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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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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
《王石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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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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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人开玩笑地问我:“写王石,有绯闻吗?”坦率地说,我曾经也很想知道并且写写王石的绯闻,所以,在采访过程中,我屡次希望通过擦边球打探到这位对自己私生活竖起铜墙铁壁的人的花边新闻。可是,他的警惕性是明显的,他一再表达自己的坚定想法:“我的公众形象是不包含私生活在内的。”这样的谨慎和坚持让我无法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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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一位好奇读者的期待(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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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好奇读者的期待
  王石
  2004年万科走过了20年的历程。翌年,我同缪川先生合著《道路与梦想》。恰在此时《新周刊》编辑周桦提出要为我写书,我同意了。
  之前,曾有些记者、作家想写我的个人传记,我没有应承,理由:还不到时候。但为什么却答应了周桦呢?这还得从一次采访说起。
  2003年5月底,我刚从珠峰下到成都休整。庆功应酬安排得满满的,包括应对各路老记,其中就有《新周刊》的周桦和摄影记者张海儿。
  地点选在龙泉驿枇杷园,采访只安排半个小时。周桦打开录音机往桌子上一放:“半个小时够了,时间多点留给海儿吧。”老王心想:半个小时能做什么像样的专访?好在有大摄影师在,以图片取胜吧。
  文章出来了,题目为《王石的登山以及有关的种种》。阅读之后不免诧异:这短短的30分钟怎么写了这么多东西,登山只是一个章节,更多涉及到企业经营理念、人生观、生活态度等,就连很少谈及的家庭生活也恰如其分地有所表述。随笔式的风格,娓娓道来又不乏犀利深刻,还有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显然周桦为这次采访做了功课。
  我欣赏这位年轻传媒人“敬业而娱乐、雅皮而新锐、没有条条框框又不乏人情练达”的处事和写作风格。
  传记的采访提纲很快伊妹儿了过来,通过秘书安排了采访时间。有时插空在某天的下午,有时星期六的整个上午,先后采访了8次。每次一结束关掉录音机、收拾好采访本,周桦站起来莞尔一笑:“王总,下次再谈吧。”不觉一年过去,到了2006年,老王的新书《道路与梦想》发行了,周桦的书稿也接近尾声,今年3月,完成的章节伊妹儿过来,请我审阅。我谢绝了,理由是:审阅就涉及到修改,哪怕是针对口误的修改,都可能是一种掩饰,因为脱口而出的往往才是本质的东西。
  但在采访结束之后,我却要求周桦再采访一次,时间安排在4月下旬,北京。
  《道路与梦想》写到2004年为止的公司20年的发展史。周桦把握的也是万科的20年。但刚刚过去的2005年无论对我和万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转折年,很希望能把这一年的认识和转变也写进去。
  周桦在2003年那篇专题报道是这样结尾的:
  站在成都郊外的果园边上,令他说起便动情的只是这样一件事:在拉萨,一位名叫赛布芮亚的德国盲女在拉萨办了一间盲童学校,教西藏盲童念书、学习常识。“太温馨了,每次去我都很感动。”王石说。
  如今,不仅我个人,而且万科的全体员工同赛布芮亚的拉萨盲童学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每年捐赠一次,表达万科员工的爱心。
  创建万科20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作为成功的企业家,仅仅是给股东提供丰厚的利润、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给员工营造优良的就业环境、给政府创造税收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尽广义的社会责任。2005年万科开始关注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2006年,第一栋廉租房将破土动工;万科将设立第一个“保护古民居村落”基金,并将“企业公民”责任纳入万科的企业战略规划。我希望周桦把这些转变写进书里。
  为此,周桦同出版社商量,推迟了截稿期。
  写这篇序的时候不曾阅过书稿,也不知道书名,心情就像一位好奇的读者,期待着这本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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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看棋的人爱猜谜(沈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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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棋的人爱猜谜
  沈颢
  一直在期待周桦写一本书。
  不是因为自己想看,而是当有人问起喜欢什么样的财经文字之类的问题时,我总是支支吾吾,似乎态度不太诚恳;我希望对这样的问题可以脱口而出:就像周桦那样的。
  其实应该不少人这么想吧。
  2001年开始,我约周桦在《21世纪经济报道》写了差不多两年的专栏——《数风流人物》,以她的口吻写商业江湖上的各位大佬;到现在还不停地有人打听,那个作者到哪里去了?我也只能支支吾吾的,面有愧色:为何写作的江湖上也是一蟹不如一蟹呢?
  现在周桦出了这一本书。我至少会对我们财经新闻班的学员们说,看看,财经文字还可以这么写。
  目前市场上可以看到的财经人物类图书,无论对象大小,基本上都是“神写英雄”式叙述,一个无所不知的神在写一个天授使命的英雄人物,似乎笔下的不是现实中的生意人,而是伟大的尤利西斯,而作者在恍惚间成了瞎子荷马。大概是中国的英雄式教育带来的写作方式吧,盲人摸象似的。有时候会想,要是让周桦来写一本,一定会不一样吧。
  果然,现在这个好运气又落在了王石头上。
  王石的书在市面上有好几本,每次在书店看到,总是和封面打个招呼即止,算是一种朋友式问候,也是啊,那么大一张照片在那儿竖着,睁着一对大眼看着来来往往的各位呢,跟一门神似的。但是没有任何取阅的兴趣,可能是他的事迹流传太广太久了,失去了一点好奇感。写这样一个人,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不好写,写出来也不容易好看,可以称之为“王石难题”。
  但周桦写了,仿佛是跟王石下了一盘棋,在意犹未尽时,就下完了。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主角不是王石,而是和王石对弈的人周桦,因为她才是隐藏在这本书里的胜利者。
  那我们就来猜猜周桦是怎么做到的吧。
  (本文作者为21世纪报系发行人、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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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前言(周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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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我在上海喜来登酒店为我供职的杂志《新周刊》采访王石。摄影师为他拍照时,我们闲聊起市面上数本有关他、有关万科的书,我说,“我要写一本呢?”面对镜头的王石突然转身对我说:“我可以配合你。”
  我倒是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这么爽快答应我随口的一个建议,而且,我实在是没有把握。
  对于王石,我既熟悉又陌生。从1998年第一次采访他,几年间正式的专访也有那么四五次,加上各种各样活动上的碰面,见面的次数加起来并不少。特别在我这一边,他是我专访次数最多的一位名人,向他提问的问题也许有上百个了。我想,在媒体上有关他的话题,除了特殊行业类别的,我对他的采访中都涉及到了,如果把他在采访中所说的话全部变成文字,应该有上百万字了吧?因此,熟悉是肯定的。但是,陌生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要架构出一本书来的话。事实上,尽管有那么多次专访,我所知道的王石其实就是大家知道的王石,他在人后的一面,我也同样毫不了解。在这样的陌生感下要去写一个人,难度是显然的。
  这样的熟悉与陌生,是一个媒体和一个被采访者的常规距离,这样的距离,能支撑我写一本完整的书吗?我不希望我写出来的王石,是一次次喋喋不休的旧话重提,我想读者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被屡次重复的王石。
  那么,在林林总总有关王石和有关万科的书之后,读者希望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王石呢?我相信这种陌生感和熟悉感同样也在读者身上存在,那么,我如何能在写作的时候,消解掉那种陌生感?如何找到一个有效的理解渠道,去阅读王石呢?
  回到广州后,我开始整理以往的采访资料,看看是否有写书的可能。我开始发现自己在以往采写王石时的缺憾:我一直是在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框框下去了解王石的。我的思路,是几年来舆论环境已经固定的一种话语方向和方式;我所采写的王石,是媒体环境下的王石。
  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当你迎着光芒去看一个人的时候,那些光线在扰乱你的双眼。
  也许,我可以写一个财经之外的王石;也许,我可以写一个作为普通人的王石;也许,我只是去写一个有趣的人,因为他有趣,而不是因为他有多成功。
  我找到了写这本书的动力和理由。
  2004年12月,《新周刊》新锐榜的颁奖活动现场,我对王石说:我希望写这本书。
  然后就是我回家整理资料,并开始跟王石的秘书约定采访时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王石能够固定在一个地方的时间总是很短,他的行程总是排得满满当当,而我自己也是差旅频繁,时间总是很难碰到一起。不过,在这样的缝隙中,王石还是安排了十余次整个下午的时间给我,并且,对我的每一个提问,他都毫无保留作了坦率而真诚的回答。他告诉我:“当我把答案给你,这些答案你就可以随便使用了。”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当我把这十余次的采访录音整理成文字,让我吃惊的是,竟有近30万字!我明白,这是我写作这本书最珍贵的原始资料。
  王石在公众的视线里已经停留了十余年之久。对他的身份,到目前为止有两个界定:企业家、登山家。当然这两者有一个时间的分界:1999年之前,王石的标签是企业家;1999年之后,王石的标签加了一张:登山家。前者的风景是“王石的万科”,后者是“万科的王石”——他的个人品牌在这六七年间完全建立了起来,这是中国其他企业家很少能做到的一点。但事实上,这张个人品牌也包含了两方面的评价:一是王石作为成功企业家,成功地由一个经济名人转型为社会名人,他的个人价值空间实际上扩大了很多倍;另一种说法则是,王石企业之外的举动,纯粹是作秀,或者是对企业掌控不力的表现。无论如何,有一点不容置疑:王石在扮演着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角色,一边是沉稳的企业行为,一边是冒险的极限挑战。一个人要同时兼顾两者,的确要拿出极大的平衡力和掌控力,并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心需要承载比常人大很多的压力。他不断地折腾,实际上就是不断给自己增加负累,但他似乎乐此不疲,而且,有着“世界尽在掌握”的自信。他永远是老大风范,他的人生似乎也总是“登顶”的状态,他的人生坎坷总是被他轻易就抹去不计……
  王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毫不低调的人。王石很少拒绝媒体的采访,公众活动他也乐于参与,他不止一次对媒体说:我是个爱出风头的人。在万科的网上论坛,他作为版主的“王石online”从来都是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摆到对话的第一线,中国的财经人物里他算是第一个。在中国企业人物普遍认为低调是起码的保护伞的当下,王石全然不理这一套。早年他就很有优越感地在裤子上加上吊带现身各种公共场合,形象上就先声夺人,现在则变化成一脸胡子拉喳,有意区别于富人们养尊处优的白皙——高调生活,拒绝低调。
  他是一个爱唱反调的人。在中国企业集体心向规模化经济,多元化的理论获得众多人的赞同时,王石一遍遍对人强调:“减法!减法!”并且现身说法,把房地产之外的其他产业逐一剥离。尽管至今还有人在质疑他的做法,王石还是坚持:万科除了房地产,什么都不做。他直截了当地唱反调,有时让人很尴尬。同行们都在无奈地说,行贿在所难免,王石却硬邦邦地抛出话来:万科从来不行贿!很多人都不明白,这样一个乐于唱反调的人,他最终还是和主流的成功融合在了一起,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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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前言(周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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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大路不走走小路的人。或者说,他根本是个不爱安逸的人,曾经有和他一起在深圳登山的山友说,王石登山很不喜欢走成形的路,他喜欢自己带一把砍刀,一边开路一边走。这和他热爱登雪山,飞伞是一个道理,他好像很享受苦行僧的生活,对于行走、冒险,他几乎就是一台永动机。
  他是一个尽量和钱撇清关系的人。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相信,那就是王石并不是一个富翁——在现在的中国,600万的身家算富翁吗?王石报出自己的身家就是这个数,但大家显然不相信。他显然不享受“富豪”这样的头衔,他很认真:我可能是富人,但一定不是富豪。
  ……
  王石一直都在表现出一股拧劲,一直都游走在主流之外,但显然主流的舆论却买了他的账——起码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听到太多批评他的声音,虽然他很擅长说“NO”。如果放在万科的背景下,王石当然是一个标准的企业家,因为万科的成功和正面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种正面在市场得到了历久弥新的考验。可是,当我们只是把万科作为王石身后背景的一部分,王石则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他的个人权威已经越来越脱离万科这张大王牌,转而仰仗一己之力量,而登山,仅仅是一小部分而已。
  王石的故事,就像是一个梦想的衍生。这个梦想也许很多人都有过,那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理想的中心王国,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构架起宽阔的桥梁,并且,享受快乐人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的国家其实一直都在激烈的变化跌宕中,在这样的大浪里,个人的命运有时变得难以掌握,环境和人的抗衡往往以后者落败为最终结果。王石出生在1951年,他的个人经历几乎和共和国的发展同步,在同龄人发出各种无奈叹息的时候,王石成功地做到了恣意人生,他的每段经历,往往是他成为了绝对主角。他虽然性格棱角分明,浑身长刺儿,却和环境最终成了默契共存的双方。
  在了解王石建立个人品牌,不经意带给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影响的过程的同时,我对这本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特别是当听到他随意的一句:“我的野心,还大着呢!”我觉得我可以正式开始写这本书了。
  王石的故事就像一部音乐剧,也许你可以不在乎情节,但一定要倾听每一段的咏唱。
  我无意把这本书写成王石所谓的传记,对一个正年富力强的人盖棺定论实在很无知。我只希望我写出了那一刻、这一刻对王石的观察——这样不是很真实吗?所以,这本书我没有采取时间的线索,我只是从我采访、观察王石的林林总总材料里,找出了有关王石的18个关键词,在我看来,这是能概括王石几十年人生历程的18个词语。
  曾经有人开玩笑地问我:“写王石,有绯闻吗?”坦率地说,我曾经也很想知道并且写写王石的绯闻,所以,在采访过程中,我屡次希望通过擦边球打探到这位对自己私生活竖起铜墙铁壁的人的花边新闻。可是,他的警惕性是明显的,他一再表达自己的坚定想法:“我的公众形象是不包含私生活在内的。”这样的谨慎和坚持让我无法得逞。
  回过头想,一个人的形象有丰富的层面,私生活也只是其中一部分,有趣无趣也不在私生活一线之间。从一个记者的眼光来看,王石贡献给大众的话题也根本和花边无关,既是如此,我又何必要犯偷窥的毛病?不如放宽视野,去关注王石更多更广的趣事和为人之道。对于大众来说,一个人丰富如此,成功如此,总有他的理由。我个人能做的,也只是多一个旁观者之事,把我看到的、听到的,用我自己的方式告诉给大家。所以,套用一句话:本书纯属个人观点,与当事者和出版社无关。
  作为一个媒体记者出身的人,我把这本书看成是我的又一个人物专访,只是这么长篇的专访前所未有,在写作的过程里也充满了各种困难,而我也因为工作繁忙、性格懒散而一再拖延,导致这本书持续了两年之久才写出来。可是,即便如此,我在这样缓慢如蜗牛的过程中,却仿佛一直游走在优美乐曲的华章片段,仿佛在一点点打开一扇窗,而窗外,是如画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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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不是我,是记忆里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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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王石从部队离开到工厂工作时,22岁的他交了第一个女朋友。第一次恋爱,心里的喜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当家里的姐姐妹妹们都已经知道以后,王石觉得该带着女朋友回家见见父母了。岂料母亲的态度不改平素的作风,她根本就不喜欢儿子找的这个女朋友。或许一般母亲的心态都是这样,但凡儿子的对象,最初都是八分挑剔的心态,又或许在收到女儿们的通风报信后,她的确是不喜欢那个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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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严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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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张爱玲《对照记》
  王石的“石”,是母亲的姓。虽然后来有人按字索义说,这个名字隐喻了他未来要爬山的命运——山,大石也,但其实,他的名字来得简单却郑重,将父姓和母姓集于一身,是一种由衷的宠爱,更是一种无言的期待。尽管姐妹兄弟有8个,唯王石独享了这个权利。他是父母的第一个男孩,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这样的孩子一定是金贵的,却也是最令人紧张的,因为他天生责任重大。
  王石的出生地点是广西柳州,所以在他以后的履历上,他的籍贯经常被误为广西柳州。这个地道的南方城市,在几十年后明显表现出没有任何影响到王石的地方——他是地道北方人的性格,因为他是纯粹的北方血统。
  王石的父亲生长在安徽大别山地区,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上个世纪的战争年代,是最为红色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元帅徐向前根深蒂固的根据地。当年红四方面军就在大别山根据地威镇四方,王石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大别山地区地处安徽北部,民风淳厚,却也历来贫困,即便是今天,那里依然属于全国经济不发达地区。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的土地,像许多和它一样的革命老区一样,“忍受、奉献”成了他们的代名词。王石父亲的经历,就像那个年代的典型故事:兄弟5个,有3个加入了红军。在那样的战乱年代,这是唯一能够自救的出路,也从此注定了王石与军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石回忆父亲的时候,最多的说法是:不善于交际,沉默寡言,热爱劳动。大概和土地关系紧密的人都有这样的性格:沉默、宽厚、脚踏实地,王石的父亲也是一样。虽然在解放初期,王石的父亲已经是处级干部,这已经是不低的干部级别了,但他却一直是个低调处事、不事张扬的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样,从战争年代一路艰难地走过来,经历了国家最纷乱的时期,待国家政权稳定,他们这一批人开始走上正式的工作岗位,成了政权的掌握者,却依然保留了最质朴的生活做派和纯正的思想。加上那个年代有着前所未有的纯净的社会风气和蓬勃向上的朝气,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都依然保留了战争年代的单纯。
  在工作之外,王石父亲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料理家里的小院子。一般家庭都把院子侍弄成一个小花园、小凉棚什么的,但王石父亲对花花草草没有兴趣,从农村出来,对五谷蔬菜最有感情,所以他把家里的小院彻底改造成了庄稼地、蔬菜地,就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样。王石记得自己的父亲一旦在院子里锄地,用手抓着土的那种幸福和喜悦,实在是当时的他难以理解的。王石觉得,自己后来比较勤劳和爱劳动的性格是父亲的言传身教留给自己的。但在当时,他和姐妹弟弟们并不能理解太多,他甚至觉得自己并不太像父亲,他们更喜欢的是父亲带着他们出去玩。旅游,也是王石父亲的爱好。
  那个时候的旅游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无非就是父亲带着王石姐妹弟兄几个人,到郊外去走走。虽然父亲很少和孩子们亲近地玩在一起,他更多是自己一个人沉默着到处看看,但对王石和两个姐姐来说,这样的郊外“撒野”却是难得的机会,比起在家里严格的管教,这已经是绝对的“放风”了。王石觉得,自己从来都是一个对自然充满亲近的人,这也是父亲给自己的影响。
  可是,沉默内敛的父亲和王石的性格实在是大相径庭。王石从小就是一个调皮好胜的孩子,唯恐别人不注意自己。读书前在东北姥姥家的时候,他就经常和村里大一点的孩子们下河去摸鱼。春天时节的东北还是寒意料峭,一帮孩子图着好玩,卷起裤腿就下河了,鱼没怎么摸着,自己倒是冻得像小鱼一样溜回家。姥姥心疼外孙,碰到这种时候,骂的心早没了,忙不迭地搂在怀里,心疼得不行——王石从来都是一个受宠的人,这从最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但他在村里是有权威的,因为每每在做一些类似偷瓜或其他调皮捣蛋的事情时,伙伴们往往狼狈落网或提起裤子落荒而逃,只有王石能每次动动脑筋就化险为夷。
  “我小时候几乎不挨打。”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王石很得意地回忆自己的童年。这“不挨打”里,有他自己的小智慧,也有和他“对峙”的大人们小小的无可奈何。
  起码在读小学的时候,王石是个爱逃学的学生。在他看来,玩实在比上学有趣得多,但一早一晚的出门上学、放学回家是一定要遵守的,所以中午是他可以放肆的时候。那个年代父母工作忙,经常得待在单位里,中午都没空管自己的孩子。王石屡屡叫老师头疼的就是中午会在外面玩得忘了上学,所以他的成绩平平,但他的数学学得不错,这为他在学校扬眉吐气创造了可能性。上数学课时,老师出了一道试题让学生们做,转头看见王石全然没有做题的意思,在下面玩开了,不仅自己玩,还拉着前后左右的同学一起玩。老师很生气,厉声喝道:“王石!怎么不做试题!”王石很得意:“我做好了。”老师觉得他简直在胡闹,走下去看他的作业本,的确做好了。老师没办法,现场又出了一道:“再做!不许玩了!”等老师还没缓过气,发现王石又玩上了,这次抓了个正着:“难道你又做好了?”王石很得意:“我就是做好了。”——把老师气得够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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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严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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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如此调皮,但他还是像一般调皮孩子一样,有很明显的优点——他对同学一般都表现得非常大方仗义。那个时候,因为王石父母都是一定级别的干部,家里有很多培植好的盆花,是那种定期给干部大院维护和随季节更换的花。在郑州上中学的时候,一次学校要开家长会,老师很希望摆些花,但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么多花可找的,买花更不可能。于是王石自告奋勇把自己家里的花借出去,学校的老师高兴得踩着三轮车去王石家取花。王石觉得这事实在自豪,认为自己帮了学校很大一个忙,可没想到有同学跑来问他:“你家是养花的吗?怎么没听你说过啊?”王石很懊恼。这个时候他才有些明白,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别人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在那个时期,王石丝毫没有表现出以后会做大事的潜质。他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对学习并不热爱,成绩平平只是足以应付父母,像身边的男孩子一样,调皮捣蛋是他们生活的乐趣。他身边也有几个好得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的朋友,男孩子们整天在一起昏天黑地地疯玩,没有什么忧伤,也谈不上快乐——谁在孩提的时候,知道快乐和幸福是什么呢?在一天天对时光的挥霍中,他只是盼望着赶紧长大而已。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王石看来,长大了能够做福尔摩斯就是最大的理想了,那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当然做容国团也不错,那种为国争光的感觉他觉得实在威风八面,傲视一切。这就是他的梦想,他的兴奋之源。
  王石出生在1951年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是中国朝气蓬勃、政局稳定的十来年。王石的父母作为老革命,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当回忆起那十来年的生活,王石能想到的细节并不是太多,生活也许就是这样,平静的时光实际上是最单一的时光,留在记忆里也只是简单的一笔。当王石进入人生重要的16岁的时候,“文革”已经爆发了。在动乱的年代,因为时代的特殊性,王石对人生、对自己未来才开始真正地有了些思考,这也为他后来人生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了。
  王石在父母身边也就生活了十三四年,最小的时候在姥姥家,17岁以后就去参军了。虽然只是短暂的十三四年,留下的回忆没有太多,但毕竟是人生启蒙的时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且,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长寿,人生之初其实已经奠定了整个人生的调子。王石在回忆起以往的岁月,回忆起自己的父母时,他会强调一句:“我很像我的母亲。”
  王石的母亲是东北辽宁义县人,那是著名的黑山阻击战的战场。那里也是锡伯族人聚居的地方,王石的母亲,正是锡伯族人。锡伯族属于满族外八旗的镶蓝旗,这是一个著名的铁血民族。据史料记载,公元1764年,为了加强日渐空虚的西域边境防务,乾隆皇帝点中八旗中最为勇猛的锡伯官兵,将其派往伊犁屯垦戍边。3000余名英勇的锡伯儿女东出盛京,奔赴西北边陲。他们遇山开路,逢水架桥,有婴儿出生,也有壮士倒下。经过1年零4个月的艰难跋涉,锡伯人到达了位于大西北的伊犁。“伊犁屯垦戍边,惟念疆土安全。不辱国家使命,无负民族期盼。”这是史书对锡伯族人这一壮举的记载。
  也许因由了民族的血统,王石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身为8个子女的母亲,王石母亲在家里拥有绝对的权威,孩子们的管教一律由她来承担。王石记得,那个时候母亲管教起儿女来,向来有咄咄逼人之势,叫人敬畏不已。
  用上世纪上半时期的话来说,王石母亲绝对是一个新女性的典范。她生长在辽宁的大家,祖上曾经是满清的高官,但到了她父亲一辈,祖上的家产已经被挥霍殆尽。王石母亲的学业,一直是靠自己的母亲和姨妈做一些女红才继续下去,但她在当时的伪满洲时期,一直上到了女子高中。在当时,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能够上到高中,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不幸家道中落,贫困迫使王石母亲必须放弃学业,工作养家。这个女孩子一下子就表现出了她的刚强,她强烈地反对家里的安排,表示要继续读书。一时家里天翻地覆,王石外婆的说法是:“虽然没到自杀的地步,但也实在是斗争激烈。”——但终究因为家境不济,所以王石母亲只好开始工作,虽然是在义县县城里非常时髦的电话局工作,但她依然眷恋的是学校的生活。她喜欢京剧,喜欢画画,并且学校有个李老师是她很崇敬的人,她教会了王石母亲很多。
  那是中国最纷乱的年代。在王石母亲工作的第一年,日本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了东北。因为李老师的影响,王石母亲抱着不做亡国奴,保卫国家的想法,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而王石父亲,正好是在部队里面负责招兵。就这样,王石的父母相识,一个大家庭有了开始的契机。这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家庭,正是出生在这样阳刚气十足的家庭,而且特别是有一个刚强的母亲,才造就了王石今天的性格和生活道路。
  一般家庭里的母亲,都是柔肠百转,恨不得儿女就在自己手心里长大。王石母亲全然不是这样,她对儿女的管教向来很有气魄。王石和姐姐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分别被母亲委派,带着弟弟妹妹,一群小孩千里迢迢从郑州到东北去看姥姥。王石至今对那次“带队”印象深刻:在郑州火车站,王石的父母把3个孩子送上火车,只是拜托一下列车员,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在哪儿下,转身就走了。王石当时也就13岁,带着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摇摇晃晃就开始他们去姥姥家的旅途了。火车到北京,列车员把他们3个领下来,转给另外一班的列车员,然后3个孩子就在火车站上等,等着去锦州的火车。火车来了,3个孩子又像包裹一样被递上火车,继续摇晃着往北走,摇到锦州后,继续被转交。这次是要转一趟慢车,因为是到锦州下面的一个小站了,等3个孩子一路晃到小站上,两天时间都要过去了。可是旅途还没有结束,小站距离姥姥家还要再走十几公里的野路。于是王石领着弟弟妹妹,背着自己的行李,往姥姥家所在的旧林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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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严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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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艰难的行程,3个小孩,完全不分东南西北,仅仅凭着上一次来过的记忆,还要一路赶时间,因为天如果黑了就麻烦了。可是,小孩就是小孩,记忆是靠不住的,王石领着弟弟妹妹,走着走着就糊涂了:这里怎么好像来过了?向路过的老乡一打听,老天!走了半天,原来转了几个圈,还有十几里路才到!当时是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可以联系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再奋勇赶路!“连坟地都走过了,走过的时候感觉背后飕飕发冷。”王石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走了大半天,本来应该下午三四点就到了,3个小孩一直走到了深夜12点。姥姥已经在家急得不行了,唯恐村外的豺啊狼啊什么的先把外孙们给接了去。这次行程实在要了命,王石一到姥姥家,一口气就睡了两整天。到点吃饭时,姥姥把他晃醒,王石迷迷瞪瞪起来把饭刨进口,又倒头睡去了。
  “这次以后,你母亲不敢让你们自己回姥姥家了吧?”
  “谁说啊!以后每个暑假还是放心地让我们照常回,都是小孩带小孩。其实危不危险她心里是很明白的,她就是在那样的地方长大的。”
  王石后来登珠峰,周围的人在他登山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的反应是:第一希望安全,第二希望胜利登顶。这样的反应里,担心是占了大多数的,特别是王石的家人,妻子、岳父岳母,都非常担心。唯独王石的母亲表现得非同一般,当时负责直播的中央电视台采访问她是否担心,老太太很泰然:“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王石说:这就是我妈!
  其实老太太自己勇猛起来也毫不含糊,近年来她经常生活在深圳,不时和女儿们一起去逛逛深圳的大小楼盘。女儿们都是中年人,走着走着自然有些体力不支,可一看,老太太正精神抖擞,大步流星,毫无疲累之态。想想看,这也是一个近80岁的老太太了!跟着去的万科员工直感慨:“难怪老板跟铁打似的!看他老妈的硬朗劲就知道为什么了!”
  其实,这正是一个锡伯族女性的独特之处。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因为生活的不安定,迁徙、入侵、疾病、自然的恶变都是他们的部落或民族能否生存下去的天敌,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何种情分,都不会用矫情的方式表达出来,粗砺的气候、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刚强的性格。一个母亲,对子女能力磨炼的渴求也许超越了她要去表达慈爱的想法。王石的母亲就是这样。
  当然,她的爱在关键时候却一定会表达得淋漓尽致。王石长大后当了兵,这很符合她的想法:一来部队是锻炼人最好的地方;二来在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部队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避风港。但王石在服役5年后,不愿意留下来,他坚持要离开。父亲对王石的决定并没有表达太多的反对,但母亲着急了,她不是一个顺着儿子意思的温和母亲,于是她拿出了自己雷厉风行的做派,一口气从郑州赶到儿子部队的所在地新疆,坚持要王石留在部队。王石知道母亲肯定在乎自己的前途,但没想到会这么着急,竟跑到了部队上。
  但这一次,王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母亲没有制止得了他。这对相似的母子,在想法有冲突的时候,谁都很难说服得了对方,因为,他们是相似的,他们都非常强势。
  这样的母爱在事后想起来是很有趣的。一个倔强的不肯低头的母亲,在和儿女们相处的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一些像朋友间才能发生的事,而事实上,王石的母亲,有时就更像他的朋友。
  当王石从部队离开到工厂工作时,22岁的他交了第一个女朋友。第一次恋爱,心里的喜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当家里的姐姐妹妹们都已经知道以后,王石觉得该带着女朋友回家见见父母了。岂料母亲的态度不改平素的作风,她根本就不喜欢儿子找的这个女朋友。或许一般母亲的心态都是这样,但凡儿子的对象,最初都是八分挑剔的心态,又或许在收到女儿们的通风报信后,她的确是不喜欢那个女孩子。反正,当时的情形就是,当王石欢天喜地把女朋友带回家,母亲已经走人,闪身而去,避而不见了。这个“严重”的第一面的任务自然就落在王石沉默的父亲身上。
  虽然儿女众多,但王石父亲天性就是一个对陌生人比较敏感的人,特别跟儿子关系如此特殊的人,而且是这么正式地带上门,他一下子就开始紧张起来。本来是他提出儿子把姑娘带回来聊一聊,看合适不合适,可到了眼前,却不由得开始局促了。王石在旁边也跟着紧张,心里直打鼓,不知下文会如何。本来能把姑娘领到家里,是很高兴的事情,岂料是这样的场面。
  但毕竟还是开始谈了,王石父亲郑重地和姑娘谈起了“如何继承革命传统”的话题。回想那个场面是很有趣的,两个年轻人和一个长辈在自己家里,话题是“革命传统”,而事实上是为了儿子的恋爱问题。并且,两个大男人都比较紧张,最坦然的倒是女孩子:反正不是谈婚论嫁,就是聊天嘛!
  王石不记得这么严肃的话题是怎样结束的,父亲是用了什么话来送走女孩子的,因为在紧张的气氛下,用什么话来做最后总结对父亲来说都是比较难的。虽然那个女孩最终并没有成为王石的妻子,可是,那个场面,王石至今记忆犹新。那个打着特殊的政治印记的年代发生的事情,回想起来总是有那么几分幽默。王石自己现在也是一个女孩的父亲,他有时候也想,如果女儿把男朋友带到面前,自己会像父亲当年那样,紧张得找一个远到天边的话题吗?答案是:一定会。这就是一个父亲和孩子之间最天然的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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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严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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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像父亲的。父亲低调沉默,但王石从来都爱出风头,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父亲是个安静的人,王石骨子里却充满了冒险精神。王石从来都认为这是有家庭传承原因的,因为在家里,管教他们的都是母亲,父亲的精力似乎更多放到了工作上,所以,来自母亲的影响总是大过父亲。在王石的记忆里,没有一次和父亲坐下来好好聊天的经历。在他的印象中,只有父亲的一个个举动是最清晰的,言语上却很少。父亲到底给过自己什么影响?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直到父亲去世。
  王石父亲在1989年初去世,这个时候的王石,已经在深圳创业成功,事业上正是大鹏展翅的时候。父亲的突然去世,让王石感觉人生的某扇门“砰”一下就关上了,在自己生命前行的路上,某一个地方突然就熄了灯,灰暗了下来。他不知道自己竟会有这样深切的感受,这不是简单的悲伤,到底是什么?他说不清楚。自己和父亲之间,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说得清的,他觉得自己对父子之间的那种距离,是在自己的想象之中的。可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一下懵了头,他觉得生活就像断了层一样,出现了让他难受无比的空白。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石除了工作,几乎成了一个自闭的人,以前不曾想过的点点滴滴,一点一点都涌了上来。他想起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因为中午的时间很短,他和姐姐、弟弟、妹妹们没时间回家吃饭。其他同学都是在食堂吃或者从家里带饭,但父亲不同意,担心食堂不合口味,而从家里带去饭的话到中午已经冷了。于是每个中午都是保姆在家把饭做好,父亲骑着自行车,一间学校一间学校地送饭到孩子们手上。他记得父亲是一个不能喝酒的人,沾上一小杯就脸红得厉害,王石突然为自己不太能喝酒找到了根由,原来是因为父亲不胜酒力。他记起父亲其实也是一个不肯低头的人,特别是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其实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做人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父亲潜移默化给自己的影响。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王石从来没有总结过这些。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父不在”,王石在那些难熬的日子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从离开父母出外当兵、读大学、工作,他一直在奋斗、创业,除了对自己的理想负责,另外一点也是希望能把自己的荣耀与父母一起分享,希望用自己的成功去孝敬他们。但是,父亲却在他的事业刚刚有了一点辉煌的时候撒手离世,这给王石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比较而言,也许社会教育的力量最终会大得多。特别是身处一个变革的年代,一个成长中的人不断在更新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维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和最初的想法大相径庭了。在时间的冲洗下,家庭给自己的影响似乎模糊得不能再模糊,可是,蓦然回首的时刻,童年的一切都还是那么清晰,最初成长的地方给自己留下的印记实际上已经牢牢刻在骨髓里,渗透在每一天每一刻的所想所做之中,细微得我们已经意识不到。可一旦到醒觉的那一天,内心的感喟却胜过身边一切令人动情的事物,那是来自生命最深处的感喟,因为,那是来自父母,是生命的根。
  王石和父母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仅仅短短的14年时间而已,但父母的影子在他身上依然能够看得到。当我们在阅读他的时候,其实,也在阅读着他的家、他的父母。在离开父母的身边后,王石的人生画卷开始徐徐地舒展开来。也许,童年和少年时代曾经待过的东北、北京、郑州时的生活已经日益远去,不过,那毕竟是人生的起点,人生一切的缘起,即便人在天涯,那些时光的影子,依然在王石此刻和将来的生活里闪烁、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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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压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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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而言,
  生活就像山间的青草,
  就像野地的鲜花,
  曾经那样的繁茂。
  当微风吹过又吹远,
  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变……
  ——《圣经·诗篇》
  在普希金《上尉的女儿》第三章“要塞”里,主人公被调到边远的要塞,心情沮丧到极点,当见到上尉夫人,于是有了下面一段——
  “得了,别乱嚼舌头了!”上尉夫人对他说,“你看,这个年轻人旅途疲倦了,他哪有工夫听你唠叨……而你,我亲爱的!”她转向我说:“调你到我们这荒凉地方,别伤心吧!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学会忍耐,包你喜爱……”
  这段话对主人公失落的心没有太多帮助,他在等待着作者普希金安排上尉的女儿来温暖他的生活和内心。可是,就是这段话,就是这段话里面的那一句,却在这部作品来到遥远的远东后,深深地抚慰了一个年轻中国军人怅然若失的心情,他就是王石。
  “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对王石来说,在那段压抑的、内心寂寥的岁月里,这句话有着千斤般的分量,也像一股暖流,静静淌进心田,熨贴着冰凉的心。
  “我人生的美好回忆,是从深圳开始的。”而在此之前呢?那些青葱的岁月,整整32年的时光,几乎是一个男人最黄金最放肆的岁月,在他看来,却是“压抑”的一年又一年的延续和反复。
  这也许是因为王石的敏感使然。在他进入少年期时,中国社会每一年都突发着新的变化,政治的浪涛总是以超人的想象力冲刷到了角角落落,让人不胜惶然;而在这样外部环境突变的同时,却是千万人的思想高度的同一。这种喧嚣中的沉寂和宁静让一些人不习惯,不自在,找不到自己,这里面就有王石。虽然他当年正年少,但天性的敏感、奔放、自由却让他觉得磕磕绊绊。直到许多年后,王石才总结出来,当年自己的不快乐正是来源于那种高度的同一。他天生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天生就喜爱出风头,天生就反对自己和别人从一个模子里爬出来,尤其是思想。
  当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主义横扫中国青年思想的时候,王石却在心里憋了一股情绪:有什么好啊?有必要那样去做吗?非把自己弄得那么苦才能报效国家吗?为什么这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依然是无比沉重的结果?——可这样的想法是不能说出来的,他也找不到人去倾诉,一个少年能有多大的自信,对自己的想法笃定地认为是对的呢?所以,他只有苦闷着。
  王石在初中毕业后,和大多数的同龄人不一样,他没有去农村插队,而是依照父母的意思,去部队当了兵。按照他本人的想法,他也觉得当兵比去农村好许多,他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想法,并不认为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对那个陌生的世界他不存任何想象。他只觉得,他的学习生涯肯定从此要结束了,而在农村意味着彻底的结束,当兵,则也许还有点滴学习的机会。王石对我强调:“我在学校的确是个调皮的孩子,小学和初中时期的学习也算不上好,但我绝对是个爱学习的学生,我有自己喜爱看的书。”——王石喜欢看的书是《大卫?科波菲尔》,是《双城记》,是那些要跑到图书馆最深的角落里才翻得出来的书。这些欧洲文学作品挑动了内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总是能让他激动不已,更重要的是,书里的那些人、书里那些让人激动的年代,和自己身处的环境是那么的不一样!当现实让王石沉默而变得性格封闭起来的时候,他的心扉却在这些书里大大地敞开了。
  王石最初的军旅生活在江苏北部的徐州,他被分配为运输兵,所以,王石的驾龄是非常长的。虽然他现在已经不自己开车了,但是从技术来讲,他绝对是部队训练出来的水平,是那种把重型大卡车“呼”一下就开过平行的两根独木桥的驾驶技术高段位,绝非一般人可比。我曾经问王石:“这么好的开车技术,现在不开多可惜。”他很得意:“开得好是我的本事,现在不开了也是我的本事。”——这是典型的王氏说话风格。
  部队生活对王石来说依然是很不适应,部队是一个强调共性的地方,它对军人们的思想要求绝对的统一。这对王石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一点。好在他临离开家时,把姐姐高中的课本全部带到了部队,训练之余,他总算有了能打发时间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做了。其实他也不知道,这些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用处的书本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帮助,并且从学习的过程来说,也是极其枯燥的,但他还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学了下来,他给自己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把高中的课程通过自学拿下来。为了学化学,他跑去和修理班的战友们搞好关系,因为从他们那里可以弄到一些试剂,他可以做做实验什么的。在战友们看来王石也就是贪玩,但在他自己却是一份内心的坚持和骄傲。许多年后他很庆幸自己当时懵懵懂懂地为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的文化结构没有因为部队生活而脱节,他在以后顺利地上了大学后并没有感到学习上的空白和痛苦。
  但部队生活对王石来说天然就有着不可协调的地方,他觉得很苦闷,觉得自己很不能融入到集体里面,不是和大家合不来,而是他内心世界里对社会、对家以外天地的想象和现实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他心里对未来的想象,对世界美好的规划,那些由《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带来的激情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他觉得在一点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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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压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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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是一个好胜的人,即便感觉到自己过得不愉快不开心,他依然要让自己成为集体里出类拔萃的人。当时部队里大都是农村兵,农村兵的特点是能吃苦,肯干活。部队是个赞赏吃苦的地方,在新兵连的竞争就是干活干得好与不好的竞争,谁能吃苦谁就是老大,所以农村兵的优势一下就显出来了。城市兵虽然有文化有讲究,却在农村兵的映衬下成了养尊处优的一群。王石很不服这一点,他觉得:不就是干活吗?我也可以!王石的想法是:我的确不喜欢,但不等于我不能。——在好胜心的极大鼓动下,王石在部队拿出父亲埋头苦干的精神,用苦力和战友们竞争,那一年,他觉得好像流的汗、受的苦几乎是以往十几年的总和!这增加了他的不愉快感,不是因为苦和累,而是这样的方式,这种凭借体力劳动获胜的过程让他心里空荡荡的,内心的依托无所适从。
  当然也有回报。王石在进入新兵连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入团、入党、当班长,非常非常快。按照这样的轨迹,王石本可以在部队顺利地待上十几年,进修、提军官,一路平坦。但是后面故事的发展是他没有在部队长待下去,在能离开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对部队挥手告别了,在他的人生路上,部队成了一段快速的插曲。
  在徐州短短半年后,王石就随部队一起换防到了新疆。在现在的人印象里,新疆是一个浪漫而多情的地方,可是,对于30多年前去那里服兵役的人来说,他们在新疆的兵营所在地却都是一个个自然条件恶劣、生活极其不方便的地方。王石当的是汽车兵,他所在的部队在吐鲁番盆地,部队驻扎的地方正好是一个风口,刮大风的时候,连油罐在地上也固定不住,被风吹得在地面上乱滚。王石特别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在戈壁滩上开车时绝望的心情,一天开下来,也许只能见到两个兵站的人,其余时间就是在烂得不能再烂的石头路上茫然地前行。
  苦不是王石担心的事情,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他甚至有意识地给自己找了很多苦吃。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性格,军人的天职在于服从,而王石自己的性格里总是有着反叛和个人主义的凸显,他自己后来也感叹:“我的性格和部队是太冲突了。”
  也许从部队集体的眼光看来,王石也不是一个消停的人。他是那样一种军人:有能力建立卓越功勋,也有能力一地鸡毛,让所有上级头皮发紧,担惊受怕;他是上级看好的提拔苗子,也是领导们伤脑筋的调皮小子。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部队经常展开批判资产阶级的报告会,首长看中王石,让他上台发言。王石满心不情愿,一是他觉得很紧张,他觉得这点跟自己父亲实在太像,一要面对大场合、陌生人的时候就全身冒汗;另外他其实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他只好把发言稿先写好满满三大张纸,但还是不想这么顺从地发言,于是,王石的性格在这些细节上就体现出来了,他把三张稿纸糊成了一张,卷成卷就上台去了。结果整个发言的过程都是他在捋那张纸卷的声音:“呼——呼——”指导员在下面气得半死:“王石你个混小子搞什么名堂!”——他的名堂显然很多。读报会上排长给大家念文章,声情并茂地读到:“XX同志克克业业地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工作着……”,王石及时站起来了:“排长,不是克克业业,是克克克克业业!”——结果可想而知,全场哄堂大笑,排长极其下不了台。
  所以如果要战友们来回忆军队时期的王石,一定逃不掉“调皮”二字。王石当时的确也是20岁不到的楞头小伙儿,他有着那个年纪特有的对未来无限的想象和憧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愤怒和抱怨。他有他的笃定,也有他的彷徨。那个时候,他经常对自己说的就是:“你王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安心吧!”
  安静下来容易,安心却不是那么容易。王石生活在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他没有太多的思想负累,他自己所想象的,很自然会成为他认为天经地义的世界,但现实却是那么真实。所以,尽管他也能让自己尽量和集体融合在一起,不要让自己显得太另类,但心里的那簇火焰始终让自己无法平静。
  当那件事情发生后,王石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不适应这样的集体生活了,他向往的是个人奋斗,他需要那种个人力量带来的成就感,那种于连式的荣光,他需要离开。
  那一年,部队请来一个山东的农村妇女做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报告的内容大体是:母亲批判自己的思想没有女儿革命,自己有利己的思想,而女儿则是完全的革命的利他主义。比如,母女俩一起去买菜,挑豆子的时候,母亲就尽量挑好的豆子;女儿呢?看见母亲这样做,很生气,把母亲挑的好豆子全部倒回去,然后往自己的筐里全部装差不多烂掉的豆子。然后母亲总结说:自己的思想不如女儿,觉得很惭愧,女儿心里想的都是别人,希望别人都得到好豆子,而自己只想到自己家。
  王石在下面听着,纳闷无比:如果大家都像那位女儿一样的话,菜农岂不是都不用种出好豆子了?因为反正差的大家都在抢嘛!结果只有一个:越来越差。难道大家都喜欢差吗?进步是不是已经不用考虑了?王石越听越苦闷,觉得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能理解的是这样的报告是领导们极为推崇的,强调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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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压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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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报告结束后,领导们带着做报告的妇女去食堂的单间吃饭了,师傅杀鸡宰羊地招待领导和做报告的人。当他们尽兴地吃喝谈笑的同时,王石和一班战友则在外间食堂大厅里吃着粗菜糙米。王石至今余怒未消:“这样的环境,难道你不会压抑吗?要去迁就它难道不是很委屈吗?我当然是受不了的!”
  部队的几年是王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他和社会之间一个重要的转折,但就在这个转折点上,他对人生的梦想、对人生无限的憧憬,都遭到了迎头一击。他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理想和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但部队的几年生活迫使他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他开始想到自己的价值,社会和自己个人的关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家里伸手伸腿皆自如的生活已经结束,他要面临整个社会给自己的考验了。虽然这个考验的第一步以他的苦闷和压抑而告终,但毕竟有了第一步,他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了!
  当母亲赶到部队希望王石不要复员回地方的时候,王石表现出了一个成人的固执,他一定要到社会去工作。他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虽然他的选择未必是好的选择,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一个正在彷徨的青年来说,有什么比坚持自己的想法更让人激动呢?
  所以,在部队待了5年后,王石坚定地对父母说:“我要回郑州。”
  回郑州无非就是做工人,比起部队的稳定和风光,70年代工人拥有的,也只是一份固定的工资而已。
  回到郑州,王石有两个工作选择:一是到市政府开车,当时政府需要司机;另一个选择就是到郑州铁路局的水电段做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前一个工种好解释,无非是属于政府的小车队,领导或单位要用车的时候就当司机拉人或拉货。后一个工种对于不是铁路行业的人就不好理解了,铁路上的工厂不叫厂,叫段,所以,水电段可以理解成为水电厂,但它不是电厂,其实主要是给铁路上供应水和电的,水主要是热水,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就是专门维护供应热水的锅炉的工人。
  这是很明显的比较,前者是比较舒服的职业。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初几年,在基层的生活里,医生、列车员、卖猪肉的、司机是四个令人羡慕的职业。那个时候属于物资短缺并且交流不丰富的年代,列车员可以把北边的果脯什么的往南边带,而南边的蔬菜水果也能通过他们及时带到北边,所以很是吃香;卖猪肉的更拽,那个时候凭肉票吃肉,但具体买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一块什么样的肉,全看卖猪肉的手往哪儿下刀,所以,卖猪肉的同志尽管全身油腻起腥,其职业的受欢迎程度和猪肉本身的受欢迎程度绝对是携手并进;医生就不用说了,公费医疗时期,医生拿药看病的优越感比现在拿红包的成就感还要大;司机同样如此,手握方向盘,那就是掌握了运输的大权大利,司机在那个时候都是见多识广的一群人,也是生活得最滋润的一群人。
  但王石却没有选择做司机,他选择做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这让周围的人匪夷所思,因为这是一个明显很吃苦的职业,王石心里是明白这一点的,因为父亲就是铁路系统的人。锅炉有很多钢板,有的重达12吨,大修车间的工人有一项工作就是要卸这些钢板,王石说到这个细节的时候,语气异常沉重:“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辛苦!”一块钢板压到人身上,回到家经常是一道一道的血印子,王石感觉自己当兵5年都没有这么辛苦过。在部队的时候,他也有过躺下就不想起来的经历,那是到农村去割麦子,几小时弯着腰不起来,回到营房里躺下去,他觉得自己能躺好几天。而现在这样的钢板压身,他觉得当时割麦子简直就是享受型的劳动。王石用一个数字给我形容这个工作的辛苦:“当兵的配给粮食是每个月49斤,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了,但锅炉大修工是51斤!你可以想象是因为有多辛苦才考虑给这么多的粮食。”而当时的王石,完全是一个白面书生的形象,可就是这么一个看着文弱的人,在当时复员转业到水电段的30多个军人中,却是公认为最能吃苦的人。老师傅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姓王的小伙子,后来,当段里要推荐一个上大学的工人的时候,老师傅们一致推荐了王石。
  这正是王石所期盼的,他当时没有选择去当司机,除了不喜欢开车这个小小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知道大学如果要招生,一般会到工厂来招——为了这个,他宁愿去对付那12吨的钢板。
  这就是王石的性格。
  这样的经历在他后来去深圳时又重新上演了一遍,不同的是,在深圳的空气里,他的心情是轻松的。而在本应该轻松的20多岁的青春时期,他却只有吃苦的耐心和满心的期待,就像那句话:“学会忍耐,包你喜爱!”
  王石进入大学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年满23岁。从常规上来说,这个年纪已经是完成学业进入社会的时候了,但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让人的经历变得像一个命运的大玩笑,人的命运变得无从把握,快乐的是懵懂糊涂的人,痛苦的是渴望把握自己人生的人。王石就是后者。
  他有时候想,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特殊,让他的每段经历都变得苦涩难言——这对同时期很多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比起周围的同龄人,王石当兵、做工人、上大学的经历简直就是一条金光大道,这么顺风顺水一路走下来,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但是,内心体会,冷暖自知,王石到现在不太容易回想起过去,不像一个步入中年后的人一样拿怀旧当享受。也许,那些年月的确不是他所欣赏和眷念的。他天生就是一个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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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压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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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当王石带着在部队自学5年、在工厂里扛过超重钢板的代价,来到他觉得应该是理想之地的大学时,他发觉现实依然不像他内心欢呼的那样乐观。王石读的大学是兰州铁道学院,专业是给排水。这不是王石的志愿,这个专业是基于王石之前在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工作过的工种而安排给他的。这就像一个捉弄,王石本是为了摆脱那样的命运,咬着牙度过了那虽然并不算长的体力生涯,可是,因为他的咬牙,他还是回到这个令他咬牙的专业。
  王石自然是不喜欢的,但毕竟是正式的学习,他可以尽情地读书看书了,这大大安慰了好学的他。虽然大学3年间充满了“支农”等非学业上的安排,可是,放眼当时的中国大地,这样的机会几人能有?王石的心,已经安静了很多。
  但环境还是很恶劣,王石进入大学的时候,正是“白卷先生”张铁生风靡一时的时候,学习风气在当时一点不被提倡。王石上的是工科,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本该4年学习的工科课程,被压缩成了3年,大部分老师对教学懒心无肠,基本上采取放牛娃的教学方式,有一搭没一搭地由着学生的性子来。
  王石依然是苦恼的,但幸运地遇到了两位让他引为知己的老师,使他的大学生涯有了亮点。
  一个是王石当时所在系的党总支书记,叫郭同章的老师。王石说刚接触郭老师的时候,就觉得很对自己的性格,因为对方说话很自信,对同学们讲话时特别有“煽动”能力,很动情、很有鼓动性。他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他的个人色彩如此浓厚,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然后他就和老师走得很近,因为那个时候王石已经20多岁,在学生中算很成熟的了,所以他和郭老师的家里人也非常地好。那种被全家都认可的感觉让王石觉得很亲近,师生关系变得像朋友的关系了,王石在大学里有了一种找到知己的感觉。
  从我的采访经验看来,王石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自信的人,从他嘴里说出佩服一个人真的很难。如果他真的佩服一个人,那么他可以说出实在的理由:“因为这样,那样,所以,我很佩服他。”这位郭老师着实让王石佩服的,也许郭同章老师本人都没有意识到。
  那个时候,王石和同学们经常要下乡支农,一个班驻扎一个村,甘肃河西走廊的村落都很分散,村与村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是在四五里路以上。郭同章因为是系总支书记,于是每次都下乡去看学生们,并且,他从不蜻蜓点水地看一两个村就算了,他总是看完一个村的学生,马不停蹄再往下一个村子赶。“一般都是不吃饭的,和学生聊聊天,了解完情况,马上就又走了。”王石说,“并没有人这样要求他,他可以不这么做,但每次他都这么做了,并且很坚持。”河西走廊的路,西北偏远的地区,郭同章走了无数次。王石说:“就这件事情,一辈子都够了,不是任何人都能这样约束自己的。”
  2000年,王石准备去银川出差,由于银川下暴雨,王石干脆把机票改到了兰州,因为想去和郭老师坐一坐,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很难找了。
  我无聊地问了一句:“如果郭老师某一天来找你,希望你把他的儿子或女儿安排在万科工作,你会帮这个忙吗?”王石立即回答:“不会,这和我的原则相悖。我可以帮助他其他的,而不是这种方式。”他顿一顿又说:“他也不会提这个要求的。”
  这就是男人间的交往吧?特别是当做了朋友以后。
  王石在大学里另一个朋友式的老师叫王梓元,这是一位教政治课的老师。王石上他的课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当时的政治课堂上,老师比较多地讲的是反杜林理论、批判思想家、批判法权,可是,王石却分明听出这个王梓元老师是在不动声色地讲经济学的原理,讲价值、讲商品交换,滴水不漏却意思明白。但是,整个班上,王石感觉只有自己一个人听懂了。这样的默契就像一个私下的秘密,有着旁人不知情而自己全部了然的愉悦。比起其他哗啦啦背书的政治老师,王石从王梓元这里得到的快乐不仅仅停留在获得知识的层面上了。
  于是,王石下了课就去找这位和自己同姓的老师,他像个同龄人一样告诉对方:“你有言外之意,你在教其他的东西。”王梓元笑了:“你听懂了。”以后的交流就顺畅了,王石非常享受这样的沟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他以前很少得到的快乐。王梓元推荐王石看了《政治经济学》,王石看得很辛苦,因为那实在是硬读,但他坚持看了下去并看完了,因为即便辛苦但还是快乐。许多年后,当王石到了深圳,当年硬读的东西一下就活了起来,王石明白,自己的思维方式因为那些书而改变了,而这,都得益于那样一位良师益友。
  大学的3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拿现在大学生的大学岁月来比较,那样的大学时光实在是太沉重。因为那个时候王石已经过了茫然的年纪,而大学的美好,有时候就在于那样的茫然和失措。王石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有了社会经验,大学对于他,只是在已经进入社会后的短暂停留而已。
  王石有时会很遗憾,他的部队生涯、大学岁月都在不合适的时候安排在了他的生命中,如果生命重新排列,重新置放在另一个年代,也许这样两段安排会非常有意思,会给生命添加更多的亮色。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而且,部队的生活太长,大学的生活太短,这让他感到很无奈,因为他的心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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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压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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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两段生活一定是有价值的经历,王石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他有时会回忆起当年自己的愤怒和苦闷,他突然意识到,当年自己特别抵触的集体主义其实自己在下意识地遵循着,特别是在做企业的过程中。部队强调的是集体的荣誉感,是国家的责任心,在万科的20多年历史中,王石其实调动了自己的军队思维,尽管很多人认为万科的管理比较军事化的这一说法总是被王石不置可否。
  “我有时候想,集体主义对王石个人来说并不重要,但对于万科,它是良性的。”王石说。
  命运的走向虽有时代的约束,个人的记忆却有自己的停留。当时间越来越远离这两段生活,王石越来越多地开始回想起那些细节。我问王石:“最老的朋友是什么时候的?”他回答说:“当然是部队上的,是我的老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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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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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尝到的甜头很快就湮没在了创业的艰辛里。在一次采访中,我问王石:“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他说:“到深圳的第一年。”在那一年,王石的午餐经常就是一包方便面。一个同事曾经到深圳去探望他,看见王石扯开塑料袋把方便面当面包一样就吃了下去,非常不理解:“这样,也可以吗?”王石咧开嘴笑:“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艰苦对他来说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他已经忍受过比这更糟糕的压抑和憋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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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创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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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乡呀!遥远的异乡,
  我不认得这地方!
  不是我自个儿要来闯荡,
  不是我的好马要驮我来游玩,
  招引我这年轻的好汉,
  来到这异域殊方,
  是满腔的热血,是浑身的胆量,
  是痛饮贪欢的热衷肠。
  ——俄罗斯古老民歌,引自普希金《上尉的女儿》
  王石与深圳的第一次见面还是在广州铁路局工作期间,1978年,他因为出差来到了这个当时还是边防小渔镇的地方。放眼所及,是路轨旁的死猪、绿头苍蝇、一条石板窄街的沙头角、偷渡客、武警战士、光怪陆离的香港电视节目、罗湖桥,以及罗湖桥那边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陌生世界……
  他对深圳的第一印象糟透了,一心希望工程早日结束,早日回广州。
  他从来没想到,5年之后,他会一头扑向深圳,满怀着说不出的欣喜和快乐,那是他许久都没有的情绪。这是1983年的深圳,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第一年,这是中国人推开的第一扇门,无数新奇的事物已经在门外等待了几十年。当新鲜空气蓦然间破门而入,深圳这个边防之地的每一根草、每一丝空气一下子就充满了新意,昔日的边防渔镇变成一块巨大的磁铁,每一刻都在鼓动吸引着沉寂多年的国人。
  32岁的王石也被挑动了那份本来已经闲置的心思。这个时候,他已经成家,有了一个女儿,正是要开始步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殷实小家之路的时候。他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耐着性子把工龄一直这么熬下去,十来年后也一定能熬出个局长的小未来,然后就安稳地在广州这个弥漫着人间烟火的城市悠闲地过下去。但是,王石的骨子里天然就流着锡伯族人的血,他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仅仅130公里之外的地方在发生着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与自己根本无关,这几乎让他坐立不安。
  同样是1983年,在内地的一个省会城市,笔者的一个亲戚大学毕业。家里为了给他找到一个好工作,倾囊而出,把家里的积蓄全变换成大包小包的礼品,送到学校负责分配的人手里、接收单位负责人的手里。然后,在几个月后,我的亲戚被分配到很好的机关大楼,开始了“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机关生活,全家人都觉得功德圆满,很是欣慰。——这就是当时的内地,一个比王石年轻10岁的年轻人在命运转折时候的选择和安排。
  所以,王石决定到深圳。1983年5月7日,广东开始进入炎热的季节,王石坐上火车,从广州到达深圳。
  这就像站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还在慢悠悠地东游西荡,另一个已经撒腿开始狂奔;一个是激情在消磨,一个是人生激昂的乐章才刚刚奏响。
  王石满怀着做大事的向往,却也有一丝的担心,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迁移,不知道以后到底会怎么样?他的目标并没有很明确,对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大事,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固然,他是为了改变毫无激情的命运,可是,激情也许是风暴的外衣,未来,总是不可把握。
  深圳的第一天,他记得很清楚。第一件事当然是到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报到,这是在广州时就安排好了的。特区发展公司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拥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几乎等同于政府要害部门,可谓权力盖天。然而,名头如此之大的公司,其实就是一幢农民盖的三层楼,这就是当时的深圳。在那时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工地,能有一幢成型的楼,俨然已经是大家风范了。
  然后是落实自己住的地方,公司不负责住宿,王石必须自己找住的地方。王石在深圳落脚的第一个窝是东门一家招待所,这是一家工厂的宿舍楼,另辟了几层楼来做招待所,一楼就是一家香港小老板投资经营的半导体收音机装配作坊——典型的有深圳特色的临时住所。当时住宿条件如此恶劣的王石,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仅仅是5年后,他开始以开发商的身份买地建楼盘了。
  20多年前的深圳,就是这样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创业是艰难的,这谁都知道。但具体的艰难程度却不是谁都能想象得到,如果你没有身处其中的话。
  王石到了特区发展公司后,他的业务是饲料生意,这是王石自己选择的业务内容。特区发展公司没有什么中心业务,全凭着个人关系或者抓住什么机会做进出口买卖。王石在深圳转了几圈,决定做饲料买卖——这听起来真有点滑稽,他的决定只是来源于在蛇口码头看见了三座储藏玉米的仓库,因为深圳不产玉米,王石就多嘴问了别人几句,结果茅塞顿开。原来在当时,运输问题很难解决,本来,深圳的饲料厂需要的粮食原料我国东北地区就有,但只能从香港买进,成本很高。王石几乎是拍着胸脯就决定把这个生意接下来了,运输能不能解决他没考虑那么多,他只知道要把这个生意做成,他自信有这个可能。
  作为特区发展公司饲料贸易组的负责人,他招的第一个员工,是从自己住处一楼的半导体收音机装配作坊找到的一个18岁的单薄打工仔。这个姓邓的小伙子也许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无意中被推荐给的这个人,以后会名震江湖。
  经过一番折腾,他的第一单生意赚了39000元,这就是王石的第一桶金,数目不大,却是一个历史性的数字。没有赚过这么多钱的王石本来准备了一个红白蓝的塑料袋去装自己挣回的第一笔钱,但显然遭到了笑话,对方递给了他一张转账支票,王石才明白,钱也是有多种形式的。凭着一张转账支票,王石的想象力开始丰富了很多。而这第一笔钱也让王石看到了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看到了深圳这个城市的历史性意义,他兴奋地感觉到自己正是在这个历史变革的中心,与一个正在来临的时代携手并进。这大概也是同时期深圳大多数人的共同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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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创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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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尝到的甜头很快就湮没在了创业的艰辛里。在一次采访中,我问王石:“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他说:“到深圳的第一年。”在那一年,王石的午餐经常就是一包方便面。一个同事曾经到深圳去探望他,看见王石扯开塑料袋把方便面当面包一样就吃了下去,非常不理解:“这样,也可以吗?”王石咧开嘴笑:“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艰苦对他来说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他已经忍受过比这更糟糕的压抑和憋闷,比起那样的精神压抑,王石觉得这种有形的苦有时甚至成了一种痛快。
  不过从那一年后,王石很难吃下方便面了,他现在一闻到方便面的味道就敏感起来,这是那一年留下的后遗症。
  如果那位同事看到王石扛大包的情景,他就会认为吃方便面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那时候,王石经常到码头检查刚到的货,碰到热火朝天的景象,他有时心痒痒,一捋裤腿就跟着上阵,装卸150斤重的玉米包,来来回回十几趟。在一群灰头土脸的工人中间,王石像个被下放的白面书生一样混迹其中,却还兴高采烈。一起的工人有不认识他的,觉得这个城里人简直莫名其妙,干什么不好呢?要跟我们这样一群人一起流大汗吃大苦的?
  每当这种时候,王石心里就有种调皮的快乐,这种愉悦总是能让他想起自己在军营里的那些辛劳,还有在郑州工厂期间默默流汗的情景。他突然觉得自己其实应该感谢那些时光,没有那些磨炼,他也许承受不了这些创业时的艰难,也体会不到现在这种汗水里的愉快。快乐的日子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痛苦经历作比较,快乐也显得那么轻飘飘。王石此刻的快乐,他觉得会在记忆里持续很久。
  最快乐的是,王石发现在深圳找到了自己,他的那种冒险性格被激发了出来,他发现原来自己这么喜欢爱冒险。1983年,他做饲料的第一年,在小赚几笔后,香港媒体突然报道鸡饲料里面有毒,王石的货顿时囤积了起来,好不容易贱卖后,赔了110万元进去。“那个时候,连自杀的心都有了。”王石说。可是,危机时分,谁都没想到他会“顶风作案”,又从大连进了一批1.5万吨的饲料。这就像一次赌博,如果货到后香港人仍然不买账,王石的命运将和饲料一样。但王石押了这么一注,当货轮从大连一步步向深圳逼近,王石的心都扯紧了,他日夜听莫扎特的《弥撒曲》,甚至有了让货轮沉掉,然后让保险公司来承担风险的绝望想法。
  命运就是比较眷顾大胆的人,货轮进深圳港前两天,香港媒体辟谣:鸡饲料无毒,报道有误。——天亮了!王石除补回赔掉的钱,一笔赚回300多万,简直是赫赫功绩!
  当然也不是没有麻烦。在工作忙累并快乐的同时,王石还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活问题。深圳生活是王石真正独自生活的开始,在部队在大学都是集体生活,到了广州后很快也结了婚,生活的不方便和麻烦在深圳的最初几年让王石颇为伤脑筋。最令他头疼的就是洗衣服,在热带的广东地区,一年没几个月是不出汗的,洗衣服的频率几乎是北方人的两三倍,这让王石很心烦。1986年,他第一次出国到日本,几乎毫不犹豫就给自己买了台洗衣机,这让他扬眉吐气,从此再不受那洗衣苦了,他心里真是开出了花,对那台洗衣机也备加珍惜。这台洗衣机一直陪伴王石到了2004年,实在是零件坏到找不到替换的,王石才把它扔掉了。我开玩笑说:“怎么不留下来做个纪念呢?”王石根本不笑:“那有什么必要呢?就是一件工具嘛!”——王石不是有恋物情结的人。
  创业的苦还来自于企业命运的起伏。无论做饲料贸易还是1984年以后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王石尝到了许多创业成功、利润理想、员工们拿到高收入时的快乐。可是,命运总是喜爱平衡,在业务不理想的时候,公司前途渺茫的时候,王石总是不得不面对一些自己不愿面对的情景,比如裁员,比如上级的不理解。王石对自己的员工有一种老母鸡的情怀,论及裁员,他必定是强烈反对的,但是公司命悬一线之时也不得不用此下策。王石对1985年公司因为赢利能力下降、市场萎缩而不得不裁员20%一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之为“创业以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而对上级的不理解,王石有时像火山爆发般地恼怒。曾经有人检举王石在香港私自购置房产并有大量存款,王石暴跳如雷,本来就很火暴的脾气顿时膨胀了几倍,他对着奉命来检查的人咆哮:“我王石本人就是棵摇钱树!我犯不着去做偷偷摸摸的违法勾当!”
  王石曾经算了一笔账,到深圳前,因为工资不高,夫妇俩还带着小孩,尽管是在岳父岳母家吃饭,不用交伙食费,但也存不下什么钱;到深圳前几年,虽然自己做着业务,也负责着一个小公司,但毕竟是隶属于国家的公司,5年下来,他也就存了5万块钱。在钱上去冤枉王石,是最令他恼火的。
  创业的快乐旋律总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发泄办法就是去踢场球,跑到小梅沙去游泳,而最管用的,是听朋友刘元生从香港带来的音乐磁带。《安魂曲》、《四季》、《命运》,把音量开到最大,让音乐充满每个角落,把失落的情绪一点点消解……
  创业的时候,生活也简单了。他一个人住在小小的宿舍里,“反正待的时间也没多少!”他有时这么安慰自己,所以也就没想什么奢华的豪宅了。有一次我问王石,到深圳时没有对钱的追求这个成分吗?他笑了:“怎么可能没有呢?我到深圳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环境。”王石在外经委的时候,经常和外商打交道,外商那种和国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品质让他很受触动,所以到深圳去赚钱成了他最原始的冲动。但到了深圳后,他越来越感受到,创造财富的过程其实更令他感到愉悦和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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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创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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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小的屋子里住了几年后,王石终于等到公司分房子,他分到了一室一厅。简单装修后,买家私的钱还是跟同事借了一点,说到这里的时候,王石有些苦笑:“说出来好多人还不相信,觉得我赚了很多钱一样。可千真万确,我就是借了钱。我只能说我不是穷人。”装修好的房子已经让王石满意了,但没想到遭到了女儿的打击。放假的时候,女儿和表姐妹从广州到深圳来探望王石,一室一厅的房子,屋里一个空调,客厅一个空调。白天王石忙得昏天黑地,根本没时间陪女儿,到晚上,王石住里面,女儿和表姐妹住在厅里。住了一个晚上后,小姑娘们坚决不肯住了。原来厅里的空调还没装,墙上是一个大窟窿,晚上一刮风,呼呼地叫,王石又不在家,小姑娘们实在吓坏了,只好情绪低落地走了。
  王石感慨:“生活上是太随意了。”也许,对于理想大于生活的人来说,内心的追求已经带有了一些宗教色彩,对自己的约束已经让自己都乐在其中了……
  但担心也是有的。王石是经历过政治动荡年代的人,深圳发展的日新月异,百分之百来源于中央的政策,很多人在畅快工作的同时,也有着一丝担心,唯恐某天清晨醒来,世界又变了一次颜色。王石也是一样。
  他有时想,如果不顺利就回去吗?回到广州?然后他自己马上就否定了。客观来说,当然是回得去的,可是他不可能回去了,环境已经变了,窗户已经打开了,再回到封闭的屋子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习惯给自己留后路,王石在一次采访里说过:“给自己留了后路相当于是劝自己不要全力以赴。”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为人做法。有句话说得很绝:“置之死地而后生。”虽然没有那么悲壮,但对于当时创业的王石,的确有这样一种破釜沉舟的英勇气概。“如果政府某一天说深圳不要再做特区了呢?”我问王石。邓小平当时对深圳说了一句很有伟人风范的话:“大不了收回来。”很有气魄,对于泱泱大国来说,一定要有这种能屈能伸的气魄和敢于承担一切后果的决心,可具体到王石,如果真的要收回去,他怎么办呢?他说自己没想多久就决定了:“我出国!”如果深圳特区收回了开放政策,王石这样安排了自己的未来。他不是一个走回头路的人,特别是他历经了32年岁月才走到这样一个明朗的地方。
  王石曾经很感慨,到了深圳,感觉自己好像到了老家一样。他的性格和深圳几乎一拍即合,那种无数的可能性,那种一定要成功的虎虎生气,那种对新兴事物的“贪婪”,都让王石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感到实在是舒筋松骨,即便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他在自己心里也就云淡风轻地抹去了。
  从一个旁观者公平的眼光看来,王石的创业实属幸运,他适逢那样一个开放的年代,适逢那样一个不破不立的年代,适逢深圳这样一个与他因缘际会的城市。1983~1988年,王石顺利地度过了自己的创业期。从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到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再到深圳现代企业,最后他终于走到了“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他开始有了一个最明确的奋斗目标。
  在深圳最初的5年,王石完成了对自己商场上的培训。他曾经是一个郁闷的军人,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他也曾经是一个工人,当沉重的钢板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愿望只是念大学,去获取更多知识;他也曾是一个铁轨边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漫无目的地走在铁轨上的时候,他的情绪曾经低落到了极点;他还曾经是风光的国家对外贸易工作人员,但浮华的表面总是掩盖不住他内心的空虚,他似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后他到了深圳,深圳在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王石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这里注定要成就他,他也注定要在这里烙下深深的印迹。
  这个北方的男人,在中国的最南端找到了自己。我们想象一下当年的一个情景:周末,王石要回广州家里,穿着牛仔裤,随意地背上帆布背包,来到火车站,买票。售票的人告诉他没有座位了,于是他很自然就拿了站票进站上车。火车上人头攒动,王石没有理会,找到一个稍微宽敞的地方,从背包里摸出几张报纸,往地上一铺,自己则欣欣然坐了上去,再从背包里摸出一本书,就这样伴随着火车的声音一路回到广州……
  王石特别喜欢自己那个时候的形象,他曾经对媒体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万科做大了,我也水涨船高地成了所谓的公众人物,但骨子里我更喜欢80年代的创业生活,我愿意保持已经形成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内心里,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
  所以他成了那个年代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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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对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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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像我的父亲;连我母亲都说,我和他最像,我们都很擅长表演。这是我们不得不鼓励自己的唯一方式。如果你想扮演一个国王,你就必须时时刻刻像个国王。父亲扮演得惟妙惟肖,我也一样。他建立起作为盛田家族第15代掌门人,也是日本发展最快的公司总裁的形象。而且,他必须‘表演’——很抱歉,我必须用这个词,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而实际上,我认为这并非真实的一面。不过,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所有的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之子盛田秀夫回忆父亲
  对手不一定是竞争场上的对家,不一定是面红耳赤、你死我活的敌人。就像有时候自己是自己的对手,真正的对手很多时候是你的伙伴,是一路同行的战友,是促使你进步、让你清醒地看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的朋友。这样的一些对手,也许根本不见面,也许只见过一两次,也许同在一个行业,也许分属不同行业,却并不妨碍彼此的欣赏和彼此的关注。
  人心就是江湖,没有对手的江湖会是多么寂寞。
  有时我想,王石寂寞吗?从1983年开始在商场上奋斗,王石一路都是狂飙突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创立的万科企业。在同行者们一路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的时候,他与万科却一直是越战越勇。20多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做到像他这样恣意人生,有一次他表情莫名地说:“难道你们没觉得,王石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
  这句话的背后,是一种自得还是一种喟叹?我一下子还判断不了。采访过那么多财经人物,我能体会到他们的共同心态是一种如履薄冰的忐忑,一种在夹缝中生存的愤懑,一种人到高处的智慧、无奈以及无奈之下的勇敢和坚强。但王石不一样,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革命性的,都离经叛道,都果决异常。他把自己一手创建的万科几乎全数卖给华润,本人只以小股东身份安然自处;他一直高呼万科高于25%的利润不做,很多人都怀疑这样的决心是否真正能实现;他又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也是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早早就定下了接班人,自己则去玩极限冒险运动。
  有人把王石的决然和洒脱理解为一种寂寞,一种喧腾的表面下无声的、睨视的目光。也许真正拥有智慧的人都是孤单的,内心都暗涌着无尽的激情,这样的人,很难让他有幸福满足的感受。我曾经问王石:“你的幸福感来自于哪些方面?”他回答得很茫然:“对于幸福,我从来无法确定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沉浸在尘世快乐中的企业家是不多的,特别是那批在上世纪80年代缔造了辉煌事业的企业家们,社会历史加给他们的沉重感让他们无法像下一代人一样放松、洒脱、释然。我曾经很无聊地比较正活跃在中国社会里的几代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去看每一代人的集体共性时,我会得出也许是莫名其妙的结论:出生于50年代的一代人更显珍惜之心,更有克制,更有传统的操守。也许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三代人都没有经历太多的命运坎坷,在教育、就业期都获得了正常的机会,而且适逢中国进入盛世,信息社会又带来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迹,对于这样三个年代的人来说,命运的欢喜总是有更多机会来到身边。而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每个命运的关口都碰上了重重阻碍:在求学的黄金时期遇上了“文革”、在工作的初期又来了下海潮、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碰上了下岗、正是家庭建设时候却又开始了房改医改——一切都来得不容商量,50年代的一代人被放在了社会关怀的边际。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历练,也许因为这样的一些不如意,这一代人拥有一颗珍惜而惜福的心,对家庭、对事业表现出一股单纯的执著,同时,也就有着一种难得的笃定的光彩。我所见到的一批成就于80年代,出生于50年代的企业家就是这样。
  王石驰骋商场20多年,见风雨无数,与他称得上是“对手”的,我想,也只有与他一路同行的这一批来自80年代的风云人物了。
  那就一定要说说刘氏兄弟:刘永行、刘永好。王石第一次见到刘氏兄弟时,开玩笑说:“如果我一直做饲料,中国的饲料大王就是我而不是你们了。”王石在1984年就退出饲料业了,他只在这个行业待了1年,却已经做到了深圳行业第一。但他对饲料行业抱着悲观的态度,总觉得以中国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饲料业很难做到现代工业化,而王石是一个现代情结很重的人,他开玩笑说:“我觉得做饲料是鸡屁股里抠钱,实在太难赚了。”
  刘氏兄弟在1989年才进入饲料行业,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成为叫板国际饲料业龙头老大正大集团的中国民营企业。1998年8月,确切的数字显示,在中国饲料市场,正大集团与希望集团的市场占有率分别是7%和5.4%,刘永行不无暗示却又很幽默地表示:“这样的竞争态势,相当于1946年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在中国民营企业里,靠实业做到这样的程度确实难能可贵,刘氏兄弟的成绩让王石感到吃惊。他当年主动从饲料业退出来,一方面是自己的气质与这个行业很难契合,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觉得这个行业并没有太大的希望。所以,看到希望集团出乎意料地崛起,王石对刘氏兄弟充满了欣赏之情。他自嘲说:“他们的事实证明,当年我是有点鼠目寸光、见识不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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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对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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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1996、1997年间,王石先后拜访了刘永好和刘永行两兄弟,当时刘氏兄弟已经分家,本来王石很不以为然,在他的观念里,民营企业一旦谈到分家,企业的发展基本上也就到头了。但刘氏兄弟的分法显然让他很赞赏,希望集团的分家是纯粹的分财产,将希望集团的现有业务按区域平均划分给几兄弟,重要的是,几家分离出来的公司依然共同享有“希望”的品牌——这一点让王石不由得慨叹一声:“智慧!”当外表憨厚却内有沟壑的刘永好打开地图,把希望集团分家的具体内容告诉王石时,王石着实感受到了刘家兄弟的力量。
  王石总结了希望集团迅速规模化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使用廉价劳动力,二是运用低成本迅速扩张。这是中国生产企业的典型特点,这种做法里面,蕴涵了中国式的毅力和耐力,和希望集团地处内地的四川有很大的关系。王石的思维一直是比较西化的,刘氏希望集团的做法,他明白其中道理,却也明白自己很难这么去做。他有时会想,如果自己一直做饲料,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他自信自己一定会成功,但毕竟是深圳走出来的企业,做法一定和刘氏的希望集团不一样。王石在进入行业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放弃了,而希望集团的出现和成功,对他的退出和放弃是一个无形的否定,他觉得自己还是浮躁了。
  但在之后,王石却对刘氏兄弟的做法开始有了担忧,这依然源于他的专业化理论。王石对希望的欣赏,很重要一部分来源于希望集团从一开始就是走专业化道路,专门做饲料这一行并把它做到了国际规模。但从90年代后期开始,无论是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还是刘永行的东方希望集团,都在不同程度地进入其他行业。尚未分家时,希望集团就入股民生银行,进入金融业;分家之后,刘永好进入了房地产业、乳业等行业,刘永行进入了炼铝业。这让王石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在他看来,有一个专业化的良好底版,多元化的政策显然浪费了这个底版的价值,甚至降低了价值。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是,民生银行也曾找过万科,希望万科入股,却被王石拒绝,因为万科已经开始走专业化的道路。希望集团在民生银行只拥有4%的股份,不是大股东,不负责具体经营事务,但也是涉足了金融行业,这在当时的媒体上,被处理成了大新闻。
  对于为什么做乳业,刘永好给王石的答案是:“因为利润空间大。”他的理由很明白:当时的乳业制造都在国营企业里,国营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对利润是不在乎的,在这种前提下,乳业的利润尚且那么高,一旦市场化的企业进入,一定能拿到更高的利润点。刘永好觉得自己正是可以运用市场化的熟练运作,喝到乳业市场化的“头啖汤”;另外一点,刘永好分析中国人均拥有乳制品的数字非常之低,比起国外几乎是天壤之别,所以更加有市场空间。对此王石不置可否,对于行业的事情,他自认“不懂”,也觉得关于利润空间的说法是对的。但他觉得刘永好的答案还是没有解决自己的困惑:既然是“容易赚钱”的行业,那么其他人也会这么想;如果是完全市场化,一定会竞争激烈,不止你希望集团一家进入,还会有第二家进入,第三家进入,第四家进入,是不是大家都能赚钱呢?这是个疑问。所以,王石还是认为刘永好进入乳业的考虑不够充分,或者根本就不该进入。
  刘永行进入炼铝业更让王石觉得困惑,这是一个和饲料业更加遥远的行业。当王石和刘永行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刘永行给王石铺开了他的思路:因为炼铝主要是消耗电解铝,所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炼铝的目的不是铝,而是卖电。王石听得很糊涂,不明白:怎么就成了卖电呢?刘永行的回答让王石觉得很绕,但很佩服刘永行的计算之道。刘永行的逻辑是,目前工业用电价格很高,但刘永行因为有了炼铝厂,于是在内蒙坑口建了电站,电站旁边就是煤矿,这是发电的原材料,省去了原材料的运输费,电站供的电自己的炼铝厂用,本来是成本的用电费因此节省了下来,变成了利润。“16个亿!光这一块一年就是这个数。”刘永行把这个数字算给王石听的时候,王石着实吓了一跳,觉得这样的赚钱不能不说是智慧。
  接着王石问了刘永行一个问题:“要是炼出的铝卖不出去呢?”“如果我万科看着这一块利润高,也去坑口做电站,也炼铝,你的利润还有这么理想吗?”王石的逻辑是:市场一定是公平的,从技术层面讲,刘永行的想法当然很不错,但后半部分,进入市场自由竞争以后,就未必能行得通了。
  但刘永行有他的回答,他继续给王石铺陈他的思路:“我还可以搞氨基酸,你知道氨基酸是靠什么生产吗?”王石越发蒙了:“不懂。”“靠热。”刘永行的算法很精准,发电厂的余热可以生产氨基酸,这是他的另一个利润增长点。刘永行是做实业起家的,他的思维是生产者的方式,很有东方的特点,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但在王石看来,这也是以后比较大的隐患。
  说完刘永行的这一段,王石沉吟一会,突然问我:“你要听斧子汤的故事吗?”
  斧子汤的故事是一个俄罗斯的民间寓言。沙俄一个退伍老兵,在回家的途中,进了一个村子,天气很冷,可他只有一个粗面包,他想,要是有口热汤喝就好了。于是来到一个老太太的家,向老太太讨一碗汤喝。老太太说:家里什么都没有。老兵说:那你有斧子吗?我给你做斧子汤喝。老太太很好奇,把斧子给了老兵。于是老兵弄了水,把斧子洗得干干净净,放到了锅里,煮开了。老太太说:“这不是开水吗,怎么是汤呢?”老兵就说:“那放点葱花吧。”老太太切了葱放进去。老兵又说:“斧子味道不够,再放点油吧。”老太太又加上了油——于是老兵喝上了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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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对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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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营企业的智慧,有时就是斧子汤的智慧。但我还是担心,仅仅是一碗汤那么容易吗?企业一旦上了那么多项目,进入那么多陌生的行业,人力资源该怎么办?跟得上吗?最终还是要从多元化的路子上往回撤,这是必然的。”
  王石是坚定不移的专业化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但也有人批评王石的专业化理论是“极端专业化”,因为他的死心塌地将万科集中在房地产的做法,在很多人看来是没必要的执著。在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一路摸索的阶段,他如此强硬地框定自己的企业行为,虽然理论上为人接受,但很多人依然觉得他实施得过早。
  刘永行在1998年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对多元化说过这么一番话:“多元化经营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希望集团较早开始多元化,1991年我提出由企业经营变为经营企业,大哥刘永言也提出我们不要只搞初级工业,也应搞高科技产业。现在他就主要从事高科技,如中央空调的开发,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项产业,这种多元化就能搞。如果没有全部精力投入进去经营,那就让别人经营,像民生银行我们有4%的股份,但我们只是股东,不管经营。多元化说到底是专业化的组合。”刘永行显然是不拒绝多元化的。
  在福布斯的财富排行榜上,刘氏兄弟的位置几年如一日高踞着,他们对财富的稳定性拥有,是80年代起家的一批创业家难能可贵的典范。王石的路径显然和他们不一样,他从来没有上过财富榜,但他一直在“最具影响力”的排行榜上岿然不动。王石对金钱、对规模化从来没有任何野心,他的想法,只是做一个健康的企业,所以万科的理想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王石的努力方向,不是累积个人或企业财富,而是让万科拥有更加健康的未来——这已经和金钱、和规模无关。
  1997年秋天,王石第一次与刘永行见面时,刘客气地说:“久仰久仰。”王石打趣说:“你有钱啊!我没钱,所以名气就大一点。”
  也许从深圳起步的企业家,都有着一股子决然。那是一个一夜换新天的地方,没有人会放过降临到眼前的机会,因为,谁敢保证,机会还会再来第二次?当机会降临,人们势必毅然决然。
  曾经在网络上有过“谁抛弃了深圳”的讨论,深圳所有企业家的回应几乎如出一辙:“谁能抛弃深圳?只有自己抛弃自己。”在深圳越来越安静的今天,由深圳而面向全国的企业保持了大气沉稳的发展态势。当大家聒噪地讨论深圳如何被遗忘时,深圳的企业却用事实表明,深圳依然是热力之都,这里面,有华为,有中兴,有中集,有华侨城,当然,还有万科。当我请王石列出他欣赏的企业时,80%都是深圳企业,尤其是任正非的华为。
  任正非是一个最具江湖传奇色彩的企业家,他大隐于市,冷面处世,从不面对公众或媒体,能够得见他真颜的记者几乎是零。但他的华为却始终是媒体的热点,因为它称得上是非凡的企业:1986年成立时,注册资金2万元;14年后,发展为2000年销售额220亿元,利润达30亿元的电子百强企业,令思科、爱立信等一众电信巨头纷纷侧目。
  王石和任正非的见面屈指可数,难得的一次居然是在飞机的商务舱内。但就是这次高空的闲聊,给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任正非告诉王石,华为除了在各大名校网络高才生外,也会主动到一些边远山区,像广西、贵州等地招收大学毕业生。任正非的道理很简单,名校毕业的学生到了深圳并不安心,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自己可以有更大的出息。华为曾经集中力气把全国各大高校相关专业的高才生都笼络到深圳,最后发现流失率正集中在这些学生身上。而从边远山区招来的学生,到了深圳这样的现代都市,一定会觉得是机遇难得,所以对企业有着极高的忠诚度。
  任正非出身军人,据说生长在贵州的三线企业,对从艰苦环境走出的年轻人有感同身受的理解。而对于一贯崇尚名校的万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万科在洋派董事长王石的贵族理念支持下,一向唯名校学生是贤,这在业界也是出了名的。不过,王石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听了任正非的一番话,回到深圳后立刻向人力资源部指示:以后每年都到贫困地区招进一部分员工。
  王石举一反三:“他说得有道理,你看这么火的‘超女节目’为什么是湖南做出来的?他们大量的人是湖南本地的大学甚至中专培养起来的,而不是什么北电北广。在做具体事情的时候,执行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做事做人方面,任正非有些地方其实和王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忍耐力很强的人,都是苦熬着把企业从很小的规模做到今天扬名立万,在这个过程里都采取了称得上极端的做法。王石坚持万科走专业化道路,不惜把旗下即便在行业里是数一数二的企业全数砍掉;任正非则在《华为公司基本法》开篇,核心价值观第二条如此描述:“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一个“永不进入”,把任正非做事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另有一点,王石和任正非都是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人,都用一种几乎是诗情的理念管理着企业,无论是王石的开放还是任正非的封闭,都表现出一股执拗的自信。这样的人也没有妥协可言,王石说让权就让权,没有一点含糊;而任正非呢,一部《华为公司基本法》端将出台,把华为铜墙铁壁地封闭起来,一统春秋,管你外界说什么,任正非兀自屹立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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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对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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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和任正非几乎构成了深圳企业家群里两道最独特的风景,这两个都称得上偏执的人,为深圳贡献了两个最有个性的企业。
  他们也有打交道的时候。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向社会发行股票,那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王石回忆起来,感觉简直像今天上门卖保险那样痛苦。买万科股票的大户几乎都是关系人或企业,唯独有两家不是,一个是中创集团,另一个就是任正非的华为公司,当时华为成立没有多久,但一下子买了30万的股票,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王石后来听手下人讲,华为这30万买得非常爽快,并且还掏钱请万科的人吃了一顿皆大欢喜的晚餐。
  没有人问过任正非当年为什么要那么豪爽地购置万科的股票,王石也没有问过。我想,除了商业上的判断,任正非与王石英雄相惜的心态也难免暗藏在其中。任正非后来因为一块地也亲自找过王石。那块地是华为的,拿出来拍卖,因为担心其他发展商拿去了会开发得不好,而且华为也需要解决很多职工的宿舍问题,他让副手把王石约出来,希望和万科联手一起投那块地——在关键时候,任正非总是选择了信任万科。
  有许多和王石熟络的媒体,希望通过王石找到任正非,破一下任正非从不接受采访的戒,但王石一般都拒绝了,因为他明白自己去找也是一样的结果。他能理解得了那个坚持,换了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的。戒就是戒,永远都不能破,也破不了。
  在总结和自己同一时期的企业家时,王石很喜欢用两个词:“理想主义”和“激情”,但后一个词他从不用在张瑞敏身上。
  曾经有一个出版人对我说,当今中国社会的企业家里,能够得上出书的,也就王石、柳传志、张瑞敏三个人。2006年初,王石曾经对媒体开玩笑说:“他们两人的活跃程度不如我。为什么?柳传志现在62岁了,张瑞敏也快60岁了,但我今年只有55岁。我有年龄的优势。”王石是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人,他充满了激情;柳传志给外界的印象则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并重,兼具激情和保守的特点;而张瑞敏,这个海尔帝国的缔造者和坚守者,有着与王石的不羁截然不同的风格。
  曾有记者问张瑞敏:您每天都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但是王石却经常“不理朝政”,一味热衷做他的社会活动家,您怎么看?张瑞敏愣了一会儿,答道:“那只能说我的本事不如他。”这是张瑞敏的聪明,他的回答截断了记者后面所有相关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企业家内心都是骄傲的,只是骄傲得各有不同。
  曾经一段时间,王石很乐意到各大著名企业拜访。1993年,他到了海尔,首先让他吃惊的就是海尔先进的生产管理,他参观的是海尔的电冰箱生产线。让他吃惊的倒不是由德国引进的生产设备,而是海尔对生产流水线的管理方式,非常精密、非常精准。王石觉得海尔已经不是在简单地引进生产线,而是把德国那种制造工厂的环境和文化,如数搬到了青岛。公园化的环境很人性化、很养眼,车间里也非常整洁,这是海尔最大的胜利。“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海尔绝对会不得了。”王石说。
  张瑞敏接待任务很重,留给王石的时间只有30分钟而已。前20分钟基本都在寒暄客套中过去了,后10分钟才开始进入两人都感兴趣的企业话题上来,结果意犹未尽,半小时到了,依王石的脾气,正是兴头上,才不管什么时间不时间,时间不都是人掌握的吗?但张瑞敏却打住了:“真对不起,时间到了,我们以后再谈吧。”
  当王石走出大门,一辆轿车开到他跟前,时间一秒不差,“吱”的一声停下来,然后“啪”一声打开车门,待王石进到车里,车立刻就开走了,没有一点耽搁。王石突然觉得,一旦进了海尔,就成了海尔装配线上的一个零件。“这种感觉太可怕了。”
  海尔的德国做派给王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由此判断海尔终成大气候。海尔也的确在之后几年突飞猛进,与联想一起成为中国企业的两面大旗。虽然在几年后,王石关于专业化的理论与张瑞敏的多元化做法形成了强烈的抗衡局面,媒体甚至不无挑战地用了“张瑞敏做加法,王石做减法”这样的标题来大做文章,但好事的媒体也许没有考虑到一点,在这样的理论纷争后面,是一种互相欣赏的目光,能够成为对手,其实也是一种彼此的映照。
  曾经有人评价万科有德国企业的风范,因为万科严谨并且坚韧。这也许正应和了王石对海尔的欣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一个利润随手可得的年代,中国企业的领袖里,对品牌经营坚持得近乎偏执的,一个是张瑞敏,另一个就是王石。所不同的是,王石因为行业的特点,只能在国内施展万科的所有梦想,而张瑞敏可以在更大的国际背景下实现中国人关于品牌的梦想——虽然,这同时也有更多的烦恼。张瑞敏和王石一样,面对自己的品牌时,极端与另类的作风就被激发了出来。
  20世纪80年代起来的企业家们,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王石在20多年的岁月流逝里,丝毫没有给人陈旧之感,这得益于他是一个不断刷新的人。王石今天的形象,已经和他同时代的人有很大的区别了,他是一个可以把个人生活和工作截然分开的人,这样的潇洒对于同时期的企业家来说,还是一个奢侈的愿望:他可以自如地在各种场合出现,且商业且时尚,脱离了传统企业家含辛茹苦的固有形象。但我以为,王石骨子里还是固守了80年代的很多东西,那个年代讲求的是脚踏实地,讲求的是苦干,最忌讳的是虚妄,这一点是王石的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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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对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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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顺驰的年轻董事长孙宏斌在海南博鳌的行业论坛上公然挑战众行业权威,认为顺驰已经做到了房地产行业老大,并报出了难以置信的年度营业额目标——100亿时,王石登时发了飙:“你吹牛!”
  这在当年是轰动一时的行业新闻。王石在公共场合拉下脸来的时候并不多,虽然他总是黑着脸。孙宏斌也是当今商界的传奇人物,一个清华的绝对高才生,曾经在联想做到了高层,备受柳传志器重,但旋即走了背运,入狱四年,人生来了个180度急转弯。这样的重压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很多人会就此沉沦下去,但孙宏斌的能量就在于。当他出狱后,用柳传志借给他的50万元人民币,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了两个月管理课程,回国后在天津开了一家房地产二级代理公司。仅仅两年后,1996年,孙宏斌开始发力,全力进军房地产开发市场,逐渐成为天津房地产市场老大,占到一级市场15%的市场份额。在天津站稳脚跟后,孙宏斌的顺驰开始进入北京、上海开设分支机构。2004年左右,顺驰在全国房地产市场打响品牌。
  见过孙宏斌和王石的人都知道,这两位从外在性格上讲,根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王石不苟言笑,阳刚气十足,可敬不可亲,而孙宏斌操一口山西口音普通话,动辄号称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是美女,嬉笑于面;王石看似隐藏自己,其实很容易把心里话说出来,孙宏斌毕竟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心思更愿意深埋,说出来的,我们听到的,也许都是玩笑;两个人都是宏韬大略的人,相同的一点是都不服输,碰巧江湖狭窄,两个好强的人就这么碰上了,自然有一些纷争,这与两人的年纪或者入行的年份已经没有什么关联。
  不断有媒体报道说,王石在年初指责孙宏斌是“破坏行业竞争规则的害群之马”,孙宏斌则对媒体说,不相信王石说过这样的话,即便王石说过,也会有特殊的语境。没有人去跟王石确认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确认起来也极没有意义。天下人都知道,王石和孙宏斌有些格格不入,但真的如媒体所说,是因为王石恼怒孙宏斌要夺他地产老大的地位吗?我曾经问王石:“老大这个位置,你真的很在意吗?”王石回答得很坦率:“我想说不在乎,但是实际上怎么可能不在乎呢?我只能这样说,我当然在乎。如果真的出现一个更强势的人,那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强势,如果这种强势对社会有促进,尽管我感觉到失落,但是对社会是好事,我能够坦然接受。可是如果这种强势是危害性的,是负面的东西,恐怕还要大家再来较量较量。所谓老大的概念,更多是从尊严和荣誉上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在乎的也是这个。如果不是这样,无非就是你做的时间长了,公司大了,你是老大,那个老大就没什么意思了。”
  如果仔细看万科的发展道路,就能理解为什么王石和孙宏斌有些不投缘。王石个人看上去粗线条,实则心思缜密,而万科更是一家极其精细的公司,它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透明管理和人才团队的培养机制在国内企业中已经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万科的经验是王石带领整个企业20年来的积累,王石本人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个成功积累背后的每一条纹路,所以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万科今天的“大”,不是一种庞然大物的“大”,而更是一种“深”和“厚”,在王石看来,这是规律,因为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但凡违反规律,依王石的话,那是“九死一生”。
  但孙宏斌是什么人啊?他个人的经历就让他不相信有什么规律,他憋着一股劲就是要打造自己的商业江山,要改写历史、重划地产版图。也许他所挑战的,并不是王石个人的老大地位,而是当今中国整个房地产的现状。
  我曾经在一次非正式场合见到孙宏斌,他和朋友们在一起吃饭。也许正高兴,他嘻嘻哈哈讲着他在上海一家著名五星级酒店的趣事:因为要和朋友谈事,孙宏斌打电话过去预约一个安静的位置,接线的服务员告诉他,咖啡厅不接受订位,来就可以了。于是孙宏斌过去了,然后他告诉服务员,他要一个窗边的位置,但服务员告诉他,那个位置已经被人订下,马上就要来了。孙宏斌发了脾气——他说到自己发脾气时给人感觉像是恶作剧。他对服务员大嚷:“不是不接受预订吗?为什么我来了又说有人预订了?不行!我一定要坐那个位置。”服务员也在坚持。孙宏斌更生气了:“把你们经理叫来,把总经理叫来!”于是对方一个外籍主管来了,用英语开口跟孙宏斌解释,孙宏斌又是一顿嚷:“在中国你说什么外国话?说中国话!说中国话!”孙宏斌是清华硕士毕业,当然能听英语。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对方说不出任何话,只好让孙宏斌坐了窗边的位置。
  孙宏斌说这个段子的时候,满是小孩子做怪成功的表情。当时正好是在一家餐馆吃饭,席间一起吃饭的一个姑娘看不惯服务员的慢,开始高声叫嚷,孙宏斌坏笑着赶紧制止小姑娘:“在这里可不敢这样啊,这老板可是地头蛇啊,惹不起,要发脾气像我那样到五星级饭店发去。”全席一阵大笑。
  这就是孙宏斌,不要把他的话太当真,也不能太不把他的话当真。
  孙宏斌从年龄上讲当然还是一个年轻人,但他的经历确实比许多同龄人都要丰富。孙宏斌绝顶聪明,感悟力非常人能比,从这个角度上讲,他比同龄人老辣了许多;而王石呢,虽然年纪上比孙宏斌大出一轮,但他的敏锐和不断更新自己的毅力也非普通人可比。现在举国上下的人们热衷于桑拿沐足,王石却依然玩着登山跳伞这样的心跳项目,活力过人,从这个角度讲,王石的年龄往回走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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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对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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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碰在一起,其实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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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倘若我的快乐是一只自由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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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王石面对自己的生活,他又情不自禁释放出几分浪漫主义的情怀,毕竟王石是一个从比较顺利的环境下走过来的人,他还没有到为了生存和发展让自己的内心完全坚硬起来的地步,在他的心境里,依然有着很温暖和柔软的部分。如果非要拿时尚和传统作为对立面的话,王石会坚定地告诉你:我是个传统的人。1999年在采访他的时候,我曾问及他对婚姻的看法,他的回答很简洁:“我非常传统,我从一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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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闲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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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只
  无风的小船。
  你是风。
  那就是我想去的方向?
  谁又关心有着
  那样的风的方向呢?
  ——豪格《你是风》
  最近,王石在自己作为版主的论坛里放了一些“家有宠物”系列的图片,里面的主角是一只漂亮得像玩具一样的四脚蛇,王石坚称那也是壁虎,但那么漂亮的壁虎存在,实在让人难以置信。王石在论坛上童心大发,除了把四脚蛇放在自己的门框上、餐具上、潜水镜上、头盔上拍照,还饶有兴趣地发贴问四脚蛇:“一起吃早餐吗?”令人莞尔。
  这只小四脚蛇是有来历的。2005年5月,王石到苏梅岛度假。一天夜里竟感觉枕边有凉凉的东西,一摸,冰凉、软软的,他吓了一跳。开灯一看,竟然是一直有着花纹的四脚蛇,眼睛像黑色的珍珠,四只脚像四个小小的海星,很是可爱。王石居然把它留了下来,共同相处了三天。到离开的时候,王石想把它带回国了,因为舍不得,于是,把四脚蛇放在了背包里,悄悄带回了深圳。
  这样的闲情逸致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羡慕的生活奢侈,更何况是王石这样一个本应匆忙无比的企业董事长的闲暇之乐。
  王石显然是个有闲的人。但并不是从来都是一个有闲的人。
  在深圳的早期,王石全然和现在的状态不一样。
  有着巨大工作压力的生活,有时更像一副枷锁,在所谓的工作之外呼吸不到任何的空气,工作会变得越来越沉重,性格也变得异常紧张。王石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在刚刚到深圳的时候,心情的紧张加上工作的压力,让他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在公司里随时可能听到王石爆发的声音,员工上下心里都有一个共识:老板脾气很大。
  不仅是员工,女儿也领教过他的暴躁。那时王石一个人在深圳工作,家人都留在广州。一次王石回家,仅仅因为看到女儿作业做得不好,脾气竟然一下就上来犯了急,不问青红皂白,照着女儿的屁股就打了几下,家里老人急了,冲口就叫了出来:“你有什么资格打她?你管过她吗?”
  王石说自己打了之后马上就后悔了,这是王石唯一一次对女儿动手,所以直到现在依然记得很牢,并且一直怀着歉意。这是一个父亲的情愫,是一种永远都说不清道不明的缠绕。而从另外的角度,王石也在想,暴躁的脾气总是和内心的不稳定有直接关系,而内心的不稳定,基本上都来源于生活节奏的快速,导致在繁忙的节奏中工作和生活重叠在了一起。
  同样是面对女儿,当十多年过去,完全是另外一重景象了:一天女儿在郁闷,原来在学校里因为是小组负责人,在同组人没有及时完成集体工作的时候,她作为负责人必须要一个人去完成工作,所以心里不太愉快。
  王石听了,很来劲,他那一阵正好看了很多社会心理学的书,于是决定用科学理论引导女儿。他告诉女儿:从进化心理学上来讲,真正有能力的一把手有各种方法来统一下属:一种就是用暴力性动作,相当于把下属们暴打一顿:你得听我的;第二种,我有暴打你的能力,但是我不打你,就是靠威慑,我就可以把你毁灭;第三种就是沟通、协调,让你甘心情愿地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上最合适。比如有一种鸟叫阿拉伯眉,按理讲最好的虫子应该是阿拉伯眉的一把手吃了,应该是下面的鸟供应给他,但它不是,阿拉伯眉的领头鸟的功能就是找吃的,找到吃的后,大摇大摆地给下属吃,而下面的鸟,必须要做出顺从的样子,把虫子给吃下去。这个就是统一的能力,是最高级的一种统治能力,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索取,而是靠给予。你现在这个行为就是给予,是符合进化心理学的。
  一番不厌其烦的长篇大论,女儿听完,长呼一口气:心情好了!
  ——如此的改变,大概最能说明王石心情的放松,试想如果在十几年前,他一没时间去了解这么冷门的学科,二大概也没耐心为女儿的心情花上十来分钟进行“理论劝说”。王石经常把自己的急躁脾气慢慢磨灭归功于年龄渐长,而从一个外界的眼光,他的心态在工作上的转变也是很大的因素。
  曾经有房地产行业内的人说:“房地产工作辛苦到根本不用奢望能够享受闲暇的生活。”这句话对王石是无效的。曾经有人把王石归类为“悠客”一类城市人群,这是一群抽离了匆忙生活,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自己兴趣上的人。所谓悠客,其特征为:一、调节身心,避免“人到中年”的积劳成疾、内忧外患;二、好好地尽做子女的孝心和为人父母的责任;三、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给自己充电;四、尝试为爱好,而不是为谋生工作。其实,作为悠客最重要的是,悠客的前提是事业成功,有经济实力,在把繁忙工作放弃的同时,并没有失去社会地位和收入,是一群鱼和熊掌兼得的人。
  这并非易事。
  对于一个承担着有着十几家分公司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之职的人来说,“闲暇”这个概念在想象中应该显得很奢侈。在喧嚣的都市,“忙”几乎成了现代城市人共同的“病”,生活的每个缝隙都充满了公务、生存的压力,在这些忙碌的层层叠叠中要享受到闲暇角落的阳光,几乎是一种奢望。作为悠客的王石显然实现了这个奢望,试想在一年中有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可以置身于公务之外的人,不仅是有闲暇的客观时间,更主要的是,他必须具有闲暇的主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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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闲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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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的闲暇之心,是要有勇气的。作为全国最具声名的房地产公司的掌门人,本人又正当盛年,本来应该有许多可以牵挂的事情:万科上下,林林总总,每天都发生着各色事体,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小事就是大事——可想而之,王石要面对的是如何一个繁杂浩大的局面。作为统帅之人,可以放权于人,可以放心于人,却很难放心于自己,这是许多企业家都避免不了的心结。特别是企业的创始人,企业就像自己的儿子,眷顾、期盼时刻在心。万科对于王石,这份事业对于王石,当然至关重要,这不容置疑。王石把全部时间投入进去,把自己的生活与万科完全重叠,是正常,是公众理解范围之内;而王石把自己这份事业往轻了处理,在万科的繁忙事务中抽身出来获得五光十色的闲暇时光,是非常,是超越了公众想象之列。
  有一份闲暇的心态,即便身处繁忙之中,也随时有闲暇的享受和乐趣。
  或者我们这么理解,在紧张的生活中,王石给自己的心态放了假,所以他事事能做到彻底,因为,他放松了。
  一个下午,王石在办公室里接受了好几轮记者的采访,我说:“你真忙啊。”王石摸摸头:“这才是不忙呢,居然有一下午没有公司的人找我。”
  我有时在想,王石的闲暇是一种放弃还是一种争取?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闲暇是哲学和科学诞生的三个条件之一。也许不必太在意一个成名之后的思想家的话,毕竟那有特殊的个人原因,但亚里士多德的话多多少少说明了一点:闲暇的时光其实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拓展,可以有更多的收获。有一个寓言是这样的:上帝曾经让一个抱怨生活枯燥的人牵着乌龟去散步,在散步过程中,这个人被乌龟的慢弄得气愤无比,但因为是上帝的派遣,他只好一路与乌龟缓慢前行。然而就在这缓慢过程中,他闻到了花香,听到了布谷鸟的声音,感受到风的味道,这是以往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经验。他恍然大悟:上帝其实是让乌龟带着他在散步。
  一个快步走的人或许可以很快地走到目的地,很快拥有一个结果。而慢步的人,心里没有太多目的,却获得一路的风景。王石早年也是一个快步行走的人,当他到了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他明白了自己的失去:“1997年医生说我也许下半生都将在轮椅上度过时,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人生了。”于是才有了他第一次在万科的休假,也开始了他的登山、旅游的生涯。
  这些登山、旅游的时光是让王石在远离万科还是离万科更近?也许从具体工作的操作层面上,是拉开了他和万科的距离,这也契合了他希望逐步把万科的管理大权让出来的想法;而另一方面,作为万科的精神层面的领袖,王石实际在自己和万科之间注入了更多的色彩,这种色彩加重了他与万科无形的却是长久的感情,万科的人越来越把他作为万科精神的化身。王石用自己闲暇时间酿造出来的生活方式,无形中给万科的企业文化增加了形而上的软性部分。从这个角度,王石的闲暇成为一种争取,一种主动的方式。当王石攀登珠峰成功,在万科公司造成的莫大兴奋绝对不亚于某年利润率大幅度增长带来的喜悦满足,而且由这种兴奋延伸出来的精神层面的意义,可以让万科公司享用多年,这些,不是利润下的金钱所能比拟的。
  所以王石已经可以非常潇洒地安排自己的闲暇生活了,如果一种生活方式既照顾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又可以顺便带有良性的社会意义,当然该传承发扬了。
  王石最著名的闲暇方式除了登山,大概就是上网了。王石曾经开玩笑说:如果自己是坐着的状态,而且旁边又没有什么人的话,那一定是在上网。他作为版主的论坛“王石ONLINE”是一个难得的企业家个人论坛,这个论坛绝对是一个个人色彩浓厚的论坛,王石在里面嬉笑怒骂:是一个大企业的董事长,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显然,网络是王石最好的表达自己心境和生活状态的方式,他在这里可以尽情地自说自话,对自己喜欢的话或人,他也可以毫不客气地在论坛上批评,拍一板砖。对于他来说,网络的特点对应了他的直截了当的性格。
  更难得的是,王石在论坛里出现频率之高,发帖之勤,以致许多上论坛溜达的网友很怀疑:“请问是王总本人吗?”——千真万确,那的确是王石本人。而最让人称奇的是,王石不仅发帖勤快,对回帖的反应也甚是积极。现在王石在网络上的个人空间不仅有“王石ONLINE”,还有几大网站的博客,虽然内容上大同小异,但去访问的人却不尽相同,于是留言的人也是千奇百怪,但王石面对如此繁复空间,却还是表现出耐心,对每个留言或回帖的人,他都尽量回应。一个经常上王石论坛和博客的网友感慨:“他真有时间,真有心情!”
  在我看来,关键的在心情。实际上,王石很多这样的闲情小贴就是在繁忙的办公室里完成的。
  办公室外面,有众多的事务等着他,有众多的人正打算敲门进来和他商谈事情,而王石,就是在这样一些缝隙里,在网上对着自己的小四脚蛇说了一句:“一起吃早餐吗?”
  心情的闲暇大概最能促使一个人去兼顾爱惜自己的爱好。在中国企业家群里,王石的爱好之广并且肯为自己的爱好投下那么多的时间成本,大概无人出其右。在王石的阅读范围里,包括了文学、历史、军事、经济、航海、登山等等方面,几乎像一个杂家。所以在他的买书经验里,没有哪一次是两本之内的,往往是进到书店,搜罗一大堆回来,再在各种时间里用各种书籍填充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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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闲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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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问王石:这些和工作无关的书,一占用时间,因为你的时间很宝贵;二对工作也许没有什么帮助,更显得时间被浪费,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看这些门类多样的书呢?王石显然对这个问题很惊诧:“我觉得大部分书都是有用的,它并不是工具,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真要找出它的功效,我想应该是它在综合层面上提高了人的修养,满足了人的各种兴趣,最终是提高了人的生活品质,这和工作是相辅相成的。那些为了工作而放弃了读各类书籍的人,其实只能让自己的思维越来越狭窄,对工作根本没有帮助。”
  为自己的闲暇心态付出时间和精力,其实是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表示。王石显然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投入感的人,而且随着年龄渐长,他并没有像一般人一样变得对生活越来越丧失新鲜感,而是变得愈益热情。他的人生内容,随着他的年龄呈正比地丰富着。谁能说,这不是闲暇心态所致?
  王石曾经对一本书中的生活数学难题有过有趣的解读,这道生活数学难题是这样的:“你怎样支配你的钱?”答案是:“30%分期购房,30%分期汽车,30%美食,20%娱乐,20%时装。”——绝对的不等式,绝对的难题。这道难题大概反映了消费时代人们的心态,那种透支未来的迫切。王石看到这里,写下了几个自己的选择:1、购房30%,公交5%,美食25%,娱乐20%,时装20%——开支100%;2、购房30%,购车30%,吃饭20%,10%娱乐,10%穿衣——开支100%;3、购房50%,公交5%,吃饭20%,0%娱乐,10%穿衣——开支85%,节省15%做储蓄,体现爱国主义情操。
  也许因为是地道的中国人,也许是因为身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王石始终把购房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这几个答案显得很是谨慎而传统,以中国人的思维,先把吃穿住行给伺候好了,再考虑其他的因素。不过最后一个答案有些耐人寻味,王石把娱乐的开支降到了零,而把节约出来的15%做了储蓄,并且理解为体现爱国主义情操,大概意思是作为公民,有义务增加国家的货币储存量。这是一个有趣的选择,王石作为一个被公众定义为大企业家和大玩家两者并重的人,在最终选择上,却是把娱乐放弃,而代之以储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王石对于自己人生的把握,底线其实很明显,闲暇的爱好,一定建立在不闲的大原则之下,闲暇时光里的生活内容,其指向更在于非闲暇时候的生活目的。也许也正因为这样明晰自己的人生分配,王石内心的闲,才更能挥洒自如。
  王石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举动。2004年12月,王石参加活动得到了一本《2004年语录》,这是《新周刊》杂志社每年底的例行出版物,搜罗一年来各种经典的语录并有短句的评述和解读。这本小小的书竟然令王石很开心,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短小快速的阅读类型,在飞机上阅读了两个小时后,下了飞机他就给杂志社的社长打了电话:很喜欢!
  回到家里,意犹未尽,王石还挑选出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语录,逐一发了感想,放在自己的论坛里。感想的趣味,并不亚于语录和评述本身,录几段在这里:
  女性也许还没有统治整个世界,但至少已统治很大一部分了。
  ——对商界最有权力的女性们的评价
  老王感:混帐话。男人霸权的社会,如此说法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抓住了虾米就有机会捕捉鲨鱼,可抓住了鲨鱼却可能被咬死。
  ——某电子商务运营商如是说
  老王感:精彩!如今机会多多的中国大市场,如何把握机会又游刃有余?TCL并购汤普逊电视部门,联想并购IBMPC部门都是抓住了鲨鱼。在加入WTO三年之际,中国快速成长起来的企业进入抓鲨鱼时代。
  与其说我们不会休息,不如说我们在集体勤奋的传统信仰下不敢休息。这种勤奋的实质是对权威恐惧的反应而非对效率的追求。
  ——温州强制公务员休年假
  老王感:集体不休息不是对效率的追求,而是对传统权威的恐惧。深刻!在万科也曾经有相当长时间,许多管理干部不休年假,按照规定,休假时间在位者给予补贴。后来为了鼓励休年假而取消了补贴。当习惯没有休假的生活方式,就会依照这种路径走下去,而不是因为恐惧不愿意改变。权威造成的恐惧会伴随权威的消失而解除,习惯却很难改变。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如果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不下来,那就买地皮吧,因为土地很容易充当资产。
  ——一位地产商如是说
  老王感:这话改成“要想上福布斯就买地皮吧”。但想挂在榜上多待几年靠买地皮是靠不住的,香港上市的欧亚农业杨斌靠土地资产评估,曾列大陆首富第二名,未过半年就锒铛入狱了。三泽是日本一家非常优秀的住宅开发商,每年提供约5万套住宅,产品的品质一流,一年营业额在一兆亿日元,但在日本泡沫经济过程中大量囤积土地而使企业负债过多而陷入破产边缘。
  她一直只是自己,神秘而让人琢磨,悲伤而又给人希望。
  ——《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论俄罗斯
  老王感:唔,老王以为是对好莱坞的一位冷艳优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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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闲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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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林总总,王石对各种语录做了点评,思维跳脱,显得像一个年轻人一样敏感而热情。可以想见,王石不辞辛苦地一句一句录入书里的内容并认真地写下自己的感想评论时,是有一份多大的耐心和静谧的心境,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却像一个成熟的年轻人,有缜密的思考,也有调皮的调侃。
  是的,王石在很多时候表现得像一个年轻人,不在他的外貌和声音或是行动举止,而是他的想法,他与人对话时的回应,都显得活力四射。而这一切,如果需要一个观察者来寻找原因的话,我归结为是他在自己的生活里制造和寻找了不少闲暇的缝隙,这种生活中的留白给了王石无限的想象空间,也给了他吸收更多外界信息的可能。
  闲暇的王石是怎么样的?
  也许是在登山,或是雪山,或是城市近郊的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也许是在某个地方拍摄照片,或在家里摆弄他的相机;又也许,就是打开电脑,在网上闲逛溜达,没有特别的事情,只是静静地坐着而已。
  不同的闲暇方式,共同的一点就是:此刻,万科、工作都在身外……
  我们经常在谈论一个企业家真实与否的问题,王石在这方面没有为自己说明太多,但一个事实是,因着网络,王石几乎把自己完全放在了一个大的玻璃后面,每一个走过的人,在每一分钟,都可以向他张望两眼。
  王石,也就变得越来越透明,在他的闲暇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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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时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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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拥有的真正奢华,无论你富有与否;典雅,则是在喧腾的潮流中持守宁静。
  ——阿玛尼
  王石时尚吗?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难回答。如果坚定地说:“是。”回头想想总觉得有些不妥,一个成功的男人总不能就一定是时尚的。在书报摊上各种光怪陆离的时尚杂志里,我们看到的时尚先生们都是杰尼亚、阿玛尼一类品牌簇拥包围的人。最不显山露水的,那也一定把那块江诗丹顿表藏在了PINK衬衣的袖口下。一般意义上的时尚,都是穿衣戴帽的细节时尚,而王石在哪儿都是一副在野外的打扮,仿佛随时都能席地而坐的样子,手上常戴的是那块欧米茄的运动型手表,并没有什么特别。无论在五星级酒店还是在办公室,他似乎没有把环境和自己的打扮联系得太紧密。就像他的一个手下开玩笑说的:“老板哪儿时尚啊,你看人家派对场上的人都是细皮嫩肉,他却总是糙皮糙脸的。”有人把2002年摩托罗拉邀请他做产品代言人作为王石时尚的标签,但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王石在广告片上的表演生涩得很,还是商界人士的风格,没有任何写意的感觉,完全不时尚化。
  王石偶尔也困惑:“我怎么就时尚了呢?”
  如果肯定地回答:“王石不时尚。”好像也和事实不符。他起码算得上是一个赶时髦的人。刚到广州的时候,王石在国家机关单位工作,80年代初期,牛仔裤还并不是太多人穿,他已经潇洒地穿着牛仔裤,开着摩托车在广州街头风驰电掣了。在爱上登山运动之前,王石习惯在裤子上加一个肩带,这个细节被许多摄影师所捕捉,成为王石爱打扮的标志,他自己也得意扬扬地对记者说:“为什么加肩带?帅啊!”1999年之后,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王石就比较粗线条了,休闲装成了他的标志。而到了南极探险回来,他索性把自己弄成了平头加胡子拉喳的形象了,这样的造型一穿上精细的西装就显得很别扭,所以他索性能不穿西装就不穿西装了,即便是上台领奖。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样的造型理解为是另一种方向的时髦追求。
  另外,在各种传媒的报道和策划里,他俨然已经是中国名列前茅的时尚先生了。2004年,一家女性时尚杂志把王石评为10位中国女白领们“最值得嫁的男人”之一,排名第二,第一是著名演员陈道明——直接用时尚女性们的眼光肯定了王石的时尚地位;而最有趣的是,一本时尚杂志把他和演员董洁搭配在一起的合影作为杂志的创刊号封面,画面上的王石居然穿的是粉红色衬衣并且笑容灿烂,没有任何商场大家的感觉,全然一副时尚生活家的派头,显然造型师和摄影师下了点工夫,生活中其实很少见到王石穿粉红色;更有媒体直接就把“时尚先生”或者“最具风尚创业家”的称号颁给了他。显然,在媒体心目中,王石已经具备一个时尚人物的所有条件。
  但我曾经很困惑。媒体总是擅长划分圈子,如果要把王石划分为“时尚”和“不时尚”,显然愿意把他往前面那个圈子里装。因为要把一个总是频繁曝光于聚光灯下、各种名利场里的人说成不时尚,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仅仅是几年前,王石自己也一再否认自己是个时尚的人,但这两年他的口风好像松动了很多,愿意和人谈时尚了。我曾经在杂志上看到他对时尚的看法,录在下面:
  多元的时尚在我以往的印象中,时尚一定是和激情、新锐、年轻有关,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是青春的事情。
  但我后来又发觉,时尚又是多姿多彩的,并不是那么单一,不应从狭窄的文化层面理解时尚。时尚的前提是财富和成功;其次是修养,这和年龄有关系,需要一定的文化积淀;时尚又和休闲、消费有关系,而不单是年轻人的事。它是新潮的,与传统不一样,它反映人们的某种生活状态、品位、财富的聚积和追求。
  财富拥有者的生活,传统上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司离开自己就玩不转,公司离不开自己;另一种现象是,不是公司离不开自己,而是他离不开公司,一旦离开就无所适从,充满失落。同时,把休闲消遣也变成了工作上的手段——美酒像中药,打高尔夫是为了谈生意。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形体上的表现就是大屁股、大肚子,营养过剩,缺少运动。所以,就该对传统观念进行改变,把新的生活方式划入时尚,使生活更丰富、愉快、健康,而仅仅有物质是不够的。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时尚
  比如“文革”时讲究穿绿军装,那是带有革命时代意义的象征。而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尚,必然会打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迹。文化修养、品位、文化的交流,这都与年龄有关系。而反过来,年轻只是反映了一个层面——它甚至只是一个表象。所以,时尚并不是人们表层理解的时尚。
  男人的趣味
  男人的生活可以非常趣味盎然,如雪茄烟、英国的马术、品酒,都是这种趣味的表现,也反映出男人对生活的审视、感受,通过时尚话题的传播,去共同分享,是主流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读了这些文字,我开始转变自己的想法。我发现他其实是骨子里的时尚人物。市面上的时尚,宣扬的是潮流化的时尚流行风,是衣香鬓影,是觥筹交错,这些显然和王石不太相干。我欣赏王石的时尚之道,是窃以为他触及到了时尚的真正意义:生活方式。在我的理解里,品质生活才是真正的时尚。我也发现,时尚杂志其实错了,王石的时尚显然不是一件粉红色的衬衣。在惯常的概念里,我们总是把潮流和时尚混淆为了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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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时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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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王石的生活方式具备了最高境界的时尚原则:有钱、有闲、有品位,是完全的三有新人。而且他做到了三有新人最放松的状态:有钱却不为财累,有闲却不懒散,有品位却并不作茧自缚。
  也许王石对“有钱”这个说法不大能认可,毕竟他从来上不了富豪榜,但他还是认可了自己是个富人。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里,作为嘉宾的王石突然遭到了一些质疑,原因是他公布了自己的年薪是60万,而当天的节目是如何用最少的钱玩最多的地方,节目定位基本上是穷人如何过富人的生活。王石显然上错了节目,他发现自己成了负面例子。——在现实生活中,穷人与富人的界限很明显,前者衣食有忧,后者衣食无忧,王石当然是后者。
  但富人并不都是值得羡慕的对象,有数据表示,财富与幸福和快乐并不成绝对的正比。从终极目标上讲,人们羡慕的是快乐和幸福的人,而不是绝对的有钱人。王石作为富人,对自己的财富选择了最快乐的处理方式。他不缺钱,同时又很快乐,这是王石显得最时尚的地方。
  王石的朋友秦朔曾经和他聊到如今房地产行业里很多做策划的人,赚了不少的钱,问王石有没有想过也去尝试一下,王石说:“我退休后还愁这个?既然你是一棵摇钱树,就没必要为自己将来的财务发愁。”在财富观上,王石把自己定位成摇钱树,而不是一个守财奴。他曾经可以做一个地道的老板,可以把万科变成王氏企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做了一个高级打工者。这是王石的潇洒,也是他的聪明。在这种前提下,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在于他的个人价值,而不是财富的累积量。做一个地主时尚还是做一个才子时尚?答案不言而喻。
  对于王石的“有闲”,大概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如果不是有闲,他大概也不会有时尚人物这个头衔。他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爱好总是伴随着时间耗费的奢侈成本,换另一个企业家,断然不敢有这样的洒脱。但王石的有闲,不是做了寓公,也不是待在办公室发呆。他的“有闲”,是一种主动性甚强的“有闲”。我不妨列一份某年某月王石的行程表:
  1日,办公室上班;
  2日,10:45从深圳赴香港与华润高层会晤;晚上从香港飞新西兰奥克兰;
  3日~7日,新西兰商旅;
  8日,10:05从奥克兰飞香港;晚抵香港;
  9日,中城联盟万科人力资源开放日开班讲话;
  10日,9:30从深圳飞北京;下午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晚上赴北大出席教师节活动;
  11日,10:40从北京飞郑州;当天从郑州乘车赴林县;
  12日~13日,林县飞伞;13日返回郑州;
  14日,从郑州乘车赴西安;拜会陕西省有关领导;
  15日,9:00从西安飞沈阳;下午乘机赴平壤;
  16~18日,北朝鲜考察;
  18日,下午抵达沈阳;当天返回深圳;
  20日,上午出席公司欢乐足球赛和足球联赛;晚上出席集团深圳庆祝活动;
  21日,上午9:30从深圳飞北京;下午接受《金融时报》专访;
  22日,上午接受《时尚》、《东方卫视》专访;下午出席公司媒体新闻发布会;晚上出席企业家庆典中国会晚宴;
  23日,出席公司北京庆典论坛及晚宴;
  24日,上午10:10乘机赴巴黎,进行为期15日的法国、北欧考察活动。
  稍微总结一下能够看得出来,王石并没有闲着,但他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时间的确屈指可数,没有一副为企业鞠躬尽瘁的模样,他更多是在做一些外围的工作:采访、接见客人、出席各类活动。而且在这些密集的安排中,他仍然要抽出一天去飞伞,显得很放松。
  但万科又的确是在良性地运作着,股票节节飙升。王石说自己现在几乎一年只有1/3的时间在深圳,但每次回去,坐到自己的办公椅里,面对企业的大小事务,决然不会有一点陌生感。王石的“有闲”,是一种放风筝式的悠闲状态,是一个企业家收放自如的良好弹性。王石在企业具体事务的“有闲”,为他个人爱好的“不闲”提供了最大的时间和空间。但一直有人对他这么有闲报以怀疑,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含辛茹苦、奉献,工作时间最大限度地超过8小时,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企业家最好的诠释。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讲求的正是以量求胜。王石的做法,恰好逆习惯而行,所以不断有人认为他的“闲”要么是大权旁落,要么是万科股份结构松散,没有极权大股东的压力或者根本是王石个人股份太低而没有太大压力所致。王石对这种问题向来嗤之以鼻:“真是荒唐。如果我像那些在公司有50%或者以上股权的人,我会玩得更爽。只有那些死待在公司,公司还做不好的人,才会说这种话,因为他们水平不够。我认为我对公司最负责的就是自己玩得好,公司也做得好。这就是水平,绝对与股票多少没有关系。企业家绝对不能把结果当成了手段,结果当然是‘把企业搞好’,可是很多人把这个当成了手段,把搞好企业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终极生活目标,所以工作就成了他的全部生活。”
  也有说法认为王石这么“闲”是没有责任心的表现,对公司股东不负责,对家庭不负责。王石回答得很无奈:“只有中国记者不断质问我,你攀登珠峰是不是对股东不负责?中国有一句古话,‘父母在,不远游’,那岂止对股东不负责,对父母、老婆、孩子、朋友都不负责。你们看我像不负责的人吗?其实大家都错了,‘父母在,不远游’后面还有一句:‘游者必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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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时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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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不是“游者有方”的王石的全部生活,他这么想也这么做到了,这几乎是所有打工一族的梦想。工作如果是一个人的全部,注定了他(她)生活的匆忙而没有质量,只有辛劳生活,没有品质生活。王石对时尚生活的贡献,是他以自身的例子提供了一个范例,起码,是提供了一个目标:工作从无闲到有闲,给生活留出其他内容的空间。
  也许应该说说王石的办公室。王石的办公室显得比一般的办公室要凌乱一些,大概是东西太多太杂,工作人员也无法清理整齐。王石的一些户外用品摊摆在地上,办公桌上除了电脑、书,还有摄影包,林林总总,如果每一样东西每天可以占用王石1~2小时的时间,那么他真的整天都可以很充实。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书,大凡企业家办公室的书架,要么是管理书籍,要么干脆是些文件夹,王石的书架上更多的是一些小说和随笔类的书,乍眼一看,以为是某家庭或某文学爱好者的书籍摆放处。王石曾经在网上列出自己的购书清单:(1)《中日居住文化》;(2)《房龙讲述地理的故事》;(3)《城市经济学》;(4)《建筑的故事》;(5)《支持型经济》;(6)《社会学与人类学》;(7)《现代社会学伦理》;(8)《风险社会》;(9)《世界风险社会》;(10)《美国同情心的悲剧》;(11)《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12)《破坏性的一代》;(13)《权利的成本》;(14)《控诉帝国》;(15)《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16)《死亡文化史》;(17)《郑和研究百年论文》;(18)《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这是2004年8月王石在北京万圣书园的购买记录,在这些书中,他首先选择看了《中日居住文化》、《风险社会》、《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和《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然后他推荐别人看的是《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
  有一年,他与深圳的一群媒体老总到法国考察,那是一次几乎等同于休闲旅游的所谓考察,大家心情放松,尽情享受欧洲的阳光,一路聊着天。那种状态对王石来说是最放松的,和一群自己行业外的人在一起,可以天南地北地聊天,可以不过大脑地说笑。那次王石说了很多话,他和同行的人尽情地说自己以前看过的外国文学,列出长串的书目,媒体的人都很惊诧,一个浸泡在商业圈里的人怎么可能读过那么多的书?而且是极为文学性的书,没有一种浪漫的心境,没有一种文艺的心思,是没有耐心把那些书读完的。王石告诉他们,这些书都是在很年少的时候就看了。
  后来经王石的推荐,大家一起去了科西嘉岛,这是王石很心仪的一个岛。他告诉同行的人,因为这是拿破仑的故乡,拿破仑是王石很欣赏的一个历史人物;而更重要的是,梅里美笔下的高龙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王石告诉他们,“那个故事写得真好啊,读起来像潺潺的溪水。”
  我问王石:“把一种阅读的感觉比喻成潺潺溪水,你不觉得你还是很有文艺青年的小情怀?”
  他说:“一点点吧。”
  2000年,美国人大卫·布鲁克斯(DavidBrooks)曾经定位一类人为BOBOS(波波族):高学历背景,激进的实验精神,反叛传统,“认真地玩乐”,以及最核心的素质——运用知识将创意和热情转化为产品。波波族的一个“BO”是布尔乔亚,另一个“BO”是波希米亚,布鲁克斯描述的BOBOS喝卡布其诺,衣着轻松,驾驶SUR越野车,喜欢去人迹罕至的地方进行充满内涵的苦难旅行,读亚里士多德,管理着公司。钱也许是工作的副产品,可以讲黄色笑话,但绝不能说种族笑话。——这显然是王石的写照。2003年,当BOBOS概念进入中国时,媒体对应美国著名的波波族——甲骨文公司的总裁,美洲杯帆船赛冠军拉里·埃里森,将王石称为中国最典型的波波族。王石与拉里·埃里森的确有很多类似之处:掌管一家著名大公司,个人生活超乎想象地丰富多彩。大卫·布鲁克斯在《天堂里的波波族》里写道:“一个成功的咖啡馆老板得到的尊敬,要超过拥有6个大超市的商业巨头。”——王石显然深谙此道,在文化内涵的丰富和金钱累积的单薄之间,他要的是前者的综合价值。
  用一个概念去定位一群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牵强,王石个人经历自有西方作者难以概括到的成分。对于中国人而言,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都缺乏历史的渊源和生存的土壤,但正因为这一点,王石的突破就显得更有价值。
  王石从不理会什么波波族的划分,他给自己的贴牌是“中产阶级”。王石的定义是:专业上是社会的主干力量,物质上基本满足,生活安定,然后在此基础上追求愉悦身心的爱好,诸如读书、体育等。
  王石到深圳后拿到的第一笔工资用来买了一台比较昂贵的照相机。这是他等待了多年的一样物品,当时他犹豫了一下,是买洗衣机还是相机?前者他也很需要,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相机。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前前后后买了很多相机,技术参数上也越来越专业化。同样的例子在他青年时也有过,当年从部队复员,领到了100多元复员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时髦青年王石就拿着这笔巨款去买了一台照相机和一个放大器,全数花光。父母亲知道后,咬牙心疼了半天,甚至觉得儿子是不是在部队憋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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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时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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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王石的个人论坛上,但凡他上传自己的游记时,一定是照片比文字多。所以万科的公关部决定2006年给王石举办一个个人影展,“不然那么多好照片真的是浪费了。”
  在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这三个概念里,王石把自己归为哪一类?他思考良久的答案是“三者兼而有之”,但如果一定要他选,他会选择理想主义者。
  王石一定觉得仅仅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够的,当他面对工作的点滴细节时,他必须拿出现实主义者的手段和头脑,因为企业“不是那么好做的”。但当他面对自己的生活,他又情不自禁释放出几分浪漫主义的情怀,毕竟王石是一个从比较顺利的环境下走过来的人,他还没有到为了生存和发展让自己的内心完全坚硬起来的地步,在他的心境里,依然有着很温暖和柔软的部分。
  如果非要拿时尚和传统作为对立面的话,王石会坚定地告诉你:我是个传统的人。
  1999年在采访他的时候,我曾问及他对婚姻的看法,他的回答很简洁:“我非常传统,我从一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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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朋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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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个夜晚
  我听到大海的轻涛细浪
  拍打柔和的海滩,
  抒出了一阵阵温情的软声款语。
  仿佛从消逝的岁月里
  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
  掠过我的记忆的脑海
  发出袅袅不断的回音。
  ……
  ——节选自《海涛》(意大利夸西莫多)
  王石有一个朋友,和王石一起登了不少雪山,也许因为年岁相当,聊起天也很投缘,虽然很少见面,但很多公众场合一见面,都有相逢一笑的感觉:“就知道你在这里!”不过两人见面最多的时候还是在登雪山过程中,两个人在登山过程中互相打气,在登顶后一起庆祝狂欢,交情自是简单而深厚。一次山友们组织探险活动,活动费用要求很高:20万。王石和其他队员的费用属于企业赞助部分,但这个朋友不是常规的队员,必须自己承担所有费用。碰巧这个朋友那阶段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算一算觉得难以承受,于是打算放弃了,但实在是一次难逢的机会,又心有不甘。过了几天,王石告诉他:“我叫了几个朋友,凑了15万,要不你自己出个5万?”——这个朋友后来只用两个字总结了他的感想:“仗义。”
  有人评价王石:第一次见到的他是什么样的感觉,无论事隔多年,再见依然是什么样的感觉。
  王石的不变与恒定,注定了他的朋友只可能是小范围的,但一定是长久的。他和香港的刘元申、广州的曾昭科长达20多年的友谊,让他觉得是人生的幸事,直到今天,这两个大他许多的挚友依然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交一如当年。王石曾经说,年轻的时候自己交的朋友都是比自己大的,到自己年纪也大了,交的朋友却越来越小了。但共同的就是朋友跟自己的相处都远离了商业环境里的硝烟,这是他最享受的一点。
  万捷就是年纪比王石小的朋友。万捷认识王石的时候23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从北京印刷学院毕业分配到深圳一家中日合资的印刷厂工作。万科当年和香港一家公司一起投资了一家电分厂,电分是印刷过程里很重要的环节,当时的这家电分厂在深圳已经做得很大,但电分的专业人才当时很少,王石就想把万捷从中日合资的厂子里挖过来。万捷拒绝了,他对王石说,自己所在的工厂里厂长、很多技术员都是日本人,他们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他希望把这些技术学到手;就算现在到了王石的厂,也要面临日本人的竞争,那自己在市场必败无疑,这样也辜负了王石的美意。王石听了万捷的话,当即也就同意了他的想法。
  虽然以前就在一些公共场合认识了,但正式的接触这还是第一次,这第一次的正式交往,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王石的眼里,和万捷一批的人,都流于浮躁,要么进了政府,要么去了广告公司,都急着为自己划一块地盘。以万捷的能干,完全可以拉出一摊自己的业务,但他选择了实干和踏实的作风,在王石眼里,这是一个年轻人最难能可贵的品质。而万捷对王石也是满怀欣赏,对于一个在深圳的改革大潮里沉浮的年轻人,眼中的企业风起云涌,花开花落,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激励。万科企业的作风,万科的管理,在万捷看来,是深圳企业群里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他当时只崇拜两个人,一个是自己所在印刷厂的总经理岩井,这是一个特别严于律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人,他一共带了万捷7年,感情深厚;而另一个人就是王石,他把王石当成了自己学习的榜样。
  过了好几年,王石对万捷说:“你不用过来了,你应该自己出来做自己的公司,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王石是真心觉得万捷是个可以独创江山的人才,把这样的人才招揽旗下虽然好,却也着实浪费了一个英才。
  1995年,万捷果然自己做了公司,就是今天著名的雅昌印刷的前身。万捷一展所长,将自己的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很快在深圳成了小有名气的企业。这个时候,王石又动了和万捷合作的念头,也许总有一种英雄相惜的心态,怎么都希望有一次合作;也许真的是当时业务的需要,反正王石就找到万捷,希望自己的印刷厂和万捷的雅昌印刷厂合并,双方各作价一半,各占50%的股份。万捷再次拒绝了王石,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双方照旧合并,但雅昌占90%股份,万科只占10%。
  这简直和王石的方案有天壤之别!但王石听了万捷的想法,竟蓦然有一丝兴奋,万捷的聪明让他在一瞬间超越了生意场的得失感,他觉得自己真是没有看错万捷:“小子在行!”但他转念就有些气愤:“小子,你抓住我的弱点,你太狠了吧?”王石是个明白人,他很明白自己的印刷厂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和万捷合作其实是变相挽救一下这家印刷厂的命运,提出5﹕5的股份比例,当然是他的侥幸心理,从商场变数来说,也是他的胆识和手段。但万捷在行业里潜心多年,多少也能揣摩王石的心理,更何况对于行业的状况,他心里明镜似的,王石的印刷厂正日薄西山,而自己正朝晖兴隆,节节高升之时,所以他也有足够的胆量提出9﹕1的股份比例。
  王石答应了,虽然觉得有点难受,毕竟他赢惯了,这么委屈接受一个方案,虽然从生意原则上说没任何问题,却让他自尊心难受。但合作终究还是没有做成,因为王石的厂是合资厂,香港的股东死活不愿意把厂卖给万捷,因为香港方在广州、珠海等地都投资有印刷厂,万捷是他们最大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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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朋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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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对万捷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万捷,这事别弄了,香港方的人太操蛋了!”
  从此两人的关系就比较冷了,毕竟热闹了很久的事,最终却没有谈成,彼此的心里都有些别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各自公司的事情本来就繁杂,两人几乎就没什么来往。
  直到1998年,万捷因为公司的事操劳过度,生病住了医院。王石那时正准备出发去登山,听说万捷住院,王石自己去了医院看望他。万捷很意外,他和王石已经很久没见面了,中间又隔着那层不愉快,他没想到王石会到医院看自己。
  两人在病房里不经意地聊着天。王石告诉万捷自己要去登山了,那时王石刚开始登山。万捷很吃惊,说:“那不是很危险吗?为什么要去从事这样的运动?”王石笑了,说:“我不登就不危险了吗?人过马路时还有可能被车撞到呢,到公园还有可能碰到打劫的给一刀呢。”王石有些调侃地说,万捷乐了。一笑泯恩仇,以前的事就这么过去了。王石临走时告诉万捷,自己登山,是希望挑战自己,希望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身体,给自己的生活一个平衡。“万捷,多想想事业的目的是什么,你才多大年纪就生这么重的病,还不得不住院。多注意自己身体!”
  万捷后来告诉王石,自己对那次医院的见面,一直记得很深。万捷的雅昌现在已经发展成全国一流的印刷企业,王石一直很得意自己当时对万捷的慧眼,他说:“你看万捷,现在做许多艺术家的印刷业务,和画家和摄影师打交道,没有艺术涵养是做不来这个工作的。他当时精益求精的态度,我就知道,万捷终成大器!”
  我曾经采访一位企业家,一家烟草生产厂的总经理,他感慨自己其实早就没朋友了,人坐高位,视野宽了,却离人群越来越远,正常朋友间的人际交往早就消失殆尽。他很感怀:以前和朋友喝喝酒,串个门,为孩子的事互相拍拍肩的感觉早就没了,以前周围都是朋友,现在周围都是手下、是合作伙伴,脸上都写了“工作”两字。特别是同行之间,更是没有任何交道,大家都穿了戒备的战衣,很难敞开心扉。
  我曾经很赞同这个企业家说的话,人到高处,内心的孤独总是难以排遣,特别是当生活和工作完全合二为一的时候,工作的棱角总是伤害到生活的圆润,朋友自然就少了。而王石却很幸运,他有棱有角,性格分明,却依然在同行业里有两个知心的朋友,一个是李星,一个是冯仑。
  李星被王石形容成一个偶像级的人,武生型的英俊长相,幽默,有才华,阳光地赚着钱,每到一个地方都受人欢迎。在安逸之都成都做着房地产,成功而悠闲。
  李星和万捷一样,都比王石小十来岁,但两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万捷有着自己坚定的想法,而且想定了一个方向绝不回头;李星就随和很多,在沟通上是一个更容易的人。当年他曾经热衷炒股票,王石朝他泼冷水:“炒股票啊?不就靠运气吗?谁能保证运气能长久啊?你看着吧,炒完股票就该炒房地产了,炒完房地产就该炒期货了,炒完期货就该炒古玩了。”
  往后几年的风潮印证了王石这看似随口的一句话,李星对王石真是欣赏得不行,他开玩笑说:“幸好听你的了,你看四五年前买的字画,现在不知道涨了多少呢。”
  李星是经自己手下的介绍认识王石的,这个手下也在万科工作过,王石对自己以前的手下的原则是“不拒绝正当的要求”,所以当手下告诉他现在的老板李星想见他,王石立即就答应了。甫一见面,王石就感觉到了李星的有趣,李星和王石一样,都做过军人,而且亲身经历过中越反击战,碰巧王石对中国近代战争和现代战争很感兴趣,比如中越边境战争、朝鲜战争等。他特别希望能接触到参加过这些战争的军人,听他们说自己的经历感受,碰巧李星又是这么一个风趣健谈的人,王石如遇知音。
  当时民营企业都流行避税,李星和王石探讨过这个问题。王石给李星说了自己的看法:“要交税。你要是为了避税,每年为了搞掂税管员,伺候他的钱都不是小数。再则,税局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换了,上面还有林林总总的官员,你不但要上供钱,还得有精力陪他们,吃、喝,陪出国。可是,如果你交税的话,区里会保护你,谁要找你麻烦,就得砸了区长的饭碗。”
  李星现在就是成都的纳税大户。王石觉得自己很乐意给这样的小兄弟一些自己的经验,他是从一些曲折的路走过来的,明白有一个人的指点和盲目地去闯是多么的不同。
  其实李星和王石在情趣方面大不相同,王石比较喜欢洋派的东西,而李星喜欢古玩,喜欢字画,骨子里是个传统老派的人;王石严肃,不苟言笑,李星到哪儿都笑声一片,随和亲切;王石乐意吃西餐,出国一定不肯吃中餐,李星则嗜辣,一旦出国简直是煎熬,非吃中餐不可。即便是这么的不一样,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也不妨碍王石每次到成都,一定首先拉上李星吃一顿。
  有些朋友就是这样,即便不常见面,但相见后却没有陌生感。王石和李星是这样,和冯仑也是这样。
  冯仑是王石的好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的那句“学习万科好榜样”被媒体广为引用。在行业的聚会上,见到王石的同时就有可能见到冯仑,见到冯仑的同时就有可能见到王石。王石说,他和冯仑还有河南建业的胡葆森,是地产界的“三剑客”,王石说这话的时候,表情里没有任何要谦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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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朋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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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仑与王石的见面很有戏剧色彩。1993年,万科已经很有名气,经历了1988年的股份制改造,万科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里面,是一匹年轻的骏马。冯仑带着自己的三个合伙人,其中有今天在商场同样名声显赫的潘石屹,一起拜访了王石,说是要取经。王石说那段时间正是他最忙的时候,于是安排了1个小时和来自海南的这四个年轻合伙人见面。
  仅有的1小时,冯仑滔滔不绝地说了50分钟,按照王石的回忆,冯仑的讲话大致如下:第一,“秀才造船三年不成”,我们一帮秀才到了海南创业,成功了,赚了2000万,这个数字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是小数字;第二,我们赚钱是证明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并不爱钱,所以我们四个人不分家,各25%,分钱不分家;第三,我们现在碰到了历史上很好的机会,我们要像酵母菌一样在全国膨胀起来;第四,和万科合作,因为万科有知名度,咱们如果联合起来,将会很有意义。
  冯仑是学者出身,原本是研究所的研究员,搞体制改革的研究,对社会学、政治学都很精通,后来和潘石屹等人一起下海经商。冯仑早年在牟其中身边工作,王石对冯仑的第一印象是“身上有牟其中的影子”,就是有创意,有胆识,天马行空。
  待冯仑洋洋洒洒把话说完,王石看了看表说:“不好意思,只有10分钟了。那,我说两句?”——轮到王石洋洋洒洒了,王石用10分钟说了几点:第一,赚钱而不爱钱是圣人,我相信你冯仑是圣人,但是你不能要求万科的人都是圣人。一般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要求是圣人,只能要求是君子。从君子的角度,财产不分人与人之间就有问题,必须要先进行产权界定,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明明大家都想要钱,完了还要说大家不爱钱,不要说君子成不了,还是小人。什么是小人?不爱钱却偷钱,这是小人。所以一定要产权界定清楚,不要你我不分,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建议;第二,要像酵母经营一样发酵开来的话,其实很难和万科合作。万科正在搞减法,和万科合作先要弄清楚你是做什么的,万科只往房地产的专业化方向发展;第三,做企业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没有什么捷径,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没有什么酵母式的经营。
  这是王石和冯仑的第一次见面,很有意思。王石本来准备摆一下矜持,但在冯仑的滔滔刺激下,居然也在10分钟内把自己的想法倾泻而出。这样的场面很像夫子们坐而论道,语言是彼此交锋的最有效工具。事实上,冯仑和王石都属于善于表达自己的人,两人相遇,必然精彩。
  王石今天回忆起当年的这一段,颇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些让他很提神的瞬间即便只是在回忆中依然有闪光的地方,所以他有些逗趣地说:“唉,10来年前,还是不够圆滑,一下就把人家给挡回去了。”他觉得自己有什么说什么的性格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可实在没办法,他改不了,也没打算改。
  第一次见面后,冯仑就没了音信,和王石也没再联系了。王石觉得是自己生硬的话把冯仑一众人给得罪了。然后两人互相都有些淡忘了,毕竟商旅生涯忙碌而烦琐,人的记忆却总是有限。
  3年后的一天,王石的电话响了:“王石吗?我是冯仑。”王石很吃惊:“冯仑啊,你在哪里?”冯仑说:“我在北京。”冯仑接着说:“你在哪里?公司有些事情想请教你,我过来拜访一下你吧。”王石想都没想:“我飞过来!”——王石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他把自己的热情归结为是虚荣心的关系。事隔多年,冯仑再次找上门,王石觉得自己很受重视,而且几年的时间证明当年对冯仑说的话发生了作用,如此大幸,怎能让王石不高兴?他一激动,爽快地主动上北京找冯仑了。
  冯仑安排在京城大厦见了面。王石进门,见只有冯仑一个人,很诧异:“其他人呢?”冯仑说:“就我一个人,我要和你谈几个事。”王石坐下了,本来以为又和上次一样,是冯仑带着几个合伙人一起取经,没想到是冯仑一个人,王石知道一定是重要的事情了。
  冯仑认真地告诉王石:“那次谈话之后,万通公司非常认真地开了一个高层会议,我们认同的几点:第一,万科比我们早走了7年,你说的一步一个脚印,接受,我们认可,毕竟你是过来人;第二,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要形成核心竞争力,要选择什么行业,我们也明确了,我们选择房地产,不能全国盲目开展,我们选择了1994年在北京开始。”——话说到这里,王石听了实在舒服。觉得自己是来享受自己一番激昂言论的美好成果的。冯仑接着说:“在北京的发展成功了,在北京建万通大厦非常成功,这几年一共赚了3个亿。现在我想请教你,这3个亿怎么分?”
  王石想了想,说自己没有这个经验,不知道。冯仑显得很放松,说:“没关系,我今天请你来不是这个事,我们现在准备搞个项目,这个项目比较大,请你来参谋一下。”冯仑搬出了这次谈话的重点:原来万通买下了北京一家旧工厂,准备在原址建高层的写字楼和酒店。然后给王石描绘了美好前景:东亚的几家大财团都想加入合作,自己还在考虑让哪一家进。
  王石听完,说了三句话:“大,大,太大了。”
  冯仑不置可否,但从此和王石的交往就开始多起来,大概是互相都是文化气息比较重的人,交往起来很愉快。王石一再说冯仑是才子型的企业家,在他王石看来,企业家像冯仑这样,诗词精通,国粹国学了然于心的实在不多。但冯仑又没有知识分子做经营的惯有毛病:容易动摇,也很脆弱。而且王石坚持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和冯仑写的东西简直不在一个档次上,他总结了冯仑文章的三个特点:第一有理论性,第二有深度,第三有很多的反思,这些让王石欣赏不已。“在我眼里,他是个地道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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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朋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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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长处是有巨大的责任心。冯仑从离开海南到北京的几年间,因为融资等各方面原因,在外面借了一些债。刚到北京的头几年,基本上是在北京左手赚了钱,右手就到其他地方去还钱了,做得很辛苦。王石曾经劝冯仑把公司宣布破产算了,这样就解决了债务的问题,但冯仑坚持自己把债一点点还完了,这中间的过程历时了好几年。王石很感慨:“不是因为是我朋友我才把他塑造得这么高大。冯仑的忍耐力和责任心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
  那么当年那件咨询的事呢?我一直很好奇,因为王石一直没给我下文。王石听我问,笑得很自得,“后来当然是没做了,日本韩国的财团都撤了。我对冯仑开玩笑说,以后你再咨询我什么事情,我要先收咨询费100万,不花点钱你显然不重视。”
  “冯仑怎么说?”
  “他嘿嘿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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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午后的漫步者,请加入这岁月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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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医生在王石的腰椎处发现血管瘤,并且肿瘤压迫了神经,由此诊断出最坏的可能是王石会下肢瘫痪。王石震惊绝望之余,为自己订了一个眼前的计划:去西藏,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在烦琐的工作又缠绕了两年之后,1997年,王石终于在万科十几年来第一次休了一个月的长假,他和朋友两人取道青海格尔木,沿青藏线入藏。这第一次入藏,改写了王石以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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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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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运动可以让你直面人生,直面死亡。因为生命随时悬于一线,所以必须要认真地对待生命,正视生命,正因为你敢于面对它了,所以你才珍惜它、珍惜生活。
  ——王石
  2003年5月,我在四川成都采访刚从珠穆朗玛峰下来的王石。其时,所有的媒体、舆论都在激动而热闹地谈论着王石等人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无数的媒体等待着王石出现在自己的采访机或摄像镜头面前。相比外界的热闹,坐在成都龙泉枇杷林下的王石,沉默而寡言,消瘦、疲惫却眼神笃定。他伸出他的手,10个指尖的皮层下都是淤黑,这是喜马拉雅山的严寒留下的痕迹,并且,他的形象大变——珠穆朗玛峰让王石减了12公斤,以至于“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难民”,他自己这么说。他瘦削的脸上表情冷漠,吃饭说话都很踌躇,很矜持,很有距离感。王石后来说,这是每次下山后的反应,看上去很迟钝,思维仿佛还停留在某一个世界里,自己感觉很静,很安宁。
  ——所有的热闹都在外面,对于王石而言,每一次的登山,都是一次次在红尘世界里永远无法获得的心灵之旅。
  生活在别处,山,在那边。
  当1997年王石在珠峰大本营见到金俊喜时,他就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会和登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呼唤,一种他本人无法拒绝的呼唤。
  1995年,医生在王石的腰椎处发现血管瘤,并且肿瘤压迫了神经,由此诊断出最坏的可能是王石会下肢瘫痪。王石震惊绝望之余,为自己订了一个眼前的计划:去西藏,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在烦琐的工作又缠绕了两年之后,1997年,王石终于在万科十几年来第一次休了一个月的长假,他和朋友两人取道青海格尔木,沿青藏线入藏。
  这第一次入藏,改写了王石以后的生活。
  在西藏,他来到了著名的珠峰大本营,见到了金俊喜。金俊喜刚从梅里雪山上下来,那里刚刚经历一场空前的生离死别:因为雪崩,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成员全部遇难在梅里雪山。本来金俊喜是死亡名单上的第18个,但那天正好他的左肩麻痹,于是从山上撤了下来,也许上帝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好看见了金俊喜,所以,他幸存下来;而其他人,在上帝转过身闭上眼的时候把生命丢在了梅里雪山。作为中国登山队队长的金俊喜,当身边的17个伙伴突然变成了零,他落寞地从梅里雪山来到珠峰大本营,准备再次登山,没有人敢去揣测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王石开口问了他:“为什么还登山?”金俊喜的表情很平淡,语气很平静,看不出他的内心如何翻滚:“死去的已经死去了,活着的还要面对,还要走完他们没有走完的路。”
  写出来像豪言壮语的话,在当时珠峰大本营的情境下其实平淡无奇,却给了王石很大的震惊,曾经是生死的经历,丝毫没有动摇金俊喜作为登山人的信念:一座雪山刚刚给他带来死亡的讯息,他马上又来到了另外一座雪山的脚下。
  金俊喜对王石说:你也可以登山。
  这让王石坚定了有关登山、有关极限活动的种种念头。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王石站在珠峰大本营的外面,他看到英格兰登山队队长在登山前正轻松地飞伞,表情愉快,全然没有即将要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凝重。王石受到了深深的刺激:登山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快乐人生。
  1997年,王石正式开始登山和飞伞。
  虽然王石的登山历史已接近10年,依然还有人在不甘心地问他:“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去热衷这么一项高危险的运动?”这些问话的潜台词是:“你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你早就将‘吃苦’两个字排除在了你的生活之外,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甚至有人直接问他:“为什么不选择高尔夫呢?既锻炼身体又是时尚的标签。”王石的回答是典型的不屑一顾的王氏风格:“我就是不喜欢打高尔夫,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打高尔夫就一定安全吗?它的时速是每小时100公里,像颗子弹一样,我曾经有一个香港朋友满口金牙,正好高尔夫球飞到他嘴上,很巧,飞到这儿!——满口牙全掉了。”其实王石未必有一个满口金牙的朋友,他只是需要用这种极端的例子来表达对这个问题的不屑和自己的态度:登山,只是我的一个爱好,只有你们把它看得如此神秘。
  也难怪有类似的大惊小怪,在大众的视野里,登山毕竟是一件小众而小众的运动,个性十足的王石,恰好爱上了一项个性十足的运动:由登山而传来的有关死亡的黑色消息从来没有消停过。
  死亡,是每一个登雪山者都要面临的问题。在茫茫的大雪山,有可能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冰洞,登山者就不小心掉进去了;也有可能碰上雪崩,劈头盖脸的雪把登山的人一下就埋了进去;也有可能碰到突然的暴风雪,碰到突然的降温……总之,雪山的一切神秘之举,都是在登山者穿上厚厚的行装时难以预料的;而且雪山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面临的危险几率都是一样的,王石概莫能外。对于大自然的如此难以捉摸,王石第一次进藏时就感觉到了,那种不由分说袭面而来的是一种无助的绝望感:刚过海拔2000米,王石开始不自觉地流泪,头也开始发晕;到了4000米之后,他已经处于高烧、昏迷状态,并且上吐下泻。当时他和同伴借宿在一个哨卡,“当晚真是痛苦极了,但没办法,只有熬。”但是,在煎熬了一天,经历了苦胆水都吐出来的天昏地暗后,王石说自己却开始清醒了。这种体验对他来讲是全新的:恶劣的环境,顽强地生存,健康地生活。后来这种感觉在他登雪山的时候一次次重现,特别是当死亡的阴影闪过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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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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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王石登博格达峰,他一人进山,在第三天的下午遇到了非常恶劣的环境。因为前面是雪崩区,天气又很糟糕,当天要走过去显然是不可能的,王石在冰地上打锥挂上绳子,套上睡袋,当晚就吊在绳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天气依然恶劣,王石只好下撤,不幸在过一段40多米长的65度坡时,保护绳被飞石砸断。巨大的恐惧向王石袭过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哆嗦,他心里很明白,即便有人从大本营来救自己,也是两天后了,而两天的雪山停留,足以把他送到天堂!王石最后的决定是:关掉与大本营联系的对讲机,抽自己几个耳光止住哆嗦,然后,独自下山。
  这一年,正好是王石辞去万科总经理职位的那年,人生的放弃与得到,在他尝试登博格达峰后,越发清晰。
  “有人认为登山是征服高山的过程,其实,人怎么能征服大自然?这太幼稚了。登山的过程其实是人一次次征服和挑战自己的过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会上瘾的。”
  这种上瘾也许因为代价的惨重而显得越发不能放弃。不仅是自己在雪山上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时会面临美丽的雪山不经商量地就吞噬掉头一天还生龙活虎生活在自己旁边的人的生命。
  2000年,王石从樟子峰刚下来,甫一上网,就看到深圳山友周洪俊在玉珠峰上失踪遇难的消息,王石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就开始上涌,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死亡啊!是永别!周洪俊是深圳山友里跟自己很熟悉的一个人,一个身边的人与自己阴阳相隔,而且走得惨烈,实在让人情何以堪!况且深圳的登山运动是王石带头推动起来的,深圳山友登雪山显然是受了王石的影响。那一夜,王石彻夜难眠,他把所有的愧疚都堆积到了自己头上:如果我当时没有……他们就不会死了吧?他甚至开始后悔每一次自己从雪山归来时给山友讲的那些刺激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也许是我误导了他们呢?让他们以为登山只有刺激的一面,对危险的一面却没有充分意识到。”
  王石强烈要求去救援,这样他的心里会好受很多。但组织救援队的人不批准,因为王石的年纪在一群登山人员中,算比较大的了。但王石坚持要去,他用了两条理由说服了对方:第一,正因为我年纪比你们要大,所以我更能面对家属;第二,救援是要经费的,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们解决。这两个理由让对方无法拒绝,于是王石去了玉珠峰参与救援。
  到了玉珠峰,王石的心一直是扯着,他很难受,其实明知道救援就是救一具具尸体了,但大家的心情却很复杂,似乎要去挽救一个个生命。每一个人在没有见到尸体之前,心里都在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许,还没死呢?”而最让王石揪心的是死者家属流露出来的那种绝望之下的愿望,他们希望救援的人不要找到亲人的尸体:“也许,他已经被人救了呢,也许他失忆了,所以不记得怎么回家了。也许一年后他就想起来了呢?然后自己就会回家了。”王石无言以对,他说什么好呢?这是一些面临与亲人永生诀别的人,对他们来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只有王石和救援的人心里最清楚,即便是找到失踪者尸体,也不可能把他带回来,因为一个本来就面临危险进山的人,是不可能有更多的体力带回一具尸体的。救援的意义,只在于确认失踪者的确已经遇难,并且确认他死亡的地点,然后就地埋葬。这对于一个登山队员来说,是一件理解范围之内的事,而对于家属,他们只有见亲人最后一面的简单想法。他们除了悲痛,还是难抑的悲痛。
  王石在进行劝说工作的时候,好几次难以坚持下去,他发现,在生离死别面前,任何劝说、任何道理都苍白无力。
  死亡,始终和登山运动联系在一起。王石从不否认这一点。他也曾经怀疑过,特别是在攀登雪山的过程中,危险的深渊就横亘在自己面前,他心里也开始慌张,也后悔,甚至骂自己:“他妈的,好好的我上来干什么?!”王石从来不讳言自己在死亡的恐惧来袭时自己最真实的想法,那就是害怕。但是,当把危险度过,山在自己脚下,然后,走出山,那不可思议的雪山已经在自己背后,一切的经历就变成了巨大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只有在死亡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才会真正去想生命的价值;只有把人置于死地之时,才会真正明白生活里自己真正的需要,自己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是不面对死亡的,谈论死是一个大忌。生死两界,几千年来国人只愿意想象阳界的现世安稳,不愿面对往生,不去想生死的相连。其实,每天我们都在面临死亡,交通、疾病、天灾、人祸,只是因为就在周围,被逐渐麻痹的意识隐藏了起来,也就越来越视而不见了。也许极限运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把人逼到生死边缘去,迫使那根从来不动的脑神经动起来,想清楚以后的事,以前的事。“总是想着想着就清楚了,登山带给我的感受恰恰不是冒险,而是要更珍惜,更加踏实地走每一步,因为危险处处都存在。无论生命长短,你都要离开,生命的意义在于质量,在于活的时候你怎么活得更好。”
  王石说登山让他想了许多做企业的时候永远都想不到的人生大意义,这些透彻的思考让他更明白了自己,更加明白对这人生,自己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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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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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石已经因为登山而正式成为国家级运动健将的今天,几乎没有人再来质疑他对这项运动的投入和真正的热爱。在最初的几年,很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王石是玩票,是做秀,只不过这场秀做得苦了一点。所有的说法都因为王石是一个名人,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一个名人的成功感和优越感似乎不该来自于这些苦行僧的领域,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圈子。
  王石向来是不吃这一套的,而且,他一直是个很享受世俗快乐的人,对于平凡人的快乐,他向来是毫不犹豫甩开名人的包袱,自顾自争取而来。他和山友们的相处,就是这样。尽管近年来因为王石的带动,已经有许多的名人加入登山的圈子,似乎在山友的圈子里又有了一个名利场,可是,王石是那里面最广泛交往的一个人,他从开始登山,就是和一群纯粹而淳朴的登山人一起,并和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我曾经问他,山友们的相处就像朋友吗?他说:“应该说像兄弟吧,在那样的生死环境里,大家都抛开了自己登山以外的身份,像兄弟一样不分彼此了。”
  在他的兄弟名单里,王勇峰大概是最特别的一个,这个中国登山队的队长,有着无数登山探险的骄人成绩,正是他带着王石从第一座雪山开始,一步步走向了珠穆朗玛峰。每次提到王勇峰,王石都说:“我师傅。”
  正因为是师傅,也是兄弟,王石还和他起过一次争执。当年登珠峰的时候,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国家体育总局要调整攻顶计划。调整意味着要取消一些队员的进攻机会,但王石所在的队是一支由中国登山协会出面组织的商业业余登山队,7名登山队员都是自费参加来攀登珠峰。调整谁呢?取消谁的攀登资格呢?这正是整装待发的时候,队员的意见是一致的,都不愿意放弃登顶的机会,如果不一起登,大家就都不登了。在紧张的气氛下,有人竟哭了。王石跳了起来,他的情绪控制不住,和王勇峰吵起来,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全国人民都听到了王石的火暴声音:“凭什么!他妈的我们是签了合同的!”大胡子王勇峰虽然身躯庞大,却也一下子承受不住委屈和压力,眼泪下来了:“你也知道是要保证你们绝对安全,你要这样我就保证不了了,这个队长我不当了!”
  其实王石也知道,在高山严酷的环境下,团队的规定是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但在那样紧绷的环境,人的神经反而反弹得厉害,虽然他在几分钟后就道了歉,但依然觉得自己太火暴了。
  吵完架大家就回帐篷睡觉去了,王石特意把帐篷的灯亮着,等王勇峰回来。王勇峰回来见王石没睡,问了句“还没睡”,就开始闷头脱衣服。王石本来想找队长说说话,突然闻到一股臭味,一下把他熏倒,他赶紧把鼻子捏住,闭眼睡觉,无意再抒情了。第二天一早,王石对王勇峰说:“队长,你该换袜子了。”王勇峰说:“我就这么一双。”王石赶紧掏自己的包:“我有。”王勇峰接过来看,说:“我不要长袜子,我要短的。”王石又在自己包里翻,翻出短的给了王勇峰,王勇峰就换上了,然后一把将自己的臭袜子塞到了衣服下面。正好那天王石要洗衣服,就把王勇峰的袜子翻出来一起洗,正在搓洗着,王勇峰走过来,红着脸就把袜子夺走了,王石后来说:“哎哟,那叫一个臭啊,那个臭味在我手上粘了好久。”
  这几乎是一个极为喜剧化的场面,我很难想象当他们离开了珠峰,这种臭袜子的故事还会发生。也许登山的纯粹就在这里,把人都还原成了最本真的状态,尤其是男人们的率性倔强,在这里散发得最为彻底。大概也是这一点的原因,吸引王石一次次和山友们一起粗糙地生活几天,放肆几天,那个时候,他不是万科董事长王石,而是山友王石。
  在王石登顶珠峰的时候,和他同在B组的是《华西都市报》的记者刘建,当时两人在登顶前为了互相激励,于是约定如果登顶成功,刘建就在峰顶上向女朋友求婚,王石作为见证人。开始攻顶了,两人都觉得:“坏了,还非得都登上去。不然,要么求不成婚,要么没有见证人。”王石后来对刘建开玩笑:“我是为你才登上去的,不然你那求婚谁给你证明啊。”
  在现实生活中,刘建是一个记者,王石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两人的生活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登山,两人成了兄弟,而且一起登了“7+2”里的7座雪山,两人自有一番登山的革命情谊。王石是刘建的老大哥,刘建是王石的小兄弟。2004年12月31日,“7+2”北极探险队在北极登完山,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了,队员们都睡不着,一群人闹着要做游戏,但闹了半天也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大概觉得刘建年岁小一些,于是大家提议给刘建上一堂人生建议课。“说好听是人生建议,说不好听就是批斗会。”王石后来想起来还哈哈直乐。然后还给刘建说清楚:“不许生气,不许反驳,尖锐是为你进步,这样你才印象深刻,才刺激。”刘建没办法,搓搓鼻子答应了。于是王石说了:“我觉得你吧,登山是很出名了,不过你做记者这么多年了,你做记者很一般。”刘建听得眼睛发直,但还是没吭气。王石没在意,继续打击:“比如说你写的文章,真是不好,都是狗屁文章。”刘建不干了,脖子都粗了:“你看过我写的文章吗?!”王石嘻嘻地:“没有看过,但我听别人说过。”刘建气翻了:“你看都没看过,凭什么说我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你说的话才是狗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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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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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说到这里,挠挠头,“你说,这不是兄弟才敢这样吗?完全没有什么顾虑,朋友间都不会这样的。好像不存在什么互相喜不喜欢的关系了,在一个大帐篷里,你必须要一块儿相处,这个关系没法回避,登山者之间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什么样性格的人都有,所以不能用朋友来形容。有时候互相不服气,有时候又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在登完山以后,王石和他的山友们一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去了。在登山的一段时光里,因为只有登山一件事,登山就是所有的生活,所以仿佛是常规生活中的一段放逐,可以不照平常的逻辑、不依平时的约束,尽情地放松,尽情地把自己放到尘世的最低处,撒开欢儿地做人。
  在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以后,我问过王石一个问题:“以后登山还会有激情吗?”他说:“激情当然会有。登顶珠峰虽然是一个高度,但它给我的不是一个满足,其实是一种转变,就是从珠峰下来后,我再一次登山时,不会再有后悔,不会再急躁了,所以还会再登。”
  王石在成功登顶珠峰后,引起了周围人的无限激动,因为他是中国人登珠峰的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一位。但王石显然不爱听这个,因为在他登顶前的两个小时,有个71岁的日本人就登了顶,所以他觉得实在没有必要拿他的年龄说事,而且在他的观点里,一个男人年过50正是盛年,何必老要说他是什么“年龄最大”呢?
  别人的激动是因为王石的确缔造了历史,但在王石内心,珠峰的重要不在于帮助他缔造了历史,而是真正改变了他登山的心态,这和年龄无关,只和那次经历有关,而那次经历恰巧就是珠穆朗玛峰。
  在登珠峰以前,王石对登山的感慨是“一种想放弃而没有放弃成功的运动”。他的意思是,每一次登山,因为突发的种种情况,因为种种的危险,总让他有一种后悔的心情,然后就无比急躁,希望尽早拿下一座山,在登山的过程中,也总是对自己发誓:再也不登了!但等到登完山回到城市,他又开始怀念登山,然后又会在某一天收拾好行装,往雪山靠近。王石有时很不理解自己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是喜爱这个运动的,但这种喜爱却总也让他心生悔意,真正是爱恨交加。
  然而,在登珠峰的时候,因为一开始就知道要耗时60天,王石平静下来,整整两个月,他没有一天后悔,一直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也许是心里知道珠峰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前的困难也许是自己无法克服的,急躁于事无补,王石反而沉静下来,他什么都不想了,心里只有一个目的:登顶。
  “成不成,这个对我来讲很简单,成不成并不仅仅取决于我自己,而是取决于天气和运气,我只要认真去努力,认真去做就行了,登珠峰也有10年登4次、登5次上不去的。所以我真没有想更多,只是想必须以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注意力非常集中的,不允许有任何杂念的一种状态。我当然希望登顶,但登不了顶还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要登。当然我希望一次成功,但我想就算成功了那也是运气,我面对珠峰想明白了一点:不是我想成什么事就能成什么事。”这样的心态在2003年后一直伴随着王石,这是他最感谢珠峰的一点,其他的,比如荣耀,比如光荣,他固然看重,却始终不如一份心止如水的心态来得有价值。
  “登山是危险,但这种危险是直面的,把平时逃避的人生问题都摆在面前,你不得不去考虑,这样对长期心态的平和是很好的。如果那样迫在眉睫的危险你都经历了,你还怕什么呢?”他开玩笑说,“我的经验是,特别对谈判有帮助,当大家僵持的时候,我心里是最稳的,我心想,雪山我都上去又下来了,看咱们谁能熬谁能顶吧?”
  在王石登珠峰的过程中,到8650米左右高度的时候有一段绝壁,中国人1975年在那儿搭了个铝梯。王石的预期是爬过梯就上去了,但实地有一段必须离开铝梯做横切攀岩动作,脚下就是8000米深的深渊。王石毫无选择,骑虎难下,必须上。他形容自己“什么都没想,什么也没法想,就听见冰爪扣在冰岩里喀嚓喀嚓地响”。然后一下子就上去了,接着王石大喘气,脑袋里一片空白。
  但毕竟是拿下了。当回到大本营,连续几天晴空万里,王石不时看看珠穆朗玛峰,他觉得不可思议:“我曾经站在那儿过吗?”满足感和自豪感一点都不真实,直到当总指挥让他填写一张表,上面写着“姓名、单位、高度”,王石写下了“王石、万科集团、1米76”。总指挥拿过一看,说:“不对,不是身高,是你攀登的高度。”王石愣了一下,一秒钟后,他在那个位置改写为:8848.13米,他的眼泪在那一刻流了下来,因为,这也是他生命的高度。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王石登山是一种征服感的体现,是一种炫耀和光荣,他自己也曾说过,登山的最初,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张扬自我、炫耀自我。也许就像一场拉锯战式的恋爱,对方永远是个未知数,是个谜,所以每一次的征服都有无限的回味,然后再一次次地循环往复。也许雪山对于王石而言,就是一个个美丽的谜?不过,当我听到他说,他和队友们登顶珠穆朗玛峰以后,也只在峰顶停留了15分钟,然后在几小时内就撤到了大本营,当他一回头,那美丽的峰顶成了一个小小的尖,成功在一瞬间就成为了过去,我突然明白,我的联想有多么大的偏差,感情的征服是一种抗衡,一种情感的对立;而登山,是人和山的并行,是人和自然共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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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登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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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到西藏登山队旺加队长的家里做客,在那个传统藏式的客厅里,他和妻子就像平常的人家一样不断招呼我们喝酥油茶,新奇地把家里的数码相机拿出来,问我们该怎么用,他们的笑容就像八廓街的阳光一样安宁祥和。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主峰,旺加队长已经登顶了7座,其中就包括了珠穆朗玛峰,而他妻子的姐姐,也三攀珠峰,两次登顶。
  在那样一个温馨的藏式小院,我一点感觉不到那些雪山上的丰伟功绩,那些成功已经慢慢渗透到了这个家庭的内心,幻化成了院子中角落里一丛丛盛开的金盏花……
  这类似的一切,正是作为登山家的王石所拥有的最大快乐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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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天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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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里尔克《预感》
  王石有一个天涯梦。
  他说过,如果不是因缘际会做了企业,他一定去做一个海员,做一个人在天涯的行者。从中国的某一个海湾出发,向东,从大海的边到大海的中心,再向东,从大海的中心又回到港湾,然后,再出发,一次一次,游走在世界的每一个海角;或者,他会去做一个职业的探险者,背上行囊,在山间一直行走,征服山或被山征服,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又或者,是一个漂泊的人,在陌生的世界里见到陌生的人,当回忆起来的时候,一切的陌生都变成熟悉的怀想……只有把自己放在天涯海角的背景,王石的存在感才最强烈。
  也许人生的安排总是在平衡命运的需要和个人的需要,这种为了制衡的拉锯造成人生的疲惫,让人的心总有飘开的时候,在这个时刻,一直在我们身边的静静的自然就成了最好的寄托,王石也许就是这样吧?王石有最奔放的性格,却成长在最不奔放的年代,命运的需要是他要完成这个社会的责任,圆满地扮演这个社会的角色,尽管他不喜欢“这一个”角色的扮演;而他个人的需要是个性的张扬,是天马行空地行走甚至奔跑,在年少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一个更广更宽的世界的梦。如果时光退回20多年前,并且给王石更多的选择,很难说他会选择做企业。在中国做企业,无异于夹缝中的生存,就像张瑞敏所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代企业家活得都不轻松,他们创造财富,而财富带来的并不都是快乐和安宁;他们给很多人带来生活的安定,却也给自己带来诸多的社会责任,就像骑上了虎背,唯一能做的是继续驾驭狂啸的虎。王石从80年代企业家的跌宕历史中走过来,个中感受,只有他自己最能体会。
  而我们能在表面看到的,只是他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梦想,一个人在天涯的梦想。
  王石曾经给一家电视台代言,他在镜头里说:“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虽然是一句广告词,却也道出了王石自己的想法。对于命运,他从来没有带着静止的眼光去看,虽然他现在只能在繁忙中抽出极少的时间犒赏自己,但仅仅是这样一些浮光掠影的行走经验,已经让他受益匪浅。
  2005年,王石一行人重走了“玄奘之路”,大致沿着唐朝玄奘和尚西行的道路再走一遍,整个路程有一大部分是在沙漠里行走。所有人对王石的这次旅行都没太在意,因为从技术上讲,登上过无数雪山的王石在平地走路,无论再难,对他而言都不存在挑战。而且城市人爱把探险作为情调之举,在这样的眼光下,“玄奘之路”其实是一次没有什么力量的浪漫之路。
  但王石恰恰对这次徒步旅行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本身的安排有多么合他的心意,也不是同行中有周国平这样有意思的人。只是因为活动有着吸引他的主题:“放慢你的脚步。”
  慢,对于王石来说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现代人的通病就是快,速度就是一切,随着快速的发展,一切都在机械化,甚至包括人的思想。信息社会的标准化、同一化造就了速度的快,也就导致了人类文化思想领域的粗糙。这两年,关于如何“慢”生活一直是城市文化学者考虑的话题。王石也有相同的体会:无论是万科的创建还是经营,无论是登山还是滑雪,“速度”的概念一直抓着王石的时间。他有时候想,从大学到广州,从广州到深圳,从深特发到万科,自己一路走来,几乎都是急行军的状态,这种“快”在1999年辞去总经理的职位后,稍微在工作上得到缓解,但生活状态立即又被其他的社会活动包括自己的爱好弄快起来。一个公众人物的忙碌,王石全然没有逃脱得掉。所以,当活动主办者告诉他,主题是:“放下,放慢你的脚步”,这深深打动了王石。
  所以那一次的玄奘之路被王石称为了“心灵之旅”,在他的理解是,放慢脚步是为了让灵魂跟上脚步,这正是他多年的想法。他建议主办方收了大家的手机,因为,如果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干扰,人的状态一下又被拉进了纷扰杂乱的都市。
  王石的认真态度让徒步的队友都很吃惊,他们以为像王石这样登山滑雪的人,在戈壁沙滩上走一走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玩着就应该拿下了。但王石显然没把它当成一件玩乐的事,一路上他除了徒步行走这一中心事情,其他事情完全不考虑,比如路上有一些当地政府邀请吃饭以表示欢迎,他毫无要参加的意思,一心只是体会行走的感觉。他对周国平教授说:“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
  王石后来回忆说那一次的经历像童话,因为祁连山下的戈壁很美,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戈壁滩上的小石子因为千万年的冲刷,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那种美很细微很不真实,却又近在眼前。王石早年是在新疆当兵的,戈壁他也无数次经过,但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这样的美。所以那一次,他走在玄奘之路上,一路捡了很多的小石头,墨绿的、白的、红的,他不厌其烦地捡了一大兜,然后不顾其重自己一直背着走出了戈壁。同行的人惊奇于王石的投入和沉醉,一个年长的人已经很少被这些简单的快乐所打动,也许换一个环境,王石也不能,但在天涯远处,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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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天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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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因为只有这样的环境,王石才能够慢,才更能够“放下”。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远离的环境下,王石才能够冷静地调节自己的状态。
  这样的调节对他来说已经很有必要。王石自己算了一下,现在他每年待在深圳的时间不会超过1/3,另外1/3是在全国各地公务出差,再有1/3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安排在国外度过。
  王石曾经说自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是需要补补课的,他在年少甚至青年时期的阅读都被西方的文学所占据,所以他对欧美的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早年国门没有打开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能够真正出现在那些书里所描写的环境里,再次回味当年阅读时的一切美好想象。不过在当年的环境里,这种希望只能是梦想而已,所以他有打算去远洋公司应聘做一个海员,这样就能够在世界的各个大陆之间飘荡。王石分析过自己的血统,他认定自己是个不安定的人,他注定不会在一个地方有太久的停留。
  命运总是眷顾有梦想的人,到今天,王石早就实现了自己要行走世界的梦想,虽然时间总是匆匆,但这些惊鸿一瞥的经历也让他难以忘记。
  2004年的中秋,王石在传统节日的前一天到了诺曼底,在著名的二次大战之地迎来了中国人的团圆之日。这样的反差让他感觉很奇特,他站在海边,遥想半个多世纪前的战争之声。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时代造就了英雄,英雄推动了时代,如今,一切的风云都成为了过去,当年的战场已经成了供人温情流连的海滩,叱吒风云的将帅也已纷纷谢幕。人事已非,诺曼底的海滩却依然惊涛骇浪,这让对二战史迷恋至深的王石内心起伏不已:一切的光辉都会随历史的洪流退潮,留下的只是这一片海滩而已,英雄们都隐藏在了时代的后面。而那一刻,遥远的祖国正在祥和地过着中秋,朋友们的充满喜庆的短信不断塞到王石的手机里,这样的两重天,王石心情异常复杂,他给朋友发了一条短信:“阴云重重,惊涛拍岸,阵亡墓地,追思D日。”
  在那一刻,王石的英雄情结被再次唤起,他心里突然很感谢这样的经历,每一次来到这样一些拨动他心弦的地方,他都会想起自己的少年,那些遥远年代的点点滴滴在几十年后重新想起,在他看来实在是幸事。
  那一天,王石想起了多年前看的电影《巴顿将军》,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恺撒大帝征战而凯旋,回到罗马城时,迎接他的是整个罗马对他的欢呼,一时威风八面,一呼天下应。当恺撒的马车行进在两边挤满了欢呼人群的街道上的时候,马车上的一个奴隶俯首在他耳边说:这一切荣耀,都只是过眼云烟……
  巴顿和恺撒,是两个王石无比崇敬的历史人物。
  也许在一个远离熟悉地方的环境里停留,总是能引起人的无限思绪,王石也是一样。在国外的时间里,总能让他想起很多,是那种令人感喟的天涯感叹。
  每到一个国家,王石很喜欢到墓地去参观,也许是登山等极限运动带来的思考,每次来到墓地,王石都有新的发现。他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这个公墓在王石看来就像一个户外雕塑公园一样,几乎每一个曾经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的墓前都有一座雕塑。王石记得最深的墓前雕塑,一个是乌兰诺娃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赫鲁晓夫的。乌兰诺娃的雕塑是她的经典剧目《天鹅湖》的演出造型,表情很欢快、很深情,没有任何死亡的阴影;而赫鲁晓夫的墓前雕塑却非常有意思,是一个他本人的头像,而且头像被一个大理石的框给框了起来,这个框则一边是白、一边是黑。
  不知道这是不是赫鲁晓夫自己的意愿,不过,决定由谁来雕塑自己的墓碑确实是赫鲁晓夫自己的遗嘱指定的。这是前苏联一位很有名的雕塑家,在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全苏艺术协会的主席,但讽刺的是,赫鲁晓夫生前对他大加鞭挞,在参观完他的一次现代艺术展览后,赫鲁晓夫当众指责他“用人民的鲜血来传播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随即就封杀了这位艺术家。但是,在赫鲁晓夫临终前,他留下遗嘱,一定要让这位艺术家担任自己的墓碑创作者。
  “你不觉得有趣吗?”王石似乎还沉浸在当时参观墓地的情境里,“到了墓地,我感觉是在和逝去的人对话,是一种和历史的交流,这种经验是多么难得。我想到在我们这里,清明节拜祭几乎就是烧纸,恨不得把山都烧着一样,完了扭头就走了,阴阳之界何其远!”
  王石最欣赏的则是美国华盛顿的阿灵顿公墓,第一次去阿灵顿公墓,是因为肯尼迪埋葬在那里。在美国历史上,王石最欣赏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巴顿将军,一个就是肯尼迪总统。王石还是一个崇敬军人的人,一是因为自己曾经是军人,另一则,军事里的风云跌宕是他最爱的年代,而阿灵顿公墓就是美国专门埋葬军人的墓地,是为国捐躯的军人长眠的地方。
  阿灵顿墓地设在一个山地上,墓地一排一排,依然像受阅的士兵方阵一样整齐肃然。王石第一次去,是一个下午的时候,那天正是阴天,密云低垂,有一缕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露出来,像天堂里一束关切的目光。正在这一刻,一支送葬的队伍走近,队伍的前列是一辆马车,由几匹战马拖着,声音空旷,“跨!跨!跨!”地走过来,王石看着,觉得自己眼里湿湿的,他说:“我没感觉那是在送葬,好像是送一名累了的将士来这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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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天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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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感觉是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体会,是超越了小我的惶恐,是人与自然、与历史最自然的交流,这让王石感喟无比。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停留,王石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感到过死亡的恐惧,相反他似乎更深地理解了死亡的含义,他有些开玩笑地说:“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将来是像这样步入天堂。”
  一家电视台曾经要王石写下那一年他觉得意料之中、把握之中的事有哪些,王石只写了一句话:“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来。”
  王石计划着要去航海,这是一件比登山技术指数更高的事情,却也是最符合他梦想的事情。当他把航海的计划拿出来,当他描绘以后航海的地图,会让人觉得,他的登山、滑雪、飞伞或者无数次的行走,都是航海这个梦想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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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脾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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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来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凿大理石,他还是有自己的圣殿与尊神的。
  ——梭罗《瓦尔登湖》
  如果你的上司是一个坏脾气的人,大概上班乃至下班的时间都有些不好过:上班时紧张,下班时心有余悸。坏脾气的上司一般还兼具以下特点:言语不多,言辞简练到必须琢磨才能把握他的说话方向,不定时发脾气,不分场合发脾气,发脾气时用词极不注意,口不择言。
  这样的上司通常有如下缺点:暴躁易怒,不随和,不可亲,冷热无常,对下属要求过高。
  通常也有如下优点:智慧过人,雷厉风行,直来直往,发怒之后容易后悔并忘记,对自己要求比对任何人都高。
  很不幸,以上特征,王石都比较具备,在万科历史上,他可谓留下了坏脾气的斑斑“劣迹”。
  曾经一段时间,王石在万科内部的外号是“王老虎”,据说他的办公室里经常传出地动山摇的拍桌子声音,然后伴随阵阵咆哮,肝火之旺,一时无两。这样的动静在1999年以前,据万科内部人称是三天有一次大硝烟,两天有一次小硝烟。特别是在80年代创业期间,王石在公司内部几乎没有什么笑容,与员工说话时大部分是在教训人,言辞激烈,永远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让下属们要么自惭形秽,要么觉得透不过气来。最严重的时候,当他主动过去和职员们说话,对方有双腿和声音都发抖的现象。
  外界的传说就更离谱了,比如王石发脾气摔坏了四五个“大哥大”手提电话;比如他开会时因为生气把杯子都砸到了手下的脸上之类。王石听了只有苦笑:“我就没用过大哥大,杯子也没砸人,只是自己拍碎了。”
  所以,在万科要听到说“王总很可亲”这句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万科人面前听到过三种背后对王石的称呼:“王总”、“王老虎”和“老头子”。说到后面两个称呼时,一般都会带上两三个王石在办公室如何发脾气的例子。由于王石发脾气已经成为长达近20年的习惯,下属们也就自动给他找了台阶,他们对王石坏脾气的原因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性格问题,不仅对同事们是这样,对任何人都这样;第二,管理公司一定要用铁腕手段,脾气大是管理方法强硬的体现;第三,王总有少数民族血统,难免过于直率。
  王石听到这三方面总结,心里颇有些过意不去,他觉得下属们在给自己找理由,是原谅了自己。他当然知道自己的问题,而且也知道这三个理由都不是理由,脾气大只是因为自己天生脾气就大。
  王石早年在登山时,有时登到山顶,想拍照留影,但旁边没人,只好自己对着自己按下快门,等回来一冲洗,发现照片上的人基本上都拉长了脸,王石自己看着都别扭:“一张脸怎么那么严肃啊!”——看来一个人最真实的时候的确就是独处的时候,也最能在这个时候真正了解自己。
  于是王石想改善自己的坏脾气形象,他首先着手的就是自己不爱笑的习惯,于是他提醒自己在办公室经常保持笑容,觉得从此大可以开始自己的亲善之旅了,但旋即就遭到了“无情”打击,公司的人集体反映王石的笑容属于“皮笑肉不笑”,更让人心里发毛。——王石大感失望,他终于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曾经很无可奈何地说:“看来只有等待年龄来挽救了,人的修养是和年龄有关的。”——的确,随着年龄渐长,王石的表情已然柔和了许多。
  从一个外来观察者的眼光来看,王石的确属于与人相处时距离感比较大的人,他很难和人亲近得起来,按他自己无奈的说法,他是一个“可敬而不可亲”的人。他当然也笑,但一定有好笑的事情的时候他才笑,而不是经常性地保持笑容,甚至他脸上的表情一般都比较冷峻,丝毫不柔和,俨然一副有大事发生之状。虽然他是一个乐于沟通的人,谈天说地的时候也滔滔不绝,不时也有笑声迸发出来。但在他不出声的时候,他的表情变得很僵硬,眼神里是直视中冷冷的目光,聚精会神听人说话时几乎是屏住呼吸,仿佛把一个大大的“是吗”挂在脸上,令整个环境里的空气凝固度一下子就有些不太一样,和谐的聊天氛围似乎也一下烟消云散。这在我多次采访过程中也很不幸地遭遇到,倘若不是自己要横下心来把谈话过程继续下去,基本上很容易忘记下面的问题是什么了。
  在我的采访经历中,严厉冷峻的人不在少数,一般有三种冷峻的类型:一是表情冷酷,面容里尽是别人欠债之愤,用词简练,回答问题时几乎都要先停顿三秒,或者干脆缄默,任谈话对方正殷切地等待答案——尽显城府之深;二是说话时言辞激烈,声音激昂,内容锋利,脸部表情凌厉,但一旦收了话头,表情会比较柔和,听人说话时哼哼哈哈不断,转换比较快而且自然,好似鲸须,易弯曲,反弹也大;三是反应灵敏,句句中的,说话时表情丰富,天南地北,放松自如,气氛热烈。说话完毕,表情回复冷漠,不复前三分钟的热闹景象,在别人说话时两眼直视,集中精力倾听,谨慎回答,前后两重天。
  王石属于第三种。他的情绪从来不随别人的言语或表情的影响而变化,在与人沟通时,他表现的强势不在于要压倒别人,而是他的独立威严,他个人的力量所散发出来的威严。也许这样的人,我们在生活中会称他们为比较自我的人。应该说,在中国的企业家中,王石的自信和胸有成竹的笃定是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一个自我的人从良性的角度发展的话,一般自我能量都很大,对自身的肯定和否定都要靠他自己来完成,外界的力量很难动摇得了他。王石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刚愎自用的人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是愚蠢的人,而王石显然是聪明的,他的智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充分了解自己这个层面上,表现出对自己性格的驾驭能力,并由此延伸出对人生、对事业的掌控,这也是他的能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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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脾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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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石的坏脾气或者冷漠的确是性格使然,如果他改变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其实,改变任何人都不是好事。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王石的冷或许也只是表面而已。在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做玉米生意的那段时间,跟着他一块儿干活的都是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工,王石觉得他们这样以后会很没有前途,于是便自告奋勇担任老师,规定每个星期要学习一个小时,王石自己准备教材资料,给“小的们”上语文数学。他的热度,也许只在骨子里。
  不过,王石有王石的坏脾气,万科的员工们也自有自己的出气方法。在万科每年都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万科的员工会想尽办法让王石出出洋相,因为这个时候是完全抛开了上下级关系的。而且王石是个坏脾气的人,却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他觉得员工“被压迫”了一年,让人家发泄一下也应该,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王石几乎就把自己平时的严厉、距离全部放在了一边。我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王石和万科几个老总被穿上热带的草裙,上面还是用假的向日葵做的两点式热带女装,几个衬衣西裤笔挺的老总站在台上,外面被套上实在有丑化之嫌的服装,表情各异,但均无可奈何,自有一番自嘲在里面。
  万科的员工说,万科有一个被热捧了很多年的传统:“拿老总开涮”。王石是首当其冲被捉弄的对象,王石自称“万科老总肚里能撑船”,每每不把玩笑当回事,还尽量配合,以博辛苦了一年的员工们一笑。
  同样是一年春晚,为配合那年万科倡导节约资源的口号,负责策划的员工们特设了一个“吝啬鬼”大奖,由三个万科员工分别上台表演如何吝啬节约,然后将颁发大奖。首先上台的是副总姚牧民,性格大开大阖的姚副总上台表演一个喝酒的吝啬鬼,拼命要喝到瓶里的最后一滴,表情丰富,洋相百出,引来哄堂大笑;第二个员工上台表演抽烟,打火机借别人的,烟借别人的,直到烟屁股烫了嘴还要再吸一口;第三个员工则表演了吃甘蔗,吃到后面连渣都一起吞了下去。王石在下面看着三个人的表演,前仰后合,笑得“差点闭气”,然后他听到台上主持人大声宣布了结果:“今天吝啬鬼的大奖获得者是——王石!”王石正乐呢,没想到台上竟叫了自己名字,员工们一阵兴奋,大声起哄,王石摸摸头只好上台领取吝啬鬼大奖去了。主持人把奖品——一个大信封颁给了他,王石在台上就开始拆信封,没想到大信封套中信封,中信封套小信封,小信封再套小小信封,折腾半天,最后从小纸袋里终于摸到了一分钱纸币——这就是王石的奖品了!王石扯扯领带,拿着信封,很不满意的表情:“嗯!咳!你们,嗯!不像话啊,为什么要用这么好的信封呢?太浪费了!应该用报纸糊一个就好了嘛!”台下顿时绝倒,笑得东倒西歪,王石再整整装,意气风发地拿着一分纸币就走下台了。一坐回位置上,自己也忍俊不禁,笑得眯了眼。
  坏脾气的王石其实还是有很幽默的一面,这是万科上下都承认的一点,而且王石向来善于冷幽默,擅长自嘲。他曾经说过一个自己的段子:一日,王石到深圳某餐馆就餐,因为已经到广东多年,王石觉得自己广东话已经完全过关,为了在客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语言能力,他自信地用广东话向服务员点了菜,见服务员频频点头,并且手下写得飞快,王石心中大悦,觉得自己的语言能力实在了得。待点菜完毕,服务员小姐一副忍不住的表情提醒王石:“先生,你的普通话好差。”王石当场晕倒:服务员听入耳的居然是普通话!
  我曾经问王石:“你现在会讲广东话了吗?”他回答得异常狡猾:“我当然能讲,可是,你能听吗?”
  2006年初的万科春节联欢晚会,王石干脆自己涮了自己一把。在一系列歌舞之后,王石董事长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地走上台,他很有风度地对前面的表演做了总结:“时代真是进步了啊,以前我们看歌舞表演,演员们的服装都很单一,很保守,看点很少。现在越来越时尚了,演员们的服装不仅颜色鲜艳,款式也越来越特别,你看,都露脐了……”话说到这里,下面的员工们已经知道王石要搞怪了,开始大声起哄,王石装着没听见,继续说:“露也是一种艺术,当然要看什么人露,平时越严实的人露起来才越有价值。”他稍做停顿,“比如我。”下面的人炸了锅,大叫成了一片,高声叫喊着要王石露一露,王石扫视周围,笑得很诡异:“你们要看我露是吗?”下面齐声回应:“是!——”王石做了一个狠狠心的表情,走到舞台一边,说:“好!”于是,他开始解扣子,准备脱衣服。下面的员工那叫一个兴奋,没想到董事长如此招待大家,简直是奢侈的视觉大餐,员工们群情激奋,叫成一片。王石脱了外套,问下面:“还要脱吗?”下面再次齐声:“脱!”王石又把自己的手放到了衬衣的扣子上,一个,两个,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他停住了,把手指向了舞台一边,员工们往边上一看,正是王董事长在南极探险时拍的上身裸露的照片!而舞台上,王石早就趁大家视线转移时把衣服穿好了,大家又笑又鼓掌,现场气氛热烈万分。
  万科的人开玩笑说:“你说,要是天天是春晚该多好啊,简直是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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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脾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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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万科内部春晚结束后,王石董事长又恢复了严峻的表情,虽然他发脾气的时候越来越少,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风暴又会来临。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便王石脾气如此坏,如此不具备亲和的柔性度,但他和下属的关系却呈现出另一种祥和,在万科内部,职员们虽然胆怯于王石,但这种心态却是在一种认可的前提下。王石创建万科并管理万科多年,与其说他是一个具体的公司领导,毋宁说他更像万科的精神领袖。在王石登珠峰之时,万科上下几乎是全民关注,公司每天的舆论中心就是董事长的珠峰之行,而当王石登顶,整个万科公司的兴奋不亚于一场狂欢,我听到一个在万科基层做事的人的感慨是:“老头子真有毅力,我佩服他!”
  至于因为王石而在万科掀起的登山热更是明显,万科职工的业余活动以登山为主,而且都是自觉自愿自发地组织起来,全然不是冲着董事长的面子而去。我曾经搭乘万科的公司车,开车的师傅一路给我宣扬登山的好处,从身体健康到磨炼人的意志,理论缜密。我很好奇,问他:“是你们王总给你们讲的这些吗?”他说:“不是,我哪有他那么高深,是我自己的感觉。”其实,王石没有过多在公司宣扬登山的好,他一直理解登山是自己个人的事,但他以一己之力,在万科乃至深圳都推动了一个运动的兴起,无心无意的推动,正是个人威权的展示。曾经一个户外用品店的老板也说,国内户外运动有如此热潮,王石有很大功劳。
  这看似无意的丰收,也许是他个人做人做事方法的回报,那就是至远至近,距离之美。他和传媒的关系,亦是如此。
  从王石开始在公众传媒上露面,他和舆论世界已经打了十几年交道,这么多年下来,王石及万科的负面报道少而又少,特别是王石,以活跃的姿态在各个场合出现,如此高调,很难没有负面之词出来,但他却创造了一个幸运的例子。“我对传媒很友好啊。”他自己这么解释。其实,难有对传媒不友好的公众人物,可是传媒衡量的尺子更像一把刀子,并且总是刀刃向上,在这个刀刃上不伤一点是不太可能的,有些人甚至头破血流。但王石没有,他全身而进公众视野,又能随时全身而退,主动权总在自己手里,这一点,不能不说是王石的智慧。他的一个朋友在一次闲聊中曾说:“王石的高明在于确立了一个距离,而且他有能力把这个距离一直保持下去。”——一语中的。
  也有人是不能理解王石的距离感的,曾经有一个和王石有工作合作的人抱怨说,王石甚至不请他们吃一次饭,就算坐在一起开会偶尔喝了咖啡,王石先生也总不记得买单,让他们觉得很没面子。类似的抱怨还有很多,比如有人觉得跟王石已经很算得上是朋友了,但没想到下次碰到,完全没有朋友的感觉,王石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丝毫要套近乎的意思,让对方大感失落并失望。
  我总在想,所有的失望和抱怨都源于王石不是一个纯粹的公众人物或名人,或者说他和其他的公众人物、名人不太一样。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成为了名人明星,基本上就往来无白丁,圈子化很严重,思想意识上、行为行动上跟大众生活就划了严格的分界线。而王石是游走在大众生活和名人生活之间的人,他曾说,永远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但他也自信自己是做了不普通的事。一个在两种生活游走的人,要么是两种生活都靠得太近,泡了一个圈子再泡另一个圈子,皆大欢喜;要么两边都保持距离,做冷冷的第三方、冷冷的旁观者,保持最大程度的冷静,有时也就牺牲了小礼小节。王石显然选择了后者。
  在这样一个交际时代,我们是选择在交际场中觥筹交错换取自我价值,还是远远地站在一边特立独行获得个人威权?也许王石以他个人的做事做人风格,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但是,距离感不等于王石是一个避世的人,相反他表现得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而且他经常承认自己是个爱出风头,有着虚荣心的人。当他从南极探险归来,成功完成了“7+2”的探险计划,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级别人士时,有记者问他,当他站在南极极点是什么心情时,拿着录音笔准备得到一句语重心长的语录的记者录到了这么一句话:“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王石向来不太掩饰自己。传说他有几次飞伞时受了伤,都是因为飞翔在空中时,地面有姑娘在尖叫张望,王石得意之下要表演,结果就出了事。典型例子是在西藏山南的青朴山飞伞,那是一个藏传佛教的清修之地,有很多苦修者,也有很多游客。那一次王石飞伞经过青朴山,引起小小青朴山一阵激动,姑娘们的阵阵尖叫声传入王石的耳中,王石先生得意万分,表演欲上来了,谁知道因为西藏高地空气阻力小,王石还按照先前低海拔系数计算下降速度,结果滑翔伞一刹车,瞬间失速,王石一头就栽了下去,据说后果惨烈,他右边一根肋骨骨折了。一次采访王石时,为避免他发窘,我有意替他开脱:“是真的吗?他们造你谣吧?”结果王石老老实实地回答了我:“没有造谣,是真的。人嘛,就是有个虚荣心,不过马上就来了教训不是?”
  最近王石又上了一次中央电视台2套的《对话》栏目,我问他:“这是你第无数次上《对话》了吧?”他一听,有点气不打一处来的意思:“是上好多次了啊,不过基本上都是叫我去做配角的!”我笑得出了声:“哦,我想起来了,是通用全球CEO来那次吗?”他急了:“哪止一次啊,配过好多人!”我更乐了:“你不愿意吗?”他睁圆了眼睛:“为什么要愿意?!老是不说清楚就叫我,我又不了解情况,傻乎乎地就去了,哼!这帮小子!”不过气归气,他这次还是接受了《对话》栏目的邀请,据说这次是主角了,原因是他跟负责人提了抗议:“你怎么老让我做配角啊,我不乐意啊!下次再叫我,我要做主角!”——所以他这次如愿以偿,我还以为他为了面子的关系不会去,要拿拿架子,结果王石很认真:“当然去了,而且我要好好准备!”——他才不较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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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脾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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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笑。一个坦率的人,即便是缺点,被他本人大大咧咧亮了出来,我们也就接受了,并且视为他的可爱之处。
  这就是细节的王石,你可以喜欢他,可以不喜欢他,但他有一点很确切: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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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金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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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门如市,臣心如水。”
  ——张岱《夜航船》
  现在,知道王石的人都清楚他不是富豪,并且,他对财富有恐惧感。这个立场王石已经多次向公众说明,这个说明会带来两个效果:一是大家认定他目前肯定不是个钱袋鼓胀的人;二是王石从此定位,他以后注定不会也不能成为富豪。虽然王石计划在58岁离开万科,以后要走什么路大家都不知道,但起码知道有一条路他不会走:去做一个有钱人。
  王石最忌讳的形象大概就是“暴发户”,这来源于他少年时的阅读经验。那时他看巴尔扎克、梅里美的小说,对里面形象极其丑陋的暴发户形象留下恶劣的印象,并由此确立他某一方面的做人方向。直到今天,暴发户的说法已经不太盛行,市场经济的时代也早已跨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带来的肮脏,他依然对此嗤之以鼻。王石曾经对着媒体大肆嘲讽暴发户的洋相:某日去参观一样板房,发现卫生间里竟设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马桶,王石大惊,心下想如今摆阔竟到了如此地步,赶紧问了主人,对方回答说是从国外学回来的经验,王石莫名其妙,他也经常到国外观摩学习,从没见过有两个马桶摆在卫生间里啊?细细琢磨了一下,恍然大悟:国外有在卫生间专设女用清洗器的例子,可惜对方学得不到家,见识不够,竟以为是两个马桶。王石按捺不住地笑:“真有钱啊!”
  这大概是王石对金钱不感冒的起由,暴发户的形象向来是利用金钱来摆排场,但却总是摆错排场。而王石向来是不爱排场这一说的,2006年初他回母校兰州铁道学院演讲,一再声明不要请他大吃宴席,他就怕这种浪费,他说:“你看,比尔·盖茨招待胡锦涛书记,甜点无非也就三道。不要去学人家的财富,就学这个,都得下多大工夫?”对比起大鱼大肉的奢侈,他宁愿到街边的小摊吃两碗面,那样更觉得舒坦。
  万科曾经在深圳给王石配过一辆奔驰车做公务之用。早年,王石和司机出去吃饭,两人到了一家大排档,老板满脸堆笑把王石请下车,落座后恭敬地请王石点菜,王石很干脆:“两个汤面!”老板写下,然后问:“喝什么汤呢?”“汤面不是有汤了吗?”“那吃什么青菜呢?”“汤面里有青菜吧?”老板无可奈何:“好吧,20元,每碗10元。”结果两人都没吃完,王石一拍腿:“咳!早知要一碗就够了。”再一次去大排档,老板理都不理王石:“这小子,借个奔驰车开着瞎逛什么?”
  2005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张五常这么说王石:“3年前,他的年薪是人民币80万,现在的年薪也只是200万左右。王石住自己购买的房子,请我吃晚饭不用公司钱,用自己的,吃剩的他要打包带回家。”
  王石不是富豪,却从来不是一个缺钱的人,因为不缺,他对金钱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王石出生在一个干部的家庭,在家庭收入上,虽然兄弟姐妹甚多,但在那个物质不丰富、需求不多、贫富差距不大的年代,王石一家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却从来没有贫困的日子;到了部队,更和金钱隔得远了。所以王石从小并没有金钱的概念,财富对他来说,是一个遥远社会的事物,他的生活里,没有金钱带来的烦恼或快乐,他的理想、目标也都与金钱没有什么瓜葛。也许在广州的生活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广州时,因为和妻子的工资都不太高,又有女儿,钱的确不宽裕,有时还要靠岳父岳母接济一些,一家三口在岳父母家吃饭,但还是没有什么存款。在去深圳时,王石的存款数基本是零,但也没有任何生活之虞。
  虽然不是每一个出身殷实人家的人都对金钱有免疫力,但起码在王石身上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视之为他对金钱的态度的缘由之一。
  不过,一个在不缺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也有可能培养成“小富即安”的心态,由此放弃了奋斗,但王石显然没有陶醉在安乐窝中——虽然他完全有条件这么做。他尽管不缺钱、对财富抵制,但毋庸置疑,他有十足的赚钱能力。万科公司脱胎于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虽然起点不低,但王石纯粹是白手起家,并且把万科经营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最大的行业——房地产行业最成功的机构”(张五常语),的确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并且,难得的是,万科的胜利,是技术层面的胜利,而没有任何投机的成分,万科的成功在于它的管理、它的人才、它的产品,这些都是硬碰硬的元素,是可以打持久战的公司。王石凭借这样的“资本”,尽可以获得极大的社会财富,并且他可以是合法地获得。然而王石的姿态是:我可以,但我放弃。他的赚钱能力,显然已经超越了为个人谋取利益的阶段,而成为他个人价值的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他贡献出来给了公司:到目前为止,万科已经连续赢利15年,作为上市公司,它的赢利,回到了万科员工和股民手中,而王石手中,没有任何股份可言。
  王石有赚钱的能力,当然也有赚钱的欲望,尽管这个欲望不是为了自己把钱攥在手里。他的赚钱能力已经超越了个人需求,而变成为公司、为更多的人赚钱,这种赚钱成功后的快乐,显然比把钱放在自己腰包里更让他感到愉快。
  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行4100万股,其中万科职工股应得的股票约500万,其中10%允许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由集体持有,王石个人的股份占整个股份的万分之一点六九,但王石说了一句:“我放弃。”另外还有一个传言甚嚣尘上,那就是当年股改还有一个方案是王石可以持股40%,但他依然选择放弃。——多少并不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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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金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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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道路与梦想》一书里,王石这么解释自己放弃个人股份的举动:
  一、社会价值取向。“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像我如此爱出风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如果很有钱,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作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后者。
  二、讨嫌暴发户形象。少年时代阅读了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感暴发户。当发现自己有可能成为这一类人时,自然采取回避。
  三、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从来没有回去过,股改过程中,专门翻阅了家乡堂弟邮寄来的族谱,上溯20代,农民世家,没有一代成为地主的,我没信心对钱财妥善处置,传统农民有了钱做什么呢?修祠堂,娶小老婆,赌博。
  ……
  然后他写到,当放弃个人股份时,太太开他的玩笑:“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墅啊?”王石回答说:“别墅会住上的,但太早住进去会不安宁。”
  王石从此成了一个地道的职业经理人,也就彻底和“富豪”这两个字绝缘。如果纵向看王石个人的经历,对他这样的选择能找到很多理由,但如果横向来看,对比同一代企业家,王石此举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者有三种模式:一是在国营背景下创业,二是在国营的背景下干自己的营生,三是自己创业。王石的创业属于第一种模式,而当时的一大批企业精英也都在第一种模式的队伍里,比如三九的赵新先等。当时间流逝20多年,这三种模式里的创业者们已经命运迥异,在国营背景下的创业者大都因为经济问题,也就是所谓的“58岁现象”而翻了船;后两种模式的人要么已经生意失败,销声匿迹,要么因为生意的成功而成为了真正的富人,他们要么已经完全转换成投资人,要么还在自己经营着大盘生意,享受着企业王国的愉悦。但王石好像慢慢偏离了这三类创业者的发展轨道,他从第一种模式转换角色成了职业经理人,从表面上看,似乎主动把自己降了级,不仅在身份上退出了“老板”坐席,在财富数量上,也心甘情愿地主动选择了次席的位置。
  迄今为止,王石以一贯的透明态度这么总结个人的财务状况:1983年到深圳时,存款数为零;到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改造时,存款有25000多元,全部用来买了万科股票;到2005年,所有财产,包括房产、股票、存款,不超过600万。
  王石到底是怎么想的?除了上面他所说的对财富的抗拒,他的放弃还有更多的原因吗?在选择第一种模式创业和选择放弃股权,他显然还有更深的原因,那就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当年在国营背景下创业,是因为国营企业控制的资源是私营企业无法比拟的,个人价值必须附之于其上,才能有大的空间可发挥;而第二次放弃,王石的想法除了自我人生的定位,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何可以把万科做得更大。冯仑曾经说:“王石是被逼出来的圣人。”很多人猜测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王石作为第一种模式下的国有资产保护者,他的身份决定了他要么为一己私利铤而走险,要么选择企业的掌控力和未来的发展长远性,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从企业管理上讲,王石可以选择成为多数股份的持有者,并最终把万科置于自己一人掌控之下,但他最终选择了民主治理万科。王石是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他很明白当权力过于集中时会有哪些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未必是自己和万科能够承受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曾对国家权力制衡原理这么说过,对企业来讲,绝对的权力集中,同样难逃失败的厄运。王石深谙此理,所以他断然将权力稀释到整个管理队伍,而相伴而行的,就是财富的放弃。
  王石取了大义,放了小利。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来讲,王石的做法显然很难推广,因为在当下的价值观来看,社会成功标准已经归结到“金钱”这唯一的尺度,但这种衡量带来的负面现象是:在这种社会衡量之下,金钱最终成了一个放大镜,放大了成功人士对自己的评估。一个人挣钱越多,他的自我感觉就越良好。结果就是,成功人士部分丧失了自知力,并降低了他们对失败的承受能力。——王石显然不在此列。
  不过,滑稽的是,在某一媒体评选奢侈人士时,王石竟然名列第九,在他前面和后面的,皆是诸如荣智健、陈丽华等富豪级人士。在看到这个评选结果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编辑无知,因为但凡有一点中国富豪阶层知识的人都知道,王石从来没有上过富豪榜,以前没有过,以后看来也不太可能,王石的个人财富,可能仅仅是与他共同被列为奢侈人士的几位富豪的百分之一或者更少。不过,站在传媒的角度我转念又想,如果从对金钱的重视与否来看,王石也许真的算得上一个奢侈的人。他的奢侈表现为对金钱的潇洒和不在意,众所周知,王石所热衷的极限项目都花销不菲,而王石所有投入这些爱好的钱,都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的,和企业没有任何关系。
  2006年,王石和自己南极探险的队友们一起为中国移动通信拍了形象片,中国移动无疑是看上了王石个人的品牌效应。王石笑称此次拍摄是“卖身契”,实际上他并不能从这次广告拍摄里拿到一分钱,因为之前的南极探险活动,中国移动通信已经以赞助的名义付给了探险队探险经费,而条件就是王石代言新的中国移动通信形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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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金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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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王石在近几年的另外一项收入,随着媒体将王石的形象越来越时尚化甚至娱乐化,王石的社会活动有了一些悄悄的变化,逐渐从财经界的圈子向时尚圈拓宽,而他的个人形象,也开始逐渐偶像化。王石被邀请作为各种企业或机构的代言人的机会越来越多,摩托罗拉首开先河,请王石做了产品代言人,接着有途越吉普车、旅游卫视纷纷出马,最近有中国移动。从这繁荣的景象看来,王石似乎可以有另外一条生财之道了,因为中国企业家里面真正偶像化的人物并不多。在台湾的广告专例里,有一种“职人专案经纪”的说法,大意是把各行各业精英人士品牌化,然后市场价值最大化。但王石显然对这些个人经营不感兴趣,当有身边的人开玩笑说他需要一个经纪公司时,他根本没当一回事,也完全不以为然。在王石看来,他之所以愿意走到镜头前去做所谓代言人,完全是因为这笔钱有了预算。王石当年拍摄摩托罗拉的广告,就将收入全数捐给了社会公益组织,后面几例依然如此,要么是社会公益活动的需要,要么是登山探险队的经费需要。“它们是收入吗?我不这么认为。”他的理解是这些所得是为了花出去,而且他已经“奢侈”地安排了花销途径。
  对于奢侈,王石这么对一家媒体说:“我消费不算多,也没那么多钱。别的富人,我见过的真正穷奢极欲的也少。奢侈与否,我觉得要看他是什么人。中国的富豪,照我看可以分成三种:一是投机者,通过股市、证券发了大财,这部分人现在表现潇洒的不多。股市发展这么多年,现在问题出来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都缩水了,原来一些非常有钱的人,现在甚至变成了负资产;第二种是权力寻租,他们潇洒,成天待在高尔夫球场;第三种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基本上经历了20年的发展,如今要么在考虑做大,要么在考虑做全,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现金没多少,而且也没有去奢侈的时间和习惯。像重庆力帆的老尹,他有钱,可我敢肯定他花的还没我多。”
  如果说王石是奢侈的,那么他的奢侈在于他对金钱的收和放:收得节制,放得潇洒。这是建立在他“健康丰盛人生”的前提下的举动。王石多年前就在万科提倡“健康丰盛的人生”,相对于赚大钱,这个目标的难度系数显然大了很多,就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来说,王石的要求显然是属于高端的。有时候我想,之所以我们对王石的金钱观抱以赞赏的态度,是因为他难得地脱离了低层次欲望的羁绊,这一点,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实际上有许多人对王石的财富观是抱怀疑态度的,包括他所说的600万身家的数字概念。王石有些气恼:“弄得我藏金藏银似的,我有必要吗?”的确,对一个站在一个企业权力顶峰的人来说,对钱不感兴趣或者本身就没什么钱,从常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可信度,不过,在浮躁的时代,我们的确总是难以相信一个清醒的人。王石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不是他创造了一个我们都看得见的上市公司,也不是他开辟了一种丰盛的生活方式,而是他的观念真正触及了我们的隐痛:当用金钱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人性变得有多么自私,我们的生活变得多么单调。试想生活中都充满了形而下的种种欲望,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如何不堪一击?
  这正是王石的价值所在。他有勇气放弃形而下的标准,而且他获得了成功。
  我曾经问王石:“以你抗拒财富的态度,不会影响万科企业的进取心吗?毕竟作为一个企业,赚钱是首要的任务。”
  王石说:“我从来不认为我抗拒财富是要让自己贫困,我依然过的是富人的生活,只不过钱财是在我追求人生价值的时候随带而来的,而且它不是一个暴富的概念。我也希望万科是这样,我们当然要赚钱,但绝不是暴利,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健康的企业,不是一个仅仅有钱的企业。”
  王石一次到青岛出差,有接待方邀请他住一个豪华别墅,据说是毛泽东当年住过的别墅,王石被安排住在二楼。他走进去看自己住的房间,实在是很气派,很大的房间,很大的床,是一种比五星级酒店还高的规格。结果当天晚上居然没有睡得着,那样的大房间、大床,那样的豪华程度,让他很过敏,他左右都不舒服,实在觉得很陌生,辗转反侧到半夜,他只好起来,到一楼两个司机合住的房里,把其中一个叫起来:“你上去睡,我住你这儿。”接下来的时间虽然有另外一个司机的鼾声做伴,但王石觉得还是比上面好得多,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那是双重的不舒服,一是心理上觉得太大,浪费,所以不舒服;二是过于豪华,我不习惯,身体上也不舒服。”
  王石之所以不选择做富豪,是因为他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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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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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结束,2006年来临的时候,跨进55岁年轮的王石经历了人生中两件难忘的事:2005年12月,完成了历时几年的“7+2”探险活动,在自己的登山探险历史上又标上了一个圆满的圈;2006年1月,身边的一个亲人在美国遭遇车祸,造成重伤,千辛万苦从美国被送回国,治疗了好几个月,“她从来没有遭过那样的罪。”王石说。一喜一愁,王石突然有了很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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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企业公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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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是,也将永远是自身的先驱。我们于过去和将来采撷的,只是粒粒种子,待播撒在尚未耕耘的田地上。我们是田地,是耕夫,是采者,也是被采物。
  ——纪伯伦
  2005年结束,2006年来临的时候,跨进55岁年轮的王石经历了人生中两件难忘的事:2005年12月,完成了历时几年的“7+2”探险活动,在自己的登山探险历史上又标上了一个圆满的圈;2006年1月,身边的一个亲人在美国遭遇车祸,造成重伤,千辛万苦从美国被送回国,治疗了好几个月,“她从来没有遭过那样的罪。”王石说。一喜一愁,王石突然有了很多思考。他不是一个爱往后看的人,很少沉寂下来回想,但那一段时间,他开始回头想很多事情,回想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商旅匆匆,回想万科20多年的狂飙突进,回想曾经被自己一一拿下的一座座雪山,回想自己的人生,万科的进程……
  王石“7+2”的探险活动以南极探险结束,这一次的探险和另外8次不同在于有一个意义非常的主题: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这样公益性的主题在王石历次的登山探险活动中并不多,王石在成功完成募捐后,感觉和队友们一起探险成功的胜利感又多了一层含义。这层含义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个人成功的范围,它是一种属于社会的共同喜悦,当这种喜悦与个人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王石感觉被赋予了一份沉甸甸的价值,这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双向实现,又是两者的成功叠加。
  这样的公益活动近年来在王石的个人生活里其实也不断出现,但在参与的过程里,他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把它列为善事一类,归结到自己的个人行为之内。随着这些公益性活动越来越密集,到2005年南极探险的结束,王石安静下来回想自己近年来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联想万科近年来的一些举措,他突然有些吃惊地发现:其实这是自己的个人姿态和万科的企业姿态一起在发生着变化。万科和自己20多年急步前行,和周围社会始终保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态度:不行贿,不热乎;秉开放态度,兼容外界任何实际的存在;自己做自己的事,内心则抱定的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姿态,一种出世心态下的入世举动。而当时间滑动到2006年,王石蓦然间发现变化已经悄悄来到身边,自己和万科都开始对社会主动起来,开始更多寻求社会价值的实现,开始主动参与社会的阳光一面。
  ——仿佛一扇朝南的窗在打开,阳光和空气一下就涌了进来。4月,王石在北京第四次代表万科领受“最受尊敬企业”奖,他的心里已经很明确了年初自己思考的变化,他清晰地界定了虽然已经是好多年前权威媒体就给万科的一顶礼帽:企业公民。现在他要把这顶礼帽由自己,由万科自身戴到自己和万科的头上,这不再是一个加冕仪式,而要成为一个习惯,一种深入王石个人和万科的骨髓的惯性之举,一个随时可见的由心一笑。
  2006年,万科的口号是:“变革先锋,企业公民”。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讲过一句话: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明白,有财富没有责任,有资本没有道德,有地位没有良知,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力量。只有财富和社会责任的结合,才能把一个赚钱机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阶层,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
  王石和万科开始展示出对社会的主动姿态,目的正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王石曾经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角色不抱任何希望,在他的分析看来,中国社会上千年都是封建农业社会,没有城市的概念,没有商业的概念,没有商业契约约束的概念——归根结底,没有商业传统的根基和传承。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闪耀一时的商界人士,无论徽商还是晋商,集体呈现的特点是控制资源、权谋结合的官商,这些都带有强烈的封建社会的色彩,而在集权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有自由经济下杰出的商业家出现的。
  “胡雪岩是地道的官商,做的是倒买倒卖的营生;晋商虽然善于经营,更多也是靠了长城的屏障,垄断了资源。”王石明显研究了历史,“你知道吗?另外还有一个代表就是陕西商人。”我老实告诉他:“我不知道。”“哈!孤陋寡闻吧?你看,我以前的惆怅是有根据的,很少人像我这样了解这么深厚。”王石很得意,“陕西商人有过西秦会馆,这个你应该知道。陕西商人为什么会这么出名?那是因为有四川的盐,陕西是四川盐运到西部的必经之地,所以陕西商人有条件靠贩卖四川的盐而发家,可是你听,还是这两个特点:资源霸占、倒买倒卖。还是在流通领域巧取豪夺,而不是靠实业。”所以王石曾经深深地失落,他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的成长之路必然充满了崎岖坎坷,就算前途光明,过程也必然曲折,充满让人灰心气馁之事。“我的确有些失望和失落,过往的例子让人乐观不起来。从历史的角度上讲,我们是传承他们而来的。在宿命的立场上,我是个相当的悲观主义者。”
  也许正因为这种潜意识里的悲观,让王石的内心其实对现实、对自己和企业的发展始终保持着冷眼睥睨的视线,他甚至在自己的论坛“王石ONLINE”的首页长期挂着捷克政治家、文学家哈维尔的这么一句话:“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他对现实采取的是一种警醒的态度,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冷峻目光。但王石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他创办了一个和社会息息相关的企业,他必须要完成一个人、一个企业的社会过程,所以他和万科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一种洁身自好,是人群中内心孤独的行者。而周围的社会,要去改变吗?他没有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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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企业公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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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的无锡之行,王石内心那根深藏而且紧紧绷住的弦被轻轻拨动。无锡的项目开幕,王石去了无锡,因为时间没那么紧张,王石和同行的人一起去了一趟梅园。梅园是著名的江南大商荣家的房产,是荣毅仁父亲兴建的荣氏产业。现在的梅园里开辟了一个荣氏家族的小小博物馆,就是这个小小博物馆,给了王石很大的启发。王石在梅园看到,荣家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在技术设备的引导下建立工厂,扩大生产线,是地道的实业建设,这给王石对中国工商界的固有看法里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当他看到距今80多年的面粉机上德国制作的铁磨,王石很感慨荣家在当时已经具有了先进生产力的观念。更让他称道的是,在梅园里,还看到荣家在家族事业发展到鼎盛的时候,对无锡整个城市的改造愿望和实际行动,荣家凭借自己对当时国际社会上先进国家的了解,对无锡的市政建设,对无锡的环境保护,对大无锡的规划,都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
  王石觉得自己多年来的失望和内心里冰凉的部分开始慢慢有了一些温度,他甚至有一些兴奋:“我们有希望!”他觉得现在的企业家远远没有达到荣家的高度和荣家当年的境界。有差距就有目标,有榜样就有追求,王石的思潮开始翻滚起来。直到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但王石一提到荣氏企业,依然激动不已。在他明确万科“企业公民”的过程里,荣氏家族、荣氏的梅园给了他极大的灵感。
  对于操作企业的具体过程中和社会相关层面发生的碰撞关系,王石其实深有感触。
  1996年,万科在沈阳开发紫荆苑的项目。在看地皮的时候,王石对现场的三棵大树印象深刻,这是三棵很大的老树,王石尝试去搂了一下,居然还搂不过来,他一下就很喜欢,没想太多,他要求万科的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开发的时候,要保留这三棵树。一年半以后,紫荆苑建成,销售特别成功,王石又到了一次现场,结果发现三棵树没有了。王石心里很遗憾,问沈阳公司的老总:“那三棵树呢?”对方回答说因为树的位置在规划图上正好是一幢楼的规划位置,如果保留下来,那幢楼的规划计划就要改变,几乎就是要少盖一幢楼,这样开发商的利润就受影响了。——这件事给王石的刺激很大,他感受到行业的无奈:要保留比较好的环境,又要保证企业的利润,当两者冲突的时候,很难不对后者让步。
  过了一年,万科又在沈阳拿了一个项目,这一次拿的是一家旧煤厂的厂址。煤厂的厂房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王石正好是冬天去看的地,厚厚的一层雪盖住了所有的建筑物,显得很平整也比较单调。但他发现一片平整中有一些起伏,原来工厂里绿化很好,种了一排排的柳树和杨树,在一片雪茫茫中,树的形状起伏有致,让人遐想联翩。王石一问,这些树都是建厂的时候种下的,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年龄了。王石当即就说:“这些树无论如何要保留下来,要吸取紫荆苑的教训。”等再往工厂的深处走,王石又发现了一个煤厂特有的龙门吊,已经废弃在那里,王石觉得很有意思,又对手下的人说:“这个,也要保留。”王石说当时自己不是心血来潮,他的想法是,即便万科把这块地买下来要建全新的住宅楼,他还是希望以后的人记得这里曾经是是一个煤厂,是对沈阳市民冬天取暖做过贡献的老工厂。
  也许一个有经历的人对过往都有温情的回忆,这些脑海里的回忆有时在现实生活里也需要一些旧时物件的呼唤,方能变成温暖的怀想。王石是一个从5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希望对煤厂做的保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对自己和周围人的情感负责任的态度。
  又过去了一年半,房子已经建成了,第一眼看过去,王石心里欣慰无比,树保留得很好,时值夏天,绿树荫荫,在北方的天空下让人很惬意。也因为有老树的映衬,新建的小区有一种成熟的氛围,王石看了很是高兴。可是转头再往里面看,他一下又沮丧了:龙门吊没了!他问下面的人,项目负责人很不以为然:老板,那个实在有碍观瞻,我们把它当破铜烂铁卖了!
  有了这两次教训,王石觉得自己那么随口的吩咐是不行的了。他开始明确规定,凡万科的楼盘,一定要保护自然景观的植物,一定要保留旧址上的历史物件。
  其实这些想法来源于他曾经的澳大利亚之行。1994年王石第一次去澳大利亚,对澳洲的住宅进行考察,他有机会看到一份住宅土地买卖的招标书,上面明确写着原地址上的烟囱不能拆,因为这块地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工厂,要保留对历史的尊重。这一点给王石印象很深,在工业化的社会里如何尊重历史地理人文,特别是作为工业化过程里的具体操作者,如何化解现代工业和历史传统、地理人文的冲突,王石悟到很多。
  时间走到2001年,万科在天津开发水晶城项目。水晶城的得名来源于项目地址在以前是一间玻璃厂。王石这次一上来就做了要求:厂里的老树要保留,而且一定要保留玻璃厂的一些标志性元素,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里以前是一家玻璃厂。这一次手下们都理解了王石的意思,水晶城果然成了一个新旧结合得非常精彩的范例:小区里的老树林、小区的大门口的门柱,原材料全部用的是原玻璃窑里的碎玻璃渣,经过重新设计利用后,有着现代装饰艺术的气派;在小区里面,还保留了一段当时运送石英砂的铁路专用线。据说玻璃厂的老厂长一进到水晶城里就哭了,他以为老厂真的从此就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了,没想到居然还能看到一段专用线,保留了自己记忆里那股玻璃厂的血脉,老厂长非常感动。但王石还是不爽:他以前明确要求保留的三个烟囱没了!他简直气不打一处来:怎么老是有纰漏呢?手下给他解释:因为这是别墅区,建筑物都比较低,三个大烟囱在那里太突兀了,也显得不高档,所以就拆了!王石听着也在理,但还是遗憾无比:三个烟囱是标志物,远远就能看见,从王石的感觉上,这应该是水晶城最大的亮点,但手下说得也不是没道理。“唉!”——他只好自己叹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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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企业公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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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三个烟囱”事件在广东东莞运河东岸项目也上演了一次,王石要求保留旧地址的烟囱,并且为了防止糊涂蛋们拆了,他没等房子建好就赶去东莞视察,就为了保护了那几个心心念念的烟囱。到了现场一看,烟囱果然保留了,可是,三个只剩一个了!王石简直哭笑不得:你们怎么像跟我捉迷藏呢?我怎么就老是跟烟囱没个缘分呢?但手下的解释又很有道理:那些烟囱经过测试,都是危险建筑物了,所以必须拆掉。
  王石困惑了:作为开发商要保留旧的东西就这么难吗?甚至比建新的房子还要难。他开始意识到,这其实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保留的问题,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扬弃过程里,对企业人的社会感、个人艺术修养和经验积累实在是大大的考验。可是怎么解决眼前的困惑呢?王石在2006年去了日本名古屋后,终于解开了这个疑惑。日本名古屋有一家森林精瓷厂,是明治维新时专门为出口建的陶瓷厂,已经一百多年了,因为厂子破损,已经搬迁了,王石看到的,是这个厂搬了以后的模样。王石在去的路上就在琢磨,我倒要看看,人家这烟囱怎么处理的?到了目的地,看见旧址已经改成公园,在公园,王石远远地看到一排比烟囱矮,比一般墩子高的圆柱状的东西。王石以为是装置艺术,走近一看,他恍然大悟,如获至宝:原来这就是以前的烟囱!以前的烟囱被拆掉了四分之三,因为现在精瓷厂改成了公园,以前配搭厂房很合适的烟囱显得很傻很大,于是把它拆矮了。在烟囱旁边,王石还看到以前的高温炉窑,静静地摆放在一边。最打动王石的是那些从烟囱上拆下来的碎砖,被垒成了不规则的、起起伏伏的一面墙,墙面上镶嵌了精瓷厂以前的一些小模具,另外还用白色瓷盘把员工的名字烧制在上面,都镶嵌在了墙上。
  “你看,感觉多好。我终于明白,不是我的员工不愿意保留,是没有能力去保留,保留必须要有创意,要有艺术修养。不是单纯为了保留,而是表达一种尊重,在此之上一定要有创新,这样才能跟过去的历史很有机地结合起来。尊重历史才是对当下社会的尊重和爱护。”
  对于以上种种例子,我想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前总裁莱因哈特·莫恩的话是最好的注解:“愿意在为人服务方面投资的企业,也将因此获得更大的创造力、事业心和生产力”。
  王石现在回忆起这几件房产具体项目中发生的小故事,就像说趣事一样轻松。但在我听起来却很感动。在这个任何利益都要最大化的社会,在利润至上的商业线上做事的人,很难去考虑利润之外的事情。一位企业家曾经说:“我每年都积极地交税,为员工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因为我的事业,我造就了许多千万富翁,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社会的最大贡献。”的确,有位杰出的科学家也说过:“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在传统东方社会的观点里,修身齐家比治国平天下来得更安全和实在。在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能够提供一个有品质保证、有安全保证、价格公道的房子给大众,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没人敢奢望更多。王石对万科的理想,也只是盖好房子而已,尽管在好房子之外,他还做了更多的事,但他认为依然属于好房子范畴之内。在紫荆苑、水晶城等项目上费劲心思地保护有历史性的痕迹,王石都总结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是自己的一种人文情怀。他没有想更多,如果真正希望有什么影响,他也只希望是在行业内,希望更多的同行有这种自觉注重传承的保护意识。
  王石在内心于社会绝对是一个闲云野鹤般的人,他的底线是与周遭社会保持互相的尊重和距离,保留自己的孤高态度。所以这么多年来,王石去登山、去滑雪、去为西藏盲童学校捐款,这些他都圈定为是自己的行为,是个人修养的体现;而回过身,他也只专注于万科的企业发展,专注于万科的股改、团队建设、制度完善。对于万科和社会的交集,他只提了“超过25%的利润万科不做”的话,这是一个“不”字,是一个被动的姿势,是一种回避的姿态,是一份不理世事、潜心约束自己的心态。
  王石和万科神仙般逍遥了22年以后,显然已经意识到这种被动、这种回避是不现实的了。
  在房地产业已经最大范围地引导着逐渐步向城市化的中国人的生活的时候,这个行业也正在遭受房产市场化以来最严重的诟病。京沪穗三大城市的房价急速飙升、房源紧张、极大多数的居民缺乏购房能力,种种问题集中在一起,让舆论矛头一下对准了众多房地产开发商。特别在2006年初,房地产巨头任志强公开宣称只给富人盖房子后,更是将供求双方的矛盾激化,“房奴”一说迅速在各大城市内蔓延,到了4月,甚至有城市开始提倡不购房行动,某城市规划局的领导也站出来建议民众在三年后才合适考虑购置房产,因为现阶段的房价是属于不理智市价。——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千夫所指的时期,不仅在房价上被指责过高,而且有数据显示:一片赢利景象的房地产企业在交税上却并不是楷模,取之于民却未正当回报于社会。
  身处舆论中心,万科是不可能冷静得下来的。即便万科在房地产行业内是无可质疑的领跑者,它的品牌建设、企业形象的正面和透明性,在行业内无人出其右,却也曾领教了“十七英里”项目售楼处被砸的不愉快经历。尽管瑕不掩瑜,但依然说明了整个行业与受众之间脆弱的博弈。王石在2006年初针对指责房地产行业是暴利行业的说法,很坦率地在公开场合说,行业内的确存在暴利现象,因为存在以地皮“寻租”的可能,但是排除这些不正常现象,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几乎不太可能,特别是财务公开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在税收方面,王石则澄清:房地产企业交税有分区域的特点,实际上以各区域的总和而言,房地产企业的交税额度并不低,万科2004年的纳税额是9个亿,2005年纳税额则是13亿~14亿。“我们是纳税大户,包括我们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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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企业公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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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面对大众指责和行业内的确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被动的解释和清高的姿态显然不能解决供求两方的永恒矛盾。一个行业真正的领袖,应该正视矛盾,谋求更高明的解决途径。万科要做的,是变博弈为一种共同的立场,让企业与社会共一副心肠。这一点,王石和郁亮有着高度的共识。郁亮2006年初对媒体称:万科将在2006年着力于3个体现“企业公民责任”的工作——推广廉租房建设、设立专门用于居民旧村落保护的基金、推进节能环保运动,而廉租房是重中之重。王石也表示,2006年5月,万科第一个廉租房项目在深圳开工,下半年将开工第二个,以此为样板,更多的项目将在北京、厦门、天津等地开始动工。万科目前正在深圳开发的项目“第五园”以及“万科城”,将成为万科推广廉租房的“试验田”;并且,未来3年,万科计划每年提取人民币1000万元作为“企业公民”专项建设费用,用于中低收入者居住解决方案的探索和实践、和谐社区的倡导和建设、环境保护和其他公益活动及公益捐赠等“企业公民”行为。
  实际上,对中低收入者住房的问题,王石也是在2005年才开始考虑。“我们一直认为,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是政府应该考虑的事情。”2005年,万科拿出100万元与国家建设部合作,组织专家对比较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住房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令王石“心情非常不好”。这促使他决定将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造房的计划提上日程。
  2005年中,王石与几名建筑师到了福建永定,这里有目前保存完整的传统客家住宅:土楼。到这里的想法缘于深圳大都是移民,客家人则是广东最早的移民,他们的住宅有移民人群的特征。考察的结果令王石大为兴奋,他的头脑里已经有了未来深圳廉租房的大致景象:借鉴客家土楼圆形的特征,可以根据城市地块紧张的特点,改造成半圆形状、1/4圆形状;土楼厚实的土墙,在现代建筑中可以用双层墙壁来实现,既美观又可加速空气流通,而底层则可以建成开放式的下沉广场,变成交流聚会的场所。
  万科在深圳的第一个廉租房项目是万科从公司在深圳的土地储备中拿出来的,第一幢建筑有400套,可以居住1000人,到2007年就可以交付使用了。届时万科将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出一个合适的租赁价格,将这批住房出租给城市中低收入群体。——“400套”、“1000人”这两个数字概念颇让王石振奋,他可以不用看以后将会有多少收入了,因为那已经不重要,万科有决心和胸怀做这样一件事,本身已经放弃了一些实际的利益。“我希望这个项目能给政府部门和其他房地产企业带来建议和启示。”
  按郁亮的说法,廉租房是万科2006年的重中之重,2005年万科在上海也连续投标拿了两块微利房的开发用地,王石承认这样的产品利润率会非常低,但是,他觉得应该这样做。
  所以2005年被王石称为万科的转型之年,这一年万科把目光投向了城市的弱势群体。
  王石并不爱唱高调,在亚布力企业家协会组织的企业家年会的闭幕式上,王石不改一贯从不修饰的言语方式,有一说一:“为什么需要企业公民行为?第一,政府法规的制约,比如说环保,黏土不让你用了,必须要用一些新的方法,这是政府法规的制约。第二,社会期盼以及压力。第三,企业的道德良心以及自身觉察。第四,成本的压力。能源和材料价格上升,企业不得不采用更加节能的生产方式,使用可循环利用的材料。第五,原材料的稀缺性迫使企业走向节约化和精细化生产。第六,创新的竞争,低能耗的科技创新会更加吸引客户。第七,企业本身的公关、营销及形象策略。第八,企业公民本身即是一个商机。”
  这是面对同行们时的科学论证,而离开了企业家的环境,王石说得很动情:“当个人诉求、企业诉求和社会愿景达成一致的时候,利润会被排在第二位,而且也说明万科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
  而他本人呢?王石在万科“企业公民”这样的目标下,他的个人行为也有着微妙的变化。2006年的五一长假,他带着万科一众员工远赴拉萨,为西藏盲童学校进行捐赠。王石第一次和我提到盲童学校是刚从珠穆朗玛峰下来的时候,在成都郊区的一个农家院子里,王石说得很感人,他说自己有藏情结,这个情结里盲童学校就占了很大的成分,那时他刚刚知道西藏的这家盲童学校。这所学校是一个德国的盲女开办的,一年她到西藏旅游,听说西藏是世界上白内障发病率很高的地区,有很多西藏的儿童像她一样与光明绝缘,于是她告诉同行的荷兰小伙子,她有一个心愿:在拉萨开办一家盲童学校。小伙子说:“你要是真的来办,就通知我一声。”2000年,德国女孩真的来到西藏拉萨开办了这家盲童学校,同来的就是那个荷兰小伙子。王石第一次到这个学校的时候,他说自己难过得鼻子发酸,这对他来说是很难得的事,王石不是一个轻易动情的人。于是从2003年后,王石基本上每年都去两次西藏,每次都去盲童学校,2005年他还把一家网站组织的登山活动里的明星和企业家们也拉到了盲童学校,结果现场被弄得眼泪哗哗直掉。王石说:“没有人会不被感动。”现在对盲童学校的支持已经成为万科员工长期的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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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企业公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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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在转型,企业在转型,企业里的职员也在转型,除了做一个好职员、好职工之外,还要尽到企业的公民责任。”
  王石现在开始主动要求自己也要好好尽到一个企业的公民责任。虽然在以往几年,他的个人收入里有1/3都用做了慈善捐款,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上升到什么高度,他觉得这是个人行为,甚至和企业都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他的登山、航海、探险一样。
  王石把南极极点探险当成是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的结合点。结束的是“7+2”探险活动,开始的是他正式的公益事业,虽然之前他已经参加了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但那次的参与更多似乎是给朋友面子。在南极探险为白头叶猴募捐后,他觉得这样的公益行为其实可以更主动些,因为以自己作为企业家的影响力,自己的社会资源,完全可以将公益事业做得更有规模。为白头叶猴募捐,来源于王石的一个朋友:潘文石教授,认识潘教授应该是王石开始介入公益活动的重要一环。潘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一直致力于拯救濒临灭绝动物的工作,因为女儿在万科工作,所以和王石不期而识。王石是一个崇尚科学、崇尚专家的人,潘教授又从事这样崇高的事业,这让王石很有要帮帮潘教授的念头。在刚刚认识潘文石教授的时候,他曾经很激动地给记者打电话:“一定要来采访潘教授,他可算得上熊猫爸爸啊!”,兴奋的语气完全不像平时冷静的王石。
  王石以前接受采访时说:企业家发展到最后,必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现在他在这个概念里加了两个字:“社会公益活动家。”
  作为社会公益活动家的王石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在房地产行业内部的“中城联盟”换届年会上,他把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的秘书长拉到现场去讲演,结果为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又拉到了5位成员,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这10年里,阿拉善协会又多了500万的援助款项。对于一个非赢利性民间组织来说,这是最切实的帮忙。
  王石说,2006年,他要多放一些精力在阿拉善生态保护的事业上。
  引一句业内人的话:“企业公民阶段有几个明显的标志:第一,有好的治理结构和道德价值观念;第二,对企业员工的责任;第三,对环保的责任;第四,对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贡献,包含税收,也含有经济上的一些付出。”
  一个行善的企业家,一个主动行善的企业家,一个将行善作为事业的企业家——这是王石近年来的变化。他说自己的变化痕迹自己不曾察觉,直到2006年年初,他开始仔细想很多事情,才有些恍然之感:生活在变,自己也在变。
  王石曾经大隐于市,他活得很自我,很自律,他寻找的是自我的角色。在繁杂的社会舞台上,他经常会退到一边,在自己的角落里放出自己的光彩,这些光彩与他人无关,只是他自己的事:他要实现的是他的个人价值。也许在不知不觉中,这个舞台开始发生了变化,它的光彩开始和王石个人的光彩互引共生,更焕发出和谐之美,这吸引着王石。在以往的时间里,他的特立独行保持了他的威权,而现在,他要把这威权建立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把这威权释放到更多的地方。
  我们替王石记住这个年份: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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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跋(孙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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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
  孙冕
  王石又要出书了,是原《新周刊》的一位老臣周桦写的。
  周桦早在《新周刊》做“行业巨头”栏目的采访时,经常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让人掏心里话,看她的文章,就觉得她与采访对象很稔熟,是多年深交。一天,她让我到深圳,说是深圳华侨城的老板任克雷请吃饭,答谢《新周刊》。看到任老总的热情,就知道周桦的采访写到位了。但我还是弄不明白,周桦是如何做到的。
  再一次,我带她去采访三九集团的总裁,也是《新周刊》原理事长赵新先,生怕给她什么压力,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帮摄影师拉电线打光拍照。其实她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存在,两句开场白后就让赵新先掏了心窝!文章一写好排了版,我认真读了一遍,这是我看到的写赵新先的最好、最人性、最感人的一篇稿,可惜赵新先不让发表,只因他想让《新周刊》保持公信度,不要自说自话。
  我对王石说,周桦有独特的沟通能力。对一个采访对象,她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又让你不得不说,这就是功力。我常说,一个优秀的记者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对猎物的习性了如指掌,当等待已久的猎物出现时,屏住呼吸,一扣扳机必须击中要害!周桦就是一个优秀的猎手。不然,王石为何能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孩为自己写书呢?
  2003年,央视直播登珠峰,看到王石登顶,他一下子在我心中成了英雄!我自小恐高,又顽皮好胜,常在女孩面前做些惊险动作,爬上很高很高的树梢摇摇晃晃逞英雄,其实吓得直想尿裤子。那一年,登珠峰的女英雄潘多,扯着五星红旗在珠峰上尽显中国人的豪迈!我敬仰得一塌糊涂,从摄影画报上撕下她登顶那张黑白照夹在课本里,天天朝拜。想不到我认识的王石也在珠峰扯上五星红旗!太神勇了!得知王石从西藏回到成都,我让周桦带着首席摄影师张海儿飞去做个专访。事后,王石对我说,他给周桦的时间很短,但她写得的确到位。
  2000年的时候,周桦对我说,她累了想休息一阵。我说,去吧,早回。没想到她躲起来给人写电视剧本去了。
  又不久,她要回来。回来继续做记者没多久,刚好市场部缺个头,封新城想了半天对我说,周桦拿手与企业家打交道,基础好,让她当市场总监。我说,你定。就这样,一个舞文弄墨的女孩临危受命,披挂上阵了!贵州人的倔强泼辣、死不认输的秉性又让周桦发挥个透彻。她带着几个小女孩撑起一片天。手下的尊她为大姐头;仗着《新周刊》的强势和影响力,她们刨萝卜似地一路刨客户,直往《新周刊》的篮子装。《新周刊》号称“发榜”专家,光是每年发的四大榜——“中国电视节目榜”、“城市魅力榜”、“生活创意榜”、“新锐榜”,就忙得市场部头顶冒烟,还有不少零七八碎的活动,吃喝拉撒,迎来送往,每次活动就靠周桦率几个女孩忙上忙下。问她,需要我做什么?她总是说,到时把你那些有头有脸的朋友请来就行。不管多大的活动,我从不操心,周桦总是做得那么滴水不漏,既体面又热闹。有一年,《新周刊》在北京现代城发“中国电视节目榜”,因故停办,一切心血打了水漂,还损失许多钱。我有点想不通,又心痛手足们的辛劳白费了,犒劳他们时几次黯然泪下,周桦总是安慰我:“老爷子,没事的,我们从头再来!”有几个从头再来呀?!《新周刊》都10年了,该长大了,但《新周刊》的老老少少却总是长不大,永远那么的单纯,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2005年底,周桦又说要离开,要给王石写书,我说,去吧,写好就回来。昨天,洋洋20万字的书稿发到我的邮箱里,文章一气呵成,我一口气读完,我为周桦喝彩!在书稿中我又通读了一遍王石,平添了我对他的敬佩,更加觉得自愧不如呀!
  以前,我听说王石一个大老总整天玩极限运动就觉得无聊,活那么累干什么?无意中我被昆明的孙海浩拖下了水。他为“红塔山”策划一次登山大会,要《新周刊》连同迪庆州政府合办攀登5000多米的哈巴雪山。我一听来劲了,因为,可以与王石一同爬山,可以体验他的人生态度。这是我有生以来攀登的第一个雪山!从哈巴村到大本营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我背着大背包吭哧吭哧的,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走一段歇一段。途中见到王石比谁都走得慢,就是不歇脚。我有意跟着他的节奏走,怪了,不一会,我的呼吸与脚步格外协调,气息从头到脚不断地循环,越走越轻松,一路到了大本营,除了一身臭汗一点也不觉累。第二天,我们大队人马登上冲锋营地,我和王石住一个帐篷,才下午三点钟,见王石蒙头就睡,我问他:“这么早?”他说:“那你想干嘛?”是呀!没啥干也睡吧。后来,我才明白,登山就是要时刻积蓄体力,漫漫长路在等着你呢。自此,王石起床我起床,王石开路我开路,步步相随,乐得不动脑筋,以他为标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登上哈巴雪山,就这么莫明其妙爱上了登山。永远记得在哈巴雪山顶上我用对讲机对大本营的呼叫:“我是踏着英雄的脚步登顶的!”那种幸福感在我心中长久荡漾,麻木了的激情苏醒过来,恍惚间新的生命在体内、在意识中“哗哗”地拔节生长。
  王石登山就是认死理:从不因为旁人影响自己的节奏,当冲在前头的人在气喘嘘嘘就地休息时,他却一步接一步不紧不慢赶到你的前头。登山、为人、做企业,他心里有数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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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跋(孙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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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我拜王勇峰为师,结识了当今的许多风云人物:冯仑、张朝阳、陈章良、朱云来……新的视野在50岁以后重新打开,又随着他登四川四姑娘山、俄罗斯的厄尔布鲁士峰……
  2005年的一天,王石给我打电话:“北极你去不去?”“当然去,多少费用呀?”一听说要十好几万,我泄了气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呀?”王石笑了:“你真有钱去了,说明你屁股不干净。我来想想办法吧。”过不久,王石告诉我,他连同他几个好友,地产界的老大:冯仑、胡葆森、万捷、王若雄、李星等人给我凑足路费,成全我北极之行。在那茫茫的冰原上,太阳成一固定的斜角转圈,终日不落,冰面上没有任何参照物,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走了多少路,唯有前头的队友就是你的参照物,就是你的目标。这时,不管你行走得多么机械、乏味、无趣,心是踏实的,因为你仍有方向。途中,王石说起他的万科,不无自信地说:“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每年的产值是1000亿,那就是万科的参照物!”王石还鼓励我:“50岁的男人,事业刚刚开始。”这些话,周桦在书中也一网打尽。
  王石本说带我去南极的,却撇下我。在他完成“7+2”壮举北京的庆功宴上,我悄悄问他:“为何不带我?”他神情凝重:“你知道你的毛病吗?”“什么毛病?”“在北极你丢三拉四的,一会丢羽绒服,一会在帐篷里又烧了羽绒服的袖!如果你想登珠峰,这都足以令你丢命,别说羽绒服,丢一只手套就没命!”这是我一生中被泼的最冷最冷的一桶水!搞得我几天来脑子里像有一条火辣辣的鞭子总拷打审讯我的人生!看看人家怎么过,你又怎么过呀!
  通过周桦的笔触,我才知道王石是理性地、缜密地为自己设计好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在登山时保持的那份执著和清醒,难怪他的人生和他的万科又是那么充满异彩。我永远望尘莫及。
  周桦让我随便为王石的书写点什么,我就随便了。
  于2006-5-31端午节
  (本文作者为《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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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后记(周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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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人物采访记者,写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稍微有所偏差,作者就有杜撰和不负责任的嫌疑。况且,同样是A这个人,B和C两个人对他(她)的看法也许会完全不一样。无论成型的文字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总有人满意,也总有人不满意,所以我一直为我曾经做了4年的人物记者的工作感到惶恐——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战战兢兢,我内心也有一份骄傲:我毕竟完成了每一次对采访对象的观察并且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起伏优美的故事。在以往做记者的时间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倾听并且记录下每一个在我面前真诚讲述的被采访者的故事。在他们的讲述里,我与他们一起喜悦和感伤,仿佛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我想,这是那些采访的岁月里最有价值的时刻。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因为栏目定位的关系,我的采访对象大都时候被局限在企业人士这一人群,这真的有些不过瘾。
  不过,也有值得庆幸的地方。在短暂的中国市场经济历程里,一代企业家、创业家、职业经理人是最能体现社会脉动的人群,他们的故事往往浓缩了别人数倍时间的经历,对他们的采访,我总是认为可遇不可求,所以也倍加珍惜。同样,对于王石的采访,就是一直在这样的心态下进行的。
  这本书从2005年12月在广州开始动笔,到2006年5月在北京写完最后一个字,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有写得特别顺利的时候,也有写得特别艰难的时候,这是因为王石既是一个最容易写的人,也是一个最难写的人。容易写,是因为王石的故事对于公众来说,大概是最不陌生的企业家故事,这要归功于王石的开放透明态度;不容易写,是因为看上去我似乎有很多材料可以用,我似乎可以“剪刀+糨糊”,拼贴出大家熟悉的王石就万事大吉了,这样既安全又省心。可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毕竟是一种不负责任,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读者,我希望自己写出的王石,是一个更全面的王石,是一本有突破的企业家采访记。所以,在重重的“熟悉感”的包围下要突围出来,写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王石,真的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努力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这一切都要交给读者来评判。
  我很感谢王石先生对这本书的支持和配合,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媒体从业者,他的信任增加了我工作中的自信。我想,这种对媒体不拘一格的坦诚对待,也是王石先生以及他所领导的万科企业的一种处世姿态:真实并且诚信,这正是他和万科的杰出之处。
  我也感谢《21世纪经济报道》的总编沈颢先生为我的第一本书写序,在传媒工作期间,我一直希望有机会为他效力,却两次擦肩而过,他作为传媒人所展现的智慧和风范让我由衷地尊敬和佩服。
  感谢一直景仰的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先生为这本书写的评语,我在做市场工作期间,数次与他的团队合作,受益匪浅。
  今年是我的老东家《新周刊》成立10周年,我为两位既是兄长也是领导的《新周刊》掌门人——孙冕和封新城感到自豪,同时心中充满了无言的感激。在为《新周刊》工作的8年时间里,他们不仅提携我在事业上一步步向前,同时给我和我的同事们提供了一个最难以忘怀的工作环境和一段让人留恋的工作经历。所以我把这本书作为10周年的生日礼物送给我的老东家《新周刊》,送给如今工作在广州瑞达大厦里我曾经的每一位同事。
  我也谢谢孙冕孙总给我写了那么认真的一篇跋;谢谢封新城封总写下的肯定我的话,他的肯定和一路鞭策让我走到今天。
  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得到我的挚友赵从旻的关怀和鼓励,这本书的写作伴随了我从广州迁移到北京的过程,没有她们一家的关爱,这本书或许不会这么顺利面市。
  我最好的朋友喻虔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并且用无比的耐心帮我消除了在写作匆忙时犯下的点点滴滴文字错误,这本书也有喻虔的极大心血。
  要感谢北京的摄影师胡渝江先生、广州的摄影师大食先生慷慨地把自己的作品给我这本小书使用,你们的作品弥补了我文字的欠缺。
  还有我的朋友马力,她一直在关注着这本书的进程,她的目光让我在整个写书的过程里充满信心。
  谢谢中信出版社的臧永清副社长为这本书做了规划,谢谢编辑蒋蕾女士所做的辛勤工作,谢谢她的执著和认真。
  我也在想象中跟自己握一下手,恭喜自己终于完成一件前所未有的工作,在我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明白,未来应该更努力。
  我把这本书郑重地献给我最爱的家人,你们一直希望我是一个自立坚强、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人,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完成,你们能欣慰地看到我一直在努力。
  周桦
  2006年6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