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
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
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马克思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恩格斯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
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
目　　录
前　记…………………………………………………〔…１〕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１〕“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２４〕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４７〕新民学会……………………………………………〔…９４〕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１１９〕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３５〕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１９２〕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２０１〕庐山会议的由来…………………………………〔…２０９〕庐山会议的教训…………………………………〔…２２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２３５〕
〔附录〕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２６５〕
前　记
收入本书的十二篇文章，短者几千言，长者几万言，除两三篇为旧作的改写外，都是近年新作。
８０年代初，我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是说，毛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实践，同早年思想性格也是很有关系的。这种明显或不明显的渊源，细心的读者自会感到。
当代中国和每一个大陆的中国人，同毛泽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后退，欢乐与痛苦，乃至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等，都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真是荣辱相关、生死与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辉——毛泽东思想仍照耀着我们，可是他的阴影——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也还笼罩着我们。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说，我们主要还是防“左”
，“左”是根深蒂固的。过去从反右到“文革”二十年的“左”
，同毛泽东直接相关，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因此，中国要前进，要现代化，要搞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同根深蒂固的“左”一刀两断，永远告别，否则就难以顺利前进，甚至可能倒退。毫无疑问，这就需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彻底弄清楚毛
２前　记
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根源，从这个笼罩着我们的阴影中完全解脱出来。这就是我写这些文章并集结出版的原因。
就我个人来说，５０年代初，曾利用自己工作中的方便和业余时间，写过一本《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在国内有过很大影响，国外也有影响；１９８０年此书出过增订再版；今年又出增订三版（改名《早年毛泽东》）
，与此同时还出了一本“姊妹篇”——《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所以可以说，我对毛的早年是有研究的。至于晚年，一种“百载难逢”的机遇，使我在“大跃进”时期一直生活在大风大浪的漩涡之中，有许多切身体会，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又尝“左”害二十年（我写有《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于１９８９年出版）。所以可以说，对毛的晚年，我比一般人多一些亲身感受。我们都生活在２０世纪，生逢其辰，何等幸运，饱经风雨，历尽沧桑。可以说，本世纪的前五十年是战争与革命，后五十年是冷战与发展，世界如此，中国亦如此。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自己的种种亲历，包括所见所闻，总应当不再如入五里雾中，而应当心明如镜才好，否则，岂不糊里糊涂过一辈子或半辈子！
何况也只有这样，才能鉴往知来，有所趋避，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和心情，来了解毛泽东的晚年，并对其“左”的错误思想作些探讨的。在《关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系《晚年毛泽东》一书序言）中，我说过，“在毛泽东的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而且是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思想与活动（主要是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
前　记３
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关于毛泽东尤其是他的晚年，国外有许多学者正在进行研究，而且起步比国内还要早一些。
对比之下，我们确有某种惭愧之感；对于这位巨人的研究，难道我们反而落在外国人的后面吗？“
也算以身作则吧，于是有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这篇长文。
它的产生过程简单说几句。
１９８８年尾，一批中青年党史研究者邀我座谈晚年毛泽东，后来将录音记录给了我。
直到去年，我才断断续续整理成文，先后五稿，越整越长。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加了个帽子，最后定稿。生平为文谨慎，这篇长文当然更是慎之又慎。定稿曾请几十位友好、学者专家和我敬仰的前辈审阅，有十多位同志除随手修正文字外，还另写了意见与我，有的长达三四千字，使我十分感激。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应尽快发表出来，这就使我决心将此文编入集中。
李　锐一九九二年七月于北京医院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A
本书的任务是从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来叙述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
时间的跨度是从１７岁以前在韶山的岁月开始，直到１９２３年春前往上海党中央工作为止，也即是３０岁以前特别是２０岁到３０岁这关键的十年时间。因此，这本书也可名为“３０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个人在３０岁以前可说是青年时期，即从人的整个一生来说，一般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可是青年毛泽东是比较早熟的，这同时代和环境有关，更同他本人的好学储能和刻苦锻炼有关。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从他不同凡响的青年时期开始的。现在我们就此再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的伟大成功和晚年错误也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即１７岁以前，是在他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农村中度过的。
他家祖辈务农，父亲是一个识字不多、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只希望长子稍识文墨继承家业。
因此，毛泽东自幼的身份是小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小学生。作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六年私塾，四书、《左
此文为《早年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
A
２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传》等能背诵如流。虽说这些经书枯燥难懂，其实自幼熟读就近似电脑的软件储存，成年后自便于应用；何况经过六年师范，老师指点和自己钻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消化。
这些孔夫子的书，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这从五卷《毛选》中可以证实）。经书难懂，他最爱读的是《三国》、《水浒》、《西游》这些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英雄。同时《纲鉴易知录》这类简明历史读本，则逐渐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历史嗜好。读书认真，“小长工”的劳动也是认真的，犁、耙、栽、割，样样都在行，而且跟人争胜，抢干重活，１３岁就在田地里当一个整劳力使唤。这样，自幼养成山区农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畏艰难，就靠双手。母亲的慈祥和乐于助人，更影响儿子同情贫弱，兼爱众生。同农民的这种天然关系，促使他一生了解农民，尊重农民，不失农民本色。好读书不仅培养了记忆力，也提高了领悟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幼善于思考。养成一种自解疑难的习惯。如在《三国》、《水浒》中，怎么没有农民当主人公呢？纳闷了两年才想通：原来文官武将不必作田，是农民养活了统治他们的统治者。
《盛世危言》这本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以至三十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本书的大要。辛亥前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这个事件也使他难于忘怀，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站在受苦受难人民的一边。
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３
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到胜利。看来，从劳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
经过亲友的帮助（他们看重这个可造之才）
，他终于离家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可说是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个转折：１９１０年秋，１７岁时，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山村，来到当年的一个新式学堂。在这个学堂虽然只读了半年，但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由此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尤其喜读《新民丛报》，深受梁《新民说》的影响：“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这种必先“变化民质”的思想，同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是一脉相通的。
他还师法急切锐利、常带感情的梁氏新文体，写得一手好文章，获得老师“气宇非凡”的赞赏。但这个学堂仍不能满足求知渴望，他急于想到省会长沙这个新天地去。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夕，不满１８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出在广东，林则徐、洪秀全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和陈天华都出在湖南，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
，“因时而变法”
，经世致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学风，影响至大。湖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
，传教与事功集
４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他也师承王船山，并刊刻传播《船山遗书》。不论其人如何满手鲜血，如何“忠诚的虚伪”
，列在他名下的“湘学”
，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用”
，“贵诚蔑浮”
，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两种政治方向截然相反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当年不仅一般青年学子，即志士仁人也方向不辨、主次不分。从梁启超、杨昌济到陈独秀、毛泽东都佩服过曾国藩。这种历史现象也说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甚为复杂；反面中有正面，正面中有反面；非中有是，是中有非，其主次、轻重就看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对待。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２００多人。清末留日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
为依托的。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
，有其深远影响。
正是在黄花岗起义时节，毛泽东到了长沙。这个有志于学的乡下青年，立即投入学生的火热斗争之中，在学校发表政见，剪辫明志。武昌起义时，他就马上投笔从戎，正式参军当兵，过了半年军营生活。这件事说明，革命形势到来时，革命与求学两事相较，前者对他是第一位的。他虽然还看不清辛亥革命实际失败了的原因（到办《湘江评论》时就清楚了）
，却觉得自己在军营中已无事可做，于是转而继续求学。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５
他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受束缚的人，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这是旧社会头等进身之阶）
，很被学校当局欣赏，他还是从那呆板的课堂生活中退出来，跑到图书馆狼吞虎咽了半年，读自己爱读之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嗜好。这时，严复译名著特别是《天演论》，以及其他西方书籍包括世界地图，使他进一步打开了眼界，不仅思考中国的问题，也思考世界的问题。
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包括个人；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变计”
，“力今以胜古”。他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
１９１３年春，已经快２０岁了，由于经济不能独立，毛泽东只能违背心愿进了供膳宿的湖南第一师范，在这个学校勉强自己读了五年半，于１９１８年毕业。从１９１５到１９１８年，正是世界和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湖南长期成为南北军阀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他利用这个学校，专心于自己喜好的社会科学（不好自然科学）
，从国学（经典古籍）
、诗文、历史、地理到哲学、伦理学，尤好哲学，中外古今或涉猎或专攻或全书抄录。还天天读报（这也是一生习惯）
，关注时事。
总之，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为己任，努力将自己塑造好；从学识、思想、能力到身体，力求向上，时有变易；不动笔不看书，每天写日记；生活极有规律，读书问难，锻炼身体，都按计划行事。他的思想随着时代前进，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自己对这段生活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我
６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毛泽东幸运的是，在这个并不称心的地方，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老师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教书育人并重；同学勤学苦练，思想前进，以国家栋梁自许。他们都忧国忧民，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影响最大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国外留学十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批判分析，自成体系，而且以身作则，尽力教导学生立志复兴国家、改造社会，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师生之间互相切磋，有如朋友和家人。蔡和森这样，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好学深思，交换心得，不分彼此。他还不以周围几个知交为满足，敢作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之举，刊登启事，广结校外同志。
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集体互助，努力向上，在毕业之际，他们这一群时代精英，终于结成新民学会这样的进步团体；成立时的２１人中，除罗章龙外，都是受教于杨昌济的一师学生。
在这个学校，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学识和才具，抱负和胆略。例如，他的异乎寻常的写作才能为老师赞赏，同学传诵，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极有思想见地的大块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的自治能力，活跃课外生活；他创办工人夜校，为失学的工人尽心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利用溃军不知虚实，竟缴了一支北军的枪械；为了解社会实情，他与好友以游学方式，在暑假中不花一文钱，周游洞庭湖滨五个县；他的“野蛮其体魄”的身体锻炼，冷浴、冬泳、露宿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７
等，多是常人所不敢为。这个为老师看重、同学敬佩的特殊学生，在一次全校学生“人物互选”中，德智体三个方面综合票数最多，为全校第一。这件事最能说明青年毛泽东是一个何等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说，他的社会科学尤其文史知识水平，当年就在大学毕业生中也是佼佼者。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过说明学校教育和学生本人的成绩。现在要说明的问题是，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今后的征途同苦难的中国前途，竟如此密不可分，结成一体。
了解他的学生时代生活之后，使人深深感到，这同他离开校门时两个方面打下的基础有关：一是，他自己的学识才具和思想水平，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身体力行、知行结合的重现实精神，为他今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难复杂的革命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组织成一个战斗的团体，集体行动，共同作战。
终于在湖南这个地方（也在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确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幸运。
毛泽东在学校时还没有机会接触唯物主义，只能从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同时在《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下，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
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他的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是同改造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
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
；极力主张“身心并完”
，
８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
；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来改造这个旧世界。总之，具有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这样一种英雄气概。
他这种探究大本大源思想的另一特征，就是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
，而得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认为宇宙间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刘项、汉武匈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在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特点。
“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
“运动、斗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①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了这所学校，踏上人生的征途，荆天棘地、狂风暴雨在等待着他们。
毕业之后，这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民学会会员，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去向问题，一致意见是向外发展。
必须走出湖南，到
①李泽厚：《青年毛泽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１２６页、１２８页。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９
通都大邑，出洋留学，自由研究，获得世界知识，以求救国救民之道。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久已向往的北京。克服种种困难，学会会员终于分几批到法国勤工俭学，向海外发展成为事实。
毛本人决心留在国内，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更使他眼界大开。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
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
他深深感到，“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
；“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地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
①
他带着这些新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回的主观与客观形势，就同八年之前的辛亥革命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立即投入并领导了长沙的火热斗争，新民学会会员成为领导的核心，自己成为学生运动随后成为驱张运动的领袖人物。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克服抵抗”的革命活动，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超凡的思想。这时，
①《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１日。
０１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那些纯粹思辨的东西，冥思苦想的抽象问题，“只有精神生活，而无物质生活”等等，统统不见了，而让位于当前现实的斗争和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主编主撰的《湘江评论》，走出了湖南，尤其气壮山河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获得辉煌的成功，在全国发生了影响。
“毛泽东”这个名字开始为世人注意。
《湘江评论》开始克服唯心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都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
；那时候的出版物，“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办学堂”
、“办自治”
、“请开议会”成风，“多半凑热闹而已”
；“人入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了”。通观《湘江评论》全部文章，无一不是“研究事实和真理”
，“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
《创刊宣言》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这话说得何等明白。作者当然已感觉到，解决物质生活的吃穿住，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
“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
，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吃饭同哲学相比，经济同精神相比，无疑前者是更为重要了。
从而对“大本大源”
的认识，开始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变化。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精力多用在报刊宣传上，他写的大小文章都是国内外当时最实际的问题。为了一个赵女士在花轿中自杀，一连写了十篇文章。
这就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经历：博士论文充满黑格尔唯心主义，毕业时主要想当大学教授，遇上政府反动议会的阻挠后，他转到报刊工作，从而接触到社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１１
会实际问题。投入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洪流后，唯心主义就随之克服了。
青年毛泽东参加并领导了群众革命运动之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进程很快。国家处在存亡危急关头，怎样才能挽救？种种社会问题同整个国家关系如何，怎样才能求得根本解决？这时的思路，自然同书斋苦思冥想时根本不同了。
在五四运动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学习上海等地的经验，他领导的新民学会和全省学联，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４００多个“救国十人团”
，在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和欧洲革命形势，也启发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的走向。这都促使他从圣贤创世的历史观中走出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伟大作用：“世界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贵族、资本家和强权者赖以维持统治的，无非知识、金钱和武力三种手段，他们人数少，人民群众只要提高觉悟，广泛联合起来，这种统治手段也可转为人民所有。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觉醒。这样，圣贤豪杰同“愚人”
“小人”
，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
，让位于打倒一切强权的“平民主义”
了；不是依靠先知先觉的头脑和精神力量，而是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中国社会存在“智愚阶级”
、“贫富阶级”
、“强弱阶级”
；“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产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
这些认识已接触到社会上阶级的对立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了。
２１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由于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幻想“呼声革命”
，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
，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湘江评论》上已露出端倪，显示出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
，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
，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色彩缤纷萦绕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他起着“东风压倒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藐视张敬尧的专横残暴，不为几万“北兵”所慑服；他们手无寸铁，敢于“秀才造反”。
三个驱张代表团成员秘密离开长沙，北上南下东去，毛为首的学会２０个左右会员是三个团的骨干力量，他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第二次来到北京。时隔一年多，这次的身份不是“卑微的”图书馆小职员，而是为民请命的湖南３０万人民的代表；不仅出入新华门，还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
“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湖南败走。
他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
、“最重大”的问题。
这反映在１９２１年学会新年会议时提出的三大问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３１
题；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当前从何着手。
１９２０年初，他同学会会员通信中虽然谈到，“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
，但在《湘江评论》已达到的基础上，实际上他的思想在快速前进中。
驱张运动进行时，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
（随后迁到长沙）
，着手研究驱张之后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湖南自治”的口号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政纲，而重点在“废督”
，即如何避免政权继续被军阀控制。毛泽东到上海后，同陈独秀讨论了这个问题，取得相同的看法：当前中国形势，总的解决无望，“不能由总处下手”
，但可以“由分处下手”。
如湖南、广东这类地方，利用“地方自治”这种口号，脱离北京政府管辖，推行真正的“民治”
，可望造成较好的环境。在上海停留时，他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①上，认为这是湖南“废去督军，建设民治”的绝好机会。
关于地方自治，当年孙中山、梁启超和不少地方军阀都曾热衷宣传，不过由谁领导，靠谁来办，要达到何种目的，则各持所见。张敬尧败走之后，湖南一时呈现一种新的气象，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为湖南自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利用谭延闿的“顺应民情”
，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自治运动”
，这是同以上三种“地方自治”绝然不同的新的民主运
①两文题名《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前者刊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前内容提要为“废督的绝好机会”
、“湖南人努力”。后者刊１月１８日该报，此文又以《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为题刊５月１６日出版的《天问》第十六号。
４１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动。以此为题，他一连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纵论自治运动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并且提出“门罗主义”和“湖南共和国”这样极端的口号，以示脱离北京政府的决心。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一方面显出作者当时存有的某种愿望，推动这种运动，不失为促进“全国总解决”的一种手段，“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
另一方面，则从国情出发，认为中国还远不具备俄国“彻底的总革命”的条件。
他透彻分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有布尔什维主义，有战败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有列宁百万党员”）
，十之八九的劳农阶级起而响应。因此，中国要求得“根本解决”
，首先要造主义，造党，从而唤起劳农群众。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思想，同头一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对比，可以说起了一种质的变化。当时学会有个别会员对这两个运动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枝节问题”
，有违学会求“根本改造”的目的。毛认为这两个运动同改造中国的根本目的并不矛盾，革命者不能坐等条件，这“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权宜之计，决非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在推动自治运动的同时，毛更重要的工作在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建团、建党作准备。
如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去苏俄留学；尤其是创办了文化书社，为湖南的新文化运动补课。在这些公开工作之外，他同陈独秀有直接联系，陈委托他在湖南负责建团和建党的工作。
１９２０年夏，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了五天会，就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出现革命和改良两种极端相反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５１
的意见。蔡和森为首的多数，赞成走俄国的道路，立即组织共产党，并将情况通告国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于１２月复信，完全赞同蔡的主张。
到１１月，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已达十来人，１９２１年近４０人，是全国团员较多质量较好的省份。新民学会经过三年的发展和实际斗争，１９２１年新年大会之后，多数会员赞成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这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两者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学会７４个会员中，早期的中共党员共３１人。
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思想论战，即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驳倒罗素、张东荪等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三次论战，毛泽东都先后经历了。在湖南关系较大的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不把他们争取过来，就难以开展工人运动，因为他们１９２０年就组织了工会，在工人中有较广泛的影响。
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负责人的身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在湖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当时穿长衫的革命者，都是“有身份”的知识界人士，脱下长衫（或穿着长衫）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举的革命行动。工人、农民都是旧社会的下层人，是被“有身份”的上层人看不起的“贱民”。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当时主要还是在社会的上中层人士中进行，还没有同广大工人和农民发生直接关系。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都是在教育界任职的“有身份”的人，现在去同工
６１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人交朋友，领导工人罢工，需要克服多么大的社会惰性阻力。
在最初人手少时，毛自己担任过八个工会的秘书，几次到安源了解情况，而且常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尤其是亲自当工人代表，同赵恒惕政府当面作说理斗争，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胆识。然而他们都一一克服了，做到了，取得震动社会的辉煌胜利。
１９２—１９２３年，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包括全部产业工人，共组织了２０多个工会，取得了全部罢工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安源大罢工的胜利，成为全国一面胜利旗帜。毛泽东担任了全省工会统一组织的首任领导人。在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工人除为争取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保障工人基本权利进行斗争外，还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工人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
在１９２３年“二。七”罢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时，只有湖南工运在继续发展，直到迎接北伐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１９２５年９月发生军阀派军队镇压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大惨案后，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曾总结了当年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教训：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在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得到改善，“由此我们产生了和平麻痹观念，对可能发生事变，缺乏警惕性”。同时“不懂得在合法条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应和做公开工作的干部分开，要有一、二线的区别。”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怀抱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追寻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他为此批判地研究了有关实现这个理想的中外各种学说思想，同时尽力在自己的行动中从事各种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在五四运动时期，接触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７１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他不断克服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将马列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逐渐同实际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代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实践行动和思想理论两个方面，显出同样的胆略，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３年初在湖南的革命活动，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他在这一个时期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现代的革命事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我们党产生的历史，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革命方向。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驱逐军阀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也即是从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的。当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领导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给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坚决奋斗，唤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工人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他首先在湖南地区建立了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按照他后来规定的公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一开始革命活动，就认定中国人民的死敌
８１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并且从自己具体的革命实践，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教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极其熟悉农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在同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深刻认识到彻底摧毁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
因此，从１９２５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了。
由于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善于确切衡量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时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中，他极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和联合中间阶级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和团的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之一，尤其质量都高，是在长期群众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干部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湖南地区的党组织具有许多优良作风，它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极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党内有民主的生活和纪律的约束；党员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工作能力和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牺牲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直接熏陶影响下，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９１
干部，都具有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
由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无产阶级的幼小，从全党情况来说，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理论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够，开始那几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有限，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设比较差。
毛泽东在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没有可能接触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资本论》长时期没有翻译过来）
，他同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甚至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毛泽东高出同辈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还努力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其原理。从现在所能找到的有限的文献中，就足以看到毛泽东曾是如何注意理论宣传的工作。关于世界情况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关于人民民主运动的方略，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工人运动的政策和策略，等等方面，当时他都有不少深刻的独创的见解。自然，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尤其是１９１９年前的文章，还具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和不正确的思想观点，还远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这正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准备的开始。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功劳，从一开始革命活动就如此辉煌地表现出来的，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而
０２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中国是东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农民国家，近代又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那些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空谈家、书呆子所想的，只要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高度的革命精神与高度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才能办到，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
这不但必须具备对无产阶级事业、人民事业的无限忠心和百折不挠的愚公移山精神，尤其需要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对包括官方经典的和民间流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以及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斗争经验。这样，才能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客观情势作精确的科学分析，从而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时还必须时刻不脱离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
毛泽东在早期革命活动的时候，就正是这样出色地开始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他随时随地联系着当前革命的实践，对周围的具体的社会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就是用他自己后来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１２
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判断客观情况和考察、集中革命实践经验，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针。“
从他早期革命活动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实践家的身份超过理论家的身份；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设想，用革命的实践来证实革命的理论，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
，从而使两者不断发展，永远前进。他在每个工作阶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岗位上，埋头工作，不事喧哗，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最广，对革命操心最切，思虑最深，既丝毫没有陈独秀这类人的书呆子的习气，又丝毫没有王明之流的纨袴子弟的习气。因此，从创造党起，即成为我党最卓绝的代表。
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工人运动和后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从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在这位非凡的领袖的培养和熏陶下，具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独立的工作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埋头苦干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这样一批坚强的骨干及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积极分子，则大革命失败后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不可能的。
正是这批干部和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和后来的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成为这支“星星之火”的武装的基础之一。
关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本书所叙述的材料自然还是不很完整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培养后，在他的早年——３０岁以前就已开始扎扎实实在中国这块土
２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地上生长起来。它们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东西。
本书结束时，１９２３年的书中主人翁——３０岁的毛泽东，这个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面前的即将影响并在后来主宰过中国之命运的人物，读者已经看到，除开还不是军事家之外，其他特质是很清晰的：首先是一个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组织家和策略家；此外，还是哲学家（思想家）或哲学嗜好者；一个好老师、好报人（主笔兼编辑兼记者）
，这两者是他的生平志愿；还是才华横溢的文章家（古文、时文都擅长）和浪漫气质的诗人。他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论，然而读过的马列经典著作还很有限。
他博览群书，尤好文史哲，熟悉中国文化典籍和民间小说。他的性格特别倔强，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以斗为乐，决不服输；他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异举。他来自下层，熟悉下层，不是书香子弟，而是农民的儿子，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
他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于独立思考，多谋善断，决断专行，尤好自行其是。
因此，希望读者认识３０岁以前的早年毛泽东后，从而学习克服千难万险、走向胜利的中年毛泽东，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他５６岁，到１９５７年６４岁；更进而探讨逐渐走下坡路的晚年毛泽东，在１９７６年８３岁去世之前，为什么还要说“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
：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从他个人来说（当然个人离不开环境，主观与客观是互相影响与制约的）
，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原因。
历史有偶然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３２
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反映出来的。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鉴戒毛泽东，是当代也是后代中国人的任务。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四书五经自幼多能背诵，也便于钻研。
１９１６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他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
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
，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
关于国学常识的重要，以及如何获得这种常识，当时毛泽东跟朋友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
１９１５年６月２５日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
１９１５年９月６日致萧子升信，开头即说：“仆读《中庸》，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５２
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介绍萧读《群学肆言。缮性篇》，谈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法等。然后又谈到”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经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
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比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要好，因为后者只侧重辞章，而前者增加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对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委都能有所接触：”国学者统道与文也。
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
曾国藩一生标义理而主经世致用，还在北京做官时，即重经济之学。
“经济不外看史”
，这是他的老师唐鉴之言。因此曾对史学极为爱好（在军营中每天要读１０页史书）
，造诣也极深。钱穆说，“曾国藩又增经济一目，经国济民，正为治平大道，即政治学，与近人以财货为经济者大异其趣。”怎样获得国学的常识呢？信中说：“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
《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
６２“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
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
，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
“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
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
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
我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３４６００种。
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９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７７种书目：“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可以想见，这７７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
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当时他想读这些书，可是“身无半文”
，买不起书。萧子升曾答应送他一些书，他拒绝了：“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下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看来，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自己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７２
也感到遍读这７７种书是难以办到的。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虽然治学济世的思想已转向“大本大源”的哲学和伦理学：“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然而并未放弃对国学的研究：“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看来，毛泽东这时确也曾有过埋首经群史丛之中，想在学术研究上有番作为的。
杨昌济国外留学１０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常，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
，然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不过，杨昌济仍是一个理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仍以国学为主导地位，可说是一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欲融合中西而为一种新儒学的学者。他曾同黎锦熙谈过：“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
①１９１４年１０月，长沙创刊的《公言》杂志，曾发表过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劝学篇》，其中所述可代表此种思想观点。文章认为“吾国固有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
①黎锦熙：《瑟侗斋日记》（未刊稿）
，转引自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５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８２“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
“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文中还谈到自古以来国学的源流派别，儒术为国学之正宗，有宋学、汉学之分，宋学有程朱与陆王之分，汉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
“各树一帜，互相非毁。今将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此等门户之争，早已不成问题矣。
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耶回之隘。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
此则余对于各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内人士正告者。子思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陆象山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
‘约翰。穆勒曰：’言论自由，真理乃出。
‘吾愿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杨昌济在文中就此谈到他的热切期望：”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其功也。“老师的这些观点，自然影响他心爱的弟子。无论从弘扬学术或救国之道而言，杨昌济的这些见解，尤其这个期望，是十分卓越而中肯的。百家争鸣，求同存异，探究真理，愈辩愈明。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９２
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对此予以轻视。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老师的这些见解的。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反映了老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也反映了自己所接受的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他觉得“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于是信中首先谈到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从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方有可为。
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的主张，才能探得大本大源。这种观点自然还受到《新青年》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等书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信中认为，只要普及了哲学，愚人可智；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手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何谓“圣域”
，
０３“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其条件与境界如何？
“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
“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理想的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
这一理想世界深埋毛心中，晚年又挖掘出来，用之于人民公社运动。
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老师的意见的。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
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在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
１９２０年２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毛泽东在学校时，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
这个学社于１９１５年创办，主持人刘人熙，办有《船山学报》，其中的时论、政论多忧时之作。明亡之后，遗民学者王船山、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１３
顾炎武以及颜习斋等，痛心于理学清谈误国，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颜（习斋）李（恕谷）学派讲求的习行哲学，毛泽东也是很倾慕的。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之后，研究船山学术在湖南尤成为一时风尚，毛更不例外。
１９３７年他在抗大讲哲学，以认识论为重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问题，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１９１７年以“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
文中引用了以中国书为主的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众多事例，如“仲尼取资于御射”
，“庄子效法于庖丁”
，以为重视实践精神的论证。总计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文等书中，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２０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１６人。
文中还特别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称赞备至。众所周知，对国学的熟悉运用，在“毛选”中更有充分的反映。这里可以顺带谈一下这个情况。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名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文革”时笔者在秦城八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这些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３０条以上者有《左传》，２０至３０条者有《论语》、《孟子》、
２３“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１０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由上述各种事实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终其一生同他的老师一样，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当年他并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的观点，而主张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两者如何取长补短；同时强调要研究国情，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思想，改造现实。
这种可贵的思想特色，同他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同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同他在延安的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都是一脉相通的；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
，更是一脉相通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毛泽东早年的情况。他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志的《湘江评论》创刊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出版）上，有很多反映。
《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
，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３３
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７月２１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子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
（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空虚的思想”
，“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
；“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
，“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
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
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１９２０年４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但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
此事在他记忆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
４３“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幼年所住的小镇。
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孔子的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漫长、曲折艰苦斗争的道路上，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仍旧是结合着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的。
为抵制“左”
倾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１９３０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
１９４２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又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等，毛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是马克思
①《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选集》第８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５３
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特别是１９３８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针对”左“
倾教条主义者的顽症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响应研究历史的号召，１９３９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
在１９３９年２月间，毛在致陈的一封信和致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关于墨子尤其孔子的哲学思想，就总的看法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而可以了解他对儒墨二家学说熟悉的程度，对孔子的一分为二，对哲学上根本问题的关切，以及对“三达德”的解释赋予新义。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正处在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抗战相持阶段，因此总免不了用政治语言来谈哲学问题，用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来比喻古代的事情（这也是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的长期习惯）。
这方面的是非得失，就不是本文要谈的范围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开宗明义道：“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按：古希腊具
６３“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来了“。
“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信中谈到“中庸问题”
，虽然语言不同：“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给张闻天的两封信都是谈孔子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问题，从所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论语。
子路》）说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
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关于中庸问题，“‘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然后信中从《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议论开去，认为朱熹的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不过，”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７３
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三达德”
，信中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
“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
，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
，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自己的讲解也有歧义，前后并不一致。这确是被后人“闹得一塌糊涂”的，人们常常各取所需，见仁见智。如孔子讲“仁”原是为了释“礼”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孝”与“悌”
是古代氏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形成的观念形态，也是
８３“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宗法统治体制“周礼”的核心。那时，家国无甚区别，忠与孝也是一体。儒家为了维护周礼，就创构了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当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后来孟子一味讲“以修身为本”
，强调内“仁”的内省修养。荀子生于战国时代，虽本于“仁义”
，却大讲“军旅”和“刑政”
，并称“礼”与“法”
，更致力于客观外界的改造。从此儒学分为“内圣”
、“外王”两途。
于是后来有汉代董仲舒的孔子，有宋代朱熹的孔子，也有清代康有为的孔子。如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宋代程朱理学家却硬将“仁”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不论怎样变化，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几千年来总是统治着人们，成为一种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毛泽东一生强调“造反”和“斗争”
，老而愈坚，明确反对过“行仁政”和“下罪己诏”。革命胜利前夕，还把历来被儒家尊为圣人的伯夷、叔齐称作“反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开小差逃跑分子。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甚至大批特批刘少奇的“黑修养”
（此文在延安时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
这固然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但“造反有理”
、“阶级斗争”
无所不在的思想，实难同“敬天法祖”
、“仁民爱物”
、“道中庸”
、“致中和”为主旨的儒家教条相调和。事实上，从属文到谈话，毛虽然惯于引举儒家成语，却从不引用代表儒家典型思想的语言。
中国自古以儒家伦理道德（三纲五常）
为主的人文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两者是并行发展的。这种伦理道德只能导致专制主义。旧时家家户户悬挂的“天地君亲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９３
师“位，昭示君主全能，拥有全权，能参天地，为治乱枢机，一切事物最高裁决者。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即不是引向个性解放，人格平等，而是引向个性泯灭，人身依附。儒家把道德看成为人处世最高层次，道德至上，王权至上，等级贵贱，使人成为驯服工具。宋明理学发展到守节事大，从一而终，限制人的全面发展。西方近代平等、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则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建立，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成果。
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这个基础条件，又转眼之间跨过了原来正确设想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急于改变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以至后来越来越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陷入２０年“左”
的误区。
长期以来，从政治思想到经济活动，总是害怕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而同封建主义反相安无事，和睦共处。这一方面合乎历史逻辑，同时，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毛泽东身上发生的负效用，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作为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主义、禁欲主义思想意识，统治和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肃清这些封建余毒确非易事。
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看来，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一个艰巨任务。如所谓“安贫乐道”
、“何必曰利”
；自古以来的重农轻商，轻艺技为末流；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为价值尺度；“不患寡而患不均”
，要求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万事不求人，维护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
０４“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家长制，等级观，特权化，藐法治重人治，定于一尊的帝王思想，等等。这些“不仅是封建和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确与孔子仁学原型有关，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鲁迅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他尖锐地提出了和长期坚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Ｑ精神’，揭露和斥责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和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乎与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总是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
①。
不过，孔子把人还给社会，先人而后神，孔学和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同实用理性的仁学精神又是分不开的。如毛泽东说的，孔子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拥护。
突出人格的主动性，以身作则的实践性，勤奋学习、追求知识，以及意志锻炼、自我控制等，这种有历史责任感的道德自觉所构成的“仁”
，确实达到一种人格力量的最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①李泽厚：《孔子再评价》，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３６—３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１４
令不从“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有这些出自《论语》的体验“仁”
的精神的语言，孔子自己的以身作则实践并教导弟子自觉追求的东西，几千年来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伦理道德标准。这种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从而起着一种替代宗教又同宗教类似的作用。这恐怕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同西方、也同阿拉伯、印度等国不同，不会以教代政，而出现如宗教教派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中国自古以来，不论佛教、回教或基督教的传入，不仅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产生统治力量，反而多少吸收儒家学说，而丝毫不影响儒家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孔夫子在历史上起过的这种正面作用。
“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都闪烁着灿烂光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感情、思想和态度，而它们又都可以溯源于仁学结构。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而这根脊梁与孔子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能说毫无关系。“
①
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不仅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３８—３９页。
２４“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而且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①这里所说的许多“家”
和“英雄”
、“领袖”
，同鲁迅所说的“脊梁”自是同一意义。毛历来主张对历史遗产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问题就在所有这些丰富遗产和历史人物，都是产生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无不同孔孟学说或大有关系或小有关系的。因此，精华与糟粕，或共生，或互生，都不会单一的纯而又纯。无论学说、人物、事业或历史本身，都是极其复杂的，难以分析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或精华或糟粕。因此，对这些历史上的人事，切不可采取或一笔抹煞或全盘肯定，或捧之上天或踩之入地的态度。
孔子的入世态度和儒家的实用理性，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是相通的。前面提到了“实事求是”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灵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但也是孔子儒家的东西。
“班固的《汉书》为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言心言性之空谈。
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仍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则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以实事求是精神贯通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他们讲求‘实事求是’，主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对客观实际和思维活动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６２—６２３页。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３４
规律作出正确反映的意向，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
①曾国藩沟通讲求考据的汉学与讲求义理的宋学，认为两者不可偏废，有其独到的见解：“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
②曾国藩认为，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相通的：“事”与“物”等同，即客观事物；“是”与“理”等同，即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求”就是“穷”
，即去研究穷尽。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深受其父教泽，他在所作《文法举隅序》中强调：“中国声名文物、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
，必须“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他干脆把西学称为“实事求是之学”。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实事求是”四个字，“事即物”
，“是即理”
，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学习批判“左”倾教条主义时，借用了这
①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２３页，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②《书学案小识后》，《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４“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四个字的含意，不仅用来解释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三个方面，对“实事求是”
作了崭新的科学解释，使这四个字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内涵与外延的意义，从而为全党树立了新的学风与新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种“古为今用”
，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住进中南海，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了。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所载：进北京后，根据他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
１９５２年买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
《四部备要》于古籍收得较全，恐怕绝大部分他都读过了。除此之外，他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包括诗词曲赋和小说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各类杂书，包括《智囊》、《笑林广记》之类。
中国史书他读得最多，４００万字的《二十四史》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
（据毛岸青、邵华回忆：“直到１９７５年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手都颤抖了，还在许多册上亲手写下了：‘１９７５。
８再阅，‘１９７５。
９再阅‘的记载。“）
外国的文学名著只读过《茶花女》等数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很少看。
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
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宁会议后，回到北京，一个夜晚笔者奉召去到他的住所。宽大的木床上，有半边堆满了线装书，主人则靠坐在另半边。房中有一边墙被书架遮住，全是古籍。秦城忆旧时曾有七绝记此印象，头两句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
这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一方面，自幼年到青年到老年，长期执着地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５４
浸沉在国学的嗜好与熏陶之中；而另一方面，时代则要求国家必须迅速摆脱长期文化经济落后的局面，国家必须以发展生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心任务，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逆向的主客观情势，即大量不得清除的封建落后的思想与先进的社会主义之间（何况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都还没有彻底搞清楚）
，确有难以调和难以并存的矛盾；长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道路和不断的政治（反右）运动，又反而掩盖了这种矛盾。实际上在广大群众和社会生活中，封建思想传统比资产阶级思想传统要广泛深厚得多。因此，这种逆向情势，恐怕也是促成“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的一个原因。
否则，“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会求助于“土法上马”
，砍树木“大炼钢铁”
；不会向《张鲁传》、《大同书》求教，“吃饭不要钱”
，办公共食堂，向共产主义“穷过渡”。后来也不会“深挖洞、广积粮”
，搞大三线。至于“文革”十年动乱中的“破四旧”
、“革革过命的人的命”
，“早请示、晚汇报”
，跳“忠字舞”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直到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赞许秦始皇的暴政，吹捧吕后……那更不是什么矛盾的不可调和，而是将封建主义、帝王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林彪、“四人帮”借机推行封建专制主义。这是对五四运动与延安精神的反动，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反动。
国学和孔子学说中的珍贵遗产要继承，但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一定要肃清。这就是我们回顾历史的教训。正如邓小平说的：“我们进行了２８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
但是，肃
６４“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①
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２９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版。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各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社团很多，几乎都是“五四”
以后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于１９１８年６月发起，１９１９年７月才正式成立）。只有新民学会是在“五四”前一年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７日成立的，而酝酿成立的时间还要早得多。
这个团体开始成立时，主要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
，以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为宗旨。
随着五四时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这个团体在革命的大风浪中扬帆疾进，宗旨也就有了变化，很快就变成一个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职志的革命团体了。
“既要革命，就得有一个革命团体”
，是这个团体的创始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较快形成的指导思想。虽然在后来的革命发展过程中，这个团体的分子，同其他进步社团一样，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左中右的分化，但在成立之初，这个团体的成员尤其是主要成员，是比较志同道合、互相了解的。在五四时期，这个团体的旗帜鲜明，战斗力强，组织坚固，发挥的作用也大。
它在湖南，起了全省革命领导核心的作用，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一部分组织准备。它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中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这个团体的主导精神和主干分子就自然融合于党，团体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新
８４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民学会能够做到这样，推究其原委，是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高明的、众望所归的领袖，就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在创建这个团体时的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进一步弄清楚他当时的世界观、人生观、思想方法以及政治观点。
毛泽东没有来到长沙即１８岁以前，他只接触过维新时期改良主义者的主张；已经反对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还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辛亥革命那年他才知道同盟会，便马上为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参加了革命的新军。在感觉到了辛亥革命已经结束而退出新军继续自学生活时，他才比较系统地接触到曾经影响过维新时期改良主义者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包括最具吸引力的进化论思想。
《新青年》出版之后，他受到这个刊物极大的影响，热烈地拥护新文化运动，从而游泳于近代那些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中，后来更醉心于哲学的研究，为自己、为中国寻找一条达到理想彼岸的通道。可以说，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的这五六年之中，他走完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世界上许多探求真理的思想家特别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所走过的路程。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尔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１８、１９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至托尔斯泰主义（“泛劳动论”）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他对自己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曾经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９４
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他所说的“大杂烩”
，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即同当时所有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种复杂的状况。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就能够那样迅速地、彻底地接受过来呢？
就能立即将它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呢？虽然现在保存下来的可供回答这个问题的思想资料极其有限，然而已有资料仍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学生时代经过勤奋的自学生活和艰苦的精神劳动后所确定的思想方向，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造成那种“大杂烩”
的思想状况，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这正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过程的特别曲折复杂。大家知道，当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已经成熟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正被西方“文明”强盗破门而入的落后保守的封建国家。
在以后漫长的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中间虽然经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革命运动，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所有先进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之道，然而都失败了，幻灭了。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洪秀全的反孔孟、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天朝”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和严格的军事纪律，在后代的先进分子中，一般不仅没有留下深刻的影响，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反而常被人们赞赏和师法。这是由于曾虽推崇宋明理学，却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善于用人治军，一生
０５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事功显赫，能以身作则，传播儒家为人处世的大本大源，来笼络天下。康有为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介绍了西方和日本的政治与文化，他在《大同书》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充满了乌托邦幻想；可是他把中国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并没有掌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以“帝师”自居，不能不随即成为忠实的保皇党和反对孙中山的重要力量，辛亥革命以后，还参与了张勋的复辟活动。严复是系统地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中国资产阶级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然而他也是当时改良主义者中最懦弱的一个，是一个困守书斋的空谈家，终于日趋没落，辛亥革命后，提倡尊孔读经，并列名筹安会，晚年更反对五四运动。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证明中国的农民群众是反对帝国主义最伟大的力量，可是人们称它为“拳匪之乱”
，看不到这个运动的根本意义，反而对帝国主义抱有种种幻想，对其本质长期没有达到一个科学的认识。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他长期往来于西方各国，并且有机会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任意地对它作了错误的评价，也根本不认识中国广大农民的革命性。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可是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没有触动这个制度的基础和它的思想体系。总之，中国在这半个世纪之内的革命运动，思想方面所经历的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三种社会思潮，事实证明它们都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不过它们都起了不同程度的启蒙作用，提高了人们的觉悟，为一个新的革命思潮的出现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１５
作了准备。
一代新人终于觉醒过来，寻找民族解放的新的道路。在五四运动前几年间发展起来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进行了从未曾有过的猛烈抨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矛头，一开始就直对孔子儒家“三纲五常”
伦理学说进攻，号召青年大胆解放思想，打倒骗人偶像，冲破封建罗网，完成个性解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种同封建主义思想的彻底决裂，在广大知识青年中引起极大震动，形成一个追求新知、追求真理的热潮。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在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以及进化论等思想观点方面，当时都很受《新青年》和陈独秀的影响，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反映，他们当时是敬佩陈独秀的。
１９１７年９月２２日下午，毛泽东和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一同来到岳麓山蔡和森家中。他们三人畅谈了一夜。下面是张昆弟于２３日写的日记：“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２５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托尔斯泰是１９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
他的文学事业和一生活动，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俄国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道德，对资本主义剥削给农民带来的悲惨命运深表同情，对本阶级——俄国贵族阶级所造成的种种罪恶深感忏悔。然而由于他不能同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他的观点和学说自然充满了矛盾。他讲“良心论”
、“人类普遍爱”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
，宣扬“毋抗恶”
，要人民群众对强暴势力采取无抵抗主义。
因此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赞扬他“用卓越的力量表达被现代制度所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
，但是，同时指出他的思想观点“反映着幻想性，政治上无训练，革命上软弱的不成熟”
，“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即宗教”。
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能如此一时激励过青年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正是前述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在摆脱传统、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这种复杂的思想状况的一个特点：他们在除旧布新的斗争中，饥不择食地寻找养料，常常从这一种或那一种学说中撷取可供利用的思想作为战斗武器，尽管这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登上政治舞台以后，早已过时或已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东西。但在当时，这种借用实际上仍起着积极的作用，帮助他们站在革命和民主的一面。
谭嗣同对他们的影响就要更深一些，这同杨昌济的引导有关。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担任过湖南“南学会”的会长。
杨昌济参加过南学会的活动。
（《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谭同他的谈话）
，他是非常佩服谭嗣同的。谭嗣同的短暂一生，尽力探索宇宙之真和救国之道，其思想学说主要见于他的著作《仁学》。他不敢碰孔子，并打着托古改制、复兴孔教的旗帜。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３５
他的思想学说充满着革命与改良、科学与宗教、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因素与形而上学观点种种矛盾。他把广大人民群众只看成是被拯救的对象，在政治实践上只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但是，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不论思想或行动，谭嗣同都表现得最急进、最勇敢。他的反君主专制思想、进步的哲学观点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滋养了一代青年的革命意识，直到“五四”前夜还有一定的影响。他勇敢地提出“冲决网罗”的口号，对“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他的哲学观点的精华在于提出世界是发展的，将“新而又新”当成事物变化的法则：“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他认为天地、物种、人类是不断发展的，“我”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任何物质世界只有变易，没有存亡，物质世界本身是不生不灭的。
他相信人是物质的生物，人的思维、意识、感觉等精神作用（“灵魂”）也都是物质的产物。但是他又过分夸大和相信精神（“心力”）的作用。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企图提倡佛教的“慈悲”来医治封建社会的罪恶。毛泽东对《仁学》中的某些具有辩证因素的哲学观点，是相当赞赏的，《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即有类似《仁学》使用的哲学语言。
毛泽东、蔡和森与张昆弟三人这个晚上的畅谈，没有提到李大钊。李大钊当时虽然没有陈独秀那样高的声誉，但是他的思想和言论在广大进步青年中也是很有影响的。他的《青春》、《今》、《新的、旧的》等著名文章中的观点，对毛泽东是有启示的。这从《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也可得到证
４５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实。李大钊同样相信过进化论，也多少受过托尔斯泰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的世界观中有鲜明的辩证观点，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大力宣传积极的进取的人生观，热情歌颂新生力量必定战胜腐朽力量，指出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他号召青年们要以不断改造自己、追求进步的精神，“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
，为创造一个不断更新的青春的新国家而斗争。
他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永无止境地在运动着，发展着；事物都处在矛盾对立的变化过程中，新的和旧的矛盾是“事物进化的机轴”
；“旧的毁灭”和“新的再生”就是宇宙变化的规律。他歌颂斗争，歌颂革命，号召青年为了追求真理，就要“勇敢奋进以赴之”
，“断头流血以从之”。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中形成的，是服从于革命斗争的实际任务的；他的辩证法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并且相信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从张昆弟这篇日记中可看到，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青年毛泽东这时还是唯心主义的。在他们三人这次畅谈的前一个月，即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他致黎锦熙那封长信中比较详细地反映了这种观点。信中首先谈到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
，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索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这时非常强调哲学的作用。
“今后……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５５
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信中由此批判了流俗的“立志”
之说。
认为立志必先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之以为行为准则；不达目的，誓不休止，方能谓之有志。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又说，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主张。他深叹当时一般青年不求真理，促之不动，死生大问题不问，而只顾稊米尘埃之争。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给打了一百分。我们已无法看到这篇文章，不过从杨昌济高度赞赏这篇文章，也可以推知学生必然同老师具有某些相似的观点。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说：“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这大约也是毛泽东此文立论的基础吧。这篇文章是在读了《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之后写的，它的观点在该书的批语中当然会有反映。例如关于“心力”的作用，对原书上“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之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辖也”这一段话，批语即予以首肯：“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此强调精神、哲学的作用，正是一个负责的思想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必经之路，不经过这条
６５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道路，倒是奇怪的。距离基础越远的精神的东西被看成是物质现象的内容和动力，在没有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以前，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摆脱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现在我们需要探究的是，青年毛泽东的这种唯心主义具有何种特点，同当时的陈独秀以及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这种观点，又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外壳里面，还包藏着哪些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内容，这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
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１８４６—１９０８）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该书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以《伦理学原理》书名出版。
泡氏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特点是调和直觉和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和欲望。蔡元培从日译本译成中文，１９０９年１０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杨昌济将这书用作修身课的教材，只教了原书中的一部分。这本《伦理学原理》可能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西方哲学著作。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康德哲学在中国先进人物中曾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例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都介绍过康德的一些思想。梁启超在办《新民丛报》时，对康德也曾作过介绍。蔡元培翻译《伦理学原理》，也是为了实现他“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
（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这个目的。
１９５０年９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７５
一师范同学杨韶华将２０年代初在清水塘借阅毛的这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书主。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同学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
由于知道笔者很关心毛早年读书生活和活动情况，周世钊启程之前，特将此书交与一阅。打开书来，真是大吃一惊：密密麻麻写了那么多批语，是这样用功读书的呀！
此书在手上只能停留３天，即使能通读一遍，也来不及消化，于是将原书凡有批语的部分全部拍照，并放大成原书模样，心知此书一进中南海，今后就再难以见到了。
照片中有一部分批语，由于原字体太小，模糊不清，有的用放大镜也难断定。见到这本书之后，是最早促笔者写出《早年毛泽东》（初版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１９５２年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初稿时，并没有将这些“批语”消化好，关于此书及其批语，只是作了这样的介绍：杨昌济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课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在这本共约１０万字的书上，他一共写了１２１００余字的批语。
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是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小者如７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
、第五章“义务及良心”
，共５９００余字；次为第六章“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约１５００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约为１１００余字。
批语的内容，
８５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绝大部分是毛发抒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
、“此语甚精”
、“此语甚切”
、“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也很多，常见这类批语：“诚不然”
，“此不然”
，“此节不甚当”
，“此处又使余怀疑”
，“吾意不应以此立说”
，“此说终觉不完满”
，等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的精神。
限于自己的学力，当时对这些批语的特点，作了这样几点概括，简意如下：１、重视“个人有无上之价值”
，“发达个性”
，强调个性解放，从“无我论”到“惟我论”
，即强调“个人精神主义”。
２、对于原著赞誉对外界的“抵抗”
，强调“善恶相竞”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常予以发挥。
３、极端重视思想和知识的作用，要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追求变革旧传统的新思想、新观点。
４、同时又重事实，重现在，尤重实行。
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书中进化论的观点，以及谭嗣同、《新青年》所倡导的进步学说得到的启发，批语中已开始初步运用了辩证法。
由这些批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何等醉心于哲学的研究，探求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其特出的博学、钻研和实践精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９５
神，在思想上已有新的收获，远超出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水平。
１９５０年，从周世钊手中收到这本书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
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但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１９１７年下半年到１９１８年上半年。
这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语“也不那么正确”。值得人们重视的是，除开批语的内容外，还可以从中来了解他的读书方法。人们从这些批注中得到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同意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
《伦理学原理》上的全部批语无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统观全书１２００字的批语，毛泽东当时的哲学思想还是心物二元论的。不过，这跟他早年受孔孟儒家影响的唯心主义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相比较，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也同康德和泡尔生的二元论思想是有区别的。这本书的作者泡尔生是德国资产阶级伦理学家和教育家，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的二元论的哲学观点贯穿于全书，用伦理学说调和动机论与效果论，调和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在批判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伦理学特别是动机论时，书中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唯物主义见解，特别是比较重视经验和实践，重视伦理学对培养
０６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人的品性的作用。
在“害与恶”
、“行为效果”
、“意志自由”等问题上，也具有一些辩证法因素。毛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充满了独立的、批判的精神的。反映这种精神的１２００多字的批语，在思想观点上有两个最为突出的方面：一是强调个性解放，个人精神至上，以个人为根本，从“无我论”到“惟我论”
，对封建传统彻底反叛，这是同陈独秀的观点基本相似的；但同时他跟当时一般先进分子相异的是，又将这种绝对地位的个人纳入具体的现实之中，重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为自我意识同物质世界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二是突出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将辩证法看作是改造现存制度的武器，以及特别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一方面，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马克思在没有转变成唯物主义者以前，也曾经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下运用辩证法进行战斗。
关于个人的意义，这大概是一个曾经长期在青年毛泽东头脑中萦绕的问题。批语中有这样一些极端的说法：所谓团体、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均由个人组成。因此，“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
则无宇宙。
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
又说，“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
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因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如有可尊、可畏、可服从者，”亦由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１６
我而推之。“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
他特别如此高睨大谈：“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反对鬼神迷信，驳斥所谓“灵学”
，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战斗任务之一。这种观点，对破除鬼神迷信，有一定积极作用。宗教迷信对人的精神的毒害，毛泽东自己少年时曾有过亲身体会。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这篇著名报告中提到，“毛主席常说，他也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还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反对晋察冀有一个读本，描写毛主席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的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
那个读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他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的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不管农民家庭出身也好，劳动工人家庭出身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
１９５９年毛泽东回到韶山走入他的故居时，曾对着堂屋正中靠墙摆过神龛的地方风趣地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毛泽东这时不只是接受了贝克莱的唯心论思想，也接受了人本主义思想。原书中说：“斯时即利己主义之人，亦知离群索居之不堪矣。”
批语就此发挥说：“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原书中说：“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毛认为“此语甚精”
，并写了一段很长很
２６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重要的批语，反映了他当时的一种主导思想：“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存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存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
……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这段批语，自是对《新青年》个性解放主张的极端响应。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忽视个人价值，所谓三纲，也就是确定人身依附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反封建、反宗教束缚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起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来是先进的。毛泽东在强调个人的极大价值的时候，提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
，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感觉到在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关于个人之无上价值，在“义务及良心”一章的批语中，有更为极端的说法。
原书中论到道德律出于神之命令之非，以及所谓良心即“道德生涯在客观世界适合自然之性，而反射于各人之意识中者”
，于此批语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
吾研究良心之起原而知之，此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３６
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
今知其不然。
盖我即宇宙也。
除去各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
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在第四章“害及恶”的长篇批语中，还有这样一段：“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这一段话，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泽东对人生态度的宣言，甚至看作他一生作为的预言呢？
很显然，从一方面说，这种绝对重视个人精神、争取个性解放的呼声，是为了反对几千年来封建主义所加于人的精神的束缚和毒害，是为了唤起人的自我觉醒。这是五四时期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共有的现象，在当时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例如鲁迅即曾受过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借用尼采“超人主义”的某些提法来充实他的反封建的个性解放思想。另一方面，由于这时批语的作者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还不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不完全懂得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相互联系，
４６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也不理解一个人同旧思想的彻底决裂，只有在实际革命斗争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因而将整个社会、世界的基础看作是由个人组成的，从而自然推演出这样的认识：欲“言天下国家之大计”
，必须先唤起所有个人的自觉，要人人都有自知之明和了然救国之道，然后天下之事方有可为。
这种看法，１９１７年的长信中是这样说的：“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
由于过高估计思想、观念的作用，将哲学与世界的关系作了这样的理解，自然就容易把人的活动理解为主要是精神的活动。批语中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物质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有变化，物质则万年无变化也”。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没有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以前，在他深刻分析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时，也曾过高地估计了思想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曾把人的活动基本上理解为精神的活动。
这些批语的观念当然都是唯心主义的。批语的作者熟悉历史和古籍，对于先秦诸子的学说特别是孔孟儒家思想及其后代宋明理学，是有研究和有自己的见解的。不过，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万物皆备于我”
的唯心观念的影响。
孟子是一个大唯心主义者，其修养方面强调“存其心，养其性”
，而“心”则是“天之所予我者”。所谓“养吾浩然之气”的“气”
，即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至大至刚”的“气”之所以获得，则由于“理直气壮”。人如果自觉到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就能做到理直气壮，奋勇向前。当然，所谓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５６
正义是有阶级性的，孔孟都是站在当时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待义理的。但是作为一种意志的概念，所谓“浩然之气”
，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所谓“大丈夫”气质，自有其积极的含义，因此，历来为中国人民，也为批语的作者所借用，作为同压迫和困难作斗争时的一种高尚品德。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彻底反对孔孟封建伦理的思想，虽然同《新青年》完全一致，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形式主义的态度，并不拒绝从四书、五经等古籍中吸取某些有用的东西，而是一贯主张古为今用的。
当时广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所接受的个性解放思想，多是追求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幸福，而且多妄自尊大，傲视一切，看不起群众，脱离社会政治现实。青年毛泽东却与此根本相反，如上所引批语，他虽然如此极端强调个人的作用，却完全排除了一切狭隘的个人利欲，而是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联系到新民学会成立时的“五不”之戒，决非消极的防戒修身，他所追求的“最高”——自我最高理想，是同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联的，是追求宇宙真理，探寻救国大计，是实现理想高于一切。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充分的现实精神，对周围世界从来采取最积极的态度，强调实质的利他，强调实践为重，“实践至善”。
关于道德问题，毛很赞成书中这样的说法：“然则道德与义务之所以重要，岂非以其于小己及全社会具足之生活所不可缺者乎？”批曰：“此义极精，可谓伦理学一大发明。”原书
６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中说：“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
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于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泡尔生这是说，利害属于现实的范畴，是客观的，而善恶属于道德的范畴，是先验的，分明显出唯心论的色彩。批语道：”殊未必然。“为什么呢？
“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善恶生于利害”
，就是认为道德并不是什么先验的东西，它的根源在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中。这表明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比泡尔生有更多的唯物论思想。
原书说：“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批语道：“此并不难言”
，“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原书在一处地方引述了叔本华的两个意见，一个是“自然之人类，如必不得已，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以自保为第一义，而世界之灭亡，有所不顾。”一个是“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者也。”批语道：“叔本华之说，吾亦不谓然。”这样反驳第一个观点：“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又进一步发挥说：“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
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对于第二点，反驳说：”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
吾人欲自尽其性，自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７６
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
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毛所受影响是很杂乱的，所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岂不就是贝克莱的著名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吗。
在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时，先进的思想家往往将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立消长，同人类社会的进步相联系。从以下这些批语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那时论到善恶问题，具有动机与效果统一的观点，是一个何等务实的人：“非某事之本体有超然之善，乃因其与生活有关系故云善。”
“于此，吾又有所感焉。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之关系如何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然则某事、某物、某行为之本体，未必恶者，人以其与生活有损坏之关系，而以恶呼之，岂不冤枉乎！”这一段话就反映出这样一种看法：由于各人地位、处境之不同，人的观点是各种各样的，是可以对客观善恶“随意呼加的”
；因此，决不能以个人的思想认识如何，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
“固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
“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
“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
关于精神同物质、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批语是这样理解的：“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验，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
８６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
最值得注意的是，批语中的第二个方面，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这时已初步具备了辩证法思想，认为世界万事万物无不处在差异、对立、冲突之中，运动与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对于此种现象和规律，充分表达了自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特别赞赏和酷爱的态度。这一方面是他从进化论的发展思想，从《老子》等古代朴素辩证法，以及谭嗣同的《仁学》和李大钊文章中的辩证观点得到启示；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对事物的独立思考、精细考察，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状辛勤研究的结果。首先他认识到，宇宙间的事物都是由矛盾、差别、比较而生，都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
批语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泯差别，不知其于道德界善恶问题如何处之”。
如前所引，批语进而对所谓“大同世界”持怀疑态度。批语特别强调，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都是对立统一物，事物本身都处在矛盾对立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有差别而后有言语，有思虑，无差别即不能有之。“进而又说：”余曰：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９６
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虽然毛这时一方面批判佛家“泯差别”的错误，但从上段带有浓厚相对主义色彩的批语，可以察出他同时仍未能摆脱庄周“齐万物，一生死”
，以及谭嗣同“何幻非真？何真非幻？”
“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之类，片面夸大事物相对性，而忽视事物确定的规定性的一面的思想。他的“一治一乱”的观点也还具有循环论的倾向，并非上升的前进的辩证观点。但是，一个还在求学的青年学生，从自己的独立思辨，关于宇宙的根本，辩证的世界观，能达到如此认识，确是令人惊异的。毛这时无疑已经相当明确地认识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变化总是向前进的，总是新的代替旧的，正确的代替错误的。
个人的思想认识也是如此。
１９１７年长信中，他援用梁启超的观点，这样说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
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妄，宁不误尽天下？“
由于认识到宇宙事物、人类历史都是在对立斗争中发展变化，永远前进，由于自己渴望变革现实，参加斗争，期待暴风雨的降临，于是原书“盖历史生活，不外乎善恶相竞之力，与时扩充而已”这一段的上面，我们见到前引豪迈的批语：“吾人揽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又称赞原书下面这一段话为“至真之理，至彻之言”
：“鸠之能翔于空中也，以有空气之抵抗；而彼乃以为苟无空气，
０７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则其翔也更自由。此康德所以讽人，使知悟性之动，必须经验实事者也。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亦然。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纯粹之幸福，如纯粹之真理然，有之者其为神乎？
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
从这样一种思想观点议论到英雄豪杰问题：“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
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所谓性癖也。
彼但计此种动力之发出之适宜与否，得当与否。
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此纯出其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情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慨，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按：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
当然，这些观点还是将人的品性和行为的动力，归属于人的自然属性。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１７
由于具有充分的辩证思想，一经掌握进步的方法，批语终于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引导到反映论的观点：“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从而认识到先有客观存在，而后才有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人的知识不是天生的，而是从斗争实践中来的。如批语写道：“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鹄矣。种种著述皆不过勾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书，皆是述而不作。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即宇宙亦终古在同状之中，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安能有丝毫之创作哉。”此种消极的反映论，似怀疑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心之力”终无所作为。
论述英雄豪杰的物质性时，前面已经引述批语的唯心观点，归之于“得于天之本性”
、“自然之冲动”。但在论述人的知识和判断能力从何而来时，批语终又返回到唯物论：“此种言语在其起源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
这一批语是由原书下面的论点而引发的：“叔本华①谓
①叔本华（１７８—１８６０）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接受了康德的观点，但以“世界意志”为世界的本质，代替了康德的“自在之物”
；否定历史的任何进步现象，将统治阶级的意志说成是历史上的最高规律。
２７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人常不忆其所学而知之之真理，而误以为天赋，谬哉言也，且一切指示行为之言语，率已含有道德界是非之判断。如诈伪贪鄙，已含有摈斥之意；公平节俭，已含有褒赏之义。“批语接着说：”由一人而论，从幼小之时即兼而得之，似为构成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识觉也“。
从而批语批判了古代儒家所谓“先知先觉”
的唯心主义思想：“而后知圣人者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之不可信也。”
由于强调事物对立面的斗争是永恒地普遍地存在的，对事物的斗争发展采取最积极的态度，因此批语终于又从“吾人之心灵安能有丝毫之创作”的消极的反映论摆脱出来，而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且特别重视知识和理论的作用，人对自然界和客观现实决不是无所作为的。
通观全部批语，这种消极的反映论只不过是批者思维的一时迷误。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从康德开始着重探讨的。
这方面泡尔生继承了康德的思想，他在书中这样指出：“盖吾人之身体，本由物质演成。惟既已发育为有机体，则当其发展之初期，虽大受物质之影响，而及其进化之程度渐高，则渐能抵抗物质之势力，遂能由其意志变更外界密切关系之事状，且能间接自变其形体也。”
批语原来对这一段话是持怀疑态度的：“吾尚疑人是始终无能力者，虽精神发展之后，亦易尝不为自然界所规定耶？”
大概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批语随即就否定了这一观点：“吾既作上文所言之后，又得一种之意见如下：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３７
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批语又以此推之于社会：”吾人之于自然也，若个人之于国民，然个人受国民种种之影响，而即为国民之一部分，国民除去个人亦失其势力矣。审此则吾人仍有责任，仍有自由之意力。“关于人的社会性，批语并非全无察觉。从泡尔生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民“观念，批语一方面理解到：”国民实际连合而生存，固也。“
“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住于其中不可离解。”但又认为：“至谓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各人之有生命由于国民之有生命，犹躯干之于四肢然，予以为不然。……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非各人之生命由国民之生命所派生也。”接着自然而然论到人的“本性”还是由环境酿成的：“吾人种种之智识、社交，均为父母若朋友等外界势力所酿成。
诚然，此可以酿成之本性，吾谓之可能性。有此性，吾人于是乎有责任矣。“
这里所谓“责任”
，从其他有关批语看来，显然即指改造世界的责任。由此，批者也就为自己这种伟大抱负在哲学上树立了根基。另一处批语，则明确指出知识（理论）同改造世界的关系：“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人心者也。……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是否可说，前述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长信，论哲学、伦理学为大本大源的思想，是在读完、批完这本《伦理学原理》之后，一个较成熟的总结概括，才欣然命笔的。
关于圣贤豪杰作用的问题，自然是青年毛泽东多年来萦绕在脑际中的。
《讲堂录》记有这样的话：“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
４７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四年之后的批语，于此就有所发展了。由于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的责任在改造世界，于是便自然产生“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什么是圣人呢？批语说：“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换成我们现代的语言，这即是说：圣人就是坚决的革命家。批语又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宜为合乎伦理之言哉？”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这说明毛从一开始追求真理、关心国家命运，就极其重视普通人——人民群众的作用，就树立了“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这种对英雄豪杰的看法，就根本不同于当年陈独秀的膜拜英雄，卑视群众，以先哲自居的思想。
批语还提出“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的辩证观点，这一方面是严格要求自己“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至最高”
（批语中许多处论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又了解到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应将自己视为普通一员。
从１９１７年长信中的下一段话，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毛还在学生时代，就是重视人民群众的智慧的：“天下之人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在《讲堂录》中可以看到，毛当时对宋明理学是相当推崇的，有这样的记录：“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
；“程子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
；“阳明格物，思荀生之理”
；“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
；“人心即天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５７
命“
，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对人的主观意志、精神的能动性是过分夸大了的。关于高扬人的主观精神和意志作用的问题，圣贤豪杰与普通群众的问题，以及变革世界的责任等等问题，我们相信在《心之力》一文中，必有更完整、更深刻的阐述。否则，唯心主义的老师必不会将这篇文章奖掖备至，打一百分。我们也可以作这样一种推测：就哲学观点而言，这篇文章同时更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在当时运用辩证法的高度水平。也许我们还可以作这样一个类比：《心之力》正好像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写的“博士论文”一样，虽然马克思这时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已经在文中以一种纯熟的方式应用着辩证法了。
从所有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学生时就对哲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终身不衰。原书第八章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他批道：“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在这１２００字的一章里，提到了宗教、世界观、形而上学、惟（唯）物论、无神论、泛神论、怀疑论、宇宙的构造和本质、灵魂不灭与死后的生活、时间是什么等等，一大堆哲学家思考着的问题；也提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休谟、康德、叔本华、黑格尔、费希纳等一大批哲学家。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一章的。他在这一章书的头上，写了长长短短一共１９条批注，一些是提要的性质，也有抒发自己的观点的。书中的一些观点，在毛后来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
例如，书中引证了斯宾诺莎的话：“世界者，现实也，其绝对一致之本质，则实体也。
一切事物，虽若独立之状，而实皆实体之所规定，实体次第发展，为有
６７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意识进化之世界，与无意识进化之世界，而此两界间，又有普遍中行之性质。至管理此两界之自然律，则又出于实体之自动，而非若机械之受迫于外力也。
夫实体既不受外力压迫，而特由内部冲动，以开展其本质之内容，而为现实界，是即其唯一自由之原因焉。“这与《矛盾论》说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的。
泡尔生书中的哲学思想，最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就是强调抵抗、对立面的作用。书中说：“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毛对之批道：“至真之理，至彻之言。”在书中举例说明“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
这一段的上面，批注补充了例证：“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当书中说道，“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
，批注对此表示了异议：“此不然。
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哥）仑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
这里批语对拿破仑事迹说得不准确，如果说：“欧洲各邦多次结成反法联盟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
，就对了。因为１８１４年联军攻入巴黎是拿破仑败亡之始，而在此以前并无各邦围困巴黎的事。虽说这个举例说得不确切，但是他要说明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７７
思，还是表达清楚了的。书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批注者认为，这是“振聋发聩之言”。
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挫折，没有冲突，没有波澜的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人生所不堪的。为此，他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
有之，其惟仙境。
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
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
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８７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这段话可以概括毛泽东一生处世行事的心态，但晚年发展到“大跃进”
，再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不能不令人遗憾。
批语有不少辩证法。在论及生死、成毁的时候，更显示了辩证的思维。原书引述了歌德的观点：“死者，自然界所以身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批注者发挥说：“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
这些见解都说得很好。只是有的地方讲辩证法讲过了点头，就显出思想的混乱来了。
例如，批语说：“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
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
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
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
“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
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
……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９７
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批语所说的”必尚有各种人生以外之世界“
，恐怕不是指今天人们想象的外星人，也就是地球以外是否存在高等智能生物的问题，而是生活在此岸世界的我们也有可能去经验一番彼岸世界。辛弃疾词中说的，“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
，大约也是这意思吧。在这里，特别是在论及成毁之处，显然有着佛教哲学“劫”这一范畴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每经历若干万年要毁灭一次，重新再开始。每一个周期经历“成”
（生成）
、“住”
（存在）
、“坏”
（灾害）
、“空”
（消亡）四个阶段。
看来那时毛泽东接受了这种发展观，当然也接受了这种发展观中所包含的辩证法。辩证法强调事物的相对性。毛泽东在强调相对性的时候，走得远了一点，辩证法变成了相对主义。
这一点表现得最突出的，是这样一条批注：“余曰：观念即存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观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像生即死，男即女这些提法就应该看作是一种诡辩了。
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的批注，尽管有某些不正确之处，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一个师范学生。难能可贵的倒是他读书时那一种认真的严肃的态度。他好学深思，涉猎面广，知识面宽，这些都在这些批注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一万多字的批语，总的来说，反映了毛泽东在学生时代一些基本的哲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思想特征。这里应当作一
０８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交代的是，整个１２００多字的批语，完全是批者就原书所论发抒自己的独立见解，多是一些片断的东西，是阅读时随手写上的，显然不是都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更是即兴之笔，因此常发现互相矛盾着的思想观点。这种矛盾状况，除以上所引述的外，如关于道德问题、真理问题、时间、空间问题等，都多少存在。这说明有关哲学的许多重要问题，批者正在探索研究的过程中，在不断澄清自己的思想，不断作自我批判。
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一种习惯。
然而这１２００多字的零碎的思想札记，正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青年毛泽东在纯粹思辨领域内的兴趣有多么大，他的思维能力又是多么高。从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他在学生时代所表现出的这种品质：沉静的抽象的思辨习惯同热烈的现实的实践行动是如此紧密地结合着。历史这样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样一本不足道的二元论的哲学著作上所作的艰辛的精神劳动，却是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梯；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他当时的某些思想特征（不论是唯物的、唯心的）
，在他的一生中也时隐时显，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有时占据主导地位。
反映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最完整的资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他是一贯主张“身心并完”
、“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的。因此，这篇极可珍贵的文章可说是《心之力》的姊妹篇。这不但是一篇论述体育问题的文章，而且是在体育问题的考察上充满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极其出色的文章。当然，文章中的唯物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１８
论观点也还只是主要反映在自然观方面。根据这篇文章来判断毛泽东当时在哲学思想上所已达到的水平，自然要比《伦理学原理》书中那些片断的批语更接近实际情况。
文章一起始，即用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阐明了体育的意义，体育同人的关系，认为身体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
文章明确指出，人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整个身体官能，“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
这就是说，人认识周围世界和接受知识，都是身体特别是大脑的作用，是以整个身体五官为物质基础的。
从以身体为基础的观点出发，文章进而反复说明了体育和智育、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一个人的体质如果不强健，就不能很好受教育，增知识，乃至强意志。
“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
“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文章强调“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从而批判了所谓精神活动与身体无关的片面观点：“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指出这种思想
２８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同中国自古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有关：“我国历来重文，羞齿短后”
，①“积习难返也”。
关于宇宙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对立着的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文章中有比较明确的阐述。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多非动主静。
文章对此极不以为然：“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
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
愚拙之见，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认为动才是养生的要义。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可言者，曰体育。”
“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又引起明日之运动。”
而人的身体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
“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即在作出这个论断的时候，作者必定有更深更广的思考，而决不是只限于体育之道。这在前述《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已反映出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特征，这是作者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一个中心观念，可说贯穿于一生。
由于树立了“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坚定的认识，文章于是特别谈到人的身体强弱这个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
①短后，指衣的后幅较短，便于劳作。后来也称军人之衣为短后衣。此处“短后”借指军人。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３８
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
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
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这就是说，只要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深戒嗜欲“
，“勤自锻炼”
，人的身体是完全可以由弱转强的。因此文章开宗明义即指出：身体“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
“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关于事物的发展，矛盾的解决，在“图体育之有效”这个问题上，文章已具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这样鲜明的辩证观点：“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
“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在分析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一般人“不好运动之原因”后，文章说：“属于主观，改之在己；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许多活动中，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之一，是特别强调实践、勇于实践的。那些显示出坚毅意志和付出辛勤劳动的多方面的实践，使他一开始耕耘于哲学的园地，就自觉地意识到知与行之间的密切关系。
《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之所以写出，而且写得如此精辟、如此科学，是同他自己长期的实践分不开的。
他少年时在家中游泳和劳动，有
４８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在一师时实行的各种体育活动，对身体的由弱转强，特别是对意志锻炼等方面带来的好处，自己当然有深刻的体会。
同时，德、智、体三育脱节的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给予学生的各种不良影响，也使他感触很深。
此外，他从学习过的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中外古今人物的有关言论和历史故事，也得到很多启发。因此，这篇文章确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一个范例。它通过对体育问题的考察，令人信服地阐明：实践是第一位的，无实践则不可能作理论的指导。
文章即以此理说明写作的动机，在“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
“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子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固无人信之矣。”根据他对一师体育教员的看法，文章又同时指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唯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夫徒有形式而无精意以贯注之者，其事不可一日存，而今之体操实如是。”
在论到体育锻炼的根本之道时，则仍旧强调实践第一，而理论其次：“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
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
为了贯彻实践第一的主张，文中还提出一系列运动的方法和运动应注意的事项，并且将自己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六段法”详细列出，供人参考。这是作者自己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将这种认识公之于众，以指导实践。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５８
关于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辩证法思想，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对待中国旧文化和西方新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当时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方面热烈地追求外国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他们又极其重视中国的历史遗产，并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化。
这从《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也可得到证实。
如文中引用了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丰富事例，特别是引用了许多古人重视实践的故事，如“庄子效法于庖丁”
，“仲尼取资于射御”
，来说明作者的观点。其中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诗文等近２０条；涉及的中国古代人物１６人，近代人物３人，外国古今人物６人。他对于中国的旧东西和外国的新东西，是“去其糟粕，存其精华”
；是斟酌国情，两无所偏；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完全不同于某些进步知识分子中那种比较普遍的错误观点：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盲目地崇拜，甚至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对中国的民族遗产，则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往往只看到封建性的落后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生产和文化就已达到很高的程度，经过各个时代的剧烈变革和发展，它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青年》的前期，全盘西化的论调曾占相当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后来论五四运动时指出的这方面的缺点：“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则坚决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西方文化也应采取
６８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批判继承的态度，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接收。
《伦理学原理》上有这样的批语：“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关于这个问题尤其说得明确：“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里的西方思想，显然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可见毛泽东对待西方文化的观点，已超过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最主要之点，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决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是同他追求真理之心同时俱生、与日俱增的。从对待社会、国家、世界，直到家庭、学校、师生关系，一切方面都反映了他的“除旧布新”
的思想。
他时时刻刻关心国内与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从不畏惧严峻的实践与斗争。虽然前面叙述的还只是他学生时代的一些活动，但从这些活动中，不论是参加辛亥革命当一名新军的列兵，或是在学校中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丑剧，带领同学缴北军的枪械，还是为追求真理而顽强学习，尤其是团结同志成立新民学会这样的战斗团体等等，都可以发现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他这时已表现出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品质。
正像恩格斯对马克思所作的评语：“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
斗争就是他的本分。“
五四运动以前，进步的思想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很模糊而且谬误很多的。
例如陈独秀在１９１４年写的文章，称朝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７８
鲜、印度亡于日本、英国后，据说“百政俱兴”
，比之中国的混乱似乎反而是值得欣羡的：“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
直到五四前夕，他还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对巴黎和会更是存在着许多幻想。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明确无疑反帝国主义”的呢？
请看这个２３岁的青年学生的革命立场何等坚定，对国际政局又分析得何等透辟，对形势的预测又是何等准确。
下面是前面引用过的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５日致萧子升信中论中日关系前途一段的具体内容：“此约（按指”日俄协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
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
……
大隈阁（按指当时日本以大隈重信为首相之内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这封信是１９１６年写的。对照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对待日本的态度，他们之间的差距多么明显！
关于必须用革命手段以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政治观念，这个青年学生当时是极其鲜明的。
《伦理学原理》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传统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
８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新时代之能力，积逐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他在这上面郑重地批道：”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接着他用变化日新的观点，论述了改革的必要性：“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吾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
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这段批语从他的哲学思想引申出极其重要的政治观点。
像“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
，以及“时时涤旧，染而新之”
，这些话表明了他的坚决的、彻底的革命精神。这里没有任何改良主义思想的痕迹，对现存制度不存在任何幻想，首先就说要“改建政体”
，即认为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是改造的首要之举。
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受到相对主义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中关于“劫”关于“成住坏空”的发展观等等的影响。到底中国的改造怎么办？走一条什么道路？这时的《新青年》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它除了一般的民主政治口号之外，至于如何实现这些口号则提不出任何具体办法，多数人还倡言不问政治。
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发表了许多激愤的议论时政的文章，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９８
但对于当时的南北对立、军阀割据、政党倾轧、武人专政的局面，实际上是一筹莫展，只是提出一些枝枝节节的改良主张，如废督、裁军、开国会、定宪法等等，甚至提出过由北洋军阀、进步党、国民党“平分政权”
，“请外国干涉”之类的荒唐主张。虽然毛泽东这时也还提不出“再造之”的具体办法，但是他是极不赞成这些“枝节”的改良办法的，而认为政治、社会制度不根本解决，这些都是“赘疣”。很显然，他那时思想的焦点是在寻找正确的革命理论。
１９１７年长信中鲜明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尽管这还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当然，革命的理想没有现实的基础，不去寻找实现理想的可靠力量，这个理想也只能是空想、幻想。不过，一个极其重视实践、重视行动的革命家，还没有找到一条理想大道的时候，他首先极力去探索这个理想，这个“大本大源”
，从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出发去寻找变革现实的革命理论，那么，这种真理的追求是具有无限的现实意义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缺乏燃烧着革命热情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不可能成为一个
０９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真正的革命家的。青年毛泽东虽然还不可避免地带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探索他的“大本大源”
，但是他是完全理解到理论的力量的。既然要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再造之”的革命大道，他怎么不首先急于在这茫茫黑夜之中去找那盏指路明灯呢？
他当时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完全符合于２０年之后，他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的意义和作用的这一说明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毛泽东从一开始产生革命意识之时起，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他从来把实践、行动看成第一位，而且逐渐从实践中悟出知与行之间的正确关系。这种品质日益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他同当时一般的先进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之处，就在从学生时代起，总是想方设法多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就十分重视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寻找机会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虔诚地为他们办事，同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利用暑假同萧子升到洞庭湖周围各县“游学”
，了解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和民间疾苦的真实情况，这决非偶然之举、平常之事。他是中国农民的儿子，自幼在农村生长，同农民一起在田间长年劳动过，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历史知识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也帮助他逐渐认识清楚农民是中国历代“造反”之源。在学友会创办夜学之后，他获得同工人接近的机会，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以及罢工的原由。
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１８年间，长沙的手工业工人由于生活费用过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１９
高，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如香帮（做迷信品的）
、染工、锯工、箩夫（码头工人）
、人力车夫，以及湘潭的铁业工人等，都发生过罢工斗争。
特别是１９１７年４月，水口山三千多矿工为要求发红奖，全体罢工，一个工人被打死的事件，给社会上的影响最大。这类消息当时长沙的报纸上都有详尽的报道。这种情况当然促使他对许多社会问题深加思考。
关于毛泽东当时如何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的这种情况，徐特立在一次回忆中这样说道：“毛泽东同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思想弥漫在学校里。
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一次大战甫告结束，我邀他同往法国留学，他便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而拒绝我的邀请。他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
①
根据以上有限资料的探讨，青年毛泽东这时的社会观虽然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还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他不是空怀着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志愿，而是为此寻找一切机会去接触人民群众，接触各种社会实际，从这种接触所得到的理解，自然最为坚实。
一旦投入到现实的火热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有了十月革命的榜样，在已经具有的初步的唯物论和比较扎实的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的道理就比较容易水到渠成地变成他思想中牢不可破的东西
①班威廉夫妇著：《新西行漫记》第十六章。
２９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了。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当时显然受陈独秀的影响更大。如上所述，这个青年学生、《新青年》的读者，却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即对中国过去和现状的了解，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以及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勇于实践，重视群众，充满辩证观点的思想方法等等方面，在五四运动以前，可以说就已走在陈独秀的前面。而这些方面，也正是当时的李大钊高出于陈独秀的地方。李大钊积极反对袁世凯的卖国称帝；具有比较鲜明的辩证观点；用批判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历史遗产；他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已感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必然行不通；早在１９１４年，就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宁步朝鲜、印度后尘的悲观论调；在五四前夕他已基本达到了必须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我们知道，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也比较彻底。
青年毛泽东的精神方向同李大钊的如此相似，也正好补充说明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能够那样迅速地、彻底地接受过来，就能够立即将它与中国的革命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
五四前后，中外古今各种思潮都出现在中国这个历史大转变时期的舞台上。这个时期的激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时，他们的思想状况无一不是极其复杂的。
从毛泽东的具体经历看来，问题不在这种复杂状况，而在他的思想主流、精神方向朝向何处，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派，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３９
还是一个动摇的改良派？关键在于能否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否始终将实践摆在第一位。能够这样做到的，就必定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造自己，同时改造世界。
新民学会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夕，酝酿了几年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时间是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一个星期日）
，在长沙河西刘家台蔡和森家。
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一片废墟，现已按原貌恢复，建成纪念馆。在新民学会成立７０周年时，笔者去参加了纪念馆的落成典礼和学术讨论会。
关于学会的缘起，我们还是看毛本人的说明（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
①：远在１９１５年和１９１６年，以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为首的一批同学好友，在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尤好谈论古今中外和个人前途等问题。毛作了这样一种概括：“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学会最初拟定的名称为”新学会“
，萧子
①《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本篇所有未另注出处之引文均自该书。
新民学会５９
升主张用“新民会”
，商定结果，将毛、萧意见合一，正式定名为“新民学会”。“新民”两字，是取《大学》上“在新民”及“汤诰”
①上“作新民”的意思。谭嗣同、梁启超也倡导过“新民之道”
，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尤其梁启超《新民说》的深远影响这时并未消失。
“新民”
两字即意味着一种进步与革新的意义。
新民学会之所以成立有其时代背景，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当时正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时期；同时，《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广大知识界反响强烈，从而掀起追求真理和个性解放的热潮。
而国际上欧战临近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东欧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使得人们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包括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学会成立的具体原因就是毛泽东说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热切之心；二是，结成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大家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平时同老师接触深浅不同，但在治学为人两个方面，受老师的身教言教启蒙诱导，则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是一致力求进取，有所作为。
学会成立之初共有２９个基本会员②，除罗章龙外，都是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先后学生。
成立会的这一天，讨
①“汤诰”是《书经》中的篇名；诰即号令，帝王向民众宣布的话。
②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学会成立时共到１２人：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邹彝鼎、罗学瓒、张昆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４个月后，又有何叔衡、周世钊、李维汉、邹泮耕、熊瑾玎、熊光楚、陈昌、傅昌钰、曾星煌等９人入会。
６９新民学会
论了由毛泽东、邹鼎丞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应当说，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他们决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
，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
，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
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
，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身份和思想状况的。除开宗旨以外，章程中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
：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项戒律，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最为厌恶而自己洁身力戒的。
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
大家一起聚餐。
“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学校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
新民学会７９
展。
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毛泽东、蔡和蔡、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６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
学会刚成立时，不到３０个会员，几个月以后，增加了一倍多。会员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他们还没有多少社会活动的经验。可是主其事的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对学会都有着很大的雄心和计划。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６日，毛写了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与蔡，蔡于７月底的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争夺议席，分抢官职，社会上对党派之争，印象极坏。如当时曾被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即视一切党派为狐群狗党，愤而辞去此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政客更是结党营私，朝秦暮楚，乌烟瘴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俯仰随人，也毫无出路。
针对着当时中国的情况，毛
８９新民学会
泽东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因此，蔡的复信提出了这种为当时“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的说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讳当时社会上一般对所谓“政党”所抱的鄙视态度，而是同这些结党营私的“政党”迥然不同，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别人“不敢为”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蔡在复萧子升的信中说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亦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并且根据他和润之兄的壮志，大胆发出这样的雄心：“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从这些信中看到，像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订交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这两个朋友是何等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啊！
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养，这关系到学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础置于何处；三是如何求学——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学会有限的同志必须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赞成过多的人去法国。譬如根据罗学瓒宜于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点，就曾劝他不必一定坚持去法国。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１日，毛泽东给罗写了一封信，上面说道：“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
罗学瓒后来参加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是学的教育，到法国后
新民学会９９
曾从事华工教育工作。
关于培养人才，蔡和森复信中，谈到他们两人的一些共同看法：“润兄七月二十六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学会之会员，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１、遇；２、访；３、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
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这种”造“的想法，大概是毛泽东信中着重谈到的。当时何叔衡、陈章甫等一批学会会员，都在长沙的楚怡、修业、周南女校等校教书，那时有些”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大，程度比较高；中学和专科学校，则更有发展余地。毛是一直注意长沙这个基本阵地的，因此他想把罗学瓒也留下来。
蔡的信中接着说：“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
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
‘弟深以为然。“
１９２１年，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以及附设补习学校和初中班）之后，毛泽东的这种理想，才终于实现。
为了向外发展，当时学会中许多人都已离开或正准备离开长沙。
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特别是湖南青年不满现状、思想激进的很多，毛泽东认为长沙是学会最重要的基地，尤其在培养人才方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代替。他很不同意学会
０１新民学会
中的骨干何叔衡、陈章甫等再到外面去，这样，学会就可能浮游各处，而没有后方了。后来他们都终于留下来，同毛一起在湖南活动。蔡和森是很赞成毛这种深谋远虑的。他在复信中引用毛信中的话说：“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
‘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
他也不同意陈章甫再去日本，以为留在长沙的学会同志，应当“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他觉得他们如能“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长期打算的以长沙为基地的组织准备，五四运动时期，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领导之下，长沙和湖南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并且最后获得驱张运动的胜利。
关于求学的方法，毛泽东历来不赞成从外国资产阶级模仿来的那一套学校教育，而主张自由研究，自学为主。关于到外国留学，是否要进学校，他也有很多疑问。为“求得世界的学问”
，他当时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
一方面有计划地派人去世界各重要地方，尽快吸取新的思想学说；另一方面，在国内组织一个类似后来实现了的自修大学这样的团体，大家在一起作共同的研究。
（１９１８年７月间，在写给蔡和森的另一封信中，曾提出这一想法。）蔡对此极表赞同。
７月２４日的复信说：“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
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
新民学会１０１
通我智絯，祛我情瞀，①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
……
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蔡也早就怀疑进资产阶级学校读书是否必要。信中表达了这样不同凡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然同他的润兄是一致的）
：“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
之后在８月２７日的信中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并以杨昌济的情况为例：“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由于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高潮。
第一批２５人（近一半为学会会员）
，由毛泽东、萧子升等率领，于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到了北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十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三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北京学习法文、数学等。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后方负责人。
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７４人。
１９１９年末和１９２０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新民学会会员共去了
①智侅、情瞀，都是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用语。
智絯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此处指智力方面的拘束；情瞀Ｅｍｏｔｉｏｎｌ，此处指因感情引起的愚暗。可见黎锦熙推荐给毛泽东的这本书，蔡和森也是读得很有兴趣的。
２０１新民学会
蔡和森、萧子升等１８人。
１９２０年２月，毛泽东致学会会员陶毅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除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外，先后有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会员去日本留学，有张国基等七八个会员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教书。总计当时有４０％的会员到国外留学或工作。
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仿效列宁的人。
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４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
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
，只用了３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
，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毛泽东是一直赞成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的”
，他认为学会的根本关键，在“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
；从而批评那种高谈改造又不作深入研究的现象：“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
，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
他主张经常开谈话会，讨论这些问题；多进行“共同的讨论”
，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混战”。
毛泽东和在长沙的学会会员，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
新民学会３０１
的各种活动，实现了他们从事实际革命行动的多年渴望，之后，又都转入驱张运动。直到１９２０年６月张敬尧败走，外出的许多会员才又陆续回到长沙。因此，作为学会本身的活动曾停止了近一年。
１９２０年５月间，第二批去法国的会员萧三等６人在上海集中。
５月８日，留在上海的会员共１２人，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作为送别，同时讨论了会务。据毛泽东写的《会务报告》所载，讨论得以下主要结论：“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学术研究：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新会友入会：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
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会友态度：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毛泽东最后写道：”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
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半淞园现在只能找到遗址，这张照片却留下来了。一群忧国忧民的青年，即将各奔前程，好些人就要飘洋过海，远离故国，但学会的崇高精神纽带将他们联在一起，依依惜别，相互勉励。看了这
４０１新民学会
张照片，这种动人情景似乎就在眼前。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来的组织家的才能，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他一贯重视发展会员的工作，尤其重视会员的质量和组织的纯洁。学会成立之初，对会员入会条件就要求很严：学问、品格不好和没有革命志向的人不能加入。最早的一批会员是湖南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商业专门学校等思想最激进的学生和一些进步的小学教员；其中还有周南女校等女子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如劳君展①、魏璧②、周敦祥③等这样一批急进而坚强的女青年，这是当时国内有的进步社团所不及的。劳、魏、周等人入会时，由毛泽东主持，特为在周南女校开了一个会。
后来还有明德中学、法政专门学校和湘雅医学校（如李振翩④）等校的学生入会，吸收了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地读书和从事社会活动的进步青年
①劳君展（１９０—１９７６）
，湖南长沙人。
周南女校学生。
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
１９２７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学系主任。
１９３５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研究员。
②魏璧（１８９７—１９６９）
，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
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
１９２７年回国，曾任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③周敦祥（１８９８—１９８０）
，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学生。后入南京高等师范补习班学习。
１９２１年去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回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员。
④李振翩（１８９８—１９８４）
，湖南湘乡人。五四运动时，湘雅医专《新湖南》周刊编辑，赴北京的“驱张”代表。抗战时为国民党军中将医官。后定居美国任医学教授，美京华人协会会长。
新民学会５０１
（如匡互生①）
，其中也有个别外省籍的如刘清扬②等人。
到五四运动时，会员发展到约７０余人。
为了发挥学会的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有所作为，毛泽东这时已明确认识到，会员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便无法除旧布新，取得思想和行动的一致。
而这时他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在他内心希望学会树起一面主义的旗子，实际就是希望新民学会会员都接受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各地进步的社团是很多的。
从宗旨的革命性、组织的严密性和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言，新民学会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譬如当时名声最大、会员最多（曾达１０８人）
、历史最久的少年中国学会，在这几方面就都不如新民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上海、南京、成都等地都设有分会。李大钊是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与邓中夏等积极参加过学会的活动，有一些后来的共产党员都参加过这个学会。由于学会的成员多数是资产阶级
①匡互生（１８９１—１９３）
，湖南邵阳人。北京高师学生，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有名闯将。知名教育家。在上海病逝。
②刘清扬，（１８９４—１９７）
，回族，天津市人。青少年时期，曾参加同盟会系统的革命活动和五四运动，积极参加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悟社，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
１９２Ｏ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积极组织爱国妇女团体，投入反蒋抗日救亡的斗争，以及从事战地儿童保育，向解放区介绍输送进步青年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６０１新民学会
知识分子，它的主要负责人多是反动的国家主义者，李大钊、邓中夏等当时活动的重点也不在此，因此，这个学会始终不能成为一种主义的结合，组织一直很松懈。学会成立时定的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对于这个比较模糊、抽象的宗旨，会员各执其说，各行其是。
从学会各种出版物的言论看来，只有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①等少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多数会员所关心的则是“求学问”和“个人修养”这两个问题，并不关心政治。学会的规约甚至以参加政治活动为禁令。学会出版了许多刊物，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学术性比较重，而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关于改造中国的途径，以学会最主要的创始人王光祈为代表，多数人的主张，仍不外“发展教育”
与“振兴实业”
之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只有王光祈算是发起过“工读互助团”这类社会活动，做过一些所谓“创造新社会的尝试”
；然而这类浮萍似的活动，当然很快就瓦解了，失败了。
１９１９年底或１９２０年初，经李大钊、邓中夏介绍，毛泽东曾参加过这个学会。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间，他写给法国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曾经这样指出这个学会的弱点：“各方面——即如
①恽代英（１８９５—１９３１）
，江苏武进人。
五四时期组织和领导了武汉学生爱国运动，并创办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１９２０年与萧楚女等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３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次大革命期间，由党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在党的五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均被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２７年８月参加南昌起义。
１９３０年４月在上海被捕，第二年４月在南京牺牲。
新民学会７０１
某学会——人物，都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
１９２１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原来在口头上标榜社会主义的人，也愈来愈反对马克思主义，大多数会员则照旧走资产阶级学者的老路。
１９２１年７月，在南京召开的会员大会上，邓中夏鲜明地指出，学会“必须要确定主义，如无一致的主义，必然使学会分裂。”这次大会之后，该会即日趋涣散，到１９２５年，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１９２５年，该会印发征求会员意见的调查表，其中有“对于会务之改进抱何种态度”一栏，毛泽东的回答最明快：“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新民学会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宗旨，是１９２０年７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尼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定的。
确定以后，他们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接到信后，非常高兴，并立即回信说：“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学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新思想，探寻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会员们的集会，以及相互之间的通信，除经常讨论个人出处、立身行事、会务开展外，多是谈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以及探讨社会思潮和思想方法，最后一个阶段，则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为主。
为了互通情况，加强联系，交换心得，引导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毛将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１年初，他所搜集到的会员之间比较重要的信件（参加这些通信的会员近４０人，内中有女会员七八人）
，按内容和时间汇编成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写有发刊缘
８０１新民学会
起或序言，并且在一些信的前面加标题和按语。
《通信集》由长沙文化书社印发，未对外发行，仅发给会员和一部分有关的“会外同志”。
第一集共１３封信，其中毛泽东的有３封。第二集共３０封，其中毛的有７封。这两集涉及的内容较广，主要包括勤工俭学问题，求学方法，人生观、宇宙观的讨论，国际国内大事，以及会务开展，等等。最重要的是第三集，有７封信，主要是毛同蔡之间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建党问题的讨论。这三本《通信集》生动地反映了毛和他的战友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思想动态，以及他们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最初阶段的一些活动。在这些充满豪情壮志的信件中，感人至深的，就是以毛为首的这一代先驱，他们在青年时期，就毅然肩负起似乎是“老虎抓天，无从下手”的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责任；就决心在这夜气如磐、狐鼠横行的世界中，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而且是那样无所畏惧，充满信心，那样无私忘我，重视集体，既着重团体的作用，尤信任群众的力量；他们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现实精神结合得如此紧密。
《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毛泽东还总结了学会从成立以来的优缺点：“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这一切做法，都是为的“打基础”
，“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由于“不依赖旧势力”
，会友都具有一种创造精神。多数会员头脑清新，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富奋斗精神，于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都能看出这点；还具有互助及牺牲精神。缺点在有些会友遇事
新民学会９０１
较轻率，难免幼稚；做事也多于求学，思想难免有幼稚处。
关于同志间的情意恳切的互相规劝，他们相互通信中是常见的。
现在我们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看到这样一封典型的规劝信，是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８日毛泽东写给彭璜的。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集中没有这封信（第三集１９２１年１月上旬付印）。此信可能编入第四集。第四集已编好，预告说１９２１年８月出版，但现在没有发现，也许当年并未出版。彭璜是当时会员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驱张运动时为驻上海的负责人，毛泽东最亲近的战友。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２、３号这三天，学会的大会刚开过，大家都在会议上各抒己见，会开得很融洽，并无大的原则争论。彭与易礼容是同学，易同样是毛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活跃人物。这封信大概是由于彭与易之间，为一件并非原则大事，发生激烈争执而引起的。彭对易说了些过分泄忿的话，如说“要反抗”
，“要征服”
，毛泽东觉得“未免过当”。信中首先谈到自己的缺点：“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近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然后谈到彭璜的缺点：“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
五、略有不服善之处。
六、略有虚荣心。
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
０１新民学会
察未必的当。
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馀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
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
（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唯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
兄以为何如？“
我们几乎将这封信全抄下来了。
朋友间因事争吵伤了和气，借机调解，晓以大义，将自己也摆进去，都有缺点，而能如此诚恳指出对方的十条缺点，既严肃深刻，又亲切诚恳，此种交友之道，同志之情，实值得学习，永远不会过时。想必彭璜一定接受了朋友的劝告，与朋友和解了吧。不幸的是，彭璜于１９２１年早逝。
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新民学会不仅会员扩大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团体了。会员们已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事业，他们在国内外，天各一方，寻找如何才能彻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道路。
自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
新民学会１１
两地活动。
１９２０年７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同陈独秀联系，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人，作建党的准备。他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员中主要骨干都同时进行了这种学习。由于赵恒荡政府的破坏，湖南自治运动终于失败。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到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他经过革命的实践和艰苦的学习，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因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关系，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比在长沙的会员要好得多。他们能阅读法文书报，蔡和森搜集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一百种，准备编译丛书。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根据上海半淞园会议的要求，１９２０年７月５日至１０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１５人（还有其他进步
２１新民学会
青年参加，共２０多人）
，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５天会。一致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蒲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蔡信长约３００多字，写于８月１３日；萧信几长一倍，写于８月初。
蔡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
，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信中对他的挚友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然后谈到讨论会务时的争论，他”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关于会务计划，如何准备人才，经济等等，各地方分工等等，列了一个大表，认为１９３１年或１９３６年前，“为纯粹的预备时期”。
由于信收的晚，毛泽东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始复信，长４００余字，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
新民学会３１
合的“。
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因此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于９月１６日给他的一封长信，５００多字。
详论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
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
毛泽东于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１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
（宣言即陈的手笔）。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３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１８人，开了３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即刻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人人畅所欲言，详细讨论后，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１５人，２人弃权，一人主张“促社会进化”
；关于方法与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易礼容、陈章甫等１２人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３人弃权，２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即刻着手的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文化书社、印刷局等）等六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全体同意。
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清楚地证实，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
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组织准备的伟大历史作用。
４１新民学会
学会７４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的３０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
其他有３０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十余人。这正是杨昌济教育救国思想教导的结果。如美籍学者李振翩（表决时，他赞成“促社会进化”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教育家周世钊（赞成“促社会进化”
，第２项弃权）
，华侨教育家张国基、女教授劳君展、魏璧等。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新民学会的成立、发展、变化及后来的分化，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湖南这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一代进步青年同中国革命、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全国的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来以后，学会内部即逐渐产生思想的分歧。
到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学会会员大体可分作这样三部分：一部分是否认现状的革命派；一部分是对现状不满的改良派和其他中间分子；此外还有少数会员受了国家主义影响，或图谋个人发展，不赞成进一步的革命活动，对学会散布各种不良影响。这后一部分人，不久就走上了与革命分离的道路，其中有的人后来终于变成了反动分子。例如熊梦飞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一。二九运动时，此人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却是国民党制造的所谓“新学联”
（同党领导的合法产生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相对抗的组织）的头面人物，坚决的反共分子。全国解放前，曾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由于反动罪行昭著，解放后被捕判刑。又如萧子升，到法国后，虽仍积极从事学会的活动，如组织会员分工协作，研讨各种学术，并
新民学会５１
利用在华法教育会工作之便，为国内传递信件等。但由于赞成蒲鲁东主义和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思想日渐右倾，为谋个人前途，后来终于同早年挚友分道扬镳，担任过南京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国家博物馆馆长等职。
１９４５年后，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长期旅居国外，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在乌拉圭去世。
学会大部分中间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多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工作，全国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①这样三部分人，是五四运动以后，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的不可避免的分化。为了严肃新民学会的原有宗旨和集体奋斗精神，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３日，毛泽东邀集新民学会会员讨论学会政纲和各项问题时，曾提出“会员出会问题，因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质上非会员的，决定：（一）在《会务报告》内登一启事（亦刊《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见下）
；（二）会友录里不列名（因此熊梦飞的名字没有列入《会务报告》中）
；（三）开会时不约。“通过”启事“如下：”敬启者：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员满意者；本会对于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
①１９４９年，湖南和平解放时，若干新民学会早期会员和第一师范老同学，由周世钊领衔，给毛主席发了贺电并写信致敬；毛亲切地写了回信，予以鼓励，信中并说，他们过去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也是有益于人民的。
６１新民学会
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
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这个决定，使不赞成学会原有宗旨的人当时即从学会分离出去，从而使学会的组织更加纯洁。
从新民学会的产生与成长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一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即具有强烈的党性观念，即有意识地努力建立一个新式的严格的秘密革命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湖南兴起的革命运动中，新民学会实际上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学会之所以做到这一点，自然是由于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卓越的领袖。跟少年中国学会一相对照，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这些具体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来叙述。
据《湖南党史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４期《新民学会会员介绍》资料所载，学会会员共７４人，内湖南第一师范学生３９人；外省籍１人（刘清扬）
；妇女１８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３１人；长期从事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的３０多人（其中教授十余人）
；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要职的除萧子升外，还有任培道（１８９４—１９８９，女）
，她原参加过文化书社组建工作，后留学美国，为知名教授，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台北女师校长等职。
新民学会最初成立时，是一个进步的学术性团体；到１９２０年时，发展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的，就变成一个以政治性为主的革命团体了。这在下一章将要谈到。
１９２０年７月法国的学会会员在蒙达尔尼举行的五天会议，１９２１年
新民学会７１
１月学会在长沙举行的三天会议，都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蒙达尔尼会议１４个会员中，有８人先后入党，１９２２年又成为创建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重要骨干。参加长沙会议的１８名会员，会上有１２人赞成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中部分人成为湖南建党的骨干。湖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集中在新民学会，成为学会的核心，这个核心（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等，在法国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实际上起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作用，他们在思想理论和干部组织两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因此，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谈到新民学会曾起过共产党前身的作用，即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当然，从整个学会的宗旨、性质、指导思想和成员组成等方面而言，都不同于共产主义小组，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１９２０年８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已列入陈的建党计划中：“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
陈独秀、李达等将上海建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并寄去《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上海、北京小组成员中，李达、李中、李启汉、林伯渠、陈公培、周佛海、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等，都是湖南人，都与长沙小组成员有联系①。
１９２０年冬，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
①《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７月出版，第５６页。
８１新民学会
有何叔衡、彭璜等人，贺民范也可能是小组成员①。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民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自动不存在了。
①同上，第５７页注：贺民范，生于１８６６年，湖南宝庆人，参加创办湖南文化书社宝庆分社，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吴芳、卜士奇、萧劲光、周昭秋、任作民、任岳等１４人赴上海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参加组织《中韩互助社》。
“刘少奇履历表”明确记载，贺是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人。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当初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让我们先看看他本人的有关说法。
关于学生时代读书情况，毛泽东晚年的一次谈话作过这样的概括：“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
关于自幼成长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据刘斐回忆，毛泽东晚年曾对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当谈到唯心主义把个人神化的错误时，他特别强调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关于学校生活结束时的思想状况，１９３６年他同斯诺谈话时，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１９世纪的民
０２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那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
同斯诺谈话中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究竟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摘引大体回答了具体时间，主观条件，客观原因，及其关键所在。现在就这些方面，作些综合性的扼要说明。
毛泽东是一个在湖南闭塞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不是书香子弟）
，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目睹和经历了贫穷、饥寒、失学、欺侮和种种的不公正。经过同父亲的斗争，直到１６岁，才得以读完六年私塾。
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天分高，会读书，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小说，许多故事都熟记在心。描写造反英雄的《水浒传》，使他神往；对长沙“抢米事件”中无辜者的镇压，使他悲愤；只要力所能及，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１２１
他总是像他母亲一样，援助受苦的穷人。
为力争继续求学，反抗了父亲的安排，他才得以走出家门，先到邻县湘乡一所新式高小，读了半年“洋学”。这时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影响。从而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前夕，他自作主张来到长沙继续求学，这是晚清以来新旧斗争特别剧烈的地方。当武昌起义，湖南响应时，他立即剪辫从军，过了半年士兵生活。在军营中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直到上井冈山从未中断。这就说明，毛泽东一生造反者的气质，最初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退出兵营后，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不愿受束缚的性格，难于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半年后即退出学校，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贪婪地阅读西方各种新书，爱读严复译的名著，尤其是《天演论》。于是进一步接受了“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的进化论思想。毛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最有价值的半年”。可是父亲不支持儿子这种自由行为。
２０岁，毛泽东终于又以第一名考取了不收学膳费的省立第一师范。
从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１８年，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五年半。这时正是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湖南三次为北洋军阀统治，成为南北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当年，这是一所办得好的“新式”学校，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这样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学生多出身贫寒，读书用功。一批不满现状力求上进的同学，与学贯中西的杨昌济来往密切，师生之间，切磋问难，交换心得，如鱼得水。
２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仍以自修社会科学为主。在这个学校的前期，毛泽东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这主要是指他说的“孔夫子的书”
，包括孔孟儒家和宋明理学的学说，也有墨家、道家和佛家的学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主体。毛泽东对这些古籍的熟悉，翻开《毛泽东选集》便知，有关成语典故触目皆是，总不下几百条。
由于时代（国家存亡之秋）和地域（湖南“湘学”传统）的关系，在国学方面，毛泽东深受从王船山、颜习斋、曾国藩、谭嗣同直到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其最根本处在于重视理想和道德力量，讲究“立志”
“修身”的理学精神，同时又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重视“知行合一”
、“即知即行”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新青年》出版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成为这个刊物热心的读者，他进一步接受了“德赛二先生”
（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于是“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为我的楷模”。他还向该刊投稿，参加了《新青年》的战斗行列。从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中，他在这个学校的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手抄杨昌济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尤其以批判精神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１０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达１２００余字。这些书引导他的世界观由儒家的唯心主义转向心物二元论；而且在“物质不灭”这类批语中，已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至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则更为明显。由于早已从中外古今学说的参照中得到启迪，加之自己坚持体育锻炼等实践经验的体会，关于辩证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在批语和文章中（发表于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３２１
《新青年》的长文《体育之研究》）
，就表现得更为自觉了。
在第一师范五年半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勤奋读书，独立思考，从不作书本的奴隶，而是真正眼到、心到、手到；他读过的书多是打满各种记号，密布批语；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除开读书外，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天天仔细读报，特别关注时事，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头头是道，被誉为“时事通”。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被朋友们称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们的自学能力，活跃各种课外活动。他创办工人夜校，精心为失学工人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同学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们以双关语戏称他为“毛奇”。
他喜欢漫游，要读无字书，“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学之”
；为多了解社会实情，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方式，不带一文钱，与好友萧子升周游洞庭湖滨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有意识作“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这些方面，说明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个知行结合、凡事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毛泽东在学校时，没有机会接触纯粹讲唯物主义的书本，他只能从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所涉及的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以及从《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时他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
，
４２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既是“宇宙真理”
，又是“思想道德”。
“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
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他认为人生目的在“实现自我”
，极力主张“身心并完”
，“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从而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
，追求“独立所有”
的道德完美境界。
基于夸大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谭嗣同和杨昌济都弘扬“心之力”的作用，毛泽东以“心之力”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唯心主义的老师对此文奖掖备至，打了一百分。这种从学生时代形成的“改造世界”
、“舍我其谁”
的唯心观念的积极意义在于：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变化民质，来改造这个旧世界。
这个从学生时代形成的观念，似乎贯穿他一生。
毛泽东当年这种探究大本大源的另一思想特征，来自他年青时所掌握的辩证法，即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
，而得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
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持喜爱态度；自然界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外界抵抗，实现自我，成了他身心存在不可缺少的一大需要。他在早年的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看来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５２１
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的一个特点。
有感于国家的危亡和追求个人的进步，毛泽东和同窗好友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兄弟、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十五六人，都深受杨昌济老师影响，再加上校外好友罗章龙，他们都具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
，都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如何达到这种目的？
他们感到急待讨论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从１９１５年到１９１７年冬，他们“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大概在百次以上。”最后的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新民学会于１９１８年毛泽东毕业前夕的４月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１９２０年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会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打基础的作用，其中３０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１９１８年初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从上述情况可以作这样的总结：有两个方面为他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艰巨的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是他自己的学识才具、革命气质和思想方向，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二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进步的团体，共同追求真理，共同从事战斗。
毕业之后，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毛泽东和一群学会会员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是他久已向往的地方。十多个会员前后两批到法国去了，他决心留在国内，潜心研究中西学
６２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说，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并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使他眼界大开，进一步了解到俄国和欧洲革命的情况，以及国内政治和思想界的新形势。
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线条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交结了许多思想先进的青年朋友，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
其间最为震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看到新的曙光，感到中国会有新的出路。毛泽东自己回忆这半年的生活说：“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可以看作是对他本人思想历程的叙述。
毛泽东带着许多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动经验，于１９１９年４月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了，他立即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他通过学会会员积极领导了湖南学生和各界的爱国运动，这一革命实践，标志毛泽东伟大革命生涯的开始，也是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所在。他主编的四期《湘江评论》，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反叛精神。他自己共写了大小４０来篇文章，尤其是《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在全国发生了影响。
这个刊物被封闭之后，他继续利用其他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旧社会，鼓吹新思想的文章。
综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几个月内写的文章，唯物主义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集中表现在崇尚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盲从，反对以孔子为中心的守旧思想。他认为办事情，研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７２１
究问题，都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要“研究事实和真理”
；要敢于“狂妄”
，要敢于打破各种强权和独断，不能“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些文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了某种初步的认识。
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吃饭问题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后来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还明确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可以说明，毛泽东已开始注意到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贫民的公开利益者”
，无非就是“知识”
、“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法宝。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是“贫富”
、“智愚”
、“强弱”根本不同的阶级。
“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
许多文章很注意用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国家，“连空气阳光都专利起来”。这也说明，他已认识到经济关系对人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已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会与国家间的对立。显然，这里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在总结巴黎和会文章的结尾，还预言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
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当时各国人民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尤其欢呼“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军东驰南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由于毛泽东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也
８２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就必然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及其历史作用。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这样，读《伦理学原理》时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圣贤豪杰”
同“愚人”
、“小人”
，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这一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了。当年世所公认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标志毛泽东已开始用不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且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吹起了最初的一声号角。
毛泽东这时还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间的原则区别，因而他曾幻想“呼声革命”
，“温和的手段”的革命，也赞成“多研究些问题”
，但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在《湘江评论》上露出端倪，显示出了必然的趋势：即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资本主义的排斥，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宣言及《炸弹暴举》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呼声革命”
与“阶级战争”
之间，作者本人思想的这种矛盾，这种趋势。虽然杜威的“实验主义”
，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
，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
，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大杂烩”还相当色彩缤纷萦于脑际，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不断对毛泽东起着“东风压到西风”的作用。
湖南五四运动的直接继续是驱张运动，即驱逐北洋军阀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９２１
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不畏强暴，敢于“秀才造反”。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毛泽东率领湖南人民代表团等，义正辞严地赴北京请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
，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盘踞湖南三年臭名远扬的皖系军阀，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变化中，从湖南败走。
经过群众的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后，时间只隔了一年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同第一次相比，不仅身份不同——刚出校的学生和全省公民代表，思想状况也起了唯心论向唯物论的变化——开始了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
他利用第二次到北京的机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请教，尽可能找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从而思索为改造中国当前“最急切”
、“最重大”的问题。
他决心走俄国人的路，接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国家与革命》）。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己谈到，促成他下决心确定方向的，是受了三本书的影响。
１９４１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谈到这一情况：“记得我在１９２０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
０３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是１９２０年４月离开北京到上海去的。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１９２０年８月出版的，他如果是在北京时读到此书，可能是罗章龙等人以“亢慕义斋”名义翻译的油印本，那时他同罗章龙等北大左翼学生交往很密。他读的究竟是哪一个译本，不必深究，他自述从这书受到深刻影响，却是毫无疑义的。
《宣言》开宗明义所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成了毛泽东毕生服膺的格言。
《阶级斗争》是恽代英所译，原本是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列宁对这书评价甚高，他在《给农村贫农》这部著作中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纲领的时候，推荐了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恽代英将中译本书名改为《阶级斗争》，毛泽东就从这本书中加深了他对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和信仰。
英国柯卡普著、辟司增订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元培在译本序言中说：“克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
看来蔡序所说是符合事实的。
例如书中说：“从现在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必先做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蔡序所说的稳健派，其实就是费边派。费边社会主义思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１３１
想，大约就如同英国工党的政府和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不同。
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苦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这些同马克思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着极大差别的。看来，毛泽东只是从这本书中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材料，引起他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时间，他自己说的是“１９２０年夏天”或“１９２０年”。
现在许多党史研究者，对这个具体时间有几种不同意见，上限有１９２０年夏天，下限是１９２１年初。我认为这都关系不大，笼统地说一个“１９２０年”也是合理的。
毛泽东到上海同陈独秀讨论了湖南形势和建团、建党问题之后，１９２０年７月回到长沙，随即参加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这是一次借谭延闿打的“湖南自治”的招牌，开展以全体人民为主的民主运动，想让湖南从此脱离北洋政府的控制，“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
，以便今后进行各种革命活动。
他为此在上海和湖南的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并在长沙领导了一系列活动。运动虽无结果，但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面目（“在老虎口里讨不出碎肉”）
，锻炼了自己的队伍，还交结了广泛的朋友，新民学会增加了许多新的会员，也清除了几个消极不良分子。那时马克思的原著介绍到中国来的还很少，而一些号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并没有能够作出正确的介绍，其中错误还很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
２３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了解还只能是很初步的、不系统的。因此，那些文章中也还有些模糊的甚至相当混乱的观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年都难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这种转变的根本标志，反映在新民学会的两次会议上。
１９２０年６月，在法国的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等１４人，在巴黎近郊开了五天会，主要讨论学会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如何进行。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人，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以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精神。另外萧子升为首的少数人则持反对意见，主张以教育为手段的温和的革命，倾向于蒲鲁东式和平的无政府论，以改良资本主义。会后蔡和森将讨论情况和自己的坚决主张，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由于信收到很迟，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毛才写了一封长的复信。
他坚决支持蔡的全部意见，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道路，尤其表示“深切的赞同”
，而根本不同意改良主义的方法。信中借当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在长沙的演说（其观点正同萧子升的相似）
，以透彻说明必须用俄式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才能获得一切包括教育的权利；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不过帮资本家的忙而已。
１９２１年元旦，毛泽东约集在长沙的会员何叔衡、彭璜、陈章甫、易礼容、熊瑾玎等１８人，接连开了三天会，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毛泽东介绍了巴黎
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３３１
开会的情况，还谈到国内外流行的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派别。
大家热烈发言，各抒己见。讨论结果一如巴黎，大多数人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用俄式革命、阶级专政的急进方法；有组织共产党的必要，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便利公开活动，进行研究、宣传、组织等工作，除已办文化书社、通俗报外，还要兴办夜校、编译社、讲演团等社会事业。
在１９２０年同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毛泽东不断说到大家要作主义的结合，说马克思主义为“一面旗子”。
１９２１年１月下旬，毛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谈到建党的情况时，明确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综上所述，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１年１月之间，根据本人自述和第一手资料（本文引号中语均见已出版书刊）
，关于毛泽东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反对种种改良主义，确认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面旗子”。
二）确认以劳农为基础的人民群众，是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力量。
三）确认以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必由之路。
四）必须组织共产党，以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
近百年来中国国难频仍，许多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复兴作了不懈努力。青年毛泽东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所驱遣，殚精竭虑去探寻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道路。正好这时候，俄国轰击冬宫的炮声响了。中国人才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了
４３１毛泽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俄国式的革命。正苦于没有找到适当道路而向中外学说继续探索的毛泽东，看见了希望，在自己已经达到的思想水平上，很自然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中的学术研究，坐而论道；而是学以致用，为用而学，特别是在实践中向社会向群众学习，“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学得最勤，特别重视的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终其一生，他都是重视马克思主义这一部分内容，并有所发展，扩大了这一范畴的应用。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延安庆祝斯大林６０寿辰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毛泽东的造反气质，也是从青少年时代起，贯穿于一生的行事，到老不衰。用“造反有理”四个字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大大的简化，但不能不说是极有见地的。可是这四个字只能限制在推翻旧世界这个意义上，过此一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利用这个口号搞打砸抢，推翻党委闹革命，造成历史的大悲剧。这个教训我们应永志不忘。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A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纠正多年来根深蒂固“左”的错误，使全党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
的错误。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时要对他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对过去３０年的重大事件作出基本总结。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到１１月，中央组织全国党政军经４００干部讨论《决议》草案（《决议》于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讨论中，我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１０组（能源组包括能委和煤炭、电力、石油三部）
，任组长。以下是我在小组讨论会上的两次发言的速记稿和我起草的本组讨论总结性意见。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A
６３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一A
《决议》评价毛泽东一生，功第一位，过第二位，这个结论正确。毛泽东在前２８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２７年，在１９５６年以前，路线正确，但左的东西已经露头；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一套“左”的东西，逐渐成为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对党、对人民和他自己，这都是一场大悲剧。弄清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悲剧，是《决议》必须完成的一项主要任务。
建国前的２８年，历尽艰辛、曲折，毛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
从早年起，他的革命实践家的品质就高于理论家的品质。长期的战争环境、经典著作译本的贫乏（他不能直接阅读外文）
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马克思列宁一样，在理论上深下功夫。他一生的兴趣，似乎主要也在实践方面。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取得革命胜利，确实难而又难。毛泽东的伟大，还特别表现在长期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这方面（这方面人们知道较少）。
１９４９年以后，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民大国的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A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７３１
根本问题，即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才很缺，人民文化素质低，地区间自然条件差异极大等等客观条件照旧存在。
而从我党的主观条件看：干部多出身农民，进城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央也缺乏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经验等等，更是突出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发展生产力，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人才）。可是一方面，对于主观条件的不利（苏联工农干部一直进正规学校培训，取得学历）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又长期摇摆不定，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搞四化）何者为重，摇摆不已，最后走到“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条绝路。西柏坡二中全会的报告，对于开国之后阶级斗争与发展经济何者为主，没有说得很清楚。搞三反、五反、肃反以及反右派等运动时，感到是前者为主；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是后者为主。总之，思想、理论、实践，没有一根主线。
不像抗日战争尤其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那样，得心应手，有板有眼，循序前进。回顾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马克思以毕生精力写《资本论》，列宁在革命之前就精读过《资本论》，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
，他在理论上没有这个准备，基础不够雄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因此，搞大跃进，经济上大乱套（“文化大革命”则是政治上大乱套）。
建国后头七年，国内外敌对势力有待解决，他的思想和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很好；但也潜伏着并已有不少“左”的东西露头（主要是农业以及工商业的
８３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社会主义改造太急，没有吸取苏联教训，也没有根据中国农村和社会具体情况办事）。
八大开得很好，思想、理论、政治、经济和组织等方面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已经解决了，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中央和领导的成熟。但是毛个人对八大不满意，尤其对反了他的“冒进”等等不满意；加上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使他认为中国要走另一条道路，要采取另外更高明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反右派运动，整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实质是不懂得资本主义有用遗产之可贵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南宁会议批判总理和陈云，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于是发明了三面红旗、以钢为纲等（也有客观原因，如上上下下有一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奉承迎合的人，党的威信高，群众容易盲从等等）。看到大跃进出现许多一时的假象，便认为很快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
庐山会议之前，对“左”的东西，有所察觉，有所纠正，但思想上并没有认输，勉强上山反“左”。彭总一封信，正好转而反右，而且从理论上提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听，不能不盲目紧跟的道路。
庐山会议之后，我看不到文件，变成“局外人”
，但许多感受和认识同大家是一样的。照常理说，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应该“回头是岸”了，“为人民服务”到哪里去了呢！
（记得１９５０年，广西一个地区征了过头粮，饿死１００多人，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３１
省委一把手便被撤职。）
七千人大会不认真总结，反而对刘少奇报告不满，让林彪保护过关。
随即就阶级斗争步步升级。
一边让人家煞费苦心搞调整，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一边退居“二线”
，准备重整旗鼓。直到１９６６年，硬是一意孤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彻底换上一个能紧跟的新班子，更加不择手段，不顾常识，什么党纪国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要了，换了一套开始还有点迷人的“反修防修”的“不断革命”
的理论。
如果把那十年的“语录”
全部收集拢来，下述说法并不过分：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否定十七年，是“政治大革命”
，“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结果，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
喜欢读古书也是一个问题。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
，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
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但“古为今用”要非常小心。故居我去过，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中央开会时，他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
，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
哲学思想讲辩证法归结为一个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变为“一分为二”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这也是古书上来的）。于是创造出“共产党就是讲斗争的”
，要永远斗下去，一分为二永远不息的理论，将辩证法弄成形而上学。
古书上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一说，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不
０４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然，为什么开国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干部和群众无日安宁，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为什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应当怎样理解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
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性格气质，是互相影响，分不开的。毛也不能例外。
“左”
的思想也可以向早期追溯。
毛早年接受过主观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他对曾国藩、康、梁、孙、黄、陈独秀等都佩服过。当学生时，受唯心主义影响，精心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强调主观意志作用。从思想上总观毛的一生，后期的“左”倾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一个潜伏、发生、生长、发展，最后到登峰造极的过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方向完全正确，但“矫枉必须过正”
，反对洋学堂，支持和赞扬（与承认不同）
农民群众的过火和落后行为，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收入《毛选》时修改了）
，等等，不能不说有某些“左”的思想。
（２０年代农民对地主的过火行为，成为６０年代红卫兵对革命干部的“革命行动”的合法根据，真是历史的悲剧。）十年内战时，敌人太强大，毛很能实事求是。但延安的整风发展到“抢救运动”
，完全是“左”倾过火，却没有从思想上认真总结，让康生滑了过去，使这个阴谋家得以隐藏下来，拼命迎合，窃据高位。开国之后，基本上一直轻敌（不是指“三座大山”
，而是指轻忽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４１
是早年的“返祖现象”。
从工作作风、方法上分析，毛一向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
，一直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李代耕插话：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回事，《决议》应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后再不要“运动”群众了。）延安８０％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
，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开国以后的运动，似乎是接受了教训，但也总要搞个５％，几亿人口的大国，右派就五六十万。
大炼钢铁，９００万人上山，树木砍光，至今还难恢复。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党内党外、全国遍地几万几十万地整特务。
这种搞运动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坏国家经济，毁灭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责任）
，听不得批评。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
，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开国之前，事实上毛确实一贯正确，但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中，也还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绩，不能全归功于己。至于后２７年中的错误，不能说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完全听不得批评。
１９５８年，田家英跟我谈过，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
；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主席身边十多年，这种听不得批评的感触极深。如果说，毛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意保护
２４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
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从客观上分析，前２８年，由于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因此，毛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言决战。开国之后，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１９５７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
；至于民主党派，更不在话下；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必然难免信口开河，随心所欲。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然决没有准备搞十年，也许只准备搞“水也可以覆舟”
，直到武斗之后不好收拾，才搞两派联合、工宣队、部队支左等等办法。但这种制约也没有起作用，最后还说“七八年要来一次”。
毛泽东后２７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说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一个一意孤行的独断专行者。
这个历史悲剧，《决议》应当很好地总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成为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决议》当然不能像我上面讲的这样来写。不过，为什么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后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３４１
个问题应当从思想到作风等方面说清楚，能有一个粗略的交代也好。
这个《决议》确实难写，写成这个样子已很不容易；经过大家讨论，相信会写得更好。
《决议》必将进一步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有利于四化的实现，从而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可是，没有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就还有可能犯类似的错误。
二A
关于庐山会议我有一个记录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
可以谈得比较清楚一些。
庐山会议之前
庐山会议前有一系列会议，除郑州会议外，我都参加了。
先简要介绍一下几次会议。
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大家都知道。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
这次会前，柯庆施曾在毛面前攻击过陈云。我是为三峡问题去南宁的，会议已近尾声。
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意见，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３０日在小组讨论会上，应大家的要求，概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A情况。
４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把我们两个人都找去。我到的时候，大家为我捏把汗。可是，听到我们两人当场的说明，又各写一篇长文之后，便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
接着３月成都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写了如何大跃进的报告，通过了３０多个决议。
柯庆施提出１５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成都街上有群众锣鼓声……大跃进已经开始。会中我去汇报过一次小组会情况（乔木在座）。我进去时，毛指着我说，“这也是一个不知世事的人”。我反映了对柯庆施、陶铸两人的发言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我颇不以为然。毛说，“他们是有所指而言的”。我还反映了少奇发言时的感想：“跟主席比，我们差一大截”
，所谓“不知世事”。
乔木告我，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意，说“几十个部，不知都干些什么”
（后来提出“以钢为纲”带动全局）。回到北京后，毛找我谈过两次。主要谈粮产如何倍增的问题。有次先同谭震林谈淮北如何水利化，批评了水利部领导。
４月广州会议，各主要工业部参加了，地方同志很少。
讨论１５年超英国时，第一个汇报的是地质部刘景范，还没听十分钟，毛听不进去，中止了刘的发言。大家颇紧张。
６月间，有天找我到游泳池谈话，讲到钢要翻一番。
第二天碰到王鹤寿，告知此事，他很感突然。
６月底，各大区开计划会，定１９５９年指标。各主要工业部和富春在上海帮助订华东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华东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５４１
１９５９年要生产６００万吨钢。开会期间，六大区互通电话，指标节节拔高。
华东会上考虑的二五钢铁指标上限竟达１亿吨。
这时一机与冶金两部矛盾已尖锐暴露。
参加会的各部１９５９年都照６００万吨安排，唯独我没有接受电力指标。柯庆施因此对我极为不满，让人带我去参观江南造船厂等三个“跃进厂”。我走时留一封信，仍坚持电力无法满足。
７月７日我给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忧心忡忡，反映华东会议高指标情况，以及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从用电“你碰我挤”出发，提出“必须坚决排队，坚决分轻重缓急”。说“这次还碰到好大喜功，而对其目标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却又茫然无知的事例。有些事情需要时也可以‘霸蛮’（湖南土语，难搞而硬搞）
，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
８月北戴河会议。钢翻一番，只好背水作战，登报。这些情况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没有找我谈话，我知道那封长信毛看不进去。
１２月武昌会议，通过公社决议，粮食产量公布７００亿斤。找我谈过一次话，讲到钢铁翻番之不易，问题复杂。会上１９５９年钢指标降到２００万吨。
我斗胆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于是，毛提到７月那封长信，说我“写得不明朗”
（我心中想：你没看进去）。陈云不同意公布７００亿斤，跟乔木说了。王稼祥不同意搞公社决议，同少奇谈了，少奇要他去反映，王不敢。后来少奇反映了，结果毛大为反感。
１９５９年４月上海会议之前，我感到形势严峻。陈云在抓配套，抓薄弱环节。交电公司已抢购一空。一季度计划完成
６４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很差。从计委廖季立处得悉，钢的计划无法完成，问题极多。
新安江缺水泥，我只好带总工去找总理解决。于是又写了封信，反映２００万吨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意见。这封信交周太和并转陈云看了。周让我将副本寄富春一阅（以免背后放冷箭之嫌）。上海会议之初，毛找我去谈过一次（乔木先在座）。我一进门，他便指着我说：“此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说我给他的信为什么要给富春看。这次谈得很融洽，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乔木谈了陈云不赞成公布粮产等。回来后我又写了一封信，提几点意见（毛说“只是几根骨头”）
：１９５９年计划涨六次、降两次，上下摆动，工作全面被动；人们不敢大胆怀疑，怕被批评“离开总路线”
；二五计划盘子要快定；要重视苏联和西方的经验；大家忘记了主席在成都会议讲过的“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的话。两天后，开中央全会，毛讲了十来个问题。首先鼓励大家学海瑞，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批评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乔木事后说，他这是保护陈，否则陈不能恢复名誉。）
还讲了一条“李锐怕鬼”
（意指我不该将信寄富春）
，指着坐在最后排的我，大声说：“我很感谢你呀！
为什么只给我几根骨头，不给肉吃？“
（这两封信都写得简明，是接受第一封信“不明朗”的教训）此外，还说“我当主帅，你小平当副帅”
，大家感觉突然，不解。这次会议小平主持压指标，压到１４０万吨。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７４１
经过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总之，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左”倾后果都很严重。农村问题虽已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的情况。广东边境县有到湖南抢粮的。会前，毛视察了两河、两湖四个省。
神仙会阶段
６月３０日，彭真召集在北京被通知上山的人，说是开神仙会，讨论１３个问题。后来改为１８或１９个问题。毛泽东６月２９日在船上，７月２日在山上，两次讲话所谈问题的简要内容如下（在山上又作了一次传达）
：１。
读书。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地委以上干部应读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下卷。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
（１９５７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
８月份读一个月。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好人好事”
，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者；“坏人坏事”
，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者，各省找几个例子；从去年到现在中央的各种指示文件。
三本书十万字，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大家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２。
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程度。
八大一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
对！
要坚持。
湖南说的巧妙：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经验，实际是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
８４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
最主要是综合平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现在盲目性减少，形势在好转。
何时能彻底好转，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弄不清，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怪话让人说。
３。任务。今年钢１３００万吨，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
今后每年增加１００亿斤，１９６４年搞到１万亿斤。钢明后年都只能增加４００万吨。确保质量。
１５年赶英要坚持。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
这几年农业第一，成立农机部。
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
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过得舒服，才有利于建设。两种积极性：盲目和实事求是。
４。
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下放，现在要适当收回。强调集权，统一领导。
５。
食堂。自愿参加，节余归己。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３０％也是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６。
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
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４８０亿斤标准过日子。
７。恢复三定。产、购、销，三年不变。增产征四留六。
８。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９。
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
包括：农业本身；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１０。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４１
１。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不管党，生产队长代替了。
１２。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四大指标定高了（指１９５９年）
，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
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
１３。
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铁的含硫超过标准，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１４。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问题。许多问题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１５。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１６。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协作区要搞些调查研究。
１７。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１２０万基层干部，４０万犯错误，３００受处分，是个分裂。
１８。
国际问题。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
同蒋介石打了几十年，讲统战时一切忘了。
开会的人都上了山后，７月３日开始，分６个组开座谈会，按照１８个问题摆情况，谈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跳舞。
《到韶山》、《登庐山》两诗（寄周小舟与乔木求订正）
传开后，大家游山赋诗，很是轻松。我参加中南组。少奇和朱总都参加过这个组，各有一次发言。
７月４日会上，王任重作了沉痛检讨：比１９５４年水灾更困难，５００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吴芝圃一边向全国道歉，一边说食堂一个不垮。
０５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７月４日少奇作了下述发言：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
凡事不要轻信。
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
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使人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领导看好的多，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好。红旗队低产，白旗队高产。十一二月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大家挨饿，给武汉调粮。去年的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
粮食好转才能解决副食。手工业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纱厂炼钢，用掉流动资金。
２２万吨铁，至少赔５００万，成本高的要停产。
各县盲目办工厂，１９５８年有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要充分估计；但怕说错误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右倾”也不怕。今年４月份报告，还有点发热，不合实际（指平均亩产４５０到５００斤）
；１９６２年达到４５０斤，没作结论。
赞成恢复四十条。
说大话，吃大亏，粮食部不满。
脑子发热，很少看到不利；困难时，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
１９５８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也证明确可大跃进，另一面又出这么多乱子，有破坏作用。斯大林似乎说过，平衡要破坏了，才知其重要。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争取不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错误非犯不可，有好处。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确领导。立三路线，短促突击，损失完了，还不知转弯，要让历史家总结。
当前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认识大大提高一步。半成品还有用。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铧犁教训。设备达到设计能力要时间，欲速则不达。
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难免，不泄为好。
不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５１
要责备下面，省地县，责任主要由省委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
７月６日中南组会上，朱总的发言：农民还有私有性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很大。食堂在生产上对，消费上吃了大亏。工人还得发工资，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自负盈亏，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否则，干什么？有了钱就吃光。
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食堂要吃好，吃饱，有烧的，这样人心才稳定。
农民想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是关系五亿人口的稳定问题。
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
陈云多年来对粮食抓得多紧。北戴河一时高兴起来，从粮食多了出发。
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
农轻重安排好。
农民立家立业重要。
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
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生产越来越多。要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蛋出口，换回东西。
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工业方向要讲。
从北京到浦口的专车上，乔木找我谈过对１９５８年的总看法，认为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他以太阳系运行为例，说行星与太阳之间的关系，轨道运行，都是平衡关系；又说火车、汽车的行驶，也不能离开轨道与公路，否则就会出轨。在火车上，富春主持开了一次工交各部部长的计划会。
会上我多嘴，讲了乔木同我的谈话。刚上山的７月３日夜，乔木又找我谈了一次，陶铸在座（后来富春也来了）。他谈到：共产风是从北戴河刮起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张春桥参加过郑州会议）
，毛转得较快；毛很欣赏徐水群众那种干劲，有废除家庭
２５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的思想；他多次提起海瑞，目的却在不要出海瑞。钢铁翻一番的想法，大概是从粮食问题引起的；成都会议有些人受宠，因此发展了迎合之风（指柯庆施等）。乔木怀疑“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说法，认为许多自然现象都是平衡的（又谈到太阳系）
，不能套用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因此，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不论如何政治挂帅，必须遵从经济规律，要尊重和懂得前人（包括苏联）的经验。我们也谈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论战争规律的道理，以为佐证。
７月６日夜，我又在乔木、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他们四人住在一处）处作过一次长谈。大家又研究了平衡问题。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规律，因此，常受破坏。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要保持平衡。谈到公社问题之由来，七里坪、碴牙山、徐水成万人去参观，供给制也来源于此。在北戴河提出公社等问题，无人有精神准备。乔木还谈到：报纸一反常规，毛和中央的活动、言论，均要及时报道。
（为什么南宁、成都会议都没有报道？）王稼祥应当受表扬。整风、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都感觉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使人很难伺候。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提法，违反按比例规律；元帅是可以下命令，要绝对服从的。
富春提“运动中求平衡”
，也是遁词，办不到的。
这之后的几天，我还去看过周小舟和周惠。他们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３００个小土炉没有点火，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注意到粮食问题等。
１９５８年韶山吃偏饭，也只增产１４％。小舟特别谈到他同彭总的交谈（上庐山之前，彭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３５１
到过湖南）
，议论了主席。彭说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小舟的话是：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
主席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不愿转弯或回头。我们当时都感觉会议还有压力，缺点、问题还不敢彻底暴露，大家还不能畅所欲言。其间周小舟同乔木也有接触和交谈。
７月１１日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即不能团结。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天津局、科长议论，“得不偿失”。上海一党委书记否认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
去年四件事：钢翻番；基建１９００多项；粮食翻番；办公社。缺乏综合平衡，引起各方不满，缺点都承认。有人从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不会错。有这么些中国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连月亮也好。如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一个。但他的诗（指黄万里填的一首词《贺新郎》，是歌颂百花齐放的。）还想读。通过合作化、公社化、农业总增产了，苏联则否。没哪个将军不打败仗，三仗一败二胜，就有威信。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一个、最多三个指头，彭老总说一个多一点（可见此时对彭毫无戒心）
，成绩还是主要的。公社要整顿。对干部要有分析。北戴河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不公布为好。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庐山，这几次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腰杆才硬。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斯大林讲过：客观规律，人们适应时不感觉，破坏时才感觉。去年破坏一部分规律，才有了认
４５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识。经验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打仗的经验既从胜仗，也从败仗来；建设亦如此。要接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产。
我们要快一点，要找正确道路。
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长短腿几十年未解决。我们有两条腿，五个并举。
张奚若说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
北戴河以来的一年，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了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有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训、走过场、签字。
毛泽东找我们两次谈话
７月１１日夜，毛找周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谈话。
毛说，１９５８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
，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哄堂大笑，毛本人也大笑了一阵。）关于钢翻一番，不料王鹤寿当成了法律，登报则是一波和乔木建议。又批评王鹤寿１９５８年只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忘了，本末倒置。
（谈完话之后，我找鹤寿谈了，动员他在小组会作了检查。）
关于农业高指标的由来，我问为什么就相信亩产万斤。毛说他受了钱学森一篇文章的影响，钱说太阳能只要多利用一点点，即可亩产万斤或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５５１
更多。说１９５８年粮食是否增产了三成，他还怀疑，从而讲了填平补齐的道理：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增产三成很不容易。谈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小舟于是讲，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毛也听进去了。我们谈到陈云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出来主管为好。毛同意让陈当总指挥，说陈有长处，也有短处，重复谈了上海会议时对陈的称赞。由此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又谈起自己４０岁以前肝火大，总觉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说毛泽覃在江西时，有次他大发脾气（或者是要动手打人）
，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为此我们又笑了一阵。关于公社问题，毛说：“在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我们认为会议还有压力，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揭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关于讲假话的问题，毛说，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说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１３张牌，基本靠手气”
（意指客观规律不易弄清）。
我们又说到１９５８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这句话也带点影射味道）
；反对“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的口号，说这些口号不科学。毛当即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我将当年第９期《宣教动态》送上，请他翻翻。这一期辑录了一些斯大林的语录：如果社会主义发生经济失调，其危机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等等。
谈完话出来之后，小舟比较得意，将“国乱思良将”这些话传了出去，并说自己这次把话讲完了。这当然引起当时
６５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左派”
的议论和谋划对策。
我将全部谈话情况同田家英谈了，没同其他人谈。这时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毛的思路还比较偏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我鼓励田将罗世发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点（田是四川人）刚回来，在下面饿过肚子。过分密植，农民反对，为此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罗的高产都是上面压，虚报的。田领导的工作组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材料。田同我谈的事情很多。说有些问题书记处常让乔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谭老板在毛处谈话，毛拍桌而起：“就只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他怕毛再激动下去，就促谭一起离开了。田过去同我讲得多的是关于毛任性。有时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见）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别人写检讨。反右之前，为鼓励鸣放，毛当时批发一个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中）
，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即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并非个别。关于废除家庭的想法，这都属于胡思乱想，我们都感到忧虑、不安。这也是朱总在小组会上反复讲要巩固家庭的原因。在庐山时，关于１９５８年的问题，我同田谈的最多。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
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７月１４日印发的，上面只批了“传阅”
二字。
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７５１
都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７月１７日下午５点到夜１０点，毛泽东又找小舟、周惠、乔木、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他谈得多，也谈得比较融洽，还议论了韶山、庐山那两首诗，留我们吃晚饭，喝茅台。以下是毛谈的要点：关于总路线，真有７０％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３０％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１９５７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
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
，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
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
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敌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７月１１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
，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８万多人，到吴起镇
８５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剩７０，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
，当时许多人不同意。
（这还是指１９５８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
反复讲１３００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１９５９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
，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
（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１１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５％，一般水平是９５％，而我们只能立足于９５％。全国年增产３０％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
（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
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这是７月１７日，彭的信还刚刚传阅。
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
，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５１
的，谈到洛川会议，是让我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他的，也是启发我们不要倒向彭一边。
同１１日夜间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要找“左派”朋友谈了。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正式找哪些人谈过话。田家英有内线（警卫副官、英文秘书林克、机要秘书等，都同他关系较密切）
，有什么动静，他会知道。
当时都知道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大家都想探问，摸摸风向。我是守口如瓶的，怕惹出麻烦来。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这时找各大区人谈话时，还说要印发《阿Ｑ正传》，让大家受点启发，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Ｑ一样，一触即跳。
彭总的信和《会议纪要》
在座谈１９个问题时，毛即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和我几个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由乔木当组长。各人分写一或两个问题。我负责写“综合平衡”
，乔木写总结性的一段。
（１９８８年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查清‘《纪要》共１２个问题，正式名称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我还写了“加强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当时还是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纠“左”的文件，谭、曾不是主要起草人。神仙会原来不准备开很长，十天半月结束，通过这个《纪要》，大家下山各奔前程。可是这个《纪要》和彭总的信先后发出之后，形势就逐渐起变化了。
《纪要》在各个小组中引起程度不同的非难，非难大都集中在乔木写的总结性那一部分，又特别攻击其中
０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不要忘记苏联经验那一段。我在小组会上（组长是林铁，这已是７月１８日以后）就听见有人说，总结１９５８年经验的说法，看不下去；今天的缺点是否“左”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非难，我们几个起草人都在各自的小组会上为《纪要》辩护。
这个时候，发生周惠闲话事件。
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１９５８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
；看风使舵。
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
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
总理为此在７月２０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评了周惠。
黄克诚在这次会上同谭老板有过争执。
黄是７月１７日上山的，第二天早晨二周与我三人去看过黄。
黄同情我们的观点，说他在书记处会上说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总还算是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讲话了。
所谓有压力，在神仙会阶段就存在的。
彭总的信出来后，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许多人都赞成彭总的观点。记得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几乎全部赞成（这在《简报》上都有反映的）。自从参加中央会议以来，由于自己工作人员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过言。关于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浮夸风的报道，吴冷西似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
有天我们两人一起散步，他鼓励我发言。
我大概是７月２１日发的言，指出１９５９年高指标来自１９５８年的华东计划会议，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柯庆施（发言刊《简报》）。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
７月２０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也作了长篇发言，也谈到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在山上，彭同张住得靠近，他们两人有过交谈。
从７月３日到１０日彭在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６１
西北小组共发过好几次言，当时并未引起很大议论。
围绕彭信和《纪要》，所谓“左”和“右”两方面的意见和分歧，才逐渐明朗。我参加的小组会上，浙江同志说形势很容易好转，如绍兴一抓，鸡和鸡蛋都供过于求。这个发言引起叶季壮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外贸很困难。
刘澜波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住在一栋楼）
，但当时所有内情我都没有同他谈。
有天他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谈到，毛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跟他一起二十年，还是一介书生。使我想起广州会议时，毛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
（这次会乔木等没有参加）。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说，毛对乔木，是既爱之又恶之。田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和李井泉挂帅，他们攻《会议纪要》，攻彭总的信，也攻周惠，这些都是由他们发动的。正在这几天紧张交锋之中，一天吃午饭时，陈正人将彭的信指给我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
“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陈对我说这些，也许是好意，怕我陷得太深。我心中明白，我的发言得罪了柯庆施。这时许多说法都传出来了，说彭的信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的提法是路线性质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书记处的人，“左”
、“右”一半对一半；等等。彭在西北小组发言，说了“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话；彭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也传出来了。
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外，当时还找各大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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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怎样在他面前攻击彭总（以及我们这些“右派”）
，详情不得而知。毛同中央常委同志，这时肯定没有交换过意见。有以下二事为证：７月２０日左右，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问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我的记录本上，７月２０日记有少奇提的三个问题：１。
（１９５８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
２。
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３。
１３００万吨是否右倾？
３００万吨是否左倾？
此外，以下情况也是最好的证明：从７月１２日到２２日，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即补了１５亿。总理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
冶金部今年２４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１９个亿。
从而提出问题，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杆上？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由于毛７月２３日的讲话，总理主持的会议当然中断了。
去年听黄克诚说，彭本不准备上庐山的，是他催促彭上山的。在湖南视察时，小舟陪着彭总，谈得比较融洽，许多观点一致，上山之后，小舟动员彭写的信。信中有些材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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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７月２３日讲话
下面７月２３日毛的讲话，是根据本人当时记录本的详细摘要，内容如下：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听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劝这些同志听坏话。党内外刮风。
右派讲秦始皇修长城倒台；我们修天安门，一塌胡涂。
党内有许多动摇分子，看得不完全，有火气。有的人历史有问题，挨过批评（广东军区）。江西党校有集中反映，党内代表也是右派，可以辩论，三四年再转过来。这回会内会外结合，地方太小，不然把右派都请来开会。
越讲得一塌胡涂越好，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这一名词。
顶一个月，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原因是做了一些好事。
现在腰杆子不真正硬，多数派要硬起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工农商交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什么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公社运动，碴牙山书记告诉我，七八九这三个月，每天３００人参观，徐水、七营里也是这么多人，到那里去取经，其中也有县、社队和省地委干部。大概是出了真理，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有一些，只想搞多搞快。三个地方三个月９０万人朝山进香，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你们心是好的，事实难于办到，要有步骤，不能
４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一口吃个胖子。……农民一个时期有狂热性。春节前后，两个多月不高兴，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稀饭、蕃薯。因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群众不欢迎。说服这些干部。三四月风即压下去了。现在听说大多数转过来，留恋共产主义的是少数。平调东西要收回，几亿人受到教育，不能你的就是我的。没读政治经济学，不知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公社一级不懂一点不好。不识字，可以给他们讲课。北齐斛律金作《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按：此歌乃敕勒民歌，非斛律金作。）斛律金一字不识，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齐左丞相是斛律光，不是斛律金。）柯老讲１５年全民进大学。农民、工人不是也学哲学吗？同他们讲课，比知识分子易懂。
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我们作过多次检讨，他们没有听到。有些问题这次不会解决，有些同志不会放弃观点。要养成习惯，听得进坏话。我少年时代也是一股火气：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还不放弃，硬着头皮顶住，学会这一条。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一些同志是摇摆的，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历史上四条路线，现在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蒋邦谓我“秧歌王朝”）。
这部分同志扭秧歌，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
对动摇分子不赞成带帽子。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则是资产阶级泄气性、悲观性。
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就反冒进。
（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总理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５６１
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陈云和小平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
“有失有得”
，失放在前，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
如果要带帽子：资产阶级动摇性或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７０万个生产队，７０万条错误，都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完蛋。帝国主义不来，人民要起来革命。专办讲坏话的报纸，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
他们不是右派，象中间派，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重复了１９５６年下半年、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还有３０公里。现在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有益、有害？有害。
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赞成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保持１３即好，１。
５亿人。坚持下来了不起。希望达B到一半左右，２。
５亿人。
《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不仅节省劳力，还节省物资。有的用上了自来水。建议河南为食堂搞一套机械化。
科学院到昌黎县调查，有右派出来说，无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如计委是计划机关，却不会管计划。各个部、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
地方可原谅。
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真没有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为自己开脱一下，因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８月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对建设根本外行。
没有领导，哪来英明。
在
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当说在我（过去说周、陈）。
实在是一大堆事未办。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
柯讲６００万吨。我６月讲１０７０万吨。北戴河发公报，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９００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补贴８０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即由此而来。
浪费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好铁奋斗。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有话就讲，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明哲保身。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触不得；一部分方向危险。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１０７０万吨，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公社决议是我建议写。当时碴牙山如获至宝，记者问我，我说“好”
，便登了报。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
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推不掉。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总路线是个虚的，见之于农业、工业。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分担一点。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
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列宁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列宁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一国可胜利，可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起来后，马克思赞成，估计会失败。
但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当然划不来。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７６１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１９２７年失败了？
缩小到１B１０？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富春、鹤寿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柯老要搞６０万吨，那第一个责任是我。屎都拉出来，人就舒服了。
“不仅对事，也要对人”
毛泽东讲话完了，即散会。彭总在门口挡着毛，说他的信是向主席个人写的，并没有让大家来讨论。
我的心情很沉重，与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四个人走出会场，散步了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都感到沉重之至。走到一个石亭中，田用木炭枝在石柱上写了这首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处，大家都不能接受毛的讲话，觉得再无处可诉了，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小舟特别激愤，建议到黄克诚处谈谈。我不赞成，怕有人看见犯嫌疑。小舟坚持去，于是给黄打电话，黄不赞成去，他也不愿来，但拗不过小舟的坚持，只好同意我们三人去。
小舟和我都有点火气。
小舟谈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意指毛仍偏听偏信。我说，这不是钓鱼吗？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说：“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
，他比较冷静，劝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我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谈话之间，彭总走进来了（他住在黄的对面房）。房中无多余椅子，我忙站起
８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让座，心中觉得不大好，示意小舟辞去。我们三人即起身出来，各自归去。但出来后，被人碰见了。随即毛知道了此事。
于是７月２６日传令：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大概第三天起，我们在小组中即开始挨批斗。小组会批评我的第一天，习仲勋说我还算是中间偏左的。可是有人受柯庆施的指使，说我在火车上讲１９５８年出了轨。柯之不放过我，原因就在我曾在小组会发言批评了他。康生也不放过我，说我是中央的“间谍”
，在延安挨过抢救，住过保安处，因而对党怀恨。还散播谣言，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我的父亲死于１９２２年）。别的小组也传出，有“文班子”
，也有“武班子”。
７月２３日到２９日之间，田家英还悄悄跟我联系。
有天晚上他来住处告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还告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后来的“决议”
，我被列入“追随者”）。这期间田还告我二事：在毛居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就是纳吉。毛一人在房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对人”之后，批斗升级，小组会上提出“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为了消除毛的疑虑，田转告乔木的主意，让我给主席写一信，以释去２３日夜间的疑心。
我于是向毛写了一信，说明２３日夜间是怎样去黄克诚处的，谈了些有关湖南的情况（那夜也确谈了湖南形势）
，黄劝我们有问题找主席谈。
特别说明彭总进来后，我们立即离去。当然隐瞒了“斯大林晚年”之说这些要害。
信晚上送去，第二天（３０日）大早，就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６１
找我们四人去谈话。毛说，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谈了一军团、三军团的问题。提出（传说彭黄）
“父子关系”问题。黄说明在江西被打成ＡＢ团时，是彭救了他，因此同彭的感情关系始终很好；但在某些政治、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就说：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并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了解彭黄关系）。随后又说，同我们几个人不通心，同小舟尤格格不入。我们反映会议空气太紧张。毛说，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还跟我们谈到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我们提出“湖南集团”的问题，希望能予澄清。毛说，这是一种误会。
谈完出来后，遇见田家英，我将“解疙瘩”之语告他，田说，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
这时，田还告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批斗，太不应当了。慨叹毛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还担心总理也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纪要》同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
８月１日常委会及最后阶段
常委会开了两次，第一次是７月３１日，第二次才是８月１日。当时我那个记录本只摘记下８月１日的会议情况。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找到７月３１日记录的原件。
８月１日上午１０点到下午５点（中间没有休息，吃的包
０７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子）
，由毛泽东主持，开中央常委会。参加的有少奇、总理、朱总、林彪、彭真，以及彭总和贺龙。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我四人旁听。彭真让我做记录。
（记录本今年找到了，铅笔字迹了草、模糊，尚无时间整理出来。）
林彪大概是２３日以后才上山的，他当然是搬来的主要“救兵”
；可能担心军权旁落，已决定让林接管国防部。但在会上并没有同意彭辞职。这个会议是算彭的历史总账。一多半时间由毛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苏联教训，等等。
彭在谈到一些历史等方面情节时，有不少对话。总理只问过他与彭总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斯大林送彭出门说过什么话这一件事。
少奇也只问过长征时在三军团一件不关紧要的事。
彭真解释过延安整风时，平江暴动士兵委员会人员受审查事。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总，内容比较温和，“没有击中要害”。
没等朱讲完，毛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总司令红了脸，就停止发言，直到散会，没有再讲一句话。接着就是林彪发言（我的记录本上没有朱总的发言，也没林最初讲的几句话，但我记得极清楚，估计彭真、黄克诚、周惠也可能记得清楚）
，只简短几句，可说“击中要害”
，为整个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毛前一部分谈井冈山，几次军事情况和几次历史路线斗争。打长沙，打南昌，打吉安、九江，打赣州等等。
彭插话：１９３４年一二月，我已转了，认为仍由老毛领导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７１
好，过去事实可作证明，我同黄克诚谈过。
毛说：李立三多高多大，你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听王明的话。
高饶事陷得很深。
纠“左”比纠右难吗？
第二次王明路线，高岗死了，王明至今不认错。
纠正铁托容易？整右容易，请包整王明。高饶能改？
３８年，右倾联系资产阶级，“左”
倾联系小资产阶级。
路线本身不能改，要让别人来改。几次路线都摇摆，心里恨得要死，由于挨了整。今后也很难说。
（彭插话：６１岁了！）
以下又讲了一段大跃进的过程。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说主要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只二个亿；搞平均主义，无非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说过去食堂留一半、１３也好的话（吴芝圃是百分之百）
，这对右派也给了些影响。
B到郑州，以为我是不办食堂之人。食堂无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自动集合办起来。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公社，总有一天给张楼梯让下来。物质基础，西欧雄厚，波兰、东欧也不错，但办食堂、公社难。我们物质条件就是人，要组织起来。物质条件好，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东部几亿人，土地少，组织合作化较易。苏联地广人稀，如入无人之境。
北戴河高兴中埋伏了不高兴。比例问题，今年５月已解决。原来谈１９个问题，未提反右倾。北京就有人越落越低、气越泄。彭的信和《会议纪要》，很有功劳。小舟等人主要锋芒对着除自己人以外庐山会议所有的人，要发牢骚，要出气，要讲失调原因，被插了白旗。
（小舟插话：并非出气问题。）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２７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随后对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达到此程度。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立三路线自己是动摇的。许多历史事件，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
然后谈湘鄂赣历史，一、三军团问题。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等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对立三路线并不那样坚决，但也没反对。谈富田事变。张辉瓒搞反革命布告（打倒毛，拥护朱彭黄）。主席过去曾送我两本书：《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批语还记得，一直带在身边。
（这一段话是不同意三七开）接着谈到抗战时期。毛说，打蒋介石１０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忽然漂亮了。这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林彪插话，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说是弼时作的决定。
批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彭谈百团大战的过程，怎样逐步扩大；战后才搞武工队，对以后整伪军也有好处。谈到“张飞”的外号是毛取的。说自己对敌斗争是坚决的。马克思主义没学通，但盲从也不行。
“我有农民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在北京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上三宝殿。”然后谈到同毛的关系是对半开，毛则坚持三七开。两人相持不下。毛强调，多次重要时期，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责备彭背后议论；“我同常委之间、同别人，从来没讲过你什么。为了使你安心工作，给林彪发转业费。”之后又回过来谈１９５８年，谈到抗美援朝时同朝鲜领导人的关系。
最后谈到《内参》不可不看，决不可尽信。
《内参》是专搞黑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３７１
暗的。彭最后表示三条：不反革命，不自杀，可以去作田。
８月１日晚上开大会，总理通知：“问题不少”即右倾机会主义，怀疑、动摇总路线；向党、向中央、向主席进攻，打着所谓无产阶级旗帜，向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进攻，这一切有思想根源，有体系，有活动；彭的信起了反面教材作用，等等。
８月２日召开中央全会。
毛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八大二次会议定的路线究竟对不对？起初神仙会，并无紧张局势，有些同志要求民主，感到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求点紧张形势，要言论自由，想攻击、破坏总路线，要破坏、批评总路线的自由。重点在去年是否工作基本做坏了？
１９５７年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看来是这么回事。社会主义之命运由我们掌握，应该团结，现在有分裂倾向。
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一看二帮，还是有希望的。无非改或不能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一时跑到那方面，形势有利，经过说服，可以过来。在延安时，洛甫开始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来，就承认了。这回旧病复发，向楚太子大喊一声，有病要治呀！寄生虫作怪，可潜伏，气候适宜就出来了。
上山原来总结三句话；后来就在“问题不少”
上发生问题。
现在改换题目：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
８月３日起，到会１６２名中央委员分成三个大组，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周小舟（和张一组）四同志。斗争自然是激烈的，无限上纲上线。一直开到８月１０日。我参加彭总这组。康生尤其激昂慷慨。也听到他这样的发言：你们
４７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
这个期间毛批发了好几个文件。关于安徽省委书记张凯恺解散无为县公社食堂的批语：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叛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漏网残余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要挽救他们，就要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８月１０日，我被调到黄克诚组去对证一个问题。
结果，７月２３日夜二周与我在黄处的谈话，有关斯大林晚年的议论被揭发出来，这就使斗争更火上加油，白热化起来。
８月１１日开全体大会，毛长篇讲话，从世界观方法论讲起。说历来犯错误的是唯我主义、极端主观唯心主义。
３０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参加党。
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党员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纠“左”比纠右难？历史经验证明：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哪里去了？骂人民公社，是地富反坏骂，兄弟国家怀疑。对大跃进，内外怀疑。指标搞高了，只要略有增产，农业有无一成？
一成就是跃进。
可能三成，还得了。
高饶事件，有的保护过关，实是彭高联盟。庐山两种气候，好得很。另一种是同罗隆基接近，政治上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次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共产风、浮夸风吹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５７１
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总要吹的，这一切都是好东西，大可教育全党全民。然后又讲哲学，讲必须政治挂帅。
“自由、平等、博爱”
（这时特别从北京调来当年彭在太行写的文章）
，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第一书记挂帅，实在讨厌，我却高兴；你挂帅，不如我挂。只要大家通过，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集体领导要不要？
赫鲁晓夫强调的。有无集体领导？
有无民主言论自由？
这次要求民主，要求集体领导，鼻子不灵，头两周不灵。庐山两个司令部。
这次满足同志们要求，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
以后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都干，天天开，免得老说没有民主，个人独裁。你那个军委会有无民主集中制？现在攻不民主自由，他们要搞政治挂帅，搞小跃进、不跃进。
（延安）华北座谈会操四十天娘，操二十天不成，这次满足四十天，加五天，听你操，满足操娘欲望。现在要求民主自由，同章罗联盟一个性质。资产阶级有了民主、自由、博爱，无产阶级就无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你讲我搞阴谋，就大鱼、小鱼、吃人鲨鱼一起钓（２３夜，我讲过钓鱼问题）。
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
（听到这里，我倒放心了，知道田家英等不致受牵连。）周惠挨了边，小舟不交心。
我怎么一百八十度转变？
（这是小舟讲的）我是蝙蝠，开头属俱乐部，７月２３日是转变了。臭屁、香屁都放，通通让人讲话。估计有两重性：革命、反动，完全不革命不合乎事实。彭同许多人不合作，不单反对我，七个政治局委员，有
６７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几个合得来？十个元帅，九个合不来。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从不提团结口号。三十一年关系，难道庐山就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进步。
８月１３日至１５日，开全体大会，彭、黄、张、周作检查，大家批评，当然进一步加码，尤其逼彭承认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要定性质：是魏延、冯玉祥、纳吉、铁托。
（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复杂，产生一种很悲观的情绪：这是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人敢讲半句公道话。）
８月１６日开大会，通过决议，毛泽东再作长篇讲话。开首说，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总结经验就要这样总结。
１９个问题变成第二位了，犯错误同志帮了大忙。之后说彭德怀犯过五次路线错误，依历史顺序又算了总帐：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接着谈海瑞问题，说海瑞历来是左派。我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彭黄问题带复杂性、曲折性。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人们不理解，由于不了解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
这次大会打了防疫针。
大家要对他们做工作，要往来，采取热情帮助态度，要开团结大会，要看作是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最后还谈到，估计７０％的右派可以争取过来。牛训练三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刘仁静现在当翻释，要给人出路嘛！立三也改了。
（林彪最后插话：这次会，避免了大马鞍形，避免了分裂。）
关于庐山会议，《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文本，则这样定性：“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７７１
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得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上面就我的记录本，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特别是将毛的几次讲话、谈话要点录下，以便了解会议和毛在山上思想变化的过程。回头看这段史实，试作如下总结：１。
上山之初，毛泽东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
，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保食堂）
，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转起来，丝毫没有认输。因此，是开神仙会，有闲情赋诗，开十来天，讨论好若干问题，通过一个《纪要》。
２。
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不仅彭总、少奇、朱总都发了言，表了态，总理直到７月２３日前，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领导开会，算细账，抓调整。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从毛主席起，大体还是有这么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的柯庆施等）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强调气可鼓不可泄（认为落实指标即泄了气）
；大体还是这一部分人又犯阿Ｑ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人为财死”。毛当然要靠诸侯，不能靠秀才。
３。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粗，无张飞之细”
，有些话听者有心（伤了人）
，又有所谓历史旧账。
那些进谗言邀宠之人（其中有阿Ｑ们）
，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于是毛沉不住气，主观武断为
８７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是“反毛”
，是“魏延反骨”作怪，要“搞分裂”
，组织“章罗联盟”。
（这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因素：凡属反对过自己的人，又不转变为百依百顺，一遇到机会，就不惜当场廷杖，乃至“昨日功臣，今朝祸首”。
４。
军权不能旁落。机不可失，调林彪上山。林彪看似讲话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张牙舞爪，慷慨陈词，但三言两语，起了定调的作用，有“护驾”之功。
５。
当然，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大斗争中，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
６。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一整套“左”倾的东西。
“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自我支配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了。
三A
我们第十组全体同志，经过１２次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写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意义深远，衷心拥护，并希望尽快写好。
这个《决议》很难写，写成这个草稿很不容易。它的基本内容是好的，包括对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说明。但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１日起草的小组讨论总结。
A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７１
是大家感到还有不够之处。综合１２次讨论大家一致的意见，主要是有关长达２０年“左”的错误的形成及其原因等现分六个专题，简报如下，供修改时参考。
（一）
《决议》是否以两条主线来写：一条是八大路线，以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条是搞政治思想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思想、理论、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串起来写，这样更是非分明，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１、以毛泽东为首的“左”的错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开国以来，一整套“左”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在党内逐渐产生、发展，终于占了统治地位。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
，已经出现了某些“左”的错误。如“三反”
、“五反”定指标，限期抓“老虎”
，整死或冤屈了一些人；三大改造，原定十五年，实际三年完成，搞得太急，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觉悟程度；反右派严重扩大化，整了５０多万“右派”
，副作用极大。
第二阶段（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５年）
，是“左”的错误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提出了所谓“三面红旗”
：否定计划经济，搞大跃进；在农村，高级社尚未巩固，又搞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想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提出了“总路线”。高举“三面红旗”
，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应当正视这一悲剧。
三年大跃进，从经济到人的思想，受到很大破坏和搅乱。
１９５９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右倾，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毛没有改正错误，随后沿着“左”倾错误越走越远。
１９６２年
０８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进一步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１９６４年搞“四清”
，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整了一批又一批人。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
，左的错误统治全党，造成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特别严重的是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败坏了党的光辉形象，在人民中产生了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第四阶段（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
，从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毛主席虽然逝世，但华国锋继续左的错误，造成目前经济调整极其困难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宣告“左”的错误的基本终结。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是正确的。
２、过去二十年的根本分歧。
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党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倾向的斗争。一种是八大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的错误。毛以他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地位，使“左”的错误长期占统治地位，使八大路线无法贯彻。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不同程度地包括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同志）
，同“左”
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一定的斗争。
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
“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８１
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是对我国当时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八大根据这个基本论断制定的政治路线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这个矛盾。这条路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当时中国的国情。
有关组织路线，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很明确地规定，要坚持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个人迷信、个人突出。思想路线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毛泽东从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出发，坚持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也就是后来确定的九大路线：“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四清”要整党内走资派。到“文化大革命”
，越发展越玄，在社会上找不到资产阶级了，就索性肯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并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种完全背离我国社会现状也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分析，以及据以制定的政治路线，只能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倒一切，给全党、全国人民造成十年浩劫。
３、两条主线、两种倾向的斗争。
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即不赞成八大决议中有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断，并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违反八大路线。第一次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
２８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用“引蛇出洞”的不正当办法，开展反右派斗争，整了５０多万“右派”
，从此失信于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第二次是１９５８年１月，在南宁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反冒进，批评周恩来、陈云（实际也涉及刘少奇）
，为他推行一套“左”倾错误扫除障碍。
紧接着进入三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一次大破坏。
对毛泽东“左”的错误第一次大的抵制是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会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作了调查研究，准备上山反“左”倾。会议开始阶段，毛泽东对一部分同志的谈话中，也表示要纠正“左”倾错误。但当彭德怀按正常程序写了一封完全正确的信，张闻天作了长篇很深刻的批“左”发言后，毛泽东即独断专横地发动了一场反右倾的斗争，全国整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二次是从１９６０年冬开始，经过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首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了三年严重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自我批评的话，实际上并未正视自己多年来的“左”的错误，仍然不顾大家的反对，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走下去。第三次是在调整任务尚未完成，广大人民还没有完全解除饥饿状态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将斗争升级，在１９６２年７月北戴河会议和９月十中全会，又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批“黑猫白猫”
，批包产到户，批单干风，批翻案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１９６３年又要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运动”）
，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毛泽东沿着“左”的错误越走越远，虽然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３８１
受到抵制，但他一意孤行，到１９６６年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
，乃至把党内大多数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统统打倒。
在十年浩劫中，党章、宪法遭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３０名政治局委员打倒２７人；书记处１７人打倒１４人；１０个元帅，除病故、休养的和林彪外，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即使在这种困难形势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如“文化大革命”前夕，彭真提出“二月提纲”
；“文化大革命”
已经泛滥之后，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严厉批判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１９７２年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后，在四届人大重新提出了四化任务；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方面在政治局批判“四人帮”
，一方面抓全面整顿，批判派性，平反了部分冤假错案等等。至于全国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抵制和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出现了坚持反对四人帮，不惜以身殉的张志新、郭维彬等一批英雄人物。
１９７６年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许多大城市掀起群众性的“四五运动”
，是广大党员和群众自觉同“左”的错误进行公开斗争的一次高潮。
回顾我党２０多年来同“左”的错误斗争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由于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使毛泽东整套“左”
的错误长期占了统治地位，使坚持正确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仍然坚持进行了长
４８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期、艰苦、曲折的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和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功绩，以及张志新式的英雄人物，在《决议》中应有充分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增强对我党的信任，提高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二）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问题。
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功是第一位的，过是第二位的，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但建国以来的２７年如何评价，写法上应认真斟酌，以求既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又能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在建国以前的２８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历尽艰辛、曲折，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革命胜利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不仅对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伟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２７年，在１９５６年以前，路线基本正确，全党胜利地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显著，但他的“左”的思想已经露头。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他背离了八大路线，也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了一套“左”的错误的东西，个人迷信发展到文革十年中的造神运动，由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变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这对党、对人民和毛泽东自己，都是一场历史大悲剧。
说明这一悲剧的原委，吸取造成这场悲剧的教训，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５８１
是《决议》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必然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由于他的晚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给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确切内容，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大家认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为此，建议在《决议》评定毛泽东功过一节中，宜于肯定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这一基本原则，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有若干新的补充。
（三）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成长期坚持“左”的错误的独断专行者，客观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的封建制度历史悠久，基本上是个农民国家，专制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我党长期在战争环境中活动，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又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斯大林集权领导的影响，加上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以及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等原因。
但亦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美帝国主义交了手，认为美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内三大改造的胜利，比预料的迅速，认为中国自己有了一套经验。
于是，在这种形势面前，胜利冲昏了头脑，逐渐把中国也把自己摆在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忘乎所以，失去自知之明。反右派，封住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坚持正确意见同志的嘴。
６８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大跃进失败了，又不认输。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采取了不承认主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一意孤行，走上了唯意志论的道路。
毛泽东还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法家治国和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种种影响。他历来欣赏秦始皇、刘邦、朱元璋，却不谈汉文帝、李世民。自认“坑儒”比秦始皇还多。直到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汉高祖的遗嘱：“安刘氏者勃也”。到了晚年，常用中国的古书来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深挖洞”来自明初朱升给朱元璋提的建议。深居中南海，不接触群众，连政治局委员都很少见。让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发号施令；毛运新当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最后当高级联络员，把自己同外界隔绝开来，将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一意孤行，乃至给别有用心的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隙，陷入他们的罪恶包围，酿成个人与中国历史的一场大悲剧。
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都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发动和领导，一切工作、一切事情都要大搞群众运动，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破坏性后果一次比一次严重。每次运动都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整掉大批干部，使党和国家不得安宁。这种运动群众的方法同群众路线完全是两回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今后应禁止搞这种“群众运动”。
毛泽东远贤人，亲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使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之流投其所好，得到重用。
而同生死，共患难，正派刚直，不唯命是从的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邓子恢、谭震林，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７８１
以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接近右派的边缘”
，“右倾机会主义头子”
，罗织罪名，或一棍子打死。
晚年在作风方面，出尔反尔，言行不一，这方面问题也多。
１９５６年八大决议是自己举手通过的，后来不认账。庐山会议先表白要当反“左”倾的头子，后来又亲自发动整“右倾机会主义”。指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批海瑞罢官文章，发动“文化大革命”
，更是搞突然袭击。
“二月提纲”明明是自己批准的，却说是彭真背着中央搞的。请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说“人才难得”
，后来又说得一无是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个伟大人物的个性和气质，这种偶然性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常常起着影响历史前进和倒退的作用。毛泽东也不例外。分析主观原因，这类问题无法回避。
总之，应当从主观、客观上找根源，即他的错误的思想、观点、理论，从他的早年、中年到晚年，有一个潜伏、发生、发展到形成的过程。
关于已成为党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过去我们有过基本的总结，举世公认，作为人民的财富，今后应当继续坚持和发展。但对于他的错误思想和理论，也应当将来龙去脉理清楚，作为教训，避免今后再犯类似错误。
建议适当时机毫无遗漏地编出一部内部的《毛泽东全集》，以便一方面总结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从中理清他的错误思想源流。
（四）必须把第四阶段写进决议中。
建国以来的第四阶段要总结，必须写进《决议》。
理由是：第一，只有把这一段写上，才是完整的建国三十一年的若干
８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历史问题决议。第二，只有把这一段的是非分清，才能肃清“左”的错误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推动四化建设。第三，在写这一阶段开头，应概述一下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是有功劳的，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从粉碎“四人帮”到三中全会，左的错误继续发展，表现在：１。在政治上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
，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把“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在十一大全面加以肯定。
２。
在思想上宣传两个“凡是”。在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在同年２月７日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纠正“左”的错误设置了重重障碍。
３。
搞个人迷信。
华国锋以“英明领袖”自居，到处挂像，到处题词，大唱“交城山、交城水”。大加宣扬“你办事，我放心”
，名曰维护毛主席，实则为了树自己。
４。
迟迟不给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彭真等同志平反昭雪，不让邓小平、陈云等出来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次发生杀害张志新式革命同志的事件，过早地宣布揭批查结束，阻碍清查“四人帮”的深入发展，包庇了一批有严重错误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他都是有责任的。
５。
在经济上又搞了一次冒进。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８１
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同志提出“四个一点”。
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新建和续建１２０个大型项目，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等等。其中引进项目２２个。继续搞高指标。
１９８０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到１９８５年要求粮食达到８００亿斤，原油２。
５亿吨等等。三年大跃进搞“小土群”
；这次冒进搞“大洋群”
，经济上同样造成很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领导下，纠正“左”倾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实行起来掣肘重重，步履艰难。因此，我们认为，让华国锋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是不合适的。
当前，思想上、组织上的“左”的流毒严重，要肃清必须做艰巨的工作，《决议》应作出必要的规定，否则留下后患。
（五）
《决议》应充实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关于八大路线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转折关头召开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用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并相应地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和组织路线。这次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八大制订的路线，是切合我国实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八大路线能够顺利执行，我国决不会像现在这样落后贫困。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八大路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大路线的重大意义将会越来越明显。
２、关于“三面红旗”
０９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决议》应该充实经济工作的内容，我们认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反映，它的流毒，至今还在损害我们的国民经济。
总路线的头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反映了精神第一的唯心史观；第三句“多快好省”，不能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大跃进，是一个盲目蛮干，大轰大嗡的口号，已经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人民公社化，来自毛泽东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吃大锅饭，搞穷过渡，超越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多年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
３、关于党的“九大”和“十大”
毛泽东背着中央政治局，依靠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
，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被打倒，或靠边站，党的正常生活被扼杀。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先后召开了“九大”和“十大”。召开“九大”的目的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
，让林彪当接班人，并把一大批造反派头头选进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牢牢地控制党权。不久，林彪叛国摔死，又召开“十大”
，让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王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
这是我党历史上最阴暗的一页，《决议》应该对“九大”
、“十大”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结论。
（六）
《决议》要认真总结党的领袖搞个人独断专行的教训。
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９１
独断专行，这个问题国际国内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党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定要总结教训。一是禁止搞个人迷信，不要过多地宣传个人；二是加强集体领导，健全民主集中制；三是不要兼职过多，要有个制约；四是废除终身制；五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各级领导人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经过批评教育，坚持不改者，要给予纪律制裁，直至罢免。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再次要求中央编印一批历史文件和资料，作为讨论学习党的这段历史的参考。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A
在纪念毛泽东９０诞辰的文章中，我曾推荐过汪澍白主撰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那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天上接回人间：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现实冲突中作具体的历史考察，以研究他早期哲学思想形成和转变的双重渊源。时隔四年，又读到作者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出版）。这部新作虽是单篇论著的合集，但涉及的领域更广，时间跨度更大，融历史叙述、具体考订、思想探索与理论概括于各篇之中，言多有中，新见迭出，其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即如书名，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时下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时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大多只溯源马列，不详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亦不深研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
而有些热衷于文化讨论者，又往往避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毛泽东思想的演变，以至彼此如参商之难以相接。
我一向认为，两者之间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不揣谫陋，为揭示此种
此文是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写的书评。
原载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８日A《人民日报》。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３９１
联系，开始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的实践和创造。那么，究竟“中国化”
、“中国环境”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
显然，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并非空白，但多限于从文史角度的语句索源之类，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只是在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所论述。
像汪澍白这样将两者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论者多远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之争，近及当前的改革与开放，对“五四”至“文革”这一大段的复杂演变则很少论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这一大段正是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和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建党以后特别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思想从萌芽、生长到成熟；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前进中又发生曲折演变，终于导致晚年“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会从不同的角度穷本探源，纵横比较，来进行评价。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对待当前或瞻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
４９１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
“大跃进”
失败以后，他才着意研读政治经济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深且巨。
全国解放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
尽管运用观点，不必引证，但以下情况也决非偶然：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尤其《资治通鉴》是常置案头的，跟人说过，他读过七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一般来说，儒墨道佛尤其儒学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些传统通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如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的，吸取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其间的吻合、差异、背离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学术界继续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又有人将“社会主义”译为“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
，等等现象，足以说明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５９１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灵魂。在《实事求是与儒家文化传统》一文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而且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即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向“内圣”
“外王”两途发展。以后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援释入儒，一意讲求“内圣”修养；而陈亮、叶适则致力于事功之学，至顾炎武、颜习斋更提倡“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蔚为“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喜好此种学风，身体力行；参加革命后，更加重视实地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将斯大林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创举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的表现，攻击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他们可笑地提出，“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作者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偶比：“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
那么，毛泽东所创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
作者还考察了晚清及近代湘学传统的重要特征，理出从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影响到毛泽东这样一条“实学”发展的
６９１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脉络，尤其对“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为学治事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早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了切实的论证。在延安发动整风学习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报告中，毛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作了新的科学解释，用它来清算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和新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者指出：“实事求是”本是儒家实用理性的表现，它凝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个古老命题加以改造，就把中国这条革命巨龙点活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是在新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继承了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那么，他的矛盾观则从道家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作者溯源《易经》和《道德经》，说明毛肯定了古代的两点论（“一阴一阳之谓道”）
，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并以老子祸福倚伏之说解释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经常讲的“一分为二”也是宋儒从《周易》转化而来。当然，毛摒弃了道家在矛盾面前消极无为的守雌观点，而代之以革命精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管内外矛盾何等错综复杂‘毛泽东总是尽力创造条件来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
同时，作者也指出道家社会发展观中的“循环论模式”给予毛的消极影响：从早年“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的“治乱迭乘”的认识，到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将辩证法思想“一分为二”绝对化，否定合二为一，讲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７９１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直至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时，他竟这样提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作者痛惜地说道：“他甚至得出由治到乱，由乱到治，七八年来一次的可怕结论，远远地离开了辩证法，倒退到循环论。”由此也可从正反两面显示出“文化传统”的启迪意义与惰性作用的互相交织，古为今用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但十分重视分析中国国情和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曾主张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１９４０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问题是在当时所处的农村环境中，实际上很难贯彻这一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一贯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长期忽视肃清封建遗毒的严峻任务，以致封建思想文化的阴魂长期附着于社会主义的躯体，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附加了许多错误观点。
同时由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发展，昧于所谓国际形势的两极对立，以所谓“反修、防修”为国策，为评定一切言行的准绳。一个曾经同斯大林教条主义作过胜利斗争的人，又为斯大林教条所束缚，走向主观意志的极端，推动一次又一次向“左”转的运动，终至出现十年“文革”的巨大悲剧，也造成他个人的巨大悲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如不经过彻底的清算与批判，要使之同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断生长出新的花朵，是极为困难的。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从正反两面说明了这个道理。作
８９１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者回顾这段历史时着意提出，如“大跃进”
、“文革”这些严重错误，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曲折历史密切相关的。这样就更能启发读者一道反思。
如果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所谓“显形”与“隐形”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感情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周恩来说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
，“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
作者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论及。
如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
这当然是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志士仁人追求变革的思想，无不涂上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到神拳义和团的符咒词语，从早期改良主义的艰苦寻求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从章太炎的“五无”圣境到无政府主义的和谐自由，无不具有此种特色。正如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这样的经济文化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从思维方式到感情因素，伟大如毛泽东，终于也不能不受到此种历史沉淀的影响。
例如，中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９９１
国农民对“士”——读书人既尊又辱的心态，也反射到“士”本身。毛泽东早年曾经师法的颜习斋，批判宋儒也有过头之处：“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
；“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这不仅轻视理性认识的意义，且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作者就此谈到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如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
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好读历史人物传记和笔记小说，尤其《红楼》《水浒》《聊斋》《三国》常读不厌，（很少读外国小说，只看京剧不看话剧）
，把它们当作历史当作阶级斗争史来读，从中了解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中关注中国农民“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曲折历史，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形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
这本书大体上由两组文章组成。后面一组是继续《探原》的工作，对毛泽东的早期政治、美学、教育思想以及早期历史观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作者从第一手材料的翔实考证和精密分析，引出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前面三篇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同中国文化传统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进行宏观探讨。同后面一组相比，这三篇是写意大笔，粗线条的轮
０２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廓勾勒，不像对早期思想研究那样工笔细描，铢分毫析。很希望作者能如《探原》一样，继续将中期、晚期思想深入钻研下去，撰写出一系列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论来。
这件工作，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说，也可以启发人们从文化的更深层次来进行历史的反思。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A
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
他的一生，曾影响甚至主宰过中国之命运；他的一生，不论胜利和失败，贡献和错误，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即立志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终生奋斗目标，未尝一日稍懈。在长达４０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习惯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曾长期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因此，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国外已经发表的有关论著数以千计，近年尤注重研究毛泽东的晚年实践及晚期思想。
在毛泽东生前，国内出版过若干种写他的书，其中多数很难说是科学的研究。陈伯达在延安写的几种论著，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曾发生过较大影响。萧三的一本，提供了一些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传记材料。
我在５０年代初写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曾影响过一代青年，也是政治价值高于学术价值；１９８０年再版本是增补改写过的，其影响似乎在
此文是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为《晚年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原载１９８９年２月２A日《光明日报》。
２０２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
国外大一些。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时出现了许多宣传毛泽东事迹的印刷品，还出现了几种民间版本的文集和语录。这些更谈不上研究，大抵不过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宣传品罢了。只是在民间版的文集中，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若干不易见到的未经核实的材料。
对毛泽东研究的真正突破，是１９８１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现在不仅有全国性的组织，还有好些地方组织，出版了多种期刊，专家学者定期集会，有关论著每年几百篇，出现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呈现出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局面。
毛泽东本人对历史和党史的研究，从来主张百家争鸣（他曾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１９７８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没有随后理论务虚会的讨论，如果没有《决议》起草期间全国４００人的讨论，能够写出并通过这样好的《决议》吗？
《决议》通过之后，八年来，对毛泽东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本书就是近年国内报刊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论文的一个选集（也收入了少量尚未发表过的文章）
，它反映了学术界所达到的新的水平。
在毛泽东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最重要的，而且是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一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３０２
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的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关于毛泽东尤其是他的晚年，国外有许多学者在进行研究（他们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比国内还要早一些）。
敌视中国共产党和抱有成见的人的那些简单谴责或恶意诅咒，当然谈不上什么科学的研究。许多严肃的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表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如多次来华的施拉姆教授，他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政治传记《毛泽东》（现已翻译出版）
，有着广泛的影响。
但有的学者在论著中，也常不免带有某些片面性，或强调个人责任，或着眼于高层权力之争，或从气质、性格等方面探求，或所据资料不够确切而影响立论。不过这些著作都有某些可取之处，能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深入研讨。对比之下，我们确有某种惭愧之感：对于这位巨人的研究，难道我们反而落在外国人的后面吗？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的研究，国内近年已有了新的开展。如有的高等学校已为此开设了选修课程；中央党史研究室已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
学术研讨会；大量论文不仅见于党史刊物，也见于其他刊物，还出版了有关的专著。
这一情况自同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今天来自昨天，昨天影响今天。人们认识到必须对历史进行反思，重新认识过去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从中汲取教训，求得借鉴，这样我们才能轻装前进。当前许多新学科、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当代哲学等为人所重，重
４０２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
新学习，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为热点等等，也都有助于这一研究的开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关于毛泽东研究青黄不接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现在已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是这方面的主力军。这本书的作者除开黎澍和李泽厚是著名的老年和中年学者以外，就都较年轻，他们的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本集子里的二十几篇论文，把毛泽东晚期思想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环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不但能够看出他是中之非，而且还能看出他非中之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黎澍同记者的对话说：看来是对身后之事不放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
所凭借的，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有了这两条，人们就疯狂地“反修”
，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起于６０年代初的“反修”
，是教条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
，就更是什么都是资产阶级，简直使人坐立不安。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
，无非是极端僵化的斯大林教条。为什么产生教条主义？由于愚昧。愚昧来自贫穷。
文化水平、理论水平都很低，不知世界之大，只守着这么一点东西。教条主义只有拚命“左”倾，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就是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甚至说，“书读得越多越蠢”
，实际上搞成愚民政策。
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佳土壤，这与中国的小农经济联在一起：有人要人崇拜，有人要去崇拜。
个人崇拜的萌芽，就在个人专断，也就是家长制，封建社会派生的人身依附。
黎澍认为，个人专断与家长制这一现象，至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５０２
今还值得注意。李泽厚的文章指出：在毛泽东那里，本来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唯物史观的范畴，逐渐变成了超时代的道德伦理范畴；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超时代的政治内容。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而这种道德主义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中，有其深厚基础。
“文化大革命”
，便是由新的术语装点，植根于小生产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沉扬的论文也分析了毛泽东对待社会发展的伦理态度，指出它高扬的，不是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风貌。这种伦理态度，又是同小生产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道德观难以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天国并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弊病出现了。可是他却想运用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制度基础的矛盾。
他想用超经济的力量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萧延中认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主导，是人为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想以专断实现民主。毛泽东感到人民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但不愿“继续革命”的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派”）
，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只有他自己率领“造反有理”的广大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他晚年堕入多层的思维陷阱，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宰性，把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看成单纯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的派生物（“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在人际关系上，将“统治”与“管理”相混淆，将复杂、多样的交往关系简
６０２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
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把“救世主”的“自我”意志，自觉或不自觉地当成全民族力量的发源与中心。
“相信群众”
实际上只是“相信自己”的代名词，从而走上靠个人专断以实现人民民主的迷途。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同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经济基础与民族心理等密切相关，否则就难以解释他的即兴之语，竟能在亿万人民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郑谦认为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斯大林否认矛盾的存在的片面性，但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老强调斗争性，忽视同一性，以致最后把斗争绝对化为否认同一性的斗争性。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一直到“文革”时“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形成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斗争哲学。石仲泉和王禄林的文章，细致地分析了毛泽东由于误解了马克思的一些提法，而导致实践上的失误。我以为这些见解都很深刻。我曾经参加当年４００人对《决议》草稿的讨论，大家对毛泽东晚年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发表过许多意见和看法，我也对毛泽东伟大的一生（“功劳第一，错误第二”）作过概括性的发言。回想起来，讨论中似乎没有听到过上述这样的议论，有的意思接近，但还没有这样明晰。
书中值得重视的好意见还多，好些文章见诸报刊后，在读者中已引起广泛反响，这里就不再列举。当然，不能说，这些文章的内容和论点都很确切，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
我很同意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这一概述：“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晚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７０２
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应加上一句：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基本倾向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某些正确的思想，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等等。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同毛泽东思想有严格的区别；但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也不能等同起来。“
据我所知，当前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分析；关于“个人崇拜”形成及发展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前后期思想的比较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同马列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晚期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许多中青年学者希望，这种研究需要分门别类作许多专题研究，也要走向整体研究；不要述而不作，要由描述性研究走向高层次的分析；要重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有关理论；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认为，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当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之时，要从旧轨道转入新轨道，问题丛生。我们面临世界性的新挑战，我们要解决的新问题多极了。我们
８０２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
的口号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似乎不应当老纠缠旧账，回顾过去，以免分散精力，或者如通常说的，不要影响安定团结。然而破旧立新，两者是紧密相联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既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同我们今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文化背景、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改革的历史负担，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毛泽东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不论是研究他早期、中期或晚期的思想，都应当看作是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在中国实行改革，不研究中国，不研究当代中国，岂非笑话。在这方面是不应该有什么禁区的——只要它是科学的研究。
我们相信，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其“左”的错误思想）研究的开展，必将在指导理论方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书编者命我作序，我没有推辞，一则表示我对这一工作的赞同，一则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于是草草翻阅了集子中的一部分文章，记下一点读后感，加上一点我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就算是序。
庐山会议的由来A
回顾１９５９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１９５９年４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
，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
，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这“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十五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
此文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引论”
，文字有修改。
A
０１２庐山会议的由来
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要５０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
但是从１９５５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应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１９５６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十五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
１９５６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１９５７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的，国民收入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１９５７年的增长速度低于１９５６年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吹掉了。于是，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经过１９５８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
庐山会议的由来１１２
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从此，“反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
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周恩来、陈云等被迫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会上指责对“大跃进”
、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为“观潮派”
、“秋后算帐派”
，号召在全国“拔白旗，插红旗”。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２０％到５０％。
钢从１２００万吨提高到３００万吨，煤从２亿吨提到４亿吨，粮食从５００亿斤提到７００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极平衡论”
，“树立积极平衡论”
，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
“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钢煤粮）升帐”
，“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
，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
的具体方法。
到了８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１０７０万吨。
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５７年的工农业指标，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４０％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５０％以上。
１９６２年指标，钢变为１亿吨，煤为１１亿吨，粮食为１５００亿斤。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分别改为三年和十年了。
２１２庐山会议的由来
１９５８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理想的蓝图。三四月间，先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４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
的意见。
７月１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渐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
、农（农业）
、商（交换）
、学（文化教育）
、兵（民兵即全民武装）
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发表）
８月初在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
这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结果。当时确实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到，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庐山会议的由来３１２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
１９５８年６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２００多斤放到７００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１０吨，禹县４００吨，接着是广西鹿寨２０万吨，广东８７万吨，后来河南三天３００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早两灾。
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
有的地方四十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
（无麻雀、苍蝇、老鼠、蚊子）。凡事都“化”
：“车子化”
、“滚珠轴承化”
、“绳索牵引（耕地）化”
、“机械化”……，凡事“全民大办”
：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
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三次大战的阴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
，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
４１２庐山会议的由来
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２８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在漫长的２８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
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存在，这些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
这２８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三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
，现在建设时期可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
，“高屋建瓴”
，“一气呵成为好”。这样，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
，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身内在的规律。
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
“六亿神州尽舜尧”
，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因素：凡是人类能
庐山会议的由来５１２
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并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一次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作全欧洲革命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
，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
“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这说明，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的，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他在１９２０年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５０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１５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６１２庐山会议的由来
斯大林１９３６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１９３９年宣布，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１９５２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了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
《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
在庆祝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十五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十五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
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可厚非，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程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良好，避免了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一些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
庐山会议的由来７１２
底，它不能不受到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夸大，达到胡思乱想的程度，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曾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
，公社则可以看作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改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现，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源远流长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他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１９１８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的问题。
《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
《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
８１２庐山会议的由来
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这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其中哪些是应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一概未加评论。这里只是为康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毛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
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
庐山会议的由来９１２
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
（免费住宅）
，“置义米肉”
（吃饭不要钱）
，“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
，“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
（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的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最终陷自己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其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庐山会议的教训A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至今３０周年了。
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并进一步向党内向中央领导层发展，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１９８０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关于庐山会议，我曾做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约两万余字）
，最后有这样六点简要总结：１。
初期开神仙会，是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
，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认为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大保食堂）
，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起来，丝毫没有认输。
２。
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发了言，对纠“左”都表了态。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
的柯庆施、李井泉及康生等）
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气可鼓不可泄”
（落实指标即泄了气）
；他们又犯阿Ｑ之病，一触即跳，简直批评不得。
３。
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勇，无张飞之细”
，有些话听
此文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结束语。文字有修改。
A
庐山会议的教训１２
者有心，加之又有历史旧帐（没有解开的一些“历史疙瘩”）
，于是被这些人夸大其词，上纲上线，说彭的信是“反对总路线”
，“反对毛主席”
，“搞分裂”
，组织“章罗联盟”。终于“昨日功臣，今朝祸首”。
４。
中途调“援兵”林彪上山，最后接管军权。林彪提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为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
５。
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
６。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一套“左”的错误的东西。
“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支配之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
，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以上这些认识，显然是很不够的，只是接触到一些问题，未及深思。
不久前，将自己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和有关史料，全部整理出来。对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的认识，比过去进了一步。回头看这段史实及其教训，似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一）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在运动中，毛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认为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公社什么都要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的公社生活，是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到全民、按劳到按需）的最好形式，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
当时不仅是毛泽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都曾自豪地描述过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
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总之，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为了实现这样美妙的前景，还在理论上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等观点。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政治挂帅、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大搞“人海战术”
，“拔白旗，插红旗”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等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而不言经济文化条件太差、起点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难）
，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中蕴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
然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庐山会议前的这半年中，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的主题就是纠“左”
，整顿公社的所有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庐山会议的教训３２
尽管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运动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发展下去，可是这一社会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终是毛泽东所执著追求的。
“文革”之初发出的“五七指示”
，曾作为“建设新世界的五七道路”
：全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
以此达到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
（二）当时纠“左”
，神仙会阶段提出的１８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
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毛泽东并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他将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做了惯用的形象比喻：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跃进”
、“人民公社”
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不必大惊小怪，是不可避免的，是前进中的困难，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
，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关紧要的是，劲可鼓而不可泄，“三面红旗”决不允许怀疑，这样，形势就会很快好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也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
，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
４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主要将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
，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
，当然不能容忍。
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三）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
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
庐山会议的教训５２
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
，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党内，同他对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有密切关系。
１９５６年９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形势，对我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本来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报告指出：在我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暴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八大通过的正确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第二年，人为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在１９５７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重提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更为严重的是，开始将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地主阶级和资产
６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十几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一些对运动有疑虑或发表了某种不同意见的讲真话的同志，当时就被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大超过右派分子。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庐山会议的教训７２
（四）
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起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
，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７月２３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评和斗争。
自此时起，没有人能再讲“大跃进”
、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
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
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
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帐，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本来，党内发生原则意见分歧时，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大家能畅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能得到尊重，即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时，是非自易辩明，错误就可以避免。但经过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时，党内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刘少奇在八大作的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一节，有这样一段关于发扬党的民主生活的话：“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
８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去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
八大隔了三年了，这段话人们可能淡忘了；可是４月上海会议才过去两个月，关于提倡海瑞精神——敢于犯上直言，关于“有时真理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关于“李锐怕鬼”
（说李锐上书的胆子还不大，内容写得太简略，实有赞扬之意）的话，都还言犹在耳。然而，朝令可以夕改，喜怒可以无常。拿出一顶“敌对阶级”
、“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这些全党刚刚听到的话，就统统不作数了！
（五）
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员产生了巨大影响。
“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
庐山会议的教训９２
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
，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毛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毛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很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
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在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
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
０３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确的个人崇拜”之说，自然得到了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是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的。
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了毛主席的心。
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
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
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一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７月２３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帐，抓调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李井泉、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
庐山会议的教训１３２
德怀拉过去了“。
这也就促成毛泽东主观武断：彭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
，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就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全局性的错误。
（六）
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比当年给政治生活造成的危害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的统计，１９５９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１３。
６％，粮食实际产量只有３４００亿斤，比上年减产６００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６２％。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
１９５９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４８％以上。钢产量达１３８７万吨，比上年增长７３。
４％，生铁达到２１９１万吨，增长６０％。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
１９５９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３５。
２％，提高到４３。
８％，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３４。
３％降到２５。
１％。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
１９５９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８１亿元，增长３０％，总投资规模达到３５０亿元。由于基本建设
２３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６９。
２％，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１９５８年还低５。
６％，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３３。
９％，猛增到４３。
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２２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１９５９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１５％，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１４。
７％，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８３元降到６５元，下降了２２％。
１９５９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入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
１９６０年１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１８４０万吨，并提出了八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国家计委编制的１９６０年计划，仍然以“大跃进”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
，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跃进。
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方针，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
１９６０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１９５９年又下降１２。
６％，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其中粮食减产５３０亿斤，棉花减少１２９２万担，油料减产５２。
７％，生猪头数减少３２％。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９。
８％，在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２５。
９％。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钢产量达到１８６６万吨，比上年增加４７９万吨。
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
庐山会议的教训３３２
长，积累率一直维持很高的水平。
１９６０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３８。
７亿元，比上年增加了３９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３１％，是开国以来最高的一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８１。
８亿元，货币发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１９６０年二季度开始，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缺布，全国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
、“瓜菜代”
，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
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
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１９５９年，全国人口增加１１３万，净增率为１０。
１９，１９６０年，人口减少１１００万，净增C率为－４。
５７；１９６１年，继续减少３４８万，净增率为－３。
C７８。
C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
，不仅直接造成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
４３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谈到“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他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这段话，如实地总结了党的历史。
１９８７年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
；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８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
①鉴于历史教训，为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必要深入清理持续二十多年根深蒂固的“左”的错误。不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被那些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
、“政治家”唬住，我们就还有可能重犯“左”的错误，再走“政治思想挂帅”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回头路。
“左”的错误之所以根深蒂固，这同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以下简称错误思想）有直接联系。在起草《关于
①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２３、２７、３、４１等页。
６３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
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
《历史决议》对此已经作了总结。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还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事实证明，近两年来，确实出现了这种翻腾。不是有人在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必要，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走资派”吗？不是将引进外资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吗？不是在问“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吗？不是将改革开放影射为“实用主义”（“四人帮”批邓用的词汇是“经验主义”
，“把经济搞上去是一项指示为纲”）
，说“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吗？还有一种最露骨的说法：现在要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全国搞大鸣大放，搞大运动。所有这些说法，实质上并无新的创造，都来源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有的连用语都是一样的。总之，对于这些从“左”的方面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干扰，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时刻不要忘记“左”是根深蒂固和主要危险的论断。
为了加深对“左”的历史危害性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有必要在《历史决议》的指导下，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探讨。
关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我将自己的初步探讨写出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３２
来，算是学习邓小平最近讲话的笔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顾名思义，同现在人们常用的晚期思想含义不同，因后者还包括晚年思想中的正确部分。众所周知，有特定科学含义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前进的正确理论体系；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则是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是脱离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左”的错误思想。邓小平１９８０年曾作过这样的区别：“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
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
①邓小平还说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②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
①见《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０４页。
②同上，第３１２页。
８３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①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１９４９年以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
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浓重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在几十年内，中国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最高指导权威，这是历史诸因素所决定的。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直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左右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二十余年，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国防等一切重要方面，而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历史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与挫折，都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
①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８３６—８３７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３２
进行的历史性的改革，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就是改革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所定型化的、实践证明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从而结束中国社会长达二十年停滞、徘徊和混乱的局面，拨乱反正，重新走向振兴。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理论工作方面不能不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进行清理和剖析。三中全会冲破了旧的思想藩篱，人们才逐渐认识清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如何导致实践方面的错误。这在《历史决议》中有概括的原则说明。回顾这十年中间，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和基本原则等等方面，理论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有一些旧的思想框框和旧的思维定式，仍然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唯其如此，深入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及其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还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被宣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其中特别着重宣扬的又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团体，不仅接受其理论而且付诸实践，“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作法就曾经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度掀起过波澜，像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
、“红色高棉”
、拉丁美洲的“光明之路”
等等。
这就表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对它的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
近十来年，许多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视线投
０４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方面，解释庞杂，众说纷纭，派系林立。
其中不乏严肃中肯的深刻分析和某一方面的独到见解，但亦有不少简单肤浅的主观臆测，甚至还有别具用心的曲说。
面对此种情况，中国自己的研究者责无旁贷，自然更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说明，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都将是有益的贡献。
一。简单的回顾
１９５７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界标。近几年，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５７年起，犯了２０年“左”的错误，尤其“文革”
，是极“左”的错误。现在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以１９５７年为起点。在１９５７年以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有关思想文化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上，后来的一些“左”的做法和提法已初露端倪，只是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错误。在这以后的２０年中，他一个接一个（当然中间有间歇有起伏）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和设想，以此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充实思想。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形态。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一个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三年时间，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
１９５２年，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４２
１９５３年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如下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很落后和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要同步进行同步完成，从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这就表明，在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贫穷国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并没有使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稍感满足。新中国还是一个婴儿，一个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农业国家，他就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根据国内外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这种条件，毛希望尽快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尽管缺乏经验，最初对过渡时期的设计还是较为稳重的，当时曾设想用１０年到１５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使得他愈来愈相信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进而认为农民中有一股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这种积极性就可以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积极作用的必不可少的私有经济成分，很快便持否定态度。于是，他开始强调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党的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改造，解决所有制问题，
２４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认为“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①
这同以前的设想根本不同了。
１４年前，１９３９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阶段。
８年之前，１９４５年《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
，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并且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６年之前，１９４７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也反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
①《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版，第８２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４２
阶级）
，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４年之前，１９４９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１０％，而９０％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从这一总的情况出发，重申前言：“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从而谈到，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要恰如其分。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义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
二中全会决定的革命胜利以后的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明确说明，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发展，首先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开始向社
４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会主义转变。
１９４９年新政协召开时，通过了一个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其中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规定，都没有越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范围，仍是五种经济并存，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未提社会主义，当时有党外人士建议写入，周恩来还特别作了说明，要待人民群众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时才能提出。据当时报纸上的报导，刘少奇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５０年。
可是只过了５年，１９５４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共同纲领》就不再有效了。
还应当注意到，在二中全会报告的前部分，谈到“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这里，“资产阶级”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显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这个报告是３月５日作的，虽然最后还谈到谨防“糖衣炮弹”的问题，但整个报告给人的明确概念是：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可是，据黄克诚回忆，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是不及格的。
①
可见“阶级斗争”
这根弦，虽然在公开的文件中未加强调，在
①见《黄克诚回忆录》（上）
，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６５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４２
实践上毛却从来没有丝毫放松过。
二。战略转轨——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建立之初，关于如何发展社会化生产力，使生产关系的变革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大家都没有经验。
经过“三反”
、“五反”运动之后，私人工商业在全国工商业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何况“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论人民民主专政》）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引导农民“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必须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七届二中全会所据以制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对城乡资本主义政策的前提条件，并没有根本改变，事实上，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任务应当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
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提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构想，认为“不要去套书本子”
，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经济，不能过早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过早消灭资本主义要犯“左”的错误。
１９５０年刘在土改报告中说，保存富农不是暂时权宜之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如此。对这些说法，毛都是曾经肯定的。
１９４９年７月，毛在中央团校向毕业生讲话时说，二十年后，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形转入社会主义。
１９５０
６４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年６月，他在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批评了“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随后在１９５１年，刘曾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认为“这个阶段大略在１０到２０年之间”
，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这个时限和方针也是曾经得到毛的同意的。
土改刚刚完成之时，农民大都成为中农，新式富农很少，不久，在老区开始出现土地集中和雇工现象，农民本性要求发家致富，但怕“冒尖”
，怕说“剥削”。
１９５０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之初，关于农村合作化道路、私有制的保存和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等问题，中央内部主要是毛泽东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意见。刘认为农村合作化，应先通过农民自愿集资入股的供销合作社，组织并提高农业的生产力，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导农民从小土地私有制过渡到专业分工的社会化生产。基于这种认识，刘批评了当时东北和山西急于组织合作社的做法，认为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则担心农民的自发势力走向资本主义，土改后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应当趁热打铁，利用这种政治优势，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走集体化道路。他认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这场争论的结果，产生了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４２
必要泛滥起来。“城市的”五反“运动中，报纸上曾揭发出不法资本家种种违法活动，集中暴露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丑恶思想。当时的舆论宣传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消极面，有所夸大，其实不法资本家是少数，多数还是守法的。
由于当年革命胜利的形势，本身的有利条件，加之政府的支持，国营经济生气勃勃生产情况一般优于私营经济。在农村中，互助组同单干户之间，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为解决日渐紧张的市场供需矛盾，上上下下也就自然认为，加快农村和城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是理所当然之事。直到取得“五反”胜利以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周恩来同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还这样谈到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十二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
①
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能遵循的，只能是马恩列斯特别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苏联的既有模式（当年毛泽东最重视的，也是要求全党仔细研读的经典著作，是斯大林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共产党宣言》中讲过，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理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
，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哥达纲领批判》上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又
①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２３５页。
８４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只能依靠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即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马克思也不可能具体预见到一百年后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情况）
，才能建立和发展。
离开这一前提就将成为空想。这就是说，同社会主义相亲相近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对于这一天经地义和我们自身的天然弱点，我们似乎是明白的，实际上是不承认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由于其客观物质性和历史继承性成为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最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决不能说毛泽东不曾认识到这个前提和基础，前述１９４９年以前关于中国落后的论述，是越来越具体的。但问题在于，这主要是来自书本的比较抽象而简单的认识，且对于西方社会化大生产缺乏亲知，远不如一个世纪前在伦敦写《资本论》的马克思，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都无法与之相比。随后的事实说明，毛所最关注的，却恰恰不是这个前提，而是怎样变更生产关系；不是这个基础生产力，而是阶级斗争。根据《联共（布）党史》所说的经验，毛认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
他还认为东欧土改由于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恩赐，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因而农业合作化搞得慢。从１９５２年下半年起，他就在考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朝鲜战争引起的必须加快建设的紧迫感，考虑中的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在于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以及他经常所说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４２
的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在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党中央内部的思想认识虽然还不一致，但肯定斯大林和苏联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则是基本相同的。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政治局会议和８月１２日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讲话中批判了刘少奇等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确保私有财产”。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不妥当的，不对的，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妨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武装革命的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①
到这年１２月，经过毛泽东两次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界说，又作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开始。第二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总路线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必须弄清楚。”
提出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三年恢复后国营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版，第８１—８２页。
０５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经济的比重已占优势，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是现实任务。这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１９５２年国民经济总水平只相当于１９３６年所谓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个社会生产力的起点是很低的，中国还是一个很贫穷很落后的农业国。于是，本来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束之高阁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也不再存在了；于是，按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在战略思想上作了根本的变更，就完全不同于二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不认为在中国还必须让资本主义有一个适当的发展，不认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还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样，就离开了中国国情，同时也表明指导理论是斯大林学说。毛泽东后来证实道：“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
①在中国革命长期复杂的斗争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彻底批判“左”的错误，从而统一全党思想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在总路线的执行过程中，他却无视实际情况，从主观的革命理想出发，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不断批判“右倾”
，逐渐走入了一个“左”的思想误区。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５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５２
三。前奏曲——三大改造三年完成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不顾主客观条件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违反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不满意邓子恢（实际是刘少奇）等稳步发展的正确方针，毛泽东终于发动了反对农业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走路，即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造成一种声势，一种压力，使得农业合作化运动很快出现“高潮”。同时，他提出，中国的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完成；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①１９５年９月至１２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一百多篇按语，以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学说为依据，其中就提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②对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促进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在毛看来，不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是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而政治工作的内涵主要是“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
③他举例说明：“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
①②③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２３、２５８—２５９、２４、２４４页。
２５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
④由此可见，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阶级矛盾分析中的一个偏差，是认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
这一判断，带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既未能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同时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毛泽东离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超越阶段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以及夸大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的思想，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就有了某些表露。由于领导农业合作化已有相当的实践经验，且跟苏联作法不同，初级社这样的形式农民还是可以接受的，农业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且有所增产；三大改造采取大体平和的途径，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又由于对私人工商业是采取赎买政策，三大改造的某些内容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援助，及其他各种原因，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发展。所以，毛的这些过激思想在实践中的不良后果，一时也没有很显著地显现出来，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关于１９５６年的三大改造，《历史决议》这样论及：“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在１９５５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１９５６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５２
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的讲话中，说到１５年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①１５年的计划３年完成，当然过快、过急、过粗。这里至少有两点可以指出：一是，过快、过粗就意味着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过早公有化，则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和流通两方面都受影响，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未尽的历史作用，也就消灭了。于是就造成了从生产、流通到消费，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局面。
二是，应当存在并有发展前途的多样化经济形式被扼杀，单一的公有制，大锅饭、铁饭碗，后来长期带来一系列弊端，不仅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难以在经营管理方面创造出新的经验，管理人才（企业家）也难于涌现出来。正是由于起点低、底子薄，以单一公有制承担工业化任务，这种缺乏物质基础的超前变革，也是导致后来“三面红旗”以及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因。当然，三大改造毕竟在震动不大的情况下，完成了生产关系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
经过２０年大起落大折腾之后，我们才认识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之后，急促过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合格的，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还得努力几十年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才能算是合格的社会主义。
现在学术界对三大改造问题已有一些新的看法，应当实事求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８２页。
４５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是地回顾这段历史。
如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观点来回顾５０年代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研究：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否提得过早了一些？尽管具有种种政治优势，在中国如此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是否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是否应当如此匆匆忙忙消灭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济？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学说，阶级剥削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能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被消灭。在没有具备消灭剥削的物质条件以前，剥削也还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是不能绝种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已为我们今天初级阶段的实践所证明。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段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宁于此有过切身体会，因为犯过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
１９２１年，他提出新经济政策之后，就完全否定了那种“直接过渡”
的观点，晚年对此有过许多论述。
他认为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不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消灭剥削，改组整个社会经济，而是发展生产力，建立大工业基础，否则，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为改造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必须采取“改良主义方式”
，通过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曲折迂回的途径，来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晚年不再强调小农生产是资本主义复活的基础，而认为不应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奢望向集体化过渡；要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５２
善于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通过商品经济的交换来巩固工农联盟；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在大机器将农民改造过来之前，要允许农民的经营自由。此外，他还认为在过渡时期，通过国家的调节监督，在一定限度内，应容许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实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赛；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学会经商。
１９２３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还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不应当再放在政治斗争方面，而应当转向文化建设，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消灭文盲，建立相当的物质基础即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正是由于政治变革、社会变革先于文化变革，在一个文化不发达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历史的遗憾在于，我们党对列宁有关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曾不能不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所有论述，只是当作恢复国民经济的一种暂时的、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本来面目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政策。而在他开始独掌大权的１９２７年，就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的理论，从而结束了苏联历史上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正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开始反思几十年的经验教训。
１９５６年２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给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供了独立思考的条件。
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前面五
６５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个讲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矛盾，后面五个讲政治、思想和文化生活方面的矛盾，都初步提出了一些新的方针，正式表明他要寻求一条不同于苏联发展道路的意向。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的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①从而探索“适合中国的路线”。
②５月，他提出了旨在促进科学发展和文学艺术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稍后，又提出了处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９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文件表明，当时中共中央是考虑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提法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报告中，都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肯定。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关系、主要矛盾，并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这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中心工作，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八大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各项政策，坚持了党中央１９５６年５月提出的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６７页。
②《十年总结》（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５２
针，据此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此外，还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正确方针。关于党的建设，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即对反个人崇拜有保留。不过，众所周知，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当时还是表示赞同的。在八大期间，他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到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说：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
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斯大林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１９５７年２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基本点就是用民主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认为，这是他接受了斯大林错误的教训而提出的观点。
不过，两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仍是阶级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既然有了宪法，是法治国家，处理对抗性矛盾，就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镇压的对象应该只是刑事犯罪分子。大量犯罪分子在人民内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只问犯罪事实，而不问阶级成分。毛的这篇讲话是时代的产物，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关于两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是前人所没有论及的，丰富了马克思主
８５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是毛结合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历史贡献，当时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
但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仍处于一种矛盾的、动摇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１９６２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①这是真的。例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中，他不再提及八大所明确指出的中国人民现时的主要任务，只笼统地提到所谓“向自然开战”。在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就换了新的提法，更表明了他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摇摆和变化。对于他曾经同意过的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又不以为然了，认为我们的经济问题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的前进。于是提出“反‘反冒进’”
，强调“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成为经济建设的“促进委员会”。
毛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但对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以后，必然出现的大量经济矛盾却又缺乏认识。以上这些先后出现的现象，实质上表明，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急过快，与中国共产党人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两者也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对于“生产关系是否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的问题，当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版，第８２９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１５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５２
时哲学界曾发生过疑问和讨论，即如此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容纳如此高度公有化的生产关系是合理的吗？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吗？可是，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当年没有允许认真展开讨论。
关于这个思想的渊源，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１９３７年的《矛盾论》，其中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然，《矛盾论》中的这段论述，并没有违反唯物论，且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但是，这里“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反作用”两词，究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唯物史观，恩格斯在
０６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这封信中表达的十分明确，毫不含糊；他还举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本书为例证，以及《资本论》的许多提示，“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据此从理论上严格说来，《矛盾论》中，生产力、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却可以“在一定条件之下”
，两者互易其位，后者也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在这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
当然，从文字上看去，两个方面都顾到了，一般说来是如此，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是如彼；但是尽人皆知，在法律条文中，“但书”是更受重视的内容。实践所表明的也正是这样，毛是把改变生产关系放在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地位。早在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问题上，他肯定了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批评了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特别迟缓速度”的观点，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①随着当年国内外相继发生一些复杂的政治事件，更促使毛的思想很快回到了战争年代传统思维方式和领导方法上，脱离实际情况而陷入“左”的误区，片面地过分地夸大变更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终于从主观愿望出发，随心所欲不断变更生产关系，不断搞穷过渡，在高举“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接连“超阶段”
，造成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后果。实践教导我们，不顾实际可能的“超越”
，实质仍然是倒退和落后。这种错误思想最极端的表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１８２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６２
现，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起劲地大批“唯生产力论”。
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被称为“唯生产力论”
，而对之加以挞伐和批判。
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说到。
四。反右派斗争及其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后果
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问题曝光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些波折，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社会动荡，我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工人、学生和农民闹事事件。当时毛泽东认为，国内少数人闹事仅仅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也察觉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执政党的地位使干部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１９５７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运动。
早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就提出要继承党的光荣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他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
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
①因此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就是要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党中央发出整风运动指示，“在全党重新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９９页。
２６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方法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①为了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４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提出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要求大家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攻一下”
，在报上发表，否则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此外，还谈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
这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拥护共产党和佩服毛泽东的，他们响应了党的号召，一心一意想帮助党整风。例如后来被打成“右派”
的傅雷，在出席宣传会议聆听了毛的讲话之后，给国外留学的儿子写信，称赞毛“马克思主义到了化境”。
②５月８日至６月３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１３次，７０多人次发言；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８日，召开工商界座谈会２５次，１０８人次发言。根据中央指示和毛泽东的要求，大家的发言绝大部分是善意批评和积极建议，中间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如学校领导体制、文字改革问题等）
，许多意见切中时弊，不少人是打破了顾虑才敢发言的。
在这些会议上，知识分子发言内容大体有以下方面：批评１９５６年的冒进，保守与冒进何者损失大；党政不分，以党代
①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１日。
②这种情况，《傅雷家书》１９５７年３月到５月信中有充分反映。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６２
政问题；肃反运动和历次运动后遗症的处理；法制建设，应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重视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靠专家学者，党委制还是校务委员会制；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党内外干部一视同仁；加强统战工作，虚心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等等。其中也有很少的错误言论。据李维汉回忆：两个座谈会反映出的意见，都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
５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
、“海德公园”
等论调都出来了。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
据李维汉的说法，在这次汇报之后，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当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①毛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政治上很敏感。
早在波匈事件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
这一年１月１８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着重考查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一些教授中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②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
①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
，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３１—８３４页。
４６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５月１５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为了清除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便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
《事情正在起变化》首先谈到，共产党内有右派——修正主义者，他们“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
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
①文章中谈到对右派应当扣帽子，但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能扣。
“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②关于广大知识分子中包括民主党派中有右派，早在１９４９年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来过：这些人即“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头脑中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②③　同上，第４３５、４３１、４３５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６２
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不属于国民党反动派，应在人民内部通过批评斗争，教育改造。
反右派斗争，从６月８日正式开始。当天发出由毛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７月１日又发表他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他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
；“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
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
；对共产党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猖狂进攻”。并且公开点了所谓“章（伯钧）罗（隆基）联盟”
，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硬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③于是，一场狂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整风初期用和风细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想法，突然转变为狂风暴雨对待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
７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开会，毛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中右派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①
后来，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归为一类。
对于社会上确实存在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历史的教训在，一旦搞开了运动，上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６页。
６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下一起头脑发热，斗争就必然越来越扩大。各地上报，中央通报，全国右派分子“虾兵蟹将、凶恶鲨鱼”
，数量越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
１９５８年的统计是从３０万人增加到４０万人；１９５９年中央文件说“约４５万人”
；２０年后改正时，复查统计为５５万多人。
这个数字，为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九分之一左右。这场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出现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其严重后果，李维汉说道：“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这一场斗争的后果，还不只是全国有５５万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
（包括被株连的家属就是几百万人）
，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它以强力推行了一系列“左”
的观点，使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更具有系统性；根据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促使他认为推动社会前进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他概括出这样一系列“左”的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一，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①从此，政治思想被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在事实上，把知识分子看作一种异己的、必须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从此开始执行了一条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同时这也成为社会主义改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６１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６２
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依然存在的理论根据。
其二，改变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
１９５７年６月，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作为已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指导文件发表时，毛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①１０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
，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②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这种论断，又写入了第二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里，并作了进一步的强调。
其三，改变八大对我国阶级状况的看法。
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
①同上，第４１７页。
②同上，第４１７页。
８６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动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是敌人，右派就是其代理人。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对国内阶级状况所作的错误分析，正式提出我国依然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
①除被八大宣布已经消灭的剥削阶级还继续存在之外，又把“资产阶级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入了剥削阶级行列。
其四，改变党对过渡时期时限的规定，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作为结束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毛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全国城乡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②八大二次会议对过渡时期的提法更明确，认为“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
③对过渡时期时限的这个提法，为后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改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视为过渡时期，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过渡”理论埋下了伏笔。
其五，提出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某些策略。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创造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
“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都
①③　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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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这种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明确表示：”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反右派斗争时，凡属提出不同意见，都视之为向党”猖狂进攻“
，采取“引蛇出洞”
，“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对敌斗争策略。毛曾指示各级党组织，在两三个星期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
“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①这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毛自己十分欣赏，把它称做“阳谋”
，认为“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
正是这种策略，使冤狱遍及神州，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也从此生长。
五。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
在毛泽东看来，反右派斗争这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出现的“搞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问题，现在可以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了。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股劲鼓起来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６７、４６８、４６４、４３６页。
０７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了。“
①他认为，胜利地完成整风反右运动，“将使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
②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对１９５６年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表示不满，认为下半年这一股风，扫掉了“多快好省”
，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明确表示，要恢复被扫掉的这三大件。
③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和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毛将反冒进提到两条道路原则高度，进行批判。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说他们反冒进犯了方向性错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离右派只有５０米。成都会议上提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断然规定，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不能提反冒进。仅仅这样还不够，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大批“观潮派”
、“秋后算帐派”
，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拔白旗、插红旗”
，以“不断革命”的理论，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开展。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当时解释：“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同时强调“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对建设速度具有决定的作用。
④这个时候，根据战争年代的经验，毛特别强调“政治挂帅”
，以政治
①同上，第４９４页。
②《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月１日社论《乘风破浪》。
③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４页。
④《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１日社论《力争高速度》。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７２
思想决定、促进经济技术：“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从而批判了斯大林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
，强调政治决定一切，群众决定一切。这样，总路线就完全将客观经济规律搁置一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很短时间里，“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狂飙骤起，云海翻腾，浮夸风、瞎指挥、高指标迅速泛滥。各地农村争相出现高产“卫星”
：徐水县“小麦亩产１２万斤”
，“一棵白菜５００斤”
；湖北麻城县溪河乡早稻亩产３６９５６斤，等等。
１９５８年７月，中央农业部发布１９５８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总产量达到１０１０亿斤，比上年增长６９％。《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社论，说是“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①这篇社论的思想被归纳为两句歌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还有著名的科学家也在６月份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加以论证，说人类对太阳光能的利用，只要达到若干分之一，甚至比这种神话数字更高的产量也是可以出现的。
毛是相信科学家的话的，他甚至一时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样一种新的忧虑。当时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只让１３耕地种粮食，１３种观赏植物，叫做“大地园林化”
，１B３轮休，名为“少种高产多收”的“三三制”轮作制度。这个想法，写入了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在武汉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文件里。有些地方迫不及待实验，吃了大亏。
于是《人民日报》连
①《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３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
２７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忙发社论，说这种耕作制度是将来定要实行的，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要急于推行云云。
生产上追求高速度必然产生浮夸风，反过来，浮夸风又造成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虚假现象。对各地统计的高指标，当时毛是很欣赏的。他认为，１９５８年如果能增加１００亿斤粮食，哪怕７００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当时，感觉到这里边有问题的人还是不少的，只是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一些人已被打成了右派，剥夺了发言权；另一些人看到几十万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都不寒而栗，干部和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使这一切荒唐事都得以通行无阻。
当时报刊社论说，这场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大跃进”开辟了道路。这倒是确切地说明了这二者的关系。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仍在“一边倒”
，不能不学苏联。那时不仅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这种“一边倒”的学习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
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之后，特别是“大跃进”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就逐步构想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毛决心独辟蹊径，寻找一条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在１９５７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
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①为此，他想出来的不同于苏联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人民公社。
１９５８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３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７２
年初，他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二三月间，同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将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公社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４月１５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十分乐观满怀信心地说：在中国这张白纸上，“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①４月底在广东时，同刘少奇谈到公社问题。
６月１４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大同书》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毛认为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在“大跃进”时，他多次有过消灭家庭的想法。八大二次会议上，有人在发言时转述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谈到人民公社时的具体构想。他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６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４期，刊载了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为纪念建党３７周年而作的一篇讲话：《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第一次公布了毛要建立人民公社的思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
、农（农业）
、商（商业）
、学（文化教育）
、兵（民兵即全民武装）
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①载《红旗》１９５８年第１期。
４７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８月初，毛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时，看到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感触颇深地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随后，到山东时，他又一次说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①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民大国，强制地将生产关系变为纯粹公有制，并通过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基层单位，靠这样的社会组织，实现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实质上不过是历史上乌托邦主义所描绘过的图景。毛泽东则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他青年时期受到康有为《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等的影响，曾为文谈到建立“新村”的设想，从中可以发现不少他后来的人民公社思想胚芽状态的东西。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如：设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男女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死则火葬，等等。
毛１９１９年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新村”的想法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新社会”中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
“工作之事项”规定有：“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等。
②这岂不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
么？
《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报道：《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农村》。
②原载《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７２
“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的有关大同世界设想，其中哪些可以实现，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幻想，毛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之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的年代，毛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
他是一国之主，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
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还讲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地大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
（免费住宅）
，“置义米肉”
（吃饭不要钱）
，“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
，“各领部众，多者为治斗大祭酒”
（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
，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
１９５８年８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推到了顶点。会议对农业生产形势做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宣布１９５８年农业生产“大跃进”
，将使粮食总产量达到６００亿斤至７００亿斤，棉花产量达到７００万担左右，农产品产量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按当时生产水平，全国每年至多只能增产粮食１００亿斤，而达到上述数字，１９５８年应比上一年增长６０—９０％，显然无法做到。基于粮食产量的这种荒唐估计，会议
６７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根据冶金部的设想，大办“小土群”
，大办小高炉、小转炉，宣布１９５８年钢的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１０７０万吨。
为实现这一任务，提出了“全民大办钢铁”
、“以钢为纲”的口号。一声令下，各行各业动员，９００万人上山，土法上马，耗费巨大资财，生产出大量不合格的生铁，就合格的钢而言，只完成计划指标的３４。而且大砍林木，作为土法炼钢的燃B料，倾刻之间，使全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大为减少，乃至名贵树木也砍伐一光，从而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９０万人上山，也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使得许多地方粮食丰产不能丰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①到１０月底，有７４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２６００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１。
２亿多户，占总农户的９９％以上，于是一两个月内，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北戴河会议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各省的同志回去，还传达了毛泽东在非正式场合随口讲的一些话，如：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５—７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国；全国就是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７２
一个大公社；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东西调不出来，要点强迫命令，等等。
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当年加速向“左”转的一个新高潮的顶点。会议期间多次讲话，都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大大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意气风发，争做贡献；而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于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
，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他认为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说：２２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
我们要带头把６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
当时，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伴随着“三面红旗”的无所不在，人们日益陷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梦幻中。
北戴河会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于是，不少地方争先恐后，急于进入共产主义。
有的把过渡时间定为一年，有的定为两年，有的甚至连几月几日结束社会主义，几月几日进入共产主义，都定得一清二楚。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６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材料，山东范县１０月２８日召开了万人大会，会上县委书记宣布：“１９６０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标准是粮食亩产两万斤。
这位书记还形象地描述了进入共产主义后的图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
８７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后来陈伯达到范县去过，发现一些问题后，《红旗》杂志社再派人去调查，弄清了实情。
（在庐山会议前期，陈伯达反映过范县浮夸情况，后来一批彭反右，陈又大为后悔，并反戈一击。）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不管主观愿望如何美好，理想社会的景象描绘得如何令人陶醉，这种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与实践，决不可能达到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反而会降低其发展水平，并造成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紧张与混乱，从而受到惩罚。三面红旗运动沸腾了半年，一大堆问题便接踵而至：国民经济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全面紧张，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严峻的现实同乌托邦的理想发生了激烈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毛泽东发现了“大跃进”中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等所引起的严重问题，于是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主题就是纠正那些明摆着的“左”
的错误。
如整顿了公社所有制，对群众退赔，削减一些过高指标，等等，以便放慢速度，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在郑州会议时，毛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废除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上海会议时，他还鼓励人们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不怕犯上。可是，这并不说明毛承认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试验的失败，此路不通。他对运动中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７２
的成绩和错误，依然采取他所惯用的形象估计：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仍然坚持“大跃进”
、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这“三面红旗”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决不容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不断加以纠正就是。
毛的认识，也是当时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而且有的负责干部头脑更热，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他花了大力气，才使那些头脑更热者稍稍冷静下来。
当然，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也有不少同志头脑比较清醒，开始对运动产生疑问，也从理论上考虑一些问题，对纠正“左”倾错误做法要求更迫切一些。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５９年７、８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中全会。历史的不幸是，庐山会议不仅没有达到继续纠“左”的预期目的，反而使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发展到更加错误的阶段。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不同意一些人不愿多谈缺点、深究错误根源的态度，力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上书，提出总路线、“大跃进”出现失误，原因在于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张闻天的长篇发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归结到关键问题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他批评过去一个时期，“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
０８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们手里。怕什么呢？
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①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正确意见，恰恰不能让毛泽东接受。经过康生、林彪和某些人的曲解挑拨，甚至居心叵测地推波助澜，上纲上线，更促使毛认为，彭、张等人的意见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对“三面红旗”的“猖狂进攻”
；是对他的领导的挑战。于是，转而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错误批判。
错误的实践又引导出了错误的理论。
八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对庐山会议做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斗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②由此，把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两大阶级对抗、两条道路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观点，直接引申到了党内，直到中央。毛泽东把彭德怀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批评，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
①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０１页。
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６日）。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８２
的猖狂进攻：“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庐山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发展，斗争范围由党外转入党内，矛头日益对着党内领导层，最后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当年危害的后果，更直接表现在经济上。各地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舞下，１９６０年继续坚持盲目跃进，使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社会生产力受到进一步破坏。因此，造成了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大跃进”
三年中，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造成财政赤字大增，通货膨胀，人民必需消费品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以致许多地区浮肿病流行，发生大量的饿死人事情。
１９６０年同１９５７年相比，基建投资增加了近两倍，积累率从２５％提高到４０％，工业总产值增长了１。
３倍，农业总产值下降２３％，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５５％下降到３３％。这几年农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不过增长２。
４％，１９５９年下降１３。
６％，１９６０年下降１２。
６％，１９６１年下降２。
４％，１９６２年粮食产量降到１９５１年水平。重工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增长７８。
８％，１９５９年增长４８。
１％，１９６０
２８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年增长２５。
９％，１９６１年突然下降４６。
５％，１９６２年再下降２３。
６％。
六。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对“三面红旗”导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毛泽东不是没有认识到的。
１９６１年１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九中全会上，他反复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具体谈到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努力，在毛的赞同下，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决定，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两三年时间内，实行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国民经济从“全面大跃进”进入了调整阶段。实行这个方针的初期，大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并没有能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切实可行的程度。
经过１９６１年８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后，１９６２年１月，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切实贯彻“八字方针”
，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
，参加者有中央到省、地、县，以及各重要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这次大会比较好地贯彻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在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中，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由中央承担了责任。他号召大家讲老实话、当老实人，凡对中央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８２
倒柜而出“。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了更正。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上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而放弃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他还说，“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而放弃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他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这些讲法表明，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比“大跃进”狂热时期的想法跟实际接近了一步，可惜，他并没有触及自己“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他把经济建设失误的原因，归结于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认为只要我们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取得胜利。
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①对于“三面红旗”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和地方的好些领导干部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公开对“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委婉地表达了对坚持“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２、８２８、８２９、８３０—８３２页。
４８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在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①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这种态度，得到中央和地方大多数负责人的支持。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肯定“三面红旗”
前提下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毛都根本听不进去，现在这样直接或间接对之提出质疑，按理他更难容忍。
可是，国民经济仍在严重困难时期，广大干部满肚子意见，大会又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中进行，于是，毛泽东对此保持了沉默。
只有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别具用心，他反复强调，出了问题，造成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但可以说，推动了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保守”同冒进的冲突、理性同盲目的冲突。
党内矛盾虽然被暂时掩盖起来，实际上却潜在地激化了。
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曾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１９６２年１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
①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６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８２
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稿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不过那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还说到，自这次大会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我们党内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白说到：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警惕出修正主义，就是针对他们说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措施，充分估计到实际困难，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紧张局势。可以说，调整的成效客观上是对“三面红旗”
，对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的实际批判，毛泽东对此却感到极为不安。这种靠“八字方针”而不是靠阶级斗争，靠经济措施而不是靠政治挂帅所取得的成绩，使他产生了某种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党可能变修，国可能变色”。加上当年中苏矛盾重新激化，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等等因素的出现，使得毛对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有进一步的变化。
相隔才半年，１９６２年八九月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就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又重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说，“阶级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
“我国农民
６８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
他甚至作出这样的估计：“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过来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他认为刘少奇、陈云等不该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因而指责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
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
他们鼓黑暗之劲，鼓单干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
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反革命、党内的坏人就露头了。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前一阶段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并得到邓子恢等支持的，在某些地区农村开始实行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和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指责为“单干风”
，进行严厉批判。把彭德怀为澄清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里通外国”
等不实之词，于全会召开前写的长达八万字的申诉信，视作“翻案风”
，进行批判。于是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情况下，毛的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构成了其后导致“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反映在经他审定和改写的十中全会公报①中，有如下两点：第一，进一步更改过渡时期的下限，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８２
的时间）“都属于过渡时期。次年６月，经毛修改定稿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发展了”大过渡“的观点，进一步断言：”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①第二，认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
“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据此，毛向全党发出警告：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号召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将以上内容确定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不久，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口号。这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断定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无不受阶级斗争支配。这说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更为系统化了。当然，错误的理论又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至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其区分与界限何在，这是没有说清也说不清楚的。以至于后来连农民打柴、捕鱼、卖鸡蛋、种自留地等，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
，要“割掉”。总之一切以“三面红旗”
、兴无灭资为标准，违反者即“走资本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７日。
８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主义道路“
，是“走资派”。
回顾历史，这时，毛泽东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的摊牌，可说正在酝酿中。根据毛的分析和判断，于是十中全会决定开展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①稍后，又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政治批判。这是根据毛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的这样一句话而引发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反过来又为错误的判断提供依据，使毛泽东晚年指导思想越来越脱离实际，对整个工作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从反右派斗争开始，这种“左”的理论和“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可谓愈演愈烈，党内党外，步步升级，终至于控制全局，无法回头。下面可以排一个八届十中全会后，这种一步步升级的时间表：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时，向全党提出：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②他在另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
，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
①指在公社和生产队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
②引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８２
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他认为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
１９６４年２月，他在一次谈话时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
（自留地、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包产到户）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１９６２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都抖落出来了。
同年７月，他修改定稿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中写道：“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
①
同年１２月，他在一个指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
１９６５年１月，正式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中，令人注目地第一次出现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刘少奇曾反对这个提法）
，为一年以后揭幕的“文化大革命”准备好了指导理论。
同年６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
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
同年八九月间，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１０月１０日，他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
０９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
１９６６年３月底，他同康生等人谈话时，号召“向中央进攻”。谈话要点５月间上了中共中央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毛泽东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干部）的分歧，是从１９６２年开始显现的。先是对“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看法上的分歧，随后是在中苏论战中，对修正主义没能作出准确的解释。他将庐山会议出现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叫作中国的修正主义，定性为对抗性的矛盾。后来又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主张，扣上所谓“三和一少”
、“三自一包”等帽子，当作修正主义去批判。正如《历史决议》指出的：“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①
“文化大革命”前夕，阶级斗争的注意力和斗争矛头，已经愈益集中到党内和党中央领导层。在这以前，在开展“四清”
运动之初，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认为，农村有１３以上的政权已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有B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各省、市、
①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８月版，第８１８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９２
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找寻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后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说过这样一段话：“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
但是，他们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捣什么奖金，等等。“
①由此可见，１９６２年以来，刘少奇等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时的一些意见和做法，已经使毛由不安转为愤怒，决心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以保证中国沿着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终于发动和领导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七。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最完整的体现
据前述６０年代前期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他感到过去在农村、工厂、学校和文化界进行过的种种争斗，以及反右倾之后的社教运动（四
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
２９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清运动）
，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一种更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的运动，来揭发党内党外各个方面存在的阴暗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思想认识上正本清源，“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样，他便逐渐将注意点集中到党中央内部，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方针路线，是反对“三面红旗”
，搞修正主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他所执著追求、为之奋斗不已的，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并限制“资产阶级权利”
，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一大二公三纯”
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
，他认为实质上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只有不断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才能建设并巩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主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曾说：这样的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好多次。康生、陈伯达之流的理论家，将这种错误的“左”的理论和实践，尊之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为继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
；林彪则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达到如此严重程度，从理论上考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理解有误或奉为教条。首先，是对过渡时期理论作了错误的理解。马克思最早提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５０年代初，党所设想的过渡时期不是很长的，随后１５年改造３年完成，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之日就进入社会主义了。
这就说明，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上有偏差，忽视了生产力的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９２
标准，不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而只考虑了生产关系一个方面，认为只要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就“进入社会主义了”。经过大跃进的巨大挫折之后，认识到经济建设之艰难，客观经济规律不可违抗，不能再随心所欲干下去，却又走到了另一面，感到过渡时期不是很短，而是很长了，而且越来越长，要一百年到几百年，乃至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样，仅仅属于过渡时期的矛盾和范畴，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所谓“小生产每时每刻地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等，统统搬入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公有制经济已占统治或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是，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之后，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化，直到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斗争的“文化大革命”出现。
其次，如前所述，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认为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
因此，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为畏途，否定物质利益和利润效益原则，不断在城乡经济领域中开展阶级斗争，“堵资本主义道路”
，“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且，受到的抵制越多，就越向“左”转。把党内有关思想认识和方针路线不同意见的争论，统统归之为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属于两个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
的口号被用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人。
最后，认定党内已经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在中苏论战导致的国际共运的分歧中，通过“九评”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左”倾纲领，把他在国内的一
４９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些做法加以理论化，要求国际共运接受。他以反修防修为口号，可是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提出一个准确的解释。
按照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他把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６０年代初所进行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如：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经济核算，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讲求经济效益，进行物质鼓励等，视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可以认为，那时他所说的“反修防修”
，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点的表现。
“九评”
通过评赫鲁晓夫翻了“八大”
的案。
“八大”曾肯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九评”却断言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由于全盘否定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否定了反对个人崇拜，也就无形地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扼杀了任何对党的领袖批评的可能。既然“反对个人迷信”成了识别修正主义的一个标志，这就给林彪钻了空子，大搞“句句是真理”的“红海洋”
，宣扬对毛泽东光“信仰”还不够，还要“无限信仰”
，直到“三忠于”
、“四无限”
，“早请示”
、“晚汇报”……
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为一个带有严重封建迷信和宗教色彩的造神运动。
毛过去曾多次批评过斯大林，批评过斯大林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左”
倾思想等。
但到斥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
之后，又批评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见毛亲自修改过的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８日《人民日报》社论）。这就是说，斯大林不是“左”了而是右了。因此，康生就投机迎合，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还不够！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９２
最大错误是没有把赫鲁晓夫搞掉。因此，自然要防止再出赫鲁晓夫，一旦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
，林彪就高呼：“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为了找出这个莫须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不惜一切代价，把全党全国引入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用“反修防修”的标准来找阶级敌人，按多年来政治运动的经验，首先还是所谓右倾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各界的知名人士或学术权威。
因为，他们总喜欢说三道四，“制造舆论”。
从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的反映来看，那些在“三不主义”
（“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鼓励下，讲了一些真话的人，都被认为是对“三面红旗”动摇和持反对意见者。除知识分子外，眼前最危险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上层（参见同斯诺的谈话）。
于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部分人，自然成了主要革命对象。不过，同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就撇开党委，直接“发动群众”闹革命。这样，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互为作用，两者本来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壤上扎根就特别深，因而，“造反有理”一声令下，千万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中华大地，一夜之间，恶浪翻滚，千千万万“走资派”和“反动权威”
，坠入史无前例的“群众专政”
的无边苦海。
正如《历史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所依据的“左”的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两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
６９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当时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还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１９６７年上海发生所谓“一月革命”
（又称“一月风暴”）
，造反派全面夺权。
毛泽东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从此夺权之风弥漫神州，各级党委荡然无存，无政府主义横行无忌。
在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唇枪舌战的派性斗争发展为兵戎相见的大规模武斗，最终酿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动乱局面。
１９６９年召开的“九大”
，全面肯定了“文革”的“丰功伟绩”
，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思想，说成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并写入党章“总纲”。
“九大”之后，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
，又引起新的混乱。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震惊，人们从革命狂热转入冷静思考，对“文革”怀疑和抵制的人越来越多，这本是结束这场荒唐“革命”的一个良好时机。但由于毛仍坚持这场“大革命”是正确的，加以“四人帮”的干扰，“九大”的“左”倾路线得以延续下去。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并加强经济管理，以扭转混乱局面。根据毛当时说过的，“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
，周恩来同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９２
时在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
可是，批“左”怎么能同“左”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相容呢？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四人帮”
大兴问罪之师。
不久就传出，毛泽东说林彪是“形左实右”
，当前任务主要是反对林彪的“极右”。
“四人帮”将矛头对着周恩来，大反所谓“右倾回潮”
，说批极“左”思潮，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此批林只能批右，不能批“左”。批“左”成为禁区。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大”全面肯定了“九大”的路线，规定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在修改的党章中，“左”的东西还有新的发展。毛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他多次提出“批孔”问题，以深挖林彪的思想根源。于是１９７４年，全国开展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毛的目的在借此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以防止“右倾翻案”
，出修正主义。
“四人帮”乘机又煽风点火，搞所谓“儒法斗争”
，批“现代大儒”
，实则是：假批孔子，真批“周公”。当时周恩来病重，毛阻止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邓小平于１９７３年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从１９７５年初开始，由邓主持党的各项工作。邓小平提出，当时党的各项工作，要按毛泽东最近讲的三句话办事，即：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这是又一次结束“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良好机会。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中，坚决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着手扭转“文革”所造成
８９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混乱局面，对工业、交通、农业、科技、军事等各条战线，立即进行有效的整顿，首先是整顿陷入严重混乱的全国铁路交通秩序。他在一系列会议和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和理论：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用２５年时间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国家大局。全面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建立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尽快解放老干部，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要安定团结，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抓规章制度建设；要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科技是生产力，科研落后会拖国民经济后腿。他还特别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掌握精神实质，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经过各条战线的整顿，全国形势尤其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出现了新的转机。
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又总是担心否定“文化大革命”
，忧虑中国出修正主义。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同周恩来等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认为，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等等都不平等，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只是农民小生产会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在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而且“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些观点充分表明，毛的“左”
的错误思想在经济方面还在继续发展。
１９７５年２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这场“左”的理论学习运动，再一次为“四人帮”的反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９２
扑提供了机会。他们反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鼓吹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以此攻击周恩来、邓小平。这期间，毛开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觉察到“四人帮”继续搞帮派活动。但是他仍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成绩还是主要的；认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衰年病重的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和混乱局面作全面整顿，他摆脱不了“四人帮”的挑拨，认为邓小平只抓经济这一“纲”
，放弃了阶级斗争。随之“四人帮”传出了最高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于是“四人帮”加紧煽风点火，诬蔑全面整顿是“右倾翻案风”
，是“复辟”
，诬蔑恢复老干部工作为“还乡团”
，是“民主派”
，“民主派就是走资派”
；再次煽动层层揪“走资派”
、“复辟派”
、“投降派”
；攻击进行四化建设是搞“资本主义化”
，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是十年动乱时期最后一次“左”的错误思想掀起的全国性风浪，不过，它已是完全背离民心与党心的强弩之末了。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覆灭。在这之后，还曾出现“两个凡是”的主张；在对“四人帮”定性的问题上，也有“右得不能再右”一说；党的“十一大”还重申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真理标准的讨论因此遇到重重阻碍。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因为已越出本文讨论
０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范围，在此不作细说。从这里也可看出，尽管形势大变，“左”的东西依然阴魂不散，足见其何等根深蒂固。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践中逐渐趋于完整的形态。
１９６年５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毛对这一理论不断进行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将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之中。概括地说，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５０周年的文章中，正式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它是“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０３
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
①这个一直贯穿于“文革”
始终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然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的实践证明，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尤其同社会制度稳定发展极不相容，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根本相悖。
坚持这一理论，必然混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界限，混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界限，混淆修正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最终必然发展到认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因而必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荒谬地步，造成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企图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是毛泽东毕生执著追求的目标。
“大跃进”时期，他企图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最是无情，终于惨遭失败。
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程度他是清楚的，他自己也曾半年不沾肉食，也曾把野菜当粮食吃过。
可是，这也没有动摇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向往。在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同时，他又一次把这个理想蓝图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他给林彪的信中写道：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
２０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
，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他在这封信中（当时人们称为《五。七指示》）描绘的各行各业组织雏形和任务，同“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中对公社的描绘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加上了“批判资产阶级”即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项，以补仅仅是“鼓足干劲”
之不足，表明他决心以政治强力即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这也说明，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他根本不承认“三面红旗”有什么问题，反而以为真如林彪所言，“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事情办坏了，出了问题，是大家没有照着他的指示去办，是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受到干扰所致。
因而一意孤行到底。
可是，在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人民觉悟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臆想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
，这实质上仍是一种向小农思想的回归，循此只能是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社会去。于是，６０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从此中断，社会主义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０３
建设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
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发展的巅峰，也是它的尽头。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问题在于，他所追求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实质上是一个体现古代农民战争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结合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供给制生活实践经验的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闭关锁国的“乌托邦”。为了排除实现自己理想的障碍，２０年来，从反右派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以举世敬畏的权威，无比雄浑的气魄、浪漫主义的气质，发动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斗争锋芒所向，党内党外，城市农村，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各行各业，无不触及，造成一时所向披靡的形势。总之，他过分迷信革命，迷信阶级斗争，迷信群众运动，迷信过去的战争经验，以及迷信自己的魅力和控制力，以为可以以此扫荡一切前进中的障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异乎寻常的自信，“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
，发展到以是否忠于他本人作为分辨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进一步，更成为划分敌我乃至划分阶级的标准。可是，自从“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他的“一贯正确”
了，他感受到的抵制越来越多，这就使他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恢复并加强党内外群众对自己的信赖，有必要树立并鼓励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同时这也就促使他越来越“左”
，最终使得他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比较隐于内心深处的一方面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给毛泽东加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这“伟大的导
４０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师“
、“伟大的舵手”同“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相结合，似乎正好反映了中国古代圣人“君师合一”
、“内圣外王”的身份，而这也正好迎合了毛内心深处的一种追求。后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这四个太多了，愿意只保留“伟大的导师”一个称号。这就使人想起他早年在《讲堂录》中说的，“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百代帝王”可说是他一生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之外求诸于己的另一执著目标。
林彪宣称毛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这种讴歌曾持续十年不稍衰。
“文化大革命”
的后果，当然为他始料所不及，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民主权利破坏殆尽，天下大乱做到了，天下大治却很渺茫。他本人晚年的威望也从辉煌的顶巅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低谷，从而为后人留下惨痛的经验教训。
１９７６年６月，毛泽东行将谢世之前，对身边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怎么交？
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你们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毛泽东这番话，道出了他内心的一种真情，以及对晚年思想和实践的某种自省和忧虑；也可以说，他对自己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０３
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已经不那么自信了，悲观情绪溢于言表。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临终前，他也不认为是件大好事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里面确实也存在着他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和他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可是理想世界追求的结果是酿成一场空前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本人来说，就具有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了。
八。以阶级斗争达到理想模式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毛泽东一生的兴趣主要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这一点，初登革命舞台时的青年时代如此，在他的晚年表现得尤其突出，而且，他晚年的实践才能也比理论才能显现得更为充分。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起伏不定的经济建设中，他的过人的胆略和气魄，可说是随心所欲；而理论方面却不能这样说。
１９５７年以后，他基本上没有再写过严格意义的理论著作。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文字方面的依据多是他的一些片断零星的讲话、批示等。然而，更重要的是从他晚年实践中，可以探寻出他思想的发展轨迹、基本轮廓和主要内容。
毛泽东晚年考虑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上所述，前者的答案是“五七”
指示所描写的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而后者的答案
６０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的理论。
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核心。
看来，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前面谈到，１９５８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就说了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还很短，苏联的问题很多，毛决心走中国自己的路。他首先是设计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模式，他多次谈到过。
在前面我们引述过的１９５８年他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那次谈话中，作了具体形象的描述。直到１９６６年５月，他给林彪的信中，展示的仍然是几年前所勾画过的那幅图景。
概括地说，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上大体平均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自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乐园。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并不丰富，但是分配平均；社会分工极为模糊，但是“公正”
；所有制成分单一，但是“纯洁”。总之，平等、公正、纯洁，是毛泽东晚年执著追求的人类社会目标，至少是中国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他认为属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贯彻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但实际上，是他在１９４７年批评过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晚年设计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阶级斗争”。
可以说，毛不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１９５５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由他定性的。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此事件草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０３
拟了一篇社论，毛在审阅时加写了三段，其中有此一句：“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
这表明他在政治上也接受了斯大林公式：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曾一度有所改变，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观点。这一改变反映在八大政治决议中，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１９５７年２月，他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从而认为，在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可是，时间只过去几个月，反右派斗争又一次改变了他的论断。到６月公开发表《讲话》时，加上了大家都熟知的那个十分重要的关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的“但书”。
①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在他看来就正是一场主要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到１０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仅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并且明确地说“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不断革命”。他认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
进到
①参看本书第２３９页。
８０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①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是它的领导层内）的确存在认识分歧，这种分歧也随着“三面红旗”实践的发展而加深。问题在于，毛错误地认为这种分歧恰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所以，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说：“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在１９６２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导致继续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步步升级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经过他的认可，更宣称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了。
早在１９２１年１月致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就说过：“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他是为探索解决国家、社会和人生问题去寻找思想武器，从而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
１９２０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后来他回忆说：从此“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０３
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①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和最后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研究社会和改造世界，无论革命和建设，没有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是不行的，办不好事的。问题在“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
，而且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执著于这四个字，他的伟大功绩和晚年悲剧，都同这四个字分不开。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
有一些曾被认为是无可非议或很少怀疑的命题，如“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
，“只有农民战争才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等等。究竟对不对？
是绝对正确、基本正确还是部分正确，在什么范围之内说才正确，甚至并不正确？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内容是无比丰富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哲学、科学、技术、宗教、民族，等等，各有其自身特殊的内容和发展的规律，也各有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阶级斗争决不能将之全部包括或替代。
如自然科学的创造和发展，同激烈的阶级斗争恐怕基本是成反比的，战争年代就严重影响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如此，它们都有赖于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１—２２页。
０１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社会的稳定。何况有些问题，并不能用阶级斗争就能完全解释清楚，如民族、氏族、家族问题，宗教、宗派、教派问题，整个国家利益、国家联盟利益等问题（包括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
，就是如此。毛泽东善于抓事物的要害和本质，但是也往往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不顾或轻视事物的丰富性、多样性。我们过去理解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主要是局限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我们自己经历的历史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基本上只在革命时期起主导作用，和平时期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阶级斗争，但决不能靠“阶级斗争为纲”来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社会前进。今后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在和平与发展的范围内，在和平竞争范围内，在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过去长达２０年的“左”
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说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夸大了革命年代的经验，也曲解了马克思、列宁的有关理论或者将它当作了教条。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观点，在马恩列的原著中，也并不是前后一致或无可探讨之处的。
回顾这２０年来发生的事变，理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者密不可分。前者是目标，后者是途径；前者是核心，后者是外壳。两个理论构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主体内容。围绕这两个理论，毛泽东晚年还有其他一系列有关的观点和思想，可举出如下各项：１。
关于政治同经济、精神同物质、革命同生产、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长期艰苦的物质环境与战争年代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１３
积累起来的一个主要经验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依靠政治觉悟、思想教育，引发高昂的革命热情、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江西如此，长征如此，延安如此，从而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这种政治力量、精神力量被认为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林彪手摇红宝书，称为精神原子弹）。这种思维习惯化成理论认识，当然也可以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１９４９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深厚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土壤实际上还存在，并没有随着土改完成而消失，毛泽东却简单地认为，中国人民内外敌人只剩下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将一切他认为同社会主义相抗衡的不利的因素，都归入这个范畴。因此，５０年代以来，一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脱离历史与时代的具体情况，把劳动与剥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等等的对立，统统纳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打上阶级烙印”。这样一来，百家争鸣实际上不过是两家争鸣。而且总是认为，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似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不是经济，不是生产力，而是政治，是大公无私，是一心为革命。认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斗私批修”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作用在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服务、促进各项工作的，因而也是无所不在的，不可或缺的。可是，片面夸大政治思想的作用，甚至无限夸大，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
比起发展生产力来，毛泽东对改变生产关系有更大的兴趣。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
２１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①从这种基本倾向出发，他总是片面强调政治的作用，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他经常引用列宁的这段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他认为，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他号召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他还肯定了林彪提出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说法；１９６６年初，在全军政工会议文件中全面贯彻林彪“突出政治”的整套意见：“搞政治工作，搞革命化，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
中央随即发出这个文件，说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不为错误路线生产”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等等荒谬口号，他都赞许过。他把重视生产力发展的主张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把包产到户、集市贸易、个体副业、长途贩运等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打击；经济利益、物质力量、经济规律，乃至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奖金制度等作用，被一再贬斥，完全不重视用经济手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８２９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１３
段去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如此过分夸大政治对经济、神精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样用精神转化物质，用政治代替经济，用革命贬低科学，用形而上学偷换辩证法，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唯意志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客观规律是可以用人的意志来创造的，而不认为主观能动性是对客观规律、客观可能性的认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和被客观环境决定的。
２。
关于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平衡和不平衡、破与立、乱与治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它的核心——“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这是须作专门研究的学术问题；这里只是就其在实践中造成重大影响的这几个观点，作些粗浅论述。
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早年就留下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动”与“斗”
，是毛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他直言不讳：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无所不在。这可说是其斗争哲学的核心。他认为世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没有对立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这样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从而导致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哲学概念中“综合”一词，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认为世界事物无不存在变化、存在斗争，只有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
这样把斗争性绝对化之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同一性，以致最后实际否认同一性，只有
４１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斗争性了。毛晚年常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不斗则修，不斗则垮”
；８０高龄仍在说：“斗则进，不斗则退”
；“八亿人口，不斗行么？”。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这也是产生于中国——封建主义历史悠久的农民大国的独特经验）
，为实践斗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只要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人多势众，力量大，见效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而且认为政治运动是使人净化，达到灭个人（小我）
、重集体（大我）的最好途径。从而搞斗私批修，人人过关，洗脑筋，换思想，受教育。这也贯彻了他的实践哲学理论：唯有实践出真知。从除四害到反右派，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无不通过搞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来实行。
所选择的这种最佳方式，从理论到实践，他认为这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大独创，既顺乎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开国以后，为什么运动一个一个接连不断。在对“无冲突论”等进行批判时，往往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了。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理论著作中，作者并没有论述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何在。如果说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则应当是非对抗性的，以同一性为主。
人类社会发展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不论何种社会、何种年代，斗争性与同一性总是共存的，不过随实际情况主次轻重不同而已。固然，所有的统一体内部都包含着斗争，没有毫无斗争性的同一性；可是从逻辑的先后来说，却是同一性先于斗争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也就不会有斗争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１３
性了。我们在同内外不同政治主张打交道时，不是还常说“求同存异”吗。在斗争哲学的统治下，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
平衡与不平衡是对立的统一，二者互不可分。平衡反映一种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质的稳定性，否认相对静止和相对平衡，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生命运动，天体运动，无不如此，都必须保持平衡，都是平衡中的不断运动。
社会经济活动也是如此。不同地区、部门、企业、企业内部之间，都互为条件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同其他部分脱离和独立发展，都必须平衡地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发展中的平衡称之为“经常趋势”
、甚至“自然规律”。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平衡，不是不平衡，必须力求经常达到平衡，否则经济活动就会不正常乃至遭到破坏。对待平衡与不平衡矛盾，毛泽东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①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概念绝对化，以此来说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不平衡的，这是对辩证法的一种曲解。经济活动的规律总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循环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如新技术、新产业等不断产生，旧的平衡不断突破，自要求建立新的平衡，否则国民经济就不能正常发展，甚至会遭到破坏。不顾客观实际，人为地破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６１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关系，只能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大跃进”的深刻教训。在“大跃进”时期，就曾以“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作为指导思想，主观造出所谓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把留有缺口的平衡说成是积极的平衡，以为缺口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大鼓干劲。于是，一时放弃了计划工作中的综合平衡。
在８０年代以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多次大起大落，都同这种人为地破坏平衡规律有密切关系，都同处理发展速度、各种比例关系（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生产、基建与生活等）中没有保持好平衡有密切关系。商品经济的不平衡，靠价值规律（市场）来调节，计划经济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律。
在破与立和乱与治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不破不立。
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从而引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说。不仅用这种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也以此指导”大跃进“这样的经济活动。而且，不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生活各方面，统统持这种观点。总之，一切都处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斗则进，不斗则退“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这些形而上学哲学思维，确使毛泽东特别重视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变动、不断革命和不断斗争，使得整个社会经常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
过去老百姓常说，“共产党吃不得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就是这个意思。
３。
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
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２０周年的讲话中曾说：“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
这句话（及其后的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１３
一大段话）在后来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可以说，全国解放以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逐渐同两个概念联在一起，一是资产阶级，一是“右倾”。
５０年代曾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对陶行知、胡适、梁漱溟、马寅初，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风集团”的批判等等。
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对知识分子政策一度出现转机。
为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适应工农业更快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６年１月，党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关系，认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都有赖于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第一次提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尖锐地指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主要错误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的巨大进步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作用；还具体谈到对知识分子应当信任、支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提高他们的待遇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
同年３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集中优秀科学家２００多人，经过半年努力，制定了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７年的１２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同年５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
，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的“双百方针”
，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一时有“春天来了”之感。八大期间，他还说过，将来中央委员会要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可惜好景不常。
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原来的正确判断立即发生了
８１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根本的动摇，整个知识界终于伤筋动骨。
１９５７年３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妙语如珠，听者振奋。但到１９６３年正式发表时却断言：“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①可见，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他看重知识分子又不放心知识分子，于是只有以频繁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有效的教育、改造手段，实际上以此代替了向科学进军。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３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新的革命内容，要找到新的形式，“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②用这种形式“可以避免出波匈事件”。这种办法随之同“大跃进”纠缠在一起，于是不断反右倾，反保守，拔白旗，批白专道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１９６２年３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又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继１９５６年的报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新的说明，并嘱陈毅讲话时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这就是有名的“脱帽加冕”礼。可是又好景不常。随后９月召开的八届十中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０９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８０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１３
全会，毛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１９６３年开展的对修正主义的公开批判，加剧了对待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突出表现在对文艺和教育的估计上。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相继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解放后的教育制度质疑，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号召“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于是批文艺“黑八论”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浪潮迭起。从批《武训传》开始，一直到打开“文化大革命”缺口的批《海瑞罢官》，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批判，实际是为政治批判揭开序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公开宣称：这“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
，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必须进行这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大革命，以“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千百万群众“奋起”
，许多群众创造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之时，毛泽东似乎越来越鄙薄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他曾多次讲到这一类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的；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贬低知识和读书人。如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一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这也是就农业社会化
０２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困难而言，但他并未采取过实际步骤。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而是发扬平均主义、唯上命是从的品质。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
，才有助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
“大跃进”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文革”中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问题。
从当时的提法看，所谓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一般并不把脑力劳动包括在内。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过去战争年代的好传统。但凡事过犹不及，问题是如何结合今天的实际予以贯彻。如果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倒置，认为唯有体力劳动最为可贵，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这就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且是相对立的了。
对中国知识分子属性的分析，毛泽东晚年更是走向极端。
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如前所述，他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１９５８年，他评断国内阶级情况时所作分析的结论是：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其中，第二个剥削阶级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视为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因此，全国解放以后，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从党内到党外，从老一代到新一代，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２３
各行各业，无日得宁。在他的心目中，电影、戏剧、小说、史学、哲学、理论、经济、军事……无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都可以被利用影射反党，直到李秀成也难以幸免，最后宋江成了代表“投降派”的靶子。
“文革”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
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据此得以肆意践踏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造成无比严重、不可弥补的令人痛心的损失。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４。
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从历史上考察，毛泽东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表示过重视民主的意思。井冈山时期，尤其是在１９２９年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在军事建设上坚持贯彻民主精神。延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制度”
的新中国而奋斗；发动整风运动，也采用了发扬民主，以统一党内思想的提法。他历来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成”。从在野的地位变成了执政的地位之后，他就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强调民主问题了，更从不提及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
１９５７年７月，他曾希望通过整风反右，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①可是随着而来的大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６页。
２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大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个美好的愿望就一直搁下来了，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亲手造成了与此目标完全对立的政治局面。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都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于有着同一信念、同一奋斗目标，而且每个成员都是自愿宣誓加入的党来说，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天经地义的。对于由具有不同信念的人组成的社会来说，民主集中制的适用性就值得考虑了。而且，毛对这个原则的解释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点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既包括民主又包括集中，但集中是应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的，并非高于民主的东西。可是，人们常认为民主和集中是一对矛盾，而在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集中日益脱离民主而存在，首长负责制变为个人集权制，一言堂、一锤定音、鸦雀无声等等，成为生活的常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最后蜕变为个人独断专行。当然，长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与渊源久远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难以充分贯彻民主制度的客观原因。
延安整风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组织上也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策权：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推定他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时，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①这种规定自然同党内几十年的曲折发展有关，当年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由于预见到革命斗争复杂而艰巨的形势，中央其他领导人基于对毛泽东的信服，认为必要时他可以作决断。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开
①《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２３
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个人决断之权，应当说，在客观上已失去其必要性。上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前后，有关三大改造尤其是农村合作化道路问题，直到１９５６年批“小脚女人”走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存在过原则性的不同看法，可是这种不同意见并没有很好展开民主讨论，而是由毛个人作出决定，或者只是一个批示，全党就习惯地一致执行了。
从党同国家政权关系这个大范围说，党政不分，一元化领导，在战争环境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是这种经验用之于执政党领导建设的时期，也就不尽妥当了。随着强调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解决，在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时，毛泽东逐渐习惯于集中与专政。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①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②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实质上类似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属于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遗产之一）
：如“便民”
、“利民”
、“为民作主”
、“民贵君轻”等，这些同权力归属的民主，其实并不相干。毛晚年很欣赏“大民主”
，这并不是表示他对民主感兴趣，而是说明他对法制不感兴趣。他对一切规范的东西，从政治、经济到教育，抵触似乎越来越大。列宁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６８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２３页。
４２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①他是奉为圭臬的。他正是要这样做，并且用中国的民间谚语来表达这个思想，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
无天。“
，并以此感到自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谈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因此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多年来不仅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相反，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后，批判“司法独立”
是所谓资产阶级观点；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削弱了法院等作用。
１９６０年开始，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取消了公检法三者之间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也取消了各司法机构间的制衡作用。民主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甚至不能起到一种手段的作用，于是仅仅成为一种装饰品和宣传口号。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看到当时的形势，可能因感到党内缺乏民主带来的后果，毛专门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可是，紧接着在十中全会上，他又随意批判党内当时许多正确的作法，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日益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日益严重的个人专断作风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相结合，民主其表，专制其实。于是，整人者不受监督和约束，被整者难以申诉和辩护。
按法律程序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尚且以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更何况普通公民，哪
①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０月第二版，第６２３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２３
还有最起码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可言！
“文化大革命”
是对民主和法制最彻底的破坏，乃至砸烂公检法，终于导致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无政府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泛滥。
５。
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商品经济问题。
毛一生向往平等，反对等级，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陷入了思想误区。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原则，同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所谓“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自然格格不入。他这时多次借用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来否定社会主义必须贯彻的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除分配关系以外，他还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
他认为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以不平等态度待人，不是靠能力吃饭，而是靠权力，等等，以至于社会生活领域中一切不平等现象，一切不合理现象，几乎都是“资产阶级权利”。其实，这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里，“法权”一词的旧译是有缺点的，因为原文并未含有法权或法律规定的权利这种意思。后来改为“资产阶级权利”
，这仍然是不准确的译法。正确的译法应当是“市民权利”
，它是同中世纪“封建特权”相对应提出的一个范畴，也就是《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平等的权利”。而等级森严、居高临下等等，正好属于封建的等级观念，正是同“平等的权利”或“市民权利”相抵触的。而毛却把所有这些
６２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东西，甚至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物质利益等等，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而要加以限制或取消了。
对于官僚主义、以势压人等等这些为群众所不满的现象，毛泽东极为厌恶和反对，应当说，他的初衷是好的。这也是“文革”
初期，红卫兵和广大群众能迅速发动起来的一个原因。
但是他提出采用“大民主”的办法，“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造反有理”
，这就适得其反，造成天下大乱了。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他曾一度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
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工资制有很大弊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这就是希望首先从分配和消费上来实现理想中的共产主义。
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张春桥迎合这种思想，在上海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长文。毛为之写了“编者按”
，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转载于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时，毛还同意“吃饭不要钱”的口号。
“文革”时期，他把对待“资产阶级权利”
，即所谓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的态度，看成是识别“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一个重要依据。
１９７５年，他再次提出：“资产阶级权利”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并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导致全国城乡不断地“割资产阶级尾巴”
，彻底堵塞了繁荣经济、勤劳致富的道路。这种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还导致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认识，认为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这都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２３
义的温床。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加以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毛还搬用列宁就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前的情况说的话，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也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并且还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基于这些错误认识，毛急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和“过渡”
，对任何发展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都一律加以排斥，给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造成严重困难和重重障碍。
理论与实践的这种发展，无疑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
这里可以附带提一下，毛泽东晚年还有“穷则革命富则修”这样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与人谈话时曾说：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而一旦富了，就一定会发生问题。他这种想法，不仅同观察西方革命渺茫有关，还鉴于当年东欧波匈等国农业合作化难以发展。可是，这个关于“穷”与“富”的论断，岂不完全陷入了一种悖论么？革命的目的在发展生产力，变穷致富；然而，富了又走向修正主义！那么，革命又到底为了什么呢？又如何自圆其说？总不能说为革命而革命吧。这一论断同马克思主义可说毫不相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目的在不断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以满足人们在这两方面不断增长的要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愈发展，生产力愈强大，社会主义因素便愈
８２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多，向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便愈成熟。毛晚年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穷”与“富”这个相关联的判断上，同样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基本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原理，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和实践道路。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不少，当然也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等等；还有些正确的思想是与错误思想和实践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他的错误等同起来。这些就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了。
九。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形成之时，正是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进入空前的新的发展之时；时代也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发展，新的实践应该产生新的理论。
５０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以计算机、航天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在这场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许多国家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酝酿着经济的起飞。整个旧世界的生产结构和市场服务，逐渐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级的结构也相应在发生变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２３
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强大对手的挑战，可是囿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僵化体制的矛盾更为突出。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乃至发展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尽管在某些领域中，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但这常常是不顾高昂代价得到的，因而无法稳定持久地保持这种优势，结果是总体差距越来越大。尽管以下这种对比不一定完全合理，仍能借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１９５５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４。
７％，１９８０年下降为２。
５％；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１９８０年只相当日本的１４，１９８５年更下降到１５；１９６０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B超过中国４６００亿美元，而１９８５年超出３６８００亿美元。这是仅从经济实力来说，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
论后两方面，我们同日本、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越来越大。这是过去２０年“左”的思想和实践造成的极其痛心的严重后果。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１２００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５００亿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３０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６５００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４０—５００亿元。
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６２００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３０年全部的基建投资。
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关于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的激增等，即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预言，由于资本主义容纳不了它所
０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创造的生产力，因此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基础上，同资本主义相比，必然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使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实践结果，却表明并非完全如此。现实曾迫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改革的道路。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这种改革趋势的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就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矛盾。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国内外情况的估量，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并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想超英赶美。
１９５８年１月，他曾经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①；１９６３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文中，还提出科学实验是人类三大社会实践活动之一。
②可是将阶级矛盾、两条道路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和高于一切的任务时，这种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确实是历史的不幸，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毛没有能在正确的思想发展轨道上坚持下去。如前所述，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单纯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公正的、不科学的。应该看到，任何思想学说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②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８３９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３
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都烙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穷本探源，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在落后的东方俄国和尤其落后的中国，先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一个客观物质基础即经济与文化先天不足的问题，这恐怕是苏联也是我们党历史上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一个基本的客观原因。
穷则思变，越穷就越想快点富强，于是“穷”与“左”结下不解之缘；于是客观上越没有根据的东西，主观上对之反越坚定不移。
以下从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首先应当谈到国际形势即时代的影响。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１９４７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对世界形势曾作过如此乐观的估计：“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从这样一个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出发，从而制定国内政策，这也是毛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外部原因。这个论断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早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即判定人类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而重点放在后者。
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
，当然更加夸大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已进一步加深。
可是，时代的发展却出现了曲折变化，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并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反而社会主义阵营中在１９４８年就发生了“南斯拉夫问题”。以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最早信号。
１９５６
２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年２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各国共产党开始从“斯大林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由改革引起的骚动。
３０多年之后回头来看，大约人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当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曾迫切要求突破苏联的控制和干涉，改革从苏联照搬的政治经济体制，克服党和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错误，从而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论后世史家如何评价，实际上，波匈事件是国际共运改革潮流中涌起的第一个巨浪。
虽然对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毛泽东曾给予一定的赞许；但苏联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和波匈事件的发生，终于引起他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忧虑。
在１９５６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伤感地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共产党也批评苏联……。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在毛看来，苏联、东欧正在起步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３
头上来了。“
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
①毛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看得很严重，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
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
……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
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
②毛发动反右派斗争，也同他对匈牙利事件的思考有关。
他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党内指示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
，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③从此以后，他错误地把社会上的一切可疑动向，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党内的一切跟他的意志相违背的分歧，也视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国内阶级斗争视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
于是，形成了用阶级斗争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基础。到了“文化大革命”
，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达到不分青红皂白草木皆兵的程度。由此最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中国山多地少，交通阻隔，自古以来为单一的小农经济。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２１—３２３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３４页。
③同上，第４３２页。
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群雄争霸，农民起义，实质上都是土地战争；有人有粮就有兵，积粮为称王的基础。历代帝王兴修水利，奖励生育，励行屯田，重农抑商，走以粮为纲的老路。这种经济结构，阻碍分工，抑制交流，更谈不上科技进步。水利工程，常修常毁，毁林开荒，毁草种粮，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土壤不断沙化碱化，几千年来，逃脱不了这种恶性循环。
直到近代，社会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育的阶段，商品经济很不发达。
据前述七届二中全会的估计，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乎占整个社会经济的９０％；１０％的近代工业多属具有浓厚超经济色彩的官僚买办资本。
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阶级分化。
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则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他们渴望改变贫穷处境，希望建立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寄托在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身上。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反映农民的这种理想社会思想，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太平天国、康有为和孙中山三次有同有异的理想社会思潮。
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中国革命是一场东方独特的、新型的农民革命。但是暴力革命只能带来政权的突变，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突变。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能同时在经济上、文化上也立即翻身。
事实说明，我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３
们过去几十年，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后来的公社化）等三大改造，加上国家的财政援助，尽管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只有这十多年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国策，才有望于２００年时达到小康水平。从经济方面深加追究，也正是由于这种同封建主义结合的小农自然经济，只能产生以家庭和土地为依托、以自给自足为理想的凝固而封闭的经济结构思想；所谓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加以客观上，过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们实行长期封锁，中苏关系的破裂（原来也主要是政府间的简单记帐贸易）
，使我国经济长期处在高度集中和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结构中，“文革”
十年更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古今内外的影响，也使得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可能超越这种社会存在。我们不能苛求他的经济思想能同现代国际经济运动、开放发展的格局相协调相一致。１９５６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曾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倒是我们现在应当很好继承和发展的。
当然，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长期的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革命意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同农民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党员和干部大都出身于农民，农民固有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观念，在党内不能不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思想土壤。此外，白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以及共产国际和苏共高度集权的影响，也使得党的民主生活难以健全，而容易形成家长制、一言堂作
６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风。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几次整风运动，也没能得到解决（在那样一种体制下，也不可能解决）。相反，战争年代必要的一元化领导经验，发展到“书记挂帅”
，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大家习惯于以“人治”代“法治”。
此外，在我们这个根本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得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最后促成毛泽东可以随意实行个人专断。
可以说，这种中国特有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以及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势力（它们容易产生英雄崇拜和个人迷信）
，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三）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体制上曾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过于集权。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习苏联，我们沿袭了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照搬了苏联集中计划的产品经济体制，并建立起与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对外关系体制等。
按照苏联模式，把国家所有制、指令性计划、统一调拨产品、轻视市场经济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等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对科技、文艺等领域实行的行政干预和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集中管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内在要求。这些日渐僵化的体制，一方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３
面障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文化艺术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干扰着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党政各级缺乏制衡与调节的机制，这都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实践发展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形成日益严重的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这里应当着重一谈的是，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必须正确解决领袖同党的关系，这个问题对执政党尤其重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为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领袖同党对立起来的观点（所谓“领袖的党”
、“群众的党”）
，有专门一章论述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文中强调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指明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里讲的是一般政党政治的原理，并没有论及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这方面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列宁着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党和阶级的一致性这一面；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高踞于党与群众之上，尤其是领袖也有可能犯错误，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列宁很注意贯彻民主的集中制（他强调民主前提下的集中制）
，以避免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他同马克思一样，很厌恶别人对他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他特别重视党政分工，防止党政机关犯官僚主义。可是，斯大林没能继承列宁的民主传统，却把列宁关于垄断权力的一些想法，发展到极端，逐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领袖终身制，高度集权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终于导致一系列严重错误。关于领袖与党的关
８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系，列宁已经有所侧重的不全面的论述和斯大林的集权专断，对我们党都曾长期发生过影响。我们又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皇权高度集中、习惯定于一尊的国家，正如《历史决议》中说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过去在长时期中，我们惯于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只说成是个人的智慧，不讲还有集体的贡献；把一切成就归于个人，不讲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神化，说成绝对正确，而不讲领袖也是凡人，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到毛泽东晚年时，尤其形成一个坏的习惯：在任何场合，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曾以为反封建的任务也已经完成。长时期中，我们只注意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同一切崇洋媚外的思想作斗争，却放弃了同时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种种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现象，自不是偶然的。
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３
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方面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①文中具体谈到过去在政治、思想和体制等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情况：“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②“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③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
④“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
①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７月版，第２９５页。
②③　同上，第２８—２８９页。
④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７月版，第２８９页。
０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
①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③“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②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
“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
①③　同上，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②同上，第２９１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４３
长。“
①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②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
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
①见《邓小平文选》，第２９２页。
②同上，第２９３页。
２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程度。“
①
上面摘录这么多邓小平讲的话，是以其权威性来说明我们过去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之深，和肃清其残余影响之难。
这个问题同上一节“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是一回事，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中国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残余影响，恐怕得几代人的努力。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在１９２０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年毛泽东长时间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包括科举时代的必修课四书、五经、纲鉴等，也包括对他更有吸引力的小说、笔记、野史、杂集等。这两个方面都给了他很深的影响，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和内地长沙的毛泽东，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不多，只不过从梁启超、严复、杨昌济的转手中有所涉猎，如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之类。他从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远不如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了。笔者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只能凭借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而以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为多。
“大跃进”失败后，他才着意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自早年到晚年，
①同上，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４３
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新中国成立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他对身边人说过，《资治通鉴》读过７遍，这部书是常置案头的。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如在《毛泽东选集》中，除了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有几处摘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之外，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引文，斯大林的引文稍多一点，而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总不下几百上千条，即此也可见中国旧籍对他浸润之深。不论是“显形”的官修典籍或“隐形”的民间传说，都是铸造毛泽东一生主要的思想原料，这话并不过分。我们说，在毛泽东思想中，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往往有时会起消极作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虽然很难直接归咎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但若仔细探究，也不无渊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
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文化的负效应。
从本性上看，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
、“斗争”性格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是反传统的，对于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学，应当说是没有好感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对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便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思想”
、“空虚的思想”
、“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
；认为要在中国进行革命，要打破政治上的强权，也必须打破思想上的强权。
《湘江评论》上他的文章中还说过：“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也一再提出反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儒学。每当要打破陈规，破除旧的秩序时，在思想领域内总是把孔学作为靶子的。
因孔学核心是维护既成秩序。
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就曾多次受到他的抨击。他也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调侃孔子，甚至把孔子的书同他所蔑视的蒋介石的书相提并论，认为读一些这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从反面教育人们懂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林批孔”时，他赠诗给郭沫若（批孔批郭）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①
当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认为孔夫子的这一笔遗产还是应当继承的。
那理由是：“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
①见汪澍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版，第１１８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４３
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①因此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要清楚地讲明他究竟认为孔孟有哪些“真理”
，这是困难的，特别是晚年他已把孔孟当作没落奴隶阶级的代表。毛对孔孟学说，更多地是依据政治上的需要，随时摘取某些语言，古为今用，或赋予新的解释。比如，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０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讲到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时，这样说：“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
②１９４２年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是知也”
；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等。实际上，毛常常是利用前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极广，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无不在其视野之内；在当代领导人中，罕有其匹。
但其基本办法，仍是“六经注我”
，即利用或改造前人的思想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作法就其好的一面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即在这种利用、类比之中，容易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一起继承了下来。
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副作用。
①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②参看本书第３２—３３页。
６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比如，早年读的《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他晚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以怎么样也摆脱不了的简单粗糙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都是无可置疑的儒家的影响。与此类似，前述他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军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又如，毛不止一次地以刘邦、项羽作对比，批评项羽不能像刘邦那样从谏如流，结果最后垮台，闹到演出“别姬”
一幕。就其本意，是教育干部要有民主作风，但今天社会主义需要的民主政治，远非古代用贤纳谏所能概括。如果领导人仍以居高临下的“纳谏”便是民主，那么，民主不过是恩赐，不过是点缀，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毛泽东自己，确实没能摆脱这种“君临”的思想意识，没有在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建设起现代意识的民主生活。
再如，毛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
“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他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赞扬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
①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
①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第２８页，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４３
别；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
他一生酷好读史，到老不衰。
除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即便是专治史学的专家也未必人人通读过的《二十四史》，也基本读遍了。
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熟悉之至。
他认为读史可以知兴亡、明事理，“观往者得失之变”。
《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从中可以熟悉历史事件，吸取经验教训。看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史实，而不会是“臣光曰”所阐述的儒家政治哲学。
他是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其中固然有智慧的一面，但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从《明史》中搬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此作为三线建设对付现代核战争的方针（三线曾耗资一千多亿）。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
毛泽东曾一再自称对佛学有兴趣有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像他真的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
，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中的“劫”和道家发展观中
８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循环论”。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有人可能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
，甚至事实上做到了“砸烂公检法”
，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
这样就可以做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这不但不与法家思想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得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
这正是中国法家（“圣人执要”即君主执法）与西方法学（法即君主）不同之处。仔细地把毛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毛推崇的“法家”
，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言行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只是，毛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他早年读过申韩之书，或渊源于荀子、老子之书而形成的呢？
还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印证，而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深入细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以为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
其实，自汉以后，儒法已很难分家。
汉承秦制，虽说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杂霸道王道以用之，乃儒法合流。荀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４３
况引法入儒，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正是荀况的学生。法家为求法治，也必须引儒入法，吸收礼治，以补充法治。儒法合流盖因共同本质为“人治”
：儒家提供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而法家则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策略与方术。
“阳儒阴法”
，儒法的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与行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策略家，以阶级斗争同蒋介石较量时，有理有利有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儒家的政治艺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时，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都是为君主便于驾驭臣下、统治万民而着想的，自可利用改造。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以法、术、势结合，君主执法行绝对专制统治。对照之下，我们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归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家、某派的影响，应当说，它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国内国外现实状况的错误判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０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心理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在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规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可见他是有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的。后来时过境迁，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谈到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有分别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全面否定。
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中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给毛泽东解除了某种精神束缚，使他的骄傲情绪随之滋长起来。过去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对其人虽然并不佩服（同王明的斗争实质上是同斯大林的斗争）
，也只能“腹诽”。现在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从而也提出了重新评价苏联模式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城乡敲锣打鼓庆祝，全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些内外条件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最高明、最正确、最有本事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在苏共党内的地位，迫切需要中国党特别是毛的个人威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５３
望的支持，在短时间里对毛作出了谦恭的姿态，也助长了毛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的骄傲心理。在对东欧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趋势抵触日益加深的同时，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率领中国人民一再进行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类伟业。可是事与愿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而其起点比苏联更低，因此很自然地便跌入了类似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死谷。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不满于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
，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业，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于是需要“政治挂帅”
，于是需要“大权独揽”
，于是需要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了。
“大跃进”运动一开始，他就由反对个人崇拜转而主张个人崇拜。
１９５８年３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从而将拥护真理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此后，反对个人崇拜一直成为毛十分忌讳的问题。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党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之风。
“大跃进”时，柯庆施等人迎合邀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林
２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彪、康生等人更是极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尤其“文革”十年当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级。这一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三面红旗”
的失败，一系列政策措施越来越不得人心，天下大治甚为渺茫，党内党外对他的信赖越来越少，疑虑却越来越多。为了维持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得不借助于“大树特树”。将必要的权威与个人崇拜混淆起来，这种人为培植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
，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
、“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
、“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从大政方针到日常小事无不遵循“最高指示”
，而且“传达不要过夜”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失误和灾难，从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个人崇拜必然助长个人专断。晚年的毛泽东是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发动“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他自以为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的模式和途径，因此，不管谁对“三面红旗”提出什么意见，他都予以严厉驳斥；即令同中央集体发生严重分歧，他也固执己见，认为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或一个人手中。从八届二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批判；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
、“单干风”
、“翻案风”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
，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二月逆流”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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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批孔（实为批周）
，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驾凌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无情的历史说明，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是：领袖犯了错误，必然导致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再思三思的。
（六）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将战争经验套用于和平建设的论断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
不但搞阶级斗争如此，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等等，毛也习惯于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政治上伤害干部和群众，经济上劳民伤财，给民族留下累累伤痕。在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上，毛讲过这样的话：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
是的，在２２年无比艰难的条件下，革命军队由小到大，小米加步枪，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了中国，最后终于消灭了由美国武装的八百万国民党军。
这种战绩与经验，可说是史无前例的。难道到了１９５８年，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把经济速度加快一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
可他恰恰忘记了古人之言：“马上得之（天下）
，宁可以马上治之？“他也忘记了，他的这些伟大胜利并不仅仅是靠着军事力量取得的，在他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军队只是三大法宝之一。他似乎也忘记了，对于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尤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必然规律，还是很不熟悉的，远没有认识清楚的，
４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还是“不自由的”。这层意思，他在执政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说过，后来却忘记了。可是，“大跃进”时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先提出有谐音之趣的口号“以钢为纲”
，接着又辅以“以粮为纲”
，直到出现许多军事术语及其作法，如“元帅升帐”
（钢铁、煤炭、粮食三大元帅）
、“两个先行官”（电力和铁道）
、“一马当先”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以及“大兵团作战”
、“挑灯夜战”
之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毛对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过的军事共产主义十分留恋。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他多次谈到，我们党是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家长式的）
，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他曾多次表示，要逐渐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他还企图把各种社会组织都变成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高度集中的准军事组织；认为通过这种组织可以创造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建立人民公社和后来的“五七干校”
、“五七农场”
、“五七工厂”等等，就是尝试。战争年代被敌人分割封锁，各根据地必须自力更生、各自为政。引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于是不论农村、工厂，一县、一省，都提倡“小而全”
、“大而全”
，万事不求人。这种封闭式的经济，自然同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毫不相干，背道而驰。
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顾条件的变化，到处照搬照用，必然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此路不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狭隘经验主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５３
义色彩。
晚年毛泽东对待马恩列斯的理论，常以对他有用与否为取舍的标准，这样就不免误解和误用。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至理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这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而且在书中明确指出，他这里所提出的是带有旧社会痕迹，仍然存在市民阶级权利的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实际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也许把这个过渡阶段看得较短，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提出的过渡时期，理解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曾一时看得过短，一时又看得很长很长，由此在政治上产生一系列“左”
的方针和政策；在经济上则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前面已经谈到，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观点，以及列宁提出的小生产自发倾向的论断，也都特别重视，借以为自己新的阶级斗争理论作说明。在表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他把“资产阶级权利”从本意的分配领域扩大到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并把抽象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同旧制度下有实际含义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由此得出他所需要的结论：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温床。撇开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具体情况，在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补充下，更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
毛
６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从实用角度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话，直到临终前，他还要求全党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误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造成令人极其痛心的历史悲剧，曾同“左”的教条主义作过长期坚决斗争取得革命胜利，而受到全党全民爱戴的领袖，晚年也陷入“左”的教条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给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灾难性的后果是违背他的主观愿望的。
从这个历史教训来说，我们后人应当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何等重要的历史责任！
十。结束语
本文有关部分已经说过，为了对自己实践中的每项措施和对策作出解释，毛泽东使他的晚年错误思想逐步具备了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态。其主要部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概括地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发展到极端，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就是“文化大革命”。下面再简单概述一下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
１９５６年，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的问题后不久，在毛的主持下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一个最大原因。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５３
当时的一些论者，包括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把它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
其实这并不是斯大林独有的现象，不善于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人，尤其手中有权的政治家，一般都很难避开权力的腐蚀作用。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必须受到民主和法制的制约，否则，权力能使人冲昏头脑，骄纵放肆，智力衰退。一个西方学者说得好：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
不幸的是，这一现象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避免，斯大林的专制行为引起了特殊的震动，毛泽东的晚年也终于出现了类似的悲剧。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受批判的几个人中曾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当时只不过是对未来事态的一种隐忧，不幸的是隐忧终于变成了事实。
同权力的腐蚀伴生的是骄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漫长的２８年中，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尤其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那时毛泽东从不轻敌，何等谦虚谨慎，因而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在军事上，他从不轻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
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过于强大，还有斯大林的干预，等等这些决不容忽视的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打出了威风，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似乎客观失去任何制约，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尤其党与个人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客观的迷信与主观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确实有了骄傲的本钱，使得毛泽东不再谦虚谨慎了，日渐高傲
８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而随心所欲了。
从历史上考察，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很注意党的民主生活，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民主传统。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都宣称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后，民主生活就不正常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尤其在反右运动中，普遍推行了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定阶级成分的方法。
从此，阶级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可以随掌权者的好恶而改变（这方面也有法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邓小平认为，１９５７年大体是毛泽东进入其晚年错误思想的界标。
１９５７年起，从理论到实践，毛开始同民主思想告别，同时也为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运动准备好了舞台。这时知识分子不是箝口结舌，便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了。对“大跃进”
、“吃饭不要钱”
，不是没有人议论，但只能窃窃私议，有些议论的人早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敌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一块新的重要的里程碑，从此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内部。这也就是党内存在“走资派”
、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的伏笔。通向“文化大革命”的大门打开了。
任何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总是长处和短处并存的，问题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５３
在关键时刻，何者处于主导地位。
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夺取战争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驾驭矛盾，指挥若定，是何等游刃有余；可是领导现代经济活动却相形见绌，这些陌生规律过于复杂，非其所长。如果他有足够的民主作风，党内和国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认输，不怕下“罪己诏”
，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气概，应当说，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是不难纠正失误的。
不幸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蚀了他的智慧，谦虚谨慎变为刚愎自用，不但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反而继续想用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抓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这是他本人也是全党的轻车熟路，大家都在行得很，定个百分比，谁都有辫子可抓，根本不要学，不要读书，也不要调查，而且“一抓就灵”。直到“文革”时期，关于经济生活，他仍只能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方针，走不出“政治挂帅”
、“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迷宫。
马克思说过，历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
，对历史的发展常起某种作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本文只是简要地探讨了一下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并且侧重在同政治实践有关的思想，而没有涉及他的性格和气质等问题。其实性格与气质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有关系的，有时甚至是大有关系的。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诗词作品足以方驾古人。他喜欢屈原，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
，可说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和非凡天赋的人。
“安得倚
０６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些诗句读来真令人神往叹服。
应该说，伟大的革命家，不论马克思或者列宁，也都有着浪漫主义的气质。不然怎么能睥睨一世，在旧世界看见了新世界，并且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呢？浪漫主义气质同革命事业可以相容，有时会相得益彰的。一首“北国风光”的《沁园春》，曾经风靡重庆，在大后方多少高人雅士乃至官宦名流中引起震动。可是，在从事经济建设活动中，却容不得多少浪漫主义。
“高峡出平湖”是好诗，但当年如果把这诗句当作必须立即贯彻落实的建设计划，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开头即提到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
这就是说，凡自己认定了的目标，必不畏任何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的伟大人物必备的品质，毛泽东则表现得更为特出。但不容拂逆变为一意孤行，那就成大问题了。
这种问题自随主人公的地位、权力和作用而造成不同的后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惊心动魄的事态，饿死了那么多人，大乱到那种程度，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死于非命，难道他都无动于衷？这似乎只能从他自己所说的虎气与猴气中找到解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千钧棒之下误伤难免，可是玉宇却混乱不堪了。
毛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这样几句话：“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还有这样一句话：“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
“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６３
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这是不是可以作为理解毛泽东晚年悲剧的一把钥匙呢？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心态也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他喜欢读三赋：《恨赋》、《别赋》和《枯树赋》，从中是否可以讨到一些消息呢？
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该忘记问题的另一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漫长而艰巨的中国革命，曾经走过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从胜利到失败，又从失败到胜利，即他在延安常讲的，中国革命走了一个“之”字路。他本人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走了一个“之”字路呢？
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初一些年月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很少失误（如有失误很快就能纠正）。
可是到了１９５６年，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之后，他一生事业达到辉煌顶峰之时，这个“之”字却逐渐曲折地走向下坡。反右派，“大跃进”
，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
，这样时进时退终于步步下滑走到了他的终年。
到了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年，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希望有所更张，可是这时已积重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他已经无力走上这个“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这个任务就留给他的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了。
《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
２６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在近２０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以他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逐渐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深深的“左”的印记。毛泽东辞世已经１６年，可是“左”的影响，并未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
到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
①这种“左”的习惯势力至今还是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大障碍。近年有些“理论家”
，还经常在报刊上、讲坛上散布这样一些“左”的论点：如改革开放引进来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
；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囿于过去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观点，将实践已经证明了的谬误，还当作真理。因此，今年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不能不再一次发出“主要是防止‘左’”的警告，要求我们把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提高到社会主义
①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第２７页。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６３
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难道我们能够再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吗？要真正纠“左”的习惯，就有必要认真清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因为“根深蒂固”的根子主要在这里。
这样才能端正思想路线，从历史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与拨乱反正的关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得来何等不易，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
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深刻理解，我们才不会重犯“左”的错误，才会对“左”的东西具有辨别力和免疫力。
在最后结束本文时，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
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①历史是最公正的。百年千年后的历史，必然会同我们现在一样，公正地景仰地看待毛泽东，像后人对待古圣先贤一样，从他身上，从他的言行中（不论正确与错误）
，吸收养料，推动历史前进。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就有助于避免重蹈覆辙，可以使我们党和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前世界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命运正经历着最严重的考验，同时也碰上一个百年难逢的良好机遇。
我们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我们应该抓紧时机，首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版，第３６６页。
４６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先把经济搞上去，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往前发展。毛泽东终其一生，究古今之变，通中外之学，探治乱之源，求大同之境；他曾经唤醒民族，同内外敌人浴血奋斗，终于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使神州大地走上社会主义大道。
他的许多思想遗教，他常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将启迪后世；他晚年来源于“左”的教条和主观盲动的错误，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无法为之掩饰，正好引为鉴戒。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A
新民学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当时也没有少年中国学会那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要晚一点）
，但也是有全国性影响的一个青年团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对于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建党，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来研究新民学会，进行学术讨论，就非常有价值，非常必要了。
１９４９年我南下到湖南，先在报社，后在省委宣传部工作。
由于工作的方便，曾有意识地注意毛泽东早期活动的材料，也就接触到了新民学会。在抗日战争以前，我是从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知道新民学会的。我们“一二。九”这一代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是强烈的。毛泽东、蔡和森那一代的情况呢？从我接触到的材料看，总的来讲也是差不太多的。但是我深深感到他们那一代人同“一二。九”这一代
这是在纪念新民学会成立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毛泽东思想A论坛》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编入本书时，小有补正。
６３〔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
相比，不管从做人的方面来讲，从追求一个指导思想方面来讲，还是从对国家的责任感来讲，我们是远不如他们那一代的。所以我尽力搜集了不少材料，在１９５２年写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从内心感到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厉害得多。这种情况当然主要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当年湖南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毛泽东他们在第一师范的时候，先是汤芗铭、后是张敬尧的统治，非常之黑暗，袁世凯称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等等，整个国家情况非常危急。我写那本书的时候，长沙还没有找到《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湘江评论》也只发现第一期。后来修订出版时，他们那一代的情况，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就看得更清楚了。
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是１９１８年４月，而酝酿的时间则更早。毛泽东在１９１５年写“二十八画生启事”
，征求朋友，他多年来就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实践理想，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是从讲求做人开始的。在那个社会，立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件大事，然后才谈得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怎样来“改造中国与世界”呢？
新民学会内部就有些分歧。从做人这一点来讲，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共产党人还要不要讲究做人？我觉得还很有意义。这个做人的问题（以及人性、人道等等问题）
，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是不好谈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很大一个方面是从人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也是从人（人类的总体到个体）
出发。
恩格斯讲劳动创造人。
我们从这个理论发展到最后，似乎只有体力劳动对人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只有农民最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改造人，而忘记了恩格斯还讲过社会作用的关键性，从社会猿进化到社会人，
〔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７６３
依靠日渐发达的社会组织，决非仅仅依靠体力劳动这一局部作用。特别强调体力劳动的作用，自然就要轻视知识，乃至打击知识分子（我把话题又岔开了）。从做人这方面来讲，我们过去确确实实走了歪道。
新民学会是从讲究做人开始的，我以为今天还是很有意义的。
讲这么一个例子。巴金不是共产党员，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他写的一部《随想录》，很多人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他讲了许多真话，他忏悔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怎么乱七八糟跟着跑，参加批判别人，也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他的忏悔表明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可见做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曲折，几十年的磨难，其实人人都不会没有一点自我感觉的，即你自己到底这几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所得所受何在？有什么内疚与安慰？因此做人的问题还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因为很难说今后就不会有什么大风大浪了。
“文化大革命”时不是有一些震派人物、风派人物吗？这种风派人物现在我看还有，有的还很典型。最近几年就发生了一些“左”的情况嘛，也有一些人跟风转嘛。我们今天纪念新民学会，向毛泽东、蔡和森这些前辈学习，首先要学习他们的做人，从做人出发，然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再讲个例子。张治中，是我们党的非常好的朋友。我听人说过他的一件事，他曾经对蒋介石上过两次万言书，第一次国共分裂的时候，上万言书，不同意分裂。第二次日本投降后打内战，他又上万言书，不同意分裂。可见他同蒋介石是有分歧的。
可是张治中从来不讲蒋介石，有关蒋介石的坏话也好，好话也好，他都不讲。
这个事情恐怕有个做人的原则在里面。
张
８６３〔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
治中做人这一点是不是可取呢？是不是他过到共产党一边以后，把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他的功劳就更大一点？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历史作用，并不会因为有个张治中说好说坏而有稍许的改变。从做人来讲，张治中这一点不无可取之处。作为谈判代表，他希望和谈成功，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和谈破裂，他倒过来，就完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了。由于蒋介石很信任他，他在和谈中倒过来，就有很大的价值，对整个国民党人士、中间阶层、知识分子有很好的影响。这个同他的做人也是分不开的。张治中于１９６９年逝世。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种种过激和形而上学现象，张治中极为反感。他曾对家属说过：‘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
“１９６７年国庆节，张治中又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观礼，此时，他已是久病在家，体力不支，但他坚持由手推车把他送上天安门城楼。他想对毛泽东说句话。果然毛泽东又来到他的身边。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对毛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
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这是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
①我们党里面也好，社会上也好，不要说那些风派人物，许多领导干部同张治中比，就差得远了。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另外，我刚才讲了，新民学会确确实实为我们党的建立做了准备。
５０年代初，萧三同志同我闲谈时就谈到过。在我的书里面也写到了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同萧三谈话时，曾
①转引自《文摘报》１９２年７月９日，第９４５期，《张治中在“文革”中》。
〔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９６３
讲到新民学会是党的前身。现在大家研究的结果，以为新民学会确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尤其是湖南党的组建，起了打基础的作用，而且从整个党来讲，新民学会培育了一批杰出的领导人物，杰出的骨干，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还有罗章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人，他９０多岁了，全国政协委员。
不久前我请他谈过一次。当年他在长郡中学，后来考取了北大。
１９１５年就同毛泽东结交，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中唯一不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与蔡元培的关系始终很好，他被捕是蔡元培保出来的，出来后就一直在大学教书。
“六大”
时他是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问题是发生在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这个野心家当时采取了很多不正当手法。四中全会只开了一天，讨论的时候，王明、米夫他们有时讲俄语，中国同志没法听懂，完全由他们操纵。罗章龙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全总党团的，我是中央委员，还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我们都是中央的，你王明算什么。”他们反王明反得很厉害。但是问题就出在组织了一个“非常委员会”
，“分裂党的中央。”罗章龙对此可能有他的看法。三联书店出了他的《椿园载记》，写他前期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等活动。
１９２７年，毛泽东同他一起回湖南搞秋收起义，以后这两位朋友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湖南出了他的《椿园诗草》，里面有纪念何孟雄的诗，显然是另有看法的。
罗章龙这个问题是做了结论的。
据罗本人谈，是在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之后，才组织非常委员会的。对此事赞同的也好，不赞同的也好，现在还有些人活着，可以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点，最好留一个较完整的资料下来，包括罗章龙本人的资料。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讲过，罗章
０７３〔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
龙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王明，在政治上是对的，但是组织上是错的。
我这里附带讲到罗章龙，因为，在新民学会里面，对建党，对党初期的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他曾起过很大作用。
这次参观新民学会成立纪念馆，似不见罗章龙的名字。
还有易礼容，现在也过９０岁了，他当时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早年曾一起活动十年之久。
新民学会的历史资料、人物情况非常值得研究。蔡博同志决心将他父亲蔡和森情况进一步研究清楚，以期写出更好的蔡和森传记①。
蔡和森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的人物。他到法国勤工俭学，用“猛看猛译”的办法学习，他法文不好，就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他是党内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人之一，比毛泽东接触得早一些，也多一些，后来他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编《向导》。还有一个张昆弟，益阳人，后来在洪湖牺牲了，那时湘鄂西的负责人是夏曦。夏曦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学会里面，夏曦、郭亮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比毛、蔡他们年轻。夏曦受王明路线影响，到湘鄂西以后大搞“肃反”
，错杀了许多人，张昆弟、柳直荀、段德昌大批领导人都被错杀了，总之，新民学会成员的情况，关系重要的人，要注意研究。
在法国蒙达尔尼那次会议的争论，１９２１年１月新民学会在湖南开会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人、两种意见：一种是坚决革命的，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一种是主张教育救国的，认为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世界，要从教育着手，代表人
①非常不幸，此文编入本书时，得知蔡博同志已于今年（１９１年）去世了。
〔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１７３
物就是萧子升。他比毛泽东高三个班级。那个时候在第一师范学生里面，在杨昌济这些老师的眼中，萧子升是第一个人才，毛、蔡可能还稍次一点。
萧学曾国藩，经常正襟危坐，古书也读得很好，左手也能写字，本事很大，人也很聪明，所以学会成立时推他当了总干事。到了法国以后，他把“革命”与个人前途结合起来，要走所谓温和的道路。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官僚，长期寄居国外，据说是７０年代中在乌拉圭死的。他晚年还写了一本书，《我同毛泽东一道行乞》，谈他们游学的经历（这本书里面有许多不实之处）。
湖南人熟悉的还有周世钊、陈书农、蒋竹如等，这些人没有参加革命，后来都是从事教育工作。
这里附带讲讲教育救国、改良主义问题。
对这些，我们过去批判、否定得过分了一些，因为从事教育，培育人才，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其延续性，总是要有人做的，社会要发展下去，不能中断，同工农业生产一样，同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教育也不能一日中断，社会生活必须有教育。教师传授知识，教怎样做人，对于革命也是有益的。但是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天下就只有两家，像小孩看电影一样，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红脸，就是白脸；革命的最好，不革命统统不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之极端。新民学会７０多人，有３０多人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余的就是走教育救国或以教书为生的道路，这当然同杨昌济的教导有关。里面最坏的不过熊梦飞、易阅灰两个人。所以这个团体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值得大家来研究。建党前，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听说有争论。
我看这一次的纪念文章，对当时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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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只能相对地搞清楚，不可能绝对地搞清楚。几个人经常交谈，互相绝对信任，经常商量事情。
即使原来没有叫小组，后来也可以加上个小组的名称。把这个情况讲清楚就行了。至于建党之后，党与团的区别那是严格的，当时叫做“大学”
与“中学”。
再讲一点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意见，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在新民学会成立前后，到共产主义小组正式组织前，他的思想是非常驳杂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都有。也谈到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早期最佩服的是那个时候影响最大的梁启超。王夫之、谭嗣同对他也有影响。杨昌济学贯中西，讲究实践，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以身作则的好教育家，一生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
他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告学生》，情文并茂，表达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今天读来，仍有教益。文章说：“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
“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
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
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
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
这样辩证的知行观，是他毕生的宝贵经验。杨昌济的教学精神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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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学会这批人都受杨昌济的影响，受杨昌济的求学、问难、做人、立身、处事和爱国的影响极大。还有曾国藩，那时湖南人（当然不止湖南人，陈独秀也如此）谁不佩服曾国藩？毛泽东在当年的通信中，就表白过他对曾国藩由衷的敬仰。曾国藩是效忠清廷的打手，集儒法权变于一身的角色，他用思想、用学术（所谓大本大源）征服人，他把太平军消灭，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太平天国讲上帝教，毁孔庙，曾国藩就用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做动员口号。我们大革命时也很“左”
，也是砸孔、砸庙的，搬菩萨的，厉害得很，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的思想里面也有“左”的东西，（长沙街上贴满“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大标语）现在看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经过了修改的，当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尤其在初期（马克思、恩格斯也不例外）
，不“左”是不可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来受“左”之害，这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于革命奋斗之中不无关系。革命人物又多急功近利，总想超越历史，实现自己的理想。问题在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为什么晚年搞了“大跃进”不算，还要搞一个“文化大革命”
，演成党和国家的历史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呢？
追溯一下思想来源，在新民学会的时候，毛泽东总有不少先入为主的东西，使他早年的思想和思想的初恋，到晚年还起作用，这也是一种“返祖现象”吧。在他早期的思想里面，吸收的不仅有那个时代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是中国的东西，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也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从孔孟到颜习斋、王夫之等书本上的东西，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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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习俗上来的，以及从广大群众意识，特别是农民意识、农民战争那里来的很庞杂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新民学会成员毛泽东这些人身上都有反映。
一直到他的晚年，这些早年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清除掉。这些是题外的话了。我们研究早期这些人物思想的时候，还需要把人物的中期和晚期结合起来，不然的话，不能完全说明问题。５０年代我写《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时，如关于曾国藩的影响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等，我有意识地回避了；１９８０年修订再版，才涉及了这一点及其他有关的思想资料。我们国家文化悠久，有有形的影响，有无形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文字上的，有些影响存在于社会习俗之中。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最后我想讲一点今天研究新民学会的现实意义，他们那一代人当时从讲究做人出发，到立志救国救民，他们所做所想的，他们的言行等等，对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状况呢？
最近看到２月１５日的《世界经济导报》，上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今天仍处于一种危机的情况。六七十年以前，毛泽东、蔡和森等所处的国家危机情况同我们今天所处的危机情况，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但是有一点还是基本相同的，就是中国还是落后而贫穷的。
１９５５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４。
７％，１９８０年下降到２。
５％；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１９８０年只占日本的１４，１９８５年下降到１B５；１９６０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４６００亿美元，而１９８５年，美国超出中国３６８００亿美元，这是从经济实力来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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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后两方面，我们同西方、同日本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的危机感主要属于这个方面，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谈到最近确立的沿海地区战略等等，都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这种危机感应该让大家特别是年轻人理解。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个人的种种问题。
有人提出教育危机，人才外流，“读书无用”。读多少书也搞不成一个万元户嘛，搞万元户不一定读很多书嘛。现在不少的大学生讲实惠，耽于玩乐、吃喝、过早恋爱之类，这种情况值得忧虑。我们应该唤起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尽管今天中国的处境同７０年前新民学会时代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们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建国之后，“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
，不断搞政治运动，不断搞“左”的东西。
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之后，走了这么大的弯路，阻碍了我们经济和科学技术更快地发展。
这次开人大、政协会议，议论最多的是物价问题、党风问题、社会风气问题、教育问题、农业问题等，反映了我国今天的现实。因此我们今天纪念新民学会的时候，应该唤起现在青年人的一种危机感，使他们关心怎样更快进行改革，把国家搞得更好。新民学会那一代的奋斗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尽快改变落后状态。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还有沉重的人口包袱背着。我们也还有特殊的思想上的包袱。不少人议论，有两个大的思想包袱：一个是封建的东西，几千年的影响；一个是“左”的东西，几十年的影响。
这两种阻碍我们前进的深重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彻底清除。当然，改革开放之后，会有资本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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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腐朽的东西侵蚀进来，这应当引起大家严重关注，特别要加强对青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但不论怎样，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去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有错误，不管现状如何，今后的世界总的大趋势是和平，不是战争；是合作，不是对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危机天国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既成格局，已经把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害安危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未来将只有一个统一市场，没有什么两个市场。要实现国家现代化，要社会不断前进，有赖于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七八十年前，杨昌济就向他的学生讲过这个道理：所谓“英特纳雄纳尔”
，不就是加强国际交往的理想吗？
不就是各国人民之间不分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吗？不就是争取最后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吗？总之，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世界、面临的国家问题，同新民学会那时是完全不一样了，但同样需要振奋起民族精神，要讲究做人、立志，要抓紧改革，振兴国家。我们一定要发扬学会老一代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光荣传统。
我讲了这样一些意见，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