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1979—194*）

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胡　绳　文　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胡绳文集１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不断的发展中的。这个命题恩格斯早就提出。他在１８７年给一位美国女士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马恩全集》第３６卷，第５８４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
（恩格斯，１８９４年为《资本论》第二卷作的序言，《马恩全集》第２５卷，第１７页）。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因为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以事实为最后依据，因为它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理论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９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科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以人类对自然的科学认
２胡绳文集
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而得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当时在西方一些国家正在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本质的全面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理论，关于建立能够担当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人类社会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成为僵死的教条。
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们的伟大后继者列宁）说过的东西，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说过什么或者没有说过什么，来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死于１８３年。
恩格斯死于１８９５年。
从１９世纪末叶到现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人类的社会历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些变化和发展的具体形态和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不可能预料到的，他们也没有试图去预料。
在２０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任务。
胡绳文集３
一
一百年来，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社会历史上，越到近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所占位置越加重要。
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的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
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对电在各方面的应用表示重视，认为他在１８２年看到的远距离输电线路的发明很有前途。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到的了解。
他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
（《马恩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７５页）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年代，电的应用还只是初见端倪。恩格斯虽然逝世得晚一点，但汽车在他逝世那年刚冒头，那时作为新的交通工具正在国际范围内普遍应用起来的还是铁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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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和航海轮船。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２０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变化了。
继１９世纪末期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发明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后，２０世纪的科学技术大步地跨上了新的台阶。本世纪初的物理学的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
４０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通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多方面发生变革，把２０世纪后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描写为突飞猛进是完全适当的。这时期每十年新增的发明和创造比以往两千年的总和还多。在发达国家中一项新的技术从创造出来到它被投入实际应用之间的时间日益缩短。依靠科学技术，２０世纪新发展起来的国家往往能达到上个世纪所无法企及的经济增长率，因而赶上本来居于前列的国家。科学技术是最活跃的一种生产力，这一点在近几十年中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明显。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任何宗派主义，因为这种理论在产生过程中吸收了人类社会以往历史中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成
胡绳文集５
果，特别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样的吸取工作，并不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创立就宣告中止。现代科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了发展自己所绝不可以忽视的；应该说，脱离这一切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又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以至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造福于地球上的居民；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世界上，居住在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中的穷人和半饥饿的人数，在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越来越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矛盾，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所不能解决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如何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应有和能有的优越性，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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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一百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很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两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
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或者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中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在苏联这样的重要国家中既唱了社会主义的凯歌，又为它奏了挽歌。这里先讨论前一个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即他逝世前４年在给德国的倍倍尔的信中曾这样说：“你说我似乎曾经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１８９８年崩溃，这是一个误会。
我只是说：到１８９８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因此我当然要避免事先作这类预言。“
（《马恩全集》第３８卷，第１８６页）
恩格斯逝世后２０年发生世界大战；后３０余年，发生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后５０年爆发又一场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自己所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的
胡绳文集７
学说是站得住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这座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就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它在恩格斯以后又存在了一百年，而且还将继续支撑多少年。
对前一方面，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根据新的事实给以论证，后一方面尤其需要人们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
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使大国的兴衰过程加速，使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各种矛盾加剧。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
本世纪６０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曾有过肯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和否定这种可能性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其实都没有充分的根据。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
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
这些都有待于人们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设想，社会主义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而且走一条特殊的路。
马克思１８１年在考虑回答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时提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也就是，“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马克思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恩全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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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卷，第４３１、４３８页）。但他们仍是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一篇文章这样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就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１８２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作的序言，《马恩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２６页）
东西方革命互为信号、互相补充的情形从来没有实现过。
历史经验倒是证明，任何国家是否能革命胜利，取得怎样的胜利，怎样走向社会主义，主要取决于本国的条件。国外条件只能起部分的、副次的作用。不顾其本国条件，揠苗助长，总是不成功的。一切过分重视国际影响的观点都为实际生活所否定。
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过程，在这意义上，“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已有事实可证明。
但事实也证明，不通过这个峡谷，代替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新社会必须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和成熟。这当然不是前一世纪的人能够预先设计的。
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如果不能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的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其中显然首先包括现代生产力，那么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应该加意维护。
胡绳文集９
三
从本世纪２０年代起，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马恩全集》第１６卷，第２４３页）当然也只能是这样。
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
马克思主义在２０世纪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
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结束，革命的科学也需要创造性地发展。建设的科学更非从头建立不可。
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的社会，就这意义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它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
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
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
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而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
０１胡绳文集
相比，会有许多原来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对旧社会的科学的分析，也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但是建设新社会的科学必须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
在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革命中，各个国家之间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但革命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形式绝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个国家要按照自己的国情来走出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古代中国人曾把未来的理想社会称为“大同”
，但看来也不能只见其“同”
，而不见其“异”
，或者说“同”是要经过“异”才能达到的。每个国家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民族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做法。用单一的模式来规范不同的国家，这已经在历史实践中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如何在原来拥有很高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也会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就显然更加复杂。
七十多年来，人类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在整个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事业中，不经过挫折和失败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说得好：“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
（《马恩全集》第３７卷，第３２２页）
本世纪９０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
在建设的领域内，
胡绳文集１１
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总结本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
四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反对了社会上存在的一种中国特殊论，这就是认为中国的国情是绝对的特殊，因此完全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又反对了主要在党内产生的教条主义，那就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以为作这种考虑只会使人离开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只是书本上的条条和外国的现成经验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书本上的条条即使是对中国适用的指导原理的话，还必须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有益于中国的实际；他们也不懂得，外国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也不能照搬到中国来。由于战胜和克服了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时期中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资本主义发展
２１胡绳文集
薄弱，农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这种实际出发，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得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学说，走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武装农民，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是异端邪说。但实践证明，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它带引中国革命达到了教条主义者所不能相信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经过一些失败的经验以后才找到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情况也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１９５６年后２０年间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发展不快，而且遭到许多挫折和失败。经验证明：第一，照搬苏联的模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中国自己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向苏联学习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是可行的。但这种学习应当只是借鉴，有所取舍，何况苏联模式本身就有致命的弱点。第二，照搬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也很有害。革命时期的好经验、好传统固然应该继承，但不顾具体情况变化照搬则是不可取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套办法有了无限崇高的威信，这就很容易造成在自己没有新鲜的经验，别国的经验也不愿意照抄的情况下，回头来从民主革命胜利的若干具体经验中寻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且用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概念来解释这种经验。实践已证明，这样做是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自己在建设事业中的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也参考外国的经验，逐
胡绳文集３１
步地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期的意义。在这以后，推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和开放的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近十几年来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风浪的震撼下屹立如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
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远不能说已经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能说已经完成。我们还要用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来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全胜利。我们还要通过实践，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弄清楚至今还没有弄清楚的许多具体规律。
中国处于其中的世界，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界，是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剧烈变化的世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正确地认识世界，并且懂得世界和中国的相互关系。
为了这些，我们就必须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１９４年１２月９日１９４年１２月２４日在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４年１２月２７日
胡绳文集１
目　　录
第一辑
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１９８２年８月）………………（…２）
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１９８３年２月）
……………（…１０）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１９８３年３月）
………………（…１９）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１９８７年２月）
……（…３８）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在纽约向美国知识界人士作的讲演
（１９８７年４月）
……………………………………（…６２）
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１９０年７月）
……（…７０）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１９０年８月）
……（…８３）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变（１９０年９月）
……………（…９１）
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１９０年１２月）
………（…１０）
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
（１９１年９月）…………………………………（…１０７）
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在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演讲（１９１年１１月）
…（１８）
２胡绳文集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在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１９２年２月）…………………………………（…１３６）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读书笔记（１９２年４月）…………………（…１４２）
关于防“左”
（１９２年４月）…………………………（…１５６）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１９２年１０月）
…………（…１６９）
关于薄一波同志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两篇）
（１９１年６月，１９３年７月）
……………（…１８２）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１９３年１２月）
…（２０４）
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
（１９３年１２月）
…………………………………（…２２）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１９４年３—４月）
………………………………（…２３２）
第二辑
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１９０年６月）………（…２６０）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１９８１年１０月）
………………（…２７０）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在东京向日本朋友作的演讲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
…………………………………（…２８４）
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
…………………………………（…２９３）
胡绳文集３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１９７９年４月）（…３１４）
“五四”
和反封建（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４３）
中国国民党历史概观（１９８４年１１月）
………………（…３６５）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１９１年９月）…………………（…３７６）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１９８７年７月）……………（…３８１）
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１９８５年８月）………………（…３９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９８）
第三辑
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２月）
……………………………（…４０８）
为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而努力（１９８６年１０月）
…（…４２６）
谈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
…………………………………（…４３９）
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１９８８年４月）………（…４４９）
谈谈社会学研究（两篇）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９０年３月）
……………………（…４７０）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１９８１年３月）…（…４８３）
关于如何深入进行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１９８２年４月）…………………………………（…５０）
从中国近代史中学习什么（１９８３年２月）…………（…５０７）
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１９８５年５月）（…５１７）
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
（１９８５年８月）…………………………………（…５２３）
４胡绳文集
谈党史研究工作（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５３１）
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１９８７年８月）…………（…５４）
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１９８９年４月）…………（…５６）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情况
（１９１年１０月）
…………………………………（…５７６）
第四辑
在芝加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１９８２年４月）（…５８４）
漫谈自学经验及其他（１９８２年１２月）
………………（…５８７）
关于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１９８４年６月）…………（…５９８）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１９８５年１月）………………（…６０１）
共同的理想（１９８６年９月）…………………………（…６０５）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所应起的社会效果
（１９８７年６月）…………………………………（…６１０）
对社会科学出版工作的几点希望（１９８７年６月）…（…６１２）
我们赞同推广世界语（１９８７年６月）………………（…６１４）
以坚定的立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１９０年４月）…（…６１６）
马克思主义与军事科学（１９１年１月）……………（…６２）
寄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１９２年９月）…………（…６２６）
现代汉语词典工作者的任务（１９３年４月）………（…６３０）
附　　录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六版序言……………………（…６３６）
胡绳文集５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６３８）
谈《胡绳文集（１９３５—１９４８）
》…………………………（…６４）
第一辑
２胡绳文集
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六年，十一大以后五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年举行的。六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
从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生活各方面说来，逐步清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问题，使一切工作转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或者在解决中，或者还没有解决好，还有许多现象不能使人满意。
但总的看来，的确是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是人们公认的。
十二大在这样一个时候召开的重要性，可以和历史对比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两次历史性的大转变。第一次是北伐战争以后。
我们党１９２４年同国民党进行合作，使革命得到很大的发展。那时我们党刚成立不到四年。从最初只有几十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建党，发展到１９２７年有了六万党员。这个新生的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已经走到绝路，和共产党合作后，才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
可是，１９２７
胡绳文集３
年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国民党叛变革命遭到了大失败。这次失败使党受到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党扭转了这个局面。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发展农村根据地，走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其他一些地方的许多同志也纷纷发动农村起义，使革命重新发展起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转变，就是指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农村革命重新大开展。
１９３１年以后，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全党，使我们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严重的失败，遭到巨大损失。毛泽东同志说苏区百分之九十、白区几乎百分之百都损失了。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扭转了局面，革命重新得到发展。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运动兴起了，１９３６年发生西安事变，我们党的力量和中国革命重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是第二次大转变。
在这两次历史性大转变中，当革命遭受挫折、遭受失败的时候，不但敌人认为我们的失败无可挽救，党内也有人发生动摇。背叛党成为托派的一些人（包括陈独秀等人）在红军长征时说，共产党根本路线错了，无产阶级政党怎么能跑到边远的农村去，根本丧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还说我们党搞什么农民游击战争，必然失败，不可救药。但是我们党没有被困难所压倒。这两次失败都教育了我们的同志，使我们党更加坚强起来。我们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杰出人物的领导下，以革命的胆识，坚韧的毅力，正确的战略战术，顽强地继续进行斗争，扭转失败的形势，使革命事业获得新生，重新开创出新的局面。
４胡绳文集
历史不能简单类推，但从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人们通常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当然，不能说凡是失败都会变为成功。如果是根本违背历史潮流的，和人民的利益相违反的事业，失败就是失败。如法西斯战争的失败，就是失败。它的失败，意味着新的革命力量的兴起。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正义的事业，对我们来说，失败确是成功之母。这就是说，正义的、进步的事业会受到挫折和失败，但可能从挫折和失败的形势下转变为胜利。不过要使这种可能性实现，还必须有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的正确认识：要能够科学地总结经验，从过去的斗争历史（包括成功和失败）中去总结经验，得出正确的认识，改正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前两次转变都是这样的。
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后，我们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中国革命必须首先以农村为根据地逐渐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后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继续不断地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纠正“左”
倾错误。在批判、纠正过去的错误的基础上得到新的认识，在这种新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重新团结了全党。
在新的水平上，我们党更加团结，战斗力更强。这就使得挫折和失败转变为胜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六年来，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三中全会首先从思想路线上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恢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我们总结过去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取得
胡绳文集５
教训。“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其中有林彪、“四人帮”
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问题，又有我们自己的同志，主要是毛泽东同志所犯的“左”倾错误。在分析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不能不牵涉到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党有没有勇气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能不能把这种自我批评做得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这时产生两种情况。一种认为，凡是毛泽东讲过的话都不能怀疑，凡是毛泽东做过的事都不能非议。这样我们就没法总结经验，不可能对于过去的是非作出正确判断。
还有另外一种倾向，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不但他晚年错误，好像他一生都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对于总结经验也是十分不利的。按照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否定了。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当然是靠全党的努力，党的许多领导人物的努力，而其中毛泽东同志确实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如果完全否定毛泽东的一切，那就实际上等于否定我们党的历史，否定我们党几十年来的一切成就。这当然是错误的，对于我们党是不利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六中全会，我们正确地解决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到各项具体政策，纠正了“左”倾的错误，包括纠正“两个凡是”
的观念；从组织上又进行了很多工作，清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的许多问题；重申和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去年６月举行的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
６胡绳文集
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史经验，涉及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完整的、科学的总结。十二大就是在这样一个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转变的关头举行的。这次会议将对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取得的许多成就加以总结，继续解决还未解决的问题，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把这几年的历史大转变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经历的两次革命大转变对照一下，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
十二大所处的地位，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历史对比。我党取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全面的认识，曾经经过了二十多年实践的检验。
在二十多年中间，有成功，也有挫折，有失败，一直到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七大是党成立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从理论上作了阐述，从思想上批判了“左”
倾路线的错误。
七大不但使我们党能够团结一致地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还可以回头看一下，七大以前１７年，１９２８年举行的六大，对革命的性质、任务作的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很不完备，而且这些认识并没有变成全党的统一认识，也没有把这些原则的规定具体化。因此，六大以后，仍然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然后是为时四年多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总之，六大以后中国革命仍然走了曲折的道路。
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行得比较顺利。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时，１９５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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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了党的八大。八大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八大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矛盾，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反对和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八大虽然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但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向前发展，思想、理论的准备还是不足的；虽然提出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不能说是成熟的；虽然提出许多正确的方针，但没有具体化。八大没有能够防止后来“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没有能够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在这个意义上讲，八大同六大的历史地位是相类似的。
现在的情况同八大时大不相同。
我们经过２６年的曲折道路，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党同八大的时候比，是成熟得多了。我们共产党人对历史上的挫折和曲折不要徒然地懊丧。如果只是懊悔地想，“要是按照八大的方针做下来，该多好啊”
，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不能说像“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灾难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的确八大时，党还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还要经过一些曲折，然后才能逐渐成熟，这恐怕应该说是必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六大和七大的关系，社会主义时期的八大和十二大的关系，可以说有类似之处，从这两次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虽然有了一种正确的认识，但不是马上能成熟起来，特别是要全党都深刻地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经过实践的反复考验，不经过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反面经验的教育，要提高认识是不容易的。只有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考验，特别经过失败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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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认识才能成熟起来。社会主义对我们、对人类都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要充分弄清楚在中国的条件下，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比解决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更为艰难。不能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就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作出了第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才举行八大；现在，我们党在作出了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举行十二大，这并不是偶合。
在三中全会后的四年间，拨乱反正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的转变，使我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思想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上了正轨。当然，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我们还要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党风也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要争取党风的基本好转；社会风气确实还有许多严重的问题，要争取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度过了一个极其艰难的转变时期，从“文化大革命”
那种混乱状态，转变到今天一切工作走上正轨。只有这样，才能举行十二大。
这次大会将决定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本纲领、方针、政策。
现在十二大尚未举行，但根据三中全会以来发展的情况，可以说十二大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当然不是同以后比。和以前比，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举行过八大，然后是九大、十大。九大、十大不用说了。十一大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举行，却没有能够纠正九大、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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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甚至继续犯了一些错误，妨碍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可以相信，十二大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年来一些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且能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的一次重要会议。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２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０１胡绳文集
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１９４１年，延安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一书。
现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那个本子为基础，加上若干篇文章，编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其中除《农村调查》的《序言二》和《跋》以外，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看不到的。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个篇幅很短的文件）和《寻乌调查》（书中最长的一篇，占１４０页）
，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尤为可贵。
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本农村调查文集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很值得一读的书。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１年《农村调查》序言二中特别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１７页。下同）这一点当然是我们在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应该注意的。但是，为了认识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也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社会和历史）
，这些在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３年之间的农村调查材料和作者对这些材料所作的分析还是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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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兴国调查》表明，在农村人口中占６％的地主、富农占有８０％的土地，而在农村人口中占８０％的贫农、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却只有２０％（农村人口的其余部分是完全没有土地的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和游民）。在《寻乌调查》（１９３０年５月）
、《兴国调查》和其他调查材料中，提供了许多有关农村中的封建剥削的具体数字和情况。
１９２６年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根据湖南湘潭西乡的材料，详细地计算了一个佃种１５亩田的佃农的收入和支出。
《兴国调查》又考察了８个农民家庭（他们中７家自己有一些田，又租种一些田）的生计。这些生动的材料都表明了，当时的农民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还困难，是没有任何余力去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民要求生存，社会要进步，不革命是不行的。作者所调查的地方都没有什么特大的、其势力超过一县以上的地主；这些材料，是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有代表性的。作者以极其客观的态度进行调查。例如他在《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的儿子的情形说：“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第１５０页）
参加他的调查会的三个农民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许多贫农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而把儿子卖到绅士和富农家去。
“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恶狠狠地跑来索债，“因为这时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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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债的生死关头……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作者于此不得不慨叹地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对于这种吃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更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较早时期进行的调查是完全可靠的。他说，由于他了解了土地分配的状况（当然还有剥削状况）
，使他得出两个字的结论，就是革命。
“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８０％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第２６页）
《寻乌调查》中对于地主阶级作了具体的分析。
这个调查材料把地主分为大中小三类，而且把寻乌全县７个区的２０个大地主和１１３个中地主的经济情形、政治态度一一列举出来。
“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
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
（第１１５页）
总起来说，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为目的”
（第１２４页）。因此他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丝毫不起积极作用。
依政治思想看，大中地主则分为三个部分，“新的占１０％，半新的占７０％，全旧的占２０％”
（第１２６页）。这所谓新旧是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文称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态度来区分的。
“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
，“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
（第１２４、１２５页）。为什么大中地主中多数是“半新”的呢？
“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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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
（第１２５页）至于“全旧的”
，那“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
（第１２５页）。
新旧的不同也有是因年龄的不同而形成的。
至于寻乌的小地主，他们在地主总数中占８０％。他们是无权的（在寻乌，“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中做小生意的多，派子弟进学堂的也多。他们一般地能够接受资本主义文化。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即从原来的大中地主分拆开来成为小地主而又在经济上破落下来（靠卖地、靠借债才能维持生活）的那一部分，不但接受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思想，而且能够进一步参加革命，“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
（第１２８页）。
以上所说的对地主阶级的分析虽然是寻乌一地的材料，当然会带有地方的特点，但是这些分析的基本点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
中国的地主阶级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后，遇到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可能不发生分化，这种分化从１９世纪末年、２０世纪初年已经开始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队伍虽然不大，但能够得到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力量的声援。这种声援除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外，对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起了什么影响，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也吸引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出身于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事实。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时是不能不注意地主阶级中的各个阶层的动态的。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３０年作寻乌调查，主要是为了研究城市
４１胡绳文集
问题和商业问题。
寻乌位于江西省的东南端，接近闽粤二省，它是江西的赣州、于都、安远、会昌等地通往广东的东江地区（兴宁、梅县直到惠州）的门户。
“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
，后来“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
（第５７页）
，寻乌的商业就一天天衰落了。在这个调查材料中所说的寻乌城只有２７００人口，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逢一、四、七圩期才热闹几小时。
商人在这个城市中人数很少，经济力量很弱，政治上毫无权力，只能居于地主阶级的帮手地位。毛泽东同志当时只可能以这样一个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小城市为调查研究对象。不过这是个“受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
（第５７页）。
这个调查材料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在农村经济市场衰败，土货市场为“洋货”
市场所代替的情况下的内地小城市的灰暗的命运。
对社会历史研究者说来这里是有不少有趣的具体材料的。例如寻乌城内的２７００人中，“娼妓是３０余家，３０几个妓女，却养活１６２人”。又有“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
，为数达２７０人（第１００页）。这两种人合计为全城人口的１６％，而这个城市的手工业者（２７９人）
和商人（１３５人）
人数加起来大致与此相等，也约占１６％。
失业群众之多和商业手工业之衰败都很可惊。这难道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一个缩影么？
毛泽东同志所调查的这些地方都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除长冈乡、才溪乡“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外，其余“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在寻乌的北半县，１９２９年农民在党
胡绳文集５１
组织领导下的抗租斗争已经得到胜利，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分了田。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到寻乌调查，这时，农民革命势力占领县城还不到一个月，但南半县也已分了田。
在革命风暴掀起的时候，农村中各个属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各个居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具有不同经历的人，对待革命的态度立即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作者进行这些调查也正是为了研究土地革命中的种种问题，包括分配土地以及山林、池塘等的方法，对待各阶级、阶层的政策，以至建立和健全革命政权的方法，等等。他指出，１９２８年以前在土地问题上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井冈山，１９２９年４月在兴国制定的两个《土地法》，都有原则性的错误（这两个《土地法》均收入本文集中）
，以后才通过实践改正了这些错误。反映了土地革命初期的经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的这些材料，不但对研究土地革命的历史是有用的，而且对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历史也有参考价值。初期的土地革命曾遇到许多问题，例如，“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头一次总是富农瞒好田，不能将田分别上中下三等调查好。头一次总是富农中农领导，贫农没有权”
（第２７６页）。
又例如，兴国初建立的农村政权有“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
、“强奸民意”这些坏事，对此毛泽东说：“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分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
（第２４６页）。像这类的问题，也是以往的农民革命所不能不遇见而且不可能解决的，即使他们已经提出了平分土地和建立乡村新政权的任务，例如太平天国。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正
６１胡绳文集
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关于农村调查》（１９４１年的一个讲话记录）
中说：他在１９２０年看了几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第２２页）。这里所说的“只取了它四个字”
，其实是形象地说明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没有这种指导是不行的，不在这种指导下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行的。研究从哪里开始？就是要从了解实际情况，从调查开始。
毛泽东１９３０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第２页）这几句话，极其通俗而又精确地表达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如果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那就或者只是背诵书本上的公式，或者只是把在过去的条件下曾经适用于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当成永远不变的办法，或者简直只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无知妄说”。总之，都不能得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而只能使实践走到歪路上去。在这点上，我们党几十年来是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教训。
毛泽东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依据的思想路线，看成是
胡绳文集７１
“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人们必须注意了解新的社会情况，了解群众实践中的新经验，研究如何解决实际生活提出来的新问题，这样才能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当人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的时候，或者当客观情况发生着大变化的时候，着重提出这一点当然显得特别重要。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
，以为有了某个“本本”就能“保障了永久的胜利”
，以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他说：“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第８页）这里所说的保守路线就是指那种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的事物、新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情形。因此，必须用具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的实际生活来克服这种保守路线，基本办法就是提倡调查研究。
当然，毛泽东在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遇到的社会变化和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化，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那时是在封建的土地关系统治下的农村阶级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候，现在是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毛泽东的下列的话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第８页）。
在这本调查文集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调查研究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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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采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即是对社会的各部分进行仔细的分析，然后才能加以综合，认识其总体。他的农村调查研究是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的。在阶级社会中，当然要特别重视阶级分析。现在我国社会已经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现在社会中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在这个范围内，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必要的。对于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也必须进行分析，以求得细致的了解。例如，有的同志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中的居民分别为以务农为主、以务副为主、以务工为主的几种人，这种分析的观察显然是有意义的。所以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仍然是在调查研究中所应该采用的方法。对于现在作社会调查的同志来说，这本调查文集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可供借鉴的。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１日
胡绳文集９１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六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并且迅速地和中国的工人运动、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在它的幼年时期，就显示了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舞台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活力。
在那时，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陷入绝境，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先例打开了中国人民（首先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的眼界。他们逐渐懂得，中国民族的命运，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一样，唯一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最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以为，只要把西方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搬到中国来，就能够解决中国问题。
不久，他们通过实际经验看到这样做是不行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和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无产阶级的队伍不大，但是能够发动起来的农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除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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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以外，特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还能够从其他一些阶级和阶层中找到同盟者。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中国革命运动，直到进入社会主义的门户，不能不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
，以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时，必须注意这种特点。
为了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通过自己的经验，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一国的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革命就是要把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但人们只凭头脑里设想一个新世界的方案，是不能实现这种改造的；必须从旧世界的实际出发，合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地进行改造事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对国情也是这样。人们必须从国情的实际出发，才能改造落后的国情。
一般地说，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一般的原理。特殊地说，在中国这一点就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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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能够处理好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反之，不能够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成为空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只能得出错误的方针。
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这是我们党第一次自觉地提出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所谓“本本主义”是指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搬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或者套用外国来的某种模式和公式，也就是指教条主义。为了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７页）。
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的观点。年轻时的马克思已经这样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４３３页）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
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决定的。
正是由这种国情出发，产生了无产阶级必须争得，也能够争得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配合以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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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产生了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包括挫折和失败）
，才完全掌握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
３０年代初期，使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危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状况，特别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这两部分的事实，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的特点。他们不是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而只是照抄照搬什么“本本”上的“公式”。这些“公式”有的可能是有普遍意义的，但由于没有同具体情况相结合，变得毫无用处；有的只是从别国的经验中得出的，全不适合中国的尺寸。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清除了３０年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提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他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
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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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坏。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２８５、２８６页）
１９４９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在１９４９年胜利后，我国以不长的时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虽然由于１９４９年的胜利而结束，但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仍然充分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许多特点，因而才能够总的说来进行得如此顺利。
那么，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否仍有自己的特点？
它所具有的特点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是否同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关？这可以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因自身不能解决的矛盾而崩溃，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革命取得统治权力，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计，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比较成熟的国家，而且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他们概括地指出“最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可以采取的措施，并且认为，“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２７２页）。对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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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社会的具体结构及其发展进程，他们的态度是很谨慎的，只限于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论述。
例如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评论一个德国刊物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时说：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的方式。
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１）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２）
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４３２页）
１８７５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固然比较细致地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但是他的立论是在恩格斯所说的“合理的辩论”的范围之内的。而且他是针对拉萨尔派的所谓“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和“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些空话而讨论这个问题的。
正是为了驳斥这些空话，马克思除了指出其他各点以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费资料的分配不能不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商品等价物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因此，“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这些虽然可说是“弊病”
，但“这种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学到的是，决不可以从抽象的平等观念、公平观念出发来
胡绳文集５２
考虑问题。马克思不可能具体地解答未来社会中的分配方式问题。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当然不能不顾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直接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得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更不能把马克思的话误解为号召我们立即着手消除这种“弊病”。
马克思强调的是不可以从抽象的公平原则出发。如果以为，既然这里还有不公平，就要加以“限制”
，求得“公平”
，这不是马克思，而恰恰是回到了拉萨尔。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只可能作出原则性的设想，只可能从理论上探讨未来社会的出发点和进一步发展的总方向。在分配问题上是如此，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国家中的具体发展规律，还有待于后人通过实践去探索。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曾企图“用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
（《列宁全集》第４２卷，２５页）。但这种尝试失败了。他们改而采取符合俄国社会历史条件特点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列宁还曾考虑到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走法不完全一样，会具有各自的特点。他考虑到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过一定的革命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就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
，因此就应当：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
６２胡绳文集
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列宁全集》第３９卷，７１页）
列宁的这些论述是很值得重视的。一切民族、国家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相同的，但“世界大同”还在遥远的将来。不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各国会有自己的特点，而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也会因国情的不同而有同有异，或者在大同中有小异。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仍然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这得一个经过特殊的道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不能不特别注意这一点。
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大大高过以前时代的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具备相应于这种生产力的发达的国民教育、国民文化、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等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一旦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这一切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这社会里虽然有资本主义，但很不发达。
我们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我们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中，几乎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能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学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一切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东西。中国的社
胡绳文集７２
会主义道路必须考虑到这个实际，正如同民主革命必须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一样。
也许有人说，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特殊困难，为什么不先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是值得回答的。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将只会继续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或者变成这一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国际条件）使中国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必须首先指出这一点：即使经过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是一条“近路”
，中国也没有条件走这条路。
何况这决不是一条近路！
经过资本主义，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说来，是经过一条漫长而痛苦的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既然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能够经过新民主主义而直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会由于害怕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而选择那条漫长而痛苦的路呢？
中国没有能从封建社会转成资本主义社会，近代的中国不但在世界上成为落后的国家，而且遭到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这是历史的不幸。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人民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又是历史的幸运，尽管这条道路上有许多注定要遇到的特殊困难。
我们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固然形成一些特有的困难，但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些特点。经过长期的民族苦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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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斗争，锻炼出了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团结和艰苦奋斗的传统，这是很突出的；我国工人阶级从来很少受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贵族”阶层在我国是没有的；我国的农民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土地改革运动和合作化运动，同工人阶级结成亲密联盟，对共产党的领导有高度的信任；我国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但是一般的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他们根据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实际生活经验，承认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国家富强；我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在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是通过赎买方式和平地进行的）
后，绝大多数人都能自觉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自愿把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奉献于社会主义祖国，旧社会的其他社会上层分子也是类似的情况，等等。这些特点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又是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当然有助于我们克服那些弱点，但是我们如果不注意克服那些弱点，也不可能充分利用这些优点。
一般说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艰难的事业。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时不能不面临的有些问题，又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所不会遇到的问题（在那些国家里也会有一些我们所没有的问题）。
我们所遇到的特殊问题是些什么呢？
举例来说，就是在全社会，特别在广大农村，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文盲大量存在，国民教育很不普及，社会教育设施很少；科学技术落后，知识分子数量少，有较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更少；非常缺乏大生产和大商业的经验，因而经营管理方法很落后，如此等等。
胡绳文集９２
就政治上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
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制是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为基础，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一种欺骗。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质时，同时又指出，它取代了封建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固然社会主义不能像从资本主义社会接受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各种文化教育设施等“遗产”
（这些“遗产”几乎一转手就可为社会主义所用）那样地接受政治制度方面的“遗产”
，但是一个民族有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法制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是很有关系的。
在我们这里，是没有这种经验的。
我们只有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民主传统，这种传统无疑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就全社会来说，我们必须从清除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废墟开始，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１９５６年８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今后全国人民的最主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方针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而社会生产力仍处于落后状况的实际出发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除非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在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也可能比别的某些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但是说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落后并不只是和外国相比而言。为了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有的社会生产力是远远不够的。这是我国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状况。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制度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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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立时，不可能已经是健全和完善的。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当然更加不可能。因此，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还继续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按照我国的国情完善起来。八大虽然没有全面地说明一切问题，但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中心任务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发展。
党中央１９８１年６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国３２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这样，我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建国初年，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时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左”倾错误经历了曲折，遭受过挫折，但是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过程中之所以犯了“左”倾错误，以致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错误，当然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证。从这种“左”
倾错误中应该得到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只凭一些“公式”
（这种“公式”往往是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
，如同不能正确地指导革命一样，也决不能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胡绳文集１３
由于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学习的东西，所要做的工作，不免特别地繁多、复杂，需要用很长的时期。看不到这一点，以为很快地就能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甚至以为只要靠一两次群众运动就能解决问题，那当然会犯大错误。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当然是对的。指出这一点，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毕竟只是最一般的规律。如果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那就不可能准确地看出究竟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有哪些东西需要改革。从“越大越公越好”之类的抽象观念出发去进行“改革”
，反而滋长吃“大锅饭”那样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象。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是人类有史以来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的规律，把这个公式用到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起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作用。
“社会主义一定要和资产阶级斗”
，这个公式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灵魂。在这个公式下，既不区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时期，也不对于似乎可以加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甚至乱戴这个帽子，其恶果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势力，当然必须打击。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学会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其中有些东
２３胡绳文集
西（如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有些东西（如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法）虽然有阶级的烙印，但也必须仔细地鉴别、分析、吸取和改造。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商品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最高度（比起以往的社会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在未来的社会中将消除商品生产。
但是中国的实际并不是商品生产已经很发达，而是还很不发达。脱离这种实际　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当成可以任意套用的公式，只能起妨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作用。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口号。其错误固然是在于事实上所打倒的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权威，正如同在“走资派”的帽子下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一样。但还可以设想，如果真是有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学术权威，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防止他的世界观发生影响，用适当的方法帮助他改造，而同时认真地向他学习，把他的学术学过来，或者批判地吸收下来。既然他是权威，为什么不应该向他学习呢？可以用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打倒“学术权威”。
考虑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学术权威不是很多，而是太少，这样的口号就更显得荒谬了。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些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规律。只靠这种一般规律，人们所能知道的至多也只是如同前引恩格斯所说
胡绳文集３３
的前进的出发点和进一步发展的总方向。不把一般规律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是办不了事的。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设想出“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纯洁”
“完美”的抽象概念出发，就只能得出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
“文化大革命”
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
，又似乎以为，只要靠群众斗争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
、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马克思在１８７７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当时德国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
为此，马克思慨叹地说：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１页）
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但这二者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基
４３胡绳文集
础。
毛泽东同志为使中国革命的理论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曾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独创性的经验，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产物，但毛泽东同志所起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体经验，较少去认真地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逐渐背离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由于背离这个原则，当他自以为是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时候，实质上却是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从这里，后人可以得到极其深刻的教训。
要纠正这些“左”倾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确的道路，很明显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也就是要恢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要坚决地捍卫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又要敢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这样做的。从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党和国家在各方面工作中所实行的方针、政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我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形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坚定不移地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不是简单地回到１９５６年八大的方针。
胡绳文集５３
三十多年的经验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国情，据以确定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而决不能套用什么普遍的公式；别国的经验应该参考，但决不能简单地袭用什么外国的模式。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显然大大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
现在的中国国情，当然和１９５６年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有了很大不同。在近三十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屹立在中国大地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当然是我们据以出发的根本国情。
对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发生的变化，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在这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由此产生的困难和弱点，仍然是必须充分注意的。此外，像中国人口众多，可耕地相对说来很少；中国的资源虽然丰富，但多数还未经开发和利用等，这些当然也仍是在考虑我国国情时所不可忽略的。
在农村中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专业承包的责任制，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行体制改革，特别注意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把教育、科学当作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力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等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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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在我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有利于我们克服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存在的弱点。
全面地考察和认识我国的国情，从这种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特殊困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必然会具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在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又经过三十多年，现在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提高，但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是不是因此感到泄气，感到社会主义制度不灵、马克思主义不灵呢？当然不应该。为此而泄气的人，是完全不懂得历史条件本来注定了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三十多年在历史上不过是一个短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经过两三百年才达到今天的现代化程度。依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仅能够不以广大劳动人民在剥削制度下受熬煎的辛酸和痛苦为代价实现这个过程，而且我们能够，总起来说，用较短的时间实现这个过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做的事，也是只要我们努力得好，就能够做到的事。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科学地总结了过去三十多年的正面反面的经验，我们已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找到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我们正在按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纲领，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这条道路当然还要在实践中更加充分和完善起来。我们在民主革命中按
胡绳文集７３
照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走出了具有自己的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样的，我们也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原载《红旗》１９８３年第６期，３月１６日出版
８３胡绳文集
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有人认为或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是不可取的，中国本来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这种错误的说法，应该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
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这不是完满的科学的答复。
西欧资本主义初兴时，有些先进的思想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才合乎人类理性。他们的善良愿望并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进程，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在西欧各国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而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之而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发展社会生产，使生产的结果造福于人类，并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为了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我们要从
胡绳文集９３
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直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西方国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打败和侵入中国，中国内部又发生了历时１４年终于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国社会才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历史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在近代中国，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曾经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促进中国的进步，摆脱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的。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毕竟是一种进步。可是，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行不通。
近代机器工业（和轮船航运）
，最早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出现于中国，但那是外国资本，开始时为数还很少（后来在１９世纪末年较大地发展起来）。
６０年代中国出现封建官僚控制下的主要供军事需要的工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六七十年代间开始出现私人资本的各种新式企业。这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已经产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婴儿。但这婴儿在近代中国一直是艰难地成长着，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强大的力量。
在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封建的土地关系一直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先后相继的统治政权无不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基础（或主要基础之一）
，并且极力维护封建土地关系。
０４胡绳文集
中国社会虽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但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所以称为半封建社会。
在中国，为什么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代表它的政治力量不能战胜封建主义呢？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各国，这种新生力量在斗争中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成了半殖民地。
１９世纪末年和２０世纪初年，全世界被极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差不多瓜分完毕。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包括英国、沙皇俄国等欧洲诸国，加上北美洲的美国和在东方后起的日本。它们把世界上几乎一切经济落后的地区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
从１６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开拓”的历史，是一部血和火的历史。殖民者所到之处，对落后的部落、民族进行野蛮的掠夺和剥削，甚至使他们失去生存条件，消灭殆尽；对于消灭不了的民族，就在那里实行殖民统治。资本主义侵略者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为殖民统治的需要，他们向那里输入新的生产方式，同时也为殖民统治的需要，保存和维护那里的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在许多殖民地里，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的对照特别鲜明。只在殖民者居住的少数城市和地区中有“繁荣”和“文明”的景象，而广大地区笼罩在贫穷和黑暗中，人民受着重重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时，都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
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迫使中国的统治者向它们屈服，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深深地渗入中国。它们强占中国
胡绳文集１４
沿海若干港湾，并在好些城市建立所谓“租界”
，而且曾为如何“瓜分”中国而绞尽脑汁。它们没有能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在中国广大人民中蕴藏着反抗外国侵略的强大力量。
这种力量在早期虽然只是以幼稚的、自发的形式爆发出来，但已经使侵略者感到，直接统治这成亿的生灵是它们难以胜任的。第二，如果由一国独占中国或几国“瓜分”中国，势必引起列强之间的激烈冲突。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宁愿保持中国的原状，各自按照自己的力量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利益均沾，共同主宰中国的命运。中国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已丧失完整的独立主权。
中国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都参加掠夺的半殖民地。
到本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尝试用武力来独吞中国，结果遭到彻底的失败。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的第一次大失败。
其所以失败，基本上也就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外国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航运公司、银行等等，并不是要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强大势力的排挤和压迫，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难以生长起来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１９１４—１９１８）期间，除日本以外，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在这次战争时期和战后一二年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欣欣向荣，被称为“黄金时期”。但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后重新向中国扩张势力，这个“黄金时期”迅速结束了。这种情形更证明，没有民族的独立，中国资本主义是无法自由发展的。在中国丧失独立主权的情况下，当然也谈不到按照本国的利益和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等。
２４胡绳文集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阶级，又竭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土地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关系。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是帝国主义所选中的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军事、财政各方面支持这些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当这些代理人中的这一个或一批倒下去时，帝国主义就以另一个或另一批取而代之。封建势力虽然腐朽落后，但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并同买办势力结合起来，就成了难以摧毁的堡垒。
近代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进步起来，就必须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中国。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这二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谁能完成这些任务？如果有一个能完成这些任务的资产阶级力量，中国就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１８９８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近代中国最早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派别。他们深切感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苦，有强烈的爱国情绪，提出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资本主义化的纲领，并企图通过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这个纲领。但他们迅速地失败了。
胡绳文集３４
１９０５年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更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纲领，并且为实现这个纲领进行了许多斗争。孙中山已经看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并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他和他的同志们的目的还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同盟会领导取得了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的胜利。
这次革命推翻了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所以是一个胜利。
但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丝毫没有因这次革命而削弱，革命的果实落到了帝国主义所中意的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的手里。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辛亥革命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辛亥革命后，出现过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它们中许多是政客官僚的集团，旋生旋灭。一些标榜无政府主义或某种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党派或社团，因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没有什么生命力。除同盟会扩大改组成的国民党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较有影响的是以曾参加戊戌维新的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梁启超和其他一些进步党人倾向于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既不反对帝国主义，也不反对封建势力，反而依靠封建军阀势力。进步党屡经改变自己的名称，终于成为一个只是在官场中朝秦暮楚、追逐名利的小集团。
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成立后，混入许多官僚、投机分子，失去了同盟会原有的革命性质。在袁世凯的高压下，国民党内部分裂，孙中山以其中一部分人建立中华革命党。他们的力
４４胡绳文集
量很小，没有能在反袁世凯斗争中起主导作用。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取消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９年１０月重建中国国民党。
这个党虽然号称有许多党员，但成分庞杂，组织涣散，党员各行其是，直到１９２４年前这个党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提不出足以动员广大人民的政治主张。只是由于它有辛亥革命的历史业绩，其核心孙中山和他的少数同志坚持反对北洋军阀，谋求中国的进步，并且经几度挫折失败后，在广东勉强建立了一个与北方军阀政府对峙的政权。所以国民党这时仍不失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有进步性的一个重要力量。
１９２３年，孙中山下决心接受苏联的援助，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国民党的改组，这才使国民党有了新的生气。
１９２４年１月，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从辛亥革命后的１３年里，还从未举行过这样的大会。
孙中山于１９２５年３月逝世。
国共合作的局面暂时还保持着。因为有了国共合作，才有了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工农运动的兴起，才有了北伐战争，国民党才在全国人民中有了信誉与威望。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如果能够进行到底，取得胜利，中国将如何？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提出的纲领，主要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打倒军阀，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
实现这些纲领当然并不是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纲领中还有“节制资本”
一项，就是说，中国将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少数资本家垄断国民经济。但这也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半途而废。
胡绳文集５４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国民党是依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成果，又是通过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而取得全国政权的。这里不讨论国民党当政２２年的全部政绩，只来答复一个问题：国民党政权有没有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试以国民党统治下的第一个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内的棉纺织工业情况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所以说这十年，因为１９３７年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其所以说棉纺织业，因为那时重工业根本谈不到（１９３３年钢产量只有３。
５万吨）
，而在轻工业中，棉纺织业历来最称发达。
１９２７年全国纱锭数量是３６７。
５万，１９３６年增到５１０。
３万。其中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日本的，有一小部分是英国的）在中国的工厂所拥有的纱锭数，由１５７。
５万增加到２３５。
６万，增加几乎达５０％，在全国总数所占份额由４２。
９％提高到４６。
２％；中国商人的工厂拥有的纱锭数，从２０９。
９万增加到２７４。
６万，只增加３１％，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５７。
１％降到５３。
８％。
布机的情况大致相同。
１９２７年总台数是２９７８。
１９３６年总台数是５８４３９。其中外国资本的台数由１６３２９增加到３２９３６，增加一倍有余，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５４。
８％提高到５８。
１％；华商数由１３４５９增加到２５０３，增加约９０％，而在总数中所占份额由４５。
２％降到４１。
９％。
（以上数字见１９４８年出版的《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３３５——３３６页）
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说：“我国棉纺业自民国二十一年
６４胡绳文集
（１９３２年）
后，由于捐税繁重及花贵纱贱诸影响，深感无法支持。迄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下半年，５９家华商纱厂，完全停工者达２４厂，而减工者复有１４厂。固不能以纱锭布机数量之增加为衡量该业兴衰之标准也。“
（同上，２５５页）
这就是说，实际情况比上述数字还要糟得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棉纺织业、民族资本是在衰落中挣扎，而兴旺起来的却是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
国民党政权不能解决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独立的问题，它自己的生存就是靠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政权也不能实现全国的统一，它内部派系林立，各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政权不但不能实现孙中山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
，而且不能实行它自己提出过的“二五减租”
，因而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没有改变。
国民党政权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国民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不仅背叛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宗旨，也背叛了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主张。
在国民党开始取得全国政权时，中产阶级曾经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完全失望了。经过抗日战争和战后的时期，更加深了这种失望。
三
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１年成立时，只是几十个人的小党。
那
胡绳文集７４
时共产党人曾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当前的任务。但不久他们就懂得，为求中国进步，革命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起。由于积极参加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７年的国民革命，共产党发展到近六万人。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又使它大为缩小。
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主要在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红军，建立根据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在什么问题上发生分歧呢？当时的问题并不是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
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当时它所做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消灭封建土地关系。没有这种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下一步的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说：“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
（《论联合政府》）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另一个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日益成为首要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且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这就促成了包括同意抗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毕竟坚持到取得最后胜利。由于共产党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一百二十多万人的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政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间（并有其他民主党派参加）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共产党为了实现符合于全国人民愿望的国内和平和国家的民主进步，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８４胡绳文集
的主张。这个主张国民党曾经表示同意，但是它终于背弃诺言，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可以说，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实行反共，导致国民革命功败垂成，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顽固地拒绝民主联合政府，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这就是共产党当时愿意和国民党在合作抗日以后继续合作建国的根据。
共产党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
，并不是说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已经考虑过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将成立怎样的国家的问题。一方面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他以为不应该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因为他担心这将导致下一次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也曾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在３０年代曾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概念。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起着重大的、以至领导的作用，那么革命胜利后就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
胡绳文集９４
政的国家。但是“非资本主义”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
４０年代，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复。毛泽东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这个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概括地说，就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
“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新民主主义论》）。当然，实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不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前提。
但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并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相反地，他们欢迎美帝国主义来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在实际上统治中国，指望得到它的支持，也的确得到了它的大力支持。
国民党领导集团也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封建主义，不愿意用民主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来代替封建主义。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任何有利的条件，却在自己身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这个官僚资本在战前已经形成，抗日战争期间大大发展起来。它利用抗战时机垄断金融，乘私人资本战时的困难而进行并吞，又从美国的财政援助中克扣私分。
战后，通过接受沦陷区的敌伪财产，不择手段地掠夺人民的财富。官僚资本膨胀到了极点。
１９４７年前后，国内人们估计，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集中的私有财富共达１００亿到２００亿美元，全国产业资本的８０％在他们手里。他们的财富并不都在国内，很大一部分散在美国、西欧、南美洲各处。美国作家西格雷夫说，在抗日战争将结束时，
０５胡绳文集
“孔家和宋家诸人在南美洲各处都有各自的财产，包括大家知道的在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银行的巨额存款。
据说他们的财产还包括范围广泛的企业，如石油、矿产、海运和其他运输业中的股票，而投资重点在铁路和航空公司“。
他又说，据宋子文的一个朋友声称，到１９４４年，宋仅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４７００万美元。
１９４９年，美国银行界向国会议员们指出，宋家和孔家在曼哈顿积蓄了２０亿美元。
美国联邦调查局曾进行调查，但没有公布调查结果。
据已透露的材料，蒋介石夫人在大通国民银行、纽约花旗银行这两家银行或其中的一家存款１。
５亿美元；孔祥熙夫人和宋子文分别在其中一家银行存款８００万美元和７００万美元。
“多一个外国帝国主义”
，“多一个本国封建主义”
，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不但无害，反而有利。
为维护既得利益起见，国民党领导集团不愿意接受民主联合政府，宁可打内战。他们本来以为，依仗他们在军队数量、装备程度和战略形势上的优势，并得到美国的支持，他们能打赢这场战争。如果他们胜利了，中国就只能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为什么国民党在这场它自己挑起的内战中一败涂地？因为它失尽了人心。不仅工人群众、农民群众、青年学生反对它，而且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如大学教授中的多数、民族工商业者中的多数也反对它。可以这样说，许多本来指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抛弃了国民党，因为他们已看出，这样一个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势力，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的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的。
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彻底孤立，它不能不失败。这就最后确
胡绳文集１５
定了这样的历史格局：中国不可能由某种代表资产阶级的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四
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
、土地问题（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
、民主和统一问题（这个问题是同前两个问题直接联系着的，不解决前两个问题，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民主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统一）。
除了共产党以外，旧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或者是压迫工农群众，或者是害怕工农力量的充分发动，或者是没有能力发动工农力量。因此，这些政治力量或者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或者畏惧帝国主义力量。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势力，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能够这样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是迫切地要求革命的最大力量，但又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带有某些落后性。
如何发动这个力量，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是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共产党能够解决。
既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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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
或许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可以允许进行某种假设。如果在１９４９年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共产党软弱动摇，放弃了领导，而由某种资产阶级力量来领导国家，结果会怎样呢？那就必然是尚未全部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继续彻底完成，必然是引起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对，根本不可能造成安定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局面。更不用说，国民党势力会卷土重来，帝国主义势力会乘机侵入，中国就只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共产党清楚地了解，只凭主观愿望是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１９４９年胜利前夕，共产党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二、没收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就是最早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毛泽东说：官僚资本“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在解释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条纲领时，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
胡绳文集３５
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１９４７年１２月）。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被取消，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不复存在，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因而民族资本的发展得到了在旧中国从来未有的有利条件。当然它不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人民政协纲领》明确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帮助其发展。”
“在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这就是说，它的发展应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它的发展方向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或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只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不过渡到社会主义呢？
这是不可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已经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这主要是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那时还很少）。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国家的支持，不可能不和国营经济发生各种联系；它转向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必然的趋势。
１９５６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在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３年大致估计的时间表快得多。这是由于客观形势造成了这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是任何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证明党和国家在这方面所实行的政策是完全符合于客观需要的。
或许有人说，中国既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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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社会是不合宜的。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的确没有经过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更没有经过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经过那样的阶段。
但是，中国是以特殊的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虽然不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
，因此也就有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否则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或许有人说，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毕竟是吃了亏。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又产生了许多失误，这些困难和失误都同原有的底子“一穷二白”
（经济和文化落后）有关，而其所以“一穷二白”
，就因为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
对此，我们要说，如果这是“吃亏”
，那我们只能吃这个亏。历史没有容许我们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只能跳过这样的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留给中国人的可以说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当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如果共产党不能领导人民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者斗争方法一贯错误，因而失败，那就会是这样）
；另一条道路就是实际上我们所已经走过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道路呢？即使说，还有变成一个独立
胡绳文集５５
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那也决不会是变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是从极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做起。且不论国际条件是否容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容许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不发达一步步走向发达；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底子上，蹒跚地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那将发生多少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人民将为此付出多少痛苦和流血的代价，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在旧社会中成亿的人民流离失所，成百万的贫民在饥饿中死亡，成百万的妇女沦为娼妓，这些景象只会一一重演。
这样看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走了一条“吃亏”的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倒是几倍、几十倍地艰难而曲折，并且是看不到前途的（或者是可以预计到有大规模流血斗争和革命的）漫长的道路。
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３０年，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发生了许多失误，但是现在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已经达到的成就，决不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够做到的。
人们在历史发展中是能够起主动作用的，但是并不能任意地选择前进的道路，而只能在历史所已经准备下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选择。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６５胡绳文集
五
有一种说法：因为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中国应该放弃社会主义而重走资本主义道路，“补这一课”。
这种说法的谬误从以上所述可以概见。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补充学习许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必要的东西，那是对的。
这里要简单地说一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只有消灭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所有制，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是对立的。但就另一方面看，最终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所准备下来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时候，要继承和利用社会化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又有继承关系。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５１页）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列宁曾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准备了许多现成的东西。他说：“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
胡绳文集７５
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我们可以把它（大银行——引者）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
（《列宁全集》第３２卷，３００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把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按照人民的利益而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所不能容许的更大程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所在。但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在不同的国家中需要经过不同的过程和不同的长时期才能真正做到。
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说来，从资本主义得到的“遗产”
越丰盛，当然越有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代，资本主义的整个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际条件，又有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等等。事实上，从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以来，进入社会主义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
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原来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
，革命后遇到特殊的困难。
“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２９３—２９４页）。对于中国，当然更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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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
他们把凡是沾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都必须抛弃。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列宁说：“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９页）。他又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１２９页。引文中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指广义的文化）。
所以列宁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就必须提出“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
，向“有大生产的经验”
的“实业家和商人”学习的任务。他说：“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３８—２３９页）。
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也曾类似地提出这项任务。
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
胡绳文集９５
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接着他又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
（《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话毫无疑问是对的。
如前所述，中国的旧社会并不是一点没有留下资本主义的遗产，但的确是太少了。
在一个国家中，原有的经济基础虽然落后，但具体的历史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可以领导人民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它就不应该退缩不前，——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开始社会主义事业以后，就必须充分估计到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遗产”而产生的困难，因此就要善于使用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十分重视学习资本主义生产的经验和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等。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间忽略了这样做的必要，甚至以为，如果这样做就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完全错误了。
中国现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实力已经比３０年前大大增强。
但是我们如实地承认，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在这以前一个时期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观念，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城乡经济的种种政策和措施。诸如在农村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前提下，
０６胡绳文集
力求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个体经济和各种私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等等。从这些做法中固然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拒绝吸取以往的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的经验。但是，这并不是什么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势而采取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措施。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外开放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对外开放之所以重要，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就因为我们有必要向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许多为社会主义所必要的、而我们又缺乏的东西。
为了学习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重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得更快、更好。——这是本文的结论之一。
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必需的东西，对于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的腐朽的东西，如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所说，我们必须坚决摒弃。——这是结论之二。
胡绳文集１６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大地中，虽然还是幼年的植株，但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自发地生长壮大起来的。只要善于培养，它就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这是结论之三。
１９８７年２月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３月１日
２６胡绳文集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在纽约向美国知识界人士作的讲演
很高兴和诸位会晤。我想在这里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角度谈一下中国的对外政策。
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前一百年的历史，是饱受世界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历史。说“世界列强”
，的确是指所有的强国。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在本世纪开始时的１９００年，八个国家的联合军队（其中有美国）侵入中国，占领清政府的京城。那次侵略迫使清政府承认付出按全中国人口数每人银一两共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
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七千多万两。
这笔“赔款”预定分４０年加上利息偿付。这还只是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镣铐中的一小部分。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起，外国侵略者几次打败中国，除赤裸裸地掠夺外，强加给中国一次次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结果使中国虽然形式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已丧失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几乎大部分属性。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在半殖民地国家，内部事务经常受到外国的干预。
１９１年推翻清朝皇帝，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果实，落到了封建的军阀袁世凯及其党羽的手里。
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和共
胡绳文集３６
产党合作进行以争取中国的独立和民主为目的的革命战争。
战争中途，国民党领袖们实行反共，建立了和这目的背道而驰的政权。这两次革命形势的发展固然都反映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状况，但也同列强的干预有密切关系。
３０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又一次合作，进行抗日战争。这次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取得胜利。但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仍没有根本改变。
从１９００年后的清朝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都依赖外国力量而生存，但也因此，它们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终于覆灭。
在那时期，中国从来没有民主和统一。不仅工人和农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而且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多数，也没有政治发言权。那时的中国，一直是四分五裂。在中国的领土上，有外国的殖民地——“国中之国”。中国的统治者中的各个势力各霸一方，内战不已。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人民的反抗斗争。因此，不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没有国家的统一。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拒绝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悍然发动大规模的内战。这场内战葬送了它自己。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支配着广大农村的是封建的土地关系。这就是，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而成亿的被剥削的农民只能在小块土地上进行手工劳动的耕作，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国民党在统治中国时，和以前的统治者一样，维护这种土地关系。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强大的外国资本的排挤下，又受到封建的社会政治势力的束缚，始终不能顺畅地发展。
这就使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
４６胡绳文集
从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一切有识之士，一切爱国的团体和党派，都力求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的局面。许多人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只有几十个人，经过２８年，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在这２８年中，它在斗争里犯过许多错误，走了许多弯路，甚至有两次几乎全部被消灭。但是，它终于按照自己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完成了别的任何政治力量所没有能够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几代人所梦寐以求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得以实现，从而为中国的进步发展打开了宽广的前景。
１９４９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顺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许多成就的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犯过许多错误。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在一起，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改正自己的错误。近八年多来，可以说，中国已经找到了符合于中国国情的、有利于进步发展的正确的途径。
１９４９年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部中国近代历史证明，最终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人民的意志，违抗这种意志的任何强大力量都不能不失败。
但是只有到１９４９年以后，人民才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变为国家的主人。
１９４９年革命的胜利，使半殖民地的中国成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饱经民族苦难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主权国家所应有的尊严，是很自然的。独立自主的
胡绳文集５６
原则还有这样的含意，就是中国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来解决，固然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但决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听命于任何外国或国外的某一个指挥中心。
不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实行这个原则，中国建设的成功也将是不可能的。
从分裂的中国成为统一的中国，是１９４９年革命胜利的另一重大成果。在中国国土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统一的局面。
在１１年前结束了造成严重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后，已经恢复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将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
就中国统一的问题来说，大家知道，中国已经分别和英国、葡萄牙之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问题。
中国将分别于１９７年７月和１９９年１２月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并将保持这两个地区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５０年不变。剩下来的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我们相信，也将能够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目前的分裂局面也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美国应当也可以发挥其作用，促成中国统一的早日实现。
这不但对中国有利，也对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因而也是对美国有利的。
１９４９年产生的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留下的极端贫穷落后的底子上起步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有了很大的增进，但是我们的经济仍然是落后的。使中国臻于富强是几代中国人的强烈愿望，现在我们有可能通过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来实现这个愿望。但是
６６胡绳文集
经验使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能一步步前进，过去的错误很多是由于急于求成而来的。
从１９７８年以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取得成效，必将继续执行下去。以健全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主旨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同时进行，因为这对于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我们准备通过以后几代人的努力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
中国所实行的对外政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与中国国内政策相辅的。我国的外交政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下我把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原则概括地说几点：第一，中国的长期建设需要有国际和平环境。维护世界和平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也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利益。
６０年代，中国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世界战争已迫在眼前，但即使在那时候，中国也并不是愿意战争。中国已经改变了这个估计，认为和平是可以维护的，在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下谋求发展是对各国人民最有利的。当然，我们也不认为，维护和平不需要爱好和平的各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持久的努力。中国现在经济不发达，力量有限，但我们愿为维护和平尽自己的力量。对于任何地区发生的威胁和平的局势，对于任何有利于和平的事业（如裁军）
，我们都十分关切。我们主张和支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任何国际争端。
第二，中国主张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穷、强弱都一律平等。任何国家自己的事由本国人民来管，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协商解决。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已经存在的趋势，中国要
胡绳文集７６
为促进这趋势而努力。我们相信，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经济共同繁荣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坚持反对来自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
第三，中国坚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决不听从任何外国指挥，不向任何压力屈服。中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独立地判断一切国际问题上的是非，从而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这些就是我们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
第四，中国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我们认为，这五项原则无论在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还是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适用的。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或不相同为理由，干涉别国内政，武装侵略别国，我们都坚决反对，并认为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
１９７２年中美上海公报已列入这五项原则，双方共同承认这是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相信，这种共识是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坚实的基础。
第五，由于历史上的共同命运，中国同情和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合作，是我们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第六，７０年代末，中国提出并开始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为什么到这时才提出这个政策？
３８年前，新中国初成立时，对
８６胡绳文集
于在平等互利的新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是采取积极态度的。但是，美国和在美国影响下的国家采取的对华政策，使这种关系不可能建立。
６０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也对中国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强调自力更生，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样，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自力更生被赋予了闭关自守的意义。如果认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从来主张与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隔绝，这不是事实。但是，的确只是到了７０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在检讨过去工作中的失误时，才明确地认识到不实行对外开放，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才确定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技术等各方面交流合作的政策。中国过去有过在西方国家炮舰政策下被迫开放的经验。那时的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不能说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说，中国人得到的是蒙受民族灾难的经验。现在中国有条件独立自主地实行开放政策，也有能力克服由开放而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而且已看到了开放对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因此，把开放政策定为基本国策之一，是各界人民所一致拥护的。
以上所说的中国对外政策对诸位来说，大概并不是新鲜的信息。
我想说的是，这些并不是中国所实行的暂时的政策，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已为中国人民普遍接受和承认，因此是一定会毫不动摇地持续执行下去的政策。
我的话完了。
谢谢。
在讲演后，还答复了会场上临时提出的一些问题。
１９８７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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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在美国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举行的早餐会上作的讲演。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０７胡绳文集
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
一
一个人做了一段工作以后，需要总结一下经验，看看自己有哪些做得对，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对，做得不好，有哪些成绩和优点，有哪些失误和缺点。这就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
对社会历史经验、革命事业的经验也需要总结。总结也就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对于许多事情，不能说，成功的、好的就一切都好；失败的、错误的就一切都错。其所以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是为了有利于今后的实践。但如果不作科学的具体分析，就不可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得更聪明一些，不可能得出有益于新的实践的教训，不可能有助于在新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做得更好一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这样说，要完全地解决“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
，“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毛泽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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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一卷，２９２页）。由此，固然可以说，只有成功地达到预想的目的，这种理论才是正确的，才可以被称为真理；反之，就是错误的，或者不完备的、有错误的，或者尚未被证实的。一些最简单的事情，也许一次检验就能判定是非（但对这样简单的事，大概不能使用真理这样的大字眼）。
科学实验室里的某种试验，经过几十次、几百次的失败，然后成功，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样的情形是常有的。在最后一次的成功以前的每一次失败，并不是根本推翻了预想；在失败的经验中固然包含着错误，但也包含着导致成功的因素。不断地总结这些失败的经验，可能使预想更完备，并且终于达到成功。
社会历史的发展，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极为复杂的事情。人们要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性，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而能在物质的生产、利用或改造自然的行动中达到预想的结果，是很不容易的，这往往是经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许多次失败的经验才能达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要掌握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是更难一些，或更难得多。这是因为，第一，社会历史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反复地完全同样地出现。物质生产和科学实验，一次失败了，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重新进行，但社会历史实践就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形。第二，社会历史现象是人们的活动所形成的。人们在认识历史过程，特别是自己所亲身参与了的过程时，往往容易因为有某些主观成分的干预，而不能真正做到客观地科学地全面地去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果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在研究以自然现象为对象的实践经验时，人们必须注意破除成见与偏见，那么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中更加需
２７胡绳文集
要注意这点。
这里之所以特别指出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极为艰难的，无非是为了说明总结实践经验的重要性。这方面的认识是否正确，只有经过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考验才能判定。错误的认识经过实践而得到纠正，不完全的认识经过实践而逐步提高到完全的认识。
毛泽东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２８４页）很明显的，要能从失败中很好地取得教训，就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也就是对经验给以科学的分析。
社会历史实践是不可能完全同样地重复的，但人们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利用过去的成功经验。如果不对成功的经验进行分析，就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
失败的经验之所以有用处，并不因为人们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实践。虽然具体条件变化了，但仍然可以利用失败的经验来改正自己的思想，这就更需要对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
二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失败、成功，失败、成功的复杂曲折的历程。
一次大失败是在１９２７年，又一次大失败是在１９３４年。对于失败的经验如何总结，是个重要的问题。
这里只说一下１９３４年的失败。
党的力量在苏区损失了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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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白区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那时，红军被迫放弃南方根据地，艰苦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个失败说明了什么呢？
当时在中国至少有三种说法。
国民党反动派说，这个失败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还有一些在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的托陈取消派分子作出另一种结论。他们认为，１９３４年的失败证明共产党到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条路线是完全错了；中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只能进行合法斗争，不能进行武装革命。他们的结论是取消革命。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总结的呢？遵义会议和以后党的文件都认为，１９３４年的失败并不证明无产阶级党到农村去搞武装斗争错了；其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好，是因为在革命的战略策略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对同一个革命失败的现象，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反映。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反共立场出发的人，当然乐于采取上述第一种说法。
托陈取消派的人数甚少，但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总的说来，他们既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又从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失败中已经得出取消革命的结论，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１９３４年的失败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对这次失败作出正确的结论，是因为他们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如实地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且对党内的“左”
倾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
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完全的证明。
４７胡绳文集
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纠正了从１９３１年１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三年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从而在长征以后使党的力量重新迅速生长起来，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天地。但是，党对“左”倾路线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分析。这里可以举毛泽东１９４４年在《学习与时局》中所说的一段话为例：“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９３８—９３９页）可以说，这是对失败的经验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的一个范例。
那么，对于成功的经验，是否也要进行分析呢？也是需要的。
胡绳文集５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预定的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革命目标，在１９４９年达到了。这证明原来的预想，包括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方针、策略都是正确的。
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夺取胜利之后，为巩固这个胜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气力；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置起来了，我们还应该学会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求全党警惕因为胜利而可能滋长起来的骄傲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等等。这些论述中都包含着对于成功的经验的分析。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经验，许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还是有用的。例如，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经验、群众路线的经验、统一战线的经验，等等。中国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说明这些根本问题，也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过去的有用的经验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来运用并加以发展，不能简单地袭用过去的经验。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做许多新的工作，当然更不能完全靠过去的经验。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我们的军队中，在党领导的农村政权中，建立了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民主风气。不过，在我们的整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民主传统还是很不够。因此，满足于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
我们既不像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否定新民主主
６７胡绳文集
义革命的经验（他们以否定这些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又要善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三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走上了一条历史发展的必然的道路。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又是十分艰难的事。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但歪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更多的是歪曲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
他们攻击说，社会主义完全搞糟了，完全搞错了，根本不应该搞社会主义。
他们利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时期，在某些方面犯过的错误，特别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来进行攻击。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不讲别的，只讲错误、缺点、失误，并且竭力加以夸大，进行攻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四十年有余。这期间，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科学技术事业、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抹煞不了的。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
是可以反映国家的总体实力的一个综合指标。
经济学家根据有关材料计算，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８７年将近四十年间，我国ＧＮＰ以年平均７。
３７％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长速度高于美国的３。
１７％，日本的６。
９％，印度的４。
０１％。以工业增长速度说，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８７年间，中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是１。
５％，而发达国家平均为４。
２％，发展中国家平均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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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世界平均为４。
４％，所以和世界各国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是毫无愧色的。如果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只能在原始的资本主义阶段上蹒跚，且不说国外势力的侵入，中国的大地上会出现在十亿左右的人口中的剧烈的阶级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上述的各种成就是根本无法设想的。
的确，我们在建国以后，有成功的时期，也有挫折、失误的时期。从５０年代后期起，有过许多失误，甚至最后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我们要科学地总结经验，要特别重视对缺点、错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进行这种总结作了很好的开端和榜样。这个决议既如实地肯定了成就，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从５０年代开始的“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大家知道，正因为我们党能够很好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党才能够在１９７８年以后提出并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和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和卓有成就的努力。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决不能像那些诬蔑我们的人那样，把事情说成一团漆黑，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即使是犯错误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地看。
比如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的“大跃进”
，号召全民土法炼钢，提出几年“超英赶美”的口号，当然是错误的，不但违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违反自然科学的规律。这些错误的教训应该吸取。
但是也有材料说明，从建国以后到１９６９年建设的大中型企业，主要是重工业，三分之二的项目是在这三年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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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三年中，在钢、铁、煤以及轻工业各方面，形成一大批长期起作用的生产能力。
大庆油田就是在这期间建立的。
当时的“大跃进”确实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下，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随后用几年时间才克服的很坏的后果，但同时也还是取得了许多成就，这样来看，可能是比较恰当些。
搞人民公社，确是包含很多的空想、不切实际的东西，效果不好。对从土改到人民公社的全过程，应该认真地分析研究。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胜利，引导土改后产生的广大个体农民走上合作化也是正确的。在合作化过程中发生许多偏差，要求越大越公越好，过快地搞到高级合作社，尤其是搞到人民公社，这里确有许多应当记取的教训。人民公社的体制虽然作了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由于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弊病仍然没有根本消除。
１９７８年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１２年的经验说明，这样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回头来看整个过程，能不能说，农村是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个体经济，本来就不应该搞合作化，合作化毫无意义，完全错误？用这样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是不可取的。以下可以指出三点：第一，农业合作化是取得相当大的成绩的。比如说，农民利用集体的力量，搞了许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是农民对农业所作的很大的投入。农业没有投入是不行的，只靠国家投入也是不行的，大量的投入要靠农民。如果只有个体经济，没有合作化，农民不可能作出那么大量的有效的投入。
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几年，农
胡绳文集９７
业生产增长很快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过去多年间搞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第二，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过去的集体经济的经验并不是一笔勾销了。固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是许多地方用集体力量办乡镇企业，办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服务事业，收效很大，而且很有前途。第三，旧中国的农村从来没有合作化的经验（这种经验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那里是有的）
，有的只是“变工”的极低级的形式。土改后的农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经验，知道合作化在哪些方面可以起积极作用，怎样搞就不行。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也许可以说，为学习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但是，几亿农民进行了这种学习，取得了经验，这不仅对现在，而且很可能长期起积极的作用。
以上只是举例说明在总结经验中绝不能作简单化的判断，必须进行如实的科学的分析。
最后要说一下“文化大革命”。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是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攻击社会主义的缺口，以为可以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根本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但这是徒劳的。
党的历史决议中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并且对“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许多现象进行了分析。
党的结论是，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完全否定并不就是不要进行分析研究。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产生，并且愈演愈烈，延长达十年之久，这是由于许多复杂因素造成的。
固然在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错误和失误是难免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长期的错误，并不是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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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发展必然产生的现象。类似的现象更不是必然会重复产生，相反的，已经有了这一经验，类似的现象必将能够制止。
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负有主要的责任。
党的历史决议对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作了仔细的分析。他虽然有错误，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仍做过许多好的工作，特别是在外交方面。他对林彪、“四人帮”的活动也有所抵制和限制。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所提出的错误观点，就其出发点说，却往往带有正确性。真理夸大一步就成为谬误。虽然不能因此模糊谬误和正确的区别，但仔细分析如何从有正确性的某种观点出发，一经夸大，就成为谬误，这对于后人实在是非常有益的经验教训。
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时期并不是只有武斗，只有混乱。
我国的农业生产在这期间是发展得比较好的，还建设了一些重要的大型企业，修筑了一些难度很大的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许多科学家在党领导下艰苦工作，实现了氢弹试验成功和卫星发射，等等。历史决议中说，遭到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民主人士、爱国华侨，还有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是事实。从领导层讲，有周恩来、邓小平，还有其他许多同志用他们的努力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许多党内、党外的同志，在遭逢种种艰难和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或者认真考虑问题，或者认真地
胡绳文集１８
读马列的书，或者作各种专门知识的研究，抵制这个潮流。
毛泽东虽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潮流前，他越来越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如果问“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历史的主角是谁？
显然不是终于彻底崩溃的林彪、“四人帮”
，而是以各种方式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是那些党内、党外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热爱祖国、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
正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我们党才能用自身的力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过来，而且用不长的时间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确实证明“左”的路线、“左”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
“左”的指导方针为林彪、“四人帮”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造成放肆活动的条件，各种野心家乘机活动。这个深刻教训必须记取。但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不止这一条，还有一条是，中国如果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大乱，发生大灾难。林彪、“四人帮”在“左”的口号下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把中国带到大动乱中去。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都证明，能够领导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克服各种偏离和破坏社会主义倾向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实际经验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即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这种信心不是虚构出来的，也不只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信
２８胡绳文集
心是由科学地分析、研究和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而树立起来和增强起来的。
１９０年７月原载《真理的追求》１９０年第４期，１０月１日出版
胡绳文集３８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近代中国与世界”
，这是包含宽广内容的主题。与会的学者们将从各个角度讨论有关这个主题的各方面的内容，也可能在同一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我相信，学者们交流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意见，交流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对有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是有益的。
我在这里想就这个主题说几点看法。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是以１８４０—１８４２年的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鸦片战争为标志。这时候，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没落的阶段，中国社会内部已经酝酿着新的变化。这就是说，在经济上已经出现了以手工业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对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怀疑和抗议。以炮舰政策为前驱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到来，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变化的方向。
近代中国受到世界上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几个强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有的强国还曾试图独占中国。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被侵略、被掠夺、被压迫的历史。这段历史从１８４０年算起，持续１０９年之久。
在近代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的。
世界不了解中国，
４８胡绳文集
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近代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内容是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
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宰割的地位。
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具有作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的国家。所以资本主义外国的侵略压迫，一开始就遇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后，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助手和代理人的斗争就愈来愈强烈。帝国主义列强曾使中国局部地区殖民地化，并且使中国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成为一个半独立的即半殖民地国家。
但是，近代中国毕竟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这种反抗斗争的发展终于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命运，取得了民族的独立，恢复了全部国家主权。所以，中国近代历史又是一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历史。
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没有能正常地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政治。固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是，从上个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中国民族资本处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可能发展壮大起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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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遭到具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抗拒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近代中国的前７０年是在清皇朝统治下。
帝国主义使清皇朝变成它们所利用的驯服工具；在清皇朝覆灭以后，又支持一个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官僚势力。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国主义利用它们作为统治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样，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封建的境地。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
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自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
６８胡绳文集
的社会基础上，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
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中国中的相互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的相互矛盾，是落后的中国争取解放、独立可以利用的条件。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任务，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道路。
以上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
这也许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不在受到外国军事侵略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倚仗不平等条约而拥有种种特权，中国大门的钥匙是在外国人的荷包里（这就是说，海关为外国人掌握）
，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列强的兵舰和商船自由地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那时，中国政府在决定对外政策时，甚至在决定重大的内部政策时，都要看帝国主义主人的指挥棒指向哪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不开放呢？
１９００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但那并不是要中国开放门户，因为中国的大门早已被列强的大炮打开了。
胡绳文集７８
那是按“利益均沾”的原则针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说的，是要求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地区应当向其他国家开放，而不应当封锁。
虽说近代中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列强所支配，但列强对中国的情况又总是不满意。
其不满意大致上有两方面。
一方面可以说是政治方面的。列强总是觉得他们利用来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不够强大到足以在中国人民的反抗面前保卫他们的利益，不但不能消除这种反抗，反而被人民的力量冲垮。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多说。很明显的，这是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矛盾。他们所扶植的，既然是违反中国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势力，这样的势力尽管拥有“合法”的政权，拥有强大的兵力，也不可能在人民中有威望，不可能保持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安定的内部秩序。
从经济方面说，帝国主义者不满意的是，近代中国始终不能如他们在用炮舰打开大门时所指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广阔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１９３６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
，不过１６亿元（按当时的汇率计，不足５亿美元）
，比１９１０年左右只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三十，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中国的进口在鸦片战争后７０年间，最多的还是鸦片烟。
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外国能输入中国的始终主要是煤油、糖、棉布等，以及其他许多廉价的制成品。
中国的出口主要也只是生丝、猪鬃、钨砂、桐油之类的“传统”外销商品。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数字是比较大的。据经济史家估计，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从２０世纪开始时的１５亿美元，增加到抗日战争前的４３亿美元。
那
８８胡绳文集
时，帝国主义的投资主要是商业掠夺性的，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可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且这种投资可以说是没有资本输出的投资，因为在巨额的投资中的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所偿付的“赔款”
，其余部分是以欺诈勒索的方法占有的土地（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那时房地产构成外国人的资本的重要部分）
，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取得的暴利，外国银行所吸收的中国人的存款，等等。总之，巨额资本的绝大部分是从中国掠夺和赚取来的，很少从国外输入。那时，中国的资源也都深藏在地下，没有被开发。
为什么近代中国已经被列强打开了门户，却并不能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呢？原因很明显，因为中国贫穷落后。
贫穷落后的中国没有多少剩余的生产品，也无力购买多少外国的产品。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虽然曾深入到一部分农村，但农村的绝大多数还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几乎没有或者只有极少量的商品经济。所以，对于占近代中国的最大部分人口的地区来说，其实并没有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固然可以说是开放的，但在３０年代人们给上海以“冒险家的乐园”的称号，就是说，外国的流氓、骗子、走私贩子可以在那里大发横财。这样，正常的贸易当然只会萎缩。
近代中国曾多次兴起有商人和城市居民参加的抵制美国货、抵制英国货、抵制日本货的运动。这种排斥外国货的运动反映了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正当的仇恨，也反映了那时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只是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以灾难。
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造成的。
所以可以说，帝国主义一方面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
胡绳文集９８
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位。这又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而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
三四十年代，中国舆论界中有人说，列强应该考虑如何帮助中国富强起来，因为一个富强的中国才会和世界各国大大地增加贸易和经济联系。这种说法的后一半是对的，而前一半即指望帝国主义列强帮助中国富强，则是梦想。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民族的独立，恢复国家的主权，才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且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即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这是已经有事实证明了的。
以上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现在我还要说的第三点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穷、落后，固然使中国人民遭受严重的灾难，而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又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帝国主义列强间发生无穷的矛盾和冲突。
直到２０世纪初年，在中国角逐的主要是英、德、俄、法四国，而英、俄是最主要的对手。它们间虽未直接兵戎相见，但到了１９０４年，发生了俄国和新起的日本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争霸东北地区的战争。
这以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了主要是英、美、日三强在中国争夺的形势。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反映为中国内部军阀的混战，这种混战更使中国长期动荡不安。
日本在３０年代认为可以利用中国内部局势来独霸中国。
１９３１年后形成的日、美间的对立，终于导致日本对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大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酿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东部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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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大国，变成了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就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内部安定的、经济逐步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固然对于企图侵略中国、独霸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来说，是一个失败，而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则是一个贡献。中国不再是列强侵略和争夺的对象，这才能够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成为促进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定，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定的一个因素。
把中国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历史和在这以前一百年的历史相对照，我以为人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１９０年８月３１日在北京“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０年１０月１７日
胡绳文集１９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变
今天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
我讲点个人学习这个文件的初步体会，主要讲三点意见：一、关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
文件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可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内容，而是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和政策。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写文章都要说点新东西，但中央的一些基本政策，对一些问题的基本估计，不能随便变来变去。当然原来是错误的要改正；如果形势真是发生很大的变化，非改变不可，那就要改变。否则就不能变。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仍然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出要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确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确也犯过一些错误。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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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继承过去正确的东西，也接受错误的教训，从而作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提出了新时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基本政策。这些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不应该因为任何个别的事件或临时发生的情况而改变。文件继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东西。文件指出：“我们广大知识分子是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的，是一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能够创造丰功伟业的优秀队伍。”
“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中，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反对动乱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这就是说，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确实是一场很大的风波，但是不能因此就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没有改变，也决不会改变。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点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７年就提出来了。他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也是劳动者”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３８页）。
１９７９年６月，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他说：“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同上，１７１—１７２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持执行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并采取了许多措施，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即１９８９年６月以后，以
胡绳文集３９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把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非常显著地提到全党的面前。今年５月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现在又发出这个通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并不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切方面的知识分子工作都做得很好了，我们在知识分子工作上还是有缺点的。这种缺点有的是受经济发展状况的限制，而一时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但也存在各级党组织对知识分子工作认识不足，对知识分子政策贯彻不力的问题，所以需要改进，需要发这样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是对全党说的，是对各级党的领导提出来的。总的说是要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院领导也要按照中央的规定认真检查这方面的工作。
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是过高了？这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没有疑问的。现在党中央肯定了这一点，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是决不会改变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一些问题。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社会科学部门的知识分子，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的确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不应首先去责备知识分子，应该着重从党的工作上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正面教育，积极引导，帮助提高的方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
所以，这个文件是从全局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虽然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它在
４９胡绳文集
新形势下，重新向全党认真地指出，以期引起重视，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二、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问题。
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９年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是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依据。以后党的文件一直坚持这个重要观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有阐明这一理论的任务。
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应该有正确的理解。前几年，有些人从中引伸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不能说知识分子因为有知识，文化水平比较高，因此天然就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文件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是整个工人阶级完成历史使命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对他们采取不信任甚至歧视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指出，把知识分子说成是居于工人阶级之上的一个独立阶层，从而同产业工人割裂开来，同广大劳动群众对立起来，也是完全错误的。
大家知道，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具有优秀的品质，政治觉悟高，组织性强，纪律性强，这些品质是在实际生活中锻炼出来的。
并不是说一个人今天是学生，明天当了工人，立刻就有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一个青年农民，一跨进工厂，立刻就有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也是不可能的。工人群众中有觉悟程度的不同，甚至出现若干工人阶级的叛徒。
有些人吹嘘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吹嘘他们自己。这种知识分子其实够不上是工人阶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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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有个别人甚至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人民的叛徒、民族的叛徒。在我们社会科学院就出了这样的人，当然这是极少数人。对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和我院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因为掌握了较高的文化知识就妄自尊大，自命为是工人阶级、人民中间天然的最优秀的一部分。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知识分子主要是个人的劳动，了解实际不多，同工农群众联系不多，因此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我们既要利用我们文化知识较高的条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又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做到无愧于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所以，文件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要求。
说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本质意义在于向知识分子提出要求，即要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自觉担负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应当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等等。我们不认为，知识分子天然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但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要努力去做，是能成为工人阶级最优秀行列中的一员的。
三、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文件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提出要长期不懈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这种对立和斗争首先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存在，如贪污、以权谋私等现象，也是使社会主义变质的现象。我们党正在大力反对这些腐败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法律和行政手段以外，很重要的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来进行。因此说，反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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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自由化和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整知识分子”。
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知识分子都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当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变成整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中间真正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只是极少数。
文件说：“广大知识分子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不是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整知识分子，恰好相反，正是要依靠广大知识分子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广大知识分子，也包括某些曾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联系的人，思想理论上有某些模糊认识的人，正在认真地思考问题。有些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某些错误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联系，当他了解了这一点，就会起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斗争。
文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原则上是这样，但实际执行起来会遇到许多问题。
文件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贯彻‘双百’方针要十分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把握好政策界限。”
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这是个新提法。我们过去常常一讲贯彻“双百”方针就想要把学术和政治完全分开，但常常又分不大开。当然有些学术和政治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但有些学术问题牵连到政治，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些意识形态问题，很难说和政治无关。既然和政治有关，是不是都可以上纲上线说成是政治问题呢？现在提出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这就比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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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如说，一个人在学生中煽动闹事，尽管讲的好像是一篇学术道理，但当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就要按政治行为来处理。如果是学术行为，那么即使涉及政治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政治行为，而要当作学术行为来对待。这就是要经过讨论，辩论，开展学术、艺术批评。这种批评应当是充分说理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应当有利于增进不同学术、艺术观点的相互了解，相互借鉴，有利于澄清是非和共同提高，力戒简单和粗暴的做法。这个原则，我想大家都会赞成，但是做起来的确不容易，还会发生很多问题。现在政策既然明确了，问题就在我们学术界怎样努力做到。应当看到，在我们学术界中，“文革”
大批判的遗毒还是有的。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是简单宣布一下就完事了，而要靠我们大家的切实努力。
我认为，学术讨论应该真正是一种相互切磋、探讨、借鉴式的讨论。我过去有个经验。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在一次学术界的座谈会上，我对某位同志批评胡适的一篇文章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觉得好像不大协调；虽然我并没有因此遇到麻烦，没有说我就是“包庇胡适”
，但是这样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在当时的空气下毕竟没有能推行。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就是只要“大方向一致”
，怎么说都行。你只要批判胡适，怎么说都行，谁也不敢提不同意见。在这方面，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１９３２年左联办的一个文艺杂志上发表了一首长诗，是针对胡秋原的。胡秋原先生现在台湾，当时他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所以左联的杂志就用诗来狠狠地攻击他。鲁迅对这种做法很不
８９胡绳文集
满意，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杂志的编者周扬，周扬把它发表在杂志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恐吓与辱骂不是战斗》。当时是把“第三种人”看成敌人的，这个看法是否恰当，还可以研究。我这里要说的是，鲁迅提出对敌斗争也不能靠恐吓和辱骂，认为这样做不对。这种精神我们现在都不大有了，搞成只要“大方向一致”
，随便怎么说，怎样上纲上线都行，别人都不能提不同意见。这不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批评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有联系的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如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到底某种思想观点是否同资产阶级有联系，有怎样的联系，应该认真研究，可以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对于被认为错误的东西的批评，要进行分析，要讲得有道理，有分寸。也可能有的人说得不适当，有的人说理不够，那么大家可以来讨论。虽然你在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你的批评不大完善，怎样说才恰如其分，这是可以商量和讨论的。不能说我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谁对我说三道四，谁就是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的学术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发展。
我提出上述意见，我以为是有利于深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的；同时，也可以表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者间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如果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开，把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区分开，把握好政策界限，我看“双百”方针是可以贯彻执行的，但这要靠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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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我们学术界本身要真正显示出我们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
１９０年９月８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局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０１胡绳文集
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我们党在历史发展中吃过教条主义的亏。
６０岁以上的老同志几乎都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遭受很大的损失。后来，毛泽东同志纠正了这个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又有一段时间吃了教条主义的亏。比如，搞计划经济，就以为越包罗万象越好；搞公有制，就以为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讲阶级斗争，就以为无时无刻不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着手纠正这种错误，针对不顾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教条化的倾向，着重提出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从抽象的概念、教条出发，不顾实际，怎么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实际出发，固然是产生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但并不是充足的前提。就是说，并不是只要从实际出发，就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还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
１９７８年
胡绳文集１０１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并不只是说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句话。他说：“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号召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学习，“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１４３页）。
这是全面的说法。
我们党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教条主义只讲原则，不看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但是，以“从实际出发”为理由，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作用，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很容易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得出各种错误的结论。总的说来，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在教条主义是主要倾向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从具体实际出发，就是一定要把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结合。当前，我们仍然要讲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但为了反对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有必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作用。
近几年，世界上兴起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我觉得其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狭隘的经验主义，是片面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苏联斯大林时期，确实在理论上、实践上有许多错误是教条主义性质的。
有的同志说，苏联一些人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是针对３０年代以来的实际情况，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因此似乎只能肯定这种提法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我认为，苏联一些人的提法虽然有它的针对性，但这是不是正确地全面地总结实践经验
２０１胡绳文集
而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不能说，因为它从某种实际出发就是正确的而应得到肯定。因为对实际情况的掌握有全面和片面之分。考察同一实际情况，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就讲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美国人布热津斯基讲，２０世纪是共产主义大失败。他也是根据一些实际材料，但他的这些实际材料并不是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全部实际情况。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者也提出某些个别的、零星的事实材料来作为他们的论据，他们实际上是抱着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的教条，但他们的思想的表现形式是狭隘的经验主义。
我们说，必须把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依靠狭隘的、个别的经验。为什么必须这样？因为人们的认识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每一时代的人总是要参考总结前人的实践经验所得到的正确知识，甚至以此为依据，再来认识新的事物。
比如设计一座长江大桥，当然必须掌握有关的水文、地质的具体情况，但还必须有造桥学、力学、材料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已往的经验的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比造桥这样的工程复杂得多，但基本道理是一样的。人们必须结合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认识来辨明一枝一节的经验，并且通过成功和失败的新的实践经验来补充、纠正、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的认识。
通常我们认为“就事论事”
是不可取的。
“就事论事”好像也是从实际出发，但是完全不顾这件事同有关的其他事的联系，不顾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也
胡绳文集３０１
不顾与这件事有关的一般规律，是不可能对这件事作出正确的评论的。说“就事论事”不可取，也就是说，狭隘的经验主义不可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不能据此而认为，好比说，如果建筑长江大桥有两个不同的设计方案，就必须造出两个不同的桥来，才能评定这两个设计孰优孰劣。人们可以事先评论，是因为已经有许多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知识为依据。如果一概否定已有的科学知识，那只能陷入庸俗的、狭隘的经验主义。
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
，他在说这话的同时，反对庸俗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是在１８５９年论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中说这番话的。当时，他针对德国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说：“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也重新流行起来”。他说：“黑格尔被遗忘了”
，出现了“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
，等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建立社会历史方面的唯物主义观点时，是从黑格尔接受了辩证法，使其摆脱唯心主义的外壳”
，从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我们强调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方面决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陷入庸俗的狭隘的经验主义。
当前，国际国内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是以庸俗、狭隘的经验主义和肤浅的形而上学为特征的。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阐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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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具体表现。我们要系统地全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而不能把它简单化为一两条原则。如果只有从实际出发这一条，并不算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例如，有人说，我对马克思主义只承认一条，人类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艺术、宗教等等活动。固然这一条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但只承认这一条，恐怕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得还很远。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学派？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和“宗派主义”相象的东西，它绝对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出来的偏狭顽固的学说。因此，它能够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能够汲取各门科学发展中的有价值的成果来丰富自己。各个学科中有种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和马克思主义不在同一层次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学派，那是一个很高层次的学派。
在我们国家，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显学”
，成为“官学”
，它就完了。这是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错误说法。学术界确有些小的学派，一成为一个学派之后，就死守自己的小圈子，成为列宁所说的偏狭顽固的宗派主义的学说。因而在它成为一个学派的时候，也就是它开始死亡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的学派，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当然我认为，在指出上述这种说法的错误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此有所警惕。
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说，不会因为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萎
胡绳文集５０１
缩、死亡。但要能使它永远保持活力，保持它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是要靠人们的努力的。正如我们党取得政权以后，要经受执政党的考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只为很少数人所接受，它能够在中国胜利是靠在实践中和在思想界中的斗争得来的。
党领导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革命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
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不能说，成为指导思想以后就没有危险了。在东欧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个晚上就垮了。我们自己这几年的经验也说明，绝不能以为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保险了，绝对不可动摇了，这个问题很值得重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胜利，依靠的是它的真理性。在革命尚未胜利，马克思主义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时，我们结合实际，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论证它对中国是适用的，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得出了许多结论，并且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这些结论是正确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前辈，为赢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作了许多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现在我们要继续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斗争。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在这个斗争中负有重要责任。捍卫马克思主义要靠科学论证，就是说，要讲清楚道理。
在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做的。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权势对以依靠，只能靠讲清道理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现在，在有些文章中，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说法，我们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
６０１胡绳文集
所以是正确的；你的不符合，所以是错误的。我想这种说法最好少一些。因为采用这种说法的人并不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是靠马克思主义来维护他自己。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论证为什么这样解答是比较全面的、正确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思想武器，我们用这种武器来捍卫马克思主义。要捍卫马克思主义，就要积极学习，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
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办法很简单，它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
我们也要反对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的办法也很简单，同样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做到一方面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另一方面掌握实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去，和实际相结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现在，有不少人对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对教条主义的反感，以为学多了书本中的东西就会被它束缚；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受经验主义的影响，以为只要抓住一点事实材料就可以发出中肯的议论。
所以我们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既要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战斗性。
１９０年１２月５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局级干部、党委书记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班上的动员报告的一部分
胡绳文集７０１
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
一
我们这些来自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专家聚集一堂，交流对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意见和看法。
我感到，我们是同为一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所鼓舞的。
这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就其分量而论，实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认为是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头等重大的，甚至是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所谓国际新秩序，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实质上就是关于本世纪最后１０年和下世纪前期世界向何处去这个总问题的集中表现。围绕新秩序问题，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越来越多的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科学家，议论纷纷，提出了种种构想和主张。
转折时期，人们密切关注各自国家将要面对的国际环境及其走向，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现象，是旧的世界格局已经被打
８０１胡绳文集
破，而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的一个突出反映，它又将反过来对今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带来重要影响。
如果考虑到，今天的世界是如此多样化的世界，分布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百几十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的社会制度、发展程度、国力强弱、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等千差万别，它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自当前和长远的利益，也很不相同。在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要建立一种能够充分反映世界多样性，而有利于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不强加于人而又为各国普遍认同的国际新秩序，就更加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大课题了。
中国的先哲，对于如何解决那些需要经过充分磋商的复杂问题，留下了明智的箴言：“集思广益”
，“求同存异”。正是本着这样的态度，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当然会是富有教益的。
二
国际秩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而产生和变动的。
正因为这样，国际新秩序问题的研讨，就不但要注意当前世界格局的新旧交替，同时也需要对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及其教训进行必要的反思。
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其产生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的时期。那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
胡绳文集９０１
的需要决定一切，包括决定着国际关系。如果说那时世有国际秩序的话，那么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和最深刻的印记，就是贩卖黑奴和抢占并奴役殖民地。
后来，随着西方国家产业革命的完成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虽已提出了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互不干涉等重要原则，但是这些原则从来没有在国际关系中真正实行过。经过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国主宰的强权政治反而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这两次战争之后分别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体系”
，都是列强争霸和大规模战争的结果，是战胜国一方为统治欧洲和世界而建立起来并强加于人的一种秩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处于殖民主义枷锁的束缚之下。事情很明白，这样的国际秩序没有也不可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了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雅尔塔体系”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这使它与过去的国际秩序不尽相同，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没有摆脱大国主宰的窠臼，依旧具有强权政治的明显烙印。两大军事集团的尖锐对立，军备竞赛的剧烈进行，冷战的紧张局面，尤其是大国霸权的猖獗，形成为这一体系的最大特点。
“雅尔塔体系”
实质上不过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对峙与争夺的代名词。
由于美苏双方在军事与政治领域大体势均力敌，也由于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冷战没有全面地变成热战，世界从而维持了四十多年的相对和平。但是，“雅尔塔体系”终于在本世纪８０年代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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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国际秩序给世界留下的灾难性遗产是够多够沉重的了。
在这样的秩序之下，剧烈的军备竞赛和全球范围的争夺，不仅使世界始终处于世界大战的严重威胁之下，而且局部战争从未间断过。不是这里烽烟骤起，就是那里炮声突发。严重干预别国内政，甚至进行武装侵略的事，更是时有发生。
在这样的秩序之下，少数资本主义大国拥有极大的优势，通行的仍然是有利于它们剥削和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原则。因此而来的是，国际贸易中不平等的贸易条件，国际金融中少数大国对货币和资本的垄断，科学技术方面先进国家的独占和封锁，结果是世界范围的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在这样的秩序之下，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制毒贩毒，恐怖活动，甚至艾滋病也以超过文明传播的速度在世界上蔓延。人类社会突然发现，在生产力由于新技术革命而酝酿新的飞跃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的生存危机却正向自己迫近。
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显示了多方面的历史教训。这里不可能展开来加以讨论，只想强调地指出一点，就是贯穿一切国际旧秩序的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别的什么，而是那种以抹煞和践踏别国主权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切国际旧秩序之所以为“旧”
，“旧”就“旧”在这里。
我在这一段开头说过，作为历史范畴的国际秩序，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而产生和发展的。这也就是说，不应当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孤立地抽象地用“善”
、“恶”之类的道德标准来评价这样那样的国际秩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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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这种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在于：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面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那种建立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基础上的国际旧秩序，不论是否打起什么新的旗号，都是违反历史潮流的，是不利于世界发展的，因而是缺少存在的历史理由的。
这样的国际旧秩序，不应当继续下去了。
三
那么，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呢？
我认为，这就要看当代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秩序。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从事实出发，从当代世界的实际需要出发，从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全局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不是从某些局部的狭隘的私利出发，更不是从那种已被证明为违反历史潮流的霸权框架出发。
尽管海湾战争的烽烟还没有散尽，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剧烈动荡，但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选择，决定了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
我认为这就是历史的大趋势，这就是当代世界最大的实际，因而也就应当成为我们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不错，古往今来，世世代代，人民总是希望和平和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和平和发展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是我们讨论问题，当然不能把这种几乎是永恒的美好愿望作为依据，而只能是以具体历史条件和历史要求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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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乃是依据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
一个方面是，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间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已被粉碎，一大批原来的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而今分布全球的是一百几十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尽管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是摆在全世界这些独立主权国家面前的一个无可回避的中心问题，就是谋求在本世纪９０年代和下世纪前期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个方面是，８０年代以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的对峙与争夺有所缓解，华沙条约解体，苏联动荡，同时美国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技术竞争中相对削弱，再加上经济国际化与区域化集团化交织并举，这就使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遏制。消除大规模军备竞赛和避免世界战争危险的问题，进一步提上了日程。
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综合起来，就决定了：８０年代以来，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成为历史的主流。
真正合乎和平和发展这个当代世界主题和潮流的秩序，才是应当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我们拥护和主张这样的国际新秩序，而不拥护和不主张与之相反的国际旧秩序。当然也不拥护和不主张任何名为“新秩序”
，而实则维护国际旧秩序的，名新实旧的国际秩序。
四
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我们愿意推荐和平共处五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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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作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个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观点，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
１９８８年，他这样说：我推荐５０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
回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中国和印度、缅甸等国在１９５４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认为可以说，实质上正是对于以大国霸权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
旧秩序的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冲击。这五项原则，同联合国宪章相衔接，同时又有重大发展，这就是明确规定了一切国家不论社会制度相同或不相同都应当和平共处。经过近四十年的曲折历程，其间又有若干重要进展。
包括１９５５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提出了建立和平、合作的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以及在广大发展中国家（７７国集团）推动下，１９７４年联合国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等等。迄今为止，中国同九十多个国家签署的条约、公报、宣言、声明等重要国际文件中，包括今年以来的中苏公报和中国与中东几国的公报中，都确认了这些原则。事实反复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最大好处，就是把当今世界上一百几十个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作为根本前提，并且用最简洁的科学的语言，把现代国际关系应有的本质和特征作了最清楚的概括和描述。它充分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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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对和平和发展都有清楚的界定。
因此，五项原则符合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潮流，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主张：——各国互相尊重主权，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谋求霸权和奉行强权政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具有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不得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不能由一两个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
——各国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或吞并别国领土。反对依靠武力改变领土现状。
——各国互不干涉内政，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原则及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制订自己的宪法和法律。
——各国互不进行军备竞赛，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扩散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等）
，超级军事大国应认真裁军，各种常规武器的贸易应予限制。
——一切国际争端均应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对别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促进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特别要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加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整个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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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国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其他“全球性问题”
，如人类环境保护、反对恐怖主义及禁毒等等，加强国际协商和合作。
——推进地区安全和地区合作，以利于维护地区稳定，限制军备竞赛，扩展对话渠道，促进共同发展。
——联合国应当成为保障国际新秩序的最重要机制，为此需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任何国家都应遵守和维护联合国宪章。
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指出，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秩序，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现在有种说法，说“主权”观念已经“过时”
，因为那是属于１９世纪的东西了。我很不赞成这种说法。我认为，一种观念是过时还是没有过时，不是看某些人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只能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客观实际没有改变，正确反映这种实际的观念也就不发生“过时”的问题。那么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如何呢？基本的事实是，世界范围殖民体系的粉碎，成百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建立，恰恰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在本世纪的后半叶，而不是在本世纪的前半叶，更不是在１９世纪。完全应当说，这是２０世纪后半叶世界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最重大的成果之一。还要看到，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殖民统治的黑暗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在于开辟了未来。它使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人民，获得了在本世纪后期和２１世纪以至更长时期内，独立自主地把自己发展起来的舞台。这同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加强，同世界经济的国际化，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后者得以健全发展的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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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一切真正有利于共同发展的互利合作，只有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吗？
至于说，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具有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的平等地位，是否因此就要忽视和否定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我认为，大国和强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中所具有的优势地位，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没有大国、强国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国际新秩序是难以建立起来的。而这恰恰意味着大国、强国负有特殊重大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我们希望大国和强国的政府和领导人，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以自己的明智决策和作为，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总而言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应当从根本上区别于以抹煞和践踏别国主权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秩序，应当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谋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且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严重问题。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之所以是新秩序，“新”就“新”在这里。
我们清醒地理解，国际新秩序的形成需要相当长久的过程，决非轻而易举。这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同时需要人们思考，需要人们工作，需要人们斗争，也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相互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在和平和发展这一总目标下，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及其领导者充分合作，顾全大局，求同存异，而不纠缠在无法强求统一的意见纷争之中，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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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
２０世纪只剩下最后１０年了。
人类就要扣响２１世纪的大门。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为促进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在开创世界发展的新纪元中做出贡献。
１９１年９月２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新秩序研讨会上的发言。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１年９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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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在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演讲
１９２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２０周年。
１９７２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两国关系中的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全面的发展，虽然有个别的障碍，也不能阻断这种关系的发展。
使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有赖于两国人民间、两国知识界间增加相互了解。日本有许多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现在借这个机会，谈一谈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想主要从历史的发展上来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和开放，为什么这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的基本政策。
一
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是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着的。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开放。
因此，在谈改革和开放问题之前，要简略地讲一下为什么中国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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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同样，我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早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刚开始时，中国知识界中就有过一场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当时，有一派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但是中国没有条件实行社会主义，而只能发展资本主义来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问题。另一派人则认为，从国际条件和中国社会情况来看，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来回顾那一场争论，前一派人认为中国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他们指望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却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做不到的。
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能从抽象地比较这两种制度的优劣来决定。应该承认，中国在２０年代以前的几十年中，以至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许多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为了争取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当时的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中国能够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问题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力量能够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必要的前提。
什么前提？
一、独立。当中国为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而实际上失去了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的情况下，没有独立，谈不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二、统一。
由于国内的社会矛盾，特别是由于各派军阀势力以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后台互相争夺，造成四分五裂，连年内战；在这种状况下，不实现国家的统一，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三、土地制度的改革。当中国人口中８０％以上的农民无地或少地，只能在前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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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与压迫下过着毫无权利和贫穷的生活时，谈不上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在那时的中国，民主是广大人民的要求，而民主的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几亿农民的生存权利和民主权利问题。要实现独立、统一、土地制度改革这些前提，就不能不面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克服严重的阻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也没有能力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斗争。
这只要看１９２４年当孙中山真心诚意地想实现为发展资本主义所必要的前提时，必须和新生的共产党合作就可以知道。
前面说的２０年代初争论中的另一派人，就是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他们在那场争论中正确地断定，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当时他们错误地以为社会主义好像就是眼前的现实任务。以后不久，他们逐渐懂得了中国的现实任务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解决上述独立、统一、土地制度改革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负起了资产阶级所没有能力去担负的任务，发动广大的农民，也发动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爱国分子的力量，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终于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于１９４９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称１９４９年取得胜利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的民主革命。如果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当然会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则不能不导致社会主义。
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力量很薄弱，其中一部分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对革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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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态度，还有一部分由于可以理解的疑虑，在全国革命胜利时，转移到香港、台湾或国外。新中国采取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民族工商业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不占重要地位。
５０年代，中国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土地改革后分散的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样，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在５０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必要的呢？既然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要发展资本主义，第一靠对殖民地的掠夺，第二靠剥夺本国的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使之赤贫化。前一点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做。后一点如果做了，那就会在几亿人口中造成新的阶级分化，引起长期的强烈的社会动荡不安，其结果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会重新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事实上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三十多年间，虽然有曲折和困难，但是总的说来，保持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所提供的一个必然的选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走向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以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为起点，建立社会主义确实极不容易。所以就发生了改革和开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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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革的方针是在１９７８年以后才提出来的。
但是要谈论这个问题，可以回溯到中国社会主义起步的时候。
中国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唯一可以参考和学习的就是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苏联的经验。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后，用三年实现了恢复经济的任务，接着就进行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这期间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显然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照抄苏联。但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受苏联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就在这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感到苏联的经验不是可以照抄的。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讨论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时，就特别论述了对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那时他在下列各点上指出了苏联的缺点、错误：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二、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
，“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五、在中国，“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六、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说：“现在有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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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这里没有点名，但很明显的是指苏联。此外，讲话中还提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的问题。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这里虽没有提到苏联，但也显然是针对苏联的经验来说的。
现在来看，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还不是已经透彻地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病，但的确是指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固然，看出苏联模式的弊病，还不等于已经弄清楚中国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但是，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已经明确，不能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而应该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
在５０年代末，中苏两国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６０年代，中苏两党间公开进行争论，直到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只是保持形式上的关系，甚至发生了边境的军事冲突。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一直持续了近三十年，到１９８９年才恢复正常化，但也不是回到５０年代的状态。其所以造成两国间关系的破裂，固然有复杂的因素，但有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不承认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棒，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决心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有些做法就和苏联不同。
例如前面毛泽东说到的几点。中国一贯重视农业的地位；中国没有取消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而不实行苏联式的一党政治；中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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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和苏联不同。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有时也犯错误，但是总起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苏联模式的根本缺点，在于一切由国家计划统一管起来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使国家负担过重，承受不了；而且排斥商品经济，妨碍各种社会活力的生长，形成僵化的局面。这种体制，长期保持下去虽然极为不利，但又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难以避免的，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还能行之有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增强企业的独立性等等，都是针对这种缺点而说的。
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难以避免这种缺点。如果不能找出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克服不了这种缺点的。
中国是一个和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经验。那就必须独立地进行探索，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出一条道路来。中国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些经验和传统无疑对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但是必须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利用这些经验和传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运用什么机制，采取什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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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的问题。
从５０年代后期起，中国在连续２０年的时间，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各种努力。这期间犯过两次大错误。第一次是１９５８年，以当时称为“大跃进”的运动为标志，这个失败的运动造成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与此同时形成的农村人民公社，后来事实也证明是不成功的。第二次是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这个错误从１９６６年起长达十年之久。关于“大跃进”
、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情形，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总的可以说，这些错误是由于要克服苏联类型的僵化模式，而错误地运用了过去中国革命中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为用在生产战线、政治战线上开展群众运动的办法，就可以增进社会活力，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
在那２０年中，中国的经济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些错误而付出很大的代价，遭到很大的损失。
那２０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走了许多弯路，但并不是白白地浪费掉的。可以说，在５０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尝试，也就是开始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那２０年中，犯了许多错误，得到了许多改革失败的经验。错误犯得或大或小，虽然有些具体的原因，但总的说来，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道路，实在是不容易的，不经过曲折和失败，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犯的错误，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纠正了这些错误。有了这些错误的亲身体验，就使人深切地看到，既要避免苏联类型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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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模式的错误，又要避免犯另一方面的错误。这种经验是十分可贵的。
还应该指出，在那２０年中，在犯了错误和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正面的经验。举例说，早在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人之一陈云就已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陈云的这个意见当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并在６０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显然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提出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萌芽思想。类似这样的有价值的改革主张，当时的领导人、各级工作干部、研究工作者和群众提出过不少，有些还在某种范围内的实践中执行过，取得了成就。虽然这些比较正确的改革主张，都被“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浪潮所淹没，但它们的确是１９７８年以后进行的改革的先导。
１９７８年，在结束了那场错误的“文化大革命”
两年之后，中国迅速地提出并实行改革的方针。
改革首先在农村中生效。
农村中的改革既是经济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又推进到城市和工业、商业、金融等各个方面。固然，改革的过程中仍然有些曲折，但是总的说来进行得是顺利的，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通过改革，找出了一条符合于现阶段中国的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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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道路。这个现阶段将一直继续下去，包括下个世纪的四五十年。通过改革，我们所建立的并将继续加以健全的经济体制，概括说来，是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这种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各种社会力量和全体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来推进经济建设，达到国家富强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在１９７８年后比较顺利地进行改革呢？可以说，这是因为改革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而已经有了前２０年的经验的缘故。
现在来看，５０年代后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决心抛弃苏联的模式是多么重要的决定。
有了这个决定，才有以后２０年的为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探索中所得到的一些正确的经验，固然为１９７８年以后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因素；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也使人们懂得不应该那样做，并且从中学到许多在没有犯错误以前不懂得或不真正懂得的事情。从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很好地总结以往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所以才能够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逐步提出通过改革和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套方针、政策。中国人民迅速接受改革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并且积极地参加改革，也是因为已经有了过去那么多的经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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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需要改革的情况。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过多次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是经常需要的。但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有其特殊的含义。这就是要改革那种过度集中统一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与苏联的影响有关，也和一定时期的历史条件有关。长期保持这种体制不变，必然将走入绝路。在中国条件下进行这种改革，还必须注意防止重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错误。既然长期的经验使我们知道了这种改革的必要，并且找到了改革的正确途径，那么没有任何理由要在改革的道路上停止甚至退却。
我想以上这些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必须而且能够把改革坚持进行下去。
三
现在我要说到开放的问题。
要谈中国开放的历史，不能不说一下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开放的。
从１９世纪的４０年代以后，中国多次受到外国的军事侵略，因而被加上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那时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拥有种种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中国的海关被外国人控制。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按照他们自己的规矩设立学校、教堂。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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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上。从清朝政府到以后中华民国的历届政府，基本上都是靠乞怜和讨好于外国帝国主义而维持自己的权力。它们的对内对外的重大政策基本上听从于帝国主义的意愿。帝国主义也以扶持这些统治势力来维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所以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完全开放的，而这种开放是以丧失作为独立国家所应拥有的主权为代价的。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和世界交往，向外国开放的。不能说那样的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但总的说来，中国人得到的是蒙受民族灾难的经验。
那时中国虽然对于外国是门户洞开的，但实际在经济文化上又不是真正开放。其原因并不在于有什么封锁，简单地说来就是由于中国贫穷。那时中国的出口进口贸易的数字是微不足道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哪里有多少产品可以出口？绝大多数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国内有多大商品市场？那时的中国人除了由于生活无着流亡到国外做苦力的人以外，没有多少人能出国。就这些情形说，中国又并不开放。可以这样说，外国的侵略使中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开放；同时，这种侵略又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贫穷落后使中国实际上处于并不开放的状态。
从这些旧时代的经验中，中国人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中国不应当对外开放，应当闭关自守，而是中国应当首先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就是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这样才能作为独立的国家平等地和世界各国交往，才有可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取得正常地对外开放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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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主要的一条就是人民看到了这个新的政权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产生的，是能够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
把开放作为国家的根本政策提出来是在１９７８年以后。
那么，在这以前３０年里中国是不是一直执行与此相反的政策呢？
我在前面已经说到，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所作的讲话中提出向外国学习的方针。他是这样解释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又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既然要向一切国家学习，当然就需要对外开放。
新中国初成立时，就准备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和其他经济联系。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美国政府当时采取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它通过朝鲜战争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通过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企图把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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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影响了其他许多国家。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和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不能完全实现，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
中国固然需要实行开放政策，但在开放政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在历史上饱受民族灾难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国家应有的尊严。如果新中国政权放弃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原则而和世界交往，那么它就会和以往的近代中国历届统治者一样，遭到人民的唾弃。
在１９４９年虽然苏联领导人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抱有疑虑，但那时唯一能够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支持和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因此中国只能像当时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一边倒”
，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但是到了６０年代，当苏联在中国头上挥动指挥棒，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并且企图把中国的外交纳入苏联的全球战略轨道时，中国坚决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毫不退让。这仍然是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原则高于一切的表现。
说独立原则高于开放，并不是说这二者间的关系总是不能并存的对立。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二者是一致的。中国近代的长期经验证明，牺牲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而实行的对外开放，只是使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削的地位，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对外开放。
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一个独立的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一个自身经济发展的国家，才能够正常地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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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冲破了各种阻碍得到了恢复。
１９７２年９月，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
１９７９年１月，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西欧各国中，除法国和北欧诸国已于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外，７０年代中国又和意大利、比利时、英国、荷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班牙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中国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间一向存在的友好关系，在７０年代及其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提出和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
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的另一个决议中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些主张和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关于提倡向外国学习的方针是前后完全一致的。
１９７８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在实行改革政策的同时，对外开放的步子逐步加大。把广东、福建沿海四个城市和整个海南省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
又使从北到南沿海１４个港口城市成为开放城市。还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的厦门、泉州、樟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就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现在正在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又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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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地上，不但沿海地区，而且内地，不但城市，而且农村，都参与了对外开放。
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进口额逐年加大。
外资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各种形式迅速地推进。
对外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到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不断地增加。很显然，中国城乡经济的发展使对外开放的扩大成为可能，而对外开放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现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得到发展。用这一般的理由来说明中国之所以实行开放政策还不够。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不是自力更生，不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一切依赖外国，那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但是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中国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必须有赖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经济大发展，必须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的成果，这对于中国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向一切外国学习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原因。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对外贸易、吸引外资都是两利的。
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对方。
按照不平等条件损害中国的主权而实行开放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以为中国需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可以强加给中国新的不平等条件，损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那是办不到的。同时，要想孤立中国，使中国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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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什么一定会坚持执行下去。
四
最后，我想讲以下这些话来结束这篇讲话。
世界上有一种说法，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实行的方针是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坚持改革和开放。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什么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这条路，才能使中国繁荣发展起来。我在前面所说的也表明了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要走出一条符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开放是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开放，也是改革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使中国保持独立自主，并已经取得初步的经济繁荣，使正常的对外开放成为可能。对外开放又使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固然还有许多新的问题要解决，有许多困难要克服，但是中国不会也不能停止改革和开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有过旧中国一百年的悲惨历史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中国重新成为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决不允许中国重新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决不允许中国靠乞讨过日子。如果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会分崩离析，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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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因为动乱而停止经济发展，就会成为列强争夺的一个对象，并且会因为经济发展停顿和贫穷而成为世界的负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但对于中国人民是一场灾难，而且对于世界也是一场灾难。
反之，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持社会的稳定，一心一意地进行经济建设，并且通过改革和开放进一步健全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使国家繁荣昌盛，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中国就能够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因素，就能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有力因素。
１９１年１１月１３日中文本原载《求是》１９２年第５期，３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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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在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反对主观主义，是５０年前毛泽东同志为整顿党的作风向全党提出来的首要任务。
当时他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显然这不是一个暂时的问题，而是在我们党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当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于实际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能胜利；反之，受主观主义的侵袭而脱离实际的时候，就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这是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的。
（二）在５０年前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而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在整风运动以前，３０年代前期，教条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宗派主义、党八股曾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给党和革命造成严重损害。到了发动整风运动的时候，它们已不是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但是，毛泽东指出：“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所以，整风当然不是拿这三顶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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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来压人，而是要使全党懂得如何抵制和防止这些歪风。就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来说，毛泽东当时既对党内好谈空洞理论，脱离实际的同志，也对只有经验，并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的同志提出了诚恳的忠告。他说：“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的这些教导至今仍然是适用的。
（三）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走过弯路。从５０年代末年起的２０年间，我们吃主观主义的亏很大。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不出来的。当然，也不能从孔夫子的书本中找，也不能从资产阶级的书本中找。
如同民主革命一样，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找出自己的道路。为此，我们在上述２０年间走了些弯路。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地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确定了以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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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整套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不是凭主观想象来的，它们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面地深刻地总结了以往的经验而得到，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
十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各方面的规律都已经全部掌握了。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如果抱着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不可能解决一切应该解决的问题，就不可能继续胜利地前进。
毛泽东５０年前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论述，以及其他有关的论述仍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主观主义的对立面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反对思想僵化，提倡解放思想。
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要实事求是，就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我们才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十几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这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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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下取得的。我们的事业面前还有未知的或未完全知的领域，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征服这些领域，为此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继续解放思想。
（五）
实事求是就是要避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做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主观认识表现为理论、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等等。它们是否正确，决定于它们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只有根据正确的认识去行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完全符合是不容易做到的，并不是只要有这种要求就能做到，而是要通过实践来逐步达到的。
毛泽东在１９６３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精粹的文章中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承认认识有个发展过程。对一个新的事物，从不知到知，中间要经过不完全的认识，有时甚至还要经过错误。我们既要反对主观主义，又不能因为任何时候认识不完全符合实际，就说这是主观主义。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地让认识经受实践的考验，通过实践提高和充实已有的认识，并且改正错误，以逐步达到认识和客观实际完全一致。对于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如果不经过实践就自以为有了完满无缺的认识，那倒是主观主义。
如果停留在已有的认识上，不去倾听实践的声音，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来排斥认识的发展，那就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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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思潮。
它们的阶级根源是资产阶级。
就它们的方法论、认识论来说，也无非是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修正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又往往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割裂引用个别的语句作为依据，或者简直把资产阶级书本上的某些观点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它们又常常以某些片面的局部的经验为依据。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根本上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是最大的主观主义。
所以，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角度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七）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像毛泽东所说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那是战胜不了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事实证明，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僵化，失去生命力；在一定的情况下，转过来会给修正主义造成滋长的土壤。这就是说，用一种主观主义是克服不了另一种主观主义的，用“左”的主观主义是克服不了右的主观主义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的大地上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通过实践继续丰富和发展这条路线，并且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这样，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
（八）
５０年前的整风，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同时，还提出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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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党八股往往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八股曾猖厥一时，现在它在党内已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的报纸刊物上还有许多文章，不对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论证，不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只有一些老话，读了使人生厌，甚至简直读不下去。我以为，我们的理论界、著作界，应该根据５０年前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精神，在改进我们的学风的基础上，改进我们的文风。
１９２年２月２５日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２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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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读书笔记
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
建立一个消灭剥削制度，人人平等的社会的理想，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是一个古老的理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过古代人并没有用这样的名词，例如中国古代有过“大同”的思想。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时，这类不能实现的想望当然与资本主义无关。到了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出现了种种更成形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时期，是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的理论表现。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不认为他们的理想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任何瓜葛。
十七八世纪直到１９世纪初期的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的理想建筑在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在他们看来，这种社会之所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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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还没有能出现，只是因为理性和正义未被人们所认识和承认的缘故。一旦有先知的天才掌握了这种认识，并使这种认识推广开来，那么一个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的最合理的社会就能实现。这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取决于有无这样的先知的天才，而不受任何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恩格斯说：按照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２０７—２０８页）。
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但完全不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及以往的各种剥削制度，其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上走入迷途，背离了人类的本性的缘故，或者简单地说，是由于人类犯了错误的缘故。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清除这种错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以摩莱里和马布利作为１８世纪提出“直接共产主义理论”的代表（同上，２０７页）。
摩莱里（法国人，生世不详，其著作写于１７４７—１７５年间）在他所著《自然法典》中，向“治理人民的凡人”说教道：“你们要按照自然规律去纠正政治和道德的缺点。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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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获得胜利，你们一开始就要使真正英明的人士具有充分的自由，以便与支持私有制精神的谬见和偏见作斗争，当私有制这个怪物被打倒以后，你们就通过教育来巩固这个幸福的改革制度。然后，你们就不难使你们的人民采纳类似我所拟订的法律“
（摩莱里：《自然法典》中译本，１２１页）。他的书中写出了他所拟订的公有制社会的“法律”。
这位空想家所设计的新社会，和正在开始形成并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毫无关系的。
恩格斯所提到的另一个１８世纪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人马布利（法国人，１７０９—１７８５）
，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在一个气候宜人，水流清洁的“荒岛”上“建立一个共和国，在这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
（《马布利选集》中文版，１７０页）。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荒岛？当然是为了同“走错了路”的社会割断关系。
但是，人们的想象终究不过是现实的某种影子。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其实是借鉴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来设计他们的理想社会。
摩莱里的“法律”
所规定的理想社会，是以由同样数目（１０或１０的倍数）的家庭构成的“部族”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又以多少个部族构成城市，构成省，构成民族）。凡２０岁到２５岁的公民都从事农业，２５岁以上的一定数量的人成为各业的工人（手工业工人）。
人们的产品都交到公共仓库，生活用品和生产中所有的原料都从公共仓库中领取。公民之间的买卖或交换绝对禁止……。这实际上不过是个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是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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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的“社会主义”。所以摩莱里强调，在一切公民的衣食住方面都严格禁止奢侈（摩莱里：《自然法典》中译本，１２０—１２页）。
产生于资本主义初起时期的这些空想，在人类思想史中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它们只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花。这些空想家猜到了私有制的社会终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但是他们并不懂得为什么私有制必然会转变为公有制，不知道到达公有制的现实的道路。他们所设想的新社会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绝无关系的。他们越是精心地周到地设计新社会的图样，越是表明他们和历史发展的实际相脱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第一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演变为阶级社会，这并不是由于人类犯了什么背离人类本性的错误，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不同的剥削制度的嬗变，直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必然出现的过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不是建筑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憎恶、厌弃的态度上。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充分估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发展史上的进步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这就是说，它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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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桎梏。
结果是，“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４６８、４７１页）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与此相适应的整个社会文明。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阶级社会发展中的最高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的周期发生的危机中，看出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自己所不能解决的矛盾。
《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曾经像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同上，４７１页）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期来说，这个判断仍然是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终于成为它自己所产生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桎梏。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可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更大发展。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这种革命之所以可能发生和可能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为它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没有这个物质前提，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公有制。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只能陷入空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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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这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个意义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对立的关系。
但是，仅仅看到这种对立关系是不够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及其国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继承下来。
如果不继承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就不能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继承的关系。
不妨简单地说，在生产关系以及保护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是继承的关系。
为什么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就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第一，就没有足以最终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基础——这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第二，当然也没有无产阶级。
只有后一点而没有前一点还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就产生了，而仅仅有无产阶级并不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实现。
列宁曾经这样论述１８世纪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他们是现代无产者的最早的代表人物：“雅各宾党人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是因为１８世纪法国在大陆上被极端落后的国家所包围，同时法国本身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银行，没有资本家的辛迪加，没有机器工业，没有铁路。”
（《列宁全集》第３０卷，３４７页）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生产力，是不言自明的。他们早在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就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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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５１页）在一代代阶级社会间是如此，从阶级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
列宁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开始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继承关系不能不予以较大的注意。
十月革命前夕，１９１７年８月到９月，列宁写了他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这本书中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就在这篇论著中，列宁也谈到社会主义要以资本主义的成就为基础。他说：“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
，他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国家的职能（《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４１页）。他又说，“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
，等等（同上，４６页）。
１９１７年９月底，列宁又写了题为《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的论文，其中驳斥了“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的说法。他重述《国家与革命》中的论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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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产阶级“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列宁全集》第３２卷，２９６页）。然后他又谈到“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
（同上，２９—３００页）。
可见，列宁是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的问题分成了两个方面：压迫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必须“打碎”它；而组织大生产的国家机构，以银行为代表（不过列宁说明，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
，则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拿过来，在割断它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后，它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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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间，俄国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
他们所提出的错误观点之一，就是把凡是沾染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必须抛弃的。列宁为克服这种幼稚的观点做了很大的努力。领导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建设的列宁，的确可说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但是他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反复论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遗留”
下的一切“材料”。
“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所说的“向托拉斯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这句话，认为这是很可笑的，是把“组织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全部主动权”交给了“托拉斯的组织者”。对此，列宁批驳说：如果这种言论出于１５岁的孩子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竟讲出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９页）。
列宁在１９１９年俄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１２９页）
在１９１９年的另一次会议上列宁又这样说：“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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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
（同上，６页）
列宁之所以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内容，当然是因为他已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的缘故，而这又是和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有关的。
人们通常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但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一般地这样说，却未必正确。例如，如果是在西欧１７、１８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具有现实的优越性。
虽然那时，如前所述，已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代替封建制度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
人们通常还说：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依靠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文明。这样的说法，也需要补充。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仅仅依靠这制度的优越性建立新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们能很好地进行这样的继承、利用和吸取）
，然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真正能发挥出来，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
因为落后，更要学习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的，那么逻辑的结论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最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是这样来考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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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
但历史的发展比一般的预想要复杂得多。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候，资本主义的世界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在哪一个国家中）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际条件，也有国内条件，包括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无产阶级政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等等。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历来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度”
，革命后遇到特殊的困难。
１９１９年他说：“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同上，２９３、２９４页）。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可以接受，这至少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此，列宁特别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的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几个月，列宁主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
在１９１８年４月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中，他尖锐地提出了向资产阶级学习的思想。他说，资产阶级已经推翻，“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
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
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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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３８、２３９页）。
列宁的这段话使人想起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说过的话。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１４８０—１４８１页）。
前面已经说过，俄国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嘲笑和反对列宁的这种说法。
在反驳这些“左派”
分子的空谈时，列宁说：“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接着他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９０页）。
在１９１８年列宁虽然已经考虑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达到社会主义，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一般地不同新政权合作，而持反对态度，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没有能实现。俄国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内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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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１９２０年苏俄曾立法实行对外国资本家的租让制。在讨论租让制的报告中，列宁说：“我们要挨着他们（指租让的企业——引者）
开办自己的企业，学习他们如何经营模范的企业。
……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成就进行装备，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需要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列宁也谈到租让企业”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的问题。他说：”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
（《列宁全集》第４０卷，７７页）。
列宁于１９２１年提出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逝世使新经济政策过早地结束，这对于苏联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起了什么影响，是值得研究的。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仍然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他在著名论文《论粮食税》的结论中说：“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
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好，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列宁全集》第４１卷，２３２页）。
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的关系，说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向资产阶级学习——如果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左”的观点来看，这是极其荒谬的，甚至是反动的，但这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正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中得到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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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２年４月１０日。这篇读书笔记是１９８５年２月写的，未发表过，但作者在１９８７年写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曾提到这篇读书笔记中的基本观点，并且采用了其中一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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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左”
邓小平同志最近在视察南方时的讲话中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里我就防止“左”的问题说一些看法。主要说两个问题：一、当前防“左”
，防什么？二、为什么产生“左”
，怎样防？
先说第一个问题。警惕右，警惕什么？非常明确，就是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破坏国家的安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动乱，这是必须警惕的。防“左”
，究竟防什么？我想概括地说这样两条。
第一条，防“左”就是要防止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说起。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首先提出来的，１９８１年党的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个提法，１９１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７０周年讲话时也肯定了这个提法。历史决议里说，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那么还有没有阶级矛盾呢？
江泽民同志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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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
这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现阶段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基本认识。这个认识反映在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就是，“一个中心”
：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所以，完全不承认阶级斗争存在是错误的。国内国际阶级斗争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激化。但如果因为阶级斗争一时激化，而把它提高到不适当的位置，则是错误的。什么叫不适当的位置呢？如果提高到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位置，那就是不适当的。
两个基本点中，有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里显然包括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实际上都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像国外有些人那样，否认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说全世界只有共同的人类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有些势力正企图和平演变中国，国内也有一定范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但是，我们处理这些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拿反对、抵制和平演变来说吧。
有些帝国主义者就是企图通过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来进行和平演变。那么，怎样反对和平演变呢？
如果我们把门关起来，封闭起来，不和他们接触，不和他们搞经济、贸易、文化等交流，这虽然也可说是反对和平演变的一种方法，但这是愚蠢的方法，归根到底是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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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这样做，就脱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没有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搞不上去。某些帝国主义势力企图通过我们的改革开放来实行和平演变，这是他们的策略。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同时采取一种聪明的，而不是愚蠢的策略，这就是实行开放政策，在开放中抵制和平演变。他们为实行和平演变，就不能和我们断绝来往。我们的策略就是利用这一点，按照我们的需要实行开放。
所以处理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要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处理国内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否则就会走到否定改革开放的老路上去。
如果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不利于经济建设的。
最终说来，我们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才有力量抵制、反对和平演变，才有力量真正使国内稳定，处理好各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这句话值得深思。
“六。四”这个关之所以能闯过，固然因为采取了正确的、必要的措施，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实行了改革开放，抓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如果不把经济搞上去，我们还会遇到类似“六。四”
的事件，就可能闯不过去。
所以不能冲击一个中心，必须维护一个中心。不能说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阶级斗争。两个中心或者类似两个中心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问题。小平同志讲，这几年“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表述语言是形式，形式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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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可能损害内容，至少会造成误解。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提法，就是准确的表述形式。这样的提法，并没有取消阶级斗争。两个中心、两大任务的提法，实际上有个危险，就是把阶级斗争摆到不适当的位置，冲击基本路线，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至滑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
为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这已经有１９５７年以后２０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的经验证明。毛主席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并没有料到搞成那么个样子。事物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经济建设丢开，结果就会一步步滑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灾难中去。所以防止“左”
，就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防止滑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
第二条，防“左”就是要防止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改革开放。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上，“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小平同志还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为什么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呢？要改革开放就得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这就好像是把资本主义引进来了。为什么会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种看法呢？这实际上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用一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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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划统一起来的老办法，所以好像经济一搞改革开放，实际上已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也就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了。
如果这样来看，那就只能停止改革开放，一切都重操老做法。
如果那样做，结果怎么样？有苏联和东欧的前车之鉴！前一阵子，有人说，什么事都要问一问是姓“资”还是姓“社”。这样提问题可以不可以呢？我想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实际问姓“资”姓“社”
，是姓“资”的就不要，是姓“社”的就要。这样问姓“资”姓“社”
，改革开放的确迈不开步子，甚至会根本取消改革开放。
我们曾经以为，计划就是社会主义，市场就是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前资本主义已经有商品，但很不发达，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时期。所以在人们中造成印象，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以计划经济开始的。但是，现在大家知道，以计划和市场来区别“社”和“资”是不对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搞计划。回过头看，人民公社姓什么？
总不能说姓资本主义吧，然而行不通。
“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大家都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一切由国家计划统起来的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能要。
所以事情并不是问姓“资”
姓“社”就能解决了的。小平同志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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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
这里我举个特殊的例子，但也是个实际的例子，就是香港。香港１９７年恢复主权之后怎么样呢？
实行资本主义。不用问尊姓，连姓带名都是资本主义。我们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遇到这个问题。
有位同志看到有关的稿子跟我说，１９７年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就能繁荣稳定，这个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
他的意思是，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如果香港１９７年后实行资本主义能繁荣稳定，那么实行社会主义应该更加繁荣稳定；而现在的意思是说，实行社会主义就不繁荣稳定了，所以理论上站不住。
他建议加上“暂时”
两个字。我说，这两个字我不敢加，我只能写在香港恢复主权后实行资本主义５０年不变。虽然５０年相对于几百年、一千年可说是暂时的，但不能含糊地讲“暂时”。
那么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怎么解释？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如果宣布香港主权收回来后就实行社会主义，那么恐怕在１９７年以前所有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企业都跑掉了，为资本主义企业服务的专业人员也都会跑掉。要知道，香港不仅仅是个花花世界，它还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世界航运的一个中心。如果把它收回来搞社会主义，就会把香港变成一个死港；而保持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能继续繁荣稳定，保持它原有的经济地位。到底哪一个办法好，哪一个办法对我们有利呢？结论是很明显的。当然，如果采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态度，那是另一回事。既然不能采取那种错误的态度，那就只能承认，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我以为理论上只能这样解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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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叫“一国两制”。在这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到底有利没有利？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看，是让香港变成一个死港好，还是让它继续是一个繁荣的世界贸易中心好呢？按小平同志讲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去衡量，我看，香港保持资本主义比变成社会主义死港好。而且资本主义的香港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
虽然香港的资本主义不完全，它没有重工业，但资本家在使香港成为世界贸易、金融、航运的中心这方面，的确有许多好的经验，我们应该学习。本来有些东西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现在中国版图内就有这么一块地方可以学习，好比是我们有了一个家庭教师，这有什么不好呢？
怕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前２０年“左”倾思想的继续。那时，总想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标准，要求公有制生产关系越纯越好，越大越公越好，越先进越好，以为只要生产关系先进，就自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去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反而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以推进经济建设为标准来看待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关系只有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固然生产关系不那么纯，是会发生很多问题的。
１９７年后，香港还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那里还有赌博、色情营业，有黑社会，甚至还有一些反共反华的人在那儿跟我们捣乱，这是麻烦事。
同样的，我们有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还有个体经营，这些都会引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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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麻烦。但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看这些问题。要看到公有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公有制以外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存在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如果不要这些麻烦，回头去搞纯而又纯，那么经济上不去，就会有最大的麻烦。
现在归结一下，所谓防“左”
，一防以阶级斗争为纲，二防对改革开放动摇。要防止这两个方面，就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小平同志十分强调这个问题。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他还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经过许多曲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所以不能变。防”左“
，我认为就是这个含义。
当然要警惕右。
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因此，也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去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克服它，那就是右的倾向，这也危险。但是，如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改革开放，我们也坚持不了社会主义。
右的倾向必须反对，但是不能用“左”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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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右。
第二个问题。先说为什么会产生“左”。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产生过“左”的错误。为什么会产生“左”呢？这个问题党史界、理论界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说，“左”
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同时指出它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在１９８１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没有沿用这种说法。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里，也没有这样写，没有用这个说法。我们不是否定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在社会上，当然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存在于这个社会里，它会受到党外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是，简单地说“左”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未必恰当。
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很复杂，可以产生各种倾向，不见得一定就产生“左”的东西。譬如民主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难道都以为越革命越好？都只要斗争，不要团结？很难这么说（第一个历史决议也说到小资产阶级的复杂性）。
而且这种说法好像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一定不会犯错误；一旦有了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造成的。这也不大说得过去。站在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即使真是站稳了，还可能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准确，由于看事情在认识上有偏差，于是造成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可能是严重的错误。不能说错误都是产生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资产阶级思想。那样解释虽然简单，但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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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实际问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我们认为，“左”的倾向之所以容易产生，还是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特殊性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确实需要革命，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对的确实只有一条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固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但是还必须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实际出发。对实际的认识，以及在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方面，如果发生偏差，就会发生错误。我们既然是革命的队伍，就比较容易简单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为越革命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左”的倾向。
很久以来，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左”比右好。
这种思想至今还有较深的影响。刚才我说的“左”之所以产生，可以由于认识方法上的偏差，那么，这似乎是证明“左”比右好了。所以我稍微谈一谈这个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要求是要作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一定要用得恰当。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左”代表小资产阶级，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如果按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那么“左”也比右好。小资产阶级总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好吧。
其实这样简单地作阶级分析是不对的，不可取的。党内产生右的倾向，我看也不一定简单地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
革命队伍里右的倾向，也可以由于认识上的偏差造成。
譬如说，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错误的陈独秀等人，和一些有右的倾向的同志，难道说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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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不能那么说。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有右的倾向，导致投降主义。
但是犯这种错误的人，也不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
近些年，我们两个总书记犯错误，应该说是右的错误，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斗争，对动乱不坚决斗争。但也不好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会儿“左”
，一会儿右，那么就说共产国际一会儿代表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代表资产阶级，也讲不通。所以说，在革命队伍中，在一定范围内的“左”和右，都可以由于认识偏差而产生。当然，右的倾向发展下去，就可能变成对革命灰心丧气，完全失望，甚至脱离革命，跑到敌人队伍里去。
这的确很严重。但是，我们不能以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右倾错误，跟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错误对比，说是“左”比右好，这当然不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达到个人野心而推行“左”的一套，已远远超出了党内的范围。而且极左会诱发出或转化为右，那就更不能说什么“左”比右好了。
我们要看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历史证明，“左”倾错误可以把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搞垮。
３０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错误持续四年，几乎把革命搞垮了。
“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造成经济停滞，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面。这样搞法，只能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满。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什么前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可以使革命瓦解、垮台，而且还可以引出右的错误来。
所以我们不能说“左”
比右好。
还是小平同志讲得对：“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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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的错误比较容易鉴别出来，而”左“
的错误不大容易识别。
小平同志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我们要很好地运用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提高鉴别“左”的错误的能力。
为了防“左”
，我们在实践中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不能有任何动摇。
对理论界来说，警惕右，防止“左”
，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怎样做？我想，不是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我曾强调，要解决一些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联系的思想理论问题，解决一些比较尖锐甚至不大容易解决的问题。
要真正讲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关于防止“左”的问题，既然小平同志讲了，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那么这里面的确有好多文章要做。既结合历史的经验，又结合实际，说清楚一些问题，这才能真正防“左”。比如说，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之间，在防止和平演变和扩大开放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
到底有什么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都能从深层次讲清楚了，就有助于防“左”。所以我认为在警惕右、防止“左”中，理论界应该做许多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也就是对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给予更深入、更深刻的论述。总之，针对可能产生的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对许多问题给予理论的论证和说明，这样才有利于在实践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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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１９２年４月２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局级干部读书班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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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报告总结了１４年的伟大实践和经验，说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基本路线，也是邓小平同志在今年年初视察南方时重要讲话的基本精神。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基本政策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十四大贯彻了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强调党的基本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变。
那么，党的基本路线能不能坚持，会不会变？
大家知道，这条基本路线的取得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是花了许多代价才取得的。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
１９５６年八大时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但并不是很明确的。以后２０年，实际上把中心转到阶级斗争上去了。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才将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进行了改革开放。
１４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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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明，这个基本路线是正确的，确实使中国得到很大发展。既然如此，好像应该说我们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因为实践证明不这样做不行。但是，是不是有动摇的危险？鉴于十四大报告和小平同志讲话那么严肃地提出坚持不变，就应该看到，动摇的危险不是完全没有的。
只有克服动摇的危险，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坚持下去。从历史上看，比如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抗战到底”
，就是说要坚持抗战。
其所以要提出这口号，首先就因为有中途妥协的危险。
众所周知，蒋介石对抗战是三心二意的，不坚持抗战，转过来反共。我们要拉住他抗战到底，就要克服他的动摇。坚持抗战这个口号，对我们党自己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抗日战争要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遇到各种风波、各种问题；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要动摇这个基本的看法，即民族矛盾超过国内的阶级矛盾。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不要为任何情况所动摇。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为我们和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了，搞得比较好。
１９３８年以后，国民党开始搞反共活动，制造摩擦，但是我们稳住阵脚，坚持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就是处理皖南事变这样的事情，仍然坚持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要服从于民族矛盾这个根本原则。
这样，抗日战争虽然发生许多风波，但是我们确实坚持抗战到底了，而且把蒋介石也拉住一起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个经验值得汲取。抗日战争说长期，也才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可真是长期了。过去往往把社会主义估计得时间过短，现在我们说初级阶段是个长时期。党的基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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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一百年不变，是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大体算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在这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坚持现行的党的基本路线。
为什么会有动摇的危险呢？在这么长的时期中，客观上会发生一些事情冲击我们，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好像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是中心，但是有时候会受到一些事情的冲击，国内的阶级矛盾冲击了民族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也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１９８９年发生了一场动乱，这就是个冲击。如果全世界都太太平平，国内也太太平平，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能毫无阻难地一直执行下去。
但国际国内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来冲击我们。发生冲击就是考验，考验我们能不能坚持住。当然，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外敌侵略那样的情况，那就只好暂时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把敌人打出去。除了发生这种情况，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所以要坚持几十年并不容易。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容易，还因为要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很好地统一起来。
就是说，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下去。改革开放是新的事情，在改革开放中会遇到许多困难。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强国之路，必须走这条路。但是，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再好的事情也有弊病，会有副产品，有时出些毛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病，可能使我们对坚持基本路线发生动摇，这是必须预计到的。总之，必须估计到会发生各种可以想象或者想象不到的事情来冲击我们，也要设想到
２７１胡绳文集
改革开放中间会遇到许多困难，出现某些弊病，动摇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有客观根据的。首先就是，我们要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主要矛盾就表现在我们生产力很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这是个主要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有没有？有的。国内在一定范围内有阶级矛盾，甚至在某种条件下会激化；国际间也存在着阶级矛盾，只要世界上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存在着我们和帝国主义的矛盾。阶级矛盾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主要矛盾。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十四大报告，在许多文件中我们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客观事实的反映。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还有一条，就是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要成功，就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
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然不会老不变，是要变化的。有变化就是要改革。但是，现在说的改革，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改革。简言之，就是要改掉那种只靠计划经济的模式，改掉一切都由国家统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必须向世界开放，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先进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吸收这些东西就无法存在并发展起来。客观上存在着坚持基本路线的根据，但同时也存在发生某些事情冲击基本路线的可能。所以关键在于我们主观方面，是否真正看清楚客观形势，始终坚持这个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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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是发生过动摇的。
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时，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但１９５７年以后２０年，我们离开了这个中心，走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路上去，结果错过了时机，丧失了时间。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经验，看到首先必须把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国家工作重心的根本性的转变。正像江泽民同志报告说的，１４年来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我们都没有动摇这个中心。就是说，如果我们因处理不好这些重大事件而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方面，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会动摇。
但是，我们没有发生动摇。这１４年里，我们走过的路是不平坦的。
１９８９年发生政治风波。十三届四中全会改组了中央的领导机构。当时新的党中央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基本路线要不要变？江泽民同志报告里说，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是正确的，绝不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新的党中央仍然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没有因为出现这场风波而动摇。
回顾近三四年，我们确是遇到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一些足以影响我们坚持基本路线的观念的事情。什么事情？一个是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动乱，一个是苏联东欧的剧变，一个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制裁”。这三个的确是客观事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从中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如果对这些事情不能正确对待，处理不当，就会对基本路线产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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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几件事情是需要好好想一想的。
１９８９年动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一个后果，有中央领导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个事情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是，在这里不能把阶级分析任意地扩大，好像那次动乱标志着中国有一个反对我们党的阶级兴起了，认为中国十几年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它正在向我们挑战。
这样一种结论，完全不符合事实。恰恰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经过这十几年间的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明显地改善，大家得到了实惠，我们才能够顶得住这场风波。中国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有一些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人，这并不奇怪，他们遇到某种机会就会起来捣乱。
但是，从这里就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显然是简单的、错误的。
苏联东欧剧变确实是世界史上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有人得出结论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种右倾势力。这固然是事实。但是，苏东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仅仅是因为有一个右倾势力起来了么？
为什么右倾势力会起来呢？
为什么一起来就能够把党和国家的面貌都改变了呢？看来根本问题还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没搞上去，经济停滞，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差距继续不断地扩大。当然，再加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经济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死守着原来苏联那种经济模式，一切都由国家统一计划管起来。这种模式把经济搞僵死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势力一下子就起来了，起来就得手了。所以参考苏东剧变得出结论，不是说现在就要倾全力去反对右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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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经济体制要改革，而且要改好。
如何看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制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我们１９８９年发生的动乱和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制裁”我们。我们当然要顶住。中国人是有民族气节的，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不怕什么“制裁”
，不允许别国在我们头上挥舞大棒。去年，我们的报纸刊物上比较着重讲和平演变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帝国主义现在不能设想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就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这本来是事实。当然不能说，不应该讲反和平演变。江泽民同志的这个报告中在《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部分里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说，反和平演变这根弦在我们头脑里是不能丢掉的。但是，我们不能拿反和平演变来代替改革开放的方针，不能把反和平演变当做对外政策的总题目。如果把反和平演变当作是第一位的问题，说因为帝国主义国家要通过和我们来往，通过经济、技术、文化各种交流，来实行和平演变，所以我们就把门关起来，不跟它们接触；因为多一个外资企业就是多一个和平演变的渠道，所以我们把渠道都塞住，也不要派留学生出国……。
这样当然不行。
当年毛主席和尼克松打交道，他不知道尼克松心里想什么？
当然知道。早在６０年代初，我们的报纸就讲帝国主义要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尼克松跑到中国来搞关系正常化，为了什么？他的目的中就有和平演变这一点。
毛主席的政策不是你搞和平演变，我就不跟你来往；而是：你利用我，我也利用你。那时还有一个和苏联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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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对外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为服从这个主要矛盾，我也要和你打交道。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建设就要开放，要尽可能利用外资，尽可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各种经验，这些都是必须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利用你要搞和平演变，就和你来往。
但是，我们头脑要很清楚，要抵制和平演变。美国的统治集团里无非两种人，一种人想用断然的办法来扼杀中国，还有一种人说这样不行，得慢慢地来，还得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各种来往，不能和它断绝关系，在来往中进行和平演变。
美国有没有人真心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富强起来，大概也有，但他们不是当权的势力。对上述两种人，我们和哪一种人打交道是很明显的。当然我们不要让它和平演变。它要演变，我们不演变，这事在我们。还可以用当年的抗日战争为例。
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消灭不了共产党，然后他改变了办法，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和共产党合作，目的其实是要“溶共”
，用和平办法来消灭共产党。是内战好呢，还是后者好呢？我们说还是后者好一点。我们就利用这点跟蒋合作，来共同抗日，先解决抗日问题。虽然我们懂得，蒋介石同我们合作不怀好意，是要消灭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跟他合作，不跟他建立统一战线。恰恰相反，我们要利用这点。从苏东剧变来看，如果简单说，就因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苏联东欧就变化了，这也不妥当。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它内部有弱点，所以会和平演变。帝国主义除了用武力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搞和平演变。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清醒头脑，抵制和反对和平演变。但我们反和平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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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它和我们来往是有和平演变的用心，所以我们反对和平演变就不跟它作生意，不要它的投资，不跟它来往，那是个愚蠢的政策。
从过去的经验和近几年的经验来说，我们在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后，除了客观上会发生一些干扰我们的情况外，主观上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干扰党的路线的思想，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什么提出主要防“左”？就是因为主要是“左”的东西可以干扰我们的思想。这个问题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在江泽民报告里也强调了这个问题。
报告中说，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中间主要的问题是防止“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开辟新的道路，摆脱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得出这个结论，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现在的确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可以造成我们在主观上“左”的偏向。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阶级斗争问题。应该承认，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要革命，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党长期在阶级社会中，经历了残酷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呢？
还有国内国外的阶级斗争，忽视这些阶级斗争也是不对的。既然在现实生活中还有阶级斗争，所以我们的同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带来的阶级斗争观念决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适应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来运用阶级斗争观念，决不能滑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能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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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为纲。
我们吃这个苦头太大了。
十四大报告里说到，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很危险的事情。这就是说，要承认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决不能把阶级斗争摆在主要的位置上，必须把它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和平演变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也必须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社会主义如何理解。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一些错误的传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一切事情、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计划来安排，一切都由国家统起来。这种办法在一定时期虽然起了作用，但是从长远说，这个办法不能使经济迅速发展。
经验证明，所有采取这种办法的国家只能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显示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所以我们必须打破对社会主义的这种错误的传统观念。过去我们对苏联的模式有种迷信。毛主席最早企图打破这种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１９５６年他就说苏联的模式不行。
他说的有些问题是说到点子上的。
但苏联毕竟在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时期还是发展起来了，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使人觉得它的模式好像也还有点道理。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一直向前发展，而它固守中央计划的模式，赫鲁晓夫不能改掉它，勃列日涅夫也不能改掉它，结果经济越来越处于停滞状态。
所以苏联的瓦解、崩溃也有一个好处，确实证明了它这套行不通。
我们要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来一个大的转变。市场问题的提出，是很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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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为我们过去都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这是教条主义的观点。现在西方国家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家有些观点，和这种教条主义看法是一致的。
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你既然不搞一切由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如果我们不能摆脱各种错误的传统思想，就很容易走到“左”的道路上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带来的一些传统观念。中国近代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通过这段历史经验，人们对于民族受损害、受侮辱非常敏感，要求民族独立的观念十分强烈。
这种观念是极好的，应该发扬光大。
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新中国的历史条件已和旧中国完全不同，某些事情好像类似，但有不同的意义，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观念来看待今天的事情。例如，教科书上说，鸦片战争时的“五口通商”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而现在我们主动开了许多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如果我们混淆时代的区别，就会产生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还是有好处的，它不是帮我们开放了吗？另一种说，五口通商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那我们现在怎么又开了那么多口子？其实这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两回事情，两种通商的性质完全不同。我们从半殖民地社会来，历尽民族被压迫的痛苦。那时的“租界”是压迫中国，通商是压迫中国，外国资本到中国来是剥削中国，外国银行到中国来是经济侵略。我们现在还要为保持国家的独立和自主而斗争，但不能用在半殖民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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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观念来理解对外开放，否则就会发生怀疑和疑虑。
总之，阶级斗争为纲对我们还有较深的影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束缚着我们的思想，不加分析地沿用半殖民地时代留下的一些观念也会给我们不好的影响，因此“左”的东西在我们干部中间还可能有一定的市场。由此可见，说主要是防“左”
，是有道理的。那么，说警惕右，主要防“左”
，是不是说在任何时候主要都是反“左”
，在一定情况下是不是要反右？我看也不能排除。我们说整个时期主要防“左”
，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主要是反右。
在１９８９年动乱时说主要是反“左”
，当然不行。但是，经验又说明，反对右的时候，我们仍必须注意长期主要是防“左”。这是因为，反右搞得不好就会出来“左”的东西。
再说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和反对“左”的东西？首先一条，就是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把反“左”也搞成阶级斗争。我们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有一个概念，我们讲主要危险是“左”
，但是我们不是像以前的传统观念那样，说“左”是小资产阶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就讲，“左”
的东西有认识根源，也有阶级根源，阶级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但就是那时这样讲，也不那么准确。恐怕并不能说小资产阶级一定产生“左”
，或者说“左”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时期，更不能见到“左”就说这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就要展开阶级斗争，这不行。
所以防止“左”
，还是前边说的，重要的是要澄清这样那样的思想认识问题。所以，防止“左”
，要讲道理，要搞清思想，提高认识。我们反对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反对“左”
，我们主张要认真地根据我们
胡绳文集１８１
党的基本路线说清楚许多问题。
１９２年１０月２８日在全国中共党史讲习班上的讲话
２８１胡绳文集
关于薄一波同志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两　篇）
第一篇　（该书上卷的读后感）
薄一波同志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以后他还要继续写下卷。胡乔木同志认为这部著作是“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他说：“这部著作回顾了作者亲身经历的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事件的过程，这在我国党内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他还说，这部书使人读起来“如入宝山，只见琳琅满目，不忍掩卷”。我完全同意胡乔木同志对这部书的估价。
我现在也来说一点对这部书的初步读后感。
本书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之间，我们的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事后可以说，对某件事当时如果不这样做而那样做，就会更好。但这是在事后，是在有了那么多的经验以后的今天才能知道的。而且如果当时不这样做而
胡绳文集３８１
那样做，也许还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中，可以在同样条件下，重新开始原来做过的但结果不那么完满的或者失败的试验。但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这是不可能的。
回顾党的历史上已经做过的事，辨明其中的是非，说清楚哪些是做对了的，做好了的，为什么做得对、做得好？
有哪些缺点、失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缺点、失误？说清楚这些，是为了取得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工作。
薄一波同志的这部书使我们从总体上看到在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６年党的成就，使我们看到，许多做得好、做得对的事情，是党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过去从未处理过的问题，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克服了已经发生了的和可能发生的偏向，很不容易才能做到的。也使我们看到，缺点和失误之所以产生，固然也有个别领导人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党的已有的经验和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的限制。作者反复说明，研究过去的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并不是为了责备前人，而是为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到应当学到的东西，以利于我们当前和未来的工作。
例如，在开卷后不久，作者就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革命也不是按某个‘先哲’拟定的方案进行的，只能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党的领袖人物，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能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很了不起了。
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讲不足，不是说三道四，而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把今天要办的事情办得更好“
（２８页）。又例如，作者在论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时说：“对历史实践，对党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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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过去的奋斗，任何时候都不能求全责备；求全责备，指点前贤，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该肯定的成绩充分肯定，不足的以至失误的地方，严肃正视，并分析原因，取得教益，作为今后的鉴戒，这才是我们要采取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２３０页）。
在全书像上引这几段话那样的概括的论述有好多处。我想作者为什么不把这些概括的论述都集中起来写，譬如写在本书的开卷的地方？那样的写法虽然也是一种写法，但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这本书的写法是夹叙夹议，在叙述一件事情的原原本本的经过中间，具体地论述其中的是非，又通过这种具体的论述，一般地说明他对历史经验的态度。作者对历史经验态度的一般论述，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和对具体事情的具体论述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论述，而只是一般地说明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态度，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不过是说了别人也能说的一些话。本书作者不仅是告诉我们对历史经验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而且是在对一个个重大决策和事件的论述中具体体现了这种态度。
所以这本书才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本书对于所论述的问题都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这也是极其值得我们学习的。书中对于所论述的事情，都不是简单地区别是非，而是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当时人所没有的丰富经验，因此这种分析往往是当时人所不能做到的。有些在当时认为是完全正确，现在看来也应认为其基本方向、基本做法是正确的事情中，也有一些不足和缺点。
有些当时认为错误，现在看来也不完全正确的意见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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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正确的方面，是当时人没有能看到的。
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书中讲了１９５６年围绕山西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这个争论涉及少奇同志，也涉及一波同志自己。当时，这个争论以少奇和一波同志作自我批评而结束。书中说明了争论的过程，说明了少奇同志的处理的缺点所在，又指出少奇同志当时的意见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因为他及时抓住了刚刚露头的妨碍我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三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这样的论述的意义不仅在于对１９５６年这场争论作出公正的估价，也有利于我们认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而且，像作者所说的，在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中，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
书中又论述了１９５５年毛主席和邓子恢同志之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当时认为邓子恢同志在这场争论中是完全错了，而且是路线错误。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已经正式肯定邓子恢同志那时在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一波同志在书中对这场争论提供了充分的有关材料，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他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个根本道路和根本方向问题上，毛主席和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并没有分歧，甚至对合作化的发展要有控制数字这点也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只是合作化发展速度的问题，但这个分歧又确实带有原则性的意义，表现了两种指导思想的不同。作者如实地指出邓子恢同志虽然并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但是，把他坚持同意合作化应稳步前进的主张，当做经验主义、甚至右倾主义的错误来批评，是错误，是批错了。
作者又指出，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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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坚持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他对邓子恢同志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总的说来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批评确实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波同志又认为，这次错误批评的责任不能归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他分析这次错误批判的原因，指出两点教训。其一，是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有些急于求成。其二，是对于党内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了路线斗争之纲。这两条都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某一个个人的原因。一波同志还指出，建国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感觉到粮食问题的压力，这时大家又误信了苏联的经验，以为只要加快合作化进程就能迅速解决我国的粮食、棉花供应问题。
这是当时党中央许多领导，包括毛主席在内的想法。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不完全切合实际的。
在书中随处都有类似这样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是有说服力的，是能够发人深省的。
这本书由于对历史经验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又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所以这本书没有回避一般研究者感觉到是很难以处理、甚至故意绕过去的麻烦问题。本来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来说，越是看起来难于处理的麻烦问题，就越是应该下功夫，而决不能回避。一波同志在这本书中正是这样做的。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全党所承认的。但是，研究者在讨论《决议》中已经作了判断的事情时，并不是只能重复《决议》中的判断而不能多说一句话。因为那毕竟是概括的判断，是需要加以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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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丰富的。一波同志的书，可以说，在各个问题的论述中并未超越《决议》的论断，但又有许多新意，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另一方面，现在也有些人肆意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毛主席的缺点、错误，甚至说得一无是处。为了批驳这些错误的观点，我们也必须像一波同志那样正视有关的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
建国以后，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特别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是一般研究工作者感到难以处理的问题。国内国外都有人注意这些问题，却并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论述。国外有些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写出了不少著作。
其中有些着重研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这些研究者，受他们的立场、观点以及某些成见的限制，又得不到充分的可靠的资料，往往作出猜测性的论断。他们把这种分歧说成好像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或者是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甚至是权力、地位的争夺。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针对这些说法，如果只说一句，这些分歧不过是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是不够的。这样说固然是对的，但简单地说一句话不足以服人。
一波同志的书不是回避，而是详细地论证了党内分歧的实际情况及其产生的原因。例如，对新民主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书中指出，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都有个认识发展的过程。在刚进城后一段时间内，少奇同志虽然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不久后受到毛主席批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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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书中也指出其间“小有歧异”）。在１９５２年底到１９５３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审时度势”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了他原来关于过渡问题的看法。由于他的新的看法确有根据，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里并没有任何不正常之处。又比如在上述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当时确实在党的领导人中有过分歧，甚至在合作化发展速度上有两种指导思想之争。一波同志的具体分析使人看到，这些分歧虽然曾被说成是路线之争，但实际上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是为了要搞好农业合作化这样一个全新的历史事业。因而这些分歧就能迅速消除，达到一致。在历史的新的大发展中，党内领导同志都在研究客观情况，研究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探索解决的办法。
如果大家一下子都意见一致，而没有任何分歧，那倒是奇怪了。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这六年之中，除了高岗、饶漱石是党内产生的野心家，企图争夺权力以外，其他党内存在的许多分歧，包括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之间的分歧，是在大的方面，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由于对形势估量的不同，对具体情况的了解不同，对一些原则问题的认识不同，由于缺乏经验，正在摸索前进而产生的。在消除分歧，达到一致时，有时这种一致并没有统一到完全正确的方针上来，没有能把所有的好意见都吸收进来，这也是一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我认为，一波同志有勇气正面对待许多不应回避的问题，冷静地科学地加以分析，这对于澄清国内外的错误看法有极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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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党史、国史的研究还很不够。能够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特别是被错误观点所搞混乱了的问题说清楚，能说服人的著作不多，或者极少。薄一波同志的这部著作在研究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叙述方法等方面，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同志学习。书中提出的许多论点都能够给大家以很大的启发。我还希望社会科学各部门的研究者都来注意这部著作。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实际是什么？首先是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这也关联到４０年来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的历史。
所以，我以为社会科学的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者都能从一波同志的这部著作中得到益处。
第二篇（该书下卷的读后感）
薄一波同志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已经在１９１年２月出版，受到各方重视。
作者又经过两年努力，把这部书的下卷也写成了。这是值得欢迎的。
薄一波同志在他的书的上卷的前言中说明，“这是我的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写的是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前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上卷的内容是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这八年。下卷的内容是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年。
这部书的下卷，恐怕应该说比上卷难写得多。因为上卷涉及的八年，总的说来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顺利前进的时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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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涉及的十年，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十年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有许多失误。这些失误造成了工作上的许多损失，而且终于导致了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本书作者在上卷前言中已指明，这十年是“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
（上卷，２页）。
这个断语是需要论证的。
为什么必须经过一个探索时期呢？
究竟是探索，还是盲目地乱闯呢？在探索中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呢？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严重的失误呢？而且为什么积极成果为失误所掩盖了呢？
这种探索究竟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它和１９７８年以后的新时期有什么关联呢？
今天回顾这十年的探索，特别是探索中的许多失误，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
这些都是需要答复的问题，而且并不是很容易答复的。
我们读一波同志的这部书会感到，他毫无顾虑地面对一切事实，从事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在下卷中以４６万字写了２２个题目，从容不迫，条理分明，摆事实，说道理，读之使人忘倦，发人深省。书中的叙述和分析，既是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又是提纲挈领的而不是繁琐的。
书中评论许多重大决策和事件的是非、得失、成败，是有分析的，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出发，并不是简单地根据现在人们在实践和认识上已经达到的水平，对过去说三道四；同时又是按客观历史本身的逻辑，说出现在人应该如何接受那一时期的许多经验教训。本书作者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表明了，在１９７８年以后的新时期中党的路线方针的制定，是和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段时间中的经验
胡绳文集１９１
教训有密切关系的。我感到，读这本书可以对三四十年前的过去获得比较完整的深刻的了解，而且通过对过去的了解，进一步提高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包括我们党所执行的并将继续贯彻执行的路线方针的认识。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部饶有兴趣的值得一读的好书，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
在这里，我只就以下几个方面说一点初读后的感想。
第一，这部书是如何叙述和评论这十年间的重大决策中的失误，恐怕是读者们所特别注意的。
应该说，本书对这些失误是毫不掩饰的。这些失误无论涉及谁，涉及毛主席、少奇同志或其他领导同志，其中有些也涉及作者本人，本书都一一据实加以叙述和评论。这些叙述是客观的，这些评论是有根有据的、讲道理的。
这里试举一个例子来看看。１９５７年冬到１９５８年初这半年间，毛主席曾连续不断地批评反冒进。他的批评是针对陈云、恩来、先念和其他管经济工作的一些同志的。从后来的事实发展看，毛主席当时的批评和责备显然是错误的。本书中明确地指出，“批评反冒进是不适当的，批过了头，为以后的大冒进开了路”
（下卷，６５１页）。书中还说，“对反冒进的批评具有标志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转向不正常状态的严重性质”
（６５４页）。
这些相当尖锐的论断，不是简单地轻率地得出来的。
本书在上卷中，已经对１９５６年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和怎样提出反冒进的问题，作了说明。在下卷《批评反冒进》这一篇中，首先对毛主席批评反冒进的经过情况如实地加以叙述。然后又在五个问题上，基本上用毛主席自己的话
２９１胡绳文集
说明了他对反冒进的批评的内容。作者在这五个问题上，或多或少地作了些评论，然后才对批评反冒进这一段历史作出总的评估。
读者会感到，这样的评估确实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是能够给人以有益的教训的。
书中还从对这段历史的评估，进而论述到，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党内的批评必须正确地进行，必须有充分的依据作基础，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能进行过火斗争，以势压人。批评的重点是正确地分清是非，目的是取得经验教训，有利于促进和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党的工作”
（６５４页）。
我以为，本书对于过去历史上的决策中的错误的评论，可以说就是党内批评的这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的实践。
对于“大跃进”
、人民公社、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反右倾、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等等事关全局的失误的议论，占了本书的很大篇幅。读者可以看到，本书中明确地说明了毛主席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这些失误的关系，但也从事实出发，说明不能把一切责任归于个人。例如，书中说，“人民公社的建立，虽然毛主席负有主要责任，但决不是他一人的责任。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北戴河会议的人，都举了手，都有一份责任”
（７４７页）。
又如，在论述１９６２年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其失误时，根据许多事实说明，“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人的责任，而是全党性的思想认识问题”
（１０３页）。读者还可以看到，本书在对于这些重大失误的认真研究中，不但说清楚了这些失误为什么必须被认定为失误，而且努力探索造成这些失误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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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书中往往把造成失误的个人的因素和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所得出的许多结论是很可贵的。
这十年中，党内只反右，不许反“左”。所反的右几乎又都不是真正的右，“左”却泛滥了起来。对这些情形，书中讲得很透彻。作者说，“建国以来，我们在工作中虽犯过右的错误，但更多的是犯了‘左’的错误。
‘左’是一个顽疾“
（１０４３页）。
这十年的经验证明，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一般地看成是阶级斗争，把某些不同的意见说成是资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这是非常有害的。针对这种情形，书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党内矛盾主要是认识问题。当然，不能排除社会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党内也会有某些反映。但如果把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随意说成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导致在政治上犯错误”
（１００页）。很明显，作者是严格地按照自己所提出来的这种观点进行论述的。他把“左”的错误观点和“左”的思潮，总是当作认识上的错误来加以分析评论。固然他也说明这些错误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是不给这些错误的认识戴阶级的帽子，把它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好的。既然经验已经使我们看到，把阶级斗争任意地引入党内是非常有害的，那么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也不应该重犯这种错误。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深刻地剖析其认识根源，至少要比简单地扣帽子更能够给后人以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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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对许多事情分析得很细致，说出了许多读者所没有注意到的情节，从而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看法。
对此，我想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看来还是正确的方针政策。但不到一年后，在反右斗争中发生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１９５７年９月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
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进一步发展了八届三中全会的主张。同年，发生了“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都显然离开了八大制定的轨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八大后两年的这种变化，究竟是怎么来的？如果认为八大一开过，所有的文件都被撇到脑后，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
本书指出，１９５６年的八大的一个重要功绩，是适时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从解放生产力转变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来的决定。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在八大以后，党中央是尝试作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的。
本书中说，“１９５８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试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愿望”
（６５８页）。又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疑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６７３页）。这样说是符合事实的。当时的所谓“大跃进”也是把全党的注意力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如实地指出这些，当然不是为那时的总路线和“大跃进”辩护。书中对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执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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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偏差“
，作了详细的论述，说明了“这次工作重心转移的尝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经济生活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
（６５８页）。
仔细研读这些论述，会使我们看到，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就能做到的。
１９５７年的经验，乃至后来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４年以后的经验，都表明对形势的估计是多么重要。如果无中生有地、或者不是恰如其分地而是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那就必然把重心转移的良好愿望冲垮。还可看到，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就必须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保证。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时就能提出两个基本点，包括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等政策。但是，书中用生动的丰富的事例说明，不懂得也不愿意承认客观规律（客观的经济规律乃至客观的自然规律）
，沿用革命战争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来搞经济建设，这样做只会造成破坏生产力的结果，也就必然使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心动摇。
“大跃进”
的失败既不证明工作重点不应该转移，也不证明国民经济不可以发展得快一些。
由于书中对八大正确的决定（其中也有一些不完备的地方）如何转向反面，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我感到人们是可以从这里得到相当丰富的教训的。
我在这里想讲的本书中另一个分析细致的例子，是关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这次庐山会议，开始是反“左”
，继而转为大反其右，在全党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从表面现象看，那就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而毛主席不能用正常的对待党内批评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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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对待这封信。这当然都是事实。但是，如果彭总不写那封信，或毛主席对待批评的态度好一些，形势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么？这好像很难令人相信。
书中认为，这次庐山会议以前半年多的纠“左”
，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也指出，这时期的纠“左”是极不彻底的。书中说，“当时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下进行的，如果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动摇，就认为‘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在这个前提下纠‘左’，当然是不可能彻底的，因而庐山会议后期出现反复就不足为奇了”
（８４０页）。
这就是说，庐山会议的反复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不仅是由于彭德怀同志写封信这样一个带有偶然性的事件而发生。所谓不彻底，就是不认识、也不承认在“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指导思想有什么失误，而认为那是完全正确的。
书中说，“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用说‘言词偏激’，就是稍有微词，也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了。彭（德怀）
、黄（克诚）
、张（闻天）
、周（小舟）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
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
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
（８６７页）。据此，我认为，本书作者下面这段话是说得有道理的。
“即使庐山会议上没有彭德怀同志的信，党内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也仍然存在，而且全面维护‘三面红旗’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所以庐山会议也不可能彻底纠‘左’”
（８７５页）。当然不能从庐山会议得出彭德怀同志不应该写那封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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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的信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及时收到好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的历史的意义上说来，他写信这一举是具有积极的伟大的意义的。
庐山会议在如何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的问题上，留给后人以丰富的深刻的经验教训。
对此，本书中有充分的论述。
从书中的论述还可看到，对于党内的“左”的错误要彻底纠正，是很不容易的。所谓彻底，当然不是加上几顶阶级帽子，不是采用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庐山会议采用的至少是近似于这种方法）
，而是要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
本书对庐山会议作了深入的分析，其用意可能是在此吧。
第三，前面已经说过，本书作者认为，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年，是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这里就来略微谈一下，反映在这本书中的探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书中引用了毛主席１９６１年８月在庐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对这些话，一波同志评论说，”那时，人们还不大兴使用‘探索’这个词，但毛主席这段话已清楚地表明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实践中探索的思想“
（１２７０页）。对于过去没有做过和并不真正了解的事情，要能完全弄清楚，固然也可以参考前人已有的经验，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经验和以自己经验为依据的思索。
人们往往要经过挫折和失败的反复的过程，才能逐步地排除错误的认识，并从比较肤浅的认识，逐步达到比较深刻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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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认识。承认探索的必要性，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中国，当时说探索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那时至少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不需要独立地进行什么探索，只要照葫芦画瓢，一切都可以而且应该照苏联已有的办法去做，探索就完全是多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行探索，就是说，不是在一切事情上都跟着苏联亦步亦趋，不是在一切事情上苏联曾怎样做就只能怎样做。应该说，毛主席是看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不是十全十美，而是有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弱点的第一个人。一波同志在书中说，“建国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就发现这种做法存在不少弊端，力求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主席还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应该比苏联搞得快一些，好一些”
（６５９页）。
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写的《论十大关系》中，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弱点的论述，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深刻的。所以一波同志的书中说，毛主席“１９５６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１９５８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
（７１８页）。不过这个探索在根本上是失败了。
要摆脱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的弊病，进行探索，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提出这种想法，也是不容易的，几乎近于大逆不道。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看来很完整的经验，这套经验不但已经收到相当的效果，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维护它的理论，也形成了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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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不许丝毫违反的权威。毛主席有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性地，也就是违反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意愿，而走出自己的道路的经验；又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照抄苏联办法而取得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还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的经验，敏锐地看出苏联模式的弊病和弱点。因此，毛主席勇敢地向中国党提出独立地进行探索的任务。毛主席自己进行了这种探索，党的许多领导人在毛主席的鼓舞下，也进行了这种探索。
一波同志的书，反复强调探索之艰难。的确，一般说来，对于过去从未遇到过的事情，从不知到知，从不甚了了到完全了解，总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特殊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上，还要排除由于苏联的经验而形成的一些凝固的然而是不正确的观念，就更加复杂和艰难了。
根据一波同志书中的论述，我想，在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年的探索中，出现了大致有下面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仍然陷在苏联模式的弊病中。最明显的就是始终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作用。
第二种情况是，抛弃了苏联的那种束缚各种社会积极性的僵化的模式，但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为单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就可以几乎无限制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就可以把生产关系提高到最理想的程度。
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这就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
强调阶级斗争，虽然和苏联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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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有近似之处，但因为和大搞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造成特别严重的灾害。
第三种情况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不彻底，收效甚微，未能坚持进行。一波同志在《改造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一篇中所说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因此他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扩大一点企业的权利。根据毛主席的这种思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的几年间，进行了几次放权给地方的改革。
一波同志肯定在这些改革中包含着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又指出，这种改革当时并未生效，往往成为放权和收权的反复。
其所以如此，是和存在着上述的两种情况有关系的。
第四种情况是，党做了不少纠正“左”
的错误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缩小了“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尤其可贵的是，还提出了一些从长远意义上说来很有价值的新的观念。
例如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坚决驳斥了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强调经济核算的重要性。在１９６０年以后，随着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领导同志们在工业、农业、知识分子政策上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好的思想。
在本书中，对于１９６１年邓小平同志领导制定《工业七十条》的指导思想，对于１９６２年邓子恢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对于周恩来、陈毅同志在１９６２年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都作了高度的估价。
书中还谈到６０年代初期，曾试办托拉斯。
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已经逐渐发现单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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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有不少弊端。少奇同志还说，要学习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很容易想象，这样的看法不久后就被攻击为资产阶级观点。总之，在那十年中确是经过正面、反面的经验，得出过一系列好的思想，表现了摆脱“左”的思想束缚，避免苏联模式弊端的趋向。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思想只能在一个短期内多少起一点作用，或者简直在刚产生后立刻就被抹煞了。
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来看，人们也许会说，这十年的探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收获。
但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第一，这十年虽然由于“左”倾错误而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薄一波同志这本书中所说的，我们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二，上述的在探索过程中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从长远来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正面、反面的经验，我们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就未必能那么迅速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１９０年以后，世界上常有人提出问题说，为什么中国能够不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变化？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要说，这是因为我们在近十几年来已经走上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恐怕还应该回顾历史，追溯到１９５６年，即我们开始十年探索的时候。在那时，中国的面前本来有一条毫无阻力的路，那就是一切按苏联的模式做。如果那样做，就不会犯“大跃进”
、人民公社那样的错误，也不会和苏联发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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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和冲突，而是维持“牢不可破”的关系，以至成为一个大的“卫星国”。最后，中国就会在８０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
由此可见，由毛主席在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发起的探索，是多么重要。
这种探索，固然没有能够使我们立刻避开苏联的模式的弊病，而且使我们曾在一个时期陷入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这些反面的经验，给了我们以在任何学校都不能学到的深刻的教训。而且我们党在那十年探索中得出的一些新的观念虽然一时不能起作用，但是它们却是１９７８年以后新的思想的萌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表现。一波同志的书在深刻评述十年探索中的错误的同时，又仔细地历述那时毛主席和其他同志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这是极有意义的。
一波同志的书的下卷一开始就谈到毛主席１９５７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充分估计了这篇论文提出的创见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一波同志指出，这些创见是当时苏联官方不承认的。当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的模式是天经地义的时候，毛主席敢于说不，敢于进行新的探索，这就触犯了苏联的领导人。
当赫鲁晓夫在１９５８年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一系列要求的时候，毛主席就坚决地决定，宁可决裂，也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薄一波同志的书，讲的是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决策，但也多少涉及对苏、对美的关系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在对苏关系上的决策，实在是一个涉及中国命运和关系世界全局的一个重大决策，值得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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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是１９１年６月１０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真理的追求》１９１年第８期，８月１１日出版第二篇是１９３年７月１３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３年７月１６日
４０２胡绳文集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毛泽东同志从来十分重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下面一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９年所写的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话。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二版，１４７１页）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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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绝和抵制那时的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在１９４３年以前还有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或者说是苏联领导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挥棒）
，如果把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应当遵循的模式，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为毛泽东既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又不迷信苏联的主张和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他成为创造性地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领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他又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
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
针对３０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当成教条，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提出整风当然只是对中国党内来说的。但他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却不能不具有较广的涵意。
３０年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是把从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意见，不管它是如何违反中国实际，一律看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以外不可以考虑别的。
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当作教条也是从他们在莫斯科的老师传授来的。
６０２胡绳文集
发起整风运动前的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版，５３４页）。
中国的革命当然也有和别的国家的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给于中国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帮助。这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和在它的幼年时期。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缺乏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
例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一样，当前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的认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学来的。这样的认识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仅靠这种一般性的理论，而不真正懂得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足以指导中国革命的。
１９２７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其原因固然在于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对比形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在遥遥的远方，只凭抽象的观念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有关。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虽然自居于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越到复杂的关键时刻，越是只能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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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这时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个官员的指挥下，几个毫无经验的年轻的留苏学生（以王明即陈绍禹为首）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按照他们的师傅的旨意，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的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
结果是在１９２７年的惨败后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可观的基础（包括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
如果不是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倾路线，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局势，那么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显然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１９３８年中国革命又一次受到从共产国际来的扰乱。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被派回国，他带来了一套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向右转的思想和措施。由于王明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后台，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证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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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样才能保持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如果放弃斗争，一味乞求团结，统一战线必败。王明企图在中国党内推行右倾路线虽然失败了，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国相对而言的特殊性）
，中国革命必然出现许多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的新奇的事情。最显著的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到经济上很落后的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以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为依据，毛泽东得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提出并坚持这样的新观点、新思想的。一般地说，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总是要冲破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所以要有理论勇气。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教条化，以至成为束缚人们的头脑，限制人们的实践的框框的人，就是当时举世公认为对解释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敢于并能够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做到的。
由此可见，为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总是把毛泽东在４０年代初发起的整风运动看成是可疑的异端。
虽然毛泽东在整风中说的只是中国党内的问题，并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风运动中主要受到批评的是王明这个苏联和共产国际
胡绳文集９０２
视为宠儿的人；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马列书本，依据俄国经验的现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就要以城市为中心，解决中国问题似乎也只要并只能依照这个公式。而毛泽东的整风实际上就是向这种公式挑战，否认这种公式。
毛泽东在１９４１年的５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说明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献。这篇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言必称希腊”的人，说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７９页）。这里所说的“希腊”
，实际上恐怕就是指的苏联。固然在这篇报告中还高度评价了斯大林主持编撰的《联共（布）
党史》，这种评价是否过当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同上，８０３页）。
可见他并不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经验。
他所重视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７８页）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１９４９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１９４３年６月，共产国际解散。在它解散前的几年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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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党的干涉越来越少。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
（《周恩来选集》下卷，３１２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做法至少是有怀疑的。他们不大能理解农村游击战争的意义，不大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们不大能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一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认为中国革命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这和他们对世界形势的估计错误有关，也与他们一贯地不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有关。毛泽东在指出对斯大林应作“三七开”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时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著作选读》，７４１页）。周恩来曾说，斯大林虽然有时对中国党有不恰当的怀疑，但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周恩来选集》下卷，３０２页）。这都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１９４９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理论创造能力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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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２７页）中国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国外来的压力，主要应该归功于毛泽东。
邓小平同志十分恰当地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３０４页）对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中国革命是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１９４９年的胜利的。所以邓小平同志又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１９５６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１９５３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完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４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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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著作选读》，７２０—７４４页）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这里所说的过去少走了一些弯路，可能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教训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和苏联不同呢？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具体提到下列几点：第一，“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第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第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第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第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第六，“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指”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的问题——引者）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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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经常在党内告诫绝不要学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系统，脱离各级党的领导的”安全“机关。第七，”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这里所说的“有些国家”指谁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是和接受苏联的教训有关的。当时毛泽东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那种也是过分偏于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的倾向，不足以动员国内外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设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无不是这样以为的。
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弊病，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一般都以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的模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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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知道要避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企图走另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相当长的曲折道路，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挫折和失败的经验，才能够终于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毛泽东在上述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到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还说到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等等。这些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有种种新的想法。
例如陈云同志在１９５６年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见《陈云文选》，１３页）。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要发展成为足以代替旧的体制的新的体制，还必须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
这个记者在问到毛泽东是否犯过错误时，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
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
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作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毛泽东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在毛泽东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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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所肯定的天经地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经验使毛泽东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实上，他是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
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为走入歧路，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模式。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话也应该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在利用前一时期的经验的时候，当然必须区别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情况。在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时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为这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阶级斗争观念动员和凝聚了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并且在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发动起来以后，就产生无穷无尽的摧毁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经验不能简单地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只用政治方法来动员群众，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就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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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路，受到许多损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时期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在１９７６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２０年的经验，特别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危险局面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方针政策。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的２０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其发端在于不按照苏联的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而要另辟蹊径。
那么我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本来不应该怀疑苏联的模式，本来可以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们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我以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评论，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１９５６年，在中国面前可以说是有两条路好走。
一条路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二十多年里走过的路，另一条路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认为中国应该走这另一条路的至少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果走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
在建设中遵循苏联的样板和成为它的“卫星国”虽然并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是密切联系的。历史表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已经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挥一切。斯大林的后继人并没有对斯大林的正确和错误进行科学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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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他们在一笔抹煞斯大林的时候，继承了斯大林的许多错误的作风和做法，而且变本加厉。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党”的地位，以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干预和支配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中国才没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
从５０年代后期起，毛泽东不顾苏联方面来的异议，坚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苏联领导人日益加剧的对中国的敌视。赫鲁晓夫以逐出教门相威胁，直接向中国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控制中国命运的要求，毛泽东领导全党对此作出了毫不妥协的答复。我们现在不来评论６０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两党的大论战中的细节。
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方面在这次论战中提出的有些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维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权力是完全正确的。把运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指挥棒的权威的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也并不过分。由于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坚持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由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维护党和国家应有的独立和主权的态度毫不含糊，中苏两党的决裂成为不可避免，并且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毛泽东在６０年代初期作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不惜和苏联决裂的决策，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的。当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作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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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
毛泽东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
在１９８９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１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３０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作出的决策。
如果那时不作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作出同样的答复。
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３０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的确，中国在３０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条路之后，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临着危亡的局势。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如果说，这两条路都不可取，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
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得出了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其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这种可贵的传统的形成，是和毛泽东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党所反复犯过的多次错误为借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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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曾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试图加以纠正。
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
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他已开始感到，这场所谓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完满，但是他已来不及进行总结，只能把这个任务遗交给后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
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以后，立刻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
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育出来的。
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邓小平同志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１９７９年起的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
８０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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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６月１３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
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
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
（这是指台湾）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
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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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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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
为这次学术研讨会我提供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这篇文章已经在１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篇幅也比较长，所以我现在不来念它。我假定同志们已经看过这篇文章，我希望得到同志们指正。现在我就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遇到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说几点意思。
第一点，这篇文章里引用了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评论的一句话：“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３０３—３０４页）。
这句话如果再引用得全一点，是这样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是在１９８０年说的话。小平同志在这以前两年，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候，还这样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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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就没有新中国。
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３８页）。小平同志讲的这两段话，可能引出一个问题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是历史的必然，和个别领导人的关系应当怎样看？有同志曾经和我议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有深厚的历史社会基础，也可以说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不大一样。自然界（当然这是指没有人为作用的情况下）是完全自发地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前进的，不过也会有偶然的因素来干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却是要通过人的思想、人的行为来促成的。毛主席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
中国革命胜利总的说来是历史的必然，但它采取什么形式胜利，胜利的彻底性怎么样，时间怎么样，很难说都是由历史的必然性来决定的。
人怎样努力，怎样行动，革命的人群怎样行动，他们中的领袖人物如何，对胜利的关系实在太大了。
如果说胜利的形式，中国革命可以说解决得非常彻底，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彻底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经验来看，这话并不那么准确。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胜利得那么彻底，所以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能说是历史注定了的。这和领导者的指导思想太有关系了。至于说时间，就更不用说了。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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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了１９４９年左右中国革命一定胜利。
领导者的任何差错和失误，都可能造成一些耽误。在历史的长河中间，四五十年不过是一刹那。我们看到，东方有许多和中国历史条件差不多的殖民地国家，经过几十年斗争，就是中国取得了这样彻底的胜利。在有的国家里，人民的力量已经好像很强大了，但是由于领导者的某些失误，一夕间几乎全部被消灭掉。
毛主席在讲战争时曾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许可的条件下，好的指挥官能够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如果指挥不行，也可以完全失败。所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客观条件的许可，但领导者的正确性，使得中国革命成了一幕最有声有色、最威武雄壮的戏剧。在这里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观力量主要是领导者的作用，而领导者中间是毛主席起了最大的作用。
第二点，我在文章里讲到，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曾经批评一种倾向，叫“言必称希腊”。我说，这个所谓“希腊”
，恐怕就是指苏联。有同志问，你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的确这只能说是一个推测，要完全证明也难。但是，我想这个推测还是有点道理的。怀疑我的推测的人说，这个希腊也许是一般指外国，是说只懂外国，不懂中国。在３０年代那时，在中国已有全盘西化论。如果毛主席是泛指外国，也可以说言必称“英美”
；如果这样说，人们就会想到这个批评是指向全盘西化论，就是指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但是，这里毛主席批评的不是全盘西化论。他批评的是我们党内有这样的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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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者中有这样的人，那当然不能用言必称英美来概括。
在当时情况下，直接点出苏联是不适当的。所以“言必称希腊”
，实在是一个巧妙的修辞。
第三点，我的文章里引用了毛主席关于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些错事的话，其中说：“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有同志问我，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中国革命胜利了，到底是什么压力，怎么看得出有压力？
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要和前文说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些错事联系起来看。可以这么说，到中国革命胜利时，苏联的态度是很暧昧的。我只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美国女记者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经过西欧到莫斯科，她说，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消息已经在世界各国报纸上头版头条传播了，可是在苏联的报纸上一点都看不见。
到１１月初，《真理报》才在最后一版《塔斯社通告》标题下，用四五行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下沈阳。这是辽沈战役。
１２月６日第四版的《通告》，用六行新闻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占领徐州。这是淮海战役。（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那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就像毛主席说的，仗打胜了，又怀疑。
１９４９年夏秋间，少奇同志秘密去过一次苏联。
到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主席公开到莫斯科。这次去莫斯科，是怎么回事情呢？当时中国革命刚刚胜利，已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理说，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去访问，应该是正式的国事访问吧。
其实不是，是去庆祝斯大林的寿辰。
而去了以后呢，从１２月１６日到莫斯科，一直到２月１７日离开，蹲了整整两个月。当时交通等等条件当然和现在不一样，但是两个月之久也有点奇怪。
接待毛主席的礼仪虽然还可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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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称毛主席为毛泽东先生。到莫斯科后两个星期，除了参加斯大林寿辰外，毛主席基本上是在那里坐冷板凳，没人理他，报纸上也没有任何消息。西方报纸散布流言说，斯大林已经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到１月２日，莫洛托夫才去看毛主席，商谈事情。发生了什么问题呢？那时斯大林不愿意和新中国订立一个互助同盟合作条约。他说苏联和中国不是早已有一个条约了吗（所谓有条约就是和国民党订过一个条约）
，既然已有这个条约，别订了，以后再说吧。莫洛托夫去访问毛主席时，毛主席提出了几个方案让他选择。最后一个方案是重新订立一个条约。然后莫洛托夫向斯大林请示，才同意订条约。毛主席说，如果你们同意订条约，我就要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来谈。毛主席那时对这种情形非常生气，他曾大发脾气，说我到莫斯科来就干三件事情，一件是吃饭，一件是拉屎，一件是睡觉。这是外国人都知道的。我们现在从毛主席当时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莫斯科时，实际上是在那里处理国内的事情，好多电报送到莫斯科去，他在处理。后来订条约也还有麻烦。周总理去谈订约，苏联方面拿出一个条约稿子，基本上就是国民党时代的条约。
周总理和毛主席商量以后，另提出一个方案作商谈的基础。
除了订条约以外，给了３亿美元的贷款。西方国家报纸说，这比不久以前给波兰的贷款援助还要少些。这个数目到底是谁定出来的，我不清楚。但是，毛主席当时有一个电报给中央，说我们还是少借一点钱为好。从这次去莫斯科可以看出，毛主席心里是非常不痛快的。
如果再联系前后许多事情来看，就可以看出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毛主席为什么感到有压力，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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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事情。
第四点，我在文章里说到，毛主席对于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是一直不赞成，怀疑和反对的。也有同志问我，你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呀？是不是因为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故意宣扬毛主席早就反对计划经济？确实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间还是用的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所谓别国的模式，当然就是苏联的模式）
，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小平同志是这样评论过去的。
但接着他又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
所以过去我们犯过两方面的错误，一方面是搬用别国模式，另一方面是不搬用别国模式。
不搬用别国的模式，主要是毛主席做的事情。
可以看到，毛主席是用“大跃进”
来冲破计划经济，但他搞错了，办法不对，行不通。
譬如说，１９５８年搞过国家计划的“两本账”
，第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而中央的第二本计划，又变成省的第一本计划，省里还有第二本计划。这种做法，在鼓吹“计划就是法律”的苏联人看来完全是胡闹。
“大跃进”确实也没有成功。所以实际的经济工作还是搬用别国的模式。但是，毛主席老是对计划工作不满意，对这样搞法总是感到心情不舒畅，他引用李清照的词，叫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里还说到，１９６４年毛主席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毛主席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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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计划经济确实不满意，但是他没有能找到一种正确的途径，来改变这种苏联模式。
第五点，有同志提出，我的文章中在说了中国由于独立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之后，又说，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些曲折和错误是否不可避免，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说得不对。我的话原意是说，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但没有表达好。研究过去为什么犯错误的经验，避免以后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这句话应该改一下。但是我接着又说，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我仍以为，１９５７年以后不经过一点曲折，就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是不可能的。当然，曲折和错误的程度大小和时间长短，那是由各种因素决定，不能说是必然的。
第六点，有的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１９５７年以后２０年的“左”是探索中的错误，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遵义会议以前那些“左”的错误也是探索中的错误呢？王明的错误是不是也是一种探索呢？我觉得，３０年代王明的“左”倾错误，给我党留下了很重要的教训；遵义会议以后，正确路线吸取了这些教训。但是，王明路线的错误恰好是因为不探索而产生的，是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照抄苏联的办法，跟着苏联、共产国际跑。这个错误和１９５７年以后的错误性质不一样。
１９５７年以后的错误是不照抄外国的模式，不跟着外国的指挥棒走，自己找道路，但是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是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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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点，我的文章最后说到，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６月１３日，不知怎么，错写成４月３０日，应该改正。前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
现在我在这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
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
都没有做完。
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
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第八点，稍微讲一下６０年代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国和苏联当时存在的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里包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对对方国际国内政策的看法，等等。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苏联总想控制指挥中国的问题。当时我们管这叫老子党的问题。他要做老子，用指挥棒来指挥别人，要别的国家服从于它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要把别国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轨道。彼此看法不一样，这是意识形
０３２胡绳文集
态问题。但硬拉着别人跟它走，这是老子党的做法。根据当时的情况，我感到，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
１９５６年苏共在２０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的同志都很不满意，毛主席仍然说对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这一点还是要肯定的。到了第二年，１９５７年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这些人当作反党集团打下去了，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对此不满。毛主席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莫洛托夫这些人思想僵化，也不见得就好多少。许多同志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再看一看，恐怕还是半修正主义。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是非常谨慎的。但在涉及到国家的独立主权的问题上，毛主席决不让步。
１９５８年苏联提出要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下来就会是在政治上控制中国。对这个事情，毛主席坚决抵制，决不作丝毫让步。后来在中国方面仍力求维护双方间的国家关系时，毛主席还说过吵架不要紧，可以吵一千年这样的话，意思是意识形态上尽管有分歧，吵架，但苏联只要不按父子党的模式而是以平等的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那还是可以维持正常关系的。
（不过现在看来，在意识形态上不吵最好）那时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到莫斯科去，和苏联领导人争的也主要是老子党的问题。苏联方面不能公开主张老子党，所以总是突出意识形态问题，以掩盖其以老子党自居的面目。在中国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气味加重，我以为陈伯达、康生是起了较多作用的。
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评论当时的事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
胡绳文集１３２
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７８—２７９页）。
当时苏联要社会主义各国在国内政策上完全跟它走，而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名义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别国，要别国完全服从它的外交战略，甚至干预别国的领导班子的人选。东欧各国党不能说没有为本国人民做过好事，其所以丧失民心固然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人民认为这个党使自己的国家落到了附庸国、卫星国的地位。毛主席从５０年代后期起，一方面坚决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一方面力求摆脱苏联的模式，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后一方面他没有成功，走入错误的歧路，但历史仍应记载下他是探索自己道路的首创人，而且无论如何，与此相联系的前一方面的功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彰明昭著。
１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３月２５日出版。文中第五点和第七点所说到的应改正的两处，在本书的前文《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已经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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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１６页，以下只注页数者，均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下简称为邓）提出了些什么重要的新的思想呢？本文将对此作一些初步的研讨。
邓的著作当然不是像通常的教科书那样，提出一般的定义，作出一般的解释。
邓的目的不在于找出普遍适用的公式，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邓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６３页）
但是，我们又必须探讨，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哪些新的内容。邓以解决
胡绳文集３３２
实际问题为目的，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涉及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论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长青的树，本来应该随着实践而发展，不断丰富起来。邓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下讲四个问题：一、发展生产力；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改革——解放生产力；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　发展生产力
邓在１９８６年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１７２页）这个论点邓在１９２年春到南方视察时的重要讲话中又加以展开。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３７３页）
邓一贯强调，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多年来他反复地讲这点。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６３页）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１６页）
邓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论断，是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相联系的。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将在后文专题讨论。
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说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谬论，邓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断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之所以强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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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还不只是为了驳斥“四人帮”
，而且是针对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缺点而说的。
邓说：“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
（６３页）
因此，邓又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１６页）。
从我国历史中，还可以看到，“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思想，有长久的、很深的影响。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总是也只能是在原有的低下的生产力的水平上，以实行平均主义为自己奋斗的目的。
这种平均主义也是一种贫穷的社会主义，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在现代生活中是绝对有害的。
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当然不是说只要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
邓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１２３页）
对于社会主义说来，公有制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按劳分配制度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邓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１１页）他又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
（２５５页）
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公有制还是发展生产力呢？
对这问题的一种答复是，只有以公有制为目的，才能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另一种答复是，为了重视发展生
胡绳文集５３２
产力，就要把这看作目的，而把公有制只看作一种手段。这样提问题和答复问题，我看都是不恰当的。如果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那么它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全社会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直到能够进入共产主义）
，邓以通俗的语言称之为共同富裕。
关于共同富裕是目的，邓曾多次说过。例如，“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１１页）。
为了共同富裕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必须有公有制。如果放弃公有制，即使生产力发展起来，将只是极少数人富裕，形成两极分化；如果不发展生产力，即使有了公有制，将只是共同贫穷。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都主张公有制。应该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从来是和公有制的要求相联系的，屏弃公有制就无所谓社会主义。但以往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在低下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几乎都是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邓也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６３页）所以注重发展生产力，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邓不是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而是以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样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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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１６页）
这里说出了毛泽东和我们党过去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的原因。可以举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说过的许多话，表明他们是非常想发展生产力的；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结果在实际上成了忽略或忽视发展生产力。
要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
这里有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而激发出来的广大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能够对于社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但是，它如果不通过科学技术，就不能转化为现代化生产力。所以邓早在１９７５年就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后来又说，应该把它看作第一生产力。
政治对生产力的作用固然表现在鼓干劲上，但主要在于激发人们去努力掌握科学技术。
１９５８年搞“大跃进”运动，以为直接依靠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鼓干劲，就能有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结果事与愿违。这其实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结果是既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也扭曲了政治的作用。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两者的关系，邓强调生产力的首要地位。这是对几十年来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突破。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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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优越的，那么它一经形成，就该维持不变，依靠它就能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能向前发展，那就必须把公有制生产关系搞得更“先进”。历史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斯大林曾经以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因而不发生改进生产关系的问题。毛泽东不大同意斯大林的僵化的想法，但他没有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他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时，至少在建立农村人民公社这一决策中，企图以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来推进生产力，而所谓先进就是指“又大又公”。但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只是形式上看起来好像先进，并不能真正起促进生产力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初步建立以后，就应该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与之相联系的按劳分配制，虽然一般地说来是先进的，但公有制适用的范围多大，采取的具体的形式是什么等等，都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改变其具体形式。各种具体形式是否适当，不能从是否又大又公的标准来判断，而要看它能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总结历史的经验，邓勇敢地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观点。这是创造性的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邓在农村体制开始改革的时候，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个观点。
１９８０年有几个省已经开始实行把人民公社制度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收到了效果。但许多省份还没有这样做，或者刚
８３２胡绳文集
刚开始进行这种改革。
１９８０年５月底，邓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
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７５页）。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关系的进步。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先进”的公有制，以为靠这就能发展生产力，那只会走上错误的道路。
提出生产力居于首要地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出来这样的原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这些原理不只是适用于中国，可能带有普遍性，但邓不是一般性地提出这些原理，而是紧紧地联系中国的实际应用这些原理。他不但要求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而且还从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与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三大把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点，当作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会议前两个月，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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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国客人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２５２页）。
多年来，人们一般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很快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短暂的过渡时期。这样，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再把社会主义社会分成几个阶段。历史的实践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经过革命而产生的。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也还值得考虑。至于在像中国这样原来经济很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更不可能不是一个很长的历中时期，而且必须从初级阶段走起。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而是特别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的概念。
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曾经受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急性病的传染。虽然他们也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长时期的，毛泽东甚至还提过社会主义会有发达的阶段和不发达的阶段的区别，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没有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考虑中国的问题。邓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指”文化大革命“——引者）
，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０４２胡绳文集
段。“
（２６９页）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以过去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为鉴而提出来的。
邓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应看到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这两个特点。
他在１９７９年谈到底子薄这一点时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虽然有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整体上看，要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对于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过去毛泽东和同代的领导者们也是看到了的。毛泽东用“一穷二白”来概括说明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对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性，往往估计不足；而且有时他们甚至认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更有利于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评论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说，那时人们认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仿佛只要苦战三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他还说，“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见该书７２０页）。
以为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就可以自由挥洒，画出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有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一定是和社会主义的很高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当社会生产力还极其落后的时候，不但谈不到最新最美，而且不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来决
胡绳文集１４２
定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明确地指出，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出判断。
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找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在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人看来，是荒谬的。
的确，如果脱离了具体情况，一般地提出问题说，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应该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样的问题是无法答复的，或者只能答复城市应该是中心。
但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到农村中，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同样的情况。既然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必须更加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且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实行一系列的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邓说：“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
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２６１页）
这里所说的一成不变的框框，就包括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公式。突破框框，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打破一般公式的束缚。
邓敢于突破框框，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同毛泽东敢于突破框框，找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样，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
２４２胡绳文集
如果受框框的束缚，许多问题是难于作出判断的。
１９７８年开始从人民公社制度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
（３６７页）
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来追问说，一切生产资料都成为公有的人民公社算社会主义，还是家庭承包算社会主义？这样提问题，的确是很难回答的。历史经验证明，公社所有制（后来退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虽然看起来好像社会主义的味道很浓，但是并不能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并不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展开了宽广的发展前景。
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４２页）。后来他又反复讲这个思想。例如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
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５２页）十几年来，我们是这样做了，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抽象的意义上看，提出这样的大政策似乎是很奇怪的。
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这和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如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来看，这个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中国是如此之大，各地区又是千差万别，如果必须所有地区、所有人齐头并进，那就只有陷入平均主义的贫穷之中。
胡绳文集３４２
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的经济存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政策。邓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１０页）
关于外国资金的问题，邓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６５页）。按照这种观点，也根据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的具体历史情况，邓提出了“一国两制”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主张。
邓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
（５９页）
“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
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
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１０３页）
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拘泥于书本上的公式。这看来是很明显的道理，但切实掌握这一点，是重大的突破。
上述邓的这些观点，正如同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一样，会被教条主义者视为奇谈，看作离经叛道。邓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必须加以发展。他说：“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１９１页）
４２胡绳文集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上讲的，只是对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由于他们总结了一代代先进人士对于社会主义的想望中的合理成分，特别由于研究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是具有科学性的。但他们的设想只能是勾画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概的轮廓。
列宁虽然有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但也还不可能对建设社会主义提出比较系统的意见。邓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１４页）
如果搬用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即使这种概念是完全正确的，来代替对社会主义建设长过程的探索，可以肯定地说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走社会主义的轨道，但是不能死守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概念，把它当做我们当前的行动纲领。要善于根据国情，采取各种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办法；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我们按抽象的标准来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而吃的亏太多了。我们曾以为，既然是搞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拒绝；又以为，只有按社会主义的完整模式做，才能算是社会主义，如果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标准的，就应该拒绝。
曾经流行过的“兴无灭资”
的口号，就是在这种精神下提出的。邓说：“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９８页）
胡绳文集５４２
三　改革——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它一产生以后就是完全成熟的，十分完美的，不可能不在其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各种变化。这种情形和人类历史上已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形态是一样的。
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制社会，都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阶级剥削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在感到自己统治的社会发生某些弊病，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若干方面实行某些改变，毅然采取行动，促成这种改变，这就叫做改革。在阶级剥削社会中，革命和改革的不同在于革命是由被统治阶级发动的，而改革一般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革命如果取得成功，则其结果是由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改革则一般是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变革（由于改革而导致社会形态的变革，例如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有过的。这是因为前后两种社会形态虽然不同，但毕竟都是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
在美国经历从１９２９年起的严重经济危机时，其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改革。罗斯福的“新政”在开始实行时，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舆论的注意。
当时对它有种种不同的评论，有人甚至认为罗斯福是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但实际上罗斯福所实行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一种改革。这种改革确实使资本主义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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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完的生命力度过危机而发挥出来。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产生以后的三四百年间，在各个国家中经历过大小程度不同的多次自我改革。这段历史是很值得回顾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表明，人们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自觉性来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种高度自觉性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表现为人们能够大致了解新社会发展的方向，至于新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是人们不可能在事先掌握的。因此人们不可能像依据一个完美无缺的蓝图那样，一下子就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的大厦来。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存在的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可能不和其他社会一样，因生产力的发展和其他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也可能在认识上发生错误，新社会的发展变化就会更加复杂。历史经验证明，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建设者的认识错误需要纠正的时候，人们如果不能及时地实行改革，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也可能失败。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改革是经常需要的，或者说需要进行改革的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改革，是针对从５０年代后期起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来的。这二十多年的经验之所以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对此应该做怎样的改革，是同从２０年代后期起的六十多年间以苏联为主的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关的。在上述历史时期内，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正面经验，也暴露了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所难以避免的一些弱点，暴露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扭曲的认识。在历史的指路牌上显示
胡绳文集７４２
出了不改革或者不能恰当地改革就要灭亡的严重警告。
在上述历史时期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及其他有关的体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缺点，概括起来可以说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过分地依赖集中的国家权力，以此来管理一切，支配一切，既使国家负起了力所不能及的沉重担子，又使除集中的国家权力以外的一切社会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甚至受到压抑。
第二，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有些可以拿来直接应用，有些需要加以某种改造。
这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认识。按照这种模式，社会生产力虽然也会有一些发展，但发展是很有限的，甚至明显地表现为停滞。
中国在革命胜利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搬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这固然因为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独立的经验，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苏联既有的种种观念的束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曾对苏联的模式表示怀疑，并且试图实行改革，但他们并没有能在实践中推进改革，或者还因为未找到正确的改革途径而犯了另外性质的错误。
邓在１９８８年明确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２６１页）
在前一年他还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
８４２胡绳文集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２３７页）接着他还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
（２３７页）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中国自己独创的，用这种错误的实践当然不足以抵制不适用的别国模式。而且可以看到，这种中国独创的错误中，也表现出上述的两个基本错误。
由于套用别国的模式，加上其他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邓概括地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２３７页）
邓的改革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相对比，其特点可以表述如下：邓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既有的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任何国家都只要照搬就行了。
邓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１４２页）这就是一方面说，改革即使是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另一方面又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待于不断完善的。这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经生成就已经尽善尽美，或至多只要小修小补的传统观点当然是互相对立的。
邓强调，改革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须以
胡绳文集９４２
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所以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首先就是工作重点的转移。邓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１４１页）邓还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和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革命才是解放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不再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那样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以下我们特别讲一下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观点。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必须否定，是因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中解放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那么，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是否还会发生需要解放生产力的情况呢？是否还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呢？对这问题，很长时期中，国际间人们的答复是否定的。虽然在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力发展迟缓，徘徊不前的状态。
在过去的年代里，对上述问题企图作出与众不同的答复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迅速前进，因而感到还有某些障碍需要扫除，他又对照抄苏联的模式感到不满，要求另外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虽然他对于“大跃进”的失败没有进行充分的科学的总结，但是他的以上这些想法显然是有合理的因素的。他后来仍然未能找到正确道路，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遇到的障碍，或者说所受到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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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在哪里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答案。他认为，一切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得不彻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严重地存在着。
因此，他认为，人们的任务就应该是不断地寻找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和它们进行斗争。这一想法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人们就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危险事物，把和社会主义观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
，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
，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
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总结起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一提法虽然不是毛自己提出来的，但得到他的首肯，而且也符合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要发展，就要继续不断地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虽然还要进行反对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方向去的倾向，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进行。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要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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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明确地区别了这两种解放生产力所解决的任务不同。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３７０页）
现在，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所需要的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与各种僵化观念相联系着的经济体制，即过分依赖国家集中权力的体制。这个任务当然不能靠继续进行所谓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完成。
“以阶级斗争为纲”
更不能解决向世界各国学习有用的东西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和对外封闭相联系的。邓说：“二十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６４页）
“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
（２６６页）
邓还说：“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
（１４９页）
敢于吸收资本主义中的有用的方法，并不表示社会主义的弱，而是表示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邓在坚持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也强调要抵制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的东西。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是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不同的，但二者同样都有解放生产力的作用。邓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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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１３５页）
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造成很深的积习，无论是在实践上和观念上突破它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就当前进行的改革的深刻性、全局性而言，它又具有革命的性质。
邓说：“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８２页）他又说：“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１３页）
很明显地这是说，改革虽然也是革命，但它和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延伸和继续过去已经进行并取得胜利的革命，所以它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四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解放生产力就是要冲破国家高度集中，企图包罗万象的计划经济的束缚。邓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１４８页）
我们过去总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划全等号。以为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行那种计划经济，也必须实行那种计划经济。这是和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误解相关联的。这种误解就是以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既然能够有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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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性，那就能够预先知道一切生产和经济活动应该如何正确进行的细节，并把它反映在计划中。
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人的高度自觉性主要表现为，在宏观上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科学地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在微观上预知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节是不可能的。硬要制定这样的计划，并赋予它以支配一切的权力，这就必然成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在一切地方、一切社会集体、一切企业、一切经济和生产的单位，乃至一切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个人，都被要求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计划而行动的情况下，就只有国家中央的一个积极性，其他一切积极性都被扼杀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被扼杀了。
这很明显地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违反的。
邓充分看到计划经济的这种缺点，认为改革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说：“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
（２４页）他还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１３５页）。
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也看出苏联计划经济的缺点和错误，他当时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一个基本方针。
这一基本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如何实现这个方针呢？在后来的实践和理论中，毛越来越走到企图用政治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方针。这样就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大搞群众运动这一套造成严重恶果的方法。
接受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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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教训，邓在改革一开始时，即在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４０页）。
能够纠正计划经济的缺点的经济方法是什么呢？这种方法不可能是人们凭空设想出来的，而必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探求。邓说：“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指只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引者）
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解决？
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１７页）这段话里对计划经济采取分析态度，不是一笔抹煞，在指出它有某些优点的同时，从根本上指出它的缺点是经济搞得不活，即各种社会积极性被压抑。这个谈话是邓的文集中最早把市场问题提到极重要的地位，把经济搞得不活和市场运用得不好联系起来的文章之一。
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划全等号。以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实行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为几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而且西方的资产阶级舆论界、学术界也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排斥商品，排斥市场经济，实行在国家计划支配下的产品经济，被认为是为抵制资本主义影响必须采取的办法。
商品和市场在人类历史上有悠久的历史，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
但使商品覆盖到全社会，形成市场经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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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确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时期。
笼罩全社会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一切机制，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要在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总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其中包括生产技术、大生产制度，也不能不包括随大生产制度而出现的市场经济。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容纳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一直拒绝市场经济，因此就造成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社会独有，它必然同私有化相伴随的误解。
还形成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间只能择其一的看法。
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传统观点，总的说来，都认为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这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设想，未来社会将把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且设想未来社会将不存在商品交换以外，主要还因为实行社会主义的主要国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这些主要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在革命以前，市场经济没有覆盖全社会，市场经济各种体制也不成熟。
在革命以后，依靠革命所燃起来的群众热情，运用国家的权力来统一调动，统一安排，再加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也不大，经济结构简单，所以计划经济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但是，革命燃起的热情如果不添上新的柴火是不能长期起作用的，社会经济情况也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经济结构日益复杂而发生变化，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就日益暴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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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对计划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承认和接受市场经济的优点，那就不仅造成经济上的萎缩，而且形成政治上的不安定。
我国从１９５６年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基本上是抱着排斥市场经济的观点实行计划经济的。
但事实证明，商品生产和市场是不能废除的。这二十多年的经验又表明，在承认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好。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曾极力想缩小商品生产的范围，例如，企图使农村人民公社变成自给自足的单位，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又例如，企图把工资制度改变为供给制度。
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做不到的，而且只是意味着倒退。
１９７８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新时期中，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生活中都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增强市场机制的功能，不断地缩小国家计划，特别是指令性计划作用的范围。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各种社会积极性不断地更加充分发挥起来，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地更加充分发挥起来，市场机制在资源的合理配置中能够起基础作用也日益明显起来。总之，在计划经济下所没有能做到的许多事情，现在能实现了。固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不免发生许多困难，但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打开。
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适当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并不因为建立市场经济而搞什么私有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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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经验说明，国家对于市场经济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相反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用宏观调控来补救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缺点和弱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摆脱了它本来所不胜任的在微观经济上安排一切经济活动的繁重任务，更能按照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按照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当然，国家也更能够办好那些必须集中国家力量来办的事。
邓小平同志根据所有这些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１４８页）。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２０３页）。
以上两段话是邓分别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７年说的。
１９２年邓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又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３７３页）
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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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
１９４年３—４月作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４年６月１６、１７日
第二辑
０６２胡绳文集
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整整１５０年前发生的鸦片战争。这次战争是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历史的标志。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在４１年前结束。
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段历史是值得回顾的。
１８４０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对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远涉重洋，向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
战争进行了两年（１９４０—１８４２年）
，在中外历史书上，它被称为鸦片战争。战争前，英国商人，也有美国商人参加，多年间不顾中国的清朝政府的禁令，不断地把大量的鸦片这种毒品运入中国，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清朝政府严格禁止鸦片走私进口，并且对侵略军实行抵抗，无疑是站在正义方面的。
从中国方面说来，这是一次反鸦片的战争。但是，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朝政府不敢和不能坚持进行抵抗，终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屈服。
在战争发生前一年，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他没收英美商人私运进广州的两万多箱鸦片，把这些毒品全部在虎门当众销毁。他严格禁止鸦片，但仍主张保持正常的对外贸易。对于英国侵略军，他严密设防，积极抵抗。由于他反鸦片、反侵略的坚决立场，他既成为外国走私贩子及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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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的眼中钉，又在本国的官僚集团中遭到排挤，受到朝廷的谴责。他被罢官流放，但报国救民之心始终不渝。他在到广州前，虽然和当时的官员、知识分子一样，毫无世界形势的知识，但他迅速看出，对于西方来的侵入者应该认真对待。
他尽力收集有关西方国家的报道，是放开眼界看世界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林则徐不顾个人利害、为国为民的浩然正气，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英雄。在反鸦片战争中，部分官兵，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提督陈化成、浙江定海镇总兵葛云飞等誓死抵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广州三元里以及英军所到的其他地方的民众，面对侵略者的暴行自发地进行抗争。这些是以后一百年间一浪高过一浪的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发端。
英国政府倚仗炮舰政策，迫使清朝政府割地、赔款，签订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立即跟踪而来，趁火打劫，威胁清朝政府订立类似的条约，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这是对近代中国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按照这些条约，中国的进出口税率须得到外国的同意，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涉及外国人的民事刑事案件都由外国领事官审理，外国的兵船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港口，等等。这些条约还创立了各侵略国“利益均沾”的制度，即任何一国从中国取得某种权益，其他国家都能一体享受。这些条约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独立国家所必须拥有的主权。资本主义的英国、美国、法国当时在社会文明程度上固然高于封建主义的中国，但是他们利用清朝官员不了解国际事务，采取讹诈和欺骗的手段，攫取在中国的特权，而且是通过一次保护毒品贩子的侵略战争
２６２胡绳文集
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的“文明”国家，以极不文明的手段，实行对中国的侵略，这是无可掩饰的历史事实。
南京条约有一个内容是“五口通商”。后来，在１８５８年及其以后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又增加了沿海和内地的其他许多通商口岸。如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开放一些口岸同外国通商，那是正常的合理的事。但那时，不但中国的进出口税率实际上是由外国规定，而且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后，中国海关的官员全由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担任；不但外国商人和其他人在中国拥有超越中国法律的特权，而且在若干通商口岸还建立由外国直接管理的“租界”。在那样的情形下，开放通商口岸，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掠夺中国，以至在政治上控制中国打开通道。帝国主义各国以这些通商口岸为基地，把侵略势力扩展到广大内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奴役中国人民，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
鸦片战争后一百年间，中国遭到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和压迫，而且几次面临被列强“瓜分”或被某一强国独吞的的危险。帝国主义为了控制中国，利用和支持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势力。虽然近代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但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不能发展壮大起来。这样，近代中国就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个贫穷、衰弱、落后，内部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进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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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历史。
鸦片战争已经表明，腐朽的反人民的中国统治势力的存在，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是最有利的。鸦片战争时的清朝政府虽然曾想抵抗侵略，但是容纳不了在自己内部产生的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它敌视人民甚于敌视外来的侵略者，因而侵略者能够如愿以偿。继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对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了多次侵略战争。特别是经过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的大举侵略，帝国主义列强使清朝政府成为它们的驯服工具，成为它们统治中国的代理人。清朝政府覆灭以后，在“民国”的招牌下相继出台的各派军阀官僚势力，都因为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而窃据统治地位。这些统治者虽然有时和这个、那个帝国主义发生矛盾，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不但在对外事务上，而且在国内重大事务上都是看外国主人的眼色办事，不敢违背帝国主义在华的根本利益。
这些统治者都是专制独裁、腐朽反动、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力量，不可能指望他们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完全独立。他们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帝国主义也通过他们来控制和宰割中国。
鸦片战争又表明，中国人民的抗争是和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开始的。帝国主义能够找到一些反动势力作为它们的工具，但是不可能熄灭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烈火。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没有能“瓜分”或独占中国，而且最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完全失败，就是因为它们遇到了中国人民坚持不懈、不断增强的抗争。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凡是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背弃中华民族利益的人，都为广大人民所不齿；这样的反动统治者，虽有帝国主义的扶持，也抵抗不了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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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都被一个接一个地扫到历史垃圾堆里去。
中国人民在进行抗争的长过程中，经历过多次的失败，从失败中取得经验教训，再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水平进行斗争。鸦片战争以后，在１９世纪后半期，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内部反动势力，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战争那样大规模的斗争，但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斗争都失败了。
１９世纪末年，开始发生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发展为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
这次革命达到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但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压力下还是失败了，并没有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不能独立地坚持民族民主革命，并为进行这个革命组织起足够强大的力量。因此，以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切企图都不能实现。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强大势力，必须发展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占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动员广大的知识分子，并且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其他可能参加革命的力量。
能够做到这些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也遭到过几次失败，经历了艰难复杂的过程，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４０年代中国战胜了大举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其所以能取得胜利，就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抗日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粉碎了为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所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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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内战。发动这场内战的势力如果得逞，中国就会在美国控制下回到抗日战争以前的局面，但他们彻底失败了。
这才使从鸦片战争起１０９年的民族灾难的历史最终结束。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完全隔绝。
这一次战争打破了这种隔绝，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因为有了这种联系，中国人打开了眼界，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思想，也是和中国不再是对外界完全封闭的社会有关。但是，在那一百年间，中国是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即半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联系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诚然，到了世界的近代，没有一个民族的发展能够和世界隔绝。但是，是以附庸国的地位，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来和世界联系，还是以独立国家的地位来和世界联系，这是关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帝国主义者常常以义和团为例，把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诬蔑为“排外”。
１８９９年勃兴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激起的反抗斗争，但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所以带有排外的色彩。
但经过义和团之役后不久，中国人民已经超越了初期的幼稚的斗争时代，懂得排外不是出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统治，并不是要“排外”
，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才能在和世界的联系中不是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受人支配的地位。
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什么受到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呢？就因为在中
６２胡绳文集
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打破了一百年来的旧例，收回了曾经丧失的全部国家主权，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
在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以后，新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压迫，在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造成了经济和文化极其落后的状况。
新中国的建设只能以这种落后状况为起点。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困难。
经过４０年来的建设，贫穷残破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但是，在许多方面的落后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要使中国富强起来，还需要长时期的努力。这就是当代中国人面对的任务。前几代人既然能够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经历千辛万苦，建成了独立、民主、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中国走向富强打下了基础；继起的一代代中国人一定要有志气、有决心、有本领，克服一切困难，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实现前几代人的渴望，在我们的手里建成富强的中国。
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胜利的保证，就在于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历史中形成的；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向前发展，也是长期的历史经验的结论。现在有那么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鼓吹说，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企图破坏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违反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他们中有些已经彻底暴露出背叛祖国，甘心投靠国外反动势力的原形。我们正在通过改革，从中国的具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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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出发，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完善，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更加完善，从而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吸取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那些对我们有用的文明成果，我们要以“一国两制”
来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的大统一，即按照具体情况在个别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我们决不容许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倒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能够救中国。现在，如果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只会使中国重新沦为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在中国大地上招回封建主义的亡灵，再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灾难。这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坚决反对的。
我们已经永远诀别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旧时代，但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在那苦难的年代里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之所以值得歌颂，就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民族的尊严。
从那时以后，无数仁人志士，包括许多爱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为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奋斗终生，鞠躬尽瘁。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人民从来赞颂爱国主义的英雄，而唾弃向外国侵略者献媚求荣的民族败类。爱国主义的精神曾把苦难的千百万人民凝聚成为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
现在，中国人民更有条件保持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任何按照某种国外势力的意图来分裂中国、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只会遭到以往的民族败类同样的命运。爱国主义精神仍然能把所有的中华儿女团结在一起，形成推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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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力量。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在过去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现在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各民主党派，团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也要团结一切赞成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来实现祖国大统一的爱国者。
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在性质上当然和鸦片战争后一百年间的“开放”完全不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拥有完整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平等交往。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方面的联系。中国能够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也相信，中国向中国以外的世界开放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无限珍视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争得的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伟大的中国人民过去敢于反抗外来的压力，今后也不会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
在鸦片战争后订立的南京条约中割让的香港，将于１９７年回归祖国。
这就消除了这次战争留下的最后的痕迹。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鸦片战争后一百年的民族苦难的历史和在这期间中国人民的斗争历史。我们之所以要回顾往事，就是为了激励我们继续前进。中国人民一定要更加奋发努力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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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摆脱落后状况，实现繁荣和富强，创造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时代。
１９０年６月３日在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０年６月４日
０７２胡绳文集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整整７０年前，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从１９世纪末年渐渐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出的一个果实。
自从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势力，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斗争。在有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时候，中国人民开始比较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国家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这个革命任务，但是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史中的重大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辛亥革命直接打击的对象是以满族人为皇帝的清朝统治。为了反对清朝统治，当时的革命派很自然地利用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来鼓动群众。这种矛盾，由于满族享有政治和经济上的某些特权，确是在一定程度内存在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认为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或主要是国内民族矛盾。
孙中山说，他在１９００年以前虽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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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革命，但响应的人是很少的。
“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
（《建国方略》中《心理建设》第八章）。那么，为什么到１９００年以后，革命党人提出反满的口号能够得到广泛的响应呢？这并不是因为满汉间的民族矛盾突然特别激化起来的缘故，而是因为在反满口号下进行的一切斗争，这时候具有远远超过国内民族矛盾的意义。
第一，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性质。
在１９００年后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可能不集中表现为反对以满清皇室为主的反动封建统治。
固然在１９００年前的几十年间，封建统治者已经逐步地屈服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压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支柱。但是，清朝政府彻底地暴露出它安于充当帝国主义列强所支持、所利用的工具，则是在１９００年一系列事变以后的事。由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跑到西安的朝廷，是在公开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无耻的宗旨而回到首都的。在帝国主义列强方面，由于它们已卷入世界范围的严重国际矛盾中，又由于避免在中国人民中再激起像义和团那样激烈的反抗斗争，它们相约暂时停止瓜分中国的种种打算，而采取所谓“门户开放”
、“保全中国”
、“利益均沾”
的政策。
它们在加给中国以几乎永难清偿的巨额“赔款”
（庚子赔款）后，共同维护这个已经完全接受它们控制的清朝政府，以便牢牢地把中国锁在半独立的，即半殖民地的镣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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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初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渐渐在政治上分化为两个派别，即改良派和革命派（由于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又被称为立宪派）。
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是这两个派别共同的出发点。改良派在１８９８年发动戊戌维新，他们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要求皇帝实行“变法”
，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向进行某些政治改革。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达到救亡的目的。戊戌维新失败后，特别是经过１９００年的事变后，不少改良派分子转而倾向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派方面，以较早的通俗宣传家陈天华为例，他这样写道：“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因此他把清朝称作“洋人的朝廷”。
“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
（１９０３年的《猛回头》）
革命派要推翻帝国主义竭力加以维护的反动的封建政府，因此他们实际上站到了与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
在１９０３年以后仍然坚持改良派立场的梁启超，成为同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的主角。他反对推翻清朝的革命，为此竭力申述满洲人入关做皇帝并不能叫作亡国（见《新民丛报》８６期，《中国不亡论》）。
他认为，亡国的危险来自外国帝国主义，而亡国的危险对于汉人和满人是一致的。他说：“中国亡，则无汉无满，而皆无所丽”
，“满汉相阋，其结果必至于召亡”
（《新民丛报》８５期，《杂答某报》第四节）。
梁启超的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并没有能在论战中占上风，因为他避开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日益面临亡国的危险。革命派中虽然有人在谈到满汉关系时，表现出狭隘的民族情绪，但他们是反对清朝政府，而不是要“满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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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断言，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朝，才能救亡，才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取得独立。这种主张显然是符合实际的，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第二，推翻清朝的革命又具有结束两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意义。年青的革命家邹容在１９０３年所著《革命军》中，主张用革命推倒清朝统治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是一次“政治革命”
，其目的在于“颠覆君主政体”
，“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
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政治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年历史。在封建社会末期，虽然思想界开始出现怀疑君主政治的异端思想，但人们设想不出来用什么政治制度代替君主政治。为反抗封建统治而起来的农民，也不可能创建没有皇帝的民主制度。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开始为中国人所知道。
封建的卫道者认为这是“洋鬼子”的“无父无君”的邪道，新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许多知识界人士则从这里看到了最高的政治理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一致歌颂西方的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但是他们的态度又是不相同的。改良派认为，这种国家制度在中国还只是理想，不可能实现，中国只能实行所谓“君民共主”。因而他们要求清朝统治者实行君主立宪，或者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他们认为，通过革命来实行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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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只会引起大乱，以致造成亡国的危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坚决驳斥改良派的这些说法。他们把民主共和作为革命的直接目的。这样，他们就赋予推翻清朝的革命以民主革命的内容，并以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
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没有真正造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在中华民国的招牌下，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康有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以后若干年的国事完全证明他们的预言是正确的。
但是，革命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并不能证明革命是不必要的，不可取的。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斗争如同反帝的斗争一样，不可能不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没有能提出反封建的完整纲领，没有能在革命中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们毕竟是对于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君主专制政治，以及附着于君主专制政治的种种旧观念，进行了一次革命的冲击。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使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跨出了一大步，这是应该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
第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回顾辛亥革命说：“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
，那就是，“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
学习西方，发展新式工业，是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新风气。从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办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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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还很少。在这时期的后半期间，私人投资于新式工业的逐渐增多。
这本来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好时机。
但是，这时期的工业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办洋务的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所经营的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的企业，虽然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对民族资本的发展不是起促进的作用，而是起阻滞的作用。让私人资本自由创办新式企业的要求，是针对封建政府、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而发出的。失败了的戊戌维新运动强烈地表达了这种要求。
经过１９００年的事变后，清朝形式上实行了奖励私人资本的政策，但不过是对投资的商人给以不同等级的官衔。私营企业在外国资本的排挤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仍然很难发展。这时外国资本已经深深侵入中国的工矿、交通各部门。指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坚持封建统治制度的清朝政府认真、有效地奖励保护私人工商业，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但怎样才能发展资本主义呢？资产阶级改良派只是寄希望于封建国家的奖励，革命派则认为必须经过民主革命，才有可能“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辛亥革命没有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因此也就没有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
但是应该认为，革命派的这种观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它是总结在此以前中国工业发展经验达到的结论，也为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所证明。
本世纪３０年代，资产阶级学术界有人做过翻案文章，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中国的社会进步本来是可以在洋务派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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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完成的，只可惜他们的事业被打断了。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不仅是倒退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而且比它更落后。按照这种观点，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继辛亥革命以后的人民革命也是不必要的。
第四，在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进行革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已经日益尖锐化，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兴起。看到这种情形，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不在思想上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中有所反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把民生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既是“政治革命”
（即民主革命）
，同时又是“社会革命”。孙中山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这是说，中国既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文明进步”
，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防止下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
孙中山当时所说的民生主义的含义是“平均地权”
、“土地国有”。
按照他所作的解释，是要由国家用低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使得地主不能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地价增涨而取得暴利。这种主张实际上只是尽可能减少或取消地主从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中分取的一部分，因而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平均地权，所涉及的主要只是城市土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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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也包括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在内，其性质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革的范畴，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
革命派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主观上自以为能使广大劳动人民不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受苦。这是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的空想。这种空想既使他们更觉得有充分理由去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奋斗，又是模糊地表达了中国不应当完全跟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的一种想望。革命派不可能说出新路究竟怎样走，但是这种想望在当时要求革命的群众中是起了鼓舞作用的。在同盟会成立后一年，发生湘赣边界以会党组织为主要力量的起义。起义的檄文宣布自己的宗旨不仅在于推倒满清政府，“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
参与这次起义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把孙中山的思想带到了会党组织中，使这次起义具有了新的色彩。
为了说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还需要看一下辛亥革命和农民革命的关系，看一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关系。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反复地发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农民没有能力消灭封建制度而代之以更进步的社会制度，但农民是封建社会中主要的乃至唯一的革命力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首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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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主要是农民。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表明了农民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革命理想、革命纲领和他们的政党组织，都表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些是中国社会过去没有的东西，然而是符合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
同时，应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的。
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会及其以前成立的一些革命团体，总是一开始就考虑到实行武装起义，并着手联络江湖会党组织。
封建专制统治不容许任何民主政治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要革命，就不能不接受农民革命传统的影响。例如，１９０４年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在湖南举行成立会时，黄兴发言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像“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那样从首都发难。他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黄兴等人立即同湖南的哥老会组织合作，共谋起义。
孙中山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太平天国的斗争历史，惋惜于它的失败，并自认是它的继承人。对于义和团，革命派虽然一般采取否定的态度，但也有人赞扬它的斗争精神。陈天华批评义和团迷信邪术，不加区别地仇洋排外，“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
，但仍认为“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他认为，应当把“野蛮排外”改而为“文明排外”
（见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和《警世钟》）。革命派认为，要革命，就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又认为必须由“中等社会”来教育和提携下等社会，才能不重蹈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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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失败的覆辙。
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领导农民群众，把自发的农民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这不能被指责为是错误。
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起到这种领导作用。
农民革命的领袖，例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冯云山，在发动革命时，是生活在农民群众中，和农民群众一起斗争的。
和这种农民领袖不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同农民群众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此，他们只能找到现成的江湖会党的头头，企图通过他们来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以游民成分为主体的江湖会党虽然有些是有革命性的，但也容易动摇，其组织是极其散漫的。按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加以改造，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能做到的。像太平天国那样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能做到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仍应该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继承了农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武装斗争的传统，并且把斗争提高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觉的水平。
再说一下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关系。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出现早于革命派。改良派是最早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传入中国的人。比改良派出现更早的洋务官僚，接受洋枪、洋炮、机器，而拒绝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其社会思想，他们维护封建制度，并在实际上满足于保持半殖民地的地位。
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是改良派的政治运动的顶峰。这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知识界、工商界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士绅中鼓动起爱国、救亡、追求新知识的热潮，在实际上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了准备。戊戌后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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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改良派仍在社会上保有很大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
他致力于办刊物，写文章，以浅显通俗的文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歌颂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里的历史人物，鼓吹种种同封建传统相违背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强烈地感染了当时的青年。许多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趋向于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的。
革命派中的许多人本来是抱着改良派思想的（前面已经说过，不少改良派分子由于实际经验的教训而转向革命）。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曾经谋求同失败后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合作，但没有成功。
这两派终于彻底决裂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逐渐取代改良派思想，而成为先进知识界中的主导思想，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良派和革命派之所以分裂，当然是因为前者反对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他们之所以反对革命，根本上是因为害怕革命把下层社会的力量引发起来。改良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明确表明，他们是反对农民革命的。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特别引起他们的反感。梁启超说：“若行彼所谓民生主义，吾知其议会议员，必皆为家无担石，目不识丁者而已”。
“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
（《开明专制论》）。改良派在国内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上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梁启超对民生主义的攻击代表了这部分人的心声。
在１９１１年的武昌起义后，各省改良派即立宪派的头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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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迅速改变了态度，参加革命。他们参加革命并不真是因为赞成革命，而倒是因为害怕革命。他们看到清朝在革命冲击下崩溃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为了尽快地结束革命，防止革命由于下层群众的起来而烧成真正的烈焰，所以才参加革命的。
但是，同表示赞成革命的改良派和各种旧势力合作，却不能说是革命派的错误。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发动广大群众，因而处于软弱的地位；他们也就不可能在和不可靠的同盟者合作中坚持自己的革命立场，并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
这种弱点终于使得革命不能不以向代表一切旧势力，又有帝国主义作后盾的袁世凯妥协来结束。
从以上所说这些，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第一，历来有许多西方的“中国学”者以为，辛亥革命并不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只是一些醉心于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把和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民主共和强加于中国。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辛亥革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植根于中国人民群众中的，它和农民的革命运动有一定的联系，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立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些都足以驳斥这种说法。按照这种说法，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论好像更适合于中国。但是改良派的失败，改良派的先导地位不能不让位于革命派，而且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日益在政治上堕落，这些都足以证明推崇改良派而贬低革命派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近年来学术界又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潮流是从“洋务运动”
（指封建官僚办工业）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种看法抹煞了农民革命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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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但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是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展过来的，又和改良派不同，接受了农民革命的传统。封建官僚的洋务派，撇开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不论，专就经济上说，也是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
对于有历史进步作用的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办洋务的封建官僚并不是先驱者。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艰难中继续斗争，寻找出路。他终于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新的革命曙光，在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中找到中国革命新的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争取独立、民主和进步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总的说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第三个阶段是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不能隔断了来看。农民在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时所进行的反封建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自发的、低级的，甚至是表现为落后形式的。
只看这一个阶段，就会以为这种斗争只是无目的的、无效果的破坏。但是，没有这一阶段的革命，不会发展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倒了皇帝，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没有达到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国，使中国工业化的目的。只看这一阶段的革命，又会觉得资产阶级革命仍然是不结果实的花。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的革命，也不会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
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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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个胜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２８年间领导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从１８４０年以后一百年间连续进行、不断提高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其中就包括辛亥革命在内。
原载《红旗》１９８１年第１９期，１０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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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在东京向日本朋友作的演讲
我想在这里谈谈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
辛亥革命发生在１９１１年。７０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中国最大的变化是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从一个受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享有完全的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国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能够用自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国家了。新中国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巩固地建立起来。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革命斗争所达到的结果，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只是这样说还不完全。到过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们，可以看到那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树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为这个纪念碑撰写的极其简练的碑文中，表达了对于从１８４０年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的敬意。这就是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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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历次斗争，就不会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也不会有１９４９年的胜利。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先驱者的功绩。辛亥革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既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伟大的朋友。
在１９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那时，中国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独立自觉的阶级。辛亥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的一次革命。
辛亥革命前１３年，１８９８年发生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运动。维新志士们要求清朝皇帝从上而下地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从而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挽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危亡局势。顽固的封建统治者拒绝他们的要求，使这个运动迅速地失败了。流亡出国的康有为、梁启超仍然保持原来的立场。在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兴起时，他们表示坚决反对，成为国内的和封建地主阶级联系较多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政治代表。他们这一派被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或君主立宪派（简称立宪派）。如果说，这一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话，那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左翼。
孙中山在１８９４年开始他的革命活动。
到了１９００年以后，他的革命主张在知识界和工商界中得到广泛的响应。１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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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革命派把在这以前成立的一些革命小团体联合组成同盟会这个革命政党。这里应该提一下，同盟会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它的主要骨干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是通过日本的书籍而学到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还不妨提一下，当时立宪派的主将梁启超也寓居日本。同盟会成立后，同立宪派进行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涉及中国是否应当进行一次革命，中国的出路究竟是什么等等重大问题。
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中都不能不提到这场论战。进行这场论战的主要刊物，即同盟会的《民报》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都是在日本出版的。
《民报》在日本出版了３年后，日本政府应清朝政府之请把它禁止。那时，在清朝统治下，不但革命派的书报遭到严禁，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书报也不能公开发行。通过这场论战，革命派以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在思想上战胜了立宪派。革命派成为当时最进步的思潮的代表。他们的主张吸引和激动了广大的群众。
同盟会成立后，不但进行广泛的宣传，而且立即在各地一次次地发动武装起义。
在经过多次失败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取得了成功。清朝政府的最后几年间，由于它极端腐朽的统治，还由于它彻底地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已经在人民中丧失了最后一点威信。从武昌起义开始的革命风暴，几个月间席卷全国。许多本来不赞成革命的立宪派士绅以至一些封建旧官僚看到革命势头不可抗拒，也决定脱离清朝这只破烂的船，而转向革命。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就在这一年覆灭了。
对于辛亥革命，外国的观察家和史学研究者有过种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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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看法，中国学术界也有过种种不同的看法。我想就以下三个问题略作说明。
第一，辛亥革命是不是一次革命？由于辛亥革命并没有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改变，辛亥革命后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以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算不上一次革命。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不对的。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皇朝更迭，这些皇朝更迭不能称为革命。
但清朝覆灭的意义显然和以往许多皇朝的覆灭不同。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从此永远结束。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所起的作用是决不能低估的。清皇朝既是封建政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
打在清皇朝头上的革命大棒，也打到了它的主子的头上。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的压力下，抛弃了它们所支持的清朝政府，转而支持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来篡夺革命果实。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虽然能够驱使一个个腐朽反动的力量来充当它们的代理人，但是违反帝国主义的意愿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使中国的命运毕竟不能由帝国主义来支配。
辛亥革命第一次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观察家否认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看事情的缘故。在辛亥革命以前，１９世纪中期发生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１９世纪末又发生义和团运动。这两个运动都以农民为主体。中国的农民群众是反帝反封建的最广大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那时还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活，他们不可能为中国的前途指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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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们的斗争是自发性的，而且带有落后性。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在这点上是继承了农民革命的传统。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至发动了农民群众，虽然它并没有能最充分地把农民的力量发动起来。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它比单纯的农民革命显然具有较高的水平。它虽然没有得到完全的胜利，但是它为以后的人民革命打开了道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我们把辛亥革命看作近代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开端。
第二，辛亥革命是不是一次必要的革命？无论在外国和中国都曾有评论家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是一次革命，但并不是一次必要的革命，就是说，它不过是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而发生，并不是中国进步道路上必要的一次革命。
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当时如果不是由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人做皇帝，革命就不会发生。这是很肤浅的看法。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在那时已经说，像清朝那样腐朽卖国的统治，即使是汉人做皇帝，也不能不发生革命。革命党人固然以“反满”为口号，但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反对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做皇帝，它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原因。外国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封建主义的落后统治，阻碍着中国民族的自由和进步，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个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又有一种看法是，民主共和是中国人民所不习惯的一种观念，辛亥革命只是某些醉心于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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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的新观念强加于中国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民主共和的观念固然是在１９世纪后期才从西方渐渐传入中国，但这种观念如果不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不可能从少数先进分子迅速传播到广大人民中去。辛亥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虽然这个旗帜不断地为反动势力所糟踏，但它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战斗的旗帜。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和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他感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过于狭隘，提出了民权主义应当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样光辉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长期斗争，终于在１９４９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孙中山的这个光辉思想成为现实。
以为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必要的革命的人，实际上是认为，中国在２０世纪初年本来应该走君主立宪派的道路，而不应该走革命派的道路。这就是说，在那时，不应该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而应该企待这个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化，这样中国就可以慢慢地实现工业化，无须遭受革命的“痛苦”。在本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中，曾经出现过大体如此的议论。这虽说是评论历史，但也是企图证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同样是不必要的。现在来看，应当说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取得彻底胜利，就不可能有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也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和革命派都企求发展中国工商业，达到富强的目的。但是，按照立宪派的道路，中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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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中。革命派能够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取得压倒立宪派的优势，不是偶然的。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族继续遭受长期的苦难。这些苦难当然不是由革命造成的，而是因为革命面临强大的内外敌人，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的缘故。
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不能不通过一次次失败，总结经验，不断探索新的道路，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才取得胜利。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贬低革命派而推崇立宪派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辛亥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中外有些学者不承认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的革命，说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捏造出来的。
我在这里不可能就这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证。我想说的只是，对一次广大群众性的革命进行阶级分析，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发明。
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派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使用了“上等社会”
、“中等社会”
、“下等社会”这几个概念，实际上是接触到了革命中的阶级关系问题。他们说，“上等社会”已经极端腐败，不能指望他们；“下等社会”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向来是革命的力量，却只能起破坏作用。因此他们认为，现在的革命必须由“中等社会”主持，而又要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他们所说的“上等社会”
，就是指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统治者。所谓“下等社会”
，是指农民群众。所谓“中等社会”
，大体上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这种不十分确切的概念，表达了民主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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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正在起来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这个客观事实。他们很明确地以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自己的榜样。
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革命，这丝毫没有贬低辛亥革命的意义。当时，在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为民族带来新的活力的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个进步的思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主张，表达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广大人民的愿望，因此他们成为当时人民中的先锋力量。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而不作阶级分析，就无法说明这次革命的性质，对于这次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也不可能作出适当的解释。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统观近代中国革命史的全过程，就更能看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民主和进步而进行的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斗争。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历史不能隔断了来看。
如果只看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那就会以为这些只是无目的、无效果的破坏活动。但是，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的革命，就不会发展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政府的胜利，但它以向袁世凯妥协而结束，这实际上就是向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背后的帝国主义的妥协。如果只看辛亥革命，又会以为这仍只是不结果实的花。但是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辛亥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它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民和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中国先进分子逐渐觉悟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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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革命发展到第三阶段，那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就是说，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来的丰硕的果实。
由于发动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是在东京成立的，而孙中山和他的许多同志当年都在日本进行过活动，孙中山所领导的运动还得到日本朋友宫崎滔天等的帮助，可以说，辛亥革命和日本有特别的关系。现在，日本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表现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这使我们深为感动。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在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为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而举行的演讲会上的演讲。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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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
一
辛亥革命并没有提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政治和思想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的纲领中，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孙中山在１９０５年（即同盟会成立的这一年）
提出三民主义。他赋予民族主义的含义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如此，应当承认，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次推翻清皇朝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质上也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生长起来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运动。
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并不要推翻清朝统治，它把如何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危机下挽救中国的命运，作为一个迫切任务提到中国人民的面前。维新志士们认为，解决这一任务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求清朝皇帝“变法”——进行政治改革。响应这个运动的主要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也不敢发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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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层的农民群众。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自发地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形成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
这个运动也不推翻清朝统治。但清朝统治者在义和团力量的胁迫下，曾不得不宣布（只是暂时地、虚伪地）采取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
通过义和团运动表现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强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不能不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感到震惊。
他们在决定如何进一步侵略和统治中国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了，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差不多紧跟着就出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
１９０５年同盟会的成立，可以视为革命运动高涨开始的标志（我们把由此开始直到１９１１年的革命，总称为辛亥革命运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发展到辛亥革命运动，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１９０３年左右开始的几乎遍及各省的，以保护路权、矿权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
在争路权、矿权的爱国运动中，工商界人士很活跃。他们要求收回清朝政府出让给外国的矿山和铁路，主张设立商办公司，以自己的资本来开矿筑路。
这个运动以爱国保乡、反对洋人势力为号召，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响应。
１９０３年还发生了“拒法”
（反对清朝企图向法国借款借兵来镇压广西的会党起义）
、“拒俄”
（抗议俄国拒绝撤退利用义和团事件进驻东北的军队）
的运动。
１９０５年又发生了抗议美国国内排华暴行，抵制美国货的运动。这些运动带有广泛的群众性，但和义和团不同，不以暴动的形式出现，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爱国运动。说这些爱国运动是引导到革命运动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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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并不只是从时间顺序上说的。事实上，这种爱国运动继续发展，直到１９１１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它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这些爱国运动都没有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参加这些运动，甚至在这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毋宁说是企图维护清朝统治。
他们不愿意看到由于清朝统治的覆灭而造成剧烈的社会震荡。发起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士就曾陷于这样的矛盾中：他们既要发动可能发动的群众以张声势，又竭力要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客观事实的逻辑表明了，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就不能不同清朝统治者发生尖锐的对立。从爱国运动中不可能不诱导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经过１９００年事变（义和团、八国联军）和１９０１年的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发生了一个变化。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政论，敏锐地反映了这个变化。
他在１９０１年写的《灭国新法论》一文中指出，列强瓜分中国之说已经喊了十几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人们以为他们很可能就此实行瓜分，不料他们的论调反而一变而为“保全支那”。为什么呢？梁启超说：“彼以为今日而行瓜分也，则陷吾国民于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独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钳制而镇抚之者，将有所不及”
，因此“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
，这是灭亡中国的新的办法。所谓“保全中国”
，实际上是“保全”清朝这个腐朽政权的统治，对这点梁启超也是懂得的。他说，“苟使吾四万万人能自起而组织一政府，修其内治，充其实力，则白人将永不能染指于亚洲大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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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列强所不愿看到的前景。它们只愿意中国有一个“至愚至弱”的政府，利用它来间接统治中国。
“使以列强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抗外敌，谓之为义士，为爱国，而镇抚之也无名。使用本国政府之力间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为抗政府，谓之为乱民，为叛逆，而讨伐之也有辞。
故但以政府官吏为登场傀儡，而列强隐于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国之奴隶，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见奴于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
梁启超所讲的这些是合乎事实的。
固然在１９００年以前中国已经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清朝政府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但清朝政府毕竟还不甘心于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还发生了１８４年的中法战争，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争，而在１９００年还虚伪地向外国“宣战”。到了１９００以后，帝国主义相约实行所谓“门户开放”
、“保全中国”
的政策，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危机暂时不存在了。逃亡到西安的清朝政府得到了列强的“宽恕”
，重新回到北京，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的斗争，就不能不表现为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
上引梁启超的话，和１９０３年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所说现在的朝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是同样的意思。在１９０１到１９０２年梁启超的确也表现过赞成革命的倾向，但不久他又回过头去同他的老师康有为站在一起，唱起反对革命的“保皇派”的调子来了。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有一条理由是革命将招致列强的干涉，使中国遭到瓜分的危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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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这种论调，孙中山说：“今有满洲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
《民报》上汪东也说，难道不革命能救亡么？
“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谓窃盗不足以亡中国，愚又甚于孩提之童也。”这些其实就是梁启超说过的话。以这样的论据来证明推翻清朝的革命的必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有说服力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者的确有许多是着重于揭露国内满汉民族不平等，满洲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从而宣传“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他们重新利用２６０年前的“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一类材料来鼓动反满情绪。反满的老口号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活力。孙中山在１９０５年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这是说１９００年前的情况。
“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为什么１９００年后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试读１９０５年在北京火车站上向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投掷炸弹的吴樾的遗书，那里虽然强烈地表现出传统的反满情绪，但也说：“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二百多年后反满传统情绪之所以重新燃起炽烈的火焰，就是因为这时反满已经成为从帝国主义魔爪下救亡的口号。
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为帝国主义维护的清朝政府，并且认为，革命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在实际上站到了同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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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君主立宪派的同时，也反对义和团的斗争方法。
对农民和城市贫民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以焚烧外国教堂等低级形式表现的反帝斗争，他们称之为“自然的暴动”
，“野蛮之排外”。他们或者说，“就自然的暴动加以改良，使之进化”
，成为“秩序的革命”
；或者说，应当是“正当之抗外”
，而不应当是“野蛮之排外”。陈天华说：“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不好处。”
他们企图扬弃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是有理由的，但是他们并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
青年革命家邹容在１９０３年所撰名著《革命军》中说：“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
他所提出的革命纲领中，有一条是“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同盟会预拟在革命爆发时发表的《对外宣言》中，也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这样的条款。
但是，当时的革命派一般地都认为，他们不是“野蛮之排外”
，而是文明的、有秩序的革命，是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所已经做过的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因而革命就不会遭到列强的干预，而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赞助。他们为了使自己所进行的革命能够取得列强的同情，甚至预先规定，在革命胜利后将继续前政府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保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既得权益。
他们似乎并不感觉到这样的预约同争取中国的独立之间有矛盾。总之，他们以为，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清朝政府当做统治中国的傀儡，那么推翻这个傀儡政府，中国的独立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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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然解决了。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可能武装干涉中国的问题，革命派中有些人说，如果发生这种武装干涉，中国将依靠人多地广进行坚决的抵抗，但是他们毕竟把希望主要摆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至于帝国主义列强还可能通过武装干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破坏中国革命，这更是革命派所不能预见到的了。
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便否认辛亥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迅速处于崩溃的危机中。
这时，尽管革命派表示并无“排外”
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立刻敏感到，打在它们的走狗头上的革命大棒将有可能直接落到它们的头上。例如俄国驻北京公使在武昌起义八天后，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
，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由于无法平定叛乱，“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１９００年它所做的一样”。
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指中国国内的革命——引者）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他们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鼓励参加辛亥革命的“温和”
势力，并且支持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篡夺革命果实，正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二
建立民主国家，这是同盟会明确提出来的纲领，也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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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主张。
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人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因此，“政治革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
因此，“政治革命”要和“民族革命”同时进行。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
革命派所要建立的民主国家，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为榜样的。当时世界上也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可以做榜样。
孙中山１９０４年流亡在美国时发表文章说，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
，“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
“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大体分为主张君主立宪和主张民主共和两个派别。君主立宪派主要是代表和封建地主阶级联系较多的上层资产阶级，他们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力。戊戌维新运动已经提出过“民权”的口号，但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君权。所谓君权，其实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权力的集中表现。维新志士们主张调和君权与民权，实行所谓“君民共主”。
在１９０５年左右，资产阶级立宪派以自己的主张反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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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派，引起了广泛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是梁启超。这场论战表明，在民主问题上，两派的分歧主要是在如下两点上。
第一，要不要通过革命改变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
这就涉及所谓国体和政体的问题。立宪派方面的人把君主和民主说成是国体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所要改革的不是国体，而只是政体；因此，可以保持君主制度，而只要求立宪。
这实际上是要求保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国体，而只要求它在统治方法上对资产阶级有所让步。固然如上所引孙中山的话，革命派说的是改变“政体”。但是在立宪派看来，革命派所要求的改革已迟迟超过政体的范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这里所说的“国家之根本组织”
，也就是国体的意思。
梁启超表示，他是积极主张“政治革命”的，不过“政治革命”的目的应该只是君主立宪，而这是可以由人民向现政府提出要求来实现的。
他说：“要求必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万不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实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所以梁启超的所谓“政治革命”
，其实是取消革命。他又明白地说，推翻清朝政府的“民族革命”是他所反对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爱于满洲人，而是因为据他看来，实行“政治革命”并不需要推翻君主制度。至于君主是满洲人还是汉人，也不是重要问题，为了避免纷扰，不如由现在的皇帝继续当下去为好。由此可见，梁启超等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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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革命”
，其实质还是在于反对推翻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政治。他们既然不要求推翻封建国家的“根本组织”
，当然不需要而且憎恶革命。
革命派在反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的这些主张时，虽然有人强调，现政府是满洲人的政府，所以即便它实行君主立宪也应反对。但更多的人则认为，革命是要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而代之以民主政治，不应当满足于君主立宪。
资产阶级革命派（或其中的多数人）既然主张把地主阶级专政的国体改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就不能不主张实行真正的革命。
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就表现得生气勃勃，远比资产阶级立宪派站在更先进的地位。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民主革命，要求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产阶级立宪派所最反对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不能作科学的阶级分析，但是他们朦胧地接触到了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问题。他们常常用“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这样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
１９０２年主张革命的杨笃生写了本《新湖南》小册子，他声明他的书是写给湖南的“中等社会”的。书中说：“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
１９０３年留日学生出的《游学译编》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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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
，其原因在于“无善言革命之教育”。
这个作者认为，只有“中等社会”能够教育下等社会，进行“有意识之破坏”
，“有价值之破坏”。因此他说：“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１９０５年，陈天华在《民报》上写道：“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于中等社会主持其事”
，这是说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
，这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
陈天华不久后自杀，他留下的遗书中说：“今日唯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这些言论都表明，当时的革命派明确地认定，革命必须由“中等社会”来主持、领导，又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
“中等社会”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按杨笃生的解释，它包括“商”与“士”在内。
“商”可以说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士”
是指在封建社会制度经受大动摇、大震荡的时候纷纷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下等社会”这概念，上引《游学译编》中的解释，包括“秘密社会”
、“劳动社会”和“军人社会”三者，在三者中又特别着重于“秘密社会”
（即江湖上的会党组织）。这种解释是有代表性的。
代表性的。
要革命，就会引发出“下等社会”的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立宪派之所以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
康有为论述法国１８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
（《法国大革命记》）。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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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则从“研究”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而对“革命主义”感到无限恐惧。他说：革命“必赖多数人”
，而“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梁启超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数”的“无恒业无学识之人”煽动起来，“非煽动人民之好乱性，举现在秩序而一切破坏之，则不能达其欲至之目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自信能引导“下等社会”
，进行“有秩序之革命”
，因而至少在他们鼓吹革命的时候，不害怕下层群众力量的发动，而且事实上他们也进行了某些发动，这又是使他们比资产阶级立宪派高出一头的特点。
以上所述两点表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而要求革命；他们又不害怕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敢于革命。
但是在实践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现出严重的弱点。革命派所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是不大的。组成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多半是出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系很少，也没有能深入到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进行艰苦的组织教育工作，汲取其力量。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大海浪涛激起来的一些浪花，那就是以江湖游民为主要成分的会党组织（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等）。革命派以为只要联络好几个会党组织的头头，就能很方便地利用这种现成的，但其实不可靠的组织，只不过表明他们并没的群众斗争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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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感到他们并不能加以控制和领导的时候，他们的不敢充分发动群众力量，使革命彻底进行下去的弱点，也就越来越暴露出来了。
经过辛亥革命，清皇朝是被推倒了，“中华民国”代替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但是并没有能真正成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君主制度固然是两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集中表现，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地主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从君主到民国，也就只是政体性质的改变，国体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里可以简略地看一下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时的基本形势：一、武昌起义前夕，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斗争几乎遍及各省，或者是饥饿的群众抢米抗漕，或者是由于清朝官方以实行“新政”
（办警察、修铁路、办学堂，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为名横征暴敛激起的反抗，或者是由保路、保矿发展起来的爱国运动。这些群众斗争有的有个别革命党人参与，有的反映了革命党的宣传的影响，但总的说来，革命党是没有能加以组织和领导的。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播出来以后，自发的群众斗争更加蔓延发展起来，江湖会党组织乘机大为发动。应该说，撼动了清朝统治基石的正是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斗争。革命派实际上是依靠这些斗争取得了推倒清朝统治的胜利，但是他们不能领导和发展这种斗争，以取得民主革命比较彻底的胜利。
二、在武昌起义后，各省的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绅士们纷纷改变了他们的反对革命的态度，转而参加革命。他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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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势头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特别是看到革命有可能由于下层群众发动起来而燃成真正的烈焰，因而觉得站在革命以外并不能扑灭烈焰。可以说，他们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赞成革命，倒是因为害怕革命，他们是为了较快地结束革命而参加革命的。
三、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面前不能不承认清朝政府已经是不三、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面前不能不承认清朝政府已经是不能再加以利用的工具，它们实行“换马”的政策。它们甚至可以承认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只要统治权仍然掌握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某个代表人物的手里。因此，从革命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不能从帝国主义列强得到它所企望得到的“承认”
；而当清朝政府把政权遗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宣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时，列强立即给予了承认和大力支持。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促成了多年设想的革命，甚至好像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孤立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把最广大的农民组织到自己这一面来。他们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以及表示赞成革命的各种旧势力合作，但他们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合作关系，以致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丧失了领导地位。他们不得不向袁世凯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妥协，这种妥协使革命的胜利转成为失败。
这样，革命在形式上胜利了，但是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且资产阶级立宪派也没有取得政权。事实是，同买办阶级勾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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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用革命派本身的弱点，并利用立宪派来软化革命派，从而攫取革命的果实。中国的民主与独立问题都没有解决。
但是，如果不是只看一时的效果，而是通过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的功勋。从一时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黑暗并不次于清朝末年；但从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受外国帝国主义统治，又具有历史悠久的封建传统的中国，不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经过失败和反复斗争，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的。
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很少谈发展工业的问题，但多数革命党人认定，革命的结果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民报》第四期的一篇文章说：“革命军不成功则已，苟其奏效，则以中国人口之涨满，物产之丰繁，而其富强岂不可计日而待耶？既富强矣，则资本家由是膨胀，而垄断政策于以横施焉。”这个作者冯自由和当时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看来是认为，资本家的“膨胀”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是国家的富强，坏处是“大多数之人民遂不得不罹于富豪之无形专制”。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已经从西方的经验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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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至善尽美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引起许多社会问题，以至引起新的革命。孙中山１９０５年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民报〉发刊词》）
对于西方国家的这种经验采取什么态度，成为中国革命家所面临的问题。
章太炎在１９０７年的《讨满洲檄》中说，他很担心讲新学的人“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行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之社会革命”。他的意思是，为了避免“他日之社会革命”
，最好不要步西方的后尘，发展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反映了保守的小生产者、小业主的观点。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多数革命党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革命的必然趋势，但可以及早实行社会主义，或称民生主义，以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避免下一次的革命。
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当时是被看作社会主义的同意语的。
孙中山在１９０６年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中说：“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容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他表示不赞成“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说法，而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
这所谓“文明进步”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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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这也就是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所说，“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孙中山赋予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
，而据当时所作的解释，这就是通过收买的方法使土地成为国有。但其实无论“耕者有其田”也好，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土地国有也好，都是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不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当时认为，“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这是误解。他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这是说，在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价将高涨。
但是，改变土地制度使地主不能因地价高涨而得暴利，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为用资产阶级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就能消弭资本主义的祸害，预防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违反历史实际的。这种论据只是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地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进行革命。
立宪派的梁启超十分反对孙中山所讲的社会革命。他在同《民报》进行论战中，有专文讨论“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
，他的答复是不必行，也不可行。他说：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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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的是“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
，“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
他还批评以为土地国有就是社会主义之说，这是“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
梁启超在发这些议论时，虽然对社会主义是什么说了一些近似准确的话，但是应该看到，他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的实质并不是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
革命派和立宪派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一派要通过推翻清皇朝的民主革命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一派是主张保存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国家，指望它奖励资本家，奖励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要学习西方，发展工业，这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了。
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外国资本在中国办工厂的还很少，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好时机。在这时期的后半期，私人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开始增多，但是这时期的工业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这就是所谓“洋务运动”。但“洋务”当时所指不只是办工业，而称封建官僚办工业为“洋务运动”也不足以表明其本质）封建官僚主要使用国家拨款作为资金，完全因袭官僚衙门的旧习气、日作风来办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多半连年亏损，有的终于为外国资本侵入或竟受其支配。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吃亏的都是商人，使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封建国家、封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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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和垄断，从各个方面起了阻滞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为反对这种控制和垄断，出现了让私人资本自由创办企业的呼声。戊戌维新运动代表这种呼声，主张国家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和各种实业，奖励民间工艺技术上的发明。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经过１９００年的事变后的清朝政府形式上实行了这个主张。这时，外国资本已经深深侵入中国的工矿、交通各部门。国库空虚的清朝政府再无力量投资经营企业，它实行所谓铁路国有，其实是借用外资，把路权让给外国。
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清朝政府为了拉拢上层资产阶级，颁布了奖励私人资本的办法，那就是，对投资办企业的商人，按照投资数量的多寡给以不同的官衔，但实际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措施是一点也没有的。
指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坚持封建统治制度的政府，认真有效地实行奖励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
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认为只有经过革命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历史背景。这种认识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考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工业化问题，不可不区别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和中国沉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相联系着的工业化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相联系着的工业化道路。
走前一条道路，可以发展一点工业，但绝不能使中国真正工业化，绝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以为有了工业，独立和民主问题自然就能解决，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历史实际证明的是，要有真正的工业化，就必须先解决独立和民主问题，也就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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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说，辛亥革命并没有促成中国工业的发展。这当然是事实。
１９１２年孙中山在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后的几个月内，在上海、广州等地发表多次演讲。他表示，以后将致力于办实业，而首先是修铁路（１０年内修铁路２０万里）
，并且认为，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由于实行他的“民生主义”主张，人民将不会受到资本主义的灾害。他说：“中华之弱由于民贫。
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
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他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两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
他预言：“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
……
中国数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
“十年以后，必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唯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
他这时所说的民生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旨仍是“平均地权”
，即土地收归国有。他说：“地权既平，资本家必舍土地投资业以从事工商，则社会将有无穷之希望”。
客观的现实使孙中山不能不迅速放弃这些带有幻想性质的预见，重新投身入并未完成的革命，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和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继续为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但他们提出了只有经过革命，才能使中国的实业发展起来这样一个重要思想。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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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完成的。在工业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承、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所设想的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
，不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但是，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造成了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成为现实。
原载《历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５期，１０月１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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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
陈独秀１９１９年１月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反对本志的人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
，破坏旧艺术（中国戏）
，破坏旧宗教（鬼神）
，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赛因斯（Ｓｃｉｅｎｃｅ）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６１—３６２页）
在这段话里所说的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究竟是什么含意，虽然还有待说明，但是用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破坏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这的确是五四新文
胡绳文集５１３
化运动的伟大功绩。
在五四运动以前二三十年，有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个“变法”
、“维新”的思潮，这个思潮在１８９８年达到了最高点。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压迫下，民族资产阶级是极其软弱的力量。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虽然向往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止于主张君主立宪，他们把“民权”解释为“绅权”。他们还抬出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做自己的招牌，提倡孔教，只是给以若干新的解释。他们中的比较急进的分子对于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总的说来，他们还没有同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决裂。
戊戌维新运动是个不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影响是很深远的。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人最初是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而接受新思想的。
１９１１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君主政治。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明确地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主张用革命的方法实现这个要求。虽然他们并没有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比较系统的、深入的批判，但是他们中有些人以鲜明的语言指出，封建宗法制度的传统观念是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相联系着的，必须推倒。无论如何，两千多年来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君主制度是站不住了，附着于君主制度的种种传统观念也不能不发生动摇。就思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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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来说，辛亥革命是又一次对封建主义的冲击，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它还是不彻底的。
辛亥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民国的招牌是挂起来了，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但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它作为近代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不能埋没的。
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指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几年间进行的文化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运动，而其反封建的彻底性远远地超过了它们。
１９１５年９月创刊的《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封建买办统治势力提倡尊孔读经，用封建的旧礼教来束缚青年的头脑，禁锢人民的精神，维护反动的政治，阻挠中国的进步。那时——如同鲁迅先生后来所说的——“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鲁迅全集》第６卷，５５页）。针对着这种反动潮流，《新青年》和其他一些刊物进行了猛烈的斗争。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者。他虽然是１９２１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也还基本上保持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他在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终于脱离共产党，走到了反革命的方面。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是当时先进思想界的领袖人物。
陈独秀在１９１５年的文章中已毫不含糊地写道：“忠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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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奴隶之道德也。“（《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页）１９１７年有个读者提出”能否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的问题，陈独秀答复说：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三，５２页）
同旧道德家的说法相反，陈独秀以为，在封建礼教的权威动摇的情况下，“世风”
、“人心”并不是更坏一些，而是有了进步。他抨击传统的封建礼教是一种奴隶道德，这是五四时期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文化的人们一致的看法，这是击中要害的看法。
既然要推翻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也就必然要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
那时，所谓“孔教会”及其他类似组织正在大肆活动。孔教会成立于１９１３年，由一些封建的官僚、政客、文人组成。康有为是它的精神上的领袖。
它曾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死后，它仍鼓吹“定孔教为国教”
，主张在民国宪法上明定这一点。它的实际目的是要推翻民国。
１９１７年７月，军阀张勋和康有为合作演出了一场拥戴清朝末代小皇帝复辟的闹剧。
在１９１６年到１９１７年间，陈独秀写了好几篇尖锐的论文，抨击尊孔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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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指明两者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他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２１页）。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
，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
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１１２页）
当时，有些人说，三纲五常之说出于后代，并不是孔子的本意，“原始孔教”和后代的孔教是有区别的，孔子的思想是被后世的儒者弄坏了的。陈独秀不承认这种说法，认为“原始孔教”和后代的孔教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他说：“儒教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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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曰礼“
，而礼的用意就在于区别尊卑贵贱，“三纲”之说也就由此而起。
“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０页）他反问说：如果孔子思想本身没有这样的内容，“汉唐以来诸儒”
，“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三，２５页）。
当时也有人说，孔子生于两千多年前，其思想当然不能合于现代共和政制，所以不应该因此加以非难，而应该承认他是古代一大思想家。
陈独秀对此答复说：其所以非难孔子，“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６８页）。他又说：“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
“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三，４７—４８页）。陈独秀的这类议论是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的人们固然没有能对孔子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作出科学的分析（这方面的问题现在也还不能说是已经有了定论，学术界仍在进行讨论）
，他们立论的重点是：“孔子之道”
，即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是否还应当保存。他们的确是抓住了思想政治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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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迫切的现实问题。
在当时的思想界中，批判孔教，反对传统的旧礼教的，还有吴虞、高一涵、钱玄同等人。这些人在五四运动以后都逐渐地从战斗的前线上退却下来。但是在五四时期，他们不失为冲锋陷阵的战将。
胡适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在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学方面。当时人们明确地认定“文学革命”是和“伦理革命”
、“政治革新”密切联系的。胡适说：“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做里子。……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胡适文存》卷一，２９页）由胡适、陈独秀联名的一封信中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
（《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但胡适毕生所承认的新思想始终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且他一贯地坚持认为，不应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五四运动后，他只能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日益背道而驰。
鲁迅这个毕生随着时代前进，坚持对一切反动势力、一切反人民的文化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的伟大战士，在五四时期，以其特有的风格积极地参与了对封建旧礼教的进攻。他在１９１８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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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旧封建礼教的一声强烈控诉。读过这篇小说，吴虞写了篇《吃人与礼教》。
他指出：“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
（《吴虞文录》，７１页）
尊孔复古主义者把封建主义的糟粕说成是必须保存的“国粹”。
五四时期的人们对这种国粹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鲁迅说，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东西未必就应该保存。他把封建主义者所说的国粹比作脸上长的瘤，额上长的疮，“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３８２页）。鲁迅还指出，这种封建主义者的国粹只足以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负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３８４页）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抱着一个总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进步起来，能够自立于世界。
前面已经引用过的陈独秀的文章说，他所要求的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
，“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输入平等人权之新信仰”。
这是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前几年间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人的共同主张。他们明确地认定，他们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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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文化，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
，就是“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主义文化；他们所提倡的新文化，就是西方自１８世纪法国革命以后兴起的讲自由、讲平等、讲人权的文化。
他们所举起来的民主的旗帜，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观念，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因此，他们说，个人主义是他们的新信仰、新思想的核心。
陈独秀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论述“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以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他所说的“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
，实际上说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根本思想。他把“西洋民族”称为“个人主义之民族”
，无论英、美、法、德，“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他认为，“东洋民族”
（也就是指中国）仍旧是“宗法社会”和“封建政治”
，应该“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３６—３８页）。
１９１６年底，陈独秀为了论述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对现代生活这样描述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
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７页）。可见他所主张的“新伦理”就是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的，即他所说的“个人财产独立”基础上的“个人人格独立”。
《新青年》的其他撰稿人，有的主张“自利利他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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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小己主义为之基”
，有的简直就主张“利己主义”
、“为我主义”
，所说的和陈独秀的“个人本位主义”
、“个人独立主义”基本上是一回事。
应该承认，在那时，他们提出个人主义，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他们把个人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战斗武器。他们号召打破“纲常名教”
的束缚，使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解放，能够自由地发展。他们从个人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出发，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反对依附古人，做古人的奴隶。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独立的主张，别人怎样说就只好怎样说，向来怎样说就只好怎样说，那是奴性的表现，而旧思想所依仗的正是习惯势力和传统的权威。
他们攻击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不认有小己之存在，不许有个性之发展”
；主张“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他们主张，写文章不应该摹仿古人，说古人的话，而应该“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
，等等。
五四时期的人们提出这些思想，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矛盾的反映。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封建经济正在解体的过程中，封建的宗法家长制度难以照旧保持。但是，封建经济毕竟还没有死亡，封建的政治、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思想还顽强地存在着，成为束缚和禁锢人们的力量，许多知识青年对此特别感到痛苦。打破封建的枷锁，争取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独立自主权利的号召，表达了他们的要求，激起了他们的共鸣，对他们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个性也好，个人的权利也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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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超阶级的。认为封建主义抹煞一切个性，否定一切个人权利，并不是准确的看法。其实，封建主义承认而且努力培养符合于封建主义的个性，承认而且尊重符合于封建主义的个人权利。尊者压抑卑者的个性，尊者的个性因此而能够充分发扬。真正保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的是封建主、贵族。在既有封建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性和封建主义的个性之间不能不发生矛盾。封建主义力求阻止人们突破封建主义的樊篱而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且用封建主义的个性来对抗资产阶级的个性。
就在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有个叫做梁巨川的老先生投河自杀。
他的遗书说，他是为殉清朝而死，是为坚持他从幼年所学的伦常道德观念而死。这个自杀事件引起了陈独秀、陶孟和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著文评论。这个先生的见解是他们不赞同的，但此人有强烈的个性也是很明显的。再比如康有为那样顽固地尊孔尊君的人，也不能不说是坚持着自以为是的一套道理。梁巨川、康有为并不是丧失个性，他们有的是反动的个性。新文化提倡者显然并不是要发扬一般的个性，不是要发扬任何个性。他们所要发扬的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不过他们不能自觉地指出这一点。
他们不但不能指出这一点，而且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说明问题。陈独秀在解释“独立自主的人格”时说：“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页）。盲从隶属他人，当然不好，但是什么叫做“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呢？
《新青年》的别的作者，有人要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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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志”
，他说：“志者，根诸心，发诸己，非可见夺于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夺者”
（高一涵文，《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
有人认为，忠孝节义之所以应该反对，因为这些“全非植根本于汝本身，而另外之人课汝以片面之义务”
；他主张人生以“快乐”为目的，而快乐和痛苦都是“以吾人之自由意志为其根本。凡顺吾人之意志，从心所欲者，快乐；逆吾人之意志，不能如愿者，痛苦也”（李亦民文，《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总之，他们对独立自由的解释就是，一切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要顺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
如果严格地按照这种论点，他们就没有理由去反对康有为、梁巨川那样的顽固守旧分子。陈独秀在张勋、康有为闹复辟失败以后写道：“愚固反对复辟，而恶张、康之为人者也；然自‘始终一致主张贯彻’之点论之，人以张、康实行复辟而非之，愚独以此而敬其为人，不若依违于帝政共和自相矛盾者之可鄙。”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６１—１６２页）
这段话还可以解释为表示对那种摇摆于帝政与共和之间的投机分子、两面派的极端鄙视。但是，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吾愿爱国之士，无论维新守旧、帝党共和，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
（《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独秀文存》卷一，９３页）。这就是明白承认，守旧派、帝政派，只要“本诸良心之至诚”
，始终坚持其反动立场，也造成了可敬的人格！这种唯心主义的个人主义观点，使人无法区别什么是进步的思潮，什么是反动的思潮。
６２３胡绳文集
五四时期的人们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能使全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其“缺点”只在于贫富的差别还没有消除而已。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
（《列宁全集》第３７卷，１０９页）
资本主义推翻了封建奴役制，使社会生产力以空前规模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民主制否定了下对上、卑者对尊者的人格依赖关系。但是，在存在着占有生产资料的百万富翁和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的劳者动者之间的对抗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列宁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为这种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雇佣奴隶制。”
（同上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和压迫，特别显著地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和它的人权观念的欺骗性。
向往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们，主观上以为他们是为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从实际生活中，他们也感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能战胜军阀官僚的反动黑暗势力的。
１９１８年陶履恭（陶孟和）写道：七年以来的民国，是没有人民的民国。因为人民没有声息，没有动转。……现在七年将尽，转瞬就是新岁。
我们人民岂不可以跳到政治舞台上各人都发挥政治的生命，成有组织的活动，使八岁的民国，变成人民的国家，民治的国家么？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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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只看到人民群众中的落后性，不了解这种落后性是由于受着严重的压迫和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形成的，他们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陈独秀在１９１７年说：“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４８页）。既然以为“多数国民”如此落后，他对中国前途不能不表示悲观。从１９１８年他所写的痛骂义和团迷信、排外、守旧，并认为这种思想和事实现在还“遍满国中，方兴未艾”的文章（《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３４３一３６０页）
，更可以看到，他对于农民群众是很难有个正确的认识的。
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确是具有很大的落后性。
由于封建统治势力渗入它的组织，更使它表现为顽固的排外主义。五四时期的许多人因此对它采取完全抹煞的态度。他们不能从这种自发运动看到中国最深厚的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是在农民群众中间。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和发动这种力量，也就不能使民主革命得到成功。
五四时期的人们用个人主义观点来理解民主，是他们不了解广大人民群众，以至鄙视人民群众的表现。
他们又是把民主主义主要地作为伦理道德观念提出来的。固然他们提倡新的道德观念、新的文学，都是为了建立他们所企望的新的政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经过辛亥革命，经过袁世凯称帝的失败，经过张勋复辟的失败，民国的招牌虽然挂着，但并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事实上，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手里，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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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也不可能独立地取得政权，当然谈不到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中国的社会经济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中国的政治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尊孔复古的反动潮流是这种旧政治、旧经济的反映，并且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
五四时期的人们向尊孔复古的潮流开火，是完全必要的，是革命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以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已经进行了，但是没有生效，其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个道德、伦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现在由他们来把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把“自由平等人权的新信仰”输入中国，就可以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洋式社会国家”奠定基础了。
这种说法是把事情弄颠倒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并不能成为建立新国家的“基础”。
在没有能力通过革命实践建立新政治、新经济的情况下，以为只靠思想的力量就能为新的社会国家奠定基础，这不过是这种思想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了科学的大旗。
照陈独秀的说法，那是用以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鬼神）
，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当时他们所说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
１９１９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本志宣言》中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证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６７页）
他们用科学作武器，反对传统思想中的脱离实际，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含混、笼统种种弊病。鲁迅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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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３７７页）陈独秀也说：“头脑不清楚的人评论事，每每好犯‘笼统’和‘以耳代目’两样毛病；这两样毛病的根源，用新术语说起来，就是缺乏‘实验观念’，用陈语说起来，就是‘不求甚解’。”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二，６３页）
思维一定要合乎逻辑，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要求。他们从这种要求出发，评论传统的旧思想。例如傅斯年说：“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较繁。”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他指出，“比喻”是不能用作推理方式的，例如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似乎是用天无二日来证明民无二王，其实二者是毫不相干的。
“操此术以为推理之具，终古与逻辑相违，学术思想，更从何道以求发展？”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傅斯年对于以比喻代替逻辑推理的指摘是很中肯的。
但无论傅斯年也好，别的人也好，所要求的只是思维本身的前后一致，不自相矛盾，合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这种要求对于正确的思维虽然是必要的，但还并不能保证思维的科学性。客观世界有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律、法则）
，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逻辑才是科学的思维，这点是他们不能明确指出的。
他们用自然科学作武器狠狠地打击有神论、有鬼论。特别在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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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动统治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着“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等等愚蠢的迷信，还出版杂志宣传这种迷信，说什么鬼神之存在能用“科学”方法证明，说什么“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陈独秀发表了篇《有鬼论质疑》，立即就有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
，断言“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的知识界人士撰文反驳。
《新青年》的作者们为破除这些谬论多方面进行论述。陈独秀指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法则说明，所以“森罗万象”中是没有“神灵为之主宰”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二，５７页）。他断定：“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２９页）。
在从事这方面的斗争时，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弱点的话，那就是，他们不能够解释宗教、迷信产生的社会原因。心理学家陈大齐在说明扶乩的谬误时只能说：“处二十世纪科学昌明之世界，而犹欲以初民社会极不合理之思想愚人，亦徒见其心劳而日拙耳”。
“吾真不解二十世纪之中国人，其顽钝之状，犹与有史前之初民相等”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西方各国中，也还流行着宗教信仰和各种愚昧的迷信。近代西方的宗教信仰染上了资产阶级的色彩，但也还是与科学的无神论对立的。五四时期的反对“旧宗教”的人往往认为，现在资产阶级的基督教是一种比较高明的东西。所以陈独秀虽然主张“废弃”宗教，但他在１９２０年却写文赞美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
，认为对“麻木不仁”
的中国社会，
胡绳文集１３
“似乎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
（《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４１８、４２３页）。
五四时期的人们推崇生物进化论，把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用在社会历史上。在少数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前，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等，就是适用于社会历史的科学规律。
他们靠进化论的观点否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肯定人类社会历史也是在“进化”中的，国家制度、德道观念、文学都是适应于社会环境的需要而变化的。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敢于把本来被认为“天经地义”
、“自古如斯”的纲常名教及其他封建主义的思想，说成必须抛弃的废物；也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表示了对社会前途的信心。
康有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六年来的事实，认为共和还不如帝制好。在反驳康有为这种说法时陈独秀说：康氏须知，善恶治乱，皆比较之词。
今共和政治，虽未臻至善极治，较古之君主时代之黑暗政治，岂不远胜乎？且今世万事，皆日在进化之途，共和亦然。共和本无一定之限度，自废君以至极治之世，皆得谓之共和。
虽其间程度不同，而世界政制趋向此途，日渐进化，可断言也。因其未至，而指摘之，诅咒之，谓为不宜，必欲反乎君政，将共和永无生长发达之期，不亦悖乎？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９２页）
但是，这种进化观点并不真能提供对社会历史的科学的认识。如果国家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都是适应于社会环境的需要而变化，那么，社会环境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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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有过这样的说法：“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之程度乃愈高。”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５页）这就在实际上坠入了把人的思想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唯心史观。凭这种进化论的观念也显然不能解答中国的出路究竟如何的问题。陈独秀虽然理直气壮地驳斥了康有为的复辟论，但是怎样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他作不出明确的答复。
就在１９１９年４月，即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个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介绍“实验主义”的文章（《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胡适文存》卷二）。所谓实验主义就是实用主义，这是美国现代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胡适的文章强调说：“这种新哲学完全是现代科学发达的结果”。
他说，在１９世纪，科学的基本观念发生了“一番根本的大变迁”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迁，都同实验主义有绝大的关系”。
第一，是科学家对于科学律例的态度的变迁。从前崇拜科学的人，大概有一种迷信，以为科学的律例都是一定不变的天经地义。他们以为天地万物都有永久不变的“天理”
，这些天理发见之后，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但是这种“天经地义”的态度，近几十年来渐渐的更变了。
……他们渐渐的觉悟，知道现在所有的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
这里说到打破迷信，否定一成不变的天理，是很合乎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思潮的。但是，胡适却是趁机偷运进了对
胡绳文集３３
“科学律例”
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原来科学律例不是客观事实本质的反映，而只是“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
十九世纪还有第二种大变迁，也是和实验主义有极重要的关系的。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洋古代哲学因为主张物类不变，故也把真理看作一成不变。
……
到了达尔文方才敢大胆宣言物的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但种类变化，真理也变化。种类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宣统年间的忠君观念已不是雍正乾隆年间的忠君观念了；民国成立以来，这个观念竟完全丢了，用不着了。
这里提到忠君观念的变迁和废弃，又是适应五四时期的思潮的。但是，忠君观念是个伦理观念，它的变迁并不是真理在变化。胡适把伦理观念说成是真理，借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而把真理说成是人们用以“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
，并且把这种唯心主义的真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扯在一起。
胡适的文章接着表示反对“古代的哲学”
（实际上是指客观唯心主义）把某个虚构的观念看作宇宙的本体，看作绝对真理的说法，从而他宣称：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它。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因为这个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所以说他是可以证实的。
胡适用科学的旗号、进化论的旗号所宣扬的哲学，完全是一
４３３胡绳文集
种市侩主义的真理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那时崇拜实用主义哲学的不止胡适一个人。
在１９１９年１月创刊的《新潮》上，傅斯年把美国的实用主义译称实际主义。他说：“我以为实际主义是现在思想界中最精的产物，应当导引到中国来，更可用他的力量，纠正中国一切不着边际浑沌浮乱的思想。”
（《新潮》第三号）陈独秀主张尊重自然科学和实证哲学。
所谓实证哲学是指以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的孔德为代表的一种唯心主义经验论哲学，它和较晚出现的美国的实用主义是有渊源的。陈独秀甚至在以后多年间也仍不懂得实用主义思想的反动性。胡适在１９３１年的文章中写道：“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阵线。”
坚持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明确地说，陈独秀的“这种希望是错误的”
（《胡适论集近著》，６３０—６３１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般说来，在思想上缺乏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倡科学，提倡自然科学，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这使他们自发地倾向于唯物主义。
《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任鸿隽的《何为科学家》一文，文中说，科学要研究事实以“发明未知之理”
，“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文中批评“东方文化”说：“我们东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
这种观点可以作为自然科学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但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不足以抵抗伪装成科学的、精致的唯心主义。五四时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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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输入了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初年种种“新”的哲学思想。在《新青年》上就介绍了英国的弥尔、斯宾塞，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柏格森，美国的皮耳士、詹姆士、杜威，等等。
虽然人们往往是从这些哲学思想中寻找用以与封建的教条作斗争的武器，但是这些哲学的基本性质是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它们无例外地都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唯心主义。
五四时期的人在和反动思想作斗争时，有时发生“事理之是非己自难言”的感叹，有时自己陷入了主观主义和片面的观点，这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唯心主义的沾染以至支配的缘故。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１页）
人权说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化论是五四时期的人们所提倡的科学的主要内容，这两者前面都谈过了。这里还要说一下社会主义。
在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地表现出来。２０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已经对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反映，以各种不同的态度议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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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保皇党。由于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可免地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就愈是害怕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采取另一种态度，他们以为中国既然落后，就可以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实行某些措施，以预防将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把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说成就是社会主义。但是，在他的民生主义中所包含的“平均地权”
、“土地国有”的主张，如果真正实行，也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道路，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在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的杂志上刊载过介绍马克思的学说的文章，但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不过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派。同样的，他们认为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都是社会主义中的一派。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发出了些脱离实际的浮夸的喧嚣。辛亥革命中出现了个“中国社会党”
，它的创办人江亢虎本是个清朝的七品官，借社会主义的招牌来招摇欺世，但这个党的活动分子中有些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主义者。
这个党在１９１３年被袁世凯通令解散。总之，在五四运动前，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派别。
上述１９１５年陈独秀的文章讲社会主义时提到了马克思，但他和同时期的许多人一样是把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政策混为一谈的。他把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并提，而不知道这两者间的矛盾和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两者间的关系。
１９１４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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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进一步的怀疑。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尤其引起了他们的巨大的激动，开扩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人类的新的前途。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了李大钊为世界大战结束而写的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李大钊文选》，１０页）
并且说：“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Ｂｏｌｓｈｖｉｓｍ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李大钊文选》，１３页）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那时开始努力去寻求关于俄国革命真象的知识，力求了解马克思主义。
１９１９年５月，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个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几乎是个马克思主义专号。
其中有的文章虽然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却表示赞成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
，认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学说。显然这篇文章仍包含着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刚从急进的民主主义立场转变过来而难免带有的思想渣滓，例如文中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李大钊文选》，１９４页）。
１９２０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
毛泽东、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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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蔡和森和其他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２０年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陈独秀在１９２０年写的文章中，开始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观点。
《新青年》杂志继续出版到１９２６年，它在五四运动后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中国先进的思想界之所以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虽然起了进步作用，但实际生活也证明了在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思想所能起的进步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并没有也不能解答如何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进步的道路的问题。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两个月，已经觉得有必要不是去向旧势力，而是向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１９１９年７月，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里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说法，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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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每周评论》第３１号，《胡适文存》卷二，１５１页）
在五四运动以前，胡适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人一起，反对迷信封建教条。到了１９２２年，他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
（《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二，１０１页）。到了１９３０年，他在向“全国少年朋友”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胡适文选自序》中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胡适论集近著》，６４５页）。
在胡适看来，谁不相信他的实用主义而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迷信”
，就是“做奴隶”
，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１９２９年胡适讲了一阵“人权”
，但很快就偃旗息鼓。
瞿秋白为他作诗道：“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人权变成王权，实用主义也成了主要是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器。这样，胡适就彻底地背离了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积极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社会政治学说，从而使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提高到了新的阶段。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是有弱点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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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五四运动以后６０年来，中国经历了激烈而巨大的变化。
五四时期的人们要民主，要科学，他们企图用民主和科学为武器造成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人们开始知道，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是中国的出路。
６０年来中国人民的全部实践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我们是用民主和科学为武器来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民主和科学的敌人。
在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
的遗毒的时候，我们更加感到发扬民主和提倡科学的重要性。我们要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和个性解放，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在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将日益发展，民主也将随之日益发展。
在消灭阶级剥削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基础上，亿万人民的个性和聪明才智将日益得到充分的发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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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不是用进化论而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并用以指导国家的一切工作。社会主义制度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创造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所不能设想的有利条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科学精神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虽然如此，我们绝不低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
那时先进的人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打乱了封建旧文化的阵脚，使它受到了从未受到过的重大打击。他们要求破除对一切陈腐的老教条的迷信和盲从，冲破一切障碍中国进步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这种革命精神虽然受到他们的认识水平的限制，但毕竟是十分可贵的，并且是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激起了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这个解放运动本身还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但是不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人们不可能进一步接受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把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所能起的战斗作用发挥到了最充分的地步，也就暴露了它的弱点，使得要求进步的人们不能不寻求新的思想武器。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是在此以后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先驱，对后者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行斗争过的人们（不管他们后来变成了什么）所写的许多提倡民主，提倡科学，反对专制主义，反对迷信的文章中，至今我们还可以学到些东西。列宁说过：“在１８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
，但是，他们“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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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
，至今还能“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起作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４３卷，２５、２６页）。我们也应该这样来估价五四反封建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的著作。
１９７９年４月原载《哲学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６期，６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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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和反封建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向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进行了勇敢的冲击。
“五四”
先驱者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们是否做得过火呢？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但是，只是形式上有了总统和议会，国家的混乱、落后，政治和社会上的黑暗依然如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连“民国”的招牌也有被掀倒的危险。
“孔道会”
、“孔教会”
、“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在军阀统治者的支持下，提倡以“孔教”为“国教”
，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利用人们对民国成立以后的局势的失望情绪，要人们相信，中国得救，只能靠加强封建礼教的权威。这是为帝制复辟制造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封建势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形势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当时的反孔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孔子之道代表封建宗法时代的“道德、礼教、生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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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这些是和建设现代的新国家不相容的。所以陈独秀说：“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第二，两千年来，孔子被尊为圣人。人们只能以孔子（或者后世对孔子的“权威”解释）之是非为是非，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的罪人。打破这种偶像，使人们能够独立地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求，这也是它所主张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先驱者的确有些过火的言论。例如，有人把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东西都视同敝屣，有人把中医、中药视为占卦卜课一类的东西，有人甚至主张废止汉语汉文。毛泽东在赞扬“五四”反封建的业绩的同时，指出当时思想上有形式主义的错误，即认为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那些过火的言论是与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关的，后人应当引以为鉴。
我们也应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新青年》杂志即使在得到一些刊物的响应时，仍然只能说是孤军奋斗。为了冲开铺天盖地的黑暗罗网，这些先驱者不能不有最勇猛的决心。矫枉过正，曾经是近代一些思想先驱者认为可以采取的斗争策略。历史地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梁启超早在１９０２年向报刊言论界提出“敬告”说：“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
他的想法是，要用比实际主张更进两级的言论来警醒读者。所以他接着说：“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国民所实行者不在彼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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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焉。其究也不过令后之人笑我为无识，訾我为偏激而已。“
见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敬告我同业诸君》）
文化发展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申讨封建旧文化时，着重注意的是时代性。他们所向往的新国家、新社会、新文化，是以西方国家为范本的。他们主张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
，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并且输入“西洋式之新信仰、新思想”。所谓西洋式，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代名词。
因为他们把时代性的要求表现为西化，并且在反对封建传统的时候，有上述的片面性，他们的确较少注意文化的民族性问题。
但是，五四时期某些甚至可以加上民族虚无主义帽子的过火言论，当时并不起实际作用。例如中医、中药并不因此而被破坏。真正起的作用是打破了封建传统文化定于一尊的局面，这当然是伟大的功绩。
《新青年》的作者们大都是对“旧学”
有很深造诣的人，他们短兵相接或者大刀阔斧地向封建旧文化进攻，反戈一击，常常深中要害。他们不可能在这样仓促的激烈的斗争中（只有二三年）
，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细致的分析研究。
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当时的反对者认为，白话文一旦流行，中国古文化将全部沦丧。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五四”
以后，很明显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古代史到民俗学的研究，展示了新的面貌。研究领域大为扩展，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远非前人所能企及。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五四时期对旧文化的冲击和由此而引起的思想解放，是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发展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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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五四”斩断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进程，是不合乎事实的。
过火的反面是不彻底。如果认为“五四”反封建并不彻底，不完全没有理由。
五四时期的确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任务。中国封建主义有悠久的历史。
１９世纪后半期，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后，外国帝国主义在破坏中国的主权、掠夺中国的同时，维护和支持中国的封建、半封建的统治势力和社会制度。中国的反封建斗争处于更复杂的局势中。这个斗争不可能不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的长期的艰难的斗争。五四运动当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彻底完成这个斗争任务。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认为，政治上的民主革命已经由辛亥革命完成了。其所以不见功效，形势越来越糟，是由于还缺少一个文化革命。因此，只要在思想、文化、道德领域内，用民主主义摧毁封建主义，就能达到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的目的。
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
事实上，在新国家、新社会没有建立的时候，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取得了很多胜利，但新国家、新社会不可能因这些胜利而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仍应该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彻底的反封建斗争。中国近代反封建斗争并不始于“五四”。
“五四”时的人们所进行的思想斗争，远比戊戌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旗帜鲜明，丰富多采，理直气壮。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使用的武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因这点而指摘他们不彻底。他们使用他们所能使用的思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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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捍卫辛亥革命的果实，使青年和知识界（当然不是全部）
冲破封建主义的天罗地网，而得到巨大的思想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启迪了五四爱国运动。从青年学生发动，工人、商人和市民群众广泛参加的这次爱国运动，虽然以有限的胜利而结束，但它使新文化运动更广泛地展开，而且呈现了新的面貌。它成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入新的阶段的关键。各种西方思想的输入，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成长，教育与科学在艰难中得到新的活力，人们用新的眼光省察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莫不受赐于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组成中国共产党，开始展开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五四运动结出的重大果实。
从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开始的五四运动，终于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至少在开始时所不能料到的，而且还被后来有些人认为是一个错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在１９５９年口述的自传中说：“在１９１９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引自唐德刚编校译注的《胡适的自传》第九章）。
但是在１９４７年，胡适有过与此不同的说法。据记录，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思想文化运动变为政治的，变质了，这不能说是一个错误，而应认为是历史的趋势”
（见１９４７年的《学风》杂志上《胡适先生五四谈》）。
我大体上赞同胡适在１９４７年的说法。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封闭的、停滞的。但近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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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却是在剧烈的迅速的变动中，这是由于世界潮流的激荡，更是由于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危局。
《新青年》杂志开始时宣布自己不谈政治，但它在文化思想上的斗争其实是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陈独秀在１９１６年１１月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这时，他已经把救亡作为文化战线上斗争的目的。
客观事实迫使人们（至少是先进的人们）
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欲图根本之救亡”
，逃避不了，而且不能不从事直接的政治斗争。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发展为政治斗争，并不是受到“干扰”
，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四运动３０年后，新民主义革命在中国大地上胜利。
历史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谁也不能按照另外的逻辑来排演。
这里要讨论的是反封建的斗争是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
二
孙中山曾热烈地表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赞赏。他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因而结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党在１９２７年与共产党分裂，取得全国政权后，就其主要的领导层而言，是反对五四运动的。
正如胡适在１９４７年说：“五四这些年已不时髦，在国定教科书内已然没有了的”
（见同上）。国民党统治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国民党政权和北洋军阀统治政权一样，维护封建的土地制度，以地主豪绅为其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在文化教育上也仍然主张“尊孔读经”
，“恢复中国固有道德”
，即封建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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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伦理。不过这时要贯彻执行这种主张，比“五四”前难得多了。在国民党统治者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时，他们仍然拒绝任何民主建议，所提倡的还是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法西斯主义。所谓“力行哲学”
，是公然主张绝灭思考，提倡迷信和盲目服从。既然他们实行和宣扬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当然反对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继承五四时期反封建传统的，大体说来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另一类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甚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主义者。
说到后一种人，这里可以提到胡适。胡适并不承认“封建”
、“反封建”的概念，但他坚持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点，对于文化复古主义一贯采取批判的态度，不论文化复古主义是以赞扬“东方文明”或以“中国本位文化”的名义而出现。
３０年代，他还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他是采取类似上述梁启超的说法，故意提出“偏激”的口号。就这点说，他是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他不承认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虽然他赞成抗日）
；他又不如实考虑中国不能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条件，始终反对用革命方法来改变这种条件。因此，他终于在反共一点上和国民党沆瀣一气。但是，他的民主观点并不完全合乎国民党统治者的口味，所以他在１９２９年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谴责。在其晚年，也不过被国民党尊为反共的“圣人”而已。
这里提到胡适，并不是说，上述后一类人可以由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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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这类人中间，就对共产党的态度而言，有各种不同情况。有赞许共产党的奋斗精神而又抱疑虑态度的，有对共产党的主张表同情的，有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
他们中许多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从事民主运动，做唤起群众觉醒的工作，对那个时期的救亡运动、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有些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在中国，首先明确地提出反封建是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斗争任务之一的是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继承“五四”
反封建斗争的传统，并把这个斗争发展到了新的水平。
这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出来。
第一，共产党人把反封建斗争任务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任务紧紧结合起来。中国近代历史的特点使这两个斗争必须齐头并进。当然，在不同的时候，要按具体情况而以某一方面的斗争为主。抗日战争时期，是以反帝国主义斗争为主，但就是在这时期，也不放松反封建的斗争。如果救亡是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么救亡运动是和民主运动一直联结在一起，违反国民党统治者的意志而发展的。
第二，共产党抓住了反封建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土地革命问题。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所占有，广大农民没有或仅有极少土地，忍受地租和其他形式的封建剥削，靠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勉强维持生活。这种土地关系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二三千年，在近代中国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它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中国的进步，它是封建法西斯势力的社会基础。
中国农民最受封建压迫，又严重地为封建思想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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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反封建的要求，却缺乏有力的思想政治武器。辛亥革命至多只是与一部分农民有联系，但并没有能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领导他们。五四运动没有提到土地改革的问题，但它所反对的旧思想、旧伦理、旧道德是建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上的。只有共产党在反封建斗争中把千百万以至成亿的农民发动了起来，而且把农民群众提高到了他们的自发的斗争所不可能达到的水平。
第三，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是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主力军。
共产党人和许多党外进步人士合作，在人民中，首先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民主的思想、科学的思想、救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其效果远远超过了五四时期的启蒙工作。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所动员起来的知识青年，为数之多是五四运动所不可比的。他们中大多数人必须冲破封建主义的种种束缚，才能投身革命。
鲁迅在１９２３年的一次给大学生作的演讲中，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
的问题。
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千千万万的“娜拉”用参加人民革命运动的行动来答复这个问题。
第四，共产党对于爱国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力求在救亡和民主的斗争中和他们结成联盟。固然相互间是有争论的。
“革命还是改良”曾是一个争论的题目。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中挽救中国的命运，既然不能不经过一场根本改变政治社会制度的革命，也就不能不反对各种以为不需要这种革命，而只靠某些方面的改良就能救中国的主张，特别是以改良的名义维护旧制度的主张。那时，共产党人反对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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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指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这种主张行不通，救不了国。但对于抱着救国愿望办工业、办教育的人，对于暂时不能接受革命主张而热切企望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人，共产党是视为同盟者的。他们中的多数人或迟或早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有的甚至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以上几点，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反封建斗争直至胜利。
共产党生长在封建势力的包围中，它自身是否受到封建主义的坏影响呢？民主革命时，党领导的军队和掌握政权的局部地区，实行了中国军队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
党不断地向自己队伍内部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等倾向斗争，这些倾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烙印。
在党的生活中缺乏民主，这和战争环境、地下工作条件有关；但党的各级领导人往往有家长制作风，却是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的。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时，党内民主就更加缺乏，家长制和其他带有封建烙印的倾向也更加滋长。
３０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实质是否认中国革命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当前任务，于是把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可以成为同盟军的一切力量都视为敌人。这种错误曾使中国革命遭到很大损失。
“左”
倾错误又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本来是五四时期解放思想的结果。
人们经过各种不同思想的比较，并通过实践的检验，进行理性的思考，才相信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奉为经典，这就严重地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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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战斗力。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３０年代后期，用很大的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和在思想理论上全面纠正了“左”倾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党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是克服“左”倾错误后的重大成果。这个理论不仅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而且为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画出了蓝图。
毛泽东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概念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他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这是说，民主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而必须扩及绝大多数人。
在“五四”
的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外又加上民族的，这显然是为了纠正“五四”的偏颇。所谓民族的，就是有民族的形式、民族的特点，要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要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
毛泽东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又赞成发展个性。在后一点上，他说：“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
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
（《论联合政府》）。事实上，在为救亡和革命而共同斗争中，中国的青年和广大人民的个性的发扬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五四运动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没有（或者很少）
想到农民，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需要个性解放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证明，农民的聪明才智在从旧制度的压迫下释放出来时，能够发挥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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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不可能完全胜利，成为整个国民文化的。
因此，反封建斗争不能只限于文化领域内，而必须首先在政治、经济上取得胜利。
１９４９年全国大陆的解放，宣告反封建斗争在政治上的胜利。
１９５０年左右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宣告反封建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胜利。
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是在中国反封建斗争史上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事。当然，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成为自己耕种的土地的主人，但仍然是个体小生产者（这是在土地改革前人们所清楚地了解的）。
但是应该看到，在封建剥削下的个体生产和从这种剥削下解放出来的个体生产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后者取得了自由发展的广阔前景。
１９４９年革命的胜利，消灭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推翻了维护这个基础的统治势力（并且同时结束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是彻底完成了。
但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并不是，也不可能随之而立即消除。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用与在旧社会中革命不同的方法继续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这是下文要讲的。
总之，“五四”以后的３０年间，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断向前发展。在文化领域内发动对封建主义进攻，必然地发展到政治斗争和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政治斗争和革命并不是打断了“五四”的先驱者们进行的斗争，而是使这一斗争深入进行并取得在根本意义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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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顾五四运动以后，７０年来，中国人民进行了许多斗争，其目的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堂堂正正地立于世界万国之林，这是一贯的。
这７０年中，前３０年的斗争，概括起来，可以说是“破字当头”。封建主义、半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是破的主要对象之一。这种破的工作在“五四”前二三十年已经开始了。辛亥革命曾使人以为从破中已经立起了新的国家，其实并不是。于是从“五四”起重新开始了破的工作。
从“五四”破封建文化开始，发展到“五四”后的破旧政治，破旧经济（与破封建同时，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统治）
，破的工作做了３０年。在这３０年间，破中不是没有所立，而且有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立。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全民范围内立，却只能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人民政权建立以后。
“先破后立”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合理的，“破中有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以为只要做了破的工作，就自然而然能立；如果立的工作遇到困难，就以为一定是由于破得还不够；如果在应该以立为主的时候，还是破字当头，那都是错误的。
１９４９年以后，虽然继续有反封建的任务，但是历史条件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必须采用不同于前３０年的方法。
这种不同，概括说来，就是再不能破字当头，而必须以立为主。
在封建、半封建的统治势力和经济制度崩溃瓦解以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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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新的生活中有了许多新的观念。但是，与新的生活不相适应的封建旧思想、旧事物，在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以至社会政治关系中不会自然地完全消除，有许多成为习惯势力而继续保持着。虽然这样，仍应该承认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完成了。因为消除残余的旧思想、旧观念，本来不是靠革命斗争所能完成的。可以用革命的风暴推翻旧的统治势力、旧的经济制度，但不可以用革命风暴来对待千百万人中的习惯势力。
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为建设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扫清了道路，只有随着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才能消除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
１９４９年建立的新中国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是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大量的个体经济及与之相联系着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是经济落后的表现。
不消除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这种细菌不但不能消灭，而且还会滋长。
对千百万个体小生产者，当然不能像推翻封建经济势力那样地摧毁他们。要消除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状况，只能靠长期的建设工作。
５０年代，实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但这里说的革命不是１９４９年前的革命那样的含义。
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来代替个体经济，这个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当时在这方面有做得过于粗糙的缺点，而稍后又为错误的倾向所支配，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效果。在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国家大力发展工业，这当然也是基本上正确的。
从１９４９年起的三年恢复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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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使中国初步改变了建国开始时的落后状态，当然还远不是已经摆脱了这种状态。
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１９５７年起开始陷入“左”倾错误。
虽然以后有若干年（１９６２—１９６）使错误有所约束，建设事业仍有很大进步，但总的说来，错误继续发展，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左”倾错误的发生、滋长，和封建残余影响是有关系的。
“文化大革命”
的大破坏为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畸形生长提供了最适合的温床。但是，如果把这２０年（１９５７—１９７６）
的错误的产生全部归因于封建主义的影响，那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２０年的“左”倾错误的产生，来自因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紧迫感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倾向；来自错误地搬用民主革命中的经验（一切依靠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
；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的教条化的理解；来自不了解社会主义应该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留下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遗产”
，并且持续地、过久地、一概抹煞地进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是重复了五四时期的形式主义思想方法的错误）
；来自对社会主义目标的乌托邦化（人民公社实际上取消商品经济，实行自给自足，这并不为已经摆脱封建束缚的农民群众所接受，而是旧时代农民的反封建传统和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概念糅合而成）
；来自在经济工作上（也影响国家其他工作）的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而这又是由于用国家的力量集中资金曾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虽然都可以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中找到根源，但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例如，不能把过分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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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集权看成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沿袭）。
因为经济文化落后，所以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只是处于它的初级阶段，对这点那时是不了解的，甚至有过那样的想法，似乎因为落后，社会主义反而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
“文化大革命”能“左”倾的错误发展到顶点，也充分暴露了“左”倾错误的恶果。社会主义走向反面。好像是为了达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最“纯洁”的状况，实际上造成了大混乱。个人崇拜、个人神化（这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遗留下来的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甚至表现为宗教的形式。以为由“天下大乱”
（也就是破字当头）可以达到“天下大治”
，实际上是大乱不已，去大治越来越远。
“文革”前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新经济、新政治固然还不完善，还须改进，但是用“大民主”
的风暴来冲击，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遭到严重破坏，结果反而使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大泛滥，使林彪、“四人帮”获得肆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机会。
这２０年的错误既然不能使中国从经济文化的落后中摆脱出来，封建主义残余也就不是减弱，反而增强。这是事实。
为了克服“左”倾错误，避免重犯，必须认真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如果把一切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作祟，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反对封建主义，就能避免错误，使中国社会走向进步，这不但过于简单，而且实际上会导致重犯破字当头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教训之一恰恰是，在应该主要是从事建设任务的时候，却以为破是一切，只要破了就会有一切，其实是造成丧失一切的危险。
把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扫荡干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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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用破字当头来对待也是错误的。这是另一问题，这里只能附带提一下。
“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痛定思痛，感到封建的遗毒仍然如此严重，不可小觑，它甚至侵入党的肌体，败坏党的面貌。因此有人甚至以为，封建主义不是历史的遗毒，而仍是现实的统治势力，必须重新开始反封建的斗争。但这种看法不是对于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得出的正确判断。
应该如实地把封建主义看成历史留下的遗毒。
这样看，并不是看低了封建主义的危害性，而是说明在什么具体条件下用什么方法来克服它。
“文化大革命”
中的封建法西斯一时猖狂，是利用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的错误。这种错误和长期历史遗留的影响有关，和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又有复杂的主观原因。由于犯错误，社会主义建设进展得很慢，没有能用社会化大生产来代替广泛存在着的落后的小生产；没有充分地健全地发扬民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因此小生产习惯势力、官僚主义习惯势力、人治主义、等级制度的落后观念等等仍然纠缠着我们。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可以一举而粉碎，因为它没有社会基础。但是，渗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封建性的习惯势力，不可能用一个运动，在一个早晨扫除掉。当然也不能靠反封建来保证我们不再犯错误。
因此，只有充分地接受过去的犯错误的教训，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正途，在各方面健康地向前发展，至少不再犯大错误，这才能使旧时代坏传统的影响以及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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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抵触的习惯势力逐步削弱，以至消除。——这就是以立为主，立中有破。
从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就是这样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如实地承认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总路线的基本精神。
这是一条以立为主的路线。改革固然是要破除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上层建筑和思想，但改革不是简单的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个早晨破坏旧体制呢？因为那样做并不能保证新体制的建立，而只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我们只能在新旧经济体制并存的过渡局面下，逐步建立和健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最终克服旧体制。
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教育救国论、工业救国论在革命时代是不可取的，但现在却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前述梁启超那种以偏激的言论来鼓动群众的宣传策略，在他那个时代可以理解，但现在绝不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言论界所采纳。
在立中是有破的。拿这里所说的反封建的问题来说，我们确是有破除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以至经济生活上的影响的任务。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教育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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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这才能从根本上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破要以立为基础。
改革和建设并不是轻易的事情。在前进中会遇到许多实际的困难，也会遇到各种错误思想的扰乱。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立为基础来克服各种困难，克服各种错误，不能重犯破字当头那种根本性的错误。当然，依法制裁各种非法的行为是必要的，这正是加强法制的要求。在从高度集中的主要靠行政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正在发展中而尚未完善、健全的情况下，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上出现各种新的矛盾。在许多矛盾中，可以看到封建残余的阴影。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些矛盾。正因此，就更须注意，不要因为急躁情绪而动摇了以立为基础的基本方针。
所以结论是：“五四”以后７０年，在整个社会政治形势上，也在反封建斗争的形势上，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截然不同。
在后４０年，已不再存在居于现实的统治地位的封建势力。
现在（以至在现代化事业完成以前的时期间）我们还必须面临某些反封建的任务，这说明中国封建主义长期历史留下的影响异常深厚，这种影响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以前是还会存在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但已经有了“五四”
后３０年反封建斗争的成就，而且又在近４０年的历史条件下积累和消化了许多新的经验。我们是站在远远超越“五四”的高地上，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去最后完成反封建的任务。
７０年的历史的确不是在原地空转了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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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后，还要说以下几点，作为前文的补充说明。
１。
在考察历史时不能简单地类推，不能把一种历史条件下的是非，类推到另一历史条件下。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后３０年，破字当头是做得对的，不能因此认为近４０年也应该破字当头。我们肯定“五四”反封建斗争的伟大历史功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否定它；同样也不能在今天照搬“五四”的做法。历史当然不能切断。可以说，我们今天是继承“五四”的事业，但我们如果不能超越“五四”
，也继承不了“五四”。
２。
“五四”
时的人们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反封建传统。
他们的确反了应该反的东西，但也反了不应该反的东西。他们没有对传统作细致的分析，并且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这实际上违反了他们所提倡的科学精神。我们现在要继续否定那些与现代化相抵触的传统习惯势力；但是并不笼统地反传统，而要对传统采取科学的态度。不但不能重复那种在封建传统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难免出现的过火的破，而且必须重视吸取民族传统中的一切优秀的遗产。
有些遗产经过扬弃和改造，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奋发自强的精神，都不能轻易抛弃。
新的文化必须摆脱坏的老传统，但又不能与传统完全隔断，这是在破字当头的斗争时很难考虑到的，而现在必须这样考虑。
３。
“五四”讲民主和科学，固然可以说是立。但其实当
胡绳文集３６３
时人讲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主要还是立足于破。民主和科学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民主事业（政治和经济的民主）
、科学事业（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研究的发展）
；另一层意思是民主与科学精神，包含反迷信、反神权、反专制、反盲从、反武断等等含义。
近４０年来，社会主义民主事业和科学事业虽然经历曲折，但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十年来，社会主义摆脱了空想的成分，马克思主义科学在与实践结合中向前发展。
当然，我们在继续促进民主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同时，还要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破除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中。
对于习惯势力，不能靠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而要通过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经济、新政治，通过教育来解决。
４。
“五四”以来，为什么经过７０年还没有实现现代化？
在阻碍现代化的势力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破是必要的，但那不等于立。
在应该以立为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全力去立，甚至还以破为主。
这就造成现代化事业的进步迟缓，甚至停滞。
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是个艰难的事业。过去的经验使我们懂得没有什么捷径，没有什么“一抓就灵”
的巧法。
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５。
“五四”是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中起了并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８０％的人口是农民，对这个事实无论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能忘掉。
当然，农民中也在不断产生知识分子。农民群众中的大多数在近十年来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脱离自然经济、半自然
４６３胡绳文集
经济，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农民不参加现代化事业，如果民主和科学之风不能吹到广大农村中去，是说不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科学化的。
６。
“五四”时的人提出改造“国民性”
，改造“国民性质和行为”的问题。他们主要是由于抨击封建礼教熏染下的奴性心态而提出这个问题的。
如果以为经过７０年，“国民性”
仍然与“五四”时期一样，这不合乎事实。但是，我们的确还面临着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的任务。在战胜贫穷的同时，必须战胜愚昧。封建统治的坏影响和因循守旧、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的旧习气等等，既是和贫穷相联系，又是和愚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物质文明的建设，也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我们不可能有成现代化事业。
也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才能不断地提高。
为１９８９年５月５日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原载《求是》１９８９年第９期，５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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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历史概观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为清末之同盟会，而同盟会又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之成员组成。故以兴中会创立为中国国民党之诞辰是适当的。笔者谨于此祝贺中国国民党成立９０周年，并对中国国民党之历史试作一观察，当然是极为概略的观察。
一
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国，是兴中会至同盟会之一贯主张。孙中山及其同志十余年间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卒能实现其主张。
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发动乙未（１８９５年）
、庚子（１９０年）二役，所依靠者惟会党力量。甲辰（１９０４年）
，孙中山于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云：“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
（见《民报》第一号）。中流社会渐次卷入革命潮流，始于庚子以后，盛于癸卯、甲辰（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之际。
同盟会于乙巳（１９０５年）成立，适应时势潮流，团结了知识界中的革命分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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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年后，列名参加者一万余人，其与国内中流社会以上之联系，遂大大超过兴中会时期。
同盟会成立以前，梁启超尝执舆论界之牛耳。彼虽一度表示赞成革命，但其根本政治思想终不能逸出师门范围，主张不必推翻清朝而实行君主立宪或所谓开明专制。梁以其富于感情之笔锋，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颂赞西方近代民族运动与革命运动中之历史人物，鼓吹种种与封建传统相违背的人生态度与道德观念，其立论所起影响至深且巨。
许多青年经过梁启超之启蒙而趋向于革命，则为梁氏始料所未及。在同盟会之《民报》上执笔为文抨击梁氏之政治主张的诸撰稿人，以学问文章言，大都逊于梁氏，然终能使革命思想取代康梁之思想，而成为当时先进知识界中之主导思想。
同盟会及与同盟会有关之志士发动了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尤以孙中山及其同志用很大力量，几乎带有孤注一掷之心情而发动黄花岗之役，亦告失败，使革命党人颇感沮丧。
但实际上，每次失败都推进了革命风潮，使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同盟会就其总体而言，实为一个很松散的组织，且成立后不久，内部又发生分裂倾向。同盟会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严密的统一的组织来领导革命的。但同盟会以其革命的思想与纲领，以其成员之勇敢的自我牺牲的先锋行动，在整个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孙中山说同盟会为“中国革命之中枢”
（民国十二年中山著《中国革命史》）
，这是不能否认的。
有人不承认同盟会为辛亥革命之领导者。其根据为，武昌起义并非同盟会之预定计划，孙中山也有“武昌之成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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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意外“之言（《心理建设》第八章）
；在武昌起义的准备中起主要作用的文学社为同盟会以外之一组织，而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又多有立宪派士绅参与，且起作用甚大。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吾人认为，断不能因此而否认同盟会之领导。
与文学社有关系之老人鉴于国民党官书上文学社之名竟湮没无闻，颇表愤慨（例如１９５２年出版章裕昆撰《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一书李六如所作序言）
，此情亦可以理解。武昌起义之准备工作，有同盟会会员组成之共进会参与，但主其事者实为文学社，而起义之发动，同盟会总部初未之闻。事实如此，不容否认。惟文学社及其前身以其他名义出现之组织多年坚持革命工作，均系受同盟会影响，故文学社社员于起义之后悉加入同盟会。武昌一举，天地翻覆。立宪派士绅纷纷附和革命，固然加速了清帝制之崩溃，但辛亥革命所遵循者实为同盟会之纲领，而各省推动革命之主力泰半亦为同盟会党人。同盟会领袖孙中山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自非偶然。同盟会所持之思想与纲领，实为当时唯一最先进的思想与纲领。辛亥革命之胜利，为中国人民之胜利，亦同盟会之胜利。这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或又云：辛亥革命虽然得到推翻帝制之结果，但民国徒有其名，成为北洋军阀卖国的黑暗统治的幌子，则辛亥革命谈不到胜利。康有为于辛亥革命后办《不忍》杂志，连篇累牍所申述者无非革命以后不如革命以前，共和不如帝制，从而加革命与共和以一切罪名。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看法。孙中山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
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的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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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断之手段也。“
辛亥以前之报刊，每以危崖转巨石喻时局。保守者惟恐其转动，深惧其一动而不可止。从革命者的观点看，古老中国这一巨石，不经过长过程的转动，是达不到应有的结果的。辛亥革命既已使巨石剧烈转动，虽一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但前进之势无力可以阻挡。从历史的观点看，须确认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成就。
二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经历了一段坎坷颠踬的年代。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
，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意在取得议会多数，建立袁世凯统治下之责任内阁。国民党之称盖始于此时。惟这次扩大改组与兴中会之发展为同盟会大不相同。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
，孙中山云：“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以来即伏阴毒。分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将吾党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负责任。
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
（中华革命党《第四号通知》）。
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
，陈其美致黄兴书痛切陈述改组后“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云云（陈其美此信在孙中山《心理建设》第六章中列为附录）。
反袁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此时，北京议会中之国民党人宣称赣宁之役系孙、黄个人行动，“与本党无涉”。黄兴以及在国外组成欧事研究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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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又与孙中山政见不合。国民党陷于瓦解。孙中山乃发奋重建中华革命党。新建之党虽以继续革命，坚决反袁为宗旨，但其组织方法和纲领均不足以团结一切革命分子，联系人民群众。因而在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反袁战争（所谓护国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中华革命党，而是原来依附于袁世凯的进步党人。袁世凯既死，以梁启超为首之进步党人结束护国之役，转而依附段祺瑞。中华革命党无法继续存在，遂恢复国民党之名称，继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
，孙中山始在广东依托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之实力，进行护法运动。陆、唐初不过利用护法运动，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孙中山不能与他们合作下去，愤然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离开广东。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又以陈炯明之力重回广东。陈为国民党人，且曾标榜社会主义，但他所走的仍是地方军阀老路。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
，陈叛乱，护法运动不得不宣告失败。
陈独秀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评论进步党与国民党云：“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唯愚评论进步党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玷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成功。”
（《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其言良是。孙中山及其同志虽亦思利用军阀的力量，但宁失败而终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这自然是他们的荣誉。
护法运动之无成效，固由于北洋军阀得帝国主义支持，穷兵黩武，其势甚强，然运动本身有其弱点亦不可讳言。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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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约法屡遭北洋军阀任意废弃，已黯然无光；民元国会之成员泰半为官僚政客，其存其没，殆为世人所不重视。革命党人致力于恢复民元约法，重开民元国会之护法运动，远不足以一新国人之耳目。护法运动既无广大群众之支持，遂不得不借助于地方军阀实力，而军阀又终不可恃。以是，革命党人陷于无以自拔之困境。
于此尤可注意的是，自中华革命党取消之后，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几年间，几乎可说是在若有若无，若存若亡之际。邹鲁云：“洪宪告终，袁世凯死，曾通令海内外各支分部、交通部，一律恢复国民党名义”（邹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卷一，３９０页）。但此时，既无国民党之章程、纲领，亦未见矫正民元国民党流毒之任何作为。
邹鲁又云：“民国八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同上，２８７页）。
盖以此时才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三十二条。
次年十一月，又颁布“本党总章”
，继又修改规约为三十条。在总章与规约中属于政治纲领性质的规定极为简单，组织方面的规定则较繁。邹鲁云：“时北方为徐世昌所盘踞，南方亦为陆荣廷所占有。故党务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者唯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
（同上，２９１页）。
其时，国民党在上海设一总部，民十年（１９２１年）孙中山重到广州后，成立一广州特设办事处。规约中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意为全国代表大会）
，但此种大会在民十三年（１９２４年）
前从未举行。直至民十二年（１９２３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始发表一宣言。
当时国内党员为数不少。
邹鲁云：“但组织缺乏，不特党员之行为言论纯任自由，甚至一经入党，住居何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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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何业，亦莫之悉。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肖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全，因而训练不能周到，故有党员不明党义，遑言政策“
（同上，３１５页）。
此时，国民党的思想落后于形势，亦不容讳言。孙中山于民九年（１９２０年）一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书，颇重视五四运动后革命思想之潮流，其言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国民党至少是未起带头作用。
民八年（１９１９年）
孙中山先后令戴季陶、沈玄庐等办《星期评论》，又令戴及胡汉民等办《建设》杂志。
此二刊物虽起相当影响，但其立论往往左支右绌，殊少建树，均于发刊一年后自行停止。
由于国民党曾为辛亥革命之中枢，又由于孙中山及其同志不与军阀势力妥协，坚持斗争，国民党仍不失为中国政治中之重要进步力量。然至民十一年（１９２２年）顷，国民党匪特步履维艰，亦且进退失据。为重新开辟前进途径，势不能不改弦更张。
就在此时，孙中山先后与共产国际代表、苏俄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渐次确定接受苏俄授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国民党改组的方针，并排除一切阻难，坚毅不拔，实行这些方针。
今日国民党人对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在孙中山主持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或有不同的见解。但经此次改组，才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顺应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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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要，发布一自有国民党以来最完备之宣言，且予三民主义以新的解释，由此而为国民党注入新的活力，由此才彻底结束辛亥以后十年间日益陷于困境之局面。
历史事实如此，殆难否认。
孙中山不幸于北上之际逝世。
在孙中山逝世前后，两广统一，黄埔军校成立，工农运动兴起，国民党组织普及于全国各地，以至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此数年间，国民党面貌一新，生机勃勃，与前此之十年迥然不同，兼均十二年至十三年（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孙中山领导下改组之结果也。
三
论者有谓，自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至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
，为国民党之黄金时代。就国民党史而言，这样说不为无故。从兴中会成立算起，历三十余年，国民党始取得全国政权，取得政权后之十年宁不可贵？
但历史学者不能不据实而言，此“黄金十年”实为无穷阴影所覆盖。
以言统一，此十年间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且导致大规模内战。
以言经济，很难说这十年有多大成绩。
于兹不能详论，惟据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中国银行学会编印之《民国经济史》（论文集，朱斯煌主编）
，略述数事。
此论文集中，有洪文里作文论述“我国工业制品之自给率”。
其言曰：“过去轻工业虽较发达，而重工业绝少进步，未能平均发展”。
其文引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之中国》中关于我国工业制品自给率之统计
胡绳文集３７３
数字，除丝织品、植物油、火柴、烟草、小麦粉、灰泥土制品及陶制品等外，其他工业制品均不能自给。不足以自给之工业品，举数例如下：棉纺织品７９（即自给率为百分之七十九，下同）
，砂糖４０。
４，玻璃制品５３，纸类３８，毛及毛织品２７。
６，染料７。
４，石油汽油０。
２，铁钢５，机械２３。
５，车辆１６。
５。由此可见，所谓较发达之轻工业，诸多重要产品亦不能自给也。
骆清华之文述历年轻工业之动态云，华商纱锭在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有二百二十二万一千锭，而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为二百五十五万三千锭，比十一年仅增百分之十五。外商在华纱锭在二十五年已增至二百三十五万六千锭，其中日商占二百十三万五千锭。至于织布机方面，骆氏云：“其命运与棉纱业几相依为命”。
十四年（１９２５年）
全国织机二万七千三百七十六台，其中华商者二万零一百七十一台（百分之七十三点七）
，日商者七千二百零五台（百分之二十六点三）。
抗战前夕，据估计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时，织机总数增至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九台，而华商所占比例竟大为降低，仅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九，计二万五千五百零三台，日商所占比例剧增达百分之五十一点二，计二万八千九百十五台，另有英商四千零二十一台，占百分之六点九云。
以上转述材料远不足以表明当时民族工商业之凋敝。至于农村之破产，灾荒之频仍，民有饥色，路有饿殍，流离失所，辗转沟壑者数以百万计，游民乞丐充斥城镇，虽中产阶层亦有民不聊生之叹。凡此种种，莫非实况。对外，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沈阳北大营枪声一响，瞬间东北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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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华北告急，将帅束手，阁臣仰屋，益使十年中之后五年黯然失色。
笔者以为，国民党于全国执政后之黄金时代，似非其最初十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之十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从不抵抗转而主张“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全国抗战由此而兴，民族危亡局面由此而得转机，国民党之威望亦由此而大增。谓为黄金时代之开始，岂不更为恰当？回顾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确有与民更新之气象。民主稍见开放，群众运动稍得开展，国民党与共产党由内战对立转而为团结抗日，国民党内部之团结一致殆亦前所未有（汪精卫一派投敌可置不论）。
团结抗日之格局既定，虽历尽波折，而百转千回，终能维持到底。在国民党当政期间，中华民族取得百余年来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之完全胜利，帝国主义加于中华民族之一切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湔雪，数代志士仁人所企望之民族独立亦从此得以实现。
所惜者，国民党未能善用此黄金时代。
在抗日战争期间，未能充分实现民主政治，未能诚意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而于孙中山之民生主义殆全未措意。于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威望臻于顶点。而国民党之所作所为令广大原沦陷区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觖望至深。在这些问题上，各种看法容有不同。但后果如何，史册昭然，不待烦言。然而述国民党史者终必须承认，国民党于蒋介石领导下毅然放弃一向坚持之反共内战之政策，执行团结抗日之方针，并保持此方针直至抗战胜利，实为国民党对民族之一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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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对国民党历史之粗略回顾，吾人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夫政党与个人相类，年愈长则经验愈丰富，但亦易为旧传统、旧习惯所束缚。欲免此弊，端宜善用其经验。按之国民党历史，虽在历史进程中常显露其保守之弱点，然而在某些关键时刻每能与时俱进，不守故常。国民党之所以有生命力，之所以能有九十年之历史，其在斯乎？兴中会以会党为主力，而在知识界倾向革命之际，迅即发展而为同盟会，此举对其能成为辛亥革命之中枢，实起了决定作用。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４年）
，中国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联共（当时孙中山称为容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无此一举，不可能结束辛亥后十年余之困顿，而下开北伐战争之局面。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此则又一重大举动也。
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中，这三个重大举动亦可谓之三个转变，既改弦更张，而又使固有之正确主张得以发扬光大。此三者中，自以后二者更不易，则以其时积习已深，包袱已重之故。而当时国民党之先进者及其领袖仍能高瞻远瞩，毅然为之。笔者深信，没有理由认为今日之国民党不能因时顺势作出一新的果断决策，实行一次新的转变。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５日本文是准备提供给原定于这年１２月在美国举行的有台湾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这个讨论会后来没有举行。
此稿未在任何报刊上发表。
６７３胡绳文集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１９３１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由此发生一系列的事件，直到引发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这次战争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结合，其结果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中国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九一八事变距今已经６０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距今也近半个世纪了。这６０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成为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日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正在为不再重复对两国都不幸的历史，为不断加强世世代代都能友好的关系而努力。当然，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把九一八事变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当做历史来考察，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教训。我现在只想讲一下怎样认识中国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怎样认识中国是个大问题，我只是简单地说一些看法。九一八事变时及其以后十几年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显然是完全错误的。的确，要真正认识中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企图侵略、压迫中国而抱有成见、偏见的外国人，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即使中国人自己也有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因此，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一
胡绳文集７７３
看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我想有很重要的意义。
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奴役全中国为目的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的时候，他们对中国广大人民中间的民族凝聚力是没有估计到的。中国当时的确在经济上十分落后，没有统一的现代化经济；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中国人甚至被讥笑为“一盘散沙”
，因为他们还没有组织起来。
日本侵略者在侵略过程中曾经收罗到许多汉奸，并且利用这些汉奸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中建立了若干傀儡政权。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超乎这些事实之上的，对中国的民族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广大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阶层中间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种民族凝聚力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下发扬起来，形成坚强的组织，就能够成为无穷无尽的巨大力量。中国人民中间的这种民族凝聚力之所以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坚实的基础的。这种民族凝聚力产生于中国的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更是产生于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蒙受的民族苦难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日本侵略者看不到中国人民中间的民族凝聚力。他们没有料到，由于这种民族凝聚力的发挥而产生出来的许多新的现象，没有料到相互你死我活地斗争多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会携手合作共同抗日，没有料到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除去公开去当汉奸的以外）都同心协力地共赴国难。他们更没有料到，团结起来的中国广大人民成为侵略者所摧毁不了的铜墙铁壁，成为侵略者只能淹死在其中的海洋。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的中国。中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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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了人民的政权，有了国家的真正统一，有了相当可观的综合国力。中国人民正在继续发扬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总结近代一百多年来民族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历史经验，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香港、澳门将于六年和八年后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回归祖国。台湾海峡两岸的人为造成的分裂也必将消除，实现祖国的大统一。但是，世界上还是有人不能认识中国人民的强大的凝聚力。在１１亿人口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间出现一些、甚至一批民族的叛徒，这是不奇怪的。这种民族的叛徒卖身投靠于帝国主义，企图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愿来搞乱中国，分裂中国，用抗日战争期间的语言来说，他们就是汉奸。
３０年代、４０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以为通过汉奸就能认识中国，结果大错而特错。
既然在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及其以前，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分裂中国，对中国分而治之，这一切梦想都没有达到，现在要想这样做就更加是梦想了。
中国人民有独立自主为掌握自己国家命运而斗争的传统，这是有许多历史事实证明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先后有几个统治中国的政权，是基本上依附于帝国主义而生存，看帝国主义的脸色办事，向帝国主义乞讨残羹剩饭来过活的，更不用说３０年代、４０年代日本侵略者所炮制的傀儡政权。
它们都不能被人民所认可，都只能被人民所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有雄厚的人民基础，有一点重要原因，就是它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听从任何外国的指挥棒。
３０年代、４０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时，有一个口号，叫做
胡绳文集９７３
“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它想使中国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不能不依附于日本，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以为新中国最后也只能向西方帝国主义乞讨。它们用封锁、禁运以至武力威胁来企图达到扼杀新生的共和国的目的，结果也完全失败了。
６０年代的苏联，曾经在中国头上挥动大国指挥棒，企图使中国按照苏联的模式运行，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为此，中国和苏联在将近三十年间关系破裂，甚至形成对抗局面。
８０年代末恢复正常化的中苏关系，改变了这种对抗的关系，但不是恢复同盟的关系。中国人民不是听人指挥的，不是任人支配的，不是仰人鼻息、随风摇摆的。
中国现在正在走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这种“制裁”
现在已经不得不逐渐放松，因为任何“制裁”都没有能动摇中国人民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东欧、苏联的风波也不能撼动中国，因为中国从来不是什么“卫星国”
，从来都坚定地、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遇到的压力愈大，凝聚力就愈强，独立自主的决心也更强，反抗也愈激烈。在观察中国的事情的时候，我以为这一点是不能够忽视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４２年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有一句老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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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外来的压力更加促使人们振奋精神，努力奋斗。当然，中国现在没有什么敌国。中国不把任何国家看作自己的敌国。中国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外交、经贸、文化关系。中国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但是，中国人不会不看到，世界上还有敌视中国的势力，中国还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压力。这些压力的目的是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任何压力都不可能达到目的，而只能引起相反的效果。
３０年代、４０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空前广泛的民族觉醒，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空前广泛的团结斗争。
今后，任何对中国的压力，也只会使中国人民用更大的努力来维护得来不易的国家独立，更加团结一致地、独立自主地走唯一能使中国达到富强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
１９１年９月１７日在沈阳举行的九一八事变６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１年第２期，１２月１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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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５０周年。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中日关系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
在七七事变前６年，１９３１年盘踞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国民党政府采取所谓“逆来顺受”
的不抵抗政策。
日本侵略军只用了约一百天就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实行其早已确定的先占“满蒙”
（即中国东北和内蒙古）
，然后入侵华北，直至占领整个中国的侵略计划的第一大步。
１９３３年１月到３月，由于国民党军不战而退，日军轻易地攻占山海关和以承德为省会的热河省。接着它的进攻目标就转向华北。国民党政府步步屈服，在１９３５年按照日本的要求，实际上承认河北、察哈尔二省的“特殊化”。但日本侵略者不但对华北有野心，还企图囊括绥远、陕西、山东，而且认为吞并整个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
当时日本在北平、天津及其附近和冀东各地都驻有重兵，设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于１９３６年５月提升级别并增加兵力。国民党政府以为，在承认现状的前提下，它派驻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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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的第二十九军可以同日军相安无事。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深夜，日本军队在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向第二十九军驻军发动攻击。吉星文团奋起反击。日本政府立即向华北增兵，扩大战事。这样，七七事变就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的一个标志。
七七事变也成为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全民抗战没有能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时开始，也没有能在日本侵入华北时开始，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一贯对侵略者妥协让步的缘故。全民抗战之所以能在七七事变后爆发，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第一，面临亡国的危机，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势。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和其他各地学生群众首先起来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他们的要求虽被拒绝，但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
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许多地方，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发生局部的抗战。在东北，有些国民党将领和民间力量，组织义勇军，抗击侵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更是在敌人统治下长期作战。
１９３２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３个月，使侵略军不能完全得逞。
１９３３年３月，在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各口的部分国民党守军自动抗敌。
１９３年５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奋起与侵入察省的日军作战。
１９３６年傅作义率部反击日军对绥远的侵略。这些局部的抗战都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人民群众中的爱国情绪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下，如同急待迸发的火山。
１９３５年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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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生运动就成了火山口。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猛烈兴起，这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的爱国力量，也响应人民的要求而活跃起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一部分国民党力量在福建一度组成人民革命政府就是一个表现。尤其是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全国群众的救亡运动的积极响应，对局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提出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自从１９２７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一贯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革命纲领，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土地改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把持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年发生内战，并且用主要力量进行反共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把这种情形看作侵略中国的可乘之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全局出发，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团结抗日。早在１９３３年１月，共产党已发表宣言，准备为实现这个主张和全国任何军队合作。
在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５年的长征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党内“左”倾错误后，更系统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１９３６年８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如同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第一次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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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这个建议虽然没有立即被国民党最高当局接受，但是在国民党内外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共产党的主张集中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为人民所拥护。共产党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西安事变前，共产党已派出代表和国民党当局商谈。
在西安事变后，七七事变前，国共两党中央正式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合作谈判。同时，共产党积极参与和领导各界人民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共商救国大计，实行具体合作。中国共产党的创议和努力，对于七七事变后迅速形成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全民团结抗日战争，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七七事变前夕，国民党领导层除了一小部分彻底的亲日分子外，已经觉得不能照旧执行几年来的妥协退让政策；七七事变后，终于实行了一个政策上的转变。他们之所以执行那种误国政策，是从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着眼的。他们原以为，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他们更为日本政府的“合作反共”
之说所打动，以为日本侵略者仍将承认国民党统治政权，并将帮助它消灭共产党。但是事实表明，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并吞整个中国，不仅企图消灭在民族斗争中最坚决的共产党，而且也要用亲日的傀儡政权来代替原来的国民党政权。就国内形势说，国民党当局如果仍继续执行原来的误国政策，势必为全国人民所不容，而且势必造成国民党内部更加剧烈的分裂。因此，七七事变既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也使国民党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最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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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在这样的关头，毅然改弦更张，决定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３００万军队。国民党当局的政策转变对于抗日战争的兴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无疑的。
由于上述三个原因的综合，七七事变成为全国全民团结抗日战争的开始。
抗日战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坚持了８年，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为了摆脱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贫穷落后的命运，几代中国人已经进行过多次的斗争，但总是不能成功。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和以往一切反侵略斗争和革命斗争不同的结果，就因为这时中国人民中已经生长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最先进的而且具有相当成熟的经验的社会力量。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奋斗了１６年。
它在幼年时期还没有经验，多次为“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所支配，因而经历过多次失败。
总结这１６年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成长为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力量。
有了这样的领导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就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威力。
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创议和促成的。抗战开始时，共产党反对认为抗战必败的亡国论，也反对盲目的速胜论，正确地指出，抗日战争必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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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进行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纲领。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共产党的军队和它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忠实地执行了这个纲领。共产党一贯以实际行动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从而保证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坚持到底。
在抗日战争中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一个是敌后战场。负责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第一年一般说来是积极作战的。当时，在强大敌人攻势前作战略性的后退是不可免的。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沦陷后，直到１９４４年初，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这主要是因为在它的背后出现了它从未预计到的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部队，从抗战一开始就深入敌人后方，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这就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军不得不用大部分力量投入这个战场。
到１９４３年，侵华日军的６４％和伪军的９５％，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所担负的不过是日军的３６％和伪军的５％。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万人，到１９４５年初发展到９１万人，还有农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２２０万人以上。这是在敌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和敌人几乎每天不断的战斗中发展起来的。据发动总攻前不久１９４４年９月的统计，在７年间，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９２００多次。
这时，敌后的解放区拥有居民９２００万人，占沦陷区总人口２０７８０万的４４％；收复国土８３７００多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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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占沦陷区总面积１２６３００多平方公里的６６％。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国土，不但没有能充分利用占领地区的人力物力作为自己的后备，反而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使它自己的有生力量不断为此而消耗。在８年中，共产党军队毙伤俘虏日军共５２万多人。
敌后战场的存在，是日本侵略者由优势逐渐转为劣势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共产党军队好得多，其数量也大得多，１９４４年初扩大到６５０万人，其中有一小部分在１９４３年应美国的要求进入缅甸、印度作战。摆在国内正面战场上的大量军队，如果不是受国民党当局的政策的限制，本来能够起更大的作用。撤退到四川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和投降日本的汪精卫集团合流，这是人民所称赞的。但是，国民党当局采取反民主的政策，限制人民群众参加战争，限制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活动，而且企图在抗日战争中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在正面战场上，只是在日本侵略军发动局部进攻时才发生比较激烈的战役，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进行了英勇的作战，但这些战役一般都以日本停止进攻而结束。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屡次发生危机。由于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全国人民始终保持团结抗日的高昂情绪，这种局面才没有遭到根本破坏。
１９４４年４月起，日军为了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在河南、湖南、广西正面战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有些地方抵抗得很激烈，但总的说来，形成了溃退的局势，直至退进贵州。在国民党军豫湘桂大撤退时，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上猛烈进攻，进一步扩大解放区，为最后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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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了条件。
在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阶段到来时，共产党军队处于敌占大城市的周围，当然成为反攻的先驱和主力。
总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国民党人、国民党军队、其他党派、团体和一切爱国人士，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经过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力量大大发展。从此，中国的命运再也不能由外国帝国主义和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统治势力所摆布。
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经过一百年间的一次次失败以后，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吐露出真正的曙光。因此，４０年前抗日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是值得在中国民族历史上大书特书的日子，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时取得胜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内容是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合作进行的战争。这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应该说，是由１９３７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而开始的。
占世界人口１５的A中国人民首先起来，为冲破世界法西斯链条的东方的环节而进行决死的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方和西方的各个战场是互相配合、互相影响的。美国在太平洋上逐岛进攻，直逼日本本土；苏联军队迅速击溃日本的关东军，都对中国抗日战争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延续８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拖住了日本军队，主要是陆军的大部分力量，对于太平洋战争和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也起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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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者中至少有一派人一贯主张北上进攻苏联，但当纳粹军队在苏联西线暂时得手的时候，他们仍不敢贸然北进。他们的陆军陷在中国战场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终于作了南进的决策。南进主要靠海军，但为占领太平洋上的广大地区也必须有强大陆军。由于摆脱不了中国战场，日本陆军中只有２０％投入太平洋战争，这对于美军的反攻显然是有利的条件。
中国在８年抗日战争中死伤的人数有２１００多万人，财产的损失和战争消耗，以１９３７年７月的汇率计算，约为１００亿美元。中国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赢得了胜利，为彻底完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人民共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５０年前，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为民族的救亡图存合作，由此才有全国团结抗战，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现在重温这段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台湾海峡彼岸的国民党人和民众，一定也和我们同时在纪念七七事变。
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是在抗日战争胜利时恢复的。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大统一，是这一代中国人的神圣任务。海峡两岸首先全面实现“三通”
，然后按“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大统一，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正如同５０年前团结抗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一样。
我们愿意和台湾当局、台湾人民一起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纪念七七事变，也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中日关系的历史。
自从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争起，日本长期参与世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且逐渐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民族敌人。七七事变是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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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关系达到最高峰的标志。
侵略中国的罪过只能由日本军国主义者负责。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的劳动人民和先进分子在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进行过许多斗争，但还不足以遏制军国主义的势头。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看出，军国主义将把日本拖向极端危险的前途，但无力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那时，日本统治者以军国主义的宣传蛊惑日本人民，把“满蒙”说成是日本的“生命线”
，把独霸东亚大陆说成是日本“天赋的使命”。
侵略战争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战争和战败使日本人民蒙受极其严重的灾难。事实证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敌，也是日本人民的大敌。
日本人民为促成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也做出过自己的贡献。随着战争的延长，日本国内人民中逐渐生长起厌战反战的情绪，在法西斯高压下进行各种形式的消极抵抗。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共产党人曾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组织部分被俘日军在自愿的基础上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和中国抗日军民并肩战斗，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战争结束后，摆在中国和日本面前的问题是，能否彻底消除两国间绵延５０年的敌对关系，建立起友好睦邻的新的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确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要日本扫除军国主义的遗毒，一方面要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从中国方面说，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日两国间开创新的关系造成了有利的历史条件。但是，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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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立即就建立起来的。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日本政府追随当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遏制政策的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和在台湾的已经丧失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保持所谓国家关系。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的历史阴影仍然严重地存在，当然实现不了中日关系正常化。但就在那时，日本政界、产业界、文化界的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和中国为敌绝对不利于日本的发展，而中日友好合作才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许多对华友好人士和友好团体冒着重重风险，为建立和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文化交往而努力。他们的努力代表了日本广大人民的意愿，表现了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必然趋势。
１９７２年９月，日本政府首脑访问中国。两国政府首脑签署并公布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这才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从此结束了由日本军国主义所造成的两国敌对的历史，开创了近１５年来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必将在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长期继续保持和发展下去。
１９７２年的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１９７８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是这种关系的基础。
七七事变对于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值得纪念的。回顾这段历史，更使大家感到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得来不易，必须共同来保持和发展，并且共同来克服足以危害两国关系的倾向。
历史是能够使人聪明起来的镜子。七七事变前的历史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有一个生长的过程。
有位日本历史学家说：“火灾如果不在刚刚烧起来这一瞬间扑灭它，等到扩大之后就晚了。”
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现在日本有那么一些人企图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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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军国主义，这的确还只是星星火点，是日本广大人民所反对的。
但及早提高警惕是绝对必要的。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附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言论和行动，是侵略中国的历史阴影残留的一个表现。这类言行都是违反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只能遭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反对。
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相处。绝不能允许任何力量把中日两国拖回敌对的老路。
中日两国间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双方达成的其他各项原则和协议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中国和对日本同样有利，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也有利。
在纪念七七事变５０周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并且深信，两国的和平友好合作关系必将世世代代继承和发展下去。
同志们，朋友们！我国人民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正在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事业，并不比过去的民族民主革命较容易一些。
５０年前，当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国的时候，靠全国全民的团结，我们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
现在，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也一定能够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实现祖国的大统一。
我们也一定要团结一致，并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１９８７年７月７日在全国政协召开的七七事变５０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７年７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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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３０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所遭到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近代中国曾经多次在反侵略战争中遭到失败。抗日战争打破了向例，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奠定了基础。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曾以为很容易就能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当时，和日本相比，中国在军力、经济力等方面都是个弱国，也确实存在着亡国的危险。在亡国的危险面前，中国全民族团结了起来，进行了历时８年的艰苦的战争。
国民党和共产党为共同抗日实行了第二次合作。
国共合作对于促成以民族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当时掌握着全国的政权，它的领导集团从实行不抵抗主义转而实行抗战，从实行内战政策转而实行国共合作，是受到人民欢迎的。国民党内有许多人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为此出了力，有许多将领和他们的军队，坚持抗日，不愿参加反共摩擦。和向敌人投降的汪精卫集团不同，国民党主要领导者一直没有放下抗战的旗帜。
但是，不能不指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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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领导集团一贯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从抗战中期起对抗战是消极的，对民族团结更是设置重重障碍，它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它的主张和行动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坚定地实行民族团结、抗战到底的方针，不断地克服破坏团结和抗战的因素。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政权，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使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抗日战争的坚持到底和取得胜利，显示了中国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团结的力量，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于这个胜利，全国一切实行和支持民族团结，实行和支持抗战的力量都是有功绩的。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是民族团结和抗日到底的中坚力量，这是谁也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于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军力，这对于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历史意义，和我们至今还可以从中汲取的历史经验，在这次讨论会中，同志们一定会进行充分的讨论，作出详细的阐述。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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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说以下两点意思。
中国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党，它总是把远大的理想和当前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只能是民族民主革命。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懂得：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坚持不懈地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当前主要的任务就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无数革命先烈抱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以英勇献身的精神致力于抗日战争，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在抗日战争中最艰难的时候，不但社会主义何时在中国能实现无法预期，就是抗日战争何时能取得最后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否能和如何才能导致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还是未知数。但是，对革命理想抱有坚定信念的人知道，只要我们努力去完成当前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一步步接近我们的最高理想。因为我们党在每一时期根据实际而规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达到最高理想的一个个阶梯。这一点，现在回头来看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历史就更清楚了。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远大的理想，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任何时候也都要为实现当前的奋斗目标切切实实地努力，把远大的理想当作现实斗争的动力。过去我们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这就是说，我们党在那时比较完全地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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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其所以能这样，因为我们党在那时已经有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其中包括成功和失败、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并且正确地总结了这些经验；又因为我们党能够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杂形势，创造性地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但争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进一步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打开了社会主义的大门。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革命的实践不断发展的；也告诉我们，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不论遇到什么复杂的形势和困难的问题，我们总是能够经过努力奋斗而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回顾历史，使我们在现实斗争中更具信心。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正处于大发展的时期，实践要求新的理论的指导，也一定能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新的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许多新的思想，这些思想正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起来。我们理论工作者既要根据当前实践的需要研究以往的历史经验，更要注意研究现实情况和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许多新的问题，共同来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共同来为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努力。
１９８５年８月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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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原载《党史通讯》１９８５年第１０期，１０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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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今年１０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０年周年。
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进行改革，到现在已超过十年。我想就这４０年来的经验教训说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
１９４９年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胜利的成果中已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国家由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形成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它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很小；经过民主革命，党在农民中有巨大的威信。
因此，在建国后五六年间，顺利地用和平方法实行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领导广大小生产者经过合作社的方法实行了对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地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不可能不导致社会主义。
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总的来说，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旧社会所不可比的。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７８年的２６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６％，钢产量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３５万吨变为１９８７年的３１３８万吨，煤产量由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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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变为６。
１８亿吨，发电量由７２亿度变为２５６６亿度，粮食产量由１６３９２万吨变为３０４７７万吨。
中国革命胜利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在知识界中表示怀疑的人是有的。破除这种怀疑并不很容易。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会重复旧中国的民族灾难和社会灾难，这样说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毕竟是个假设。人们看到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虽然有许多成就，但并没有把人民带进“天堂”
，中国在世界上仍然处于经济落后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挫折，有的挫折甚至是灾难性的。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不经过曲折而成长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检讨造成曲折的主观原因。
第二，为什么在长时期内犯“左”的错误？
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很好的成就。
那时年平均增长速度，工业是１８％，农业是４。
５％。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遭到严重挫败，迫使１９６１年起进行调整。虽然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情况好转（这三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工业是１７。
９％，农业是１１。
１％）
，但１９６６年起发生了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而且延续十年之久，对经济、政治、文化造成极端严重的破坏。
“文革”结束后，又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发生新的冒进。
所以总的来看，像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是犯了２０年（１９５８—１９７８）
“左”倾错误。
“左”
倾错误产生的原因，这里可以概括说几点：（一）
由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紧迫感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倾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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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不顾一切地力求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快得多的速度发展经济，结果“欲速则不达”。
（二）
错误地搬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按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来进行的。这种模式确有缺点，至少毛泽东并不满意这种模式。他企图用中国长期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战争中的经验和原则来改造这种模式，于是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不断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否定物质利益原则这一套做法。这套做法并不能矫正依靠行政命令、过度集中的那种经济模式（事实上继续保持）
，而且更造成了混乱。
（三）
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典型。
实际上取消商品经济，加强行政管理，实行自给自足、平均主义，但一度被认为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四）脱离实际，不断地强求社会主义的“纯洁化”。这种倾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出现，那时表现为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全部消灭掉，以后又总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愈单纯、统一，愈大愈公愈纯洁，就愈能促进生产力。当这种情形并未出现的时候，就致力于上层建筑的革命，要求意识形态上的纯洁，以为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革命觉悟不高，其结果就是把发展生产抛在一边，而只是追求革命化。
以上几点，虽不足以完全说明“左”的错误的表现及其原因，但这里确是包含了我们的痛苦的经验。我们的改革不能不针对这些弊端。
第三，为什么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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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且着手对于过去那种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过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与改革同时，实行开放政策。开放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革。
改革十年的成绩是显著的。国民生产总值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４８２亿元（人民币）增加到１９８８年的１３６９４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９。
５％；居民实际消费水平，这十年内年平均增长７。
８％，增长的速度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应该说，这十年是中国在以往的历史中经济发展最旺盛，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是，改革也遇到了困难。这就是，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快，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混乱。这些情形在去年年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开始进行必要的调整，大约需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这种调整是为了巩固改革的已有成果，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这里不打算讲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种种具体问题，只就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两种倾向谈一下看法。
一种倾向认为，这样的改革不行，中国需要的是“补资本主义的课”
，或者说，实行全盘私有化，也就是重新走资本主义的路。知识界中抱这种主张的人只是极少数，但改革遇到困难时，这种看法就以各种形式较多地表现出来。
这种看法的主要根据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在中国旧社会中，并不是没有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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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起来，因而没有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３０年的生命，重新走资本主义的路既不可能，更不能为工人、农民、知识界的多数人所接受。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前身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是必须重视的。
在过去“左”倾指导思想下，既没有重视这一历史事实，甚至还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但不因此而更困难，反而似乎容易一些，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纠正了这种错误看法后，我们肯定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自己的特点。
改革十年来，从实际出发，至少明确了以下两点：一、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不能用国有制——全民所有制囊括一切。
１９８８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制经济占６４％（１９７８年是８０。
８％）
，集体所有制经济占３２。
６％（１９７８年是１９。
２％）
，其余３。
４％是在十年中出现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等。事实证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并不妨碍公有制为主体。
二、中国不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但必须补商品经济这一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是“左”倾指导思想下的一种错误观念。改革十年来，我们逐步把商品经济引入原来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村，逐步改变企业依附国家，带有垄断性，因而缺乏活力的状态，使企业作为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经受市场的考验。除了扩大农村商品市场和工业消费品市场外，开始形成生产资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不再是以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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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手段为主，逐渐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通过市场而实行的间接调控。改革前我们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市场机制极不完善，而如何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结合起来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不小的。但是事实证明，为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就必须学会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我们称之为：过商品经济关。当前所要进行的调整，不是在改革中退缩，而正是为了过好商品经济关。
在改革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认为，一切困难和矛盾都是由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机制，放弃依靠行政手段的高度集中的体制而来。因此不如还是回到老路上去。这种倾向并不明确表现为许多人的主张。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缺乏为之付出必要的代价的准备，并且在改革的近期实惠预期值过高的情况下，一遇到困难和曲折，这种倾向就会若隐若现地浮出来。
改革，就其对全社会的深刻影响来说，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但它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革命，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把旧的经济体制粉碎掉。许多矛盾和困难是由于新旧体制暂时并存的局面而来，有些则是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中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逐步使新体制健全地成长起来，最终代替旧体制。
回到老路上去，不可能为多数人认为是一种好的选择，而且实践已经证明此路不通。改革的道路是总结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以来（在中国是近４０年）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而得到的结论。虽然走这条路会有风险，有困难，也难免有政策上的失误，但是要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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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选择。抱残守阙，只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权利，更谈不到扩大其影响。
第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在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精简党政领导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制止贪污腐化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采取了措施。但是，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发扬民主又必须同时加强法制。中国社会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它领导的军队和地区中实行民主制度，但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民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全国解放后，我们又常满足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这类说法，忽略了实际民主制度的建设。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所谓“大民主”
，其本意是发动最广大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消除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但是这种大民主只会造成自发的群众骚乱，只能起破坏作用。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能适应经济战线上的改革和发展的步骤，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必须有领导地、稳妥地、逐步地推进。当然不能重复大民主的错误。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的同时，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可以说是我们要过的另一关。
社会的多元化是个事实。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至今仍应认为是有价值的。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社会有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不同于处理敌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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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会如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种种人民内部矛盾，确实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
至于多党制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以外有八个民主党派。
我们实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不可能也不应当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
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和改造。许多旧的领导方式不适用了，必须探求适合于新的条件的方式，否则党的领导就坚持不了。社会主义的旧模式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而得到改造，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坚持不了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另一项。在中国一部分知识界中存在着不同程度地怀疑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不能靠法律和政治权威来消除这种倾向。我们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挑战。我们应该勇于接受这种挑战，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各种怀疑论和否定论，马克思主义将失去其战斗力和生命力。
中国现在存在文化水平低的问题，在许多人中还存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方面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后遗症，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社会生活大变化的反映。
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但为实现这个任务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在中国这样一个有１１亿人口，经济和文化很落后的国家中，必须努力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这对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是必要的条件和前提。这些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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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为艰难的任务，但也是我们必须和能够完成的任务。
１９８９年５月这是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稿，原来准备给外国朋友讲的
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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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
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最根本的方针。
在社会上，“马克思主义究竟还灵不灵”的疑问，或者“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想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存在的，现在也还有，这并不奇怪。十年动乱，把马克思主义糟踏得一塌糊涂，难免在一些人中产生这样的疑问和想法。在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上，每当革命发生严重挫折时，在社会上以至党内都曾出现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它在实践中反复受到考验，既经受过成功的考验，又经受过挫折和失败的考验，证明自己有强大的生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端正了思想路线，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把各方面工作搞上去了。事实证明：说“马克思主义不灵”是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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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们现在面临着改革的任务。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把僵化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改变过来。这种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难免遇到一些曲折，产生各种新的问题。在由旧体制转换到新体制的过程中，难免露出许多空子，使那些一心谋私利的人有空可钻。改革的进行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这就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能适应实际生活的变化。在这场深刻的革命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党员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坚定性，以权谋私，把党的利益撇在脑后，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甚至违法乱纪。他们倒不是喊马克思主义不灵，他们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已经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毫无意义。产生这种情形也不奇怪。我们党现在是拥有４００万人的党。
这样一个大的党，又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不可能不在一部分党员中发生思想混乱，不可能没有掉队落伍的人。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历史地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党的历史，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
“文化大革命”
歪曲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要在党内搞一场“大革命”
，把一大批干部当成所谓“走资派”
，一概打倒。
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认识党内问题。我们党是承认党内有矛盾的，否则为什么要进行整党呢？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力量是什么，主导力量是什么；能否以正气克服邪气，以马克思主义来克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能否正确地辨明党内矛盾的性质，并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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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用教育的方法，又严格地执行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出现的消极现象，我们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站得稳，顶得住，要和党站在一起，同种种错误的、犯罪的行为作斗争。如果以为出现了某些问题就证明党不行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那实际就是跟着错误潮流跑了。
就社会科学战线来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民主革命中，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发生过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比如“一切斗争不要联合”。
我们党进行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来克服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复杂问题。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也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文化大革命”把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点。例如，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但是在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
则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是要实行公有制，但“愈大愈公就愈好”的公式是错误的。产生简单化、庸俗化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这里可以说两点：第一，我们从革命时期进入建设时期，１９５６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面临着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从指导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转变到指导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但是，这个转变没转好，或者说没有认真地转。整个国家工作没有转好这个弯，社会科学战线也没有转好。
一直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实现了这个转变。没转好这个弯是产生简单化、庸俗化的重要根源。第二，在建国以后新的条件下，大量的群众涌进了革命队伍。他们
胡绳文集１１４
有革命积极性，有革命热情，但是绝大多数文化偏低，还来不及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因而很容易接受那种简单化、庸俗化的东西。以社会科学战线来说，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接受是真心的，学习是认真的。但是，要学好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真正把它作为指导，更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就不免产生一些生吞活剥的现象，就不免容易接受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接受那种靠几条引文来解答问题的方式。
我们现在一定要克服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那么，怎样来克服呢？不能用一种简单化、庸俗化来反对另一种简单化、庸俗化，不能用一种片面性来反对另一种片面性。例如，我们党批判了“文革”期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因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还要研究旧社会和它对现在社会的影响，研究时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斗争观点。实行开放政策，使我们面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还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能没有斗争，但这个斗争不是以简单的而是以很复杂的方式进行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国家，要搞外交，搞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搞国际文化交流，这中间都是有斗争的。人家想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我们要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蚀，这是长期的斗争。
在这些方面的斗争中，至少有一部分明显地带有阶级的烙印。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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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讲斗争不能采取“文化大革命”时的看法和做法，不能用幼稚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有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认识。历史地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前者才能过渡到后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又充分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比以往一切社会更高的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善于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为此，甚至有必要向资产阶级学习。
由此可见，那种极端幼稚的、简单的“兴无灭资”的观点必须克服。但克服这种观点，并不是使我们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已不需要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需要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没有意义了。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理论来克服错误的观点，而不是用一个片面反对另一个片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反对了那些“左”的、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把它的原理应用于中国今天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来解决怎样按照中国的特点使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问题。越是在复杂的形势下面，越是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就很容易被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弄糊涂。
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复杂的形势下得到大发展的。列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种复杂形势下发展了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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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发展，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那时党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可以总结，同时也因为面临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在复杂的形势中，会出现各种错误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是在纠正各种倾向中发展的，是由于创造性地解决实际生活提出的许多复杂问题而发展的。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不前的封闭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必须适应国内外的新形势，适应当代世界的形势、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适应我们在开放政策下参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形势，适应我们国内改革的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形势。
要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思想倾向，很好地解答实际生活提出的一切新问题，这是要花苦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联系的。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谈“发展”
，只会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而决不是什么发展；如果不顾世界状况，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顾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教条主义式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那也决不是真正的坚持，而只能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威信。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发展呢？
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有各种要求、各种标准。
大的发展是不容易的，要有许多人的共同努力。
就社会科学战线的每个人来说，首先应该要求真正是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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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面向实际，努力解决实际中的一两个问题，解答群众目前提出的一两个问题，说出一点新话，讲出一点新意，而不让人觉得是老生常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点贡献。如果以为一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躲在家里苦思冥想，想出什么理论体系来，那实际上是发展不了的。如果我们不使马克思主义同当前国际国内复杂的具体形势相结合，不能解答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问题，也不能克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不能克服那种在反对简单化、庸俗化的名义下实际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倾向。要彻底废止那种教条式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决不能使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只限于注释经典著作，重复马克思主义已有定论的观点。一定要联系实际，不回避现实问题，不回避群众提出的疑难问题，知难而进，在困难的问题上，真正说出一点新的道理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　关于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在科学研究中，一定要贯彻执行“百家争鸣”
的方针。
为此就要正确对待在理论探索中出现的错误理论和犯有理论性错误的人；要提倡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认真实行团结的方针。
既然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勇于解决实际问题，解答群众中提出的疑难问题，那么谁都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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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生错误的情况。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去解答那些最尖锐最复杂的问题？
就是因为解答这些问题容易犯错误。
有人以为，离开实际远一点的问题，就是错了也不大要紧；而在最尖锐的问题上发生错误就变成政治问题，就不好办了。所以，要允许在探索过程中犯错误，走弯路；出现了错误，要用学术讨论的方法、引导的方法去解决。当然，是不是错误，也需要讨论，需要经过实践的考验，没有谁能预先判断。对任何意见，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我们提倡为了人民利益服从真理，改正错误，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固执己见，门户之见，那是不可取的，是一种低风格。大家在平等的地位上讨论，确实错误的、不对的，改正重来。所以，我们的前提中有这条，允许犯错误，不能有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者要有理论勇气，敢于解答疑难问题，敢于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我们要敢于探索现实生活中有争议的尖锐问题，不能绕着矛盾走，要发扬在科学基础上批判和战斗的优良传统。学术上要批判和战斗，这句话这几年好像不大敢讲了。过去所谓“大批判”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完全混为一谈，而且使政治庸俗化，实际上是不讲科学。我们不能重复这种错误。马克思主义向来是在同各种学派的竞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武器，不是靠权势、靠政治帽子压人，而是靠真正讲道理。
还是要有民主精神，大家要平等地讨论问题，在是非问题上要摆个明明白白。所以我赞成这句话：尊重你的发言权，但是反对你的意见。不是说，既然尊重你的发言权，就不讲是非了，大家都对，马马虎虎就算了。
６１４胡绳文集
道理要辩明，但人要团结，而且是广泛的团结。不能把学术上的错误随意上纲为政治错误。
有些社会科学的问题，容易牵涉到政治问题。但即使是这样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当做政治问题来处理。我们认为，应该采取团结党内外一切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的方针。这里说的是“有志于”
，不是说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历史上，只有王明自吹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大家都有志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可能有缺点和错误，但大家是共同探索真理，共同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纠正错误。如果说“把最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者团结起来”
，这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是不行的。把一些虽然犯有理论错误而实际上是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是有害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固然要严格要求，但实际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历史上许多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过失误，我们并不因为他们的失误而否定他们的功绩。除了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外，还有一些“无志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他们只想搞点学术研究，政治上赞成四项基本原则，或至少不反对，并且爱国。我们也要团结这些学者，我们同他们之间也有共同语言。如果我们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都采取这样的团结的方针，那么对待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犯错误的同志，不采取团结方针，就更没有道理了。
学术研究是无禁区的。
凡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凡现实所需要的，都可以研究。学术工作者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作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学者个人的研究成果，
胡绳文集７１４
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学术上、理论上的责任由研究者自负。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允许发表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宜公开发表的，可以用内部方式发表或提供有关方面参考。
正确处理上面几个关系，对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很重要的。
三　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
学术自由问题，是与上面两个问题相关联的。现在很多人在谈学术自由，对学术自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看待学术自由呢？
这里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使人的思想不自由？这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不成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觉得马克思主义使自己不自由？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他又被迫要讲马克思主义的话，讲话时必须用一点语录，使用某些术语，使得自己的话像马克思主义，他当然会感到不自由。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强迫人讲马克思主义的话，不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
如果强迫他，他就必须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编在他的言论或文章里，这有什么意义呢？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是真心诚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实说，我们都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可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随便一讲，就保证是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发表一种言论，发表一个意见，写一篇文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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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对不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要自己反复考虑，查查书，请人家来讨论一下，提提意见，然后也许还要反复修改。
这好像是不大自由。但这显然不属于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而是科学严肃性的问题，如果认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样才叫作自由，那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指望这样的自由。即使对于可以说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如果不谨慎，不反复考虑，也可能犯错误，未必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有历史经验的。
马克思主义不强迫人相信。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人信服，向来不是靠强迫。在解放以前，怎么能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呢？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受压制，没有自由，谁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会倒霉。马克思主义靠科学真理，靠能够最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得到了许多人的信任和拥护。革命胜利了，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才发生了是否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你说不强迫，他说我感觉到有压力，是强迫。
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经验证明，任何带强迫性的形式是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我们现在学校中的政治课就有这个问题。你必须上这门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考试不及格就不行，这不就带点强迫性质吗？结果怎样呢？有些学生平时上课没兴趣，考试就找些“标准”答案，背熟了应付一下。发生这种情形不能怪学生。应该检讨为什么讲政治课、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吸引学生。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有丰富的内容，是能够引起青年兴趣的。因此要改革政治课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依靠政治权威，依靠行政手段强制人的思想，不会有好的效果。我们只能提倡学习，提供学习的条件，并且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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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好，讲得有道理，以理服人。如果有人虽然承认党和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的事是对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是不相信，怎么办？那也不能勉强，只好让他不信，只好等待。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和他讨论。不能抓住某个人说，你头脑里想的不是唯物论、辩证法，所以你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这种做法是不行的。不能用强制的办法管理人们头脑里的东西。至于犯法那是另外一回事。犯法行为当然是不能容许的。
如果我们都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是不是就保证我们都正确呢？实际证明，这不一定，对同一个问题仍会有不同意见。既然有不同见解，就会有是与非。不同见解之间，要互相尊重，但是在是非问题上，不容含糊。为追求真理就要讲学术民主。前面说过，我尊重你的发言权，但我反对你的意见，这是可以的。解决学术问题上的是非只能通过自由讨论，通过实践来检验。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对学术问题的争论，不能由党组织作出个决定来判定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
那么，如果不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允许不允许？
我国的宪法第四十七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这就是说，凡是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应得到鼓励和帮助，并不是限于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是这样。应该承认，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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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虽然不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学术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是有贡献的，对于人民是有益的。这里有没有矛盾？我们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为指导的，但又允许有人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并不矛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就应该是这样。
如果因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排斥任何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学者，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自然科学界，我们提倡科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唯物辩证法。但是第一，不强迫；第二，要承认不是自觉地接受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也可以作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情况好像稍有不同，但这里也有许多方面的工作，不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可能有研究成果，甚至他的成果比马克思主义者的成果的水平还高。一个认真研究学问的人，有时候不自觉地实际上是唯物论者，是运用了辩证法。
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都会有这种情况。
学术自由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条件下，我们对外来思潮的态度。我们的学者要有勇气有能力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为了参与，就要充分了解和认真研究世界各个学派。参与世界范围各学派的争鸣有一个好处，可以锻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国内也不能简单地说，你这个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因为这种办法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我们必须学会讲道理。在世界范围的争鸣中，当然不可能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正好像过去在革命还没有胜利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跟一个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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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辩论，不能只说你是唯心主义，违反马克思主义，这不解决问题。他说，我就是唯心主义者，我就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你要说清楚，为什么唯心主义是错误的，违反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得说出点道理，纵然不能说服对方，但要让很多读者认为你是有道理的。简单地加几顶帽子，只是显出自己的浅陋。
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可避免地会传到中国来。
马克思主义对此不是采取遏制的态度、禁止的办法，要准备认真地对待。要对世界上各个学派进行分析研究。这里面有对我们有益的可以吸取的东西，也有我们必须抵制和反对的东西。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博采众长，就可以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更丰富起来。对必须抵制和反对的东西，也要进行分析研究，讲出点道理来。马克思主义者既能通过自己内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而前进，又能在和其他学派的交往中锻炼自己，从其他学派中吸收各种有用的思想资料、具体的研究方法和不同观点。对国外的各种学术流派，我们不采取封闭的态度。
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对它们进行认真的讨论、研究和批评。
所以，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学术自由的。自由的学术讨论，包括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各种学派的讨论。
与此相联系，我们必须提倡严肃的学术评论。
现在很缺少严肃的学术评论。
所谓严肃，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真正有研究、充分地讲道理。对我们自己的成果要给以严肃的评论，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也要给予严肃的评论。
２４胡绳文集
四　关于学术研究方面的其他几个问题
第一，提高与普及的问题。当前，我们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任务是提高还是普及呢？
总的说来，既要提高，又要普及。
就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来说，我以为主要任务是提高，当然不是故弄玄虚，故作艰深。要提高，就要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当然，这不是说可以轻视普及工作。普及与提高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大学问家的创造性的见解，是用比较通俗的形式发表出来的。
如果是这种普及性的，而又有深度、有创造性的著作，当然应当特别受到重视，可以摆到很重要的位置上。
使世界上听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声音，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现在有一种说法，把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说得很不行，说我们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和外国相差几十年，等等。我看这种说法缺少分析。要承认我们有些方面确实有弱点，也许甚至差几十年，但是完全采取自卑的态度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有些方面，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是有我们自己的声音的。当然，我们还要努力。
第二，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问题。总的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各个学科情况不同，有些学科和实际工作的联系极其密切。
研究国际问题，就是要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这同国家的外交和外事工作有直接联系。经济研究能够直接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但是，这些学科也要有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这种理论研究也是为了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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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脱离实际。我们还有一些学科，本身就是理论研究，这些学科也要重视和实际结合，要用理论研究来为实践服务。例如，哲学研究是应该从多方面为改革服务的，其中包括为改革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随着改革而发生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提供哲学理论。有人提出要注意应用哲学，例如法哲学、政治哲学等。这些所谓应用哲学，其实还是基本理论研究。例如法哲学，并不是直接解决一个个具体法律条文的写法，它给制定法律以理论基础。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从事历史研究。研究过去的历史好像不能直接为当前的实践服务，然而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实际，就必须懂得历史，正确地运用历史经验。历史研究也许也可以分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而要追溯有关的历史，例如为解决港澳问题而研究港澳历史，这可以算是应用研究。历史研究者应当有责任从事这种应用研究，但不能因此不重视基础研究。从事基础研究也可以联系实际，是在更广泛的含义上联系实际。没有基础研究做底子，应用研究也进行不了。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面是很广泛的，不能采取狭隘的看法。
仅就国内来说，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有大量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对于比较年轻的同志，更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第三，个人与集体的问题。我们在研究工作上要重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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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努力、个人的创造性，同时要正确认识和发挥集体的作用和力量。那么集体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只是给每个人安排从事研究的条件，让个人自己去努力，这也是一种办法。但是集体的作用还更多一些。我们要在集体的组织和规划下，使每个人的力量能够用到最恰当的地方。也有些研究题目必须用集体的力量，甚至各学科合作去进行。但做好这种集体的研究，也要靠每个人的独立的、创造性的工作。集体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研究同一课题或者不同课题，以至不同学科的人进行学术讨论，互相交流，互相启发。一个好的研究集体，应该是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独立工作能力，能够在需要时把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某项研究工作，并且造成一种互相讨论批评的学术空气。
在一个研究集体中，如果有不同意见，就应该进行认真的讨论。不能用某一个人的意见和主张排斥别人的主张，也不应该含含糊糊地采取折衷的办法。有时有这种情形，集体搞一个东西，比如共同编一本书，由于大家意见不一致，结果就取一个最大公约数、平均数，把大家都能承认的意见写进去，不同的意见都撇开。
像这样编的书能有什么创造性呢？
这样的集体工作方法可能会压抑个人的创造性，不会产生有价值的东西。前面讲到，一个研究集体不能用一个人的意见排斥别人的意见，这也要辩证地看。比如说，一个人主编一本书，那就应该以他的主张为主，当然也会有不同意见，也要进行讨论，但最后得由主编拿主意。一个好的主编，应该既有主见，又能集中大家好的意见，作出明确的结论，并对这本书负责。
根本不同意主编的意见的人可以不参加。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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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可以包含各种不同意见的论文集，那又是一种情况，主编就应该确定有哪些不同意见是值得推荐给读者的）
第四，老年与青年的问题。我们有许多老学者，他们有深厚的学历，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他们的为人、治学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也有许多年轻的同志，思想活泼，富于进取，容易接受新的东西。在老年、青年之间还有中年同志，现在是我们的骨干。
许多单位都提出青黄不接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让年轻的同志更快地健康地成长起来，帮助他们弥补不足的地方，克服某些缺点，发挥他们的长处和积极性。
老年和青年的关系问题，是同学术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有关的。要创新，就必须继承，必须把前人的积极成果继承下来。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的文化成果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新的东西，因此才超过前人的。创新不是靠灵机一动，靠搬弄几个新的术语。如果不把以往的许多学术成就，包括前人的好的治学方法接受下来，就谈不到创新。所以，从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上，也可以体会到许多老先生的可贵。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也还在努力更新自己的知识，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创新。青年一代要真正赶上前一代人，创造出更高的成就，就必须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并且刻苦钻研新的问题。
１９８５年８月和１２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两次讲话的综合稿。原载《红旗》１９８６年第９期，５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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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而努力
一、社会科学战线的成绩和现状。
近几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和探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对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途径，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都有了新的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是一重大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方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不少有见地的建议和方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在决策中起了有益的作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这几年有较快的发展，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开放政策相适应，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也有较大发展，对于世界的认识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
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以及其他学科都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这几年在科研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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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研队伍的建设、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总之，从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这个时期，是我国建国以来社会科学发展最快，思想最活跃，成果最多，获得社会效益最大的时期。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现状还不能适应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对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尚未进行应有的研究，或者研究得不深不透。理论和实际结合得还不紧密，理论严重落后于实践。社会科学队伍的素质亟待提高。许多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仍然存在空白和薄弱环节。现行社会科学体制很不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封闭和分割状态还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科学研究手段和科研管理现代化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信息资料工作不健全，没有形成网络，信息不灵，效率不高，严重地障碍着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研究效益的发挥。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应该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二、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新时期。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都需要有科学理论的依据，也就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和能够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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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起作用，也为人民群众适应新形势而进行的自我教育起作用。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极其深刻的变化，有待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过去认为已有定论的有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这可以说是对于社会科学的挑战。一切有志于社会科学事业的同志都会看到，国家的大好形势也正是社会科学工作充分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我们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地树立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辜负这个时代，不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是我国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任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形势，研究当代各种思潮，认真总结和吸取２０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包括自然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果，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研究得还很不够。现在有很多问题，例如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及其在当今世界形势下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当代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各种思潮和流派等等，都亟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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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是空前的创举。对于这一伟大的开创性的革命实践，我们应当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民族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多种角度，深入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实践的经验，作出分门别类和各种层次的综合性的科学解释、观察和预测，为实践提供各种建议或方案，力求充分发挥理论的超前作用和反馈作用，提高我们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
举例来说，我们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管理的宏观调节和微观搞活，价格改革与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国家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改革，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城市管理问题，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素质提高，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预测的理论、方法、模型，涉外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智力开发问题，等等。
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和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方面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样是大量的。例如，９０年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预测和我国的对策，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和相互关系研究，美、苏、日等国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对外关系发展前景研究，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研究，我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研究，苏联、东欧各国改革实践和理论的比较研究，世界能源问题，世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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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等。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这个决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巨大指导作用。社会科学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特别密切，这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例如，在改革、开放中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的变化，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问题，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问题，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爱国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四有”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新时期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等等。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和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大大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不但在数量上要有大发展，而且在质量上要有大提高。教育学的研究应该受到特别重视。
哲学、历史学、文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能够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有助于开阔人们的眼界，提供人们鉴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思想准则，激发人们追求高尚的理想和情操，既直接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和整个社会风尚，又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种社会效益，是深刻的、长远的，不能因为它们在解决当前具体问题上看不到立竿见影的实效，便予以轻视。
社会科学各学科都要加强学科的建设，尤其是对本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要加强研究。在许多学科中，都需要重视系统的基础研究，没有这种研究，我们也不可能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有些系统的基础研究一时可能并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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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什么具体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们决不能忽视。
同时，在任何学科中，都要重视历史的研究。
要通过历史的研究，总结中国和世界自古以来的，特别是近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发展经验。只有充分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
对于历史，当然只能是按照其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但是从新的时代高度出发，人们能够对历史提出新的问题，做出新的观察，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加强历史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会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现在还比较薄弱的学科，要培养人才，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还要注意建立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特别是为决策服务的“软科学”
，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多学科联合研究的特点，需要大力发展。
翻译、介绍世界各国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进行评论，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应该重视这项工作，注意培养学术翻译的人才和能够进行分析评论的人才。
三、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
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必须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
我们提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去研究客观世界。
这是说，要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寻找解决当前各种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现成答案是没有的。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或者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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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都不能使我们掌握这个思想武器。有志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应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我国和世界的实际。许多实际问题中包含着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出发，演绎式地进行推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只有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才有可能取得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高质量的成果。我们要不断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并且不断地吸收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使我们能在各方面比前人的认识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在有些方面还有可能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我们要为此而作长期的努力。
理论联系实际是发展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优良学风。
当前我国社会实践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社会科学必须为这个总任务服务。对于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工作说来，没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如果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说不出道理来，就会在实践中陷入盲目状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如果不能针对当前发展变化着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以至人们的思想状况，解决实践向社会科学提出的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研究工作就会成为空对空。只有使理论和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实际工作才能方向明确，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研究工作也才能够生气勃勃，不断地有新的创造。
为此，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努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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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掌握大量资料，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新的科学结论，用以指导我们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而且要靠集体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但按照这个方向做，只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就应当受到鼓励。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反对脱离新条件、新情况，发表空洞的议论；也要反对仅仅凭着搜罗到的个别的枝节性资料，不经过深入刻苦的研究，就对重大科学问题和理论问题轻率地下感想式的断语。研究农村问题的不下农村，研究工业问题的不下工厂，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的不做社会调查，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可能拿出具有科学价值的成果来的。当然，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联系实际的方式是多样的，不应作狭隘的理解和强求一律。
我们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但绝不是靠行政手段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并不要求一切学者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作出有价值的成果。有一些学科和研究工作，例如，语言学、逻辑学、文献考据、考古发掘等，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不要勉强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承认和尊重一切对科学发展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并且要善于从中汲取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必须坚持“双百”
方针，实行学术自由。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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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
“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这是对党的“双百”方针的明确的深刻的阐述。我们所遵循的总原则，就是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坚定不移的。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辨明是非，探求真理。只有正确的、合乎科学的结论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在科学研究中鉴别是非，往往不是很容易的，必须慎重对待。如何正确鉴别学术上和理论上的是非，如何正确开展学术讨论和批评，这是贯彻“双百”方针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出现一些错误是难免的。
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并且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一定要提倡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学术讨论中，道理要辩明，但人要团结，而且要广泛地团结。
提出批评性意见，要立足于建设，立足于发展科学和文化，而不是以“批倒”某人为快，更不能着眼于“整人”。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固然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是正确的，但也要能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且在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时就加以改正。既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观点，更要注意在争论辩难中尊重对方，并且互相吸取一切有价值的内容，包括资料、方法和观点。有些问题，在辩论中一时统一不了，不必强求统一。强求统一，既不可能，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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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处。学术研究是无禁区的，一切对国家建设和学科发展有利的课题都可以研究。学术工作者应当遵守宪法，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是独立进行的，通过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学者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应由研究者自己负责。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对外开放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
在继承和利用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必须广泛地从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近代，从国外引进了民主主义思想，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概念、新方法。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同这些引进分不开的。现在要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必须彻底克服各种保守思想的障碍，改变过去一段时期中研究工作的封闭状态，大胆引进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鉴别、采择、批判、吸取和消化。就一个民族来说，不能利用世界人类文化的总成果，就不能迅速进步，就会处于落后状态；就马克思主义来说，不能从各门学科的新发展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不能在理论上同各个学派竞争和斗争，就不能得到发展。在开放中，外国的学术文化，包括优秀的科学成果和一些非科学的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都会同时进来。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采取什么态度，是我们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在革命时期的状况。当我们党领导人民以革命手段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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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那些学说传入中国，即使不是为了维护旧制度，也是鼓吹改良主义。那时，我们拒绝这些社会政治学说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也没有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在我们革命胜利并进入建设时期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主要任务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和内容也要有一个转变。但是，我们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没有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因为西方传来的某些政治学说、社会学说笼罩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迷雾，而简单地取消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就是没有做好这个转变的表现之一。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政治学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最高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学习和继承许多东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生产的组织管理经验，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政治运行以及科学文化建设也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反映在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中。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经验简单地照搬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分析，这些经验是可以供我们借鉴和利用的。我们要从各种外来的思想学术文化中接受人类文明积累的一切优秀成果，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也要对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确实反科学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锻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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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必须坚决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的斗争。
思想领域内的这种斗争，也要通过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进行。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真正克服错误的思想倾向，并且促进科学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和队伍建设。
要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得到更快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本身的改革和队伍建设问题。
（１）
现在科学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结合，而以综合为主。固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需要分门别类的研究，也不排斥学者个人从事研究；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才能完成。我国社会科学的现行体制只适应单学科的、孤立的、分散的研究，这种状况必须逐步加以改变。对这一点，我们长期重视不够。我们应该把社会科学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组织力量进行研究。
在科学研究中，既要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又要充分发挥每个研究单位、每个研究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对一些重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要组织集体攻关。
（２）
要加强横向联系，改变目前互相分割和封闭的状态。
不但要加强同一学科各方面研究力量之间的联系，尤其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力量的联系。研究机构同实际部门间的联系也要加强。研究工作者要改变不敢研究现实问题、怕承担风险的心理状态，要勇于承担实际部门委托的研究任务。
也希望实际部门为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和条件，在决策过程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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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际学术交流也要进一步加强。
（３）
要逐步改变单纯靠行政方法管理社会科学的做法。
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当多，要逐步创造条件改革体制，解决问题。
（４）要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建设。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队伍老化，青黄不接，缺乏后继的学科带头人，理论水平和知识结构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要注意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对一些优秀的青年尖子人才，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速培养。
（５）
为了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决策服务的能力，需要大大加强信息资料网络的建设。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９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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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科学，一般说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但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它既和社会科学有联系，又和自然科学有联系。通常我们说科学技术时，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很重要。
自然科学中有基础科学，也有应用科学。
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呢？从历史经验看，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有过重大的失误。
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条，即我们不够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没有实行科学化、民主化，没有使社会科学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探索。可以说，我们对社会主义曾经只有某些很简单的概念，而缺乏科学的认识。
靠着简单的概念，再加上照搬过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一类的经验，就不能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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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严重失误，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大动乱。
比如公有化问题。
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公有制，但只从公有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出发，而不对公有化的形式、范围等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以为公有制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最大的公有就是国有，以为国有就是国家直接经营，一切由国家统管起来最好。这种看法和想法已经被实际生活证明是不对的。农村搞合作化不能算错误，但合作化以后很快就搞人民公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在１９５８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实在是很草率地、想当然地作出的。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对当时的合作化状况并没有作科学的调查研究。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把所有的小商、小贩、小私有者经营的小店铺统统国有化，好像这样社会主义才彻底，才纯洁，实际上是造成了吃大锅饭的局面，并没有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全民炼钢”
开始了所谓“大跃进”运动。以为不惜工本，“土法上马”
，就可以使钢产量一年间翻一番，以为只要钢产量翻一番，就可以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既不顾技术科学，也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科学的依据，只是简单地沿用革命时代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个简单的“兴无灭资”
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既是一个否定的过程，又是一个继承的过程。要把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经验继承下来。像大银行、大生产的管理经验，资本主义社会已准备下了，社会主义要继承它。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社会主义也必须批判地继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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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东西。既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又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东西，这个复杂的过程不是“兴无灭资”的简单口号所能概括的。中国社会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补充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许多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东西，这更是难题。一个简单的“兴无灭资”的公式，就把这个难题掩盖掉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很适当，是和这个简单公式有关的。
以为在原有的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中工商业很不发达）的底子上，加上公有化，加上集中统一的管理，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更是同这种简单公式有关。
所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中，这是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科学问题。
在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前期，我们党也曾提倡调查研究，但那时的调查研究往往必须适合于其实并无科学依据的既定的方针政策。虽然党内外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提供了不同于既定的方针政策的调查材料，但他们被置之不理，甚至反而遭殃。党固然也曾因某些做法事实上行不通而加以改正，但是并没有对为什么发生错误进行深入的探讨。
只是就事论事地改正错误，而不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因此错误也就还会重犯。总之，走了弯路，造成失误，固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落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许多重大决策是凭主观愿望和一些抽象、笼统的概念作出来的，已经过时的老经验和外国的模式也在起作用。
实际上，这些决策没有科学依据，也不要求科学的依据。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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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不能提供真正科学的依据的。
胡耀邦同志在今年１０月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期间举行的座谈会上谈到，“从我党成立起６５年了，我们的社会科学只有一次大繁荣，这就是延安时期。这里我把建党的那段时期除外了。真正成熟是延安时期，确实是我们党的一次理论的大繁荣”。
那次理论的大繁荣，是以毛泽东的几部主要著作为代表。但也不能不看到，从３０年代开始，社会科学界的党内党外许多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批驳许多错误的观点（如说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或说中国仍完全是封建社会）
，从而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等基本问题上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在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的许多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党的斗争经验，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于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他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作出了理论的说明。这就使党在革命中所实行的政策、策略和各种具体措施都有了明确的方向。中国的民主革命带有极大的复杂性。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既要坚持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不断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并与之作适当的斗争。又例如，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也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民族资本，等等。由于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够处理好这些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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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问题，使全党有统一的认识。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轨道，应当说是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的结果。
所以说，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胡耀邦同志还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着建设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历史任务，没有理论上的大繁荣是不行的。他说：“革命理论和革命行动是互为因果的。所以繁荣社会科学，既是理论界、思想界的意愿，也是全国人民的意愿，也是现在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应当说是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难的事情。
在１９５７年前后，我们曾盲目地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很容易。
这好像有事实根据。
在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间，党开始提出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来认为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约需要１５年，但结果只用了四年就基本上完成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想法。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建设的。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人说，可以到一个荒岛上去建立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这是做不到的。
人们只能也必须在既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新社会。
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顺利地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同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的。这些条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等等。由于这种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实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这时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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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如何充实和改进这个框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绝不是很容易的，而是很艰难的。以为一切事情都很容易，就会引出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和违反客观规律的盲目行动。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也曾把革命看成很容易的事情，好像只要依据书本上的几个条条，一往直前地冲锋，就能达到胜利。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同志看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于是去认真地了解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走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这才使胜利有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类似的情况。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用了二三百年时间。要建成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要花很长时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的困难。这是因为中国本身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时期，原有的底子很薄，“一穷二白”
，文化水平、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我们可以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前进得快一些，但不能主观地想象可以一步登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采取各种过渡的形式，要经过各种必要的步骤，这些不是可以从书本里找到现成模式的。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同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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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指导行动，而理论来自实践。我们既不是盲目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是对任何一个具体事情都在理论上弄得一清二楚以后才去做。我们党从总结实践经验中，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针对我国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状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这是符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无疑对于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中，又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提出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作出理论说明的要求。为了弄清楚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出现某种情况是合理的，还是难以避免，但可以因势利导、加以改变的，如何解决实践中已经提出的问题，这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
一般说来，改革中我们采取任何一个措施，只有利，没有一点弊，是不可能的。我们当然应当选择利大弊小，而且局部的暂时的弊是承受得了的方案。利弊得失往往在事后才会充分表现出来，但事先就需要有大体的估量。说“摸着石头过河”
，是说要谨慎。
因为做的是新的事情，所以必须谨慎从事，反复考虑利弊、权衡得失，对有关情况做周密的调查，进行科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决定怎样去做。
有这样的说法，在涉及广大人民利益的事情上，不可以做试验。这话是有道理的。在科学实验室里进行试验，失败一次、两次以至多次，都是可以的，这和社会改革的情况不同。但是，我们是在做前人未做过的新事业，很难保证一点失误都没有。因此就要特别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充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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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况和已有的经验，充分研究别的国家可供借鉴的经验。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有些事情可以试点，对试点的经验也要做认真的科学的分析研究。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有些决策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关）
，使我们在行动中多一点预见性，尽可能减少和缩小失误的可能性。像过去人民公社化、“大跃进”那样没有科学依据的“试验”
，是绝不可取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有些研究，并不直接为解决当前问题提供具体对策，然而是必要的。我们要重视为解决具体问题寻求对策的研究。譬如说，住房怎样商品化？我们现在对房租是采取国家补贴的政策，这样的办法不行。怎样改呢？这就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有许多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正在设计各种方案，研究这些方案在具体实行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发生什么后果。我们重视对策的研究，但并不因此轻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实际上，如果没有基础理论的研究，也不可能为解决具体问题提出科学的对策。譬如我们现在提出资金市场问题，为了解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就需要有金融学的基本理论的研究，需要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中银行、证券交易所如何活动。这种基础研究对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是有益的。
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研究，这是从广义上说的历史研究。已经发生的一切社会现象都属于历史，也都成为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也就是总结经验。以为研究过去对现实没有意义，是不对的。科学地认识昨天和前天，就能对正在运动着的今天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并能对未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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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科学的预测。用以指导现实的理论，就是从总结经验而得来的。在研究历史时，要有现实的时代感，否则就成了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重要作用。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必须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大变革，其深刻程度不亚于１９４９年推翻旧制度的革命。这场变革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念。什么事情是好？什么事情是坏？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这种价值判断，现在在有些场合下有点混乱。
这不但表现在人们的头脑里，也反映在报纸、刊物上。在社会进步中，价值判断出现某些分歧和混乱，并不奇怪。人们的思想意识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克服各种陈腐的旧观念，树立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观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度膨胀的片面性、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仍然留下很深的烙印。这对于健康的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是极为有害的。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当有这个任务，来解答这类问题。
不是肤浅的解答，而是深入地从理论上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要用哲学社会科学来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理解我们的历史，还要理解世界。通过这些，来开阔人们的眼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境界，改进人们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能力。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９日在中宣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行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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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原载《党史通讯》１９８７年第１期，１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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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十年，是我国建国以来社会科学发展最快、成果最多、思想最活跃、获得社会效益最大的一个时期。在这期间，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观点。例如，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等等。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是党中央依靠集体智慧总结了全党、全国人民实践经验的结果，同时也总结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理论研究的成果。对于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
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的成就，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在过去的十年中，社会科学实现了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从过去单纯指导阶级斗争的科学，转变为指导国家建设的科学。
第二，这个时期我们解放了思想，打破了过去束缚人们头脑的许多条条框框，在科学研究中恢复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三，社会科学从封闭的状态，转变为开放的状态，不仅对内开放，对外也开放。这就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能够学习到许多新知识和新经验。这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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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经历这样巨大变化的过程中，不免会产生许多新问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反对思想僵化。
虽然坚持自由化观点或僵化观点的只是极少数人，但是过去留下的那种传统的积习不是很容易就能完全克服的。由于不完全适应新的转变而产生种种认识上的偏差和片面性，也是难以避免的。有的同志对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概括，说现在是“哲学的贫困，经济学的混乱，历史学的危机，法学的幼稚”。
不能说这个估计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但如果把它作为对我国社会科学的全面评价，否定这十年来社会科学的长足的进步，看来是不妥的。确实，有些学科在过去“左”
的思想指导下不能存在，这些年才重新建立起来。
但是，学科的建设是很不容易的，有些学科在初建阶段或过分偏重于实际应用，或暂时主要从国外引进一些东西，因而难免产生一些问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可以理解的。理论的成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决不是经过短时间的努力就能一蹴而就。
目前不论是哲学、经济学，还是其他学科，都提出了许多问题，也在探索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没有成熟的见解，有些问题有多种不同意见，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这个事实从表面看似乎是混乱，但从根本上看，则是正常的、必然的，因而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我们不是提倡百家争鸣吗？百家争鸣并不意味着互相攻击，彼此指责。百家争鸣就是各种不同意见都能发表出来。在各种意见中，有分歧，有争论，通过讨论、比较，在实践中鉴别是非，这不能说是混乱，而恰恰是通往真理道路的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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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两点论”
：一方面，这些年来社会科学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缺点和弱点。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状况，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多年，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
这是对整个理论界的批评，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社会科学界。我们的确还有很多弱点，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近十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发展的状况，总的来说是有成就的，我们没有理由得出悲观的结论。当前，我们就是要认清形势，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下面，我想就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说几点意见。
一
要认真地、科学地总结十年来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实践经验。
现在的形势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的情况显然有很大不同。十年前，当我们提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还只是有一个大体上的初步设想。
我们所有的经验，主要地还是从过去二三十年中积累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这些经验促使我们认识到走过去的老路不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条新路来。现在经过将近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许多新经验。这些经验证明，我们的实践总的来说是有成效的。我们所说的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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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情出发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已经不只是一种设想、一种可能性，而是一步步成为现实。我们要十分珍视已经得到的经验，把它加以总结，提高到理论上来。
现在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就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理论工作不很满意。因为他们现在做的一套，跟过去二三十年中已经做过的、并认定是社会主义的一套，有很大的不同。
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心里不踏实，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从理论上给予解答。但是另一方面，理论工作者又认为，理论不能跟着实际跑，我们的任务不是解释现行政策，也不是论证现行政策是否正确，理论工作要进行超前研究，提出新问题，解决下一步如何发展。看来，这两方面的想法有一点矛盾，又都有点道理。怎么统一起来？照我看，统一起来的办法，就是要科学地总结经验。从总结经验中，肯定过去实践中应该肯定的东西；同时也从总结经验中，提出实践的新任务，解决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这样，二者就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总结经验必须立足于科学，依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不是简单地罗列现象，作点说明，也不是要求不加分析地歌功颂德。党并不认为这十年的经验已经是尽善尽美的了。我们的实践有成效，也有不少问题。为什么能取得成效，这些成效近期看和长期看有什么意义，这是需要分析研究的。我们的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有些措施还不配套，我们还遇到许多始料所不及的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新矛盾，这也需要进行分析，加以总结。实践正在向前发展，我们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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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和将来结合起来，用比较长远的眼光衡量已有的经验和眼前的工作。
科学的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来。当然，我们的理论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所谓超前的作用，就是要对未来起指导作用。指导未来的理论又从哪里来？也还是要从实践中来。马克思写《资本论》，就是科学地总结了资本主义的经验和前人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结论。离开了科学的总结，马克思怎么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呢？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写的《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和在这过程中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对可能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作了大体的预见。这些预见为后来的实际所证实。他是以过去十年内战经验的科学总结为基础，又研究了抗战开始后十个月的经验，所以才能作出这样科学的预见。现在有人讲“未来学”
，我以为，人们是不能把未来孤立地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对未来的研究也还得立足于现实，考察现在科学技术、社会生活发展到什么程度，根据这个事实，再大体上推测１０年、２０年以至５０年后，社会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如果不掌握当前的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如何能凭空地去研究未来？所以，我们现在既已有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十年实践，这十年的实践提供的宝贵经验，应该成为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其中都包含着一些本质的、必然的因素。只有通过认真的、科学的分析，掌握了这些本质的、必然的因素，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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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需要细致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研究。经济方面不用说，提出的问题已经很多。这十年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人们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变化，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等等，都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
对于这些方面的变化，我们还不能说已经明白无误地认识清楚了，往往是仅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大体上的概念。最近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民主气氛很浓厚，代表们发表了许多意见，提出了许多问题。
大家都感到这十年来变化很大，问题也不少。
如果只看到问题，简直是困难重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积累了这么多新的经验，如果对这些经验作出恰如其分的科学总结，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基础，这不是又成为一笔很可贵的财富吗？
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国情调查，就是要切实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状况。首要的问题是弄清事实：十年来社会各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中出现了些什么问题；哪些变化确实是好的，哪些是不健康的；这种不健康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弄清这些事实，就需要调查研究。我们如果认真地调查一下这十年来发生的变化，就可以清醒地看到，我们现在确实正处在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对于我们所走的新的道路的认识，虽然有了个大体清楚的轮廓，但我们已有的经验毕竟还只是初步的，还要充实和完善新的道路的内容。要沿着这条新的道路走下去还是很艰难，特别是今后一二十年内，可能是最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脱离贫困，要从温饱型社会逐步发展为小康型社会。在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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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例如，要深化企业的改革，要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等等。随着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新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会不断出现。就说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可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会同其他人产生差距，有差距就会有矛盾。怎样缓和这些矛盾，就是我们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再说发展商品经济，这是我们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许多问题。现在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为了解决不正之风的问题，能不能干脆放弃发展商品经济，回到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老路上去？当然不能。像这样的问题，也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找出解决的办法。在我们这样的幅员辽阔、生产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培育和发展起完善的商品经济，在国内形成统一发达的市场，决非短时期就可以成功的。
现在有许多问题正是在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但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几乎带有必然性。可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既要利用商品经济的规律，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要防止和克服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病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今后的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我们都要不断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不断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农村有的地区原来连集市贸易都没有，有的山区农民宁愿挨饿，也不愿去做生意。我们要帮助他们改变想法，促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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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价值观念有所变化，不再认为越穷越光荣，自觉地走上劳动致富之路。然而价值观念一变化，带来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
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转折关头，包括价值观念的转折，最容易出现各种认识上的偏差、各种思想问题，并造成社会问题。为什么现在出现了卖假药、卖假酒、卖假货的？就因为有些人以为既然致富是好事，那么，只要能捞到钱，什么事都干。
有这样思想的人尽管是少数，但从整个社会来看，造成的危害却非同小可。所以，从温饱到小康的转折，步履维艰，隐藏着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既有与客观实际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方面，又有不相适应的方面，就难免发生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僵化、单一的旧经济体制，转变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继之而来的政治体制的转变，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体制上的转变，会带来一些新问题，使某些不正之风抬头。如果不作科学分析，光是哀叹“世风日下”
，并不表明对现实有了正确的认识，更不能解决问题。可以不可以把社会风气也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呢？我想不仅可以，而且应该。社会科学应该研究社会风气问题。
总之，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对一切已有的经验进行科学研究，对社会现状和趋势进行科学研究。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本身是这个社会的成员，而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旁观者。我们是身临其境，有切肤之感。关心和研究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我们既是这个社会的成员，也就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矛盾之中。我们自己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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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住房、工资等生活问题。这就需要提倡一种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研究态度。现在大家都热心于改革，都希望从改革中得到一些实惠。但是，如果只想得到实惠，而不想付出代价，那就成问题了。我们过去参加革命，是准备牺牲一切的。
如果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参加这场革命难道仅仅是为了求得实惠，而不准备作出任何牺牲，付出任何代价吗？
因此，我们要进行有科学根据的宣传教育，使大家树立起正确地看待改革的观点，要准备迎接各种严峻的挑战，承担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付出必要的代价。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鼓起勇气，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去，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通过实践的检验，使已有的方针、政策更加完善；提出新的解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帮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深刻地认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大家都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适应这个伟大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
二
我们不仅要认识国情，研究国情，还要认识世界，研究世界。
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必然要同世界接触，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关系。当今世界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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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日益加剧，文化上也出现了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趋势，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我国。
我们现在认识世界，和革命时期认识世界已有很大的不同。那时我们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立足于批判，为我们革命事业的合理性进行科学论证。现在我们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而且为了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还需要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科学技术当然是一个方面，此外它们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企业经营的方式，社会化生产的管理方法，利用市场机制调控经济的手段，以及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经验等等，我们过去很不熟悉，在这方面我们自己的办法也不多。我们曾经简单、幼稚地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事实证明不是这么回事。
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优越性，但它不是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不能割断历史，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它必须汲取历史的经验，并且不断地从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中吸收有益于自己的营养，这样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调节社会矛盾方面采取了种种在一定范围内有效的方法。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我们调节社会矛盾的手段、方法和它们不尽相同，但它们的经验也是可供参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地更换政府，意大利在４３年中就更换了４８届政府，但它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很大的影响。
其所以如此，原因很多，有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它实行了文官制度。总理、部长换了，下面负责日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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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文官没有变，因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我们不能仿行资本主义的议会内阁制度，但是它们的这种经验是值得重视的。我国现在准备实行公务员制度，就要参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
这样做不仅不会削弱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有利于发挥它的优越性。
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和研究也很不够。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我们一样，过去曾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些年来它们也在变化，有些国家发展得很快，某些方面甚至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只作浮光掠影的观察，满足于一知半解，而是要作系统的研究，充分认识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这对我们肯定也是有益处的。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是对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已发达的国家）
发展商品经济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政治状况和人民思想状况，收集必要的资料，对照我们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这很有意义。我们确实要对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遇到和正在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怎样去解决，进行调查研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可能和我们不一样，但遇到的问题往往有共性，从它们那里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使我们做得更好一些。
我们还要注意研究苏联和东欧。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从６０年代以来都有相当大的变化，目前也掀起了改革的浪潮。对它们的发展状况，我们要关心，要研究。建国以后，我们对苏联，无论是在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的时期，还是在疏远的时期，研究都很不深入。
我们对斯大林的问题曾经有过评论，其实我们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斯大林，他的很多问题我们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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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都不清楚。
现在苏联提倡公开性，有些问题逐渐明朗了。
最近苏共又平反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其中很多情况我们缺乏了解，也没有研究。对于苏联、东欧的研究，西方国家抓得很紧，已经积累了许多资料，也出了一些成果。我们应当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开展起来。特别是苏联目前也在大力推进改革，它准备加以改革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我们过去奉行、现在正在进行彻底改革的体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在这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也是必要的、有益的。
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既需要有研究机构迅速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变化，及时作出必要的对策建议，以供有关部门选择施行；也需要有研究机构进行基础性研究，进行较长期的战略性的对策研究。
这两方面工作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我们社会科学院系统比较适合偏重于从事后一方面的工作，起码要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认真搞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对策性的研究。
三
要认真对待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对我们的冲击。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思想传入中国。
在各种思想的传播、相互激荡和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最后取得了胜利，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现在我们又面临一次经过长期封闭之后西方思想的冲击。
对这种冲击，我们首先要有冷静的科学的态度，既不要乱了手脚，又不要掉以轻心。西方思想，总的来说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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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验及其内在矛盾。
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从实际出发，但只有这一条还不够，还需要利用前人思想理论的积累。当代西方理论大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其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过去几代人的思想成果。它们是西方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思想史和文化史持续发展的产物。
这些人类思维之树上开出的花朵，尽管其中有一些可能永远不会结出果实，但从它们那里还是可以获得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取得许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继承者。所以我们对西方的思想理论，不能采取简单的、一概否定的态度。
但是，我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是要抵制的。
我们说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不是就资本主义思想整体而言，而是指其中消极的、落后的一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观念里有积极的一面，如讲究效率，求实精神，竞争意识等等，都是值得学习的；甚至个人奋斗，也不能全部否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体系中，确实有许多腐朽的东西。即使在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期间，那里的有识之士也对他们的社会制度中隐藏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怀有一种危机感。西方学者常常说，在他们的社会中，人们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一种自己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感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感到孤独、惶恐、烦恼、失望，因而怀疑一切，认为一切价值观念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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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仿佛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有些人在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追逐个人利益，不过是暂时的自我麻醉，反映到社会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酗酒、凶杀、淫乱、青少年吸毒等现象，以及朋克、嬉皮士之类玩世不恭的小群体，所有这些，都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破坏作用，引起那里许多人的忧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出现的一些思想倾向，有许多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流行过的那股思潮的延续。像带有唯意志论、神秘主义、绝对的相对主义、怀疑人类的文明成果、否定历史的进步等等色彩的以各种招牌出现的思想，都不是什么完全新的东西。当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带有新的特点。在这些思想中虽然不乏某些合理的论据，但它们几乎都倾向于否定理智的作用。这种现象突出地反映出资本主义世界理论的混乱。有些欧美学者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股否定理智作用的反理性主义思潮，给法西斯主义披上了一层有学术根据的外衣，有助于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出现。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中，反理性主义仍有强大影响，值得注意。
但我们也不能把反理性主义简单地同政治联系起来。
反理性主义倾向不一定就导致政治上反动，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做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在人类的创造思维中，确实有某些非理性的或难以用理性作出完满解释的因素，如灵感、直觉、潜意识等在起作用。但如果把这类因素无限夸大，导致从根本上否定理性的作用，那就和科学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了。
可以断言，这样的反理性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无益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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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照抄照搬西方的思想理论是很危险的。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中国介绍外国学说，五四运动是一个高潮。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做这项工作了。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就是一个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人物。
在他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以客观的态度，对自己所做的传播西方思想的工作，进行了一番反省式的评论。他认为当时他主张输入世界学说，是对的，但是输入的应该是“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
，这样才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他认为自己当时“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虽然他又说，在１９世纪末中国思想界“闭塞萎靡”的情况下，如果不用这种“鲁莽疏阔”的手段，恐怕也不能造成新的局面，但他确是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五四运动以后的状况比起梁启超那个时代，应该说是有了进步。那么现在呢？正像有些同志讲的，在介绍西方思想的工作上还存在比较粗糙的情况，有些问题自己没有弄懂就那么讲了，也是模模糊糊、笼笼统统，甚至存在一些错误。看来在长期封闭之后实行对外开放，对外来思想有一些囫囵吞枣的现象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不过，也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分析批判能力比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又大为增强了。我们已经懂得，对西方的东西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当然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充分认识这个工作的艰巨性，努力把它做得更好。
为了使中国思想界能够更好地从外来思想中汲取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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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促进社会科学的进步，我们要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立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开辟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参与国际学术界为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而开展的活动，既要有独立的分析批判的能力，又要善于同各个学派、各种学术团体合作，研究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些课题。我们常讲，在对外事务中要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斗争，这并不是一句套话，而是我们将要长期实行的正确方针。中国社会科学界应当具有贯彻这个方针的远见和气魄，为世界的进步，为世界的社会科学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总而言之，西方思想的冲击对我们可能是有好处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对待。
我们既要很好地分析西方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又要善于批判和屏弃那些西方经验证明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也有损于我们事业的不好的东西。这大概就是从我们过去几十年中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的经验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四
要很好地尊重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
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其中有民主的精华，也有封建的糟粕。对封建的糟粕，当然要反对。封建主义在中国影响很深，要花很大力量去消除，包括消除与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相联系着的保守观念、狭隘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系的宗法观念、人身依附、长官崇拜，以及其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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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落后思想。我不赞成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来反封建，因为现在说的反封建涉及文化思想问题。
封建时代的文化遗留下来，有些已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和行为方式之中，它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个“运动”
所能恰当解决的。
如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扫四旧”那种做法，只会有害无益。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文化教育的发展，来逐步消除传统文化的封建遗毒。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中国长期的文化积累，到底对于我们是个累赘，还是一笔财富？
在世界上，唯独中国历史悠久，连续不断，虽然中间有过分裂，但是总能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很了不起的。到了近代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中国本来也像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有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危险，但中国没有变成殖民地。后来虽然变成半殖民地，终究没有被列强瓜分掉。现在史学界有种意见，认为变成半封建不是一个倒退，我赞成这个意见。当然，没有变成完全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遗憾，但是有了点资本主义才叫半封建，比起纯粹的封建主义，这是个进步。中华民族就这样生存了下来，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民主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中华民族是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鲁迅是一位最能跟中国文化传统中劣根性的东西作斗争的战士，但是鲁迅也非常重视我们的文化遗产。他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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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话是很值得玩味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确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当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但精华与糟粕常常混在一起，甚至是相互关联的。怎样去区分，在分析中批判地吸收，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关键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建立在渊博知识基础上的洞察能力，这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品质。我们有责任在自己的科研实践中，解决好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
我们民族文化的内容很丰富，范围很广，一些深层的东西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但总的来说，我们对于一切有利于发扬民族自尊心，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鼓舞人民克服困难奋发前进，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尊重其他民族并向他们学习的东西，都应该保护和很好地加以利用，使之发扬光大。如何利用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来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有待于我们作出努力，加以解决。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历史学危机”的问题。现在史学界有的同志认为史学有危机，我不大相信。社会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历史科学。社会科学不论研究什么问题，都必须探索这一问题的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可以说是历史著作，它研究了在简单商品交换的发展中，怎样产生了货币，货币又怎样发展成资本，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种历史研究。历史学研究对当前的现实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了解世界，就要了解世界历史；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历史；要保护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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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作历史的分析，这些都是历史学的任务。历史学过去研究的范围太窄了，可以开拓，也可以采取一些新方法，但重要的问题是要搞清历史学有什么功能。这个问题解决了，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怎能说它面临危机呢？
五
最后，我要讲一下社会科学战线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经过７０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指导地位，这一点又是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相联系着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要靠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建设，靠大家的进一步努力，而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手段。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地要勇于探索和研究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回避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思想问题；也要多方面地学习，善于接受人类一切有益的知识。这样，才能使我们手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无论从事实还是从逻辑来看都是必然达到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狭隘的宗派，要尊重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从这种态度出发，就要以宽广的胸怀团结一切同志，团结一切爱国的理论工作者和一切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有战斗性。这就是说，要勇于和善于消除阻碍我们前进的旧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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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原则问题上明辨是非。这当然不能靠打棍子，戴帽子。
那种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废除。
战斗性是要有说服力，善于以理服人。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弱点表现在：一怕犯错误，二怕被别人说成是“打棍子”。要消除这两怕。理论上突破和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提高理论水平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也要造成良好的学术环境，还需要时间，需要真正的深思熟虑。因此，要允许有反复、有偏差，甚至有错误，当然也容许改正错误。是否“打棍子”
，要看是否言之有据地说理。如果努力充实理论的准备，提高理论思辨的能力，那就能平心静气地有根有据地说理，就无需怕这个，怕那个。
现在，社会处在大变化时期，但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政治上的安定的环境，这对于理论的发展是个极好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珍惜这个条件，并以严肃的责任感要求自己，一方面密切联系实际，一方面加紧充实自己，以弥补理论准备之不足。我们还应该提倡一种严谨的学风和埋头苦干的精神。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我们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但不是一律提倡立竿见影，急功近利。有许多学术成果需要成年累月地努力才能完成；有的成果或许暂时不能直接用于决策，立即看出社会效果，然而是决策的必要的理论基础，能够长期地起作用。
我们的实际生活在大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发展，整个世界都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再加上我们主观上切实、认真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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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发展。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７日在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４期，７月１０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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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社会学研究（两　篇）
第　一　篇
中国社会学学会从１９７９年３月成立后，七年间，为重建社会学，做了很多工作。社会学工作者用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重视。
在这期间，费孝通先生不但为社会学的重建大声疾呼，而且对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方针、方法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我认为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
比如他在１９８２年写了《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就提到要把社会学建成“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他说：“我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
它的内容既不可能是中国解放前的社会学的简单恢复，也不可能是任何外国社会学的直接引进。我们虽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和批判地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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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以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
他还提出，要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学，就要从实际的调查研究做起。
他说：“要取得对社会的科学的知识，必须要针对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观察，经过分析整理，提高到理论的认识。因之，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社会学必须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入手。”
我除了对费老这些根本性意见表示赞同以外，还想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讲社会学的。那时有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用社会学的名义在大学授课，讲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虽然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很注重研究社会，但是并不把这种研究称作社会学。毛泽东就主张对社会进行调查，他自己还亲自做农村调查。他所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经济，但也不局限于经济范围。
３０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陈翰笙也曾指导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们调查研究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农村经济，包括一些可以说是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社会学呢？
这是因为，那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总的说来，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稳定社会秩序。当时中国的社会学者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现象，看到种种社会问题，也在考虑中国怎样才能发展、进步，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得出要从根本上改造旧的社会制度这种结论。他们是在旧的社会制度范围内考虑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结论则是：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小城市有许多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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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里处处有土匪，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在根本上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产生的。所以要消除这些现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发生了“问题”和“主义”之争，争论的实质也就在这里。
３０年代，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杂志批评晏阳初先生，也是这个性质。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晏阳初先生当时也是真心实意地考虑中国农村怎么发展的问题，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他的主导思想和一切努力都是在不触动土地关系的范围内试图改造农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那是不可能为中国农村找到出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任务是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并探索革命的道路，也就不能不否定各种以为无需经过革命就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中国社会稳步前进的观点，当然也就不能承认这样的社会学。
当时许多社会学家的这种观点，主要是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地位的限制，而不是存心要去维护那个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至少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时期，不少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朋友与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友谊。
全国大陆解放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特别在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进行社会制度的革命了。主要任务已经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内容也需要有个转变。但在长时期同，我们没有能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大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需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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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这个武器。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学科没有受到重视。比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过１９５２年大学的院系“调整”以后，实际上就都被取消了。
１９５４年我参加筹备出版几种学术刊物，当时只出版了《经济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三种杂志，别的就没有再去管。这一情况的发生除了受苏联的影响外，还有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遗留下来的观念的影响。
对于这种影响，就社会学来说，这里我想说以下几点：第一，以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社会学。至少有些同志是这样想，但这显然是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历史，而它本身不能代替各个具体学科。正如自然辩证法可以指导物理学研究，但不能说自然辩证法就是物理学，有了自然辩证法就可以不要物理学。
第二，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切社会问题都解决了。在革命时代，提出只有推翻三座大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才能使社会进步和发展，这是不错的。但是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之后，并不是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自然解决了，社会就自发地前进了。通过这三十多年的经验，大家对此都有了深切的体会。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提供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存在着许多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可能得到良性运转，甚至只能陷入恶性循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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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解决不了娼妓问题、土匪问题等等社会问题。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使得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可能良性运转，有可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是，要实现良性的运转，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还需要作许多努力，因此就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
第三，如何对待旧的社会学，包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资产阶级社会学所调查收集的许多资料是有用的，其研究方法也有可以借鉴的。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帮会制度的著作，大概要算是在新加坡出版的一本名叫《洪帮》的书。
那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发现在中国居民中有帮会组织，很有势力。他们派专人进行调查，写出了这本书。他们进行这种研究，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的，是为了确定这种社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对殖民统治起妨碍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殖民统治所利用。因为有这样的实际目的，他们的研究者就不会任意编造一些材料，那样对他们毫无用处。但由于受研究目的限制，他们可能只注意某些材料，忽略了某些其实是很重要的材料。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利用他们的这些材料，当然还要进行鉴定和补充。
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不仅可以利用它积累的资料和吸取其某些方法，而且它的某些研究成果也可以供我们参考。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当然是研究怎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各方面能够协调发展。这种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包含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经验。
在革命时期，我们没有吸取这些经验的必要，这是有理由的。现在我们是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整个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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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各个方面，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民族关系、城乡关系、家庭关系等等，都能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如果搞得不好，甚至会恶性运转。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研究目的确有某些共同点。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原则的区别。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能在一切方面保持良性运转的。但是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发生严重危机、爆发革命的时候，大体上还是能够顺利地运转的，不然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协调运转的这些经验，我们当然不能照搬，但是其中总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东西。我们不是还从封建社会的“贞观之治”中寻找经验吗？难道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如何协调运转的经验，我们就不能借鉴了吗？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问题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这也从反面向我们提供了经验，这种反面经验我们也是可以利用的。
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社会得到的一些材料，使用的一些方法，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都是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利用。由此可见，把旧的社会学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一笔抹煞，是不对的。费老说过这样的话：“批判过了头，成了整个否定，现在看来是不对的，甚至是错误的。全盘否定前人所做的事，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我同意这个意见。
如果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利用旧社会学留下的某些材料和方法，并且吸收西方社会学家的某些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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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学总的看是能够大发展的，既有发展的需要，又有发展的可能。近年来，社会学界对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有很多讨论。这些讨论在学科建设上可能是必要的。究竟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说不清楚。社会科学是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一些学科研究。尽管可以把社会现象划分成不同部分加以研究，可是实际上各种社会现象都是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可以说，有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比如生活方式问题，我们过去不大讨论，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个问题变得突出了。这算是什么问题呢？算经济问题？它当然与经济有关系，但它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带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又比如婚姻问题，是个老问题，这与经济当然有关系，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都有关系，也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人口问题的研究现在变成一个专门学问了，这也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费老研究很有成就的小城镇问题也是如此。
小城镇问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问题，但也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综合性问题。总之，社会学的用武之地是很宽广的。
我很赞成把调查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社会学的研究当然要有理论，但是理论从哪里来，还是要从实际中来。理论不是从书本上的原理中引申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某些书本上引申来的，而是从实际中来的。
我们正处在国家全面改革中，社会正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包含丰富、生动、具体的内容。只有对此有所了解和认识，才能总结出新经验，解决好新问题。因而我非常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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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是基础工作。
当然也要讲求调查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做了一些工作，但现在还很难说成绩有多么大。我希望社会学所的同志同全国各方面的社会学家多联系，通过中国社会学学会加强同全国社会学学者的联系，也要加强同各个地区、各大专院校社会学学者的联系。社会学所办了个杂志，叫《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有责任同各方面多联系，努力使社会学方面好的论文、好的调查报告，能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第　二　篇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为纪念成立１０周年开会。社会学研究所是在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十年来，取得了很多成绩。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全所研究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努力的结果，也是和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雷洁琼教授等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和全国社会学界的学者和专家的支持与合作分不开的。
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支持和帮助过社会学所工作的专家、学者、同志们表示感谢。
社会学是十年前恢复和重建起来的一个学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特殊作用？到现在对这个问题恐怕还没有共同的认识。这需要全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通过实际工作予以澄清。我想在此说几点意见：第一，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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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社会问题成堆。那时候我们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社会问题是没法解决的，要求得问题的解决，就必须进行革命，根本改变社会制度，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如果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出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就不会有任何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良性循环，就会很好地健康地发展，这是把社会主义理想化了。我曾经说过，我们过去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化的想法。现在我们大家知道，这种想法并不恰当。一方面，由于旧社会残余的影响；另一方面，新社会制度也有一个逐步地健全发展的过程，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仍然会有许多社会问题，并不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
给了我们一个教训，说明如果搞得不好就要出大乱子。最近的国际形势使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今天面临着如何按照中国的特点逐步地、健全地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也包含着如何防止和抵制和平演变的问题。在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各种社会问题时，又要反对另一种倾向，就是贬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是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当然，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需要做许多实际工作，也需要做许多科学研究。我们应当也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断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社会得到良性循环。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是社会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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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经济领域的问题，政治领域的问题，还有属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社会学到底是研究哪一类问题的呢？这就涉及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难免要遇到的一个问题：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
对此，我想说一点不一定成熟的意见。
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是互相联系着的。在科学研究中，虽然不能不分门别类，分为经济学、政治学等等，但是社会确实是一个综合体，许多社会现象很难说只是经济问题或只是政治问题。比如说家庭问题，与经济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只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文化传统，涉及人的思想意识，涉及通常所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因而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又比如犯罪，也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还有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等等，许多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研究小城镇问题，这固然可以说是个经济问题，但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我们现在常常讲，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需要综合治理。这是因为社会是一个总体，各种社会现象是互相联系着的。我们要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良性循环，确实要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人的精神素质、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因素。
我想，从社会是综合体的观点，可以说明社会学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即除了要有经济学的研究、政治学的研究等等之外，还需要有社会学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要吸收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社会学是把社会当作一个综合体来研究的，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求找到克服我们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弊病的方法，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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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还想说一下，我们的社会学家也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就其总体而言，它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如何克服弊病，促进社会良性循环。但是实际上，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而必然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是它自己无法解决的。例如吸毒问题、犯罪问题等等，我看是解决不了的。听说西方的有些学者主张让吸毒公开化、合法化，使走私贩毒无利可图。提出这种解决办法只能证明那里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黑暗的地狱是不可取的；但是，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好得很，只讲那里生产高度发展，经济高度发展，不讲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种矛盾和弊病，也是片面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社会学家不应当只是做一种简单的、粗糙的论述，而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科学的分析。
比如说，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我们不仅要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研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多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少年来也发展不起来，陷入政治、经济各种困境中。还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也要研究。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发达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还存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的形式，研究这些国家的社会状况，也是我们社会学家的任务。
第四，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从总体来说，资产阶级社会学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去改善它的社会，这点和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不同。
对西方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社会学，用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进程的企图，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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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给以认真的、科学的批判和抵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吸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经验。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些方式来调节它的社会矛盾，采取一些方法革除它的一些弊病，这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只能暂时起作用，不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但是，它的这些经验我们不是不可以参考的，这个情况跟我们过去处于革命时期不一样。革命时期，我们主要在农村搞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有什么可吸取的？现在我们在治理一个国家，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搞好，为此我们就需要利用和参考各方面的经验。随便举例说，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很大的行业——保险行业，是大资本家搞的，但这是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
对这种经验，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和应该吸取的，当然要从社会主义的特点出发来利用这种经验。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资产阶级社会学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批判地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学界的眼光首先要放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并应该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要的。解放初期，我们曾通过讲社会发展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很有成效。这个工作现在还要做，而且要比过去做得更深入。研究各种社会形态，联系实际，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讨论如何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对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都是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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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然，这个工作不只是由社会学界来做。但社会学界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批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为防止和抵制和平演变，社会学界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我们的社会学研究所能够和全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工作者，和前辈的学者，和许多不断地培养起来的社会学新生力量一起，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
第一篇是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６日在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２日第二篇是１９０年３月１７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所１０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社会学研究》１９０年第４期，７月２０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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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需要创新，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论点，发现新的资料。
一切学科都要前进，都是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研究是研究过去的事情。它如何前进？如何创新呢？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过去的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当然不能根据主观的意愿去改造历史，不能因为今天或明天的现实有什么要求，就按照这种要求去描述历史。但是，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
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去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已往的历史的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
所以我们虽然绝不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去随便改造历史，但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研究，并要在研究中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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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
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或者从中国近代中无论举出哪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我们固然要如实地尽可能全面地进行研究，但是在研究中总是要有所侧重。
某一方面之所以受到特别的注意，这常常是和现实生活的需要有关的。实际生活的发展，往往使我们感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或没有十分重视，而现在看来，却应该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即使原来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仍可能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说明。现在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过去的事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有了新的社会实践才能深刻地看出来，这种情形也是有的。我们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但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和任意剪裁历史的主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已往的历史之所以需要反复研究，并且能够有所创新，我想，根本点就在这里。如果过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结论，那当然更应该用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来代替它。
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许多人长期研究所取得的，并且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也还需要我们反复地加以阐明。
例如，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过去一般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一段时期。其实，按照社会性质来说，整个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
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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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这个结论不是轻易取得的。甚至可以说，是付出了几代人流血的代价才取得的。对于前一代人，这也许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不成问题的结论，但对后一代人，也可能还不那么清楚，还需要加以解释和证明。
真理不怕重复，在重复中也可以有创新。历史的真理是需要反复地加以申述的。为了使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们认识和接受真理，不能简单地把已经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我们现在需要结合当前的实践，对这些值得重复的正确结论，进行有充分科学根据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为此，我们就要收集和研究更多的资料，作出更深入的全面的分析，进行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地进行这种工作，虽然好像说的是老话，但仍可以有新意，这里也就包含着创新。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对于正确的结论，我们必须加以坚持，并且给予新的论证。
对于过去的错误结论，要加以修正，而代之以正确的结论。
二
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没有作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
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充分。
究竟怎样才算是对历史作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这里谈一些看法：单纯积累起一大堆材料，这不能算是系统的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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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材料摆得很充分。有这样的历史学派，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把史料考证清楚。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有几种不同的记载，那就要考证出哪一个记载最为可信，这就是历史研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历史研究的可能。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没有不同的记载，那就没有什么研究工作可做。按照这种学派的说法，历史研究就会陷入烦琐的考证，而且止于罗列一堆历史材料。
我们是重视史料的收集、考证工作的。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
不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不辨明有关史料的真伪，当然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某些历史事实的细节，如果对了解全局有关，花气力进行考证、辨明，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分轻重，不管它对全局的了解有无意义，凡是发生过的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楚，就势必陷入烦琐的考订工作中，那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史料学的工作，不过是史学研究的开始，决不是它的完成，决不像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那一派的看法一样。
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为根据，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
例如，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这一百年的历史，概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的认识。
又例如，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的同志说，这是个封建主义的政权。有的同志说，这是个农民革命的政权。这也是企图对太平天国得出一个本质的认识。当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如果这个认识是正确的，是否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历史的科学研究的任务？我想，这仍然只是做了历史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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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开始的一步工作，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系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还远没有完成。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所谓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从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中得出一个概括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的确反映了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反映了隐藏在众多的现象后面的本质，那就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把历史现象的一切复杂性、多样性全部反映出来。这种概括的认识表现为抽象的概念，而实际存在的具体历史现象却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举例来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一贯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个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斗争的具体情况是极端复杂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前，斗争有时主要是反帝，有时主要是反封建，有时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而很多是不自觉的，有的甚至表现为低级的歪曲的形态。在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时，也还经过不充分自觉到充分自觉的过程，有时还因犯了错误而受到挫折和失败，而且在各个不同阶段分别着重反对某一个敌人，并不是平均用力地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总之，虽然从总体来说，从本质上看，一贯地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实际现象决不是这一句话就说完了的。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在历史舞台上的许多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是各种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抽象的、规律性的概括认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才不至于陷入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的海洋中，无法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无法驾驭所遇到的一切史料。但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毕竟不在于只是得出某些抽象的概念，而是要以这些概念（如果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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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科学的概念）为线索，使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井然有序地展现出来。因此，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既要从具体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这是第一步；又要把这种认识再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回到在历史舞台上具体的人和事上——加以说明，这是更重要的一步。
在这里还可以说一下，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现象中得出的某个规律性的结论，究竟正确不正确，怎样能够得到检验呢？
列宁曾告诫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列宁选集》第二卷，７２３页）
如果我们是从个别材料中得出一个结论，又用这结论来说明这些材料，那当然毫无意义。我们应当尽可能掌握具有全局性的材料，从中得出结论，并且带着这个结论回到广泛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不但不回避，而且要敢于面对那些看起来和自己的结论不相适应的具体现象。如果这个结论能够贯穿一切，把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都说明清楚，那么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这个结论不足以说明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就要加以修正和补充。这可以说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一种形式。对于已往的历史的认识是否正确，当然不可能用现在的实践来证明（虽然有时可以参考）
，而主要是用已往的历史实践来证明。在这里，所谓实践，就是具体的社会活动，具体的历史事实。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应该经得起一切有关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检验。
如果我们对某一段历史确已取得了科学的认识，能够以此为线索，把有关的具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如实地展现出来，把本质隐藏在其内的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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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性如实地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科学研究就做得比较充分了。
只罗列材料而没有观点的情形，或者只提出抽象的概念而不谈具体的人和事的情形，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的。但是，至少在一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确有这样的毛病：列举了一些历史的现象，然后得出若干所谓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往往是人所共知的，而举出的历史材料也好像是为了证明其结论而故意挑选出来的，使人感到观点与材料并不是水乳交融。应当按照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对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展开深入的研究。我们所要说明的论点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有血有肉的，和具体史料溶合在一起的结论。
从纷歧错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出规律性的本质的东西，又据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这种方法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现实生活就是正在进行着的历史。由于历史研究所处理的是过去的事情，不但其前因，而且其后果都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更便于我们来运用和学会这种方法。科学的历史研究，除了给人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外，又能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锻炼自己的认识和思维能力。如果我们能提供更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我想，是可以从这两方面给人以好处的。
三
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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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任务。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并不始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较早的著作家，如湖南醴陵人刘彦，他曾经当过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当过大学教授，当过北京政法大学校长。他在１９１０年出版了一本《中国近时外交史》，已提出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划线。
以后２０年代初，开始有些中国近百年史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因而不能说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且还有其他缺点，但是这些著作，一般地包含有爱国主义的主题。刘彦的１９１０年的那本书，后来在１９２７年扩充改写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
他的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解放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也有反爱国主义的。
例如蒋廷黻，曾任过大学教授，当过国民党的外交官。他著有《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他讲鸦片战争，是贬低林则徐而称颂琦善的。
他说林则徐是完全不可取的，而琦善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最好的外交家。他的这种观点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界中也很少有人赞同。他的立场是反爱国主义的。
解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努力对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状况作出科学分析，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呻吟，提高到理性认识，阐明中国争取民主进步和争取独立斗争的一致性，批判丧失民族自尊心的反爱国主义论调。在爱国主义主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切爱国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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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站在一起。
现在，通过学习中国历史，在人民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也要担负起这个任务。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更应该重视这个任务。
中国近代史可以使人们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来之不易，使人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增强信心，使人们懂得，中国人决不能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但必须要有充分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能够负起爱国主义教育任务也不那么容易。
简单地重复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的著作是不行的，当然更不能靠标语口号式的结论，这里也需要有深入的科学研究。
去年有的杂志发表文章，讨论１９世纪末年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这是有意义的。我们对过去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需要有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不但由此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政策和策略，而且从这里看出过去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我们今天实行的开放政策的本质区别，也可以看到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有些什么事情应该注意。把这类问题提到科学研究的水平上来是必要的。
四
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得与失，很需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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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的总结。这项工作，我们还做得很少、很差。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虽然在整体上达到了正确的结论，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错误，并且从科学的要求来说，对于正确的结论也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过去在“左”
的思潮影响下出现某些偏向和错误，加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不少错误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学习得不好，运用得不好而产生，这同“四人帮”统治下那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不能相提并论。
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对史料的编辑、考订，以及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也要引以为戒。
以前，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如何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近代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并以为只要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就能完成。蒋廷黻就是以这种观点来描述中国近代史的。他赞赏同治年间主持总理衙门的文祥、奕，也赞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搞的洋务，惋惜他们的失败。他认为如果曾、左、李成功了，中国的工业化早就完成了。采取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觉得辛亥革命也似乎可有可无。
至于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认为只是起了破坏作用。
在旧中国，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直接有关当时如何改造中国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要从农业国家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必须首先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没有独立和民主，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富强国家。在旧中国，有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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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善良的人不懂得这点，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至于奕、文祥、曾、左、李以及张之洞等，是以兴办“洋务”来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这种失败和上述善良的人的梦的幻灭，性质完全不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蒋廷黻等学者以为可以继承洋务运动的事业，抵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们对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确实有不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发展成为近代的工业国家的。例如日本就是。但中国没有过“明治维新”。
“百日维新”
是想走明治维新的道路，清末的预备立宪也是想走这条路，但是走不通。不但维新和君主立宪行不通，辛亥革命也没有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历史事实。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不是去否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而是要对这个历史事实给以科学的论证、深刻的说明。
中国是不是要经过革命才能够独立地进行建设，这已经是历史实践中解决了的问题。近代中国，经过长期的革命运动（包括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和以后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
，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这主要是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的）
，然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这才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把现代化的建设作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新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旧中国所不能比拟的。
虽然我们国家在１９５６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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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没有将中心任务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今天的建设事业是过去革命运动的继续。没有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长期革命斗争，就没有今天的建设事业。
现在，国内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还有国内外的敌人。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还要和用各种方法来打断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要在这个斗争中保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中国近代历史上，明确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对历史估价的问题，也是和现实生活有关的问题。
五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的阶段。
对这个特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必须认真考虑到。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谓半封建可以说就是半资本主义，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因为是半资本主义，所以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开始属于资产阶级，以后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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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阶段，但是旧中国毕竟并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缘故。它具有同别的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共性，同时，又有它的特殊性。
特殊性主要的就是由于它的前身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而来。由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也不能不面对某些特殊的问题。
在旧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大资产阶级是反对革命的；而另一部分，即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独立地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辛亥革命中曾制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宪法，民国初年也曾经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但只是一纸空文和徒具形式。
中国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它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要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就不出现这个阶段；也不会因为人们想要有这样一个阶段，就出现这个阶段。中国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者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为中国规定的命运就是如此。
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少了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确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等方面，都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我们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肃清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我们曾经因为不注意这个问题而犯了错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是与此有关的。但我们今天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以后，这些困难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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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服的。
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制度。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选定了的，是中国历史不可逆转的道路。
如果以为中国缺少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而应该补上这一课，那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妄想。就这个问题来说，过去从来没有能做到的事，今后更不可能做到。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社会主义，并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历史赋予我们这样的任务：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会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学会的那些好的东西，并且学得更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扫除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扫除掉的那些坏的东西，并且扫除得更干净。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虽然研究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但应该能够坚定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并且有助于我们懂得，如何按照中国的特点更加健全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六
最后说一下农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过去，为了反对那种否定农民革命和农民斗争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在旧中国的著作界中是习见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中，对农民革命和农民斗争的评价出现了过于“拔高”的倾向。这种倾向应该纠正。但它并不是在学术界中居支配的倾向。
就太平天国的研究来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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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我们过去对太平天国的弱点，作过比较恰当的分析，如１９５１年纪念太平天国一百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另一方面，确也有一些著作，作了某些不切实际的评价，甚至对于单纯农民革命中难以避免的弱点也曲为解说，加以美化。
现在，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总结经验时，特别深切地感到中国社会经过长期的封建历史，具有广大的小生产经济的特点，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广大的小生产经济是滋长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官僚主义、不讲究效率的坏作风的基础。
近代史研究者，对于中国社会的这些特点，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对此，我觉得有下列几点可以说一下：第一，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能不具有各种弱点，即使是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但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都生活在长期的封建传统和小生产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表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也不能不影响到社会各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都受到影响。中国的资产阶级中的大资产阶级不用说，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封建性。中国无产阶级是有其突出的优点的，但这种优点中也包含着弱点。
它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这当然是优点，但也因而容易受农民小生产者的影响。农民所具有的弱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无产阶级的身上。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在对农民和农民革命的弱点进行科学的分析时，必须充分肯定农民在近代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上说，资产阶级是比农民先进的阶级，但从反帝反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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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积极性上说，农民群众远远超过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能缺少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敢于向下层群众中寻找力量，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不敢做的。
但是，辛亥革命终究没有能真正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也就不能不失败。无产阶级能够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就因为无产阶级的党领导了广大的农民，把农民群众的力量组织和发动起来的缘故。
第三，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看到我国是个有八亿农民的国家，这是一种困难。从它造成困难的意义上说，八亿农民好像是个沉重的包袱。但是“包袱”可以转化为财富。清朝时候有一个官员向英国人说，如果我们中国每个人衣服的袖子都长一寸，你们兰开夏的织布工厂就得成倍地增加生产。
外国资本家也曾寄希望于中国的市场。
但是，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极端贫困的状况，所以人口众多的中国并没有成为现实的市场。现在我们正在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使八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富裕起来，并且还要逐步提高文化。当八亿农民逐步富裕起来，逐步地提高文化，那将成为多么巨大的力量。
单就市场这一点说，从现在的八亿农民转化形成的较高的购买力，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广大的国内市场。
因此，如何建设富裕的、民主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农村，这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础。我们近代史研究者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有所贡献。为此，我们就一定要对农民的弱点作恰如其分的分析，并且充分地估计农民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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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２日在广州举行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１３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学术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３期，５月２０日出版
０５胡绳文集
关于如何深入进行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些想法——致友人书
来信收到多日。
没有立刻答复，是因为你提出来的问题，我一下子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现在虽然想了一下，也不见得能说出什么道道来。
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和发展，我看是很有必要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农民战争不但频繁，而且规模巨大，这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特色。太平天国虽然发生在中国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但是它和已往的农民战争还是有不少共同处的。太平天国研究者虽然在一些方面仍感到材料不足，但是比起已往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的材料要算是最丰富的了。把太平天国研究清楚，对于了解已往的许多次农民战争，显然是有好处的。
太平天国又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后中国人民的第一次大斗争。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道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道路，在太平天国时期已显露端倪。对太平天国的深入研究，是有助于说明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不从旧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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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特点的。为了认识农民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这一次农民大革命研究清楚，也是不无帮助的。
我觉得，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太平天国研究的意义。
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当然都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而其中最值得受到重视的是在某些历史转变关头带有复杂的阶级斗争关系的历史现象。这些是整个历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太平天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要环节之一。把这样的环节认识清楚，有助于认识整个历史链条，而这是最不容易的。因为不容易，就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特别需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这实在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很好的用武之地。中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于太平天国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者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种情形表明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确是具有极其复杂的内容。
我们应该通过像太平天国这样的历史现象的研究，来学习和锻炼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能力，而当我们能够对太平天国有关问题作出正确的、清楚的科学分析的时候，就真正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那么，怎样使我们的太平天国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和提高呢？——这是你的来信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材料积累得不少，但对已有的材料还没有足够地加以整理，并足够地给予分析研究。在一些问
２０５胡绳文集
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所根据的材料都是差不多的。
是否需要发现和收集更多的材料呢？需要的。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地采集尚未到手的材料。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需要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材料。
但是分歧意见之所以产生，恐怕不能说就是因为材料不足的缘故，至少有不少问题是不会因某一种新材料的出现而豁然开朗地立即得到解决的。
我想，重要的是在于如何整理和分析、研究这些材料，如何从大量的复杂的材料中舍弃那些次要的材料（虽然不是完全置之不顾）
，而找出最关紧要的材料，如何诱过复杂的现象得出本质的认识，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现象中存在着的各种矛盾，等等。
历史研究者所遇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如果只停留在对某一个历史人物做了什么事，对某一件事的具体情节作现象的描述，那就至多只能做些考订工作。
如果进而要对一个人物的历史地位作出一个判断，对某一件事实的历史意义作出一个说明，就不能不进入理论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过的（他这话是针对自然现象的研究而言）
：“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接着恩格斯又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
（《自然辩证法》）
在我们的历史学界中，有没有轻视理论思维的倾向呢？
有没有由于轻视理论，以致陷入自然主义地（也就是任意地）
，
胡绳文集３０５
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情形呢？
我以为，不能说没有。因此，对于太平天国研究者，也正如对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者一样，着重地提出学习理论思维，学习正确地思维的问题，恐怕是必要的。
为此，历史研究者需要学习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这或许是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带关键性的一点。要提高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水平，其实就是要提高作为历史研究者的我们自己的水平。
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有了共同的哲学基础，并不就会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立即有共同的结论，还是要“百家争鸣”
，而“争鸣”的结果是有可能达到共同承认的结论的。如果是没有共同的哲学基础的争论，是很难找到共同语言，达到共同的结论的。
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途径当然不只一个。我把学习哲学当做基本的、不可缺少的途径，但并不排斥其他途径。
我想建议历史研究者认真重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几本历史分析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你所工作的机构里，是否可以抽出点时间，大家读一遍这些著作，讨论几次呢？固然这几本书是大家都读过的，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对同样一句格言，一个初入世的年轻人的理解和一个有了许多人生经验的人的理解是会大不相同的。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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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以后，重读这些著作是会得到远比过去深得多的体会的吧。
除了这些最著名的著作以外，这两位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奠基人还有许多历史——政治评论值得我们阅读，例如在《马恩全集》第七卷中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九卷中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同一卷中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第十卷中马克思的《革命的西班牙》，第十一卷中马克思的《约翰。罗素勋爵》，第十五卷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几篇短篇文章，等等。读一读最富于理论思维能力的大师如何分析和评论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实在是对我们很有教益的。
我原来是想说如何提高和加深太平天国的研究，但我以上所说恐怕是离开了题目，说成一般的历史研究了。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太平天国研究者要丢开太平天国研究，先去学哲学，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然后再回来搞太平天国研究。
不是的，理论思维能力也还得通过实际工作——这里说的是具体研究工作来提高。
有人说，若干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工作虽然进行得很不少，但研究领域还太窄。我同意这种意见。我们不但是研究太平天国，而且是研究太平天国这一时期。因此，太平天国时期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这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太平天国的敌人方面的状况，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都应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内。
虽然还可以开拓新的领域，但是检阅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写成比较系统的著作，我以为，这是现在可以而且
胡绳文集５０５
应该做的事。
也有同志说，３０年来，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小册子以及较大篇幅的书虽然出了不少，但是很遗憾，还没有一部多卷本的太平天国全史。既然要总结研究的成果，就可以集中人力写出一部多卷本的太平天国全史来。
如果采取集合许多单位、许多人，拟定提纲，各写一章，汇集成书的办法，写成一部多卷本的著作也是可能的。但我觉得，用这样方法写成的大概只能是资料长编性质的书。如果能产生这样一部书，使大量的散乱的资料经过初步整理而汇集起来，这对广大研究工作者也可以有推进作用。
但是，我更希望有既立足于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又是有思想性的、有创见的，并且有自己的写作风格的著作。
如有有志之士写出一部不是堆积资料，而是具有概括和分析能力的，虽然不是那么“全”
，但对重大问题作出比较深刻的剖析的太平天国史（一卷本或多卷本）
，当然值得欢迎。
但是我想，还可以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分成若干题目，有几个作者分别担任，各写一本书。这些题目可以是，例如“太平天国的发动”
（这本书是写太平天国发动前的社会情况以及它如何发动起来的）
，“太平天国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
，“太平天国的战争”
（这主要是军事史）
，“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
，等等。题目甚至更细一点也可以，例如，“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
，“太平天国统治时期的浙江地区”
，等等。
并不一定要求分别写出来的这些书合起来就是一部太平天国全史。每个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选定一个题目。每个作者所写的是一个局部，但是他应该是胸有全局，通过他所写
６０５胡绳文集
的局部来表达他对全局的看法，而又因为所写的是一个局部，就有可能比较完全地掌握有关的材料，比较充分地检阅在有关问题上的已有的各种看法，他也就可以写得更深一点。因为每个作者都是独立著书，他们的看法当然可以不完全一致。
如果在各个作者自定题目的前提下，由适当的组织（例如太平天国研究会）稍加调整，尽可能使若干重要的方面都有人写，又尽可能避免重复，那就更好了。
但也不必勉强求全，不同题目的著作中有部分的重复，也无不可。
我想，如果在三五年间，有若干作者写出这样的五六本、七八本、十几本专题著作来，太平天国的研究就可以大大前进一步了。
信手把由你的来信引起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作为一次漫谈吧。
１９８２年４月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２日
胡绳文集７０５
从中国近代史中学习什么
中国近代史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１１０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历史。现在很多青年都在学习中国近代史。我们从中国近代史里学些什么呢？
第一　认识中国的社会和中国革命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使中国开始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习近代史就可以使我们对这个根本变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近来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报道外国的首脑人物来访，他们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平等的会谈。大家看惯了，并不觉得新奇。可是，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没有的。在旧中国，经常看到的是：日本军队打到中国来，英国军队打到中国来，美国军队打到中国来，法国军队打到中国来，沙皇俄国的军队打到中国来。
不用说发生战争，就是平常时候，中国境内总是驻有外国的军队、军舰。
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有外国的军队在上海、天津等地登陆。帝国主义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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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政府首脑从来不到中国来访问、会谈。他们是在华盛顿、伦敦、东京……过问中国的事情的；至于世界的事情，他们更是从来不问中国当政者的意见。帝国主义国家下三流的官员，一到中国，就成了了不得的人物。中国的反动政府伺候奉迎，唯恐不及。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官员到中国，是以中国的主人的姿态来的。列强驻中国的公使、大使，随时都可干预中国的内政外交。所以，从我们今天看得很平常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这个变化说明，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屹立于世界各国之林了。
我上小学、中学是在１９２７年前后。
那时学生们用的铅笔是从德国来的，叫做鸡牌铅笔。印教科书和其他书报的纸是瑞典来的。用的火柴也是从瑞典或是从日本运来的，所以叫洋火。用的煤油是来自美国、荷兰的石油公司，所以叫洋油。
此外，洋纱、洋布、洋线、洋钉、洋漆、洋蜡这些词汇的出现，也都是那种情况的反映。那时，洋货充斥市场。不但机制品大部分是从外国来的，或者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办的工厂生产的，甚至上海人吃的橙子也是美国来的，叫做“花旗蜜橘”。
中国虽然也有民族资本办的工厂，但是竞争不过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民族工业奄奄一息，手工业也越来越衰落。
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旧中国形式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没有独立的主权，任人宰割。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和支配中国的是外国帝国主义。
中国国内的反动统治势力，在对内对外事务上都要看帝国主义的眼色行事。不得到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他们是不敢做什么事情的。
半封建，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发生，并且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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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发展，但很不发达。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制，中国没有能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由封建社会经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或改革，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走过的路。中国的古老的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时，由于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变成了一个可说是畸形的社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也就不能不走一条特殊的道路。
１９１１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清政府的任务，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时代。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还想继续革命，继续完成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任务，但他处处碰壁，找不出一条成功的道路来。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来完成。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中国人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是经过了近３０年的斗争，经历了许多艰难和曲折才取得的。
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几个人和托洛茨基分子结合了起来，提出取消革命的主张，所以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他们认为，国民党当权已经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无产阶级不需要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坐等在国民党统治下，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到那时，无产阶级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国民党是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买办势力而上台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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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不可能自由地发展起来。
如果按照取消派的主张去做，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人民只能坐视中国一步步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
在那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怎么办呢？它首先到农村去，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没有能够发动农民的力量。
但单独靠农民的力量也不行。
近代史里，曾有过多次的农民革命斗争，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都失败了。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去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这个革命就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
革命的结果也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中国革命就是走这条道路取得胜利的。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又比较迅速地经过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学习近代史，就是要看出新、旧中国的根本不同，也要看到旧中国是经过什么样的道路变成新中国的，为什么只能走这条道路。
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跳过了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这样，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不可能不遇到一些特殊困难，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我们是“一穷二白”。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烂摊子。我们很穷，缺乏资金，工业基础差，科学技术不发达。我们的技术力量，我们对现代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都很缺乏。
我们有广大的农村，而农村的生产水平很落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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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生活水平很低。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实际情况。
我们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因此也就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始终不能给劳动人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利，但它比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国家是否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时期是大为不同的。在全国大陆解放后，我们的确建立了资本主义根本不能比的民主制度，广大工人农民的地位和在旧社会中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是在逐步健全和完备起来的过程中。人民的民主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由什么人恩赐的。我国人民通过斗争推翻了剥夺人民的任何民主权利的反动统治，争得了民主，也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学会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消除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妨害民主生活的种种习惯势力。在我们的社会里，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个人迷信这一套，又容易出现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情况是跟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有联系的，也是跟我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联系的。
由于中国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所以广大人民具有反帝国主义的爱国的传统。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半殖民地社会里，也产生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民族自卑的心理。这些虽然主要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具有的东西，但也影响到整个社会。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扫除了崇洋媚外、民族自卑的心理产生的基础，但是，这种从旧社会留下的坏遗产还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同程度地起着影响。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时，既要克服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这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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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发扬的爱国主义）
，也必须克服半殖民地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崇洋媚外、民族自卑的心理。
以上是简略地说了一些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我们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我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而产生的一些特殊困难和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补上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一课，然后再变成社会主义呢？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与民主革命时期破产了的“托陈取消派”
的意见差不多了。
我们不能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如果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我们的国家不依靠工人农民这样最广大的力量，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重新回到半殖民地的地位，重新变成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侵略、掠夺的对象。这难道是我们可以走的道路吗？
学习近代史使我们看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所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固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走出来的，但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客观的历史条件既然使我们的国家可以而且只能跳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只有坚定不移地继续走这条路。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克服一切我们所遇到的特殊困难，学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一切东西，学会为使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前发展的一切必要的东西，而且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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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重要的不是要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想，通过学习历史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本身就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尤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间抽绎出来的理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不学习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近代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代是在中国长期历史中社会阶级关系特别复杂的一个时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仅有国内的许多矛盾，还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不但有中国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又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因此，社会矛盾特别复杂，变化也非常迅速。中国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同我们今天的实际关系又最密切。要能对具有这样复杂的社会矛盾，变化得又迅速的历史认识清楚，就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研究这段历史，也就最有益于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出来的。学习中国近代史，当然也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历史研究是要从表面上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中间剖析出它的本质，找出它的规律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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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来观察问题，观察社会，也就是要学会这种本领。马克思主义是望远镜。人们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武器，就能够看得远一点，这就是历史的预见能力。只有了解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有科学的预见能力。
学习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可以使我们看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了解昨天怎样变到今天，然后才能看出今天怎样变到明天、后天。认清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现在的问题，帮助我们从现在的许多事实中间看出将来的发展前途。马克思主义又可以说是显微镜，帮助我们看得细致一点，看得深入一点，看得透彻一点，使我们避免片面性。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只能客观地、认真地去研究它。我们要具体地分析研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个历史事件起了什么作用，与某一历史事件有关的各个阶级、社会集团、人物各自起了什么作用。
可以看到，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在活动中表现的主观企图，有些暂时得到实现而终归失败，有些只能得到部分实现，有些则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有些虽然暂时完全失败而从长远说来则又起着积极的影响。从这些研究中间，就可以学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就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我们现实遇到的问题。
第三　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现在，我们要调动和集中全国的力量，同心同德，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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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最根本的是建立在人民的力量上。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帝国主义势力，有国内的反动统治势力，从清朝皇帝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他们都曾具有强大的势力，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但结果到底是谁强大呢？
还是人民的力量强。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以大的革命运动来说，就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后来又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但是，这些斗争证明了中国人民不是只能为自己苦难的命运呻吟的人民，而是敢于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斗争的人民。我们的前人不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的想法，不免做了这样那样的蠢事，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有些只得到部分的成功，有些是完全失败了。但是，即使是完全失败的斗争也起了推动中国历史进步，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不经过各种由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想法，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从这些艰难曲折的道路中间，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这样的优良传统，就是能够在任何困难环境下面，坚决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来一步一步找到前进的道路。
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传统。
我们现在还有继续斗争的任务。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新的问题要解决，新的困难要克服。我们在国际间还要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作斗争（当然斗争的形式是和半殖民地时代不同的）。在国内来说，还有少数敌视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我们还要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旧思想、旧习惯作斗争，和我们的文化落后的状况、我们知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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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状况作斗争。在这一切斗争中间，我们能不能最后取得胜利呢？我们的前人既然能够战胜一切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强大势力，那么，我们现在就更有理由可以说，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一定能取得胜利。党的十二大对于我们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指出了明确的道路，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这些相联系，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也就更坚定我们的信心。
１９８３年２月原载《电化教育》１９８３年第２期，４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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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封信
大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已经读过，昨天又收到了来信。
我想在这里简单地答复您的信和您的文章。
来信说：“您是史学界的权威。”有的同志以“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为理由，劝您不要写这文章。您说：文章发表后，“有人夸我胆子大，有人为我担心”。又说：“总之，发表与您不同意见的文章，很像捅了马蜂窝。”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我虽写过两本书和一些文章，但说不上是“权威”。您所说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指名或不指名地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文章已有过一些。
当然，“学术界的权威”并不是坏话。我国学术界很需要有真正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权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有些人认为他是权威就是权威。其实说不上是权威，但人们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视之为权威，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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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在我国学术界恐怕是有的。
对权威就不可以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吗？
我看是可以的。
真正的权威也不见得在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完全正确。
在我看来，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于权威或被视为权威者发表的意见，即使有不同看法，也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说出来。我同意您所说的，“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应该“冲破这种气氛”。情况是复杂的。我也不敢说，对权威提出不同意见，一定不“倒霉”
，但总不至于大倒其霉吧？如果有人因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想方设法使他倒点霉，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权威，都应当受到谴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１９８１年在北京和１９８２年在上海出的是第一版；１９８４年重印的是第一版的“第二次印刷”
，只是就原纸型改了个别宇句，并不像来信所说，是修订后的第二版。我还来不及加以修订，出第二版。如果我现在有时间来进行修订工作，可能要对不少地方做修改和补充。
但是，在学术界一些同志提出不同看法的洋务运动问题上和辛亥革命问题上，原书的基本观点大概不会改。一本书的作者（不论是否权威）不一定因为一看到批评和不同意见，就来改自己的书；批评者当然也不必因为作者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而不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些是不待说的。
现在我要说到大作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不按照您的行文次序说以下几点：（一）辛亥革命中各省“光复”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的书尝试对此作一些概括和分析。
我的着眼点是分析革命派、立宪派、封建势力和以农民和城市平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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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力量的错综关系。大作指出，我对安徽和江西没有提到李烈钧和柏文蔚。
这是一个缺点。
由于当时我掌握的材料有限，对某些省的分析也可能过于简单，结论下得太快。当时许多省的情况的复杂还在于，有了省级的军政权后，也并不就能统治一个省，甚至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政权。我在考察主要省的政权的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复杂情形，例如您提到的山西，我在叙述阎锡山在清军进攻下退避晋北时说：“但是山西各处仍有群众性的自发的起义行动，有些同盟会会员也坚持进行了斗争。依靠这种斗争形势，阎锡山终于使袁世凯承认他为山西都督”（１０５４页——大作引用的是上海大字本的页码，这里也用这个本子）。
还提到革命派分子建立的大同军政府和他们进行的战争（１０８０页）。别的省（四川、安徽等）也说到一些，但对这些省的复杂情况可能有说得不够的缺点。
当时，全国各省都存在着革命的主流，正因为这样，立宪派要附和革命，旧势力也要标榜革命。我以为，我们所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在有革命主流的形势下，为什么革命派不能掌握各省形势的发展，为什么许多省的政权落到了不是真正革命派的手里。
（二）大作引用了我的书中的话：“……从武昌起义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
（１０２８页）。这是在论述武昌起义后湖北政权发展的情况时说的。
武昌起义后，在武汉的形势发展中，虽然没有成形的政党，但革命党人仍进行着种种努力，这也是我在书中说了的。大作对于书中针对武汉情况说的话（还有１０４３页讲贵州情况的话）提出异议，却从全国的情况来进行论证，显然是对这些话作了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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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是当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但并不是说，武昌起义一发生，全国范围都已不存在革命党了。
（三）
大作认为我的论述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准衡量辛亥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我认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是有助于我们去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问题的。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统一战线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派同立宪派合作是根本错误的，而要认真考察在这种合作中谁影响了谁。这并不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衡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不是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例如要求他们有完整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分析说明前人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这种要求是毫无意义的）。
大作中也说：“关键是当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歧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坚持革命立场，抵制、排除保守、反动势力的干扰，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分裂。”我想，这样说是可以的。但并不能以为，这就是要求他们坚持革命立场，进行坚决的斗争，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四）大作一开始就指出列宁、毛泽东如何“高度评价”
辛亥革命。我以为，这种总的概括的评价，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不能从这种概括的估价中演绎出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看法。大作中有些说法我以为并不符合实际。例如说，辛亥革命中“形成强大无比的革命势力”。又例如说，“在世界上很少国家像中国辛亥革命这样，从革命爆发，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仅仅用了两个多月。英美法等国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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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都是经过多年革命战争，反复较量后才取得胜利的。“
这无异于说，辛亥革命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取得了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多年才取得的胜利。
但大作又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软弱，它领导的辛亥革命夭折了。”又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同封建买办势力进行一个回合的斗争后，就一蹶不振，丧失了战斗力”。对于这些情形，难道不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吗？大作中认为，按照我的书中的描写，省级军政府都成了“漆黑一团”
，那么“在各省军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成为无根之木”。在我看来，南京临时政府并不是无根之木，但也不是根深蒂固。它的命运就表明了它并没有得到各省军政府为其可靠的基础。大作又认为，我的书中既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见于实际”
，又承认“在中国国土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
，这是自相矛盾。但是事实上，辛亥革命是挂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但又并未实现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我们只能承认事实并给以说明，而不能依靠逻辑推论来说明问题。
以上是我在读了您的文章后初步想到的几点看法。
总之，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我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
这封信是写给您个人的，但也可以发表。
如果您同意，请您和《近代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商量一下如何？
胡　绳
２５胡绳文集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０日原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５期，９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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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
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了５天，现在结束了。我在这里说以下几点：第一，对这次讨论会怎样估价？
近年来，各种学术讨论会开得很多，每次学术讨论会，都征集了许多论文，起了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但是，不少讨论会——我这里只是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有一个缺点，就是讨论得不够。有些参加过我们的学术讨论会的外国朋友也有这样的意见。
讨论会的时间被宣读长篇论文占去了，或者虽有讨论时间，却被一两位与会者的未必很精彩的长篇发言占去了。当然，也有些讨论会开得比较好，能够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
我们这次讨论会可以说是开得比较好的一次。
为什么能开得比较好？我以为，有两条说来也很平常的经验：第一是说短话，第二是能够无所顾虑地说出不同的看法。
在有的讨论会上，可以看到，有些同志似乎不大懂得，在学者的聚会上和例如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课是不同的。
在这里，没有必要把人所共知的事情翻来覆去地讲；为了要说出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见解，或者说出问题的疑难所在，在同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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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用五分钟、十分钟发言就可以使人明白了。大家都讲短话，长话短说，才能开好讨论会。至于无所顾虑地说出不同意见，这当然更重要。
学术研究中必然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如果在不同意见和看法间不能交流以至争论，学术研究就会停滞下来。
我们这次讨论会，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虽然经过讨论，但是没有一个问题得出结论。这固然因为这次会议是以介绍情况为主，并不是专门讨论某一个问题；但还应该说，任何有争论的学术问题，都只有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才有可能解决。在讨论会上，如果能够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摆出来，把问题的疑难点揭示出来，或者把在研究方法和其他方面的不利于达到正确结论的障碍揭示出来，我看就算有了成绩。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认为，这次讨论会是成功的。
这里附带说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者，即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问题的人，能否同不采用，乃至不赞成这种观点方法的学者进行讨论？——我以为，这种讨论是能够进行，并且是有益的。如果认为，在任何问题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必然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必然得到另一个结论，那么二者间就不可能进行讨论；要讨论就只能是或者你说服我放弃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我说服你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以为事情并不总是这样。
事实上，同属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可能在同一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不可能都是正确的；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学者，也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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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能够在这个那个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
我国现在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学术研究上也要实行开放。对于我们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说，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学会和不同观点方法的学者交换意见，进行讨论。马克思主义不是贴在商品上面的商标，而是探寻真理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学说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不是适应一时需要的、封闭的学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和其他学派等量齐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派的话，那么这个学派应该是既善于维护自己的原则立场，又十分注意防止自己成为一个狭隘的宗派，它既能通过自己内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而前进，又能在和其他学派的交往中锻炼自己，从其他学派吸收各种有用的思想资料、有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有价值的意见，考虑他们提出的批评和不同看法。我以为，这是我们在广泛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中应该采取的态度。
第二，为什么研究孙中山？
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到，近几年来在中国对孙中山的研究有较大的开展。于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注意研究孙中山？孙中出的研究属于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部分。
近几年来，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研究的各方面，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等的研究，都有较大的开展，同时也开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的研究。其所以要进行这些研究，我认为，可以归结为如下一个原因。今后１５年，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关键时期。在这时期，我们要按照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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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过去几年，已经有了初步成就，但在前进中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困难要克服。需要着重说的是，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就必须从中国的具体的国情出发。
一个国家的国情是和它的历史传统有关的。
历史传统中既有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积极因素，又有应该注意克服的消极因素。说到中国的国情，就不能不注意到我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民经济和国民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又迅速地转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了解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时代也和了解中国今日的国情有关，但更和当前的国情有关的当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孙中山的研究是以辛亥革命为顶峰的那个历史时期的中心课题，这个时期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孙中山又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之所以有兴趣研究孙中山和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中的其他人物，研究与这些人物有关的事件、思想，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原因，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有助于了解今天的国情，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国际的中国学者近年来越来越把过去单纯研究古代的中国，转而用较大力量研究近代（现代）的中国，我想这也是和注意今天的中国及其发展有关的。
这次讨论会中提到一个值得想一下的问题，就是研究历史和当前的关系。忠实于历史科学的人，都反对按照现实的某种需要来改造历史，也不认为现实的问题可以用历史的简单类比或推论就能解决。有些历史研究者纯粹由于历史兴趣而去进行某些研究工作，对此也不一定要予以反对。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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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能不承认，关心现实的问题，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的历史的强烈的兴趣，这种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现实问题。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会被一代代人反复研究呢？除了因为有新材料被发掘出来以外，我以为，是由于各个时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看历史的缘故。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都是很复杂的，研究者不可能巨细无遗地罗列一切事实，而总要有所取，有所舍。取什么，舍什么，往往和现实生活向研究者提出什么问题有关。所以，同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一代的研究者会提出前一代的研究者忽视了的问题，注意到前一代研究者所不重视的某一侧面或某些材料。有些偏见和误解之所以产生，是和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有关的，而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这些偏见和误解。
从认识中国现实国情的要求出发，我以为，研究者将无所顾虑地力求准确地研究我们的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的问题，作出新的探索。——在孙中山的研究上也是这样。
第三，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给我们以什么启发？
这次会议的讨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看到有些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使我们看到在研究方法上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特别是在后一方面（即研究方法方面）
，我以为这次会议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有意义的。
许多发言者提到这方面的意见，我没有能力把所有的意见都归纳起来，只试就个人的体会说一下。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中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有国际意义。我们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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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这位民族英雄，但不只是歌颂。如果只是歌颂，写几首颂诗就可以了。许多发言者说，孙中山不是神，而是人，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很复杂，而且不断发展的历史人物。他的复杂性和他的发展道路，都反映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的科学研究，应该能反映出这一切。既然我们把他当做研究的对象，就要如实地分析他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他的成就，也要分析他的思想中的矛盾，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矛盾，他的主观愿望和实际效果的矛盾，等等。如果说，因为怕损及民族英雄的地位，就不可以探讨某些问题，这样的禁区是没有的；由于某个“权威”发表过什么意见，因而不同的意见就不可以发表，这样的戒律是没有的。
有的发言者对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提出一个批评，说我们的研究常常只限于对人物的褒贬，这个缺点恐怕是有的。这可能同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有关。在传统史学中对人物的评论，往往只是说出他的功过、忠奸、好坏。我们对历史人物和他做的事情，常常给以起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这样的评价。这种评论是必要的，但有时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类型。而且作出这种评价，决不是研究工作的结束，甚至只是开始。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某种价值评论，远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
我们从事孙中山的科学研究，不是当吹鼓手，不是当法官，也不是为他当参谋或为他当辩护士。例如，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让位给袁世凯，我们不是歌颂他的“谦让”的美德，也不是谴责他妥协的错误，不是以当时他的处境来为他辩护，同时也不是建议他应当如何进行斗争。这些都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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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我们既然是作科学研究，就要冷静地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怎样迫使孙中山实行这种让步，这种形势是如何形成的，革命力量为什么不能抗拒这种形势，孙中山本人和当时其他人物如何看待这一让步，其实际后果如何，等等。
历史上的人物，总是抱着某种预期的目的来进行活动的。
但结果与预期目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形是常常发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也有时难免发生这种情形。历史研究者就要认真分析为什么有些预期目的能够实现，有些预期目的不能够实现或者不能够完全实现。对于孙中山和其他历史人物，我们也必须如实地考察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其后果如何，为什么他这样想，这样做，为什么后果与其预期的相近或者有所不同。
孙中山是代表着中国的一个历史时代的伟人。我们要从孙中山来看这个时代的中国，也从中国的这个时代来看孙中山。孙中山创立了辛亥革命时期最先进的思想，成为当时先进的革命运动的领袖。
他不是孤立于时代与社会之外的英雄。
他只能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提出的最先进的思想。
他的思想和他所领导的运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先进潮流，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赋予的弱点。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得很快。他的先进思想很快在实践中暴露了弱点。他领导的运动取得了成功，而又很快失败了。但他仍继续前进，进行新的探索。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具体的分析。把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结合起来研究，有广阔的研究领域。我们的研究当然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中国和它以后的发展，直到今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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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参加，也有其他方面的专家参加。这也给我们以启发。孙中山的研究要由许多方面的专家，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以至外国史方面的专家来参与，这样才能多方面地展示孙中山及其时代这个课题的丰富内容。同时，也可以通过孙中山的研究来加深对中国近代（现代）的社会政治历史的研究。
１９８５年８月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胡绳文集１３５
谈党史研究工作
一、党史工作者要注意学习中国近代史，学习理论。
党史和许多学科有联系。党史工作者不能不注意到和党史有关的各学科。
我们把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看作两个不同的学科，但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史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历史。党史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者再上溯到五四运动，这六十多年的党的历史。党的成立和发展的历史，和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历史是不可分的。
有过这样的说法，党史主要是讲党内的路线斗争。这种说法不恰当。
并不是说党史不要去讨论党内的各次路线斗争、各种思想分歧，这是党史要研究的一个对象、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我们不要把任何党内分歧都叫作“路线斗争”。各种分歧主要是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党所从事的革命斗争，这里面有正确的，有错误的。
在研究这个如何革命的问题之前，还有个前提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个革命的党？
弄清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必须进行民主革命，以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怎么来的？党为什么必须存在，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必须要有党的领导？这些问题不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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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论党所能说清楚的，要说明这些问题就必须讲清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
有些不懂得历史的青年说，国民党统治下发展了资本主义，而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对中国就是起了进步作用。按照这种说法，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１９２７年以后是在起着促进中国进步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非要革命不可？为什么非要共产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不可？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而只是讲党内在那里争，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那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要说清楚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村出发，以农村包围城市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也必须把社会历史条件说清楚。国民党统治时是搞了一些工业，但是中国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发展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障碍的作用。
托派反对我们党进行革命。他们说国民党的统治代表资产阶级，应该让它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前不要进行革命。究竟是托派取消革命对呢，还是我们党坚持革命对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４９年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说明当时的革命任务为什么是反帝反封建，为什么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党，就不能不把眼界放开到中国的近代历史，包括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没有近代史为背景，党的存在和斗争就没有根据。只有从这个背景下面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革命，为什么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了这个前提，然后才有如何革命的问题。首先是必须要革命，然后才是谁来革命，由谁领导革命。要有共产党，然后才发生党如何进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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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党领导了整个国家，党的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就更加分不开。这些是说研究党史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党史不可能不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密切联系，党史工作者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全局。
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党史工作者对于哲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但不应轻视，而且要充分地认真地去加以研究。近几年来，整个历史研究工作都有一点轻视理论的倾向。历史讲的是具体的事件、具体的问题，好像不需要进行抽象思维。但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不能只是把一件件事情记载下来，而要给以说明，说明各个事件的联系和它们的意义。
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就说不清楚。
历史学不应当成为单纯的史料考据学。我们承认考据对于历史研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历史事实的真象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就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党史中确实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人、事件、时间，只要是重要的，当然有必要考证清楚。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
以上是说一个党史工作者要注意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注重理论的研究。此外，作为党史工作者，还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要有很广的知识面。
二、党史工作者要关心现实，关心现实生活中的思想问题。
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研究过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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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因此不能眼光只看历史，也要看现实。
关心现实问题，关心现实的政治、经济，关心党和国家向前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对于一个党史工作者是必要的。对于已往的历史，为什么要特别注意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注意总结某一方面的经验？这常常是为了现实和将来的某种需要。写历史好像是向后看，实际上还是要向前看。我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搞的所谓影射史学。牵强附会地以过去影射现实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否定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实。
为什么同样一段历史，一代代人要反复地进行研究呢？
如果原来所作的事实判断有错误或解释不准确，固然需要重新研究。但即使没有这种情形，也往往需要重新研究。这就因为每一个时期的人研究过去都和现实有联系。为了现实的需要，对过去被忽略的问题，对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经验，要着重地研究。研究过去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的。当然，绝对不许可因现实的要求去改造历史。但在极其繁复的历史事实中着重研究什么，这是和当前的实际有关的。
党史工作者决不能眼睛只看到过去，而不关心党和国家现实发展的情况，不关心当前思想界的状况以及群众的思想状况。前面提出的问题，即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要有中国共产党，就不是抽象地提出来的。从当前现实生活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出发，说清楚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还要看到，对党史中有些问题，或者和党史有关的一些问题，在思想界、文艺界中存在着混乱的看法。例如，在一篇新近发表的小说中，表现了否定全国大陆解放后镇压反革命的态度。
既然有这种看法，党史工作者就有义务说清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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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全国大陆解放后有镇压反革命的必要。人民群众当时对镇压反革命所采取的态度是和这篇小说中的反映完全不同的。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注意到这些，也许研究党史的兴趣就更浓了，针对性也更强了。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指出了目前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另外一种倾向是，“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
，“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
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主要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说服教育。党史教育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
三、当前思想学术界提出的一些问题。
目前，历史学界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够重视，甚至对此抱否定态度。比如，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有人认为中国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观点不对。他们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他们说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破坏了这种社会环境，因此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甚至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这么久，也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否则中国早已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历史学界有不少同志不赞成和批评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应该受到批评的。生产力的发展固然是社会发展的根源，但不能脱离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脱离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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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谈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看不出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
否定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会把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个基本观点否定掉了。这主要是讲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好像和党史研究的关系不大，但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下来，很显然就要和党史发生关系了。
脱离生产关系讲生产力，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来，共产党为什么要闹革命呀？革命不是和中国农民战争一样“破坏了和平安定的环境”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吗？
从生产关系上说，那时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生产力不能向前发展，必须要革命。革命就是要破坏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要认真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
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不能再天天抓阶级斗争，现在有可能也必须保持和平安定的环境来进行建设。但是，就是现在我们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十二大的报告指出，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有些人认为，现在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好像阶级分析方法过时了，研究历史也不必用阶级分析方法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和用阶级观点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历史问题是两回事。在以阶级对立、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研究革命的历史，不用阶级分析方法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发展生产力，但不能把现在的说法搬到历史研究中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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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联系实际，而不过是影射史学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说在封建帝王统治下，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就可以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哪有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造成农民大量破产，流离失所，无法生存，揭竿而起，形成农民的斗争。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如果共产党不领导农民起来革命，就能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了，这可能吗？
事实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掠夺，军阀割据，不断进行内战，根本不可能有和平安定的环境。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有可能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而为了保卫这种和平安定的环境，还需要进行各种必要的斗争。我们研究党史要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事实出发，不能搞想当然。
把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是不对的，是必须纠正的，但我们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我们要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说不应当受“两个过程论”的束缚。所谓“两个过程”就是指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毛泽东指出这点是不是正确呢？
过去有些写中国近代史的书，只讲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只讲中国怎样可怜，怎样受欺负，而看不见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被称为“两个过程论”的这个论断，全面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的本质。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去看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能说是错误吗？这个观点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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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各种具体的历史现象？怎么能说“两个过程论”是束缚人的框框，把近代史研究给束缚住了呢？说要跳出这个框框，到底要跳到哪里去呢？有人给了一个含糊的答复，说近代中国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似乎就是向西方学习。
的确，向西方资产主义学习，这曾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志士仁人所致力的事情。但是，我们决不能脱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半殖民地殖民地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根本事实而来谈“向西方学习”
，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西方不少资产阶级学者就不承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说西方文化到中国来影响了中国，帮助了中国进步。
他们用这样一个基本线索看中国近代历史，抹煞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意义。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因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帝国主义侵略的确起了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随之在近代中国也就产生了封建社会中所没有的新的阶级力量和新的革命斗争。但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的根本作用是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是支持和维护中国的落后的反动统治、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社会制度。毛泽东１９４９年在评艾奇逊的白皮书中对此作过详尽的论述。
中国近代历史是很复杂的过程，如果把“两个过程”当作死板的公式，简单地套用到每一件具体事情上去，是不对的。但被人称为“两个过程论”的上述论点是指明了近代史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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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把它看成死板的公式，而是把它当作研究近代历史的主要线索，这当然不妨碍我们在这个主要线索的指导下检阅和分析研究全部复杂的过程和各种复杂的问题（例如，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有矛盾）。把“两个过程”看成是束缚研究者的头脑的东西，是没有理由的。
这里再讲一下“异化”与“人道主义”的问题。这几年来在不少杂志书刊上发表了讲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些文章的作者把抽象的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讲人性的异化和克服人性异化而恢复人的本性的问题，因而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劳动异化和其他各种异化。有的作者说，“解决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也有作者说，异化概念“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用它来说明现实的历史、社会问题”。
还有人甚至说，“异化理论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线索”。
这些说法都是很错误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任何理论上的错误都说成是精神污染，但在“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上述这些错误观点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追随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一种潮流，从根本上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且用非科学的概念来评论社会主义，这只能导致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马克思是否讲过“异化”？是讲过的。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后来又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思想经过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
１８４４年马克思２６岁时，写了一些关于经济学、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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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在这些手稿中，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性，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了劳动异化和其他各种异化，而共产主义就是要克服异化，因此他称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
马克思在写这些手稿时还没有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也还没有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还没有形成。
１８４４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
１８４８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写《共产党宣言》时，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马克思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以后，马克思再不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划等号，而是直接批评各种抽象的人的观点。他的许多著作中完全不使用异化概念，而只是在《资本论》里有几处用到异化的概念。
《资本论》里也只是用“劳动异化”
、“异化劳动”来描写一种现象，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劳动异化的现象，他是用剩余价值学说，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来解释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个异化理论，有个和异化理论相联系着的人性、人道主义理论，并认为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前没有发表。他逝世后５０年，在１９３２年才有人们它整理出版。出版后的这部手稿立刻引起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很大兴趣。从３０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二十年内，研究这个手稿形成了一个热潮。他们说，从这部手稿中发现了一个“年青的马克思”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这个马克思和“传统的马克思”完全不同，而且在思想的高度上大大胜过“传统的马克思”。他们说，真正的马克思其实不是“传统的马克思”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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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青的马克思”
，或者说，全部马克思的著作都必须用１８４４年手稿中的基本概念来解释。
美国的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说，这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生”。他说，现在马克思已不是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作者，不是以革命家的姿态出现，“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
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掀起这种热潮，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在思想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企图反对和推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阻挡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在这种企图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改而采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手法。
２６岁的马克思写的手稿被当成了一种武器，用以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无害的思想，并用以来攻击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攻击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界有不少人广泛地使用异化概念，以为可以用来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遭遇，于是赋与异化概念以各种含义，例如“无能为力”
、“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意义”
、“行为没有共同的规范”等等。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实际生活和思想上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的一种反映。
使用异化概念只是表现了这种现象，而并没有给这种现象以科学的说明。
我们不能跟着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来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我们也可以研究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手稿，从这里看出马克思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发展过程。有的同志把手稿中的话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言来引用，只简单地注上“见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某页”
，这是吓唬人的、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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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的做法。至于人道主义，我们是要讲的。我们讲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人道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我们不是从抽象的人的概念出发来建立我们的理论，不是从所谓克服异化、恢复人的本性的说法出发来讲人道主义。我们的人道主义不是个人主义，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我国宪法关于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一切人的能力和才智，也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解放全人类，而这个理想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来最后达到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还有旧社会的残余痕迹，有许多弊病，还不成熟，因此还要改革，还要发展。用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察社会主义，只能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否定，而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健全和发展。
异化、人道主义这个问题和我们党史研究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这只是哲学界的问题，与党史没有多大关系。既然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党史工作者怎么能不关心呢？如果按照这个论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党史就非重写不可。如果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线索，那就必须用异化论去解释党的历史，必须以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党的历史经验，必须以异化、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而且必须通过党史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用这种观点论述党和革命的历史经验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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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３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几次讲话的综合稿。原载《党史通讯》１９８４年第１期，１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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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要求。
历史是讲过去的事情。我们研究党史好像是向后看，但我们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历史。
我们研究过去常常是针对现实的，是根据现实需要研究过去。当然不可以为了现实的需要改造历史，历史是不能改造的。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是怎样就怎样。但过去发生的事很多，究竟哪些是重要的，需要着重研究，这就要有选择。选择就要联系现实需要。
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与已往的历史有联系，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
历史经验可以有助于我们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
现实生活不断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新经验，使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看得更清楚了一点，需要重新认识或从更高的水平上去认识。有些过去感到不很重要，但在今天看来却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再加以研究。党史研究要注意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当前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今天现实生活的基本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与党史无关的。
党史研究如果只是看过去，无目的地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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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前的问题，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写出来的书也不会使读者感兴趣。
党史研究要注意社会效果。
如果对某些历史细节的研究，在党史中没有根本性的意义，而在这些枝节上进行争论，只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就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研究党史宜粗不宜细。党史上的事多得很，如果要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搞得清清楚楚，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材料里，不能自拔。
我们应选择那些在历史上本来就重要，对现实生活有意义，对振奋人们精神，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思想方法有好处的问题，抓紧进行研究。
下面讲三个问题。
一、在旧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个老问题，但老问题并不是不值得重新说清楚。过去我们讲党史，着重讲党内的路线斗争。党内路线斗争虽然也涉及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但主要是讲如何进行革命。因为是对认为必须革命是个不成问题的前提的人说的，所以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上。但现在思想界和年轻人中有人提出，近代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近代化（或现代化）
的问题，而要近代化（或现代化）就要发展工业，振兴商业，发展教育，等等。有人甚至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发展，就需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局面。农民战争造成混乱、动荡，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因而不利于社会发展。提出这种看法，似乎忘记了封建的剥削制度迫使农民活不下去，因而才发生农民战争，这样一个在两千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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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出现的事实。按这个说法推论下去，就是革命只起破坏作用，妨碍了社会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需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只要发展工商业，发展教育，旧中国就能变成新中国。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不可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工商业、教育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怎么办？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然后才谈得上真正的社会进步与发展，才有可能使落后的中国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现在既然有人提出了如上的看法，那就需要我们深入进行研究，举出大量材料从各方面加以说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证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又指出，有些人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不满，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们的心虽然是好的，但是他们看不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他们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们同这种主张的论战进行了很长时期。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作了一个结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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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
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了中国富强。但是，富强的第一步是通过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
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学习、研究党史时要注意的一个基本方法。昨天的实际决定了昨天要做的事，今天的实际决定了今天要做的事。
今天的实际是从昨天的实际变化而来的，但不能把二者混淆起来。
经过在旧社会制度下长期的革命斗争，我国人民现在才有了安定团结的、独立自主的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局面。我们已经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走了一条正确的，但又是艰难的道路。回顾历史，我们更珍惜得来不易的今天的局面，要继承前人的革命精神，完成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事业。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要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出新的评价。有人认为，我们很少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看法。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过：“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原文的意思是说，英国的侵略给印度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旧的宗法制度的社会组织由此而崩溃、瓦解。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它所遭到的灾难特别悲惨。
马克思预言，亚洲一定要有一个“根本的革命”
，而英国不自觉地充当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如果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帝国主义侵略所起的这种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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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熟悉的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还指出：“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同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不因此而歌颂帝国主义侵略的“进步”意义。人们不能不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实行侵略扩张，奴役、洗劫以至消灭许多落后的部落、民族的事实；不能不看到，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附属国内一方面摧毁其原有的宗法社会组织，一方面又为了便于实行统治而利用和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关系；不能不看到，许多亚洲、非洲的民族和国家，虽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沾染上资本主义的文明，但这种文明并不能造福于广大人民，而只是在少数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地区中才可以看到这种文明，而整个民族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
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世界中的确不自觉地充当了促成革命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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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但它同时又是自觉地阻滞殖民地的社会进步，扼杀殖民地解放斗争的刽子手。
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但侵略者又和中国封建势力紧密结合，成为后者的支持者。这种侵略固然对摧毁中国固有的封建社会秩序起了作用，但是并不能为中国建立一个新世界，而只是使中国陷入贫穷落后的深渊。中国的新世界只能由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来建立。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如果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起了某种“进步”的作用，而且侵略得越多越好，甚至认为中国要不是变成半殖民地，而变成殖民地，中国就能更早更多地摆脱封建旧制度的羁绊，那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假想。仅就经济来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起了促进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在旧中国，自然经济并没有完全解体，商品经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所以，到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旧中国的商品经济没有能充分发展起来呢？这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略侵得还不够，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知名爱国人士，在国外看到殖民地的状况时触目惊心，不能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忧心忡忡。
梁启超在１９００年曾游历夏威夷群岛。
他说，１７８８年英国殖民者始到此地，“至今百余年，白种势力逐渐扩张，近三十年来，法权、教权、财权尽归于美国之手，握其国之实权者皆白人也”。英人初到夏威夷时，当地土民有二十余万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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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８９０年成了３４３６人，到梁启超去的前几年１８９６年成了３１０１９人。他从统计表中看到，大约每六年就减去十分之一，因此惊叹道“依此比例，则百年以后，全岛中将无复一土人矣”。梁启超感慨地说，“自古之亡国，只国亡而已。今也不然，国亡而种即随之。殷鉴不远，即在夏威。咄彼白人，天之骄子。我东方国民岂不儆俱耶。”他也说道，这个岛上近几年来商务日盛，谋生容易，当地人自以为得意，但岂不知绝种的危险即在眼前。梁启超并不是主张革命的人，但他在当时绝不是个守旧派。他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把西方的新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但他不能不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而大声疾呼。
到１９３４年，又有一个爱国者邹韬奋也经过夏威夷。
他说，当地现在共有人口３８万余人，但“这群岛原来的主人公（即夏威夷土人）却占极少数，只有２２３０人，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不到！”
从１８９６年的３１００余人，又减到２万余人。
韬奋根据两个美国人的著作说，土人死亡率高主要是由于花柳病的流行，而这种病是宣扬“文明”的西方人带去的。韬奋说“土人不胜梅毒和残酷榨取的蹂躏”
，所以在殖民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几近于灭绝。这不能不使他无限感慨。
这些爱国的先驱者为中国的命运而发出的警告，难道是多余的吗？也许有人说，把几万万中国人“灭种”
，是不可能的。这当然不大可能。但帝国主义像日本侵略时那样统治中国，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从事苦役、任人宰割的奴隶，哪里还谈得到什么文明和进步！
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统一的大国，人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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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不断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所以中国才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
在１９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列强曾打算“瓜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近代中国没有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如果中国被瓜分为一块块由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会比我们实际上所经历的要艰难百倍，这是显而易见的。
帝国主义之所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不自觉地充当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就因为它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它使许多落后民族在濒于灭亡的恐惧之下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在这些民族和国家造成了少数人的天堂和多数人的地狱的强烈对比。因此，在殖民地世界中不能不产生各种形式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产生反抗帝国主义的新的社会力量。
当然，能不能有效地进行反抗斗争，并且达到胜利，还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努力奋斗。
有些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学者，竭力申述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起了“进步”
的作用。
但他们无法否认，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源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也无法证明，中国不需要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争得独立自由，才能有进步与发展。在经历过旧社会的人看来，中国不能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是不言自明的事。这的确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现在看来，还必须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才能帮助许多不了解旧中国情况的年轻人认识清楚。
党的历史的发展是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不能孤立地讲党史，必须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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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讲。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至于怎样进行革命，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来领导，是主要靠武装斗争还是靠合法斗争形式，是先从农村还是先从城市开始，这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决定的。
党史如果脱离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就没有基础，就不能作科学的解释。
二、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
我们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党史应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决定的，而不是自封的；也不能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天生的，好像党一产生就立刻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党的领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党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能起到领导作用，首先是由于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是正确的，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各个时期又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党的主张真正为群众所接受，逐步提高群众的水平，是经过艰苦努力的。比如，１９２５年的五卅运动是党领导进行的，的确把全国广大的群众卷了进来。但也要看到，那时参加爱国运动的人有不同的水平，有些认识甚至相差很远。所以不能把党的领导的形成说得那样简单，以为党一发出什么号召，立刻举国上下一致响应，全国人民都拥护。
１９２７年我们失败得很惨，能说那时全国都拥护共产党吗？不是这样。国民党还很有欺骗性，全国还有很多地方革命影响没有波及到，许多群众对革命恐惧、淡漠，中产阶级更是疑虑重重。八一南昌起义，也不可能是全国很多人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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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都赞成。
３０年代，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使党与群众建立起最广泛、最深入的联系。最近，在纪念“七七”抗战５０周年的时候，国外有人议论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承认一二九学生运动和那时的救亡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但又似乎有些夸大了自己的领导作用。我认为，那时的学生运动、救亡运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并不只是因为有共产党发动才发生。共产党最坚决地主张团结抗战，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运动中的骨干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接近共产党的先进分子，所以的确是党起了领导作用。而且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运动不可能那样地发展壮大，坚持进行，斗争水平逐步提高。但我们也从不认为，参加学生运动、救亡运动的所有人都明确承认党的领导，所有主张都同党一样的水平。如果那样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当然是不正确的。
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狭隘的报复主义、排外主义、民族自卑观念，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等，对共产党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因为党提出了符合各阶级人民的要求的主张，所以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但要真正形成领导，使斗争坚持到底，还必须做大量艰苦的工作。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接受共产党的一切主张，那共产党还要做什么工作？
整个抗日战争中，党不断做工作，克服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障碍，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斗争水平，直到取得抗战胜利。
党的领导的确立，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并不是轻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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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
说清这个问题对现实也有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为充分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也还要作许多努力。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我们党没有取得政权时，党是靠做许多宣传工作、组织工作，一步步说服群众，还靠许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逐渐在群众中树立起党的威望，实现党的领导。我们今天也还是要这样，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更要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是密切相关的。党在民主革命中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党史中讲反对“左”倾，往往主要讲反对“城市中心论”。相对来说，比较少讲到统一战线。照毛泽东的说法，统一战线的中心就是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他说，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者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又要武装斗争，又要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还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后来叫做“三大法宝”。
这的确是贯串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问题。
大革命时期，一开始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当时放松了武装斗争，没有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武装，在统一战线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结果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党注意搞武装斗争，但是忽略了统一战线问题，甚至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遵义会议以后，解决了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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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抓住了民族矛盾居于首位的形势，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最好地把二者结合了起来。这个经验非常重要。
我认为，学术界对统一战线研究得不够。比如，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有很多议论，但恐怕不能说是很好地总结了经验。
《文汇报》７月１０日的一篇报道说，在这个问题上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共同进行的；第四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这个报导中说，第四种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好像这样说就解决了领导权问题。
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撤退，等等。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但如果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统区和解放区看成各不相干，也不符合事实。因此，分别领导的说法也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至于上述第四种说法，作为历史现象的描述，当然是对的，但是并没有说清领导权问题。
那么，到底怎样来说明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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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地看一下事实。在开始时，要同打了十年仗的国民党合作抗日，要承认它是全国政权，要改编我们的军队，党内许多同志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容易接受的。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国民党的反民主的本质没有变，消灭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对抗日采取消极态度。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干脆分裂，各干各的呢？那是不行的。如果那样做，内战就会不断扩大，国民党内部即使发生某些分裂，但国民党所属的巨大力量会转向同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这当然会使抗战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所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必须克服任何“左”的情绪。开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党内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认为既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需要提出自己的独立纲领，不能有任何必要的独立的行动，以为那样就会妨碍团结。这是一种右的倾向，如果这样做下去，那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思想，是当时党内右倾思想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收集和研究从抗战开始前到抗战初期的各方面的言论，就可以看到党外有用这种思想来影响我们党的，党内也有表现这种偏向的言论。我们党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和十年内战期间的经验，从抗日的实际出发，克服了“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不是只团结，不斗争，也不是只斗争，不团结，而是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也就是在团结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方针。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必须有全民族的团结，也就必须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在同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进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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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共产党就没有立足之地，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抗日战争也不能进行下去。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１９３５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
那次代表大会克服了在这以前，即从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出现的“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也影响到中国）。
但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又滋生了右的倾向。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发生的右的倾向与此有关。可以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就各国国内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最有成效、最成功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克服“左”的倾向的同时，坚决地克服右的倾向，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前面讲的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几种说法，一句也没有提到团结中的斗争，不能使人看到在团结抗日中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资产阶级要按照它的方针领导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消灭共产党，断送抗日战争。我们要用自己的方针来进行抗日战争。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自己的一套方针，建立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而且广泛地影响国民党地区内的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中间阶级，包括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一切力量和地方实力派，并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孤立打击顽固派。我们在抗战中一贯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固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把抗日的领导权全部夺取过来，但是我们用适当方式进行必要的斗争，就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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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按照它的反动方针把抗日战争引导到绝路，促使它不能不抗战到底。要概括说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楚领导权问题的。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今已过去六年多了。六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了许多新经验，使我们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新的论断，就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给人以很多启示。我们在１９５６年刚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但没有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才刚刚起步。
当然，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
那时，毛泽东也常和别人说中国“一穷二白”
，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困难；但因为中国的这种状况同时又往往有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会更容易些、更快一些这样的想法。产生这种想法，看来是和错误地估计国家政权的作用，错误地运用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经验有关系。以为靠国家政权的行政手段，靠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都能干。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这种错误的危害性是什么，很值得研究。
１９５７年以后的许多“左”的错误，都使我们看到，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地研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最一般的公式出发，是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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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
１９５８年提出“全民大炼钢铁”
，钢产量要一年翻一番，从前一年的５３５万吨变到“１０７０万吨钢”。
这好像是注意发展生产力，但结果完全失败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能起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只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办事，准备各种条件，使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只能从社会原有的水平逐步地前进。以为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就能一步登天，当然只是一种空想。再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它的发展水平不能不受到现有生产力的限制。脱离实际，按抽象的标准或主观愿望，一味追求“先进”
，那就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适得其反。
大办人民公社，一切行业国有化，由国家经营，这些做法在当时认为很好。既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公得越大越好，越纯越好，但实际经验证明并不是这样。为什么生产关系“很好”
，生产力还发展不起来呢？于是用这种抽象地追求“纯粹”的标准去看上层建筑的问题，就提出了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
就“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者本意来说，好像是为了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最完美的社会主义，但结果走向反面，反而搞乱了社会主义，给那些争权夺利的野心家造成了机会。这些经验教训当然值得研究，值得记取。
再来说说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派斗争中被称为右派分子的人，提出了最好的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说法同历史决议完全不一样。历史决议讲，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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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究竟历史决议说得对不对？这是值得收集当时的材料，认真地研究一下的。
据我回忆，像历史决议所说的真正右派分子的言论那时确是有的，但也确是极少数。那么，“严重地扩大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１９５７年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就认识清楚了。既然发动大家讨论，给党提意见，当然就议论纷纷，出现各种各样的说法。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当时有“左”的，也有偏右一点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观察形势，讨论问题，批评党的缺点时表现出这种影响，也是不奇怪的。他们一般并不是敌视党，敌视社会主义，倒是关心国家前途，肯动脑子的人。
认识上的偏差，本来应该通过讨论、通过实践来逐渐解决，而不应该一棍子打下去，当成敌我矛盾。何况有些当时被看作是偏差的，并不一定完全错误。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开始建立时，不承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从纯而又纯的主观要求出发，把在当时水平下认识的偏差说成敌人，结果是狠狠地打击了肯想问题、敢提意见的人。这样的扩大化留下了很沉痛的教训。还有些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性的主张，不过是对某个党支部书记不满意，对党内某些不良现象不满，提了些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当时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从这种扩大化中也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总之，从吸取教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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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对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值得分析研究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
，应当全盘否定。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成就，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也是构成“文化大革命”
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分。
我想，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当然要谈到毛泽东的错误，要谈到两个反革命集团，但也必须说到党和人民中的健康力量的发展。既要谈到周恩来怎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保护了许多干部，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并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要说到被诬为“二月逆流”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进行的斗争，说到邓小平１９７５年进行的整顿，等等。我们还要看到当时许多被“审查”
、“监护”
、“流放”的干部和党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在身心备受迫害的境遇下，保持了对党、对国家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青年和其他群众，包括开始时被“左”的口号迷惑的人，逐渐通过实践辨明是非，以各种形式抵制“文化大革命”。这些都应该是构成“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一部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总的逆流中，这种健康力量能保持和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这种健康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转变为新的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什么叫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过封建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后，封建地主阶级、贵族阶级失去了原有的优越地位，心怀不满，他们用社会主义的腔调攻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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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制度，装作不是为了封建主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声讨资产阶级。所谓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主义。
我们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各种遗毒，“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中也包含着封建主义的遗毒，这都是事实。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更使人感到中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时代的这个历史特点。因此，党的许多文件，包括历史决议都特别提到，要注意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余毒。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得更明确。
他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当然，这些都不是说，１９５６年以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们可以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要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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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这就是说，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切失误，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封建主义。当然，把正确的和错误的混在一起，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更是完全错误的。提出所谓封建社会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想说，我们只能反对封建主义，不能反对资本主义。因为现在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那当然要欢迎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要”全盘西化“。有的同志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就不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要欢迎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他又说：”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
这都是切合实际的分析。所以，邓小平说：“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兴无灭资”。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全部排除。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在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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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文化。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商品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还有许多有效的生产组织方法、管理方法。所有这些固然带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烙印，但它们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的。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身的旧社会不能继承到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我们敢于向资本主义学习。我们所学的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必须批判和排斥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丑恶的东西。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要进行分析，同样，对于封建社会产生的一切也要进行分析。
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两千多年。我们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对社会主义的不利影响。但如果把整个封建时代所产生的一切东西统统说成是封建主义的，都抛弃掉，那我们这个民族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存，几千年连绵不断地发展下来，总还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民族虚无主义不行。所以要把民族遗产中的民主精华同封建糟粕区别开来。
从这点上说，“全盘西化”论也是错误的。
列宁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但又要善于接受民族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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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切优秀的成果，这也是在反封建主义时必须注意到的。
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０日在全国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上的讲话。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１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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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
最近邓小平同志讲，这几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工作没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党史的研究和宣传应该而且能够起很重要的作用。下面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　中国革命史教学与中共党史研究
大专院校过去是讲中共党史，现在一般改为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者要考虑怎样帮助大专院校把中国革命史教好。中国革命史的范围要比党史广。注意整个革命史的问题，对党史研究有好处。它的好处，我想简单讲三点：第一，我们研究党史，把党成立以前的历史研究一下，多讲一点，确有好处。党不是凭空成立起来的，是在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社会主义的理想，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不是偶然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讲一下党成立以前的历史。比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注意的是唯物史观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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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划分为阶级并有阶级斗争是客观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在还没有传入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会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如果注意辛亥革命以前的一些言论，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当时已有许多人注意到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梁启超有一篇文章讲到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他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三等。
同盟会的一些人在主张革命的言论中，也讨论到革命要由“中等社会”主持，要运用“下等社会”的力量，等等。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作出一种阶级分析，但这种分析还很不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把本来模糊不清的概念明确了。
在中国思想界、舆论界中原来已经存在许多萌芽的东西，虽然是实际的反映，却还说得不清楚，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外面来的东西，它能够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发展，是因为它符合于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要求。
第二，讲革命史，要多讲一点革命的背景，否则革命就无法解释。革命不是主观制造出来的，是在一定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不能说经济没有什么变化，但到底情况怎样？经济、政治等情况到底怎样？民国初年是怎么个情况？当时的议会是怎么回事？袁世凯的统治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问题不说清楚，就无法理解共产党何以产生，也说明不了为什么会有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
所以讲中国革命史多讲一点背景情况，是有好处的。
第三，讲中国革命，要多讲一点党外的群众，也要多讲一点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给予我们的帮助。
我们党在中国不是孤军奋斗的。
即使是在大革命失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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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一支很小的游击部队，仍得到国民党第１６军军长范石生的帮助，这不单纯是出于个人友谊。
共产党人所提出的革命目标，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但得到一般穷苦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一些上层分子的同情。就是在３０年代初期党犯“左”倾错误，对中间派采取错误态度，不搞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有许多党外分子同情我们，帮助我们。比如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她一直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给共产党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的。
再如蔡元培，虽然在２０年代一度参加反共，但３０年代有所转变，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和宋庆龄合作。至于更多的民主人士，像陶行知、邹韬奋等等，本来是不主张革命的，但通过实际，渐渐地接近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成为共产主义者。有的北京教授一二九运动时还是反对共产党的，但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开始跟共产党做朋友。这些事实往往我们不去注意，不大重视。毛泽东早已指出革命的三大法宝，有一个法宝就是革命的统一战线。搞统一战线是有客观的社会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存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派系。不能简单地说当时只有两个对立面，一方是共产党代表的革命人民群众，另一方是反动势力。
事实上还有一个中间势力。
这个中间势力是不稳定的，常常分化，其中大部分在发展中逐渐靠拢到我们这方面来。要知道，在那时靠拢和接近共产党，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情，还有被杀头的危险，事实上也确有被杀害的，如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等等。
为什么那么多的社会的精英分子，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同情共产党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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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力量上还处于劣势地位，前途怎么样也并不是那么明朗的，他们靠拢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又为什么呢？这些历史事实是很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中国革命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党史工作者打开眼界，看得更广一点，是能更好地说明许多问题的。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了，它成为早已过去的历史。
但我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积累的经验，确实是很重要的财富，需要我们科学地研究总结，并且正确地运用这些经验。
例如，党必须动员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群众，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但是，像革命战争时期那样地“大搞群众运动”
，却不一定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５８年搞大炼钢铁这类事情，是愚蠢的，那样运用过去的经验不行。
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革命时期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毛泽东的话讲，不破不立。那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否则就不能建立新中国。但不能把这个经验也沿用下来，说我们要前进就要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要求大乱中出大治，结果搞得天下大乱，人民遭殃。这就是完全错误地运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经验造成的恶果。当然，如果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根本否定民主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那是错误的；如果因为现在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以为现在已不存在任何阶级斗争，那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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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在过去看来是行不通的，但在今天则是必须去做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批评改良主义，批评教育救国论、工业救国论，因为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打倒，就谈不上发展教育，发展工业。但现在不同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救国、工业救国是对的。不发展工业，不发展教育，怎么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民主革命时期确实留下了许多好的经验，应该保持住。
比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绝对不能丢掉的。当然，三大作风今天也应有新的内容，适应新的情况。我们在革命中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互助的品德，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都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而绝不是像有人说的这些都过时了。
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有人提出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发展个性，公开地讲个人主义，提倡个人主义。对此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在那时提出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是有积极意义的，它针对的是封建主义的束缚。封建的旧礼教，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社会关系，封建的各种思想观念，这些东西束缚着青年，青年要求解放。个性解放当时是从这一角度提出来的，因而有历史的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讲过，要从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下发扬个性。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反对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也就是把被这种压迫所束缚的个性解放出来。那时多少青年参加革命，多少知识青年涌向延安，他们多半是冲破了家庭和社会对个性的种种束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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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最受封建主义束缚的，经济上受压迫，思想精神上受束缚。农民起来在共产党的先进思想领导下参加土地革命，这是千百万农民的个性解放。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束缚，起来革命，这都是个性解放。不过个性解放不是与个人主义，而是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个性从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的是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创造新的世界靠个人力量不行，必须参加到集体中去才有力量。民主革命这方面的经验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只有在全国人民共同积极参与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才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所以，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要发扬个性的，但不能提倡个人主义。如果每个人都随心所欲，人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们中国又会成为一盘散沙，说不上什么现代化了。当然我们也要检查是否有强调集体主义以至于否定任何个性发扬的缺点。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很好地总结。
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是很丰富，很有价值的。深入地分析研究这些经验，很好地利用它，把好的东西保存下来，不再沿用那些过时的经验，这实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三　建国后的中国历史的研究
４０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４０年来的中共党史，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义，但我们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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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很不够。
４０年总的说来，最初的七八年是好的，１９５７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虽然１９５７年以后的十年里，主要在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的调整时期，还是有很大成绩，但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大破坏。
“文革”以后又经过两年的徘徊，近十年来的改革和建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全盘否定４０年。
怎么能全盘否定呢？
至少恢复时期的三年，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的五年调整，１９７９年到现在的十年改革，总算起来有２３年是好的。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一刀切，好像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说有几段时间好，也不一定全好，如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问题就值得重新研究。近十年来，我们说发展很快，并不是说没有缺点，没有失误，也有波动，有起伏。说有几段时间不好，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前后２０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这些都是大家看得到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４０年来我们不但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在错误和曲折中间我们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总结２０年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总结近十年的新经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虽然我们作过些总结，但还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看有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从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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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到建设时期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随之也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说，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没有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到建设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左”倾错误，特别是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再一个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肯定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但在当时以至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并没有认识到。相反地认为，好像因为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建设倒能进行得更快一点。这就完全脱离了实际。加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公式化、教条化，就形成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
我们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再破字当头，而要立字当头。这一点不但领导要认识清楚，而且群众也应认识清楚。固然改革也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但这是从变化的深刻性上来说的。改革确实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革命，不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要知道，并不是一进入社会主义就是进入了“天堂”
，还有许多不完善的，甚至坏的东西，因此需要不断地自我完善，需要改革。新世界是要逐步建设起来的。我们的社会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建设和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坏的现象，这些需要消除。
但不能破字当头，“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最好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现在是“立”字当头。现在我国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切问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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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通过健全民主和法制，通过逐步建立各种制度来解决。在建设的过程中把旧的东西、坏的东西铲除掉，逐步消除其影响。比如，带有封建色彩的人治怎么消除？
要立字当头，逐步建立法制，用法治来消除人治，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
那样横扫一切。
靠打是打不倒的。
我们需要改革、改进的东西很多，但我们只有在已有的基础上，逐步进行量的转变、部分质的转变。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方法是改良的方法。
把过分集中的主要靠行政手段的计划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以说是破坏一个，建立一个。
但为什么不把原来的计划经济一下都破坏掉，全部废除，然后再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因为那样做就会天下大乱，中国就没有希望。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一个时期是双轨制，逐步过渡到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这就是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
我简单说这些，无非是我赞成大家认真研究这４０年的经验。但首先要肯定４０年我们没有“虚度”
，要让青年们看到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但现在中国的总的经济实力比全国刚解放时增长了几十倍，这种发展速度是旧中国从未有过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是旧中国根本无法相比的。
我们研究这４０年的历史，就是让人民、让全体青年珍惜这４０年的成就，同时也要总结和吸取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大家真正认识到，再不能破字当头，再不能自己搞乱自己，自己折磨自己了。时代发展了，历史条件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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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破坏旧世界所采取的有些手段，决不能再用来建设新中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还要让大家认识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是很艰难的事情。
我们这４０年，尤其是近十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要认识到实现现代化，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
我赞成党史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研究，不是简单化的宣传，但科学性与宣传教育并不矛盾。简单的口号式的宣传起不到思想教育的作用。应该认真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且使其有思想针对性。我想，党史研究工作可以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起重要作用。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在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５期，９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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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情况
我现在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编写党史为主要任务，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当时要写一部比较详细、比较完整的党史。可以说是难产。有了一个初稿后，这些年来反复进行讨论修改，向各方面征求意见，最后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上卷，于１９１年７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卷只包含新民主主义部分，有５６万字。按照这个篇幅，连同社会主义时期的下卷，将要有１２０万字以上，这显然难以作为一般党员干部学习的材料。根据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杨尚昆同志、胡乔木同志、薄一波同志的意见，党史研究室从去年开始着手写一本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个时期的简明的党史。由于１９１年７月是党成立７０周年，所以这本书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的写作工作暂时推迟了。
１９０年５月开始，由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按照提纲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各章的草稿，到今年１月已经有了全部的初稿。因为各章出自众手，在互相联系和行文的一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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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建国以后的４２年，在如何安排材料，如何立论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工。
这时候，除了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以外，还请了中央宣传部的龚育之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同志，以后又请了国务院研究室的王梦奎同志参加工作。逐章进行讨论，该修订的修订，该重写的重写。
这本书本来应该在“七一”出版，但是为了保证质量，没有赶时间。
实际上到７月底才有了全稿，以后又核对材料，８月底定稿出版，发行已是９月。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很关心这本书。这本书能写成是和领导小组的指导和督促分不开的。胡乔木同志、薄一波同志、邓力群同志都看过部分稿子，提出了各种很好的修改意见。特别是胡乔木同志对社会主义部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在本书出版后，他又看了他原来未看的部分）。
８月８日，杨尚昆同志主持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开会，审议并批准这本书出版。胡乔木同志为这本书写了题记。
这本书现已出版，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需要读者、教学者、研究者和熟悉各个时期党史情况的老同志们对本书多加指正，提出种种要求和建议。编著者这时候实在不需要再说什么话了。这里就内容简单说一下。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以四十多万字写出党的７０年的历史，平均每年还不到一万字。从主观上说，是力求要做到条理清楚，文字精练，有历史感。它不是史论，所以要把历史的经过如实地、扼要地写出来，但又不是材料的堆积。它以我们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总的依据，但又不只是重复其言语，而要在组织材料和论述上有新意。
胡乔木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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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这话是对我们写作者的鼓励。我们也确实想做到这样，有些地方可能多少做到了，有些地方还不见得能真正做到。
这本书想写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这些成就是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取得的。
党在中国人民中的领导地位，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历史决定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步，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进入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全部过程，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历史的选择，所以不论经过怎样的风风雨雨，它都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辟前进的道路。这些是这本书的主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无人能否认的。其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党能够很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能够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地解决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等问题。但是，党在这些问题上曾经犯过错误，走过弯路。这些错误具体说起来，同党的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认识有关，同第三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关。
但总的说来，在中国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下，党在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从这些错误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总结了这些经验，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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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也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于犯过大的错误。这本书一方面要说明在曲折和犯错误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是在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说明，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曲折和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当然，错误犯得或大或小有各种原因，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前无古人地探索自己的道路，错误和曲折就是难免的。这些错误和曲折也显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很好地接受了这些经验和教训，因此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最近这十几年中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在总体上胜利前进的过程中也还有一些小的曲折，本书也如实把这些曲折的情况写出来。
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这本书论述得对不对，是特别要请大家来评论的。积累社会主义时期资料的书不少，可用的资料也很多，但是恐怕可以说还缺少科学的历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作为简要的读本，当然还说不上是科学研究，只是尝试把这个时期的历史理出一个头绪来。
以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这一阶段为例。这本书里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分期，大体上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以把１９５６年的八大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
前夕作为一个阶段。这十年如同历史决议所说，是开始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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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十年期间，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文革”以后这十几年来，我们赖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那十年间建设起来的。对这些成绩当然应该给以充分的估计。但是，这十年里发生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出现了三年困难；还发生了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以及其他“左”的错误。很显然，“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是同这十年中的错误有联系的。究竟怎样看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年这十年呢？这本书依据事实，说明了这十年中正确和错误交织，取得成绩中间又有许多曲折的经历，把这十年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发展的十年。得出结论说，在这十年探索中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趋向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而另一个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趋向。后一种趋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
从６０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像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正确，有待理论界来评论。也许至少这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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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如同民主革命的道路一样，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正确和错误的实践的考验，自己探索出来。
不但对这十年，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这本书也用这个主题贯穿起来。解放以后最初的七年，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延伸下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问题，接着就是上述曲折探索的十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发生了严重偏差，走入歧途的结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也取得了许多经验。真理夸大一步就成为谬误。我们也需要评论这种不适当的夸大，才能保护其中某些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总结了以往的正面和反面经验的结果。以往这些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对于今后也仍然是有益的。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就简单地说这么一些。
最后我还要再说一下，编写者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作为简明的读本，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像胡乔木同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在材料的取舍详略上可能有不当之处，知人论世也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不但如此，就是在文字上也还有不精确、不妥当的；事实材料虽然几经核对，也还可能有失误。我们准备按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在适当的时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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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以便更好地完成它在９０年代作为一本好的党史读本的使命。当然也希望听到对《党史上卷》的各种批评意见。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部分大家提的意见，对我们以后写好《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一定会有很大的益处。
１９１年１０月８日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１年第６期，１１月２５日出版
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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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会，我认为是开得很好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组织了这次特别国际学术讨论会，既有不少中国的学者，又有许多美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这表明，研究中国近代现代的历史，固然首先是中国学者的职责，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学者的注意。
对于辛亥革命，正如对其他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一样，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引据各种不同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并且在总体或在某些细节上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但是我们既不能只看到片段的事实材料就作出全面的结论，也不能满足于罗列一切个别的材料。如何从多方面的甚至内容互相矛盾的事实材料中，看出哪些是最重要的，最足以表明历史真象的事实材料，从而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记载和说明，这是历史学家所要努力做的事。
正因此，对辛亥革命这样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互相交流资料，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读到的论文中，既有相互接近的观点，又有可以互相补充的材料，也有见解不同而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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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现象。
讲到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孙中山。他是辛亥革命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而且是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的伟大革命家。
从１９世纪末期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年，是中国发生剧烈的动荡和变化的３０年。
孙中山生活和战斗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具有复杂的内容，并且经历了改变和发展。如果只看到他一生的某一段落，他的思想的某一部分，是不足以说明他的全部思想的。例如的确如有的论文所指出，他发表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话。他并不完全了解和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晚年又愿意并实行了同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和政党的合作。
对此就需要有全面的认识。
在这次会议上有些很使人感到兴趣的论文，例如提到美国的１９世纪末年所谓“进步主义”
和孙中山思想的关系的论文，提供了一些可供进一步思考的资料。亨利。乔治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思想显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孙中山一生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则不能完全用这种影响来说明。
“耕者有其田”
的观点就是和亨利。乔治不相干的。如果就孙中山具有某些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这一方面说，他同亨利。乔治和其他美国的“进步主义者”有相同处，那么他们之间的不同处是更值得注意的。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中，亨利。乔治等人并不具有重要地位，而孙中山则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伟大人物。
这就因为孙中山一生坚持革命，先是对清朝政府，然后是对袁世凯，对北洋军阀，同时又对站在这些本国的反动势力后面的帝国主义者。在考察孙中山一生的实践和思想时，据我看来，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是一个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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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进步，跟着时代前进而进步的革命家。他的主导思想是符合于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革命思想。这种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人民所十分珍视的历史遗产。
本文是１９８２年４月２日在美国亚洲研究会第３４届年会时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台湾的学者参加，是两岸的社会科学学者共同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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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自学经验及其他
一些青年朋友要我谈谈自学、读书和写作的经验。我说不出什么系统的东西，只好来一次漫谈。
正规教育与自学
既然是讲经验，不能不说到我的学习经历。
我在１９２５年七岁半时开始上小学。由于在上学以前，曾读过师范学校的父亲已经教会了我和比我长两岁的姐姐识字，并且教我们读了唐诗的一些绝句和《论语》，也教了一点新的语文和算术课本，所以我一进小学就读五年级。初中时因为功课赶不上和生病，多读了一年。
高中先后进了两个学校，读满了三年。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在大学里只学了一年就离开了。所以我先后共受了十年正规学校的教育，这以后就靠自学了。在大学的一年中，我不满足于学校里的几门课程，用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书。这时我已经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之所以自动离开大学，是因为感到那时大学里上的课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回顾起来，这种想法含有幼稚的成分。旧社会的大学哲学系，教师讲的自然是唯心论，其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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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类课程还是有用的，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基本知识。
比如，在那一年我听了郑昕教授讲的《逻辑》，学到了些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形式逻辑要求使用的概念必须前后一致，进行推理应当有必要的严密性。形式逻辑的有些内容看起来好像繁琐，但对锻炼正确的思维能力还是有益处的。那时我也听了汤用彤教授讲的《哲学概论》，选修了张颐教授讲的《西洋哲学史》，这使我多少懂得了唯心论哲学的基本概念，对我后来进一步自学哲学有不少好处。总之，在从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３５年的十年的正规学校教育中，我学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包括语文、史地以及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在中学里的几位语文教员（那时叫国文教员）应该说是很优秀的教员，我现在还能记得在初中三年级时一位姓诸的教员充满感情地向孩子们讲《离骚》的情景。这段学校教育为我后来自学打下了基础。正规的基本的文化知识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党要求干部必须具备专业知识，但是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是很难学好专业知识的。所以，青年朋友们应该继续努力学习语文、数学、史地、理化、哲学、外语等等，把基础打好。
１９３５年，我离开北大到上海后，一边学写文章，以维持生活，一边自己继续学习。当时我主要是自学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学起，尽可能地把当时我能找到的各家著作的译本都读一下。在两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地从古希腊哲学读到１７世纪培根、霍布斯的著作。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我中断了这种比较系统的学习。我除自学哲学外，也看历史、经济学等方面的各种书籍。小说是从小就看的，看的第一本小说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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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义》。十岁以前家里可看的书不多，《水浒》反复看了好几遍。到中学时可以从图书馆借书了，从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礼拜六派文人用文言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逐渐地过渡到读新文学，先看冰心和郭沫若的作品，然后接触到鲁迅的著作，接触到１９世纪俄国和法国的小说。
一本《欧洲文艺思潮概论》使我知道了文学原来有这么多流派。
漆树芬著、郭沫若作序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也许是我看到的第一本理论书，这本书使我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的种种不同的解释。
关于读书
人们常说，专和博要结合，这话是对的。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的各种书都读一些。我对有些方面的书没有读过，没有能力读，至今引为憾事。
最近胡耀邦同志向中青年干部提出了一个要求，即需要阅读２亿字的书。有的同志估算了一下，认为一个人要用５０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要求。
这就是说，每年读４００万字，每天读一万多字。我认为，年轻的同志应该努力在１５年到２０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可以做到的。
２亿字的书当然包括小说，包括可以使人增长见闻、丰富知识的人物传记、旅游记、记述历史史实的著作等等，这些并不都是需要正襟危坐，逐句细读的。我认为，应该养成快读的能力和习惯。有许多小说，一小时可以看四五万字。读理论著作当然不能像看小说那样快，但我认为平均一小时读两万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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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够做到的。
即使是马恩全集里的文章，有的需要精读，但有的可以较快地浏览。在２亿字的书中，四分之一的书要精读，四分之三的书可以浏览。那么，每天抽出两小时来读书，在１５年到２０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个任务是可能的。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席卷到苏州这个城市。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战争，对于苏州的学生更是起了强烈的影响。这时我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书。最早对我影响较大的是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这最后一本书是被严禁的书，一个旧书店老板悄悄地从书堆中取出来卖给我的。我也开始读当时已有译本的《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等等。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这些马列著作不能全读懂，只能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不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读书生活》杂志发表了，这时我已上了大学。这本书是很受欢迎的。艾思奇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他的《大众哲学》给我的印象较深，它使我从那些艰深的译著中得到的模糊印象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早期的译本往往很难懂，要一字一句去抠是很难办到的。
所以，我读马列著作养成了一种习惯，观其大意，不去抠其中个别词句。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但不从总体上、基本精神上去了解，而死死地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几个字，好像到处是微言大义，恐怕也不是好办法。
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１年我住在重庆，认真地通读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这比以前的几种不完全的译本好读多了。我读《资本论》比较仔细，但当时也不能完全读懂。对马列主义著作，要反复学习。有好些书，不能只读一遍，需要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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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遍。但不是说读完一遍后很快又再读第二遍，而是说隔若干年后再来重新学习。
在１９５６年左右，我把许多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重新读了一遍，收获很不一样。正像有人所说，年轻人也可以欣赏一句格言，但他对格言的理解和一个年纪大一点、有了一些经历的人的理解大不相同。所以，马列主义的一些著作必须反复学习，要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有计划地反复阅读。
关于写文章
下面再谈一谈写文章。在中学时代，我开始写一些小文章。
１９３５年以后，我以写作为主要工作。我的一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经验是，写文章不要写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总要尽力使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比写出来的东西多一些，不过不能说我总是这样做的。
我的第一本书是１９３６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写这本书虽然超过了自己的力量，但我还是读了不少有关的书和收集了一些有关材料以后才着手写的。
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间，我在《新华日报》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
在１９４６年出版了《二千年间》。这本书不是从横剖面按朝代写的，而是从纵剖面写两千年封建时代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僚制度、军队制度的变迁，等等。
这是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把笔记整理出来以后才写成的。
写文章，特别是写批判性的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说理。
我最初写的文章，可以说相当多的是带有批判性的。当时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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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旧社会，抓到一点就批判。
１９３５年，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既要保持独立的立场，又要讲团结，那就不能对一些人物简单地说好就好得不得了，说坏就坏透了，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比如我在１９３６年写了篇《胡适论》，虽然简陋，但最近有机会重看了一遍，似乎也还是说得比较周全。文中说他在五四运动中是右翼，但也承认他还有一定的功劳；在抗日问题上，说他有过错误的言论，但也不抹煞他当时有爱国的表现；并且指出对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在抗日中同他联合起来。如果没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那时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对人和事要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我们写文章也一定要遵循这种方法，不能简单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性的文章，特别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写这类文章，不能不注意到充分地讲道理。盛气凌人地骂人固然是不行的（鲁迅提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这对我们一代人起了很好的影响）
，单纯依靠引用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也是不行的。
比如，我在１９４４年左右写文章批判历史学家钱穆的错误时，就没有光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这样，他会觉得可笑，因为他本来就宣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对唯心论哲学家的批判也同样如此。人家本来就是唯心论者，你说他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一样，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必须认真地讲出一些道理来，说明为什么从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只引用一些马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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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词句，不但根本不可能驳倒被批判者，也不能说服读者。
所以，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文章，时刻都注意到要充分地讲道理，这种训练对我是有好处的。去年我在国外遇到从台湾去的几位学者，他们是民主主义者，被台湾当局赶出来过。他们说我过去批判钱穆的文章写得好，他们在台湾时把它复制了送给朋友。我说这篇文章可能有个好处，那就是我没有摆出一副左派的架子，而是以说理的方法，具体地指出钱穆历史观的错误。在那篇文章中，我虽然没有引用马列主义的词句，但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说话的。
我们现在还是要写批判性的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放弃批判这个武器。当然，我们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批判”
，任意上纲上线，随便给别人戴帽子，丝毫不讲道理，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在写批判性的文章，有的可以而且必须用一些马列著作的词句，但是我们不能光靠引用几句马列著作中的话就算把对方驳倒了，还是要认真地进行分析说理。
写文章，无论是叙事或发议论，都要写得简练。现在提倡文章要写得短，短就要求简练。把比较复杂的意思用最短的篇幅写出来，这不是很容易的事。
但如果把文章中的废话、可以删节的词句、不必要的形容词都省略掉，文章是可以缩短的。
叙事要写得简练也不容易。中学生作文时，首先学写叙事文，这是作文的基础。写历史要叙事，把一件事情里比较简练的话交代清楚，是需要下功夫的。有时候，我觉得叙事甚至比发议论还难。叙述一件复杂的事情，既要使人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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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后经过，又不能写得太囉嗦，令人看了讨厌。而且，还要说得生动、不枯燥，要突出重要的情节，这都要下功夫。
发议论当然也有难处。虽然说的是某一点意思，但牵涉到各个方面。有时会感到层次太多，正面反面都要讲，用了许多“虽然”
、“但是”
、“这一方面”
、“那一方面”
，讲得很复杂，还是没有能够把道理说透。其实从很复杂的道理中总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简明的逻辑程序，先抓到最要害的一点，然后把其他必须说到的各点各得其所地安排好，这样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所发的议论也就比较充分了。
当然，要找到这种逻辑程序不是很容易的事。说不清楚往往是因为还没有想清楚的缘故。
写文章要有重点。
文章着重点的地方要认真地写一下，把次要的东西撇开。如果没有重点，平铺直叙，就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举《木兰辞》说一下。讲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诗的重点应摆在什么地方呢？
花木兰从军应该是个重点吧？
但诗中用“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六句就把木兰从征打仗说完了。作者着力写什么呢？作者写道：“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于是木兰就决定从征了。然后就写：“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作者写到这里还觉得不够，接着又写：“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这样就把一个女孩儿从征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了。接着就是前边六句诗交代她十年从征的经过。然后作者用一大段写木兰回来后的情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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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爷娘和阿姊小弟如何迎接她，她如何脱去战袍，重着女儿妆，等等。这是首叙事诗，什么地方细致地写，什么地方简略地带过，安排得很恰当。议论和叙事也一样，都得有重点。
重点突出了，才能吸引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
写理论文章也要形象化。
理论文章虽然不是文学描写，不是讲究形象化的，但有时需要有形象化的描写。比如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只用很概括的话叙述了我党自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以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经过，但是这里面他用了富于感情的形象化的语言。在讲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写得多么简明、生动！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概括地叙述多少年的历史时，写得非常简练、突出而又形象化，这种功力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搞理论工作的人需要多读点文学的书，否则，文字的枯燥和八股气味就很难消灭。
关于继承和创新
最后讲一点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以上讲的写作方面，有不少是涉及技巧的问题，而写作主要的还是思想观点的问题。
现在有些人常讲理论上要有什么突破。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总要有新的突破，但我们应注意把继承和创新联系起来。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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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全集》第３９卷，３２页）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文化不能任意排斥，更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已有的一切成就。
所以，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前人说过什么，有些什么正确的观点。随便做翻案文章，并不见得就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如果不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一切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那么我们就谈不上创造。学术界、理论界应该有创新的作品，但是，不把前人许多正确的东西好好总结，就随便发表一个自以为有突破的东西，这不能叫做创新。如果过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是应该用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来代替它。对于通过历史的实践，通过前人刻苦地研究取得的正确的观点，联系今天的实际，作出一点新的、超过前人的发挥，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创造性。我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历史界有人问我，你这本书有哪些新的突破。我说没有什么突破。我主要是把几十年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论点作了发挥。这些基本论点的正确性，不但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８０年的历史实践所证明，而且被这以后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我不能脱离这些论点。但我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些论点的正确性，而是用比较细致的分析来充实这些论点，把这些概括的论点中所包含着的丰富内容，尽可能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当然，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青年人的潜力是很大的。充分发挥这些潜力，无论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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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上还是工作上都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效。你们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句老话。我们要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不要在可以做很多工作、读很多书、写很多东西的时候，把光阴错过。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与青年干部的一次谈话。原载《文史知识》１９８３年第１期，１月１３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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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
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很宽广的。
回头看过去的历史，还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现在，为了从现在到将来的发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指什么？当然是指今天的爱国主义——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爱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中国，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反对沙文主义、大国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我们反对复古主义、民族保守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推动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动力。
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国各民族创造了悠久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仅以有文字可考的而言，绵延不断将近四千年之久，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在中国的长期历史中，发展了富有自己特色的灿烂的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要珍爱中国的历史，无愧于中国历史的继承人，并且要用我们的行动，努力写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篇章，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从古代到近代经历了无穷的苦难，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表现了坚强的生存能力、丰富的创造才能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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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一代一代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是人民的聪明、才智、毅力和能力的代表。
在回顾中国自古以来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并不讳言历史上的一切黑暗面。在阶级剥削社会中不可能没有黑暗面。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全部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它也受到旧时代遗留下来消极的、黑暗的东西的负累。科学地分析历史，会使我们看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扬光大中国的古老的文化，也才能最终消除一切消极的历史遗迹。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长久，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当然不讳言落后，但是更要看到中国人民并不是只能悲叹于自己的落后，而是有能力战胜落后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到了最严重的考验。历史的考验证明，中国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打碎身上的镣铐，能够在似乎陷入绝境的时候开辟民族的新的出路，能够在战胜一切黑暗的反动势力的同时，不断地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不断地争求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３５年的历史，已经成为全部中国历史中的有机的一部分。
这一段历史中有艰难、有曲折，但是中国人民已经永远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历史的回顾应该使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志气，更加发挥我们的智慧与能力，努力学会新的本领，使我们的伟大祖国朝着无限美好的前途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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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基础于对历史的科学研究。现在的青年朋友们很需要有对本国历史的丰富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可以从学校教育中得到，但还需要有可供浏览和阅读的读物。现在已经有许多作者写了这样的书，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书出现。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０日
胡绳文集１０６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史学界过去有“以论带史”
、“论从史出”
、“史论结合”
等等说法，并且争论究竟哪一种说法对。近来有的杂志又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谈这个问题时，有必要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别开来。不妨引用马克思说的一段话：“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资本论》第一卷，１８７３年第二版跋）
作为历史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
的说法看来是适当的。
研究一个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掌握有关的史料，弄清有关的事实真象；从事实材料出发，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得出理论性的认识。所谓理论性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规律性的认识。本质和规律性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它们隐藏在繁杂的历史现象之中。研究历史不能止于把历史的表面现象描述出来，而且要对之有所议论。这种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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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深刻，就在于是否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正确的、有价值的议论，当然不能凭空地产生，而只有在详细地、周密地考察和研究史料之后才能得出来。
曾有人认为，如果强调“论从史出”
，那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就是说，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就不能是“论从史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从某种抽象的一般的原理出发，演绎地推论出对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提供我们以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正确的结论。如果虽然从史料出发，但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研究，那就可能只得出浮浅的、以至错误的认识。
“论从史出”这个提法当然并没有概括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史和论的关系说，“论从史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叙述，无非是把研究的结果记录下来，但这只有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那么，为什么又要在形式上把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呢？因为在我们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至少不一定是把研究的过程一步步地叙述出来。
研究的过程往往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
如果把这种过程记录下来，怎样开始接触材料，怎样由于只接触到某些局部的片面的材料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怎样由于接触到更多的材料而对已得出的结论发生怀疑，怎样逐步地达到比较适当的结论等等——这样的叙述可能对读者有益，但这不是历史的叙述，而是研究过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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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这样的叙述方法：先把有关的历史事实描述出来，然后发一通议论，也就是对这些史实作一些评论，例如得出几点经验教训之类。这可以说是“论从史出”的叙述方法。但如果这些议论的确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史实的叙述中就应该已经能表达出所要作的评论，而最后不过是用概括的语言更清楚地说出这些评论。如果这些议论并不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叙述中尽管好像是“论从史出”
，却并不能使人信服地看到这些议论是从这些事实必然地得出来的。巨细不遗地罗列众多历史事实，然后加上其实是从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若干议论，二者如水与油一样地并不能合为一体，那就不仅是叙述方法不可取，而且是并没有认真做过研究工作的反映。
所谓“史论结合”
，指的是叙述方法。既然我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过程是“论从史出”
，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得出某些结论（某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而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观点）
，也就是弄清楚了哪些材料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弄清楚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对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开始叙述时，面前已经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史料。我们当然要用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统率这些材料，叙述这段历史。这就叫作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以观点统率材料，这也就叫作史论结合。
政论文章和叙述历史的文章有不相同处，也有相同处（至于“史论”在很大程度上和政论文章相似）。政论以论为主，但也要有材料。叙述历史的文章以材料为主，但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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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观点。以观点统率材料是一致的。政论的观点是从哪儿来的呢？
和对历史现象的观点一样，也不能是凭空得来的，不能是从书本上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而必须经过掌握有关材料，进行周密的、详细的研究，也就是必须经过调查研究。
对政论文说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也不能不有所区别，以观点统率材料也是叙述方法。
工作方法也是如此。例如，人们常说，在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必须首先抓住中心环节。但怎样才能抓住中心环节呢？
当然不是一眼看去就能抓到的。
必须先做许多工作，对整个“链”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才能知道哪一“环节”是最主要的，是在工作中首先必须紧紧抓住的。在这里，研究过程的结果成为工作方法的开端。
至于史论结合的叙述方法的具体形式，那是多种多样的。
“寓论于史”
、“夹叙夹议”
、“以论带史”
都是可以采取的形式。
总之，这些都属于叙述方法，不能用它们代替研究方法。
在社会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整体中，研究和叙述都是必要的。因此，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需要讲究。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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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理想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很好，既体现和继承了十二大的精神，总结了十二大以来的新鲜经验，也总结了建国后三十多年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的确如《决议》所说，过去的错误是：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但同时又十分重视文化思想工作，用主观设想的高标准来要求文化思想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在经济建设中也搞理想主义。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越大越公越好。农村里初级社不行，马上搞高级社，而且要搞大社，搞人民公社，甚至集体所有制还不行，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城里也一样，一定要把小理发铺、小饭铺、小商店都挂上国营的牌子。已经国营了，再高怎么办？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这样做的效果如何，是大家都知道的。
总之，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各种具体条件，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一切从最高的理想出发，实际上是从书本上的条条出发。
在思想领域也搞理想主义。好像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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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要求人们都能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都变成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拿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来说，那时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对新的社会制度不了解，不习惯，有怀疑，甚至有反感。这本来并不奇怪。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毛主席说，在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这话是对的。
但要靠一个运动把右都消灭掉，使中都变成左，这是不可能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受打击的有许多并不真是右派，尽管有些人是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正确的想法。我不同意现在有些人说当时的“右派”是正确思想的代表，但是确有些人因为肯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一下就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
；有些人不想也不说，或者说假话，就没事了。这样不但没有解决任何思想问题，反而使一部分人得出了聪明人不说真话的经验。这样做当然也不可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提出搞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国内外都有强烈反映呢？人们认为，讲改革、开放，就是“放”
，讲精神文明就是讲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收”
，“收”就是要整人。一些人发生这种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有过去的经验做根据。因此，在《决议》中，如何提出任务，用什么理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现在《决议》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培养“四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个任务很重，要完成它很不容易。现在搞改革、开放，自然也会有各种不同意见。对任何一条措施，要求所有的人都坚决拥护，是不可能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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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会有怀疑，会有人对社会主义表现动摇。我们承认全体人民在许多方面思想是不完全一致的，由于不同的利益关系，会产生各种矛盾，包括思想上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最大范围地把人民团结起来，要团结起来就要有共同的理想。
《决议》说：我们的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理想是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港澳台的中国人和海外侨胞都能承认的，它不但反映了广大人民当前的共同要求，而且也是把过去几代中国的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标付诸实现。用这样的理想来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应该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当然要做到《决议》中要求的广泛的团结，还要做出许多努力。对全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不能那么高。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变成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人，变成共产主义者。
要求提得很高，结果反而落空，走向反面，这是有过去的经验的。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和许多党外的先进分子的最高理想。共产党人一定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并把这个最高理想和当前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模范作用。
怎样看当前思想战线的形势？
一种意见认为思想很活跃，一种意见认为思想混乱。最近有的同志从《文艺报》上看到张贤亮写的一篇文章，对文中说“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很反感。
对这篇文章怎么看呢？
张贤亮是个很有才能的小说家。
从这篇文章来看，他其实不太了解资本主义，也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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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粗糙的、幼稚的，也是荒谬地对待资本主义的看法当作立论的对象。
按照这种看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必须否定和排斥。其实这不能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的看法。
但是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很不够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顶峰，社会主义是可以从那里学一些东西的。但是，正如《决议》指出的，要屏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屏弃资本主义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张贤亮的文章忽略了这个方面。我们要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和政治运作、科学文化建设中有许多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当然不能照抄）。既然唐太宗“贞观之治”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过去，我们有些宣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有片面性，把资本主义描绘得一团漆黑。
有的人出国一看，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要给它“平反”。这就从反对一种极端走到了另一种极端。对待这样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决议》中所说的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和疏导的方法来解决，而决不能打棍子、抓右派，用行政手段处理。在讨论和批评中，要认真考虑人家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讲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用行政手段容易，就是搞一个运动，也不过半年一年就行了，但解决不了任何思想问题，而且只会造成恶果。我们决不能重复这种错误。我认为，张贤亮的文章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案，有些可能是不完善的或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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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的。用讨论和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比较难，是要有耐心，花苦功的。这就对我们，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同志提出了任务，而这个任务我们是还远没有做好的。
总之，《决议》提出的任务不是高不可攀，不能做到的，而是可以做到的，但要用很大努力才能做到。
《决议》好就好在这里。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４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曾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在《文艺报》以答本报记者问的形式发表，标题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和经验》。张贤亮同志看后给作者写信，对文中说到他的那段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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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所应起的社会效果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讲社会效果。——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社会效果，也许可以分成两方面看。
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各方面的长远决策和短期决策起作用，是我所说的社会效果的一个方面。
中国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从水平很低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起步，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可能还要六七十年，但作为历史时期来看是不长的）
，使自己发展成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同这个伟大的实践结合。脱离这个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生命力。
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研究实践中的经验，给以科学的总结；不断地根据实践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断地研究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在广大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中起作用，这是我所说的社会效果的另一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生的迅速变化，不能不影响
胡绳文集１１６
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们的思想意识既要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又要能适应当前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变化。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也是人民自我教育的过程。
正如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所说，“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做很多工作。
从这两方面的要求来看，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从１９７８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现在，是做出了许多成绩的，但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就是说，社会效果还不够明显，不够充分。
我们应该自觉地为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所应有的社会效果而更好的努力。
原载１９８７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１０周年专刊，６月６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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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科学出版工作的几点希望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什么书，出的书好不好，固然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能提供什么书稿，但是出版社也能起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积极作用。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出版社对每一本书的出版与否的决定，对于著作界、翻译界是有影响的。当然应该起好的影响。我们的出版社的方针和社会科学院的方针是一致的，这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需要出发，解放思想，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我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做好自己的工作。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是繁重的，甚至是艰苦的工作，也是极为重要的工作。从许多书稿中选出可供出版的书稿，对一本值得出版的书，帮助作者、译者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饰，这都是编辑工作者的责任。校对工作、装帧工作，也是整个编辑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好书的出版都有编辑工作者的辛劳在内。我们要求著作界有严谨的学风，编辑工作也要有严谨的学风和作风。我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不要轻视自己的工作，更加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胡绳文集３１６
我国现在书籍印刷设备水平很低，这造成使人无法忍受的出版周期过长的现象。书籍发行工作也做得很差。读者得不到新书的信息，买不到所需要的书，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的许多学术著作如何发行到国外去，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解决。我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能在改进印刷和发行工作方面想些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十周年，我就写这几句，作为祝贺，也表示希望。
１９８７年６月８日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１０周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评论选辑》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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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赞同推广世界语
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悠久的历史，都和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有密切联系。如果设想废除民族的语言文字，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在当代世界上，过去遭受奴役与压迫的殖民地、附属国相继得到了独立，它们使用和发展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以利于发展它们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当代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大大增强。
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如此。任何国家要生存，要发展，都不可能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相反的，必须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越来越密切地增强对外联系。各国为争取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争取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共同利害关系日益增多，因此，在各国、各民族之间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文字，这种需要也就更加迫切了。用一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来“统一”世界，过去从来没有能实现，今后更不能实现。
世界语（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虽然是一种人工的语言，但一百年来的实践，证明它是“活”的语言。它以许多民族语言为基础，综合了许多民族语言中的优点，汰除了自然生长的民族语言中的繁琐性和无规律性。许多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能够
胡绳文集５１６
用世界语准确地翻译出来，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最显著的证明。
创造世界语的柴门霍夫博士以为，通过世界共同语言，就能实现平等、博爱的人类大家庭，这虽然带有空想的成分，但是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之外，有一种大家公认的共同语言，这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能够起积极作用，这是无疑的。
汉语、汉文是世界上被最多的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之一，而中国又是学习和运用世界语的组织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根本目标。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已经开始形成并必将日益增强的趋势。中国一贯坚持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的原则。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我们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长期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我以为：推广世界语，努力促成它成为世界公认的共同语言，是完全符合于为中国人民所赞同和支持的这些基本方针的。
为纪念世界语诞生１００周年而作。原载《世界》１９８７年第６期，６月上旬出版
６１６胡绳文集
以坚定的立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列宁是富于创造性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理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付诸实践，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与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背叛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后，又为组织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最初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列宁充满了信心，但他同时也如实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多次说，这“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
一般地说，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上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是一个崭新的事业。如果过去这种和那种剥削制度社会的交替总是经历许多困难和曲折，例如在许多国家中，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两百年的复杂斗争，那么社会主义的建立就更要艰难得多。
特殊地说，由于俄国原来是欧洲的一个落后的国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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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宁认为：“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２９３—２９４页）。
１９２０年，在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内战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已经摆在面前时，列宁说：“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
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失望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
有韧性，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修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
（《列宁全集》第３８卷，３４３—３４４页）。
１９２１年初，列宁开始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年１０月里，他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些成就，虽然是不大的、局部的成就，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成就。我们就要从这门新‘学科’的预备班毕业了。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我们一定会修完整个‘课程’，尽管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情况使这一课程的学习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困难要多得多。……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
（《列宁全集》第４２卷，１７７页）。
在引用了列宁如上这些话后，这里还要再引用他在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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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说的一段话：“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为了更有力地跃进）
，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像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
（《列宁全集》第４２卷，４５０页）。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像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中，不在困难面前悲观绝望，不因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惊慌失措，能够通过实际经验学习，不怕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品质，就是无产阶级坚定立场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分不开的。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一些善良的人的主观愿望。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使这种空想成为科学，他们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入手，阐明了消灭阶级剥削的社会必然要代替作为阶级剥削社会的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所科学地论证了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具体表现上当然会有极其复杂的现象。像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常常犯错误”
（《列宁全集》第１５卷，２１５页）。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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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未预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何时将崩溃。
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说：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
，“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８卷，１８６页）。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工作是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对现实生活的科学分析推断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指出为实现这种趋势人们所要做的努力。这种趋势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代才能完全实现的。
在列宁的英勇果断的领导下，实现了在一个国家中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充分估计到国内外敌人的力量，也充分估计到在开创新的历史事业中所难免的失利和错误。他说：让敌人“用数不清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努力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变我们对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
（《列宁全集》第４２卷，１７２—１７３页）。
很明显，没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不可能开辟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
列宁去世已经将近七十年。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中的胜利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失利和错误，比列宁所设想的还要多得多。当然不能要求前人事先知道后来发生的具体事情。应该说，正如列宁所预见的，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决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是不可能没有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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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曲折的。
中国共产党在以往的革命过程中，经历过不止一次的严重挫折和失败。历史证明，它能够从失败和挫折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终于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既有明显的成就，也有许多失误和错误。
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是抓住这些失误和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像列宁所说的“用数不清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寄希望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但是事实上，党在克服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以后，实行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登上了新的台阶，十年来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经济文化基础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当然是极为艰难的，需要通过实际经验来反复进行学习。如果沿用上面提到过的列宁在１９２１年所用的比喻，可以说，我们已经是在“预备班”毕业而进入较高的班级了，但是还有许多新的课程要学习，还要排除许多障碍，克服许多困难，进行许多复杂的斗争。
近期来国际间发生的风波更充分证明，开辟历史新时代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出现预料不到的曲折和挫折。对此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张皇失措，悲观绝望；另一种是认真研究这些曲折和挫折的经验，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进。后一种态度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品质，也就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列宁的思想和事业，值得研究的遗产很多。我在这里只引用列宁的上述一些话来作为对这个伟大革命家的纪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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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当有这样坚定的立场，那么，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我们还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不管国际国内的敌人如何企图改变我们的航向，我们都能够坚持原则，保持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０年４月３０日
２６胡绳文集
马克思主义与军事科学
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近年来，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因为有了核武器，有了核战争的可能，而核战争只能两败俱伤，解决不了任何政治问题，所以战争已不再是解决政治矛盾的一种手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样一条原理已经过时。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大家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或者更完整地说，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克劳塞维茨提出来的原理。列宁充分肯定这个原理，毛泽东同志也认为应从这个观点出发考察各种战争。如果认为这个原理在当代世界上已经失效，那实际上就是认为战争已不再可能发生了。这难道是事实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４５年了，的确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但是，这４５年中，世界上没有一天不发生这样那样的战争。任何时候，人们发动战争都要考虑许多条件，有了核武器，人们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一点。但并不因为有了核武器，世界上就不发生战争。战争为什么发生？还是由于政治矛盾的激化。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政治矛盾最尖锐表现的后果之一。海湾地区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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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机，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克劳塞维茨的这个原理，仍然是站得住脚的。这个原理本来并不是说，任何政治矛盾延长下去一定要发生战争，那样认为是很荒谬的。但只要发生战争，战争就一定是政治的继续。将来世界上可能会有一天，人们不再使用战争这个手段，战争会真正被消灭。
那时候，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仍然存在，“政治”不再延长为战争。但是，我们现在离开那样一个时代还远得很。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非常不太平的世界。世界上仍然可以由于政治矛盾的激化而发生各种各样的战争，甚至无法排除在某一时候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我们还得准备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战争。
到了人类历史发展到无战争、无武器的时代，军事科学的研究就将变成纯粹的军事历史科学，但现在还不是。
现在的军事科学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科学。这是我说的第一点意思。
第二点，若干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军内外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研究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的成立，我相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研究将有长足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和军事科学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军事科学很重视。马克思著作中很多篇章都涉及军事科学，特别是恩格斯写了好多有关军事科学的论文。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指挥家和军事理论家。人们不但把毛泽东的军事科学著作当作军事教科书来读，而且当作哲学教科书来读。为什么从他的军事论著中可以学到哲学？其缘故，我想可能是在战争的活动中间，最突出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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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表现了主观能动性，特别要求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军事理论涉及到军事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也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说明。
所以，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在中国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这里包含两个意思：一方面，战争和军事的理论是要根据现代的军事条件、技术条件、武器装备条件、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等各方面的变化而发展的。毛泽东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创立的人民战争理论，也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新的武器装备、技术条件、经济条件而得到新的发展。因此，我希望各方面的军事理论专家和军事科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来推进军事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军事科学研究，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第三点，军事科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它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领域。但是，军事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它和许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各方面都有联系，当然也和自然科学、各种技术科学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专门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但是也有对军事科学有兴趣的部门和研究人员。
我们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国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研究专业，这些方面的研究和军事科学研究都有相互促进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军事科学学会和我们社会科学院各个方面有关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大家一起来合作，来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发展。我就简单讲这么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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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年１月１３日在中国军事科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贺词。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动态》１９１年第２２期，５月６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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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
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颁奖大会，并向获奖的同志表示祝贺。通过这次评奖，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正在蓬勃地成长起来。这种情景在我们院是这样，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也是这样。这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
对于现在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我们有一个说法，称之为跨世纪的一代人。
像我这样生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人，虽然也希望能看到下个世纪，但至多只能把头伸到２１世纪大门里探望一下。
新的２１世纪，应该说是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担负着２１世纪开辟航程的任务。
２０世纪的结束和２１世纪的开始，有不平凡的意义。从国内来说，到２００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望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在全国各地得到强烈反应，改革的深度和开放的广度迅速增长。我们的战略目标完全能够达到。到２１世纪开始后，我们将在四倍于１９８０年时的综合国力，人民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将要在２１世纪的前期展现出它的完整面貌。当然，我们的面前并不是铺满鲜花的路，我们还会遇到风风雨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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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许多困难要克服，还会有许多新问题要解决。新的一代人，就是要在２０世纪奠定的基础上，继续迎接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战胜新的困难，解决新的问题，夺取更高、更大的成就。从国际上说，当前的世界局势错综复杂，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这样一种国内、国际局势下，进一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条战线、各方面的努力，其中，社会科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说到社会科学，可能有人会提出社会科学到底有什么用，有多大作用的问题。为了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有的同志说，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对这种说法我有些怀疑。社会科学领域很广泛，有些领域和科学技术有直接联系，但是一般说来，社会科学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
社会科学的确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不能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来说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我看要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上来认识，要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来说明。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需要不断地总结，由总结经验而得出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作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举世公认已经取得了丰富的、富有成效的经验。社会科学要深入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历史，联系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不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现在的总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并不是说要否定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的作用，而是说一切要围绕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要建设两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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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我们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果上不去，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上去，即使上去了也会出现许多问题。
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各条战线，社会科学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社会科学不大被人重视。这种说法不一定恰当。客观上并不是不需要社会科学，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都说需要理论，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许多人也是承认的。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对社会科学不够重视的现象。克服这种不重视的现象，我想重要的不是去宣传社会科学如何重要，而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要做出成绩来，做出能受人重视的成绩，显示出社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显示出它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中国的发展要求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这就需要许多人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付出辛勤的劳动。社会科学界应当为社会提供自己的更好的产品。
在社会科学战线上，需要年轻的一代科研人员不断成长起来。
我希望年轻的同志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吸收人类各方面的科研成果；希望同志们密切地结合实际，用科学态度来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切问题；还希望同志们永远不自满，坚持不懈地在探索科学真理的道路上前进。
１９２年９月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青年优秀成果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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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通讯》１９２年第２４期，９月３０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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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工作者的任务
今天，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在这里隆重开幕。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现代汉语词典》是国务院为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在１９５６年责成语言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两位先生，先后主持这部词典的编写和修改。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多年努力，终于编成问世。从开始编辑到出版，经过了１６年。编辑这样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先例，这是创造性的工作。
２０年来，印数达２０多万册。其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为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所公认，可以说较好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
《现代汉语词典》之所以取得成功，成为国内外同类词书中比较杰出的一部，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从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运用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作为指导而编写出来的。
当它问世之后，又对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对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这部词典的成功经验是很值得重视的。
现代汉语词汇的收集整理工作，词典的编纂工作，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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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因出版一部比较成功的词典而结束。这样的工作永远也不会结束，因为语言的各方面，主要是在语汇方面，是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
如果说语法相对稳定，较为凝固不变，那么词汇就是不断发生变化并发展的。
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内容极为丰富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语言中，首先明显地反映到词汇上。许多新的词语适应需要而产生，许多旧有词语的意义也会发生改变。
《人民日报》最近有人提到“查词典的困惑”
，说是有些新词汇查不到。如：“市场经济”
、“关贸总协定”
、“集团公司”
、“信用卡”
，等等。有些旧词义有歧义，如“当铺”一词，一般词典都解释为“旧社会专门收取抵押品、放高利贷的店铺”。出现这种情形，其实是不奇怪的。因此可见，语言工作者整理现代汉语的词汇，编纂词典方面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一劳永逸。固然词典不能老出新的版本，但是为了出新的词典，词典工作者恐怕每月每天都有工作要做。他们必须经常进行工作，负起应尽的任务。这些任务也许可以概括起来说是，从社会中的语言事实出发，使符合于新的需要的词汇取得确定的形式，具有确定的含义，同时也按照现代汉语的发展规律对词语的规范化，对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起必要的指导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并不是一切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词语都是有生命力的，有些只是一时被应用，并不能长期存在，有些会在和同样含义的词语的竞争中被淘汰。词语的兴起和死亡，竞争和淘汰，都是在实际生活中自发地进行的。所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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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规范化，一般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现，也不见得受科学研究的支配。但是我想，语言工作者如果掌握现代汉语的发展规律，善于观察语言实践的发展趋势，就能够用适当的方式，来保护那些应该存在的词语，促进一些不适合需要的词语的死亡和淘汰。那么，什么是适当的方式呢？当然词典的编纂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但词典已经是词语发展变化的成果的记录。我认为，语言工作者在现代汉语方面应该经常地研究语言的实践，并且通过舆论给词汇的发展变化以一定的导向。这样做的目的是更丰富现代汉语的表现力，促进现代汉语的规范化。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外来语的引用问题。汉语自古以来就不断地吸收外来语以丰富自己，现代汉语中引用外来语更多。如“逻辑”
、“咖啡”
、“沙发”
、“卡车”
、“卡片”等等，已稳稳地成为现代汉语的词汇（这里说的外来语专指音译的而言）。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有些外来语曾一度被使用，但后来被淘汰了。如“司的克”
、“淡巴菰”
、“德律风”
，更不用说“巴力门”
、“伯力玺天德”
，还有什么“布尔乔亚”
、“普罗列塔利亚”。它们在和同义的词，如“手杖”
、“烟草”
、“电话”等等的竞争中被淘汰了。根据现代汉语发展的已有的经验，似乎这样的情况是相当多的：对一个外来的新事物，先有一个译音的称呼，但在有了适当的意译的词语后，音译词终于被淘汰。当然，这不能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有些新事物一开始就有意译的称呼，有些音译的称呼在现代汉语中站稳了。
现在又似乎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情况，即音译排斥意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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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中，“公共汽车”
、“出租汽车”可以说已成定说，但现在似乎“巴士”
、“的士”来势汹汹，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而且北京还有“面的”的说法，即以所谓“面包车”作为出租汽车。对此，语言工作者、词典工作者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也许应该再看一下，如果“巴士”
、“的士”因其简练的优越性而取得胜利，恐怕我们只能承认它们。但是我想，“面的”
这样的词恐怕不能予以承认。还有“恤衫”之称也从广东传到了北京，而且还有“Ｔ恤”之说。以汉语的规律来说，“Ｔ恤”应该是不可取的。还有“卡拉ＯＫ”
，这个词语虽在部分人士中有异议，但已使用得极为普遍。如果我们承认它，可以收入词典，如果不赞成，它不会因词典不收而死亡，也不可能用行政命令取消它。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想出一个代用的词语，加以推广，使之逐渐代替“卡拉ＯＫ”。这类事或许是汉语工作者、词典工作者应该做的事。
总之，我想说的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工作不仅在于记录语言的事实，而且应该对推动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作用。
我们的词典工作是以语言的社会实践为依据，但这工作反过来又要对语言实践起指导作用。由此我想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其他学科，也都存在这样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的问题。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社会科学就能实现它自身的价值，就能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现代汉语词典》刊行２０周年，开个学术讨论会，总结一下它的长处和不足，是十分必要的。我希望通过这个学术研讨会，我们的语言工作者能够更好地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丰富和规范化而进行工作；也希望这个研讨会有利于今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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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汉语词典》的修订，并编写新的大规模的《现代汉语大词典》。
１９３年４月２６日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中国语文》１９８３年第４期，７月１０日出版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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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六版序言
这是在１９４７年，即整整３０年前写的一本书。
那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使中国近代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刻。
毛主席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这本小书中所写的，虽然是一百多年前到几十年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事，但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同写书时的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它的初稿的一部分曾经交给当时坚持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们办的进步刊物，作为政论文章而发表。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这可能是发表政论文章的唯一形式。
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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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象，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示历史事实中的本质、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因此，这本书虽然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写的，但在全国大陆解放后，它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
从１９５２年７月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直到１９６３年，先后印出过五版。
这本书难免带有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弱点，加以写作的时间比较匆促，所掌握的材料也有限，这本书是有缺点的。至少有些部分、有些方面是论述得不充分和有疏漏的。在全国大陆解放后出的各版中，做过些局部的小的修补和文字的整理。
出版社的同志和其他有些同志认为这本书现在也还有点用处，所以又印了这新的一版。这一次，也只做了一些个别文字的修改，让它基本上保留着３０年前的本来面目。
１９７７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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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的一段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１１０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３０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１７世纪中叶清皇朝建立时。
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
这种分期方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这本书是在１９７３年９月开始写的，但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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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
４０年前，１９４０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理论与现实》杂志上。
那是我在２２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
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的单篇以外，１９４７年写了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这本小书在全国大陆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样做；几次再版，只做了些小的修改补充。
１９５３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这所谓“近代”
是指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年）。
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校在当时和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
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１８５１—１８６４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到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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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
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级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做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
到了１９６６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
，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１９７３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
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１８９—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
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
“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
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
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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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
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它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
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
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
，不是“秀才造反”
；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
，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
，不过“秀才”
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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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１８４０—１８６４年）。
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１８６４年，而应该摆在１８７３年，但是１８６４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１８６４—１９０１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应该是１９０５年而不是１９０１年。
但是在我看来，１９０１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１９０５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１８６４年到１８９４年或１８９５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１９１１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１８６４—１８９５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３０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
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１９１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１９０１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２０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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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１９０１—１９１２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１９１３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１９１９年的看法。因为在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１９１２—１９１９年）。
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１９８０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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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胡绳文集（１９３５—１９４８）
》
问：胡绳同志，最近我们看到了《胡绳文集（１９３５—１９４８）
》。这本书收有１７０篇文章，七十多万字。根据时间推算，这些文章是您在１８岁到３０岁时写的。
您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您能在这样年轻时就写出这么多文章？
答：我在３０岁以前写的文章，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我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把收集到的文章选择出大约一半，编在这个集子里面。其他还有些文章已经收集不到，而且大多我也不想去收集了。在那些年代里，我还写过、出版过六七本专题的书。在那时期，我写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多的。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主要由于客观的需要。那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客观上确有许多问题、许多现象使人心神不安，使人苦恼，使人激奋，需要思考，需要评论。而且也有些报纸、杂志要我写文章。我当时虽然还有些别的工作，但主要工作就是为报纸杂志写文章。
问：那么胡老，请问您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答：要说开始写作，那么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最初的写作就是在小学、中学的作文课上。但我在学生时已经开始写作文课以外的文章。
记得在初中时候曾和两个同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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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写的文章誊写出来，订在一起传阅。到了高中，我还和一些同学办壁报。
那一年是１９３３年，正是马克思逝世５０周年，我们为纪念马克思出了一期壁报。至于说把文章用铅字排印出来，除了给学校的校刊和作为中学生投寄到学生杂志上的文章以外，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在１９３４年。
那时我投稿给《中华日报》的一个叫“动向”的副刊。这个副刊是左翼作家聂绀弩编辑的。当时我并不认识聂绀弩，他发表了我这个高中学生投寄去的一些小文章。这些文章现在我都没有再去找寻了。在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中有一篇《汉字和拉丁化》的文章里面提到胡绳，他指出我在《走上实践的路去》一文中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那时鲁迅先生在“动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不过用的是笔名，我并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文章。
虽然我开始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是在１９３４年，但是收在这个文集里的最早一篇文章却是在１９３５年写的。
问：您在集子里收的最早一篇文章是哪一篇呢？
答：我这个文集里按文章性质分了四个部分，也就是四辑。每一辑里的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第四辑“杂文”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题目叫《报复》，那是１９３５年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写的（我只在大学读了一年）。
文章的末尾还记明是“３月１６日晚在北平图书馆”
，那就是在北海旁的图书馆。对这篇文章也可以简单说几句话。我本来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但是有一次偶然看到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６年的《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收入了《报复》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是投寄给上海由曹聚仁主编的《芒种》杂志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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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佩服杂文卷的编者丁景唐同志，他竟然这样勤于爬罗剔抉，注意到了这篇短文。因为《新文学大系》选登了这一篇文章，就使我有勇气把我在２０岁以前写的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里。
问：那么，您在２０岁以前写的文章，在文集里还收了多少篇呢？
答：我在１９３８年１月满２０岁。所以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写的文章都是２０岁以前写的。
在这个集子中大概有十四五篇，当然只占极小部分。
这十几篇里多数是收在“思想文化评论”
这一辑里的。对这些文章我想就其中的两篇说一说。一篇是《胡适论》，那时我参与办一个名叫《新学识》的杂志。这个杂志起先叫《生活知识》，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改名《新知识》，又被禁，然后才改成《新学识》。参加办杂志的有一位搞戏剧的张庚同志，他和我商量，想在这个刊物上搞点新的栏目，于是我们就设立了一个人物专栏。张庚写了一篇《梅兰芳论》，我写了一篇《胡适论》。这篇《胡适论》写在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后来在５０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附带说一下，在我的这个文集里面涉及胡适的文章有好多篇。
在１９４６年７月胡适从国外回来，准备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我还写了一篇对他表示欢迎的文章（即《新文化运动所需要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胡适在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而且从蒋介石手里接受什么宪法草案。
我于是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这就是“时事政治评论”中《制宪不如散会》这一篇。后来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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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又向学生说什么“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我忍不住又写了篇短文加以驳斥，即“杂文”辑中的《理未易明么？
》。
现在回过来还是说１９３７年我写的另一篇文章《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这篇的题目不大引人注意。当时，在《新学识》杂志上，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既然要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他的说法是要大家都“把各种主义中的高远理想暂时搁起，而共趋于民族解放之途”
，因此他主张“思想的统一”
，而且要由政府来统一思想，“消除人民思想的纷争”。我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就写了《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我认为，在抗日这个共同大目标上应该求得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各派不同思想的存在，而且要容许各种思想相互争论。我在文章中说：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话当然是针对想用一种错误的思想来实行统一的国民党而说的。因此我也就不能不反对写上述文章的那位朋友。我记得当时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参加这个杂志的一些同志聚会座谈的时候，还有人指责我对自己的朋友提出批评是不对的。现在看来，我以为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站得住的。当时正是从十年内战转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在进步人士中间不免由于误解统一战线而产生某种糊涂观点。我这篇文章提出的论点可能是有意义的。我记得，夏征农同志在抗战开始时选编出版的一本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文集中曾收入这篇文章。附带说一下，我在１９３７年虽然提出和那位朋友不同的意见，但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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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好的同志。
我们以后还曾一起参加地下党的组织生活，合作得很好。他就是已经逝世的经济学家狄超白同志。
问：您曾出过《理性与自由》论文集。有些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发展的书，提到这本集子中的文章。不知道这些文章是不是都收入这本文集中了？
答：《理性与自由》是１９４６年出版的一本思想文化评论集。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收入现在这本文集中的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中了。但是，这一辑比那一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多得多。刚才提到的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的那些文章，都没有收入《理性与自由》这本集子中。
“思想文化评论”
这一辑，也许可以说是我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评论了当时存在着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学说。
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参加了当时的百家争鸣。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
，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
记得在１０年前，我在美国遇到一位从台湾出来的学者，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我说，他对于我评论钱穆的文章很感兴趣，曾经在台湾复制了这篇文章，并在朋友间传阅。最近有个朋友看了我的文集的第一辑以后，表示欣赏这些文章，并且引用禅家公案的话“有理不在高声”
加以赞许。
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些批评文章不是靠放大嗓门、虚张声势来压倒人。这些文章难免有缺点，有失误之处，但如果在写法上还有点可取之处，恐怕超不过这位朋友的说法。
问：您刚才说，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是这本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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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分，但我们对第二辑“史事评论”和其他两辑的文章也很感兴趣。
我想问您，为什么在第三辑“时事政治评论”
中只收了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８年的文章？是不是在这以前您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答：在１９４６年以前，我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不少有关时事政治评论的文章。但是那些文章比较零碎，我觉得已经没有保留的价值，不会引起现在读者的兴趣了。但我对１９４６年以后写的这些评论文章有点偏爱。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８年是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巨大的震荡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后的和谈转为大规模的内战。我们党先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然后由于客观局势的发展，转入团结全国人民用革命战争来把旧中国改造成新中国。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局势发展迅猛，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出现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又有上海的几个进步刊物，包括柯灵、唐弢主编的《周报》，马叙伦、郑振铎主编的《民主》，黎澍等编辑的《文萃》，需要我写文章。后来到了香港，也有《群众》杂志和其他一些杂志需要我写文章。因此，我在这个时期，陆续地跟着时势的变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虽然局限于当时的见闻，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这些文章集在一起，也许能让人比较系统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因为这些评论文章带有身历其境的人的感情，并且涉及一些生动的细节，我觉得现在的读者看这些文章，可能比看事后对这个时期的论述更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这本文集在“时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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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这一辑中，特别收集了这３年的文章。
问：那么，您能不能再谈谈您文集中的最后一辑“杂文”？按篇数说，这一辑的文章最多。
答：这一辑的篇数确实最多。但是，按篇幅说，却不是最多的一辑。因为这里面大多数都是很短的文章。我在这本文集的序言里说，这一辑中的文章有一些可以说属于文学界赋予特定含义的杂文，例如这一辑的第一篇《报复》。其他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属于随笔、杂感、短小的散文、短小的论文等。这一辑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有对当时国内政治社会现象的评论，也有涉及国际政治的评论和涉及文化文艺问题的评论。甚至我还写了篇对于电影大师卓别林的评论，这样的题目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涉及过的。我之所以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些文章从各个侧面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苦难，并且进行着艰苦奋斗的时代，也是对于光明的明天充满着希望的时代。
问：最后我还想请教胡老一个超出您的文集范围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文化界、著作界里，３０岁以前已有著作问世，编成文集的有没有先例呢？
答：这样的先例很多。试举文学界最突出的例子：郭沫若在３０岁前出版诗集《女神》，曹禺在２４岁发表《雷雨》，他们的这些作品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我是望尘莫及的。至于出版文集，据我现在想到的，梁漱溟曾印过《漱溟卅前文录》。近代中国的学者，年轻时著作丰富，且有巨大影响的，我想应该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生于１８７３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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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戊戌变法时只２５岁，那时他已经发表不少引起世人注意的文章。从《饮冰室合集》可以看到，他在３０岁以前所写的专著和论文，方面之广，数量之多是惊人的。他的青年时期的论文当时已编辑出版，广为流传，而且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从这方面说，在近代著作界中，恐怕是没有人能比得上梁启超的。
这篇访谈录由姜千里同志记录整理。原载《读书》１９１年第９期，９月１０日出版。
《胡绳文集（１９３５—１９４８）
》由重庆出版社于１９０年７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