹈一样，我同样多地盼望着周末。我呆的那一家很好，但是，这和在家不一样。一些小事情，比如他们吃的那种饼干，甚至那种炸鱼条和早餐的麦片粥我都不习惯。
我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萨拉·斯图亚特，一个留着长长的金发、很漂亮的爱尔兰姑娘。但是朋友不多并不特别困扰我。我习惯了。当我看到一大群女生在一起，傻笑、抽烟，我当然不想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我惟一想做的事就是训练。我从来没有忘记克里丝廷·莎士比亚的话。“如果想有所成就就得刻苦训练。”我会有所成就的，你就等着吧。
天赋的不足我用刻苦训练来弥补。早起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难事，我总是在上课前一小时就到了练习室，在那些最受青睐的学生收拾好东西结束一天的训练后，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训练房。
在其他任何一个学校，这本来已经足够了，但是，在雷恩，要想真的出人头地、出现在所有的演出中而且能被看到，你必须是最受青睐的。而校长贝蒂·雷恩从来不隐瞒谁是她最喜欢的学生。我不在其中。在跳舞、唱歌或是戏剧表演方面，我从来都不是最好的。我的憾事在于太胖。那时，我一定有140 磅，更有可能是168 磅，而不是140 磅。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些女生总是唠唠叨叨地谈论卡路里等等，但是我通常什么都吃：玛司条、麦当劳、土豆条。我吃巧克力，能吃得耳朵里都冒出巧克力来。也许我有了一点双下巴，但是，我终于有乳房了。对此我特别高兴。我的男朋友也高兴。
有资格说“我的男朋友”感觉真好。
“这个周末你想做什么，维多利亚？”
“和男朋友约会。”
好的，这就去了酒馆，和他的朋友一起看足球、整晚做猜谜游戏。关于四五十年代的音乐剧我不了解的，我可以记在啤酒杯垫子上。
我们经常去哈洛，马克和他的家人生活的地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这个酒馆里，“哈洛作坊”酒馆。
马克所接受的教育和我完全不一样。他的父母比我的父母年纪大得多，是地道的伦敦东区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酒馆、参加宴会或是跳舞，他妈妈总是坐在那儿喝啤酒，而他爸爸坐在吧台边。尤其是他父亲，情绪波动得可笑。
我从来没有和他们相处得特别和睦，他的妹妹总是怀有敌意。她经常看到我穿着短裙子之类的衣服出去，接着就品头论足。她更属于那种明智地穿上长裙和开襟羊毛衫的类型。甚至当我块头更大的时候，我也总能穿着短裙而不遭人议论，因为我有修长的腿。
我们开始约会以后好几年，他们家发生了一些激烈的争吵。这与我无关，但马克没有地方住了。
我妈妈一直都喜欢他（“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儿，维多利亚。”）并且热情欢迎他。一星期中我离家住在爱普森期间，他就睡在我的房间里。我妈妈为他洗衣服、熨衣服，给他做饭。
我在雷恩的第二年，我父母在爱普森买了一套公寓。接下来的两年我和另外三个女生就住在那儿，她们都付给我爸爸妈妈房租。我可以选择我自己喜欢的那种麦片粥（弗罗司蒂牌）以及我自己喜欢的那种饼干（马克斯& 斯宾塞公司产品），但是，我一点也不比以前开心。我的体重越来越明显地成了问题。
虽然我告诉每一个人我有男朋友，但是我认为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他从不来看我。在电话里我几乎要哭了，恳求他开车来看我。爱普森没有多远——沿25号公路只要大约一个小时——又不要穿越伦敦。而我回家就要乘火车，真的很复杂。首先乘火车到维多利亚，再乘地铁到金斯克罗斯，再乘另一班火车到俄克伍德，接着得有人到车站接我。
有一个周末，天在下雪，所有的火车都停开了，因此我无法回家。我乞求他来，但是他没有。公寓里的其他女生都出去或者回家了，我不知道怎样度过这个周末。我买了一瓶酒和几罐子桃子，然后整晚都在挤粉刺，一个劲地哭啊、哭啊、哭啊。
他说他没有钱买汽油。虽然他被迫离开家，但是，他仍然为他父亲的公司做事，而且他没有付给我妈妈任何房租。
我对他说：“问一下我妈妈，她会借给你买汽油的钱的。”但是，他还是不肯来。挣钱的可不是我啊。我的看法是，上大学是我的选择，所以，每次我妈妈或爸爸给我钱的时候，我都不肯接受。
我不知道马克怎么了，但是，当别人不注意他时，他就绷着脸。你甚至都不知道什么会让他开口。他会生闷气，几天不跟我说话。就在我十八岁生日前，我们都去滑雪。很多人一起去，总共大约有三十个人住在瑞士的一家旅馆。彼得和玛丽·费德斯通，我父母的朋友，邀请了一些我们不认识的朋友。我们认识他们的孩子达尼爱拉和玛丽亚—露易丝，但是，那些朋友家的孩子大不一样。他们相当富有，都很漂亮，总是穿着昂贵的名牌服装，比如法国的纳夫—纳夫和唐瑭。
我和妹妹从来没有那样的衣服。自从我到雷恩，妈妈给我钱让我自己买衣服，但是大部分我都直接存进了银行。生活在牛仔裤、紧身裤之中，花钱买衣服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妈妈总会买一些零零碎碎的衣服让我惊喜一下，比如从“顶级”商店或“多萝西帕金斯”买一些她认为我会喜欢的短小的上衣。
虽然我不记得在瑞士曾对妈妈说过什么，她肯定注意到我有点羡慕地看着这些富家子弟的着装，因为我们回去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去为我们每人买了一件唐瑭羊毛开衫。我的那件很厚，浅橙色，前襟嵌花，后背上没有图案，只在上面绣着唐瑭的商标。露易丝那件是紫红色的，又带点蓝色。为了让我、妹妹、弟弟得到什么，妈妈愿意倾其所有。
那件羊毛开衫是我曾有过的第一件可以称之为“名牌”
的东西。我有过一些有牌子的衣服——像我从科文特蔬菜花卉市场的菠萝舞蹈厅买的紧身裤、T 恤衫之类，但不是名牌。
我不能说那是我迷恋服装的开端，因为不管人们怎么写我，我从来就没有迷恋过服装。但是，突然，我意识到你可以得到好东西，而且有了好东西大不一样。
滑雪归来时，我发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虽然我们比大部分认识的人更富裕，但是，和玛丽亚- 露易丝的朋友们相比，那就不算什么了。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儿养了一些马。她已经毕业了，不想工作，因此，她的父母就让她整天照看马。
我以前认为，上帝，多幸运啊。现在我不那么想了。
他们不仅有昂贵的衣服和昂贵的化妆品（迪奥与瑞美尔牌），他们还有昂贵的汽车，“高尔夫”CTIs或者法国“标致”205s. 一个男孩儿有一辆“保时捷”，而我的车是一辆已经失去了往日光彩的“菲亚特—尤诺”，这是我爸爸妈妈为我的十七岁生日连带着驾驶课一起买的。但是对我来说它比十辆“保时捷”还要好，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车，我就是喜欢它，虔诚地为它清洗。车身是红色的，里面是棕色。为了让它看上去更活泼，妈妈把毂盖和后视镜也漆成红色，车身侧面漆上了银色的条纹。它还有红色的天线、红色的顶篷。每个人都知道这部车是我的：一个毂盖在几条街外的地方掉了，竟然有人把它送到我们家来，因为它是谁的这太明显了。
我的父母非常慷慨。他们把马克看作家庭一员，他们不仅为他付钱和我一起去瑞土；为了我的十八岁生日，他们付钱让他和我去欧洲迪斯尼乐园，在巴黎一个很不错的旅馆里住了两晚。这本应该很浪漫，但是他却完全冷落我。我不断问他：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
也许，他说某一个笑话时我没有笑。他过去一直认为他很善于逗人笑。很多时候他意识不到人们在嘲笑他，而不是被他逗笑的。他努力让我觉得自己孤僻不合群，而他是“受人欢迎”先生。但是，事实上，他一点也不受人欢迎，或者即使他是，也只是在一群卑鄙小人中间，他只是一个小得不得了的泥水坑里的一条大鱼。
当一个人拿你不当回事的时候，你怎么做？你就定婚。
就在我离开雷恩学校的前夕。我想那时我对未来感到有点怕。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嫁给马克；定婚只是定婚而已：开一个晚会，得到一个漂亮的戒指。大学里所有女生都在定婚。我甚至想马克并没有要我嫁给他，那更像是，我要定婚吗？于是我想，为什么不呢？
对这一发展惟一不满意的是我的妹妹，她绝对讨厌马克·伍德。
“你不能嫁给他，托莉，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你知道什么，你才十五岁。”
“对，我可不要呆在这儿看着你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于是，她走了，收拾了一个手提箱，去和学校里的一个朋友住了。
但是，无论如何，露易丝知道什么？我并没有说要嫁给他。妈妈为晚会定做了一只蛋糕，上面有两只糖霜做的鞋。
我的那一半是一只芭蕾舞鞋，马克的那一半是一只足球鞋。
在雷恩的最后一年中，最好的事就是碰上莫林和格云·休斯。格云是一个音乐老师，有一天，他看到我在胡乱弹着钢琴，于是他问我是否会弹。我告诉他我学过，但是半途而废了，不过我真的很想学。因此，他重新开始教我弹钢琴。我真的想弹钢琴，为了我外婆，也为了我妈妈，我知道她一直都想学。
格云和莫林其实教授音乐戏剧课，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很照顾我。他们一定是同情我。我记得为了《星光快车》举行过一次预演，当我请求雷恩小姐允许我上去试一试的时候，她说：“不要惹人烦了。”但是莫林和格云说别理会，不管怎样争取一下吧。我这么做了。是啊，我是没有被选中，但是雷恩学校一个都没被选中。当她们所有的人都在傻乎乎地伤心痛哭时——因为雷恩小姐如此栽培她们——我倒是喜欢这一次经历。
在雷恩的最后几个星期，一切都在为年终演出做准备，届时，经纪人、游艇老板、物色角色的导演将会到场寻求新人。我们都听了一百遍了“那里竞争激烈”，还有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得到一份工作。说到演员班底，总是那些老面孔被挑选出来进行独舞，或双人舞，或者其他什么。像维多利亚·亚当斯以及萨拉·斯图亚特这样的人只能放在不起眼的位置。
事实如此。克雷斯琴——第一个星期我曾试着喜欢过的男生——几乎参加了每个节目；还有一个女生，我记得叫佐伊·史密斯，也参加了每一个节目。
雷恩每次公演的最后都有个老一套的集体踢蹋舞，在整个表演中——我今后的演艺生涯的展示窗——我所做的就是挥着一顶大礼帽从舞台后部跑过去。就是这个我都不是每天晚上都做得了；假如他们认为你不那么出色，他们就会让你和其他某个他们认为同样不那么出色的人轮换上场。所以，参加一半节目，每隔一个晚上出现在后台，这就是我三年相当辛苦的努力所换来的全部。眨一下眼睛你就看不到我了。
最后一个节目首先出场的总是那些个头很高、腿很美的漂亮女孩儿，接着，我们都排着队加入进来，做着高踢腿直至退场。我们穿着不同颜色的紧身裤和银色的高跟凉鞋，像莉莎·米奈利（美国影星兼歌星，生于1946年）一样挥着我们的圆顶礼帽。我永远忘不了最后一次彩排。我正站在那儿，当然是后排，贝蒂·雷恩走向我，说：“你太胖了，我要让你从空中入场。我将不得不用一部起重机把你吊进来，因为你实在是又矮又胖。”
正如学校的创办宗旨所述：“本学院要求它的学生自我约束、有责任感、自我发展、以及尊重社会、道德标准——所有这一切将成为他们个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等等、等等、等等。
给弱者的话：我是曾经从雷恩学校走出来的最成功的人。你的长相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艰辛的劳动、决心和信心。
　　　　　　　　　　　第五章 我们会和你联系的
在雷恩的最后一学期足以让任何人想跳进泰晤士河。
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训练多么刻苦、无论我花多少小时在舞蹈训练的把杆上，我知道，到最后演出时我什么都参加不了。没有哪位“了不起”先生会看到我并且说：“那个女生，有着明星气质的那个，让她下台后立刻打电话给我。”第42街．没有给维多利亚·亚当斯的剧本。我得靠自己。
从很早时候起，我妈妈就为我在儿童社报了名（这些儿童社和模特社不一样），我也一直去应聘商业广告里的角色，但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差事。露易丝有过——她甚至为BBC 拍摄过一部儿童电视系列片——但是，我没有，那个牙齿间隙大、脸上生粉刺的丑小鸭。
找工作，像以前一样，主要还是读《舞台》，一份从莎士比亚戏剧到酒店的歌舞表演无所不包的周报——各种各样的工作、评论和新闻。该报每周三出版，最后一学期，我们都会坐在那儿，认真考虑我们感兴趣的消息，只要不是到台湾跳露胸舞或是在一个不见阳光的地方打乒乓球，我们都会把它圈起来。
三年有地方住、起床后有事情做的生活即将结束了。大部分女生高兴地得到了一份游船上的工作：固定收入、没有开销，还可以把皮肤晒成褐色。但是我不想在船上过几个月，我也不想浑身黏着羽毛、穿着银色的凉鞋跳舞。在雷恩，银色凉鞋穿得够多了。我要在伦敦西区的音乐剧里演戏，我一直都想。
《鸟人》是一部新音乐剧，以维丝塔·提雷（英国历史上著名女音乐歌舞明星）的生活为基础。她的名字总是和大礼帽、燕尾服、唱着《帕林顿·珀蒂》联系在一起。在她那个时代，她是一个相当知名的音乐歌舞明星，但是，与玛丽·劳埃德（英国历史上著名女音乐歌舞明星）、丹·勒诺（英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男艺人）和查理·卓别林不同的是，她或多或少已经被遗忘了。
我的外婆和外公一直很喜爱音乐歌舞，我记得外婆总是在钢琴上弹着那些歌曲。我记得他们照看我们的时候，大家都坐在电视前收看“过去的好时光”。
《鸟人》进行了公开选拔预演，很多最被看好的人都参加了。因为某个原因，我很紧张：经历过《星光快车》和《猫》的预演，至少你知道他们想找的是什么样的人。《鸟人》是一出新剧，因此，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没有一次音乐剧的预演是绝对相同的，你从来都不能确定他们会让你做什么。有时，他们让你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然后，他们就顺着队伍走过来，指指你或者拍拍你的肩膀，说着行、不行、不行、不行、行、不行。我发觉当我被拍了一下，并听到“不行”时，我比其他有些女孩儿更轻松一些，因为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只是独自一个人回到寓所的时候，我有时会感到懊丧。这时，我就打电话给妈妈，在电话里吼着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无法继续下去了。
“回家来，”她会说，“我们出去转转，买一双鞋。”妈妈一直特别相信购物疗法。而爸爸会在电话里对我说：“不，你不能对这些人屈服。”而有时我想做的就是放弃。让我坚持下去的人是爸爸。
他们告诉我们，这一次我们将自选演唱歌曲。为了预演你总是会准备一首的，我准备的是《卡巴莱》中的《梅恩先生》。这首歌适合我，因为它的音域相当低。雷恩学校其他大部分女生选择了《翅膀下的风》之类的歌曲，或者《西贡小姐》中的某一首，技巧性更强。声音确实很好的女生就会选择《歌剧魅影》或者《悲惨世界》中的某个片段。
因为在雷恩学校我修的是舞蹈课程，而不是音乐戏剧课程；我唱得并不多，只不过总是能大声地唱出来而已。选择《梅恩先生》，我可以通过做所有那些舞蹈动作，引开对我的声音的注意，从而弥补我演唱的不足。我不想展示我的歌喉，我想展示我的个性。
我的穿着打扮一如以往的选拔预演，黑色贴身衬衣、黑色紧身连衣裤、黑色腿套、黑色爵士舞鞋。所有都是黑的，因为有人曾经告诉我黑色使你看上去瘦一点。
首先我们大约十五个人一组跟着学了一些老一套的踢蹋舞。接着是表演片段——我演了威利·卢赛尔的《雪莉·瓦伦丁》中的片段。最后是唱歌。把乐谱交给钢琴师，祷告着他们不能弹得太快。在我结束的时候，他们只是说：“谢谢你，我们会和你联系的。”通常都这么拒绝。但是，这一次我走的时候感觉很满意。我竟然坚持到了最后，一直到演唱阶段。
开始，那儿大约有一千人，只有大约五十人成功地到了唱歌这一项。
预演结束后肯定恰好是周末，因为我是在家接到的那个电话。
“找你的，维多利亚。”妈妈在楼上大声喊道。
我从来没想过电话会和《鸟人》有关。我真的没指望听到什么，到这一步我已经满意了。
“我们想提供给你这样一个角色……”那个声音开始了。我激动得其他什么也没听到——他们说的关于排练的话，甚至薪水多少。我的听觉就那么关闭了。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被选中做任何事。后来，我不得不打回去，说我真的很抱歉，我太激动了，没有听明白，能请他们再跟我讲一遍吗？
我感到我快要炸了：所有那些郁积的希望、每一次假装着不在乎。我一步两个台阶地跑下楼，喊着“耶——耶”，但是这声音听起来像“唉——唉”，我看到妈妈十分焦虑的脸色。只是当我紧紧地抱着她，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她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哭着从大学里打电话给爸爸妈妈的次数太多了——我总是什么角色也得不到，我不会有出息了，我想放弃——在整件事里，正是他们在催我奋进。
接下来，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每一个人，尤其是莫林和格云·休斯。下一件快事就是看到那些宠儿们像鱼缸里的鱼一样张开她们矜持的小嘴儿却不知道说什么。想到雷恩小姐难堪地收回她说过的话也是很开心的事。但是，事情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我想她对我说的是“干得不错”。确实干的不错。那个角色是当年所有人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之一。
排练定于8 月初在伦敦的赛德乐—韦尔斯剧场开始。对想从事跳舞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赛德乐—韦尔斯是一个令人着魔的名字。我和克里丝廷·莎士比亚一起看过很多次芭蕾舞表演。我想到了曾经在这个舞台上跳舞的所有伟大的名字：艾丽西亚·马尔科娃，马格特·芳廷。那是英国芭蕾舞所有了不起的人物的发祥地。现在该我了。赛德乐—韦尔斯最近正在整修，但在当时，它的确是一个老式剧院，散发着霉味、积满灰尘，所有那一切我通常是不喜欢的。但是，那时我不在乎。
《鸟人》由安尼塔·哈里斯主演维丝塔·提雷，她的父亲由容·墨迪扮演，我记得他在电影《雾都孤儿》中扮演教唆犯费金。剧本和歌词由安尼塔·哈里斯的丈夫迈克·马格里斯创作；导演是史蒂芬·泰特；编舞为欧文·戴维斯——在那一行里确实大有名气。
9 月6 日，我们在伯明翰的亚历山大剧场开始公演，进行在伦敦演出前的为期六周的访问演出；接着我们计划在去伦敦西区前进行巡回演出。剧团演员——参加一出戏的每一个人都这么称呼——很不错。我以前呆过的每一个地方——中学、大学，甚至贾森学校——人们总是互相嫉妒。
而现在，每一个人都互相帮助、充满自信。在其他五个女孩儿当中，有一个人——凯特，领头的女孩儿——曾经上过雷恩学校，但是在我去之前她已经毕业了。她曾经参加过在伦敦西区演出的《猫》和《星光快车》，所以，我对她十分敬畏。
另一个女孩儿曾演过《布格希·马龙》。我属于没有演过很多戏的那种演员。他们都很有才华，而且都是很好的人。
有一个女孩儿——卡米拉·辛普森——成了我十分要好的朋友。她个头很高、很苗条，长着可爱的拳曲的草莓红头发。她曾经在艾尔默赫斯特接受芭蕾舞培训，之所以中途退出是因为她长得太高。她和我的出生很不一样；她的家庭相当富有，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祖传财产。她的口碑很好，从来不炫耀，即使她在切尔西的“国王”路附近有一幢她父亲买给她的房子。卡米拉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儿，很有才华而且很有趣。到了伯明翰以后，我们住在同一间公寓里。
演出公寓是巡回演出中演员或舞蹈者住的地方。剧院给你一张清单，接下来你就要自力更生了。我们的公寓位于艾吉巴斯顿，我们的房东叫马琳·P ．蒙田，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她是所有演出公寓房东中最棒的一个。在大厅里，她收藏着所有这些演出传单、节目单以及这些年做过她房客的那些演员的签名照片。假如你一不留神勾起她的话头，她就会滔滔不绝地告诉你所有关于他们的事，以及她如何如何是每一个人最好的朋友。但是她是一个非常可爱、善良的女士。现在我记不清我们剧组里住在那里的是六个人还是八个人了，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成了我很要好的朋友——戴维·哈灵顿。剧组成员中不仅有舞蹈演员，还有其他一些多才多艺的人，在一台音乐歌舞节目中你都能见到他们。戴维扮演一个叫小帝克的角色。虽然他的个头很小——事实上，他是一个侏儒——但是，他长而密的髭须以及狂乱的头发让他看上去相当成熟，他也很聪明，而且是个很可爱的家伙。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害羞，但是到了舞台上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从醒来到晚上睡觉，我的全部生活就是演出。吃饭就在路边上一家卖炸鱼和炸土豆条的中国餐馆，喝的是ASM （助理舞台监督）泡的茶。我们进行舞蹈排练、剧组排练以及演唱排练。除了参加集体舞蹈以外，我还得扮演一个上了发条的芭蕾舞演员表演独舞，穿戴着透明的翅膀和看起来像小股银色火焰的冠状头饰。服装非常漂亮，白色，缀着很多亮片，尖头鞋，白色的紧身衣。他们得把我叠放在一个木头音乐盒里，然后，门开了，翅膀在我身后弹开。这不是很容易，因为它们重得让人吃惊，而且改变了你的平衡感。
我还学习变戏法。节目开始时我们背对着观众，然后转过来，唱着“你需要一个小小的建议”，同时变戏法。或者对我来说只是试图变戏法。我的球总是滚得到处都是。（也许有更好的编排方案。）但是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演出排练的进度很慢，虽然几天后我们就要公演了，但是还有不合适或没准备好的地方。而且这出戏要持续4 个小时。这可不是《战争与和平》。导演史蒂芬对剧本提出批评，但是因为剧本是女主角的丈夫写的，这种情况下想取胜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就在第一场演出前，他走了。究竟是受到排挤还是主动离开，没有人知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彩排。快结束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场景，我们都身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土兵的服装，站在那个著名的招贴画前，用手指着说“你的国家需要你”。我不喜欢这一幕，因为我们的制服是用一种糟糕的让人发痒的材料做成的。最后，我们走上一个坡道，紧跟着开始制造烟雾。就在烟雾完全进发之前，我朝观众席看去，我看到两个人穿着和我类似的服装。我发觉他们是我的外婆和外公。奇怪的是我记得当时我并不感到吃惊。随着巨大的“扑扑”声，烟雾随即被释放出来。我再看，他们已经走了。
那样的事发生了，而你又不知道是否真的看到了什么。
整个过程最多持续了几秒钟，但是我的记忆却如此清晰——仰起头，想一想，是他们。高高的，在上帝那儿看着我。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卡米拉。人们一般不相信那样的事，我也不想被人嘲笑。但是我们最后一幕的排演一结束，我就往后台入口处的付费电话机里塞了十便士，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因为一直以来，她总是在说：“哦，你的外婆和外公，要是他们在这儿，他们会为你感到无比自豪的。”
事实上，在我们家我们对鬼魂之类的事司空见惯。我爸爸，他现在想起来还感到不舒服，在一个星期天的午餐时间看到一个女人穿着棕色方格布外套站在楼梯上。妈妈从厨房进来，她说他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过了几年，她遇到了一位老太太，她的丈夫就是在我们住的房子里上的学。
妈妈请她问问她的丈夫老师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位老先生写信回来说有两位老师，其中一位是布罗德小姐，她是校长，经常穿一件棕色方格布外套。
《鸟人》演出的第一晚（“第一世界”），全家都来了，包括马克，我非常兴奋。我记得跑到后台人口处，所有人笑，只有一个人除外。当其他每个人都对我说了祝贺的话以后，我记得我走到马克身边，特别兴奋，特别高兴。我的首场职业演出，一个真正的里程碑。
“那么，”我说，轻轻地捏了一下他的胳膊，“你喜欢吗？”
他只说了句：“还可以。”刹那间，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灰暗了。
你是否注意到花钱吝啬的人在不花费他们任何东西的事情上也吝啬吗？只是说些鼓励的话会让马克付出什么呢？
或者随便说些什么会花费他什么呢？我不要无休无止的表扬——那没什么意义——但是，有点儿反应也是好的。事实是，他吝啬。
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我想那时我已经知道马克从我妈妈那里拿钱为我买礼物，而不是花他自己的钱。但是，真正让我伤心的是那枚定婚戒指。戒指象征着你对某个人的爱有多少。因此当我们在哈顿花园发现了我们喜欢的戒指时，我十分高兴。他将会在定婚晚会上把它送给我。但随后他发现通过他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花少得多的钱买到一个相似的戒指。所以，他就买了另外一个。我从来都没感觉那两个戒指是一样的。当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候，我把它送了人。
就像我说的，戒指是一种象征。
好吧，这场演出时间太长，也许它没有什么机会获奖，但是，要我的未婚夫说点儿好听的话难道过分了吗？然而那时，当其他人处于注意的焦点时，马克总是不高兴。
问题是他确实想自己站在台上。马克·伍德是哈洛业余戏剧协会的会员，难道我们不知道。我记得他演过一出戏《“了不起”先生和比萨馅饼》。这是演给孩子看的，但就是孩子也应该看到比这更好的演出。而且不仅是我这么认为。我和他的很多朋友一起去看了，他们都认为演得糟透了。我花了整个晚上为他辩护。马克认为他是第二个劳伦斯·奥利维尔｛英国著名演员（1907—1989），以表演莎士比亚戏剧而闻名于世｝，但事实上，他更像蒂米·马赖特（深受儿童喜爱的美国喜剧演员）。他就是看不到这一点。我乞求他不要演戏，但是他说我说那些话只是因为我嫉妒。
《鸟人》演了六周，这中间的每一分钟我都喜欢。每周我挣250 英镑——一大笔钱——作为对自己的慰劳，我去伦敦为自己买了一只普拉达手袋和一双“帕特里克·科克斯”牌的鞋。“帕特里克·科克斯追新簇”是刚出的新款，每个人都想买。所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露易丝和我起得特别早，等着商店开门。我们俩都试穿了（我们穿同样的尺码），但是我的钱只够买一双。
同时，又来了一个导演，想把这出戏好好整理一下，因此除了晚上表演以外（剧本有改动），我们白天还得排练。直到最后，我们都认为我们就要去伦敦西区了——毕竟，我们受到了好评。（“机智、活泼地再现了轻歌舞剧”《泰晤士报》。）最后一场演出后，我们甚至说“沙夫茨伯里大街再见”。伯明翰巡回演出之后，我们拿了几个星期的定金，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行列。
我从《鸟人》中得到的一个收获是我的演员工会卡。那时，演员工会是一家只雇用工会会员的机构——意思是没有它你就不能在伦敦西区演出。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得改名字——规定是你不能和工会的另一个会员采用同样的名字，即使它是你的真名。结果有一个名叫维多利亚·亚当斯的人已经在演员工会注册了。因此马克·德尔—布莱恩·伍德建议用维多利亚·伍德这个名字。那么我为什么没有考虑那个名字呢？但是加上伍德并不是什么坏主意，所以我就成了维多利亚·亚当斯- 伍德。这个名字出现在我的支票本及所有东西上，这让他很方便。
找工作没有经纪人就像驾驶没有离合器的车一样困难。你可以这么做，但是非常难。我肯定给五十个经纪人写了信，请他们来看演出，但是他们都懒得回信。卡米拉的经纪人来了，她很好心地带上了我——尽管她是好意，不过，她想从事的更多的是纯粹的戏剧，而那不是我想做的。我想从事歌舞剧。
《接触》只有大约四分之一英寸厚，但却是演艺业的圣经，书上列出了很多东西：经纪人、星探、演出团体、剧院，什么都有。因此，在雷恩的最后一学期，每个周末我都坐在我父母的书房里给书上的每一个人写信。我从书的开头开始，一直看到书的结尾。我花了若干个星期，弯着背、筋疲力尽地坐在这张老式书桌前的转椅上。书桌嵌着铜铆钉，墨绿色的；转椅是皮质的，同样也是墨绿色。
我收到了一些回信，上面写着“谢谢你，但是，不。谢谢你”，凡此种种，如此而已。放弃吗？不。虽然我想从事歌舞剧，但是我也愿意拍广告、通俗电视剧、内部预映片，什么都行。
开始，我从一家舞蹈社跑到另一家，进了一个叫“舞蹈者”的。他们经常送我去参加预演，但是，那儿的气氛总是很下流；我刚从大学出来，这些女孩儿中的大部分都是真正的职业舞蹈者。我总是穿着紧身连衣裤出现在舞蹈社里，而她们都穿着低胸上衣，涂着化妆品。她们会对糟糕的皮肤、棕色的头发发表评论，还有“看看那家伙的双下巴”。他们没必要担心——我过去经常直接被赶走。我从来就不能很快地适应环境，这种气氛太恐怖了。
接着是模特社。虽然我知道，想做一个猫步模特，我还不够高，但是，我大学毕业前已经获得了Z 卡。惟一真正要求见我的模特社名叫MOT （在伦敦以外地方的模特团体）。有趣的是，洁芮也在这家。他们很不错，但是，不。
除了其他各种社以外，我还进了一家促销机构。这和跳舞没有一点关系，仅仅是为了赚钱。做促销，你无须会做任何事情，只要有点儿姿色就可以了。我为圣·奥尔邦的车载电话商店散发传单；在切斯亨特，我参加了威克斯的开业活动，把气球分发给所有的小孩子；我在沃特福德镇“哈利昆”
中心散发传单；我在瑟罗克“湖畔”购物中心的一家百货商店打工——往购物者的身上喷香水。这是伊夫子洛朗公司生产的“香槟”牌，香气特别浓。我经常工作无数个小时，从商店开门那一刻直到商店打烊。柜台上有一部录像机循环播放着同样的广告——伊夫·圣洛朗公司生产的各种香水和须后水。我记得所有这些该死的广告。有人走过时我得说同样的话：“早上好，夫人。您想试试伊夫—圣洛朗公司最新型的香水吗？”微笑。喷。微笑。一遍又一遍。有些人很无礼。好像我想让我的肺充满这些玩意儿一样。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当我逛哈洛德或哈维－尼科尔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时候，即使我真的不想要什么香水，我也总是礼貌地说“不，谢谢你”，然后微笑。因为我知道站在那儿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做那该死的事是什么滋味。
我一天挣35英镑。妈妈和爸爸总是让我把三分之一存入一个独立的账户以备税收检查员前来收钱。其实，我从来没必要付税，因为我从来没有挣到足够的钱。但是它教会了我现在需要知道的东西。
当《舞台》周报星期三出现在门前的擦鞋垫上时，同样的一周开始了。我把感兴趣的所有公开预演圈起来，然后和我的时间表反复对照。每星期我参加一次新预演。我安排得井井有条。，我的时间表上也许已经有了通过标在上面的经纪人安排的预演。那样的话我就围绕那个时间表安排公开预演以及做促销。预演通常都在伦敦西区进行，因此，预演的日子也是上课的日子，因为我一直努力在“菠萝”或“舞蹈工作室”的班上听课。
有一次，促销机构信任我，让我再找一些女孩儿一起干。换句话说，我可以找一些朋友一起干。我记得在沦福德市场和露易丝的一个朋友一起散发销售钢梁的传单。这个女孩儿名叫西蒙娜，她非常逗，头发鲜红，脾气暴躁。我站在那儿，像一个长臂猿一样笑着。我在想，我可不想干这种事，我想做舞蹈演员。就在这时天开始下起大雨。通常的“好的，亲爱的”变成了“瞧那上面的乳头”。我们湿透了。
而我在想，听着，你们这些混蛋，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出名的。
接着，西蒙娜说：“我们干吗要站在这儿发这些传单，维多利亚？”
“这是工作，你知道，西蒙娜。我们靠它赚钱。”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它们扔了？把它们扔到垃圾场去？”
“我们不能那么干。”我感到如此震惊。
“见鬼，我们当然能。把它们都搬回到吉普车上去，全部扔到垃圾场。”
我们这么干了。但是我再也没干过第二次——我害怕这种做法被发觉。
用演《鸟人》挣来的钱，我卖了我的“菲亚特·尤诺”，买了一辆铃木吉普——不是“维特拉”，而是一辆老式的铃木吉普。爸爸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开了一下，说它是一部带轮子的缝纫机。它速度不快，不实用，但它是一部敞篷汽车，黑色车身，白色车篷，旁边还有一块帆板，性能完好。我的意思是，那有多酷？
最好的工作是为《每日镜报》干活儿。{ 我打赌你从来不知道，皮尔斯（指皮尔斯·摩根，《每日镜报》的编辑）。} 这是标准的小蠢妞儿干的活儿：我们得穿上短小的紧身T 恤衫，上面涂满了“每日镜报”几个红色的字母，戴上印有红字母的白帽子，穿紧身的黑裤子、黑靴子。他们喜欢雇用舞蹈演员，因为她们看上去总是很体面——漂亮，但是愚蠢。所以，《镜报》给了我一串报纸经销商，我得去查看他们是否在宣传目前的《镜报》征订。如果是，他们将得到一件T 恤衫或者一支笔。我让我的妹妹和我一道去。
第一天不太糟；至少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走。但是，从那以后这就像做一个没有画面的智力拼图。每天我们得去一个不同的地区，每天我们都迷路，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一言不发。
有些时候我的生活相当离奇。有一个星期，我接到了“舞蹈者"32 作室的电话。一个工作，有点不寻常，他们警告说，但是报酬丰厚。”你得灵活些，而且你得具备舞蹈能力。“
他们让我穿上一件肉色的紧身连衣裤，然后我得手脚着地、拱起腰，想像某一个人正在和我做爱——同时他们进行拍摄。他们正在拍一部淫秽卡通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些拱背以及古怪的造型，这样艺术家就可以用我作原型。
这是艺术。这里没有第二方——我得承认我的表演能力，还有我的后背，伸展到了极限。
第二次有人请我做模特就在几年前。一位整形外科医生跟我联系说，他花了若干年寻找完美无缺的耳朵，而它们恰好长在“高贵辣妹”的身上。因此，他问他是否能拍一些照片在讲演中展示，并且用作制作可替换耳朵的样板。没有人会知道这是我的，他许诺，他只要我的耳朵。但是，最后我想，不。我的耳朵毕竟是原创，而且，不管怎么说，到处都是看起来像我的人，够多的了，怎么能不担心呢？想想看，为我的长相担心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意识到我有一对特别完美的耳朵。我为什么没有完美的肤色、头发或者胸脯呢？认命吧，谁会在乎你的耳朵长什么样子？
也许我应该给我的耳朵上保险，珍妮弗·洛佩兹（美国歌星、影星）为她的后背保了险，那么，“高贵辣妹”的耳朵为什么不可以呢？
干促销通常不需要预演，但是第二个工作的报酬好得荒谬，一天150 英镑。为此，那家伙想看看他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为此，我本来想给他唱《梅恩先生》。）他说，我要做的只是陪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坎普顿公园赛马场过一天，有车接送。因此我想，为什么不呢？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他在搞什么鬼，或者他付钱为了什么。和我一道的有六个漂亮女孩儿。接着，在某个时候，他给了我们每人50英镑，只是用来赌马的，就我所知，不包括其他任何事，但是或许我只是太天真，没弄明白。如果是现在，我的疑心会大得多。我的意思是，他付给我们那些钱到底要做什么？也许你能弄明白年轻女孩儿如何会让自己处于滑稽的境地。
接着，一个星期三，圣诞节肯定刚过，我在《舞台》周报上看到了这则广告，很小，你很容易就会错过。“流行歌曲演唱组招聘女歌手。”还留了一个伦敦电话号码。并不是伦敦西区，也不是歌舞剧。但是，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第六章 招聘
按照广告所说，我寄去了一张照片和一份简历。然后，过了几天电话响了，约我去预演一下并且带上一些跳舞的音乐。
我带去的那盒带子是《宝贝》的《让我成为你的梦想》；这是一支俱乐部歌曲，在11月份风靡一时。它的节奏感很强，因此，当他们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快步跳了起来。说到我唱的歌，《梅恩先生》，它肯定让每个人都大笑了一场。
大多数预演程序都相似，但是这一次太不专业。这些家伙就那么看着，他们甚至都不看我的个人资料。那个主要人物，即梦想组建这支乐队的那个人，叫史蒂夫·安德鲁斯，是个地道的伦敦南部人，但是长得很英俊，而且很时髦，皮肤晒成了褐色、体型匀称、黑头发，属于那种你能听到你妈妈说：“哦，多英俊的小伙子。”他确实是——只不过要从远处瞧。一旦走近你就会分辨出大部分——尤其是皮肤——都是假造的。
“那么，好吧，维多利亚。谢谢你能来。我们会打电话给你。”
通常都这样。
但是，过了几天，他真的打电话来了。我能来再演一次吗？就在“牧羊林”前面"UX 桥“路上的一家俱乐部。
俱乐部在白天是一个让人很难过的地方。你感到一个脱衣舞演员随时都会出场，开始尽情欢乐，简直就是脱掉所有的衣服挂到外面去。滑稽的是，原来史蒂夫正是一个脱衣舞演员——好像是他白天的职业。
当时肯定有十个人左右。那么我们都到齐了，迪斯科灯光打开着。我们在这破旧的舞场上做着各种动作，唱着“金色乐队”（乐队名称，有六位主唱，简称“B ．O ．C ”）的歌。
但是没有人看我们，俱乐部的一班人和酒吧招待员们都在走来走去整理打扫、做准备工作。我在想，布特林的英国士兵肯定就这样。史蒂夫在我们面前就像米克·贾格一样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古巴式的鞋后跟，皮茄克的领子竖起，里面没穿衬衣，剃光汗毛的胸脯，牛仔裤紧得让他的工资袋显得很厚。接着就是：“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第二天，他确实打了。如果我感兴趣的话，他很想吸收我进他们的乐队，他说。没有提到诸如工作或是钱之类的事。但是没关系。一个乐队！我被选进了一个乐队！我很激动。我那份促销的差事可以一直把我养活到这份工作的开始。
我们排练用的工作室在皇家公园。一共有五个人，三个女的，两个男的，包括这个史蒂夫。娜塔莎，我在雷恩就认识了。她是雷恩常见的那种女生，高而瘦。还有另外一个娜塔莎，她是一个黑人女孩儿，唱得确实很好。（真有趣儿，两个娜塔莎。）除了史蒂夫以外，还有尼克，比我们所有人都大很多，有三十来岁。他跳过舞，做过一阵模特。每个人都不错，但是算不上杰出。
我们一周大约得见三次面，在这个蹩脚的小工作室里排练。我是主唱。我只记得一首歌，是史蒂夫认识的一个黑人小伙子写的一首情歌。歌里唱到：“我想做那个，做那个，带你回家的人。我想做那个人，那个人。我想做那个，做那个，带你回家的人。我想做那个人，那个人。”让人吃惊的是，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那个人》。乐队的名称是“劝说”。要想有人雇我们，仅靠“劝说”是不够的。
到了3 月中旬，我在早饭时读着《舞台》周报，看到了另一支乐队的广告。
招聘
你在18—23岁之间并且能歌善舞吗？
你适应都市生活、对人友好、有抱负、有事业心吗？
“心灵”策划有限公司是一家相当成功的音乐制作策划集团，目前正筹划一次全女性的、自编舞蹈的歌舞演出，欢迎踊跃报名录音。
预演定于1994年3 月27日在“舞蹈工作室”举行。
塞尔福里杰斯对面，II一4
从我踏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很清楚这是一家和“劝说”大相径庭的组织。首先，“舞蹈工作室”是一家专业工作室；事实上，有关预演的每一件事都绝对专业。那儿几乎有·数百个女孩儿。而且，这不是惟一的预演。他们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预演选拔。
．他们一次叫进去大约五十个，然后把程序告诉我们。然后十名出场表演，再十个，依此类推。表演并不是特别难——更像街舞，十分放松。但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要进人下一轮会很难。那儿有一些很出色的伴舞者，到后来演唱阶段的时候还有一些出色的歌手。我不得不注意到有些最好的歌手没有通过。我得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伦敦西区的预演，而且参加流行组合并不能只靠最好的歌喉，它取决于形象和个性。我甚至还没有注意到一开始随意抛在地板亡的外套和包正在慢慢地消失。而我还在那儿。他们要招多少个？广告里没有讲。
要进行个人演唱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运气已经结束了。
靠一首《梅恩先生》我能有多大机会？它让我人选了《鸟人》，但是，一个流行组合？和这些演唱《我将活下去》（为1970年代格洛利亚·盖娜的名曲）以及惠特尼·休斯顿的歌的女孩儿相比，我不可能通过。
因此我站在那儿，低着头，把手搁在臀部，给了他们一个莉莎·米耐利（1946年生于美国，著名戏剧、电影演员）、朱迪·嘉兰{ 美国电影演员（1922—1969），因演（绿野仙踪》而一举成名} 和艾莱娜·佩奇（英国女演员，被公认为“英国音乐剧的第一夫人”）姿势的组合。
“谢谢你——呃——维多利亚。我们会和你联系的。”
那个“我们”是两个男人，父子俩，还有一个年轻女人。
但是老实说我并没有太多地注意他们。我得唱我的歌，而且我确实也没有想到我会走那么远。如果我真的想试试流行音乐的路子，也许我应该考虑另外找一家。
于是我重新穿起紧身T 恤衫、故意撑大的胸罩，某一家公司的名字贴在我的胸部，分发传单，一周几次和“劝说”乐队排练。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我没有从那个女子乐队收到任何消息，所以，那可能就结束了吧。
第一次预演以后大约一个月，他们又打来了电话。我的20岁生日刚过了7 天——4 月24日。我有空再过去一次吗？
我真是太兴奋了。我努力地回忆当时结束的时候还剩下多少人。大约三十。那么会有多少人去参加第二次试演呢？
第二次试演被安排在“挪米斯”工作室，位于“牧羊林”和奥林匹亚之间的一条小街上。我们被一个一个叫进去，由鲍勃和克里斯·赫伯特（那对父子就是这么被称呼的）来审查我们的个人资料和简历。
这种见面已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儿冲进了双开门，被看起来像维维恩·威士特伍德（为同名时装晶牌的创始人之一，主要品类有男女时装、皮件、鞋等）的厚底鞋绊了一下，一只新奇的60年代手袋里装着的化妆品和钥匙撒了一地。我们都转过身，盯着看。她穿着一件紫色外套，脖子上围着鹳羽，下身穿着一条非常非常紧的深紫色法拉裤，略微有点外展。褐色的头发一半在上、一半在下，化着很浓的妆，颧骨特别高，晶莹闪亮的眼睛，光亮的皮肤。她个头特别特别小，相当瘦，而且很明显非常粗心，事实上还有点古怪。这是洁芮。
我认识她大约在一个月以前，那时我们都参加了一部名叫《坦克女郎》影片的预演。《坦克女郎》原本只是一则广告，但是有关它将要被制作成一部好莱坞巨片的宣传相当多。《舞台》周报的广告里说：我们正在为这部系列动作片寻找主演。他们甚至还在电台上做了广告。
这仍然是一次公开预演，几乎有几百个女孩儿在莱斯特广场的一家电影院里排起长队。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打扮成坦克女郎的模样：一副放荡的小阿飞模样，撕裂的贴身衬衣，浓妆艳抹。索菲丝蒂克特小姐穿着漂亮的套装、高跟鞋。
我没想到她们会需要体验派表演法的那一套。无论如何，我正站在队伍里紧挨着洁芮的地方，我们立刻就开始闲聊起来。她很活泼，也很友好。她穿着开缝的短裤，撕裂开的网眼贴身衬衣，头发打成了许多结，就像一本旧《鲁伯特熊》（艾伦·艾尔伯格创作的著名儿童读物）年鉴上的一个野蛮人。
这像是一个小型的试镜。我们被分成十个人的小组，然后他们就问我们一些上镜头的情况。这样，十个人就进入他们正在进行拍摄的房间，而其余的人就在外面等着直到叫到你的号码。
所以，我和洁芮一起坐在休息室里等着，我们正在闲谈，突然，她消失了，接着又回来了，拿着一袋爆米花。这是她偷来的。她只能这么做，她告诉我，因为她低血糖，又没钱。她要拿一些爆米花给我，我说：“不，谢谢你。”不是我不想要，而是因为我吓坏了。
接着走过来一个女人，开始对着我大喊大叫，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她认为我偷了它。我能感觉到我的脸涨得通红。
显然，我不能说出是洁芮所为，所以，我只是说：“不，我没有。不是我。我发誓。”一遍又一遍。然后她走了，洁芮接着“啪、啪”地往嘴里扔爆米花，还咧着嘴笑。而那边的我诚实得连一颗爆米花也不肯吃，因为我不想让人看到我吃偷来的东西。
就这样过了大约几个小时，我们进去了。他们让我们站成一排，然后直接面向摄影机一个一个地说为什么你认为可以出演坦克女郎。
“我想我可以演坦克女郎，因为我喜欢追袋鼠。而且我拥有你们曾经看到过的最漂亮的一对乳头。”这是洁芮前面的那个女孩儿。接着她撩起自己的上衣，开始在镜头前抖动她的乳房。（我后来才发现卡通片里的坦克女郎显然经常与袋鼠有着暖昧的性爱关系。）
我在想，我来这儿干什么？这里的每个人都设法显得很无耻，而我一点也做不出来。我只感到十分尴尬。这和我的性格相去太远。没等我有时间决定是否从那儿走出去，洁芮已经开始了。
“我可以演坦克女郎，因为……”
我不记得她说了什么，但是她的声音很大，好像是，甩；掉你的童话剧服装，穿上这些大大的高跟鞋，做一个彻底的女孩儿。
然后是我，长着粉刺的莫迪西亚·亚当斯（查理·亚当斯为《纽约人》杂志塑造的系列漫画人物《亚当斯一家》中的女主人，外表漂亮而冷峻）。
我向前跨了一步，径直看着镜头，说：“怎么说呢？”停顿。“我会表演。”我耸耸肩。“就这样。”
我没有得到这个角色。洁芮没有得到这个角色，喜欢追袋鼠的那个女孩儿没有得到这个角色。排起长队的数千名女孩儿没有一个得到这个角色。结果是《坦克女郎》的演员班底已经定下了。一切都只是宣传的噱头，可能是为了筹集。
他们不具备的资金——这种做法几年以后变得司空见惯。
现在，洁芮又来了。我们用灿烂的笑容彼此打了个招呼。我突然感到我想让她做我的朋友。那时我想这是因为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洁芮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她的性格里面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气质，每个人都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我发现梅兰妮·布朗也是这样。
单独见过鲍勃和克里斯以后，我们被分成三个四人小组，给了我们一台录音机和一盒录音带——“永恒”演唱组的《离天堂只有一步》，在我们出道的时候，她们是当时惟一的女子演唱组。我们被告知我们有45分钟来编排一套动作。
那种情况就像是玩抢座位游戏。你知道没有足够的椅子给每个人，一半的时间你用来观察别人在干什么。记得当时我在想我和几个最漂亮的姑娘分在了一组。我想知道那是机会吗？或者它是否意味着什么？洁芮不在我们组，但是有一个疯狂的混血女孩儿，叫梅兰妮·布朗。记得当时我在想她真漂亮：娇小的身材、漂亮的双乳、完美的肌肤，还有这一头拳曲的黑发。她穿着一件奶油色上衣，一件短小的奶油色A 字裙，前片上部有纽扣。她有很浓重的英格兰北部口音，对人特别友好，自信。不过说真话，事实上，她有点让人害怕。
接下来是一个威尔士女孩儿，看上去比我们都大。她身材苗条，黑色短发，嗓音优美。最后是米歇尔·史蒂芬森，身材高大，灰褐色螺状鬈发，但仍然非常漂亮——那种你可以想像在“雪片”香烟广告里的女孩儿，光鲜的肌肤，一些小雀斑，还有长年不变的棕褐色皮肤。她属于那些不需要很多化妆的女孩儿。只要一点睫毛膏和珠光唇膏。
过了一会儿我才察觉其余三个女孩儿都穿着短小的裙子，而我看上去完全不同。笔直的黑色长发，我惯常穿的能让我显得苗条一些的黑色：紧身裤、紧身上衣和一双黑色大靴子，迈克尔·杰克逊可能穿的那种，鞋面上是十字形的交叉结还有金色的搭扣。然后是金色的耳环，贴颈的项链下面坠着一个棕色的宝石，看起来有点像从花园里刨出来的小石子儿，但其实是我从“绿洲”商店买的。
“你们想要点儿什么吗，姑娘们？”鲍勃·赫伯特说，向着堆满了罐子、瓶子和食品的柜子挥挥手。我们正在接待区等着轮到我们。“上面有标签。”
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在预演时你通常没这个待遇。而且我们都身无分文。既然这样，好吧。我吃了一块三明治，喝了一罐“健怡”可口可乐。而梅兰妮·布朗拿起了一瓶酒。别人这么做，那是合理利用——但是到她这儿，那简直就是放肆，“忘了‘健怡’可口可乐吧，有人想来一杯吗？”从一开始，梅兰妮就一直有勇气说出她想说的话、做她想做的事，但做得有点出格。这就是她个性的一部分，惹人喜爱的一部分。
接着，我们上场了。梅兰妮已经按照编排的动作跳了起来，而且相当有个性——我们舞都跳得很好，除了米歇尔，她学起来有点困难。
舞台相当低，离地面大约只有一英尺。还是同样的人在看着我们：鲍勃·赫伯特，那位父亲，活脱脱一个《迈阿密龙》（一部电视系列剧，又译为《迈阿密罪恶》）中的人物：那西服，那头发，那图案。他的儿子克里斯，二十多岁，非常瘦小，更随意一些，工装裤，林地鞋，还有克里斯的女友——介绍称她为设计师——雪莉。
“太棒了，姑娘们，真棒，真棒，”我们结束的时候，克里斯说，带着那种“我很熟悉，我也曾穿过T 恤衫，我是音乐圈的人”的自信。“我们现在想请你们把这一套动作教给这里的洁芮，”说着，他冲着洁芮从门口进来的地方点点头。她咧着嘴对我放肆地一笑。
“你们认为行吗？”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那间小小的排练房；这不是学跳舞最好的地方，尤其是当学习的人不是跳舞的那块料的时候。
原来洁芮甚至都没有参加第一次预演。她绝对是一个巧舌如簧的骗子——只说她病了，并恳求迅速参加下一轮预演。
但是你能看出来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所有这些围在脖子上的鹳羽还有红色的头发——她完全疯了，完全不可思议。
那种“是的，我爬过珠穆朗玛峰，我干过任何事情”、那种你想亲近的人。事实上，她的生活经历比我们其余的人都多得多。她曾生活在擅自占用的房屋里，在土耳其和马略卡岛工作过。她见过世面。我们其余的人都是刚出大学门。
我们又把那套动作做了一遍，这一次和洁芮一起，如果你可以用“和……一起”来描述一个根本不合拍的人的话。
这种优越感并没能持续很久。接下来，我们被告知我们得进行独唱表演，而且必须是流行歌曲，克里斯说的时候直接盯着我看。那么，《梅恩先生》是唱不成了。
因为我没有独唱歌曲，他们建议了几首，我得从中选一首。现在我不记得是哪一首了，只记得很糟糕。钢琴师弹他的调，我唱我的调。开始还行，接着就太高了。我记得站在那儿的小舞台上，尽力唱着那首该死的歌，而且我知道我不是在唱歌，我在尖叫。这远远不只是糟糕，以至于我甚至都感觉不到紧张了。这肯定就像打仗的时候，你知道反正都是死。唱到大约一半的地方，我彻底放弃了。
“瞧，”我说，“我干不了这个。我听起来就像一只猫。”其他女孩儿眼睛看着地面。我绝望了。我一直做得非常好，在预演中走到了这一步，而机会就像浴室里的肥皂一样正从我的手中滑走。“但是我能唱，我向你保证，我真的能唱。只不过这首歌不合我的节奏。”我站在那儿，手贴着大腿，像一个处处循规蹈矩的学生。那正是我的个性所在。我没有往边上看，我也不是在道歉，我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希望他们相信我。
当我站在那儿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感觉并不是太糟糕，因为事实上，我很擅长在某些事情上说服别人。但是，后来我不得不站在边上听着其他人唱，她们——除了洁芮——都非常非常好。洁芮至少有一首适合她嗓音的歌。刚才我还厚着脸皮站在那儿告诉他们我会唱歌，意识到这一点真让人尴尬。我只是想，好了，结束了。从所有那些几百个女孩儿里面，我进入了最后的五个，然后又弄砸了。
“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
然后是谢谢、不用谢之类的话。
几天以后电话来了。是克里斯。
“维多利亚。你好。下星期你有空来见见我们吗？”
我有空吗？该死的，我闲得像一只小鸟。
“我会送一盒带子给你。史迪威·文德（盲人流行乐巨星，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流行音乐家之一）的《签上名、封好口、寄出去》。也许你知道这盒带子。我们想看看你的声音融合度如何。”
史迪威；文德——我无法相信我的运气。我是听爸爸唱着史迪威·文德的歌长大的。我太兴奋了。忘了“劝说”吧。
呃，还不能彻底忘掉。我得不断提醒我自己，毕竟这只是又一次面试。仅此而已。不过这次面试是从五个人当中选出来的。他们想搞一个多大的演唱组？如果是四个，我就要出局了。
一星期以后，我们又回到了“牧羊林”。我本来以为还是那五个人，但不是。声音很棒的那个威尔士姑娘不在那儿，反而有一个说是认识我的姑娘，名叫梅兰妮·基霍姆。她带利物浦口音，我真的想不起来以前曾经见过她。她告诉我她曾经上过多琳伯德，要是我没被雷恩录取，我就会上这所大学。她性情温和，好像是个非常好的护理员。她穿着一件黑色A 字裙，前面有纽扣，一件黑色紧身上衣，所有的头发都向后梳，大红的唇膏。
这一次，我真的吓坏了。一上来就开始预演。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参加过多少次预演？三十？四十？但是这一次不同。我上一次表演的独唱像一个可怕的障碍，而我不知怎么的就过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可不能掉以轻心。史迪威·文德的歌我至少能扯开嗓门把它唱完。
我们围着钢琴站着，开始一个一个地唱。梅兰妮·B 非常自信，那时她已经相当专业了；她参加过《加冕街》和《爱墨代尔农场》的演出。梅兰妮·C 参加了第一次预演，但没能进入下一轮，因为她的扁桃体发炎了。她是一个好歌手，演唱自然，总体来说比我们其余的人有节制得多、听起来更加训练有素。而洁芮，配以嘶哑的嗓音，更有点站在小酒馆里唱歌的风格。我则更像是“带我去音乐厅吧”。洁芮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但是她能拉开嗓门唱出来，而且声音比我大。纯粹的个性。米歇尔有一副好嗓子，但是一点感染力都没有。
记得当时我在想，那么，如果是四个，我的机会比米歇尔更大，主要原因就是我会跳舞，而她不会。
一首充满深情的史迪威·文德的歌，比如《签上名、封好口、寄出去》，是通过你的感情影响那些词句，从而取得效果。把五个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的第一次试唱很糟糕。撇开其他不说，我们都想得到这份工作。我们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五个短跑运动员去抢金子。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其他人的声音则，去他妈的。我们都很有个性，因此，本该是一首有节制的、充满深情的歌，我们却扯着嗓子喊。当然，我们中有四个是这样——米歇尔真的非常平静。
我们到的时候就已经被介绍给了另一个人。那位赞助人。他的名字叫奇克·墨菲。他有一张你可以称为饱经风霜的脸，说起话来就好像刚从伦敦东区走出来。他肯定有六十多了。他身材高大，银白色的头发，棕褐色的皮肤——真正的棕褐色，不像史蒂夫——这种肤色是由于在马贝拉过了三个月而形成的，而不是在灯光下面呆了三个小时。他的着装很精神，但是十分随意，讲话中带有地道的伦敦东区口音。他的耳垂上有小星星的刺花。他一刻不停地抽烟。他抽的是平常的香烟，但是他把它们插在一个总是随身携带的透明烟嘴里。他属于那种无论在哪里都让人觉得他拥有那个地方的人。
“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
我们得多在一起练习，看看我们的声音是否能融合到一块儿，几天以后克里斯打电话的时候这么说。
“我们想让你们在一起呆一个星期，”他解释道。他们已经在温莎附近的一家宾馆里预订了房间，而且不远处有一个录音棚。一切费用由他们来付。至于“劝说”，我告诉史蒂夫大约十天时间我不能参加排练，因为我要出门。瞧，这是真话。
那个星期我很高兴，我从未想像过有这可能。每天早晨，我们挤进一辆来接我们的车里前往沃金的“三一”录音棚，在那里我们将度过一整天，练习舞蹈、演唱。生平第一次我和想了解我、喜欢我、我和她们有共同之处的人在一起。
我们不停地大笑。我以前总是很安静、寡言的。我和她们在一起时的笑声已经超过了我和任何一个我记得的人在一起时的笑声。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演唱教师，匹佩·莱墨。她上下身都穿着“马西罗”牛仔服，配“范思哲”金腰带——很像《一丘之貉》中的多里安人。她是那种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上课时口才很好的人，满头惹眼的显得很蓬松的头发，很有戏剧色彩。但是，这对她很合适。
虽然她已经从事教学好多年了，但她开始只是一个试唱歌手，她告诉我们说，所以她很清楚她在讲什么。我们要练习的歌曲是《带我走吧》，一首中速抒情歌曲。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融合。一个没有领唱的五声部演唱组要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调整音部是最难的事情之一。因此，当我们第一次听我们自己录在卡式录音机中的声音时，感觉糟透了，也许这并不奇怪。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是否得到了那份工作。
显然每个人都想做她们自己的事，这使得匹佩的工作特别难做。你对融合不感兴趣，你只想把那首歌拿过来、唱出来。
你想加人流行演唱组，而不是该死的理发店五重唱。
说到舞蹈——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中三个人会跳，没问题，但是其他两个，坦白地说，真是糟糕透顶。米歇尔的主要问题是节奏。但是，洁芮是最差的：无论你怎么看，在马格勒福的小舞台上跳几个月和把杆上练十年就是不一样，这已经看出来了。
一个星期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快。忘了贾森、忘了雷恩。
我一直就认为作为一个《荣誉》的小演员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是一种兴奋的冲动。这就像坠人爱河，每件事都感觉新鲜、清新。
那一周结束的时候，我们去了温莎，在一个比萨屋吃最后一顿饭。我们其余的人都拼命地大吃比萨饼和冰淇淋，而洁芮向色拉柜台发起攻击。在那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比萨屋也做色拉。
最后一天，我们为鲍勃、克里斯、奇克和雪莉表演了我们的节目。一切都好像进行得很顺利。每个人都在微笑。那么，我们被录用了吗？
“很好，姑娘们，很好。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我爸爸来接我。因为洁芮住的离我们很近，在沃特福德，我们让她搭我们的便车回去。此前我和洁芮合住一间房，虽然她非常疯狂，但是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虽然我们在服装上的品位不同——我追求新款，而洁芮喜欢老式样——但是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别具风格。
洁芮很棒的地方在于她做事情从来都很彻底——她几乎可以装扮成某一个名人。比如80年代的、70年代的，或者是60年代的。不管我们是去录音棚、特斯科商场还是俱乐部都一样。洁芮会打扮得像那一天她决定做的那个名人的样子。她总是绝对地有风格，而且甚至在她还没有成为一个明星的时候她几乎就已经知道如何打扮得像一个通俗歌星。
事实上，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更随意了，因为我们几乎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去购物了。
我们告别的时候许诺“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持联系。
洁芮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可以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的人。
大约8 点钟左右，我回到了家里。那个星期，天气转热，妈妈在花园里搞了一次户外烧烤。妈妈和爸爸一直都很喜欢交际，从我记事起，他们就经常在花园里举行户外烧烤。
每个人都到了——露易丝和克里斯琴，我父母的朋友迪和戴尔，当然还有马克。食品正在烤着，所有的人都在游泳池里游泳。我记得坐在床上，听着外面熟悉的声音——讲话声、拍水声——突然，我感到眼前虚幻起来。我刚刚和四个令人惊奇的女孩儿度过了精彩的一周，她们和我一样想做同样的事情、有着同样的感觉和同样的梦想。我从来没有很多朋友，好像一下子我已经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独自一个人坐在床上，我感到我不想打破这个符咒，因为我知道马克正在外面等着我，就像一块乌云漂浮在我刚刚发现的蔚蓝天空中。
她们教我如何玩得开心；她们让我了解我自己；她们让我明白我有自己的个性。第一次我没有为自己是维多利亚·亚当斯而感到难堪。一直以来人们总在嘲笑我的穿着。她们却喜欢我穿衣服的方式。几乎就好像她们是在捡起已经被马克毁坏了的碎片，甚至就在那第一个星期里。好像有史以来我一直在伪装，但是现在，第一次，我真的就是我，几乎是一种回家的感觉。接着，从开着的窗子那边，我又听到马克·伍德声音很大地说着什么事情。我下楼了。
他拿着一罐淡啤酒正坐在游泳池边。
“那么，”他说，“那位小通俗歌星整个星期都在做些什么？”
他的眼光向着烧烤那边，在看鸡块是否烤好了。他其实并不在乎我整个星期做了什么。但是我还是告诉了他：和我呆在一起的这些女孩儿有多么出色；她们的精力多么旺盛、热情多么高涨；我们如何有着共同的梦想；一切如何发展得如此之快；我如何真的认为我们能成功。
马克不以为然。
“女子演唱组，忘了吧。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他只是说出了那时每个人共同的想法。
　　　　　　　　　　　　第七章 著名的五人组
美敦赫德是另一次训练，克里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解释道，不过，这一次时间更长。我们将在白天练声和舞蹈，而且要一起生活在这所房子里，看看我们相处得如何。
我还是不知道我是否将得到这份工作，我们没人知道。
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地放松：我们知道任何时候我们都有可能被告知“对不起，还是不行。”
在演唱上，我们还是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但是，匹佩告诉鲍勃和克里斯，再花一点时间她认为她能把我们训练好。
她暗示说一切都取决于让我们的声音融为一体。没有提及我们将在美敦赫德呆多久。“几个星期，”克里斯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两个月，”鲍勃告诉洁芮。
这所房子是奇克的。它位于一个典型的60年代庄园里，有点破旧，但是最近把它装修了一下，因此，至少还是干净的。那两个梅尔（指梅兰妮·基霍姆和梅兰妮：布朗。梅尔是梅兰妮的简称）和洁芮每次打开一扇橱门都呵、啊一阵，好像这是里兹大饭店，虽然这房子与我住过的任何一处相比都非常小。我想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背景和她们的背景有多么不同。
有两间半卧室；我和米歇尔合住最大的一间。房间里铺着淡蓝色的地毯，略带黄色的印花墙纸，白色的衣柜，白色的餐具柜。很不错，但是被褥不相称。两个梅尔不得不合睡一张双人床。我们称它为“做爱室”，因为房间里的墙是粉红色的，地毯带点红色，而且梅尔·B 在主要的灯座上装了一只红色的灯泡。没有灯罩。洁芮的房间比碗柜好不到哪里去，甚至连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垫。浴室只有一间，梅尔·B 经常让我们很恼火，都是因为她总是霸占着它，躺在浴缸里泡几个小时，唱着扎内的歌，比如《老一套的事情》。她一天至少洗两次澡。说到洗澡我又和她们不一样了。
她在浴室里洗澡的时候从来不关门，其他女孩儿会进去小便。我是惟一关门的人。但到最后，我也和她们一样了，也经常当着她们所有人的面小便。事实上我们的关系就亲近到那种程度。
关于这所房子我喜欢的是它的光线。它的窗子大。我现在住的房子还是这样。如果你有点伤感的话，光线和阳光能让一切看起来更好一些。
有地方住，有地方排练——一个女孩儿还需要什么呢？
喔，实际上是一些维持生活所需的钱。有几个星期我们是靠失业救济金得以生存——在那个时候，我们中没有人会那么直截了当地要钱。只是在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们才说我们要有点钱花花。他们同意每周60英镑。
没有人说这将继续多长时间，但是我肯定这对“劝说”
乐队很关键。我知道我现在呆的地方正是我想呆的地方。
我们每周训练五天。8 点起床，在“三一”录音棚呆到10点。每周两天匹佩来4 个小时，其他三天我们自己训练。拥有“三一”录音棚的那个人叫伊恩。他45岁，有点秃顶，络腮胡，一点都不像音乐圈的人——更像你的叔叔，一点也不酷，但是个相当好的家伙。他喜欢我们去那儿，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把那儿用作录音棚的人——我想它可能曾经是一间老校舍——他正在努力把它改建成一间专业的录音棚。他有一个梦想，我们也有一个梦想，而他确实也深知这一点，在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很陶醉。甚至鲍勃和克里斯也有一个梦想。
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努力。
此时，我们已经了解一些有关鲍勃和克里斯的事情。我们不是他们的第一项计划——原来他们曾发现了“兄弟”组合，但是，正当他们快要成功的时候，“兄弟”组合和别人签了约。
奇克不停地对我们讲他如何管理过“三度合唱团”，二个70年代的女子组合。因为这个组合，他知道了关于流行乐坛所有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们必须有一个“定位”。定位？我外婆经常为她的头发“定位”，同时要用一种紫色的染发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说。如何让我们登上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杂志呢？
“你们不要忘了，”他说，“我管理过‘三度合唱团’，它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但是，接着他就又点燃一支香烟，在空中挥着，眼睛一亮，说：“不过，姑娘们，我想我们在这里已经找到了什么。”然后他邀请我们到布雷他的家用游泳池里游泳。他家背靠着泰晤士河。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决定还是不问的好。
特蕾西，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漂亮，比奇克小得多。他们有两个漂亮的小孩儿——教养确实不错。奇克是一个地道的浪漫人士——他将他们夫妻二人的首字母T 和C 组合在一起，用马赛克镶嵌在游泳池底。
就是当我们在他家游泳的时候，他第一次对我的体重提出了批评。
“帮我们一个忙，维珂，”他说，瞟了一眼穿着游泳衣的我，“减去几磅，好吗？”
但愿我当时能立刻消失，我感觉太糟糕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自己说，我绝对没有梅尔·C 胖，不是吗？几天后，梅尔·C 告诉我他对她说了同样的话。
为了我们的“定位”，我们要跟着一个试唱歌手灌制的录音带学习3 首歌。这些歌虽然不是什么垃圾，但是也并不出色。
没有主唱可没什么好处，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除了我们。我们不需要主唱。我们有点不以为然。我们都想成功。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才开始的，也是因为这个才留下来的。我们每个人唱一句或两句，接着我们齐声合唱，然后将由某个人——比如说——演唱歌曲的第一部分，然后回到合唱，再然后其他某个人唱过门，同时，我们中的两个人，举例来说，可以分唱歌曲中部的八度和音。
我们的问题仍然是和声。这基本上要从头开始，学习使用我们的耳朵，匹佩说。听其他每个人唱是非常重要的，听她们的音调、她们的节奏。这一切确实非常难，你得经过严格的训练，学会走上前进行独唱，当其他某个人站在麦克风前面时再撤回来加入和声。
舞蹈对我和那两个梅尔来说比较容易，而米歇尔和洁芮却总是很吃力。米歇尔在节奏方面确实有问题。无论我们做什么好像都帮不了她。所以在跳舞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她大喊大叫，拍打她的腿。
“五，六，七，八。”
“抬起……你的……腿。”
“该死的，听着音乐，米歇尔。”
但是，这真让人绝望：她的节奏感连混凝土搅拌车都不如。她的声音还不错，但是没有感染力——你也许会称之为游艇上的歌剧。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米歇尔有点残酷，但是她却自以为是。当舞蹈动作比较难的时候，她不是认认真真地完成，却突然想起来她的棕褐色皮肤需要补妆，继而就走到花园里去了。还有就是她的背景和我们其他人差别非常大。我的家庭可能比其他女孩儿都要富裕，但是，本质上，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米歇尔就不一样了。她住在牛津，在大学里任职。她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的梦想她没有。
洁芮有梦想，但是她没有接受过训练——老实说，大部分时间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不过是在敷衍，还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她所拥有的雄心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要大，她目标绝对明确，绝对一心一意。有时你只想让她闭嘴。但那就是洁芮。
梅兰妮·C 真是很棒，很有耐心，排练结束后花上几个小时帮助洁芮，而洁芮确实也非常非常努力。回到住处，其他人都一屁股坐在那儿看“主场与客场”节目，而洁芮一遍又一遍地复习那些舞蹈动作。是的，假如不是那两个人的拖累，我们可能会进展得更快一些，知道了这一点真叫人沮丧，但是我们能原谅洁芮——至少她在努力。而米歇尔对这些则根本没正眼看。
开始我们自己就此进行了讨论，但是最后我们决定必须要跟鲍勃以及克里斯谈谈。现在我们知道了虽然鲍勃可能看上去十分严厉，但是，你朝他眼皮抖一下，他就可能没主意了。
他们同意了。这个“太阳崇拜者”，我们这么称呼米歇尔，必须得离开。
米歇尔在夏季休息期间离开了。她可以到大学里去任职，因此我们也没有感觉太糟，虽然我希望那时能有机会跟她道个别。我感到特别卑鄙——毕竟，我和她共住一室长达两个月之久——但事实上，甩掉了米歇尔让我们感觉更像一个团队。失去一个人却使得其余的人更加团结，这也不是最后一次。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得另外找一个人。即使米歇尔没什么用，但是5 个人感觉真好。米歇尔看起来像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但是骨子里她和我们不合拍。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和我们接近的人——声音大、有活力、有决心、工作有激情——但是要白肤金发的。
我们知道有那样一个人吗？不，我们不知道。但是匹佩知道。几年前她曾经教过一个叫爱玛·邦顿的女孩儿。休息时，匹佩在教爱玛的那所学校里得到了她的地址，并请她来见见面。接着，爱玛去见了鲍勃、克里斯和奇克。他们让她来和我们住一段时间，看看她是否合适，她的嗓音是否和我们其余的人很匹配。最后这就是“我们”组合，或者叫“触摸”，这是的勃、克里斯和奇克为我们定下的名称。
我们不断地跟他们唠叨，让他们给我们起一个名字。
“但是起名字没有意义，”他们说，“你们什么都还没做。”
我很喜欢“触摸”这个名字。
我们决定应该到车站去接爱玛，因此，我们一起挤进了洁芮的汽车。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洁芮穿着紧身短裤，一件短小的红白相间的紧身条纹上衣（这件上衣她如今依然穿着），梳着直立的那种小辫，黑白条纹的袜子，大大的厚底鞋。
什么也不管，这是洁芮的典型风格，她把车停在双黄线处，说她将冲进去把爱玛接出来，而我们呆在车上避免交通警察的处罚。
现在想想那就是我们5 个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真滑稽。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爱玛和她妈妈一起向我们走来，她穿一件短小的白色连衣裙，白色的齐膝长袜，软底运动鞋，金色披肩发，光洁的皮肤，笑容可掬——似乎她上过舞台表演学校。她也确实上过：在西尔维亚青年艺术学校上了6 年。她看起来这么年轻。事实上，她年纪最小，虽然她的工作经验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她曾经演过《格兰奇·希尔》和《伦敦东区人》。和爱玛见面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融为一体了。看上几眼，点几下头。我们知道这一次找对人了。
爱玛到美敦赫德来是她第一次离家生活。她和她妈妈很亲密——在车站我第一次看到她们的时候，她们手牵着手。她在我房间里住以前米歇尔的地方。和我一样，爱玛发现离开家很难，我们两个经常在周末回家。因为她住在芬奇里，我总是让她搭我的便车。
那是和那些女孩儿们呆在一起惟一不好的地方——这意味着我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了，至少每周有五天。我卖了那辆吉普，买了一辆雷诺克莱奥。它是黑色的，可以自动驾驶——用它来长途旅行就明智多了。
只有我和洁芮有汽车，每天我们经常挤进她那辆破旧的菲亚特—尤诺去排练，因为洁芮喜欢开车，而我不喜欢，尤其当梅尔·B 坐在前面指挥我，而所有人都唱着歌，通常声音很大的时候，我受不了。而且我也为我的新车而非常骄傲，我不断地洗车，不想把它弄得一塌糊涂。车里有一点杂乱都会让我发疯。
我们究竟是如何开到某一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因为洁芮开车非常糟糕。她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有好多次她撞上东西或者撞车，你会感到奇怪那辆车到底是怎么通过旧车性能测试的。
比我更整洁的是梅尔·C.她特别讲究家庭摆设（“辣妹”中的大卫·贝克汉姆）。开始她通常承包了所有的整理、打扫的活儿。最后我们制订了一个值日表：谁来整理，谁来扫楼梯，谁来用真空吸尘器除尘，谁来打扫厕所。我们轮流做，但最后梅尔·C 总是比其他任何一个人做得多。如果她看到什么需要洗了，她就做了，即使还没有轮到她。她受不了邋遢。
冰箱上盖满了海报，都是《热门曲》和《流行歌曲排行榜》杂志里可以挂起来的活页。梅尔·C 是一个超级“接招”迷，她有罗比·威廉姆斯的不干胶贴画和可以吸在冰箱上的东西，而我有贾森·奥兰治。洁芮则迷恋乔治·迈克尔。
那时，我们没有手机，但是奇克给我们装了一部付费电话。我们不久就发现，如果你把电话机摘下来，换上一部普通电话接在卡槽里，你就可以打免费电话了。我们只是要确保每次奇克来的时候，我们把付费电话再插回去就行了。
我们每星期一次到特斯科购物，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做过饭，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各不相同——比如我离不开奶酪和一袋袋薄脆饼干，一段时间我喜欢涂蜜的百吉饼。爱玛靠婴儿食品过日子，这不是开玩笑。洁芮吃什么好像无所谓。
我和爱玛从来没把美敦赫德当做家，它更像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要住的地方。对洁芮和那两个梅尔来说，这就不一样了。洁芮年龄最大，已经独立生活好多年了，其他两个来自北部一太远了，周末没法回家，而梅尔·C 经常去肯特郡的西德卡普，在那里她还有大学的朋友——因此梅尔·B 和洁芮经常一起过周末，也通常是犯罪同伙。那时我认为她们两个都太疯了。假如她们想在凌晨两点钟去夜总会，她们就会起床出发。
在家过完周末回来的时候，我经常发现我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它们被借用了，还没有放回去。她们借我的衣服我并不介意——我们都相互借东西——但我只是希望她们能爱护衣服，不要弄得衣领上到处都是化妆品，或者因为把衣袖打结弄得松松垮垮。我的东西比她们多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在乎。
那时，洁芮很瘦，而我要胖得多，她经常把她的胸罩借给我，因为我们的胸围一样。那些胸罩被叫做“穿越你的心脏”，是普雷太克丝公司生产的，穿在紧身小T 恤里面。洁芮绝对总是别具一格，她从来不穿任何常规的衣服，也正是她开创了宝宝T 恤这样的东西。
“这个该死的胸罩究竟是谁的？”当妈妈在我的换洗衣服里发现这么一个胸罩时问道。洁芮的胸罩真是寒酸——破破烂烂的，呈灰白色。“这好像是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
她是对的。这些胸罩绝对会让你激情全无，这再好不过，因为激情正是我想努力避免的东西。回家过周末总有一点不舒服。我想回去是因为我的家在那儿，但是每件东西上都笼罩着一层乌云，叫做马克。他还住在那儿——在我的房间里。我老是说我认为他应该找一个他自己的地方，但是他总会岔开话题，并且说我想甩掉他。尽管事实是这样，但是，我如此害怕没有男朋友，于是我会说，不，不是。
但是，如果你从来不出去约会，有男朋友又有什么意义呢？马克的借口是我们需要存钱。他当然在存钱——我的妈妈、爸爸总是主动提出付钱而马克好像从来都是受之无愧。
那么他存钱是干什么用的呢？两个人的浪漫假日？不。买新车以及为他的福特雅仕安装更大的排气装置。无论如何，在伦敦南区每星期日的聚会时，他在其他赛车男孩儿面前可丢不起面子。
但是我一周当中倒是和姑娘们一起出去。在美敦赫德我们去一家名叫“林阴大道”的俱乐部。星期三晚上是学生专场，花一英镑就可以人场。我记得有一次洁芮走向主持人，拿过麦克风喊道：“只是想让大家知道今晚到场的有‘触摸’乐队。”——好像我们是一支人们早就听说过的顶级乐队。
我们都是那么兴奋。我们其余的人在舞池里，而洁芮在主持人站的台上跳舞，或者更像是乱蹦乱跳，这仍然是她的风格。我们一直跳到他们把我们赶了出去。
那时爱玛有一个男朋友叫克里斯，是个希腊人，每到星期五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在车里谈谈女儿家的私房话：我谈和马克的问题，爱玛说她和克里斯的问题，她还会扯到这家俱乐部，那个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会大笑几声，假装我知道她正在谈论的内容。但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哈洛作坊”和晚间问答节目。
“你不想知道我们对他的看法吗，托莉？”有一次当马克来看我的时候姑娘们说。
我很清楚，她们把他当作《哈里·恩菲尔德》中的某个人物。
“他是个窝囊废。”
你无法指责姑娘们不诚实，尤其是梅尔·B.她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她会惹麻烦——比如被大学开除。
“现在听我说，维姬（维多利亚的昵称）。”她是惟一叫我“维姬”的人。通常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但是，不知怎么的，甚至这个也没关系。
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且都没关系。
“那个白痴完全把你镇住了。甩了他。别理他那一套，找回一点自尊。”
接着另外一个会参加进来。
“我的意思是，维（维多利亚的昵称），要管住他。‘阿曼尼’鞋可无法弥补鼻子的缺陷，这你知道。”
马克在穿着方面感觉较差，她们都经常嘲笑他，尤其是他穿裤子时总是把裤子拉得太高。
“那么，您的牛仔裤的胸围是多少，先生？”
接着她们都笑得站不起来了。
但是，尽管我知道，她们说得对，他确实压制我，然而他还是我的男朋友，我感到我必须为他辩护。事实上，和他在一起，我现在感到非常尴尬。他一直又瘦又长，但是，最后，我开始觉得他的每个方面看上去都别扭。他没有协调性，跳舞的时候就像弗兰肯斯坦创造的那个假人“赫尔曼·芒斯特”。更糟的是他如此自负，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舞者。
虽然我仍然寡言少语，但是，我既已成为那些姑娘们中的一员，慢慢地我和她们产生了共鸣。然而，当我和马克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我从未遇见过她们一样——我又变成了“在那儿坐着，闭上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太太。
我们原来要唱3 首歌的“定位”现在变成了要唱五首歌的“展示”。想法是这样的：克里斯和鲍勃将邀请一些人，比如唱片制作人、词曲作者以及出版公司，请他们来看看我们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这样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来找我们合作。所以，那就是我们正在排练的内容，倒霉的一周又一周。
“假如要搞这个展示，那就搞吧，”我们这样说。
“不行，要等你们准备好，”回答总是这样。我们从来得不到很多鼓励，事实上，正相反。但是我们厌倦了那些同样的老歌，同样的老舞步，而且我们明白我们可不想变得没有新意。我们除了要排练到像护发素一样光滑流畅以外，一周两次还得听匹佩讲她的音阶和呼吸。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唱准音阶并不能让你登上排行榜，得掌握正确的节拍才行？
我们想唱的那一类歌曲是我们回到住处才唱的。因为钱不多，所以我们多数只是团团围坐，自娱自乐。洁芮会说让我们把麦当娜的歌串起来唱吧，接着，一个人就会开始唱《宛如处女》，我们大家都跟着唱，另一个人会接下去唱下一首——《爸爸别说教> 卜—再后来，其他人可能提议唱蒂娜·特纳或者“兄弟”组合或者史迪威·文德的歌。这种练习很不错。梅尔·C 甚至有一盘“接招”的影像带，我们经常播放并且模仿他们的舞蹈动作。在一间卧室里，我们有一面能照出全身的镜子，我们把它取下来，把它立在大厅的一端，这样，我们练习的时候就都能照着镜子练了——我们得轮着来，因为那面长镜子比较窄，一次只能照到一个人。
为了展示而给我们的那两首新歌和原来的那三首一样乏味——我们猜想是哪位作者给了许多乐队却没人肯要的压箱底的货色。我们努力修改了其中一首的歌词，但是没有被很好地采纳。可是，假如他们认为给我们难堪就能让我们变得更听话，他们就错了——这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的决心。
如果他们想那样，我们就只好自己写歌了。
这好像变成了一项任务。洁芮有一台小卡西欧，我记得我们都聚在大厅的另一半，坐在这张旧木桌上——我说的是坐在上面——我们就开始哼一些曲子，把想到的歌词和曲子写下来。我们会一直干到凌晨，想自己写点东西。我们中没人真正懂得演奏，但是，那台卡西欧能让我们不跑调。
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就在那些日子中的一天》，就是在那张旧桌子上写出来的。
“我们要唱我们自己的歌，”我们在奇克偶然来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可能说的是印度斯坦语。他只是抬起手。
“姑娘们，姑娘们。”
“我们也不喜欢‘触摸’这个名字。”
“‘触摸’又怎么啦？”
“这不是我们。”
“触摸”，像是鲍勃和克里斯管理公司的名字；我们认为“心”这个名字又太露骨。我们需要点有棱角的东西。
“兴奋五人组”怎么样？“加五”呢？“活力五人组”呢？一个听起来像吸毒，一个太大，还有一个有版权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果汁的牌子。但是这种想法一直挥之不去。后来，鲍勃和克里斯策划了一个男子演唱组：“伍”。
还是洁芮机灵。她和梅尔·C 刚从体操房回来——梅尔·C 是一个健身狂，而洁芮是一个瘦身狂。洁芮一路穿过厅门奔进来。
“我想到了。”
“什么？”
“辣。”
“‘辣’什么？”
这是在搞笑吗？
“我们的名字。‘辣’。这个词有5 个字母，就是我们5 个。
一个单词代表五种不同的口味。怎么样？你们认为呢？“
我们的展示定在11月下旬回到牧羊林的“诺明斯”工作室举行。奇克给了我们50英镑买服装（“买点漂亮的，姑娘们”），因此，洁芮和梅尔·B 去了卡姆登市场，买回来几件合身的阿迪达斯T 恤衫，配上我们自己的牛仔裤和运动鞋。我们不想穿一样的衣服——我们实际也没有——但是的勃和克里斯说我们必须这样，正如我们必须唱他们的歌一样。
在表演的时候，你太全神贯注了，直到演出结束你才会注意到观众——我们做得就像一场有麦克风、灯光、回放的正规演出一样。一整天都陆陆续续地有人来，所以，这场展示我们一定做了四五次。我不清楚有多少人来看我们演出，可能有100个人之多——有20或是30个人我们每次演出时都在那儿。我记得我们最后像正规演出那样鞠躬时，他们好像真的喜欢我们，他们鼓掌，欢呼，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后来，我们坐在一英尺高的小舞台边上，每个人都走上来，说我们表演得不错。他们当中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你能判断他们不是在开玩笑。
当他们开始问是否有人有问题时，我只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因为我的问题将肯定是一堆废话，对此，我感到尴尬。洁芮非常心直口快，而且绝对无所畏惧。那是洁芮好的地方，这对我们大家都好。
秋天以来，爱玛成了我们的一员之后，我们一直不断地跟鲍勃、克里斯和奇克唠叨，想从他们那儿得到某种约定或者合同，但是，他们总是跟我们拖延。没有一个人被告知我们被录取了，我们得到了那份工作。我们得到的仅仅是每星期60英镑，仅此而已。既然他们看到了别人也对我们感兴趣，情况就不一样了。突然话就成了：“糟糕，我们没有让她们签约。”而对我们来说，这则是：“狗屎，谢天谢地，我们没有签约。”
“等到我和我爸爸谈过之后再说，”几天以后，当装有法律文件的信放到我们的门垫上时，我对其他人这么讲。
我还没有提到的是，在我们家，我并不是第一个有梦想的人。其实，在60年代，我爸爸曾经在几个演唱组呆过，名叫“音韵”和“卡尔托”。痛苦的经历使他对合同有了深切的认识。通过某种渠道，“音韵”结识了乔·米克——乔·米克之于伦敦正如布赖恩·爱泼斯坦（甲壳虫乐队经理，原为利物浦一唱片店老板）之于利物浦。乔·米克是经纪人兼作者——他的钱大部分都是从一曲《通讯卫星》赚来的，1962年“龙卷风”乐队演唱这首歌时引起巨大的轰动。不管如何，他为这支乐队进行了预演选拔，并且说他想和我的爸爸签约。不是那支乐队，只有他们的歌手，托尼·亚当斯。那么当然，他签了。他的第一首试唱歌曲名叫《别样红》，他和一个名叫“防暴队”的演唱组联合录制了这首歌。我爸爸正在排练B 面的时候，他听到了乔·米克去世的消息。乔·米克的工作室在郝罗威一家皮具店的上面，是一间改建了的卧室，他的房东太太就是皮件店的老板。事实上，爸爸前一天晚上还去了一次。
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乔·米克的公寓里有一支猎枪，这支猎枪是他的另一个通俗歌星海因兹的，他在“龙卷风”乐队唱歌。他之所以买这把猎枪，是因为他的歌迷们任何时候都会出现，而他实在招架不了了。乔·米克一定是和房东太太吵了一架——我爸爸说他们更像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他们总是要给对方送一些礼物——那天晚上；他们吵架的时候，他开枪杀了她，然后上楼自杀了。
现在因为我爸爸已经和乔·米克签订了合同——虽然乔死了，但是合同没有终止——他不能和其他任何人签约。
托尼·亚当斯在合同终止前不能做任何事——这是一个为期五年的合同。面临同样问题的另一支乐队是“蜂房”。这个乐队的女鼓手蜜儿想单飞，但她和我爸爸的境遇一样，无法单飞。
假如他没有参加乔·米克的预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音韵”甚至在莱森戏院演出，在汉堡有预约，就像甲壳虫乐队一样。但是乐队里有一个人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他是惟一有正式工作的人，他在邮局工作。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从来．没去过汉堡，这就是为什么我爸爸参加了乔·米克的预演，以及为什么乔·米克死后他进入了电气批发行业的原因。
几年前，我爸爸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他还保存着那首原声试唱的录音带。妈妈说录音带在阁楼里，于是（没有告诉爸爸），我找到了这些录音带，一卷一卷地搜索，竟然找到了《别样红》，把它录到CD上作为他过生日时的惊喜。这张CD听起来声音嘶哑，歌也很老，录制的质量很差，但是，至少他感觉很好，为此，他非常开心。“音韵”现在还时不时地聚在一起，搞一些慈善演出。
那么，关于鲍勃和克里斯的合同我爸爸说什么呢？
“这就像把百镑大钞往火里扔，忘了吧。”
那场展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把我们介绍给了那些有兴趣和我们合作或者为我们写歌的作者和圈里的其他人。我们还在和奇克、克里斯、鲍勃说我们想唱自己的歌，但是他们不加理会——不过，他们并不阻止我们大部分晚上创作自己的歌。马特和毕夫是两个因为那场展示来找我们的作者，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好像乐于和我们合作，而不是仅仅为我们写歌。他们的真实姓名是马特·罗伊和理查德·斯坦纳德，他们和“东部17”合作很多——真正的流行歌星。从第一次见面起我们就相处得非常好。他们迅速了解了我们的背景——不是告诉我们干这干那，而是倾听我们想做什么，而且并不认为我们的想法一无是处。以前没有人这样对待我们过。对他们来说，我们确实与众不同。在我们之前，有男子演唱组、有摇滚乐、有麦当娜、有凯莉，但是那些几乎已成为过去。我们是5 个疯狂的女人，彼此平等但是各有个性。我们要征服世界。
他们的工作室叫“大力房”，位于科腾路——就在市中心。从美敦赫德到那儿，我们得开车穿过伦敦，在车里你能感受到那种兴奋。这幢建筑外观十分破旧，工作室本身也比较小，和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完全不同。
毕夫（即理查德）主要搞歌词和旋律。他人非常夸张，金发，总是微笑，总是很开心——是你曾经想见到的最和善的人。起先，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害羞，但是，当你了解他以后，你就发现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十分可爱。马特负责音乐方面，他钢琴弹得极好。在长相上，他们俩的区别非常大：一个又矮又胖；一个又高又瘦。马特看着就像没戴眼镜的“邮差帕特”。（对不起，马特，我真的爱你。）那就是生孩子带来的烦恼，你开始通过孩子们的眼睛来看整个世界。
那么，我们的进展如何呢？与马特和毕夫一起工作有点像集体讨论。自从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们，情况就一直是这样。我们走进工作室，他们打开马特正在加工的音乐，如果你喜欢，可以叫它伴奏乐，用来定调、定节奏、和弦结构——诸如此类。接着，我们就开始哼一些旋律。这个怎么样？行，其他某个人说。听起来不错？是的，那么用口述录音机录下来。我们都有便笺簿和笔来写下一些想法、词、印象——无论是什么。接着，一个人可能说，这个怎么样？——唱了一句。这也许只是一个短语，也许表达了一种情绪。7 个人在一起，可能会闹哄哄的。
在开始的那些天里，我仍然感到有点受了冷落。我知道我想成为那个小组中的一员，但是其他人都比我自信得多：爱玛有数年的工作经验；梅尔·B 是绝对的天不怕、地不怕；梅尔·C 想到一个调子，就可以让它真的适合演唱；洁芮有一种“我才是女孩儿，看着我”的自信——她甚至在和马特调情。这真让人害怕——就像一丝不挂地站在房间里。尤其在排练的早期，我的贡献没有后来的多。事实上，就《想要》而言，大部分工作我都没参与。
我们整个星期都和马特、毕夫一起创作，但是，到星期五晚上，我们只完成了一半——因此大家同意周末继续。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马克的某个亲戚结婚，他对我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我去参加这个讨厌的婚礼。我对姑娘们说我真的不想错过什么，但是，她们说：“不，不，不，你必须去。”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洁芮许诺。（洁芮和我刚买了手机，大得可以当警棍用。）“别担心。我会让你准确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但是我确实错过了。婚礼在托盖附近的什么地方，从洁芮给我打电话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想，我在这儿干什么？好像这和我没有多大关系。这是马克那个讨厌的家庭里的事。
她太好了，每5 分钟给我打一次电话说：“你认为这个想法怎么样？你认为那个想法怎么样？”但是不在那儿我就是无法忍受。因为尽管她们说这没关系，但这确实有关系。在电话里说“是的，我喜欢”或者“那个我不能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几乎要哭了，后来我确实哭了。因为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如此完美。那曲《想要》就是我们，这是关键。
这确实不一样，因为到录音、表演、演唱的时候，所有的部分都被她们分掉了。是的，我有一些伴唱，但是一点也不重要。每次我们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一个不知趣的第三者站在后面无所事事。
我经常对妈妈说：“上帝啊，他们会说我什么都没唱。”
她会说：“别担心，维多利亚，没有人会注意到。”但是，他们确实注意到了。直到今天，他们总是以此来攻击我：“‘高贵辣妹’，那个什么都没唱的人。”
　　　　　　　　　　　　第八章 邦妮和克莱德
克莱德（电影名，又译《雌雄大盗》。影片主人公为邦妮·帕克和克莱德·巴罗）
“不庆祝你的21岁生日？让他们说奇克·墨菲对他的姑娘们不好？”
奇克为我举行的宴会事实上比我真正的生日早了一个星期。1995年，我的生日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为此，妈妈在里兹大饭店安排了午后茶会，接着是看《西贡小姐》。
鲍勃和克里斯早在三个月前就给了我们合同让我们签字。我们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就这么拖着。
是的，把我们聚到一起的是他们，但是，从那以后每件事全靠我们自己。我们有精力，有个性，清楚自己的梦想。我们所有人都有不同形式的创造力，合在一起，我们能够征服世界。但是我们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写我们自己的歌、穿我们自己的服装、主宰自己的一切。问题只是要找到一个实现的途径。
奇克和他的朋友沃利开着劳斯莱斯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了“克伦威尔造币厂”，这是肯幸顿一家只为会员提供服务的赌场。赌场的地面一律采用闪光的黑色地砖铺设，到处是镜子，四壁的霓虹灯从绿色变成蓝色，又变成紫色。一切都非常80年代，非常像《迈阿密龙》中的风格，非常艳丽。
但在当时，这似乎已经富丽堂皇到了极点。
大楼的顶层饭店——那家赌场的一部分，是中国式的饭店。虽说好多年来我习惯了和家里人一起在中国餐馆吃饭，但是，这一家好像，哇噢。忘了绿茶和淡啤酒。这里有香槟，还有你能吃多少就有多少的食品。接着，在那顿饭的最后，他们拿上来一块蛋糕庆祝我的生日。
我不知道是谁首先发起的，反正有个姑娘拿起一块蛋糕——更像是奶油蛋糕——隔着桌子扔过来。我坐在那儿想，你们在干什么？接着，其他人也加入了。片刻之间到处都是奶油和飞来飞去的蛋糕。
所有我能想到的只有我那崭新的套装。这是在克伦—米兰买的，很深的紫灰色：裤子、小背心还有上装。我记得去了洗手间，头昏脑涨，因为我满身都是奶油，我拼命地想用手纸把它擦掉，那儿只有手纸。我一点也不觉得兴奋。
他们只要把衣服扔进洗衣机就行了。但是我能想到的只是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身上的气味将会多么令人作呕，而这本来是为我举办的晚会。所有这些都表明我现在的变化有多大：如果现在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会第一个拿起蛋糕扔，并且会跳到桌子上。
坐在那儿，看着他们相互扔蛋糕，这一刻时间好像凝固了。我能清楚地看见我们所有人，就像是一幅宣传照片。爱玛穿着充满朝气的白色连衣裙，金色头发、扎着辫子，穿着过膝的长袜和靴子。梅尔·B 穿着充满朝气的黑色连衣裙，齐膝的靴子，蓬松可怕的发型。梅尔·C 的穿着更有点像运动装。洁芮的穿着则花哨而放荡。还有我，笔直的棕色头发，黑色套装，脸上可能带着为自己的模样担心的神情。人们说“辣妹演唱组”诞生了。
事实上，我们的妆化得太浓。在场的那些男人的眼神透露出我们看起来一定像五个小妓女。当你成为歌星的时候，你喜欢怎么化妆就怎么化妆。但是，我们还不是歌星。至少，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其他人还没把我们当歌星。
假如这是奇克为了劝说我们继续跟着鲍勃和克里斯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他绝对做得别具风格。这绝对让人吃惊。奇克就是奇克，我喜欢这么想。他总是很慷慨——比如给了我们每人一百英镑的筹码去玩轮盘赌。我们没有人会赌博，而我又是个“明智”太太。其他人赢的时候只是说句“该死”，就把赢的钱径直放回到赌桌上。而每次我赢的时候，我就留着它：也许我是过上了一点好日子，但是我的弟弟、妹妹还没有——这样，他们会分享我的好运气。让人吃惊的是，我赢了大约60英镑——每个人可以分得20英镑。尽管奶油到处飞，那一晚我确实过得不错。
事情的结果就是那么滑稽。我一直期盼的和我家人一起过的生日庆祝会反倒是一个彻底的灾难。妈妈安排了一辆豪华轿车来接我们。从我上车的那一刻起，马克就一直冷落我。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为他买给我作为生日礼物的一双鞋吵了起来。我穿上这双鞋配我的克伦·米兰套装，很显然我要穿着它们去参加在赌场举行的和姑娘们在一起的晚会。但是，马克说，不，它们是生日礼物，我要到生日那天才能穿——这真可笑，这双鞋其实不是他买的，而是我妈妈。马克在赫特福德刚为自己买了一套公寓，所以他没有多余的钱买礼物了，他说。
那么当然，我还是穿上了那双鞋，所以，他就很不开心。
毁了我的21岁生日太让人恼火了。我们从剧院回来的时候，我站在台阶上说：“你毁了我的18岁生日，你又毁了我的21岁生日，你真的打算留在这儿破坏我的40生日吗？”第二天我得到了回答。他抛弃了我。为什么？我孩子气的行为，他说。我本应该高兴的——露易丝就像一个讨厌的柴郡猫——但是我感到非常震惊。
“该死的，你到底怎么啦？”露易丝说。“难道你看不出来那小子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你太讨厌了，露易丝。妈妈，她太讨厌了。让她住嘴。”
妈妈置身事外。她知道她犯不着牵扯进去。滑稽的是，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感到我好像在演戏，好像我应该表现出沮丧。但是在内心里，我有一种滑稽的感觉，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
“你那样做很聪明，”几天以后爸爸说。
“哪样做？”
“甩了马克，而他又意识不到。”
有时，有些事情需要一个局外人来为你分析。几天以后，马克成了历史。
“妈妈？”
“什么事，维多利亚？”
“有一个人和我在一起，我能带他回家吗？”
“是谁？”
“科里·海姆。”
这个名字对妈妈没有任何意义，但见到他的时候，她从我卧室墙上挂着的照片上认出了他。那幅照片从他演《迷路的男孩》起就挂那儿了。最近，我在《最后的阵地》中又见到了他。他是加拿大人，大约比我大两岁。他留着可爱的蜂刺状的头发。他来英国是想试着制作一张唱片，这样我就遇上了他——通过马特和毕夫。我们正在制作《2 变成1 》，他想以这首自己写的糟糕的歌涉足歌坛。我只记得有这么一句：“你是我的仇敌，完美的和谐离不开你。”相当押韵。我当时为了马克的事弄得像个凄惨的老女人，因此洁芮鼓动马特请科里和他的一些朋友到他位于哈利街的住处去。
回想起来，很难说清楚我是否真的喜欢他，或者我是否只是一个伤心的崇拜者。不管怎样，这正是我需要的——我经常去他的旅馆，他也经常来我们家。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或者其他什么事。事实上，他好像连试一试的想法都没有。
我们最多就是接吻。
但是后来，马克到我妈妈家里去拿什么东西——毕竟，他在那儿生活了三年多——他看到了放在厨房桌子上的一张照片，这是爸爸为我和科里在花园里拍的。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突然之间，所有那些什么我愚蠢、他需要独立之类的话都不讲了。这一次是他哭着、嚎叫着、哀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什么，马克？再给一次机会？我不这么想。真滑稽，是你把我抛弃了，这给你的感觉可是好得多啊。这倒并不是说科里·海姆就快要成为“合适”先生了。首先，他非常怪异。他说这是因为闹时差，他从来不在正常时间睡觉，经常半夜起床。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到了希尔顿，公园大道他下榻的地方，他能谈的所有的话就是他必须要把鼻子穿一个孔。就在今晚。
“你肯定认识什么人，维多利亚。”
啊，呃——不。
“但是，你肯定认识。我必须马上就把鼻子穿个孔。”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来我妹妹的一个朋友是给耳朵穿孔的。
“那么，打电话给她。”
我这么做了。
“露易丝，科里说他想把鼻子穿个孔。你的那个朋友怎么样，就是那个给耳朵穿孔的？”
所以我们就在科里的套间里等着露易丝和她的朋友来，接着，我妹妹走了进来，就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匣子。
丹尼丝正忙着，她说，但是她把器械借给了她并且告诉了她怎么用。
这样，露易丝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就在她准备把冲压锥伸进他的鼻子时，科里吓得不敢做了。这个加拿大胆小鬼。
大部分时候，科里是个不错的男孩儿，但是，他的情绪变化非常糟糕。他对我一会儿盛气凌人，一会儿又嫉妒得大喊大叫，好像我马上就要和他最好的朋友私奔了一样。我只要对着电梯司机微微一笑，他就会以为我喜欢他。他绝对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
再过几天，他就要飞回美国了。一天晚上，我们在马特的公寓里看电视，这时开始了“接招”演唱组的表演。因此，我只是看着节目，踩着爵士音乐的鼓点跳了一会儿，这时科里十分生气，他说我干吗不能等他离开这个国家再和那些他妈的同性恋中的一个私奔。
够了。我甚至都没等到弄清楚他指的是哪一个。我在马特的公寓里四处走动，捡起科里扔得到处都是的东西，装进一个厚纸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一把推进我的汽车，开到希尔顿，打开车门，一脚把他踹出去，解开那包衣服，把它们撒在旅馆门前，在他“对不起，对不起”的喊声中我把车开走了。
就算不为某个神经质的影星而担心，我也已经够忙活的了。
自从我第一次遇到那些姑娘们，两年过去了，我变了。
开始的时候，所有其他的女孩儿会跳到桌子上，唱啊，跳啊，而我总是会说桌子要坍了，也许我们不应该那么做。但是她们已经侵入了我的大脑，发现了真正的我，即现在的我。假如我没碰上那四个“辣妹”，我就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她们激发了我果敢的一面、直抒胸臆的一面。如果你想要什么，去拿吧。如果你想穿什么，即使其他没有一个人穿那又怎么样，穿你想穿的吧。化妆、头发，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让一切都见鬼去吧。
那些合同我们尽可能地拖延着，把这个条款改改、那个条款改改。在做决定前，我们想和展示会上遇到的那些作者尽可能多地合作完成一些作品。鲍勃、克里斯和奇克以前几乎不来看我们排练，现在他们几乎成了看守。那样我们怎么能工作呢？问题是，和看守一样，他们也有钥匙。不是录音棚的钥匙，而是掌握着我们未来的钥匙——那些宝贵的歌曲录音带。鲍勃和克里斯看护着它，就好像它是中大奖的彩票一样。在很多方面，它确实是。
星期五。根据帕特里克·沃克（占星术专栏作者，2002年10月去世）的说法——我们每天都买《旗帜晚报》（伦敦的一家报纸）就是为了读他的文章——明星们在这一天配合最佳，今天不干，更待何时？洁芮和那两个梅尔去美敦赫德的经理办公室，两个梅尔设局稳住鲍勃和克里斯，而洁芮将设法骗取录音带。同时，我和爱玛将去沃金的工作室去拿我们放在那儿的东西，等待洁芮危险解除的信号。现在我们可真的成了一个团伙了。
我的电话响了。是洁芮。干成了。
当洁芮说在绿岛会合的时候，我没想到她真的会把车停在绿岛上。但是她那辆锈迹斑斑的菲亚特—尤诺就在那儿，停在中间的草地上。我们的车停下来时，洁芮出来了，手里挥舞着录音带。我不知道她究竟想了什么办法把它弄到手——一切都如《邦妮和克莱德》、《末路狂花》一样——我从来没问她。她把它藏在了内裤里，她说，防止鲍勃和克里斯追赶她。我和爱玛从菲亚特·尤诺上拿下了我们的东西，放进我的雷诺—克莱奥，开走了。
这出戏还没有结束。我们知道下星期二鲍勃和克里斯已经安排在谢菲尔德和一个名叫爱略特·肯尼迪的作者会面——他和“接招”有过很多合作。问题是我们从来没见过这家伙，没有他的地址或者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我们只知道他住在谢菲尔德。
所以我们在4 号公路的绿岛分手后，洁芮和梅尔·B 动身去约克郡——梅尔·C 说好要去西德卡普看一些朋友——那天晚上她们在利兹和梅尔·B 的母亲住在一起。
星期六下午大约四点，洁芮打来了电话：“我们找到他了，他愿意加入。因此尽快赶过来。”
她们对他讲了所有那些套话，我们要征服世界，而且我们确实，确实，确实想和您合作——然后，他说好极了。
我们太幸运了。他绝对有可能拒绝我们。鲍勃和克里斯在音乐圈里也许不是什么大腕儿，但他们确实是个腕儿。就爱略特所知，如果单干我们撑不到五分钟，比起对我们说“瞧，女士们，对不起，但是……”，跟我们一起干确实是一种冒险。
第二天早上，我和爱玛从芬奇里搭上了去谢菲尔德的长途汽车。三个激动的姑娘到车站去接我们——梅尔·C 乘火车已经到了——还有一个让人兴奋的教授模样的人，姜黄色的头发和眼镜，开着一辆红色阿斯特拉车。
“你们几个姑娘有地方住吗？”开车往他家去的时候爱略特问我们。爱玛决定去和梅尔·B 以及她妈妈一起住；我、洁芮和梅尔·C 结果就住在爱略特家。
爱略特·肯尼迪是那种你见到后就感觉已经相识了一辈子的人。他的房子是一幢三卧室的半独立式房屋——相当大，他把餐厅改成了录音棚。第二天，我们正在谈论想要做什么，交换一些想法，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是的，讲。”爱略特用嘴示意我们不要出声，并警告似地竖起一根手指。接着是很长时间的寂静，什么人在电话那头说着，而爱略特只是点头、听着。
“我想，她们没有患流感，鲍勃。在我看来，她们非常健康。我知道，因为她们就在我面前。”
接着就是刺耳的尖叫，尖叫，尖叫，鲍勃的喊声大得爱略特不得不把电话从耳旁拿开。可怜的老鲍勃。我一直都喜欢他。他在1999年底死于一次车祸。
那时，和爱略特在一起生活、工作是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的事情。它让我们不再去想“现在发生的事”。我们和爱略特合作写的第一首歌是《爱这东西》，这首歌在第一张唱片上——一首很棒的歌——尤其在我和马克经历了那一段以后——歌词都是关于破碎的心、不会再沿着那条路往下走以及我的计划不再包括你，你这个失败者。
爱略特绝对是个慷慨而可爱的人。他坚持让洁芮和我睡他的卧室，他却睡在楼下的沙发上，陪着他那只很棒的毛茸茸的大狗。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吃了晚饭，我、洁芮和梅尔·C 便想去休息。我们正坐在床上聊天，就在这时，门猛地开了，爱略特穿着一条非常可怕的前面的缝呈Y 形的三角裤蹦了进来，径直往床上一坐，手托下巴，就像电影《热情如火》中杰克·莱蒙扮演的男扮女装的达芙妮在高低床上的样子，假装也是一个姑娘。
因为我们只是在室内工作，所以只穿着田径服、牛仔裤和袜子。洗澡间在楼上，楼下还有一个厕所。因此，我们在曾经是餐厅的房间里录音时，就会去楼下这个厕所。每次有人去小便，你都能听到她们骂“该死”。原来，坐便器旁有一块是湿的。接下来便是这位“辣妹”单脚跳着走，一只脚穿着袜子，一只脚光着。叫人气恼的是大家总是忘了这一点。我们谁都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由于爱略特没瞄准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真相大白，原来那条狗喜欢把自己看作人。
我们不能永远住在谢菲尔德。现在我们又有了两首歌而爱略特还有其他事要做。他这个人真是少有。通常，在佣金没谈好之前，作者是什么都不会做的，但是，我们从来没谈过钱。他对钱不感兴趣；从一开始，他就对我们这个演唱组感兴趣。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系，事实上，现在他仍然在谢菲尔德工作，在那儿，他拥有一个大型录音棚，叫“钢铁场”。
严辣妹演唱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找一个经理人。我们和爱略特谈了，我们五个人也谈了，结论是我们自己干不了。就是哥伦布，如果没有西班牙或者其他什么国家的国王和王后的那一点投资，他也发现不了美洲。但是得按照我们的主张来——这一点我们非常肯定。
再说那次展示，洁芮曾经和一个叫马尔克·福克斯的人谈过。他给了她一张名片并说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就打电话给他。
我们的名片，如果可以的话，就叫“想要”。它表达了我们的全部，无论是在音乐方面还是在说明我们的起点方面。
流行音乐被男孩儿独占的时间已经太长了。“辣妹”是女子演唱组，但是它采用男子的音乐——尖厉、率直——只不过我们把它打造成了我们自己的音乐。
我们的日常安排非常讲究实效。马尔克·福克斯，他是搞音乐发行的，为我们安排约会，我们轮流开车，要么我、要么洁芮。现在爱玛有了一部破烂的米托罗汽车，但是它太靠不住了，我们不敢乘。
现在我们都住在伦敦北部。我住在家里，爱玛还和她妈妈住，她为那两个梅尔和洁芮在塞浦路斯路，就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从那儿沿着芬奇里路一直走下去就进入伦敦西区，那里是策划人、唱片公司、发行人集中的地方。
因此，每天早晨，我会开车去爱玛家，她妈妈为我们所有人都准备了茶和面包，接着我们就挤进洁芮或是我的车，带上那些面包。然后我们就出发到任何一家我们预约过的办公室——唱片公司、经纪人、策划人——这是一种地毯式轰炸，直扑要害部位，来一句“嗨，我们是‘辣妹’”，接着是《想要》，我们已经把这首歌输入他们的音乐系统，音乐一起，我们就在房间里随意地跳起来，确实如此——跳上椅子、跳上桌子，无论那儿有什么，默契的配合和歌词像篮球一样在我们之间跳跃着。
“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的，”我们在离开的时候会这样说。
不再会闲在那儿等着他们给我们打电话了。“辣妹”已今非昔比，要改写规则了。这些穿西装的家伙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是在挑选他们。控制狂、斯文加利（英国小说家乔治·杜穆里埃所著小说中一个用催眠术控制女主人公使其唯命是从的音乐家，现在用来指喜欢控制别人的人）式的人、难缠的笨蛋没有机会。
在城里辛苦了一天后，我们会坐在会议室（就是我们的车）里，把我们见过的人再过一遍。第二天早上，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就得给那些落选者打电话，说：“对不起，但是，不行。”我们不想树敌，所以我们尽量婉转地拒绝他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差事，因此我们就轮着来——除了梅尔·C ，她确实有电话恐怖症，但是因为她在美敦赫德房子里干的事情总比她应该做的多，所以她就免了。
马尔克·福克斯还让我们接触了保罗·威尔逊和安迪·沃特金斯，作者兼制作人，人称“绝对”。和他们合作过的人有米克·帕里斯和莉莎·斯坦司菲尔德。我们和他俩一起制作的第一首歌是《有趣之事》。马特和毕夫的曲调更加优美，而“绝对”则更能引起共鸣。他们继续制作《爱这东西》和《说你会在那儿》，这是我们和爱略特·肯尼迪合作谱写的两首歌。
他们的录音棚在泰晤土河的一个岛上，靠近切特西，叫塔格斯岛。这是一个肮脏、相当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散乱地分布着一些造船厂。一天，我们正在船码头上闲聊，保罗或者安迪提到他们的经纪人和一个名叫西蒙·福勒的合作伙伴。他曾经做过凯茜·丹尼斯和安妮·莱诺克斯（活跃于90年代的美国女歌星）的经理人。·凯茜·丹尼斯是一个出生在诺福克的爵士灵歌歌后，她的歌曾经风靡美国。而安妮·莱诺克斯，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无须介绍了。事实上，安迪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把《有趣之事》的录音带送给了西蒙。
在80年代中期，西蒙·福勒是“蝶蛹”唱片公司的发行星探。他的公司被称为“19策划”，因为1985年，一个名叫保尔·哈德堡的鲜有人知的歌手一炮走红，当时，《19》（十九岁——这是越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士兵的平均年龄）跃居排行榜首位，连续9 个星期名列二十支金曲榜上。为此，西蒙赚了很多钱。这首歌在那时很有创意——保尔·哈德堡采用了这首歌里的若干小节进行重新创作，其销路依然是当时这类歌曲中最好的——当我们问及为什么保尔·哈德堡没有再次走红的时候，西蒙经常对我们这样讲。
“19”的办公室很漂亮，就在巴特西的河岸上，在一幢称为“兰瑟姆码头”的现代化船坞综合楼里。在心理上，我们感到非常有优势，因为在我们抽出时间来给他打电话之前，他已经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他有意和我们见一次面。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办公室里多么明亮——开放式平面布置，有点像喜剧节目“不和蠢驴打交道”的豪华版——因为这儿阳光充足。那儿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忙忙碌碌，但很开心，那些职员主要是女性，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姑娘——也许大个六七岁吧——他们说话全都文雅而得体。
首先让我们吃惊的是西蒙本人不在那儿。他的私人助理向我们致歉并请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他有单独的一小间。
不该这样的——我们本想“嘭”地踏进他的办公室、“嗖”地跳上桌子、“哗”地用“活力”、“兴奋”和“态度”将他击中。离开鲍勃和克里斯已有六个星期了，我们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挥洒我们的“妹力”。我看了一下表。我们来的并不早，他迟到了。
我们把CD放进机子里，但是，那时我们只能等，看着墙上盖满了安妮·莱诺克斯和凯茜·丹尼斯的金碟。啊。印象深刻。
根据我现在对西蒙的了解，整个事情百分之百是计划好的。如果他早就坐在桌子旁，被“辣”了一阵后，他就得听我们的，而现在这样他实际上占据了主动。
三分钟以后，这个家伙走了进来，三十四五岁的样子，5 ．8 英尺高，蓬松的头发——有点像全盛时期保罗·扬（红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摇滚乐歌手，2000年7 月逝世，享年53岁）的发型，剪着很时髦的发型，但是已经长得太长了。在这一堆像宠物“菲比”（有五个传感器的机器玩具，外观有毛，且又长又密）的茅草下面是一张棕褐色的脸和相当洁白的牙齿。他穿着一条牛仔裤，不是什么老式的牛仔裤——是阿曼尼牌的。一件“男孩一样”牌衬衫，颜色介于紫红色和淡紫色之间，熨烫得完美无缺。事实上，西蒙的每样东西都很干净，熨烫得很好，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刻意的，就像他那辆打过蜡的大宇汽车。时髦的手表——百达翡丽牌。整体印象是随意而富有，一点点双下巴也突出了这一点，这与其说是他变得颓弱的标志，还不如说这意味着他能过得起好日子。
与我们见过的多数我们希望与其合作的经纪人相比，西蒙有点柔弱，甚至平庸。每件事都很低调，包括他的声音。
他知道如何通过低声讲话以一种平静的方式控制整个谈话过程。
通常我们进去以后，无论面对的是谁，我们都会以纯粹的活力展现在他面前，接着用《想要》来进行自我介绍。这一次，我们只是以普通的方式做了这一切。他说他已经从“绝对”那儿听说了对我们的好评。但是，他没有流露任何评价——比如，没有说他对那支曲子的看法——没有说任何可能会让他失去优势的东西。
介绍性的闲聊之后，我们终于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跳起来了并且用《想要》对他进行轰炸。我穿着一条黑色短连衣裙，洁芮穿着一条让人兴奋的紧身短裤，爱玛穿着她标志性的白色短连衣裙，梅尔·C 穿着阿迪达斯田径服，梅尔·B 穿着印有猎豹图案的上衣。音乐、形象，一切都汇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们，“辣妹”。
通常外界都认为是西蒙·福勒成就了我们。然而事实是那天早晨我们到巴特西去见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张唱片已经即将成形而且我们的形象也已确立。
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是一个相当专业而又敏感的人，他听着。“国际”是一个他不断提到的词。他给我们讲了凯茜·丹尼斯——正是西蒙带她去了美国，在那里，她的事业迅速发展。英国只是开始，他说，我们得“志存高远”。
无可辩驳。就是西蒙·福勒。我们甚至喜欢他的会计师理查德，他看起来像《大脚》（美国电影，香港译为《大脚八》）里面的那个父亲。
第二天，西蒙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私人助理，卡米拉·霍华斯，为我们安排日程。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儿，约莫24岁，温文尔雅，带点暗红的金色鬈发，脸上的气色很好，蓝色带点绿的眼睛，有些雀斑。她看上去像个学生，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办事井井有条。
好啦。1995年5月。我们有了自己的策划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家唱片公司。
　　　　　　　　　　　　　第九章 金曲排行榜
有一点我注意到了：好事发生的时候就像热面包上的黄油一样蔓延开来。西蒙·福勒刚刚走进我们的生活，我又遇到了斯图亚特·比尔顿。
“你应该多出去走走，”当我告诉马克他可以在哪儿继续看他的晚间问答节目时，露易丝就已经对我说过，“我指的是；为了上帝你参加了演唱组，但是为了乐趣，你该做什么呢？围着那些无意义的小轮子转的仓鼠得到的乐趣都比你多。”
你知道我怎么想？我想她也许是对的。失去了马克，我才发现我妹妹其实并不那么讨厌。事实上，她真的是个好人，而且很逗。
在布罗克斯堡一家我妹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去的酒吧，我遇到了斯图亚特。他很有魅力，能让我开怀大笑。斯图亚特属于那种每个人都喜欢的男孩儿：长得帅，穿着考究。
他有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不一定符合流行时尚，但看起来总有一点与众不同，比如没有人穿衬衫、打领带的时候他会这么做。真的，他的着装绝对一流，他是那种走进房间时人们会扭头看的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有一种明星气质。他甚至和名人交往——这就是，哇噢，斯图亚特·比尔顿。
有趣的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我在学校的厕所里重新化妆的时候，当那些女生们闲散地抽着烟、谈论男生的时：候，斯图亚特·比尔顿这个名字总是常常会冒出来。我其实：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在另一所学校。很奇怪我怎么会在若干年以后跟他约会了。
斯图亚特的祖父母在维姆利有一间花店，在拐弯的地方，就在你快进入布罗克斯堡地方。这是一家家庭式商店——每个家庭成员都出力，包括斯图亚特。他非常有艺术感，喜欢在店里走来走去摆放花束、整理那些花。那是和斯图亚特在一起时很赏心的事情之一。马克总是一副可怜虫的模样，而斯图亚特不管每次做什么事总是饶有兴致，总是带着微笑。他一家人都很勤劳——半夜起身去科文特花园取当日的鲜花。如果斯图亚特陪我出去晚了，他压根儿就不睡觉了。他真是个好男孩儿，他们全家也令人愉快。他们所有的人，他的妈妈安德里亚、他的爸爸大卫还有他的妹妹雪莉——更不用说他的奶奶和爷爷了。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我当作家庭的一员，他们真的绝对是理想的公公、婆婆。
比起马克·伍德，斯图亚特·比尔顿好得多了。
回到兰瑟姆码头，西蒙正忙着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出来。我们都认为偿还鲍勃、克里斯和奇克给我们的投资是公平的，包括偿还在美敦赫德我们拨下付费电话而实际上应该付的电话费，以及录制我们最初三首样本歌曲的花费。
再次见到克里斯是几年后在“《热门曲》杂志票选奖”颁奖晚会上，他带着“伍”演唱组。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会面。
我们只是打了个招呼——但是相当友好——当然没有什么敌意。那时他们确实被激怒了，但是我想他们同样也把它看作一次学习的经历，并且承认他们犯了一些错误——显然主要在于没有尽早给我们合同。克里斯总是满怀激情、雄心勃勃，和我们一样他也有梦想。很高兴看到他现在于得这么好。
对我们的想法，赫伯特父子总是泼冷水，而西蒙·福勒却不仅喜欢这些想法，而且将它们付诸实施，再加以发挥。
他表面上像平静的湖水，但在内心深处，他像一座火山。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会在几个月之内推出我们的单曲，但是他“眼光看得很远”。事实上，这简直有点让人沮丧。难道他不明白？我们走到一起有一年多了，我们要展示自己，征服世界。就在现在。但事实却是《想要》要等一年才会推出。
西蒙的好处在于，虽然他想给我们身后的机器加足油料，但是，他非常愿意让我们保持本来的面貌。他对磨光毛边的东西不感兴趣。
洁芮嗓门大，也爱说大话。梅尔·B 嗓音嘶哑，有一种无法驯服的品质。梅尔·C 非常迷恋利物浦足球队。爱玛非常像甜甜圈。而我自从会说话起就一直扮演小妇人的角色。
我们彼此间的差别如此之大，而西蒙认识到了这正是我们的吸引力。他没有试图约束我们自我介绍式的《想要》表演。这支曲子把我们成功地推销给了他，因此，它同样也会把我们推销给唱片公司。
我们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到这些唱片公司去，就是站在桌子上跳舞。人们对此十分钟情，而且立竿见影。无须有人鼓动。一旦他们看到了我们，那就够了。
大多数新乐队只要最后能骗得某一家唱片公司的赏识，他们就会非常迫不及待地与其签约。但是，西蒙不着急，在这儿透露一点点信息，在那儿放一小段录音，他已经让所有的唱片公司都在谈论我们了。在和他签约的六个星期内，英国的每一家唱片公司（除了“华纳兄弟”公司，他们说女子演唱组不会有作为的）都对我们刮目相看。我们闯进了流行乐坛，没有人能理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本能地感觉到我们要和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合作。
1995年，一个明显的选择是“伦敦唱片”公司。与马特和毕夫有很多合作的“东部17”演唱组就签在他们公司；事实上，“伦敦”有一长串流行歌曲演唱组。加之皮特·唐，他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和特雷西·班尼特，他们的常务董事，很想要我们。他们都是一些我们知道能与其合作的人，非常不错的家伙。
接着是维京公司。维京有点像百搭牌。奇怪的是，那时他们的旗下没有其他任何一支英国流行演唱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其他唱片公司也许会自鸣得意，而他们不可能。他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证明。
我们最终决定和他们接触。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保罗·康罗伊自从几年前理查德·布兰森把维京公司卖给了百代唱片公司就一直是维京的常务董事。他和西蒙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把事情做了却没有提高声音，非常平静，十分友好，不太咄咄逼人。
维京公司主管歌手选拔和签约的人是阿什利·牛顿。那时他三十大几岁，相貌英俊，非常时髦而且引领时尚。阿什利的“犯罪同伙”，假如你不反对这个说法的话，是一个名叫雷伊·库珀的家伙，他特别喜欢派对，总是泡在俱乐部里，但是总能把握乐坛的脉搏。即使他在外面呆到凌晨三点钟，你总能确信他八点钟就会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他们有很强的直觉——听了以后就知道好坏——虽然他们的差别很大，但他们彼此间心灵相通。他们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而我们也知道可以信赖他们。
几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签约。不着急，西蒙说。我们得取之有道。
“伦敦唱片”公司认为他们仍然有希望——公平地讲，直到我们签约前，他们确实还有希望。因此，为了把我们从维京公司那边吸引过去，“伦敦唱片”公司做了最后的努力，他们在泰晤士河上为我们开了一个派对。问题是他们定的日期，1995年7 月13日——我们本该和维京公司签约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把情况告诉了特雷西·班尼特——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可不想玩那种游戏。而他说，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无论如何要来。
因此这就像是一种诱惑：相当疯狂——一艘船拉着汽笛沿河而上，挤满了我们不认识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扬声器断断续续地响着，酒不停地倒着，精美的食品，还有“辣妹”演唱组。
时间嘀嘀嗒嗒地过去了。我们本该正在和维京签约。但是；嘿！我们在泰晤士河中央的船上正在无比兴奋地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我不记得放大的洋娃娃是谁的主意，但是这绝对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说服卡米拉——我们的私人助理——到“查林克罗斯”路的“安—萨莫丝”性用品商店买了五个洋娃娃，在它们的头发上喷上相应的颜色，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车上开到维京公司去。那儿的人会以为我们到了，打开车门，快，说变就变。
如果维京公司本来不知道他们在和谁打交道，现在他们就知道了。
我怎么下的船已经没有印象了，也不记得去过维京的总部拉德布罗克—格罗夫，不记得签约，不记得拿到支票。但是我能记得那派对。我记得把那些放大的洋娃娃从桥上扔进了运河。我完全醉了——任何酒我只要喝下一杯就不能保持清醒了，这在现在尽人皆知——而那一夜才刚刚开始。
西蒙让送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开到肯幸顿。他没和我们一起走，因为司机不肯带六个人，这不合法。
“最多五个。”
“最多五个”，多好的名字。怎么样，姑娘们？
我们爬进车里，“最多五个”演唱组外加鲜花和香槟。拐过一个弯——喔——车里到处都是香槟。我穿着一件非常紧的莱卡裙子，红色，侧面有蓝、白条纹，像田径服，长度只达到膝盖上面。
“抓你们自己的内裤，姑娘们！”我吼着。
我醉得太厉害了，跌倒了，其他女孩儿扯下我的衬裤扔到了窗外。咳，嗬，车又拐了一个弯。这糟糕得像乘坐我爸爸的货车。掉在地上的是我的手袋吗？嘎扎一声。又一支唇膏完蛋了。
“你看不到那该死的标志吗？”有人点起香烟时，那个出租车司机咆哮起来。
香烟在地板上滚来滚去，浸透了水，像白色的虫子，黏着尘土和化妆品。上帝，真让人讨厌。出租车的后面就像一个合唱团舞女的化妆室——化妆品、纸巾、香槟、鲜花。每个人都用它们在头顶上相互敲击着。摇摆舞！我们是“辣妹”！
我们出名了。或者说我们快要出名了。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倚出窗外对着世界大喊：“我们和维京签约了。”
西蒙正在饭店外面等着我们。出租车司机的脸色和声音就像心情不好时的播音员丹尼·贝克。我们都推推搡搡地出来了。车费，一声咆哮，司机因为车内的情形对着西蒙喊着。50英镑让他闭上了嘴。
肯幸顿相当酷、非常时髦、迷人，巨大的玻璃窗显得很简洁，就像一个巨型金鱼缸，我们是鱼。饭店里的洗手间非常棒。因为，坦白地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洗手间里。姑娘们把我弄过去，把我的头发整理好，化好妆。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真可惜，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们无比得意。那真是美好的一夜。
第二天，7 月14日，是我妈妈和爸爸结婚25周年纪念日。
我们拿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的我站在那儿，拿着支票，脸上带着傻乎乎的笑容。这是一张10，000 英镑的支票。比我一生曾经有过的钱还要多。
和维京签约后的头几个月有点像是和西蒙的蜜月期。
他的工作方式和音乐圈内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总是彬彬有礼，从来不抬高声音。如果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某件事，他就走到一边去思考。也许这听起来好像他有点古板，但是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他只是在克制。总是克制。他最喜欢的词是“当然”和“没问题”。有一件事我们一直都清楚，他对我们百分之百的负责。
和维京签约以后，西蒙日程表上的下一件事就是找赞助人。同时，还要写更多的歌曲，我们遇到西蒙之前已经录好的歌曲需要重新录制、灌制原版带，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仅仅具备样本带的质量。每隔几个星期我们就会被告知他们即将推出《想要》，但是他们不断地推迟再推迟。不过，歌曲只是“辣妹”的一个方面。现在需要的是让人们更多地谈论“辣妹”。
我们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996年2 月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我们作为维京的嘉宾出席，和名叫“兄弟”的演唱组的两个家伙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迈克尔·杰克逊玩了从房顶上下来的把戏，而贾维斯·科克尔（Pulp乐队主唱。该乐队经历坎坷，早期曾出专辑《糟糕透顶》，直至90年代他们才进入英国流行乐坛领导者之列）跑上台咆哮了一阵。
公众大为愤慨。只要在现场你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音乐界知道维京有了一支叫“辣妹”的新女子演唱组，但是仅此而已。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们转过头，听到他们在叽咕——她们是谁？接着你就会听到回答：那些“辣妹”
们。我们的名字就是那样正式形成的：人们问他们是否听过“那些‘辣’妹子演唱”。或者说：“你是‘辣’妹子吗？”因此我们就变成了“辣妹”。
这段时期有点滑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处于地狱的边缘却进不了天堂——就是说一身盛装却无处可去。我们的计划是在圣诞节推出唱片，首先要推出两支单曲，再往前那就意味着在7 月推出第一支单曲，我们决定这支单曲将是《想要》——虽然我们还得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好吧，还得拍摄《想要》的影像带，还要准备第二张唱片，但是，在7 月以前我们将做什么呢？
西蒙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到日本进行试演。他说人们往往最后才想到远东。以前从没有人那样颠倒过来做。因此“辣妹”将要改变规则。就这样！
同时，我继续努力减肥。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会频频上电视，洁芮一直对我说电视会让一个人看起来更胖。
雷恩小姐说得很明白，她认为我超重了，但是说实话我不那么在乎。当雷恩小姐让我站在队末的时候，我也就认为我很胖。但事实是我并不胖。我只是比那里的瘦子们胖一点而已。不管怎么说，她知道什么？关于她我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洁芮不一样。我将永远感谢她说出了我有趣的一面，但是，认识洁芮也有不好的地方。
洁芮从来没有转弯抹角地对我说我胖。她知道奇克已经对我和梅尔·C 说过我们俩都需要“减去几磅”，因此，她开始鼓励我们俩和她一起早点起床去跑步，去“控制一下体形”。那么为什么不呢？我从来不介意早起，而且又是夏天，因此那很容易。我们经常在美敦赫德的公园里跑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去录音棚。接着，又转移到食物上。
这是逐渐开始的。洁芮会说些这样的话，比如不要往食物上涂调味汁，低脂肪的东西也很好，还有我可以尽量不要吃那么多。正是洁芮介绍我喝“速瘦”，一种奶昔饮品，它能填满你的肚子，让你不感到饿。
麻烦在于当你开始那么想的时候，你就很难再停下来了，尤其是假如你和我一样是个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彻底的人。你开始读标签了。那是不是低脂肪的？我刚到美敦赫德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西红柿汁里含多少脂肪，蛋黄酱里有多少脂肪。那样的事情我不想——它们从来没有进过我的脑子。不久我对脂肪含量就像对乘法口诀一样熟悉。当爱玛和梅尔·B 在家看电视、吃咖哩鸡的时候，我会去体操房、或者游泳、或者吃一盘莴苣。
那么这有没有让我高兴一点呢？没有。事实上，正相反。
和那些姑娘们在一起，我已经从一个懵懵懂懂的青春少女变成了一个“辣妹”，现在我又开始担心了。粉刺我可以掩饰，但是肥胖就不一样了。我的外表开始困扰我。在体操房里，我不是在观察、核对我的姿势和体位，而是在检查我的臀部的大小，看看我的双下巴是否小了一点。
原本我只是为了减轻点体重而节食，而离开美敦赫德之后，我的节食变得有点强迫性了。我开始以蔬菜为生，其他什么都不吃。我经常把一碗一碗的菠菜、胡萝卜切碎和嫩豌豆一起蒸。或者我就只吃豌豆——比如一口气吃一整袋经济包装型的“鸟眼”（美国调理食品中的名牌，主要是冷冻食品）。但是，我从没想过我可能会饮食失调，因为大家都知道饮食失调的人很瘦，而我的体型一如从前。我只是在健康地饮食，同时控制一下自己的体形。
虽说我住在家里，但没有人真正为我的饮食状况感到担心，因为我的体重没有减轻，而且我的饮食习惯一向与众不同，所以，我对酸奶、皮塔饼（希腊和中东地区经常食用的一种食品）一类的东西不再感兴趣，这并不奇怪。而且这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会吃十碗“弗罗斯蒂”牌麦片，但是从来不想吃中国食品。
然而，去日本是转折点。我吃不到“弗罗斯蒂”牌麦片，没有正常的蔬菜，多数是怪异的像泥巴一样的蘑菇。他们有的只是寿司和类似的东西。这让人讨厌。
“你不会相信他们这儿让你吃什么，”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告诉妈妈。“我们吃的食物里有一半不仅是生的，简直是活的。”
就这样，我干脆不吃了。突然我发现我的体重在减轻。
我在想，既然我吃不下那些食物，那就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减肥吧。因此，每天晚上我们干完工作，我就会花一个小时做仰卧起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做一些有氧运动。我一天比一天瘦。我在收缩。变瘦了的兴奋带走了饥饿。甚至其他姑娘也注意到了，但是，搪塞她们很容易。因为当你的饮食失调时，你就会骗人了。骗人也成了让你兴奋的一部分。
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大约两个星期。当汽车在我妈妈、爸爸的家门口停下来时，妈妈看到我瘦成这个样子，哭了起来；爸爸认为我肯定是病了。从某个方面来看我确实是病了。妈妈意识到我一直没有好好吃东西，因为我在电话里说过那些关于生鱼的话。因此她开始说些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吃香肠，或者奶酪三明治？”——这些都是我过去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很难知道我想吃什么，饮食习惯古怪的人是很难应付的。对待他们你得很谨慎。
我同意去看医生。滑稽的是他并不认为我有多瘦。但是当我们把每件事情都回顾一遍的时候，例如我的经期从来就没有正常过，还有我可怕的皮肤，他说这可能是一种叫多囊卵巢的东西，他让我去恩菲尔德的“国王橡树”医院做一下扫描检查。一点没错，你可以看见它们，小的圆形包囊拥在卵巢周围。
这是一种激素问题，多数还没有找到发病原因。但是在美国现在有一家机构叫“多囊卵巢研究会”。他们估计在美国有一千万个妇女染上了此症——每十五个里就有一个，并且这是导致不孕症的惟一的、也是最大的诱因。我具有所有典型的症状：经期没有规律乃至消失、成人粉刺、超重。我惟一没有的就是过量的体毛，假如有的话，我想真的能长到接近6 英尺。
胰岛素高出通常水平导致体重增加，而多囊卵巢更容易导致子宫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中风。那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这些。他们只是说我可能很难怀孕，并说我开始考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应该再回去见他们。
我的食量确实开始增加了，但是，对身体的损害已经形成。我只肯吃蔬菜、水果、鸡和鱼。
《想要》在1996年7 月8 日推出了。我们做了几个星期的宣传——最大的一次行动是几个星期前我们上了西拉·布莱克的“惊讶惊讶”节目。我们将该节目的制片人堵在洗手间里，用这支歌的无伴奏版对她进行轰炸。我们成功了。接下来的星期天，我们位居第三。事实上，在那之前的星期三我们已经听说我们是上周中第三，我们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的第一首歌就位列十大金曲。
我们刚刚结束一次电台采访，接到电话的时候我们正在卡纳比街附近。我们太激动了，我们得做点什么。因此我们把车停在我们看到的第一家饭店门口。这只是一家小型意大利三明治酒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进了十大金曲！离开饭店的时候，有人走上前来请我们签名。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幻想变成现实了。小的时候，我记得和妈妈一起徘徊在约翰·刘易斯（活跃于1970年代的爵士乐与蓝调歌手）周围，想像着人们会走过来请我签名，而在这里，这一幕真的发生了。
我梦想着这一刻已有好多年了，但奇怪的是，现在这一刻来临了，它仍然让我们吃了一惊。
对普通人而言，我们看起来肯定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引起了轰动——事实是我们已经努力了两年，而且我们从来没想到要花这么长时间。但是即使我们已经花了那么长时间去想像一曲轰动会是个什么样子，它来临之际还是让人大吃一惊。你所体会到的那种复杂心情，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无法让你做好准备。
这太令人激动了，而让人更加激动的是我有四个同样兴奋的朋友分享这份激动、倾诉兴奋的心情。
我们是流行歌星了。这不再只是一个梦想。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人们开始认出我们了。这几乎就好像我们刚才还都站在那儿，转眼之间刮起了一阵巨大的旋风，把我们五个人都吹上了天。这近乎疯狂。
有时，比如我一个人乘车回家的时候，司机在前面一言不发，这种想法就会进入我的脑海：我成功了。其他姑娘不在身边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起兴奋来更像是胜利。我能听见我学校里所有那些白痴们，那些连站稳都困难、经常辱骂我的女生们，我能听到她们对朋友们说，啊，是的，我是“高贵辣妹”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做这、做那。那些骂我性冷淡的男生们，他们可能在说他们如何和我睡觉。提醒：如果你曾经听到有人说他们是我上学时的朋友，你就该知道这些人在撒谎。我一直在说我会让他们看到的，我做到了。
我能听到雷恩小姐告诉她的女生们我在雷恩如何如何，以及她早就知道我有多么能干。我想知道她们当中是否有人记得真相，或者她们是否会把她们真正说过的话、真正做过的事避而不谈？我不会避而不谈。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想到了克里丝廷·莎土比亚，我有几年没见着她了。我欠她很多，但是她却消失了，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不幸的是，想起那些羞辱过你的人要容易得多，但是，每当回忆帮助你取得成功的人时，能想到的人却如此之少——只是你的家人以及经过特别挑选出来的几个人。
两天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日本，在那里，《想要》在畅销唱片中的排名正在上升。我记得我们所有的人正在旅馆的日本餐厅里吃饭。我穿着一件一直拖到地板的长裙，这是我向露易丝借了带出来的。那天是星期天，我们的私人助理卡米拉进来说她刚从西蒙那里得到消息我们到了排行榜首位。这简直叫人无法相信。排名第三已经够让人惊喜的了。
虽然那天晚上很棒，有香槟，什么都有，但还是缺了什么。大家都睡觉以后，我坐在房间里，给我的妈妈、爸爸打电话。全家人都在，如此兴奋，他们说大家正聚在花园里烧烤并以此来庆祝。迪和戴尔也在，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来听流行音乐排行榜。
我能听见妈妈说“这真是太棒了”。我也能听见爸爸说“这真是太棒了”。我能听见背景里有我弟弟、妹妹的声音，我甚至能听见那间房子，它发出的声音，冰箱门关上了，爸爸还没来得及加油的吱吱响的铰链，厨房里的回声，甚至游泳池里的拍水声以及我辨认不出来的说话声。我这么高兴，所有能做的就只有哭了。因为我只想回家和家人们在一起。
《想要》打破了单曲首次亮相的所有记录。它连续7 周保持榜首。《说你会在那儿》为我们赢得了第二个第一，同时，拉德布罗克已经让《2 变成1 》成为“最重要的”圣诞排行榜第一的最有力竞选歌曲——这支歌曲甚至还没有发行。《2 变成1 》成为继“邦迪创可贴”以来最畅销的单曲。连续三支歌曲。满堂红。我们一刻不停地做宣传，先是为每支单曲，接着是为第一张唱片。一有空我们就接到预约到某个工作室创作第二张唱片。我们忙得脚不点地。
不久就有传闻说“辣妹”是通过一则广告走到一起的，说我们是机械制作出来的演唱组，所有这些说法都对我们不利。假如埃里克·莫康比（两人是英国著名的男子喜剧表演组合）没有在《舞台》上登出广告，假如厄尼·怀易丝（两人是英国著名的男子喜剧表演组合）没有应聘，那就永远不会有“莫康比和怀易丝”，但是你从不曾听到有人抱怨他们是机械制作出来的。
每当我谈论这样的消息时，姑娘们总是嘲笑我说：“你妈妈在《你好》杂志上读那些东西的吗！？”事实上，可能是在“哈洛作坊”看问答节目的那些夜晚让我对无聊的信息产生了兴趣。如果带我去参加一个晚间问答节目，我会让反对方铩羽而归。
不久，不仅是未成年人杂志连篇累牍地在显著位置刊登关于我们的新闻，甚至在一些严肃的报纸上登载关于我们的文章。他们说“辣妹”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想要》，有人写到，“把美臀流行乐和隐约的女权主义者的性别换位结合到一起。”
是的。没错。
在文化天平的另一端是彼德·洛林，《流行金曲排行榜》杂志的编辑，他给“辣妹”成员们起了名字。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页——架子上五种调味罐，然后是我们标有名字的头像：姜汁；疯狂；运动；宝贝和高贵。所有人都喜欢这些名字，孩子们、媒体还有我们自己。虽然现在这也许显而易见，但那时并不是这样。我们只是洁芮、梅兰妮、梅兰妮、爱玛和维多利亚。这对我们来说很不错。每个人都喜欢别名——别名让你感觉与人更接近而且这确实是孩子们能够认同的东西——从一开始他们就从我们当中选择一个名字并且模仿我们的着装。后来每当我们举行演唱会时，总有一些孩子看上去与我们相像。在美国甚至有一些母亲后来也学我们穿衣服的样子。这些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而且——除了洁芮，真让人伤心——我们都仍然以“辣妹”的几个名字而骄傲。令人惊讶的是那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名声这么大。我们自己没有时间读报纸，西蒙每天发下来的日程表让我们太忙了，而且日程越来越满。是的，我们做电视节目，像“金曲排行榜”，但是，那儿的孩子们对每个人都大声欢呼，而我们从来没有时间看媒体在说什么。我记得曾经读过妈妈剪下来的东西：“我要让流行歌曲重现魅力。”据说这是我说过的话。我身穿“古琦”酷而优雅的名声已经成了神话的一部分。“她们表现出良好的气质和生活的乐趣……无穷的能量……用之不竭的活力……她们爱她们的母亲而且非常脚踏实地……但是在性方面掠夺成性。”“性”方面什么？“综合了‘甜妞’明妮（英国电影演员，原为模特，现为好莱坞明星）、科莱特的克劳丹（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放荡不羁而又优雅的巴黎女人）还有圣特里安的美人儿们（原是英国一部系列喜剧片，讲述了好多女人的故事）。让男人们对着她们时髦的性感流口水吧。”
让我真正感觉到一切都永远改变了的那一刻是当我们打开牛津大街圣诞街灯的时候。我们径直穿过那些路障，到处都是警察和保安人员。我们径直开过去。我们相互看了一眼，开始尖叫。那一天是1996年11月7 日。对我来说，单单是被邀请就已经让我十分兴奋了。那么多年了，我都是和家人一道去那儿，仰望着一些魅力四射的人合上电闸。我记得站在旅馆的阳台上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街道，心想我以前经常就在那人群中间。
我也想，我非常需要到下面去，从那儿往上看，因为眼见为实。通过看其他人，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你努力使它变得真实起来。我已经注意到人们看我的神情不一样了。我小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一些名人，比如大卫·詹森（1940年生于伦敦，1967年开始了他的电视生涯，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喜剧明星），邦妮·朗福德（英国著名音乐剧演员），我记得自己变得十分可笑，感到有点愚蠢。有时看到人们看我的样子是惟一能让我相信我确实出名了的方法。我的一切都没有变。本质上，我仍然是那个牙齿开缝、笨拙的小女生。
不久我们回到了正在等候我们的车里，往位于南岸的“沃克苏”塔驶去，在那里，维京正在举行那张唱片的发行仪式，与唱片上所有单曲同一天发行。那些歌好像是我们上一辈子创作、录制的。
“沃克苏”其实是一家新开张的嘈杂的酒吧和饭店，在布莱克弗里尔桥附近一个经过改装的库房的顶层。虽然他们说这个派对是为我们举行的，但我想不是。我们慢慢明白了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为了我们的。没有我们的朋友，没有男友，没有家人。我们甚至不得不在牛津大街的旅馆里等着，让那些客人们在我们到那儿之前有时间吃完他们的晚餐。
克里丝廷·莎士比亚是这样说的——穿上杂色衣。这是指你头脑中的转换，从站在后台到登台、表演。另一个戏剧老师说，只要记住眼睛、牙齿和胸脯。我们是去表演的。在“沃克苏”塔，后台就是衣帽间。舞台就是酒吧和饭店。我们的工作是销售，产品是“辣妹”。不是以一种放荡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你不想加入我们这伙女孩儿吗”的方式。你难道不希望年轻二十岁。
午夜时分有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燃放焰火的活动。我们从一个俯视河面的平台上观看。后来我听说他们被迫将泰晤士河关闭了一个小时。我俯视着河岸边的人行道，想知道我的家人是否在那下面的什么地方看着。
　　　　　　　　　　　　　第十章 盛名远播
自从1995年7 月我们与维京签约以来，我们一直靠“薪水”生活，西蒙每周给我们250 英镑，外加开销。他提醒我们大笔大笔的钱要到我们的唱片卖出去后才会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但是拿了两个第一，还有一张唱片销售了五天就拿到了白金唱片奖，“辣妹”的收入不再是财政计划，而是要现金兑现了。
那时西蒙也为“接招”乐队的佳里·巴洛做策划——其单飞生涯的开始——在一次为佳里举行的派对上，西蒙领我们进了边上的一个小房间，交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我想这肯定是一张来得早的圣诞贺卡，但是里面是一张200 ，000 英镑的支票。
这笔钱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多，于是我还是忍不住感到有点心虚。虽然我的妈妈、爸爸看起来挣了很多钱，可是他们从来也没有200000 英镑啊，而且他们得到的是工作所得，其中的大部分都花在了子女身上。
西蒙许诺圣诞节放假三周。作为一种感谢，我能做的就是带上一家人外出度假。与演唱组里的其他姑娘不一样，我们家总是去国外度假。我第一次出国时才16个月，我们去了加那利群岛，出了点麻烦，因为没带上我专用的毛毯。我去过佛罗里达，去过迪斯尼乐园，去过西班牙，在那儿我父母还有一处房子，我们去瑞土滑雪。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西印度群岛，那地方太远又太贵。现在就不一样了。其他姑娘们也有同样的不算很新颖的想法，最后我们都去了加勒比海，只不过我们在不同的岛上。
但是首先我得去做每一个流行歌星拿到他们的第一张巨额支票后都要做的事。去购物。哪儿？除了邦德街，其他什么地方都行。有关我只穿“古琦”和“普拉达”的那些宣传就是指那个。我确实有一只“普拉达”手袋，这是我用参加《鸟人》演出得到的钱买的，但是其他东西没有一件是真货。每星期250 英镑，我怎么可能付得起那笔钱呢？
原来那件黑色小连衣裙其实是洁芮的，但是她从来不穿。她从来不穿的衣服有几百件。我们每样东西都合用，从衣服到短裤、鞋子、化妆品、护发用品。男朋友不在其中。我第一次穿它是和斯图亚特出去吃晚饭，每个人都说：“上帝，多漂亮的裙子，它非常合你的身。”但是它只是购自“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或者“顶级”商店或者其他什么公司——我们都没有钱花在衣服上。不管怎样，因为那时洁芮比我瘦，那件裙子有点太紧了，因此我让一个名叫维奥莱特的裁缝照着它的样子做了一件，那个裁缝现在还住在戈夫橡树的路边上。原先那双和整套衣服相配的鞋子没有专利号，是从卡纳比街一家廉价商店买的，有一只鞋跟总是掉，所以我总要用胶水把它黏回去。那件裙子，就是大家都说是一件小“古琦”裙的那件，根本就不是“古琦”裙。布料和做工总共花不到20英镑。
在这位钱多得不知道怎么用的流行歌星的购物单上排第二的显然是一部跑车。那么要买一辆什么牌子的呢？保时捷？法拉利？它们可不适合“明智”太太。我去了沃尔瑟姆克罗斯我爸爸认识的一个经销商那里，买了一辆没有进行商品宣传的MGF.因此这部车可不是摇滚乐之类的时髦货。这就是我的风格；甚至在我刚得到一笔比我祖父母一辈子挣的还多的钱时，我也不买新款车，我买了一辆不知名的型号，节省了5 ，000 英镑。我从来都小心翼翼，现在也不打算停止这种做法。毕竟，一切都有可能烟消云散。不管怎么说，我喜欢那辆车，鲜艳的紫红色金属，漂亮的轮子，所有那些附件，还有一个一摁按钮就会落下来的顶篷。
那年圣诞节，铺天盖地到处都是“辣妹”。你喜欢哪一个“辣妹”？在槲寄生树下你想亲吻哪一个“辣妹”？谁是最受大家喜爱的“辣妹”？
那可真滑稽。鲍勃和克里斯曾经想让我们看起来都一样，但是“辣妹”成功了却是因为我们都为这个组合带来了不同的东西——不只是男人们幻想的东西——虽然这么说可能是公平的，即当“辣妹”处于鼎盛时期时，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男人可能喜欢我们当中的这个或者那个。
“辣妹”跨越了民族的偏见。我们不仅在欧洲和美国声名显赫，而且盛名远及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南非。没有一个国家不流行“辣妹”的歌，每个人都有他们最喜爱的歌。我们有每个人喜爱的某个东西，那也体现在我们的观点方面，不仅是我们的外表。
每次我为克里斯、鲍勃和奇克没抓住90年代的流行乐的脉搏而感到遗憾的时候，我都得提醒自己，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我们就都得穿上同样的服装，我们中就会有一个主唱歌手。“辣妹”如此轰动正是因为我们一点都没那样做。现在，只要看MTV ，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仿效我们。但是让“辣妹”与众不同并将永远使我们区别于其他的是我们开创了先河，就像埃尔维斯{ （1935—1977），美国摇滚乐巨星，俗称“猫王”} 、“甲壳虫”、“性手枪”演唱组。首创者为所有其他人提供了可能。
到圣诞节时，《想要》已经卖出了三百万张，在27个国家位居排行榜首位。我想要是不看地图册，我甚至都无法说出27个国家的名字。
在加勒比海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在格林纳达，第二个星期在圣—卢西亚。这是一次真正全家人的度假，每个人都在，甚至有露易丝的前男友，沙基，我仍然很喜欢他，还有斯图亚特。对我来说，不去想我穿着什么或者我看上去如何本身就是度假。我不能忍受在阳光下着妆。我最多也就是把头发向后梳一个马尾辫，再涂上防晒油。这真是非常有趣，因为那儿的一切都和美国发生的事如出一辙，我不断地听到播放《想要》的音乐——这首歌1 月1 日在那儿发行了。不久就有传闻说旅馆里住着个“辣妹”。时间不长，照相机就喀嚓喀嚓地响起来了。我知道我看上去让人不愉快，但是这些都只是孩子，我并没有真的在乎。直到我们回去以后，我才发觉我的运气有多好。可怜的爱玛和她妈妈在下海的时候被《每日邮报》拍了照，让她们的臀部曝了光。
我们已经征服了英国，现在轮到美国了。这是重头戏，西蒙不停地对我们这么讲。无论你在英国取得多么显著的成绩，假如你在美国也能这样的话，这就好像镀金。它会让你有说服力。美国有如此的魔力，梦想的国度、机遇的国度。
如果你在英国成功了，你只是出名了，但是，如果你在美国成功了，你就是超级巨星。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像是噩梦般的万花筒，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得到过一个万花筒。乱糟糟的色彩，摇一摇就变成不同的图案，但其实还是一样。
什么地方你都得去。遍及全世界。你得去那些你甚至都没听说过的国家，你会遭到围攻。人们了解你的一切，不仅是你的名字，还有你父母的名字。真是不可思议。我仍然无法真正相信这一切有多么严重。有一天，我穿着比基尼和我爸爸在某个海滩上散步，碰到一个采摘椰子卖给旅游者的人。他不向我们兜售椰子，却说你不会是某一个“辣妹”吧，是真的吗？你会认为这个人甚至连收音机都不会有，更不用说知道“辣妹”是谁了。
《想要》一路进了“金曲100 排行榜”，列第11位，这是单曲首次亮相曾经取得的最高排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
随着《想要》在排行榜上的地位日升，我们每天要接受的采访量也增加了。美国差不多有几百家无线电台，每一家都想采访“辣妹”。而且马上就要采访。幸运的是，因为这是无线电台，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坐在纽约的一家录音棚里接受采访。但是没有画面、在广播里诙谐又疯狂可不那么容易。有时，给节目增添点作料的惟一东西就是说些无聊、粗俗的话。尽管美国的电视、电影里有暴露的性镜头，美国在道德观念上还是相当保守的。
既然我有了一张在许多商店都能用的信用卡，我就一直盼望着能在纽约买点东西——所有那些商店名字，如巴尼司、梅茜、布罗明戴尔。更不用说蒂芬尼了。但是可能性不大。总是采访、媒体拍照、更多的采访。早安，美国。
从一开始，我就说我要像“飘洗”牌洗衣粉（英国著名洗衣粉品牌）那样出名。
为什么要停留在卖唱片上？我们决定，只要我们谨慎选择签约人，那有什么坏处呢？我们现在出名了，我们可以卖任何东西。不过受害者是有的——首先就是我过去依赖的“健怡可口可乐”。现在百事可乐成了我们的主要赞助人，我们与其签订的金额巨大的协议。另外一项协议是早些时候和奔驰汽车公司签订的。作为对推出麦克拉伦新型F1赛车的回报，一种小型梅塞德斯SLK 敞篷汽车将供我们每个人使用一年。事实上，又过了六个月我们才收到这些汽车：它们在我们的《辣妹世界——电影版》拍摄的最后一天运到了，这部电影是那年夏季拍摄的。
麦克拉伦推出新赛车是在圣瓦伦丁节（即中国人所谓的“情人节”），那时我们刚听说《想要》已经在美国的“金曲100 排行榜”上跃居第一。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为《你认为你是谁》的录像制作进行包装，这是我们的第四支单曲。三天的拍摄中有两天不同于我们以前曾经拍摄过的、或者今后可能还要拍的任何一部录像的拍摄。
西蒙·福勒的弟弟基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是莱尼·亨利的朋友。莱尼·亨利是“红鼻子日”（这一天将有许多各界名人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主要目的是为慈善事业捐款，因活动中大家都戴上特制的红鼻子而得名。2003年的“红鼻子日”定于3 月14日）和“轻松一刻”（一慈善组织，从事英国国内以及国际慈善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都同意第四首单曲的版权归“轻松一刻”。而给“红鼻子日”的有一部讽刺录像。
我们知道已经有一模一样的乐队在进行模仿巡回表演，但是只有“块糖”（模仿性表演团体）会得到我们的许可。猜猜她们让谁来演“高贵辣妹”——多恩·弗兰奇。我感到无上荣耀，因为她是最具魅力的喜剧明星。因为她得在举手投足间幽默、夸张地表现出我的形象，而不是通过她的长相，所以，看她进人角色真的有趣。那一切确实让人捧腹。但是，多恩，我的嘴真的噘得那么厉害吗？
詹尼弗·桑德斯演“姜汁”，凯茜·勃克演“运动”，卢埃拉·吉迪恩演“疯狂”，虽然梅兰妮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想让莱尼·亨利演她。露露演“宝贝”。我第一次遇到露露是在牛津：大街的一个鞋店里。我和妈妈、露易丝、克里斯琴一起出去‘购物，那时我肯定还很小，因为克里斯琴还坐着婴儿车。不管怎样，我们走上去请她签名。因此她签了一张“给维多利亚”，接着又签了一张“给露易丝”。
“那么，有人喊你‘露露’吗？”露露问我那鬈发的小妹。
我妈妈讨厌把名字缩短，快如闪电地回了一句：“绝对不可能。”等她意识到她所说的话已经太晚了。
虽然我经常见到露露——她是埃尔顿（即埃尔顿·约翰，著名歌星，在戴妃的葬礼上演唱挽歌《别了，英格兰玫瑰》。这首歌系他本人根据早年他为悼念玛丽莲·梦露而创作的《风中之烛》重新填词而成）的一个密友——我从来不敢告诉她在撒克逊尼的那位卤莽的妇女和那两个小女孩儿就是我妈妈、露易丝和我。当然，我妈妈现在还感到尴尬。
接着是到处去赢得更多的赞誉。这就像在环行路口，你从来不知道你将在哪儿下车。
尽管我们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尽管西蒙不住地告诉我们这场演出多么重要或那场演出多么重要，但是，就我们个人而言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是一件大事。我们获得了一些奖项，还会继续获奖，但是，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就好比奥斯卡。它由音乐界投票选出。而他们是最难取悦的一帮人。
一年前，我们作为维京的嘉宾出席了颁奖典礼，夹杂在那群人中间，啊，上帝，瞧瞧那是谁。仅此就这么让人兴奋。
但事实是那时我们都是无名小辈或者应该说是《想要》。12个月以后，我们不仅得到了五个奖项的提名，而且我们还将集体表演《你认为你是谁》为这次盛会揭幕。
至关重要的那一天是2 月24日，星期一。前一个星期，西蒙问我是否想去看上星期六的足球赛。他说阿什利·牛顿，我们在维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有票。阿什利和保罗·康罗伊都是切尔西队的超级球迷。而那个星期，切尔西将迎战曼联，他们知道西蒙是曼联的超级球迷，因此他们问他是否也想一起去。
因此我说好吧。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可干：斯图亚特要干活儿。星期六是花店一星期中最忙的一天。
很久以前西蒙就一直想拉我去看足球。他总是说我的男朋友得是个名人。我会说：“你在说什么呢？我和斯图亚特在一起，记得吗？”他就说不要担心斯图亚特，我一定要让你和一个名人在一起，比如一个足球队员。
我不感兴趣。我曾经见到的所有的足球队员都是些混蛋。他们闲散地聚在“埃平”乡村俱乐部追逐任何一个走进门的漂亮的埃塞克斯姑娘。他们都是些放荡之徒。
“那么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呢？”我在前一天问梅兰妮。在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演唱《你认为你是谁》我将穿一件白色比基尼上衣和一条白色裙子——我爸爸说更像是一个窗帘盒——罩着锁子甲。我告诉她我想穿着它去。而且我想她真的相信我会那么做。
关于那场比赛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主要原因是我没戴眼镜，所以一切都是模糊的。比赛结束后，我们被带到了球员休息室，在那里，VIP 们得以见到他们的英雄。我站在那儿，端着一杯香槟。有一个人真的让我很生气。他喝得太多了，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我尽量不去理他，可是他踉踉跄跄总往我这边靠，嘴里说着“你经常来这儿吗”。
“瞧，”我说，当他差点撞翻我的杯子的时候，“我不和喝醉酒的人讲话。”
我被称为“高贵”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刚想溜到洗手间去，西蒙来了，把一只手搭在这个醉汉的肩上。我本以为他要做出一些护着我的举动让他滚开。
但是他却开始对着他微笑，继而大笑。我站在那儿，眼睛看着没人的地方。
“他是，你的朋友？”那个醉汉终于踉踉跄跄地走了，我这才问到。
西蒙告诉我这人与他同名，并且很惊讶我没有认出他来——西蒙·勒庞（“杜兰杜兰”演唱组的成员，风行于80年代）。
如果他以为这会让我感兴趣，他就错了。我十几岁时挂在房间里的照片是“兄弟”演唱组。（我知道。我知道。用不着说。）我对“杜兰杜兰”演唱组从来不感兴趣，因此我的腿并没有打软。
这时那些球员已经从更衣室出来了。
西蒙拽着我的胳膊，指向靠门口站着的一个。
“他是谁？”我问。他说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
“谁？”
他又说了一遍那个名字，大卫·贝克汉姆，并且说我曾经说过喜欢他。
我听得一头雾水。我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我甚至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人呢？他在说些什么？至于说大卫·贝克汉姆其人，我想他一定是个踢足球的，但是那一场究竟他踢了没有，他究竟是切尔西还是曼联，我不知道。谈到球员的时候，西蒙绝对是个追星族，很显然他决心要见见这位贝克汉姆，正在拿我当借口。我甚至都无法看到他说的是谁。房间的另一侧一切都模模糊糊。他可能正在谈论一个衣帽架吧。
说着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走过去了。
西蒙和大卫打了个招呼，伸出胳膊，以男人的方式握了一下手。西蒙自我介绍说是“辣妹”的经纪人，然后介绍了我。那时，我记得我在想这可真可笑。
我微笑，对那个留着长而直的棕发男孩打了个招呼。接着，西蒙说起了那些套话，什么精彩的比赛、漂亮的横传、那个比分让人感到遗憾。我只是站在那儿，感到有点傻。在这位据说我一直都喜欢的球员谈论任意球和角球的时候，我在试着为他计时。其实，我认为，他长得很好看。他偶尔朝我看一眼，腼腆地笑着，而西蒙继续说着如果他在场上他就会怎么做。接着他走了，我们站在那儿，谁都不说话。
“比赛不错，”我终于挤出了一句。
“很高兴你能喜欢，维多利亚。”
我喜欢他称呼我名字的方式。是的。
我微笑。他也微笑。
我四处张望，想找梅兰妮·C 来帮我解围，但是看不到她。对一个足球队员你该说些什么？我只感到非常尴尬。但是这种尴尬不只是感到傻。这是那种立刻被吸引住了的羞涩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第二天在“伯爵庭院”工作室排练任务很紧。当工作人员正在对《你认为你是谁》进行技术处理的时候，梅兰妮·C 向我走过来。这有点不同寻常。即使我们只是在进行模拟，梅兰妮也总是拿腔捏调，做着发声训练，这让我非常恼火，弄得我很紧张，走近她总是让人不快。
“那么，你认为他身体怎么样，托莉？”
身体？她在说些什么？
“大卫·贝克汉姆。昨天我看到你和他讲话了。记得吗？
他就是你为‘90分钟’节目选中的那个人。“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不是想起了大卫。我还没有把他想起来，但是整件事我想起来了。
西蒙，一个十足的足球迷，安排我们和一份名叫“90分钟”的足球杂志做一次采访。大部分流行演唱组都不把这本杂志当回事。大约在三个月前，他们想在圣诞节期刊上登一幅照片，照片里我们所有的人都穿上条纹足球衫。爱玛支持托特汉姆，因此她就穿他们的队服。洁芮穿沃特福德队衣，因为那是她的家乡。梅兰妮·B 穿利兹队衣，理由一样，而梅兰妮·C 穿利物浦队衣，因为她迷恋利物浦队。她的全家一直是利物浦的支持者。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本应该选托特汉姆，我说，因为我的父母是托特汉姆人，大约一年前，他们开过一个派对，其中一个客人就是“热刺”队球员，叫伊恩·沃克。当然，还有我的外婆经常有一些房客是托特汉姆球员。
因此我把这些都说了，但是无济于事。爱玛已经选了托特汉姆，所以，西蒙，作为一个曼联的超级球迷，说为什么我不穿曼联的队服呢？
“那要看是什么颜色？”
“红、白相间。”
我不太高兴，因为红和白并不是我最喜欢的色彩搭配。
但是形象顾问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此就那么定了。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拍照之前很长时间决定的，因为他们得把行头准备好。虽然他们为我们拿来了最小号的，但是我们所有人看起来仍然非常滑稽。红色太可怕了，我尤其不喜欢整个胸部印着的“夏普”字样。什么都得往上卷（短裤、袖子）
或者往下卷（袜子），目的是看起来性感一些。洁芮和爱玛尖叫着：“你们不能拿几双厚底靴来吗？我们看上去得高一些。”这真的很好笑。
拍完照以后，我们就接受采访，这就要问到我们喜欢哪一个著名球员的问题了。为了帮我们选择，采访我们的那位女记者有一叠抽认卡，上面有著名球员的照片。只有那两个梅兰妮内行一些。我记得梅兰妮·C 喜欢杰米·雷德纳普（英格兰足球队员）。我说假如杰米·雷德纳普过来用一条鳕鱼抽我的脸，我都不会知道他是谁。
我对足球从来不感兴趣。但是，记者说我必须选一个，否则会毁了这节目。所以我就仔细浏览这些抽认卡。我看不到一个面相我喜欢的人。其他姑娘们对那些照片都报以一声“啊”。
接着，我停了下来。这一张我之前肯定漏看了。
“他看起来不错，”我说。“他叫什么名字？”
那位女记者看了一眼，然后说：“那是大卫·贝克汉姆。”
在舞台上只要能做一些有把握的事情，我总是很开心的。普里西拉，我们的舞编，为我们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揭幕曲设计了一套集体舞。几个月以来，我们拍摄三分钟轰炸式的电视短片，还接受电台采访，总是那些老一套的问题。现在我又开始做我花了所有那些年训练的事情了——跳舞。
在《想要》之前，我们就已经同普里西拉·塞缪尔斯合作了。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一次引人注目的音乐圈的派对上，西蒙过去经常举办这样的派对。我认出来她经常在“金曲排行榜”节目里跳舞。她这种舞者会让你想，哇，我也想跳舞。
普里西拉给人的印象是她比她实际高度要高，因为她非常苗条，令人惊讶的体形。实际上，她是我曾经见过的最出色的舞者。完全靠自学，她绝对令人难以置信、动感又敏捷。如果你让普里西拉和一群舞者在一间房里跳同样的舞步，她会成为你想看的那一个。
数日的排练结束了，该上场了。站在舞台的后部，背对着观众，我们手挽着手，彼此看看，等候着本·埃尔顿的提不。
“是的，我们都想做她们的情人，我们都热切地想做她们的朋友。那就和她们相聚吧，朋友们。她们当然是‘姜汁’、‘运动’、‘疯狂’、‘宝贝’和‘高贵’。所向无敌的‘辣妹’。”
接着《想要》的前奏变成了《你认为你是谁》。我们转过身来，开始。臀和肩像活塞一样抽动着，我们在火焰般的紫色缎带间，伴着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口哨和欢呼，踏着快步舞的节奏，阔步走下坡道。牛津大街上的人流十分庞大，但是直到现在，和我们面对面的观众，比如在“金曲排行榜”节目中，主要是孩子。尽管很棒、很有趣，但毕竟还是孩子。这里可都是音乐圈的人，喷着雪茄、大口喝着可乐，虽然缺乏点教养，但却个个声名显赫。这不是埃尔斯特里的录音棚，而是“伯爵庭院”。后面的人能听到吗？让我大声地说一遍。
了不起的“伯爵庭院”。在你的一生中有些时刻你会永远记住。没有很多时刻能一如它们发生的那一刻永远显得那样重要、生动。而这一刻正是如此。
我爸爸是一个了不起的步行者，他总是带我们去爬山。
爬到某一点，你认为是山顶了，结果却发现还有一座该死的山要爬。你永远到不了山顶，从来不会。但是现在，在这儿，我们处于世界的巅峰，太阳在照耀，太阳升起的地方没有一丝云彩。
西蒙总是反复对我们讲音乐圈是一个非常无情的领域，对你的好评将止步于你的最后一支走红歌曲。但是，那天晚上，我好像能看到我们的走红歌曲将成为永恒。
五个奖项的提名，我们捧走了两个：“最佳影像奖”和“最佳单曲奖”。我们认为我们是谁？我们是“辣妹”。转弯，啊，转弯，啊。
正如她经常做的那样，第二天早上洁芮让我们上了每张报纸的头版，无论是街头小报还是上流社会的报纸，她穿着自做的联合王国国旗套装。我们的一个形象设计师曾尽力制止她，说我们会被看作是“民族阵线”（英国的一个政党）的支持者。在圣诞节前，洁芮曾对《旁观者》杂志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是第一个“辣妹”，为此，政客们已经把我们看作是获得年青人选票的捷径。距离劳动节选举只有几个月了，任何事好像都和政治沾上了边。现在，多谢那件衣服，“辣妹”突然又成了“绝妙英伦”（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政治口号）的啦啦队队长。政治评论员写到，我们之于托尼·布莱尔的新英格兰正如“甲壳虫”乐队之于哈洛德·威尔逊（英国工党1964年执政时的首相）。
　　　　　　　　　　　　第十一章 闯入我心扉
你知道当你在做梦的时候——想中奖，或者，就我而言，想成为流行歌星——你知道是什么样子。我幻想我总能出席首发式，见到很多名人。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接到了邀请，但是从来到不了我们这儿。这不公平。辛苦我们并不在乎，但是，享受呢？这倒不是说我们总有时间出席任何活动，我们太忙了。我们乘坐的是没有停靠站的过山车。
我们遇到其他人的惟一机会就是我们做节目，他们也做节目的时候，比如“流行歌曲排行榜”。
我记得希思罗机场的一名海关人员有一次对我说，他从没见过什么人像“辣妹”这样频繁地旅行。是的，开始的几次是有点像乘喷气客机到处旅游的超级明星。但是，不久我们便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就算我们现在都乘头等舱，同样还是累。我们也许周游世界，但却没有将其尽收眼底。飞机、豪华轿车、电台播音室，电视演播室、旅馆房间，全世界都一样。有时，假如你半夜醒来，你根本弄不清你在哪个国家。我经常这样。
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之后的那个星期我们在美国干什么？我记不得。也许在宣传我们的唱片，或者是双A 主打单曲《你认为你是谁》／《妈妈》。要想说清楚很难。连在哪儿我们都得问我们的私人助理卡米拉，更不用说我们在宣传什么了。每一次节目我们都得到场，得说出电台的名字，或者电视台的名字，加上那档节目的名称和那位节目主持人的名字或者采访者的名字。采访者有讲词提示机帮忙，你没有。
这比看上去的还要难，但是，我一直喜欢做宣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笑声不断。最糟糕的就是要离开家。几乎从来不可能在同一张床上睡超过一晚上，因为你总是要换地方，这个城市，那个国家。
取决于在一年的什么时候出去，你可能从来没有在白天看到过你的卧室。6 点钟电话提醒，做第一个早间节目。电台播音室、电视演播室，闹哄哄一阵过后，乘豪华轿车去机场。起飞。降落。豪华轿车去旅馆。打开行囊？有时所有我能做的只是刷牙、洗头。每天晚上上床前我都要洗头。我不能冒险睡过头，带着脏头发或者湿头发面对世界——或许更重要的是面对摄像机。
我想这对爱玛和我来讲更糟，因为我们比其他姑娘更恋家，而美国是和家人保持联系最困难的地方之一，因为手机在任何地方几乎都接不通。这地方太大了。侍者把我的行李放在房间里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总是打电话回家。但那时你就得停下来想一想，英国现在是几点？问题总是我要找一个我在房间里，而我家人同时也醒着的时间。
3 月初，我回到了伦敦。刚回来，我们的双A 主打单曲《你认为你是谁》／《妈妈》跃居榜首。那是连续第四次了。希望《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正在听我说话。
我非常疲劳。刚和斯图亚特一起吃过晚餐，但是，我不停地打瞌睡。他是个非常好的男孩儿，但是，自从我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花送错了之类的事已经很难激起我的兴趣了。
爸爸开了门让我进去，接着传来妈妈在厨房的喊声。
“是你吗，维多利亚？”
“是的，妈妈。有事吗？”
“你能打个电话给梅兰妮·基霍姆吗？”
妈妈从来不喜欢梅兰妮的名字被缩短。
如果梅兰妮和我的感觉有一点点相同，我肯定，她很有可能在睡觉。
她没有。
“西蒙弄到了星期六的足球票，他那位有季票的朋友想知道我们想不想去，这就是说我们要飞到曼彻斯特去。有兴趣吗，小家伙？”
“我现在还真的想不出来，梅兰妮。我早晨再给你打电话。”
我没有马上就想这个事情。我的心突然开始急速地跳起来。足球。曼彻斯特。大卫·贝克汉姆。他也许甚至都不在那儿。但他也有可能在那儿。就是这种想法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我想知道为什么西蒙自己没有打电话给我。可能因为他不想让我妈妈接电话。我感觉他不喜欢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家人。
我踢掉鞋子，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恰好赶上新闻。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着。
“妈妈。”
“什么事，维多利亚？”
“爸爸滑雪什么时候回来？”
“3 月15. 星期六早晨大约6 点。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只是好奇。”
爸爸仍然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滑雪。今年他们去的都是男的，克里斯琴和斯图亚特跟他们一起去了。
星期六早晨，我和梅兰妮在希思罗机场登上了飞机。这只是通勤航班，没有一等舱，但是，西蒙的朋友为我们买了一瓶香槟。梅兰妮和我为这位朋友起名叫“色情”·皮特，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有一颗痣，活脱脱一个色情影星。他是你可能遇到的最好的小伙子，并且非常有趣。他经常穿牛仔裤、衬衫，但是衬衫不扣扣子以露出他那个漂亮的小金盒——里面是他在温伯利草坪上剪下的一叶草。我们到曼彻斯特的时候——只需飞行45分钟——梅兰妮·C 和我已烂醉如泥。
如果我说我能记得那天发生的很多事情，我是在撒谎。
那姑且把这个看作是“当日比赛”式的精彩剪辑吧。因为我们是闻名遐迩的“辣妹”，他们在赛前安排了和当时的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共进午餐。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身穿西装、发型糟糕的男人。
再来点香槟，姑娘们？
想到可能再次见到大卫，我非常紧张。
为什么不呢。
曼联中场休息时总要搞一次大型慈善彩票抽奖活动，马丁·爱德华兹问我们是否介意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不呢。
因此就在上半场结束前，梅兰妮·C 和我被领到了球场上。先是沿着漂亮的公共走廊，再乘电梯下去，再沿着看台后面走，穿过若干的转门，最后到了球场上架设电视转播摄影机的那一边。
那些日子我几乎很少穿裤子，但是，那天我穿着迷彩裤，一件紧身衬衫，略微露出了一点乳沟，一件短小紧身皮茄克，竖着衣领，化着浓妆。
接着，陪同我们的那个家伙冲我们点了一下头，我们就走到了那片令人惊讶的草坪上。记得我当时想这比我爸爸种的草皮可要好多了。假如我希望得到观众的喝彩，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关于“辣妹”的媒体报道太多了，每个人都知道梅兰妮·C 特别喜爱利物浦队，因此，人群中开始喊：“利物浦野种，利物浦野种。”我无法相信。所以她转过身，给了他们两根手指。第二天各个媒体的报道是什么就不用猜了。
我们就站在球场中间，我把那些纸条递给那家伙让他读出中奖号码。但是接下来，尴尬的一幕发生了。中场休息大约持续20分钟，球场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把踢起来的草皮放回原处。为了度过这段时间，他们要通报英超其他比赛的中场比分。如果那儿有名人，他们就会请他来宣读。在那种情况下，让梅兰妮做这件事明显不是一个好主意。所以那个家伙就把这张纸递给我，把我推到了麦克风前。
我想起在家看电视时经常听到足球的比分。无论是谁都会像唱歌一样报比分，从他说第一部分的声调你大致就能猜出比分的胜负了。比如曼联5 ——声音往上走。纽卡斯尔2 ——声音往下降。所以我想，我也可以那么做。但是当你喝了一杯香槟而且那些名字你一点也不熟悉的时候，这并不那么容易。因此我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把它们读出来，好像我还在“可怕”夫人的班上读着《珍妮特和约翰》。我一直进展顺利，直到我读到“德比”，我说成了“大……比”。“大比1 ”——停顿——“对方没得分。”那一下让梅兰妮紧紧抓住了那位官员——她快笑不动了。
那以后，我们穿过迷宫一样的地下通道回到了比赛总监的包厢。
我？和一个足球队员搅在一起？不可能。我在“埃平森林”乡村俱乐部见过足球队员。我在报刊上也读到过关于他们的事情。放荡、酗酒、追逐任何移动的东西、殴打他们养在家里的女人。他们那帮人应该被监禁。我要一个不会发生绯闻的人，一个对我绝对忠诚的人。而且说到底，把足球踢来踢去算什么本事？
我正在回伦敦的路上。梅兰妮《在我边上睡着了。我睡不着。大卫·贝克汉姆约我出去了。我想大声喊出来。大卫·贝克汉姆约我出去了！事实上，他约我那天晚上在曼彻斯特吃晚饭。我拒绝了。但这只是侥幸脱险。除了害怕之外，还有就是，我住哪儿？
这一次比赛后他一到球员休息室我就看到他了。这房间很奇怪，又长又窄，天花板很低。幸运的是，我已经看到了他的妈妈和爸爸，在对切尔西那场比赛里我见过他们，他们正坐在远端靠近球员出口的一张低矮的桌子边。有一个姑娘和他们在一起。一个高个子金发姑娘，完美的皮肤，很好看。我想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不像所有其他球员那样直奔酒吧，大卫向他们坐着的地方走过去。这是一个爱家的人。
我喜欢这一点。‘香槟的好处是那些泡泡好像也让我兴奋得直冒泡。我感到非常兴奋，一点也不紧张。非常“辣妹”般地自信。是的，我是一个“辣妹”。去吧，去吧，去吧。就像看切尔西的那场比赛一样，我穿着迷彩裤和一件夹克，但是这一次穿了一件低胸上衣。没有必要担心高跟鞋。我径直大步走了过去。他正忙着和他爸爸说话，没有注意到我，直到我走到他身边。
“嗨，你好吗？”我说，同时向他“高贵”地一指。我在想什么？上帝，我太紧张了。
他立刻站起身。（真是个绅士。）接着他把我介绍给了那个金发姑娘。
“维多利亚。这是我妹妹，乔安妮。”
“他的小妹，”他妈妈插了一句。
妹妹。啊哈。那没关系。我对她笑了一下，这一笑差点让我的下巴合不上去。对这位妹妹要好一点，我在想，这样你就成功了一半。所以乔安妮和我开始闲谈。我的意思是，说到底，我和大卫能说什么呢？精彩的比赛？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否上场了。
后来，乔安妮去和大卫的一个队友说话了，大卫靠过来一点，说他如何在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看到了我——就这些。
“噢，我在想，维多利亚，如果你比赛后没有什么事要做，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可以吃顿晚饭。”
这是我曾经听他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而且他一字不顿，一口气说了出来。
“什么，今晚？在曼彻斯特？”
“明天早上我就要训练了。”
“但是明天是礼拜日。”
“我们每天都训练。”
“什么，甚至圣诞节？”
“圣诞节以及节礼日。”
“新年呢？”
“那要看情况。”
“我不行，”我说，“我得回伦敦去。星期一要飞美国。”
我们看着对方，我们彼此都明白。
“那么好吧，把你的号码给我，”我说，“我回来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不，”他说，快如闪电。“你把你的号码给我。”
我这么做了。我打开包，找到了一支笔，接着找可以写字的东西。登机卡可按虚线撕下的小纸片就行。开始我写的是我的手机号码。后来我想最好不，有些事情可说不准。我胡乱地把它涂掉了，接着写下了戈夫橡树我妈妈家里的号码。西蒙正对着我做手势。
“现在我得走了，”我说。
“那我给你打电话。”
“你最好打电话给我，”我说，“我告诉你，大卫·贝克汉姆先生，如果你不给我打电话，下次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要踢你的球球。”
说完我就走了。
我妈妈到希思罗机场来接我和梅兰妮，让她在芬奇利的公寓下了车。我累极了。但是斯图亚特去滑雪了，我说好和演唱组的爱玛以及她的一个朋友到“相遇”酒吧去玩一个晚上；那地方一切都非常酷、新潮——甚至那些穿着黑色马球衫的侍者和清洁工看着都像流行歌星。露易丝和我一起去。我本应该就上床睡觉的，但是我太兴奋了。
好的，我还是去吧。
因此，实际上，我是回家了，不过，甚至连澡都没洗，只是换了衣服，重新化了妆，就乘出租车去了公园大道。爱玛和她的朋友多娜已经在那儿了。
“那么这一整天你在做什么，托莉？”
“我去曼彻斯特看足球了。”
“又看了一场？”爱玛大笑。
“她把电话号码给了某个球员，”露易丝大声地耳语。
我在机场给她打过电话，让她对妈妈一个字都不要说。
“一个球员怎么啦？”多娜去买饮料刚回来。我喝着健怡可乐。
“其实没什么。我只是见到了我确实喜欢的那个家伙。”
“那么，他叫什么名字？”
“大卫·贝克汉姆。”
多娜尖叫起来，好像给黄蜂蛰了一下。
“我的上帝。大卫·贝克汉姆！你这幸运的女人，我非常喜欢他。”
多娜，现在我才发现，是曼联的一个超级球迷。
爱玛一脸的茫然。
“爱玛，你肯定见过他，”多娜继续说，“所有的杂志上都有他。他长得帅极了。”
“别担心，爱玛，”我说，“以前我也从没听说过他。”
“那么斯图亚特怎么办？”
啊，是呀。斯图亚特怎么办？唔，斯图亚特不在家。
第二天早晨，我和露易丝一起去健身房。回来的时候，我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拿了几块涂上马麦脱酸酵母的面包。我正打算坐下来读星期天的报纸，妈妈走进了厨房。
“谁是大卫？”
我僵住了。
“你的意思是什么，妈妈？”
“你出去的时候有个叫大卫的人打来了电话。”
“哦。我想这是露易丝在‘埃平森林’乡村俱乐部认识的某个小伙子吧。一个足球队员，”我加了一句。
“不要跟我谈足球队员。我不会让我的任何一个女儿和足球队员去约会。而且你爸爸会气得发疯的。”
第二次电话又响的时候，我过去一把抓过来，但是，露易丝在楼上肯定已经坐在电话机旁了。我还是拎起了电话。
他的声音。
“行了，露易丝，电话是找我的。”
我关上厨房门，蜷坐在椅子上，腿圈在屁股下面。
大卫刚刚得知星期一早晨他得来伦敦参加一个会，他说。他当天下午开车过来，他想知道我们稍晚一些是否能见面喝杯饮料。
我知道我、我妈妈和露易丝计划要和斯图亚特的妈妈和妹妹出去吃饭。
我迅速地想了一下。
“我不能肯定我会在哪儿。”我告诉他，“这么着吧，我把手机号码给你，你知道什么时候到这儿就告诉我。然后我们再说定在什么地方见面。”
我刚把电话放下，我的手机响了。是西蒙。他已经看到我把号码给了大卫，他说，他希望我不是准备“做出什么傻事”。
“但是，是你介绍我们认识的，西蒙。”
我不明白。也是他不断地跟我唠叨让我甩了斯图亚特，给自己找个著名足球队员做男友。
“不管怎么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紧张，”我继续说道，“他只是想见面喝杯饮料。”
他说我们不能被拍照。还说如果人们知道我们一起出去会很感兴趣的。媒体兴趣。他说我们应该隐秘一些，只能去僻静的地方。不能去酒馆、酒吧。
“但是，西蒙，我不能在墙后面过日子。”
西蒙告诉我这是为我自己好。这和“辣妹”没关系，只是要小心一些。在被拍照之前我们确实应该弄清楚我们是否喜欢对方，因为那会对我们两人产生巨大的压力。他认为这种压力也许一个月就结束了，但是，你决不会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惹麻烦的并不只有狗仔队，任何一个带相机的人拍到了我们的照片，很快打个电话给《太阳报》或者《镜报》，他们就会拿到1000英镑，甚至更多。他说我们必须得明智一点。
我对此无法忍受。我一生中就这么一次碰上了一个我真正喜欢的家伙，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如果我们在一起被看到了，被拍了照，又怎么样呢？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西蒙还让我明智一些。当你正坠人爱河的时候，谁会明智？我已经有了一种震颤的感觉，我是坠人爱河了。
他又强调了一遍，无论我们一起到哪儿，我们都得格外小心，这是为我自己好。
我妈妈已经安排好在埃塞克斯的劳尔顿的一家酒馆里和安德里亚，斯图亚特的妈妈，还有他的妹妹雪莉见面。
我们开两辆车去。我妈妈开她自己的车，露易丝和我开我的MGF.我告诉妈妈，我已说好晚些时候去见梅兰妮·C ，所以我需要用自己的车。
“我希望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托莉，”露易丝摇着手指说。
“我只是和他见面喝杯饮料。”
“他最好值得你这么做。斯图亚特可是个不错的家伙。”
我们到那家酒馆的时候，事情就更糟了。斯图亚特竟然会被一个滑雪的人撞倒了，摔断了腿。而他可是个滑雪高手。因此，他现在正打着石膏躺在法国的一家医院里。我感觉糟透了，而露易丝不断地拿眼瞅我。
我要了一份鸡肉色拉，所有我能做的就是一点一点地吃着。她们还在谈着斯图亚特，说他的运气真不好，说他在法国的某个医院里一定很痛苦；而我所想的只是大卫·贝克汉姆正在来看我的路上，再过一个小时，至多两个小时，我就可以坐在他的身边了。
“你说你几点钟要去和梅兰妮见面，维多利亚？”妈妈看到我朝手表瞄了一眼就问道。
我没有说。
“我不知道。我在等一个电话。”
这不是假话。我确实在等一个电话。只不过不是等梅兰妮的。
一分钟或者两分钟以后，我的手机响了。幸运的是酒馆里非常吵。
“对不起，我听不到你讲话，”说着，我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那两个妈妈微笑着，露易丝傻笑着，我离开了桌子。
到哪儿见面？什么地方我们俩都熟悉？
我解释说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好。我说，作为“辣妹”的麻烦之一就是要逃避媒体的拍照。
知道伍德福德的那个“城堡”酒馆吗？
是的，我说，我和露易丝到那儿去过几次。
就在外面有一个公共汽车停靠站。他将在那儿和我见面。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肯定是世界上最道德的人之一。我道了别，然后坐在停车场里，重新化了妆。我穿着紧身裙，紧身格子夹克。柔软而又粗犷。在酒馆里我一直扣着扣子，但是这衣服穿的时候可以把扣子解开，露出胸罩，非常具有“高贵辣妹”的特色。我穿着“古琦”鞋，粉红色的，前部有一个大大的“C ”，是我在纽约买的。他已经两次看到我穿迷彩服了。这一次得穿点完全不同的东西。
伍德福德距离劳尔顿并不很远。因为来得比较早，我就围着单行道中间的板球草坪转了一圈又一圈。这有点蠢。我在“城堡”酒馆外面的公共汽车停靠站停了下来，通过后视镜看着他有没有来。
坐在这家酒馆前面，我想起了一些趣事。几个月前我和露易丝去了这家“城堡”酒馆，有人说在邻近的酒吧里有一位鼎鼎大名的足球队员。大卫·贝克汉姆。有些人还去看了。
但是我没有。
接着一辆车停了下来，一辆M3，最高档的“宝马”敞篷汽车。崭新的车型，崭新的车。有那么一会儿我都没有意识到是他。这个衣着绝对华贵的人向我走过来，坐在我的乘客座位上。那有多危险？让一个陌生人进你的车？
“我去把车停在酒馆的停车场内，”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我等着。突然我想到的只是斯图亚特正躺在法国某地的医院里。
一分钟以后，他回到了车里。我想他也许会亲我的面颊。但是他没有。MGF 车里座位间的空隙很大。那样做会显得有点勉强。
“那么，我们去哪儿，维多利亚？想好了吗？”
我真的记不起来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们的家庭。说了一会儿足球，但不多。大卫在和你熟悉之前话并不很多，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我能和死人说话。
不知道往哪儿去，就这么开着，这非常难，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只想找个地方我们能坐下来说说话，彼此了解一下。我首先把车开上了干道，这恰好是车头面对的方向。不久我意识到我们到了“埃平森林”。
我们经过的每一个俱乐部，停车场都是满的。大卫朝我看看，我就摇摇头。因此我们又往回开到了伦敦，再开到莱顿。接着是斯特拉特福德。经过了一家又一家酒馆，真痛苦。
你就知道那儿会有某个家伙，一个小混混，看到我们两个穿着阿迪达斯和“古琦”进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一个不错的挣钱的机会来了。在“相遇”酒吧我们被注意到的可能性更小一些。这可笑得不得了，我知道。但是西蒙让我彻底地变成了偏执狂。这时，大卫灵机一动。
“我知道，”他说，“在钦福德有一个不大的中国餐馆，我爸爸、妈妈经常去。那儿总是空荡荡的。在那儿你几乎一个人都看不到。”
“你得给我指路。”
20分钟以后我们把车停在了惟一亮着的一盏路灯下，推开门，走了进去。
这儿贴着三维墙纸，墙纸上黏着一层毛茸茸的东西，像是“维可牢”尼龙搭扣，还有红色宝塔型的灯罩。星期天晚上11点钟，那儿几乎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两个中国侍者，即使埃尔顿·约翰走进来，他们也不会认识。我们在靠后的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
“请给我们拿些饮料来，”大卫说道。
“非常抱歉，饮料只和食物一起供应。”
“但是我们已经吃过了，”我甜甜地一笑，“我们只需要快点来一杯饮料。”
“喂，”大卫说，“我们会付一顿饭的钱，但是我们真的只想喝点饮料。”
“非常抱歉。不。必须点食物。”
他把菜单递过来，一个半英寸厚的东西，有一些流苏。
“假如女士不饿，虾仁炒饭很不错。”
“那好，如果你想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端上来，”大卫说，“但是我们不会吃的。”
接着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突然，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
然后我们就停不下来了，一个劲地笑啊，笑啊。
那个侍者没有笑。
“请。这家饭店仅对某些人开放，你们这样的人不欢迎。
请走吧。“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新闻标题。“激起公愤！足球队员和‘辣妹’被踢出不起眼的小饭店。”抱歉。饭店仅对某些人开放，在钦福德。我们只是对视了一下，站起身，走了。
幸亏那天下午我给梅兰妮·C 打了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事情并且问她，如果我无处可去，我们能不能到她那儿去？
我们按响了门铃。等了一会儿。不止是等了一会儿，然后是一个睡意绵绵的声音答应了。
我看了一下我的手表。11：30. 我们还是进去了。
也许不应该让人吃惊，梅兰妮的公寓里到处都是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东西。我十分尴尬。虽然梅兰妮和我一起去看了切尔西和曼联的比赛，她和大卫并没有真正见过面。我做了介绍。梅兰妮已经穿上了睡衣。她说她在看录像，但是我知道她通常睡得很早。她依然非常注意饮食起居，总是去健身房、吃健康食品等等。
我们就待在她的公寓里。她为我们两个都冲了一杯咖啡，可是，我知道她在想，看在上帝的分上，走吧。但是我把她拖进洗澡间，同时让大卫在那儿看电视，声音开得低低的——他还能做什么呢？而我在问梅兰妮所有那些女孩子才谈的事。
那么你认为怎么样？
他好看吗？
你喜欢他穿的衣服吗？
你认为他说话的样子怎么样？
等等、等等。
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我们就待在那儿；肯定有几个小时，就我们3 个。大卫和我甚至都没有坐在一起。这确实非常令人尴尬。
时间真的很晚了，而且，梅兰妮明显想去睡觉，所以我和大卫就告辞了，去取他的车。
20分钟以后我的车停在了“城堡”酒馆的停车场上。
“到纽约你住什么地方？”
“‘四季’旅馆。”
“到那儿以后打电话给我。”
接着他吻了我的面颊，下车，摆摆手，然后进了他的车。
一个星期后又回到英国之前，我和大卫已经在电话里聊过若干个小时了。我想从那以后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哪一天我们不聊上几句的。我告诉他马克的事，告诉他有关斯图亚特的事，事实上，每件事都对他讲了。他告诉我他在俄罗斯见过我。其实是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这是一场英格兰队的比赛，他和加利·内维尔住一间房，他们正在看音乐电视，这时，《说你会在那儿》开始了。大卫对加里说，我是非常喜欢穿黑色紧身连衣裤、短发的那个。他还告诉我他如何读了《90分钟》这本书，当我在书中说我喜欢他的时候他简直无法相信。还有他如何想方设法知道了我在伦敦常去的俱乐部，希望能和我不期而遇。还有当我出现在切尔西主场的球员休息室里时他如何不知所措。还有他如何买了一张我们的CD，如何让他的妹妹乔安妮在《热门曲》杂志上搜寻以弄清楚我姓什么。
我是星期天清晨回来的。
我把水壶放上，冲了一杯脆仁核桃玉米片，坐下来看报纸。时差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早饭时间吃点像早饭一样的东西总是有好处的。
我妈妈走进厨房，关上门。
“你不认为你应该上楼看看斯图亚特吗？”
我的胃抽动一下。
“你什么意思？”
“斯图亚特在楼上躺着。我想你应该上去看看。”
我差点噎住了。
“见鬼，他在我的床上千什么？”
“他和你爸爸一起回来的。你记得吗，我们有昨天晚上吉米·内尔演出的票。”
这太过分了，每件事都过分了。我如此茫然，不知所措。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要想的太多了。我把自己卷入一些纠缠不清的事情之中，我得摆脱任何人的阻碍，直到我能解决这些事情。我的意思是，我甚至还有事情瞒着妈妈，这是我从未做过的。我不能因为斯图亚特病了就回到他的身边。如果和斯图亚特之间不存在问题，我就不可能移情别恋，对吗？
“整整五天，他甚至都没给我打电话，而现在他却在我的床上睡觉。”
我得有点时间让我的头脑清醒一下。
“维多利亚，你知道在美国给你打电话有多难。我们从来不知道片刻之间你又会在哪儿。”
“可是，有个人却设法找到了我。”
“现在，无论你在想些什么，维多利亚，你至少可以上楼去看看斯图亚特怎么样了。”
“不要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我在手机上捣了一个号码。我已经想到了一个离开这所房子的方法。
“你好。我是维多利亚·亚当斯。好。谢谢。瞧，星期天麻烦你很抱歉，但是，事情有点急。对。如果你肯定不麻烦的话。谢谢。那么半小时后我就到。再见。”
我点了一下结束键。
“是的。我要出去把指甲修一修。”说着，我举起双手，好像刚涂了指甲油要晾一晾一样。从门边的钩子上抓过车钥匙，走了出去。
没走多远，我的手机。向了。我妈妈。“只是想提醒你一下，维多利亚，我们都要和迪、戴尔一起吃午饭，接着，安德里亚和大卫要过来看斯图亚特。”
“我要斯图亚特走，妈妈。让他的妈妈和爸爸来把他接走。我回去的时候不想看到他在那儿。”
“事情被你弄得很难办，维多利亚。托尼非常看重斯图亚特，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爸爸怎么想我不在乎。那是我的床和我的生活。而我要他从这两者里面滚出去。”
我回家的时候，比尔顿一家的车停在车道上。好啊。这事要做得好看是不可能了。我径直穿过大厅，上楼，左拐，沿着过道，进了我的卧室。
安德里亚正坐在床上。斯图亚特则对我满脸堆笑。
“嗨，太好了。我非常想你。”
很显然，我妈妈什么都没说。
我无法看他，只是问安德里亚是否她能让我们单独呆几分钟。她朝我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他看上去很糟糕。但是我不在乎。显然我不想让他生病，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
“哎，这种事不太好说，斯图亚特，但是，我只是不想再和你约会了。”我只想，我得诚实。
他伸出胳膊，但是，我站在地板上，一动不动。我就是不动。当然不能吻他，甚至吻面颊也不行。我只是站在那儿，双臂垂着，没有一点力气。这像是在看电影，一个男孩正听着他的女朋友说一切都结束了。斯图亚特彻底崩溃了。上帝，当我现在想想这件事的时候。这么好的一个家伙，他做了什么要让他承受这一切？什么都没做。
“是不是有了别人？”
“不，没有那回事。”
我的意思是，我能告诉他什么呢？我对大卫的感觉是对其他人从没有过的，这是事实，但是我只见过他几次。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事。我甚至都没有碰过他，更不用说吻他了。
“我现在是个国际超级明星了。我穿‘古琦’。在我极度辉煌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你的空间了。”
不，我没有那么说。那不是我的想法。但是我预料他的感觉就是那样。但是我知道这肯定不对。所以我只说这样下去不行，我作为一个“辣妹”的生活太艰难、太复杂了，无法维持这样的关系。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倒宁愿有人对我说点实话。如果他们的话让人讨厌，至少你还能因为他们的残酷而恨他们。
“所以我想你最好还是和你妈妈、爸爸回去。在那儿你感觉会更好一些。我的意思是在这儿我无法很好地照顾你。”
我的全身都在尖叫“快从这所房子滚出去”。
接着我离开了那个房间。
他妈妈正站在楼梯上，和我妈妈拥在一起。我非常喜欢他的家人。我感觉糟透了。我径直从她们身边走过，进了浴室，冲了一把澡。
我能做什么？撒谎？突然斯图亚特只是成了一个我曾经约会过的男孩。仅此而已。我们之间的谈话从没像我和大卫之间的谈话。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看到他更让我相信和大卫在一起有多不一样。我尽量感觉有些愧疚，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我在“辣妹”演唱组这一点让他难以忍受，但是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是“辣妹”的一员了。到我们见面的时候，这已经成了我身份的一部分。
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我正在挑选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妈妈走到门口。她正拿着电话。
“是安德里亚。斯图亚特告诉了她你们分手了。她问你能不能只是过去看看他。她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们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但是她说你是否能过去一下。”
正如我所说，我非常喜欢他们，比尔顿一家对我来说就像是第二个家。在我开往维姆利的路上我哭了。当他妈妈打开门的时候我哭了。当我看到斯图亚特的时候我哭了。
“请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只是累极了、太疲惫了，但是我又一次挺了过来，我的事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演唱组里，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外面。只不过，是的，我们仍然可以是朋友。最后我说：“哎，现在我要回家了，因为我非常非常累。自从我在帕鲁卡维尔起床我还没有睡觉或者停顿过。”也许是其他什么地方。我在他的面颊上亲了一下，接着我就走出了门。
我进了汽车，发动起来，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大卫。
“你好吗，维多利亚？”
“不太好。”
“怎么啦？”
“我刚和斯图亚特分手了。”
“哦。那好，正是巧合。今晚我在伦敦。有可能见面喝点饮料吗？”
　　　　　　　　　　　　第十二章 球员和绅士
“维多利亚，有你的专递。”
我刚洗完澡出来。星期一早晨一一但是已经快12点了。
现在我总是那样。完全累垮了。假如我不必6 点钟起床（这种情况很少），我就睡啊，睡啊，直到我突然惊醒，想一想我在哪儿，我应该在哪儿。
我们马不停蹄已经有六个多月了——都是6 点钟起床，两点钟睡觉。多少国家？我不知道。我没有眼袋，我经常对媒体说，但是我有带轮子的垃圾箱——这不是笑话。在我的化妆包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眼底彩，名叫“伊夫·圣洛朗眼底霜”，说白了就是“光亮剂”。
这是斯图亚特送的花，还有一张卡片，一只气球和一只柔软的布玩具。我把花插在水里。我的心情糟透了。
前门的门铃响了。
“维多利亚，去开一下门好吗？”
妈妈在打电话。
我几乎看不到送货员，他在巨大的一束红玫瑰后面，花束外面包着大大的玻璃纸，足够一间温室里全部的花用的。
“在这儿签字，小姐。”他递给我一本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的便笺簿。
有趣。收到花你通常是无须签字的。然后他弯下腰，递给我一只盒子。原来它在巨大的花束后面，我没看到。
哦，我的上帝。用来包扎的丝带上印满了“普拉达”的字样。究竟是什么？
“谢谢你。”
我把它撕开——一只手袋。一只“普拉达”手袋。一只黑色的“普拉达”手袋。
信封。我猛地撕开信封。卡片。大卫。我意识到我在颤抖。
“那是什么，托莉？斯图亚特又送花了？”
妈妈在厨房里喊道。
我抓起所有的东西，快步跑上楼。
前一天晚上大卫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钦福德他父母的家中。我们可以在“城市边缘”停车场见面，他说。上一次我们把整个伦敦东区转了个遍的时候经过了那个地方。我去那儿并不远，他说。
时间晚了。靠近10点。但是我妈妈肯定会认为我还在斯图亚特家里——因此她不会担心或者问起什么。而我离那儿只有大约20分钟路程。
大卫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我开进去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车灯。
他走下车，像以前一样爬进了我的MGF.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发动。我们只是在黑暗里坐着，眼睛直视前方，什么都不看，说着话。
就这样我说到斯图亚特的事故，还有他依然病着，他的肾受到了损伤，而我的心情有多糟。大卫说他的这只胳膊如何不行了，他又是如何在训练中将它扭伤的。
我记得我车里是怎么会有真芦荟叶的。并不真是叶子，更像矛，但是具有叶子的形状，因为真芦荟是一种仙人掌类植物。那天早上我去修指甲，为我修指甲的女士看见我的胳膊割破了，就给了我这种叫芦荟叶的东西，并告诉我它如何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愈合作用以及怎么用。
因此我把手伸到仪表板上的小储藏箱里去把它拿出来，解释它是什么，告诉他应该如何轻轻地挤压，把那种黏稠的东西揉擦到胳膊上，他抱住我的头，吻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吻我。而且又来了一次。
所以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非常浪漫。我甚至记得他穿着什么，一件非常漂亮的重量很轻的灰色开士米套头衫，充满爱意而又温柔。
现在，只不过才过了12个小时，那么多玫瑰花，还有一只“普拉达”手袋。我立刻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在阅读采访报道时得知我特别喜欢名牌服装，所以一起床他就去了西区的邦德街，给我买了这个手袋。它还可以吗？
可以？大卫做的每一件事让我越来越吃惊。
“你在找什么，维多利亚？”
是妈妈，她给我印象是一个盖世太保。我在洗衣房里。
“一只大花瓶。”，她递给我一只，也许能装下大卫送来的玫瑰花的四分之一，并朝我看了一眼。我决定我得告诉她，要不然生活就变得太复杂了。
“你肯定知道，不是吗，维多利亚，你爸爸会气疯了的。”
她说，目前什么都不告诉他可能是最好的。
下一次大卫和我安排见面的时候，妈妈说她不喜欢停车场约会这档子事，而且夜深了还要独自开车回家。她说她用车送我。
因此车上有我、妈妈和我弟弟——他只是想看看我的这个新男友会开什么车来——我们正在“城市边缘”停车场里等着，这辆艾斯顿·马丁DB7 （英国名车。电影《金手指》中007 有艾斯顿·马丁DB5 银色跑车）开进来了——瞧瞧克里斯琴脸上的表情；他只见过我乘坐送货车。但是这一次大卫没有下车，我们将坐他的车去：我能看到妈妈想偷偷地瞧一眼。
其实，这辆艾斯顿·马丁不是他的，只是借来试车的，所以他要让它好好地跑一跑。大约只有6 点钟，再过几个小时太阳才会下山。
“去南区怎么样？”我说。
麻烦是因为这不是他的车，车里没有地图。也因为大卫自16岁起就一直生活在曼彻斯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去过南区了，再说那时去南区开车的总是他爸爸。我去过那儿，但是我根本就辨不清方向。如果那还不够糟糕的话，我们一路都在谈啊，说啊。我们压根儿就没找到南区。最后我们到了剑桥。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小酒吧样的地方的外面。空的。呃，几乎是空的。我正在想，我们真的不应该进去。我的意思是，西蒙会说什么？大卫并不知道我担心的是西蒙。我向他解释过是我只是担心，但是这太可怕了。我的意思是，我只想着和他在一起。
进酒吧之前，大卫在车里吻了我，然后我们就进去了。
大卫像其他人一样吃了一块比萨饼。但是人们时不时地朝我们看，那表情好像在说：“那不是……”不过这可能是那辆车招来的。
在酒吧里我需要去一下洗手间，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大卫也站起来了。起先，我想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大卫又站起来了，直到我坐下。这时我明白了：他只是为了礼貌起见。从来没有什么人那样对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绝对是一个绅士。大卫所受的教育一直就是对妇女特别尊重——如今这已经相当罕见了——那都是因为他的父母。
他把我送回了家。这没有花很长时间，尤其是乘艾斯顿·马丁。我没有请他进屋——我爸爸还不知道，那样做真的会让我妈妈无法解释。
几天以后，他又来电话了。我正参加一个在首都电台举行的发行仪式。出去走走怎么样？
出去？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去哪儿而又不被人看到？那时我的司机叫科斯塔。我去找他。
“假如你想和某人去某个地方，科斯塔，而你又不想被看见，你会去哪儿？”
他紧紧地盯着我看。
“看电影怎么样？”
啊，我为什么没想到呢？
“在国王路边上有一家很小的电影院，”他继续说道，“相当老式的电影院。”
因此我在接待处拿了一份《旗帜晚报》看看是什么片子。一部喜剧，主演是汤姆·克鲁斯。评价不错，甚至获得了一项奥斯卡提名。我回了个电话给大卫，约好在切尔西的一条小街上见面。科斯塔的车窗是遮着的，所以我们想让科斯塔跳下车，买票，等上一场结束；门厅里的人都走了，我和大卫再迅速冲进去。
我们也正是那么做的。没有人看到我们。电影刚刚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做的事。我还在想着我们将要看到一部浪漫的喜剧了，结果却都是关于足球明星和他们的经纪人。我感到十分尴尬。然后他就开始吻我。所有我能记住的只有我的眼镜上都是水汽，那天晚上关于《甜心先生》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们回到他停车的地方时，大卫本以为我走我的路，他走他的路，而我却告诉科斯塔大卫会送我回家。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停在一家加油站加点汽油。我迅速地拨通了我妈妈和爸爸的电话。
“你们睡了吗？”
“没有，怎么啦？”
“那么，我带一个人回去可以吗？我想让你们见一个人。”
就这样，我们到家了，我妈妈和爸爸穿着睡袍坐在客厅里。
“那么，”我爸爸说，“你是足球队员。”
‘大卫点点头。
“那么你效力于哪支球队？”
大卫与人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是那么羞怯。因此他只是坐在沙发上，话不多，直到我妈妈、爸爸会意地上楼去了。
我本来指望发生点好事的。
4 月2 日，“高贵辣妹”之“隐私揭密”三篇连载的第一篇，由她的第一个男友马克·伍德提供，占了《星报》的两版。所以，如果你本来以为我对这个小杂种太狠了，现在你就知道原因了。不管怎么说，我对他并不狠。他是个吝啬鬼加饭桶，不把我当回事，又为了6 万英镑把我出卖了。（是不是有可能把你欠我妈妈的钱还一点给她，马克？）我说的只是实话。
过了这么多年，他仍然以此为生。2000年11月，他和希拉·布莱克一起做了“蒙眼约会”节目。他继续充当着我的前未婚夫角色。他得从三个姑娘中选出一个据说看着像“高贵辣妹”的人。这时，希拉·布莱克说，那么“高贵辣妹”真的高贵吗，而他转过身说，假如她高贵，希拉，你就是王后了。当然这些台词都是别人为他们写好的，但是那有多无聊啊？人们除了认为你是个卑鄙小人外还会想什么呢？他本应该呆在那个防盗铃柜子里的。
这些报纸要让自己的钱花得值，要确保得到小道消息，无论真假。比如他说我们如何在开往苏格兰的火车上做爱。
老兄，在你的梦里吧。还说什么满足不了我。但是难道你真的想让你的爸爸在吃早饭的时候读这种东西吗？
这真可怕，就像你家的房子被盗了，甚至比这还要糟。
斯图亚特，感谢他，确实不错。他绝不会做那种事情，他说。
而且我相信他。他还不知道大卫的事。
两天后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坚持要见大卫，西蒙说过，这肯定会传出去。确实如此。摄影记者就等在他沃斯利的家门外。这就像打伏击。肯定有人走漏了风声，不过说实话，我真的很高兴。既然公开了，西蒙也就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见面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以至于假如西蒙说你们一起到警察局的号房里坐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去做的。
当我的世界突然缩小到好像豌豆大小时，“辣妹世界”
却长得越来越大。我们再次回到美国，参加“周六夜直播”节目。自从1975年开播以来，“周六夜直播”已经变成了一档深受喜爱的节目——它确实是一座喜剧舞台，任何在娱乐业有影响的人如果可能的话都要来这个节目。“辣妹”那张专辑在美国已经卖出了两百多万张，而且仍然在攀升。
“周六夜直播”确实如它所说：直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从前一直做的那样合着录好的音轨对口形。现在很少有人在电视上现场唱歌了——这样做风险太大，出来的效果听起来可能奇差无比——这与会不会唱歌没关系。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皆为甲壳虫乐队的歌手）抱着吉他往那儿一站的年代早就过去了。
但是那时当诺埃尔·加拉格（“绿洲”乐队的成员之一）在首都电台获现场表演奖时，他攻击“辣妹”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现场音乐会啊？
那时“绿洲”乐队仍然很强大，这一席话传遍了全世界。
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都是受过训练的表演者，现场表演正是我们的强项。只不过我们没有在公众场合这么做而已。
在现场表演中，你担心的不是你的声音，而是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音响以及你和音乐师之间的和谐。
“周六夜直播”的传统是用他们内部的音乐师——这很好；这不像我们找来自己的乐队，因为结果可能会乱成一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排练时间。现场演唱和合着录好的音轨演唱是截然不同的。首先你不可能那么精神饱满。
节目定在4 月12日，星期六。我们演唱《偶像崇拜者》和《说你会在那儿》——纪念和马特、毕夫、艾略特·肯尼迪在一起的那些时光。节目进行得不错。但并不精彩，本来有可能更好一些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做了。在心理上我们需要这样做，尤其是当我们的下一次现场演唱将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面对的将是查尔斯王子和大卫·贝克汉姆。
我3 个星期没有看到大卫了。虽然我们一直在电话里交谈，但是我几乎无法忍受。先是美国，然后去台湾和巴厘岛做更多的宣传，也去见见一些获奖者。在台湾，我真的在电视上变起了戏法。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们去了设在我们旅馆地下室的一个非常寒酸的俱乐部，和着Abba的音乐跳舞，姑娘们送了我一只“蒂芬尼”手镯。至于巴厘岛——哦，这一切听起来那么浪漫，但是，最好还是在伦敦东区给我一块停车场，让我和大卫·贝克汉姆在一起，无论在哪一天都行。
西蒙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少地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曼联迷，以至于他开始扮演起马戏团演出指挥的角色来。
我和大卫见面以后几个星期，他就建议我们出去过几天。到意大利他熟悉的一家很棒的旅馆去。所有预订的事他来做，他说，同时看了我一眼。这将完全用化名。他基本上是在安排我们做爱的第一个地点。我感觉到他在希望我说，哦，谢谢你，谢谢你，西蒙。但那是我不想让别人来为我安排的一件事。
5 月3 日，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去看客场对莱斯特城队的比赛——当然是“色情”·皮特提供的票——这一次我带上了我妹妹。
大卫知道我要来，但他解释说我们将无法见面。我无所谓。虽然那两次我去了切尔西和老特拉福德，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看到他踢球，没有真正看到他，只是知道那是他，知道正进行着什么。我也知道足球对他有多么重要，而我确实也想理解这一点。
事实上，我真的看到他了。西蒙和榛子街球场的什么人谈了，安排我在一间办公室里“更衣”。然后他就在大巴边上等着，当他看到加利·内维尔的时候，就对他说告诉大卫如果他想和我呆五分钟的话，大卫可以这么做。
那情形真古怪，和一排排的柜子在一起，像是办公室的爱情故事。大约只有5分钟，有人敲门。是加利。
“你最好现在就来，”他隔着门说，“那老头儿在车上。”
5 月13日，我们参加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一台大型综艺慈善演出——我们将演唱《偶像崇拜者》和《妈妈》。其他姑娘将于演出当天的早晨抵达，而我说我想前一天晚上就去。西蒙像往常一样摇着手指，他说好吧。
接着他又让我记住要低调一些。
维多利亚·威廉森，她为西蒙做事，反正也要早点去，她会盯着我的。或者西蒙可能这么想。
我们在米德兰旅馆预订了房间——一家非常漂亮、老式的旅馆，带有一个非常漂亮、老式的后门。我给大卫打了电话，指点他如何去那儿。
“不要忘了，”我说，“低调一些。”
因此我在那儿按约定的那个时间等着，突然一阵急刹车，这辆扎眼的金属蓝宝马在后门停了下来，车篷敞着，音响震天价响。金发垂在太阳镜上的这位男人嘟嘟地摁着喇叭。那就是大卫的低调。
9 点钟。10点钟。时间越来越晚。我的意思是，这真可笑。
我又不是13岁，还要人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回家。11点的时候，我给托莉（此处指维多利亚·威廉森）打了电话。
“瞧，”我说，“如果我不回去，你会说什么吗？”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和西蒙没关系——这件事我要绝对保密。
“只是你一定要保证在其他人到这儿之前回来，”她说。
因此第二天早上非常早，大卫把我送回了旅馆。我悄悄地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把床上弄得乱七八糟，好让人觉得我整夜都在那儿，就像电影里常做的那样。
“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是一项慈善活动，在曼彻斯特歌剧院举行，要求宾客穿半正式礼服。大卫和其余的球员都在邀请之外。因此所有其他的球员都系着黑色领带到场，除了大卫。当然，他其实也系着黑色领带，只不过他同时穿着一件黑色衬衫和一套颜色像勃艮地葡萄酒的“古琦”西服，这是大约一星期前我为庆祝他的生日买的。没穿袜子。穿一双懒汉鞋。媒体就喜欢这个。
他们有些事没看到，看到了会更喜欢。第二天早晨，梅兰妮·C 敲我的门要借点洗发水。我刚想开门，这时才想起我的床上还躺着个人。
“我刚洗完澡，身上还滴着水呢，”我说，“给我5 分钟，我来拿给你。”
大卫没能来参加我们演出后的派对——他有一个足球方面的事要做。因此凌晨2 点钟有人敲我的门时，我事实上已经睡着了。他知道我的房间号码，因为他往我那儿打过电话。他在那儿敲门，我醒了，我在想，哦我的上帝。没有化妆，头发没梳，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还是让他进来了。
“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以后过了4 天，我们到了戛纳港湾中的一艘游艇上。从我们遇到西蒙起，我们就一直在谈论拍一部电影——不是那种正式的电影，其实只是一部宣传片。自从圣诞节前的早些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和西蒙的弟弟基姆一起创作脚本，马上就要在伦敦开始拍摄了。
这都是促销的噱头。我们并不需要策划什么，整个戛纳都为“辣妹”疯狂了。“辣妹”专辑刚被评为美国“金曲100 排行榜”的头号专辑，那种气氛让人难以置信。
我们在法国南部进行一场演出——就在海边进行户外表演——公路上如此拥挤，乘船去真的更容易。所以我们头上围着围巾，戴着很大的太阳镜，嘴里衔着很大的玫瑰花。
非常像是在50年代，非常具有格雷丝·凯利（曾获奥斯卡金像奖影后，20世纪50年代曾红极一时）的风格。我记得我穿着一件短小的棕色连衣裙，对此，媒体说是一件短小的棕色“古琦”连衣裙。不是。它是一件短小的棕色“绿洲”连衣裙，非常非常短，还有一双棕色带点淡黄的高跟鞋。
“辣妹”专辑在美国跃居榜首，大卫和我的事又刚刚披露，为此，英国媒体大规模地出动了。
“那么，姑娘们，在美国拿到第一是什么感觉？”
还有：“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手表，维多利亚。”
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这只“卡地亚”表是大卫给我买的。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听说的。
因此他们在我们旁边的汽艇上一路拍摄，喊着“把手表露出来。把手表露出来。”他们的照相机已经举到眼睛那儿了，还不断地撞头，因为那艘船撞上了另一艘船的尾浪。活该。
演出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游艇，开往戛纳城去参加在‘’好莱坞明星餐厅“举行的约翰尼·德普（著名电影演员）的生日派对。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大街上，人太多了，你简直走不动。大街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像是在一个装人的容器里，一动不动，而歌迷们正在摇晃着它。有一个私人助理恐惧万分，她想爬出去。保安能做的只是让她镇定下来。
车径直开到了护栏后面，然后是一条捷径直通VIP 区，那里满是一张张熟悉的脸，有些我能叫出名字：凯特·莫斯（著名电影演员），内奥米·坎贝尔（著名电影演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我看到那个家伙独自坐在那儿，长得有趣，但他孤零零地。突然我想起来他就是约翰尼·德普。这就像，哇哦，约翰尼·德普。回到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看到一个名人就像发现一个蓝皮肤的“斯玛帝”土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本人比在银幕上更好看。
在《辣妹世界》这部电影里，理查德·E ．格兰特扮演的策划人说：“你们没有生活，你们有日程表。”他是对的。这部电影当时正在英国拍摄，所以至少旅行要告一段落了，我也可以每天晚上睡在同一张床上了，而且还可以更经常地见到大卫。足球赛季结束了，他没有必要去曼彻斯特，直到7 月中旬训练开始。
自从我们两年前见到西蒙·福勒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为那部电影创作音乐——它将既是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又是电影配乐——我们和西蒙的弟弟基姆一起创作脚本的时间比给电影配乐的时间还长。在这部电影里，我们不扮演角色，我们演我们自己，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参加，这很重要。事实上，这是一部宣传片，宣传我们自己，将我们的性格夸张，搞笑的东西很多。导演是的勃·斯皮尔斯，曾执导过《绝妙》、《福帝·塔威斯》和《有人为您服务吗？》。他很棒。我们不仅需要指导，我们也需要一个愿意和我们合作，而不是对我们指手划脚的人。
但是到了晚上剧组的其他人收工时，“辣妹”直接去了拍摄现场旁边的移动录音棚去灌制新录音。相信我，在拍摄现场工作了一整天后，你再也不想干其他事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天是我和梅兰妮·C 在泰晤士河上度过了一天。我们的拍摄地在港区，脚本里有我们落水的一场戏。所以在那儿，我们浑身湿透了，衣服湿了，头发湿了，太可怕了。那一整天，我们要么在船上，要么在水里，我们俩都冻僵了，而且非常累。还不止这些，我当时特别紧张。有一种病，你在有老鼠尿的水里呆过后就可能染上。这种病叫外耳氏病，发音同“邪恶”一词。这确实邪。你可能会因为这种病而丧生。我知道我一直会自寻烦恼，但是我外婆一个朋友的丈夫在战争中染上了这种病。他是海军，最后死了，所以我并不完全是瞎猜想。不管怎么说，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检查我身上是否有破了皮的伤口，我还让制片办公室核查了我的保险，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所以我想做的就是套上一件田径服，回家。但是不行。我们还得换衣服，在这个没有暖气的废旧仓库里等身上干了。问题是当你火起来的时候——就像我们那年夏天——唱片公司就真的给你再加油了。非常可以理解，他们想乘热打铁——而我们热得快要烧起来了。
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工作有多辛苦。不要再想能更多地见到大卫。我们不见任何人。我的家人有一次被允许到拍摄现场。我恳求西蒙让露易丝和克里斯琴来，他们会喜欢得不得了。但不行。
在拍摄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小奔驰到了——我们上了车，发动起来，飞速开走了。保安们都呆住了。我们的颜色都是限量发行：我的是一种跳跃的绿色；梅兰妮·C 的是墨绿色；梅兰妮．B 的是金黄色；洁芮的是红色；爱玛的是淡蓝色。
梅兰妮·C 的那一辆被她弟弟在事故中撞毁了。梅兰妮·B 在一年以后把她的车还了回去。我妈妈和爱玛的妈妈非常喜欢我们的车，所以一年期满后，我们为她们把车买了下来。
我记不得洁芮的那辆车是怎么处理的了。
最后我把我的MCF 卖给了凯茜·丹尼斯，那位西蒙曾经为她做策划的舞蹈皇后。虽然她在美国有过很多轰动的歌曲，但是写你自己的歌就是一个财源。所以，在遇到西蒙以后不久，我们就在金斯顿她的家里和她合作了一段时期。有一首歌《满杯对满杯》曾经是《想要》的B 面。
那时，我和大卫在一起生活相对比较正常的几个星期结束了——他已经回到曼彻斯特训练，而我们又回到了西蒙·福勒给我们繁重工作之中——录音。难道他不明白我们需要休息吗？‘一天下午，我的工作结束得比较早——这是一个可爱的8月的一天，我就是非常想见大卫。我很少开那辆奔驰÷SLK ，因此我想，为什么不开过去遛遛呢？第二天早上要到10点钟才会有我的电话——我可以在那之前赶回去。我不想一个人去，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开过那么远，所以我叫上了我的老朋友玛丽亚- 露易丝。那就是说，我们要开车过去，在那儿过夜，5 点钟离开，开回来。没有人会知道的。
我们就是那么做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回伦敦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太阳在乡村上空低低地挂着。
我们飞速地开着车，放下了车篷，路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走的时候比较匆忙，事实上我套了一件大卫的旧衬衫，有条纹的那种，衣领比较小，几个纽扣，像橄榄球衫，就这些，没穿袜子，没穿鞋子。为了让头发不挡住眼睛，我把它梳到后面去了，用一条内裤扎着——一条小小的黑色G 带。
开MGF 是一种乐趣，而奔驰却真的非常快——一会儿就跑了若干英里，和玛丽亚—露易丝闲谈着，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车速是多少。突然，我看到了一闪一闪的灯。当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绝对是一个的守法良民。这辆警车不是一望便知的那种，而是一辆墨绿色没有标记的轿车。起先我拿不准该怎么做。但是那灯不断地闪着，我意识到我应该停车。以前从来没有人叫我把车开到路边过。
“你有没有意识到，年轻的女士，不穿鞋开车是违规的？”
我低头看看我的脚。在车里，我感觉非常舒服，但是，站在这儿坚硬的路肩上，小石子已经陷进了我的趾缝里，我在想我该是个什么样子啊。除了那件巨大的衬衫我什么都没穿。
“我们已经跟了你10英里了。也许你有兴趣看看你开得有多快。”
我小心翼翼地在路边尖利的石子上走着，到了他们的车那儿，车上有一个小电视屏幕。原来他们一直在录像。他们把录像带倒过去，我的新车出现在上面，角上有些数字记录着我的行车速度。数字介于98到104 之间。
哦，不好。采用女孩子战术最好，我决定。
“这是刚买的车，”我傻傻地一笑，“我上星期才拿到。难道它不可爱吗？”
一点都不为所动。
没别的办法。再试试痛苦的少女。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我本不该在这儿的，但是我要和一个在曼彻斯特的足球队员约会，而现在我正赶回伦敦，因为我必须得上班。”
，“我明白了，”主要的那个警察看着我那辆昂贵的特制跑车，满腹怀疑地说道，“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一个‘辣妹’。”
“一个‘辣妹’。我看出来了。”
似乎我说的是克利奥帕特拉（埃及艳后）一样。
“但我确实是，我是‘高贵辣妹’。”
他们一点也不相信。
我不明白。“辣妹”无处不在。接着我意识到我没有哪一点看着像“高贵辣妹”。没有短发，没有化妆，没有高跟鞋，没有短小的“古琦”连衣裙，更不用说眼镜了。
所以我把头发从内裤里抖出来，摘下眼镜，做了一个“高贵辣妹”式的撅嘴，把手一指。
“瞧，”我恳求着说，“我真的是‘高贵辣妹’，我应该在录音棚里完成下一张‘辣妹’专辑，我不该在这儿。如果你给我开罚单或者逮捕我，那么每个人就都知道了，我就要有麻烦了。”
这时，另一个人突然说话了。
“你知道吗，”他说，“我喜欢‘高贵辣妹’。我在局里把一张‘高贵辣妹’的照片贴在了帕梅拉·安德森上面。”
“那么我送你一些有我签名的照片怎么样？”
他们开始笑起来。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他们就把我放了。
“现在可要看着你的速度，亚当斯小姐，穿上你的鞋。”
他们冲我挥挥手，呼啸而去。
其实，我穿的是荒唐的高跟鞋，那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赤脚开车的原因。那样安全多了。
　　　　　　　　　　　　　第十三章 辣妹营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彻斯特，大卫出去取一盒录像带并带一份中餐外卖回来。我打开电视。或者说想打开电视，但是遥控器失灵了。我看到后盖子掉了，没有电池，所以我就到厨房抽屉里去找，那是大卫存放在别的地方都不好放的东西的地方——大卫是世界上最整洁的人。
开始我找不到电池，后来我看到两只电池样的东西在抽屉前部散放着滚来滚去。
因此我就拿起来，突然我感到不舒服。我的手似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哗啦一声它们掉到了地上。它们不是电池。是子弹。银色的子弹，上面有我们的名字——“高贵”和贝克汉姆。我感到脸上没有了一点血色，膝盖发软。
就在那时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子弹还在地板上，在它们掉下去的地方。大卫走进来，满面笑容，随即停了下来，我只是盯住他看，说不出话来。他走过来、搂住我，把子弹踢开。这些东西是上星期收到的，他说。
他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我。我们就站在厨房里，紧紧抓着对方。
虽然大卫的大部分邮件都寄到老特拉福德，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会寄到家里来。
他刚刚训练回来，他说，一直站在司诺克台球桌边，这时他打开信封，子弹掉了出来。
他走到那个同样的抽屉前，拿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我。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
相当厚的纸。我坐下来，拿出这张单线纸，纸上满是皱痕。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你们两个每人一颗你们谁也跑不了“这简直莫名其妙，”我说。
“一切都莫名其妙。”
我感到他的胳膊紧紧抱着我，头贴着我的肩膀。我感到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凭那张纸掉在地板上。大卫把它捡起来，放回到信封里。
“安全人员已经看过了，”他说，“但是我说等你看过之后再给他们。我知道这让人不舒服，但是我想这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两个人。”
以前大卫从没收到过任何一种攻击性信件，没有那样的东西，我也没有收到过。
那不是惟一让我们俩感到既紧张又沮丧的事。因为我们将离开英国，开始我们的世界巡演，这要持续大半年时间。西蒙·福勒说服我们办理一个所谓“境外免税年”的手续。这意味着我们将无须为我们在联合王国以外挣的钱付收入税。不利的方面是我们在那一年中将只被允许在英国停留65天左右。这一年自1997年9 月1 日起至1998年8 月31日结束。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反正得在国外，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我真的不想去，而且大卫显然也不想让我去。不管怎么说，一直以来彼此见上一面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我们都同意了。
大卫和我在一起已经整六个月了，但是“在一起”这个词不准确。大部分时间里，要么我在国外，要么大卫在曼彻斯特而我在伦敦。现在情况就要变得更糟了。
一切好像正从我们脚下滑走，像是遇到雪崩或者什么，而且你无法控制。
似乎我们都需要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大卫决定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是8 月底他的比赛日程安排得很满，我们无法到别处去，甚至周末都不行。所以他问经纪人是否知道当地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他的经纪人对他说了“罗克里大厅”，离南特维奇不远，它如何如何好、僻静，从6 号公路下来只有两个出口。
这是一座漂亮的老房子，坐落在一块美丽的地方——相当老式的旅馆——但是那似乎挺合适。我们的房间光线充足、很温馨，俯视着花园。我们在那里的第二个晚上，大卫向我求婚。双膝跪地，请我嫁给他。
我什么都没敢对人说。我仍然害怕西蒙会说什么。其实我知道西蒙会怎么说，他会气得发疯的。他经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一个男人将会拆散“辣妹”。
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让他见鬼去呢？事实是我对他有能力办到的事感到恐惧。他的权力太大了，他会让我更难见到大卫。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情形就已经够难的了。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戒指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感觉。我们试着交换戒指——但是我的蒂芬尼戒指甚至都无法套到大卫的小手指上。
因此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戒指从右手移到了左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太激动了。
8 月30日，星期六。再过两天我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烦恼。但是为了大卫我得高兴。上个赛季一开始——在我遇到他之前——在对阵温布尔登时他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他从半场线处起脚，57码远——这是英超比赛中踢出的最远的进球。
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录像带，即使是我都能看出这个进球太漂亮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球为他赢得了“年度马特·巴斯比爵士（1945—1968年间任曼联队主帅）年青球员奖”。我们都坐在那里，我的妈妈和爸爸、他的妈妈和爸爸，看他领奖。人群欢声雷动，大卫把奖杯高举到空中，转过身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
我想大声喊出来，这就是那个我爱的男人，就是那个我要嫁的男人。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疼了，好像我想让他在体育馆67，000 人的欢呼之外听到我的鼓掌声。
颁奖仪式过后接着是比赛：曼联对考文垂。在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球员休息室，正喝着饮料，这时我爸爸的手机响了。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是露易丝，”他说，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媒体正在门口说你和大卫订婚了或结婚了还是其他什么事。那地方被包围了，她说，一束一束的花送过来，电话像发了疯一样。发生什么事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除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你梦中的那个男人要你嫁给他——你不可能不告诉你妈妈。
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座位上看下半场比赛了。
“求你了，爸爸，现在不行。我以后和你谈这事，”我说。
像往常一样，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向球场外正在售卖“粉红报”的人买了一份。这是一份比赛一结束就出版的体育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大卫的妈妈和爸爸上了他们自己的车，而我也只是回到沃斯利的房子后才看到大卫的那张照片。
它就在那儿，在头版：大卫举着奖杯，左手上套着一个戒指，标题是“贝克汉姆要结婚了”。我们都站在厨房里——桑德拉刚把水壶放上——他们（我妈妈、我爸爸、桑德拉、泰德）都看着我，或者不如说是朝下看着我左手上的蒂芬尼戒指。
接下来，我的手机响了。是为西蒙工作的一个律师，那时负责媒体方面的事务。
他绝对是个忠实的律师——我们经常称他为“死神”。
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冰柜还冷。媒体登了照片，大卫把戒指戴在订婚手指上，还有我的一幅，戒指也戴在订婚手指上，他说。订婚的事情当然要否认。他将要发表的声明是大卫通常戴戒指的手指有轻度炎症，这就是他把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原因。而我通常都把戒指戴在左手上。他会让媒体相信这没有任何意义。
“瞧，”我和他通完话以后，我妈妈说，“要想消除这条头版新闻的影响，得需要点有相当分量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在巴黎的一段隧道里，戴安娜王妃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离开大卫的家准备开往．伦敦时才知道。那么多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场景，但是都不像这一次。我已经照“死神”所说把戒指换回到我的右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把你的手给我们瞧瞧”，或者类似的话。他们说：“关于戴安娜你是否想说点什么？”
戴安娜？我记得当时想了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另外有个人说：“你没听说吗？戴安娜王妃昨天夜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看着大卫。
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上了车——这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蓝色“保时捷”——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关于戴安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伦敦开去，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前一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们到贝里一家很不错的而我们又熟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餐。回来以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几个小时，只是哭。
为了过好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大卫做了很大的努力，他穿着我在纽约为他买的“普拉达”衬衫，看上去非常漂亮。
回到戈夫橡树，整个下午我都在收拾行李，而大卫踱来踱去，努力想鼓起勇气请求我爸爸把我嫁给他。他决心每件事都要做得很得体。他太紧张了。
“你不会吓着他的，大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我爸爸不会得心脏病或者什么的。”
他们在一起呆了大约十分钟，说着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从来没问。
大卫上楼来以后，他的笑容和给我的吻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那天晚上我们安排了一次告别晚餐。告别总是那么困难，但是戴安娜的死讯让它变得更为糟糕。每个人都知道威廉王子是爱玛的歌迷，我确信有一天我们会接到邀请到肯幸顿王宫去喝茶，然后我就能见到她了——不只是站成一排，握手或是什么的，而是一次真正的聊天。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忘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戴安娜王妃向世界表明只要你一心一意你就能成就什么。她摆脱了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开始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假如那不是女性力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称得上女性力量。
我们去了史密斯，翁戛的一家饭店，家庭聚会我们经常去那儿——离我妈妈、爸爸家只有大约二十分钟路。我们大家都到了，两家人，亚当斯一家和贝克汉姆一家：桑德拉和泰德，大卫的妹妹乔安妮和姐姐林娜，还有林娜的丈夫科林；杰基和托尼，露易丝和史蒂文，她那时的男友，克里斯琴，我和大卫。每个人都感觉非常沮丧和不舒服。环视桌边所有那些对我都很重要的人，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和家人在一起。而我却就要离开我的家人长达一年，为什么呢？为了钱。
那天夜里，我收拾好了行李。卡米拉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大箱子。我们只允许带这么多行李：一只箱子。我们每个人箱子的颜色不一样。我的箱子——恰好可以表达我的心情——蓝色的。这种箱子你也许会在海底发现，里面还装着财宝。大卫真的在上面画了一面“海盗旗”。一切都那么令人感动。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姑娘们打来了电话。我和大卫戒指戴在左手上的照片也许没有上头版，但却上了第三版。除了对戴安娜的死感到震惊外，她们都好像非常兴奋。
对她们来说出国的感觉和我是不一样的。梅兰妮·C 没有男朋友，而且她离家生活好多年了。洁芮也一样，那时她也没有一个对她来讲很重要的男朋友。爱玛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虽说她也没有撇下一个特别的男朋友。
梅兰妮·B 倒是有一个男朋友，但是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因为他生活在冰岛。午夜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收拾好了。我说，还没有。你呢？她甚至还没有开始收拾。她不想去。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年的行李你怎么收拾？
“不要想着一年，”我妈妈说。“你两个星期后就会回来，所以只准备两个星期的行李。”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拍摄歌曲《难以忍受》的影像带，也为MTV 的颁奖典礼做准备——《想要》摘取了最佳影像奖，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为悼念戴安娜王妃我们都戴着黑色臂章。不幸的是，詹妮和凯琳没和我们一起来，自从《想要》开始，她们俩就一直为我们做头发、化妆，结果，我们看上去都像一群身着女装的大老爷儿们，尤其是洁芮。
我记得我们的座位紧靠莱尼·克拉维茨（美国著名男歌手）和他的女儿佐伊，佐伊打扮得活像一个跳摇摆舞的少女，虽然她当时大概6 岁都不到。她穿着一条短小的皮裙子，白色T 恤衫，皮茄克，还戴着一副和她爸爸一模一样的太阳镜。
正如我妈妈所说，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回到英国，但只呆了一个晚上。西蒙在法国南部租了一间大别墅，在那儿，我们将为10月初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一次大型音乐会进行排练。至少，尼斯离伦敦乘飞机大概只要一个小时左右。
结果是，这根本没什么两样。我们就好像远在西伯利亚。
那幢别墅在一个名叫比奥的村子外面，但我们却没去过比奥村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看过。在那儿的一个月中，我们只有一次出去到饭店吃饭。每个人都生活在那所房子里。
除了我们，还有厨师克雷西达，以及卡米拉。负责安全的有凡尔纳、JP，再加上艾伦·安德伍德，他这个“安全”的含义与其说是负责姑娘们不受伤害，还不如说是“军情5 处”（英国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活动的政府机构）里“安全”的含义。西蒙不在时（这并不经常发生），艾伦·安德伍德就是他的耳目。他看起来就像一条哈巴狗——甚至走路都像，因为他是罗圈腿。他总是穿西服，经常穿一件长外套——即使天气比较热——事实上，他的脸总是不停地流汗。他拎着一个银色金属盒子到处走，我肯定那里面装着监视设备。
小的时候，我总是自寻烦恼，总是担心，因此我经常做这样一件事：闭上双眼，想像把任何烦恼都放在一艘船上，站在码头上向它挥手道别。那是一艘老式船，有船帆，它会带着我的焦虑驶向天边。对艾伦·安德伍德和他那个可怕的盒子我也试着这么做，希望他们能走远一点，但是，这一次不灵了。
我肯定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了，当我和大卫、我妈妈或者我爸爸通话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说任何针对西蒙的话。后来我发现其他姑娘也一样。
在那幢别墅的院子里有一个大帐篷，被用作健身房和跳舞厅，在那里，我们和普里西拉，她又和我们一起来了，一起练习舞蹈动作。在院子外面，隔着一个短短的车道，他们模仿伊斯坦布尔的舞台搭建了一个实体模型。
大家都知道，巡演中你的身体一定要相当好——因此，除了排练外，我们每天还要锻炼：体能课、演唱课还有舞蹈课。喜欢它们的只有梅兰妮·C 和洁芮。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地狱。因为这是法国的南部，天气依然像蒸笼一样，尽管现在已是9 月，所以我们六点钟就不得不起床了。
和大卫在一起以后，我的饮食多少正常了一些。但是现在它又开始不正常了。
我想这是因为食物是惟一我自己能控制的东西。我见不着家人，见不着男朋友。
任何人都不允许到我们的训练地去。谁都不行。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感觉就像一年。
为“辣妹”杂志拍摄的宣传照片显示我们快活得像云雀一样到处嬉戏。但这一段时光并不快乐。我们一个都不快乐。但是我们没有像过去那样谈论我们的不快，我们只是闷在房间里。
一个周末，其他姑娘都想出去，我正在担心会只剩我一个人。外界以为我们一定是在法国里维埃拉的一幢漂亮的别墅里，而对我而言，这是一座监牢。情况糟得有时我感到呼吸都困难。
一天早上，西蒙说他接到一个邀请，那个周末到米兰参加“范思哲”展示会。
他还说既然我一个人呆着，也许我想去？
见鬼，我当然想去。但是，问题是，跟谁一起去呢？
他建议我邀请一个朋友同去。
我给玛丽亚- 露易丝打了电话。她一直想成为一名设计师，因此对时装一直感兴趣。这就像给了她一顶镶有珠宝的王冠。
那时距离詹尼·范思哲被谋杀只有大约一个月左右，范思哲是在迈阿密海滩他的家门外被枪杀的。他的妹妹当娜泰拉接管了他的时装业。西蒙说他会和她联系把一切安排好。
我非常兴奋。我们知道他接到了所有这些给我们的邀请，但是他从来不给我们，我们从来都参加不了任何活动。
真的什么都参加不了。
星期六早上，艾伦·安德伍德把我送到机场和玛丽亚—露易丝汇合。然后我们换乘“范思哲”提供的直升机。那只乌鸦——或者直升机——飞起来了，米兰离尼斯并不很远。
正是那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谁来接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是他们？如果他们不去怎么办？
直升机旁的停机坪上站着四个男人：黑西装、黑色长外套、黑色太阳镜、没有笑容。甚至没有任何你可以称之为表情的东西。其中一个拿着一大束花。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他们是否在这个机场恭候某一位皇亲贵族。不。他们等的是我。
接着他们两个分别走到了我们的两边。我们像是被押送着，走出了机场出口，没有海关或护照检查。那儿停着四辆有专职司机的奔驰，黑色，车窗都遮着。只有一辆开着门。
我们进去，开走了。在我们后面是两辆空车，我们前面一辆空车——除了司机和保安。我们到了市区最豪华的旅馆，迎接我们的是丹尼尔——英国人，感谢上帝——他为当娜泰拉工作。我们不住在这儿，他解释道。这只是我们当天歇脚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要住在科摩湖畔范思哲的宅邸，距离米兰开车大约要四十五分钟。
“当娜泰拉想知道，”我们进了房间以后他说，“你们是否想到范思哲商店里挑几件今晚穿的衣服。”
这一切简直令我们无法相信。我真的感觉好像误人了另一个陌生的宇宙。忘了“辣妹世界”，这里的世界完全是梦幻般的。我就像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一下子来到了极度纵欲的世界。到处都是漂亮的衣服、精美的食品、最好的香槟、珠宝。太多了，多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展示结束后，”在我们去“范思哲”商店的路上丹尼尔说，“当娜泰拉希望你们能来参加她的派对。那儿会有一些你们认识的人。那提醒了我，”说着他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有一张便条：亲爱的维多利亚，请您为阿里格拉写几句话，再为她签个名。她是一个超级“辣妹”迷。
爱你的内奥姆。
我知道当娜泰拉·范思哲有两个孩子：阿里格拉，11岁，还有丹尼尔，大概8岁。但谁是内奥姆？
“内奥姆·坎贝尔，范思哲家的密友，”作为解释，丹尼尔加了一句。
最后，我们到了“范思哲”商店。我们就像孩子进了糖果店，我当时想其他几个“辣妹”一定不会相信。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这一切，而我真的在那儿了。
结果我挑了一件黑色皮连衣裙，里面有束身内衣。这甚；至还不是“范思哲”
副线系列——“范思哲”成衣系列——而是一件“詹尼·范思哲”——时装——值数千英镑。
我还挑了一件白色开司米长外套，一条毛皮围巾，一只手包，还有鞋子。玛丽亚—露易丝选了一件不同的连衣裙、和我一样的外套，不过是黑色的。接着我们返回了旅馆。
“发型师和化妆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到达，”丹尼尔说。
“我建议你们叫房间服务，让他们送点吃的过来。这一夜会很长。”
我穿上了我的新皮连衣裙——低胸的剪裁，在对面看我的胸部就像一台电视机，只是多了两只短小的皮袖子——搽的化妆品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多，接着又回到豪华轿车上。首先我们被带到后台见了当娜泰拉。她正在和什么人谈话，当我们被引见的时候，这个人回过身来。是珍妮特·杰克逊。珍妮特·杰克逊！然后我们在天桥下面坐了下来，我意识到我正坐在德米·摩尔（u 的旁边。德米·摩尔！
展示结束后，我们回到后台喝了点香槟、吃点鱼子面包：“你感觉我能请德米·摩尔给我签个名吗？”我对玛丽亚- 露易丝低声耳语。“也许那太过时了？”
这时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想知道，维多利亚，”这声美国腔在我耳朵里咕噜咕噜响着，“我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的女儿们签个名？她们对你·简直着了迷。”那——好吧——是德米·摩尔。
然后我被引见给当娜泰拉的女儿阿里格拉。她告诉我那位音乐节目主持人是的伊·乔治，想去见见他吗？我说不，谢谢，因为我只是太害怕了。一切都异乎寻常，每个人都在飞吻——那些神采飞扬的时装周的可人儿们。我站在那儿，好像我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好像我只是在屏幕上看着这一切，我感觉这一切离我非常遥远。有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就感觉想把画面倒回去、再看一下、弄清楚他是谁。当然我能认出凯特·莫斯、内奥姆·坎贝尔和安珀·瓦莱塔（世界十大名模之一），她们坐在一起，挤在一个角上。从她们一直朝我看的样子，我能看出来她们正在谈论我。这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世界，而我绝对只是初来乍到。我和玛丽亚—露易丝只是像多余的人一样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凯特·莫斯走过来打了个招呼。她非常讨人喜欢，介绍了安珀·瓦莱塔，她是我最喜欢的超级模特之一。
内奥姆·坎贝尔还呆在原地。最后，她终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好像用肩膀在走路，挺着胸脯，就像一匹马。她站在我面前，手放在屁股两侧。非常好斗的样子。
没有任何开场白，她说：“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叫你‘高贵’？”你能听到她的冷笑。
面对一个大约十英尺的人，我尽量看着她的脸说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说你漂亮？”
她的脸僵住了，她先是把头转了过去，接着又转过身体，走了。
但是，我这只是故作自信。事实上，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只希望能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这和在学校的操场上没什么两样。其他每个人看上去好像都很快乐，而你却感觉宁愿不在那儿，不要别人上下打量你。
此刻，我真的不想去参加那个派对。我知道它和现在的情形差不多。确实如此。
一大片地方好像没有尽头，木地板，看起来坐上去就会坍塌的家具，正如你想像的那样：金碧辉煌，音乐声振聋发聩，人们摆着姿势、打着飞吻。我感觉就像“小孤儿安妮”（著名卡通连环画中的人物）。最后我和发型师基多聊了一会儿，也和当娜泰拉的丈夫保罗谈了一会儿，他过去曾是个模特。比起那些可人儿、神气活现的时装周的美人儿以及愚蠢的名人们，我和他们在一起感觉舒服多了。
我们没有呆到晚会结束就先走了。保罗安排了车把我们送到那座乡村宫殿。大约三点，我们到了科摩湖畔。那里到处是柱廊、骨灰瓮、雕像、树篱和沙砾。虽然我们到的时候一片漆黑，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地方令人惊异，长长的车道灯火通明，到处是保安。
管家迎接了我们——我们的包已经在那儿了——并把我们领到各自的房间。先是玛丽亚—露易丝，然后是我。
我的房间令人惊异。没有其他词能形容。阳台俯视湖面，到处都是詹尼·范思哲的照片，床边有一部电话，在快捷键边上写着名字：埃尔顿，伦敦；埃尔顿，尼斯。突然，我明白了。这是他的房间，詹尼·范思哲的房间。
接着我拿着梳妆袋进了洗澡间，镜子上方的钩子上挂着一条束发带，一条有弹性的毛巾束发带。上面有血。就是那一条，我猛然意识到了，他被枪杀时戴的那条。
好像这地方是个祠堂：挤扁了的牙膏皮好像是他留下的。衣柜里放着他的衣服。
我立刻变得狂躁不安起来。尽管很疲倦，我不可能一个人睡在那儿。我打开门去敲玛丽亚—露易丝的门。我估计范思哲的床大得足以睡下四个人，更不用说两个人了。
第二天，我们和当娜泰拉的两个孩子、保姆、两个保镖一起度过。那两个保镖非常健壮，从来不让孩子走出他们的视线。詹尼·范思哲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归阿里格拉。意大利就是意大利，他们非常害怕被绑架。我们找了一条船，在湖心岛上吃了午饭。接着我们乘船在湖中游览，回到房子里吃了晚餐。一切都非常可爱，这是怎样的生活啊。
第二天清早，一架直升机把我们从那座花园接走了，接着就回尼斯，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或者是近似真实生活的“辣妹世界”。
生活当然没有必要如此？外界看我是“高贵辣妹”，流行歌星巨富，但是我非常不开心。回到“辣妹营”，我妈妈给它起的名字（她甚至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辣妹营”），让我感到它多么像一座监狱。通常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只要看看窗外灿烂的阳光就能让我高兴起来。
别墅外面阳光普照，但是，感觉却和冬日无异。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星期过了几天以后，在一个和卧室同在一层的小洗衣房里，我正坐在烫衣板上和洁芮说话。
“告诉我，洁芮，”我停了一下，想找一些恰当的词，“你对西蒙真的满意吗？”
又停了一下。洁芮走到门口，往过道上看看。没人。然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是那么忧伤。
“不。”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就是不知道。”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这幢古老别墅的楼梯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跳起身，从烫衣板上滑下来，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开始熨烫我的睡衣。
　　　　　　　　　　　　　第十四章 “妹力”
分而治之是我从学校历史课上记住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老师用一束木棒来解释它。捆在一起的时候，你折不断——他拿了一束进来，我们都试了一下。但当它们被分开的时候，每一根都很容易折断。就像我们，仍然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甚至我们的例假都是一致的，我感到西蒙想的就是这些。组合在一起，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我们决不会让西蒙拆散我们。
西蒙会把我们单独找过去，讲一些人们一直在议论的事情。举个例子——我和饮食。他毫不掩饰这一事实，即他对我吃什么，不吃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也许是为我自己好，但是关键不在这儿。有人“出卖”了我了。但是谁？保安？
厨师？私人助理？我们惟一能信任的人就是彼此，我肯定西蒙正在努力动摇我们的阵营。因为在那样的氛围里，你最后谁都不相信。
然而，离开了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是那么脆弱，谁也不想失去我们拥有的那一点点自由，而西蒙严密地控制着我们。
他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选定对象区别对待，某一个“辣妹”在那一段时期决不能出任何差错。但是他所选的对象可能突然改变，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绝对的权力控制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比如周末探望我们的家人或男朋友——都有可能被取消，“为了集体的利益”。他许诺我可以和大卫见面——我确实这么做了，在巴黎——但是，直到我上飞机前，我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他转过来说我不能去。
那一次在法国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经历之一。也许西蒙也能感觉出我们的不安。他第一次允许我们的家人到伊斯坦布尔看我们。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这是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坐在我妈妈身边的女人认出了她，问她演出后是否会到后台去看我。哦，不，我妈妈说。我们不去后台。哦，这个女人说，西蒙·福勒说我可以去。这个女人是桑德拉，大卫的母亲。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大卫·贝克汉姆的母亲被邀请去后台，而我的妈妈没有。这让我非常生气，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了，我妈妈当时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好讽刺挖苦人的那些人说，我们选择伊斯坦布尔进行我们的首次现场演出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在某个主流地区表演。这不是真的。这是百事可乐的决定：从开始起，他们就是我们的主要赞助商，正因为他们赞助了整个活动，所以决定权在他们。必须选一个百事可乐超过可口可乐的地方，这就使得选择范围小了一点。但是，在土耳其百事可乐很强大。而且，伊斯坦布尔对我们的形象有利——这是个东、西方交融的地区，而不是以美国、英国为核心，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有点打破常规。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笔非常好的买卖——所有花费将由百事可乐支付，包括布景，这样我们在环球巡演中可以再次利用这些布景。
（结果是，有人把它彻底搞砸了——布景是建得不错，但是却无法搬迁，无法利用。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得彻底重建。）
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自己的现场乐队。
经过“辣妹营”紧张的排练以后，在舞台上现场表演感觉很自如。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是演员，在现场展示一切是我们做得最好的。观众喜爱我们。甚至评论家不久也收回了他们那些讽刺挖苦的话，用英国小报的双关语对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评价：“伊斯坦布尔被照亮了”，“绝妙5 人组暴风骤雨般让他们改变了信仰，”还有“背叛真好”。
要想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是那么容易。《辣妹世界》，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即将在全世界发行，因此“宣传”是一个我们不容忽略的词。不久我们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飞机、豪华轿车、旅馆、演播室、播音室、豪华轿车、飞机。新加坡、泰国、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没有累垮下来。大卫真是太好了，他总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和我谈话从来都不知疲倦。每天我们要交谈8 次、10次。虽然我经常只是哭。
脱离“监狱”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你和难友谈话的时候身边总有卫兵看着。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从来不让我们走出他的视线，每到一处他总是跟着我们。媒体曾经称他为“辣哥”，那并不是空穴来风。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在机场的入口处，他们告诉我们只有5 个一等舱座位。作为录音合约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坐一等舱。这不是奢侈，是我们经过的所有那些长途旅行中的必要。现在你可能会想，在那种情况下，演唱组——那5 个姑娘——会坐一等舱，而我们的策划人会退让一下。不，我们当中有一个被剔出了一等舱，这样好让西蒙坐在那儿。谁是那个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们5 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位如影随形的经理人极少有不在边上忙活的。我们不讲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底我们回到英国准备在本国的首发，我们总要到一个接一个的电视台、电台做宣传。但至少我们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洁芮说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和律师谈谈。这件事由我做还是她做？我说应该由她来做。
我只在家呆了几天就又走了。我们无法终止“境外免税年”这个记时器的滴答声，我甚至都懒得打开行李。
你们没有生活，你们只有日程表。
这一次是到南非，为“王子委托慈善”开一场慈善音乐会。如果彻底坦白的话，我在遇到纳尔逊·曼德拉之前，我对他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这很糟糕。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的国家认为自由是当然之物。
我们从机场直接去和总统以及他的家人喝茶。洁芮和梅兰妮．B 去了洗手间，她们觉得要拿点什么当作纪念。显然她们不想偷任何东西，不过，在洗手间的角上有一株植物，所以她们撕下了五张手纸，从他的盆景里拿了一些小鹅卵石，包在里面。每人一个祈求好运。
也许西蒙意识到了我们和他已经有些疏远了——他安排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我们要去狩猎旅行。从约翰内斯堡我们向南飞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了一个有趣的简易小机场，就在太阳城国家狩猎公园外面，在那里我们和我们的母亲汇合了——而洁芮的母亲没来，来的是她的妹妹纳塔利。
我没想到我会玩得那么愉快。那真是美妙之极。但就是在这里，也有些事不对劲。在我们住的地方，正如你会想到的，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单独的茅屋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各自驾驶越野车吗？狩猎旅行的乐趣有一半就是分享那种体验。
当西蒙在纽约，因患背部疾病卧床不起，完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甩了他。可能这听起来我们非常工于心计，但是，在南非我从狩猎监督官那里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想生存你就必须毫不留情。在非洲荒原或者音乐界不容得多愁善感。要么杀戮，要么被杀。
在法国那间洗衣房里和洁芮的谈话为这个想法播下了种子，时隔六周，这颗种子生根了。而现在，万事俱备。洁芮已经和律师们谈过了，他们说的主要意思是，假如我们想这么做，可以。但是得所有人一起。
记住，记住11月5 日。1997年11月5 日是我的朋友们都回来的一天。6 日我们在鹿特丹参加MTV 音乐奖的颁奖。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就像过去那样。开始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谈了。这不容易，我们知道。但是无论有多难，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老板。我们同意立即行动。洁芮打电话给我们伦敦的律师——事实上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叫醒了他。
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得以再回去睡觉。睡觉是我们5 个人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
西蒙躺在病床上也许对我们没什么威胁，但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私人助理到保安都受雇于“19策划”，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需要联系电话、日程表。我们的手机都是西蒙给的——因此在理论上它们属于“19策划”：如果没了它们，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联系电话也就都没了。洁芮的备忘记事本是我们的备用圣经。
根据安排，我们的律师一大早就会通知在伦敦的“19策划”。但是接着他们得告诉西蒙——这给了我们4 个小时，除非他们在纽约还是半夜的时候把西蒙叫醒。但是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西蒙总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私人助理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内裤，姑娘们，还有你们的日记、手机，以及任何其他人能拿到的东西。
我们得惩罚她一下，洁芮有这个胆量。她已经拿了卡米拉的手机，把它藏在她总是随身带的红白毛毡手提包里。不仅西蒙无法打卡米拉的电话，而且卡米拉的手机也保存了我们可能需要的每一个电话。
我们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将近中午了。现在西蒙肯定知道了。我们正在台上排练，洁芮随意地跳着舞，紧紧地抓着她的毛毡手提包，好像包里装着她世间所有的财产。
她就像一个难民。
“洁芮，”一个声音从控制室里通过扩音器传了过来，“排练要认真，你得把那个包放下。”
她没有。
“有人看到我的手机了吗？”卡米拉问道。
那时不像现在手机有不同的铃声，所以，每次卡米拉的手机响的时候，在洁芮设法关掉它之前，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哦，那是我的手机——懒得接了。
尽管紧张得不得了，那情形真的非常非常滑稽。
当我们看到平素镇定自若的两个私人助理都流下了眼泪的时候，我们知道炸弹已经落下来了。她们已经被通知走人。立刻。还有保安。谁需要他们，宝贝儿？
在化妆室，詹妮和凯琳正在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把西蒙解雇了，”梅兰妮说，她说话从来不转弯抹角。
她们两个眼睛里都含着泪，拥抱了我们。
“我们太为你们高兴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她们也有那种感觉。
上飞机前几分钟，我们被告知我们获得了MTV “最佳组合奖”。通常，在这些活动中，你很清楚你会得什么奖，但是，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站成一圈，伸出胳膊相互搂着，我们太激动了。感觉这就像一个新的开端。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媒体会像秃鹰一样围着你盘旋。没有“斯文加利辣哥”，“辣妹”完了。死了。他们这么说。
这是最糟糕的噩梦，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刻。因为我们拿回了从我们身边偷走的东西。西蒙·福勒总是说一个男人将会毁了这个组合——指的是来自外部的我们男朋友当中的一个。但是，开始让“辣妹”相互疏远的那个男人正是他。
因为我们在英国的日子非常有限，我们飞自鹿特丹的航班午夜以后降落在卢顿。公平地说，保安帮我们到了机场——毕竟，他们也坐那架飞机。但是我们到了卢顿以后，他们就走了。大卫正在等我，还有一个司机在那儿接其他人。其他没有一个人露面，他们像苍蝇一样飞走了。事实上，他们受雇于“辣妹有限公司”，但是他们也相信那个神话，西蒙·福勒创造了我们，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
因为我们的录音合同是直接和维京签的，他们同意帮我们渡过难关——“辣妹”砸了锅是他们最不希望的事。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即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维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近我们发现“辣妹”在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挽救了维京。
就这样，我们到了伦敦，在我们声誉的颠峰时期，重新开起我们自己的车，寻找停车计费器和1 英镑硬币以及其他东西。这完全像做梦一样。当这个消息最终传出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按计划继续我们的日程，以让每一个人，从赞助者到歌迷，相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变。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障碍是“相约‘辣妹’”，这是“伦敦周末电视”的一档电视节目。幸运的是，该节目正由安迪·彼得斯制作，那时，他更像是我们整个集体的朋友——一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他完全支持我们，尽他所能来帮助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喜出望外。
当我们到那儿排练的时候，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在外面等着。凡尔纳和JP，我们的保安。
“我们以为你们是不准这么做吧？”
“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人告诉我做什么，”凡尔纳说着，笑得像一只柠檬。
但是，凡尔纳和JP只是那些人中的两个。多数那些自从“辣妹”起步就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只是拥抱一下我们，说他们感觉太糟了，希望我们有好运，然后就走了。在排练时来看我们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电视宣传员，尼基·查普曼（2001年，她作为“流行歌星”电视评判团的一个成员出名了）。她唠唠叨叨地说着她的感觉有多么糟，但是，我们不管。哭过之后，她就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运，再见。”我想说，这很公平，我们和西蒙分手了，但是，此前上帝知道有多长时间，付你们薪水的都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尼基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应付不了，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西蒙身边，而西蒙就会因为他们不忠而解雇他们。
我们真的没料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消极的议论，类似“嘿，真遗憾，姑娘们，但是你们本不该相信你们自己的那点本事的”。人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成功，不相信“辣妹”背后无人撑腰，不相信这竟然只是一群姑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姑娘啊。尽管压力很大，但我们很痛快。我们又成了一帮。
排练结束后，我们去了律师办公室。有太多的事情要决定，太多的事情要做。虽然我们一直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做多少事情。
“你们还没有结束吗？”妈妈又一次打来了电话，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回去。那天是露易丝的21岁生日，我们在花园里支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一些巨大的取暖器，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人们也陆续到了。
终于，我可以走了。我疲惫不堪。我让我的司机打开收音机。这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车上打个盹儿，小憩片刻，而开着收音机通常会有助于睡眠。尽管我没有真正在听，但我突然听到“辣妹”的字眼，就一下子醒了。这是首都电台流行音乐主持人尼尔·福克斯的声音，或者叫大家都知道的“福克西”。我们和福克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他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百分之百地支持“辣妹”，见面的时候我们和他相处得也很融洽。
“我们刚刚得知‘辣妹’和她们的经理人西蒙·福勒分手了。”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想，又闭上了眼睛。这总得发生。
只不过我们本以为这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相当混乱。24小时内，我们从有一个忙忙碌碌的10个人的办公室变成了只有我们5 个。我们每半个小时给我们的律师打一次电话。我们要动脑筋拟出一些文字材料。我们尽可能地划分出不同的责任区。我负责财务。梅兰妮·C 负责巡演，梅兰妮·B 负责唱片公司事务，爱玛负责慈善工作，洁芮负责联系赞助商。
我们按部就班，努力工作，努力演出，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哪怕只是接电话。但是找谁呢？
当我们谈论想找的这个人时，一个名字不断地跳出来：维多利亚·威廉森。托莉曾经为西蒙工作——托莉是在曼彻斯特帮我偷偷出去和大卫度过了一晚的那个人——但是，从那以后她就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她和我们年纪相仿——24岁——她的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们很喜欢她。那是兰种难以置信的巧合，当我们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简历已经寄出去了。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巴塞罗那我们被外国媒体嘘下了台。我们一直说表演的时候不要录像——我是说，谁想让镜头拍下她们的内裤？但是这必须首先要告诉摄影记者，而所有这些以前都由西蒙负责的。
我记得西蒙曾经说过，从你这里拿走荣誉与给你荣誉一样快，从那以后，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巴塞罗那那件事过后，我们确实非常害怕，但是我们决不可能退缩，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其他所有的战斗中，都胜了，为什么不能赢得这场战斗呢？
回到伦敦后，我们和维京举行了第一次大型会议。他们不可能允许类似巴塞罗那的事情再一次发生。我们习惯了维京懒散的作风，但是这一次大不一样。他们吓坏了。从他们的眼睛里你能看出这一点。会议室里大约有40个人，律师、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高级管理层。
让媒体重新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维京决定让外面的公关人员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召来了艾伦·爱德华兹，那时他正在做珍妮特·杰克逊的公关。
离开福勒以后，“辣妹”日程上的第二站是罗马。艾伦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向外界宣称“辣妹”在某日某时将在她们的旅馆阳台上进行即兴演出。这很有用。英国的媒体来了以后发现大街上挤满了我们的意大利歌迷，交通堵塞了几英里。新近宣称的“辣妹”的死亡，报纸上写道，太夸张了。
但是，那仅仅是开始。预订旅馆的时候，我们总会要一部联机电话。因为我们现在由自己管理，我们5 个人每天晚上要花一个小时和律师通话。洁芮非常擅长这个，而梅兰妮·B 每当认为需要调节一下气氛的时候就会插几句俏皮话，比如这些律师穿着什么样的内衣裤。但这些都是重大的商业决策：赞助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英镑。虽然我和洁芮都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我们当时仍然处于适应期。
最终，在听取了所有的辩论、征求建议和意见，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以后，我们总能形成一个小组一致通过的决定。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是坚持所作出的决定，不改变主意。那时我爸爸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很好地教会了我。
这段时间最滑稽的经历之一是在巴西。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我们得登上5 只小船，船上装满了竞赛中获奖的人，然后在亚马逊河里漂流。
对任何一个坐在伦敦或者洛杉矶的办公室里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来说，这似乎很不错，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难道他们不知道亚马逊河是世界上食人鱼数量最多的河流吗？
因此我打电话给保罗·康罗伊——维京的常务董事——说我决不会踏上这个用树皮做的玩意儿，而且还有食人鱼围着船桨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我们已经拒绝了安排给我们的旅馆，这简直是一个粪坑——我房间的墙壁是蚊子的坟场。有人说他一个朋友有一艘大船可以给我们住。就这么定了。
天气热得像烤炉，那么，5 位流行歌星上了一条拴在亚马逊河河岸上的内河船干什么呢？她们拿出威猛乐队的CD和麦当娜的CD，喝着龙舌兰酒。那天我所有能记得的事就是和着乔治·迈克尔的快歌跳舞，吃了几碗米饭。要么是龙舌兰酒，要么是米饭——我个人认为是米饭的缘故——我不久就和抽水马桶交上了朋友。真是魅力无穷啊。
让情况变得这么艰难的就是那个可恨的“境外免税年”。如果我们在英国——哪怕有一个专门的基地——事情可能会容易得多。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一间办公室给托莉。实际上，她只有一部手机，然后坐在车子里。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来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让我们摆脱了许多困境。但是这工作让一个人来做让人难以忍受。说到难以忍受，12月，我们的单曲《难以忍受》跃居榜首——连续第六首。“辣妹”仍在运转。
托莉建议我们见一见南希·菲利普斯，她曾经和她一起在我们的电视宣传机构“璀璨”工作过，托莉在加入西蒙之前一直在那儿干。自从离开西蒙之后，南希一直在V2工作，这是理查德·布兰森把维京卖给百代时创下的品牌。南希先前是一家策划公司的合伙人，经他们策划的人里有“低音小调”演唱组和托马斯·道尔贝。
我们在巴黎的布里斯托尔旅馆见到了她。这是12月中旬，我们解雇西蒙刚刚过了一个月。我们和她交谈，告诉她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经纪人，而是一个愿意为我们工作的人，为我们管理办公室。突然，她打断了我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拿起一个很大的玻璃烟灰缸递过来广用这个，“她说。
因为她先看到我们当中的一个把嚼过的口香糖黏在一只漂亮的瓷碟上了。片刻，你能听到倒吸一口气的声音。但是从那里我们了解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南希并不是以此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她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废话。在唱片业，吹牛吹出来的热气多得足以让你飞越大西洋。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直来直去的人，完全脚踏实地的人。而南希当然就是理想的人选。
从一开始，她就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她年纪在三十大几、四十出头的样子，很自然，谈吐文雅而且很得体，但并不古板。因此我们给她提供了一个我们认为她不可能拒绝的报酬，一个月以后，她接管了为“辣妹”运作的所有事务，从V2带来了她的私人助理，朱莉。她在1998年1 月加入了我们，4 月，我们在玛丽勒庞的办公室开始受理业务。
如果我们没有南希，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办。她就像一个神奇的教母，促成事情的发生，平息一切怨恨，她的耐心好得就像一尊雕像。南希在工作方面无可挑剔，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晚上10点钟打电话到办公室，她很可能还在那儿。
第一次和南希见面的那天，我得到了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露易丝怀孕了。这让我的妈妈、爸爸有点震惊，因为虽然他们一直都不是十分严厉，但是，举个例子来说，他们从来不让我们在家里和男朋友睡觉。直到我们定婚以后马克才睡在我的卧室里。告诉他们这件事，露易丝非常紧张，但是他们真是太好了。我从来不怀疑他们会做得很好，但是，对整件事情，他们做得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好，我爸爸得知将要做外公了，兴奋得不得了。
我们在巴黎是为了《辣妹世界》的首发式，这在英国和美国已经公开发行了。这部电影在商业上是个巨大的成功，但是在评论界却颇有微词。问题是有些写评论的势利的混蛋彻底搭错了神经，他们看不出来这从头到尾完全是一部宣传片，他们说我们开始拍娱乐片了，趣味低级，矫揉造作还有浪荡的笑声。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确实如此。
从一开始谈论“境外免税年”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就说我们想有一个基地，爱尔兰会是理想的地方。我们也许无法探视在英国的家人，但是至少他们过去看我们会很容易。
但是西蒙说不。正如我所说，他不喜欢我们家庭的影响，他最高兴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家人。
一群犀牛也不可能把我们拖回到里维埃拉—古拉格集中营，但是随着环球巡演的迫近，我们必须有地方排练，因此就选定了爱尔兰。
那年圣诞节，我和爱玛呆在K 俱乐部，这是克尔代尔郡一家相当不错的有农舍风格的旅馆，离机场大约45分钟的路程。从曼彻斯特乘飞机到都柏林只要半小时，大卫和我之间的距离不足一个半小时，门靠门。
克尔代尔郡以马而闻名，因为我一直想骑马，我决定试一试。所以大卫不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我已经练了好几天了。终于有一些我能做而大卫不能做的事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骑过马，因为，和骑摩托车一样，教练不准。
所以他回来的第一天早晨，我们去了马厩，我全副武装——靴子、帽子——我甚至让马小跑了起来，我正在想我骑得非常好，他说：“快点，让我试一试。”
因此我下了马，把帽子给他，你会相信吗，他骑着马慢跑开了，好像他一生下来就在那讨厌的马背上一样。那是大卫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他绝对是个天才。
K 俱乐部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除了主建筑外，还有一些单独的小房子，以前也许是用作马厩的房子，每一幢房子都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卧室、一个洗澡间还有你自己的小花园。我们大家为什么不一起来呢？2 月24日我们巡演的第一场就是在都柏林的泊因特，所以这完全有可能。我们要了5 间这种小房子，在一排——或者不如说三间在底下、两间在上面。惟一不好的就是我们排练的地方在都柏林的那一边，到那儿去要花一个小时。
有一件事我非常想尽快完成——正式定婚，有戒指和一切。我对姑娘们讲了，她们都说，是的，太棒了，抓紧努力吧。既然西蒙已成历史，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了。那么除了“罗克里大厅”还有什么地方呢？
我去看“足总杯”对阵沃尔索耳的比赛，机会来了。沃尔索耳不是英超球队，因此没有人认为曼联会输。当然，他们没有输。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还是那个房间——只是景色不一样。夏天的时候一切都是绿色的。而现在是冬天，非常冷。
不幸的是，我们在那儿的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发现成群的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但这不是生气的时候。我太高兴了。
我和家人不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想念他们，以至于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在某个方面替代了我的家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西蒙后他们没和我们在一起让我很痛心的原因。有几个确实和我们在一起——比如凯琳和詹妮。丽贝卡·克里普斯，她管理我们的歌迷杂志，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理查德·琼斯，他曾经是我们巡演经理格雷格·林内的副手。
理查德曾经和我们一起在伊斯坦布尔，他回来太好了，这一次是做主管。他大约6 英尺高，身材细长但不瘦。说到头发，他留着短发，假如长长了，就很拳曲，但是他把它剪掉了。他戴着一只耳环和一副圆形镜片的小眼镜，一个非常不错的家伙，非常关心人，也很擅长他的工作。他总能找点时间和你谈谈。
另外一个和我们呆在一起的是我们的舞编，普里西拉。
这一次，我们都决定要找一些伴舞，男伴舞。（这可是西蒙决不会同意的事。）
那就是有普里西拉与我们在一起非常好的另一个原因。她认识这个国家所有最好的舞者，而且他们确实都尊敬她，听她的话。巡演的过程中，你必须非常非常健康。旅馆的运动中心恰好就靠着我们的小房子。他们允许我们把健身房圈起来一半，因此我们竖起镜子，用它们来排练以及和杰里一起上训练课。杰里是一个黑人小伙子，几年前出了一次车祸，被告知将再也无法行走了。杰里身材不高，但是非常健壮，他的腿细长得就像女人的腿。也许他看起来有点怪异，但他训练起来很认真。大卫喜欢和他一起训练，因为他的训练量相当大。上了他的一堂训练课，我就想，是的，你是个非常不错的家伙，杰里，但是你只是不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懒的女人。这个家伙是我和爱玛的噩梦。
“再做10个仰卧起坐，懂我的意思吧，懂我的话吧。”他会说。
我们太幸运了，日光浴房间就在健身房后面。
虽然我们工作很辛苦，但是这和“辣妹营”的气氛完全不同，因为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被西蒙搞得麻木了，现在5 个人又充满了活力。我们就像电流，相互激发出了火花。
那些男伴舞中第一个到的叫卡明埃·卡奴索。他比其他人先到，为的是让我们适应一下双人舞的动作，那些旋转和举起，但事实上他是我的伴舞。
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每个人都将有一个舞伴，他将和我们有同样的个性，穿上相配的服装，因此，卡明埃（发音是卡一明一埃）是撅起嘴的那个品牌造型。他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家伙，半意大利血统，在瑞士长大。他身着黑色紧身衣，他的头发全部往后梳。梅兰妮·B 的舞伴是吉米·古尔扎，她后来嫁给了他（接着又离婚了）。洁芮和她的舞伴克雷斯琴·斯托姆也有关系。
我一看到他就意识到克雷斯琴其实就是克雷斯琴·豪斯福，是雷恩学校最受宠的学生之一，我一度非常喜欢他。
他说他改名字是因为英国演员工会，虽然我好像也没听说过业内有另外一个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的人，但是你得承认克雷斯琴·豪斯福没有克雷斯琴·斯托姆酷。
然后，爱玛的舞伴是埃兹太加·诺亚，个子小却灵活；梅兰妮·C 的舞伴是罗布·纳斯，一个混血儿。另外还有两个舞者：塔考·巴巴（3 年以后在《真步者》中是我的伴舞之一）和路易斯·思朋斯。他们只是凑凑数、做特技，但也可以替换任何一个“辣妹”的舞伴。
我与卡明埃和路易斯的关系最好，尤其是在巡演过程中。他们知道我多么想大卫，经常走进我的化妆室和我聊天。他们俩对服装都很在行，可以一整天谈论“古琦”和“普拉达”。
2 月24日我们在都柏林的泊因特开演，在那里我们演了两晚。3 月2 日，星期一，我们在苏黎世举行了欧洲大陆上的第一场音乐会。那以后的各站巡演我完全记不得了。我们在欧洲的最后一次演出是4 月1 日在多特蒙德。然后是回到英国，回到曼彻斯特。其他姑娘呆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旅馆的时候，我在沃斯利和大卫在一起。
一天晚上，白天排练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在顶楼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录像，这时，“扑费”和“史努比”在厨房里开始大声吼叫起来。“扑费”和“史努比”（是“扑费爸爸”和“史努比小狗”的缩写）是两条罗特维尔小狗（一种德国种黑色短毛高大猛犬），那年圣诞节大卫为我买的。其实我更想要那种毛茸茸的狗，但是大卫一直受到一些跟踪者的纠缠，所以他说我们真的更应该买护卫犬。
不知怎么的，那两条狗正在做着它们的护卫工作，不知是什么让它们生气了。大卫立刻走到平台的窗口，向后花园里看，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攀越篱笆。
我不在那儿的时候，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同样的事情。
那两只狗也是像发了疯一样。“扑费”和“史努比”在花园里，正对着后门叫。大卫说在门后他刚好能够看见一个人站着，正仰头往窗子看。所以他打开窗子，对着那个人大喊让他滚开。但是，那个人就是站在那儿，盯着他，一动也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大卫才意识到他正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那些吵闹声开始的时候他在床上。因此他转身上楼，报了警。不出5 分钟，房子上空来了一架直升机，3 辆警车停在外面，到处都是摩托车。那个人不见了踪影。
很明显，所有这些大卫都告诉我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两只狗呆在屋里的原因。虽然它们看上去很大，但是其实它们还只是小狗，我不想它们发生任何事。
这一次，我们没有麻烦警察。赖安·吉格斯就住在30秒的距离之外，因此大卫给他打了个电话，还有另一个朋友住在离这儿大约4 分钟的路程。
“那支彩色弹丸枪在哪儿，大卫？”我说。
他最近刚刚和队友们玩过这种作战游戏，游戏中你用彩色弹丸相互射击。大卫是那种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装备齐全的人。因此，他带着一支枪去参加他们的彩弹游戏了，但是这支枪的威力太大，他们不肯让他用。
“在最上面那个抽屉里。但是不用麻烦找它了，”他又加了一句，“因为没有弹丸。”
“为什么没有？”
“我向隔壁房顶上开火，全用光了。”
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这话很有趣，但是那时我没有笑。
现在，赖安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到了。赖安手拿棒球棒，另外一个家伙拿着高尔夫球杆。大卫从大厅的包里抓起另一支高尔夫球杆。但是太迟了，无论是谁，他已经跑了。
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再也不想在那间房子里多呆一分钟了，我想这个疯子还会再回来的，任何事都会发生。我们甚至都懒得把衣服穿好。我只是在睡衣上套了一件田径服，上了车，开到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旅馆，其他姑娘正待在那里。
我们刚刚上床，突然我开始想，如果这个疯子回去把狗杀了怎么办？幸好凡尔纳和JP还在，他们主动要求回去把两条狗带过来。因为“扑费”和“史努比”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们就把它们放在旅馆的洗澡间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听到很大的响声——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卫早起训练的时候，他都像英国空军特种部队一样蹑手蹑脚的。但是我一看到那些混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开始大喊起来。洗澡间里到处是，猜猜是什么：毛巾上、浴盆里、地板上、墙上。这真叫人恶心。
对我们俩来说，沃斯利结束了。我们不能继续在那间房子里生活下去了。它一点也不安全，而且你没办法让它安全。无论如何，发生了这些事以后，我不想再住在那儿，即使你在房子周围挖个壕沟，里面放满鳄鱼。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地方，一个我们一结婚就买得起的地方。
　　　　　　　　　　　　第十五章 失去一位朋友
我们需要在靠近球场和机场的地方买一幢房子。当我外出旅行时，大卫不得不独自做这一切，因此每天训练结束，他就得开车四下寻找合适的房屋。
在一次这样的寻觅过程中，他来到了曼彻斯特南部靠近威尔姆斯洛的奥尔德里—埃吉。在这之前他已经收到了一些正在这一地区兴建的房屋的详细资料，可是他都不满意。
但在他返回的途中，他注意到一些正在修建的维多利亚式公寓，因此他开车去看这里是否有要出售的。就这样他找到了这座公寓，在小道的尽头，周围栽满了树。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些框架，但购房者可以乘电梯上去。那是顶楼，完全与外部隔绝，绝对安静，房间大而明亮，光线充足，空气新鲜。
在这之前，我们从未想过要购买房屋，那是因为我们所见过的房屋没有一个是让人感觉安全可靠的，即便买下那些房屋，我们也得建造围墙，安装昂贵的安全系统和其他设施。
还有，我们不能肯定是否真的想把钱花在一栋大房子上，因为，总有一天，大卫会结束在曼彻斯特的足球生涯。我们都是伦敦人，伦敦才是我们永久的家。即便大卫的足球生涯都要在曼联度过（如今很少有球员会这样），那也只考虑他一个人的情况。而且，当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家，一个抚养我们孩子长大的家的时候，那个家应该在伦敦。
幸运的是，在我生日快到的时候，我有几天假期，我去看了这座公寓。因为楼层较高，光线比较充足，而且能看到周围乡村可爱的风景，总之感觉不错，而且我知道我能让它变成真正舒适的家。
正如戈夫橡树，奥尔德里—埃吉曾经是一个村庄，但铁路建成之后，任何在那儿建造价值超过100 英镑的房屋的人都可以免费乘火车去曼彻斯特——当时100 英镑可是一大笔钱。现在奥尔德里—埃吉还有许多旧式的房屋和庄园。尽管距离老特拉福德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周围都是乡村。
奥尔德里—埃吉这个名字取自村庄后面的一座小山，归“国民托管组织”（创立于1948年，重在保护和管理古建筑）所有，山上树木茂盛，满眼绿色，是散步游玩的好地方。村庄里设施齐全，你需要的它都有；肉铺、面包店、熟食店、药店、干洗店、餐厅，还有两个规模不大的跑车陈列室：“青莲”和TVR ，这是大卫喜欢的。
如果我在采访中说到这些奥尔德里—埃吉的跑车陈列室，我就会在新闻头条中读到：“高贵”为了那些跑车搬到了奥尔德里- 埃吉。对于玩笑都无法理解的传媒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他们仍然在不停地问——好像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大卫是不是真的穿我的内裤？
这件事是由我参加一个电视聊天节目引发的。那个节目叫做“流行风”，当你出了唱片或者要宣传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去参加这样的节目。这是在“维多利亚的秘密”电视采访节目之前做的（一些人甚至认为那是相当严肃的节目）。
“流行风”的制作人是佐伊·鲍尔和詹西·希克斯顿，那是一个你不得不表现得幽默风趣甚至滑稽可笑的节目，从介绍姓名开始，节目的内容都是在调侃讽刺（对于那些我们还不了解的人，“流行风”是明星们恢复名誉的诊所）。
并且，他们会为观众安排一个骗局，让一个还不到9 岁的小女孩来问你问题。她会问是不是我让大卫穿了莎笼裙，以至于让法国南部的所有人都感到愤慨和厌烦。请记住我总是喜欢笑在最后——因此，我首先说“我喜欢穿裙子的男人”。观众们都笑了，我接着说：“如果你们认为这很有趣的话，你们应该看看，他里面穿了什么——（停了一会儿）——我的内衣。”那完全是即兴的，只是个玩笑。
大家都笑了，因为这就是你要在采访中做的事，即便是厚着脸皮也得让大家笑出来。第二天，这就成了头条新闻：“大卫·贝克汉姆穿他妻子的内裤。”全世界都疯了。我不知道议会有没有讨论这件事。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想说，我的内裤大卫连一条腿都伸不进。
大卫的爷爷乔小时候起就在弗里特街上的印刷厂工作，甚至连他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报道。尽管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在工作，而且他确实充满智慧。工作让他头脑活跃，他说他喜欢工作。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知道媒体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报道以及谁一直在努力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到伊斯灵顿，我们总会去拜访他们，佩吉，大卫的奶奶，会为我们准备好茶、咖啡和三明治。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在去欧洲旅行之前，我们一起为大卫过了生日。幸运的是主赛季已经结束了，因此大卫在5 月22日和23日的周末也来到了哥本哈根与我相聚。
尽管晚上我有演出，至少白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星期五天气不错，我们去运河周围散散步——太浪漫了。星期六早晨，我们还没起床电话铃就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露易丝要生了，并且一直在叫着要我去。天知道为什么，可她确实这样喊着。
我该怎么做？成千上万的歌迷来看演出，可是抱歉，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妹妹要生小孩。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在电影《辣妹世界》中用过完全相同的情节。
可是，我们除了等待什么事也做不了。尽管天气很好，我和大卫还是一直呆在宾馆的房间里，只是在中午下去到餐厅吃午饭，我要了常吃的鸡肉和蔬菜，大卫吃了一大块法国布里白乳酪以及至少一整条法国面包。我说：“上帝，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得叫他法国布里白乳酪。”关于那个周末，我能记得的事就是关于孩子。我那么希望待在露易丝身边，可是当时我在丹麦，而星期一晚上我们在芬兰。大卫往嘴里填着白乳酪，这时，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笔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
那确实是一大笔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新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颁布之日。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
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陆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演唱组的《幸运的人》。
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
“你好，维多利亚”——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的律师——“方便说话吗”？
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
“什么事”？
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
“洁芮要离开乐队了。”
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玩笑，这一定是个玩笑。
“噢，好吧。”
“不，这是当真的，维多利亚。洁芮要离开乐队。她受够了。她不想再回来了。”
我——真的——无法——相信。
“那么我们得开个会。中午十二点，在我的办公室，好吗？”
如果当时有人给我拍张照，那绝对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吗？我妹妹刚刚生了小孩，我现在正往她那儿去。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可不愿意一天都待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很抱歉，但今晚在抽奖节目上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怎么应付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乱套了。我们都试着给洁芮打电话，可是她的移动电话一直关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彩票抽奖是现场节目，一切都是面向公众的。最后，在彩排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马克斯的家里。
至少，接电话的是他。我们一个一个地劝说她。我们说，好了，洁芮，我们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么呀？我还记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让马克斯说服洁芮回到电话旁——可是马克斯说洁芮不能再说话了，她已经上楼了，有点歇斯底里。
“她身体显得不太好。”他说。
“洁芮生病了”成了那个晚上的借口。我们都相信洁芮只是病了。我们甚至通过镜头向她挥手，笑得脸都快裂开了，我们祝她早日康复。
你怎么解释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洁芮是在飞往赫尔辛基的飞机上，我还记得那次飞行因为当时我们心情都很好——毕竟，我们在飞回家，尽管在家只能呆一天。我记得我一直在笑。然后，我们拥抱，说再见。
我无法想像事情会这样。真的，一点儿也想不到。
我们仍然打算保密。洁芮可能病几天，或几个星期。
我们的欧洲巡演也只剩最后一场演出，在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的演出前会有短暂的休息。这一切可以掩饰过去。最终她会恢复理智。可是在我去机场的路上，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报社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看见洁芮在希思罗机场登机去了法国。那么洁芮没有生病。整件事都炸开了。
报纸都忙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报道说我们在从赫尔辛基返回的飞机上大吵起来。有报道说我们甚至打了起来（事实上在返回的飞机上，我们在笑）。有报道说这几个月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有人说洁芮的离开是这个人的错，或那个人的错。我是说洁芮的离开就像麦田里的怪圈（庄稼成片倒伏现象，成因不明。现在多用来指难以解释的现象）一样无法解释。我确信有人会认为她是被外国人绑架了。
这有点像每个人都希望戴安娜王妃的死是出于一个凶险的原因——军情5 处的阴谋。因为那个事实——她的遇害是因为酒醉开车的司机——对于过着童话般生活的王妃来说太普通了。我并不是说洁芮离开“辣妹”组合和戴安娜王妃去世一样是个悲剧，但当洁芮离开时，人们总想在地板上找到些血迹，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没有。事实就是洁芮离开因为她想离开。除了洁芮本人没有人要为她的离去受指责。
洁芮确实比我们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作为惟一一个未接受舞蹈训练的“辣妹”，这一切对她确实更困难。一周六天每晚登台表演对她来说不容易。尽管她接受了额外的训练和彩排，她仍然觉得很难跟上一场接一场的演出的步伐。并且她为此而受到了批评。当人们说你是一个没有天赋的歌手时，那简直太可怕了。而事实上人们正是这么说的。我应该理解她。
但是“辣妹”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她们歌唱得好或舞跳得好。在开始试听时，鲍勃和克里斯拒绝了比我们更优秀的歌手，因为观众需要的不只是好听的声音。“辣妹”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好嗓子还因为我们有个性。而你绝对无法
指责洁芮没有个性。
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但我越想就越觉得好像整件事都是洁芮精心计划好的：她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出来的时候作出歉疚的样子，要向社会偿还她欠下的东西，如果你不反对这种说法的话，为联合国工作，保持良好- 的公众形象，而背地里却在录制她的个人专辑。然后就是光彩熠熠地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记得在“帕金森”节目（著名BBC 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帕金森主持的节目）中又见到了她，穿着救世军的灰色军装，扎着好看的马尾辫，没有化妆，看上去毫无生气，让人厌烦，说什么“姜汁辣妹”不存在了、“姜汁辣妹”死了等等，等等。我在想，你也许骗得了帕金森，但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然后她的第一首单曲出炉了，是《再见，联合国的小可爱》。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是“放荡的洁芮”，披着一头丑陋的假长发——我不知道她以为她在做什么，但那样做真无耻。
没有品位的洁芮又回来了。在音乐录影带中，一辆大轿车上放着一只花环，上面写着“姜汁”。“辣妹”有许多小歌迷，我认为她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没有人会因为她的音乐而批评她——至少媒体不会——因为他们需要她。音乐界的人做事有着不同的方式。洁芮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不是世界上歌唱得最好的，也不是舞跳得最好的，要让她的音乐被人们接受，她就必须获得公众的同情，那样的话，人们都会认为她很不错。
洁芮想要忘记她以前做过的一切，甚至忘记曾经有过一位“姜汁辣妹”。可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如果没有“辣妹”，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是的，有时走在街上，当有人叫“喂，‘高贵”’时，我确实感到恼火。我像其他人一样不想走在街上听见别人叫着自己的工作名。想像一下——“喂，建筑工人”或者“喂，接待员”。因为“高贵辣妹”是我的工作，是她成就了我。至于洁芮假装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她比较傲慢。
在她的自传中，她说我们知道她要离开。也许她认为我们懂得测心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不懂为什么她要这样说。也许这能使她的形象更好一些，否则等于承认是她让我们处境尴尬。当然，她确实就是这么干的。洁芮·哈利维尔让我们处于绝对尴尬的境地。
抽奖节目结束后，我们直接去了希思罗机场，在那里乘飞机去奥斯陆。此时离午夜还有很长时间。
维京的官方用语将会是：“洁芮正遭受着精神疲惫的严重困扰。”是的，正确。
我们知道奥斯陆将挤满各方媒体，希望看到我们拉长了脸，正如我们解雇西蒙时他们的表现一样。当时是离了他“辣妹”无法生存的“斯文加利辣哥”，现在是离了她我们无法存在的“姜汁辣妹”。
媒体中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看，这对她们不利。他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自从黛安娜·罗斯（1944年生于一个美国黑人家庭，与好友组建“至高无上”乐队，担任领唱歌手）离去之后，“至高无上”乐队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们并不在乎历史对我们不利，历史说过一支女子乐队无法征服美国。对我们不利的媒体才是我们不想见到的。
我们只有几个小时来重新排练节目。我们有顶替的伴舞，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去准备一个替身“辣妹”。从编舞方面看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舞蹈演员都会告诉你四人舞总比五人舞容易。奇数总会让一个人站在中间，后面或前面。甚至在演唱上四个也比五个容易。我们一首歌一首歌地彩排。我则要增加很多唱段。第一次我要在《想要》中演唱了。
一旦走上舞台，我们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我们不能总拿着一张纸，记下谁该唱哪一句。我们得记在脑子里。一旦我们之中有人该唱洁芮那部分的歌词却忘了唱的时候，就会出现让人难堪的沉默。这真够我们应付的，那段时间我们非常情绪化。
因此，我们都坐在奥斯陆的宾馆房间里，安排你做这个，你做那个。所有的媒体都说“辣妹”完了，我们只是在勉强维持。就在这时，托莉·威廉森走进来，说她要走了。
就像一部可怕的卡通片，我们四个脑袋一齐转向她，四个脑袋里也只有同一个念头。
“但是我向你们所有人发誓，我不是去和洁芮一起工作。”
一星期后，她和洁芮一起工作了。
我们一直没搞清楚克雷斯琴（斯托姆或者豪斯福：洁芮的伴舞／男朋友）是否知道她的计划，但是他的合同未满，所以必须和我们待在一起，穿着“辣妹男孩”的演出服，哪儿也去不了。这让人有点尴尬，想想看，是的，你的女朋友刚刚离我们而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那情形真怪。最后他只得离开。这倒不是出于报复，但是他只是一个配件。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在所有的伴舞当中，我和他讲的话可能最少。因为对我来说他一直都是大学里的克雷斯琴·豪斯福，那时从不多看我一眼。总有那么一件事情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你是最得宠的一个，你从不正眼看我，而现在你却为我做事。
不久之后他就和洁芮分手了，接着开始和“唯有圣女”
乐队的莎诗内·刘易斯约会。
我仍然感到震惊。我认识洁芮四年了，在温莎我们住一个房间，我们一同度过了我们生命当中不平凡的时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现在她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我一开始是对她的自私感到愤怒，然后感到她背叛了我，完全背叛了我。
事实上，奥斯陆的演出是我们最好的演出之一，当然也出了一些纰漏。这是欧洲巡演的最后一站。舞台的两侧有两个大屏幕，上面经常会出现我们的特写。在唱《辣翻你的天》的时候，那是演出快接近尾声时的一首歌，大屏幕上会出现电脑图像和烟火来增加现场气氛。我跳着舞，心里想着一切都进行得多么顺利，想着唱到“猛地向左转”时我应该转过去，我转过去了，简直不敢相信屏幕上看到的一切。没有烟火，没有电脑图像，而是一些戴着安全套在洗桑拿的乐队工作人员和露着胸部的女人的镜头。
我全身像要着火一样。我气得要冒烟了。须知所有的媒体都在那儿发疯似的想找到攻击我们的东西，而且有一半观众还是孩子：你让小比扬和他妈妈来看某个戴着安全套的胖男人和上身没穿衣服的女人的片子，而且他还在摸她的奶子。
下台之后我发火了。
“我的年纪也许只有你们的一半，”我对那些已经显得很羞愧的工作人员说，“但你们知道你们究竟干了什么吗？
乐队刚走了一名成员，成群结队的媒体在前面等着看我们出洋相，而这就是你们干的事。我不管你们是否一向如此。
这种行为是完全、绝对不允许的。“
他们都沉默不语，过一会儿，一些人担心起来，开始向我们道歉，请求我们四个不要解雇他们。这些大男人在我们面前卑躬屈膝，但他们之中还是有人要失去工作。我们别无选择。
我从小受到的教导就是要尊敬比我年长的人，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要解雇那些在我出生前就在这一行工作的人。
其他的姑娘们都吓坏了——主要是因为吃惊。我已经沉默了四年，这是我惟一一次出来说话。事实上，我很高兴站出来讲几句。洁芮做的那些事我一直都很擅长，可是我总是让她去做。那是她的特长，是她表现才能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每个人在我们最擅长的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天赋。那如果我的天赋就是解雇一群中年白痴，其他的姑娘们就让我来办。在这一点上我们团结一致。
除此之外是梅尔·B 的生日。事实上，这是我们忘记烦心事的好机会，我们在宾馆的套房里为她举行了意外的派对，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在那儿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套房外有一片很大的装饰好的露天平台，还有烧烤的地方，因为是夏天，斯堪的那维亚的夜晚好像永远不会黑。吉米·古尔扎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男脱衣舞演员。这个家伙绝对无耻，是个十足的让人恶心的家伙，浑身肌肉，长长的金色卷发，像是尚格云顿（1960年出生，空手道高手，曾出演过多部影片，据称是施瓦辛格的接班人）和“阿巴”乐队的本尼（“阿巴”乐队成员之一）的杂交。无论他在哪里都应该带上健康警告。
在我们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之前，我们休息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演出设备可以运抵迈阿密。作为由帕瓦罗蒂举办的援助利比利亚战乱中儿童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嘉宾，我们在欧洲还有一场演出。我很兴奋，因为参加这次演出的除了席琳·狄翁、纳塔莉·科尔（著名歌星）、瓦内萨·威廉斯（著名黑人女歌手）以及乔恩·彭·乔（美国摇滚乐男歌手）以外还有史迪威·文德，我爸爸心目中的英雄，我也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我儿时最初的记忆就是跟着唱《公爵先生》。我经常播放这首歌，然后在大厅里跳舞。
事实上，我结婚那天我父亲特地打电话给首都电台，把它当作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点播了它。
我就是在那样的音乐背景下长大——史迪威·文德、笆芭拉·史翠珊（美国最著名的歌手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影视歌三栖明星）、安妮塔·贝克（美国节奏与蓝调女歌手，生于1957年）（《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底特律黑人音乐和“甲壳虫”乐队。小时候，楼上的收音机总是开着——通常都是首都电台。楼下，我父亲有自己的音响和很棒的六十年代的唱片集。
人们说你不应该去见心目中的英雄，因为那只会让你失望乙·尽管史迪威·文德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特别是能够向他介绍我的父亲。
但我得把我父亲拉过去。
“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去。维多利亚，我的意思是，我见了他该说些什么呢？”
当歌迷们排起长队来看我们时，你会发现，他们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老实说歌迷说什么并不重要。只要知道人们喜欢你，知道你给他们带来了快乐，或者让他们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就足够了。又有多少人有机会这么做呢？说这是特权一点也不夸张。
那么这两个星期的自由时间，我的那位了不起的未婚夫和我在一起吗？没有。英国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可是还有一个小事情，叫“世界杯”。我们只是在法国南部埃尔顿·约翰的家里住了短暂的几天。
我是在颁奖典礼上遇到埃尔顿·约翰的，这种事在音乐圈经常发生。埃尔顿甚至客串过我们的电影。但我们并不像朋友那样熟。开始是大卫先认识他的。一年前，我去了米兰的范思哲时装秀，大卫则被邀请去看男士成衣秀，大卫坐在前排，而埃尔顿就坐在他旁边。大卫很害羞也不引入注目，埃尔顿转过头来跟他说见过我，还说了其他一些事。他对大卫说他知道总是在聚光灯下面有多痛苦，如果我们想暂时摆脱这样的生活，我们随时可以去他在法国南部的别墅。因此当洁芮离开以后，我和大卫碰巧有机会在一起呆几天（此前大卫事实上和英格兰队一直在西班牙的芒加城），我们给埃尔顿打了电话：“我们不想太冒昧，但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接受您上次的邀请？”他真是个好人。那是我们第一次去那里。
埃尔顿的别墅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未见过这么符合我的品位的房子。它坐落在尼斯的一家公园的中心，下面是一座小城，因此在别墅中你可以俯视地中海。别墅远离公路，还建了高高的黑色电子门，太漂亮了——甚至花园里还种了与房屋风格协调一致的可爱的柠檬色的花，屋子里摆满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品。我最喜欢的是艾伦·琼斯的两幅作品——两个女人手、膝着地，脚穿束脚靴，正为主人举着一面镜子。如果我要搬到埃尔顿家里住，我连床罩也不会换，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就在洁芮离开以后，而且人们正为主教练离开加萨、离开英格兰队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大卫穿莎笼裙的事发生了。一位足球运动员（人人都知道是极有品位的人）不可能选择穿这么愚蠢的衣服，那么一定是因为我。小报上登出了具有它们一贯风格的标题：看看谁穿了裤子？
事实上，几星期前大卫和吉米·古尔扎一起出去购物，他们都买了让·保罗·戈蒂埃（著名服装品牌）莎笼裙。这完全是大卫的主意。他穿了一条因为他觉得看上去不错。一天晚上我们要出去吃晚饭，大卫决定穿上它，就围在长裤外面——我是说在巴厘岛男人们总这么穿。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穿，在他受到那么多指责之后，谁还能再责怪他？但这是在夏天的晚上，在法国里维埃拉的埃兹，你们希望他穿什么？三件套的西装还是足球队的队服？或者是设计成英国国旗的短裤、白色短袜、凉鞋、啤酒肚，就像英格兰6 月15日打突尼斯那场比赛时充斥着马赛电视屏幕的时装偶像们？
我有多爱大卫？我们在迈阿密彩排美洲巡演的第一场时，大卫打来电话说，主教练格伦·霍德尔不准备让他上场踢在马赛举行的对突尼斯的比赛，主教练告诉他——以及全世界——大卫太痴迷于他的“辣妹”女友以至于不能冒险让他上场踢球。他难过极了，我雇了一架飞机从佛罗里达飞到了尼斯，事实上，我们只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我又飞了回去。
洁芮离开后，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美洲巡演了。我们在那里的推广人威胁说要退出。毕竟，开始我们承诺有五位“辣妹”，而现在只有四位。一切都取决于迈阿密的第一次演出。
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担心——我们一直对我们的音乐和表演有信心。紧张的是维京那些人还有我们的赞助商，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还有一点让人泄气，我们习惯了在暗处靠灯光让整个演出现场兴奋起来。而这一次我们得在露天剧场演出，走上舞台，阳光照得你眼睛都睁不开。
舞台前的座位下长了很高的草，这让人想到了长满草的小山丘。一到那里，我就意识到这里极像另外一个地方——布伦海姆宫。这里只缺贝瑞·曼尼洛和羊粪，取而代之的是，蚊子黏在我的假发上。
天气热得厉害。他们说这是非常炎热的一段时期，说是千年以来最热的天气。在我们吃饭的地方四处装满了洒水装置以降温。我从不喜欢炎热的天气——如果在海边或游；泳池旁边，并且没有化妆，那倒没问题，但现在我觉得难受，情况太糟了。但是我知道冲到法国去情况也并没有好转，我只能尽力做好一切。小时候，外婆告诉我，人和动物、男人和女人表达“出汗”的用词是不一样的，马用“淌汗”，男人用“有汗液”，而女人只能用“感到热”。那么，如果我“感到热”
的话，那简直是原子能发出的热。我那时简直是在不停地淌汗。服装的更换频繁得有点可笑，这是很糟糕的事，所有的衣服都黏在身上，每动一下都让我感觉更糟。我是说，那些氯纶织物可不是亚麻布。
“你不认为你可能是怀孕了吗？”凯琳第若干次为我补妆时问道。每一次走下舞台我都要补妆。
怀孕？不太可能。首先我患有多囊卵巢症，医院告诉我靠我自己是无法怀孕的，其次，这些天我和大卫几乎见不上面——有人曾经告诉我这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你上次经期是什么时候？”凯琳接着问。
你知道我怎么答？我不知道。我的经期一直都没有规律，而且已经几个月没来了。但是随着凯琳不停地发问，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紧张而激动。尽管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怀孕，可是我私底下却希望是这样。
“我来给你做个妊娠测试。”凯琳说。那好，我总不能自己到迈阿密找个像“布茨”（英国规模很大的连锁药品商店）一样的药店吧。
阴性。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时差反应现在肯定早过了。6 月20日，我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
“也许现在还太早，妊娠现象显示不出来，”凯琳说。“我会给你再做一次。”
我们早先为《想要》做电视宣传时，凯琳就和我们在一起。我想，那是在“天空”节目中。我还记得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中见面，那多有意思啊！凯琳是身边最好的人，并且她懂许多东西——不仅仅是知道妊娠测试——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科幻杂志。她总是很冷静，而且实事求是，也许是因为在做化妆师之前，她曾经想做一个体育教师。想想看，如果我上学的学校有一个像凯琳这样的体育老师，我的学校生活会有多么不同啊。
两场迈阿密的演出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好，并且与在欧洲的演出大不相同。我们已经习惯看到青少年歌迷打扮得像“运动”、“宝贝”、“姜汁”和“疯狂”（甚至有些像“高贵”，但没那么多），但是在美国，连妈妈们也这样打扮。可是，我得说五十多岁的胖女人穿着紧身衣和白色的迷你裙可一点也不好看。
在欧洲，观众们总是会挤在台前，即使他们有座位；但是，在美国观众们只坐着，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很棒的观众，因为他们兴奋的低语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我们刚刚听说麦迪逊广场花园几分钟之内就售完了所有的唱片。就像计算机病毒，每个人都染上了“‘辣妹’病毒”。人们争相抢购，从新泽西到新墨西哥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张“辣妹”的唱片。从开始起，征服美国市场就一直是我们整个演唱组的雄心大志。现在证明我们做到了。可是我身体中有一部分在想，这个成功不是我们五个人一起取得的，这让人伤心。踏上征程时是五个人，美国对洁芮和对我们其他人一样重要。伤心的是她无法与我们共同体验这个成功。有时，站在舞台上，我会用眼角的余光看看，希望能看到洁芮放肆的小小一笑。以前我们曾经坐在一起愉快地闲聊。我会告诉她关于我的任何事。我真的想她。
在洛杉矶和纽约，演出后总有一些人要见你。奇怪，好像只要他们是名人，就有权自由地进入后台，这在帕鲁卡维尔可不常发生。一天晚上，在一个南方小镇的表演结束后。；化妆间的门开了，进来四个孩子，紧跟着的是布鲁斯·威利斯（美国著名男影星，生于1955年）和德米·摩尔。上次我们在米兰见面时，我正给她的女儿们在我的照片上签名。布鲁斯和德米比你想像的都要矮得多。她很娇小，非常小，漂亮，是你能遇到的最可爱的女人，对孩子管束甚严。孩子们给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张画。斯各特给我画了一张，上面写着：“我爱‘辣妹”’和“我爱维多利亚，斯各特”。
我一直在想办法弄清我是否有可能怀孕。惟一可能的一次在哥本哈根，我还记得大卫吃了那么多白奶酪，也记得我说的话。那一次我们呆在一起有四个星期。
凯琳买回了大量测试用品，而现在我什么都吃不下，我感觉恶心，只能喝汽水。我还在做测试。这些测试需要用尿液。事情已经发展到每次小便我都做测试，看一眼，用卫生纸包好后扔进垃圾篓。在华盛顿，我与梅尔·C 和爱玛讨论着我有没有怀孕。
“你可能等的时间不够长，”爱玛说。“再去看一下。”
我又回到了卫生间，从垃圾篓里把它翻出来，打开——试纸湿透了，上面都是尿液——我们都仔细地看了一下，应该出现那么一条线。而在我看来，只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线。
“那么，”我非常兴奋地说，“你们怎么认为？”
她们两个都摇头。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三个人去逛商店，每次我走过商店的橱窗，看见自己的侧影——我穿着金色的莎笼裙——我发现自己非常希望怀孕，拍打着那并不存在的孕妇肚。
那天下午每个人都在看世界杯，英格兰对哥伦比亚。可是我感觉很不舒服，就直接上床睡觉了。比赛一结束，我就给大卫打了电话。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让他担心，因此，我没告诉他我多么不舒服，我也没提可能怀孕的事，以免弄错，因为我知道大卫多想要孩子。我为没有看比赛而难过，因为大卫踢进了一粒精彩的入球。
然后我给妈妈打了电话。她和爸爸以及我弟弟要到纽约来看我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表演，我顺便请她给我带英国的妊娠检测试纸。我是想，也许我测试得不对，也许我没弄懂上面的说明。用英国的检测试纸，我至少能知道使用方法。
自从发生了洁芮的事之后，我就再没见过我的家人，他们要来让我很激动。那就是有钱的好处，我可以把他们所有人带出去玩，而且不仅仅是一次。我们也不用四下寻找便宜的住处。亲爱的，就住在“四季”旅馆吧，那儿很不错。
我在宾馆套房里，他们一涌而出，妈妈向我走过来，从手包里拿出一个淡色的盒子，并且看了我一眼。
在他们欣赏这一幕的时候，我走向卫生间，做了测试。
方法基本一样，还是测试尿液，寻找那一条线。出现了，又粗又亮的一条线。噢，上帝呀。喔，喔，喔，怀孕了！怀孕了！怀孕了！千真万确！
妈妈在浴室门外等着，那情形就像守着一个将死的人一样，但一看见我的脸，她就明白了一切，她简直太高兴了。
我也是，高兴极了！我从来没想过一个人会同时既这么高兴又这么不舒服。我一回到客厅，他们就都明白了。我弟弟确实大吃一惊，我的上帝，又一个没结婚的姐姐要生孩子了。还有我爸爸，他还没有从露易丝未婚先孕的事实中恢复过来，现在他又要做外公了，而且我也还没结婚，但从他脸上我可以看出他确实很开心，他紧紧地拥抱了我，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我看了看表，纽约的早晨，法国的傍晚。大卫应该正在去比赛的途中，我该告诉他吗？我得告诉他。我怎么能不告诉他呢？
我走进卧室，拨通了号码。
“方便说话吗？亲爱的！”
第十六章 剪不断，理还乱
　　他们刚乘机抵达圣艾蒂埃纳。世界杯在法国许多城市都有比赛场地,英格兰队的训练基地就设在布列塔尼的拉布勒。大卫说这只是一次短暂的飞行,现在他们正乘大巴由飞机场去体育场。
　　就在那儿大卫得知了我怀孕的消息。我对大卫究竟说了什么,以及他对我说了什么,其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但他是那么那么的高兴。大卫一直就想有一个家,我们从一开始就谈论着这些。
　　不久之后,我们都去了一家英国酒吧,在那儿看英格兰对强队阿根廷的四分之一决赛。在世界杯比赛初期,主教练格伦·霍德尔因为没有让两位年轻的球星贝克汉姆和迈克尔·欧文上场而受到了媒体的攻击。这一次他们都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报纸上说这是人民的力量(尽管在“辣妹”面前他们不会这么说)。所有人都认为英格兰队调整到了最佳状态,这场比赛将非常精彩。尽管仍感觉不适,我还是决定去。
　　不管你怎么看待足球,世界杯总会引起你的关注——而且这场对阿根廷的比赛确实让人兴奋,特别是我,因为大卫踢得那么好。半场结束,比分是2比2平,下半场刚刚开始,阿根廷队的队长从背后冲撞大卫,大卫摔倒在球场上。躺在草地上的时候,大卫抬起了一只脚,那个叫迭戈·西蒙尼的人也摔倒在了草地上。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以及其他人都无法理解这有多么严重。因此当主裁判向大卫走过去,并且向他出示了一张红牌时,没有人能相信,我们从大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也无法相信。与比赛中发生的一半事情相比,这样小小的一个绊儿简直微不足道。毕竟,那个家伙是故意冲撞了大卫——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几分钟之后我的手机响了,大卫在更衣室打来的电话。他很沮丧,问我从电视上看那个动作是不是很大,我说,我并不觉得有多严重。他说如果英格兰队输了这场比赛,几小时之后他就会和我在一起。尽管被红牌罚下意味着停赛两场,但他认为在全队离开之前,主教练不会允许他走。尽管我非常希望英格兰队能赢得世界杯,可是我怀孕了,我希望大卫和我在一起,并且大卫也需要和我在一起。一切都那么让人动情。
　　事实上,直到比赛结束之前,人们都相信英格兰队会赢,因为尽管大卫不在场上,英格兰队看上去也比阿根廷队踢得好得多。但是在接下来的点球决胜中,他们罚失两粒点球。英格兰队的世界杯之旅结束了。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指责,格伦·霍德尔没有受到指责。没有。受到指责的是大卫·贝克汉姆。我不想再提指责大卫的文章中所写的内容,因为即便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太让人沮丧了。但滑稽的是,世界杯期间另外还有22名球员被罚下场,有人指责他们吗?其他国家尊敬他们的优秀球员,英国却喜欢对他们横加指责。
　　第二天下午,英国航空空司派了一架协和飞机去英格兰队的营地接全队回国。在希思罗机场大卫的父母被允许带着大卫的东西呆在海关境界的后面,在一间私人房间内接大卫。在乘下一班协和飞机去纽约之前,他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刚从一架协和飞机下来又要乘另一架协和。
　　可是不知怎么的,媒体也设法到了海关境界的后面——两队摄像记者还有六个摄影记者,他说,在他去英国航空公司转机手续办理处时伏击了他,开始辱骂他。他们不仅拍照,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工作,可他们当面辱骂大卫,大卫惊呆了。在曼联踢球时,大卫已经习惯了口头上的谩骂,可这一次比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糟,因为太出乎意料了。他后来对我说:“是加利的话让我不至于失去理智。”
　　在去比赛的长途汽车上,大卫一直坐在加利·内维尔旁边。当我告诉他我怀孕了的时候,尽管当时他都高兴得快要爆炸了,可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比赛结束后,在所有那些事发生之后,他说他得把我怀孕的事告诉加利。
　　“加利真聪明。得知这一消息,他只是说‘太好了,大卫,这是最好的消息。’那句话让我的脑子清醒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惟一着急的事就是赶过来陪你。”
　　我们正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登台演出,一个男人恰好和我擦肩而过。就在那时,我屏住了呼吸,因为我看出了那个走路的样子。我不敢叫出声来——在我的紧身短裙和高跟鞋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向那个人走去,扑上前抱住了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说——只是紧紧地搂着对方,颇有一点动情。接着我想起了手里握着的东西,把它交给了他。
　　这是我那天早些时候做的扫描偏振片。因为我的经期不正常,所以我不知道我大概怀孕几个月了。
　　“别让我哭,”当他紧紧抱住我的时候,我说。“那会冲掉我的睫毛膏,凯琳会生气的。”
　　我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一发现怀孕了,就打电话要了客房服务点了太平洋油鲽、蔬菜、土豆和面包。
　　那感觉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孩子对我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怀孕了,而你又不吃东西,那对你的胎儿没有好处。我不在乎会发胖,不在乎我的长相。因为尽管在我遇到大卫之后,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一旦你的饮食失调——我可能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我的体重从来没有轻到危险的地步——再恢复正常的饮食相当困难。旅途奔波以及大卫不在身边对我恢复正常的饮食都不利。一旦报纸上赫然写着“矮胖辣妹”或“胖辣妹”,我就会作出很坏的反应。我会看着报纸上登出的照片,说:“是的,你真令人讨厌。”公众说你得减肥。我完全迷住了心窍。这么说吧,我甚至测量过我的大腿有多粗。情况变得很古怪,以至于那些年我一直拼命地想瘦下去,可是却没有人知道我患厌食症是因为多囊卵巢。但我一旦发现自己怀孕,一切就都变了。
　　一开始,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我的饮食必须正常,因为我意识到自从美敦赫德和洁芮的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没有真正好好地吃过东西。现在,我一天吃三顿,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甚至脂肪:把黄油涂在面包、青豆和菠菜(增加维生素B)上。但我不吃巧克力或者蛋糕或其他这类食品,我知道我得吃一些健康食品。
　　大卫在“辣妹世界”度过了精彩的十一天——这是我们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可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办法丢开工作去真正享受这一段时光。可是只要大卫在身边就很不错。大卫就是大卫,拉着我的手时他很高兴,把我的头摁在一只桶上或者一只碗上、逼我吃饭好像他也同样高兴。
　　尽管工作人员和舞台设备走公路,我们有一架五十座飞机供伴舞、发型师、化妆师加上所有陪着我们的家人乘坐。自从西蒙离开后,我们一致同意永远不再和我们的家人分开。离开家的三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你需要一位妈妈在身边。而且我又怀孕了,身边总有一位体贴的母亲真是太好了。所以不管那个人是谁,我们都把她当妈妈,和她坐在更衣室聊天。
　　这架飞机上的气味不对劲:一定是因为机上携带的食品。其他人都闻不到,只有我,一上飞机就开始恶心,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没停。
　　大卫到纽约之前,我告诉他我在耐克城里看见了一件特别酷的运动衫。
　　“什么样子的?”他说。
　　“鲜艳的黄色,上面印着‘巴西’字样。”
　　因为我们是在通电话,我无法看到他的脸,但从他接下来发的脾气中我能想像出来。
　　“不要以为你认识了一些巴西的足球名人,”他说得有点急促。
　　但第二天早晨他购物回来,我正在睡懒觉,他从门口扔给我一个耐克包,笑了。那是一件印着“巴西”的黄色运动衫。我第一次穿它是在飞往康涅狄格州的飞机上。我上了飞机,坐下来,闻到了一股怪味,然后就一直恶心,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它。
　　在曼联的生活永无尽头,赛季前的训练在7月13日星期一开始了。我们在加拿大度过了最后一个周末,然后就只能说再见了。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们都没有再见面,这简直太可怕了。他离开的时候,我藏起了他的一件旧衬衫,剩下的旅途中,我就穿着它睡觉。我睡觉前会想像他在做什么。如果是在同一个时区,这很容易。我们都在睡觉,我会知道他在想着我。但是处于不同的时区,他可能在做其他事,可能不是在想着我,至少那一刻没有。
　　为了不让我精神崩溃,我有了一个旅途中的家:那些姑娘们、凯琳、我们的形象设计师肯尼、伴舞卡明埃和路易斯、理查德·琼斯(现在是我们的巡演主管),当然还有从伊斯坦布尔就和我们在一起的乐队,他们不仅极有天分而且都是很容易相处的好人。大卫离我这么远,所以他们都帮我摆脱烦躁的情绪。
　　那么,按照摇滚乐的好传统,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他们。说到打击乐器,我向你引见费格斯·葛朗德,一位顶级音乐家,特别可爱,非常频繁地变换头发的颜色。
　　接着是鼓手安迪·冈噶迪恩。安迪有自己的招牌形象。他经常在长裤外面穿上肥大的裙子,配着大大的长筒靴和罩衫。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那顶奇怪的帽子和从帽子底下伸出来的鬈发。他有着古怪的双重个性:特别害羞却又非常固执。
　　下面让我们鼓掌欢迎我们的键盘手西蒙·埃利斯,同时也是我们的音乐监制,他确实特别有趣,一个绝对的喜剧演员,总是模仿别人,发出滑稽的声音。
　　让我们欢迎另一位键盘手迈克·马丁,一个黑人,身体非常好。他过去总是穿着战斗服和紧身上衣。我们称他为“情人·情人先生”,因为他经常扭动着他的臀部。他对音乐很有感觉。
　　我们的主吉他手保罗·金德勒,一位从事音乐行业多年的杰出音乐家。尽管他非常不喜欢与人交往,但他非常友好,脸上总带着快乐的笑容。
　　最后是我们的低音吉他手,史蒂夫·勒文森。他留着吓人的长发绺。个性非常善良、可爱。旅行途中,我经常和他谈个没完。
　　我一有机会就会给大卫打电话,但是这不太容易,特别是我们到了西海岸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和大卫都醒着的时候。并且如果大卫随曼联队外出踢比赛,他们都不会为我接通电话。这让我无法忍受。
　　我感到很孤独。当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在背景里听到“伦敦东区人”节目,还会听见妈妈说:“把电视关小一点,克里斯琴”,然后,我又听见她说:“把炉子上的蔬菜端下来。”挂了电话,我就忍不住哭了。所有那些平常的事情。我太想他们了。回家后我发现,离开时还是个姑娘的妹妹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家里的小宝贝弟弟长出了短胡子,还有了腋毛,又交了女朋友,有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开始工作了。
　　如果四年以前你问我,我的旅馆房间外面有风景可看有多重要,我会说我不在乎,而现在我整天都呆在旅馆的房间里,我无法忍受那种被禁闭的感觉。我得感受自由,即使是看日落或看月亮这么小的自由。那是大卫也能看到的同一个月亮。一有机会我就会站在窗口直愣愣地看着。我一直有幽闭恐怖症,我不喜欢火车和飞机上的洗手间。
　　大卫离开之后,我们在美国也遇到一些令人高兴的事。在明尼阿波利斯,更多的人到后台来看我们,其中包括“王子”乐队。“王子”就坐在舞台旁边的小包间里,这太让人惊喜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叫吉米·杰姆的家伙,——一位黑人制作人和作家,这简直是双重惊喜。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一直和珍妮特·杰克逊合作,完成了所有歌曲。能和这样一位歌曲作者和制作人合作,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像所有人遇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时一样,我们一下子都笨得说不出话来。
　　“知道吗,”吉米打破了僵局,“我绝对是你们的歌迷。我妻子给我买了一件‘辣妹’T恤衫。言归正传,你们愿意和我合作吗?”
　　我无法相信他会这么说。事实上,我们想问:“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后来他和他的搭档特里·刘易斯为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写了三首歌。他们一起被称为杰姆和刘易斯。
　　这时候,“王子”就坐在那儿,穿着天鹅绒的长裤,在分开的两腿之间夹着一根银顶拐杖。我知道他身材矮小。但事实上,他不仅是小,应该说非常非常小。但是每一英寸都透着一个真正的超级巨星的光芒。他的鞋跟很高,尖尖的下巴使他显得很瘦削,脸上化着浓妆,头发拳曲,经过许多打理。我记得他看起来就像刚从台上下来,当然,他没有。在台上的是我们。他用低低的、沉静的嗓音说我们的演出太棒了。然后又是一阵沉默,直到爱玛说:“那么,我们怎么称呼你,我是说,既然你不再是‘王子’了?”
　　他回答说:“你可以叫我‘朋友’。”
　　六个星期,104场演出之后,我们回到了英国。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巡演。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多成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顺利。但是除了“甲壳虫”,没有其他流行乐队能做得和我们一样。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在美国没有与我们相似的乐队组合。西雅图的乐队像“涅磐”和“珍珠酱”,他们的歌曲都是关于死亡和毒品的。从“新街边仔”以来,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流行乐。那时我们只为演唱会的票房而高兴。我们不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义。
　　但是“辣妹”的成功表明那儿有一群年青的观众想找到乐趣,但却没有被开发出来。只是在我们成功之后,流行乐才开始在美国起步,出现了一些人,如布里特尼·斯皮尔斯和恩辛克。我们为这样的行动打开了一扇门。
　　除了“甲壳虫”之外,其他一些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乐队都是重金属乐队,比如莱德·齐柏林和“滚石”乐队。但他们却有行为不端的恶名。我们是在美国巡演的乐队中惟一完成所有表演场次的乐队,一场也未被取消。当我们从达拉斯直接飞抵希思罗机场时,我感觉就像完成了罗马教皇的使命,在回归天国前亲吻土地。但我决定还是等过了海关亲吻大卫吧。
　　巡演还没有全部结束,在英国还有几场预定好的演出,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来没有少于十六小时。现在恶心的症状已经停止了,可是三个月来这就没停过:早晨恶心、下午恶心、晚上恶心,最糟的是上台之前也恶心。
　　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依然是毛坯,大卫还住在沃斯利。装修房子本来就已经够难的了。何况你还在四千英里以外,要装修房子完全是疯了。我绝对清楚我想要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让室内设计师替我做这一切。因此,每当妈妈来看我,都会带几大包的装修材料给我看,像瓷砖、布样、水龙头、门拉手。
　　在美国,我和大卫很少有人打扰。但一回到英国,特别是我现在怀孕了,事情又像往常一样了。一天晚上,在谢菲尔德的演出结束后,大卫开车来接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快脱下演出服、套上一件浴袍、穿上软底运动鞋、钻进车里、穿过任何一场体育馆演唱会后都会有的拥挤的人群。那天晚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大卫在体育馆的后门通道准备好车,下台后仅过了两分钟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曼彻斯特我们就得穿过潘尼斯的一条偏僻的路。开了二十分钟后我觉得有人跟踪,后面那辆车的车灯离我们太近了。可我们很难确定,因为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不管是谁在后面驾车,他开得太危险了,离我们这么近,想要超车,在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超车是很荒唐的。他的车头灯完全打开,这样的事在任何时候都够糟的了,但在你怀孕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吓人了。你不仅替自己担心,也为你的宝宝担心。
　　“那个白痴究竟想干什么?”大卫说。“为什么不超车或跟在后面?”
　　“也许他在跟踪我们,”我说。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在比较直的路段上,大卫减慢了车速,如果他要超车的话,他可以超过去。
　　“如果他不当心的话,他自己会死,还会拖累我们。”
　　因此开到中途,我们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门前停下车,希望这个家伙能够开过去,同时我特别想喝点饮料、吃点甜食:看到那些以前从来不吃的东西,我也有了食欲。
　　我们站在柜台前,我正穿着“辣妹”巡演浴袍,后面印着“高贵”字样,这是大卫让阿迪达斯(他与其有赞助协议)为我们所有人定做的。我感觉有人站在我后面。太近了。我转过身的时候,听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照像机走片的声音。尽管我刚才没有看清后面车上的司机,但我知道就是他。因为这不只是某个人为“高贵”拍张照拿给同事看,从他开车的方式就知道他是职业记者。当我们在修理场停下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个混蛋肯定又调头回来了。
　　“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吗?”我说,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样,我用的是所谓的反问句。他在做什么很明显。接着我变得非常气愤。
　　“你也看到了,我怀孕了。我不需要这个。你先是阴险地跟着我们,接着又拍照,你为什么不滚开,不要来打扰我们?”
　　大卫走过来挡在我面前,一把抢过这个白痴的相机,递给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气,却一点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开始发抖。大卫让我回车上去,他则站在我和这个白痴中间,以免他跟着我。这个白痴冲我大声喊叫着,要我把相机还给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体内有个未出世的宝宝,我必须保护他。突然我感觉我流下了眼泪。我只想离开那儿回到车里。那个家伙开始推大卫,大卫把手举到空中,不想与这个白痴纠缠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他接着就会声称他受到了攻击——这个家伙设法推开了大卫,我不知道那道门是该向前推,还是向后拉,而且我手里还拿着相机,就是打不开那扇门,这时我觉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转过身尖叫:“把你的手拿开!”这时大卫把他推了开去,替我打开门,当我向车跑去的时候,大卫用遥控钥匙打开了车门。为了不让那人追过来,大卫只是站在他前面,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见我进了车,大卫也冲进车里,然后锁上车门。那个家伙就站在车外咒骂。我们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我走出车外,把相机放在一堆报纸上,然后开车离开。我感觉糟透了,浑身发抖,大卫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静下来。第二天,那个摄影记者给大卫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那个混蛋指控我们砸了他的相机。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让我非常生气的是大卫的经纪人付了钱。为了生活平静一些,他说。
　　温伯利一站很奇怪。那应该是巡演的高潮——荣归故里。从某个方面说是这样。站在六万人面前,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观看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而现在演出的是我们。那气氛真叫人难以置信。洁芮可能会为没能在温伯利体育场演出而后悔离开乐队。
　　世界巡演一开始我们在温伯利舞台演出时,洁芮就站在我旁边,这时那么多人里面偏偏雷恩小姐出现了,不停地说着“精彩极了,亲爱的,我早就知道,亲爱的……”之类的废话。我听任她信口胡诌,一言未发。我没有必要说什么。我只是看着她。她明白。
　　这一次从雷恩学校来看我的人就好得多了:莫林和格云·休斯。我妈妈听说他们的女儿病了,坐在轮椅上,就把他们都安排进来。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后台。
　　巡演结束后没有举行派对。我们都太累了,我们的生活开始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梅尔·B怀孕了,梅尔·C开始制作个人专辑。而我只想回家,做个普通人。我已经厌倦了报纸上的照片。我厌倦了这一切。
　　大卫认为我们首先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可以慵懒一些,而我也不用化妆,不用为任何事烦心:这就是埃尔顿的家。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那个池塘的边上,埃尔顿的管家,洛朗,说有电话找我。
　　“是洁瑞。”
　　“哪个洁瑞?”
　　“洁芮·哈利维尔。”
　　我非常惊讶。她离开乐队已经快四个月了。虽然我们曾经想和她谈谈,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一个字。所以这次通话显得有点不自然。我说,你好吗?她说,听说你快生孩子了,真是太棒了,然后又说,今天晚上在乔治·迈克尔家见面吃顿饭怎么样?在圣特洛佩,她就住在他的家里。
　　“太棒了。”我说。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
　　去圣特洛佩乘直升机最方便。因此洛朗送我们去了尼斯机场。乔治·迈克尔家来的人在那一头接我们,洁芮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站在前门接我们。
　　接着都是一些“你怀孕了,真是太棒了”、“你过得怎么样”之类的话。我在想我的老搭档真的想和我言归于好了。然后她又说,计划有了一点小变动,我们不在家里吃饭了。
　　“乔治安排好了让我们出去吃,”她说。
　　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假如我知道要出去吃饭,我根本就不会来,因为我会想:有可能被拍照——“姜汁”与“高贵”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所有那些报道。
　　最后我别无选择。摄影记者聚集在饭店的门口,拍照、闪光灯。这肯定不是安排好的,对吗?
　　可是几天后,照片登出来了,她居然没有打电话来道歉或者说点什么,这时我开始怀疑了。难道我不知道她出了一张唱片?不,我不知道,她什么也没说。令人悲哀的是那天晚上我真的很愉快。
　　9月末的一天早上,我正坐在戈夫橡树的厨房里吃早饭,我父亲进来了,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一大堆报纸。我记得那是星期三。《每日星报》头版的小部分、对开页以及中心页跨页图登着一幅裸体女人脸朝下躺着的照片,大奶子露在外面,一副生气的表情,化着浓妆,总的来说有点不男不女。文章说大卫在遇到“高贵”之前和这个姑娘约会,等等,等等。她还说她经常想早点上床,而大卫宁可熬夜和她爸爸一起看足球赛,这让她非常厌烦。还有他在床上如何这样、那样——媒体就喜欢干这些下流的事情。
　　没关系,那是发生在我遇到大卫之前,而且她也说以后再也没有了大卫的音讯。但是当你怀孕了,你就会感到很脆弱。我给大卫打电话,他说对此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不错,那是真的。他曾经和她约会,但那是遇到我之前很久的事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当你怀孕了、身体软得像布丁时,你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两天后,星期五,我和我妹妹还有玛丽亚露易丝去了健身房。我正在跑步机上跑步,手机就放在跑步机前端的控制钮旁。这时,电话响了。
　　大卫。
　　嗨,你好吗?我很好。你在哪儿?在健身房,跑步机上。
　　“有什么事吗?”我说。因为报纸上的报道我依然感到不快。
　　“我接到电话说明天报纸上会刊登另外一个故事。”
　　“噢,什么故事?”
　　“某个女孩说在你外出巡演期间,她和我通过几次电话。”
　　“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会尽力了解更多情况,然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还在跑步机上,这会儿我加快了速度。
　　电话又响了。
　　“怎么样?”
　　“坏消息,这个女孩想说明发生了更多的事情。”
　　立刻我觉得整个胃都翻了过来。我狠狠地挂断了电话,放声大哭。这时整个健身房的人都在看着我,我还在该死的跑步机上跑着,完全地歇斯底里了。这时健身房的主人,一个叫做丹尼的家伙,把我们三个人推进了一间储藏室,因为那时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着我们,就像发生了交通事故一样。
　　我们在储藏室的时候,大卫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切都与他一个叫蒂姆的朋友有关,蒂姆在曼彻斯特一家商店工作,球队经常去那儿买服装。我见过他几次,他显得很友善。他非常喜欢和足球名人们交往。蒂姆和大卫一起出去,蒂姆一直和这个姑娘套近乎。这和大卫没有丝毫关系。
　　丹尼让我们离开了更衣室,我妹妹和玛丽亚露易丝带我回了家。我气疯了。回家之后,我又开始尖叫、大喊、诅咒、歇斯底里。我妈妈不停地说她不相信大卫会做那样的事,她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对爱人如此忠诚。
　　事实好像是蒂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这个女人,可是当蒂姆的未婚妻发现的时候,他就决定把这件事推到大卫身上。
　　大卫一刻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以我们未出生的孩子的性命发誓他从未做过任何事。可是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的荷尔蒙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我变得非常情绪化。我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真想自杀。
　　大卫乘大巴正在去南安普顿的路上,因为他有一场比赛。而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十点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了明天的比赛,整个球队都像听话的小男孩一样被要求回到营地美美地睡一觉。而我却仍然处于癫狂状态之中。
　　“你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他的心情也很差,发誓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没有。
　　“我几乎已经记不起那个女孩了。维多利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那时大约凌晨两点半,我只是躺在床上,我的眼睛都哭肿了,既不能闭上也不能张开,我只是躺在黑暗中,把头埋在枕头里抽泣,这时大卫走了进来。
　　他给科斯塔打了电话——就是当初开车送我们去看电影的那个司机——大卫让科斯塔在旅馆外面接他,给了守门的家伙五十英镑,溜了出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阿莱克斯·弗格森。他事先打了电话,告诉我妈妈他要来,叫她不要告诉我,他看上去有点可怕。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平底人字拖鞋,就像要去海滩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他想吻我,但我把头埋在枕头里,叫他走开,别烦我。
　　“我哪儿也不去,维多利亚,我们得谈谈。”
　　我们谈了,直到曙光从窗帘射进来。我确实相信了他。最后我肯定他绝对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因为他说的任何话。从他脸上我就能看出来,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
　　七点钟有人按响了门铃,是科斯塔。大卫得赶回南安普顿的旅馆,这样当球队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会到那儿了。
　　我已经几乎把整件事情都想清楚了。我知道报纸上会登出一些糟糕的事,但我一定不能看。这都是些谎言。都是谎言。我下去开门让科斯塔进来。我认识科斯塔有些年了,他住在沿路的巴内特,因此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只说,早上好,维多利亚,夏天快结束了,你不这么认为吗?等等,等等。他接着又说:
　　“噢,我给你带来了报纸。”
　　我知道我该把它们扔进垃圾筒。但我没有那样做。首先,它出现在《太阳报》的头版——一张我和大卫的照片——我们微笑着,显得很高兴,还有那个女孩,染成条纹状的烫发,看上去很让人讨厌。接着,里面有两版的详细报道以及这个粗俗的女人和她双胞胎妹妹的照片。报道都是关于他如何捏她的屁股、吻她。而其时我在美国怀着大卫的孩子,呕吐得内脏都要出来了。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那么,你要去看比赛吗,维多利亚?”
　　我父亲。
　　“不,爸爸,我才不要去看那该死的比赛。”
　　幸好我没去看那场比赛。现在那些球迷有了一首新曲子。“没有荡妇在身边,贝克汉姆不进球。”
　　但我确实出去了,到切斯亨特,布罗克菲尔德购物中心的马克斯&斯宾塞买了一些虾。我只想吃点虾,而且我不想接电话,也不想听到电话铃响,那声音就像球场上那些可怕的辱骂。因此我把帽子压得很低,走路快得能参加奥运会,但是他们就在那儿,媒体,对着我尖叫,满脸堆笑。“喂,‘高贵’,看过报纸了,是吗?”
　　真奇怪,英国居然废除了公开处决或者向带着枷锁的人扔烂白菜和萝卜的做法。很明显这种做法在英国很有市场。
　　大卫和我一直在谈啊、谈啊。比赛前、中场休息时、比赛结束后。他说今晚我们再继续谈。
　　这样,比赛后的那天晚上,大卫走了进来,我径直向他走过去,扑向他,猛击他的脸。砰、砰、砰。我本来没打算这样。以前我从未打过什么人。这只是一种本能。我打得太重了,他的嘴被打破了,血顺着下巴流下来,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愤怒、受到了伤害。
　　房子外面挤满了摄影记者。他们像秃鹰一样守在那里。我能从卧室的窗帘缝里看见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呆着?
　　第二天,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每份报纸都在报道一个叫爱玛·赖安的《太阳报》三版女郎和她的裸胸照——那么,这就是她选择的职业。可现在又有一个从角落里爬了出来——大卫怎样秘密地与利萨·海姆斯约会,他在南波特市的一间酒吧里遇到了这个女人。她继续说他如何经常给她打电话,聊很长时间。现在我又变得狂躁不安了。奇怪的是我确实相信他,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我为他让我陷进来的困境而感到生气。
　　现在报纸上都在写我有多么生气。但我不会让流言和谎言破坏我们的关系。这和他们无关。这是私事,绝对的私事。我会让他们明白的。
　　我决定惟一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去面对这一切。毕竟我们不能永远躲在屋子里。因此,我随便化了一下妆,心里想,干吧。就这么干。就当这是工作。就这样我们出去了,手牵着手,我笑得就像一只该死的长臂猿,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在大卫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按那个女人的说法,大卫正是这么对她的。这些蠢材不大可能领会这个讥讽,但是这对我有好处。
　　我的情绪就像是跷跷板。这绝对是一种痛苦,像是在受刑。如果有人对我说:好吧,电闸在这里,可以让一切都终结,我会立即去拉那个电闸。我只想摆脱这一切。我再也受不了了。
　　星期一,这种情形还在继续。那是颁发“迪斯尼奖”的日子,大卫赢得了最佳体育个性奖或是其他什么奖;“辣妹”也获得了什么奖。我需要这个吗?房子外面是媒体;在颁发“迪斯尼奖”的地方,围着老“维珂”的是媒体;里面还是媒体。好像“高贵辣妹”在表演她的生活。不是有人说我不会表演吗。
　　到了星期三,那些报纸对它们自己的报道也厌倦了。妈妈说我们应该离开一阵子。可是离得开吗?大卫星期六在温伯利球场要参加英格兰对保加利亚的比赛。每个人都说我该去。如果我不去,他们声称将惩罚我。
　　格伦·霍德尔已经安排球员的家人和妻子回到英格兰队常驻的伯纳姆比奇斯准备庆祝。和往常一样,有一辆大巴来接我们,但是我无法忍受乘大巴,因此我问我能否坐我父亲的车。然后我和我父母同乘一辆轿车前往,这时电话响了。是阿伦,我们的公关事务经理。又有一个女孩出售了她和大卫的故事,明天见报。
　　因此我给坐在大巴里的大卫打了电话,大卫在电话里有点声嘶力竭。
　　“我向你发誓,宝贝儿,我发誓我对此一无所知。”
　　当我在伯纳姆比奇斯从车里出来时,大卫已经在等我们,他径直向我母亲走去,抱着她,哭了,并且说,我发誓,我发誓我与这些姑娘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站在那儿,僵住了,就是动不了。那天夜里,我没睡,就那么等着第二天的报纸。
　　　　　　　　　　　第十七章 是事实还是勇气
珊迪把冰块从她裸露的身体上滑过去，让它掉进了大卫的嘴里。
求——你了。《世界新闻周刊》报道，这个女人在斯特林弗洛曾经为大卫·贝克汉姆跳脱衣舞，大卫则请她去看他与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一场比赛。
“我从香槟桶里拿出一块冰，让冰块顺着身体缓缓滑过。大卫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大卫简直魂飞魄散。他说他从未到过斯特林弗洛，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要指控什么人，你得有证据，否则只能是他一句、你一句。这一次我们掌握了证据。
第二天，法院下了强制令，禁止再刊登此类消息，最后，经过几个月的会面和电话联系，大卫赢了。庭外和解。我们获赔了一大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还有道歉，尽管你得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他们的道歉。
最后，一切都结束了。
但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因为你如何能忘记那样的事情？你认为你不会再想起，可它就在那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永远在那儿。那些卖故事的女人对此毫不了解。这是一种最寂寞、痛苦的感觉，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经历这一切是我所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哪怕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会希望他们经历这种事。
人们总是说，如果报纸上刊登了假消息，你为什么不起诉他们？但是，首先起诉得花钱，而且通常这钱都花得不值。
问题是，报纸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写一些他们知道可以逃避惩罚的东西。出于兴趣，以下是我曾经在我的日记中记下的一些谎言。
谎言：1999年圣诞节，我们花了48000 英镑给布鲁林买了一个微型“法拉利”。
事实：当时我们到哈罗兹去看圣诞老人，布鲁克林坐在那辆为百万富翁制作的可笑的“法拉利”车里。有人拍了照，把照片卖给了报社。
谎言：我每年花60000 英镑做头发。
事实：做头发几乎不花钱。通常是唱片公司、电视公司或那天我为之工作的人付钱。如果我不是在工作，泰勒，我的发型师，免费为我做头发，同时他也为大卫理发。我们付得起那笔费用，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对他是很好的宣传。谢谢你，泰勒，以及所有免费为我们做事的人。
谎言：我们花2000英镑给布鲁林买了一辆电动玩具吉普车。
事实：我们只花了250 英镑从“你的玩具”店里买的。
谎言：我乱插队。
事实：我怀孕期间，有一次急着上厕所，因此我就问卫生间里的这位女士能否让我先上，否则我就要尿裤子了，还要殃及地板。另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去特斯科买些樱桃。那儿收银员不多，我前面的女士买了一推车的东西，因此她问我要不要先付账，因为我只买了一包樱桃。好的，我一边为她签名一边说，如果你真的不介意的话。第二天这件事就上了报。“高贵辣妹”高贵得不排队了：她挤到顾客前面，让所有人大为不悦，而她对此不以为然。在机场人们总是想把我和大卫推到前面去，而我们总是谢绝他们的好意。
谎言：我们买下了埃塞克斯海岸外的一座岛。
事实：我甚至不知道埃塞克斯附近还有岛。
谎言：我和麦当娜为正在销售的诺丁山的一座房子打起了价格战。
事实：真令人难过，这不是真的，但能和麦姐扯上任何关系都很酷，那么谁在乎呢？
谎言：我将飞抵洛杉布矶与凯文·科斯特纳商谈出演《保镖II》事宜。
事实：要是这样就好了。
谎言：大卫在上猎鹰训练课。
事实：大卫连虎皮鹦鹉都害怕，更不用说猎鹰了。
谎言：大卫花五万英镑定做了一张镀金的司诺克球台。
事实：他只有一张普通的司诺克球台。
谎言：大卫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和。
事实：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在生活上他们互不干涉。
他们为什么要相互干涉呢？
谎言：我告诉大卫他该穿什么。
事实：大卫穿衣很有品位。我穿的有些衣服他不喜欢，很少发生相反的事情。大卫个性很强，他不想做的事他绝对不会做，无论是穿衣、做事还是说话。
我倒是想接受莎笼裙和头巾的荣誉，但我可以老实地说这都是大卫自己决定的。
谎言：新房子里布鲁克林的房间有一个大大的圆顶天花板。
事实：没有。只是普通的平顶和以前住户留下的画在四周墙壁上的迪斯尼人物。
谎言：大卫很胖。
事实：他们会让一个胖子当英格兰队的队长吗？是的，我的忍受力有限。有人真的相信我愿意和一个无法让我动心、让我兴奋的人过一辈子吗？
谎言：我是个男人。
事实：这个问题无需回答，只是它使得布鲁克林比我们认为的更特别了。
这还只是开始。
那么这些谎言有意义吗？我是说，是谁在那儿惦记着布鲁克林的车究竟是花了两千英镑还是两百五十英镑？大多数人无法给他们的孩子买任何一种电动车。那正是这些谎言的意义所在。想像一下某人在星期天的早晨读到这样一份报纸，而他们却在拼命地偿还着他们的抵押贷款。然后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童话故事。我和大卫如此相爱。显然我在银行里有五千万英镑的存款。大卫花五万英镑买镀金的司诺克球台。你能想像一个人看到这些，心里想，“杂种”。这是嫉妒，而且你无法指责他们。接着他们去看球赛，大声辱骂。
还有那些加在贝克汉姆头上的性丑闻谎言。难道那只是无害的玩笑吗？
我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我爸爸建议我们一起外出旅游。可我妈妈还是有些担心。
“你和大卫都太冲动，得有人跟你们一块去，防止你们相互伤害，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你别去。”我爱我母亲，可这是我和大卫之间的事。
最后，我们同意露易丝和她的男朋友斯蒂芬·劳伦斯跟我们一起去。最近他们过得也很辛苦，露易丝生了利伯蒂之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斯蒂芬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那就是利伯蒂的皮肤有些黑的原因。
但是去哪里？我在意什么呢？反正我总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我头脑中的黑暗的角落。它像一只笼子一样紧跟着我。
最后，问题只剩下什么对大卫比较适合、我妈妈能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买了四张便宜的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票去了米兰。
“托莉，那次你去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科摩。”
啊，是的。当娜泰拉·范思哲：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名人生活的滋味。
在飞机上我们都尽力不提那些事，可我神经绷得很紧，我就像一只很薄的玻璃杯，你把它放到桌上时，只要角度不对，它就会碎裂。但是有种东西占了上风，我对自己说，以我的生命发誓那不是真的。我也知道，这正给大卫造成越来越多的伤害。可这就像我咬下自己的指甲、痛入骨髓时的感觉。我知道这会很痛，但我似乎需要这种痛。
在米兰机场一辆车把我们接到了科摩。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忘掉英国、增进感情的短暂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一片模糊，耳边一直是另外三个人的谈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饰我的沉默。
“放松一点，托莉，”我们到旅馆时，露易丝对我说。我只是站在总台那儿，大卫在办住宿登记手续。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松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为什么不能关上开关，让脑子里的糟糕的搅拌器停下来呢？我的脑袋里好像装满了不停滴答作响的钟。
这是一家旧式旅馆，价格很贵，我们住进了湖边带阳台的一个套房。忘了那些旅游宣传册上蔚蓝的天空吧！现在可是山区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处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摆脱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显得很高兴，也许我会真的变得开心一点。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开心，其他人也会高兴。所以我真的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在这儿要想开心真是难，就好像在火葬场开派对一样。我记得在去房间的途中，我正吃着香蕉。在我们房间外面放着一座裸体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轻松一些，于是把香蕉皮挂在了他的睾丸上。不管怎么说，我大笑了。
我完全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刚刚还那么轻松、愉快，突然又会来个大逆转。有时我会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觉一下里面的跳动；然而，我不是感到温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愤怒。尽管我的孩子还只是偏光板上一个模糊的影像，如果你预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的话，完全可能把它当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像一只鸡妈妈一样，竭尽所能地保护他。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就是为了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因为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不想那件事。我们看不懂当地的电视，但是这没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卫说他想自杀。他和我一样绝望；他站在阳台上向外看，一边在想：这一切我受够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太难了，无论对方有多确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点点怀疑造成的伤害的程度真叫人难以置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尽管我知道他什么也没做。以前我对大卫深信不疑，而现在有人把疑惑装进了我的头脑。这就像被蚊子叮过一样，有时不痒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毫无理由地痒起来，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没用。
度假至少对于我妹妹和斯蒂芬是不错的，因为这暂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么所有那些认为我要大卫移居米兰、只因为那儿有“古琦”和“普拉达”的球迷们，你们现在知道真相了。尽管意大利的那个地方很美，有山、有风景，什么都有，可我永远不会生活在那儿，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科摩湖。
我们回到了英国，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糟，至少也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感到厌恶而且恐惧。因为科摩之行简直是场灾难，所以我们抉定试试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度周末。就这样接下来的星期六，比赛结束后，我们登上了去马拉加（位于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的航班。
不仅“马贝拉”俱乐部里都是些名人，而且它就靠着海滩，而海滩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摄影记者躲在岩石后面、下海游泳、开车追着我们。星期天我们到波多班纳斯吃饭，在那儿有人甚至拍下了我们接吻的镜头，而且是用那些讨厌的长镜头拍下的特写。
爸爸告诉我，我弟弟克里斯琴看到照片时说：“告诉维多利亚，在报纸上看见她的舌头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是她弟弟，她那么做对我不公平。”
在所有这些恶意中伤事件中，洁芮应该最能理解我的感受，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本希望她一看到报纸就会给我打来电话。可她没有。为此，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其他所有的姑娘都打来了电话，甚至是身处世界另一边的梅尔·B.她们尽力让我明白这都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一帮女孩为了做模特而采用的庸俗的伎俩。
过去，洁芮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说，上帝啊，你还好吗？
以及这事太可怕了，赶快振作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最终明白与乔治·迈克尔去饭店吃饭，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宣传。而我一直在说，不，不，不。但是我否认的却是一个事实。可当我真正需要一位朋友的时候，她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那证明所有人都说对了。那时我也意识到了。
我在想，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是的，不错。
那么，你怎么才能摆脱这些极具伤害性的、人人都在谈论的、让人痛苦的事呢？回答我，我不知道。我想试试外婆过去常说的老话——身处逆境时多往好处想。如果你像我爱大卫一样爱着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像大卫爱我一样爱着你，一切都会好的。还有另一句老话说时间是良药。时间过去一天，情况就好转一些，那些害怕报道也许是事实的想法不再频繁地闪现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时候，只有在早晨醒来的头几分钟里我才会不想那些事，但是紧接着它们就又会涌进来。逐渐地，这种情形只有在某件事触发之下才会发作，比如我突然发现某个完全无辜的女孩在对着大卫微笑；这时，我又会被嫉妒和愤怒所淹没。终于，我会整个早晨都不再想起那些报道。
事实上，我们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不能只是躲在角落里，希望事情过去，帮助对方会让事情更容易解决。
到头来，我必须想到我永远都不能指望有哪一个人会像大卫一样忠诚、善良和体贴。不再干这些该死的傻事、想一想我有多么幸运，这完全取决于我。我一直都知道大卫确实什么也没做。而我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因为我想有人正试图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有人想搅碎我真正拥有的惟叶神圣的东西。我让大卫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可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都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做出任何危及我们幸福的事。
现在不是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正盼望着一个让人惊奇、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我们的孩子。
就在马贝拉，我们想到了布鲁克林这个名字。我们已经知道我怀的是男孩，而且我知道他长大了会做个足球运动员，所以得给他起个阳刚一些的名字，我一直挺喜欢布鲁克这个名字，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了布鲁克林。我一直很喜欢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它包容了各种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是在纽约发现自己怀孕的，也是世界杯结束以后大卫来的地方。
在圣诞节前我们搬进了那座公寓——真像小鸟筑巢一样——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可我身体并不好：我患了膀胱炎，总是不见好转，我一向容易焦虑，我确信这对婴儿有害。
你们听过那个送什么给一个样样不缺的人的笑话吗？
那么，就大卫而言，答案是一辆“法拉利”。尽管大卫对车一向都很着迷，但那时，“法拉利”对他来说还是太昂贵了。开始我想送他一辆“宾利”，这也是他一直想要的车，而且车里还有婴儿座。可是却没有现货，我决定干脆送他一辆“法拉利”。科斯塔——就是那次半夜把大卫从南安普顿送回家的司机，也是送我们去看《甜心先生》的那个——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帮我安排了购买“法拉利”的一切事宜：订货，建议我挑选哪种颜色。我只说每个方面我都要最好的。最难的是找到一辆驾驶座在右边的。最后他们不得不从澳大利亚运来一辆。
藏起一件珠宝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很容易，可要藏起一辆“法拉利”就难多了。我让他们趁大卫训练期间把车送来，放在车库里。车运来的时候盖着红色的天鹅绒，连小镜子都盖好了，只在侧面印着“法拉利”字样。我在车顶上放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感到非常兴奋。
大卫训练完回来，我说，我准备给你的圣诞礼物已经送来了，就放在车库里，请不要进车库。我又说我曾试着把它搬上楼来，可我这么胖，搬不了，而且我不想刮坏上面的油漆。我想让他误认为那是一件艺术品。而对大卫来说，这让他诚惶诚恐。
他不停地说，瞧，也许我可以把它拿上来。我说不用，然后为了把话题引开，我请他给我泡杯茶。
圣诞节到了。大卫总喜欢把一些场合搞得盛大隆重，而且这是我们搬进新家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的大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打开了所有礼物之后，我假装好像差点忘了的样子说：“噢，你的礼物还在车库里。”
然后，我们一起下了楼，我把遥控器递给他。
“别耍赖，闭上眼睛。”
车库门升上去，大卫看见了红色的车罩还有那个大大的蝴蝶结——他感到无法相信。大卫就是这么可爱，任何事他都不会想当然。即使我给他买的是一双袜子，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正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的那样，曼联队在圣诞节早晨依然训练，每个人都开着车到了，而大卫·贝克汉姆开着一辆崭新的“法拉利”出现了，每个人好像都在说，我的上帝，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从未花这么多钱买过什么东西。那辆车要花十多万英镑。我从未花这么多钱替自己买过什么，可这次，每个便士都花得值。
大卫一直都很喜欢车，他小时候的照片一半都是站在跑车前拍的。在曼联，球员十七岁时，他们会给你一辆车，大卫的车是一辆红色的福特“雅仕”。后来，他签到第一份正式合同时，其他人都买了一些实用的车，而他直奔“宝马”展厅买了这一系列中的极品M3，并且配齐了各种附件。就在这辆“宝马”车里，我们第一次接吻，就在我给他真芦荟叶的时候。
孩子的预产期在3 月初，我联系了伦敦的波特兰医院，准备在那儿生小孩。2月底我回来和父母一起住，这时我只想着把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其他什么也不想。我大得像头鲸鱼，真是多谢了，我已经受够了。大卫的车没有一辆大得能放下一个婴儿座，甚至连我都坐不下。我们又买了一辆“越野陆虎”：显然大卫也拿不准我是否会变得更大。接着，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我妈妈家里，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
“大卫，外面冷得像西伯利亚。”
“你可以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宝贝儿。”
我想说，我如此庞大，如果可以的话，甚至那该死的厕所我都拖着不想去；因为那就像把一辆没有转向动力装置的货车停到泊位上一样困难。
就这样，我摇摇摆摆地走出了屋子，上了路，突然他在邻居的车库门前停了下来。遥控器一指——它出现了，一辆漂亮的灰色“奔驰”CLK.自从我把自己大约一年前从麦克拉伦得到的那辆小“奔驰”SLK 给了我母亲，我就一直在开大卫的车。现在他给我买了一辆自己的车——是那种四个座位的小“奔驰”。有趣的是，不久之后每位球员的女伴都买了一辆：特迪·谢林汉姆的女朋友尼库拉·史密斯；菲尔·内维尔的妻子朱莉·内维尔；加利·内维尔的女朋友汉娜。因为这车简直没话说，耐用而且时髦。我们真可谓领潮流之先。
我的产科医生杰拉德先生说，他会在我预产期前一个星期给我做人工催产，以保证大卫在场，因为大卫有许多客场比赛和国际比赛要参加。但是，在催产之前孩子的头位必须恰当。我每星期都去医院，可孩子的头还没有降到恰当的位置。
你能相信吗，梅兰妮·B 分娩了。我想，我的这个小家伙已经在我的肚子里做了九个月的饭了。现在我要他出来。我是说，布鲁克林本应该比梅兰妮的孩子早出生的。
“如果分娩时孩子的头位依然不正，你就得进行紧急剖腹产，”我又一次去见他时，杰拉德先生解释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就进行剖腹产，直接把他取出来，这对你可能是最安全的。”
“别担心我，”我说。“哪样做对孩子最安全？”
那种时候，你不会非常关心你自己的安危。婴儿没问题，他说。但是总的来说，他宁可现在就做。
“好。那么你想什么时候做呢？”
“七点钟好吗？”
“什么，今天？”
我的上帝。
“今天晚上。现在我就安排你住进波特兰医院。”
“我有时间先回家一趟吗？”
我似乎看见了过去两个月一直放在门边的婴儿袋。
他看了一下手表。
“只要你在六点钟左右回到医院就没问题。”
杰拉德医生的头上方有一只钟，指着下午两点四十分。
那是3 月4 日，大卫已经动身离开曼彻斯特，正在路上，可他没想过会这么快。我很紧张。我真的不想让媒体知道，这是个人隐私，绝对的个人隐私。因此，我用司机的手机给大卫打了电话。他正在6 号公路上，那时正吃着一块“狮”牌巧克力。我知道是因为我们总是要问对方在于什么。
“别担心，”我说，“一切都很好，但你能尽快赶来吗？因为我要住进医院了。”
大卫说他顿时就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们的时间不多，大卫到家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我记得看着自己的大肚子，想，太有趣了，今晚这家伙就要出来了。
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因为你知道你的整个生活将会改变，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是个男孩。起先我很失望，因为我觉得很不自然，身为女人，肚子里却有一个男孩，带着所有男孩的东西。我想要一个小号的自己，从没想过要一个男孩。
因为我妹妹分娩比较麻烦，所以利伯蒂出生时我妈妈未被允许进人产房。通常如果是剖腹产，医生只让一个人进去，但这一次，杰拉德先生让我妈妈也进来了。因此我们乘着“越野陆虎”出发了。车窗是遮着的，我们被安排从产妇入口进去。（这一安排非常合适。）
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医院。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接着我们直奔我的房间，这更像是一间套房。我有一间很大的带浴室的卧室，旁边还有一间看上去像休息室的房间，也有浴室。房间所在楼层很高，视野很开阔，可以俯视街景。我简直无法相信：下面站着两名摄影记者。
他们给我穿上蓝大褂，还有非常紧的尼龙袜，一直到膝盖。他们一边做，一边谈着接下来要做什么。
首先是硬膜外麻醉，意思是在脊椎上打一针，让我全身失去知觉，而头脑仍然保持清醒。
“你想用哪种药物？”他们问。
“任何合法的东西，剂量大一些。”我说。
我记得梅兰妮·C 在梅兰妮·B 生孩子时说过，“这和猫卡在烤箱后面不一样，你知道它在那儿，它一定会出来。”
我在想，胡说。我低头看着肚子，非常紧张。他们用很粗的针筒给你实施硬膜外麻醉。大卫看见针筒的形状时，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轻松。当你的腿失去知觉之后，他们就送你进了产房，把你的腿放进马镫一样的东西里。我看上去就像《我与长指甲》（英国电影名）中的小鸡。我感觉不到我的腿，却能看见它们被搬来搬去。这绝对轻松，或者说如果我想笑的话，那就绝对轻松了，可我已经吓呆了。
我们等着杰拉德先生，大卫穿着大褂儿，坐在旁边握着我的手，头上戴着顶小帽子以防头发传播细菌，样子可笑极了。他在说：“我非常爱你。”妈妈在忙着录像。接着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做着一些性感的动作——好像在说，你喜欢吗？——我回视着他，用我的眼睛说，再也不要了，绝对不再要了。
　　　　　　　　　第十八章 签好名，封好口，寄出去
“他好吗？”
这是所有的母亲惟一关心的一件事。
“一个很棒的小男孩。”杰拉德先生说。
“他的头发什么颜色？”我问道。像我一样的黑头发还是像大卫的金发？
“姜汁色。”我母亲说。
“姜汁？”
其实不是什么姜汁色。他的头发上都是血。
一切都结束了，还没有大卫罚任意球用的时间长。尽管我完全清醒，可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们支起了一个棉麻布做的帐篷一样的东西。大卫时不时看一眼，接着脸色就会很难看。妈妈在录像。我除了饿以外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能想到的就是咖喱鸡。我求大卫去给我弄点吃的，最好是咖喱鸡。
似乎仅仅过了几分钟，医生们就把他拖出来了，这个不断蠕动的灰色小东西将要永远地改变我的生活。
布鲁克林·约瑟夫·贝克汉姆（约瑟夫是大卫爷爷的名字），出生于1999年3月4 日下午7 点46分。大卫是第一个抱他的人，然后是我。我抱着他看着，好像以前从未见过孩子似的。他长得特别漂亮。我一点也没有偏心，他确实漂亮。剖腹产的优点就是孩子不会有挫伤。
当我们回到房间时，那里就像在开派对。我爸爸、妹妹和利伯蒂，我弟弟和他的女朋友，大卫的妈妈和爸爸。
我躺在床上，麻醉药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并且有这么多人在喝香槟，我在想这真是疯了，我一定是在做梦。大卫俯下身递给我一把梳子。
“宝贝儿，能帮我梳一下头吗？我得出去向媒体宣布这个消息。”
给大卫梳头？
我是在做梦。
房间里已经堆满了鲜花。收到的第一束来自多米尼克·莫汉，《太阳报》娱乐版编辑，如果你可以把一个小于草堆那么大的东西叫做一束的话。·我的房间和外面的走廊就像世界上最大的花店。没有人愿意落后：所有的报纸和邦德街上我曾经走进去过的每一家商店都送来了鲜花。第二天早晨我打开了首都电台。
“现在我们在波特兰医院作现场报道，在这里‘高贵辣妹’刚刚生下了布鲁克林宝宝。”
另一条街上，有一家商店在窗户上标了一只大箭头，标牌上写着“去看布鲁克林，这边走”。疯了还是怎么了？透过窗子，我能看见下面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发生什么事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警察不得不封闭了整条街，让我们的车通过。弗兰克，梅尔·C 的司机，开车来接我们，整辆车的玻璃都用窗帘布遮着，以防有人拍照。警车在前面开道，一直把我们送到戈夫橡树。
我的孩子一切都好，体重达到了“非常可观”的七磅。他有着和我一样的橄榄色皮肤、嘴唇、下巴和鼻子，下肢、大腿和脚像大卫。正如露易丝所说，幸亏他不是个女孩。
报纸上充满了能和布鲁克林扯上边的东西。赌博经纪人开出10，00旧比1 的赔率，赌他在对阿根廷的比赛中将被请出场，500 比1 的赔率赌他将成为内阁部长。
据《旗帜晚报》称，布鲁克林的第一张照片将价值25万英镑。
我们还没有给他拍照片。
几天后，我们接到了阿伦·爱德华兹的电话。有人向《太阳报》提供了照片，他说，但他们将归还那些照片。有一张是偏光板。照片是在斯蒂芬艾治的一个停车场交接的。那些照片肯定是假的。但是，不，它们绝对货真价实——我妈妈记得自己拍过这些照片。我们意识到这些照片一定是那时家中的某个工人拍的。他们一定看过了所有的照片一我所拍过的最隐秘的照片。他们认为他们在干什么？什么样的人才会干出那种下流的事情？如果这都不算是隐私，那什么才叫隐私呢？我们简直就像是公共财产。
占星家们有一些建议。有一个人写道，布鲁克林是双鱼座，由于火星所处的位置，我们将很难控制住他。自我从美敦赫德出来后，我就再没看过星星。
这个预言并非不着边际。布鲁克林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他有严重的腹痛，总是疼，不停地哭。也许他奶水没喝足？他五个星期时，我停止了母乳喂养。这让我如释重负。大卫也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也可以喂布鲁克林了。后来，我们发现他对碳水化合物吸收不良，一种严重的乳糖过敏。
换句话说，他对奶过敏，任何一种奶：我的奶、羊奶、牛奶，甚至豆奶，我的天哪。同时他有可能对脂肪也吸收不良。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一种昂贵得出奇的合成食品作替代品。
在赫特福德郡只有两个婴儿要吃这种东西。这种合成食品气味难闻，一点也不像奶类食品，吃起来像是化学制剂。布鲁克林不能吃任何一种奶制品，即使是一块纽扣式牛奶巧克力都会让他呕吐。他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化学奶。
他白天不睡觉，夜里睡上二十分钟，然后就会醒两个小时，整夜如此，不只是哭，而是由于剧烈的腹痛而尖叫。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他就像是一部昼夜不停的机器。
我妈妈真是太好了。我们搬回到奥尔德里- 埃吉之后，她常来和我们住，半夜起来替我们照料布鲁克林，让我和大卫能睡上一会儿。
报纸放弃报道了吗？不。就在我生了布鲁克林之后几个星期，《镜报》就登出了一张我从家中走出来的照片，并且还画了箭头指向我身体的某些部位，说我得减肥了。甚至布鲁克林得了疝气去医院就诊，他们不知怎么的也知道了。
有时候当我遇到梅兰妮·B 和她的小女儿菲尼克斯的时候，我都难以相信：菲尼克斯白天和晚上都睡觉，梅兰妮总能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我永远都没办法让布鲁克林穿得整齐漂亮。穿上漂亮衣服之后，他只能保持五分钟，然后就会把衣服吐脏，我们说的可不是每天饭后的三次，而是一天二十次。他总是不舒服。他的症状是所谓的弹射状呕吐。
在曼彻斯特我没有朋友——自从遇到大卫之后，我几乎就没呆在英国。尽管我非常喜欢这座公寓，但是你能做的只有无休无止的收拾以及看看MW. 我感到与外界隔离了。
别人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像生活在隔音的泡泡里。而且从“辣妹”（流行歌星）到一个独自呆在家里带小孩的家庭主妇，这种过渡是很难的，我的身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什么也没有。那情形看起来就是这样。
自从她们加入伦敦俱乐部、或者一直都是俱乐部成员，我就认识了那些球员的妻子，她们说那儿的情况大不一样，社交生活丰富得多。在曼彻斯特，要么是只有男人才参加的聚会，要么就是男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姑娘坐在酒吧里。
大卫尽力让情况好一些。为了我4 月份的25岁生日，他意外地为我举行了一个派对。你可以称我是可悲的女人，但是我对意外的派对一直都很恐惧。官方消息称大卫要带我去曼彻斯特的一家法国餐厅吃饭。我的妈妈、爸爸已经来了，布鲁克林将由他们照看。
我们穿戴完毕，大卫开车，就在去曼彻斯特的半路上，大卫说他忘了带信用卡，我们不得不开车回去拿。到了公寓前，我说我在车里等，但是他说，不，天太冷了。
因此我们就乘电梯上去，一走进大厅，一大群球员齐声说“生日快乐”。我不知所措——我是说，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赶到奥尔德里—埃吉来为我庆祝生日，那感觉真是太好了。但是，我的朋友们一个都没到场，他们会怎么想？而且，是的，所有的男人们在一边，而所有的女人在另一边。
我穿了三个月的田径服，经常哭。打电话给妈妈时，我会哭；打电话给妹妹时，我会哭；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哭。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产后忧郁症。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从不出门。我没有这个信心。大卫外出训练的时候，我就坐在厨房的工作台上，打开百叶窗，盯着窗外沐浴在阳光里的乡村看。那是惟一能让我摆脱忧愁的办法。
大卫特别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我想，我有点嫉妒大卫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似乎并不像我有那种将要溺死的感觉。
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文身。
吉米·古尔扎，梅兰妮的男朋友，有很多文身，大卫也一直渴望做一个。这是男人的事。因此吉米安排大卫和这个意大利人克劳迪奥见了面。吉米所有的文身都是克劳迪奥做的。接着就到了做文身的那天晚上。屋子里的摇滚乐声音开得很响，尽管两个孩子都在那儿：布鲁克林睡在我们所说的桶里，他那个可以拿出来的汽车座位。菲尼克斯睡在床上。
文身就在隔壁房间进行，播放着非常吵的“第二太平洋”乐队的快板歌《就该这么做》——为了淹没大卫的尖叫声，这是我的主意——从那以后，我们就把这首歌叫做大卫的文身歌。屋子里到处都是烟。大卫趴在里面装了豆子的小布袋上，那个家伙光着上身，身上到处都是文身，盖满了。事实上挺吓人的。一开始这个家伙用钢笔写。幸运的是在他们正式开始做文身之前我进去看了一下：克劳迪奥把布鲁克林名字里的字母“Y ”写成了“I ”。大卫当然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的脸正埋在豆子袋里。
当然，我们曾经讨论过他的文身，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布鲁克林18个月时我才也做了一个文身——在脊柱底部文了三颗星。也就是那一次，大卫把我的名字用印地语文在了胳膊上。
“那么，宝贝儿，”他说，“这能证明我有多爱你吗？”
“那我该做些什么？”
他露出了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你也文一个。”
尽管我喜欢在胳膊上文一条大龙的主意，但是这会带来一些限制。而在腰部以下我可以处理好。就这样我文了三颗星。一颗代表我自己，一颗是大卫，另一颗就是布鲁克林。
后来，有人指出，其实那三颗星指的是我能熬过三个月冰窖一样的生活。
奇怪的是文身一点也不疼，而且那个家伙很有趣。
“至少‘高贵’没有毛茸茸的屁股。”他说。
笑声是摆脱沮丧的最好办法，大卫就属于总能看见事情有趣一面的那一类人。当我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忘记他不在身边时的空虚。另一个摆脱沮丧的办法就是工作——如果你很忙，就没有时间去想你有多悲惨。
最后让我摆脱沮丧的是安排我们的婚礼。在美国巡演时，甚至在我怀上布鲁克林之前，我们就开始考虑了。我知道自己不善于把事情安排给其他人做，尽管我不断地听到爸爸的声音在说“如果想把事情做好，就得亲自动手”，但是，就是我自己也意识到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事。我对婚礼安排方面的事一无所知，从在教堂干什么到你可以在哪儿租到大帐篷、椅子和桌子。我需要的是一个婚礼协调人。
正是我的巡演主管理查德让我接触了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琼斯。我回伦敦的时候和他见了面，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佩里格林。他非常有趣，个子矮矮的，脾气好极了。他和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是同父异母兄弟或者其他什么关系，就是那个娶了玛格丽特公主的摄影师，现在称为斯诺登男爵。佩里格林听起来比他现在的地位甚至更高贵。但是他一点也不自高自大。他完全不把他的这层皇室关系放在心上。例如我会给他打电话，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就会说：“带着那条威尔士考杰狗散步。”
在布鲁克林出生前，我去看了拉特尔斯城堡。自从巡演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是我看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合适。这个地方离公路不能太近，可是还要让客人们容易找到。同时，我还希望那儿有为客人们提供的舒适的房间，而拉特尔斯城堡有十四间卧室。我当然希望在英格兰举行婚礼，但是看过的地方都不合适，要么就是他们听到“高贵”和“小贝”这样神奇的字眼，立刻就会开出天价。
事实上，这时候钱并不是问题。我们订婚后不久，大卫的经纪人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有人愿意出100 万英镑买那些照片。我很矛盾：这是我们的婚礼，我希望它尽可能地让我们多一些隐私。而且我也真的不想上《你好！》杂志。它被戏称为《你好！再见！》杂志：所有那些让他们的婚礼登在该杂志上的人都以离婚而告终。但是说到底，假如有人走到你面前、给你开出那么高的价码，你至少会想一下，否则你不就成傻子了。
最终使得我们做出决定的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让杂志做这件事更保险一些。他们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我的肩上好像卸去了一副重担。现在我不用再担心拥挤的歌迷。
他们能办到我力不能及的事。靠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将绝对是一场噩梦。要想确保没有人擅自进入派对现场，付给我们的100 万英镑只是他们的第一笔开支。在梅兰妮·B 的婚礼上，一群摄影记者躲在一个小岛上，穿着伪装服在那儿躲了好多天才被发现。
我们去看拉特尔斯城堡的时候肯定是一月份，尽管那时天气很冷，到处都是冬季萧索的景象，但是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结婚的地方。像所有小女孩一样，我也曾想像我的婚礼将会举办得像一个童话故事。我是公主，大卫是王子，我们将在城堡里结婚。大卫和我有一样的梦想。拉特尔斯城堡和我想像中的城堡完全一样：有塔，有角楼，上面爬满了常春藤，颇具乔治王时代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城堡里面也如你们所能想到的那样古色古香，但都刚刚装饰过，不像我们以前去看的许多地方肮脏得让人不快，诸如椅垫上有破洞之类的事。我想要一个非常干净、让人感觉很愉快的地方。拉特尔斯城堡正是那样。两家人将要住的所有房间都很漂亮、阳光充裕，开着大窗户，还有让人感到快乐的气氛。甚至连地毯都是新的。
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那个装饰性建筑——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石头废墟，离主建筑大约500 码。
“那么，这里难道不是结婚的最佳地点吗？”佩里格林说。要看出这一点，你得有点想像力，不过，没错，如果佩里格林能舞动他的魔杖，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事实上路边就有一座教堂，但不是特别好，在安全方面，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事实上，那个装饰性建筑是一片废墟。它一直延伸到岩石中，因而特别潮湿。一个流浪汉曾经住在那里，没有地面可言，你能听见下面的流水声。但是如果他能把它改造好，那它就是完美的，完全符合我和大卫所想要的浪漫的罗宾汉式的中世纪风格。但是，佩里格林说还有一个小问题。在爱尔兰，要使婚礼合法，必须在受到神庇佑的土壤上结婚。
和阿伦·爱德华兹在一起工作的卡罗琳·麦卡蒂尔来自北爱尔兰；你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凑巧的事，她父亲与教堂有点关系，就这样我们得到了特许。否则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婚姻根本不合法。那岂不是很滑稽吗？不利之处在于，佩里格林解释道，那里只能容纳少部分人——最多30个——不过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个附带的仪式——参加这个仪式的将只限于一些最亲近的人，接着我们将举行盛大的派对。
最困难的部分是必须找到一个与大卫的训练日程不冲突的周末，因为拉特尔斯城堡已经有了很多预约，所以最后我们只有一个时间是合适的：1999年7 月4 日，星期天。
因为要做好多准备工作，所以拉特尔斯城堡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我们租下了。我们在婚礼前两天去看了一下，那时它已经像我们计划的那样了。
《OK！》杂志生怕哪一家竞争对手发现什么，所以，事实上是他们雇了一架私人飞机接我们去了都柏林——“我们”
包括我们全家和我的结婚礼服。
刚订婚的时候，我想逛百货商店一定是件不错的事，因为那就是你该做的事，和妈妈一起去买结婚礼服。因为当时我们在纽约，这又显得更方便了一些：塞克司，巴尼司，布罗明戴尔（这三家均为纽约著名百货公司）。但我什么也没看中。它们都很糟糕。
把我介绍给维拉·王的是“辣妹”的形象设计师肯尼。她的生意主要在纽约。她的设计具有浓厚的好莱坞风格，她为莎朗·斯通（好莱坞著名影星，以性感著称）、尤玛·瑟曼（好莱坞著名影星）
和玛瑞亚·凯里（美国著名歌星）这样的人提供服装。肯尼和我一起去了维拉·王在曼哈顿的展室，我非常喜欢一件前襟脖颈下带遮沿的礼服，决定那正是我想要的。维拉把这件礼服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我；她确实很慷慨，因为这样一件衣服值一大笔钱。这件礼服的束腹内衣是一个叫珀尔先生的人制作的。他是英国人，在服装设计圈里非常出名，但是相当古怪。他自己也穿束腹内衣，为了突出他那22寸的细腰，他拿掉了两根肋骨。事实上，他无法正常说话，因为他穿束腹内衣的年数太久了。他总是穿着它，甚至睡觉时也穿着。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才脱下来。但他确实非常有天赋，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制作过程是这样安排的，礼服的束腹内衣将由珀尔先生来做——维拉·王会把布料送给他，由他把束腹内衣缝上去——同时，她在纽约的制衣间里把套裙做好。
肯尼的另一个想法是由安东尼奥·贝拉蒂制作婚礼仪式结束后穿的服装。我曾经看过他设计的服装的照片，非常欣赏他的设计——他制作的女服非常好。这一次他将为我和大卫两个人设计服装。
我开始想穿一件侧面开着长衩的紧身、性感的结婚礼服，但当我试穿传统结婚礼服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抵挡它的魅力——你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穿那样的荷叶边装饰的礼服而又显得很得体。我可以把紧身、性感的那一件留到晚上穿。
安东尼奥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脾气非常好，从来不会对任何人使坏。在时装业，许多人都是些坏脾气的家伙。但是他一点也不。时装业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件东西他们总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好。在这个方面，维拉和安东尼奥都是忠实‘的奉行者。他们忙了一整年，拿试样，缝纫机转个不停，可是到了婚礼前三个星期，还是不见两件衣服的模样。
曼联夏季停赛后，我们决定在婚礼前离开几天。南希·贝里真好，她说我们可以去她在托斯卡纳的家。南希嫁给了肯纳·贝里。肯纳·贝里和理查德·布兰森开创了维京唱片公司，南希在那儿工作时遇到了他。现在肯纳是百代唱片公司的负责人——他的总部设在伦敦，南希负责维京唱片美国方面的事务，所以我认识他们俩已经有许多年了。他们的房子所处的位置非常偏，媒体很难发现我们，而且在那儿我们还可以好好晒晒太阳。
我们的婚礼引起了大量媒体的关注。他们甚至搞到了邀请函。我们知道请帖一定是被偷去的，因为当时一份请帖还没有发出去。
在我们离开伦敦之前，维拉·王从纽约飞过来，让我最后试穿一下结婚礼服。我们在“蓝马克”宾馆会面。这时离婚礼还有整整两个星期，我在试穿礼服时，身后的电视里正在转播索菲·莱斯- 琼斯和爱德华王子的婚礼。那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后来媒体大做文章，比较这两个婚礼——哪一个是年度最佳婚礼，哪一个最气派——荒唐的废话。那些小报对索菲非常刻薄，说她太胖、没见过世面。可我认为她看上去很漂亮。
我和大卫一直说我们宁可不找保姆，和布鲁克林在一起时我们都得到了很多乐趣，看着他长大，见证每一个细小的发展，我们都不想错过任何东西。而要想这样，惟一的途径就是始终守着他。
我并不是说找保姆有什么不对，但我们两家人都那么帮忙、那么爱我们，我们觉得即使不找保姆，我们也能应付。
可是随着婚礼的迫近，我妈妈说为了那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有个人照顾布鲁克林是个不错的办法。佩里格林非常爽快地说我们可以借用他孩子的保姆莉齐。她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很像一个黑脸、卷发、穿着鲜艳服装的洋娃娃，总是那么快乐。
“既然你们打算在婚礼期间借用莉齐，”我妈妈说，“那为什么不让她和你们一起去托斯卡纳？这样可以让布鲁克林习惯她，也让你和大卫多一些时间在一起，而不用总是担心孩子。”
因此我们正是那么做的。
莉齐已经习惯为那些希望她整天照顾孩子的非常富有的人工作了。但是当我打电话和她最后敲定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并不需要她整天照顾布鲁克林。我只要她在晚上偶尔帮帮忙。“那样我和大卫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不用一会儿就跳起身了。”睡懒觉就不必说了，因为贝克汉姆家从来没入睡懒觉。
在机场时，莉齐问吃饭的时候她是否要坐在另一张桌子上，我说，别傻了。让她一个人坐到旁边去显得不太友好。
莉齐是个好女孩，第一天晚上我们请她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这是个错误。她在那儿的全部意义就是让我和大卫有时间单独在一起，而不是让我们和一个不熟悉的人进行礼貌的对话。
在我们动身去意大利之前，我的贝拉蒂服装还没到，但是，因为“第二梅斯特罗”（著名服装设计公司）的总部离南希·贝里家只有两小时路程，贝拉蒂说他会过来让我最后试穿一下。
幸亏他让我试穿了一下，因为那件裙子不太成功。尽管我很喜欢他在衣服的领口边做的那些花，可是紫色的紧身装侧缝开得过高而露出了里边红色的丝质衬裙。花瓣上嵌了许多水晶，以体现花上有露珠的效果。
“不是大问题。”他说。他会在下星期到伦敦把礼服送给我。
离婚礼还剩四天。维拉·王的礼服到了，非常好。安东尼奥·贝拉蒂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到了。我们上了楼——不让新郎偷看。我穿上礼服，拉链裂开了。不仅如此，衬里也皱了起来。
“瞧，真是糟透了，安东尼奥。”
“别担心，维多利亚，我明晚再来。”
距婚礼还剩三天。安东尼奥七点左右过来了，这一次带来了一台缝纫机，一位女裁缝，还有一位助手，负责把花缝回原处，因为每次改动上身，都不得不把花拿下来。
距离婚礼还剩两天。
安东尼奥·贝拉蒂在凌晨四点才离开。
中午。卢顿。安东尼奥·贝拉蒂制作的衣服装在箱子里。
可是维拉·王制作的礼服得用一辆货车送到机场——礼服装在一个专用大盒子里，内装挂衣杆，以免服装在运输途中被压皱。正当我设法躲避拍照、走上飞机舷梯的时候，为我们搬行李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法把那个大盒子搬进去。
“你说什么，搬不进来？”
他们说的是我的结婚礼服。我的结婚礼服，你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家伙。
“那东西绝对进不了货舱。你们得把它带进客舱。”
因为那东西有电话亭那么大，只有一个办法。我爸爸让所有人都下了飞机，我们站成一圈以防记者的长镜头拍到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拿出礼服，走上舷梯，风吹得包装纸呼啦呼啦地响。沿着机舱内的通道，我们把它拖进了洗手间。
“如果要去洗手间，非得把它打个结才行。”我爸爸说。
很有魅力，不是吗？
那两个孩子异常兴奋。最后，大卫和那个机场搬运工把大盒子叠好，放在货舱里：到了那一头我们还得用它。
我们到了都柏林机场，天气糟透了。我一直担心的就是那些灰尘并且祈祷不要下雨，因为我们还得把礼服再装回到盒子里去。因此，大卫抱着布鲁克林，其余的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把礼服往盒子里装，因为把那么一件镶满荷叶边的东西放进去要比把它拿出来难多了。就这样我们都呆在停机坪上，就像电视系列剧《迪伯利的牧师》中的一个片段。
因为和《OK！》杂志的协约，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哪怕是看一眼。
到了拉特尔斯城堡见到佩里格林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他看上去像个高贵的小精灵，因为他身材矮小，但是几个月来的会面、想主意、做决定使我感觉到他更像是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叔，一个我完全可以依靠的人。当我看到那个装饰性建筑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我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有一扇哥特式窗户，因为很小，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还有一座桥，要是在过去，上面会站着号手。他干得棒极了。所有的墙壁都打扫过了，地上铺设了人工草皮，第二天将点缀上一些干花以及下面小溪边的鲜花。他还弄来了白桦树，把它们放在城堡里，这样墙上和顶上就会布满树叶和枝条。事实上，这是我的主意——我想让整个婚礼现场显得枝叶繁茂，这样才与城堡的氛围相一致。树上挂满了五彩的小灯泡。他让一些老枝条变成了圣坛。
我的婚礼花束遵循着同样的乡村主题——苹果、圣约翰的野浆果、常春藤、迷迭香和黑霉。我的伴娘是利伯蒂和大卫的姐姐林娜的小女儿乔治娜。她们打扮成精灵，拿着常春藤和嫩枝，还戴着薄如蝉翼的翅膀。
那是异常精彩的一天。我头一次没有时间感到紧张。再说，我为什么要紧张呢？婚礼稳稳当当地由佩里格林操持着；而且我就要嫁给我至爱的人了，我从没想过我爱一个人会爱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点让我感觉很好，那就是“辣妹”家族又聚到了一块儿。不仅有那几个姑娘和她们的妈妈，当然还有肯尼，以及我的发型师詹妮和化妆师凯琳。只有洁芮不在。我不可能邀请她，因为那可能会引起太多公众的关注。可是在婚礼前大约一个小时，肯尼给了我一封信。是洁芮的信，肯尼仍然能遇到她。
这是她写的一首诗——有些潦草——她说是在车里写的。读了她的诗，我哭了。因为发生了那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我在想她还没见过我的孩子，几乎不认识我的丈夫。
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该多好。事情变成这样真叫人伤心，我们曾经那么亲近。我一下子又想起来这事实上有多让人伤心。
为我们主持婚礼的科克市的主教非常和蔼，和舍伍德森林的格调十分合拍，正如我想像中的托克修道士（罗宾汉传奇故事中的人物）——头顶部稀疏的头发、胖胖的、让人愉快的红面颊。他甚至还穿了紫色的服装，和紫、红、绿的主色调相匹配。
经过多次修改，我们的晚装十分精彩，尽管布鲁克林吐脏了他爸爸的衬衫，因此他的领带上有了让设计师发晕的斑点。可我们一点也没料到斑驳的杂色领带一年后会引领时尚。
我们共有225 位客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身着白色或黑色服装。我妈妈穿的是玛丽亚·格拉其沃吉尔制作的服装。她在1997年曾经借给我一套晚礼服参加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
大卫和我爸爸都做了感人的发言。大卫哭了。我哭了。
我妈妈哭了。和普通人的婚礼一样，因为这不是一个明星云集的婚礼。埃尔顿因为耳朵病毒感染，到最后一刻他还是未能出席。除了“辣妹”，没有其他明星。这就是媒体所说的我们的婚礼中让人失望的一点。我们希望婚礼尽可能浪漫一些，我和大卫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和王子，结婚之后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这其中有很多——我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都只是一些颇具讽刺意味的话罢了。
婚礼距离训练开始的日期非常近，我们知道蜜月的安排将是一个问题。有人为我们提供了魔术师约翰逊在夏威夷的住所。可是到那儿得花二十四小时，除非大卫能有更多的假期，否则根本不值得到那儿去。因此，在婚礼前，大卫请他的经纪入托尼·史蒂芬斯，托尼一直都非常乐于帮我们，去问曼联俱乐部的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大卫是否可以多休息两天，这样我们总共就有十天时间，足够出去一趟了。
事情有些复杂。婚礼后，大部分曼联球员将去澳大利亚进行赛季前的训练，但是参加国家队的球员不去，因为其他人度假时，他们一直随英格兰队训练。所以在回曼联前他们将有四天额外的假期。但是当阿莱克斯·弗格森听说大卫越级申请在其他英格兰队球员四天假期的基础上多休息两天时，他气疯了。大卫不仅得不到额外的两天假，而且其他英格兰球员将享受的四天假期他也不能享受。在训练的第一天他就必须回到老特拉福德。
“可是，头儿，其他队员不是在澳大利亚，就是在休假，我回去只能和替补球员一起训练。”
“你自找的。”
“这有什么意义吗？事实上你让我归队却毫无理由。”
“别这样和我说话。”
“求你了，头儿，我刚结婚。我只想和其他人一样去度蜜月。在这里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得离开这儿。”
“那你就去吧！”“‘可是你要我下个星期六就归队。”
“是的。”
“可是这连一个星期都不到，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那是你的问题，大卫，我一点都不在乎。”
　　　　　　　　　　　第十九章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在阿莱克斯·弗格森往拉特尔斯城堡打电话大发雷霆之后，大卫感到痛苦和愤怒。我早已知道“那老头”不好说话。但这一次他的行为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不给大卫他要求的额外假期是其一，不让他休其他英格兰队员都有的四天假，则纯属报复。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
我们俩都很疲倦。那就是现在人们要去度蜜月的原因——不是为了在性上了解对方，而是为了消除婚姻带来的紧张和压力。我们刚刚举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婚礼，可是，突然，蜜月没有指望了。
我给“辣妹”办公室打了电话。有人建议法国南部的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房子也许有可能。办公室和他的私人助理谈了，助理说我得给他的妻子玛德琳打电话，玛德琳非常爽快地说我们可以去那儿。
这真是天赐之物。但由于大卫不得不在周末返回曼彻斯特，我们只有四天的时间——一天去，一天回，两天的蜜月。因此我们问保姆莉齐她能不能也去。除了其他的所有事以外，一想到无眠之夜，我就受不了。尽管我发现很难把布鲁克林交给别人，但这只是在夜晚。这一次我得这么做。
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房子在卡普费拉，靠近尼斯，是个伸进大海的半岛。你驱车进入一个巨大的门，房子就在一条长长的美丽的砂砾车道的尽头。那儿只有管家和厨师。室内十分古朴，有许多高背椅和带涡形金框的镜子，跟埃尔顿家的完全不一样，但那儿的每个人都很热情。尽管我们的时间不多，我还是渐渐地放松下来了。那天晚上我嫁给了我爱的人，我成了贝克汉姆夫人。
尽管别墅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吃晚饭的房间，但让莉齐在那儿吃总有点不好，因此我要她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布鲁克林开始哭，谁去哄他？是我。我想都没想就站起来，绝对出于本能。但是在蜜月的第一个晚上，让保姆和我丈夫共进晚餐合适吗？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不应该请保姆。
在蜜月的最后一天，大卫准备了一个惊喜。他给埃尔顿的管家袼朗打了电话，我们以前去那儿时就认识他了，请他租一条船。洛朗是个传统的法国人，个子矮矮的，胖胖的，脸上总带着微笑，他说他会安排好一切的。
因此在我们蜜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开车去安蒂比斯，在那儿上了一艘巨大的白色快艇。这一次只有我们3 个。这是一个像电影明星拥有的那种奢华的游艇，有两个客舱和一个大大的客厅。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因此就沿着海岸巡游，在我们左边是尼斯和蒙特卡洛，一直到意大利的边境，那儿的山脉一直延伸进地中海。
那一天晴空万里，厨师在甲板上为我们准备了诱人的烧烤，有海螯虾、对虾、海鲈。躺在甲板上晒日光浴是多么的放松啊。我现在还记得透过太阳镜看着天空中几片蓬松的白云慢慢地飘过来。突然太阳躲进云层，天空转变成了暗紫色，没有任何预兆，我们一下子就遭遇了暴风雨。我想到的就是我没给布鲁克林带一件婴儿用的救生衣。尽管我们已走下楼梯到了客厅里，我们两个还是紧紧抱着他。无论这个孩子的处境多么艰难，他是一切，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最精彩的东西。我知道我会尽一切力量保证他的安全。
暴风雨突然停息了，正如它的到来一样突然。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暴风雨云聚集起来然后突然爆发。
4 天之后，我们飞回了曼彻斯特，大卫也恢复了训练——每天早晨25分钟和替补队员一起。真是滑稽！
当其他队员从澳大利亚返回时，大卫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我在奥尔德里·埃吉带孩子时，其他的“辣妹”都在做她们的个人专辑。甚至梅尔·B 也在做专辑——当然，比起我来，她的宝宝要好带些。但我还是有被冷落的感觉。
我知道我想做些事情，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由于我对自己唱歌没有信心，我想尝试一下表演。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点被推进了那个领域：西蒙·福勒总是说我将会成为像莉斯·赫尔利那样的女演员。我很喜欢拍《辣妹世界》。无数天的起早贪黑，但是这当中充满了欢笑。尽管它受到了评论家们的指责，但是我个人感觉很好。
“辣妹”和威廉·莫里斯有很多业务往来，它是洛杉矶较大的演出中介。因此，当我可能进入演艺圈时，威廉·莫里斯在伦敦的办公室就成了明显的选择。我在那儿的经纪人是塔拉·约瑟夫。我幻想自己和布鲁斯·威利斯共同主演拯救世界的影片。或者是一部恐怖片，那样的话，至少我就不愁没有续集了。说真的，我希望有很好的演员班底和一位很有声望的导演，我不想一人担起一整部影片的重任。
自从4 年前的《坦克女郎》以来，洁芮偷爆米花的那次，我的第一次试镜是为影片《查理的天使们》。
这一次我的打扮确实和剧中人物一样：我穿着一条紧身裤，尖头鞋，还有与之相配的手袋。有人给我送来好几个剧本，而只有这一个真正让我兴奋。我真的很兴奋，但也有点害怕。试镜时我得表演一个场景，镜头外有人给我说台词。这很难，听起来有点像拿气球来当足球踢。
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录影带被送往好莱坞，几天后我会听到回音。我非常非常想做点什么。像我这样的工作狂，如果无处宣泄我的精力，我会变得易怒。因为我们不知道试镜几时结束，所以我们打算在我回来后去中餐馆吃饭。
当我父母家的安全门滑开时，大卫和我妈妈站在门口，这很不寻常。
我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一幅定格的动画。我进了屋，休息室里的电视还开着，布鲁克林躺在他的“小桶”里睡着了，我弯下腰，轻轻地吻了他的额头，生怕把他弄醒。我妈妈说他们有事要跟我说。大卫搂住我，吻了我一下。
“说吧，什么事儿？”妈妈让我坐下时我问她。
“好，你别惊慌，”她说，“我们受到了恐吓，有人试图绑架布鲁克林。”
立刻我的心跳加速，怦怦直响。这是我听到的最糟糕的事儿。
我开始大口喘气，但没有泪水，我口干舌燥，我努力想说些什么，但一个词也没吐出来。
“警察说，这可能只是个恶作剧，”大卫说。但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认为不是这么回事。有人往曼彻斯特的那个商店打了个电话，大卫以前的朋友蒂姆仍然在那儿工作，他有我妈妈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的人说他会在两星期后再打。
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此人有曼彻斯特口音。警察试图追踪电话，但是电话是用超市货架上的手机打出的。我的家人几小时前已知此事，但他们没有给我打电话，因为这不是什么电话上能说的事。
我的整个世界崩溃了。
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些关于人们被绑架的事儿，绑架者如何证明他们绑架的人还活着，比如邮寄人体的一部分，像耳朵之类的。我是这里惟一看报的人吗？但那时大卫只是搂着我，我开始哭泣。
我们不能总是呆在房子里，我们需要保安。自从巡演结束，我就没用过司机。当我需要司机时——像这次参加《查理的天使》的试镜——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就来为我开车。
找谁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弗兰克，他曾经把我们从波特兰医院安全送回家。他非常专业，开车很稳，你可以把生命托付给他。
我告诉他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表现得镇静自若、条理分明，但他能看出来我已处在歇斯底里的边缘。
“别慌，维多利亚，我们会处理好的。”
接下来，我给南希·菲利普斯打电话——她还在办公室——告诉她发生的事。
我妈妈正在叫外卖。
我想吃什么？
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
一小时后，弗兰克打电话来。
“维多利亚，你还记得道杰吗？”
是的，他曾给“辣妹”开过几次车。
“好的，维多利亚，道杰将为你开车，他还认识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的一个人，此人能提供24小时保护。如果你觉得还行，道杰上午就带他来。”
这事发生的时候布鲁克林一直在睡觉。我真的想叫醒他，抱着他，看他笑。但我知道我不能。他的睡眠还不是很好，他能睡着的时候要让他睡。我不停地看着他的耳朵，真的很漂亮。我看到他的小手张开着，似乎要什么东西。一想到有人要伤害他，我感到怒火在体内燃烧起来。因为那就是恐吓电话的意图所在。我盯着他看，好像我是一个照相机。
长长的眼睫毛，眼皮上细细的血管，前额上的凹穴在一上一下地搏动着。小嘴噘着像要喝奶。我边看着我的儿子边想：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
那一夜，布鲁克林睡在我和大卫中间。从现在起，我不会让他走出我的视线。大卫明天一大早就要返回曼彻斯特，我真的无法忍受他的离去。他睡着了，但我没有睡，只是躺着，倾听着他们俩的呼吸。
8 点，道杰来了。他四十多岁，穿着很精神。他不断地说：真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儿，维多利亚，但是，你别担心，我们会帮你处理好的。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他带来的一个人，此人能给我们提供24小时保护，他就是马克·尼波里特。
这种时刻，你得尽快作决定：行或者不行。我看看他，35岁左右，但他的头发已开始脱落，这让他看起来更老一些。
虽然他个子不高，不超过五英尺七，但他壮得就像一只牛犬。他穿着西服，戴着一副小小的圆眼镜，这使他显得很聪明。这是个不错的组合——我能看出来他正在仔细考虑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后来知道他实际上和道杰住在一起，他们在博乌合住一所房子。
我得作决定。好吧，我将试用他两周。看看情况如何。
每天早晨马克和道杰都开着道杰的奔驰一起来。大多数时候我与道杰一起，马克开我们的一辆车，因为里面已装好婴儿座，我妈妈或大卫的妈妈会跟着他。
我确实也跟马克出去过几次——他说布鲁克林最好不要总坐同一辆车——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非常专业，总是看着后视镜。
“看看我们是否被跟踪，”他解释道。
马克·尼波里特是我祈祷的回音，是我的白衣骑士。对我自己来说，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全，那也意味着当我不得不去工作时，我的儿子也安全。
他总是开玩笑说他能防弹。有一次他真的对我说，如果有人想伤害我或布鲁克林的话，“我会挡在子弹前面”。
一天，我说我很惊讶他戴眼镜，而不戴隐形眼镜。哦，他说，他其实不需要戴眼镜。“我戴眼镜只是为了伪装”，为了让人觉得他并没有事实上的那么难对付。
但事实上我和他说的话并不多。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我们外出时，我不和你讲话。因为如果我跟你说话，我就不能集中注意力监视了。”
大约3 周后，马克对我妈妈说起将长期为我们工作的事情。
“维多利亚为了她的安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告诉她，事实确实如此。从一个事务所雇一名司机，你要付每小时的工资，外加英里数和汽油费。除此之外，还要付事务所一笔佣金。马克建议我们直接雇佣他，他还说，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他和道杰。布鲁克林只有6 个月大，不可能总是把他带出去，而我不管怎样也不是每天都工作。
我妈妈很赞成。两周过去了，没有再受到恐吓。
尽管这事儿跟“辣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办公室的南希·菲利普斯和马克进行了最后的商谈。我不想自己去谈钱的事。马克要求从每周八百英镑增加到一千英镑。一大笔钱。但他真的很能干。他的个人简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从事为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人提供贴身保护，以及负责监视复杂的电路安全系统。他甚至为科威特皇室成员工作过。
除了我们各人自己的事情外，我们还在做第三张“辣妹”专辑。因为我们现在不住在一起，制作起来就要费些时间：要花些时间再次适应对方，要花些时间让“辣妹”之间产生感应，在安排上还要与我们各自的日程不冲突。一旦我不和女伴们一起工作，不读剧本时，我就努力将那所房子尽快整理好。正如我所说，一旦我有事情做的时候，我总是会更高兴，而罗尼贝里的房子就是你能想像到的最大一件事情。
自从我们买了奥尔德里- 埃吉的公寓后，我们就一直想在伦敦找一所房子。在曼彻斯特有好几个我们中意的位置，但在伦敦，我们并不在意它在什么位置，只要它在乡村，有广阔的私人领地，比较靠近25号公路，最好是在北边，靠近我家和大卫家。我不想要一个什么都收拾好的房子——我想找个机会去摆弄摆弄，但是我也不想买个摇摇欲坠的东西。不能有河，以免布鲁克林会掉进去。最重要的是，那地方得显得轻松，开阔，有非常惬意的家的感觉。
我们感兴趣的房子不常出现在房产商的橱窗里。这都是说说而已，要是你没时间，最好找人帮你做这事。梅兰妮·B 和洁芮两个人找了同一个房产代理人，所以我也和她联系了，埃尔顿还帮我联系了一个叫约翰尼的人。
真是令人惊讶，即使你想花一百万，像这样的房产在地球上还是很少。我看了白金汉郡和萨里郡的房子，还有一处房子在埃平附近。拳击比赛推广人弗兰克·沃伦的房子非常大，需要一大群工作人员来维持日常的运作。我不想要这么大的房子，大卫不在家时，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生活，会感到很不安全。
我上了罗尼贝里的那座房子的汽车道时，就立刻爱上了它。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个巨型玩偶的房子，红砖，中间有白色嵌缝。坐落在25英亩土地的中间，因此房屋四周除了花园以外什么都没有。尽管它很大，大得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是它仍然有一种家的感觉。我见到它是在初夏，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长窗洒在后面的主房间里。
这儿的装修不是我想要的风格——有点呆板——但并没有令我不快，那只是意味着我将享有重新装修的乐趣。我真的很喜欢房间的布局——只有厨房我需要作些改变。我们想要一个可以在里面招待客人的厨房，假如我们想的话——只需要推倒几面墙，我就这么决定了。
我一看到它就给大卫打电话。位置再好不过了：沿11号公路去西区不到一小时，距我妈妈家20分钟，距大卫父母家半个小时，距斯坦斯德10分钟。
自从我爸爸改换了霍兹顿我出生的那所房子的窗户后，他就一直喜欢收拾房子。几年来有两三次了——我记得一次是在托特汉姆——想到让他来收拾这么大的房子，他和我一样的兴奋。我想尽量只让家里人知道这一切，所以我请我妈妈和爸爸的朋友戴尔来做这件事。
9 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我在工作室里工作到很晚，我和姑娘们正在为我们的第三张唱片录制歌曲《怨》，和我们合作的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制作人兼歌曲作者罗德尼·杰金斯。
上午，马克把我送到西区，然后去了赫特福德郡和我妈妈及布鲁克林呆在一起。马克坚决要求布鲁克林不能离开房子，哪怕在花园也不行，除非有他跟着。他说：“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绝大多数时间马克只是闲着，或者做一些杂事。尽管桑德拉和露易丝有时会带布鲁克林出去，照料布鲁克林的重担主要落在我妈妈身上。她总是说：“别担心布鲁克林，他在这儿很好，就把他交给我好了。”事实是她几个月来都不曾有过正常的生活。
大约10点钟，我走下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的台阶时，马克正等在我的那辆小小的绿色奔驰SLK 里，像往常一样穿着合体的海军蓝西服，十分精神，看起来就像他当兵时一样。作为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员，甚至都没问我今天过得怎样。而事实上我累坏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给大卫打了电话，他正在伯纳姆比奇斯和英格兰队在一起。第二天他们将在温伯利迎战卢森堡队。我说赛后去看他。尽管伯纳姆比奇斯离这儿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在25号公路附近，但是这和在外赫布里底群岛也差不多。一旦进了训练营，就像到了修道院里。
进家门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后门边上的冰箱。早餐后我就没好好吃过东西，我快饿死了。我爸爸在打电话，看上去很严肃。我记得我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他没有反应。我拿了些鸡，是我妈为晚餐准备的，走进客厅，妈妈和迪、戴尔都在。
我爸爸打完电话后对我说：“维多利亚，你能到这儿来一下吗？”
既然他负责房子的装修，几乎每天都要做出一个决定。
房间的门框都改成了哥特式的形状以适应房间的大小，但那些通往游泳池的门就成了问题。
我走回厨房。但这和房子没关系。
“刚才是警察，”他说，“他们得到了内线消息。”
“布鲁克林？”我一下子僵住了。我几乎说不出他的名字。我爸爸点点头，伸出双臂搂住我，那感觉肯定就像搂着一个石像。我好像已经变成了石头。这就像一个梦魇，当你醒来时意识到这是噩梦，然后睡去，但却又回到那个噩梦中。这不可能发生。我爸爸仍搂着我，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警察收到可靠消息说：布鲁克林将在第二天，9 月4 号，被绑—架，然后被带到汉浦斯代德“主教”大道的一个地方。
明天。我口发干。他们选择明天是因为他们知道大卫不在家。明天。我看看手表，这只表是大卫送给我的。到明天还剩几个小时。明天从今晚午夜就开始了。接着我的肾上腺素—直往上涌。
那块鸡一直没吃。3 天后它仍在厨房。
我做的第一件事儿是跑上楼，看看布鲁克林是否还好。
他正躺在小床上，睡得正香。然后我在他房间外面的平台上叫马克，他说他要去换衣服，尽快回来。他要我拉好窗帘，锁上所有的门，家里任何人不得离开房子。
然后我打大卫的手机。伯纳姆比奇斯的总机在比赛前的那天晚上通常不转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才不在乎英格兰队呢，除了布鲁克林我什么都不在乎。我没办法不告诉大卫。这该死的足球。
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刻信号中断了，电话里喀喀作响，我真受不了。大卫说他一会儿打给我。他要跟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凯文·基冈谈谈。听到大卫的声音本该让我平静下来，但没有。我感觉在跟一个巨大的有回音的山洞说话。房子里可能都是人，但当我放下电话时，我感到非常孤独。
半小时后马克来了，他已不再是那个几小时前接送我的司机。起先他的穿着看起来很随意，但现在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在说：我来负责。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门窗。亮着灯的窗户目标太明显，他说。如果他们带枪来，他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
我在发抖，哆嗦着。我能感到血在我的脖子里涌动。嘴里非常干。大卫怎么还没打电话来？我必须做点什么。我要是不找点事做我会发疯的。所以我去检查检查窗户，那些窗户我早已检查过了，马克也检查过了。但马克不是我家里人。除了家人，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看起来我就像个机器，只是在检查窗户，等着玻璃被砸碎，等着有人端着枪、戴着面具从窗户冲进来，带走布鲁克林，他们选中的那个。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我呆在楼上布鲁克林的房间里，看着他，这时大卫打电话来。我妈妈接了。我像患了紧张症或是什么的一样坐着。
她在门口低声对我说，大卫正在路上，主教练也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我记得当时这么想，阿莱克斯·弗格森不会这么做。
我能听到楼下我父母正悄悄地和迪、戴尔说着话。我只是在布鲁克林的房间外面的平台上走来走去，而马克则在黑暗中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注视着外面的动静。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当我听到大门口汽车的声音时，我强烈地感觉到松了一口气，这种感觉我记得我以前从没有过。大卫。和他一起来的有凯文·基冈，还有特里·贝尔纳，他是英格兰队的按摩师，其实更是一个朋友。
这时肯定有凌晨一点了。大卫看上去很糟糕。我以前从未见过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但是，我再怎么称赞他都显得不够。他真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是你可能遇见的最好的人。他说他知道我的感受，当他在德国时，他和他的妻子曾收到过死亡恐吓。
尽管警察说呆在屋子里会没事的，马克说根据他对情况的判断我们应该出去，找个安全的房子。
正是凯文·基冈建议我们去伯纳姆比奇斯。英格兰队不在那儿训练时，它是个普通的旅馆。正如我所说，英格兰队的训练基地就像一个修道院。谁也别想进去。
“给我们半个小时，”凯文在和大卫离开时说，“你们到的时候，房间就为你们准备好了。”
我本以为我和布鲁克林会跟他们一起去，但大卫拥抱了我说一小时后我们就要在一起了，并说最好照老板说的‘做，一切都会准备好的，而我爸爸的四驱车会更安全。
我上楼，把布鲁克林和我的东西扔进了几个包里。我哆嗦得如此厉害，几乎打不开抽屉。我们上了我爸爸的切诺基，马克开着我的奔驰跟在后面，他说以防万一有人想跟踪我们。出门前，妈妈回到厨房，从抽屉里拿了一把刀。她连马克也没告诉。除非你是我家里人，不然我永远不可能完全相信你。
45分钟后，我们通过了伯纳姆比奇斯的安全门，大卫和安全主管正等在那儿。凯文·基冈说我、大卫和布鲁克林可以呆在同一个房间里——这是英格兰队比赛前夜从未听说过的事。这些房间并不是顶好，却是我最愿意呆的地方，和大卫在一起，布鲁克林睡在我俩中间。
我们大约还有4 个小时的睡眠。主教练说他将让大卫决定自己的状态是否好得足以参赛，他还说大卫可以到第二天早晨再做决定。当我们醒来时，大卫还在犹豫不决，但我说我认为这会对他有好处，脑子里不要想任何事。毕竟凯文·基冈是个相当不错的人，而且大卫也不能让英格兰队的球迷们失望。
因此他参赛了。
我们被安置在和球员分开的一个侧厅里，那是主教练和教练组人员呆的地方。不能让球员们知道我们在那儿，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呆在房间里，或餐厅里。
最近的这次恐吓之后，警察决定我们应该装一个全新的带报警按钮的安全系统。安装起来要花些时间，那这几天我们去哪儿呢？
我给埃尔顿打了个电话。他说，只要我们需要，他在尼斯的房子就是我们的。
“只要告诉洛朗你们坐哪班飞机，他会安排好去接你们的。”
但马克说仅在室内装安全系统是不够的，他说最近的一次恐吓相当严重，我们需要24小时贴身保护，他一个人顾不过来。
“为了更好地做这事，为了布鲁克林的安全，我得再雇个人。”
如果马克认为有必要，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他说，在博乌他和道杰合住的房子里还有一个做保安工作的司机，曾和他一起在北爱尔兰工作过。这将意味着每周再花一千英镑，他说，但是由于布鲁克林性命堪忧，他知道钱不是问题。
大卫说，雇吧。
　　　　　　　　　　　　　第二十章 你去死吧
只有我爸爸一个人留下看着他们安装新安全系统。我、布鲁克林、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带着两个保镖飞往尼斯。我们回家时，房子里到处都装上了报警器，12分钟内苏格兰场会做出反应。房子外面摄像机监视着花园的每一英寸土地。他们给我们的电话装上了窃听器，警车在我们房子外面的街道上定时巡逻。
但对我来说，这还不够。每一位父母都有的那种担心孩子有不测的噩梦已经完全变成了恐惧。正如那个人所说，妄想症对人的影响很深。它直袭我内心深处的自信，我已经丧失了冷静判断孰轻孰重的能力。
马克说他和那个新来的保安司机每晚将轮流坐在厨房里盯着监视器。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星期。最后，我爸爸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三天监视，两天休息，那就是说，他们有一天时间是重叠的。只有那一天我妈妈才真正可以自由外出。
在接下来的9 个月里，布鲁克林几乎不曾离开房子半步。马克说布鲁克林去花园也不安全，鱼池边喂鱼也不行。
如今我妈妈说她都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生活的。她不能老是匆匆忙忙去药店，匆匆忙忙去某个地方啊。我妈妈和大卫的妈妈都不能像其他的祖母那样推着婴儿车带他去购物。马克说那太危险了。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恐惧中。
为了来去更方便些，我们让马克和另一个保镖使用罗尼贝里房产处的一套公寓，这套公寓先前是建筑工人居住的地方，工人们曾在那儿煮过咖啡和食物，因此需要清理一下。铺上了新地毯之后，我和妹妹又上街买来所需的东西：从沙发到与之相配的窗帘、羽绒被、高脚凳、微波炉、水壶、电视和录像机。当然，他们是不用付租金的，所有的账单都由我们来付，而且他们还可以用我们的车。
到11月初，没有再收到绑架的恐吓，于是我们决定不再用两个保镖。而且，说真的，另一个人连马克的一丁点儿都比不上。通常，他更多的是个碍手碍脚的家伙，而不是个帮手。我想马克会因再次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而有些不安，但事实上他好像不顾一切地想和我们呆在一起，尽管我指出既然另一个人已经走了，我们还是照原来的时间表工作。马克的父亲一直生病，他额外休了很多天的假。
然而，他总是会问我，维多利亚，你对我满意吗？我会保住我的工作吗？总的说来，我对他非常满意——他父亲生病又不是他的错。但我还是抓住机会向他指出他对我并不总是很直率——比如我第一次面试他时，他告诉我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呆在尼斯的几天足以证明那是十足的幻想。此外，我们在法国的时候，我发现他在给布鲁克林拍照。如果你是保镖，你是不会那么做的。接下来就是他戴眼镜是为了伪装的事。
我说：“你肯定认为我很笨，马克——任何人都能看出你戴着近视眼镜。”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我觉着有点不对劲，但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意识到了。他没戴眼镜。他的眼睛蓝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在给加勒比海度假做广告。他戴了隐形眼镜。
以前他的双眼是一种空洞洞的灰色。现在他的双眼如此之蓝，以致于他看起来像是一直处于惊讶之中。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很敏感。他的工作一直很出色，让他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正如他总是提醒我的那样，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委屈了你的保镖，说不定那种事就要发生了。
12月，“辣妹”在曼彻斯特和伦敦有一系列的演唱会。真有些奇怪，仿佛又回到了“辣妹”世界。我们在埃尔斯特里工作室排练，那里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工作室距我们住的地方都不远，在最后彩排时，我们邀请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前往。
我一直都非常渴望重返舞台。但当我看到演出服装时，我感到十分恐惧——短裙，短上衣——我只想把全身都遮住，因为我知道媒体会说什么。我已从布鲁克林出生前的“丰腴辣妹”变成了“骨感辣妹”。
这开始于我和大卫到迈克尔·凯恩的餐馆、兰根餐馆吃饭的时候，接着报纸就开始谈论我看起来有多么瘦。当他们在大卫·弗里希（埃尔顿的合伙人）的生日派对上拍到我的照片时，“骨感辣妹”的称号就被叫开了。
我将穿着高跟鞋跳舞，他们就会说，要是我摔倒怎么办？他们会说我的身体快要垮了，因为我有厌食症。而事实是，比起以前的那些年，我现在可能更健康。我在想，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但我将会摔倒，这是俏皮的墨菲法则（一种认为凡有可能出差错的事终将出错的俏皮论断）。
报纸上说我瘦，这一点不假，我确实很瘦。自从生了布鲁克林，我的体重就开始减轻，越来越轻，我变得越来越瘦。
我真的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饮食真的有了规律。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果不吃糖我就会晕过去的地步。我吃了一听又一听的芒果、荔枝、橘瓣、梨，还有其他的水果。我一次能吃5 听。我吃起来就像个易饥症患者，但我从不呕吐。
最后，别人劝我去看了中医，他给我做了个奇怪的测试，检查过敏症和食物的不耐性。这一切听起来十分荒谬，但最后你还是照他说的做了。你得拿着一小瓶他认为你可能过敏的东西，然后他会把你的胳膊往下摁，而你得努力往上抬。这显得非常古怪，但是很好玩。有些东西我拿着的时候能把胳膊抬起来，没问题。而拿着另一些东西的时候，尽管我使足了劲儿，我的胳膊就好像是毛毡做的。
结果证明，我缺锌，有假丝酵母（假丝酵母是一种真菌，可能会引起鹅口疮等病）。这有点像曼迪·史密斯病重时的症状（她曾嫁给比尔·威曼）。我认识曼迪是通过她妹妹尼库拉，她与特迪·谢林汉姆订了婚。她们姐妹俩都很可爱，而曼迪吃了不少苦。
那个中医给了我一些药剂，并说我不能吃糖，包括酒、水果、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奶制品和健怡可口可乐。我和我的家庭医生讨论我的症状时，他说我可能有些低血糖——那是与糖尿病相反的一种病——但血液检查从未有过显示。直到今天我才确信我得的就是这种病。
这太可怕了。我确实努力遵循这个食谱，但没能坚持多久。我的偏头痛疼了一星期后，被告知那表明我正在解毒。
那些药片没有任何作用。我的身体在渴望所有我过敏的东西，尤其是水果。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一直躺在床上。更糟糕的是，我们还不在自己家里。我们当时在贝里，加利·内维尔的家，因为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正在安装附加的安全系统。尽管这套公寓在顶楼，只有坐电梯才能上去，但是大卫去训练时，只有我和布鲁克林呆在那儿，我还是感到恐惧。
毕竟，第一次绑架恐吓来自一个有北方口音的人，子弹也曾被寄到沃斯利的房子。恨我的是曼联的球迷，谁都知道大卫·贝克汉姆搬到哪儿去了，他们只要来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抓到我。我们曾想装一道安全门，但其他住户不同意，即使我们说了费用由我们承担也不行。
那时候，我父母家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因此，当圣诞节“辣妹”演唱会到来时我很高兴，那将意味着我们可以住那儿一段日子，还意味着布鲁克林可以和利伯蒂一起玩了。布鲁克林甚至还不会爬，而比他大9 个月的利伯蒂已经能到处跑了。但马克仍说他们不能出去，甚至不能进花园，除非有他陪着。
尽管我妈妈竭力让我吃一些她认为合适的饭菜，我的体重还是没有增加。因此当大多数媒体报道演唱会时，它们登出的照片尽量让我看起来十分瘦，我并不感到吃惊。但不是所有人都企图攻击我。《镜报》（该报纸在布鲁克林出生几天后，登出了我的一张照片，上面画了些箭头，指着我身体的某些部位说，他们认为我该减肥了）写道：“高贵辣妹”惟一不适应的就是几千名歌迷喜欢她在演唱会上的表演。其他的媒体就没这么好心了。
圣诞节后，大卫随曼联队去巴西踢球，我再度感到恐惧的降临。我不想独自呆在那套公寓里。因此我决定，与其呆在英格兰我妈妈家，为什么不出去，逃离这一切，去晒晒太阳呢？他们和我一样已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平生第一次我不再考虑花多少钱，我想要的只是我们都能平安地生活。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多少选择——因为每年这个时候许多旅馆早已被那些与我们想法相同的富人预订了。而且许多地方都不许你带孩子。我本可以去巴厘岛或者塞舌尔，但是那航程对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来说太长了。而我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我只想离开英国一段时间，大卫回国我也就回来了。
我从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 琼斯那里第一次听说了莫斯迪克。玛格丽特公主在那儿建了一所房子以后，这个地方开始出名了。名人们到那儿去可以乐得清静。显然，有时侯，你能看到玛格丽特公主穿着短裤在那儿蹓跶. “棉花屋”是岛上惟一的旅馆，其他地方都是私人别墅。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正是他们引以自豪的一点：他们从不让新闻记者上岛。如果不让任何新闻记者上岛，那绑架者和谋杀者也无法上岛了。我甚至觉得马克都没有必要和我们一起去，尽管我知道他会因去不成加勒比海而失望。我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我们要去——甚至艾伦·爱德华兹。我告诉他我们要去滑雪。如果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那我们就安全了。
莫斯迪克很小——只有3 英里长，2 英里宽。机场更像一所飞机跑道上的简陋小屋，你得趁天还亮的时候飞进来，因为他们没有雷达。从伦敦飞到巴巴多斯，然后改乘一架小飞机飞到莫斯迪克，只要40分钟。那真美。飞机飞得相当低。我们掠过小岛的沙滩，它在落日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片粉红色。
我一走下飞机立刻感到放松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拂过我全身。到“棉花屋”只有5 分钟的路，一切完美得如我所想。那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座座小房子。我和露易丝合住一间，我妈妈和爸爸在另一间。餐厅在主要的一间房子里。一切都很低调，不是很奢华，但是有一张很大的老式木桌，还有手工制作、古色古香的石灰水粉刷的家具和许多奶油色的挂件。
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美丽。到海滩只要走两分钟，游泳池边上还有一小块僻静的晒日光浴的地方，大多数人都到海滩上去。一切都如你想像的那样：围满棕榈树的白色海滩，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即使最好的照片也无法展现它的美丽。
但对我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我们可以独自呆着。在英国，我已紧张到这个程度：只要电话铃一响，我就会跳起来。任何一点点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声响都会使我紧紧抓住布鲁克林。有时候他会吓得哭起来。在这儿，电话铃不会响，也不会有意想不到的声响。只有滑稽的小乌鸫觅食来访。我只需决定早餐吃芒果还是木瓜，在“棉花屋”还是到码头边的“罗勒酒吧”去吃午餐，我们坐上小小的像是高尔充球场上使用的那种轻便车，只需5 分钟就可到那儿，那儿的地产食品中有许多种鲜鱼。
岛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名人们确信这里没有人打扰他们，莫斯迪克才能保住它作为旅游胜地的名声。我们看到了米克·贾格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皮尔斯·布鲁斯南、迈克尔·J ·福克斯——尽管我们不能肯定那些是不是与他们极为相似的人。
好就好在“棉花屋”里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除非我穿上“高贵辣妹”的衣服，否则我一点儿也不像“高贵辣妹”。而且，其他的客人中有一半是外国人。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和家人外出度假的年轻的妈妈。我们也不来往。
尽管我的手机关了，我每晚还是会打开语音信箱。我想大概是第三天，我收到了艾伦的信息，他让我回电。
“那么，”他说，“那儿很热，是吗？维多利亚。”
“阳光明媚，”我回答道，突然想到我应该是在滑雪，“但不是我所说的热。”
“那就奇怪了，”他继续说道，“从报纸上的照片看，那儿看起来像烤箱。”
我的心跳停了一下。
“什么照片？”
“你穿着比基尼，戴着棒球帽。在莫斯迪克。”
我无法相信，简直无法相信。
我的身体僵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布鲁克林在哪儿？
他四肢伸展着正在婴儿床上睡觉。
艾伦说他会把照片传真给我。事实上，照片拍得不错。
令人害怕的是摄影者与我们如此接近。有一张是我髋骨的特写，他们称它“已凸出来”，还有一张是我上半身的特写。
这些都是在游泳池边拍的，但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或什么人。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但是——正如每一个女人都知道的——有人拍到你穿比基尼的照片，而你却不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但那不算什么。头版有一张布鲁克林的裸照。他们怎么敢这样呢？如果有人可以偷着用长镜头拍下这样的特写，如果那是枪，结果会怎样呢？我气得浑身发抖。前几天我过得很平静，很开心。现在，我又一次犯了妄想症。在这个岛上我有一个敌人，不仅如此，在英国我有一个敌人。有人告诉了新闻界。会是谁呢？肯定是旅行社的人。我因为没带上马克而对自己发起了火。
马克曾告诉我他认为他该跟着来，但我真的认为我们会没事的。后来才知道有个男人曾独自在岛上呆了一天。他原来预订了莫斯迪克岛上惟一能住的另一个地方，一个叫“荧火虫”的饭店，那里有房间，但他跑到“棉花屋”来，声称那儿出了点问题。因此他住进了游泳池对面的一所别墅，正对着我们的住处。他只需靠在他卧室的窗户上喀嚓、喀嚓、喀嚓地按快门就可以了。我们记起来了，有一天晚上在饭店看到他一个人呆着，还开玩笑说他看起来像个摄影师。现在他早已走了。我们在岛上又呆了4 天，但其实我的假期已经给毁了。
回来后不久，我参与制作的一个节目“维多利亚的秘密”在四频道播出了。那是婚礼之后，我正在四处想找点事做。“辣妹”办公室收到一份建议书，有一家叫“斯温制作”的电视公司想让我做一个访谈节目——在节目中，我得采访一些朋友。整个节目非常搞笑。一切都由“辣妹”总部的朱莉娅协调处理，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主要负责处理梅尔·B 的事务。她表面上很害羞，但骨子里却非常有股韧劲儿，做事相当有条理。
幸运的是，我想采访的每一个人——一长串眩目的顶级名人，包括华伦天奴、埃尔顿·约翰、理查德．E ．格兰特（更不用说某某著名球星了）——都非常乐意接受我的采访，我们非常开心。每一个表演者都知道，做某件事情时感觉开心对效果而言通常是表面有益，实质有害。然而这一次并非如此。“维多利亚的秘密”（本身就是一个玩笑——“维多利亚的秘密”是一家知名的美国性感内衣商店）评价甚高，到处都在讲：谁会想到“高贵”居然这么有趣。
我采访的人中有一位盖伊·里奇，那是在电影《贪得无厌》的外景地，他也曾经出演过电影《两根大烟枪》。在美国巡演时，我曾遇到过麦当娜。就在演出开始前，她和她的几个朋友来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到后台来祝我们好运。她的女儿劳伊兹也和她在一起，她扎着漂亮的小辫子，一双棕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她看起来与利伯蒂惊人地相似——她们说不准是一对双胞胎呢。
那天正好大卫踢完世界杯归来，那一切简直好得让人受不了。我在想，大卫回家了，麦当娜在这儿，我爸妈也在，而我又怀孕了，我还给我五周大的胎儿拍了张片子。
我们都在那儿，和那些姑娘们在一起，正在互相介绍，突然麦当娜注意到大卫。
“你一定是那个著名的球星了，”她说。
大卫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跟。后来，他对此还是不能相信。
“麦当娜知道我是谁……麦当娜居然知道我是谁。”
我和大卫结婚后不久，我们和我妹妹，还有几个朋友正呆在“常春藤”（维多利亚夫妇常光顾的一家餐馆），这时有人给我们送来两瓶香槟。“太好了，”
我对侍者说，“谁送的？”
“那边的一位女士。”
我当时没有戴眼镜，看不清楚他指的是谁，所以我就走了过去。
我绝对想不到竟然是麦当娜。
“这是我从伦敦来的朋友，”她伸出胳膊搂住我说，“我想让你见见我美国的朋友。”‘真是好生奇怪，我在和麦当娜讲话。我一直是她的忠实歌迷，我感觉像一个孩子第一次见到了圣诞老人。当我和妈妈一起在约翰刘易斯幻想有人在问我要签名时，谁会想到有一天麦当娜居然会知道维多利亚·亚当斯是谁，那个来自戈夫橡树、脸上长粉刺的十几岁的姑娘。在学校里谁都不愿意和我讲话，更别提麦当娜了。
她给我介绍的第一个人是迈克尔·乔丹，一个巨人。我们握了手，那是一双世界上最大的手，有西餐盘那么大。我看看大卫，他简直就是呆住了，充满了敬畏。而我好像在说，大卫，不要让我尴尬，把嘴巴合上，把舌头从地上捡起来。
接着她让每个人看我的婚戒，显得那样自然，一点也不做作。
在场的还有一个家伙，但是我们由于看到迈克尔·乔丹太过惊讶了，因而我没听到他的名字。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是瑞奇·马丁，客气点说，他本人比电视上显得略胖一点。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让你最感孤独的地方是时装模特走的T 型台。现在回想起来，我答应在2 月份伦敦时装周上参加玛丽亚·格拉茨沃格（著名时装设计师）的时装秀，不是疯了，就是个十足的受虐狂。但这是我欠下的一笔债，如果你不反对我这么说的话。
回过来再说1997年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玛丽亚借给我一件迷人的连衣裙，让我穿去领奖。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裙子，蛛网式的上衣，雪纺绸的裙子，开着高高的叉。买下它得花两万英磅。她很担心我会撕破裙子，因为它实在是太精致了——说实话，我也很担心。但我保证我会相当小心的——只在颁奖典礼上穿，我甚至不会穿着它去参加后来的派对。就在我们上台之前，我正说着它是如何的容易坏，卡罗琳·阿荷尼，那时以一曲《莫顿夫人》非常受欢迎，正在听我说话——她就在我们后面，因为她要颁发下一个奖项——当我走上台去领奖时，她踩住了我的裙子。我确信那绝对是个意外。幸运的是裙子没有被扯破。
玛丽亚为我妈妈做了在我的婚礼上穿的精美的礼服，因此当她问我能否参加她们的时装秀时，我真的觉得欠她一个人情。她第一次邀请我是在几年前，但当时我没有时间。现在我又有了另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在说我太瘦了，所以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在伦敦时装周上让自己站到那个该死的T 型台上。
我并不需要什么宣传，恰恰相反。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每做一件事，必有摄影记者跟随。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出现在报纸上。似乎国人患上了不健康的“‘高贵’和‘小贝’”强迫症。但那些记者们和摄影师们如何得知我们会去哪儿，倒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次我们担心的不是谎言，而是好多事情他们掌握得都是如此精确无误。无论何时当我们坐下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时，除了我们的家人，总会有某一个人知道：司机、旅行社的职员等，或可能把消息传出去的某个人。我们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可能被收买。
甚至连新闻界都觉得有些奇怪，认为是有人泄密了。
《镜报》的马修·赖特声称那个人是露易丝，她向《泰晤士报》透露了消息，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这样引述，说她是“一家人的朋友”。可怜的露易丝，这太伤害人了。但肯定有那么一个人，一个与我们很近的人。我开始注意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观察他们的眼睛，脑子里在想，是你吗？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
不，我需要公开露面，就像英国需要下雨一样。这将对玛丽亚·格拉茨沃格有帮助。这又不是整个时装界都在参加亚力山大·麦克奎恩（目前为巴黎名牌服装纪梵希的首席设计师，此外，他还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的时装秀。玛丽亚是个年轻的设计师，她做得非常出色，但当时她还是个新手，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我事先声明，只有在预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我才会参加表演。我不是天生的衣服架子，不是那种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的人。因此我想参与设计过程，玛丽亚对此非常高兴。
甚至到现在，她还为我做许多衣服，尤其是我出席大场面需要一些特别服装时。我喜欢她设计的服装，因为它们非常女性化。她喜欢让女人看起来像女人，她的服装非常性感，但是非常时髦。
除了我的家人，我谁也没告诉，甚至没告诉那几个“辣妹”。这将是我独自做的第一件事，如果我跌倒了（从字面上看有可能），我可不想让全世界的媒体在那儿拍照，然后大书特书。
因此，当我坐车前往演出地——自然历史博物馆时，我听到首都电台的广播：“高贵辣妹‘不久将莅临伦敦时装周，参加时装秀。”
立刻，我感到腹部疼痛，当我们到那儿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卫生间。发生什么了？我谁都没告诉呀。天知道我在里面呆了多久。我只记得坐在博物馆后面院子里的那个简易卫生间里，露易丝在外面砰砰敲门，催我快点儿。
我则像个石头人一样呆坐着。这件事本应该绝对低调的。我没有去排练，什么也没做，我甚至都没有试穿一下那些服装。
我是说，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
因此，我走进帐篷，天非常冷。我是那儿惟一长着粉刺、乳房很小的模特。事实上，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侏儒，连五英尺八都不到，更别说五英尺十一英寸了。因此，我说了声“你们好”，但是我倒像是在跟一排圣诞树说话，她们谁也没理我。我想时装真是个该死的产业。也许她们害羞，可我不这么认为。
玛丽亚为我圈起了一小块地方。我的第一身服装是紧身短裤和短上衣。我记得我站在舞台边，感到很脆弱。我没有安排好的动作，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上台、该做些什么。我能想到的就是海盗们走在甲板上的样子。玛丽亚说她会推我一把。太好了。
音乐响起来了，我辨别不出是什么音乐，有点像摩洛哥人的音乐。因而我站在那儿，想像着这就像你预备跳伞等候在敞开的机舱门边上的样子。我在想那会有多难？这个叫做“走路”的玩意儿我已经训练了25年了，那么现在我总该会走路了吧。
“好了，走。”玛丽亚推了我一把，我走上舞台。
真是该死。我穿着4 英寸高的高跟鞋和紧身短裤走在舞台上，灯光不停地变化、闪烁，过了一两秒钟我才弄明白那不是灯光烟火技术的作用，而是摄影记者们的闪光灯。
噢，真是太好了，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的短裤缩到了胯上，但是全世界的新闻界都看着你，你想往下拉一拉都不行。
这张照片登在了每一份报纸的头版，包括《独立报》和《泰晤士报》。它甚至上了《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真是令人惊讶。是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的样子。但事实上大多数评论是肯定的。有些人说，是的，她看起来太瘦了；还有些人说我肯定每天都去健身房（而我没有），我的双腿相当有力。
其中有一张极好的照片，是我一直最喜欢的照片之一，我会把它放大，挂在我的新房子里的。这并不能算是我的照片，照片上，所有的摄影记者都在大喊，而我只有一个黯淡的轮廓对着他们。你能看到的只是那些摄影记者以及我的屁股，我的双手搭在髋骨上——还有我的妈妈、爸爸和妹妹坐在前排在鼓掌。
第二天早晨，玛丽亚收到英国两家高级百货公司——哈罗兹和夏菲尼尔打来的电话，说要购进她的服装。瞧，这场时装秀有效果了。
“维多利亚的秘密”节目中我的另一位客人是迈克尔·帕金森。我，一个绝对的新手，来采访访谈者中的顶尖高手。
现实生活中的他和电视上一样的迷人，尽管我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事实上我们进行得非常好，以至于他问我是否愿意上他的节目。
“帕金森”这档节目一般在播出前几天录制，因此它仍有新闻价值，但他们可以剪掉一些令人乏味的片断，也可以插入一些宣传片。
在开始前大约一个小时，他来到我的化妆间，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有什么想谈或不想谈的，我说没有。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预先知道他们会问我些什么，因为我认为现场自发的东西会更好些。我也从来不喜欢强调我不想谈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们首先就会问那样的问题。
参加“帕金森”节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我坐在化妆间里，面对着他们给你的一大盆水果时，我当时的感觉是，哦，我的上帝，迈克尔·帕金森。但我一直喜欢看这一档节目——让我喜欢的是他们有一支现场演奏的乐队——上“帕金森”节目实在是一种荣耀。
人们总是对我说我在镜头前多么放松。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一直都很怯场——跳舞的时候，有时我的脑子会一片空白。但是坐在沙发上面对演播室的观众那情形同样让我紧张。
更让我伤脑筋的是，当我走进演播室，我发现我旁边坐着主持烹调节目的两胖嫂之一，克拉莉莎·迪金森·赖特。我就知道会有关于我体重以及我吃什么的问题——甚至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开始之前，光是坐在她旁边就够让我尴尬的了。我一看到她，我就知道提问将如何进行了。
“啊，维多利亚，”迈克尔·帕金森微笑着开始了，像个慈祥的叔叔那样拍了拍我的膝盖，“有三个问题大家都想了解。”
问题开始了：1 ，2 ，3.大卫还穿你的内裤吗？你做过隆胸手术吗？你有厌食症吗？
起先我只是处于守势。尽管效果相当不错，但这采访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应付。我从未独自一人做这样的事——没有其他几个姑娘做伴——在采访过程中，我面对如此直率的问题感到十分震惊。内裤的问题好办。说到隆胸，我说，如果我做了，我会给自己买一个比B 杯大点儿的东西。不，我没有厌食症。
这时，克拉莉莎·迪金森·赖特转向我，追问了一句，那么除了莴苣叶你还吃点别的什么吗？所有人都大笑起来。我要为自己辩护，而又不失体面。如果我转过头对她说，那你除了薯条和比萨饼以外还吃点别的什么吗，那会怎样呢？想像一下大家的嘘声吧。你可以拿瘦人开玩笑。但是你却不能说胖人什么。她其实是个很好的女人——天生的喜剧演员。
因此我对她的话没有认真回应。但要为自己辩护是很难的。
不过，总体来看，访谈进行得很好。迈克尔·帕金森是个真正的绅士。他不会竭力去挑你的毛病，像一些年轻的访谈者所认为的那样——贬低你会让他们看上去很了不起。他想做的只是把你最好的东西挖掘出来——同样这个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我仍然难以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时居然也有人对这个节目感兴趣。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对我、大卫和布鲁克林的恐吓在逐步升级。绑架的恐吓和死亡的恐吓。这些恐吓通常是寄过来，里面有一些剪碎的照片和图画，通常有绳套和脖颈，或者是子弹把血从我们的脑袋里打得喷出来。我是说，你可以想像一下。想像一下那是种什么感觉。想像一下有人如此恨你，一个你甚至见都没见过的人。但也许这个人你见过。
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是我会被射杀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尖叫着，音乐声又很大，你甚至都听不到枪声。
3 月1 日，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前两天，一封信寄到了我妈妈、爸爸的家，那笔迹看上去像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但写信的绝对不是个孩子。此人以前寄过东西给我。
维多利亚，你这只母狗。我恨你，你去死吧。3 月3 日在伦敦的伯爵庭院举行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见。
　　　　　　　　　　　　第二十一章 卑鄙的家伙
四年前，我们作为维京的客人第一次出席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四年后，“辣妹”演唱组被授予终身成就奖，还将在典礼中演唱。
我打开信的第一反应是给警察打电话。但马克说别打。
“你疯了吗？”当我告诉我爸爸时，他说，“你必须告诉警察。我是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而我们又没有告诉他们，那怎么办？”
“但马克说绑架的消息可能就是从警察局泄露出来的。”
（这段故事后来在报纸上有更多的报道。）
“我才不管马克说的什么玩意儿呢。”我爸爸真的生气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骂过人。“那样的事你绝对不能瞒着警察。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派个保镖或其他什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要告诉警察。”
不超过一小时警察到了。我给了他们理查德·琼斯的联系号码。我想我们的巡演主管是联系警察和伯爵庭院方面的最佳人选。我也告诉了其他姑娘们，她们真的很关心我。
我的状态很糟糕。前一夜我几乎没睡：伯爵庭院是个很大很古老的地方——很难保你绝对安全。但我能做些什么呢？说我患了感冒？
为了让马克能专注于安全方面的事务，那天我换了个司机，叫约翰，来自曼彻斯特。当我们出现在伯爵庭院时，我抖得像只果冻。约翰让我和他呆在一起，马克也这么说。我不知道该信谁。我也不知道还能相信谁。
我一到伯爵庭院就直奔化妆间。在那儿警察对我详细讲了可能发生的事。他们说整幢大楼里里外外都检查过了。
全天都会有一些警察暗中保护我，无论我到哪儿。演出时他们也会在场。
我真要感谢上帝没有听马克的话，告诉警察是对的。我在想：我究竟做了什么，受到这样的优待？离开家时，我吻了布鲁克林；汽车出门时，我回头看到我妈妈正抱着他站在门边，他挥舞着胖胖的小手，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的双眼霎时充满了泪水。我差点就不去参加这个典礼了。但我爸爸说那正是这些人期望的。他们希望你不要出现。他们想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决不能让这些人控制你的生活，中午时，我和姑娘们共进午餐，如果你能把一包炸薯条和一只桃子称作午餐的话。我无法咀嚼，嘴里没有足够的唾液。我向她们详细解释了发生的事。我不想让她们觉得我太夸张了，现场惟一的一个走来走去保镖都如影随形的流行歌星。但这一切现在听起来很理智，纯粹就事论事。但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感觉，那感觉就像是幻觉，那种你连着几天睡不了觉以后就会有的感觉。
化妆间只是一个用薄板隔开的小间，是为演出准备的。
地板上铺了地毯，角落里有一束花，让你感觉自己很重要，一台小小的暖风机，因为天气真的很冷。我们得等一会儿。
因为这是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如果你误了彩排或迟到的话，你会被罚款。
“‘辣妹’上场。”扩音器的声音在整个伯爵庭院回荡，而我却开始颤抖。沿着巨大的坡道走四五分钟，然后向右急转走上舞台。马克像胶水一样黏在我身后。在那儿我们与伴舞和乐队汇合了，因为我们要现场演唱。
一切都很顺利。但我似乎只有一半心思在上面。因为只是彩排，灯光没有演出时那么明亮。在阴影里，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礼堂里移动着，而有些人本不该出现在那儿的。
接着我们返回化妆间，那儿的发型师和化妆师已经准备好了，因此我只是沿着坡道往回走，正在这时，不知怎么的，我低下头，看见胸前闪着一束红光，我想都没想，就沿着光束看过去，一直看到伯爵庭院顶部悬挂舞台灯具的钢架，我能看到这束红光就是从那儿照过来的。
我看看马克，但他正看着别的地方。一切都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那绝对像是电影《保镖》中的场面。我在想：我有警察保护，马克就在我身边，却没有人看见这个玩意儿在我胸前闪着。就这么完了。
我浑身发凉，从头凉到了脚，僵住了。我转向马克，我的感觉就像在做慢动作，我指指这个红点，他抓住我，把我一推，一下子把我推下了坡道，坡道的尽头正是化妆间的门。
我坐在化妆台前，直打哆嗦，我盯着镜子，这部恐怖片还在我身后继续上演。警察进来了，马克告诉警察发生的事，警察出去了，跑上坡道，迅速爬上通向灯具架的梯子，他们的脚步声在大厅里回响。他们发现消防通道已经被人撬开了。
我给大卫打电话。但我知道他认为我在夸大其词。而我清楚，那只是时间问题，今天，今晚，我就要死了。
赢得了终身成就奖，“辣妹”最后上场。我们被隐藏在舞台侧上方一只巨形蛋里。听到提示“现在——有请‘辣妹’”，那只蛋就开始震颤，然后一声巨响，听起来像是蛋要爆裂的声音，灯光照过来，照在每样东西上，接着蛋裂开，我们出现了——“辣妹”。爱玛扎着小辫子，非常可爱。梅兰妮·B 站在那儿，低吼着做了个恐怖的造型。梅尔·C 做了个空手道的踢腿动作，我胳膊前伸，手指向观众。所有人都在微笑。我能看到的就是各种红色的光，照相机上的，地板上的，吊架上的，每一盏灯都循着一定的轨迹在移动，我觉得我的胃揪到了一起。
停顿了好一会儿，乐队演奏起《辣翻你的天》。我们唱着“啦，啦，啦”，做着“辣妹”的动作，走下台阶，走到舞台上，在那里，我们各自的伴舞迎了上来。通常我会与摄像机打个照面，而这一次我真的希望整件事快点结束。我活着的每一秒钟都在想下一秒钟我就要死了。我能想到的就是大卫和布鲁克林，布鲁克林和大卫，大卫和布鲁克林，哦，我是多么的爱他们。
唱完《辣翻你的天》，我们又唱了《怨》，我们在圣诞节前的演出中已经唱过这首歌。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到底在这个舞台上做什么？最后一首是《再见》。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支单曲，也是去年圣诞节我们拿到的最后一个排行榜第一。当我们在唱《再见》的最后一个合唱部分时，我听到了枪声——砰，砰，砰，砰，砰。我紧紧捂着肚子。我被击中了。我知道我被击中了。马克开始往台上跑，尽管我感觉自己还在继续，我能看见警察也跑起来，每个人都像通了电一样，人们开始往舞台这边拥过来。我弯下腰，已经停止了演唱。但是枪声并没有停止。砰，砰，砰。一声又一声。我拿眼角一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伯爵庭院的天花上覆盖着肯定有上千只气球。在表演最后一个节目的时候，他们正在用什么方法让这些气球爆裂。他们预先并没有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安排。每一只气球爆裂的时候就发出“砰”的一声。有几百声——砰，砰，砰。
当我意识到自己没有死的时候，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泪水从我的眼睛中汩汩地流了出来。接着威尔·史密斯走上台，给我们颁了奖。第二天报纸上有几张照片，我在舞台上弯下腰，眼中充满泪水，那是“‘高贵’感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因获奖而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之所以激动是因为我知道我还活着。我曾非常确信自己被击中了以至于我竟然在找弹孔。这无疑是我最糟糕的一次演出。甚至“‘高贵辣妹’不会唱歌”的情况也许是真的。
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的第二天是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我们在曼彻斯特给他庆祝生日，因为我们认识的大多数宝宝都是球员的孩子。但是有一些人是从伦敦赶来的，有梅尔·B 的小女儿菲尼克斯、大卫的姐姐林娜的女儿乔治娜，当然还有利伯蒂。
利伯蒂和布鲁克林就像姐弟一样。他们出生日相隔只有九个月。我父母家的后面建起来几栋新房子时，我紧挨着他们的房子买了一栋，这样一来，克里斯琴、露易丝和利伯蒂现在就住在隔壁。只要穿过墙壁上的锻铁大门就可以过来了。利伯蒂叫布鲁克林“兵兵”，而布鲁克林叫利伯蒂“碧碧”，所以他们就成了“兵兵”和“碧碧”，也许一直就是了。住在伦敦时，布鲁克林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盯着墙上的铁门，开始高叫“碧碧，碧碧”，他在等她走过来。而利伯蒂则在墙的另一边，做着同样的事。他们在一起玩时，非常可爱，出去的时候总是拉着小手。
生下来只有几个小时我就看到了的那个看起来有点滑稽的婴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许多方面与布鲁克林是相反的——一个真正的小女孩，她喜欢化妆，用喷发胶。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她不仅长得像我，而且也是个爱炫耀的家伙。去年她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一双亮闪闪的小号高跟鞋，她非常喜欢，还把指甲涂成与之相配的颜色，然后穿着新鞋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但说到勇敢；布鲁克林的确是个男孩。比如说，有一次，我、露易丝、布鲁克林和利伯蒂去参观我妈妈家旁边的一个农场，布鲁克林径直走向大肥猪，而利伯蒂则站在后面，要是有只苍蝇飞到她跟前，她会很厌恶。要是露易丝和利伯蒂不住在隔壁，我真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而现在布鲁克林总是有人玩。
因为我一直在忙，生日派对的大部分事务都由马克来安排——他的一个朋友经营一家旅馆，有这项业务。马克是总负责人。所有必须的或得额外再增补的保镖都由他聘用，并由他让受聘者在保密协议书上签了名。
任何一个为我们工作的人都要签一份保密协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私下里说的话不会出现在报纸上。从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回来才一天，因此马克对安全问题深感忧虑，甚至说他将搜查整个旅馆，看看是否装有窃听器，尽管我弄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录下一个孩子的生日派对。
我想让派对进行得像一个杂耍表演，因此我们请来了小丑、变戏法的人、魔术师，而人们要化妆成各种角色。真是个奇妙的想法。可是，过去几周的压力开始给颜色给我看了。我已十分疲惫，疲惫不堪。主要是因为我得来回跑曼彻斯特，但如果我要工作，那就免不了旅行。而就我来说，比起布鲁克林很小的时候，我现在可是轻松多了，那时候我只能穿运动服，整天呆在公寓里。
我们有那么多时间不能生活在一起，最难过的是大卫。
他可不是个只说不做的父亲，和布鲁克林告别让他受不了。
大卫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和他呆在一起。
正是由于大卫决定把布鲁克林放在第一位才导致他和阿莱克斯·弗格森发生了激烈、公开的争执。这发生在2 月份一场对阵利兹的英超比赛前几天。大卫正在伦敦，他打算第二天早起，然后开车去曼彻斯特。当然，不是他开车，马克开车——大卫可以在后座上睡觉。
就这样，布鲁克林的一夜开始了。这一次他病得不轻，每十分钟我们给他换一次尿布，他的尖叫简直能让你的血凝固起来。甚至大卫给他揉搓后背也不管用。大卫就那么抱着他走来走去。因此大约凌晨两点钟，我们只得请来了医生。是肠胃炎。医生给了些药，但是又过了几个小时布鲁克林才终于安静下来。
因为第二天一早大卫得早点出发回曼彻斯特，所以我接过孩子来回走着，抚他的后背，好让大卫去睡会儿。能让布鲁克林安静下来的惟一途径好像只有紧紧地把他搂在胸前，让他听着我的心跳。
六点钟，大卫和马克走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大卫又回来了。
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喝茶，布鲁克林睡在我腿上。
大卫踮着脚尖走进来，吻吻我的头。他说，他不能这样留下我和一个生病的婴儿。他来换我一会儿，他说，这样我可以去睡一下。
“那你的训练呢？”我说。
“九年来我的训练只缺一天。”他说。于是，我上床去睡觉了，而大卫和布鲁克林呆在一起。我起来的时候，布鲁克林正睡在他的小床上。此时已近中午。我们弄了些吃的，然后大卫又出发去曼彻斯特了。
由于布鲁克林的腹泻，我们所有的尿布都用完了。洗衣篮里满是脏了的婴儿套衫。我妈妈说她来照顾布鲁克林，我到马克斯和斯宾塞超市再买些回来。
我回来时，他已经醒了，看上去非常高兴、平静。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几小时前又哭又闹的那个孩子。但是孩子都这样，每个父母都知道的。应该说除阿莱克斯·弗格森以外的每个父母。
第二天，大卫照常去训练，却受到弗格森的痛斥，说大卫真让人丢脸，还有更坏的话。弗格森后来告诉媒体说，他生气是因为大卫为了照看孩子而不参加训练，可他的妻子却到伦敦时装周去闲逛。把它和时装周联系起来真是奇怪，一名摄影记者设法目睹了这一切，接着这件事就像皮疹一样遍布各家媒体。
不错，我出席了伦敦时装周的招待会，但那时大卫早就：返回了曼彻斯特。这是早就定好了的事，我不想让人们失望。如果布鲁克林还病着，我是不会去的。但他病好了。我等他睡着了，才到招待会上露了一下脸，颁了个奖，立刻就走了。我只离开家几个小时。当我回家时，布鲁克林还睡着。
问题的关键在于：阿莱克斯·弗格森一直在等一个籍以发难的借口。
大卫早已知道，由于他好像总是在旅行，“头儿”对他很生气，声称频繁的旅行影响了比赛。但那纯粹是胡说，大卫刚刚踢了个精彩的赛季。任何一个与大卫·贝克汉姆交往的人都知道，他绝对不会做任何影响比赛的事。对他来说，足球和曼联就是一切。
弗格森就在球场上向他发难、让他出去，事后大卫去他的办公室找他。
我不在场，因此我只能转述大卫回家后告诉我的事。既然弗格森在他的平装本自传里从他的角度描述了此事（此前，他曾在公众场合说过那件事到此为止，他不会再提及此事），似乎我也得从我们的角度说说这件事，那才公平。
大卫非常、非常沮丧：弗格森说大卫对自己的俱乐部不尽责，他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作为惩罚，他将不让大卫参加下周六与利兹队的比赛，并罚款五万英镑。
大卫说他那么爱曼联队，他那么努力地工作。一上球场他总是投入百分之一百一的精力。比赛前的晚上他总是早睡。而弗格森却对大卫说他那儿没有对俱乐部不尽责的人的位置，没有哪个球员比俱乐部还重要，他赶大卫走。
回家时，他的状态很糟糕。一个引领了他多年的人，对他来说好似他的第二个父亲，却对他说，滚开。
要不是我说，不，大卫，你得咬紧牙关留下，他很可能会照阿莱克斯·弗格森说的话而离开俱乐部。又不是说他无处可去：看看世界上任何一份报纸的最后几页，你会发现他们排起长队、捧着支票本等着与大卫·贝克汉姆签约。
那为什么我不抓住机会要他离开曼联队呢？因为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我穷尽一生都在密谋此事。如果我说不喜欢住在伦敦，那是说谎。但当我刚开始与大卫约会时，我就知道那是我得牺牲的东西。只要能和大卫在一起，我愿意住在垃圾桶里。曼彻斯特、苏格兰、德里、迪拜，我会住在任何地方，只要他最适合大卫。
因此，大卫从阿莱克斯·弗格森的办公室回家后几乎要发疯了。我知道我得劝他留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儿基本上还是开心的，他的朋友们都在那儿，从16岁起，他就一直在那儿。我不能责怪曼联队的球迷看着我想“你这个可恶的女人，你竭力想把大卫拽走”，因为有人让他们产生了那样的印象。但那不是事实。
阿莱克斯·弗格森是曾经出现过的最成功的足球主教练，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他通过控制他的球员来实施他的工作，那是他成功的关键。我想他更喜欢把这看作是在保护他的球员。但我怎么知道呢？在我认识大卫的四年里，他只对我说过“你好”。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与这位主教练发生冲突——假如媒体的报道能被人相信的话。
当你在一个俱乐部呆了十年时，你会有一个纪念年。这通常包括专门为你举行一场比赛。你可以拿走全部比赛所得而不用付税。这也包括其他一些活动。比如，为阿莱克斯·弗格森举行的是一场高尔夫球比赛，（大卫也是），还有一顿纪念性的晚餐和一场舞会。
那是在尼里克斯，一个巨大的体育场。当时有数千人买了票。只有球员不用付钱，只需到场——捐赠一些物品用来拍卖。大卫捐了一件签了名的衬衫，拍价达一万五千英镑。
但是我和大卫去迟了一点。第二天的头版新闻是：“高贵”轻慢弗教头，等等。
我没有轻慢弗教头。事实恰恰相反。为了出席晚会，我把前往洛杉矶的行程推迟了一天。问题出在布鲁克林身上。
我请了我妈妈的一位朋友，住在斯托克港的帕特来照看布鲁克林。那天晚上他又是不停地哭。要是有可能，我会在把他交给任何人之前哄好他。但当时他哭得太厉害了，以至于气都喘不过来。我可不能这样离开他。
因而我们迟到了，但只迟了几分钟：晚餐会还未开始，人们甚至还未就坐。首先，一面巨大的电视屏幕播放弗格森的足球生涯集锦，接着阿莱克斯爵士将在苏格兰风笛手的伴奏声中开始他那盛大的入场式，而我们到的时候这还没开始。
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是这样的报道，说我在他的餐会和舞会上多么失礼。我真不能理解。
4 月初，我去洛杉矶和一些歌曲作者见面。我带上了布鲁克林、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当然还有马克。
自从我遇到那些姑娘们，这么多年来，人们总是说我无用，称我的才艺还不如一只椰子，这让我完全丧失了勇气。
我从来都没有信心去考虑单独从事演唱事业。但大卫不断地劝我考虑录制自己的专辑，办公室的南希也很支持，为我操办了所有事务。这只是一次探路式的旅行，去见见人，找些思路，而不是真正去写歌。
去过洛杉矶后，我们又飞往迈阿密，去和爱玛、梅尔·B 汇合一起制作那部新专辑。梅尔·C 在纽约，以后再把她的演唱部分加进来。我们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和罗德尼·杰金斯一起来完成这个专辑，他只有22岁，却已是音乐界炙手可热的词曲作者之一，他创作过许多热销的歌曲，演唱他的歌曲的人中有惠特尼·休斯顿、托尼·布莱克斯顿（美国著名女歌手）、“真命天女”（美国城市蓝调音乐四人演唱组）和迈克尔·杰克逊。
他的整个家族都在这个圈子里，除罗德尼之外，还有他哥哥弗莱德、他父亲杰金斯牧师、他表弟李·西恩。他们不吸烟、不喝酒、也不骂人。你总能认出他们的歌来，因为歌词中总会有“黑男孩”，那是他们唱片和出版公司的名字——像一种下意识的广告。他们通常不让你与他们一起写歌，但对“辣妹”，他们破例了：因为我们只唱有我们自己合创的歌曲。事实上，我们和他们第一次在伦敦合作时，我真的感觉整个创作集体有些可怕。但我知道这几天将会很美好，尽管在演唱方面他们确实会逼迫你发挥到最大限度。
我们到的时候天色已晚，迈阿密海滩的闹市区是迈阿密的“红灯区”：闪亮的霓虹灯，到处都是酒吧，女孩们穿着撩人的比基尼走在大街上。我们的旅馆在哪儿呢？你猜对了。就在中心大街上。
在人口处，我们有机会与一条大蟒蛇合影，付费一点五美元。我在想，里面可能不会这么糟。错。到处都是水泥地，小孩子的膝盖和指关节很容易受伤。我的房间临街。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本该睡觉了，但马路对面俱乐部传出的噪音大得可以听着它的节奏跟着跳舞。每隔几个鼓点窗户都会震得哗啦哗啦响。我给爱玛的私人助理莎拉打电话，这次旅行中她负责照料我们三个。她们去哪儿了？
“那个旅馆糟透了，”她说，“我们正在找其他地方。”怪事，真是怪事。
我决定那一夜我宁可呆在汽车里，也不愿呆在这个旅馆。因此我们离开了。马克仍在楼下，和汽车、行李在一起。
我们把那些好一点的旅馆一家一家地看过来，像丹兰奴这样的地方。全部客满。原来学校放春假，所有的大学生都出来度假，到处都被预订了。我们倒不是为自己担心，主要因为孩子：梅兰妮带着菲尼克斯，我们带着布鲁克林和利伯蒂。
后来，有个司机建议我们去试试迈阿密海滩南端的一个叫“渔夫岛”的小岛——那是个与众不同的度假地，你只能坐飞机或私人渡船去那儿。它非常与众不同，迈阿密海滩下雨时，“渔夫岛”可能阳光明媚。博利斯·贝克尔（德国网球明星）在那儿有幢房子。
我们驱车直达堤道的尽头，然后上了渡船——他们核实了我们的登记后才让我们上船。不到十分钟就到那儿了。
尽管价格贵得难以置信，旅馆本身却一点也不奢华——你付钱只是因为它与众不同而且僻静。事实上，它很适合我们——住所更像别墅，如果你带着孩子，有一个厨房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要创作并录制三首歌，因此我们整个白天和大部分晚上都要工作。然后就和迈阿密说再见了。只有爱玛留下来继续做她自己的专辑。梅兰妮．B 飞往温哥华和她的男友麦克斯汇合。我们回家：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去希思罗；我、布鲁克林和马克去曼彻斯特。
4 月16日我们回到英国，第二天是我生日。问题是：人到了，但我们的行李没到。像往常一样，为了安全，所有我的东西都是以马克的名义托运的。我无法相信。旋转式传送带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见不到我的行李，没有带有马克名字的任何东西，连布鲁克林的童车也没了影儿。我想问，在横越大西洋的飞行之后谁会要这个？
马克说他来处理这事。
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来说：有几个包出现了。哪几个？
所有他自己的包，有两个是我的：一个“路易·威顿”牌小手提箱和一个黑色耐克运动包。那是我在迈阿密买的，里面都是布鲁克林的换洗衣衫。“路易·威顿”手提箱里装的是我在洛杉矶给大卫买的棒球帽，我怕它们被压扁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最后我决定亲自给机场打电话。从迈阿密到伦敦，我们坐的是英国航空公司，但从伦敦到曼彻斯特我们坐的是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说，那是英航的错。不，是米德兰航空公司的错，英国航空公司如是说。
“行李肯定没丢，”一个热心人对我说，“你也许会发现它们压根儿就没离开迈阿密。”是的，我的名字叫帕米拉·安德森。
4 月17日是我的生日，而我没有衣服穿。听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我是那种出门时把什么都带上的人。坐头等舱旅行，很少付行李超重费，而且，即使得付费，这也总比你拉下什么重要的东西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都带上。
后来我接到伦敦英国航空公司的一个电话。
又一件行李出现了。马克去取了。是那个该死的童车。
马克做得够多了。既然我现在自己和英航打交道，我就说他该多休息几天——其时他父亲在曼彻斯特住院了。
我生日那天的开心事是去切斯特动物园，离奥尔德里—埃吉大约有四十分钟车程。我谈不上想去——没有衣服穿，什么衣服都没有，除了我在飞机上穿的，还有一件在公寓里挂着的旧田径服；天又下起了雨。但布鲁克林对动物特别感兴趣，他绝对爱动物，即使我心绪不佳，看到布鲁克林玩得开心，也不妄此行了。
但当我们到那儿时，我简直无法相信：门口站着摄影记者，他们告诉我，里面还有五六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烦了不少神，他们甚至为我准备了一只生日蛋糕。他们一直在道歉，并赌咒发誓说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他们甚至说蛋糕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这种故事听起来耳熟。这不可能只是巧合。一定有人泄露了这个消息。
第二天一切全上了报纸。“再见‘骨感辣妹’”，“你好，‘痛苦辣妹’”。好吧，我确实没有微笑。我没有衣服，没有化妆，我在想，今天就连那些该死的动物都不会出来，因为天一直在下雨。可怜的大卫，他多么希望把我的生日搞得特别些，甚至在公寓里挂满了彩灯来欢迎我回家。
媒体说动物园一半的景观都因我而关闭了，我如何同时使得其他人无法进入——因为“高贵辣妹”想去猴屋，以及我如何得到了优惠待遇。全是废话。十足的谎言。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到处走走——他们认为我们会做什么？坐着豪华轿车从一个笼子开到另一个笼子前？有些区域是围着的——像猴屋——但是我们是和其他人一起走进去的。
让我发火的是报界居然先到了那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想不通。我给马克打电话。
“马克，你没有对别人提到我们要去切斯特动物园吧？”
“绝对没有，维多利亚。”
“但是，你想想，马克，除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外，只有你和我妈妈知道。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发誓不是他们。”
“维多利亚，我以我孩子的性命起誓，我绝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真的不想问他，但是，那情形，我能怎么办呢？
无论如何，我还有别的事要担心，比如我的行李。我列了张清单，写下我还能记得的箱子里的东西：我的衣服、布鲁克林的干净衣物、大卫的经纪人整理出来的几份关于赞助合约的传真还有我的歌词本——所到之处我都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想到什么歌词我都会草草记下来，里面甚至还有一缕布鲁克林的头发。我通常都把它放在随身的行李包里。但因为我要带许多玩具在飞机上逗布鲁克林开心——更不用说还有尿布了——我就把那个笔记本塞进了一个衣箱里。
几天后，大卫在南安普敦有一场客场比赛，因此我就去了伦敦。等我的衣箱出现已经超出开玩笑的限度了。我的体型如此滑稽以至于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适合我穿的衣服；至少我知道我妈妈家还有几件能凑合穿的衣服，而且我总可以跟露易丝借衣服。
就这样到了星期六，我一直都在购物以补齐我丢掉的那些，鞋子、袜子、化妆品等等。这件事花了我很多时间。有一些人——像维维恩·威士特伍德——特别热心。她给我补齐了丢失的所有东西，一分钱也没收。
我的手机响了，是乔打来的，在曼彻斯特为我护理指甲的那个姑娘。她告诉我的事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离奇的了。
几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一个人的电话，那人说，他在希思罗的一辆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属于我的CD，由于乔的电话号码被草草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所以他就给她打了电话。她本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结果，就告诉他说，如果他真的有这些东西的话，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寄给她。他叫马克，她把他的手机号码给了我。
因此我试着打过去，什么回音也没有。显然是个恶作剧。
现在乔又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那人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因为她认出了我的笔迹，她确定是我的东西。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肯定拨错了号码。
那本笔记本就是我的歌词本。从她的描述看，我知道那张CD是那三首样本歌曲，是我在洛杉矶见过的几个歌曲作者写的，由一名试唱歌手演唱。我记不得它们是否在同一个衣箱里。我给还在曼彻斯特的马克·尼波里特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他说乔不该让那个人寄过去，不过，他会让他的一个好朋友去把它们拿回来。
直到此时，事情才终于弄清楚，我的行李其实是被偷了。英国航空公司除了说“丢失”或“发送错误”之外从没说过其他话。这种感觉很糟糕。我的东西被翻了个遍。
我给英国航空公司的那位我一直和她联系的女士打电话，我暴跳如雷，特别粗暴。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家伙，其实是该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回了个电话给我，我对他大发雷霆。可怜的人，也许这一辈子从来没人对他那样讲过话。
说到我的歌词本和CD，那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有点像“马普尔小姐”（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中篇侦探小说集中的女侦探）之谜。你不可能就那么在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 我的意思是，它们又不是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我决定自己给这个叫马克的“翻斗车”家伙打电话。
有时候做个名人会对你有些帮助——这个马克在跟一个“辣妹”讲话时也许会惴惴不安，可能会说漏嘴。
“你好，”我说，“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把我的东西寄给了我。”似乎现在是奥斯卡颁奖晚会。
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他告诉我说他在希思罗有一家废品回收公司，他在一辆翻斗车里碰巧看到笔记本和CD. 他家里人让他别牵涉进来，把这些都扔了。
还有一个朋友建议他把它们放到英特网上。但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让他把东西还回去。当然，因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他感到非常歉疚，所以决定物归原主。
当他说着这些话时，我嘴上说着“噢，真的吗”、“你想得真周到”这些废话，而心里想的却是：这家伙是个混蛋。
但是我越和善，他说的话就越多，我就越有机会从他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那么，不管怎样，”我说，“如果你找到其他什么东西……”
“没有了，”他说。
“好吧，如果有的话。”
“你相信我，没有了。”
“瞧，衣服是一回事，但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是我无法替换的。”
大卫在情人节那天送给我一个镶在银框里的他和布鲁克林的合影，大卫用小刀什么的在边框上刻下了一行字：非常爱你，大卫和布鲁克林。
“它只具有感情方面的价值，”我解释道，“但我和大卫有好多时间都无法在一起度过，因此，如果有人找到它，我真的会非常感激。我把我保镖的号码留给你，万一你找到可以打电话。我真的想找回它。”
“怎么说呢，”他说，“既然它这么重要，我干吗不现在就回去看一下呢。五分钟以后再给我打电话。”
　　　　　　　　　　　　　第二十二章 背叛
我等了五分钟，又打电话过去。
“好了，”他说，“我正站在垃圾堆上。”
“真太谢谢你了，让你这么麻烦，它对我真的意义重大。”我对他这么说。而我想的是：这跟垃圾堆有什么关系？
刚才说的还是翻斗车。他编的故事已经有变化了。
严现在我正翻过那堵墙，“他说。又说，”噢，是的，我能看到一个东西在闪光。接着就是是你的照片框。
但没有照片，他说。我说那不要紧。我可以重放一张照片，但那个照片框是无法替代的。但是，他还能看到其他什么东西可能是我的吗？
“没了。”
“你肯定吗？”
但他坚持说没有了。我所知道的是，他只不过是在他家的后花园里乒乒乓乓地翻找着。
他同意将照片框交给马克·尼波里特，他确实做到了。
但后来警方插手此事，他们把它带走作检验。我再次见到照片框是在法庭上。
2000年4 月底，足球赛季快结束了。当大卫得知那个赛季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他将不上场时，他没有告诉我，却决定要给我一个惊喜。我和大卫总是为对方准备一些小小的惊喜。
我们经常谈起要再买一只狗。“扑费”和“史努比”都已长成了大狗，非常凶猛的警卫犬——我都不敢把手指伸进新房子那里的狗舍的网眼里。我当然也不会让布鲁克林靠近它们。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只长满绒毛的白色狮子犬，我们；常说要从动物收容所领回一只来。
因此当大卫告诉我他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我肯定那是一只狗。我当然问他了，但他只是笑，那种模棱两可的笑。
但是我确信是一只小狗。因此，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半是兴奋——我可以带着它到处逛了——半是害怕：我连一个婴儿几乎都对付不了，我如何能分身去照顾一只小狗呢？第二天早晨，大卫说在他告诉我秘密之前，我们得把他妈妈送到机场——她一直在这儿帮我们照顾布鲁克林。
我们确实去了机场，但我们没去动物收容所，却飞到了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名），到了肯纳和南希·贝里（肯纳·贝里为“百代”唱片公司的执行官，南希·贝里为美国维京唱片公司副主席）的家。我们在婚礼前一个星期去过那儿。这就是那个惊喜。大卫悄悄地把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预先收拾好，让马克提前送到机场，把它们装上了一架他已经安排好了的私人飞机。几天来他一直在盘算安排一个活动——到某个靠得住的地方，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状况。他先想到的是迪拜，但接着他就决定那儿对布鲁克林来说太热了。只到昨天夜里，他才最后决定去托斯卡纳。
当我们在比萨降落时，猜猜怎么了？一群摄影记者和等在那儿要签名的人。这简直让我受不了。我为他们签名，努力想面带微笑，脑子里却一直在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好司副主席。
像有人已经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这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我都不知道，甚至大卫也只是在那天早上才确定下来的。租给我们飞机的人——是我们绝对相信的人——也不知道。
马克知道。
这句话落在我的心口，就像老式自动售货机里的水果掉出来一样，发出一声闷响。
切斯特动物园那件事，还有其他人知道，比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但这一次，完全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只有马克。然后我又想起了莫斯迪克。我一直在想除了旅行社的人没人知道我们将去莫斯迪克。但马克知道。
还有另一件怪事儿。上飞机时，我问大卫为什么不带上马克？大卫告诉我，马克说了没必要。马克说：“你们在意大利会没事的。”
在意大利会没事的？谁都知道意大利是世界绑架之都。
马克知道。
又一声闷响。
尽管事情已对得严丝合缝，我还是不断想起他如何以孩子的性命发誓说不是他泄的密。我没见过他的孩子，他离婚了。如果他有孩子的话，没有哪个父母会这么说，会吗？我在想，他曾说过会替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
我将它置之脑后，我总有这种想像力。如果我听任自己这么想下去的话，我能把二加二算成十。我们会有一个不错的假期。阳光明媚，布鲁克林正是戏水的年纪——在曼彻斯特体育中心，他已经能和我们一起游泳了——而且第一次感觉到没有保镖在身边真好。
“玩得开心吗？”马克到机场接我们时问道。
“好极了，谢谢。非常开心。”确实如此。大卫在那儿过了生日，我为他的生日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不声不响地安排双方的父母一起出来跟我们共度几天。
我们到肯纳和南希·贝里的别墅去过几次了。每次我们都说：要是我们父母也能来住几天就好了。因为尽管他们显然见识过豪华的旅馆，可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食物、装修，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惊讶。
我还得订购些礼物，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不在英国庆祝他的生日，当然也没有随身带礼物。
起先，我想不出该买什么。后来我给威廉姆·亨特打了电话，他是个男装设计师。大卫非常喜欢他的服装。我请他寄一些西服来。然后我又给我们的朋友布鲁斯打电话，他在西奥·方奈尔珠宝店工作。请他把我先前订的耳环给我寄来。
大卫对此一无所知，我一直保守着秘密。什么都不能让他知道。因此在他生日这天的早晨，我们走下楼梯，工作人员真是很周到——前厅充满了气球——惊讶，惊喜。不仅有气球，还有他爸妈和我爸妈。他们前一天很晚才到，而大卫没听到一点动静。
这是个完美的生日。首先，我们一起吃了早餐，然后一整天我们都懒洋洋地呆在游泳池边消磨时光。晚上，我准备了一顿生日晚餐，有大卫最喜欢的食物——他在意大利只吃这道菜：意大利面食和奶油豌豆，甜点是蒂拉米酥。晚餐如此丰盛，以至于你会认为他们是在给四十个人做饭，而意大利人就是那样，做什么都慷慨大方。后来我们邀请为我们精心安排了每件事的全体职员与我们同饮。
回家后的那天晚上，大卫出去买外卖。正在这时，前门的蜂鸣器响了。是马克。他通过门上的对讲电话说：他能上来吗？他想说些事情。
他进来后，发现大卫不在家。“他一会儿就回来，”我说。
马克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你瞧，”他说，“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喜欢为你们工作。但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吃了一惊。我们已经开始完全依赖他了。他什么都做，从开车到取干洗衣物。许多时候，他更像一个私人助手，而不是一个保镖。
“你找到新工作了吗？”
不是那样的，他说。是因为他父亲。“我母亲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我不想这一次再发生同样的事。”
“如果多休假会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我说。
他摇摇头。
“我只是需要这段时间来陪伴他。但我不想让你为难。我会陪你去美国。回来后，我再找个人替我。”
我们原定两天后去洛杉矶。我、大卫和布鲁克林。我要去做我的专辑——说到“我的专辑”这几个词，我得习惯用这样的字眼，而不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骗子——马克按原计划将与我们同行。
“但如果你父亲真的生病了，你肯定不会愿意在洛杉矶闲逛。”
我真的感到惊慌失措，一直希望听到电梯声——但大卫还没有回来。
马克离开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发抖。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卫时，他也像我一样吃惊。那洛杉矶之行怎么办？我们已为马克订了机票，因此我们决定他还是跟我们去的好。
洛杉矶一直是个社交的好去处。因为当“辣妹”刚出道时，在维京工作的许多人现在都以加州为基地。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见过大卫，因此这是我们出双人对的好机会。我通常一个人或带我妈妈或露易丝去参加那些聚会。
最终，我很高兴马克能与我们同行。他做了所有关于安排车和预定餐桌的活儿——这些正是大卫不好意思去做的。马克还说，当我们出去时，他很乐意照看布鲁克林。这对布鲁克林有好处，在他这个年龄，夜里睡醒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在陌生的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他会害怕的。马克说他反正也想看看录像，在我们房间看跟在他的房间看没什么两样。
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夜，南希·贝里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盛大的令人炫目的好莱坞聚会。马克自愿照看孩子。但当我让他进我们的套间时，好像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进来的时候，我转过身，看他走向大卫，我看着他的衣服：棒球帽，白T 恤，灰色的迷彩裤黄色的衬里，膝盖处皱巴巴的凑在一起，大卫有时就会这样。我突然意识到——他在学着大卫的方式穿衣服。我感到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不仅仅是因为马克看上去滑稽，他确实很滑稽——大卫能那样穿，因为他年轻，可是马克·尼波里特已经35岁了，而且看上去有40岁。不仅如此，马克·尼波里特似乎还在仿效大卫的个性。
我看着他的眼睛，觉得好生奇怪。有这么一句话，你身边走过去一个鬼影。真的有那种感觉。
当我们一直走到走廊里马克听不到的地方，我们俩放声大笑。因为大卫也意识到了什么。马克·尼波里特——一个大卫·贝克汉姆的模仿者。我想说，求求你了别这样。但进了汽车，我感到有点凉飕飕的。我确定那样怪异的事其实一点也不好笑。
晚会设在南希和肯纳·贝里在贝尔爱尔的房子里——莱尼·克拉维茨的新专辑发布会。这是一次真正的好莱坞式的聚会。许多魅力十足的人们走来走去，很随意但是很酷，颇具摇滚歌星的风范——莱尼·克拉维茨戴着那种大大的太阳镜穿过人群。我经常给大卫说起这样的聚会，但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们一起出门参加聚会真是件乐事。
大卫和莱尼说话时，我正和维京公司的一个熟人聊着。
几分钟后，她说她希望我不要误解，但她想告诉我一些事。
“那个为你工作的男人，”她开始讲。
“你说的是马克·尼波里特？”
“对。我觉得你该知道他与我的助手说过两次话。每次都问她，她或她的什么熟人是否愿意跟他去旅馆开房间。我很抱歉告诉你这些，维多利亚，”她继续说道，“你想像不到我有多尴尬，但我本以为你该知道这件事。”
让她尴尬？我的意思是，我正努力让这儿的人们把我看作一个独唱艺术家呢。
当然我向她道歉，她说我没什么好道歉的等等。但我吃了一惊，十分震惊。我只是不能理解。我想问，这家伙怎么了？我越想越觉得他近来举止怪异。像大卫那样穿衣只是冰山一角。他开始喜欢和我说话，没话找话说。这不像他。在一次去美国的旅行中，他告诉我他买到了一些非常不错的减肥药丸，问我要不要。他知道我当时饮食无序。向一个饮食无序的人提供减肥药丸无异于向一个正在康复的酗酒者提供一瓶伏特加酒。幸而我没理他。但马克本来就不该这么做。他变得好忘事，总是匆匆离开，说是把什么东西丢在什么地方了——房间里、汽车里。有一次他甚至说他的备忘本丢在了飞机上。这就是那个“井然有序”先生。发生什么事了？真是个谜。
我决定不告诉大卫，他玩得正开心，我不想搅了他的兴致。回到伦敦再说吧。而且不管怎么说，马克·尼波里特就要走了。我开始想这倒不是一件坏事。
我和大卫只到伦敦，而马克去曼彻斯特见他父亲。他说周三会再过来，把他安排好替换他的人带来让我面试。我问他接下来的几天我是否应该雇个保镖来帮我们。
“不需要。”他说，而且大笑起来。
我们一到希思罗，我就给我的律师打电话。我已经受够了有人把我的私人信息泄露给新闻界之类的事。我只希望，不管他是谁，请他走开。我没提到我对马克·尼波里特的怀疑。要是我错了，那岂不是愚蠢透顶。而且我很可能错了。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当地的花园中心给布鲁克林买一个红色的踏板汽车，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有一个同事放出话去，他说，通过与第三方的接触，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叫马克·海耶斯的人说他得到了消息。另一个马克。
“海耶斯宣称他知道谁是泄密者，但他要价一万英镑。”
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其一，这是敲诈；其二，我怎么知道这个马克·海耶斯真的知道呢？
当然，我的律师说，他们不打算牵涉到钱方面的事。又加了一句，可是最好谨慎从事，继续和他谈，以期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
马克·海耶斯暗示说，他和泄密者曾一起工作过。一旦泄密者知道他被出卖，就会追踪他，因此他需要钱——为了远走高飞。我感觉这有点故弄玄虚。
他说泄密者是前特种航空部队的。
马克·尼波里特。
就是他。
我觉得口干，律师还在继续说着。一切都合情合理。这就像你正看着一张“宝丽来”照片在冲印，它越来越清晰。
但是证据呢？我有什么证据？
那天晚上，我们和我爸妈，还有迪和戴尔一起出去喝一杯。他们在闲聊着——大卫正和他们说着洛杉矶的事——但我只是坐在那儿想事情，思绪就像弹球一样在我的脑子里跳来跳去，想找到一点关于马克·尼波里特就是泄密者的漏洞。没有什么漏洞，一个都没有，除了他曾经以自己孩子的性命起誓，还有就是他已签了保密协议。
正如我爸爸所说——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这是一群该死的马克兄弟：马克·海耶斯、“翻斗车”马克和马克·尼波里特。
第二天早晨，星期三，门铃响了，这声音让我的胃子里一阵难受：马克·尼波里特和一个他带来替换他的人。我一点也不希望他们来。我下楼的时候，他站在楼梯的最底层，看起来鬼鬼祟祟的。他又有了些变化，头发变黑了，脸更白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染了头发。他向我介绍蒂姆。又一个蒂姆。
我不可能再去雇一个与马克·尼波里特有任何关系的人。但我不得不过一遍面试的程序。事实上，蒂姆似乎是个很不错的家伙，但他也许可以成为坎特布雷的大主教，而这份工作他是得不到的。我说谢谢你能来，我会给你消息的。
蒂姆出去了，在车里等着。
马克进来了。
“那么，你觉得怎样？”
“他不错，”我说，“但跟你说实话，马克，这一周我自己正在物色一些人，事实上，我已有了人选。现在一切都非常平静，你父亲又在生病，所以，我在想你最好过了今天就走。”
我表现得很有礼貌，因为有些事情谁也无法预料。桑德拉，大卫的妈妈，一会儿就到。然后他们要带布鲁克林出去购物或者做些其他什么计划好的事。所以，高高兴兴地道个别，我就永远没必要再见这个卑鄙的家伙了。
大卫要为他的书拍一些照片，因此我要和他一起去，这是个很不错的调节，因为下午之前我哪儿也不用去。
我呆在工作室里，看着大卫做他的事。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
“有消息吗？”
“可能吧。海耶斯刚告诉我说，你今天上午面试了一个叫蒂姆的人，你解雇了马克·尼波里特。是真的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感到恶心。这本不该让人吃惊，但却还是让我吃了一惊。除了马克·尼波里特没有人知道蒂姆这个名字。我谁也没告诉，包括我爸妈，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大卫我都没有说。
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回答，但我肯定是回答了。
“那么，我们可能遇上大麻烦了，维多利亚。”
我朝大卫看过去，在灯光下他看起来非常酷，他朝我笑笑。我也冲他笑笑，仿佛有两根线拽住我的嘴角，就像个木偶。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尼波里特拿到一些属于你和大卫的文件。最让我担心的是，海耶斯暗示那可能包括他与你签的保密协议。”
这就像有人在我的肚子上狠狠捶了一下，但同时也打开了里面的灯。突然一切变得明朗起来。
“你能明白，维多利亚，不管这些是真是假，你在和他打交道时要极其谨慎，这是明智之举。顺便问一句，你知道他离开你以后去哪儿了吗？”
这时我才记起马克·尼波里特在哪儿，和布鲁克林在一起。
我无法相信我一直在努力躲避的那个疯子竟然是一直照看我孩子的人。这就像在电影里，一部恐怖电影。
我能想到的就是布鲁克林。我给大卫的妈妈打电话。
“嗨，桑德拉，我是维多利亚。”保持镇静，镇静。
背景声音告诉我她还在车里。
“布鲁克林好吗？”
他很好，她说。他们刚离开五分钟。
“桑德拉，现在仔细听我说，把电话贴近你的耳朵。马克能听到你说话吗？”
“我想他能听见。”
“好吧，你一到家，就告诉马克余下的时间让他休息。然后锁上所有的门，关上所有的窗户。现在如果你听明白了就说‘是’。你全明白了吗？”
“是。”
“过后我再打电话给你解释。”
然后我给我爸爸打电话。他正要去索布里奇沃思的房子那儿，与那儿的建筑工人处理一些事。但他立刻掉转车头，去了钦福德到桑德拉家接了布鲁克林，把他带回家。
接下来的几天，律师们继续和马克·海耶斯谈话。他说马克·尼波里特录制了83个小时我们的谈话，计划写一本书。
写一本书？
一想到过去九个月里我可能说过的话，我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我是说，有时候我会提高嗓门说话，和人们争辩几句，所有人都会这样的。我得感谢上帝我家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但我又想到另外一点——他几乎连一张购物清单都写不好，为什么还要担心马克·尼波里特会去写一本书呢？
很难准确地记住接下来的几天中发生的事。结果证明这个叫马克·海耶斯的人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们一听说马克的保密协议的事，露易丝就到我爸爸的司诺克活动室里检查了他的档案，那是我们保存各种文件的地方。除了他的个人简历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们给“辣妹”办公室打电话，结果存在那儿的副本也不见了。因此我们就没了保密协议。律师们警告说，要是我们没有他签字的保密协议，而马克·尼波里特真的想写一本书的话，事情就要复杂许多了。
后来我想了个主意。大卫在参加2 叩0 年欧锦赛之前还有几天休息时间。马克曾问他要一件签名球衣。因此我们决定让大卫带着这件球衣去曼彻斯特，并带上一张独立电视台给大卫录制的纪录片的发行协议书——如果记录片中牵涉到你，你就必须签一张协议，而某些部分出现了马克。这些发行协议包括一则保密条款。那么，正如律师们所说，不管他签与不签，这都是对马克·尼波里特诚信度的一个测试。
那计划就这样进行了。开始，马克说到机场见面，但后来打电话说他得去医院跟专家谈论他父亲的病情。他建议在医院附近见面。因此大卫回家，开上车，到了马克说的地点。没有他的影子。他不停地打电话说半个小时后到之类的话。最后，马克·尼波里特派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名叫约翰·巴格劳，大卫没有把球衣给那个家伙，但倒是把发行协议的样表给了他，当然这张表再也没有返还给我们。然后大卫飞回伦敦。浪费了一整天，上帝保佑他。
与此同时，马克·海耶斯说他已经把属于我们的东西拿回来了，但他只能把它们交给我的一个家人，不能通知警察。事实上，此时警察已完全介入了。
露易丝同意去伯明翰拿我的东西。她受到严格的指导，不能碰任何东西，因为警方要取指纹。不管怎么说，她在一个停车场见到了这个马克·海耶斯。在那儿，他交给露易丝一个白色手提纸袋，里面满是我们的东西。显然他们谁都没说话。然后她开车回到戈夫橡树，我正等在那儿准备检查所有的东西。
那场景肯定很奇怪。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检查着这一大包大卫和我的东西。我穿着黑皮裤，黑色皮上衣，戴着一副粉红色女傧相戴的手套，上面有一排细小的纽扣，一直到胳膊肘——那是我们家惟一的手套。包里主要是一些文件和“扑费”和“史努比”血统记录相关的文件、银行结单、私人照片、散放的快照、“宝丽来”一次成相照片、卡片、还有我写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在我那些被偷衣箱里的文件的影印件、大卫与阿迪达斯的相关文件以及大卫的互联网合约、一张没有任何标记的金色柯达CD. 真奇怪，我没有柯达CD.我把它放进立体声播放器，立刻听出来了：就是出现在希思罗翻斗车或者垃圾堆里的那张CD的复制品。我把原版搁在楼上——洛杉矶的几个歌曲作家给我的由试唱歌手演唱的三首歌。
然后我想起马克那么坚持要去我的指甲护理师乔那儿拿歌词本和CD，三四天后，他才把东西还给我，这段时间足够他去复制了。
与此同时，律师们正尽力把所有事情联系起来，每天都发现事情越来越奇怪。比如，马克·尼波里特12月，通过单条契约更名为詹姆士·马蒂。
我决定自己给马克·海耶斯打电话，使用我那种越来越熟练的方法：“你好，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感谢你的帮忙，麻烦你把东西装在手提袋里送给我们。我真的很感激。”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回答出人意料。这个马克·海耶斯说他非常想为我们工作。他自己开了一家保安公司，尽管他本人其实是个理疗师。
“那么既然马克不为你工作了，我很想负责你的安全。我猜如果我帮了你，你也许会雇我。”
别开玩笑了。但我让他误以为那是有可能的，这样一来，我们的话又多起来了。
我问他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他说有。
“在你公寓卧室的一个抽屉里有些女用自慰器。”
我大笑起来，因为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梅兰妮·B 给乐队的所有人都买了一套自慰器。当我们在家人面前打开时，会尴尬万分。她只是想开个玩笑。事实上当时的情形十分滑稽，因而我大笑起来。
“如果我是你，我就笑不起来，”他说，“而且你千万不要用那个自慰器。”
“听着，伙计，”我说，“我嫁给了大卫·贝克汉姆。我不需要用它们。它们是别人送我的圣诞礼物。”
“维多利亚，”他继续说道，“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想告诉你，但马克有你家的钥匙。”
那就对了。我总希望事情不要太糟糕，但它已经很糟了。那公寓可是我的家呀。某个人——或者某些人——进去了，天知道在那儿做了些什么。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在伦敦。我放下电话，一想到回到那个家就让我恶心。这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马克·海耶斯说的是对的，马克·尼波里特正要写一本书，他录制了我的谈话，他翻过我的内衣抽屉。事情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他要对我做什么？我简直是个可怜虫。
我尽力去想马克·尼波里特的生活肯定糟糕透顶，所以才不得不做这样的事。但这很难让我不恨他。我尽力去做我小时候做过的事情，闭上眼睛，把他放在一只小船上，注视着那船远去，直到天边。但那还是没用。我不禁想，我也有部分责任。毕竟，首先是我雇了他。我的直觉怎么会错到这种地步？我真无法相信，我居然信任一个如此背叛我的人。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种事你只有在电影里才会看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会这样？现实生活中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一直待他不薄。我做了什么让他做出这样的事？
　　　　　　　　　　　　第二十三章 绝妙的安排
在我一生中睡眠一直不成问题。绑架的威胁开始出现时，情况就变了。现在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的一点点声音都能吵醒我。我只是躺在床上，头嗡嗡直响，心怦怦直跳。现在我和大卫无论想去哪儿，如果那意味着要和我们不相识的人同乘一辆车的话，我们都不会去。说到布鲁克林，我满怀恐惧地注视着他，好像每一刻我都有可能失去他。我知道我该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钟。可当你被恐惧所困扰，你还能有什么享受呢？惟一的解脱方式是全身心地投人工作。
当大卫随英格兰队在法国征战2000年欧锦赛时，我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5 月初，一个叫尼克·拉斐尔的人与“辣妹”办公室的南希·菲利普斯有些接触。他是伦敦“阿利斯塔”唱片公司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他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与戴恩·波尔合录一首歌，他是前“超凡四帅”合唱团成员，这是继今年早些时候他的第一首畅销单曲《烦扰》之后的又一首单曲。
南希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保罗·麦克唐纳，他和维京公司的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确实有个问题：其他“辣妹”要么已经出了专辑，要么正要出，而我才刚刚开始做。然而如果我不尽早拿点东西出来，到我的专辑完成的时候，公众会问：维多利亚，是谁？但如果专辑一年以后才能上市，那么发行里面的一首单曲就没有意义。我知道我想做些什么，也许这就是了。
我从托斯卡纳回来后，南希把那首曲子的复制带给我送了过来——它并不十全十美，但可以修改呀，而且我非常喜欢，歌名叫《心神迷乱》。这首歌让我如此兴奋的地方在于，作为我的原唱单曲，它与“辣妹”唱过的任何一首歌都不同，和其他任何一个“辣妹”单飞后唱过的歌曲也不同。这是一首舞曲，不是流行歌曲。
舞曲是俱乐部里的音乐，不是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音乐，或者说以前不是，只到最近才有一两首舞曲游离出了舞曲排行榜，进入了主流流行音乐。《烦扰》就是其中一首。
舞曲早在80年代末就出现了，但只是近几年才在俱乐部外面听到它。舞曲是通过电子合成录制而成，制作起来很快，风格一直在变。我14岁时才在托特汉姆“里兹”旅馆第一次进俱乐部。那时多是电子合成舞曲，没有演唱。然后有了流行舞曲，鼓和低音和弦；再后来从美国传人了汽车库音乐，添加了歌词，带有更多的爵士灵歌的感觉。戴恩和“真步者”（英国乐队）做的就是英国的汽车库音乐。
传统的舞曲以四步为基调，就是说有四个基本鼓点。英国的汽车库音乐在低音和弦部只有两个主要鼓点——更像两步舞曲（真步者：一个文字游戏，实则是“两步”的意思）。
这使它听起来有点被切分的感觉，更给人一种跳跃感，可以这么说，它有点像早期的“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只是“甲壳虫”乐队使用真正的乐器。或者像我爸爸说的，这种音乐比较轻灵，而四步舞曲则没有这个特点。这正是跟着两步舞曲跳舞更有趣的地方。正因为这个，2000年夏天人人都说英国的汽车库音乐将成为“继英国流行音乐全盛期之后英国音乐最大的出口产品”。
是的，我认为样本唱片中有些部分可以作些改进，旋律上倒没什么，但是歌词有点重复。但那正是我一直都非常擅长的方面：我知道有些东西什么时候不太行，而且能找到答案。
然而我说，在我同意做任何事之前，我得和乐队的所有人见见面。六个月前我在“黑人原创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见过戴恩，我很喜欢他。
那是在我和麦克西·普利斯特（活跃于90年代的流行歌手）颁了一个奖之后，我回到观众席大卫的身边。大卫当时的观点是男孩乐队是些十足的蠢蛋，认为他们只是些巧克力，甜得可以吃。但当戴恩真的走过来，并且说他和他爸爸都是曼联队的大球迷，要是他不过来打声招呼，他爸爸将永远不会原谅他的时候，大卫的观点有了点变化。显然戴恩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一点儿也不蠢。我一直认为“超凡四帅”很棒，为英国的节奏蓝调音乐做了许多贡献。但那只是五分钟的闲聊，而我主要是听戴恩和大卫谈足球。录制歌曲比较容易，到了这个阶段只需在录音棚里呆上几个小时就行了。接下来几个星期的宣传会让你筋疲力尽。如果我们的宣传不成功，它就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那天，当我走进“圆形机车库”工作室时，我很紧张。我也许看上去并不紧张：流行歌星、太阳镜、专职司机驾车送到门口。但流行音乐与汽车库音乐有很大差别。可以这么说，流行音乐才是我的工作，而汽车库音乐是跳舞的乐曲。
当我告诉露易丝我要去见“真步者”乐队时，她兴奋得发狂。
哦，老天，她说，你最好换件不同的衣服。然而这一点也不能缓解我的紧张情绪。
“真步者”有两名音乐主持人兼制作人安迪和约翰尼。
他们看上去酷极了，但实际上是两个非常温和的家伙，他们从来不会忘记妈妈的生日。安迪·利桑觉非常胖，没有头发；约翰尼·李思讷斯又高又瘦，一头漂白的参差不齐的头发，戴着耳环，还有些文身——他们称他为皮包骨摇滚乐手。他们俩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然而又确实具有互补性。安迪很安详，不管做什么事总要考虑周详；约翰尼极其兴奋，总在说，对，对，对，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好像他总是充满激情。
你一旦了解了他们，他们绝对是可爱的小狗。第一个下午，2000年5 月，我的心情十分紧张。一个“辣妹”去面对一屋子酷酷的音乐主持人一类的家伙。
这种场合，我到底穿什么好呢？我可不想露着两个乳房、以一副流行明星的模样出现。因此最后我穿上了很随意的衣服，一条大而宽松的蓝色牛仔裤，一件短短的紧身T 恤，立领粗斜纹棉布夹克，蓝色纽约扬基帽，还有林地鞋。但是我仍然带着“高贵辣妹”的路易—威顿帆布背包，希望能有好运。
我推开门，走进去，一边轻快地说着“嗨，大家好！”，一边环顾四周，发现我是惟一的女性；这间屋子充满烟雾和男人。尽管我知道他们只是坐在里面，努力显得很酷，不为所动，因为“辣妹”要进来，不过那阵势可真有点吓人。就这样他们都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除了戴恩。他走来走去，在炫耀他的唱功——他的声线非常好。
和安迪、约翰尼、戴恩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工作人员：斯普尼，是“梦幻组合”中杰出的音乐主持人；尼克·拉斐尔，戴恩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他很瘦弱，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你撞他一下，他就会倒在地上。但他精力充沛，仿佛一颗出膛的子弹。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真正了解了他，他简直棒极了：工作态度和我一样；总是在打电话；一旦想做什么，他就要立刻做好，一分钟都不想等。有抱负，非常容易兴奋。他确实能提出一些构想并且让它们实现。对这首歌他和我、戴恩确实有着同样的梦想。
总而言之，我说了对这首歌的看法还有我想做的改动，如果由我来决定的话。戴恩和我坐下来，重新考虑了一下歌词和部分旋律。那真是太酷了。一切都进行得轻松而自然。
我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说，好了，进录音室，开工。我还没做出决定，但是我接着就想，知道我想什么吗？我还是进去，唱一下，如果我不喜欢就放弃。事实上，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很难唱的歌，因为它不在我的音域，而且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尝试。
录完音以后，我走出来，和那些小伙子们喝了一杯。我仍然感到非常害羞、拘谨，但我能听到每个人都很兴奋。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但现在想来，其实当时我已做了决定。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了戴恩的眼睛，当时他穿着肥大的裤子，松松的外衣，戴着一顶变了形的帽子，在房间里转悠。我已经看出他和我都有一种非常相似的英国著名娱乐节目主持人阿里奇（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的节目“11点秀”的主持人，以搞笑闻名，他主持的节目在英国家喻户晓）式的幽默感，我能看出来其他有些人没有这种东西。是的，我想。这能行。这能行。
接下来的七天，我对做与不做仍然犹豫不决。因为事实是我不相信我独自做出来的东西会有人感兴趣，更不用说还要花掉大笔辛苦挣来的钱了。
“辣妹”的成功本应该改变一切，但它没有。实际上我认为这使情况变得更糟。自从我们几个凑到一起来，我就一直听到这样的话：我是最无用的一个，是个凑数的。我一直渴望独立做点什么。但是要独自站在舞台上，你需要信心。我最后一次对独自站在那儿感到信心十足是在去雷恩之前。
当观众与你在一起、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独自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是世界上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你感到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其他演员在侧面的后台等着，还有观众，所有人——因此，舞台表演就像是毒品，人们登台表演就是为了有机会达到如痴如狂的状态。但与之相对立的就是害怕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摔倒了、忘了台词——一旦出错，舞台就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那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到你是个怎样的人。想像一下，你站在大街上，发现每个人都在看你，然后你意识到原来你一丝不挂。就是这种感觉。
导致我未能立即同意的那种焦虑可能也是一种自我防护手段。如果我同意了，而他们却拒绝了，我也许就没办法应付了。一周之后，我听说“真步者”预约了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辣妹”的大部分专辑都是在那儿制作的。《心神迷乱》将正式录音并灌制原版带。那时我教会了布鲁克林击掌庆贺。
我原有的一点疑虑顷刻间烟消云散。他们都是非常棒的家伙，而且才华横溢。这一次现场多了一个姑娘，乔·切林顿，戴恩的经理人，尽管在巡演途中我才真正了解她。她非常疯狂，电话不停，但是非常干练，我特别喜欢她。
开始前，安迪问我：“你看哪些还需要改动？”我正要说，嗯，这一段听起来好像扬声器要炸了，有一种“砰砰”的噪音。就在这时，他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歌曲中这个最烂的部分”，我意识到“歌曲中这个最烂的部分”就是我想说的我特别不喜欢的那个部分。所有人都在说：“太烂，太烂，老兄，鼓，低音和弦。”而我只是想，好了，我最好闭上嘴，别在这儿咋咋呼呼地惹人烦了。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尼克·拉斐尔满是溢美之词。
关于我，我的想法，我的演唱，我的天哪！我无法相信。这就像一部卡通片，我四处张望，想着他在说谁呢。这个家伙非常了解他的这群人。一生中第一次有人这么相信“高贵辣妹”——不，不是“高贵辣妹”，而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我记得当时想大卫进球的时候肯定就是这种感觉，其他队员围着他，拥抱他，想分享那美妙的时刻。那种有人完全信任你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那天下午，突然感觉一切都好了。我们讨论策略，首先在俱乐部里播放，然后某些无线电台未经允许就擅自播放，但是这个阶段不要提及我的名字（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当我发现有人打赌在“真步者”的新歌里演唱的那个不知名姓的女人是麦当娜时，我真的感到无比荣耀）。然后戴恩说，如果我们参加“公园晚会”那岂不是很棒？每年夏天，“王子委托慈善”都在海德公园举行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一切都确定下来后，我知道下面该我了。
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我解释了所谓做好是什么意思。许多伴舞，许多舞台烟火，令人着迷的服装。我说话直来直去：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但我知道只有那样才能成功。我要证明许多事：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不是个被人小瞧了的“辣妹”。我是个舞者，因此我们要展示他们从未看过的舞蹈。不要那种晃来晃去的东西，不要高跟鞋——我已看见了：漂亮的摩托车手的长靴，皮装，许多的金色、银色——太空时代的装束。我会请普里西拉·塞缪尔斯编舞。（后来发现普里西拉和戴恩合作过，他那时还在“超凡四帅”。戴恩对她和我有同感。）
我要让人们大吃一惊。每个人都期待着一袭长裙，一首情歌，我要让人们无法相信站在台上的是我。我要做一些谁也想不到的事。我能感到兴奋在涌动，撞击着我的血管。
“这些都得花钱，”我指出。但我想尼克·拉斐尔已经看出来我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完全知道我的背景，那天下午，他立刻就领会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尼克、我和戴恩真的在分享着一个梦想。这首歌是戴恩的，我帮着完善了它，但我绝不会想从他、安迪和约翰尼做的工作里分一杯羹。我能做的是把余下的事情做好。我知道会有许多好嘲讽别人的家伙在那儿等着看我们摔得鼻青脸肿。
我有将近两年没跳舞了。还有几个美国的歌曲作者来和我一起做我的个人专辑，那是我不能取消的事。但是在你的一生中，有些时候，你就得凡事都提高一个档次，然后再实现它。
从那时起一直到7 月8 日的“公园晚会”，我几乎每天都是从黎明工作到午夜。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带着布鲁克林。
他喜欢呆在工作室里——响亮的音乐和舞蹈。他那时候常和我们一起跳舞。
每天上午我在卡姆登和普里西拉、戴恩、其他舞者一起排练舞蹈，然后一辆汽车载着我横穿伦敦，把我送到巴恩斯去做我自己的专辑。然后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回我爸妈家。我很少晚上十点钟之前进家门。那时大卫已准备好晚餐。我累极了，但我不在乎。我拼命工作，感觉比生布鲁克林之前要好。
夫妻之间，通常是一个人状态好而另一个人却差一些，但那年6 月我和大卫的事业如此协调一致，没有哪两个人会这样。他和我一样状态极佳。在法国每件事都聚到了一起——英格兰队主教练凯文·基冈是个非常好的家伙，营地的氛围与两年前世界杯和格伦·霍德尔在一起时完全不同。
2000年欧锦赛是大卫一直在等的一个机会，他可以把一切都抛开。我知道他希望我去看揭幕赛。但我的工作压力这么大，上午与戴恩、伴舞一起排练，下午与歌曲作者一起工作，还要考虑到布鲁克林。
伴随了我九个月的妄想症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需要些时间——说句心里话，我想我永远都无法完全摆脱它。所有这些大卫都理解。
后来那个周五早晨我开车去工作时，收听了首都电台；他们援引了《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说：我不去看球赛是轻慢其他英格兰球员的妻子。所有的媒体都激烈反对我的做法。电视里不停地播放可怜的加里斯·索斯盖特在1996年欧锦赛上射失点球的镜头以及大卫在世界杯赛上领到红牌的镜头，并且问他会重蹈覆辙吗？电视画面上出现阿兰·希勒（1998年世界杯英格兰队队长）的照片，并且说，他是不是太老了？保罗·因斯的伤病会影响他比赛吗？而我想的是，等等，难道他们不应该播放些这些出色的英格兰球员进球的剪辑、说一些英格兰队能行之类的话吗？这地方怎么了？我需要生活在一个有爱国心的国家里。我只是祈祷千万别让大卫罚点球。
自从解雇了马克，我们就很少在报纸上露面了。如果需要证据证明他是那个泄密者的话，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现在大卫成了个“合法的靶子”，为什么不把他的妻子也带来？《每日星报》说有研究显示，外国球员在大赛前事实上被鼓励和他们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那样能使他们踢得更好。因此这位博士，管他名字叫什么，说“高贵辣妹”必须随行，好好照顾她丈夫一下。怎么这么粗俗？
因此我决定去看球赛。我要让他们看看。但是我得保持低调，不告诉任何人，因为，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焦点可是大卫。再说，如果新闻界拍到我的照片又该唠叨个没完了，诸如：她穿什么衣服？她的头发什么颜色？现在她的体重是多少？她看上去瘦吗？那衣服她以前在哪儿穿过？她为什么又穿上同一套衣服？所以我要悄悄地去。一旦我进了机场，远离了摄影记者，我就会和其他球员的妻子在一起，和其他人一样坐上大巴。我给戴恩打电话，告诉他我不能参加周一的舞蹈排练了。因为他也是个足球迷，所以他说：“我从没想过你会来。希望你开心。”
我并不开心。其他的球员妻子都穿上了短裙。因为大卫说过穿着不要太显眼，所以我去那儿时只穿着牛仔服，看上去简直糟透了。我将永远记得从贵宾休息室回到座位上时的恐怖一幕。我简直吓懵了。一年中这是我第二次感觉自己会被杀死。接着大卫告诉我新闻记者拍了一张他走过球员通道时对观众伸出一根手指的照片，我只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片困惑。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得到如此对待？我们如何与这个恨我们的世界相处？
然后《邮报》登出这样的标题——此人是国家的累赘吗？——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
但是紧接着我的律师又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马克·海耶斯说的马克·尼波里特要写的那本书实际上将由安德鲁·莫顿来写，即写作《戴安娜：真实的故事》的那个人。马克显然在伦敦已和他讨论了几个星期。马克·海耶斯所说的马克·尼波里特秘密录制的几十个小时的录音带就是那样派上用场的。他将其作为这本书交易的一部分卖给了安德鲁·莫顿。同时，马克还记了一本日记。
我们谁也不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居然有人会这样购买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完全被出卖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家没什么糟糕得见不得人的事。但接下来让我们担心的是：马克·尼波里特可能会信口胡诌，捏造一些事情来回报他所获得的巨额酬金。
律师们说，阻止此事的惟一希望是把他告上法庭。而我们没有他签过名的保密协议，因此事情变得更为艰难。
真是天赐良机。大约一周后，露易丝到马克曾经住过的车库上面那套公寓去，在橱柜中原来装《自学法语》磁带的一个空盒子里，她看到一张空白的保密协议。起先她以为那只是马克留下的一张空白表格，以备他在某些场合为我们雇佣一些临时人员时使用，比如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后来她注意到上面有一个传真日期，1999年11月3 日，那正是我们解雇第二个保镖的时候。当时我们让他们两个都签了保密协议。尽管上面没有任何内容，也看不到任何字迹，但是她碰巧注意到一个缩进的签名。谁的？是马克的。律师们说立刻送给他们，接着就交给了法院。
律师并不十分乐观，但我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我太生气了，非常生气。想想那个人，我给他假期让他去曼彻斯特看他父亲，而他却一直在为莫顿的书收集资料，回忆他能记得的为我们工作期间的每一件事情。英语中没有一个词能描述我对他的感觉。
6 月23日，他在华林顿被捕。《每日镜报》把他描写成“一个私人保镖，他们夫妇的心腹”。
原来，警方为了死亡恐吓的事一直在调查他。他以“涉嫌怂恿死亡恐吓”罪被捕。
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告诉我马克·尼波里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但他们当时都没想到要告诉我。这在当时也许没什么作用。那时，我们都相信没有马克·尼波里特的保护，我们大家都不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弟说过，他觉得马克有点儿不对劲。而我什么也没做。
那件事发生在一天下午，克里斯琴把他的新女朋友露西带回家。克里斯琴说马克一直坐在大厅里看电视，他的“那个玩意儿”露在短裤外面。发生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我没有理会。我的意思是，我能说什么呢？“我本不想注意，但我还是看到了，你的肉和两样蔬菜挂在外面了，马克，你把它们放回去好吗？”
这样的事从9 月份我们去法国南部的埃尔顿家度假时就开始了，那时他已经开始穿短裤。但回到英国以后，这事并没完。尽管已是寒冷的秋天，他上身仍然只穿一件羊绒衣。但我害怕让他不高兴，不敢冒险失去这位斗士，他会给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的，我真的害怕他会离开。那时我也许不喜欢他的着装方式，但他工作非常出色，不是吗？难道那不是最重要的吗？
他也许让我相信了他很擅长这份工作，但事实是他并不擅长。我现在知道了，真正的职业保镖所接受的教育是不要把他们与雇主的关系私人化。我还了解到如果警方对他的能力有信心，他们会悄悄地给他一支枪，但他们没有给马克发枪。最后一点，我发现任何一个自称是前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人都是假的。而且，如果他有那么好，他为什么会把自己出卖给安德鲁·莫顿呢？因为，毫无疑问，他将永远不能再干保镖这一行了。他之所以出卖了自己就是因为他已经完了。严格来说，作为一名保镖，你得擅于奔跑。我们爬贝弗利山时，他几乎赶不上我和大卫。说到那副眼镜——没有了它们，他比我更像个瞎子。我没有必要一直戴着眼镜——他却有必要。
马克·尼波里特被捕的消息是在一个下午传来的。当时我正在巴恩斯，在“奥林匹克”工作室的综合楼里和安德鲁·弗兰普顿一起制作我的个人专辑。我正在娱乐室喝着咖啡，这时我碰到了保罗·威尔逊和安迪·沃特金斯，即人称“绝对”的那两位制作人。
我并没有与他们接触谈论合作的事。因为洁芮离开演唱组、想自己出专辑时，许多原来与“辣妹”合作的人觉得他们应该做出选择，可以这么说吧。而“绝对”选择了洁芮。
因此这免不了有些尴尬。
“噢，你在这儿做什么？”
“噢，我在做我的专辑，你们呢？”
“噢，我们在做洁芮的下一张专辑。”
“噢，是吗？怎么样？”
“噢，很好。事实上洁芮一会儿就到。”
我感觉到他们正指望我说，哦，老天，可别让我看见她。
可我没这么说。
“噢，能见到她真让人高兴。专辑制作得怎样了？”
“噢，很好。没什么特别棒的情歌。但你知道洁芮，你不会发现洁芮唱出什么一流的情歌来，是吗？”
长话短说，我正在安德鲁的工作室里演唱一首自己的歌，大卫和布鲁克林也在那儿，还有另一个美国来的作者史帝夫·基朴纳。这时洁芮冲进了工作室，里面的正式录音间装有推拉门，她把门往后一推，走了进来，一下抱住了我。
说了一些“那么，你最近怎么样”之类的话以后，她说：“那么，你的第一张专辑，嗯？你终于开始了，这真太好了。别人说你不行你千万不要听。我知道我这么说起来很容易，因为毕业我已经拿了三个第一了，那确实让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别让任何人小瞧了你。”
然后她又冲过去，想抱布鲁克林，孩子当然根本不认识她。他一动不动。大卫直挺挺地站着，像一块木板。我也没有丝毫热情。我们一家人就像来自图索德夫人的蜡像陈列室。
虽然我们都一言不发，她却还在滔滔不绝，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
“上帝，托莉，你真瘦。当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瘦，可也够瘦的了。现在得注意你的体重了。”
终于，她明白了什么。
“现在我真的要走了，我觉得我打搅你了。可不能再打搅你了。”
然后，她挥手告别，走了。
7 月8 日不仅是“公园晚会”的日子，也是我弟弟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克里斯琴不喜欢进入名人圈，所以当人们得知我还有个弟弟时，常常很吃惊。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总是很腼腆。
小时候我们三个人总是像胶水一样黏在一块儿。经常有人走上前对他说：“你好，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我和露易丝总是脱口而出“克里斯琴”。我们总是代替他说话，把他指使得团团转。在很多方面，他都有资格获得一枚奖章，因为容忍我们。
即使是现在，克里斯琴还是很少与人交往。他一点也不像我和露易丝，他很有条理，爱整洁，是那种在圣诞节就为暑假出行预定票的人，他总能记得给浴室的小橱补充一些常备药。
我加入“辣妹”时，他才15岁，只是一个孩子。甚至当我遇见大卫时，他也还只是个孩子——我记得他惟一感兴趣的是大卫开的什么车。但当我“境外免税年”期满回国时，全家人的宝宝已长成小伙子了。
他挣钱不多——没有什么野心，但也绝不懒惰。他从来跟我开口要过一个英镑，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天，他会成为某个人极好的丈夫。
虽然有同样的父母，我们的差别却如此大，这依然让我吃惊。露易丝小的时候，长得像秀兰·邓波儿，一头红色鬈发，酒窝，微笑。她非常淘气，还喜欢指使人，在学校里总是惹麻烦，绝对是多动症，跑出去玩的总是她，而我所做的好像就是干活儿——维多利亚，不好动又懂事的那一个。
有些时候，露易丝一定不喜欢看见我。因为我不是个感觉迟钝的人，我能想像这个情景：姐姐总是被人注意，而妹妹几乎总是被人忽视。而别人却是那么不敏感。就像几天前我遇见露易丝的一个朋友的妈妈，露易丝的这个朋友快要结婚了。这位女士问我，“你能来参加婚礼吗？”我说，“是的；露易丝也去。”但是我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说，“是的；但你和大卫能来吗？”听到这话露易丝走了。发生那样的事，你简直感到糟糕透了。
但至少从表面来看，我想露易丝很喜欢做“高贵辣妹”的妹妹。我对她的了解足以让我知道她不会喜欢做我这样的人。露易丝太喜欢玩，不可能成为工作狂。事实上她参加的名人聚会比我和大卫都多。因为当我工作时，我就没有常规意义上的社交活动。我的家庭就是我的社交生活。但当我累极了，十一点钟疲惫不堪地进家门，我问，“露易丝呢？”我妈妈说，“出去了。”这时我就有些恼火了。我确实会想，老天，我忙得头都掉了，而其他人倒出去玩了。但事实是，那正是我喜欢的。
我想我可能是三个人中变化最大的一个。不是因为钱或类似的东西，而是因为做一个“辣妹”给了我保持自我的信心。我总是明智而谨慎，但我不是天生的反复无常讨人厌的女人。现在我意识到这只是一种防御机制，它的产生是因为我脸上的粉刺以及我没有朋友。？公园晚会“的前四天是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真是绝妙的安排。没有像我计划的那样外出度个真正的长假（这意味着两周时间），现在看来，我们只能在”公园晚会“后休息一周。按计划”辣妹“要为双A 主打单曲《怨》和《让爱引路》拍摄影像。
似乎所有的事都发生在同一时刻。《心神迷乱》计划在8 月14日发行，大卫在这个时候又要回到曼彻斯特，但大部分艰辛的宣传工作会在发行之前做，其时大卫还和我在一起。
首都电台和“亲吻”调频台播放这首歌比我们预期的要早，而且很快就热播起来——尽管它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也让我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因为这首歌六周以后才能进商店——电台不停地播，却没有人能买到。尽管问题是有的，但是这倒也是件好事，只是我们得想办法保持这个势头。首先，我们得把影像制作好。
影像制作的导演杰克·内华说他想让我用长发造型。他想塑造一个“霹雳神探”般的未来派形象，用一台鼓风机把我的长发吹起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单曲的封面，还有其他一些宣传品，如杂志。“辣妹”巡演的时候我已经让詹妮给我剪了短发，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个发型，因此在宣传品里我只有短短的头发站在头上。
因此泰勒——我在“黑人原创音乐奖”颁奖典礼上就遇到他了，当时他在给梅尔·B 做头发，现在他给我做——拿来一条一条数英尺长的头发。做法是这样的，他把我的头发分缝，把一条长发剪短几英寸，再把它黏到我的头皮上。花了几个小时。确实是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疼，只是有几秒钟我感到头皮有些冷，但实在是令人厌倦。
只是在我们拍摄这部影像时，布鲁克林才第一次看到我留着长发。至少他看见了一个他不认识的长头发女人。他奇怪地看着我。戴恩甚至称我为“犹太辣妹”，“忧郁辣妹”又有了变化。但不容否认的是，长发很适合我的服装，当鼓风机吹起时，看上去真的不错。
我们的造型师是个叫威尔·阿迪亚米的小伙子，是戴恩带来的，他为“超凡四帅”做事。而且我知道他曾经与米西·艾略特（美国说唱歌手）、普夫·戴迪（词曲创作者、混音师、制作人、“坏男孩”唱片公司总裁）一起工作。但威尔是个纯粹的伦敦南部人。我不是那种把什么都交给造型师的人。但威尔很不错，有很多非常好的主意，而且一点也不固执，总能接受他人意见。
在影像拍摄的间隙，我们拍了一部采访宣传片。因此我们都穿着演出服，化好妆，而我，还有头发。所以人们看了宣传片之后，所有人都喜欢那个长发造型。这真是痛苦。“抓住安特和戴克”（安特和戴克是独立电视台极为成功的演唱新秀节目的主持人）每星期六早晨在独立电视台的SM：TV（后来变成了CD：UK）节目播出。为了在十点钟之前准备好，我和泰勒六点半就得赶到工作室，那就是说，我五点半就得从我妈妈家里出发。我的发型每次都得重新做。我本可以说，别做了，还是回到短发型吧，给我每天省下几个小时。但我知道长发更适合那首歌。
与我共事肯定很糟糕，因为正像我爸爸一样，我确信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并不是说我是最好的，我还没那么自大，或者至少我希望不是。只是每件事我都要过问，所以要是出什么错的话，事后我除了自己谁也不能责备。不论是在电视录播室，还是在摄影间，我都要预先知道灯光怎样，摄像镜头如何，舞者穿什么，我穿什么。正是由于我在工作室和舞台上做过一些时候，所以我知道什么造型最适合我，我知道什么看上去不错，我知道什么面料在什么灯光下最出彩。我知道我想具有什么样的外表，我知道我想要怎样的声音效果，我知道我想怎样推销自己。所有这些事我都担心，假如这关系到我的名誉，我会总是为这些事担心，因为我相信这能够说明问题：服装、舞蹈、表演、音乐、以及绝对专业的安排。
这一切都需要花时间，因此我总是很忙。
过去，唱片发行后，你只是等着它登上排行榜，它极少会直达榜首。而现在，唱片发行的第一周你经常能拿到第一。实际上，唱片公司通常在发行的第二天就知道它是否能在本周日拿到第一。
我全力以赴去做的原因如下：洁芮已拿到了第一，梅兰妮·B 、梅兰妮·C 都已拿到了第一。爱玛是惟一没拿到第一的“辣妹”，因为她总是和洁芮撞车，而洁芮就是洁芮，她是铁了心要赢的。不满足于仅仅看到歌迷喜欢谁的歌，洁芮还很方便地在克里斯·伊文斯（英国著名音乐节目主持人，曾经是洁芮的男友）的臂弯里找到了爱情，或者至少是找到了宣传的工具。那一周到处都是洁芮，爱玛一点希望都没有，只能屈居第二。
其实我这么说有点荒唐。有时候，我们忘了在这个圈子里能进入前五名已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了。
我、戴恩没有和洁芮撞车，但在制作影像时，我们发现将和一个叫斯皮勒的意大利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一较高下，他的那首歌已在俱乐部里演奏了若干个月，名叫《老一套的喷气式（如果这不是爱）》。它已经出现在了汇编专辑里，这些俱乐部舞曲经常这，样，但还没有作为单曲发行。直到现在，唱片公司才意识到他们埋没了一首冠军曲。
正如《心神迷乱》，《斯皮勒》——我们一直这么指代它——是一张舞曲唱片。《斯皮勒》是由一位不知名的歌手演唱的。它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知道这首歌，而且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每个人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歌与它在同一个星期推出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机会赢。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能推后一周，因为下一周有梅尔·C 的歌，两家唱片公司之间有口头协议，我们不能和她撞车。若提前一周，我们将撞上麦当娜。（结果证明，第一周我们比麦当娜多卖出四万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付出百分之一百二的努力。
至少，我们谁也没指望拿第一。
数周的排练快要结束了，我真的害怕了。我们做了影像摄制的常规工作，也为“流行音乐排行榜”做了常规工作，但在数万名观众面前表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到宣传——电台采访、报纸采访、电视采访——车进，车出，我却很兴奋，我真不知道大卫怎么能容忍我的。
7 月4 日：去年今日是我们的婚礼；今年却一如往常，一刻不停地做宣传。那天晚上我们开了一小时的车去伦敦北边的一家健身俱乐部，那是我给大卫的一个惊喜，庆祝我们结婚一周年。我们在那儿做了时间允许的所有项目：面部保健、全身按摩，等等。第二天是大卫为我准备的惊喜——我们新家露台上的烛光晚餐——有点疯狂，因为那还只是个建筑工地，还要等几个月才能完工。他得买所有的东西：可加热的推车、桌子、椅子、白色台布、枝行大烛台、碗、盘子、筷子。由于他没时间亲自做每件事，我妈妈和露易丝得去把家具运回家。到家后，打开盒子，他们才发现是要自己安装的，所以他们打电话叫迪和戴尔来帮忙。我妈妈说有点像“挑战安妮卡”（BBC 一台的一档游戏节目），拿着桌子的组装件、春卷、香槟楼上楼下地跑。但那么做是值得的。天气真好，我们坐在露台上，用五十支蜡烛照明，风总是把它们吹灭，但这太浪漫了。只有我们，俯瞰着花园，想像着完工后的样子。
三天后天气转阴，天气预报说天气会更糟，英格兰上空有暴风雨。尽管我们不会淋雨，但观众却没有避雨的场所。
会有人不怕麻烦来观看吗？
尽管我很紧张，这是我记忆中最紧张的一次，但当音乐会开始，特拉维斯（苏格兰的摇滚乐队，又译“崔维斯合唱团”）唱起《为什么总让我淋雨》时，甚至连我也大笑起来。事实上没下雨，但是云层却越聚越厚。
我在骑士桥的曼登林旅馆做好发型，化好妆。到后台时，我才见到其他人。
看着我们前面的乐队在表演，我庆幸我们已改了装束；似乎所有的女孩子——从“台阶”到“真命天女”——都穿着桌布式的上衣。
在我们前面表演的是“野人花园”，这是两个澳大利亚来的男孩。此时我已紧张到连厕所都不要去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在惊慌中，我听到他们正在唱奇怪的歌词，像什么直到你受伤后才知道珍惜爱情，直到你失去了才知道你曾拥有什么，你的家人比什么都重要……
然后就是我们了。戴恩先唱《烦扰》。我能看到的是，舞台上到处都是电线、电缆、坑洞。我一直在想，千万别跌倒了。戴恩和他的伴舞、我和我的伴舞、加上安迪和约翰尼上了台，大概有二十四人。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舞台上，人显得特别多，尤其是你都没机会去排练。当然其他乐队也没有排练。
然后我走出来，听到了巨大的声浪。舞台高出地面大约十英尺，我往下看去，看到的是成千上万只脑袋。我以前从未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过，甚至连“辣妹”演唱组也没有过。
就在台下站成半圆形的摄影记者中间有一张我非常熟悉的脸在向我微笑，多迷人的微笑。他向我眨了一下眼睛，举起那台便携式摄像机。这时音乐响起来了。
　　　　　　　　　　第二十四章 漫步“绿野仙踪”
身穿未来派的白色皮装，金色的腰带，一头亮闪闪的飘洒的长发，胳膊上有一道条形码——那是凯琳——她像往常一样为我化妆——从一只塑料包上剪下来的——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成了第二天早上的头版新闻，从《观察家》到《世界新闻周刊》。大多数都是非常积极的报道，只有一两家说我在假唱。
该死，我当然要假唱。这是一支舞曲，为了让它听起来更像一支舞曲，你得在你的声音上加些电子效果。每一支舞曲都有——包括《斯皮勒》。现场演唱时谁的声音听起来会是那种样子？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乔·米克——我爸爸曾是他的签约歌手——发明了混响录音，曾在他好莱威公寓的洗澡间里为约翰·列顿（英国歌星）录了音（《约翰尼记得我》，1961，你们这些喜欢收集流行音乐的人知道吗？）。现在他们在计算机控制台上做。你怎么看雪儿（美国著名歌星）的歌呢？就连麦当娜也在她的最新专辑中把她的声音做了处理。
而且我刚开始做这首歌时，就知道我要加入许多舞蹈。
如果你看看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比如珍妮特·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布兰妮·斯皮尔斯（美国红歌星，俗称“小甜甜”），他们跳舞时并不现场演唱。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他们想说的意思说出来，即“‘高贵辣妹’不会唱歌”？在“辣妹”演唱组时，每一场演出我都现场演唱——104 场。我总得强调“是的，我会唱歌”，对此我已经厌倦了。但是我的专辑会证明那一点。
媒体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表演挑不出其他毛病，而表演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那可不是像根木头一样站在麦克风前面的事。表演是歌迷想要看的东西，就我而言，他们从我这儿能看到的就是表演。
因为那就是我，一个表演者，一个训练有素的舞者，而以前我一直没能展现出来。
大约八点半时，我和大卫回到曼登林旅馆，和戴恩以及他当时的女友喝了一杯。我们在等我的家人来，我们要一道去米利贝拉庆祝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科尔斯”演唱组也在那儿。那一周他们事实上拿了第一，因此我和大卫走过去向他们祝贺，并和他们喝了一杯。九点半左右，我的家人到了，我们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我的公关助理卡罗琳·麦卡蒂尔的电话。“那么，”她说，“昨天晚上有些喧闹，是吗？”
我说，“怎么讲？”她告诉我，她一夜没睡，处理报界得到的一则消息，说我和大卫在曼登林旅馆呆了一夜，我们吵得很凶，在房间里乱扔东西。其他所有的客人都抱怨我们在那儿开派对。后来我们如何被赶了出去。卡罗琳告诉报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竭力让他们不要登报。
卡罗琳工作很努力。她过去为范思哲工作，穿着非常时髦，很会处理公关方面的事务。要是没了她，我真不知道会怎样。不论是我、大卫、我父母，还是露易丝，这都不重要，只要是跟我们家有关的事，她都尽力帮忙。露易丝开始做模特，做电视工作的时候就是卡罗琳帮她联系造型师，签合同。
但报界为什么要编这样的故事呢？他们简直是纯粹和我过不去。我真不能忍受。更糟糕的是，我、大卫和布鲁克林计划好第二天飞往马略卡岛（位于地中海的西班牙小岛）度假一周。一切都是用假名字预订的，但前天我们不得不告诉航空公司我们的真实姓名——这是法律——而那儿的某个人却决定拿起电话来将此事告诉了媒体，借机挣几百英镑。
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新闻界掌握了所有的细节。他是另一个该获奖章的人，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不仅仅是有麻烦的时候。说到我的个人专辑，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我。我们付他多少钱都不够。（只是开个玩笑，阿伦。）
为此我取消了旅行计划。因为我们将要住的不是一家私人别墅，而是理查德·布兰森（维京公司总裁）的“瑞斯丹莎”旅馆。任何一个摄影记者只需花上一顿饭钱，就可以走进大门，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很偶然地，那天早晨我们在哈罗兹给伴舞买香槟时，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英国哈洛德百货的老板，英超球队富尔汉姆的主席）说，如果我们想离开一阵子，可以住在他在圣特洛佩（法国的旅游度假胜地）的家里。
我给他打了电话。
两天后，我们到了圣特洛佩，但是什么事都不顺。开始是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我们在希思罗机场呆了一宿。
太好了。
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在圣特洛佩大概有五幢房子。
我们呆在一所他为客人准备的房子里。真是个不错的地方——有厨师、有你可能会需要的一切，只是游泳池边缺一个可以放婴儿的安全的地方。所以每天在我给律师打电话的两个小时之内，大卫只能不停地跑来跑去护着布鲁克林以免他撞到玻璃桌、或是溺水。我和律师谈的是在马克·尼波里特案件中牵涉到的每个人的书面陈述。
第二天，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打电话来，说他的孩子们很想见我们，问我们能否到他的游艇上与他们共进晚餐？
游艇对孩子友好的程度跟那所房子差不多——他自己的孩子比布鲁克林大得多。布鲁克林像龙卷风一样横冲直撞，我们一分钟也不敢松懈。
我累极了，我只希望一切都停下来。我记得有一次在阿尔顿塔的过山车上，对这个东西讨厌了起来，我哭了，我想让它停下来，我想下去。现在我正面临同样的情形。我是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成功的女性之一，报纸是这样说的，而我却连一个该死的假期都过不好。第二天早晨，我给妈妈打电话，不停地哭。后来我才知道我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在雅典卫城。我太伤心了，甚至都没问她在哪儿。“赶快回家来，”她说，“桑德拉和我会照顾布鲁克林，你别担心。”露易丝和利伯蒂也在家的，因此“兵兵”就可以和“碧碧”玩了。
我们正是那么做的。按计划下一周我要和“辣妹”去拍照片。我给办公室的南希打电话，她能听出来我当时是个什么状态。
“求你了，南希，看看你能做些什么。要是我再不找个地方度假、摆脱所有这些事的话，我怕真的要崩溃了。”
接着传来了她有魔力的声音。
“一切由我来处理。你休息一下，我们这边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确信姑娘们会理解的。”
回伦敦一点不比离开伦敦轻松。布鲁克林在送我们去尼斯机场的出租车上吐了。结果，我们和出租车司机大吵了一场。即便他不会说英语，我们不会说法语，但是吵起架来依然激烈。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很可笑，但当时，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不能回家的噩梦里。
两天后，我们又回到了尼斯机场。但等我们的是可爱的洛朗，而不是让人痛苦的法国出租车司机。
我所做的就是给埃尔顿打电话。他总是跟我们说我们该“把那个地方就当作你自己的，”但我和大卫不是那种想当然的人。埃尔顿同意我们去，只要我们不介意那儿还会有其他几个人，我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们大约有三天的时间。
我们每次去总是住同一个房间，与游泳池在同一层。最好之处在于这地方完全是私人领地。现在，在法国，未经允许在私人领地上拍照、并在英国刊登是违法的。
埃尔顿所说另外的客人原来是帕特里克·科克斯（英国名鞋设计师，生于1963年）和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英国著名电视播音员、编辑）。大卫·弗里希（埃尔顿·约翰的好友）在那儿为我们作了介绍。第一天我们就遇见了他们。我们走出房间时，他们已坐在游泳池边了。帕特里克·科克斯绝对是个可爱的人，是大卫·弗里希的好朋友。我们以前见过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开始的时候她让人有些不安：非常、非常聪明；非常、非常高；一头深红色头发。我们绕过游泳池走向我们的椅子，这时她站了起来。她穿的是“路易·威顿”牌游泳衣，戴着大大的范思哲钻石耳坠，脚上穿着一双五英寸高跟的装饰着红宝石的鞋子，一双时新的短袜往下卷到了脚踝处。她是多萝西（《绿野仙踪》中的女主人公）。她简直就是《绿野仙踪》里的那个女神。而我在想，天哪，我在这儿有点寒碜了，我穿着一双耐克软底运动鞋，身上的比基尼在洗衣机里洗的次数太多了，已失去了原来的色泽。
下一个来的偏偏是琼·柯林斯（英国女演员，已年届七旬）。他们都将参加当天晚上的一个派对。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珍妮特·斯特里特- 波特才穿着那双鞋——埃尔顿三个月前在纽约给她买的，她要穿这双鞋参加派对。
长话短说，琼·柯林斯为了游泳来得比较早，她在游泳池里来来回回地游着，戴着大大的黑色太阳镜，涂着红色唇膏，头上包着一条白色缠头．巾，头巾外面还有一顶大大的宽边帽。从水里出来后，她穿上了一条长长的白色莎笼裙，上面缀满了细小的白色亮片。她非常迷人，非常具有好莱坞气质。而坐在那儿的我穿着已失去弹性的比基尼，头发散乱着，不想被晒黑的地方倒是晒黑了——比如腿弯处。而柯林斯女士坐在遮阳的地方，虽说她的腿不得不在太阳下晒着。
她看上去太迷人了。我不知道她有多大年纪，但到她这个年纪我看上去要能有她一半好，我就太开心了。
开始的时候气氛有点紧张，因为只有她不允许我在“维多利亚的秘密”中使用我采访她的镜头，这在当时确实让我沮丧。我一直很喜欢琼·柯林斯，在首饰和垫肩的运用方法上，她对我的影响一直很大。
那么，我们现在由于某种原因同时出现在社交聚会上。
记得那次摄制组对我说，“去采访她。”我们曾写信问她，但没有回音。摄制组说只要她同意出镜就行。因此我直接去找她，对她说：“我能做一个简短的采访吗？以前我没做过，但我觉得你太迷人了。”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因此在那方面她没什么可担心的。所以她说，“行，好的。”
我做了一个短而活泼的采访，整个采访都很积极而且相当好。
第二天，我们接到她的代理人打来的电话，说如果要用那些镜头的话，我们得付给琼·柯林斯两万五千英镑。到目前为止，我已采访了埃尔顿、露比·沃克斯（英国访谈节目主持人）、布隆迪{ 摇滚乐队。名称来自英文词“Blond （金发女郎）”} 、华伦天奴、理查德·E ．格兰特——各种各样的名人——他们什么也没有要。我自己做这个节目也没要钱。找我做的是一家小公司，我去做节目只是为了这种体验，还因为这件事听起来很有趣，而且它确实很有趣。因此我们解释了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这又不是半小时的采访，实际上只有五分钟。他们甚至都不让我们播放一点点剪辑的镜头。
在游泳池边，她显然感觉到局面有点尴尬，但她还是很有礼貌，她的男朋友也是。为了做些弥补，她表现得很风趣，尤其是提到新闻界时。
“亲爱的，”她嗬嗬笑着。“你得习惯这一点，按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对付他们。几天前我接受了琼·瑞维斯（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以言辞犀利著称）的采访。她问我，‘和你睡觉的哪个男人最让你满意？’我转过来对她说，‘你丈夫，亲爱的。’”
在帕特里克和珍妮特假期的最后一天，他们提议一起出去吃顿饭。因此我们就去了一个由全家人开的法国小餐馆，多少年来埃尔顿一直去那儿。一点不奢华，却相当好。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点什么，菜会直接送过来。我吃了很多虾，比我任何一次吃的都多。另一道菜是块菌。我听说过块菌，但以前没吃过。我真的很喜欢吃。通常你只能吃到几小块，因为它们太贵了。但店主人跑过来，把一大块白色块菌都削到我的盘子里。他不仅没收我的块菌钱，他还为我们免费提供了整顿晚餐。后来当我们告诉埃尔顿时，他根本不相信。
“我在那儿吃了25年，”他说，“他们甚至连一杯免费的饮料都从没给过我。”
那一晚我们过得太开心了，所以我们都想再找个地方玩玩。
那时，除了一家叫“忧郁男孩”的同性恋酒吧外，其他地方都已打烊了，这家酒吧和《警察学院》里的“蓝蚝酒吧”一样。它不是那种又酷又新潮的同性恋酒吧，而是个普通同性恋酒吧。它非常具有80年代的同性恋特点，很热闹。像往常一样，只喝一杯葡萄酒，我就醉了。帕特里克麻利地把我拉上乐队指挥台，我给他们做了个凯莉（指凯莉·米洛，澳大利亚著名性感的歌星）的扮相。我穿着平生穿过的跟最高的绿色露跟凉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没摔倒。然后帕特里克跳到我下面的舞台上，我们两个疯狂地又旋又转。这时所有那些男同性恋们认出了我们。因为音乐声音很大，你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你能看出来：哦，老天，“高贵辣妹”和大卫·贝克汉姆。人们都说我板着脸、噘着嘴，但在那里我没有。那儿的每个男同性恋者似乎都在想“老天给了我五分钟勾引一下大卫·贝克汉姆。”所以他们都在他面前跳起舞来，他们穿着紧身背心，扭着紧绷着的小屁股，双手搁在胯骨上，腹股沟突显着，山水毕现。大卫是我们当中惟一没跳舞的人，因为他从不跳舞。通常这样的事不会让他难堪，他对同性恋一点也不恐惧，我也如此。我喜欢这儿的同性恋气氛，我度过了最开心的一个夜晚。
但他转过身来，发现有五个家伙站在那儿，打扮成男人样子的女同性恋者，块头很大。真该死，这是怎么了？我能看到他完全吓呆了。大卫今晚不打算去男厕所，非常感谢。
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帕特里克·科克斯、维多利亚、大卫·贝克汉姆，这样的组合简直不可能，你肯定不会想到把这四个人放到一起，除非是在露比·沃克斯的节目里。但他们太棒了，多好的人。我们头一次觉得好放松，好放松。
我返回英国去参加被推迟的“辣妹”第三张专辑的拍照。与此同时，为《心神迷乱》的发行所做的宣传仍在推进。
我决定采用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激进方式，其效果比我预想的要好。《音乐周刊》写道：谁会想到“高贵辣妹”居然以最可信的“辣妹”形象重现舞台呢？尽管不及《烦扰》那么迅速……“真步者”推出的第二首歌无疑是排行榜榜首有力的竞争者。这支歌曲的推出是成功的。
《音乐周刊》这样的专业性报纸不会因为喜欢我唇膏的颜色而说那番话。这首歌在无线电台的热播令人惊奇，而MTV 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播放这首歌的影像。（歌迷们打电话来要买单独的影像带。）然而，还要再等两周才能在商店里买到。
在为“辣妹”拍照时，他们请了个我不认识的发型师。我看上去很糟糕，好像被“阿巴”乐队开除了一样。维京公司急于要为“辣妹”保持我的短发造型——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混淆长发造型属于“真步者”。其实，我非常不愿意每天比其他人早起三个小时。‘“我要接上永久性的延长发，泰勒，我决定了。”
“不，维多利亚，我真的认为你不该这么做。”
“但那会让我轻松许多。”
我的发型泰勒做得特别好，但他固执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一旦形成定式就永不更改。正是泰勒说大卫在春天应该把头发都剃掉。大卫本来想留个平头。
“要么不剃，要剃就都剃掉。”泰勒说。大卫十分信任泰勒，就同意了——泰勒确实是曼彻斯特人，准确地说是利士姆圣安尼斯，黑泽最美的地方。
同时，由于大卫和布鲁克林的头发都剪得很短，我也非常需要做个改变。我很想有一头金发。泰勒说，“别，别那么做。”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那么做了。可那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泰勒是对的。
我现在想的是，在明年我的专辑出来之前，我得把发型改变一下。又短又硬的头发做不出什么发型，因此我一定要让头发再长些出来，但我又无法度过那段漫长的头发生长期，因为头上戴着个大大的假发很容易让我看上去像个士兵。那么在长头发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看不出来呢？比如用长长的假发遮掩一下？
我真的希望头发更长些，只是因为长头发更好整形。我之所以把它剪成那个著名的“高贵辣妹”短发，是因为露易丝那时正在练习理发。她会第一个承认她不是一个很好的理发师，一边总是比另一边长，所以她就不停地剪，而头发也就越来越短。那可不是我想要的发型。
所以在唱片发行前两天，泰勒找了个人给我接发。那天我做了一整天的电台访谈（“嗨，伙计们，喜欢这首歌吧。那么，你认为对阵《斯皮勒》有多大胜算呢？”），我筋疲力尽。菲兰妮，别人这么叫她，六点钟要来。所以想像一下这样的情景。菲兰妮带着她的助手来了，在我妈妈家的厨房里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爸爸在打手机，我妈妈、露易丝、利伯蒂、布鲁克林在一起玩，开心地又吵又闹。接着大卫又来了，刚从曼彻斯特开车回来，布鲁克林像往常一样，见到他爸爸就开始发狂。然后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又来了，妈妈就和她聊起来。
接着为我做圣特洛佩棕色皮肤的朱迪又从诺丁汉来了。我告诉她，我得等菲兰妮停下来休息时，才能做棕色皮肤。她做的假棕色皮肤是最好的，看看珍妮弗·洛佩兹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珍妮弗·洛佩兹的皮肤非常白，而她可爱的金色肤色就像我的指甲一样浑然天成。我说这一招很明智。谁喜欢在阳光下烤、让皮肤硬得可以做手袋呢？
同时，我建议我妈妈也做一个棕色皮肤。然后威尔又带着他的助手来让我试试在伊维萨岛我将要穿的服装。明天的CD：UK节目一结束——这个节目将在上午现场直播——我们都将飞往伊维萨岛。露易丝将与我一道去，因为此行只是为了消遣，她没去过，就谴责而言可以说我也没有去过。
然后泰勒来了——头发黏好后，他要给我剪出发型来。
当时我数了一下，厨房里有14个人。菲兰妮大约在十点的时候休息了一下，这时我做了圣特洛佩棕色皮肤，大约花了45分钟。然后又开始黏头发，因为它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被称为“织发”，但头发可不是编织上去的。一缕一缕的头发黏在我自己的头发的末梢，然后通过加热将它固定。
到凌晨一点钟时，只剩下泰勒和我了。其他人有的回家，有的上床睡觉了。为了不让我睡着，他给我讲他的两只猫“西德”和“弗瑞兹林”和他爸爸的故事。他爸爸可真是个50年代的太保，留有一缕“布莱尔克瑞姆”（生产男性护发产品的公司）的额发，“一个道地的酷酷的花花公子”。
至少，因为有了永久性的延长发，我无须像上星期那样那么早去工作室了：是八点半，而不是六点半，那就意味着我可以七点半从家里出发，而不是五点半了。我还可以睡上四个小时，因为在我上床之前我得把明天的衣服准备好。我们不仅要在CD：UK上表演单曲，我自己还要去SM：TV，爱玛客串女主持人，梅尔·C 演唱她的单曲，那是本周第一。可恶的露易丝，我咕哝着，在房间里到处翻，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她借了我想在演出时穿的裙子，还没有送回来。
《心神迷乱》在8 月14日，星期一发行了。既然人们确实可以买到唱片了，宣传策略也该变了——签名销售：周一在伦敦，周二在奥耳丹，靠近曼彻斯特。这是我做宣传的最佳时机。只有这时，我们才能见到我们的歌迷——那些出来买我们唱片的人、我们赖以成名的人。
当汽车到达皮卡迪利广场时，我简直无法相信看到的景象。整个广场沸腾了。有一刻我想他们肯定是在那儿等另一个人。但不是这样，他们等的是戴恩·波尔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或者是我们自称的“高贵辣妹”和戴克斯。
45分钟后，CD销售一空。50分钟以后，磁带和唱片销售一空。经理说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我打电话给尼克·拉斐尔，告诉他我认为我们真的有机会拿到第一。
“瞧，”他说，“我真的不想这么说，维多利亚，但是你没有机会。”
我累极了。我们前一天很晚才从伊维萨岛回来。坦白说，传说中的“巴利阿里”效应（伊维萨岛是众多国际歌星、音乐节目主持人经常光顾的旅游胜地。通过参加这样的聚会，歌手通常会成功地宣传自己，提升唱片销量。此即所谓的“巴利阿里”效应）对我们没有用。
第二天早晨七点，我们在曼彻斯特的早餐节目里宣传了一下签名销售。我那模样就像“波卡洪塔斯”公主（是迪斯尼公司出品的《风中奇缘》这一动画片中的女主角。影片描写了一个从欧洲来到这一片新大陆的白人青年与当地印地安部落首领的女儿波卡洪塔斯之间的爱情故事），头上系了一条扎染印花大手帕。因为没有泰勒为我做头发，我看起来有可能像个女巫。
我早起没有问题。不像大卫，他早晨简直痛苦不堪，真是滑稽。我却很活跃。我已习惯和布鲁克林一起早起，我是那种不需要太多睡眠的人——在压力下我似乎更显精力旺盛，尽管我不时会感到疲惫不堪。但说到慵懒的生活，我可过不来。比方说，假如某个星期天我什么都不用做，我会坐三四个小时浏览一些文字材料。最让我放松的是整理卧室。
工作忙的时候，卧室简直就像垃圾场。或者最好的就是陪布鲁克林玩。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无所事事。
但是，我知道我在这方面有点怪异。戴恩和其他人一样，直到大约十点钟才开始进入最佳状态。但跟我一起工作可让他吃足了苦头。我们很快就成了磨合得很好的二人组，总在说俏皮话，好像我们是斯金纳和巴蒂尔（英国著名电视喜剧拍档，以即兴发挥的幽默节目著名）。然后是接受BBC 和另一家电台的采访，然后又上了一个电视节目。有人问我，长出这么长的头发花了多长时间。我告诉他，我只是撒了点仙土。
“她在开玩笑呢，”戴恩看到采访者有些吃惊，就说，“事实上是粪肥。”
戴恩脑子反应很快。就像我告诉他我和琼·柯林斯一起晒日光浴的时候，他说，“她晒化了吗？”
大多数时候，那些采访者并未发现他的幽默感，因为他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我和大卫身上。我总是尽力把他们的话题引开，说，“瞧，我们谈的可是音乐。”我不知道戴恩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他没有抱怨，没有发牢骚。他似乎压根儿就不好表现自我。
事实上我们恰好互补。
接着我们又去了另一间工作室，为该地区的地方电台接几个电话采访，说的话总是“嗨，伙计们，喜欢这首歌吧。那么你们两个是怎么到一起的？”
大约十一点钟，我们又转移到BBC 在皮卡迪利的另一间工作室做电话采访，这时，电话响了。乔，戴恩的经理人，正透过工作室的门冲我们做鬼脸。因为工作室是隔音的，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而戴恩正和电话另一端的采访者说着话，没看见她。
我对音效师打了个急着要小便的手势就出来了。乔看上去就像刚吞下一个炮仗。
“你们领先了两千五百张，”她尖叫着。
“什么？”
“尼克刚打了电话来，他刚拿到昨天的销售数字，你们比《斯皮勒》多卖出了两千五百张。”
我正需要有人在我的屁股上踢一脚。我立刻就像要成了一台机器。首先，我给尼克·拉斐尔打电话，想从那家伙嘴里亲耳听到这个消息。是真的，但我们不能高兴得过了头，他说，两千五百张唱片并不是多大的差距，接下来还有五天呢。
如果我认为维京的皮卡迪利已经很不错了的话，和奥耳丹比起来它简直不算什么。六千人在等我们；有屏障把他们挡在后面，还有骑警。事实上这太难以置信了，我突然感到眼睛刺痛，仿佛要哭出来。等候签名的队伍像长蛇一样穿过店堂一直排到店外很远的地方。周围的货架很高，每一次又一批人来到我们面前、看到我们，都会爆发出呼喊声、尖叫声。难以置信。
我们坐在贴满海报的大窗子前的桌子旁。后面的人群没有一点点减少的迹象。孩子们爬上了灯柱，对面公寓的阳台上也挤满了人。
还有人不断地来。
“你能写上‘送给约翰’吗？”
签名，微笑。“你的好了。”
“你能把这个给布鲁克林吗？”（一只玩具刺猬。）
“谢谢你。”签名，微笑，“你的好了。”
“你能在我的上衣上面也签上名好吗？这样我就可以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了。”
“你能写上送给佐伊吗？“
我在T 恤衫上签名，在“辣妹”专辑上签名，在胳膊上签名。我甚至在一张十英镑的钞票上签名。我们还和大齿缝的孩子、扎着小辫子的双胞胎合影。每当一位母亲告诉我说她的孩子和布鲁克林一般大时，我心中总感到一阵刺痛，布鲁克林正在楼上，我妈妈在照看他。
一个小女孩发现她没钱买磁带了——不知是丢了还是怎么的。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别担心，”大卫满面笑容地对她说。“你需要多少钱？”
“五十便士。”她含着泪水嗫嚅道。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些零钱来，给了她一枚两镑的硬币。
我们签了一千五百多张唱片——店里只有这么多。
　　　　　　　　　　　　第二十五章 杂乱无章
从那时起，生活就变成了电话采访、签名、飞机、汽车。
有一半的时间，我不知道身处何方。我只记得那个星期飞机舷窗外或是我乘坐的任何一辆车的烟色玻璃窗外那最让人惊异的日落、火红的天空。星期三《太阳报》的大标题是“拼死一搏”，说我们如何旅行数千英里、不断地签名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第一”；还说我绝望到了不得不强迫大卫和我同去的地步。这两者根本没关系。大卫一直在训练，不在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此只要他能，他总是和我一起去。
当我们三个人同时出现的时候，人们经常很惊讶。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大部分时候公众根本不知道大卫会到场。
至于旅行数千英里，我只是在以一种老式的方法在做宣传。我本来可以在大卫和我之间制造一些激烈的争吵——这则消息会占据报纸的整个头版。或者和其他什么人发生点什么关系怎么样——正如我知道的某些人的做法？但是我没有。我所做的所有宣传都是通过旅行、真正的努力工作。“辣妹”组合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你可以说我过时了，但是我感觉这件事就应该这么做。
星期四，我们所有人在巴丁顿站集中，去德文参加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这是我们从伊维萨岛回来后所有人第一次在一起——我们的伴舞、安迪、约翰尼、卡琳、泰勒和乔——“真步者”家族。我们已经听说我们取得了半周内的第一，但是那不算什么。
泰勒试图在火车上为我做头发——列车员不住地告诉他不要用电插头——戴恩用他那套“阿里奇”式的动作不停地逗我们笑。他那种性格很少有——非常有趣、非常聪明、非常好的一个家伙。和一个男人一起工作而之间又没有两性关系的阻碍真是太好了。戴恩——惟一能让粗呢外衣显得近乎于酷的男人。他很专业，喜爱自己的工作。我可以坐在他边上和他交谈，就像我和我弟弟那样，我感到非常安全，虽然这也许是因为他在13岁时就拿到了空手道黑带的缘故。而泰勒又曾经是学校里的拳击冠军，我们这里很安全。
佩顿是一个老式的海滨度假地，沙滩上的小屋涂上了颜料盒里能找到的各种颜色，有海鸥，远处还有一个露天马戏场的轮子。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无线一台总是在到处跑。记得我以前每周都听，而且也希望能去他们去的那些城镇。
主持人克里斯·莫伊斯有时非常刻薄。几周前，他采访我和戴恩的时候，碰巧他的父母也在播音室里。反正，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我在话筒里对他说：“现在，不要忘了，克里斯，如果你对我使坏的话，我就告诉你妈妈。”他妈妈很和善，又是拥抱我，又是这样那样。他的妈妈和爸爸还为我买了一束花。
但是，在我们整个宣传活动中，克里斯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们。我们在佩顿表演前，他对我们进行了短暂的采访。
克里斯对着话筒说：“如果你们都出去买那支单曲，明年我将光着身子做节目。”必须承认这句话没有什么刺激力——叫他“大肚皮”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说到嘴巴大，没有人能胜过我。
比如我说过大卫在床上是一头野兽、如果我拿了第一大卫会围着老特拉福德飞奔，我只是想让整个事情变得有趣一些，那就是我的个性。
我之所以说大卫会围着老特拉福德飞奔可能是因为那天早上《花花公子》出价10，000 英镑让我们夫妻拍一张裸体照。事实上，对此我们俩都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俩同意我们宁愿分文不取做这件事。我的意思是，只花10，000 英镑就想让我都露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如今在《名利场》或是《花花公子》上登一幅裸照确实非常流行。德米·摩尔这么做过，波·德里克（美国著名女演员）和爱拉·麦克佩森（世界超级名模）都这么做过。这些杂志雇用一流的摄影师，比如马里奥·特斯帝诺，都是一些为《时尚》杂志拍照的摄影师。他们可不会说：“啊，快点，小可爱，两腿分开。”但是我听说如今你确实得露出一点点毛。我认为那个大卫干得了，比如腋下的那块。但是最后，我们决定这对我们不合适。
从佩顿出来就像是又回到了“辣妹世界”。保安将车发动起来、车门打开，在“快、快、快”的喊声中，我们一离开舞台就跑进了用作化妆室的房车中，跳进了后座，穿过人群，疾驰而去，保安喊着“关上车窗”。数百名观众还等着要签名。我并没有感觉太糟糕：进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二十分钟为观众签名了。
在火车到点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要打发。因此，一个当地的司机带我们去了一家酒吧，在那儿，我、戴恩和那些伴舞至少可以脱掉我们的太空服。
这是位于金斯克斯维尔的“野兔和猎狗”酒吧。
“我感到衣服穿得有点多了，”当我们从灿烂的阳光下走进光线较暗的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酒吧时，我说道。“关于着装有规定吗？”
一群女孩子开始尖叫“哦，我的上帝”。其余那些老主顾吃惊地看着我们，好像我们刚从火星上下来。事实上，即使我们刚从火星上下来，我们的样子也不会比这更奇怪。
但是，我们刚一表示我们很高兴为他们签名时，他们就安静了下来，我们聊了一小会儿。戴恩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总是要抽出点时间给孩子们，没有他们我们什么都不是。保安总是想快点把我带到车里去，但是假如小歌迷们一直在等签名，我总是要停下来，无论他们要我签什么，我都给他们签上。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他们给的。
看到孩子或者谈论孩子总是让我想到布鲁克林。我打电话给大卫的妈妈，那天她在照看他。
“嗨，桑德拉，我是维多利亚。布鲁克林一切都好吗？”
我和他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一天至少要打十次电话。
布鲁克林很好。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决定来点香槟。毕竟工作结束了——新的工作明天才会有。
一位妇女走向我说她的女儿在大学学习传媒学，研究我和大卫。瞧，那有多怪？这个世界真是疯了。
但是出名确实有其有利之处。在火车上，我说服列车员让乘客们都到一等车厢来加入我们。
“你们瞧，”我口齿不清地说道，因为——和往常一样——一杯葡萄酒下肚，我已经有点晃晃悠悠的了，“没有那些伴舞，我们将一事无成，绝对一事无成。”乔找到了一张空白的宣传照，我和戴恩在上面潦草地签上我们的名字，而大卫敬了那个列车员一杯酒。
“这个给你们大家，这个给你们乘务员，我们在这儿要开心，要绝对开心。”
阿里奇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守护神。我们决定开一个派对。戴恩把那支单曲的拷贝放进他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就开始了。声音效果不是最好，但是谁在乎呢？
“我是不是在克利夫·理查德（英国摇滚乐歌手，风靡歌坛数十年）的音乐会上见过你？”这个问题是问戴恩的，发问者是坐在我们身后的一位相当有礼貌的老妇人，带着她的孙女，感谢上帝，她是一个歌迷。而戴恩不得不承认，是的，这是事实。接着，当那些伴舞在走道上跳起来的时候，我感觉那位老妇人认为我们都疯了。但是这似乎并没有让她担心。
我决定该说几句了，因此我站起身，此时火车正驶过一片乡村，穿过金色的田野，田野里零星堆着一垛垛干草。
“这个星期非常愉快，”我说。“我们不知道星期天将发生什么，但是，即使我们星期天不是第一，今天却是。而没有你们大家，这就完全两样了。”接着我看到了泰勒。“我真的认为我的发型很成功。”还有卡琳，今天34岁。“生日快乐，卡琳。”躲在她后面的那不是威尔吗？
“忘了‘阿曼尼’，忘了‘范思哲’，我们有威尔。”
那么酷。
“伊维萨岛太糟糕了，我们很难过，谢谢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德文郡太棒了，确实，这所有的一切铸就了我们的成功。没有你们大家，我们做不了。”
接着我们都鼓掌、欢呼，戴恩又把CD放回了播放机。
《心神迷乱》。
我一路睡到伦敦，在我妈妈的车后座上，我和门把手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无论第一还是第二，我都得把我的歌交给世人。有许多比我更有才华的人还在领取失业救济金。
和“真步者”一起做宣传，对我来说最糟糕的就是不能像往常一样有很多时间和布鲁克林在一起。自从我们解雇了马克·尼波里特，露易丝让我做起每一个年轻母亲想和她的孩子一起做的所有那些普通的事情，比如游泳和去公园喂鸭子。我多么想时时刻刻都和他在一起，以弥补我失去的时间，但是，让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是不行的，所以，经常我只能把他留在家里。
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的母亲都要工作，我知道她们都像我离开布鲁克林时一样内疚。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这都很难处理。至少现在我的事快要结束了，生活不久就会恢复正常。我真幸运布鲁克林有如此好的祖父母，还有露易丝——我无须把布鲁克林托付给临时看护或其他什么人。
即使是这样，这也是一件工程巨大、很费力的事。带孩子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
星期六早晨，CD：UK公布我们是第一，我和戴恩去把那个小奖品领了回来，但是我仍然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一点。
星期天，我去了曼彻斯特。尼克·拉斐尔说一点钟他就能知道结果了。12：15，我在卧室里——大卫的姐姐正帮着我做头发——我听到厨房里的手机响了，这是公寓里惟一能接收到信号的地方。乔安妮还在用发钳将我的头发拉直，因此大卫去接了电话。接着他走回来，我在镜子里看见了他。
“是尼克。”
他停顿了一下，想着说些什么，其实我已经猜到了。
“他说你们拿了第二。”
“相差多少？”
“对不起，宝贝儿，我没问。”
这件事可以等一等。
那么我感觉如何？我一半的身心感觉到我已经让每个人失望了，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那些和我们一起在全国到处奔波的人们，那些出门拿出他们的零花钱买唱片的歌迷们。但是，我的另一半感到非常骄傲。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其他姑娘我自己的唱片能取得成功。一周内卖了180 ，000 张，名列第二，你怎么会感到失败？
我从没有感到失败。那只是媒体的说法：他们说我失败了，我不应该失败。事实上，开始也失望了一阵——毕竟，我天性非常好强——我并没有为没拿到第一而感到非常苦恼。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那一年中最畅销的唱片之一。而且，当我开始和“真步者”合作时，我从没想过我们会进入前五名，更不要说第二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胜利。我一直都认为和“真步者”合作是非常幸运的事，但是现在我也开始认识到我也为这个集体带去了一点什么。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他们都知道的事情：我并不像每个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草包一个。
那天下午，在老特拉福德中场休息期间，我如约给首都电台的福克斯博士打了电话。
“销售量非常接近，也是今年最畅销的唱片之一，”他说。“在任何其他一个星期，你们会拿到第一的。这让人无法相信。”
“你说得对极了，”我说。“一天之内什么人设法超过我们25，000 张，这是一个奇迹。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此时我们知道《斯皮勒》并不像那个星期前几天那样在最后时刻超过我们几百张，而是数目巨大的25，000 张。
在英国我们也许没有拿到第一，但是我们仍然要在欧洲做宣传。两天以后我们到了马略卡岛，我带上了萨拉·博斯尼奇。萨拉嫁给了马克·博斯尼奇（曼联队守门员）。他做曼联守门员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了她。虽然我和她从来不是特别亲近，但是我一直喜欢她。当我听说她的处境一直不好的时候，我决定打电话给她。
“那么你和我一起去马略卡岛怎么样？”我说。我们突然取得了该死的第一或是第二，我要和萨拉一起去马格勒福，我们要去开开心。
萨拉·博斯尼奇绝对是女孩中的女孩，一点也不像我。
她的一天可能是出去吃午饭、购物、买一只“路易·威顿”手袋。她从不像我穿着田径服到处乱跑，指甲油半数脱落了、酒也喝过了量。她会坐在那儿，用她那完美的指甲挠挠你的手，说“你没事吧？”至于骂人，哦，不，不，亲爱的。
因为我们的演出要到凌晨三点钟才开始，所以我们在帕尔马一家很不错的小餐馆吃了晚饭：伴舞、泰勒、卡琳、乔，我们大家。到那家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女孩站在水帘下，湿漉漉的衣服，紧身莱卡裙，白皙的腿，睫毛膏都流到了脸上。她的上衣已经被扯掉了，脖子上到处是齿痕。
对了，我想，在这里我们会尽兴的。
这是一家大型俱乐部，名叫BCM ，滑稽的是，我记得这是洁芮很久以前做舞女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从里到外都挤满了人。这地方几乎有足球场那么大，上下两层，绝对有数千人。楼上是声音很响的汽车库摇滚乐，楼下更具流行乐的旋律——这其实更让我喜欢一点。我们的演出在楼上。那人群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从台上看到的尽是一片人海。
“那么，”当欢呼声、尖叫声静下来一点足以让我的声音被听到的时候，我说道，“很明显，今晚这里有些人‘心神迷乱’了。”
接着人群又开始爆发。即使我们拿了第一也不会这么快乐。
演出结束后，戴恩说他要到楼下去主持，所以我们俩都下去了，结果我们在音乐主持人的包厢里，一浪接一浪的人群要我们在他们拿出来的T 恤衫上签名。
“好的，伙计们”——这是戴恩的主持风格——“我们这里有一位嘉宾主持，想来客串一下。这就是‘高贵辣妹’。”
我戴上耳机，以前我从来没干过这个。一片寂静。我本该在唱片开始播放的时候再开始刮碟。而我在唱片开始之前就刮了起来。
这让人非常尴尬，所以戴恩说：“这首歌你们也许熟悉。”
这是《斯皮勒》。戴恩将它刮成了碎片，唱片真的被刮碎了，然后换成了《心神迷乱》。人群欢呼起来。
我从音乐主持人的包厢跳到了台上，开始疯狂地跳了起来。人群也疯狂了。保安们不高兴，而我高兴。然后我的伴舞们一个接一个来到了台上，开始随意地跳了起来。那绝对让人难以相信。
接着戴恩通过麦克风说，如果你们想要一个签名，你们得脱下衣服。突然，数千人脱下了他们的衣服，有些人，让我告诉你，并不雅观，洗了上百次的内裤、看起来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胸罩，一切都变成了可怕的内衣裤灰色的阴影。一切都变得非常粗俗——就像伊维萨岛的“红灯区”，但是要滑稽无数倍。
这时，保安建议我们离开，我们没有争辩。那场面已经不堪人目了。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一个女孩在台下向戴恩喊着，请他在她的胸部签个名，同时，她镇静自若地脱下了衣服。我不记得他是否那么做了。
我们在马略卡岛呆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感到已经做好准备面对外界可能给我的任何评价。第二天也正是民事法庭贝克汉姆和莫顿案关键的一次听证会。听证会在高级法院举行，幸运的是我们无须出席。
大约一星期前我花了一个下午在律师办公室浏览安德鲁·莫顿从剪报上拼凑起来的一堆垃圾，还有叛徒马克·尼波里特提供的一些偷来的新闻。坦白地讲，这真可怜，也许是因为从我们听说安德鲁·莫顿被牵涉在内的那一刻起，我的律师已经获得了针对他们所有人的禁令：安德鲁·莫顿、出版商以及马克·尼波里特——因此，即使安德鲁·莫顿正在写，他也知道他的手已经被法院捆住了。在马克·尼波里特交给安德鲁·莫顿的东西里——法院后来坚持让马克把这些东西还给我们——有六卷胶片，包括布鲁克林的照片、马克和另外一个人在我们公寓里拍的照片、我们新房子的照片，照片背后还仔细地写着文字说明。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拍照。正是因为法院的禁令，安德鲁·莫顿才无法使用这些照片。即使他无法使用马克·尼波里特提供的任何机密材料，但是看到你的生活那样被摊在桌子上还是非常令人沮丧，出来的时候我气得像一头母牛，但是大卫倒像人人离不开的“飘洗”牌洗衣粉：马克·尼波里特不会对他的金童指指点点，因为我已经开始怀疑问题的一半可能出于嫉妒。书里没有什么特别恶意中伤的内容——还是重复报纸上的老一套，那些话本来就不真实——但只是说得有点下流。安德鲁·莫顿真的没有做什么研究·。他自认为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但是在这本书里他只是一个收集剪报的人。
惟一真正让我难过的是他们怎么会拼凑出我的父母和大卫的父母不和的事情。那太让人痛苦了。
随着法庭听证的临近，我们整理出对这本书某些章节的反对意见，接着我们了结了对莫顿和他的出版商的诉讼。
他们双方都对法庭做了保证，我不能说——虽然我也许想说出——具体的调解条款是什么，但是，莫顿一方依然可以声称这场官司对他们是一个胜利，他们利用法庭听证宣传了这本窃取来的书。后来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言谈又作出道歉。
就这样我们对莫顿和他的出版商的诉讼结束了，但是我们对马克·尼波里特的诉讼还在继续。
第二天我们去了德国。我感觉就像吃了一个星期的生菜。但是，你知道，“演出必须继续”。
兴奋感让我坚持到了表演结束，但是，那些灯光真的对我有影响，突然，我感到头部剧烈疼痛，我感到恶心。我受不- 了那灯光，在化妆室里我蜷缩成一团。我不住地呻吟，说着“我不知道怎么了”，戴恩说“你还好吗，维珂？”我回答说“不好，戴恩。”我感觉一点也不好。
戴恩把我送回旅馆，同时保安设法找来了医生。
“我的头疼得厉害，我感到恶心，我的脖子痛，我有点昏昏沉沉的。我无法正常工作，”我告诉她。
“你受病毒感染了，”她说。“我要给你打一针。”
“不，不要打针。”
医生可能认为我是什么宗教狂热分子，但是，大卫曾经说过，无论你做什么，不要让他们给你打针。我无法对她说明情况。
所以这位医生给我开了个药方，原来是一个小瓶，有一个可以挤压的滴管。二十滴。
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头疼得厉害。我特别容易焦虑，如果我伤心，我就会哭，闭上眼睛，拼命地挤，然后，我就会听到某种声音，脑袋里产生噪音，好像是警报声还有回声。我经常对妈妈说，是什么东西在我的脑袋里让我发疯？接着头痛就来了。
我不知道那些滴剂是用来干什么的，但是，我无法人睡，翻过来，掉过去。我特别好出汗。每次看到光的时候，都像一把匕首插在我的头上。我能听到自己用极高的音调尖叫着，不是通常那种痛苦的声音，而是猫发出的噪声。我知道我必须得再用一些那种药，但是我把它搁在套间的客厅里了。我在卧室里，想到要起床、走几英尺远——这简直就像让我去游英吉利海峡。
我拿起电话，接通了总台。他们那里只有值夜班的人，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我要的是“‘真步者’中的一员”——他们以为我在抱怨什么晚会，什么也没听明白，因此什么也帮不了我。
最后，我找到了菲奥纳，这次旅行中，她负责为我化妆。
菲奥纳找来了护理人员，还是那位医生。
太可怕了。我感到恶心，我讲不了话，我在颤抖——感觉既热又冷。我确信患了脑膜炎。我作为脑膜炎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人已有好几年了，这是一个全国性慈善机构——“力争阻止脑膜炎和败血病致命或致残”，事实上，最近我还获得了某个奖项的提名以表彰我的工作。不管怎么说，我因此而了解所有那些症状和检查。一个症状是皮疹。但是当时我感到极其不舒服，我不想费神去找皮疹了。我只是在想，假如我患上了脑炎横竖是个死。
我打了一针，不过，坦率地讲，这一点用也没有。我动不了，因为我的后背和脖子疼得厉害——又一个脑膜炎的症状——我整夜没睡觉。
一切安排都被取消了，第二天我们乘专机回家了。我妈妈已经为我预约了当地的全科医生。我颤抖不止，眼神直愣愣的，像个疯女人。
“你的压力太大了，”他说。按他的观点，这是一次严重的偏头痛。我妈妈不相信。她为我约好了一位脑颅专家，让我一大早去见他。
他花了一个小时为我做检查。他的结论不一样。“你患了病毒性脑膜炎，”他说。
无须治疗，只须休息。它不会致命，但是可能停留在我的肌体内长达一年。
第二天这就成了头版新闻，不过半数报纸遗漏了病毒性这个部分。但是又有谁在乎它的准确性呢？
　　　　　　　　　　　第二十六章 找回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不喜欢，你一定会解雇我的，”当南希告诉我，她已安排我两个星期之内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她这样说道。
两个星期？难道她不明白我有歌要写、和我合作的人要从美国飞来吗？
显然，她和大卫已经谈过了：大卫认为我需要照顾，而做这件事惟一的人选就是他。南希同意了。
结果，我在曼彻斯特呆了近三个星期。开始的几天我感觉糟糕透了。除了所有这一切以外，有一家报纸甚至问我要病假条。但是，慢慢地我又有了一点力气，情况有了转机。首先，我的耳朵上不再经常夹着个电话。生平第一次我感觉无事可做真好；大卫训练回来时就能看到我，收拾屋子，忙着做午饭，真好；和“坦克发动机托马斯”（玩具名）、“邮差帕特”以及它们的小朋友布鲁克林一起玩真好；全家人一起开车去游泳真好；不紧不慢懒洋洋地洗把澡真好。我开始意识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对我说的话：我为自己做的事太少。我从来不和朋友出去吃饭，从来不去健身房。因为时间从来都不够用。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我感觉我要工作、工作、工作呢？自从我开始在贾森学校上学，我就一直有目标。
首先是一级，接着是二级，连续不断。每一个证书只是进入下一个目标的踏脚石，然后是再下一个目标，直至我的最后的目标——荣誉。
那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它给了我思考的时间。我真的希望不再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希望能快快乐乐地生活在曼彻斯特，不要工作。从我16岁起，我就一直靠着一只手提箱过日子。我只想卸下衣箱，有一个真正的家。但是如此简单、大部分人都拥有的东西对我却只是一个梦。我有时对大卫说，告诉我那种生活我们会有的，告诉我。
除了努力思考我的生活对我、大卫和布鲁克林的影响，我也开始掂量它对我父母的影响。不解内情的人肯定想，哦，漂亮的房子、漂亮的汽车、大把大把的钱、奢侈的度假；但是他们意识不到与之相伴的是什么：事实是我妈妈每次听收音机或拿起一份报纸都会听到、看到关于我的不好的东西。直到我有了布鲁克林我才理解这对他们该有多难。如果有人关于我的孩子说出那样的话，我不会有我的父母一半的理智。生布鲁克林之前，当他们感到沮丧的时候，我经常会发脾气，并且说，我不明白你们操的哪门子心。他们写的又不是你们。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住在家里的时候，和那些与我一起工作的人在一起时我整天都尽量地幽默一些、轻松一些，但是回到家里，我会把所有的压力都发泄在我爸爸或者妈妈身上。我本不该那么做的，应该换个方向才对。对你最亲近的人不应该成为你的受气包。
而且无论多少钱都不能弥补那一点。虽然我总是和他们分享所有的东西，正如他们和我分享一切，但是，不能一直都是你付账，这会让人觉得难堪。让父亲或者母亲接受这一点肯定很难，尤其是爸爸。因为我爸爸一直是家里挣面包的人，而现在我比他富裕得多了。
我家里从没有人妒忌我，他们从来不向我要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给他们一些我知道他们肯定喜爱、欣赏的东西。但是我为他们买东西的惟一途径是把它们作为意外的礼物。克里斯琴甚至不肯接受20英镑买汽油的钱。
那就是说，虽然我给爸爸买了一辆“保时捷”，给妈妈买了钻石耳饰，给我的弟弟、妹妹买了房子，给他们所有的人买了手表——所有那些东西，但是，你为他们买这么多东西一定不能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在接受施舍。
一家人出去吃饭时，如果我要付账，我爸爸就会说，不，他来付账，然后我就感到内疚。内疚是因为没有我的家人，我什么都不会有。为了实现我的梦想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我。从我们家到布罗克斯堡，我妈妈开车走过了无数个小时，有时通宵为我做服装；我爸爸在经营方面为我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榜样，总是提醒我是他的女儿，他知道我不会放弃。露易丝和克里斯琴，总是站在我的一边，对我讲实话，而其他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而且露易丝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布鲁克林出生的时候，人们说，你知道要把他带大将会很艰难。但是我不明白。我认定他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被教会说请、谢谢。他确实这么做了。但是现在我开始明白他们的意思了。这不是我或大卫做与不做的事，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太忙。
当然我可以把布鲁克林培养成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他已经在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儿了。他首先学会说的是“尿尿”和“谢谢”，他懂得“no. ”是什么意思。
只需一件很小的事就能让我明白要想工作生活两不误是多么困难。我和“真步者”在欧洲到处奔忙的那年夏天，我妈妈的朋友迪带布鲁克林到恩菲尔德购物。没有人知道迪长得什么样，因此人们也不知道布鲁克林就是布鲁克林，他和其他任何一个小男孩儿一样。当时天开始下起雨来。迪说他只是站在雨地里，伸出他的小手想抓住雨滴，雨水感到很新奇。其他每个人都盯着看，奇怪他为什么不躲雨。她告诉我这件事——好像告诉我一件有趣的故事——但是我突然充满了负罪感。他这么做是因为这对他是一种新的体验。他从来没有在雨里呆过。他去任何地方都是乘车。
绑架的威胁让我感到很脆弱，以至于我的生活方式得受别人的主宰。现在只有当我需要的时候我才带保安。但这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了。只是现在我才感到我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因为我可以，布鲁克林才可以。
马克在的时候，我经常整个早晨呆在公寓里直到大卫训练回来。然后，去年春季的一天，我把布鲁克林放到车上，开到当地的一家麦当劳。夏天就快到了，我喜欢这个季节。
那是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坐在那儿，只有我们俩，其他的妈妈们带着她们的孩子们坐在那儿，布鲁克林玩得很开心。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只是去麦当劳，我在想，我简直无法相信以前我竟然没有带着我自己的孩子这么做过。
我没有把这些妇女看作那种会拿起电话打给某家报纸或是其他什么的人，说她们如何在麦当劳看到我看上去糟透了，我只把她们看作像我一样的母亲。她们微笑着看着布鲁克林；当另一个小男孩儿走过来的时候，我没有紧紧抓着布鲁克林，也没有吓得心怦怦直跳感到它好像要从身体里进出来一样。我只是看着，当那两个严肃的小男孩儿看着对方时，我和其他妈妈们一起大笑着。作为孩子原本就是这样，作为母亲原本就是这样，所谓开心本该如此。
布鲁克林现在是个小人儿了，他会走过来，抱我一下，但是，接着他就走开了。他非常具有独立性。当我看到朋友们带着小宝宝时，我真想再生一个。我梦想生四个孩子。而这不应该只是个梦想。大卫已经表现出他是一个出色的父亲，而我自己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知道多生几个孩子有多么重要。虽然布鲁克林的个性很强，他可以一个人玩，但是，我知道他需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一旦我证明了我能做的事，那么我就计划抽出时间再生一个孩子或是两个，然后一家人真正安定下来。但是，一切还没有安排好之前，我自己是不可能定下心来的。
“辣妹”的第三张专辑，《永远》，在200 旧年11月初发行了。为了那些单曲的发行，一个月前我们做了一个星期的宣传。我们大家为了各自的单飞项目或者生孩子都很忙，因此又回到一起时彼此显得非常陌生。
那年夏天我们花了一个星期为那些单曲做录像——制作了双面，因为这是一张双A 面的专辑。《怨》——做了很长的两整天——的工作量要大得多，因为导演是杰克·内华，他也执导了《心神迷乱》，那就是他的工作方式。《让爱引路》容易一些——两天里工作时间很短——由格雷格·马苏克执导，和《你认为你是谁》的导演是同一个人。事实上，所有这些都非常可爱。我的温内贝戈工作室变成了托儿所，布鲁克林和菲尼克斯到处跑，玩得非常开心。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制作“辣妹”第三张专辑，但是时间不如前两张紧张，因为我们同时还要忙于我们的单飞事业。
“辣妹”和“辣妹世界”做得这么好，想超越总是一件很难的事。新专辑里开始的几首歌我们是和马特、毕夫合作写成的，在“修道院”路的录音棚录了音。接着我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阿什利·牛顿，他的基地现在是洛杉矶，安排我们和美国的一些制作人合作——罗德尼·杰金斯和他的全班人马，李·西恩和他的兄弟佛瑞德·杰金斯，还有吉米·杰姆、特里·刘易斯，事实上我们是在巡演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他们和“王子”在一起，那时他们说早就想和我们合作。通常，和这个层次的作者合作，你得主动找他们，但是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幸运的地位：因为我们是“辣妹”，作者会来找我们。
我们没想到的是，和罗德尼·杰金斯、吉米·杰姆以及特里·刘易斯合作将我们引上了一个新的方向。仍然是流行音乐，但是带有节奏与蓝调的影响。维京对罗德尼·杰金斯的音带很满意，所以六个月后我们就去了美国，在迈阿密又录制了三首歌。
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发现梅尔·C 将缺席，但是她想稍后再录制她的演唱部分。起先，我们以为这只是因为和她的日程安排冲突了，但是过了不久我们意识到原因不止是这些。
自从结束美国巡演时间已过了两年，我们都在发展，但是梅尔·C 也和我们疏远了——不仅就她的音乐风格而言。
她一直都比我们其他人更多一些摇滚的风格，但那正是她对这个集体的贡献。
我们在温伯利结束了世界巡演，这对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容易。从一个在七千名观众面前现场表演的超级巨星到一个普通人，这种过渡非常困难。
从美国回来后，我们其他人都非常高兴逃离了“辣妹世界”，休息一阵——我和梅尔·B 回到了自己的男人身边，怀了孕，爱玛和她妈妈过了一阵子——梅兰妮·C 没有那样的东西可以依靠。她不想停下来。所有她想做的事就是表演。
所以她也那么做了。她径直着手做她的个唱专辑。
开始谈论第三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并不是很舒服。也许她认为她没有必要再让步了——毕竟她个人已经取得了成功。
但是，当你身处一个集体中时，你必须做出让步。而且，不要犯错误，当然这不容易。拿我来说，我有丈夫和孩子，我真的有必要问其他三个人我是否可以穿某一件衣服、做某一件事吗？但是假如你是一个集体的一部分，你就得那么做。
爱玛也许不想再留着她的小辫子了。我也并非特别想穿短裙子。说到梅尔·B ，没有哪个正常人想年复一年穿着豹皮印花布。那么，你呢？显然，梅尔·C 决定她不想扎一个马尾辫、穿阿迪达斯运动服，还是那副喜欢运动的模样，她宁愿唱摇滚歌曲。她也许想成为“摇滚辣妹”，但是那样不行。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她爱怎么摇滚就怎么摇滚，但是她不可能成为“摇滚辣妹”。
那天结束时，我想到做一个“辣妹”有点像一桩婚姻。让步是它的核心部分。我们得风雨同舟。即使你有分歧，你们得为长远打算。我个人的感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梅兰妮·C 终将意识到本来她两者可以兼顾。正如婚姻遭遇劣境时，你就得设法闯过难关。
当我们把在美国创作的歌曲带回来的时候，情况变得很清楚——我们和美国人合作的音带已经让我们上了一个档次，我们和马特、毕夫合作的那些歌已经不再合适了。歌里没有那种自然的流动，所以他们最终没有制作那张专辑。
从感觉上说，“辣妹”已经真的成熟了。罗德尼·杰金斯干得真漂亮。吉米·杰姆和特里·刘易斯干得真漂亮——音带的质量、制作以及它们合成的方式，一切都是一流的，演唱部分比我们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都要好若干倍。我现在仍然听我们的第三张专辑，我认为它棒极了。
但是要不就是英国人不懂得如何理解音乐，要不就是我们出了差错。《永远》被称为是一个失败，因为它在专辑排行榜中“只‘’拿了第二。现在想想这件事，可能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会遭到批评。如果我们坚持本来的风格——非常典型的流行乐——他们就会说我们裹足不前。而现在，他们说我们试图形成一种不适合我们的风格。但那不是事实。我们只是将我们的演唱和歌词创作能力带到了一个新水平上，就我而言，《永远》是”辣妹“曾经出过的最好的专辑。
事实是“辣妹”一直都如此强大，卖了这么多专辑，我们再也无法超越了。你有多强大并不重要，假如你要拿第一，你就得做大量的宣传，但是这一次我们就是不准备那么做。
我们中有两个人有了孩子，我们都要从事自己的单飞事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还将生活在“辣妹”的泡影中。但是无论我们个人做什么，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始终是“辣妹”，我们将永远是；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辣妹”已经成了我们DNA 的一部分。
为了制作我们的头两张专辑，我们的生活和呼吸中只有“辣妹”。我们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我们拍了一部电影，我们赢得了无数个奖项，我们拿到了无数个第一。我们坐在永不停息的过山车上。事实依旧是如果你要人们买你的唱片，总得让他们知道它的存在。
西蒙·福勒深谙此理。多少年来，我都说我有多恨他——他确实做了一些错事——但是现在我对他充满尊敬。经过很长时间我才得出这个结论——至少在某些方面——他只能那么做。要承认这一点很困难，因为我受过伤害，我们都受过伤害，而那让我气愤。但是就是那几乎把我们推到累垮了的边缘的连续不断的宣传帮助我们变得那样成功，而且，要让五个个性如此强的人团结在一起，惟一的方法就是用一根铁棒控制住她们。既然我能退后一步看待这个问题，我就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永远》拿了第二，没拿到第一。但惟一叫人伤心的是媒体说“辣妹”完了，他们忘了，就在一个月前，我们的单曲《怨》还拿了第一。他们看不到事情的两个方面。正如一份报纸所说：为什么英国的媒体如此热衷于扼杀他们最成功的输出品？
宣传周始于2000年10月初——“金曲排行榜”节目、SM：TV、CD：UK、“博彩”节目。过去我们做宣传的时候，我经常感觉有点丧气。和其他姑娘相比，我非常害羞、拘谨。我倒是想多说几句，但事实是我的个性总是受到其他人个性的挤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是“高贵”。这从来不是故意做出来的，我顺其自然，但是我总感到丧气。我想那就是为什么人们那么感兴趣，就像他们对我的单飞事业感兴趣一样，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我的所做、所想扯着嗓子叫出来，所以没有人对我了解很多，他们好奇。作为这个集体中的葛丽泰·嘉宝（好莱坞著名影星），我让这种好奇积聚了好多年。
当你身处一个集体之中时，你得避开有争议的事情，哪怕是看起来非常小的事情，比如你不喜欢哪一个流行演唱组？作为“高贵辣妹”，我不能转过身就说我不喜欢“温加男孩”（荷兰一个比较有名的舞曲演唱组合）——因为作为一个“辣妹”，我在某个方面代表着所有的“辣妹”，然后人们就会认为“辣妹”演唱组不喜欢“温加男孩”。如果我们要说一些有争议的事，这必须是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中。或者可以说我是那么认为的。
但是在我做《心神迷乱》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了。和戴恩在一起，我第一次可以说我想说的话。我发觉我喜欢在采访中交谈、说些傻话。从那以后，你也许会认为和姑娘们在一起时如果再让我退居次席会很难，但是有趣的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已经证明了我自己也能够出成绩，那给了我自信，我可以只是坐在那儿，听任别人对着我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事实上，我记得我们做过几次采访，当我确实决定要张开嘴时，那情形就好像，哦，我的上帝，维多利亚要说话了。
但是假如我突然一反常态、变得爱说话了，这就会彻底打破这个集体的平衡。那不是我要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辣妹”，我是那个处在后面、嘴巴看上去有点翘、不苟言谈的人。“高贵辣妹”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之间有很大差异。
“高贵辣妹”是我的一部分，永远都是这样，但只是一部分。
2000年11月，我被时尚杂志《Elle》命名为年度时装偶像。虽然我认为我对穿着很有鉴赏力，但是，如果你不反对我这么说，我的惟一诀窍就是我从来不追逐潮流——不是因为我傲慢，而是因为我不是衣服架，并不是每件衣服穿在我身上都好看。我一直知道如何以一种对我有利的方式进行着装——这在过去就是黑色、黑色、黑色，永远是黑色。但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穿什么好看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体型——突出好的部分，努力掩饰不足的方面。就我而言，我的腿一直都是又细又长，即使在我胖得多的时候也这样，但是反过来说，我没有胸脯可言。
我最喜欢的是那些让女人看起来像女人的东西。所以我喜欢束身上衣，非常非常紧，把你的胸脯挤得高一些，把你的腰部束紧，突出你的臀部。我喜欢女人化妆、做头发，穿紧身、性感的衣服，我喜欢人们穿着有个性的衣服，做一些与潮流有区别的事情。
巴斯克衫之所以总是受到我的青睐，一个原因是虽然我的体型较小，但是我的腰从来不是最小的。如果我身上有什么需要锻炼，那就是我的腰、腹部肌肉。那不仅是因为生孩子的原因，还因为我的臀部一点也不丰满，我的身体上下是一条直线，所以，我需要借助什么让我看起来有一副女性的体形。就在几个月前，我穿着战斗服，帽子压得很低，有人走过来称我“先生”，以为我是个小伙子。
我想那就是我喜欢高跟鞋的原因：它们能改变你的重心，让你行走起来有女人味儿、性感。如果你穿上四英寸的高跟鞋，即使你一点胸脯都没有，你看起来也不会像个男孩儿。
我也喜爱魅力，我爱适合我的手包，我爱短裙子——就我而言，越短越好——我要么穿平跟鞋，要么穿特别高的高跟鞋。我的高跟鞋肯定比伊梅尔达·马科斯（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妻子，生活奢华，有鞋若干）还要多。我最喜欢的皮鞋设计师是吉娜和莫罗·伯拉尼克。莫罗·伯拉尼克为我制作了结婚时穿的鞋，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吉娜设计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埃伊丁·科达喜，穿着西服的样子就好像他在银行工作，但他是个非常好的家伙——如果我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他就会为我定制。去年我过生日时，他们给了我一个惊喜，送给我一双高跟牛仔靴，鞋头和后跟是蛇皮的，在鞋帮上部用水钻拼出“维多利亚”字样。那双鞋式样很夸张，但是很漂亮。现在他们甚至生产一种靴，称为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靴。刚穿时显得很有朝气，而且新鲜，但是穿了几次以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我敢说，就过时了。
我的手提箱失窃后，吉娜为我提供了所有的鞋，而且不要我付钱。他太棒了，自从有了“辣妹”组合，我就一直请他为我做鞋。鞋跟总是很高，只能摇摇晃晃地走几步，所以穿着那样的鞋我从来没机会正正规规地跳舞。
我为演唱组带去的是魅力，我喜欢这么想。我的个性非常非常夸张——所以当我们在伦敦一家名叫G ·A ·Y ．的同性恋俱乐部表演《心神迷乱》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他们喜欢我夸张的行为以及内在的魅力，在那种氛围下我感到十分放松。
梳妆打扮本身也有一点像表演——但是我喜欢认为我在白天的着装比较随意。几天前，我出去时穿了一条腰围32英寸的巨大的男裤，用一根漂亮的小肚链松松地挂在臀部，上身穿一件紧身短T 恤，乳房被挤得快到脖子了。我并不想说我是最值得信赖的化妆师，但是现在我确实有了更加随意的一面，那得感谢大卫。
在化妆方面，我很幸运，能够听到一个职业化妆艺术家所有的新东西、新观念。我因此才能试试这、试试那，看看哪个效果好、哪个效果差。
还有头发，幸运地是我有一个顶级发型师为我选择最恰当的发型。并不是说有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一定会去做。我会听听人们说什么，充分考虑一番再做决定。但是我喜欢在错误中学习，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我一直那么做，我当然犯过错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至少那些头发得是我自己的。我把头发加长是因为一些很实际的原因，但是有一天我醒来想，我怎么会认为那个东西适合我的？我要立刻把它们去掉。我就会这么做。其他姑且不说，即便那是真头发，那加长的部分真讨厌，而且大卫也不能忍受让它在枕头上靠着他。
我和大卫在穿戴问题上观点非常相似，虽然我的裙子经常比他的理想长度更短、我的上衣领口也许比他真正喜欢的要低。
我们第一次穿相似的服装是在一次范思哲晚会上。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因此没有专门买任何服装，但是我们知道其他每个人会为他们的服装计划几个星期。所以我对大卫说——我们都穿上黑色的皮裤子、黑色摩托皮茄克、黑色靴子、白色上衣——让我们来一次统一着装。
就算我们全裸着去也不会引起更大的轰动。那时没有哪一对夫妻出门穿同样衣服的。我记得我的婶婶和叔叔经常穿同样的衣服，我总是想，真是两个大傻瓜，他们以为自己看起来像什么？当我的妈妈和爸爸告诉我他们经常穿相配的T 恤时，我能想到的只有那该多土气啊。但我从来没有自认为很酷。我几乎喜欢做些荒唐的事，再设法让它显得很时髦。
我和大卫总是讨论如果我们要做什么事，而且可能要一起拍照，那么我们应该穿什么。比如，大卫从来不愿意穿粉红色和橘黄色，而我从来不穿棕色和红色——除非我们试图表达什么。
自从2000年春季，大卫一直忙于他自己的两件事，一件是他的书，另一件是独立电视台的记录片。它们在10月都问世了，而且证明在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方面是又一个里程碑。书本身倒没什么，这基本上是一本咖啡桌上作摆设的书，里面有很多照片，照片上的大卫看起来忒棒。关键是他上了“帕金森”访谈节目。
1999年我做过“帕金森”访谈节目，我认为那让我摆脱了“厌食辣妹”的标签。与那儿的众多访谈者不同，迈克尔·帕金森似乎认为他的工作就是让你显得很有趣。大卫访谈节目的第二天，那情形就好像，我的上帝，谁会想到大卫竟然是这么好的一个家伙？我想媒体本来已经相信了他们对大卫的那些可怜的偏见，他们本以为大卫的脑子长在踝关节附近的某个地方。
几周以后的记录片与此情形一样，人人赞许。这部记录片的播出距大卫被选为英格兰队长对阵意大利队的时间约一周。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意料。那天晚上他正呆在加利·内维尔的屋里，我不在的时候，他经常这样——我当时正在伦敦工作，住在我妈妈家里。他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彼得·泰勒刚刚打电话让他做队长。彼得·泰勒本是莱斯特城队的主帅，凯文·基冈退出后，他执掌了英格兰队的帅印。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见到过大卫如此激动。做英格兰队的队长一直是大卫的梦想。几个星期前，他已经担任了曼联队的队长，但是他说这只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想做。因为大卫总是有一说一，我想他并不是谦虚。
但是英格兰队就不一样了。这一次大卫被选中领导他的国家队。对大卫来说，这是他最意想不到的荣誉，我只是感到心头涌起一阵阵的爱意和自豪。这个人在1998年7 月曾经是英国最不受人欢迎的人，甚至就在六个月前，他还被看作是“国家的累赘”。
我不能到意大利观看那场比赛，因为“辣妹”将去斯德哥尔摩，在MTV 音像颁奖典礼上演出。但是我们像往常一样整天都在电话里交谈，或者发送文本信息，我告诉大卫在瑞典发生的事，他告诉我在意大利发生的事。
后来我和大卫一起在家里观看了那场比赛的录像。也许那是不一样的兴奋，但是我的脸上始终傻呵呵地挂着笑。
我感到那么、那么自豪。经过了四年，我开始真正喜欢看足球了。我有点明白越位的规则了。
过去，每当谈到这个球员、那个球员的时候，我就会岔开话题，但是现在我发觉我在听。你们知道吗，尤塞比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只穿4 号的鞋子，跟我的脚一般大。
我并没有说我对足球的热衷程度能和大卫的妈妈、爸爸相比——我感觉没人能和他们相比。我想，自从大卫开始踢球，他踢的每一场比赛泰德都从不错过，甚至桑德拉也只漏了一两场。足球是他们的生命。只要曼彻斯特有比赛，他们就会到场——有时一周来两次——所有的客场比赛他们也都去看，无论在哪儿。但是假如布鲁克林成了一个球员，我知道我也会和他们一样。
可是，如果让我完全说实话，我想我宁愿布鲁克林干点别的什么事，因为他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人们会一直拿他和大卫——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相比。那将永远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你不会希望这种事落在任何人身上。
但是甚至现在布鲁克林对足球的喜爱就已经让人难以置信了，显然，我恐怕非得让他继承他爸爸的事业了。他在厨房里刚走上几步，就站起身，把放在那儿的一只玩具熊踢到了厨房地板的另一端。他喜欢去看他爸爸踢球。我不知道布鲁克林是否认为他玩足球和大卫在球场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我只知道他就是喜欢足球。踢球是他的第二天性。
大卫的记录片的拍摄大约历时九个月。我们尽可能不让布鲁克林在记录片里露面，因为我们想尽量不让外界多了解布鲁克林——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这会给他招来足够的麻烦。我也很少出现在里面——只有在公寓里的几个片段。事实上，非常有趣的是摄制组总是让我换上不同的衣服，结果好像我参与了更多的片段。
他们问及我们的事业，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们俩对对方的事业都非常支持。我知道对大卫来说，要想开心，他就得踢出高水平的球来。而我想让大卫开心。他所从事的职业可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这只是你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大卫也一样。他只想让我开心，虽然我想他希望我每天守在家里，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但是他知道那会发生的，那是指日可待的事。
2001年1 月，手提箱的故事结束了。那位“翻斗车”马克经查明是马克·奥利弗，他在两起指控他销赃的案件中被判有罪。我的一些衣服出现在他姐姐的衣橱里。我被传唤为该指控的证人，但是有一半时间我感觉审讯的是我，辩护方律师想就在翻斗车里，或是垃圾堆，或是后花园里找到相片框这件事发现我的破绽。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太紧张了。我在想，紧扣这一点，某个卑鄙的家伙偷了我那该死的手提箱，那是关键。你们搜查了那家伙的房子，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我的衣服，而现在你们却设法让我听起来像个罪犯，那家伙反倒是个好人，就因为他告诉了我他找到了我的手提箱和我的一些书。
被指控的另一个人是马克·尼波里特。所幸的是我无须见他——法庭让我们呆在不同的房间里。对马克·尼波里特的刑事指控因为证据不足已经被取消了——夏天他曾被拘捕，因怀疑其煽动他人进行谋杀恐吓。
民事案的结果要好得多。马克·尼波里特说我们找不到他的保密协议的原因是他从来没签过这样的文件，而他对1999年11月初那张空白协议上的签名一无所知，那个时间正是我们说他签字的时间。而律师所做的司法测试表明那确实是他的签名。
该测试和导致取消对吉尔福德四人案的有罪判决所采用的技术是一样的，用一个叫“爱思达”的东西，即静电检测仪。他们搞了一个叫“拓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签字的笔迹就可以用作法庭证据了。最后，这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忠实是保镖这个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至少这个鉴定结论表明马克·尼波里特说谎了。
后来，法庭判决他交付损害赔偿金以及我们的诉讼费，还有那年夏天律师们阻止马克向媒体谈论有关我们的私生活的临时禁令得以变成永久性的——媒体称之为塞口令。
这个禁令来得太迟，没能阻止马克告诉安德鲁·莫顿，但是至少阻止了他将其变成一个专门职业。然而，也许他犯下的最大的罪却是我们无法对其起诉或将其拘捕的：正是马克导致我患了九个月的妄想症，他使得我认为谁都不能相信，他让我怀疑每件事、每个人。
　　　　　　　　　　　　　第二十七章 谢谢你
这一点也没有天花乱坠公关宣传的意思，不过确实是大卫鼓励我做个人专辑的。我真的已经放弃了所有单飞的念头——但是他不断地跟我唠叨。我知道很难让人相信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自我评价不高，但这是事实。如果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你总被别人说成是无用的庸才，慢慢地你也就相信了。每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妈妈总是说：“别管那些糟糕的事，只想想歌迷寄来的所有那些令人振奋的信件，毕竟他们才是真正重要的。”
但是，不知怎么的，相信那些糟糕的事要容易得多。这就像考试，你可能忘记通过的学科，但是你绝不会忘记考试不及格的科目。它就像贴在你后背上的标签一样紧随着你。
但是，随着我的个人专辑的进展，我逐渐开始发现歌词作者和制作人很高兴和我合作，但不是仅仅因为我是一个“辣妹”。梅兰妮·B 告诉我的那些在美国工作的故事叫人有点害怕。我得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起步，以建立自己的信心。
说到信心的树立，艾略特·肯尼迪（著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太了不起了。当我们刚刚离开鲍勃和克里斯的时候，他成功地树立起我们5 个人的信心，而现在，他要为我做这一切了。一个人单干和在演唱组里工作最大的区别是无论到哪儿我都可以带着布鲁克林，在谢菲尔德和艾略特一起工作的那个星期，我妈妈与我一起带孩子。
我不知道我想朝哪个方向发展。刚开始做这张专辑时，那真是经过了反复尝试。艾略特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和他在一起的那个星期是我绝佳的学习经历。我们创作了三首歌，一首情歌，一首快节拍的，还有一首中速的——非常适合吉他演奏，但是我当时没信心。
所以我接着决定试试马特和毕夫两个。我已经知道我要保留自己的本色。节奏蓝调也许对梅兰妮·B 很适合，但是那原本就不是我的出发点。我想做流行音乐。
但是马特和毕夫已经不在一起合作了。现在毕夫在爱尔兰和一个名叫朱利安的家伙一起工作，而且我听说他们一直在和U2演唱组合作，所以我到那儿去呆了一个星期，非常棒——我热爱爱尔兰，而且毕夫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这几乎就像是回家，没有任何压力，他非常适合我。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上发展。我还是没把握。
我的A&R ，保罗·麦克唐纳，也为我介绍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作者。他最近刚从伦敦唱片公司加盟维京，所以他得了解我，我也得了解他。我写出来的音乐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但是保罗帮助我保持住了信心。
他非常支持我，而且对我有信心。如果音乐动听，人们就容易感兴趣，进而支持我。保罗从一开始就感兴趣。
似乎什么都不行，我变得非常沮丧。在旋律和歌词方面我都可以为创作集体出谋划策，我需要的是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不会演奏乐器，这不是我做的事。
接着我们试了另一种策略。维京和南希安排我和洛杉矶的歌曲作者接触了几次。（就是我行李被偷的那次旅行。）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瑞特·劳伦斯，我和他谈了我们已有的一些想法，我们俩一拍即合。他为梅兰妮·C 写了《千万别再一样》，这首歌在英国和欧洲大获成功。他也和"98 度“以及”后街男孩“合作。几个月后，我回去和瑞特合作，创作并录制了一首歌，《五条件的爱》。
美国的艺人们确实有一手——布兰妮、克里斯蒂娜·阿奎拉、恩—辛克、珍妮特·杰克逊，还有麦当娜——每一个都是精品。这首歌有力度，有意象，影像特别棒，哇哦！在美国，我一旦见到了更多的制作人和歌曲作者，那情形，你知道吗？我找到感觉了。
接着，我见了一个名叫史蒂夫·基朴纳（杰出的音乐制作人）的家伙，我差点不去见他。那一天我就像弹球一样在洛杉矶来回奔波。我累极了，而他又住在好莱坞山，在城市的另一端。我想，我真的有必要再去见另外一个歌曲作者吗？我知道他为克里斯蒂娜·阿奎拉创作了《瓶中精灵》，我对此印象深刻，但是，我完全可以下一次再来。可以吗？但是这时候，我性格中像我爸爸的那一面占了上风，回答是“不”，快点，回到加长汽车里去，我们去见史蒂夫·基朴纳。
他的妻子开了门，我的第一个惊讶是她是英国人，来自谢菲尔德，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跑来跑去。第二个惊讶是史蒂夫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他的脸上总是充满可爱的微笑，这个可爱幸福的一家总是笑着，开着玩笑。我立刻感到非常放松。
他的工作室在房子后面。他刚为我弹奏了几段音乐，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个家伙为我写专辑肯定行。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和史蒂夫合作真让人难以置信，他明白那得是流行音乐，但又是一种酷酷的流行音乐，带有一点节奏蓝调的感觉，但是不要很多。
刚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每个部分都参与创作，就像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做的那样，但是《心神迷乱》成功后，有歌曲作者带着很棒的歌来找我。尽管我想尽可能自己写，但是拒绝一首别人已写好了的好歌是一种自负。要是这首歌是我写的呢？这是一首绝好的歌。我外婆有一句话：“不要对别人给你的礼物吹毛求疵。”
我回到旅馆的时候特别兴奋。史蒂夫还给了我一张歌曲CD，我在回来的路上用我的立体声听着，里面有《不是那种女孩》，这首歌是他和大卫·弗兰克共同创作的。他后来告诉我和他合作的另外一个作者是英国人。也许我认识他？他的名字是安德鲁·弗兰普顿，他在巴恩斯的奥林匹克制作室工作。这太有趣了，因为我经常去奥林匹克，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他。
史蒂夫告诉我他计划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来英国和安德鲁合作，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我们确实这么做了。合作了两首歌，《不骗没收获》和《它自己的思想》。2001年春天我们又聚到一起，那时我录制了另一首基朴纳和弗兰普顿合作的歌《纯情女孩》，这首歌成了我的第一支单曲。
音乐圈是一个很小的世界，迟早你都会发现每个人都会在某个地方与另外一个人发生联系。安德鲁·弗兰普顿也和克里斯·布雷德合作写歌——我和他们一起写过一首歌，叫《谢谢你》，这是一首写给大卫的情歌。
A&R 代表“艺人和曲目”，一个A&R 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你找好歌。我刚刚从洛杉矶回来就接到了阿什利·牛顿的电话，他原先是“辣妹”的A&R ，现在他的基地在洛杉矶。
“我找到了这首歌，”他告诉我，“它很棒。我喜欢它。你听过后尽快告诉我你的感觉。”
他是对的。《我希望》是一首好歌，但是试唱歌手是个地道的黑人节奏蓝调歌手。它真的适合我唱吗？事实是假如你得到一首好歌，你可以灵活处理它。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流行音乐，你可以让它更像一首节奏蓝调，你可以放慢节奏，你可以加快节奏。一首真正的好歌，只要你抓住它的核心，你想怎么唱都可以。
我想改变一下它的基调。
不，当我到达洛杉矶的工作室时，歌曲作者对我这么说。你不能改变它的基调。他们的名字是索尔·夏克和卡林，他们原本来自丹麦，但是在洛杉矶已经生活、工作了好多年了，为惠特尼·休斯顿这样的人写歌。
和瑞特·劳伦斯、史蒂夫·基朴纳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舒服。但是在这家工作室，我却感到另外一个极端。它绝对让人敬畏。录音棚蒙了一层钢板的门上挂了一只牌子：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时间！不得进入！那真是我的快乐时光。
我已经请阿什利转告他们，这首歌不着我的调，对我来说，调子太高了。显然他已经忘了。然后他们又放了一遍音乐，确实很棒。
他们俩都笑容可掬。索尔·夏克的穿着和大卫非常相似，猛一看这就是大卫——软底运动鞋、宽松的牛仔裤、宽松的T 恤衫——这让我非常不安。卡林的个头要小得多，稍胖一些。两个人都很酷。
“可是我想这个调对我有点高。”
“不算太高，这个调位听起来很不错”——关键还是进去调整一下，他们说。他们已经决定这首歌就这样才行。尽管我感到不舒服，我想做的就是溜之大吉，但是，我决定至少我应该到录音棚里去试一试。
长话短说，我进去了，调整了一下，听起来非常好。继而我又和他们合作写了另两首歌，《你在说什么》和《闯入我心扉》。
这是非常愉快的一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努力过，但是我确实给自己施加了压力。布鲁克林在那儿陪我是有帮助的。我妈妈和桑德拉都过去帮我带他。事实是没有他们我完不成第三张专辑。大卫的妈妈带小孩太好了，那么耐心，总是陪他们一起玩，还给他们读故事。她现在说她真希望接受过儿童护理培训。现在她有三个孙子、孙女。除了布鲁克林，还有大卫姐姐琳恩的孩子乔治娜，大约和利伯蒂一般大；还有弗雷迪，2001年初出生。那次旅行中布鲁克林最高兴的是去迪斯尼乐园，在我的休息日我们大家一起去的。
只有当你和一个小家伙一起去时，你才会真正欣赏到它的奇妙。
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索尔·夏克和卡林带我出去吃饭，他们坦白说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想和我合作。
“我们可以因为你们卖出去那么多唱片而尊敬你，可‘辣妹’演唱的不是我们这种音乐，”他们解释道，“但是阿什利是非常好的A&R ，他说服了我们与你合作。”
阿什利走进一家他们正在用餐的饭店，送给他们一份《Elle》杂志，里面有一页标注着我在某地与两只德国种的短毛猎犬的合影。我和这两条狗站在那儿，基本上只穿了一条开士米内裤。里面附了一张便条说：“你们真的不想和这个人合作吗？”
他们大为赞许，说他们被我的职业精神彻底征服了。是的，我真的能唱歌。
几个月前，当我和戴恩一起乘火车从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回来时，我们开始把一些歌词、旋律方面的想法写出来，一下子我们酝酿出了一首非常好的歌。我们应该请谁来制作呢？我立刻想到了小哈维·梅森，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和罗德尼·杰金斯在一起。最近保罗·麦克唐纳刚刚送来一首他的歌，叫《永远做我的宝贝》，我非常想录制这首歌。结果发现戴恩曾经和哈维一起和“超凡四帅”合作过。哈维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师，他的父亲，哈维·梅森，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鼓手。
因此戴恩的唱片公司把这件事作了安排，我们和伦敦的一家录音棚约定了时间，是9 月份。然后我就患上了脑膜炎。录音棚已经定好了，所以戴恩和哈维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虽然我心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在场。我的身体在奥尔德里—埃吉，躺在床上，拉上了窗帘，戴着太阳镜。但是我能讲话，所以戴恩每隔大约5 分钟就打来电话，问“你认为这个怎么样，维珂？”我们也只能如此了。
接着，在洛杉矶和索尔·夏克以及卡林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在希思罗机场，正在过境，等候去曼彻斯特的航班，大卫将在那儿接我们。布鲁克林跑来跑去，兴奋不已，因为他就要看到爸爸了。
电话是保罗打来的。
“维多利亚，你确实不会喜欢这个，但是我要你明天飞回洛杉矶。小哈维·梅森有几天空闲时间。”
这让我无法忍受。我太累了。脑膜炎过后我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大卫了，而他也非常希望见到布鲁克林，我希望我们三个人能呆在一起。
“问一下他们能否请他换个时间。我想休息几天。”
但是哈维和另一个歌手已经约好了。
“我非常抱歉，保罗，但是我只能说不。我的家庭太重要了。对我们家的任何一个我都不能这么做。”
尽管这些歌曲对我真的非常重要，它们只能等一等了。
如果你是4 个人或5 个人中的一员，你很难优先考虑你的家人，尽管他们值得你这么做。但是现在我独自一人，情况就不一样了。生病期间我已经想好了，在我的单飞事业中，无论我做什么，我的日程安排必须围绕大卫和布鲁克林。
我到家还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保罗。
哈维已经决定取消了与另一个歌手的预约，并且将于几天后到达。
我们在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进行录音，“辣妹”第三张专辑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在那儿录制的。第三工作室是我最喜欢的录音棚，它的后面有一个停车场，从卡姆登过去一点就到，因此这对我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工作相当辛苦，通常一个星期只录两首歌，但是我们录四首，这就意味着要全天工作还要加上半个晚上。和哈维搭档的家伙叫达蒙·托马斯，他曾经和“娃娃脸”乐队合作。我非常崇拜达蒙，他与人合写了那么多一流的节奏蓝调热门歌。我们录制了《女友》和《永远做我的宝贝》，还有一首关于布鲁克林的歌，叫《与你同行》。很多时间我都带着布鲁克林，那是一个人干最大的好处。这是我的录音时间，因此如果我想让一个孩子到处跑跑，那没问题。
我不是歌唱家，我也从来没打算成为流行歌手，我要做一个表演者，那是我最擅长的，给人们以享受。但是既然我有机会展示一下我究竟能做什么，我就想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我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是这张专辑表明我确实能唱歌。所有的歌都是我一个人唱的。我的歌迷需要的是所有的东西：舞蹈编排、服装、照明、影像、表演。
他们将得到这一切。
然后我就希望我能坐下来，说，好了，现在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好多时候，有很多压力迫使你要玩得开心，以至于有时让人害怕。新年前夜是其中之一。所以，因为大卫在2001年新年这一天有比赛，我无须出去就变成了一种解脱。
难得有一次，布鲁克林相当早就上床了，11点半的时候他醒了。因此我们在奥尔德里—埃吉公寓的卧室里做着每个不参加派对的人做的事：看电视。
这是赞美伦敦西区的那种节目之一（作为一个有点伤感的女人，我十分喜欢这个节目），节目中伊莱恩·佩奇正在演唱，从《猫》到《星光快车》还有《歌剧魅影》。我们都非常疲倦，但是这样的节目你必须坚持不睡觉。
午夜时分快要到了，大卫走进厨房，把通常挂在墙上、面包桶上方的时钟拿下来，放进一个托盘，端进了卧室，托盘上还有三个银制的高脚杯。这是他让人定做的，作为给布鲁克林的新年礼物，每只杯子上都刻着字：妈妈、爸爸，小一点的杯子上刻着我的。
随着午夜的来临，大卫在床头架起了摄像机，布鲁克林到处乱跑，小手指伸出来端着他的酒杯非常非常有趣。突然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正像人们想像的“高贵”、“小贝”和“布鲁克林宝宝”的那副模样——完全是自我滑稽模仿。接着，倒记时开始了，布鲁克林打开了他为爸爸制作的带有我们手印的卡片（其中有他妈妈的帮助），大卫把我的杯子递给了我，他在杯子里斟满了“七喜”（比赛前的晚上甚至一点点香槟都不让我们喝），午夜的钟声一响，我们一起碰杯（银子发不出叮当声），我一饮而尽。突然我发觉我噎住了，同时我意识到我的嘴里挂着一根线。我的下巴附近有个凉凉的东西在晃来晃去。我拽了一下——像是袋泡茶上的标签——我还感到嘴里拖出个东西来。原来大卫在我的杯子里放了一只钻石戒指，标签是白金做的，上面刻着日期——这是我的新年礼物。
布鲁克林爬上了床，我们三个拥抱在一起，大笑着，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那么有趣，那么浪漫。这是我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新年前夜。
几个月以后，我和大卫做了一件我们曾经做过的最可怕的事——和阿里奇做了一次访谈节目。这是为“红鼻子日”而做的。显然阿里奇说过，除非他找到克林顿夫妇或者贝克汉姆夫妇，否则他不做这个节目。虽然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阿里奇，但是必须说清楚，看到别人被捣成肉酱和自己的头上架着刀斧完全是两码事。其实，大约一年前我曾见过阿里奇，那时他还不是非常出名。我正在挑选演员，他让人送过来一瓶葡萄酒和一张签名照片，便条上写着：“亲爱的‘疯狂辣妹’，为我表演一下，这瓶酒就归你了。”
我上去见了他，发现他和电视里的形象完全不同。他穿着一件漂亮的衬衫和一件漂亮的夹克衫，看上去很整洁，谈吐非常文雅。如果你在街上碰到他，你绝对看不出来这就是阿里奇。
不管怎么说，BBC 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有兴趣。我们说可以，我们想尽可能为慈善事业做点什么，幸运的是这和大卫的足球比赛日程不矛盾。但是我们开进BBC的时候，大卫对我说：“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他害怕了。
节目开始前到后台来看我们的那个阿里奇一点也不像我一年前遇到的那一个。我想现在他作为阿里奇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的性格里已经形成了很多特殊的地方。以前，他像一个公主学校的学生，现在，他的身上时刻都带着一点阿里奇的神气。
显然我们知道一说到采访，他会大谈特谈性方面的事，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但这是为了慈善事业，所以你不必担心那样的事。我们都认为我们不能真的和他斗嘴，因此我们也不做那个尝试。阿里奇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们最好以大笑来附和，如果你喜欢，我们就自嘲一番，也让自己开开心。
那么多人拿我和大卫开玩笑，我们还不如展示一下我们自己也同样精于此道。
我们上去之前，大卫相当相当紧张，因此当我们坐在摄像机镜头前的时候，我把胳膊放在他的腿上，让他感觉好一点。
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次访谈，我们俩都喜欢，虽然我感到吃惊的是阿里奇的问题都是预先拟好的——它们都在自动提词机上。
当节目在“红鼻子日”播出的时候——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看了——我确实非常失望，许多内容被删掉了——主要是我和大卫反驳阿里奇的部分。在播出的版本中，大卫几乎什么都没说。但是在原始采访中——我们有一盘拷贝，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想像——大卫其实说了好多话。有几次他投其所好地谈起阿里奇提出的同性恋问题，你能预料阿里奇猝不及防，他大笑起来。我曾经朝他看了看，我知道他的这一表现和他本人是不相称的。而且我能看出来他感到局促不安，也许第一次有两个人敢和他针锋相对。
我为大卫感到自豪，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他非常腼腆。
我已经学会了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怕为自己争辩，说出我想说的话，即使有时我不该说。在电视直播中和人讲话我不会多作考虑，说一声“那么”就开始了。
但是节目播出后的反响让人吃惊。每个人都喜欢。大卫很好地为自己作了辩解，我确实希望人们已经看出这一点了。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所有人都围着我们大肆吹捧，这让我大吃一惊。那情景远胜于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碰上的情形。现在只有我和他。这确实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因为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大卫一个人的时候也没有碰上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一个人时，我们两人没有受到过很多注意，但是那种注意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发生的一切简直无法相比。那近乎疯狂，人们围在我们身边几乎失去了常态。我们并不是那种需要吹捧的人，我们不需要一百个人围着我们说我们太出色了。
和“辣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就不是最受欢迎的，我总处于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但是自从我和大卫相遇、相爱后，好像我们在一起时发生的变化产生了无人能预料的结果。这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直到它真的已经无法控制了。
现在我们每到之处必有狗仔队尾随而来。我能接受这一点。但是当我靠自己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会更加接受这一点。虽然我出名了，因为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演唱组的一员，但是，人们依然说，她能做什么？这会让人很沮丧。
因为穿着高跟鞋晃来晃去，因为穿名牌服装而出名是不够的。我不想为了出名而出名，我想靠我最擅长的东西而出名：表演。
小时候我以为荣誉会让我不再感到内心的空虚，不再感到自己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没有能力支撑起这种荣誉，出名只会使你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人们感到你为大众所共有。
一直以来我真正需要的是得到严肃的对待，而不是被嘲笑，因为我的粉刺，因为我胖，或者因为我很富有，和其余的人不一样。大卫从一开始就理解我。小的时候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假如你周围的人——老师、其他孩子——把你当牛粪一样对待，只因为你和他们不同，那么，哪怕你的父母把你夸成一朵花也是不够的，你的家人无论怎么说你可爱都无法治愈你受到的伤害。布鲁克林哪怕有三只头，我都会说他可爱。因为他是我的。
有时，荣誉对我甚至会变得更困难，因为大卫很显然确实有能力支撑它。我并不是在嫉妒大卫，我没有，我从来也没有——我只是为他自豪。但是我这样一个缺乏安全保障的人和大卫这样的人出去就显得非常困难了。是的，人们也许有时对他也恶语相向，但是至少没有人能批评他赖以成名的东西。
我时常听到其他球员的妻子谈论丈夫不上场踢球给婚姻带来的压力。能在每一场俱乐部联赛、每一场国际比赛上场踢球的球员不多，但是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几乎总是不得休息。
所以，2001年3 月，当阿莱克斯·弗格森决定让他休息的时候，这消息颇让人震惊。大卫很疲倦，因为圣诞节以后他就患流感，没有时间真正地恢复。尽管大卫知道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压力依旧很大。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报纸一直在讲他的状态不好，情况变得有点让人恐惧，尤其是世界杯预选赛对芬兰的那场关键比赛已迫在眉睫了。
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会不上场踢球，但是，因为媒体大大挫伤了他的自信心，所以那位新任英格兰队主教练，斯文·约兰·埃里克森是否会让他出任队长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压力，那种压力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直到现在我仍然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他肯定会上场的。事实上，我叫他金蛋。
当大卫听说他将出任队长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但是这也让他面临很多压力。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我非常想带着布鲁克林去那儿。但是因为温布利球场改建——英格兰队的国际比赛通常都在那儿举行——对芬兰的那场比赛将在安菲尔德球场进行，这是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主场，曼联队的死对头。在过去的几年中，正是利物浦的球迷，还有利兹的球迷，对大卫肆意谩骂，让他的生活痛苦不堪，所以安菲尔德球场是大卫最不愿踢球的地方。
因此大卫说他不想让我们去，他担心这会不安．全，而且他认为，如果他无须担心我们会让他踢得更好一些。
因为我妈妈患流感，当大卫和英格兰队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在伦敦。不幸的是，为了赶到柴郡参加为球员妻子和孩子举行的晚宴，我没有时间看完整场比赛。
看重要的比赛我有点迷信，而且我会相当紧张，比赛结束前我从来都无法放松。大卫知道我的心总是和他在一起。
因此我带着布鲁克林坐在车上向北驶去，每隔5 分钟我就给大卫的朋友戴夫·加德纳打一次电话，了解一下大卫踢得怎么样。他们0 比1 落后，但是我并不是太沮丧，因为戴夫说大卫踢得相当好，我真正想听到的就是这个。
接着是中场休息，比分是1Lkl，戴夫告诉我这粒人球是由大卫助攻的。这时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我们正在闲聊，从背景声音中我能听出来她家的电视开着。突然，我耳边的电话像炸雷一样响起来。她喊着啊、啊、啊！哦，我的上帝，大卫进球了。英格兰2 比1 领先。我能听到电视里的嘈杂声，我也能想像他跑向任何一个靠近他的人，我能想像电视摄像镜头正对着他的脸，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脸上满是泪水。
因为大卫需要这个，他太需要了。他已经打了39场英格兰比赛，以前只进过一个球，那是在世界杯对哥伦比亚的那场比赛中进的，我没有看。我几乎不能相信。他进球了。在车的前部，我能听到司机的电话正在通话，我还听到有声音告诉我大卫进球了。
在他去比赛的路上，我最后一次和他讲话时，我说只要把那只球想像成马克·尼波里特的头就可以了。他说他要把它踢出那该死的体育场。我们大笑起来。接下来的几天，那情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感觉就好像穿上了一件上面写着“英雄夫人”的T 恤衫。报纸上都是关于这个的报道。一版、一版又一版。1997年，当大卫在世界杯中被罚下场的时候，《每日镜报》的头版标题是：十头雄狮和一个蠢男孩。接下来的星期一早晨，他们又刊登了那幅照片，但是这一回标题不一样了：蠢男孩是如何变成一个真正的英国英雄的。
“做了父亲让贝克汉姆变成了一个男人。”他们写道。我又一次哭了。
也许比媒体反应更重要的是主教练。当我到达举行晚宴的饭店时，大卫刚刚走进我们的房间，我在房间里点满了蜡烛，以及我和布鲁克林画的小画和我们的祝贺词。我们三人正在拥抱，这时，我看到斯文·约兰·埃里克森沿着走廊走过来——大卫看到我们太高兴了，他顾不上关门了。
斯文看着我，竖起大拇指，轻轻地说：“他干得非常漂亮。”那真是太好了。那么友好的脸，那么友好的微笑。
这就是另一个促使我继续努力的原因，直到我证明我自己。大卫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的才华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如此的出色，但是我要布鲁克林为他妈妈感到自豪，正如他将以他爸爸为骄傲一样。
大卫属于那种早晨起来就看起来很棒的人，无论是有胡子还是没胡子。他从来不生粉刺，从来没有头发乱糟糟的时候。但是我对我的模样非常不自信，出去的时候我有时发觉和人谈话很难，因为我感觉他们在评判我，我的穿着，我的发型，我脸上的表情。因此我出去的时候经常戴着帽子和太阳镜：人们看到的越少，他们能够批评的就越少。
每一个女人都知道当你身着盛装进门时是什么感觉，比如你去参加晚宴和舞会。你走进去，你会感觉到每个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你身上。此时你会想，我看上去怎样？大家会接受吗？每次我走出大门去看足球、去特斯科、马克斯& 斯宾塞的时候，我都会想这些问题。只有在舞台上表演时，我才会感到自在，或者当我穿着战斗裤，不化妆，不做头，在家和我亲近的朋友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我。
一天结束的时候，只有布鲁克林和大卫才能让我开心，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当然排行榜的排名也不重要。我知道为了我的两个男孩儿，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事业，尽管我知道他们永远也不会要求我这么做。有时我和大卫只是坐在一起，看着布鲁克林，好奇地看着他这个奇迹，看着这个每天都让我们惊奇的、了不起的小家伙。他踢球的时候和大卫一模一样。说到吃东西，他和我一样。有哪一个小男孩会拒绝一块巧克力，却要吃鳕鱼？有时我们只是看着对方，说，我们真幸运，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虽然我们还没有再生孩子，但是我们有一只小狗，辛巴——一只毛茸茸的白色日本产波美拉尼亚丝毛狗——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有了它以后不久，我们开车去伦敦，外面阳光灿烂，音响里播放着《丛林故事》，布鲁克林爱怜地盯着辛巴看，而辛巴也爱怜地盯着布鲁克林看。突然辛巴一跃而起，接着就到处乱窜。
“那么，宝贝儿，”大卫递给我一叠儿童面巾的时候，我说道，“现在我们是真正的一家子了。”
过去到动物园或者公园都要经过计划、考虑，现在我们喜欢去就去。几天前，大卫休假，我们去了几英里外的农场，让布鲁克林看到了猪、奶牛和羊。他特别喜欢动物。这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蓝蓝的天，没有云彩。后来我们去了路边的一个地方，那里有攀爬的支架、滑梯，孩子们四下里跑，妈妈、爸爸们在聊天。现在他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只不过是另一个妈妈和爸爸而已。
我在滑梯底部，伸开双臂等着接住他，大卫在上面准备把他放下来。我冲着我的两个男孩挥了一下手，他们都笑了。我注意到了那些童车，我在想，不久推车的就会是我了，很有可能。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不是“高贵”、“小贝”和“布鲁克林宝宝”，而是大卫、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当然还有坦克发动机托马斯和特温尼斯（英国著名的卡通人物组合，包括多个不同造型、不同性格的卡通人物）。不要忘了“邮差帕特”。
　　　　　　　　　　　　　　　　致歌迷们
我的一切成功都要归功于我的家人和我的歌迷们。你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你们成就了“辣妹”的一切，我要衷心地对你们大声说“谢谢”。
我的演唱生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外界的评论也并不总是令人鼓舞。但是，每当一则负面消息刊出后，就会有一百封歌迷来信让我振作起来。自始至终，你们真的没有离开我。
有时，当我想放弃时，是你们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无论别人怎么说，只要你们需要，我不会放弃我的音乐事业。我爱你们所有人，我也爱我所从事的事业。你们给了我表达自我、表现自我的机会。
谢谢你们。
维多利亚(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