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集

余秋雨文集-余秋雨
庙宇
一
自幼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当然不懂其义，完全是从乡间老妪们的口中听熟的。
柴门之内，她们虔诚端坐，执佛珠一串，朗声念完《心经》一遍，即用手指拨过佛珠一颗。长长一串佛珠，全都拨完了，才拿起一枚桃木小梗，蘸一蘸朱砂，在黄纸关牒上点上一点。黄纸关牒上印着佛像，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圈，要用朱砂点遍这些小圈，真不知需多少时日。夏日午间，蝉声如潮，老太太们念佛的声音渐渐含糊，脑袋耷拉下来，猛然惊醒，深觉罪过，于是重新抖擞，再发朗声。冬日雪朝，四野坚冰，佛珠在冻僵的手指间抖动，衣履又是单薄，只得吐出大声佛号，呵出口中热气，暖暖手指。
年轻的媳妇正在隔壁纺纱、做饭。婆婆是过来人，从纺车的呜呜声中可以辨出纺纱的进度，从灶火的呼呼声中可推知用柴的费俭。念佛声突然中断，一声咳嗽，以作儆示，媳妇立即领悟，于是，念佛声重又平和。媳妇偶尔走过门边，看一眼婆婆。只等儿子长大成家，有了媳妇，自己也就离了纺车、灶台，拿起佛珠。
不知几个月后，庙中有一节典，四村妇人，皆背黄袋，衣衫干净，向庙中赶去。庙中沸沸扬扬，佛号如雷，香烟如雾。庄严佛像下，缁衣和尚手敲木鱼，巍然端然。这儿是人的山，人的海，一人之于众人，如雨入湖，如枝在林，全然失却了自身。左顾右盼，便生信赖，便知皈依。两膝发软，跪向那布包的蒲团。
邻家有一帮会中人，一日缺钱，闯入我家，抱我而走，充作人质，以便逼索。家人哀求追赶，无济于事。村间一二叔伯大声呼叫，只换得他大步逃奔。他抱我躲进了庙会的人群，挤挤挨挨，东张西望。
他从未进过庙宇，从未见过如此拥挤的人群。他的步子不得不放慢，渐渐端详起四周的奇景。佛号浩荡而悠扬，调节着他的鼻息，众人低眉垂目，懈弛了他的对抗。他怀抱我的手势开始变得舒适，宛若一个携婴朝拜的信士。当他挤出庙门，就像成了另一个人，笑咧咧的，走进我家，把我轻轻放回摇篮，扬长而去。我的嘴里，衔着一支土制棒糖。
他再也没有回来。听人说，就在几天之后，他在路上，被先前的仇人砸死。
二
我家近处的庙宇很小，只有两个和尚，一胖一瘦，还有一个年老的庙祝。瘦和尚是住持，严峻冷漠；胖和尚是云游僧人，落脚于此，脸面颇为活络。
两个和尚坐在一起念经，由瘦和尚敲木鱼，的的笃笃，呜呜唉唉。孩子们去了，围着他们嘻闹，瘦和尚把眉头紧蹙，胖和尚则瞟眼过来，牵牵嘴角，算是给孩子们打了招呼。孩子们追逐到殿前院子里了，胖和尚就会缓缓起身，穿过院子走向茅房，回来时在青石水斗里净净手，用宽袖擦干，在孩子们面前蹲下身来，摸摸他们的头发和脸蛋，然后把手伸进深深的口袋，取出几枚供果，塞在那些小手里。耽搁时间一长，瘦和尚的木鱼声就会变响，胖和尚随即起身，走回经座。
他们不念经的时候，孩子们敢到胖和尚的禅房里去。胖和尚满脸笑容，躬身相迎，问孩子们的名字，然后拿起毛笔，握住软软的小手掌，把各人的名字一一写上。他的字写得极好，比学校的女老师写的好多了。不忍心洗掉，照着它，一遍遍临摹。第二天写字课，老师看见黑糊糊的手掌，笑了：“怎么把手都涂脏了？”还没说完，竟一步上前，紧紧握住，急问：“谁写的，这么好？”她知道，这些村庄，几乎没有识字的人。说是和尚，老师像被烫着了一般，连忙放手，转身走开。
放了学，少不了告诉胖和尚，老师称赞了他的字。胖和尚［口堂］声一笑，说：“我们住持写得才好！”随即领孩子到后院，指了指菜园南端的一堵粉墙。那里，满墙都是乌亮活灵的字，比字帖上的还好。深深嗬了一声，小步走去，依偎着粉墙仰望。难怪瘦和尚一脸端庄。
一天，两个和尚仍在念经，孩子们唱起了老师新教的一首歌，像与和尚比赛。歌词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和尚们念完一段经，站起身来。走向孩子们的，不是胖和尚而是瘦和尚。孩子们惊恐地要逃开，瘦和尚说：“等一等，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孩子们嗫嚅地复述了一遍，瘦和尚说：“来，到我的禅房里来。”
瘦和尚的禅房在楼上，孩子们从来没有上去过，心跳得厉害。这个禅房太整洁了，油亮的藏经箱成排壁立，地板油漆过，一尘不染。瘦和尚走到桌边举笔展纸，说：“你们再念一遍。”孩子们边念，他边写，写完自个儿咿唔一阵，点头说：“写得好。是你们老师写的？”他打开桌上的锡罐，取出一把供果，分给孩子们。比胖和尚平日分的，多得多了。
第二天当然又去转告老师，说和尚称赞她的歌写得好。老师立即脸红，说：“我怎么写得出来？那是李叔同写的。”几天之后，瘦和尚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三个字：李叔同。
学校离小庙不远，只隔着一条大路，但和尚和老师从来没有见过面。终于有一天，老师正在小小的操场上与孩子们玩，突然停住，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墙外。那里是一个倾倒学校垃圾的瓦砾堆，瘦和尚正在弯腰拣着废纸。拣了一大堆，用长长的衣服兜着，走到庙门边，抖进墙上一个洞口，点火焚烧。洞口上有四个暗暗的字迹：敬惜字纸。
孩子们疑惑地仰脸看老师，老师也在发呆。
又有一次，轮到和尚们发呆了。两个和尚在路边看到一头羊被石头一绊，差点跌进水池。他们惜生护生，立即牵起羊颈上的绳子，栓在路旁一棵小树上。当时，大路旁已种下两排小树，直伸远方。两位和尚笑眯眯地正待走开，从校门里急急地奔出我们的老师，胸脯起伏着，气喘吁吁地解开栓在树上的绳子，对孩子们说：“羊要把小树挣断的，快把羊送还给主人！”平下气息后她又说：“等你们毕业，这树就遮成了林荫道。那时正是大热天，你们阴阴凉凉地走到县城去考中学。”
两位和尚在几步之外，呆呆站着。他们万没想到，学校老师竟是如此一位丽人。不敢正视，直耳听着，眼睛只盯着孩子们看。他们惜生护生，好像并不包括植物，而老师起伏的胸脯中，却藏着一个绿色的天地。
夜间，整个乡村一片漆黑，只有小庙禅房的灯和老师宿舍的灯还亮着，遥遥相对。禅房里点的是蜡烛头，老师点的是玻璃罩煤油灯。村里老人说，他们都在“做课”。
孩子们每夜都抓蟋蟀，连乱坟岗子也不怕。这里已是村边，村外是无边无际的荒原。于是，两道灯光，宛如黑海渔火。
三
吾乡东去６里许，有一座辉煌大庙，名曰金仙寺。寺门面对宽阔的白洋湖。寺庙前半部在平地上，后半部则沿山而上，路人只见其黄墙耸天，延绵无际，不知其大几何。进得寺门，立即自觉矮小，连跨过一条门坎也得使劲搬腿。谁也走不完它的殿阁和曲廊，数不尽它的佛像与石阶。曾扒窗偷看过它的一个厨房，其锅之大，几若圆池。老人说，兴盛之时，此寺和尚上千，一睹此锅，大体可信。记得此寺一个院落，有洒金木雕的全本西游记连环故事，刻工之精，无与伦比。乡间儿童，隔些时日便蹑脚进去，低声指认，悄声争辩，读完了一部浪漫巨著。也读完了一门雕刻美学。
金仙寺东侧，便是小镇鸣鹤场。走完狭长的街道，再走完一道长堤，又有一座小庙，土名石湫头。该地石湫处处，故而得名。石湫头小庙只是通向一座比金仙寺更为宏大的庙宇的起点。由它向南，翻过五座山头，即见远近闻名的五磊寺。
在乡人心中，金仙寺和五磊寺，无异于神秘天国。那里也该有住持或首领吧，他们会是何等样的超迈人物？如此浩大的排场，开支来自何处？这些问题，连小庙里的两位胖瘦和尚也完全不知。一天又一天，只听山那边传来的晨钟暮鼓，堂皇而又沉着。
大概是从３０年代起始罢，两寺渐渐有了新的动向。山薯出土季节，常见田埂阡陌间，有两寺和尚挑担来往。他们把山薯送给有过施舍的人家，说是答谢，实则提醒，请施主赶紧再结善缘。看着汗渍涔涔的和尚，看着沾满黄泥的山薯，乡人们终于知道，两寺的财脉已经枯竭。黄泥山薯确是佳品，浓甜嫩脆，比平地红薯好得远了。
年长之后翻阅史料，看到一段记载惊了一跳。我离开座位，伫立南窗遥望家乡。岂能想到，和尚们挑着山薯走出庙门，五磊寺里住着的，竟然正是－－写歌词的李叔同！
李叔同，留学日本首演《茶花女》，揭开中国话剧史。又以音乐绘画，刷新故国视听。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突然晴天霹雳，一代俊彦转眼变为苦行佛陀。娇妻幼子，弃之不见，琴弦俱断，彩色尽倾，只换得芒鞋破钵、黄卷青灯。李叔同失落了，飘然走出一位弘一法师，千古佛门又一传人。
我们唱着他的歌，与和尚比赛，而他自己却成了和尚。
他在挣脱，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时，突然间不耐烦嚣。他不再苦恼于艺术与功利的重重抵牾，纵身一跃，去冥求性灵的完好。
松涛阵阵，山雨淋淋，这里已没有一个现代的颤音。法师自杭州出家，历十余年，由净土而皈南山律宗，在五磊寺受菩萨戒，发愿弘扬律宗，创建道场。
五磊寺住持栖莲，金仙寺住持亦幻积极响应。一所“南山律学院”正酝酿建起。法师只提倡议，不管实务。两寺住持，只得到上海募钱。上海名士得知法师倡议，慨然解囊，两寺住持随即办置化缘簿，请法师写序。
法师一见簿册，突然大怒，严责两寺住持“藉名敛财”。但无财何从建院？法师也是进退维谷。重去招惹早已诀别了的世界，是他所忌讳。于是律学院停办，法师不久也云游别处，留下尴尬的庙宇两座。
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法师发怒，是佛教在新时代的尴尬。我由此想到小庙与学校间相对的灯光。两道灯光间，法师的袈裟如云如雾，飘荡隐约。
四
金仙寺旁，土木工程正忙。和尚们念经完毕，或挑山薯回来，成群结队傻傻地观看。
那是一位叫吴锦堂的华侨在重建家乡。吴氏不知何许人也，据传，乃近乡一普通农孩，长大流落上海，被雇于一家日本餐厅，如此这般，到了日本，竟日渐发达，成高官巨贾。然后倾其资产，投于桑梓。金仙寺面临的白洋湖，由他筑岸建堤，光洁坚致，气势恢宏。沿湖民房，悉数重造，皆若层层别墅。由东到西，长几里许，竟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更为甚者，还在北面东山头，耗巨资兴建一所学校，曰锦堂师范。占地之大，建房之多，令乡间财神咋舌。不久他便去世，金仙寺西侧，筑豪华墓道，成一名胜，供人凭吊。
墓体为白石，正如湖岸为白石，长堤为白石，荡荡展开，白得晃眼。圈圈白光围住了金仙寺，金仙寺依旧黄墙高耸，藤葛缠绕，暮鸦回翔。
和尚们洗涤打水，也享用着平臻臻的洋灰河埠。葛麻芒鞋，踏在上面，总觉得过于挺滑，不大自在。不知弘一法师可曾在这条长堤上漫步，估量他不会喜欢。他逃避着现代，而现代却莽莽撞撞，闯到了庙门跟前。
天长日久，无人修葺，吴锦堂的种种建筑，也渐渐污损，与四周萧索的村落悄悄扯平。唯有你到浙江的所所中学，遇到几名老教师，一问之下，常答曰出身锦堂师范。我在京沪两地，遇到一些浙籍知名学者，叙完同乡之谊，总能发现，竟也是锦堂师范的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曾有几名日本兵，为吴锦堂墓站岗。乡民疑惑了，不再对他感恩戴德。他的坟墓，一度成了晒谷场。
数月前在报上读得一条新闻：全国青少年珠算比赛，前面一批名次竟然全部属于浙江一座小镇。记者用惶惑不解的笔调写道，神童荟萃一处，实是奇迹。这座小镇，便是金仙寺旁侧的鸣鹤场，吴锦堂修建世外桃源的所在。
我是理解的，自豪地一笑。耳边响起哗哗的珠算声，如白洋湖的夜潮。
听说两大寺庙又在重新修复，款项甚巨。工棚里，应有锦堂师范的毕业生，指挥着算盘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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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发表后，收到从家乡寄来的《慈溪修志通讯》，其中有一段文字介绍吴锦堂：吴锦堂（１８５５－１９２６），名作莫，东山头乡西房村人。出身农家，少时随父耕作，及壮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为重，先后捐银数十万两，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泽被乡里。本世纪初，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全国“办学三贤”。又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
－－全文完－－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
关于名誉(1)
世间最悲痛的事，莫过于好人自杀。
好人自杀，原因很多。有些名震国际的作家、艺术家也走这条路，是出于对生命的特殊感悟，虽然高贵却毕竟罕见，不宜作为普遍现象来讨论。我感兴趣的是古往今来大多数普通好人的自杀原因。
只要稍稍闭眼一想，有一个原因就会立即浮现出来，并且几乎毫无争议地占据主要地位，那就是：为了名誉。
为了名誉，这么多善良无辜的躯体居然愿意撕裂自己。殒灭自己，结束自己的存在状态，细细想来，实在让人震颤。有时在电视中看到世界某地一些动物在海滩边上或密林深处自杀，已经使我们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何况我们说的是人，而且是好人。逼迫好人自杀的一定是邪恶，但好人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要去怕邪恶？可见还有一种比邪恶更为恐怖的力量横亘其间。
1935年阮玲玉自杀留下的遗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们未成年时从书上读到这个遗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对一些闲言碎语何至于此，不予理睬，或大声抗辩，不就结了？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才慢慢知道，人世间有一种东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缩消长，你如去对抗，则往往劳而无功，甚至适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样强大而恒久，几乎能够决定你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那就是所谓名誉。对于闲言碎语，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视，但对它，阮玲玉只能瑟瑟发抖。因此，并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誉可畏；人言是纯粹的客体，名誉却可以笼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说名誉可畏，就会分不清自己该承担多少责任，结果既害怕它又不敢说它，它成了一种神秘而巨大的恐吓。
在阮玲玉自杀四十余年后的1978年，我家乡的一位女青年在边疆农场受到严重毁谤，而在当时，我国还没有建立反毁谤机制，丧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击训练中把枪口指向了毁谤者。她成了杀人犯而理所当然地被捕，并且必将重判，这是她意料中的，因此她的举动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杀。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在报纸上以整版篇幅公布之后，她在狱中收到了难以计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情信件。那时人们刚从“文革”浩劫的阴影里走出，对于人身毁谤、名誉侵害，有普遍的切肤之痛。无论是她还是同情者，都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
我原先一直想用远眺或俯视的目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近距离的刺痛往往不适合文学情怀，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你看，就在我写前面几段文字的时候，1997年12月20日，又一颗高贵的灵魂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而殒灭了，那是日本继黑泽明之后最杰出的电影导演伊丹十三。伊丹是一位勇敢的文明斗士，他与妻子宫本信子拍摄的电影强烈地抨击时弊，揭露黑社会，并号召人们与之斗争，因此引起黑社会各暴力团伙的刻骨仇恨，一再威胁恐吓、袭击骚扰，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屈服。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像戴安娜王妃那样遇到了以追踪偷摄为业的“狗仔队”，一家杂志刊登了他与一位年轻女职员一起走路和交谈的照片，并借此说他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伊丹原定就此发表声明，不知怎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自杀，他在遗书上写道：“新闻界各位，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除此别无他法。请诸位今后多多关照宫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母亲和演员。”在放着这份遗书的办公桌上，电脑屏幕仍显示着宫本信子的照片，他是看着爱妻的照片写遗书的。
为什么面对暴力团伙能够如此坚强的硬汉子，会在捕风捉影的照片和谣传前消灭自己？因为暴力袭击不仅无法损害他的名誉反而会使他大大增光，而那个看来十分无稽的谣传却是一切仇恨他和热爱他的人都会密切关注的，在这种关注中，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妻子，以及那位女职员，都不具备让人信服的辟谣身份，不管怎么说都尴尬，而除了他们三人，又有谁能说话？按照我以一个男人立场的猜测，伊丹自杀未必全然为了自己单方面的名誉，他太爱妻子，生怕妻子因此落入一个被人指点、嘲笑而有口难辩的可怕境地，只得用自己的生命做个名誉的救生圈抛给她。
那家杂志在伊丹死后成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只好发表声明，一是对伊丹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二是宣称本杂志没有违反新闻法。是的，这未必构得成犯法，但由于按动了社会神经网络中有关名誉的按钮，其恶果远远超过了那些暴力团伙。在名誉问题上，越高贵的群落往往越脆弱，要伤害他们太容易了。
以命相搏，毕竟是一种极端形态。在尚未抵达这条边界线之前，天地间又有多少人为了名誉在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徘徊海滨、饮泣山角，或者血脉贲张、怒火填膺、亲族支离、老友反目？
名誉婷婷袅袅地飘浮在世间上空的名誉二字，给人类带来过多少心灵的重压！
针对名誉的重压，有些放达潇洒之士提出了一张消散的方剂，日“名誉值几个钱？你为别人活着还是为自己活着？把名誉扔开，什么也不要在乎”！
这种声音，带着一种可爱的悍气和赖气，对于即将寻短见的人无异是一声重喝，容易使他们蓦然止步，霍然惊醒；对于那些满脑子愁云惨雾的人也会有快速的疗效，使他们突然轻松起来。但是如果细细品咂，又觉得不是味道，其间疑惑甚多。
突然轻松起来了的人们走向何方？他们也许会立即联想到一部电视剧中某个角色的台词：“嗨，做小人真痛快！”漠视名誉当然未必做小人，但如果完全以放弃社会名誉来换取自身轻松，就难免会进入一种“失重”状态，飘到哪里都不知道，这种滋味也是不好受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在乎名誉，人与人的交往失去了最起码的精神前提，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跌跌撞撞。置身于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就像在黑夜里误人中世纪一个破残的乞丐城堡，哪一级石阶都踩不着实，哪一个转弯都鬼影幢幢，什么怪事都会发生。
其实，人类最初需要名誉，正是为了摆脱黑暗和无序。最初的名誉不是个人所能争取的，这是人们在黑暗中猛然听到一种强健声音之后的安静，安静之后的搜寻，搜寻之后的仰望，仰望之后的追随，追随之后的效仿，效仿之后的传递。名誉是对个人品行的社会性反馈，如果这种反馈广泛而持续，就能起到协调关系、统一观念、整顿秩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名誉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在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之外的精神权力，而且在很多时候，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也要借助于它。
这种精神权力，由民众执掌；其执行方式，只是对荣耀感或耻辱感的激发而已，别无其他手段。但它的强度，有时超乎想象。去年在台湾，经常在电视里看到黑社会各级帮派头目向警方登记的报道。其中有些老人已与帮派脱离多年，即便不登记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但他们却满脸无奈地对着电视镜头说：实在受不了周围人群对自己的鄙夷，仅仅对自己倒也罢了，但连儿子、孙子的名誉也受到污染，因此宁肯拼着老脸在电视上清洗一次。
然而必须看到，名誉的裁断一旦产生，便是一把寒光逼人的双刃剑，正面功能和负面功能同淬一身。
好的一面，它使无数丑类恶行聚焦示众，使不同的道德等级各自归位，使高尚的品格受到四方濡养，使可疑的行止遭遇怀疑的目光；但是，这种威力的发挥却严重地缺少查访核实机制，只靠口口相传来完成，因此必然夹杂着大量的夸张、错位和颠倒。这种情况常常使好人惊心、君子皱眉、坏人暗喜、小人活跃。
我不相信人类到哪一天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麻烦。这是名誉的灰色传播本质决定的，再激愤也没有用。能够看到这一点，心也就宽了。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终于领悟，在这个问题上，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名誉，而在于要哪种名誉。
在名誉问题上我们最容易进入的误区是超敏感度的全方位把守。好些年前我在一所高等院校担任院长，必须处理学生宿舍的打架事件和教师之间的积年陈怨，有机会冷静地观察了这类矛盾的爆发和延续过程。总的说来，无论学生还是教师之间的恶性冲突，起因都很小，小到他们都不好意思再复述一遍，但都觉得有涉名誉，一下子怒不可遏，过后还越想越气，无法罢休。然而有趣的是，把学生宿舍的冲突说给教师听，教师淡然一笑，觉得那是孩子们的无聊游戏；把教师间陈年烂芝麻的争斗说给学生们听，学生更是不屑，觉得那是迂腐老人在无事生非。他们作为旁观者都非常清醒，作为当局者却完全迷失，这种近乎荒诞的强烈对比说明，人们在名誉的争夺中最容易降低自己的生命方位，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在很低的方位上争夺名誉，其实是在争夺不名誉。记得在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不少人喜欢在自己的家庭出身上做文章，竟然有那么多出身成份已经很“革命”了的人还要一个劲地硬说自己的父母亲是乞丐，而且几乎都被地主的狗咬过。但奇怪的是，如果他们的父母亲突然来到同事们面前，他们又会觉得太土气、太寒酸而百般掩饰，把父母亲说成是“乡下亲戚”。这里就出现了两种很矛盾的名誉，实际上都因为等级太低而成了不名誉。
我们一生都在不同的名誉等级里打转，要始终清晰地分辨出它们的轻重主次还真不容易。一个现代人理智的成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不能在古今中外无数先例中寻找到有关名誉的几条基本界线，并把它们与自己的天性和体验连结起来，自觉自愿地加以防守。
据我视野所及，古今中外公认不名誉的行为大致有以下四项——
一、违背全人类的生存原则，伤害无辜、欺凌众生，参与黑帮，投靠法西斯，协助侵略者，成了汉奸或其他什么奸；
二、触犯普通刑法，如偷盗、诈骗、贪污之类；
三、出卖朋友、背叛友情、忘恩负义——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发生，因此也最具有广泛敏感度的不名誉行为；
四、因嫉贤妒能而造谣诽谤、制造事端。
世上的坏事多得很，但有些坏事，哪怕是带有拳脚气的坏事，名誉上的损耗并不大，而只要牵涉到以上四项，名誉的裂缝就难于弥补了。此间差别，关及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些微妙颤动，深可玩味。
同样，若要找出不受时空限制的名誉原则，大致也只有以下三项而已——
一、对人类的由衷慈爱和真诚贡献；
二、面对世间邪恶，敢于抗争；
三、维护自身和群体的体面和尊严。
其他名誉，大多由这几项派生出来，如果全然无关，则就不必过于在意了。
我知道作这种一二三四的罗列在散文写作中十分犯忌，但不这样又难以说明，在名誉上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井不太多。一个自觉的人应该是执持简单的人，他迟早会从太多太密的精神罗网中挣身而出-
关于名誉(2)
从精神罗网中挣身而出的过程，很可能贯穿人的一生。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未能全然挣脱，其中包括一些极其杰出的人物。这实在是有关生命本质的一系列悲剧故事。
我深知只有具体地体验了这种故事才能真正领悟有关名誉的种种涵义，因此必须选一个这样的人来举例，选来选去选中了李清照——一个清纯绝俗到似乎不应该有名誉问题的人。女诗人风华绝代又与世无争，成天独个儿仁立于西风黄花之中，又不招谁惹谁，会遇到一些什么名誉问题呢？正是这种疑问，触及了人生与名誉之间的险恶玄秘。
李清照是在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开始目睹长辈们遭受的名誉灾祸的。这种经历像是一种试炼，让她明白一个人在名誉问题上的乖谬无常。她的父亲李格非与当时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谓“元祐党人”有牵连，罢职远徙。这种名誉上的打击，自上而下，铺天盖地，轰传一时，压力极大，但年轻的李清照还能承受，因为这里还有另一种名誉——类似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名誉，然而不幸的是，处理这个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亲赵挺之！这一下就把这对恩爱的年轻夫妻推入到十分尴尬的境地：只要一方的父亲能保持名誉，另一方的父亲就必然失去名誉；而这种你死我活的格局压在一个家族的头顶，实际上连一半名誉也无法保持，只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别人看笑话，两败俱伤。李清照身在其中立即体会到了这种尴尬，曾大胆写诗给公公赵挺之，要他以“人间父子情”为虑，顾及儿子、儿媳和亲家的脸面，不要做炙手可热、让人寒心的事。
一个新过门的儿媳妇能够以如此强硬的口气上书公公，可见做公公的赵挺之当时在亲友家族乃至民间社会中是不太名誉的，但实际上他很可能是一个犹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终也遭到打击，甚至在死后仅仅三天，家产被查封，亲属遭拷问，儿子赵明诚也被罢免官职。事虽如此，他原先缺失于民间士林的名誉并没有恢复，反而增加了一层阴影，人们只把他看成三翻四覆的小人。古往今来，很多勉强进人不同身份而又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官吏，大多会在自身名誉上遭此厄运而百口莫辩。这时，李清照跟随着落魄的丈夫赵明诚返回故里青州居住，对世间名誉的品尝已经是涩然不知何味了。
我想，被后世文人一再称道的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俩在青州十余年的购书、猜句、罚茶的风雅生活，正是在暂离升沉荣辱旋涡后的一湾宁静。他们此时此地所达到的境界，好像已经看破红尘，永远不为是非所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名誉上的事情没有止境，你参破到什么程度，紧接着就有超过这一高度的骚扰让你神乱性迷，失去方寸。就像是催逼，又像是驱赶，非把你从安宁自足的景况中驱赶出来不可。
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后来遇到的名誉问题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关及个人，越来越无法躲避。例如那个无中生有的“玉壶事件”就很典型。事情的起因发生于赵明诚重病期间，曾有一位探望者携带一把石壶给这位病榻上的文物鉴赏家看过，没想到赵明诚死后即有谣传兴起，说他直到临死还将一把珍贵的玉壶托人献给金国。当时宋、金之间正在激烈交战，这种谣传关涉到中国文人最重视的气节问题，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但她又不知道应该如何洗刷，想来想去选了一个最笨的办法：带上夫妻俩多年来艰辛收藏的全部古董器物，跟随被金兵追得走投无路的宋高宗赵构一起逃难，目的是希望有机会把这些古董全部献给朝廷。她的思路是，谣传不是说我的丈夫将一把玉壶献给了金国吗？现在金国愈加凶猛而宋廷愈加萎弱，我却愿意把全部古董献给宋廷，这是一切稍有势利之心的人做得出来的吗？已故的丈夫与我完全同心，怎么可能叛宋悦金呢？
这实在是只有世界上最老实的文化人才想得出来的表白方式，她显然过高地估计了造谣者的逻辑感应能力，他们只顾捕风捉影罢了，哪里会留心前后的因果关系？她也过高地估计了周围民众的内心公正，他们大多乐于听点别人的麻烦事罢了，哪里会感同身受地为别人辩诬？她更是过高地估计了丧魂落魄中的朝廷，他们只顾达命罢了，哪里会注意在跟随者的队伍里有一个疲惫女子，居然想以家庭的全部遗藏来为丈夫洗刷名声？
宋高宗在东南沿海一带逃窜时一度曾慌张地在海上舟居，李清照也从海路追踪。这一荒诞的旅程最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疏通和劝说下终于结束，但在颠沛流离中，所携文物已损失绝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价，名誉追回来没有？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经年近五十，孤孤单单一个人，我想她一定累极了。在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颓然回想，父亲的名誉、公公的名誉、丈夫的名誉，已经摧肝裂胆地折腾了大半辈子，究竟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呢？她深深喘一口气，开始渴望过几年实实在在的日子，她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忆那早已远逝的亲情抱肩而泣的凄楚，她想暂别往昔，她想寻找俚俗，于是，她在思虑再三之后接受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队财务人员的热烈求婚，又有了一个家。
她当然知道，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下，一个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层女子，与亡夫的感情弥深弥笃，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开再嫁，这会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责？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很有见识的文人学者在自己著作里对李清照再嫁的恶评：“传者无不笑之”、“晚节流荡无依”……对此，我们的女诗人似乎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敢。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倒也罢了，李清照面对鼎沸的舆论可以闭目塞听，关起门来与张汝舟过最平凡的日子。然而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张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个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离乱中已经所剩无几的文物，所谓结婚只是诈骗的一个手段，等到文物到手，他立即对李清照拳脚相加，百般虐待。可怜的李清照，只要还有一点可容忍的余地，是绝不会再破门而出公开家丑的，她知道一切刚刚嘲笑过她的正人君子们得知内情后会笑得更响，但她毕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贵，知道良善高雅不应该在凶恶横蛮前自甘灭亡，因此不顾一切地在结婚三个月后向官府提出上诉，要求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
李清照知道宋朝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被判两年徒刑。但她宁肯被官府关押，宁肯审案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无赖张汝舟对质，丢尽脸面，也要离婚。
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李清照出庭时的神态，以及她与张汝舟的言词交锋内容，但是可以想象那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和听到的。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她必须诉苦，但只要诉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们同情的低下地位上，这是她最不肯做的，更何况即便诉苦成功，所有旁观者的心中都会泛起“自作自受”四个字，这些她全能料到。如此景况，加在一起，出庭场面一定不忍卒睹。让这一切都从历史上隐去吧，我们只知道，这次上诉的结果，张汝舟被问罪，李清照也被关押，但离婚是成功了。李清照没有被关押太久，由于一位朝中亲戚的营救，她在九天后出狱。出狱后立即给营救她的那位亲戚写信，除了感激，还是在担心自己的名誉：“清照敢不省过知惭，们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女诗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誉负荷下，悄悄地进入了老年。由此我们可以更深人地懂得她写于晚年的代表作如《声声慢》了，那就不妨再读一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coc2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许多写李清照的影、视、剧作品要故意讳避她如此剧烈的心理挣扎，可能也是担心一涉及名誉就怎么也表述不清。名誉，实在是一种足以笼罩千年的阴云。
结果，千千万万不知李清照命运悲剧的读者，却在心中一直供奉着一个无限优雅的李清照。这是一种虚假吗？不是，这是一种比表层真实更深的真实。挣扎于身边名誉间的李清照虽然拥有几十年的真实反倒并不重要，而在烦闷时写下一些诗词的李清照却因创造了一种东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而光耀千秋。为此，真希望饱学之士不要嘲笑后代读者对李清照命运悲剧的无知，这种无知正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过滤和选择。那些连李清照本人也担心“难逃万世之讥”的恶名并未长久延续，真正延续万世的名誉，在当时却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至此已可看出，我花这么多笔墨来谈李清照，是舍不得她的故事对于名誉的全方位阐释功能。名誉的荒诞性、残忍性、追逼性、递进性，以及日常体验的名誉与终极名誉之间的巨大差异，都包含在其中。
其实，可以让人们作类似体验的典型还有很多，例如拿欧洲的小说家笛福、思想家伏尔泰、戏剧家维迦的坎坷经历来解析名誉问题也会很深刻，但我最终还是选中了李清照，因为她是中国人，又是弱女子，当然，更因为她是中国古代第一女诗人。
李清照的遭遇至少使我们懂得，我们一生最花力气维护并始终为之奋斗、为之苦恼的东西，往往并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那么，最珍贵的东西在哪里？靠谁来挖掘和鉴定？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同代或后代评论者身上。但事实证明，这种寄托很不可靠。即便是对那些与人为善、公正平和的评论者，也不能指望太深。仍以李清照为例，尽管自宋以来有那么多评论者抓住她再嫁之事大肆毁谤，却也总有一些人为她辩诬，这些人学问高，声望大，总该恢复李清照的真面目了吧，然而并不。例如清代的朱彝尊。王土禃、俞正燮、李慈铭等大学者都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经再嫁，说那是一群小人为了毁损李清照的名誉造的谣。我不知道李清照如果获悉她身后有那么多杰出人物为她作这种辩护，将作何想。名誉好像是挽回了，但这是真的名誉吗？
自身名誉的基点是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这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同时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损不了的。说到底，一个人在自身名誉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好就好在无能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会弄巧成拙。在这里正好可以引用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的一句话：
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只有在那些人们能自然拥有而不必强求的地方，它才成为一种美德。
这话好像说得太硬了一点，但世间很多罪恶都从追求本来并不拥有的名誉开始，倒是确实的。
最后，想顺便谈谈已经取得名誉的人的心态问题。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这种心情很可理解，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因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资格欺世。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与名人套近乎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对此，名人大多感到委屈，觉得本来名声也是你们给的，怎么一下我倒成了谁都可以指手划脚的对象？其实一切受惠都是有代价的，不应该存在委屈的心理。
并不是说，名人应该谨小慎微、寡言少语、处处陪笑地过日子，因为这种状态不可能对事业有重大创造、对社会有像样贡献，而没有创造和贡献，何以还算作名人？因此，名人们总是进退维谷。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变得萎缩的名人更多。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唯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我们原本是寻常的从业人员，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万万不可进入表演状态，因为一旦进入，你就成了取悦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仍然不要抬头竖耳，神定气闲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人过表演状态，你就没有义务要听命于这种声音。
但是，尽管你不加理会，一阵阵声浪使你渐渐孤独。即便全是喝彩声，这声音也成了一道影影绰绰的围墙，一种若有若无的距离，使你难于像以前那样融入四周。这种孤独并不是自闭，因为你心中还有终极原则，还有茫茫众生，但终极原则无形无貌，茫茫众生也不发出什么声音，更不会向你走近，因此你所把握的仍然是寂寞。一个人，如果能够领悟名誉和寂寞之间的关系，两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态，既不会萎缩，也不会嚣张了。泰戈尔说：
我攀登上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遮身之地。
名誉的高处找不到这身之地，这种说法真好。人们常常误会，以为那里也像平地一样，总会有一些草树和别人的身躯可以为自己阻挡一点什么的，其实正是高度把这些遮盖物全都舍弃了。因此，要求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但是难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罢了，如果你自知脚下的高度不是勉强堆垒而成，为何要躲避别人的目光？为何要掩饰自己的缺点？不把难堪当难堪，难堪也就不成其为难堪。
——如果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那还不如悄然从山峦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荫里。高峰对大地而言是一种景观，对自己而言却是一种牺牲。何必人人都去参加登山运动呢，你看连银髯飘飘的泰戈尔都有点懊悔了-
青年人的阅读
“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余秋雨将阅读看得如此重要。对此，他自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听听他的读书建议，相信对我们会有所裨益。这是余秋雨1997年在台湾的演讲的一部分。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佳读书状态大多产生在中年以后，但能不能取得这种状态则取决于青年时期的准备。
中年以后的读书可以随心所欲，而在青年时期却不能过于随意，需要接受一些过来人的指点。
一、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运使有的人超乎一般，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二、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
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但主要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埋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读书杂谈》）
诸位报考大学的时候，刚刚从中学出来，都还不到二十岁吧，大人们还习惯于把我们称作孩子，青春的生命那么可爱又那么具有可塑性，却一下子被浇注在某个专业的模坯里直至终老，真是于心何忍。
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的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是超越专业的。
现在很多所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的弊病，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即使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于克服的狭隘性和被动性。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
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专业都很难学好。
三、先找一些名著垫底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而先要做一点垫底的工作。
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但时间不多，要寻找一种省俭方式。最省俭的垫底方式，是选读名著。
有些青年人对名著有一种逆反心理，为了保持自由而故意避开，这是孩子气的举动。名著不管是不是够格，总是时间和空间节选的结果，我们可以下在乎名著，却不可以不在乎时间和空间。一部似乎并不怎么样的作品居然被时间和空间首肯，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文化深度的悬念，光凭着这个悬念也值得去读一读。
更重要的是，名著因被很多人反复阅读，已成为当代社会词语的前提性素材，如果不了解名著，就会在文化沟通中产生严重障碍。
名著和其他作品在文化方位上是不平等的，它们好像军事上的制高点，占领了它们，很大一片土地就不在话下了。对于专业之外的文化领地，我们没有时间去一寸一寸占领，收取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
对于名著不能平均施力，一个时间只能死啃一本，附带着集中阅读与它有关的书籍，务必把这个制高点完全占领。这是一个似慢实快的办法，书桌上不堆放多种类别的书，更不要摆出博览群书的派头一目十行、一天一本。如果本本都是泛泛而读，到头来就像愚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满地狼藉却食不果腹。应该反过来，慢慢地啃一本是一本，神定气稳地反复咀玩。每一本又都是高水平的作品，那么用不了多久，你的学问规模就影影绰绰地成型了。
有人认为，名著总是艰深的，不如读第二、第三流的作品省力。其实，第一流的作品由于逻辑比较清晰，表述比较果断、个性比较鲜明、形态比较优美，阅读起来不见得比第二、第三流的作品费力。即使费点力，因你内心深知其足可以一当十，也会感到值得。
那么，如何确认名著呢？这就需要寻求帮助了。过去很多大学者都为青年人开列过“必读书目”，但他们既要顾及各门学问的完整性，又要顾及青年人的多种层面和多种可能，总是把书目开得太长。“必读书目”其实变成了“重要书目”，可能一辈子也读不究。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更有针对性的小书目。是否有针对性决定于书目开列者对阅读者的了解程度。青年学生不妨找自己信赖的师长作一些必读书目方面的交谈，交谈中要把自己的兴趣、欠缺和已读过的名著告诉师长，以求获得有的放矢的指导。
四、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
即使是一位熟悉的师长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开了一份必读书目，书目里的名著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
读不下去就放下，不要硬读。这就是非专业阅读的潇洒之处。
这么有名的著作也放下？是的，放下。因为你与它没有缘分，或许说暂时无缘。
再有针对性的书目也只考虑到了你接受的必要性，而无法考虑到你接受的可能性。所谓可能，不是指阅读能力，而是指兴奋系统，这是你的生命秘密。别人谁也不会清楚。
阅读是对外部世界的开发，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开发。开发生命并不是重塑生命，我们的生命并不太坏，没有必要打碎了重塑。任何开发都应该顺应着地理地脉，开发生命也是同样，硬撬硬击会伤筋动骨。如果某个领域的几部代表性名著都读不下去，那就证明你与那个领域整体无缘，想开一点，整体放弃。也许几年后突然读得下去了，说明当初的无缘是短暂现象。但暂时现象也是真实的，不可为几年后的可能而硬来。
茫茫书海，真正与你有缘的只是一小角。名著如林，真正属于你的也只是不多的几十本。有不少名著属于有缘无缘之间，那也不妨一读，因为知道的范围总应该大于熟悉的范围，熟悉的范围总应该大于拥有的范围。只要有时间，算不上名著的多种书籍也不妨广泛地浏览一下，那里也会有大量既能契合你，又能提高你的东西。名著是基础，但不是封闭我们的城堡。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两位年老的图书馆管理员笑眯眯地告诉我，他们能从一年级学生的借书卡上预测这些学生将来的成就，几乎是百试不爽。毫无规律胡乱借书的很难有希望，穷几年之力死啃一大堆名著的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借书卡上过于疏空的当然令人叹息，借书卡上密密麻麻的也叫人摇头。我上面讲的这些道理，有不少正是从他们那里讨教来的。
五、有一两个文化偶像不是坏事
在选读名著的过程中，最终会遇到几部名著、几位名家最与你情投意合。你着迷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还会寻找作者的其他著作，搜罗他们的传记，成为他们的崇拜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一听到辛弃疾的名字就会脸红心跳，我在读大学时对法国作家雨果也有类似的情景。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偶像。
偶像的出现，是阅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能够与一位世界级或国家级的文化名人魂魄与共，真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与他如此心心相印？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学问、艺术和名声，因为有很多比他学问更高、艺术更精、名声更大的人物却没有在你心底产生这样强烈的感应。根本的理由也许是，你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有某种同构关系，他是你精神血缘上的前辈姻亲。暗暗地认下这门亲，对你很有好处。
同构不等于同级。他是万人瞩目的文化名人，你是寂寂无名的青年学生，但他的存在证明，你所进入的生命系统的某些部分，一旦升腾，会达到何等壮美的高度，于是你也就找到了一条通向崇高的缆绳。
有的同学把文化偶像的崇拜一律看作幼稚行为，成天懒洋洋地对一切可以仰望、可以进入的对象爱理不理，偶尔心有所动也快速地自我熄灭，实在是坐失了很多良机。
那些读了一辈子书却说不出最喜爱哪几部著作。哪几位作者的人，哪怕是学富五车的老学者，我也不敢恭维，在如此广阔的文化天地中失去了仰望的兴致，失去了亲和的热量，失去了趋附的动力，整个儿成了一尊冷眼面世的泥塑木雕，那还说得上什么？
六、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
青年人读了书，喜欢互相讨论。互相讨论能构建起一种兴趣场和信息场，单独的感受流通起来了，而流通往往能够增殖。
但是总的说来，阅读是个人的事。字字句句都要由自己的心灵去默默感应，很多最重要的感受无法诉诸言表。阅读的程序主要由自己的生命线索来缩接，而细若游丝的生命线索是要小心翼翼地抽理和维护的。这一切，都有可能被热闹所毁损。更何况我们还是学生，即使有点肤浅的感受也不具备向外传播的价值。在同学间高谈阔论易生意气，而一有意气就会坠入片面，肤浅变得更加肤浅。
就像看完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一个善于吸收的观众，总喜欢独个儿静静地走一会，慢慢体味着一个个镜头、一句句台词，咀嚼着艺术家埋藏其间的良苦用心，而不会像有些青年那样，还没有出电影院的门就热烈谈论开来了。在很多情况下，青年人竞争式的谈论很可能是一种耗散，面对越是精雅深致的作品越可能是这样。
等到毕业之后，大家在人生感受上日趋成熟而在阅读上却成了孤立无援的流浪者，这倒需要寻找机会多交流读书信息了。那是后话，过一会儿再说。
七、读书卡片不宜多做
读书有一个经常被传授的方法，那就是勤奋地做读书卡片。读到自己有兴趣的观点和资料，立即抄录在卡片上，几个月之后把一大堆卡片整理一番，分门别类地存放好，以后什么时候要用，只要抽出有关的一叠，自己也就可以获得一种有论有据、旁征博引的从容。
这种方法，对于专业研究、论文写作是有用的，但不适合青年学生的课外阅读。
从技术上说，课外阅读的范围较大，又不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卡片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没有太大用处，白白浪费了许多阅读时间。如果要摘录隽语挂句，不如买一本现成的《名人名言录》放在手边。
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做卡片的方法很可能以章句贮藏取代了整体感受，得不偿失。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即使撷取了它的眉眼，也失去了它的灵魂。
有人说，做卡片的原因是自己记忆力太差，读过的书老也记不住，记不住等于白读，留下几张卡片也算是自我安慰。
实际上，阅读的记忆力有一种严格的选择功能，书中真正深切触动你的内容，想丢也丢不掉，对此你要有更多的洒脱和自信。
记不住当然是大量的，但记不住的内容又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真实的遗忘，一部分是无形的沉潜。
属于真实遗忘的那部分，不必可惜，就让它遗忘吧，能遗忘也是一个人自由自主的表现。太监之所以要记住宫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不能自由自主，不敢遗忘。正是遗忘，验证着生命结构的独立。
至于无形沉潜的那部分，我想大家都有过体会。在一定场合，由于一定的需要，居然把多年前早就淡忘了的印象搅动起来了，使自己也大吃一惊。苏辙曾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翻译成现代口语，大致意思是：早年读书似乎没有深刻理解的地方，在晚年审察事物时却发挥了奇特的功效。这便是记忆的沉潜。
人类的大脑机能十分神奇，不要在乎表面上的记住记不住，该记住的总会记住，该忘记的总会忘记，该失而复得的总会失而复得，轻轻松松读下去就是了。
我不主张在课外阅读中做很多卡片，却赞成写一些读书笔记，概括全书的神采和脉络、记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种读书笔记，既在描述书，又在描述自己。每一篇都不要太长，以便对即时的感受进行提炼，把感受提炼成见识。
八、有空到书店走走
大学生的阅读资源，主要来自图书馆。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空也到书店走走。书店当然比图书馆狭小得多，但它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前沿。当代人的精神劳作有什么走向？这些走向与社会走向有什么关系？又被大众接受到什么程度？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好场所是书店。
崭新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
你可以关注一下畅销书排行榜，判断一下买书的人群，然后，也准备为自己选几本书。在书店选书与在图书馆有所不同，对于重要的书，你会反复考虑永久性拥有的必要性，于是在书架前进行了一次短短的自我拷问。你也许会较少犹豫地购买儿本并不重要却有趣、可爱的新书，由此你对自己与书籍的奇异关系产生了某种疑问，这种疑问的每一个答案都让人开心-
风雨天一阁(1)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风雨天一阁(2)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选自余秋雨散文集《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中年当家的滋味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正常方式是欢天喜地学习建设、体验多元，那么，一到中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把“欢天喜地”减去吗不，不能减去的恰恰是它，而学习和体验两项则都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人生有涯而学无涯，此话固然不错，但以有涯对无涯，必须有一个计划，否则一切都沉落于无涯的汪洋之中，生而何为因此，在学校里按课程进度学，毕业后在业务创建中学，学到中年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了，看看自己能否在哪个领域当一次家？
这是在自己家庭之外的当家，范围也不必很大，试着做一段时间负责人，把此前的人生结果在管理他人的过程中做一番交代，受一次检验。
当家的体验，比一般所谓的做官丰厚得多。当家，使你的生命承担更大的重量，既要指挥很多其他生命，又要为这些生命负责；当家，使你对自身行为强化为更明确的逻辑关系，让潜在的因果变成一种公开的许诺；当家，使你从自惭自羞的状态中腾身而出，迫使自己去承受众多目光的追随和期待；当家，使你在没有退路中思考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领悟真正意义上的牺牲、风险和奉献。
当家体验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于摆脱了对父母、兄长、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更近切了，却又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点；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到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体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中年女子当过了家庭主妇再当一个社会上的大家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大气，洗刷掉因生活琐事而粘上的世俗碎屑；中年男子的当家体验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来成熟男子的重要魅力在于责任心，在于一种使你的爱人和你周围人产生安全感、信任感的稳定风范。
见过大量智商并不低的朋友，他们的言论往往失之于偏激和天真，他们的情绪常常受控于一些经不起深究的谣传，他们的主张大多只能图个耳目痛快而无法付之于实施，他们的判断更是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心态相距遥遥，对于他们，常常让人产生一种怜惜之情。请他们当一次家，哪怕是一个部门经理，一个建筑工地的主管，也许就好了。这些毛病，如果出现在青年人身上还有情可原，而出现在中年人身上，感觉很是不妙。因为这些毛病阻隔了一个成熟生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判断力，剥夺了他们有效地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可能。人生成熟只有一季，到了季节尚未灌浆、抽穗，让人心焦。
中年人一旦有了当家体验，就会明白教科书式的人生教条十分可笑。当家人管着这么一个大摊子，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着新问题，除了敏锐而又细致地体察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开每一个症结，简直没有高谈阔论、把玩概念的余地。这时人生变得很空灵，除了隐隐然几条人生大原则，再也记不得更多的条令。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人生状态，既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弹性。
不少老式读书人每每要求前辈学者对于早年形成的观点从一而终，否则就会因为他们尊敬的偶像不坚定而苦恼万分。我想这样的老式读书人一定没有当家体验，因此也没有进入过精神上的中年。一个人在二十几岁莽撞发表的学术观点，居然要他以一辈子的岁月去苦苦守节除非这是一个完全停滞的社会，除非这个社会只是一个简陋的是非选择题。其实即便社会停滞了，人生也不可能停滞。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因此，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他们变得似乎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做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泄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赌气怄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生命传代系统中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这也算中年人吗？真让大家惭愧。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人生搏斗沉淀成雍容华贵，沉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常常游离、矛盾的身心灵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谐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最为真实和完满。失去了中年的美，紧绷绷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哑哑地提早打着老年权威腔，实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浪费，真不应该-
上海人(1)
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行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开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好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术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中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的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事，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二十二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缀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的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拚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三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翰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关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的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源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界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辩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辩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覆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外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四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同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上海人(2)
伍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意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一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从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节俭，哪怕差三伍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伍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得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事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溶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历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入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世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即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祥。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蒙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斑白的头发。
八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地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荡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这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覆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既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光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坠于刻薄和恶谑；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
即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服、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皤然大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据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长者(1)
一
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
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我照例也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姓丁，一个姓张，成绩都很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学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场边上商议，现在报考的大学分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我们三人如果各报一类，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该多痛快！这个想法很吸引人，立即通过，而且决定，一定要选每一类里最好(也就是最难考)的学校。那么，三类怎么分工呢？用三张小纸写上号码，折成小球往上一抛，抓阄。丁抓到了第一类，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经过衡量也作出了决定，当时最难考的医科是第二军医大学；我抓到了第三类，可恨的文科，该选哪个大学呢?三个人都苦恼开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断，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道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没等他说完我就急着问：“那你们是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还没有作这种排列。”老师说，“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吧?”“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张同学才提起过他。“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剧本的高材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你是说，连中国科学院院长也认为，科学技术没有戏剧文学重要?”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惊讶地问。
“我可没有这么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含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学的这位高年级学生只能进入我们的一年级，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你来报考，”他把脸转向我，“他是你的竞争对象。”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你的竞争对象还有巴金的女儿。”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市招生委员会吵，把档案抢回来。
我父母本来就对戏剧学院没有兴趣，但又平生不会争吵，只得不断写信给招生委员会。姓刘的军官又来了，说写信没有用，得当面去说。父亲对我说：“这种事由家长去说没有说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趟吧。”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同济大学，换了三辆车才找到。那天奇热，进校门前先在马路对面的小银行门口站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详着大门，猜想会见到什么样的人，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进了校门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阒寂无人的楼房间胡乱穿行，直到培养足了对军事外语学院的热爱，对上海戏剧学院的憎恨，才推开招生委员会的大门。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招生委员会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套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点了点头，起身告别。
如果说郭沫若、巴金还比较遥远，那么，姚力却实实在在地以长者的力量把我推进了戏剧学院。
班级里三十个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组。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曲信先，他就是郭沫若推荐来的那一位；我的邻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儿。
二
不知是该怪学校还是该怪时代，我们入学后遇到的课程实在太差了，差到我根本不敢写信告诉在清华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两位小夥伴。
专业主课叫“剧本份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的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之后他着实有点吃惊，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同学们不禁暗暗一笑，你们忘了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把我们招来的。
写了几首古诗，古典文学课也就结束了，而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剧本送到打字间，在等候的时间里听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谈。几个打字员都是年轻小姐，她们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争论全校风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师。他们的争论对象，渐渐从表演系转到别的系，从青年转到老年又转到中年，从男老师转到女老师，最后停留在一个人的名字上不动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
从她们的七嘴八舌中听得出来，张可老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贵之家，容貌美丽，娴熟英语，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她却功成身退，离开组织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只要学校有重要外宾来访，总少不了她。高雅的仪容和漂亮的英语每次都让来访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员们说，那时她们总会暂停手下的工作冲出去看，不是看外国人而是看张可老师，看她的举手投足、言谈风度。
旁听这番议论后不久我们要下乡了，说是不能让我们在高楼深院里成为书呆子，必须到农村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全班同学正好都厌烦了听那些课，觉得再听下去未必成为书呆子却一定成为呆子，于是便欢天喜地地打点行装，只有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得了肝炎，不仅不能去，还要由医务室隔离，眼泪汪汪地十分悲伤。
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苏太仓浏河，每个村去一个教师、一个同学，再搭配一个从附近县乡抽调过来的农村干部。在一堵公布名单的墙上看到，与我一起到一个叫郏家宅的村子里去的农村干部叫李惠民，而教师，则是张可。
三
我们三人住在全村最穷的一户农民家里，这家农民有三间小泥屋。东间挤着房东夫妻和子女；西间住着房东的母亲，还养了两头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具和吃饭，又养着四头羊。六头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
我们三人就在这家吃饭。按城市标准交饭费，但照规定，如果饭桌上出现了荤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动。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家人家的下饭菜永远只有一碟盐豆，连一片青菜也没有，这让人感到奇怪。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参加田间劳动，第二是帮助这个村庄清理近几年的账目，看看有没有人贪污。但清理来清理去，最大的疑点数还及不上我们三人每月交的伙食费。当然不敢说房东贪污，但我们三人的脸色已每况愈下。我年轻，更依赖营养，张可老师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说了：“你正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我昨天去打听了，你的其他同学也在补营养。”说着悄悄递给我几粒巧克力。农村干部李惠民则每天晚上端给我一小碗炒米粉，这是他的未婚妻留给他的。
张可老师当时应该是四十四岁，她在那间低矮的泥屋里挂了一顶雪白的帐子，与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两头羊勉强分开。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伙食、住宿，而是用水，因为这儿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条杂草丛生的污浊小河沟。另一项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无比的淤泥中她简直迈不开步，有时狠心一迈又必定重重摔跤，引来座座泥屋门口的一片笑声，我便一拐一扭地赶去搀扶。
进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焕发，走到门口站着与我说一会儿话，顺便扫了一眼我手中卷着的书。下乡时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较耐读的书带来，那是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真正的专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让她看见。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熟悉的书籍的感应总是超常的，张可老师只远远闪过一眼就笑着说：“不要只读兰姆，最好读原文。”我红着脸说：“那是古英语，很难。”张可老师说：“你真不知道读原文的乐趣有多大。”然后她又比较起朱生豪和吴兴华的翻译，用郑重的口气介绍法文翻译家傅雷，最后对我竟然没听说过傅东华有点不满意，说这是一位国学西学俱佳的学者。说着她走进西屋拿出一本陈旧的牛皮纸封面文集，里边有一篇傅东华论国学的文章，让我阅读。
谈话一旦开始就渐渐养成了习惯，她即便是随口说几句也能带给我一个文雅的世界。我毫不掩饰地抱怨学院里课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说，倒真的不必来读戏剧文学系。“莎士比亚是位诗人，向他学编剧技巧委屈了他；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是导演；至于传统戏曲，剧本历来不重要，主要是演员的表演。”她从根本上动摇了我本来就不坚实的专业思想后，又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剧女老生演员张文娟，用词之热烈在她平日的从容谈吐中很少见到。对此我不无惊异，但结果却是触动我日后渐渐建立起一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比较健全的戏剧观念。对于在戏剧学院的课堂上已经消失、而在学生课余阅读中仍然热门的贝克、劳逊、亚却、斯坦尼、布莱希特，她以温和的语气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看似至高无上的大师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温和的声音化解了一大半，这节省了我多少钻研的时间，提升了我多少鸟瞰的高度!减法比加法更值得感谢。
天暗了，一盏昏黄的油灯点燃了起来，房东又在叫我们去吃盐豆稀饭。饭后，农村干部李惠民和我们坐到了一起，他说：“你们经常在谈的东西我听不大懂，知道自己没文化，现在天天晚上练毛笔字，请你们帮我指点指点。”我和李惠民同室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很长时间的毛笔字，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练，至于他已经练到什么程度了，却没有去注意。待到他拿出最近写的一大叠毛边纸来，我和张可老师都惊呼起来。才几个月，他手下的欧体九成宫已经非常像样。
一天，我正在门外洗衣服，从泥路上驶来一辆农民驮货用的自行车，骑车的是青年农民，而货架上却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车在我跟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货架走上一步问我：“请问，许玄在哪个村？”许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立即断定，这是许玄的父亲，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许杰先生，全国闻名的“大右派”。那么衰老的他居然长途颠簸看望女儿来了，汽车站离这里很远，货用自行车显然是他从车站雇到这儿的。
“您是许伯伯吧？”我问。他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就指给他看许玄的住处，自行车又驮着他上路了。我连忙叫出张可老师，张可老师看着许杰先生的背影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受了那么多罪，还一心关心着女儿!”从许杰先生，谈起文学界。我说前不久读了陕西作家王汶石的几个短篇不错，她说从王汶石一篇谈结构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比其他农村作家要用功。如此平静地以“用功”一词来评价一位当时颇为轰动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种宁静的文化风度。
“国外的小说家你最喜欢谁？”她想把我从中国作家中引开。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我回答。“那也一定知道翻译俄文的满涛？”她问。“当然。”我说。
“他是我家里人，哥哥。”她说。“他也姓张？”我愚蠢地问。她忍不住笑了，点了点头。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胆地追问：“张可老师，据说你有很传奇的经历？”她又笑了：“什么传奇？不值一提。”她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讲下去，而是换了一种口气对我说：“你的古文已经不错，现在最好把外语学好，光凭英语课本没用。我觉得你还应该再用功一点。”又是“用功”。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已经把最容易买到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通读了一遍，她连忙说：“那是偷懒的办法，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这样的谈话，几乎天天进行，特别是在晚上。羊睡着了，老太太的咳嗽声有节奏地传来，李惠民继续在油灯下与欧阳询厮磨。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浩阔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而我们居住着的村落，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海盗的据点。当年让航船者们闻风丧胆的“七十二家村”就在这里，这个如此破败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份。
长江、海盗、郑和、戚继光，现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亚。我纳闷：是一种什么缘份，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位长者？
春节到了，上级通知，每村三人中一个留守，两个可以回家探亲。留守者当然是我，他们两位走了。李惠民天天嘴上挂着未婚妻，何况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完了。过几天，不知在哪个村庄，家家户户的春联都会换上漂亮齐整的欧体？张可老师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作为学生，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询问老师，就是不适宜询问老师的家庭。她日日夜夜给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除了哥哥满涛，却从来未曾提起自己的家里人？-
长者(2)
四
从农村回到学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级的同学，很少有家里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说，连“高干子弟”们也接二连三地大祸临头。郭沫若几经痛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出身问题。李婴宁同学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亲籍籍无名，居然也因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觉得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场游街批斗之后自杀。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不久前还嘻嘻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报的校园里。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不知在何处阴暗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有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谁?”“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让带书吗？”她又问。“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运动，居然都让我逃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营养。”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胡风分子”，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点仙风道骨，那么大年纪还每天爬山，有时居然亲自提一小篮子家栽时鲜水果，到半山小屋来送给我，让我既惊讶又感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读书室里交给我而要亲自送来，他说这是“礼数”。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听点广播，把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有一天他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险，于是我几经打听搬到一个庙里躲避。在庙里又住了不少时日，仍然天天去读蒋经国先生留下的那些书。那个读书室造得很坚固，即使发生地震也会很安全。沈老先生说，蒋经国先生从来没有充份利用过这个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简直就是为我造的了。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终于有一天，我从两位过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证实，毛泽东去世了。
五
几年后，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十分惊叹，却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有上海的一家大报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几天后报社编辑亲自来到我家，告诉我这篇读后感不能发表。原因是“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以，但我们报纸……”我问：“王元化究竟是谁?”“你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那位编辑十分惊讶，“我还以为是由于你和他爱人同在一个学校的关系呢。”“他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张可嘛!你真的不知道？”“啊？”这下我倒真是发呆了。过些天我有意识地在学校里找到张可老师，谈了这件事，也谈了我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张可老师开心地笑着，不断地说：“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又过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师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王元化。除了约我见面，还谈到以前如何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话，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后来不知又默诵了多少遍：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当时对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至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来到王元化、张可老师的家里。张可老师只忙着端茶、送点心，而王元化先生则几乎没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谈起了刚刚发表不久的李泽厚的《论严复》，又联系到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这种不羼水份的学术性谈话出现在家庭里稍稍显得有点沉闷，张可老师坐在一边听了一会儿就笑着嗔怪起来：“人家那么远的路赶来，一下子谈得那么严肃!”待到吃饭了，张可老师始终在忙着给我夹菜添饭，连王元化先生也觉得过份了，一次次说：“让秋雨自己来，让秋雨自己来。”但是每次吃饭，我总觉得他们饭量太小，而我的饭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中风。送到医院，情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啕大哭，这位多灾多难的学者一遍遍呼喊：“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他当时还没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此时的张可老师，虽已摆脱病危，却像换了一个人。
王元化参加工作后越来越忙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逗留了。张可老师几十年来早已习惯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现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总想抽时间陪她。那年在庐山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元化应该到会，他却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一大半稿费，在庐山租了一间房子，把张可老师接去了，乘机让她在那里疗养。我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他们的那间房子去拜访，发现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难真正休养。一天，与会代表分乘几辆客车在山间游玩，其中有两辆翻了车，消息传到张可老师耳朵里，她居然起身来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见一人问一人：“余秋雨死了没有?余秋雨死了没有?”那两辆翻了的车，也只是部份人受了点轻伤，而我那天根本没有出游。当我知道张可老师对我的问讯之后实在有点吃惊，一是被一位病人的关爱所感动，二是觉得若在她生病之前，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绝不会用这样简单直拔的句子问话。
六
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经有四个同学去世，每次追悼会，同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
是什么机缘把我们拉在一起的，这已经变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到中学来游说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位老师，说：“我的大半辈子都被你骗过来了。”他一笑：“骗来一位院长，值。”其实岂止骗来我这位院长，现任院长荣广润教授，戏剧文学系主任丁罗男教授，以及图书馆的吕兆康馆长，都是从我们这个小小班级走出来的。同学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杂志《收获》，而她所承担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维护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忆录中曾用感念的笔触提起我们这个班级，想当年，只要听到武康路老人家里有事，班级同学就一人一辆自行车呼的一声去了。风风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学负责着《萌芽》杂志，她也要承担照顾家中劳累一生的文化长者的任务。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虽然身体不好却勤于教育，亲自培养出了著名剧作家宗福先、马中骏、贾鸿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试，我问一位考生，你最喜欢的当代剧作家是谁？考生回答是马中骏。我又问，你知道马中骏先生的剧作教师是谁？考生摇头，我得意地告诉他：“是本教师的同班同学，姓名暂时保密。”是的，连我们的学生也已经如此像模像样，我们确实都老了。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在这一过程中，张可老师的身影总会越来越鲜明地晃动在眼前。已经不再仅仅是学生对老师的感谢，而是她以那么长的时间给我设了一个谜，揭开谜底居然是王元化先生。其实，更大的谜底是她自己。一个女人背后的学者，一个学者背后的女人，这个结构已经很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第二结构，那就是：漫长灾难中的不懈护卫，灾难消解后的倦然退下。
好一个倦然退下，这又使我联想到她早年的一个结构：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出生入死，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悄然隐去。这几个结构涡旋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我觉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现在，每次看到在苍老、疲惫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张可老师，总觉得这是一门玄奥的人生课程。我不再后悔当年头脑一热错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这种错考让我有机会直接面对这门课程，非常值得。
中学毕业时的三个小夥伴约定各学一类专业等二十年后一起畅游世界，二十年早已过去，当年的约定也已经飘作云烟。各学一类专业就能懂得世界?这真是孩童之见。请看仅仅一个张可老师，就足够让我们终身去阅读。
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我觉得需要对张可老师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诉我的同学和我的读者。前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哈佛、耶鲁和中国大陆邀请了五位终评委，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内，在评判的空余时间，我开始向他询问。前不久，我特地列出一些模糊之处再进一步请教王元化先生，终于，我可以为张可老师写下一段话了。
这段话不长，大致如下───
张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较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恋人，王元化说：“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化。”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诃夫、罗曼.罗兰、狄更斯、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薪水，为补贴家用，替书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他手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线，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写完这段话我凝思良久。当年在长江边的小村庄里日夜与我谈话的张可老师，前前后后背负着多大的重担！粗略算来，那时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产党，十五年前脱离，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与丈夫一起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并翻译了大量西方典籍……，这，难道就是那位与我们同住在肮脏的泥屋里、经常在淤泥中摔跤、塞给我几粒巧克力又告诫我必须用功的可亲老师吗？十七岁男孩子眼中的一切都那么浅薄，不知道长者在关爱我们的同时是否心动一头，想吐露一点心中的苦涩？我相信，即使有过一闪念她也立即咽下去了，人生体验最深刻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词来传递的，只有让你自己去体验。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老师，我体验过了，因此才会回过头去捕捉三十多年前的瞬间，用一篇万字长文把它虔诚地写出来。
张可老师至今健在。见到客人来她还会开心地问候着，张罗出几碟点心。但在我看来，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时，在王元化先生的号啕大哭中，已举行了一个完成人生使命的隆重仪式。我请求我的同学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要再去打扰她，她已经太累，让她安静。想念她时可以读读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论，在那里，字字行行都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会代你们去看望她老人家——
作者附记：王元化先生对本文有关部份进行了精细校订，谨此感谢。
(《新华文摘》1998年第10期，原载《中华散文》1998年第8期)-
关于友情
一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它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它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
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便成了“高山流水”。
没有恶意，只是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二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从类似于那本连环画的起点开始，心中总有几缕飘渺的乐曲在盘旋，但生性又看不惯孤傲，喜欢随遇而安，无所执持地面对日常往来。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于兼顾，时间一长，飘渺的乐曲已难以捕捉，身边的热闹又让人腻烦，寻访友情的孤舟在哪一边都无法靠岸。无所适从间，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你、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大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能够随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所幸流年，也给了我们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辩。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长辈们喜欢用大词，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岂能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深刻：“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们沉静了片刻，互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
三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么不依靠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世间的一切孤独者也都遭遇过友情，只是不知鉴别和维护，一一破碎了。
为了防范破碎，前辈们想过很多办法。
一个比较硬的办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结帮。不管仪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厚，结帮说到底仍然是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罚来杜绝背离。结帮把友情异化为一种组织暴力，正好与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南辕北辙。我想，友情一旦被捆扎就已开始变质，因为身在其间的人谁也分不清伙伴们的忠实有多少出自内心，有多少出自帮规。不是出自内心的忠实当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内心的那部分，在群体性行动的裹卷下还剩下多少个人的成分？而如果失去了个人，哪里还说得上友情？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
一个比较软的办法是淡化友情。同样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只能用稀释浓度来求得延长。不让它凝结成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么？“君子之交谈如水”，这种高明的说法包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可惜后来一直被并无机智、只剩无奈的人群所套用。怕一切许诺无法兑现，于是不作许诺；怕一切欢晤无法延续，于是不作欢晤，只把微笑点头维系于影影绰绰之间。有人还曾经借用神秘的东方美学来支持这种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样一来，友情也就成了一种水墨写意，若有若无。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友情和相识还有什么区别？这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窒息，而奄奄一息的友情还不如没有友情，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在大街上，一位熟人彬彬有礼地牵了牵嘴角向我们递过来一个过于矜持的笑容，为什么那么使我们腻烦，宁肯转过脸去向一座塑像大喊一声早安？在宴会里，一位客人伸出手来以示友好却又在相握之际绷直了手指以示淡然，为什么那么使我们恶心，以至恨不得到水池边把手洗个干净？
另一个比较俗的办法是粘贴友情。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故作淡雅，而是大幅度降低朋友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一团和气，广种博收。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大信任友情，试图用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把他当作知己。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都看轻。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情产生了苦涩的疑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永远是满面笑容，永远是行色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强者捆扎友情，雅者淡化友情，俗者粘贴友情，都是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但看来看去，没有一个是好办法。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办法都过分依赖技术性手段，而技术性手段一旦进入感情领域，总没有好结果。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异质的侵入。这里所说的异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差异，而是指根本意义上的对抗，一旦侵入会使整个友情系统产生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显而易见，这就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异质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己，而所谓知己当然应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隐秘越是贴心。如果讲的全是堂堂正正的大白话，哪能算作知己？如果只把家庭琐事、街长里短当作私房话，又哪能算作男子汉？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于成了汉奸？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显示一点什么便锒铛入狱？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棋步步皆输。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中必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而容忍了异质侵入。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丑恶的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毫不足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羝牾，也要做破碎化处理。罗丹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对我来说，这些道理早就清楚，经受的教训也已不少，但当事情发生之前，仍然很难认清异质之所在。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在听到友情的呼唤时，不管是年轻热情的声音还是苍老慈祥的声音，如果同时还听到了模糊的耳语、闻到了怪异的气息，我会悄然止步，不再向前。
四
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了。两种情况都是悲剧，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这对人类良知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提起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眼前会出现远远近近一系列酸楚的画面。两位写尽了人间友情的大作家，不知让世上多少读者领悟了互爱的真谛，而他们自己也曾在艰难岁月里相濡以沫，谁能想得到，他们的最后年月却是友情的彻底破碎。我曾在十多年前与其中一位长谈，那么善于遣字造句的文学大师在友情的怪圈前只知忿然诉说，完全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时想，友情看来真是天地间最难说清楚的事情。还有两位与他们同时的文坛前辈，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同乡，他们有一千条理由成为好友却居然在同一面旗帜下成了敌人，有你无我，生死搏斗，牵动朝野，轰传千里，直到一场没顶之灾降临，双方才各有所悟，但当他们重新见面时，我同乡的那一位已进入弥留之际，两双昏花老眼相对，可曾读解了友情的难题？
同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归之于性格，或者归之于历史，但他们都是知书达理、品行高尚的人物，为什么不能询问、解释和协调呢？其中有些隔阂，说出来琐碎得像芝麻绿豆一般，为什么就锁了这么一些气壮山河的灵魂？我景仰的前辈，你们到底怎么啦？
对这些问题的试图索解，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正是在索解人生。现在能够勉强回答的是：高贵灵魂之间的友情交往，也有可能遇到心理陷阱。
例如，因互相熟知而产生的心理过敏。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和预期，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下，与上文所说的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因大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中落进了沙子。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作了自己。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本有差异却没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夸张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重量。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地走上了不归路。凡是重友情、讲正气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一群，因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又如，因互相信任而产生的心理黑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一说就见外，一说就不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角落照个明明白白。不明不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算朋友？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中叠加着气忿。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死结，形成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叉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晰与过于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发生在大好人之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朋友损失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为什么有的敌人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序造成了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心灵。
五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的义务，加添了太多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去除这些加添，一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友情应该扩大人生的空间，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可惜，上述种种悖论都表明，友情的企盼和实践极容易缩小我们的人生空间，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要扩大人生的空间，最终的动力应该是博大的爱心，这才是友情的真正本义。在这个问题上，谋虑太多，反而弄巧成拙。
诚如先哲所言，人因智慧制造种种界限，又因博爱冲破这些界限。友情的障碍，往往是智慧过度，好在还有爱的愿望，把障碍超越。
友情本是超越障碍的翅膀，但它自身也会背负障碍的沉重，因此，它在轻松人类的时候也在轻松自己，净化人类的时候也在净化自己。其结果应该是两相完满：当人类在最深刻地享受友情时，友情本身也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现在，即便我们拥有不少友情，它也还是残缺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还残缺。世界理应给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理应给世界更多的爱，这在青年时代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到了生命的秋季，仍然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但是，秋季毕竟是秋季，生命已承受霜降，企盼已洒上寒露，友情的渴望灿如枫叶，却也已开始飘落。
生命传代的下一个季度，会是智慧强于博爱，还是博爱强于智慧？现今还是稚嫩的心灵，会发出多少友情的信号，又会受到多少友情的滋润？这是一个近乎宿命的难题，完全无法贸然作答。秋天的我们，只有祝祈。心中吹过的风，有点凉意。
想起了我远方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则小品：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是的，不应该再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的蚂蚁？
——且把期待留给下一代，让他们乐滋滋地爬去-
信客
一
我国广大山区的邮电网络是什麽年代健全起来的，我没有查过，记得早年在乡间，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
信客是一种私人职业，不受任何机构管理。这个地方外出谋生的人多了，少不了要带几封平安家信、带一点衣物食品的，方圆几十里又没有邮局，那就用得着信客了。信客要有一点文化，知道各大码头的情形，还要一副强健的筋骨，背得动重重的行李。
细想起来，做信客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乡间外出的人数量并不太多，他们又不集中在一个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却很费脚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客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换车调船，听他们说说都要头昏。信客如果把行李交付托运也就赚不了什麽钱，他们一概是肩挑、背驼、手提、腰缠，咬着牙齿走完坎坷长途。所带的各家各户信件货物，品种繁多，又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损坏，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小心翼翼。当时大家都穷，托运费十分低廉，有时还抵不回来去盘缠，信客只得买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舱位，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充饥。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沈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二
我家邻村，有一个信客，年纪不小了，已经长途跋涉了二三十年。
他读过私塾，年长后外出闯码头，碰了几次壁，穷落潦倒，无以为生，回来做了信客。他做信客还有一段来由。
本来村里还有一个老信客。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分礼，就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老信客就栽了跟头，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老信客声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他揣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找到了同村刚从上海落魄回来的年轻人，进门便说：“我名誉糟践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
整整两天，老信客细声慢气地告诉他附近四乡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怎麽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麽走。说到几个城市里的路线时十分艰难，不断在纸上画出图样。这位年轻人连外出谋生的人也大半不认识，老信客说了又说，比了又比，连他们各人的脾气习惯也作了介绍。
把这一切都说完了，老信客又告诉他沿途可住哪几家小旅馆，旅馆里哪个茶房可以信托。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麽多，讲得这麽细，他也不再回绝。老人最后的嘱咐是扬了扬这只扎伤了的手，说：“信客信客就在一个信字，千万别学我。”
年轻人想到老人今后的生活，说自己赚了钱要接济他。老人说：“不。我去看坟场，能糊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会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来就单身一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村。
年轻信客上路后，一路上都遇到对老信客的问询。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现在，他正躲在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
刮风下雨时，他会起身，手扶门框站一会，暗暗嘱咐年轻的信客一路小心。
三
年轻的信客也渐渐变老。他老犯胃病和风湿病，一犯就想到老信客，老人什麽都说了，怎麽没提起这两宗病？顺便，关照家人抽空带点吃食到坟场去。他自己也去过几次，老人逼着他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和新闻。历来是坏事多于好事，他们便一起感叹唏嘘。他们的谈话，若能记录下来，一定是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城乡的变迁史料，可惜这儿是山间，就他们两人，刚刚说出就立即飘散，茅屋外只有劲厉的山风。
信客不能常去看老人。他实在太忙，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一回家就忙着发散信、物，还要接收下次带出的东西。这一切都要他亲自在场，亲手查点，一去看老人，会叫别人苦等。
只要信客一回村，他家里总是人头济济。多数都不是来收发信、物的，只是来看个热闹，看看各家的出门人出息如何，带来了什麽希罕物品。农民的眼光里，有羡慕，有嫉妒；比较得多了，也有轻蔑，有嘲笑。这些眼神，是中国农村对自己的冒险家们的打分。这些眼神，是千年故土对城市的探询。
终于有妇女来给信客说悄悄话：“关照他，往后带东西几次并一次，不要鸡零狗碎的”；“你给他说说，那些货色不能在上海存存？我一个女人家，来强盗来贼怎麽办”……信客沈稳地点点头，他看得太多，对这一切全能理解。都市里的升沉辱，震颤着长期迟钝的农村神经系统，他是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闯荡都市的某个谋生者突然得了一场急病死了，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月经常发生。信客在都市同乡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匆匆赶去，代表家属乡亲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乡间，他就挟上一把黑伞，伞柄朝前，朝死者家里走去。乡间报死讯的人都以倒挟黑伞为标记，乡人一看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客死他乡。来到死者家里，信客满脸戚容，用一路上想了很久的委婉语气把噩耗通报。可怜的家属会号淘大哭，会猝然昏厥，他都不能离开，帮着安慰张罗。更会有一些农妇听了死讯一时性起，咬牙切齿地憎恨都市，憎恨外出，连带也憎恨信客，把他当作了死神冤鬼，大声讹斥，他也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下午，他又要把死者遗物送去，这件事情更有危难。农村妇女会把这堆简陋的遗物当作丈夫生命的代价，几乎没有一个相信只有这点点。红红的眼圈里射出疑惑的利剑，信客浑身不自在，真像做错了什麽事一般。他只好柔声地汇报在上海处置后事的情况，农村妇女完全不知道上海社会，提出的诘问每每使他无从回答。
直到他流了几身汗，赔了许多罪，才满脸晦气地走出死者的家。他能不干这档子事吗？不能。说什麽我也是同乡，能不尽一点乡情乡谊？老信客说过，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做信客的，就得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
四
信客识文断字，还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没有要紧事带个口信就是了，要写信总是有了不祥的事。妇女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信客家里诉说，信客铺纸磨墨，琢磨着句子。他总是把无穷的幽怨和紧迫的告急调理成文缛缛的语句，郑重地装进信封，然后，把一颗颗破碎和焦灼的心亲自带向远方。
一次，他带着一封满纸幽怨的信走进了都市的一间房子，看见发了财的收信人已与另一个女人同居。他进退两难，犹豫再三，看要不要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发了财的同乡知道他一来就会坏事，故意装作不认识，厉声质问他是什麽人。这一下把他惹火了，立即举信大叫：“这是你老婆的信！”
信是那位时髦女郎拆看的，看完便大哭大嚷。那位同乡下不了台，硬说他是私闯民宅的小偷，拿出一封信来只是脱身伎两。为了平息那个女人的哭闹，同乡狠狠打了他两个耳光，并把他狃送到了巡捕房。
他向警官解释了自己的身分，还拿出其他许多同乡的地址作为证明。传唤来的同乡集资把他保了出来，问他事由，他只说自己一时糊涂，走错了人家。他不想让颠沛在外的同乡蒙受阴影。
这次回到家，他当即到老信客的坟头烧了香，这位老人已死去多年。他跪在坟头请老人原谅：从此不再做信客。他说：“这条路越来越凶险，我已经支持不了。”
他向乡亲们推说自己腿脚有病，不能再出远门。有人在外的家属一时陷入恐慌，四处物色新信客，怎麽也找不到。
只有这时，人们才想起他的全部好处，常常给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端来几碗食物点心，再请他费心想想通信的办法。
也算这些乡村劫数未尽，那位在都市里打了信客耳光的同乡突然发了善心。此公后来更发了一笔大财，那位时髦女郎读信后立即离他而去，他又在其他同乡处得知信客没有说他任何坏话，还听说从此信客已赋闲在家，如此种种，使他深受感动。他回乡来了一次，先到县城邮局塞钱说项，请他们在此乡小南货店里附设一个代办处，并提议由信客承担此事。
办妥了这一切，他回到家里慰问邻里，还亲自到信客家里悄悄道歉，请他接受代办邮政的事务。信客对他非常恭敬，请他不必把过去了的事情记在心上。至于代办邮政，小南货店有人可干，自己身体不济，恕难从命。同乡送给他的钱，他也没拿，只把一些礼物收下。
此后，小南货店门口挂出了一只绿色的邮箱，也办包里邮寄，这些乡村又与城市接通了血脉。
信客开始以代写书信为生，央他写信的实在不少，他的生活在乡村中属于中等。
五
两年后，几家私塾合并成一个小学，采用新式教材。正缺一位地理教师，大家都想到了信客。
信客教地理绘声绘色，效果奇佳。他本来识字不多，但几十年游历各处，又代写了无数封书信，实际文化程度在几位教师中显得拔尖，教起国文来也从容不迫。他眼界开阔，对各种新知识都能容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体谅人，很快成了这所小学的主心骨。不久，他担任了小学校长。
在他当校长期间，这所小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县属于上乘。毕业生考上城市中学的比例，也很高。
他死时，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墓就筑在老信客的墓傍。此时的乡人已大多不知老信客是何人，与这位校长有什麽关系。为了看着顺心，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
苏东坡突围(1)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ｄａｎ３］（应为澶字去掉氵－－输入者注）。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dan3］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王圭］。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王圭］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ｄａｎ３］和王［王圭］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苏东坡突围(2)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土禀］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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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书海茫茫
像真的海一样，我们既赞美它，又害怕它。远远地看，大海澄碧湛蓝，云蒸霞蔚，但一旦跳入其间，你立即成为芥末，沉浮于汹涌混沌之中。如何泅得出来？到图书馆、书店走走，到街头的报刊亭看看，每次都感到纸页文字对生命的一种威逼。几年前还在热心地讨论“读书有没有禁区”的问题，我是主张对文化人不应有禁区的，但现在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无奈：必须自设禁区，否则将是时间的泻漏、生命的破碎，从一生的孜孜不倦走向一生的无所作为。
在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被印刷过的白纸黑字曾经是令人仰望的符咒，因此，读书很可能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不管什么时候，在写字桌前坐下，扭亮台灯，翻开书本，似乎都在营造斯文，逼近神圣。这种误会，制造了无以数计抛掷生命的游戏，而自己和旁人还十分安慰。为此，一些真正把书读通了的人总是反对“开卷有益”的说法，主张由学者们给社会开出一些大大小小的书目，以防在阅读领域里价值系统的迷乱。我赞成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带有常规启蒙性质，主要适合正在求学的年轻人。对于中年人来说，生命已经自立，阅读也就成了自身与阅读对象的一种“能量交换”，选择的重任主要是靠自己来完成了。因此，自设禁区，其实是成熟的表现。
感觉极好的文章少读，感觉不对的文章不读，这是我的基本原则。
感觉极好，为什么要少读呢？因为感觉极好是很不容易的事，一旦找到，就要细细体会，反复咀嚼，不容自我干扰。这就像我看电影，突然遇上一部好片，看完后绝对不会紧接着看另外一部，而会一个人走在江边，走在小路，沉湎很久。我即便知道其他几部片子并不比这一部差，也舍不得一块儿奢侈地吞噬。交朋友也是这样，天下值得交往的好人多得很，岂能都成为往来熟络的密友？推心置腹的有几个，也就够了。到处拍肩膀搂脖子，累死累活，结果一个也没有深交，一个也对不起。阅读和交友差不多，贪心不得。
感觉不对的文章不读，这一点听起来不难理解，事实上不易做到，因为我们在阅读时常常处于一种失落自我的被动态势，很少打开感觉选择的雷达。其实，即便是公认的世界名著，年轻时老师都是说必须读只能遵循，到了中年发觉与自己的感觉系统不对位就有权利拒读。人家好端端一本书，你也是好端端一个人，没有缘分就应该轻松地擦肩而过，如果明明别扭还要使劲儿缠在一起难受半天，多不好。
我所说的“感觉不对”，主要是指一些让我们感到某种不舒服的文章，或者做作，或者伪饰，或者炫耀，或者老滑，或者跋扈，或者酸涩，或者嫉妒，那就更要避开。如果我们误会它们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解除误会。避开了，误会也就不成其为误会。也许我们会出于某种传统的责任感对这种文章予以批评，但这种责任感往往是以否定多元合理为前提的。人有多种活法，活着的文明等级也不相同，住在五层楼上的人完全不必去批评三层楼的低下，何况你是否在五层楼还缺少科学论证。也有极少数文章让我们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邪恶和阴毒，才读几句就像吃了一个苍蝇，最好的办法也是赶快推开。
有些朋友不理解：雪白的纸，乌黑的字，怎么能印出一篇篇这样的文字来呢？这是一种好心肠的痛苦，但不客气地说，这种痛苦产生于文化禁锢下的习惯和文化暖房里的梦幻。生活格局的开放，书报市场的开拓，使各色社会情绪有了宣泄的机会和场所，从总体看来不是坏事。例如嫉妒，既然有一批人成功了，难道那些暂时末成功的人连嫉妒一下都不可以？雨果说，一片树叶受到阳光照耀，它的背面一定是阴影，阳光越亮，阴影越深。树叶尚且如此，何况是人。白纸黑字不会只反射阳光，它们也传导阴影。把阳光和阴影加在一起，才是一个立体的社会。因此，不仅要允许嫉妒，也要允许做作，允许伪饰，允许炫耀，允许老滑，允许跋扈，允许酸涩，当然，也要允许你的不舒服，允许你的不理睬。从事事关注、事事难容，转变为关注不多、容忍很多，这应该是我们社会观众的一大进步。
以文字犯案，当不在容忍之列。但是我仍然要说，不要在文字官司上过于敏感。几百年的你争我斗，几十年的匕首投枪，使我们报刊上的有些文章保留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剑拔弩张、刁酸促狭，这是一笔沉重的历史旧帐，不幸让这样几个作者肩负着，是很值得同情的。他们缺少法律常识，缺少人格概念，从来没有把人间的名誉当一回事，与他们打官司，自己也要回到人生的启蒙期，真是何苦来着。他们的日子一般都过得不宽裕，因为根据经验，人的生态和心态是互为因果的，一打官司，他们就要赔偿大笔的名誉损失费，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又于心何忍？前不久我在东南亚的一些城市间独个儿漫游，遇到一位相知多年的佛学界朋友，问他这些年在干些什么，他居然说一直在打一桩名誉官司，我听他介绍了案情，觉得他遇到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只能说是一种谁也不会在意的家常便饭，对他如此认真深感困惑，就笑着请教：“佛家讲究宽容，你这样打官司与佛教理义有抵触吗？”他回答，“如果我不去制限他们，他们还会继续伤害众生，因此我这一拳出去十分慈悲！”我似乎有所憬悟，但回来一想，又觉得这毕竟与整体环境有关。整体环境还很不卫生，你就没法对落在身上的尘埃过于认真。有一个卫生的念头就好，慢慢来，别着急。
在这中间，唯一需要花点口舌对付一下的，是报刊间那些指名道姓，又完全捏造了事实的文章。因为捏造的事实比大声的漫骂更能迷惑人心，人们如果相信了那种捏造，那么，被捏造而又没有辩诬的人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但是，话虽这么说，真正辩起来却十分气闷，我的原则仍然是能不理尽量不理。这些年来本人由于不慎发表了一些文化随笔，有人说好话，干扰了几位先生的视听，于是逐渐有一些与我的名字牵在一起的“事实”刊载于几种报刊，起初以为有一个恶人与我同名同姓，后来搞清是在说我，刚想辩解说绝无此事，新的“事实”又刊布出来。正烦恼，突然想起，海外一些年轻的演员刚刚成名总会遇到类似的境况，他们几乎不辩，依然笑眯眯地演着唱着，我比他们年长，为何连他们也不如？这种想法解救了我，几年来未辩一言，到后来对那些文章读也不读，结果像没事儿一样存活至今。当然我的躲避也有底线，简单说来，如果别人受到诬陷而我知道真相，我不会躲避；如果事涉公共道义，我也不会躲避；躲避的只是自己的事。倒也不是大公无私，是因为自己的事怎么辩都是窝囊，我没有权利让我的朋友、学生、读者一起分担这份窝囊，窝囊比受伤更让人痛心。
总而言之，书海茫茫，字潮滚滚，纸页喧嚣，墨色迷蒙，这是市场化、多元化的现代文化景观，我们企盼了多年的，不要企盼来了却手足无措，抱怨不迭。解除过度的防范敏感，降低高昂的争辩意识，减少无谓的笔墨官司，让眼睛习惯杂色，让耳朵习惯异音，不太习惯就少看不听，即便习惯了，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也可以少看少听。一切自己作主，看一点悦目的，吸几口新鲜的，尝几味可口的，稍感不适就轻步离去，我没有义务必须接收我不想接收的一切，哪怕有人直呼姓名在门口喊阵也关窗拉帘，闭目养神，顺手打开柴可夫斯基或瞎子阿炳。人们都说身处现代社会必须学得敏锐和迅捷，我却主张加一份木讷和迟钝。人生几何？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比较正经的年代，赶快省下精神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哪里还有时间陪着陌生人胡乱折腾？门外的风，天边的云，一阵去了一阵来，当不得认真，哪怕这些风这些云是白纸黑字组成的，也是一样。
文化是社会的一种定力，文化人不可自己乱了方寸-
遥远的绝响(1)
一
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
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如果不予怀疑，那么我就必须怀疑其他许多时代的许多人物。我曾暗自判断，倘若他们真的存在过，也不能代表中国。但当我每次面对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汗颜的篇章时，却总想把有关他们的那些故事告诉异邦朋友。异邦朋友能真正听懂这些故事吗？好像很难．因此也惟有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却又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这是他们的毛病还是中国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连历代语言学家赠送给它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确实，那是一阵怪异的风。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魏晋。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经习惯也就会带来安定，安安定定地谈论着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的各种文化现象似乎已成为我们的职业和使命。有时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再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但真要让我进入一种震惊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龄，毕竟会却步、迟疑。
半年前与一位研究生闲谈，不期然地谈到了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一脉，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种说法：能称得上真风流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带的研究生，有好几位在报考前就是大学教师，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後几次见面，魏晋人物就成了一个甩不开的话题。每次谈到，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涌动，但每次都谈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音复闻于今。”唐先生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那么，干脆让我们稍稍进入一下吧。我在书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轻轻铺开稿纸。没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谨过。
二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摄、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制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力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奋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曹操总算是个强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六十六岁便撒手尘寰。照理，他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曹丕和曹植，应该可以放心地延续一代代的曹氏基业了，但众所周知，事情刚到曹丕、曹植两位亲兄弟身上就已经闹得连旁人看了也十分心酸的地步，哪有更多的力量来对付家族外部的政治对手？没隔多久，司马氏集团战胜了曹氏集团，曹操的功业完全烟飞灰灭。这中间，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杀；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杀；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的横跨千年的第一流诗人，被杀；
范晔，写成了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曾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事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帐的兴趣早已索然。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历来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的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静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低眉躲开的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三
当年曹操身边曾有一个文才很好、深受信用的书记官叫阮［王禹］，生了个儿子叫阮籍。曹操去世时阮籍正好十岁，因此他注定要面对“后英雄时期”的乱世，目睹那么多鲜血和头颅了。不幸他又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感，内心会承受多大的磨难，我们无法知道。
我们只知道，阮籍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坛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的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终于，声声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一天，他就这样信马游缰地来到了河南荥阳的广武山，他知道这是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地方。山上还有古城遗迹，东城屯过项羽，西城屯过刘邦，中间相隔二百步，还流淌着一条广武涧。涧水汩汩，城基废弛，天风浩荡，落叶满山，阮籍徘徊良久，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他的这声叹息，不知怎么被传到世间。也许那天出行因路途遥远他破例带了个同行者？或是他自己在何处记录了这个感叹？反正这个感叹成了今後千余年许多既有英雄梦、又有寂寞感的历史人物的共同心声。直到二十世纪，寂寞的鲁迅还引用过，毛泽东读鲁迅书时发现了，也写进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鲁迅凭记忆引用，记错了两个字，毛泽东也跟着错。
遇到的问题是，阮籍的这声叹息，究竟指向着谁？
可能是指刘邦。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原因是他的对手项羽并非真英雄。在一个没有真英雄的时代，只能让区区小子成名。
也可能是同时指刘邦、项羽。因为他叹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胜”，刘、项无论胜负都成名了，在他看来，他们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还可能是反过来，他承认刘邦、项羽都是英雄，但他们早已远去，剩下眼前这些小人徒享虚名。面对着刘、项遗迹，他悲叹着现世的寥落。好像苏东坡就是这样理解的，曾有一个朋友问他：阮籍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其中“竖子”是指刘邦吗？苏东坡回答说：“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①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说得通，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比较超拔的态度来对待这句话了。茫茫九州大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那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才如此热闹的吧？
我相信，广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厌烦尘嚣了。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那应是黄昏时分吧，离开广武山之后，阮籍的木车在夕阳衰草间越走越慢，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种沉郁的气流涌向喉头，涌向口腔，他长长一吐，音调浑厚而悠扬。喉音、鼻音翻卷了几圈，最后把音收在唇齿间，变成一种口哨声飘洒在山风暮霭之间，这口哨声并不尖利，而是婉转而高亢。
这也算一种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从别人嘴里听到过，好像称之为“啸”。啸不承担切实的内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尽情一啸，什么也抓不住，但什么都在里边了。这天阮籍在木车中真正体会到了啸的厚味，美丽而孤寂的心声在夜气中回翔。
对阮籍来说，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苏门山。苏门山在河南辉县，当时有一位有名的隐士孙登隐居其间，苏门山因孙登而著名，而孙登也常被人称之为苏门先生。阮籍上山之后，蹲在孙登面前，询问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声不吭，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转。
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摧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眯眯地注释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阮籍下山了，有点高兴又有点茫然。但刚走到半山腰，一种奇迹发生了。如天乐开奏，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一种难以想象的音乐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间。阮籍震惊片刻后立即领悟了，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如此辉煌和圣洁，把自己的啸不知比到哪里去了。但孙登大师显然不是要与他争胜，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阮籍仰头聆听，直到啸声结束。然后急步回家，写下了一篇《大人先生传》。
他从孙登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说，“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们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处世行事了-
遥远的绝响(2)
四
平心而论，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险恶，因此，他的奇特举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只属于政治范畴，而阮籍似乎执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闹一番新气象。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是亲眼目睹了，但在他看来，既然没有一方是英雄的行为，他也不去认真地评判谁是谁非。鲜血的教训，难道一定要用新的鲜血来记述吗？不，他在一批批认识和不认识的文人名士的新坟丛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极度卑微和极度珍贵，他横下心来伸出双手，要以生命的名义索回一点自主和自由。他到过广武山和苏门山，看到过废墟听到过啸声，他已是一个独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们都会说他怪异，但在他眼里，明明生就了一个大活人却象虱子一样活着，才叫真正的怪异，做了虱子还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异中的怪异。
首先让人感到怪异的，大概是他对官场的态度。对于历代中国人来说，垂涎官场、躲避官场、整治官场、对抗官场，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给予官场的却是一种游戏般的洒脱，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过官职任命，但躲得并不彻底。有时心血来潮，也做做。正巧遇到政权更迭期，他一躲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种政治远见，其实是误会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说身体不好隐居在乡间，一年后曹爽倒台，牵连很多名士，他安然无恙；但胜利的司马昭想与他联姻，每次到他家说亲他都醉着，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联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去做官了。阮籍骑着驴到东平之后，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着，即便用一千多年后今天的行政管理学来看也可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国际间许多现代化企业的办公场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种高透明度的集体气氛么？但我们的阮籍只是骑在驴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地精简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做完，仍然骑上那头驴子，回到洛阳来了。一算，他在东平总共逗留了十余天。
后人说，阮籍一生正儿八经地上班，也就是这十余天。
唐代诗人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而这对阮籍来说，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让无数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
他还想用这种迅捷高效的办法来整治其他许多地方的行政机构吗？在人们的这种疑问中，他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在中国古代，官员贪杯的多得很，贪杯误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这样堂而皇之纯粹是为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把金印作为敲门砖随手一敲，敲开的却是一个芳香浓郁的酒窖，所谓“魏晋风度”也就从这里飘散出来了。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
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至。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一分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假的地方大规模地虚假着。正是在这种空气中，阮籍的母亲去世了。
那天他正好和别人在下围棋，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求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手，非要决个输赢。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要过酒杯，饮酒两斗，然后才放声大哭，哭的时候，口吐大量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吃肉喝酒，然后才与母亲遗体告别，此时他早已因悲伤过度而急剧消瘦，见了母亲遗体又放声痛哭，吐血数升，几乎死去。
他完全不拘礼法，在母丧之日喝酒吃肉，但他对于母亲死亡的悲痛之深，又有哪个孝子比得上呢？这真是千古一理了：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後的内核。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其他作为一样，只想活得真实和自在。
他的这种做法，有极广泛的社会启迪作用。何况魏晋时期因长年战乱而早已导致礼教日趋懈弛，由他这样的名人用自己轰传遐迩的行为一点化，足以移风易俗。据《世说新语》所记，阮籍的这种行为即便是统治者司马昭也乐于容纳。阮籍在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主持的一个宴会，宴会间自然免不了又要喝酒吃肉，当场一位叫何曾的官员站起来对司马昭说：“您一直提倡以孝治国，但今天处于重丧期内的阮籍却坐在这里喝酒吃肉，大违孝道，理应严惩！”司马昭看了义愤填膺的何曾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没看到阮籍因过度悲伤而身体虚弱吗？身体虚弱吃点喝点有什么不对？你不能与他同忧，还说些什么！”
魏晋时期的一大好处，是生态和心态的多元。礼教还在流行，而阮籍的行为又被允许，于是人世间也就显得十分宽阔。记得阮籍守丧期间，有一天朋友裴楷前去吊唁，在阮籍母亲的灵堂里哭拜，而阮籍却披散着头发坐着，既不起立也不哭拜，只是两眼发直，表情木然。裴楷吊唁出来后，立即有人对他说：“按照礼法，吊唁时主人先哭拜，客人才跟着哭拜。这次我看阮籍根本没有哭拜，你为什么独自哭拜？”说这番话的大半是挑拨离间的小人，且不去管它了，我对裴楷的回答却很欣赏，他说：“阮籍是超乎礼法的人，可以不讲礼法；我还在礼法之中，所以遵循礼法。”我觉得这位裴楷虽是礼法中人却又颇具魏晋风度。他自己不圆通却愿意让世界圆通。
既然阮籍如此干脆地扯断了一根根陈旧的世俗经纬而直取人生本义，那么，他当然也不会受制于人际关系的重负。他是名人，社会上要交结他的人很多，而这些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吃食名人为生的：结交名人为的是分享名人，边分享边觊觎，一有风吹草动便告密起哄、兴风作浪，刹那间把名人围啄得累累伤痕。阮籍身处乱世，在这方面可谓见多识广。他深知世俗友情的不可靠，因此绝不会被一个似真似幻的朋友圈所迷惑。他要找的人都不在了，刘邦、项羽只留下一座废城，孙登大师只留下满山长啸，亲爱的母亲已经走了，甚至像才貌双全的兵家女儿那样可爱的人物，在听说的时候已不在人间。难耐的孤独包围着他，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时间长了，阮籍的白眼也就成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社会信号，一道自我卫护的心里障壁。但是，当阮籍向外投以白眼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不痛快。他多么希望少翻白眼，能让自己深褐色的瞳仁去诚挚地面对另一对瞳仁！他一直在寻找，找得非常艰难。在母丧守灵期间，他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由衷地感谢，但感谢也仅止于感谢而已，人们发现，甚至连官位和社会名声都不低的嵇喜前来吊唁时，闪烁在阮籍眼角里的，也仍然是一片白色。
人家吊唁他母亲他也白眼相向！这件事很不合情理，嵇喜和随员都有点不悦，回家一说，被嵇喜的弟弟听到了。这位弟弟听了不觉一惊，支颐一想，猛然憬悟，急速地备了酒、挟着琴来到灵堂。酒和琴，与吊唁灵堂多么矛盾，但阮籍却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你来了吗，与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阮籍心中一热，终于把深褐色的目光浓浓地投向这位青年。
这位青年叫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今后他们将成为终身性的朋友，而后代一切版本的中国文化史则把他们俩的名字永远地排列在一起，怎么也拆不开。
五
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与那个已经逝去的英雄时代的关系，比阮籍还要直接。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虽与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体人格论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尽管他一生一直钦佩着阮籍。我曾经多次想过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明白，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
他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触目惊心：“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罗宗强教授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说，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很有道理。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痛饮。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伶仃的隐士们相比，与那些皓首穷经、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这一点与阮籍堪称伯仲。魏晋时期的士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挺拔呢？你看严肃的《晋书》写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时都要在他们的容貌上花不少笔墨，写嵇康更多，说他已达到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山涛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形容嵇康（叔夜）：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现在，这棵岩岩孤松，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铁，强劲的肌肉，愉悦的吆喝，炉火熊熊，锤声铿锵。难道，这个打铁佬就是千秋相传的《声无哀乐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和许多美妙诗歌的作者？这铁，打得真好。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他的好朋友、文学家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说起来向秀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文章写得好，精通《庄子》，但他更愿意做一个最忠实的朋友，赶到铁匠铺来当下手，安然自若。他还曾到山阳帮另一位朋友吕安种菜灌园，吕安也是嵇康的好友。这些朋友，都信奉回归自然，因此都干着一些体力活，向秀奔东走西地多处照顾，怕朋友们太劳累，怕朋友们太寂寞。
嵇康与向秀在一起打铁的时候，不喜欢议论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话并不多。唯一的话题是谈几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吕安，还有山涛。吕安的哥哥吕巽，关系也不错。称得上朋友的也就是这么五、六个人，他们都十分珍惜。在野朴自然的生态中，他们绝不放弃亲情的慰藉。这种亲情彼此心照不宣，浓烈到近乎淡泊。
正这么叮叮（口当）（口当）地打铁呢，忽然看到一支华贵的车队从洛阳城里驶来。为首的是当时朝廷宠信的一个贵公子叫钟会。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钟繇做过魏国太辅，而钟会本身也博学多才。钟会对嵇康素来景仰，一度曾到敬畏的地步，例如当初他写完《四本论》后很想让嵇康看一看，又缺乏勇气，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住处的窗户里。现在他的地位已经不低，听说嵇康在洛阳城外打铁，决定隆重拜访。钟会的这次来访十分排场，照《魏氏春秋》的记述，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
钟会把拜访的排场搞得这么大，可能是出于对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为了向嵇康显示一点什么，但嵇康一看却非常抵拒。这种突如其来的喧闹，严重地侵犯了他努力营造的安适境界，他扫了一眼钟会，连招呼也不打，便与向秀一起埋头打铁了。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
这一下可把钟会推到了尴尬的境地。出发前他向宾从们夸过海口，现在宾从们都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他，他只能悻悻地注视着嵇康和向秀，看他们不紧不慢地干活。看了很久，嵇康仍然没有交谈的意思，他向宾从扬了扬手，上车驱马，回去了。
刚走了几步，嵇康却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一惊，立即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问句和答句都简洁而巧妙，但钟会心中实在不是味道。鞭声数响，庞大的车马队回洛阳去了。
嵇康连头也没有抬，只有向秀怔怔地看了一会儿车队后扬天的尘土，眼光中泛起一丝担忧-
遥远的绝响(3)
六
对嵇康来说，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干扰他的，是朋友。友情之外的造访，他可以低头不语，挥之即去，但对于朋友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心理隔阂，也会使他焦灼和痛苦，因此，友情有多深，干扰也有多深。
这种事情，不幸就在他和好朋友山涛之间发生了。
山涛也是一个很大气的名士，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品格“如璞玉浑金”。他与阮籍、嵇康不同的是，有名士观念却不激烈，对朝廷、对礼教、对前后左右的各色人等，他都能保持一种温和友好的关系。但他并不庸俗，又忠于友谊，有长者风，是一个很靠得住的朋友。他当时担任着一个很大的官职；尚书吏部郎，做着做着不想做了，要辞去，朝廷要他推荐一个合格的人继任，他真心诚意地推荐了嵇康。
嵇康知道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山涛。山涛字巨源，因此这封信名为《与山巨源绝交书》。我想，说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绝交书也不过分吧，反正只要粗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躲不开它，直到千余年后的今天仍是这样。
这是一封很长的信。其中有些话，说得有点伤心——
听说您想让我去接替您的官职，这事虽没办成，从中却可知道您很不了解我。也许您这个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屠宰下去了，拉一个祭师做垫背吧？……
阮籍比我醇厚贤良，从不多嘴多舌，也还有礼法之士恨他；我这个人比不上他，惯于傲慢懒散，不懂人情物理，又喜欢快人快语；一旦做官，每天会招来多少麻烦事！……我如何立身处世，自己早已明确，即便是在走一条死路也咎由自取，您如果来勉强我，则非把我推入沟壑不可！
我刚死了母亲和哥哥，心中凄切，女儿才十三岁，儿子才八岁，尚未成人，又体弱多病，想到这一些，真不知该说什么。现在我只想住在简陋的旧屋里教养孩子，常与亲友们叙叙离情、说说往事，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也就够了。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当官，就像我们不能把贞洁的美名加在阉人身上一样。您如果想与我共登仕途，一起欢乐，其实是在逼我发疯，我想您对我没有深仇大恨，不会这么做吧？
我说这些，是使您了解我，也与您诀别。
这封信很快在朝野传开，朝廷知道了嵇康的不合作态度，而山涛，满腔好意却换来一个断然绝交，当然也不好受。但他知道，一般的绝交信用不着写那么长，写那么长，是嵇康对自己的一场坦诚倾诉。如果友谊真正死亡了，完全可以冷冰冰地三言两语，甚至不置一词，了断一切。总之，这两位昔日好友，诀别得断丝飘飘，不可名状。
嵇康还写过另外一封绝交书，绝交对象是吕巽，即上文提到过的向秀前去帮助种菜灌园的那位朋友吕安的哥哥。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原来吕巽看上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偷偷地占有了她，为了掩饰，竟给弟弟安了一个“不孝”的罪名上诉朝廷。
吕巽这么做，无异是衣冠禽兽，但他却是原告！“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显示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乐于借以重申孝道；相反，作为被告的吕安虽被冤枉却难以自辩，一个文人怎么能把哥哥霸占自己妻子的丑事公诸士林呢？而且这样的事，证据何在？妻子何以自处？家族门庭何以避羞？
面对最大的无耻和无赖，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因为制造无耻和无赖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愿启齿的羞耻心、社会公众容易理解和激愤的罪名全都考虑到了，受害者除了泪汪汪地引颈就刎，别无办法。如果说还有最后一个办法，最后一道生机，那就是寻找最知心的朋友倾诉一番。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平日引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开，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时显现。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果然是嵇康，立即拍案而起。吕安已因“不孝”而获罪，嵇康不知官场门路，唯一能做的是痛骂吕巽一顿，宣布绝交。
这次的绝交信写得极其悲愤，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觉得自己对不起吕安；对于吕巽，除了决裂，无话可说。我们一眼就可看出，这与他写给山涛的绝交信，完全是两回事了。
“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怪异的称呼，嵇康实在被它搞晕了。他太看重朋友，因此不得不一次次绝交。他一生选择朋友如此严谨，没想到一切大事都发生在他仅有的几个朋友之间。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定朋友的含义。他太珍惜了，但越珍惜，能留住的也就越稀少。
尽管他非常愤怒，他所做的事情却很小：在一封私信里为一个蒙冤的朋友说两句话，同时识破一个假朋友，如此而已。但仅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从这个无可理喻的案件，我明白了在中国一个冤案的构建为什么那么容易，而构建起来的冤案又为什么会那么快速地扩大株连面。上上下下并不太关心事件的真相，而热衷于一个最通俗、最便于传播、又最能激起社会公愤的罪名；这个罪名一旦建立，事实的真相更变得无足轻重，谁还想提起事实来扫大家的兴，立即沦为同案犯一起扫除。成了同案犯，发言权也就被彻底剥夺。因此，请原谅古往今来所有深知冤情而闭口的朋友吧，他们敌不过那种并不需要事实的世俗激愤，也担不起同党、同案犯等等随时可以套在头上的恶名。
现在，轮到为嵇康判罪了。
统治者司马昭在宫廷中犹豫。我们记得，阮籍在母丧期间喝酒吃肉也曾被人控告为不孝，司马昭当场保护了阮籍，可见司马昭内心对于孝不孝的罪名并不太在意。他比较在意的倒是嵇康写给山涛的那封绝交书，把官场仕途说得如此厌人，总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就在这时，司马昭所宠信的一个年轻人求见，他就是钟会。不知读者是不是还记得他，把自己的首篇论文诚惶诚恐地塞在嵇康的窗户里，发迹后带着一帮子人去拜访正在乡间打铁的嵇康，被嵇康冷落得十分无趣的钟会？他深知司马昭的心思，便悄声进言：
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起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担
忧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您知道他为什么给他的好朋友山涛写那样一封绝交信吗？据我所知，他是想帮助别人谋反，山涛反对，因此没有成功，他恼羞成怒而与山涛绝交。陛下，过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那些危害时尚、扰乱礼教的所谓名人，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毁谤圣人经典，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③
我特地把钟会的这番话大段地译述出来，望读者能仔细一读。他避开了孝不孝的具体问题，几乎每一句话都打在司马昭的心坎上。在道义人格上，他是小人；在诽谤技巧上，他是大师。
钟会一走，司马昭便下令：判处嵇康、吕安死刑，立即执行。
七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还有太阳。
嵇康身戴木枷，被一群兵丁，从大狱押到刑场。
刑场在洛阳东市，路途不近。嵇康一路上神情木然而缥缈，他想起了一生中好些奇异的遭遇。
他想起，他也曾像阮籍一样，上山找过孙登大师，并且跟随大师不短的时间。大师平日几乎不讲话，直到嵇康临别，才深深一叹：“你性情刚烈而才貌出众，能避免祸事吗？”
他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住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弹完便把这个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下姓名。
嵇康想到这里，满耳满脑都是《广陵散》的旋律。他遵照那个神秘来客的叮嘱，没有向任何人传授过。一个叫袁孝尼的人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嵇康会演奏这个曲子，多次请求传授，他也没有答应。刑场已经不远，难道，这个曲子就永远地断绝了？——想到这里，他微微有点慌神。
突然，嵇康听到，前面有喧闹声，而且闹声越来越响。原来，有三千名太学生正拥挤在刑场边上请愿，要求朝廷赦免嵇康，让嵇康担任太学的导师。显然，太学生们想以这样一个请愿向朝廷提示嵇康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地位，但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他们这种聚集三千人的行为已构成一种政治示威，司马昭怎么会退让呢？
嵇康望了望黑压压的年轻学子，有点感动。孤傲了一辈子的他，因仅有的几个朋友而死的他，把诚恳的目光投向四周。一个官员冲过人群来到刑场高台上宣布：宫廷旨意，维护原判。
刑场上一片山呼海啸。
但是，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已经押上高台的嵇康。
身材伟岸的嵇康抬起头来，眯着眼睛看了看太阳，便对身旁的官员说：“行刑的时间还没到，我弹一个曲子吧。”不等官员回答，便对在旁送行的哥哥嵇喜说：“哥哥，请把我的琴取来。”
琴很快取来了，在刑场高台上安放妥当，嵇康坐在琴前，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袁孝尼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刑场上一片寂静，神秘的琴声铺天盖地。
弹毕，从容赴死。
这是公元旦２６２年夏天，嵇康三十九岁。
八
有几件后事必须交代一下——
嵇康被司马昭杀害的第二年，阮籍被迫写了一篇劝司马昭进封晋公的《劝进箴》，语意进退含糊。几个月后阮籍去世，终年五十三岁；
帮着嵇康一起打铁的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心存畏惧，接受司马氏的召唤而做官。在赴京城洛阳途中，绕道前往嵇康旧居凭吊。当时正值黄昏，寒冷彻骨，从邻居房舍中传出呜咽笛声，向秀追思过去几个朋友在这里欢聚饮宴的情景，不胜感慨，写了《思旧赋》。写得很短，刚刚开头就煞了尾。向秀后来做官做到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但据说他在官位上并不做实际事情，只是避祸而已；
山涛在嵇康被杀害后又活了二十年，大概是当时名士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了。嵇康虽然给他写了著名的绝交书，但临终前却对自己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果然，后来对嵇绍照顾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涛，等嵇绍长大后，由山涛出面推荐他入仕做官；
阮籍和嵇康的后代，完全不像他们的父亲。阮籍的儿子阮浑，是一个极本分的官员，竟然平生没有一次酒醉的记录。被山涛推荐而做官的嵇绍，成了一个为皇帝忠诚保驾的驯臣，有一次晋惠帝兵败被困，文武百官纷纷逃散，惟有嵇绍衣冠端正地以自己的身躯保护了皇帝，死得忠心耿耿；
九
还有一间后事。
那曲《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之后，淼不可寻。但后来据说在隋朝的宫廷中发现了曲谱，到唐朝又流落民间，宋高宗时代又收入宫廷，由明代朱元璋的儿子朱权编入《神秘曲谱》。近人根据《神秘曲谱》重新整理，于今还能听到。然而，这难道真是嵇康在刑场高台上弹的那首曲子吗？相隔的时间那么长，所历的朝代那么多，时而宫廷时而民间，其中还有不少空白的时间段落，居然还能传下来？而最本源的问题是，嵇康那天的弹奏，是如何进入隋朝宫廷的？
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去聆听今人演奏的《广陵散》。《广陵散》到嵇康手上就结束了，就像阮籍和孙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长啸，都是遥远的绝响，我们追不回来了。
然而，为什么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老是让我们割舍不下？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作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后的百年间，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大诗人陶渊明相继出现，二百年后，大文论家刘勰、钟嵘也相继诞生，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一点，这期间，化学家葛洪、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等大科学家也一一涌现，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魏晋名士们的焦灼挣扎，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蓬勃地生长出来的。以後各个门类的千年传代，也都与此有关。但是，当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后，当年精神开拓者们的奇异形象却难以复见。嵇康、阮籍他们在后代眼中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一切都难于弥补了。
我想，时至今日，我们勉强能对他们说的亲近话只有一句当代熟语：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我们，曾经拥有！
——写作此文，与嵇康弹完《广陵散》而赴死的日子同样是炎热的八月，其间相隔一千七百三十二年。
①见《东坡志林》一、《东坡题跋》二。③参见《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
千年庭院(1)
一
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一个人在岳麓山上闲逛。岳麓山地处湘江西岸，对岸就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儿，乘着当时称之为“革命大串连”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山梁上。
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没有被“大串连”的浪潮裹卷过，但又很少有人能讲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国停课，这么大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间教室能够例外，学生不上课又不准脱离学校，于是就在报纸、电台的指引下斗来斗去，大家比赛着谁最厉害，谁最出格。现在的青年天天在设计着自己的“潇洒”，他们所谓的“潇洒”大体上似乎是指离开世俗规范的一种生命自由度；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潇洒”一词，却也在某种气氛的诱导下追慕着一种踩踏规范的生命状态。敢于在稍一犹豫之后咬着牙撕碎书包里所有的课本吗？敢于嗫嚅片刻然后学着别人吐出一句平日听着都会皱眉的粗话吗？敢于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害怕的老师头上去吗？敢于把图书馆里那些读起来半懂不懂的书统统搬到操场上放一把火烧掉吗？敢于拿着一根木棍试试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还是实心的吗？说实话，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学生都有可能在心中一闪而过，暗自调皮地一笑，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实现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时期，这一切全被允许了，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地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份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后来发觉已被“造反派”同学所鄙视，无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懒了。这一切当时看来很像一回事，其实都是胡闹，几年以后老同学相见，只知一片亲热，连彼此原来是什么派也都忘了。
记得胡闹也就是两三个月吧，一所学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轻人追求新奇，差不多的事情激动过一阵也就无聊了。突然传来消息，全国的交通除了飞机之外都向青年学生开放，完全免费，随你到哪儿去都可以，到了哪儿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钱，名之为“革命大串连”。我至今无法猜测作出这一浪漫决定的领导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好像是为“造反派”同学提供便利，好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好像又在为“保守派”同学提供机会，迫使他们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风气，转变立场。总之，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是学生，也包括一时没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师，大学的，中学的，乃至小学高年级的，城市的，乡村的，都可以，一齐涌向交通线，哪一站上，哪一站下，悉听尊便。至于出去之后是否还惦念着革命，那更是毫无约束，全凭自觉了。这样的美事，谁会不去呢？
接下来出现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学生们像蚂蚁一样攀上了一切还能开动的列车，连货车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国的铁路运输立即瘫痪。列车还能开动，但开了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个小时。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我不相信自从火车发明以来会有哪个地方曾经如此密集地装载过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坐着，也没有人站着，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只脚能够着地，大伙拥塞成密不透风的一团，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则横塞着几个被特殊照顾的病人。当然不再有过道、厕所，原先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车，一停车就在大家的帮助下跳车窗而下。但是，很难说列车不会正巧在这一刻突然开动，因此跳窗而下的学生总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托付给挤在窗口的几位，说如果不巧突然开车了，请把行李包扔下来。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夜晚，列车启动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之间，几个行李包扔下去，车下的学生边追边呼叫，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下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们最终找到了下一站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扔下车去的行李包与车上学生抱着的行李包一样，小小的，轻轻的，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包着三四个馒头，几块酱菜，大同小异。不带书，不带笔，也不带钱，一身轻松又一身虚浮，如离枝的叶，离朵的瓣，在狂风中漫天转悠，极端洒脱又极端低贱，低贱到谁也认不出谁，低贱到在一平方米中拥塞着多少个都无法估算。只知道他们是学生，但他们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而且将一直没有下去，不久他们又将被赶到上山下乡的列车上，一去十几年，依然是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依然是被称之为学生。因为是学生，因为他们的目光曾与一个个汉字相遇，因为他们的手指曾翻动过不多的纸页，他们就要远离家乡，去冲洗有关汉字与纸页的记忆。“大串连”的列车，开出了这一旅程的第一站。历史上一切否定文化的举动，总是要靠文化人自己来打头阵，但是按照毫无疑问的逻辑，很快就要否定到打头阵的人自身。列车上的学生们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睡梦中还残留着轰逐一切的激动，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长时间的容纳一群不作建树的否定者，一群不再读书的读书人，一群不要老师的伪学生。当他们终于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列车开出去太远了，最终被轰逐的竟然就是这帮横七竖八地睡着的年轻人。
也许我算是醒得较早的一个，醒在列车的一次猛烈晃荡中，醒在鼾声和汗臭的包围里，一种莫名的恐惧击中了我，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心底一阵寒噤。我想下车，但列车此刻不会停站，这里也没有任何人来注意某个个人的呼喊。只好听天由命，随着大流，按照当时的例行公事，该停的地方停，该下的地方下，呼隆呼隆跟着走，整个儿迷迷瞪瞪。
长沙和岳麓山，是当时最该停、最该下的地方，到处都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连岳麓山的山道上都是这样。那个著名的爱晚亭照理是应该有些情致的，但此刻也已被漆得浑身通红，淹没在一片喧嚣中。我举头四顾，秋色已深，枫叶灿然，很想独个儿在什么地方静一静，喘口气，就默默离开人群，找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野山毕竟不是广场通衢，要寻找冷清并不困难，几个弯一转，几丛树一遮，前前后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这条路很狭，好些地方几乎已被树丛拦断，拨开枝桠才能通过。渐渐出现了许多坟堆，那年月没人扫坟，荒草迷离。几个最大的坟好像还与辛亥革命有关，坟前有一些石碑，苍苔斑剥。一阵秋风，几声暮鸦，我知道时间不早，该回去了。但回到哪儿去呢？哪儿都不是我的地方。不如壮壮胆，还是在小路上毫无目的地走下去，看它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暮色压顶了，山渐渐显得神秘起来。我边走边想，这座山也够劳累的，那一头，爱晚亭边上，负载着现实的激情；这一头，层层墓穴间，埋藏着世纪初的强暴。我想清静一点，从那边躲到这边，没想到这边仍然让我在沉寂中去听那昨日的咆哮。听说它是南岳之足，地脉所系，看来中国的地脉注定要衍发出没完没了的动荡。在浓重暮霭中越来越清静的岳麓山，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你的绿坡赭岩下，竟会蕴藏着那么多的强悍和狂躁？
正这么想着，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是什么地方？沿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边门，轻轻一推，竟能推开，我迟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进去。我走得有点害怕，假装着咳嗽几声，直着嗓子叫“有人吗”，都没有任何回应。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住了，脚步慢了下来，不再害怕。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这儿我没有来过，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和庭院可以用作各种用途，但它的本原用途是什么呢？再大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祥，也许这儿曾经允许停驻一颗颗独立的灵魂？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兵营。这儿肯定出现过一种宁静的聚会，一种无法言说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与我刚才在墙外穿越和感受的一切，属于一个正恰相反的主题。
这个庭院，不知怎么撞到了我心灵深处连自己也不大知道的某个层面。这个层面好像并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培植起来的，而要早得多。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自己是什么？是一个神秘的庭院。哪一天你不小心一脚踏入后再也不愿意出来了，觉得比你出生的房屋和现在的住舍还要亲切，那就是你自己。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千年庭院(2)
二
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讲解，给了我如此神秘的亲切感的岳麓书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我当时并不很清楚。凭直感，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文化教育机构，与眼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好大异其趣，但它居然身处洪流近旁而安然无恙，全部原因只在于，有一位领袖人物青年时代曾在它的一间屋子里住过一些时日。岳麓书院很识时务，并不抓着这个由头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发祥地，朝自己苍老的脸颊上涂紫抹红，而是一声不响地安坐在山坳里，依然青砖石地、粉墙玄瓦，一派素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谁愿意来看看也无妨，开一个边门等待着，于是就有了我与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对晤。
据说世间某些气功大师的人生履历表上，有一些时间是空缺的，人们猜想那一定是他们在某种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气的机缘所在。我相信这种机缘。现在常有记者来询问我在治学的长途中有没有几位关键的点拨者，我左思右想，常常无言以对。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一个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完全记不清在里边逗留了多久，只知道离开时我一脸安祥，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记得下山后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后的经历依然坎坷曲折，却总是尽力与书籍相伴。书籍中偶尔看到有关岳麓书院的史料，总会睁大眼睛多读几遍。近年来，出版事业兴旺，《岳麓书院史略》、《朱熹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山长考》、《岳麓书院名人传》、《岳麓书院历代诗选》、《岳麓书院一览》、《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等好书先后一本本地出现在我的案头，自己又多次去长沙讲学，一再地重访书院，终于我可以说，我开始了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那种感觉。
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木式］、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以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把它描绘成天下英材最辉煌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能不服气。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权力又有经济实力，当然会像模像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天长地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琐哲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意于空名、着眼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落实得不是地方的原因。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较高的官员企图从根本上另辟蹊径，但他们官职再大也摆脱不了体制性的重重制约，阻挡不了官场和社会对于教育的直接索讨，最终只能徒呼奈何。那么，干脆办一点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学吧，但私学毕竟太琐小、太分散，汇聚不了多少海内名师，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离开了这两方面的足够人数，教育就会失去一种至关重要的庄严氛围，就像宗教失去了仪式，比赛失去了场面，做不出多少事情来。
正是面对这种两难，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后找到了两难之间的一块空间。有没有可能让几位名家牵头，避开闹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创办一些“民办官助”的书院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学术文化的传递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但又必须是名山，使这些书院显示出自身的重要性，与风水相接，与名师相称，在超逸之中追求着社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立足于民办，使书院的主体意志不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文人学士的文化逻辑来建立，教育与学术能够保持足够的自由度；但又必须获得官府援助，因为没有官府援助麻烦事甚多，要长久而大规模地办成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获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价，甚至也要接受某种控制，这就需要两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又凭借着权力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种情景，后来果然频频地出现了。
由此可见，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合理的。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正恰与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但据我看来，这个称呼还包含着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幽默和自在，尽管事实上山长是在道德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好生管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名以山长，自谦中透着自傲。山长薪俸不低，生活优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专门在历代山长居住的百泉轩流连良久，那么清丽优雅的住所，实在令人神往。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内忧十分深重的１８４０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
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
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
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
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
在这种气氛中，岳麓书院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远非官学所能比拟。早在宋代，长沙一带就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官办的州学学生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湘西书院；在湘西书院里的高材生，可升入岳麓书院。在这个意义上，岳麓书院颇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研究生院，高标独立，引人仰望。
办这样一个书院，钱从哪儿来呢？仔细想来，书院的开支不会太小，在编制上，除山长外，还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事、斋长、堂长、管干等教学行政管理人员，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厨子、门夫、堂夫、斋夫、更夫、藏书楼看守、碑亭看守等勤杂工役，这些人都要发给薪金；每个学生的吃、住、助学金、笔墨费均由书院供给，每月数次考核中的优胜者还要发放奖金；以上还都是日常开支，如果想造点房、买点书、整修一下苑圃什么的，花费当然就更大了。书院的上述各项开支，主要是靠学田的收入。所谓学田，是指书院的田产。政府官员想表示对书院的重视，就拨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而很少直接赠送银两。书院有了这些田，就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即便是改朝换代，货币贬值，也不太怕了。学田租给人家种，有田租可收，一时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让死钱变成活钱。从现存书院的账目看，书院的各项开支总的说来都比较节俭，管理十分严格，绝无奢靡倾向，而学田的收入又往往少于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请补助了。我想，那些划给书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样是黑色的泥土，一样是春种秋收，但千百年来却是为中国文化、为华夏英才提供着滋养，这与它们近旁的其他土地有多么的不同啊。现在我的案头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书中谈到书院的学田，说书院借着学田“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收入作为常年经费”，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地租和典息都是“剥削收入”，书院以此作为常年经费也就逃不脱邪恶了。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小农意识，宁肯不要教学和文化！中国的土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只是划出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块而搞成了一项横贯千年的文明大业，竟还有人不高兴，这并不是笑话，而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事实。中国的教学和文化始终阻力重重，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常常陷于困境，也都与此有关。而我，则很想下一次去长沙时查访一下那些学田的所在，好好地看一看那些极其平常又极其不平常的土地。
三
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格力量的贯注。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一旦散了魂，即便名山再美，学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气候。
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订的学规、学则、堂训、规条等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结，尤其是后来成为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哲学－－文化人格学。因此，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书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炼所。与此相应，在书院之外的哲学家和文化大师们也都非常看重书院的这一功能，在信息传播手段落后的古代，他们想不出有比在书院里向生徒们传道授业更理想的学术弘扬方式了，因此几乎一无例外的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参与这一冶炼工程。书院，把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这三者，融合成了一体。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想提一提朱熹和张［木式］这两位大师，他们无疑是岳麓书院跨时代的精神楷模。朱熹还对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做出过类似的贡献，影响就更大了。我在岳麓书院漫步的时候，恍惚间能看到许多书院教育家飘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则是朱熹，尽管他离开书院已有八百年。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伟大诗人辛弃疾称赞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以一般眼光看来，这样一位大学问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去做教师了，若就社会地位论，他的官职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师来显身扬名，但朱熹有着另一层面的思考。他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习气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又说：“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认为离开了这一途径，几乎谈不上社会和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语类》）在这位文化大师眼中，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事业比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崇山间的座座书院，捕捉从那里传播出来的种种信息-
千年庭院(3)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木式］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以前曾与张［木式］见过面，畅谈过，但有一些学术环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探讨变成书院教学的一种内容呢？１１６７年８月，他下了个狠心，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生随行，不远千里地朝岳麓山走来。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木式］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朱熹和张［木式］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却都已身处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谈，所取得的成果是：两人都越来越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而两人以后的学术道路确实也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记载，张［木式］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自己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木式］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朋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联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有怀南轩呈伯崇择之二首》）除了与张［木式］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几乎与我二十七年前见到的岳麓山一样热闹了，只不过热闹在另一个方位，热闹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朱熹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木式］愉快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就名之为“朱张渡”，以纪念这两位大学者的教学热忱。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文化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木式］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木式］死后十四年即１１９４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受了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岳麓书院振兴起来，这时离他与张［木式］“挽袂”、“联床”已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位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订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会使它困顿，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的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智力过高的知识分子“学术偏颇，志行邪伪”，“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命拆去”的事情（参见《野获编》、《皇明大政纪》等资料）。
这类风波，当然都会落在那些学者教育家头上，让他们短暂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说到底，风波总会过去，教育不会灭亡，但就具体的个人来说，置身其间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撑住的。譬如朱熹，我们前面已经简单描述了他以六十余岁高龄重振岳麓书院时的无限风光，但实际上，他在此前此后一直蒙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诬陷和攻击，他的讲席前听者如云，而他的内心则积贮着无法倾吐的苦水。大约在他重返长沙前的十年左右时间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们攻击为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宜摈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担任太常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学家叶适出来说话。叶适与朱熹并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在皇帝面前大声责斥那些诬陷朱熹的高官们“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才使朱熹还有可能到长沙来做官兴学。朱熹在长沙任内忍辱负重地大兴岳麓书院的举动没有逃过诬陷者们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长沙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
枭首朝市，号令开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
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忧方大矣。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并把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伪学逆党籍”，多方拘捕。朱熹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实在不是味道。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例如１１９７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怨无悔。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後也许难得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那个通宵。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１１９８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直到１１９９年，他觉得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果然这年三月九日，他病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纷纷赶来，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行状》）辛弃疾在挽文中写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廪犹生。
果然不久之后朱熹和他的学说又备受推崇，那是后话，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让我振奋的不是朱熹死后终于被朝廷所承认，而是他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竟然能把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後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漂亮。在我看来，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写出一部相当动人的悲剧作品来的。他们都不是死在岳麓书院，但他们以教师和学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从岳麓书院迈出的。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点学。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木式］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是的，在这里，时隔那么久，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次要的了，让人反复缅思的是一些执着的人和一项不无神圣的事业。这项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入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
当然我在这个庭院里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你看我初次踏进这个庭院的当时，死了那么多年的朱熹又在遭难了，连正式出版的书上都说他“把历代的革命造反行为诬蔑为‘人欲’，疯狂地维护反动封建统治”，如果朱熹还活着，没准还会再一次要求把他“枭首朝市”；至于全国性的毁学狂潮，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谁能说，历代教育家一辈子又一辈子浇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养出文明的花朵，则这些花朵又永不凋谢？诚然，过一段时期总有人站出来为教育和教师张目，琅琅书声又会响彻九州，但岳麓书院可以作证，这一切也恰似潮涨潮落。不知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两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之以官场寒喧、市井嘈杂、小人哄闹。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体素质特别在文化人格上，我们究竟比朱熹、张［木式］们所在的那个时候长进了多少？这一点，作为教育家的朱熹、张［木式］预料过吗？而我们，是否也能由此猜想今后？
四
是的，人类历史上，许多躁热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接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和悲凉。教育事业本想靠着自身特殊的温度带领人们设法摆脱这个怪圈，结果它本身也陷于这个怪圈之中。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自己受苦受难不算什么，他们在接受这个职业的同时就接受了苦难；最使他们感到难过的也许是他们为之献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远不如人意。“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老一代教育家颓然老去，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从一个十分荒芜的起点重新开始。也许在技艺传授上好一点，而在人性人格教育上则几乎总是这样。因为人性人格的造就总是生命化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又总是有限的，当一代学生终于衰老死亡，他们的教师对他们的塑造也就随风飘散了。这就是为什么几个学生之死会给朱熹带来那么大的悲哀。当然，被教师塑造成功的学生会在社会上传播美好的能量，但这并不是教师所能明确期待和有效掌握的。更何况，总会有很多学生只学“术”而不学“道”，在人格意义上所散布的消极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东西抵消掉。还会有少数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与社会文明对抗，使善良的教师不得不天天为之而自责自嘲。我自己，自从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闯入岳麓书院后也终于做了教师，一做二十余年，其间还在自己毕业的母校，一所高等艺术学院担任了几年院长，说起来也算是尝过教育事业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人，而对这个目的达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过高。
突然想起了一条新闻，外国有个匪徒闯进了一家幼儿园，以要引爆炸药为威胁向政府勒索钱财，全世界都在为幼儿园里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而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保育员却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预告的游戏，她甚至把那个匪徒也描绘成游戏中的人物，结果，直到事件结束，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保育员无力与匪徒抗争，她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场灾难，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庭院里铺展一场温馨的游戏。孩子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场游戏的意义，也许长大以后会约略领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我想，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教室，这些学生。
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不仅仅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不，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终局，我们都不要问
－－选自《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小人(1)
一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
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论，他们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学者。很难说他们是好人坏人，但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燥，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的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暗淡、紊乱、荒唐。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并没有留下清楚的行为印记，他们决不想对什么负责，而且确实也无法让他们负责。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蚀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你想不与理会，调过头去，但这股腐蚀气却又悠悠然地不绝如缕。
我相信，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般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怅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曾经给过自己很多腻耳的佳言和突变的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那些人物。处于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汇“小人……”
——不错，小人。这便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角。
小人是什么？如果说得清定义，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可恶了。小人是一种很难定位和把握的存在，约略能说的只是，这个“小”，既不是指年龄，也不是指地位。小人与小人物是两码事。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欧洲的一则往事。数百年来一直亲如一家的一个和睦村庄，突然产生了邻里关系的无穷麻烦，本来一见面都要真诚地道一声“早安”的村民们，现在都怒目相向。没过多久，几乎家家户户都成了仇敌，挑衅、殴斗、报复、诅咒天天充斥其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准备逃离这个可怖的深渊。可能是教堂的神父产生了疑惑吧，花了很多精力调查缘由，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不久前刚搬到村子里来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全部恶果都来自于她不负责任的窃窃私语。村民知道上了当，不再理这个女人，她后来很快也搬走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村民间的和睦关系再也无法修复。解除了一些误会，澄清了一些谣言，表层关系不再紧张，然而从此以后，人们的笑脸不再自然，既便在礼貌的言词背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疑虑眼睛在晃动。大家很少往来，一到夜间，早早地关起门来，谁也不理谁。
我读到这个材料时，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作者写道，直到今天，这个村庄的人际关系还是又僵又涩，不冷不热。
对那个窃窃私语的女人，村民们已经忘记了她讲的具体话语，甚至忘记了她的容貌和名字。说她是坏人吧，看重了她，但她实实在在地播下了永远也清除不净的罪恶的种子。说她是故意的吧，那也强化了她，她对这个村庄也未必有什么争夺某种权力的企图。
说她仅仅是言词失当吧，那又过于宽恕了她，她做这些坏事带有一种本能的冲动。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们所能给舆的还是那个词汇：小人。
小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这件欧洲往事因为有前前后后的鲜明对比，有那位神父的艰苦调查，居然还能寻找到一种答案。然而谁都明白，这在“小人事件”中属于罕例。绝大多数“小人事件”是找不到这样一位神父、这么一种答案的。我们只要稍稍闭目，想想古往今来、远近左右，有多少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村落”被小人糟踏了而找不到事情的首尾？
由此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它先秦哲学家来了，他们那么早就浓浓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诚然，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互相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弹性，但后世大量新创立的社会范畴都未能完全地取代这种古典划分。
孔夫子提供这个划分当然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而当我们长久地放弃这个划分之后，小人就会象失去监视的盗贼、冲决堤岸的洪水，汹涌泛滥。结果，不愿再多说小人的历史，小人的阴影反而越来越浓。他们组成了道口路边上密密层层的许多暗角，使得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的民族跋涉步履，在那里趔趄、错乱，甚至回头转向，或拖地不起。即便是智慧的光亮、勇士的血性，也对这些霉苔斑斑的角落无可奈何。
二
然而，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放过小人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历史症结，于是在他冷静的叙述中不能不时时迸发出一种激愤。众所周知，司马迁对历史情节的取舍大刀阔斧，但他对于小人的所作所为却常常工笔细描，以便让历史记住这些看起来最无关重要的部位。例如，司马迁写到过发生在公元前五二七年的一件事。那年，楚国的楚平王要为自己的儿子娶一门媳妇，选中的姑娘在秦国，于是就派出一名叫费无忌的大夫前去迎娶。费无忌看到姑娘长得极其漂亮，眼睛一转，就开始在半道上动脑筋了。
——我想在这里稍稍打断，与读者一起猜测一下他动的是什么脑筋，这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小人的行为特征。看到姑娘漂亮，估计会在太子那里得宠，于是一路上百般奉承，以求留下个好印象，这种脑筋，虽不高尚却也不邪恶，属于寻常世俗心态，不足为奇，算不上我们所说的小人；看到姑娘漂亮，想入非非，企图有所沾染，暗结某种私情，这种脑筋，竟敢把一国的太子当情敌，简直胆大妄为，但如果付诸实施，倒也算是人生的大手笔，为了情欲无视生命，即便荒唐也不是小人所为。费无忌动的脑筋完全不同，他认为如此漂亮的姑娘应该献给正当盛年的楚平王。尽管太子娶亲的事已经国人皆知，尽管迎娶的车队已经逼近国都，尽管楚宫里的仪式已经准备妥当，费无忌还是准骑了一匹快马抢先直奔王宫，对楚平王描述了秦姑娘的美丽，说反正太子此刻与这位姑娘尚未见面，大王何不先娶了她，以后再为太子找一门好的呢。楚平王好色，被费无忌说动了心，但又觉得事关国家社稷的形象和承传，必须小心从事，就重重拜托费无忌一手操办。三下两下，这位原想来做太子夫人的姑娘，转眼成了公公楚平王的妃子。
事情说到这儿，我们已经可以分析出小人的几条重要的行为特征了：
其一，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也能发现美好，有时甚至发现得比别人还敏锐，但不可能对美好投以由衷的虔诚。他们总是眯缝着眼睛打量美好事物，眼光时而发红时而发绿，时而死盯时而躲闪，只要一有可能就忍不住要去扰乱、转嫁（费无忌的行为真是“转嫁”这个词汇的最佳注脚），竭力作为某种隐潜交易的筹码加以利用。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最消受不住的却是小人的作为。蒙昧者可能致使明珠暗投，强蛮者可能致使玉石俱焚，而小人则鬼鬼祟祟地把一切美事变为丑闻。因此，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没于荒草黑夜间，可以展露于江湖莽汉前，却断断不能让小人染指和过眼。
其二，小人见不得权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小人的注意力总会拐弯抹角地绕向权力的天平，在旁人看来根本绕不通的地方，他们也能飞檐走壁绕进去。他们表面上是历尽艰险为当权者着想，实际上只想着当权者手上的权力，但作为小人他们对权力本身又不迷醉，只迷醉权力背后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因此，乍一看他们是在投靠谁、背叛谁、效忠谁、出卖谁，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人的概念，只有实际私利。如果有人的概念，那么楚平王是太子的父亲，有父亲应有的尊严和禁忌，但费无忌只把他看成某种力量和利益的化身，那也就不在乎人伦关系和人际后果了。对别人没有人的概念，对自己也一样，因此千万不能以人品和人格来要求他们，小人之小，就小在人品人格上，小在一个人字上，这可能就是小人这一命题的原始含义所在。
其三，小人不怕麻烦。上述这件事，按正常逻辑来考虑，即使想做也会被可怕的麻烦所吓退，但小人是不怕麻烦的，怕麻烦做不了小人，小人就在麻烦中找事。小人知道越麻烦越容易把事情搞混，只要自己不怕麻烦，总有怕麻烦的人。当太子终于感受到与秦国姑娘结婚的麻烦，当大臣们也明确觉悟到阻谏的麻烦，这件事也就办妥了。
其四，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急于事功又不讲规范，有明明暗暗的障眼法掩盖着，办起事来几乎遇不到阻力，能象游蛇般灵活地把事情迅速搞定。他们善于领会当权者能以启齿的隐忧和私欲，把一切化解在顷刻之间，所以在当权者眼里，他们的效率更是双倍的。有当权者支撑，他们的效率就更高了。费无忌能在为太子迎娶的半道上发起一个改变皇家婚姻方向的骇人行动而居然快速成功，便是例证。
暂且先讲这四项行为特征吧，司马迁对此事的叙述还没有完，让我们顺着他的目光继续看下去——
费无忌办成了这件事，既兴奋又慌张。楚平王越来越宠信他了，这使他满足，但静心一想，这件事上受伤害最深的是太子，而太子是迟早会掌大权的，那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开始在楚平王耳边递送小话：“那件事之后，太子对我恨之入骨，那倒罢了，我这么个人也算不得什么，问题是他对大王您也怨恨起来，万望大王戒备。太子已握兵权，外有诸侯支持，内有他的老师伍奢帮着谋画，说不定哪一天要兵变呢！”
楚平王本来就觉得自己对儿子做了亏心事，儿子一定会有所动作，现在听费无忌一说，心想果不出所料，立即下令杀死太子的老师伍奢、伍奢的长子伍尚，进而又要捕杀太子，太子和伍奢的次子伍员（伍子胥——引者注）只得逃离楚国。
从此之后，连年的兵火就把楚国包围了。逃离出去的太子是一个拥有兵力的人，自然不会甘心，伍员则发誓要为父兄报仇，曾一再率吴兵伐楚，许多连最粗心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关注的著名军事征战此起彼伏。
然而楚国人民记得，这场弥天大火的最初点燃者，是小人费无忌，大家咬牙切齿地用极刑把这个小人处死了，但整片国土早已满目苍痍。
——在这儿我又要插话。顺着事件的发展，我们又可把小人的行为特征延续几项了：
其五，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你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等着吧，第二、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在等着你，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楚国这件事，受伤害的无疑是太子，费无忌深知这一点。因此就无以安身，必欲置之死地才放心。小人不会怜悯，不会忏悔，只会害怕，但越害怕越凶狠，一条道走到底。
其六，小人需要博取同情。明火执仗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是恶人而不是小人，小人没有这股胆气，许要掩饰和躲藏。他们反复向别人解释，自己是天底下受损实最大的人，自己是弱者，弱得不能再弱了，似乎生就是被别人欺侮的料。在他们企图囫囵吞食别人产权、名誉乃至身家性命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让低沉的喉音、含泪的双眼、颤抖的脸颊、欲说还休的语调一起上阵，逻辑说不园通时便哽哽咽咽地糊弄过去，你还能不同情？而费无忌式的小人则更进一步，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心为他人、为上司着想而遭至祸殃的人，那自然就更值得同情了。职位所致，无可奈何，一头是大王，一头是太子，我小人一个侍臣有什么办法？苦心斡旋却两头受气，真是何苦来着？——这样的话语，从古到今我们听到的还少吗？
其七，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要借权力者之手或起哄者之口来卫护自己，必须绘声绘色地谎报“敌情”。费无忌谎报太子和太子的老师企图谋反攻城的情报，便是引起以后巨大历史灾祸的直接诱因。说谎和造谣是小人的生存本能，但小人多数是有智力的，他们编造的谎言和谣言要取信于权势和舆情，必须大体上合乎浅层逻辑，让不习惯实证考察的人一听就产生情绪反应。因此，小人的天赋，就在于能熟练地使谎言和谣言编制得合乎情理。他们是一群有本事诱使伟人和庸人全都深陷进谎言和谣言迷宫而不知回返的能工巧匠。
其八，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小人精明而缺少远见，因此他们在制造一个个具体的恶果时并没有想到这些恶果最终组接起来将会酿发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当他们不断挑唆权势和舆情的初期，似乎一切顺着他们的意志在发展，而当权势和舆情终于勃然而起挥洒暴力的时候，连他们也不能不瞠目结舌、骑虎难下了。小人没有大将风度，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但不幸的是，人们不会忘记他们这些全部灾难的最初责任者。平心而论，当楚国一下子陷于邻国攻伐而不得不长年以铁血为生的时候，费无忌也已经束手无策，做不得什么好事也做不得什么坏事了。但最终受极刑的仍然是他，司马迁以巨大的厌恶使之遗臭万年的也是他。小人的悲剧，正在于此-
小人(2)
三
解析一个费无忌，我们便约略触摸到了小人的一些行为特征，但这对了解整个小人世界，还是远远不够的。小人，还没有被充分研究。
我理解我的同道，谁也不愿往小人的世界深潜，因为这委实是一件气闷乃至恶心的事。既然生活中避小人惟恐不远，为何还要让自己的笔去长时间地沾染他们了？
但是回避显然不是办法。既然历史上那么多高贵的灵魂一直被这团阴影罩住而欲哭无泪，既然我们民族无数百姓被这堆污浊毒害而造成整体素质的严重下降，既然中国在人文领域曾经有过的大量精雅构建都已被这个泥淖搞脏或沉埋，既然我们好不容易重新唤起的慷慨情怀一次次被这股阴风吹散，既然我们不仅从史册上、而且还能在大街上和身边经常看到这类人的面影，既然过去和今天的许多是非曲直还一直被这个角落的嘈杂所扰乱，既然我们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一想起社会机体的这个部位就情绪沮丧，既然文明的力量在与这种势力的较量中常常成不了胜利者。既然直到下世纪我们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还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暗礁，既然人们都遇到了这个梦魇却缺乏人来呼喊，既然呼喊几下说不定能把梦魇暂时驱除一下，既然暂时的驱除有助于增强人们与这团阴影抗衡的信心，那么，为什么要回避呢？
我认为，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品质的畸形。这是一种带有巨大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值得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共同注意。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充分呈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制和社会下层的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结合双方虽然地位悬殊，却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终于化合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态方式。
封建人治专制隐密多变，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们既能诡巧地遮掩隐密又能适当地把隐密装饰一下昭示天下，既能灵活地适应变动又能庄严地在变动中翻脸不认人，既能从心底里蔑视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统治者的心绪和物欲洗刷成光洁的规范。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断能力，周密的联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却万万不能有稳定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品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对一种体制性需要的填补和满足。
《史记》中的〈酷吏列传〉记述到汉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对人和气，实际上坏得无可言说。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欢谁，就千方百计设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恶极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讨厌，他也能判个无罪。他的一个门客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他反诘道：“法律谁定的？无非是前代皇帝的话罢了，那么，后代皇帝的话也是法律，哪里还有什么别的法律？”由此可见，杜周固然是糟践社会秩序的宫廷小人，但他的逻辑放在专制体制下看并不荒唐。
杜周不听前代皇帝只听后代皇帝，那么后代皇帝一旦更换，他又听谁呢？当然又得去寻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行政构架，各级行政官员适应多名不断更替的当权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习惯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恶斗的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换就意味着对以前的彻底毁弃，意味着自身官场生命的脱胎换骨，而其间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这一切做得干脆利落、毫无痛苦。闭眼一想，我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五代乱世的那个冯道，不知为什么我会把他记得那么牢。
冯道原在唐闵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从珂攻打唐闵帝，冯道立即出面恳请李从珂称帝，别人说唐闵帝明明还在，你这个做宰相的怎么好请叛敌称帝？冯道说：我只看胜败，“事当务实”。果然不出冯道所料，李从珂终于称帝，成了唐末帝，便请冯出任司空，专管祭祀时扫地的事，别人怕他恼怒，没想到他兴高采烈地说：只要有官名，扫地也行。
后来石敬瑭在辽国的操纵下做了“儿皇帝”，要派人到辽国去拜谢“父皇帝”，派什么人呢？石敬瑭想到了冯道，冯道作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办妥了。
辽国灭晋之后，冯道又诚惶诚恐地去拜谒辽主耶律德光，辽主略知他的历史，调侃地问：“你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老东西呢？”冯道答到：“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东西。”辽主喜欢他如此自辱，给了他一个太傅的官职。
身处乱世，冯道竟然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自然远不止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卖了。被他一次次叛卖的旧主子，可以对他恨之入骨却已没有力量惩处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说的信奉“事当务实”的人，只取他的实用价值而不去预想他今后对自己的叛卖。因此，冯道还有长期活下去不断转向、叛卖的可能。
我举冯道的例子只想说明，要充分地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一个人的人格支出会非常彻底，彻底到几乎不象一个人。与冯道、杜周、费无忌等人相比，许多忠臣义士就显得非常痛苦了。忠臣义士平日也会长时间地卑躬屈膝，但到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会突然慷慨陈词、拼命死谏，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适应反应”，证明他们还保留着自身感知系统和最终的人格结构。后世的王朝也会表扬这些忠臣义士，但这只是对封建政治生活的一个追认性的微小补充，至于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还是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他们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了，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侧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这便是极不自由的封建专制所哺育出来的“自由人”。
这种“自由人”在中国下层社会的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我所说的这些群落不是指穷人，劳苦大众是被物质约束和自然约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一群，不能不循规蹈矩，并无自由可言，贫穷不等于高尚却也不直接通向邪恶；我甚至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恶却也有自己的道义规范，否则无以合伙成事，无以长久立足，何况他们时时以生命做为行为的代价，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我当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价虽然不是生命却也是够具体够痛切的，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方面，她们都要比官场小人贞洁。
与冯道、杜周、费无忌这些官场小人呼应得起来并能产生深刻对位的，是社会下层的那样一些低劣群落：恶奴、乞丐、流氓、文痞。
除了他们，官场小人再也找不到其它更贴心的社会心理基础了。而恶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窥知堂堂朝廷要员也与自己一般行事处世，也便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资格自称“朝中有人”的皇亲国戚。
这种遥相对应，产生了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就象电磁的两极之间所形成的磁场，一种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应强劲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会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呢？人们后来处处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职业性的恶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间地带非职业意义上的存在，人数多，范围广，渗透力强，几乎无所不在。上层的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下层的社会渣滓可以清除，而这种中间地带的存在将会是一种幅员辽阔的恶性遗传，难以阻遏。
据我观察，中间地带的大量小人就性质而言，也可分为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这几类，试分述之。
恶奴型小人。
本来，为人奴仆也是一种社会构成，并没有可羞耻或可炫耀之处，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声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却对主子本人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在对主子低眉顺眼之时也不断窥测着掀翻和吞没主子的各种可能，这便是恶奴了，而恶奴则是很典型的一种小人。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有一篇〈明季奴变考〉，详细叙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带仕宦缙绅之家的家奴闹事的情景，其中还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张溥、钱谦益、顾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这些家奴或是仗势欺人，或是到官府诬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财物，使政治大局本来已经够混乱的时代更其混乱。为此，孟森曾写过一篇《读明季奴变考》的文章，说明这种奴变其实说不上阶级斗争，因为当时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却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这便是流行一时的找豪门投靠之风，本来生活已经挺好，但想依仗豪门逃避赋税、横行乡里，便成群结队地来签订契约卖身为奴。“卖身投靠”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孟森说，前一拨奴仆刚刚狠狠地闹过事，后一拨人又乐呵呵地前来投靠为奴，这算什么阶级斗争呢？
人们寻常接触的是大量并未签订过卖身契约的恶奴型小人。他们的特点，是永久地在寻找投靠和巴结的对象。投靠之初什么好话都说得出口，一旦投靠成功便充分、彻底地利用投靠对象的社会势力和公众效能以求一逞，与此同时又搜寻投靠对象的弱项和隐忧，作为箝制、要胁、反叛、出卖的资本，只不过反叛和出卖之后仍然是个奴才。这样的人，再凶狠毒辣、再长袖善舞，也无法抽离他们背后的靠山，在人格上，他们完全不能在世间自立，他们不管做成多大的事也只能算是小人。
乞丐型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求生是直得同情的，但为行乞成为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没有丝毫积极意义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点，在于以自浊、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有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得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这种做法当然会受到人们的责难，面对责难他们的办法是靠耍无赖以自救。他们会指天发誓，硬说刚刚乞讨来的东西天生就是他们的，反诬施舍者把它弄坏了，施舍者想既然如此那就不施舍了吧，他们又会大声叫喊发生了抢劫事件。叫喊召来了围观，无聊的围观者喜欢听违背常理的戏剧性事件，于是，一个无须抢劫的抢劫者抢劫了一个无可被劫的被劫者，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啊。乞丐型小人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与懊丧的施舍者一起被长久围观着，深感满足。与街市间的恶少不同的是，乞丐型小人始终不会丢弃可怜相，或炫示残肢，或展现破衣，或强调衰老，一切似乎都到了生活的尽头，骗赚着善良人们在人道上的最后防线。
乞丐一旦成群结帮，谁也不好对付。《清稗类钞·乞丐类》载：“江苏之淮、徐、海等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最古怪的是，这帮浩浩荡荡的苏北乞丐还携带着盖有官印的护照，到了一个地方行乞简直成了一种堂堂公务。行乞完，他们又必然会到官府赖求，再盖一个官印，成为向下一站行乞的“签证”，官府虽然也皱眉，但经不住死缠，既是可怜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盖了章。由这个例证联想开去，生活中只要有人肯下决心用乞丐手法来获得什么，迟早总会达到目的。貌似可怜却欲眼炯炯，低三下四却贪得无厌，一旦获得便立即耍赖，这便是乞丐型小人的基本生态。
流氓型小人。
凡小人无不带有流氓气，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当乞丐型小人终于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当这些小人完全失去社会定位，失去哪怕是假装的价值原则的时候，他们便成为对社会秩序最放肆、又最无逻辑的骚挠者，这便是流氓型小人。
流氓型小人的活力来自于无耻。西方有人说，人类是唯一有羞耻感的动物，这句话对流氓型小人不适合。《明史》中记述过一个叫曹钦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经做了吴江知县，还要托人认宦官魏忠贤做父亲，献媚的丑态最后连魏忠贤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说成败类，撤了他的官职，他竟当场表示：“君臣之义已决，父子之恩难忘。”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钦程被算作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它罪犯的伙食，吃得饱饱的。这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一个恶奴型的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小人。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咀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咀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也真可以说是进入一定的境界了。
尚未进牢狱的流氓型小人比其它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象玩杂耍一样在手上交替玩弄着诬陷、造谣、离间、偷听、恫吓、欺榨、出尔反尔、被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他们的一大优势在于，不仅精通流氓技法，而且也熟悉人世间的正常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诱使不知底里的善良人误认为有讲理的余地，来与他们据理力争。以为他们不明真象，其实他们早就明白；以为他们一时误会，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误会过。你给他们讲道理，而他们想鄙弃的就是一切道理。当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刚想回过头去，他们又热呼呼的递过来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觉得最终要鄙弃大道理的竟然是你。曲彦斌的《中国乞丐史》曾引述雷君曜《绘图骗术奇谈》里收集的许多事例，结论是：“对这类人不理无事，一沾边就无论如何难免要上套圈的。”此话大概能感应许多读者。反观我们身边，有的人，相处多少年都平安无事，而有的人，亲亲热热自称门生贴上来，没过多久便滋生出没完没了的恼心事，那很可能就是流氓型小人了。
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数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做作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因此大抵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曾经记述到明末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做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断骚挠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气息的年轻人，大体不在我们论述的范畴-
小人(3)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了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国历史上举出一大串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难的。宋真宗钓了半天鱼钓不上来正在皱眉，一个叫丁谓的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诗来：“鱼畏龙颜上钓迟”。诗句很聪明，宋真宗立即高兴了。在宫廷里做文化侍从，至少要有这样的本事。至于这样的文化侍从是不是文痞，还要看他做多少坏事。
文痞其实也就是文化流氓。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们还要注意修饰文化形象，时不时愿意写几笔书法，打几本传奇，冒充一下学术辈分，拂拭一块文化招牌，伪称自己是哪位名人的师长，宣扬自己曾和某位大师有过结交。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的慷慨激昂，好象他们是民族气节和文化品格的最后代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今日义士。他们有时还会包搅词讼，把事情搞颠倒了还能蒙得一个主持正义的美名。作为文人，他们特别知道与论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费在谣言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洁奉公的人，并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是这帮人；在现代，给弱女子阮玲玉泼上很多赃水而使她无以言辩，只得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自尽的也是这帮人。这帮人无德、无行、无耻，但偏偏隔三差五地要打扮成道德捍卫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别人说的特点倒栽在别人身上。他们手上有一支笔，但几乎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记得一位阅世极深的当代艺术大师临终前曾经颇有感触地说：“一个文化人，如果一辈子没有做成任何一件实实在在的文化事业而居然还在文化界骗得一点小名，那他到老也只能靠投机过日子，继续忙忙颠颠地做文痞。”文痞型小人脚跨流氓意识和文化手段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特别具有伪装，也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把其它类型小人的局部性恶浊，经过装潢变成了一种广范的社会污染。试想，一群街边流氓看到服饰齐整一点的行人就丢石子、泼脏水、瞎起哄，这种很容易看出来的恶行如果由几个舞文弄墨的人在哪本杂志上换成文绉绉的腔调来干，有多少人能看出来呢？说不定都被看成是文艺批评和艺术讨论了。
四
上文曾经说过，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现象久而久之也就给全社会带来一种心理后果：对小人只能防、只能躲、不能纠缠。于是小人如入无人之境，滋生他们的那块土壤总是那样肥沃丰美。
值得研究的是，有不少小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组合能力和敢死精神，为什么正常的社会群体对他们也失去了防御能力呢？如果我们不把责任全部推给封建王朝，在我们身边是否也能找到一点原因呢？
好象能找到一些。
第一，观念上的缺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小人。我们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敢于无视亲友邻里的规劝死死追求对象的情种，我们痛恨不顾一切的激进派或巍然不动的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冶、穷酸、迂腐、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验收的许诺。很长时间我们都太政治化，以某种政治观点决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政治观点上几乎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我们厌恶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们厌恶野蛮，小人在多数情况下不干血淋淋的蠢事。结果，我们极其严密的社会观念监察网络疏而不漏地垂顾着各色人等，却独独把小人给放过了。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来说正中下怀。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到后来，人们也会渐渐识破他们的真相，但既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反脸。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特别能在情感的迷魂阵中识别小人的是两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们的千古贤名，有一半就在于他们对小人的防范上。管仲辅佐齐恒公时，齐恒公很感动地对他说：“我身边有三个对我最忠心的人，一个人为了伺候我愿做太监，把自己阉割了；一个人来做我的臣子后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看过父母；另一个人更历害，为了给我滋补身体居然把自己儿子杀了做成羹给我吃！”管仲听罢便说：“这些人不可亲近。他们的作为全部违反人的正常感情，怎么还谈得上对你的忠诚？”齐恒公听了管仲的话，把这三个小人赶出了朝廷。管仲死后，这三个小人果然闹得天翻地复。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过很多小人，难于尽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谏议大夫程师孟，他有一天竟然对王安石说，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而自己的内心却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死，您就会给我写墓志铭，好流传后世了。”王安石一听就掂出了这个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会。有一个叫李师中的小人水平更高一点，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而引起朝廷上下非议纷纷的时候，他写了长长的十篇《巷议》，说街头巷尾都在说新法好，宰相好。本来这对王安石是雪中送炭般的支持，但王安石一眼就看出了《巷议》的伪诈成分，开始提防他。只有象管仲、王安石这样，小人们所布下的情感迷魂阵才能破除，但对很多人物来说，几句好话一听心肠就软，小人要俘虏他们易如反掌。
第三，心态上的恐惧。小人和善良人们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长的情谊上的“蜜月期”，当人们开始有所识破的时候，小人的耍泼期也就来到了。平心而论，对于小人的耍泼，多数人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实际上胆子多小，耍起泼来有一种玩命的外相。好人虽然不见得都怕死，但要死也死在战争、抢险或与匪徒的格斗中，与小人玩命，他先泼你一身脏水，把事非颠倒得让你成为他的同类，就像拉进一个泥潭翻滚得谁的面目也看不清，这样的死法多窝囊！因此，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达极限的一刻，他们也许看到过古西腊的著名雕塑《拉奥孔》，那对强劲的父子被滑腻腻的长蛇终于缠到连呼号都发不出声音的地步。想想那尊雕塑吧，你能不怕？
有没有法律管小人？很难。小人基本上不犯法。这便是小人更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无赖小人牛二缠上了英雄杨志，杨志一躲再躲也躲不开，只能把他杀了，但犯法的是杨志，不是牛二。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付出代价后人们才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又倒过来在社会上普及着新的恐惧：与小人较劲犯不着。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着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无知者所羡慕，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误。中国历史上很多不错的人物在对待小人的问题上每每产生策略上的失误。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他们虽然崇扬道却因政治思想构架的大一统而无法真正行道，最终都陷入术的圈域，名为韬略，实为政治实用主义。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政敌，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做初看颇有实效，其实后果严重。政敌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对付政敌，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用小人来扑灭政治观点不同的君子，在整体文明构建上是一大损失。利用小人来对付小人，使被利用的那拨小人处于合法和被弘扬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将邀功论赏、发扬光大。中国历史上许多英明君主、贤达臣将往往在此处失误，他们获得了具体的胜利，但胜利果实上充满了小人灌注的毒汁。他们只问果实属于谁而不计果实的性质，因此，无数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也未必能构成一种正当的文明积累。
小人是不可多加利用的。雷君曜的《绘图骗术奇谈》中记述了不止一人先被小人利用，后来发觉后认为有利可图，将错就错地倒过来利用小人的事例，结果总是小人逃之夭夭，企图利用小人的人成了最狼狈的民间笑柄。我觉得这些故事带有寓言性质，任何历史力量若要利用小人成事，最终自己必将以一种小人化的丑陋形态被历史和人类所奚落。
第五，灵魂上的对应。有不少人，就整体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势和境遇下，灵魂深处也悄然渗透出一点小人情绪，这就与小人们的作为对应起来了，成为小人闹事的帮手和起哄者。谣言和谎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市场？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断，大多数谣言是很容易识破的，但居然会被智力并不太低的人大规模传播，原因只能说是传播者对谣言有一种潜在需要。只要想一想历来被谣言攻击的人大多数是那些有理由被别人暗暗嫉妒、却没有理由被公开诋毁的人物，我们就可明白其中奥秘了。谣言为传播、信谣者而设，按接受美学的观点，谣言的生命扎根于传谣、信谣者的心底。如果没有这个根，一切谣言便如小儿梦呓、腐叟胡诌，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呢？一切正常人都会有失落的时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长嫉妒情绪，一听到某个得意者有什么问题，心里立即获得了某种窃窃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码的常识和逻辑，也不作任何调查和印证，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围啄。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遗憾自己在名望和道义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个机会能在攻击别人过程中获得这种补偿，也会在犹豫再三之后探头探脑地出来，成为小人的同伙。如果仅止于内心的些微需要试图满足，这样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觉会使他们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对位而已，而一旦与小人合伙成事后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们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难以救药了。从这层意义上说，小人最隐秘的土壤，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便是吃够了小人苦头的人，一不留神也会在自己的某个精神角落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
显然没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认为，文明的群落至少应该取得一种共识：这是我们民族命运的暗疾和隐患，也是我们人生取向的分道所在，因此需要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不再害怕众口铄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蝇成阵，不再害怕阴沟暗道，不再害怕那种时时企盼着新的整人运动的饥渴眼光，不再害怕几个很想成名的人长久地缠着你打所谓名人官司，不怕偷听，不怕恐吓，不怕狞笑，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立身处事，在人格、人品上昭示着高贵和低贱的界限。经验证明，面对小人，越是退让，麻烦越多。那么，只好套用一句熟语了：我们死都不怕，还怕小人么？
此外，有一件具体的事可做，我主张大家一起来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从历史到现实的小人问题。把这个问题狠狠地谈下去，总有好处。
想起了写《吝啬鬼》的莫里哀。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根治人类身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吝啬这个老毛病，但他在剧场里把吝啬解剖得那么透彻、那么辛辣、那么具体，使人们以后再遇到吝啬或自己心底产生吝啬的时候，猛然觉得在哪里见过，于是，剧场的笑声也会在他们耳边重新响起，那么多人的笑声使他们明白人类良知水平上的事非。他们在笑声中莞尔了，正常的人性也就悄没声儿地上升了一小格。
忘了是狄德罗还是柏格森说的，莫里哀的《吝啬鬼》问世以来没有治好过任何一个吝啬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只要经历过演出剧场那畅快的笑，吝啬鬼走出剧场后至少在两三个星期内会收敛一点，不是吝啬鬼而心底有吝啬影子的人会把那个影子缩小一点，更重要的是，让一切观众重见吝啬行为时觉得似曾相识，然后能快速给以判断，这就够了。
吝啬的毛病比我所说的小人的痼疾轻微得多。鉴于小人对我们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严重荼毒，微薄如我们，能不能像莫里哀一样把小人的行为举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于世，然后让人们略有所悟呢？既然小人已经纠缠了我们那么久，我们何不壮壮胆，也对着他们鼓噪几下呢？
二十世纪临近末尾，新的世纪就要来临。我写《山居笔记》大多是触摸自以为本世纪未曾了断的一些疑难文化课题，这是最后一篇，临了的话题是令人沮丧的：为了世纪性的告别和展望，请在关注一系列重大社会命题的同时，顺便把目光注意一下小人。
是的，小人。
原载《收获》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抱愧山西(1)
一
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景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厚的大寨人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式不经意地碰撞到了当时不少人心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和罪恶划上等号。结果，既要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因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比还能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灭了贫困；消灭了贫困又没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
当然，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毕竟无法掩盖事实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了一切，眼圈发红，半是感动半是同情。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陪衬出来的是一个同样的命题：感人的艰苦，惊人的贫困。直到今天，人们可以淡忘大寨，却很难磨去这一有关山西的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１８２２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１０６页）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便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一定会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也没有进一步去琢磨让宋霭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我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的远不止我一人。误解容易消除，原因却深可玩味。我一直认为，这里包含着我和我的同辈人在社会经济观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颇，亟须从根子上进行弥补和矫正。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记得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演讲时总有学生问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课题是什么，我总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与接待我的主人、山西电视台台长陆嘉生先生和该台的文艺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游览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头埋藏的那个大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着大量账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章文涛先生在车上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一些史料。连“向导”也是第一次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我知道，首先该找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所在。听我说罢，大家就对西大街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被一种从未领略过的气势所压倒。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许多与之年岁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倾坍，而这些商用建筑却依然虎虎有生气，这使我联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日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的风谷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西大街上每一个像样的门庭我们都走进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气吞海内的日升昌，仔细一打听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遥县文物局立的一块说明牌，才认定日升昌的真正旧址。一个机关占用着，但房屋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连当年的匾额对联还静静地悬挂着，我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种专业化、网络化的货币汇兑机制，南北大地终于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实现了更为轻快的商业流通，商业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贷款，又由这个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被我们怀疑成日升昌的门庭当时都在做着近似于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麻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商家的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程度，我们已约略可以想见。平心而论，今天的平遥县城也不算萧条，但是不少是在庄严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牌，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相比，显得有点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条街”、“宋代一条街”之类，那大多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想象在依稀遗迹间的重起炉灶，看多了总不大是味道；平遥西大街的恢复就不必如此，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想洗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纪的自豪。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呢？离开平遥后我们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霭龄女士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与我们同行的歌唱家单秀荣女士说：“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其实单秀荣女士长期居住在北京，见过很多世面，并不孤陋寡闻。就我而言，全国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见得多了，但一进这个宅院，记忆中的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进门一条气势宏伟的甬道把整个住宅划分成好些个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中叹为观止的一流构建。张艺谋在这里拍摄了杰出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实上，乔家大院真正的主人并不是过着影片中那种封闭生活，你只要在这个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的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
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久的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觉到，乔家大院周围的乔氏后裔，与他们的前辈已经是山高水远。大院打扫得很干净，每一个院落的冷僻处都标注着“卫生包干”的名单，一一看去，大多姓乔，后辈们是前辈宅院的忠实清扫者；至于宅院的大墙之外，无数称之为“乔家”的小店铺、小摊贩鳞次栉比，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
乔家，只是当年从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罢了。其他商家的后人又怎么样了呢？他们能约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风采吗？
其实，这是一个超越家族范畴的共同历史课题。这些年来，连我这个江南人也经常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生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
抱愧山西(2)
三
在一页页陈年的账单报表间，我很难把他们切实抓住。能够有把握作出判断的只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他们无一不是经历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也没有太多的物产。查一查地图就知道，它们其实离我们的大寨并不远。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
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
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读了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记述，我不禁对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来。家乡那么贫困那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观过去的一切贫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只有让所有的农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这几个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治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意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走西口”。口外，为数不小的驻防军队需要粮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种；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着一支民间贸易队伍；塞北的毛皮、呢绒原料是内地贵胄之家的必需品，为商贩们留出了很多机会；商事往返的频繁又呼唤着大量旅舍、客店、饭庄的出现……总而言之，只要敢于走出去悉心寻求、刻苦努力，口外确实能创造出一块生气勃勃的生命空间。从清代前期开始，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过的那首民歌也就响起在许多村口、路边：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我怀疑我们以前对这首民歌的理解过于浮浅了。我怀疑我们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怜悯、同情的目光去俯视这一对对年轻夫妻的哀伤离别。听听这些多情的的歌词就可明白，远行的男子在家乡并不孤苦伶仃，他们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强烈的爱恋，都有一个足可生死以之的伴侣，他们本可以过一种艰辛却很温馨的日子了此一生的，但他们还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门，而他们的恋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绵绵的恋情从小屋里释放出来，交付给朔北大漠。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还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边滴下的眼泪，为山西终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队伍中，正挤着一个来自祁县乔家堡村的贫苦青年农民，他叫乔贵发，来到口外一家当铺里当了伙计。就是这个青年农民，开创了乔家大院的最初家业。乔贵发和他后代的奋斗并不仅仅发达了一个家族，他们所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以至出现了这样一句广泛流传的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谁能想到，那一个个擦一把眼泪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农民，竟然有可能成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种宏伟的文明的缔造者！因此，当我看到山西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走西口》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来演奏这首民歌时，不禁热泪盈眶。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其间的寻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黄鉴辉先生曾经根据史料记述过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
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听说，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个大决心，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从未见面的父亲；
阳曲县的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讯。小儿子张廷［木彦］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谁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盘缠却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时遇见一个农民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余年杳无音讯，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找，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他，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
不难想象，这一类真实的故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闯全国的山西商人，心头都埋藏着无数这样的故事。于是，年轻恋人的歌声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去要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被那么多失败者的故事重压着被恋人凄楚的歌声拖牵着，山西商人却越走越远，他们要走出一个好听一点的故事，他们迈出的步伐，既悲怆又沉静。
四
义无返顾的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业人格。我接触的材料不多，只是朦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从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为此，许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在这一点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来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商业势力，完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对安徽也一直有误会，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贫困省份，容以后有机会专门说说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风又十分重视科举，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进退唯谷。这种情景在山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最后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书的［石朱］批）。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
其二，目光远大。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整个中国版图都在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优势，使山西商人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通。你看，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府、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光“大盛魁”的商队就栓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诸商业中以盐业赚钱最多，但盐业由政府实行专卖，许可证都捏在两淮盐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紧缺的时候给予慷慨的借贷，条件是稍稍让给他们一点盐业经营权。久而久之，两淮盐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见山西商人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不管这些块面处地多远，原先与自己有没有关系。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当然，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
其三，讲究信义。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成一种商业大气候。其实山西商人即便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家，也会尽力帮衬。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笔勾销，这样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间所在多有，不足为奇。便如我经常读到这样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出，借出店为了照顾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让它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萝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西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如所周之，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主攻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例如很多人习惯地认为只要经商必然见利忘义）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严于管理。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约束，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地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订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得力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我曾恭敬地读过上世纪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管理科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的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这样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商业管理大师而雄视一代。历史地来看，他们制订和执行的许多规则正是他们的事业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诀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地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字不小的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的报账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规则……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正常，一代巨贾也就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必为已有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
抱愧山西(3)
以上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否大体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业人格？不管怎么说，有了这几个方面，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的做成了大生意，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
何谓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逻辑概括总带有“提纯”后的片面性，实际上，只要再往深处窥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结构中还有脆弱的一面，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的群落；他们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的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音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于抵达人生的大安祥。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有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一群缺少扳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柜。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那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摹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行为。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几家票号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纠纷，可能会使我们对山西商人人格构成的另一面有较多的感性了解。
最大的纠纷发生在上文提到过的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岁羽］之间。毫无疑问，两位都是那个时候堪称全国一流的商业管理专家，一起创办了日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新阶导的开创者，都应该名垂史册。雷履泰气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际魅力，几乎是天造地设的商界领袖：毛鸿［岁羽］虽然比雷履泰年轻十七岁，却也是才华横溢、英气逼人。两位强人撞到了一起，开始是亲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业获得大成功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毛鸿［岁羽］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代给你。”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毛鸿［岁羽］看到这个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这事件乍一听都会为雷履泰叫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获得了全胜，毛鸿［岁羽］一败涂地，然而这里无所谓是非，只是权术。用权术击败的对手是一段辉煌历史的共创者，于是这段历史也立即破残。中国许多方面的历史总是无法写得痛快淋漓、有声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恶性冲突。商界的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脱离业务的轨道，在人生的层面上把对手逼上绝路，总与健康的商业运作规范相去遥遥。毛鸿［岁羽］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务快速地推上了台阶。雷履泰气愤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分号，揭露被毛鸿［岁羽］勾走的两名“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这位总经理已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岁羽］，而毛鸿［岁羽］的孙子则叫毛履泰！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儿孙，我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就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
也许，最终使他们感到温暖的还是早年跨出家门时听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庞大的家业也带来了家庭内情感关系的复杂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种单纯性已不复再现。据乔家后裔回忆，乔家大院内厨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在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无人，但气质又绝非佣人。有人说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与夫人产生了什么麻烦，谁也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当他们偶尔四目相对，《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会走音。写到这里我已知道，我所碰撞到的问题虽然发生在山西却又远远超越了山西。由这里发出的叹息，应该属于我们父母邦的更广阔的天地。
五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败落的原因，全然归之于他们自身。就一二家铺号的兴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关重要；然而一种牵涉到山西无数商家的世纪性繁华的整体败落，一定会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商业机制的时代性转换固然是一个原因。政府银行的组建、国际商业的渗透、沿海市场的膨胀，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几个县城为总指挥部的家族式商业体制受到严重挑战，但这还不是它们整体败落的主要理由。因为政府银行不能代替民间金融事业，国际商业无法全然取代民族资本，市场重心的挪移更不会动摇已把自己的活动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况庞大的晋商队伍历来有随机应变的本事，它的领袖人物和决策者们长期驻足北京、上海、武汉，一心只想适应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顽不化地与新时代对抗的决心。说实话，中国在变又没有大变，积数百年经商经验的山西商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活跃下去的余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很难断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文明，换言之，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使晋商败落，他们在今天也未必会显得多么悖时落伍。
那么，使山西商人整体破败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我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一切可让史料作证。
先是太平天国运动。我相信许多历史家还会继续热烈地歌颂这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但似乎也应该允许我们好好谈一谈它无法淹盖的消极面吧，至少在经济问题上？事实是，这次历时十数年的暴力行动，只要是所到的城镇，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遭到严重破坏，店铺关门，商人逃亡，金融死滞，城镇人民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史料记载，太平军到武昌后，“汉地惊慌至极，大小居民、铺户四外乱逃”，票号、银号、当铺“一律歇闭”，“荡然无存”，多种商事，“兵燹以后无继起者”。太平军到苏州后，“商贾流离”、“江路不通”、“城内店铺亦歇，相继逃散”。太平军逼近天津时，账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皆已失业”，受其影响，北京也是“各行业闭歇，居民生活处于困境”。至于全国各地一般中小城镇，兵伍所及，“一路蹂躏”，“死伤遍野”，经济上更是“商贾裹足，厘源梗塞”。十余年间，有不少地方太平军和清军进行过多次拉锯，每次又把灾难重复一遍。到最后太平天国自己内讧，石达开率十万余人马离开天京在华东、华中、西南地区独立作战，重把沿途的经济大规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谓“荡然无存”往往已不是夸张之言。面对这种情况，山西商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只得纷纷撤回。我看到一份材料。１８６１年１月，日升昌票号总部接成都分号信，报告“贼匪扰乱不堪”，总部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重庆形势，但三个月后，已经必须命令广州分号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说：“务以速归早回为是，万万不可再为延迟，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个大商号的慌乱神情溢于言表。面对着在中国大地上流荡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乱地龟缩回家乡的小县城里去了，他们的事业遭受到何等的创伤，不言而喻。
令人惊叹的是，在太平天国之后，山西商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竟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后来一再地经历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进犯、庚子赔款摊派等七灾八难，居然都能艰难撑持、绝处逢生，甚至获得可观的发展。这证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经济本能是极其强大的，就像野火之后的劲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挠。在我看来，一切社会改革的举动，都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这种本能为好，否则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在激动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形成和社会生存方式是否真正进步，却很少有人问津。
终于，又遇到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自有其历史意义，但无可讳言的是，无穷无尽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也从此开始，山西商家怎么也挺立不住了。
民军与清军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对城市经济的破坏可以想象，各路盗贼趁乱抢劫、兵匪一家扫荡街市更是没完没了，致使各大城市工商企业破产关闭的情景比太平天国时期还要严重。工商企业关门了，原先票号贷给他们的巨额款项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众却在人心惶惶中争相挤兑，票号顷刻之间垮得气息奄奄。本来山西商家的业务遍及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后几个省份一独立，业务中断，欠款不知向谁索要，许多商家的经理、伙计害怕别人讨账竟然纷纷相率逃跑，一批批票号、商号倒闭清理，与它们有联系的民众怨声如沸又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山西商人傻想，北洋政府总不会眼看着一系列实业的瘫痪而见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请愿，希望政府能贷款帮助，或由政府担保向外商借贷。政府对请愿团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从保商恤商考虑，理应帮助维持，可惜国家财政万分困难，他日必竭力斡旋。
满纸空话，一无所获，唯一落实的决定十分出人意外：政府看上了请愿团的首席代表范元澍，发给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干的伙计到政府银行任职，这一决定如果不是有意讽刺，那也足以说明，这次请愿活动是真正的惨败了。国家财政万分困难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走西口”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
于是，人们在１９１５年３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了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这样描写那些一一倒闭的商号：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不无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
似泪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
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
法院捕其来京矣。这便是一代财雄们的下场。
如果这是社会革新的代价，那么革新了的社会有没有为民间商业提供更大的活力呢？有没有创建山西商人创建过的世纪性繁华呢？
对此，我虽然代表不了什么，却要再一次向山西报愧，只为我也曾盲目地相信过某些经不住如此深问的糊涂观念。
六
我的山西之行结束了，心头却一直隐约着一群山西商人的面影，怎么也排遣不掉。细看表情，仍然像那张模糊的照片上的，似笑非笑。
离开太原前，当地作家华而实先生请我吃饭，一问之下他竟然也在关注前代山西商人。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递给我他写给今天山西企业家们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海内最富》。我一眼就看到了这样一段。
海内最富！海内最富！
山西在全国经济结构中曾经占据过这样一个显赫的地位！
很遥远了吗？晋商的鼎盛春秋长达数百年，它的衰落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底下还有很多话，慢慢再读不迟，我抬起头来，看着华而实先生的脸，他竟然也是似笑非笑。
席间听说，今天，连大寨的农民也已经开始经商。
选自：《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
这里真安静
一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窗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竦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二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居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三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木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後，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都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８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任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我进入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烈士”是谁？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四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妓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惨命运，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依我看，那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关节上无法冷静地开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与以后日本军队的占领南洋疏通开来，现代日本民族的心态和命运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彻。仅仅表现她们在屈辱中思念故乡，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着故乡。但是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的情景却完全相反：３００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我认出那些字来了，显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却又像死者在低声地自报家门。她们没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几个字来，藏着点儿内心的悲凉：“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边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这些墓碑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细刻呢，这位“信女”一定有过什么动人的事迹，使她死后能招来这么多姐妹的集资。也许，她在当时是一位才貌双全、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为什么这些墓碑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呢？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才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又要同时死呢？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国明清之间的秦淮诸艳。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包藏着许多政治风波、金融搏斗、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当地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五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
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像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的，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写得漂亮，是一种真正的书法。这又使我们几个多了一份高兴。那些军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战俘们偷偷张罗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叶亭四迷１９０９年２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进坟地是在１９０９年５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妓女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妓女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的近侧，也都会对他龙飞凤舞的墓碑端详良久。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谐的低沉颤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构不成“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就构不成一种寓言式的抽象。现在够了，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为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六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意起来。
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人在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族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到一年以后，女儿牙牙学语吐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华语，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语，而竟然是日语。原来公婆家通用的是夹着日语的英语，而日语的成分又日见提高。这位年轻的母亲真正地发怒了，大声吼道：“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一个是华人又不像华人的怪物！”
这种现象，在这里比较典型。日本是亚洲首富，经济界人士竞相趋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们的车窗外，那些最豪华的商店门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团的大客车。一大串专供旅游的人力三轮车从我们的车外慢慢前行，不用细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兴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我们刚去看过。
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年-
柳侯祠
１
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这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迹，皆耳熟能详。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辩识。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时值清晨，祠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声，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２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进行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还有那分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撬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他的被贬，还在十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炎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炎难也给了他一分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汩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汩罗遇风》）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汩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纲络中的一点，只有颤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座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待在一起。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们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谑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四十三岁，正当盛年。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汩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汩罗江了。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四十七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业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于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为此，他下快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帐。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闻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如何万里竞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他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４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好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录自“文化苦旅”-
阳关雪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２０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
可怜的正本
不知道这算是屈服还是抗争，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多年坚守溃于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才交付出版，这是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故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现象，过去不会发生，今后难于理解，别处无法想像，有记述下来的资料价值。”
有没有资料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有责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
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给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1996年）夏天去新疆喀什，当地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去年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东、河南、广东等地被查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但从来没有哪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有几个专家告诉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极为可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印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通的。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盗版本之害的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的是盗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有不少读者还寄来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盗版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我突然想起，这本书印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当初领取过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正好与我购买此书送人的款项持平。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点奖励。”我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远在“再印”的盗版本。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时书商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本，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无办法的，他们的训斥引来了很多围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还在吼叫：“盗版？你才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
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慰我：“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后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经顺便去查询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脱贫，印一点既不反动也不色情的书，总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围的朋友说得更达观：“盗版，是在特殊时期普及文化的一条途径，也是对僵硬的出版体制的一种冲击，表面上恶，实质上善，你要看得宏观一点。”
有一位朋友来信说：“书市间见尊著被大量盗版，可喜可贺！惟一的遗憾是错别字太多，弟准备写一篇杂文《盗亦有道》，劝他们今后校对得认真一点。”这篇杂文，不知道后来写出来没有。
想来想去，我只有低下头来，继续写我的文章。新写的文章以“山居笔记”的专栏方式在《收获》杂志连载。
其时，新一轮的散文热已经兴起，书肆间各种散文选本波涌浪叠，我也渐渐被各地的出版社包围了。
他们赶了那么远的路找到我，大多还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来，请我吃饭，好言好语，最后都扫兴而归。其中最对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广州、湖南、四川、陕西的一些出版社，派来的编辑都是素质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还常常记起那些亲切儒雅而最终失望的面影。我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损害读者。”他们反驳的理由更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盗版本？因为还有很多读者买不到你的书。”针对我的顾虑，他们规劝说：“你怎么知道所有的读者会买你的一切选本？凡选本都会有重复篇目，到了具体读者那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说来说去，我终于同意家乡出版社选一本老家存档式的《秋雨散文》，东北的“布老虎丛书”编一本专题文集《文明的碎片》，这两本书既选了《文化苦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选了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专栏中已发表的一些篇目，后者还选了我的一些杂文、讲演和答记者问。
谁能料到，这两本书刚出版，又遇到大量盗版。据“布老虎丛书”的总策划安波舜先生告诉我，《文明的碎片》的盗版本制作相当精良。而《秋雨散文》的盗版本则连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曾与妻子购了一大批送人，后来见到报纸上有一篇专谈识别真伪《秋雨散文》诀窍的书，才知道我本人送出去的也全是盗版本。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了，出版家为遏制盗版而采取的措施，居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盗版。盗版者为什么如此强大呢？
就在这时，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说他新近买了一本《文明的碎片》，发现其中有些文章选自《文化苦旅》，这对他来说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拿着这封信我苦恼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确实有一批读者见了我的书每本都买。即便别人对不起我，我却不能对不起读者。反正朋友们谁都知道，我在出版书籍的经济收效上永远闹着难于置信的笑话，那就不应该再把这些笑话让读者分担。
我终于作出两项决定：一，与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我承担损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笔记》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大陆出版《山居笔记》。
第一项决定几经商议获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说，尽管《文明的碎片》仍是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但出版社愿意与我一起为读者着想，立即拆版停印，这让我十分感动。但是，第二项决定遇到了麻烦。
好几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优惠的条件出版《山居笔记》，但反正我不松口，他们也只好作罢。这中间，有几个暖昧的电话使我产生了警觉。我无法知道与我对话的主角是谁，只说是某位我认识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种更灵活的出版渠道，以前也曾试着“操作”过我的书，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笔记》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笔钱，而且以前对我造成的损失也可商量补给。
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图书交易会在武汉举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我的朋友王国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样的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概一是因为《山居笔记》只是单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那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颇严，不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气地劝我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换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钟，我一再被骚扰电话吵醒，电话中照例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才半个月，那个电话又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有出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的盗版者们发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计这则报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还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言，而我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光。—这个设计要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才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读到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笔记》。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版，又用电脑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才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了这本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询为什么到如此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叠，家里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稽查在上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已经大量销出的部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份买了两册，每本是三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北京的发书人告诉他“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像样的钱就可以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不断接到的深夜电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么一本严肃的谈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价去购买？”
我说：“按照惯例，这是被批判的书才享有的价码，人家早就策划的。”
原以为人家的策略是“贬值倾销”，到头来一看，要贬值的只是人，而不是书价。
中国读者好奇，想看看“一个情绪化动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为“反动”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意掏钱了。当然我也不否认其中很多购书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应该承认那些深夜给我打电话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功，我也领略了他们无所不能的力量。难怪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缓慢而浑厚，很有磁性。
得知实情的朋友都责怪我：“那么多正规出版社都在抢，你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年不答应？”
我说：“这就是我的悲哀。原来只有一个念头，怕读者买重复的篇目，现在倒好，全让盗版集团去闹腾了，读者更吃亏。”
四、搏斗的印痕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些天，来自全国各地指证《山居笔记》错别字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为了防止读者继续上当，请求《新民晚报》的记者俞亮鑫先生发布一条消息，希望读者不要去买这个盗版本。但据公安局文保处的先生说，这样做至多使上海书摊的老板们暂时把那些盗版本藏匿几天而已。
唯一的办法是快速出一个正本。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这样劝我，而我仍然在担心部分篇目与《秋雨散文》重复的问题。万般无奈中打电话给《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说：“《山居笔记》是设在我们杂志的一个专栏，我们正好与文汇出版社在编一套《收获文库》，这书原来就要收在里边的。”她又说：“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秋雨散文》时这个专栏还只连载了一部分，至今大陆读者还没有见到过《山居笔记》全貌，由我们出一个正本理所当然。”
《收获》当然有编印自己专栏的权利，让《山居笔记》回归自己的出生地，我没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他遏制盗版本的办法。请我的读者们原谅，这本书里有你们也许已经读过的一些篇目，但盗贼当前，只能如此办理了。眼前这本书如果还有一点保存价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末尾留下了一个中国文人与盗贼们搏斗的印痕。
文化，从大概念上说起来是那么神圣庄严，但当它落到实处，往往是一夜夜欲哭无泪的叹息。
（原载《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版）-
夜航船
一
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脊显豁，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认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睃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矣欠］乃的橹声。
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招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笃笃笃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不知是哪一天，他们吃过一顿稍稍丰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简薄的行囊，与妻儿们一起坐在闪烁的油灯下等候这笃笃声。
当敲击船帮的声音终于响起时，年幼的儿子们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山民粗粗糙糙地挨个儿摸了一下他们的头，随即用拳头擦了擦眼角，快步走出屋外。蓬头散发的妻子提着包袱跟在后面，没有一句话。
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一般发生在黑夜，惨淡的月光照了一下河中的涟漪，很快什么也没有了。过不了多久，夜航船又来了，仍然是笃笃笃、笃笃笃，慢慢驶过。
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失眠。
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冬烘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笃笃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
二
一个坐夜航船到上海去谋生的人突然成了暴发户。他回乡重修宅院，为了防范匪盗，在宅院四周挖了河，筑一座小桥开通门户。宅院东侧的河边，专修一个船码头，夜航船每晚要在那里停靠，他们家的人员货物往来多得很。夜航船专为他们辟了一个精雅小舱，经常有人从平展展的青石阶梯上下来，几个佣人挑着足够半月之用的食物上船。有时，佣人手上还会提着一捆书，这在乡间是稀罕之物。山民们傻想着小舱内酒足饭饱、展卷卧读的神仙日子。船老大也渐渐气派起来。我家邻村就有一个开夜航船的船老大，早已成为全村艳羡的脚色。过去，坐他船的大多是私盐贩子，因此航船经常要在沿途受到缉查。缉查到了，私盐贩子总被捆绑起来，去承受一种叫做“趱杠”的酷刑。这种酷刑常常使私盐贩子一命呜呼。船老大也会被看成是同伙，虽不做“趱杠”，却要吊打。现在，缉查人员拦住夜航船，见到的常常是神态高傲的殷富文士，只好点头哈腰连忙放行。船老大也就以利言相讥，出一口积压多年的鸟气。
每次船老大回村，总是背着那支大橹。航船的橹背走了，别人也就无法偷走那条船。这支橹，就像现今小汽车上的钥匙。船老大再劳累，背橹进村时总把腰挺得直直的，摆足了一副凯旋的架势。放下橹，草草洗过脸，就开始喝酒。灯光亮堂，并不关门，让亮光照彻全村。从别的码头顺带捎来的下酒菜，每每引得乡人垂涎欲滴。连灌数盅后他开始讲话，内容不离这次航行的船客，谈他们的风雅和富有。
三
好多年前，我是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惊醒的孩子中的一个。如果是夏夜，我会起身，攀着窗沿去看河中那艘扁黑的船，它走得很慢，却总是在走。听大人说，明天傍晚就可走到县城。县城准是大地方，河更宽了，船更多了，一条条晶亮晶亮的水路，再也没有泥淖和杂藻，再也没有土岸和残埠，直直地通向天际。
第二天醒来，急急赶到船老大家，去抚摩那支大橹。大橹上过桐油，天天被水冲洗，非常干净。当时私塾已变成小学，学校的老师都是坐着航船来的，学生读完书也要坐着航船出去。整个学校，就像一个船码头。
橹声［矣欠］乃，日日夜夜，山村流动起来了。
夜航船，山村孩子心中的船，破残的农村求援的船，青年冒险家下赌注的船，文化细流浚通的船。
船头画着两只大大的虎眼，犁破狭小的河道，溅起泼刺刺的水声。
四
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说张岱的《夜航船》了。
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踞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一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
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作切己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炫示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
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谈起来机锋颇健，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
他在《夜航船序》里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
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
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你看，知识的优势转眼间就成了占据铺位的优势。这个士子也实在是丢了吾乡的脸，不知道“澹台”是复姓倒也罢了，把尧、舜说成一个人是不可原谅的。让他缩头缩脚地蜷曲着睡，正是活该。但是，夜航船中也有不少真正的难题目，很难全然对答如流而不被人掩口耻笑。所以连张岱都说：“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
于是，他发心编一部初级小百科，列述一般中国文化常识，使士子们不要在类似于夜航船这样的场合频频露丑。他把这部小百科名之曰《夜航船》，当然只是一个潇洒幽默的举动，此书的实际效用远在闲谈场合之上。
五
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夜航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
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陈迹，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
船头的浪，泼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
我一次次抚摩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
幸好，夜航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吾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
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
这是鲁迅在船上。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这是周作人在船上。他不会再要高谈阔论的旅伴，只求个人的清静自由。
早春晚秋，船价很便宜，学生的经济力也颇能胜任。每逢星期日，出三四毛钱雇一只船，载着二三同学，数册书，一壶茶，几包花生米，与几个馒头，便可优游湖中，尽一日之长。……随时随地可以吟诗作画。“野航恰受两三人。”“恰受”两字的状态，在这种船上最充分地表出着——
这是丰子恺在船上。他的船又热闹了，但全是同学少年，优游于艺术境界。
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
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在他死后２４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夜，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
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我，难道真的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敲醒过吗？它的声响有多大呢？我疑惑了。
记得有一天深夜，幼小的我与祖母争执过：我说这笃笃声是航船，她说这笃笃声是木鱼。究竟是什么呢？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
祖母早已亡故。也许，我将以一辈子，索解这个迷。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年-
洞庭一角
１
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迁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亲，俱着声名。
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它了。一零四六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罢，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大多数游客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熟语。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
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吧。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
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忧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
于是，浩淼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２
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
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狭隘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确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忧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这么想着怩，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
朝游北海暮苍梧，
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
朗吟飞过洞庭湖。
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范文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直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着与旷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抒，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
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捉摸这个奇怪的湖。一个游人写下一幅着名的长联，现也镌于楼中：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史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沧然泪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韵。
３
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吧。我登船前去君山岛。
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
丹纳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但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九月十五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辞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裎，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
推而广之，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顶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涉小的。无数涉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终于到了君山。这个小岛，树木葱笼，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咋舌。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
挡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流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
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它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她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旌缭乱，不知定夺。
岛上有古庙废基。据记载。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钟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晨晨暮暮。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石，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但邪乎得那么久，那么隆重，对山石也只能静默。
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钟一口。信史鉴鉴，这是宋代义军杨么的遗物。杨么为了对抗宋廷，踞守此岛，宋廷即派岳飞征剿。每当岳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么的部队就在这里鸣钟为号，准备战斗。岳飞是一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音。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钟，时时鸣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钟久久凝望。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
可不，眼前又出现了柳毅井。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井有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结起来。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
……
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
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像，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阒寂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
４
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
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椿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有想到，此后连续八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
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这个动物何以能爬这么长的水路和旱路，准确找到一间普通的农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样清楚。难道它真是龙宫的族员？
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作出的想像，说不定，这种想像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我是不愿去查的。，只愿在心中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
我到过的湖可谓多矣。每一个，都会有洞庭湖一般的奥秘，都隐匿着无数似真似幻的传说。
我还只是在说湖。还有海、还有森林、还有高山和峡谷……那里会有多少蕴藏呢？简直连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才值得来活一活。录自“洞庭一角”-
道士塔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录［此字应为：竹字头下面加录－－输入者注］！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１９００年５月２６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１９０５年１０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１９０７年５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１９０８年７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１９１４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年３月-
贵池傩
一
傩（音nuó－－输入者注），一个奇奇怪怪的字，许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认识它。它早已进入生僻字的行列，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从现代青年的知识词典中完全消失。
然而，这个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系实在太深太远了。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从宫廷史官们的笔端离开，那么，山南海北的村野间都会隐隐升起这个神秘的字：傩。
傩在训诂学上的假借、转义过程，说来太烦。它的普通意义，是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人们埋头劳作了一年，到岁尾岁初，要抬起头来与神对对话了。要扭动一下身子，自己乐一乐，也让神乐一乐了。要把讨厌的鬼疫，狠狠地赶一赶了。对神，人们既有点谦恭畏惧，又不想失去自尊，表情颇为难做，干脆戴上面具，把人、神、巫、鬼搅成一气，在浑浑沌沌中歌舞呼号，简直分不清是对上天的祈求，还是对上天的强迫。反正，肃穆的朝拜气氛是不存在的，涌现出来的是一股蛮赫的精神狂潮：鬼，去你的吧！神，你看着办吧！汉代，一次傩祭是牵动朝野上下的全民性活动，主持者和演出者数以百计，皇帝、大臣、一品至六品的官员都要观看，市井百姓也允许参加。
宋代，一次这样的活动已有千人以上参加，观看时的气氛则是山呼海动。
明代，傩戏演出时竟出现过万余人齐声呐喊的场面。
……
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
法国现代学者乔治·杜梅吉尔（ＧｅｏｒｇｅｓＤｕｍｅ＇ｚｉｌ）提出过印欧古代文明的三元（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ｅ）结构模式，以古代印度、欧洲神话中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主神、战神、民事神作为印证。他认为这种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这似乎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略为关注一下傩神世界，很快就发现那里有宫廷傩、军傩、乡人傩，分别与主神、战神、民事神隐隐对应着。傩，潜伏着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几个文明侧面。
时间已流逝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傩事究竟如何了呢？平心而论，几年前刚听到目前国内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完好的傩仪活动时，我是大吃一惊的。我有心把它当作一件自己应该关注的事来对待，好好花点功夫。
１９８７年２月，春节刚过，我挤上非常拥挤的长途汽车，向安徽贵池山区出发。据说，那里傩事挺盛。
二
从上海走向傩，毕竟有漫长的距离。田野在车窗外层层卷去，很快就卷出了它的本色。水泥围墙、电线杆确实不少，但它们仿佛竖得有点冷清；只要是农民自造的新屋，便立即浑身土艳，与大地抱在一起，亲亲热热。兀地横过一条柏油路，让人眼睛一亮，但四周一看，它又不太合群。包围着它的是延绵不绝的土墙、泥丘、浊沟、小摊、店招。当日的标语已经刷去，新贴上去的对联钩连着一个世纪前的记忆。路边有几个竹棚干着“打气补胎”的行当，不知怎么却写成了“打胎补气”。
汽车一站站停去，乘客在不断更替。终于，到九华山进香的妇女成了车中的主体。她们高声谈论，却不敢多看窗外。窗外，步行去九华山的人们慢慢地走着，他们远比坐车者虔诚。
这块灰黄的土地，怎么这样固执呢？固执得如此不合时宜。它慢条斯理地承受过一次次现代风暴，又依然款款地展露着自己苍老野拙的面容。坟丘在一圈圈增加，纸幡飘飘，野烧隐隐；下一代闯荡一阵、焦躁一阵，很快又雕满木讷的皱纹。路边墙上画着外国电影的海报，而我耳边，已响起傩祭的鼓声……
这鼓声使我回想起３０多年前。一天，家乡的道士正躲在一处做法事。乐声悦耳，礼仪彬彬，头戴方帽的道士在为一位客死异地的乡人招魂。他报着亡灵返归的沿途地名，祈求这些地方的冥官放其通行。突然，道士身后涌出一群人，是小学的校长带着一批学生。他们麻利地没收了全部招魂用具，厉声勒令道士到村公所听训。围观的村民被这个场面镇住了，那天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几乎一切有小学生的家庭都发生了两代间的争论。父亲拍着筷子追打孩子，孩子流着眼泪逃出门外，三五成群地躲在草垛后面，想着课本上的英雄，记着老师的嘱咐，饿着肚子对抗迷信。月亮上来了，夜风正紧，孩子们抬头看看，抱紧双肩，心中比夜空还要明净：老师说了，这是月球，正围着地球在转；风，空气对流而成。
我实在搞不清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使我小学的同学们，今天重又陷入宗教性的精神困顿。
我只知道一个事实：今天要去看的贵池傩仪傩戏，之所以保存得比较完好，却要归功于一位小学校长。
也是小学校长！
我静下心来，闭目细想，把我们的小学校长与他合成一体。我仿佛看见，这位老人在捉了许多次道士、讲了无数遍自然、地理、历史课之后，终于皱着眉头品味起身边的土地。接连的灾祸，犟韧的风俗，使他重新去捧读一本本史籍。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他慢吞吞地从语文讲义后抽出几张白纸，走出门外，开始记录农民的田歌、俗谚，最后，犹豫再三，他敲响了早已改行的道士家的木门。
但是，我相信这位校长，他绝不会出尔反尔，再去动员道士张罗招魂的典仪。他坐在道士身边听了又听，选了又选，然后走进政府机关大门，对惊讶万分的干部们申述一条条的理由，要求保存傩文明。这种申述十分艰难，直到来自国外的文化考察者的来访，直到国内著名学者也来挨家挨户地打听，他的理由才被大体澄清。
于是，我也终于听到了有关傩的公开音讯。
三
单调的皮筒鼓响起来了。
山村不大，村民们全朝鼓声涌去，那是一个陈旧的祠堂。灰褐色的梁柱上新贴着驱疫祈福的条幅，正面有一高台，傩戏演出已经开场。
开始是傩舞，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是在请诸方神灵，请来的神也是人扮的，戴着面具，踏着锣鼓声舞蹈一回，算是给这个村结下了交情。神灵中有观音、魁星、财神、判官，也有关公。村民们在台下一一辨认妥当，觉得一年中该指靠的几位都来了，心中便觉安定。于是再来一段《打赤鸟》，赤鸟象征着天灾；又来一段《关公斩妖》，妖魔有着极广泛的含义。其中有一个妖魔被追，竟逃下台来，冲出祠堂，观看的村民哄然起身，也一起冲出祠堂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村口，那里早有人燃起野烧，点响一串鞭炮，终于把妖魔逐出村外。村民们抚掌而笑，又闹哄哄地涌回祠堂，继续观看。
如此来回折腾一番，演出舞台已延伸为整个村子，所有的村民都已裹卷其间，仿佛整个村子都在齐心协力地集体驱妖。火光在月色下闪动，鞭炮一次次窜向夜空，确也气势夺人。在村民们心间，小小的舞台只点了一下由头，全部祭仪铺展得很大。他们在祭天地、日月、山川、祖宗，空间限度和时间限度都极其广阔，祠堂的围墙形同虚设。
接下来是演几段大戏。有的注重舞，有的注重唱。舞姿笨拙而简陋，让人想到远古。由于头戴面具，唱出的声音低哑不清，也像几百年前传来。有一重头唱段，由傩班的领班亲自完成。这是一位瘦小的老者，竟毫不化妆，也无面具，只穿今日农民的寻常衣衫，在浑身披挂的演员们中间安稳坐下，戴上老花眼镜，一手拿一只新式保暖杯，一手翻开一个绵纸唱本，咿咿呀呀唱将起来。全台演员依据他的唱词而动作，极似木偶。这种演法，粗陋之极，也自由之极。既会让现代戏剧家嘲笑，也会让现代戏剧家惊讶。
平心而论，演出极不好看。许多研究者写论文盛赞其艺术高超，我只能对之抱歉。演者全非专业，平日皆是农民、工匠，荒疏长久，匆促登台，腿脚生硬，也只能如此了。演者中有不少年轻人，应是近年刚刚着手。估计是在国内外考察者来过之后，才走进傩仪队伍中来的。本来血气方刚、手脚灵便的他们，来学这般稚拙动作，看来更是牵强。就年龄论，他们应是我小学同学的儿子一辈。
演至半夜，休息一阵，演者们到祠堂边的小屋中吃“腰台”。“腰台”亦即夜宵，是村民对他们的犒赏。屋中摆开三桌，每桌中间置一圆底锅，锅内全是白花花的肥肉片，厚厚一层油腻浮在上面。再也没有其他菜肴，围着圆锅的是十只瓷酒杯，一小坛自酿烧酒已经开盖。
据说，吃完“腰台”，他们要演到天亮。从日落演到日出，谓之“两头红”，颇为吉利。
我已浑身发困，陪不下去了，约着几位同行者，离开了村子。住地离这里很远，我们要走一程长长的山路。走着走着，我越来越疑惑：刚才经历的，太像一个梦。
四
翻过一个山岙，我们突然被一排火光围困。
又惊又惧，只得走近前去。拦径者一律山民打扮，举着松明火把，照着一条纸扎的龙。见到了我们，也不打招呼，只是大幅度地舞动起来，使我们不解其意，不知所措。舞完一段，才有一位站出，用难懂的土音大声说道：“听说外来的客人到那个村子看傩去了，我们村也有，为什么不去？我们在这里等候多时！”
我们惶恐万分，只得柔声解释，说现在已是深更半夜，身体困乏，不能再去。山民认真地打量着我们，最后终于提出条件，要我们站在这里，再看他们好好舞一回。
那好吧，我们静心观看。在这漆黑的深夜，在这阒无人迹的山坳间，看着火把的翻滚，看着举火把的壮健的手和满脸亮闪闪的汗珠，倒实在是一番雄健的美景，我们由衷地鼓起掌来。掌声方落，舞蹈也停，也不道再见，那火把，那纸龙，全都迤逦而去，顷刻消失在群兽般的山林中。
更像是梦，唯有鼻子还能嗅到刚刚燃过的松香味，信其为真。
我实在被这些梦困扰了。直到今天，仍然解脱不得。山村，一个个山村，重新延续起傩祭傩戏，这该算是一件什么样的事端？真诚倒也罢了，谁也改变不了民众真诚的作为；但那些戴着面具的青年农民，显然已不会真诚。文化，文化！难道为了文化学者们的考察兴趣，就让他们长久地如此跳腾？我的校长，您是不是把您的这一事业，稍稍做得太大了一点？
或许，也真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复归和自我确认？那么，几百年的踉跄路程，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相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鲁莽，在这里才找到了摆脱的起点？要是这样，我们还要走一段多么可怕的长程。
傩祭傩戏中，确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是，这种追索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
前不久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一封来信，说他们的刊物将发表我考察傩的一篇论文。我有点高兴，但又像做错了什么。我如此热情地向国外学术界报告着中国傩的种种特征，但在心底却又矛盾地珍藏着童年时的那个月夜，躲在草垛后面，用明净的心对着明净的天，痴想着月球的旋转和风的形成。
我的校长！真想再找到您，吐一吐我满心的疑问。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年-
狼山脚下
１
狼山在南通县境内，并不高，也并不美。我去狼山，是冲着它的名字去的。
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各处风景大多都顶着一个文绉绉的名称。历代文士为起名字真是绞尽了脑汁，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门独特的学问。《红楼梦》中贾政要贾宝玉和一群清客为新建的大观园中各种景致起名题匾，闹得紧张万分，其实，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干过这种营生。再贫陋的所在，只要想一个秀雅的名称出来，也会顿生风光。名号便是一切，实质可以忽略不计，这便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毛病之一。记得鲁迅说过，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或十景，实在没有景致了，也可想出“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的名目，于是，一个荒村、一所破庙、一口老井，也都成了名胜。这个县，立即变得古风蕴藉、文气沛然、不必再有长进。鲁迅激愤地说，这种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不在亡国病菌之下。
我愿意把事情说得平和一点。起点名字本也无妨，便于人们寻访和辨认，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思维和文字难于框范的部分。让它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远比抱着一部《康熙字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
早就这么想着，突然看到千里沃野间愣头愣脑冒出一座狼山，不禁精神一振。这个名字，野拙而狞厉，像故意要与江淮文明开一个玩笑。
起这个名的由头，有人说是因为山形像狼，有人说是因为很早以前这里曾有白狼出没。不管什么原因吧，我只知道，就在很早以前，人们已受不住这个名字。宋代淳化年间，当地官僚终于把它改成“琅山”。幸亏后来又被改了回来，如果仍叫琅山，那多没劲。
狼山蹲在长江边上。长江走了那么远的路，到这里快走完了，即将入海。江面在这里变得非常宽阔，渺渺茫茫看不到对岸。长江一路上曾穿过多少崇山峻岭，在这里划一个小小的句点。狼山对于长江，是欢送，是告别，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因而把自已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
狼山才一百多米高，实在是山中小弟，但人们一旦登上山顶，看到南边脚下是浩荡江流，北边眼底是无垠平川，东边远处是迷［氵蒙］的大海，立即会觉得自己是在俯视着大半个世界。狼山没有云遮雾障的仙气，没有松石笔立的风骨，只有开阔和实在，造物主在这不再布置奇巧的花样，让你明明净净地鸟瞰一个现实世界的寻常模样。
我想，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２
游玩狼山不消很多时间，我倒是在山脚下盘桓长久。那里有一些文人的遗迹，使小小的狼山加重了分量，使万里长江在入海前再发一声浩叹。
狼山东麓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墓。恕我孤陋寡闻，我原先并不知道他的墓在这里。那天，随着稀疏的几个游人，信步漫走，突然看到一座冷僻的坟墓，墓碑上赫然刻着五字：“唐骆宾王墓”。历史名人的墓见过不少，但一见他的墓，我不由大吃一惊。
略知唐代文事的人都能理解我的吃惊。骆宾王的归宿，历来是一个玄秘的谜。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位据说早在幼年就能赋诗的文学天才投笔从戎，帮助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写过一篇著名的《讨武［上明下空］檄》，雄文劲采，痛快淋漓。连武则天读了，也惊叹不已。徐敬业终于失败，骆宾王便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已经被杀，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都没有确实凭证。他像一颗瞬息即逝的彗星，引得人们长久地关注着他的去路。怎么，猜测了一千多年，他竟躲在这里？
对于骆宾王的归宿，我倾向于做和尚一说。当然拿不出考证材料，全是被早年听到过的一个故事感染的。
这个故事说，在骆宾王事败失踪后的许多年，一天，一位叫宋之问的诗人到杭州灵隐寺游览。夜间，他就借宿在灵隐寺里。宋之问看着月色下寂静的寺院，寺前黑黝黝的奇峰，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他沉思再三，吟出了这样两句：“鹫岭郁［上山下召］［山尧］，龙宫隐寂寥”。下面呢？他一时滞塞，怎么也接不上去了，只是苦苦在殿阙间徘徊，不断地重复着这两句，不知不觉间步进了一个禅堂。
突然，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从耳边响起：“这位少年，深夜不眠，还在作诗？”宋之问连忙抬头，只见一们须眉皓白的老僧正在上方端坐，抖抖瑟瑟的长明灯把他的身影照得十分巨大。
宋之问心想僧侣中不乏诗中高手，便把已作的两句读给他听，并说自己正诗思枯塞。老僧听罢，立即朗声说道：“何不接这样两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宋之问一听着实一惊，这是多好的诗句啊，远远高出于自己的水平”他在惶惑中赶紧谢别，后面的诗句也就源源而来。他这首诗的全文是这样的：
鹫岭郁［上山下召］［山尧］，龙宫隐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搜对烦涤嚣。待入天台路，看君度石桥。
方家一眼就可看出，这是一首平庸之作，总体诗格不高，宋之问毕竟只是一个小诗人。但是，“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两句，确实器宇不凡，在全诗中很觉嘱目。
宋之问第二天醒来，想起昨夜遭遇，似梦似真。赶到禅堂一看，早已空寂无人。找到一个正在扫地的小和尚，死缠死磨地问了半天，小和尚才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轻声告诉他：“这就是骆宾王！令天一早，他又到别处云游去了。”
这个故事很能使得后代文人神迷心醉。这们从乱军中逃命出来的文学天才躲进了禅堂，在佛号经卷间打发着漫长的岁月，直至须发俱白。但是，艺术的天分并未因此而圆寂，勃郁的诗情一有机遇就会随口喷出。政事、兵刀、讨伐、败灭阻遏了他的创造，只落得这们名播九州的巨子隐名埋姓、东奔西藏。中国文学史在战乱中断了一截，在禅堂中毁了几章。留下了数不清的宋之问，在写写弄弄，吟吟唱唱。
更有魅力的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宋之问那夜遇到的，很可能是另一个大诗人。如果是这样，那么，故事中的骆宾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天才的“共名”。
但是，我们仍然不妨设想，骆宾王自觉那一夜因一时莽撞漏了嘴，第二天一早又踏上了新的旅程。年老体衰走不得远路了，行行止止，最后选中了长江和狼山，静静地在那里终结了波涌浪卷的一生。我相信，文学大师临江而立时所产生的文思是极其灿烂的，但他不愿再像那天晚上随口吐露，只留下让人疑惑的一座孤坟。坟近长江入海处，这或许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种凝聚，一种表征。
据《通州志》记载，骆宾王的墓确实在这里，只不过与现在的坟地还有一点距离。二百四十年前，人们在一个叫黄泥口的地方发现一［扌不］浸水的黄土，掘得石碑半截，上有残损的“唐骆”二字，证之《通州志》，判定这便是文学大师的丧葬之地。于是稍作迁移，让它近傍狼山，以便游观凭吊。
３
狼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墓，气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状元张謇。
张謇中状元是一八九四年，离一九０五年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只有十年，因此，他也是终结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终结长江的狼山。
中国科举，是历代知识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脉长流。中国文人生命史上的升沉荣辱，大多与它相关。一切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对这项制度都十分重视。《唐摭言》记，唐太宗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曾高兴地说：“天下的英雄，入吾彀中矣。”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过科举的桥梁抵达帝王的‘彀中’。骆宾王所讨伐的武则天也很看重科举，还亲自在洛城殿考试举人。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可以设想，要是骆宾王讨伐武则天成功了，只要新的帝王不废弃科举，中国文人的群体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观。
这事情，拖拖拉拉千余年，直到张謇才临近了结。张謇中状元时四十一岁，已经感受到大量与科举制度全然背逆的历史信息。他实在不错，绝不做“状元”名号的殉葬品，站在万人羡慕的顶端上极目了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蓝。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大海。只有在长江边上，才能构成对大海的渴念。面壁数十载的双眼已经有点昏花，但作为一个纯正的文人，他毕竟看到了世纪的暖风在远处吹拂，新时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强胜弱灭。
我们记忆得，如果那个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骆宾王随口吐出过“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诗句；如果是宋之问自己写的，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也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这番千古幽情，现在要由张謇来实现了。他正站在狼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幅石刻对联：
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
于是，他下得山来，着手办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一宏伟实验的种种遗址。
一个状元，风风火火地办成了这一大串事，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的Ｐａｒａｄｏｘ－－我只能动用这个很难翻译的英语词汇了，义近反论、悖论、佯谬吧。其实，张謇的Ｐａｒａｄｏｘ受到了大时代的许诺，他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
张謇的事业未能彻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鸣谷应；他的眼光有限，举目四顾也不能穷尽海阔天空。他还是被近代中国的政治风波、经济漩涡所淹没，狼山脚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总的来说还应该算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宽大而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真会让一［扌不］黄土之下的骆宾王羡煞。
４
不管怎样，长江经过狼山，该入海了。
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现代中国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
如果有谁气吐万汇，要跨时代地写一部中国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诗，那么我想，这部史诗比较合适的终结地应该是上海。那里，每天出现着《子夜》式的风化，处处可闻张爱玲式的惋叹。最后一代传统文人，终于在街市间消亡。
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了，来去都是满载。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大海，奔向大海。
汽笛声声，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
录自《文化苦旅》-
青云谱随想
恕我直言，在我到过的省会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幸好它的郊外还有个青云谱。
青云谱原是个道院，主持者当然是个道士，但原先他却做过十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还年轻，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后裔。不管他的外在身分如何变化，历史留下了他的个最根本的身分：十七世纪晚期中国的杰出画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个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代。在朱耷出生前二二三年，朱权被封于南昌，这便是青云谱出现在南昌郊外的远期原因。朱权也是一个全能的艺术家，而且也信奉道家，这都与二百多年后的朱耷构成了一种神奇的遥相呼应，但可怜的朱耷已面临着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没，只能或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换代后的政治风雨，用画笔来营造一个孤独的精神小天地了。说起来，处于大明王朝鼎盛时代的朱权也是躲避过的，他因事见疑于明成祖，便躲在自筑的“精庐”中抚琴玩曲。但相比之下，朱耷的躲避显然是更绝望、更凄楚，因而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院落，能给中国艺术史提供那么多的触目的孤傲？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寻找青云谱，没想到青云谱竟相当热闹。
不仅有汽车站，而且还有个火车小站，当日道院如今成了一个旅游点，门庭若市，园圃葱翠，屋宇敞亮，与我们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园林没有什么两样。游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们一般没有在宅内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长久盘桓，而乐于在花丛曲径间款款缓步。突然一对上年岁的华侨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走来，说是朱耷的后代，满面戚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敌道士，使我们对他的婚姻情况很不清楚，后来好像有过一个叫朱抱墟的后人，难道你们真是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这一切也不能怪谁。有这么多的人来套近乎，热热闹闹地来纪念一位几百年前的孤独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点，让拥挤的游客能够行走得比较顺畅。然而无可奈何的是，这个院落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韵完全失落了，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杳不可见。这对我这样的寻访者来说，毕竟是一种悲哀。
记得年前去四川青城山，以前熟记于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喧哗连天的队伍赶得无影无踪。有关那座山的全部联想，有关道家大师们的种种行迹，有关画家张大千的缥缈遐思，也只能随之烟消云散。我至今无法写一篇青城山游记，就是这个原因。幸好有关青云谱的联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还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着他，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样心情烦乱。
没到青云谱来时我也经常想起他。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历史文化方面和知识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的，这道题目的“圈套”也在这里；把中国所有的隐士一并概括为“通诗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今在考卷上写“待考”，我不禁哑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这个署名连写成“哭之”、“笑之”字样，我想他见到我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与这位考生一样对朱耷的隔膜感，我从许多参观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来。他们面对朱耷的作品实在不知道好在那里，这样潦倒的随意涂抹，与他们平常对美术作品的欣赏习惯差距太大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辉，十七世纪晚期东方绘画的光辉，难道就闪耀在这些令人丧气的破残笔墨中吗？
对于中国绘画史，我特别看重晚明至清一段。这与我对其他艺术门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朱耷就出现在我特别看重的那个阶段中。
在此前漫长的绘画发展历史上，当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叠出，有一连串说不完、道不尽的美的创造，但是，要说到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笔墨丹青对人格内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济以及“扬州八怪”等人了。
毫无疑问，并不是画到了人，画家就能深入地面对人和生命这些根本课题了。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顾闳中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线条匀停紧挺，或设色富丽谐洽，或神貌逼真鲜明，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总的说来，被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不必有密切的血缘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也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已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场面，艺术家本人的灵魂历程并不能酣畅地传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倒是山水、花鸟画更有可能比较曲折地展示画家的内心世界。
山水、花鸟本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亲，当它们独立出来之后一直比较成功地表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意境，而在这种意境中又大多溶解着一种隐逸观念，那就触及到了我所关心的人生意识。这种以隐逸观念为主调的人生意识虽然有浓有淡，有枯有荣，而基本走向却比较稳定，长期以来没有太多新的伸发，因此，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就泛化为一种定势，画家们更多的是在笔墨趣味上倾注心力了。
所谓笔墨趣味认真说起来还是一个既模糊又复杂的概念。说低一点，那或许是一种颇感得意的笔墨习惯；说高一点，或许是一种在笔墨间带有整体性的境界、感觉、悟性。在中国古代，凡是像样的画家都会有笔墨趣味的，即使到了现代，国画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笔墨趣味间遨游。
这些画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让人叹为观止，但毕竟还缺少一种更强烈、更坦诚的东西，例如像文学中的《离骚》。有没有可能，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全心全意，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罗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震。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黄甲图》、《月竹》，以及我很喜欢的《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逦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在这里，仅说笔墨趣味就很不够了，仅说气韵生动也太矜持了。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倦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了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中国画平素在表现花鸟虫兽时也常常讲究一点象征，牡丹象征什么，梅花象征什么，喜鹊象征什么，老虎象征什么，这是一种层次较低的符号式对应，每每坠入陈词滥调，为上品格的画家们所鄙弃，例如韩干笔下的马，韩□笔下的牛就并不象征什么。但是，更高品位的画家却会去追求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这是强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像中充分直观所必然导致的要求。朱耷的鸟并不具体在影射和对应着什么人，却分明有一种远远超越自然鸟的功能，与残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种独特的精神气氛。面对朱耷的画，人们的内心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阵寒噤。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他与朱耷都是“金枝玉叶老遗民”。人们对他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石涛、大涤子、苦瓜和尚等。他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但是，当这种悲剧意识泛化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风格也就蔚成气候。沉郁苍茫，奇险奔放，满眼躁动，满耳流荡，这就是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一度成为正统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上羽中冖下车］、王原祁）潮流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有他们在，不仅是“四王”，其他中国绘画史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一对比，在总体上显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济这些人，对后来著名的“扬州八怪”影响极大，再后来又滋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就这样构建起来了。我深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国人在明清之际的一种骄傲。
齐白石在一幅画的题字上写的一段话使我每次想起都心头一热，他说：
青藤（即徐渭）、雪个（即朱耷）、大涤子（即原济）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早在齐白石之前，郑夔（郑板桥）就刻过一个自用印章，其文为：
青藤门下走狗
这两件事，说起来都带有点疯痴劲头，而实际上却道尽了这股艺术激流在中国绘画史上是多么珍罕，多么难于遇见又多么让人激动。世界上没有其他可能会如此折服本也不无孤傲的郑板桥和齐白石，除了以笔墨做媒介的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强力诱惑。为了朝拜一种真正值得朝拜的艺术生命，郑、齐两位连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他们都是乡间穷苦人家出身，一生为人质朴，绝不会花言巧语。
我在青云谱的庭院里就这样走走想想，也消磨了大半时间，面对着各色不太懂画、也不太懂朱耷的游人，我想，事情的症结还在于我们没有很多强健的现代画家去震撼这些游人，致使他们常常过着一种缺少艺术激动的生活，于也渐渐与艺术的过去和现在一并疏离起来。因此说到底还是艺术道德疏离了全心全意。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能再出几个像徐渭这样的画家，全心全意或悲或喜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天域，那怕再不懂艺术的老百姓也由衷的热爱全心全意，编出各种故事来代代相传？或者像朱耷这样，只冷冷地躲在一边画着，而几百年后的大师们却想到赶过来做他的仆人？
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和古代艺术家纪念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汇成涌向某个现代艺术家的欢呼激潮。现代艺术家在那里？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澈的生命-
莫高窟
１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三六六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枝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相对应。
三危金光之迹，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时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幕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一挖出来了，上自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峦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２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像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抻。长城，作为一种空间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转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撩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定一定被震撼了的惊魂。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抬头看看，侧耳听听，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战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当工匠们正在这洞窟描绘的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陶渊明喝的不知是什么酒，这里流荡着的无疑是烈酒，没有什么芬芳的香味，只是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新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隋炀帝太凶狠，工匠们不会去追随他的笑声，但他们已经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眼能够看尽，而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只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信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哪些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洞窟外面，辛弃疾、陆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则以绝世天才，与陶渊明呼应。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遮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六十华里。我只不信，六十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哪有这般劳累？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经完全沉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
３
第三天一早，我又一次投入人流，去探寻莫高窟的底蕴，尽管毫无自信。
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ｄｅｐｔｈｏｆｆｉｅｌｄ），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都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这个仪式如此宏大，如此广。甚至，没有沙漠，也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仪式从海港的起点已经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账篷里，在一具具洁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流过太多眼泪的眼睛，已被风沙磨钝，但是不要紧，迎面走来从那里回来的朝拜者，双眼是如此晶亮。我相信，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在一生的潜意识中蕴藏。蕴藏又变作遗传，下一代的苦旅者又浩浩荡荡。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会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只是仪式，只是人性，只是深层的蕴藏。过多地捉摸他们的技法没有多大用处，全心全意的成功只在于全身心地朝拜过敦煌。蔡元培在本世纪初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或许，人类的将来，就是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
４
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
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佛教故事与今天的新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讲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听讲者会心微笑，时露愧色。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立时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听讲者满怀兴趣，扑于船头，细细指认。
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为此，我更加思念莫高窟。
什么时候，哪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奥秘？日本井上靖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应该有中国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斯与歌德蒙》（ＮａｒｚｉｓｓｕｎｄＧｏｌｄｍｕｎｄ），把宗教艺术的产生，刻划得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
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录自《文化苦旅》-
酒公墓
一
一年前，我受死者生前之托，破天荒第一次写了一幅墓碑，碑文曰“酒公张先生之墓”。写毕，卷好，郑重地寄到家乡。
这个墓碑好生奇怪。为何称为“酒公”，为何避其名号，为何专托我写，须从头说起。
酒公张先生，与世纪同龄。其生涯的起点，是四明山余脉鱼背岭上的一个地名：状元坟。相传宋代此地出过一位姓张的状元，正是张先生的祖先，状元死后葬于家乡，鱼背岭因此沾染光泽，张姓家族更是津津乐道。但是，到张先生祖父的一代，全村已找不到一个识字人。
张先生的祖母是一位贤淑的寡妇，整日整夜纺纱织布，积下一些钱来，硬要儿子张老先生翻过两个山头去读一家私塾，说要不就对不起状元坟。张老先生十分刻苦，读书读得很成样子，成年后闯荡到上海学生意，竟然十分发达，村中乡亲全以羡慕的目光看着张家的中兴。
张老先生钱财虽多，却始终记着自己是状元的后代，愧恨自己学业的中断。他把全部气力都花在儿子身上，于是，他的独生儿子，我们的主角张先生读完了中学，又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他读到了胡适之先生用英文写的论先秦逻辑学的博士论文，决定也去攻读逻辑。但他的主旨与胡适之先生并不相同，只觉得中国人思绪太过随意，该用逻辑来理一理。留学生中大家都戏称他为“逻辑救国论者”。２０年代末，张先生学成回国，在上海一家师范学校任教。那时，美国留学生已不如胡适之先生回国时那样珍贵。师范校长客气地听完了他关于开设逻辑课的重要性的长篇论述后，莞尔一笑，只说了一句：“张先生，敝校只有一个英文教师的空位”。张先生木然半晌，终于接受了英语教席。
他开始与上海文化圈结交，当然，仍然三句不离逻辑。人们知道他是美国留学生，都主动地靠近过来寒暄，而一听到讲逻辑，很快就表情木然，飘飘离去。在一次文人雅集中，一位年长文士询及他的“胜业”，他早已变得毫无自信，讷讷地说了逻辑。文士沉吟片刻，慈爱地说：“是啊是啊，收罗纂辑之学，为一切学问之根基！”旁边一位年轻一点的立即纠正：“老伯，您听差了，他说的是巡逻的逻，不是收罗的罗！”并转过脸来问张先生：“是否已经到巡捕房供职？”张先生一愕，随即明白，他理解的“逻辑”是“巡逻侦缉”。从此，张先生再也不敢说逻辑。
但是，张先生终于在雅集中红了起来，原因是有人打听到他是状元的后代。人们热心地追询他的世谱，还纷纷请他书写扇面。张先生受不住先前那番寂寞，也就高兴起来，买了一些碑帖，练毛笔字。不单单为写扇面，而是为了像状元的后代。衣服也换了，改穿长衫。课程也换了，改教国文。他懂逻辑，因此，告别逻辑，才合乎逻辑。
二
１９３０年，张先生的父亲去世。遗嘱要求葬故乡状元坟，张先生扶柩回乡。
坟做得很有气派，整个葬仪也慷慨花钱，四乡传为盛事，观者如堵。此事刮到当地青帮头目陈矮子耳中，他正愁没有机会张扬自己的声势，便带着一大帮人到葬仪中寻衅。
那天，无数乡人看到一位文弱书生与一群强人的对峙。对他们来说，两方面都是别一世界的人，插不上嘴，也不愿插嘴，只是饶有兴味地呆看。陈矮子质问张先生是否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如此筑坟，为何不来禀告一声。张先生解释了自家与状元坟的关系，又说自己出外多年，不知本地规矩。他顺便说明自己是美国留学生，想借以稍稍镇一镇这帮强人。
陈矮子得知了张先生的身份，又摸清了他在官府没有背景，便朗声大笑，转过脸来对乡人宣告：“河西袁麻子的魁武帮弄了一个中学生做师爷，神气活现，我今天正式聘请这位状元后代、美国留学生做师爷，让袁麻子气一气！”说毕，又命令手下随从一齐跪在张老先生的新坟前磕三个响头，便挟持着张先生扬长而去。
这天张先生穿一身麻料孝衣，在两个强人的手臂间挣扎呼号。已经拉到很远了，还回过头来，满脸眼泪，看了看山头的两宗坟茔。状元坟实在只是黄土一［扌不］，紧挨着的张老先生的坟新石坚致，供品丰盛。
张先生在陈矮子手下做了些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从此之后，这个帮会贴出的文告、往来的函件，都有一笔秀挺的书法。为了这，气得袁麻子把自己的师爷杀了。
又据说，张先生在帮会中酒量大增，猜拳的本事，无人能敌。
张先生逃过三次，都被抓回。陈矮子为了面子，未加惩处。但当张先生第四次出逃被抓回后，终于被打成残疾，逐出了帮会。乡人说，陈矮子最讲义气，未将张先生处死。
张先生从此失踪。多少年后，几个亲戚才打听到，他到了上海，跛着腿，不愿再找职业，不愿再见旁人，躲在家里做寓公。父亲的那点遗产，渐渐坐吃山空。
直到１９４９年，陈矮子被镇压，张先生才回到家乡。他艰难地到山上拔净了坟头的荒草，然后到乡政府要求工作。乡政府说：“你来得正好，不忙找工作，先把陈矮子帮会的案子弄弄清楚。”这一弄就弄了几年，而且越弄越不清楚。他的生活，靠帮乡人写婚丧对联、墓碑、店招、标语维持。１９５７年，有一天他喝酒喝得晕晕乎乎，在给乡政府写标语时把“东风压倒西风”写成了“西风压倒东风”。被质问时还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受了当天天气预报的影响。此地正缺右派名额，理所当然把他补上了。
本来，右派的头衔对他倒也无啥，他反正原来就是那副朽木架子。只是一个月前，他刚刚与一个比他年长８岁的农村寡妇结婚，女人发觉他成了双料坏人，怕连累前夫留下的孩子，立即离他而去。
四年后，他右派的帽子摘了。理由是他已经改恶从善。实际上，是出于县立中学校长对政府的请求。摘帽没几天，县立中学聘请他去担任英语代课教师。县中本不设英语课，这年高考要加试外语，校长急了，要为毕业班临时突击补课。问遍全县上下，只有张先生一人懂英语。
三
他一生没有这么兴奋过。央请隔壁大娘为他整治出一套干净适体的服装，立即翻山越岭，向县城赶去。
对一群乡村孩子，要在五个月内从字母开始，突击补课到应付高考水平，实在艰难。但是，无论别人还是他，都极有信心，理由很简单，他是美国留学生。县中里学历最高的教师，也只是中师毕业。
开头一切还算顺利，到第四个星期却出了问题。那天，课文中有一句wealllovechairmanmao，他围绕着常用词love，补充了一些解释。他讲解道，这个词最普通的含义，乃是爱情。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例句：爱是人的生命。
当他兴致勃勃地从黑板上回过身来，整个教堂的气氛变得十分怪异。女学生全都红脸低头，几个男学生扭歪了脸，傻看着他发愕。突然，不知哪个学生先笑出声来，随即全班爆发出无法遏止的笑声。张先生惊恐地再看了一下黑板，检查有没有写错了字，随即又摸了摸头，捋了捋衣服，看自己在哪里出了洋相。笑声更响了，４０几张年轻的嘴全都张开着，抖动着，笑着他，笑着黑板，笑着爱，震耳欲聋。这天的课无法讲完了，第二天他刚刚走进教室，笑声又起，他在讲台上呆站了几分钟就出来了，来到校长办公室，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要回乡休息。
这一年，整个县中没有一人能考上大学。
张先生回家后立即脱下了那身干净服装，塞在箱角。想了一想，端出砚台，重新以写字为生。四乡的人们觉得他命运不好，不再请他写结婚对联，他唯一可写的，只是墓碑。
据风水先生说，鱼背岭是一个极好的丧葬之地，于是，整座山岭都被坟墓簇拥。坟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张先生的手笔。他的字，以柳公权为骨，以苏东坡为肌，遒劲而丰润，端庄而活泼，十分惹目。外地客人来到此山，常常会把湖光山色忘了，把茂树野花忘了，把溪涧飞瀑忘了，只观赏这一座座墓碑。死者与死者家属大多不懂此道，但都耳闻张先生字好，希望用这样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写一遍，铭之于石，传之不朽。
乡间丧事是很舍得花钱的，张先生写墓碑的报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费。他好喝酒，喝了两斤黄酒之后执笔，字迹更见飞动，因此，乡间请他写墓碑，从不忘了带酒，另备酒肴三五碟。通常，乡人进屋后，总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当，让张先生慢悠悠喝着，同时请一年轻人在旁边磨墨，张先生是不愿用墨汁书写的。待到喝得满脸酡红，笑眯眯地站起身来，也不试笔，只是握笔凝神片刻，然后一挥而就。
乡人带来的酒，每次都在５斤以上，可供张先生喝几天。附近几家酿酒作坊，知道张先生品酒在行，经常邀他去品定各种酒的等次，后来竟把他的评语，作为互相竞争的标准，因此都尽力来讨好他。酒坛，排满了他陋室的墙角。大家嫌“张先生”的称呼过于板正，都叫他酒公，他也乐意。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评价最高的那种酒定名为酒公酒，方圆数十里都有名气。
前年深秋，我回家乡游玩，被满山漂亮的书法惊呆。了解了张先生的身世后，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间徘徊。我想，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逻辑救国论者，是用一种最潦倒、最别致的方式，让生命占据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学问征服过任何一个人，只能用一枝毛笔，在中国传之千年的毛笔，把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慰抚一番。可怜被他慰抚的人，既不懂逻辑，也不懂书法，于是，连墓碑上的书法，也无限寂寞。谁能反过来慰抚这种寂寞呢？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坛。
在美国，在上海，张先生都日思夜想过这座故乡的山，祖先的山。没想到，他一生履历的终结，是越来越多的墓碑。人总要死，墓很难坍，长此以往，家乡的天地将会多么可怕！我相信，这位长于推理的逻辑学家曾一次次对笔惊恐，他在笔墨酣畅地描画着的，是一个何等样的世界！
四
偶尔，张先生也到酿酒作坊翻翻报纸。八年前，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散文，题为《笑的忏悔》。起初只觉题目奇特，一读下去，他不禁心跳剧烈。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中年人的手笔。文章是一封写给中学同班同学的公开信，作者询问老同学们是否都有同感：当自己品尝过了爱的甜苦，经历过了人生的波澜，现在正与孩子一起苦记着外语单词的时候，都会为一次愚蠢透顶的傻笑深深羞愧？
张先生那天离开酿酒作坊时的表情，使作坊工人非常奇怪。两天后，他找到乡村小学的负责人，要求讲点课，不要报酬。
他实在是命运险恶。才教课三个月，一次台风，把陈旧的校舍吹坍。那天他正在上课，拐着腿拉出了几个学生，自己被压在下面。从此，他的下肢完全瘫痪，手也不能写字了。
我见到他时他正静卧在床。我们的谈话从逻辑开始，我刚刚讲了几句金岳霖先生的逻辑思想，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紧紧拉住。他说自己将不久人世，如有可能，在他死后为他的坟墓写一方小字碑文；如没有可能，就写一幅“酒公张先生之墓”。绝不能把名字写上，因为他深感自己一生，愧对祖宗，也愧对美国、上海的师友亲朋。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种天大的嘲谑。
我问他小字碑文该如何写，他神情严肃地斟酌吟哦了一番，慢吞吞地口述起来：
酒公张先生，不知籍贯，不知名号，亦不知其祖宗世谱，只知
其身后无嗣，孓然一人。少习西学，长而废弃，颠沛流荡，投靠无
门。一身弱骨，或踟蹰于文士雅集，或颤慑于强人恶手，或惊恐于
新世问诘，或惶愧于幼者哄笑，栖栖遑遑，了无定夺。释儒道皆无
深缘，真善美尽数失落，终以浊酒、败墨、残肢、墓碑、编织老境。
一生无甚德守，亦无甚恶行，耄年回首，每叹枉掷如许粟麦菜蔬，
徒费孜孜攻读、［石乞］［石乞］苦吟。呜呼！故国神州，莘莘学
子，愿如此潦倒颓败者，唯张先生一人。
述毕，老泪纵横。我当时就说，如此悲凉的文词，我是不愿意书写的。
张先生终于跛着腿，走完了他的旅程。现在，我书写的七字墓碑，正树立在状元坟，树立在层层墓碑的包围之中。他的四周，全是他恣肆的笔墨。他竭力讳避家族世谱，但三个坟，状元、张老先生和他的，安然并列，连成一线，像是默默地作着他曾热衷过的逻辑证明。不管怎么说，这也算给故乡的山，添了小小一景。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年-
十万进士(1)
一
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以说是“世纪性”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１９０１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１９０３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１９０５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读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鲁威先生的《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张晋藩、邱远猷先生的《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特别是读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蓝底银纹的厚实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问题，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来不及细想，甚至来不及发现。我们现在来弥补，有点晚，但还来得及，而且时间既久，态度也可平静一些。
二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他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样做已经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数额也就十分惊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一统的网络里，其间之艰难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由于牵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过不久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性的代谢，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寻线头，重新绾接……这一连串的难题，如此强烈地摆在历代帝王和一切意欲问鼎九州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到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在选拔官吏上握有无限权力的大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划分推荐等级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看似先进的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没想到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据《北梦所言》记载，唐代一位姓毕的盐商之子想参加科举考试，请人为他改一个吉利一点的名字，那人不无嘲谑地把咸味化进了他的名字，为他取名为毕〔讠咸〕，毕〔讠咸〕没有恼怒，快乐接受。后来他不仅考上了，而且逐级升官一直做到了宰相。这说明科举制度确实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贵贱。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种科举原则：
唯贤是求，何贱之有……拣金于沙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十万进士(2)
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作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考来考去主要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这种考法当然未必合适，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的负面效应，但至少在唐宋时代，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引导。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此外，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
由于科举考试制度重视文化，考试中要写作诗赋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无数考生就要长久地投入诗赋文章的训练，这对文学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认为科举考试对社会补益不大而对唐宋文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我的观点正恰相反，认为科举考试最对不起的恰恰是文学。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书》）但韩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举。
进士试卷中有时也会偶尔冒出来一些佳句，以我看，千余年来科举考试中写出来的诗，最好的是唐代天宝年间的钱起在《湘灵鼓瑟诗》的试题下写出的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直到二十世纪鲁迅、朱光潜还为这两句诗发生过口舌，真不知当年坐在考场中的钱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这两句，整首诗并不见佳。可以理解的是，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三
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这些悖论并非人为设置，而是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政治构架的深层，很难排除，因此终于使科举制度在一次次左右为难中逐渐疲惫、僵化，直至丑陋。据我所知，清代来华的不少西方传教士在考察科举制度之后曾大为赞叹，认为发现了一种连西方也还没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绍。但他们的考察毕竟是浮浅的，只是粗粗了望了一下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规则，而未能窥及深潜的隐患，因此他们也就无法理解，有着如此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的中国，怎么会造成国家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整体文明素质的日益枯窘，陷于越来越混乱和贫困的境地？
外国传教士褐绿色瞳仁中埋藏着的疑问，直到今天还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这些疑问，不仅属于科举，也不仅属于古代。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论，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不就是考了一点文化知识么？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担任行政官员的资格么？竟然一下子炒得那么热，闹得那么火，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被极度夸张的方式一铺陈，也就变了味。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乱得不轻。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不管对国家对个人，庆贺一下、宣扬一番都是应该的，但不知怎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牟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照理落榜下第也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马蹄在身边窜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地拱手相向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够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第者则还不至于去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间里写诗。这些诗写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场里写的诗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罗邺）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温宪）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赵嘏）
为什么“莫道还家便容易”？为什么“泪血滴来千里书”？因为科举得失已成为一种牵连家庭、亲族、故乡、姓氏荣辱的宏大社会命题，远不是个人的事了。李频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说“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当时实情。因此，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里上都是千难万难的。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也十分真实。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城里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他看见有一个粗衰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别时间太长，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呆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老人。是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吧，在京城中等着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不想进去后就被乐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千百转，摔了好几跤，又要他执牛尾表演，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让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扮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由于屡试不第给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长久而广泛的心理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但次数一多，怪事也被适应，反被人们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读到一则记载曾颇觉惊异，但那则记载的语气却非常平静，像是在谈一宗日常小事。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障遮羞。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得中科举的消息，于是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妆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使我惊异的是，在赵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将军的女儿，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怜，而对这种可怜，将军全家竟也觉得理所当然！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一般是听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梦。“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姚合），狂喜到连儒生的斯文也丢得一干二净。有的人比较沉着，面对着这个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转，乐滋滋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你看那个曹邺，得了喜讯之后首先注意到的是僮仆神情的变化，然后想到换衣服，而从旧衣服上又似乎还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时留下的泪痕，他把这些都写在诗里，心思和笔触都相当细致。有的人故作平静，平静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例如韩〔亻屋〕及第后首次骑马去赴期集，这本是许多进士最为意气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这样写的：
轻寒著背雨凄凄，九陌无尘未有泥。还是平日旧滋味，漫垂鞭袖过街西。
他把得意收敛住了，收敛得十分萧洒。
不过这种收敛的内在真实性深可怀疑，或许韩〔亻屋〕确实是个例外。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长久以来的收敛和谦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比较真实地在社会上表现自己了。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我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特殊文词后面的社会普遍性。当年得中的士子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十万进士(3)
四
面对着上述种种悲剧和滑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
这种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剧退化。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们都将为这种考试度过漫长的年月。一种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性的。这样的投入势必会产生坚硬的人格结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现代文化史家总习惯从先秦诸子的各种论说中来考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哲学构成，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成的，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这当然会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读到过的某一种学说更强悍地决定他们的人格构成了。
科举制度本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一番选择的，没想到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逸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又脏。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终暗藏着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谚语，正是这种心理的通俗描述。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成为一种被充分肯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王泠然满口泼辣，只因为前些天还是一个苦熬者，憋了那么久，终于报仇雪恨般地突涌出强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详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隐潜着自私和虚伪。偶尔，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更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谈资。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未能一呼百应。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热的假相装点起来的标帜，两面标帜又互为表里：从政治角度看是文化，从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都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自私。《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个场景，动用了最为悲凉的词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然而《西厢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痴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赞扬。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矫情。又把不要感情装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人情开始的。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有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沉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作家编剧的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种正常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嘲笑。
科举制度在人格构建上的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当时的决策者彻底洞悉。他们中有不少人也是从科举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无法看透自己和同道们身上的根本性隐疾，但是他们却感到了科举制度所遇到的麻烦。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倾斜、杯盘的摇晃。他们开始整治科举制度，只在具体操作规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点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碍，消消停停千余年，终于没有走通-
寂寞天柱山
１
现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曾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大文豪、大诗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安家。他们走过的地方很多，面对着佳山佳水一时激动，说一些过头话是不奇怪的；但是，声言一定要在某地安家，声言非要在那里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处不同的时代竟不谋而合地如此声言，这无论如何是罕见的。
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为自己的归宿地：“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过了些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携杨贵妃出逃蜀中，《长恨歌》《长生殿》所描写过的生生死死大事件发生在历史舞台上，那个时候李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正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唐代正在漫漫艳情和浩浩狼烟间作艰难的选择，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天柱山。当然，李白并没有炼成丹，最终也没有“投迹归此地”，但历史还是把他的这个真诚愿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愿望比李白还要强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在四十岁时曾遇见过一位在天柱山长期隐居的高人，两人饮酒畅叙三日，话题总不离天柱山，苏东坡由此而想到自己在颠沛流离中年方四十而华发苍苍，下决心也要拜谒天柱山来领略另一种人生风味。“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他所若访潜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这便是他当时随口吟出的诗。后来，他在给一位叫李惟熙的友人写信时又说：“平生爱舒州风士，欲卜居为终老之计。”他这里所说的舒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别称。请看，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为“终老之计”了。他这是在用诚恳的的语言写信，而不是作诗，并无夸张成分。直到晚年，他的这个计划仍没有改变。老人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终老之计”了。他欣然写道：
青山只在古城隅，
万昊归来卜筑居。把到天柱山来说成是“归来”，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极有名望的六十余岁老人的定居处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所能决定的了，和李白一样，苏东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终老之计”。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对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苏东坡痴情，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对天柱山也抱有终身性的迷恋。王安石在三十多岁时曾做过三年舒州通判，多次畅游过天柱山，后来虽然宦迹处处，却怎么也丢不下这座山，用现代语言来说，几乎是打上了一个松解不开的“情结”。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管多大年纪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经常羞愧：
相看灵秃无归计，
一梦东南即自羞！
这两句取自他《怀舒州山水》一诗，天柱山永远在他梦中，而自己头发秃谢了也无法回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与苏东坡一样，他也把到天柱山说成是“归”。
王安石一生经历的政治风浪多，社会地位高，但他总觉得平生有许多事情没有多大意思，因此，上面提到的这种自羞意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于心头：
看君别后行藏意，
回顾潜楼只自羞。
只要听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总是送诗祝贺，深表羡慕。“搅辔羡君桥此路”，他多么想跟着这位朋友一起纵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毕竟是极不自由的，“宦身有吏责，觞事遇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处那种野朴的欲求克制住。而事实上，他真正神往的生命状态乃是：
野性堪如此，
潜山归去来。
还可以举出一些著名文学家来。例如在天柱山居住过一段时间的黄庭坚此后总是口口声声“吾家潜山，实为名山之福地”，而实际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乡离天柱山还远得很。
再列举下去有点“掉书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华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间，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文学大师的厚爱？
很可能是它曾经有过的宗教气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佛道两教都非常兴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此传经，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国著名的禅宗古刹；在道教那里，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维”，是“九天司命真君”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师都曾在这学过道。这两大宗教在此交汇，使天柱山一度拥有层层叠叠的殿宇楼阁，气象非凡。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例如李白、苏东坡对它的思念，就与此有关。
也可能是它所蕴含的某种历史魅力，早在公元前一零六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此山为南岳，这次祭山是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跟随来了的。后来，天柱山地区出过一些让一中国人都难以记怀的历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国周瑜，以及“小乔初嫁了”的二乔姐妹。这般风流倜傥，又与历史的大线条连结得这般紧密，本是历代艺术家恒久的着眼点，无疑也会增加这座山的诱惑。王安石初到此地做定局时曾急切询部当地百姓知道不知道这里出过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石深感寂寞，但这种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诱惑。一般的文人至少会对乔氏姐妹的出生地发生兴趣：“乔公二女秀所钟，秋水并蒂芙蓉。只今冷落遗故址，令人千古思余风。”（罗庄：《潜山古风》）
当然，还会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来，首要条件还是它的自然风景。如果风景不好，佛道寺院不会竞相在这里筑建，出了再大的名人也不会叫人过多地留连。那么，且让人们进山。
２
我们是坐长途汽车进天柱山的，车上有十多个人，但到车停下以后一看，他们大多是山民和茶农，一散落到山岙里连影子也没有了，真正来旅游的只是我们。
开始见到过一个茶庄，等到顺着茶庄背后的山路翻过山，就再也见不到房舍。山外的一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见，一时涌动出无数奇丽的山石，山石间掩映着丛丛簇簇的各色林木，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觉收服了。我在想，这种著名的山川实在是造物主使着性子雕镂出来的千古奇迹。为什么到了这里，一切都变得那么可心了呢？在这里随便选一块石关搬到山外去都会被人当作奇物供奉起来，但它就是不肯匀出去一点，让外面的开阔地长久地枯燥着，硬是把精华都集中在一处，自享自美。水也来凑热闹，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这儿一个溪涧，那儿一道瀑布，贴着山石幽幽地流，欢欢地溅。此时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进山前见过一条大沙河，浑浊的水，白亮的反光，一见之下就平添了几分烦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滴水都是清澈甜凉的了，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有了水声，便引来虫叫，引来鸟鸣，各种声腔调门细细地搭配着，有一声、没一声，搭配出一种比寂然无声更静的静。你就被这种静控制着，脚步、心情、脸色也都变静。想起了高明的诗人、画家老是要表现的一种对象：静女。这种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没有一处不妥贴的，于是妥贴成一种难于言传的宁静。德国哲学家莱辛曾在《拉奥孔》一书中嘲笑那种把美女的眼睛、鼻子、嘴巴分开来逐个描绘的文学作品，这是嘲笑对了的。其实风景也是一样，我最不耐烦有的游记作品对各项自然风景描摹得过于琐细，因此也随之不耐烦书店里的《风景描写辞典》之类。站在天柱山的谷岙里实在很难产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维，只觉得山谷抱着你，你又抱着山谷，都抱得那样紧，逮不到一丝遣字造句的思维。猛然想起黄庭坚写天柱山的两句诗：
哀怀抱绝景，
更觉落笔难。
当然不是佳句，却正是我想说的。
长长的山道上很难得见到人。记得先是在一处瀑布边见到过两位修路的民工，后来在通向三祖寺的石阶上见过一位挑肥料的山民，最后在霹雳石边上见一位蹲在山崖边卖娃娃鱼的妇女。曾问那位妇女：整个山上都没有人，娃娃鱼卖给谁呢？妇女一笑，随口说了几句很难听懂的当地土话，像是高僧的偈语。色彩斑斓的娃娃鱼在瓶里停伫不动，像要从寂寞的亘古停伫到寂寞的将来。
山道越走越长，于是宁静也越来越纯。越走又越觉得山道修筑得非常完好，完好得与这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不相般配。当然得感谢近年来的悉心修缮，但毫无疑问，那些已经溶化为自然景物的坚实路基，那些新桥栏下石花苍然的远年桥墩，那些指向风景绝佳处的磨滑了的石径，却镌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经有过的繁盛。无数的屋檐曾从崖石边飞出，磬钹声此起彼伏，僧侣和道士们在山道间拱手相让，远道而来的士子们是指指点点，东张西望。是历史，是无数双远去的脚，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诚，把这条山道连结得那么通畅，踩踏得那么殷实，流转得那么潇洒自如。
如果在荆莽丛中划开一条小路，一次次低头曲腰地钻出身子来，麻烦虽然麻烦，却绝不会寂寞；今天，分明走在一条足以容纳浩浩荡荡的朝山队伍的畅亮山道上，却不知为何突然消失了全部浩浩荡荡，光剩下了我们，于是也就剩下了寂寞，剩下了惶恐。
进山前曾在一堵墙壁上约略看过游览路线图，知道应有许多景点排列着，一真排到最后的天柱峰。据说站在天池边仰望天柱峰，还会看到一种七彩光环层层相套的“宝光”。但是，我们走得那么久了，怎么就找不到路线图上的诸多景点呢？也许根本走错了路？或者倒是抄了一条近路，天柱峰会突然在眼前冒出来？人在寂寞和惶恐中什么念头都会产生，连最后一点意志力也会让位给侥幸。就在这时，终于在路边看到一块石头路标，一眼看去便一阵激动：天柱峰可不真的走到了！但定睛再看时发现，写的是天蛙峰，那个蛙字远远看去与柱字相仿。
总算找到了个像样的景点。天蛙峰因峰顶有巨石很像一双青蛙而得名。与天蛙峰并列有降丹峰和天书峰，一峰峰登上去，远看四周，云翻峰涌，确实是大千气象。峰顶有平坦处，舒舒展展地仰卧在上面，顿时山啊、云啊、鸟啊，都一起屏息，只让你静静地休憩。汗收了，气平了，懒劲也上来了，再不想挪动。这儿有远山为墙，白云为盖，那好，就这样软软地躺一会儿。
有一阵怪异的凉风吹在脸上，微微睁开眼，不好，云在变色，像要下雨，所有的山头也开始探头探脑地冷笑。一骨碌起身，突然想起一路无避雨处，要返回长途汽车站还有漫长的路途。不知今天这儿是否还会有长途汽车向县城发出？赶快返回吧，天柱峰在哪儿，想也不敢去想了。
后来，等我们终于赶回到那幅画在墙上的游览线路图前才发现，我们所走的路，离天柱峰还不到三分之一。许许多多景点，我们根本还没有走到呢。
３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叹息。
论爬山，我还不算是一个无能者，但我为何独独消受不住天柱山的长途和清寂呢？我本以为进山之后可以找到李白、苏东坡他们一心想在山中安家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原因离我更加遥远了呢？
也许不能怪我。要不然堂堂天柱山为何游人这般稀少呢？
据说，很有一些人为此找过原因。有人说，虽然汉武帝封它为南岳，但后来隋文帝却把南岳的尊称转让给了衡山，它既被排除在名山之外，也就冷落了。对这种说法只可一笑了之。因为天柱山真正的兴盛期都在撤消封号之后，更何况从未被谁封过的黄山、庐山不正热闹非凡？
也有人认为是交通不便，从合肥、安庆到这里要花费半天时间。这自然也不成理由，那些更其难于抵达的地方如峨嵋乃至敦煌，不也一直熙熙攘攘？
我认为，天柱山之所以能给古人一种居家感，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是它地处江淮平原，四相钩连，八方呼应，水陆交通畅达，虽幽深而无登高之苦，虽奇丽而无柴米之匮，总而言之，既宁静又方便，但是，正是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险要而又便利的生存条件，使它一次次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或要严守、或要死攻的要塞所在。这样，它就要比其他风景胜地不幸得多。不间断的兵燹几乎烧毁了每一所寺院和楼台，留下一条挺像样子却又无处歇脚的山路，在寂静中蜿蜒。
我敢断定，古代诗人们来游天柱山的时候，会在路边在寺庙道院里找到不少很好的食宿处，一天一天地走过去，看完七彩宝光再洒洒脱脱地逛回来。要不然，怎么也产生不了在这儿安家的念头。
因此，是多年的战争，使天柱山丧失了居家感，也使它还来不及为现代游人作应有的安排。
空寂无人的山岙，留下了历史的强蛮。
４
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因此我对它的历史沧桑知之不详。约略可说的只是……
南宋末年，义民刘源在天柱山区率十万军民结寨抗元达十八年之久，失败后天柱山遭到扫荡，刘源本人则牺牲在天柱峰下；
明朝末年，张献忠与官军多次以天柱山为主战场进行惨烈的搏斗，佛光寺等寺院都付之一炬，仅在崇祯十五年九月的一次战斗中，张献忠的起义军战死十余万人，天柱山地区“尸横二十余里”；
以后，朱统钅奇又以天柱山为据点抗清复明，余公亮也在这里聚众造反。他们都失败了，天柱山又一次受到血与火的荡涤；
天柱山成为最大的战场是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的将领陈玉成在此与清兵撕杀十几年，进进退退、烧烧杀杀，待太平天国失败后再去打点这个旧战场，金山寺庙几乎都已不复存在；
是的，天柱山有宗教，有美景，有诗文，但中国历史要比这一切苍凉得多，到了一定的时候，茫茫大地上总要现出圆目怒睁、青筋贲张的主题，也许是拚死挣扎，也许是血誓报复，也许是不用无数尸体已无法换取某种道义，也许是舍弃强暴已不能验证自己的存在，那就只能对不起宗教、美景和诗文了，天柱山乖乖地给这些主题腾出地盘。
它本该早就彻底荒芜，任蛇蝎横行、豺狼出没，但总还有一些人在战场废墟上低头徘徊，企图再建造一点大体可以称作文明或文化的什么，例如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还有一个妙高和尚栖息在马祖洞旁的草庵里日夜开荒积粮，又四方化缘，竟以多年精力重建起寺院，实在是创造了个人意志力的惊人奇迹。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本世纪依然兵荒马乱，油漆崭新的殿宇很快又在战火中颓圮。现在，战争停息已有很多年了，这儿，也许可以比较长久地改换一个主题？
终于又想起李白、苏东坡、王安石他们了。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让这样的文人能产生终老之计的山水，总应该增加一些而不是减少吧。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生故园感和归宿感，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进。天柱山的盛衰升沉，无疑已触及到这个哲学和人类学的本原性问题。苏东坡、王安石本是不错的哲学家，天柱山寺庙的僧侣中一定也隐伏过许多玄学大师，他们在山间漫步沉思的时候，是否也曾碰撞到这些问题的边缘？王安石一直叹息在这里没有人能与他谈学问，他是否也想摩挲一下这方面的玄机？
至于我，现今也到了苏东坡所说“年来四十发苍苍”的年岁，浪迹四野，风尘满身。当然不会急着在这里觅地建房，但走在天柱山的山道上，却时时体会着“万里归来卜筑居”的滋味。我不是也一直在寻找吗？
好像寻找的人还相当的多。耳边分明响起比我年轻的人的恳切歌声：“我想有个家……”
是的，家。从古代诗人到我们，都会在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覆想到的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
选自《文化苦旅》-
江南小镇(1)
（一）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人心底的思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厶气势；它们大多有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沈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gou4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掌持这个八口之家呢？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连系，怯生生地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才回家。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夥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从西边墙板的袷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屋里进去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罢，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云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意的人物。咳，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气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便产生如此暮气的归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１００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德·昆西(t．dequincey)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昆西说，在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恐慌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正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的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灌注全身。
好多年过去了，生活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敲门声还时不时地响起于心扉间。为此我常常喜欢找个江南小镇走走，但一走，这种敲门声就响得更加清晰而催人了。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靴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画家陈逸飞先生所画的那幅名扬海外的《故乡的回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象征故乡的了。我打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县的周庄。陈逸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
（二）
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约了两个朋友从青浦淀山湖的东南岸雇船出发，向西横插过去，走完了湖，就进入了纵横交错的河网地方。在别的地方，河流虽然也可以成为运输的通道，但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来说大多是障碍，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们随脚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条船一家人家，悠々走着，不紧不慢，丈夫在摇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大家对周围的一切都熟悉，已不愿东张西望，只听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载到要去的地方。我们身边擦过一条船，船头坐了两位服饰齐整的老太，看来是走亲戚去的，我们的船驶得太快，把水沫溅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摆，嗔色地指了指我们，我们连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这情景就像街市间不小心撞到了别人随口说声“对不起”那样自然。
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河道越来越窄，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这就意味着一座小镇的来临。中国很多地方都长久地时行这样一首儿歌：“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周庄到了，谁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这里街市很安静，而河道却很热闹，很多很多的船来往交错，也有不少船驳在岸边装卸货物，更有一些人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连跳几条到一个地方去，就像市井间借别人家的过道穿行。我们的船挤入这种热闹中，舒舒缓缓地往前走。与城市里让人沮丧的“塞车”完全不同，在河道上发觉前面停着的一条船阻碍了我们，只须在靠近时伸出手来，把那条船的船帮撑持一下，这条船就会荡开去一点，好让我们走路。那条船很可能在装货，别的船来来往往你撑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晃晃悠悠，但船头系结在岸椿上，不会产生任何麻烦，装货的船工一迳乐呵呵地忙碌着，什么也不理会。
小镇上已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旅游者，他们大多是走陆路来的，一进镇就立则领悟了水的魅力，都想站在某条船上拍张照，他们蹲在河岸上恳求船民，没想到这里的船民爽快极了，想坐坐船还不容易？不仅拍了照，还让坐着行驶一陈，分文不取。他们靠水吃饭，比较有钱，经济实力远超这些旅行者。近几年，电影厂常来小镇拍一些历史题材的片子，小镇古色古香，后来干脆避开一切现代建筑方式，很使电影导演们称心，但哪来那厶多群众角色呢？小镇的居民和船民非常帮衬，一人拿了套戏装往身上一披，照样干活，你们拍去吧。我去那天，不知拿家电影厂正在桥头拍一部清朝末年的电影，桥边的镇民、桥下的船民很多都穿上了清朝农民的服装在干自己的事，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倒是我们这条船靠近前去，成了擅闯大清村邑的番邦夷人。
从船上向河岸一溜看去，好像凡是比较像样的居舍门口都有自用码头。这是不奇怪的，河道就是通衢，码头便是大门，一个大户人家哪有借别人的门户迎来送往的道理？遥想当年，一家人家有事，最明显的标志是他家码头口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主人便站在码头上频频迎接。我们的船在一个不小的私家码头停下了，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
江南小镇历来有藏龙卧虎的本事，你看就这厶些小河小桥竟安顿过一个富可敌国的财神！沈万山的致富门径是值得经济史家们再仔细研究一陈的，不管怎厶说，他算得上那个时代精于田产管理、又善于开发商业资本的经贸实践家。有人说他主要得力于贸易，包括与海外的贸易，虽还没有极为充分的材料佐证，我却是比较相信的。周庄虽小，却是贴近运河、长江和黄浦江，从这里出发的船只可以亳无阻碍地借运河而通南北，借长江而通东西，就近又可席卷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和苏锡一带，然后从长江口或杭州湾直通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浏河口就与它十分靠近。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出现个把沈万山是合乎情理的。这大体也就是江南小镇的秉性所在了，它的历害不在于它的排场，而在于充分利用它的便利而悄然自重，自重了还不露声色，使得我们今天还闹不清沈万山的底细。
系好船缆，拾级上岸，才抬头，却已进了沈厅大门。一层层走去，６００多年前居家礼仪如在目前。这儿是门厅，这儿是宾客随从人员驻留地，这儿是会客厅，这儿是内宅，这儿是私家膳室……全部建筑呈纵深型推进状，结果，一个相当狭小的市井门洞竟延伸出长长一串景深，既显现出江南商人藏愚守拙般的谨慎，又铺张了家庭礼仪的空间规程。但是，就整体宅院论，还是算敛缩俭朴的，我想一个资产只及沈万山一个零头的朝廷退职官员的宅第也许会比它神气一些。商人的盘算和官僚的想法判然有别，尤其是在封建官僚机器的缝隙中求发展的元明之际的商人更是如此，躲在江南小镇的一个小门庭里做着纵横四海的大生意，正是他们的“大门槛”。可以想见，当年沈宅门前大小船只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各种信息、报告、决断、使令、契约、银票都从这里大进大出，但往来人丁大多神色隐秘、缄口不言、行色匆匆。这里也许是见不到贸易货物的，真正的大贸易家不会把宅院当作仓库和转运站，货物的贮存地和交割地很难打听得到，再有钱也是一介商人而已，没有兵丁卫护，没有官府庇荫，哪能大大列列地去张扬？-
江南小镇(2)
我没有认真研究过沈万山的心理历程，只知道这位在江南小镇如鱼得水的大商贾后来在京都南京栽了大跟头，他如此精明的思维能力毕竟只归属于经济人格而与封建朝廷的官场人格处处抵牾，一撞上去就全盘散架。能不撞上去吗？又不能，一个在没有正常商业环境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的商人总想与朝廷建立某种亲善关系，但他不知，建立这种关系要靠钱，又不能全靠钱事情还有远比他的商人头脑想象的更复杂更险恶的一面。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即应天府）后要像模像样地修筑城墙，在募集资金中被舆论公认为江南首富的沈万山自然首当其冲。沈万山满腹心事地走出宅院大门上船了，船只穿出周庄的小桥小河向南京驶去。在南京，他爽快地应承了筑造京城城墙三分之一（从洪武门到水西门）的全部费用，这当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一时朝野震动。事情到此已有点危险，因为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但他未曾自觉到，只知道像在商业经营中那样趁热打铁，晕乎乎、乐颠颠地又拿出一笔巨款要犒赏军队。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了，你算个什厶东西，凭着有钱到朕的京城里摆威风来了？军队是你犒赏得了的吗？于是下令杀头，后来不知什厶原因又改旨为流放云南。
江南小镇的宅院慌乱了一阵之后陷入了长久的寂寞。中国１４世纪杰出的理财大师沈万山没有能够回来，他长枷铁镣南行万里，最终客死戍所。他当然会在陌生的烟瘴之地夜夜梦到周庄的流水和石桥，但他的伤痕累々的人生孤舟却搁浅在如此边远的地方，怎厶也驶不进熟悉的港湾了。
沈万山也许至死都捣不大清究竟是什厶逻辑让他受罪的。周庄的百姓也捣不清，反而觉得沈万山怪，编一些更稀奇的故事流传百年。是的，一种对中国来说实在有点超前的商业心态在当时是难于见容于朝野两端的，结果倒是以其惨败为代价留下了一些纯属老庄哲学的教训在小镇，于是人们更加宁静无为了，不要大富，不要大红，不要一时为某种异己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而产生焦灼的冲动，只让河水慢慢流，船橹慢慢摇，也不想摇到太远的地方去。在沈万山的凄楚教训面前，江南小镇愈加明白了自己应该珍惜和恪守的生态。
（三）
上午看完了周庄，下午就滑脚去了同里镇。同里离周庄不远，却已归属于江苏省的另一个县——吴江县，也就是我在２０多年前听到麦克白式的敲门声的那个县。因此，当我走近前去的时候，心情是颇有些紧张的，但我很明白，要找江南小镇的风韵，同里不会使我失望，为那２０多年前的启悟，为它所躲藏的闹中取静的地理位置，也为我平日听到过的有关它的传闻。
就整体气魄论，同里比周庄大。也许是因为周庄讲究原封不动地保持苍老的原貌吧，在现代人的脚下总未免显得有点局促，同里亮堂和挺展得多了，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似乎也更花力气。因此，周庄对于我，是乐于参观而不会想到要长久驻足的，而同里却一见面就产生一种要在这里觅房安居的奇怪心愿。
同里的桥，不比周庄少。其中紧紧汇聚在一处的“三桥”则更让人赞叹。三桥都小巧玲珑，构筑典雅，每桥都有花岗石刻的楹联，其中一桥的楹联为：
浅渚波光云影，
小桥流水江村。
淡淡地道尽了此地的魅力所在。据老者说，过去镇上居民婚娶，花轿乐队要热热闹闹地把这三座小桥都走一遍，算是大吉大利。老人６６岁生日那天也必须在午餐后走一遍三桥，算是走通了人生的一个关口。你看，这厶一个小小的江镇，竟然自立名胜、自建礼仪，怡然自得中构建了一个与外界无所争持的小世界。在离镇中心稍远处，还有稍大一点的桥，建造也比较考究，如思本桥、富观桥、普安桥等，是小镇的远近门户。
在同里镇随脚走走，很容易见到一些气象有点特别的建筑，仔细一看，墙上嵌有牌子，标明这是崇本堂，这是嘉荫堂，这是耕乐堂，这是陈去病故居，探头进去，有的被保护着专供参观，有的有住家，有的在修理，都不妨轻步踏入，没有人会阻碍你。特别是那些有住家的宅院，你正有点踟踌呢，住家一眼看出你是来访古的，已是满面笑容。钱氏崇本堂和柳氏嘉荫堂占地都不大，一亩上下而已，却筑得紧凑舒适。两堂均以梁棹窗棹间的精细雕刻著称，除了吉花卉图案外，还有传说故事、剧曲小说中的人物和场面的雕刻，据我所知已引起了国内古典芸术研究者们的重视。耕乐堂年岁较老，有宅有园，占地也较大，整体结构匠心独具，精巧宜人，最早的主人是明代的朱祥（耕乐），据说他曾协助巡抚修建了著名的苏州宝带桥，本应论功授官，但他坚辞不就，请求在同里镇造一处宅园过太平日子。看看耕乐堂，谁都会由衷地赞同朱祥的选择。
但是，也不能因此判定像同里这样的江南小镇只是无条件的消极退避之所。你看，让朱祥督造宝带桥工程他不是欣然前往了吗？他要躲避的是做官，并不躲避国计民生方面的正常选择。我们走进近代革命者、诗人学者陈去病（巢南）的居宅，更明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由于关注过南社的史料，对陈去病的事迹还算是有点熟悉的。见到了他编《百尺楼丛书》的百尺楼，却未能找到他自撰的两副有名楹联：
平生服膺明季三儒之论，沧海归来，信手钞成正气集；
中年有契香山一老所作，白头老去，新居营就浩歌堂。
其人以骠姚将军为名，垂虹亭长为号；
所居有绿玉青瑶之馆，澹泊宁静之庐。
这两副楹联表明，在同里镇三元街的这所宁静住宅里，也曾有热血涌动、浩气充溢的年月。我知道就在这里，陈去病组织过雪耻学会，推行过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还开展过同盟会同里支部的活动。秋瑾烈士在绍兴遭难后，他的密友徐自华女士曾特地赶到这里来与陈去病商量如何处置后事。至少在当时，江浙一带的小镇中每每隐潜着许多这样的决心以热血和生命换来民族生机的慷慨男女，他们的往来和聚会构成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史中的著名事件，一艘艘小船在解缆系缆，缆索一抖，牵动着整个中国的生命线。
比陈去病小十几岁的柳亚子更是被人们熟知的人物，他当时的活动据点是家乡黎里镇，与同里镇同属吴江县。陈去病坐船去黎里镇访问了柳亚子后感慨万千，写诗道：
梨花村里叩重门，
握手相看泪满痕。
故国崎岖多碧血，
美人幽咽碎芳魂。
茫茫宙合将安适，
耿耿心期只尔论。
此去壮图如可展，
一鞭晴旭返中原！
这种气慨与人们平素印象中的江南小镇风韵很不一样，但它实实在在是属于江南小镇的，应该说是江南小镇的又一面。在我看来，江南小镇是既疏淡官场名利又深明人世大义的，平日只是按兵不动罢了，其实就连在石桥边栏上闲坐着的老汉都对社会时事具有洞悉幽微的评判能力，真是遭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江南小镇历来都不木然。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也愿意卜居于这些小镇中而预料不会使自己全然枯竭，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四）
同里最吸引人的去处无疑是著名的退思园了。我可以亳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见过的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我称心满意的几个中的一个。我相信，如果同里镇稍稍靠近一点铁路或公路干道，退思园必将塞满旅游的人群。但从上海到这里毕竟很不方便，从苏州过来近一些，然而苏州自己已有太多的园林，柔雅的苏州人也就不高兴去坐长途车了。于是，一座大好的园林静悄悄地呆着，而我特别看中的正是这一点。中国古典园林不管依傍何种建筑流派，都要以静作为自己的韵律。有了静，全部构建会组合成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而失去了静，它内在的整体风致也就不可寻找。在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游古典园林是很叫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游客未至，或许是时值黄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这样的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生气，几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多次来过。在人口越来越多，一切私家的古典园林都一一变成公众游观处的现代，我的这种审美嗜好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愿望了，但竟然有时也能满足。去年冬天曾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小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和傍晚，当上海旅游者的班车尚未到达或已经离开的时候，我会急急赶到秋霞圃去，舒舒坦坦地享受一番园林间物我交融的本味。退思园根本没有上海的旅游班车抵达，能够遇到的游客大多是一些镇上的退休老人，安静地在回廊低栏上坐着，看到我们面对某处景点有所迟疑时，他们会用自我陶醉的缓慢语调来解释几句，前后又安静地坐下去。就这样，我们从西首的大门进入，向着东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观赏过来。总以为看完这一进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一个月洞门又引出一个新的空间，而且一进比一进美，一层比一层奇。心中早已绷着悬念，却又时时为意外发现而一次次惊叹，这让我想到中国古典园林和古典剧曲在结构上的近似。难怪中国古代曲论家王骥德和李渔都把编剧与工师营建宅院苑榭相提伴论。
退思园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园主任兰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凰颍六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凰阳钞关之职，有权有势地管过现今安徽省的很大一块地方。后来他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落职了，于是回到家乡同里，请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芸术家建造此园。园名“退思”，立即使人想起《左传》中的那句话：“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但我漫步在如此精美的园林中，很难相信任兰生动用“退思补过”这一命题的诚恳。“退”是事实，“思”也是免不了的，至于是不是在思“补过”和“事君”则不宜轻信。眼前的水阁亭榭、假山荷池、曲径回廊根本容不下一丝愧赧。好在京城很远也管不到什麽了。
任兰生是聪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一下，赶紧把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幻化成一个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即使朝廷中还有觊觎者，一见他完全是一派定居的样子，没有再到官场争逐的念头了，也就放下了心，以求彼此两忘。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遭到过什厶凶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更新何况对园主来说这又是祖辈生息的家乡。任兰生没有料到，这件看来纯然利己的事情实际上竟成了他毕生最大的功业，历史因这座园林把他的名字记下了，而那些凌驾在他之上，或弹劾他而获胜的衮衮诸公们却早就像尘埃一样飘散在时间的流水之中。
就这样，江南省镇款款地接待着一个个早年离它远去的游子，安慰他们，劝他们好生休息，又尽力鼓励他们把休息地弄好。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人生范式，在无形之中悄悄控制着遍及九州的志士仁人，使他们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梦中轻笑。江南小镇的美色远不仅仅在于它们自身，而更在于无数行旅者心中的毕生描绘。
在踏出退思园大门时我想，现今的中国文人几乎都没有能力靠一人之力建造这样的归息之地了，但是哪怕在这样的小镇中觅得一就较简单的住所也好呀，为什麽非要挤在大都市里不可呢？我一直相信从事文化芸术与从事经济贸易、机机施工不同，特别需重有一个真正安宁的环境深入运思、专注体悟，要不然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在逼仄的城市空间里写什厶都不妨，就是不宜进行宏篇巨制式的芸术创造。日本有位芸术家每年要在太平洋的一就小岛上隐居很长时间，只留出一小部分时间在全世界转悠，手上夹着从小岛带出来的一大叠乐谱和文稿。江南小镇很可以成为我们的作家芸术家的小岛，有了这厶一个个宁静的家院在身后，作家芸术家们走在都市街道间的步子也会踏实一点，文坛中的烦心事也会减少大半。而且，由于作家芸术家驻足其间，许多小镇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声望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江南小镇比过去缺了点什厶，在我看来，缺了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缺了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间的安适书斋，缺了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适吸引力适芸术灵魂。而这些智者，这些灵魂，现正在大都市人海中领受真正的自然意义上的“倾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的惆怅乡愁收伏在无数清雅的镇邑间，而一座座江南小镇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上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到那时，风景旅游和人物访谒会溶成一体，“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的动人景象又会经常出现，整个华夏大地也就会铺展出文化座标上的重峦叠嶂。
也许，我想得太多了-
流放者的土地(1)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①这些论著也为本文提供了很多史料和线索，谨此感谢。－－作者注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１５０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想，流放东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那一拨了。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Ｑ正传》好读了。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１６５７年（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流放者的土地(2)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１２１）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长剑，
胡为独远征？
半生戎马换，
片语玉关行！
乱石冲云走，
飞沙撼碛鸣。
万方新雨露，
吹不到边城。
（《送张坦公方伯出塞》）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王宣］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
同是天涯万里身，
相依萍梗即为邻。
闲骑蹇卫频来往，
小擘霜鳌忘主宾。
明月满庭凉似水，
绿莎三径软于茵。
生经多难情愈好，
未觉人间古道沦。“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惟独这儿，［原文如此－－输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流放者的土地(3)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感受：
浓阴落尽有高柯，
昨日流莺在何处？
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
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
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
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
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
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回来，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担的，但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的福气而回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更其重要。吴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五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它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选自《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
西湖梦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浏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如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至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记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如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双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造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十九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则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妓女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快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炎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拚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拚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新？为此，即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
录自《文化苦旅》-
一个王朝的背影(1)
一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遭，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化”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长以後，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在这儿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
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是汉族之后。
如果说先后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两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惊叹的建立了赫赫战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得多。
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贱而品格高洁，在清兵浩荡南下、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时节保持着多大的民族气节！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恋人侯朝宗为抗清扶明不惜赴汤蹈火、奔命呼号的时候，恰恰正是苟延残喘而仍然荒淫无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践了他们。那个在当时当地看来既是明朝也是汉族的最后代表的弘光政权，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们的忠君泪、报国心，而只要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怜的色相。李香君真想与恋人一起为大明捐躯流血，但叫她恶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来强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溅纸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这样的朝廷就让它去了吧，长叹一声，气节、操守、抗争、奔走，全都成了荒诞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后裔，连他，也对历史转捩时期那种盲目的正统观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把这种怀疑，转化成了笔底的灭寂和苍凉。
对李香君和候朝宗来说，明末的一切，看够了，清代会怎么样呢，不想看了。文学作品总要结束，但历史还在往前走，事实上，清代还是很可看看的。为此，我要写写承德的避暑山庄。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
二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虽然闻名史册，但久为禁苑，又地处塞外，历来光顾的人不多，直到这几年才被旅游者搅得有点热闹。我原先并不知道能在那里获得一点什么，只是今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在承组织了一次国内优秀电视编剧和导演的聚会，要我给他们讲点课，就被他们接去了。住所正在避暑山庄背後，刚到那天的薄暮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奇怪的是，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在想一些什么呢？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更加巍然怆然。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的，静静的，纯纯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它实在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于是匆匆讲完几次课，便一头埋到了山庄里边。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据说装下八九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不出国内还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
山庄外面还有一圈被称之为“外八庙”的寺庙群，这暂不去说它，光说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尤其是山区，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八成左右，这让游惯了别的园林的人很不习惯。园林是用来休闲的，何况是皇家园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这个格局，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观念。
山庄里有很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们亲自撰写，他们当然想不到多少年后会有我们这些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私家园林，来读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是写给他们后辈继承人看的。朝廷给别人看的东西很多，有大量刻印广颁的官样文章，而写在这里的文字，尽管有时也咬文嚼字，但总的来说是说给儿孙们听的体己话，比较真实可信。我踏着青苔和蔓草，辩识和解读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连藏在山间树林中的石碑都不放过，读完一篇，便舒松开筋骨四周看看。一路走去，终于可以有把握地说，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
首先是康熙，山庄正宫午门上悬挂着的“避暑山庄”四个字就是他写的，这四个汉字写得很好，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祥，可以想见他首次踏进山庄时的步履也是这样的。他一定会这样，因为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成功的长途才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气，应该。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一个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自恃当初做汉奸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免下得了决心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十六岁上干脆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二十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八年时间的征战取得彻底胜利。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他成熟了，眼前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对手，但他还是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
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对着这堵受到历代帝王切切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个朝廷，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我们的防线又在哪里呢？他思考的结果，可以从１６９１年他的一份上谕中看出个大概。那年五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谕是：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读了康熙这段话，简直是找到了一个远年知音。由于康熙这样说，清代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不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此我也觉得不无痛快。当然，我们今天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修理长城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长城永远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修得安民”云云说得过于堂皇而蹈空，实际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作用。“木兰围场”既然设在长城之外的边远地带，离北京就很有一点距离，如此众多的朝廷要员前去秋猎，当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宫，而热河行宫，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也就需要有热河行宫和它周围的寺庙群了。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这一座行宫、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园林和寺庙，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祷，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们甚至连可以疑惑的痕迹都找不到。
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
康熙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场”参加一次为期二十天的秋猎，一生参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围猎，情景都极为壮观。先由康熙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逐年轮换是为了生态保护），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帐篷为“内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帐篷为“外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拂晓，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统一督导下集结围拢，在上万官兵齐声呐喊下，康熙首先一马当先，引弓射猎，每有所中便引来一片欢呼，然后扈从大臣和各级将士也紧随康熙射猎。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围猎时智勇双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让王公大臣由衷惊服，因而他本人的猎获就很多。晚上，营地上篝火处处，肉香飘荡，人笑马嘶，而康熙还必须回帐篷里批阅每天疾驰送来的奏章文书。康熙一生身先士足打过许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还是自己打猎的成绩，因为这纯粹是他个人生命力的验证。１７１９年康熙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曾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这笔流水帐，他说得很得意，我们读得也很高兴。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须知中国历史上多的是有气无力病恹恹的皇帝，他们即便再“内秀”，也何以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家。
由于强健，他有足够的精力处理挺复杂的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河和疏通漕支等大问题，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泽后世。由于强健，他还愿意勤奋地学习，结果不仅武功一流，“内秀”也十分了得，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一直很使我震动，而且我可以肯定，当时也把一大群冷眼旁观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理性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文化气魄铺地盖天，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讲的还只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可能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潜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差别。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他亲自审校译成汉文和满文的西方数学著作，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大臣们讲授西方数学。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化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发愤学习，真正弄通西方学说，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他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并命令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学好了就选拔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像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译成满文。
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猎三百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斥！我并不认为康熙给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较健全。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样了，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没见他玩过什么，似乎也没有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烟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烟！他聚敛的金银如山似海，但当清军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也死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完全是一个失去任何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儿子朱常洛（光宗）、孙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检（思宗）先后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定了，他的儿孙们非常可怜。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当时中国历史的一所“吉宅”-
一个王朝的背影(2)
三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憾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复明，最后终老陕西……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禺页］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禺页］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禺页］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禺页］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黄宗羲、李［禺页］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识界震动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负责此事，要他们根据《明实录》如实编定，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汉族知识化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领导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冷静研究明代了，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对峙也就不能不渐渐化解了。《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还要承认的事实。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吕留良的，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策划反清。这时康熙也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无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就派人带给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情啦，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琪是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的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地报告了雍正皇帝。
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念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精励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的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能力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指外族，而且也仅指中原地区之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也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让出现“虏”、“胡”之类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他执政的前期，做了很多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不想作反清复明的事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犭尔］”，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边境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这样强横地来对待邻居们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详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的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江南塞北的风景名胜在这里聚会，上天的唯一骄子在这里安驻，再下令编一部综览全部典籍的《四库全书》在这里存放，几乎什么也不缺了。乾隆不断地写诗，说避暑山庄里的意境已远远超过唐宋诗词里的描绘，而他则一直等着到时间卸任成为“林下人”，在此间度过余生。在山庄内松云峡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后刻下了六首御诗表述这种自得情怀。
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十八世纪（乾隆正好死于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十九世纪已经迎面而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资该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贪官和［王申］，又把国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清朝乃至中国的整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庄内，已经酿就。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湎在中华帝国的梦幻中，而全国的文化良知，也都在这个梦幻边沿口或陶醉，或喑哑。
１７９３年９月１４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也许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本来康熙早在１６８４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词，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太顺耳。这座园林，已孱杂进某种凶兆。
四
我在山庄松云峡细读乾隆写了六首诗的那座石碑时，在碑的西侧又读到他儿子嘉庆的一首。嘉庆即位后经过这里，读了父亲那些得意洋洋的诗后不禁长叹一声：父亲的诗真是深奥，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实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瞻题蕴精奥，守位重仔肩”）嘉庆为人比较懦弱宽厚，在父亲留下的这副担子前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对内忧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竟相摹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的，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
避暑山庄一直关到１８６０年９月，突然接到命令，咸丰皇帝要来，赶快打扫。咸丰这次来时带的银两特别多，原来是来逃难的，英法联军正威胁着北京。咸丰这一来就不走了，东走走西看看，庆幸祖辈留下这么个好地方让他躲避。他在这里又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签约后还是不走，直到１８６１年８月２２日死在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较量。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定，然后，咸丰的棺木向北京启运了，刚继位的小皇帝也出发了，浩浩荡荡。避暑山庄的大门又一次紧紧地关住了，而就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开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说热河避暑山庄已经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在咸丰已逝，众人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坍了，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剥，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丢弃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丧魂落魄的朝代。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抗，塞外溯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抗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毁灭性声讨，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发掘和播扬。避暑山庄，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尽量不要叫人发现。
五
清朝的灭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人们也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这次历史变更的苦涩厚味，匆匆忙忙赶路去了。直到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深思。
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辫子，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束发还是留辫之争曾发生过惊人的血案，他不会不知道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学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会不知道按照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巨变乃属必然，但是他还是死了。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又无法把自己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等等都把两者连在一起了，于是对他来说衣冠举止，生态心态，也莫不两相混同。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
今天，我们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选自：《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
文化苦旅自序
我在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记得曾有几位记者在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由此，笔下也就一派端肃板正，致使海内外不少读者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白发老人。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于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龄经常会在心头打架，有时还会把自己弄得挺苦恼。例如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这是不同于案头年龄的另一种年龄在捣乱了。助长这种捣乱的外部诱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ard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回到上海仍毫无倦色，逛城隍庙时竟象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刚满八岁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北冰洋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钻研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耳边也会响起一批大诗人、大学者放达的脚步声，苏东坡曾把这种放达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才三十七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当然不会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白眼敲诈所连结成的层峦叠嶂。最方便的当然是参加各地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因为这种会议的基本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可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则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就这样，我一路讲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实在不少。旅途中的经历感受，无法细说，总之到了甘肃的一个旅舍里，我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象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仁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滩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叉渗入了笔墨之中。我想，连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人生回忆会给它增添声色和情致，但它终究还是要以自己的漫长来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线条来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重重叠叠地包围住，最后只得象《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象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世间的种种定位毕竟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可选择性的承认与否和容忍的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点，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事实上，即便是在一种近似先天的定位中，往往也能追寻到前人徘徊的身影，那我们又何必把这种定位看成天生血缘呢？
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
杨明：《我以为有爱》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采果集》
既然是漂泊旅程，那么，每一次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
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
沙原隐泉
沙漠中也会有路的，但这儿没有。远远看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顺着脚印走罢，但不行，被人踩过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难走。只能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路。回头一看，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不知这行脚印，能保存多久？
挡眼是几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过它们，别无他途。上沙山实在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刚刚踩实一脚，稍一用力，脚底就松松地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厉害。才踩几脚，已经气喘，浑身恼怒。我在浙东山区长大，在幼童时已能欢快地翻越大山。累了，一使蛮劲，还能飞奔峰巅。这儿可万万使不得蛮劲。软软的细沙，也不硌脚，也不让你碰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气力。你越发疯，它越温柔，温柔得可恨之极。无奈，只能暂息雷霆之怒，把脚底放轻，与它厮磨。
要腾腾腾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有的是栈道，有的是石阶，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来了，那就认了罢，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些美丽的脚印。
心气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已经担心今晚的栖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罢，爬！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何必自己惊吓自己。它总在的，不看也在。还是转过头来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罢。我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脚印已像一条长不可及的绸带，平静而飘逸地划下了一条波动的曲线，曲线一端，紧系脚下。完全是大手笔，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不为那山顶，只为这已经划干的曲线，爬。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
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空阔，怯怯地抬头四顾，山顶还是被我爬到了。完全不必担心栖宿，西天的夕阳还十分灿烂。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凤，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俗民、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泄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顶端与山的顶端合在一起，心中鸣起了天乐般的梵呗。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弯清泉，横卧山底。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坐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一位年迈慈父责斥自己深深钟爱的女儿一般，道一声：你怎么也跑到这里！
是的，这无论如何不是它来的地方。要来，该来一道黄浊的激流，但它是这样的清澈和宁谧。或者，干脆来一个大一点的湖泊，但它是这样的纤瘦和婉约。按它的品貌，该落脚在富春江畔，雁荡山间，或是从虎跑到九溪的树荫下。漫天的飞沙，难道从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飓风，难道从未把它吸干？这里可曾出没过强盗的足迹，借它的甘泉赖以为生？这里可曾蜂聚过匪帮的马队，在它身边留下一片污浊？
我胡乱想着，随即又愁云满面。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巅，它委身山底；向着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时此刻，刚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然而，奇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才两脚，已嗤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变作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再稍用力，如入慢镜头，跨步着舞蹈，只十来下就到了山底。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才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康德所说的滑稽，正恰是这种情景。
来不及多想康德了，急急向泉水奔去。一湾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水面之下，飘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真不知它们如何飞越万里关山，找到这儿。水边有树，不少已虬根曲绕，该有数百岁高龄。总之，一切清泉静池所应该有的，这儿都有了。至此，这湾泉水在我眼中又变成了独行侠，在荒漠的天地中，全靠一己之力，张罗出了一个可人的世界。
树后有一陋屋，正迟疑，步出一位老尼。手持悬项佛珠，满脸皱纹布得细密而宁静。她告诉我，这儿本来有寺，毁于20年前。我不能想象她的生活来源，讷讷动问，她指了指屋后一路，淡淡说：会有人送来。我想问她的事情自然很多，例如为何孤身一人，长守此地？什么年岁，初来这里？终于觉得对于佛家，这种追问过于钝拙，掩口作罢。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惟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然而，人们日常见惯了的，都是各色各样的单向夸张。连自然之神也粗粗糙糙，懒得细加调配，让人世间大受其累。
因此，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当她在陋室里听够了一整夜惊心动魄的风沙呼啸，明晨，即可借明静的水色把耳根洗净。当她看够了泉水的湛绿，抬头，即可望望粲然的沙壁。
——山，名为鸣沙山；泉，名为月牙泉。皆在敦煌县境内-
白莲洞
写完《柳侯祠》，南去20里，去看白莲洞。
先我30余年，两位古人类学家到这里作野外考察。他们拿着小耙东掘掘、西挖挖。突然，他们的手停住了，在长时间的静默中，3万年光阴悄悄回归，人们终于知道，这个普通的溶洞，曾孕育过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系脉。
今天，至少亚洲的许多人类学家都在研究他们的种族与“白莲洞人”的血缘关系。更浪漫的学者甚至把联系的长线拉上了南美洲的地图。
在我看来，诸般学问中，要数考古学最有诗意。难怪不少中外大诗人兼通此道。白莲洞要末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
我走进洞口。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个部落，也偶然走进了洞口。一声长啸，一片欢腾。他们惊惧地打量过洞内黑森森的深处，野兽的鸣叫隐隐传出。他们疑虑地仰望过洞顶的钟乳石，不知它们会带来什么灾祸。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块朝前走，这里是该我们的家。
洞内的猛兽早已成群结队，与人类争夺这个天地。一场恶斗，一片死寂。一个部落被吞没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又一个部落发现了这个洞穴，仍然是一场恶斗，一片死寂。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我跌跌撞撞往里走。
有声响了。头顶有“吱吱”的叫声，那是蝙蝠，盘旋在洞顶；脚下有“喇喇”的水声，那是盲鱼，窜游在伏流。洞里太黑，它们都失去了眼睛，瞎撞了多少万年。洞边有火坑遗迹，人在这里点燃了火炬，成了唯一光明的动物。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这一人种也就有了乌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马》，写成吉思汗留下的一个马群始终活着，奔驰游观，直至如今。蝙蝠和盲鱼也该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寻祖宅。要与蝙蝠和盲鱼对话，实在显得矫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着它们，确也心事沉沉。
论安逸，是它们。躲在这么个洞子里，连风暴雨雪也没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宏大的世界常常变成一个孤岛，喧腾的人生有时比洞中还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贝壳、海螺化石无数，据测定，几亿年前，这儿曾是海底。对这堵石幔来说，人类的来到、离去、重返，确实只是一瞬而已。
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理所当然，几万年前的祖先也触摸过它，发出过疑问。我的疑问，与他们相差无几：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
也许是对洞穴的早期占有，使人类与洞穴有了怪异的缘分。据1987年世界民意测验研究所对800万美国人的调查，许多濒死复生的人追述，临近死亡时，人的朦胧意识也就是进入一个黑洞：
它们觉得自已被一股旋风吸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魆魆的洞里飞速向前冲去。而且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洞里不时出现嘈杂的音响。这时，他们的心情更加平静。
……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他们接近这束光线时，觉得它给予自己一种纯洁的爱情。
可见，人类最后还得回到洞穴中的老家。我们的远祖辛辛苦苦找到了这个家，流血流汗经营了这个家，总得回去，也算叶落归根。据天文学家说，茫茫宇宙间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神奇地吸纳着万物，裹卷着万物，吞噬着万物。地球和人类，难保哪一天不投入它的怀抱。
依我看，神秘的太极图，就像一个涡卷万物的洞口。一阴一阳呈旋转形，什么都旋得进去。太极图是无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遗留，人类有文字才数千年，而在无文字的天地里却摸索了数十万年。再笨，再傻，数十万年的捉摸也够凝结成至高的智慧。
不管怎么说，走向文明的人类，深层意识中也会埋藏着一个洞穴的图腾。
“芝麻，开门！”一个巨大的宝库就在洞穴之中。几乎是各民族的民间传说，都把自己物欲乃至精神的理想，指向一个神秘的洞穴。无数修道者在洞穴中度过一生，在那里构造着人生与宇宙的平衡。嫉世愤俗的基度山伯爵，会聚着新兴资产者的理想，向一个洞穴进发，然后又在那里，指挥若定，挥洒着人性的伟力。
别有洞天，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成语。中国人重义轻利，较少痴想洞中财宝，更想以洞穴为门径，走进一个栖息精神的天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轰传百代，就在于它开凿了这样一个洞口。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这个武陵人终于来到一个理想国。从此，哪一个中国人的心底，都埋下了一个桃花源。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待到实在耐不住的时候，中国人又开掘出一个水帘洞。这个洞口非同小可，大闹天宫的力量正在这儿孕育。
桃花源和水帘洞，气氛不同，性质相仿，都是群众意志的会聚。桃花源中人惘然于时间，也惘然于空间，融洽怡和，不见个体冲撞。孙悟空有点个性，却也只是某种整体意向的象征，水帘洞里的秩序，倒是宁谧无波。
这是白莲洞人气质的遗留，先民生态的重温。白莲洞人与野兽征战，与自然搏斗，只回荡着一个观念：为着我们这种种类的动物。如果他们也有思想家，摸着海底生物的化石低头沉思，那么，他沉思的主体只是我们，而不是我。
我是什么？历史终于逼迫人们回答。
白莲洞已经蕴藏着一个大写的人字。数万年来，常有层层乌云要把这个字前掩，因此，这个字也总是显得那么辉煌、挺展，勾发人们焦渴的期待。当非人的暴虐压顶而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突然爆炸，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这个字还会燃起人们永久的热念。但是，这个字倘若总被大写，宽大的羽翼也会投下阴影。时代到了这一天，这群活活泼泼的生灵要把它析解成许多闪光的亮点。有多少生灵就有多少亮点，这个字才能幻化成熙熙攘攘的世界。
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才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此时我已走出白莲洞口，面对着一片绿水青山。洞口有石，正可坐下歇脚，极目鸟瞰。
我想起了张晓风的《武陵人》。晓风袭用了陶渊明的题材，却把那个偶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作为一个单个人细细磨研。他享尽了桃花源的幸福，比照出了原籍武陵的痛苦。但是，奇怪的是，他还是毅然返回。原因是：
武陵不是天国，但在武陵的痛苦中，我会想起天国，但在这里，我只会遗忘。忘记了我自己，忘记了身家，忘记了天国，这里的幸福取消了我思索的权利。
于是他苦苦寻找，钻出了那个洞口。
赖声川博士的《暗恋桃花源》异曲同工，让这位进桃花源而复返的武陵人与现代生活相交杂，在甜酸苦辣中品尝一个人切实的情感价值。
台湾作家不谋而合地挪揄桃花源，正倾诉了现代中国人对神仙洞府的超越。
又想起了上海一群青年艺术家写的《山祭》。愚公的家属，在一个别有洞天的王国辛勤挖山，这个王国里有棕褐色的和谐，和无可指摘的纪律。没想到，一个现代色彩的姑娘飘然而至，诱人的风姿和一连串傻兮兮的疑问，竟使愚公的后代一一反省自身的意义，结果，庄严的洞天发生了纷乱。
还想起了《魔方》中的一段，三个大学生误入一个深深的山洞而找不到出口，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一迸发出真实的自我。这个山洞应和白莲洞相仿，人类走了几万年，终于会在山洞里吐露个性的哲学。纵然死了吧，也没把这几万年白活。不久前在新加坡，一群华裔青年在深夜邀我看他们的排演，演的竟然就是《魔方》中的这一段。演完，这群青年挥汗微笑，像是获得了一种摆脱。
为什么中国艺术家们总缠着山洞死死不放呢？终于，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隧洞，其间奔逐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五城记
一、开封
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
省会在郑州，它不是。这是它的幸运。曾经沧海难为水，老态龙钟的旧国都，把忙忙颠颠的现代差事，洒脱地交付给邻居。
陪同我的人说，宋史上记载的旧地名，都在今天开封地底下好几公尺。黄河经常决水，层层淤泥堆积，把宋代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庞贝古城潜藏得过于轰轰烈烈，中国人温文尔雅，连自然力也入乡随俗，一层层地慢慢来。开封古都，用灾难的刷把，一次次刷新。人们逃了又来了，重新垦殖，重新营建，重新唤醒古都气韵，重新召来街市繁荣。开封最骄傲的繁荣，见之于《清明上河图》。
开封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一再地在灾难的大漠上重新站立，立誓恢复淤泥下的昔日繁华。但是，淤泥下的一切属于记忆，记忆像银灰色的梦，不会有其他色彩。于是，开封成了一个褪色的遗址。
只有最高大、最坚牢的构建未曾掩埋。台阶湮没了，殿身犹在；高塔被淤没底层，仍然巍然不摧。那天我与友人同去开封，不知爬了多少台阶，古塔、古塔、古塔，宫殿、宫殿、宫殿。我累了，上下环顾，对友人说：“我真想把荒草间的石阶拍下来，题名时间。”友人说：“别拍了，一端相机便成了现代。”
倒也是。时间的力量只能靠着体力慢慢去爬、去体会，不能拿着一张照片轻松地去看。一轻松，全都变味。
国内许多古塔已经禁止人们攀援，而开封古塔却听便。不必过于担心有无数的人在塔中拥挤，爬塔是一种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塔阶很窄、很陡、也很暗，不拼力爬到每层的窗洞口你不可能停下，到了窗洞口又立即产生更上一层观看的渴念。爬塔心理可以构成一种强烈的悬念线，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要么不进塔。进了它，爬了它，很少有人半途而返。让体力心力不济的人们静静仰望吧，塔身中天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赛。千年前建塔的祖先们，不经意地留下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来俯瞰一代代的子孙是否有点出息、有点能耐。当我爬到最后一层，我真想气喘吁吁地叫一声：“我报到，我的祖先！”
是的，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构建，才有能力召唤后代。
二、南京
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
许多事，本来属于全国，但一到南京，便变得特别奇崛，让人久久不能释怀。历代妓女多得很，哪像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那样具有文化素养和政治见识，使整整一段政治文化史都染上了艳丽色彩？历代农民起义多得很，哪像葬身紫金山的朱元璋和把南京定都为天京的洪秀全，那样叱咤风云，闹成如此气象？历代古都多得很，哪像南京，直到现代还一会儿被外寇血洗全城，一会儿在炮火中作历史性永诀，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
中华民族就其主干而言，挺身站起于黄河流域。北方是封建王朝的根基所在，一到南京，受到楚风夷习的侵染，情景自然就变得怪异起来。南京当然也要领受黄河文明，但它又偏偏紧贴长江，这条大河与黄河有不同的性格。南京的怪异，应归因于两条大河的强力冲撞，应归因于一个庞大民族的异质聚汇。
这种冲撞和聚汇，激浪喧天，声势夺人。因此，南京城的气魄，无与伦比，深深铭刻着南北交战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玄武湖边上的古城墙藤葛拂拂，明故宫的遗址仍可寻访，鸡鸣寺的钟声依稀能闻，明孝陵的石人石马巍然端立，秦淮河的流水未曾枯竭，夫子庙的店铺重又繁密，栖霞山的秋叶年年飘落，紫金山的架势千载不移，去中山陵、灵谷寺的林荫道，永远是那样令人心醉。
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在南京，不存在纯粹学术性的参观，也不存在可以舍弃历史的游玩。北京是过于铺张的聚集，杭州是过于拥挤的沉淀，南京既不铺张也不拥挤，大大方方地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我多次对南京的朋友说，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除了夏天太热，语言不太好听之外，我从不掩饰对南京的喜爱。
心中珍藏的千古名诗中，有不少与南京有关，其中尤以刘禹锡的《石头城》为最：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1000多年前的诗人已把怀古的幽思开拓到如此气派，再加上1000年，南京城实在是气可吞天。
三、成都
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说，群山密布的西南躲藏着一个成都，真是一种大安慰。
我初次入川，是沿宝成铁路进去的。已经看了那么久的黄土高原，连眼神都已萎黄。山间偶尔看见一条便道，一间石屋，便会使精神陡然一震，但它们很快就消失了，永远是寸草不生的连峰，随着轰隆隆的车轮声缓缓后退，没完没了。也有险峻的山势，但落在一片灰黄的单色调中，怎么也显现不出来。造物主一定是打了一次长长的瞌睡，把调色板上的全部灰黄都倾倒在这里了。
开始有了隧洞，一个接一个，过洞时车轮的响声震耳欲聋，也不去管它，反正已张望了多少次，总也没有绿色的希望。但是，隧洞为什么这样多呢，刚刚冲出一个又立即窜进一个，数也数不清。终于感到，有这么隆重的前奏，总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果然，不知是窜出了哪一个隧洞，全车厢一片欢呼：窗外，一派美景从天而降。满山绿草，清瀑飞溅，黄花灼眼，连山石都湿渌渌地布满青苔。车窗外成排的桔子树，碧绿衬着金黄，硕大的桔子，好像伸手便可摘得。土地黑油油的，房舍密集，人畜皆旺。造物主醒了，揉眼抱愧自己的失责，似要狠命地在这儿补上。
从此，我们一刻也不愿离开车窗，直至成都的来到。
有了一个成都作目的地，古代的旅行者可以安心地饱尝入川的千里之苦了。蜀道虽难，有成都在，再难也是风雅，连瘦弱文人也经受得了。
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它远离东南，远离大海，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过着浓浓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么多山岭卫护着它，它虽然也发生过各种冲撞，却没有卷入过铺盖九州的大灾荒，没有充当过赤地千里的大战场。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着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较少刺激，就永远有着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飞越崇山的渴望，就养育了一大批才思横溢的文学家。
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这里的话题甚多，因此有那么多茶馆，健谈的成都人为自己准备了品类繁多的小食，把它们与历史一起细细咀嚼品尝。
成都的名胜古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游子的遗迹。成都人挺大方，把它们仔细保存，恭敬瞻仰。比之于重庆，成都的沉淀力强得多。正是这种沉淀力，又构建了它的稳健。重庆略嫌浮嚣。
重庆也有明显的长处，它的朝天门码头，虎虎地朝向长江，遥指大海，通体活气便在这种指向中回荡。沉静的成都是缺少这种指向的，古代的成都人在望江楼边洒泪揖别，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才能抵达无边的宽广。
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
四、兰州
常听人说，到西北最难适应的是食物。但我对兰州印象最深的却是两宗美食：牛肉面与白兰瓜。
因此，这座黄河上游边的狭长古城，留给我两种风韵：浓厚与清甜。
兰州牛肉面取料十分讲究，一定要是上好黄牛腿肉，精工烹煮，然后切成细丁，拌上香葱、干椒和花椒；面条粗细随客，地道的做法要一碗碗分开煮，然后浇上适量牛肉汤汁，盖上刚刚炒好的主料。满满一大碗，端上来面条清齐、油光闪闪、浓香扑鼻。一上口味重不腻，爽滑麻烫。另递鲜汤一小碗，如若还需牛肉，则另盘切送，片片干挺而柔酥，佐蒜泥辣酱。在兰州吃牛肉面，一般人都会超过平时的食量。
我兰州的朋友范克峻先生是一位历尽磨难之人，经常带我到一家铺子吃牛肉面。掌勺的马师傅年事已高，见范先生来便亲自料理一切，不容有半点差池。范先生轻声告诉我，这位马师傅实在是一位侠义之士，别看他每天只是切肉煮面，你完全可以把一切信托于他。30多年前，一位每天到这儿吃面的演员突然遭冤被捕，关在监狱里，判刑不轻。妻子亲朋都离他而去，过年过节时也没人来探望。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位马师傅出现在铁窗之前，手提一包干切牛肉，无言捧上。如此者每年不断，一直延续整整20年之久。20年后，演员的冤案昭雪平反，他又重登舞台，名震全城。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邀请和感谢，马师傅全不接受，只在他每天早晨来吃牛肉面时，投以轻轻一笑。
正说着，马师傅的牛肉面已经煮好端来，只一口，我就品出兰州的厚味来了。
在风味上，白兰瓜与牛肉面正恰构成强烈对比。这种瓜吃时须剖成长条，入口即满嘴清凉，味不浓，才嚼几下就消融在咽喉之间，立时觉得通体润爽。据说白兰瓜是外来品种，兰州接纳了它，很快让它名扬中华。兰州虽然地处僻远的西北，却是闻名的瓜果之乡。只要是好瓜好果大多都能在兰州存活，而且加添上一份香甜。火车经过兰州站，车厢里会变戏法一样立即贮满了各种瓜果，性急的旅客立即取刀削食，满车都是甜津津的清香。
瓜果的清香也在兰州民风中回荡。与想象中的西北神貌略有差异，这儿的风气颇为疏朗和开放。衣着入时，店货新潮，街道大方，书画劲丽，歌舞鼎盛，观众看戏的兴趣也洒脱的正常。京剧、越剧、秦腔都看，即便是演一个外国话剧，票房价值仍然很高。去敦煌必须经兰州，因此在兰州的外国旅游者很多。兰州的一大缺憾，是机场离市区实在太远，极为不便；但兰州机场女播音员的英语水平，在我听来，在全国机场之上，这又给国际友人带来了一种舒坦。
这便是兰州，对立的风味和谐着，给西北高原带来平抚，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中华民族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可见体力毕竟还算旺盛的。有一个兰州在那里驻节，我们在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
五、广州
终究还得说说广州。
前年除夕，我因购不到机票，被滞留在广州、许多朋友可怜我，纷纷来邀请到他们家过年。我也就趁机，轮着到各家走了走。
走进每家的客厅，全是大株鲜花。各种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记不胜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树，深绿的叶，金黄的果，全都亮闪闪的。一位女作家顺手摘下两枚，一枚递给我，一枚丢进嘴里。她丈夫笑着说：“不到新年，准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几位朋友又来约我，说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别热闹；下午就到郊区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辆一辆全是装花的车。广州人不喜爱断枝摘下的花，习惯于连根盆栽，一盆盆地运。许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车驾驶室的顶都遮盖了，远远看去，只见一群群繁花在天际飞奔，神奇极了。这些繁花将奔入各家各户，人们在花丛中斟酒祝福。我觉得，比之于全国其他地方，广州人更有权利说一句：春节来了！
可惜，从花圃回来，我就拿到了机票，立即赶向机场，晚上的除夕花市终于没有看成。
在飞机上，满脑子还盘旋着广州的花。我想，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据说，即便在最动荡的年月，广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广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涨潮退、云起云落。
以某种板正的观念看来，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点缀，社会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种种凌厉的号令远行千里抵达广州，已是声威疏淡，再让它旋入花丛和茶香，更是难以寻见。“广州怎么回事？”有人在吆喝。广州人好像没有听见，嘟哝了一声很难听懂的广州话，转身唤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盏。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倦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错出发。
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北伐，北伐，广州始终是北伐的起点。
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感生活。
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走在广州街上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没有朋友，在广州，我的学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们也有寂寞。我们都在寻找和期待着一种东西，对它的创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间的人群那样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
庐山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著。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著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
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
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那便是三叠泉。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
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杀。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杀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叠泉的轰鸣。
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
文人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庐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还难于适应。也许庐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许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我们意想之外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三峡
在国外，曾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诉我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吗？一个，请只说一个。”
这样的提问我遇到过许多次了，常常随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峡！”
顺长江而下，三峡的起点是白帝城。这个头开得真漂亮。
对稍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知道三峡也大多以白帝城开头的。李白那首名诗，在小学课本里就能读到。
我读此诗不到10岁，上来第一句就误解。“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当然是一个人，李白一大清早与他告别。这位帝王着一身缟白的银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之上。他既然穿着白衣，年龄就不会很大，高个，瘦削，神情忧郁而安详，清晨的寒风舞弄着他的飘飘衣带，绚丽的朝霞烧红了天际，与他的银袍互相辉映，让人满眼都是光色流荡。他没有随从和侍卫，独个儿起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小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他的声音也像纯银一般，在这寂静的山河间飘荡回响。但他的话语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就住在山头的小城里，管辖着这里的丛山和碧江。
多少年后，我早已知道童年的误解是多么可笑，但当我真的坐船经过白帝城的时候，依然虔诚地抬着头，寻找着银袍与彩霞。船上的广播员正在吟诵着这首诗，口气激动地介绍几句，又放出了《白帝托孤》的乐曲。猛地，山水、历史、童年的幻想、生命的潜藏，全都涌成一团，把人震傻。
《白帝托孤》是京剧，说的是战败的刘备退到白帝城郁闷而死，把儿子和政事全都托付给诸葛亮。抑扬有致的声腔飘浮在回旋的江面上，撞在湿漉漉的山岩间，悲忿而苍凉。纯银般的声音找不到了，一时也忘却了李白的轻捷与潇洒。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幸好还留存了一些诗句，留存了一些记忆。幸好有那么多中国人还记得，有那么一个早晨，有那么一位诗人，在白帝城下悄然登舟。也说不清有多大的事由，也没有举行过欢送仪式，却终于被记住千年，而且还要被记下去，直至地老天荒。这里透露了一个民族的饥渴：他们本来应该拥有更多这样平静的早晨。
在李白的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几句，我一直看成是当代中国诗坛的罕见绝唱。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他们知道，长江行途的最险处无疑是三峡，但更知道，那里又是最湍急的诗的河床。他们的船太小，不能不时行时歇，一到白帝城，便振一振精神，准备着一次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只能请那些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诗人在三峡的小木船上，刚刚告别白帝城。
告别白帝城，便进入了长约200公里的三峡。在水路上，200公里可不算一个短距离。但是，你绝不会觉得造物主在作过于冗长的文章。这里所汇聚的力度和美色，铺排开去2000公里，也不会让人厌倦。
翟塘峡、巫峡、西陵峡，每一个峡谷都浓缩得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连临照万里的太阳和月亮，在这里也挤捱不上。对此，1500年前的郦道元说得最好：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水经注》）
他还用最省俭的字句刻划过三峡春冬之时的“清荣峻茂”，晴初霜旦的“林寒涧肃”，使后人再难调动描述的词章。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让生命重重实实地受一次惊吓。千万别从惊吓中醒过神来，清醒的人都消受不住这三峡。
僵寂的身边突然响起了一些“依哦”声，那是巫山的神女峰到了。神女在连峰间侧身而立，给惊吓住了的人类带来了一点宽慰。好像上天在铺排这个仪式时突然想到要补上一个代表，让蠕动于山川间的渺小生灵占据一角观礼。被选上的当然是女性，正当妙龄，风姿绰约，人类的真正杰作只能是她们。
人们在她身上倾注了最瑰丽的传说，好像下决心让她汲足世间的至美，好与自然精灵们争胜。说她帮助大禹治过水，说她夜夜与楚襄王幽会，说她在行走时有环佩鸣响，说她云雨归来时浑身异香。但是，传说归传说，她毕竟只是巨石一柱，险峰一座，只是自然力对人类的一个幽默安慰。
当李白们早已顺江而下，留下的人们只能把萎弱的生命企求交付给她。“神女”一词终于由瑰丽走向淫邪，无论哪一种都与健全的个体生命相去遥遥。温热的肌体，无羁的畅笑，情爱的芳香，全都雕塑成一座远古的造型，留在这群山之间。一个人口亿众的民族，长久享用着几个残缺的神话。
又是诗人首先看破。儿年前，江船上仰望神女峰的无数旅客中，有一位女子突然掉泪。她悲哀，是因为她不经意地成了李白们的后裔。她终于走向船舱，写下了这些诗行：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去，谁
还站在船尾
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舒婷：《神女峰》）
终于，人们看累了，回舱休息。
舱内聚集着一群早有先见之明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出过舱门，宁静端坐，自足而又安详。让山川在外面张牙舞爪吧，这儿有四壁，有舱顶，有卧床。据说三峡要造水库，最好，省得满耳喧闹。把广播关掉，别又让李白来烦吵。
历史在这儿终结，山川在这儿避退，诗人在这儿萎谢。不久，船舷上只剩下一些外国游客还在声声惊叫。
船外，王昭君的家乡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激流把这位女子的心扉冲开了，顾盼生风，绝世艳丽，却放着宫女不做，甘心远嫁给草原匈奴，终逝他乡。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
船外，屈原故里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奇峰交给他一副傲骨，这位比李白还老的疯诗人太不安分，长剑佩腰，满脑奇想，纵横中原，问天索地，最终投身汨罗江，一时把那里的江水，也搅起了三峡的波涛。
看来，从三峡出发的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是怪异的。都会卷起一点旋涡，发起一些冲撞。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他们都不以家乡为终点，就像三峡的水拼着全力流注四方。
三峡，注定是一个不安宁的渊薮。凭它的力度，谁知道还会把承载它的土地奔泻成什么模样？
在船舷上惊叫的外国游客，以及向我探询中国第一名胜的外国朋友，你们终究不会真正了解三峡。
我们了解吗？我们的船在安安稳稳地行驶，客舱内谈笑从容，烟雾缭绕。
明早，它会抵达一个码头的，然后再缓缓启航。没有告别，没有激动，没有吟唱。
留下一个宁静给三峡，李白去远了。
还好，还有一位女诗人留下了金光菊和女贞子的许诺，让你在没有月光的夜晚，静静地做一个梦，殷殷地企盼着-
都江堰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撤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桌。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持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馆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返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停地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鈸磐，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摊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牌坊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许多牌坊。
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算是乡间的名胜。夏日，凉沁沁的石板底座上总睡着几个赤膊的农夫，走脚小贩摆开了摊子，孩子们绕着石柱奔跑。哪个农夫醒来了，并不立即起身，睁眼仰看着天，仰看着牌坊堂皇的顶端，嘟哝一声：“嗐，这家有钱！”走脚小贩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慢悠悠地接口。有一两句飘进孩子们的耳朵，于是知道，这叫贞节牌坊，哪个女人死了丈夫，再不嫁人，就立下一个。
村子里再不嫁人的婶婶婆婆多得很，为什么不来立呢？只好去问她们，打算把牌坊立在哪里。一阵恶骂，还抹下眼泪。
于是牌坊变得凶险起来。玩完了，也学农夫躺下，胡乱猜想。白云飘过来了，好像是碰了一下牌坊再飘走的。晚霞升起来了，红得眼明，晚霞比牌坊低，牌坊比天还高，黑阴阴的，像要压下来。闭一闭眼睛再看，天更暗了，牌坊的石柱变成长长的脚，有偏长的头，有狭狭的嘴。一骨碌爬起身来，奔逃回家。
从此与牌坊结仇，诅咒它的倒塌。夜里，风暴雨狂，普天下生灵颤栗，早晨，四野一片哭声。庄稼平了，瓦片掀了，大树折了，赶快去看牌坊，却定定地立着，纹丝不动。被雨透透地浇了一遍，被风狠狠地刮了一遍，亮闪闪地，更精神了。站在废墟上。
村外有一个尼姑庵，最后一个尼姑死于前年。庵空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老先生，说要在这里办学堂。后来又来了几个外地女教师，红着脸细声细气到各家一说，一些孩子上学了。学了几个字，便到处找字。乡下有字的地方太少，想牌坊该有字，一座座看去，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因此傻想，要是那个走脚小贩死了，谁还知道牌坊的主人呢？
幸好，村子里还有一个很老的老头。老头家像狗窝，大人们关照不要去，他是干盗墓营生的。有个晚上他又与几个伙伴去干那事。黑咕隆咚摸到一枚戒指，偷偷含在嘴里。伙伴们听他口音有异，都是内行，一阵死拳，打成重伤，吐出来的是一枚铜戒，换来焦饼10张。从此，孩子们只嫌他脏，不敢看他那嘴。但是，他倒能说牌坊许多事。他说，立牌坊得讲资格，有钱人家，没过门的姑娘躲在绣房里成年不出，一听男方死了，见都没见过面呢，也跟着自杀；或者……
都是小孩子听不懂的话。只有一句听得来神，他是低声说的：“真是奇怪，这些女人说是死了，坟里常常没有。”
乡下的孩子，脑袋里不知装了多少猜不透的怪事。谁也解答不了，直到呆呆地年老。老了，再讲给孩子们听。
管它无字的牌坊呢，管它无人的空棺呢，只顾每天走进破残的尼姑庵，上学。
尼姑庵真让人吃惊。进门平常，转弯即有花廊，最后竟有满满实实的大花圃藏在北墙里边。不相信世间有那么多花，不相信这块熟悉的土地会挤出这么多颜色。孩子们一见这个花圃，先是惊叫一声，然后不再作声，眼光直直的，亮亮的，脚步轻轻的，悄悄的，走近前去。
这个花圃，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这群孩子只要向它投了一眼，立时入魔，一辈子丢不下它。往后，再大的花园也能看到，但是，让幼小的生命第一次领略圣洁的灿烂的，是它。它在孩子们心头藏下了一种彩色的宗教。
女教师说，这些花是尼姑们种的。尼姑才细心呢，也不让别人进这个小园，舒舒畅畅地种，痛痛快快地看。
女教师说，不许把它搞坏。轻轻地拔草，轻轻地理下脚篱，不许把它碰着。搬来一些砖块砌成凳子，一人一个，端端地坐着，两手齐按膝盖，好好看。
终于要问老师，尼姑是什么。女教师说了几句。又说不清，孩子们挺失望。
两年以后，大扫除，女教师用一条毛巾包住头发，将一把扫帚扎在竹竿上，去扫屋梁。忽然掉下一个布包，急急打开，竟是一叠绣品。一幅一幅翻看，引来一阵阵惊呼。大多是花，与花圃里的一样多，一样艳，一样活。这里有的，花圃里都有了；花圃里有的，这里都有了。还绣着一些成对的鸟，丝线的羽毛不信是假，好多小手都伸上去摸，女教师阻止了。问她是什么鸟，竟又红着脸不知道。问她这是尼姑们绣的吗，她点点头。问尼姑们在哪里学得这般好功夫，她说，从小在绣房里。这些她都知道。
绣房这个词，已第二次听到。第一次从盗墓老头的脏嘴里。那天放学，直着两眼胡思乱想。真想找老头问问，那些立了牌坊的绣房姑娘，会不会从坟墓里逃出来，躲到尼姑庵种花来了。可惜，老头早已死了。
只好与小朋友一起讨论。年纪最大的一个口气也大，说，很多出殡都是假的，待我编一个故事，你们等着听。他一直没编出来。孩子们脑中只留下一些零乱的联想，每天看见花圃，就会想到牌坊，想到布幔重重的灵堂，飞窜的小船，老人的哑哭，下帘的快轿……颠三例四。
孩子们渐渐大了，已注意到，女教师们都非常好看。她们的脸很白，所以一脸红马上就看出来了。她们喜欢把着孩子的手写毛笔字，孩子们常常闻到她们头上淡淡的香味。“你看，又写歪了！”老师轻声责备，其实孩子没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那么长，一抖一抖地。老师们极爱清洁，喝口水，先把河水打上来，用明矾沉淀两天，再轻轻舀到水壶里，煮开，拿出一个雪白的杯子，倒上，才轻轻地呷一口，牙齿比杯子还白。看到孩子在看，笑一笑，转过脸去，再呷一口。然后掏出折成小四方的手绢，抹一下嘴唇。谁见过这么复杂的一套，以前，渴了，就下到河滩上捧一捧水。老师再三叮咛，以后决不许了。可村里的老人们说，这些教师都是大户小姐，讲究。
学生一大就麻烦，开始琢磨老师。寒假了，她们不回家，她们家不过年吗？不吃年夜饭吗？暑假了，她们也不回家，那么长的暑假，知了叫得烦人，校门紧闭着，她们不冷清吗？大人说，送些瓜给你们老师吧，她们没什么吃的。不敢去，她们会喜欢瓜吗？会把瓜煮熟了吃吗？大人也疑惑，就不送了吧。一个初夏的星期天，离学校不远的集镇上，一位女教师买了一捧杨梅，用手绢掂着，回到学校。好像路上也没遇到学生，也没遇到熟人，但第二天一早，每个学生的书包里都带来一大袋杨梅，红灿灿地把几个老师的桌子堆满了。家家都有杨梅树，家家大人昨天才知道，老师是愿意吃杨梅的。
老师执意要去感谢，星期天上午，她们走出了校门，娉娉婷婷地走家访户，都不在。门开着，没有人。经一位老婆婆指点，走进一座山岙。全是树，没有房，正疑惑，棵棵树上都在呼叫老师，有声不见人。都说自己家的杨梅好，要老师去。老师们在一片呼唤声中晕头转向，好一会，山岙里仍然只见这几个微笑着东张西望的美丽身影。终于有人下树来拉扯，先是孩子们，再是母亲们。乡间妇人粗，没几句话，就盛赞老师的漂亮，当着孩子的面，问为什么不结婚。倒是孩子们不敢看老师的脸，躲回树上。
但是对啊，老师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好像都没有家。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父母的家。也不见有什么人来找过她们，她们也不出去。她们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掉进一个古老的尼姑庵里。她们来得很远，像在躲着什么，躲在花圃旁边。她们总说这个尼姑庵很好，看一眼孩子们，又说尼姑太寂寞。
一天，乡间很少见到的一个老年邮差送来一封信，是给一位女教师的。后来又来过一个男人，学校里的气氛怪异起来。再几天，那位女教师自尽了。孩子们围着她哭，她像睡着了，非常平静。其他女教师也非常平静，请了几个乡民，到山间筑坟，学生们跟着。那个年龄最大的学生走过一座牌坊时不知嘀吐一句什么，“胡说！”一声断喝，同时出自几个女教师的口，从来没见过她们这么气忿。
孩子们毕业的时候，活着的教师一个也没有结婚。孩子们围着尼姑庵——学校的围墙整整绕了三圈，把围墙根下的杂草全都拔掉。不大出校门的女教师们把学生送得很远。这条路干净多了，路边的牌坊都已推倒，石头用来修桥，摇摇晃晃的烂木桥变成了结实的石桥。
叫老师快回，老师说，送到石桥那里吧。她们在石桥上捋着孩子们油亮的头发，都掏出小手绢，擦着眼睛。孩子们低下头去，看见老师的布鞋，正踩着昔日牌坊上的漂亮雕纹。
童年的事，越想越浑。有时，小小的庵庙，竟成了一个神秘的图腾。曾想借此来思索中国妇女挣扎的秘途，又苦于全是疑问，毫无凭信。10年前回乡，花圃仍在，石桥仍在。而那些女教师，一个也不在了。问现任的教师们，完全茫然不知。
当然我是在的，我又一次绕着围墙急步行走。怎么会这么小呢？比长藏心中的小多了。立时走完，怆然站定，夕阳投下一个长长的身影，贴墙穿过旧门。这是一个被她们释放出去的人。一个至今还问不清牌坊奥秘的人。一个由女人们造就的人。一个从花圃出发的人。
1985年，美国欧·亨利小说奖授予司徒华·达比克的《热冰》。匆匆读完，默然不动。
小说里也有一块圣女的牌坊，不是石头做的，而是一方冰块。贞洁的处女，冰冻在里边。
据说这位姑娘跟着两个青年去划船，船划到半道上，两个青年开始对她有非礼举动，把她的上衣都撕破了。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小船被她蹬翻，两个青年游回到了岸上，而她则被水莲蔓茎绊住，陷于泥沼。她的父亲抱回了女儿半裸的遗体，在痛苦的疯癫中，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封进了冷库。村里的老修女写信给教皇，建议把这位冰冻的贞洁姑娘封为圣徒。
她真的会显灵。有一次，一位青年醉酒误入冷库，酒醒时冷库的大门已经上锁。他见到了这块冰：“原来里面冻的是个姑娘。他清晰地看到她的秀发，不仅是金色的，简直是冬季里放在玻璃窗后面的闪闪烛光，散发着黄澄澄的金色。她袒露着酥胸，在冰层里特别显得清晰。这是一个美丽的姑娘，蒙蒙纷纷像在睡梦里，又不像睡梦中的人儿，倒像是个乍到城里来的迷路者。”结果，这位青年贴着这块冰块反而感到热气腾腾，抗住了冷库里的寒冷。
小说的最后，是两个青年偷偷进入冷库，用小车推出那方冰块，在熹微的晨光中急速奔跑。两个青年挥汗如雨，挟着一个完全解冻了的姑娘飞奔湖面，越奔越快，像要把她远远送出天边。
我默然不动。
思绪乱极了，理也理不清。老修女供奉着这位姑娘的贞洁，而她却始终袒露着自己有热量的生命，在她躲避的冰里。我的家乡为什么这么热呢？老也结不成像样的冰。我的家乡为什么有这么多不透明的顽石呢？严严地封住了包裹着的生命。偷偷种花的尼姑，还有我的女老师们，你们是否也有一位老父，哭着把你们送进冰块？达比克用闪闪烛光形容那位姑娘的秀发，你们的呢，美貌绝伦的中国女性？
把女儿悄悄封进冰块的父亲，你们一定会有的，我猜想。你们是否企盼过那两个挥汗如雨的青年，用奔跑的热量，让你们完全解冻，一起投向熹微的天际？
冒犯了，也许能读到这篇文章的我的年迈的老师们，你们在哪里？-
吴江船
我已经写了一篇《夜航船》。说来惭愧，我自己真正坐老式的夜航船至今只有一次，不在童年，不在故乡，而在成年之后。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从吴江坐木船到苏州，水程40余华里。两个都是闻名千年的美丽古城，这种夜游，本应该是动人心旌的至高享受。
坐船的不是我一人，而是一大群当代青年士子。时间是本世纪70年代初，张岱死后280余年。
事情还得从去吴江说起。
“枫落吴江冷。”这是谁写的诗句？寥寥五个字，把萧杀晚秋的浸肤冷丽，写得无可匹敌，实在高妙得让人嫉恨。就在那样的季节，我们去了，浩浩荡荡上千人，全是大学毕业生。吴江再苍老，也没有见过这么多文人。
一看就知道不是旅游。那么多行李压在肩上、夹在腋下、提在手里，走路全都蹒跚踉跄。都还没有结婚，行李是老母亲打点的，老人打点的行李总嫌笨重。父亲大多不在家，那年月，能让儿女读完大学的父亲，哪能不在别的地方写检查、听口号呢。与母亲的告别像是永诀，这次出行是大方向，没有回来的时日。母亲恨不得再塞进几件衣物。儿女们自己则一直在理书，多带一本书就多留住一份学问。
吴江县城叫松陵镇，据说设于唐代，流行至今。我曾比较仔细地研究过的明代曲学家沈璟就是吴江人，自署“松陵词隐先生”。镇中有一处突起两个高坡，古松茂密，或许这便是镇名的由来？沈璟是否常在这里盘桓？不多想它了，松陵镇不是我们旅程的终点，我们要去的是太湖。
由松陵镇向西南，在泥泞小路上走七八里，便看见了太湖。初冬的太湖，是一首读不完的诗。寒水，远山，暮云，全都溶成瓦蓝色。白花花的芦获，层层散去，与无数出没其间的鸟翅一起摇曳。一阵阵凉风卷来，把埋藏心底的所有太湖诗，一起卷出。那年月，人人都忘了山水；一站到湖边，人人都在为遗忘仟悔。满脸惶恐，满眼水色，满身洁净。我终于来了，不管来干什么，终于来到了太湖身边。一种本该属于自己的生命重又萌动起来，这生命来自遥远的历史，来自深厚的故土，唤醒它，只需要一个闪电般掠过的轻微信息。
我们的任务，是立即跳下水去，掏泥筑堤，把太湖割去一块，再在上面种点粮食。上面有人说了，谁也不稀罕你们种的这么点粮食，要紧的是用劳役和汗水，洗去身上的污浊。
水寒彻骨，浑身颤抖。先砍去那些芦苇，那些世上最美的芦苇，那些离不开太湖、太湖也离不开它们的芦苇。留在湖底的芦苇根利如刀戟，大多数人的脚被扎出血来。浑浊的殷红一股股地回旋在湖水间，就像太湖在流血。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围堤终于筑起来了。每个人都已面黄肌瘦，母亲打点的那些衣服，哪禁得住每天水泡泥浸？衣衫全都变得褴褛不堪。为了劳动方便，每人找一条草绳系于腰间。一天，有几个松陵镇上的居民，不知为了何事来到农场，见到这个情景，以为遇到了苦役犯，赶紧走开。
棉衣只有一件，每次干活都浸得湿透：外面是泥水，里面是汗水。傍晚收工，走进自搭的草棚，脱下湿棉衣，立即钻进被窝，明天一早，还要穿上湿棉衣出发。被窝是温暖的。放下帐子，枕头下压着好看的书，赶紧抢住时间神游一番。与浮士德对话几句，到狄更斯的小旅馆里逛上一圈，再与曹雪芹磨上一会。雨果的《九三年》撼人心魄，许国库的英语课本扎实有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么玄深又那么具有想力。此时此刻，世界各国的同龄人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在中国的可能的竞争者们现在正在苦思着一个旷古难题：湿棉衣哪一天才能干？
帐子里的秘密终于被发现，发现者们真正地愤怒了。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多污七八糟的书，而且竟然还有这么多人不顾白天干活的劳累偷偷地看！很快传下一个果断的命令：收缴全部与“文革”相抵触的书籍。
箱子一只只打开，上千名大学毕业生的书，堆得像小山一般。一个负责人绕着小山威武地走了一圈，有一个问题让他有点犯难：这堆书算什么呢？如果算是毒品，应该立即销毁；如果算是战利品，应该上缴领导。沉思片刻，他挥手宣布：装船，运到松陵镇，交给领导看一看，然后销毁！
书，满满地装了三大船，让大学毕业生自己摇船启航。临行前负责人以亲切的口气对大学毕业生们说：烧书的火，也要请你们自己来点。
火是当夜就点起来了的。书太多，烧了好久，火光照亮了松陵镇上的千年古松。
没书了，闲得发闷。好在已到了夏天，收工后可以消遣的事情多了起来。最有诱惑力的是游泳，一天干下来浑身臭汗，总要到太湖里洗一洗，何不乘机张开双臂，松松爽爽地游一阵呢！清凉的湖水浩阔无比，吞到嘴里都是甜津津的。夏天傍着个太湖不游泳，太说不过去了。
湖水轻抚着我，我把自己消融在湖水中。我们这一代命贱，干了那么重的活，一入水仍然满身精力充沛。游得很远了，双眼贴着湖水环顾，这儿只有我一人，赤条条的，自由自在。不是洗澡，不为锻炼，不在比赛，只是玩乐。此时此刻，四肢全属自己，连生命也掌握在手中。像青蛙，像蝴蝶，像海豚，却又什么都不像，只像人。真正像个人了，以自由和健康，与山水和谐。在这个时刻，我才可怜起古代文人，平时，我只是缅怀和羡慕着他们。今天我敢于与他们打赌称胜：我们才是与太湖最亲热的文人。沈璟只是凭着太湖的神韵作作曲罢了，而我们，却化作了太湖的音符，起伏跃腾。
游泳当时正提倡，负责人不反对，他们自己也游。
为数不少的女大学生们，先站在岸上看，终于她们忍不住了，三五成群地跑回了宿舍。当她们从宿舍出来的时候，全换上了游泳衣。
女子游泳，在城市游泳池里屡见不鲜，但在这里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她们平时穿着破旧衣衫下田，繁重的农活使他们失去了性别。每天，在田埂上，当她们挑着绝不比男学生轻的稻担迎面走来的时候，男学生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一些青春灿烂的姑娘。现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座略带腼腆的生命杰作。风撩了撩她们的散发，她们的步子轻轻盈盈，如踏着音乐，向太湖走去，走进波提切利的《维纳斯诞生》里边。
男学生们被震慑了，刹那间勾起了遗失的记忆，毫无邪念地睁大双眼。他们和她们都20余岁。
此后的日子，渐渐过得暧昧。男女学生接触得多了，有几对明显地往来频繁。一个晚上，几个男学生走过女宿舍门口，正好突然下雨，女学生们热情地挽留他们避雨，还倒了热水让他们洗脸。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所有的男学生出动，在女宿舍门口挖了一口深深的大井，还用小石子在井沿上垒出三字：友谊井。
但是很快传来消息说，这里出现了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阶级斗争有了新动向。事情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好办了。当时正好全国又在兴起什么运动，大学毕业生原来所在的大学向农场派出了好些战斗组，大多由工人宣传队率领。太湖边的草棚子里热闹起来了，夜夜灯光都很晚才熄。青年们第二天一早上工，都头重脚轻，晃晃悠悠。
挖思想、排疑点、理线索、定重点，炊事班每天打出的饭菜，开始有了剩余。好几个小集团被清查出来了，大会上，报告者的口气越来越凶。后来，终于点出了一些名字。罪行最严重的是一个漂亮热情、善于交际的女学生，她在下农场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中，被几个男同学戏称为“外交部长”。她竟然笑了笑，没有拒绝，也没有向领导揭发。“这样的反动小集团连职位都分好了，不为夺权为什么！”报告者的推断极其雄辩。
一天傍晚，传来警报，正在受审查的她失踪了。上级命令全体人员分头追寻，几个男学生在湖边找到了她的纱头巾。
把她打捞上来时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一个胖乎乎的男卫生员连忙做人工呼吸。折腾了一会毫无效果，卫生员决定直接给心脏注射强心针。她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
遗体必须连夜送往苏州，天已太晚，能动用的交通工具只有船。轮流摇船的仍然是几位男学生，他们解缆架橹，默默地摇走了这艘夜航船。
这次夜航，要经过著名的垂虹桥。垂虹桥历时久远，早已老态龙钟，但十四桥孔仍在，不知夜航船会从哪个桥孔通过。
宋代大词人姜夔对垂虹桥最是偏爱，有一次，他在那里与挚友范成大告别，与他所爱的姑娘小红坐船远去，留下诗作一首：
自琢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萧。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今夜，烟波桥下，没有歌声萧声，只有橹声嘎嘎。
不知什么原因，两年之后，突然通知我们回城。
实在不知上级出于什么考虑，一定要把出发的时间定在夜间。天刚擦黑，大学毕业生们整队上路，从农场步行到松陵镇。满箱的书已经烧掉，带来的衣服大多已穿破扔了，行李变得很轻便。大家都心急火燎地想早一分钟离开这个地方，下步很快，才一会儿，就到了镇上。再排队到船码头，准备从那里下船去苏州，然后在苏州搭乘火车。
天太黑，数不清那天雇用了多少船。反正是长长一串，把这么多大学生全装下了。首船有柴油机发动，后面的船一艘连一艘，像一条长虫，爬行在河道上。到得船上，安下心来，才猛然想起，最后连太湖都没有看上一眼。明天早晨，太湖醒来，会有多寂寞。
夜航船行进在夜的土地，夜的河港。岸边的村庄黑森森地后退，惊起的水鸟掠着翅膀低飞几圈又回巢了。这条河流淌的是千年波涛，吴地历来文化繁盛，文人的夜航十分平常。明代盛大无比的虎丘山曲会，参赛文人大多是坐船去的，唐寅他们的人生故事，好大一半发生在船上，直到柳亚子先生为南社奔忙，也不得不经常坐船夜航。今天是我们在船上，从千古吴江到千古苏州，去干什么呢？不知道。一群没有了书的书生，茫茫然，昏昏然，一个个打起了瞌睡。
就这样，我终于坐了一次夜航船。算来，也有20年了-
白发苏州
前些年，美国刚刚庆祝过建国200周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把他们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演得辉煌壮丽。前些天，澳大利亚又在庆祝他们的200周年，海湾里千帆竞发，确实也激动人心。
与此同时，我们的苏州城，却悄悄地过了自己2500周年的生日。时间之长，简直有点让人发晕。
入夜，苏州人穿过2500年的街道，回到家里，观看美国和澳大利亚国庆的电视转播。窗外，古城门藤葛垂垂，虎丘塔隐人夜空。
在清理河道，说要变成东方的威尼斯。这些河道船楫如梭的时候，威尼斯还是荒原一片。
苏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内美景多得是，唯苏州，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帖着历史走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超迈的感叹，读一读，那种鸟瞰历史的达观又能把你心头的皱折慰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这里休憩来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走走。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
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后院，我有时不禁感叹，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公平的。历来很有一些人，在这里吃饱了，玩足了，风雅够了，回去就写鄙薄苏州的文字。京城史官的眼光，更是很少在苏州停驻。直到近代，吴依软语与玩物丧志同义。
理由是简明的：苏州缺少金陵王气。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悄，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利，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
于是，苏州，背负着种种罪名，默默地端坐着，迎来送往，安分度日。却也不愿重整衣冠，去领受那份王气。反正已经老了，去吃那种追随之苦作甚？
说来话长，苏州的委屈，2000多年前已经受了。
当时正是春秋晚期，苏州一带的吴国和浙江的越国打得难分难解。其实吴、越本是一家，两国的首领都是外来的冒险家。先是越王勾践把吴王阖闾打死，然后又是继任的吴王夫差击败勾践。勾践利用计谋卑怯称臣，实际上发愤图强，终于在十年后卷土重来，成了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这事在中国差不多人所共知，原是一场分不清是非的混战，可惜后人只欣赏勾践的计谋和忍耐，嘲笑夫差的该死。千百年来，勾践的首府会稽，一直被称颂为“报仇雪耻之乡”，那末苏州呢，当然是亡国亡君之地。
细想吴越混战，最苦的是苏州百姓。吴越间打的几次大仗，有两次是野外战斗，一次在嘉兴南部，一次在太湖洞庭山，而第三次，则是勾践攻陷苏州，所遭惨状一想便知。早在勾践用计期间，苏州人也连续遭殃。勾践用煮过的稻子上贡吴国，吴国用以撒种，颗粒无收，灾荒由苏州人民领受；勾践怂恿夫差享乐，亭台楼阁建造无数，劳役由苏州人民承担。最后，亡国奴的滋味，又让苏州人民品尝。
传说勾践计谋中还有重要一项，就是把越国的美女西施进献给夫差，诱使夫差荒淫无度，慵理国事。计成，西施却被家乡来的官员投沉江中，因为她已与“亡国”二字相连，霸主最为忌讳。
苏州人心肠软，他们不计较这位姑娘给自己带来过多大的灾害，只觉得她可怜，真真假假地留着她的大量遗迹来纪念。据说今日苏州西郊灵岩山顶的灵岩寺，便是当初西施居住的所在，吴王曾名之“馆娃宫”。灵岩山是苏州一大胜景，游山时若能遇到几位热心的苏州老者，他们还会细细告诉你，何处是西施洞，何处是西施迹，何处是玩月池，何处是吴王井，处处与西施相关。正当会稽人不断为报仇雪耻的传统而自豪的时候，他们派出的西施姑娘却长期地躲避在对方的山巅。你做王他做王，管它亡不亡，苏州人不大理睬。这也就注定了历代帝王对苏州很少垂盼。
苏州人甚至还不甘心于西施姑娘被人利用后又被沉死的悲剧。明代梁辰鱼（苏州东邻昆山人）作《烷纱记》，让西施完成任务后与原先的情人范蠡泛舟太湖而隐遁。这确实是善良的，但这么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麻烦。这对情人既然原先已经爱深情笃，那么西施后来在吴国的奉献就太与人性相背。
前不久一位苏州作家给我看他的一部新作，写勾践灭吴后，越国正等着女英雄西施凯旋，但西施已经真正爱上了自己的夫君吴王夫差，甘愿陪着他一同流放边荒。
又有一位江苏作家更是奇想妙设，写越国隆重欢迎西施还乡的典礼上，人们看见，这位女主角竟是怀孕而来。于是，如何处置这个还未出生的吴国孽种，构成了一场政治、人性的大搏战。许多怪诞的境遇，接踵而来。
可怜的西施姑娘，到今天，终于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和母亲，让后人细细体谅。
我也算一个越人吧，家乡曾属会稽郡管辖。无论如何，我钦佩苏州的见识和度量。
吴越战争以降，苏州一直没有发出太大的音响。千年易过，直到明代，苏州突然变得坚挺起来。
对于遥远京城的腐败统治，竟然是苏州人反抗得最为厉害。先是苏州织工大暴动，再是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朝廷特务在苏州逮捕东林党人时，遭到苏州全城的反对。柔婉的苏州人这次是提着脑袋、踏着血泊冲击，冲击的对象，是皇帝最信任的“九千岁”。“九千岁”的事情，最后由朝廷主子的自然更替解决，正当朝野上下齐向京城欢呼谢恩的时候，苏州人只把五位抗争时被杀的普通市民，立了墓碑，葬在虎丘山脚下，让他们安享山色和夕阳。
这次浩荡突发，使整整一部中国史都对苏州人另眼相看。这座古城怎么啦？脾性一发让人再也认不出来，说他们含而不露，阳说他们忠奸分明，说他们报效朝廷，苏州人只笑一笑，又去过原先的日子。园林依然这样纤巧，桃花依然这样灿烂。
明代的苏州人，可享受的东西多得很。他们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戏曲家，他们有盛况空前的虎丘山曲会，他们还有了唐伯虎和仇英的绘画。到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金圣叹。
如此种种，又让京城的文化官员皱眉。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驯、艳情漫漫，这似乎又不是圣朝气象。就拿那个名声最坏的唐伯虎来说吧，自称江南第一才子，也不干什么正事，也看不起大小官员，风流落拓，高高傲傲，只知写诗作画，不时拿几幅画到街上出卖。
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青山卖，
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样过日子，怎么不贫病而死呢！然而苏州人似乎挺喜欢他，亲亲热热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后把桃花庵修葺保存，还传播一个“三笑”故事让他多一桩艳遇。
唐伯虎是好是坏我们且不去论他。无论如何，他为中国增添了几页非官方文化。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
近年苏州又重修了唐伯虎墓，这是应该的，不能让他们老这么委屈着。
一切都已过去了，不提也罢。现在我只困惑，人类最早的城邑之一，会不会、应不应淹没在后生晚辈的竞争之中？
山水还在，古迹还在，似乎精魂也有些许留存。最近一次去苏州，重游寒山寺，撞了几下钟，因俞樾题写的诗碑而想到曲园。曲园为新开，因有平伯先生等后人捐赠，原物原貌，适人心怀。曲园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由于这个普通门庭的存在，苏州一度成为晚清国学重镇。当时的苏州十分沉静，但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无数厚实的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固执，使苏州保存了风韵的核心。
漫步在苏州的小巷中是一种奇特的经验。一排排鹅卵石，一级级台阶，一座座门庭，门都关闭着，让你去猜想它的蕴藏，猜想它以前、很早以前的主人。想得再奇也不要紧，2500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如今的曲园，辟有一间茶室。巷子太深，门庭大小，茶客不多。但一听他们的谈论，却有些怪异。阵阵茶香中飘出一些名字，竟有戴东原、王念孙、焦理堂、章太炎、胡适之。茶客上了年纪，皆操吴依软语，似有所争执，又继以笑声。几个年轻的茶客厅着吃力，呷一口茶，清清嗓子，开始高声谈论陆文夫的作品。
未几，老人们起身了，他们在门口拱手作揖，转过身去，消失在狭狭的小巷里。
我也沿着小巷回去。依然是光光的鹅卵石，依然是座座关闭的门庭。
我突然有点害怕，怕哪个门庭突然打开，涌出来几个人：再是长髯老者，我会既满意又悲凉；若是时髦青年，我会既高兴又不无遗憾。
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藏书忧
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家具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把架子上的书按次序拿下来，扎成一捆捆的。这是个劳累活，有两位学生手上还磨出了水泡。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一排人站在楼梯上，一捆捆传递下去。书不像西瓜，可以甩着来，一捆书太重，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摔坏了书却叫人心疼。因此，这支小心翼翼的传送队伍确实是很有趣的，难怪人们要围观。
我当然称不上什么藏书家。好书自然也有不少，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走进书房，就像走进了漫长的历史，鸟瞰着辽阔的世界，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痤之间。我突然变得琐小，又突然变得宏大，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
一位外国旅游公司的经理来到我的书房，睁大眼睛慢慢地巡视一遍，然后又站在中间凝思良久，终于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我也想搞学问了。”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玩的，后来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经理现在果真热心于跑书店，已张罗起了一个很像样子的书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阅尽世间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简陋书房中的杂乱景况，竟能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撞？答案也许是，他突然闻到了由人类的群体才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
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书房，正与这个心理单间相对应。一个文人的其他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我的家一度在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度在喧闹的市中心，现在则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时时变换，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有时，窗外朔风呼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然而我终究不是隐士和老僧，来访的友人每天络绎不绝。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就像自己的财富受到了人们的鉴赏。但是，担忧也隐隐在心头升起，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那句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这种防范密守，与我的人生态度相悻。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朋友间若有钱物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这种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谅。
我怕人借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忧。
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
自己的书，总或多或少有内容上的潜在记忆。写文章时想起某条资料需要引证，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了手脚，前后左右翻了个遍，直闹得脸红心跳、汗流浃背。文章一旦阻断，远比其他事情的暂停麻烦，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稍纵即逝，以后再也连贯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紧迫，很可能因几条资料的失落，耽误了刊物的发稿，打乱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了这几本书。想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深夜。
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拿走几本我“也许用不到”的书。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才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阅微草堂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或伯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槁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这种寻找十分艰苦，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矻矻。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随着须发皓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老屋窗口
前年冬天，母亲告诉我，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为着一种说不清的理由。而母亲的理由却说得无可辩驳：“几十年没人住，再不卖就要坍了。你对老屋有情分，索性这次就去住几天吧，给它告个别。”
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不知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盖的。在贫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矗立着，十分显眼。全村几乎都姓余，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荣耀的，是这座楼。这次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人都可以宽宽敞敞地住一间。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一间，在楼上，母亲昨天就雇人打扫得一尘不染。
人的记忆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脑海的最低层，一见面全都翻腾出来，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污斑都严丝密缝地对应上了。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壁抚摩过去，就像抚摩着自己的肌体，自己的灵魂。
终于，我摩到了窗台。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在这儿开始打量世界。母亲怜惜地看着成日扒在窗口的儿子，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换上两页推拉玻璃。玻璃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路上碎了两次，装的时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装上。从此，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远处便是连绵的群山。于是，童年的岁月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常见农夫挑着柴担在那里蠕动。山那边是什么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庙台？是戏台？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我到今天还没有到山那边去过，我不会去，去了就会破碎了整整一个童年。我只是记住了山脊的每一个起伏，如果让我闭上眼睛随意画一条曲线，画出的很可能是这条山脊起伏线。这对我，是生命的第一曲线。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乡间没有电灯，四周安静得怪异，只能睡。一床刚刚缝好的新棉被是从同村族亲那里借来的，已经晒了一天太阳，我一头钻进新棉花和阳光的香气里，几乎熔化了。或许会做一个童年的梦吧？可是什么梦也没有，一觉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
怎么会这么明亮呢？我眯缝着眼睛向窗外看去，兜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无梦的沉睡中，下在岁月的沟壑间，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彻。
一个陡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也是躺在被窝里，两眼直直地看着银亮的雪岭。母亲催我起床上学，我推说冷，多赖一会儿。母亲无奈，陪着我看窗外。“诺，你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顺着母亲的手看去，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个红点便显得分外耀眼。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学，她住在山那头，翻山上学来了。那年我才6岁，她比我大10岁，同上着小学二年级。她头上扎着一方长长的红头巾，那是学校的老师给她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家长和老师都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顶，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你摔跤了我就上来帮你。”河英的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像朝圣一样，透透迤迤走向学校，走向书本。
这件事，远近几个山村都知道，因此每天注视这个红点的人，远不止两位女性。我母亲就每天期待着这个红点，作为催我起床的理由。这红点，已成了我们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顶，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
女孩到十五六岁，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应该结婚的年龄。早在一年前，家里已为河英准备了婚礼。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两天后，在我们教室的窗口，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她怎么也不肯离开，要女教师收下她干杂活。女教师走过来，一手抚着她的肩头，一手轻轻地捋起她的头发……刹时，两双同样明净的眼睛静静相对。女教师眼波一闪，说声“跟我走”，拉起她的手走向办公室。
我在《牌坊》一文中已有记述，我们的小学设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美貌女教师，都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她们都不姓余，但点名的时候，她们一般都只叫我们的名字，把姓省略了，因为全班学生绝大多数都一个姓。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米根是例外，姓陈，他家是从外地迁来的。
那天河英从办公室出来，她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当天傍晚放学后，女教师们锁了校门，一个不剩地领着河英翻过山去，去与她的父母亲商量。第二天，河英就坐进了我们教室，成了班级里第二个不姓余的学生。
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直到我长大后还在经常疑惑。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已成事实，家长势必还要承担“赖婚”的责任。哪部小说、戏曲一写到这样的事不是渲染得天翻地覆、险象环生？河英的父母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如此干脆地斩断前姻来上学呢？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几位女教师的奇异出现。
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象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女人。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被乡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查核契约，视为奇事。好多年了，母亲出门还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母亲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这天晚上，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河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了。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世界的雅洁女子，柔声细气地说着他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词。她们居然说，把河英交给她们，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她们这样！父母亲只知抹凳煮茶，频频点头，完全乱了方寸，最后，燃起火把，把女教师们送过了山岭。
据说，那天夜里，与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连原本该是河英的“婆家”也在，长长的火把阵接成了一条火龙。
只有举杆盛大的庙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
河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女生。她进校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女孩子进来，教室里满满的，很像一个班级了。
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观摩正规小学的教学，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她们每次回来，总要在学校里搞点新花样，后来，竟然开起了学生运动会。
当然没有运动衣，教师要求学生都穿短裤和汗衫来参加。那几天，家家孩子都在缠逼自己的母亲缝制土布短裤衫。这也变成了一种事先舆论，等到开运动会的那一天，小操场的短围墙外面早已挤满了观看的乡亲。
学生们排队出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她已是一个大姑娘，运动衫裤是她自己照着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深蓝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绷得很紧，身材一下子显得更加颀长，线条流畅而柔韧。我记得她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前忸怩退缩，不断神拉着自己的短裤，像要把它拉长。最后，几个女教师一把将她推出了门外。门外，立即卷起乡亲们的一片怪叫，怪叫过后一片嘁嚓，嘁嚓过后一片寂静。河英终于把头昂起，开始跨栏、滚翻、投篮。这一天，整个运动会的中心是她，其他稚气未脱的孩子的跳跳蹦蹦，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河英背后，站着一排女教师，她们都穿着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鼓励，满脸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这里，重叠着三度景深。
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此，经常可以听到妇女这样骂女儿：“你去浪吧，与河英一样！”好几个女孩子退学了，男孩子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不再与河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近似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了女教师，希望将河英退学，说余氏家族很难看得惯这样的学生。我母亲听说这事后，怔怔地出了半天神，最后要我去邀请河英来家里玩。那次河英来玩了之后，母亲特意牵着我的手，笑吟吟地把她送到村口。村民们都惊讶极了，因为母亲平日送客，历来只送到大门。
这以后，河英对我像亲弟弟一样。我本来就与我的邻座陈米根要好，于是三个人老在一起玩，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做作业，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亲辅导。母亲笑着对我说：“你们娃余的可不能这么霸道，这儿四个人就四个姓！”
今天，我躺在被窝里，透过玻璃窗死死盯着远处的雪岭，总想在那里找到什么。好久好久，什么也没有，没有红点，也没有褐点和灰点。
起床后，我与母亲谈起河英，母亲也还记得她，说：“可以找米根打听一下，听说他开了一爿小店。”
陈米根这位几十年前的好朋友本来就是我要拜访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就在小学隔壁。两人第一眼就互相认出来了，他极其热情，寒暄过一阵后，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又沏出一杯茶来放在柜台上。店堂里没有椅子，我们就站着说话。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凑上嘴来说：“还是告诉你了吧，最后也瞒不住，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价格上为难。说来见笑，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真是，几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据说装了四次？”
这个话题谈下去对我实在有点艰难，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打听河英的下落。他说：“亏得你还记得她。山里女人，就那个样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结婚后与儿媳妇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她，连我的名字也忘了。”
就这样，三言两语，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
离开小店，才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的校门。放寒假了，校园里阒寂无人，我独个儿绕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回家告诉母亲，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亲忧伤地说：“你这一回去，再也不会来了。没房了，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了。”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着雪岭。那个消失的红点，突然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抽象，却又那么震撼人心。难道，这红点竟是倏忽而逝的哈雷彗星？
迷迷糊糊地，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彗星的几句诗。
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
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废墟
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
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人们说，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我说，黄叶本身也是美。
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一位说，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在废墟间独行，或吟诗，或高唱，直到东方泛白；另一位说，有了对晨曦的期待，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他的习惯，是趁着残月的微光，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
我呢，我比他们年长，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修缮和重建。
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
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宋版图书需要上塑，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
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大伪诈了。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当然，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留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作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结果，两相杀伐，两败惧伤，既斫伤了历史，又砍折了现代。鲜血淋淋，伤痕累累，偌大一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唯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
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
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腊梅
人真是奇怪，蜗居斗室时，满脑都是纵横千里的遐想，而当我在写各地名山大川游历记的时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静定的小点在眼前隐约，也许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许是一只老是停在我身边赶也赶不走的小鸟，也许是一个让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有时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儿都会浮现出来的记忆亮点，一闪一闪的，使飘飘忽忽的人生线络落下了几个针脚。
是的，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那末，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
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
为此，我要在我的游记集中破例写一枝花。它是一枝腊梅，地处不远，就在上海西郊的一个病院里。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经常明灭于心间的一个宁静光点。
步履再矫健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住医院对一个旅行者来说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体力没体力，要空间没空间，在局促和无奈中等待着，不知何时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来天道酬勤，也罚勤。你们往常的脚步太洒泼了，就驱赶到这个小院里停驻一些时日，一张一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习惯不习惯。
那次我住的医院原是一位外国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里树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平日看惯了山水秀色，两眼全是饥渴，成天在树丛间寻找绿色。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错，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样的病房服在反复转圈，越看心越烦。病人偶尔停步攀谈几句，三句不离病，出于礼貌又不敢互相多问。只有两个病人一有机会就高声谈笑，护士说，他们得的是绝症。他们的开朗很受人尊敬，但谁都知道，这里有一种很下力气的精神支撑。他们的谈笑很少有人倾听，因为大家拿不出那么多安慰的反应、勉强的笑声。常常是护士陪着他们散步，大家远远地看着背影。
病人都喜欢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挤满了人。大家赶紧在那里做深呼吸，动动手脚，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秃秃的树枝和病恹恹的面容。只有这时，一切都将醒未醒，空气又冷又清爽，张口开鼻，抢得一角影影绰绰的清晨。
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觉得空气中有点异样，惊恐四顾，发现院子一角已簇拥着一群人。连忙走过去，踮脚一看，人群中间是一枝腊梅，淡淡的晨曦映着刚长出的嫩黄花瓣。赶近过去的人还在口中念叨着它的名字，一到它身边都不再作声，一种高雅淡洁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慑住。故意吸口气去嗅，闻不到什么，不嗅时却满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
花，仅仅是一枝刚开的花，但在这儿，是沙漠驼铃，是荒山凉亭，是久旱见雨，是久雨放晴。病友们看了一会，慢慢侧身，把位置让给挤在后面的人，自己在院子里踱了两圈，又在这儿停下，在人群背后耐心等待。从此，病院散步，全成了一圈一圈以腊梅为中心的圆弧线。
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点神经质。天地狭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么事怎么也排遣不开。听人说，许多住院病人都会与热情姣好的护士产生一点情感牵连，这不能全然责怪病人们逢场作戏，而是一种脆弱心态的自然投射。待他们出院，身心恢复正常，一切也就成为过眼烟云。
现在，所有病人的情感都投射在腊梅上了，带着一种超常的执迷。与我同病房的两个病友，一早醒来就说闻到了腊梅的香气，有一位甚至说他简直是被香气熏醒的，而事实上我们的病房离腊梅不近，至少隔着四五十米。
依我看来，这枝腊梅确也当得起病人们的执迷。各种杂树乱枝在它身边让开了，它大模大样地站在一片空地间，让人们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态。枝干虬曲苍劲，黑黑地缠满了岁月的皱纹，光看这枝于，好象早就枯死，只在这里伸展着一个悲枪的历史造型。实在难于想象，就在这样的枝干顶端，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花瓣黄得不夹一丝混浊，轻得没有质地，只剩片片色影，娇怯而透明。整个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叶落枝黄地闹了一个秋天，天寒地冻地闹了一个冬天，全是在为这枝腊梅铺垫。梅瓣在寒风中微微颤动，这种颤动能把整个铅蓝色的天空摇撼。病人们不再厌恶冬天，在腊梅跟前，大家全部懂了，天底下的至色至香，只能与清寒相伴随。这里的美学概念只剩下一个词：冷艳。
它每天都要增加几朵，于是，计算花朵和花蕾，成了各个病房的一件大事。争论是经常发生的，争执不下了就一起到花枝前仔细数点。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夜里，病人们甚至会披衣起床，在寒夜月色下把头埋在花枝间。月光下的腊梅尤显圣洁，四周暗暗的，唯有晶莹的花瓣与明月遥遥相对。清香和夜气一拌和，浓入心魄。
有一天早晨起来，天气奇寒，推窗一看，大雪纷飞，整个院子一片银白。腊梅变得更醒目了，袅袅婷婷地兀自站立着，被银白世界烘托成仙风道骨，气韵翩然。几个年轻的病人要冒雪赶去观看，被护士们阻止了。护士低声说，都是病人，哪能受得住这般风寒？还不快回！
站在底楼檐廊和二搂阳台上的病人，都柔情柔意地看着腊梅。有人说，这么大的雪一定打落了好些花瓣；有人不同意，说大雪只会催开更多的蓓蕾。这番争论终于感动了一位护士，她自告奋勇要冒雪去数点。这位护士年轻苗条，刚迈出去，一身白衣便消融在大雪之间。她步履轻巧地走到腊梅前，捋了捋头发，便低头仰头细数起来。她一定学过一点舞蹈，数花时的身段让人联想到《天女散花》。最后，她终于直起身来向大楼微微一笑，冲着大雪报出一个数字，惹得楼上楼下的病人全都欢呼起来。数字证明，承受了一夜大雪，腊梅反而增加了许多朵，没有凋残。
这个月底，医院让病人评选优秀护士，这位冒雪数花的护士得了全票。
过不了几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上海的冬天一般不下这么大的雨，所有的病人又一下子拥到了檐廊、阳台前。谁都明白，我们的腊梅这下真的遭了难。几个眼尖的，分明已看到花枝地下的片片花瓣。雨越来越大，有些花瓣已冲到檐下，病人们忧愁满面地仰头看天，声声惋叹。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去架伞！”
这是另一位护士的声音，冒雪数梅的护士今天没上班。这位护士虽然身材颀长，却还有点孩子气，手上夹把红绸伞，眸子四下一转。人们像遇到救星一样，默默看着她，忘记了道谢。有一位病人突然阻止了她，说红伞太刺眼，与腊梅不太搭配。护士噘嘴一笑，转身回到办公室，拿出来一把黄绸伞。病人中又有人反对，说黄色对黄色会把腊梅盖住。好在护士们用的伞色彩繁多，最后终于挑定了一把紫绸伞。
护士穿着乳白色雨靴，打着紫伞来到花前，拿一根绳子把伞捆扎在枝干上。等她捆好，另一位护士打着伞前去接应，两个姑娘互搂着肩膀回来。
春天来了，腊梅终于凋谢。病人一批批出院了，出院前都到腊梅树前看一会儿。
各种树木都绽出了绿芽，地上的青草也开始抖擞起来，病人的面色和眼神都渐渐明朗。不久，这儿有许多鲜花都要开放，蜜蜂和蝴蝶也会穿墙进来。
病房最难捱的是冬天，冬天，我们有过一枝腊梅。
这时，腊梅又萎谢躲避了，斑驳苍老，若枯枝然。
几个病人在打赌：“今年冬天，我要死缠活缠闯进来，再看一回腊梅！”
护士说：“你们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也不希望健康人来胡调。健康了，赶路是正经。这腊梅，只开给病人看。”
说罢，微微红了点脸-
华语情结(1)
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
语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庞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
——edwardsapir：《语言论》
其一
说得真好，语言像山岳一样伟大。不管哪一种，堆垒到20世纪，都成了山。华语无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绵的历史那么长，用着它的人数那么多，特别有资格接受e．sapir给予的“庞大”、“广博”这类字眼。一度与它一起称雄于世的其他古代语言大多已经风化、干缩，唯有它，竟历久不衰，陪伴着这颗星球上最拥挤的人种，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就是这种声音，就是这种语汇，就是这种腔调，从原始巫觋口中唱出来，从孔子庄子那里说下来，从李白杜甫苏东坡嘴里哼出来，响起在塞北沙场，响起在江湖草泽，几千年改朝换代未曾改掉它，《二十五史》中的全部吆喝、呻吟、密谋、死誓、乞求都用着它，借大一个版图间星星点点的茅舍棚寮里全是它，这么一座语言山，还不大么？
但是，山一大又容易让人迷失在里边。苏东坡早就写好一首哲理诗放着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终身沉埋在华语圈域中的人很难辨识华语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须走到它的边沿，进出一下山门。
我揣想最早进出山门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丝绸之路上的客商。听到迎面而来的驼铃，首先要做的是语言上的判断。那时唐朝强盛，华语走红，种种交往中主要是异邦人学华语。这就像两种溶液相遇，低浓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浓度溶液的渗透。尽管当时作为国际都市的长安城大约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国侨民、外籍居民及其后裔，华语反而因他们的存在而显得更其骄傲。请读这一阕词：
“云带雨，浪迎风，钓翁回掉碧湾中。春酒香熟妒鱼美。谁同醉？缆却扁舟蓬底睡。”
这竟然出自一个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波斯商人后代的手笔！他叫李殉，在唐代诗歌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就从这几句便足可看出，华语，连带着它背后的整个华夏文化人格，曾经被一个异邦人收纳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语言优势与心理优势互为表里，使得唐代的中国人变得非常大度。潇潇洒洒地请一位波斯大酋长代表中国出使东罗马，请一位日本人担任唐朝国家图书馆馆长（秘书监），科举考试也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考上了称作“宾贡进土”，也能在朝廷担任官职。这些外国人当然都讲华语，都在一种无形强磁波的统摄下，不必深加防范的。在这种情况下，华语对于别种语言，不太平等。
抱着极平等的心态深入往返于两种语言文化间的，或许应首推玄奘。他如此艰辛地走啊走，为的是走出实在太辽阔也太强大的华语文化圈。但是，无论是他的出去还是回来，他对华语文化和梵文文化完全不存一丁点儿厚此薄彼的倾向，在他的脚下和笔下，两种语言文化只有互补性的发现，还不构成争胜式的对峙。于是，一些极为温煦的场景出现了：并不太信仰佛教的唐太宗愉快地召见了这位远游归来已经多年没说华语的大师，还亲赐一篇《圣教序》来装点玄奘带回来的一大堆梵文经典。这位很有文化见识的皇帝特地请人用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字拼集出这篇《圣教序》，让华语文化更增添一层形式美去与域外文化联姻。从此，玄奘安静地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译场，天天推敲着两种语言间的宗教性转换。在他身后，九州大地佛号声、诵经声此起彼伏，无数目不识丁的中国老太太的瘪嘴中，倾吐出一种镶嵌着不少梵文词汇的华语方式，并且代代相传，他无意中实现了对华语文化吞吐能力的一次测试和开拓。
到得明清时期，华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往就再也不会出现玄类那样的安详气韵了。不管是欧洲传教士的纷至沓来还是中国文人的厕身洋务，心情都有点怪异，敏感、窥测、自尊、叹息，拌和成一团驱之不散的烟雾，飘浮在两种语言的交接间。这全然不是个人的事，欧洲文明的崛起使曾经极为脆响的华语稍稍变得有点嗫嚅。另一种不太平等的态势出现了，而且越到近代越甚，在国内国外有些地方，华语简直有点“虎落平阳”的景况了。
一个苍老而疲惫的母亲常常更让儿女们眷恋，于是，就从华语在国际交往中逐渐不大景气的时候开始，在中国的文化漂流者心中，一种“恋母情结”产生了。当然并不能与oedinuscorlex（俄狄浦斯情结）完全等同，但那种隐潜，那种焦虑，那种捧之弃之，远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种有时自惭形秽、有时又恨不得与人厮杀一场的极端性摇摆，还是颇得“情结”三昧的。
这些年在华语圈边沿上晃荡进出的人数之多，可能已达到历史之最。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会外语的，这实在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未来的吉兆，一点也不应该抱怨。从趋向看，进出华语圈的人还会多起来。几乎所有大城市里的父母亲，都在关注着子女们的外语成绩。至于华语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关心的重点。前不久听一位中年学者演讲，他讲到自己曾默默与一个外国同行作过对比，觉得除了英语，其他都可超过。“我英语不如他，但他华语不如我呀，扯平了！”学者说到这里引得全场哄笑。大伙不能不笑，他们似乎已经不习惯把华语放在与英语平等的地位上。据说产生笑的机制之一是把两个完全没有可比性的东西比到了一起。酿发出一种出人意料的不谐调感。难道，华语在世界语言丛林中真已变成了这样的角色？笑容只能在脸上凝冻，心底卷来绵长的感叹。
其二
黄皮肤，黑眼睛，整个神貌是道地的华人，一位同样是华人的记者在采访他，两人说的是英语，这在南洋各国都不奇怪。
采访结束了，记者说：“您知道我们是华文报，因此要请教您的华文名字，以便刊登。”
“我没有华文名字。”他回答得很干脆。
记者有点犯难：把一个写明是华人的采访对象称作杰克逊或麦克斯韦尔之类，毕竟有点下不了手。采访对象看出了记者的顾虑，宽慰地说：“那你就随便给我写一个吧！”
这种经常发生的对话是如此平静，但实在足以震得近在咫尺的土地神庙、宗乡会馆柱倾梁塌。时间并不遥远，那些从福建、广东等地漂流来的中国人登陆了，在家乡，隔一道山就变一种口音，到了南洋，与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一羼杂，某种自卫意识和凝聚意识渐渐上升，这种自卫的凝聚是一种多层构建，最大一个圈圈出了全体华人，然后是省份、县邑、宗族、姓氏，一层层分解，每一层都与语言口音有关。不知经过多少次灾祸、争斗，各种地域性、宗教性的会馆竞相设立，而最稳定、最牢靠的“会馆”，却屹立在人们的口舌之间。一开口就知道你是哪儿人，除了很少的例外，多数难于逃遁。
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涡卷起一种莫名的魔力，在短短数十年间把那一圈圈、一层层的自卫、凝聚构建一古脑儿软化了，把那一些由故乡的山梁承载的、由破旧的木船装来的华语，留给已经不大出门的爷爷奶奶，留给宗乡会馆的看门老汉，而他们的后代已经拗口。用英语才顺溜，尽管这种英语带着明显的南洋腔调，却也能抹去与故乡有关的种种分野，抹去家族的颠沛、时间的辛酸，就像从一条浑浊的历史河道上潜泳过来，终于爬上了一块白沙滩，耸身一抖，抖去了浑身浑浊的水滴，松松爽爽地走向了现代。不知抖到第几次，才抖掉了华语，然后再一用力，抖掉了姓氏，只好让宗乡会馆门庭冷落了，白沙滩上走着的正是黄皮肤黑眼珠的杰克逊和麦克斯韦尔。
在这一个过程中，我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是，一个群体从学习外语到不讲母语需要经历多大的心理转换，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再进一步，从不讲母语到遗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经历多大的心理转换，还需要多长的时间。当然，更迫切的问题还在于，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不管怎么说，我已看到了大量不争的事实：语言的转换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斩断根脉的“抽象人”。
新加坡实践话剧团演过一个有趣的话剧《寻找小猫的妈妈》，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这个话剧，确实是以“话”作为出发点的。一个三代同处的家庭，第一代讲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讲的是规范华语，第三代只懂英语，因此，每两代之间的沟通都需要翻译，而每一次翻译都是一次语义和情感上的重大剥落。如果是科学论文、官样文章，可能还比较经得起一次次的翻译转换，越是关乎世俗人情、家庭伦理的日常口语，越是无奈。结果，观众们看到的是，就在一个屋顶之下，就在一个血统之内，语言，仅仅是因为语言，人与人的隔阂是那样难于逾越。小小的家庭变得山高水远，观众在捧腹大笑中擦起了眼泪。
无数家庭都在经历着的这类文化悲剧，人们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避开的。恨恨地骂几句“数典忘祖”；完全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就拿新加坡来说，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年轻国家快速推入现代国际市场，就必然要强悍地改换一套思维方式和节奏方式，那么，没有比改换一种语言氛围更能透彻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了，因为语言连带着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心理基座，把基座“移植”过来，其他一切也就可以顺水推舟了。当然也可以不这样做，但这样做的效果却显而易见。整个国家是这样，每个家庭也是这样。年幼的孩子如果学好英语，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投考欧美各国的名牌大学，即使不读大学也能比较顺利地进入这个国际商市的大多数公司企业。至少在目前，华语水平确实不是新加坡青年谋职的必需条件，而要学好华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却远超英语。在中国大陆通过很自然的方式已经学好了华语的中国青年也许不会痛切地感到学习华语之难，而在新加坡，竟有华人小孩因华语课太难而准备自杀，使得父母不得不搬家到澳洲或别的用不着学华语的地方。是的，华语牵连着远祖的精魂，牵连着五千年的文明，他们都知道；但门外的人生竞争是那么激烈，哪一位家长都不太愿意让孩子花费几十年去死啃一种极其艰难又不太有用的语言。尽管年迈的祖父还在一旁不满地嘀咕，尽管客厅的墙上还挂着中国书法，父母代孩子填下了学英语的志愿，把华语的课目轻轻划去。血缘原则、情感原则、文化原则暂时让位给了开放原则、实用原则、经济原则。谁也无法简单地判断怎么是对，怎么是错，这里赫然横亘着一个无可奈何。
我认识一位流浪过大半个中国的华侨著名发型师，他对华人黑发造型有精湛的研究。求他做头发造型的华族小组络绎不绝，但不少小姐总是把母亲也带到美发厅里来，原因只在于，这位发型师有一个怪脾气，为华人黑发造型时他只说华语，小姐们的母亲是来充当翻译的。年老的发型师力图营造一个发色和语言协调的小天地，保存一点种族性的和谐，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成功。中国人的头发几万几千年一直黑下来，黑过光荣，黑过耻辱，将来还会一直黑下去，但语言却并不是这样固执。或许最终还是固执的，但现在却已不易构成与中国人的生理特征一样稳定的审美造型。对此，发型师是痛苦的，小姐们是痛舌的，母亲们也是痛苦的，这是一种不愿反悔、更不愿谴责的痛苦，一种心甘情愿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
这种痛苦早就有过，而且都已老化为沉默。我想“牛车水”这个地名就是这样的沉默物。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倔强的语言硬块，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现代闹市间。据说新加坡开发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华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盘车从井里打水，然后又驱赶着牛车到各地卖水。每天清晨，这座四面环海却又十分干渴的城市醒来了，来自各国的漂泊者们都竖起耳朵期待着一种声音。木轮牛车缓缓地碾在街石上，终于传来一个极其珍贵的字眼：
水……！
当然是华语，那么婉转，那么回荡，那么自豪和骄傲！一声声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润。
如今，牛车水一带街道的旧屋门口，有时还能看到一些闲坐着的古稀老人。也许他们呵出过太多的水气，干瘪了，只剩下满脸沟壑般的皱纹。眼前，是他们呵出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在这座城市间，他们已成了陌生人。
看着他们木然的神情，我总会去思考有关漂泊的最悲论的含义，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航程会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带到哪里。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华人漂泊者启程远航，欢快的祝愿和告别中仍然裹卷着这种悲枪的意绪-
华语情结(2)
其三
英语里的billionaire翻译成华语成了“亿万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报中有“富婆”的字眼，我当然不会用在她头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华语还没有来得及为各种巨富调理好足够的词汇，我们不正在评说华语吗，这是华语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华饭店的“李白厅”里请我吃饭。在李白的名字下请中国文人显然是合适的，但为什么要请我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从上海来。
在新加坡要找一个上海人，远比纽约、旧金山、东京困难。好像华侨也有个分工，南洋显然是被福建、广东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挤在这里显得无趣，跑到别处去了。结果，一个上海人要在这里听几句道地的上海话成了一种奢侈的愿望。我在这里遇到过几次没有前因后果的聚会，参加者就是几个偶尔相识的上海人。名字还没有一一搞清呢，却来邀请吃饭了，主茶是“腌笃鲜”、炝蟹什么的，当然要去。有次我请当地一位演员驾车载我赴约，为了不使这位演员受冷落，预先在电话里讲明“不全讲上海话”。结果是，一进门大伙就忘情，弄得演员在饭桌一隅呵欠连连、昏昏欲睡。
我进李白厅时，她已坐在那里，整个大厅就她一个顾客，一群女招待显然都认识她，极其恭敬地站在一边看着她，注意她有什么最细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类，陪她等。我风风火火闯进去，她的上海话就劈头盖脑地过来了，讲得十分流利和纯正。华语的庞大家族中有许多分支是很难学道地的，上海话就是其中的一种。一开口就听出来，半点马虎不过去，说了两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缘分。
话题一展开，她的上海话渐渐有点不够用了，她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而现今的谈话，多数词汇都是这半个世纪来新冒出来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话该怎么说。她开始动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话”，还是不解决问题，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词概念上统统用她最纯熟的语言——英语来表达了。
突然，奇迹一般地，她嘴里又冒出来一大堆湖南话。原来她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湖南，父亲是长沙郊区一个菜农的儿子，靠刻苦读书考上了官费留学，学成回国成了上海一个著名的工程师，但还是满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长大，读中学时，在鲁迅小说中了解了中国农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亲的湖南话，希图从中找到一点祖父的面影。结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长沙，满口长沙话把湘江宾馆的服务员小姐吓了一跳。
语言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符咒，只要轻轻吐出，就能托起一个湮没的天地，开启一道生命的闸门。我知道，这位多少年来一直沉溺于英语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说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节奏，却像隐潜在血管中的密码，始终未曾消失。她曾经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绷得很紧，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当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静处，唤回自我的时候，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潜流就会悄悄泛起，然后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半个世纪没有真正说过的湖南话和上海话依然如此纯正。“年纪大了就喜欢回首往事，哪怕在梦中。”她说：“做梦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讲着不同的方言语音。”
她年轻时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桥。斜桥地区我很熟悉，根据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条街一条街地在脑子里爬梳过去，想找到一幢带花园的影影绰绰的楼，找不到。她不记得路名，不记得门牌，记得也没有用，50年间，什么没变？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话，留在嘴边。
她说，她明天去泰国，那儿他们家正在筹建一座餐厅。“李白厅”的名字已被这儿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国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厅”。可是，这个名称用湖南话一说就成了“豆腐厅”。“豆腐虽然我也爱吃，却不能这么去糟蹋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诗人。”因此直到今天，她还在为餐厅的名字苦恼着。
她从泰国回来，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参加当时正巧召开着的世界华文教育会议的好几位其他国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适华贵可以想象，印度门卫，马来西亚仆人，菲律宾女佣，忙忙碌碌地围着几个客人转。客人与主人一样，是华人，讲华语。今天晚上在这个院子里，华语就像在唐代一样神气。
客厅里挤挤地摆设着世界各地的工艺品，而兜门正墙上却恳挂着一幅垂地长轴，上面以楷书抄录着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些毛笔字写得生硬、稚拙，但又显得极其认真。这是女主人的女儿写给妈妈的，女儿从小受英语教育，是一位造诣和名声都很高的英语作家，曾荣获过联合国主办的英语小说大奖。这么一位女才子，不知怎么一来，竟捏着一枝毛笔练起中国字来，一定是练了好久才写得下这一幅字的；至于孟郊那首诗，要由这样一位立足英语背景的作家来找到、读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费好些时日的。但她毕竟写出来了，亮堂堂地挂在这儿，就像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揣摩了好久家乡口音只为了深情地叫一声“娘！”这当然是对着她的母亲，但不期然地，也同时表现出了对母语的恭敬。她把这两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对精通英语的母亲，她也必须用华语来表示感谢。我们不妨顺着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华语也一并看作是“慈母”，那么，从她手中拉牵出来的线真是好长好远，细密地绾接着无数海外游子的身心。事实上，这条线已成了种族繁衍的缆索，历史匍匐的纤维。
其四
我听很有特点的马来西亚华语，是在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口中。他叫k．l．、华裔，马来西亚怡保市人，刚从中学毕业。瘦瘦的，静静的，眼睛清彻透明，整天埋头干活，一抬头，见有人在看他，立即脸红。这是华人传统观念中最老实本份的“乖孩子”，可是无论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乃至在新加坡，都不很容易找到了，冷不丁从马来西亚走出来一个，我十分惊奇。
kl．曾与我在同一幢楼里相邻而居。当时他正在为实践话剧团的一次演出帮忙，每天搞得很晚回来。半夜，这个高级住宅区阒寂无声，突然每个院子门口的狗都叫了起来，我知道，那是他回来了。他进门要开好几道门：花园的铁门，楼房的栅栏门，屋子的木门，以及他的房门，但他竟然可以不发出任何一点声音，为的是怕惊动我。有几次我简直怀疑起刚才狗叫的准确性，推开房门探头一看，他的房门底沿下已露出一线灯光。第二天，等我起床漱洗，他却早已出门，证据是：大门口报箱里的两大叠中、英文早报，已经取来整整齐齐放在会客室的茶几上。
我奇怪了，晚回来是因为演出，但那么早出门又是为了什么呢？
终于有一天，他没出门，对我说，明天就要回马来西亚，今天整理行李。他的行李全是书，层层叠叠堆在桌上、椅上、床上，绝大部分是华文艺术书籍。我知道，要在新加坡收集这么多华文艺术书籍是极不容易的，原来他每天一早出门是在忙这个。
他告诉我，他在马来西亚读中学时爱上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但靠着这种爱是无法在今日南洋立足谋生的，因此父母亲要他到日本去读大学。父母亲是城市平民，经济不宽裕，他只得先到新加坡打工，筹措留学经费。但一到新加坡，就像鬼使神差一般，他不能不欺骗父母和自己了。他什么赚钱的工作也不找，专奔新加坡唯一的专业华语剧团来，十分投入地参与他们的各种艺术活动，得到一点报酬就买华文书。有中国大陆或台湾来的华语演出和电影，再贵也咬咬牙买票看。现在他的居留期已满，不能不回去了，明天，父母亲一定会问他去日本的经费的，他会如何回答呢？他本来想，没赚下钱，至少买一身像样的衣服回去让父母眼睛一亮，但一犹豫，衣服又变成了两本华文书，他随身的衣物放进一个小小的塑料食品袋里就可带走。鞋破了，趿着拖鞋回去。
临别，他细细地关照我，菜场在哪里，该坐什么车，哪家的狗最凶，最近的邮箱在何处。我只是一味地问他回去后如何向父母亲交待，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使我惊异的老成语调向我引述一位行将退休的新加坡政治家的话。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100年后，朝鲜还将是朝鲜，日本还将是日本，越南还将是越南，但新加坡会怎么样，却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最注重的是英语，但我们的英语讲得再好，英国人、美国人也不会承认和接纳我们。要维系住一个国家的本体面貌，不能不重新唤醒溶解在我们血脉中的母语文化。
是的，我记起来了，几天前我在电视屏幕前听过这位政治家用缓慢的华语发表提倡华语的讲话。娴熟地讲了一辈子英语的他，在晚年已不止一次地提倡过华语，银发苍然，目光诚恳，让人感动。
但是，k．l．不一会儿又忧郁起来，他深知他的父母能理解这位政治家的话，但为了儿子的现实生计，还是会要求他去日本读大学的。何况，他们家不在新加坡，是在马来西亚。
背着一大堆华文书，背着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眷恋，他回国了。他肯定会去日本或其他国家的，但华文书太重，他走得很慢。他还不习惯出远门，不会打行李包，稀稀拉拉地几乎是抱着华文书走的。他回过头来向我招手，但不愿大声地说什么，因为他对我说过，他的华语有很重的马来腔，怕别人笑话。然而他不怕别人笑他抱着行李、趿着拖鞋回国。啪哒、啪哒，他的拖鞋已踩过了国境线。
其五
那天，许多年老的新加坡华人都挤到了一个剧场中，观看一台从台湾来的相声剧，相声剧的编导是35岁的赖声川博士，获得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研究所有史以来最高成绩的毕业生，目前在台湾文化界极孚声望。他还没有到过大陆，但他的多数作品却引导观众反复品尝中华民族离异的苦涩，从而来验证一种历史的归属感。这次带来的相声剧也是如此。
这样的戏，不管给海峡两岸的哪一边看，都会引起强烈回响，尽管是相声剧，观众也会以噙泪的笑声来品味“中国人”这一艰辛的课题。但是，今天这出戏是在新加坡演出，剧场里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相声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最能充分表达一个社会中某些微妙的共鸣，那么，今天中国人埋藏在插科打诨背后的离合悲欢，还能不能被其他国家的华人理解？如果不能，那么，我们深深沉浸其间的一切，岂不成了矫揉造作、顾影自怜？赖声川代表着中国人来接受一次自我拷问，他胆子很大，但在开演前却对我说，他准备启幕后好久听不到掌声和笑声。如果真是这样，他就会沮丧地坐下来，重新苦苦思考华语在当今世界的表达功能和沟通功能。
毫无疑问，与赖声川先生抱有同样担忧的只能是我。新加坡剧场的朋友也会担心，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幕拉开了，在场的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也就悬起来了。也许我们还太年轻、太敏感，生怕数千年历史的拥有者在异国街市间丢脸，生怕自己的哭声让人发笑，自己的笑声让人掉泪。我这个人由于职业关系，曾安然地目睹过无数次剧场波澜，可今天，竟战战兢兢、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新加坡观众的每一丝反应。我无法预计，如果台湾相声中的俏皮话今晚引不出应有的笑声，我会多么难堪。
好了，终于放心了，此地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华语，我们的华语，还有控制各种海外华人的笑声的能力。谢谢新加坡！——这种感谢自然有点自作多情，就像那天看到一批欧洲观众对一台从中国搬来的传统舞蹈热烈鼓掌，我几乎想站起来向他们鞠躬一样荒诞。
赖声川先生是我的老熟人。初次见到是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后来很巧，同在两年前被新加坡戏剧界邀来演讲，这次相遇是第三次。记得两年前我们同住一家宾馆，天天神聊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到附近一处小贩中心吃宵夜。我们互相“盘剥”着海峡两岸的种种社会规范、生活细节、心理习惯、世俗趣闻，出于自尊，彼此还为自己一方辩护，说到许多相似或相左的用语常常乐不可支、笑作一团。西哲有言，剧场里一句微妙的台词引起一片笑声，那是素不相识的观众在退示着一种集体的一致性。莫非我们一代真的已到了可以用语言和笑声来认同的时分？对此我与赖先生还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是赖先生并不甘心于此，他把两年前的笑语扩充成一个艺术作品，仍然带回到新加坡，兑换成满场欢腾。正巧我又在，这还不值得庆祝一下？演出结束后我们又去了两年前天天去的那个小贩中心，尽管明知那里的小贩喜欢欺侮外国人。
理直气壮地用华语叫菜，今天晚上，这座城市的笑声属于中国人。坐在我身边的演员李立群先生是今夜无可置疑的明星，我对他说：“你在台上学遍了大陆各地的方言，惟妙惟肖，唯独几句上海话学得不道地。”大陆的相声演员学各地方言早已司空见惯，说实话，我对这一招已经厌烦，但现在听台湾相声演员学来却产生了另一种感觉，谐谑的调侃猛地变成了凄楚的回忆、神圣的呼唤。学一种方言就像在作一种探寻，一种腔调刚出口，整个儿身心就已在那块土地间沉浸。因此，我不能让他们学不像上海话，这会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上海。于是就在小贩中心的餐桌旁，我依据那几句台词一句句地教开了。赖声川先生的母亲在上海住过，因而他对我的发音并不生疏，频频点着头。李立群先生从我的发音想起了他以前一位江浙师傅，边摹仿边首肯：“是这样，师傅当年也这样说的。”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轻一声，重一声，已经认真到了虔诚。这显然已不完全是为了演出，相声演出中的学语用不着那么标准。
学会了那几句上海话，一阵轻松，开始胡乱漫谈。大家竟当着情同手足的新加坡东道主郭宝昆先生的面，极不厚道地嘲讽起新加坡人的华语水准。我想郭宝崑先生一定会原谅的：这些远隔两岸的中国人好久没有这么亲热了，一亲热就忘乎所以，拿宽厚的朋友们嘲讽一遍，好像共同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背靠着艰深的华夏文化，驱走了阔别的忧伤、海潮的寒冷。特别是那位李立群先生，专找那些只有中国人才能听懂的话与我对仗，跳跳跃跃，十分过瘾。讲禅宗，讲怪力乱神，讲文天祥会不会气功，讲天人合一的化境。这种谈话，即使翻译了，也几乎没有多少西方人能真正听懂。今晚大家像是在发狠，故意在异国土地上翻抖中华语文中的深致部位，越是瞎凑和就越贴心。
上茶了，少不了又讲陆羽，讲《茶经》的版本，讲采茶的山势、时机，煮茶的陶壶、炉炭，当然讲得最神往、也最伤心的是水。喝了几千年茶的中国人，还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来润喉咙？如果不多了，那么今后讲出来的华语会不会变得浑浊一点呢？
我告诉李立群，古代文人为喝几口好茶，常常要到某座山上，“买泉两眼”……
李立群来劲了：“好个买泉两眼！潇洒之极！不是我吹嘘，我台湾老家山上确有好泉，想法去买它一眼，你什么时候来，我领你去喝茶！”
我赶紧叮嘱李立群先生，赶快回去买下那眼泉，好生看管着，别让它枯了。我们还不算老，也许真能喝得上一口。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悲哀，这样的泉眼无论如何不会太多了，那种足以把华语晤谈的环境推到极致的阵阵茶香，已不会那么纯净。华语自然还会讲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蕴藉的那部分，看来总要渐渐湮没了。还会出现新的精雅部位吗？但愿-
笔墨祭(1)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了。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一个个很道地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样品格。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欢颜字，说“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指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初次读到这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的视角看去，说颜字像“叉手并脚田舍汉”是非常贴切的。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
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来，浓冽、放达、执著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竟讥之为“墨猪”。他自己则喜欢找一些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淡远而又浮飘。
赵孟頫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他实在看不惯赵孟頫以赵宋王朝亲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为，结果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他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逸恶其书。”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只要看他自己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他的字，通体古拙，外逸内刚。
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因此他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他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入笔端，他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书法技巧论，揣摩儿童笔画，描画自然物象，不是太离谱了么？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
在我看来，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他在《送高闭上人序》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记得宗白华先生就曾借用这段话来论述过中国书法美学中的生命意识。
宗白华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学，而远在唐朝的韩愈却在写着一篇广传远播的时文。韩愈的说法今天听来颇为警策，而在古代，却是万千文人的一种共识。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对笔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确已渐渐生疏。
文章写到这里，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误会，以为古代书法可以与各个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对应起来。“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这些简陋的观点确也时常见之于许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这一点已有钱钟书先生作过列述。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他因素。
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浑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流，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頫，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因写《艺舟双揖》而出名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说，见到一幅赵孟頫的墨迹，乍看全是赵孟頫，但仔细一看，这个过于纯净的赵孟頫就不可能是赵孟頫。赵孟頫学过二王，学过李北海，学过诸河南，没有这些先师们的痕迹，赵盂頫只剩了一种字形，显然是赝品。
这个论断着实高妙。像赵孟頫这么复杂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结构汇聚和溶化的结果；已经汇聚、溶化成了一个卓然独立的大家，竟还可以一一寻其脉络，并在墨迹指认出来。这种现象，与人们平时谈艺时津津乐道的“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正好相悻。这里，展露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
“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的情况也是有的，主要出现在早期创业者群体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学习过卫夫人的书法，后来又追慕钟繇和张芝，还揣摩过其他许多秦汉以来的碑迹。他自称隶胜钟而草逊张，终于融会贯通而攀上万世瞩目的书学峰巅。要在王羲之行书中一一辨认出他所师法过的前代书家痕迹，不太容易。但是，当高峰树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继承者又成了高峰，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遗传的干系。苏东坡算得敢于独立创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纲却一眼看破，说苏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带有晋贤风味的那一种。二王余绪的远代流注，连苏东坡也逃不过-
笔墨祭(2)
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革新家，虽然高举着叛逆的旗幡，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其中有人还专门著文来说明自身隐潜的连脉。米芾承颜而恣野，郑板桥学黄山谷而后以隶为楷，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颜底魏面”……
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
比较彻底的文化革新很难从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站起身来。别的且不说，看尛尛百代，偌大的中国会有哪个人，敢用别的书写工具来写信记帐？
也许，应该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自然流变。
但是，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性的一统，时间并不能把中国文化推上逐级进化的台阶。
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性变迁的范例，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脱魏晋隶书笔意，传世《兰亭序》因此是伪作。《兰亭序》的真伪且不去说它，就基本思路论，我觉得郭沫若忽视了中国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忽视了中国文人复杂的艺术可能性，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实际需要（如刻碑、修帖、写便条）所必然产生的多元性。
从魏晋开始的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书法领域内部，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浑然一统的世界。颠倒、错位、裹卷、涡旋、复旧、超前，什么也不用奇怪。大体的阶段和脉络有一点，时肥时瘦，时浓时枯，但一旦要作过于科学的裁割，立即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
事情必须要等到一个整体性变革的来临，才能出现根本性的阻断。
终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终于，有了胡适之和白话文。
终于，有了留学生和“烟土披里纯”。①
终于，有了化学分子式和数学定理。
①英文“灵感”一词的音译，五四前后常见诸报刊，有人还把这5个字写入白话诗中。
毛笔文化的一统世界开始动摇了。起初，谁也没有想到新的时代会对遍洒中国的无数枝毛笔过不去。大家先从文化的内容着眼，因内容而想到载体，于是提倡白话文。毛笔只是一种手段性的工具，对它的去留人们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用的当然是毛笔。懂外文的助手们捧着原著把文意口述给他听，他的毛笔在纸页上飞快地舞动着，一页又一页，一叠又一叠，一本又一本，涌向书肆，散落到无数青年手上。这或许是中国毛笔文化极成功的一次后期呈现，你看，就凭着毛笔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艺生动地介绍了么？它不是已经适应了新的时代和世界潮流了么？谁说旧瓶不能装新酒呢？
但是，喝了新酒的人渐渐上了瘾，他们开始用疑惑的眼光来打量这家专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们发现了原装酒，一喝，劲儿大多了，他们不再满足林琴南手上那只古色古香的小酒坛。
许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译小说的启蒙而学了外文，因学外文而放弃了毛笔。毛笔之外的天地是那么广阔，他们变得义无返顾。
林琴南握着毛笔的手终于颤抖了。他停止了翻译，用毛笔写下了声讨白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他的文章，是对毛笔文化的一次系统维护。人们对这位老人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是窗户的开启者，又是大门的把守者。他可以用毛笔指点一些什么，却绝不允许让毛笔文化的整体构架涣散。
相比之下，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他们洞悉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信心十足，忙着干许多更重要的事。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一种顽固的逻辑怪圈纠缠日久，对于他们自己也在用的毛笔，更不作任何攻难。
新文化队伍中的人士，写毛笔字在总体上不如前代。他们有旧学根基，都能写；但当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笔墨的优劣已不是他们的价值系统中的敏感部位。陈独秀和胡适的毛笔字都写得一般，鲁迅、郭沫若、茅盾写得较好，鲁、郭两位或许还能跻身书法家的行列。对他们来说，毛笔字主要已成为一种并不强悍的工具形态。“文房四宝”，已完全维系不住他们的人格构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现了负面。
毛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只要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陈独秀够激进的了，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时，却首先批评了这位青年书法家的字：“昨天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对这句话，沈尹默刻骨铭心。沈尹默后来也写写白话诗，但主要精力却投注在书法上，终身不懈。成了中国现代毛笔文化的一个重要孑遗。
周作人不失为五四前期头脑特别清醒的斗士之一，他竟能在本世纪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题，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显地高人一筹。但他后来却深深地埋向毛笔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天用毛笔抄一些古书古文也怡然自得。他抄书为文当然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学观念在左右，但留给社会的整体形象，已成为一个毛笔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他写于1936年2月的一篇散文《买墨小记》，道尽了他所沉溺的那个天地，也展露了那个天地中的他。文章写得很有韵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适了。……
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当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买来磨的是光绪至道光年间的墨。据说严格一点应该用光绪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还搜集到了俞樾、赵之谦、范寅等人的著书之墨，“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种人格情趣。而这种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现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异又必然。
很巧，就在周作人写《买墨小记》的半年前，他的哥哥鲁迅也写了一篇有关笔墨的文章，题曰《论毛笔之类》。尽管不是故意的，兄弟俩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大相径庭，真可称作是一场“笔墨官司”了。鲁迅说：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等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两位成熟的大学者忽然都在乍看起来十分琐碎的用笔用墨问题上大做文章，似乎令人奇怪，但细细品味他们的文句即可明白，这里潜伏着一种根本性的人格对峙。鲁迅洒笔开去，从用笔说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大课题：“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鲁迅说，改造传统很艰难，而禁止青年人却很容易。在中国，当“改造传统”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让的时候，常常是后者占上风。但禁止的结果只能是“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鲁迅究竟是鲁迅，他从笔说到了人。“笔墨官司”所打的，原来是青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
这种人格选择的实际范畴当然比用笔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写文章的前两年，当年讽刺过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刘半农作为教授参加北京大学招生阅卷，见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误写成了“倡明文化”，他竟为此发表了诗作并加注，考证“倡”即“娼”，嘲笑学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刘半农的这种讽刺显然是极不厚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学生应有的形象已经纳入一条乾嘉式的道路。为此，其他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满，记得曹聚仁还借此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以为青年人错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对的，我们今天以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别字；中国文字构架如此宏大繁复，青年人难免会经常写别字、读别字，这是青年人应享的权利。
曹聚仁也够水准，他同样从别字说到了人，与鲁迅相呼应。他国学根底深厚，却不主张让青年人重返港湾和庭院，反对他们在毛笔文化中把聪明才智耗尽。宁肯鲁莽粗糙一点，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国学负担沉重的旧式斯文人。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光耀百世。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我自己每每在头昏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只好请当代书法家们好生努力了，使我们在祭奠之后还能留下较多的安慰-
夜雨诗意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合壁》，一函共6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富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渐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她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腾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着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
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
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目光在已经走过的千里之间来回，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惰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
但是，真正让心绪复归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剂，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
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寻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媳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所折过壮阔的宏图、勇敢的进发、火烫的情怀。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不知道传记学家有没有查过，一个个雨夜，扭转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旅程。人生许多关节点的出现常常由于偶然。种种选择发端于一颗柔弱的心，这颗心不能不受到突发性情景的执意安排。一场雨，既然可以使一位军事家转胜为败，那么，它也能使一个非军事的人生计划改弦易辙。无数偶然中隐伏着必然，换言之，堂皇的必然中遍布着偶然。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历史中占据着地位。
如果人生和历史都是拔离了琐碎事物的构建，那么它们也就不属于现实世界。
于是人们每时每刻遇到的一切，都可能包孕着恢宏的蕴涵。诗人的眼光，正在于把两者钩连。夜雨中，人生和历史都在蹒跚。
渐渐，我对夜雨的诗意，有了一点新的思考。
记得几年前我在庐山上旅行的时候，常常能在荒岭草径边看到一座座坍弛在屋基，从屋基的用料看，绝不是山民的居舍，而应该是精雅别墅的所在。不知是哪些富有的雅士诗兴突发，要在这儿离群索居，独享自然。然而，他们终于没有住久，我想多半是因为无法消受荒山夜雨时可怖的氛围。但毫无疑问，此间的诗意却是焉与伦比的充沛。
去年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闲谈间竟也提到了夜雨。教授说，他也深深迷恋着这种诗意，所以特意在城郊的山顶造了一间考究的白木房子，只要有夜雨袭来，他就立即驾车上山。
他邀请我到他的白木房子里住几天，我至今未去，但完全能想象，我以前对夜雨的感悟与他领受的大为逆反。狼狈的苦旅不见了，荒寂的恐怖不见了，只是在紧张生活的空闲，读一首诗，亲抚一下自然，一切是那样的轻松和潇洒。
在这里，我们显然遇到了一个美学上的麻烦。某种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诗意似乎注定要与艰难相伴随，当现代交通工具和营造手段使夜雨完全失去了苦涩味，其间的诗意也就走向浮薄。我至今还无法适应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中加上火车、汽车和高压电线，尽管我对这种文明本身毫无推拒之意。去一趟四川恨不得能买到当天的飞机票，但家里挂的却要一幅描尽山道奇险、步履维艰的“蜀山行旅图”。在灯光灿烂的现代都市街道上驾车遇雨，实在是谈不上多少诗意的，只有一次在国外一个海滨，天色已晚，瓢泼大雨就像把我们的车摔进了大瀑布的中心，替我驾车的女士完全认不得路了，一路慌乱地在水帘和夜幕间转悠，事后倒觉得有了点诗意，原因也许正是碰到了自然所给予的艰难。
人类在与自然周旋的漫漫长途中，有时自然的暴力会把人完全吞没，如地震，如海啸，如泥石流，一时还很难从这些事端中提取出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与自然对峙的时候才会酿造美，在这种对峙中，有时人明确无误地战胜了自然，例如汽车、电灯、柏油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松快愉悦的美；有时人与自然较量得十分吃力，两相憋劲，势均力敌，那就会产生峻厉、庄严、扣人心弦的悲剧美。由于这种美衬托了人类严峻的生存状态，考验了人类终极性的生命力，因此显得格外动人心魄。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日新月异，但这种终极性的体验却有永久价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历史上一切真正懂艺术的人总会着迷于这种美学形态，而希腊悲剧乃至种种原始艺术总是成为人类不衰的审美热点。过于整饬、圆熟的审美格局反射了人对自然的战胜状态和凌驾状态，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方便感和舒坦感，却无法对应出一种生命考验。为此，欧洲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不赞成法国古典主义的大一统，不赞成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都处理成凡尔赛宫规整无比的园林一般。他们呼唤危崖、怒海、莽林，呼唤与之相对应的生命状态。这便是他们心中的诗意，狄德罗甚至直捷地说，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诗意。难道是他们在抵拒现代吗？不，他们是启蒙者，分明启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代。现代，本不是一种文质彬彬的搭建，而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创造力的自然发展。
因此，再现代的人也愿意一再地在“蜀山行旅图”中把延绵千年的生命力重温一遍，愿意一再地品味苦涩的夜雨，然后踩着泥泞走向未来。
前不久听到有人对那些以黄土文化为背景的艺术作品提出批评，认为它们写得过土过野。这些批评家不愿意看到人类行旅上的永久性泥泞，只希望获得一点儿成果性的安慰。无论在生命意识还是在审美意识上，他们都是弱者，狄德罗所说的诗意他们无法理解-
漂泊者们(1)
其一
很难相信一座如此繁华的城市会放逐出一块如此原始的土地，让它孤零零地呆在一边。从新加坡东北角的海岬雇船渡海，过不久就能看到这个岛。
船靠岸的地方有三两间简陋的店铺，一间废弃的小学。小学操场上壅塞着几十辆破旧轿车，据说是由于年老从城市里退休下来的，但因性能完好不忍毁弃，堆在这里，谁想逛岛驶一辆走就是。车盖车身积满了泥灰，看来并没有多少人来麻烦它们。
往里走，就是密密层层的蕉丛和椰林了。遍地滚满了熟落的椰子，多得像河边的鹅卵石。荒草迷离，泥淖处处，山坡上偶尔能见到一两家人家，从山脚开始，一层栅栏，又一层栅栏，层层包围上去，最终抵达房舍，房舍并不贴地而筑，都高踞吊脚台上。背后屏挡着原始林，四周掩映着热带树，煞似一座小小的城堡。没见哪一座是开门的，也没见哪一座闪现过一个人影，满耳只是潮水般的鸟鸣。
这边山崖上露出一角飞檐，似有一座小庙，赶紧找路，攀援而上。庙极小，纵横三五步足矣，多年失修，香火却依然旺盛。供品是几枚染着艳色的米糕，一碟茶叶，一堆热带水果。另有一大叠问卜的签条挂在墙上。直眼看去，仿佛到了中国内地的穷乡僻壤，一样的格局，一样的寒伧，一样的永恒。小庙供的是“大伯公”，一切闯南洋的中国漂泊者心中的土地神。家乡的土地容不下他们了，他们踏上了摇摆不定的木船。但是，这群世世代代未曾离开过黄土地的轩辕氏后代怎么也舍弃不了心中的土地神，舍弃了，整个儿生命都失去平衡。因此，这儿也是大伯公，那儿也是大伯公，大大小小的土地庙一路盖过去，千万里海途蠕动着千万里香火。就这么一个弹丸小岛，野林荒草间，竟也不声不响地飘浮着一缕香火。这缕香火飘得有年头了，神位前的石鼎刻于清朝道光年间。
离别了土地又供奉着土地，离别了家乡又怀抱着家乡，那么，你们的离别又会包含着多少勇气和无奈！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山褶里有一些极端贫瘠的所在，连挑担水都要走几十里的来回，但那里的人家竟世世代代不肯稍有搬迁——譬如，搬迁到他们挑水的河边。他们是土地神的奴隶，每一个初生婴儿的啼哭都宣告着永久性的空间定位。你们倒好，背着一个土地神满世界走，哪儿有更好的水土就在哪儿安营扎寨。你们实在是同胞中的精明人，但你们又毕竟是屈原的后代，一步三回头，满目眷恋，把一篇《离骚》化作了绵远不足的生命体验。
其实，这个岛的真正土地神不是大伯公，而是我去拜访的老人。他叫林再有，80多岁，福建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南洋，挑着一副担子做货郎。货郎走百家，漂泊者们的需求最了然于心。
家家户户都痴痴地询问着有没有家乡用惯了的那种货品，林再有懂得这份心思，尽力一一采办。天长日久，他的货郎担成了华人拴住家乡生活方式的锁链，而他的脚步，他的笑容，也成了天涯游子的最大安慰。人们向他诉说苦恼，他也就学着一一排解，于是，家家的悲欢离合都与他有了牵连。
漂泊者中的绝大部分是独身男子。在离开家乡时，他们在父老兄弟面前发了誓，成了家的，则在妻儿跟前抹了泪，下决心不混出个人样儿不回来。但是，他们之中能有几个真正发达，可以衣锦还乡或挟着一大笔盘缠把全家老小接来？当时的南洋，湿褥烟瘴，精壮男子一个个倒下了，没有亲人，没有祠堂，没有家族的坟山。一切还是请这位货郎四方张罗吧，林再有不知掩埋过多少失败者的遗恨，插立过多少写不出准确姓名的木牌。每次做完这些事，他在第二天挑着货郎担挨家挨户游荡的时候，会给大家简略通报死者的情况，发几声感叹，算是作了一篇悼词，一篇祭文。
就这样，林先生一年年老去，在地方上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他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没有积聚多少钱财，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每天，只要这位身材瘦小的老货郎还在风雨骄阳中一摇一晃，这些村落也就安定了。
他的住所在全岛离码头最远的地方，一座高爽的两层木楼，也有几道栅栏围着，却又紧贴路边。哪家发生了什么事都来找他，他的家必须向大路敞开。栅栏门虚掩着，我轻轻推门时，老人正佝偻着身子在翻弄什么。陪我去的陈小姐以前来过这里，便大声告诉他来了中国客人。
老人一听，立即敏捷地跳将起来，伸着手朝我走来。他不是握手，而是捧着我的手轻轻抚摩着，口里喃喃说着我不能完全听懂的福建话。然后返身进屋，颤颠颠地端出一盘切开的月饼，又移过几案上原来就放着的一套喝功夫茶的茶具，开始细细筛茶。我猜想这些年来不大会有中国人像我这样摸到这个小岛上来逛，因此见多识广的老人稍稍有点慌张。铁观音一杯杯筛下去，月饼一块块递过来，一味笑着，也不问我的职业，以及为什么到新加坡来。当我实在再也吃不下月饼时，他定睛打量我是不是客气，然后说：“那好，就看看我的家。”
他先领我们朝檐廊东边走去，突然停步，嘿嘿一笑。我抬头四顾，竟然是几十架巨大的铁丝笼，里边鸟在飞翔，猴在攀援，蛇在蜿蜒，活生生一个动物园。我正待细细观赏，他却拉着我的手从边门进入了屋内。屋内非常干净，一间间看去，直到厨房。厨房一角有一个硕大冰箱，大到近似一间房子，应该称作冰库才合适。老人见我注意到了大冰箱，非常满意，便又请我上楼。楼梯很陡，楼上是他家卧室，更是一尘不染。朝南有一个木架阳台，站在那里抬眼一望，可看到小半个浓绿丛丛的岛屿。我相信，清晨或傍晚时分，老人会站在这儿细细打量自己的“领地”，虽然削看熟了的地方，有时不免也会发几声感叹。大大的中国不呆，漂洋过海找到这么一个小岛，在这里度过一生，又在这里埋葬。这是一个多么酸楚又多么浪漫的故事啊。老人忽然拍拍自己的头，对我说：“你看，差点给忘了，我那儿还有房！”说着指了指东南方向的海滩。
当然还得跟他去。路不近，一路上遇到不少岛民，大家都恭敬地立在一边向老人问好。老人庄重地向他们点点头，然后趋身过去轻轻说一句：“中国来的！”他是在向他们介绍我，我都听到了。
终于到了海滩，那里有一个不小的鱼塘，鱼塘靠海的一边有一道坚固的闸门。到这里才知道，这是老人近年来的生活来源。这个鱼塘和闸门，可以在海潮涨落之间为老人提供为数可观的海鲜，大部分出售，小部分自享，厨房里的大冰库该是天天常满。问边有一间小小的木屋，开门进去，见宽阔的床铺，日常生活器具，乃至炊事设备，一应俱全。老人打开南富，赤道的长风鼓荡进来，凉爽极了。海天尽头隐隐约约处，已是印度尼西亚。不难设想，老人是经常住在这里等待潮涨潮落的，有时风雨太大，懒得回去了，就在这里过夜。他已不必出海捕鱼，只是守株待兔，开出一个小小的闸门静等鱼虾自来。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太辛苦了，我们这个老人安详得多，中国的血统给了他一种中庸委和的生态。
老人在小屋里慢悠悠地对我说，现在他已不大到小屋来住了，小屋一直空着。如果我有心绪，有时间，要看点书或写点什么的，尽可以住到这间小屋里来，与海作伴，伴海同眠，住上十天半月。
实在，这是一种天大的福分，要是我能够。我一生做过许多有关居舍的梦，这间小屋，今后无疑会经常在我梦中徘徊。
等我们从海滩回到他的家，家门口却等着两个印度人。老人用英语与他们交谈，才知他们是政府官员，前来考察这座岛的开发问题了。是啊，刚才我还一直在惊讶寸金宝地的新加坡怎么会让这样一个岛屿荒芜着呢。新加坡政府做事干脆利落，只要他们下决心开发，过不了一两年，全岛会彻底换个模样。是成为一个国际俱乐部，一个度假别墅群，还是一个大企业的所在地，或者一个废品处理所？这一切都不知道了，等考察之后看。这两个官员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老人对这个岛的重要性，专程寻来了解一些资料。
老人听罢，手忙脚乱地在檐廊堆杂物的桌上翻找，好半天找出几本皱巴巴的小簿子，纸张都已发黄了，递给官员。他没有请这两位高个儿印度人坐，只是仰着头给他们说着什么，声音轻轻的。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忍去听，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一种绵长的生态就要结束了，两个高高的印度人站在这个华族老货郎、岛的老领主面前，大大的文件夹摊开在手上，老人递上去的黄纸小簿落在文件夹中，铁丝笼里的动物冲着两个肤色陌生的客人乱叫，这一切，老人都要承受了。
官员抄录了一些什么，很快就走了。我们也默默站起身，准备告辞。老人进屋换了件衬衫，说“我陪你们走”。我再三推阻，他全不理会，也不关门，已经走到了路上。
我不知道老人平时走路是不是这样走的，一路行去，四处打量，仰头看看树顶，竖耳听听鸟鸣，稍稍给我指点一些什么，有时又在自言自语。这神态，既像是一个领主巡行，又像是在给自己领地话别。
我按着他的指引、他的节奏走着，慢慢地，像是走了几十年。货郎担的铃声，漂泊者的哭笑，拌和着一阵阵蕉风椰雨。老人走了一辈子，步态依然矫健，今天陪着我，一个不知任何详情，只知是中国人的人，一起摇摇摆摆，走出一段历史。说实话，我真想扶他一把，但他用不着。
走到码头了，老人并不领我到岸边，而是拐进一条杂草繁密的小径，说要让我看一看“大伯公”。我说刚才已经看过，他说“你看到的一定是北坡那一尊，不一样。”说着我们已钻到一棵巨大无比的大树荫下，只见树身有一人字形的裂口，构成一个尖顶的小门形状，竟有级级石阶通入，恍若跨入童话。石阶顶端，供着一个小小的神像，铭文为“拿督大伯公”。老人告诉我，“拿督”是马来语，意为“尊者”。从中国搬来的大伯公冠上了一个马来尊号，也不要一座神庙，把一棵土生土长的原始巨树当作了神庙，这实在太让我惊奇了。老人说，当初中国人到了这儿，出海捕鱼为生，命运凶吉难卜，开始怀疑北坡那尊纯粹中国化的土地神大伯公是否能管辖得住马来海域上的风波。于是他们明智地请出一尊“因地制宜”的大伯公，头戴马来名号，背靠扎根巨树，完全转换成一副土著模样，从树洞里张望着赤道海面上的华人樯帆。
老人很哲理地朝我笑笑，说：“入乡随俗，总得跟着变。”是啊，本来是捧着一尊传统老神闯荡世界，小心翼翼像捧着家谱，捧着根本，捧着一个到哪儿都散不了架的小天地。没想到真的落脚一处，连老神在内，一切都得变。老人已经回身，招呼我去码头了。看着他的背影，我想，这位连英文也已熟习的“拿督大伯公”是会接受小岛即将面临的变化的，哪怕这个变化是那么大，又发生在他晚年。他一生告别过太多的东西，最后静静地守着这座人丁稀少的岛屿。现在要他告别这种宁静了，他的鱼塘，他的海滩小屋，他的家庭动物园，也许都会失去。他会受得了的，作为漂泊者，他已习惯于告别。
那好，我也要与他告别了。船码头那三两间店铺有点热闹，原来已到了吃午饭的时分。老人真诚地邀我们在一家小吃店坐下，要请我们吃饭。店铺里的人有点惶恐，好像总统突然宣布要在这里举办国宴。老人大声地对他们说：“这是中国客人！”众人一律笑脸，唯唯称诺。
我们婉谢了老人的好意，雇船解缆。半晌，老人还站在岸边挥手。
其二
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一个闹市区游逛，朋友突然想要去银行取款，我懒得陪他过马路，就在这边街口等。刚等一会儿就觉得无聊，开始打量起店铺来了。身后正好是一家中药店，才探头，一股甘草、薄荷和其他种种药材相交糅的香味扑鼻而来。
这是一种再亲切不过的香味。在中国，不管你到了多么僻远的小镇，总能找到一两家小小的中药店。都是这股气味，一闻到就放心了，好像长途苦旅找到了一个健康保证，尽管并不去买什么药。这股气味，把中国人的身体状况、阴阳气血，组织成一种共通的旋律，在天涯海角飘洒得悠悠扬扬。我觉得，没有比站在中药店里更能自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了。站在文物古董商店也会有这个感觉，但那太高雅，太脱离世俗。不像在中药店，几乎和一切中国人有关，而那股味道又是那样真切，就像直接从无数同胞的身心中散发出来的，整个儿把你笼罩。
很想多闻一会儿，但新加坡商店的营业员都很殷勤，你刚有点驻足的意思他们就迎过来打招呼了，因此我得找一点什么由头。正好，药店深处有一堵短墙，墙侧放一张桌子，有一老人正坐在边上翻书，他头旁的墙上贴着字幅，说明他是“随堂中医”。这种在一家药店摆张桌子行医的医生，过去中国也很多，后来不知怎么取消了。我想，如果有重病，当然还是到医院去妥当，但大数的小毛小病请这种随堂医生看看倒是十分方便的，犯不着堂而皇之地到大医院去挂号、预检、排队、问诊、配药、付款，一关一关走得人真地生起病来。我在这位老医生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用轻松的口气说：“医生，我没什么病，只是才来南洋几个月，总觉得有点内热。”
这是真的，我所说的“热”不是西医里的fever，体温很正常，根本没有发烧。如果说给西医听，多半会被赶出来，只能说给中医听，他们才懂。这位老中医会怎么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让他按脉，并且张开嘴让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点热。”他说。于是开药方，他用握毛笔的手法握着钢笔直行书写，故意在撤捺之间发挥一下，七分认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医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时候，你的目光应该既赞叹又佩服地看着他的那枝笔，这比说任何感谢的话都强-
漂泊者们(2)
正事很快办完了，我拿起药方要去取药，老医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说：“不忙，过会儿我去取。先生从国内来？府上在哪里？”这里年老的华人不习惯说“从中国来”，而是说“从国内来”，光这么一个说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会儿了。他显然也是想与我聊一会儿。我转头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东张西望找我，赶紧出去说明情况。朋友说：“那你们就好好谈一会儿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级市场买点东西。”
老医生是客家人，年轻时离开中国大陆，曾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行医，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时东问西闯不在乎，年纪一过50就没完没了地想起老家来。”他说，“变成一个长长的梦，越做越离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这时候，要是不回去，就会变成一种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紧张。那些天也不行医了，成天扳着手指回忆村子里有哪些人家，那么多年没回去，礼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国人嘛，一村就像一个大家。”
“我就这样肩扛、手提、背驮，拖拖拉拉地带着一大批礼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国海关遇到了麻烦，因为太像一个走私犯了。我与几个年轻的海关人员说了半天，说我不是走私犯，而是圣诞老人，分发礼物去了。海关人员愕愕地看着我。”
“我又说，其实这些礼物送给谁，我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我还能认识几个？你们收下也可以，我的心尽了。我说的是真话，但海关人员以为我在讽刺他们，非常生气。”
“我知道我错了。他们这么年轻，哪会理解老华侨疯疯癫癫的一片痴心？最后我只得与他们商量，有没有年老的负责人出来与我谈一谈。他们真的找来一位，没谈几句，全都理解了。很快办了手续，放了我这位圣诞老人。”
“接着是一路转车换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乡不知怎么回事，拿了礼物掂量着，连声谢谢也不太愿意说，我腆着脸想与他们叙家常，却总也叙不起来。”
“屋后那座山，应该是翠绿的，却找不到几棵像样的树了。我左看右看，有点疑惑，也许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几十年翠绿色的梦褪了颜色了，我该回来了。”
“但回来刚安定下几个月，又想念了。梦还在做，变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牵肠挂肚。于是再筹划回去一次。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我一共已经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点懊丧，回来后很快又想念，颠来倒去，着了魔一般。”
“从去年开始，我与此地几个同乡华侨商议，筹款为家乡办一所小学。到今年已筹到20万，上个月我又回去了，与地方上谈办小学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欢多谈校舍设计和教师聘用，喜欢谈钱。”
“现在我的气又消了。钱不够就再多筹一点吧，只要小学能办起来。”
老医生就这样缓缓地给我说着。他抱歉地解释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说这样的话。说给儿孙们听吧，儿孙们讥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单相思；说给这儿的同乡华侨听吧，又怕筹不到款，他只能在筹款对象面前拼命说家乡可爱。他把许多话留在嘴里，留得难受了，就吐给了我，一个素昧平生却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国人。除了感动得有点慌乱的目光，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他，哪怕是几句比较得体的话。
老医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学生的课桌那么大，这是自然的，药店本身就不大，匀不出那么多地方给随堂医生。桌上放着几本早就翻旧了的中医书籍。他与我讲话时不断请我原谅，说占了我的时间。最后在要不要付医药费的问题上又与我争执起来。我恳求他按照正常计价收取医药费，他终于算出来了，一共8元。报了这个低廉的数字，他还连声说着“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个小时，没见另外有人来找他看病，可见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为我是华侨富商，哪儿啊。你看我这，打肿脸充胖子罢了。”他的语气带着腼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没有成为百万富翁。
其三
本地的报纸陆续刊登了我讲学的一些报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来找我。带来的话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纸，每页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这种稿纸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几刀给我，顺便见个面。
这是好愉快的由头啊，我当然一口答应。他70多岁，姓沈，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博士。在新加坡，许多已经载入史册的国内国际大事他都亲身参与，与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过从关系。在中国，他有过两个好友，一个吴晗，一个华罗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资历深，声望高，在我见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诉我，陪着我想趁机见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当地戏剧界的前辈，广受人们尊敬，年岁也近花甲，但一见他却恭敬地弯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读您的文章；30年前，我来报考过您主持的报社，没有被您录取……”
沈老从古董店那张清代的红木凳上站起身来，递给我那几刀大号直行稿纸，纸页上已有不少黄棕色的迹斑。稿纸下面，是一本美国杂志newsweek，他翻到一页，那里介绍着一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说，这是他的同学、朋友，今年该是78岁了。我一眼看去，哲学家的照相边上印着一段语录，粗划黑体，十分醒目：
withoutthepoibilityofsuicide，iwouldhavekilledmyselflongago.
沈老说，这本杂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刚刚送到，不是因为有这篇介绍才特意保存的。“一辈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时间又长，随手翻开报刊杂志都能发现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荡飘零的人，离开了祖国，熬不过异国他乡的寂寞，在咖啡馆蹲蹲，在河边逛逛，到街心花园发发呆，互相见了，眼睛一对就知道是自己的同类，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过。不管他是哪个国家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起上酒吧，一起叹气说疯话，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来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别的地方游荡去了，很难继续联系，只剩下记忆。但这种记忆怎么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这个cioran，几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样子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显然这是确实的。newsweek编辑部说cioran原是罗马尼亚人，1937年他26岁时才到巴黎，一个典型的漂泊者。现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一接受采访开口还是谈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说由于历史遭遇，罗马尼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设想，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轻的cioran和年轻的沈博士相遇时话是不会少的，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西斯铁蹄之下。
我们一伙，由古董店老板作东，在一家很不错的西菜馆吃了午餐。餐罢，谈兴犹浓，沈博士提议，到一家“最纯正的伦敦风味”的咖啡座继续畅谈。
新加坡几乎拥有世界各地所有种类的饮食小吃，现在各店家之间所竞争的就是风味的纯正地道与否了。要精细地辨别某地风味，只有长居该地的人才有资格。沈博士在这方面无疑享有广泛和充分的发言权。他领着我们，一会儿过街，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乘电梯，七转八弯，朝他判定的伦敦风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点，说这家日本餐馆气氛对路，那家意大利点心徒有其名。这么大年纪了，步履依然轻健，上下楼梯时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地让开了，于是他真的躲开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间一路逍遥。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全是欧美人坐着，只有我们一群华人进去，占据一角。
“完全像在伦敦。你们坐着，我来张罗。”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因为这是一种等级，一种品格，比叫咖啡神气多了。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下午，就像当年在巴黎，面对着cioran他们。他发现我对漂泊世界的华人有兴趣，就随手拈来讲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才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地拿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8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也许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过特殊刺激，那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没有问过他。见面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抓不到就成了无头苍蝇，他把一大串学位拿酒拌一拌，当作了缆绳。我离开巴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忙问沈老，这个酒鬼的8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会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他却睹气似地把一大群专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颓然醉倒。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起运的知识酒窖，没准会在最醇浓的时候崩坍。
他肯定已经崩坍，带着一身足以验证中国人智慧水平的荣耀。但是，不要说祖国，连他的好朋友也没有接到噩耗。
“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更怪诞，”沈老说：“大学毕业后没找到职业，就在巴黎下层社会瞎混，三教九流都认识，连下等妓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来，他成了妓院区小教堂的牧师，成天拯救着巴黎烟花女和嫖客们的灵魂。我去看过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带有明显中国口音的法语，竟显得那样神秘；我们几个朋友，则从这种声音里听出了潦倒。”
“亏他也做了好几年，我们原先都以为他最多做一二年罢了。不做之后，他开始流浪，朝着东方，朝着亚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逛过来。逼近中国了，却先在外围转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贡，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截住，汽车里走出了吴庭艳，他在巴黎时的老熟人。吴庭艳那时正当政，要他帮忙，想来想去，他当过牧师，就在西贡一所大学里当了哲学系主任。据说还当得十分称职，一时有口皆碑，俨然成了东南亚一大硕儒。后来越南政局变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这个人的精神经历，简直可以和浮士德对话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许会超过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原型写小说，该会出现何等的气魄！中国近代的悲剧性主题，大半汇集在陈旧国门的隆隆开启之中。一代文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辱和萎靡，驮着背着，行走在西方闹市间，走出一条勉强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现代喧嚣和故家故国构成两种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着他们，拉得他们脚步踉跄，心神不定。时间一久，也就变得怪异。
这么想着，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还是一径慢悠悠地讲着，也不回避自己。他自己的经历由于常与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牵涉在一起，难于在这里复述，我只能一味建议：“沈老，写回忆录吧，你不写，实在太浪费了。”
沈老笑着说：“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纸？还不是为了写回忆录！但是我写过的几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纸送人。”
我问他撕掉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写着写着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么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政府首长要我寻找中国大使，我找了几次都错了，亚洲国家的人都长得很像，最后我凭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这样写本来也不错，但是写到最后出问题的是叙述主体。我是谁？算是什么人？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越写越不顺，把已经写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几次。”
我问沈老，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大陆看看？他说，“心里有点怕，倒也不怕别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叠叠的稿纸一样，见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乱乱的。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许多事情和景物都变了，像我这样年纪，经不大起了。”
“但我最后一定会去一次的。最后，当医生告诉我必须回去一次的时候。”他达观地笑了。
在等待这最后一次的过程中，老人还会不会又一次来了兴致，重新动手写回忆录？我默默祝祈这种可能的出现。但是，他会再一次停笔、再一次撕掉吗？
他毕竟已经把一叠稿纸送给了我。稿纸上，除了那一点点苍老的迹斑，只是一片空白-
家住龙华
1988年12月15日。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龙华。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一闭眼睛，就能引出不少远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龙华主要成了一个殡仪馆的代名词。记得两年前学院宿舍初搬来时，许多朋友深感地处僻远，不便之处甚多。一位最达观的教师笑着说：“毕竟有一点方便，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蒋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
我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轻，说笑话稍稍有点勉强。请了病假，把学院的杂事推给几位朋友，又有点空闲读文学作品了。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观自身，我有权利说一点他们的死因。单为一项工作奋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于是，只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再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翻开书籍、铺展文稿、拆阅来信。这又是一个世界，自己正与各国同行征战。从来没有在这种征战中认输的习惯，那就捂住呵欠，用杯杯浓茶来呐喊助威。天色微明，过几个小时又得去开会、谈话。累？当然，但想想在军垦农场拼命的当年，对自己身体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来。闹钟响了，立即起床，全不理会病魔早已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个篮子去买菜。菜场很远，要走过古塔和古寺。身体不好，走得慢一点，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这地方实在是有年代了，连唐朝的皮日休过龙华时都有一种怀古感：
今寺犹存古刹名，
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
不见波心塔影横。
想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心气又立即浮动起来，真想动笔。这一年我一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这项写作被一个坚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断了，但龙华真需要补一篇。那么苍老的目光通视着一座近代都市的兴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说的话。哪怕是最浮滑的近代上海文人，他们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来于古老的历史和现代的潮流之间。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房，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在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优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审阅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才，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篇后附记
以上这篇匆匆写于病中的日记或随笔，被江曾培兄拿到他主编的《小说界》杂志发表了，没想到竞在文化界引起反响，并不知不觉地在一次颇具规模的“上海人一日”征文中获得首奖。我想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我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味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我在文中提到要在《文化苦旅》中加一篇以龙华为题材的文章，致使不少读者经常问起，但我一直未能写出，真是抱歉。
龙华是不好写的。它长久默默地审视着上海的历史，而历史对它本身却没有过多的垂爱，就像我上文写到的两位历史学家。是的，龙华就是一位年迈、潦落而昧于自己生平的历史学家。
至今无法考定龙华寺和龙华塔究竟建于何时，几种可能性之间的时距竞相隔700多年之遥。放达一点，我们可以接受一般传说中的说法，龙华塔由三国时代的孙权建于公元247年；谨慎一点，考察现存的塔砖和塔基只是公元977年（北宋年间）的遗物。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向来对一切以实物证据为唯一依凭的主张不以为然，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传说有不真实的外貌，但既然能与不同时空间无数传说者的感悟对应起来，也就有了某种深层真实；实物证据有真实的外貌，但世界万事行化为各种实物形态的过程实在隐伏着大量的随机和错位。靠龙华塔中北宋年间的砖料当然不能确证塔的初建年代，但倘若依据孙权建塔的传说，那时龙华地区应还是海水漫漫，间或有一些零星渔户、芦获荒滩。也许吧，在一个无法敲实的年代，一位远行的高僧登岸了，他要去的是建业（今南京）或其他比较著名的地方，先在这海边茅棚中歇歇脚。渔民由于成天与灾难周旋，凶吉难卜，特别容易接受高僧口中善恶报应的布道，于是天长日久，渔会间渐渐有了僧寮，也开始产生了建造比较简陋的镇海之塔的可能。我在上文中了！述了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想以此说明龙华寺和龙华塔在唐代诗人眼中已是一种古迹，但皮日休的诗本身也并不是确证无疑的。拙文被收到一个集子中时资深的责任编辑左泥先生还曾为此诗向我查问，我告诉他，此诗未见诸《皮子文薮》，而见于康熙年间的《上海县志》，1936年柳亚子等编的《上海研究资料》也有引述。我们姑且相信了吧，相信康熙年间史志编纂者们起码的负责精神，相信应该有比较著名的诗人到过这个地方并留下声音。在一定的时候，历史常常得求助于诗人。历史在明明暗暗地搭建着过程，把过程中的愁苦和感叹留给诗人，但正由于此，诗人的感叹也就成了历史的旁证。
皮日休曾参加过黄巢起义，但据说龙华正是在这次起义中遭到过不小的破坏，致使他来的时候已一片寥落。大概在皮日休来后又过了100年左右，景象更是不济了，公元978年，北宋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风雨骤至，但在朦胧中只见岸边草莽间有一种奇怪的光在闪耀，而且还隐隐听到了钟梵声，钱俶常忙问这是什么地方，随从人员告诉他，这是古龙华寺的地基，早成废墟。钱椒常觉得这天晚上上天对他投下了启示和期待，立即下令重建，这就是至今塔砖塔基上能找出那个年代印记的原因吧。不管怎么说，从那时开始，龙华塔就像奠基标杆一样一直挺拔地插上在这块土地上了。如果要我们站在今天的方位像星象学家一样来破译钱俶常那夜看到的奇光和钟梵，那么不妨说，这种异相所预示的内容要大得多，或许已在预示着多少年后这儿将出现普天之下最密集的人群海潮般的聚合呢。
但是，历史之神并没有因为龙华是终将出现的世界级大都市上海的奠基标杆而对它有特殊的估护。谁也不知道它的宿命，只得听任兵燹、倭寇一次次将它破坏，然后又有一批苦行僧含辛茹苦一次次把它修建。几大佛教名山一直香烟缭绕地堂皇在那里，而可怜的龙华寺却历来没有受到各代佛教界的重视，甚至连住持或驻锡龙华寺的著名僧人也几乎都进不了高僧传记和佛教史籍，尽管他们经常要承担募款重修的任务，对佛教事业的贡献并不比名山僧人少。今天，我们可以勉强从历朝上海县志中找见龙华寺众多住持的名字，但往往什么材料也没有留下，而如所周知，名字也仅止于法名。
一个又一个，一代接一代，飘然而来，溘然而逝，终于留下了塔寺，留下了钟梵，留下了衣钵；而对文化学者们来说，则是留下了一个特定方域的远年标仅，一个长江下游民众精神皈依的佐证，一个长久的属于海边的希望，一个不息地析祷昌盛的记忆。
是无数的历史寂寞，铸就了强悍的历史承传。在此，存在着一种超越宗教的文化启悟。孤标独立的龙华塔只想舐风蘸雨，在悠悠蓝天上默然划过，而不想在《高僧传》上记下一笔。且把现代的繁盛看成可以对之拈花一笑的大法会吧，承受过历史之神诏喻的文化灵魂，最终还要归于冷清和沉潜-
三十年的重量
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他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给你。
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其二
我在前面提到了30年前做中学生时一篇作文得奖的事，对这件远年小事还有几句话想说。
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带给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写的地址却是30年前的中学和班级。老师早已退休，这天去学校领薪水，偶尔在收发室见到了这封信，他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驱使，辛辛苦苦地打听到我家地址，亲自送来了。
拆开信，终于明白，这是湖北北部农村的一位初中女学生写来的，前不久他们学校发给学生一本新出版的《优秀作文选》，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旧印了我当时的“番号”，于是这位中学生搞误会了。她很大方地称我“同学”，而且建议每个月与她交换一篇作文，特别是交换那些“老师不喜欢而自己喜欢”的作文。
送信来的老师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严肃地盯着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说：“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可不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岁月涡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师都晕眩起来。她用稚嫩的笔画，把时间的沟壑干净利落地勾划掉了。
给她回信动了我不少脑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发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种逝去长久的无忧无虑的纯净心态中与她对话一阵，但这弄不好会变成大人对小孩的捉弄，最终还会使她伤心。犹豫再三，决定在回信中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口气与她谈话，也不提我的职业，让她觉得这种书信往来极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词间很不经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来孩子还是被惊吓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来对付这么一个大人，只能向父母亲求援。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烦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的开头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涡旋停止了，时间的沟壑依然生楞楞地横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后的通信变得有点艰难。她非常想从我这里知道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路途该怎么走，但在语气上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了。她压抑住了真实的自我，而变成了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道”者。信中的文词除了拘谨外还有一种雕饰感，一定是她父母亲帮着修改过的。
通信越来越少了，但我脑中却经常出现30年前的自己。送信来的老师说得对，当年的我有点像她，痴痴地钟爱着文学和艺术，但只要把这种钟爱稍稍衍伸，就碰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于是便天天盼望着岁月快快流逝。
记得我那篇得奖作文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挥而就的，好像是为了应付暑假作业吧，一写完就飞奔出去玩耍了。待到有一天惊奇万分地看到它刊登在报纸上，而且后面还印有口气堂皇的长篇评语，从审题、选材、详略取舍、辞章修养一一加以赞扬，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了。在一个极其隆重的授奖大会上，我看到有一位风度不凡的大学教师坐在主席台上，据大会主席说，他是全上海这次作文比赛的总裁判，我暗想，我作文后的那篇评语大概也是他写的。他讲话了，音色浑厚，知识渊博，潇洒幽默，在全场一阵阵地畅笑中把文章之道讲得那样清楚，我几乎全身心地被他收服了。散会之后，我悄悄跟在他后面，他在给另外一些大人讲话，我很想再听到一点什么，再看看他走路的姿势，怎么摆手，怎么迈腿。此后，我读书写作时常常会想起这位大学教师，揣想着如果他在我眼前，会叫我怎么读、怎么写，这种揣想常常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我变得很苦恼。总之，这位根本不认识我的大学教师既向我展示了一种高度，一种风范，也取走了我的轻松和自在，我终于因他而告别了少年心态。
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再给湖北的那位中学生写信，也就是怕我的片言只语使她失落很多本不应早早失落的东西。对于这样的失落，孩子本人是不会觉得什么的，但年岁越大越会感到痛切。人生就是这样，年少时，怨恨自己年少，年迈时，怨恨自己年迈，这倒常常促使中青年处于一种相对冷静的疏离状态和评判状态，思考着人生的怪异，然后一边慰抚年幼者，一边慰抚年老者。我想，中青年在人生意义上的魅力，就在于这双向疏离和双向慰抚吧。因双向疏离，他们变得洒脱和沉静；因双向慰抚，他们变得亲切和有力。但是，也正因为此，他们有时又会感到烦心和惆怅，他们还余留着告别天真岁月的伤感，又迟早会产生暮岁将至的预感。他们置身于人生涡旋的中心点，环视四周，思前想后，不能不感慨万千。
一年前，我与那位大学教师又有了一次遭遇。当时我正担任上海市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与其他几位教授一起成天审阅着各大学申报的中文学科正副教授的材料。在已经退休而想评一个教授资格的名单中，我突然看到了他的名字。从材料看，他虽然一直在大学任教，却主要从事着中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和辅导，编写过的东西很多，质量也不低，但按上海市各大学晋升正教授的标准，材料并不过硬，他没有完整的学术著作，也没有在某个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可比的地位。
很巧，几天后，我在一个活动场所见到了他。是他先向我作自我介绍的，他知道我前些天在评职称，但只随口提了一句，没有向我打听什么。我还能认出他来，他确实老了，体态沉重，白发斑斑。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曾读过我的哪些著作和文章。我很想告诉他，他还读过我的另一篇文章，在30年之前。但我终于忍住了，我不敢向他表白，我曾是他最虔诚的崇拜者，他曾作过一次决定我终生的指点，那年我才14岁。
我怕什么呢？此间复杂的心情也许只可意会。要是他并不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篇文章的评判者，而我也没有在30年后反而成了他职称的评判者，事情绝不会如此尴尬。我并不认为这种前后因缘能给我增添一点什么色彩，因为我一直坚信人生并不是一场你胜我败的角逐，而更像一场前赴后继的荒野接力赛。谁跑得慢一点，谁跑得快一点，很可能是环境和气候使然，要是我也像他一样遇到那么多风霜雨雪、陡坡泥潭，步子也许比他还慢。他指点过我，那么，他的力就接在我的脚下了，这里只有一种互溶关系，不存在超越和被超越。但是，这一切，他能理解么？如果他理解，他又能理解我能理解的么？当这些沟通尚未具备，我不能为了揭开这种30年前后的人生折叠而引起老人心头哪怕淡淡一丝的窘态。
你看，做一个中年人就是这样麻烦，仅仅为了一篇早年的作文，刚刚还在设法如何不使湖北那位小姑娘受窘，转眼又要把这个难题转向一位老人。多少年后，当我也成了老人，那位湖北小姑娘会不会也来这样慰抚我呢？到那时，我能不能感受到这种慰抚呢？
小事一桩，但细想之下，百味皆备，只能莫名地发一声长长的感叹，感叹人生的温馨和苍凉，感叹岁月的匆迫和绵长。
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真正杰出的人生哲学家都是在中年完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到了老年，人生的磁场已偏于一极、趋于单相中年人不见得都会把两力交汇的困惑表达成哲理的外貌，但他们大多置身于哲理的磁场中。我想，我在30年前是体会不到多少人生的隐秘的，再过30年已在人生的边沿徘徊，而边沿毕竟只是边沿。因此且不说其他，就对人生的体味论之，最有重量的是现在，是中年。为此，我为短文《三十年的重量》写下这个续篇-
乡关何处(1)
本文的标题，取自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一诗中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看来崔颢是在黄昏时分登上黄鹤楼的，孤零零一个人，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被谁遗弃？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时间和空间。在时间上，古人飘然远去不再回来，空留白云千载；在空间上，眼下虽有晴川沙洲、茂树芳草，而我的家乡在哪里呢？
崔颢的家乡在河南开封，离黄鹤楼有点远又不太远，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发问呢？我想任何一个早年离乡游子在思念家乡时都会有一种两重性：他心中的家乡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可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树，半壁苍苔；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转换成回乡的行动。然而真的回乡又总是失望，天天萦绕我心头的这一切原来是这样的么？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诗后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图，诗意顿消。因此，真正的游子是不大愿意回乡的，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会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没完没了地思念，结果终于傻傻地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
据说李白登黄鹤楼时看到了崔颢题在楼壁上的这首诗很为赞赏，认为既然有了这样的诗，自己也就用不着写了。我觉得，高傲的李白假如真的看上了这首诗，一定不在于其他方面，而在于这种站在高处自问家乡何在的迷茫心态。因为在这一点上，李白深有共鸣。
只要是稍识文墨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会背李白“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的，一背几十年大家都成了殷切的思乡者。但李白的家乡在哪里呢？没有认真去想过。“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完全没书看的那几年，突然出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赶快找来看，郭沫若对杜甫的批判和嘲弄是很少有人能接受的，但他对李白籍贯和出生地的详尽考证，却使我惆怅万分。郭沫若考定李白的出生地西域碎叶是在苏联的一个地方，书籍出版时中苏关系正紧张着，因此显得更遥远、更隔膜，几乎是在另一个世界。李白看罢明月低下头去思念的竟是那个地方吗？
奇怪的是，这位写下中华第一思乡诗的诗人总也不回故乡。是忙吗？不是，他一生都在旅行，也没有承担多少推卸不了的要务，回乡并不太难，但他却老是找陌生的路去跋涉。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直通故乡，一条路伸向异乡，李白或许会犹豫片刻，但狠狠心还是走了第二条路。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说李白一生要努力使自己处于“置身异乡”的体验之中，因此成了一个不停步的流浪者，我看说得很有道理。
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己的一切会从反面、侧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想，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乡愁越浓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愿意把自己和故乡连在一起－－简直成了一种可怖的循环，结果，一生都避着故乡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你看，只有彻底醉倒他才会丢掉异乡感，而表面上，他已四海为家。
我想，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
前两年著名导演潘小扬拍摄艾芜的《南行记》，最让我动心的镜头是艾芜老人自己的出场。老人曾以自己艰辛瑰丽的远行记述震动中国文坛，而在镜头上他已被年岁折磨得满脸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轮椅上。画面外歌声响起，大意是：妈妈，我还要远行，世上没有比远行更让人销魂。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吗？他已不能行走，事实上那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但在这歌声中他的眼睛突然发亮，而且颤动欲泪。他昂然抬起头来，饥渴地注视着远方。一切远行者的出发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走得再远也一直心存一个妈妈，一路上暗暗地请妈妈原谅，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脚于真正的故乡。他们的妈妈当然已经不在，因此归来的远行者从一种孤儿变成了另一种孤儿。这样的回归毕竟是凄楚的，无奈衰老的身体使他们无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妈妈表述这种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动容的，一生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
不久前读到冰心老人的一篇短小散文，题目就叫《我的家在哪里》。这位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作家最早也是以一个远行者的形象受到广大读者关注的，她周游世界，曾在许多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居住，最后在北京定居，可真正称得上一个“不知何处是他乡”的放达之人了。但是，老人这些年来在梦中常常不经意地出现回家的情节，回哪里的家呢？照理，一个女性在自己成了家庭主妇、有了完整的家庭意识后的家才是真正的家，冰心老人在梦中完全应该回到成年后安家的任何一个门庭，不管它在哪座城市；然而奇怪的是，她在梦中每次遇到要回家的场合回的总是少女时代的那个家。一个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圈子终于回到了原地，白发老人与天真少女融成了一体。那么，冰心老人的这些回家梦是否从根本上否定了她一生的漂泊旅程呢？当然不是。如果冰心老人始终没离开过早年的那个家，那么今天的回家梦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只有远行者才有对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
艾芜心底的歌，冰心梦中的家，虽然走向不同却遥相呼应。都是世纪老人，都有艺术家的良好感觉，人生旅程的大结构真是被他们概括尽了。
无论是李白、崔颢，还是冰心、艾芜，他们都是很能写的人，可以让我们凭借着他们的诗文来谈论，而实际上，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结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满满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因此，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首无言的史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哪怕是再僻远角落，也会有远道赶来的白发华侨怆然饮泣，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不会不来又不会把家搬回来，他们不说理由也不向自己追问理由，抹干眼泪又须发飘飘地走向远方。
二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我在那里出生、长大、读书，直到小学毕业离开。十几年前，这个乡划给了慈溪县，因此我就不知如何来称呼家乡的地名了。在各种表格上填籍贯的时候总要提笔思忖片刻，十分为难。有时想，应该以我在那儿的时候为准，于是填了余姚；但有时又想，这样填了，有人到现今的余姚地图上去查桥头乡却又查不到，很是麻烦，于是又填了慈溪。当然也可以如实地填上“原属余姚，今属慈溪”之类，但一般表格籍贯栏挤不下那么多字，即使挤得下，自己写着也气闷：怎么连自己是哪儿人这么一个简单问题，都答得如此支支吾吾、暧昧不清！
我不想过多地责怪改动行动区划的官员，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改动对四方游子带来的迷惘是难于估计的。就像远飞的燕子，当它们随着季节在山南海北绕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屋梁上的鸟巢还在，但屋宇的主人变了，屋宇的结构也变了，它们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盘旋，盘旋出一个崔颢式的大问号。
其实我比那些燕子还要［忄西］惶，因为连旧年的巢也找不到了。我出生和长大的房屋早已卖掉，村子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亲戚，如果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回去，谁也不会认识我，我也想不出可在哪一家吃饭、宿夜。这居然就是我的故乡，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故乡！早年离开时的那个清晨，夜色还没有褪尽而朝雾已经迷［氵蒙］，小男孩瞌睡的双眼使夜色和晨雾更加浓重。这么潦草的告别，总以为会有一次隆重的弥补，事实上世间的一切都无法弥补，我就潦草地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长途。
我所离开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村落。贫困到哪家晚饭时孩子不小心打破一个粗瓷碗就会引来父母疯狂的追打，而左邻右舍都觉得这种追打理所当然。这儿没有正儿八经坐在桌边吃饭的习惯，至多在门口泥地上搁一张歪斜的小木几，家人在那里盛了饭就拨一点菜，托着碗东蹲西站、晃晃悠悠地往嘴里扒，因此孩子打破碗的机会很多。粗黑的手掌在孩子身上疾风暴雨般地抡过，便小心翼翼地捡起碎碗片拼合着，几天后挑着担子的补碗师傅来了，花费很长的时间把破碗补好。补过和没补过的粗瓷碗里很少能够盛出一碗白米饭，尽管此地盛产稻米。偶尔哪家吃白米饭了，饭镬里通常还蒸着一碗霉干菜，于是双重香味在还没有揭开镬盖时已经飘洒全村，而这双重香味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是一种经典搭配。雪白晶莹的米饭顶戴着一撮乌黑发亮的霉干菜，色彩的组合也是既沉着又强烈。
说是属于余姚，实际上离余姚县城还有几十里地。余姚在村民中唯一可说的话题是那儿有一所高山仰止般的医院叫“养命医院”，常言道只能医病不能医命，这家医院居然能够养命，这是何等的本事，何等的气派！村民们感叹着，自己却从来没有梦想过会到这样的医院去看病。没有一个人是死在医院里的，他们认为宁肯早死多少年也不能不死在家里。乡间的出丧比迎娶还要令孩子们高兴，因为出丧的目的地是山间，浩浩荡荡跟了去，就是一次热热闹闹的集体郊游。这一带的丧葬地都在上林湖四周的山坡上，送葬队伍纸幡飘飘，哭声悠扬，一转入山岙全都松懈了，因为山岙里没有人家，纸幡和哭声失去了视听对象。山风一阵使大家变得安静也变得轻松，刚刚还两手直捧的纸幡已随意地斜扛在肩上，满山除了坟茔就是密密层层的杨梅树，村民们很在行，才扫了两眼便讨论起今年杨梅的收成。
杨梅收获的季节很短，超过一两天它就会泛水、软烂，没法吃了。但它的成熟又来势汹汹，刹那间从漫山遍野一起涌出的果实都要快速处理掉，殊非易事。在运输极不方便的当时，村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开肚子拼命吃。也送几篓给亲戚，但亲戚都住得不远，当地每座山都盛产杨梅，赠送也就变成了交换，家家户户屋檐下排列着附近不同山梁上采来的一筐筐杨梅，任何人都可以蹲在边上慢慢吃上几个时辰，嘟嘟哝哝地评述着今年各座山的脾性，哪座山赌气了，哪座山在装傻，就像评述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到哪里去了？他们都上了山，爬在随便哪一棵杨梅树上边摘边吃。鲜红的果实碰也不会去碰，只挑那些红得发黑但又依然硬扎的果实，往嘴里一放，清甜微酸、挺韧可嚼，扪嘴啜足一口浓味便把梅核用力吐出，手上的一颗随即又按唇而入。这些日子他们可以成天在山上逗留，杨梅饱人，家里借此省去几碗饭，家长也认为是好事。只是傍晚回家时一件白布衫往往是果汁斑斑，暗红浅绛，活像是从浴血拼杀的战场上回来。母亲并不责怪，也不收拾，这些天再洗也洗不掉，只待杨梅季节一过，渍迹自然消退，把衣服往河水里轻轻一搓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乡关何处(2)
孩子们爬在树上摘食梅树，时间长了，满嘴会由酸甜变成麻涩。他们从树上爬下来，腆着胀胀的肚子，呵着失去感觉的嘴唇，向湖边走去，用湖水漱漱口，再在湖边上玩一玩。上林湖的水很清，靠岸都是浅滩，梅树收获季节赤脚下水还觉得有点凉，但欢叫两声也就下去了。脚下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弯腰捞起来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这儿打碎过很多很多器皿。一脚一脚［足堂］过去，全是。那些瓷片和陶片经过湖水多年的荡涤，边角的碎口都不扎手了，细细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匀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饭碗不知好到哪里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里曾安居过许多钟鸣鼎食的豪富之家？但这儿没有任何房宅的遗迹，周围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么过？捧着碎片仰头回顾，默默的山，呆呆的云，谁也不会回答孩子们，孩子们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后侧腰低头，把碎片向水面平甩过去，看它能跳几下。这个游戏叫做削水片，几个孩子比赛开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跃奔跑，平静的上林湖犁开了条条波纹，不一会儿，波纹重归平静，碎瓷片、碎陶片和它们所连带着的秘密全都沉入湖底。
我曾隐隐地感觉到，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所有碎片的残梦都被湖水淹没，只让后代捧着几个补过的粗瓷碗，盛着点白米饭霉干菜木然度日。忽然觉得霉干菜很有历史文物的风味，不知被多少时日烘晒得由绿变褐、由嫩变干，靠卷曲枯萎来保存一点岁月的沉香。如果让那些补碗的老汉也到湖边来，孩子们捞起一堆堆精致的碎瓷片碎陶片请他们补，他们会补出一个什么样的物件来？一定是硕大无朋又玲珑剔透的吧？或许会嗡嗡作响或许会寂然无声？补碗老汉们补完这一物件又会被它所惊吓，不得不蹑手蹑脚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后仓皇逃离。
我是１９５７年离开家乡的，吃过了杨梅，拜别上林湖畔的祖坟，便来到了余姚县城，也来不及去瞻仰一下心仪已久的“养命医院”，立即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车。那年我正好十周岁，在火车窗口与送我到余姚县城的舅舅挥手告别，怯生生地开始了孤旅。我的小小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杨梅，一包霉干菜，活脱脱一个最标准的余姚人。一路上还一直在后悔，没有在上林湖里拣取几块碎瓷片随身带着，作为纪念。
三
我到上海是为了考中学。父亲原本一个人在上海工作，我来了之后不久全家都迁移来了，从此回故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乡的意义也随之越来越淡，有时，淡得几乎看不见了。
摆脱故乡的第一步是摆脱方言。余姚虽然离上海不远，但余姚话和上海话差别极大，我相信一个纯粹讲余姚话的人在上海街头一定是步履维艰的。余姚话与它的西邻绍兴话、东邻宁波话也不一样，记得当时在乡下，从货郎、小贩那里听到几句带有绍兴口音或宁波口音的话孩子们都笑弯了腰，一遍遍夸张地模仿和嘲笑着，嘲笑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不会讲话的人。村里的老年人端然肃然地纠正着外乡人的发音，过后还边摇头边感叹，说外乡人就是笨。这种语言观念自从我踏上火车就渐渐消解，因为我惊讶地发现，那些非常和蔼地与我交谈的大人们听我的话都很吃力，有时甚至要我在纸上写下来他们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声中我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到后来甚至不愿意与他们讲话了。到了上海，几乎无法用语言与四周沟通，成天郁郁寡欢，有一次大人把我带到一个亲戚家里去，那是一个拥有钢琴的富贵家庭，钢琴边坐着一个比我小三岁的男孩，照辈分我还该称呼他表舅舅。我想同样是孩子，又是亲戚，该谈得起来了吧，他见到我也很高兴，友好地与我握手，但才说了几句，我能听懂他的上海话，他却听不懂我的余姚话，彼此扫兴，各玩各的了。最伤心的是我上中学的第一天，老师不知怎么偏偏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红着脸憋了好一会儿终于把满口的余姚话倾泻而出，我相信当时一定把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等我说完，憋住的是老师，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镜片后一闪，终于转化出和善的笑意，说了声“很好，请坐。”这下轮到同学们发傻了，老师说了很好？他们以为上了中学都该用这种奇怪的语言回答问题，全都慌了神。
幸亏当时十岁刚出头的孩子们都非常老实，同学们一下课就与我玩，从不打听我的语言渊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学会了他们的口音，仅仅一个月后，当另外一位老师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说出来的已经是一口十分纯正的上海话了。短短的语言障碍期跳跃得如此干脆，以至我的初中同学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从余姚赶到上海来与他们坐在一起的。
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非常惊讶，我竟然一个月就把上海话学地道了，而上海话又恰恰是特别难学的。上海话的难学不在于语言的复杂而在于上海人心态的怪异，广东人能容外地人讲极不标准的广东话，北京人能容忍羼杂着各地方言的北京话，但上海人就不允许别人讲不伦不类的上海话。有人试着讲了，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会求他“帮帮忙”，别让他们的耳朵受罪。这一帮不要紧，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干部”至今不敢讲一句上海话。我之所以能快速学会是因为年纪小，对语言的敏感能力强而在自尊、自羞方面的敏感能力还比较弱，结果反而进入了一种轻松状态，无拘无碍，一学就会。我从上海人自鸣得意的心理防范中一头窜了过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有时也想，上海人凭什么在语言上自鸣得意呢？他们的前辈几乎都是从外地闯荡进来的，到了上海才渐渐甩掉四方乡音，归附上海话；而上海话又并不是这块土地原本的语言，原本的语言是松江话、青浦话、浦东话，却为上海人所耻笑。上海话是一种类似于“人造蟹肉”之类的东西，却能迫使各方来客挤掉本身的鲜活而进入它的盘碟。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一旦进入上海就等于进入一个魔圈，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掉任何一点非上海化的印痕，特别是自己已经学会的上海话中如果还带着点儿乡音的遗留，就会像逮苍蝇、蚊子一样努力把它们清除干净。我刚到上海那会儿，街市间还能经常听到一些年纪较大的人口中吐出宁波口音或苏北口音，但这种口音到了他们下一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现在你已经无法从一个年轻的上海人的谈吐中判断他的原籍所在。与口音一样，这些上海人与故乡的联系也基本消解，但他们在填写籍贯的时候又不可能把上海写上去。于是上海人成了无根无基的一群，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不知自己属于哪块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怜兮兮。由此倒羡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乡音的前辈，他们活生生把一个故乡挂在嘴边，一张口，就告示出自己的生命定位。
我天天讲上海话，后来随着我生存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则开始把普通话作为交流的基本语言，余姚话隐退得越来越远，最后已经很难从我口中顺畅吐出了。我终于成为一个基本上不大会说余姚话的人，只有在农历五月杨梅上市季节，上海的水果摊把一切杨梅都标作余姚杨梅在出售的时候我会稍稍停步，用内行的眼光打量一下杨梅的成色，脑海中浮现出上林湖的水光云影。但一转眼，我又汇入了街市间雨点般的脚步。
故乡，就这样被我丢失了。
故乡，就这样把我丢去了。
四
重新拣回故乡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拣回来的全是碎片。我与故乡做着一种捉迷藏的游戏；好像是什么也找不到了，突然又猛地一下直竖在眼前，正要伸手去抓却又空空如也，一转身它又在某个角落出现……
进大学后不久就下乡劳动，那年月下乡劳动特别多，上一趟大学有一半多时间在乡下。那乡下当然不是我的故乡，同样的茅舍小河，同样的草树庄稼，我却没完没了地在异乡的泥土间劳作，那么当初又为什么离乡呢？正这么想着，一位同样是下乡来劳动的书店经理站到了我身边，他看着眼前的土地好一会儿不说话，终于轻轻问我：“你是哪儿人？”
“余姚。浙江余姚。”我答道。
“王阳明的故乡，了不得！”当年的书店经理有好些是读了很多书的人，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突然激动起来，“你知道吗，日本有一位大将军一辈子裤腰带上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一生崇拜王阳明’！①连蒋介石都崇拜王阳明，到台湾后把草山改成阳明山！你家乡现在大概只剩下一所阳明医院了吧？”
我正在吃惊，一听他说阳明医院就更慌张了。“什么？阳明医院？那是纪念王阳明的？”原来我从小不断从村民口中听到的“养命医院”竟然是这么回事！
我顾不得书店经理了，一个人在田埂上呆立着，为王阳明叹息。他狠狠地为故乡争了脸，但故乡并不认识他，包括我在内。我，王阳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乡学人，能不能开始认识你，代表故乡，代表后代，来表达一点歉仄？
从此我就非常留心有关王阳明的各种资料。令人生气的是，当时大陆几乎所有的书籍文章只要一谈及王阳明都采取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他在哲学上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是双料的反动。我不知道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哪一位真正堪称第一流的大学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又坚定地站在农民起义一边的，我只觉得有一种非学术的卫护本能从心底升起：怎么能够这样欺侮我们余姚人！得了他多少年的声名还痛骂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点点滴滴地搜集与他有关的一切，终于越来越明白，即使他不是余姚人，我也会深深地敬佩他，而正因为他是余姚人，我由衷地为他和故乡骄傲。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三国时代曹操、诸葛亮都能打仗，文才也好，但在文化的综合创建上毕竟未能俯视历史；身为文化大师而又善于领兵打仗的有谁呢？宋代的辛弃疾算得上一个，但总还不能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王阳明是无可置疑的军事天才，为了社会和朝廷的安定，他打过起义军，也打过叛军，打的都是大仗，从军事上说都是独具谋略、娴于兵法、干脆利落的漂亮动作，也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军事行为。明世宗封他为“新建伯”，就是表彰他的军事贡献。我有幸读到过他在短兵相接的前线写给父亲的一封问安信，这封信，把连续的恶战写得轻松自如，把复杂的军事谋略和政治谋略说得如同游戏，把自己在瘴疠地区终于得病的大事更是毫不在意地一笔带过，满纸都是大将风度。《明史》说，整个明代，文臣用兵，没有谁能与他比肩。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远不止在明代了。我觉得文臣用兵真正用到家的还有清代的曾国藩，曾国藩的学问也不错，但与王阳明比显然还差了一大截。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请随便听一句：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是多高超的悟性，多精致的表达！我知道有不少聪明人会拿着花的“客观性”来愤怒地反驳他，但那又是多么笨拙的反驳啊！又如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千古命题，对人本如此信赖，对教条如此轻视，甚至对某种人类共通规范的自然滋长抱有如此殷切的期盼，至少对我来说，只有恭敬研习的份。
王阳明夺目的光辉也使他受了不少难，他入过监狱、挨过廷杖、遭过贬谪、逃过暗算、受过冷落，但他还要治学讲学、匡时济世，因此决定他终生是个奔波九州的旅人，最后病死在江西南安的船上，只活了五十七岁。临死时学生问他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一生指挥的战斗正义与否，他的哲学观点正确与否都可以讨论，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别强健的人，我为他骄傲首先就在于此。能不能碰上打仗是机遇问题，但作为一个强健的人，即使不在沙场也能在文化节操上坚韧得像个将军。我在王阳明身上看到了一种楷模性的存在，但是为了足以让自己的生命安驻，还必须补充范例。翻了几年史籍，发现在王阳明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最让我动心的很少几位大师中仍有两位是余姚人，他们就是黄宗羲和朱舜水-
乡关何处(3)
黄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称为满腹经纶的血性汉子。生逢乱世，他们用自己的嶙峋傲骨支撑起了全社会的人格坐标，因此乱世也就获得了一种精神引渡。黄宗羲先生的事迹我在以前的几篇散文中已多次提到，可知佩服之深，今天还想说几句。你看他十九岁那年在北京，为报国仇家恨，手持一把铁锥，见到魏忠贤余孽就朝他们脸上刺过去，一连刺伤八人，把整个京城都轰动了，这难道就是素称儒雅的江南文士吗？是的，是江南余姚文士！浑身刚烈，足以让齐鲁英雄、燕赵壮士也为之一震。在改朝换代之际，他又敢于召集义军、结寨为营，失败后立即投身学术，很快以历史学泰斗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的形象巍然挺立。朱舜水也差不多，在刀兵行伍间奔走呼唤多年而未果之后，毅然以高龄亡命海外，把中国文化最深致和最感性的部分完整地向日本弘扬，以连续二十余年的努力创造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亚洲文化发展史上的宏大业绩。白发苍苍的他一次次站在日本的海边向西远望，泣不成声，他至死都在想念着家乡余姚，而虔诚崇拜他的日本人民却把他的遗骨和坟墓永久性地挽留住了。
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
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
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
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厉世，梨
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②，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邵氏自
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③，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
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他从整个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来如此激情洋溢地褒扬余姚，并没有同乡自夸的嫌疑。我也算是梁启超所说的“生斯邦者”吧，虽说未曾卓然自立却也曾经是“闻其风，汲其流”的，不禁自问，那究竟是一种什么“风”、什么“流”呢？我想那是一种神秘的人格传递，而这种传递又不是直接的，而是融入到了故乡的山水大地、风土人情，无形而悠长。这使我想起范仲淹的名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写下这十六个字后我不禁笑了，因为范仲淹的这几句话是在评述汉代名士严子陵时说的，而严子陵又是余姚人。对不起，让他出场实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觉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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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从姚业鑫先生的大著《名邑余姚》中得知，那是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随身携带的一颗印章上刻着“一生低首拜阳明”七字。②忠端即黄宗羲父黄尊素，梨洲即黄宗羲，晦木即黄宗炎，主一即黄百家。③鲁公即邵曾可，念鲁公即邵廷采，二云即邵晋涵。
五
我发现故乡也在追踪和包围我，有时还会达到很有趣的地步。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进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后，发现当时全院学术威望最高的朱端钧教授和顾仲彝教授都是余姚人。这是怎么搞的，我不是告别余姚了吗，好不容易进了大学又一头撞在余姚人的手下。
近几年怪事更多了。有一次我参加上海市的一个教授评审组，好几个来自各大学的评审委员坐在一起发觉彼此乡音靠近，三言两语便认了同乡，然后都转过头来询问没带多少乡音的我是哪儿人，我的回答使他们怀疑我是冒充同乡来凑趣，直到我几乎要对天发誓他们才相信。这时正好走进来新任评审委员的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大家连忙问他，王教授十分文静地回答：“余姚人”。
就在这次评审回家，母亲愉快地告诉我，有一个她不认识的乡下朋友来过电话，用地道的余姚话与她交谈了很久。问了半天我才弄明白，那是名扬国际的英语语言学家陆谷孙教授，我原先以为他似乎理所当然应该是英国籍的世界公民。
前两年对旧上海世俗社会的心理结构产生了兴趣，在研究中左挑右筛，选中了“海上闻人”黄金荣和“大世界”的创办者黄楚九作为重点剖析对象，还曾戏称为“二黄之学”。但研究刚开始遇到二黄的籍贯我不禁颓然废笔，傻坐良久。二黄并没有给故乡增添多少美誉，这两位同乡在上海一度发挥的奇异威力使我对故乡的内涵有了另一方面的判断。
故乡也有很丢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的纪念碑亭全部砸烂，这虽然痛心却也可以想象，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这样做的；但余姚发生的武斗之惨烈和长久，则是出乎想象之外的。余姚人打杀余姚人，打到长长的铁路线独独因余姚而瘫痪在那里，上海的街头贴满了武斗双方的宣言书，实在丢人现眼，让一切在外的余姚人都抬不起头来。难道黄宗羲、朱舜水的刚烈之风已经演变成这个样子了？王阳明呼唤的良知已经纤毫无存？在那些人心惶惶的夜晚，我在上海街头寻找着那些宣言书，既怕看又想看。昏黄的灯光照着血腥的词句，就文词而言，也许应该说是当时全国各地同类宣言书中写得最酣畅漂亮的，但这使我更加难过，就像听到华丽的男中音骂出了一串脏话，而这个男中音又恰恰是从我家旧门传出，如何消受得住。如果前后左右没有人看见，我会从墙上撕下这些宣言书，扯成最细的纸丁，塞进阴沟，然后做贼般逃走。
我怕有人看见，却又希望故乡能在冥冥中看到我的这些举动。我怀疑它看到了，我甚至能感觉到它苍老的颤抖。它多么不愿意掏出最后的老底来为自己正名，苦苦憋了几年，终于忍不住，就在武斗现场附近，１９７３年，袒露出一个震惊世界的河姆渡！袒露在不再有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任何遗迹的土地上，袒露在一种无以言表的的荒凉之中。要不然，有几位大师在前面光彩着，河姆渡再晚个千把年展示出来也是不慌的。
河姆渡着实又使家乡风光顿生。一个整整七千年的文化遗址，而人们平日说起华夏历史总是五千年。河姆渡雄辩地证明，长江流域并不长久是茹毛饮血的南蛮之地而愧对黄河文明，恰恰相反，这儿也是中华民族的温暖故乡。当自己的故乡突然变成了全民族的故乡，这种心理滋味是很复杂的，既有荣耀感又有失落感。总算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好事吧，从七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一切历史教科书的前面几页都有了余姚河姆渡这个名称。
后来，几位大师逐一恢复名誉，与河姆渡遥相呼应，故乡的文化分量就显得有点超重。记得前年我与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和画家程十发一起到日本去，在东京新大谷饭店的一个宴会厅里，与一群日本的汉学家坐在一起闲聊，不知怎么说起了我的籍贯，好几个日本朋友夸张地瞪起了眼，嘴里发出“嗬－－嗬－－”的感叹声，像是在倒吸冷气。他们虽然不太熟悉严子陵和黄宗羲，却大谈王阳明和朱舜水，最后又谈到了河姆渡，倒吸冷气的声音始终不断。他们一再把手按在我的手背上要我确信，我的家乡是神土，是福地。
同桌只有两位陶艺专家平静地安坐着，人们向我解释，他们来参加宴会是因为过几天也要去中国大陆考察古代陶瓷。我想中止一下倒吸冷气的声音，便把脸转向他们，随口问他们将会去中国的什么地方，他们的回答译员翻不出来，只能请他们写，写在纸条上的字居然是“慈溪－上林湖”！
我无法说明慈溪也是我的家乡，因为这会使刚才还在为余姚喝彩的日本朋友疑惑不解，但我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告诉两位陶艺专家：“上林湖，是我小时候三天两头去玩水的地方。”两位陶艺专家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从口袋里取出一叠照片，上面照的全是陶瓷的碎片。
－－一点不错，这正是我当年与小朋友一起从湖底摸起，让它们在湖面上跳跃奔跑的那些碎片！
两位陶艺专家告诉我，据他们所知，上林湖就是名垂史册的越窑所在地，从东汉直至唐、宋，那里曾分布过一百多个窑场，既有官窑又有民窑，国际陶瓷学术界已经称上林湖为举世罕见的露天青瓷博物馆。我专注而又失神地听着，连点头也忘了。竟然是这样！一个从小留在心底的谜，轻轻地解开于异国他乡。谜底的辉煌，超过我曾经作过的最大胆的想象。想想从东汉到唐、宋这段漫长的风华年月吧，曹操、唐明皇、武则天的盘盏，王羲之、陶渊明、李白的酒杯，都有可能烧成于上林湖边。家乡细洁的泥土，家乡清澈的湖水，家乡热烈的炭火，曾经铸就过无数哺育民族生命的美丽载体，天天送到那些或是开朗、或是苦涩的嘴边。这便是我从小就想寻找的属于故乡的“大器”吗？我难道已经如此迅速地在一家遥远的外国旅馆里把它修复了吗？我不知道今天上林湖边，村民们是否还在用易碎的粗瓷饭碗，不知道今天上林湖底，是否还沉积着那么多碎片，听这两位日本陶艺专家说，这些碎片现今在国际市场上的标价极其昂贵。
六
从日本回来后，我一直期待着一次故乡之行，对于一个好不容易修补起来了的家乡，我不应该继续躲避。正好余姚市政府聘请我担任文化顾问，我就在今年秋天回去了一次。一直好心陪着我的余姚乡土文化的研究者姚业鑫先生执意要我在进余姚城之前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馆，博物馆馆长邵九华先生为了等我，前一夜没有回家，在馆中过夜。两位学者用余姚话给我详细介绍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一些是足够写几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后吧；我在参观中最惊讶的发现是，这儿，七千年前，人们已经有木构建筑，已经在摘食杨梅，已经在种植稻谷，已经在烧制炊具，甚至在陶甑所盛的香喷喷白米饭上已经有可能也盖着一层霉干菜！有的学者根据一个陶碗上所刻的驯良的野猪图形，判断当时的河姆渡人不久烧食猪肉，而且极有可能正是由霉干菜烧成。难道故乡的生态模式，早在七千年前就已经大致形成？如此说来，七千年过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缓慢。
我在河姆渡遗址上慢慢地徘徊，在这块小小的空间里，漫长的时间压缩在一起，把洋洋洒洒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历史故事压缩在泥土层的尺寸之间。我想，文明的人类总是热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爬剔出来。舒展开来，窥探自己先辈的种种真相。那么，考古也就是回乡，也就是探家。探视地面上的家乡往往会有岁月的唏嘘、难言的失落，使无数游子欲往而退；探视地底下的家乡就没有那么多心理障碍了，整个儿洋溢着历史的诗情、想象的愉悦。我把这个意思说给了陪着我的两位专家听，他们点头，但转而又说，探视地底下的家乡也不轻松。
我终于约略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在我们脚下，当一批批七千年前的陶器、木器、骨器大量出土引起人们对河姆渡的先人热烈欢呼的时候，考古学者在陶釜和陶罐里发现了煮食人肉的证据，而且，煮食的是婴儿。多么不希望是这样，他们郑重地请来了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老教授亲自鉴定后作出了确证无疑的结论。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无头的骨架，证明这里盛行过可以称为“猎首”的杀人祭奠仪式。当然这一切绝不仅仅发现在河姆渡遗址中，但这儿的发现毕竟说明，使故乡名声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着大量无法掩饰的蒙昧和野蛮。
可以为祖先讳，可以为故乡讳，但讳来讳去只是一种虚假的安慰。远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声咆哮，儿孙们，让我真实，让我自在，千万别为我装扮！于是，远年的荣耀负载出远年的恶浊，精美的陶器贮存着怵目的残忍。我站在这块土地上离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搀扶他们，但我又立即跳开了，带着恐惧和陌生。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文明是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人类发展的大过程如此，每个历史阶段的小过程也是如此。王阳明他们的产生，也同样是为了摆脱蒙昧和野蛮吧，摆脱种种变相的食人和猎首。直到今天，我们大概还躲不开与蒙昧和野蛮的周旋，因为文明永远显得如此珍贵。蒙昧和野蛮并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朴实的外表，野蛮常常有勇敢的假相，从历史眼光来看，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但是，野蛮又绝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会回过身去与蒙昧结盟，一起来对抗文明。结果，一切文明都会遇到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