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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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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
目  录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A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4…5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1…00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1…04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年八月十三日)
…………………………1…11陈独秀:谈政治(一九二○年九月一日)
……………………………………1…16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
………………………………………………………………1…27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3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七月)
………………………………1…39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一九二一年七月)
………………………………1…4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1…45毛泽东: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A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
A(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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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六月)…………………1…62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1…64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1…76邓中夏:我们的力量(一九二四年十一月)………………………………1…88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一九二五年一月)…………………………………………1…95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A一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A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瞿秋白:《湖南农民革命》序(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2…06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A(一九四三年春)…………………………………………………………2…08
第三章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节录)
…………………………………………………………2…22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节录)…………………………………………2…37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A十月五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A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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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A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年五月)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A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九三一年二月)
(节录)………………………………………………2…58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的决议A(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2…66陈 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2…86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A二十七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2…95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3…05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3…07
第四章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3…10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论持久战(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二十节)
A(一九三八年五月)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第十二节)
A(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A五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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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第四、五节)
(一九三八年A十一月六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陈 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3…1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五、六、七、八节)
(一九四○年一月)
A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年A三月十一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3…27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3…30周恩来: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一九四二年一月)…………3…34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A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第五节)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A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朱 德:论解放区战场(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节录)……………3…36周恩来:论统一战线(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
(节录)…………………3…54刘少奇:论党(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
(节录)
…………………………3…68A第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A(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4…18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一九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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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日)
………………………………………………………………4…20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九四六年四月)
A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4…22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A(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五月五日)
…………………………………4…28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4…31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A二十五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
………………4…35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一九四八年一月)………4…60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A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4…63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A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4…84
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4…96陈 云: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年三月三日)……………………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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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A(一九五○年六月六日)…………………………………………………5…06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一九五○年六月六日)………………………5…12A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
(节录)
………………………………………………………5…16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节录)
……………………………………………………5…26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A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发,经过中共中央批准)
………5…41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5…79周恩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节录)
………………………………5…84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A(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5…88周恩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节录)…………………………6…02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6…17A陈 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6…4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6…53周恩来: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
………………………………………………………………6…6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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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
……………………………………………………………6…77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7…16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7…21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7…23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A一月三十日)
………………………………………………………………7…49刘少奇: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7…75
第八章“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内乱
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7…81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节录)
………………………………7…88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A的意见(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7…98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一九八○年A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8…20
第九章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A十二月十三日)
……………………………………………………………8…30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节录)
………8…44A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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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8…60陈 云: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一九八○年十一月——一九八四年十月)……………………………8…72陈 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8…75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A(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8…81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A(节录)……………………………………………………………………8…85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A(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8…96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A(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9…12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A(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9…1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
计划的建议(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节录)……………………………………………………………………9…43
结束语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A(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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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
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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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
,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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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
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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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
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
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使“前车之覆”
成为“后车之鉴”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
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
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
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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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
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
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
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上已经开端。
“八七会议”
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
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
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
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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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
倾情绪在“八七会议”
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
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
路线,并使“左”
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
(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
(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
,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
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
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
,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
义和“左”
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
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
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
以来的“左”
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
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
倾思想和“左”
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
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
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
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
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
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
,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
(武装起义)
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机端错误的”
“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
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
,在反“右倾”
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
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
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
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
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
等)
,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
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
0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倾思想和“左”
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
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
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
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
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
倾思想和“左”
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
倾思想“左”
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
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
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
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
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
,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
,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
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1
义革命成份“
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
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
,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
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
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
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
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
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
“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
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
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
倾更坚决,更“有理论”
,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
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
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
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
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
的“右倾”
,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
2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
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
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
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
“纲领作用”
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
的“左”
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
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
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
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
,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
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
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1
在文化方面)
,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
,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
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
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
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
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
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
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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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
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
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
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
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
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1
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
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
,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
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
“一二八”
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
;判断第五次反“围剿”
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
,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
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
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
、“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
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
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
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
“左”
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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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
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
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
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
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
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
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
、“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
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
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
,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
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犯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
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
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
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
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
倾错误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1
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
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
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
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
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
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左”
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
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
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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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
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
,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在政治上: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
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
;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1
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
“左”
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第一,各次“左”
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
,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
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
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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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
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
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
应当指出,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
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
、“农民的资本主义”
和所谓“富农路线”
,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
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
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
战争和察北抗日同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2
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
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
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
;中
2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
的出发点。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
,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
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
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
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
,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
,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2
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
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
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
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
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
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
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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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
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
,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
;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
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
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
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2
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
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
,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
;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
;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
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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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的计划。
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
,“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
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
,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
;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
,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
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
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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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
;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
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
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
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
,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
、“恐慌万状”
、“最后死亡”
、“加速崩溃”
、“总崩溃”
等等。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
,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
,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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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
,“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
,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
在军事上: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2
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
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
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
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
,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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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诱敌深入”
;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
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
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
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
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
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
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
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
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
和“两个拳头打人”
;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
;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
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
,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
,同敌人“拚消耗”
;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
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3
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
在组织上: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
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
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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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
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
,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
尤其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
、“富农路线”
、“罗明路线”
、“调和路线”
、“两面派”
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
和“无情打击”
,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
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3
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
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
在思想上: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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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
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
;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
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
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的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3
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
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
战观点等)。
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
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
,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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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
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
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
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
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3
(五)
“左”
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
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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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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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
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
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
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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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
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
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
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
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
,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
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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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
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
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
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
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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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象本决议的第二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4
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
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
44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本文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排印。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1)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
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64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3)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
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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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由于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
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
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
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
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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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
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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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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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6)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
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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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
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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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二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
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
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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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
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
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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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
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9)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
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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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
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
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二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
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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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
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
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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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
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
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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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莲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6)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
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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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
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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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际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7)
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
,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6
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
,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
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左”
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
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
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
和“反右倾”
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26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
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
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
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
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
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
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6
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
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
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
,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
而没有得到实行。
(18)
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
46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19)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
,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场“文化大革命”
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
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这些“左”
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6
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义不多加论列。
(20)
“文化大革命”
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
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文化大革命”
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文化大革命”
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
“文化大革命”
所打倒的“走资派”
,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
、“内奸”
、“工贼”
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
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
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
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
66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文化大革命”
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
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
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
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
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
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
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6
的内乱。
(21)
“文化大革命”
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
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
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
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
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
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
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
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
86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
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
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议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
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
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
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
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
,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
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6
倾翻案风“
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
他在“文化大革命”
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
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的强大抗议运动。
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
对于“文化大革命”
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
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
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
0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绐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
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
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
中,同“左”
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
“文化大革命”
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7
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
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
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
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
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
“文化大革命”
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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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
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
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7
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
倾观点,而这些“左”
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
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
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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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伟大转折(25)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
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
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
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7
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
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
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
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
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
中及其以前的“左”
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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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一、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一九八○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7
二、党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
倾错误影响。党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分级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结合经济调整有步骤地进行。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树的历史功勋。
四、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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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了成分。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正在普遍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五中全会增补政治局常委委员,成立中央书记处,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为纠正不正之风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的舆论机关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由于调整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和实行党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强。
此外,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军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7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27)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
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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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
,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8
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
,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
2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
,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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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
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
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
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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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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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的“左”
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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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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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想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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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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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31)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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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2)
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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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3)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34)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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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35)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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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
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
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
,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
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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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
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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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
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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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恢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民兵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
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十、根据“文化大革命”
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9
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36)
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
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
8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37)
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38)
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9
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本文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修订)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排印。
0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第 一 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
李 大 钊
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一时泯棼之象,颇足致觇国者之悲观。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者。余尝考之,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方其艰难缔造之初,流俗惊焉,视此根本之颠覆,乃为非常之祸变,抑知人群演进之途辙,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在法兰西当日之象,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毋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
或者谓法人当日之奔走呼号,所索者“自由”
,俄人今日之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01
涣汗绝叫,所索者“面包”。是法人当日之要求,在精神在理性之解放,俄人今日之要求,在物质在贪欲之满足。俄人革命之动机视法人为鄙,则俄人革命之结果,必视法人为恶。且在法国当日,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法兰西之人心。而今日之俄国无之,故法人虽冒万险以革命,卒能外御强敌内安宗国,确立民主之基业,昌大自由之治化,将来俄人能否恢复秩序,重建组织,如当年法人之所为,殊为一大疑问。不知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法人当日,固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其全国之人心;俄人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人人之深,世无伦比。数十年来,文豪辈出,各以其人道的社会的文学,与其专擅之宗教政治制度相搏战。迄今西伯利亚荒寒之域,累累者固皆为人道主义牺牲者之坟墓也。此而不谓之俄罗斯人之精神殆不可得。不过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
由文明史观之,一国文明,有其畅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欧洲之国,若法若英,其文明均已臻于熟烂之期,越此而上之进步,已无此实力足以赴之。德之文明,今方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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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支配世界之势力,言其运命,亦可谓已臻极盛,过此以往,则当入盛极而衰之运矣。俄罗斯虽与之数国者同为位于欧陆之国家,而以与上述之各国相较,则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其迟约有三世纪之久。溯诸历史,其原因乃在蒙古铁骑之西侵,俄国受其蹂躏者三百余载,其渐即长育之文明,遂而中斩于斯时,因复反于蛮亻塞之境而毫无进步。职是之故,欧洲文艺复兴期前后之思想,独不与俄国以影响,俄国对于欧洲文明之关系遂全成孤立之势。正惟其孤立也,所以较欧洲各国之文明之进步为迟;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存向上发展之余力。
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林士①论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将表现于东西二文明之间,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二力间确实之接触,尚在未来,此种接触,必蓄一空前之结果,皆甚明显也。”
②林氏之为此言,实在一九○○年顷。虽迩来沧桑变易,中国政治组织之变迁,转在俄国革命之前,所言未必一一符中,而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殆不为诬。原来亚洲人富有宗教的天才,欧洲人富有政治的天才。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
①PaulS。
Reinsch。——作者原注②见“WorldPolitics”
,ChapterⅢ,“TheMeetingofOrientandOcident”。——作者原注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01
于亚洲,故在亚洲实无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于宗教之精神而为专制主义之神权政治也。若彼欧洲及其支派之美洲,乃为近世国家及政治之渊源,现今施行自由政治之国,莫不宗为式范,流风遐被,且延及于亚洲矣。考俄国国民,有三大理想焉:“神”
也,“独裁君主”
也,“民”
也,三者于其国民之精神,殆有同等之势力。所以然者,即由于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人道”
、“自由”
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盖犹未奏调和融会之功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
与“独裁君主”
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
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荡亿兆人之心,而惟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荡亿兆人心之权威。盖人间之生活,莫不于此永远实在之大机轴中息息相关。一人之未来,与人间全体之未来相照应,一事之朕兆,与世界全局之朕兆有关联。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历史中常有无数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之心。此非历史家故为惊人之笔遂足以耸世听闻,为历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实足以报此消息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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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本文按《李大钊文集》(上)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排印。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①(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李 大 钊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
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
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应对。
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
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
政界举行祝典。
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象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
①原文标题为《Bolshevsm的胜利》。本文的写作时间,过去认为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份。据考证,本文写作时间当在十二月初(参见朱乔森、黄真《关于〈庶民的胜利〉的发表和〈Bolshevism的胜利〉的写作》,一九八○年八月十五日《历史研究》第四期)。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01
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
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
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
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
想到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Hohenzolern家(德国皇家)
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
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
、陀罗慈基(Trotsky)
、郭冷苔(Co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
、夏蝶曼(Scheide-man)
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
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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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
的意思。郭冷苔(Colontay)
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过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她Bolsheviki是何意义?女杰答曰:“问Bolsheviki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
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事。”
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RevolutionarySocialist,在东欧是Bol-shecika的话,和BolBsheviki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
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
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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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宣告:此次战争是Czar的战争,是Kaiser的战争,是Kings的战争,是Emperors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B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HaroldWiliams)
的通讯,他把Bolshevism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个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BolsheBvism,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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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
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哈利逊氏(FredericHarison)
也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猛厉,不可能,反社会的,像Bolshevism的样子,须知那也是很坚、很广、很深的感情的发狂。——这种感情的发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将来必不能避免的。”
哈氏又说:“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唤起恐怖,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
Bolshevism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
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很多的国事犯。
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
陀罗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ki与世界平和》书中,也曾说过:“这革命的新纪元,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无尽的方法,造成新组织体。
这种新体,与新事业一样伟大。
在这枪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我们应先自而进从事于此新事业。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视觉。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将来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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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于今日。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隶于我们旗帜的下边。有数千万人,就是现在,去共产党人发布檄文已经六十七年,他们只须丢了他们的绊锁。“
从这一段话,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
他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
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书中的主义,是在陈述他对于战争因果的意见。关于国际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体通篇,总有两事放在心头,就是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对于德奥的社会党,不惮厚加责言,说他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本来的主张,协助资本家的战争,不应该背弃世界革命的信约。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
到了今日,陀氏的责言,已经有了反响。
威、哈二氏的评论,也算有了验证。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
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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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
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
自由的曙光现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
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本文及部分注释均按《李大钊文集》(上)
排印。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1
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社会主义论讨 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润之兄:湘局定,想已归。
前见改造宣言,如能照行,甚善。
来法会友上月在蒙集议一次,详情子升日报告。我到法后,卤奔〔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一)
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
分四种形势:1。
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俄。
2。
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小产地方——中欧及巴尔干战败诸国。
3。
阶级革命酝酿的地方——五大强战胜诸国。
4。
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
(二)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
1。
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
2。
工团。先的作用为实力的革命军,不可破获的革命机关。后的作用为生产组织。
3。
合作社。先的作用为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
21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进而打消贸易主义,为消费组织。
4。
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
(三)
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
1。
万国共产党(本部在俄)
之计划与方法及新旧国际党之经过。
2。
万国工会组织,作用,最近之举动。
3。
万国同盟罢工(如最近万国矿工会宣布如协约对俄再战则下令英法矿工罢工)。
4。
万国同盟结〔绝〕交(如今年六月万国工会宣布与虐杀工人及社会党之匈牙利反动政府同盟绝交,电邮路船,都不与通,结果被捕之人民委员得减死刑)。
(四)
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
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
,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客〔容〕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1
改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我想编的“四种利器”
,亦是我这一回要与你具体商量的。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但是宜急宜缓呢?
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现在红军已打倒波兰而压入波斯,这种情形你必熟悉,而中国摇身一变的政客和武人(如陈炯明)
正在准备做列宁,我预料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的人必为一千〔干〕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政阀财阀。而结果产生一个不牛不马的德奥式的革命政治。这样一回事,我预料有少数的青年也会参与其中,但我不愿你加入。
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然则这种党如何的准备组织呢?
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中用的。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甚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
41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机关,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塞维克。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全国各机关,列宁亦人〔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
我在这面业已酝酿组织,将于此早组一整队赴俄工作(二年内)。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男女长驻工作。
拟于今冬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
与“国际色彩”
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昨〔非〕严正主张不可。此意已与曾慕韩深言之,彼甚为感动,须料不久将与少年学会中人发生影响,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是去年三月成立的,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初一亦成立一大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徐彦之等赴日,不知如何联络,现在中国不明俄国及各国社会情形,所以一切运动都支节无大计。朝鲜,日本,波斯,印度,土耳其,都应有人去,尤以日本为重要。我意日本要去一个极重要的人。
与去俄国一样的重要,望你注意!
我意中日间要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只要有成熟的联络,谁先谁后不成问题。如果中国革命而日帝国政府未倒时,我们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1
量力之所能采两个方法对他:(一)
我意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如日出而干涉,则如俄之对波兰者对之。
(二)
万不得已,则以列宁之对德者对之。
以我观察,中国行俄式革命,反动必较俄大。其因有二:(一)
大资本家大地主少,而十万二十万之身家多,故反动数目必多。
(二)
中国自来政治影响于个人经济者很少,个人经济极自由,一旦集产,反动必大。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我须先研究清楚,现已译“议院行动”
(系万国共产党之魁作)
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
俄十月革命共产党仅万人,现尚只六十万人。一九一七年俄工党只百五十万人,现四百万。
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
我拟在此组织一整队赴俄做工。法语于俄甚行,勤工可得川资。
将来以俄为大本营,纵少要有青年工人万人在俄。
国内往俄难,请先鼓人来法。
你前要我做通信,现因有系统一点的编译计划,无暇作此。
改造地图,请买一部寄我。
61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你如对于上列意见表同情,或即潜在运动,则有两点应注意而不可游移:无产阶级专政。
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
叔衡,启民,忄享元,殷柏,诸友均此。
彬。一九二○,八,一三。
本文按《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排印。
谈 政 治(一九二○年九月一日)
陈 独 秀
(一)
本志(《新青年》)
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
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1
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
81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到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
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到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
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Comune)
,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
FranzOpen-heimer说: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Christensen‘sPoliticsandCrowdMoralityP。
72所引)。Christensen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见前书七三、七四页)。罗素说: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战,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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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el′sPrinciplesofSocialReconstruction,P。
45、46、47)。
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说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说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
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
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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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底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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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
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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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BconscionableFredom)
失败的,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
我因此相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Stimulus)
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
人类诚然有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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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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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
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
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
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
、“国法”
、“大清律”
的法律。
这派底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
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
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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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Liebknecht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
,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Wilhelm Liebknecht:NoCompromise,No
Political
Trading,P。
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底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多数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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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
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著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
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
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
,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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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
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
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原载《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1日出版发行。)
本文按陈独秀著《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排印。
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
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学会方针。
赞成马克斯式的革命。
学会的态度:(一)
潜在,(二)
不依赖旧势力。
会员的态度:(一)
互助互勉,(二)
诚恳,(三)
光明,(四)
向上。
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
学会的四种运动。
联络同志之重要。
和森兄子升日兄并转在法诸会友: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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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
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狠〔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画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
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下。
现在分条说来。
(一)
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甚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
子升日兄并转在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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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
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
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商〔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际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
这是一层。
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
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甚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的呢?
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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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斯的方法的。
而子升日兄并转在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
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
颇不认俄式——马克斯C D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日兄并转在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影,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日兄并转在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
,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日兄并转在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日兄并转在和笙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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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
,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
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
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
与“警察”
,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
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
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
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
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
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
,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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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回心向善之望?
以上从心理上说。
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
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
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他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
,“这山望见那山高”
,“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
,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
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
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
,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
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
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
以上是第三层理由。
再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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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
不吃饭;(二)
不穿衣;(三)
不住屋;(四)
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
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因此我于子升日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
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
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
,这在上海半淞园曾经讨论过,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一是“不倚赖旧势力”
,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
(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
;第二是诚恳(不滑)
;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
;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
第一是“相互间”
应该具有的。
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
应该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会及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四)
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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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升日兄并转在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
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
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升日兄并转在及和森意见最多。子升日兄并转在之“学会我见”
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
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
,“准备人才”
,“准备经济”
,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纯粹预备时期。子升日兄并转在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挚会务大纲,稳立基础”
,“筹办小学”
,“物色基本会员”
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
一项。子升日兄并转在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统括为四:1。
湖南运动;2。
南洋运动;3。
留法运动;4。
留俄运动。
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
至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
,“劳动教育”
,“合作运动”
,“小册子”
,“亲属聚居”
,“帮助各团体”
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花”
一项,我不懂意,请再见示。现在文化书社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成,效自不小。
(六)
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31
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
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升日兄并转在亦有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升日兄并转在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 泽东。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本文按《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排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①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②。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
,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①本文没有署名,也未标明时间。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参加“一大”
的代表,成文时间当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
②即陈独秀。
63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主席张同志①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②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
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以下三点:党员极少必须增加,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同志③和尼柯尔斯基同志④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
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
①即张国焘。
②此处俄文是“”
,揣译,下同。
E F G H I J I K L J M③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④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31
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
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
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
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
83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
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
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我们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
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象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31
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但是,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
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等口号。
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本文及注释均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排印。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七月)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纲领如下:(1)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①,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
①英文稿此句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
04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社会的阶级区分;(3)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
联合第三国际。
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①,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如该地区设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七、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成员经当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
①英文稿在此句之后还有一句:“宣传共产主义”。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41
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①。
(十一、遗漏——译者)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的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同一地方设有五个委员会时,应由全国代表会议委派十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如上述要求不能实现,应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③。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细则另订。
十四、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一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争论)
④。
十五、本纲领须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始得
①英文稿此条为“十、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进行活动。”
②此系俄文稿原注。
③英文稿此条为“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
④括号内文字系俄文稿原注。
英文稿原注为“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译稿)
一文所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俄文稿原注显然有误,英文稿原注是对的。
24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修改。
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本文及注释均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排印。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①(一九二一年七月)
一、工 人 组 织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
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尽快进行改组工作。
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方能成立工会,而且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二人到该工会去工作。
二、宣 传
一切书籍、日报、标语②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①英文稿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
目标的第一个决议》。
②俄文为“”
系揣译。英文稿译为“百科全书”。
H N F O P Q J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41
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
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三、工 人 学 校
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
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
等等。在这种学校里,除非常必要的情况外,不应教若干门不同的课程①。
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应完全由工人组成。党聘请的教员可以出席校务委员会的会议。
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
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
四、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
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
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
①英文稿此句为“任何教授数种不同工作的补习学校,除非不得已时不准成立。”
4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应特别注意组织工人工会,援助其他部门的工人运动,研究工人工会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情况。
为了更适当地进行工作,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
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
应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
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①。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
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应派代表赴远东各国,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本文及注释均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排印。
①英文稿此句为“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4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
一 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一)
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在最近一世纪内,资本主义侵略的积累,造成二十世纪血染遍了的世界资本主义巨大骨干;那些资本帝国主义者由竞争掠夺而出于战争;把他们自己造成的骨干从根本上加以损毁;损毁之后,又想用原法巩固而且扩大资本主义的建筑物,同时他们新的损毁事业又正在准备进行中——这种循环式的趋势,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在现今这般资本主义进程中,全世界有十二万五千万的殖民地和被压迫国的人民(还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万万数数的无产阶级)
辗转就毙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处极少数银行家工业家和他们政府重压之下。除非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完全铲除,这种惨酷的现状是决不会消灭的。这个现象最值得弄个明白,因为个个中国人(不但是劳动阶级)
都应当知道他自己受痛苦的原因。
世界上的个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获得最大的市场,来销售他过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而世界上可供掠夺的市场,只有印度、中国、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丽、墨西哥、安南、南洋群岛、南部和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因此夺取那些市场的竞争是免不掉的。竞争的结果,便须诉诸战争。
64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杀,便是发源于英德两系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近东市场的冲突。
上次世界大战的成绩,即是屠杀了数千万的劳动群众,瓜分德国的殖民地,毁灭德奥等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变为英法的殖民地,并把全世界的经济秩序破坏无遗。战后,那些帝国主义的国家又企图恢复战前经济原状,来挽救资本主义根本覆灭的厄运,便想将战争的巨大损失取偿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因此,他们先后在巴黎、华盛顿、柔鲁等处开分赃会议,假借“和平”
“正义”
等名词以掩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耳目,但那争夺宰割世界而引起剧烈冲突的真相,已暴露无余。他们那些不可消灭的利益冲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
帝国主义者开多少次的会议,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将来的战争趋势和英法非相见于疆场不能解决的冲突;不过他们常常被逼着去救济资本主义无法挽回而日见扩大的世界经济恐慌,冀图免避社会革命的锐利锋芒,故不得不借此种会议的分赃妥协行为,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掩盖他们中间的裂缝,以苟延此不可免的大战时期。同时并可在此苟延期间之内,加劲劫夺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富源和劳力,一方可以勉强按住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使之不能即时脱离羁辄,俾得从容补偿前次大战的损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经济的和军事的准备。
许多年来,东亚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国铁踵压迫之下,上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东亚各民族又更加厉害。美国勒住菲律宾群岛,一面用假装慈悲的态度,一面继续他的经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41
济侵略,不稍放松。英国扼着印度的喉颈,刚柔并用的压倒印度独立运动,以维持每年一百万印度劳动群众死于英国资本家的长爪之下的现状。安南农民更是奴伏在法兰西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牛马一般的种出米谷来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尽可每年饿死多少万种米的农民,但何时都缺不了法国米商成千万石的米粮输出。日本榨取高丽人民的血汗,更是横暴无比,日货尽量的输入,米粮强迫的输出,使二千万高丽农民处在饥饿而死的境遇。
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
(二)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开始于一八三九年英国舰队的攻击。这次攻击实是资本主义最著名的卑污强盗行为,因为他的起因是由于英国政府和商人要强迫把鸦片毒害中国民众。
从一八五八年英法联军攻打大沽直到一九○一年议〔义〕和团反抗“洋人”
的暴动促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四十三年间,乃是资本主义国家宰割中国的流血时期,也是中国人在历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时期。二十世纪的开始,已是到了列强因掠夺而互相冲突的形势。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为的是争夺满洲,战争的损失,又挖取中国人的血肉去填补。
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
84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帝国主义者掠取了中国辽广的边疆领土、岛欤〔屿〕和附属国,做他们新式的殖民地。
还夺去许多重要口岸,做他们的租界,并自行把中国画成几个各自的势力范围圈,实行其专利的掠夺事业。在中国自己领土之内,三分之一的铁路为外国资本家的所有物,其他的铁路也是直接或间接由外国债权主人管理;外国的商轮是在中国的海口和内河里面自由行驶;邮电是受严密监督;关税也不是自主的,是由外国帝国主义者协订和管理的;这样,不但便利于他们的资本输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国经济生命的神经系已落在帝国主义的巨掌之中了。那些外国资本家还在中国占据了许多矿山,并在上海天津等商埠开设了一些工厂,鞭策百万的中国劳工在那些矿山工厂里,做他们生利的奴隶。同时又加上外国商品如潮的输入,漫说布匹纸张之类,旧有的针和钉都几乎绝了种,因此生活程度日渐增高,三万万的农民日趋于穷困;数千万手工业者的生活轻轻被华美的机器制造品夺去,而渐成为失业的无产阶级。中国因为每次战争都要被索去一批现金赔偿,加上鸦片和商品的吸收,现金日见减少,又加上二十万万外债连本带利不断的盘剥,更加上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几个外国银行家的操纵,国家和民众的经济生活都陷在极恐慌的状态之中。帝国主义者还贿赂中国的官僚政客,派遣许多的顾问牧师,出版报纸,设立学校——这是企图更顺利的达到他们贪婪掠夺的目的。同时为防止中国民众的反抗起见,帝国主义者的列强又掠得实际统治中国人的领事裁判权,并派遣军队警察军舰驻守于中国领土之内。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41
(三)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起后,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占领胶州湾,并用恐吓贿赂等外交手段以最著名的二十一条压迫中国,意在使中国变为他独占的殖民地,从此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侵入了中国各种行政、财政、军事、外交及其他一切政治机关的血管里面,控制中国经济生命,自由指挥北京政府,以完全实现他的侵略政策;这样虽然填满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欲壑,但是却引起了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嫉妒,日美两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的冲突于是起了很深的一道鸿沟。
到了大战告终,所谓巴黎和会,便是分配德国的殖民地和从新画定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东和远东〈的〉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在那次会议席上,日本既是先行获得中国的利益太多,美国帝国主义者又难于迁就,冲突无从调和,关于中国问题遂搁置而不能为平均分配的解决。
然日美互争掠夺中国的强盗行为,已是表现得极其明白了。
美国既不能在巴黎和会上与日本调和关于中国的冲突,相互获得平均利益,便企图组织新银行团——国际帝国主义的托辣斯,想用经济优胜势力,尽量把资本输入中国,以达到掠夺中国的优越地位,做完全管理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但日本却已占得中国领土的最大部分做他专利的势力范围,又岂肯轻于让步,所以新银行团的计划未能即时实现。
在这样日美冲突状态之下,形成中国的特殊政治状况。
05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日本帝国主义者先后扶助安福部、张作霖、新旧交通系等当权的北京政府,为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为实现日本侵略计划的工具。英国便站在吴佩孚派的督军后面,为的是要借此巩固他在长江一带的权利和势力范围的推广。美国却勾结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分子,想用掩眼法来实现他国际托辣斯的经济侵略政策。但是这种步骤不一致的侵略方法,究不能即时发展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处于利益冲突日甚的地位。
(四)
英国在战后的欧洲市场日被排斥,生产过剩,经济恐慌,故以发展远东市场为救济的唯一道路,而又陷于与日本冲突日见紧张的地位,同时又发生一个重大的问题:英国还是继续与日本同盟来垄断远东的权利呢?还是和美国联合来实现共同侵略远东呢?在这种纷纠之下就产生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为的是要从新分配他们在远东的市场,希图调和那不可免的日美和英美的两种冲突。远东问题在英国帝国主义者看来,是他许多掠夺殖民地问题中间之一个,所以英美战争,或许可以久延时日,但是在日本乃只有这个唯一的大市场,在美国也只有这个唯一可供发展的大市场,所以日美冲突万难减轻,而战争必在最近期间内爆发无疑,华盛顿会议那能为力呢?
不过他们在爆发之前,拿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丰富物产和劳苦群众,搁在各国集于华盛顿的外交家银行家的晚餐席上,平均各个的贪欲,从新宰割一次罢了。
华盛顿会议所以〈标〉榜减轻军备,完全是要欺骗在军备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51
负担底下呻吟而将起来革命的劳动阶级。军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柱石,资本主义国家不但需要他来侵略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裁减军备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主力舰吨数比例和陆空军备保持的竞争,愈现出帝国主义者怎样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计划压迫劳动者的阴谋。
华盛顿会议中之主要问题——中国问题,是在美国胁制之下解决的,结果,他们承认日本在满蒙和东部西伯利亚独占的掠夺,将中国置在他们共同侵略的“开放门户”
政策之下。
美国之所以采用海约翰以来的旧调,完全是要借着这个“开放”
来打破日英在中国的优势,让他自己插足进来,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开放门户”
政策的采取,显然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成功。多少年来驾御中国的英日同盟虽是废了,但这次成立英美日法的四国吸血同盟——虽然他的根基极不稳固——却要做比他加倍有力的侵略。美国所领袖的新银行团,从华盛顿会议算是加了一层保障,将要使农人的中国变成国际托辣斯进贡的藩属,从此中国的贫苦农民要纳租税给那些外国的银行,中国所有的实业要归为外国银行的私产了。
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
25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五)
所有上述那些事实,都是帝国主义的列强怎样必须侵略中国怎样宰割中国和剥夺中国工人和农人的贪婪的写真。
帝国主义者们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的名词,想把资产阶级掠守无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隐瞒过去。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九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
但是被压迫的中国劳苦群众最要明了现今世界大势,才能从受压迫的痛苦中加快的救出自己来。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
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
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大战以后,英国生产力停滞,法国经济破产,美国生产力过剩,而帝国主义者简直没法恢复战前经济原状。他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
用意是互相尊重其所得权利互相维护其掠夺物的相互保险政策,结果又被他们自己拆散了。
华盛顿会议把日美冲突弄得更明显,柔鲁会议英法背道而驰,已是回复到比大战以前的形势还更危险;大战的“破坏”
既然已将资本主义的墙脚掘掉了一大半,他旦夕有发生塌倒之可能,还能说及恢复和再造吗?
这便可证明世界资本主义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51
命运已离他的末日不远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农人的苏维埃俄罗斯——全世界劳苦群众革命势力的柱石——不断的从根本上打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了五年的奋斗势力日见巩固;德国和中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已达到极烈的顶点,英美法意等国常常发生极可怕的罢工运动,已摇动了资本主义的老巢穴;就是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声势浩大的兴盛起来,至于印度埃及爱尔兰高丽等被压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战和俄罗斯革命的影响,独立革命运动日见有组织日见紧张,业已惊得帝国主义者心神不宁了。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迅速伸长的确证。
而且这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最近数十年之内,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是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
二 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一)
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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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张作霖之占据东三省,便是一个最显明的例。这样的情形,即是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哄的复杂基础。
中国目前政治状况又另开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一方便利于帝国主义的列强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共同侵略政策,一方延长中国的纠纷情势。最近的奉直战争,在吴佩孚方面,英美帝国主义者站在他的后面,为的要协助吴佩孚打倒日本在北京的优势,达到他们自己把持中国政治中心的欲望;在张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其后盾,希图维护著名亲日派张作霖所栽培的交通系内阁,以保持他对于北京政府的优越地位。这次战争的结果,吴佩孚扫除了张作霖在北京的势力,但是张作霖在满洲的势力并未失坠,仍足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做专心掠夺满蒙的刽子手。吴佩孚战胜以后,北京政府渐渐落在亲美派的官僚手里,这是美国实现对华政策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美国并不愿意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制造一个统一的政府,因为吴佩孚所主张废督裁兵如果实现的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便转过头来,与日本强颜携手,企图共同利用张作霖曹锟和其他顽固的军阀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
,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个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国傀儡政府。英国更又赞助暴露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铲除孙文派在广东的民主势力。这样,他们利用军阀,阻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造成军阀势力下之有名无实的统一政府做英美日的共同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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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已是显明极了。即使中国现在能出现一个所谓统一政府,但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民国成立十一年,几于年年都有战争,不是军阀压迫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便是军阀内哄,如直皖战争和奉直战争等。现在那些督军间的冲突,无处不现出严重的形势,加以帝国主义者无穷的操纵,因此内乱是有加无已的。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因为中国还是军阀把持和割据的时代,故在现今“统一”
呼声之下,发生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派军阀假联省自治的名义实行割据,同时他派军阀假统一的名义压迫南方的民主革命和蒙古的自治,以增长自己的威权。两派所假借的名义虽然不同,而其各想延长武人政治的命运,则是一样的。但是本部各省(东三省在内)
经济上绝无根本的不同,而民国的历史,若以十年来武人政治所演出的割据现象便主张划省为邦,以遂其各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十年来,一切政权业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张分权,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所以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不然: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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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所以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澎涨,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
(二)
那些帝国主义者,本来想完全毁灭中国旧有的经济构造,代以完全由他们掌管的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毁灭的本领。他们曾经百端阻挠中国经济自动的改进:如他们不让中国人民自己建筑粤汉铁路沪杭甬铁路及川汉铁路,强迫清政府借他们的款子来兴工,以及他们夺取汉冶萍公司之类。但是这样阻挠的结果,曾激成剧烈的反抗,对他们经济的垄断政策加以打击。而且外国资本家初到中国的时候,究不能独立经营,只好借助中国商人和雇用中国账房、买办、经纪人之类,做掠夺勾当的中间物。这么一来,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大战期内,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如是中国资本主义也渐渐在扬子江流域一带兴旺起来了。
但是压迫在世界侵略的资本主义极大组织之下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那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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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
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如一九一九年的排日运动。国民党所组织的广东政府,更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广东政府现在虽然倒了,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是不会消灭的。还有一层,中国的智识阶级,商业的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
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
富足的农民地主;(二)
独立耕种的小农;(三)
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自从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以来,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化的速度。这个大量的群众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
中国劳动运动已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起来,香港海员和其他工人为经济要求的罢工运动,足够证明工人们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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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三)
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
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三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
(一)
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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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一)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
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
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
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
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六)
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七)
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1。
改良工人待遇:(甲)
废除包工制,(乙)
八小时工作制,(丙)
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
工厂保险,(戊)
保护女工和童工,(己)
保护失业工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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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3。
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4。
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5。
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亨〔享〕受平等权利;6。
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上面的七条,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
工人和贫农必定要环绕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呀!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现在他向中国工人和贫农高声喊叫道: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呀!
同时,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
并又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
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
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呀!前进呀!
共同前进——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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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平而战!
为自由而战!
为独立而战!
和平、自由、独立万岁!
受压迫群众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国际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五〔七〕月本文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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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不但工人农民学生感觉着,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
目前北京政局之纷乱儿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工会学生会日在压迫摧残中;山东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借端要挟,并要拿回华盛顿会议所赏的利益;沙市长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强令棉花出口;吴佩孚齐燮元争相制造广东之战祸;吴佩孚萧耀南合力助成川乱;又若未来的奉直战争及直系军阀之内哄;——在在可以证明内忧外患交加于国民之身,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势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以证明本党一年以来号召的“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之国民革命运动,不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
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外力,减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
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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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会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
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同时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
本文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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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①(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 中 国 之 现 状
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
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
自满洲入据中国以来,民族间不平之气,抑郁已久。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钤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吾党之士,追随本党总理孙先生之后,知非颠覆满洲,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起,为国民前驱;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然后颠覆满洲之举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①这个宣言是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制定的,由孙中山提交代表大会审查讨论、在他主持下于一月二十三日表决通过。随后几天,大会对宣言仍有讨论,并补入一些条款。由于孙中山在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所以这个宣言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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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之实际,乃适不如所期,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不特此也,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
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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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此全国人民所为疾首蹙额,而有识者所以彳旁徨日夜,急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者也。
然所谓生路者果如何乎?国内各党派以至于个人暨外国人多有拟议及此者,试简单归纳各种拟议,以一评骘其当否,而分述于下:一曰立宪派。此派之拟议,以为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无法,苟能借宪法以谋统一,则分崩离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元年以来尝有约法矣,然专制余孽、军阀官僚僭窃擅权,无恶不作,此辈一日不去,宪法即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
迩者曹锟以非法行贿,尸位北京,亦尝借所谓宪法以为文饰之具矣,而其所为,乃与宪法若风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宪法之先决问题,首在民众之能拥护宪法与否。舍本求末,无有是处。不特此也,民众果无组织,虽有宪法,即民众自身亦不能运用之,纵无军阀之摧残,其为具文自若也。故立宪派只知求宪法,而绝不顾及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即可知其无组织、无方法、无勇气以真为宪法而奋斗。宪法之成立,唯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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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联省自治派。此派之拟议,以为造成中国今日之乱象,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重,故当分其权力于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则中央政府权力日削,无所恃以为恶也。曾不思今日北京政府权力初非法律所赋予、人民所承认,乃由大军阀攘夺而得之。大军阀既挟持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复利用中央政府以扩充其暴力。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借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削减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
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
夫真正的自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吾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体尚未能获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耶?故知争回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
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
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亦已显然,愿国人一思之也。
三曰和平会议派。国内苦战争久矣,和平会议之说,应之而生。提倡而赞和者,中国人有然,外国人亦有然。果能循此道而得和平,宁非国人之所望,无如其不可能也。何则?构成中国之战祸者,实为互相角立之军阀,此互相角立之军阀各顾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过各军阀间之利益得以调和而已,于民众之利益固无与也。此仅军阀之联合,尚不得谓为国家之统一也,民众果何需于此乎?此等和平会议之结果,必无以异于欧战议和所得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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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利益相冲突,使欧洲各小国不得和平统一;中国之不能统一,亦此数国之利益为之便也。至于知调和之不可能,而惟冀各派之势力保持均衡,使不相冲突,以苟安于一时者,则更为梦想。何则?盖事实上不能禁军阀中之一派不对于他派而施以攻击,且凡属军阀莫不拥有雇佣军队,推其结果,不能不出于争战,出于掠夺。盖掠夺于邻省,较之掠夺于本省为尤易也。
四曰商人政府派。为此说者,盖鉴于今日之祸由军阀官僚所造成,故欲以资本家起而代之也。虽然,军阀官僚所以为民众厌恶者,以其不能代表民众也;商人独能代表民众利益乎?此当知者一也。军阀政府托命于外人,而其恶益著,民众之恶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托命于外人,则亦一丘之貉而已。
此所当知者二也。
故吾人虽不反对商人政府,而吾人之要求则在于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以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不限于商界。且其政府必为独立的不求助于外人,而惟恃全体平民自己之意力。
如上所述,足知各种拟议,虽或出于救国之诚意,然终为空谈;其甚者则本无诚意,而徒出于恶意的讥评而已。
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
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
故再详阐主义,发布政纲,以宣告全国。
二 国 民 党 之 主 义
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
本此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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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逐步进行,皆当循此原则。此次毅然改组,于组织及纪律特加之意,即期于使党员各尽所能,努力奋斗,以求主义之贯彻。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孙先生之演说,及此次大会孙先生对于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之演述,言之綦详。兹综合之,对于三民主义为郑重之阐明。盖必了然于此主义之真释,然后对于中国之现状而谋救济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据也。
(一)
民族主义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之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
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
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帝国主义受民族主义运动之打击而有所削弱,则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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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之民众,即能因而发展其组织,且从而巩固之,以备继续之斗争,此则国民党能于事实上证明之者。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
第二方面: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具如上述。
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毁无余,则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时,正欲积集其势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方法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
中华民国。
(二)
民权主义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已。
凡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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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
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三)
民生主义 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于此犹有当为农民告者: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
27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旨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
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中国为农业的国家,故军队多由农民征集补充而成,乃不为民利捍卫,又不助人民抵抗帝国主义,而反为帝国主义所操纵之军阀,以戕贼人民之利益;国民党于此,认为有史以来莫大之矛盾。其所以然之故,在于中国经济落后,农民穷苦,不得已而受佣于军阀,以图几微之生存。其结果,乃至更增贫困,加人民以压迫,使流为土匪而不顾。欲除此种矛盾,使军队中农民真实之利益与其现在所争之利益无相妨之弊,国民党将于一般士兵及下级军官中极力宣传运动,使知真利所在,立成革命的军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凡助国民党奋斗以驱除民贼、建设自卫的革命政府之革命军,国民对之当有特殊待遇。每革命军人于革命完全成功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71
之后,愿意归农,革命政府行将给以广田,俾能自给而赡家族。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自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
三 国 民 党 之 政 纲
吾人于党纲固悉力以求贯彻,顾以道途之远,工程之巨,诚未敢谓咄嗟有成;而中国之现状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谋救济。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准备实行政纲,为第一步之救济方法。谨列举具体的要求作为政纲,凡中国以内,有能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与明辨而公行之。
甲 对外政策(一)
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二)
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三)
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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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四)
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
(五)
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六)
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僭窃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七)
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
、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
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因困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 对内政策(一)
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
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二)
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三)
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反复决法律之权。
土地之税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
各县之天然富源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71
各县对于国家之负担,当以县岁入百分之几为国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超过于百分之五十。
(四)
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五)
厘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
(六)
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七)
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
(八)
政府当设法安置土匪游民,使为社会有益之工作。
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一法,计可以租界交还中国国民后所得之收入充此用途。此之所谓租界,乃指设有领事裁判权之特别地区,发生“国中有国”
之特别现象者而言。此种“国中有国”
之现象,当在清除之列。至关于外人在租界内住居及营业者,其权利当由国民政府按照中国与外国特行缔结之条约规定之。
(九)
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
(十)
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整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十一)
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十二)
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十三)
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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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
(十四)
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十五)
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
(十六)
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以上所举细目,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本文及注释均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排印。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陈 独 秀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71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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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
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他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
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
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
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
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治内阁,却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71
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有人说吴佩孚打倒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命运。例如在欧战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
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
了,好象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08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戴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仆当时的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他〔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81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
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
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
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
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
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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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
“农村立国”
“东方文化”
“新村”
“无政府”
“基督教救国”
“教育救国”
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的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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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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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
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枝〕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能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
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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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
,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争斗,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争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争斗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争斗。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争斗,只是一般的政治争斗,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争斗,不是工人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
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
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争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
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
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战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争斗,必然是支〔枝〕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的〕萎糜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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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上〔后〕,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争斗的动作联合和经济争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争斗,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到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
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统治阶级。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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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简直是见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废纸。
同时,我们也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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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
本文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排印。
我们的力量(节录)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邓 中 夏

中国自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之后,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业经济日益崩坏,新式工业经济日益发达,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在这当中也就随之日益发展而长成壮大了。
在初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原不过只欲销售商品和采得原料,本不欲中国新式机器工业有大规模的增进与发达——因这会引起殖民地的工业对宗主国的工业剧烈之竞争对抗,以至于排斥的。所以那时帝国主义只容忍中国本国的“商业资本”
之存在,至于本国的“工业资本”
那是他们所引为隐忧引为大患而在所必斥的。
本国的商业资本家虽渐渐学会组织生产,发现〔展〕了所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81
谓“家庭工业”
(如商店散给小户女工以绒绳洋线而令其织腊帽手套等)
和“工厂手工业”
(如手机的小工场等)
,这些小小生产因与帝国主义无多大的防〔妨〕害,亦为他们相当的容让。
但是,自从鸦片之战以来,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压迫实在太猛了,使得中国不能不起一种“自强御侮”
的反感;那时帝国主义间亦有互相倾轧的裂痕,中国政府得利用这些机会购入机器以制炮造舰,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的“军用工业”。
再则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侵略,除掉投货,还要投资,这是他的本性使然;故当时铁路投资为各帝国主义者所垂涎欲滴争先恐后的。此外,他们还有采取煤铁和商品输入内地的需要。故借款官营,中国得以兴修铁路及开掘矿山。
于是又成就了中国的“交通工业”
“煤矿工业”。
随后因机器既已输入,又引起中国本国资本发展的自然要求而兴工制造;并且外国资本利用中国劳力的低廉,原料取携的便利,运输周拆〔折〕的免除,海关定税的减轻,亦宜于在华设厂制造;因此而本国资本的和外国资本的各业制造工厂也就如云而起了。于是终于成就了中国的“制造工业”。
中国的工业是在这些原因上发〈展〉起来的,虽先为帝国主义所不能容忍,然而终究为投货投资攘夺富源种种矛盾冲突中,而不得不使中国建立相当的工业。谁知工业化的速度是与无产阶级之长成壮大成正比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公然因三四十年来工业之进展而组成一个雄厚而伟大的队伍,掉转头来便向帝国主义举行背叛,举行反攻,这那里是他们始料所及的事哩。
现在且把我们的力量,先来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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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的总人数和组织既如上述,由此,我们现在的力量固然可以征验,就是我们将来的力量亦不难推测了。至于我们力量的试验与表现,在此数年内已经有许多战斗的事实(他日再详述之)
可以证明;我们不敢夸张我们的力量已可与欧美产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絜长比短,然而在中国各阶级民众中比较起来,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领袖地位罢。
不幸自去年二月七日京汉大罢工失败以后,不仅是同情者对于我们的力量加以意外的轻视,就是笃信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家亦抱持过分的怀疑。那时我在《中国青年》一节“论工人运动”
的短文里,曾这样说:“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军的地位”。
又这样说:“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群众居首位”。
这些话便是对他们说的。我并且指明:“不幸京汉路失败以来,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和毅力了”。我又大声直呼:“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
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挫折,便认为此路不通,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怀疑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不外两点理论,兹分别指出及纠正于下:(一)
从数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幼稚,他们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91
并没有举出实际的数目,仅持一种形式的理论说: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这种理论用之于产业先进国是对的,用之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似是而非了。何以呢?因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有本国的和外国的之分。有少数地方虽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比外国的资产阶级强壮,但是多数地方却反而是外国的资产阶级比本国的资产阶级强壮或是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均势了。中国外国的资产阶级,虽现在无确实的调查可断定他比本国的资产阶级强壮,我们至少可推测其必为均势。
“商业资本”
“银行资本”
不用说是外国的比中国的强壮了,就以“工业资本”
举数例来讲:一、如铁业,中国铁的产额最近几年(一九一八)
约共三五五,○○○吨,而日本之山东金岭镇铁矿,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铁矿,奉天庙儿沟中日“合办”
的铁矿,总共产额是三三六,五六一吨,外人在铁业中简直占全数。二、如煤业。
中国煤的产额最近几年约共二○,○○○,○○○吨,而日本之奉天抚顺,山东淄川,以及中英“合办”
之开滦等煤矿,所产就有九,九一八,八六三吨,外人在煤业中,几乎占一半。三、如纺织业,一九二一年底,全国共有纱锭三,二六六,六六六枚,计华商一百三十四万枚,日商八十六万七千枚,英商二十五万九千枚,其余未开车者一百三十万枚,外人在纺织业中亦占一半。四、又如烟草业,中国烟草业之三雄:一为英美合办之英美烟公司,一为日本人之东亚烟草股份公司,一为华人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在上海汉口奉天三处均设立工厂,东亚在营口天津上海三处亦设立工厂,南洋只在香港上海二
29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处设立工厂,可见外人在烟草业中又几乎是垄断独登了。由此种种例证,我们说中国工业资本本国的和外国的处在均势的地位,总不算近于夸张罢。既是如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孳长的,那么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是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
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看上面第二段所列举工人的总数目更可见得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二)
从质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其理论是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心理,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还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有国家觉悟的是少数;有阶级觉悟的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种理论近乎说哲学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以心理来解释社会现象,今姑退一步假定心理是可能解释的,然而亦应有平时心理和战时心理之分。无产阶级平时心理尽管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尽管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然而一到战时(罢工)
,他们的眼里却清清楚楚认识资本主义了,他们的心理却完完全全表示出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了。如以平时心理来断定无产阶级质量之幼稚,我们同样以平时心理来检查资产阶级是如何?
上海新兴的资本家不是办了什么“同乡会”
吗?
不是仿刻什么“太上感应篇”
“袁了凡四训”
赠送亲友吗?不是还有佞佛茹素的吗?
这些是否可说他们已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但是资本家一到战时(应付工人罢工)
却和工人一样的将阶级的意识与觉悟表示得显露无余,压迫工人甚至残杀工人起来了。我们考查工人心理最好是把罢工条件来做根据。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二月罢工次数是四十一次,提出的条件是九十七项,其内容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91
如下:一、要求增加或维持工资三十七项;二、反对管理规则十五项;三,承认工会十一项;四、给假休息十项;五、养老抚恤金六项;六、恢复革工五项;七、反对工头十〔五〕项;八、响应他处五项;九、减少工作时间三项。试问这九十七项之中除反对工头五项似为对人问题而近于所谓宗法社会思想者以外,其余的哪一项不是具体表现阶级的意识和觉悟?原来无产阶级的觉悟,是由他被压迫被掠夺的地位反应出来的,他的觉悟程度是随他的反抗的争斗之经验而发展的,断乎不能因其有宗法社会心理而能阻止他的觉悟。所以以心理断定他的质量幼稚是不对的,况乎是拿了平时心理而非战时心理。

老实说罢,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日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其理由如下:(一)
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澈到底。
何以呢?
兹分别言之:“商业资本”
是贩卖洋货及代办原料出口,固然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而独立存在;“银行资本”
(即官僚资本)
是买卖公债及政治投资,又与军阀有深厚之关系,而并受外国资本之操纵,试问他们能革命吗?
“工业资本”
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往往促起他们有政治革命的动机,然而终因顾虑目前之利益,亦不过只有动机罢了;即或有时动机见诸行为,亦不能坚持到底,终出于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调和妥协之一途。这是事实,去年上海资产阶级不曾发电否认曹锟有候选总统资格吗?后来又如何?又不曾做什么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制宪等运动
49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
吗?现在又如何?这些和平的运动尚且如此,若采用革命的手段,并进行革命到底,他们哪里有此大胆和魄力呢?
(二)
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何以呢?亦分别言之:手工工业家和小商人因竞争而致企业之崩坏,生活之不安,往往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比大资产阶级为猛进为坚决,如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比总商会急进,便是一例。可惜他们终因资本微小,而且组织亦甚为歧纷,不能集中其势力,是其大病。农民(雇农除外)
因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种种原因亦驱使他们有加入革命之可能。
如广东湖南陕西直隶江西山东等省往往发生抗税罢租运动及组织农会,最近广东甚至成立农民自卫军,可见他们可以革命了。可惜他们居处散漫,安土重迁,不易集中其势力,也是其病。智识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掠,家庭已渐次贫困;一方面读书时固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又一方面毕业后亦感到社会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趋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智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褒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如“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便是其证。可惜他们本来没有经济的基础,只能附属于有经济实力的各阶级方有所成就,并且他们因经济条件之限制,使他富有浪漫,自由,无政府种种思想,亦不能集中其势力,亦是其大病。
由此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
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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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
本文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排印。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一九二五年一月)
(一)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之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之性质虽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点,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
(二)
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之目的及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
69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他阶级却不相同。第一,各阶级的民族运动,各依照他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而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推建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第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不同,被压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压迫国的阶级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91
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①初亦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往往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使民族解放运动不能到底;所以民族运动必须得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三)
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目前趋向一个民族革命及其各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的关系,和别的经济落后民族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①原铅印本为“各被压迫阶级”
,后修改为“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
,修改者为何人,未查到根据。
891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之破坏,遂日甚一日,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的商业之畸形的发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国内大商人买办阶级,遂一日强大一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不但支配了对外商业及国内商业,并有了一万五千万以上的银行资本,有了许多矿山及交通企业,并且插足到工厂工业。他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外货外资)
,另一部分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他们对于军阀战争损害商业固然也表示反对,然而他们决不愿协同平民起来向军阀进攻,他们只想借助外力抑制军阀,使他们自己取得若干政权;他们尤希望利用此政权,勾结外资,用开发中国实业的名义,以图自利。在将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勾结资本帝国主义,断送中国国民经济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各种工业)
之危险,比此时的军阀还要厉害。在我们的民族运动经验中,尤其在广东,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
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
新兴的工业(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
资产阶级,在其发展阻碍上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外货侵入而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
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91
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
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南方政府所在的广东,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据地,并且已经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作地,因为近来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这些争斗中,如沙面罢市及商团事件,都表现出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买办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这样对垒的形式,在商团事件中,尤表现得十分明显,并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形式。
直系军阀倒后,英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受一大打击,同时中国的军阀已在分裂崩溃的途中,因此,人民中民
0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族德谟克拉西运动渐渐起来,虽然还幼稚,而要求国民会议的呼声已普遍全国,参加此运动的是工人农民学生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大商买办阶级及工业资本家,只向军阀政府请求加入国民会议,而不愿与下层阶级合作参加此促成运动;并且他们和军阀都已感觉得下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起来对于他们的危险,而谋有以抑压之。因此,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
(四)
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之经过及其左倾右倾之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
,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
“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
在此大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向中国党提议:中国同志们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的进行。当时党中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
到了第三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三年)
,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们有加入国民党的必要,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惟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02
级思想的危险。第三次大会后,国民党因我们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国民党改组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
后,我们的同志大半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因为接触了实际工作,党的幼稚也暴露出来了:大部分同志们疏忽了第三次大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
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
之决定,现出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错误,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
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这种错误,以实际工作中得力的同志为尤甚;(二)
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怀这种错误观念的,只是少数由国民党加入本党的同志;(三)
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本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四年五月)
将这些错误,都指摘出来,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
之危险。这些错误与危险,不但现在仍旧存在,即不存在而将来也再会发生,所以指出我们在民族运动中错误的倾向,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是此次全国大会重要的职务。
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
20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沈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便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之革命性。这些右倾的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
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倾的错误,如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或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担任,他阶级没有参加的可能,及其成功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接着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中国民族革命有两个特点:他是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这个革命的内容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如督军制,雇佣军队制,政权分裂,农民屈伏于官绅,人民无法律的保护)
;同时,中国民族运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的奴隶中国(强迫实行不平等条约,支配中国对外贸易,事实上管理中国交通,剥削中国劳动力,外侨享受种种特权,军队军舰驻在中国为其外交的后援,设立教育机关教堂及新闻愚弄中国人民)。因此,中国民族革命性,是由这两个特点决定的,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02
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澈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
——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五)
我们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之关系
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在沙面罢工,在商团事件,在江浙战争中,两派中间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立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国民党中派,公然攻击我们及国民党左派中派反帝国主义之失策,并附和实行共产之谣传压迫左派及中派。
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左①派之间,操纵取利。在我们党的扩大会议后,我们开始披露右派的错误,以抵御其进攻,同时并指摘中派之游移。
自此右派不但攻击我们,甚至利用帝国主义者陷害我们,或联合社会上我们所有的反对派和我们对
①原文如此,从文意看“左”
字似为“右”
字。
40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抗,他们承认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还不是他们的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中派的领袖们,因为受了我们的指摘,颇想引用右派排挤我们,然他们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在种种实际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们有相当的联合,以发展己派的力量。
数年以来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经验,及本案决定我们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入一个新时期而工作的方针,亦应有左列几项新的决定:(1)
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2)
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3)
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
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02
(4)
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5)
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6)
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我们对于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要他们有民族运动的政纲与行动,在每个实际运动中,我们也应该和他们有相当的合作;但同时须向他们披露他们反动或改良的行动,并吸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
本文及注释均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排印。
60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湖南农民革命》序①(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瞿 秋 白
“匪徒,惰农,痞子……”
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
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
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
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
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
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
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中国的真正老牌国货,便是土匪和官僚。
土匪是革命党,官僚便是地主、土豪的代表。
当然,这些官僚士大夫原本是土匪头儿的奴才。
土匪头儿没有得志的时候,总是和失业破产的平民称兄道弟,等到他得志了,他便雇用收买许多士大夫、官僚来压迫平民,他便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
、“巨腹贾”
的代表——所谓“察尔”
(Tsar)
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了。
①《瞿秋白选集》题解: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刊载了前半部分,未能刊完。当时瞿秋白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便将全文交我党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并为该书写了这篇序言。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02
这是谁做成功的事?
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
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做皇帝。
请看湖南的农民已经事实上能力争自己的政权。
他们打倒军阀、省长、知县大老爷、都团团总、土豪劣绅的政治机关。
他们打倒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天下都城隍、城隍老爷、土地公、五圣神、大狐仙的神权。他们打倒宗祠、族长、宗长、房长们、叔、舅、爷的族权。她们打倒父夫舅姑的男权。
他们自己的力量解脱自己的桎梏,要将压迫者剥削者,个个正典型。
这些龌龊万分的东西,都要他们自己起来,才能扫除。
难道这些做过分么?
当然,湖南农民的解放是得着国民革命军的帮助。
但是战场拚命的国民革命军的兵士是谁?
也都是贫困的农民呵!
农民打倒官权、神权、族权、男权是为着什么?
是为着创造自己的民权。
他们农民协会的民众参加县政,主持乡民会议的运动。
民众已经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甚至打官司,交钱粮,减租,阻谷,办学堂,兴水利……都要自己来管。
他们自己来管便怎样?
要的是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
农民的生活便是土地。
农民没有土地,便是如鱼失水。农民要一个国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当然愿意纳税。
但是,第一,他们必须自己来创造这个国家。
第二,他们的国家不许有土豪劣绅私有田地。
他们只知道自己耕田所得,分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国家,其他一概不能管。他们耕田纳税之外,难道还能承认地主劣绅的“不平等条
80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约“。
“率土之滨,莫非农土”!
中国境内,不要有一个农民纳什么地主的租;农民只能租国家的田,不能承认“不自耕作坐收田租”
的人。这就叫做土地国有。农民自己耕三亩田,享用三亩,耕五亩享用五亩,这些田地是只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耕种的人自耕自享,不能承认地主。这就叫做耕地农有!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
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
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
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本文按《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排印。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①(一九四三年春)
周 恩 来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走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题解:这是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的报告。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02
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湖南的何叔衡、夏曦同志,浙江的宣中华同志,江苏的侯绍裘同志,北方的李大钊同志、于树德(那时是共产党员)
和李永声、于方舟同志等。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我们党在全国组织了各界的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因为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中没有明确说应有妇女参加)。这样,孙中山北上才有了群众作后盾,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
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在组织上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派别,对三民主义也自然而然地作各种解释。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这些人。当时,这些人被孙中山痛骂过,并被开除了党籍。改组
01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首先受到他们的反对与破坏是不奇怪的,因为广东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革命在广东的发展,锋芒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然侵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
冯自由等在广东革命势力向上发展时,首先分裂出去,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地域性。孙中山去世以后,公开起来反对国民党革命的,是西山会议派。他们公开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组织。他们大骂广东的国民党,大骂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先生,大骂广东被赤化了,但一般地不反对蒋介石。
国民党右派在香港办报纸,公开活动,对广东国民党进行分化工作。
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廖仲恺,拉拢蒋介石。
他忙对蒋介石是看对了的。这些右派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地起来以后,始终是反对革命的。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是戴季陶。他虽然也在孙中山的遗嘱上签了字,表面上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也说要维持国民党的统一,但他采用的是打入广东国民党从内部来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他从思想上大大发展了孙中山的消极方面,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他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
,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他到黄埔军官学校讲演,进行分化工作。在他讲演以后不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黄埔军校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是右派的组织。
另一个右派头子是孙科。
他是资产阶级两面派,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是耍两面派,有时主张民主,实际上他的民主是国民党“五五宪草”
式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12
民主。国民党中派表面上与我们合作,赞成革命,但并不是真心和我们合作,而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实际上是与右派合作的,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但后来便成了公开的右派。
筹办黄埔军官学校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
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自这个师。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①。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并决定由蒋介石当校长。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克强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
①新军,指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
辛亥革命前夕,由于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各省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的人日益增多,新军就成为武昌和各地起义的重要力量。会党,指哥老会等旧中国的民间秘密团体。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利用会党举行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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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
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
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
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
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
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12
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
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①,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当时广东的国民党内,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
在广州商团事件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
省港罢工以后,他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当时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发展,他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赞助和推动农民运动的。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汪精卫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代表。当他还革命时,他会把苏联顾问和我们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的立场。因
①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领导组织的革命军人团体。
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校的青年军人组成,主要成员有蒋先云、周逸群等。
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
后被蒋介石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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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商团事变时,他是最主张妥协的;而暗杀廖仲恺,他是知情的。谭延门岂实际上也是右派,但在利害关系上,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日渐扩张,他想发展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行动上有时与左派靠近。
朱培德有时靠近汪精卫,有时靠近蒋介石。
程潜也是因为要想扩大自己的军队而靠近汪精卫。但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
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的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对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对于革命在这一年中的大发展,国民党中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回来,镇压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在沙基惨案中,我们已看到蒋介石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的游行示威。
我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去世以后,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表面上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12
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彭湃同志领导下,已有很大发展,农民自卫军在军队到来以前已经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彭湃同志的哥哥当县长。蒋介石去后成了客人,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畏惧。特别是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我们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我们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蒋介石更加动摇起来,企图加以限制。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我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他同我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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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过去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
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门岂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这次大会后,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孤立了左派。大会完了,鲍罗廷回国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到冯玉祥那里去了,执委中的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问我们还帮不帮助他。
正在这时,陈独秀因病躺起来,总书记“失踪”
,中央无主,陈延年同志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了。另一方面,右派却纷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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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张静江、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二月五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他打电报要我回广州。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同志。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三月二十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
李之龙同志当时是中山舰的舰长。他抓住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事,报告汪精卫。陈肇英是蒋介石的人,自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
这时谭延门岂、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为了解释“误会”
,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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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汪精卫、谭延门岂、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
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
了,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
蒋介石向革命进攻,我们没有给他有力的回击,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于是他回过头来又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伍朝枢。胡汉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回到广东想进行活动,这时又不得不再度离粤,恰好与“失踪”
的汪精卫同船到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
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三十九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
从此以后,第一军的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了。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对我们展开进攻,这就是五月十五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他们定了几条: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12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
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国民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但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了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
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
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
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
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
这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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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上的大让步。
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立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
的位置都让出来了。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北方以丁惟汾、王法勤的大同盟为基础,收买西山会议派。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更激烈起来。
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们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直系还只有六个师。
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
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同志,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那时还是共产党员)
,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同志。但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北伐时,军事上是有绝对把握的。我们有精密的计划,加伦保证在双十节前打到武汉。出师以前加伦曾请我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2
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然而他的嫡系力量在战斗中是受挫的,第一军与第十七师首败于牛行,王柏龄率部队进攻南昌时全军覆没,王柏龄、缪斌等被俘虏。这时蒋介石是惨败的。但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并没有认识这些事实,并没有终止他的错误。
本文按《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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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节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鉴:
(一)
绪 言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见了极艰巨的折磨。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
他自己也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今冒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左派”
国民党之名,来摧残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如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农民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
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只见军阀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2
豪绅指派来的走狗,压迫受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革命的军阀一直到被革命吓慌了的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现在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却称共产党为人民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卑劣无耻的叛背了国民党的主义及其习性,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中央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革命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革命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护工农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那末,最近期间白色恐怖决不会灭〔减〕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
工农,没有丝毫的幻想!
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他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充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的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经背叛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
42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白色恐怖要在汪精卫等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
现在的情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他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党的作用是更加要大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任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他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各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2
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
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
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作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斗争。”
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摇动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假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还有更加不革命的行为,这些情形,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
62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
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员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
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折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琛,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能在五县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象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点一滴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的一页。农民协会实际上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协会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分配土地于乡村贫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层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的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
——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的努力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2
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澈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作用。党的群众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摇动犹豫,没有坚决行动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的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四)
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
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进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官僚寺院等一切土地,禁止苛约,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减]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的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中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及于北方军阀。”
“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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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指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之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提示指令的,乃是违背中央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刻刻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他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之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及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二〕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当第五次大会时,虽然土地问题的议决案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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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的共产党员在这委员会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四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力〔立〕即实行解决,等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六次)
省委扩大会议,甚至于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正时〔是〕湖南农民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地的时候!
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是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的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
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
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为,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军阀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为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人家属的事,专事挑拨离间。他们故为左倾之宣传,而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有些过火行动,亦许是反革命派故意挑拨出来的”。
他还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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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感想,必须使之消灭“。
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导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
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中央的政策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既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政权交付了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着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识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样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中央坚决反对分地,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五月廿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
,中央虽不敢公开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行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五月廿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
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是在军队中;(二)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32
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
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且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么,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犹豫的阻滞,那么,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再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二大队偶然没有接到这一命令,居然扑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退却。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是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争斗的决心,简直是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要看五月二十六日的决议案:“现时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
,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时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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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的地方,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来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行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了湖南政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对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竟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的指导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佚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份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不革命的妥协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么,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农民群众有正确的指导。
(七)
武装问题与对于军队之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32
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的趋向。
人人都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率领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去的工农)
,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都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极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只能暂时和革命相伴,都希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重兵士的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使军队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如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之中没有任何工作,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很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亦是非常之可耻的。湖南政变及其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的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与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的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助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
(六月十四日)
那时湖南的情形是很明显的了。
湖南每个工人每个农民每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
然而中央还不限于这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去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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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这种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也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政策和他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反动,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是比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的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的,所以应当对他要包容些。
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就使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的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络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候,中央忽然“积极”
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及冲突起见”
自。
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八)
党内问题与对国际的关系
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32
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
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这种条件之下,党内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甚至于党有极大公开工作的地方,所谓党内民权主义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自然在这种党内情况之下,中央得以放开手去实行自己的机会主义,所以他自己也不求真正实行党内的民权主义。
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非常之奇异,共产国际的历史上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形:在如此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这已经不算是简单的破坏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对于中国的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要知道中国革命不但有全国的意义,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国革命的命运,大部分足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呢。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执行极不正确的政策,使革命陷于失败的政策,自动的取消革命而投降,并且很坚决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服从国际的指导。不但如此,还要故意破坏国际的责任与纪律,甚至认为可以不把国际议决案通知全党,使党员得以研究而说出自己的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最近不得不公开的批评我们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
(九)
结 论
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党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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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的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过去指导的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党,这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很坚决的承认过去中央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须根据这种过去的教训根本改变方针。在这封信里,我们已经在正确的共产主义观点上,分析过去的错误,我们坚决的站在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来分析的。应当要使全党及每个党员,极注意的研究这些问题。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的讨论过去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七月日的)
以及这封信,便是讨论的根据。党若不能受着过R去的教训,便不能向前进,不能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
讨论之中当求得相当的结论。应当不但批评过去党的指导,而除去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而且必须将全党工作,都依照共产主义的革命性查一过;应当事实上转移群众工作的方向;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
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应当与青年团建立密切的关系,加多的帮助他的工作。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但是党的中央指导者,真是觉得这是有害于那种机会主义政策的,所以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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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应当和他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
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
并且,必须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勿使为反动势力所破获。要建立壁垒深严的秘密组织,但是,同时要是能斗争的秘密的党的机关。
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必定有充分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渡过这个变革的关键。我们号召全体党员,积极的来帮助党做这件事;我们深信同志们奋斗的坚决性及对于革命的忠实,必能使你〔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而坚决的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
本文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排印。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节录)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一)
中国与世界革命
二、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一、世界革命形势使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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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估量现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必不可免的:是要有极巨大的,具有世界的历史意义的事变到来,他的。。。。。。。。。。
性质将要是极剧烈的阶级冲突。因此,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更加增高起来,他本来是总的世界革命过程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劳动群众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削弱他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压迫苏联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这就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比现在民权革命的阶段更加要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助力,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要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革命波及邻近各国——巨大的殖民地,如印度,印度支那,爪哇,高丽等,唤起被压迫民族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政治斗争,根本上要动摇日本英国帝国主义的基础,而且给北美合众国的资本主义以巨大的打击。
因此,中国革命的完成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独裁制之胜利的序幕。
(二)
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
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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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如认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无间断革命”
也是不对的。
因为:(一)
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二)
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
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他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二、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
(一)
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二)
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小私有者)
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成〔全〕摧毁。
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可是必须用武装暴动革命的方法,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苏维埃的工。。。。。。。
农民权独裁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然后才能够解决这两。。。。。。。。。。。。。。。。。。。。。。。。。
个任务。。。。
三、推翻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都必须打倒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工农独裁方能完成。因此,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的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
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
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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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最好的方式。
四、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
,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
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
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四、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一、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之中,他。。。。
的主要口号是:(一)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
、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三)
、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四)
、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五)
、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
政府。
(六)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七)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
(八)
、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42
(九)
、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
、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
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五、中国革命的动力及其转变而成社会主义的前途一、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
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已经能在资。。。。。。。。。
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之中便建立起来(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并指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他有非资本主义。。。。。。。。。。。。。。。。。。。。。。。。。
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二、民权革命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的。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恐慌时代,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年,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力是在生长,这就足以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去力争革命: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
同时,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就可以。。。。。。。。。
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出发点。只有斗争,只有力量,只。。。。。。。。。。。。。。。。。。。
有无产阶级贫农的团结力与组织力,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
够决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四)
革命运动的现时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十、革命高潮过去后之形势一、革命高潮过去。工农运动的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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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所指导的,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
,最好的干部都遭着屠杀,工农的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丧。
二、现时没有革命高潮与工农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
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农民。。。。。。。。。。。。。。
的游击战争此起彼落的向前发展,并且还只在散漫不集中的状态中、军阀军队崩溃的形势已经开始显露;同时,城市的工。。。
人运动却有受着重大挫折的现象,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削弱。。。。。。。
——因为他比其他革命势力、所受着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打击最重。
三、帝国主义实行瓜分政策。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因为工农暴动被镇压下去,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的革命,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巩固了。。。
些,加强了些。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
上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四、帝国主义现在比中国革命的力量大。瓜分政策的目的:一是要用非经济的强暴力量实行殖民地的经济剥削,而完全消灭中国的革命;二是加紧争夺市场的斗争。同时,列强即在加紧争夺中国市场,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要剧烈起来。
五、太平洋将有瓜分中国的大战,但是现在列强之间还没有如此剧烈的冲突。因此,就发生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中国的沿海各省,将要成为战场。战争的主要原因,便是争夺中国的市场,要求重新瓜分,以求适合帝国主义列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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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新的关系。
同时,虽然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极巨大的矛盾(日美冲突等等)
,然而帝国主义现在的力量仍旧比中国革命强大得多,。。。。。。。。。。。。。。。。。。。。。。
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只要对于他们。。。。
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稍有危险,他们就要联合一致的反对中。。。。。。。。。。。。。。。。。。。。。。。。。
国革命的。。。。。
六、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之间虽有矛盾,仍能一致压迫革命。资产阶级转到反动营垒,使反革命的力量大加团结,加强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及军阀地主等的势力,因此也就对于工人阶级能够加以严重的打击。
虽然反动营垒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的等等)
,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民〔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
十一、革命高潮不可避免之意义一、中国反动统治没有消灭革命的能力,革命的新的高潮不可避免。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根据指出新的广大的革命。。。。。。。。。。。。。。。。
高潮是无可避免的。。。。。。。。。
有几种主要的动力,足以促进并加紧新的高潮之进攻:(一)
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是能解决了的;(二)
帝国。。。。。。。。
主义者决不愿意轻易的抛弃自己的对华特权,如租界,租借。。。。
地,关税管理权等等;反动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不能得到真正的集权和统一;(三)
工业经济的危机很难找到出路,工人阶。。。。。。。。。。。
级生活状况极小限度的改良也是非常困难,殖民地地位上的
4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其他种种困难非常之多,定期的农业危机更加厉害,于是原料食粮的价格不断的高涨,劳动后备军更是日益增加,使工业和工人阶级受着极大的压迫;(四)
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方法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没有空余土地可以对富农佃农略略让步,因为中国的小地主是占极大的优势,而小地主是甚至于减租都不能接受的;(五)
统治阶级之间继续着冲突,军阀混战不息,将来这种混战不但可能,并且不可避免,——虽然表面上现在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
二、国际形势能够帮助于高潮的生长。革命潮流生长的助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冲突日益剧烈起来,这就更可以解除中国革命的束缚;此外,还有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生长以及中国邻近的殖民地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印度)。
三、新的高潮的征象已见,但不可过分的估量。第六次大会认为:最初的薄弱的新的革命高潮之征象,已经可以看见。
最先可以说的,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有复兴的现象。
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的消灭,自动的从下层组织起来,这都表示工人阶级觉悟的深入。再则,反帝国主义运动。。。。。。。
又在生长,不但激起工人群众,并且还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
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
各省)
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的重要成。。。。。。。。。。。。。
份。。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
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城市工人阶级还没有能战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42
胜当前的挫折现象。
四、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
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现他的决定胜负的力量,而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
从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
十二、争取群众的任务一、新的高潮中要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
暴动,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权。。。。。。。。。。。。。。。。。。。。。。。
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
路。。二、现时全国范围内只要宣传武装暴动的必要,以准备新的高潮。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
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现在要。。。。。。。。。。。。。。。。。。。。。
在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之中,使群众了解,如果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政权,那就决不能改良群众的生活状况,并向群众进行不断的宣传。
三、争取群众是现时的总路线。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
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
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
64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
的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最后,还要加紧的向无产阶级解释过去革命之中的经验。
四、党要加紧日常斗争的指导。党应当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中的冲突,农民和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与长官在军营中的冲突,——无论如何琐小的冲突也要利用——去激动,并且深入这些阶级冲突,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自己方面来。党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一切强暴行为,利用反动派对于民众的一切屠杀压迫(当然不是每次号召武装暴动起来)
,扩大群众的反抗。使自己在将来高潮一开始的时候,便成为革命运动的唯一指导者。
五、准备武装暴动正要争取群众。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因为执行这些任务,就是新的革。。。。。。。
命高潮之必须的必要的前提,亦就是将武装暴动的宣传口号。。。。。。。。。。。。。。。。。。。。。。。。。
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之可能的前提。。。。。。。。。。。。。。。。。。
十三、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一、党与群众隔离的危险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争取群众的成效,要看能否执行根据于正确的估量政策,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其左倾向的错误与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
人恐怖主义)
,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国民党式命令群众的错误倾。。。。。。。。。。。。。。
向而定。。。。
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二、盲动主义是不顾群众不顾敌人的力量少数人的军事冒险。盲动主义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42
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的实行武装战斗,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当然亦由于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坏的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暴动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的准备暴动,而无往不是“暴动”
,否认日常经济政治部分的斗争之准备工作的必要。盲动主义实际行起来,便是少数革命“党人”
的暴动,简直只依赖武力,而实行军事冒险性质的强暴的斗争。
当然,这种盲动往往要强迫群众去武装暴动,结果往往变成散乱的零碎的恐怖行动。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丧工人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伍。
三、盲动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盲动主义是代表非阶级化的份子:乡村的及城市贫民(失业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的智识分子)
,以及开始加入革命的雇佣兵士,这是他们的意识和实际行动的表现。所以盲动主义,可以表示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这是与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相反的。
四、党应当使贫民半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加入革命。同时,共产党不应当轻视这贫民阶级,他们在革命之中是很大的很有势力的力量。党的任务是对于这些贫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组织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尤其对于城乡的半无产阶级,应当如此。党应当努力吸引这些贫民分子,使他们在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加入总的革命运动。不过党应当日益加紧反对①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
①大会通过时,此处增加“一切”
二字。
84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五、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也要反对。盲动主义之前,还有其他的危险倾向:有些党部的一部分,就是其他问题上,也有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基础,而倾向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无产阶级的见解。例如对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有不正确的观念。误认平均财产就是社会主义(在乡村中平均田地,在城市中平均货物)
,还有主张烧毁城市的倾向,在有些农民战争之中也曾表现出来,甚至轻视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对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党。
内这些倾向都应当严厉的反对。。六、命令主义使群众离开党。此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还有命令主义的实际工作方法。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简直会成为绅士式的国民党式的对待群众的方式。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的指挥群众,强迫群众。以前在机会主义之下,曾经为国民党而命令。。
群众不准动,现在又在盲动主义之下,为反对国民党而命令群。。。。。
众不准不动。。。。。
七、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的任务是不能并存。甚至职工运动之中、也应用这种方法,到处命令,以命令委派工会领袖或指导机关,大半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于是不去造成群众的干部,以至于征求党员及进行职工运动时也采取联络工人某几个领袖以影响其群众的方法,于是真正的群众。。。
工作,便受着非常之大的障碍。
党内的组织问题上,也有这种倾向,就是党内民主主义的异乎寻常的缩小(并非完全因为秘密状态)
,党的机关官僚化,对于党员群众也是大半只用简单的命令方式。如果不能坚决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42
的完全的肃清这种命令主义,党便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能指导群众的党,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
八、对小资产阶级政策之正当可以使党不再受机会主义的危险。过去的经验,使党应当战胜极左派的情绪和国民党式的命令主义。现在,都〔却〕仍旧可以发生对于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不正确的倾向。
党的任务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参加。党的任务之中,对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反抗军阀税捐的斗争,也要引进农民私有者(自耕农)
群众的参加。对于这种策略的误解,可以发生更不好的倾向,现在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时候,对于乡村中的富农过。
于让步,甚至对于店东小资产阶级关系〈上〉又要阻止工人及。。。
城市贫民的革命运动,以至于名为保存联合战线,而实际上失去领导权,使这些运动服从小资产阶级的指导。
九、联合小资产阶级富农反对一切反动势力,但是同时要知道领导劳动者反对一切的剥削者。当工人店员的利益与城市店东小资产阶级剧烈冲突的时候、或者乡村贫农中农与富农相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的方面,而反对剥削者的阶级。
十、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主要的作用;忽视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去力争领导,是异常之错误的。况且,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中(苏维埃阶段)
,阶级关系已经与五卅时期完全不同。革命的深入,使将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推。。。
翻军阀的斗争,——一定要激起加强几十倍的剧烈的群众直。。。。。。
05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接行动,——这种前途更不可以忽视。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将来广大下层群众的反帝斗争,同时要加强反对国内反动阶级之前途,——这是极大的错误。
十一、对于农民革命作用之忽视,亦是极大的错误倾向。
再则,阶级斗争激烈的分化过程之中,彻底的土地革命的过程之中,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因此,忽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同样,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亦都是极危险的倾向。
上述这些倾向: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均产主义,让步主义,忽视反帝国主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都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十二、反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斗争都是反机会主义的继续。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是从反对机会主义的指导机关及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得来的。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所谓“左倾”
的这些危。。。。。。。。。。
险倾向,也只是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别一方面影响到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
(五)党的任务十四、党内工作问题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
(一)
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特别注意大生产。。。。。。。
大工厂中党的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52
群众集中的地方。
(二)
积极的在工人之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同时,当然要注意纠正这种问题上的几种偏见和不正确的倾向。
(三)
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
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的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而且损害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
(四)
肃清党内一切纠纷、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因为这些倾向是损害党部〔内〕的统一,减低他的战争〔斗〕力。
取消所谓“惩办”
制度,对于工作有错误的同志,如果不是有系统有路线的坚持自己错误的同志,应当纠正他并且在工作中去训练他。凡是同志做了错误,他要是能纠正过来,应当使他工作而表现他的改正。
(五)
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时期的经验。
(六)
加紧宣传武装暴动策略的正确观念,宣传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
的政权的总任务。
十五、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及职工运动的问题(一)
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使他们自。。。。。。。。。。
己积极的赞助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信仰共产党而且自觉的接受党的指导。更加充分注意职工运动,尤其是产业工人,这样才能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
(二)
为实行这一任务起见,必须立刻纠正旧的错误观念。。。。。。。。
25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对于党与阶级关系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便是仿佛认为党是站在阶级之前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帮助阶级,。。。。。。。。。。。。。。。。
可以命令阶级,而不知道党只是工人阶级自己之中最觉悟的。。。。。。。。
最先进的一部分。。。。。。。。
(三)
坚决的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
反对强迫罢工,强迫进行武装斗争的办法,大会认为这种方法是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利益相违反的,足以断送中国革命。。。。。。。。
的。。(四)最大限度的努力要用在恢复革命工会的工作上去。
对于真有群众的工会,即使是反动的,党员也应当加入进去,以达到争取工人阶级群众的目的。
(五)
有系统的各方面的努力工作,使工人群众最终的脱离国民党的幻想。详细的对于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教训及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任务。
(六)
凡此一切工作,都是争取群众的必要条件,都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去实现,①要十二分加紧的领导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
十六、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一)
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
(二)
战术的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
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
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
①大会通过时,此处增加“纠正忽视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倾向”
一句。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52
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
(三)
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
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
现土地革命的斗争。要去联结(乡村中的农民。。。。。。。。。。。。ToCordinate)。。。。。。
运动和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斗争。。。。。。。。。。。。。。
(四)
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
能而必要的,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这一任务,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的成效,。。。。。。。。。。。。。。。。。。
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
种主要动力之一。。。。。。。。
(五)
加紧注意农民的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农民的秘密结社等等)
,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组织之中的指导作用。
(六)
赞助并领导农民群众的部分要求,抗税抗租抗债以至于减租等等,以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
十七、苏维埃区域中之党的任务过去许多苏维埃区域中,有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并有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
今后的任务是:(一)
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
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
(二)
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
(三)
澈底的实行土地问题的党纲。。。。。。。。。。
(四)
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
45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五)
坚决的肃清反革命的阴谋,澈底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六)
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人小手工业主等等的财产)
,因为这种办法,可以加重经济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可是要知道店东小资产阶级的怠工是可能的,应当加以预防,应当有正当的经济政策。
(七)
最大限度的保障与邻近城市及工人运动的联络。
(八)
当苏维埃政权能扩大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要彻底的改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要尽可能的使工人群众积极的参加苏维埃,要实现苏维埃中无产阶级分子的领导权。
十八、反帝国主义斗争与反军阀的斗争(一)
积极的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领导,引进极广泛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暴露赞助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罪恶;联结为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积极的领导兵士群众以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实行反对军阀的严厉的斗争。
(二)
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件之下,力争革命工会的存在、无所畏惧的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以至于自动的实行这种自由。
(三)
运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口号,反抗军阀压迫的口号,要求最大限度的减税减捐的口号,实行反对高利盘剥的斗争(组织信用合作社,生产及消费合作社等等运动)
——使大部分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及劳动者,游民无产阶级等等,离开国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52
民党及民族资产阶级。
(四)
赞助店员手工工人艺徒苦力的经济要求,组织这些城市贫民的小资产阶级,宣传他们,使他们组织上与无产阶级直接联络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胜利之后,会有由社会来组织他们的集体生产之必要。
十九、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一、国民党的各派完全是反动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赞成中央十一月会议及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决定,就是认清他们都是反革命的派别。
他们代表买办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系各派,还有一部与统治阶级联盟的小资产阶级。汪精卫的左派,张发奎陈公博等,也是一样的反革命,在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期间,这一派完全变成法西斯蒂派。他们表面上左派的空谈,实际上不过是要掩饰自己的投降豪绅资产阶级、而实行对于工农的屠杀压迫政策。
二、准备推翻国民党的各派是党的总目标。党对于国民党主要的任务,是要准备推翻他的政权。现在革命高潮还没。。
有到来的时候,争取群众,使他们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同时亦。。。。
就要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反革命罪恶,不断的尽量的攻击,对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各派的政权,尽可能的要加以打击。
“要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足以损丧敌人力量的机会”
,这些就是准备推翻国民党的现时的方式。
三、反对第三党等类蒙蔽工农阶级意识的党派。大会同样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邓演达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
的估量。现在在阶级力量“两个极端化”
(两极化
65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poliarization)
的条件之下,阶级矛盾非常剧烈的情形之下,这一类的“政党”
,既没有广大的群众,就必然要成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
的迷药,例如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和工农政策”
等等,他。。。
们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
“第三党”
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国主义运动“民众运动”
之中的动摇犹豫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
二十、军事问题与兵士运动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武装暴动的军事技术之准备又非常必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都使共产党更要特别注意军事问题和兵士运动。
党的任务是:(一)
广大的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提出“兵士应当得到土地或工作”“
改良兵士的生活和待遇“
等等口号,去发动兵士的群众斗争。
(二)
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指导。
(三)
最大限度的加紧工人和党员的武装训练,尽可能的建立工人自卫的秘密武装(纠察队等)。
(四)
训练党的军事人材、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
(五)
加紧与军事有关系的工人之中的工作(兵工厂等)
,加紧交通工人的工作,使这种工作与军事工作发生一定的关系。
(六)
开始有系统的破坏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工作,特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52
别注意印度安南等的兵士运动。
二十一、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问题第六次大会为加紧与各国兄弟党密切联络起见,第六次大会认为必须:(一)
实行互相经常的报告自己工作及革命运动之发展。
(二)
中央委员会派遣负责代表团赴主要的各国兄弟党,以便决定密切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共产国际其他支部赞助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三)
委托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对于各国兄弟党赞助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不充分的问题,严重的提出讨论。
(四)
巩固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络,与之共同一致的反对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共同进行破坏驻华的日本军队的工作,鼓励日本兵士转到革命方面来;并且共同决定实际办法以进行中国境内日本企业(如南满铁路之类)
的职工运动。
(五)
要求英法美共产党加紧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选择充分的工作人员,到中国实行破坏列强驻华军队的工作,加紧在各国宣传赞助中国革命,暴露各该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阴谋。
(六)
此外,关于安南的职工运动与法国安南共产党的关系、南洋群岛中国工人运动与印度纳支(马来群岛)
共产党(爪哇共产党)
的关系,蒙古问题与蒙古的革命党关系等等——都应当要与各该国共产党讨论实际的互相联络的办法。
(七)
经过赤色职工国际与国际济难会,加紧与各国工会及世界一般的劳动群众联络,使他们能够加紧对于中国革命
85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及群众组织的赞助,尤其要扩大反对中国空前的白色恐怖之宣传。
二十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议决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的方针。
根据六大《政治议决案》原件刊印本文及注释均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排印。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节录)
(一九三一年二月)
陈 绍 禹
二 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
一、中国经济性质问题要想正确地懂得和确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政权、领导权及前途问题,首先便须正确了解和认清中国经济的性质。
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充分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即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原料榨取、资本输出及廉价劳动利用的市场,国家一切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铁路、矿山、银行、航业、重要工业等)
都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民族资本主义在极端痛苦、迂回、畸形的形态之下发展着,而且主要地只限于一部分轻工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52
业(纱厂、丝厂、面粉等)
,并对于帝国主义有极大的依赖性。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带着极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经济生活,另方面还保有封建剥削关系的优势,经济系统是非常复杂,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经济,有“新兴的”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商业资本,有简单商业经济以至自然经济。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着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在农村经济中封建余孽(首先表现在地主对农民剥削关系上: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农民收获品付给地主作地租、非经济剥削等等)
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都与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关联着。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对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是叛徒罗易之流的“非殖民地化”
的理论,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工业化。”
(见反对派刊物《动力》第一期)
“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封建残余已经没有,或只是残余的残余。”
这不过是歌颂“帝国主义送给落后民族以兴盛、进步和文明”
的社会民主党的应声虫!他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躲藏在中国革命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左的”
假面具之下,实行取消了中国以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现在阶段的革命,同时,即是取消了一切革命。立三同志对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代表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认识的另一种有害而且危险的观点,即是根本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相当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他在一九三○年七月间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公开地拥护“中国经济主要的只是封建经济和半封建经济”
的理论,他不了解他这一经济分析的危险是否认了帝国主义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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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的事实,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存在,否认了乡村中阶级分化(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的过程,结果不仅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革命转变的前途,不仅否认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与必然,并且根本取消了现在阶段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陈取消派从“左方”
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
二、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立三同志既然对于中国经济性质有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当然无从来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动力。他始终把富农看成小资产阶级(见一九三○年《布报》四、五合刊的《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论文或一九二九年的《布报》上立三与和森关于富农争论的文章)
,以为富农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他把小资产阶级看成整个的阶层,他不知道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中包括有剥削他人劳动的“上层”
和不剥削他人劳动或受人剥削的“下层”
,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的营垒,现在有革命作用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
,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而把他们看成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所谓“第三派”
或“中间营垒”。
他把学生看成整个的范畴,认为学生是“城市贫民”
,不看见学生中的阶级分化过程,认为现在还有“夺取整个学生群众”
到革命营垒来的可能。尤其重要地,他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中,讲到一切足以引起中国革命爆发的各种内外矛盾时,忘记或者抛弃了农民。。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62
与地主阶级这一社会矛盾。他不能了解阶级关系在革命发展。。。。。
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的分化与结合,他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广东时期与武汉时期——尤其是经过广州暴动而开始了苏维埃阶段的时期,阶级力量关系,到底有过些什么实际的转变和变化,他时时在梦想着再来一个“五卅运动”。他不能正确了解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革命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份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
三、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立三同志的脑筋中,始终找不出对于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了解,他根本不曾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他不懂得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主要的是因为现在阶段革命的中心内容——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客观上还未能超过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范围;同时,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底胜利。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上已经怒号着伟大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封建余孽的斗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
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然而,同时,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性质,虽然还未踏进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却又已跨过了俄国一九○五到○七年革命的进程。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了解,与一九○五——○七年的俄国孟塞维克(如马尔托夫之
26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流)
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孟塞维克(如陈独秀、彭述之等)
的观点正相符合。他以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中,不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他对反富农问题的观点便是最好的证明。他说:“……我们因富农兼半地主性,在资产阶级性革命中一定要反动,但他们——指取消派——(附注)
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要反对资产阶级,所以要反对富农。“
(见江苏省委一九二九年《教育周刊》第四期——立三的关于反对派与机会主义问题的报告)
“而我们之所以反对富农,正因为富农不是资产阶级!”
(见立三在江苏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四、革命政权问题列宁同志时常指出:“一切革命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他时常指出,革命的正确阶级定义的必要。他说:“没有对于专政的了解,便不能作出正确的阶级的定义。没有专政的准备,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立三同志不能了解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和运用方法(他只空喊扩大革命战争和地方暴动,但反对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和不注意创造能为这一政权支柱的红军)
,不能了解临时革命政府在革命发展进程上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他自己在三中全会的发言里,承认他以为“在农民革命战争胜利区域里建立临时革命中央政府,是开玩笑!”)
,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革命政权底正确阶级性(他所写的文章中及他起草的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上,都只就地说说“建立革命政权”
,但不能也不愿指出这一政权的阶级性是工农民主专政)
,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是无产阶级对于广大劳苦群众在政权组织中的领导权初步的实现;这一政府的任务有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62
它的过去与将来两方面,即一方面澈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另方面准备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他“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认识不清楚”
,他在三中全会发言中自己承认的。因此,他便没有夺取、建立、巩固、运用和扩大政权的一切应有的和必需的认识、决心、勇气、能力、准备与实施。因此,他便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以国民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李立三同志等以不认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作用与前途来忽视和放弃苏维埃政权。
3。
结 论根据上述种种,我们可以坚决断言:以立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因为对于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有了模糊错误的认识,因为中国党过去的一部分领导者犯过严重的机会主义(陈独秀)
与盲动主义的错误底影响残余,因为在六次大会后党的领导同志犯了许多个别策略的错误,因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和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与工作经验的缺乏,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到新高潮日益生长的历史阶段上,便产生出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领导者的非列宁主义的非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这一政治路线开始形成于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上,正式宣告破产于长沙事变及在全国儿戏暴动的布置上。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于是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因立三路线而产生的党的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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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危机,有引起党的危机的可能。为着尽党员对党应有的职责,为着负革命者对革命应负的使命,中共所有的积极党员,应该大家一致起来,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把党从领导危机中挽救出来,以预制党和革命的危机,以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
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
至少须加强国际对中央政治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的领导和帮助,对于政治局成份应有相当的改变。
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防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在党报上及各种会议上(从中央到支部、小组)
公开讨论最近国际各种决议及指示,向立三路线开火,坚决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
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及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
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左”
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以便利于紧急的革命工作。
六、将国际最近来信(关于立三路线的信)
印发给全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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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七、中央政治局在国际领导之下,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最近中央各种通告——尤其是九十一号、九十二号通告——无效,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并且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
八、在组织上实行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
最后,我们以国际来信的结语,表示我这一政治意见书的预期和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反抗,一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一定完全团结起来,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
本文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1年版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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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①政治局会议通过)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
总结的报告及××同志②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
的决议③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
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
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四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
①档案原件所标“一月八日”
有误。
这次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于1935年1月15日开始,17日结束的。
决议是在会后写成,并于2月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另有一份档案原件即标“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遵义会议所定②在会上做报告的是博古(即秦邦宪)
,做副报告的是周恩来。现存决议的各种版本中,这里和下文许多地方的姓名以“××”
隐去。其中第213页第2、9行,第214、21、24、25、26页的“××”
均指博古,其他待查。
③指1933年7月24日《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
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62
次“围剿”
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罪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
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
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
的报告〔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
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存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
的口号之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澈底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澈底粉碎五次“围剿”
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
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在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
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
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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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
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
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
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
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
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
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
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
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
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
,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澈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
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
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
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62
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
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即是为了寻求决。。。。
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围剿”
与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
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
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
,保卫苏区,并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或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
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进〔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
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矜骄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在一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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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他,应该待他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就是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并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
,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是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
,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区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是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
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
的口号,在五次战争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
“不放弃苏区寸土”
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应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的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72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
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
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外线)
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之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
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
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次的战役(如洵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战役,温坊战役等)
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
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
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
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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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翼采取运动战“。
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
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
敌人堡垒主义之下,我们虽不能象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
时取得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军事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于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的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之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形之下,在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之下才容许攻击堡垒。五次战争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以战斗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
与过去一,二,三,四“围剿”
绝然地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过份估计与对运动战的可能。。。。。。。
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文章及××,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72
××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
(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文章)
,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
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
,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
,特别是堡垒内的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之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堡垒即失去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够克服堡垒主义的困难的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运动战,依靠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战略战术的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堡垒主义。并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的领导战役,并正确的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
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领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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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
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粉碎敌人的“围剿”
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
(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
,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
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之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
与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略,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
,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拿我们人力财力以及军火的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拚消耗,见××同志《红星》文章)
,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于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于每一“围剿”
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的许多拚命主义的战斗(如丁毛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72
山,三溪圩,平寮,广昌等战役)
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就是作战的决定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即应拒绝这种战斗。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与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应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训练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并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性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是换得了胜利。
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拚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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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
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由于疲劳情绪与过分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
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
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的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
,甚至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减削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
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他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个“围剿”
之间的严重的任务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于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对敌人战略计划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
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内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
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
归于粉碎。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72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
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
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
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
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
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十九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的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争中所没有的。然而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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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十一、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
上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
,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期转入反攻,粉碎“围剿”
,创造新苏区与保卫老苏区。国际六月廿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①:“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惶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及红军灵活的策略,必须进行解释的工作,说明这种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在这一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
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
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
①以下引文未能找到原电校对,维持了这个决议现存各种档案文本的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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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
,“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只〔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
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开〔关〕头,必然的惊惶失措的表现。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
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战场转移到运动战战场上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
08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经常说“备战”
,而实际上除掩护战外,却经常是“避战”。
就使得红军士气不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休息,因而减员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
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而不准备于必要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
,以建立湖南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有这些,都是在基本的战略方针上采取避战主义的必然的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到达了指定地区(湘西)
,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①)
,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弊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容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轻巧与径直的干法,在短距离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在五次“围剿”
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的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该避免的,而对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
①指国民党军周浑元、薛岳两部。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82
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都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适足表现其战略问题上一贯的机会单纯防御路线发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拚命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
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于敌人的。。。。。。
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与〔对于〕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于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
28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
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经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经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在这一方面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而×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82
×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会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澈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
,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比较良好的地区,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活动的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
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的崩溃,使全国民众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
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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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现在是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需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战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灭〔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
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
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
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休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红军必须严肃自己的纪律,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切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澈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的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82
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障。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①,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们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澈底的胜利,
①根据当时中央军委发出的电报等材料判断,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根据地。从1935年2月7日起,中央根据新情况,又决定暂不渡江,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
,由于本决议是在会后起草的,此处记述的已是改变后的新方针,下同。
68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号召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惶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本文及注释均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1年版排印。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①(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陈 云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
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
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
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
中与西征②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
①《遵义会议文献》题解:这是一九三五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的手稿。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
手稿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②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有时称为西征,后来统称为长征。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82
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①、彭杨②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③及刘参谋长④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
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⑤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
、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⑥,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
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二)
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
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
粉碎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
的决议⑦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
①林聂即林彪、聂荣臻。
②彭杨即彭德怀、杨尚昆。
③李总政主任指李富春,他当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④刘参谋长指刘伯承,他当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⑤西康是旧省名。一九五○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⑥这一段话是原提纲中的,这里说的“今天来观察”
,是指传达提纲的时候。
⑦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
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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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
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
(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
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
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
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
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
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
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
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
的。。。。
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
中没有完全成功,主。。
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
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82
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
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把五次“围剿”
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
以后到朋口战争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
,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
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
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
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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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失守黎川。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
,国内形势将。。。。。
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
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
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战术,发明。。。。
以“赤色堡垒”
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
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
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
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
区的堡垒是不要的)
,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
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
(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
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
①这里是指第三次“左”
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把第五次反“围剿”
初期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当时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的史实。传达提纲写于该错案平反之前,沿用了以前的说法。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92
的胜利(龙岗战斗)
,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
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
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①广昌)。
“短促突击”
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太阳嶂战斗、石城战斗,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
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
“短促突击”
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
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是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以上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
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
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a)
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
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
(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①这里是指福建省的建宁、泰宁两县。
292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c)
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
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
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
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
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
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纵队之温坊战斗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
,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
,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
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92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
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
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
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
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
,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
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
前进的布尔塞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
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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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
取消三人团①,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②——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本文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排印。
①三人团是博古、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
②毛张陈即毛泽东、张闻天、陈云。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92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①(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刘 少 奇
立三路线在各种基本的重要问题上被克服过来了。但立三路线之中的一个问题,至今还残留在党内,还没有被完全克服过来,那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因为这个错误长期残留在党内的缘故,因为在党内揭发与反对这种错误之斗争异常不够的缘故,更因为这种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千百次重复表演的缘故,所以它给党、给革命的损害也最大。如果从今天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来看,那末,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成了党的主要危险。
今天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为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极少数甘心做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对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
①《刘少奇选集》题解: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到天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为了贯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肃清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写了许多文章。本文原载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第五十五期,题为《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文中“立三路线的残余”
主要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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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过去若干年来所给予党的损害之具体事实,差不多每一个党龄较长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和参加过群众斗争的同志,都可以说出很多来。如果简单地说,那就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当我们在某些工厂学校创立了我们的组织,积蓄了一些力量时,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当我们在反日或某种口号与纲领之下,创立了公开的比较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时,它不把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弄到这种组织完全不能公开,只剩下几个“布尔什维克”
的地步,是不止的。自然,还有根本就不到群众中去,仅仅坐在房子内空叫的关门主义。至于在党内斗争中对于这些事实采取什么态度呢?那就是:把组织基础和工作弄塌台的、把群众和同盟者赶跑了的同志有奖,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做更负责的工作;而那些在长期艰苦工作中谨慎将事的、把组织和工作创立起来的同志,倒少有不给他们戴“和平发展”
与“右倾机会主义”
的帽子,受到打击和撤销工作的处分。这就造成党内许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是助长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巩固和发展。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92
的战略战术。
“六大”
的决议说:“准备武装起义”
;最近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说:“积蓄工人群众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在大城市中所做的,恰是与这些决议相反。当我们的工作仅仅在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做好了,就要指挥这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去和敌人决斗,要这些工厂学校单独举行政治的罢工、示威游行,给予超过他们当时力量所能胜任的斗争任务。党内许多同志跑到这些工厂学校去,在报纸上宣布这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等,结果就没有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我们开始有了一点基础和力量,就这样被消耗和浪费掉,这就自然不能积蓄工人阶级雄厚的力量。
所以每到一个重大事变(如“九一八”
、“一二八”
来临,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时,我党常因自己在群众中缺少基础和力量而无从执行当时所提出的任务感觉痛苦。我们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不知道只有将那些已有的工作、组织和力量保存与巩固起来,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去扩大与加强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
我们同志常常是急性的、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如何,总是盲目、莽撞。结果不能不使得我们的工作环境与条件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在红军中,要保存与爱惜我们的力量,要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作战,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打击敌人较弱的一点,以取得胜利,那末,我们在白区城市中指导群众斗争,却完全是违反这种战略战术原则的。
对已有的力量,尤其是对群众中的领袖与干部,不设法保存与爱惜,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只要是纪念节就同敌人作战,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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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而盲目地进行斗争。结果,我们在红军的斗争中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而在白区中心城市的斗争中则与此相反。
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
的“礼拜日”。
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情绪,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为什么在形势与条件不好的时候,眼看着要受到敌人严重的打击还不停止这些事呢?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不承认形势与条件也可能对示威有不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礼拜日”
,不管天晴落雨总是要作“礼拜”
的。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我们的同志常常不懂得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
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而是常常要群众去背诵我们的基本纲领和基本口号,或是提出今天群众还不了解、还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强迫群众接受,强迫群众斗争。甚至不经过群众的同意,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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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同党一样的、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允许的宣言、传单和文件。
对于任何一次群众斗争,不管条件怎样,都要机械地“坚持到底”
,即坚持到任何力量都耗费尽了才止。在形势极不利于战斗继续延长的情况下,他们还认为“在相当条件下结束斗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
的提议是机会主义。这样,就使得群众斗争不能发动;或者在斗争发动后,群众离开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领导;或者放弃了某些胜利的条件、机会,使斗争受到打击,直到最后的失败。他们领导群众的方式与领导党组织的方式一样,使群众团体的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结果在侦探严密监视下,就没有法子不使群众团体的组织也缩小到和党的组织一样。
当着群众或者某些派别起来斗争,反对日本,反对现政府时,只要他们的口号纲领不完全和我党一样,我们的同志常常是不积极去参加与援助这些斗争、帮助他们达到目的,并努力使斗争扩大,以实现更大的要求。我们的同志常常是站在旁观的地位,忙于去批评这些斗争、口号和纲领如何不彻底,如何成为反革命的欺骗群众的东西,咒骂这些斗争的领导者,甚至号召群众脱离这些斗争,去反对他们的领袖。结果,把这些群众和同盟者完全关在门外。群众或某些人要起来抵制日货,我们同志忙于批评抵制日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不去参加、赞助这些人抵制日货,使之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群众与某些人提出口号要枪毙王正廷,我们同志忙于批评这是反革命欺骗群众的口号;某某人拿出钱来援助反日罢工工人,我们同志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某某派提出工农商学兵大联合抗日,我们同志硬要把“商”
字去掉;“九一八”
0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日本武装占领了满洲,我们同志却强调地提出“拥护苏联”
的口号,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这样,怎能使我党和同志走到广大群众中去!
当着我们在某种部分的纲领和口号之下,团结了比较多的群众和各种派别的人在我们周围,建立了真正的群众组织时,我们同志是一个纲领之后再加上一个纲领,一次冒险斗争之后再加上一次冒险斗争,使这些组织中的群众和同盟者完全离开,直到剩下我们同志几个人。上海工联、反帝同盟、民众抗日会、左联、社联以至许多工会,开始时都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志总是不会把这些组织的群众基础更加扩大,而只会把它缩小到完全没有群众。在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总不能容许其他派别有一个人和我们共事,而必须是“清一色”。我们夺取了黄色工会的群众和领导机关,总是忙于把它“转变”
成赤色工会,以至弄到塌台。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似乎是不许党外再有群众组织的。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而我们同志常常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
,要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打倒一切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以至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和黄色工会。我们同志是“绝不妥协”
、“绝不让步”
,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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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地进行。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地进行。但我们同志所做的恰与此相反,许多可以公开的工作,要拿到秘密机关来做,许多可以公开发表的主张、论文,要拿到秘密刊物上来发表,或是发行秘密的传单、宣言等。我们同志忽视与放弃公开工作的可能,而把秘密机关无限制地扩大起来,秘密的刊物、文件特别多,特别长,一般文件“机械化”
、“八股化”
,这样就使群众工作极端缩小,而使秘密机关到处膨胀,结果是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但我们所做的是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混淆错杂起来,这样就破坏了秘密工作,妨害了公开工作。我们同志甚至在秘密的刊物上宣布某些群众行动、某些群众团体、某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在某些地方开了某些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某些事项,便利了敌人来监视我们。在某些地方或工厂,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活动还可以避开敌人的耳目,但我们同志在这些地方却完全无必要地散发党的秘密传单,写出党的口号,使敌人能从这些地方来找我们。对公开的群众团体,不是设法让它更公开些,范围更广泛些,而是要使任何公开的范围都逐渐缩小,直到完全不能公开,甚至要把工人中一切灰色的公开的附属组织都转变成为赤色工会,说是什么“赤色工会的中心作用”。
结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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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消一切公开工作,使一切附属组织都秘密起来。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轻视经济斗争,对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和意义估计不足,不了解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要机械地在群众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而我们硬是一成不变地提出这么多纲领、这么多口号,少了一条也不行,结果是拒绝了这些同盟者。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也在党内组织问题上严重地表现出来。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进党内来,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加入进党内来。
党内斗争许多是过分的、机械的。
对于那些思想上、理论上没有准备的同志在工作中偶然犯的错误,关门主义者硬要依照直线的理论,说这是“系统的机会主义”
,替他造出系统来。下层同志的自动性、创造性、自我批评被抑制着,在党内造成了害怕犯错误,害怕犯右倾,害怕说话,不敢放手工作,故意要表示左些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哪里?
负责者是谁呢?
自然我们不能怪那些下层的同志,而是领导机关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不采取同志式的、诚恳的态度爱惜同志和教育干部,往往是过分地打击同志与干部,把打击下层组织、打击干部的错误斗争方式,认为是“推动工作”
的唯一方法,不采取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去推动下级和干部的工作。我们没有在党内造成同志不怕犯错误、不怕批评、欢迎批评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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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作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发展下层同志自动性与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以上这些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使某些部分的群众和同情者对党产生某些疑惧,使许多企业中的很好的同志和群众离开我们,不愿见我们的面,使许多的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的同志和干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与屠杀。而在另外一方面,就为取消派、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资料,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和奸细对党进行破坏。过去我们用力量最多、工作最多的地方——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天津、北京这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受这种错误的损害也最大。在这些中心城市,我们现在的基础也最弱。原因在哪里?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关门主义的根源是:因为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关门;因为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层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不要统一战线。左的关门主义在实质上与右倾机会主义是同一根源。
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还常常对目前形势作一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有时竟可以估计这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为苏维埃区域。所以他们敢于冒险,认为不必要做长期艰苦工作,不必要聚积最雄厚的革命力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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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敌人决斗。对于一个工厂的罢工,他们可以从世界革命如何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分析起要这个工厂和敌人立即进行决斗,似乎世界革命在当天就可以与这个工厂的罢工直接配合,推翻一切的敌人,不必根据这个工厂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有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估计这次示威如何“成功”
,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死亡,如何成为什么什么的信号,以及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但对示威中被捕的大批干部以及在组织上的许多损失,他们是看不见,也是不愿意看见的。似乎这不算什么,不要紧,明天革命胜利,这些损失马上就可以弥补起来。对于形势的这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常常成为冒险主义的基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没有想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现在有九年了,为什么上海、汉口、天津这些地方还没有变成苏维埃区域?
倘若他们早想到这一点,以九年的艰苦工作来聚积革命所需要的力量,那末,他们也许不会那样浪费革命的力量,而认识到积蓄力量和保存干部的必要了。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就在党内滋长起来,到立三路线时代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四中全会以后虽有改正,但基本上没有转变过来,而这些错误的恶劣影响直到现在党内还是残留着。过去我们揭发与反对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斗争是不够的,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给予党的损害有这样严重。在以前,我们没有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以应有的打击,更说不上致命的打击。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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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把工作和组织弄塌台,但是我们没有拿这些事实来研究,开展斗争,给这些同志以应有的必要的处罚,以教育同志。因此,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就在党内严重地长期存留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教育我们同志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地让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组织起来。虽然我们一些同志和干部在这里可能犯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我们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党,有无数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干部与同志,只要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完全不应该害怕这些错误以至裹足不前,我们要率领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本文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一)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
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二)
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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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三)
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因此要解释我们是真正主张“和平统一”
的,我们的主张同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并宣布他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国的国会,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指出“攘外必先安内”
的方针是破坏和平统一的。南京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是不能集中统一全中国抗日力量的。
(四)
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应要求他们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主要的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一切民主权利,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抗日运动坚持与扩大出去,才能使抗日运动成为有力的运动。对他们的错误决不放弃批评的自由。对蒋方应指出用内战决不能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的争论,应付之全国人民的公决。
(五)
在对付宁粤两方这种冲突时,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前面,袒护一方面的态度。在全国人民前面,我们应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03
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
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种态度最能争取广大抗日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在国民党区域中也便利于我们的活动。
(六)
关于建议“国共合作”
的宣言,下次交通即带上,到时广为翻印,分发南京及各省党政军学商工农各界。
中 央九月一日本文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1年版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一)
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
,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二)
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它被迫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
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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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三)
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西安事变的意义
(一)
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
,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二)
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一)
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
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
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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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①的。
(二)
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
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四、为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共的基本方针是
(一)
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
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
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
,使之澈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
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本文及注释均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排印。
①《六大以来》版此处为“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01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第 四 章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会议)
(一)
芦〔卢〕沟桥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一切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
(二)
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与人心愤激的压迫下,已经开始定下了抗战的决心。整个的国防部署与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芦〔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三)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与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
(四)
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与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13
利的问题。
(五)
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
(六)
今天所发动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澈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
(七)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所以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丧失后最严重的教训。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
(八)
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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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本文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排印。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①(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陈  云
一 入党资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
什么人有资格加入党,是我党经常留心的问题。
征收党员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经常工作之一,所以,什么人有资格加入党,是我党每个同志都应该通晓的。
第一,什么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依照中共党章②第二条,对于什么人有资格可以加入党的规定是:“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党的性质和党员的成分与入党的条件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陈云文选》题解: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二期,一九四三年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
②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13
的,在党的建设中党员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这个问题远在一九○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是第一次引起热烈争论和严重意见分歧的问题,并成为列宁与孟什维克基本分歧之点。
列宁的主张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
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根据列宁的主张,只有真正加入组织,一切服从组织和愿意将自己全部贡献给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为了建立党的组织上的基本原则,列宁曾与马尔托夫进行了斗争,坚决反对马尔托夫所提出的一个人不一定甚至不愿加入到党的任何组织,只要能在组织外同情和赞助党,都可算作共产党员的主张。这种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不仅根本抹煞了党和阶级的界限,而且混淆了党的本质,使党降为职工会或学生会,使党沉没在同情者的大海中,“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
①所以参加党的一定组织,为党积极工作,是每个党员最低限度的义务。
①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6页)。
41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坚持列宁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自己的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致的战斗的党。这一事实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给了全世界共产党一个建设党的根本原则。
而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年来的斗争中之所以能成为英勇奋斗的强大的党,也正因为我党在开始成立时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便对李汉俊的合法主义的孟什维克的观点作了斗争,根据列宁的原则,奠定了党的建设之基础。
在现在我党大量发展党员时,列宁的关于党员的这个原则,更有着重要的意义。要克服我们党内还存在着的个别党员不经党的允许任意离开原来所属的组织,任意离开工作的倾向。
第二,第个入党者必须承认党纲,但这不等于要求精通党纲。
中国共产党现在虽还没有成文地规定自己完整的党纲,但是它却有世界共产党总的纲领(共产国际纲领)
和它自己的最低纲领(如历次大会的政纲和一九三七年的抗战十大纲领)。承认党纲是每个入党者的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要把精通党纲作为入党的条件。因为精通党纲,是要有理论修养的人才行的。如果要求加入党的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必须精通党章党纲之后才能入党,这样不仅会把许多要求入党的革命的优秀分子拒之门外,而且也是否认了党对于党员的教育的责任。
第三,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的。要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13
求加入共产党为党员,必须是承认党纲,并且愿意献身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分子。所以,我党吸收党员,只有依靠经常有系统地在群众中宣传共产主义及党的纲领,并从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中来细心地考察和选择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
二 党员的成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但是,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
第一,首先是加强优秀的工人成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斯大林指出,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因此,有计划地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骨干,这是我党组织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特别是现阶段的我党,加强和扩大工人成分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我党过去在城市职工运动中工作比较薄弱,工人阶级曾经遭遇到空前的摧残,以及抗战以来我各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沦陷,更加使中国工人阶级受着非常的灾难和损害。广大的工人由在业到失业,由集中到分散,这就使党更加加重了吸收工人入党的任务。城市中的党组织必须首先集中注意力吸收工人党员,在乡村中的党组织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由城市转入乡村的工人,吸收农村的雇农和手艺工人入党,以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发挥工人在抗战中的中坚作用,加强工人阶级对广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
但是,也必须指出,共产党并不是“工党”
,而是无产阶级
61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此,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加入党的,而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
第二,党应该注意到贫苦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
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存在着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群众。他们遭受种种压迫和剥削,生活在多重痛苦和压抑下,因而决定他们愿意拥护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帝反封建作坚决的斗争。历史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而在今后革命的进程中,贫苦的农民仍然和必将成为无产阶级最有力的联盟者。因此,大量吸收他们之中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使自己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放在农村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分子的上面。是完全必需的。
同样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特别在今日抗日战争中,都证明他们之中有许多是能够为正确的政治方向而英勇奋斗的。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必要的桥梁。我们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同时,经验还告诉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中间的革命的贫苦的成分入党。这些革命的贫苦的知识分子,是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由于他们贫苦的生活决定他们最易接近党,并且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的下层,思想和生活习惯都与劳苦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是党在知识分子中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13
发展党员的最好的对象。
第三,党应该特别注意到女工和贫苦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农妇和知识分子妇女的成分。
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没有妇女参加革命,革命就不能胜利。现在女党员的数量太少,这首先是由于党内对吸收女党员注意不够。要反对借口于中国社会男女不能接近而放弃共产党员介绍女党员的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首先是女共产党员应该把发展女党员当作重要工作之一。党今日应该强调提出吸收大批革命的妇女——女工、贫苦的农妇和知识分子妇女到党内来。党应该以此作为有计划的经常工作之一,并且注意在学习中工作中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第四,一切党员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工人成分是党的基础,党特别要注意在自己的组织内加强工人的成分。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因此,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
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
三 入党手续,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
第一,一定的手续。
新党员入党时必须经过一定的介绍人(依党章及目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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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工人、雇农一人介绍;小资产阶级出身者二人介绍;脱离其他政党而加入本党者三人介绍)。由党的小组和支部通过,经上级党委的批准。参加过其他政治派别的分子入党,必须经过区党委、中央分局或中央的批准。
第二,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规定。
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问题,应遵照中央的决定,并按具体情况决定之。其原则有四:(一)
长期脱离党,但仍在继续为党工作,党内有人证明者,恢复党籍。
(二)
长期脱离党,自称仍在继续为党工作,但党内无人证明,而今日已具备入党条件者,重新入党,候有证明时,恢复党籍。
(三)
曾经长期参加党的工作,中有相当时间(一两年)
脱离党的工作,未做违反革命利益的事,而现在已经恢复党籍者,则脱离党的工作的这一时期,不算在党龄之内。
(四)
长期脱离党,未做违反革命利益的事,经过相当长期的考察而今日已具备入党条件者,重新入党。
至于政治上变节的分子,则不得重新入党。
四 候补党员
第一,候补期的规定。
候补期的长短是根据新党员的阶级成分而定。目前党中央暂定候补期间如下:工人、雇农不需候补期;贫农、手工业工人一个月;革命学生、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革命军人三个月;其他成分六个月,但在特殊情形下得延长之。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13
第二,候补期的作用,介绍人的责任,以及转党的手续和标准。
凡非工人成分入党者,必须经过一定的候补期限。候补期的作用是教育和考察。党应该按照各地具体情况给候补党员以党的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党员的水平,分配他们一定的工作,在工作中教育他们。
同时,党应该审查候补党员的个人品质,以及历史地多方面地去考察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在党的工作上对党忠诚的程度上,是否具备了入党条件,以作为转党的准备工作。
凡新党员入党都各有其一定的在政治上负责的介绍人。
介绍人对其所介绍的新党员应该对党郑重负责,决不可苟且了事。他们不仅需要精细地留意被介绍者的行动和言论的表现,而且特别应该经常在政治上、工作上积极地耐心地帮助、教育被介绍者;而党也可以以此作为测验该党员对党负责、忠实于党的标准之一。
转党标准。党应该根据在候补期内对于候补人教育和考察的结果,来判断他在思想上对党的了解程度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如何,在工作上是否经常积极,以及在他的一切言论行动中是否忠诚于党,这样细心地去判断他是否符合正式党员的标准。倘认为符合时,则经过转党的手续,由小组、支部通过,上级党委批准。环境允许时,各地党委并得按该地具体情况,举行入党仪式。
转党条件不在于候补期限已满与否,而决定于候补党员对党的认识程度如何。如候补期已满仍不够转党标准,必得延长之,延长期限应等于其原有候补期的期限,必要时可停止
02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其党籍。但是,延长候补期亦不能视同儿戏,例如延长一二十天用以作为党内的处分方法等。
至于青年党员,一般的不征收十六岁以下者入党,十六岁以上者可以开始被介绍为候补党员,至十八岁才能成为正式党员。但已加入党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应保持原状,不能因此开除或停止党籍。
第三,候补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候补党员应执行党所分配的一定的工作,缴纳党费,并得受适当的党的教育——阅读一定的党的文件和受政治的或军事的训练。
候补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在介绍新党员时,可以提出其所介绍的对象,再由支部派人谈话和考察,作正式介绍。在党内工作上,候补党员不得为支部干事或党的小组长。以上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在新建立的支部或全支部绝对大多数都是候补党员时,可以有例外。
候补党员不能参加党的某些会议,并不给予阅读党内秘密文件。
五 共产党员的标准
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怎样才能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呢?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这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23
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他的阶级觉悟,从他的实际革命锻炼中,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中,深切了解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懂得无产阶级的利益及其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洞悉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当前任务和根本目标。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同时,每一党员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
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党是以彻底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职志的政党,因此,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党员的利益同民族的、人民的和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每个党员必须对于民族、对于革命、对于本阶级、对于党,表示无限的忠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
但是在革命工作中,在党的工作中,可能发生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不一致。在这样的时候,每个党员必须依靠他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
2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
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不是一句空话。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懂得这一条,特别是要求每个党员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疑惑动摇地执行这一条。党内有了这样为革命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的党员,才能保证党胜利地完成革命。
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十八年来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以及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的进行。在今后,党仍应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在会议上或稠人广众之前声明拥护并举手赞成党的路线,就算遵守了党的纪律,这是十分不够的。
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
革命力量的增长,共产党威信的提高,使敌探、汉奸、反共分子更加阴险地进行破坏共产党的活动。因此,在党的工作中,不但丝毫没有减轻秘密工作的重要性,相反地,党应该特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23
别加紧自己的秘密工作,提高秘密工作的纪律,与忽视、破坏秘密工作的现象作斗争。党应该指出,在今日的某些地方党部,还竟以为在现在环境下可以忽视秘密工作,这是十分危险的。每个党员应该不忘记许多年来由于疏忽秘密工作而受到牺牲的血的经验教训。为了保持抗战的力量,为了保证革命和党的事业的胜利完成,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并且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任何党内的不对外公开的事件,不准任意向党外宣传;任何对其他党员没有必要说出的秘密事件,不准在其他党员中乱说。一切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必须受到党的纪律的制裁,直到开除党籍。
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
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就算完事,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
实现党的决议时,在工作中不可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共产党员必须有大无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革命是艰苦的长期奋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具有不怕困难、牺牲奋斗的作风。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只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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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这样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第五,群众模范。
党的政治影响越是扩大,党的威信越是提高,则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对于我们党员的要求越多越严。因为是共产党员,是群众所信仰的先进队伍中的一分子,群众就有特别的要求。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
党的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党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应该起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兼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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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地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中,真正以模范党员的姿态,响应这一号召。
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还表现在对于革命利益严肃的立场上面,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始终不变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任何威胁,任何利诱,都不能动摇自己的立场。谁要是放弃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无数的模范党员,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斗争,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百折不挠,在种种威胁利诱下,表示对于党和革命无比忠诚。成千成万的优秀党员及党的领袖,在火线上、刑场上和监狱中,英勇牺牲。他们在全世界和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面前,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至高无上的气节,而他们一生的丰功伟业,更是光辉千古。他们是一切革命者的模范。我们党的党员不但要敬仰他们,而且应该学习他们。
第六,学习。
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绝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
①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1年版,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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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绝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根据目前的环境,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呢?
(一)
我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
(二)
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三)
要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特别是游击战争。在今日,“党员军事化”
已成为全党的战斗口号。
(四)
文化程度低的党员,首先要长期地进行识字和读书读报的工作,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进步。
(五)
尤其重要的是,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的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向群众学习。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和群众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课本。
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的武器,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好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每个批评都必须以诚恳的态度、愉快的态度去接受和了解,以改正自己的错误。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23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或者不愿学习。我们反对那种“自高自大”
、“自称高明”
的倾向,反对那种不愿学习或者对学习没有信心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是难得机会长时期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必须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
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全党应该热烈地响应党的六中全会提出的“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
的口号。
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
本文及注释均按《陈云文选》(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九年)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共二十周年纪念日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
82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二)
我们的党,虽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党,但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
、“英雄主义”
、“无组织的状态”
、“独立主义”
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
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的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与项英反抗中央的机会主义所引起的皖南失败,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不可终日的危险,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确实是存在着的严重危险。上述的这些倾向具体的表现在下列各方面:(1)
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2)
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23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3)
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的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三)
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1)
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
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
、“独立主义”
、“个人主义”
的斗争。
(2)
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3)
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的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4)
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
03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5)
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6)
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本文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1年版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3
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一)
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
23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
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
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
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
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
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
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
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
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3
(四)
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
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
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
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与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
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本文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排印。
43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①(一九四二年一月)
周 恩 来
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沉机观变,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以实现中央给我们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的条件是:一、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
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
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如行政机关、团体、公司、交通经济部门等)
保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
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的教育等)
中体现出来。
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
①《周恩来选集》题解: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会议最后发了言,这是发言中关于西南党组织的任务部分。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3
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
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
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
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
这七点都做到了,我们西南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时机一到,立即可以起来战斗。
本文按《周恩来选集》上卷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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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放区战场①(节录)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朱 德
一 抗战八年
同志们!
我前面说过,我们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将近八年了。
在这八年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
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其发展过程,仍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这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的相持阶段,我方的反攻阶段。这三个阶段还没有走完,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阶段的前夜。
第一阶段,是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武汉失守。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特别是由于我党坚持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由不抵抗主义转变为对日抗战,不得不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某些进步措施。这个时期中曾有相当数量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的抵抗,虽然又有另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遇到敌人不加抵抗即溃退下来。这时期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转变,是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所欢迎、所赞助的。
①《朱德选集》题解:这是朱德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三次出版单行本时曾经作者校阅。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3
可惜,国民党当局这种转变,并没有彻底。我党中央在抗战一开始就指出,如果没有全面的人民战争,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抗战。但国民党当局既然继续保持反人民的制度和立场,因此就不能进行这样的人民战争,这就给了日寇进攻以很大的便宜。日寇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战场上的这种弱点,仅仅在十五个月内就打到了广州、武汉,囊括华北、华中的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当然,日寇是有很多弱点的,这就是它所进行的战争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战争,因而是失道寡助的;就是由于这个帝国主义的先天不足,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都感缺乏;就是它只片面地估计了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的力量,而轻视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意志和抗战力量;就是又由上述这些弱点所形成的它的分散使用兵力与逐步使用兵力的战略部署和指挥。日本侵略者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但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无敌的敌人。
其弱点是应当为我们利用的。
很不幸的,就是日寇这种弱点没有被国民党当局所利用;反之,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个大弱点倒是被日寇所利用了。反人民的政治制度,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就使得国民党手中的几百万兵,在十五个月之内,遭受到很大的牺牲;这种笨拙的战略,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
可是,就在这第一阶段,与敌人的进攻方向相反,我伟大的人民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向着敌后挺进,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就是说:当敌人向我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大批退却的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取得不断胜利,牵制敌人,建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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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并在精神上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在事实上证明了亡国论是错误的,而人民战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同时,也正在事实上证明了速胜论是错误的,由于敌强我弱的诸条件,必然要经过人民战争逐步转移战局,因而抗日战争乃是持久战。
第一阶段的十五个月,使中国内部发生很大变化,日寇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当局看到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很成功地建立了新的战场,收复了广大的失地,从抗日的立场说,本来没有任何理由不表示欢迎的,可是它偏不欢迎,而且非常不满。就在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当局改变了政策,改变到对日寇消极抗战,对内积极反共反人民。在日寇方面,虽然侵占了我国很多地方,但是在华北、华中,出其不意,遇到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对手,许多地方被我收复,好象心脏里插进了一把利刃,所以也改变了政策,改变到对国民党战场停止进攻,对国民党当局诱降,而对八路军、新四军则集中兵力进行“扫荡”。这样,就出现了战略的相持阶段。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是明白的:敌人进攻,国民党败退,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阶段,亦即战略相持阶段。如上所说,这是在武汉失守之后开始的。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一九四三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3
年,竟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在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这部是相持阶段的实际。
解放区的战争,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解放区人民在这个阶段中所进行的战争,其无比的英勇,无比的坚忍,实为中华民族永久增光。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末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特别是在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当局的主要政策错误地由对外移到对内,对抗日战争消极,对反共反人民积极,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而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又是其特出的罪恶行为;如果中国人民不能挡住这股逆流,抵住这种袭击,也就不会有解放区战场及其与敌人的长期相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不能坚持下来。一九四四年日寇向国民党战场新进攻的势如破竹的事实,把这点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而且,假如没有解放区战场的力量,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妥协的企图受到最大的阻力,则必不能克服几次投降危险,而将使抗日战争陷于夭折。很多的事实与经验,以至敌人的许多文件,也把这点毫无疑义地证明了。可是这些情形,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外面还有很多人不了解。
国民党政府在这五年半的长期间中,是有充分的余裕可以力求进步,准备反攻的。但它所做的,不是准备反攻,而是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不是去增强抗战的力量,而是去削弱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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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不是去坚决抗战,而是去“曲线救国”
,勾搭敌人。于是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就经不起考验,不是站不住脚,就是变为伪军。一九四四年日寇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进攻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湖南、广东、广西诸省的大块土地,就在很短的期间沦于敌手,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日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危机。但是正当国民党战场无力招架的时候,解放区战场却渡过了一九四一——四二年的严重困难,向敌人举行了有力的反攻。敌人向国民党战场进攻,而解放区战场则向敌人进攻,这是一九四四年以来的新形势,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的特点,并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前期相区别。
这样,大家看得很明白,国民党当局把应该做的不做,不应该做的做得很努力,这种倒行逆施的结果,使国民党军队愈来愈弱。解放区的情形则与此恰恰相反,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等,愈战愈强,收复了很多失地,渡过最严重的难关,现在转到了新的发展与扩大的阶段。现在抗战的重心,是在解放区战场,而不在国民党战场。
由于中国人民八年的战斗,由于伟大的苏联军队向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进军和法西斯德国即将完全崩溃,由于美英军队在远东的胜利(这里需要指出美国人民有特别的努力)
,由于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后在远东举足轻重的地位,毫无疑义,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现已处在大反攻阶段的前夜了。
怎样来准备和进行大反攻呢?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已在政治上说明了一切。在这里,我只指出:解放区人民的长期英勇战斗及其各种建设,是真正替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造成了可能的基础,是给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做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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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正象上面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掩护了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地阻遏敌势,则全中国形势早已改观。在将来的反攻中,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那里集中了广大的人力(将近百万的正规军、二百余万民兵、近千万自卫军)
,那里保护了和发展了巨大的经济力量(相当大量的粮食生产、公私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经营)
,那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沦陷区的大城市、铁路以及许多海岸在解放区包围中或控制下)
,那里有重要的战略据点(华北山地、平原和华中平原都是便于对敌大反攻的地带,而华北更为进出东北、内蒙的枢纽)
,在那里特别是有着解放区人民在持久战争中已锻炼出的极坚强的战斗意志,而民主政治的实施则提供了便利于大反攻的政治条件。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事业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及其所已获得的伟大成就,如果轻视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的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
以下我就特别来说解放区战场。
二 论解放区战场
解放区战场的创造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这是中国抗战的特点,其中解放区战场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创造起来,并负起独特的作战责任的。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这是中国人民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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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军队的前身即是中国红军。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其创造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时候,即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给它规定了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以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为它的奋斗目标。
“九一八”
以后,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痛心疾首于我神圣国土之被日寇蹂躏,充满了抗日的热情,数年间千方百计,经过无数艰难的流血的斗争和万里长征,以求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伟大的目的。到达陕甘宁边区之后,这支军队对于抗日战争做了切实的准备工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干部的准备,与全国许多友军的联络,这些都做得很好。七七事变发生,我们党中央和这支伟大人民军队的全体将士接到警报,即于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发出呼吁,并要求出发前线,与敌周旋,不久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即出现在抗日的最前线。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我——五师进入晋察冀地区,我一二○师进入晋西北地区,我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一九三八年我军更向东进,一部进入冀鲁豫平原和冀鲁平原,一部进入冀中平原,一部进得更远,到冀东配合了二十万人民的抗日大起义。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继八路军之后开赴前线,进入华中敌后,在长江两岸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同年冬,东江纵队于广州沦陷后在当地起义。一九三九年,琼崖沦陷后,当地人民在我党领导之下组织游击队从事抗战。八路军初出马的时候,即在平型关进行了全国抗战中第一次的对敌歼灭战。
“九一八”
以后,我党即在平津、宁沪、武汉、香港、广州等大城市及广大农村,进行了有系统的抗日运动,赢得了广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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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同情。虽则在国内战争时期,这些工作曾遭受极残酷的摧残和破坏,但无论环境如何困难,我党在许多地方所散布的抗日种子,是深入到人民中间,造成坚固的潜在力量。特别是一九三五年我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曾对于促进抗日战争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华北、华中相继沦陷后,当地党的组织,即协同当地各阶层人民武装起义,转入农村游击,于是使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发展,大批知识青年和劳动人民参加到我军中来。以平津流亡青年为骨干,在山西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决死队。决死队是山西的新军,我们对它曾给以兄弟一样的援助。在冀中,回民同胞组织了回民抗日支队参加八路军。我们对于许多别的抗日武装力量,也作了大力的援助。这些当地的人民武装与八路军、新四军这种人民军队两相结合,形成了坚强的抗日力量。
这样,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瓦解了的华北、华中战局,立即由我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合作,而迅速恢复起来。敌后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了。
这样,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从此在敌后代替了国民党退出之前的单纯防御的地位。
这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丧失的陷入黑暗的广大沦陷地区,逐步经过我们之手,收复过来,变成了光明的广大解放区,这就是华北、华中、华南三大解放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凡是国民党当局丢掉的地方,每个中国人都有把它光复的责任,我们正是这样做了。
这样,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便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造成了使日寇不能全力西进的形势,随后又变成为与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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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的主要战场。
这样,解放区战场就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重要的和决定的战略地位,变成为抗日的重心。反动派企图利用日寇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借刀杀人的无耻阴谋,是彻底破产了。
这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和毛泽东同志出奇制胜的人民战略所造成的结果。
解放区抗战的三个时期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关初战胜利,至一九四○年百团大战为止,这个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初期粉碎了敌寇讨伐队分进合击的“扫荡”
战术。一九三九年以后,又连续粉碎了敌酋山下奉文和桑木师团长所提出的“封锁”
、“分割”
、“扫荡”
三者并用的新战术。这些不断胜利,打开了局面,创造了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八路军由几万人发展到四十万,解放人口近四千万。新四军由一万二千人发展至十万,解放人口一千三百万。这是敌后解放区的创造与开辟时期。
一九四○年秋,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威力,惊醒了敌寇。敌寇改换了统帅,由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又全部改订进攻我军的办法,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并重新规定在一九三九年即已提出的所谓确保华北“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
的侵略任务,以准备太平洋战争,从而集中兵力,对华北解放区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
其“扫荡”
办法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
等。敌寇所到之处,实行彻底烧杀,企图建立“无人区”
,以消灭我军的生存条件。敌寇经常以十万人左右的兵力对一个地区进行反复“扫荡”
,每次连续至三月或四月之久,这是空前严重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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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发生灾荒,军民食树叶草根,更增加了局面的严重性。我军团结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奋斗。这一时期,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我解放区人口缩小至五千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三十万。华中解放区战斗频繁仅次于华北,新四军则维持着发展的局势。经过这个困难时期,我军和解放区受到了锻炼,数量缩小而质量增强。敌寇的“扫荡”
伎俩有限,而我军反“扫荡”
办法则层出不穷。我们在这时期更加亲密地与人民相结合,因而学会了坚持与敌人顽强斗争和战胜强敌的许多本事。八路军、新四军就这样胜利地渡过解放区战场的最困难的阶段。
从一九四二年冬,冀南、冀中、冀东各解放区工作开始恢复,华北各解放区转到新的扩张的时期,也即是开始了解放区抗战的第三个时期。敌寇企图继续其一九四二年的残酷“扫荡”
,我军乃以敌进我进之战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辟解放区,粉碎敌之进攻。这一战略发生了极大效果,使解放区的发展,超过抗战初期的记录。在此期间,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伟大的整风运动和伟大的生产运动。各解放区随即响应进入行动,获得巨大成绩。同一时期,各地再次深入减租减息,更加发展了群众的抗日热潮,三三制联合政府的新民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使各解放区内部更加团结起来;在军事上,主力兵团更坚强,地方兵团日益扩大,民兵之普遍发动,又大大加强了各解放区的军事力量。这一切,把解放区巩固和加强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第一时期初,国民党留在敌后的部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关系还不太坏。武汉失守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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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行,特别是该党颁布所谓限制“异党”
,“异军”
方案后,即积极反共反人民,与日寇共同行动夹击解放区,成为解放区战场的积极破坏者。在第二个时期,敌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由于反人民的结果,经不起敌寇“扫荡”
,一九四一年崩溃于中条山脉,一九四二年又在浙赣间崩溃,一九四三年又在山东崩溃,证明了任何反人民的军队在敌后都站不住脚。一九四一年起,敌后国民党部队,出现了大批投降的潮流。到第三个时期,庞炳勋、孙殿英投敌之后,国民党投敌部队近五十万人,将官投敌者六七十人,扩大了伪军,帮助敌寇加强对解放区之“扫荡”。
光荣的牺牲和伟大的成绩同志们!我在前面已说明了解放区战场的创造及其作战的各个时期。应该知道:在这样持久的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各解放区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是说不尽的,写不完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但我应该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些概括的数字,说明在这种残酷的战斗和牺牲中,中国人民得到了些什么。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七年半(华南抗日纵队缺一九四三年以前的数字)
中,总计对敌大小战斗十一万五千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九十六万余名,俘虏敌伪军计二十八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敌伪军计十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一百三十六万余名。
我军主要缴获:炮类共计一千零二十八门,机枪共计七千七百余挺,步马枪四十三万余枝,攻克碉堡三万四千余座,攻克据点一万一千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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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四年中原战役以前(正如我在这报告的第一部分里所已说到了的)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抗击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即在今天,在侵华日军(“满洲”
的不在内)
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抗击的仍有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占百分之五十六,而所抗击的伪军则完全没有变化。敌寇重兵屯集华北、华中,这个形势就说明了并日益增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战中极艰巨的责任。
这种抗日人民战争的优异战绩,甚至可以从敌寇方面的反映看出来。例如,一九四三年六月敌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五千五百二十四次之多,其兵力达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之众。”
又如,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一九四三年即敌昭和十八年度,综合战果报道说:“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解放区战场的战绩,正是全面的人民战争的战绩,难道还不明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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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解放区人民,其抵抗的极端英勇,其对所受苦难的极端坚忍,其牺牲的极端壮烈,实是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浩大的正气,写下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难道还不明显吗?
中国人民付出了上述的伟大牺牲,获得了下列代价,即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十九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九千五百五十万。
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计九十一万正规军,民兵二百二十万以上。这些数目字,明白指出解放区战场人民战争的伟大发展,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极其明显的对照。
这种解放区的力量,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的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使中国人民有了胜利的展望,有了民主和光明的展望。
解放区抗战的经验若问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既缺乏武器,特别是缺乏新式武器,又无外援,并且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夹击,为什么解放区在极残酷的战争中,竟能日益壮大起来?
毛泽东同志报告中关于“人民战争”
的部分,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我在这里再稍为说一些经验。
总的经验何在呢?
简单的同时又是明确的,就是解放区经过了我们党的领导,依据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方针,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实现了解放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实现了解放区各阶级的大团结,也因此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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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一元化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一切,就没有解放区全面的人民战争,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民战争,也就没有了一切。
在政治上,就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生活的方法,实现了全民总动员和巩固的民族团结,合千百万人之心为一心,同仇敌忾,造成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国民党统治区证明了这一方面。而解放区则证明了另一方面:实行了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作了改善,就必能实行人民战争。
就是这样,把解放区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和民族自信心发扬到最高度,纵使在敌人空前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
政策之下,战斗意志仍然能够坚持下来。
就是这样,把军民团结和官兵团结发扬到最高度,并普遍推行了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运动,不管敌伪的从外进攻及其奸细特务的从内挑拨,这个团结都是打不散、挑不开的。
就是这样,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军队的统一以及政治与军事的统一,而打破了敌伪的“总力战”。
就是这样,能够在极困难条件下,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加强战斗单位,去对付敌之包围袭击,任何组织都能于根据地发生变化时,继续与人民一起,坚持斗争,指导斗争。
就是这样,能够以深入的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和瓦解与争取伪军。尽管日本俘虏很顽固,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好。我们特别感谢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冈野进同志所领导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感谢朝鲜独立同盟,他们在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下工作,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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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帮助。
就是这样,能够有效地以地下工作方法,去争取敌占区有民族意识的广大人民,使敌寇自首自新政策失其效果。
经济是作为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的东西。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首先的和主要的,就是实行减租减息,而另方面,又规定交租交息,这是保证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解放区在经济上坚持抗战的基础。
就是这样,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扬起来,纵使在敌人不断“扫荡”
下面,仍能使生产不致中断。
就是这样,才能发动农民实行劳动互助(组织变工队、换工班等)
,造成各解放区群众生产运动的热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但发展了农业(这是各解放区现阶段的主要的生产部门)
,而且发展了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走向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目标。
就是这样,公营工业和工商合作事业才能够获得人民真正的合作,并因此而有了发展的真正基础。
就是这样,产生了军民的生产合作,并配合了精兵简政、军队生产和节约政策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以支持长期斗争,减少了浪费,使民力有喘息机会,使物力得到积蓄。
就是这样,各解放区就能够努力在经济上相互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的目的。
军事是和政治、经济相关联的东西。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而有了上述的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东西,才有实行这种群众战的可能。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告诉了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53
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八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所实行的战略战术的出发点,由此创造了解放区战场抗日人民战争的全套的战略战术。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这种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
就是这样,能够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夹击敌人。
就是这样,能够对于敌人的包围实行反包围,对于敌人的“扫荡”
实行反“扫荡”
,对于敌人的“蚕食”
实行反“蚕食”
,对于敌人的封锁实行反封锁。
就是这样,能够对敌人力争战略指挥和战役指挥的主动权,力求摆脱被动地位,而反转逼敌处于被动。
就是这样,能够以反复穿插打破敌之“反转电击”
,以分散隐蔽、灵活转移、寻求敌之弱点,打破敌之纵深包围。
就是这样,能够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
就是这样,能够以军民大破坏,打破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和分散之小部队相结合之地雷战,打破敌之梳篦搜索。
就是这样,能够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区,打破敌之合围“扫荡”
,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援助山地,坚持山地游击战以支持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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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能够使主力灵活转移,进行或准备适时之胜利反击,地方军则就地坚持,就地游击,与敌人扭打纠缠,困扰消耗敌人。
就是这样,能够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的斗争方式,成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敌人把“扫荡”
带至我之根据地,我武装工作队把各种抗日斗争的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去动摇敌人之心脏,并创造了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中的所谓犬牙交错的战争,是在八年来解放区战场上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这三者一致的东西造成了各解放区战场,又恰是各解放区战场作战的特点。
所有上述这一切,都是我们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抗日人民战争的经验,都是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及抗日人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离开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就不但不能压碎敌人,并且早就被敌人所压碎了。
……
五 结 束 语
胜利的光芒很快要放射到全世界全中国,中国人民八年来所努力的伟大工程,业已逐渐接近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时期。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方向。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53
的报告总结了八年抗战军事的经验,主要是解放区抗战军事的经验,为的是如何在军事上去完成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完成其所提出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战建国任务。
同志们!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是经过我们无数同志、无数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创造出来的,所有已牺牲的同志们和战士们,将永远不朽。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支人民军队曾作了这样的论断:“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泽东同志这个有力的、英雄式的论断,是真实的,是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深厚力量的。这支代表中国人民力量的军队,这个中国人民力量的精华,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这个力量将永远与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存,将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战胜日寇,战胜一切妨碍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障碍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们党的这次大会,便是要引我们走到这胜利之路。
同志们!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来和全中国人民在一起,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但已锻炼出了一条坚强的政治路线,能够解决中国政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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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且已锻炼出了一条极坚强的军事路线,能够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这条军事路线,正如政治路线一样,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着争取抗战的胜利,我在这大会上特别号召同志们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一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学说一样。所有部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材,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
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胜利万岁!
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万岁!
团结一切友军打败日本侵略者!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万岁!
本文按《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排印。
论统一战线①(节录)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周 恩 来
二 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
谈到经验教训,不能不联系到十年内战时期,甚至大革命
①《周恩来选集》题解: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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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一些错误问题。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使这个统一战线破裂了。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被打败了,不得不退入乡村,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形式的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
以后我们才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所以,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的。但是这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三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
现在先说敌人方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这样,我们要认清敌人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成了复杂的问题。有时候敌人是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大众的。例如大革命失败,南京和武汉的反动势力合作,即所谓“宁汉合作”
的时候,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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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站在他们后面一致地压迫革命。但是这种情形在整个二十多年当中并不很多,许多时候敌人是分开的。
“九一八”
以后就很明显,日本用武力侵占中国,他们就分开了。抗战以后更加明显,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所以帝国主义是有分有合,分开的时间还是长的。从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说,北伐战争反对北洋军阀的时候,南方就有些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军阀到革命阵线里来投机,夺取领导权。
十年内战时候,敌人对红军的进攻也是不一致的。
抗战时期,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翻过来站在抗战方面反对日本,但同时又和日本勾结。这样,敌人有分有合,情况就更复杂了。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常常使我们搞不清楚。蒋介石在大革命初期,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但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很快地就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总之,各阶级代表人物是能变化的。在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方面变动很大,尤其以抗战时期为最。在这二十五年革命奋斗当中,我们所遇到的统一战线的变动是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复杂,因此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思想,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能够随时地认识敌人、分析敌人,能够提出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而各种“左”
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弄不清楚这些,首先在认识和对待敌人这个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53
问题上发生了很多错误。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最明显的是北伐到了武汉,蒋介石在江西杀了陈赞贤,向共产党开了刀以后,一天天地走向反动,很清楚的是要走到敌人方面去,但是那时候我们党内象陈独秀这样的人,还主张继续和蒋介石合作,就没有认识这个转变关头的变动。
“左”
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内战时期,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是我们的朋友,特别在“九一八”
以后,就是中产阶级都可以做朋友,而“左”
倾观点认为他们是敌人,并且是最危险的敌人,竟错到这样的程度。
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比如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但还保有他的反动性。右倾的错误是替他擦粉,把他的反动性抹杀了。在一九三八年第二个武汉时期,说蒋介石集团不是法西斯,不是军阀,这就错了。
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有“左”
倾观点的同志,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比如一九三五年在瓦窑堡会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估计到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部分的大资产阶级,有转向抗战的可能,那时候“左”
倾观点的同志就不相信,不懂得联合他们来推动抗战。
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是那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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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营垒中间的矛盾。
“左”
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但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
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例如刚才说的第一次武汉时期的汪精卫,以前他的确是代表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的,但是到了武汉以后,一天一天地受到大资产阶级影响,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却还认为他是可靠的朋友,相信他,依靠他。
“左”
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例如“九一八”
以前,十九路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江西进攻我们,但是到了“九一八”
以后,民族革命高潮来到了,在福建和我们合作。有“左”
倾观点的同志还把他们当作敌人,反对他们。这些都说明了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
的右的错误。
再说队伍方面。
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
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53
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
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的骨干。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可是人数少,力量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依靠一个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农民是这个队伍的主要力量,象毛泽东同志说的,五个指头占四个。中国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离开了农民就打不好仗。北伐战争时,军队本身也好,军队以外的配合力量也好,最大多数是农民,内战时候更清楚,完全依靠农民。抗战时期还是一样。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
“左”
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恰恰都是不认识农民,忘记了农民。
“左”
倾的错误是不依靠农民,只凭无产阶级打冲锋,结果使自己孤立。右倾的错误是依靠资产阶级,甚至依靠大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期,在武汉时期,认为资产阶级可靠,甚至把唐生智、冯玉祥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当成依靠,而不去依靠农民。第二个武汉时期,抗战初期,有一部分同志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大资产阶级,以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能够打胜仗,把主要的力量农民忘记了。这种依靠法很危险,不仅要打败仗,还会被人家俘虏。第二个武汉时期,由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我们主要的力量在华北,所以没有象第一次大革命时候那样失败,但是危险还是有的。后来,大后方工作存在一个弱点,就是民主运动没有深入到农村。
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还要跟农民结合,假使不跟农民结合,仅仅依靠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使革命取胜。右的观点以为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就可以取胜。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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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的。
“左”
的观点就是连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作用。
这也是不对的。大革命失败前后,曾经只依靠工人和城市的知识分子。譬如广州起义,只把城市工人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教导团动员起来,发动起义,没有依靠农民,也没有打算退到农村中去,所以广州起义失败了。上海起义也是如此,想依靠城市的工人和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在敌人力量最强的上海硬坚持,结果失败。现在我们又到了要进大城市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现在的主力军是在农村。做沦陷区城市工作的同志应该认识,要与农村配合才能进退自如,工农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有力量。
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队伍里面,还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叫他中间力量。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争取他,联合他,至少可以使他中立,但是不能依靠他。右的观点忘了农民,忘了工农群众,去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是错误的。
“左”
的观点否定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也是错误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
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
当时有两种武装力量。
一种是我们党的武装力量,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63
有叶挺的二十四师等,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同时还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武装,从广东到武汉,特别是湖南的工农群众有了武装,这是我们的力量。另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
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
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那时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连外国的同志也好,大家都仰望他。当冯玉祥从潼关打到郑州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就坐专车去接他,我党也派张国焘接他去了。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当然还有土地革命问题,不过武装是一个中心问题,这在当时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二个武汉时期,以为国民党军队不改造也可以同他很好地合作,这同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这样大、这样复杂的队伍,如果不搞清楚,就会发生“左”
的右的错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析了这个队伍,把这个队伍里面的人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或者反动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根据这三种力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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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
右的观点就不是这样。
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
不分左中右,结果左派就要跑到中间,最后跟右派跑了。第二个武汉时期重复了这个错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主张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抗日与不抗日之分,抗日与亲日之分,除了亲日派以外,剩下的就是铁板一块,都是坚决抗日的。
这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
所以第二个武汉时期,就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
“左”
的观点是只相信无产阶级,只相信无产阶级先锋队,脱离一切群众,自己队伍里的人不去联合。
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管是“左”
的错误或右的错误,都是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左中右的分析,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结果孤立了自己。这是我们对统一战线队伍的分析,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犯错误。
但是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这样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以外,有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候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参加,就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余的阶级都同他有区别。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也都同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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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有区别。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所以不主张区别是不对的。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
,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假如不区别,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块,一定受人家的影响。
“左”
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急于搞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时期就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使一切人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懂得应该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右的不区别,“左”
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
右的错误是受了大资产阶级的影响。
因为和他合作,就容易受他的影响。他们的态度好一点,请我们作客,吃茶吃饭,就不去区别了,就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主张当作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右的错误,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左”
的呢?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这在我们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也这样指出了。同时,因为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受了大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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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压迫的时候,容易受小资产阶级直接的影响,容易有“左”
倾情绪。这些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错误。
再说领导权的问题。
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彭述之,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
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争领导权的思想完全相反。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但是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所以在统一战线当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因为一个队伍有两个司令官,就要打架,两个中间总要下去一个。在大革命初期,国共两党曾经联合成一个队伍,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分了家,成了两个队伍。一直到现在还是两个队伍。一个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发展到今天有了解放区,有了人民的武装。另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十八年来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统治。这两个队伍在那里斗争,双方争取的对象就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人说我们只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我们还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双方进行争取和领导的方法是不同的。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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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搞得最好,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很好。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有所不同,就象和友军的关系一样。大革命初期、中期就是这样的方法。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当然,在另一种条件下,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不但实质上可以领导,而且形式上也可以领导。如在解放区,自由资产阶级就可能在形式上也受我们的领导,但他的独立性还是要保持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时是不是可以受我们领导一下呢?
从历史的经验看,一时的或一个问题上的领导也是可能的。
一般地说,当他们的力量小的时候可以受我们领导。譬如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就不愿受我们的领导了,但他没有力量北伐,就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这时还受我们领导,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他表面上受你领导,实际上他准备和你分裂。又如那一天朱德同志报告中讲的,当华北敌人九路围攻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就要我们朱总司令领导。但那是一时的,一旦他和他的后方打通,就要跑掉,反而来打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惕。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但是如何抗战,他要按他的办法,不愿意照我们的办法,不受我们的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仅在不得已时、在某一个问题上能受我们领导,他们一旦有了力量,有了外援,就会立刻和我们分裂。所以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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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
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
“左”
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最厉害。可以说“左”
倾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权。
右倾观点是不要领导权。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就是不要领导权,认为只要说一句风凉话,所谓天然领导权就够了,实际上他觉得既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顶多是抬轿子的,顶多搞一些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在农民问题上,陈独秀连减租减息都不赞成,更谈不到解决土地问题了。那时贴了很多标语,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个是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的口号也有很多。但口号是口号,而实际上是放弃领导权,认为领导权是天然的,用不着争。所以在政策上就不发展工农武装,不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虽然那时候湖南、江西、湖北等省,还有一些县政权是归武汉政府的,但是陈独秀压制工农斗争,一切都退让,退让的结果使大革命失败了。这是第一个武汉时期的错误。
第二个武汉时期的错误也是不懂得这个领导权问题。那时有一种解释,说只要抗战就是统一,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是统一的政府,蒋介石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已经开始民主化,人民已经得到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很好,很民主,很统一,也就是承认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在政策上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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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但当时党中央是很强调民主改革、改善民生这两点的。武汉时期放弃领导权,还表现在不重视敌后的发展,不主张建立敌后政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假若这个统一战线是我们领导的,当然很好。但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承认我们的领导。他所承认的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领导的队伍统一到他的军令、政令里去。所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军令、政令。那时提出了七个统一,就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不是都统一于国民党的军令吗?还不是都统一给他吗?又如提出晋察冀边区也必须经过国民党批准才能成立。这还不是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吗?
这样退让政策的结果,在武汉被解散了三个群众团体,后来在华中弄出来一个皖南事变。这就是没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时刻提防人家反对我们,不是把国民党的主张提高到我们的主张上来,而是把我们的主张降低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就是争取领导权上犯的右倾错误。
“左”
倾机会主义也在领导权问题上翻了很多跟头。简单说来,就是他们不懂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为已经越过俄国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的阶段,急于转变,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政策“左”
了,不仅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脱离了工农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抗战时期的某些“左”
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弄不清楚,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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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
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
、“空军司令”。
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
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以上是从历史经验检讨中得出来的全面认识。我自己在三个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当然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假使今后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那一点上还存在着不自觉或盲目性,那一点上就会犯错误。我个人是如此,对我们全党同志也是如此。
本文按《周恩来选集》上卷排印。
论  党①(节录)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
刘 少 奇
二 关于党章的总纲
我们现在制订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前面。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这也是党章的组成部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因此,凡是党员,都必须承认这个总纲,并以这个总纲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准则。我们党有了这个总纲,将更加促进
①《刘少奇选集》题解: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一九五○年一月经作者改名为《论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九部分。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63
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这个总纲,是概括我们党二十四年斗争的经验,并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好的经验,也即是概括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制订的。它用简要的文字,说明了我们党的性质与理论;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以及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基本方针和我们党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还说到了在我们党内不能容许机会主义存在;说到了党内的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等。所有这些,在党章的总纲内都已提到。我只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一些解释。
第一,关于我们党的性质问题在党章的总纲上首先就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我们党的这种性质是不是还有疑问呢?我以为没有疑问了。
还在我们党成立以前,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在其优秀人物的领导之下,就进行了八十年的、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的革命斗争,直到一九二一年,由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与国内条件(愈来愈凶的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的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与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兴起)
,使中国的革命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第一批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因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从它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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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因而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到现在,它已经过了二十四年艰苦、曲折而极端复杂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它不只是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局面,而且积蓄了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这就是说,我们党从来就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政党。
虽然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份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我们党今天的这种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党内反映了大量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思想,也时常经过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传达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政治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来源。然而,这种情形还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由以下一些条件来决定的:(一)
我们党是在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接受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最优良的传统,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以前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并与中国工人运动有不断的联系;(二)
党是一贯地遵循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及其所制订的政治路线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73
与组织路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违反这个路线的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其无限威信,和大批久经锻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其中并有许多是直接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干部,足以担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事业;(三)
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纲领与政策,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并以这种纲领和政策独立地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实现了无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革命的领导权,并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四)
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纲党章,并成为党的一个组织内的工作者,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是一直保持着与加强着的,党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异已分子及不可救药、不可改造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五)
二十余年的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对于我们党的锻炼,几十万党员长期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职业,转入革命的军事集体生活与生死斗争中,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与锻炼,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与集体的意志,加强了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他们懂得在敌人面前形成全党利害的一致,而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集中领导,并使动摇分子在严重的革命斗争中从党内不断地自然淘汰出去;(六)
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经过这样产生、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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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
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论它是怎样大量地反映在党内,但它在党内是不合法的,并在党的教育和整风中被不断纠正,在严重的实践斗争中被不断证明它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因而使它不断破产。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亦如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份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在那些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然而它们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不能执行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的任务。
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到我们党内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无产阶级要从小资产阶级中不断补充自己的队伍,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是过渡的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是要分化的,除开极少数的分子走向资产阶级外,一般地要走向破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当它们还是作为过渡阶级而存在时,它们在政治上可以跟自由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无产阶级走,它们在思想上可以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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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可以大量地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是能够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经验证明:在他们接受我们党的条件加入我党以后,极大多数都能认真学习,接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党的纪律,参加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因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使他们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并有许多人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他们的性命。然而,也还有极少数的人,在他们入党以后,不能认真地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观点与作风,有时甚至顽强地对抗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作风,企图按照他们小资产阶级的面貌和兴趣来改造我们党和建立我们党内的生活,这就不独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且要在党内引起各种错误与分歧。这也是被党的历史经验所多次证明了的。
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他们必须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自己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工作,对于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来说,当其还不完全自觉时,并且是一种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
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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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有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和我们党内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之众多,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我们党以前还是处在幼稚的缺少经验的时期,此外,还由于我们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这种情形,就给了党内没有经过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可能:利用许多党员思想上的盲目性及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来宣传实质上的机会主义。这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取了某些时期的暂时优势的原因。
当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居优势时,他们不只是在政治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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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党内某些同志的自由主义路线。这些同志企图使我们党变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党,反对与废弃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肃性,破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铁的纪律,集体地无分别地接收党员,听任各种错误思想在党内发展而不加以纠正,对党的敌人及暗害分子丧失警戒,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拥护党内的散漫性和小团体倾向及自发性等。很明白,这将影响我们党不能完成任何事业,并将瓦解我们的党。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某些同志无视中国的特点,机械地搬运外国党的建设的经验,并把它当作教条而加以绝对化;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
,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内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一旦这种虚伪形式被揭破,就要产生党内极端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
这两种偏向,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与急性病在组织问题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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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上述两种偏向外,还有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与盲目性,他们不知道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而只是单纯地着重从组织上建党,因而使党的建设流于形式主义。他们喜爱与奖励那些只知盲目服从的所谓“老实人”
,而惧怕与责备那些有思想、有能力但不盲目服从的人。
他们只是琐碎地从生活上去注意人家的小节,而不注意一件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启发与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从而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更不了解为了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启发与提高高级干部与中级干部的觉悟。
他们只是注意党内的工农成份,而惧怕有能力的知识分子。
他们忙于所谓组织上的“领导”
,忙于开会,忙于奔跑,忙于各种琐事,但是不用思想,不能将组织上的领导提到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水平上来,而是党的组织工作脱离党的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
这就是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
很明白,照这种做法,也同样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并可能被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利用。
我们党对于上述各种错误路线,不断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加以克服,而一致地拥护与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和上述各种错误路线相反,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他为我们党制订了详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在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着重提出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加以纠正。毛泽东同志还采取了整风这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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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教育方法,去改造一切反映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组织方法与千篇一律的滥调)。他把我们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他把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同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党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密切联系着。毛泽东同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论新阶段》的下半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央关于继续整风运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以及其他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建党路线的集中表现,就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我们党的特点而提出来的正确的建党路线。我们党实行了这条路线,因而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的建党路线,因而使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成功。
很明白,如果我们党采取了上述错误的建党路线,即使我们党内的工人成份再多些,也不能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
而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份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我们党的主要部分之所以长期处在农村中,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最广大的农民作为目前革命中的主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受压迫,长时期内无法自由进行革命活动,乃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组织自己广大的农村同盟军,以便在适当时机配合这个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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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城市。这就是我们党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的实际意义。在现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只有当我们党是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党才是代表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执行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时期的任务。如果我们党没有这样做,那我们党就决不能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因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
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们的党,要长期在农村中用最大力量来组织与领导这个农民革命,乃是必然的道理。
党章的总纲指出了我们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
当然,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
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我们党现在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也就不能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才是中国民族的主体,只有他们的利益,才构成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目前为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代表全体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也同样是代表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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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即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这些都非常清楚。
现在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我想,我们的大会以至全党是会热烈拥护这种确定的。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用及其与人民联系的缺乏和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他们的代表者,纵也能提出一种革命的纲领和一定的民主思想(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
,却不能形成一种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更说不上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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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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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
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也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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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
,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
——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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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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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
在闭塞头脑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被克服之后,还须继续努力去克服经验主义的阻碍,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
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在党章的总纲上,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现在具有近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则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了。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指明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复杂性等等。
由于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又由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人民大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和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在这个革命中,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83
级,但还有别的阶级可以参加革命,还有其国内外的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过去在党内曾经是混淆不清、发生过许多争论的,但现在已是非常清楚而确定的了。
此外,在党章的总纲上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其他许多特点,如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斗争的复杂性,在一定时期内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所有这些,今天也已经是很清楚了。
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问题,过去在党内争论是最多的,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差不多都对于这些问题有过错误的了解,毛泽东思想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备的发展。因此,这些特点,必须在党章的总纲上加以肯定的说明。每个党员彻底了解这些特点,乃是必要的。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最好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
我们党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是经过了光荣的特殊的历史道路的,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认识与利用中国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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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大众力争解放的基础上,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大众的一切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三次伟大革命战争中,即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三次革命战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中国广大的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对敌,又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反动性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与中国广大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历史,乃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又与它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建设伟大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上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建设中国近代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根据地上试验成功,借以教育我们党与全国人民的历史。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83
最后,中国共产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反对党内无视或者误解中国革命这些特点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与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历史。
这些,就是我们党已经走过的具体的历史道路。
我们党的这种历史道路,最好地说明了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这个革命中的决定的作用。
我们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特点所早已阐明的历史道路。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同志在某几个历史时期,不能在形式上、组织上决定全党的行动,然而也正在这种时期,就愈加明白表示: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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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所以我们在党章的总纲上特别强调地说到了这些特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胜利时,这些特点,是会继续存在的。因此,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经常记住这些特点,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否则,过去的许多错误还是会要重复的。比如,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在目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因而在政策上犯了偏右的或者偏左的各种错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因而在工作中犯了过分的集中与不适当的正规化,以及工作中的简单化、一般化、缺乏灵活性等错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在精神上没有充分的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因而犯了各种形式的急性病,或在困难时悲观颓丧。由于不了解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重视军队工作,不学习军事知识的错误。由于不了解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适当地在农村环境中强调城市观点和不重视农村工作的错误。又由于不了解在某种时期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因而又可能犯忽视城市工作、拘守农村的保守主义错误。由于不了解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而采取盲动冒险及命令主义的办法等。如果我们同志只就一般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特点,那还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在一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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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时,都能具体地照顾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所以这些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至少是目前阶段中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
第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恳切的词句指示我们,要根据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帜。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他要我们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要我们同志明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
,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
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
所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领会和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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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
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而如果没有这种领导,就将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否则,先锋队是完全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
在一些什么重要情形下,先锋队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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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先锋队的应有职责,不能在一切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在有错误时及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尾巴主义、自流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公开的自发论,公开主张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理论”
,公开主张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
,是还没有的。但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就是一种尾巴主义,它们远远落在当时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后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众并鼓励人民群众前进的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因而脱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受到损失或失败。
此外。
还有些同志在各种工作中有尾巴主义这类性质的错误。比如,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把党看作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把党看作是军队的、政府党团的或职工会的附属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塌,老一套,安于现状,任其自流,丧失上进心,而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情况,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率领群众力求前进,违反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见,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失去先锋队的作用。有时又迁就群众中错误的意见,而跟随在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后面跑,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有远见的领导。这种倾向,是要使我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
其次,就是先锋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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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民群众,不设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或者提出了过高的口号、过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当时情况所不能允许的与群众所不能接受的过高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他们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积极,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地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们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与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其工作。其中最恶劣的作法,就是他们每到一地,就去找那里的错误、缺点和坏典型,加以批评、斗争和处罚,以此去吓唬人民和干部,去推进工作;而不去找那里的优点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补充和系统化,奖励那里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传布好的经验,以鼓励党员和人民前进,同时即可以克服那里的错误、缺点。他们到处打击人,简单地用命令解决一切,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吸收群众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而强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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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照他们的办法行动。这种倾向,是要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并会引起群众对于他们、以至对于党发生怨恨。
除开上述两种倾向外,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中发生了。这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军队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军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势力,甚至把军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军队工作中。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上,用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办法来统率自己的士兵与部下,而不依靠士兵与部下的自觉与自动。
其次,表现在军民关系上,不注意严整部属的群众纪律,不热爱人民,而强迫、打骂人民群众,使军队脱离人民群众。再其次,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在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上,企图照军阀那样把军队摆在政府之上,企图以军治政。很明白,这种倾向,与人民军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之所以在我们党内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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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及脱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分,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形成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以至在我们党章的总纲上也提到了它们。将来革命愈扩展,工作愈繁重,我们内部的这些倾向也愈有可能生长。因此,我们应经常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经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清除上述各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分不开的。虽然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间,可能发生某些部分的暂时的不调和现象,但不能设想,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路线却是不正确;反之,组织路线正确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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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路线却是不正确。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为了贯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强调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
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因此,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党员,以及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一切人员,只要是忠于职务并多少著有成绩的,也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否,也不管他们担负的是重要的领导职务,或是普通的战斗员和炊事员、饲养员等职务,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直接或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们都是平等的、光荣的。我们要在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中,提高自觉性,使我们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都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害了人
693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民,引起人民的损失。凡属是我们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都应该是正确的,这样才于人民有利;如不正确,即要损害人民的利益,那就要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迅速求得改正。就是说,我们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们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轻率态度,而应采取严肃的负责的态度。
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即是说,我们党员接受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命令去进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的,但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的责任。要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做。
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错误时,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要弄清是非,不应马虎敷衍。否则,就是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党的统一是必须保持的,因为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与纪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93
律,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借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与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纠正。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帮助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纠正任何缺点与错误。因为任何缺点与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们党员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及对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
马克思早就说过: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①。国际歌上说: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由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并且举出自己的先锋队,在先锋队的指导下,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去斗争,自己去争取。然后群众才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和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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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觉地去获得斗争的果实,并保持与巩固这种果实。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否则,人民的敌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减租减息、变工队、合作社这样有关人民直接利益的事,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即使有什么人“恩赐”
了减租减息,代替群众把变工队、合作社组织起来,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
,变工队、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东西。
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但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因为只有做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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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迫切需要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与向导,因为这样的引导者和向导,是人民群众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民群众并不需要代替他们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
,因为这种脱离群众的“英雄好汉”
不能完成任何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们要很好地为群众服务,要去启发群众的自觉,要去指导群众的行动,那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有预见,对于各种问题必须有预先的计算。就是说,必须是先觉者。只有先觉者,才能觉后觉。我们同志除开完全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还必须是十分有经验和十分机警,才能很好地去启发群众自觉和指导群众行动,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向敌人学习,也可以增加知识。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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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教育群众。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脑子中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经验与外国经验中搬运一套东西,来启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无用的。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
“平常的人有时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
“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
为要做到这一步,只有“当领导者和群众保持极密切的联系,领导者和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和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

这是斯大林告诫苏联共产党人的话。这是一条普遍真
①参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7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04
理。
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职责,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而为要使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否则,任何一件领导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这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有些同志只把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看成是群众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群众工作,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
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
我们党内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党的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
因为军队本身,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军队又只是为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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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服务的。
自然,各种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会、农会的工作方式,和党的、军队的工作方式,应该有所区别。但各种工作,都是群众工作。
自然,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我们同志应从各种工作的岗位上,直接地去为部分的、具体的人民服务(如为一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个机关的职员、一个部队的士兵服务,以至只为几个人服务等)
,而汇合于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共同目标上。因此,我们同志必须正确理解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直接进行部分工作与为部分人民服务,间接推进与加强整个革命工作与为全体人民服务。我们同志必须同时具有部分观点与全局观点,只照顾部分不照顾全体,是不对的,只照顾全体不照顾部分,也是不对的。应使部分与全体统一起来。在人民群众部分的暂时的利益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使部分的暂时的利益服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这就是说,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
否则,就可能自觉与不自觉地只站在部分人民的暂时的利益上,反对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而从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上脱离人民群众。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04
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启发那些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绝对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是为了要经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的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还未自觉,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并要善于等待他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领少数积极分子前进,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就要失败。
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就全国范围来说,所谓照顾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我们的群众观点与农村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看不见中国的农民,如果不着眼于中国农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识分子外)
也很低,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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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的。
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工作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和经验,使群众理解了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与自信。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的教育启发作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自觉与自信,也是这样。至于领导方面在突破一点的过程中取得具体经验,以加强自己的一般号召,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对于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经验来做一般号召的内容,群众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要照顾全体,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
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这当然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关于总纲的解释,就是这样。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04
五 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
、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
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中,仅有三个党员在一起,这还不是党的组织,还必须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三个党员中必须有一个是组长,其余两个是组员,即是在各种活动中有一个领导者,两个被领导者,才能成为党的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就产生出新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
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
604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
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如是就使自己的领导脱离党内的民主,脱离党员群众,并把此种状态名之曰“集中”。
他们认为自己的领导上的权力,无须由党员群众授予,而是可以自己攫取的。他们的领导地位,也无须经过选举,无须取得党员和下级组织的信任,而是可以自封的。他们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也无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经过群众去决定,而是可以独断的。他们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他们是站在党的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不是站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服从党,受党的支配。他们对于上级,则利用党内的民主制向上级闹独立性,对于下级和党员,则利用党内的集中制来压制下级和党员的民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04
主权利。
他们既不民主(对下级)
,又不集中(对上级)。
多数通过的决议和党的纪律,别人都得服从与遵守,但他们领导人自己觉得是可以不服从不遵守的。所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些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他们都不遵守。他们认为党的法规和决议,是为那些普通人写的,而不是为他们这些特殊的领导人写的。这是党内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与我们党的集中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偏向,在我们党的组织中是存在着的,应该完全肃清它。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如是他们就使自己的行动脱离党的集中领导,脱离党的整体。
他们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在党内任意地自由地行动。他们不严格地遵守党纪,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传播各种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言论,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在党内播弄是非,或者在党内实行无限制的空谈与争论,不顾环境的严重与紧急情况,甚至利用党员群众一时在思想上没有准备的盲目状态,来表决自己的要求,利用“多数”
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企图等。这些就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与我们党的民主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思想的危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804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些现象的发生。
现在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
从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情形是有了一些变化,不独中国解放区的民主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就是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整风运动中,在检查工作的运动中,党内的民主已有极大的发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的深入的自由的检讨,是党内民主的切实发挥,因而充分地准备了我们这次大会。然而,就全党来说,就各个地方来说,党内民主生活至今还是不足的,还应该继续发展。因此,党章上有许多扩大党内民主的规定。
目前我们党虽然是处在战争中,但我们的战争,是一种长期战争,在我们的技术条件和敌军的情况没有改变以前,基本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04
上还是一种游击战争。因此,凡在游击战争中可以进行的会议和选举,都必须进行,不应借口战争环境,不必要地缩小党内民主。
在解放区,在一切可以召集大会进行选举的地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党员大会,必须依照党章的规定来召集,并由大会来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党章规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除大会主席团有权提出候选人名单外,必须保证各代表团及所有代表都有权提出候选人,并保证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
候选人名单,须经过充分的讨论。选举时须按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
党章规定:各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即是说每二年改选党的各级地方领导机关一次,那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再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来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乃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在过去是召集各种大小干部会议来检讨与决定工作问题,而无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在今后则应召集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选举只能每二年进行一次,过多的选举,没有必要,并将妨害工作,因此,除代表大会外还须召集代表会议来检讨与布置工作。这种代表会议,每年可按各地工作需要召集一次至二次,其代表即由下级党的委员会选派。它有权撤换与补选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但它的决议和撤换与补选的委员,须经过各该委员会批准,因它比过去的干部会虽有较大的权力,但它还是各该级委县会的下级机关。
省或边区、地方、县、区的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可以轮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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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比如,今年召集省或边区、县的代表大会,地方与区则召集代表会议;明年召集地方与区的代表大会,省或边区与县,则召集代表会议。
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较过去扩大,应将各方面负责的与人民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干部包括在内。党章规定:在委员会中再组织常委,进行日常工作。在常委委员中,亦须包括各方面负责的干部,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经常的总的领导核心。在各级委员会中,除有一个正书记外,可以按工作需要再设一个至两个副书记,以便没有缺陷地照顾全般工作。各级党的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党内的组织工作只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应由党委的组织部门去作专门的管理。因此,凡是各级委员会比较带普遍性的工作决定和工作计划,应召集全体会议来集体讨论和决定。集体决定之后,就应分途去执行。
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着重地说到了自我批评,他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要启发党员和干部对党的政策与工作的积极负责精神,要使他们考虑问题,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为此,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党员和干部中以身作则,必须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万不可在遇到别人批评时,即冲动暴躁,或采取压制打击等办法。只有如此,党内民主才可顺利发扬,否则,即使按期召集各种大会和会议,仍然可能是死气沉沉的、人云亦云的、照例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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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举手的、没有生气、没有民主的大会与会议。我们有许多同志,甚至有些负责人,至今还不能很好地领导开会,使会议开好,因此,有许多会议是失败的,或是开得不好的,有时甚至变为党员和群众的严重负担。可见单是多开会,还不是民主,还必须把会开好,必须发扬民主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此,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的指示。
经验证明: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相反,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肯或惧怕批评自己的缺点与揭露自己的错误,企图掩盖与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在别人批评后不表示感谢别人,不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
,而是面红耳赤,反口相讥,或寻隙报复,那末,那里的党员和人民中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开展,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内部团结就不能达到,缺点不能克服,工作不能进步,负责人的威信也就会丧失。
因此,开展与扩大党内民主,各地党的负责人所负责任是非常之大的。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报告中,不只应该说到当前的情况和工作的成绩,而且应该说到缺点和弱点以及工作中的错误,请求自己的选举人和下级组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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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见和批评。经验证明:许多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与缺点,其责任并不能由下级组织及党员与干部来担负,而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来担负。因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造成,许多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没有及时地提出任务、指示政策,或者虽然提出了任务,指示了政策,但是没有系统地彻底地解决问题,或者提出的任务,指示的政策本身就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责备下级组织和党员与干部,把责任向下面推卸的现象,是很不好的,是最能使下级丧失信心和积极性的。当然,下级党委,被领导的党员与干部,如果有错误、缺点,也应一样有自我批评精神。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为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
要在党内放手实行高度的民主,决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中制,相反,要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高度的集中。要使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对立起来。只有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达到领导上的高度集中;只有在以民主为基础的高度集中领导之下,才能实行高度的民主。认为实行高度的民主就要削弱领导上的集中,是错误的。因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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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党内民主,必须保证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
的方向进行,不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不能被暗害分子、反党分子和党内的分裂主义者与投机家、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党的或地方范围的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之彻底检讨与辩论,必须是有领导的,必须是在时间上允许即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并须有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下级组织有过半数以上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也可以进行这种检讨。
党内的民主应该扩大,但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党章规定的这些原则,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有些同志在执行这些原则时,是提出条件的,他们或者以同意决议、指示的正确性作为服从的条件,或者以人事上的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以及某些历史的恩怨与山头亲疏等关系,来作为服从的条件。应该说: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不应该有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当他处在少数地位时,仍然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组织原则,他才是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原则性的党员,才能表示他是顾大局的,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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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
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
由于我们现在还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各个地区的内外情况,常有极大的悬殊,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
的政策。采取过分集中经营的政策与平均主义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分散经营(即各个地区独立地进行工作和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是闹独立性)
,不是脱离集中领导,而必须有领导上的集中。在这里,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与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误,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实行,以至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正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
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
关于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上级的决议、指示,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这叫闹独立性。
不管他用什么话来敷衍搪塞,这总是闹独立性,这是要不得的。第二,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研究决议、指示,又不研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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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是一种盲目性。这不是在认真地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而是在盲目地执行,这也是要不得的。
第三,既研究决议、指示,又研究情况,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就向上级提出,详尽地报告为什么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决议、指示。这叫做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决议、指示。只有这第三种态度,才是正确的。共产党员的这种创造性与自动性,我们不独不反对,而且应该大大提倡。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
领导机关的决议、指示,应该允许下级和党员提出意见,提出怀疑,提出修改。如果是决议、指示真有缺点和错误,应该接受下级意见加以修正,如果是下级的意见不对,也应很好解释,把思想弄通,而决不可对下级加以错误的打击。对任何指示、决议,在请求修改后,上级仍然决定要执行者,均必须执行,不可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抗上级的决定。
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与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中央与上级组织的决议和政策,必须在各地宣传,而与这些决议和政策相反的一切思想,则不应宣传。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得宣传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某些地方党的组织的执行情形并不是很好的。有些报纸,对中央决议与政策宣传不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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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过抵触中央决议与政策的文字发生。为此,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加以检查和改正。
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布意见和决定以前,各地方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这也是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我们全党只能有一个方针、一条路线,而不能有几个方针、几条路线。对于全国性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态度、一种意见,而不应有几种态度、几种意见。凡是应该和必须由中央决定与发布的问题,各地方党的组织,不要越俎代庖,抢在中央之先来发布意见。凡关于全国性的问题,一切党的负责人,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在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前,均不得发布意见。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在当地党的委员会内加以讨论,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但是对内对外发布中央尚未发布的意见,或通电各地党委宣传这种意见,则不能允许。因为这种意见与决定如与中央意见和决定相抵触,则在党内,在人民中,在敌人面前,均将留下极不好的影响。在没有或缺少无线电的时期,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在无线电已经畅通的情形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抗战期间,中央曾经几次指示了这个问题。
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党章规定:在不抵触中央与上级决定的条件下,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在这里,上级组织的过分干涉,代替下级决定问题,也是应该避免的。上级组织向下级提议,帮助下级正确地解决问题,是必需的,但决定之权,应给下级组织。
我们党在许多地区,现在还是处于地下状态。在这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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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的党的组织,必须采取特别的形式去进行工作。因此党章规定党在公开状态之下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秘密状态之下的党的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这个规定,是必要的,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原则,全党都必须执行,但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应该依照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本文按《刘少奇选集》上卷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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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全国同胞们!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
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
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扑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四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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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执行波茨顿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中国的吉斯林们,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中国吉斯林们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重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一)
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
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
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
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
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
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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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澈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同胞们!
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本文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1年版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一)
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人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十二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热察两省将更早撤退)
,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二)
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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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冀察晋(除冀东外)
及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之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份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将来红军撤退时完全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
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迟阻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内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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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中  央本文内容按《刘少奇选集》上卷《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解决着土地问题。有些地方,运动的结果,甚至实现了“平分土地”
,所有的人(地主在内)
都得了三亩土地。
另一方面,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逃跑到城市中,则大骂解放区的群众运动,有些中间人士,则发生怀疑,党内亦有少数人感觉群众运动过火。
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
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前面,不要害怕普遍的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而地主则丧失了土地,不要害怕消灭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24
叫骂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观点,应当给以教育。
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依据下列各项原则,给当前的群众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一)
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二)
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和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
(三)
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如在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得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应着重减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如果打击富农太重,即将影响中农发生动摇,并将影响解放区的生产。
(四)
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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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一般的应采取调解仲裁方式,一方面说服他们不应该拒绝群众的合理要求,自动采取开明态度;另方面,应教育农民念及这些人抗日有功,或是抗属,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
(五)
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
(六)
集中注意于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但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土地,即给他们饭吃。对于汉奸、豪绅、恶霸所利用的走狗之属于中农、贫农及贫苦出身者,应采取争取分化政策,促其坦白反悔,不要侵犯其土地;在其坦白反悔后,并须给以应得利益。
(七)
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阶级的办法,同样的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我们对待封建地主阶级与对待工商业资产阶级是有原则区别的。有些地方将农村中清算封建地主的办法,错误的运用到城市中来清算工厂商店,应立即停止,否则,即将引起重大恶果。
(八)
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为当地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处死,应当赞成群众要求,经过法庭审判,正式判处死刑者外,一般的应施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也不要多捉人,以减少反动方面的借口,不使群众陷于孤立。反奸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24
清算是必需的,但不要牵连太广,引起群众恐慌,给反动派以进攻的借口。
(九)
对一切可以教育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与工作机会。对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们赞成我们的民主纲领,不管他们还有多少毛病,或对于目前的土地改革表示怀疑与不满,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以巩固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对于逃亡地主及其他人等,应让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即使其中有些分子,其回家目的在于扰乱解放区,亦以让其回家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为有利。如此,可以减少城市中反对群众的力量。
(十)
各地群众尚未发动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者,应迅速发动解决,务必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获得解决,不要拖到明年。但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
(十一)
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群众已创造了多种多样。
例如(甲)
没收分配大汉奸土地。
(乙)
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而佃农则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
(丙)
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二成或三成土地自耕。
(丁)
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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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农民用以上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且大多数取得地主书写的土地契约,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土地问题,而和内战时期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大不相同。使用上述种种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各地可以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用。
(十二)
在运动中所获得的果实,必须公平合理的分配给贫苦的烈士遗族、抗日战士、抗日干部及其家属和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在农民已经公平合理得到土地之后,应巩固其所有权,发扬其生产热忱,使其勤勉节俭,兴家立业,发财致富,走向美满有方向,以便提高解放区生产。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凡由于自己勤勉节俭,善于经营,因而发财致富者,均应保障其财产不受侵犯。因此不可有无底止的清算和斗争,妨害农民生产兴趣。对于一部分人的游惰情绪及二流子,应加以教育,使他们从事生产,改良生活。
(十三)
在运动中及土地问题解决后,应注意巩固与发展农会和民兵,发展党的组织,培养提拔干部,改造区、乡、村政权,并教育群众为保卫已得的土地和民主政权而斗争,为国家民主化而斗争。
(十四)
凡我之政权不巩固,容易受到摧残的边沿地区,一般的不要发动群众起来要求土地,就是减租减息亦应谨慎办理,不能和中心区一样,以免造成红白对立及受到摧残。但在情况许可地区,又当别论。
(十五)
各地党委应当放手发动与领导解放区的群众运动,依照上述各项原则,坚决的去解决土地问题。只要能遵守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24
上列各项原则,保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在一道(农村中雇农、贫农、中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占百分之九十二,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八)
,保持反封建的广泛统一战线,我们就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遵守上述各项原则给运动以正确的指导,如果侵犯中农土地或打击富农太重,或不给应该照顾的人们以必要的照顾,那就会要使农村群众发生分裂,因而就不能保持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一道,就要使贫农、雇农和我们党陷于孤立,就要增加豪绅、地主和城市反动派极大的力量,就要使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受到极大的阻碍,这对于群众是很不利的。因此,必须说服群众和干部遵守上述各项原则,对于群众方为有利。
(十六)
因此,各地必须召开干部会议,总结经验,讨论中央指示,向一切党的干部印发并解释中央指示,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确定实施中央指示的计划,调动大批干部,加以短期训练,派到新区去进行这一工作。同时向党外人士作必要与适当的解释,指出这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合乎孙中山主张与政协决议,又对各色人等及地主富农有相当照顾,因此应当赞助农民的要求。同时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村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干部作斗争。如果此种斗争已经发生,则应劝告干部采取公平态度解决问题,以免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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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一九四二年中央土地政策决定,几年来正确的发动了广大群众运动,支持了抗日战争。但由于清算减租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实际上不能不依照目前广大群众的要求,而有重要的改变,虽然不是全部改变,因为并没有全部废止减租政策。
(十八)
党内对于土地问题所发生的右的与“左”
的偏向,各地应根据本指示,以充分的热情与善意进行教育,加以纠正,以便领导广大群众为完成土地改革巩固解放区群众基础而奋斗。
本文内容按《刘少奇选集》上卷《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排印。
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①(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五月五日)
一(一)
目前,蒋顽在前线大败、后方危机重重及莫斯科会议趋向于解决国际问题的情况下,竟于其统治的城市,大施镇压,赶走我方人员,威胁民主运动,捕打人民学生。其企图不外:一、如我及人民团体、社会舆论默不作声,彼正好得寸进
①《周恩来选集》题解:一九四七年春,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将要出现新高潮的形势,对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这是其中的两份。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24
尺,加强镇压;二、如我及进步群众受其挑衅,实行硬碰,彼正好以有准备的打击,挫我锐气,加强恐怖;三、如我只动员少数进步分子提出中间分子尚不能接受的口号,进行反抗,正好中其暴露我方力量之计,便于其分化挑拨,各个击破。因此,蒋的镇压政策仍具试探性。尤其是使人活不下去的财经危机,人民既忍受不了,而前线继续大败,人民也吓唬不了,故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
(二)
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在宣传上,我们对蒋之任何一个反动设施、恐怖行为,都要尽情揭露,宣告中外,只要我们善于抓住其弱点,击中其要害。
蒋美的反动阴谋是最怕被人揭穿的。在行动上,我们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去年底,各地学生反美示威,由于一年多美军横行,半年多反美宣传,加之沈崇事件的激动,而蒋美于事前又毫无准备,故运动成功,收获至大。此次蒋特捕人打人,是其预定计划,我如不管条件如何,仍在学生中号召游行示威,有遭其屠杀的危险。且一般学生对捕人事件,有愤激的,也有畏缩的,我应顾及此种不同情绪,联合大多数学生首先向学校当局要求生命保障与释放同学,继之联合学校当局向地方当局要求生命保障与释放同学。如仍捕人,则在校内实行自保,如集体出入,互相联保,在条件成熟时,亦可实行罢课,要求释
034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放同学等。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在组织上,学生的抗暴联合会虽已在京、沪、平、津、渝学生中有了基础和联络,但也要建立可以自保的防线,即在名称上与行动上,在蒋特发现施以高压后,不妨改换名称或分开作战,使我损失不大,而仍能继续斗争,继续联络。在工人与城市贫民(如小贩)
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现在沪津一带,工人反对一月指数、要求加薪的斗争已起,我应善为领导,求得局部胜利,以便巩固阵地,利于今后发展。
(三)
今后数月,蒋管区的变化必大,望你们依照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为要。
吴、张①在撤退前,望尽可能将此种意见转告隐蔽的同志。

近日,蒋顽因军事、经济、政治种种危机难以解脱,于是大造谣言,捏造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
,企图一方面借此陷害民主人士和群众团体,另方面借此捕杀我党秘密人员和进步分子,以镇压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在此情况下,你们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
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
①吴,即吴玉章。
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张,即张友渔,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社社长。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34
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过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将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而将党的广播言论、解放区胜利消息,经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党与民主团体、群众组织及进步人士等关系,亦要多发展极端隐蔽党员及同情分子,成单线领导,居中工作,不要以党的公开面目经常来往,尤要避免书信文件来往,以防牵涉。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从城市派人往外县乡村去发动、组织与领导武装斗争,必须与城市其他任何工作及人员分开,免致牵连。高级领导机关更须十分隐蔽,少开会,少接头,多做局势研究与策略指导的工作。总之,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本文及注释均按《周恩来选集》上卷排印。
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通过)
第一条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 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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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
第四条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中共中央注:本条所称应予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
第五条 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六条 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中共中央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时,应按照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
第七条 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地区,为便于耕种起见,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
第八条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34
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第九条 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财产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甲)
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标准分配之。
(乙)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
(丙)
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丁)
军火武器及满足农民需要后余下的大宗货币、资财、粮食等物,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第十条 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甲)
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的土地。
(乙)
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但其职业足以经常维持生活费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给部分土地,由乡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酌量处理。
(丙)
家居乡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丁)
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戊)
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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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己)
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第十一条 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
第十二条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第十三条 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第十四条 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应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经过一定手续,采取必要措施,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农会应禁止任何人为着妨碍公开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及进行偷窃、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这些物品的行为。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五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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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六条 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
本文按《晋绥日报》1947年10月13日版排印。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①(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
任 弼 时
我想讲的是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是几个重要问题,但不是土地改革的全般问题。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都获得很大的成绩,在广大解放区内掀起了热烈的群众运动,已经或正在彻底消灭中国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使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翻了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运动,也是我们今天战争能够胜利发展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所最为惧怕的。去年九月土地会议,全般的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并作出许多重要决定。中央根据土地会议的结果,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建议各解放区政府施行。土地法大纲的公布,清楚而明确地在全国人民面前指出我党土地政策的方向和办法。对于这个方向和办法,我们应该坚决拥护。任何对于土地改革的动摇、畏缩、旁
①《任弼时选集》题解:这是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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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甚至妨碍,都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土地改革工作是一项繁重复杂的工作,我们为了拥护土地改革,为了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目的,除了提出土地法大纲之外,还必须对于农民实际运动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给以正确的具体的解决。我现在根据中央最近的决定①,讲讲在这一伟大运动中所发生的、必须引起全党注意的下列几个问题。
一 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
中央最近重新发出了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给各地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参考文件。这虽是一九三三年的文件,但今天一般还是适用的,其中关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央所以发出这两个文件,是因为有些地方在定阶级成分时发生了错误,没有掌握定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把许多人的成分定错了,弄得敌我界限没分清楚。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划清界线,分清敌我,孤立敌人,分化敌人,不要孤立了自己。如果许多人定错了成分,那就搞乱了自己的阵营,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很大的。我现在举一个晋绥的材料来说明这种危险性的严重。据晋绥分局上月讲到纠正兴县蔡家崖行政村定成分中的错误时说:全蔡家崖行政村(缺岔儿上自然村)
共五百五十二户,评定为地主富农的有一百二十四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据一般的估计,在旧政权下,
①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及其他有关发言。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34
农村中平均地主占总户数约为百分之三,富农约为百分之五,合计地主富农共约占百分之八的户数,百分之十的人数。老解放区内,很多地主及旧富农已经变化,变为其他成分,地主富农的户数应该少于百分之八,而蔡家崖地主富农的户数则比百分之八还要多出将近两倍。
后来分局按照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的原则,经过农民代表委员会重新评定的结果,认为一百二十四户中,可将破产及下坡地主十一户,生产富农二十户,共三十一户改订为富裕中农或中农。这样则地主富农可减为九十三户,占全户数百分之十六点八四。后又把时间的标准从一九三七年缩短到一九四○年来评定,则全蔡家崖(连岔儿上共五百七十九户)
地主富农可降为七十一户,还占总户数百分之十二点二六。如果按地主劳动五年,富农停止剥削三年者均以农民成分计算,则地主富农的户数应当还要少些。
兴县蔡家崖算是当地地主富农比较集中的地方。该县多数乡村地主富农没有蔡家崖这样多。可是蔡家崖的经验,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兴县蔡家崖从事土改工作的同志们怎样划错了成分呢?
据称:三十一户下降的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种:(一)
因其祖父、父亲剥削过人,本人在一九三六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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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前一年,剥削也很少,或已不剥削者,错算了十五户。
(二)
本人早年享受过地主富农生活,抗战以前(后半辈)
自己劳动即未剥削人,或剥削很轻微者,错算了五户。
(三)
本人勤苦劳动,只有轻微剥削,而“铺摊”
大(财产多)
,这样算错者七户。
(四)
本人早年很穷,过继或被卖给地主富农为儿子,自己劳动为主,剥削很少或不剥削人者,错算了三户。
(五)
因孤儿寡妇无劳动力,中间一段雇过人,父亲是农民,本人长大也是农民,就是说因偶然丧失了劳动力而雇佣长工遂错算者一户。
(六)
此外,过去定成分中对经济状况剥削关系很难确定者,往往以其政治态度决定其成分的升降。
总起来看,在蔡家崖和晋绥其他许多地方,过去是以剥削、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这样许多项目来作为定成分的标准的。除剥削一项以外,拿其他几项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这样只在一个蔡家崖行政村,就定错了五十多户,约有三百左右的人口,被我们算到敌人阵营里面去了,这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把自己队伍里面的人,送到敌人方面去,是多么严重的错误!
农民对于这许多人定错成分表示什么态度呢?分局的同志说:农民代表委员会上讨论时,各委员均赞同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划分成分法,但他们怕纠正。有的说,早有贫雇农觉得把阶级敌人搞多了,但不敢说,怕别人说是包庇地主富农。多数委员说,有些所谓生产富农本来是中农,勉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34
强定成富农,他们不当兵了,对咱们不利。又说,剥削少的生产富农定成中农,可使中农大胆生产,对生产有好处。由此可见,农民对大批人错定成地主富农,是不满意的。认为这就树敌太多,自己力量减弱,妨碍生产发展。这是很正确的看法。
这里必须指出,我提出兴县蔡家崖划错阶级成分的问题,只是当作一个例子来说,在晋绥其他乡村,在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及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如象蔡家崖那样定错阶级成分的,或者差不多那样的,肯定地说必定不少。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更改自己所犯的错误。
那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象蔡家崖那样定阶级成分的标准是错误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定成分的正确标准呢?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生产资料是什么?
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工厂、机器、原料和其他资本。
农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由于对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租)
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农村阶级的唯一标准。
根据上述这一标准,就很容易区别农村中的各种阶级成分。农村中的主要阶级成分一般可划分如下:(一)
占有多量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地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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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放高利贷不劳而获的,就是地主。
(二)
占有多量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中国的旧式富农,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多兼放高利贷和出租一部分土地。他们一方面自己劳动,接近于农民;另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接近于地主。
(三)
占有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劳动,不剥削其他农民,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就是中农。
(四)
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就是贫农。
(五)
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就是雇农。
农村主要阶级成分,一般就应当是这样划分的。但出租土地或雇用长工的人,是否一律按地主富农处理而无例外?
例外也是有的。如孤、寡、残、疾,丧失了劳动力,这些人的小块土地,是可以允许出租的。还有如医生、小学教员、工人,他们家里有少量土地,因自己从事其他职业,而不能兼顾耕种,虽出租其土地或雇人耕种,仅够维持其生活者,也不能算为地主或富农。此外,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形,需要详细规定,这里说的只是一种最标本的情形。
富农与中农如何区别,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
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最近决定采取比一九三三年更宽大些的政策,即有轻微剥削(如雇人看牛或拦羊,请零工、月工,甚至雇个把长工,或有少数土地出租,或放少量的债)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4
而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
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这比一九三三年规定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的限度,是更宽一些了。剥削部分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而且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
新区在建立民主政权以前一年,地主富农即已破产下降为中农或贫农者,即应承认其为中农或贫农的成分。一年就决定改变成分,是因为他们是受国民党统治压榨而逼着下降的。但是由农民上升为地主或富农者,即原来长年贫苦勤劳积累致富者,就须上升三年以后,才算为地主或富农。
老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在民主政权下因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清算斗争,或其他原因而下降,凡地主自己从事农业劳动,不再剥削别人,连续有五年者,应改变其成分,评定为农民(按实际情况定为中农、贫农或雇农)。富农已连续三年取消其剥削者,亦应改为农民成分。但是这些地主富农仍保有许多封建财产者,则仍应交出其多余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地主富农改变了成分之后,是否可以加入农会、贫农团,则应由农会和贫农团加以审查,分别决定之。
在一九三三年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讲:“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家属,都有分配土地之权”
,“但近来有些地方,只问社会出身,不问政治表现,把地主富农出身而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红军战士已经分得的土地,重新没收,这是错误的”。
这是一九三三年对于红军中的地主富农出身的指战员的处理。现在,被允许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少数地主和富农,他们脱离家庭,受过革命教育,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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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考验,如果在战斗中坚决勇敢,又并无包庇地主富农,破坏土地改革的行为者,也应改变其成分,享受一般革命军人的待遇。因为他们是参加流血的斗争,其年限应比在地方上缩短些。在军队中,合乎上述条件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者入伍满两年,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入伍满一年者,即可改为革命军人的成分。这些人本人及其家属分得的土地财产不能少于一般农民(也不要比农民多)。阵亡、残废或退役者,均应分别按革命军人烈士、荣誉战士或退役军人看待。但在战争中表现动摇或犯有其他罪行者,在土改中表现反对或破坏者,哪怕参军很久仍应坚决加以洗刷。
地主劳动五年,富农不剥削三年,即可改变成分,是否有危险呢?
我看是没有危险的。
因为他们的土地财产(富农的是征收其多余财产,不是全部财产)
已经平分了,又有这许多年的劳动,是可以把人加以改造的。在改变成分以前,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在此深入土改斗争时期除个别被允许者外,一般以暂时停止其兵役权为妥。至于参加担架队与其他支援前线工作,则仍应分配给他们做。
二 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
消灭封建阶级,是一个很残酷的斗争,我们必须依靠贫雇农为骨干,满足贫雇农要求,并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才能把事情做好。俄共(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
上特别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指出对中农要“细心体贴”
;并且说把富农与中农混淆起来,是“违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
把问题提到这样严重,是因为侵犯中农利益,必使中农动摇,甚至可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4
以被地主富农利用,而使贫雇农陷于孤立。如果这样,革命就会要失败。
中农在旧政权下,约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只有少数人不是中农了。在过去打日本时,中农出力出钱不少。
他们打日本是有功劳的。
在现在打蒋介石时,也靠他们出很大部分人力和粮食。现在我们的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与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由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依靠新老中农。他们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是值得贫雇农学习的。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比较完备,可以给贫雇农以帮助。
在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
因此,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
但据我们知道,在许多土地改革运动发动起来的地方,在一切解放区,却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的“左”
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下列问题上:首先就是定错了一些中农的成分。比如前面说的蔡家崖一个行政村内,就有五十多家中农和富裕中农(甚至还有一些贫农)
被错定为所谓生产富农或破产地主。许多地方被错定了成分的,其财产也被没收了,有些连人也被打过。
其次表现为办事不要中农参加。中农怀疑还要不要他们了。除土地已经平分的老区以外,贫雇农团结起来,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土改运动的骨干,那是必要的,但有些地方走到贫雇农包办一切,那就错误了。例如在选举的农民代表会的
44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代表或委员会的委员里面,只有贫雇农,没有中农参加。许多重要问题的决定,例如决定成分、分果实、分配负担等的会议,不让中农参加,那就使中农感觉自己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贫雇农手里,表示非常不安。
再则在负担上不照顾中农,特别加重中农负担。有些地方发现了分派公粮时只由贫雇农小组商量决定,因为土改后地主富农无力负担,就把应分派给地主富农的公粮负担都派在中农头上,甚至送公粮也多派在中农头上。这样做法,也是必然要引起中农反对的。
此外,在分配果实时,有完全不分给中农的。因此使中农感觉斗争时候要他们参加,误了很多工,而在分果实时就无中农的份。甚至连开分配果实的会,也不让中农参加。
上面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
倾冒险主义倾向。应该引起全党来注意,必须坚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
贫雇农与中农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这是可以解决的。
中农在旧社会中一般是受剥削和压迫的。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消灭封建制度和要求政治民主等根本问题上,具备一切条件,与贫雇农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
他们之中的分歧,主要就在于贫雇农不满意中农在斗争地主富农时表示不够坚决,有时动摇犹豫。中农的这种软弱性确是存在的,但只要实行毛主席指示的领导原则,即坚决领导中农向封建阶级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不损害中农利益和给中农以政治教育,那就可以领导中农一致斗争的。其次在平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4
分土地时,富裕中农可能不愿分出其一部分土地。平分土地是消灭封建制度的最彻底、最好的办法。在平分土地中,中农的绝大部分是不分进也不分出,只有少数富裕中农可能要拿出一点土地(其浮财则一点也不能动)
,下中农还可分进一些土地,但在实行平分土地时,必须和中农商量取得其同意,如果在动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土地,而他们自己表示反对时,那就应当向他们让步,不动他们的土地。在分配果实时,应向贫雇农说明:拿出一部分分给中农,以照顾团结。总之,要在各种问题上注意团结全体中农,要懂得团结农村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我们消灭封建和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和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要团结全体中农,首先要作到不侵犯中农利益,不要定错中农的成分。
已经定错的,必须重定。
要向他们说明过去是因为没有学会分析阶级弄错了的。如果已经没收了东西的要尽可能退还;已经分用了的,则应在没收地主果实中抽一部分补偿他们。若中农有多余的粮食而贫雇农迫切需要者,可算做借粮。如果出于中农自愿捐出一些粮食救济灾荒,那自然是好的。
其次,办事一定要吸收中农参加。在农民代表会的代表中,农会委员中,要有中农参加,使中农确实享受政治上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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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贫雇农占多数的地方,在农民代表及农会委员会中,中农大约可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数,贫雇农占三分之二。在中农占绝大多数的老解放区(其中许多是由贫雇农上升的新中农)
,中农所占的比例就应该增高。大约贫雇农占三分之一,中农占三分之二。各级政权机构中均应有中农参加。各种问题,如定成分、分配负担、分配土地财物等,贫农团(或贫农小组)
可以先加讨论,但最后必须在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农会上通过才能施行。而且开会时要很好地尊重中农意见,中农的好的意见应当采纳,如果中农有不正确的意见,应作耐心的说服,或给以适当批评,但批评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必要的斗争,仍是为着团结全体中农这个根本方针的。
再次,负担必须做到公平合理。例如公粮负担、支援前线以及其他种种人力、财力的动员等,绝对不能因为地主富农不能负担就通通加在中农身上。这是中农最害怕的,也是不正确的。对贫雇农在负担上适当照顾是必要的,但也不能与中农相差太远,而且一切负担的分配,最后应在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农会上讨论通过。
只要成分不定错,不侵犯中农利益,吸收中农参加工作,负担又公平,平日对中农又能加以体贴,经常给以教育,那一定能把全体中农很好地团结起来。这样,就是合乎共产主义的原则。领导机关要经常注意,时时刻刻加以检查,如发现有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的倾向,就必须坚决加以纠正。这种纠正必须是公开的纠正,必须使一切人都知道,应当在报纸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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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在经济上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一场恶战。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在经济上尽量设法保存力量,时时刻刻企图复辟。地主富农想尽办法钻到政府和党里面来,把自己女儿嫁给干部,收买狗腿子和坏干部、坏党员。你说要组织贫农团及农会进行土改,他们也可以组织一些假贫农团、假农会,实行假没收、假分配,也开大会“斗地主富农”
,用这些办法,达到保存土地财产的目的。所以,贯彻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把封建阶级消灭,绝不能用简单而性急的方法去进行。晋绥和陕甘宁两区,想在今年春耕前把全部老区、半老区的土改工作做好,这是不容易办到的。若能在两年至三年内把整个区域的土改工作做得彻底,而且把党和政府也改造好,建立起新的民主作风来,那就很好了。
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耕畜、农具等财产,及征收富农多余部分的财产分给农民,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不要在搞地财上耽误很多时间,不要将没收地主的浮财堆了很久不去分配,以致妨碍分配土地这一主要环节,如象现在有些地方做的那样。在交通发达工商业发展的地方,地主把现款投资于工商业比之埋在地下为有利。所以一九三三年时江西等地搞土地革命,并没有把搞地财看得很重要。在交通不便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地财可能要多些,若能用适当办法不搞死人命能搞出地财来,那在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困难上有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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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要钻在搞地财面里,而延搁了浮财与土地的分配,以致妨碍群众的生产。地财可以慢慢地去搞,同时也不能单靠搞地财来解决农民的困难。政府应举行农贷,帮助农民解决分地后的困难。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为着解放对农村生产力的束缚,使农业经济有大发展的机会,所以土地平分后要号召农民勤劳生产,改良农业技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求得农民自己生活上的改善,求得民主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公粮以利于战胜反动派,并求得日益增多的当作商品出卖的粮食及原料,使城市人民与工业获得足够的农业产品。
现在许多地方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是不适当的。对富农和地主用一样的方法去斗,甚至要打死一些人,对地主甚至对富农一律用扫地出门的办法等。打下地主的威风是必要的,但并不要对每个地主富农用一样的方法去斗。首先对富农与对地主的斗争应有区别。
《中国土地法大纲》上规定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没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产及其他财产。
对富农除土地一同平分外,只是征收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即征收其多于一般中农的财产,并非全部没收。把富农如同地主一样去斗,不但是混淆了上述区别,更重要的是可能引起中农的恐惧与动摇。因为中农是介乎富农与贫农之间的阶层,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他们总想发展到富农的地位。如果过火地打击了富农,是可以引起中农惧怕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地主与富农分别开来。
以后对富农只能采取征收其多余财产的办法,不能没收其全部财产、房屋,更不应用扫地出门的办法去对付一般富农。搞富农地财也不能如搞地主地财一样,因富农自己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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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劳动的,他的积蓄的一部分是自己劳动的果实。
对地主斗争的方法也应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地主的恶霸与非恶霸。对大地主及恶霸斗得严厉些,借以警告其他地主,使其他地主懂得土改是大势所趋,不能抗拒而拿出他的土地财产,或是用谈判方式使他们将土地财产交出来。拿出土地财产来的就不一定拿到大会上去斗,只要他屈服,低了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
我们对地主的阶级剥削制度是采取消灭政策,但对地主个人则不是采取消灭政策。对一切地主除少数汉奸及内战罪犯经法庭审判定罪者外,均应按土地法大纲分给不比农民多也不比农民少的土地财产,强迫他们劳动,改造他们。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当抛弃这批生产力。还因为如果我们不分给以必要的土地财产,他们就会去抢、去偷、去讨饭,弄得社会不安,农民反受损失。即使是犯罪分子,只要其犯罪程度未至经法庭判决枪毙者,亦必须分给一份必要的土地财产,社会秩序才能安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达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书读之目的,而不使任何一个人得不到生活的满足。我们这样作,首先是使劳动人民得到满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若地主保有工商业而足够维持生活者,自然可以不分地给他。若工商业太小不足维持生活者,还需分给一部分土地。
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处理,又应有所区别。有些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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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农民,在过去民主政权下劳动生产上升为新富农,在此平分土地时期,应照富裕中农待遇,其土地在平分时应取得本人同意,方能抽动其按照一般中农水平的多余部分,如果本人不同意,则不应抽动。因为这种新式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若现在又打击这种富农,就会引起中农动摇。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
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例如吴满有①那样的人们,发展其生产,对于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后的政策,还是应当如此。
四 对工商业政策
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各地已发生有破坏工商业的现象。例如陕北神木地区的高家堡,当被我军收复时,连小商贩也没收了。这是一种自杀政策。
《中国土地法大纲》上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一般工商业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就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同样是应当受到民主政府的保护。不要以为这些工商业是地主富农所投资而加以歧视,这是不对的,而应当看到这些工商业的存在,有益于今天的社会经济。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或人民所有,并且确定这些应当没收的工商业,凡是为国民经济所需要者,必须使之能够继续营业,不得停闭,更不得
①吴满有,原是雇农,后成为新式富农。
在大生产运动中曾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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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和任意分散。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你们不久就要打出去,必须严格遵守这种政策,绝对不能重复如象高家堡一类的错误。那么地主在过去减租减息时期将土地变卖而投资工商业者,现在是否可以没收呢?不可以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保护和鼓励这些工商业,因为这样对于繁荣中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是需要的。在斗地主地财时,必须规定不许地主破坏已有的工商业,否则要受处罚。
毛主席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①我们要把毛主席这篇道理,向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解释清楚,使他们懂得为何要有工商业,教育一切劳动人民懂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要服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譬如地主开座煤窑,农民从目前局部利益出发,是可以举手拥护没收分配的,因为将煤窑的工具和物资大家分到一份可以暂时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批准这样做,形式上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说服农民懂得煤窑完整存在的利益,分散了就会把煤窑弄垮,结果自己也会无煤烧,这就妨碍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
①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年版,第1254——1255页)。
254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我们说解放区经济要独立自主,我们不能做殖民地的殖民地。
只有经济上不依靠别人,军事上政治上才会有力量。
我们要经济上能独立自主,就要使公营的、私营的、人民合作经营的手工业、工业,以及农村的农业,都有一个发展,生产人民与军队大量的必需品和粮食,使我们对外贸易能保持平衡,以至出超,不去买蒋区的货物和美国货。
有了工业农业生产品,就需要有商业,例如公私商店、消费合作社等作为桥梁,使生产者能卖出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使消费者能够得到这些商品。经过这样的流转,才能使工农业进行再生产与扩大的再生产。现在解放区内政府的贸易公司还没有力量普设商店(现在许多机关部队所设的公营商店,往往为着解决本单位困难,没有负起应有的任务,甚至有违反政策的现象发生)
,合作社也发展得不普遍而且往往办得不好。
因此,私商的存在是需要的。商人当然有剥削,商人的商业行为本身不生产任何价值,他们或者是分享资本家一部分利润,或者是直接对生产者消费者实行剥削;有时囤积居奇,作投机事业,为害更大。但问题不是要去破坏商业,而是要去领导商业。要能掌握整个商业的发展,要商人为我们所用,而不要我们为商人所用。这种政策对于人民固然是有利的,对于正当商人也是有利的。至于小商小贩,大部分是贫苦的,他们的生活只相当于贫农、中农或富裕中农,更不应该去打击他们。如在陕北高家堡所发生的破坏商业的情形,是绝对错误的,那里的商业搞垮了,老百姓买卖东西就要到榆林、神木或镇川堡,那就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对工商业,应采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绝对不能破坏,破坏是一种自杀政策。对工商业必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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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但必须订出恰当的税率,不要收得太重。这种税率,以不致影响他们的经营与发展为原则。否则,就会犯错误。
五 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
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我们应采取什么政策呢?
我们对于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知识分子如何看法?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并且应当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
这些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是有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一般都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谋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过着经济上很困难、政治上很不自由的生活,其中还有不少的失业者。至于在科学上创造发明的机会,更是少极了。
他们中也有极小部分人,是坚决跟反动派跑的。
但是极大部分人看到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种种腐败反动,而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表示不满,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
至于学生,从国民党城市近几年的学生运动及我们整顿“三风”
审查干部的经验来看,绝大部分学生是不满蒋介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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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去年一年的三次大的学生运动,是我们正在农村中实行土改的时期爆发的。许多倾向革命的学生,包括若干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并不反对改革土地制度,积极地为民主而斗争,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土地改革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的一个基本部分。其他的许多学生,因为看到了革命发展,天下将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建立的这种大势,也可能接受进步思想,逐渐转到民主方面来,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统治。在广大的学生群众中,反革命特务分子是有的,但他们只是绝对的少数。
学校中的三青团员,也并不是个个都坚决反革命。
其中只有一部分,或者只是一个极小的部分,是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专门反对革命,破坏学生运动。因此我们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应帮助他们进步,吸引他们参加反帝争民主的斗争。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解放区内已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还在继续发展。三五年内,革命就可能在全国胜利了。我们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必须要有知识。
例如建立一个医院,要设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牙科等,就要有许多医生、医助、护士。这些人才,要经多年学习和实际工作锻炼,才能培养出来。例如要修一条铁路,必须有工程师和其他的技术专门家,还要有大批段长、站长等。又如被战争破坏了的铁路,将来要迅速建设,还要建设新的铁路(现在解放区后方就已经在建设)
,靠我们军队的工兵连当然是修建不起来的。又如土地改革后要提高农业生产力,我们就需要许多农业专家,来改良种子、肥料、工具和水利。我们办兵工厂和其他工厂,就需要许多工程师、专门家。开商店、搞贸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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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很多会计。办学校,要教员。这一大批技师、专门家、科学家、教员等等,都不是一天可以培养出来的,要有专门的学校来培养,多年才能毕业。我们目前还没有如此多的有知识的专家,我们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我们一面使用这批知识分子,一面教育和改造他们,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他们的大多数是有建设热情的,在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其中大多数一定是会进步的。
现在农村中还有许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没事做,我们也要想办法来争取和改造他们。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特别是土地法,不反对共产党的政策,愿为人民服务,不进行破坏活动,如有违法行为甘受政府法律制裁,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出来工作。可办各种训练班,训练技术和政治,慢慢改造他们,然后分配他们以适当工作。但不要一下用在紧要的岗位上,而且要经常提高警惕性,防止他们中有些坏分子的破坏。经过长期考验过的,才可放在重要岗位上工作。
我们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
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
同时,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要使翻身的工人农民得到知识,并将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或他们的子弟培养成知识分子,培养他们负担建设任务。如果只利用旧的,而不着重去注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那就会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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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时期,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
①,有一批开明士绅,例如李鼎铭②等,参加了政府和参议会,这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对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
怀疑这种成功是错误的。
现在打倒蒋介石,实行土改,是否这些开明人士就不要了呢?不应该。他们过去同我们一道打日本,现在又和我们一道打蒋介石,他们和我们共过患难,对这些人要采取慎重态度。地是要分的,但不要去斗。他们有错误,可以给以批评,不要去打。
只有那种错拉了进来,恶迹很多,真是为人民所痛恨的恶霸分子,才应交给人民法庭当作恶霸去处理。过去有功绩,现在又赞成土改、赞成打倒蒋介石的,还可以继续办事。李鼎铭死了,如果未死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工作。你们假如出到大关中,消灭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
①“三三制”
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
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②李鼎铭,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一九四一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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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打人杀人问题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主对待农奴,军阀对待士兵,才是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的。一百多年以前,欧美资产阶级举行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的口号。资产阶级尚且提出这种口号,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为什么把打人杀人的问题当作严重的问题提出来呢?就是因为在土改运动中,发生有不少打人和逼死人的事实,更由于党内不纯,地主、富农、投机分子和流氓分子利用机会捣乱,就造成了乱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的现象。有些罪不该死的人,被打死杀死了。这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我们反对乱杀人,并不是说一个人也不能杀。那些真正罪大恶极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恶霸分子,国人皆曰可杀的这类分子,经过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经过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或更高的政府所组织的委员会)
批准,执行枪决,并公布其罪状(杀人必须公布罪状,不得秘密杀人)
,那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能建立革命秩序。但是不能随便加人罪名而去处人以死罪。须知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854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革命遭到暂时的失败。这是因为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因此那种主张多杀人、乱杀人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必须给以毫不容情的反对。地主富农在中国农村中占人口约百分之十,全体人数约在三千万以上,他们在封建半封建的中国旧社会中,是完全依靠或大部分依靠封建剥削过生活。当着这种封建剥削制度彻底废除之后,分给他们以如同农民一样的土地和财产,使其依靠自己劳动来生活,那他们就可以逐渐被改造为替社会创造财富的、对社会有利益的力量。如果任意杀害许多并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地主富农,这不仅会失去群众同情,孤立自己,而且还损失了国家的劳动力,使社会上要少生产一部分财富。如果被杀害者的家属因为缺乏劳动力不能生活时,还要增加社会上的负担。
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群众运动中,出于群众的真正义愤,而去打了一下压迫他们为他们所极端痛恨的人,共产党人不应当禁止和拦阻,而应当对于群众的义愤表示同情,否则我们就会脱离群众。但是共产党人,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应当组织打人。我们必须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应有远见地去改造已经缴械投降了的地主和旧式富农;我们是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并不是要消灭地主个人。对于缴出了土地财产的地主,应当要他们劳动,把地主和旧式富农当作国家的劳动力看待。
同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去改造自己。
只有把他们都改造成为劳动者,那才算是把封建阶级的遗迹也消灭了,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成功。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54
农村中犯错误的干部和党员,由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加以审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审查时,有时也有挨打的事。我们的地方工作干部中很多是艰苦奋斗,为人民所忠诚拥护的,因此能够领导人民,坚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进行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民主改革。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做了许多对不起群众的事。他们在做这些事时,有些是为急于完成上级给他的任务,但是方法不好而发生的。例如催粮草、派担架,时间很紧,又没有学会民主作风,他们就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打骂了群众,得罪了群众。这样的事不能完全由下面地方工作干部负责,上面领导机关交给任务太多,时间规定太急,平时对民主作风的教育太少,也有责任。但有些事,例如多分果实、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横行霸道等,那是完全违背领导机关历次指示的,那是要干部本人负责的。上级如果也有责任,就是没有立即发觉、制止、处分或根本撤销其工作。但这些区别群众常常并不容易分得清楚。在群众审查大会上,过去被打过被欺压过的群众,很容易走到用打的方法作为报复的情形。
因此,我们要向群众解释清楚,或者在开审查大会之前,就先向积极分子说明白,对被审查的干部,准许群众放手批评指责,但不准动手打人。同时,也向被审查的干部说明,要向群众好好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不许报复,违者由政府用法律制裁。在审查会上,要准许被审查者有充分说理之权,不准说理是不民主的。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述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除此以外,还要允许群众对被审查干部有直接撤职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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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撤职之权。对其中最坏的有犯法行为的干部,群众有权向人民法庭控告。我们说服群众不能打人,但如不给群众这些权利,他们就不敢批评了。总之,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群众中的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这样规定,群众敢于批评,被审查者也有申诉的机会,就可以达到建立民主作风的目的。
本文及注释均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①(一九四八年一月)
一、民主同盟一部分中委已集会香港,恢复活动。国民党反对派已在香港成立革命委员会,宣言反蒋。冯玉祥在美组成“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
,反对美援蒋内战,要求美助民盟获致中国和平。
国民党已宣布开除冯玉祥党籍。
另一方面,宋子文确曾至港与李济深、蔡廷锴接洽。民盟及国民党民主人士多对冯、李、蔡等估计高,且有对两广反动当局伪装反蒋的阴谋感兴趣者。这一切,都需要我党对蒋管区民主党派问题根据中央去年十月二十七日指示作进一步的具体的分析,并规定对待他们的明确方针。
二、自民盟在蒋管区被迫并由其一部分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
①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稿的节录。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64
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青年党、民社党分子依其本来面目先后分裂出去,跟随国民党走了。其他民盟大多数分子在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不参加“国大”
、国民党政府和反对伪宪的斗争中,是靠近共产党的,这就使民盟在人民中获得了信任。可是国民党威胁一来,民盟有的领导人就表态宣布解散,这又使民盟在人民中赢得的信任跟着丧失,从而也证明要想在国共之间建立起中间道路的第三大党运动是失败了。
三、指出第三大党运动的失败,中间道路想法的破产,并不等于说民盟不再恢复活动,国民党不可能分裂,各地小党派或其他人民政治团体从此也不存在了,也不等于说中间道路的想法就从此消失了。相反,在香港,在海外,乃至在蒋管区许多大城市中,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代表某些资产阶级集团,或地方性上层集团,或进步的民主分子集团的小党派出现。美蒋愈失败,他们会出现愈多。我们愈胜利,他们会愈要求到解放区来活动。这些党派之所以小而且常为地方性所局限,一方面由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或很少做群众工作,另方面由于斗争的尖锐,特别是长期地处在战争中,使他们很难在国共双方阵线之外有多少活动余地。因此,这些党派,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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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和行动上明显地靠近国民党或靠近共产党易于使我党决定对策者外,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些带中间性的民主党派及其所代表和影响的中产阶级、海外侨商及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党派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如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等皆是,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尤其因为这些党派,现在多数处在香港或海外,无更多实际行动来证明其政治倾向,而美蒋正在华南运用伪装分裂的阴谋,冯、李、蔡等又是最易为美英政府所选择的对象。于是情势发展的复杂性,使我党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
四、在革命战争和阶级变化的发展上,需要我党有领导的预见,但证实这个预见的正确,还需动员全党领导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循着这个预见的方向努力奋斗,否则,预见便会落空。
所以,宣传只能起原则启示和一般推动的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切身经验来证明。如果空谈某某为君主立宪派,而不去争取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等走向进步,并在实际斗争中揭露美蒋阴谋,反对对美蒋的任何幻想与保存美帝侵略及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任何企图,以证实和孤立这些君主立宪的右翼分子,那末,群众的觉悟不但不会提高,甚至还会反对我们的宣传,以为是无的放矢。可以说,这种宣传有不如无。应该记得,我党代表团在与民主同盟关于不参加南京“国大”
的合作和斗争中,当时对于张君劢等右翼分子乃至对青年党所采取的成功策略,并不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64
在预言民社党、青年党一定参加“国大”
,而在强调参加“国大”
就一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并欢迎任何人拒绝参加“国大”
,连国民党代表在内。当时,我党及左派报纸刊物是配合这一宣传的。这样,就在群众面前孤立并抛弃了民社党、青年党,并阻止了民主同盟以后对于伪宪及改组政府的动摇。尤其应该记住毛泽东同志的统战方针: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在任何时候任何斗争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原则。要了解那个多数一直要包含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即封建买办阶级中的开明士绅、爱国分子等)
,均须以我党的行动纲领(即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及十月十日解放军宣言、土地法大纲)
争取之。在利用敌人矛盾上,当其还只是反动统治内部的反对派及反蒋的地方实力派时,我们只能看做是间接同盟军;但当其已经改变立场,拥护我党行动纲领,公开反对美蒋时,我们就须采取欢迎态度,促其在行动中改造自己,证明其为直接同盟军。自然,这中间的不稳定性与投机性还会很大,我们应持若干保留态度,但也只有在加强我党领导和又团结又斗争中才能解决。
本文按《周恩来选集》上卷排印。
伟大的战略决战叶 剑 英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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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
,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三十八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整个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科学。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三大战役中所体现的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
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决战方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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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继续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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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这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
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
,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
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
;同时,裁并“绥靖”
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线和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
、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共六十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在人民解放军绥察战役后,归绥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
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这个国民党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三十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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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
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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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拼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
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
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
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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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
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
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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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
;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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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东北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挡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即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
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
、海(州)
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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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台儿庄、临沂等地。“
为了全歼黄伯韬兵团,毛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
“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则。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
、海(州)
、连(云港)
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傅作义集团。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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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
、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
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傅作义集团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
“兵贵神速”
和“出敌不意”
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
“围而不打”
和“隔而不围”
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
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傅作义集团即被我军斩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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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
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组织决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因此,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总之,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好的初战计划。历来的军事家虽然也慎重初战,但初战的指导艺术,毛泽东同志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达到了得心应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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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三大战役的首战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三大战役的三个作战方针,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计划密切联系的体现。因此,初战胜利之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三大战役的初战胜利,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
的初战原则。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全面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高度地施展作战艺术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敌人战略上围攻我军的情况,改变为我军战略上围攻敌人的情况。毛泽东同志从最后消灭敌军主力,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并与敌人强大机动兵团作战的情况出发,从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必须夺取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情况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军多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概括而成的“十大军事原则”
,在三大战役的指挥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人民军队达到化劣势为优势、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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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它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
这个正确的指导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的方法。我军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作战方法,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过去的实践中,而且在三大战役的决战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分割与围歼。在战略上将敌人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的强大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以至迅速地消灭全部敌人。我军在辽沈战役中,利用东北敌军分散孤立的态势,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攻歼了锦州的敌人,继而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由沈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残敌,卫立煌集团遂全军被歼。我军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割断了黄伯韧兵团与徐州敌军的联系,继而包围了黄维兵团,阻止了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使敌军不能相互支援,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逐次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把敌军分割包围在平绥、平津线上的各点,逐次歼灭。通过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在四个月零十九天内,就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三大战略集团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迅速全部地予以歼灭。这是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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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地方。由于攻克锦州,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该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迫使长春敌人的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而解放了长春,并为全歼卫立煌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和黄维兵团被围,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陇海线东段南北地区,而且迫使徐州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徐州,并为全歼刘峙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新保安、天津被攻克,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两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为全歼傅作义集团打下了基础。总之,在三大战役中,不但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很多城市和地方。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辽沈战役开始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大量的炮兵支援下,于三十一个小时内,攻克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锦州。同时,在锦州以南的塔山地区,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敌人九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的增援;在黑山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住了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的增援。攻克锦州后,我军又转用兵力,迎击从沈阳西窜的敌军,以八个纵队,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在运动中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十一个纵队,在运动中以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西撤的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附近地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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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大的兵力在徐州以东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十二个师的东援,将野战阵地防御中的黄伯韬兵团九个师全部歼灭。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六个纵队,密切协同,以运动战将北援的黄维兵团中途包围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附近地区。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配合下,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当黄维兵团被围攻时,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企图沿津浦路增援黄维兵团,合力南逃。我军以八个纵队之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阵地阻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因此,杜聿明集团遂弃城西逃,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则以十个纵队的兵力,展开了平行追击,在运动中将敌人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我军集中十一个纵队的兵力发起攻击,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杜聿明集团二十四个师全部歼灭。同时,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共八个师由蚌埠的三次北援,亦为我军所粉碎。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都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结束。平津战役中,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于二十九个小时内,攻克了由十个师十三万重兵坚守的现代设防的天津市。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适时地转换作战形式。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一再地进行过这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我军曾以运动战为主歼灭和消耗了敌人;在敌军从“全面防御”
被迫转入“重点防御”
以后,阵地战的形式特别是攻坚战就被提到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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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已经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特点,使我军只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能以保守和夺取城市与地方为主要目标;只能在战役、战斗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不能全歼敌人的强大兵团;只能在必要的方向和时间,以阵地的进攻和防御来辅助运动战,而不能打大规模的阵地战,特别是大规模的攻坚战。到了三大战役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改变为我强敌弱的形势,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和夺取地方,已成为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密切联系的问题。在对敌人的强大兵团实行战役分割的同时,实行战略包围,力图全歼;在攻歼敌人重兵坚守的城市的同时,从运动中歼灭敌人增援的强大兵团。这些都是在三大战役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可能和必须完成的任务。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灵活的战略指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循了和灵活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因而使我们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中,不但对我军指挥自如,而且善于制造和扩大敌之弱点,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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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范围。例如:攻击锦州的时候,我们估计沈阳的敌人可能出来援助锦州的敌人,而沈阳的敌人果然来援,结果取得了辽西的大胜利。又如:围歼黄伯韬和黄维兵团的时候,我军坚决阻击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的增援,敌军果然都不能越“雷池”
一步,结果使黄伯韬、黄维兵团全部就歼。又如: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先稳住敌人,而傅作义集团果然未能东逃或西撤,结果全部被我解决。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的高度。
创造了解决敌军的三种方式
人民解放军对敌军从来就是在主要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并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扩大化,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并在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然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争取了敌军一万四千余人来降。
平津战役中,在我大军包围下的北平、天津守敌,完全陷于绝境,我军“秣马厉兵”
,只待攻城。但是,为了保护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我军采取了“先礼而后兵”
的方法,劝告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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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敌接受和平解决,给敌军指出了两条道路,或战或降,任其择一。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获得解放。用北平方式解决敌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
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军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于绥远国民党反动军队董其武部,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其和平改编。用绥远方式解决敌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
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举行了起义或接受了和平改编,就已经革命化了,没有反动性了,相反地,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
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他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的正确。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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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和平方法解放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军队中继续进行了“三大民主”
、“立功运动”
、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发了广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主动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灵活的战术,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与此同时,党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十八个独立师直接投入战斗,又以八十个二线兵团约三十余万人,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兵源。在淮海战役中,动员了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在平津战役中,也动员了华北几个省的地方武装,参加对敌斗争。在各战场上,还动员了广大的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使我军得以专心作战。这样,就将人民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与前线的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无法逃脱其灭顶之灾。由于各解放区相继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同时,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复了各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从而使我军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保证。为了满足前线我军对粮食、被服的急需,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筹集粮食,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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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被服。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余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革命战争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尽管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候比较弱小,但是,最后终究要取得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本文按《红旗》杂志1961年第2期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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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序  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
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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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纲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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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努力巩固和加强人民武装力量,使其能够有效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第二章 政权机关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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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
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第十四条 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之。
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地方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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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
第十五条 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第十六条 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
第十七条 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十九条 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第三章 军事制度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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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第二十一条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
第二十五条 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参加革命战争的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应由人民政府给以适当安置,使能谋生立业。
第四章 经济政策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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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第二十七条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条 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第二十九条 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
第三十条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一条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第三十二条 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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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
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
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
第三十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第三十四条 关于农林渔牧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
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
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
保护和发展畜牧业,防止兽疫。
第三十五条 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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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第三十六条 关于交通: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
第三十七条 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人民政府应采取必要的办法,鼓励人民储蓄,便利侨汇,引导社会游资及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及其他生产事业。
第三十八条 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第三十九条 关于金融: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
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
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理。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
第四十条 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
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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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二条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第四十三条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第四十四条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
第四十五条 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
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第四十七条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第四十八条 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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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
第四十九条 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第六章 民族政策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 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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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五十五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五十六条 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第五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保护守法的外国侨民。
第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因拥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境内者,应予以居留权。
本文按《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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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①(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
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解: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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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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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
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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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
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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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本文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排印。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①(一九五○年三月三日)
陈 云
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有以下一些特点:(一)
根据各大区报告,全国军政公教人员实有近九百万人。(二)
去年秋季规定征收的公粮,虽已大部征齐,但在若干地区尚未征齐,且在征收工作中发生某些偏向;税款的实收数字与预定计划亦有距离。
(三)
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
①《陈云文选》题解:这是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经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原载一九五○年三月四日《人民日报》。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05
民政府管理。此种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
(四)
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已全部解放,由通货膨胀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已不能限于一地,而势必影响全国。但是全国人民经过了十二年战争和通货膨胀之后,生活已极困难,需要我们努力制止通货膨胀。
上述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机关脱节的现象,如不速求克服,则不但一九五○年的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而且由此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将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困难。
但是必须指出,目前财政情况比之去年已有改善,进一步缩小财政收支之间不平衡和防止金融物价大波动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其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①特作如下各项决定:(一)
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以薄一波为主任,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聂荣臻为副主任。各大行政区、省、大市均分设编制委员会,制订并颁布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等编制。各部队各机关的首长必须亲自负责,核实现有人员、马匹,消灭虚报数字。立即制止各机关不经批准自行添招人员及招人开训练班的现象。政府及企业部门编外及多余的人员,不得擅自遣散,均由全国和各地编制委员会统一调配使用。各部门各企业如需增添人员,在经过一定机关批准之后,
①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
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必先向全国编制委员会请求调配,只有调配不足又经一定机关批准时,才能另外招收。把所有旧军队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不变,但在我军解放前已跑散的人员,不必继续召回。自己要求回家的人员,不必强留。包下来的人员,亦不应采取消极的包饭态度,应该有步骤地加以改造和合理使用。
(二)
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杨立三为副主任。各大行政区、省、市、县,各后勤部,各工商企业,均分设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各级首长应亲自负责,指导清查仓库,在本年六月底前查明所有仓库存货,无隐瞒地逐级转报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不得打埋伏,不得擅自转移。所有库存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便减少今年的财政支出及向国外订货。
(三)
厉行节约。所有机关和公立学校,必须规定工作人员的数量及每个人员的工作任务。所有国家工厂和企业,除规定职工人数及生产的质与量外,必须实行原料消耗的定额制度,铲除囤积材料的浪费行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保护机器资材,建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人员。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
(四)
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各省、市、县、区人民政府,非依粮食局支付命令,不得支取公粮。同时,省、市、县、区人民政府负有保管公粮不使损失腐烂以及协助运输的责任。由于若干地区去年歉收和大城市需粮数目浩大,必须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拟定全国范围的公粮调拨计划,以便达到合理使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05
用的目的。除人马口粮和集中起来的残废军人优待、救济、婴儿保育粮外,不经批准,各地不得以公粮拨作经费。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审慎计算其可能,发出调拨命令之后,各省不得拒绝以本省公粮运济外省或其他地区。凡属拨给外地的粮食,均应拨给近地的好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制定关于公粮支付、保管、运输的各项规定。
(五)
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
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如在二月底尚未建立国库者,统限于三月中建立好,并代理地方库业务。三月份起所有税款逐日入库。离库较远之镇市,则由各地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定时间按期入库,禁止延期缴库及挪借行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是全国财政开支、经济恢复所需现金的最大来源。
为了完成征税工作,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的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
前述四、五两项的公粮征收额,包括地方附加公粮征收额在内,以及税则、税目、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施行,不经批准,各地人民政府不得增减和变动。
(六)
为了调节国内供求,组织对外贸易,有计划地供售物资和回笼货币,各地国营贸易机构业务范围的规定和物资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负责。各地人民政府及其财政经济委员会,负有监督和协助本地贸易机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计划的任务。非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各地贸易机构不得改变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规定的业
40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务计划。贸易机构与各工商企业、各合作社的营业往来,均须依照经营业务的正常经济核算制度,不得以财政经费不足为理由,拖欠贸易机构的货款。一切经济单位之间的营业往来,必须严守信用,凡遇对方失信时,得向法庭控告。凡属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所属国营贸易机构每日售得的现金,必须逐日解缴国库,不得挪用延缴。各地贸易机构除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者外,不得向国库支取贸易金款。一切部队机关,必须严遵毛主席命令,不得经营商业。
(七)
国家所有的企业,分为三种:一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者;二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暂时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三是划归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者。依此标准,责成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划清现有各类国有企业的管理责任,并制定对这些企业投资贷款的条例。一切公营企业及合作社,均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规定,按时纳税。所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经管的企业,均须将折旧金和利润的一部分,按期解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或地方政府,其解缴总数及按期缴出的数量,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地方政府根据情况分别规定之。
(八)
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国家银行应增设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各公营经济部门及各机关请求外汇,统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核。私人请求外汇办法仍旧。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违者处罚。国家银行应尽量吸收公私存款,但国家银行本身业务上使用这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05
些存款的限度,亦不能超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规定。
(九)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开支及恢复人民经济所必需的投资。对军队及地方经费的现金支付办法,应按照编制的确有人数,根据供给标准和全国概算所列的现金部分,按月按季地批准各部队各部门的预算,按期支付现金。
其原则是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
对地方经费的支付,照供给标准应发经费数额,扣除其地方税收及企业收入中归地方的部分。国营企业的投资,文教社会事业费的支付,依照全国概算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的各期支付数量支付之。国营企业请领投资款项前,必先有经过批准的工程预算。为确保军政费、事业费及企业投资的币值,国家银行对一切军政部门及公营企业举办短期无息的或一定数量低息的折实①存款。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为保证上述各项经费的支出,必须严格管理税款、公粮支拨、公粮实物变款②、公债收入、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折旧金等等,以保证这些收入按时入库。
(十)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认为,严格地实行上述九项规定,国家的财政经济困难就可能克服,军政费用的开支就可以保证,金融物价的大波动就可能防止,因此,必须严格地完全
①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折实单位的价格,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用当地市场平均批发价格计算,并挂牌公布,称为折实牌价。这是我国解放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
②本书中的公粮变卖、公粮实物变款、公粮实物变价都是指财政部门把公粮交给商业部门在市场上出售所得的收入。
60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地予以执行。凡不实行、不遵守上述各项规定者,即属破坏人民利益,违犯国家法纪,中央人民政府将制订适当的法律,给予这些分子以必要的制裁,来保障上述各项规定的严格实行。
由于全国财政经济困难,收支机关脱节,金融物价不稳,要求我们必须有进一步的统一管理。但是,因为许多地方是新解放区,实行统一管理会有若干困难。同时,在公粮、税收划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以后,地方经费开支,比以前更困难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这种困难,比之全国财政经济的管理继续不统一和金融物价大乱而来的困难,其范围、程度和后果都要小得多。因此,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宁愿忍受若干较小的困难,以避免发生更大的困难。在粮、税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之后,一切地方工作同志不但不应有消极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对今后财政经济工作,应更加积极负责。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地方工作同志的责任。
本文及注释按《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
,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排印。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①(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毛 泽 东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解: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05
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很团结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
80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军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他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现在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们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作。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要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05
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正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
,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
,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
,则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我曾说过: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
土地改革的完成;(二)
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
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
01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一)
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
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
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三)
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年复员一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15
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
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七)
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八)
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
21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
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
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一九五○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本文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排印。
不要四面出击①(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毛 泽 东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解: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部分讲话对《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书面报告作了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15
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
41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
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15
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
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
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本文按《毛泽东选集》第5卷排印。
61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节录)
(这个决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做了部分的修改。)
(一)
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党对于农村生产的正确领导,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二)
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
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这方面,党是坚持了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政策。对于富农经济,也还是让它发展的。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因此,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曾经指出:应该“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中即包括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
除此之外,共同纲领还有以下的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
(三)
但是,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15
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
,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种互助合作在现在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
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长时期以来的事实,证明党中央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根据人民解放区长期的经验和党中央的方针,曾经作出了正确的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显然,党中央的和共同纲领上的这个方针在实际上教育着广大农民,使他们逐步地懂得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比起单纯的孤立的个体经济有极大的优越性,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道路。
(四)
各地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随着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生产的要求,而有各种不同的历史和复杂的形式,但是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这种形式在老解放区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最大量的,在新解放区也是适合于农民固有的互助习惯,便于大量发展的。
但这种形式一般地都是小型的;除了个别情况的需要以外,一般地也只能是以小型的为适宜。第二种形式是常年的互助组,这是比第一种形式较高的形式。它们中有一部分开始实
81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行农业和副业的互助相结合;有某些简单的生产计划,随后逐步地把劳动互助和提高技术相结合,有某些技术的分工;有的互助组并逐步地设置了一部分公有农具和牲畜,积累了小量的公有财产。这类形式在各地还占少数;但在简单的劳动互助运动已有基础的地区,即广大农民已经由组织起来克服困难、而在生产上已有某些发展和在生活上已获得某些改善的地区,这种互助的形式为许多农民所要求,因而逐年在增加中。以上两种形式的互助组织所包括的农民,在华北已发展到占全体农民的百分之六十,在东北则达到了百分之七十。
第三种形式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或称为土地合作社。这种形式包括了第二种形式中在有些地方已经存在的若干重要的特点,即如上述的农业与副业的结合,一定程度上的生产计划性和技术的分工,有些或多或少的共同使用的改良农具和公有财产,等等,但带了比较扩大的形式。因为有了某些公共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有了某些分工分业,或兴修了水利,或开垦了荒地,就引起了在生产上统一土地使用的要求。这还是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用土地入股同样地是根据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并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退股。但在生产上,一方面,便于统一计划土地的经营,因地种植,使地尽其用;另方面,可以更方便地调剂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发挥劳动分工的积极性。这两方面,也就可能逐渐在若干点上克服小农经济的弱点。在这第三种形式下经营的土地和副业,除了有的合作社因为并不是群众的真正自愿,或经营不合理所以不能成功以外,产量与收入一般地都大大增加。一般地说来,这种以土地入股的合作社通常是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15
在较好的互助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农业生产互助运动在现在的高级形式,目前还只是在若干县区存在,数量还不很多,但在东北华北两区也已经有了三百多个,并正在发展中。
上述这三种形式,在各地并不一定都是截然划分的,也并不一定都是整齐划一地循序而进的。也有个别在特殊的情形下,当农民组织起来后不久,便实行土地合股的。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群众时常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互相交错的形式,而且各地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般地说来,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具体的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着的。不问群众的条件和经验如何,企图用一种抽象的公式去机械地硬套,当然是错误的,是会损害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的。
根据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必要性,党在目前对于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应该有下列三个方面:一、在全国各地,特别在新解放区和互助运动薄弱的地区,有领导地大量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如果看轻这种为目前广大农民所可能接受的最初级的形式,甚至认为临时性和季节性的变工换工不叫互助,只有常年互助组才叫做互助,而不肯积极地去领导推广,这是错误的。
二、在有初步互助运动基础的地区,必须有领导地逐步地推广第二种形式,即比简单的劳动互助有更多内容的常年互助组。如果长期地只满足于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而不企图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加以提高,使农民可能经过常年的互助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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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地同时又是有重点地发展第三种形式,即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不顾群众在生产中的需要、互助运动的基础、领导的骨干、群众的积极性、并有充分的酝酿等项条件,而只是好高骛远,企图单纯地依靠自上而下的布置和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大搞这第三种形式,这是形式主义和轻举妄动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
党中央的方针就是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党在各种不同地区的农村支部,应该在党中央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教育自己的党员积极地分别参加这些不同的农业互助和合作。
(五)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问题,总的说来有两种不同的错误的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要的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在现在就否定或限制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的私有财产,或者企图对于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者企图很快地举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认为现在可以一蹴而在农村中完全达到社会主义。这些是“左”
倾的错误的思想。党中央批判了上述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认为农民劳动群众的互助组织以及在互助运动基础上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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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现在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长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同时,这两方面的性质也正说明了:现在所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是互助运动在现在过渡时期出现的高级形式,但是比起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即是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还是较低级的形式,因此,它还只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的形式。可是,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又正是富有生命的有前途的形式。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就是在于恰当地估计它们的上述两方面的性质,而由此谨慎地又积极地在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引导它们前进。忽视上述两方面性质的任何一方面,例如右的倾向,忽视上述后一方面的性质,就必然表现为落在生活后面的尾巴主义;又例如“左”
的倾向,忽视上述前一方面的性质,就必然表现为超越生活条件可能性的冒险主义。
(六)
过去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是错误的,放任自流也是错误的。强迫命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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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违反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而且容易伤害联合中农的政策,即使运动能够暂时轰轰烈烈一阵,但是不能够巩固的。放任自流会使互助合作运动陷于消沉和解体,或使互助组和合作社内部滋长资本主义的倾向,因而增加贫苦农民在生产中的困难和出卖土地的情况,结果只有利于富农经济的发展而不利于贫雇农经济地位的上升,这当然是很有害的。在互助运动开始发展的地区所出现的错误,主要的是前一种。在农村生产已经有较大的发展、中农已经成为多数、而互助运动需要继续前进的地区所出现的错误,主要的是后一种。有些地方的同志开始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例如“强迫编组”
、“全面编组”
、“搞大变工队”
和盲目地追求“高级形式”
等等。在碰到困难之后,就又走入放任自流这另一个极端。而当批判和纠正了放任自流的倾向之后,又容易反转过来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因此,必须随时注意纠正和防止这两种错误的领导方法,而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这种正确的领导方法,首先是采取典型示范而逐步推广的方法,一般地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第二、在工作过程中,总是随时随地研究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意见,教育群众,发扬正确的东西,避免重复错误的东西。第三、在处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任何问题上,有两条原则是必须绝对遵守的,就是自愿的原则和互利的原则。
(七)
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一个目的。只有在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样的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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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
凡是出现相反情况的,就必须认真探求原因,克服其中的弱点或错误。
(八)
根据各地方的材料,现在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问题,对于他们的巩固和发展有重大关键的,有如下各项必须予以注意:第一、必须认真做好农业生产。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
第二、实行精耕细作,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并在可能的地区把旱地变成水地,有计划地种植各种农作物,改良品种。
第三、在适宜于当地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和副业(手工业、加工工业、运输业、畜牧、造林、培养果树、渔业及其他)
相结合的互助。按照农业和副业的需要和个人的专长,实行合理的分工分业,并把妇女及其他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使人尽其力。
但在现在农村条件下的分工分业应带有灵活性,太严密是不可能的。
第四、为了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并根据组员和社员的完全自愿,可以民主议定的方式,组织资金,增购公有的生产工具和牲畜。现在有些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积累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方式,用以准备扩大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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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天灾人祸,如果是出于群众的完全自愿,这是可以的,但如果群众还不愿意,则不宜勉强去做。公积金和公益金所占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岁入的比例,现在决不能太多,一般只可以比较适宜地定为占岁入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在收成不好时,可以不收公积金。成员退组退社时有带出所投资金和所纳公积金的完全自由。但以土地入股的生产合作社成员如要退社,应在一年的收获完毕之后为适宜。如生产合作社在所退土地上曾经为改良土壤或水利设备而有颇大耗费的情况,则退社者应向合作社偿付公平的代价。
第五、在土地合股的生产合作社中,关于收获量的分配,按土地和按劳动的比例,开始不宜于规定得太死,应根据各种成员的自愿,照顾当地经济发展的条件,并使劳力较多而土地较少的社员和土地较多而劳力较少的社员,都能够获得合理的利益,然后在生产发展以及土地由于加工所引起的变化的过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收入的增益,逐渐变动到更合理的而又为大家所能够接受的比例。
第六、在等价或互利的问题上,必须:一方面,反对不算帐、不用等价原则交换人力畜力的方法;另方面,反对机械的、烦琐的、形式主义的计算方法;而注重生活和实际上的多种多样的互利形式,注重那些为群众所习惯而简明易行的计算办法。
第七、建立一些必要的简明易行的生产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
第八、规定为群众所便于实行的、不一定限在固定形式上的、定期的又是必要的成员代表会议,小组会议和家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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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讨论、检查和改进生产计划的问题,生产过程中的问题,社员互利的问题,社员在遇到天灾和祸难时互相关照扶助的问题,实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
第九、提倡新旧生产技术的互教互学运动,普及和提高旧技术旧经验中的有用的合理的部分,逐步地与那些可能应用的新技术相结合,不断地改良农作法。
第十、提倡组和组、社和社、组员和组员、社员和社员之间的爱国增产竞赛。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
的口号,是错误的。当然,不把爱国的口号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具体地联系起来,也是不对的。
第十一、培养并有分寸地奖励生产的积极分子和技术能手,训练生产小组组长。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实行互助合作的原则、积极生产、遵守纪律等,应成为全体农民的模范,不能在互助组和合作社中贪占任何非分的便宜。
第十二、在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不应允许进行雇佣劳动的剥削(即富农的剥削)。因此,不应允许组员或社员雇长工入组入社,也不应允许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雇长工耕种土地。如果有此种情况,应由组员和社员会议讨论,规定出纠正或改组的办法。但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生产的需要,得雇请短工、牧工和技术人员。
第十三、加强党对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政治工作,建立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以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党中央再三指出:在解决上述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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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各种不同问题的具体办法或规定它们的具体制度的时候,不但应该容许各地方之间有差别,而且应该容许各乡各村之间乃至一乡一村内各互助组各合作社之间有差别,因此,必须是灵活的,宜于逐步改进的,决不应该简单地强求划一,做出太过硬性的决定。
(下略)
本文按《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2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版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节录)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过。
这个决议不适用于某些少数民族的地区)
(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作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经过两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实行,证明其中所规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个总路线是一致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党的这个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
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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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根据我国的经验,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二)
如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指出的: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推翻封建地主的土地制度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反映农民(主要是中农)
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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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着明显的、不能忽视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在于积极地而又谨慎地经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的形式,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这个政策的可能性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第一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第二是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获得了解放和土地,因而能够相信工人阶级领导的正确性;第三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有共同的利益以及贫农和中农有共同的利益,而这一切共同的利益就是大家都力求或希望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只是使极少数人靠剥削和投机而发财,至于极大多数人则将因此而陷于贫穷和破产。
几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已有日益扩大的规模。到现在,全国参加临时的和常年的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约有四千七百九十余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万四千多个,参加的有二十七万三千多农户。这种运动在各地区的发展虽然是不平衡的,但这种运动对于促进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正说明了党的这个政策是逐步地获得广大劳动农民的拥护的,是在逐步地由可能性变为实际。由此可知,党对于改造个体的小农经济,发展农业的互助合作,必须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而不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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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放任的态度。如果我们对于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我们只安于小农经济的现状,不给小农经济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条正确的光明的和广阔的出路,那就一定会发展到放弃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帮助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生长,因而也就一定会妨碍农业生产力的上升和农民生活的继续改善,破坏工业与农业的平衡,破坏计划经济和国家工业化,破坏工农联盟。这种方针和作法是显然错误的。
(三)
为着继续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生产有新的高涨,继续限制和逐步排除农村资本主义的剥削,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执行党中央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作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照顾各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条件,研究各个地区和互助合作各种形式的发展速度的差别,而从事工作。同时应该估计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几年来在各地区的发展都表现出来一个特点,即不只是参加互助合作的户数越来越多,而且有了质量上的显著的提高,这种质量的提高表现在常年互助组的增加,还特别表现在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各个不同地区有不同规模的试办和发展。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它的重要作用已经在试办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出: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解决互助组中所难以解决的一些矛盾,特别是关于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因而给那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互助运动以一个正当的出路。
第二、实行土地统一经营,能够因地种植,而且比互助组更能够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进行较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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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劳动,合理地统一使用劳动力,因而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的效率。
第三、集中经营也就有更大的劳动力量和经济力量,能够更多地和更好地利用新的农业技术,便于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基本建设,因而可能有效地逐步扩大农业的再生产。
第四、由于能够更多地节约劳动的时间和更多地节约出劳动力,所以能够更多地发展副业的生产事业,并从而加强农民的经济地位。
第五、由于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所以能够大大地鼓励农民对于劳动和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六、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有力量保证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因而也就能够更有效地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活动和贫富分化的现象作斗争。
第七、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逐步地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因而也就能够在供、产、销方面更容易地和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而便于逐步地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
第八、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方向好、产量高、收入多”
,就可能更多地和更快地带动个体经济向互助组发展,并为更多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开辟道路。
第九、由于集体经营的好处和大家生活将日趋改善,使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成为农民在经济上、在生活的相互关系上得到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的学校。
第十、由于前述种种,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
的适当形式。也就是说,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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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变化所可能引起的种种损失。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些优越性和它所起的作用,使它在目前整个互助合作运动中日益显出重要的地位,并日益变成为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的环节。因此,中央认为各级党委有必要更多地和更好地注意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准备逐步试办和逐步推行的条件,继续贯彻“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的方针,从而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前进。目前许多地区的党委在这方面注意太少,缺乏领导或没有领导的状态,必须加以改变。
(四)
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在小农经济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是绝对不可以用简单的一声号召的办法来实现的。更绝对不能够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去把贫农和中农合并到合作社里,也绝对不能够用剥夺的手段去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化。
如果用强迫命令和剥夺农民的手段,那只能够是破坏工农联盟和破坏贫农中农联盟的犯罪行为,因而也即是破坏农业合作化的犯罪行为,而绝对不能给农业合作化带来任何一点好处。
这就是说,盲目急躁的冒险主义是根本要不得的。
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来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
应该根据农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切身经验来向农民灌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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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和合作化的思想,经常使他们了解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单干不能够克服灾害和各种困难,没有能力经常扩大再生产,即使能够增产也是有限的。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而农业合作化则是农民群众的唯一出路,因为只有农业合作化才能够克服单干的困难,能够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从而能够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保证整个社会和农民自身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具体的实际的榜样,是最有力量来说服农民的。正如列宁所说过的:农民“都是实际主义者,都是务实的人,我们应当向他们作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公社’是最好的东西”。
“应把公社组织得尽善尽美,以便取得农民的信任”。
因此,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采取逐级领导试办,树立好榜样,逐步巩固与逐步推广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省和每一个县,只要是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方,均必须有领导地认真办好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使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经营得法,用本身的制度和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证明它比单干与互助组优越,而且还善于团结和帮助单干农民与互助组,让农民亲眼看到合作社确实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社内外的各种关系又都真正是合情合理的,这样来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倾向社会主义。
同时,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知道这些共耕社,劳动组合和集体组织都是新的创举,如果执政的工人阶级不给这些创举以帮助,那它就不会发育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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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国家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照顾到互助合作农民和单干农民的关系,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以适当的物质援助,例如农业的低利贷款、兴修水利、建立技术推广站和建立较大的新式农具站等,这种援助能够使农民很快地感觉到它的实际的利益,并从而促进合作社更大地发育起来。
显然,我们采用上述一系列的方法,就能够避免急躁冒进的错误,而领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使农业合作化健康地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就能够引导农民群众——在开始是一部分,随着将是大部分,而最后将是全部——跟着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农民的步子也就会走得较快。
(五)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注意下列的几项主要工作。
第一、增加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从而使农民能够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济繁荣看成是不断增进自己物质与文化的幸福的主要源泉,这是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标志。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充分利用本身所有的优越条件,量力而行,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从而使农业的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
甲、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和生产改革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生产、改善社员生活地位和增强抵抗灾害能力的物质基础。应该根据当地和本社的实际情况,逐步地去办理这些工作,一般地要由小规模到较大的规模,由采用改良或初步改良的技术到采用更新的技术。几年来各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例如兴修小型水利、变旱地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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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精耕细作、变坏田为良田,以及购置新农具,采用优良品种,进行适当密植,积极蓄肥和合理施肥,努力和病虫害斗争,发展畜牧,植树造林等等,都对于提高产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显出了农民联合起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并使得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适当的出路。因此,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该研究这一类工作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和当地及本社的可能条件适当地结合起来,并配合研究其他方面的生产经验,找出继续增加生产的具体办法,防止形式主义的乱搬硬套的毛病,使增产的可能性经常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乙、在以发展农业的生产为主的方针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利用自己多余的劳动力和财力兼顾其他可能发展的副业,并使副业的经营能够为扩大农业生产服务。
经营商业不能够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买卖应通过供销合作社去进行。但从事物资的运输以获取力资而不是从事贩卖以谋取商业利润,则是可以允许的。
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应该根据本身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改进,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使社员觉得方便可行,而又能够符合于促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
甲、合理地使用劳动力,按照合作社的大小、生产的需要、劳动力的多少和发展的情况,去决定组织劳动的形式,例如首先实行生产小组的临时分工制,而后根据群众的经验,逐渐推行常年固定的生产组或生产队的按季节包耕制。至于有些合作社所试行的常年包耕包产制,如为群众所乐意的,也应该帮助他们不断地总结经验,使这种劳动组织能够逐步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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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采取何种劳动组织形式,都必须经过社员充分的民主讨论,而后作出计划,把所规定的工作的数量和质量的任务交给各组或各队负责。超出任务的,给以一定的奖励;达不到任务的,则根据具体的情况分别地加以处理。奖励和处理的办法由社内公议决定。
对于妇女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也应该适当地注意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劳动。
乙、根据生产发展的条件和社员群众的经验,逐步做好计算劳动日的评工记分的工作。目前各社流行的计算劳动日的评工记分办法,是根据每人劳动力的强弱,技术的高低,评出预定的分数,再按每人实际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评出确定的分数,按分计酬(人们把这种办法叫做“死订活评”)。还有一种办法,是按照季节的差别,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预先评定完成每个工种应得的分数,而后按每人工作完成的实际结果,计算劳动分数,按件计酬。对于这两种办法,可按照各社社员的意见适当地加以采用。但要注意在评工记分时,力求避免开会次数过多或开会时间过长的毛病。
丙、逐步地建立生产计划,分为年度的计划,季节的计划和小段的计划。计划所包括的方面(例如有关作物的种植,农业的基本建设,技术的改良,劳动的组织,副业的发展,与供销合作社的结合,文化和卫生的改进等)
,一下子不宜太多,只能根据生产的发展和经营管理的经验,逐年加以充实。
一切计划都必须经过群众的充分酝酿和充分讨论,一方面要防止保守主义,另方面又要反对不着实际的空想。
在规定计划和组织社员劳动的问题上,要恰当地照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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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应当有相当的个人活动和某些家庭副业劳动的时间。凡是社员不需要和不自愿包括在合作和集体劳动范围内的事情,就不要勉强包括到计划中去。
丁、逐步建立必要的、简单易行的、但又是严格的财务管理和会计制度。凡社内一切财务开支和对于农业贷款的运用,必须经过民主讨论决定。其批准权限应按开支数目的大小,分别由社员大会或理事会讨论决定。各种帐目必须适当地分别清楚,并要定期公布,以便受到社员的经常监督。
节约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的根本方法,也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根本方法。合作社必须节约开支,减少杂费,杜绝贪污和浪费,不要盲目投资,以免成本过大。
戊、要建立和贯彻一些必要的和可行的专职专责的责任制度(例如,关于领导的分工责任制度,关于生产的责任制度,关于使用和饲养牲畜以及使用和保管农具的责任制度,关于劳动、文化、卫生等生活管理的责任制度)
,规定奖励和惩罚的办法,以便于严格地整顿劳动纪律,而和旷工、误工、窝工、损害或浪费公共财产以及无人负责的现象作斗争,从而在组织上和制度上进一步地巩固全社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的一致性。
己、要改善上述各项的管理工作,应该在积极分子中选择和培养一两个为人正派、善于团结群众、有管理能力和有生产知识的核心领导人物。
第三、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起着促进生产的作用,并且是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条件。在解决合作社的分配问题时,必须了解到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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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特点,它是走向完全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的合作社,包含有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和合作的性质。因此,也就必须采取一些灵活的和多样的过渡的分配办法。
甲、关于按劳动和按土地的分配比例,应容许各社根据社员民主讨论,在照顾全体社员都能够获得合理利益并能够有利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条件下,分别地妥当处理,避免为社员所不满意的偏高偏低的现象。但一般的原则是:必须随着生产的增长、劳动效率的发挥和群众的觉悟,逐步而稳妥地提高劳动报酬的比例。
乙、关于劳动日的报酬制度,应按照社员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劳动多和劳动好的多得,劳动少和劳动不好的少得;因此,必须根据评男女劳动力应该按男女劳动力应该按(例如:在同一工种中,妇女如果和男人做同样多和同样好的工,她所得的报酬必须是和男人相等的;劳动超过男人的,报酬也照样超过;劳动比不上男人或只达到男人一半的,报酬也照样减少)。
在劳动中,必须注意和照顾妇女们在生理上所发生的困难。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在社开始组织时应该参加生产,其为本社服务而误工者,应予酌量评分记工,但因村内其他工作而误工者,社内则不得记工。当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条件扩充为大社之后,经过社员讨论和同意,对于一两个专门管理社内工作的干部,可给以一定的待遇。
丙、对于社员所有的牲畜和大农具的使用和报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社员的同意,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始时,一般地以租借的形式为适宜,有的社采取入股分红的形式,也是允许的。折价归公的办法,不宜不顾条件地普遍提倡,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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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完全自愿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可以采用。不论采用何种形式,都应该经过民主评议,规定公平合理的代价,一方面不致使该项代价侵蚀一般社员的劳动的报酬,并避免变相的富农剥削;另一方面又不致使牲畜和农具的所有者吃亏。对于社员的投资给以合理的代价和利润,以发挥社员投资的积极性。这就是说,一方面照顾了全社社员的利益,另一方面又照顾社员的个人利益。
丁、副业收入在原则上应和农业收入统一分配,但在分配中须照顾副业中某些技术性的劳动所应得的较高的报酬。
戊、关于公共财产和公积金、公益金的积累,必须坚持根据社员的自愿,根据社员的经济情况,根据逐年生产发展的结果,并在确实保证社员的实际收入有一定增加的前提下,采取由少到多的方针,而使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和社员的个人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总上所说,努力增加生产,逐步改善管理,实行合理分配,——这些是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几项主要工作。这些工作的正确解决和顺利进行,都需要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来配合和保证。各级党委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这些工作的经验,根据当地和各个合作社的具体发展情况,而采取恰当的具体措施,并且在工作中,随时总结群众所创造的经验,不断加以改进。领导机关不应该主观地规定一些脱离广大群众经验水平的规格和要求,而去勉强推行,使群众难于接受。对于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分别情况,采取审慎的态度而不是粗暴的态度,采取适宜的步骤而不是急躁的步骤,从帮助改进的观点出发,从事整顿、巩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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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工作:使那些已开始办好的社能够办得更好,而建设好每一块土地;使那些有较多缺点或较多困难的社能够逐步克服缺点和困难,逐渐办好。
(六)
一般说来,互助运动是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准备了群众经验和领导骨干的条件,互助组的发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基础。另方面,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可成为带动互助组大发展的力量。因此,我们要注意加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同时又必须加强发展各种形式互助组的领导。各地党委应该充分注意研究和利用农民固有的互助习惯和互助形式,帮助农民群众能够逐步广泛地组织起来,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并在互助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加以改造和提高,去掉其原来不合理的成分,增加合理的成分。必须明白:我们组织个体农民参加互助组以及帮助搞好互助组的工作,也就是为着便利于再引导它们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准备再进而实现完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把互助组看成是逐步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初级的过渡的形式,因而不重视互助组的工作,这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在有些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在群众具有合适条件的地方,或者可能不经过互助组而直接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快,这些都是应该估计到的。但即使这样,对于互助组的工作也还是不能够加以忽视的。
(七)
在发展互助合作的运动中,同样地要继续切实注意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指出的:“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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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我们必须执行关于适当照顾单干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方面的政策,发挥单干农民可能的生产潜在力量,给以必要的贷款和可能的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避免受富农、高利贷主和投机商人的剥削。一切互助合作组织必须成为团结周围单干农民的核心。也正如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所指出的:“必须明白:我们在现在表示关心和适当地照顾单干农民,就有可能使这些单干农民在将来逐步地加入互助合作组织,也就有可能实现我们在农村中的最后目的——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如果歧视和打击个体农民,把互助合作农民与单干农民互相对立起来,又如果完全抹杀单干农民还有一定的生产潜在力量,这就是很错误的。
(八)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这三种合作互相分工而又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从而逐步地把农村的经济活动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联结起来,逐步地在生产合作的基础上,改造小农经济。
由于商业剥削、粮食囤积投机和放高利贷是目前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主要的活动方式,所以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就有更大的责任,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帮助农民群众逐步摆脱这些剥削,帮助国家完成收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任务,努力供应农村以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发展农村储蓄和低利贷款,为农村生产服务,促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
农村供销合作社必须进一步地实现和贯彻与农业互助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45
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联系,推广彼此之间供、产、销的结合合同。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信用小组、信用合作社或供销合作社信用部。应该继续推广和改进这种信用合作,并使其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进一步地密切联系起来,有系统地支持农业合作化的运动。
手工业对于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目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应该扶持当地必要的手工业的发展,特别应该协助手工业合作的发展。
(下略)
本文按《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2编排印。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发,经过中共中央批准)
第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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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转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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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二)
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但这个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经过推翻现存的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由已经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上而下地领导,并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来实现的。这个革命之所以采取从上而下的形式,是由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这个政权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劳动人民,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后,随即创设条件,采取步骤,逐步地建立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三)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亦即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经济基础的时期。我国第一阶段的革命既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这个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就不能不同时包括有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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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和非社会主义的成分。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国营经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集体农庄和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
或半社会主义的(目前的一般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另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
,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条件下也带有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
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经济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就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阶级;我国已经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就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政治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甚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占居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的比重。在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着。由于社会主义因素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45
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加上苏联的援助和整个有利的国际形势,这就决定着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将获得最后的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所有这些说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时期。”
(《哥达纲领批判》)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横着有一个相当的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含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过渡’这字又是甚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中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或因素呢?
谁都承认,是这样的。“
(《论“左派”
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
列宁又说,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基本形态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共产主义”
,“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我国目前时期的现实,和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的历史一样,证明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四)
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历史时期之所以必要,并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由于: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要求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创造为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所必要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二、我国有极其广大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及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一部分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一个相当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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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来改造它们。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创立社会主义社会,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使社会全体成员都成为劳动者,消灭任何人剥削人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一个较为长久的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方面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因为根本改变生活一切部门是需要时间的,第三方面因为惯于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经营,按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那种巨大习惯势力,是只有经过长期坚忍斗争,才能克服的。”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斯大林说:“不应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是转瞬即逝的时期,看做是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要把它看做是一整个历史时代……这一个历史时代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要创造那些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并且是为要使无产阶级能够: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那个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层。”
(《论列宁主义基础》)
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我们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和步骤的。
(五)
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主要内容已有规定。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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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
“占国民经济总量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中央、省、县、区、乡的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二中全会决议又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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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精神,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经济政策的条文中也有相适应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肃清国民党军队残余、统一全中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生产、增产节约、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三反、五反”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其它各种民主改革运动等工作的巨大胜利,都是正确执行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的结果。在过渡时期的头三年中,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长了,它的领导作用确立了而且加强了,经济恢复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已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实行有系统的改造的阶段,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有更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必要。
(六)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作了如下的指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
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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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因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
;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听其自流,那么它们就不但不能认真地支持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发生种种矛盾,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终目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根本目的,当然更无法达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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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
,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伟大的光荣的任务。
第二、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一)
我国虽然已有一定数量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但我国旧有工业的基础是十分落后和薄弱的。我国经济上的这种落后,使我国百余年来国弱民穷,受尽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工业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在一九四九年,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而农业及其副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三左右。我国旧有的工业是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工业,即是说主要的是一些轻工业,即有某些重工业,也多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修理厂(轮船、铁路等)
和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残缺不全,经济上不能独立。我国原来的钢铁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真正的机器制造工业,没有现代的国防工业。在我国现代化工业中资本主义工业占很大比重;在一九四九年,国营工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四左右,私营工业则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此外,合作社经营的和公私合营的工业约共占百分之三)。这就是过渡时期开始时我国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5
工业情况。经过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这三年的恢复时期,我国的经济前进了一步:在一九五二年,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左右,农业及其副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二左右;而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约占百分之五十一,资本主义工业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此外,合作社经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共约占百分之九)。这就是说,现代化工业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它在工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仍不及十分之三;国营工业在现代工业中已占居优势,但资本主义工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以上数字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初步计算)。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还是不能自己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不能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没有现代国防工业的国家。在一九五二年,我国钢的年产量平均每人约二点四公斤,苏联平均每人约一百五十余公斤;我国棉布的年产量平均每人可得约九公尺,苏联每人可得约二十三公尺。因此,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实现国家社会主义
25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工业化就可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大大加强工农联盟,并且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财政力量和人民的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有把握地、不断地提高。斯大林说:“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村经济在内)
的主脑,工业是一个钥匙,在这个钥匙的帮助之下,才能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来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业。“
(《论国家工业化与联共(布)
党内的右倾》)
“国家工业化,就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巩固其国防能力,并造成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
(《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论联合政府》)
由于帝国主义正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由于我国被打倒的反革命的阶级和党派每日每时都在那里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复辟,推翻人民革命政权,由于我国在经济上、技术上还很落后,我国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我们必须用一定的速度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稳固的基础。
(二)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斯大林说:“不是说随便怎样发展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它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冶金等等)
,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
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5
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因为我国过去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也不发展:在广大的国土上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火车头不能自制,钢轨也大部从外国输入;汽车公路通车的在解放前只有七万五千多公里,货运客运汽车为数很少,而且都是从外国输入的;内河航运和海运都不发展,内河只有很少的古老的轮船,几乎完全没有远洋的运输;完全没有自己的航空业。如果我们不建立重工业,我们的运输业还会停留在现在破旧的状态上。轻工业虽然有一些,但是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并且因为我国没有重工业,许多轻工业的机器,尤其是精密的机器不能制造;如果我们不建立重工业,我们现有的轻工业就会一天一天破旧,而得不到新的装备的补充和改造,要扩大轻工业和建立新的轻工业也会困难。因为没有重工业,过去在我国农业中就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也很少使用化学肥料;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发展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我国的农民就会长期得不到新式农具和农业机器,长期得不到更多更好的化学肥料,我国农业的合作化和农产量的增加就会遇到困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三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
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苏联因为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建立重工业开始,所以
45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卫国战争中,能够击败德日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因为建立了重工业,就有了机器制造工业,有了汽车、飞机、拖拉机等工业,就有了现代国防工业,就能使交通运输业、轻工业获得不断的有力的发展,就能使农业获得各种新式机器和化学肥料,迅速地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
当然,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如果没有这些事业的相应发展,不但人民的生活不能够改善,人民的许多需要不能够满足,就是重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三)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首先发展国营工业,并发展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实行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长。斯大林说:“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随便一种甚么工业化。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化,乃是保证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对小商品形式的、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所占的优势愈益提高的工业化。我国工业化的特点,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能保证工业中的公营部分战胜私人经营部分即战胜小商品经济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工业化。”
(《在联共(布)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一方面就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工厂、新矿山等)
,另一方面就要改进和办好现有社会主义工业,并依据可能和需要扩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5
建和改建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改进现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状况,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我国正在新建的社会主义工业绝大多数是为我国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重工业,它们是以最新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并且规模巨大,它们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因为一定要建立新工业才能从技术上改造我国的经济,使我国的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技术基础上面。因此必须在建厂时把基本建设的工作做好,真正要做到“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做到“又好又省又快又安全”。必须把强的干部调到新建的大企业中去,加强基本建设中的政治工作,推广基本建设中的先进经验,按期完成和先期完成基本建设计划。另一方面,改建、办好和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对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有的同志不安心于在现有工厂工作,埋怨他那里没有建立新工厂,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看到我国现有社会主义工业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可以发掘,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可以大大提高,如果把这些社会主义工业加以改进,就是对国家工业化作了伟大的贡献。必须改善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加强计划管理和技术管理,加强经济核算,以求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增加产量,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以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现有的工厂和工业基地不但要在相当时期内负工业生产的主要责任,而且要对新工厂和新工业基地负帮助建设的责任,这就是供给新工厂、新矿山以机器和各种装备,供给新工厂新矿山以干部和技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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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积累发展新工业所需要的资金。现有资本主义工业对于目前的生产和新工业的建设也负有很大的责任,目前这些企业中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很低,资金的浪费很大,必须认真地在这些企业中实行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并且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材,积累资金。而为着这个目的,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
只有在完成了现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才有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四)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材,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和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将使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大大迈进一步。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初步计算,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将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一倍左右,即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中国营工业(包括地方国营工业)
的总产值将增加约一倍半,即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现代工业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比重将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粮食将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棉花将增加百分之三十四左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将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一百四十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其中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电力站、煤矿、炼油厂、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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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机器制造厂、汽车厂、拖拉机制造厂、化学厂等。这些工厂将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内分别开始生产。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初步计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一九五七年)
,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将达到如下的规模:生铁四百六十万吨,钢四百五十万吨,钢材三百十五万吨,煤九千三百万吨,石油一百六十五万吨,电力一百六十亿度,氮肥五十一万吨,棉纱一百零五万吨,棉布七十三亿公尺。其他各种工业都将有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五九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新建和改建的一百四十一项巨大企业全部建成并开工后,就设计的生产能力来说,我国钢的年产量将增至五百二十万到五百八十万吨,载重汽车的年产量为九万辆,拖拉机的年产量为一万五千台,煤的年产量将增至近一亿吨,各种机器除最重型的和最精密的以外都自己能制造。那时我国的工业化将获得一个稳固的基础。按若干重要产品的产量来说,到一九五九年我国工业将大约相当于一九三二年苏联的水平或一九三七年日本的水平。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施工的工厂建设工作的完成,可以打下工业化的稳固的基础。大约经过十五年(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七年)
左右,当我国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时,我国的面貌、我国的经济情况就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自己的强大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现代化国防工业,将有自己制造的大量的汽车、飞机、火车头、轮船和农业机器,将有更好的更发展的轻工业和现代化的运输业,以及现代化的农业,我国将有比现在高得多的技术水平。到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将更加强大而繁荣,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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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比今天大为提高。
(五)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国人民一定能够胜利地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中国有五亿以上的人民,他们富有革命传统,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长期地盼望摆脱落后和贫穷,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是一个不可计量的力量。我国工人的爱国主义的劳动积极性在这几年的恢复经济和增产节约运动中已经惊人地高涨。我国有坚固的工农联盟,我国的工业化事业有几万万农民的努力支援。我国有丰富的资源。我国有广大的干部已经转入工业或正在转入工业去学习掌握和管理工业。我国不但有苏联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而且直接得到苏联的装备和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
这些都是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困难。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资源不清,资金不足,工业干部缺少,同时在国民经济中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还是汪洋大海,资本主义经济还占很大比重,人民文化水平一般还不高,这些都是困难。并且,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赢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但这些困难是必须克服,也是可以克服的。必须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认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认识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利益,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这个最高的利益。要批判一切违反总路线的错误思想,如认为我国可以不要工业化、可以不忙工业化、可以降低工业化速度、可以不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认为工业化对农民和一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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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认为有了苏联的援助,我国的工业化就不重要等等思想。在另一方面,也必须批判那种认为可以不顾实际的可能,要求不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而是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要求百废俱兴,要求迅速大大改善人民生活,在一个早上把一切好事都办完的盲目冒进的思想。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苏联的经验表明,这主要地不能够依靠旁的来源,而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首先是工业内部的积累。斯大林说:“为了工业而自己节约的道路,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这条道路,列宁同志曾多次指出过,乃是我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
(《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的政策》)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既然要依靠全国人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增加生产,实行严格的节约,贯彻经济核算制,以便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加以生产生活资料的轻工业和农业还不能在短期间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能不有相当的限度;它必须服从生产的发展,它的速度必须较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苏联人民在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时期“甘愿担受牺牲,在各方面实行极端节省,节省饮食,节省教育经费,节省布匹,以求积累创立工业所必要的资金”
(斯大林:《在克列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演说》)
,苏联人民的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必须继承并发扬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劳动人民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亲密团结、遵守纪律、克服困难、坚忍不拔的优良传统,来建设我国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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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
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已经从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获得解放。但在我国农业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和落后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土地是分成小块经营的,农具还是古老的,耕耘靠人力和畜力,无力采用农业机器和新的耕作制度,收获量低,不能很快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产量。我国的粮食产量一九五二年比一九四九年虽已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但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五百多市斤的粮食,而同年苏联平均每人每年却有一千三百多市斤。小农经济对天灾无力抵抗;目前我国每年仍然有二千万到四千万的农民受到轻重不同的自然灾害。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许多农民由于生产不足而不能自给,鳏寡孤独和失去劳动力的农户的困难也不能完全得到解决;目前我国许多地区农村中一般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需要帮助。这种建立在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因而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之间的矛盾,已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同时,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有的人因天灾人祸而穷困破产,有的人却利用做投机买卖、放债、雇工的办法来剥削旁人;如果不对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成为富农剥削者,而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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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苦。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逐步改造我国的农业,使我国农业由规模狭小的落后的个体农业进到规模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在农业中采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采用化学肥料和科学耕作法,采用机器来进行灌溉和发展水利事业,扩大耕地面积,并在人口稀少、土地辽阔的地区进行移民垦荒,这样就可以提高农业生产,保证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保证工业化事业的发展,并使农民生活逐步地普遍地提高。斯大林说:“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
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以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
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
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即是在农业里培植资本主义,使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结果是使农民陷于贫困,而使资本主义企业在农业中发展起来。我们反对这条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是与苏维埃经济不能相容的。另外一条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是在农业里培植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结果是使小农户联合成为用技术和科学武装起来的巨大集体农庄,而把资本主义分子从农业里排挤出去。
我们是主张走这第二条道路的。“
(《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二)
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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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农的老贫农)
,巩固地与中农联合,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是今后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这就是要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起来,把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这种由带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全国各地举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时间不久,但已显示出它具有许多优越性和重要作用;如能够解决互助组中一些矛盾,特别是关于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有效地逐步地扩大农业的再生产,能够有计划地和国家经济相结合,能够成为农民受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学校等等。因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
的适当形式。
除了农业生产要合作以外,供销也要合作。
农民买的东西,卖的东西,要逐步做到都经过合作社,不经过私商。这样就可以使农民与资产阶级割断联系,就可以使农民不受私商的剥削,农民自己也可以不变成剥削旁人的私商。同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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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要用银行贷款和发展信用合作的方法领导农民向农村中的高利贷作斗争,逐步消灭高利贷。所有这些方法,都是限制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限制富农的发展的。在目前时期,党在农村对富农的政策还是限制富农而不是消灭富农,因此应当进行各种工作来和富农的剥削作斗争,既不是在法律上加以禁止,也不是在实际工作上听其自由发展。发展农业合作化是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和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方法。
在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中必须坚持巩固贫农和中农的联合,坚持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反对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来使农民自愿地联合起来,企图用简单的号召或强迫命令的办法来推行合作化是错误的。对暂时不愿意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单干的劳动农民,必须采取热情的照顾,帮助和耐心教育的态度,发挥单干农民可能的生产积极性,给以必要的贷款和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困难,使他们感到互助合作的好处,并从事实上认识到互助合作优于单干,因而逐步地加入到互助组和合作社来。强迫命令的办法和剥夺农民的办法,不仅不能推动合作化事业的前进,而且是破坏工农联盟的罪恶行为。列宁说:“要想用某种急速办法,某种命令来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加以改造,那是完全荒谬的思想。我们明白懂得,要想影响千百万小农经济,只能采取逐渐的谨慎的办法,只能用实际模范例子来表明,因为农民非常讲求实际,又与旧式农业联结得非常坚固,要使他们作某种严重的改变,单靠忠告和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办,那就既不可能,而且荒谬。”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但是,实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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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能放任自流,因为农村的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所以必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目前全国参加临时和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约有四千七百九十余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万四千多个,参加的有二十七万三千多农户。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发展到八十万个左右,那时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三)
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实现国家对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工业化事业的发展,工人和城市人口增加了,原料作物区扩大了,商品粮食以及蔬菜、油类、肉类、糖类等副食品的需要量也随之迅速增加;但由于我国农业基础是小农经济,商品粮食及其他商品作物的增长极慢,加上自由市场的存在,投机商人的捣乱,就影响到农民贮存观望,妨碍国家收购计划的完成。实行对粮食一类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就能够保证国家的需要和对人民的供应,稳定物价,保障经济建设;就能够打击投机奸商和囤积居奇的剥削者;就能够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以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把农民的目前的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既然基本上取缔了粮食的自由市场,就能够削弱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联系和影响,加强农民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引导农民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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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道路,积极地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
我国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必须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之上。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并不是甚么简单的联盟。这种联盟,乃是工人阶级与农民劳动群众两者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
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二)
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三)
消灭阶级和消灭阶级社会。“
(《在粮食战线上》)
这在我国也是适用的。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必须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因此必须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否则,工业的迅速增长就要受影响。为了发展和改造农业,除了应该从逐步采用新的劳动组织和逐步改变旧的所有制为新的所有制着手,还要逐步供给农业以进步的技术。
特别是为了帮助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达到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根本摧毁农村中的资本主义阵地,就必须用新的技术把农业武装起来。因此,为了发展和改造我国的农业,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否则就不能出产新式农具和其他农业机器,不能生产大量的化学肥料,因而农业生产就不能迅速增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彻底胜利。所以,发展工业,以便进一步以新的技术来改造和提高农业,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的基础。我国农民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和今后将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都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这是我国农民的主要的、基本的一面。但由于农民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上面的,所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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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是农民落后的一面。目前我国农村中的这种自发倾向的发展,就表现为农村中贫富分化开始有某些发展,投机买卖、高利贷剥削有某些发展;就表现为农村中有些富裕农民不愿参加互助合作运动,不愿把余粮卖给国家。如果听任这种自发倾向发展下去,就会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阵地加强起来,社会主义的阵地削弱下去。列宁说:“农民既然是劳动者,他就趋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农民既然是粮食出卖者,他就趋向于资产阶级,趋向于自由贸易,即退转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列宁又说,农民经济“有非常广阔、而且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当然是不免要同共产主义进行极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经过投机小贩和奸商活动来反对国家采办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
,一般就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必须进行耐心的艰苦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来克服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斯大林说:“我们要采取一切办法来提高农民的觉悟,教育他们,使他们靠近我国革命的领袖——工人阶级,这样,我们就会使农民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更坚定的更可靠的同盟者。”
(《论工人阶级同盟者农民》)
毛泽东同志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作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论人民民主专政》)
由于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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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带给农民的是少数人变为剥削者而大多数人贫困破产的痛苦的道路,而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全体农民富裕和生产迅速发展的光明大道,农民在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就会趋向社会主义而拒绝资本主义。
(五)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计算,一九五二年手工业(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
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约占百分之十三左右,达一百多万亿元(如将农民手工业副业的产值计算在内,手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全国城乡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约为一千余万人。目前我国手工业供应居民以许多种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各种金属制品和木器(其中主要是农具)
、棉毛织品、服装等。在我国农民目前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手工业产品占百分之六十、七十有的竟至百分之八十。由于我国目前还不能大量发展现代化的轻工业,而人民的购买力和对于各种日用品的需要却日益提高,所以我国的手工业虽有一部分已经为工业所代替,无法维持,其很大一部分还有存在价值和发展余地。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手工业也仍然是机器工业的不可缺少的助手。但分散的个体手工业的生产是十分落后的,不能使用新的技术,在生产和销售中会遇到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且会受到私商的剥削。同时,个体手工业是小商品经济,它也是不稳固的,如果听其自发地发展,也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是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破产的痛苦的道路。因此,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过渡时期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6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把劳动农民的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因而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把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把手工业者逐渐组织到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生产供销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
中去,是国家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唯一的道路。根据合作总社的计算和计划,一九五三年底我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约有三十万人,产品总值约五万余亿元,而到一九五四年底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社员人数即将增至九十一万余人,产品总值将增至十万余亿元。我国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对比,已经表现出它的明显的优越性。手工业者一方面虽是劳动者,但同时又是私有者,因此,必须经过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提高手工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觉自愿地组织到手工业合作社中。国营商业和各地供销合作社必须和手工业者建立密切联系,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原料,推销他们所生产的成品,从供销方面帮助手工业者组织起来。
第四、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和对于国计民生不利的消极作用两个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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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作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力量;一九五二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内还有约三百八十万职工,资本主义工业产值还占工业总产值百分之四十左右。由于我国经济现在还很落后,社会主义工商业还不能很快地代替现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它们的积极性,借以增加工业产品的供应,增加国家工业化资金的积累(税收和公积金)
,扩大商品的流转,维持劳动者的就业,训练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加以限制,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必然对国计民生发生破坏的作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我国已经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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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因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一方面它的力量比较软弱,另方面由于它一贯地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限制或压迫,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常常采取中立态度,它的一部分代表人物在某些时机还参加了相当的革命斗争,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又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在过去几年中,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形见绌,不合理,对国计民生的不利方面,已经一步一步地表现了出来,使全国广大人民,首先是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和职员纷纷要求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并使许多和资本主义有联系的人士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也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过一定的步骤来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便最后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
(二)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经过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监督和管理,经过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合作,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和作用,是依国家的性质而定的。列宁对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曾作如下的论断:“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我们能够规定它的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是与国家关联着的,而这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俄国共产党(布)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75
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同样,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用各种方式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受工人阶级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解放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已不能为所欲为地唯利是图。当然,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是这一部分利润在整个赢利中只不过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占了四分之三左右的赢利是为国家(所得税)
,为工人(福利费)
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这里包含了为资本家生产利润一个小的成分)
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有一部分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
社会主义性质的。必须指出,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我国国家资本主义按照它们受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及受国家和工人阶级监督的程度,有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经销、代购、代销等其他各类形式。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上和经营上优于其他各类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一切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在不同程度上优于一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较之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小资产阶级的)
自发势力说来,乃是一个进步。……全部问题——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上的问题——就是要找到正当的
27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方法,应该怎样把资本主义之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内和某种期限内是不可避免的)
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这必须赖有一些甚么条件,怎样保证在不远将来变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
(《论粮食税》)
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在苏联过渡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发展,但在我国的条件下,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却有重大的意义。我国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把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而又为国家所需要的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并有计划地稳步地使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向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进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的加强,随着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的加强,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的前进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间的联系的缩小和消灭,随着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家资金和国家管理力量的增大,随着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要求的发展,国家就可以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
(三)
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过渡时期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在实现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的过程中,应当继续加强对资产阶级中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按照国家计划发展生产的进步分子的团结,继续保持对资产阶级中一切爱国守法分子的联合,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国家政策的教育,同时必须克服资本家所必然会采取的各种形式的反抗,以保障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列宁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的“租让制也是一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另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75
一形式底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
(《论粮食税》)
列宁又指出:“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当做到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无情地惩治不文明的资本家,即惩治那班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去设想作任何妥协,只是用投机业和收买贫民等手段来继续破坏苏维埃设施的资本家;另一方面要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班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行这种资本主义,能以真正用生产品供给千百万人之大企业的聪明练达组织者资格出现,能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左”
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
我们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若干年内这些企业内的工人阶级还要为资产阶级生产许多万亿元人民币的利润,这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赎买。
(四)
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营经济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政府应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逐步地割断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系。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工人一方面应当按照国家的政策,协助资本家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扩大积累,并按照需要和可能增加生产;另一方面应当监督资本家遵守国家法令,遵守公私合同和劳资合同,遵守国家财政纪律,防止不法资本家收买、腐化和进攻工人阶级,防止和检举不法资本家的“五毒”
行为,以及逃避资金和浪费资金的行为。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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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和教育资本家使其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接受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政策。必须向他们宣传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第五、加强党的领导,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
(一)
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是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彻底胜利的保证。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全党应为此而努力。毛泽东同志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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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加强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督促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指示。必须吸收在建设事业中表现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来壮大党的组织力量。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必须教育党员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对一切违反总路线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反对党员放债、雇工、买进土地、出租土地、经商、参加商业投机等行为。由于小生产者出身的成分在党内所占比重很大,随着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进展,必须克服党内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对于党的总路线的不了解和动摇的现象。
因此,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就特别重要。
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纪律,增强党的团结。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党的统一。发扬党内民主,必须健全党委制,充分发挥各级党的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克服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分散主义。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的最高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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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
,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必须在全体党员中加强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纪律的教育,并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必须号召全党学习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提高业务、文化水平。一切在工业建设岗位上的党员干部必须钻研生产业务,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
(二)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对于保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现有决定的意义。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者、他们的走狗以及国内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决不会甘心让我国经济建设顺利地进行,相反地,他们正在企图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来破坏我们的事业,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以大力加强国防力量。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必须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陆海空军而努力,必须保卫祖国的安全使它不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侵犯。必须加强人民公安部队和公安机关,提高人民的革命警惕性,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障国家各项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家政权机关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来组织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克服官僚主义的习气,克服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每个工作人员必须联系实际,深入下层,倾听群众呼声,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揭露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必须培养和提拔工农积极分子,并吸引工农群众参加政权的建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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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基础和旗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照耀着全国人民的前进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是极端复杂而繁重的,要实现这一任务,没有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是不可能的;必须加强党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加强党对各种群众组织的领导。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斗争中,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负有特殊重大的责任。它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全国人民,并以自己的英勇劳动和革命觉悟,以自己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艰苦奋斗、自我牺牲的模范作用,来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前进。工人阶级在生产建设战线上应当继续广泛地开展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努力完成生产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努力增产节约,加强劳动纪律,爱护国家财产,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以更多更好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来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力,来加强和巩固城乡的结合,来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上和文化上的需要。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工人应当努力协助国家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工人阶级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觉悟,克服工人队伍内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如积钱买地、参加商业投机、开小作坊和片面强调提高工资福利等错误行动)
,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准。农民应当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供给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所需要的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按国家需要踊跃地把余粮和其它农产品卖给国家。农民应当积极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克服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知识分子应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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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并为国家培养干部,发展祖国的经济和文化,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事业。全国的青年必须努力锻炼身体,学习科学知识,提高政治觉悟,准备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全国的妇女在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斗争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必须提高政治觉悟,踊跃参加生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全国的私营工商业者应当加强自己的爱国主义教育,遵守政府的法令,在政府领导下积极经营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把眼光放远些,接受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合作社、工商业联合会及其他群众团体,都应当通过自己的组织,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来团结和教育全体成员和广大群众。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继续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且不断地提高统一战线全体成员的觉悟水平。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并且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在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帮助各少数民族稳步前进,使他们共同参加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必须继续加强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合作;必须积极支援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新战争危险的和平运动,支援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继续执行国际和平政策及发展与各国的经济文化关系的政策;必须教育全国人民了解,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的援助、整个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大团结以及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胜利发展,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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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事业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总之,我们必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和必须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我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本文按《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版排印。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一致通过的决议)
一、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列宁说:“无产阶级之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只是因为它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有组织的物质统一把它巩固起来,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工人阶级的大军。”
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
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基础上,经过种种牺牲奋斗,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又由于及时地正确地克服了危害党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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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敌对活动和错误倾向而日益巩固,终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依靠全党的团结,党领导着全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国内人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包围。现在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我们要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行对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小私有者)
,逐步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是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的。鉴于我们现在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而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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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鉴于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鉴于这一切情况,中央认为,当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都应当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列宁和斯大林曾要求苏联共产党“保护我们党的一致,如同保护眼珠一样”
,这同样应成为我们的格言。
二、为着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省(市)
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对于党的团结的必要和自身责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觉,并应在党内作很大的努力和必要的工作。全党高级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应遵守下列各项规定:(一)
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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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二)
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
(三)
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四)
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五)
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
(六)
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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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误,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但是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四、由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
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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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本决议也以这些负责同志为主要对象。对于全党广大干部和党员,应由各级党组织根据本决议的精神负责进行关于增强全党团结的教育,保证本决议在全党的贯彻。全党干部都应当以身作则,同心同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便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节录)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周 恩 来
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
①《周恩来选集》题解:这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内工作部分的要点。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85
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化代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随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就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工作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对于计划的许多细节还在进行补充和修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大家已经知道的,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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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当然,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
我国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六点九。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要低些,但是一九五三年工业总产值仍然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四年预计现代工业的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四点二倍,如果再加上农业和手工业,那么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二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够设想的。
在工业的发展中应当指出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是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一九四九年,这个比重大约是百分之十七,而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近百分之三十三。第二是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一九五四年消费资料的生产预计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三点一倍左右,而生产资料的产值却将等于一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85
九四九年的五点七倍左右。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三。第三是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于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一年一年壮大,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成批地转为公私合营工业,这一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七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一左右。这就是说,没有转为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只占百分之二十九左右了。
这些统计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
我们原有工业的基础虽然薄弱,却是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工业利润和工业人才的主要来源,忽视这个基础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力量,增加生产品的产量和品种,使它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培养人才和供应设备,并且供应人民的需要。但是我国原有的工业究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主要地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六百个,大家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并且将使我们有新的工业区域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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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地,使我国目前工业分布上的不合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
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将在一九五八年完成,其余部分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根据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定,关于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规定,关于优先发展国营经济、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定,并不是空谈,而是我们正在实现着的活生生的事实。全国的劳动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英勇奋斗,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祖国的面貌。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下略)
本文按《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①(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
①编者按:这个文件曾经在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且作为草案通过。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85
义经济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三年的恢复工作,加上三年的有计划的建设工作,我们已经在经济上大大地巩固了和扩大了社会主义的阵地,大大地削弱了和缩小了资本主义的阵地。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统购统销工作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在已经暴露得特别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不进一步地受到改造,就不可能提高生产力来适应人民的需要,并且会使生产力受到重大的破坏。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二)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末年,即1952年的三反五反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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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还没有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就还保持着很大的威风,三反五反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
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从此在很多企业中逐步地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说明: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处在下列的条件下:(1)
国内有一个强大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2)
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3)
工人群众的觉悟和他们的高度的组织力量;(4)
农民站在工人方面,同工人结成了巩固的联盟;(5)
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掉了独立存在的条件,而且本身矛盾重重,整个阶级已经陷于分崩离析;(6)
苏联的援助和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以及其他国际的条件;等等。这些条件,就使得资产阶级除了向工人阶级屈服,把态度放“文明”
些,比较老实地执行我们国家给予的任务,走上我们党所指出的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整个的形势已经很明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职员群众已经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资产阶级也已经不能照旧生活和控制下去,而党的任务就是必须贯彻执行党在过渡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95
时期的总路线,主动地、积极地、认真地抓起这个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能够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这两方面的工作互相适应,以便逐步地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三)
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的政策,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都是必要的,正确的,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的。这种联盟的结成,一方面,取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如果他们不需要并且拒绝这种联盟,而简单地敌视我们,当然就不可能有这种联盟。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需要并且可能结成这种联盟的时候,不去提出这种政策,或者关于政策的许多重要问题规定得不正确,那末也就不可能有这种联盟,即使结成了联盟,也将得不到应有的对于人民有利的结果。所以,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除了对方的条件以外,还要看我们的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利用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矛盾,对于他们不满意反动统治和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这一方面,采取了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则采取了批评和斗争的政策。我们实行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结果就在政治上充分地孤立了敌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走的态度。
显然,我们的这种政策是成功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在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以后,我们的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但是资产阶级所怀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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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却是发展资本主义。
这当然是矛盾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由于下面的理由还是继续存在下来:(1)
民族资产阶级表示拥护人民共和国,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2)
我们已经同民族资产阶级有过统一战线的历史,如果他们不愿意破裂,我们就不能随便抛开他们而使人民不容易理解;(3)
我们开始在全国执政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我们面对着一个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同时又由于我国经济很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我们有必要同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经济上的联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他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加速恢复的工作,借以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和农民交换农业品;(4)
我们采取节制资本、逐步改造私有制的办法,将便利于我们党和工人阶级能够有一个学习过程和准备阶段去学会管理工商企业的本领,并使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尽量的避免破坏和损失;而且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又正忙于接管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和进行土地改革,缺乏干部,对于为数众多的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也接不上手。因为上述的种种关系,我们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不应该没收资本主义企业的财产。同时,也因为上述各项理由,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在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显然,我们采取这种联盟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不但在政治上继续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而且在经济上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95
有了很大的益处。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我们就有可能依靠国家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监督,采取和平的办法,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不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这是从我们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
这种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采取赎买政策,是可以允许的,是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我们的赎买办法,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然不到四分之一,但是如果以十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二十亿左右人民币。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这种赎买的办法,已经实行了六年,还将继续到一个必要的时候。除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进行这种办法的赎买以外,对于那些有技术才能和有管理企业的能力因此使企业能够供给国家更多工业品的资本家,还给予较高的薪水,同时,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资本家用职员的名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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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支取相当高的薪水,其中有一些人是没有能力而挂名支薪的。这些,在过渡时期,也是属于一种赎买的性质。这种赎买,也是必要的。
(四)
这样,我们对于处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处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于地主阶级,我们是在无偿地没收他们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之后,再在劳动中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来为国家服务。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的条件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资产阶级中不仅有相当一批代表人物,而且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公开表示接受这样的方案。这种做法就是使得我们有可能在阻力较少的道路上逐步地实现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变革。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95
(五)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5%左右)
是属于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一般地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即存在着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因此,他们对于接受改造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三部分人大约占资产阶级队伍的95%左右。这是就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就除了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以外的资产阶级来说,根据若干地方的调查,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三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进步的分子,约占20%左右;处在中间状态即所谓“随大流”
的分子,约占60%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
约占20%左右。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第一,要把其中更加进步和更加靠拢人民政府分子组成为推动工商业资本家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力量,并且适当地扩大这种力量;第二,要把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用教育方法逐步地争取过来,使他们中间的多数提高觉悟,有所进步,使落后分子一年一年地减少下去;第三,分化那些顽固分子,使最顽固的分子孤立起来。
要做好这些工作,首先我们必须根据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采取鼓励和批评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几部分人的实际情况,必须采取实事求是,全面分析,分别对待,灵活地运用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对于他们中的好人好事加以鼓励,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缺点加以批评,有多少好人好事就说多少好人好事,有多少错误缺点就说多少错误缺点。对于落后分子本身,也应该加以分析,
69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即他们除了落后的一面之外,也还有其他的一面,例如,他们也接受加工订货,买公债,缴纳所得税,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等。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我们的讲话就有充分的说服力,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保持自己的主动性。只有批评没有鼓励,或者只有鼓励没有批评,这些都是片面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我们必需采取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并且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着重鼓励,有时着重批评。在批评的时候,也要对他们指出改正的希望。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着达到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最后达到消灭资产阶级这一个剥削阶级的目的。
其次,为着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必须采取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就是说,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方法,组织资本家的学习。逐步地改造这些资本家,将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有两种教育方法。
三反五反的群众斗争,是一种教育方法,但是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当着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给予他们这样一次重大的从外部强加的但是完全必要的教育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已经基本上被打垮,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这就创造了一个使我们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教育方法的条件,这就是采用讲演,上课,座谈会,学习班,以及在适当的时机引导资本家内部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加强对于资本家的教育,使他们了解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了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了解时事和国家的政策,了解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他们唯一可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95
能的出路。在对资本家进行教育的时候,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种方法,值得特别注意。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根据许多地方已有的经验,由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各种因素,再加上我们加强组织资本家本身的学习,就有可能促使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的数量逐渐增加,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数量逐步缩小,并且大大减少许多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因此,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
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六)
根据前面所说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任务和工作方法,我们的党应该采取以下的一些重要措施,开展这个工作:第一,中央有关各部和各省、各自治区和各城市的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作和组织准备工作,按照私营工商业的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提出关于把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批分期,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这种全面规划需要包括以下各项:(1)
统筹安排各行业的生产和经营。为此,对于各行业的公私企
895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业之间、私营企业之间、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要有适当的调节;同时,对于各行业的私营企业要加以必要的或大或小的改组。
(2)
建立各行业的专业公司(有的是一个行业的单一公司,有的也可以是几个行业的综合公司)
,以便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轨道组织起来。这种专业公司要担负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上的任务,也要担负改造资本家的政治教育上的任务。
(3)
准备由原来的按企业所得利润的一定比例分配给资本家利润的办法逐步过渡到有分别地按资本定息的办法。这种定息的办法实际上是将企业交给国家的专业公司直接管理,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将大大地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积极性。
除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外,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一般地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但是根据各行业或者各地区的某些具体情况,有些个别的或部分的小手工业也可以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公私合营。小商业的改造,在乡村中一般地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在城市中一般地可以在长时间内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销的业务,这种代销经销的形式应该作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
应该使上述的两种改造,即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改造和小手工业、小商业采取合作化及其他形式的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争取达到90%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
第二,要向全党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全党和工人群众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95
了解党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确方针。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工商业资产阶级分子加以长期教育和妥善安排,使他们由剥削者逐步地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都要依靠党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工会应该善于去做改造资本家的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要把资本家的学习组织扩大到一切大中小城市(大中城市包括市、区两级)
和一切行业。学习的课程要包括时事和国家的政策,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等项目。党委和政府的负责人要关心这个工作,亲身出马向私营工商业者讲话。党的统一战线部门和宣传部门要负责管理这项教育工作。应该编辑一种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情况而可以供两年至三年之用的课本。这种课本要说明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光明的中国,而任何个人如果关心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同祖国的这个伟大前途结合起来。
不论是组织资本家学习,或者在他们当中进行其他活动,都应该充分地利用和帮助工商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这一类资产阶级的团体去做工作。
第四,除了关于时事和社会发展史等等的学习以外,还应该在今后几年内给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以学习技术的机会,使他们在放弃剥削之后,有可能变为有用的劳动者。
第五,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应该向资本家的子女和家属进行教育工作。
第六,加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党组织,以便加强党在这个改造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06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七)
六年以来,党和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教育资本家的工作,是得到了很大的成绩的。这些成绩为今后这个改造工作的全面的和迅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除了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和干部们工作努力之外,在这个问题上,党内也有过右的偏向和“左”
的偏向。右的偏向,主要的是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前,有一批干部对于资产阶级做无原则的妥协,没有同资产阶级划清阶级界线,被资本家所腐蚀。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后,有些同志依然没有从三反五反斗争中取得教训,右的偏向还是存在的,有些同志仍然被资本家所腐蚀,丧失党的立场,同化于资本家,例如上海民用药厂和铅笔一厂所发生的一类事件,各地都可能找到一些例子。这是很不好的,必须教育他们,加以纠正。并且应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
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
的形式出现的偏向。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
的态度。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06
一面以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就要“伤害马克思主义”
,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只是企图用“挤垮”
的简单方法去回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任务。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
的,在实质上却是右的。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的消极的偏向。不是放弃对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而是应该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不是放任自流,若即若离,“敬鬼神而远之”
,而是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提出一整套关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宣传教育的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尽可能广大地和尽可能迅速地获得改造。这样做,反而可以较快地减少资本家的疑虑,把他们的心大体上安定下来,从而能够有秩序地加速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会不遇到许多资本家的动摇、犹豫、埋怨、以及少数人的抵抗。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上述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将会削弱他们的动摇和抵抗,抽逃资金等项违法事件也将会减少。同时,由于我们采取了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又对一切同资本家接触的党员加强教育和监督,党内右倾的危险性也将较易于防止,被腐蚀的党员可能反而要少些。毫无疑问,我们的一切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一定会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起动员的作用,会使一切最顽固的资本家陷于孤立,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最后的胜利。
206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节录)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周 恩 来

我在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前,要说一说关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情况。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由于全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都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快还要大的胜利。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需要我们努力加以克服。
在基本建设方面。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基本建设的投资额,有可能比原计划超额完成百分之十以上。计划所规定的限额②以上的建设单位,除了少数的以外,都有可能
①《周恩来选集》题解: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第一、二部分。报告全文最先刊载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②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便于各级主管机关对建设项目的计划、设计、施工等工作实行分级管理,按基本建设项目总投资的多少确定一个数额,这个数额称为限额。如一九五四年规定钢铁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一千万元,纺织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五百万元,其他各项轻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三百万元至四百万元。限额以上项目,一般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06
如期完成或者提前完成建设进度,而且在各个年度中又增加了一些新开工的建设单位。到一九五七年底,预计大约有五百个新建和改建的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建设完工,这样,就会提高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为我国的工业创立某些新的部门和在一定程度上革新某些原有的部门,从而开始改变我国工业原来极端落后的面貌。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就会大为加强,在内蒙古、西北、华北各地,就会开始出现许多新的工业城市。
五年内新建和恢复的铁路将达到五千五百公里左右,重要的干线如集宁到二连、宝鸡到成都等线都已经修通,鹰潭到厦门的铁路也将要修通,兰州到新疆的铁路已经修到玉门以西。
重要的公路如康藏线和青藏线等也都已经全部通车。
这些铁路和公路的建成,加强了我国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同全国各地区的联系。
关于水利建设,我们正在继续根治淮河,开始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并且举办了其他一些大型和很多中、小型的水利工程。
许多建设完工的水利工程,对于防御洪水和灌溉田地已经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几年来,地质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保证了我国基本建设的需要。
如上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从投资额和多数重要建设单位的进度说,将有可能达到我们预定的要求。
但是也应该指出,某些部门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投资额计划,少数重要建设单位的部分工程,也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进度计划。这些部门和这些建设单位,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应该加强工作,尽可能地争取完成原定的计划。同时还应该指出,有一些建设单位只注意赶进度,忽视质量和安全,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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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低劣,事故很多,并且造成浪费,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在工业生产方面。工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在内,按一九五二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历年都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一九五六年,将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到一九五七年,将有可能比原计划超额完成百分之十五左右。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说,到一九五七年,绝大多数产品都将超过原定的计划指标。例如钢将达到五百五十万吨,发电量将达到一百八十亿度,煤将达到一亿二千万吨,金属切削机床将达到三万台,发电设备将达到三十四万千瓦,原木将达到二千四百万立方米,棉纱将达到五百六十万件,机制糖将达到八十万吨,机制纸将达到八十万吨。从重要的工业新产品说,我国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某些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新型号金属切削机床,现在已经能够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汽车和喷气式飞机,现在已经能够开始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生产的大型钢材和合金优质钢,现在也已经开始部分生产了。但是,也有几种产品,如石油、硫化青、食用植物油、卷烟、火柴等,由于原料不足、销路不畅或者技术的原因,可能完不成原定的产量计划。
在农业生产方面。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我国许多地区受到了较大的自然灾害,这两年的农业生产计划都没有全部完成,但是粮食产量仍比丰收的一九五二年有所增加。
一九五五年我国农产品丰收,粮食产量(不包括大豆,下同)
达到三千四百九十六亿斤,棉花产量达到三千零三十六万担,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06
他农产品的产量也都有增加。一九五六年许多地区遭受了洪水、内涝、台风和干旱的严重灾害,某些农作物特别是棉花受了一定的损失。
但是由于全国农村正处在合作化的高潮中,没有遭受灾害的地区将会增加生产,一九五六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仍然有可能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
只要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一九五七年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某些经济作物的产量,就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但是大豆、花生、油菜籽、黄麻、洋麻的产量和某些牲畜的数量,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计划,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这些薄弱的环节。
在运输和邮电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运输量和邮电业务量每年都有增长。预计到一九五七年,主要运输部门的货物运输周转量计划,都有可能超额完成。但是由于某些原有线路和设备的技术改造没有完成计划,某些线路和交通枢纽目前发生了运输紧张甚至堵塞的现象,这种情况正在努力加以改善。
在商业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商业的日益发展,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已经在国内形成,它的领导地位已经日益巩固。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二年,国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将增长百分之六十五。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国内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多数商品销售量的计划,对外贸易的出口和进口的计划,都有可能完成,有的可以超额完成。几年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扩大了国内商品的流转额,并且对于最主要的几种生活必需品,实行了统购统销的政策,保证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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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因而基本上保持了物价的稳定,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目前商业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商品供应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和经营管理不善,因而发生商品有时积压有时脱销的现象。
在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保健事业方面。这几年来,这些事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预计到一九五七年,除了个别的以外,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科学研究、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体育和卫生医疗等事业,都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例如,到一九五七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将达到四十七万人左右,超过原定指标约百分之九;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将达到六十八所,比原定指标多十七所。
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方面。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为止,全国已经组织起九十九万二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六。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我们预计,再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即到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可以基本上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
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为止,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已经有占产值百分之九十九和占职工人数百分之九十八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在私营商业和饮食业中,转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已经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八,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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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十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①制度,就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准备了条件。
这里,我还要简略地叙述一下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的状况。
这几年里面,从总的情况看,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相适应的。
但是有一段时间,工资的增长速度过分地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例如,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四年,工业部门(不包括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约提高了百分之十,而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提高了百分之零点六。其他部门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工作中的错误,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底发现以后,就着手纠正。从一九五六年四月份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工资制度的改革,并且确定一九五六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五五年提高百分之十三左右。这样,一九五六年职工的平均工资,就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五,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工资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的指标。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将超过原定的计划,例如,在国营工业部门,一九五六年将比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七十点四,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六十四的指标。
这几年里面,我们稳定了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并且适当地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因而使农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①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资本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
定息从一九五六年起支付,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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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地改善了生活。
但是我们也犯过错误,在一九五四年,由于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楚全国粮食产量的情况,向农民多购了一些粮食,引起了一部分农民的不满。在一九五五年,我们实行了定产、定购、定销①的粮食政策,从而安定了农民的情绪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现在预计,五年内农民的全部收入有可能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
由上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的。
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并且今后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大多数指标都可以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它的超额完成,已经使并且将继续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的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产值在内)将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的产值在内)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就加强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
①定产、定购、定销又称粮食“三定”
,是我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增产,保证国家和人民对粮食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定产就是根据田地质量和自然条件,结合经营条件,按正常年景下的单位面积常年产量评定农户的粮食产量,这是计算国家向农户购销粮食的依据。定购是从定产数量中按规定标准扣除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等用粮和实缴公粮后,对剩下的余粮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计算收购数量。一九五五年分户核定的余粮户粮食交售任务,在正常的年景下,自同年起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
定销是对各类缺粮地区按规定标准确定统销数量。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06
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都已经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事业,也正在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因而也就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创造了条件。
应该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团结一致,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表现的积极性和热情,是我们取得上述伟大成就的基础和保证。
还应该指出,在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援助。
在这期间,苏联给予我国以优惠的贷款,帮助我国设计二百零五项工业企业和供应大部分设备,派来了大批的优秀专家,并且给了其他方面的许多技术援助。各人民民主国家在设备、材料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在我国工作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愿意乘这个机会,对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这种真诚的兄弟般的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就使我们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现在,我只就近年来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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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过去四个年度计划的安排,大体上也是符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因而有可能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但是应该指出,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计划,部分地发生了偏低或者偏高的缺点,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我们在制定一九五五年计划的时候,由于前两年农业歉收,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而且在当年的节约运动中,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的投资。同时,还由于基本建设计划变动的次数多,下达迟,因而计划完成得比较差。结果,不但在财政上出现了过多的结余,并且在重要的建筑材料方面,如钢材、水泥、木材等,也出现了一时的虚假的过剩现象。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准备一些预备项目,及时地扩大建设规模,或者有计划地增加某些物资的储备,物资一时积压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们对以后发展的情况估计不足,把一时的物资过剩当作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因而用出口的办法来解决钢材和水泥一时多余的困难。显然,这是不恰当的。
当我们制定一九五六年计划的时候,由于上年度农业丰收,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定得比较高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16
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
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
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
但是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曾经部分地犯过错误。例如,在一九五三年,有些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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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一九五六年初,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这些偏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
在这个时期中间,也曾经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就是某些重要工作过分突出,以致同有关方面脱节。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初,我们为着加速发展农业,曾经过高地估计了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的当年需要量,制定了过高的生产计划,虽然这两种产品的计划经过一再修改,压缩产量,但是计划仍然过高,结果不但消耗了过多的钢材,造成一九五六年钢材供应更加紧张的情况,而且使某些机械工厂发生了一时赶工增产、一时闲工减产的现象。又例如,在我们的建设中,某种工业企业由于前进过快,所需要的原材料无法全部供应,因而发生了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的困难。当然,在我们开始进行工业建设的时期,这种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预料到这样的困难而更加妥善地进行安排,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16
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调整上述的关系,避免发生片面性。
以上说明,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还会是很大的,为了应付歉收,就必须有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储备;为了满足我国建设和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的需要,就必须有器材和原料的储备。此外,我们计划工作还缺乏经验,计划常常有不全和不准的缺点,即使计划当时订得比较准确,也可能由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又产生新的不平衡。例如,一九五六年由于采用新技术,提高了平炉和高炉的利用效率,矿石和焦炭便供应不足。为了消除或者减少在执行计划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平衡现象,也必须保留必要的后备力量。
这几年来,国家储备的物资虽然还不很多,可是对于保证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一九五六年的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曾经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应该指出,我们过去对于物资储备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
正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一九五五年某些物资略有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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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就不适当地出口了一部分;到了一九五六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又感到这些物资的严重不足。
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
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同时,各个国营企业也应该有适当的储备。当然,不论是国家的或者是国营企业的物资储备,都应该加强计划性,规定合理的定额,逐步增加,不能要求一下子增加很多,以免妨碍当前的生产和建设。并且,我们也要反对把由于盲目生产所造成的产品积压,当做国家的物资储备,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国家资金的积压和浪费,也是对生产和建设不利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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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如果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的计划,显然也是不对的。
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该不应该有“财政框框”
的问题。
我们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末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作“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在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许多是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有些领导同志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地处理问题和布置工作,因而所作的决定就很难正确,甚至发生错误。而上级的官僚主义,又助长了下级的命令主义。
现在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奔命。而有的部门的领导同志,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部门发了些什么指示,作了些什么规定。这样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在我们政府的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决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骄傲自满。应该看到,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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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下略)
本文及注释按《周恩来选集》下卷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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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论十大关系①(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 泽 东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题解: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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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
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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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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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
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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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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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
这个比重太大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
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
那不好。
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
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
、“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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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
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
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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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
,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①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
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
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
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
①义务交售制是苏联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实行的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一项主要办法。
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每年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的数量和价格向国家提供农产品。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26
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
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
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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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
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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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
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
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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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
而土地谁多呢?
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
,少数民族“地大物博”
,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
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
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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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象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象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
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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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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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
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
、“西霸天”
,人民是不能起来的。
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
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
在胡风①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
①胡风一九五五年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
一案中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一九六五年被叛刑。一九八○年九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本人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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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
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
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①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②、康泽③这样的人也不杀。不
①潘汉年一九五五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关押审查,一九六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
,并被判刑。
一九八二年八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平反昭雪。饶漱石曾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
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
,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
②宣统皇帝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
③康泽原国民党特务头子。
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九六三年四月被特赦释放。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36
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象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
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
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
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
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
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
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
436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
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
一定要分清敌我。
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 非 关 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
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
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36
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
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
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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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
哪有这个事?
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象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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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①。
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解: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部分讲话对《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书面报告作了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
836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
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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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
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
,二为“白”。
“穷”
,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白”
,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
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
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象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本文及部分注释按《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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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①(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陈  云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同意修改了的党的章程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无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都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大量的原来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如此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当然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我现在想就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所发生的问题,包括由此而来的在国营企业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我们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七年,要完成这个工作,还需要几年时间,而且还要进行许多工作。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有下列三个方面:一、对资本家方面
①《陈云文选》题解: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载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46
的工作;二、对职工方面的工作;三、解决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引起的工商业管理的一些新问题。
对于资本家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如:规定定息的数额,对企业实行清产核资,陆续安排资方人员,逐步改进企业内部公私共事的关系等等。
对于职工方面的工作,我们提拔了一批优秀的职工担任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同时,我们正在拟制工资方案,使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与当地相同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相比较,高的不降,低的逐步提高。但是应该说,半年多来,我们在公私合营企业职工中进行的工作是不充分的,这是一个疏忽。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是热烈拥护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他们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也有一部分职工还有这样的疑问:“在公私合营以后,职工的职权为什么反而降低了呢?”
“过去的资本家,今天在企业中为什么仍然有职有权呢?”
职工的这些疑问,说明了我们在职工群众中工作做得不够和工作有缺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是企业所有制的一种根本改变,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改变。这种改变,使公私合营企业中各个方面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五二年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
斗争以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普遍实行了工人监督生产,工会在企业管理方面有很高的权力。这种工人监督生产的办法,在公私合营以前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企业的生产和改造是有利的。把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以后,工人阶级的任务,就应该由监督生产进一步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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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直接管理生产。当然,国家在管理这些企业的时候,必须依靠职工群众,必须从职工群众中选拔有经验的优秀分子参加领导工作和其他的管理工作,必须健全和坚决执行企业内部各种民主管理的制度。由工人监督生产转变到由工人和国家机关所派的公方代表一起去管理生产,对于工人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权力来说,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不是后退,而是前进。资方人员今天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有职有权,同公私合营以前在私营企业中的有职有权相比较,也有了根本的差别。公私合营以前,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的有职有权,指的是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等权力。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因为没有完全废除私人的财产所有权,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得到一定的利息,除此而外,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都已经不属于资本家,而属于国家的专业公司。
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有职有权,它的内容,已经不是公私合营以前的那种权力,而是国家给予他们的一种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权,这不是资本家的职权,而是公务人员的职权。我国的工商业资本家是否具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呢?应该说,不象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一样,我国民族资本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近代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知识,是我们所需要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有高度文化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今后一定会成长起来,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在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是我国文化比较高的一个阶级。应该向全体职工说明:不使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46
用这批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族资本家,对于工人阶级的事业是不利的,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给予他们象全国人民一样的政治权利,是符合于工人阶级利益的。
为了使职工认识资本主义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的各个方面的变化,我们应该对职工群众进行一次广泛的解释,同时,应该继续提拔一批条件适当的职工到企业的领导职位上来。企业的领导人员应该注意管理工作的民主化,注意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必要的和可能的改善。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好,那末,一部分职工的怀疑是会消除的。
现在,说一说工商业管理方面一些新的有原则意义的问题。
首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了。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目前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是指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一)
国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这在过去是必要的,在今后对于重要的轻工业产品也仍然是要统购包销的。但是,无区别地采取这种办法,就使一部分工厂不象原来自销的时候那样关心产品的质量,因此,妨碍了一部分工业品的质量的提高。
(二)
在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办法的情况下,国营批发公司的上下之间,也不能不大部分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
向工厂订货的工作集中于少数批发公司,基层商店不能根据
46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消费者的需要,直接从工厂进货。因此,商业部门向工厂订货的品种规格减少了。国营批发公司发到各地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就难免发生一些不合当地需要的情况,因而发生一些这里积压、那里脱销的现象。(三)
市场管理办法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这些办法使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因此,当着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农业副产品没有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就会减产。
其次,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这些错误是:(一)
手工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过多地实行了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而这是不利于手工业的经营的。因此,比自营时候,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发生了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一部分服务性的手工业在合并经营的条件下,对于居民和手工业者自己都发生了许多不便。(二)
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高潮中,也发生了一些盲目合并的现象,产生了同手工业盲目合并类似的问题。(三)
农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影响,一部分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这些错误,现在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需要继续纠正。
为了改变过去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办法,并有效地纠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一些错误,我们现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46
第一个措施,我们应该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
应该把商业部门对工厂所实行的加工订货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商业部门对工厂产品的采购,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
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等等,继续实行统购包销,以便保证供应,稳定市场。
(二)
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用选购办法,这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大体恢复一九五三年冬季以前的办法。凡属选购的商品,商业部门有权优先选购;没有选购和选剩的商品,可以由工厂自销或者委托商业部门代销。商业部门供应工厂原料的时候,不能采取好坏搭配的办法。除某些供不应求的原料可由国家分配以外,其他原料由工厂自由选购。上级商业批发公司不准向下面派货,下级商店可以向全国任何批发机构自由选购,也可以向工厂直接选购。工业商业之间和商业的上下层机构之间采取这种选购办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工厂关心产品的销路而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为了使商店适应顾客的需要而不减少商品的花色品种。这种选购办法,同样适合于许多手工业产品。
第二个措施,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
合营工厂中有一部分是应该合并和集中生产的,但是就全国来说,大部分必须按照原来的状况或加以必要的调整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绝大多数合营工厂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厂,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是多样的,经常变化的。如果把许多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就它们适应市场需要来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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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小工厂分散生产的时候那样灵活。以染色布为例,在小的机器染厂里,一个品种可以只染五六十匹布,因此随时可以改变花色品种,适应人民需要。但是大型机器染厂改变生产程序的工程大,每个品种至少要染三百到五百匹布。如果我国的小工厂统统并成大工厂,那就不能适应人民消费方面的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要。应该看到,解放以前,我国消费品的花色品种不比现在少,而制造这些消费品的工厂,绝大部分是小工厂。有些同志认为,把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产量就会提高,因此,他们一心一意地合并工厂。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大工厂,因为许多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必须大规模生产的。然而,许多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工厂,并厂以后产量之所以提高,主要是因为商品品种规格减少、产品单纯了。这种“合理化”
不能适应人民消费的需要,因此,我们不应该鼓励这种错误的合并。
手工业的制造性行业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适当合并的,但是绝大部分服务行业和许多制造行业不应该合并。为了克服由于盲目合并、盲目实行统一计算盈亏而来的产品单纯化、服务质量下降的缺点,必须把许多大合作社改变为小合作社,由全社统一计算盈亏改变为各合作小组或各户自负盈亏。这种改变不但适合于绝大部分服务行业,而且适合于许多制造行业。手工业一般地带有分散性、地方性,因此,在供销业务上,必须以基层社自购自销为主。中央和省市手工业领导机关和多数行业的联合社,只能作方针政策的指导,不应该自己经营进销业务。
商业方面合并得过多的,也必须适当分散。小商小贩在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46
合作小组内的各自经营的办法,应该长期保存。若干国营批发公司,例如百货公司、文化用品公司等等,应该把所属的各行各业中许多已经改行了的原有私营批发商业人员召集回来。在国营批发公司内部,成立分行分业的批发店,使百货公司、文化用品公司等等国营批发公司现在分工太粗、业务不精的现象,得以逐步克服。为了适应工厂、商店、文教单位、其他机关对于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的需要,对外贸易部对于原系私商现已公私合营了的进口商行,应该按照他们过去经营和可能经营的业务,组织分行分业的进口商店。同时召集一部分原在外籍商人洋行中经营各色各样进口商品的专业人员,来参加这些进口商店的工作。必须改变目前几个国营进口公司统揽全部进口商品,分工不细,业务不精,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现象。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和一部分副业生产是必须由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但是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不加区别地一切归社经营的现象必须改变。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在每个社员平均占地比较多的地方,只要无碍于合作社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应该考虑让社员多有一些自留地,以便他们种植饲料和其他作物来养猪和增加副业产品。
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工作正在开始,工商业和农业的集体经营和分散经营正在安排。我们必须及时地纠正只注意集体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作法。否则,在生产方面、流通方面和为消费者服务方面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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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一些毛病,就会继续发展。
第三个措施,我们必须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国家为了掌握粮食、经济作物和各种农产品,为了制止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过去限制私商在初级市场上的收购,这种限制是必要的。今后,对于粮食、经济作物、重要的农副产品,仍然需要由国家统购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但是对于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小土产,现在由当地供销合作社独家统一收购的,应该改变为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小土产避免由于当地供销合作社不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而减产,可以使货畅其流。如果大家争购而供不应求,则应该在当地党政领导之下,按照各个单位需要的缓急来分配货源。
如果因为一时供过于求而各个收购单位企图压价,供销合作社应该以正常价格照常收购,使农民不受压价的损失。为了适应自由收购和自由贩运的需要,工商管理办法中今天已经不适用的部分,都必须加以改变。银行汇款支付办法中,那种“买醋的钱不准买酱油”
、汇到甲地的款不准在乙地使用的机械限制的办法,必须改变。税务、运输、邮务部门过去为了制止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在税收方面和运输货物、邮寄商品方面的限制办法,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变,来活跃商品的交流。
第四个措施,必须使我们的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一九五○年三月以来,政府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略有提高的,工农业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价格是大体上稳定的。这样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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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正确的,它对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我们对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恰当的,但是有一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妨碍了生产,应该加以调整。由加工订货改为工厂购进原料、销售产品以后,工业品中收价低了的部分,也将得到调整。目前在我国物价政策上存在着一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就是在出售价格方面,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
,或者“冻结物价”。
因此不同品质的产品差价很小,优质得不到优价。这种价格政策,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我国市场管理中的议价办法,曾经起过制止私商抬价的作用。一九五○年三月以前,我国经过十二年通货膨胀①,因此全国人民害怕物价波动,要求物价稳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适当的价格政策,必然不利于生产。因此我们对于下列三种情况,不要因为物价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而有所恐惧。
这三种情况就是:(一)
由于按质论价,品质优良、成本较高的产品的价格,要适当地提高。应该看到,商品的质量下降是最大的涨价。例如,本来应该使用一年的电灯泡,如果因为质量下降而只能使用三个月,实际上它的价格就涨了三倍。在某些消费品质量下降的情况下,提倡优质优价,实际上是降低物价。
(二)
消费品中的新产品,因为初制的时候成本高,只要消费者愿意购买,应该允许它在初销时期有一定程度的提价,等到成批生产而成本降低以后适当降价。在现在某些消费品品
①指从抗日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家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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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规格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能鼓励消费品新品种的增加。
(三)
对于一部分小土产放松市场管理而改为自由收购、自由贩运以后,在实行的初期,收价也会抬高,因而就不能不在城市中相应提高销价。应该看到,如果不采取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政策,而继续让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收购,那末,许多小土产会减产。如果城市所需要的小土产供不应求,政府又不可能配售,那末,需要小土产的,就会在市场上抬价收购。现在若干种中药材的价格猛涨,不正说明这种情况吗?
应该看到,由于自由采购、自由贩运,一部分小土产在城市销售价格方面的上涨,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上涨的程度,我们仍然是可以约束的。这种价格上涨将促进小土产增产,等到供求平衡以后,它的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我们应该采取自由采购、自由贩运,而不要害怕价格方面一时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我们必须避免那种因为减产而来的暴涨。销售价格必须服从收购价格,只有大量增产,才能保持整个市场价格的稳定。
人们会担心采取上述价格政策和对日用百货选购以后,物价是否还能保持稳定?我们认为可以保持稳定。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布匹等等,我们仍然统购统销。允许自由采购、自由贩运的小土产的全部产值不过四十亿元,采取选购办法的日用百货不过四十亿元,手工业品的选购和自销部分也不过四十亿元,所有这一百二十亿元左右的商品,只占今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四百六十亿元的四分之一略多一点,几乎四分之三的重要商品都由国家收购和销售。而且,四十亿元小土产和四十亿元准备选购的日用百货,在一九五四年以前绝大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56
部分就是由私商经营的。至于四十亿元手工业产品,直到今年春季手工业合作化以前,历来是由手工业者自由销售的。
一九五四年前,我们既然能够稳定物价,难道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和小商贩绝大部分实行了合作化,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大大加强以后,反而不能稳定物价?
我们以为绝不会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保持物价的稳定。
第五个措施,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都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这种办法是恰当的。
但是国家计划对这些产品规定了每年的产值,对日用百货的生产部门,规定了降低成本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缴利润额。
所有这些规定的根据并不是确切的,绝大多数是估算的。国家计划既然规定了这些指标,并且层层下达,工厂的产品又是由商业部门包销的,因此,工厂的生产就往往只顾完成产值和利润,而对于商品是否合乎市场的需要,却注意不够。我们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只要企业生产发展了,又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财政制度,那末,按年终实绩来缴纳利润,并不会造成国家的损失。
总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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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反。采取上述五项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不怕有些商品的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改变对某些部门计划管理的方法,所有这些,是否将使我国的市场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呢?
绝不会这样。
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采取上述措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国家市场上存在着的若干问题。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也会带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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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解决。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所说的这些措施,必须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
本文按《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
,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排印。
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后,认为中央委员会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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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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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建成这样一个工业体系,不但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协作,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也有重大的意义。
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地解决以下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第一,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积极扩大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建立和发展我国重工业中目前还缺乏的或者薄弱的而又是最急需的部分,例如高级合金钢和稀有金属的冶炼,重型机器、专用机床和仪表的制造,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无线电工业和原子能工业的建设等等。
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基本建设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忽视。
要求各项建设事业不分轻重缓急地齐头并进的倾向,是错误的。
第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采取这个政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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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更多的消费品来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继续保持物价的稳定;才能够有更多的日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在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够更快地积累资金,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结果将反而会削弱重工业。
第三,农业对于工业化事业有多方面的极其重大的影响。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
第四,为了发展工业和农业,必须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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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运输业方面,应当合理地组织运输力量,继续进行新的线路的建设,对原有的线路(首先是铁路上运输紧张的地段)
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并且充分地利用民间的运输工具。在商业方面,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为了适合于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购销关系和市场管理办法,并且合理地调整物价,以利于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目前许多产品和工程的质量不高,一部分日用的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质量甚至比以前降低,对于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地改变。应当在一切企业中克服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养成重视质量的风气,并且按照需要和可能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一切检查制度不严的厂矿和工地,都必须迅速建立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在提高质量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注意降低成本,为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而斗争。
第六,为了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重工业部门中,必须集结和壮大设计新产品的力量,增强制造能力,并且逐步地推行生产标准化,加强专业和协作的配合,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于主要工业产品,特别是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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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所必需的技术设备,应当通过仿造的办法,逐步达到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吸收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另一方面又需要密切地结合我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设计和生产适合于我国具体需要的新产品。只有依靠这些重大的努力,并且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技术支援,我们才有可能逐步地完成我国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
第七,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必须正确地解决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布局问题。在内地和近海地区的关系上,既须继续把工业重点合理地移向内地,发展内地的经济事业,又须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近海地区的经济事业,特别是应当充分利用近海原有的工业基地来迅速推进内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既须发挥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又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须纠正地方经济事业中盲目发展的偏向,又须纠正对地方经济事业注意不够和限制过多的偏向。在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关系上,既须努力建设那些起骨干作用的大型工业企业,又须有计划地新建和改建那些起配合作用的或者适合于较小规模经营的中、小型工业企业。
第八,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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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性的指标。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于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同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在对于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和合作化了的手工业、小商业、农村副业进行经济改组的时候,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解决集中经营或者分散经营的问题。如果把应当分散经营的勉强地合并起来集中经营,那也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第九,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同时,政府必须厉行节约,认真节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但是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组织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第十,由于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由于我国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上述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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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问题,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
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必须大力地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特别是科学事业、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事业。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年中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也发生了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今后,应当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继续增加学生的数量。在科学事业方面,党和政府必须大力帮助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各高等学校、各大企业的科学研究机关,使全国的科学家有必要的条件实现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争取许多最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部门尽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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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有计划地、逐步地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并且在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适合需要的文化教育和技术、业务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急躁冒进或者消极保守都是错误的。

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必须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为了克服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为了广泛地发挥地方和下级国家机关的积极性、机动性,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必须在国家所已经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和下级地方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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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权。
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为了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同工人农民形成亲密的团结。
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给以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适当安排,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下逐步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把他们在生产上、经营上有用的知识和经验贡献给祖国。必须继续团结国内各民族中的一切爱国人士,继续团结国外各地的华侨。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工作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
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的任务。必须充分保障民族平等的权利和聚居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权利,必须切实注意民族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工作人员必须克服任何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观点,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而在少数民族工作人员中,也应当注意防止和纠正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凡属少数民族地区尚待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由少数民族的人民和公众领袖从容考虑,协商处理,并且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必须积极发展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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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工作,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发展工业,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工人阶级和工业干部。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过去几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后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已经日益缩小和分化,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除极少数罪大恶极、引起人民公愤的罪犯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其余罪犯应当一律免处死刑,并且给以人道的待遇,尽可能把他们教育成为善良的劳动者。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必须加强国防力量。
我国政府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但是也要准备在不能和平解决的时候,采取其他的方式达到解放台湾的目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除了必须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外,还必须团结国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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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在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也有了重大的发展。
同时,在亚洲和非洲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重要的世界力量;在还受着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中,民族独立运动也正在日益发展。这一形势,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所引起的国际斗争中,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都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此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社会力量也在逐渐增长;某些国家的政府由于身受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和备战政策的压迫,已经开始表现了和平中立的趋势。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的高涨,由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的高涨,由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特别是英美矛盾的加深,坚持扩军备战政策的美国侵略集团日益陷于孤立,日益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但是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进行侵略,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决不可以放松警惕。
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应当是:(一)
继续巩固和加强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二)
同赞成“五项原则”
的亚洲、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三)
同一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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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四)
继续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政策,反对准备新战争的政策;(五)
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六)
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切反殖民主义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斗争;(七)
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加强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八)
在同一切外国和外国人民的交往中,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采取真正平等对待的态度,严格反对大国主义。

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我们的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是提高了,党的队伍是更加壮大了,党的团结是更加巩固了。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中最根本的,就是在党的许多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中,还没有摆脱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曾经使我们的党在革命斗争中受过严重的损失,在过去几年的建设事业中也已经造成过一些损失。今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仍将长期残存着,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将经常面对着许多对于我们完全生疏的新的问题和工作。如果我们沾染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而不虚心学习,那么我们就仍然不能避免主观主义的危害。为了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克服党内干部的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
66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性,我们党必须不断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不断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工作,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的错误。
为了使领导工作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就必须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检验我们的领导,修正我们的错误。在党内,必须善于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生动活泼的党的生活,我们的领导才不致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地改正。那种脱离群众、脱离集体、听不得反对意见、用机械的服从来维持领导威信的办法,只能妨害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党员的义务,因为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我们党在过去几年中粉碎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用阴谋手段企图分裂和篡夺我们党,这是同党的团结不相容的。在粉碎了这个反党联盟以后,党的团结是更加巩固了。我们也必须把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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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党。但是对于一切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应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的原则,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团结他们在一起工作。
我们将继续巩固我们党的团结,依靠这个团结来团结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应当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我们就一定可以尽可能迅速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本文按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排印。
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①(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
周 恩 来
八大以后,对明年的计划数字已经修改多次。明年是很难安排的一年。必须早一点把明年计划的方针定下来,取得全会同意。今天,我想讲一讲几个方针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据刚才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我们从国际事件中所取得的教训,联系到我们的建设,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种错误,就是对
①《周恩来选集》题解: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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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错误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产生,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也可能产生呢?
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是也有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例如,对周围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的个别事件,对兄弟民族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制度有些特殊化官僚化。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建设中时常注意这些问题。
第二点,也就是刚才少奇同志说的,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
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
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此外,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
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6
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
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
衣食住行,首先是食。
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今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
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
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
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在三大改造高潮出现以后,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各部门、各省市向中央提出了各种报告和要求。毛泽东同志到各地同各省市的同志接触,少奇同志在北京跟各部的同志接触,以后毛泽东同志又跟各部的同志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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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需要正确地解决这十大关系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够安排得更恰当。这些关系的许多方面在八大报告中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要认识,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前五种关系直接联系到建设。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
第三个问题,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方针,把过去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提法具体化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
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76
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国也不可能什么都有。
美国算是一个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吧,但是有的东西它也没有,橡胶就没有。苏联也有它没有的东西。另外,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是一定要有很高的产量呢?当然,产量是要高一点,但是不一定很高,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我们觉得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
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
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云同志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两年。我说,甚至可以设想加两年不够再增加一两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好安排了。不然,讨论起来,远景规划的几个数字就把自己框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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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点也想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第一是关于八大建议的数字。这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第二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在草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有些东西在实际执行中还要修改。
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
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至于其他的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各种条件的配合,还不去说它。
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
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第四个问题,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计。八大已经作了简单的估计,在制定明年计划的时候,大家又很容易联想到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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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错误不少。这好象也是老套子了,但从实际中摸索到最后,觉得还是这样说好。
第一,从生产指标方面看,今年的多数指标都接近了五年计划的指标。到明年,四十六种工业指标中有三十九种一定会超额完成预定的计划,估计只有七种完不成,实际上,真正完不成的就是石油。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指标,这不就是一个成绩吗?
当然,农业比工业差一点,值得我们重视。
但是,尽管有两年特大的灾害,粮食和棉花还是可以完成计划的。八种农产品中主要是麻、大豆、油料作物不能完成,这是我们没有安排好。同工业相比,我们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农业量大面广,有时也不容易考虑得很恰当。
第二,从基本建设方面看,投资超过了计划数字。设计项目中,苏联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是完成了,我们自己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也都完成了。苏联设计的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主要是国防工业,我们推迟了,当然也有其他的项目。至于自己设计的项目,有些是不应该设计那么多的,这是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但总起来说,在这方面基本上也是有成绩的。
第三,从预算上看,我们打得比较更稳当一点。财政支出超过得不多。
所以,整个看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体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这方面不多说了。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错误也不少。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
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地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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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去年的基本建设搞得少了一点,还有一点余力,结果是多余的器材减价出卖,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料也减价出卖了。这当然是不恰当的,是比较大的错误。
至于小错误,各个部门都会有的。
计划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就是到现在提出明年年度计划的时候,也不能说我们的缺点就都发现了。希望在全会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能揭发出更多的错误缺点,这对明年度的计划和今后的建设工作有好处。明年的计划到执行的时候,还会发现有些订得不恰当,还要在摸索中不断地改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做全面总结的时候,就可以得出更多的经验教训,就会比八大时的认识更完全更深入。
现在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变化,有的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修改,有的是由于经验和知识不足而犯了错误。我觉得这两点值得谈一谈。
首先是形势的变化。当我们开始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朝鲜战争还在进行,那时候设想,应该加紧发展的不仅是重工业,国防工业也要平行发展。一九五三年停战以后,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又出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整个世界局势怎样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这也是很自然的。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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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比如炮,有一个厂也行,现在先打底子,将来再发展数量。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但是我们还要准备另外一种可能,即发生战争,这决定于敌人是否要冒险。如果今后十二年内发生了战争,那怎么样呢?
那不是我们犯了错误吗?
到时候打起来军火少了,后备力量动员起来又没有军火,大家就哇哇叫了。可以设想一下,战争就是来了,敌人也不能马上解决问题。敌人打来了我们会先受一点损失,但他们爬上大陆以后,还是要打长期战争的。
我们顶多犯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把它提到中央全会,大家也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算错误,我们大家一道犯,到那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只有这个办法,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中央政治局谈到明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下了这个决心。这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有的步子加快了,有的步子放慢了。
第二是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知识不够,在有些项目上犯了错误。现在看起来有些错误犯得有点可笑,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弄清楚。比如说,请苏联设计的项目,以为能够提早给我们设备、提早一两年完成总是好的,而没有分清哪几种快对我们有好处,哪几种快会给我们背上包袱,凡是各部提出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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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到国务院,报到中央,总觉得应该批准。象汽车厂就加快了,明年度可以生产一万八千辆到两万辆,可是这就要有很多的器材进口,同时要供应很多的汽油,这就要花外汇。现在汽油没有那么多,就得减少汽车产量。减少生产,劳动力就要闲置。外国朋友参观长春汽车厂时说,你们生产能力多了,一定要闲置。
内行人一看就懂。
原来还打算建设第二个汽车厂,现在要推迟了。再比如铝加工厂和机械厂,军工部门有的,民用工业部门可以不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作普通的民用的机械生产。过去没有很好地考虑,这样就闲置了一些资金。
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成绩很大,可是应该承认,缺点错误也不少。缺点错误已经知道的固然不少,但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揭露出来的,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在这方面多提一些意见。
本文按《周恩来选集》下卷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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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①(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
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题解: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
会议上的讲话。
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篇讲话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
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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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
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说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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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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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
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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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
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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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
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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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
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
“左”
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我们在批评“左”
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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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
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
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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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
事实并不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
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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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象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86
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
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
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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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86
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
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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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 反 问 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
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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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
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
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
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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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
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
,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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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
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
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
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
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
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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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
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
就一方面说来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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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
这样说“苦”
就恰当了。
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
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
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
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
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
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
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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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商业者问题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
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
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
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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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
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
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
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
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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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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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
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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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①,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
①十七条协议 指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等等。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07
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
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
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
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
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
20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下来呢?
当然不是。
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
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07
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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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07
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
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
当然不行。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
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
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
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应
60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
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07
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
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
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
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这是一些政治标准。
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80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
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
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07
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
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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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
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
(二)
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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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乱子有二重性。
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①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
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
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
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
①见《老子。五十八章》。——第7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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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
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
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
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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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
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41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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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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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
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本文及注释按《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走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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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两千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
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现在就应该对人民公社的分布,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作合理的布局。
社的规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综合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构也必须有适当的分工,要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建立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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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三、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会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并大社,转公社必须与当前生产密切结合,不仅不能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生产更大跃进的一个巨大力量。为此,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
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
社规模的大小,并大社,转公社进度的快慢,以及做法和步骤,都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决定。
但是,无论在秋前秋后或者今冬明春合并,都应该从现在起,就把准备合并的一些小社串连起来,共同商量,统一规划秋后的农田基本建设,统一安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在并社过程中,应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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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自然地变为公有。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的问题: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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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暂时仍然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等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以改变。
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制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
,并不是“各取所需”
,但是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本文按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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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上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
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
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
,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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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作好了,其他工作才能作好,调查工作作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作好。
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中央相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27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①(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刘 少 奇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关于国内形势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把国内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可以更有力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
所以,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
①《刘少奇选集》题解:这篇讲话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42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
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
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后来我调查了一下。
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
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27
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哪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
请大家看看够不够。
成绩写了十二条,缺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末,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
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
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即使一次判断得不正确,也不要紧,下次再改就是了。但是要加以判断,要总结一下。
总的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
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
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
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
62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方面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有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不再犯了,已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
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了。我们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
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做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
因此,犯了这些错误,也用不着悲观、丧气。
这几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27
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哪一个人走路没跌过交子呢?
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要使缺点错误这类坏事变成好事,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
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
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
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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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
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了,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27
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
,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
,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众性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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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此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我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些,在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讲了。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俄了两年饭,(毛泽东: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通了,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发生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因为有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可能不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37
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号。
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
,或者叫做“唯条件论”
,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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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
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
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
好,“左”
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
,是引号里面的“左”。
“左”
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
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
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
派。那种“左”
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
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
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
就反“左”
,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
,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37
右的做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
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问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
倾上去。
此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我们要朝气勃勃,但是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
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
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过的。这是那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的正确方法。以后,我们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党是有这种经验的。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讲战争。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典型试验,小范围里的试验,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要去搞的,目的是取得经验,做好准备。
“敢想、敢说、敢做”
的那个“做”
,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因此,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
43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还有,在水利建设中,曾经提过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由于执行这个方针,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其他地方也许可以实行这个方针。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
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毛泽东: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
《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
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各县委提出意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这些口号的清理,一律要经过中央,各地方不要自行决定。
其次,讲一讲任务问题。
书面报告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的生产任务,也提出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我们对于十年的指标,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将来经过综合平衡后作出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的数字。对于十年的指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高了?
是不是还要低一点?
有的同志说,这些指标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我们说,达到这样的指标,现在也没有多大把握。
还是先提出这些指标。
如果说低一些,那就算是留有余地,以便将来超过。(毛泽东:有一种可能是还达不到。)
这些指标,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或者还可能差得相当远。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还要继续研究,综合平衡。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指标的高低和人民群众干劲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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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问题。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指标和干劲有一点关系,但是不能这样说:指标的高低,同人民群众干劲的大小成正比例。据我看,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
干劲有两种,干部的干劲和人民群众的干劲。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干部的干劲,而在于人民群众的干劲。单有干部的干劲,没有人民群众的干劲,是不行的。当然,单有群众的干劲,干部没有干劲,也不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干劲。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能够开这样的七千人的大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口号,有符合实际的办法,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要使用得当,不要浪费,要把群众的干劲长期保持下来。
这是不容易的。
这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劳逸结合。
如果老是“黑夜当白天,月亮当太阳”
,搞那么三五天,干劲就没有了。
苦战几昼夜之后,干劲就保持不住了。
应该使群众长年累月都保持住干劲,都有饱满的情绪。对于群众的干劲,一定要使用得当。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决不要二百人去干,而应当要一百人干活,其余的一百人睡觉,休养生息,睡好了再干。
63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本来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为什么要二百人去干呢?
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担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严重的挫折。要把群众的干劲再度鼓起来,我们就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同群众一起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最近几年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起来后,如何节省地使用群众的干劲,如何经常保持群众的充足干劲,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学习。
此外,一九六二年这一年,我们要在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政府和党这七个方面,定出一定的规章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工、农、商、学、军、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走上轨道了,事情就比较地好办了。
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书面报告中已经说了很多。在这里,我只说两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相互关系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白规定了的,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37
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
,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最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有许多是同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的。
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就人民和人民的敌人而言的,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
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只在人民内部实行的制度,不包括人民的敌人。有些同志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概念,没有把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常常用专政的手段,用强制和压服的办法,去对待人民群众,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用民主和说服的办法,用服从多数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他们不只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他们对人民群众有时也实行专政。这样,他们就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反人民的地位。无产阶级的民主
83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集中制,是最广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党内,在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当然,实行这种方法,我们仍然可能犯某些错误,因为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总是比较更少地犯错误,而在更多的时候,总是比较正确的。即使我们同多数群众、多数党员一起犯了错误,也易于发现,易于较早地得到纠正。
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例如,亩产几千斤的指标、办公共食堂等,如果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选择,那末,他们中间的多数是决不会赞成、决不会通过的。因此,只有在我们既是错误地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又是错误地违反了、甚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就是说,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在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37
严重的强迫命令的情况下,我们才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使这些错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拖延下来,直到最近才得到纠正。这应该作为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的教训。
同志们!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是依靠强迫命令行事,那末,我们的党会变成什么党呢?我们国家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政权呢?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这不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吗?
因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必须迅速地、彻底地加以改正。我们在一切地方、一切部门、一切单位的人民中,都必须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不能依靠强迫命令行事。
第二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减少而是要更加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使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说,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互相促退的。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如果统一得不好,是会互相促退的。有些地方计划就冲击国家计划,对国家计划起促退的作用;有的时候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对地方计划也起促退的作用。必须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成为统一的国家计划,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更不允许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置于国家计划之上。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都必须如实地报告自己的产品的品种、数量和库存的物资,决不
04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允许作假报告。这应该作为一条法律。这几年,在这一点上,法律废弛。今后,一切有关的党员必须用党性和党籍来保证不作假报告,此外还要有严禁和处分作假报告的法律。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生产了多少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有多少库存物资,是什么样的物资,都要如实报告,不许少报,也不许多报。
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的一切同志,必须一心一德,通力合作,把国家计划制订好,也把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制订好。
大家要一条心,而不是两条心或者半条心;要一心一意,而不是三心二意。现在,有些同志就是有点三心二意,有点两条心、半条心。因此,全国一盘棋就搞不起来,各人搞各人的一盘棋去了。当然,这几年中央的一盘棋也摆得不好,指标过高,只给任务,不给或者少给材料,这些都是不对的。今后,中央改正错误。如果中央以后还发生这种错误,你们可以反对,可以批评。但是,大家必须一心一德,必须如实地报告数字,必须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大家一致遵守的统一的国家计划,也才能制定出在国家计划之内的切实可行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地方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以后,中央可以照顾地方。但是,不容许在国家计划以外,在自己的荷包里再装一个计划。不容许在执行计划的时候,首先执行自己的计划,不管国家计划,不完成国家计划。应该承认,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企业,这几年是有这样一些错误做法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错误,也必须改正。中央的错误,中央要改正。地方的错误、部门的错误、企业的错误,也都要改正。只有大家一心一德,共同努力,首先制定好计划,然后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47
执行好计划,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任何一个干部都是一个考验。就是说,他究竟是在真正地、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呢,还是在假心假意地建设社会主义呢?
各级的计划委员会应该加强。各级党委应该由主要负责同志主持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都有一些供销机构,做一些供销业务。这些供销业务,有些是需要的、合理的,以后也还要继续做。但是,这些供销业务中有很多超出了国家计划,损害了国家计划,今后应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清理,统一调整。
我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正确地调整全民所有制的内部关系。现在全民所有制受到了一些损害和破坏,有的把全民所有制变为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县所有制、部门所有制、企业所有制,甚至变为小集团所有制。有的把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混淆起来。有的还把全民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了。共产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全心全意地维护全民所有制,不应该允许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县所有制、部门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小集团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县,辛辛苦苦搞了好几年,盖了几个工厂,现在开始赚钱了,这几个工厂到底应该归谁所有呢?
是归这个县所有呢,还是属于全民所有呢?
我们说,应该属于全民所有。它的财产属于全民,产品归国家支配,利润应该上缴。
这样是不是打击了地方积极性呢?
我们说,这个县辛辛苦苦建立了几个工厂,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是有贡献的,是应该受奖励的。但是,这些工厂的产品还是要
24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由国家分配,利润还是要上缴,不能因为工厂是谁建立的就归谁所有,不能把全民所有制变为地方所有制。地方企业不是地方所有制的企业。地方企业只是由地方管理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
这些企业,是国家委托地方管理的。
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各地方应该把这些企业管理好。(毛泽东:对于地方利益还是要照顾。)
当然,国家在分配产品的时候,在处理上缴利润的时候,对于地方的利益、地方的需要,都应该适当照顾。
如果同过去有一个时期那样,地方上刚刚办起一个工厂,稍许赚了一点钱,中央都拿走了,地方感觉一点好处也没有,那样也不行。
还是应该分级管理。
分级管理要管好,各地方必须从全局观点、全民观点出发,而不能从地方观点出发。企业的管理应该如此,其他文教、卫生、科学等事业的管理,都应该如此。
地方积极性是很必要的,但是,地方积极性必须同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统一起来。
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应该怎样进行?有些同志担心这个问题。在书面报告上已经写了,就是要总结经验,提高觉悟,自觉地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统一。检查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大家担心的是怕一棍子打下去,又弄出一大批分散主义者。
这次一定不要这样搞。
在党内斗争中,一棍子打下去的方法,这一次不要搞,以后也不要搞。过去那样搞也是错误的,是一种过火的、粗暴的党内斗争方法。对于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分子,还是要进行斗争。在党内来说,正常地进行党内斗争的方法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团结——批评——团结。除了极少数的贪污盗窃的违法乱纪分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47
子以外,所有犯过分散主义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一律不加追究。以前隐瞒了数目字,现在报告出来就行了。但是,今后再发现隐瞒物资、有意作假等行为,就要按照党纪国法,从严处理。
在一般党员中间,在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去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只进行一般的教育。(毛泽东: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
闹不闹分散主义,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是真搞社会主义,还是假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以后还闹分散主义,还想藏一手,还不老老实实,还作假报告,那就证明,这个人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是坚决地搞社会主义。
关于党的问题
关于党的问题,书面报告中写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还要专门同大家讲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说两点意见。
先说实事求是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
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
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
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
4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另外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乱纪性质的错误。
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似乎手长一点,隐瞒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
说老实话真的吃亏,说假话真的不吃亏吗?
老实人真的吃亏,不老实的人真的不吃亏吗?
(毛泽东:总有一天要吃亏的。)
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是不会吃亏的。
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
人,不老实的人,最后是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
在这里,对于那些被迫说假话的人,对于这种软弱的人,应该说几句话。毛泽东同志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
,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毛泽东:这是对男的说,对女的说是不怕老公离婚。)
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
,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刚才不是讲实事求是要有勇气吗?
要有什么勇气呢?
就是要有这“五不怕”。
有了这“五不怕”
,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呢?
因此,应该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47
说老实话。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注意,不要使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人吃亏,要信任他们,表扬他们。对于那种说假话、作假报告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党内,在同志中间,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才会改变过来,才会证明老实人并不吃亏,说假话的“聪明”
人是一定要吃亏的。
我们希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这样做。如果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不这样做,怎么办?
也有办法,我们有这么多的党员,这么多的干部,总会有办法的。就是说,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这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并且可以作出决议,要领导机关改正错误,执行正确的政策。至于有些人,由于不了解真象,估计错误,说了一些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话,这不算说假话。这是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但是,这种人既然调查研究不够,就应该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了解情况之后,再来讲话。
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允许进行打击。这是党章上规定的。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说完他的意见,即使说得不正确,也不能阻止他讲话。如果他最后仍然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还可以让他保留自己的意见。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
倾路线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党组织,必须迅速地改正过来,以后再不允许进行这种过火的斗争,而要按照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一套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办事。
再说一说任务和政策矛盾的问题。
假使上级机关提出的任务同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发生矛
64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盾,怎么办?有的同志说,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要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是很好的,但是,沉重的任务一来,这些好的政策都吹了。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正确地加以解决。
有这样一种情形,就是领导机关提出的任务,确实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不可能完成,而且要求又过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领导机关应该减少任务,要求也不要过急。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任务和政策应该统一起来,又要完成任务,又要执行政策,两者都要,不可偏废。即使两者有某些矛盾,任务也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但是,过去的经验证明:谁执行群众路线好,谁的工作做得好,谁对政策也执行得好,任务也完成得好;谁执行群众路线不好,谁的工作做得不好,谁对政策也执行得不好,任务也完成得不好。
有的同志说,凡是任务和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只执行政策,不必完成任务。
这是不行的。
只完成任务,不执行政策,也是不行的。
两者都要,这就为难了。
同志们,是为难呀,谁要你做共产党员呢?
做了共产党员,就有这些为难的事情。
哪有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困难的呢?
举征购粮食的例子来说。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
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当然,过去我们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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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得过多,工人招得过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过多,要下决心精减。去年已经减少了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其中有近一千万职工,今年上半年还要减七百万人,其中职工五百万人。但是,即使如此,国家每年还需要征购八百多亿斤粮食。
(周恩来:需要八百八十亿到八百九十亿斤。)
怎么办?到外国买,吃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大家是不高兴的,但现在还得吃一点,今年还准备进口四百万吨即八十亿斤粮食。需要是八百八十亿斤,除了进口八十亿斤,势必还得征购八百亿斤。
八百亿斤,农民是不愿意拿出这么多的。这里就有矛盾:八百亿斤的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这就要做好工作,好好向农民说清楚,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民是可以多拿出一些的。要告诉农民,如果不拿出这么多的粮食,城里人没有饭吃,工业搞不好,国防搞不好,反过来也影响农业,农业也搞不好。
因此,农民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出来。
另外,国家再向外国买一点,这样来解决粮食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征购八百亿斤左右粮食的任务本身,也是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同照顾农民利益的政策有些矛盾,两个政策有矛盾,但必须统一起来,求得统一的解决。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另一方面要想些其他办法,(毛泽东:增加生产,多种蔬菜,实行瓜菜代。)
使矛盾得到统一的解决。
不只粮食问题如此,其他任务也都有这种情形。凡是确实超过实际可能的,要修改任务。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任务,为了长远利益,为了整体利益,应该尽力完成任务,并且要执行政策。这里是有很多困难的。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我们的干部,就是要学会完成这种困难任务。就是说,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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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任务,又执行了政策。
大家不是都说要力争上游吗?
这就是上游。
只完成任务,不执行政策,那不叫上游。
(毛泽东:中游。)
只执行政策,完成不了任务,也不叫上游,只能是中游或者下游。政策执行得好,任务又完成得好,矛盾得到统一的解决,群众觉悟提高,情绪也好,这才叫做上游,这才叫做有干劲。
以后,在工作中不是没有上游可争了,还是有很多上游可争的,而且比过去争上游要困难得多。过去只争“黑夜当白天”
、“苦战几昼夜”
,那个上游是容易争的。而争这个上游,却真要有点本事,真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地争上游,是应该受奖励的。
同志们!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十二年了。
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也四年了。在这个时期内,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一方面,有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但是,我们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在取得了这些经验之后,我们是更聪明了,不是更愚蠢了;我们是更谨慎了,或者可以说应该更谨慎了,不是更不谨慎了;我们是更强大了,不是更软弱了。我们在总结经验、取得一致的认识之后,全党的干部,全党的同志,应该同心同德。我们要集中全国的力量,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前进!
本文按《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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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①(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
(热烈鼓掌)
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
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题解:毛泽东这个讲话共六点,本书收入第一、二、四、六点,略去了第三、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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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
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
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
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
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
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
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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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
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①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
①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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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
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
不过有一个区别。
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
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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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
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
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
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①。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
①这段话见于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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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什么叫集中?
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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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
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
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
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
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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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
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
就是了。(笑声)
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
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
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
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
同志们,不能隐瞒。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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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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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①这四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将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加进了这四句话。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述毛泽东的错误时指出:“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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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团结——批评——团结”
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
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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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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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①。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年让他来了。
我同他谈过一次话。
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
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
他说:“你讲话太谨慎。”
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
①斯诺即埃德加。斯诺(一九○五——一九七二)
,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
一九二八年来中国。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著有《西行漫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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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①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
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
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
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
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
①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
,曾任英国陆军元帅。
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67
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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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
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①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
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
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
①威廉斯(一八六三——一九三九)
,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67
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①,工业企业七十条②,高等教育六十条③,科学
①农村公社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全文共六十条。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条例草案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②工业企业七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全文共七十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
后,由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等,相当普遍地出现了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
针对这些情况,工业七十条草案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提高企业经济效果和关心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
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③高等教育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全文共六十条。
条例草案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三年时间内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当时学校教学质量降低,忽视知识分子作用以及劳动过多等主要问题,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
6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研究工作十四条①,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②。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③。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
①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
“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草案就正确理解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要求,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改进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规定。
中央认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
②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
,全文共四十条。
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再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一九六二年起草,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③中小学教育条例指由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中央的指示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规定:中、小学教育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和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必须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注意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以及必须加强对中、小学教育的领导,注意在教师和职工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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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条例①。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
①指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
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三年曾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的四个政治工作条例做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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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67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
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
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07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
,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
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7
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
说而不服怎么办?
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
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
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
27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①,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②,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
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人要少捕、少杀。
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
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
“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
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
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
①见《论十大关系》注。
②王实味(一九○六——一九四七)
,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7
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
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
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
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
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
47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
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
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热烈鼓掌)
本文及部分注释按《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排印。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7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①(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刘少奇
我同意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讲话。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我看是好的,要修改一下发出去。你们如果还有意见,请今天改上,交给杨尚昆同志。
财经小组搞了个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看来,可能还有一些指标完不成。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每年都调整计划,而且每一次都是往低里调,都是年初计划高,年末调低。只有一九六○年调高一次,从一千八百万吨钢调到两千万吨钢,结果没有完成。这一次又是调整指标,一九六二年的指标又是调低。同志们,是不是以后不再调低了?
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
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
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
“左”
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
一下吧。
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
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
①《刘少奇选集》题解: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7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
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因为现在城市里要下两千万人,工业要继续往下减,基本建设要原地踏步。所以对这个问题要有分析地讲,干部才可以接受,对群众才能讲得通。只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有人还不服:既然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减少城市人口,还要关厂,这是怎么搞的呀?这个问题要跟同志们说通,说不通就不好。
一般来讲,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好的。这就是说,党是团结的,人民是团结的。但是,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形势就那么好呀?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坏转。所以,我们要很警惕。
对于当前的困难是不是估计够了?
现在我看是估计够了。
但是对某些具体困难,也还可能估计不够,还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要有准备。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来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7
是估计过头了危险,还是估计不够危险?比较起来,还是估计不够危险。现在还没有那种因为把困难夸大而使工作受损失的危险。将来可能有那种危险,但是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但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
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下决心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这也算一个勇气。现在有些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里面,有不少人要求回乡,但是组织上不批准,不让回去,怕这些人走了,没有人代替。对这些人,要尽量让他们回乡。当然,时间要衔接起来,等城里有人代替以后再走。对工作没有大妨碍的,也可以先让他们走。
对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减少学校的学生,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不闹事。中小城市当然也要注意,闹事也不好。要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
但是,在精神上、组织上还得有点准备,准备出乱子,甚至出大乱子。
如果没有准备,出了事情就会陷于被动。
如果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做解释工作,我估计群众是可以说通的。一方
87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面是准备出现闹事;另一方面,还要了解,我们国家学生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只要讲清楚了,他们就很容易通,怕的是我们不讲清楚道理,那他们就不答应。这件事,要事先做很好的解释工作,有关负责人要出面讲话。解释工作应该首先在干部中做,在党内做,然后在群众中间做。在解释中间,党政领导要向群众作自我批评。总之,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然后才能够统一行动。
为了克服困难,为了调整和改组我们的国民经济,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必须紧张地工作。特别是工业交通部门,更应该紧张地工作。不能说农业是我们当前的重点,工业部门就可以休息一下了。不能休息,同志们!要更紧张地工作,否则,就不能进行调整,不能克服困难,不能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改组好。
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调整国民经济,行动要迅速。各省市都要有指挥部,经常通消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怎么样,立即处理,这样很有必要。许多事情,光精简小组负责不了,因为这不仅是精简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的问题。我觉得,减少两千万人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把调整工作、精简工作做好,要有更大的本事。在调整工作中,要加强纪律性。在目前这种非常时期,不能消极怠工、不顾大局,不能党内不团结、行动不一致、思想不统一。
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
我看不是消极的。
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7
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
总之,还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当前是两项中心工作:一个是城市里调整经济,精简人;一个是农村中巩固生产队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生产队巩固,有一部分生产队动摇,有一部分生产队已经瓦解了。如果今年的夏收分配不去抓紧,秋收分配又不去抓紧,到明年会瓦解得更多。所以,这件事也是紧急的。要派得力的人到农村去,加强生产队的领导,使生产队形成领导核心。现在有些生产队已经有领导核心了,有些还没有形成领导核心,有些就没有领导核心。派工作组下去,要帮助把生产搞好。
这样的干部难派,不能马马虎虎。
工作组没有训练,派下去反而会搞坏。因此,派出人要谨慎,应当经过挑选,经过训练。省委应该有分工,一部分人抓城市工业调整和精简,另一部分人抓农村。两个中心工作,现在都不能放弃,都紧急。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各省委、地委、县委都要总结经验,总结十二年来的经验,特别是总结四年来的经验。
现在还可以加一点,就是中央各部门,各群众团体,都要总结这十二年的经验,看到底哪些做得对,哪些做错了,今后应当怎样做。一些重要的企业也要总结经验。要引导我们的干部好好想一想,好好学习学习。这几年的经验非常重要,不要忘记了,不要马马虎虎地过去了。不系统地总结一下,不经过几次辩论,对这几年经验教训的认识就不那么深刻。
总而言之,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天并没有就此黑了,天也不会塌下来,事情还不是黑漆一团。但是某几块是黑的,我们就得承认是黑的,必须实事求是加以分析。这并不是说,
087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承认我们有困难,承认我们工作中间有缺点错误,成绩没有那么多,天下就黑了,就再白不起来了,不会的。整个来讲,调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一个战役。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战役,第三个五年计划又是一个战役。战役上要重视困难,但是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同当前在工作中、在战役上重视困难是统一的,不矛盾的。我想,我们共产党员,革命者,多少年来,更大的困难都克服了,这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本事,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把当前的困难一步一步地克服。
本文按《刘少奇选集》下卷排印。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87
第 八 章“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内乱
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
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
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
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
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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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一)
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
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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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摇,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
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
,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这个提纲却把“放”
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
,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
,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
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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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
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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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
,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
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
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究竟什么是“学阀”?
谁是“学阀”?
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
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
、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
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
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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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
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
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
,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
、要“谨慎”
、要“慎重”
、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
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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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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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本文按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排印。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叶 剑 英
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
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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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斗争的结局,是林彪、“四人帮”
彻底失败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胜利了,是社会主义胜利了。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热烈欢呼粉碎林彪、“四人帮”
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
三年以来的伟大胜利。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坚决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民面前,林彪、“四人帮”
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不能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打着“革命”
的旗号,蓄意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因此,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既是粉碎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斗争,又是批判和清算他们的极左路线的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经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两个阴谋集团的反革命性质。现在,我们要着重分析和批判林彪、“四人帮”
的极左路线,认真总结同他们斗争的经验教训,以便防止今后再次发生这类反革命事件,保证我们的国家长期安定团结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健康发展。
林彪、“四人帮”
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变革或改造。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把革命领袖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句话都是真理、都要永远照办的神,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否认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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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意义,大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
,也就是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应当根据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划分阶级,因而断言在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充满着并且永远充满着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仍然是并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要用它来决定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打倒一切。这样,他们就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冒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用历史唯心主义来冒充历史唯物主义,用他们那种极端荒谬的假社会主义来冒充科学社会主义。
在政治上,他们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
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
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
的对象。他们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把几亿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辛勤劳动的全部成就污蔑为“修正主义”
或“资本主义”
而一笔勾销。他们提出所谓“全面专政”
的反动口号,根本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的原理,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他们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些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这一小股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聚集和滋长,正是他们制造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一切就形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夺权、向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实行镇压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造成了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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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
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
、“资本主义化”
,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
或“资本主义”
,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
、“卖国主义”。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并且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
等一系列破坏生产的荒谬口号,污蔑工人农民的积极劳动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
他们任意歪曲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
的原意,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用反动的平均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他们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基本适应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竭力鼓吹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客观需要的“穷过渡”。
这一切,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破坏。
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
,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
,鼓吹“知识愈多愈反动”
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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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
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军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他们实行的以派性为标准的组织路线,他们挑起的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分裂各族人民的派性斗争,给我们的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林彪、“四人帮”
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煽动“打、砸、抢”
,制造大规模武斗,严重地破坏社会政治安定,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们公然鼓吹“有权就有一切”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赤裸裸地宣扬争权夺利和流氓政治。他们对遵守革命秩序、遵守革命纪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肆意进行污辱,诽谤这些人是“绵羊”
,是“奴隶”。他们用这样反动的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腐蚀干部和群众,毒害青年,助长各种歪风邪气,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社会风尚遭到了极大的败坏。
林彪、“四人帮”
是反革命的两面派,他们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党和人民,这是他们的极左路线得以横行的原因之一。
他们装出“最最革命”
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把自己说成什么“举得最高”
、“跟得最紧”
、“永远忠于领袖”
、“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由于他们当时在党中央拥有合法地位,也由于他们的这种手法,他们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迷惑过相当一部分缺少政治经验和分析能力的干部和群众。但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同全党全国绝大多数人为敌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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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又不可避免地把欺骗手段同极端野蛮残暴的恐怖手段结合在一起。从中央到基层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其他干部,各条战线的著名劳动模范,许多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几乎所有的校长、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许多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长期同我们党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许多热爱祖国的回国侨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诬陷、打击和迫害,他们的家属亲友也受到株连。这的确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
总之,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
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他们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那是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绝大多数人长期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们口头上也讲无产阶级专政,那是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领导,那是他们的反革命帮派统治;他们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割裂、篡改和伪造。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
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林彪、“四人帮”
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阴谋日益暴露,愈来愈多的人识破了他们的面目,同他们展开了规模愈来愈大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随后又对“四人帮”
进行了多次的批评和斗争。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
进行了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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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
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华国锋同志: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
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
时是出了大力的。)
同他们站在一起并作为他们的强大后盾的,是全国的人民群众、广大的党员、干部以及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前后北京天安门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的革命群众运动,为最后粉碎“四人帮”
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这一场持续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终于以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而告结束。
在粉碎“四人帮”
以来的三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排除万难,做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形势发展得更好。过去被“四人帮”
及其帮派体系夺去的那部分权力,现在被党和人民夺了回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基本上被摧毁了。过去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严重破坏,现在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在各条战线上正在得到贯彻执行。过去林彪、“四人帮”
制造的冤案遍于国中,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是非不明,现在冤案已经大部平反,重大是非已经大部澄清。过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现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正在活跃起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国家的立法、司法工作正在逐步加强。过去政治局势长期动乱不已,现在全国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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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并且正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过去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现在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广大干部和群众正在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积极奋斗。过去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现在打破了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始得到恢复。所有这些表明,我们已经基本上把林彪、“四人帮”
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确实,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打开了新的眼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活力。
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必须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
的极左路线。他们这条路线横行十年之久,流毒全党全国,而我们对它进行批判的时间还很短,党内党外还有不少人仍然对它认识不清楚,因此需要把这一批判深入地坚持下去。我们同林彪、“四人帮”
的斗争,如前面所说,就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粉碎“四人帮”
以后,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
的流毒,仍然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我们对林彪、“四人帮”
极左路线的批判进行得愈认真愈深刻,四项基本原则就愈能得到正确的坚持;同时,也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掌握思想武器,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
的毒害。我们必须在党内和群众中继续进行大量的工作,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
那条极左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性质,从而大大提高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觉悟,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林彪、“四人帮”
的横行,从反面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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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主要是什么呢?
第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工作重心。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我们既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承认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的以至必不可少的作用,同时认为起进步作用的领袖必须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众意志的执行者。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按照列宁的说法,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由若干被称为领袖的人组成的集团。各级组织都需要它们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和他们的威信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产生的。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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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决不能贬低集体,贬低群众,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
,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
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个公民,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经过同林彪、“四人帮”
的斗争,我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提高了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同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本领,增强了为保卫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而斗争的本领。这是极其宝贵的收获。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一旦在实际斗争中被群众所真正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相信,只要党和政府同亿万人民群众一道,坚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就一定能够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纯洁性,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制度愈来愈完善、愈来愈巩固,堵塞野心家、阴谋家可以用来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漏洞。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后的发展将永远一帆风顺,不会发生任何曲折,而是说我们完全有办法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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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防止林彪、“四人帮”
这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重演。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们同林彪、“四人帮”
斗争的胜利,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本文按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单行本排印。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①(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
邓 小 平

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
①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
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是其中九次谈话的节录。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97
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邓小平文选》题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
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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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
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呆搞阴谋诡计的。
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
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
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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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
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
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
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你们提纲中最后的几条经验写得不错,还可以考虑再加一两条。
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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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论十大关系》是好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①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
①两次郑州会议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关理论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开始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
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的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
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队与队、人与人之间承认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
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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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纠正“左”
的错误。庐山会议①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
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③,人民公社六十条④。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
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⑤上的讲话也是好的。
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⑥,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
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
但是,十中
①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接连在庐山召开,通称庐山会议。
②工业七十条 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全文共有七十条,所以有这个称呼。
③农业十二条 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
④人民公社六十条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
⑤七千人大会 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
⑥北戴河会议 指一九六二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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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
①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②,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
,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
“大跃进”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
①“四清”
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九六五年一月,党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这个文件虽然对“四清”
运动中某些“左”
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错误地提出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②两个文艺批示 指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艺术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给彭真、刘仁的批示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上的批示。批示说:文艺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这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被后来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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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提纲中的几条经验,意思都好,看放在什么地方讲。
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
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
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一九八○年四月一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三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
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
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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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象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
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
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
①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两个凡是”
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②,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歌功颂德,提出不以个人名字给地方、企业命名,不祝寿、不送礼。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这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也有具体化的内容。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①“两个凡是”
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②按既定方针办 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编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他们的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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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次党内四千人参加的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
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
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
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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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过,象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
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
基本点还是那些。
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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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大革命”
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
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
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
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
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
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
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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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
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
,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五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当然缺点也有。
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18
“文化大革命”
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
、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
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些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
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
的爆发。
关于“文化大革命”
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
“文化大革命”
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
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
所谓“二月逆流”
①,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
的反复斗争
①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和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
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过,再不要讲“二月逆流”
了。粉碎“四人帮”
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
问题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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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
胡耀邦同志主张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这很对,我赞成。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六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
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
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
《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
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
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些意见,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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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
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不管八届十二中全会也好,九大也好,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对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和以后由临时中央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否合法这个问题的决策(那个决策是英明的)
,说它们是非法的不好。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
中党不存在了。
不能这样说。
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
呢?
“文化大革命”
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
“文化大革命”
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
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
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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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
这都是事实。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八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
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修改,反复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
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当然,需要一个好的稿子。现在这个稿子,在我看来,起码是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再搞四千人讨论不行了,也不需要,因为四千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
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
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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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也还需要有些纪念性质的东西,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我们总是想把它缩短到两万字以内,最后要求两万五千字,现在是两万八千字。现在看来,多三五千字没有关系,勉强缩短也不必要。当然,如果大家讨论当中能够在一些地方压缩点篇幅,那更好了。
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
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
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九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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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
,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象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①这一次和彭、黄、张、
①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文化大革命”
初期,他们被错误地定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
中共中央分别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一九八○年五月、一九七九年六月、一九八○年十月专门发出文件给他们彻底平反。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18
周①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只三个月,李立三不到半年。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对十一大②,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
,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
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当然,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
①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宣布: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②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而又起了阻挠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但是,邓小平作这篇讲话的时候,由于时机还不成熟,还没有可能对十一大的作用作这样两个方面的分析。
81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用了。比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的提法以后还可以用。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就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的总路线。这次决议也用了路线这两个字,不是没有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但是,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
,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点,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
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
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18
政治局会议的通报①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首先是这个问题。
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
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
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
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
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
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另外有些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
原因中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如果有必要反对小
①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
以后所犯的“左”
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并通报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
02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将来搞其他文件再说,来得及。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
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下同)
排印。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①(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邓 小 平
奥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
①《邓小平文选》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两次谈话的国内问题部分。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28
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奥: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
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
,说的是“四人帮”
,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
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
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
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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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
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是错误的。
奥: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
邓: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
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搞“文化革命”
,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
,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28
说“文化大革命”
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
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
的罪行。
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象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
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奥:你们对“四人帮”
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象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奥: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
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
但是审判“四人帮”
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
,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
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
42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了。
奥: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奥: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周总理一直在台上,一直在掌权,虽然有的时候他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又不能纠正当时那些错误?
邓: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
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文化大革命”
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
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奥: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
那样的错误?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28
邓: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奥: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
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
仍然存在。我说的“毛主义分子”
是指“文化革命”
的支持者。
邓:不能低估“四人帮”
的影响。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
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
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
的群众运动。粉碎“四人帮”
以后,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要求。我们正在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已经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这是得人心的。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是拥护的,象“文化大革命”
那样的情况就不会重复。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
,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
抓起来的?
62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
“四人帮”
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
进行了两年的斗争。
“四人帮”
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
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
利用这个时机拚命抢权,形势逼人。
“四人帮”
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粉碎“四人帮”
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
我们都签了名。
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
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奥:那末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奥: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邓: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华国锋主席也不兼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了,党中央委员会推荐赵紫阳同志为候选人。
我们这些老同志摆在那里,他们也不好工作。
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28
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
这个缺陷在六十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时我们还年轻。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关系到我们的方针、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老同志带个头,开明一点好。
奥:我看到中国有其他的画像,在天安门我看到有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还要保留?
邓:要保留。
“文化大革命”
以前,只在重要的节日才挂出来。
“文化大革命”
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
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奥: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
邓: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奥:那末,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都是坏的?
邓: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
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
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
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82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奥:共产主义是否也承认个人利益?
邓:承认。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奥: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奥: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奥:你说“四人帮”
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
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
江青是否象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28
奥:我们不知道。
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
定罪都不过分。
“四人帮”
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奥: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奥: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本文按《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排印。
03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第 九 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①(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邓 小 平
同志们: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了斗志,增强了信心,加强了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
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①《邓小平文选》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38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
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
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
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23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
、“党的指示”
、“党的利益”
、“党的纪律”
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
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
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
、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
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
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38
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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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二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
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
: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38
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
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
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
、所谓“政治谣言”
,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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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
,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
,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
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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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奋”。
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
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三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
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
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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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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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四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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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
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
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
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
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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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谁也不管。
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
,“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
①。
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引进项目要有几定,原有企业也要有几定。
现在打屁股只能打计委、党委,这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打到具体人的身上才行。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
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备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
①见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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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
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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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
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
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
让我们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本文及注释按《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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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节录)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邓 小 平
二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
①《邓小平文选》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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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后果极其严重。现在我们要调整,也就是为了进一步消除这个严重的后果。
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
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
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我今天不说这方面的问题。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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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
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
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
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
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
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
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
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
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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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
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
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
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关于林彪、“四人帮”
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
面来反对)
,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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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
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
的破坏这种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
,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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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
宣传什么“全面专政”
,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
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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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
,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
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
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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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①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象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林彪、“四人帮”
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
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
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象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
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
①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8页)。
此文已有新译文,题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红旗》杂志1982年第22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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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
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
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
,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
,难道不同样清楚吗?
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
一闹,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
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
,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
,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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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
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有什么奇怪呢?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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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
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
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
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
不是的。
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
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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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
、“要人权”
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
,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
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
,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
吗?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
,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
,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
,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
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
,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
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并且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是值得严重注意。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帮”
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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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
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符。以上的情况说明,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工作,把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其中许多是天真的青年)
同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分离开来,要按照法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同时,我们也必须教育全党同志务必注意提高警惕,照顾大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努力克服一小部分群众特别是一小部分青年中间的思想混乱。
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
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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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
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只有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夺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反之,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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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
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社会风气问题。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怀抱崇高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捍卫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但是过去的十来年中,林彪、“四人帮”
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搞乱了,也把不少青少年毒害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粉碎“四人帮”
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他们的流毒在某些范围内还不能低估。这种情况,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需要极端不相适应。我们提倡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展正常交往,这对于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是必要的,对于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也是必要的,今后这种交往还会日益增多。
但是由于对少数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不够,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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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
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
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
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①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上所说的,同三中全会的精神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
没有。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再说一遍,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因此,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
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改
①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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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本文及注释按《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排印。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①(节录)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
邓 小 平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
①《邓小平文选》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68
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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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
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
,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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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
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
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
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
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
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
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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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个指示还为纠正这一类缺点,作出了若干规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还要说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
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
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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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
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
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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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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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
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
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现在说一下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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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
、“官商”
、“官农”
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
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对待这一任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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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用“四人帮”
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
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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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此外,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一些外国在技术上管理上先进,并不是一切都先进。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
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
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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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区别?
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
在国内经济工作中,歪曲现行经济政策,利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而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的个人、小集团甚至企业、单位,也有所增加。对于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也必须严重警惕,坚决斗争。
总之,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
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
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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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
本文按《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排印。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①(一九八○年十一月——一九八四年十月)
陈  云

第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第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第三,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
(一九八○年十一月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发表的意见)
①《陈云文选》题解:这是陈云同志三次谈话的节录和他写的两份批语。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78
二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编印的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上的批语)
三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
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
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
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
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
发生的一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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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对胡乔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的意见的节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这样,我们这个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
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会提出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的批语)
本文按《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
排印。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78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①(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陈  云
一、“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
愿意借外债给我们的国家纷纷到来。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
但是,对外债要分析:卖机器设备占绝大多数,能借给我们自由外汇的很少,而且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五左右。这是相当高的利息,过去当铺年息是百分之十八。这种自由外汇,我们借多了也还不起。现在应该明白了,所谓借外债,绝大多数不是借给我们现金。
很明显,这种买机器设备的外债的使用,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
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这种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不会失掉。
现在有些带援助性质的外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低利自由外汇贷款,将来使用起来可能对我们有利。但使用时也是有条件的,数量也不会很大,并且现在还没有借到手。将来借到了,也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只能用在最关
①《陈云文选》题解: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7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键性的项目上。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有些机器看来似乎利润低,但是同另外一些机器或费用合起来的利润,决不会低于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
现在离列宁所说的将来“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
①的时间还很远很远。
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
再重复一遍: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二、经济形势很好。
现在既没有出现国民党时期发金圆券的形势,也没有出现解放初期财经统一、物价稳定以前那种形势。应该说,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
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
①见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78
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
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赵紫阳同志在这一方面起了极好的作用。
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
对于这些缺点,中央正在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四、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
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
房租很低,只能作修理费,甚至抵不了修理费。
国家补贴一年共计有二百多亿元。
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
究竟哪种办法好?
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
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
五、目前对国营企业产品、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在这个半年内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并且做出初步的结论。
这件事也是国家干预。
表面看似乎不合经济规律,实际
87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上合乎经济规律。
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
地方财政结余,要由中央财政借用,财权仍归地方。
地方财政结余要冻结,否则煞不住地方随便投资搞基本建设或随便开支这股风,中央财政也平衡不了。冻结几年,要看情况。中央财政有赤字,就要向银行透支,向银行透支就是多发钞票。
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上年结余,都不许动用,非动用不可的,都要经过批准。这种做法就是集中。
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
事实也证明必须这样做。因为现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的比例变了。解放初期一九五三年,中央财力占百分之七八十,地方财力所占比例很小。现在中央财力的比例大大缩小,地方财力的比例大大增加。今年提出的冻结和集中,反映了这个客观现实。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现在要为财贸金融系统恢复一点名誉。
消息灵通、反映灵敏的是:财政、金融、商业部门。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78
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
七、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搞国防建设,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
因为只能量力而行,所以有些好事不能一时就办到。有些好事,只能做,不登报。
八、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
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
定案时宁慢勿急。
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必须是一项规定。从公社起直到中央常委,一律照此办理。
九、节省外汇。
现在出国考察团太多,有不少是游山玩水团。必须少、小、精。
现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某些中国货降价现象。这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
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
十、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
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各个方面,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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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改革。
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人不吃饭,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
十一、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
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
十二、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
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
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地: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
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我们有大专学校毕业生和自学的技术人员共几百万人,他们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
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
出国留学取得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留学生毕竟数量有限。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我们党的领导。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干部大多是“万金油”
,我看,搞四化建设没有这些“万金油”
干部是不行的。不要小看了这些“万金油”
干部的作用。
但是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8
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
十三、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
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
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
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
的指导思想。在“左”
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十四、我同意紫阳同志领导的财经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
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
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
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
以上列举了十四点,希望同志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不同意见的讨论,只会使我们的步骤更加稳妥,更加合理。
本文及注释按《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
排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邓 小 平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28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
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二)
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三)
按照新的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完成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党的建设就能够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党的最高领导层就能够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回顾党的历史,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一九四五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8
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
48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我们党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三千九百万党员、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
但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绐终只占少数。
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辛勤劳动的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保卫祖国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8
长期合作。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党的事业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和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本文按《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节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这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68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一、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经过了几年的酝酿和实践。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那次全会以后,全党在拨乱反正和调整国民经济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在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近两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推动了各项改革的广泛深入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
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八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目前农村的改革还在继续发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这种形势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开拓市场,同时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几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8
要经验,使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目前,城市企业经济效益还很低,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的种种损失和浪费还很严重,加快改革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只有坚决地系统地进行改革,城市经济才能兴旺繁荣,才能适应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需要,真正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还应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
当前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国家财政状况逐步好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大为增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愿望更加强烈。特别是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全面整党的健康发展,已经和正在端正各条战线现代化建设的业务指导思想,明确改革的方向。现在,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利于统一和提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认识,使改革更加卓有成效地进行,使社会主
88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义优越性进一步得到发挥。中央希望并且相信,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行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那样,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必将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
二、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一百多年人民灾难深重的历史,消灭了剥削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我国各族人民从长期的历史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必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建国三十五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8
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
、职工吃企业“大锅饭”
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原来为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大会前后,党中央特别是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某些改进措施。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经验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由于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
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
,结果就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其间多次实行权力下放,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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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中央认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必须下定决心,以最大的毅力,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愿望。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98
三、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现在,我国城市企业,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已有一百多万个,职工共达八千多万人。仅城市工业企业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些情况表明,城市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八千多万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就是说城市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力,对于我国经济的全局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对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关键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所以,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为了使各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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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机构必须通过计划和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通过税收等形式从企业集中必须由国家统一使用的纯收入,委派、任免或批准聘选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员,并且可以决定企业的创建和关、停、并、转、迁。但是,由于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繁复,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些情况。如果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都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和管理,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这样做,既在全体上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统一性,又在局部上保证各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多样性、灵活性和进取性,不但不会削弱而且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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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生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正确解决职工和企业的关系,真正做到职工当家做主,做到每一个劳动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工作,人人关注企业的经营,人人重视企业的效益,人人的工作成果同他的社会荣誉和物质利益密切相联。
现代企业必须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生产指挥,必须有高度严格的劳动纪律。因为我们的现代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行这种集中领导和严格纪律的时候,又必须坚决保证广大职工和他们选出的代表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领导者的权威同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是统一的,同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发挥的必要前提。
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要实现这个基本要求,势必牵动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需要进行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中央认为,这些改革,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别轻重缓急和难易,有先有后,逐步进行,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达到这个目标的步骤,另行部署。
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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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产符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
建国以来,我们实行计划经济,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应该是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考虑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完全改变,考虑到我国目前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际情况,建立这样的计划体制的需要就更加迫切。如果脱离现实的国情,企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并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在计划的指导思想上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计划同实际严重脱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在制订电气化计划的时候产生这样的思想:“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
“不要追求这种空想”。
今天我国同当时俄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的实践经验证明列宁的这个思想不仅适用于当时条件下的俄国,而且具有长久的意义。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只能是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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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应该对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进一步作出如下的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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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按照以上要点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计划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中期和长期计划上来,适当简化年度计划,并相应改革计划方法,充分重视经济信息和预测,提高计划的科学性。
本文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根据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以及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根据我国全面改革发展的要求,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全会认为,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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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拨乱反正的胜利和全面改革的展开,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党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突破一系列僵化观念而提高到新的水平;全国安定团结,民主法制逐步健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显著提高;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广泛展开,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开始树立,教育科学文化日趋繁荣;党的优良传统在发扬,党风和社会风气在好转。
这是主流。
同时必须看到,精神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改革和开放的形势不相适应,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实际工作中指导方针的问题还没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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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严重的消极现象还有待我们用很大努力去消除。全面地估计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充分地认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长期性,才能坚持不懈地把这方面工作抓上去,否则就会贻误全局。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全面展开,是近几年来我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强大活力,对精神文明建设是巨大的促进。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用几代人的努力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
应当相信,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有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法制,尤其是有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坚决拥护,只要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一定能够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
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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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方针。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必将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人和人之间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不断发展,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渗透在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单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且是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的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共同的长期的任务。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
那场内乱。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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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要牢记历史教训,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坚持对思想性质的问题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说,用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去解决;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把注意力集中到团结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上来,集中到满足人民的文化和精神需要上来,集中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上来,归根到底,集中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来。
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只能停滞落后。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
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
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在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落后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带来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化。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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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到本世纪末,要使我国经济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的精神武器。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这样,才能在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真正克服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狭隘观点,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总之,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起来,积极地行动起来,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
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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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如果在这个现实斗争中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党的最高理想,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因此,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先进分子都要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道,把共同理想同各行各业、各个地方、各个集体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结合起来,同各自的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立志建设,立志改革,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脚踏实地干事业。在我们时代,荣誉属于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而坚韧不拔,压倒一切困难,做出卓越贡献和光辉榜样的人们。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越大,广大人民群众对实现共同理想的信念就越坚定。要善于运用建设和改革的现实成就和群众的切身经验,进行生动的理想教育。同时要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逐步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理解我们民族的光辉历史和革命传统,理解百多年来我们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理解当代世界的进步、矛盾和人类的前途,以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理想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和国际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世界发展进步的一部分。我国人民在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要坚持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是对反对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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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
四、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要使“五爱”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在全国各民族之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军民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以至人民内部的一切相互关系上,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必须指出,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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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
总之,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首先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要公正廉洁,忠诚积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还要加强那些直接为广大群众日常生活服务的部门的职业道德建设,反对和纠正带有行业特点的不正之风。在我们社会里,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又都为他人服务。我们社会对人的关心,社会的安宁和人们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同各个岗位上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密切相关的。
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敬老人,尊敬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要遵守公共秩序,讲文明礼貌。要提倡人人爱护公共财物,保护环境和资源,自觉履行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受到危害的时候,要挺身而出,英勇斗争。
在广大城乡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婚嫁丧葬中的陋习要改革,封建迷信要破除。这种改革,要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下,在自愿基础上,由群众自己来进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率先倡导。
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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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并要同各种腐朽思想道德作斗争。封建道德在我国影响很深,今天我们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特权思想、专制作风、拉帮结伙、男尊女卑等,本质上都是封建遗毒的反映。由于半殖民地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的奴化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在我国也有很深影响,并且往往同封建腐朽思想相结合。因此,从社会生活各方面克服这些腐朽思想道德的影响,是艰巨的长期的工作。
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
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又同它们有原则的区别。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民主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充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把民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道路。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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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中央将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作出部署,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民主和法制、纪律不可分。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
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大力加强以宪法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劳动纪律和工作纪律,同实际生活中种种压制和破坏民主的行为作斗争,才能推进并保证经济建设和全面改革的顺利发展,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
要从小学开始,在进行理想、道德、文明礼貌等教育的同时,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直接有关的法律和纪律,养成守法遵纪的良好习惯。公民都要遵守宪法,党员还要遵守党章。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这应当成为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动摇的准则。
人民民主专政是保护人民、保卫四化的强有力武器。要依法打击一切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依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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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罪犯和其他刑事罪犯,依法禁止和取缔卖淫、吸毒、赌博、传播淫秽录像书刊等危害人民的违法犯罪行为。
六、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
教育科学文化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觉悟水平的重要条件。当今世界,科学越来越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成为代表一个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应当更加自觉地依靠科学,发扬尊重科学、追求知识的精神,努力在全民族范围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
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卫生、体育、文物、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都有各自的重要作用。
要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争取使这些事业获得一个大的发展。尤其是教育和科学,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不但精神文明建设上不去,经济建设也将没有后劲。国家要从政策上、资金上保证这些事业的发展,并且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这些事业。各地都要制订文化事业发展的具体规划,并象完成经济建设任务一样,确保完成文化建设任务。
我国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必须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要努力提高精神产品质量以满足群众的广泛需要,并且进行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善经营管理,促进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教育科学文化工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担负着光荣艰巨的使命,应当认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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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各级领导机关,要通过多种途径,引导和组织知识分子同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丰富实践结合起来,广泛吸收他们参与各方面建设和改革工作的咨询和决策;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和重点工作,从条件上给予有力支持;对优秀精神产品和优秀工作者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特别要办好若干种代表我们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被视为崇高荣誉的奖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我们各方面实际工作中仍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大课题。知识分子地位的真正提高和作用的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亲密团结和共同奋斗,是现代化建设必定成功的可靠保证。
七、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
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中国和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一方面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时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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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只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观念来裁判生活,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统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是错误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
而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学说,也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是极其复杂的创新事业,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理论上和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是会经常发生的。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政策和计划的决定,要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这样做的目的,是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和艺术的指导作用,造成科学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使它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01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要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认真的学习,坚持和发展就无从谈起。在群众特别是青年中,也必须积极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同各种历史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同群众的思想状况结合起来,克服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倾向,克服学习内容脱离实际和形式呆板单调的缺点。
八、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一是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搞好党风;二是以模范行动和艰苦工作,组织和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党作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党员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做官当老爷,以权谋私,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成为党风建设中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和全面整党,在恢复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必须指出,反对不正之风的斗争是长期的,一定要坚决持久地进行下去,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建设好的党风,思想教育很重要,制度建设也很重要。必须努力改革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建立和健全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19
党内监督制度和人民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得到有效的监督。
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应当随时随地在人民群众中做模范:做努力工作、好学上进的模范,做不尚空谈、多干实事的模范,做坚持改革、勇于开拓的模范,做维护群众利益、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模范,做遵纪守法、同不正之风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模范。
一句话,做两个文明建设的模范。
党组织应当经常讨论和检查党员起模范作用的问题,表扬先进,督促后进。
在新形势下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是全党面临的新课题。
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必须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要努力摸索规律,研究政策,组织和协调各方面力量,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不搞形式主义。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有力保证。要努力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无论从事哪方面工作的干部,都要做人的工作。领导干部要经常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同群众一起商量解决人们普遍关心的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要建设好一支精干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工作,鼓励他们不断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以热情为群众服务的行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来赢得群众信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
本决议着重解决新形势下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问题。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的党组织应当把中央的指导方针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作出具体实施的规划和安排。中央将在这方面加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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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是一支有高度思想觉悟、良好道德品质和严格组织纪律的军队,对全民族有巨大的精神影响。军队要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有关这方面的工作,由中央军委按照决议精神和军队的特点作出部署。
全会号召党的所有组织和全党同志,认真学习讨论这个决议,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把两个文明建设和全面改革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本文按《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排印。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根据记录整理)
邓 小 平
同志们辛苦了!
(热烈鼓掌)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肃立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19
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
“动乱”
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
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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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
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
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装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
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
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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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
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一个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步曲”
,正确不正确?
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
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要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点几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
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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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对不对?
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
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错。
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1980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
,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
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
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
没有错。
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
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19
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
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嘛,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
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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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
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
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
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本文按《求是》一九八九年第13期排印。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19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江 泽 民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致敬!向为保卫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历史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人民警察致敬!向致力于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致以亲切的问候!
向一切同我们友好相处、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国朋友和世界各国人民表示衷心的谢意!
在这里,我们还怀着崇高的敬意,深切怀念为缔造和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立下伟大功勋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已故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创建和捍卫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我们是在赢得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完满召开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迎来建国四十周年的光辉节日的。今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暴乱,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结合的产物。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这场风波,目的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重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
02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这场斗争的性质是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是关系我们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保卫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进行斗争的成果,保卫了半个多世纪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保卫了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的正确决策,力挽狂澜,在斗争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发展前途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对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党和政府为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而采取的方针和措施,使国家和人民避免了陷入严重内乱和历史倒退的巨大灾难,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我们党正是坚决纠正了他的错误,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的。现在,这场斗争胜利的意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教育和团结绝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彻底查清一切反革命阴谋活动,不留隐患,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国外敌对势力妄想把中国变为附庸的任何企图,国内敌对势力妄想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翻案的任何图谋,都将彻底破产。
这场斗争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29
中国的前进和发展,是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的,是任何国内外敌对势力都动摇和改变不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大陆上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结束了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成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这个胜利,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鼓舞了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我们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广大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力和民主权利。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的方针,广泛吸收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参政议政,组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尽管我们的政治制度还有待于逐步完善,但是它经过自我改革和发展,一定能够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提供充分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治愈了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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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尽管我们的经济制度还有待于逐步完善,但是它经过自我改革和发展,一定能够为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充分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前景。
我们运用社会主义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力量,依靠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使中国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4015亿元,国民收入1170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分别是1949年的19。
8倍和18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上升到占世界的第8位,有些重要产品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
1950年到1988年累计,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21538亿元,有4393个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新增固定资产15619亿元。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随着生产的发展,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每人每年76元,提高到1988年的639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增长3。
7%。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一部分居民生活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
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四十年累计,普通高等学校培养本科、专科毕业生619。
2万人,研究生15。
4万人,等于新中国成立前三十七年间毕业生总数的30倍。
四十年来,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在原子能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29
技术、生物科学、农业科学、高能物理、计算机技术、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等方面,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国防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增强了保卫祖国的实力。
这些成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利益。
1979—198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
6%,超过1953—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6。
1%的速度,大大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年平均增长2—4%的速度。1988年和1978年相比,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这十年间,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年增长11。
8%,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6。
5%。十年来,城乡共新建住宅约80亿平方米。在吃、穿、用、住全面改善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1978年末的211亿元,增加到1988年末的3802亿元。
这十年的巨大成就,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前三十年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同我国过去历史相比极为显著,而且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也并不逊色。尽管我国的经济还比较落后,但毕竟取得了在过去剥削制度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的成就,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国各族人民完全有理由为自己付出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丰硕成果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自豪!
我们必须充分肯定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辉
42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煌成就。任何怀疑、否定我们成就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同时,我们又必须充分认识和坚决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不承认失误的观点,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左”
和右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确立和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我们党已经对前三十年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了科学的结论。我们必须坚持这些正确的结论,并继续总结这十年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以求得对历史经验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回顾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如果不进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不可能把黑暗的中国变成光明的中国。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逐步卖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象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总之,正如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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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活力和生机,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改革开放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十年的巨大成绩证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国革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历史证明,坚定捍卫中华民族尊严、期望中国繁荣昌盛的爱国者,大都会成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可靠朋友。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在打破外国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和挑衅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决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我们一贯欢迎和争取各国人民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加重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坚持对外开放,以加速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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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国家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做出的正确选择。党是在战胜困难、克服失误、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四十年来的成就,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的。错误和挫折的发生,问题也往往主要出在党内。党的状况如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严肃地毫不留情地剖析和坚决纠正工作中的失误,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科学地历史地总结经验,客观地全面地认识现实。只要坚持这样做,我们党一定能够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实现新的历史任务中写下灿烂的篇章。
立足于以上的基本结论,我们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十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当前,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巩固和发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成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努力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29
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这里,我着重讲一下当前党和国家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统一认识的若干重要问题。
(一)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已经成为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认识。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
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
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
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我们在制订和贯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方案的时候,都要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四项基本原则具体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我们一定要正确地、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起来,以促进国民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宣布的有关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措施,包括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基本政策、措施,要继续贯彻执行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已经确定试点的改革,正在进行综合改革试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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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要继续试点和试验,并认真总结经验。我们要进一步发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把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治理整顿问题。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战略目标,既不是急于求成,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符合我国实际,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在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整个过程中,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经济发展逐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轨道上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利用资源,注意保护生态环境。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第一步已经基本实现,正在实现第二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当前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力争用三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从根本上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逐步消除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
我们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是几年来积累下来的。
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这比估计不足要主动得多,同时也要看到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在前三十年建设的基础上,经过这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
经过一年来治理整顿的实践,我们的认识更趋一致。我们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全党同志必须充分发扬艰苦奋斗、勤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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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的精神,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一道,过几年紧日子。在治理整顿期间,更要强调适当集中,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中央不掌握必要的财力,就不可能保证重点建设和治理整顿任务的实现。必须加强中央的权威,反对分散主义,以利于领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治理整顿绝不是倒退,绝不是不要改革。治理整顿不仅为深化改革和保证改革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而且它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任何把治理整顿同改革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和行为都是不正确的,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
(三)
关于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同私有制基础上基本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过去那种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计划体制,毫无疑义要进行改革。十年来,我们在实行计划指导的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取得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繁荣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效果。当然,如果一味削弱乃至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企图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将导致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
在当前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强调计划的指导作用,同时进一步整顿和健全市场秩序。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创造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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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要经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经济工作者要为此而付出艰苦努力,以求得这个问题的逐步解决。
(四)
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我们要继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作用。坚持这个方针,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快发展,绝不是要削弱或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不是要实行经济“私有化”。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发展领域,要根据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和客观需要来确定,不能简单地把它所占比重的大小作为衡量改革成绩的标志。国家要在资金、信贷、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支持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同时深入改革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体制。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充分发挥它们的骨干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既要从宏观上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条件,又要鼓励它们加强企业内部的基础工作,改善经营管理,开展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充分挖掘内部潜力,以促使它们增强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能力,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和主导作用。国家支持大中型国营企业的发展,也要根据产业政策和实际可能,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从属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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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十年来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方针,一是要鼓励它们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发展;二是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既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五)
关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防止和纠正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必然要求在分配体制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我们通过改革,在建立和健全这种分配体制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提倡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这个政策是正确的,要继续贯彻执行。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目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些还相当严重。一方面在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中靠工资收入的职工之间,平均主义的分配现象尚未完全克服,在有些地方、部门和领域中甚至还有所滋长,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收入过分悬殊的新的社会分配不公。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广大靠工资收入的职工、干部、知识分子同许多非生产领域的公司人员之间,同某些从事“第二职业”
者之间,特别是同私营企业主和部分个体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差距过大。这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劳动群众的强烈不满。社会分配不公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挫伤了广大职工、干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助长了消费基金膨胀,特别是以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盗窃等手段牟取暴利的现象,已经产生扰乱经济秩序、败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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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风气、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对合法收入要予以保护,对过高收入要通过税收进行必要的调节,对非法收入要坚决取缔,同时逐步改善收入偏低的脑力体力劳动者的生活待遇。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的投入,被不适当地转化为消费基金,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后劲,一定要坚决加以纠正。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坚持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原则,纠正“一切向钱看”
的错误倾向,以充分发挥和保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六)
关于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问题。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必须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远战略着眼,从当前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基础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增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劲,克服追求表面繁荣的短期行为。要大力加强农业,加强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确保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严格控制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的规模与速度。为此,一定要继续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控制消费基金增长速度,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逐步实现财政、信贷、外汇、主要物资的平衡。要集中财力、物力用于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建设,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局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因此,我们必须提倡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和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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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11亿人的吃饭问题,只有依靠我们自己采取正确方针,进行持久努力,不能依靠任何别人代替我们解决。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发展农业,一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执行稳定的农村政策,完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和健全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要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稳妥地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二要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有计划地组织农业区域开发,发展新的生产力,使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三要增加国家、地方、集体和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扩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坚决纠正盲目占用和浪费耕地的现象。要在大力加强农业的前提下,继续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乡镇企业要有计划地进行整顿,合理控制发展速度,认真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经营管理和经营作风。
(七)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有法可依。
同时要看到,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必然危害社会主义民主。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要继续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扩大同群众联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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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渠道,提高公民参政意识,保证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得到切实的体现。这同经济的发展一样,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绝对不能照搬。我们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极少数人鼓吹所谓的“精英”
政治,鼓吹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其实质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排除在民主之外,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极端民主化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破坏性,而且很容易为极少数反动分子所利用。我们要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这种思潮的泛滥。这样做,正是为了保证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
人民的民主和对敌对分子、反社会分子的专政是密切结合、相互统一的,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专政的职能就不能削弱。
(八)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深刻吸取近几年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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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在努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和科学是百年大计,对社会生产力和民族素质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我们的教育和科学还比较落后,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自觉地抓好这项工作。要紧密结合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结合人们的思想实际,大力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不懈地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以及革命传统教育,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先进分子还要经常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要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去指导理论、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部门的工作,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和舆论阵地,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要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培养科学的健康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真正成为奋发进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授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要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要积极吸收我国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坚决摒弃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糟粕和精神垃圾。当前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
(九)
关于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和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问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由我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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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同现代化大生产紧密联系,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他们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自我牺牲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历史主动精神,不愧为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
任何贬低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极少数人企图在中国制造一个所谓“中产阶级”
,作为他们的依靠力量,来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我国广大农民历来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坚定拥护者。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援,从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不断采取切实措施,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这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条件。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的这一基本观点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也不会因为不久前发生的政治风波而改变。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很好的知识分子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方针,努力为知识分子创造、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党和政府历来把广大青年包括青年知识分子看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对他们一贯采取热情爱护和严格要求的态度,殷切地期待他们健康成长,迅速成才。我们也诚恳地希望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同社会实践相结合,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不断从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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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们要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的一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都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民族之间不仅建立,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同时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证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
要充分信任和依靠各民族干部群众,旗帜鲜明地对一切妄图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要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充分行使自治权利。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继续帮助和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教育、文化和其他事业,为逐步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差距而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十)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保持中国政局长期稳定的决定力量,是领导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制止动乱和平息暴乱的斗争又一次考验了我们党,证明党在总体上是好的,是坚强的。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
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逐渐产生了某些官僚主义、命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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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年来,由于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更加重了党内思想、作风、纪律、组织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依照党章从严治党,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痛下决心,排除阻力,克服各种腐败现象,恢复和发展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党各级组织首先是党中央必须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民主监督,防止少数人说了算,更不允许个人专断。要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改变软弱涣散状况。全体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言论和行动上,自觉地同党的路线、方针和决议保持一致,决不允许各行其是。
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鉴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必要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一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不可能成为党的合格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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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必须坚决纠正许多领导干部陷入日常事务、放松理论学习、不注意思想政治动态的状况,切切实实地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敏锐性。
同志们,朋友们!
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在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超级大国操纵国际事务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改变,霸权主义到处碰壁,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加强。
依靠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这种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总格局没有改变。
我们有可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但是必须看到,世界并不太平,仍然存在诸多的矛盾、斗争和不稳定因素。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
,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
战略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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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和平演变”
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表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企图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是注定要失败的。正常的国家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人民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人民也决不能允许别人侵犯自己进行历史选择的神圣权利。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各国互不干涉内政,每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都应受到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享有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思想道德的自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其他方面的不同,不应当成为国与国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和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障碍。四十年来,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外交关系,同各国广泛开展了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异常珍惜这种交往的成果和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维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又使我们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赢得崇高的国际威望。我们要坚持这一外交政策,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做出贡献。为了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我们在依靠自己力量积极发展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同时,要努力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积极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我们尊重一切和我们平等交往的外国政府和外国朋友,将继续发展和努力扩大同他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必须在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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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权、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尊严。社会主义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拥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巨大经济力量,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忽视的客观现实。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解放军为主体的人民武装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后盾。四十年来的历史特别是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再一次证明,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共和国的钢铁长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国际、国内仍然存在敌对势力妄图颠覆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和加强国防建设,重视和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族的国防意识,努力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同志们,朋友们!
四十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早日结束祖国的分离状态,完成统一大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的构想。
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
现在,我国政府已经分别同英国、葡萄牙政府达成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协议。我们不会改变港澳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允许有人利用香港作为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随着祖国的日益昌盛强大,港澳地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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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加稳定繁荣。经过海峡两岸人民的协力推动,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令人欣慰的变化。但是,台湾当局至今仍然坚持反共拒和的立场,坚持“三不政策”
,为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友好来往人为地设置障碍,推行“弹性外交”
,制造“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
,力图长期维持分裂局面,实际上怂恿、助长了“台独”
势力的发展。这是违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海峡两岸全体同胞的共同心愿的。完成祖国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的言论和行动。台湾当局应该顺乎历史潮流,及早做出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明智决策。我们相信,只要一切深明民族大义的同胞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祖国的统一大业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同志们,朋友们!
大约一个世纪前,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的时候,相信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人还不是很多。今天,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成为亿万群众的实践。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迂回和曲折,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仅仅看见某些旋涡和逆流而看不到历史长河的奔腾,只能说明观察者的政治短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决定性阶段。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对人类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49
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一切爱国人士的团结,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振奋民族精神,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本文按《求是》一九八九年第19期排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
计划的建议(节录)
(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了今后十年和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通过了如下建议。
一、主要奋斗目标和基本指导方针
(1)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本世纪最后十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这是当前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从国内看,我们在八十年代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经受了严重的政治考验,同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整个国家在安定团结的总局面下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安定因素。从国际看,我们在今后十年仍然可以争取到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同时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多端,经济竞争更加剧烈。我们能不能在九十年代巩固和发展八十年代取得的成就,进一步促进
4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使我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跨入二十一世纪,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央希望,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紧迫感,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使我们伟大祖国更加生气勃勃,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2)
从191年到200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的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正确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实现。今后十年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是:——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实现上述目标,要求今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左右,这在世界范围内将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二十一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49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
(3)
我们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九十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格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对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城市,围绕着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在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物资、商业、外贸、价格、劳动工资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权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科技、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也相应进行了改革。十年改革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使经济活力明显增强,也为今后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对外开放迈出重大步伐,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迅速扩大。我国经济摆脱了原来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大踏步走上世界舞台。1980年到190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将由38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增长近两倍。对外开放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
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
——生产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和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增长。
1980年到190年,粮食产量由3。
2亿吨增加到4。
2亿吨以上,增长31%;棉花由271万吨增加到425万吨,增长56。
8%;原煤由6。
2亿吨增加到10。
9亿吨,增长75。
8%;发电量由30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6150亿千瓦小
64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时,增长104。
6%;钢由3712万吨增加到6580万吨,增长77。
3%。十年间,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100多个,社会生产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后续力量。
——智力开发不断加强,科技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
过去十年间全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1万多项,国家奖励的发明1700多项,其中有些项目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总之,在八十年代,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和发展。八十年代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
(4)
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和十三大,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深刻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取得了共同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49
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采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形式,通过举办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它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84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按照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因而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实际工作中,在某些时候和某种情况下也发生过偏离上述原则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确的加以坚持,不足的加以完善,失误的加以纠正,正在努力使上述原则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具体落实和丰富发展。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5)
全面落实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关键在于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是我国过去十年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全国各族人民得出的最基本的共同结论。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49
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如果我们不改革现行体制中的弊端,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也就不可能在剧烈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和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总之,不改革开放不行,改革开放不坚持正确的方向也不行。在今后的十年中,我们必须按照这样的认识,把改革开放事业更加健康地推向前进,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更加强大的推动力。
(6)
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是我国四十一年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体现,全党同志务必时刻牢记,任何时候也不能偏离,努力避免经济生活中再次发生大的波折。
为此,必须坚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排上认真执行量力而行的原则,稳扎稳打,注意防止和克服急于求成的倾向。合理确定和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保持全国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各自的和相互间的基本平衡。既要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又要防止国民收入超分配,重新诱发通货膨胀。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把科学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7)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必须坚定
05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不移地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必须把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同发展我国经济、增强自力更生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必须长期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全面厉行节约,努力克服各个领域严重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勤俭办一切事业。
(8)
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动力就没有保证,物质文明建设也搞不好。
面对九十年代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和建设任务,更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改善社会风气,克服在两个文明建设上“一手硬,一手软”
的现象,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健康发展。中央和地方都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发展规划,逐渐增加必要的投入,使之与国家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投入的增长保持适当比例。
(9)
必须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过分集中的体制格局,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此必须充分予以肯定。但由于权力下放过程中有些措施不那么适当,宏观管理又没有跟上,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当前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过于分散的现象。国家掌握的财力物力过少,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这既妨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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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解决这样的矛盾和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步骤和方法,并且着重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适当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来办好一些必须由中央办的关系全局利益的大事,这不仅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需要,也是长远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有利于全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生产力和地区经济的合理布局。
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一亿人口的大国,过分集中不行,过分分散也不行,必须把必要的集中和适当的分散恰当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推进现代化建设。
(10)
必须处理好治理整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三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确定的关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经过两年多来的艰苦努力,治理整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社会供求总量趋于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农业连续两年丰收,工业生产逐步回升,经济秩序得到初步整顿。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改革在治理整顿中不仅没有停滞,而且在继续进行和深化。但是,经济生活中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差、体制关系不顺等多年积累的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八五”
头一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要继续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此后,要在发展中继续进行治理整顿,在调整产业结构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今后十年特别是“八五”
期间要立足于现有基础,少搞新建,多搞挖潜,加强技术改造,强化经济管理,为长远的经济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随着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的深化,经济发展的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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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的速度可以适当快一点,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本文按《人民日报》191年1月29日版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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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
江 泽 民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下面,我着重讲三个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我们党日益发展壮大的七十年,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历史新篇章的七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七十年。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
45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国家日益贫弱,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
中国人民进行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都失败了;多少仁人志士苦苦求索,都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出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是近代中国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可是政权重新落入封建军阀手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
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需要有一个先进思想武装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这就是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无可辩驳的结论。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鼓舞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在黑夜中看到了曙光。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鲜明地确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制定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分两步走的革命纲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世界的东方谱写了辉煌壮丽的史诗。
我们党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开展工农运动,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继续高举革命旗帜,缔造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的疯狂“围剿”
,加上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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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断定我们党要彻底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新局面。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首先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伸张民族大义,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八年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我们党和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拒绝和平民主的要求,公然发动内战。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气势磅礴的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肃清反动残余力量,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完成全国土地改革,短短三年内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使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采取符合中国特点的步骤和措施,不失时机地创造性地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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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全国各族人民迸发出空前的建设热情,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一段时间里,在“左”
的思想指导下,曾经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出现过“文化大革命”
那样的严重挫折。但是,尽管历经坎坷,我们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使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都在蓬勃发展。
七十年里,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正在做。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59
这三件大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屈辱历史。从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
我们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保卫着祖国的主权和安全。我们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正义事业的斗争中,不畏强权,不怕压力,保持民族尊严,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我们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人民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走上了自觉建设新生活的道路。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和前景。
——结束了近代中国长年战乱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日益巩固和发展。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国者,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祖国统一的目标下,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确立和不断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我国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85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系,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现在十一亿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生活迈进。新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仅是旧中国根本不可比拟的,而且同其他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取得巨大发展。
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些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人民受教育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强精神和爱国主义热情不断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成为推动亿万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
同志们,朋友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创立、捍卫和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先驱!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致敬!
向为保卫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功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致敬!
借此机会,我也向致力于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向一切同我们友好相处、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外国朋友和世界各国人民表示衷心的谢意!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59
七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富裕。
七十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奋斗并做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
我们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党的奋斗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地总结自己的经验,确定符合中国特点的前进道路和战略策略,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实现这个结合,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问题。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
06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在实现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坚持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实践这种结合的光辉典范。他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方面所做出的不朽贡献,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的正确思想,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对于正确评价我们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对于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中国各族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同志是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169
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论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关于“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祖国的论述,关于国际战略格局和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论述,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将永远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
回顾七十年党的光辉历史,我们深深感到,今后的责任更加重大。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前的任务是,努力实现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
计划的建议和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十年规划和“八五”
计划纲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实现我们的使命,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基本国情包括很多方面,我主要讲三点。第一,我们经过几十年努力,虽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是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至今经济技术文化水平还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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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依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生的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初级阶段,我们更要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把这个任务放在中心位置。邓小平同志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不但是我国长期的根本任务,而且在我国现阶段具有重要的紧迫的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分析,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在总结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党的基本路线和这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69
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些基本要求,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保证生产、流通、分配置于社会的自觉调节和控制下,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合理发展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动摇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将损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在我国现阶段,适应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首先要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时需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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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要在实践的过程中,经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采取适当的措施,逐步使得各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发展范围趋于比较合理。要逐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工商行政管理等政策,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引导其他经济成分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
这里要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国营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力量,它们的状况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富有生机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切实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第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健全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我们要继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当前在收入分配上既存在平均主义现象,又出现了过分悬殊现象。这种分配不公的问题,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属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中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劳动工资制度的逐步改革加以解决。其他分配形式中存在的问题,要通过完善有关政策和法规加以解决。要继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提倡先富帮后富。我们保护合法收入。对过高收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569
入,要通过税收等形式加以调节。对违法经营牟取暴利的行为,要依法坚决取缔。现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必须努力改进。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既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采用那些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通用做法,但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决不能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计划经济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改变过去那种忽视市场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做法,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国家的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在前几年的改革实践中,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积累了一些经验,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今后要继续探索,进一步寻求结合的具体途径、形式、办法和措施,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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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这些基本要求,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民主专政,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结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作为主人管理自己的国家,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也是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增强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它同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其他三项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所以强调人民政权专政职能的重要性,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国际上还存在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障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工作、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要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各级人民代表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听取和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体现人民利益的,应该通过法定程序和法律形式,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要加强党对人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769
大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支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职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没有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几十年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建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应该充分发挥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体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切实发挥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以利于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以利于更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群众。那种在我国实行西方多党制的主张,实质上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如果那样,人民的政权就要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被颠覆,国家就要分裂,人民就要遭殃。全国各族人民决不允许出现这种局面。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大法宝。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继续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869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
度,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加快经济文化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要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我们要进一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立健全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和程序,充分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到集思广益。继续推进机构改革,实行精兵简政,提高各级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加强城乡基层单位的民主建设。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对群众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法制教育,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保证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些基本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969
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影响,不断创造出先进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崭新文化,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要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进行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巩固和发展人民内部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移风易俗,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蔚然成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世界观、人生观,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保护和发扬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积极思想和精神。总之,我们要变精神力量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引导亿万人民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是我们党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创造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活跃气氛,提倡不同学术观点、艺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同志式的批评和反批评。更鼓励深入研究我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问题,鼓励创作更多的健康文明、积极向上、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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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中,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应该成为主旋律。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我们还必须积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和依靠人民的力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能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是广阔的领域。我们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和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要坚持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活跃理论研究,繁荣文化事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持续开展“扫黄”
、“除六害”
斗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它对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对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加强教育工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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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要以充分的说服力、强烈的感染力和坚强的战斗力,长期不懈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大量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级党委要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和组织思想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引导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里汲取营养、施展才华,成为合格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加强这三方面的建设,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始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要像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那样,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全党同志必须贯彻始终地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雄心壮志在全党全社会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毫不动摇。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了,国家更加强大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就会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我们抵御和平演变的斗争就会有更加坚实深厚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更加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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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我们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更加自觉地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采取有力措施,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于这项重大战略任务,全党同志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狠抓落实。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高度重视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不能忘记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要记取前几年“一手硬、一手软”
的教训,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发挥我们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只有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更加充分发挥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同改革开放分不开的。我们已经确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要深入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使之具体化、制度化,也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大量新问题,都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我们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需要相互协调,配套进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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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规划和“八五”
计划纲要中已经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必须认真组织实施,保证胜利完成。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坚持这种自身改革的进程中,才能逐步走向健全、走向完善、走向成熟。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投身改革的伟大事业,通过改革,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和保证。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勇于实践,认真总结经验,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不断扩大,更加富有成效。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的过程。我们的开放,要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引进外资,以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力更生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
的根本界限。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决不能裹足不前、无所作为,也不能匆忙行事、急于求成。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的智慧,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采取积极而又稳妥的方针,保证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发展。
我们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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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巩固国防、抵抗侵略,捍卫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不断地提高军队装备的现代化水平。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
决定的因素是人,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高昂士气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军事训练,使全军部队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努力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现在,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动荡时期。我们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保持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永远不谋求霸权,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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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我们一贯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在处理同外国党的关系上,我们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我们要同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一道,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是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十一亿人民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严明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来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但是,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暂时现象。在过去的七十年里,我们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一切困难和敌人都没有能够压倒我们,最终却被我们所压倒。近十多年来,我们的各级党委和广大基层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和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发挥了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干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各条战线发挥了先锋模范和骨干作用。在涉及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在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大批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挺身而出,站在最前面。正是有了这样的党,正是有了这样的党员和党员干部,才有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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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人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在前进中遇到的暂时困难和挫折,不会也不可能阻止它的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
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好,我们必须对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党的现状有清醒的全面的认识。毫无疑问,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环境中,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乘隙而入,侵蚀党的肌体。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构成现实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确有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经不起考验,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甚至有的违法乱纪、腐败变质;有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丧失国格人格,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方面都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
在严峻考验面前,我们一定要紧紧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加坚强的核心力量,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党的伟大使命。
第一,必须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面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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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国内任务,党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起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中,有许多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未曾认识的领域需要探索。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权;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犯“左”
的或右的错误;才能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胜利地推向前进。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旋涡和逆流所迷惑。
我们要在全党普遍深入持久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的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认真探讨和解决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问题。现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已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政治生活和党的建设中的大事。共产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还要努力学习进行建设和改革所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我们开展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今后要更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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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深入地进行下去,力争取得更大的成果。要通过学习和教育,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提高解决建设和改革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本领。
第二,必须努力提高全党同志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就在于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它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危险会更大,如果放松警惕,带来的后果也会更严重。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党内发生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而看不到党的主流是好的,更不能因为党的主流是好的而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掉以轻心。
现在有些党员干部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些干部为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乃至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全局利益,少数人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
这些现象败坏党的声誉,损害党群关系,同党的宗旨是根本不相容的。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我们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这些消极腐败现象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作风在党内的反映。党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我们一定要从近年来国内外惊心动魄的严酷斗争中警醒,从严治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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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一套拒腐防变的制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转变作风,扎实工作,勤政为民,认真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关系,坚决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一切向钱看”
的思想和行为。共产党员毫无疑义应该努力贯彻执行党的现行政策,而执行党的现行政策同坚持党的最高理想是统一的,对共产党员应该按照党员的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必须重视和运用价值规律,讲等价交换,但决不能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党的政策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依靠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不能只顾个人或本单位、本地区致富,还要关心和帮助其他群众或其他地区共同致富。共产党员不能以权谋私,不能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而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否则,就违背了党的宗旨,就没有资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对于那些无视党纪、政纪和法律,胡作非为的人,绝对不能姑息,必须严惩不贷。
第三,必须努力提高党的各级组织的战斗力。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靠什么组织起来并具有强大力量呢?很重要的是靠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削弱和否定它,就会损害党的战斗力,以至瓦解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它要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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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扬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保障党章规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朝气蓬勃,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贡献于党的事业,并有效地监督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统一,在行动上做到步调一致。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党必须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加强纪律观念,坚决纠正无组织无纪律、阳奉阴违、各行其是的现象。党的团结,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是社会稳定、事业发展的决定性环节。全党同志一定要珍惜、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在我们党内决不允许有任何政治派别存在,不允许有任何破坏和分裂党的行为存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基础,是党的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我们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群众,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坚强堡垒,改变一部分基层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
要健全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力提高党员素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严格标准、保证质量,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特别注意在企业、农村生产第一线发展优秀分子入党。
第四,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早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向全党提出了这个战略任务。
现在,这个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干部队伍中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绝大多数已经或接近离休,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同志,也将大批退休。近年来陆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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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亟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性和工作能力方面,有大的提高。今后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新老干部交替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一代的状况。要以对今后十年乃至下个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着眼于培养广大青少年。我们要坚持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继续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御和平演变斗争的实践中,考察和培养干部。要在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广泛而扎实地进行培养、教育和发现人才的工作。要认真总结干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悉心听取群众意见,把经过实践考验证明合格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及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不是当官发财、获得谋取私利的权力,而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坚持革命斗争的英勇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随时准备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的历史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创造了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优良传统。
例如,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强调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注意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和造就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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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方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等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这些传统,认真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创造和总结新经验,把党建设得更好,使党在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组织上更加巩固。
同志们,朋友们!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心愿。
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
的原则后,香港和澳门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将继续为香港和澳门的平稳过渡和稳定繁荣进行不懈的努力。为了促进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我们按照“一国两制”
的构想,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采取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往来。
我们也注意到,台湾广大爱国人士包括台湾当局的有识之士,近年来为两岸关系发展做出了努力。最近一段时间,台湾当局几次发表主张国家统一的言论,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仍未放弃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这是令人遗憾的。当前,台湾局势正处于重大的变化之中,尤其是“台独”
思潮有蔓延之势,需要严重注意和警惕。形势的发展,把结束两岸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统一的任务更加突出地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一切有志于国家统一的党派、团体和仁人志士,都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增强紧迫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国家统一负有重大历史责任。两党应本着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派出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商谈,逐步达成实现祖国统一的原则协议。
商谈中,邀请其他政党、团体的代表参加。台湾当局、各党派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389
团体和各界人士关心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商谈。我们希望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实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目标。
同志们,朋友们!
现在,我们有了在实践中证明完全正确的党的基本路线,有了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有了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行动纲领。尽管在前进道路上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未来也可能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但是,目标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找到。全党同志要发扬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革命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朝着我们的奋斗目标迈进。
胜利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胜利属于伟大的中国各族人民!
本文按《人民日报》191年7月2日版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