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总书记谈心

与总书记谈心
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１８页）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 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３页）
只有理论上的坚定，政治上才能坚定.——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１９６年１月２５日）
主编　翁杰明　张西明　张弢　曲克敏
与总书记谈　心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１９５年９月２８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第二部分）
江泽民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 正确处理这些重大关系要贯彻一个总的思想，就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我们应当坚持的原则. 目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把握客观规律，统一全党认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一，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实现今后１５年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必须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
２与总书记谈心
大局，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 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都离不开发展.今后１５年我们有充分条件继续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加快发展. 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１７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改革中实现的. 实现未来１５年的奋斗目标，关键仍在于深化改革.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下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 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我们要善于统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要把
与总书记谈心３
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第二，速度和效益的关系
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 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这一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明确提出，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效果还不明显. 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因此，全党要提高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大意义的认识，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 同时，从法制建设、政策实施、规划
４与总书记谈心
制定等多方面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切实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重视科技和教育，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教育是基础，关系民族振兴、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教育工作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高国民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大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
第三，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大力提高人口质量. 我国人口基数大，今后１５年还将增加近２亿人口，这对农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整个经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增大了就业的压力.随着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必须妥善处理好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安排富余人员的关系，要广开就业门路，不能把矛盾推向社会. 要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加强农业综合开
与总书记谈心５
发，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和有序流动.我国耕地、水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低.今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环境保护的难度更大. 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要根据我国国情，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 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克服各种浪费现象. 综合利用资源，加强污染治理.
第四，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必然不断优化升级，逐步形成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一、二、三产业的合理结构. 这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我国也不例外. 处理好一、二、三产业的关系，既有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都有很大发展.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一、二、三产业的关系还不协调. 今后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我国农业不仅要为十多亿人口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而且要为二、三产业提供重要原材料和广阔市场. 加强农业也就是支持工业和第三产业，为农业做贡献也就是为国民经济做贡献. 制定计划首先安排好农业，研究政策优先考虑农业.“九五”期间力争
６与总书记谈心
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一个新水平，并切实解决农村７００万人口脱贫问题，使农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２０１０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要再上一个新台阶. 发展农业，要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多方增加农业投入，发挥科技兴农作用. 要积极探索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农业的指导、组织和服务工作，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二、三产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目前，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人均占有水平还不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还需要工业提供大量先进的技术装备. 工业发展的潜力很大，仍然是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主要带动力，要调整结构，继续加强基础工业，大力振兴支柱产业，提高素质和水平. 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缓解资金、资源供求矛盾和就业压力，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促进市场的发育.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需要逐步提高，使之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相适应，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 要加强对第三产业的规范和管理，重点发展为社会生产和广大群众基本生活服务的行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汲取国内外经验教训，防止产生“泡沫经济”。
第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
与总书记谈心７
改革开放１７年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加上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发展比中西部地区更快一些. 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 要用历史、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一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 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 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中西部地区，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 这次全会已作出了部署，提出了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鼓励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等措施. 东部地区要继续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在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中央对五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在
８与总书记谈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些具体办法要有所调整和完善. 要把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办得更好. 进一步发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在改革与发展中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同时，东部地区要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第六，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单纯强调这一面、轻视或者忽视另一面，都不利于改革和发展大业.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和更有成效.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 目前，我国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必须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 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搞活，激发经济活力. 特别是竞争性产业，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产业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
与总书记谈心９
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 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法律的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 经验证明，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有必要的集中和相应的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要求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关键是要实行政企分开，继续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改革. 目前政府机构的设置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要加快改革步伐.
第七，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这条方针，才能使我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 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这条原则. 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任何动摇、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作法，都会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重要的是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社会总资产中要保持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
０１与总书记谈心
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三是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四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 当然，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是就全国来说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要研究制定国有经济的发展战略和布局，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力量抓好大型国有企业，对一般小型国有企业进一步放开放活. 所有国有企业都要加强内部管理，做好基础性工作. 城乡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阔的前途，要大力发展. 集体企业也要不断深化改革，创造条件，积极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正确引导、加强监督、依法管理，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国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八，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
在收入分配中，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 十多年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分配政策的调整，实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 但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突出问题，主要是
与总书记谈心１１
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国家所得的比重过低；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进行现代化建设，国家必须有一定积累，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多年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国家财政困难增加，赤字不断扩大. 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必须逐步提高“两个比重”。
同时要努力节约开支，把“开源”和“节流”结合起来. 企业也要有一定的积累，才能扩大再生产，增强发展后劲. 近些年来，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要搞好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和监督，加快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队伍的建设，形成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机制和制度. 务必要在全社会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提倡勤俭，崇尚节约，防止和纠正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消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 我们必须坚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 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同时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第九，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
２１与总书记谈心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改变了过去封闭半封闭状态，提高了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对加快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同时要看到，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要认真总结经验，以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为依据，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把对外开放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要引起先进技术，但必须把引进和开发、创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优势；要利用国外资金，但同时更要重视自己的积累. 这样才能争取时间，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要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
第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
与总书记谈心３１
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们国家大、人口多，情况复杂，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赋予地方必要权力，让地方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强整个经济的生机和活力. 同时，全国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央必须制定和实施全国性的法律、方针、政策，才能保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促进国民经济有序运行和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 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应当充分加以肯定.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过多地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和政策不力，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应当由中央集中的则集中不够，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 我们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 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 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 当前应抓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做到权力和责任相统一，并力求规范化、法制化.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 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和要求，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 调节好本地区的经
４１与总书记谈心
济活动. 只有把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发挥好，才能使国民经济既生机勃勃又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十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 我们加强国防建设完全是为了自卫，同时也将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转变指导思想，由立足于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上来. 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 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国家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支持和加强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把握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特点，增强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着重提高军队素质，增强整体效能. 要加强国防科研，提高部队装备现代化水平.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建立和完善国防工业运行机制，提高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反映时代特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
第十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与总书记谈心５１
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无疑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把物质文明建设好. 同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形势很好，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是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一些地方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一些腐败、丑恶现象又重新滋生蔓延. 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要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逐步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 精神文明建设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这十二个关系是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会不断深化，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各方面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也必然会有所调整. 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
６１与总书记谈心
要来研究这些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提高领导水平，找出解决办法，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推向前进.（新华社讯，１９５年１０月９日《人民日报》）
目　　录
序…………………………………………………………刘…　吉（１）
第一章　“十二大关系”
：中国腾飞之道………………………（…１）
邓小平理论的新文献………………………………………（…１）
一个尚待开发的“富矿”…………………………………（…６）
终于发现，我们也有一份责任……………………………（…８）
以全新思维方式对待领袖的理论…………………………（…９）
向总书记谈谈心里话………………………………………（…１１）
第二章　改革　改革　改革：中国别无他途…………………（…１４）
改革向何处去………………………………………………（…１５）
历史教训：曾经有过一个勃列日涅夫……………………（…１９）
自行车王国的人们，要学会“骑自行车”………………（…２３）
学习毛泽东不学楚霸王……………………………………（…２７）
理清改革的千头万绪：讲政治……………………………（…３０）
协调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政策思路…………………（…３２）
要长治久安，重在结构性稳定……………………………（…３８）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难题：速度与效益的矛盾…………（…４５）
高速度这个好东西，在中国却成了一只老虎……………（…４５）
低效益的高速度增长使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４９）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５５）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６０）
２与总书记谈心
能不能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关键看“九五”……（…６６）
第四章　人口、资源、环境：关节点在哪里…………………（…７１）
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能不能实行计划生育………………（…７１）
中国会成为世界的包袱吗？………………………………（…７６）
发展，我们需要付出多少资源和环境的代价……………（…８２）
第五章　走向市场：再看一、二、三…………………………（…８７）
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关系………………………………（…８７）
谁来养活中国………………………………………………（…９４）
当今中国农业的出路何在…………………………………（…９８）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１０２）
超越时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工业………………（…１０４）
第三产业：究竟该如何发展……………………………（…１０９）
第六章　中西部：差距与缩小………………………………（…１１６）
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一个热点………………………（…１１６）
八十年代：地区间相对差距实际在缩小………………（…１１９）
怎样看待九十年代的“东中西”………………………（…１２）
从“东中西”到“西中东”
：我们的选择………………（…１２９）
第七章　宏观调控：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１３８）
宏观调控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１３８）
两只手比一只手更好……………………………………（…１４０）
宏观调控决不是计划经济的翻版………………………（…１４３）
“宏观调控”——现代市场经济新概念…………………（…１４５）
计划与市场不能平起平坐………………………………（…１４７）
“让猫公平地捉老鼠”……………………………………（…１４９）
不马上建立大市场，谈不上真的宏观调控……………（…１５１）
政企分开——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桥梁……………（…１５６）
宏观调控也得“两手都要硬”…………………………（…１５９）
与总书记谈心３
大路在何方………………………………………………（…１６１）
第八章　公有制：最有争议的问题…………………………（…１６５）
为什么人们会对公有制产生疑问………………………（…１６５）
问题的根源：公有制等于国有制，国有制一定只有一个模式………………………………………………（…１６７）
人类走向：私有化还是公有化…………………………（…１７１）
公有制到底好在哪里……………………………………（…１７３）
连西方都在搞公有制……………………………………（…１７８）
股份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好形式…………………（…１８４）
跨国公司——世界大同的经济基础……………………（…１８）
再过１０年，“中国是否以公有制为主”将不再成为问题……………………………………………………（…１９０）
第九章　保证国家受益：中国财政面临的迫切问题………（…１９２）
中国政府已是世界上最“穷”的中央政府之一………（…１９２）
穷国不会有富家，应该总结“分权让利”的教训了…（…１９５）
中国绝不能成为南斯拉夫………………………………（…１９）
大国就是需要“强”财政………………………………（…２０１）
到底是“分配不公”还是“分配过公”………………（…２０８）
社会主义最应患“寡”
，而非“不均”…………………（…２１０）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２１２）
贡献，既包括劳动，也可包括资本……………………（…２１４）
适度差别：发展的源泉…………………………………（…２１７）
控制两极分化，关键在税制……………………………（…２１９）
第十章　只有一条不归路：全力参加国际竞争……………（…２２）
实行对外开放不是别的，就是参与国际竞争…………（…２２）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２２５）
４与总书记谈心
能拿来的拿来，拿不来的我们自己干…………………（…２２８）
在更高的水平上对外开放，就要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民族工业…………………………………………（…２３０）
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民族工业，必须依靠更有效的国家政策………………………………………………（…２３７）
第十一章　路在何方：中央就是中央………………………（…２４１）
一切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求解……………………………（…２４１）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２４３）
“诸侯”意识何时可休……………………………………（…２４６）
放权让利走进死胡同……………………………………（…２４８）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面面观…………………………（…２５２）
不能不涉及民族关系问题………………………………（…２５４）
干部交流从行政命令转向法律化………………………（…２５６）
现阶段，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究竟应是什么样…………（…２５８）
路在何方…………………………………………………（…２６０）
第十二章　党指挥枪：新时期的含义………………………（…２６）
国防建设：立足二十一世纪……………………………（…２６７）
如果我们有足够强大的舰队……………………………（…２７０）
军队就是军队，不是……………………………………（…２７４）
新思路保证再上新台阶…………………………………（…２７６）
解放军—武警—警察……………………………………（…２８２）
时刻牢记党指挥枪………………………………………（…２８４）
第十三章　占据人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２８）
别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２８９）
没有精神的脊梁，一个民族永远不可能真正站起来…………………………………………………（…２９４）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战略突破口…………………………（…２９）
与总书记谈心５
共产党意识！共产党意识！！共产党意识！！！…………（…３０４）
以博大的胸怀包容整合…………………………………（…３０９）
拿出新时代的新举措……………………………………（…３１）
第十四章　不是结束语：还有没有第十三大关系？………（…３２５）
编后记…………………………………………………………（…３３）
代　题　记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４６页）
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９页）
序
刘　吉
哦，时间过得真快. 江泽民总书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发表已快一年了. 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标志性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一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一再教导全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这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深刻体现. 总书记这篇著作，正是对“改革和实践的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后给予的指导性的回答. 总书记在全文最后写道：“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会不断深化，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各方面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也必然会有所调整. 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来研究这些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提高领导水平，找出解决办法，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推向前进.”说得好呵！
２与总书记谈心
这不仅是总书记向全党提出的任务，也充分显现着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风格.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团结一批年轻的理论工作者，经常围绕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一段时间以来，已经蔚成风气. 这批年轻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翁杰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硕士）
张西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秘书长、法学硕士）
张　弢（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硕士）
曲克敏（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分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单位的一些同志（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许　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助理、文学博士）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助理、法学博士）
陈东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经济学博士）
范建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博士）
金　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
郭克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袁钢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地区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
韩　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
与总书记谈心３
蔡　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
还有：刘靖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法学硕士）
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史学博士）
闵　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法学硕士）
金　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硕士）
赵　睿（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经济学硕士）
等等.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是党员，即使不是党员，也是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他们过着清贫的生活，却安于书斋，日以继夜地进行学术研究，在各自学科里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 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渴望以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这样就经常聚集一堂，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难点、热点和敏感点集中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自由讨论.我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他们的讨论，学到许多在别处学不到的东西. 每一次都感受到他们青春的活力，妙语渊于创造，耳目为之一新；每一次都感受到他们报国之赤诚，理论饱含深情，令人感动不已. 江泽民总书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发表后，自然立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他们自觉地认真学习，并以理论工作者特有的素质进行认真研究. 在这个基础上，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又组织了部分同志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讨论，大家畅所欲言，欲罢不能. 有同志说，我们虽然没有机会见到江总书记，但讨论
４与总书记谈心
他的著作，实在是不见面的谈心. 于是《与总书记谈心》这本书的书名跳出来了. 会后青年社科研究中心主任翁杰明同志、秘书长张西明同志、副主任张弢同志组织了部分同志执笔，把这次讨论会上的研讨体会以及以往许多次聚会中的真知灼见融会一体，又经过许多同志传阅和反复修改，历时半年，方才定稿. 这真正是一本多学科汇流的集体创作，也是一种知识报国的无私奉献.我非常兴奋地接受作序的邀请，也因此荣幸地成为第一读者. 总书记已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二大关系，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学习体会，也是对总书记著作闪光的阐发. 我认为，它必将有利于推动全党全民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正确贯彻总书记在这篇著作中所论述的思想和精神. 当然，青年人著作自有青年人的特点. 一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青年人有“抓住真理，所向披靡”的气势；另一方面自然有缺少经验难免片面之不足. 我想，即使片面，也可供兼听，也可以有启发，正是千万个片面观点才汇成全面的认识！多年来，中国流传着一首歌，人们特别喜爱其中一句歌词：“假如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哦！
假如人人都贡献一份真知，贡献一份力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还有什么矛盾和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可爱的祖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前途，一定是无限光明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五日凌晨二点十三分于前宅胡同
第一章
“十二大关系”
：中国腾飞之道
邓小平理论的新文献１９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重要讲话——《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以下简称“十二大关系”）正式发表了.一时间，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介纷纷将“十二大关系”作为报道的热点，许多关心中国改革前途与命运的人士也纷纷作着各种各样的评说与推测.可以说，这是自１９２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发表以来，由一篇讲话在国内外掀起的最为剧烈的冲击波.这样的冲击波，显现了这篇文献的划时代意义：１。
通过这个纲领性和指针性文献，人们终于对中国二十一世纪发展道路有了比较确定的认识.自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国内外一直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将实施什么样的政策有着各种各样
２与总书记谈心
的议论.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在二十一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国民心态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中华民族振兴在望了.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国有企业处境困难、治安形势严峻、腐败现象增多等等，这些又使许多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 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领域甚至部分社会领域的许多东西与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愈来愈相类似的状态，这更引起了一些人的疑问：中国究竟是不是在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会不会口头上讲搞社会主义，事实上却放任全社会与资本主义趋同？国外对中国有这样的评论：“换药不换汤”
，即虽保持原有的形式而实质在变化. 有人甚至提出：西方没有必要再对中国作过多的干预，因为照目前的模式发展，只需１５—２０年，中国自然而然地就会过渡到西方所希望的状态，而如果一味干预，倒有可能使中国退回到十几年前的封闭状态. 当然，国外也还有另外一些评说，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理喻的怪物，搞市场经济还要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更有一种来自国外的声音认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日益衰微，中国社会主义还能坚持多久？让各种新问题尖锐化，促使共产党腐败下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很明显，一切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不管其真实愿望如何，都看准了未来１５—２０年是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兴衰成败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而这１５—２０年的大政方针将由第三代领
与总书记谈心３
导人来安排，将直接关系中国二十一世纪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领导集体身上. 国内外人士都在密切注视着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十二大关系”
，高举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凝聚着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当前和今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全面而深入的思考，确定不移地向世人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将按照邓小平理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而且有能力解决一切在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新阶段、新高度.２。
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将在第三代领导人手中得到继承与发展，中国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一定能够进行到底.改革开放已有１８个年头，中国进入了由破而立，由立而兴，由兴到逐步巩固已有改革成果的时期. 一眼看去，该改的似乎都已经改了，出台的新政策似乎都在付诸实施，全社会再也不像改革初期那样：一有改革举措出台就石破天惊，并在不长的时期内就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倒是改革当中出现的不少问题因为显得与我们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成了人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这些问题究竟是因为改革尚未完成，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并只有通过进一步彻底改革才能解决呢？还是改革本身特别是推行市场经济后的必然产物，从而应该反躬自省，悬崖勒马了呢？对此，许多人都在进行着自己的思考. 虽然不提倡公开争论，但是私下的以及或明或暗的争论却时有发生. 我们究竟能不能真正找到一条
４与总书记谈心
既保持社会主义本质又使经济始终高速发展的道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安全，我们到底应该“收”和“退”
，还是继续探索深化改革的途径？
对于中国社会提出的这些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十二大关系”
作出了鲜明的回答：必须沿着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方向，始终不渝地走改革之路. 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强国，除了坚持改革，别无他途.可以这样说，国内外一直为中国能否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及政局的稳定而议论不休、揣摩不止，至此可以休矣.３。
整个社会普遍反映，从“十二大关系”中可以感受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已是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创了一个时代，它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走向成熟，并形成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威望和凝聚力.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在激烈的斗争中带领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史无前例的改革大业的过程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有系统的理论，有深入的实践，有举世瞩目的成就，“成熟”二字对它而言也当属受之无愧. 而当第三代领导集体从第二代手中接过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接力棒时，它的使命更多的是继承与发展. 近年来，经济始终高速增长，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反腐败措施不断强化，对霸权主义与分裂势力的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国内外已普遍感觉到它同样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但毕竟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开辟了道路，第二代
与总书记谈心５
领导集体的影响力仍深刻地存在着，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否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度，人们一直关注着.“十二大关系”
的问世，足以打消国内外各方人士的疑虑.从整个社会的反应来看，这篇文章，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第一遍读来，让人惊叹其把握中国重大矛盾的敏锐性以及处理矛盾的高屋建瓴. 第二遍读来，觉得里面主要是原则性的意见，较少涉及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具体思路，不够解渴，有些提法不同凡响，而有些提法又似乎比较平常.第三遍读来，又觉得即使那些看来平常的段落，也颇有深意，颇有回味的余地.第四遍读来，则深深感到本文如此谋篇布局、遣辞用句都自出机杼，充满辩证法……显然，这是继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后如何处理中国各大矛盾的系统而成熟的思考，也是对于中国跨入二十一世纪后重大战略的系统而成熟的思考. 有继承，也有发展，而有发展的继承正是邓小平最为提倡的继承.“十二大关系”
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篇全面系统的理论巨文，已经闪烁着、洋溢着成熟的智慧光芒.有一种误解，看到了“十二大关系”自然联想到五十年代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于是推想它不过是毛泽东的旧话重提. 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诚然，“十二大关系”与“论十大关系”题目近似，但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前者阐述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大关系，后者则是探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重大关系. 历史已经表明：“十大关系”的伟大意义是毛泽东发现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十大问题，他力图解决，但在旧的计划
６与总书记谈心
经济体制下又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即使他具有那样的领导权威，在以后的实践中也没能使其得以贯彻和落实，从而使“论十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部历史文献. 而“十二大关系”的改革精神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邓小平理论的新文献，它既是理论上的新探索，也是实际工作的指针；既是进一步落实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又十分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关系和矛盾，从而是今后我们一定要贯彻到实践中的行动指南.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就是以“十二大关系”为基本原则和方针形成的国家行动纲领，在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我们的行动纲领. 可以预料，“十二大关系”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
一个尚待开发的“富矿”
有鉴于此，我们这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青年理论工作者，曾兴奋而乐观地预言：“十二大关系”的冲击波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将会产生一股“钻研”（而不仅仅是学习）“十二大关系”的热潮，一股运用“十二大关系”的热潮.半年多过去了，这股潮流来了吗？似乎来了，似乎又没有来；似乎是“热”的，似乎又没有“热”起来. 起码不是我们所企盼所想象的那种“热”。
与总书记谈心７
应该说，宣传部门、理论研究部门与实际工作部门对“十二大关系”都做了许多工作.宣传部门通过大众传媒，来强调学习“十二大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一些作者习惯于几十年一贯制的“奉命”写作，而非“钻研”后阐发，许多读者也习惯几十年一贯制的“学习”
，而非“钻研”后体会. 文章读后仅仅领会字面上的意思，讨论仅仅述说文章的伟大意义，而不习惯领会文章的内蕴，以科学的视角把握文章与历史、现实以至将来的各种深层次联系. 这种缺乏“钻研”的“宣传”
，缺乏“钻研”的“学习”
，注重声势，但效果有限. 这种方法，在几十年间使领袖们的大量文章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不久前，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发现，相当数量的读者对于“十二大关系”有这样两类回答：一种是说“好”
，但谈了一番“十二大关系”
的意义，却无法说出其独特的内涵；另一种说问题抓得及时，但不知如何去联系具体的实际来理解“十二大关系”巨大的内在价值.理论界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研讨，我们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也以很大的热情参与其间. 从见诸报端的文字看，对于其意义、地位的分析可算比较全面透彻，但精辟地阐发其内容的作品并不多，还远没有将“十二大关系”的内在价值充分展现出来. 不充分揭示“十二大关系”的内在价值，关于它的意义和地位的论述只能是应时的泛泛之论，甚至是空谈.实际部门的行动是实实在在的，不少地方都提出：要以“十二大关系”
这一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辩证法的典范
８与总书记谈心
来指导各项工作. 这一点在高级干部进行重大决策时已体现出来，但不少干部满足于学习了，也讨论了，任务也就完成了，认真“钻研”
“十二大关系”十分不够，至于联系工作实际运用“十二大关系”来解决实际工作的新问题，则更为少见.如果“十二大关系”仅仅是一篇常规性文章，那么对它目前发挥的效应也许不必苛求. 问题在于，“十二大关系”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献，是中国跨越世纪的破题巨著，如果我们不使之发挥最大作用，那么则有可能因为这一疏误而延误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腾飞. 这使我们越来越感到不安.
终于发现，我们也有一份责任
经过反复的不安、焦虑和思考，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切恰恰又与我们理论工作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要加强学习效果，就必须深刻地揭示“十二大关系”的底蕴，全面地把握它的内外联系. 不言而喻，完全指望水平有别、经历各异的广大读者自己达到这种水平和层次，显然不现实. 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正是理论研究领域义不容辞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这巨大的发展变化，实际生活提出了大量令人困惑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解释有比较明显的距离，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又一时无
与总书记谈心９
法为其本身的发展提供较好的答案，加之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理论工作者一直不敢去研究当然也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结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广大群众的思想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不能不使改革开放的实践受到一定的影响.如今，总书记以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直接指明了这些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不仅破题了，并且还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原则. 在此情况下，循着这些原则，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系统提出解决这些重大矛盾的科学思路与方案，供党和国家领导进行决策时参考，应是理论工作者的职责和任务. 理论工作只有在对实际产生作用时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理论工作者应把握这一历史的机遇，通过对“十二大关系”的研究阐发，改变一些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结合上的模糊状态，也正是自己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实际工作者也只有应用理论工作者提供的科学思路与方案，才能清醒地实践，才能得心应手地进行科学操作，尽快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弄清楚这一层一层的关系，我们深切理解到，对于钻研和阐发“十二大关系”
，我们青年理论工作者的肩上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以全新思维方式对待领袖的理论
我们理论界之所以在“十二大关系”的阐发钻研上作为不大，很大程度上在于以过去的思维方式对待领袖理论的习惯.
０１与总书记谈心
以往，许多理论工作者包括年轻一代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领袖的理论往往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注释”法，出于对领袖的敬重，而将领袖的理论置于高处，只对理论本身作一些注释，而很少以领袖的思想为指导，对领袖已阐述的和未涉及的或者虽涉及但并未展开的重大问题作深入探索. 另一种是“等待”法，潜意识里认为思考大政方针都是领袖的事情，一味等待领袖就所有的重要或比较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重大的理论、重大的政策方略的形成都与专门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无缘，而是一些日理万机、主要从事实际工作的领袖们思考的产物. 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以往政治环境方面的原因，日久天长，就形成了以上两种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使我们专职的理论工作者难有建树，甚至反而心安理得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特点. 在现代化建设这样重大历史命题中，特别是在当今这种极其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领袖人物的智慧和才能固然十分重要，但只靠领袖人物提出包罗万象、巨细兼备的理论体系与行动方案，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十几亿人的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仅仅等着领袖们去开创新理论，理论工作者只去诠释领袖思想的时代已经过去. 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求“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领袖人物的理论来自理论工作者以及千百万群众创造性的理论思考，领袖人物的著作更多的是行动的
与总书记谈心１１
指南，至于社会各个领域千头万绪、复杂多变的诸多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越来越需要各学科理论工作者在领袖思想的指导下，独立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 另一方面，各级领导人在做重大决策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依靠专家的科研成果和他们提供的各种科学依据.他们对理论工作者寄予殷切的期待.这样一来，对于“十二大关系”
，我们最需要做的工作是，以主人翁的态度牢牢把握好第三代领导集体确定的根本精神和原则，对于“十二大关系”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矛盾，做深入具体的探索，紧密地联系实际，尽可能地提交解决这些重大矛盾、推进改革发展的具体思路和建议，为落实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治国思想，丰富治国思想体系，尽一点绵薄之力. 这是一种对于领袖的理论更为负责的态度，也是理论工作者建功立业，以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职责所在. 这是时代要求的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真研读、反复讨论了“十二大关系”
，这实质上是与江泽民总书记，与第三代领导集体进行了不见面的谈心，唯一的目的是贡献我们有限的知识，进一步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重大矛盾，推动中华民族腾飞的种种途径.
向总书记谈谈心里话
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是与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总书记就中国的今天和明天谈心，这是我们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２１与总书记谈心
我们这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基本上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走上社会的，目睹并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改革开放为我们创造了成长的机会，也是改革开放使我们看到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迅速腾飞的前景. 我们由衷地希望为这一腾飞的早日实现贡献出自己的知识与智慧，探索出前进过程中兴利除弊的良方，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参考.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们深知自己没有老一辈理论工作者丰富的阅历与成熟的思想，很难准确领悟领袖理论体系的博大精深；我们虽然都从实际生活中来，平时又都努力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但是我们毕竟不像实际工作者那样，对现实生活有着直接而深入的体验，提出的意见很难说准确和到位；最为重要的是，“十二大关系”中涉及的都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与矛盾，必须站在很高的角度方能把握，而我们离这样的高度更是有着明显的距离. 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我们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应该团结起来，集中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智力优势，集思广益，以期“三个臭皮匠，凑一个诸葛亮”
，向第三代领导集体呈献我们真实的尽可能有深度有份量的思想成果.江总书记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善于“兼听”
各种不同意见，这在海内外都有口皆碑. 每一个重大决策出台前，中国主要领导人都要耐心倾听各方的意见. 江泽民总书记还在上海任职时，就把定期与各方专家座谈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我们的领导人有这样的民主作风，那么我们完全有责任向他们谈出自己的心里话.既然是与江泽民总书记谈心里话，我们就一定要采取知
与总书记谈心３１
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实事求是态度.我们把我们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如何促使中国腾飞的具体思路上.限于水平，我们完全有可能说错话，但是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 我们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希望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素质与修养，多提一些正确的意见与有的放矢的建议.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早日看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彻底的胜利，使我们可爱的祖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章
改革改革改革：中国别无他途
在“十二大关系”中，江泽民总书记首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总书记说：“实现今后１５年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必须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他的这段话高屋建瓴，直指问题的要害.近年来，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的改革大业已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还是在“十二大关系”中，他指出：“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１７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改革中实现的. 实现未来１５年的奋斗目标，关键仍在于深化改革. ……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下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道理：改革不仅利在当代，更是功在千
与总书记谈心５１
秋. 我们拥有怎样的今天，决定于改革；我们将拥有怎样的明天，也决定于改革. 改革！改革！改革！我们别无选择.但是，现实中改革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被打破的旧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结构的转换引发的各种利益关系的摩擦和冲突相当剧烈，一系列影响到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和矛盾正趋于严重化，制约进一步改革的种种问题还很严重，对改革本身合理性的疑问在许多人中正变得越来越大.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失衡、一些地区稳定局面的动摇，在不少人那里，被统统归咎于改革，也就是归咎于改革对旧体制、旧结构、旧规则、旧观念的冲破以及由此而来的失序.于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如何看待、如何处理，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中的头号问题.总书记从这里破题，理论界也应该循此进行深入思考，以找到把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的出路和办法.
改革向何处去
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发起了“改革”这场“第二次革命”。
短短的十几年里，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在经济上创造了经济学家所说的“中国的奇迹”
，在社会结构上推动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结构转型”
，在社会意识中带来了一些人文学者所说的“多元化格局”。总之，伴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走出被过去数十年的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发展路径，转而向一种现在虽难以概括全貌但肯定
６１与总书记谈心
是更合理的状态过渡.当“改革”之船在７０年代末期全面启动之时，中国人在十年“文革”
中消损殆尽的热情和精力一下重新鼓动起来.改革赋予人们的自由、机会和多样性选择，使中国人具有了空前大、空前多的活动空间；被乍一激活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很短时期内创造出了令人眩目的成就；“开创新局面”
一时成了最有吸引力的口号，人们已极度厌烦并想极力摆脱过去那种守成、僵化的旧格局. 在这种高昂、亢奋的情绪之下，人们难免对改革的结果、改革过渡期的艰难程度等等的预期有过分简单化、过分乐观的倾向.如今，对改革过渡期抱着无困难、无矛盾、无冲突之幻想的人，已少之又少了，倒是所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在社会各个层面上似乎都多了起来. 这种现象反映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生活当中确实有该骂的东西；二是骂娘者们的思维倾向、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有许多的不到位；三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发挥或者发挥不了作用，而新的精神引导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 要言之，这真真切切地表明，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同时人们对现状、对未来的把握在理论认识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十多年来的改革，一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种种现实的矛盾和思想上的混乱. 今天，中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改革进程如何继续下去？
社会成员对改革、对社会发展前景应如何认识？
这两个问题的核心点就是：改革向何处去？改革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与总书记谈心７１
这样的根本问题，从总书记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伊始，就已经摆了上来，现在和将来很长的一个时期，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高主导力量，第三代领导集体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江泽民总书记的“十二大关系”
，从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角度回答了上述问题，一方面对现实中的矛盾进行了解析，同时对观念上的混乱进行疏导和清理.这既是对未来提出的指向，也是对现实中存在的理论混乱的针对性解答. 依此思路，我们可以对三者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及其争论的焦点进行分析，以求“改革向何处去”之答案.应该说，这三者之间首先在实际中是矛盾而不是协调的关系. 在过去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事实上也远不是协调如一的，只是因为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掩盖了种种矛盾或不和谐. 或者说，因为不协调未到最危急的状态，我们还能在维持局面的情况下取得许多成就.从理论上探讨三者关系问题，许多人在评价改革的地位、战略策略和前景的时候，往往先有自己的预设，不是首先看改革是不是带来了什么好的结果（如发展）
，而是首先看改革是不是带来了什么坏的结果（如不稳定或动乱）。
对改革的思想羁绊就这样套牢了许多人. 总书记的正面阐述为解开这种羁绊提供了一把钥匙.首先应探讨如何正确地理解改革. 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的进展而清晰起来，也随着改革的挫折而模糊起来，反反复复，颠颠倒倒，直至今时. 今天，人们没有不承认改革创造的划时代成就的，但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的问题、
８１与总书记谈心
新的矛盾，看法却大相径庭. 一种说法是，社会主义解决不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只有全面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种说法则跳到了另一个极端：问题层出不穷，不得了了，只有回到过去才好.实际上，阐述改革路线出台的必要性、紧迫性的工作从改革之初就在做，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文革”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心对“文革”已生深怨，大量的冤假错案和上访活动反映出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极度紧张，改革已是唯一的选择，不改革不足以维持社会秩序、推进经济发展.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只是说对了一半. 因为它低估了即便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即使在“文革”中遭到了削弱，我党作为中国社会唯一的领导力量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能力依然十分强大. 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大”的路线取向表明，中国社会经济依过去的方向再行进一段时间甚至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完全是有可能的.改革的发动实际上是基于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经济现状的深刻洞察，对社会经济发展远景的创造性理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论争焦点，是要把中国的社会经济带到什么道路上，而不是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是不是遇到了难以为继的致命威胁.历经３０年的革命和建设，中国社会依然处在不发达状态，经济活动效率低下，长期的理想教育没有被证明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有序化、观念纯洁化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政治运作机制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弊端，等等，一时间积弱和积弊同时并存.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加生产建设”的
与总书记谈心９１
社会运行模式能不能把中国带进一个繁荣、富强、民主的境地，有的政治家说“能”
，有的政治家则说“不能”。
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主导地位，随后，他们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作出了全新的解释，由此出发，启动了中国社会的“第二次革命”。
总之，上一代领导集体已经极为充分地显示了他们深刻的洞察力、创造性的理解力和巨大的行动能力. 现在，对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考验也正在最关键的时刻. 如果说，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当年遇到的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今天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的问题则是“改革往何处去”
、“改革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和“改革能不能进行到底？”
历史教训：曾经有过一个勃列日涅夫
改革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存在和要求排除阻碍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是这种改造运动客观存在的根本动力，但是，改革的启动和深入，则往往是具有远大眼光和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主动选择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胆战心惊的社会主义阵营.１９５７年苏联的卫星上天使社会主义的威望达到了高峰，因此而掩盖了此前发生的“波匈事件”及其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在“波匈事件”中，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起来反对自己的政党和政
０２与总书记谈心
府.这一事实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与政府在经济利益上，从而在政治上、道德上完全一致的斯大林理论神话. 一些传统的政治家轻率地把这一本应引起历史深思的事实纳入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框架之中，得出了脱离实际的结论.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开始对社会经济发展前景具有深刻的洞察和全新的理解，正是这些人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波改革浪潮.这一波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主要是由于强大的内部阻力和外来强力的干涉，但是，这些政治家缺少改革理论指导、缺乏改革经验和化解社会危机的有效手段和艺术也是重要原因. 另外，改革事业是复杂的，改革者的队伍也是复杂的，其中也不乏混入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变节者和个人野心家，这就使最初的改革失败有其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改革失败后，这些国家无不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增长缓慢、社会矛盾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历经数十年而难以摆脱，最后弄得人心涣散、国力下降.历史学家们后来得出结论说，这段历史是这些国家数百年来发展最为缓慢、最缺乏生气的时期.改革的命运就这样和国家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命运与结局不尽相同的改革反复证明，这种生死存亡的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才有. 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不
与总书记谈心１２
断改革自身的运行机制以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但发达国家，一般是在物质高度丰富、社会运行机制没有什么大障碍、法律体系比较完备、缓解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手段比较充分的条件下进行改革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改革带来的不稳定局面，常常具有较多替换手段和较强承受能力，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家们面临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物质基础不尽完备、法律体系不尽完备、化解矛盾的手段不尽完备……更重要的是，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创造性理解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家总是在历尽艰辛之后才能在政治上占有主导地位，此时许多大好时机已经丧失，摆在他们面前的社会经济困境往往又都是几乎难以解开的死结.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难而又难的，这给改革的顺利进展设下了“天定的”障碍.这种格局很容易养成像勃列日涅夫这样守成的政治家，他们没有或已不愿意去发挥对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前景的深刻洞察力和创造性理解力，社会经济进程中的诸多矛盾更容易成为他们害怕改革、迟滞改革的现实依据，而不是发动改革、推进改革的现实动力.从６０年代中期以后至８０年代前期的苏联，我们就看到了因为勃列日涅夫这样的政治家带来的这种停滞. 占有主导地位的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国家领导集体，虽然也尝试过在赫鲁晓夫之后推进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是，当改革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经济后果、显出严重的矛盾的时候，守成型的政治家们不是致力于改换新思路，寻找解决矛盾的新办法，而是采取了回避矛盾、走回头路的选择，以图能够
２２与总书记谈心
保持某种“稳定”格局. 这样一来，改革已经促动起来的社会经济调整进程戛然而止，长时期的停滞现象就出现了. 说勃列日涅夫使苏联“稳定”了１８年，不如说他使苏联社会历经了１８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停滞，结果整个国家完全失去活力. 到头来，代价在十多年以后加倍付出，其恶果并不止于在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强烈反弹型激进“改革”
，更表现在这种“改革”所招致的国家解体，亡党亡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崩溃，这是社会主义的悲剧，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悲剧.改革就是打破平衡，对已有的体制结构作出较大的调整，这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运行的常态要中断. 新的社会因素的导入必然会激起新旧之间的冲突及其某种程度的动荡与不安，这种动荡与不安的确对社会稳定局面的维持不利. 所以，绝对的稳定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善于驾驭. 勃列日涅夫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不推进改革，不坚持改革，不把改革进行到底，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最后的结局是彻底的“不稳定”。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但有邓小平同志这样力挽狂澜、开创改革大业的大政治家，我们还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样继承、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当代社会主义政治家，他们不回避矛盾，而且勇于解决矛盾、战胜困难. 这样强有力的正确领导，是我们成功的保证. 但是，面对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危机，全体中国人民必须永远保持警醒，上下同心，共同努力.
与总书记谈心３２
自行车王国的人们，要学会“骑自行车”
很多人认为，社会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正是改革的代价. 无疑，改革是一个打破常态稳定的过程. 以传统的稳定观念来评判改革时期的稳定格局，并由此引申出对改革是非功过的某种结论，就难免片面.旧有社会经济格局的稳定程度非常高，即便经历过像“大跃进”
、“文革”这样的灾难性社会动荡，计划体制及其社会管理体制也没有崩溃，反而越来越稳固. 由此造成许多人的传统的稳定观念，从这种观念出发，旧有格局的任何一点变化，都被看成是不稳定的，或至少会导致不稳定.这是缺乏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与前景的深刻洞察和创造性理解的旧观念. 在这样的观念框架里，根本没有“改革”二字.既然选择了改革，把它作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手段，就必须相应地树立起全新的稳定观.如果各种社会关系稳固而不是多变的，社会体制的运行协调而不是冲突的，社会成员的心态平静而不是浮动的，社会公共秩序良好而不是恶劣的，那当然很理想. 但是，我们要承认，数十年的社会经济运行和管理没有给我们留下实现这种稳定机制的条件，五六十年代看似稳定和风平浪静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已潜伏下种种不可调和的危机，否则，后来席卷全国的十年“文革”就无法理解了. 用“文革”的方式解决这种种矛盾，是我们的不幸，所可欣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正视这些历史的和现实
４２与总书记谈心
的矛盾，发启了改革大业.我们必须首先改革我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要改革那些关于稳定的旧观念.核心的问题是，要变更关于改革目标的期望模式. 我们应该有创造动态稳定的思路，但是，动态稳定需要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而正因为我们尚没有建立这样的机制，所以需要改革.也就是说，我们改革的期望是在不稳定的格局中，来创造一种能够保持动态稳定的机制.社会科学中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有一种形象贴切的“骑自行车”理论：自行车在静止中就会倾倒，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平稳前行. 但这种前行的前提首先是要有车，而且是状态良好的车. 当务之急就是造就这么“一辆好车”
，有一部有负载力的、运行良好的“机器”。现实是，我们不能停止发展、原地踏步来从事这么一种造“车”工作. 中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已成为经济运行本身的自然要求，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想象也不可能做到，以经济的低增长为代价来换取改革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许多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大好时机. 对社会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许多大好时机也没有抓住，“积重难返”
四个字是对改革前的现实最准确的概括. 中国人的肩头挑着两副担子：实现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实现对社会经济体制的大改革.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所获得的哪怕是一丁点的成就，都需要用发展的实绩来显示和巩固. 自行车只有跑起来、跑
与总书记谈心５２
得平稳，才能被证明是好车.在中国，一项社会运动的实绩的获得究竟以什么为标志这样的问题，曾经激起过复杂的意识形态争议. 抽象的观念改造曾经是至高无上的标准，在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里，人的观念改造不仅是社会运动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点.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含义似乎都可以以此来衡量.改革的启动也意味着必须提供新的衡量标准. 新标准能否建立起来？若建立起来的话，它能否被达到？这就成为改革进程要回答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改革以发展为目的，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所以人们一般都以发展为实现稳定的最有效手段，同时也将发展作为目的和标准.强调发展，在一般情况下肯定是对的. 但是，我们在国际国内局势不断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保持和巩固稳定大局，需要形成与发展平衡的新视角、新思路.发展才能带来稳定，但怎么把握发展的“度”也很重要，如果不能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桥梁，经济发展并不注定带来稳定的结果. 经济发展过快和过慢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现在一提“稳定”
，就首先强调发展经济，抓好老百姓的“米袋子”
、“菜篮子”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这无疑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只强调经济发展，从长远看也有危险.也就是说，经济持续看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由此就认为稳定大局已自然形成，也会酿成悲剧. 经济增长是好事，持续快速增长当然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这种增长无疑是稳定的
６２与总书记谈心
基础，但并不必然带来稳定，如不注意人本身，不善于引导，也会适得其反，陷于动荡，如同自行车虽可在前行中获得稳定，但看到顺利前行就玩起“大撒把”
，或只注意直接着地的两个轮子的前行而不去留意车闸、车把等各个部分的状况和操纵，也非常危险.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讲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产生，结论非常有意思，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在于农民的日子过于好了.为什么日子过好了导致革命？
实际上法国国王对当时法国贡献相当不小，如修路，解决就业，但为什么他被送上断头台？是因为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人们突然获得活动的空间，有如原来一个人的手脚都被铐住了，没有行动自由，后来放开了，结果使这个人觉得过去戴脚镣手铐的日子实在不能容忍，进而提出压抑以久的种种要求. 因此，亨廷顿在《转型社会中的当代政治》一书中专门提到，人均国民收入从５００美元到３００美元过渡的过程中，如果时间很短，肯定要出现社会政治动荡. 我们用这些分析思考当今中国的问题，是不无帮助的.经济上不去，人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肯定要出现乱子. 但是，如果１２亿人焦灼的目光都盯在经济上，对改善生活水平的期望值过高、过快，那也是危险的. 因为经济有客观性，有的时候搞得好，有的时候可能搞不好. 如果民众死死地盯在经济发展上，就只有“好”而没有“不好”甚至“一般”
的余地了.如果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增长的势头，一旦停滞甚至下降，哪怕是因为纯粹的客观因素，民众也会对政府不满，甚至因其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丧失而出现大的
与总书记谈心７２
问题.“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此种状况的一个写照.这种情况下，整合意识形态新资源，建构新的能够统领人心的思想体系对保证稳定至关重要. 塑造一种良性的经济框架，需要一种富有时代内容的思想体系的支持. 通过重新整合意识形态新资源，使民众的思想在这个国内国际局势大转折的时期，稳定在一个新的思想框架中. 心稳则民稳，民稳则国安.
学习毛泽东不学楚霸王
１９４年，中央政府全面推进了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像财税、计划、投资、金融等体制的改革都涉及到原有社会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引起方方面面的矛盾和摩擦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成就与矛盾并存的格局已经在相当部分人中间引起复杂的反应，反应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改革的问题.但是，不管对改革抱有什么样的看法，人们都有一个共识：改革到了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却可能作出两种相反的结论：或是坚定立场，加快改革，以求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或是回避矛盾，迟滞改革，以求稳稳地“熬”过关键期.历史是我们的老师，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全面夺取政权前夕，中国革命到了大决战的关键时刻. 当时，前有划江而守的蒋家王朝在作困兽之斗，后有阎锡山及其他国民党残余匪部在各新解放区骚
８２与总书记谈心
扰袭击. 而渡江还可能引起美国出兵武装干涉的危险. 管理新解放的城市又是没有把握的难题——总之，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可以说以千万计，形势十分复杂.此时稍有松懈，接受以长江为界的两分天下的局面，似乎在一些人看来也是可以考虑的方案，因为这些同志认为，由此一来可以争得一时的安宁，等内部和后方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一化解后，再从容渡江，解放全中国.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现出他作为伟大领袖的雄才大略：决不给反动派喘息的机会，使其卷土重来. 结果，毛泽东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气势，一声令下“百万雄师过大江”
，直捣蒋家王朝的老巢，结果各地残余匪部立即军心崩溃，不战自败，一切看似棘手的枝节性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另一个历史人物楚霸王，有“摇天恨无柱，拔地恨无环”的神勇，却因“划江而治”的历史短见，铸成千古遗恨.今天，中国的改革大业，也面临着当年楚汉争雄、国共决战同样的历史考验：进还是退？
一场社会运动在两种情况下容易出现泄劲现象，一是进展顺利之时，一是进展受阻之时. 如今的改革同时展现出两方面的表象，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泄劲现象更容易出现.泄劲是绝对没有出路的.数十年积重难返的社会经济格局就注定改革要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 但是，不改革，保持现状，代价更大. 如果倒退则不是代价大小的问题，那就注定要步楚霸王的后尘. 必须把改革进行到底，后退一步，溃败千里.
与总书记谈心９２
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只有在进一步改革中才能解决，这才是战略与策略的科学选择. 现存的社会经济矛盾从根本上说都是旧框框与规则破裂的产物. 改革引入的新因素及其后果是改革的成果，决不能被看成是现阶段的不稳定根源. 某些副作用，不是由于旧体制还在与之摩擦，就是因为新因素还不完善. 矛盾趋多只是表明改革的任务更重，更迫切地需要对旧的体制关系进行更彻底更坚决的改革.新因素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在明显增长，社会运行的水平与质量达到了一个新层面，是改革的最实质进展. 忽视这一点，就会对改革发生根本性的误解. 社会主义国家数十年的改革史充满了各种教训，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面临巨大矛盾的时候主张倒退的人，往往以保卫社会主义为名，最后总是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在改革的前景被不确定性所干扰的时候主张倒退的人，往往以维护稳定为名来阻挡改革，最后必然导致根本的不稳定.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地进行改革. 十多年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新体制结构的基础. 我们已经站到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台阶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向新的经济体系过渡的许多经验，我们已经具有了向世界开放的新格局.摆在眼前的种种矛盾，只应该促使我们更积极、更迫切地寻求把握全局的新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新手段.现在总书记的“十二大关系”为我们指出了方向，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全党全民要把它变成行动，把原则化为实践.
０３与总书记谈心
理清改革的千头万绪：讲政治
在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纠缠在一起的现阶段，在改革进程面临关键选择的现阶段，无论哪一级领导干部，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经济变量、社会变量、政治变量和民意变量，等等，需要妥切地把握与处理. 千头万绪从何理起？总书记告诉我们：讲政治.讲政治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思想. 不讲政治，只是埋头于具体事务，就会迷失方向. 问题是讲什么政治？怎么讲政治？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中心任务. 党的中心任务就是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政治.因此在现阶段，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当代中国的最大政治、最重要的政治. 离开这一点讲政治就会讲到歧途上去. 因此决不可把总书记提出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错误地理解或引导到过去“政治挂帅”
、“突出政治”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 我们理解总书记的“讲政治”有三大要义：第一，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坚持和维护邓小平理论的方向，贯彻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就是第一位的讲政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今日之中国，真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标准. 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基本理论，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的指针，也
与总书记谈心１３
是全党全民凝聚力之所在. 因此，党的十四大提出了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历史性任务. 讲政治第一位就是讲政治方向，离开了违背了邓小平理论就是迷失了政治方向.第二，一切行动听指挥，全党服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中最重要的一条. 这是政治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这是无产阶级战胜强大百倍的资产阶级，克敌制胜的最锐利武器.特别在今日中国，改革开放到了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面对着国内外空前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挑战，这一点尤其重要.第三，要讲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谋个人、集团之小利，而谋国家、社会之大利. 这是对党政干部的政治伦理水平的考验. 这也就是总书记一再教导全党要讲正气的精神内核.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有浩然正气在人间，才不会被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文化所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大量的事实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在这场考验面前表现难如人意. 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以权谋私乃至贪污腐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健康推进.此外，还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水平和民主化水平. 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或程序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改革所创造和更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是不是有合理性、有活力的问题，关系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已有的成果能否得到巩固的问题，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的问题.总而言之，讲政治，会使我们在埋头事务、日理万机之中头脑清醒起来，会使我们在当前“剪不断，理还乱”的万
２３与总书记谈心
千矛盾中，抓住解决矛盾的钥匙. 讲政治，就是要讲改革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未来的决定性作用. 今日中国妨碍社会主义安全稳定的种种问题，只有推进改革才能解决.只要坚定地去探索、去创新、去改革，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协调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政策思路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不仅要明确提出包括上述在内的种种理论思路，还要在其指导下就随时出现的问题提出政策思路. 我们愿意提出以下一些可供选择的思路：１。在深化改革上找到突破口，做出成绩来.正确协调三者关系的枢纽点就是改革的深化，也只有改革的深化才能重振各界人士对改革的信心，以新的改革作为新的口号，凝聚社会力量，激活人心，理顺关系，化解矛盾，打开新局面.深化改革不只是口号，应实实在在地有大作为.当前，深化改革应以政企分开为突破口.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政企分开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一举两得，其影响是全面的. 政企不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和要害. 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行政企分开，舍此别无他途.政企不分是当代中国一切矛盾的焦点，政企分开不仅是搞活搞好国有企业这一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根本措施，还是打开种种“老大难”锈锁的第一把钥匙.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对实行政企分开的主要难点从何入手、
与总书记谈心３３
国有资产如何管理、如何有步骤实施等，我们都已有能力予以解决，条件已经成熟，现在关键是领导者有无魄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政企分开，犹如当年百万雄师过了长江，改革的大势就一发不可收，人心振奋，经济上升，政治清明，诸多矛盾就一一迎刃而解了，改革必将进入良性循环、蒸蒸日上的康庄大道.２。树立新的政治权威和强有力的政府形象.像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从落后向先进迈进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失去自主性，这就需要建立政治权威. 在近年来的工作中，一方面市场活跃，另一方面政府的决策常常显得迟缓，而且实施和执行中又经常被人各取所需，把统一的政策或措施肢解扭曲得不成样子. 这种情况大大影响了政府及其政策的威望.整个经济的增长，是把蛋糕做大的问题；接下来，还有一个把蛋糕分匀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能代替社会来分蛋糕，但国家可以发挥综合调控能力的因素，从中进行调整. 现在国家还应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另外，公众对社会稳定的看法在不断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有无办法解决实际问题. 对于百姓目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政府应抓住几个重大问题作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解决到底，以显示出自己的能力，从而建立起一个能干的、能解决各种危机的政府形象. 例如，在反腐败方面，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在治理社会治安方面应进一步取得根本性进展，这对于能否保持稳定，保持一种高度灵活、高度有效的行政状态至关重要. 许多社会问题如何演化，归根到底就看政府
４３与总书记谈心
是否能干和怎么干.３。
在国际关系中，对原则问题表现出强有力的姿态，振精神、凝民心，从而有利于改革和稳定.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和“软遏制”并举的政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但我们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好处理的尺度，运用符合当代特点的新型外交方略和技巧，依然能够拓展改革开放的局面，赢得一个稳定的和有利的国际环境. 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在接触各种西方人士的过程中，常能感到西方国家的很多人对中国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在内心深处很希望中国在今后数年内经济上陷入混乱、政治上变来变去. 他们的这种心理，固然有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本质原因，但同时也是因为西方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看到我们自己在坚持改革上没有显示足够的信心，或虽有这样的信心而行动不力. 如果我们从具体的政治措施或从法制建设角度，体现了我们的决心和能力，西方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学者或新闻媒介对中国幸灾乐祸的心理，就会被压下去，至少他们会更小心地观察中国事态发展. 在有些方面，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些策略性的调整可能会收到明显成效. 如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们一向反对将之国际化，这一原则立场我们在国际国内的重要讲坛上早已一再申明. 在表明立场方面这些已足够了，但我们的领导人接待外国代表团时，却每次都要感谢他们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结果实际效果并不好，给人的印象是几乎我们见外国人就要这么说一遍，最后不但无助于显示我们
与总书记谈心５３
的坚定，反而被别人看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于是就抓住不放，成了人家动辄可用的一张牌.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活动空间和力度.４。对社会组织资源进行重组整合.为了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所承担的可能的稳定之风险，需要对社会组织资源进行有序、有效的重组，在十多年已经初步开放的社会组织格局上，进一步推动这个进程.大量的新生社会组织（如“三资”企业、民间行业协会、基金会）在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增强社会活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大大改造旧有的、几近僵化的社会组织体系，越来越多地分担着政府的社会责任. 什么社会工作都由政府包揽，结果是什么问题都指向政府，激化政治矛盾.政府要善于作“公正的仲裁人”
，尽可能不要自己直接卷入人民和社会的矛盾之中，须知一卷入就常常得走上尴尬的被告地位.更高层次的组织整合和重组要求实际上早已提出来了，但很少为人们所意识到. 已经获得空前的自由度和活动空间的社会成员个体、集体，若不被更系统、更灵活、更多样地组织起来，不但是社会组织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最大的不稳定的可能根源.所以，对现有社会组织体系进行更大胆的改造，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一个关键.５。区域开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地理上联系问题、差距问题、比较问题正在成为重大的政治因素，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在过去的十几
６３与总书记谈心
年时间里，区域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既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也表明维系这种关系的原有规则正在失效. 已有格局的松动事实上带来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给整个社会注入了空前的活力.区域开放所启动的区域资源重组进程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效能，并打破了长期以来僵化、僵持的区域关系，不仅大大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也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开辟了许多可能性. 完全可以说，过去的十几年中，没有地方经济的强劲发展，就没有如今生产力的大发展，就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就没有国家实力的大增强. 新的区域格局现在也面临着如何更趋合理、如何有效克服矛盾和摩擦的问题，这就需要对现存准则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以创造全新的区域关系格局，来保持中国的长治久安，保持中国的持久的发展后劲.在区域开放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大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作进一步认真研究.６。加快信息流通，全面推动信息网络的建设.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人员的流动开始活跃起来，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正在锻造着更开放的社会经济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流动性大大地提高，其多样性程度也达到新的水平，各种信息载体（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图书、电子出版物、广告）的发展是四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 信息促进了改革和发展，也有利于稳定.这不是说，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信息流动已经达到了高效程度. 我们在市场的建设、社会的管理、民意的表达、趋势的预测方面，经常受困于尚不完全合理的信息管理体制，主
与总书记谈心７３
要是在流通领域总是出现障碍，造成信息堵塞、错失、扭曲、虚假等严重后果. 我们不仅无法充分利用已有的和潜在的信息资源，形不成较强的人心凝聚力，形不成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合理机制，不仅浪费了宝贵的信息资源，还承受着因信息不开放而带来的种种不稳定的压力. 因此，实现高度的信息开放成为增强社会方方面面的承受力和社会结构的弹性的关键环节，也是在更高层次上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协调程度和高效率的关键环节.７。以新的视角看待局部的、小型的不稳定乃至动荡.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太平无事”的社会状态和心理，这是传统中国文化和计划经济理论（社会高度一致）交相影响所致. 实际上过去三五年一次的政治运动表明，那种状态本身就不“太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利益多元化，我们必须改变观念，改变心理状态.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民主意识的提高和政治、经济诉求的增长，阵发性的小动荡、小冲突等形式的局部不稳定会经常出现，对这些小的不稳定或动荡，反应既要迅速、及时，处理起来又要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的眼光和胸怀，要有正常的心理准备，同时建立快速、有效的预防和反应机制也十分必要. 从意识深处，要充分理解这种小型的、局部的、阵发性的不稳定乃是现代社会或向现代化转型时期社会的正常现象（有时还有宣泄不满、平衡内心，避免更大的动荡甚至动乱的效果）
，这样一来，反应才可能适度，处理的措施才会有效，国际反应也会良好，也大大有助于中国向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迈进.反之，如果对出现一些小的局部的不稳定，时
８３与总书记谈心
时处在心理紧张状态，就表明心理脆弱，从而处理时就会动辄大动干戈，反弹过度，不但效果甚小，而且容易人为地形成热点，授人以柄，反而被动.８。
要有战略意识，尽快建立预测、预防各种冲击的反应迅速的社会机制.社会发展是连续的，今天的政策也可能造成日后的不稳定. 因此，要讨论长治久安这个问题，不能光看短期，要从长期着眼. 如果今天救火的同时不想明天的问题，明天还有可能再生火灾，要再去救火. 这方面要大大加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在复杂的现代条件下，学有所长的学者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但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专家学者与领导想不到一起，那他的研究就什么用也没有. 这种最终依靠长官意志而不是科学预测的偏执现象对国家的领导权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除了人为的和体制上的原因外，我们目前预测系统的指标体系也亟待改善. 突发事件一般包括：自然灾害、人为灾害、政治变动和战争. 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出现和解决很容易理解. 对于中国现在可能面临的另外两个问题：政治变动和社会上以突发形式出现的骚动事件，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也没有很明确的预测，因此也就没有制定出相当精细的对策方案.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宏观的政治、社会预测系统.
要长治久安，重在结构性稳定
与总书记谈心９３
曾几何时，毛泽东同志以“七八年来一次”
“动荡”的构想来规范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局，来换取他所认为的长治久安.事实证明，这种构想带给中国社会的只是持久的混乱和前景的不确定. 那么，十数年的改革能不能给出社会的稳定局面和确定的前景呢？
现在，前途是大有希望的，同时答案又还没有完全揭晓.中国人在等着看，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在等着看.在稳定中寻找发展之路的思想和做法，已经取代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旧思想和旧做法. 但是，对稳定作为发展和改革的前提的认识，还必须避免掉入另一个陷阱：把维持稳定变成维持现状的消极模式. 而对有助于长治久安的改革举措不敢碰，对能否维持住稳定的局面作消极的理解. 这种即时苟安的精神状态是万万要不得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的洞察和理解反映在稳定问题上，主要看是不是真有确立长治久安战略的眼光和气度，有了这种眼光和气度，就会对现阶段社会经济方面的种种重大的矛盾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法，而不是求稳怕乱，不思进取.“急则治标”是必要的，但归根结蒂是“求因治本”。满足治标，积重难返，就可能最终形成难治甚至不治的局面.正因为目前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要理顺关系，就要从更深层次上推进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样做肯定又会引起矛盾，但这种风险是难以回避的.这是横渡难关的关键时候，过于求稳是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和困境的打破的.长治久安目标的落实，真正有赖于制度建设的实绩. 无论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还是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还是在
０４与总书记谈心
其他社会体制方面，已有的改革已经初步打破了旧的结构框架，但很难说全新的社会体制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１９４９年以来的曲折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没有稳定的、高效的制度运行机制，社会经济的稳定是一句空话，人心的稳定也是如此.要长治久安，重在创造“结构性稳定”。从政策出发分析稳定，自然首先寻找“不稳定因素”
，这是目前分析稳定问题时最通常的做法. 而从结构取向分析稳定，正好与从政策出发分析稳定的方向相反，首先要找什么是保障稳定的因素.社会稳定，从根本上来自于特定社会结构的稳定，即“结构性稳定”。
只看到“政策性不稳定”
，只在政策上下功夫不行，因为那样就忽略了对稳定更大的、潜在的威胁，即“结构性不稳定”。稳定的结构受到侵蚀是稳定的真正隐患.“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动荡，社会体系还是没有分崩离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心等因素在起作用，决定性的还在于有一个适应当时情况的政治社会结构. １９８９年的风波过来了，随后的苏东剧变也挺住了，原因还在于我们仍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结构. 逐渐改善这个结构是一回事，但要不要这样一种结构是另一回事，这里事关能否长治久安，含糊不得.尽快构建适应新形势特点的“结构性稳定”。几十年来，在中国，保障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是我们有一套特定的社会结构. 这套结构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第一，一切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在中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执政党也即是反对现行政府和政府所执行政策的政治力量.第二，我国有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比较严密的行政系
与总书记谈心１４
统. 从微观上看，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所属的“单位”。
整个中国社会，就是由大大小小、纵横交错的“单位”构成的一个系统或者说网络.这两个系统的线头都牵在执政党手中. 只要这两个系统在正常地运作，只要自身不发生问题，中国的执政党就具有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都不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这就是中国能安然度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巨大社会动荡的原因.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套结构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希望以修补这个传统结构的办法解决问题将越来越难行得通. 例如，我们力求把政治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伸展到那些失去控制的领域，在合资企业建立党支部，建立工会；在农村中加强党支部建设，发展党员；在个体工商户中建立个协，改变不允许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规定，把党的组织扩展到这些领域；等等.诚然，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还不是根本的办法. 问题的根本在于，过去的社会结构能够有效地保障社会稳定，是因为它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整齐划一的基础之上. 然而，由计划经济所营造的种种环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通过修补传统结构的办法并不是治本之策，越来越不可能再收到“结构性稳定”的效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益和利益表达多元化并广泛存在利益冲突的条件下解决稳定问题的根本办法，只能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调整原有社会结构，逐步形成能够维持稳定的新的稳定结构. 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比如今年改革的重点之一，建立企业的社会保障体制，其主要意
２４与总书记谈心
义就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保持稳定. 除此以外，在形成新的稳定结构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从旧的稳定结构变成新的稳定结构，这本身是一场深刻的改革.不进行这场改革，是难于实现长治久安的.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引导和形成把“说”
与“做”区别开来的观念：公民认为合理的都可以说，但只有法律允许的才能做.也即是说，“言论有自由，行为有规范”
，在市场经济这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可以采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当他们采取行动时，则只能在法律的约束以内. 再如，工、青、妇、个协、工商联，还有民主党派，这些组织要逐步适应利益多元和利益冲突普遍存在这个现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更多地反映它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意见和利益，这样使这些组织能够有效地吸纳社会力量，将利益表达和利益冲突导入法治化的渠道. 此外，还有意识调整的问题. 决策者和公众都要逐渐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像计划经济的社会那样平静，由于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通过多种多样的、合法的形式（包括游行、上访）表现出来，是正常的事情. 决策者和公众都要在社会稳定方面提高承受能力. 建设新的稳定结构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除了涉及到政治结构以外，还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利益分配结构、社会结构、观念形态的结构.经过多少曲折，我们终于明白了：实现长治久安就是寻求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结构优化（在协调功能和动力功能的层面上达到完美的结合）
，以求结构性稳定，使整个社会经济
与总书记谈心３４
的运行进入良性状态，能够化解矛盾，并促使社会进步顺利上一个又一个台阶. 这是形式上的要求，实质上其中蕴含社会合理性程度也在提高.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是否能够达成，从根本上说，要看社会成员特别是精英集团的理性水平与社会统率机制的合理化程度，两者缺一不可. 社会改革的直接目标是释放社会方方面面蕴藏着的潜力：人的潜力、机构潜力，这些潜力开发出来以后，还有一个最优组合的问题. 这就需要对相关的管理机制实施大胆的改革. 其中的难点与焦点是行政、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它们是所有其他社会体制的统率.许多体制改革之间的横向相互牵制，说到底，是依然存在的垂直制约.十几年改革的成功不能简单说是已经摆脱了这种制约；但是，改革受挫或失败则肯定是因为没有摆脱这种制约. 长期以来，旧体制把社会各方面的精英（包括干部）的好的思路和做法窒息了、歪曲了，把他们的不好的思路和做法放大了、保护了. 对这样的体制要非改不可的话说了好多遍. 现在再说，必须从寻求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迫于矛盾而选择改革，往往是一种自我更新的努力. 这种努力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体制的考验. 改革进行了十数年，我们不能再说，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局面的责任完全在“下”
，应该看到，没有良好的机制来管住“下”
，就是“上”的问题了，是没有建立起好的体制的缘故. 所以，一定要加速建立起保障结构性稳定的机制.
４４与总书记谈心
从旧的稳定结构转变为新的稳定结构，这本身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不进行这场改革，并使其取得完全的成功，长治久安是难于实现的.改革！改革！改革！
不能回头，回头绝对不是岸！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难题：速度与效益的矛盾
江泽民总书记在论述“十二大关系”时，把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放在第二题，指出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这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表明速度与效益的矛盾不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 再深入想一想，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速度与效益的矛盾？回答了这个问题，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
高速度这个好东西，在中国却成了一只老虎
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直被经济学家们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之一，因为它能够带来就业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获得１９７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 库兹涅茨，就把高速度列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特征. 他认为，正是总产值尤其是人均产值的高速增长，使现代经济领域与先前年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同
６４与总书记谈心
时，由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迅速转移.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阿瑟. 刘易斯也指出，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源于现代部门的高增长速度，正是这种高速度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变化和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而著名于世的经济学家Ｗ.Ｗ.罗斯托，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从起飞到进入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高速度是个好东西，从经济学家的论述到统计表上的数字，它都代表着各个国家、整个世界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 世界银行统计的低收入国家的水平线在不断上升，一批取得了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以至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如果说，“二战”以前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只是决定了世界经济中心在发达国家之间的转移，那么，“二战”以后各国增长速度的变化，则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以及世界经济运行格局的重组.５０—７０年代，亚洲、拉丁美洲一批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８０年代，东南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地位在不断上升.９０年代，亚太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势头，使这个区域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然而，高速度所带来的美好图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却扭曲变形了.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最早发现高
与总书记谈心７４
速度在赶超战略中的重要性，并运用政府的力量，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但是，由于高速度不是增长机制和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而是通过外部力量和增加投入推动的，企业在追求高速度中形成了重数量轻质量，重产值轻效率的倾向，高投入低产出成为普遍现象，经济增长的效益很差. 过去的几十年，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取得了相当高的增长速度，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却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付出了过高的代价，经济效益太差.从６０年代开始，前苏联东欧国家一直着手解决高速度与低效益的矛盾，但由于体制问题的制约始终未有明显成效.如果说前苏联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经济搞不上去，那么经济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不是速度不行而是效益不行.高速度问题在中国引起了更大的震荡. 由于新中国建立时经济十分落后，中国人追求高速度来实现赶超战略的愿望更加热切. 在片面追求高速度中，我们也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为追求高速度而牺牲经济效益，违背经济规律，导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国民经济剧烈波动，人民生活受到巨大冲击. 说高速度曾经给中国带来灾难，似乎并不为过. 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１９５８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２２％，工业增长率高达５６。
８％，但这却成为导致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经济连续三年下降，国民经济陷入了一个极度困难时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工业超高速增长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８４与总书记谈心
改革前的２６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在片面追求高速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波动中，我们牺牲了效益，失去了发展机会，与其他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幅度拉开，尤其与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明显落后了.改革开放以来，宏观上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倾向已逐渐改变，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企业和地方还有着普遍的数量扩张冲动，而提高质量和效率的内在机制则尚未形成. 这使速度与效益的矛盾依然困扰着经济的有效发展.与改革以前不同的是，随着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放开，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已基本形成. 在这个条件下，低效益而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需求的过度扩张，就必然引起价格水平的迅速上涨.因而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高通货膨胀，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经济高增长引起的高“通胀”
，１９２年以来新一轮的“双高”态势，就属于这种情况.老百姓从高速度中得到的好处不多，但所受的高通货膨胀之苦却不少. 这是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更是经济增长效益太低产生的弊端.应当说，如果高速度是由效益提高带来的，那就不存在速度过高的问题；要是高速度是在低效益条件下通过大量增加投入推动的，那么速度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导致经济的较大波动.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高速度确实成为一只吞食资源、
与总书记谈心９４
扰乱经济健康运行和有效发展的老虎. 在目前，速度与效益的矛盾依然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总书记指出：“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 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低效益的高速度增长使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
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有代价的，代价的大小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机制.我们说低效益的高速度好比是一只老虎，就是因为它使我们付出了过大的代价.“八五”
期间我们取得了年平均１１。
８％的高增长率，但这种高速度依然是在低效益的条件下取得的，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的大量增加实现的，增长机制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协调，因而就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这种代价包括当前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今后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消极影响.１。高通货膨胀率的代价.“二战”以后尤其是６０年代以来，各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伴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６０—８０年代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因而二者之间被认为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 然而毕竟还有三分之一的高增长国家没有出现高通货膨胀，所以二者的同
０５与总书记谈心
时出现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必然结果或正常趋势，相反，高通货膨胀的出现应当被视为高增长的一种代价，一种很可能发生却也有可能避免的代价.统计分析表明：增长速度高而通货膨胀率也高的国家，大多数经济增长效率较低或增长效率下降；而增长速度高但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大多数经济增长效率较高或增长效率上升. 因此，为了避免发生高通货膨胀，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通过高效率去实现高增长，就需要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衡量这种适当速度的一个标志，就是看是否付出高通货膨胀率的代价.通过一些具体的科学指标，我们付出的高通货膨胀率代价就一目了然了.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一般可作为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基本指标，这三个指标在“八五”
期间年平均上涨分别为１２。
３％、１。
４％和１２。
９％，其中较全面反映价格水平变动的ＧＤＰ平减指数（比实际ＧＤＰ增长率高０。
５个百分点）
，大体上反映了总需求过度扩张的程度. 从已经实现的总供求关系看，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缺口，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差额的增长率超过了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而反映投资需求扩张程度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在“八五”期间的年平均上涨率分别为１５。
８％和１３。
６％，说明投资需求超过投资供给的幅度更大.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对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和有效增长造成了很大冲击，尤其是对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带来了很大影响.不论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有多少具体的原因，需
与总书记谈心１５
求过度扩张和货币超量供给总是它的根源，这就是低效益高速度的一个沉重代价.高通货膨胀率除了成为高增长率的当期代价外，还具有其滞后影响.“八五”
期间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实际上是从１９３年开始的，由于成本推动和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滞后影响，１９６至１９７两年价格水平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如１９５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１７。
１％，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上涨１５。
８％，就将成为１９６年工资成本和物耗成本上升从而商品价格上涨的较大推动因素. 因此，“八五”期间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代价将要由下一个增长过程来支付.２。产业结构失衡的代价.如果经济高速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在机制推动的，那么各个产业部门能够在高速增长中趋于协调；但如果经济高速增长是由某些主要产业的片面扩张推动的，则增长过程必然要付出产业结构失衡的代价.我国经济低效益高速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高速增长是由工业片面数量扩张所推动，“八五”期间也是这样，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１７。
７％，对ＧＤＰ增长的作用率达５８。
２％，其中１９２、１９３年的增长速度均高达２１％以上，１９３、１９４年对ＧＤＰ增长的作用率均超过６０％.特别是，具有短期扩张能力的加工工业超高速扩张，而产业技术进步并没有加快，物耗和能耗的比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形成了过大的需求压力，使短期内难以迅速扩张的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难以适应需要，导致治理整顿后期有所缓和的产业结构失衡再度加深. 这种产
２５与总书记谈心
业结构的失衡和矛盾，导致瓶颈制约和生产能力闲置并存，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加剧了总供求关系的矛盾，引起了结构性价格上涨. 这种结构性影响的加深不仅存在于“八五”中后期，而且将对“九五”前期经济的协调运行和有效增长产生明显制约作用. 这是低效益高速度的又一个代价.３。投资结构非优化的代价.投资结构的优化是资源配置优化的基础，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保证. 投资结构优化的表现，就是数量型投资的比重下降，质量型投资的比重上升.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增长率的提高是由科技进步加快推动的，那么质量型投资的比重会不断上升；要是增长率的提高是由大量增加投入推动的，则质量型投资的比重上升缓慢以至趋于下降.低效益高速度的特点，是通过大量增加投入来推动增长，这个特点在“八五”期间仍相当突出，由于增长过程表现为一种外延型、数量型的扩张，投资结构的变动出现了非优化或劣化的态势.从质量型投资的几个主要指标的变动看，用于改善物质资源质量的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除１９４年达到３１。
３％之外，其余年份均低于３０％，“八五”时期的年平均比重为２９。
１％，与“七五”时期的平均比重３１。
９％相比下降了２。
８个百分点.从科技开发投资看，我国研究和发展经费（ＲＤ）
占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重，本来就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八五”期间又进一步下降，由１９０年的０。
７１％下降为１９３年的０。
６２％，以及近两年的只有０。
５％；大中
与总书记谈心３５
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１９０年为１。
３８％，１９１—１９２年略有上升，但１９３年以来又逐步下降，１９４年只为１。
３７％. 再从用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教育投资看，国家教育支出占ＧＮＰ的比重明显低于其他国家，１９０年只有２。
５％，“八五”期间又有所下降，１９３、１９４年均仅有２。
２％.这种投资结构非优化即质量投资比重下降的态势，是低效益高速度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八五”期间过度数量扩张的一个代价，它无疑将对下一个时期的增长质量产生不利影响.４。经济效益波动的代价.经济的过度扩张必然要引起经济波动，虽然由于宏观调控采取“软着陆”
的方式，产出增长率没有出现大的下降，但由货币过度扩张到货币相对紧缩，毕竟引起了企业经营环境的较大波动，从而引起企业经济效益的波动. 从速度最高同时波动较大的工业企业的效益水平变动看，资金利税率由１９０年的１３。
３％下降为１９５年的９。
１％，产值利税率由１０。
４％下降为９。
６％（１９４年数字）
，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由一年２。
９次下降为一年１。
６次，工业增加值率在１９３年上升到３２。
４％之后就持续下降，１９５年只有２７。
２％，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自１９３年经济紧缩以来不断下降，１９５年只有９０。
０２％，比１９３年降低６。
５９个百分点. 而扩张和波动幅度更大的加工工业，效益波动和下降更为突出. 国有企业中的亏损企业亏损额则迅速上升，特别是１９３年以来亏损额升幅很大，１９５年为５４０。
６亿元，增长幅度达２５。
４％，全年亏损
４５与总书记谈心
率高达４３。
９％.经济效益的波动和下降，是经济过度扩张引起经济运行过程波动造成的，是低效益条件下追求高速度必然要付出的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总是在经济紧缩时期突出地表现出来，并且往往要持续到经济回升时才宣告结束.５。产品质量下降的代价.在经济高度扩张的条件下，市场需求处于膨胀状态，市场机制对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压力和动力下降，同时价格水平的迅速上升加剧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使大多数企业放松了质量管理和质量改进，把主要精力用于扩张产量上，高速度表现为一种突出的数量型增长. 在我国的历次经济扩张和高速增长时期，几乎都出现了产品质量波动和下降的现象.“八五”
时期的情况也不例外.由于工业出现超高速增长的态势，工业产品的质量波动和下降更加严重. 从国家监督抽查的结果看，１９１年产品抽查的合格率为８０％左右，１９２—１９４年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国家对企业自检合格产品的监督抽查，平均抽样合格率一直在７０％的低水平上徘徊，１９５年第一季度的抽样合格率进一步下降为６５。
９％，市场抽查的商品合格率更低，假冒伪劣的现象相当严重. 在１９５年统计的消费者投诉中，质量问题的投诉占６６。
７％，假冒的投诉占１２％.“八五”
期间产品质量的大面积波动和下降，使当期的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受到很大影响，并且，由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质量链循环的作用，将影响到下一个增长时期的产品质量水平，这使我国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与总书记谈心５５
的进程受到严重冲击. 这是我们在高速度中付出的一个重大代价.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代价之外，粗放型、低效益的高速度增长，尤其是工业的过度数量扩张，还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浪费，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近几年这方面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概括地说，“八五”
期间的高速度依然是一种低效益的过度数量扩张，它使我们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的高速度都是有利的或合理的，如果经济高速增长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并对下一个增长过程带来过大的影响，那么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性、有效性，以及优化和竞争的趋势看，这种高速增长就不是合理的，或者说是弊大于利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衡量其中的“代价”和“影响”的限度？我们认为，要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率超过了两位数，产业结构失衡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投资结构非优化影响到下一期的增长质量，经济效益波动和产品质量下降的幅度较大，环境破坏和污染的程度明显上升，那么，就属于“太大的代价”和“过大的消极影响”。
如此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总书记为何在“八五”期末论述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时，要着重强调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问题. 我们更应该深刻地体会到处理好两者关系的重要意义.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６５与总书记谈心
总书记指出，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需要从追求增长速度转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这一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明确提出，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效果还不明显. 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
这不仅概括性地阐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进程、目前所处的大体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矛盾未能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不论是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历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都已经是老生常谈. 高速度低效益的矛盾，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国家中的特有现象. 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是不存在的，至少是不明显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与效益一般是一致的，速度加快总是伴随着效益的提高，或者说效益提高带动了速度加快，一般不存在着有速度无效益，或者速度提高效益反而下降的情况，因为企业是自负盈亏的，它会自我约束，而不会干出这种蠢事. 如果效益下降，企业很快就会减少投资，降低产量；只有效益提高了，它才会迅速增加投资，扩大产量.而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虽不低，经济增长效益却很差.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并不是速度不行，而是效益不行.进一步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根本目的，也不是为了加快发展速度，而是为了提高发展效益.或者说，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只能通过提高效益来加快速度，而不能通过加快速度来提
与总书记谈心７５
高效益.改革前，我国经济增长长期存在着高速度低效益的矛盾，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宏观上急于求成，为了实施赶超战略，集中财力和物力，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来追求和实现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二是企业对提高经济效益缺乏动力和压力，而计划指标也助长企业追求产值和速度的倾向.上述两个方面的根源都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供给主导型、资源约束型的增长，需求对增长过程不起引导作用，也不起约束作用，低效益的高速度增长，只有受到资源约束（包括总量约束和结构约束）时，才会被迫停下来.我们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经济增长由供给主导、资源约束型的增长，向需求导向和约束型的增长转变，以改变高速度低效益的增长方式. 需求导向和需求约束是一种能够使经济增长由数量扩张型向效益提高型转变的重要力量，它的基础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为何改革以来这种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高速度低效益的局面并无明显改变呢？问题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已经逐步表现出来，供给主导型增长已经明显向需求导向型增长转变，但由于市场体系的发展水平较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仍在有形或无形地起着显著的作用，特别是政企不分，企业体制尚未根本改变，市场需求的约束功能尚未形成，资源约束型增长还没有真正
８５与总书记谈心
向需求约束型增长转变，因而低效益数量扩张的态势依然存在.有的同志认为市场调节也不能解决我国的高速度低效益问题，反而增加了高通货膨胀的弊端.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问题的原因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经济增长过程的需求约束尚未形成，市场机制还未能对低效益高速度扩张发挥有效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点：（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资本投资增长率超过技术进步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这时市场机制会使过快的投资速度降下来. 我国近几年在投资增长率大大超过技术进步率，从而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明显下降的条件下，投资在高速增长，速度依然在加快，说明市场需求没有对投资增长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２）在市场机制起调节作用的情况下，如果商品库存增加，即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生产的增长速度会相应降低.但近几年，我国很多工业品在库存积压增加、产销率下降、流动资金占用比例上升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仍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这表明市场需求对工业增长的约束作用不明显.投资增长和工业增长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既然市场需求对这两个方面的约束作用不大，经济增长过程的需求约束机制也就不可能形成.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主要原因也是两方面：一方面，企业这个市场主体没有真正形成. 这首先是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滞后. 在政企不分的体制下大多数企业的
与总书记谈心９５
投资责任依然没有明确，产权约束和风险约束的机制基本没有形成，因此传统体制下的盲目扩张倾向没有实质性改变，负盈不负亏的状况甚至使企业的数量扩张倾向更加突出. 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不仅决定了自身的经营机制，而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非国有企业可以从国有企业不明确的产权关系中获得很多好处和有利条件，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而靠数量扩张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迅速发展，这就导致一大批非国有企业热衷于短期数量扩张，而不愿意去追求改进效率的长期发展目标.同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企业还可以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所以市场需求的约束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未能合理形成. 市场体系不仅不完整，发展程度较低，而且有片面发展之势. 市场规则不完备、不完善，就是已有的也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特别是缺乏管理和监督，结果不正当竞争成为普遍现象，竞争机制和需求约束的作用难以正常发挥.同时，低效益高速度的增长态势依然存在，也有宏观方面的原因. 改革以来，宏观上虽然党和国家一再要求改变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倾向，反复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但由于政企不分而又权力下放，企业和地方成为新的经济扩张主体，而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旧的调控手段逐渐失去效力，新的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过快增长未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此外，当经济增长出现过快态势时，理论界和决策部门
０６与总书记谈心
都对速度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导致宏观调控措施未能及时出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迅速发展起来. 还有，改革以来中央的投资能力下降，而引导企业和地方投资的新机制尚未建立，造成经济扩张中科技、教育、更新改造等质量型投资的比重下降，产业结构的变动不合理，从而影响了经济效益和增长质量的提高.总的说来，高速度低效益问题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旧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并顽强地发挥作用；新体制的建立进展缓慢，作用难以有效发挥，而且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摩擦. 所以，正如总书记所说，“最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总书记告诉我们，“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６０—７０年代都提出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 前苏联在１９７１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增长由粗放转向集约化，一直到解体前的１９０年，整整２０年时间，都在推动这种转变，但没有取得成功. 前东欧国家也同样没有能够实现这种转变.
与总书记谈心１６
我国在改革前就提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改革以来更是反复强调这种转变，几乎每一次制定五年计划的时候都要重新强调这个问题. 不论提法是“外延型转向内涵型”
、“速度型转向效益型”
，还是“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意思都大体一致，就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并不顺利，质量和效益的提高相当缓慢，工业经济效益甚至在波动中下降.上述情况表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者在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性变革，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基本建立之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效果. 即使通过行政命令和行政动员来推动这种转变，也只能起一些短暂的、微小的作用.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赖于经济体制的转变，依赖于改革过程的推进.从这个角度看，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关键是第一个转变，只有经济体制的转变才是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体制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我们不要企望在现有体制下依靠行政手段能够对增长方式转变起多大作用，要改变过多地企望通过非体制改革方式来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观念，把注意力和重心转到主要通过体制改革方式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点上来.非改革方式（例如抓企业内部科学管理）虽然对增长方式转变可以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既定的体制条件下，这种作用是微小的、短暂的、不稳定的，而且在旧体制的框架内作用总是越来越小，目前这种作用已相当有限.
２６与总书记谈心
正是由于这一点，总书记才高屋建瓴地指出，“全党要提高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大意义的认识，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赖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和行为的转变，而这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要通过加快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来提高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需要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改革. 从改革的进程和受到的制约看，目前的关键在于，加快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因为现行的国有企业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并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均明显好于非国有企业，且集中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为什么反而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主要因素，除了某些客观原因之外，根本问题是企业制度不合理和制度变革滞后.现在企业改革滞后的负效应已经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它使价、财、税等方面改革的作用受到影响，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受到阻碍.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继续拖下去，久战不决，增长方式的转变很可能又成为一句空话，到了下一个五年计划又要重新来强调. 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到了下决心大幅度推进的时候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明确，主要是加快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
与总书记谈心３６
改革进程仍然受到企业的历史包袱即冗员负担、债务负担和社会负担的阻碍. 这使企业改革中的各种问题构成了一个连环套，解一环牵动一大片，很难找到一个突破口，用一个统一的方式去解开.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改变一下思路，不一定完全依靠中央通过试点方式来推进改革，而是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 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各有特点的. 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各个地方的企业制度不一定实行同一个模式. 可以考虑一种方法，就是由中央根据现代企业制度或公司制度的一般规范，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确定一个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或框架，然后放手让地方和企业去推进改革，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只要明确规定不准搞私有化，不让国有资产流失，那么能够使企业搞活的路子都可以走. 而中央则可以从繁忙的改革事务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用于进行建立市场规则以及各种监督和协调.不久前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这是在改革方法上的一大进步. 问题是，大的要合理抓住，关键是抓推进改革，决不可越管越死，而且数量可尽量缩小；小的要真正放开，不必统一模式，只进行必要的监督.在目前国有企业困难重重，特别是亏损十分严重，而改革难以全面展开、较快见效的情况下，可考虑先建立一种选拔企业经理的制度，把善于经营管理和实施改革的能人选拔到企业的领导岗位上来，解决当前急迫的亏损问题，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河南省的亏损企业曾实行“兵选将”的
４６与总书记谈心
办法，由职工民主选举企业厂长. 由于遵循“公开、竞争和择优”的原则，使一批观念新、能力强的人才脱颖而出，加快了企业转换机制、提高经济效益的步伐.据河南省对１００家民主选举经营者的企业的调查，其中经济效益明显好转的达到８０％以上，扭亏有望的近１０％，仍然不景气的只有５％.这说明通过合理的制度来选拔企业的经营人才和改革人才，是一条可行和有效之路. 如果能够动员起千百万职工的改革热情，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由他们推举出真正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改革人才，那么将有利于国有企业尽快走出困境，使国有企业改革得到大面积的、有效的推进.完善市场体系，是提高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基础. 我国的各种要素市场很不健全，是由于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但几个基本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过低，发展过于缓慢，则与相关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如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发展缓慢，与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进展较慢有关；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育迟缓且发育不正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技术市场不能较快发展，也是由于科技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的阻碍.因此，要促使这些基本要素市场较快发育和形成，关键在于加快相关体制改革的进程. 只有使最基本的要素市场尽快确立、系统发展，才能使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具有整体效率，使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挥正常的调节功能.加强市场规则的作用，是使市场机制协调运行、有效调节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条件. 市场规则发挥作用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规则的合理建立，二是规则的执行和管理，三是广
与总书记谈心５６
泛的社会监督. 目前市场规则的有效性很差，已明显影响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但是，问题主要不在于法律法规不健全，而在于已经颁布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主要原因是执法和管理队伍较为薄弱，素质差，腐败相当严重，而权力机构和政府官员对执法过程的非法干预也带来了很大影响. 同时，一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较差，社会监督的机制尚未形成.这种局面的严重后果是，法律法规不能正常施行，大大地影响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的法律观念的强化，使竞争机制不能在促使企业提高效率和质量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有关改革，加强执法和管理队伍的力量，提高其素质，治理其腐败，排除各种非法干扰，并加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加强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的法律观念，提高全社会的监督意识.在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和市场规则的合理形成，特别是影响了市场竞争的正常展开和优胜劣汰机制的有效作用，使一大批地方企业能够在这个保护伞之下稳定地实行数量型扩张、重复低层次发展. 应当在政企分开的前提下以完善财税体制改革为中心，推进利益分配体制的改革，淡化利益分配机制与资源配置形式的关系，并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利益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要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要禁止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不正当竞争的保护，以及对市场统一管理和执法过程的干扰.
６６与总书记谈心
能不能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关键看“九五”
我们需要高速度，但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高速度.要使我国的人均收入和消费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要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尽快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要在下个世纪中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确实需要尽可能快的高速度. 但是，“欲速则不达”
，在急于求成，违背经济规律的年代，我们一再吞下高速度负效益，有增长无发展的苦果. 在每一个低效益高速度的增长时期，我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因经济波动而影响了持续发展.田径场上的长跑比赛，关键不在于一时一地跑得最快，而在于有持续较快的速度，这需要潜力和后劲. 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这样. 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比较和竞争，犹如一场马拉松长跑，短时间的高速度并不解决问题，重要的是有长时间的较高速度，因而需要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特别是对于跑在后面的人来说，要缩小差距，要赶上去，既不能急躁，也不能靠拚体力，而需要提高跑步的技巧，并通过这种技巧来加强后劲.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本身就拥有进一步发展的较好条件，我们要缩小与它们的差距，光靠拚资源、上速度是难以为继的，重要的是要改善我们的发展条件，这就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即实实在在的高速度.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有绝对速度与相对速度之分. 前者是指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增长速度，它反映的是产
与总书记谈心７６
量的增长；后者指的是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增长速度，它反映的是经济实力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绝对速度是全世界最高的，但相对增长速度只处于中等水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个别发达国家，在国际比较中，绝对增长速度大幅度低于相对增长速度. 因此，仅仅追求绝对增长速度并不能实现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才能提高相对增长速度，从而缩小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不成问题，但问题却也可能就出在这个“高速度”上.“九五”计划确定的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８％. 在国际上，这个速度已属于相当可观的高速度. 现阶段我国市场需求旺盛，国民储蓄率很高，从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角度看，要实现这个高速度是有把握的. 但是，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企业和地方的扩张冲动仍很突出，追求高速度增长的倾向还很强烈，而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机制尚未形成，在这种条件下，“九五”
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继续突破计划确定的指标，高速度低效益的局面很可能再度出现.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会明显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 因为需求过度扩张，市场机制对企业提高效益缺乏压力；投资结构向数量扩张倾斜，质量投资将相对不足；同时产业结构出现失衡态势，宏观经济不稳定，也会影响社会资源有效配置和宏观效益的提高. 特别是，“九五”期间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８６与总书记谈心
体制及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时期，而经济过度扩张导致宏观环境紧张，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将明显影响改革过程的有效推进，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有控制经济适度增长，才能促进效益不断提高.一个国家想经济增长快，就像一个人想挣钱多一样，但是，如果因追求近期的高速度而忽视了增长效益的提高，就等于一个学生放弃读书而去忙于打工，结果因追求近期收入最大而失去了创造长期收入更多的机会.国家发展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在”九五“期间，要通过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要通过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要通过增加质量型投资的比重，来推动效益提高型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控制增长速度，使年度增长率不超过１０％. 应当控制投资过度扩张，控制工业超速增长，控制货币超量投放. 同时，利用经济适度增长的条件，较大幅度地提高技术更新改造、研究和发展（ＲＤ）
、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比重.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加强宏观调控机制和宏观政策效应.必须严格控制地方的数量扩张和攀比速度，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以改革出效益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并引导地方和企业增加质量型投资.要取得高效益的增长速度，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必须加快科技教育的发展，加强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所以总书记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重视科技和教育，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这同样需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要加快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加快科技应用体制的改革，加
与总书记谈心９６
快教育与经济结合的改革. 从而使科教兴国的战略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益和速度.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速度与效益这对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矛盾能不能在中国得到解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总书记指出，“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这条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就是加大改革力度，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速度过快，经济过热，不利于改革；但是如果不改革，只去降低速度，那就可能陷入低速度低效益的经济危机之中了.从我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看，未来速度与效益关系的变动趋势，大体上将经历这么三个阶段：一是控制速度加强体制改革以提高效益的阶段，主要在“九五”
时期.这个时期的速度冲动仍较强，因为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效益的提高相对较为艰难. 二是速度与效益并重的阶段，主要在下个世纪前１０年. 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速度扩张趋势将逐渐减弱，效益的提高会相应加快. 三是以效益带动速度的阶段，主要在２０１０年之后. 那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需求拉动和资本推动增长的作用将明显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效益提高来带动.以上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 如果第一个阶段不能有效地控制增长速度以促进效益提高，后两个阶段的演进就会受到影响，最终不但影响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而且影响经济
０７与总书记谈心
增长的长期速度. 所以，第一阶段即“九五”时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时期. 时间紧迫，机不可失. 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失之毫厘必将差之千里！
第四章
人口、资源、环境：关节点在哪里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中，对经济建设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提出了这样的原则：“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适应，实现良性循环.”这是至关重要的论述. 在这样的原则之下，我们作了如下具体的思考和探索.
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能不能实行计划生育
一般说来，人口增长率和人口规模不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唯一因素，也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但人口越来越多这一趋势，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影响.在特定程度上，在特定的时期，这种影响也是巨大的，甚至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任何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对人口进行一定的控制，迟早都要提上议事日程.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从五十年
２７与总书记谈心
代就已显现出来. 由于不正确地批判马寅初，以及“文化大革命”
的干扰，七十年代以后计划生育工作才走上正常轨道.但是数以十亿计的巨大人口基数，使中国虽非超级大国，却实实在在是一个超级社会.这样一来，中国在粮食、住房、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方面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碰到，都无法解决的地地道道的“中国问题”。从那以后，人口增长受到控制，计划生育工作也成为计划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计划生育的效果是显著的，这一点不仅可以由我们经济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也通过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得到世界范围的普遍肯定.不过，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也对已有的计划生育方式提出了挑战. 例如，原来我们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生育控制权威，关键在于健全的和强有力的基层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然而，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以及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社区组织的经济职能弱化，组织体系松弛，由此带来在农村基层控制生育的能力也相应减弱，人口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在计划控制之内了.这种情形的出现也并不令人惊奇. 本来，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决策单位，除了对生产过程、劳动力配置、消费安排作出最优化的决策之外，家庭成员的数量也是其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家庭的决策职能被抹煞了，生育子女的决策与经济决策一同被纳入国家计划及集体决策，也是那种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当家庭经济职能重新建立
与总书记谈心３７
起来后，生育的决策也不可避免地为家庭所关心. 家庭的利益机制并不总是与社会、国家的利益机制相一致.如果养育孩子的成本较高，而孩子数量的收益较低，孩子质量收益较高，则家庭愿意作出少生优生的决策. 这正是目前在中国许多大城市所发生的情形. 但是，在农村，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却十分不同. 由于一些宏观政策原因，由于中国农村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生育孩子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当计划控制有所松弛、农民自我决策意识增强后，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通常会诱导农村家庭在一定时期多生子女.农村家庭在基本温饱解决之后，把孩子喂养大并保证营养，已经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问题集中到孩子质量和父母的机会成本上面.当一个家庭决定，在家庭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是多要孩子而为每个孩子投资较少，还是少要孩子但对其给予更多的投资时，家庭决策者考虑的是孩子数量还是孩子质量能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益. 目前农村的现实情况是：第一，人口多，所能从集体分得的承包土地就多. 而土地既是农民家庭的基本生活和收入来源，又是其从事不确定的非农产业活动的一种保险.第二，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农村就业层次低，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 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被分割，城市就业歧视政策的存在，农村外出劳动力只允许从事较低岗位的工作，劳动力素质要求也低. 而高等教育供给不足，使得可能的升学机会很少，也降低了农民家庭对孩子教育给予更多投资的激励.
４７与总书记谈心
第三，农村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养老主要还要依赖于自己的子女. 孩子越多，得到保障的概率越大.第四，养育过多的子女，对于母亲来说可能丧失许多经济机会.但由于中国农村目前普遍存在３０％以上的剩余劳动力，土地上并不缺乏人手，妇女就业机会也十分有限，所以，养育孩子对于妇女来说，也不构成很高的机会成本.在这种现实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有所矛盾，就不足为奇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一点不容怀疑，思想上、工作中也不容有丝毫的松懈. 但是，如果不能使农民的生育选择与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相一致，计划生育工作就会越来越难做.所以，在市场发育的过程中，急需探索一种新的计划生育方式，即把这一工作扩展到宏观经济政策的环节，从政策上使农民的生育决策与计划生育目标激励相容.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调整，既有助于降低农村的生育意愿，又是当前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旦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决定形成一种环境，达到计划生育目标与农民生育意愿的激励相容，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新路的形成.第一，在农村实行“增人不增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土地分配政策. 此项政策最初曾在若干地区进行过实验，其直接目的是稳定土地承包期，提高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而实行的结果同时显示出对于计划生育的积极效果.例如，贵州省湄潭县是这方面实验区之一，下表表明，通过实行“增
与总书记谈心５７
人不增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土地分配政策，其生育率明显降低，并大大低于全国和贵州省的平均水平.土地分配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　　（每千人出生率）
出地区生率全　国贵州省湄潭县年份
１９８９２１。
５８２１。
１６１７。
６５１９０２１。
０６２３。
０９１６。
０５１９１１９。
６８２２。
４２－１９２１８。
２４２２。
４０１４。
８５
第二，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 虽然家庭规模选择的决策，往往是根据最优化原则作出的，但教育水平和信息局限也有可能使家庭作出不正确的决策. 所以，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可以帮助消除这方面的扭曲. 此外，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提高其就业机会，以及增加避孕知识降低生育意愿. 一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妇女的中学入学率提高１倍，可以在１０年内将总和生育率从５。
３降低到３。
９，而计划生育服务水平的加倍，所产生的效果，只及这种教育效果的三分之一.第三，加快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城乡在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差异，目前农村的高生育意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父母对子女，特别是对男孩作为养老保障的需求.所以，把养老职能从家庭内部转变为社会职能，会相应降低家庭对子女需求的数量. 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社会对６５岁以上老人所支出的安全和福利花费，与生育
６７与总书记谈心
率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前者的增加，就使后者降低.第四，破除城乡隔绝的藩篱，加快城市化进程. 无论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经验，还是从我国的情况看，城市的生育率都低于农村. 这是因为城市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高，而竞争又导致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要求高. 由于这种生育率上的差别，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就可以降低生育意愿，从而降低人口出生率. 此外，劳动力流动本身也有助于降低生育率.一方面，农村外出劳动力绝大多数年龄在２０—３０岁之间，正是婚育年龄. 较多的流动和挣钱机会，会延缓婚期和生育年龄.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就业需要较高的技能，表现为越是文化水平高，就业机会越多，因而对农村孩子受教育的需求提高，原来用于孩子数量的资源，倾向于用于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此外，影响久远的“传宗接代”
、“男尊女卑”等封建传统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思想教育工作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中国会成为世界的包袱吗？
从人口规模来看，中国确实太庞大了. 然而，从实现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资源拥有量来看，我国又绝非具有巨大的优势.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在人均耕地、水资源、主要矿产、能源储备等方面，都显示出相对贫乏的特征. 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讲，现代化充满艰辛，因而常常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消极心态；而对
与总书记谈心７７
于一些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来讲，中国的发展大有要耗竭世界资源之虞. 这种思潮传达到一些西方政治家那里，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威胁，以致时不时采取些行动，与其口头上所表白的欢迎中国发展之辞大异其趣.撇开那些怀有某种政治意图和其他用心的人不谈，纯粹研究者对中国发展的不乐观期望，与对于地球、资源、环境和发展持悲观或谨慎悲观的思想流派，具有共同的发展观和对问题的同一观察角度. 对他们来说，不可再生资源自始至终构成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与瓶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及其引起争论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进入九十年代后，布朗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对于中国粮食供给和需求前景的观点.根据他的预测，中国到２０３０年，人口将增加到１６亿，而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极高，食物结构的改变也将加快，今后中国人的粮食需求将大幅度提高.与此相对应的供给潜力则不乐观.由于经济发展，耕地和水资源越来越多地转为非农使用，靠扩大播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机会很少，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是有限的. 由此，布朗预测，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将以每年０。
５％的速度下降，到下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粮食缺口将为２。
１６—３。
７８亿吨.布朗的预测还指出，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粮食缺口，全世界都不能给予填补. 以致他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尖锐的食物短缺和伴之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使中国的奇迹中途夭折. 而一旦中国转而面向世界寻求食物供给，则中国的食物短缺将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短缺；中国的耕地和水的短
８７与总书记谈心
缺将成为世界的短缺.布朗的用心是良苦的. 也许，他希望通过提出“二十一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这样惊世骇俗的问题，警醒世人关注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但是，由于布朗所作出的预测是建立在不科学的方法论和不确切的事实基础上，可能会引起极大的误导，因而是不负责任的，甚至被某些政治力量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依据.布朗的观点发表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论坛上，引起了广泛的批评. 批评者中有一种是针锋相对地算一笔与布朗相异的中国农业潜力账，描绘了较为积极、乐观的前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本书第五章将有详细的论说. 这里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一个与此相联系的问题——“中国会不会成为世界的包袱”。
我们认为，从“布朗公案”中，可以发现一些在取得了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掩盖的不尽相同的东西. 而对一些观点的商榷或澄清，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和探寻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一，对于某些人或某些国家来说，可持续发展含有让别人讲可持续性，以节省出资源供自己继续发展的潜台词或潜在心理.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必然耗费资源. 我们又知道，发达国家现今的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比起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啻天壤之别. 当可持续发展被曲解为抑制发展、放慢速度时，无异于剥夺发展中国家人民改变生活状况的权利. 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只占世界人口２５％的发达国家，却消费着世界上８０％的自然资源；只占世界人口５％的美国，每年
与总书记谈心９７
耗费世界２５％的商业能源. 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
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第二，“以不损害下一代人的发展为前提”
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无法在量度上给予把握. 在世界范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浪潮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由经济当事人追逐自身利益的动机提供的. 从直接的利益出发，人们会对未来的发展机会，或者对未来的收益给予较低的评价. 所以，人们天生是倾向于近期利益的. 一定程度的、必要的远期利益则有待于国家出面，对于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如果这种干预是恰当的，则可能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旦国家干预过度，或决策失败，不仅不会得到改进资源配置的好处，反而丧失掉市场的驱动力.第三，有不少热衷于倡导可持续发展观，并尖锐批判以资源换取物质享受的传统发展观的人，实际上自身并未摆脱传统发展观的藩篱. 以布朗为例，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预测和主张，主要是建立在耕地和水资源缺乏的判断基础上，因而我们看到，他本人恰恰认为发展的唯一源泉是不可再生性资源.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一天，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教室的黑板前，两个研究生半认真、半开玩笑般地计算出一个有趣的结果：如果全世界的人口挤在一起站在地面上，只需要威斯康星大学所在的丹尼县的一小部分面积就足够了. 这个看似恶作剧的独立思考，其实极富挑战性.半个世纪以后，两个研究生中的一个，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并且，
０８与总书记谈心
他对人类知识产生的影响，与那次智力型的恶作剧不无关系.在一本书的前言中，他指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 当人们考虑这些投资时，地球物质资源将会耗尽的预言就必然被抛弃.”
这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教授对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典型回答. 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解，至少可以使我们相信这样一点：对于人类发展前景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问题，持乐观态度并非盲目的.所谓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的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经验和劳动熟练程度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我们知道，人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上，具有劳动能力和创造能力，因而人是这种生产能力的载体. 而生产能力作为一种资本存量，是可以通过对人的投资而提高的. 所以，在人的身上所进行的旨在提高生产能力的投资，就是所谓人力资本投资. 从重农主义开始的古典经济学把土地看作是决定人类生产能力的最重要生产要素. 后来，经济增长理论又以同样极端的态度看待物质资本.现在，必须从人力资本这一新的角度来看世界的未来.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增长理论时代的到来. 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所宣扬的观点不仅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而且反复为实践所证实. 也就是说，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对人的投资，回报率比任何物质资本的投资都更高，迄今为止，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一切成就，都是人的能力提高的结果. 或者，反过来说，只要人的能力能够继续不断地提高，技术进步就会是一个不竭的经济发展源泉.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的历史. 以第
与总书记谈心１８
二次农业革命为转折点，人类技术进步开始了飞跃般地发展：产业革命，瓦特发明蒸汽机，修建铁路，电话、电气化、汽车和飞机的发明，青霉素的发明，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与疟疾的斗争，高速计算机的制造，人类登上月球，核能的利用，以及个人电脑的普及，染色体工程和信息高速公路，等等. 与此相伴的则是人口如爆炸般地增长.从这样的维度观察人类发展历史，我们发现，从不可再生资源的角度看，伴随着人口增长，人均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少. 但是，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快，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惊人的速度提高.归根结底，我们的前辈留给我们智慧，而这种人类智慧的积累和遗传保证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同样，对于我们的子孙，与其留给他们不可再生性资源和坐享其成的品格，不如把我们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传给他们. 资源的概念是不断更新的，而人力资本和智慧是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当然，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决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浪费乃至破坏土地资源或其他物质资源；相反，我们要用“可持续发展”思想教育全社会，并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浪费和破坏物质资源的现象作斗争.只要中国坚持自己的计划生育政策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对其完善，只要中国大力发展现代科技和教育，只要中国人的体力、知识技能、经验和劳动熟练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地告诉世人：中国绝不会成为世界的包袱！
恰恰相反，高速发展的中国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２８与总书记谈心
更进一步说，崛起于世界的中国绝不是一个只满足于温饱的国家，随着她的发展与进步，必定会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曾经是这样的国家，进入今后的一千年，中国必定还会成为这样的国家.
发展，我们需要付出多少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１９２年６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形成了一个由４０章、１１５个规划领域和２８０页组成的《２１世纪议程》，提出人类社会要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它既摒弃了那种只管物质生产的增长，不顾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传统发展观，又把重心落实在发展上面，肯定了人类未来的希望.１９４年３月，中国政府通过了《中国２１世纪议程》，将其作为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这一议程提出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在１９５年９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在讲话中，概括地论述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说了本章开始时提到的那段话. 这是在党的重大纲领性文献中，第一次对全人类取得了共识的新发展观所作的明确表述. 这一纲领性概述，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指导.从《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到《宇宙飞船经济》，环境和资源的悲观论者不断向我们敲响警钟. 作为马克思主
与总书记谈心３８
义的继承者，我们理所当然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些极端的思潮.一方面，我们要以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承认，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污染在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面对的生态环境相当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草原退化. 据估计近４０年来，每年由气象、海洋、洪涝、地震、地质、农业、林业等７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５％；水源、大气环境污染降低了人民生活质量…….上述种种极端的思潮，其价值是可以使我们惊醒，以免人们忽略了本不应忽略的东西.另一方面，从科学的态度出发，“极端的思想”从来不是全面的真理，更不能感情用事、人云亦云，按极端的思想去行动.我们要对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资源、环境的角度看，发展不是万恶之源.第一，从当今世界上的环境恶化趋势看，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的分布恰恰相反，越是经济发达，人们越是有动力治理污染，也越是有能力治理. 净化环境和寻找替代资源的技术和能力，完全以发达程度为前提.第二，资源和环境的变化，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表现在哪里，是个更为重要的判断. 无视直接当事人的利益驱动，而把与资源和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来发动，常常是劳而无功之举. 例如，一些被人们炒得火热的所谓全球性环境因素，由于并非直接生产者的关心所在，至今没有产生多少实际效果.
４８与总书记谈心
归根结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要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出努力. 对待资源和环境的态度，关于外部性的理论，我们很应该加以考虑. 所谓的外部性，可以通俗地解释为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对于第三者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效果. 这种效果可以是有利的，也可以是不利的. 例如，邻居家繁花似锦的花园就是一种对你有利的正外部效果，而半夜三点钟响起的噪杂音乐和会议室催人泪下的劣质纸烟气味，显然是于人不利的负外部效果. 以往，外部性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在于，这些外部性不能通过交换进行选择，即不存在关于使人心旷神怡的花园、半夜扰人音乐和呛人烟雾的市场. 自科斯的理论被经济学家反复引证以来，上述的观点似乎不再正确，而成为一种神话.据说１９５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是位嗜烟如命的“瘾君子”。每逢上课，卢卡斯教授走进课堂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烟灰缸，点燃一支烟，而且一直到下课铃响，始终是边吞云吐雾，边阐发他的理性预期理论. 在卢卡斯获奖之后，一位他原来的同事为报纸撰文介绍他的贡献时，顺便披露了关于卢卡斯吸烟的一则轶闻. 讲的是这位与卢卡斯同事的教授本人是个厌恶香烟味道的人，他的办公室门上总是贴着一张字条，写明入此办公室“禁止吸烟”
，不过，后面还补上一句：“卢卡斯除外.”由于这位教授认为与卢卡斯探讨经济学问题所能带来的智慧上的收获，足以补偿令人不快的烟味，因而交换发生了. 由此也证明了呛人的烟雾的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人们遇到诸如环境、资源等等问题时，十分习惯于援用
与总书记谈心５８
“庇古教条”
，即认为由于这是存在外部性的领域，所以政府干预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有时对于不利的外部效果也存在市场解决的可能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统一法令，有时并不能解决特定地区、特定产业关于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权衡. 那么，怎样兼顾每个当事人的利益权衡和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共同要求呢？
卢卡斯吸烟的故事，就说明资源、环境等具有外部性的事物，并非注定没有市场解决的办法，环境污染有时也可以协商定价. 换句话说，除了政府和社区有责任对资源的使用和环境的控制进行管理之外，还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使资源和环境纳入产权的范畴.我们知道，相对于直接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政府或其他管理机构对于资源和环境状况，以及经济发展能够承受多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所知甚少. 通常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信息不对称”。所以，如果政府的目标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利益不相一致的话，监督和管理就是相当困难的. 相反，一旦人们能够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保护直接受益时，这项职能就不仅仅是政府关心的，而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利益关注点.在现阶段，我们需适当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我们不能浪费资源，另一方面也不应拘泥于为子孙后代留资源的观念，应在科学规划、采用新技术的前提下尽快开发，使当地的资源成为富民的现实利益，这样有利于缩小经济差距，稳定局面. 现在被认为是经济资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或早或晚都将不同程度甚至完全丧失资源价值. 邓小平同志讲过，“我们的后代肯定比我们更聪明”。开发完现有资
６８与总书记谈心
源将来总会有办法的，何况资源开发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如果在这方面过于犹豫，缺乏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就可能既贻误开发和发展地区经济的时机，而且也不能很好实现既有资源的现有价值.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发展能够承受多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当全社会被动员起来，把近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对资源、环境进行保护之时，我们关于人类发展前景的乐观看法，就是有充足依据的.
第五章
走向市场：再看一、二、三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
中指出：“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必然不断优化升级，逐步形成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一、二、三产业的合理结构. 这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我国也不例外. 处理好一、二、三产业的关系，既有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针对我国当前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总书记明确提出：“今后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普遍规律，而且指明了尽快实现我们产业结构合理化、现代化的方向，为我们正确处理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关系
对于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人口的中国而言，产业结构一、二、三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于任何一个产业的片面强调或过分倚重，都可能意味着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给改革前的中国带来过巨大的损失.
８８与总书记谈心
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意图，是希望较快地克服产业结构中因重工业薄弱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使国民经济尽快增长，进而用最短的时间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从五十年代开始，通过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通过建立计划配置制度保证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中国确实实现了重工业优先于其他部门的增长.这在当时中国重工业极度薄弱的情况下，对于国防建设，对于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独立，以及当时产业结构的平衡和经济发展，曾经起到过巨大作用，但是随后无视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将其当作不可动摇的经济建设原则，就越来越陷入片面性了.这种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而置三大产业应有的关系于不顾的做法，造成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极大扭曲. 以建国后最为成功的五年计划之一——“一五”而论，该时期中国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为５∶７。
在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这一比值上升到９∶１。
在改革前的２７年里，农业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从１９５２年的５７。
７２％，下降到１９７８年的３２。
７６％，工业所占份额持续上升，从不足２０％提高到近５０％；但是其他产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状态，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同时，由于片面追求重工业的发展指标，制造业中粗加工的比例特别高.产业结构的扭曲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人民生活水平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没有改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大低于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速度，城市化水平
与总书记谈心９８
低下；国民经济自我封闭严重，失去了利用国际市场发展的良机；劳动生产率低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材料消耗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对于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的结果，总书记有过精辟的总结，即“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是否我们的领导人本来就不重视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不是. 从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靠两条腿走路”的“十大关系”上，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国家领导人对于经济的协调发展还是比较重视的. 按比例协调发展也曾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规律提出. 问题首先在于，恰恰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无法实现这个协调，加上人为的历史因素等复杂原因，使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一再比例失调.就中国而言，还在于处理有着极为特殊国情的中国的产业结构问题时，没有结合一般性规律和中国特色形成科学认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三次大进步，依次形成了三种不同形态的产业. 这是按历史顺序划分的，也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三个阶段相一致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证明，约一万年前农业出现，告别了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旧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使人类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 一直到十八世纪，世界各国仍以农业（或者畜牧业）
为主要产业，加工工业停留在手工作坊的水平.这是人类生产史上的第一阶段.到了十八世纪末，英国造出了第一台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机，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从此，使英国工业成为全社会的首要产业. 工业革命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它大大提高
０９与总书记谈心
了劳动生产率，为社会的就业和投资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并使农业生产人数剧减，农业比重下降. 人类也因此进入了其文明史上的第二阶段.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兴旺，商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文化艺术、教育、科学、邮电通信等一系列的大服务体系渐次发展起来. 生产规模越大，社会化程度越高，这些具有生活通用性的服务体系就越显得重要，甚至反过来制约着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以农业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口的一半还从事农业劳动，到八十年代只需３％的劳动力就可养活全国２亿多人口，还大量出口农产品. 以工业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钢城匹兹堡的大型钢铁企业有几十万名工人，而到九十年代，电脑控制技术使生产一线人数缩减了９０％以上. 那么，这些从一、二产业减下来的人员到哪儿去了？最新统计数字表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已经占美国全国劳动力的６８％，第三产业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庞大的、增长速度最快、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产业. 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大体如此.确切地说，第三产业成为主体产业，从而形成人类发展史上第三阶段的划分期，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虽然那时尚处在第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很广大，遍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但是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操纵着全球的经济运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９０％以上.后工业化社会的标志是什么呢？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
与总书记谈心１９
从产业结构看，后工业化社会的显著特征是从物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而服务业中以零售、洗衣和美容等为内容的生活服务让位于以金融、贸易、保险、房地产等为内容的企业服务和包括运输、通讯、信息等在内的其他服务. 此外，在职业类别、知识的作用和决策方式上也将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 据此，作为社会化大服务业的第三产业，被称为人类发展史上第三次产业革命，是迄今最先进和最有前途的产业.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变，是一个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升级和优化过程，也是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对于这个规律性的过程认识不足或反其道而行之，都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这已经为过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所证实.问题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又有着自己独特之处：第一、二、三产业同时并存而又都为国民经济发展之必需，经济的“二元”甚至“三元”结构问题突出；三个产业均存在比较突出的发展问题，即“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无论今天中国经济增长有多么迅速、现代化取得了多大的进展，我们都无法忽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是一个有１２亿人口的大国，发展农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并首倡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由重、轻、农调整为农、轻、重.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２９与总书记谈心
中，也总是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首要地位. 他曾强调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８０％的人口能不能达到.”
总书记指出：“我国农业不仅要为十多亿人口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而且要为二、三产业提供重要原材料和广阔市场. 加强农业也就是支持工业和第三产业，为农业做贡献也就是为国民经济做贡献.”
这说明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第一阶段的农业，不仅不能被淘汰或取代，而且还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基础，需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但是，从一定的时期和阶段看，又能指望用什么来保护农业？显然，从产业结构升级本身的规律看，农业自身并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从工业看，中国的工业在４０多年的时间走过了一般国家经历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走完的过程. 以国民生产总值指数的绝对额衡量，中国是世界第七；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按照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进行的测算，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经居于世界三大强国之内. 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过渡而论，中国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１９５２年的２３％提高到１９８７年的５２％，几乎增加了３０个百分点，而农业相应地从５８％减少到３４％，降低了２４个百分点.如此迅速的产业升级，即便在工业革命最早的英国和增长最快的日本也堪称罕见.在工业化过程的最初５０年间，英国工业份额只上升了１１％，日本在１８７８—１９２４年只提高了２％. 在战后新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历中，也恐怕只有中
与总书记谈心３９
国台湾在这方面可以同大陆相比.但是，除了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外，也积淀下来了大量问题，而且至今仍在中国的工业发展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着. 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薄弱，资源能耗高，损失浪费严重，主要的是“素质不高”问题. 作为“我国整个经济的主要带动力”
，工业当然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加强基础工业，振兴支柱工业，提高素质和水平. 那么，中国还能不能如同迅速工业化那样迅速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并避免工业化进程中的教训？这自然也需要处理好第二产业与其他两个产业之间的关系.作为世界主导产业的第三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又如何呢？
改革开放虽然大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恢复性质，目前的状况仍然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步伐，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是世界上第三产业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 无论从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旅游业和信息业等本身发展的程度看，还是从它们在经济中应有的地位看，第三产业的发展都远为滞后，未能适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于第三产业发展的要求.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最高层次的比例关系. 优化国民经济的结构，首要任务是调整好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其次才是一、二、三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不保住“一”
，“二”
、“三”缺乏发展的基础；“二”不发展，“一”无法保护，“三”缺乏带动力；没有“三”
，“一”
、“二”的发展都面临着极限. 我们还能不能把握“一、二、三”
的比例，对于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４９与总书记谈心
中国已经付不起由于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上的失误而可能带来的惨重损失.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二、三”在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
谁来养活中国
１９４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布朗，还是在那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
》的文章中断言，到２０３０年中国本身的资源潜力将趋于枯竭，中国将会出现高达３。
７８亿吨的粮食缺口，那时谁也不能为中国供应如此巨额的粮食. 他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尖锐的粮食短缺和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奇迹中途夭折，中国的粮食短缺将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短缺. 就在这位布朗先生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当年，世界粮食供应出现匮乏，粮价急剧上涨. 这一年，中国恰巧也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粮价上涨，国内粮食供给明显趋紧. 而进入１９５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达到了２０４０万吨的空前规模，占到了全球粮食进口量的十分之一，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粮食进口大国. 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未来能否自己养活自己的问题，突然之间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 一些国家甚至对中国出现巨额粮食赤字可能会带来的影响而感到不安.对这个问题，总书记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中国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他反复强调指出：１２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也完全能够自力更生地解决.他告诫人们：在
与总书记谈心５９
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绝不能削弱，要始终抓得很紧很紧！
为什么中国人必须自己养活自己？道理很清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讲，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民族生存的问题，如果我们指望靠别人养活我们，不仅粮食完全没有保障，而且也等于给全世界出难题.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可能帮助中国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中国坚持自己养活自己的原则，应当说是唯一现实和正确的选择，也是不受国外掣肘的战略性选择. 应当把这一点作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加以确立.那么，中国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吗？坦率地讲，实现目标，面临的压力很大.一是人口的增长不可逆转. 据国内多种途径预测，即使按现行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到２００年我国的总人口仍将达到甚至超过１３亿，到２０３０年则有可能达到１６亿.仅人口增加一项就足以对粮食供给造成巨大压力.二是消费水平的提高不可逆转. 目前，我国居民的肉类消费量仅能满足蛋白质摄入量的１５％. 随着收入的持续增长，今后城乡居民对肉类的需求会日益增长，这将对饲料粮的供给造成巨大的压力.三是耕地的减少难以逆转. 我国人均占有耕地已从建国初的０。
１８公顷，减少到目前的０。
０８公顷，远远低于世界人均耕地０。
３３公顷的水平.１９７８—１９４年我国耕地面积年均净减少２８万公顷.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的推进，人均占有耕地将呈进一步减少趋势.
６９与总书记谈心
四是提高单产的压力增大.中国要在十分有限的耕地上，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关键在于提高粮食单产. 但这方面也不乐观.１９７—１９８４年单产年增幅为７。
１％，１９８４—１９０年年均为１。
８％，而１９０—１９４年年均只有０。
７％.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业科研经费实际上呈负增长，九十年代农业科研储备明显不足.五是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难以逆转，而国内粮食价格已逼近甚至超过世界市场价格，依靠提价来刺激粮食生产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对今后我国实现自己养活自己面临的困难一定要心中有数，布朗先生的危言耸听在国际上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我们也知道，它的论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事实，但是，对于我们，应该化消极为积极，宁肯把它当作长鸣的警钟，这是没有坏处的. 当然，我们决不会，也有充分理由不被这些困难所吓倒. 从资源和技术角度分析，我国粮食增产仍然蕴含很大的潜力. 关键是制定正确有效的政策，充分挖掘粮食增产的资源潜力和技术潜力，我们就完全有能力实现“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的目标. 为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是严格保护耕地. 保护耕地已到了与计划生育同等重要的地位. 但保护耕地的全民意识、制度、组织都远不如计划生育工作.二是增强对农业科研和推广的投资. 我国科技进步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份额只有３５％，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５０—７０％的水平. 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０。
与总书记谈心７９
１８％，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１％的水平. 中国农业资源有限，增加粮食生产只能主要寄希望于农业科技进步，如果政府不增加农业科技和推广投入上有大的举措，实现自己养活自己的目标很可能会落空.三是集中力量改造中、低产田. 目前中、低产田仍占三分之二，增产粮食的潜力是很大的.四是面向全部国土，广开食物来源. 中国今后在日益有限的耕地上，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难度越来越大，必须面向广阔的草原和辽阔的海洋，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和海洋水产业，广开食物来源.五是建立健全粮食生产风险保障体系，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实现这些措施除了政府的行政行为推动外，从根本上讲还是要解决农业本身的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农业体制？亦即实现邓小平同志讲的“农业的第二次飞跃”
，才能最后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解决中国人怎样养活自己的问题.在强调“中国必须自己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要提防我们的认识和行动被引入误区，即把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片面理解为建立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甚至理解为不惜一切代价去抓粮食. 我们千万不能再重犯过去“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错误. 中国自己养活自己，应当意味着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并不排斥正常的粮食进出口贸易. 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无法也不应回避的.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的粮食可以不让出去，但国外的粮食不能不让进来. 被
８９与总书记谈心
动适应不如主动出击.近年来，中国增产粮食的要素成本不断提高. 根据中国科学院专家的计算，１９６５年每公斤化肥（折纯）的边际增产效益为３。
２５公斤，１９８５年为２。
０８公斤，１９４年只有１。
３７公斤.１９４年与１９８９年相比，每５０公斤稻谷的生产成本提高了６１％，小麦上升了７３％，玉米提高了８０％.受成本推动等因素的影响，１９３年末以来，我国粮食价格在大幅度上涨，目前国内粮食的市场价格均已高于世界市场价格. 在国内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日趋丧失的情况下，主动进口一部分粮食，调剂国内品种余缺，弥补供需缺口，充实储备，对于提高我国稀缺资源的使用效益无疑是有益的. 当然，粮食进口要适度，要综合考虑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进口能力、进口粮食对国内生产者及对国际市场的影响等因素，来确定进口规模，避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受制于人. 我们认为，既立足于国内，又能较为充分地利用国际市场，应当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解决吃饭问题的最佳途径.
当今中国农业的出路何在
中国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的发展中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必须真正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这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也是保持和加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独立自主的地位的战略性要求.对农业的极端重要性，总书记已作了充分的阐述.然而，
与总书记谈心９９
回过头来看现实，重视和加强农业，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农业口头上重要，做起来次要，搞“口号农业”。
当今中国农业面临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农业内部，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成本高，效益低，产品竞争力弱，并且难以同大市场相衔接，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二是，在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方面，农业的基础地位仍很脆弱，较现代的工业和较落后的农业并存的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就找到了整体上推进农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途径.毫无疑问，解决农业面临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农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应当看到，农村改革愈来愈触及深层的矛盾，依然任重道远.首先，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新的要求.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应当作为农村深化改革的一个基础和前提. 当然，这一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邓小平同志把这项任务提到农业第二次飞跃的高度来看待. 总书记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他曾指出，这是一个大问题，大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入研究和探索. 在实践中，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应当把握住三个问题：一是搞土地规模经营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关键是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目前具备条件的还是极少数，即
０１与总书记谈心
使沿海发达地区，也是少数.二是规模经营，不等于集约经营，有的地方扩大经营规模后，产量并没有提高，这种做法是应当避免的.三是搞规模经营，还应当以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不应轻易否定家庭经营这一合理内核.其次，应采取多种形式，把农户小规模的分散生产和经营与市场有效地联结起来. 实践证明，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对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按种养加、农工贸一体化的要求，实行一体化经营，是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一种好形式. 这既有利于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可以达到提高规模效益的目的，而且这种形式可能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 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崭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是农村改革的又一次创新. 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 虽然这种创新在山东某些地方取得良好效果，但这是一种初步的自发形态. 从长远看，这种种养加、农工贸一体化经营属于上一世纪工业中的“康采恩”垄断经营体制，实践证明它经营管理复杂，缺乏竞争力，已经失败.从社会大生产的要求看，农业应该是生产专业化与市场经济合同协作相结合，与工业生产方式相类似，才是真正出路. 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实行的并已取得很大成功的“农业社会化”。
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第二次飞跃的指示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和科学化的需要，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苏南地区的农业实际上在沿着这条社会化道路推进着.再次，进一步深化农产品特别是粮棉等大宗产品的流通
与总书记谈心１０１
体制改革. 经过改革，我国多数农产品的价格都已放开，农产品市场和农村要素市场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育. 今后应进一步提高农业的市场化程度.１９４年前我们曾提出了“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改革思路，后来由于粮价暴涨，粮食市场混乱，我们对原先的改革部署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但我们不能否认，现行粮食购销体制还不完善. 从长远看，改革的目标，还是要使定购价格逐步与市场价格相统一，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建立主要由市场调节的粮食购销体制.最后，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 农业是一个直接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在农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更需要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和对农民利益的保护.近年来在改革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方面，我们制定了不少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的看，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能力还不强，支持和保护农业做得还很不够.以上主要是从深化农村改革角度谈解决农业问题的思路. 从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角度看，要真正把加强农业落实到实处，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 虽然从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但从五十年代以后我国资源分配格局看，我们始终执行的是向工业倾斜，特别是向重工业高度倾斜的发展战略. 在这种战略下，农业部门实际上被视为向工业和城市提供廉价原料和食品的工具，农民自身的利益被严
２０１与总书记谈心
重忽视了. 而对农业的重视，往往只是在农产品短缺即将严重制约工业发展和城镇居民生活时，才会表现出来. 我国农业“口惠而实不至”
，深层原因就在于这种发展战略.现在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的比重已占绝对优势，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成，不能再靠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但由于国有企业效益太低，国家财力始终有限，工业又难以大规模地对农业实行所谓“反哺”。解决好这个难题，关键还在于提高工业的效率，这样我们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时，才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当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当前要强调把农业的积累尽可能多地留给农业加强自身的发展.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我国农业问题，比解决好十二亿人的吃饭问题复杂得多.农业问题，还突出表现为农民收入问题，这同样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农民收入预期不好，就不愿扩大农产品供给. 因此，要想实现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的目标，也不能不考虑增加农民收入.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是不尽如人意的. １９０—１９４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以农民收入为１）由２∶１扩大到２。
６∶１，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 今后，增加农民收入，面临的制约同样是极其严峻的：一是经营规模狭小. 中国目前三分之二的农户耕地规模
与总书记谈心３０１
小于三分之二公顷，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二是价格的影响. 今后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农业交易条件的改善程度. 中国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农村工业品，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很难控制住，农业交易条件不断恶化.１９０—１９４年，粮食混合平均价格提高了５６。
３％，而同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６１。
１％. 这种情况今后也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三是劳动力严重过剩.中国目前约８０％的农村劳动力以农业为主业，其中农业劳力约３０—４０％是过剩的.目前，农业收入仍占农民收入的６０％以上，价格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今后，在农产品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实施有效的农产品保护政策，对于减少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和保护农民收入是至关重要的.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的储备体系，并努力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主要依靠政府对农业的价格支持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收入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 今后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不断减少农民的数量.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如何不断减少农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应当主要寄希望于乡镇企业的发展. 今后宏观政策上应为乡镇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减轻乡镇企业不合理的社会负担. 在产业布局上，国家应考虑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农副产品加工业及部分城市工业的配套企业，适当向农村扩散，并采
４０１与总书记谈心
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对农村劳动密集型企业加以扶植. 特别是应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强这一地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在乡镇企业自身的发展和改革上，应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作为下一时期我国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一个基本原则，制定具体的办法和优惠政策，吸引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当集中，以扩展其吸纳就业和联带就业的能力.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转变成市民，也是减少农民的一条重要途径. 今后应继续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适当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 应区别不同情况，逐步放宽农民进城和定居的限制条件. 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农民的迁居仍可实行限制措施，但在中小城市应放开对农民进城的限制.
超越时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工业
江泽民同志指出：“目前，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人均占有水平还不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还需要工业提供大量先进的技术设备. 工业发展的潜力很大，仍然是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主要带动力，要调整结构，继续加强基础工业，大力振兴支柱产业，提高素质和水平.”
这是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的重要原则.第二产业主要是指工业，包括建筑业.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强，说明工业化的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必将逐步优化
与总书记谈心５０１
升级，即由高新技术装备起来的新兴产业将逐步代替传统产业. 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都伴随着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 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动改革，加快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尽快实现其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现代化.我国工业经过八十年代初期的调整，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状况已经改变，但又出现了一些新矛盾. 这些主要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比较薄弱，形成瓶颈制约；加工工业技术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低，特别是机械电子工业自主开发能力不强，但是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往往又大大超过基础产业的承受能力，存在重复建设和浪费问题；能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的问题突出. 因此，我们必须加大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的力度.基础工业薄弱的突出表现之一在能源问题. 能源短缺一直是长期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国家虽把其当作发展的重点，给以特殊的安排，但能源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需要仍然不协调.作为中国的“瓶颈产业”
，能源生产的弹性系数一直偏低，在中国的基础设施中一直处于突出的位置. 根据我国多年来的测算，每年缺一次性能源约３％，其中缺发电装机容量１９０万千瓦，缺石油约１００万吨，原煤３００万吨左右. 能源生产具有生产建设周期长、一次性投入大、市场需求及时而生产相对滞后的特点，因此，仅靠政府投资不能解决问题.在能源等基础产业滞后的同时，加工工业不仅技术水平低，而且重复建设严重，规模不经济问题突出.从１９８２年起，
６０１与总书记谈心
国务院就要求各地、各部门控制棉毛纺织、汽车、电器等的发展，以后又多次重申对棉纺织、毛纺织、家用电器等行业发展的限制.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业却是扩张最快的一些行业，如棉纺织以每年２７２万锭以下的速度增加，与原料可供量和需求相比，多余的纱锭就浪费投资２００多亿元. 在现有的纺织厂中，规模在５万锭以下的小型企业竟占一半以上. 机械行业的某些产品，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盲目发展更为严重. 如汽车工业，全国共有１２５家汽车生产厂、３个汽车厂（包括改装、改制厂）
，但是全国汽车产量还不如韩国现代集团一家生产的汽车产量多.再如电梯行业，全国３０多家电梯厂，有２００多家年产仅一、二十台，而国外大电梯公司年产量近万台.更有甚者，全国４０多家集成电路厂中只有１家年产超过１００万块.实证分析表明，我国１２个规模经济相对显著的产业中，最佳规模企业的生产集中度（即企业产值占该行业全部企业产值的百分数）极低，其中饮料、印刷、造纸、食品制造业的生产集中度不到２％，建材业、医药业不到５％，与国外相比都很低. 一国经济在发展初期，由于市场容量有限，规模偏小是正常的，但是我国经济已经具备相当规模，一些工业已具备发展规模经济的条件，但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迟迟不能通过合理集中，扩大经济规模，这无疑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利于工业结构本身的优化和升级.工业结构的优化对调整和提升第二次产业素质的要求，
与总书记谈心７０１
还体现在由于技术水平低而造成的高耗能、高污染上. 据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我国主要工业生产设备属于国内一般水平和国内落后水平的达６５％以上；在国有经济中，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线按设备原值计算仅占２。
５％. 产品结构普遍存在“四多四少”
，即：传统产品多，新型产品少；高耗能产品多，节能产品少；内销产品多，出口产品少；技术含量低的初级产品、粗加工、低加工产品多，高附加值的精加工产品少.工业素质低所造成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高耗能、高污染上. 在能源使用上，我国与工业发达国家差距很大. 以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耗看，我国比法国高４倍，比日本高３倍多，比印度也高出１倍. 我国主要工业产品单耗比工业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水平高出３０—４０％. 工业造成的污染也日趋严重，全国由于烧煤每年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硫达１５００万吨、烟尘１６００万吨、二氧化碳６００万吨，有６０多个城市受到烟雾和废气的严重污染，不少地区出现大面积的酸雨. 如果工业设备和产品不能很好地从耗能型改造成节能型，不仅很难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任何充足的能源供给也满足不了浪费型国民经济的需要，环境也难于治理.这样的工业，显然不是中国所需要的现代工业. 有些工业虽然能够为本地区、本部门带来一时的利益，但是这些工业很多是属于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这类工业不是过分地浪费市场上紧缺或自然稀缺的资源，就是把问题留给社会和后代.那么，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工业？
８０１与总书记谈心
中国所需要的工业，是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或突破现有资源约束的工业；是立足于现有工业基础之上的、有发展前途和国际竞争力的“朝阳工业”
；是将现有的比较优势与未来的发展支柱相结合的工业.这样的工业怎么发展？从总书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关于第四大关系的论述中，从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总体思路和基本安排. 具体说来，就是：一要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 对于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再不加强，必然会拖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但是，这些基础工业同样存在怎样发展的问题. 从原则上讲，它们都是“重点”
，这就必须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尤其需要避免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二要大力振兴支柱产业. 原则上讲，支柱产业的确定必须符合中国所需要的现代工业的标准，支柱工业既然作为“支柱”
，其数量相对来说也必须是有限的. 鉴于各部门、各地区普遍存在希望将本地的产业列入“支柱”产业以获得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倾斜”上，支柱工业的选择还必须择优扶持，集中突破. 那种各地一齐上，规模均“不经济”的做法，无论如何应该杜绝了.三要提高加工工业的素质.中国工业素质不高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轻纺等加工工业上，对这些行业的发展要慎之又慎.以上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些都是要求达到的结果，如何达到这个结果才是问题的关键. 它当然需要政府客观政
与总书记谈心９０１
策的倾斜与引导，但要吸取过去多年的教训，直接靠政府的计划和行政操作，是难以奏效的. 应该在宏观引导下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 要而言之，必须把体制改革放在首位，要有一个自动有效实现这些要求的运行机制.
第三产业：究竟该如何发展
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证明，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越大.根据１９２年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现代社会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应占４５％以上，在高收入国家平均已达６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达到５０％，低收入国家平均达到３５％.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三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经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３％提高到１９５年的３％. 但是相对于世界水平来说，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依然偏低，与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第三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常泛指第一、二产业以外的一切社会生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部门. 第三产业包括着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广大产业，不仅能够较快地吸纳劳动就业，而且可以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反过来加快第一、二产业的发展. 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缓解资金、资
０１１与总书记谈心
源供求矛盾和就业压力，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益，促进市场的发育.“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要以第一、二产业为基础，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 要高度重视发展商业. 加速商业流通就意味着加速资金周转，商业服务可以直接反馈于第一、二产业，从而大大有利于加速和加强第一、二产业.要特别指出第一、二产业的新发展对第三产业提出了新要求，第三产业要与之相适应，努力有新发展. 例如，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的推进，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服务，第三产业就要围绕农业产前、产后的服务，建立社会化的服务体系；随着工业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各种形式的服务业. 第三产业要积极扩展新的服务领域，如信息、法律服务、会计服务和金融服务等.还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消费水平提高，人民更关心生活质量，在这方面第三产业有着十分广阔的天地.如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显效的产业，被称为“无烟工业”。
但是，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也不能不顾客观条件地进行人为的扶持. 尤其是在某些地方和部门，发展第三产业被错误地理解成为发展具有“泡沫”性质的行业，以发展第三产业为名鼓励金融和房地产投机.对此，总书记特别指出：“加强对第三产业的规范和管理……规范和发展金融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汲取国内外经验教训，防止产生‘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
，就是在市场经济盲目性的作用下，某种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其发展速度倍率于ＧＮＰ的增长，带
与总书记谈心１１
来一定时间内的虚假经济繁荣，并最终导致经济严重衰退.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盲目性，主要是指较普遍的投机心理驱动人们在某个领域投入大量资金，造成该领域的迅速膨胀，历史证明，这种现象多发生在股票、证券、房地产业. 这种虚假的经济繁荣在一定时期内也带动第三产业甚至是整个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的增长，使ＧＮＰ带有一定的“水分”。所以，“泡沫经济”的本质，就是一种随时可能破灭的、具有很大欺骗性的虚假繁荣的经济现象.“泡沫经济”
现象并非是现在才有的，它作为市场经济盲目性的一种产物，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屡见不鲜. 从几个世纪前的荷兰“郁金香事件”和英国“南海泡沫事件”
，到本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黑色星期一”和九十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
，无不说明经济“泡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最早载入史册的“泡沫”事件，不是以房地产或者证券为投资对象，而是以郁金香这种观赏植物为投机对象. 十六世纪中叶，郁金香从土耳其传入西欧，不久即在荷兰获得较高的身价. 特别是变种郁金香栽培成功之后，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开始异常上升，进而发展成为可投机的对象.随着价格的上涨，与郁金香栽培无直接关系的人也参与了交易，于是出现了一批“倒爷”
，许多人一夜之间成为富翁. 随着买卖的日趋活跃，现货交易已不敷需要，期货交易开始产生. 期货交易又使郁金香球茎买卖中的投机性迅速加大. 到１６３６年，较高级品种的一个球茎，就可以换到二匹马、一辆马车和一套马具. 查尔斯. 麦凯在《异常的大众妄想和狂
２１１与总书记谈心
热》一书中这样描述道：谁都相信郁金香热会永远持续，似乎世界每个角落的富人都在定购球茎.贵族、平民、农民、手工业者、船员、仆人，还有扫烟囱的、旧货店的，几乎无人不染指郁金香. 所有的人都将财产换成现金，再进行郁金香投资.然而不可避免的泡沫破裂，终于在１６３７年２月４日这一天到来. 这天，希望出手的人挤满了各地的交易所，价格急剧下落. 市场迅速崩溃. 许多靠贷款进行买卖的人，突然之间变得身无分文甚至破产. 没有预料到的事态使城市陷入混乱，直到发生国家危机.在“郁金香热事件”之后约８０年，在与荷兰隔海相望的英国，发生了“南海泡沫事件”。
南海公司（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ＳｅａＣｏｍｐａｎｙ）是１７１１年设立的一家英国公司. 为了减轻英西战争给国家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鼓励企业购买国债，英国政府决定向购置国债的企业提供某些商业特权. 南海公司在负担国债同时，获得了奴隶交易垄断权和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通商的特权. 人们对该公司的前途看好，纷纷对南海股票投资，使其股价迅速上升.１７２０年１月为１２８英镑，２月份为３３０英镑，５月份为５５０英镑，到７、８月间竟升至约１００英镑.许多人突然之间成为富翁，这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投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大恐慌》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人们抢购南海股的情形：“政治家忘记了政治，律师忘记了法庭，贸易商放弃了交易，医生丢弃了患者，店主关闭了店门，教父离开了圣坛，甚至高贵的夫人们也忘记了高傲和虚荣.”
被卷入投机的，不仅有不少无知的群众，就连那个发明了微积分并用一个简单的
与总书记谈心３１
方程式表现宇宙运动的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也染指了南海股. 受南海股票热的影响，各类公司纷纷出现，其中不乏混水摸鱼的.当时公司林立的情景，可以用“泡沫”来形容，其中绝大多数为“泡沫公司”。为此，英国政府制定了“禁止泡沫公司法”
（ＴｈｅＢｕｂｌｅＡｃｔ）。
１７２０年６月，该法开始实施，许多“泡沫公司”被指名解散，股价开始暴跌. 股价的暴跌终于也殃及了南海股. 每股约１００英镑的南海股，９月份降至１７４英镑，１２月份终于暴跌至１２４英镑，只有最高值时的七分之一.“南海泡沫事件”使许多地主和商人失去了资产，也引发了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对英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郁金香热事件”和“南海泡沫事件”又在北美大陆、甚至是在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的日本重演.八十年代以来，美国许多投机者利用银行贷款吞吐股票，助长了股市的大涨. 于是，股市又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连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也进入了股市，参与投机. 从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７年，美国道. 琼斯指数上升２。
５倍，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２０％左右. 股市的这种异常膨胀，就像一大堆泡沫一样带来了虚假的繁荣.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星期一）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突然出现抛售风潮，道. 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在一天内下跌５０８点，跌落幅度高达２３％. 在短短几小时内，５００多亿美元的股票价值，竟像肥皂泡破灭一样地消失了. 这就是八十年代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日本的泡沫经济问题则远为严重.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
４１１与总书记谈心
日本出现了“资产价格膨胀”的现象. 其特征是：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务价格相对稳定的同时，只有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８０年代中期日本的股票资产额和土地资产额，分别都少于同期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
的一半，但从１９８６年开始，上述两种资产额急速膨胀，并在短短的１—２年间分别超过了ＧＤＰ。
到１９８８年末，日本的土地在资产价格已是同期日本ＧＤＰ的１。
４倍. 到１９８９年末，股票资产额已是同期ＧＤＰ的１。
３倍.显然，日本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泡沫.既然是泡沫就必然要破裂. 进入１９０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崩溃.１９８９年末，创历史最高水平的股价到１９０年末下落了近４０％.１９１年，日本的股价相对比较平稳，但１９２年中又再次大幅度下滑.１９０年以后发生的资产价值急速萎缩现象，１９２年的股票资产额为２９７万亿日元，与高峰时的５２７万亿相比，整整消失了２３０万亿日元；与高峰的１９８８年相比，土地资产额也消失了１００万亿日元.“泡沫”的破裂使日本经济受到强烈震动，出现严重衰退.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
因资不抵债而大批破产，大企业的利润骤减.１９８６年，世界大银行按资金排列的前７名均在日本，其中第一劝业名列第一.但１９２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结果是，第一劝业、三菱、兴业和富士等大银行均被排挤出了前１０名.日本经济中泡沫的膨胀，主要归因于金融市场的过度松弛和投机行为的放纵.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０年间，日本企业投资总额为４０６万亿日元，其中６４％（２５８万亿）并不是用于企业的生产资料的投资，而流向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 异常大量的资金的流入，是日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猛涨的主要原因.
与总书记谈心５１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始终存在着产生“泡沫”事件的温床. 特别是在由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迈进过程中，如果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不力，听任人们的投机行为集中到某一领域，便容易出现“泡沫”
事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较普遍地存在着追求高额利润的心理、投机的心理. 问题在于，不要制造这种心理获得膨胀的环境和气候. 由于现代泡沫经济的产生大多与第三产业中的金融和房地产投机相关，因此，在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必须认真防止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第六章
中西部：差距与缩小
“改革开放１７年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加上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发展比中西部地区更快一些. 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二关系”中，就东部与中西部关系讲的一段话，他紧接着还对这一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体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及勇于改革积极进取的领导特点.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作一些更为具体的探讨和分析，以切实推进问题的解决.
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一个热点
进入九十年代，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引起人们注意.１９２年春，新一轮经济增长高潮兴起. 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增长差距急速拉大，东西部差距扩大的议论，越来越多. 中西部抱怨声起，人大和政协代表直言陈书，各种媒体追踪热点，地方政府不断发言，直至中
与总书记谈心７１
央政府也发出声音，表示重视中西部问题.东西部经济差距及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成为议论热点.这种情况，与八十年代的气氛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自１９７８年起，我国由追求地区生产力均衡布局转变为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按照效率优先原则，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条件优越，优先发展. 整个八十年代，发展与改革的热点集中在沿海一带.“深圳速度”
，“沿海国际大循环”
，“千军万马下海南”
，直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浦东开发潮”
“沿海开发区热”。沿海发展热潮，一浪高过一浪.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０年，东部地区国民生产年均总值增长９。
５％，中西部地区年均增长８。
６％，全国每年平均增长９。
１％.东部地区高增长为全国经济高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整体增长效率比改革前明显提高. 人们比效率、争致富，蔚成风气. 效率优先，梯度推进，成为上下一致的战略共识.１９２春季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１９２年春到１９３年上半年，经济出现高速增长. 东部沿海省区月度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最高时达到４０—７０％. 同时期，中西部不少省区处在低速增长或衰退状态. 中西部省区增长启动比东部沿海晚半年到一年左右，绝大部分省区增长率在全国平均线以下.在东部增长率最高的时期，中西部一些省区大多数月份的增长率在３—５％以下，有些月份增长率为负数. 东部增长率最高的省区与中西部增长率最低的省区间，增长率最大差距达到７０个百分点.巨大的经济增长率差距之下，是更为令人吃惊的消费差
８１１与总书记谈心
距.沿海富裕地区不断爆出高消费新闻：一个苹果几十元，一盒香烟上百元，一杯洋酒上千元，一桌宴席由数十万元而至百万元，佳肴珍馔贵至真金入食……大众传媒越炒越奇，惊人的纪录如此这般不断刷新；高价商城、豪华别墅、贵族小学，等等，应运而生. 中西部广大地区经济也在增长，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但没有突变式的飞跃，爆不出令人称奇的新闻. 在遥远的西部，听沿海地区收入水平提高如何快如何高的传说，犹如天方夜谭.新疆石河子市一位姓龚的四十岁的干部，其收入与东部地区的收入相比较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 解放以来，新疆属高工资类别地区，加上边疆津贴，每月正规的工资收入比东部地区同级别工薪高出３０—５０％，改革开放以来至１９０年，新疆相对于东部的工资优势有些下降，但仍处在全国前列.新疆这位干部与广东同岁数同职位的朋友相比，改革初期他的月工资７０多元，比广东朋友高出２０多元，１９０年他的月工资上升到２８０元，广东朋友月工资上升到５００多元. 新疆物价变动不大，实际生活水平不低，他还比较满意，攒几年钱买了一台彩电. 到了１９３、１９４年，他每月全部收入４００多元，清清楚楚，物价上涨很高，除了柴米油盐，想干什么都囊中羞涩.听说广东朋友每月实际收入１００多元，也许更多，加上炒股票等等，根本就说不清收入到底有多高，大屏幕彩电、“发烧”音响、摄像机等等，市场上出什么“新大件”就买什么，还买得起汽车、房子. 人家好像一下子过上了发达国家式的生活，西部怎么比也没法比，越比心越烦，越比日子越没法过.
与总书记谈心９１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和生活收入差距如此拉大，中西部地区从基层单位到地方政府，喊声也加大起来：资金缺乏、人才流失、财政困难，等等，等等. 几年前，如果对先东部后中西部的梯度战略有什么不同想法，只是私下议论一番. 而现在，对梯度战略的异议及批评登上了公开论坛. 前些年，“效率优先”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对地区差距拉大具有了理性承受力. 而现在，“分配不公”的抱怨气氛忽又浓烈起来，地区差距的理论研究也活跃起来. 东西部差距扩大问题，一下子成了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八十年代：地区间相对差距实际在缩小
人们到处议论：改革以来地区差距扩大了. 这是人们所亲身感受到的.人们的一般直觉是：从建国以来到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前，采取的是以建设内地为主的平衡发展战略，各地区间差距，应该是不大的；１９７８年以后，采取的是向沿海倾斜的地区差别发展战略，各地区间差距应该是扩大了. 但是，经济学家计算出来的结果却与人们的直观感觉不一样.对解放以来至１９０年期间的计算结果表明，改革以前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各地区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差距显著扩大，改革以后八十年代期间，地区间相对差距总体上没有扩大反而呈缩小之势.这一计算结果使学者们感到吃惊：为什么在地区不平衡发展政策下地区间经济发展反而趋向平衡？为什么经济学计
０２１与总书记谈心
算结果与人们的直观感觉相反？学者们将此矛盾现象称为“地区差距之谜”。
地区经济差距分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 公众感受较强的是绝对差距，即不同地区间人均产值或人均收入相差多少元钱. 经济学上比较重视相对差距. 因为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货币价值不好类比，１９０年的１００元与１９８０年的１００元不好比，新疆的１００元与广东的１００元也很难比. 相对差距的计算方法，主要是将各地区平均水平或某地区水平作为比较基准，计算各个地区经济水平与基准水平偏离的倍率或比值. 偏离数值越大，地区差距越大. 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相对差距，可以用来比较观察不同时期差距的变化速率.这样看来，各省区间相对差距，并未表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 以不变价倍计算的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中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８年，从１。
３４∶１扩大到１。
４８∶１（以中西部为１）
；八十年代期间，出现了１５％以下幅度的小波动，相对比值略有上升，到１９０年时为１。
５１∶１；１９１年差距扩大速度加快，到１９３年扩大为１。
８３∶１。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之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的变化，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８年，从６。
９３∶１倍扩大到１４。
２９∶１；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０年期间，从１４。
２９缩小到１２。
１４∶１；到１９３年又扩大到１６。
４∶１。各省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尼系数等相对差距指标的计算结果，都显示出改革以来整个八十年代期间地区间差距不是扩大，而是缩小. 各种指标计算的趋势性变化大体一致. 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提出的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收入不平衡程度的最有
与总书记谈心１２１
代表性的指标.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０年，各省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尼系数，从０。
３６４下降到０。
３４１，表明八十年代期间各省区间差距缩小；只是１９０年以后，基尼系数转变为上升，１９３年时上升到０。
３７６，表明进入九十年代地区间差距扩大.八十年代期间我国各省区间相对差距是否缩小，引起过许多争论. 不少学者不相信改革以后地区相对差距会比改革以前缩小，怀疑是否计算方法出了毛病. 不少学者尝试用多种修改的方法计算，得到了一些不同的结果.但总体上看，这些修改的方法不足以推翻用基本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 多角度研究的结果反而更清楚地表明，八十年代期间各省区间相对差距的确是缩小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实际上可以用地区增长格局发生的变化来说明：改革前，上海、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三市二省”
老工业基地对于其他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高并且增长速度快，因而地区间相对差距扩大.改革以来１９７９—１９０年期间，“三市二省”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率减慢，增长率排位由前列退后到末尾. 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沿海省区增长率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率比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期间平均增高５—７个百分点，增长率排位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上升到前列. 新疆、云南、河南等中西部省区在低水平基点上增长速度很高，增长率排在全国前列. 中西部绝大多数省区的经济增长率都比老工业基地的增长率高.不平衡发展战略，使地区经济增长格局出现了与改革前不同的变化. 原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老工业基地增长速度减
２１与总书记谈心
慢，原来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沿海地区和一些欠发达地区增长速度加快，各省区间相对差距因此缩小.
怎样看待九十年代的“东中西”
进入九十年代，地区间经济差异呈现出全面扩大、并且扩大速度有加快的趋势. 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地区之间、各省之间、三大地带之间、沿海内陆之间经济差距都在扩大，扩大速度一年比一年快.这期间，地区增长格局与改革初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八十年代地区增长换位期间，东南沿海省区的高增长起着缩小省区间经济差距的作用. 东南沿海省区增长地区排位上升，替换了中部一些省区原来所占居的前列位置.到九十年代，地区增长换位告一段落，东南沿海地区在前列位置上继续高增长，并且是超高速增长. 东部上海、辽宁、天津等老工业基地增长速度也由慢加快. 东部经济发达省区增长速度加快，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省区增长速度相对较馒. 这样，各省区之间相对差距从缩小转变为扩大.九十年代，我国地区间差距变化的新问题是，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明显扩大. 东部发达地区增长速度很高，大幅度超过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增长速度.在较有代表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东部上海和西部贵州之间的差距，表示东西部省区间的最大差距. 按当年价格计算这一差距，１９０年为５０２３元，１９４年迅速扩大到１３６５２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这一差距，１９０年为４６３５元，１９４
与总书记谈心３２１
年扩大到７４９８元. 就是说，剔除价格影响因素，四年间绝对差距扩大了２８６３元，比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期间和１９７８—１９０年期间差距分别扩大２１５９元和２３１３元的绝对数额都要大. 其他多种计算方法，都表明三大地带间相对差距九十年代以来明显扩大. 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明显扩大，值得注意.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在高增长期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增长率表现出很大差距.１９２年春到１９３年上半年，东部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月度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最高时分别为４５。
６％、４８。
０％和４９。
８％，而江苏的增长率更高达７５。
８％. 西部青海１９２年大多数月份的工业增长率在３％以下，新疆１９２年下半年至１９３年上半年工业增长率平均约为５％. 宁夏、甘肃、贵州、云南等西部省区大多数月份的工业增长率在１０％以下. 到１９２年底至１９３年上半年沿海地区增长高峰时期，中西部省区与沿海省区的工业增长率差距扩大到３０—４０多个百分点，差距最大时，１９２年１２月，增长率最低的黑龙江省与增长率最高的江苏省差距为７０。
７个百分点，１９３年２月，增长率最低的新疆与增长率最高的江苏的差距为６４。
４个百分点.看到这些数字，人们关注差距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问题是东中西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差”在哪里？我们又怎样认识这种差距？
九十年代地区差距扩大有虚胀成分　自１９１年起，由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资金效益差距扩大，很多内陆省区资金大量流向沿海地区，使内陆与沿海的差距急速扩大.资源配置过度倾向沿海，沿海局部地区出现泡沫经济.
４２１与总书记谈心
１９３年，投资量排前五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辽宁沿海５省的投资之和占全国投资总量的４１。
２％.投资增幅最低的西藏、甘肃、贵州、青海、宁夏等西部５省区，平均比东南沿海省区低４０—５０个百分点，这５个省区的投资量之和不到沿海５省投资之和的十六分之一. 投机性很强的房地产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１９２年东南沿海广东、海南、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土地开发面积占全国的７１％，房地产投资占全国的６２％. 海南海口商业用地从１３。
３万元一亩上涨到１０—２００万元一亩，深圳的地价创造了３。
８万元一平方米即２５３０万元一亩的纪录，广西北海地价从几千元一亩上涨到百万元一亩，上涨倍率最高.沿海房地产投资热很快演变为脱离实质经济的投机狂潮，泡沫飞涨. 内陆地区资金受沿海房地产市场高利诱引大量流向沿海.资金这样地从西向东流动，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收入分配失控. 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增长差距急剧扩大，在于沿海局部地区出现泡沫经济，增长速度虚胀.１９７９—１９０年，各地带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东部地区为９。
５％，中部地区为８。
５％，西部地区为８。
９％.各地带经济增长率在９％上下，地带间增长率差距在１个百分点以内.１９１—１９４年，东部地区增长率为１６。
３％，中部增长率为１１。
６％，西部增长率为１０。
５％，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增长率差距５—６个百分点.八十年代，各地带增长速度适当，平均增长率在接近１０％的水平上，地带间差距很接近. 进入九十年代，中部和
与总书记谈心５２１
西部的增长速度略微超过１０％，达到了高速增长. 东部地区增长超过了１６％，是一种非正常超高速度.在１９３年增长高潮时，东部地区１８。
８％的增长速度更是过度超高.由此可知，九十年代东部与中西部增长差距拉大，不是因为中西部增长过慢，而是因为东部地区出现非正常超高增长. 东部地区非正常超高增长，含有脱离实质经济的泡沫虚胀成分，造成宏观经济波动.１９３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使东部超高速度下降，泡沫成分减少.１９４年，东部增长率向正常水平回落，中西部继续稳定增长，东部与中西部增长率随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不像感觉的那样大　改革以来，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得不慢. 进入九十年代，人们感到，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居民收入及居民生活差距好像一下子拉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改革以来至１９３年工资改革以前，城镇职工，一直沿袭实行全国统一的１１类地区工资制，对边远地区增加补贴，越往西部工资水平越高. 基本工资部分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倒挂. 工资中与经济效益挂钩的部分，东部地区工资高于中西部地区. 工资总体上没有东西部差距拉大的问题. 但非工资收入（奖金）就不一定，奖金只与增长率挂钩，西部企业原来效率低，基数低很容易翻番，奖金收入可能反而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彩电普及率最高的城市曾是银川、贵阳的道理.１９３年工资改革，取消１１类地区工资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工资水平有所提高. 但工资制度的平均主义色彩仍然很浓，东中西差距不大.
６２１与总书记谈心
收入差距拉大的是非工资收入部分. 在经济转轨搞活过程中，非工资收入很不规范，很不透明，很不稳定. 这种情况各个地区都存在. 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比重大，非工资收入相对较多. 东部地区农村商品经济、乡镇企业发展快，农民收入提高较快. 前两年传说的沿海地区突然暴富、挥霍无度的富豪，只是人群中极小一部分人. 一些人，发迹于投机性泡沫经济，又随泡沫破灭而沉落. 中国整体发展水平还很低，很多地区人民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民，为摆脱贫困，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全国人民正在朝着小康目标前进. 虽然队伍拉得很长，但前后相随，首尾相顾. 少数暴发户，脱离大众生活，炫耀富贵，漠视贫困，惹起了不只是中西部人民，也包括东部地区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愤慨.这种反差极大的差距，不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居民收入的平均差距.东部广东、中部湖龙、西部甘肃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处于高、中、低水平.１９４年，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广东、湖北、甘肃分别为６３６７元、３５６元、２６５８元. 广东比湖北高９０％，比甘肃高１。
４倍.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广东、湖北、甘肃分别为２１８２元、１７３元、７２４元. 广东比湖北高８６％，比甘肃高３。
７５倍. 同年，按现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广东比湖北高９１％，比甘肃高２。
２７倍.东、中、西三省区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小于经济发展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大于经济发展差距. 经济发展差距最大的上海与贵州之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为８。
８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到１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为３。
７５倍. 除了上海贵州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差距的差异很大以外，绝大多数
与总书记谈心７２１
省区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差距大致差不多.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跟随经济发展差距而变化.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人均收入还处在世界低水平，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还需要很长时期.少数超高收入者在短时期里突然般地出现，制造出收入差距悬殊的景象. 少数暴富者哗众取宠，差距过度扩大的个别现象被畸形放大，搅乱了人们的心境.贫困地区状况应当给予特殊重视　我国地域广阔，地理形态多种多样，各个省区之间以及各省区内部普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现象.即使是东部发达地区内部也存在着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贫困面较大.贫困地区大多数自然生态条件很差.如西北地区干旱少雨，西南岩溶地区土薄水缺，山区水土流失，荒原土地贫瘠. 一些边远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通，难以发展商品经济.改革以来，东部地区贫困状况改变较快，中部地区有所缓解，西部相当多地区贫困状况依然严重. 贫困地区状况应当给予特殊重视.差距过度扩大，链条会在最薄弱处拉断.贫困地区对差距拉大现象可能比较敏感，普通居民对差距拉大也可能会出现直观误觉. 在多彩纷呈的经济现实面前，数据也许是苍白的. 测度差距承受力，民情是比数据更靠得住的尺度. 大多数人民群众持有怎样的看法，为我们判断把握地区差距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 然而人民群众的看法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大众传媒的引导和专家提供的不确切数据有关；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与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
８２１与总书记谈心
有关，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地区差距是前进发展中的问题　我国的地区差距问题，并不是最近才出现. 所以，总书记说：“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一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现象. 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 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经济发展历史上就很不平衡. 东部与中西部差距，自进入近代工业时代以来开始出现. 我国近代工业最早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 解放前夕，我国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近代工业偏集沿海地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青岛、沈阳、大连等城市，广大内陆地区除武汉、太原、重庆等少数地点以外，工业十分有限.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工业发展的情况相似，工业首先是在沿海与国际市场交往便利的地区开始.解放后，为改变生产力不平衡布局，发展重点从沿海转向内陆.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全国半数以上投资投向内地，大批工厂、人员内迁，建设起了内陆资源工业、重化工业及国防工业. 实施平衡发展战略，对增进地区公平、民族团结、国防安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但是，同时使经济效率及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代价.投资及工厂大量西移，沿海抑长，内陆攻短.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沿海资金产出系数为０。
５４，内陆资金产出系数为０。
２４，内陆投资效益比沿海低一半.西部地区工业投资为上海的３倍，但收入、税收等，仅及上海的一
与总书记谈心９２１
半. 三线建设布局缺乏经济合理性，效益低下. 三线地区投资效率只及沿海地区的２５％左右. 这一时期，对内陆地区的大量投资，相当于使我国经济增长延缓了１０多年.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从“东中西”到“西中东”
：我们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为改变低效率的投资布局，把有限的资金投在最可发挥效益的地方，发展重点重新从内陆转向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加上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发挥出了高效率增长的优势. 东南沿海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七省市，１９４年，人口占全国的２６。
６％，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４１。
８％.沿海地区利用优势先发展起来，为全国经济较快增长、总量尽快增大做出了较大贡献. 东部地区利用区位优势、优惠政策和国际环境，吸收了占全国８０％以上的外资，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带动我国广大地区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 这期间，中西部经济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进入九十年代，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差距扩大. 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差距扩大，与过去不同.不是旧中国时代那样的放任差距扩大，也不像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为调整差距而忽视效率. 对待前进发展过程中的差距扩大问题，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姿态.既重视缩小差距，又保持有效率发展　改革以来，效率优先的区域发展战略无疑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发展成就. 资源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有优势的地区先发展，增长效率高
０３１与总书记谈心
的地区先富起来. 全国各地区间出现了争先增长，争先致富的生动局面.这是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八十年代期间，地区间增长格局变化，相对差距缩小，地区发展差别，在适度的范围内变动，产生出效率刺激效应. 虽然绝对差距在扩大，但这是各地区共同增长下的差距扩大，各地区富裕程度都比过去大幅度提高. 九十年代，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比过去更大的进展. 一段时间，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急速扩大，与短期经济周期波动有关，并不表明一种长期持续的趋势. 对于发展过程中的地区差距扩大问题，不宜焦躁. 基本方针是：既解决好地区差距扩大问题，又能够使效率优先的生动增长局面得以继续保持.大致有几种选择.１。
继续保持和发挥沿海优势.沿海地区经过十几年高速发展，市场环境、投资环境形成了很好的基础. 沿海地区刚刚有了起飞的势头.这样的条件应当珍惜，不能白白丢掉.再继续加力，可获得比前１０年更大效益的增长.沿海型工业布局，可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符合世界的潮流. 我们过去忽视了这一点，我们现在正极大地受益于此. 沿海地区是中国展开国际竞争的前沿. 向东倾斜，是为了保持并加强引进外资和技术、展开有效国际竞争的优势.特区还要“特”
下去.东部利用优势加快发展，可以对西部提供更大的支援.如果为缩小东西部差距而使沿海优势削弱，那么，可利用的国外资源很可能不流向内陆，而是流向别的国家. 现阶段，还未到调整地区倾斜的时机.强调公平而过早放弃效率优先，势必丧失机会，造成巨大的发展损失.２。
由向东倾斜转变为向西倾斜.向东倾斜战略实行到现
与总书记谈心１３１
在，出现了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扩大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应对向东倾斜战略做出调整. 向东倾斜战略起到过启动市场化改革、打开开放“窗口”的作用. 九十年代，大量资金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沿海地区出现大量投机活动、资金误置，沿海与内陆差距急速扩大. 这是因为在市场一体化改革进程中，东部与中西部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已形成很大差距. 在商品交换、资源流动、对外开放、市场竞争等方面，中西部与东部很难展开对等活动，影响市场一体化的顺利推进. 东部已经具备了自我发展的条件. 中西部发展基础及市场环境方面存在差距，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中西部发展需要倾斜政策助一臂之力. 现在的向西倾斜与改革前国家对中西部大量投资的情况不同.以前计划经济的投资安排方式，效率低下. 现在按照向东倾斜的成功经验，对中西部实施刺激性政策，促进中西部潜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有效发挥沿边对外开放也有很好的优势.中西部在政策支持下激发活力，加快发展，比依靠国家补贴和东部支援更有效率.上述第一种选择侧重于保持效率优先格局，第二种选择侧重于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差距. 这两种选择都有所长又各有偏颇，应该予以综合，所以总书记说：“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中西部地区，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
２３１与总书记谈心
产品，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东部地区要继续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在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中央对五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些具体办法要有所调整和完善. 要把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办得更好. 进一步发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在改革与发展中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对当前东部与中西部差距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在东部与中西部发展政策上作一些调整，同时把这种调整所可能引发的代价和震荡控制到最小程度. 既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又保持有效率发展格局基本不变. 这是目前中央决策者的选择，是一种合理稳妥的选择.中西部要不要办特区　在要求加快中西部发展的主张中，有一种意见，希望在中西部地区办特区. 改革以来，经济特区在发挥沿海区位优势，辐射、带动更广大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中西部地区一些同志，也希望仿照东部成功经验，在中西部某些沿边口岸、交通枢纽等地开办特区. 中西部一些沿边口岸、交通枢纽地具有很好的对外开放条件. 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以来，沿边开放地区出现发展热潮. 新疆、云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区开放口岸，开展边境贸易，带动了当地及更广大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新疆、云南增长速度很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沿边开放优势的发挥起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沿边开放地区已经实行了一系列特殊开放政策.
与总书记谈心３３１
鼓励边境贸易的一些优惠政策，比特区政策还要“特”。这些优惠政策，对于吸引东部厂商、广大外商到西部地区开展贸易和投资起了积极作用.沿边开放特殊政策还应继续实行，使沿边口岸开放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 有的同志希望把沿边特区办成跨国境特区，这涉及到了远比沿海经济特区复杂得多的问题. 需要深入研究，认真论证.中西部地区一些同志提出在内陆地区办特区，这与对外开放型特区有所不同. 选择中西部某些交通条件好、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雄厚的地区，实行特殊政策，以期发挥优势，带动周围地区经济更快发展. 在内陆地区办特区，别的国家有过尝试，都不太成功. 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区位条件显然不如沿海，为了弥补不足，必须实行比沿海特区更特殊的政策才行. 内陆特区边界不易管理，可能会大而无当，失去特区特色. 有的同志提出办脱贫特区，在特别贫困的地区实行特殊政策，让贫困地区尽快发展起来. 开办这种特区，是想按一种市场差别型的想法进行.沿海特区除了开放“窗口”特点之外，也具有改革“实验室”的功能.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从特区“实验室”推向全国，特区实行的市场差别型特殊政策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市场一体化条件下，这类市场差别型特殊政策，容易产生低效率误导，诱导投机取巧，吃政策利差. 这方面的种种弊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特区特殊政策中一些与市场一体化方向不相适宜的内容正在逐渐减少直至取消.九十年代，地区经济发展已进入市场一体化进程. 在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市场差别型优惠政策容易产生诱导不正当
４３１与总书记谈心
竞争的低效率问题. 各地区应当尽可能不使用市场差别型政策. 欠发达地区发展需要特殊的支持和帮助，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从所谓“含金”
政策中吃取利差.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方，可以按照市场竞争的方式成为有一定优势的“发展极”。
总之中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是朝着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则方向努力，转变观念，开放市场，从规范的市场经济中获得刺激，激发活力.发挥中西部农牧业的比较优势　农牧业及其产品加工深加工，是中西部占有显著优势甚至是独占优势的产业. 东部地区农业发展的空间，被工业及第三产业的急速膨胀所挤占.东部土地稀有度日益上升，农业比较收益每况愈下，反托出中西部农业的比较优势.山东省德州一直是全国重点产棉区，１９８４年，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农民们发过棉花财. 种棉用工多，生产成本提高速度快于棉价提高速度，导致种棉收益下降. 许多农民种棉由赚钱变为赔钱，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种棉花.１９４年，德州棉花产量下降到１０年前产量的七分之一.东部产棉区由盛转衰，西部新疆乘虚而入. 新疆劳动成本低，气候条件好，棉花等级高. 棉花收购价节节上升，德州赔得越来越多，新疆赚得越来越多. 发棉花财的“风水”转到了新疆. 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比重，１９８５年为二十分之一，１９０年上升到十分之一，１９４年又上升到五分之一.转眼间，新疆成为全国最大的产棉区. 棉花成了新疆最重要的致富产业. 东部的棉商、棉厂、棉农涌向新疆.“东锭西移”掀起新
与总书记谈心５３１
一轮东厂西迁. 国外的棉商、棉厂也把目光投向新疆.福建的蘑菇优势人所共知，一直是我国蘑菇罐头的出口基地.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１公斤蘑菇收购价上升到６。
５元.由此，给四川省蘑菇发展提供了机会.四川省蘑菇１公斤收购价３—５元，生产成罐头，运到口岸仍有很大的价格利差.蘑菇厂商的兴趣从福建转到了四川.四川农民种蘑菇，按最低收购价１公斤３元计算，每亩可得到纯收入４００元.农业在我国是薄弱产业. 改革以来，农副产品价格指数上升了３４０。
３％，工业品价格指数上升了１０６。
８％. 农业价格指数上升较快，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从被压抑扭曲而转变为合理上升. 近些年，农业生产收益增长显著，农民收入增长很快.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农业将成为产业调整中的持续受益产业. 农业生产竞争风险较小，收益相对稳定. 粮油、瓜果、牛羊；食品、皮革、纺织，等等，将给中西部广大农民带来丰盛收益. 中西部农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强，中西部经济将从优势产业发展中实现振兴.根本还是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市场，市场经济将对中西部优势产业产生有利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地区配置方面将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靠压低原材料价格和计划调拨来维持东部产业与中西部产业的供求平衡.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已推广到全国广大地区，地区间产业供求及其平衡，靠的是市场联系. 东部加工业对中西部原
６３１与总书记谈心
材料的市场依赖度越来越深. 东部与中西部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市场供求的不平衡，将使收益格局产生对中西部产业有利的变化. 中西部资源产品价格朝着符合市场价格体系的方向调整，资源产品价格将调整到合理水平. 中西部资源产业收益上升，刺激力增强，从而获得较快发展. 中西部地区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内陆腹地，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城市，工业水平、科技水平比沿海许多地区高得多.甘肃、贵州、新疆、云南等西部省区蕴藏着丰富的矿藏，也蕴藏着高速发展的机会.沿海地区运输、信息、市场交易等成本较低，劳动成本上升速度较快，劳动密集型产业盈利率越来越低.１９５年深圳工业企业亏损２１％. 资金总是寻找成本最低的地方活动.一批又一批投资家从沿海向内陆转移，到云南、四川、陕西、宁夏等地购买土地，重开工厂，或者弃工务农，开办农牧场.贵州乡镇企业的农民工月工资几十元，宁夏土地一亩几千元.与沿海地区比，西部内陆的劳动成本只是几分之一，土地成本只是几十分之一.成本变化造成了东西部产业优势的转换.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西部比较优势产业，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东部工厂迁向西部.无须赘言，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体制改革. 不实行政企分开，地方壁垒就必然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从而资金、技术、人才等流动都受到人为壁垒的限制，中西部的发展也就必然受到限制. 当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发展要素在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按市场经济规律自由流动时，利益驱动使东部发展必然与中西部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当然发
与总书记谈心７３１
展水平会有一个时间差，政府的宏观调控任务在于从法律、政策以及经济手段中加速这种自由流动，从而大大缩小这个时间差.
第七章
宏观调控：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对于宏观调控及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江泽民总书记是这样阐述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单纯强调这一面，轻视或者忽视另一面，都不利于改革和发展大业.”
这段讲话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但是，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总书记的讲话本身，目前出现了种种说法，而且最后都集中在对宏观调控问题的争论上. 因此，研究总书记有关第六大关系的论述，我们不妨就从对宏观调控的认识入手.
宏观调控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
纵观当今世界，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不对其经济进行某种程度的引导或干预. 事实上，宏观调控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只是叫法不同.创造二十世纪经济增长奇迹的日本和后来居上的韩国，
与总书记谈心９３１
被称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它们的宏观调控手段既包括财政、金融政策，也包括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 虽然这些调控都是“诱导性”的，一般不具备行政或法律上的约束力，但事实表明，这种“诱导”是强有力的. 以日本银行为例，它通过官定利率、窗口指导等政策手段，在不到１８年的时间里，先后实行６次紧缩政策和７次扩张政策，其频率之高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高频率、低幅度正是宏观调控水平的一个标志.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另一极——德国，所谓“社会市场”
几乎就是政府主导的翻版，以“保卫马克”为天职的德国中央银行，被认为是世界上控制通货膨胀最好的. 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
正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通过货币、财政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相关政策实现的. 德国南边的邻邦法国，则属以“指导性计划”
，为特征的混合经济，它北边的邻邦瑞典等国一向以“福利国家”著称于世，而这种福利的基础则是政府在经济中实实在在的“调控”作用.在“古典资本主义的典型”——英国，亚当. 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早已在受着“看得见的手”的指挥或调节. 英国政府为自己树立的宏观调控目标，竟然还是“四位一体”
的：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所谓“看得见的手”要做的首先就是在相互冲突的四大目标——所谓“魔方四角形”——中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号称世界上“最自由”的美国又怎样呢？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和全球最大、最为发达的市场经济，“联邦储备局打一个喷嚏，华尔街就会感冒，美国经济可能会颤抖，而大
０４１与总书记谈心
部分市场经济国家很可能就要发烧“
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当格林斯潘挥舞“利率”大棒时，从股市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都能感受到美国式“宏观调控”的力度.在世界上人口规模仅次于我们，而且很可能会很快超过我们的印度，政府居然自称它实行的是可以左右私有经济的“计划经济”
，而在其他国家看来，它又是典型的“市场”与“行政命令”同时起作用的“混合经济”。
宏观调控既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专利，也非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有两个基本特点：（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与充分自由的活跃在市场中的企业相互依存，相反相成；（２）宏观调控基本上是用经济手段来进行的. 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下政府行政调控是完全不同的.恰恰相反，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下没有自由企业，甚至没有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那种行政计划行为是否可称之为宏观调控，很值得讨论.
两只手比一只手更好
在经济学中，宏观调控是有其理论基础的. 典型的说法是“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
所谓“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当然是就市场机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言的，用人们常用的话说，就是“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
“看不见的手”有必然缺陷，必须借助“看得见的手”。
“市场失灵”有两层含义：一是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与总书记谈心１４１
度，如果还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会由于竞争过度或垄断（竞争不足）导致比例的失调、资源浪费；二是市场本身的发育还不成熟，如果这时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也无法建立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无法解决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市场失灵”不同，对于中国来说，除了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异外，两种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是同时存在的.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失灵可能导源于多方面原因：１。
市场的功能性缺陷.（１）外在性的存在. 典型的，如所谓不付代价就可以得到外部经济的“搭便车”。
如养蜂者的蜜蜂传授花粉，使花匠受益，但是养蜂者却得不到报酬；相反的例子是，有些当事人则蒙受外部不经济却得不到补偿，如工厂排放污染物对附近居民的损害. 外部经济或不经济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也就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得到纠正.（２）公共产品的存在. 市场机制对于私有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调节是有效的，而对公共产品的调节可能办法不多. 法律、国防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像这种产品一定要由国家去做，个人不会去做. 有些公共产品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利，但谁都不会去干. 所以，政府要去做，要去收税，以提供公共产品.（３）个人的自由选择不一定会实现社会的福利最大化.２。
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市场失灵.（１）垄断. 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即实现所谓“帕累托最优”
，是以完全竞争的市场
２４１与总书记谈心
结构为条件的，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则处处可见垄断. 当一家或几家企业占领或控制了某个市场的供给；或者产品之间存在差别；或者企业对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自然资源的垄断的独占，则自由竞争就可能被垄断竞争所取代. 一旦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便可抬高价格，减少产量，获取垄断利润.（２）
信息不充分.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市场上的每个交易者掌握的信息不完全，寻找交易需要时间，交易要花费成本，这些都与完全竞争下的市场机制运行特征有很大的差异.３。体制原因导致市场机制扭曲.（１）产权界限不清楚.完全竞争市场形成的假设条件是：市场交易者的产权主体是明确界定的，因而他们对市场都能够作出关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理性反应. 在中国，现行国家所有制条件下的产权界限尚不清晰，企业还没有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市场的发育还不成熟.（２）以等级界定资源配置的行政化规则，冲击了以产权为原则的市场化竞争规则，使得市场秩序紊乱.（３）在频繁的行政干预下，市场信号严重失真，价格、利率、工资等都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市场信号失真必然导致市场机制扭曲.（４）地域差别和地方利益的存在等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现在地区间表面上是开放的，但是有很多省市，甚至是省市内不同地区之间，都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封锁市场.在上述条件下，试图把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完全交由市场承担，很可能会产生与预期效果相反的结果.对此，西方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我所做的全部事情，
与总书记谈心３４１
就是为说明凡是市场做不了的一定要交给政府去做.“但是，市场缺乏效率和市场失灵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可以推论政府干预必然导致情况改善. 如果政府干预并不比没有宏观调控时的市场调节更好，即存在所谓”政府失灵“
，那么这种宏观调控就是不可取的. 为此，与萨缪尔森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弗里德曼则强调：“我的全部论证只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凡是市场能做的一定要交给市场去做.”
这既说明了在市场机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之间有度的问题，也说明了政府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必须以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作用为基础.就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而言，基于“市场失灵”基础上的政府宏观调控往往成为某些人企图以此恢复计划经济做法的口实，但是宏观调控决非已经被证明为“计划失灵”的计划经济的翻版.
宏观调控决不是计划经济的翻版
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本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因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缺陷，即其整体的盲目性和自发性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和分配关系的不公正.宏观调控正是为了校正和弥补这种弊端和不足.然而，这决不是意味着宏观调控就是完全恢复到改革前的那种计划经济的做法. 当然，现在没有人公开要求这样做，他们更多地是借用“调控”之名而行计划之实. 但是，当有的同志说我国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实现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有效的宏观调控时，说我们的那些五年计划就是宏观调控的样板时，
４１与总书记谈心
说改革前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就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的证明时，人们不能不怀疑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的总体取向，而以“改头换面”的计划经济取而代之.这些主张某种“翻版”计划经济的同志，大概忘记了我们以往的那种计划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付出了多么巨大而又不成比例的代价，大概也忘记了那时的计划真正按照经济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加以制定的有几个？定下来的计划认真执行的又有几个？中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几十年过去之后人们发现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许多国家，而且如不改革还将进一步落后. 如果原来的体制能够解决中国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人们就不会拥护改革开放，中国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当然不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就不要宏观调控、不要经济计划了.但是，不管是经济计划，还是宏观调控，它们同过去的计划经济的做法决不应是一回事. 宏观调控绝非、也不允许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对我们都是新课题，不仅需要改变具体的做法，首先需要的是“换脑筋”
，即改变传统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观念. 以不同的人对计划的理解为例，有人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不必忌讳计划调节”
、“计划经济不是‘一无是处’”
、“不能神化市场的作用，否定集中计划的作用”
，等等，他们所鼓吹的计划实质就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的计划概念.
与总书记谈心５４１
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宏观调控不是计划经济的概念，主要因为这些认识在作祟，因为我们现在的计划仍然没有完全突破过去的计划概念范围. 诚然，对经济活动直接计划管理的范围在不断缩小，但对于保留下来的计划，对于留在计划内的部分，基本上还是依据过去的方法、模式、标准来编制计划，依据过去的行政命令式的手段来推行计划. 即使国家计委的“圈内”人士也认为，这些计划主要是指令性计划和国有经济计划，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规划，是定指标、分投资、批项目的生产投资计划，而不是全面而具有科学预见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计划. 缩小指令性计划是现阶段计划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但这远非全部，甚至远非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随着非国有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对于这个经济领域及其经济形式恰当而有效的计划调节，也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 在指令性计划覆盖全社会的状况消失并且日益缩减其影响、指导性计划还远未定型的今天，人们翘首以待一种全新的计划形式，以便在新的经济格局和经济运行机制下找到其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立足点和方式.
“宏观调控”——现代市场经济新概念
任何现代市场经济都需要有效的宏观调控. 但是，就中国目前复杂的体制状态而言，要正确把握其本意，还必须对“宏观调控”的内涵和实施条件有明确的界定.“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
６４１与总书记谈心
第一，宏观调控是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基础调节作用之上的，因而它首先要与这样的基础作用相适应.第二，宏观调控是针对市场机制调节的固有缺陷而发挥校正功能的，因而这种“校正”必须以不损害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为前提.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人们常常把旧体制下的传统做法也混同于“宏观调控”的范畴，从而也归入了“强化”的行列.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把传统意义上的计划调节、行政直接干预也混同于“宏观调控”。指令性或准指令性的计划调节，是亟待进一步改革的对象，是与市场化进程相抵触的内容，决不属于新时期宏观调控的范畴，大量的直接行政命令式的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府行为，不应被赋予新体制的形象. 因为，传统计划是内在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也是依靠这种排斥才得以存在的；而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是以确认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为前提的，它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挤压的板块关系.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现阶段，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只能是针对经济已经市场化的那一部分，而对尚未市场化的另一部分经济运行来说，则很难适用这个概念.对“不得不”继续实行的“计划控制”
，是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对已经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
，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这两者的内涵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在概念上和操作上要避免滥用，有所区别. 有人甚至提出对文化市场也进行宏观调控，这是显然不理解宏观调控的真实含义，把政府的一切行为都视为宏
与总书记谈心７４１
观调控了.
计划与市场不能平起平坐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讲宏观调控，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也讲宏观调控. 这是“宏观调控”概念上产生混淆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方式，尽快实现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实行的宏观调控，以前在理论上我们称之为“计划调节”。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实行的宏观调控，则属于政策调节. 政策调节不同于计划调节，其主要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调节的主体及其职能不同. 计划调节的主体是具有双重职能的国家，它既是经济运行的管理者，又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而具有这种双重身份的国家，它的收支活动就是全社会的收支活动. 政策调节的主体仍然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政府，与居民、企业等一样，它本身的收支只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同时，国家仅从执行经济管理者的职能方面进行调控，而与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无关. 因此，调节主体虽然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主体的位置和职能却有根本的转变.第二，调节的客体不同. 计划调节的客体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对前者实行总量和结构调节，对后者实行个别控制. 政策调节的客体仅限于宏观经济，虽然微观经济是宏
８４１与总书记谈心
观经济的组成部分，对宏观经济的总量或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微观经济的运行，但微观经济决策毕竟是由包括企业和家庭在内的个体经济单位各自独立地运作.第三，调节的系统不同. 计划调节的系统为自上而下的行政隶属体系，以决议、指示和指令等强制性手段维持运转；政策调节的系统，则主要以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为依托，以利率、税率和汇率等经济手段维持其运转.既然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是基于市场基础之上的政策调控，因此宏观调控必须以政策调控为主，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就应是完善基于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的政策体系.这里，“基于市场机制”是基础. 更进一步说，作为行政性手段的计划仅仅是作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一种形式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要服从于市场经济，而且这种计划本身也已经是指导性的政策性计划.因此，我们并不讳言“计划调节”
，但是，计划已经不能与市场经济平起平坐.即便以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而论，近年来流行的说法是把计划与金融、财税并列为宏观调控的三大手段. 这表明了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但是并列起来则并不恰当，因为三者不处于同一层面. 金融政策和财税政策直接调控社会供求的总量及其结构，指导性计划并不能承担同样的功能. 从中长期看，实际上是为宏观调控拟定目标，并据以选择和确定相应的政策手段. 可以认为，在宏观调控中，计划的任务只是确定宏观调控的目标，而金融、财政等政策就是实现宏观
与总书记谈心９４１
调控目标的主要手段.
“让猫公平地捉老鼠”
宏观调控的作用很大，作用也很多，但是它最重要的一条作用在于制定公平的比赛规则，换句话说，“让猫公平地捉老鼠”。
有人拿“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做文章，认为这种说法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一些人的致富是由于另外一些人的恩准和给予，而不是靠自己的才能.这当然是把对这句话的理解引入歧途.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指的是基于同样的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先富.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保证在待遇一致、优惠相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哪些人、哪些地区有本领就先富起来；而且先富的要多交税，用作调控全国发展和收入差距之用. 因此有人提出，应该在“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上再加上一个前提，就是黑猫、白猫公平地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让猫公平地捉老鼠”
，这是很有道理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点是公正、公平. 它的核心内容之一则是机会均等，至少包括企业机会均等、就业机会均等、教育机会均等和市场机会均等，等等.在论证第六大关系时，总书记这样阐述：“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
０５１与总书记谈心
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和更有成效.“
从宏观调控创造均等的市场机会的角度，对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宏观调控本身就是为处理效率和公平、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创造条件，也是正确处理它与市场机制之间关系的切入点，因为市场机制本身不可能自己进行宏观调控，当然也不可能由市场机制来处理它与宏观调控等之间的关系.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确立公平竞争的宏观环境和竞争规则来保证“让猫公平地捉老鼠”。
“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
，作为宏观调控的一般目标和短期目标，其结果正是为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创造有利的竞争条件和外部环境.因此，才有“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激发经济活力”
；才有“竞争性产业，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产业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才有“目前政府机构的设置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要加快改革步伐”
，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
第三，宏观调控的关键是“要实行政企分开，继续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改革”。
因此，政府本身不可以直接参与“猫与老鼠”的游戏，既当捉老鼠的猫又当评判其他猫的裁判，某些政府部门或官员更不能成为由于腐败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比如，中央银行作为维护货币稳定和金融秩序、管理金融机构的监管当局，就不能同时去开办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业务.当然，公平竞争与平均主义完全是两码事. 公平竞争的
与总书记谈心１５１
社会环境是能够创造和保证人民的机会均等的，大家在起点上是一样的；然后保证公平竞争，成就高的就多得，成就低的就少得. 所得不靠政府部门的权势，全靠本领，人民就无怨可言. 这才是宏观调控要实现或为社会创造条件去实现的平等.
不马上建立大市场，谈不上真的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具有全局性，中央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及客观要求，要赋予政府以必要的经济调节权，让地方在中央的统一调控下，发挥地区优势，“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但是，就一个国家而言，宏观调控只能是指中央政府从国民经济的总体要求出发进行的调控，地方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必须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政策下进行. 宏观调控具有统一性，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金融政策，应该是也必须是统一的，中央政府是承担此功能的唯一角色，地方政府只能是执行者；社会保障必须是统一的；国内市场，包括资金、劳动力、土地、生产资料等要素市场必须是统一的；税制必须是统一的. 地方政府可以做中央政府不禁止做的任何事，但不能妨碍宏观调控的统一性.对宏观调控统一性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以市场分割为主要特征的地方保护主义. 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虽然有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渊源，但是大体上说来，它起源于计划经济时期.
２５１与总书记谈心
１９４９年元旦，人们已经听到了共和国有力的脚步声. 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财经座谈会，发布了建立中央财经经济机构的宣言.但是，直到１９５０年初，统一财经的规则尚不如意.薄一波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１９５０年２月份的税收只完成了６０％，大部分公粮和其他税收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迎春’。
税收地方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是，９０万人里的５００万军队是要吃‘皇粮’的，由中央支付. 收在下面，支在上面，收支脱节，中央的日子就过不去了.“
后来，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就义正词严地警告说：“不容许在国家计划之外，在自己的荷包里再装一个计划！”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简政放权. 如果政府把权放给企业，无疑是对的.可是主要是中央政府把权放给地方，一方面是众多地方的竞争毕竟比一个中央高度集中垄断要好；另一方面下放的权力实际是计划权，于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变成地方计划经济，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而且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九十年代的今天，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破坏宏观调控统一性的最关键因素.朱镕基副总理在１９３年的一次会议上曾透底说：我得养军队、养干部、搞外交、搞重点建设，如果财政体制再不改的话，国家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４年中央出台了包括税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初步解决了中央对财政、金融的调控能力. 但时
与总书记谈心３５１
至今日，地方保护主义仍然有着强大的势力，而且表现为形形色色：一为阳奉阴违. 在对待中央出台的改革政策上，有些地方的政府领导说什么，“谁先改革，谁吃亏，要等等看嘛，我们这个地方最后一个改也为时不晚”
，美其名曰“稳定是主要的”
；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上，一些地方总是以各种借口，保住那些本该压缩的投资项目；在中央要求不要向专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施加压力进行“命令贷款”上，口喊支持“金融机构改革，专业银行企业化”
，实际上依然是“你不给我贷款，我自有小鞋给你穿”。
二为“擦边球”。有的地方打着要“用足、用活、用好”
中央政策的旗号，借口“创造性地运用中央政策，把中央政策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
，无视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打擦边球”
，“遇到红灯绕道走”。钻中央政策的空子和漏洞，把中央政策肢解、曲解，把自己的地方之策塞入被曲解后的中央政策中，说什么“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
，“别人紧我可以松嘛！”
三为护短.在司法和执法上，一些地方政府对不讲信誉、拖欠公款、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本地企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容忍、甚至放纵态度. 更有甚者，偏袒构成现任政府财源的当地企业不法、违法行为，对外地办案人员，一些地方部门不予配合、不予支持，甚至故意刁难和勒索；并且振振有词：“谁家儿子谁心痛”
，“谁家儿子由谁管”。
四为封锁. 有些地方政府为阻挠外地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设置种种“土政策”
：乱摊派、乱设卡、乱收费、
４５１与总书记谈心
乱集资；同时，禁止本地资源、资金流向外地. 搞起“经济割据”
、“诸侯经济”。
五为以邻为壑.对外地来本地收购原材料设置层层关卡，但是与此同时对邻省或邻近地区的出口紧俏货源却拉开架式，以几倍于人家当地的价格收购，而后又对外商竞相削价竞争. 于是“棉花大战”
、“桑蚕大战”
、“松脂大战”
“羊绒大战”
、“甘蔗大战”
、“奶源大战”等狼烟四起，名义都是为捍卫本地人民的利益，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恶性竞争的结果是中国人的钱都掉进外国人的腰包. 更为恶劣的是，在本地兴建高污染工厂，却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或其他污染物排入下游的省份或地区. 地处淮河下游的安徽蚌埠市，其饮用水都受到了来自上游河南地区的工业废水污染的威胁.六为越权. 一些地方政府违反国家政策，擅自制定优惠政策，越权减免税或少收税，越权审批金融机构，越权制定开发区政策，以象征性条件将本地最好的国有企业与外商“合资”。国家大量税款被偷漏，大量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七为钓鱼. 有些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列出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或“对本地发展有关键作用”的项目，以种种名义向中央捞项目、争资金，项目批下来后转作别的，资金拨下来后挪作他用；或者，置全局性资源浪费、生产能力过剩于不顾，盲目布点，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复引进、重复生产、重复建设，投资项目建成之日，就是企业亏损之时.上述地方保护主义，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对来自中央的宏观调控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经济封锁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的结果，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１２亿
与总书记谈心５５１
人的超级大市场的分割，是各种大战的层层升级——目前已经由“商品大战”转向“项目大战”
、“开发区大战”
、“房地产大战”
、“建港、建机场大战”
、“资金大战”或“储蓄大战”
、“优惠政策大战”
，各种大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央政府出台的有关调控政策被破坏殆尽. 如“棉花大战”不仅使国家收购不到足额的棉花，而且在收购的皮棉中掺杂沙石或劣质皮棉现象都非常严重，最后就不得不靠中央向产棉区派出棉花收购巡视组和各种严格的行政命令来收场.统一市场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实施宏观调控最基本的前提和作用对象. 市场经济下的调控首先是运用市场手段对市场的调控. 没有全国统一市场的存在，何来全国范围内的宏观调控. 市场机制下宏观调控的统一性、完整性和权威性都要以统一市场为先决条件. 而构建统一的大市场，就要打破地方封锁，打破地方经济割据.与“诸侯经济”相对应的是“行业垄断集团板块”的存在，它们是妨碍市场准入、建立对内开放的统一市场的中央一级“诸侯”。行业垄断者与地方政府相同之处在于，它们均为计划经济下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必须依靠的对象；与地方“诸侯”
不同的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这些部门往往又“以调控之名，行计划之实”
，做实际上妨碍市场建设的事情. 但是，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也应该通过打破这些行业寡头的垄断地位，建立真正基于市场基础上的宏观调控体系及其作用渠道.没有宏观调控，市场无法统一；没有市场，无法实现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 这就要求做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
６５１与总书记谈心
用与加强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找到一个能够协调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市场基础. 问题是，究竟该如何去营造这样的市场基础，再以此实现１２亿人大市场的统一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会有很多.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是很正常的. 不过，“三个经济学家，四项经济政策”式的幽默固然可以说明诸多争议和结论，然而在影响全局的极为关键的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应该是一致的. 营造有利于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计划的方法进行宏观调控是没有前途的，同样以计划或行政的办法营造市场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市场成为当今世界主流、我国正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９０年代，许多领导同志还是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误区，一种歧途. 试问各地的“开发区热”中有多少不顾市场条件的“开发区”
真正热起来了？
多少个省市县的政府在拆除一度繁华的自由市场后，营造的“全国最大的××批发市场”
、“最大的××专业市场”成为一片有“场”无“市”的空架子.因此，我们说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而大市场的营造则完全不能通过计划或行政命令的方式. 这说明，如果政府力图通过加速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创造条件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其职能.
政企分开——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桥梁
与总书记谈心７５１
营造市场不能通过计划或行政命令的方式，宏观调控自然也不能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 因此，无论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是加强宏观调控，都需要摆脱行政命令式的计划手段.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走出用计划或行政命令搞市场经济的“怪圈”？
这里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我们政企不分的经济体制.深究起来，政企不分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本质和要害. 正是这个本质和要害，决定了计划经济必然需要的计划及其指标体系，决定了必然需要的高度集中的行政贯彻体系，也决定了无法摆脱计划乃至“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必然结果.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否则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不转变，所有的转变都无从谈起. 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可能穿新鞋走老路，举着市场经济的旗帜，继续行计划经济之实.”
政企不分对于市场经济下的有效宏观调控有着直接的威胁.首先，宏观调控最基本的要求，是掌握准确而及时的经济信息，这是一切调控决策的依据. 但是，政企不分决定了不可能杜绝说假话、浮夸风等造成信息失真的问题. 所谓“数字出领导，领导出数字”
，就是这种情况最形象的反映.因为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的数字直接关系到政府领导人的政绩，自然不自觉地压企业出数字，统计往往是层层政府根据“政治风向”的需要而随意增减，从而有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说法. 在可以依靠的基础数据
８５１与总书记谈心
均有水分的情况下，设想如何能够有及时、灵敏、有效的宏观调控？
其次，宏观经济调控是以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为前提的.然而，在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或插手企业.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活力不如资本主义企业，问题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无法造就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企业没有活力，何来宏观调控？
再次，宏观调控的意义和基本任务是维护国家的全局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因此，它必须相对于经济活动处于客观、超然的地位，这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合法性的最重要依据. 然而，在政企不分的经济管理体制中，政府拥有各种直接经济行为的权力，既当裁判又直接踢球，因此它非但不能摆脱局部的、一般的和眼前的利益，而且也很难公正地维护全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既有私利，又怎么能够保证宏观调控的公正和合法性？
第四，如上所言，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所在，因为只有它才是对国家的全局、根本和长远利益负责的，也只有它才能统观全局、高瞻远瞩，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各个地方政府的任务是认真贯彻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 然而，政企不分使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直接经济利益，自然滋长破坏统一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并导致计划经济的地方化. 历史已经证明，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进行宏观调控，必然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在不保证政企分开的前提下进行的各种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除了来回折腾外，根本无实
与总书记谈心９５１
际绩效可言，而且实质上多是用地方计划经济代替中央计划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的中央宏观调控首先成为调控地方政府问题，必然受到地方不同程度的抵制甚至抗拒，调控效果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了！
政企不分对于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危害，当然还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 正是因为如此，总书记在论述第六大关系时才特别提到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关键是实行政企分开”。
对此，如果我们真诚拥护邓小平同志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决心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政企分开确是当务之急.
宏观调控也得“两手都要硬”
在我国，计划、财政和金融部门共同组成密切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宏观调控体系. 计委负责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及综合经济政策；财政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总量，保持物价稳定.这些是在１９２年就定下来的.１９２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充分说明，这种“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八五”
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历次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波动最小的时期，与政府主动进行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宏观调控，是分不开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宏观调控的任务都压在了金融部门. 粗略地计算一下，如果调节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不平衡，财政部门起码要拿出四五千亿元，这是财政部门现在所
０６１与总书记谈心
绝对做不到的. 因此，金融部门不但要调节货币供应量，也要调节地区、产业之间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的现实.１９４年，中国工业企业每１００元资金利税率是１０元２角.如果按地区讲，云南省是３７元，西北地区只有４元左右. 如果按产业来讲，烟草加工行业７２元，煤炭、纺织等行业是５元左右，城市煤气供应是亏损的. 面对这种情况，仅仅通过降低或提高利率水平来调节，其作用显然是有限的.事实上，即便是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也是通过各种政策的配套来实现的. 所谓的“政策搭配”
，实际上就是一种财政金融两种政策的配合，即以货币政策促进宏观经济的对外平衡，也就是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以财政政策促进宏观经济的对内平衡，也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往往同时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或刺激经济复苏.改革以来，金融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近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扩张或收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政策的“松”或“紧”。特别是自１９８９年出现持续全面的市场疲软和经济下降后，如果没有金融宏观调控的有力支持，目前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作用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依赖金融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片面、过分地利用信贷手段的倾向. 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二：（１）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不足，企业和各级政府便希望通过“宏观调控”向银行要钱；为了不让企业倒闭，地方政府强制银行发放“安定团结”贷款，使银行在各方面压力下无
与总书记谈心１６１
止境地向企业提供根本无法收回的贷款，这是造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２）把财政困难推给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 宏观调控所要实现的“松”
、“紧”政策，财政是与金融同等重要的两大政策手段之一，但是进行宏观调控是需要钱的，财政困难达不到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效果，应该在财源建设和缩减支出上多下功夫.但是，宏观调控对金融“一头沉”的结果，是财政通过信贷资金的财政化把困难也推给银行.因此，要实现对宏观经济的适度调控，需要财政、金融等“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改变金融一头沉，必须以财政的振兴为前提，这样才能有健全的宏观调控手段. 而振兴财政，同样需要处理好包括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关系等在内的其他重大关系. 单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从中掂量出总书记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份量.
大路在何方
如何看待始于１９３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是眼下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热点之一. 一方面，这次宏观调控发生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新阶段；另一方面，这一轮宏观调控持续至今，已经经历了近４个年头，而“九五”
计划业已拉开序幕. 与以往不同的是，关心宏观调控的人格外多了，要求取消宏观调控的声音也时有所闻. 那么，究竟该怎样看待这次宏观调控？
２６１与总书记谈心
应该说，从实施这次宏观调控至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这主要表现在一度困扰全国的投资过热、金融秩序混乱和由二者相互推动引起的通货膨胀等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经济运行避免了过热和过冷，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摆脱了大起大落.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指出的，中国“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当局成功地将通货膨胀降到了１５％的目标以下，同时没有出现经济的骤降”。
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这次调控的一系列“成绩单”
，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７０％降至目前的１０％左右；以“三乱”
（乱拆借、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为特征的金融秩序过乱现象得到有效治理；货币需求由过热时的５０％以上的增幅回落到目前的１０—２０％之间；国际收支有明显改善，外汇储备由１９３年的１９４亿美元上升到１９６年的８５０亿美元，等等. 不过，物价趋稳和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成功最有说服力的标准. 因此，可以说，从宏观角度观察，这次调控已经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为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回顾这一次宏观调控，其成功之处有三：一是调控力度和时机把握较好，既消除了经济过热，又保持了经济适度增长；二是调控手段运用较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综合运用，并更多地学会了使用经济手段；三是调控与深化改革结合，适时推进了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市场化改革，对建立健全调控体系起了积极作用. 当然，在看到调控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为了实现调控的目标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这次调控的“代价”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
与总书记谈心３６１
革与发展力度还不够，相当一部分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相互拖欠增加，亏损上升，生产经营困难；物价的降低主要还是通过行政手段限价和财政补贴取得的，而不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这表明物价改革这一关还没有真正通过；同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作还不够配套；财政困难局面尚未改变；金融不良资产比重有所上升；特别是社会资源的闲置现象有所突出，使用效率降低，等等. 这些是我们要继续加以改进和解决的.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下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干预，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它将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决非短期的权宜之计. 因此，正确地看待宏观调控，必须消除那种寄希望于政府取消宏观调控的错误认识.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经济发展是放手不管的，只是它的内容和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已. 目前的趋势是，在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而行政手段会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不能把宏观调控只看成一种消极的收紧或限制，如何使经济更有活力地发展，同样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从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看，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应有所调整：既要继续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目标，使其始终低于经济增长率，又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逐步缓解微观经济的困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既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控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又要灵活调节，改善需求结构，推进改革开放；既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增
４６１与总书记谈心
强微观经济的活力. 这表明政府要更多地注意经济运行的平稳、协调和高效，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八章
公有制：最有争议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所有制问题一直极为敏感、最有争议. 一方面有人对我国发展私人经济始终持有异议，甚至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癌症”
，鼓吹私有化以取而代之.江总书记在论述公有制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时鲜明地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再次肯定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必要性，同时又肯定了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所处的主体地位，这不仅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人们会对公有制产生疑问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要不要以公有制为主体，根本不成其为问题. 因为在人们看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实行公有制，这就像１＋１＝２那样不容置疑.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情况实际已有较大的改变.“社会主义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
已是相当一部分人经常
６１与总书记谈心
在心中提出的根本性问题.由于报刊杂志上不作公开的讨论，因此怀疑论似乎在社会上没有形成多么大的声势，但事实上，无论是怀疑者的数量，还是怀疑的深度，都已经让人难以等闲视之.之所以提出这种疑问，就在于他们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中国还是世界的角度，公有制都处于很不利的境地：１。
我国１９４９年到七十年代末期的２０年间，公有制逐步形成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格局，但大陆（内地）的经济与实行私有制的台湾、香港地区相比，远远落在了后面.２。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１８年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明显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据统计，到目前为止，非国有制经济已占中国经济成分的一半，甚至更多，而且非国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与非国有经济的勃勃生机相比，从传统意义上讲最能代表公有制特征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却普遍不大景气.尽管生活中也有不少国有企业始终保持良好的势头，但人们听到的更多的是国有企业“亏损”
、“死不了也活不好”
、“关停并转”这样的字眼.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公有制的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实行私有制的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较量，最后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终，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私有化的道路.４。
西方发达国家中，随着一批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政党的上台，国有化浪潮一度也声势赫赫. 但是八十年代以
与总书记谈心７６１
来，这一“国有化”改造受到了很大挫折，西方经济出现持续多年的衰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运动. 代表社会党人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是“国有化”的坚定倡导者，他上台后法国的许多大型企业如铁路、邮电、大型能源部门都成为国有，但到了他任职后期，他在不少领域放弃了他的改革，有些已经国有化的企业又恢复了其固有的私有化状态.以上观点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出“中国到底要不要以公有制为主，公有制到底有没有前途”
的疑问，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这种思路有很大的偏颇.
问题的根源：公有制等于国有制，国有制一定只有一个模式
我们说它偏颇，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好与不好，取决于很多因素，有历史的因素，有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因素，还有政治因素，等等. 不能完全归咎于所有制. 把所有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看成唯一的决定因素，是形而上学的.其次，仅就所有制而言，上述疑问也是偏颇的，因为它的立论完全奠定在这样两个判断上：一是国有制等于公有制；二是国有制一定只有一个模式.１。国有制并不等于公有制. 这一观点乍一看非常简单，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的思维定势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这样的逻
８６１与总书记谈心
辑在推论：国有制＝公有制，国有制的问题＝公有制的问题，国有制的改造＝公有制的改造. 这样，原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旧的国营经济的种种弊端以及目前不少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的状况，统统都成了公有制的罪过. 由此得出改革就是放弃公有制的结论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形成国有制即公有制的思维定式有其历史的渊源.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无论是苏联、东欧还是中国，面临的局面都是百废待兴，需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并争取通过新的生产关系的优势在经济上赶超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选择国有制，尤其是将国有制与计划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资源、资金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国家的操作，将有限资源、资金集中调配，办一些大事情. 这种选择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我国的经济较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人们进一步坚定了“国有制才是最好的所有制形式”的概念，以为社会主义就必须搞“一大二公”。当时，虽然在国有企业外还有城市的集体企业与农村的集体经济，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种企业（经济）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而另一方面，它们事实上均在政府严格控制下，并无集体自主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经济. 人民群众称之为“二国营”
，在工资福利等各个方面乃至人格上均比国营企业低一等.近十几年来，基本上一直保持旧体制的国有企业开始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于是人们对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产生疑虑，直接过渡到对公有制产生疑虑. 但是人们普遍忽视了这
与总书记谈心９６１
样一个问题：其实公有制与国有制不是同一概念，而是母概念与子概念、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国有企业遇到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与公有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绝不等于整个公有制遇到了问题.从科学的角度看，公有制应该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与股份制. 对前三者的认识主要还是程度的问题，而将股份制也列入公有制的范畴，则要大幅度地转变观念了.以往，人们往往把股份制视为一种私有制，其实股份制应该属于社会所有制，由成千上万而又不断变化的股民所共有，因此也完全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马克思持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有关这一问题本章的后半部分有专门论述）。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可以出现一些新的公有制形式，例如随着人类社会老龄化，养老基金越来越成为巨大的资本，由这种资本投资的企业就是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明确了公有制的范围后，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在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是走向私有化.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式主要有股份制改造、承包租贡，以及拍卖等等. 股份制改造是使企业从一种公有制形式向另一种公有制形式转化过程中实现经营方式的转化，它更多的是为了经营方式优化，最后实现国有资产增值. 承包租赁也主要是一种经营方式的改变，其所有制形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即使拍卖，只要不是卖给单个人而是一群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实行有限责任制或股份制.第二，成为中国经济主要推动力的“非国有企业”不能
０７１与总书记谈心
完全等同于私有企业. 在我国经济领域占一半以上份额的非国有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大部分都属这一类）
、合作制企业，尽管有为数不少的私营与个体企业，但并不是非国有经济的主体.第三，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考虑“走回头路”。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确走了私有化的道路，但是没有几年他们就认识到：以往实行高度计划的国有制，经济出现了停滞；现在实行私有化，情况更糟，经济出现了更为严峻的滑坡. 当他们带着疑惑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经”时，却发现西方早已逐步抛弃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正向新的公有制形式发展. 目前，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深刻的反思，并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２。
国有制并非只有一个模式.实行高度计划的国有制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曾在我国的五十至六十年代产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飞速发展. 单论发展速度与给国家带来的变化幅度而言，我国当时的情况是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 如果当时我们不发生政治动荡，及时进行改革，很难说我们与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现在究竟谁领风骚. 当然，随着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化，国有企业的原有模式已经显示出比较严重的缺陷. 这种缺陷是这种模式的缺陷，而非公有制本身的缺陷.市场经济的规律表明，企业经营状况好坏与企业所有制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是要实行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的法人，同时将自身不应承担的福利保障等职责转移给社会，那么国有
与总书记谈心１７１
企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也一样能够焕发出应有的活力.
人类走向：私有化还是公有化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什么叫“私有化”？
西方国家在出售国有企业的股权时，不论是全部出售，或者部分出售，甚至只是出售一小部分，他们都称之为“私有化”。
还应该指出，西方国家实行私有化往往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益不好（虽然有效益不好的）
，因为真正效益不好或不看好的企业，哪个私人愿意买呢？实行“私有化”的目的最终还是通过让国家退出一些经济领域，以利于企业进一步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做的目的是由于以私有制为主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与国有企业的效益没有直接联系. 因此把西方实际实行的“非国有化”理解为“私有化”完全是一种误会.西方舆论把“非国有化”称之为私有化，而且普遍赞扬这种“私有化”的效果，并以此作为使原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急剧演变的根本的一手，其着眼点更多的在于政治目的. 事实上，人类社会是在走一条公有化而不是私有化的道路.在西方企业中，真正把生产资料完全交由私人控制使之成为纯粹私有化企业的并不多. 尽管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西方国家实行“非国有化”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公众利益的约束决定了推行非国有化政策时只能更多地选择“公众公司”的形式，即通过限制持有股票的最高限额或规定必须把一定量的股票出售
２７１与总书记谈心
给公众，对非国有化加以限定，从而使非国有化企业受到公众利益的约束，或起到增强企业对职工凝聚力的作用.所谓的“公众公司”
，正是这样一类企业.以著名的西门子公司为例. 在西门子的董事会里没有大股东，董事会纯粹是反映社会各个方面需求的一个决策机构，总经理是选出来的，所有者是几千万股票持有者.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最初公司的创始人占有５１％的股票，整个公司是属于他私人的财产，发行股票只是其吸收社会游资，增强个人竞争能力的手段，后来逐代子孙分割了这５１％的股票，最后大家都降为了普通股民，逐渐失去了控股能力，这样，西门子公司的“老板”是几千万关心西门子股票价格，而不关心其生产的股票持有者，而经营企业的是工资与业绩挂钩、但却不准购买本公司股票的高层管理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门子公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体企业”
，而这一类公司，在资本主义社会并非绝无仅有，而且越来越多.还应该看到，在西方把个体企业也均称之为私有企业，作为“私有化”的一个论据或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共产党宣言》讲的“消灭私有制”
，是特定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即资本家占有资本和生产资料，雇佣劳动者，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要害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计算雇佣８个工人还不构成剥削，当然也不属于消灭之列.所以个体经济实际上是个体劳动者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本义相容的，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制”。
与总书记谈心３７１
总而言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尽管公有制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人类社会都是逐步在走一条公有化而非私有化的道路. 在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也是如此，将台湾、香港成为经济腾飞的“小龙”归功于私有制的胜利是不科学的. 严格意义上的私有企业，在香港、台湾地区都已不占主导地位.
公有制到底好在哪里
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搞公有制，公有制到底有什么好处？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千百万中国人，脑子里自觉不自觉地都对公有制有这样一个问号. 可谓生于斯，问于斯.回答这个问题，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说它难，因为中国市场经济下的公有制正经历着八面来风、诸种考验. 这时来回答这样的问题，譬如要对一株正在成长中的树苗作出是非评价，那自然难以论定.说它容易，是因为我们亿万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棵树下，我们与它一起迎来寒暑春秋，走过雨雪风霜. 酸甜苦辣，个中滋味，自有心知.容易也好，难也罢，这里都应该有一番说道.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生活中的感受胜过一切雄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４７年，进行着秦皇汉武以来历史上仅有的公有制实践，也是目前世界上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公有制”
的最大主体.那就让我们立足现实、植根历史、放眼世界，对公有制到底好在哪里作一番思考吧.我们说：公有制好就好一个“公”字上，这个“公”代
４７１与总书记谈心
表着公正、公平，而且是活生生的公正、公平，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空气、阳光.千百年来中国人有一个世世代代的理想：公平、公正、和平. 所以孔老夫子说：天下为公；孙中山说：世界大同.但是孔夫子的理想破灭于列国争霸、群雄竞起的烽火之中；中山先生则面对仅仅剪了一条辫子但四分五裂的中国，满腔悲愤地溘然长逝.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和大洋彼岸也不时传出同样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
、“民治、民有、民享”
，但是提出前一个口号的资产阶级法国，生出的第一个儿子既不是自由，也不是平等，更不是博爱，而是身高１。
６８米的拿破仑，他带给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是战争与征服，为他的国家赢来的是枪炮底下的不平等条约、土地、市场，以及最后滑铁卢的崩溃. 提出后一个口号的是林肯，这个被美国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总统的人，解除的只是黑人身上“奴隶”的封条，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仍只能在公共交通工具的后排指定角落里就座.１９６年五六月份美国各地连续不断地发生焚烧黑人教堂的大火，还在提醒人们：黑人自由平等的“美国梦”
，在行将结束的二十世纪里依然是个梦.再来看看今天的中国，它从１９４９年获得新生后就不遗余力地建立、健全、完善公有制.这个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践才刚刚起步.但是，短短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的三大理想目标——效率、公平（消灭剥削）和个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中，公平实现得最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起步的中国，发展到今天，经济规模
与总书记谈心５７１
已居世界三大强国之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按照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进行的测算）
；以国民生产总值指数的绝对额看，中国也可列世界第七位.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在４０多年里走过了一般国家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走完的路.但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发起过“鸦片战争”
，没有开辟过一尺一寸的殖民地，没有越洋跨海掠夺过别人的一针一线，也没有贩卖过一个黑奴. 只是面对扼杀共和国于摇篮的生死威胁时，征尘在身的人民子弟兵才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去帮助越南争取民族独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还在成长的人民中国，可以向世人凛然宣告：“我发展，我进步，但我的手上没有一滴别人的血和汗.”
而今天世界上哪个西方大国、强国敢这样理直气壮地表白.世界上资格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它是蒸汽机的故乡，同时也是野蛮的“羊吃人”
、“圈地运动”等资本原始积累运动的故乡. 同时它还是掠夺侵略过世界上各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建立过“日不落”殖民帝国的国家. 在它这一页一页的历史中，没有公平、平等可言，有的只是剥削、侵略和霸权.所以马克思这样来描述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８２９页）
不只是来到世间的那一刻如此，就是到它已长成老大国家的今天也依然本性不改. 八十年代，这个国家迢迢万里派出远洋舰队，征讨马尔维纳斯群岛，声称是“捍卫领土主权”。
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不禁要问，你一个西欧国家在拉丁
６７１与总书记谈心
美洲有何领土主权？
但是他们就敢说，就敢这么做. 这说明，一两百年前的肮脏殖民地成果今天还在被继承着，被延续着，被捍卫着. 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香港问题上明里暗里大做手脚，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如出一辙，但社会主义中国既不追求霸权，也绝不容忍新的任何形式的霸权.几番较量，英国人终于明白：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不夺不抢，不杀不掠，我们也在迅速前进，要说有什么难解之谜，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我们选择的是公有制.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的２０多年中，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就是要赢来两个公平：一个是国家在世界上公平、平等的国际地位，一个是各民族人民翻身得解放，做国家的主人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庄严宣布不承认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强加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三座大山”中的“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一起从此被推翻.以后中国与其他饱受殖民者侵略掠夺之苦的国家一道倡导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保障发展世界和平不遗余力，并想方设法地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的解放运动，成为世界向公平、平等、和平道路上前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设想一下，不通过对外掠夺，对内剥削，而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吗？！
之所以可以实现这样的奇迹，就在于我们实行的是公有制. 这不就是公有制的根本好处吗？！
对外追求平等和平，对内建立社会公平，这一点，每一
与总书记谈心７７１
个新中国的家庭和公民都有亲身体验，都应该感到自豪.从土地改革到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到今天的“九五”规划，始终贯穿着一条脉络：解放生产力，建立社会公平.“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
，这熟悉的歌曲旋律，实实在在地表达着各族人民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敬爱，这种感情来自于人民对新旧社会的比较，来自于人民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由衷拥护. 正是在这样的民心民意民情之下，才可以想象为什么短短的四十多年里，中国可以建立起今天这样的现代化基础. 人心齐，泰山移. 压抑千年的中国人在公有制的天空下站立起来，然后一起汇入建设自己国家的洪流中去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开辟了公有制道路.邓小平同志开改革大业之先河，依然旗帜鲜明地强调绝不可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中又毫不含糊地提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 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这条原则.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任何动摇、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作法，都会脱离社会主义方向.”
几十年里，我们的公有制建设有过失误，有过教训，所以我们改革. 我们从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调整到今天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但是，我
８７１与总书记谈心
们始终没有偏离公有制为主的大方向.我们始终坦坦荡荡、充满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在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而且要通过发展公有制，使人民富裕，国家强大，保障世界和平.有哪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敢于这样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说：我在坚持私有制，发展私有制，捍卫私有制.没有，环顾世界，还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几百年来，除了西方世界一些财大气粗的大富翁，动辙就说：有钱就有一切（Ｍｏｎｅｙｍｅａｎｓａｌ）
，没有哪个聪明的西方政客或理论家敢于全面肯定、赞美私有制，因为他们知道，私有制意味着剥削、侵略、殖民地、国际市场的瓜分和不公平竞争. 他们也知道，通过这种剥削、侵略和巧取豪夺，纵然也能创造出财富，甚至是惊人的财富，但却不可能带来公正和公平；而且私有制带来的财富越多，意味着这背后的不公平、不公正越深. 所以，私有制是个“能干不能说的东西”。
相反，很多西方政府的领袖们倒是经常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把自己装饰成一个公有制的爱好者、追求者. 他们提出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等改革的目标和口号. 果能实行，当然对其本国人民会有好处，但这些恰恰都是公有制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阶段，公有制在西方国家上的成分正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潮流和趋势，所以有眼光的西方政治家不能不去打这面旗帜.
连西方都在搞公有制
与总书记谈心９７１
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风波骤起，一个个原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解体，形成了后来我们都已看到的这种格局. 一夜之间，走私有化道路，重复西方过去的历程成了这些国家的“新思路”。于是拍卖工厂，出售土地，把能卖能租的家底都拿出来，一时不亦乐乎.但兴奋期很快就过去了，吞下这些私有化的“猛药”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无起色. 如果说过去它们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话，那么经过这么一番“休克疗法”的折腾后经济真的休克了.怀疑自己没有得到私有化的真经，于是前苏东国家的各方面人士纷纷涌向西方国家取经. 结果很令他们吃惊：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相反的“改革”
，越来越多的私营、私人经济正被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公有制成分. 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通讯、邮政、教育、文化等等都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和国家投资的渗入，已很难再说这些行业是以私有制为主体了. 向来对所有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西方学界，羞羞答答地不愿意承认这是向公有制发展的一种趋势，而给这种经济存在起了一个新名：“指导性经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但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取经者看明白了，这就是他们正在放弃的公有制.这种情况不是很令人深思吗？西方国家的一些世界级媒介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费加罗报》也不断对这种比较进行报道和评述.一位西方学者这样说：“西方世界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经济越来越多地注入那些国家原来的经济成分（指苏东当时的公有制经济成分）
，而那些国家现在又回过
０８１与总书记谈心
头来搞私有化.“
的确如此，私有制在西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在说到私有化时，有些人常常喜欢引用一句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并把它看作是私有制的一条根本性原则，并希望写入国家宪法之中. 直观看，这句始于法国１７８９年《人权宣言》的口号赋予了财产某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权利. 但《人权宣言》第十七条对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有明显的公共需要，经过合法手续，并事先给予公平的补偿，不得剥夺.”
这意味着财产本身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无条件的概念，而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种种限定还突出地表现在累进所得税制和遗产税制. 这种税制似乎在事实上已否定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 同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随着分工的深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股份公司逐渐成为了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早在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就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并壮大起来的生产组织形式对私有制、对绝对的私人产权具有否定意义，他曾明确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４９３页）
与总书记谈心１８１
令人深思的是，对私有制，对绝对私人产权所作的限制，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在不断深入. 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兴起了一股公司之间的“恶意收购浪潮”。
收购者在股票市场上高价买进被收购对象公司的股票，在成功地实现对该公司的控股之后，即改组高层管理人员，修正经营方针，大批解雇工人. 这些手法给被收购公司和收购公司的股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却给与公司休戚相关的工人的利益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针对“恶意收购”于１９８９年通过了新的公司法议案，共包含四条新的条款：一、无论拥有公司的多少股票，任何股东最多只能享有２０％的投票权，从而突破了传统公司法“一股一票”的原则；二、被收购的公司有权在“恶意收购”的计划宣布的一年半内，占有其股东因出售股票给“恶意收购者”而获得的利润；三、成功的“恶意收购者”必须支付给被解雇工人２６周的工资作为转业费，并在收购计划处于谈判阶段不得终止劳动合同；四、公司经理被赋予了对公司全部“休戚相关者”负责的权力.可以说，宾夕法尼亚州对于公司法的改革对私有制的侵犯是实质性的.而在宾夕法尼亚州之后，美国接着有２８个州对公司法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这些州占美国全部州的５６％.因此，今天我们居然能够从太平洋彼岸听到一个新名词：“宾夕法尼亚式的社会主义.”
２８１与总书记谈心
更令人深思的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间，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主体的股份制内容又进一步发生了某种带有本质性的变化. 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其上市公司总股份的约三分之二是由私人占有的，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英国全部上市股票中仅有不到五分之一是由私人占有的.在１９４９年，私人拥有的企业股权约占总股权的十分之七，可到了１９２年，这一比率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所谓的“机构投资”
的迅速增长. 在英国，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和信托机构等）所拥有的上市公司总股权，在八十年代末已达三分之二；在日本，由金融机构和企业法人持有的股权，在１９２年占总股权的大约十分之七；在美国，机构投资者在１９０年拥有全部上市公司股权的将近二分之一，并拥有美国１００家最大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二的股权.公众公司和机构持股所带来的明显的公有性质表明，私有制本身尚且在向公有制发展. 在所有制的问题上，恰恰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 马克思在世时没有一个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制也没有，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国有制，那就是英国的邮政业，从那以后到现在，国有经济最少的是美国，占７％，德国占１５％左右，意大利、奥地利占２５％，瑞典占６０％. 实际上是公有制在发展，而不是私有制在发展. 加上“公众公司”
、“机构持股”等其他公有制形式，实际上在欧洲一些国家公有制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公有制是整个人类的发展的趋势和目标.这些都说明，私有制并非市场经济的最佳选择. 现在回
与总书记谈心３８１
过头去走私有化道路，观念落后了一个世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从公有制退回去重走私有化的道路，其消极后果从一些原公有制国家如此这般的实践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前苏联东欧国家选择了“休克疗法”
，急不可耐地走私有化道路，使原有经济遭到巨大破坏，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资料表明：东欧剧变之后，这些国家经济大幅度下滑，国民生产总值降到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从１９１年到１９４年，独联体的工业连续５年下降，工业产值下降了４６％，工业生产规模在不断缩小. 同时，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阿尔巴尼亚失业率高达３０％以上；保加利亚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由１９３年的１７％上升到１９４年的２０。
５％；波兰失业率也高达１６％，有３００万人的失业大军；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的失业率也在１０％以上.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减少，物价上涨，７０％以上的居民感到生活不如剧变之前. 保加利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高达６８％，其他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居民也在２０—３０％之间.有些人常常奇怪，为什么列宁在世纪初就预言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也有的就因此认为这个论断纯属耸人听闻. 实际上，列宁的判断从当时看并没有问题，资本主义在当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一次一次地爆发经济危机；互相转嫁危机，抢占海外市场，又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摩擦，甚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千万生灵涂炭，私有制成了人类灾难的根源.为了自救，为了摆脱困境（甚至是绝境）
而继续发展，同
４８１与总书记谈心
时，也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巨大压力和本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下，西方国家开始不断调整自己的步伐. 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引入越来越多的公有制成分. 这一点果然很灵，因此而国内矛盾缓解，国际摩擦减轻（很少再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
，加上由脑力无产阶级所开拓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并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那种多米诺骨牌式的经济坍塌、社会崩溃.可以说，西方国家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并不是因为它们强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正是它们越来越多地引进和采取了公有制经济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有制救了资本主义，但同时也意味着公有制不断改造着资本主义性质. 所以，目前有一种说法，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从所有制变化情况看，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而从前苏东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可以作出一个判断：私有化救不了出了问题的公有制，倒退是断乎没有出路的.出路只有一个：改革，从单一模式国有制的旧框架中解放出来，完善我们的公有制，舍此别无他途.
股份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好形式
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是其应有之义. 无论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还是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我们所要考虑的已经不再是要不要以公有制为主，而是应该选择一种更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更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
与总书记谈心５８１
式.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路由于受“一大二公”
、“纯而又纯”的影响变得过分狭隘. 具体到一个企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么是全民所有制，要么是集体所有，而且泾渭分明，壁垒森严，这种思维定式影响到现在，使一些人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仍然只能有这两种选择.其实，单一性质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无论是国有还是集体所有，至少都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单一性质的公有制形式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人们的需求和各自的利益取向有很大的差异，单一性质的公有制形式往往更适合满足某种特定的需求和利益取向，而不适合满足多元化的需求和利益取向. 其二，单一性质的公有制形式实际上所能占有的生产资料是受到限制的.实行单一性质的公有制形式只能排斥其他性质的所有制形式；当其他性质的所有制形式因改革带来的宽松环境而调整发展时，保持单一性质的公有制形式的必然结果是公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的论述中，提出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具体而言“一是在社会总资产中要保持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各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三是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的发展中起支配作用；四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也就是说，在选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时，只有符合这四
６８１与总书记谈心
个标准，才能既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满足这些发展要求，在现阶段的最恰当的选择之一是推行真正的股份制.有些人总是认为股份制是私有性质的，这其实是一种误会. 诚然，股份制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它必然要表现出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但股份制作为一种财产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其实它本身是中性的，它所体现的更多的实际上是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更灵活有效的组织生产的形式，反映出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而生产力的自发性决定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必然要用社会资本来代替私人资本. 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６８８页）这说明，股份制的产生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不但使得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股份制本身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这种发展的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是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因素.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４９８页）马克思又说：“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
与总书记谈心７８１
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４９６页）因此在股份制内部，严格地讲，资本已不是私人占有资本，而是一种社会资本，它是在资本生产范畴内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向联合的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形式.在资本主义内部，股份制的出现是对私有制的一种自我否定，而社会主义选择股份制则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所确定的公有制的较恰当的实现形式.与其他经济形式相比，股份制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功能：其一，股份制是一种有效的筹资手段，能在短时间内为社会化大生产集中巨额资金；其二，能够保证国有资产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其三，产权明晰，责任清楚. 其四，股份制还有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本，分散风险的功能. 这些功能反映了股份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股份制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特征.江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中谈到的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各个方面，离开股份制，很难办到.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有经济比重在持续下降，这基本上是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正常变化. 因为第一，我国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存在严重缺陷，这使得国有企业先天不足，其增长速度将低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第二，我国积累格局从以政府为唯一主要的积累主体向多元化转化，特别是居民个人成为最重要的积累主体，由此大大降低了国有资本的形成能力，为非国有化经济提供了广泛的资金来源. 这种积累
８１与总书记谈心
格局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变化，从而决定了国有投资比重将下降；第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资本金和社会保障基金被国家抽走搞了新的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需要把一定量的国有企业还原为资金形式，即卖掉部分国有企业，充实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和社会保障基金，最后，部分国有企业要破产.在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条件下，要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靠以往那种壁垒森严的单一所有制形式是非常困难的. 但通过股份制，特别是促进国有、集体、个人共同参股的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在促进国有经济在这些企业中控股支配地位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使有限的国有资产带动一大批非国有资产. 这样，通过股份制，不但可能使公有制经济在社会资产中保持更大的数量优势，而且可能使公有制经济对整个经济起到更为直接的主导作用. 即便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亦可通过股份制的形式调动其他经济成分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得到保证，真正使得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现在看来，完全可以肯定，现代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好的实现形式.
跨国公司——世界大同的经济基础
跨国公司是股份制发展的新形式，按照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所下的定义，跨国公司“系指由在两个或更多国家的实体组成的公营、私营或混合所有制企业，不论
与总书记谈心９８１
此等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领域如何；该企业在一个决策体系下运营，通过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决策中心的具有吻合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该企业中各个实体通过所有权或其他方式结合在一起，从而其中一个或更多的实体得以对其他实体的活动进行有效的影响，特别是与别的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责任“。
战后，跨国公司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一大显著特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１９３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０年，跨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和合资企业总数已达１７万户，总产值５。
５万亿美元，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世界贸易总额.由跨国公司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跨国公司是股份制发展的新阶段. 通过跨国公司的形式，股份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得到了空前的高涨.特别是跨国公司国外产值超过世界贸易总额这一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上，国际贸易主要是体现为各国国内民族企业在相互独立，甚至在封闭的国内组织体系内生产经营；而现在由国家属性日益模糊的跨国公司在开放性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组织协调分工，民族企业间的贸易交换日益为跨国公司总公司与其在各国的子公司之间的有组织分工所代替. 这表明它调动了各个国家地区的优势资源，实行有机的组合，因而是一种最先进的生产机制，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同时，这一事实也说明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初级原材料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下降，经
０９１与总书记谈心
济活动与特定国家地区之间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弱，从而使企业产供销布局自由度大大上升，政府控制行业政策的能力下降.加之跨国公司的总产值往往高于许多国家的国民总值，使得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受益关系”变成了“谈判关系”。
这说明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它也表明股份制作为由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过渡的形式已跨越了国界的范围，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生产组织方式已使“联合国生产方式”超出国家的限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
再过１０年，“中国是否以公有制为主”
将不再成为问题
总书记在现阶段一再强调要以公有制为主，这说明在实际工作中，究竟是不是以公有制为主，还是我们的一个问题.但是从我国的发展情况看，这个问题将不会成为一个长久的问题.第一，我们改变了公有制等于国有制的观念，公有制在我们的心目中正成为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集合体. 目前，作为公有制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集体所有制、股份制、合作制经济，正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它们的活力，足以让原来对公有制产生怀疑态度的人重树信心.第二，国有企业正在进行深刻的多种形式的改造：或者
与总书记谈心１９１
因为国家独资，但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实体；或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经办企业，或者租赁，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 这一改造过程在当前还有一个困难，但改造的趋势不可逆转. 一旦改造完成，这些企业也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焕发出它们的生机.第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海外对国外将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会越来越坚定一个信念：整个世界的经济一定会向多种形式的公有制方向趋同.第四，在对非公有制经济加强引导、监督、管理的同时，国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但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加上国家税收调节，非公有制经济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它本身会实现由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过渡，真正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会逐步成为公众公司类型的公有制经济. 股份制最大的特点是联合，非公有制经济归向公有制经济的形式最多的将是通过与公有制经济参股共同发展. 这一形式既有利于发挥不同所有制的各自优势，又利于保证各自的利益，是非公有制经济归向公有制经济最有利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完全归向公有制经济当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是用１０年的时间，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一定会充分认识到：毫无疑义，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１０年后，可以检验我们今天的预言.
第九章
保证国家受益：中国财政面临的迫切问题
“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进行现代化建设，国家必须有一定积累，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江泽民总书记在谈到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时讲的上述一段话，确是有感而发的.
中国政府已是世界上最“穷”的中央政府之一
应该说，改革１８年来，国家的收入还是在不断增长的.以财政收入的增长为例，１９７９年的财政收入为１１０３。
３亿元，１９５年增加到６１８７。
７亿元，为１９７９年的５。
６倍. 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来说并不低. 但是问题在于，相比个人和全社会而言，国家财政的地位却是大大下降了. 因此，财政的“贫困化”主要体现在“相对贫困”上. 财政的相对贫困化又体现在好几个方面：１。
与收入增长的速度相比，财政支出增长更快.到１９５
与总书记谈心３９１
年底为止，国家累计的“硬赤字”
（不包括债务收入在内）就达到２７１４。
４亿元；如按照国际上可比的财政赤字口径计（即包括债务收入）
，则累计赤字超过６００亿元. 改革１８年来财政收支除一年略有盈余外，其余１７年全为赤字，而且几乎每年都在增长.２。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大幅度下降. 在１９７９年，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２６。
７％，如加上债务收入在内，则接近３２％；但是在１９４年，这个比重下降到１１。
９％，把债务收入算上也没有超过１５％. 在不到２０年的时间内，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竟然下降了１５个百分点左右，如此之大的下降幅度在世界上都比较少见. 单纯以狭义的国民收入指标而论，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７。
２％下降到１９３年的１６。
３％，下降的幅度超过前者，达到２０。
９％.３。
中央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支和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在下降.与整个财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地位下降相对照，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则有更大幅度的下降. 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５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过去的６０％左右下降到３６。
７％，大大低于国际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财政收入占６０％的最低标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在改革前为７０％左右，１９８１年下降到５７％，１９８５年为５０。
９％，１９８９年为４５。
２％，１９３年为３６。
７％，也远远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印度、墨西哥１９８５年分别为５４。
１％、８５。
６％，
４９１与总书记谈心
巴西１９０年为８０。
９％，泰国１９１年则为９２。
７％.４。
如把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所处的位置与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以不包括债务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论，美国是在３０％以上，英国、法国、德国等均超过４０％，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平均比重为４２。
０４％，而且到八十年代末其比重已经从七十年代末的４０％上升到４。
１８％；即便是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也为２０％左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八十年代达到了２４。
１８％，其趋势也是上升的，即由八十年代初的２２％上升到八十年代末的２７％. 但是中国的数字不超过１２％，不仅大大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及其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从发展趋势上看人家是由低到高，我们则一直是下降的. 如把债务收入也算作财政收入的话，美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４０％，法德超过５０％，日本和印度超过３０％，即便是泰国和韩国也高于中国６个百分点以上.考虑到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实际上还要小的多.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中国政府已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中央政府之一，并不为过.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所得的比重过低，会引发种种问题.财力过弱的中央政府更是不利于国家控制宏观经济. 按照中国科学院胡鞍钢博士的说法，在当今世界上，一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或总支出的５０％，或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０％.当一个国家在这两个方面全部低于上
与总书记谈心５９１
述指标时，就可以说是超过分权的底线了. 根据胡博士对５７个国家的有关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目前只有两个国家属于这一类，前南斯拉夫与中国”。
穷国不会有富家，应该总结“分权让利”的教训了
近年来曾在国内流行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中说：“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强调的是简政放权，给地方或企业以自主权和积极性，其出发点与三千年前相似，希望枝荣而本固；或用《人民日报》引用的民谣语言说就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但是，十几年的执行结果却是大头与小头的倒置. 国家的相对贫穷与地方及个人的绝对富裕成为鲜明的对照.”
１９３年胡鞍钢与另一位青年学者王绍光联手发表了一份《国家能力报告》，全面评价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中央政府能力的变迁. 在一年后的１９４年６月，当记者就此报告问道：“最后一个问题，记得诺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说过：‘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同时国家也是经济人为衰退的根源’，对此您想说点什么？”胡、王二人说：“诺斯的这句名言完全可以换成另外一种说法，‘不能断言国家的强大一定是好事，但完全可以断言国家弱小一定是坏事’”。
本来，地方和个人富了，“蛋糕”
做大了，应该是件好事；再有国家的事地方干了，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因为可以节省国家开支. 但实际上国家为何反而穷了，这就很值得深思.
６９１与总书记谈心
改革１０多年来财政地位的下降正在使“社会主义可以办大事”的内容发生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变化之一：随着财政的“相对贫困化”
，以财政为主的融资格局有根本性转变.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政府的地位有较为显著的下降. 由各级政府直接进行的投资在１９８２年达到了２８。
８％，但是到１９４年已经下降到３。
２％，处于非常之低的水平，降幅高达２５个百分点以上. 而且，政府预算内投资不仅仅是相当地位的下降. 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政府预算内投资几乎没有多少增长. 这说明随着财政的“相对贫困化”
，以财政为主的融资格局有根本性转变，国内贷款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取代了财政的地位. 考虑到国家银行在银行贷款中占有绝对的份额，这有可能说明政府不能不越来越倚重银行来实现财政“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投资. 但是对银行的依赖也是有“底线”的.在中国经济建设中财政性资金与信贷资金地位的变化中，财政性融资格局不仅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而且完全为金融性融资格局所取代.１９７９年社会投资中财政性资金（财政的经济建设费支出）为７６１。
５９亿元，各种贷款余额（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内）只有１９２亿元，即前者为后者的四倍；而１９４年，建设性财政支出余额为１５８５。
４２亿元，国内金融机构的各种贷款余额增长了７９５２。
１１亿元，后者反为前者的五倍.从财政性融资格局转向金融性融资格局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总体结构的变化. 金融的发展和深化是整体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结果，社会融资格局由财政、信贷双木撑天到金融独
与总书记谈心７９１
占鳌头，说明经济发展已经脱离政府收入增长和国有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的限制，这应该视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严重的问题是在金融大发展的同时，对金融的认识仍然是停留在财政和金融是政府综合平衡的两大手段和工具上，换言之，应该作为全社会的金融仍然被视为政府随便就可以利用和支配的财政资源，而且反正银行是国家的，银行的钱当然应该由政府来安排使用，这个钱似乎比财政的钱更好用.于是，随着财政的相对贫困化，金融成了政府和国有企业随意支配和取用的对象. 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对金融过度“透支”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目前普遍存在银行一企业债务危机和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关键.银行是国有的，不等于是政府的；即使银行是政府的，也不等于银行的钱是政府的. 改革以来的事实表明，银行的钱早就是居民的了. 从社会储蓄结构看，国有企业和政府使用的银行贷款，其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居民储蓄.变化之二：个人储蓄在社会储蓄中的地位也取代了政府.从全社会的储蓄结构看，居民储蓄（存款）只是个人总储蓄的组成部分之一. 不过，仅仅从居民储蓄存款的变化趋势中就可以反映出相对于企业和政府而言个人储蓄地位的变化.中国居民储蓄的地位在整个国民收入、全社会贷款及其新增资金来源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绝对额看，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１９７８年仅为２１０。
６亿元，但是在１９４年达到２１５１８。
８亿元.居民储蓄占ＧＮＰ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不
８９１与总书记谈心
到６％剧升到１９４年的近５０％；居民储蓄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之比，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１。
１％上升到１９４年的５２。
８７％；在全社会新增的贷款中储蓄存款由１９７９年的３６。
６７％上升到１９４年的５２。
７３％. 居民储蓄增长之快、地位之重、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从１９７８—１９４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举世瞩目，名义增长达到１２。
１９倍，１９５年还提前５年实现了在１９８０年的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储蓄则以前所未有的、更快的速度上升，１６年间居民储蓄名义增长达到１０２。
１８倍，尤其是在１９３年以后，随着增长基数的累计和扩大，１９４年一年新增加的储蓄居然相当于前１５年之和. 而且，目前的统计数字已经显示，在１９５年这种势头并没有减弱，总储蓄超过３００亿，而且很可能在以后的年份中继续上升. 居民储蓄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为视为“笼中虎”
，据说是因为对市场供应和物价上涨构成直接的压力. 如今，“笼中虎”早已不是可以用“笼子”关住的了.事实上，财政在社会资金来源和投向中的种种变化，就是财政方面“弱中央”的必然反映，也是改革到今天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分配格局影响国家与企业、地方、个人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放权让利”使地方、企业的利益日益增多，地方、企业又不断照顾个人的利益，以至于地方、企业、个人都得到诸多好处后，逐步习以为常，似乎个人要求企业、地方让利，企业、地方要求国家让利都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个人对企业、地方，企业、地方对中央的欲望越来越大，大到了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地步.
与总书记谈心９９１
以往，资金、人员、物资高度集中到中央，地方、企业没有自己的权利，个人只被视为国家自身的这个机器上的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根本没有利益可言，弄得“国富民穷”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有许多不妥当之处. 但是现在，完全置国家的概念于一边也是很危险的，企业与个人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穷，越穷就越来越无力调节各方的利益，保证各地区的协调发展；越穷就越来越无力巩固我们获得安宁的国防、治安；越穷越无力顾及国民的福利待遇，越来越使我们的群众变成一盘散沙，最终只会使大家已得到的利益最终都丧失殆尽.大厦要是一头沉，总免不了坍塌，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中国绝不能成为南斯拉夫
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会带来各方面的严重后果，从短期说它可能无法实施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宏观财政调控，并由于不断出现赤字而给社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从长期看，它则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统一，这决非危言耸听.前南斯拉夫解体分裂是各种复杂矛盾不断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除了长期积蓄的民族矛盾和公开的民族冲突外，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也是它走向解体的致命性因素. 中央财力的下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收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二是中央财政收支占总财政收支的比重过小.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１９７２年前南斯拉夫中央财政
０２与总书记谈心
收入占ＧＮＰ的比重为２０。
７％，中央财政支出占ＧＮＰ的比重为２１。
２％；到１９８９年上述比重分别降至５。
６％和５。
３％，均下降了１５个百分点以上. 在１９７４—１９８６年期间，前南斯拉夫中央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约为２５％，属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而地方财政支出高达７５％.“财政瘫痪”和中央财力的下降使得政府无力在地区相对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富裕地区不愿多缴税，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政府不公平，不仅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矛盾，而且也激化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从１９０年起，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拒绝向南斯拉夫其他欠发达地区提供援助资金，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更加趋于激化. 而后克罗地亚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紧接着也宣布独立，南斯拉夫遂正式解体，内战开始大规模爆发.前南斯拉夫的深刻教训说明分权是有底线的，同时也以一个极端的方式揭示了中央财政能力瘫痪可能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国家能力减弱了，而且这种愈演愈烈，最后形成各行其是的“诸侯经济”
，从而中央的权威不断受到冲击，最终国家四分五裂. 这种深刻的教训，应令每一个中国人警醒和深思.中央权威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一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深刻革命，又是一场艰巨而复杂的体制转换的社会系统工程. 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存在了４０多年，全社会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利益分配格局. 现在要改变这一切，必然会有传统习惯、既得利益和思
与总书记谈心１０２
想认识上的阻力；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某些失误，它本身内在的“市场缺陷”也需要以中央财力为依托的宏观调控. 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影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转轨的顺利，充分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及至解决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就必须有中央权威来保证.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要有权威》的讲话中说：“我的中心意思是说，中央要有权威.”他进而指出，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 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７７页）。
但是中央权威是什么？如何加强中央权威？中央权威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要靠中央财政能力等保证和加强的. 加强中央权威，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
，而没有财力作后盾，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恐怕很难贯彻下去，中央说话何以“算数”？！
大国就是需要“强”财政
像中国这样多民族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必须要有呈强势的中央财政，没有呈强势的中央财政自然也就没有中国
２０２与总书记谈心
这样的大国，这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怎么样实现呈强势的中央财政，总书记在论述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时即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须逐步提高‘两个比重’。
同时要努力节约开支，把‘开源’和‘节流’结合起来“。这段话基本点明了科学的思路.１。
还是要立足将“蛋糕”
做大.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个人拿多了，国家的就要少了；同样，国家拿得太多，地方、企业、个人的也要减少. 国家能力和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是“有底线的”
，但是从地方、企业和个人拿走太多，也会影响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后，中央的收入也多不了.应该看到，近些年虽然中央财政收入减少了，但却带来了地方经济的繁荣，换来了地方、企业、职工和农民的积极性，带来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是否能够避免像前南斯拉夫一样的分裂，当然不光在于中央是否控制国民收入，而且在于经济是否繁荣.前苏联可谓中央高度集中，但并没有逃脱国家分崩离析的结局.因此，对于提高两个比重的认识，要放到经济发展这样的前提下去认识.２。实现综合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化. 前十几年的改革，使大部分宏观职能微观化，原来由政府做的一些事情，现在转给了企业和市场，因此，财政承担义务的范围相对变小了，有的领域，特别是投资领域，政府可以退出来. 事实上，政府今后的财政，可以由综合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政府的建设性投资预算，可以集中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现在，政府直接投资的领域太宽，建设性预算太大. 如果政府投资范围减缩，将建设性预算规模缩小一点，就可以为财政开支腾出
与总书记谈心３０２
一定的空间.实现了公共财政，意味着政府的职能实现了根本性变化，政府也就可能真正实现精兵简政，精兵简政对于总书记提出的“节支”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们政府的机构太庞大，扩展太快，公务人员太多. 现在，各省、地、市、县，都有五大班子，对口设编制，加人员，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机构膨胀、冗员过多现象.近１８年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数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例翻了一倍多. 这几年，年年讲压编制、减人员，实际上是压而不缩，越压越胀，几次讲精“兵”简“政”
，每次以纸上谈兵、开空头支票而告终. 照这样下去，你就是每年以１０％的速度提高“两个比重”
，也满足不了财政支出的膨胀.大国要强财政，但更要精“兵”简“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比较注意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制度，管理方法和技术进步，但不大注意研究和学习他们的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 美国在政府预算困难时，有胆量裁减白宫工作人员，甚至停止政府办公，用精“兵”简“政”之法弥补赤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工作应当更有效率，更有民主集中制的能力，为什么就不能使“精兵简政”行之有效呢？我们说日本是一个高效的国家，但是应当看到，它首先有一个高效的政府.１９４年，世界银行在日本举行的一个报告会，在这个会上，为日本的公务员制度总结许多经验，并认为日本有一个“双爱斯”
（Ｓｍａｌ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政府，就是说，这个政府小而有力，小而高效. 日本的一些做法，可以引为借鉴，按效率原则来设计政府机制，安排公务人员，应
４０２与总书记谈心
该尽快改变因人设处，因人设局，甚至因人设部的制度，改变用强制方式对口设机构的做法.解决了“精兵简政”的问题后，政府把本来可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来解决，不仅能够脱出来更好地履行政府的职责，而且也可以大大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缩减财政赤字. 目前，国家财政支出的确有许多不合理之处. 根据《中国国情国力》１９５年第１期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３年我国小轿车拥有量为２３０万辆，其中当年我国生产２３万辆，各种渠道进口的小轿车大体上也是这个数.这些轿车９５％是公款购买的. 于是，光新增轿车这一项，国家财政全年就要支出买车和养车费用约７００亿元，相当于当年５６１。
４９亿元的国家财政赤字的１。
２５倍！对此，不能不说公车消费是吞食国家财政资金的一个“黑洞”。
进一步看，１９３年末党政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拥有的轿车约２２０万辆，国家财政每年为购车、养车花费约１８９０亿元，占当年４９８２。
４７亿元的财政支出的３７。
９３％. 因此，说公款轿车消费挤占了建设性财政和其他生产性投资，加剧了国家财政困难，并不为过. 至于普遍存在的预算外资金、财政“小金库”
，甚至构成了“预算外的预算外”。
这不仅破坏了财政的统一，而且造成了权力资本和“寻租”等腐败问题. 财政要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要求，就必须努力在自身的开支问题上多下功夫，这样才能杜绝腐败和权力资本等问题，才能更好地用好有限的财政资金.３。
以制度创新的方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国家要有强财政，既要抓好“节流”又要抓好“开源”
，而“开源”的关
与总书记谈心５０２
键是国家的收入形成能力的提高，是企业发展，是个人和家庭收入快速成长. 如何增加收入、加快发展？重要的是资本积累，是不断扩大再生产，增加发展的后劲.就目前而言，对政府财政最主要的贡献者还是国有企业，是庞大的国有资产. 从前十几年改革的经验看，国有资产的创收纳税能力是比较高的，增收增税潜力也很大. 但是，也因经营、管理不善和监督不力，不但国有资产未能达到理想的保值目标，而且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总书记指出，“要搞好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和监督，加快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队伍的建设，形成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机制和制度”。
是的，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其解决办法，一是人，二是制度. 在这里，制度是基础.那么，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去寻找. 经济学的最新研究表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制度，首先是股份制，在这个制度下，国有资产可以以控股、参股的形式出现. 此外，国有资产还可以搞租赁、委托经营，少部分搞独资经营. 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国有资产经营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较好途径，才便于监督和评价国有资产是否保值增值.过去，人们以为股份制是私有制，现在看来，股份制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汽金杯，总股本为９。
７２亿股，其中国家股５。
０９亿，法人股１。
２２亿，个人流通股２。
８亿，这是一个典型的国有控股公司，即使是２。
８亿的个人股，也不是私有制，而
６０２与总书记谈心
是公有制，因为它们是以“联合体”的形式存在的. 在二级市场上，每一个单个人的股份在价值形式上具有排他性、独立性和可分离性，但实物资产形式上则又是共有性的.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除了产权制度改革走股份制道路外，还应当注意股份化和产权交易过程中的灰色行为. 这种灰色行为主要是以权谋私，少数人用国有资产作交易，对此，解决的唯一办法是法治，是施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我们的政府在代表人民管理国有资产时，最重要的是严明的法律意识.４。
“第二财政”必须向“第一财政”并轨. 为了保证中央财政的力度，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将国税地税分开等. 虽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不尽如人意. 不少地方的政府对收国税不予支付甚至加以干扰. 这还可以理解，因为国税与地方利益并不直接挂钩. 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地方政府对收地税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热心，因为地税收得多少，都是公开的，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 这些地方政府真正热心的不是收“税”而是收“费”。各地区的“费”名目繁多，数目惊人，而且“费”的种类实际上可由地方政府制订，收上来后基本上都由地方控制，究竟收了多少外界也很难知晓.人们将由“利税”构成的财政收入戏称为“第一财政”
，将由“费”构成的收入戏称为“第二财政”。在一些地区，“第二财政”收入接近甚至超过“第一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依靠丰厚的“第二财政”收入可以自行其事，无视上级部门甚至中央的存在. 而且这些“费”的支出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为腐败创造了滋生的条件. 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将“暗费”改成
与总书记谈心７０２
“明税”
，将“第二财政”并入“第一财政”
，这是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维护中央权威的一个重要步骤.５。
眼睛不要只盯着国有经济. 迄今为止，我们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仍然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税，而中国经济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国有经济不仅正在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向“半壁江山”迈进，而且它已经是经济增长的主力.财政的振兴除了靠搞活国有经济，使国有资产增值外，也必须学会对非国有经济征税. 同时中国公民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已超过了税收起征点，必须学会征收个人所得税. 通过非国有经济税收与个人所得税的增加而减少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收入.６。
征税，不是请客吃饭，不能凭感觉行事.搞市场经济，财政收入的主体必然要变成“税”而非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征税工作中力度与科学性的双重不足.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实现的国税收不上来，怎么办？
又简单又不简单，说简单是因为只有一个字：严；说不简单，是因为要严起来实在太不容易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苛捐杂税”与“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些字眼是根深蒂固的. 人们一直觉得：收税尤其是对个人收税，似乎就是剥削. 偷税漏税，几乎没有人觉得可耻，对征税者反而倒总有一种敌意. 有的地方在检查自行车税牌的日子，竟然有人为了不交４元钱的税款，而宁可不骑自行车，花１０元钱坐出租车.这一极端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对一个地区来说，当地创造的价值似乎理所应当地由当地支配，国家理所应当地成为“外人”
，尽管国家可能给这一地区作过相
８０２与总书记谈心
当数量的投入. 纳税利国利己的观念，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深入人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为了保证国家事实上也是全民的根本利益，只能是毫不客气地征税.“国税”与“地税”
并举的提法，在实际生活中必然使国税打折扣，只能提必须先保证国税. 而且必须以严格执法的办法，带有一定强制性地征收国税. 中央如果把征税当作请客吃饭，做文章，绣花绘花，一味文质彬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偷税漏税或妨碍征税，必须重罚重判. 这一点新加坡甚至西方国家的经验都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只有让一个集体或个人深深感到偷税、漏税、抗税绝对得不偿失，征税的渠道才能顺畅，才能逐步形成自觉纳税的氛围.征税只凭感觉而缺乏科学的手段与机制也是不行的. 征收个人所得税，通常只把工资作为关注对象，而事实上，不少人名目繁多的其他收入可能相同于工资甚至超过工资，但税务部门根本无法控制. 不实行“实名储蓄制”与金融系统的计算机联网，就无法做到有效地征收个人所得税. 是否实行“实名储蓄制”制度，我国已讨论了多年，现在看来，实行是当务之急.
到底是“分配不公”还是“分配过公”
搞清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问题，还必须搞清个人之间的分配问题，这既牵涉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也牵涉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效率问题.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分配不公”
一直是新闻媒介关注的
与总书记谈心９０２
热点. 人们议论较多的通常是暴发户与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问题，即在市场经济这一块，由于法制不健全，特别是税收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社会上的少数人发了横财，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拉开了千倍、万倍的距离.但是人们通常较少注意到，在体制内这一块，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差距过大性质的分配不公而是“分配过公”即平均主义. 谁都知道共和国的部长与一个普通工人的奉献不能划等号，但是一个部长月收入只有１００元左右，与一个中等效益的企业的普通工人收入相等.在生活中，其实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个日理万机、为工作呕心沥血的厂长费尽千辛万苦，实现了企业税收大幅度增长.按照规定，他可以拿到巨额奖金，但是他最有可能做的是，只拿其中极少一部分，而将绝大部分分给大家. 难道他不明白巨额奖励是他应得的吗？不是，他非常明白，可是他不能那么做，因为一旦拿了这笔钱，他就失去了群众，在群众的心目中，工人与厂长都是人，都应处在同样的生活水平线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干部职工加了多次工资，但毫无例外地都是平均主义.越进行工资改革，知识分子与低文化水平者、高级官员与普通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越小. 这种无视奉献差距的分配制度越来越窒息才能出众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影响大者，有的甚至对目前的社会由感情冷淡到敌视. 一旦风吹草动，最有力量维护国家稳定的官员、知识分子往往情绪不稳，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做这种维护. 这才是最危险的事啊！
俄罗斯近年来经济衰退，按理应该政局严重不稳才是，但令人奇怪的是，社会其实一直呈现比较稳定的状态，原因何
０１２与总书记谈心
在？因为叶利钦总统上台以来，在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官员、企业家、教师、科学家以及军人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 一旦这些“精英”的利益与这样一个国家制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就自然而然成为这种制度的坚决捍卫者. 一般情况下，这些重要的智能型人物就是社会稳定的决定者.我国到了改革个人分配制度的时候了. 如果继续让一个社会的出色人物享受不到与他贡献相等的利益，这个社会就谈不上效率，谈不上飞速发展，就要落后于世界. 平均主义要断送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最应患“寡”
，而非“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点，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意识中. 改革以前，我们以为这是社会主义.“文革”时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大大强化了这一思想. 当时以为，社会主义怕的不是贫穷，而是不平等. 我们的改革，在分配上，就是要突破这一传统观念.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
中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难免的”
、“我们必须坚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共同富裕的政策.”
与总书记谈心１１２
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总书记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务实而科学，这种新的分配思想，就是要根本改变平均主义，消除绝对平等观，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观，将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到现实，从庸俗转到科学的轨道上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现在还不富裕，最迫切的任务是加快发展. 怎么发展？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成效，是提高劳动行为的效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有一个激励机制，有一个让大家愿意多劳动、多作贡献的机制. 对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这才有刺激，才会有竞争. 如果劳多劳少一个样，或者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劳而获，这会产生鼓励懒惰的示范效应.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到了办公室，你每天认真看材料，写报告，楼上楼下，上情下达；而有的人，要么是打开电脑玩“扫雷”
，要么是侃大山，甚至还讥笑勤奋工作的人傻，到领工资时，这种人和你拿一样多的钱，分一样大的房子. 你会怎样想？毫无疑问，你会认为，还是多玩少干的好. 这样一个效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公有制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如果说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中国封建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人心之向背的话，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今天，这种均寡意识就不是社会所能容的了.人们会常常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在一个时代，同在一个地球上，美国比我们发达？为什么同是黄皮肤，有着同样的文化传统，日本比我们富？
为什么同样是搞社会主义，改革以来的１７年创造的财富要比改革以前３０年还要多？其实
２１２与总书记谈心
原因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一条，那就是美国和日本，有一个以竞争效率为基础的奖勤罚懒的机制，我们的改革也在逐步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所以总书记说：“十多年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分配政策的调整，实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
劳动者工作积极不积极，人民勤奋不勤奋，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而要让所有人都勤奋，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奖勤罚懒的制度和政策.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搞了近半个世纪. 但是，直至今日，我们的一些同志，甚至是对社会主义信念十分坚定的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的分配观念还是很模糊.他们不清楚，现代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究竟是什么样的平等？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先富和共同富裕相结合，总书记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八字方针，实际上已经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所追求的平等，不是绝对平均的，而是有竞争、有效率的平等. 不是平等的结果，而是平等的机会和同一的起跑线.经济学常用一个比喻，把经济活动比作一个馅饼，在存在资源稀缺性规律的情况下，如何使馅饼做大一些？关键是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改革以前，我们想得更多的是，对既定大小馅饼的分配，为了平衡，常常要按人头来切块，不问贡献大小. 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馅饼越做越小，每个人
与总书记谈心３１２
分到的份额没有增加. 为什么？因为你搞的是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是反效率原则的，它抑制了贡献大的人的积极性，最后是一切人都没积极性.现在我们讲公平，应该是效率优先的公平，是先把馅饼做大一些后的公平，没有效率的公平，既不符合经济学的原则，又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以前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所有人拿同样多的薪水，住同样大小的房子，便是公平的实现. 实际上，这对贡献大的人来说，是最大的不公平. 我们的制度和政策，过去过于照顾贡献小的人的公平感，而忽略了贡献大的人的公平感，它没有充分体现搞导弹研究的人和卖茶叶蛋的人的区别，没有充分体现拿手术刀和拿剃头刀的人之间的区别. 社会的公平感被扭曲了.曾有一位中国留学生问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秘书：“你每年拿两万美元，而你的教授拿七万，你不觉得不平等吗？”这位秘书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奇怪，回答说：“那是因为他是教授，我是秘书呀！”在这样一种机制中，教授和秘书的年薪差别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没有人有不公平感. 美国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那里机会很多，但是你要想得到一个社会地位高、薪水也不错的岗位，就得勤奋，刻苦，先投入，作贡献. 如果人家靠比你大得多的贡献而获取大得多的回报，你还有什么不公平感呢？在美国做教授，先要有博士学位，如果是个本科生，在大学就只能管后勤，当秘书. 为什么博士比本科生薪水高？因为它投入多，机会成本大，对社会的贡献突出一些. 从美国的情形可以看出，真正对社会
４１２与总书记谈心
对国家有意义的公平、平等完全不是简单的平均主义，它以效率、贡献为前提，以存在差别为前提.或许有人会反问：我们是社会主义，怎么能和美国相提并论呢？
的确，我们搞社会主义，在分配上要有自己的特色，但绝对不应该是平均主义，不应该以牺牲贡献大的人的利益为代价.“按劳分配”不仅体现在劳动的数量上，更须充分体现在劳动的质量上. 马克思当年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 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５８页）。马克思又说：“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的较复杂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 这样劳动力比普通劳动人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２２３页）。现在，新的科技革命昭示了复杂劳动已成为社会进步的主体，能否处理好这个问题关系着一个社会的存亡.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每一个人在考虑要从社会得到什么、得到多少的时候，首先得想一想：我为这个社会贡献了什么，付出了多少.
贡献，既包括劳动，也可包括资本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的需要.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府，有责任保障每个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利，每个公民基本的食、衣、住、行的需要应得到保证. 据此可以认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生存权”构成包
与总书记谈心５１２
括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所有国家收入分配制度的第一个平等原则.“平等的生存权”原则的依据是，生产首先是为了生存，活着是第一位的. 但是，人们通过参加生产活动，不仅希望创造出财富，而且预期获得相应的回报. 如果个人得到的回报与其在生产中的贡献不相适应，特别是回报低于他的贡献时，个人就会感到以等量贡献换取等量回报的平等权受到了损害，这就会挫伤他在下一阶段生产中的工作积极性，社会再生产过程就会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而受到冲击和破坏. 可见，“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平等原则，是现代收入分配制度中又一重要原则.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都不仅仅是考虑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方面，而应是二者兼顾：一方面，政府有责任关心每一个人的生存平等权；另一方面，个人的发展靠贡献靠能力，使贡献和收入相适应，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等量贡献获等量报酬”的制度.为了落实第二个平等原则，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在收入分配中，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原则.”
从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分配实践来看，按劳分配并未真正落实. 等量劳动贡献没有得到等量劳动报酬. 现实分配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回到按劳分配的轨道上来.为了让全体社会成员愿意为社会多作贡献，除了按劳分配外，还要按资分配. 所谓贡献，既包括劳动，又包括资本，包括作为生产力组成部分的资产. 因为资本、资产均是劳动的产物，是劳动的物化，构成生产要素的一部分，是发展生
６１２与总书记谈心
产力所不可或缺的. 当然，资本、资产的占有率的不同，意义也就不同，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而不是资本、资产本身. 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在劳动基础上致富的人，将一百万元投入到社会主义生产中，既可以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又可以增加政府税收，推动社会财富增长，这就是贡献. 按照“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原则，这个投资者应当得到利润，利润是对资本的报酬.“文革”期间反“利润挂帅”
，理论宣传上大讲利润是一种剥削，这个偏见堵塞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利润不是剥削，而是对资本贡献的回报.一笔钱存到银行，或买政府债券，或购股票，均可得到利息和分红；将其投入到实业生产，得到利润，道理是一样的.江泽民总书记讲“多种分配形式并存”
，既包括按劳动分配，按技术分配，按教育程度的高低、职称的高低分配，又包括按资本的大小分配. 我们的分配政策和制度，之所以要承认对资本贡献的回报，是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资本. 可以说，没有资本就没有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须承认合法的剥削，因而也有一部分非劳动基础上致富的人，他们的资本具有剥削性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这种合法的剥削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因而是可以允许的，其所得利的“按资分配”也是合法的和可以允许的.凭借资本获取利息和利润，这是“等量贡献获等量报酬”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利息和利润，是积累和有效使用资本必不可少的激励和约束条件. 如果积累和使
与总书记谈心７１２
用资本不支付利息和利润，资本的产权就被否定，资本的使用者就会随意浪费和滥用资本，而不是精打细算地将资本用于最能创造国民收入的地力.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和资本是不相容的，以为公平的分配权与利润、利息、地租、投机收益是不相容的.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 只要我们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就必须允许资本、利息、利润、合法的投机收益合法存在. 否则，作为经济资源的资本、地产和房产就会被滥用和浪费，就会扼杀对资源管理、经营和有效使用的积极性. 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并不多，通过市场评价和资源产权回报，强调资源（包括资本和土地）
的有效利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适度差别：发展的源泉
承认贡献的大小决定收入的大小，承认资本、利润、利息、租金存在的合理性，就不得不承认差别. 如何看待差别？
以前人们想不通，社会主义怎么能有差别呢？这实在是对社会主义的莫大误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永远是千差万别的，差别就是矛盾，无差别无矛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正是差别、矛盾推动着世界的发展与进步.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它不是乌托邦，不是空想化的太阳城，就一定会有差别，有不均. 我们这块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现实地存在，何况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呢？
总书记说：
８１２与总书记谈心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难以避免的.”这话很实在，它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在经济学上，衡量收入差别程度，有一个指标，叫作基尼系数，这个系数越高，差别越大，系数越小，差别亦越小.１９７８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的基尼系数不到０。
１２，目前已接近０。
４，差别明显扩大了.但是，还未超过日本、美国、印度、菲律宾和泰国等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在０。
４—０。
５之间. 并不是基尼系数越大越好，不是希望政府怂恿差别扩大，我们赞同总书记关于“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的思想.既然是搞社会主义，就应该使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别，比资本主义国家小一些.这既是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们的追求，又是党的政策的基本导向.但是，又应当看到，我们的社会，必须允许差别的存在，并要善于运用差别以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整体上还是比较落后.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不富裕的国家来说，效率、增长、发展尤为重要. 如果不强调差别的必然性，就难以建立起竞争机制，就难以让全社会成员发扬勤奋的精神，就难以让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多生产、多贡献上.越是“蛋糕小”的社会，越要充分认识到差别的巨大意义.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比我们富不了多少，他们只用了近３０年的时间，将一个不很发达的国家，建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很富有的国家. 他们靠什么？主要靠的是市场竞争制度，靠全民的勤奋、拼搏. 有人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能拼
与总书记谈心９１２
搏、最勤奋的人，正是这种拼搏和勤奋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 一个国就像一个家一样，勤则富，懒则穷. 那么，怎样才能让人弃懒图勤呢？
关键是有一个充满竞争气氛的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要存在一定的贫富差别，因为没有差别，就不可能有你追我赶. 在日本，差别是很明显的.１９７９年，日本的基尼系数为０。
８，而美国和英国分别只有０。
４５和０。
３。
从我们自己来看，改革以来比改革以前发展快一倍，人们生活水平日新月异，国家也日益强盛，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逐步建立起一种反平均主义、容纳差别的氛围. 平均主义会断送社会主义，两极分化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因此，适度差别是推动竞争、效率和发展的基本动力.
控制两极分化，关键在税制
有差别，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发展. 这是市场经济的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能违背这一逻辑.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策可以保护两极分化. 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受“均贫富”意识熏陶的国度里，既要通过制度创新的途径，促使国民习惯于有差别、有竞争的生活，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传统.由于人们对差别的承受能力还较低，“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
，所以，我们要通过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
问题是，怎样防止两极分化？江泽民总书记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如下政策原则：“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
０２２与总书记谈心
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五年前的１０月，总书记召集在京的经济学家座谈“二战后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
、“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三大问题，当时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社会主义可以在财产不平等的条件下，通过税收制度和政策，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防止两极分化. 我们现在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缩小过大的差别，将两极分化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最有效的办法，一方面是建立高额累进税制，一方面是构造一个市场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了保证效率和竞争，可以允许人与人之间有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允许财产多的人有高收入，但是，政府可以对高收入者收高额累进税，对低收入者给予社会福利津贴，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办法将高收入者手中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譬如，张三年收入１００万元，李四年收入２００元，二者相差５００倍. 现在，按平均４０％的累进税率，从高收入者手中收走４０万元，同时给低收入者津贴２００元，结果，二者的差别就只有１５０倍了，差距缩小了３５０倍. 如果再加上遗产税，张三的高收入形成的财富，在经过二、三代以后，就可以返到社会中. 日本的遗产税很高，累进税率也很高，它既允许高差别，又鼓励人们多劳动. 这样看来，收入悬殊并不可怕，关键是有一个完善的税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税制很不健全，我们的政府对企业可能太苛刻，而对居民太宽容. 因为实际中的税赋是“一重一轻”
，即企业税务负担重，个人税赋轻，企业已经很瘦了，
与总书记谈心１２
还不断从它身上抽血，个人已经很胖了，还不断给他加营养.有人说，中国人有不愿交税的习惯. 这一说法未免有些简单. 问题不在于习惯，如果你建立了一个强制个人纳税的制度，原来不愿纳税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在美国，一个劳动者挣了６万美元，他首先要做的是拿出２万给政府作税款，实际可支配收入只有４万美元，而且他在用这４万美元买食品、衣服等时都还要交税，此外还要支付医疗、住宅和养老方面的开支.在中国相当多的地方，一个工人年收入５００元人民币，既不要买房子和医疗保险，又不要买养老保险，还不要交所得税，挣了钱，只考虑买吃的和穿的. 表面上看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至少这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资，享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福利待遇的状况也要逐步改变，途径之一就是建立现代税法制度.我们的税法对个人没有约束力，主要是政府下决心不够，是法治不严，同时，还未建立一套完整而现代化的个人收入记录和纳税体系. 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强化税收法治，完善申报体系.
第十章
只有一条不归路：全力参加国际竞争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中指出：“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改变了过去封闭半封闭状态，提高了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对加快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同时要看到，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要认真总结经验，以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为依据，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把对外开放工作做得更好.”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实行对外开放不是别的，就是参与国际竞争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取得了重大成果，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经济开放日趋扩大，二是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对外开放与国际竞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际竞争是不可回避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如果回避
与总书记谈心３２
国际竞争，就永远成不了体魄健壮的巨人，也永远无法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 我国工业曾经在回避国际竞争，甚至在人为地阻止了国内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走过了几十年. 虽然建立起了庞大的工业经济体系，但存在的问题人所皆知，一言以蔽之：远远没有摆脱落后. 最后，还是得实行对外开放，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寻找自己发展的正确道路.一旦实行经济开放，国际竞争就在国内和国外的两个市场展开，这两个市场日益联结、融合，成为国际市场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国民族工业参加国际竞争首先是从国产工业品进入国外市场开始的. 依靠的主要是在资源竞争上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即以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生产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工业品，通过对外贸易，打入国外市场. 但是，近年来，情况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首先，我国经济的日益开放，使得国外的企业也可以利用我国要素市场上的廉价资源.其次，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实行经济开放，那里也会有廉价资源的供给，同我国形成竞争态势.第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的要素（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总之，我国民族工业在资源竞争中的优势正在逐步减弱.这实际上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或必将经历的历史过程，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导致低价资源优势的丧失.从９０年代起，如何增强我国工业品的产销竞争力，开始成为民族工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课题. 当然，这并不排除民族工业可以继续利用国内廉价资源的有利因素. 但是，仅
４２２与总书记谈心
仅依靠资源价格的低廉已越来越不够了. 尽快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并使国产工业品在价格性能比上接近和优于外国产品，是民族工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国产家用电器在国内市场由劣势转变为优势，直至进入国外市场. 我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１９８０年的０。
９％，提高到１９４年的２。
９％，在世界的位次从１９８０年的第２６位提高到１９４年的第１１位. 而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打入国外市场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工业品进入我国市场，于是，我国工业品与外国工业品之间的国际竞争展现为犬牙交错的态势.九十年代以来，民族工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的另一个突出现象是：外国资本大举进入，形成与我国民族工业之间的资本竞争态势. 外国资本以收购、兼并、在与我国企业合资中获取控股地位等方式，将一些民族工业企业转变为外资（或外商控股的）企业. 现在，在有些过去完全是由我国民族工业占据国内市场的行业中，外国资本已形成很大的竞争优势，有的甚至已居主导地位. 例如，化妆品、啤酒、饮料、某些家用电器等等产品的市场，都被外商渗入和不断蚕食，我国产品正大块大块地失去原有的市场份额.总之，以资本实力上的竞争优势对我国民族工业展开攻势，争夺市场份额，以至形成使其产品（包括由其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大范围占领我国市场的态势，已成为一些外国大公司进入我国市场所采取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竞争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提高，这
与总书记谈心５２
突出地表现在：在我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已从八十年代的不到５０％，提高到了现在的８５％以上；在外贸政策上，我国工业品市场的保护度大幅度下降，仍能保持贸易顺差；我国工业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有明显提高.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与国际资本，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相比，我国工业企业在各方面的差距毕竟还很大.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赶上工业发达国家决不是短时期可以做到的事情.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工业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必然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对于我们这样刚刚打开国门十多年、过去工业现代化程度很低的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更不要一见竞争对手的强大就惊慌失措，怀疑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 因为，实行对外开放本来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天真地奢望单方面地从外商那里获得好处，从根本上说，对外开放只是意味着我们有信心、有气魄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我国的民族经济.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与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将利用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有效的途径.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我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进入我国. 外资的进入，带来了资金、技术、
６２２与总书记谈心
管理经验，使我国工业进一步接近国际市场，同时也扩大了就业，增加了我国员工和政府的收入（税收）。引进外资的多少甚至成为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当我们庆贺引进外资的成功之时，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如前所述，引进外资并非只是引进一种可以为我所用的资源，而实际上同时也引进了国际竞争的一种最激烈的形式，引进了一只要在市场竞争中与我国的民族工业一争高低，以至试图大口吞食我国民族工业领地的“怪兽”。例如，一家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建设，形成了相当的生产能力，一天，一家外国公司购得了这家企业的全部或大部分的股权，此后，无论这家企业再生产什么产品，往哪里销售，它都不再是纯粹的“中国企业”了.换句话说，你经过几年、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一座企业，在资本市场运作或企业产权交易运作的转瞬之间不可思议地完全改变性质，成为不为你所拥有和控制的东西.在资本实力的竞争中，你可以“利用外资”
，但外资也要利用你. 究竟是谁利用谁？取决于各国企业间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利用外资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利用外资”？
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规则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依赖于交换. 你要“利用外资”
，就必须用“被外资利用”
的条件去同外国人（外商）交换. 让外国人分享利润，赚比在他们的国家可以赚到的更多的钱，这是最起码的条件. 不过，这样的条件只能满足“胃口”较小的外商，所以我们从
与总书记谈心７２
中也只能获得不太大的利用外资的利益. 要想更多地利用外资，你就得出更高的“被外资利用”的价码，即满足外商更大更多的要求. 那么，“胃口”很大的外商要求什么呢？他们要占有你的市场，要兼并、收购你的企业，要控制整个行业……，资本的“胃口”是无限大的，这本来就是它的天性.从这一意义上说，１５０多年前用炮舰作后盾的外国资本同今天打着“为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旗号的外国资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用“帮助”
、“友谊”之类的美好语言来粉饰资本的天性，不是虚伪就是愚蠢.不过，更愚蠢的是，因为担心或惧怕外国资本的“侵略”
本性而拒绝引进和利用外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发展生产力的“第一推动力”。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拒绝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就是拒绝先进的生产力！
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引进外资，而在于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利用外资，使外国资本在获得自身利益的同时，确实也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或者，用更客观的语言来说：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使外资的进入对我国所产生的影响，利弊相抵后的“净效益”为正？
实际上，至今为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一种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是只有利没有弊的，所以，要使一种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获得最大限度的有效性，绝不能只靠单项“偏方”。对外开放也绝不会例外. 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一开放就灵”
，或一引进外资就如同服下了“万灵仙丹”
，经济现代化的“奇迹”必然出现. 天底下不会有这种省力的
８２２与总书记谈心
便宜事.吝啬的“上帝”从来不让人类“两全其美”
，人类在许多时候所面临的最大难题都是：“痛苦的利弊选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选择绝对的对外封闭或绝对的对外开放（试看自称“开放”的美国和经济“最开放、最自由”的香港地区，可以允许任何外国人和外国资本自由进出吗？）
，因为，绝对的对外封闭和绝对的对外开放都是弊大于利的，于是，只能在绝对的对外封闭和绝对的对外开放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寻找净利益的“最大值”。
不要讳言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会让我们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各国日益走向开放的世界，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懂得了：只要不无视条件、无视国家根本利益地走到极端，更大的开放比更多的封闭更为有利.
能拿来的拿来，拿不来的我们自己干
正是国际资本进入我国，同我国民族工业形成竞争态势这一事实表明：一方面，对外开放是发展我国民族工业，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绝没有第二条道路.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道路绝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平坦大道，实行对外开放就是参加国际竞争，就是要到国际市场上去拼搏，就不得不准备经历一次又一次“敌”强我弱的苦斗，求受一次又一次竞争失利的磨难，这就是现实的逻辑！无法回避的客观逻辑！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只
与总书记谈心９２
有一条不归路：投入国际竞争的旋涡，经受国际竞争的磨难，赢得国际竞争的考验.不能在国际竞争中自强，就会在国际竞争中灭亡，这就是我国的许多产业面临的严酷现实！一个国家要赢得国际竞争，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放弃自力更生，就意味着失去了赢得国际竞争胜利的信心、勇气、魄力，因此，连取胜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通过引进外资，我们可能得到什么，不可能得到什么？能拿来的拿来，拿不来的就必须自己干：利用外资可以获得资金，但获得资金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这种代价我们是付不起或得不偿失的，此时，必须靠自己的资金积累和投入.利用外资可以获得先进技术，但一般不可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 道理再简单不过：外国公司是我们的合资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外国的竞争对手决不会将有可能对它自己形成竞争压力的最先进技术、最有市场潜力的新产品设计转移给我国企业. 中国有句俗话：“师傅教徒弟，总要留一手.”
何况，外资并不总是我们的“师傅”。所以，没有自力更生的创新能力，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技术现代化和工业产品的高附加值.引进外资可以使一些工业部门较快形成生产能力，建立起一定的发展基础，但任何工业部门要真正站得住脚跟，不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是绝对不行的. 极端一点说，完全靠外资，只能形成中国土地上的外国“殖民地工业”
，不可能有中国自己的工业！
０３２与总书记谈心
所以，总书记说：“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要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把引进和开发、创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优势；要利用国外资金，但同时更要重视自己的积累.”
这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至理！
总书记还说：“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要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
这是集我国几十年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得到的正确认识.是实现自力更生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是真正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是愚蠢的自我毁灭，自我“开除球籍”。
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对外开放的前提，没有力量的民族不能抵御对外开放的冲击，终将被外来的洪流所淹没，尽管开放也带来了许多利益. 自力更生是获得对外开放的最大利益的基础. 另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大踏步地走进国际经济，是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真正有效途径. 所以，做到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统一，是任何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法宝.
在更高的水平上对外开放，就要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民族工业
江总书记再次重申：“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
与总书记谈心１３２
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并且提出”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因此，必须在更高水平上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际上通常用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来衡量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而到九十年A代中期，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甚至大大超过了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的美国.美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１５％左右，而我国已超过４５％！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这种特点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把握：第一，我国已从一个弱国发展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因而国际比较利益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存在很大的结构差异，我国产品与重要贸易国之间存在很强的绝对比较利益关系，基本的国际分工关系是：我国以初级产品换取外国的制成品. 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同世界主要工业生产国存在很大的差距，加之当时衽较严格的保护政策，所以，外国的一般工业品很难进入我国的工业消费品市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产业升级和技术扩散导致我国工业品的档次与其他工业生产国逐渐接近，差异性缩小，替代性增强，而可替代性越强，工
２３２与总书记谈心
业品之间的市场竞争就越激烈；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需求结构也逐渐与其他国家相接近：例如，过去我国主要生产和消费低档工业品，外国的电视机、照相机、电冰箱等对我国大多数居民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奢侈品”
；现在，我国居民也要购买电视机、照相机、电冰箱等高档商品，于是所有的工业生产国，尤其是工业大国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都看中了中国这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 也在此时，我国也建立了许多生产这些已属“大众消费”品的工业企业，而且，生产能力迅速扩大. 到九十年代，我国已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市场容量第一次成为关系我国工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总之，十几年来，我国经济与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国之间的结构特征差异和比较利益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我国与其他工业品生产国之间的产业竞争大大增强了.由于比较利益关系的变化，我国工业品出口的战略目标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主要追求“创汇”目标转向更注重成本——效益目标.过去，产品出口主要是为了赚取外汇，用以购买我国不能生产的外国工业品，特别是我国无力生产而又极为需要的机器设备，所以，进出口的赢亏问题并不十分重要（企业亏损，政府可以补贴）。现在，出口主要是为了获得盈利，所以，成本——效益关系变成第一位重要的因素.这样，我国企业开始真正进入了国际市场竞争的旋涡.不仅如此，随着我国工业品结构的不断升级，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较高的产品在工业品中的比重大大提高，这使得工业品的国际竞争更加白热化，影响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各种
与总书记谈心３３２
因素的重要性都凸显出来. 因而，只具有单方面优势的产品（大多数传统产品都是如此）不再能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第二，我国市场从严密封闭到大幅度对外开放，使国内外市场逐步融为一体.随着经济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我国工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涵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主要是争取产品出口，更多地进入国外市场，发展到必须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同外国产品进行市场竞争. 由于我国潜在市场巨大，对有些工业品来说，我国已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开发的大规模市场，所以，各主要工业品生产国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一个半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工业品无法大规模进入贫穷、落后、封闭的中国，列强们企图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于是，演变出一部苦难和悲壮的中国近代史.今天，中国不再贫穷、落后，也不再闭关锁国. 中国怀着强烈的自信心，大开国门，中国要到外国市场上去争一块地盘，也欢迎外国到我国市场来一争高低. 有点像足球比赛的“主、客场制”
，你来我往，公平竞赛. 换句话说，我国工业品同外国工业品之间的国际竞争“战火”从国外烧到了国内，对我国的企业来说，从过去的小规模跨海“远征”作战，变为不仅要到外国去开展战略性“攻坚战”
，也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和院墙内同外国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和“肉搏战”
，这可以说是中、外企业在包括我国市场在内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不分前方、后方的“全方位的立体战”。
随着国内、国际市场的沟通、融合，企业的行为和制度
４３２与总书记谈心
必然发生许多变化. 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我国与外国工业之间的竞争从主要是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发展到大企业及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这将使国际市场结构发生质的变化，许多行业都成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寡头竞争市场）
，因而各国大型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具有全球战略的性质.第三，我国经济从单一利益格局发展为多元利益格局，从而使国内、国际竞争相互交织，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竞争关系.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使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态势完全改变了面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在同外国企业的关系上基本上是“一致对外”的，因为，当时我国经济体制的利益结构趋于单一化.即使是在实行改革开放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企业的进出口自主权一直受到严格的限制，少数几家国有外贸公司之间有较严格的分工，所以，在对外关系上基本上仍然没有国内竞争.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国企业（包括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之间、地区之间在发展国际经济关系上也有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因为，我国经济利益关系已经多元化，加之国家政策协调能力不足，各企业以及各地区间已很难做到“一致对外”了. 所以，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交织在一起，竞争态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利益结构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还使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外企业之间既可以竞争，也可以合作、联合，“对手”与“伙伴”的角色随时可能发生
与总书记谈心５３２
变化. 甚至，有的中国企业或地区还会把和外国企业联合（采取合资、合作、联营等各种方式）作为同本国其他企业或其他地区竞争的手段. 我们不必过分感情激愤地谴责这种现象，因为，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必然使中外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变得“敌友难分”。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历表明，国内竞争对国际竞争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国内竞争有利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而要本国企业在发展国际关系时一定要“一致对外”
，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即使能够做到，也并不一定有利于本国企业参加国际竞争，其长期效应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一致对外”的政策和体制未必可取. 另一方面，在国际竞争中，本国企业无节制地“自相残杀”
，会产生“渔翁得利”或“肥水流入外人田”的不利后果，所以，无视本国企业或地区在进行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内斗”行为，也不是正确的政策.如何使在这两方面的权衡中把握适当的政策尺度和政策力度，是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组织政策的关键之一.第四，我国经济同外国之间从“锋线”竞争发展为“多角”竞争，促使国际竞争策略升级.八十年代以前，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比较单纯，主要只是贸易竞争，即在对外贸易领域，尤其是在出口贸易环节中进行，对我国来说感受到国际竞争压力的主要只是与外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关的企业，形象地说，那时的国际竞争只是在我国同外国贸易往来的“锋线”上展开. 九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的形式大为改变，即向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伸展. 从一般的贸易竞争，发展为大规模产销竞争、技术
６３２与总书记谈心
控制竞争和资本实力竞争，国际竞争向“多角化”
、“立体化”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工业生产国的政府也被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工业竞争，战略性贸易政策成为各政府支援本国企业的手段；政府之间就贸易政策进行的“讨价还价”本身也成为国际竞争的组成部分. 例如，西方国家在有关中国恢复“关贸”缔约国地位和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态度，绝不只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信仰和坚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它们“国家利益”的维护. 同样，我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也必须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机晚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可以说是错过了六七十年代国际竞争形势比较宽松的时期. 当我国工业大规模发展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世界经济的竞争态势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各国都以前所未有的“严阵以待”的临战态度来面对国际竞争，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在国际竞争策略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政策和战略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敏感. 连美国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小气”和斤斤计较，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或西欧国家，以至一度“援助”过的台湾，都是贸易摩擦接二连三，动辄就威胁要动用“３０１条款”或实施什么“经济制裁”
，完全不再有往日自诩的那种“大家风度”。
我国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打开国门，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的. 所以，我国的实行外开放的实质就是，要以很大的胆略和自信勇敢地参与国际竞争，通过赢得国际竞争
与总书记谈心７３２
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因此，振奋精神，有所作为，认真研究对策，采取有力措施，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发展我国经济的关键. 不能在国际竞争中自强，就会在国际竞争中灭亡！这已成为我国许多行业面临的严酷现实.总之，对外开放和国际竞争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对外开放的扩大同时就是国际竞争的加剧. 我国十几年来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我国工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态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使国际竞争第一次成为关系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高速增长”四个字来表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我国工业发展的主题；而如果也要用四个字来表明未来十几年以致几十年我国工业发展的主题，那就将是：“国际竞争”！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是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形势下，我国经济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民族工业，必须依靠更有效的国家政策
从根本上说，发展民族工业必须走扩大开放和参加国际分工、国际竞争的道路. 但不等于说不需要国家对民族工业的支持.如前所述，在今天这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上，实际上各国政府都在介入国际经济竞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本国企业，尽可能为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提供有利的条件.过去，一国政府帮助本国企业的最常用手段之一就是实
８３２与总书记谈心
行保护政策. 传统的保护主义政策的主要意图是对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或外国竞争对手进入本国产业设置障碍（或壁垒）。
这种政策今天在一定范围内还可以使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以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某些特殊行业（例如纺织品）
，有理由实行保护政策. 尽管如此，保护也是有限度的和有时限的.从世界范围看，实行自由贸易、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方向，保护主义至少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合潮流的和无利于国际经济发展的. 所以，即使需要保护，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有趣的是，与保护政策相伴的往往是优惠政策，即为了吸引外资或发展对外贸易而向国外合作伙伴提供各种特别有利的条件，因而使外商能够享受比本国企业还要优越的待遇，人称“超国民待遇”。
这种保护和优惠并存的现象正是我国八十年代以来对外经济政策的显著特点之一. 这样的政策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正在走到它的历史终点. 新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是：保护政策和优惠政策都将日趋减弱，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将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最主要内容之一.不过，自由贸易也好，市场准入、国民待遇也好，“世界大同”毕竟还不是今天的事实. 所以，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一定会更关心本国企业和本国产业的发展，有责任给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以更多的“关照”
，如果不是这样，甚至连政府本身的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一回事，实行保护和扶持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又是一回事，两者都不构成否定对方的理
与总书记谈心９３２
由. 因为保护不是保护垄断和落后，而是希冀先在国内竞争中壮大起来；扶持不是姑息，而是扶持民族工业去与外国企业竞争. 应及时制定和采取一切有利于增强民族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和措施（例如很行优惠支持）。
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将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和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视为对立的东西. 好像一说要实行对外开放就再不能说发展民族工业，更不能说保护和扶持民族工业，否则就会被斥为“保守”或“反对对外开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缺乏经验，或者制度不完善，也不排除某些人为了个人的私利，在与外商的交易中，发生了不少有损我国民族工业和国家利益的事情. 有些事情外商可以做，却不允许我们自己的企业做. 例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百事可乐公司可以在我国各地建立那么多的罐装厂，而我国自己的饮料企业却由于种种限制而做不到；不少采购项目，有意排除本国供应的可能，即使本国企业可以供给，也非要买外国的不可；特别是在有些涉及企业产权（包括无形资产，例如产品商标）转让的交易中，我国企业“上当”
、“吃亏”所受的损失和伤害，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有人大声惊呼：“中国民族工业是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外资大肆抢占××市场，我国企业可能‘全军覆没’！”
“中国会不会沦为‘殖民地经济’？”
这些情况都值得政府注意，以及时制定有关法律和政策，采取相应措施. 但是，我们不能因看到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例，就对全局的判断失去客观性. 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看，我国民族工业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是不断增强的，民
０４２与总书记谈心
族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主体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一些需要高投入、高技术的行业以及一些积几十年艰苦经营才能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行业，我国企业在短期内不可能有与外国大公司一争雌雄的实力，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失利或暂居弱势是可以预料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现在，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我国已开始有可以与外国公司进行较量的企业，这些企业将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脊梁. 政府的责任是，要为这些民族工业脊梁的企业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并且，创造能够出现越来越多能成为民族工业脊梁的大型企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严重的问题是政府行为. 政府没有集中精力及时制定有利于提高民族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各种法律和政策，而仍是政企不分，条条块块都更多地把自己精力放在直接管理民族工业上. 这不仅是一种失职，而且处处管住企业，使我国企业失去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活力. 政府应该做政府的事，放手并积极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倾全国之合力，还怕民族工业在国际竞争中不能获胜.总之，政府为民族工业的昌盛培植沃土，企业为民族工业的发达竭尽全力，每一位中国人都为发展民族工业投入一份热情，中国的民族工业就一定会有辉煌的未来，中国经济就一定会成为世界强者之林中的一员.
第十一章
路在何方：中央就是中央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大、地区差别十分显著的大国. 在这里，有效的国家管理总是涉及到合理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如何形成和行使的问题，而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触角不可能、也不必要延伸到国家的所有层面，这又涉及到地方层面的活力问题. 就上下的行政关系的处理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相互进行“委托”的关系，即中央政府通过适当途径“委托”下属政府来实施对相应层级的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而下属政府则“委托”中央政府来管理其自身无法管理的、更高层级的事务. 当然，在这组关系中，中央政府无疑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之间关系的协调，将不仅决定各级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有效性程度，也涉及到整个国家事务的协调程度，对社会经济的顺利运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切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求解
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大的关系之一.协调这种关系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
２４２与总书记谈心
从总的方面看，在改革开放以前，地方积极性因为中央的过度集权而受到较大的压抑，不但使经济发展失去必要的动力，也使行政关系逐渐变得更僵化. 对“全国一盘棋”的原则的强调，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实现方式；在许多社会经济事务的处理方面，保持了“一盘棋”格局，但那是一盘近乎无生气的死棋，因为棋子个个都不具备必要的活力.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社会历经像“大跃进”
、“文革”这样的大动荡而不崩溃. 如果这种论断成立的话，它所证明的是，如此格局能承受住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而不能证明这样的格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恰恰相反，它却成了“大跃进”
、“文革”这样巨大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破坏是空前的. 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社会经济发展是全党上下一致公认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全新的标准来评断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合理性.依循与过去中央政府过度集权相反的思路，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了向地方政府放权的进程. 果然，不用注入大量的资金，也不用进行大规模的思想动员，地方上出现空前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棋盘上的棋子活动起来了. 这种活力来自地方的自主权，来自各地方之间的竞争. 但是，盘面的混乱也开始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地方对中央政府的统一号令，开始结合以自身利益之得失加以考虑，对那些被认为不利于自身的政策采取消极态度.更常见的情况是，完全是因为结构性原因（放权政策本身的不完善）
，出现了“地方坐大”的后果，这主要反映在中
与总书记谈心３４２
央与地方在财政收支比例方面的巨大失衡，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矛盾. 如中央财力不足而使许多重要的投资项目不能上马，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下降，政令的畅通成了问题.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过的那种“乱哄哄，各行其是”的现象愈演愈烈.这样看来，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面临着许多难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威的下降是有关系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地方积极性能否被调动起来，又一直是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具有足够的活力的关键. 经过十多年时间的改革开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现了如上所述的两难局面，即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放”
、“收”
之间的政策选择看来不仅仅是具体的做法的差异，而是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层次矛盾的反映，它反过来又影响到这些矛盾的演化程度和方向.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对我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总书记提出了处理这对关系的总的指导原则. 有了总的指导原则就应积极去落实，也就是说应该紧紧围绕着这一原则，就许多具体的问题加以深入探讨. 因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所出现的矛盾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且，现有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政策如何发挥实际的效用也还有许多不明之处. 这都需要进行更具体的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大思路和有效措施.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４２与总书记谈心
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进程活脱脱地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与社会大局之发展、稳定的紧密联系.两千年以前的战国纷争最后归于大秦的统一旗帜下，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正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的制度建设. 历经战乱以后，这种政治选择有其必然性. 所以，以后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之间的斗争，若以统一为结局的话，都出现高强度的中央集权取向. 由此形成一种明确无误的政治期待：非高强度的中央集权不足以收拾这“破碎的山河”。
中央集权的合理合法性基础形成了两千年深厚的传统.这种政治期待的背后是对动荡、战乱的恐惧和抵御. 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分分合合”的悲喜剧，使人们对上述结论找出了逆向推理的根据：凡是出现动荡、战乱，大都是中央集权沦丧的结果. 本世纪初辛亥革命后不久就燃遍全中国的动荡、战乱之火，又一次促使人们去作这种逆向推理.号称“军事强人”的袁世凯因为称帝而遭到各路革命力量的讨伐，最后失去权力. 中国进入一个军阀混战的悲剧时期，盘踞各省的大小军阀们或是互相开战，或是趁乱打劫，整个中国陷入无序状态长达十多年，民生凋蔽，经济萧条，实在混乱不堪，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在许多人看来，缺少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行政的和军事的权威，是这段苦难历史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权威呢？袁世凯及其以后不断进入北京企图坐镇天下的军阀们，何尝没有
与总书记谈心５４２
作过种种努力，但统统归于失败. 这除了他们过分迷信军事力量的无所不能之外，还是因为全国上下并没有找到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原则. 那真是一个各种主义、信仰、学说互相混战的时期，也是一个极为需要统一的中央权威的时期. 所以，一旦中央政府拿不出一个让上上下下都能认同的原则来并有效地付诸实施，就等于是说，中央政府没有完成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也就没有起码的权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委托”关系就很难实现，更谈不上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了. 这段历史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在当今世界上，因为中央政府权威的缺失而导致的国土分裂、民族冲突、军阀混战的一幕幕悲剧久演不衰. 以南斯拉夫为例，这曾经是一个有着高强度的中央政府权威的国家，正是靠着这种权威，在欧洲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民族纷争被牢牢地压抑住了. 但是，中央政府显然把强力压制的能力与中央政府的权威混同起来了. 结果，在进入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强人铁托总统的去世，被压抑着的各种矛盾开始爆发出来，对此，中央政府束手无策，权威荡然无存，最后国家分裂，而且伴之以极为血腥的民族战争. 不能说历史没有给铁托以机会来改造和完善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但他没有去做，没有从长远角度出发，积极地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协调机制，结果，在世一朝平安，死后洪水滔天.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中央政府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问题是如何运用这种地位，从国家、社会、民族的长远前途出发，确立起合乎理性的原则和具体的运行机
６４２与总书记谈心
制. 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很多，但图一时之安稳，放弃或错过实现积极的机制改造和建设的大好时机，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教训之一.在这方面，依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化的新格局、新问题、新趋势作出明智的判断，选择正确的政策目标和有效的实施途径，是最为重要的. 对已经出现的矛盾，要立足于用新思路、新办法来解决，不能一味空想用走回头路的办法来回避矛盾，回避对一些事关全局的问题作出决断.
“诸侯”意识何时可休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地方及其地方政府.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带来的问题着眼，来强调地方的积极性，强调地方政府的权力的重要性，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这说明，我们对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运行规则以及所面临的……有了新的认识. 如没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格局的大变化，没有对地方权力的“松绑”
，这种新认识是不可能形成的，或是形成了，但只是纸上谈兵.面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得出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的理解是自然而然的，但是，这不意味着“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构图要被推翻. 恰恰相反，在地方经济活力大大增强、地方政府权力有所强化之时，更需要把握全国的总体格局. 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应该有权力与义务相应对等的概念，这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基础性概念.
与总书记谈心７４２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在获得了一定的权力以后，在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同时，对中央行政权威的怀疑和抵触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了. 主要表现为，依仗一定的经济实力，不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有形或无形地以地方“诸侯”自居，遇事多强调本地区的特殊性，以此来为不执行中央政府之政令开脱. 从中国几千年的小生产基础及其政治传统来看，“诸侯”
意识与前述“中央集权”意识同样深厚. 对“诸侯”意识决不能轻视.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末叶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利益主体多元格局使地方政府正在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它在考虑某种政策措施的后果的时候开始追求对自身最有利的途径.这是近十多年来的新的社会事实.被给予的一定的权力就意味着这种权力被用来谋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可能. 对此，中央政府的放权政策框架中应该有对应的做法. 现在看来，事先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 这实际上在助长地方政府追求不恰当的独立性.对地方政府官员予以“全国一盘棋”思想的教育是克服这种“诸侯”意识的办法，但不是好办法. 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关键是我们没有健全的机制和规则. 这等于是在说，当收权的时候，“诸侯”意识可以有所收敛一些；对这种思想的根蒂则丝毫无损，一旦有合适的时机，“诸侯”意识就会再度膨胀起来. 如此往复，直到不可收拾.我们很少意识到，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的收收放放本身在不断磨损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威. 虽然从本意上我们是想
８４２与总书记谈心
通过这种措施来探索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佳解决办法，但对已经有较强的权力行使意识的地方政府来说，不依据稳定的规则、不依靠稳定的机制来进行这种探索，是中央政府开始丧失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的行政控制力的表现. 现实是，如今的地方政府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活动空间来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作出消极的反应.这种“博弈”关系的形成是“诸侯”意识大大膨胀的强刺激因子.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央政府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应是协调好这种关系的有利因素，其前提是有明确的规则和健全的机制. 而我们所缺的恰恰是这一点. 所以说，近年来，地方主义倾向的抬头，与其说是地方经济实力大大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则和机制还不适应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新格局.要使“诸侯”意识进入历史的垃圾堆，就必须对被事实证明已经不能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实施有效调节的规则和机制进行改造. 老的规则和机制不休，则“诸侯”意识难已.
放权让利走进死胡同
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 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应当充分加以肯定.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有的地方和部门过多地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应当由
与总书记谈心９４２
中央集中的则集中不够，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变了以往中央高度集中的分配格局，实行放权让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转制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其收益之巨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充分肯定这一重要经验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放权以后，由于政府职能没有根本性转变，结果放了又收. 而下级政府以及企业在获得部分权力后，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度，摆脱控制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 因此，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利益分配方面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提倡“中央的蛋糕要做得大一点”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黑头（指法律文件）不如红头（指党的文件）
，红头不如口头（指领导者个人说了算）“
、“经济要发展，法律要松绑，红灯要敢闯”
等，都是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反映.上述矛盾和问题的出现，究其根本原因，关键在于我们所实行的放权让利还是没有跳出传统的行政圈子，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放什么权？
在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建立之前，所放之权实质上都是计划经济之权，于是中央计划经济变成地方计划经济，企业及其他社会群体，以及公民个人并没有获得多少中央放权让利而产生的权益. 地方截留的全部或大部分权利自会有所作为，各地方之间的竞争更增强了活力. 但这种竞争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活力有限，而且滋长地方保护主义，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必然加大了地方差距，而某些竞
０５２与总书记谈心
争胜利的经济发达地方自然容易产生“诸侯”坐大. 二是怎样放权？放权让利的方式不是首先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各自职责，从而建立新的权利运行机制，而是完全由行政机制发挥作用，即这种放权让利只能取决于中央愿意放多少权、放什么权，取决于地方能争多少权、争什么权. 这种行政性分权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出现盲目性和极端性. 其最大后果是：地方势力膨胀，阻碍独立企业和统一市场的建立，削弱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资源无法自由流动，中国还是一如既往地处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状态. 另一方面，这种放权方式因为是行政手段，从而今日可以放权，明日也可以权权，为有形无形地恢复中央集权提供方便，因为放与收原本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之内进行的.从另一角度看，由于我国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市场缺乏充分吸纳由国家控制下释放出来的权力的能力. 并不是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享受中央放权让利而提供的权利和利益. 那些享有传统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因其地位和手中的权力而具备了超过市场的吸纳能力. 同时，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制约机制随之瓦解，而新的制约机制尚未建成，因而缺乏对这些拥有传统权力资源的力量的约束，于是这些群体与个人便可以利用其地位与手中的权力，或者截留中央下放的权力，或者将自己的私利掺入中央的政策之中，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权力资源获取各种利益，并由此形成自主性的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地方、部门、行业对自身利益追求的膨胀，建立在利益分割基础上的不同的社会集团日
与总书记谈心１５２
趋形成. 为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这些社会集团将会想方设法从中央获取更多的权力，最终架空中央或将中央变成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这一情况表明，通过放权让利取得巨大收益的机会已不复存在，这一方法已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制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大障碍. 如任其发展，势必会在利益分化基础上形成对抗中央的利益集团，并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 因此，改革发展到今天，有必要对放权让利的利弊得失进行重新审视.放权让利在推动地方经济迅速崛起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还引导着地方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条件以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地方自成一体的倾向日益强烈，形成了“诸侯经济”的分割化局面. 地方本位主义抬头，地区经济目标成为优先选择，各地方都倾向于构造相对完备的地区产业结构，特别是都偏向于集中大量资源投入受益率最高的重型产业，以及为吸引投资营造大型基础设施.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央的产业规划形成了一种抗力. 结果使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已成为一种刚性；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由于资源过于分散而长期难于真正形成国家优势产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造成很大浪费. 不仅阻碍了全国统一产业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而且不断陷中国经济于冷热交替的恶性循环之中.放权让利在推动我国经济转制的同时，也引导着一个走向某种“税收联邦主义”的过程，它集中表现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在ＧＮＰ中的比率与中央财政收入在ＧＮＰ中
２５２与总书记谈心
的比率一直在同时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在ＧＮＰ中的比率从１９７９年的３１。
２％下降到１９２年的１７。
５％，中央财政收入在ＧＮＰ中的比率从１９７８年１９。
５％下降到１９８９年６。
９％.这种状况带来的突出的不利后果是：财政赤字连年发生，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以致中央在履行其必要职责时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地方政府通过竞相吸引外资和其他资金来保证预算外资金的迅速增长，以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增强又成为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源之一.上述状况由于１９４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已有明显改变，但税制改革要全部到位并真正巩固中央财政的实力地位，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放权让利在扩大地方管理权限的同时，又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过分膨胀，权力机构极端庞大，经济干预过多，而中央却缺乏有效的方法来控制过分膨胀的地方权力. 一些地方官员由于地方利益的膨胀，将其对国家的忠诚转为对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的较小集团的忠诚. 中央的措施在地方往往会被打折扣，不管措施多么强硬，仍然在某些地方遭到抵制.总之，以上种种都是放权改革所支付的成本，问题是现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所支付的成本已越来越有可能超过改革收益，整个社会将再也难以承受继续支付这一成本了，放权让利已走进死胡同.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面面观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观念在许多地方领导人那里十分
与总书记谈心３５２
盛行，这是很有吸引力的观念，对所在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是一句最有感召力的“竞选”
口号，对地方领导人来说，它又是用来对中央政府的某些政策采取“趋利避害”反应的最好借口. 应该说，地方利益的清晰化，是这种口号流行的根由，它还把地方官员与民众的关系作了有点庸俗的解释. 这是传统的“父母官”意识的现代变种.我们可以发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法所强调的本意，包含了地方官员的责任感，但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就可能产生相反的效应，不但无法真正体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观念，反而突出强调本地区利益的特殊性，从而暗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本地利益至上. 这种观点导致有些地方领导人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立场，违抗统一政令，破坏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使新的经济体制的运行迟迟达不到预期结果. 问题是，由于现阶段结构性矛盾还一下子解决不了，地方政府的这种以“一方”利益来破坏整体利益的作为往往得不到及时而足够的惩罚；相反，在许多问题上，在许多时候，违命不从的行为能够“造福一方”。这不仅是中央自毁权威，反过来又助长了“为官”者们的独往独来的习惯.所以，对中央政府来说，如何使这种有损于全局的“造福一方”的行为难以达到造福的目的，从而破坏这种行为的既定模式，是问题的关键. 这并不意味着要强求地方利益与全国利益的完全一致性，而是要明确：地方利益的满足和实现决不能以全国利益的损失为前提；地方利益与全国利益的不一致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需要进行耐心而细致的调节，
４５２与总书记谈心
现有的规则与机制的完善丝毫不意味着可以无视调节的必要性，也不意味着可以随便损害整体利益来满足和实现地方利益.“造福一方”
的观念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含有以所谓的道义力量来支撑对付中央政府政令的倾向. 身在地方的官员为地方谋利益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选择. 过去，由于行政体制的僵化，以及对地方利益的极度忽视，使得这种“本能”力量未有实现的机会.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对这种“本能”力量的强调是必然的，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本能”
力量得以释放以后，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是对这种力量的超越，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来看待一地一时的发展及其前景. 这是对全局的发展富有道义责任的超越.而现在，缺的就是这种超越. 这不是回到五六十年代的那种以地方利益和活力的极度忽视为代价的“一盘棋”
格局，而是要摆出一盘子子皆活的棋. 在社会经济格局日益趋向开放的今天，固守“造福一方”之信念可能使地方得益于一时，但绝难得益于长久.
不能不涉及民族关系问题
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民族关系的含义. 对此，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掉以轻心. 在中央政府的战略构想图中，民族地区问题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 这一关系的处理不仅关连民族团结大业，也与国家的完整统一密切相关.
与总书记谈心５５２
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均给予特殊的关照.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集中的体现.在民族地区，因为社会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方面的差异，在行政管理方式上采取特殊的办法是完全必要的. 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在强化政令统一的同时，也强调各地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具体的政策措施，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政令. 这对民族地区来说，尤其重要. 但这不是说，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以此对中央的统一政令置之不顾.民族关系的处理是民族地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保持民族地区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一是保持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和谐关系. 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 不能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得很圆满了.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大发展，民族地区的社情民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由于对外开放格局的逐步形成，处在边疆地域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出现了新的动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也在增长.许多迹象表明，这将是一个较长期的现象.这是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在这方面，如何保证民族经济大发展、保持民族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特点是首先要认真处理的问题. 多民族国家要长久地整合在一起，不是要把各民族的特点统统抹煞掉以求形式上统一，而是要造成一种有高度容纳性的体系，容纳性指的是国家完整的概念对所有民族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同时它给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与特性提供充分保存和发展的自由空间.
６５２与总书记谈心
中国现在面临的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汉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占领导成员的绝大多数，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和中央与民族地区关系问题，在许多方面是重合的. 多年以来，中央政府花了极大的努力来协调这种关系，如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持、扶植民族文化事业等. 这对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格局的巩固，起到了显著作用.随着民族关系问题的日益复杂化，相关的制度建设的任务显得极其迫切. 以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解决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最基本原则和方针，现在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变化的趋势对这一政策进行改革与完善，使这一原则和方针更加具体、更加有效，促使相关的制度更加正确、更加稳定，最后促使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然地自由地走向融合，在统一的大市场内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多年来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稳定了，民族关系也就稳定有望；政策的稳定就有赖于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的目标是民族平等，国家繁荣. 各民族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中国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国家繁荣了，各民族共同享有繁荣的成果，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平等. 国家利益第一，国家至上. 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认真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干部交流从行政命令转向法律化
与总书记谈心７５２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从制度上保证干部交流正常、有序地进行. 这种制度不是传统的“五湖四海”观念的简单搬用，而是从干部人事管理的角度来保证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机化程度.前面提到的一些地方干部有“诸侯”意识，与久在一个地方任职有关. 谁都不是圣人，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自然会形成某种惰性，过分拘泥于所在地方的小利益，而对整体利益变得麻木不仁起来. 在毛泽东时代就十分重视干部的异地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培养起干部的全局意识. 其实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官员不得在本乡范围五百里内任职，意在防止官员在公务活动中受到难以抵挡的亲情关系的干扰. 在一个地方任职过长时间，也会被陷于各种关系网中，秉公办事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久而久之，会导致官场风气不正，更加可怕的后果是形成对外界的、整体的利益漠不关心的心理倾向.干部交流制度的本质不在于对官员的“诸侯”意识和举动加以提防，而在于建设一种积极的机制，它帮助各地官员形成广阔的眼光和对复杂事务的处理能力，形成对全局利益的把握能力，形成对全局与部门关系的全面的理解.在现阶段，中央政府依然有能力对干部交流施行实质性的影响，这是中央政府主导地位的具体体现. 关键是要完善相关的各项制度，使这种主导地位得到加强，形成持久稳定，使这种交流少受各种非制度因素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教训可汲取的. 各种非制度性的因素的干扰实际上无助于官员的全局意识的形成和巩固，相反，会引发对中央与
８５２与总书记谈心
地方关系的不正确的理解，造成对地方利益的顽固固守.在完善干部交流制度方面，应该逐步实现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手段向稳定而明确的法律手段的过渡. 这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规范、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虽然目前困难和各种制约还很多，但是，坚持以法调节的原则是一个大方向，先从具体可行的事情做起，持之以恒地做下去，逐步步向完善.
现阶段，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究竟应是什么样
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予以解答，但核心是一个，即这种关系应该能够持久有效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要形成一种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是最理想的.那么，这种状态具体包含什么样的基本内容呢？
首先是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划分清楚，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划分一直是比较含糊的，数十年中“放权”
、“收权”的起起落落，把原来就很不清楚的界线弄得更纷乱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以及在八十年代末中央政府尝试的部分收权的做法，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职能划分. 依此情景下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调节很难形成稳定的机制，不但已经有的矛盾解决不了，而且还会引发出新的、更尖锐的矛盾.职能划分所要依循的准则必须尽快建立起来，否则寸步
与总书记谈心９５２
难行. 这种准则应该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并充分顾及地方的利益；它除了对这两者之间关系进行定义之外，还应该含有对两者之间矛盾和摩擦的调节所依据的基本规范. 这种规范是超然至上的，不能随意进行解释或修改.目前来谈论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划分，决不意味着要回归过去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但也不能形成“弱中央”的格局.对我国的发展来说，形成中央政府合理合法的、强大的职能是当务之急；形成活跃有度的地方权力空间也是刻不容缓的.已有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都必须在这一基础上来寻求解决途径，才不致于横生新的磨擦. 在这方面，已经出台的政企分开改革、财税改革、投资改革、金融改革是最重要的建设性步骤，至少这些改革提出了在这些领域中划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职能的基本原则. 这些改革还远远没有完全到位就说明，职能划分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还有待于继续努力.其次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划分清楚，这是职能划分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摩擦的触发点.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传统的思路是强调两者利益的一致点，以此来让地方服从大局，作出牺牲.这种做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解决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利益摩擦愈演愈烈的问题. 现在更现实的是要面对中央与地方已经成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并且两方利益之间存在着不一致这个事实，立足于从这一事实出发来寻求共同点，建设起减少摩擦的健全机制.在利益的划分问题上，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是不能放弃的，地方政府有具体可依的利益缘由，而中央政府必须准确
０６２与总书记谈心
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同样应该是具体可依的，但是，要形成有效的表达途径，则要花费一番功夫探讨.应该有专门部门承担专门研究，限期拿出方案来，通过立法化为法律. 否则，清谈许多年，问题依旧，矛盾加深，难免最后酿成大祸.
路在何方
总书记指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但从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史上看，只历经两个阶段：一是集权制阶段；二是行政分权制阶段.建国后至改革前，我国一直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单一的计划经济为依托；地方被动地依附于中央；国家利益取代了地方利益，国家意志代替了地方意志. 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虽然对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央指令性计划的覆盖面过大，中央统管的事情过多，管理职权过于集中，致使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资源无法在空间自由流动，社会缺乏生机与活力. 毛泽东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在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１９５８年，中央来了个权力大下放，在十几天时间内，将
与总书记谈心１６２
绝大部分中央企业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由于造成了混乱，３年后中央即上收了下放给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１９７０年，中央又扩大了地方在计划管理、物资分配、商品价格管理和人事管理方面的权限，但１９７６年又上收了部分财政、税收、物资管理权限. 上述两次调整之所以失败，体制上的原因就在于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方法上的原因就是调整手段带有人治色彩.正如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的“我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中央集权多了，我就下放一点；地方分权多了，我就收上来一点”。上述事实也充分说明，在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下，通过行政政策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期克服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病是根本行不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过去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先在经济领域开始了以权力下放和两级分权为特征的一系列改革，其主要措施有：实行财政分级包干制，突破了中央对财政的统包统配，扩大了地方的财权；赋予地方物价管理权、工资调整权、固定资产项目审批权等，扩大地方的事权；对广东等省份给予特殊政策，实行基数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中央将一部分直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 这些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措施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行政分权. 之所以谓之行政分权，是因为推行这些改革措施的首先是中央政府，其次是在利益诱使下向中央要权、争权甚至自我扩充权力的地方政府. 分权的主要目的在于调整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企业只能被动地依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排斥了市
２６２与总书记谈心
场机制在分权过程中的作用；放什么权，让多少利完全是由行政机制在发挥作用.行政分权在激发和增强地方的经济活力、使之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煞的.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体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阻碍作用：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地方保护主义，“诸侯”
经济等等现象都是这一体制的必然产物.事实已充分证明，行政分权制只能是一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过渡形式. 从本质上讲，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范围和影响之内，还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放”与“收”碰到的问题.当一个国家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现代化时，这个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几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两难境地. 如果处理不好，其结果或者是终止现代化进程，或者是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陷现代化进程于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当代中国，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历经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和行政分权制两个阶段，实践证明两者取其一，都不是我们应有的选择.因此，如何在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探寻一种精心设计又巧妙安排并具可操作性的平衡，建立一个在目标和行动上有效率、有内聚力的中央权力和受之领导的有效率、有向心力的地方权力的体制，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必须有从市场经济出发的新观念、新思路、新办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唯一出路，是变行政分权制为法律分权制.
与总书记谈心３６２
英国的皮胡. 帕列赫在其《国家何时才会消灭》一文中谈到“近现代国家是由法律构成的. 它是用规则形式建立起来并依据规则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其权威存在于制定从法律上说有约束力的规则.”
法律分权制是克服集权制和行政分权制的弊端，重新构建中央与地方新型关系的最佳的和唯一的选择.实行法律分权制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然要求.宪法第３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只有法律分权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 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中央与地方各自拥有的权力并使之互相监督才是民主集中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的真谛所在. 这就意味着，中央或地方必须依法行使各自拥有的权力，而无权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不能一讲民主就只谈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一讲集中就是将权力上收至中央. 法律分权制不仅排斥民主集中制在集权制和行政分权制之下的异化形态，而且强制过大的中央权力或过大的地方权力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都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只有在法治的基础上根据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标准构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型关系，才能使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民主集中制得到真正实现.实行法律分权制也是实现权力制约的需要. 几个世纪以来，政治家们和理论家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苦苦探寻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办法.趋于一致的意见是，必须用权力制约权力.权力制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约. 只有分立，才能制约. 权力的分立必须由法律加以明确
４６２与总书记谈心
的规定，才能使之稳定下来，防止随意变动. 中央依法集中必要的权力是非常必要的，但中央所集之权只能是依法应属于中央的那部分权力，而不应是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央不能侵犯、截留依法应属于地方的那部分权力.地方发挥积极性，独立自主地开展创造性工作，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能越权.以上实行法律分权制代替行政分权制是十分重要的，但毕竟是实行分权的方式. 根本还在于内容，法律究竟应该规定什么内容？
这就是说：中央与地方分什么权才能各司其职，从而有机协调达到最佳效益？分了的权又如何有效运用以达到最佳效益？又如何实行有效的监督以确保达到最佳效益的运作？这当然需要专门研究，这里我们愿意提出最基本的框架构想：（１）政治权力归中央. 这里政治权力是广义的，包括国防、外交、法制建设等，也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因为宏观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必然导致政治动荡，它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样，从国家机器作用上确保了国家统一完整和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２）地方政府主要职能是科学、教育、文化、社区建设等，以及其他必要的基础建设包括社会治安等等，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和投资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这样繁重的任务足够激发地方的活力，从而使地方积极性有广阔的发挥天地.（３）实行政企分开，一切微观经济职能归企业. 让企业超越地区壁垒，在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中公平地自由竞争与
与总书记谈心５６２
合作，使全国产业和经济活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互相依存，谁也离开不谁，从而从经济机制上确保国家的统一完整，并发挥全国综合优势，以达到更高水平的经济繁荣.这是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一个多民族大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十二章
党指挥枪：新时期的含义
在“十二大关系”中，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转变指导思想，由立足于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上来. 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 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国家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支持和加强国防建设.”
这段话非常精辟，可以说是邓小平同志建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经济建设搞好了，才能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军队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积极支持、拥护并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为国家的安全、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党指挥枪是个铁律. 在现代条件下，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都在经济建设上. 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关心和重视军队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 军队也要充分领会、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力以赴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反映时代特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
与总书记谈心７６２
国防建设：立足二十一世纪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肩负国家内部极为繁重的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的同时，还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际环境；随着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和多样化，这也表明，我们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这种状态，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地位.国际风云，变化多端. 稍有疏殆，恶境难脱. 值此重大时期，国防建设如何服务于国家利益，既是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一个战术问题；既是一个急迫的问题，也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既是一个事关国际的问题，也是一个与国内重大矛盾的解决密切相关的问题. 所以，总书记指出“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
这其中，尤以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军队行动的关系为核心.八十、九十年代交替时期，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终结了，国际上无数政治家、战略理论家对于由此而来的变化莫衷一是，议论纷纷. 但谁都有一种感觉，冷战的终结不是太平盛世的自然降临，国际间的各种关系及其准则的变化将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这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国防政策构成最直接的压力.随冷战终结而来的地区间、民族间、种族间、宗
８６２与总书记谈心
教间的冲突，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武力层面，都变得十分引人注目.我国在冷战后期曾经是国际政治角力场上的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核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使我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一事实，不会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有什么变化.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我们的国防战略也要发生变化.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正愈演愈烈，是否意味着国防力量的重要性在下降？答案是否定的. 国家间直接起源于意识形态分歧的争端正在退居比较次要的地位，而直接起源于领土纠纷、种族冲突、民族关系紧张的各种争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 这对相关国家的安全构成了重大的、无所不在的威胁. 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对中国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采取牵制、抑制的做法，企图主导冷战以后国际新秩序，由此已经制造而且还会衍生一系列摩擦和冲突. 在我国的新的国防战略中，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新局势.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里，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强大和国力的增强，我国在国际上战略位置的变化会引起世界格局的大变化，对新的国防战略的考验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不会中止. 这也注定我国的国防战略思想的演变进入一个纷繁的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可选择方针将越来越多.
与总书记谈心９６２
由此出发的基本结论就是，冷战终结以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哪个国家的国防建设可以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在现时代，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的表现方式和实现途径已经多样化了，但是，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后盾才谈得上国家利益能得到最根本的保障这一点却没有变.我国对于国防力量之强大怀有坚定的信念还有深刻的历史缘由.上世纪中叶以来，我国频受外国强权势力的欺侮，每一次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都是我国国防力量之一触即溃的讽刺性印证. 一代代军人、一代代政治家、一代代国民由此含愤在胸. 国家要强大，国防首先要强大，这是从中国百年来历史发展中得出的不容置疑的结论.从１９６４年起，我国第一次提出现代化口号，国防现代化是其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并将它置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保障”
、“后盾”这样战略性的地位上. 这是重要的历史性进步. 但是，现在看来，当时国防建设的战略思想没有相应的变化. 在６０年代，国际局势变化中不断注入新的因素，形势变化也极为迅速. 而中国基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状态，没有对此作出敏锐的反应，国防思想还停留在“人民战争”框架之内，对新的国防战略思想的吸收很少，国防建设的低效和浪费现象并存.在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导以后，伴随着开放的进程，我国开始全面进入世界大家庭，所涉及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因素要求我们以全新的思想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世界大势，来看待中国
０７２与总书记谈心
的地位.于是，以丰富的战略经验和远大的战略目光为依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现阶段的军事思想、国防战略思想. 可以说，这是百年来中国最富有现代意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国的国防战略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折. 以此为基础，面向新世纪的“大国防”蓝图正逐渐地绘制出来. 总书记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关系的论述，正是显明的标志.
如果我们有足够强大的舰队
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加强国防建设完全是为了自卫，同时也将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防御性是中国国防政策的核心概念，这是我国关于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和自身国际地位的战略性构想的具体体现. 自卫与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 任何侵略、扩张、掠夺，任何霸权主义都是与社会主义本质所不相容的. 曾经有“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给社会主义抹了黑，实际上当它搞霸权主义之日，就是它背离社会主义之时，最后它在冷战中耗尽国力资源，终于抛弃社会主义，是必然的结果. 这个历史教训是必须汲取的.现在有人企图实行以中国为对象的新冷战，我们应该永保清醒，以不落入这个陷阱. 他们借我国加强国防建设，散布“中国威胁论”是十分荒谬的，我国国防费用无论是绝对值还是人均值，连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国防经费的零头都没有，何来“中国威胁”？
“中国威胁论”实实在在是“威胁中国”
不得加强国防的谬论，我们不能上这个当.我们之所以是“自卫国防”还在于我们正在专心致志进行现代
与总书记谈心１７２
化经济建设. 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还存在着巨大差距，缩小差距将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漫长过程. 我们决不可分散精力和资源与霸权主义国家在军事上争高低，但同时又必须有足够的自卫能力，以保障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防御外敌，始终是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目标. 我们不能“草木皆兵”
，但对外来的任何一点不轨图谋也决不能掉以轻心. 这是一个在过去曾经饱受外敌欺侮的国家所作出的自然反应. 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国家的安全投以巨大的精力.在这新旧世纪之交，事涉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海峡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海外某些势力和台湾岛内某些势力的活动，两岸关系出现逆转，中国的统一事业面临新的考验. 这是四十多年来两岸关系最复杂、最动荡的时期之一. 导弹实验、渡海演习、海空军联合演习是完全必要的，显示了我国政府决不放弃用武力手段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 但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不断显示其海空军实力，个别大国的远洋舰队也驶向台湾海峡，耀武扬威. 如果我们有足够强大的舰队首先出现在台湾海峡，还会有哪些人敢试图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内政呢？
台湾海峡事态的进展以及我国周边形势的变化提示人们，必须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理解国防力量增强的重要性.我们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需要安定的国际环境，为提高国家安全感，除了展开政治的、外交的活动之外，国防力量因素的重要性是决不容忽视的. 和平与发展固
２７２与总书记谈心
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这一主题总是受到诸多不稳定的因素的干扰，也是有目共睹的. 天真的和平愿望是不能保证和平的，也换不来国家的安全.我国政府再三申明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承诺不谋求世界或地区的霸权，不在外国派驻军队，不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和平自卫的诚意. 但这并不含有降低国防建设高标准的意思，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固守最原始的国防防御水平，不等于说我们军队的实力可强可弱，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强大的远洋舰队……所以，应该说，在今天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我们更快、更好地增强国防实力.对国防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确立，显示出当今我国领导人对国际格局变化及其趋势的全新理解. 从六十年代“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到七十、，八十年代关于“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论断的变化，不仅仅是某种结论的更换，而是战略思想和思路的大转换，这与我国领导人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前景的重新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的社会经济进程应该与国际社会经济进程汇合在一起. 但这不是不设防的过程，相反，只有具备高度的警觉意识和防卫能力，才能使这种汇合过程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积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利益受损的过程.因此，高度重视国防建设，这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 试想，如果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如果没有当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两弹一星”
，我们能有今日之国际地位吗？！
我们能有今日专心致志从事经济建设的和
与总书记谈心３７２
平环境吗？！
更何况今日天下还不太平，任何忽视国防建设的麻痹思想都会铸就大错.重视国防建设首先要重视国防教育，警钟长鸣，使埋头经济建设的全国人民永保清醒的头脑.重视国防建设就必须重视国防战略研究.从战略上讲，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国防建设具有两个根本性的特点：（１）我们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财力有限；（２）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国防建设的发展战略应该着重于：（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战斗？
（２）如何在尽可能短的历史时期转弱为强？
在实践中，国防建设可以考虑以下的发展思路：（１）服从经济建设大局，为国防力量的转弱为强打下国力基础；（２）与经济建设相结合，扩大国防经费的来源. 如军民工业结合，如部队有偿承包经济建设重大工程（武警部队在西藏自治区参与世界银行援建的电力建设工程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３）把有限的国防经费用在刀刃上. 我们不可能投入巨大的经费，研制生产所有的国际领先的高精尖武器，但应有选择地集中力量发展一些或一批像当年“两弹一星”那样有威慑力的武器. 另外，我们不可能使几百万解放军的装备一夜之间同步实现现代化，但也不应天女散花，分散我们现有的物力、财力和科技力量，而应集中力量分阶段、分层次地装备可与发达国家媲美的高度现代化的精锐部队.比如说，先集中力量装备一个军或一个集团军，然后，随着经济实力的
４７２与总书记谈心
发展再逐渐装备更多的军、更多的集团军，乃至整个军区，这样发展下去，人民解放军最终会成为一支全面现代化的威武之师.（４）坚持两条腿走路，人民战争的思想不能丢，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要加强. 当年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和大炮；现在，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传统优势，应该有能力用飞机和大炮打败导弹和更现代化的高精尖武器.又比如，当年我们靠“交通岗”
、“消息树”配合正规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现在，我们虽然难以全面装备现代化的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军事通讯设备，但是发扬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我们可以有一个打不垮的有线通讯和人车结合、人线结合的通讯网络，从而同样可以大大地支持我们的现代战争能力.
军队就是军队，不是……
“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从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保障的角度看，这一点比较好理解. 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在许多方面有矛盾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总书记又对这一关系提出了原则意见.在邓小平同志的国防新思想框架中，国防建设是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而言之，要在整个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摆好国防建设的位置. 如果我们的经济实力极为强大的话，这个位置摆起来比较容易，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许多构想能比较从容地实现，有较多的自由发展余地和机会. 但是，谁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与总书记谈心５７２
我们的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张速度是极其惊人的，这并不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水平对国防建设的制约将是比较明显的，对此应该有必要的思想准备. 更进一步说，国防建设、军队建设自身的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之间的矛盾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这样的矛盾将主要反映在现有的经济实力无法满足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防力量的总体规模的扩大、军事装备水平的提高以及为了实现新的国防战略构想，都有赖于相当的财力物力. 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恰是这种希望难以完全实现这个事实. 所以，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就成为很关键的一点.在为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的今天，以往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应有相应的转变. 寻求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直接发挥生力军作用，是一种选择，但根本的还是在国防活动中为经济建设服务. 养军不成为国家的负担，只有军队建设与社会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充分合理、极为融洽的时候才能成为事实. 所以，以军队直接卷入经济活动，特别是全军经商、自筹经费来减轻国家负担的想法是很肤浅的，它容易使军队成为直接与各种经济利益发生摩擦和冲突的主体，这不利于建设正常的经济秩序，到头来也有碍于军队本身的发展.我们的军队历来在国家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担负多种责任和任务. 但不是说，这种责任和任务越多越好，更不是任何责任和任务都要承担. 军队毕竟是承担国家安全之责任的武
６７２与总书记谈心
装集团，它的主要职能在理论上是十分清楚的，但在现实生活里，事情要复杂得多. 在６０年代，我们曾经看到军队的社会作用之发挥的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６０年代初期，军队作为社会精神力量的主要体现者，扮演了很显著的角色，从雷锋精神的大力提倡，到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热潮，到“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格局的奠定，这是军队的非国防作用大大扩张的第一个顶点.到了６０年代末，军队在稳定全国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段历史所蕴含着的经验和教训是令人深思的.在全力发展经济的今天，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过程中，最主要的警惕目标应该是军队直接卷入经济活动问题. 在这一方面，过去若干年中，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 军心要凝聚，而不能有丝毫的涣散.一个武装力量集团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强化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只能产生极其消极的后果. 封建末期的清朝军队就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中毫无节制而变得腐败不堪，难抵外来的侵略. 这种前车之鉴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心悸不止.
新思路保证再上新台阶
改革十数年来，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新的国防战略思想在推行过程中，成就斐然. 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防力量再也不是可以被轻视的力量. 还要看到，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还面临着如何再上一新台阶的难题.上新台阶是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自身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
与总书记谈心７７２
新世纪新格局新挑战的必然要求.任务是艰巨的，形势是紧迫的. 邓小平同志的建军思想及其实践已经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出新思路、新做法势在必行.第一，强化素质建军的思想和实践现代战略思想的重大特点集中在对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质量的高度关注方面.我国的军队是一支久经考验的武装力量，无论是对外御敌还是对内保障经济建设，都是无可替代的力量.但这不等于说，它完全符合现代战略要求和国防要求.直到８０年代，我们才有了合成力量的实践，才有了快速反应战略的实践. 而且，应该承认，这种实践还处于最初的阶段. 由此，我们应该树立起明确的“素质建军”的思路，而不是满足于对国际新的军事战略作追赶式的反应.关于政治方向，一直是我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素质保证所强调的. 这是从２０年代以来的７０余年光荣传统和优势之自然延伸，体现了我国的军事力量与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特定关系；素质建军自然也离不开这一传统，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如何充分发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赋予这种传统以时代的内容，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正在成为国际战略的普遍原则，这也理应是新时代我国军人的基本理念. 树立起远大的国际战略眼光和对国家、民族的无限效忠精神，是素质建军的基本点. 军魂所在，皆在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和振兴.素质建军的目标集中表现在一个字，即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精”。我们曾经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保持着数量
８７２与总书记谈心
十分庞大的武装力量.这是与当时的国防需要有密切关系的.随着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随着新的科技革命，也随着战略思想的变化，精兵概念在建军思想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立足于提高军队的内在素质而不是外在数量，正是这种转变的具体体现. 这对现代军队的军事装备的技术含量的大幅度提高，提出了更急迫的要求.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尽快实现如下转移：把对军队“人头费”的巨大支出，转移到对提高军事装备技术等级的投入上去.“精兵”
要从两方面同时入手，一是科学地确立与现阶段国防需求、与经济建设需求相适应的兵额，把有限的经费足足用到必需的军队建设上，从结构上杜绝浪费；二是把技术兵种的建设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培养起能熟练掌握高精技术的强兵队伍，以高质量抵大数量，真正把我们的军队建设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将不在勇而在于谋”
，这个古训现在尤其重要. 邓小平同志的“精兵”也包含着将谋. 素质建军一定要造就一支对未来战争有高深谋略的指挥员. 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应该努力学习现代军事理论和案例，提高自己的指挥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偏僻的远东军区一个微不足道的年轻旅长，自发地日以继夜地研究现代战争的理论与实践. 当希特勒侵略苏联，布琼尼、铁木辛柯这些国内战争时的英雄元帅均无能为力的时候，他脱颖而出，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不朽的功勋，他就是朱可夫. 这个案例值得我国新时期建军过程中加以借鉴和注意.第二，处理好服从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１）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服从，是一种积
与总书记谈心９７２
极意义上的服从.不可否认，在有限的国家财力分配方面，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需求应该最大限度地予以满足，但是，不能避免因为各种原因，这种需求的满足会有不顺利之处，例如所需资金往往难以一下子满足. 对此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和做法. 在服从大局的前提下，要对军队和国防建设事项的轻重缓急作出及时的、科学的安排，而不是一味与经济建设部门“争食”。
（２）根据经济建设的大局，及时实现“军转民”的战略转移是另一个要处理好的大问题. 国防工业是国防建设的主阵地，长期以来，是整个国家工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有建设成就的工业部门之一. 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国家事实上是在建设两套工业体系，这无论如何是现代化建设沉重的负担，是最不经济的办法. 随着国防战略的变化和更新，国防工业也面临着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满足国防需求的同时，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更多更直接的服务. 应该把军事工业中的先进技术和科技创造，及时转化为民用生产力，既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为和平时期的军事工业增强了经济活力. 实际上国防工业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军转民”太慢太迟所造成的，一些军工企业坐等军事订货任务的状况应该改变. 在这方面，引进市场机制，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是国防工业获得大发展的关键之关键. 从根本上讲，今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应该最大限度地“军民结合”。凡能民用企业生产的，军队不应另建企业；凡是民用工业的建设都应尽可能考虑到军事的需要；民用工业不能满足军事要求的，军队可以在相近的民用工业中投资
０８２与总书记谈心
进行技术改革；这样的投资，军民两利，才是现代化之道.（３）与经济建设结合，多渠道开拓国防经费来源. 已如前述，我们反对各级军事机关从事“三产”之类直接卷入经济活动的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军队不可以有偿地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如承包国家铁路、高速公路、电讯工程、水利工程以及其他重大建设项目等. 过去我军也参加这类建设，但是无偿的，因为那是计划经济的“大锅饭”。现在应按市场经济按劳付酬的原则办，既帮助了国家经济建设，又为国防建设提供额外的经费.（４）集中优势，选择重点，抓好能使军队、国防事业踏上新台阶的几件事情，是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方面的又一重要问题. 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军队、国防建设有许多“欠账”
，从基础设施到武器装备，从科研条件到教学设备，依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严重阻碍了军队、国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有充分理由来对这些问题作出“一揽子”根本性解决. 但是，现实的财力和精力的制约逼使我们不能四处出击，而要集中力量. 像加强对高精军事技术的研制、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加快具有新的军事战略价值的基地的建设，是现阶段军队、国防建设的重中之重，要集中精力，在这些领域中有大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军队、国防建设水平的提高.第三，军队、国防事业的管理体制不断地优化，任务迫在眉睫. 近几年来，管理体制的改革有所进展，但是，还有更加复杂的关系需要调整. 其核心是加强军队命令系统的高效率，使之对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和相关的问题保持一种高度
与总书记谈心１８２
灵敏的反应能力和决策机制. 一个国家的防务问题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联趋向进一步复杂化，这提高了决策的难度. 像预备役制度、平时战时供给制度、军官培养制度、军地两用人才选拔制度等，都关系到军队、国防事业能否保持高效率、保持自身协调和符合防务需求的重大问题.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第四，要认识到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是比较落后、相对较弱的.一句话，我们的国防是在长期“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来建设的. 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基本情况来寻求我国国防战略的新思路.在未来的可能的战争中，我们还很难与强敌全面拼钢铁、拼高技术，因此，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我们要把有限的国防经费用于国防现代化建设上. 现代化也不可能全面推进，要选准目标，集中力量去攻关，就像当年选准“两弹”作为发展目标那样. 还要严加保密，虚虚实实，方可“出奇制胜”。另一方面，要发扬我军“人民战争”的传统优势. 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旧的“人民战争”框架之中，而是给“人民战争”加进新的时代内容. 把“人民战争”的精神实质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大国防”
就是一种新观念. 持之以恒地向全民进行国防教育，对青少年进行各种形式的军事训练（如“少年军校”
、“少年军事夏令营”）
等等都是符合“人民战争”精神的重要工作.“人民战争”精神最核心的，是常备不懈、勇于胜利的气概. 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因此，为了胜利，“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在
２８２与总书记谈心
这些方面我们仍要下苦功夫.
解放军——武警——警察……
军队兵源的流动性是军队这一社会组织的特性所决定的. 我国历来就有“养兵”之说，就是国家对具有特定标志的人群（履行了手续而成为军人）实行“养”的义务，国家财力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必须对“兵”有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特殊待遇. 这些士兵平时与社会生活的“隔绝”是出于“养”的需要，“养”的目的是为了战时的“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个定式.军队建设由此就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军队是个“熔炉”
，它把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经过特定的训练，使这些本无军事技能的人成为合格的士兵. 训练人的过程是得到军事体制的充分保障的，近些年来，各种军事条例的出台和完善意在使其更有效.在７０年代中期，我们的军队的管理呈现出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软”
、“懒”
、“散”的毛病. 经过改革开放，军队的管理思想和具体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善，军队的战斗力有了飞跃式的提高.“熔炉”的功能得以大大的显示. 可是付出巨大投入而获得的这种有战斗力的集体，一复员就散掉了，这是十分可惜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与军队组成人员的流动性有关的. 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军务生活以后，绝大部分人依据特定的规则，要向军队之外流动，成为退伍者、复员者或转业者. 这些专业军事人员如何重新“回到”从事民事活动的社会中去，而且
与总书记谈心３８２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合格的有竞争力的社会成员，不仅关系到这些人本身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序，也关系到尚在从军者和将要从军者的人心之稳定.谁都明白，在军队生活中所学到的大部分技能，与社会上所需的技能之间是有较大的差异的. 如何尽快地建立一种机制以帮助士兵们在离开军队以后以最快的速度适应社会的需要、站稳脚跟，是问题的关键.这一任务对不同军种兵种来说，困难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军种兵种，实行从军队向地方的转换，相对比较容易. 对大部分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又该如何帮助他们呢？
“军地两用”
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军队建设开始考虑到这一事关重大的问题. 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建设不断跨上新的台阶，对“军地两用”提出的要求将更加严格. 这是军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的另一表现方式.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表现为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从事专业的人员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 在军队服役期间，主要是根据国防建设的需要来学习和掌握专业技能；而与此同时，其他人在社会上则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学习和掌握专业技能. 这两类人之间的竞争，显然是不平等的竞争.于是，社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就使得一部分人不得不作出一定牺牲，不能和其他人一样来接受通用的技能教育. 对此，社会给予的补偿就应该体现在帮助他们更快地进入社会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决不能让他们服兵役所带来
４８２与总书记谈心
的某些因素影响到他们以后的发展.在这方面，应该注意一个过去没有引起关注的问题. 在社会经济诸多职位上，有许多职位所需的专业技能与军人所具有的技能之间有很大的联通性，而这些职位又是社会上极为短缺的. 像武警、公安以及保安公司等社会治安保卫岗位所需的技能正是退伍军人所长的，应该有计划地对这些职位的发展进行规定，探寻一种从解放军到武警、再到警察的良性安置状态. 这不仅可以使现役军人得以安心提高军事训练水平，而且正是在这些岗位上，军人具有的精神、技术和纪律方面已有的优势才能最大程度地结合在一起，大大提高武警、公安以及保安人员的水平. 目前部分公安、保安人员水平不高，少数甚至严重不纯是令人忧虑的. 由于武警、公安、保安工作具有较大地域性，与地方各方面联系密切，又没有流动机制，容易滋生腐败，甚至出现“警匪一家”现象，这也是群众十分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之一. 建议实行解放军——武警——警察——保安的良性流水制，也许是我们这些书生们的闭门造车，但解决这方面问题无疑需要广开思路，这里提出的也许是可以考虑的一种思路，进而从全局的根本上来讲，也许是新时期“人民战争”战略的一个有效途径.
时刻牢记党指挥枪
从古至今，军队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的实际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 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军队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那么，谁来决定军队的作用？
从１９２９年毛泽东
与总书记谈心５８２
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指挥权以后，这一原则一直是军队的社会作用争论的焦点，其间出现过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规则都在发生变化，“党指挥枪”
的原则应不应该坚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新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呢？
在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建军思想框架里，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军队始终是实现党的意志的工具；党对所有社会事务具有绝对的统率权，自然也包括对军队事务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要通过可靠而稳定的体制来保证. 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条件是否对这些传统造成根本性动摇呢？回答是否定的. 甚至从趋势上看，新的社会经济条件需要对这一传统的原则加以坚持和完善. 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表明坚持这一原则多么重要！
军队是专事国防事务的武装组织，国家对其作用的定位是很明确的. 问题是，如何确认军队事务的决策程序与军队的功能有关或无关. 军队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组织，其内部事务的管理本身是一个具有极高的专业要求的过程，从１９４９年以来，虽然有过曲折，但我们还是培养起了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军队管理队伍，形成了一套较有效的管理机制. 但只是指军队内部事务的管理. 实际上，军队又是极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它的许多内部事务的管理往往具有对社会进程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力，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影响又具有强制性. 因此，军队管理人员对军队事务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能避免对社会经济可能产生不利后果，是一个久已有之
６８２与总书记谈心
的问题. 这一问题固然首先由军队本身来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由行使社会统率权力的领导力量来考虑. 数百年来，这已经成为一种超越各种社会经济管理模式差异之上的共同的做法，即由文官来实施对武装力量的行政性（而非军事专业性）的管理，这种管理机制意在最大限度地把军队事务纳入整个社会经济管理体系之中，杜绝其“独立性”。
无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军队本身的“独立性”常常有损于而不是有利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这种“独立性”不是指作为一种专业社会组织应有的自主活动，而指军队事务过分脱离整个社会经济管理框架；当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如果寄期望于军队对自身的行为的约束，以不至于出现军队谋求自身利益来损害国家利益，是注定要落空的. 因为，军队“独立性”强化的本身就是其自身利益高度膨胀的产物，这种膨胀既成事实后，就极难避免更进一步的利益膨胀，也难保国家利益会从中得到保护.因此，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予以高度的重视.问题是谁来统帅和制约军队？在我国，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实践，确立了“党指挥枪”这一有效的模式. 这一模式事实上已经载入宪法，因为我国宪法规定了党对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的最高领导权力，自然也包括它对军队事务的最高领导权，即党指挥枪. 任何形式的枪指挥党，或者任何军队闹独立性的情况，都是不允许的.问题还在于，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个与外国模式比较的情况.有些人主张，应按西方模式“改革”中国军队，即
与总书记谈心７８２
所谓军队共和国化，由国家统帅和制约军队，任何政党不得介入. 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不仅在于无视我国的历史，而且无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在西方，军队的功能只是保卫国家安全这一单纯的军事任务，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军队还负有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搞社会主义必须也只能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只有“党指挥枪”
，才能确保我国军队正确的政治方向，完成人民军队的历史性使命.总而言之，“党指挥枪”
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动摇的原则，也是我国国防建设最大的特点和优势.
第十三章
占据人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形势很好，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是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一些地方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一些腐败、丑恶现象又重新滋生蔓延. 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中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这段概括可谓一语中的.没有比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及一切关注中国命运的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历史严峻而急切的召唤了. 正像毛泽东同志当年在井冈山上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那种严峻的历史时刻一样，今天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西方一些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兴高采烈：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变成了本世纪最后的神话，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使中国这座社会主义大山同样遭受倒塌的命运. 国内也有一些人疑虑顿起：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和阵地还能坚持多久？中国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在历史的低潮和转折时期出现种种思想疑虑是很自然的事，一切有历史使
与总书记谈心９８２
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人们都应严肃自问和思考：我们怎么办？
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逃避如许尖锐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这个历史时刻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
别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历史的转折是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 人们欣喜若狂地告别了一个旧的时期. 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一定记得，亿万人拥向街头载歌载舞表达对粉碎“四人帮”的由衷拥护.然而，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政治家们开辟的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在日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意识形态危机，是当时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的人们始料未及的. 人们包括大多数政治家与理论家在内，对告别“文革”普遍没有精神准备.毛泽东同志晚年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
而“文化大革命”
，如果不是“四人帮”将它弄得民怨沸天，当时的人们谁会怀疑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呢？谁会去怀疑毛泽东同志的权威和在他崇高威望笼罩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呢？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知名理论家有过这种先知先觉式的觉醒.对不少人来讲，这场新的历史突变来得既合乎历史逻辑，又太突然了. 在理论上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刻，历史以它自己的规律在改革的政治家的启动下迈开了坚实的脚步，将一切犹豫和彷徨抛在了后头.
０９２与总书记谈心
思想上、理论上准备严重不足而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这在国际共运史还不多见. 在以往的许多历史转折过程中，往往都是革命的“理论先行”
：为了赢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在理论上准备了十年；而为了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理论上准备了二十多年. 没有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和思想，就不会有１９４９年的新中国.当１９７８年当代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的时候，它的沉重感并没有马上显示出来. 相反，它通过一些敏感的文学家的笔显得那么轻松和明丽. 人们用诗，用歌，用一切可以运用的艺术手段来赞美新的时代的到来. 但是，谁想到了中国社会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一波三折，谁会想到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呢？谁又想到了今日中国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难以忽视的信仰危机和社会问题呢？
没有人做过或做好那样的精神准备.这艘理论先导不足的航船，在强有力的政治舵手的操作下“摸着石头”朝着前方驶去.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邓小平同志是党内改革理论的集大成者. 十几年中，在每一个历史时刻，邓小平同志牢牢抓住总结经验这一条，及时拨正航向.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巨大的历史内涵，至今在很多方面也还没有被理论工作者认真地研究和阐发清楚.改革开放的十余年中，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道德、价值信仰诸多方面，有时放任自流，有时风行批判，唯独缺乏系统的正面建设.新时期出现大量新问题，老的理论解释不了，新
与总书记谈心１９２
的理论又未系统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以文化思潮为核心）的中心地位受到极为严峻的挑战.回顾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思潮主题的演变，是以形形色色的“民间形式”形成的，例如，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主体论、真理多元论；新权威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
；以“河殇”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边缘化、市民社会……
等等. 不难发现，它们无不打着西方思潮的烙印.对于西方思潮，过去我们闭关自守，一概排斥和拒绝，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一方面无法进行比较、分析、斗争，通过吸取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时也使我们一些在温室里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缺乏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抗体和免疫力. 七十年代中后期，国门渐开，西方各种思潮开始涌入，几乎其全部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著作都在中国文化市场中周游了一遍. 这使我们开了眼界，活跃了思想，也有一些思想火花可资借鉴，产生了不容否认的积极意义. 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比较中更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增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免疫力.但是，也要看到，就我国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来讲，很多文化现象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为其立足点的. 这样一来，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在许多方面就长期处于被动，总是被海外和国外的思潮牵着鼻子走，言必曰西方的情况很常见，西方和港台提出什么话题，国内就跟着炒什么话题，其结果无疑就容易忽视和背离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从而离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文化需要太远.
２９２与总书记谈心
我们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但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学者关注的社会问题往往大不一样. 西方关注的是后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文化问题，他们评判的价值标准也是后现代社会的. 把他们的出发点作我们解决问题的立足点，也许会得到西方的价值评判的肯定，但是对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却是隔靴搔痒.一个领导十二亿人口大国的大党，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变得缺少足够的影响力和主导力，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国民生产总值以１０％左右的速度递增，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这是实践上的胜利.然而，在精神与思想领域，十余年间，面对中国社会丰富多彩的发展，面对人们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疑问，回答却经常姗珊来迟. 超前特别是科学的超前更是少之又少.改革开放的实践越来越复杂、丰富，但相应的理论总结往往缺乏前瞻性、指导性，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落后于实际.“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与“行动的巨人，思想的矮子”
对我们这样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大国都是有害的. 具体地说问题出在三个方面：１）
被动——思想文化走向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西方和港台牵着鼻子走；２）
偏颇——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经济理论的总结上，这无疑十分重要，但对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理论总结和指导花得精力太少；３）
松散——
与总书记谈心３９２
至今没有一支有效的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能根据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常备理论队伍，无法主动地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建设与引导；而教条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凡是”派一生只会写大批判文章，引经据典，以势压人，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却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也从“左”的方面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尽快改变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被动、偏颇、松散局面，将构建新的思想体系和文化战略与抓经济建设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已是当务之急. 当代中国的文化战略，应该首先认识到它是中国的文化战略，社会主义的文化战略，同时充分考虑怎样从现代化初期顺利过渡到现代化，再进一步发展，以后发展到后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顺序.不顾我们的实际情况，只谈别人加给我们的话题，我们的文化思想发展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我们还需要在文化战略的指导下，加速确定积极的、主动的、建设性的、系统的思想文化对策. 在目前这样的改革之关键时期尤应如此.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具有鲜明主导性的文化对策.文化发展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但它应是理性的宽松，而不是非理性的放任，否则就必然导致消极被动，结果使各种思潮乘虚而入，滋生蔓延，最后使自己的立足之地都会丧失.直到目前，我们还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有效的系统的对策. 如果让这种状况自由地发展下去，就可能使中国重复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专门提到的某些精神沙漠化国家走过的道
４９２与总书记谈心
路. 他说：“这样的国家在文化上是一种精神分裂型国家，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在世界民族之林站起来的.”
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该花费更多精力，从现实提出的文化需求的角度，从建立文化战略的角度，去思考和探索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开辟文化思想建设的新途.
没有精神的脊梁，一个民族永远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势波澜壮阔. 但是，目前还缺乏相应的一整套能够和西方对抗的现代的意识形态构架，在这方面，存在着双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把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的提法，错误理解为不要研究了，理解为可以不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而听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性和主动性不断丧失.“不争论”
是指集中精力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去实践，不搞诸如姓“社”
、姓“资”之类抽象的无谓争论，更不能对已经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争论，以免妨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不争论”
也可以理解为不在报刊上公开地大批判，但不是不要在学术上进行认真的“百家争鸣”
，更不是说在思想宣传领域都没有一支队伍专门研究各种急迫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问题，并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西方和港台的话语系统已成为一些大学讲台的主流，由此造就的一代学者很可能就按照这套思路走下去. 他们并不一定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他可以不
与总书记谈心５９２
谈不理，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摆设或文物，这种做法在若干年后将可能酿成一种严重问题.时至今日，问题已无法回避. 新的历史转折所引发的价值观的危机和冲突，已向思想的深层发展. 就像任何社会发生变动的时期那样，社会中的各个层次的人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发问.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强国先要强民，强民先要强魂. 而强魂的根本在于铸造起坚不可摧的精神脊梁. 这是我们今天的急中之急.在这个最能显现人的精神本质的时代，涌现了像孔繁森这样体现着共产党人精神风范的好干部；涌现了无数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忘我奋斗的普通群众.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的精神素质的危机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的失足以及像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的堕落、泰安市委一班人的腐烂，给了我们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些人早已失去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信仰危机已侵入到我们肌体的深处.专政手段可以暂时性地制止犯罪，但却无法使灵魂获得信仰支撑.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重铸灵魂. 如何重铸？
毫无疑问，决不能重复过去那种枯燥无味的说教，以及不着边际的空话、老话、旧话，更不是灌输谁也不相信的官样文章和没有血肉的教条.我们需要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和教育手段.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地球.
６９２与总书记谈心
我们说：我们首先需要一个精神支点，改革开放的航船才能乘风破浪，沿着正确的航道勇往直前.一些资产阶级的政客和理论家有时倒是颇有见地，他们能认识到集体信仰的极端重要性. 日本战败后，有一种国际舆论要取消天皇制，但当时的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却认为，保留天皇制有利于日本的稳定，而稳定的日本从战略上看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麦克阿瑟的看法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日本这样一个没有制度性宗教的国家里，天皇制成为稳定社会的一种信仰体系.也有人认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是儒教资本主义的成功. 不管怎么说，它们无不十分重视开掘和建设本国的传统文化和人的信仰体系.中国一向缺乏制度式的宗教传统，维系人心的曾经长期是日常化的儒学传统.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的巨大威望和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使亿万人民的信仰有了新的归宿.“文化大革命”
的最恶劣的历史后果是对历史作了双重的否定：否定了传统文化中最合乎历史理性的部分，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性成果.所以，“文化大革命”深远的负面历史影响正越来越深刻地暴露出来.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而又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成长起来了一代人，今天也不过三四十岁，而在八十年代初他们曾被描绘成“迷惘的一代”。在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中，这一代人以反叛传统和批判代表“文革”的极左路线为目标，对一切外来的思潮张开了双臂. 然而，试验很快有了结果. 一阵
与总书记谈心７９２
阵的当代西方浪潮，比如，弗洛伊德主义、尼采的生命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现代派思潮及后现代主义，都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中扎下根，更不用说在普通百姓之中扎下根了.改革的１８年，百事待兴，百废待举，党的精力，政府的精力，老百姓的精力，甚至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精力，集中在要求快速作出决策的实际操作层面上，各种实际问题（包括“文革”遗留问题）紧迫地要求去解决，去研究.１８年后的今天，在操作层面上的改革任务当然还很多，但是精神层面上的深层次问题更凸现出来，问题已紧迫到能否使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朝前发展的地步.许多人在心里这样看：今日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西方有人预测：１５年之内中国会步前苏联的后尘.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指人的精神深处.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今日中国改革之命运. 如果没有一个能统摄人心的精神支柱，中国的命运、改革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今天靠什么使亿万人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呢？
让我们来看看问题的另一面，即使是发展了三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它的理论家也一刻没有放松对它的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进行批判、修补、论证、建树. 他们充分认识到，一个社会存在的合法性需要不断去证明，而决不是自在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在近２０年左右的时间里做了两件
８９２与总书记谈心
大事：第一，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体系提出了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即认为，传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维系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念，由于现代技术社会的到来而过时了，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第二，他们认真地适时地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技术理性”。
深信技术的无限威力，这是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 他们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社会危机，一切矛盾，均可以以“技术”方式解决. 他们提出：“传统的阶级统治让位给了无个性特征的技术统治，政党政治变成了肤浅的、与假想对手所作的拳击赛.”
由于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解说，本身也可能包含了某种合理的内核，却被用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显示了企图为现代资本主义辩护的那种建设性的、进取型的心态.这些聪明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在努力不懈地寻找他们那个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我们的改革无法完全借用现成的意识形态体系来说明，来论证.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体系，明显地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危害，但我们又不是面临一个毫无阶级斗争的“太虚幻境”
；以西方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为基准的，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远远地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隔离，不可能也不适宜引为我们社会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与总书记谈心９９２
理论为我们确立了前进的方向和根本原则. 但我们还没能在这一伟大的理论原则指导下，找到具体的能够引导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新内容.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上下求索，我们需要铸就今日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战略突破口
近来民间流行着“三支歌”
，即《国歌》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国际歌》中的“不靠神仙皇帝——只能靠我们自己”一句，以及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主题歌名“敢问路在何方”
，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不少人目前处于一种困惑和迷惘状态. 面对这种状况，一个领导十二亿人口大国的政党及其政治家理论家没有权力回避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已经没有仅靠经验摸索前进的余地了.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新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这应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民前进的突破口，这是增强第三代领导集体号召力、凝聚力的关键，也是共产党政权稳定的关键，是改革大业成败的关键.每一代领导人都面临着其时代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只有用创造性的思想去解决新问题，才能凝聚全党全民，带领全党全民继续前进，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他的主导思想，井冈山时他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论持
０３与总书记谈心
久战“
，解放战争年代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
，五十年代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即使“文化大革命”
中，他也有一套战略路线，尽管事后证明那是错误的，但从始至终他都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导向，有一个精髓用以凝聚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斗志，指导人们进行实践.到了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非常明确的，到现在已形成一个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打着他们自己鲜明印记的思想体系，这不仅是他们领导艺术的重要特点，也是他们领导地位长期稳定，具有巨大的凝聚力的一个基本要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站在他们所处时代的前列，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又紧随着建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要在前两代领导人的理论基础上继续前进，创造性地建设新时期的文化思想体系.我们要继续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把经济搞上去. 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明确，目标已定，大政方针及重大措施均已出台，剩下的问题是认真落实.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型时期，建立能够统领十多亿人口的思想文化体系对经济稳定、社会繁荣都至关重要. 思想文化领域没有新的跃进，要继续把经济搞上去，也将困难重重.
与总书记谈心１０３
第三代领导人在思想文化方面继承与超越的基础，与第二代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代领导人在继承和超越第一代领导人的时候，线索相对清楚，面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第二代领导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总结经验，摸索前进. 而第三代领导人继承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和前进道路，这种情况下的继承和超越重在建设、重在创新. 具体地看：（１）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因此他之后的第二代领导人的任务首先是纠错；而作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第三代领导人对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旗帜，首先要高举，把这一理论贯彻到底，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 第三代领导集体要及时地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背离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 因为反对和违反一个正确的理论路线必定会造成重大混乱，而这是现在和将来都必须认真考虑和认真对待的.（２）在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要坚持厚今薄古. 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重在坚持其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孤立的、具体的结论. 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在具体实践方面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根本指南.（３）第三代领导人当前在思想理论建设上对第二代领导人的发展，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邓小平理论中未完成的课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社
２０３与总书记谈心
会主义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建设等方向已明、原则已定的领域中，在坚决贯彻的实践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二是历史在加速前进，中国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按邓小平同志的教导，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继承中形成新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首先要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开放改革使中国社会推进了很大的一步. 但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思潮，很多是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为基础和核心的. 现在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从我们以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资源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而现代西方学者推销的一些东西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 这种情况下，一个发掘和利用中国社会新的价值观、历史观、社会观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文化结构的重任，自然就落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肩上. 这个任务完成得怎样，直接关系到国家今后的发展和命运.放在一个大的国际关系的现实背景下来看，西方价值中心论认为文化分三个层次.一个是西欧、北美的主体文化，相互有很强的认同感. 还有一个层次是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都与第一种有亲缘关系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 而第三层次的中国和伊斯兰教国家，因不能融入他们那样一种文化，就被作为钳制对象了，这种钳制和遏制，包括思想上的渗透、挤压甚至侵略入主. 面对西方已确定的二十一世纪文化进攻战略，我们如果拿不出自己的回应和对策的话，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就很不乐观. 这正是尼克松提出“不战而胜”的
与总书记谈心３０３
道理所在. 总书记一再告诫全党要有忧患意识，我们体会道理也在于此，至少是重要的考虑之一. 所以，我们的文化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怎样发掘和提炼文化和意识形态新资源？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求外，根本的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丢.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坚持更新的、发展的和不断有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 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并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除了中国的眼光，还要有世界的眼光；除了有当代的眼光，还要有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胸怀. 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教导我们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我们过去谈的马克思主义，大都局限在经典著作中，许多同志对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沙夫派的这一套全不知道，而这些学派的思想实际上是经过了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碰撞和冲突而产生出来的，他们的思想成果中无疑有许多谬见，但也并非全无我们可以分析借鉴之处.与开放改革进程相适应的广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建设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它既要与旧有苏联模式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作区别，又要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相区别；它既要面向世界，与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又要回归本位，站在中华价值观的立场上来.比过来比过去，新的文化——意识形态核心内涵必须是新的社会主义观，即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以发展生产力为动力，以特定的市场经
４０３与总书记谈心
济为基础，以法制为保障，以兼顾合理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总的体系.在意识形态内核之外，有广义的文化意识：既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但又不能不与意识形态有关. 它的发展状况和方向，又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文化——意识形态战略密切相关.要战略性地将当前的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未来结合起来，这是建设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 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合理的价值资源，吸收一切外来文明的合理成果，并将两者与新的社会主义观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可以把我国新时期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建设比成一棵大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干，吸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枝叶，结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硕果来. 所以，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这既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现在努力的着眼点.
共产党意识！共产党意识！！
与总书记谈心５０３
共产党意识！！
所有美好的设计和社会的合理化过程，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 社会目标的实现是由组织者来保证的.什么样的目标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手段和组织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西方式的民主、多党制和社会保障机构，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社会基础之上运转的.社会主义目标与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否定统治人类几千年的私有制.《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的运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这个伟大运动的历史过程应当说还处在初级阶段. 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能担负这一历畏使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而又直白坦诚地讲，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成了一个问题.国内外敌对势力所攻击的，所惧怕的，也正是共产党领导.如果中国共产党上上下下都被陈希同之流执掌，那么，这就是一个已经变质的、徒有虚名的、必然被历史抛弃的党.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正以强有力的措施清除党内的腐败和不健康因素. 几十年的历程证明中国共产党尽管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但它始终如一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是为中国的繁荣昌盛而不懈奋斗的党.当然，一个“好”党并不是能领导一个大国的必然理由. 一个已经执政的党也不是它应该执政的必然理由.现实的合法性要从历史中去寻找. 要理解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先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
６０３与总书记谈心
然还是偶然？
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在政治、军事、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较量中，代表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了. 轻而易举地认为这是一场农民革命与夺权的胜利，那就是误读历史或太小看历史力量的皮相之见.正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地上，积淀了历来剥削制度最肮脏，最残忍，最不人道和最丑陋的现象，才使社会主义那么强有力地争取到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也正是近代中国的极端落后，统治阶级的无比丑陋，才使温情脉脉的胡适式的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以及梁漱溟式的乡村改造幻想一个个地破灭了.近现代中国，没有其他主义能像社会主义理想那样代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没有其他主义有那样成熟的理论准备——从马克思到苏联经验.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历史的选择是现实合法性的必要证明，还不能充分证明现实的合法性. 这是历史辩证法，因为历史是可以重新选择的. 现实合法性的充分论证还必须有现实的证明.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曲曲折折，中国共产党甚至犯过重大的历史性错误，但社会主义取得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更为举世所公认.西方有人预言，２０１０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最
与总书记谈心７０３
强大的国家之一. 西方有些人已经在担心中国的强大了.哪有中国人不希望自己国家强盛的道理呢？！
共产党人已经和正在取得的建设成就，不正是百年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包括爱国的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梦想吗？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对了，它不管某些人高兴或不高兴，它使中国走上了强盛、富裕之路. 中断这条路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实合理性和合法性得到实践的充分证明.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使中国保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保持中国稳定发展的一个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人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历史担子的深远意义. 这里用得上他人送给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一句诗：“铁肩担道义”。
领导权的含义不单单是“权力”。
领导权的含义还有深刻的文化意蕴，没有文化意识（也即精神内涵、意识形态内涵）的领导者只能是政客和官僚. 前苏联的经验表明，一大批前共产党人的领导者，在风雨骤来时摇身一变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 昔日的书记、市长、厂长、经理，现在堂而皇之地成为私有制的老板、总裁、工厂主，这正是苏共长期放弃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性后果.没有别的人能搞垮拥有五千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自己不要搞垮自己.目前，随着开放改革进程的日益加快，社会主义观与共产党意识的淡化现象正在发展和蔓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自觉正在削弱. 这对刚刚迈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来讲，不
８０３与总书记谈心
是好的征兆. 十多年中，随着对极左路线的否定和对斯大林模式的扬弃，经典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层面似乎也在淡化. 现在已到了非正视不可的时候了.当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早就估计到的那样，真正具有高度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自觉者，即使在党的领导干部中，也只是少数.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要求全党有几百名高级干部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 所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自觉是要靠教育而获得，而提高的. 党的教育——执政意识的教育将成为当前干部教育的重大课题. 应当让各级干部懂得：执政的合法性不是被上级任命的，甚至不单单是个人人格魅力赢得的，而是靠正确引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而被赋予的.强化执政党的意识，就是保证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充分地把握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毫不动摇地捍卫它.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强化新的社会主义观，强化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性、创造性，当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也在理论上完成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和创造的时候，才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事业希望所在.能不能从组织上、思想上建设好党，成了今日中国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都别无选择.建设新的意识形态和执政意识的总态势，是目的论与过程论的统一，是防止左的激进论和右的取消论的统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处在低潮，然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万分珍惜历史
与总书记谈心９０３
给予的这个机会，应该强烈意识到历史赋予的责任.
以博大的胸怀包容整合
１９２１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写下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著名文章，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 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总是超过做‘老师’的先进国家.在中国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假若中国是学生，那么中国也会超过他先进的老师的.”
这段话讲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可喜的是，中国经过长期徘徊和探索之后，终于走上这位哲人预言的那种赶超之路. 现在我们自己的学者这样预言：到了二十一世纪，在罗素的《中国文明比较》发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他的预言将变为现实，学生将超过老师，中国将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其实，罗素上面的一段话，其意义绝不止于他所预言的“赶超”
，更在于他关于文化交流重要性的论述. 牛顿曾经就思想文化交流的意义有过一个更为生动的比喻：假如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每人手里仍然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你有一个思想，我也有一个思想，交流之后，每个人都有了两个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思想不断进化和交流的过程. 就中国革命的实践而
０１３与总书记谈心
言，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会取得成功，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在中国确立.同样，没有当代国际上先进的思想文化输入（就一定意义而言，科技和管理制度也是文化）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也无从谈起. 近代以来的思想先驱们都十分强调学习国际上的先进思想文化，以促使我们走上富强之路，从魏源到梁启超到孙中山，这些被毛泽东称为“先进的中国人”的先知先觉者，在引进外来思想文化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尝试和努力.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这时候更需要引进和学习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曾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３页）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讲话中，再次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由于市场的作用，精神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文化交流已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论述值得我们永远记取：“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列宁更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要借鉴资本主义，他曾提出过一个社会主义是什么的著名公式，即苏维埃政权＋
与总书记谈心１１３
普鲁士的铁路系统＋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的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还说过，社会主义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苏维埃和管理机关同资本主义的先进的东西结合得如何.领袖人物的思想应当成为我们进行思想文化建设的指南. 今天，如果我们要使新的思想文化深入人心，富于生命力，就必须有博大的胸怀，汲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当然，对于外来的文化，既要大胆引进，更要择善而从.文化引进的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决不能削弱或者放弃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自身的主体，只能在引进和借鉴中丰富和充实我们的文化，促使其新生、繁荣和博大. 因此，要加强对世界文化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历史已一再证明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吸收引进，只会使我们日益壮大. 汉魏时期佛教的引进，盛唐时期西域乐舞的输入，以及近代的西学东渐，等等，都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具有从未中断的悠久而独特的文化历史，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民族从来就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和恢弘气魄. 今天，世界已进入“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地球正在迅速缩小而成为“地球村”
，文化交流日益便捷，我们更应立足自我、“拿来”世界，以构筑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崭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拿出新时代的新举措
２１３与总书记谈心
毫无疑问，确立上述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战略和原则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拿出适当的可操作的新举措、新办法，并加以落实. 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中指出：“要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逐步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这样的精神，集思广益，提出可供选择的建议.１。
建立一支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勇于把握新时代并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常备理论队伍.现在思想理论建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疑难问题、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层出不穷，但目前的思想战线，却往往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怕惹出麻烦，怕给中央添乱. 即使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也多是风来挡风，雨来遮雨，穷于应付，效果不佳，甚至有时前后矛盾，使本来已很复杂的疑难、热点问题更加混乱. 实践证明，零星的、无序的、即兴式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思想理论建设的问题，要摆脱困境，化被动为主动，必须有一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解决问题，将思想建设长远战略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的常备理论队伍.有关部门应以战略的眼光，充分利用我们的人才资源和知识资源，利用综合性的学科优势，在思想建设、重整意识形态方面多做一些思考和系统的研究. 一支队伍建立起来不容易，形成了就应常抓不懈，否则用时临时拼凑，过后则束之高阁，是短视和没有前途的.对改革持积极态度的有共同理想的学者，意识形态领导部门应把他们组织起来，长期不懈地研究现实提出的各种重
与总书记谈心３１３
大和紧迫的理论问题，不断写出有深度有说服力并足以引导群众的文章来. 知识分子专业化是当代社会专业分工的必然趋势. 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通儒：对上面解释封建王权，对下面民众的行为作合理解释. 今天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了，因此不仅应组织知识分子在其领域作深入研究，而且应该通过一定的形式将各学科的新思想集中起来，加以总结和系统化，就能形成自己的生机勃勃的新的意识形态.要特别重视培养和支持青年理论工作者. 他们迟早要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心，因此，理所当然，他们对祖国的未来特别关心. 马克思主义要靠他们继承和发展. 要相信党培养的年轻一代，党和国家花了巨大的力量培养了自己的学士、硕士、博士，应该重视他们，组织他们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层出不穷的重点、难点、热点和敏感问题，从而贡献出他们的知识，为领导决策服务. 也只有在这样的实践中才能培养新一代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２。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求同存异.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是我们应始终坚持的方向.在这一点上绝不能有半点动摇，否则我们的思想理论和精神文明建设就会走偏走邪，那不但无助于推动和促进改革，反而会葬送整个社会主义大业.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既面向当前实际又面向未来，也勇于吸纳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思想成果. 静止地、封闭地谈“坚持”
、“发展”
，只会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僵化，失去真理的光辉.
４１３与总书记谈心
在处理开放与包容关系时，要有一种主导性的文化. 我们的主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当前社会出现的各种思潮和“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有某些相似之处. 它有三个方面，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是可以互相对话的，但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基本选择问题. 新文化建设需要一种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格局基本上有这样几种划分：一是传统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等；二是传统的文化资源；第三是西方外来的文化因素；再有就是在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实践中伴生的某些文化观念. 这四种文化观念呈现出一种多元化格局，这是一个进步，我们应允许社会不同主体有其自身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观念. 但是，从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来讲，必须有能够整合这几种文化观念并使之有序化的主导文化. 它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哲学的观点，历史的从来都是现实的，传统的东西永远都是今天的东西，纯粹的传统已不存在，它永远流动直到今天，这里面有一个怎么融合，怎么解释的问题，比如说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人类的一种最高价值、最高理想，在当时是一种西方的思想潮流，这个思想后来成为人类最高价值学说. 但马克思也好，孔子、孟子也好，我们都能从他们的思想中找到反映人类文化的共同精神. 范仲淹曾经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个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同马克思主义所提的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有相通之处. 再有中国传统文化有“格物致知”
、
与总书记谈心５１３
“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
，这个思想同马克思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也有可以结合之处. 所以，在构建新的意识形态资源时，要想办法求同存异，尽量强调相同相近之处，最后融合它们的精华，这就是对过去单纯的斗争哲学的一种超越，也是符合时代和世界潮流的.３。马克思主义也应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所以有所削弱，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被教条主义僵化了，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或者说没有现代化. 现代化的最重要含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今天的实际结合起来，具体内容是：首先是强化法律文化. 一些腐败现象仅靠或主要靠观念去消除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法律文化，使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这是一种监督机制.第二是建立道德文化，具体从四个方面来努力：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公德、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 第三是发展科技文化. 以上三者，相辅相成，组成一种发展机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更新发展. 由于以往翻译、理解等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不乏误译、误读之处，这就有必要重新作出翻译和解释. 重新解释、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重要的发展. 社会主义理论在西方是发展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资本主义三大体系的矛盾，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冲突都在发展和变化.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更应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只坚持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人，不一定是
６１３与总书记谈心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守成者，完全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断送者. 只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从胜利走向胜利，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一方面，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光辉的榜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４。充分开发爱国主义这一资源，避免民族主义.在目前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爱国主义，有利于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培养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感情，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点在当前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理论和实践中避免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 我们应始终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有一种警惕，因为它很容易形成一种文化霸权，就是唯我独尊，唯我正确，甚至闭关自守. 这种片面性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努力避免. 中国人对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对这块土地产生的优秀文化传统，对这块土地上正在推进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都有一种最基本的眷爱情感，这就是爱国主义.这与极端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情绪推向一种绝对的自我秩序不一样. 另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恰当地宣扬民族主义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因此，怎样利用爱国主义这样一种价值资源，掌握一种平衡，还需要大力研究.５。
不要以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处置文化建设中的对外交流，要以博大胸怀对待西方和海外文化，同时要主动出击，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传播.港台、西方的知识分子对我国思想文化体系影响甚大，在
与总书记谈心７１３
各种思想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进来的信息时代，要用封锁的方法显然不可能.可以考虑的思路是，如果你要颠覆我，我就要包容你、收容你、收编你，消化掉你. 如果有什么思潮文化对我进行颠覆，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收编你. 在外交政策上，我们可以采取很强硬的对策. 但是在文化建设上，我们必须理智，要有博大的胸怀. 博大胸怀是一种对自己民族、对社会主义充满自信的胸怀. 西方好的东西我一定要吸收，以形成不断前进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作为决策者，一定要把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区分开来.在外交政策上，在国际关系上，可以强可以软，那是一种策略反应. 在文化建设上，必须有一种很博大的心怀，必须有强大的消化能力.归根结底，思想文化建设要和发展实力结合起来，要有实力的支撑. 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最近出版了一本书《文明冲突论》，认为二十一世纪可能出现的跨地域的文明冲突，主要来自３个大的文化体，一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二是东方的儒家文明，三是伊斯兰文明.他的这种划分作为一家之言，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完全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提醒西方文明警惕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一味地强调冲突，却忽略了文化的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 当今世界文化可以说对抗与对话并存，对外来渗透只做心理上的排除不行，还要主动地向世界推广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成果. 鼓励学者参与各种半官方和民间的国际讨论，让我们的声音能够传播出去.文化思想是没有国界的，或者说是国界控制不住的. 正如我们无法阻挡西方思潮向中国传入，西方也断然无法阻挡
８１３与总书记谈心
中国文化思潮走向世界（除非我们自我封闭，或自我放弃）。
哪一种文化思潮是真理，哪一方善于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谁就能占据民心，谁就能在二十一世纪“不战而胜”。
如果大家都拥有真理，就会融汇聚合成为人类新文化，就是“双赢”
，就是人类走向世界大同. 这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吗？！
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即便是要求外交姿态上的强大，如果不是通过发展实力来强大，而是一味地情绪上的强大，也是不行的. 我们的出口市场、金融市场都要靠人家的市场和人家的技术.对他们有依赖，就想摆脱，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只从心理上排除不行. 要摆脱这种依赖，不发展自己，不强大自己，一味地说我就不靠你，是绝对不行的. 以前的一些闭关排外做法，能够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很自强、很自立，但并不是长久之计，或者说这是非理性的. 总之，要重在建设，不仅要建立起经济上的实力，还要建立起文化上的实力. 有了实力，对外交流好办了，外交也好办了.６。重新解释和界定一些思想文化中的基本概念.过去我们常讲反对从概念到概念，那是在战争年代为通俗易懂地将革命道理讲给群众的需要. 今天进行现代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不运用大量清晰、准确、科学有力的概念就无法确立我们的思想体系. 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是，许多基本概念一开始就被简单化地理解，误批误用，给思想体系建设造成巨大障碍.“个人主义”
在英文中写作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是一种政
与总书记谈心９１３
治哲学的概念，它比较强调突出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同时也包含自尊自重和自我约束的意思. 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每个人充分自由发展”的目标是相通的. 美国社会中有六大价值观，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个人价值观. 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ＥＧＯＩＳＭ）
，两者是有巨大差别的. 但我们长期把两者混淆不清，不分青红皂白，一阵猛批.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关于个人主义的概念传入，有些人又不分青红皂白，将利己主义与之混在一起，一概肯定，连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行为都不以为耻. 为了思想文化建设，需要做一点正名的工作.由于许多概念已被混用和误批很久，要想重新恢复其本义，让人们去做积极的理解已很困难，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重新建立一些词语概念，文化是发展的，语言也是发展的，要根据实际表达的需要去建立一些新的概念. 例如对“个人主义”的概念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按西方惯例，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分开；另一种是按中国的惯例，将“个人主义”
译为ＥＧＯＩＳＭ，继续与利己主义等同，而将ＩＮＤＩＶＩＤBＵＡＬＩＳＭ重新定义，比如译为“自强主义”。
我们反对利己主义，同时提倡自强主义.７。理清历史，引为借鉴.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在目前市场转型过程中还需要立足今天，回顾历史，以借鉴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种种历史经验.回顾近代以来中国接受西方的工业化、商业化、社会化影响的变迁，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到底在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到底有哪些成功和不成功之处，有许多问题从现在看来也许不
０２３与总书记谈心
清楚，但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就可以理出一个脉络.比如说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带来的观念冲击和混乱，在近代上海就曾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上海在鸦片战争后，迅速出现道德沦落，租界社会的拜金主义以及帮派丛生、地痞流氓兴起等现象，对于这些东西，当时上海基本上是一个放任的状态，文化的放任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中国的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先进的一面，比较自由，出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基地；但是在大众文化的层面，在社会文化的层面又是很畸型的，很不健全，出现了很多黑社会的东西，出现了很多堕落的东西，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
，我们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文化学者要有这个意识，来总结我们中国近代以来实际文化状况演变过程. 因为今天中国许多地区某些方面在重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落后消极的东西，更多的则在重复我们昨天的旧上海.８。针对不同人群对象有层次有区别地实施文化思想战略，这种思想文化应鲜明地打上中国自己的烙印，要能直指中国大众的人心，使其人脑人心，同时也要建立精英文化，起到超前与引导的作用.中国社会的重新分化组合正在进行之中，所以我们的文化建设工作也要相应地分层次进行：与从事思想文化研究的学者们要经常交流沟通，建立精英文化；与不断增长的高文化阶层要有协商对话，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和说服；而与社会基层群众还是要运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明快有力的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教化. 几个方面不能偏废，几个方面混战也不
与总书记谈心１２３
行.近代以来的文化和思想，多是上层精英人物的思想，随着现代化进展，文化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世俗化. 今日文化是精英文化还是世俗文化？在历史总结当中最关键的还是研究文化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以这个为根据来研究我们文化的主旨. 西方也好，传统也好，最后都应立足中国文化的现状.重建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体系，首先要沟通民众.我们文化学者要首先担负起这种文化重建的战略责任，然后还要建立照顾其他群体的文化形态. 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面，生活方式的影响，如西方的足球名星、摇滚乐曲；第二，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 这种外来影响的状况也说明文化建设应当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同步发展. 事实上有些文化形式如音乐，通俗音乐与高雅音乐同时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化的建设不仅是形而上的那一块，很重要的还是提供一些事实，用真正能打动人心、直指人心的事实或好的表述方式可能对文化建设有着更重要的作用. 除了大量运用活生生的事实，一些琅琅上口，容易入脑入心的概念运用也非常重要. 譬如，我们思想文化教育中常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这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它们字数多，内涵丰富，还可能有歧义. 而西方的“自由”
、“平等”
、“博爱”及我们古代的“忠”
、“孝”等文化理论概念都很简明.我们现在把文化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搞得很复杂，有时必须看一本书才能弄懂其中的意思，普通百姓不易接受，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理解. 怎样把一本书中所阐述的规律特点用简明的语
２３与总书记谈心
言概念表达出来，这也是理论工作者需要做的工作. 契柯夫说“简炼是才能的姐妹”
，诚哉斯言！
文化重建的基础应该是大众文化，是大众生活的伦理体系. 在现实情况下，一种新的伦理体系对老百姓不应是一种遥远的目标，而是老百姓接受后，能给其实际的生活带来好处，这样才推广得开.国际上也应寻找共同语言向外推广，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作为全球最基本的原则，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学之所以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确实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为维持人际和谐和规范社会行为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其核心是人生的哲学，一切都围绕着老百姓生活的伦理，并以此为基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不是截然两块的.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战略、新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要在我们头脑里先理清楚，然后针对不同群体和对象，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９。让思想文化直面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
，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二大关系”中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立的方向和坐标.这样为精神文明建设定位，表现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洞察和把握：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车已全面启动，天是市场经济的天，地是市场经济的地，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之鹰也必然要翱翔在市场经济的万里长空中. 绕开市场，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已无法向前发展.市场不仅意味着经济效益，有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再投
与总书记谈心３２３
入，市场同时也包涵着社会效益，因为市场表达了社会的需求——不仅有质的需求，而且有量的需求.文化部在１９６年６月公布了历届国家级“文华奖”获奖剧目演出场次排行榜，结果发现，这中间虽然也有《托起明天的太阳》这样演出超过千场的剧目，但总体上演出率很低，获奖之后能演过１００场以上的剧目不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二的剧目只演出几十场就束之高阁了. 这一方面说明“排剧为获奖，获奖就停演”的现象仍是我国演出剧团中比较普遍的现象.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国家以颁奖、获奖为导向的文化发展战略存在着较明显的与市场脱节的问题：演出不超过百场的剧目居然能获国家级的大奖.我们的各种文艺奖历来注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无疑是对的，但演出场次如此之少，观众群如此之小的剧目怎样实现其社会效益呢？这犹如任何一种产品，你说它的质量好、效果好，那需要拿到市场上去检验，果真适销对路、供不应求，它的质量和效果自然得到了证明. 否则，任你说的天花乱坠，如果没有人买你的东西，那这种产品的效益又体现在哪里呢？
在文化领域中，流行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或值得提倡的，但好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文明产品，必须占文化生活的主流地位. 你不占，别的人就要来占，这就是残酷的市场法则. 近几年文学艺术兴衰消长的态势最直接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音乐领域，交响乐这样的高雅音乐正一次次地被流行歌曲、摇滚乐击败；戏剧中的京剧、话剧、歌剧、舞剧等不得不向小品让位；而电影院的观众不断被电视连续剧拉走；小说、诗
４２３与总书记谈心
歌等严肃文学的读者纷纷转向武侠、传奇甚至是通俗故事……
不管我们怎样看，文化事业正在走向市场. 如果无视现实，仍然一厢情愿地自顾自地生产制造，那只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的浪费，更严重的是，也根本无法实现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战略目标. 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放任自流，市场需要引导，需要创新构建. 这中间必须发挥国家的组织和调控功能，实现这种功能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加强文化立法，让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一通则体现到文化市场中来.
第十四章
不是结束语：还有没有第十三大关系……？
１８年前，“改革”
来到我们中间，而且从此成了亿万中国人生活中的空气和阳光.中国社会犹如一个积郁很久的泉源，当压在泉眼上的巨石被整个民族“改革开放”
的潜能搬开时，冲天的泉水就淋漓痛快地喷涌而出，从中央到地方，从团体到个体，中国社会的各种因素和力量以主动的或被动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姿态，随着“改革大流”向四面八方奔泻.泉源大开，四水迸流，这样一幅画面，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近２０年来发展变化的生动写照. 当汩汩的泉水积流成河，各种力量就沿着最可发挥自己势能的地貌尽情地向前奔淌.不符合自己流向的，就去冲；冲不过去的，就绕过去；绕不过去的，就慢慢地冲刷、侵蚀. 结果有建设性的，也有破坏性的，冲掉了许许多多应改应革的落后的东西，也出现了令人头痛不已的问题. 旧的秩序冲垮了，如何建立充满活力而又富有建设性的新秩序，越来越成为日益紧迫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开拓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业，无疑需要恢宏的勇气，但面对九十年代纷纭复杂的国内国际局面，面对二十一世纪未卜的种种变数和前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
６２３与总书记谈心
济的“中国大厦”还需要非凡的智慧和艰苦的劳动. 邓小平同志已为这座大厦设计了壮丽的蓝图，把设计变为现实，还需要系统而科学的施工图纸和具体劳作. 伟大的设计师需要卓越的工程师把理想变为现实.没有人才我们可以培养训练，没有资金我们可以融通，没有技术我们可以开发、引进，但没有系统而科学的施工设计和指挥，优秀的人才会被压制、浪费，金山银山会成为“铁山”
、“土山”
，先进的技术会被闲置、锈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十二大关系”
，为奔涌而下的百川规划出汇成江河的一条条导向，系统而科学地绘制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幅幅具体蓝图.这是多么壮丽，多么令人鼓舞，又多么震撼人心呵！
当我们研读江泽民总书记“十二大关系”提出的第十二个关系之后，我们读到了如下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这十二个关系是在改革和实践的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 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会不断深化，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各方面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也必然会有所调整. 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来研究这些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集中群众智慧，提高领导水平，找出解决办法，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推向前进.我们只是一批年轻的理论工作者，但“位卑未敢忘忧国”
，所以，不揣冒昧地把自己研读“十二大关系”的一些心得和心里话贡献出来，作为“群众智慧”的一部分，供总书记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参考. 我们从报刊的许多报道中，从许
与总书记谈心７２３
多接触过以总书记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的同志中，了解到我们的领袖非常愿意了解下情，非常喜欢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读了上面一段话，我们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 这是我党之大幸，中国之大幸.总书记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来研究重大问题，这抓住了关键.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正领导着１２亿人民进行人类最伟大最艰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研究重大问题，没有与其重任和目标相称的理论建设，是断乎不行的.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他还说，“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９页）江总书记的“十二大关系”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给我们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理论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因此，当我们谈完对“十二大关系”的心得体会时，自然想到了还会不会有第十三大关系呢？或者还有更多……
当这样的思绪产生时，一个问题立即在脑海中闪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
８２３与总书记谈心
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现在重温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６年的这个讲话，更痛切地感到他讲得是多么正确，多么深刻，多么高瞻远瞩.现在似乎有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敏感症. 一提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就是要搞西方议会民主、多党制那一套，于是就紧张起来了. 诚然，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在鼓吹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来进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是极少数人别有用心，应该永远对此保持警惕. 然而，它决不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义词，对这种不合我们需要的东西的抵制不应成为我们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 我们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及时地、有领导地、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政治等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我们已经成功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基础变化了，政治体制不改革行吗？显然不行.问题在于是自觉地、主动地改，还是被动地改，还是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改时再来改.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一直在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自觉地领导着和推进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我们在理论上把民主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并采取种种措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从自己的切身体验，
与总书记谈心９２３
我们可以感到，中国现在比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民主、更自由. 再如，在精兵简政、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也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 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决定等，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一种体现.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能低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我们应该大力开展以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研究，我们还应该制定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可能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加复杂的事，不可莽撞，更不能无政府主义，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有步骤地推进.重要的是给人民一个十分清晰的社会主义民主目标，以激励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使人民在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比较中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将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这是人民都能理解的，也是人民需要的.人民反对前苏联那种动荡的、搞资本主义议会民主那一套的所谓“政治改革”。
每一代人做每一代人的事. 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后代一定比我们更智慧，一定会找到更多更好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民主方式.我们不必越俎代疱，那只会欲速而不达，适得其反. 但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这代人应该做哪几件事. 目前，人民最关心的有两件事：一是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要有一套制度来体现各级领导的科学与民主的决策机制，把人民群众的意见、专家的
０３３与总书记谈心
知识和领导的权力结合起来，以保证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二是干部制度改革，以保证把相应的优秀人才选拔、使用到相应的领导岗位上. 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大事. 干部制度上的腐败是最大、最危险的腐败，也是人民群众最深恶痛绝的腐败.江泽民总书记在１９６年“七一”的讲话《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说到了全党全民的心坎上，应该成为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的开端.还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阶级、阶层关系，对外关系……等等. 我们不必刻意去找，就可以从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归纳总结出很有分量的重大“关系”来. 对这样一些问题，第二、第三代领导人都作过重要论述. 我们应该在这些论述的指引下，把理论探讨不断推向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作为改革开放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理论工作者，都愿意献身社会，报效祖国.我们通过这本书与总书记谈心，以我们的思考同最高领导人交流，我们深感兴会淋漓，心潮澎湃.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又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的洗礼和历炼，我们的时代终于有了一批站在科学高峰的思想者，他们具有现代的知识结构，具有浓厚的理论学养，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自己、对历史、对中国和人类的现实及前途负责的精神.
与总书记谈心１３
转型意味着变革，变革意味着超越，但超越之难又往往胜过蜀道之难. 虽然难，但又必须超越，不超越就无法前行、无法进步、无法发展，不超越就意味着永远的落后. 一切国家和个人，在进取的过程中最需要战胜的对手还是自身. 要赶超别人先要超越自我. 改革开放这场前无古人的第二次革命取得的每一点成功，无不是思想解放、超越自我的直接结果：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股份制，从律师制度的恢复到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出台，从卡拉ＯＫ流行于市到新闻产业集团的出现，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方方面面由革而兴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是，超越自我终归是最难的事情.超越自我难，主要在于很难找到或很难接受破旧立新的理由. 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要革去旧的，兴起新的，为什么，请给我讲出一个道理”。所以，要超越就需要理论先行，先弄清大道理“应该向什么方向前进”
，“如何达到预定的目标”
，再把这些原则分解成一个一个具体的直指千万人民心灵的回答和解决“是什么”
、“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小道理.说清楚了这样的“大道理”和一个个的“小道理”
，改革虽难而不难，超越虽难而不难. 所以，在这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刻也离不开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
，而这种理论思维，既依赖总书记和整个第三代领导核心集全党全民智慧而提出伟大的思想体系，也需要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的理论工作者深入探索和思考. 这样将会使我们在无论多么艰难复杂的局面中也不会迷路.
２３３与总书记谈心
改革正任重而道远. 改革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但在改革开放的雨露阳光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理论工作者，将永远毫不动摇地站在改革的理论旗帜下，去不懈地探索、去不断地思考.这次与总书记谈心是新时期理论建设的一次努力.当然，限于水平，我们所谈的可能浅薄，可能片面，可能偏激，也可能错误，我们也一定努力在日后的理论实践中成熟自我、超越自我. 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次研读“十二大关系”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次超越，我们愿意继续研读，不断提高自己，继续与总书记谈心……
编　后　记
《与总书记谈心》是参加“青年社会科学论坛”的青年学者们的一项集体成果.１９５年７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设立了“青年社会科学论坛”
，主要组织各个学科的优秀青年学者，集思广益，研讨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 其成果有的以研究报告形式上报有关领导部门，供决策时参考；有的以文章或其他形式推向社会. 江泽民总书记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发表后，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立即组织青年学者们学习，并就江总书记提出的十二个重大关系逐一讨论. 参加讨论者先后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军、许明、邢广程、陈东琪、陆建华、张宇燕、张弢、张西明、范建荣、金碚、郭克莎、赵睿、袁钢明、翁杰明、韩俊、蔡昉等同志.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每个问题由一两位同志执笔把大家的意见综合成文，有的重要发言还请本人撰写成稿，然后由翁杰明、张西明、张弢等编辑成书. 在编辑过程中，又进一步与许多学者讨论商定，或传阅征求意见反复修改. 青年学者们都表现出空前热情，像陆建华、韩俊、金碚本来都在主持或参加其他重要学术活动，也赶来参加“论坛”
讨论，并就有关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并执笔参加了部分书稿写作. 有
４３３与总书记谈心
的学者，像袁钢明、张宇燕、王军等是在发烧卧床并有其他繁重研究任务的情况下，赶写书稿的有关部分……其情其景，感人至深.此外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未参加讨论而在“论坛”
以往研讨会上发表过的精彩观点（如闵澍、刘靖华、金泽、何星亮、李长莉等）也尽可能吸收到本书之中. 所以，如果说，以往许多集体编著是各写一章合在一起的“混合物”
，那么这次《与总书记谈心》是把各学科青年学者的观点融为一体的“化合物”。这是一次综合各学科优势集体创作的尝试. 也因此，各执笔人就无法以章节署名了.现按执笔字数分述如下：执笔三万字以上者有：王军、陆建华、张西明；执笔二万字以上者有：翁杰明；执笔一万字以上者有：郭克莎、袁纲明、金碚、蔡昉、许明；执笔万字以下者有：陈东琪、张弢、韩俊、张宇燕、赵睿.我们必须特别提到，在开展“青年社会科学论坛”及以后的学术讨论活动，以及这次“十二大关系”研讨和《与总书记谈心》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尤其是副院长刘吉教授始终如一的指导和关怀，他并为本书写序.在此，我们谨致以深深的谢意.青年社科研究中心的张培忠、宋莹、张敏英为书稿的传送、打印、校对等做了许多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有关同志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书从写作到定稿，前后费时超过半年，其间参与各种有关工作、贡献了时间精力的同志很多，难以一一具名道谢. 总之，
与总书记谈心５３
对所有支持和帮助过这本书编写和出版的同志，我们将永怀感念.万事开头难. 我们一群青年学人，自知在学术事业上还刚刚是开头；用这种形式报效祖国更是刚刚开头. 开头的事总是不成熟不完善的，探索就难免有失误，我们热忱欢迎各方面的批评教正，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成长，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１９６。
９。
１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