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海岩
第一章(1)
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人。说好听了是个专业作家，但没什么名气。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说难听点叫做无业游民。从很年轻时我就这样无业。除了发表过几个中、短篇小说之外一无所成。当然还写散文。直到前年有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提升做了编辑室主任，想提携我把那些小说和散文集成一个小册子发表，使我兴奋了很久。后终因征订数量太少出版社实在赔不起而未能付梓。还有大大前年我写了一个反映新疆维汉两族青年爱情题材的电影剧本，被一位导演选中，但在电影厂的审查中认为有些情节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如果拍成片子恐怕会引起穆斯林的抗议，遂遭枪毙。总之这么多年就如此浪掷光阴。幸喜目前还有几个杂志和晚报封我为专栏作家，允许在报屁股上定期发表些豆腐块文章，聊以糊口。
前不久一个杂志约我写一个音乐家的专访。那音乐家早先是乐队的指挥，后来提升做了乐团的团长。我对他的采访连寒暄喝茶在内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无非是请他谈谈经历学业，留意记下他的多年以前的两部作品的名字，然后问问他对当前音乐的看法和对未来音乐的展望，以及他的个人爱好，如此等等。写这类八股式的专访对我来说早已驾轻就熟，用一个路数和模式，套不同姓氏和职业即可。音乐家和我聊得兴起，说我很懂音乐，算是个知音。起身告辞的时候，音乐家正好也要外出，执意要用来接他的一辆桑塔纳送我一程。在车里我问他当领导和搞音乐指挥更喜欢哪个，他说当然更喜欢后者。“要不是当这个劳什子团长，我还背不上那个处分呢。”音乐家的口气虽然轻松，但仍然使我觉得诧异，“您是著名的音乐家，谁处分您？”
“怎么，你不知道？我这档子倒霉事在音乐界可算是无人不晓。”音乐家自嘲地笑笑。原来多年以来他的乐团一直保留着一把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纳格希尼小提琴，目前在中国仅存一把，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几年前突然不翼而飞，被人偷带出国，后经公安机关和国际刑警通力合作，才得以完璧归赵。音乐家作为乐团的领导，当时被上级课以记过处分，处分材料还进了个人档案。
“还好，据说小提琴是从香港被追回来的，幸亏没走远。”
毕竟已经事过境迁，音乐家此时的神态已显得有些超然。档案中的这点记录在今天的时代对他也算不上什么负载。做一个单纯的音乐指挥固然无官一身轻，但做领导也有做领导的实惠，至少还能有辆桑塔纳作为代步的专车呢。
这事过去几个月后，几个朋友合谋写一部反映刑警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拉我入伙。我对警察生活一无所知，从小到大，甚至没进过一次派出所。然而朋友盛情相邀，又是出名赚钱的好事，却之颇有些不识抬举。情急之中想起音乐家讲起过的关于意大利小提琴失而复得的故事，感到颇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想想外国惊险电影中的种种细节，觉得完全可以套用在这个故事上，于是便一口应承下来。
后来知道参加这个系列剧创作的，竟有七八人之多，每人各写一个独立故事。听听这七八个名字，在文学界都可算不同凡响，不由暗自惶恐，心想与名人为伍，又是自己陌生的题材，相形之下，难免技拙。因此不敢漫不经心，急来抱佛脚地托熟人求到一位公安系统的干部，向他打听是否知道这个小提琴案的一点细节。那人在公安部某局当副处长，也听说过这个案子(足见确是大案名案)，但细节不知。他给我写了一张两寸宽的条子，要我去找市公安局某处的处长，说在某次会议上和他曾有一面之交，知道他曾主管过这个案件的工作，细节一定知道很多。
条子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地址和那处长的名字。处长叫伍立昌，听上去很威武也很斯文，但当我在那机关的传达室把条子像介绍信一样递上去以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没能得到接见。愤怒之余想象这位伍立昌大概官气十足。不过我听说在公安局当一个处长，确实比其他机关里的处长要威风许多的。
看传达室的是个老头儿，原先也是公安局的干部，退休以后来这里拿补差的。这种侦查机关往来访客的人不多，传达室比较清静。老头儿闲得无聊，就与我侃山，说到这个案子，竟也知晓一二。他劝我不要再等处长召见，“伍处长现在是正处长了，太忙，就算见你也顶多五分钟的事儿。再说案子上的事，说多了就是泄密，他不会跟你说什么的。”
“那怎么办呢，找别人行不行？”我求教道，“您看还有谁能提供点情况？”
老头儿想了想，扭脸问一个进来取报纸的干部模样的老同志知道不知道吕月月现在去了什么地方。那老同志说好像到什么皇族夜总会去了，然后又反问老头儿你这个老不正经的找吕月月想干什么。老头儿说不是我找是有人想找，我给他介绍去。那个人瞥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老头儿告诉我那个叫吕月月的是个女的，原先也是这儿的警察，好像参加过那案子的工作。“你可以去问问她，反正她已经调出公安局了，说说这事也许没什么顾虑。”
我记下那夜总会的名字，笑着问老头儿干警察是不是太清苦，怎么都辞职跑到歌厅挣小费去了。老头儿说不是，听说那女的是犯了生活作风的错误给我们这儿开除的，还听说那女的以前上大学时在男女关系方面就挺臭。老头儿说以他的经验女的要是有了这种瘾的话那就没救了，那就改不了啦。
我也有同感，但无兴趣与他共鸣。告辞出来时听到身后那老同志建议老头儿再去谋个“拉皮条”的第二职业。老头儿急着解释，老同志笑着说你别紧张反正越描越黑。
当天晚上我去了皇族夜总会，是个很大很繁华的去处。老板好像是珠海的要不就是广州深圳一带的大款。夜总会的装饰免不了几分港式的浮华，多少有点穷人乍富的味道。我进去时才八点钟，尚不到上客的钟点。ktv包房外的走廊上，美女如云。早知道歌厅这行业就是靠这些漂亮的女招待作为摇钱树的，身临其境，竟有初逛妓馆般的胆怯。一个妈妈桑过来寒暄，示意我里边请。我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吕月月的小姐。妈妈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老板规定，营业时间小姐是不会客的。我只好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并且叫了一杯昂贵得令人咋舌的橙汁。妈妈桑这才答应到后面看一看，说如果吕小姐来了就让她到这边陪我。
几分钟后吕小姐果然来了，高高的，瘦瘦的，一张脸比我的想象要漂亮得多，从皮肤上看至多只有二十来岁的样子，妆化得很淡，表情也很淡，初打照面只是微笑一下，言不由衷地客套几句，便在我对面坐下来。
“先生贵姓？”
“啊，免贵，姓海。”
“大海的海？有这姓？”
“百家姓里没有。”
“海先生认识我？”
“不，听人说起过。”
吕月月漫不经心地冷笑一下，“噢？还有人记着我？我还以为我早消失了。”
我也笑笑：“你这么年轻漂亮，想必除我之外，不乏慕名而来者。”
吕月月对这种大概听腻了的恭维并没什么反应，漫不经心地说：“您也是慕名而来吗？那，不请我喝点什么？”
“可以，”我说，“你喝什么，我请客。”
吕月月回一下头，甚至没有等她说什么，早等在身后的服务生很快端上一杯洋酒。吕月月冲我举了一下杯子，一口下去，喝掉大半。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海先生喜欢唱什么歌，我来帮你点。”
我告诉她我不会唱歌，来这里主要想找她打听一下她过去接触过的一件事情。在我说话的时候，吕月月喝干了杯里的残酒，回头招呼一下，服务生俄顷又奉上一杯，这下我才猛省这八成就是歌厅的宰人之道。我忍不住停住话头提醒道：“小姐别喝多了，年轻轻的别伤了身体。”吕月月半笑不笑地呷着酒，说没事。
我看着酒杯里迅速减少的洋酒，也加快了自己说话的速度。
“吕小姐，你现在上班陪我聊天不方便，我们能不能另外约个时间谈？”
“没事，我上班就是陪客人聊天。”
“是，是，我知道，但我想，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住哪儿，或者给我个电话，我换个时间再找你，或者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去吃饭。”
吕月月看着杯中琥珀色的酒，慢吞吞地说：“怎么，刚喝这么两杯酒，就想要我电话？你要找我尽管到这儿来，我天天在。”
我说：“你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你抽一个小时就行，哪怕半个小时也好。”
“你想问什么事能告诉我吗？”
“呃——关于一把意大利小提琴的事。”
吕月月霍然变色，直瞪瞪地看住我，半晌才问：“请问海先生是做什么的？”
“我？”我犹豫一下，不知该怎样介绍自己。“我就算是个作家吧，最近我想写个电视剧，以前乐团的朋友和我说起过这把小提琴的故事，我觉得这题材很可写，但需要补充一点故事的细节，所以特来请教你。”
吕月月的脸色不似刚才那么紧张了，但她还是推开酒杯，冷冷地站起来。
“我身体不舒服，失陪了。”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地坐在沙发里。又一个小姐甜蜜蜜地凑过来，非要帮我点歌，我摇摇头，起身离开了夜总会。
从进到出不过半个小时，夜总会的最低消费加上两杯轩尼诗xo，我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
那个晚上我始终未能入眠，绝不是因为几百块钱的破费，而是脑子里总是飘忽着这个女孩儿的面孔和她的高高的身影。她的美丽，她的冷傲，她的警察的经历和她的沉沦的现状，织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对于意大利小提琴的好奇似乎已经完全被这女孩儿的神秘所代替。我用了很长时间仔细回想她的眼睛，那目光究竟代表了什么？那双眼睛的美丽端庄和冰冷无神本身就能构成一个传奇或一部童话。第二天天明时我鼓足勇气断定——最有机会翻开这部传奇或这部童话的人，那就是我！
接下去我做了整整一天的策划。设计了多种方案以接近吕月月并争取到她的好感。我想她离开公安局肯定是不光彩和不愉快的，以致她现在如此反感和回避有关那段公安生活的一切回忆，假使与她再次交谈，肯定不能再说小提琴了。但我们素不相识，怎样才能消除她的戒心和顾虑？多年的采访写作生活给我的智慧到此时几乎彻底萎缩，我简直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让她感兴趣的话题。
第二天晚上我再次去了皇族夜总会。因为我知道在那种歌舞世界的嘈杂气氛中，是不可能与吕月月安静地进入一个她本来十分敏感的话题的，也因为我自己囊中羞涩，实在不堪承受“皇族”的消费，所以我是等到夜里一点钟夜总会快下班的时候去的。我把自行车放在路边的树下，然后守在夜总会的门前等候。
那天从下午开始天便大雪，没有风天并不冷，雪无声地落下，又无声地化，街上湿漉漉的，有些泥泞。快两点钟的时候，陆陆续续能看到一些皮衣貂领的男女从夜总会里醉步出来，坐上小汽车嬉笑着走了。午夜两点钟以后，开始有夜总会的员工下班，我瞪大眼睛寻找那个高个子女孩。意料之外的是，下了班的小姐们大多是有朋友用小车来接的。几个夜总会的男员工簇拥着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大声吆喝着要去“宵夜”，打着两辆“面的”走了。夜总会门前随后就静下来。我疑疑惑惑地徘徊着，身上似已被雪沁透，不住地打抖，心里却在幻想着还会有人出来。又想自己如此寒酸，如此不识行情，吕月月就算这会儿出来了，这种金枝玉叶的小姐能在大雪天让我骑车带着她回家吗？我很泄气。
夜总会的门响了一下，终于又有一个人出来了。果然是她，我没看清眉目，只凭直觉便果断认出。因为下雪，因为看见刚才不少小姐全有车接，我此时不由畏畏缩缩左顾右盼，夜总会前除了尚有两部“面的”还侥幸地等在街边外，已看不到人影。我鼓起勇气上前，叫了她一声：
“吕小姐！”
她并没有站住，侧身看了我一眼，迟迟疑疑地辨认着，脚步继续向路边的“面的”走去。我又叫：
“吕月月，你不认得我了？”
“谁呀？”吕月月终于站住了，她看见我朝她走过来。
“我姓海，昨天还和你聊过天的。”
“对不起，我记不得您了。您今天来这儿玩吗？”吕月月敷衍着。
“没有，”我说，“我一直在门口等你。”
“找我有事吗？”吕月月的口气已明显不耐烦，她大概把我看作一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了。
“呃，没什么急事。”此时的环境、我自己的心情及吕月月的反应，都与我白天的设想大相径庭，所以预先设计好的问话和答话全部作废，我口齿不清地说：“我，也没什么急事，我就是想跟你约个时间，有些事还是想请您……”
“对不起，我得走了。”吕月月的脸在路灯下惨白惨白的，她很不客气地打断我，“我不认识你。”
我绝望地想再解释一句：“你别害怕，我绝没有任何恶意。”
吕月月带着急于摆脱我的烦躁，说：“你有没有恶意跟我没关系，我们又不认识。”
她转身上了“面的”，“面的”开走了。最后一辆留在路边的“面的”司机把头探出来招呼我，“咳，要车吗？”我摇摇头。司机骂了句什么，也开走了。
只剩下了我，还有树下歪靠着的一辆自行车。马路上肮脏不堪的车轮的泥印，在黄黄的街灯下，抖动着杂乱的反光。
那天下半夜起了寒流，下了重霜。清晨时，整个儿北京的马路都被化雪冻住了。
我想，这是北京一年中最恶劣的天气了。街上的汽车全都像爬虫一样，小心翼翼地挪动，带着哨声的北风恐怕会把全城的夜生活吹得冷淡无比。所以到了晚上我带了充足的钱，再次去了皇族夜总会。我想在这样冷清的寒夜，也许老板会允许吕月月和我单独聊一会儿。当然，我照例得请吕月月喝酒。
晚上大约九点钟，我走进皇族夜总会时，却感到有些异样。门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也不见领位的小姐出来恭迎，一两个穿西服的工作人员从门厅匆匆低头穿过，也不看我。我满腹疑惑地往里走，竟如入无人之境。走廊上，看不见一位小姐，舞厅里，灯光昏暗，偃乐息鼓。酒吧台边，几个男侍或交头接耳，或呆若木鸡。一个ktv单间的门打开了，能听到里面一个男人高声训斥的声音。我举步过去，那单间门口站着两位身穿制服的民警，上下打量着我。我问，这儿出了什么事？民警答：这儿停业了，没事的都出去吧。我顿悟到这里一定是被公安局查封了！转身退至吧台，问那几位无所事事的男侍：吕月月可在？男侍七嘴八舌，说吕月月和另外几位小姐都被警察带走了。
“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大概是分局吧。”
我走出夜总会，夜总会门外人车全无，而大门上的霓虹灯依然妖娆刺目，我心中一片茫然。犹豫了一会儿，我决定去公安分局看看。
从夜总会到分局不过几条街，我顶风骑车用了二十多分钟，才到了分局的值班室。我自称记者，向一位年纪不轻的值班干部询问今夜分局是否查封了皇族夜总会，值班干部打电话不知向谁问了问，答曰确有此事。我问是否已经将有关人犯押回分局，答曰未曾见，执行此项任务的特行科的人也未见回来。值班干部猜测，十有八九他们是到皇族夜总会附近的管片派出所去了。
“你是要采访吗？”值班干部随意问。
“我想搜集些这方面的情况。”我胡乱答。
来到派出所，门前果然停着几辆挂ga牌子的汽车，似乎证实了那位值班干部的分析。我向派出所值班民警出示了记者证，那是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的特约记者证。值班民警看了，像是明白了我求见的目的，马上从后面叫出了一位干部，那人自我介绍说是分局特行科的，问我是不是想采访今夜的行动。我说不是，我是皇族夜总会服务员吕月月的家人，家里刚接到电话说她被带到这里，所以我特地赶来问问情况——她犯了什么法吗？
特行科的干部听我如此说，态度立即官样起来，说：“皇族夜总会长期以来三陪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已经多次警告教育无效，所以经研究决定予以停业整顿。”
我问：“吕月月本人犯了什么法吗？”
他答：“据我们掌握，皇族的小姐都有三陪的问题。”
我问：“何谓三陪？”
他答：“陪唱、陪舞、陪酒。”
我问：“吕月月据你们掌握陪了什么呢？”
他答：“陪酒。这是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的。”
我问：“有陪酒的证据吗？”
他答：“我们今天当场看见她陪客人坐着，她面前也摆了一杯酒。服务员按规定只能站着服务，不能坐下来，更不能陪酒。女孩子陪酒只是开始，这样陪下去，什么都可能陪。你们作为她的家长，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
我说：“既然你们发现的只是陪酒，那按规定应该怎么处理呢？”
他答：“这个，我们还要研究。至于她们除了陪酒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目前还在调查。”特行科干部这时忽然意识到面前何许人也，竟敢如此盘问执法人员，于是刹住答话，严肃反问：“你是她的什么人？”
我说：“我是她表哥，我想问一下，你们今天什么时候能调查完让她回家。”
他答：“这个，现在还说不准。如果一时查不清，有可能要先把她们收审，到时会通知你们家里的。”
特行民警危言耸听，可他恰恰没料到我这个法盲偏偏对收容审查这个名词有过接触，知其用法。我理直气壮地说：“收容审查是国家规定对一时搞不清住所的流动违法人员采取的审查手段。吕月月有家有业，怎么能收审呢？她犯了法你们处理她也要依法，不依法也是违法。”
民警一时语塞，但依然板着脸，说：“你一定要等你就等着吧，我们现在都在工作，现在不和你谈了。”
他说完像是要走的样子，我越发叫板：“民警同志，最近市里正在要求我们报道一下公安干警在执法时正反两个方面的表现，我希望你们不要赶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反面教材。你们把这几个女孩子带到派出所扣起来不让回家，你们有法律手续吗？”
民警愣了一下，答话的声气虽然照旧威严，但话的内容已经多半是解释了：“我们带她们来是通过她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夜总会三陪的情况，怎么叫扣起来不让回家！你作为当事人的家属，我们希望你能协助我们对她们加强思想教育，这才是对她的真正爱护。”
我也适时地放缓口气，说：“这样吧同志，你看，今天这个天气，街上叫个出租车都叫不到，这已经十点多钟了，等再过一会儿，你们让她们怎么回家？她们都是女孩子。”
民警见我态度缓和了，也平心静气地想了一下，说：“你等一会儿，我进去看看他们谈完了没有。”
民警进去了，出人意料地快，竟把吕月月领出来了。一面对她训导着：“你先跟你家里人回去吧。回去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问题，以后可能还得找你。”
吕月月看见我，愣了一下，低头从我身边过去，走出了屋子。我转身向民警道谢。民警说：“你们家里回去也得加强教育，这么年轻，为了那点钱整天陪人家喝酒，不是事儿！”
我诺诺连声地应了两句，急着去追吕月月，在派出所门口追上她。她不理我，上街左顾右盼。没有出租车。我站在她身边，说：“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她说：“我坐地铁。”于是我也不管我的自行车了，就陪她朝附近的地铁车站走去。
地铁里没什么乘客，她坐在车厢一角，看也不看我。我坐在她对面，一路无话。
下了地铁又换末班公共汽车，到了永定门外。她住得离皇族夜总会真是太远了。我想，她每天夜里下班光打“面的”的钱，恐怕一个月就得好几百块。
走到一个胡同口，她站住了，说：“就送到这儿吧。”
我说：“那好，我回去了。”我知道她必定料想我这会儿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什么也不说，告了辞便转身。
“你，姓海是吗？”她终于叫住我，但不看我，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我说是。
“你要我怎样谢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你听着，除了钱我什么也不能给你。”
“你想多了，”我说，“我最初找你不过是想问问关于意大利小提琴那个案子的事。”
“你问它想干什么？”
“我告诉过你我想写一个剧本，我觉得这故事不错。”
“噢，我忘了，你好像是个作家。”
“就算是吧。”
“作家都像你这样好心吗？”
“不一定，不过作家都很好奇。”
吕月月闷了一会儿，终于用眼睛直视我了。她说：“你白天来吧，下午三点钟，就在这儿，等我。”
白天，下午三点，我如约前往。到永定门外时，已找不见昨夜那条冷僻的胡同。夜间清静空荡的街道，此时已被一大片破烂嘈杂的旧货地摊覆盖。在寒流过后的灰白色的阳光下，到处是垃圾一样的旧家具、旧自行车、旧瓷器、旧衣服，甚至破锅破木头都堆出来叫卖。我在这半城半乡的人流中辗转寻找。昨夜的冻土已被无数双脚踩化，脚下污水横流。我片片断断地搜寻着记忆中尚存的关于那个胡同的每一个细部，忽而明了忽而依稀。正在焦灼之际，身后忽有人唤。
“海先生，早来了吗？”
我回头去看，正是吕月月。从装束上看，像是出门才归。我问：“你出去了？”
吕月月不苟言笑，只简短说：“啊，跟我来吧。”她那张标致如画的脸上，依然冷淡如冰，头也不回地引我逶迤前行，穿过地摊，走进胡同，又进了一个院落。我们低头穿过悬挂在院里晾晒的万国旗一般的湿漉漉的衣服和床单，来到最角落里的一个矮檐下。吕月月掏出钥匙开门。门打开后她进去了，并没有招呼我，我自己跟了进去。
这屋子很小，一张床，靠墙的床边用木板架着一个箱子，箱子上摆着镜子和梳子搽脸油之类，门口有一只小的铁炉子和一堆蜂窝煤，地上放着脸盆和拖鞋，以及两个无漆的小凳。除此再没有别的家具。因为窗户太小，又糊了一层白纸，屋里很暗，吕月月进屋便先开灯，然后捅炉子。炉子灭了，她扔下通条，看着我说：“灭了，我呆会儿就得上班了，别生了，你冷吗？”
我问：“你们歌厅不是被封了吗？”
“我们老板托了托关系，今天又让我们开了。”
“那你晚上下班回来怎么办，回来现生火？”
“不用，我习惯了。”
我脱下羽绒服，说：“我帮你生上吧，我会。”
吕月月没有反对，于是我帮她生上炉子。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是烧蜂窝煤的，生炉子的方法我还记忆犹新。吕月月从邻家借了一只炭煤和几块劈柴，我烧火，很快屋里便有些暖气了。吕月月坐在床上，看我。
“关于那把小提琴，你想知道什么？”她问。
“来龙去脉，都想知道。”我说。
“那是个很嗦的案子，三两句说不清楚。”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随叫随到。”
吕月月低头，半晌不语，我也低头，去看炉子里渐渐烧红的煤眼。
吕月月说：“你要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跟你说。”
我说：“什么条件？”
她说：“第一，你的剧本写完后要给我看，我讨厌无中生有的东西。”
我说：“这没问题，写完一定给你看，你要我怎么改，都行。”
“第二，这个案子你可以听，可以写，但剧本不能拿出去发表。你不是就为了好奇吗？那我满足你的好奇心，但你不能拿这故事去赚钱挣稿费。”
我一下犹豫了，“为什么？”
“你不同意就算了。谢谢你昨天送我回来，谢谢你今天帮我生炉子。”
吕月月把头歪过去看墙上的挂历，我说：“我没说不同意，我只是想问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我不愿意拿自己去充做人家作品的角色。我只想平平静静地生活，我不想有人打扰我。除非我死了，那你爱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
我咬了咬牙，决定先应下来，“好，”我说，“我同意。”
吕月月转过脸看着我：“你发誓吗？”
我说：“我发誓，我保证……”
“拿什么保证？”
“……拿，良心！”
吕月月的眼睛一动不动，好半天才垂下长长黑黑的睫毛，“但愿还有良心这东西。”她说。
“那，你看，我以后就到这儿来找你吗？你白天都在吗？”
“我每天下午在，上午我有事要出去，你要来就下午来吧。三点以后，我们可以谈一个多小时。我七点上班，五点就得从这儿走，路上还得吃饭。”
我看了看表，已经快五点了，似乎我应该告辞了。我说：“吕月月，我向你做了保证，你能不能也保证一下呢？”
“我保证什么？”
“保证不反悔。”
吕月月笑了一下，在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像个普通人那样对我笑。她的笑很迷人。
“当然，我不反悔。”
“那我明天就来行吗？”我趁热打铁。
“行。”
第一章(2)
于是我们从第二天就开始了这场双方都必须守约的访谈。吕月月除了晚上在夜总会上班外，每天上午都照例出去有事，是什么事我开始并不知道，也不便去问。有时候她下午也不回来。我们断断续续谈了两个来月，从我的访问记录上看，一共谈了二十六次。记录都给她本人审阅过。我因此也终于放弃了那个与名家共荣的系列剧创作的机会。
遵照我自己的诺言，对吕月月的访谈记录一直没有发表。而这些记录在今天终于面世的原因，我以后自会给读者一个交待。
第1次谈话
海岩：吕月月，在咱们开始谈以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上次我去公安局找伍立昌同志的时候，听传达室的一个老同志说你上过大学。我想问一下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
吕月月：中国刑警学院，就是沈阳的那个，我学的是刑事侦查专业。
海岩：女同志学这个专业，让人觉得豪情壮志，很传奇。
吕月月：但愿时间倒转，让我重选一次。
海岩：你毕业多久了？
吕月月：两年多，快三年了。
海岩：毕业后直接分配在公安局侦查处？
吕月月：先在派出所实习锻炼了一个月，然后就分到处里了。
海岩：搞侦查工作是否像电影里那样，特别刺激？
吕月月：得了吧，繁琐枯燥。刚去的时候每天主要是听电话，做记录，帮老同志抄材料。另外就是帮人做些调查取证工作。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处搞的一个经济案子，派我去查一张发票。我在那个公司蹲了半个月，天天翻发票本，一天十多个小时，一张一张翻，翻了半个月，你想想，刺激吗？到最后也没翻出来。
海岩：你接触这个小提琴案是在什么时候？
吕月月：小提琴丢的时候我还上大学呢。当时是我们队里一个老同志管这个案子，他叫焦长德，从二十岁起，干了四十年刑警。这也是他退休前接手的最后一个案子，一直就没破。这种案子一时破不了是很正常的，可这是他接的最后一个案子，他这四十年结束了很想给自己画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结果没画成，连句号也不是，是个省略号。（笑）
海岩：这种老同志，我倒挺理解的，也许是因为我年龄比你大十来岁，所以对这种老同志的心态，多少理解一些。
吕月月：就是，老焦退休以后在家也呆不住，又跑出来补差，可他干刑警四十年，除了和罪犯打交道其他什么也不会，只能又跑到我们队里帮忙做档案清理工作，一个月也就一百多块钱，还不如我现在在歌厅一天的小费呢。不过老头儿对我挺好，特喜欢我。因为后来他得了心脏病住医院，每次给他送退休金都是我去。
海岩：他退休以后，这个案子是不是就由你接手了？
吕月月：哪儿啊，这案子老也破不了，就给挂起来了。后来又重新拉班子搞的时候，是我们刑警队伍队长挂帅。现在他也当上副处长了。这是大案子，我们这种新来的大学生，只能打打下手，跑跑龙套。
海岩：这案子怎么又重新搞起来的？是哪年的事？
吕月月：是前年吧，我记得是五月份的事，伍冬冬他们小学里搞红五月音乐会。他爸爸，啊，就是伍队长，说是局长有事召见，去不了，让薛宇替他去，薛宇就拉上我去了，我记得那是星期天。
海岩：薛宇是什么人？
吕月月：我们刑警队的，也是个大学生，警官大学毕业的，比我早两届。那天伍冬冬有个节目，他们十来个孩子一起来了个小提琴齐奏。冬冬是他们学校音乐小组的，他们拉的可不是我们说的那种意大利小提琴，他们拉儿童小提琴。不过冬冬那年十岁了，可以拉成人的那种小提琴了。那天我还答应以后送他一个成人的小提琴呢。我特喜欢冬冬。
海岩：你刚才说，这个案子是前年五月份又重新搞起来的，对吗？
吕月月：噢，对，我知道我现在说话特爱走题。可能是干歌厅干的，整天陪那些客人喝酒，聊天，没话找话，我过去并不是这样。那天音乐会散了以后，我们把冬冬送回家，小薛说请我去吃“麦当劳”，结果到了“麦当劳”，刚买了两份“巨无霸”，队里就用bp机呼薛宇，让他马上回去。
我和薛宇一起回到处里，看见处长、队长，还有我们副队长李向华，还有我们队里的刘保华、纪春雷他们都在。我们到了以后就开会。伍队长说月月你也坐下来吧，你手里现在不是没什么事吗？一起参加这个案子吧。跟着大案子走一遍，比总搞一般化的小案子进步大。这案子原来没我事，是伍队长临时决定让我参加进来的，说是跟着学学。看得出伍队长那会儿是挺培养我的。
我就坐下来了。说实在挺高兴的，跟我一届毕业的大学生分到其他处、其他队的，我知道都没参加过什么大案子的工作，所以我挺高兴的。
后来就开会，先是由处长介绍情况，他说你们还记不记得前不久有个小提琴被窃案？队里老一点的同志都知道，说记得，就是老焦搞的那个案子。处长说，今天香港警务处发来一个情报，那把小提琴可能被一个古董商卖给了香港一个有名的黑社会组织潘氏家族。前几天潘氏家族和天龙帮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火并……天龙帮你知道吗？
海岩：不太清楚。
吕月月：也是香港一个非常有名的黑社会组织，一说天龙帮很多人都知道。那次火并，天龙帮占了上风，毕竟它的势力大得多。香港警务处认为那次火并和那把该死的小提琴有些关系。火并之后，小提琴究竟是在潘家还是已经到了天龙帮手上，不清楚。香港警务处的情报主要是说，潘氏家族准备让潘家的小儿子潘小伟到大陆来避避风，免得被天龙帮干掉，因为潘家小儿子年龄还小，而且他父兄很宠他，一直不让他参与黑道上的事。
这个情报是通过国际刑警中国国家中心局传过来的。当天市局领导就把我们处长和队长都召去了，要求把小提琴的案子重新组织班子搞。因为小提琴的下落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也就是说有了一个线索，而那个要来大陆避风的潘家的小儿子，当然就是线头了。
海岩：香港警务处怎么就肯定这把小提琴准在这两家手里呢？
吕月月：他们说这把琴在大前年泰国的一次私人文物拍卖会上露过面，卖主没透露身份，开价一百三十七万美元，但没有买主。港警判断卖主是潘家的掌门人潘大伟，就是潘小伟的大哥。
海岩：听你这么说，我觉得这个案子比我当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吕月月：你当初想象是什么样呢？
海岩：也没想多具体，总之原来想象比较简单，至少没这么大的背景。你看这案子还没开始呢，已经这么大动静了。
吕月月：要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就这么个一尺多长的小玩意儿，就值一百多万美元，按咱们这儿的黑市价得一千几百万人民币。
海岩：问句玩笑话，你闲着没事现在也炒美元吧？
吕月月：我可没那个工夫，也没那个本事。老是听去我们歌厅的那帮大款们念叨这些，所以也就懂点。
海岩：我开玩笑，咱们接着聊。
吕月月：后来我就参加这个案子的工作了。我们副队长李向华还有其他几个人，头两天天天到机场去堵潘小伟。谁都没见过他，就光凭着港警提供的一张传真照片和一点文字资料，挺费劲儿的。机场我没去，队长让我在家熟悉一下这个案子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焦长德搞的，虽然他没把这个案子破了，可毕竟是老刑警，材料都搞得很细，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提琴被窃的现场勘查材料立了一个卷，后来的调查材料立了一个卷，证人证词立了一个卷，那个小提琴的文物鉴定材料也有一大卷，都编辑得很专业。
海岩：要不怎么值一百多万美元呢，这种小提琴我想也少不了有一大堆身份履历之类的证明。
吕月月：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是十七世纪在意大利的维罗纳手工制作而成的。在国内仅存一把，据说在亚洲也就这么一把。被艺术界和文物界视为无价之宝。当时被窃以后，老焦他们还真是做了不少调查工作，就是没有结果，当时就估计这玩意儿已经不在国内了。因为在国内这东西不可能交易，也没这种市场。偷的人准是在下手之前就琢磨好了怎么带出去。说实在的，换上我我也能带出去。出境时就说是自己拉的提琴，海关是不会拦的。而且没有专门的文物鉴定知识，也未必看得出这东西的出身。你看《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王起明，不就背着自己的大提琴去美国了吗，没人拦也没人查。
海岩：对公安我完全是门外汉，不过我想，凭香港警署的这么一份情报，你们就能把提琴追回来吗？听起来好像有点玄，你们当时怎么入手呢？
吕月月：当时我们信心都不足，薛宇的牢骚最大，香港这情报还不知是真是假，他说咱们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小提琴在香港，港警尚且没本事拿到它，咱们怎么拿？第一，小提琴在不在潘家或是天龙帮手上，港警只是个分析，分析在，没准儿不在。第二，就算在，潘家小儿子潘小伟知道不知道这码子事，也说不准。第三，就算他知道这琴的下落，一来他轻易不会告诉我们，二来告诉了你你也拿不着。况且，潘小伟是不是真的来了大陆，到了北京，也得两说着，反正那几天都在机场堵，根本没见他的影儿。
薛宇这人特聪明，脑子绝对够用，就是嘴不好，太尖刻，太认真，什么事看得太明白，这又是毛病了。这样容易招人烦，我过去也这样，什么事都喜欢评个是非，说个一清二楚，其实才傻呢。你看人家纪春雷，三十多岁了就是比我们多吃几年咸盐，什么事都不抢在头里说，别以为他什么都没看出来，他看出来了但不先说。什么事都表现得木讷一点，给人的感觉才厚道呢。结果薛宇让李队长李向华给闷了一顿。说你年轻轻的就你明白是怎么着，局里已经定了这案子要拉班子重搞，你怎么还这么多话。这要是战争年代非拉出去毙了你不可，整个儿一个动摇军心。其实李队长也没什么信心，我就听他私下里跟伍队长说这案子绝对是个望山跑死马的活儿。
海岩：那你们队长有什么办法？
吕月月：队长是这个案子的总负责人，这案子又是局里甚至公安部亲自部署交办的大案，他当然不能当着下面的人说泄气的话，还得不停地鼓劲儿，做我们的工作。机场不是没堵上吗？我们基本上都认为可能是香港的情报不准确。李向华后来也是这个观点，他说甭迷信香港人英国人，连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有看走眼的时候呢，前两年不就愣说咱们银河号轮船上藏着化学武器吗？结果在全世界面前现了个大眼。这几天在机场我们是通过边防检查站在查验旅客护照的时候一个人一个人对着潘小伟的照片查的，确实没见着。
可伍队长不死心，说这案子目前就这么一个线索，别轻易就丢了。对香港的这份情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让我们把那几天机场入境通道上的安全监控摄像的录像带都借了来，凡是从香港来的航班都看。他觉得，潘小伟既然是躲避天龙帮追杀才来大陆的，很可能是化名化装入境，边境检查站很可能已经让他漏进来了。
后来的两天，我和纪春雷整天整宿地在黑屋子里倒着班地看这些录像，颠过来倒过去地看。一个人看六个小时，另一个人睡觉，后来看六小时受不了，改成三小时一换。后来小薛没事的时候就过来帮我看，让我的眼睛休息休息。这可不是看电影，就是一拨一拨的人往里过，太枯燥了，看一会儿眼睛就走神了。看了两天，没找出来。
海岩：那怎么办呢？
吕月月：后来伍队长来了，你说巧不巧，他往那儿一坐，才二十多分钟，就给找出来了。那段录像我们也看过两遍，那张长发披肩留小胡子的脸在人缝里闪了一两秒钟，我们都没注意，让伍队长看出来了。不过我到现在还觉得是让他给蒙上的，巧劲儿，伍队长可是特得意，他说你们不好好看看，他那胡子多假呀。
海岩：是假胡子？
吕月月：假胡子假头套，你等等我给你找他的照片。（吕月月翻自己的皮夹）——你看，这就是他，就是那次来照的，这是参观天安门的时候照的——长得精神吗？
海岩：啊，相当精神。他有多大了？
吕月月：你看呢？
海岩：二十岁左右吧。
吕月月：他显小，那年二十一岁，大学刚毕业。
海岩：那今年应该是二十三岁了，可看上去并不比你大。
吕月月：我比他还大一岁，按月数也就大半岁吧。唉（她看着照片叹了口气），长得是挺精神的。
海岩：后来你们怎么找到他本人的？
吕月月：（看着照片，又叹了口气）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其实，这些事都过去了，再谈也没什么意思了。
海岩：别呀，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你答应跟我谈的，听你谈这些我觉得特有意思。
吕月月：明天再谈吧，今天都谈了一个多小时了。我现在心情不太好，明天再谈吧。
第2次谈话
海岩：咱们接着昨天的谈，你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吕月月：无所谓好不好，我现在很木……心情好一阵坏一阵。
海岩：昨天你说到伍队长在机场安全监控的录像里侥幸地发现化了装的潘小伟，后来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吕月月：我们先是把录像里的那个小胡子和潘小伟的照片做了技术上的对比鉴定，证明这人正是潘小伟无疑。接下来我们查了那天的客人入境登记单，他果然没有用自己的真名。我们仔细研究了当天那个航班的所有旅客入境登记单，初步判断一个叫尼格拉斯的人，就是他。
海岩：真不容易。
吕月月：证实了潘小伟确实到了北京并不意味着任何成功。但能得到这个证实仍然使我们很高兴，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包括薛宇在内，都很振奋。连那时候住在医院里的老焦，听说小提琴案又有进展，立马就写了封信给伍队长，要求出院参战。那信后来伍队长给我们看了。老焦确实是动感情的，一个干了四十多年的老刑警，突然退下来，变成旁观者，心里头实在痒痒，何况他过去在这案子上实实在在是花了不少心血，所以他的心情我们也都挺同情的。可伍队长看了信非常生气，说得查一查谁那么嘴快和老焦说这个事。他说他最了解焦长德，这人忒“”，“”你懂吗？就是太死心眼儿，心太重，这个小提琴案至今没破，是老焦的一块心病。老焦心脏不好，最忌激动，甭管是生气还是高兴，一激动就容易犯病，伍队长说你们专拣这种事刺激他，是嫌人家活得太长了是怎么的。我知道这案子有进展的事是小薛那天晚上去医院看老焦的时候随口说的。当然我不能出卖他。
海岩：你和他一起去的吧？
吕月月：那天我去给老焦送退休工资，薛宇是陪我去的。
海岩：月月，我问一句唐突的话，薛宇对你，是不是……有特别的好感？
吕月月：嗯——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
海岩：因为昨天和今天你多次谈起过他，我感觉，好像他对你特别关切，特别想接近。我也是随便问问。
吕月月：（沉默了约一分钟才说）小薛……他是对我不错。嗯，咱们不说这个行吗？
海岩：当然可以，这是你的私事，我无权打听。我只是通过和你这两天接触，觉得你是个很特别的女孩。所以对你个人感情方面的经历有点感兴趣。你别介意。
吕月月：是的，薛宇对我是不错，他喜欢我，可我并没有承诺过什么。我没向他承诺过任何事，我是觉得他人挺好，可我跟他从来没有过任何事。
海岩：对不起，月月，你别激动，我只是随便问问，没别的意思，我是想咱们聊天可以轻松一点，不一定光聊案子，也可以聊聊生活啦，同事啦什么的。随便聊，啊，那咱们还是接着聊案子吧。后来那潘小伟怎么着了，怎么找着他的？
吕月月：也许，也许薛宇应该恨我，毕竟，也算我对不起他吧……
海岩：呃——薛宇，我想你肯定也有薛宇的照片吧，我能看看吗？
吕月月：（从箱子里翻出照片）噢……你看吧，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张，他照相喜欢严肃。
海岩：和潘小伟相比，我觉得还是薛宇显得成熟。
吕月月：他是比潘小伟大两岁。
海岩：薛宇的照片你是一直藏在身边吗？还有潘小伟的照片，你是因为要跟我讲这个案子准备拿给我看才找出来的，还是一直就把他们两个人的照片藏在身边？
吕月月：（沉默了片刻）也许女人都是需要男人的，需要男人理解，需要男人保护，需要男人靠近自己。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男人。其实不过是一时的状态，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男人。这是女人的本性。
海岩：你是不是说，你现在离不开照片上的这两个男人？
吕月月：……应该说，我是离不开这两个男人的照片。
海岩：两个你都离不开吗？男人常常同时喜欢多个女人，而女人大多一个时期只喜欢一个男人。
吕月月：总觉得……我都欠了他们……
海岩：你愿意具体谈谈吗？
吕月月：嗯……我想，咱们还是谈案子吧。
海岩：也好，咱们谈到潘小伟已经入境，而你们又必须尽快找到他，是吗？
吕月月：对，潘小伟在北京肯定得住饭店，我们通过公安局外管处查各饭店报的住客临时户口登记，查潘小伟和尼格拉斯两个名字，结果在天龙饭店查到了他，他用的是尼格拉斯这个名字。
那天查到他的住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半了，我们都还没吃饭。队长说得先去天龙饭店看看。他叫上纪春雷和我跟他一起去，薛宇说他现在没事，而且也不饿，也跟去了。我们大约七点多钟到了天龙饭店。进门到总服务台，装作访客的样子打听尼格拉斯是否在房间。结果总服务台的小姐查了一下电脑，告诉我们尼格拉斯先生已经在两个小时以前结账走了，去向不明。
海岩：你们真不顺利。
吕月月：我们马上通过饭店的保卫部把他的住宿登记内容从电脑里调了出来，除了姓名、年龄、国籍和他的回乡证及信用卡的号码外，没别的记载。信用卡是一张维萨金卡，是信用授权最好的卡，真正有钱的人才用的。从登记时间上看，他是前天下午入住的，时间和机场录像摄取时间吻合。说明他是下了飞机直接住进天龙饭店的。从存底的账单上看，他这两天的晚餐和早餐是在这儿吃的，没有吃中午饭的消费记录，看来他白天是出去了。在饭店吃的那几餐全是一个人自斟自饮。因为从账单上看，点的饭菜只是一个人吃的量。
他住的房间在七层。很巧的是，当天七层的中班服务员没来，由白班服务员加一个替补中班。我们就通过保卫部把这个白班服务员叫来，向他询问情况。
询问的地点就在保卫部办公室。白班服务员被叫来时显得有些紧张，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我们故意问得很轻松，使他镇定下来。他告诉我们尼格拉斯先生这两天白天都不在饭店，每天大约九点多钟出去，下午四五点钟回来。没什么本地人和他来往。他的随身行李只有一个皮箱。服务员说，今天早上尼格拉斯起床后曾向楼层领班投诉，说昨天晚上十点多钟有妓女往他的房间打骚扰电话。领班答应将情况向饭店保卫部反映。陪同我们的保卫部经理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接到楼层对这个情况的报告。我们又问尼格拉斯今天离店的情况，服务员说尼格拉斯先生今天是将近五点钟回来的，回来后马上结账离店了。
“你是亲眼看见他回来后立即离店的吗？”我们队长这样问服务员。
“没错。”服务员很肯定，“他没叫行李员，自己拎着皮箱乘电梯下楼去了，我看他年纪不大住高级饭店别是骗子，所以马上打电话到前台结账处，通知他们708号房客人要离店，然后我又赶快进他房间检查他是不是用了冰箱里的饮料和迷你吧的洋酒。因为要是迷你吧酒水跑账，得扣我们服务员的奖金。”
“尼格拉斯先生这两天晚上都出去吗？”
“我是白班，晚上的事得问夜班，不过夜班今天没来。”
看来也问不出什么了，于是伍队长说谢谢你了，耽误你工作真对不起，你可以回去了。服务员被这样客气了一下，很高兴，走时又主动献计说：
“你们可以再去问问他的朋友，他朋友还没离店，就住在711房间，就在尼格拉斯先生斜对面。”
什么！他还有朋友！服务员无意中说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潘小伟不是一个人，还有人与他同行。我们都不禁为之一振！
海岩：会不会是他的保镖？
吕月月：我们想也是，这个所谓朋友，很可能就是潘氏家族派来保护这位少主人的保镖，而且这个保镖表面上并没有尾随在主人的身后，至少不跟他同桌用饭。
这下服务员走不了了，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人的样子，这两天的行踪，怎么知道他是尼格拉斯先生的朋友……
保卫部的人也很快从前台查到了这个住在711房间的客人的姓名，他叫罗依，一个不中不洋的名字，三十六岁，也是前天从香港入境的，持港澳同胞回乡证入住饭店。进店时间和尼格拉斯一前一后，相隔不过几分钟。服务员在描绘罗依的时候，把他说成一个阴郁的瘦子，皮肤不白不黑，暗暗的，“就是看着脏啦吧唧的那种”，服务员这样形容罗依的肤色。
“他们是同一天开的房，差不多前后脚上的楼，我开始以为他们不认识呢，两人平时也好像不在一起。”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尼格拉斯先生的朋友呢？”队长问。
“今天上午尼格拉斯先生走了以后，我去打扫他的房间。按规定我们服务员进房都得打一下门铃，可我知道客人已经走了，所以打完门铃就马上用钥匙把房门打开了。进门一看，那瘦子在里边呢。”
“他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
“不是他的房间，他怎么进去的？”
“那肯定是尼格拉斯先生让他进去的。”
“这是你的分析吧？”我们问服务员。
“嗯……我想肯定是吧。我一进房间，我问他先生可以为您打扫房间吗？他说可以。我就进去了，我说先生您是住711房间吧？他说是的，他说他和尼格拉斯先生是一起的。”
“他还说什么？”
“我打扫卫生，他就走了。临走时跟我说，呆会儿尼格拉斯先生要是来电话找他的话，让我告诉尼格拉斯先生他已经下去了，让他到lb（大堂）找他。”
“后来尼格拉斯来电话了吗？”
“没来。我打扫完房就走了。不过后来晚上尼格拉斯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了。”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就说你朋友上午在你房间等你来着，后来让你上大堂找他去。”
“他说什么？”
“他开始问是哪个朋友，我说就是住711的那个。他开始还犯愣，后来想了想，说噢噢。”
“紧接着他就离店了吗？”
“对，他进房也就十分钟吧，就离店了。这当中我还进了他一次房，给他送洗好的衣服，他有一件西装早上交给我们去洗的。对了，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我们还接到尼格拉斯先生打来的一个电话，问他的钱包是不是丢在房间里了，电话是我们夜班主管接的，我当时正在做夜床呢，主管找我，我们一起去的708房间，他的钱包确实丢在房间里了。后来我跟主管说我下了中班回家正好路过港华中心，可以给他把钱包送去，我们主管说行。”
“尼格拉斯现在住港华中心？”
“啊，他说他住港华中心，住407房间。”
听服务员这么一说，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潘小伟没走远，就在不远的港华中心大酒店。这时候伍队长决定马上结束对服务员的询问。
“钱包呢，你交给我们吧。”
“钱包，我已经给711房那位客人了。”服务员说。
“给711房间客人了？”我们问：“你不是说你下了班给他送去吗？”
“后来我给711房做夜床的时候，我跟他说了尼格拉斯先生丢钱包的事，他说你不用送了，他马上也要搬过去，把钱包带过去就行，后来我就把钱包给他了。”
“他知道尼格拉斯住什么地方吗？”
“我告诉他了，港华中心407。”
在一旁听着的保卫部经理厉声批评服务员不该私自将钱包交给不摸底细的人，“万一他是骗子呢，万一他带着钱包溜了呢，丢钱的客人再来找饭店，你负得了责任吗？”
服务员似乎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的愚蠢，眨着眼睛不说话。保卫部经理一劲跟我们解释，说酒店对客人遗留物品都有清点登记认领等等一系列规定，对员工也都进行过培训。服务员把钱包胡乱给人纯属破坏规定责任自负，当然今后管理上也要加强等等，絮絮叨叨。我们这时已无心再谈下去，因为从服务员叙述的情况看，潘小伟行色匆匆，丢三落四，像是有点受惊的样子。而那位“看着脏啦吧唧”的瘦子，听到后来，似乎也并不像是潘家的保镖。总之潘小伟和瘦子的形状都有点怪。
从天龙饭店一出来，一直往西，我们在车上挂上警灯，连闯几个路口，直扑港华中心。
港华中心的全称好像叫北京港华中心瑞典酒店，一听这名就知道是瑞典人管理的酒店。我们进店先找保卫部，这时差不多九点钟了，保卫部经理已经下班。部里还有一位值班员，是个主管级的干部。他帮我们在前台查了一下，果然，潘小伟住在407房。又通过客房部查了一下，楼层服务员说客人正在房间休息。
伍队长这时就用饭店保卫部办公室的外线电话和处长通话，把情况说了说。总之是人已经找到了，按照局里领导和处里领导原先研究好的方案——人一找到，先公开接触，以警方身份直接询问小提琴的下落，然后根据潘小伟的反应再决定怎么做工作。所以处长当即在电话里拍板，为防止潘小伟再度搬家造成失控，今晚——确实时间晚了点——就由伍队长出面与潘见面。
饭店保卫部的那位主管建议：因为已经晚上快十点了，为了礼貌，是否先打电话到潘的房间，约他下来到会客室见面。伍队长说不行，万一姓潘的不想见的话，一接电话准开溜，所以只能把他堵在房间里，不想见也得见！于是我们让保卫干部带路，直接就上了四楼。
楼道里空空的没人，从一些客房的房门里，传出客人的说笑和电视节目的声音。407房的房门紧闭，里边没有一丝声响，保卫干部敲门，无人应声。打门铃，也无人应声。小薛上去，用力按门铃，门铃叮当作响，反复多次，屋里竟无一点动静。伍队长当机立断，令保卫干部用万能钥匙强行开门。
保卫干部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地好半天才把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里边有灯光，薛宇推开保卫干部，第一个进去。我跟在他后面，就听见他喊了一声，接着就是倒下来的声音，我们全都知道不好，赶快往里冲。我看见潘小伟穿着睡衣，圆睁双眼，两手举着客房里的一个立式木头衣架，小薛已经让那衣架给打倒在地了，是一下就给打昏过去的。我和伍队长拿着手枪指着潘小伟，伍队长大喊一声我们是警察你别动！说实在的，我当时膝盖抖得控制不住，腿肚子都抽筋了。因为这是我从警院毕业以后，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碰上这种阵势。我不是害怕，真不是，我一点不害怕。我们好几个人，都有枪，没什么好怕的。可我不知道怎么搞的，也可能就像一个新兵第一次听到枪炮声——不是在电影上啊——就控制不住打哆嗦，紧张，也可能是激动，那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激动！
潘小伟这会儿看上去比我还紧张，他确实是受惊了，看着我们，举着衣架子，既不进攻，也不退却，那架势是跟我们对峙。我当时也不知道跟哪儿借的胆儿，用枪使劲顶着他的太阳穴，我喊，你放下来！他歪着头把衣架子放下来了。我拿枪顶着他，我们队长连忙蹲下来去看小薛。
这时我们都发现，地上横着的，不光是小薛，在墙角里还有一个人，瘦瘦的，确实，是一个“看着脏啦吧唧”的昏迷了的男人。
第3次谈话
海岩：吕月月，昨天你说到在港华中心瑞典酒店407房间里还有一个昏迷的男人，然后就打住不说了，我都觉得你真像一个说书的，说到关键时刻，就把扇子一合，且听下回分解了。
吕月月：不是我吊你胃口，因为昨天时间已经太晚了，我还得吃晚饭，结果还是迟到了。
海岩：迟到要扣奖金吗？
吕月月：我们主要是靠小费的，本来也没什么奖金，迟到了要看你和老板的关系，总迟到，关系又不行，那就只有炒鱿鱼吧。
海岩：说明你和老板关系还行。
吕月月：那倒不是，可能是我对歌厅还有点用吧，有些老客户是冲我来的。
海岩：可你在这家夜总会干的时间并不算久啊。
吕月月：那帮家伙，哪家夜总会有新面孔，他们都知道。海岩，我不想总谈夜总会。
海岩：好好，我们还是说港华中心，那个昏迷的男人究竟是谁？
吕月月：其实我昨天等于已经告诉你了，就是罗依。
海岩：啊，就是那个看着有点脏的瘦子吧？
吕月月：薛宇和罗依是一同被送进公安医院的。薛宇第二天出院，脑袋上肿起一个大包，医生说可能有轻度脑震荡。罗依头部有硬伤，是茶壶砸的，凶手也是潘小伟。
正如我们曾经怀疑的一样，罗依和潘小伟并不是主仆关系，他不是潘家的保镖，恰恰相反，是天龙帮老板冯世民手下的干将白头阿华的马仔。阿华名叫林国华，因为长了一头白发所以人称白头阿华。罗依是他派过来追踪潘小伟的。
海岩：天龙帮是不是想干掉潘小伟？
吕月月：天龙帮的意图是什么，罗依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我们急于想知道的事情。在第二天早上，罗依神志已经完全清醒，征得医生同意，李队长和纪春雷一起审问了躺在病床上的罗依。实际上李队长和纪春雷在医院已经等了一夜，直到医生说你们可以进去问他了，才开始审问工作。
对罗依的审问进展得十分艰苦。这种黑道上的人是不会轻易把家门里的事情吐露给警方的。但是中午我们那两位审讯专家回家时仍然带回一些成果。罗依承认他在冯世民的公司里做事。这次从香港到北京是按公司的安排，来找潘小伟谈谈，向他询问意大利小提琴的下落。罗依说这把小提琴是冯世民的财产，被潘小伟的大哥潘大伟巧取豪夺。在事实面前罗依承认他在潘小伟白天离开天龙饭店以后，到饭店总服务台冒充尼格拉斯取了潘小伟交到那里的客房钥匙。总服务台的工作人员见他持有饭店的房卡，也就是住房证，就把钥匙给他了，疏忽大意没有仔细验对房卡上的姓名和房号。罗依拿了钥匙打开潘小伟住的房间，搜了潘的行李物品，没有找到小提琴。小提琴虽小，但也不是个好藏好掖的东西。在他搜完行李的时候，恰逢客房服务员开房打扫卫生。罗依向我们承认随便进入他人房间是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虽然未曾偷拿半点钱财，但他仍表示愿意接受警方处罚。
罗依交代，那天傍晚他在自己房间里听见斜对面潘小伟的房间门声响动，便在门镜中偷看，看见潘小伟提着行李从他门前路过往电梯方向走。猜想这位少爷要溜，于是赶紧跟踪上去。潘小伟是先他一个电梯下楼的。等他追到大门口时潘小伟已经不见踪影。他没想到晚上碰见楼层的服务员，竟然知道潘小伟的去向。他马上表示可以代服务员去港华中心送还潘的钱包。服务员开始不肯，说不麻烦了，自己下班正好路过去一趟就行。他当然知道服务员送这一趟钱包自然会得到不薄的小费，于是就拿出了两百块钱塞给服务员，说是替尼格拉斯先生表示感谢，服务员马上就把钱包给他了，并且告知了潘小伟的房号。
罗依说他是九点半钟赶到港华中心的，他到407房间找潘小伟交涉，发生争执，潘动手用桌上的茶壶砸他头部，以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从时间上看，罗依恰恰是在我们上楼找潘小伟的前几分钟进入潘的房间的。
第二章(1)
海岩：潘小伟不是偷偷来大陆避风的吗，天龙帮居然马上知道他的动向，派人追踪而至，可见神通广大。
吕月月：潘小伟到北京避险，是他大哥一手安排的，做得极为缜密。但是黑帮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扑朔迷离。潘小伟的行踪是怎么被天龙帮探知的，至今我们都不清楚。
海岩：我看潘小伟的照片，面相上倒是清俊单纯，像个学生。没想到出手这么狠，三下两下就把罗依撂平，不愧为黑帮子弟！
吕月月：在审罗依之前，也就是那天的当天晚上，伍队长和刘保华审了潘小伟。潘小伟的说法和第二天罗依说的，完全不一样。潘小伟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也承认了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天龙帮的加害。他说他离开天龙饭店搬到“港华”，是因为发觉被人跟踪，他的房间也被人翻动。他以为换个地方住就万事大吉了。不料在他快离开房间时服务员送来了他早上交洗的西服。其实这西服中午就洗好了，但服务员并不送回房间，因为只有等到客人回来了再送才可能得到小费。潘小伟付完小费又忙着收拾行李，行色匆匆地忘记带走付小费时拿出的钱包。恰恰是这个钱包暴露了他的去向。他在港华中心下了出租车就拿不出车费，他已经身无分文。出租车的司机以为他是骗子，揪住不放，把车横在饭店门口不走。在饭店打公用电话都要钱，于是他求助饭店的大堂副理打电话到天龙饭店询问钱包的下落。没料到这个电话把罗依给招来了。罗依送来的不是钱包，而是一根很细的钢丝绳。他假冒饭店服务员说是送一个访客留言，赚开了房门，进门就用细绳扣住潘小伟的脖子想把他勒死。结果不巧勒在了下巴上，就差这么一寸，潘小伟侥幸活命。挣扎之中，抓到桌上的茶壶给了罗依一下，开了罗依的瓢儿。大概也就是这时候，我们来了，敲门，潘不敢应声。他当然不敢应声，我们就自己开门。这时候潘小伟是惊魂未定，顺手抄起一个立式衣架，谁进去他打谁，薛宇第一个进的，潘小伟一看不是服务员，又能开门，准不是好人，然后薛宇就轻度脑震荡了。
海岩：那你们分析，究竟潘小伟说的真实呢，还是罗依讲的真实？
吕月月：当然是潘小伟的真实。第一，合情理；第二，我们在现场发现了那根细钢丝绳；第三，潘小伟的下巴上确有一条钢丝绳勒出的红印，他不能没事自己勒自己吧。
从已经发生的全部情况分析，我们判断，天龙帮派罗依追到北京，首先是要找那把提琴。他们大概怀疑潘家把提琴让潘小伟带出香港了。当罗依发现提琴并不在潘小伟手中以后，就决定除掉潘小伟，大概至少以此能再次向潘家显示天龙帮的法力无边吧。天龙帮和罗依本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过分小看了潘小伟，以为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学生，手无缚鸡之力，一捅就得死。没料到潘小伟能置死地而后生。
海岩：有一点不知你们后来有没有搞清楚，这把小提琴究竟是潘大伟在古董商那里买下来的，还是真的如罗依所说，是从冯世民手上巧取豪夺的？
吕月月：根据后来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琴是潘大伟从古董商那里直接买来的没错，但是在这两年潘冯两家的势力较量上，潘家越来越处于劣势。为了和天龙帮修好，潘大伟在去年把这把小提琴作为寿礼送给了冯世民。可不久前天龙帮的一个小兄弟叛变投靠了潘家，不知轻重地偷了这把小提琴作为给潘家的见面礼，激怒了天龙帮，无论潘家怎么解释，还是爆发了一场大火并。火并虽因偶然误会而起，基础还是积怨多年的利益冲突。由此看来，罗依的交代也不是无中生有。
海岩：那这两个人，潘小伟和罗依，你们怎么处置呢。
吕月月：罗依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地点又在北京，中国政府有司法管辖权，后来这个案子结束后，罗依被依法起诉，怎么判的我不知道。
海岩：潘小伟呢，怎么处理？
吕月月：潘小伟没有犯罪，我们不能对他采取任何法律措施。他在香港也没有任何案底，也就是说，算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一个清清白白的香港同胞来大陆旅游观光，那当然只能让他回饭店住。于是问题来了，我们想通过他找到小提琴的线索，所以得看住他不能让他跑了，可又不能任意限制他的行动自由。
海岩：可不是嘛，现在是法制社会，潘小伟又是香港同胞，我想象得出是很难处理的。
吕月月：在审完潘小伟以后，我们把他送回港华中心饭店，当然，给他换了一个房间，加强了楼层的保安措施。下步拿他怎么办，得请示。伍队长让刘保华赶快整理出对潘小伟的审问笔录，当然，写在文字上应该是“讯问”笔录，因为他并不是作为犯人或者被告人或者是被我们采取了刑事措施的人接受问话的，所以不能用“审”字，应该用“讯问”两个字，说明他最多是证人的身份。刘保华那天没回家，连夜整理讯问记录，以便第二天如果要对罗依采取拘留或逮捕措施的时候，好向市局或检察院报材料。伍队长则让我跟上他去找处长，这时候大约是半夜两点多钟了。
处长家住在奶子府。奶子府你知道吗？就是靠近灯市西口那边，离天伦王朝和国际艺苑饭店挺近。处长就住那儿一栋六层高的宿舍楼里。
我们到的时候，他因为已经和伍队长通过电话，所以早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等我们。伍队长先把这一晚上的情况和潘小伟的交代汇报了一遍，处长抽着烟听着，听完了没表态，先笑着问我，是不是头一回见这阵势，犯怵没有？我说还行吧，队长说月月表现不错，一点没犯怵，就是手里有杆枪见着人就搂不住火了，那小子举着衣服架子是吓傻了你没看出来吗？我要不拉住你你非把他崩了不可。我说，队长我不至于那么不懂政策吧，我根本没怎么的他，可你看他对薛宇下手多狠。队长说噢，这点我倒忘了，他打了薛宇你心疼了，所以你要替薛宇报仇伸冤是不是？我说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同志之间这么长时间在一块儿都是战友了，就像上前线打仗，战友的牺牲最能激发对敌人的仇恨……队长说得了得了你别越描越黑。
处长问：“怎么，月月和小薛不错？”我说没有，就一般朋友。队长说他们俩还行吧，小薛挺喜欢月月，月月呢，女孩子嘛，拿点架子。我说我有什么资本拿架子呀。海岩，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女孩子的心理，一般都不习惯别人当面议论自己。可那天我们两个头头儿这么说我，我感觉挺好，他们论年龄都是我的长辈，他们议论我的时候，口气、表情，都很真诚，挺温暖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挺好。
后来处长言归正题，问：“对潘小伟你们有什么想法，怎么处理？”
队长说：“目前要继续查清小提琴的下落，潘小伟这根线不能撒手。”
处长又问：“人住在饭店里，你们打算怎么控制？”
队长说：“潘小伟目前主要是想摆脱天龙帮而不是摆脱我们，他要避免冯世民的追杀，也需要有我们帮助，而且作为当地警察，我们也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他提供保护。这就是所谓坏事变好事，要是没有今晚这场虚惊，我们今后保持和潘小伟的接触，并且做他的工作，还不方便呢。”
处长说：“那倒也是。”他又问：“老伍，这么说吧，你对做好潘小伟的工作，求得他的合作，查清小提琴的下落，有几成信心？”
伍队长说：“五成。”
处长一瞪眼：“五成等于没说。五成不等于说一半一半吗？！”
伍队长说：“我觉得潘小伟这个人，年轻，涉世不深，在跟他交谈时我观察，人也算比较单纯，不油。可能从小富贵惯了，所以有点少爷脾气，但从言谈举止上看得出是受过教育的，有文化。我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至于一点情理不通吧。而且从香港警方提供的情况看，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他家族的违法活动。也就是说，还没有陷进去，应该拔得出来。”
处长也很赞同，说：“你有信心就好。”又说：“我倒是担心，这小家伙对他们家族的事，知道多少，对这把小提琴的来龙去脉，知道多少。”
队长：“这就难说了，也许全不知道，也许全知道。”
从处长家出来的时候已经三点多钟了。处长基本同意了伍队长提出的方案，说明天再跟局里汇报汇报。我和伍队长坐进汽车，队长说先送我回家，其实我们队长人特别好，现在很难找到这样敬业的人。你想他总不回家他儿子伍冬冬怎么办，队长夫人去世好几年了，队长一直为了冬冬没有再续。他一做饭做一大盆，菜也做得多多的，放冰箱里，每天让冬冬自己热了吃。冬冬很可怜，我们队长这一点非常让人尊敬。
后来队长开车送我回家。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后，本来一直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那年五月份我妈从老家到北京来看我，住在她同学家的一间多余的房子里，就在地安门那儿，那些天我下了班就到我妈那儿和她一块儿住。
海岩：在地安门哪儿呀？
吕月月：就在狗不理包子餐厅旁边一个胡同里，平房。我们那儿算是北京的贫民窟，全是危旧小平房或者违章建筑。又像是《水浒传》扈家庄里的盘陀路，分岔极多，进去你就出不来。队长送我到胡同口，胡同窄，车开不进去。我下车时队长突然叫住我，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句话，断送了我的一生。
海岩：什么话？
吕月月：他侧着头看了我半天，说：“月月，这个案子，你要唱主角了。”
第4次谈话
海岩：月月，你昨天最后说的那句话，使我非常不解。你说你们队长的一句话就断送了你的一生，是不是太严重了？你是不是感到有很多人，包括你们队长在内，都做过许多对不起你的事，由此使你痛恨他们，甚至痛恨一切人。你昨天说的这句话让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想象你这样一个大学生，又在所谓“国家机器”中工作，落得现在这样的地步——啊，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以你所受过的教育和训练，怎么会跑到那样一个夜总会里靠挣小费过日子呢。难道你觉得你的青春，你的事业、前途，在那个醉生梦死的地方可以体现吗？可以让你满足吗？我觉得你的过去和你的现在十分矛盾。按一般人的观念来推断，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去干这种近似于卖笑为生的工作，是不是一种自暴自弃呢？这个问题从我第一天见到你我就百思不解，直到你昨天说你们队长一句话就断送了你的一生，好像有点印证了我的分析。
吕月月：我不是自暴自弃。我从公安局辞职以后，没有工作，我外语不太行，去不了外企。可我又非常需要钱，你知道，在夜总会里一个小姐要是做得好的话，一个月不会少于一个巴掌。
海岩：五千。
吕月月：对。没人恨钱。像我现在，每月光租这间破破烂烂的房子，就得八百多块。
海岩：当然比你在公安局挣工资多多了。可你觉得干这活儿有意思吗？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
吕月月：谈不上有没有意思。挣钱嘛，没办法。我最怕的就是陪客人喝酒，最多的时候我一晚上喝二十多杯白兰地，人都紫了（苦笑）。有时候真是把苦胆都能吐出来，还得去陪。一个晚上我就能为夜总会老板挣几千块甚至上万块，我这钱挣得不容易，是拿命在挣。
海岩：就一直这么挣下去？挣钱是你的生活目标吗？
吕月月：等挣够了，找个地方隐居去。
海岩：隐居？哦，月月，我过去一直试图用文字来研究中国女性的心理。前几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搞过一期“女性爱情心理研究专号”，上面打头条刊登了我写的一个中篇小说，写一个女人在十八岁到四十岁的漫长人生中，对一个男人的苦恋。据我的体会，恋爱，对一个男人来说，只是人生的一段插曲，而对女人来说，则常常是她的全部人生。你还不到二十四岁，还有无数未来。可你却说，队长一句话断送了你的一生，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让这句话断送的，只是你的恋爱呢？
吕月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你说恋爱是女人的全部人生，这话没错。因为恋爱、婚姻、生育，确实决定了女人的一生。但男人，男人只是在很短的一个阶段才需要这些。
海岩：月月，咱们也算是朋友了，作为朋友我很想知道一点你的童年、你的家庭……
吕月月：你找我不是为了那个小提琴的故事吗？
海岩：不，我觉得，关于你自己的故事，更让人好奇。你是生在北京吗？
吕月月：我生在东北，黑龙江密山。
海岩：那是你老家？
吕月月：不。怎么说呢，我母亲是北京长大的，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到东北插队落户，再就没回来。
海岩：也就是说，你姥姥家在北京。
吕月月：姥姥姥爷早不在了，我妈是独生女儿，所以北京早没什么亲人了。
海岩：你父亲呢，现在也在东北？
吕月月：我的父亲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佬，他的老家离中苏边界很近很近。很早以前我的祖上在那一带深山老林之中统治着一个非常大的庄园。那地方名叫刁林。如果按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标准，在我的曾祖父以前，我家属于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一类，以我们吕家在刁林一带的势力和行径而论，也够得上土匪恶霸一级的人物。我曾祖父有个绰号叫“黄半山”，他的庄园是一色的黄琉璃瓦的大屋顶，铺了半个山坡。黄琉璃瓦过去是皇室的专用品，臣民百姓绝对不准用的，用了就是谋反。可刁林那地方山高皇帝远，我的老祖宗占山为王，别说用黄瓦，他种了满山的鸦片，谁管得了呀。
我曾祖父这一代，是吕家的鼎盛时代，光是看家护院的子弟兵，就有二百多人，一律白马双枪。在当时的刁林，可算得上惟我独尊。满洲国时期，日本人也不惹他，还请他出面维持地方治安。抗联也想争取他，以为他有点侠肠义胆，时不常地跟他讲点民族大义什么的。其实我曾祖父八面玲珑，既不抗日也不反共，甭管是谁，只要不妨碍他种大烟就行。后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北，就是从刁林入的境。我曾祖父夜郎自大惯了，又没什么文化，别人跟他一说老毛子来打二毛子了，他就火儿了，说二毛子是我的朋友，老毛子凭什么来抢地盘。老毛子二毛子是我们东北土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海岩：知道，你们东北人管俄国人叫老毛子，管日本人叫二毛子。
吕月月：我曾祖父想在日本人面前露一手，做点仗义行侠的事。在某一天天没亮的时候就带着他那二百人，一色的白马双枪，很神气地到边境线的一个山口那里去堵老毛子。他想先把老毛子劝回去，不行的话就撂倒他几个，给他们个下马威。他们赶到边境山口时正赶上苏联红军的装甲部队过境，坦克车、装甲车、十轮大卡一辆接一辆隆隆开过，到中午还没过完。他们躲在山上看到山谷里烟尘蔽日，马达声震耳欲聋，看了将近一天，到黄昏时他们拖着枪回来了。我曾祖父一句话也没有说。
回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爷爷送到省里去读书，老毛子的铁甲部队使他明白了外面的世界无限大。我爷爷到省城上学以后，解放军进军东北，刁林也开始清匪反霸，土改建政，曾祖父的白马双枪的子弟兵很快瓦解，曾祖父后来被解放军当作土匪镇压，庄园土地全部没收。我爷爷和我父亲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戴着土匪恶霸的孝子贤孙的帽子，难见天日，没过过一天直腰瞪眼的日子。我妈就常对我说，吕家祖上一辈一辈的罪孽太大太大了，现在轮到你爸爸来还这笔债了。我爸年轻的时候长得英俊极了，人也特别老实，我妈就喜欢他这样的。要不然我妈这样一个出身没问题的知青，也不可能宁愿刀劈火烤嫁给他这样一个黑五类。我爸一辈子压抑，我和我妈就是他的全部寄托和光明。他在外面没地位，在家里也总觉得欠了我妈多少债，所以对我妈，对我，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们家虽然穷，可我从小就被宠坏了。可以说，在家里我什么活儿都不干，有一点好吃的好穿的，也都天经地义地归我。
海岩：你还有兄弟姐妹吗？
吕月月：没有。我爸也去世了。我妈还在密山农村呢，生活很苦。我想，等我挣够了钱，就把我妈接到北京来，北京现在没户口也能生活。
海岩：你怎么到北京的？噢，对，我忘了，你是大学毕业分来的。看来你的命还算不错。在密山农村能考上大学，又能分到北京，很不容易。
吕月月：就算是吧。
海岩：说一句不当说的话，老天爷还给了你另一份厚爱，那就是给了你一张这么好看的脸。我想象，一定有许多小伙子玩儿命地追求你吧。
吕月月：被人追求是令人厌烦的事。
海岩：女人有一种普遍的毛病，如果男人拼命追她，她会觉得很烦，如果男人不追她了，她又受不了。假使一个女人一生中从没被任何男人追求过，我想她无疑是最寂寞和最不幸的女人。
吕月月：你说的不错，但是我觉得女人只是喜欢自己感兴趣的男人追求自己，只有那种找不到男人的丑女人才把随便什么人的追求都当作乐事和虚荣。你知道吗，一个无聊的男人来追求你，只会是一种令人厌烦的纠缠。
海岩：月月，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值得探讨，你对自己的初恋感觉怎么样？很多人一生中经历了多次恋爱和婚姻，但在内心留下最浪漫最美好记忆的，还是初恋。如果你不特别忌讳的话，能不能讲讲第一个向你进攻的男孩子是什么样吗？
吕月月：（沉默片刻）第一个进攻我的人是个老头儿，那年我十六岁，他六十岁了。
海岩：啊，请原谅，我不是有意这么问的。
吕月月：没事，过去这么多年的事，我无所谓了。女孩子一般都怕和人谈这些丑事。你也许不知道，我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风流的、败坏的女人，是让男人不安分的女人。这些年难听的话我听惯了，所以脸皮也厚得不行。
海岩：别瞎说了，你才多大。
吕月月：所以我到夜总会去工作，很多人不觉得奇怪，可能反倒觉得我去那儿正合适，他们甚至觉得我肯定能跟有钱的客人上床。过去我们处里就有人说我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不好。他们毕竟是搞侦查工作的，有些人连我十六岁的事都探得一清二楚。
海岩：十六岁你应该还在上中学。
吕月月：就在我们密山县里的中学。我的校长，六十岁了，很喜欢我。我那时在学校里很出名，因为我唱歌唱得好。我们小县城里也有“追星族”，港台的追不着，大陆的也追不着，就追我。
海岩：你们校长六十岁了，也是“追星族”？
吕月月：不，他看上去完全是个持重敦厚的长者，不苟言笑，学校里师生们都很敬畏他。他平时对我很好，看见我总要叫住说几句体贴的话或者教导的话。有一天放学，我走得晚，碰上校长，我都走过去了，校长又叫住我，说有事正要找我，让我跟他去办公室一趟。我跟他去了。那是冬天，才四点多钟，天已经渐渐有点暗了。校长的办公室里生着一只火炉。我们进屋校长先把火捅开，然后问我，团支部有没有把入团志愿书给我，我说没有，没听说让我入团。校长说他跟团总支和我们班主任都关照过我入团的事，让我别着急。又说北京一个歌舞团到我们这儿来招小歌星，准备培养训练好以后和港台歌星去竞争，北京的专家看中我了。我一听高兴得都傻了。我问校长我行吗？校长说你条件、基础都不错，但人家选择很严格，首先身体要合格。校长说人家北京的人托他先给我检查一下身体，如果体形发育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推荐我。但这事得保密，如果让其他老师同学知道了都要来争对我就不利了。我听着点头，我才十六岁，小地方的孩子，什么也不懂，做歌星梦做得糊里糊涂，我只有点头，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又是校长。（沉默了一会儿）他让我把棉袄脱了，又让我把毛衣也脱了，最后让我把衬衣撩起来，露出胸，他用手碰碰我的乳头，说：“太硬了。”（笑）我还以为硬是不正常呢，很紧张，问校长我没病吧。校长没答，他拉上窗帘，打开台灯，他说你把上衣脱了，我说这屋子很冷。他让我站在炉子边上，亲自动手帮我解衣服扣子。他把我上衣脱下来，我脸上烧烧的，身子冷得起鸡皮。校长让我两条胳膊举到头上，他摸我的胸、肋和肚子。他冰凉的手，很粗，轻轻地摸得我痒痒的，一会儿又用力捏我的乳房，我放下手说校长我难受，我要冻着了。这时电话铃响了。校长说，这样吧，明天你再来，我明天提前把屋子烧热一点。明天再检查吧。
后来我就回宿舍了，恰好那天我爸从几十里外赶到学校来看我，一直在我宿舍里等着，问我怎么才回来，我就说了北京来人招歌星的事，也说了检查身体的事。我爸开始挺高兴，后来听着不对劲了，怎么还检查身体？他让我详详细细把校长检查身体的细节告诉他。我爸从来对我没大声说过话，家里要是炖了肉，几十里他也给我送到学校来。可那天我爸那样子把我吓坏了，我看他那样就不想再跟他说，他使劲打了我一个嘴巴，说：“你这个没脸没皮的孩子，你让人家玩儿了你都不知道！”
我那时突然恨我爸，我哭了就跑了。我也不吃饭了，我一个人跑了几十里回家找我妈，我晚上九点多钟才跑回家。我妈说你爸看你去了，怎么没和你一块儿回来？是的，我爸从那天开始再没有回过家。他当天跑去找学校的书记，书记说不会有这事吧，等我了解了解再说吧。我爸觉得书记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义愤和决断。于是又去找附近的派出所，派出所值班民警说这事最好还是找上级单位领导解决。我爸火了，自己去找校长理论。校长矢口否认，并且说保留控告我爸伤害名誉罪的权利。当晚他们在校长家门口争吵，争吵之中我爸推了他一下，校长跌坐在地上，昏迷过去，当时邻居帮忙送了医院。这时候派出所来人了，也是邻居叫来的，把我爸扣起来，扣起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日后叫我爸赔偿医药费和营养费。可没料到校长在医院里呆到第二天，竟然不治而死，诊断死于脾脏破裂。
原来校长以前就患有脾脏肿大的疾病，解剖证明他的脾脏比正常人大几倍。我爸推他时碰了他的脾，脾就破了。正常人当然是不会这样的。这样一来我爸就不是赔钱的问题了，他一下子成了杀人犯了。我和我妈听到他被逮捕的消息真是像听到晴天霹雳，后来我妈对我说过那时她曾有轻生的念头，但低头看看我，我才十六岁花儿一样，她不得不咬牙活下来。说实话当时我也有绝念，心想活着太没意思了不如死了干净，可有这念头的事我至今也没对我妈透露过。
法院开庭的时候我妈没去，她受不了审自己亲人那种场面。一个女人她有什么能耐去救自己的亲人，她只是哭，她连律师都请不起。出庭的律师是法庭代我们请的，不过还不错。这位没收我们一分钱的律师认定这事是意外事件，因为造成校长死亡的不是我爸的这一推，而是校长那已经病重的脾，我爸事先并不知道他的脾有病，因此不具备杀人的故意。在争吵中推了一下最多构成治安性质的问题，谈不上犯罪。但是检察院说校长是死于脾破裂，而我爸那一推是造成脾破裂的直接原因，与死亡构成因果关系，应以过失杀人论罪。最后法院来了个折中，说我爸那一推绝对构不成杀人，但我爸应当知道这样推一个年纪较大身体较弱的人可能会造成身体伤害，但我爸没考虑到这点，因此构成过失伤害致死罪，判了有期徒刑两年半。
我爸判了刑，校长开了追悼会。一荣一辱，格外鲜明。校长从教三十年，在当地有点名望。追悼会县里不少领导来参加，挺隆重。
追悼会后有人把校长的悼词从门缝里塞到我们家来。悼词上全是溢美之词，什么为人师表、德高望重。我被他检查身体这件事没有人愿听，也没有人愿信。同学和老师都在议论我，我没法再上学。后来我的中学课程全是我妈在家教我的。我退了学，到我们乡办工厂修了一年多的农机。你知道，这活其实不适合女孩子干，每天一身油污。要生存只有去干，没办法。
海岩：你爸爸后来出来了吗？不是就判了两年半吗？
吕月月：他在刑期快满的时候死了，死于工伤。据说是盖房子时砸死的，后来监狱领导送来他的遗物和一个奖状，上面写着“改造标兵吕小安”。我爸一生没有任何荣誉，一个土匪的后代，一个农民，精神上和生活上都极困苦，连这个以死换来的标兵称号，我和我妈都拿不准要是挂在墙上究竟是光荣还是耻辱。
海岩：后来挂了吗？
吕月月：没挂。
海岩：可你后来上了大学，又来了北京，也总算能告慰你父亲了。
吕月月：我现在每月都寄钱回家给我妈，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爸没能用上我挣的钱。
海岩：你的经历更使我感到，一个美好的容貌，是女人的武器，也是女人的麻烦。越是容貌好的女子，越不容易有一个好的名声。
吕月月：男子名声好坏并不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女人真正愿意嫁给一个正人君子。你没听人说“男的不坏，女的不爱”吗？但是一个女人的名声就是这个女人的生命。因为没有一个男人不在乎女人的贞操和品德。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男生，喜欢我，互相闹得你死我活。年级老师、党团组织，都出面做工作，帮助教育。结果他们都没事了，我竟不明不白地背了一个害人妖精的恶名，让那些一心读书的良家子弟，敬而远之。其实我从十六岁开始就讨厌男人，对于男女间事，从心里就恐惧、反感，觉得肮脏罪恶。因为校长检查身体那件事闹出的轩然大波，使我无脸见人，精神上太受刺激。你想我才十六岁，头一次听懂这种事的时候就成了丑角。从那以后，我心理上也许是有点变态的。
海岩：问你句玩笑话，现在你是不是讨厌一切向你靠拢的男人，比如，薛宇，你讨厌不讨厌他呢？
吕月月：（斟酌片刻）唔——开始并不喜欢，他长得有点像我的一个同学，那同学追过我，很讨厌。后来，我觉得薛宇是个很忠诚的人，有忘我的一面。我不喜欢蝇营狗苟的男人，薛宇很正义，不自私，只是他的心眼儿太小。有一次干部检查身体，医生在薛宇的体检表上填了“心界不宽”这样一句。我就笑他，你看，医生都说你的心眼儿太窄。他说你别德行了，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章(2)
海岩：今天时候快到了吧。今天很荣幸听你说了许多你的往事，非常谢谢你给我这种信任。
吕月月：这些事我从没跟人说过，有些事对我妈都没说过。我这人不知怎么搞的，对朝夕相处的亲人和朋友常常无话，有时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却能一诉平生。是不是也算一种变态？
海岩：不不，我有时也这样，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心情。
第5次谈话
吕月月：昨天我们谈到哪儿了？我现在记性特坏，喝酒喝多了伤了脑子，醉醒之后什么都忘了。
海岩：昨天谈了你的身世，上中学和上大学时的一些事情。嗯——好像就这些。
吕月月：今天你想听什么，关于我的过去，还是关于那把小提琴？
海岩：我都有兴趣，无论是你过去的生活还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案件，对我来讲听着都很新鲜。你讲什么都可以。吕月月：那我们还是接着把这个案子谈完吧。
海岩：好的。听了你前两天谈的情况，这个案子我似乎听出点门路了。潘氏家族、天龙帮和你们——中国的警察机关，都在争夺这把小提琴。你们现在已经把潘氏家族的少爷潘小伟、天龙帮的成员罗依都抓在手里了，要追回小提琴，看来是有点戏了。
吕月月：我上次讲了，潘小伟在香港和内地都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前科。他在北京的身份只是一个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合法的旅游者。我们现在要通过他了解小提琴的下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得看住他，不能让他跑了，其次呢，才是接近他，做他的工作。当然，我们还要保护他，至少得保证他在北京、在大陆，不能出事。
海岩：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吕月月：首先是要给他换一个住的地方。也就是说，得让他再次搬家。副队长李向华主张换个远一点的饭店，比如，香山饭店。香山风景区远离闹区，犹如世外桃源，既可躲避天龙帮的耳目，又可在山林村野之间赏心悦目，有利于潘小伟调整心情。
伍队长对此不大赞成，说那地方太远，我们自己来来往往，时间耗在路上太不方便，而且那饭店在香山脚下，周围山深林密，地形太复杂，万一有事，给我们自己找麻烦。想来想去，觉得天龙帮势必穷追不舍，在北京到处找他，不如出其不意来个灯下黑，就把潘小伟挪到与港华中心半步之隔的亚洲大酒店去。
海岩：潘小伟受了那场惊吓，这会儿缓过劲儿来了吗？
吕月月：比我们想象的要平静多了。原来我们只想象他是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娇生惯养。家里又一直不让他搅进黑社会活动中去，所以肯定没见过什么世面，没经过什么风险。我们都没想到他居然镇定得这么快，当天夜里送他回港华中心时就已经看不出他脸上一丝紧张不安的表情了。不过他对跟他谈话的伍队长和刘保华表现很冷淡，问一句答一句，不十分合作。那天晚上在处长家处长说得很对，潘小伟毕竟是在黑帮家族中长大的，就算一直超然局外，也不可能没感受过一点腥风血雨。所以罗依对他的袭击，是不会使他一下子吓破胆的。而且从这种家庭出来的人，对警察也有天然的反感和戒备，不会一下子就相信我们、依靠我们的。
第二天早上，伍队长和刘保华去了港华中心，跟潘小伟说要给他换个酒店住，潘小伟态度很不友好，坚决不去。问他为什么又说不出理由。伍队长没办法，就吓唬他，说昨天究竟是罗依要杀你还是你要杀罗依，我们一下子还搞不清楚。警方需要进一步详细调查。你作为这个案子的当事人，一定要和警方合作，否则后果对你不利。
这席话说得潘小伟直犯愣，这下他才明白，他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自由了。因为他已经无可置疑地陷进一个谋杀案的悬局之中，一旦说不清，接踵而至的就可能是一连串的法律问题。另外，他来大陆本来是很秘密的，在他的家庭与天龙帮闹翻的第二天，是他大哥用手持电话通知他赶到鲤鱼门的一家小小的海鲜馆去，在那里他取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去北京的飞机票和大哥的几句短语。在前一天晚上的火并时，他正巧在同学家参加一个聚会没有回家。那天半夜大哥来电话告诉他不要回家。但没说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通过电视新闻，才知道潘家和天龙帮已经开战。他往家里挂电话，整整一上午没有人接，下午大哥来电话要他立即去鲤鱼门。鲤鱼门那个海鲜馆的老板娘把他大哥已经替他准备好的皮箱和第二天的机票一起交给了他。他当晚没有地方去，就按大哥信上的要求，在香格里拉酒店开了一个房间过了焦灼的一夜，第二天就搭机北上了。可天龙帮居然这么快知道他的去向，真可谓天网恢恢。
潘小伟现在究竟面临什么形势，他自己已经无法预料，他不靠中国警方的保护能不能安全生存确实没有把握。所以，他想来想去，只能收拾行李跟着伍队长离开港华中心去亚洲大酒店。伍队长见他初步就范，趁热打铁地又向他规定了几条：第一，在他和罗依这个案子没有结束调查之前，他作为当事人不能离开北京；第二，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暂时不能和外界联络，包括对自己的家人，都暂时不要把昨晚的事和他现在的住址透露出去。这两点，潘小伟当时都同意了。
到了亚洲大酒店，伍队长让刘保华以平安旅行社的名义代潘小伟开房间，酒店的总服务台说普通的标准间全满了，要住只能住大套间。刘保华问潘小伟住大套间每天要180美元，行不行。潘小伟说无所谓，于是就订了套间。
到底是有钱人！
那天早上我去了公安医院，去看看小薛。我去的时候小薛正和医生交涉着要出院。一直在公安医院住院的老焦也在，老焦先是帮着医生劝小薛，后来又帮着小薛劝医生，在医生同意小薛出院之后老焦竟又得寸进尺地也要求出院，被医生训了一顿。老焦是太关心这把小提琴了。他见我去了，拉住我絮絮叨叨，说这案子他最熟悉情况，应当出去帮帮忙。他一会儿抱怨医院现在只知道赚公家的医疗费，有点毛病就让住院，住院一天光病床费就收十二块钱；一会儿又抱怨领导不让他参加这案子的工作是对公安战线“宝贵财富”的漠视，以此又断定这案子肯定要走他过去已经走过的弯路。
在刑警队里，也就是伍队长老焦还看得上，李队长还有刘保华这些人他根本看不起。当年李向华跟老焦搭过档，是给老焦打下手。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做徒弟的后来居上了，老焦心里不服也没用。我要是老焦我就不这样，徒弟出息了，是师傅的光彩。老焦这人特认真，也是心眼儿小了点，再就是有点一根筋。住院以后又有点像祥林嫂，一点事情没完没了翻来覆去磨叨个没完。
我跟老焦说你别着急，这案子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到了关键时刻再来请你出山不迟。老焦也笑了，说还是你这丫头最会说话，你说的话最让人爱听。
你知道吗，老焦一直想认我当他干女儿。
那天上午我陪薛宇回到队里，队里的人都出去了。伍队长带刘保华去了港华中心，李队长带纪春雷去公安医院审问罗依，办公室里就我和薛宇两个人。我们俩就坐下来闲聊了一会儿。薛宇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医院，第一次就觉得特没劲儿。他用鼻子使劲闻自己，说总觉得沾了一身来苏水的味儿。我问他头还疼不疼，他说怎么不疼你摸我这儿，我用手去摸他的头，摸出一个隐隐的大包，我问需不需要给他揉揉。他说需要当然需要，就是不忍心麻烦我，而且不希望我觉得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娇气。我说那算了，你就死要面子活受罪吧。我反过身子不理他。薛宇说我怎么就摸不透你，老焦说你嘴甜，我怎么就没这感觉，有时我觉得你都不像个女孩子，你的心太硬，太冷。我承认我是对薛宇比较冷淡。我是故意比较冷淡。因为薛宇对我太热情了，我不喜欢这样。
海岩：身边总围着一堆男人的女人都不明白，女人最悲惨的，其实是寂寞。
吕月月：可是男人一热情过分就总让我想起大学里那几个没皮没脸的男生。如果薛宇庄重一点，矜持一点，我反倒觉得他可贵。也许是让大学里那几个男生闹的，我似乎意识到我喜欢成熟持重性格内向的男性。那时候甚至我想也许我应当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我的朋友。
海岩：你说的这个大一点，大概是大多少岁呢？你认为男女之间差几岁为合适呢？
吕月月：男的比女的大个十几岁，我都能接受。
海岩：大十几岁很正常。中国解放以前，农村里喜欢早婚。但中国的早婚和印度的早婚正相反，中国是女大男小，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嫁一个十二三岁甚至更小的小丈夫，这不过是男家花钱买一个干活的劳动力而已，是农业社会的害人的陋习。青春旺盛的大姑娘整天哄着一个不熟人事的小孩子，你想想哪有女人的满足感？等到男孩长大成丁，女的已经柳谢花残了。依我的看法，男女生理和心理的成熟期和衰退期并不是同步的，所以科学地说，结婚应该男大女小，差个十岁左右也是合适的。
吕月月：薛宇比我大不到三岁，可我总感觉他好像和我同岁，还像个小孩子似的不稳重，说话冲、爱发议论、好争论、好表现，这点我不喜欢。
海岩：薛宇说你太硬太冷，你怎么说呢？
吕月月：我听不惯他这样教导我评论我。我说你这孩子是脑震荡的后遗症吧。我要怎么样才不冷不硬呢？
海岩：这不等于吵起来了？
吕月月：没事，反正屋里没人，人多的时候我一般很给他面子，他很要面子。后来伍队长来电话了，是从亚洲大酒店来的，他说让我和薛宇中午吃完饭马上到他家去，他有事要找我们说。
中午我和薛宇一起去了队长家，骑车去的，路上薛宇问我过两天我过生日希望他送我什么生日礼物。我说随便，送不送都行。薛宇说他不想送实用的东西，人不能一点浪漫都没有，应该送有纪念意义的。送个生日卡上面写上自己的一首小诗怎么样？我说行，不过别把浪漫写得太肉麻太小儿科了。薛宇说你这人真没劲老打击我情绪。
我们到队长家时，队长正在给儿子做饭呢。照例做了足够吃两天的饭菜。伍冬冬见了我和小薛挺高兴，拿出学校发给他的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向我们炫耀。笔记本是他在学校文艺表演中获奖的奖品，看上去漂亮但一眼就知道是很便宜的那种。
伍冬冬问我上次答应他的事忘记没有。我还真忘了，我说我答应你什么了。冬冬说答应送我一把大人拉的小提琴啊。他爸爸在一边马上训斥，“嘿，你现在怎么学着和人要东西啦？”
伍冬冬争辩说：“你早答应买的，一直说话不算话，月月阿姨要是给我买了，咱们可以把钱给她嘛。”
我对冬冬说：“对，我答应过你，而且保证说话算话，可这几天一直没空上街，不信问你爸。”
队长说：“你别给他买啊，别惯他这毛病。”
队长又问薛宇头上的伤怎样，要紧不要紧。薛宇因为刚才和我小有口角，所以情绪不高，说没关系，就是让那小兔崽子打了一个蒙。
队长让我们在客厅里等着，他仍然在厨房里收拾，一边谆谆嘱咐儿子晚上热饭的时候一定要等开了锅再端下来吃。冬冬说知道，队长又叮嘱热完饭想着关煤气。冬冬有些不耐烦，说我知道，队长说知道什么，上次就没关，差点把我熏死。我在客厅听着，觉得为人父母真不容易。
等侍候伍冬冬吃完午饭上学去了，队长才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向我们介绍情况。
“潘小伟已经挪到亚洲大酒店去了，现在住在904房间。”队长说。“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一，是保护他；第二，是做他的工作，争取他能向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小提琴的情况。你们俩的差事很简单，从今天下午开始，小薛，要以亚洲大酒店客房服务员的身份，到潘小伟住的楼层去工作。月月，以平安旅行社导游小姐的身份，陪同潘小伟观光游览，既保护他的安全，又掌握他的行动。你们明白了吗？”
薛宇说：“明白了。”
我说：“不明白。”
我问：“叫我陪他没问题，但有些事要事先给我一个处理的原则才行。比如他要是和外人接触怎么办，他要是给香港或其他什么地方挂电话怎么办，他要一个人出去怎么办，我管不管？要管，怎么个管法，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呢还是把他铐起来？”
队长说：“月月，你别跟那些老侦查员学油了，在咱们队里有句老话——谁能把领导给难住，谁就有本事。你也想来这套是不是？告诉你，干咱们这行，什么事都得自己动脑筋，提问题谁不会，碰上情况你自己去想办法，别让我教你！”
我说：“我哪儿敢难为领导呀，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处理。今天我不拿你当领导，你就算我老师吧，你告诉我要是出了那些情况怎么处理才妥当。”
队长这才得意了，说：“这些问题你们在刑警学院上大学老师没教你们吧。哼，我不是说的，那些讲师教授净是纸上谈兵，没几个真搞过案子，理论能编一套一套的，光侦查两个字的定义，就能讲一节课。可要真让他们操作一个具体的侦查过程，就算能搞下来，也得是冤假错案。”
我笑着吹捧：“要不说想要有真本事还得拜您为师呢。”
队长说：“你放心，我今天上午已经和亚洲大酒店的保卫部布置好了。潘小伟房间里的电话，酒店已经做了处理，只能打进来，不能打出去。你别忘了，他的钱包可还在我们手里，他现在身无分文，连打投币电话都没法打。他要是和什么人接触，你即便当时没法制止，也一定要掌握他接触的是什么人，年龄、相貌、性别、装束，怎么和他接触的，等等，你得清楚。他要是想一个人出去，那不行，就明告诉他不行，不安全。我想他现在不敢不听我们的。”
薛宇在一边冷冷地说：“潘小伟英俊少年，是个小白脸。你别中了人家的糖衣炮弹，别让人家给腐蚀了就行。”
薛宇这话我觉得特别刺耳，因为我在中学和大学里听到过很多关于我的这类刺耳的话。所以我特敏感，我忍不住抢白他，我说劳您这句话提醒，看来我这回还真得犯一回错误，你就等着瞧吧。
第6次谈话
吕月月：咱们每天这么闲聊您觉得有意思吗？您是不是特别想早点知道这把小提琴的结局？
海岩：不，一件事的结局固然很重要，但真正有意思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常常体现在事情的过程上，结局有时反而不那么重要。
吕月月：那天中午我和薛宇在队长家领了任务之后，回到办公室准备了一下，我回家，啊，也就是回我妈临时住的那个地方换了件稍微时髦一点的衣服，去发廊匆匆做了做头，就去了亚洲大酒店。我得收拾得像导游小姐模样。
海岩：你这种女孩用不着特别打扮，不打扮也很夺目。
吕月月：我的好衣服大部分都是这两年到夜总会工作以后买的，我跟你说过，我大学毕业以前家里很穷，上大学后我妈每月给我寄100块钱，一个月的吃喝、买书、零花、买衣服统统全得在这里边开销。上班以后稍稍宽松些，但要买好衣服肯定不行。干警察能有几个钱？
海岩：我觉得你很会打扮，分寸感好。
吕月月：以前我根本不会化妆，可以说是到夜总会以后才慢慢学会的。在夜总会那种地方上班，妆要化得稍微重一点，不能太淡了，否则老板觉得你无精打采。那天我也简单化了点淡妆，很淡，可薛宇看了就说又不是办喜事，干什么涂脂抹粉的。我说你闭上眼别看我。薛宇又改口，说讲实在话你稍微一化妆，那些电影明星全没戏了。（笑）
我们那天是下午四点多钟一起去亚洲大酒店的。薛宇让等候在门口的一位保卫部的干部领着，悄悄从酒店的职工出入口进入饭店。我从正门进去，直接上了九楼，按响了904号房门。
开门的是刘保华。他冲我点了一下头，放我进去。这是一个很豪华的套房，刘保华让我坐在外屋的沙发上休息，并且帮我倒茶，他小声说月月你今天可真漂亮。我问他队长来了吗？他用手指指里屋，我这才注意到里屋有人正在交谈。队长、副队长和处长他们三个人都来了，正在里面和潘小伟谈话。刘保华进去，附在队长耳边说月月来了。队长点点头，叫我和刘保华在外面等一会儿。
我们就在外边等。
里边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我用力去听，从口音上听当然是潘小伟的声音。他在说小提琴的事情。
“小提琴的事我很早是听我家的一个菲佣讲起的，她讲是我大哥在一个做古董生意的黄老板手上买的，那黄老板最初开价五万美元，最后以一万美元成交，卖给我大哥的。这些事情菲佣从哪里知道的我不清楚。”
接下去是处长的声音：“据我们知道，这把小提琴的价值至少在百万美元以上，做古董生意的人不会不清楚吧，一万美元怎么舍得割爱？”
潘小伟说：“我只知道这把琴是黄先生从一个大陆人手上买下的，可能很便宜的，他们做古董商的我相信应该明白这东西的来路不是很合法，这琴是没办法公开标价去卖的！弄不好警察是要来查他的。黄先生和我大哥很熟，是老朋友了。以前好像欠过我大哥的情分，所以很便宜就把它卖给大哥了。我大哥胆大，一般人有钱也不敢买这种黑货的。”
伍队长这时候开口问了一句：“这琴你大哥买了，他是不是就再拿出去卖呢？”
潘小伟说：“我不管他的事的。”停顿片刻，又说，“他手下一个马仔说好像他把琴送到泰国去拍卖过。可我大哥不肯透露我们家族的身份，所以没有卖掉。人家花这么多钱，又不知道卖主是谁，一般不肯担这个风险的。当然也可能是大哥开价太高了。我不大懂收藏，我觉得有了钱应该做别的事情。”
李向华问他：“开价多少你知道吗？”
潘小伟说：“我不知的，我大哥不和我谈这些事。过去我父亲在的时候就不许我知道这些事，他也不准我大哥教我这种事情。”
伍队长问：“现在这把琴还在你们家吗？”
潘小伟对伍队长他们这种连珠炮似的刨根问底似乎有点反感，闷了一会儿，没好气地说：“我没见过这把琴，我不知呀。”
里屋沉默了片刻，处长开口，他说：“潘先生一直是在台湾和美国念书，今年大学刚毕业是吧。据我们了解，潘先生无论在台湾、美国还是在香港，都是认认真真读书，本本分分做人的，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违法活动。我们是很赞赏潘先生这种立身处世的生活态度的。”
潘小伟这时插了一句：“谢谢老先生夸奖。”我们处长有五十多岁了，显老。
处长见潘情绪有缓和，就又往深里说下去：“潘先生虽然一直在国外生活，但毕竟是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知识的年轻人，我相信潘先生是有一份爱国热情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潘先生能够不计个人和家庭得失，积极协助中国政府收回这件失踪的国宝，中国政府也会记住潘先生对祖国的这份贡献和爱心的。”
处长虽然说的全是大道理，可对潘小伟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鼓动的作用。潘小伟犹豫片刻，终于说：“小提琴，可能，在我大哥手里。我爸爸去世后，家里现在是我大哥掌门。这样的事情是他说了算。”
李向华说：“我们就是希望你能多做说服工作，说服你大哥交回这把提琴。”
潘小伟没有搭李向华的腔，沉默不语。处长显然是不想再度谈僵，适时补充说：“我们可以按照当初潘家买这把提琴的价格给你们做出补偿，不让你们吃亏。”
潘小伟说：“你们应该知道的，以我大哥的脾气，再拿一万美金买回去，恐怕……他会觉得太便宜了。”
潘小伟这样一说，处长的话有点不客气了，“你大哥应该知道的，你们手里的这把琴，是中国政府通缉追缴的国有财产！这把琴拉出的调子，可是带着火药味儿啊！”
处长的口气听上去好像挺轻松的，其实话说得很重。里屋一下子像被这句话打哑了，没人再吭声，气氛显然已经非常僵了。刘保华原先在看客房里摆放的外国杂志，这会儿也放下来屏息去听里面的动静。好半天才听到潘小伟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琴在我大哥手里。”
这场谈话不欢而散，可能是潘小伟的少爷脾气上来了。处长和李向华走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送出客厅。处长的脸青着，离开904房间时看到我，只严肃地点了一下头。
伍队长没跟他一起走，他把潘小伟从里屋叫出来。
“潘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潘小伟没精打采地从里屋出来，看见了我，他好像从未见过似的上下打量着我，我看到他眉宇间闪过一丝笑意。
“潘先生，”伍队长向他介绍，“这是平安旅行社的导游吕小姐，她是专门来陪你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的，我想，你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
潘小伟那时完全没有认出，我就是前一天晚上用手枪顶住他脑袋的警察。当时他眼前忽然出现这样一个打扮入时的漂亮小姐，他有点蒙。我还算漂亮吧？
海岩：当然，打扮起来，可以说很夺目。
吕月月：他的情绪立即好起来，眼睛亮亮地看着我，对伍队长说：“我们当然会相处得很好。”然后又主动向我伸出手来，“很高兴认识你，”他说，“我们会相处好的。”
我们握了手，我说：“我们早就认识。”
伍队长建议大家坐下来，谈谈这几天的游览日程。潘小伟说好好好，我头一次来北京，哪里好玩我一点都不知道，随你们安排。他对我十分殷勤，拉开冰箱问我喝什么，我说不用客气我不想喝。他说来杯番茄汁吧，对女人的皮肤很有益，我说谢谢不用了。伍队长说月月你就喝吧，没关系。你太客气了，潘先生会拘谨的。潘小伟把番茄汁倒在一个刻花水杯里，放在我面前。那是我头一次喝那种东西，喝不惯。
对日程的安排其实早就定了，是伍队长根据我对北京主要名胜古迹的熟悉程度选定的。跟潘小伟说了说，他当然提不出什么意见。然后队长以安全考虑为由，要求潘不要自行对外联络，不要单独离开饭店，在外出活动时，要听从吕小姐的指挥，如此等等交代了一番。
潘小伟笑着看我，说绝对服从吕小姐指挥。这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潘小伟其实在住进亚洲大酒店之后不到两个小时，就已经和他的家族建立了联系。
在我们这边与潘小伟见面的同时，薛宇由饭店保卫部的干部领着，来到保卫部办公室，在那儿他领到了一套客房服务员的工作服……
海岩：等等月月，你说潘小伟已经和他的家族建立了联系，我没听懂，他是用什么方法联系上的？
吕月月：从前一天夜里我们把潘小伟送回港华中心开始，我们就严密地对他进行了监控，当天夜里潘小伟没有离开房间，也没有人进过他的房间，我们第二天早上帮他办理退房结账的手续时，也没有发现账单里有电话费用。港华中心是用电脑记录客房电话费用的，无论是国际国内长途电话还是市内电话，只要一打肯定会有电脑账单出来。我们把潘小伟送到亚洲大酒店以后，照例也设了两名外线侦查员盯住他。当天中午伍队长在他家给我和薛宇布置完任务，下午他和处长、李向华他们一起赶回亚洲大酒店，在上楼见潘小伟之前，先听了一下外线侦查员的汇报。外线说潘小伟中午下来在一楼的夏之原餐厅吃饭，其中有一个外线跟进餐厅要了杯咖啡边喝边装作看报纸，没发现潘小伟在吃饭时和任何人接触，吃完饭以后潘小伟在一楼商店和大堂等处转了转就上楼回房去了。他房间里的电话也被控制了，所以，我们都认为潘小伟至少在这时候还无法和外界联系。
其实问题就出在他中午吃完饭在大堂各处散步的这段时间里。
他在餐厅吃饭时就已经发现有人跟踪他，因为跟他进餐厅的外线侦查员穿的西服不很合身，中午吃饭时间不吃饭，只要一杯咖啡，喝一小时，全让他看在眼里。
海岩：为什么不吃饭？
吕月月：大饭店里的饭，吃得起吗？喝一杯咖啡就要将近二十块钱，这钱回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报销呢。有的侦查员以为进饭店穿件西服便于掩护，可他们那种低档西服土里土气反而显眼。潘小伟从餐厅出来，在大堂和商店里转悠，三转两转把外线给甩了。外线脱梢五六分钟，才在商务中心附近又看见他。他那时已经在商务中心偷偷打完电话，正装模作样地端详摆在过道的艺术品——一只木制的大帆船。对这五六分钟的失控，外线可能是怕受批评，料想也不会有什么事，所以在汇报时只字未提。
海岩：你前边不是讲过，潘小伟钱包在你们手里，他不是身无分文吗？
吕月月：我们也忽略了，只想到他凭手里的房卡和客房钥匙可以在饭店餐厅里签单吃饭，在商店可以签单购物，在娱乐中心可以签单玩任何项目，没有钱包不会影响他在酒店的正常生活，但我们都糊涂，他同时也可以在商务中心用签单记账的方式，随便打多少个国际长途电话。
海岩：他在那儿给他家里打了电话？
吕月月：他打了大哥的手持电话，他把自己这几天发生的情况以及受到警方“保护”的处境，告诉了他大哥。由于时间不允许他细谈，他只是简单说了上面的情况和他的住处，约定了以后联络的方法。
海岩：别看他年纪不大，倒是不慌不忙，像是蛮有经验。
吕月月：不要说我，连我们队长处长在内，开始都被他那张单纯无邪的娃娃脸和短暂清白的历史迷惑住了。我们当时忽略了这样一个因素——他毕竟出身在一个黑帮世家，而且他在北京人生地疏，面对着警方有所用心的保护，背对着天龙帮难以提防的追杀，他怎么能不以百倍的镇定和智慧来应付眼前的一切呢。作为一个已经成年的男人，他就是再单纯，陷入这样的绝境，也能很快迫使自己老练成熟起来。
海岩：人真是这样，要不说战争年代十八岁就能当师长呢。不久前因为要写一篇专访，我看了一些地方革命斗争史，二三十年代共产党很多县委书记，出生入死指挥多少万人的抗租暴动，翻到后来一看，不过二十来岁，真是应了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
吕月月：潘小伟算不上英雄，可他的这种经历，也不是一般二十来岁的当代青年所能有的。
海岩：对了，你刚才说到薛宇领到了一身饭店客房服务员的工作服，后来他怎么样了？
吕月月：薛宇？啊，薛宇这个人一向是很自信的，他常常说干侦查员这一行就是一个超级万金油。这话可不是贬低自己，他这个比喻是极为得意洋洋的。他心中的偶像就是以前苏联的著名间谍，人称千面人的阿贝尔。他最佩服过去书上描绘的那种通晓各种职业的全能侦查员。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和他一样，被老师的这类鼓舞和惊险电影的情景制造出种种幼稚的幻想。现在才知道现实生活中这种全能英雄是根本不存在的。薛宇的天真之处就是在幻想的时候爱把自己摆进去。摆来摆去他竟真觉得自己也无所不能了，至少干一样懂一样。
那天薛宇穿上客房服务员的工作服很得意，上楼前并没有认真记住饭店保卫部的人跟他介绍的种种他必须熟知的规章制度，带着一脸机警上楼去了，结果没出半小时就损失了将近半个月的工资。
海岩：怎么回事，他丢钱了？
吕月月：他头发太长。饭店里对服务人员的头型规定极为严格，要整齐，每天要吹，要涂油，前面不能盖脑门，两边不能盖耳朵，后边不能压衣领。薛宇上楼以后，正巧碰上客房部的一位主管查楼，一看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当场就罚了他五十块钱。他解释自己是新来的，不知道这规定，人家马上盘问他是否经过培训部的培训，有没有上岗合格证。他一看要露馅，赶快把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交了出来。
没过十分钟，饭店服务质量检查组又来检查楼层工作间，他不认识他们，没用敬语打招呼，结果又给了他一张三十元钱的罚款单。这下他急了，因为这两笔钱真不知道回处里是否能报销。就算财务科给报了，也得给人留下笑柄。所以他竭力解释，说我是新来的，我不认识你们，下次我一定老远就和你们打招呼。人家说不是让你和我们打招呼，饭店的规矩，面前都是客，都得用敬语问候问候，见着客人一定要养成问好、让路的习惯，你培训过没有？检查组又把九层的领班叫来训了一顿，三十元钱也是领班替他垫上的。
海岩：都是当场交钱吗？这种管理方法也太生硬了。
吕月月：这种合资企业员工的工资高，但确实很累，管得也严，严得你整天精神高度紧张。有的饭店实行过失单制度，犯一次过错，不罚钱，只填一张过失单，第二次犯错，再给你一张过失单，第三次再错，不用给单子了，你就走人吧。照这种制度，薛宇半小时内已经把全部机会用完了，再有过失，只有滚蛋了。亚洲大酒店实行大奖大罚、现奖现罚的制度，一有过失，最少交三十，而且马上填单子收钱，看起来严，其实比三次过失就开除的制度，给人心理上的压力要小得多。像我现在干的这家夜总会更厉害，老板看你不顺眼，一句话，你第二天别来了。
海岩：那你们可以跟饭店保卫打个招呼，把钱要回来给薛宇不就完了。
吕月月：那怎么行，薛宇上九楼当服务员，只有饭店总经理、保卫部经理、内保科科长、客房部经理和九楼领班五个人知道。伍队长再三跟饭店保卫部交代，千万别扩大知情面。这年头，人们的保密意识都差得很，知情面一大，难免有人当故事传来传去。用不了几天，亚洲大酒店上上下下说不定都能知道九楼新来的那家伙，是个便衣警察！
第7次谈话
海岩：月月，前几天咱们谈话的记录你看完了吗？
吕月月：看完了。昨天下班回来就看，一直看到早上天亮。
海岩：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些地方的记录与你的本意和事实有出入？
吕月月：总的还行。我真佩服你们这些当作家当记者的，笔头子真快，我没想到你把什么都记下来了，连我的表情有时都记了一笔。
海岩：我们这些人，当官不成，发财无术，身无一技，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靠这支笔杆子糊口了。
吕月月：什么事经你们一写，就有点像小说了。一像小说，看着就有点假，不过你要问我假在哪里，我又说不出来。
海岩：我们接着谈，昨天谈到你和潘小伟见了面，谈到小薛上楼被罚了钱。
吕月月：（笑）小薛特窝囊。不过这样挫折他一下，对他有好处，不然他老是自我崇拜，得意的不行。
海岩：你和潘小伟见面以后怎么样了，潘小伟那天的情绪还不错，是吗？
吕月月：那天伍队长和刘保华先走了，他们让我留下来给潘小伟介绍介绍北京的名胜古迹什么的。队长他们毕竟不能总陪在那儿。
海岩：潘小伟好像对你印象还挺好。
吕月月：我想是吧。开始我还担心他对人太冷，不好接近。因为刘保华跟我说这人是小孩儿脾气，说话噎人，对伍队长、刘保华他们一直也没有太多的话。伍队长他们不可能整天陪着他，而我的任务，则是尽量多地待在他身边。他要总是冷着脸沉默寡言，那我多难受。幸好，他似乎对我还算接受。那天伍队长和刘保华走以后，潘小伟提议和我一起到楼下的酒廊里去坐坐。我说行，就跟他一起下楼了。
在九楼的电梯门口，我们正好碰上装作在搞卫生的薛宇。潘小伟冲他点了点头，笑了一下。这一笑一点头，当然带有抱歉的意思。但薛宇挺讨厌他，没表现出一点谅解的回应，也可能是刚刚被罚了钱，心里正撮火。不过倒是给罚出记性了，他没忘了板着脸对潘小伟说了一声“下午好，先生”。
我和潘小伟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以后，潘小伟对我说：“这是你的同事吧。”
第三章(1)
我说：“是啊，他也是来保护你的。”
他说：“他没事了吗？”
他问的是小薛的伤。我说：“没事了。”
他眼睛盯着电梯的顶灯，说：“我非常不好意思。”
我说：“没事，俗话说，不打不成交。”
电梯到了一楼，往左手拐，有一个酒廊，名叫“香港酒廊”。我们进去，找了一个舒服的角落坐下来，他要了咖啡，我不懂应该要什么，就随他一样要了咖啡。
在这以前，我是很少有机会进这种豪华酒店的。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这样舒适华贵的地方陪一个年轻的男人喝咖啡，心理上多少有点不自然，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坐姿举止是否合乎所谓上流社会的规矩，也不敢肯定我往咖啡里加奶的动作有没有露怯。
潘小伟坐在我的对面，拿眼睛直直地看我。他的眼睛又黑又大，带着不动声色的笑意，又不失纯真。
我问：“怎么，觉得我面生吗？”
他说：“不，我们昨天见过面，你用枪顶得我好痛！”
我笑了，觉得他的样子很好玩。他也笑笑，说：
“你是个新手，我一看就能看出来。”
我说：“那你眼拙了。”
他问：“什么？”
我说：“你看错了。”
他问：“你多大？”
我说：“你不是一直接受美国的教育吗，怎么能上来就问女士的年龄。”
他笑笑：“你不过是个小女孩，美国男人喜欢打听小姑娘多大了。”
我说：“我肯定比你大，你看上去还是个学生。”
他说：“我二十一岁，你呢？”
我说：“你猜吧，猜出来告诉你。”
他装大人地微笑着：“猜出来还要你告诉我？我猜你中学刚毕业吧。”
我说：“我大学毕业都一年了。”
他做惊异状：“大学？你有这么大吗？”
我说：“我已经二十二岁了，可以做你的大姐。”
他摇头不信：“没有这么夸张吧……”
我说：“后天是我生日。”我又说：“不过谢谢你把我说得这样年轻。”
他调皮地一笑，说：“告诉你一个窍门，说女士的年龄，不要说老，说老要讨骂的。”
我说：“你还懂得挺多。”我这话并不是夸他，可他看上去蛮得意，不无炫耀地说：
“我非常有眼力的。”似是为了证明此点，他回头向酒廊的门口望一望，然后压低声音跟我说：“你看大堂里那位穿蓝色衬衫的人，是你们的便衣吧。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抬头从酒廊门口向大堂方向望去，一点没错，那穿蓝色衬衫的人正是我们的外线侦查员，我对潘小伟摇摇头。
“不是！”我说，“你别瞎猜了。”
“不是吗？”
他又回头去望，有些怀疑，又有些犹豫，“真的不是吗？”他回头问我。
“真的不是！”
我做出一脸真诚，他好像信了我，问：“你做了几年警察了？”
我装作生气的样子，说：“如果你怀疑我是新手，我回去换个年纪大的人来陪你好不好？”
他连忙摆手：“不要不要，我不要年纪大的。”
然后，他低头喝咖啡，默默喝了一会儿，又抬头看着我，突然问：
“你这样漂亮的女孩，怎么会去当警察呢？”
“依你看，我应该去做什么？”
“应该去搞艺术呀，或者去做模特，说不定你会是个名模的。”
我笑笑，说：“在香港，漂亮女人是不是都要去当演员，当模特？”
他说：“也不是呀。如果漂亮女孩子有这个天分，就去当艺员当歌星，或者参加选美去当港姐。没有这个天分，但是又很漂亮的，就等男人来娶喽。也有不少自己出去工作的，去公司或者什么地方去谋一个公关小姐的职位，总之漂亮小姐是不去做警察的。”
我说：“所以你觉得我不可理解是吗？”
他说：“我是觉得很神秘，也许当警察很刺激。你是不是很喜欢刺激？”
我想了想，点头：“就算是吧。”
他说：“过去我的老师告诉我，喜欢刺激的女孩子都比较冲动，也比较善变。”
我笑着说：“潘先生，我们刚刚相识，怎么就这样不饶我？”
潘小伟脸一红，道歉说：“你不要生气啊，我是和你搅笑的，不要当真啦。”
我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表，说：“潘先生，时间不早了，我有事要先告辞，明天早上我会来接你，明天上午我们去天坛公园。”
潘小伟也看看表：“还早嘛。”见我真的要走，他又说：“如果吕小姐愿意的话，晚上一起吃饭可以吗？”
我犹豫了一下，想到队长的嘱咐，要尽量多创造机会和他接触，于是就同意了。潘小伟掩饰不住兴奋地和我约定：
“那今晚七点钟，我等你。”
他一直把我送出酒廊，又送出饭店大门。队长专门在这儿留了一辆车给我用。在我把车发动起来正要松开离合器的时候，潘小伟突然上来用手敲了敲我的车窗玻璃，我摇下车窗，潘小伟探进他那张年轻的脸。
“对不起，请告诉你们的长官，他大概忘记了，我的钱包还没有还给我！”
黄昏的时候我回到队里。办公室里只有刘保华还趴在桌子上整理前一天晚上的讯问笔录，见我进来便直起身子伸懒腰。
“怎么样月月，感觉如何？”
“什么感觉如何？”
“你多舒服呀，陪着那位少爷游山玩水。”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要不你来，我还嫌累呢。”
刘保华笑道：“哎哟，这我就没有资格了。”
我问他队长在不在，他说在，刚才还问你回来没有，说要回来了让你去他办公室。刘保华说，队长好像有什么事不高兴了。
队长不高兴了？听刘保华的口气，这不高兴像是冲我来的。我疑疑惑惑地往队长办公室走，在走廊上碰上纪春雷，老纪说：“月月回来啦，两个头儿都在等你呢。”我问队长是不是有点不高兴。纪春雷说，好像刚才外线队的同志打电话来找队长提了点意见，详细情况不清楚。我想难道是自己做砸了什么事情吗？我心里跳跳的，小心翼翼地开了队长办公室的门。
伍队长和李队长都在，伍队长见我进来，说：“回来啦，那小子情绪怎么样？”他问这话的口气似乎很平常，一点不像生气的样子。
我说那家伙挺好，没什么反常。
李队长插嘴：“那还不好，有这么漂亮的姑娘陪着。”
我看看李队长的脸色，不温不火，看不出他是讽刺潘小伟还是调侃我，但是这话在我听来多少有点刺耳。我自卫地闭着嘴没说话。伍队长问：
“你明天和他约的几点，你们几点到天坛去？”
我说：“约的九点。”
伍队长说：“那你今天早点回家吧，这几天你也挺辛苦的，今天晚上别看电视了，赶快把觉补回来。”
我说：“他还约我今天晚上一起吃晚饭呢，约的是七点钟。”
李队长问：“是他主动约的吗？”
我有点反感了，顶了一句嘴：“你们又没给我钱请他吃饭，我能主动吗？！”
伍队长说：“既然约了，你去陪陪他也好。”
我心里说了，怎么叫“也好”呢，不是你们让我多和他接触的吗？我赌气说：“约了没关系，可以打个电话推掉，我这几天缺觉，确实困得很，没精神陪他吃饭。”
伍队长说：“那怎么行，失约就不礼貌了，你还是要多利用这些机会和他接触，要尽快跟他混熟，让他觉得我们可亲可靠，不会欺骗他，这样有利于我们逐步做他的工作。”
我说：“他还要他的钱包呢，到底给不给他。”
李向华说：“钱包要是给了他，那可就更不保险了。他有钱，干什么不行啊，就算我们的外线二十四小时都挂着，他要是想跑的话，手里有钱还是很容易跑的，谁也看不住他。”
伍队长说：“钱包还是得给他，现在咱们没理由长期扣他的钱包。”
我想本来就是，怕人家跑也不能靠扣人家钱包呀。我试探着问伍队长：
“那，我晚上给他带过去？”
伍队长说：“行。”
我说：“那没事了吧，我先走了。”
伍队长叫住我，似是斟酌了一下，才说：
“月月，今天我和刘保华走了以后，你们是不是离开房间到楼下酒吧去坐了一会儿？”
我说：“是啊。是他说去的。”
伍队长说：“你跟他议论咱们外线的‘梢儿’了吧？”
海岩：等等，月月，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外线的梢儿”吗？是不是你们警察的行话？
吕月月：我们说的外线，就是跟踪，“梢儿”就是指外线侦查员。
海岩：啊，我明白了，跟踪说俗了就是盯梢儿，对吧。
吕月月：也可以这么说吧。队长说我和潘小伟议论外线的“梢儿”了。这是我们干侦查工作绝对禁止的。我差点急了，我说队长这是谁在您这儿扎我的针儿啊，幸亏您明着问我，要不问我我没处解释这一针还不得把我攮死！
伍队长说：“刚才外线队来了一个电话，说你和监控对象在亚洲大酒店的酒廊里喝咖啡，说你一边喝一边对守在外面的外线侦查员指指点点，弄得监控对象老是回头看他们，外线队有意见。”
我说：“那得赖他们自己，他们掩护得不好，全让潘小伟给看出来了，潘小伟就问他们和我是不是一伙的，我还直劲儿替他们打马虎眼，硬着头皮说不是，他们居然还告我一状！”
李向华皱着眉说：“总而言之人家既然提了意见，咱们也得注意，老刑警都懂这个规矩，得协助人家外线的同志做好掩护，首先是咱们自己，绝对不能拿眼睛去瞧他们，万一和外线打了照面，也要像完全不认识似的走过去，别拿眼睛去瞟一下什么的，别做这种业余动作。”
我有点火儿，“谁瞟他们啦，他们说我瞟他们了吗？你叫他们来，我和他们当面说清楚……”
伍队长打断我：“月月，你别这么刺猬似的摸都不能摸一下，李队长提醒你一句也是为你好，别一说你你就火儿，以后弄得谁都不敢说你了。我和老李搞侦查的时候你还没上小学呢，论年头儿我们也有资格教你两句吧。”
伍队长这席话，挤对得我没法再开口了。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李队长以为我还不服气，板着脸一推门走了。伍队长点了根烟，慢慢地说：
“月月，小时候你爸爸妈妈是不是特别娇惯你？”
这话没错，我倒真是从小被我爸娇惯坏了，只要我爸我妈一说我一骂我，我准大病一场，没病我也得半夜把被子踹开生一场重感冒给他们看看。我最不喜欢别人说我！后来我爸我妈再也不敢说我了。可我这会儿想到我爸已经死了，我爸好可怜，我这会儿想让他说我、训我、打我、踹我，都不可能了，一想这些我的眼泪真的止不住掉下来。队长听着我的抽咽，皱着脑门说，月月你不是孩子了，我不想总哄着你！
海岩：你们队长说的确实不错，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我就看出来你确实不是个脾气顺的女孩子。
吕月月：不过我现在好多了。事情经得多了，眼泪也都流干了。
海岩：你的两个队长当中，是不是伍队长对你更好一些？
吕月月：对。伍队长比较喜欢我。李队长呢，人也不坏，就是……怎么说呢，看问题比较僵化，为人处事也不通融，我不大适应这类型的领导，我喜欢能够理解下级的领导。就说让我陪潘小伟这件事吧，后来我才知道，李队长和伍队长是有不同意见的。李队长认为年轻男女这么待在一起，容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他觉得二十岁左右的人，思想感情过于幼稚，不定型，少理性，弄不好就出事。而伍队长则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且他觉得只有由我来接近潘小伟，才有希望比较快地争取到他的合作。如果潘小伟对我们没有任何合作的意愿，这个案子再怎样进展下去，就很难说了。
第8次谈话
海岩：后来那天晚上你去陪潘小伟吃饭了吗？
吕月月：去了，等下次谈的时候，我就和你说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吕月月：对不起海岩，这两天我有事没有回家，害你白跑了两次。
海岩：没关系，我刚置了一个bp机，以后你要不回家，就呼我一下，就算是给我省点车马费吧。
吕月月：真抱歉，我这两天确实有事回不来。真抱歉。
海岩：月月，你现在除了晚上去夜总会，白天是不是还另打一份工啊，这几天好像是越来越瘦的样子，我倒是怕你太辛苦了身体受不了。
吕月月：你别担心，我没打工，只是这几天忙别的事没能回来。我们接着谈吧。我又忘了上次谈到哪里了。
海岩：上次谈到潘小伟约你一起吃晚饭，不过在你谈以前我还有一个上次谈到的小细节想问问。那天薛宇被酒店的干部罚了那么多钱，后来你们处里给他报销了吗？
吕月月：后来给报了，不过后来大家也拿这事取笑他。你想想，他是兴冲冲地接受这个“化装潜伏”的任务去亚洲的，结果弄了这么一肚子委屈，情绪特受打击。那天我和潘小伟在香港酒廊分手以后，潘小伟回房间叫服务员把他的西服给烫一烫，是薛宇进房取的西服，西服烫好后，也是薛宇给送回客房的。因为饭店保卫部交代楼层领班，凡是904房间客人要服务，一般都得安排薛宇去。薛宇送衣服回去的时候，潘小伟跟他说因为身上没有钱，所以很抱歉不能付给他小费了。其实潘小伟并无恶意，在香港和国外住酒店，服务员进房服务照规矩都要付小费的，如果不付则是很不体面的事，所以潘小伟就向薛宇解释了一下。但薛宇自尊心强得不行，他以为潘小伟是故意侮辱他，戏弄他，有点恼火，他放下衣服说了句“用不着！”一转身就走了。这句饱含轻蔑的“用不着！”好像把“旧恨新仇”全都给放进去了。
海岩：这是后来薛宇跟你说的吧？
吕月月：不是，这件事是后来潘小伟跟我说的。薛宇当时的心情则是我猜的，我最了解薛宇。
海岩：年轻气盛。不过看得出来潘小伟还是很重视这顿晚饭，还专门烫了衣服。
吕月月：那天晚上我也特地赶回地安门换了身衣服。我妈说衣服你不是刚换过吗？怎么又换？我说晚上要出去和人一起吃饭。我妈问谁请你呀，是小薛吗？我说不是，是公事。那时候我真没什么好衣服，就那么几件，都是很随便的衣服，根本没有那种晚上正式场合能穿得出去的。挑来挑去挑了我唯一的那件米色的料子裤子，配一件白绸的衬衣，外面加一件海蓝色的西服领的外衣。裤子很久没穿了，有褶，我妈匆匆忙忙到邻家借了个电熨斗帮我简单烫了烫。我问妈我的小皮包在哪儿，我妈问吃饭带包干什么，我说女同志出去都得带个小包的，否则两手空空不成样子。我妈说你的包就没带回来过，转身又去邻家借，借来一个绿色的要多俗有多俗的皮包。我犹豫再三，权衡再四，觉得再俗也比空着手强，于是就拿上了。
我是晚上七点以前赶到亚洲大酒店的，潘小伟正在房间里等我，瘦瘦高高的身子穿着那套刚刚烫过的笔挺又特别合体的西服，使他显得特别“绅士”，那深色的西服给他的那张“娃娃脸”上添了几分贵族气。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哇！吕小姐你真是漂亮极了。”
海岩：月月，尽管你确实漂亮，但要是听到别人说你漂亮，是不是仍然很高兴，还是听惯了无所谓？
吕月月：夸你漂亮你还能不高兴！
海岩：所以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夸赞女士的容貌，是无往不胜的。
吕月月：男人对女人，总是高瞻远瞩的。女人也总是被男人玩在股掌之中。潘小伟别看刚从学校毕业，可人小鬼大，对女人已经巧于辞令。我进屋后对他说，你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他说，你给我带来了精神上的快乐。我说正相反，我给你带来了物质上的快乐。我把他的钱包给了他，他笑笑，说金钱不是好东西。
然后，我们就商量晚上吃什么。潘小伟显然对这家酒店的餐厅已经探得很熟。中餐厅、韩餐厅、火锅餐厅和咖啡厅，说起来如数家珍。他说这里的餐厅据说都不算太好。晚上如果是陪一位小姐吃饭应该找一个环境幽雅的去处，一般是西餐厅最宜。于是他提议去吃西餐。他说他已经向亚洲大酒店的前台问询处咨询了北京最好的西餐厅，问询处的一位先生向他推荐了王府饭店的意大利餐厅。潘小伟说以他个人的成见，意大利菜比较普及但算不上高雅。他问我去过王府饭店的意大利餐厅没有，我说没去过，他说正好也有钱包了，那我们不妨去王府一试。
我说：“别太麻烦了吧，我看我们就在这里随便吃点什么就算了。”
他说：“那可不行，这是我们的头一顿饭，我们得留一个最好的记忆。”
我坚持：“我看我们最好不要出去。”
他不快地说：“我是不是被软禁了？”
他完全像小孩儿一样，情绪马上低落下来，转身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两手一摊，说：“由你决定。”
我权衡半天，最后一想，总归我的任务是让这孩子高兴，于是我让了步。
“那好，如果要出去吃饭的话，咱们可得说好了，出去以后一切听我的，论年龄我也是你大姐呢，行吗？”
潘小伟马上从沙发上跳起来，兴高采烈地说：
“ok！”
于是他高高兴兴地陪我下楼，在九楼电梯厅，薛宇见他兴冲冲的样子，疑惑地看我，我知道薛宇心里想说什么，但我装没看见。
我们下楼出了大门，我的那辆红色的桑塔纳不巧被一辆神气的卡迪拉克轿车堵在车位上出不来了。我问看车的老大爷卡迪拉克的司机上哪去了，怎么把我的车堵上了，我有急事。老大爷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呀，我这一转脸的工夫他就给停这儿了，我又不能进大楼满处找去。
我攥着车钥匙干着急。潘小伟说没问题，我们叫taxi好了。他一招手，一辆的士靠上来。这时我看见本来一直在门口监视我们的外线侦查员急步向我们走过来。外线开始大概没想到我们会离开酒店，看我在车场那儿转悠不知我想干什么。当他们看到潘小伟叫了一辆出租车，并且招呼我一道上车时，才明白我们是要走，于是赶紧跑过来看这辆出租车的车牌号，我本想悄悄给外线使个眼色，又想我一使眼色他们准又去告状说我不懂规矩拿眼睛瞟“梢儿”，于是我权当没看见他们，一头钻进汽车，跟司机说了句：
“王府饭店。”
外线侦查员见我们走了，一个电话打到我们队里，李向华接的电话。他听完外线的报告，马上打电话到“亚洲”找薛宇，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和潘小伟上哪儿去了。薛宇说下楼了，但不知上哪儿。李向华感觉问题严重，马上布置人根据外线侦查员提供的车牌号去查那辆出租车的单位，然后自己跑去找伍立昌。
“你知道吗，月月带着潘小伟乘一辆出租车离开亚洲大酒店不知去向了。”
伍队长乍听李队长这么一说，也有点惊，“离开饭店了？会不会是到外面吃饭去了？”
“难道亚洲大酒店就找不着饭吃了？”李队长气愤愤地说，“你看她今天替潘小伟要钱包时的那个口气。哼，出去吃饭也应该请示一下呀。我今天说她两句她还不高兴了。照我看，以后咱们队里宁可从警校招点中专生，也别要这种大学生了，脾气大本事小，说不得碰不得。”
伍队长说：“得了得了，他们到哪儿去了赶快查出来。万一那小子玩什么花活，月月一个人对付不了。”
海岩：你们后来是到王府去了吗？没出什么事吧？
吕月月：没出事，我们在九点半以前，一直在王府饭店一层的“罗马餐厅”吃饭。那儿确实是一间极幽雅的西餐厅，给人一种很陈旧的华丽感。服务员都是男的，穿着黑色的夜礼服或者围着样式很传统的围裙。桌子上点着白色的蜡烛，整个儿餐厅只有三两桌客人，很安静。
海岩：你吃得惯意大利菜吗？
吕月月：在这以前，我只在前门旁边的人人大酒楼的快餐厅里吃过意大利面条，我还从来没在这么贵族气的餐厅里坐下来点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点菜。餐厅的经理是一位金头发的老外，他把酒单送到我的面前，我浏览着那些陌生的酒名和标在后面的贵得不可思议的价格。我对潘小伟说我不会喝酒，潘小伟说你来一杯葡萄酒吧就算陪我。我点头说行。于是他替我叫了一杯我也记不住名字的意大利红酒。一位服务员在我面前的杯子里倒上冰水，我说对不起我不要这个。服务员看出我什么也不懂就略带轻蔑地提醒说：“小姐，这冰水是免费的。”这句话当然很容易使我难堪。潘小伟不满地瞪着服务员说：“对不起先生，这位小姐已经说了不要，请撤掉吧。”服务员这才点了一下头表示歉意，随后拿掉了冰水。
潘小伟显然已经明白了我对这种环境的陌生，我看得出来他是竭力想使我轻松下来。令我感动的是，他年纪不大却已经懂得在帮我摆脱尴尬时怎样不使我感到屈辱。他说吕小姐，如果你对吃的东西没有特别需要忌讳的话，能不能让我替你点菜。我说当然可以。于是他用很熟练的英语和那位黄头发的餐厅经理讨论怎么安排我们的饭菜。我的英语不好，大约只能听懂五分之一。他们说了好半天，餐厅经理喏喏连声地走了，潘小伟才坐正了身子看我。
“我给你要了一份意大利菜汤，头盘是一份田螺，主菜是扒大虾，你喜欢吗？吃扒虾应该喝白葡萄酒，所以我又替你要了一份白葡萄酒。”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吃西餐很外行，不用那么讲究。
海岩：你们这边灯红酒绿，你们队里的人是不是还在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找你？
吕月月：是的，当时我并没把陪潘小伟一起离开亚洲大酒店看作什么了不得的事，因为我觉得从第二天开始，我天天要陪他出去。也可能是我没经验不懂规矩吧，王府饭店的这顿晚餐毕竟是计划之外的临时日程，我当时应该打电话向队里报告一下就没事了，结果队里找不到我们，弄得很紧张。他们后来好不容易根据出租车的牌号查到那辆车是北新汽车公司的，又让北新汽车公司呼叫那位司机，跟那位司机联络上以后，才知道我们去了王府饭店。那时候我们都快要吃完了。
海岩：吃饭的时候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吕月月：闲聊呗，他问小薛来着。
海岩：问什么？
吕月月：问小薛在亚洲大酒店是不是为了监视他。
海岩：他怎么这么没有城府，明着就这么问。
吕月月：小孩呗，其实他说话特别直，不像我们大陆的年轻人那么油。
海岩：那你怎么说？
吕月月：我说不是监视，是保护。他又问那你呢，是监视我还是保护我？我说都是。他问干吗要监视我？我说是为了保护。
海岩：快成绕口令了，他有没有夸你口才好？他不是爱夸女孩子吗？
吕月月：没有，他看着我，好像什么都明白似的，说：“我看，是为了一把小提琴吧。”
海岩：他直接说起小提琴，是想试探你吗？
吕月月：从我的感觉上，他还没有这个心计，实际上那小提琴跟他本人并没什么关系。
海岩：那你怎么回答他？
吕月月：我说，反正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要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会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海岩：答得很妙。不过你这样答，他会不会觉得扫兴？
吕月月：是的，他有点懊丧，对我说：“你能陪我吃晚饭让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也能高兴，而不是把它看作纯粹的公事。尽管我知道你陪着我对你来说，就是公事。”
我说：“你认为办公事就一定不让人高兴吗？你认为我今天不高兴吗？”
他听了这话马上又笑了，问我：“你会拉小提琴吗？”
我说：“不会。”
他问：“钢琴呢，弹得好不好？”
我说：“我又不是搞音乐的，也不会。”我问，“难道你都会？”
他说：“小时候由家庭教师教过，钢琴和小提琴都学，但学得都不好。”
我说：“了不起，你多才多艺。”
他挺得意，说：“你不是故意取笑我吧？”
我说：“不是不是。”
海岩：他可真有意思，我发现你跟他谈话还得哄着他。
第三章(2)
吕月月：没错。从后来跟他的相处中我发现，他确实还保留了许多孩子的心理和个性。我只要给他一句狠的，他马上就能当真，马上就垂头丧气，几句好话一说，很快又能雨过天晴，转怒为喜。
海岩：他这种青年可能有比较深刻的两重性，一方面，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一直是在香港、台湾和美国上学，又不缺钱，所以可能连课余打工的经历都没有。没经历过生存竞争的人肯定是比较单纯幼稚的，喜怒哀乐形于色。但另一方面，从他的家庭背景上看，又有相当的复杂性，使他在人生的某一层面或者说某一个点上，又有一般青年学生无法触及到的体验。正如你们处长、队长分析的那样，他不可能对黑社会的尔虞我诈、腥风血雨没有丝毫耳闻和近切感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说呢？
吕月月：对！他的这种两重性，非常容易迷惑人，他笑的时候可纯呢，对人，特别是对他喜欢的女孩子，感情上也非常外露和直率。
海岩：你不是不喜欢对女孩外露的男人吗？
吕月月：可他的那种外露给人一种比较纯真的感觉。
海岩：你是不是挺喜欢他，我指的是他的这种个性。
吕月月：（思忖一会儿）不否认，像潘小伟这种青春型的人对一般女孩子都会有点吸引力的。
海岩：那天晚上你们吃完饭就回亚洲大酒店了吗？
吕月月：对，我们是九点钟左右吃完饭的，那顿饭潘小伟花了一千多块钱，可我都没吃饱。
海岩：吃不惯西餐？
吕月月：我吃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把叉子和刀子放在了一起，服务员上来就把我的盘子给撤了，我当时心里直纳闷，我还没吃完呢怎么就给我端走了，可我不明规矩没敢问。潘小伟问我是不是不喜欢这道菜的口味，我说还行，他问我那为什么吃这么少，我说我还没吃完他就给收走了。潘小伟就笑了，他告诉我吃西餐的讲究是刀叉不能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等于向服务员表示已经吃够可以撤盘的意思。
海岩：后来你们队里找到你们了吗？
吕月月：我们吃完饭以后从王府出来，在饭店门口正巧碰上李队长和纪春雷他们，还有几个外线，他们刚好乘车赶过来，在饭店门口和我们正好打了个照面。李队长看了我一眼，用力将车门摔上，以示不满。潘小伟也看见他们了，笑笑地冲他们招手致意。他这会儿情绪正好，全然没注意李向华愤怒的脸色。几个外线怕暴露，若无其事地走进饭店去了。这时我们叫的出租车开过来了，潘小伟拉开车门请我先上，我也不再看李队长的脸色，一低头钻了进去。
一路上，一辆外线的车跟在我们后面，李队长的车气汹汹地超过我们，压在我们的前面，一前一后，像押送似的。
到了亚洲大酒店，我送潘小伟上楼，在九楼下了电梯，就看见薛宇满脸严峻。我不想再进潘小伟的房，就在电梯厅与他道别。
“再进去坐一会儿吧，时间还早。”潘小伟留我。
我说：“不了，我得早点回家了，明天上午我来接你。”
他说：“你家离这里远吗？”
我说：“挺远，所以我要早点走。”
他说：“那我送你回家。”
我说：“谢谢，不用了。”
他说：“啊，我没有养成让女士这么晚了独自回家的习惯。”
我说：“真的不必客气了，你如果有事需要找我，就打我bp机吧。”
我把bp机号写给了他，可他仍执意要送我回家，小薛有点看不下去，板着脸站在他身后，冷冷地说：“对不起先生，吕小姐有人送，他们旅行社的车在下面等她。”
潘小伟看一眼薛宇的脸色，表情十分难堪，我赶快叫开一个电梯的门，站进去向潘小伟道了晚安。潘也说，晚安。
下了楼，出了饭店，李队长的车还在等我，我开了我的车跟在他后面，回到了处里。
伍队长还没走。
这次李队长没说话，倒是伍队长批了我一顿。说今天本来挺简单的事，活活让我弄出一场虚惊，“你要出去吃饭，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或者哪怕是报告一下，我们知道你们的去向，不就完了吗？这事说轻了是没经验，说重了是无组织无纪律。说你轻了吧不管事，说重一点吧你又不爱听。”伍队长问我：“你说我是说轻好还是说重好？”
我嘟哝着说：“轻的重的您不是都说了吗？”其实伍队长批我轻重我都接受，就是面子上一时下不来，嘴上一时也软不下来。
虽然伍队长批了我，但在对我的整体看法上，他和李队长仍是有分歧的。在我承认错误走了以后，李队长说：
“你说她没经验，她可是刑警学院科班出来的，按说比你我都应该懂得规矩，你看这一晚上多少人没回家在帮忙找她，他们俩倒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大饭店里七碟八碗，同志们会怎么说？说轻了是无组织无纪律没有规矩，说重了……说重了话恐怕就难听了。”
伍队长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哎，是什么事说什么事，别往歪里说。”
李队长说：“过去咱们公安机关让敌人给拉下水的干部不是没有，更何况现在是什么社会什么时代，像潘小伟这样的，又漂亮，又有钱，挥金如土，一晚上两个人吃掉一千多块，女孩子现在就图这个。”
伍队长笑笑说：“没准那小子还让月月给拉上岸呢。看得出来，他挺喜欢月月这类型的。”
李队长说：“你不是搞色诱吧？”
伍队长说：“你别扣帽子了。让月月以导游身份保护他做他工作是你也同意的方案，局里处里也都议过，怎么叫色诱。”
李队长：“方案是没问题，我是担心月月个人素质不行，她老家是东北偏远地区的，小地方来的女孩子没见过这阵势，潘小伟这种类型的人，很容易让女孩子当偶像。”
伍队长说：“没那么严重，月月好歹是个大学生，不会那么不开眼。这种事关键在教育，一旦发现苗头马上做工作，不会出事的，咱们也不能怕噎着就不吃饭了。何况这差事也不好干，总得给月月一点灵活性吧，她的工作做好了，对我们攻下潘小伟这一关大有好处。”
李向华说：“可人总不能失控吧，他们俩上哪儿去外线控制不住，我们也掌握不了。天龙帮的人要是杀了他们，咱们收尸也得知道他们在哪儿吧。”
伍队长说：“这样吧，从明天开始，给他们再派个司机，我看叫纪春雷去吧，让月月也多个帮手，万一月月有经验欠缺的地方，让纪春雷提醒她。老纪这人稳，和月月也能处得来。”
李队长这才觉得踏实了一点，但是仍然表示：“老伍，我看这案子不能这么拖着，一来咱们也耗不起，二来哪天要是真出了事，可别赔了夫人又折兵！别以为这盘棋光是咱们一家在走，潘氏家族和天龙帮，大家都在这棋盘上走自己的子儿啊！”
海岩：月月，伍队长和李队长的这段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吕月月：是后来刘保华告诉我的，他当时在外屋听见的。
海岩：看来领导议论下级真得谨防隔墙有耳，李队长这话一传到你耳朵里，你是不是对他挺有意见？
吕月月：那时候是有点意见，确实生了阵闷气，觉得这人太左，把年轻人都看得太坏。刘保华对他也有意见。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人生的不快，常常是毫厘之得失，半步之短长。世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存原则和实际情况，用不着过于看重别人的议论和评价，也别去干预别人，别跟别人争，面上不争，心里也别争，不争，也就万事皆空了。
海岩：人要真的到了“空”的境界，那就有真智慧了。一般没经过人生大波大折，是不容易觉悟到这一步的。
第9次谈话
吕月月：咱们又是几天没谈了，这几天我都没抽出空儿，今天又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不会等我了。
海岩：没事，前几天你不是呼我bp机了吗？所以我没白跑。月月，我们抓紧时间，你上次说到你们李队长的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这盘棋不光是你们一家在走，天龙帮和潘氏家族都在布棋运子。你前面也说过潘小伟在住进亚洲大酒店的当天就已经和他的大哥建立了联系，天龙帮在罗依失踪后恐怕也不会没有新的动作。对这些你们当时有没有预测和准备？
吕月月：这盘棋大家都在走，这是不言自明的事。但我们处里的判断是：天龙帮和潘氏家族两大黑帮派别的斗争，主战场在香港，起因虽是一把小提琴，实际上是基于多年的积怨。他们除了想保存自己战胜对方外，还要各自对付香港警方的缉查。可以说，很难再有精力顾及北京的潘小伟。而我们的目标既单纯又明确——收回意大利小提琴，方法也已确定，就是要做好潘小伟的工作。所以当时大家对来自天龙帮和潘氏家族的动态，都没有足够的关注，至少觉得他们不会反应那么快吧。事后看来，我们当时对整个情况的判断，确实掉以轻心了。
头两天我们逛了天坛公园、中山公园，参观了天安门城楼和琉璃厂文化街，一切都很顺利。潘小伟兴致很高，也很听话。每天的午、晚饭原则是我们拉他回亚洲大酒店，然后他去餐厅，我们去街上的小吃店各吃各的。头一天中午我们把潘小伟送回“亚洲”后，老纪说他想回处里食堂吃午饭，我知道老纪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不舍得花钱，就说我请客，咱们就在附近吃点儿算了。老纪说你一个大学毕业生能有多少钱，还是攒着等将来找对象吧。我说老纪你放心，我将来准嫁一个有钱的老头儿让他供着我。老纪说你行，你不是没这本钱，咱们干公安的规定不能找外国人港澳同胞，你就找个国内的大款吧，现在国内的百万富翁也多得绊脚了。我说那是。
我们出了亚洲大酒店，北京这些大酒店的旁边，无一例外地开了许多小餐馆小酒吧，老纪一眼看见最近的一个餐馆叫“妞妞餐厅”，说：“就这儿吧，我女儿就叫妞妞。”我说行。
我们走进“妞妞餐厅”坐下来，我让老纪点菜，老纪点了个麻婆豆腐，我点了个肉丝蒜苗，没要汤也没要饮料。干巴巴地吃完了，一结账，将近三十块钱，我说老纪咱们吃什么了，你女儿怎么这么黑呀。老纪说就是就是，下次咱们别在外面吃了。
吃完饭我们出来琢磨着到哪儿找点水喝，还没琢磨好，潘小伟就在饭店里使劲呼我bp机。我和老纪赶到他的房间，他显然已是酒足饭饱，打着嗝问下午去哪儿。
我们下午先去了琉璃厂文化街，潘小伟对琉璃厂那些古色古香的金石陶瓷、碑帖字画一点也不感兴趣，他说他家里也有许多古玩，是他父亲积年累月收集的，都是真品。他说他父亲并没有太多的历史知识，收藏古董不是出于审美爱好而多是一种投资方式。我暗想他的大哥潘大伟对那把小提琴恐怕也不是作为古董而是作为一笔财富而收藏的吧。
逛完琉璃厂又逛中山公园，一下午我和老纪口干舌燥，又不好意思去路边买汽水，怕潘小伟看了寒酸，好容易熬到“收工”。送潘小伟回了“亚洲”以后，我们立即做鸟兽散各自找水去了。
第二天在参观完天安门城楼以后已时近正午，潘小伟说饿了，不如在附近找个饭店一起吃午饭。我和纪春雷商量了一下，就同意了。
我们向潘小伟推荐了北京国际饭店，在国际饭店的旋转餐厅由潘小伟请客吃了顿风味餐。那餐厅里设了几台大型望远镜，可以望四周远景。潘小伟孩子似的抱着望远镜左看右看，看了二十多分钟，边看边咯咯笑。他说他从附近一扇住宅楼的一个窗子里看见一家夫妻正在打架。丈夫先动的手，后来妻子还了手，后来夫妇二人打作一团，后来其他人跑进来劝架……纪春雷一副过来人的口气，说不打不吵不成夫妻。纪春雷在队里是出了名的模范丈夫，模范父亲。他老婆有严重的肾病，孩子又小，家里活儿全是他干，结婚十年，可以算得上“举案齐眉”了。队长们也挺照顾他，尽量不让他加班。从家庭感情上看，纪春雷绝对是深明夫妻大义的。潘小伟眼睛看着我，说：
“我也听那些结了婚的人说过，吵架是夫妻加深感情的方式，我很难理解。我要娶了太太，一定最爱她，她要打我，一定是我有错，我绝不还手。”
我说：“那你老婆反而会觉得没趣的，会嫌你没有男人气。”
他说：“有没有搞错，打老婆就是有男人气吗？女人是不是都有被虐的欲望？”
我说：“你问谁？”
他摇摇头，笑了。
从国际饭店出来，潘小伟问有没有商店他想去看看。我们就近带他去了赛特购物中心。他进去以后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只是看看，而是直接去了箱包柜台。他问服务员有没有女式的手包，服务员给他推荐了一个，他问我样式颜色好不好，我随口说不错挺好挺精致，他就买了下来。
老纪走过来看了一下价牌，吓得咋舌：“我的天，六百元？”
服务员说：“对不起，您看错了，这是迪奥牌的，是六千元。”
老纪眼瞪着服务员，完全不信：“六千？”
这时潘小伟在收款处付账回来，拿过那只不过一本书那么大的小手包，就往我怀里一放，说：
“祝吕小姐生日快乐。”
我半天没搞明白，他怎么还记得我的生日！可我哪能要他的礼物呢？我当着售货员的面就把手包还给他，“不，潘先生，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可这礼物太重了，我不能收。”
老纪也看傻了，心想这花花公子可真是千金一掷为红颜。
潘小伟尴尬极了，拿着手包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那样子又让人可怜。我这人爱面子，所以也不愿让别人难堪。我诚心诚意地说：“潘先生，我从没受过这么重的礼，我真的不能要。”
潘小伟说：“那你要我怎么办，把它扔了？”
我说：“我替你去退掉。”
潘小伟见我这样有点气恼了，眼圈一红，头一低，说：“我没有坏意呀。”
老纪上来圆场，说月月，潘先生有这个兴致，你也别扫他兴了，就收了吧。
按我过去所受的外事礼节教育，我也不能再一味拒绝了，我做出高兴的样子向潘小伟道谢：
“那真不好意思，这礼太重了，这只手包很好看。”
潘小伟这才高兴了，说吕小姐你刚才让我难堪死了。
晚上一回到队里我就把手包交公了。后来队长请示了一下处长，说月月也挺辛苦的，这包是不是就允许月月个人留下来，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东西。处长点了头。后来我们处有个女同志懂得这个手包的牌子，说cd这两个字母你们知道至少得多少钱吗，这在世界上也算是女式用品的顶尖名牌了，这至少得七八千。后来队长问了问老纪，老纪说没那么贵，不过也差不多。队长说哎哟，那给月月个人用怕是不行了。结果手包又给收回去了，不过规定我们女同志要是有任务需要的话，可以领用。第一个领用的人当然还是我。
在“国际”吃饭的事也和伍队长汇报了，伍队长说你们这样灵活处理是对的，如果让潘小伟过分地感到行为不自由，他会反感的。伍队长说你们也别总让他请，你们也请请他。第二天我们就带了张支票，去北海公园时就在仿膳饭庄请他吃了顿宫廷菜。
海岩：月月，你们玩得挺痛快，吃得也挺痛快，可我这儿还等着你刚才那话题的下文呢，你说他们对天龙帮和潘氏家族掉以轻心，后来的情况是怎么发展的呢？
吕月月：在我们陪着潘小伟优游美食的时候，天龙帮的干将白头阿华已经到了北京，因为他们联络不上罗依，认为必是出了意外，所以天龙帮的帮主冯世民派了这员心腹大将，北上来京。白头阿华到北京后，联络了一个叫李百胜的人。这个李百胜是东北人，原来是吉林一个乡镇企业的工人，后来辞职跑到北京、广州、深圳一带做生意，和天龙帮搞过海上走私，电器、香烟、毒品、枪支，什么都贩过，靠天龙帮供货出货，发了财，成了大陆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黑社会人物。这次白头阿华来北京，是李百胜亲自到机场去接的。白头阿华住在京广中心，交待李百胜办一件事情，就是查找罗依的下落。这些过程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白头阿华叫李百胜找罗依，却没叫他找潘小伟，其实他已经完全知道潘小伟就住在亚洲大酒店，连房号都知道。怎么知道的，我们至今没弄清楚，也许是永远的谜。
海岩：李百胜弄清罗依的下落了吗？
吕月月：自然弄不清。李百胜派人到天龙饭店找过他，这其实是很冒险的，天龙前台的接待员告诉他罗依早就结账走了，不知去向。接待员没把这事当回事，以为是对住店客人的一般寻访。假如他报告了饭店保卫部，保卫部又报告了我们，可能会引起我们注意的。
找不到罗依，白头阿华就把潘小伟的照片和他在亚洲大酒店的住址，交给了李百胜。
海岩：让他干什么？
吕月月：这一段情节比较长，今天时间短说不完了，我们下次再谈好吗。我呼你bp机。
海岩：好，且听下回分解。
第10次谈话
吕月月：我们接着昨天谈。昨天谈到白头阿华到了北京，他通过李百胜查找罗依，他在香港就已经知道了潘小伟搬进了亚洲大酒店904房。这些情况我们都一无所知。在我们请潘小伟在北海公园仿膳餐厅吃饭的那天夜里十二点钟，在亚洲大酒店值班的薛宇突然打电话找伍队长，汇报了一个情况。这个情况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以致后来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情。
海岩：薛宇汇报了什么情况？
吕月月：薛宇那几天很辛苦，除了在白天我们陪潘小伟出去以后他可以到附近派出所去睡觉外，每天要在楼层坚守十几个小时。那天白天他没去睡觉，骑车跑了好几个地方为我去买生日纪念卡，因为时间太紧，他没法把纪念卡送到我家，就交给亚大九楼的领班，托他送到地安门交给我妈。那几天他和领班混得已经很熟。
晚上大约十一点多钟，薛宇正在楼层工作间里洗从客房撤出来的茶杯，听见九楼的客用电梯当的响了一声，心想是有人上来了。他开始没介意，继续洗茶杯，后来下意识地感觉到有点不对。因为有人乘电梯到了楼层，如果是客人的话，紧接着应有房门开关的声音。但是薛宇只听见电梯响，没听见房门声，他想是不是饭店里夜班查岗的干部啊，于是他放下手中的活儿走出工作间。楼道里静悄悄，没人，也没有查岗的干部。他赶紧往904方向走，隐约听那个方向有点响动，但走到904门前，又不见一个人影。904的房门紧闭，听不见里面一点声响。这时他猛然一眼看见904房斜对面的消防疏散门被人打开了。心里一惊，把手枪都掏出来了。从消防安全门出去，就是疏散楼梯，他隐隐地听见下面楼梯上有一个仓促的脚步声，在快速地往底层走。他连忙追了下去，追得越快下面的声音似乎越远。薛宇从九楼一直追到地下二层，从安全疏散楼梯出来，就是酒店的地下车库了。薛宇在车库里转来转去，除了一排排汽车外没见任何可疑，他顺着车道一直蜿蜒搜到车库的出口，除了一个正在打瞌睡的值班临时工外，就是满天的星斗了。
薛宇连忙返回九楼，他在工作间给904打电话，是潘小伟接的，听声音他好像已经睡下了。薛宇放了心，又一次嘱咐他如果有人敲门要先看门上的观察镜，不认识的人一定不要开门。潘小伟睡意蒙地说了句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薛宇心里骂：“小兔崽子，不怕死你就开！”
想想那电梯声和疏散楼梯里的脚步声，确实很奇怪，薛宇心里总嘀咕。嘀咕嘀咕放心不下，就给队长家挂了电话。队长不在家。薛宇就呼叫队长的bp机，队长当时正在公安医院，因为焦长德心肌梗塞报了病危，队长晚上十点多钟接到医院通知就赶去了。他到了以后焦长德已经脱离了危险从急救室送回了病房，伍队长是在病房外面给薛宇回的电话。他听薛宇把情况汇报了一遍之后，说，如果有人在电梯里错按了九楼的按钮，电梯到九楼停下，也要响一下，可人并没下来，这种事常有，你说疏散楼梯有脚步声，能肯定吗？是肯定有还是感觉有？小薛这下也含糊了，说不能肯定。也许确实是自己太困了产生了幻觉。队长又问他是不是和潘小伟联系过，他有没有事。小薛说联系了他也嘱咐了，他没事。队长说那先这样吧，你提高警惕，但也别风声鹤唳自己吓着自己。
海岩：薛宇碰上的这个情况后来是不是证实确有其事呢，还是他真的听错了？
吕月月：后来证实确有其事，是李百胜手下的两个人来找潘小伟的。他们在904房门前还没来得及敲门，就听见有服务员从工作间出来往这边走，所以就从安全楼梯逃了。薛宇没追上，也许是因为当时薛宇不敢肯定，也许是因为薛宇在平时的工作中总是表现得过于机警，干过好几次小题大做一惊一乍的事，所以伍队长没太重视，所以第三天我们照样陪潘小伟去香山玩儿，没做一点调整和变更。
海岩：作为一个侦查员，机警难道不是一个好的素质吗？
吕月月：薛宇是有点过了。队里好多人都说他不像现实中的刑警倒像惊险电影里的刑警，特假，或者用北京土话说，特“事儿妈”，现实中的刑警要是真像电影里那么满脸机警满身精明一看就训练有素不是凡人，那就什么侦查也甭搞了，肯定也特可笑。
海岩：月月，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谈了十来次了，作为一个听众，我想跟你说说到目前为止的感觉。我感觉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比较吸引我，换句话说，就是有两个比较让人感兴趣的悬念。第一个，就是围绕这把小提琴，围绕着潘小伟，中国的警方和香港的两个黑社会组织都在走自己的棋路，下一步究竟鹿死谁手，确实想看个分明。第二个悬念，因为涉及到你本人，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也想说说。
吕月月：你说吧，没事。
海岩：这几天我这么听着，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潘小伟，对你有特别的好感。我说的这种好感你应该也明白。像他这样一个还处在青春期的小伙子，碰上一个漂亮的女孩儿，会有一种冲动，这很正常。我不知道你对他怎么样，是不是也有好感，这个先不说，单说他对你，以你们各自的身份和双方的关系，这种好感又似乎是不可能发展的。但是我现在假设一下，如果这种好感，这种男女之间的冲动，也就是你们李队长一直担忧的那种事，真的发生了，对你，对他，对潘氏家族，对你们刑警队，对整个儿案件的发展，将会是怎样一个局面？我这完全是假设。
吕月月：（眼睛蒙，沉默良久）是的，你说的不错，潘小伟是很喜欢我，也可以说，我这样子很合乎他理想中的女孩儿的形象。后来他跟我说过，我在第一次以导游身份到亚洲大酒店和他见面时就让他非常心动。
海岩：香港的很多警匪电影中，不乏警察罪犯发生情感纠葛的俗套，我想潘小伟也不会把自己看作是“匪”，他又没什么社会经验，所以在爱一个女孩时不会有太多的顾忌。但你就不同了，作为一个刑警，你应该有很多顾忌，中国的国情也不能允许发生这种事，对不对？
吕月月：当然。
海岩：他对你的这种好感，你当时有察觉吗？
吕月月：有吧。
海岩：你对他有好感吗？
吕月月：（沉默）
海岩：对不起，你如果不想谈这个就不勉强……
吕月月：你知道，好奇心，是从夏娃开始直到今天，使女孩子堕落的最大的原因。
海岩：你对潘小伟好奇吗？
吕月月：是的。他和我接触过的国内的那些男孩子不同，他的外表看上去很纯真很朴质，有善良的童心，从举止修养上也能看出受过很好的教育。而国内的很多男的，包括那些大学生，怎么说呢，给人一种比较油，比较痞，特别自私的感觉，让人觉得俗，没兴趣。
海岩：你和潘小伟在一起都谈些什么？
吕月月：谈的很多，见着什么谈什么，我都记不起来了……比如说那时候刚刚报道顾城杀妻自缢的新闻，我们就聊这事。潘小伟过去在美国看过顾城的诗，很崇拜他。他觉得，有人写诗是用来消遣或者挣钱出名，而有人写诗则是自己想生活在诗的梦境当中。顾城就是后一种人，他太追求一种真善美的理想了，他的幻想一旦破灭就容易有绝念，他说他对顾城这种心灵的绝望很理解。他说他自己就常常幻想能有一天和一位自己钟爱的女孩子远走高飞，在山顶上筑一个小屋，建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伊甸园，然后燃一个火堆，画画儿，唱歌，就这样天真地相爱，像童话一样生活。
我和潘小伟的看法很不同，也许因为我是女的。我说诗人的美丽首先是因为人们觉得他最富于人性，最富于爱心，可他把对他有恩有情的爱人残酷地杀死，连基本人性也都丧尽了，所以他的诗他的人我都不觉得美丽了。我觉得男人太可怕了，他们对女人的态度全是看自己个人的需要与否。有爱时如火如荼，不爱时一走了之，不会记恩的。
潘小伟认为我对男人有偏见，他说他就不是这样的男人，他没有爱过什么女人，但将来要爱上一个女人就会爱她到底。后来纪春雷逗他：“要是你爱的女人不爱你呢？”他说：“那就让她杀了我，让她去做顾城好了。如果她自己还活着，我死后会在上帝那里保佑她的。”
我觉得他说这话是真心的。
海岩：我这么一听倒觉得有点麻烦了。看来潘小伟是那种喜欢追求浪漫爱情的人，也是一个还没尝过爱的滋味儿但要爱上了就不顾一切的人。这种人要是真爱上你你还真麻烦，弄不好就非成负担不可。
吕月月：那天晚上我和纪春雷一起吃饭的时候，老纪也和我说了这个意思。他说得很婉转。老纪这人从不正面指教别人，他觉得我不应该和潘小伟过多地探讨甚至争论男女问题。老纪说你看你们差点争起来，潘小伟明明就是个孩子太认真太爱激动，咱们就得哄着他点儿，咱们的任务不就是哄着他让他高兴让他对咱们有好感吗？他要再说什么咱们就顺着他说，犯不着跟他掰扯。
老纪的意思我很明白，我们当警察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很忌讳和自己的工作对象发生这种与任务无关的思想交流的。我和潘小伟谈的这些话要是让李队长听见，那可不得了了。不过纪春雷是老好人，他明白队里要批评我的话我肯定知道是他告的状，所以他不会说的。
那天晚上我和老纪是在附近派出所蹭一个熟人的饭。潘小伟是和处长队长他们一起在亚洲大酒店吃的，是处长队长请他吃饭。这也是进一步和他接触、做工作。那天他们怎么谈的我不清楚，但从处长队长的脸色上看，谈的气氛比第一次见面时好多了。处长走时把我们叫到饭店保卫部的一间屋子里，特别表扬了老纪、小薛和我，说我们很辛苦，干得不错。伍队长告诉我们，潘小伟已经表示愿意考虑替我们尽量做他哥哥的工作。
潘小伟的这个态度，也是我们这几天陪出来的主要结果，处长和队长还没走，潘小伟就在他房间里呼我bp机，问我晚上能不能陪他去唱卡拉ok。我就地请示处长队长，处长说你去吧，最好就在亚洲大酒店里的卡拉ok唱，太晚了就别出去了。
我说行。
当晚我是和纪春雷一起陪他去的，我们在亚洲大酒店歌厅里开了个ktv包间。潘小伟为我们叫了丰盛的小吃、鸡尾酒和果盘。他叫我唱，我说老纪你唱吧，老纪说他从来没有唱过卡拉ok，不会唱。后来潘小伟自己唱，唱粤语歌，也唱国语歌。再后来我说我虽然不会唱但也唱一个吧，我唱了个《血染的风采》，这是我上中学时唱的最拿手的一支歌，曾经倾倒了我们那个小县城中学的许多男孩，大概也倾倒了那位道貌岸然的校长。虽然这间ktv包房的音响效果很不理想，但仍然把潘小伟惊住了。他说哎呀我太崇拜你了，你要是在香港一定能成为一个明星的！
接着他求我再唱，我说不唱了，这音响不好。他说求你了，再唱一个吧，我就又唱了一个，唱的什么忘了。老纪也夸了我几句。后来老纪出去给他家里打电话去了。他家是传呼电话，时间要等很长，包房里只剩下我和潘小伟了。潘小伟不让我唱了，他说他要唱，他点了一首歌，歌名叫《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海岩你听过吗？
海岩：好像听过。
吕月月：他唱这首歌，唱得极为投入。他的眼神我很明白。我身上控制不住地像烧了火，很热，出了一身汗。
海岩：那歌怎么唱来着，歌词我记不住了。
吕月月：“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后面的词我也忘了。
海岩：啊，我明白了。
吕月月：歌唱完，老纪也回来了，他问：“你们又唱什么了？”
潘小伟说：“我唱的英文歌，你听不懂，吕小姐应该能听懂的。”
老纪问我，“什么英文歌？”
我说：“潘先生喝醉了，咱们该结束了，让潘先生早点休息吧。”
老纪本来就对卡拉ok没兴趣，舍家舍命地陪在这儿，一听我说该结束了当然随声附和。可潘小伟执意要再唱，说求求你们再让我唱一首好吧，我只好又坐下来说那好，就唱最后一首。
我看他真是有点喝过量了。
他又点了一首《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海岩，一听这歌名你就应该知道他想说什么了。
海岩：当然能听出来，不过这歌我不熟悉，歌词怎么唱？
吕月月：“知不知道我想你，知不知道我爱你，日日夜夜关心，时时刻刻在意，分分秒秒折磨我自己。知不知道我想你，知不知道我爱你，千千万万秘密，零零落落内心，一丝一毫不敢告诉你。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请看我眼中无言的烦恼，虽然我都不说，虽然我都不做，你却不能不懂。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请看我脸上无奈的苦笑，虽然我都不说，虽然我都不做，你却不能不懂。”
海岩：这词写得很好。
吕月月：这词老纪当然听不懂，我装作没听懂，就催着要走。老纪让服务员把这一晚上的账都记在904房的账上。潘小伟走出去又返回来，说忘记给服务员付小费了。在身上摸了半天没摸出钱，问我身上有没有零钱。我说没钱就算了吧，小姐们会领情的，可那几个服务小姐站在那儿板着脸不作表示。潘小伟又问老纪要钱，老纪犹犹豫豫摸出五十块钱，我也把身上的八十块钱全都拿出来了，一起交给了虎视眈眈的服务小姐。
出了歌厅，老纪让我陪潘小伟上去，他自己下去备车。我陪潘小伟回到九楼，一出九楼电梯潘小伟就吐了，吐得地毯上一大摊。薛宇闻声跑出来，和我一起扶潘小伟进房，安顿他躺下。我问潘小伟要不要请医生，潘迷迷糊糊地说不要，说吐出来就好多了。我给他倒了杯开水放在床头，说了几句关怀的话，见他闭上眼似睡非睡，就退出来了。
在电梯厅薛宇问我：“你们干吗喝成这德行？”
我说：“谁知道他这么没酒量。”
薛宇说：“你的任务是白天陪他出去游览，用得着晚上也陪到现在吗？”
我说：“这是处长队长都同意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薛宇见我不高兴才不说话了，低着头去收拾潘小伟吐在地毯上的脏物。
我下了楼，老纪的车在饭店大门口正等我。我一上车老纪就说：“这小子也真逗，自己没带钱还摆什么谱非要给小费。你说哪儿有借钱给小费的。”我刚刚在薛宇那儿生了一肚子气，对老纪这番话挺反感，我就一句话不说，沉默。我知道老纪是怕潘小伟以后想不起借钱这档子事，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要，等于平白无故替他交了一百多块钱的小费。我还好，可老纪身上带多少钱他老婆那儿都有数的，花到哪儿去了都得有个交代。
第二天潘小伟酒醒之后果然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我按约定时间在饭店大堂等他，等到快十点了没见他下来。就打电话到他房间，他还没起床呢。迷迷糊糊问我几点了，又说对不起他马上起来。二十分钟后，他急急忙忙地下来了，一见到我就又说对不起不好意思叫你久等了。我说没事你好点了吗？他说很好。我说你昨天醉得很厉害，在歌厅乱唱，没钱还想给小费，回来吐了一地，害得薛先生替你清洁了半天。他说不可能，我从没喝醉过，一定是你编出的故事来取笑我。我再三向他描述他昨晚的狼狈，他再三不认账，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是真记不起来了还是装傻。他讨好地对我说：“别说这些了，全是我无赖，我请你吃早茶赔罪啦。”我说：“这都几点啦。”他说：“没关系的，我们去咖啡厅。”
第四章(1)
于是我先去饭店门前的停车场找老纪，老纪正在车里听北京交通台的广播。他说我不吃了，我在车里等你们。我又回到咖啡厅。潘小伟已经在那里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着等我。那咖啡厅的名字叫“夏之原”，里边有许多绿色植物，朝南一面墙全是落地的大玻璃窗，外面便是一片宽阔的绿地，绿地的尽头栽了些细嫩的小树，树叶都被五月的太阳热烈地照透。早餐的时间已经过了，客人已经很少，潘小伟独坐在窗前，全身被耀眼的阳光笼罩着。头上修剪得既整齐又新潮的短发，也被灿烂的光芒涂得朦胧，衬着他白白的脸，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像油画一样华丽。我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安静和温暖的上午。
第11次谈话
海岩：上次我们谈到你和潘小伟去了亚洲大酒店的“夏之原”咖啡厅，你特别描绘了一下那个上午，说到那些宽大的落地窗，说到窗外的绿地和树木，还说到灿烂炫目的阳光。好像你对那个晴朗的上午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记忆和非常怀恋的印象。
吕月月：对，那个上午我记得很深。
海岩：为什么呢，有什么特别值得记住的东西吗？
吕月月：说不清楚，反正我印象很深，也许是因为独坐在阳光中的潘小伟，他那时的形象突然给我一种视觉上的特殊的感受，也可能是因为那天我们彼此谈到了自己的许多往事和对未来生活的种种设计。那天我们的心情都很好，好像不约而同地愿意倾诉也愿意倾听。
海岩：你们主要谈了些什么话题？
吕月月：先是他问我的经历，老家在哪里，在哪里上学。我简单说了说我的母亲。对我父亲，我只是说他早几年病死了。我祖上占山为王种大烟这一段，也没说。因为我的祖辈无论是绿林好汉还是胡子土匪，在潘小伟这种刚刚从美国念完大学回来的纯都市青年的眼里，很难把我这样一个女孩子和这种啸聚山林的家族联想在一起，尽管他自己的身上也流淌着黑色的血液。
后来我又问他在美国学的什么，他说他学酒店管理。他说这是他父亲临死前给他指定的专业。
“父亲希望我今后成为一个管理人员，不做生意，不搞公司，不参与政治，他想要我做一个凭本领挣工资的白领，一个平平安安生活的普通人。”
“那他为什么不让你大哥也和你一样，也学一门专业呢？”我问。
“兄弟两人，总要有一个人子承父业吧，总不能把公司交给我姐夫他们吧。”他答。
我又问他：“你们潘家，是不是仇人很多？”
他说：“可能吧，我父亲在世时还好，后来我就去台湾上中学，又去美国读大学，很少在家，也不问家里的事。直到这次大哥和天龙帮伤和气动了手，我才知道大哥和冯老板互相不开心已经有很多时间了。”
我问：“你母亲还在吗？”
他说：“母亲还在，身体不好，很少出家门。哥哥姐姐对我很好，姐夫也对我好。姐夫是父亲公司里的一个经理，很能干的。现在替我大哥做事。”
说完他自己，他反问我：“打算做一辈子警察吗？”
我说：“没想太远。”又问：“你呢，你想干什么，就准备学以致用去做酒店经理吗？”
他想了半天，说：“也许吧。虽然哥哥姐姐对我好，妈咪也疼我，但我总是觉得很孤单。这个家我不会待下去的，他们总是和人家打来打去。连我小时候的朋友现在也不敢和我多来往，怕不安全的。在香港，只要人家知道我是潘家的人，都要敬而远之，让人好难过的。我妈咪答应我移民到加拿大去，已经派人给我办理入籍手续了。现在去加拿大做投资移民很方便的，那里气候环境挺不错，华人多，也没什么种族歧视之类的问题。我在美国上学时去那里旅游过一次，风景很美的，我家在多伦多开了几个餐馆，生意还不错。”
我问：“你哥哥姐姐同意你去加拿大移民吗？”
他说：“他们也希望我去的，他们现在也拿了加拿大护照，怕一九九七年中国接管香港以后不好办，所以早早就办好了这些事情。他们也不希望我参与公司里的生意，特别是我姐夫，很怕我参加进来使他在公司里的地位受影响。其实我才不会去管他们的事呢，我才懒得待在香港。”
海岩：从潘小伟的这些话中好像可以看出来，在这些黑社会家族的成员之中，也还是有很多复杂的利害关系的。
吕月月：可能是吧。也许正是由于潘小伟年龄小，不参政，又与人无争，所以家族里的人才都能接受他。他后来还和我说起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是在他刚毕业回到香港不久，有一次去浅水湾游泳，一位四十多岁的珠光宝气的富婆看上他了，和他搭讪，问他是上学呢还是已经上班了，他说自己现在既没上学也无工作，于是那富婆就叫她的一个跟班来和潘小伟谈条件，想请他给那富婆做经纪人，月薪开到二万五，这在香港对一个二十来岁没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
海岩：经纪人是干什么的？
吕月月：我也是这样问潘小伟，他先是笑，反问我：“我要说了你不会取笑我吧？”简直是个孩子，我说不会的。他又笑，说经纪人你真没听说过吗？我说真没听说过，他说：“经纪人就是男妓呀！”
海岩：啊，我还以为是让他替那富婆跑业务拉生意呢。
吕月月：我原来也以为是生意场上的掮客之类，他跟我一说我才懂。香港一些有钱的太太，老公长期在外，自己就找个漂亮小男生来陪，这种人就叫经纪人。他们称女雇主为师奶。替她打理房间，收拾家务，外出时做跟班保镖，到晚上就陪床共枕，满足主人的欲望。
海岩：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那潘小伟怎么跟这富婆讲呢？
吕月月：他们正谈着，正好潘家的管家开车接他来了。那富婆一看，来接这位帅哥的竟然是辆闪闪发光的劳斯莱斯，顿时知道自己找错了人。她的那个跟班的恰巧还认识潘家的管家，更吓得面如土色。如果这事潘小伟发作起来，让他大哥知道，居然有人胆敢拉潘家的人去当“鸭”，这富婆恐怕就要倒霉了。
海岩：你和潘小伟两人在咖啡厅里喝着咖啡这么闲聊，纪春雷在外面不等急了吗？
吕月月：其实也就聊了一会儿，后来我们出来找纪春雷。原定当天的计划，是去八达岭和十三陵，纪春雷说都快吃中午饭了，恐怕去不了那么远了，是不是换个近些的地方。我征求潘小伟的意见，潘小伟问北京有没有迪斯尼乐园之类的去处。我建议去石景山游乐园，潘小伟说行。我想着前几天晚上去王府饭店那场风波的前车之鉴，便又问老纪，像这样临时变动去向要不要请示一下队里。老纪说用不着了吧，无非是去一趟游乐园，转一圈咱们早点回来不就完了吗？我遂放心，于是上路。
另外，我忘了说，在我和潘小伟喝咖啡的时候，并不仅仅是纪春雷一个人在等我们。在饭店停车场里，距纪春雷的那辆桑塔纳轿车不远的另一个车位里，停着一辆黑色的奥迪，里边坐着几个人，也是在等我们的。
海岩：谁呀，也是你们队里的人吗？
吕月月：不，是李百胜他们。
海岩：我的天，当时你们不知道吗？
吕月月：当时我们全然不知这辆车在跟踪我们。中午饭我们是在路上找了个地方吃的，到石景山游乐园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来玩儿的人很多。老纪看门口的停车场满了，就把车停到附近一个大厦的地下车库里去了。
那是一个非常巨大深至三层的地下车库，可能也是星期天的缘故，在大厦里办公的各个单位的公车都没开出去，所以这里同样车满为患。我们开着车在里边转来转去，好容易才找到了一个空着的车位。我们把车倒进去的时候，谁也没有留意那辆黑色的奥迪就从我们眼前缓缓无声地开了过去。
我们三人下了车，想乘电梯上到首层，但电梯似乎也过星期天去了，按了半天不见动静，整个车库见不到一个工作人员。我们沿着地上的白色顺行标记转着圈爬到车库的门口，又步行了七八分钟到了游乐园门前，老纪去买了三张票，我们一起进去。潘小伟对游乐园的规模和设施的水平大感失望，说与美国的游乐园无法相比。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登缆车上“贼船”，玩得不亦乐乎。我是头一回进这种游乐园，觉得挺新鲜，只要是潘小伟敢上的，我都舍命相陪。
海岩：石景山游乐园我也去过，坐了一回冲浪船，那船俯冲的时候，我真怀疑自己要发心脏病挺不过去了，太吓人。你坐了吗？
吕月月：坐了。我坐在前面，潘小伟坐在我身后，俯冲的时候我吓得尖叫，潘小伟用胳膊从后面把住我，我当时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只是感觉那两条扶持我的手臂就是我唯一的保护。
海岩：纪春雷没上去？
吕月月：没有，他什么都不玩儿，纯粹做了陪客。他三十多岁了，对这些不感兴趣了，也怕心脏出毛病。
海岩：心脏不好至少别坐冲浪船。
吕月月：你要是坐了过山车，冲浪船就是小菜一碟了，坐过山车才是九死一生。不过最厉害的还要算坐“贼船”，悠起来的时候已经惊心动魄，从浪峰一下子跌到浪谷，更是觉得五脏六腑都挤在了嗓子眼儿，如同过山车的俯冲，而且反复不停。潘小伟紧紧攥住我的手，我们一起尖声大喊。后来潘小伟用一只手用力抱住我，我抓住座位的扶手，完全依靠在他的身上，我记得这是他第一次抱我。
海岩：他抱你时你什么感觉，你当时怎么想？
吕月月：没有感觉，因为和他一起上了这条扣人心弦的“贼船”，什么感觉都把握不清了。就是说，身不由己了。
海岩：坐黑奥迪的那几个人这会儿在哪儿，是不是也跟你们进了游乐场？
吕月月：是的，后来我和潘小伟上了大观览车，升到高空。我们看到了几乎半个北京。下面的田地、公路、树林、房屋、湖，都变得画一样小巧有序，色彩鲜明。潘小伟很开心，指点江山，滔滔不绝，发了许多学生腔的感慨。我们都没留意那个紧接在我们身后升上来的车斗里，孤零零地坐着一个人，这人就是李百胜，正透过肮脏的玻璃向我们望。
海岩：他们这么跟着你，到底想干什么？
吕月月：不是跟我，而是跟潘小伟。李百胜不知道我是谁，他还以为我是潘小伟在北京临时傍的一个小蜜呢。
海岩：噢，把你当成潘小伟的临时女伴了。
吕月月：下了大观览车，老纪指着手表说，你们玩够了没有，差不多咱们该回去啦。潘小伟说早着呢，水上项目还都没玩过。老纪拉着我低声说：“月月，我老婆今天早上又吐了，一个人在家躺着呢，我出门前临时托给对门的邻居了，今儿是不是咱们带他早点回去。”我说好的，可潘小伟刚才在大观览车上说好要去坐碰碰船，就让他坐了再走吧。老纪无奈，说那就坐吧。
于是我们就去坐碰碰船。潘小伟要和我坐一只船，我一看湖上不少碰碰船上都是年轻情侣相依相偎。船是圆形的，很小，我怕和潘小伟挤在一起免不了搭肩交臂，让老纪看了不好，于是不肯与他同船。潘小伟也没在意，兴冲冲地选了一条船，捷足先登，开足马力，向湖心冲去。
我自己又租了一条船，喊老纪，叫他下来一起玩儿。老纪先是不肯，说他家有本皇历挂历，上面写明今日勿近水，后经我反复怂恿，说这是最后一个项目，不参与一下等于白来了，他终于扭扭捏捏战战兢兢下得船来，人还未稳，我已开动引擎，离开码头，向潘小伟追去。
这湖不大，还算曲折。潘小伟好像过去玩过这种玩意儿，得心应手，技术显然比我娴熟得多。我辗转走了许多弯路，总也不能直行。潘小伟的船则越走越远，只可望其项背。他见我追不上，索性用船去撞别人，玩得倒也开心。而我的船刚走上正轨，被迎面来船擦边一碰，又斜里滑向岸壁。老纪不停地挖苦，说女流之辈到底不宜掌舵，打渔人都迷信女人下海不吉利，难说没有道理。
正说着，湖岸围栏边，有个人冲我笑：
“嘿，小妞，傍上个香港大款吧？”
我抬眼看那人，三十来岁年纪，戴一副宽边墨镜，一脸地痞无赖模样，心里讨厌，于是顶一句：
“没错，怎么样！”
我转过身正想把船摆正，就听见“砰”一声闷响，好像一只盛满水的瓶子破在地上，又像一辆汽车爆了轮胎。几乎同时，哗的一声，老纪翻到湖里去了，碰碰船失去重心，控制不住地旋转起来。
我一下子没明白，冲湖里喊：“老纪老纪！”可总不见老纪把头冒出来，我盯住湖面，好一会儿才看清水里依稀浮出一些红色。我好像意识到什么，我不敢相信地尖声喊：
“老纪！”
好像我自己也掉进了湖水里，全身不停地打抖，我不知所措地转着漂着，满脸都是眼泪，可我没意识到哭！
我也记不得是过了多久才想起向岸上呼救！
岸上的人听见我的喊声都往这边看！附近的岸边围了越来越多的人。
但他们只是看，看我，看我指着的湖面。湖面上什么也没有。
终于有人高声问：“是不是有人淹水啦？在哪儿呀？”
终于有人跳下去了，向着我指着的地方游过去。
一只碰碰船快速向我开来，船上的人叫：“月月！”我抬头看，是潘小伟！看见潘小伟我什么都明白了，我明白我们原来面临着一场正在进行的谋杀。一种莫名的恐怖猛然罩住我的全身，我舌头发硬，肌肉发紧，可这时我的脑子变得异常的清楚，我想到我们的使命，队里给我们的任务。我知道老纪已经不在了，自己已是孤军作战，而危险就在左右，并未走远。
潘小伟把船靠近我，完全没有搞清发生了什么事情，问我是不是老纪掉到水里啦，他会不会游泳啊！我没有答，我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
“快跟我上岸！”
他呆呆地看着我，问：“你哭了吗？”
但是从我的脸色上，他马上也意识到了什么，不再多问，迅速地和我一起把船靠岸，我们互相拉着双方的手臂爬上去，弃船而走。岸上围观的人惊异地看着我们，我蓦然回首，一瞥之间，看到湖面已有两三个奋勇者正在寻找老纪。我拉着潘小伟挤开人群，向游乐场的大门跑去。
“纪先生，纪先生，我们不管了吗？”潘小伟喘着气问我。
我的脚像踩着棉花，如同做噩梦一样，想快跑但跑不动。我想我不能再管老纪了，已经有人在救他，是死是活，就凭天意吧。我想我这会儿不该再有任何迟疑和杂念，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带潘小伟尽快地离开这里！
这里虽然游客如云，但假使凶手发现我们并且持枪逼来，说不定没有一个见义勇为的人能够挺身而出。也许人们会像看戏一样隔岸看着我们如何死掉，然后晚上回去和家人描述……
所以我们突围似的逃出游乐园大门，不知是紧张还是跑得太急，我就像心力衰竭一样喘不上气来。大门外已经没有人再注意我们了，但我们依然像惊弓之鸟一样心慌意乱。我实在走不动了想蹲下歇一会儿，可脚步不听使唤地还是不停地向前移动，朝着我们停车的那个大厦的方向机械地奔跑着，总觉得前有险阻后有追兵。潘小伟拉着我的手，他似乎并没把我当作保护他的警察，而更像是当作由他保护的一个小姑娘。我一路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潘小伟说：“你别慌，别慌。”而他却镇静地问我有没有车钥匙，我猛地站住了，又猛地想起我有钥匙。
这一切都是那么突然，我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
地下车库的入口处有一个收费的小亭子，亭子里有一部电话，但没有人。我用潘小伟送我的那个价值千金的名牌手包垫着，一拳把小亭子的玻璃窗打碎了，拿到了里边的电话。
我给队里拨通了电话，是刘保华接的，我说我在石景山游乐园呢，有紧急情况你快去叫伍队长来听电话。刘保华说伍队长出去了，李队长行不行。这时我看见几个男的正朝地下车库的入口处走来，其中一个人指着我向其他几个人说了句什么，我一看这不正是开枪打纪春雷的那个人吗？我冲刘保华喊了一声：“有人追我们！”然后扔了电话拉上潘小伟就往车库里跑，一路狂奔！那几个男的在后紧追，我们往下跑了一层，兜了几个圈子，见他们没能跟上来，才下到地下三层直接奔我们停车的车位来了。
这车库太大了，像个地下城一样阡陌纵横。我们心慌意乱找了两圈才找到我们的车，上车后依然上气不接下气，我把车子的发动机打得嘶嘶叫，可是脚下虚软，油门总踩不到位，车子就是发动不起来，好容易发动着了，也已经晚了，我眼睁睁地从反光镜里看到那几个男的从后面上来了，其中一个抬起脚一靴子就把我这一边的车窗玻璃给踹碎了，用手枪指着我们，狞着脸，说：
“下来！”
我心想这下完了，绝望极了。
他又说：“下来！”
潘小伟举起手，高声说：“我下来，让她走，不关她的事！”潘小伟的这句话很奇怪地给了我一种力量，使我顿生了一种拼死也要救他的英雄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果断，一咬牙把汽车离合器直接推上三挡，紧接着一踩油门，车子尖锐地吼叫了一声，出乎意料猛地窜了出去！我听到砰的一声枪响，回声很大，但似乎没有打中我们，我把油门轰得巨响，车在地下车库的盘旋道上极为危险地飞驰起来，后面又有枪声。可我们已经很快地转到第二层，接着又上了首层，一出车库出口，我也不论方向，一打舵轮，车子冲在马路当中，挂五挡，高鸣喇叭，全速开，直到开上了长安街，我们还惊魂未定。
我在路边停了车，说小伟你来开吧，我开不动了。他说：“这车是手排挡，我开不习惯，还是你来开吧。”我知道国外和香港汽车基本上都是无极变速自动挡的，于是我只好又继续开。
不瞒你说，那时候我的脚始终是软的，膝盖不停地打抖。我开了一会儿车，注意力总不能集中，脑子里乱极了，又把车停下来，停在路边。不知为什么我想哭，我用手捂着脸，鼓着全身的劲儿把眼泪硬给咽到肚子里。潘小伟非常温柔地搂我，我心里烦，我就说你别碰我！他把手缩回去了。不再说话。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抬起头默默地坐着，看外面的行人。是星期天，街上的行人熙熙攘攘，脸上都挂着无所事事的悠闲。偶尔有几个少年站下来，好奇地看看我们这辆窗子破碎的汽车，看看里边呆坐着的一女一男。
潘小伟说：“月月，走吧。”
我把车开动起来，拉着潘小伟直接开回了刑警队。一见到伍队长我就抱住他哭出声来，我说队长我把人给你带回来了，没伤一根毫毛地带回来了！
海岩：纪春雷怎么样了，有事吗？
吕月月：捞上来了。胸口中了一弹，是当场毙命的。
海岩：噢，我真没想到会这样，真没想到会这样……
吕月月：他们要打的是潘小伟，结果误打了纪春雷，他是替潘小伟死的。
海岩：这几个匪徒怎么样了，后来抓住了吗？
吕月月：刘保华听电话听到一半就断了，他知道不好，也没请示队长就打电话直接通知了报警中心，要求市局报警中心立即支援我们。报警中心用无线电调动了石景山游乐园附近的所有巡警小组，从不同方向赶到游乐园。几个匪徒驾着那辆奥迪刚从地下车库开出来，就和刚刚赶到的第一辆巡逻警车遭遇。巡警叫他们停车，他们不听，夺路就走，巡警一看就知道这车准有事，穷追不舍，追了没多远就让其他警车堵住了。连李百胜在内，全部生擒。
因为那时北京刚刚实行巡警制度没多久，所以李百胜他们没料到这么快就能冒出四五辆警车来。
后来通过对他们的审讯我们知道，他们干这件事果然是白头阿华交代的。李百胜是靠白头阿华搞走私发的财，白头阿华这回又向他们许了很大的愿，所以他们替他干这事。
海岩：现在社会上的枪械管理看来是个问题。这些人的枪从哪儿来的？
吕月月：现在不少省份，特别是边远省份都有枪支买卖的黑市。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后，有不少枪支流落民间，来回倒卖。
海岩：你把潘小伟带到你们队里，后来怎么样了？
吕月月：先是跟队里汇报情况，这时候李向华副队长已经带人赶往石景山游乐园去了，伍队长和处长一起在会议室跟潘小伟谈话，我没参加。我坐在会议室外间的屋子里发愣，队里的人进进出出，不时地把队长从会议室里叫出来，向他汇报李百胜被巡警围捕的情况和纪春雷牺牲的噩耗。老纪被从湖里捞上来的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处长也出来了。有人汇报说已经把老纪的爱人从家里接到医院去了，他爱人因为患肾病一直在家歇着，一听老纪进了医院当时就慌了分寸，路上又吐了好几次。伍队长补充说老纪还有一个女儿叫妞妞，快上小学了，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老纪，生活比较困难。老纪的爱人是长病号，家务活儿也主要靠老纪。我坐在角落里听着忍不住就哭起来。
小薛也从亚洲大酒店赶过来了，一直待在我身边陪我，见我哭就不住地劝。这时潘小伟从会议室里出来了，大家都很陌生地看着他，闭了嘴，那种沉默甚至带了点仇视。潘小伟很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穿过众人走到我跟前，看着我，说：“我也很难过。”那一刹那我突然恨他！我说：“你这几天玩得很高兴是吗？你满意了吗？”潘小伟脸色灰灰的，像个囚犯似的低头站在我面前。我说：“你还要我们陪你这么玩下去吗？还要我们的人一个一个替你去死吗？”我激动得眼泪哗哗地涌出来，潘小伟伸出双手想抱我的肩，被薛宇拉开：“你别碰她！”薛宇吼叫了一声，但马上遭到伍队长的呵斥：
“薛宇，你冷静点！”
到晚上快八点钟的时候，伍队长、刘保华和薛宇等几个人把潘小伟送回饭店去了，还是在九楼，给他换了个房间。潘小伟说他很闷，问伍队长能不能去他房里陪他再坐一会儿。伍队长想潘小伟显然已是惊弓之鸟了，这时应该做做安定情绪的工作，于是就没急着走。那一晚刘保华也留下来帮薛宇值守。
晚上，市局万副局长亲自来处里听这事件的情况汇报。先是听我汇报了一下游乐园纪春雷牺牲和我们在地下车库被追杀的过程，然后又听处长说了说审讯李百胜等人的情况。李百胜等人当然是分头审的，他们对自己本身情况的供述互相矛盾，对不上口，但弄潘小伟是受香港黑社会指使逼迫这一点，口供基本一致。至于他们和香港黑社会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汇报完以后，万副局长又问了问老纪的情况，商量怎么抚恤家属和要不要追认烈士等等问题。局长又说，今天傍晚已经有新闻单位打电话到局里来问情况，现在除了以市局总值班室名义写了一个《情况快报》送呈市里领导和公安部之外，局里还没有对外正式解释过白天石景山游乐园里发生的所谓“枪击游人”的事件。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公众娱乐场所，又是星期天，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和百姓的议论，而且浙江千岛湖事件之后，这类事很敏感，很容易引起国外舆论对中国治安情况的批评，影响到国家形象、投资环境和旅游事业。所以这事挺大，不仅仅是你们这一个案件的举措得失问题。万副局长提醒说有可能以后会追究你们对这个案子指挥不当，造成不必要牺牲，造成恶劣影响的责任，所以你们处里要有思想准备，要提前分析一下指挥上是不是确有考虑欠周的地方，该做自我批评的要主动做。
万副局长的这一番话，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事务性的口吻，说得处长脸上六神无主，一根一根地抽烟，不断说这个案子我们是有些麻痹，原来潘小伟无论在饭店还是出去我们都挂着外线，后来觉得反正他一出去就有我们的人陪着，所以只保留了饭店内部署的外线力量，他外出游览就主要靠我们自己的侦查员了，现在我们侦查员的队伍又太年轻，没经验。所以这案子我们确实有教训，要好好总结总结。
万副局长突然问我：“小吕，这案子你怎么看？”
我说：“我年轻，没有经验，我愿意承担责任。我只是想，提琴是国宝，我们有责任为国家找回来，我想肯定老纪也是这样想的，而且他为此牺牲了生命！”
说完我眼圈儿又红了，我想老纪人太好了，我想他老婆孩子孤儿寡母……万局长马上面色慈祥地说：
“小吕这次也算是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了，不管怎么说，潘小伟是你枪林弹雨带回来的，功不可没。”他转脸对处长说：“无论今后对这案子的工作怎么评价，你们对小吕同志都要给予奖励表彰。”
处长说那当然，小吕很勇敢，一个女同志不容易，肯定要表彰，只是现在还没顾得上具体研究呢。
万副局长又问：“游乐园这事既然出乎你们的意料，说明你们对这个案子的两个主角儿——天龙帮和潘氏家族，都没了解透，这下我还真不放心了，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搞？”
处长脸上当然很难堪，思索了半天才字斟句酌地说：“主要要看潘小伟是不是愿意合作了，我想也确实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就这一两天，如果潘小伟仍旧没什么具体表示，这案子恐怕就不宜再按原来的思路搞下去了。至于下一步怎么进行，我还没考虑成熟。局里有什么指示吗？”
万副局长说：“还没研究过。如果这把提琴最后拿回来了，还则罢了，要是拿不回来，我是怕你们拖下去得不偿失。你看，现在天龙帮和国内不法分子勾结，已经丧心病狂了，可要打击他们，需要和港警合作，甚至国际合作，法律上、操作上都比较复杂，侦查、取证、通缉、抓捕都不是简单的事。”
处长点头称是，说看来很快拿回这把小提琴不现实。
正说着，伍队长从亚洲大酒店回来了。因为这个案子的搞法主要是伍队长坚持的主意，具体也是伍队长指挥的，所以处长一看他进来，说不清多少埋怨都堆在脸上，没理他，甚至也没有问问对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的保安措施落实得怎么样。万副局长站起来要走，对处长说：“你们赶快商量，明天要拿出一个确定性的意见，连同你们对这个案子的认识和必要的检讨，报到局里来。”
他转脸又问伍队长：“潘小伟现在情绪如何？”
伍队长没答局长的问话，却石破天惊地说了这么一句：
“潘小伟答应合作了！”
第12次谈话
第四章(2)
海岩：潘小伟终于同意与你们合作了，我想，面对纪春雷的死，他不应该无动于衷了。可我想问问，他愿意合作的这种表示，对推进整个案情的进展，有没有具体价值呢？
吕月月：当然有。在游乐园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客房内拨通了香港他哥哥的手持电话，当然这是在事先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打的。自从他住进亚洲大酒店904房以后，我们一直对他房间的电话进行了监听。他的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们也同样收录下来。哥俩儿是用广东话交谈的，当天我们看到了翻译成普通话的监听记录。我记得他们大致说了这样一些内容：
先是潘小伟问：“大哥，你那里讲话方便不方便？”
潘大伟说：“没事的，你讲吧。”
潘小伟说：“我现在已经被这边的警察保护了，我打电话警察知道的。大哥你和冯世民在搞些什么，他们好辣，两次要杀我！”
潘大伟问冯世民这混蛋又怎么搞了，潘小伟就把游乐园的事情简单讲了讲，“他们在港华中心酒店已经搞我一次了，现在又搞。爹不在了，我是死是活你们管不管？”
潘大伟说了许多安慰的话，然后问：“大陆警察想要怎么样？”
潘小伟直言不讳：“他们说可以保护我，但是要你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那琴有没有在你手里？”
潘大伟半天没吭声，一会儿他问：“你是怎样和他们讲的？”
潘小伟说：“我讲你会交的，我替你保证了，说你会交的。”
潘大伟又迟疑了一会儿，说：“小提琴没在我手里呀。”但潘小伟马上抬高了声音：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你要琴没用的！你不交，一九九七年后你在香港怎么做生意！你不交，大陆要扣我做人质的！”
潘大伟这下才说：“好啦好啦，我想一想啦，你莫急呀。”
最后他们约定晚上十点钟再通话，潘大伟对弟弟说希望晚上能和大陆警方的负责人直接谈一下。潘小伟说没问题的。潘大伟又嘱咐弟弟保重，莫急，他说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电话就打完了。
从交谈的口气上看，哥儿俩感情还行。
当天晚上，处长和伍队长一起到了亚洲大酒店，他们此时的脸色，至少开始阴转多云了。纪春雷的死使案情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突然进展，不但基本确定了小提琴的下落，而且竟然可以和潘氏家族的“大哥大”潘大伟直接通话，这对小提琴的追回，应当说有了一线曙光。
临去亚大的时候，伍队长叫上了我，他说月月你跟我们一起去，潘小伟如果情绪不好，你可以做做工作，他现在比较愿意听你的。于是我就跟上他们在晚上九点半钟到了亚大潘小伟的房间。约定是晚上十点钟由潘大伟把电话打进来，但十点钟过了没有电话来，我们怕总机出毛病，问了一下总机刚才有没有这房间的电话，总机说没有。我们就继续等。
等到大约十点半钟，电话来了，果然是潘大伟本人，我们这边由伍队长来谈，潘小伟在客房卫生间的串机电话上一起参加交谈，伍队长的北京话和潘大伟的半广东半国语发生沟通障碍时，就由潘小伟翻译一下。他们谈了大约十五分钟左右，谈的什么我听不大明白。挂断电话以后，处长队长就匆匆和潘小伟道晚安，我们三人就出来了。
晚上十一点半钟，我们敲开了万副局长的家门。
万副局长没有睡，正在家里等我们。局长的老伴已经穿了睡衣，给我们三个人端了几杯茶水，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卧室里去了。万副局长把客厅的门也紧紧关上，然后问处长要了根烟，才开口问：
“说吧，怎样个情况？”
处长看队长，队长说：“电话通过了，是潘大伟本人打来的。他同意交琴。”
队长的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心里不禁忽地一热，转脸看看万副局长和处长，很奇怪，竟是无动于衷。
万副局长冷冷地抽着烟，问：“什么条件？”
队长说：“第一，要保障他弟弟潘小伟的安全和自由。”
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队长接着说：“第二，要按他提出的方法交这把琴。”
万副局长问：“他提了什么方法？”
队长说：“潘大伟今天下午已经和冯世民通了电话，提出由他的弟弟潘小伟代表潘氏家族出面，以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作为礼物，向天龙帮求和。潘大伟说，冯世民已经接受了潘家的和解条件。他们约定在这个月二十五号晚上九点钟，在本市美高夜总会，由潘小伟与冯世民会面，当场送交这把小提琴。潘大伟这个交琴方案的中心意思就是，必须是在潘家将小提琴送交天龙帮以后，我们才可以采取行动，收回这份国宝。”
处长说：“这意思很明白，可以理解。”
局长摸着下巴，怀疑地问：“冯世民，肯来吗？”
队长说：“据潘大伟说，冯世民每年五六月间都要到北京来一趟，主要目的是去潭柘寺许愿，他一直相信潭柘寺里有释迦牟尼的真身。这次顺便以胜利者的身份接受潘家的求和，也算一举两得。”
处长说：“我倒是搞不懂，既然冯世民已经大驾劳动，潘大伟为何反而不能出头露面？”
队长说：“潘大伟讲，上次与天龙帮火并之后，为了安全起见，他对外一直诈称有伤，并且放风出去说意大利小提琴已不在香港。所以他不出面，于情理是比较顺的。”
处长问队长：“我听你在电话里问为什么要选择美高夜总会作为和谈与交琴的地点，他怎么解释，选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吗？”
队长说：“潘大伟讲，这是冯世民指定的地点。美高大厦好像有冯世民公司的股份，设在美高大厦三层的美高夜总会是由港商承包经营的。承包商在香港也是搞娱乐业的，一直受天龙帮的保护，连美高夜总会的内部装修也是包给冯世民手下的一个建筑公司做的。冯世民既是美高大厦的一个股东老板，美高夜总会也算得上是他的地盘。”
局长慢慢把烟在烟缸里按灭，又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把烟头碾碎，好半天才问：
“冯世民入境之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为好，你们和香港警方协调过吗？”
处长答：“这事以前和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请示过。据中心局说，冯世民和潘大伟一样，目前香港警方都没有收集到足够能证明他们本人犯罪的合法证据，所以一旦冯世民入境，港警大概不会请求我们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但中心局的意见，只要这把小提琴一回到中国境内，不管冯世民解释为是自己买的还是接受什么人的馈赠，作为失踪的国宝，我们都可以依法收回。”
万副局长站起来，在烟熏雾缭的屋里踱了两圈，打开阳台的门，站在阳台上看这个刚刚睡去的城市，周围的楼群很少有亮着的窗户了。五月的夜晚确实乍暖还寒，风还是有点贼，处长提醒说，万副局长小心别着凉，万副局长没应声。队长低头掏烟，还没点着，万副局长进屋了，看看处长，又看看队长，队长拿烟的手难以察觉地微微抖个不停。他看着局长那张犹豫的脸，轻声说：
“局长，恐怕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万副局长站在阳台的门前，长出了一口气，说：“好，那就先这样办吧，按潘大伟的要求，先让他们双方交接这把提琴。交接完以后，你们要立即控制冯世民，然后依法收回这件国宝。你们要注意，要绝对保证不能让冯世民失控，他一旦溜走，是完全有可能从海路把这把琴再偷渡出去的。”
伍队长本来说话办事一向留有余地，不轻易许愿的，此时也只能立军令状似的站起来，表态：“放心吧，他绝对跑不了。”
处长也说：“我们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准备。”
万副局长点点头，“那就这样吧，但愿这个案子能像你们算计的那样顺利。”
万副局长一锤定音，这个方案就算这样定了。但从他的神态口气上，对这个方案能否那么顺利那么有把握，似是有所保留。
海岩：既然不放心，为什么又同意这个方案呢？
吕月月：这个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除此也没有更好的进展方向了，而且局长可能考虑小提琴的交接是在中国境内，无论是真是假对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就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海岩：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吕月月：对。
海岩：后来结果怎么样？
吕月月：从万副局长家出来都已经快凌晨两点钟了。方案通过了，处长和队长都觉得总算向前走出了这一步，都有办成了一件大事似的那种轻松，但后面的路是不是顺，他们也心中无数，而且这个方案的许多细节，还需要费时费心安排策划，所以两个人的脸上，又都带着无尽的倦意。
我们上了汽车，谁也没再谈这个案子。我开车，他们二位在后面默默无话，不知是在打盹还是在想心事。我分头把他们送回家，然后自己开车回单位睡在办公室里，因为集体宿舍太晚了早关门了，而我妈那儿又没法放车。
第二天早上八点来钟，队里的人都来上班了。我困得不行也没法再睡。队里几个同志议论着要捐点钱给纪春雷的爱人和小孩。我当然也就把身上的钱和抽屉里的钱都拿出来了，捐了两百多块钱，加上其他人捐的，一共是一千多块钱。我们几个就带着钱到老纪家去了。到了以后，看到老纪家已经有几个亲戚朋友来看望老纪的爱人。他爱人受了这个打击，从昨天到现在水米不沾，已经不成人样儿了，甭管谁来，眼睛发直，一句话都不说。我们把钱给她放在床头，一个老一点的同志代表我们几个人说了说捐钱的心意，老纪爱人听着，脸上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有人向她介绍我，说我就是在老纪牺牲时和老纪在一块儿的那个女同志，她才无声地哭起来。
她摇晃着头不成调地说：“你还活着可春雷死了，他怎么就没躲过去呀，他明知道我们娘儿俩离不了他呀……”
她哭得我心里难受，我也跟着掉眼泪，抬眼看看老纪的这个穷家，除了旧沙发、木板床、小桌子和一个破立柜之外，真没一样值钱的东西。就算是老纪被追认为烈士，家里能享受烈属的抚恤政策，可那又能有几个钱呢。他老婆有病，孩子又小，孤儿寡母都是没钱不行的主儿。
海岩：不过月月，我听说这些年不少警察凭手里的那点权力，腰包里的虚实说不清楚。有的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大至宾馆酒楼夜总会，小到摆地摊的个体户，没有不上贡的。有的警察据说还在一些餐馆歌舞厅拿了干股，或者帮一些公司追账讨债做生意，这几年都发了。打开钱包不是有没有人民币的问题，那用的可都是美元港币信用卡！
吕月月：那得看是什么警察了，搞治安秩序和侦破一般治安案件的人可能稍微富一点，经常有人求得着他们呀，不过大富大贵的也是少数，像我们这种搞大案要案的单位，跟社会上那些企业公司又没什么日常来往的，没戏。而且我们处长队长都特正统，把下面管得死死的，我们就算有这贼心有这贼胆也没这贼机会呀。
海岩：我觉得你们单位还真不错，同事家里有困难，都能自发的捐点钱，同志之间的感情挺深的。这种情况现在不多了。
吕月月：那天去老纪家的还有一个女的我认识，是焦长德的大女儿。她是特地从单位里请了假来的，是受老焦的委派来的。我们从纪春雷家一起出来后，大家自然问了问老焦的病情。他女儿说现在没事了，不过那天真吓人，要不是医院抢救及时恐怕要走在纪春雷的前头了。在刑警队里，老焦算是纪春雷的进门师傅，纪春雷脾气好所以老焦挺喜欢他。师生一日终生父母，老焦对纪春雷一直像对小辈似的挺疼爱。没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又是为了那把让老焦曾经苦苦追寻的小提琴，就更不是滋味儿。老焦本想亲自到纪家来，可医生不让。
他大女儿对我说：“我爸说他心里特别堵得慌，他想让你去看看他，他特想跟你聊聊天儿，月月你能抽空去一趟吗？”
我说那当然，我忙完这几天一定去。
那天上午，队长他们又去亚洲大酒店找潘小伟谈话去了。大概还是谈有关小提琴的情况和那个方案。队长让我回家休养一天，调整一下心情。他们可能都觉得游乐园的这场遭遇让我受了刺激。
从纪春雷家出来我直接回地安门我妈那儿了。中午我妈给我做了面条。小时候我过生日都是吃我妈做的面，这么多年了我在外面上学、工作，没怎么过生日。我妈说这次好不容易能和我一起过个生日我还不回来，今天就把这碗长寿面补上吧。我吃面的时候我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我拆开一看，里边装的是小薛送的生日卡。上面有小薛手写的两句诗：
你是我的梦，怕你走远，
但愿梦醒时，还在眼前。
我问妈：“小薛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妈说：“他工作忙来不了，是托一个朋友送来的。”
我反复看那两句诗，心里很暖。妈问我：
“你和小薛，到底算定了没有？”
我摇摇头：“我还小呢，干吗这么急着定。”
妈叹口气，“你一个人在北京，应该早点有个着落，今后的生活我也就放心了。”
妈又说：“月月，如果你定了的话，要早些和小薛商量好，将来你们的孩子，能不能姓吕？”
这个问题妈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不耐烦地说：“再说吧。”
“小薛不是还有个弟弟吗？你们的孩子要是不姓吕，老吕家就算是断了根啦。”
“以后再说吧。”我打断我妈，“而且我又没说一定跟薛宇呀。而且我结了婚也不要孩子。”海岩，那时候我一听到别人跟我说孩子不孩子的，我心里老想哭，也觉得特可怕。我真那么老了吗？真要成一个抱孩子洗尿布的大妇女了吗？
海岩：我知道，好多女孩子当还没有产生做母亲的意识和渴望的时候，和她们探讨家庭孩子之类的问题会把她们吓着。
吕月月：我妈半天没吭声。我妈本是个很刚强很果敢的女人，可每次说到这件事，总是长吁短叹。她觉得我爸一生特惨，特可怜，现在唯一还能替他再做的事，就是别让老吕家的香火断了。按说我妈也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一代知青，可人一老还是逃不开传宗接代的观念。我妈觉得自己是吕家的最后一个媳妇，总有点责无旁贷的心理。
面还没吃完，房东家一个当工人的小伙子，也就是我妈同学的儿子，跑过来问我知道不知道昨天游乐园里发生的枪战。我说不知道，他就绘声绘色地跟我讲述起来，说昨天游乐园发生了警匪大战，双方互有死伤，匪首是个人面桃花的妙龄少女，枪法一绝，而且据说该女匪已经漏网……我问他这些都是从哪儿听来的，他说是坐地铁时亲耳听身边一个乘客讲的，那人又是亲耳听游乐园的一个保卫人员讲的，因此绝对可靠。我说那可能吧。
他又问我当警察是不是很危险很刺激，你当初怎么想起选这个职业。我说没事，我是坐办公室的，一点危险也没有。可我妈同学的儿子则说干警察坐办公室那可太没劲了，当派出所片儿警也没劲，当交通警站大街更没劲。最起码得当个刑警，要是当国际刑警那就更来劲儿了，少不了生死搏斗，虎穴惊魂，侠骨柔情，午夜追杀……
第13次谈话
吕月月：下午薛宇来了。因为队长他们要把潘小伟从亚大接出来谈一天，所以也放了薛宇的假。
薛宇带来一条在自由市场上买来的活鱼给我妈，对她左一声阿姨右一声阿姨寒暄个没完。我妈很开心，一定留他吃晚饭。
因为家里窄，没法聊天，我就和他上了街。我们从地安门往什刹海无目的地走。街上行人不多，大都已是短打扮，把北京带进夏天的气氛，我也穿了一条很随便的裙子，让裤子捂了大半年的双腿，突然暴露给空气，清凉无比。薛宇因为这些天总在酒店的空调中生活，对季节变化感受迟钝，依然长裤外套，捂得一本正经。我说你把外套脱了吧，我帮你拿着。他说不用了我不热。他问我是不是心情已经调整过来了，我说没什么了，现在没事了。其实不知为什么我仍然感到脚下发飘，心有余悸，虽然从游乐场冲杀出来至现在不过短短一天的距离，但此时沿着什刹海岸边的小路漫步，竟恍若隔世。
然后我们一直谈老纪，越谈越觉得老纪是天下最好最好的人。我们谈到老纪的家境，谈到老纪死前还说过皇历上写着今日勿近水，结果自己果然落水而亡，不禁感慨半天。不知不觉走到后海，沿河边都是绿透的垂柳，河水在太阳下无风无浪，金光点点。小薛突然问我：
“我给你的生日卡收到了吗？”
“啊，收到了，谢谢你。”
“谢什么，我们之间干吗总这么客气。”
“这是礼貌。”
小薛欲言又止，吭哧了半天，才扭捏着说：“生日卡上写的那两句话，是我心里的真实感觉。你信吗？我总做梦，总能梦见你，可一睁眼，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幻想能有一天睁开眼睛时，你还在我面前。”
“你这几天不都是白天睡觉吗？难道白天睡觉也能做梦？”
小薛对我的调侃有点气恼：“我知道，你不就是说我白日做梦吗？”
我说：“没有没有，干吗一动就生气，玩笑也开不起。”
小薛闷着没吭气，半晌才说：“那位阔少，也给你买生日礼物了，是吗？”
我说：“啊，怎么啦？”
他悻悻地说：“他有什么资格送礼物给你，我最看不起这种花花公子，一见着漂亮姑娘腿肚子就转筋！”
小薛脸上的恶毒，使我有点不快，我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恶意。”
薛宇说：“他有什么呀，不就是脸上皮肉嫩点吗，女里女气的。不就仗着家里有钱随他挥霍吗？上次我给他房间里送衣服，他居然还想往我兜里塞小费，我心想你他妈把我当什么人啦，他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家这点钱是怎么来的！贩毒、聚赌、走私、杀人越货，这种黑钱也好意思花！”
我也有点赌气了：“你要生气你冲他说去，跟我说有什么用。”
薛宇抬高声音，吵架似的说：“你就不该用他的包！”
我也抬起嗓门，“是队长叫我用的，你这人怎么这么狭隘！”
薛宇说：“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喜欢穿好的，用好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要有钱全给你买衣服买香水，你知道我不是个大款，只能给你买个生日卡自己写上两句话，可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辛苦钱。姓潘的是有钱，可你别忘了你和他之间现在是什么关系！”
他居然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当然气坏了：“是什么关系，你说是什么关系！”
“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他是什么人？是黑帮！”
我吵起来：“他爸爸是，他哥哥是，他又不是！”
“得得，”小薛摆摆手，“这儿不是地方，我不跟你吵，我不跟你吵。”
我气得够呛，转身往回走，小薛双手插在衣服兜里，闷闷无声地跟在我后面。我们一前一后，谁也不搭理谁。
快回到我家时，小薛从身后加快几步追上来，拉住我的胳膊，和解道：“别生气啦！”见我歪过头不看他，便进一步放软声音：“怪我不好行不行，不过我也是为你好呀。”
每次吵嘴，总是薛宇先和解。照例他一和解，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不过那天我始终心情郁闷，以前和薛宇在一起时那种轻松的心态，好像很难找寻了。我脑子里不能自制地，总是出现潘小伟的影子。我也明白，假使再这样神魂离窍下去，我说不定就该犯错误了。
回到家时天已黄昏，我妈开始做饭。因为东北我们老家那地方水少，吃鱼是件极为奢侈的事情。我妈不大会烧鱼，薛宇就亲自动手。他收拾这玩意儿的样子看上去挺专业，我妈由此越发对他有好感了。妈问他这条鱼要多少钱？薛宇说要二十块钱，妈说太贵了太浪费了，以后可不要再买。薛宇说没事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来看看您做条鱼您尝尝是应该的。我妈说真难为你了。
薛宇家是老北京人，家教上很讲个“礼儿”，所以他自小对长辈就很会讲话。我妈转脸就说我：“你看你还是女孩子呢，什么都不会干，真是从小惯坏了你！”
吃饭的时候，妈问薛宇家里兄弟几个，薛宇说两个。妈说有兄弟两个的话，要有一个倒插门的或者将来生了儿子姓女方姓的估计还好说一点。薛宇没听明白，说姓名嘛也就是一个符号，姓什么都无所谓。妈又问，那你喜欢啥样姑娘呀？薛宇说得是那种特能互相理解，好学上进，有事业心的女孩，家庭条件无所谓。妈说，其实女孩子只要贤惠、懂事明理就行了，事业上主要靠男的。老辈人都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嘛，女的事业好坏不一定重要。薛宇说这都是孔老夫子重男轻女的偏见，你说这孔老夫子本来是个教育家，怎么会说出“无才便是德”这种和他的本职工作这么不相称的话来！
海岩：月月，我插一句，我认为在人类认识的历史上，凡是幸福、美丽、和平、丰收、慈爱的主题，都是以女性为表现象征的，这说明女性是代表了人类温和美好柔顺的事物和情感，所以你母亲说的对，一方面女性不应该在事业上受到歧视，但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女性都和男性一样刚强、果敢、有事业、不屑于家庭琐碎、照顾丈夫、养儿育女，那这世界一定是很不美好了，人类的大多数都会觉得无味。孔夫子强调了女性由于生理、心理上的特点而形成的社会角色的分工和规矩，可以说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其实被很多人误解了。
吕月月：你这套话，道理是有，不过除非研究学问的人能听明白，一般凡夫俗子都理解不了，别说薛宇这种比较正统的人了。我也觉得成熟的男人肯定都需要一个贤妻良母型的老婆。
海岩：没错。
吕月月：后来我妈又问：“小薛，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呀？”薛宇说：“最不喜欢撒谎的姑娘。”我妈说：“姑娘要是不跟你撒谎，那准是不爱你了。”
海岩：我发觉你妈还真是个很懂辩证法的人，讲话真学问。
吕月月：薛宇说：“女人对男人，至少得专一吧。”妈说：“那当然，要真定了，那不管男的女的，都得专一才行。”
本来我一直吃我的饭，他们说到专一这个问题时，我搭了一句腔，我说你们大概不知道前不久有关部门搞的一次家庭社会调查吧，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有外遇，不是男的有就是女的有。在有外遇的人当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不影响家庭和睦，甚至有的外遇还增进夫妻感情呢。
我妈马上嗔斥我：“这孩子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小薛乘机对我妈说：“您瞧见没有，她就是这样，一脑袋歪理。”
我说：“这你们就不懂了，一个人要是天天跟自己的丈夫或者老婆在一起，对方人再好也没知觉了。只有在有外遇时，通过和那些露水情人的比较，才能在麻木当中重新体会老婆或者丈夫的种种好处，没准会重新认识对方的价值和感情。而且人一有外遇，回家必定胆虚，觉得对不起对方，所以自然表现得格外听话、温顺，家务活儿也抢着干了。所以说，有外遇不一定全是坏事。现在的道德标准是：喜新不厌旧！”
我妈冲小薛咂嘴，“你说，她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像我，也不像她爸爸呢，我们那个时代，没过门儿的姑娘，哪儿敢这么顺嘴胡说呀。”
薛宇却另有所思地盯住我：“怎么，你是不是已经有外遇了？”
我说：“我又没结婚又没许配，跟谁好算外遇？”薛宇眨巴着眼睛，没说出话来。
海岩：月月，你这些关于外遇的观点，也过分开放了，连我这个研究过女性心理的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你母亲和薛宇当然接受不了。其实人要真有外遇，那才是件苦事，在外面幽会藏藏躲躲，回家连电话铃响都提心吊胆，接了电话也是支支吾吾，再傻再迟钝的老婆也能一眼看出来这是谁来的电话，人活着就跟做贼似的。所以外遇这东西，和钱财地位一样，没有是福。
吕月月：其实我也是跟他们开玩笑，主要是薛宇那几天对我特别疑心，那天吃完饭我送他出来时，他对我说：“月月，这下你是潘小伟的救命恩人了，他对你肯定感恩不尽了。”
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何用意，绷着脸没答话。
薛宇又说：“前两天我听队里有人瞎议论，说吕月月陪的那个工作对象对吕月月特殷勤，又买东西又请吃饭，让吕月月摆得服服帖帖的，准是迷上吕月月了。你别以为这是夸你呢，老让人议论这个对你其实一点好处也没有。你不知道咱们这种机关，对男女大防看得重，一招上这方面的口舌，就难翻身了。”
薛宇苦口婆心，我就是再傻也能听懂他的醉翁之意，我冷冷地冲他说：“我明天就找队长辞了这份差事，我干吗呀？一方面要求我对他要热情要接近，等我热情了接近了又疑心我假戏真作。谁有本事谁来吧，这活儿我不干了，我差点儿还赔上一条命！我死里逃生，死里逃生，你们谁看见了！”
尽管我知道局长、处长、队长和队里许多同志在游乐园事件以后都夸过我安慰过我，还表示将来要给我报功，但我还是觉得委屈。
海岩：月月，你以前曾经说过在那些天和潘小伟相处之后，内心里对他产生了好感和好奇，换句话说，多少是有点喜欢他吧，你现在能否跟我再明确地解释一下，你当时对潘小伟究竟是何种心态呢？
吕月月：……这个，怎么说呢，当时也只是下意识地挺喜欢他，觉得和他在一起心情挺好，对他确实有点好奇，有新鲜感，当时也就是这样。
海岩：好，我明白了，我能体会到你的意思。
吕月月：所以薛宇那么说我，我一方面感到委屈，也有点反感。可另一方面我心里也明白我对潘小伟和潘小伟对我，彼此都有好感。所以我也提不起勇气去跟薛宇辩白到底。怎么说呢，反正是一种挺复杂挺说不清的心情。
海岩：我明白。
吕月月：那天是我和薛宇难得的一次休息日，薛宇晚上九点多钟走了以后，伍队长到我家来了，跟我妈夸了我一通。出于保密的需要，当然没有具体说游乐园的这件事。送队长走的时候，队长在巷子口问我现在心情怎么样，要不要在家多调养几天，我说没事，明天就能上班了。他说真的没事了吗？你别强撑着。我说真的没事了，他说那好，明天要和潘小伟一起开会研究与冯世民接头的具体方案，你一起参加吧，我说没问题。
在我和小薛休息的这一天里，潘小伟被接到我们一个据点里和处长队长谈了一整天话，主要是从他那里再摸一摸天龙帮的情况。到晚上才把他送回亚洲大酒店。晚饭是他一个人在酒店里吃的，吃完饭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潘小伟在饭店大堂里散了散步，并不想过早回房睡觉，转来转去转到地下一层的迪斯科舞厅，买了张门票就进去了。盯在他后面的外线侦查员一看到那价牌上写着门票120元，没敢买，就守在舞厅门外等他出来。
潘小伟进去以后，随着砰砰作响的音乐在舞池里跳了会儿舞，出了身汗，就坐在酒吧台前要了杯可乐，刚要喝，一个彪形大汉一屁股在他旁边的吧凳上坐下来，冲他咧嘴一笑，他吓了一跳，压着嗓子惊叫一声：“大哥！”
海岩：大哥？是潘大伟吗？
吕月月：对，就是他大哥潘大伟！
海岩：他到了北京？
吕月月：潘大伟是当天下午到了北京，一直在饭店大堂等着他弟弟露面，到晚上他终于看到潘小伟出现在大堂，便尾随其后进了迪斯科舞厅。他知道我们有人盯在潘小伟后面，也看到盯梢的人没有跟进舞厅。
海岩：看这架势潘大伟是秘密来的，他为什么要亲自到北京来？
吕月月：这是后话，那天晚上潘小伟见了他大哥，又惊又喜又疑。哥儿俩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的掩护下，匆忙交谈了短短二十来分钟。据我们的外线侦查员回来汇报，潘小伟从舞厅出来时，脸色苍白，心事重重，低头径直上楼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没有对外打电话，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半夜两点多钟，他通过总机找酒店的大堂副理索要安眠药，第二天早上也没有去吃早饭。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们用一辆伪装成出租车的汽车把他接到了我们的据点，会在这里开。除了两个队长和刘保华外，我和小薛都参加了。我靠窗坐在角落里，潘小伟被人领进来时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伍队长注意到了潘小伟疲惫的脸色，问他是否没睡好，他含含糊糊应了一声，李队长开玩笑说潘先生吉人天相，命大福大造化大，受点惊不要紧，小惊是福，大惊消灾，总归有惊无险。潘小伟很勉强地笑笑，然后看我。
薛宇留意到潘小伟的视线，斜过眼来观察我的反应。我看窗外。
五月，窗外的树都染透了那种成熟的深绿，我最喜欢这种沉稳的扎实的绿。我好像从来不喜欢太稚嫩太热情的东西。
会是怎么开起来的我给忘了，好像是李队长先讲了一段话，然后由伍队长具体部署五月二十五日的行动安排。伍队长手里拿着个小笔记本，不停地翻着，再一次和潘小伟核对着可能已经核对了很多遍的方案细节：
“你大哥的意思是，要到二十五号那天晚上七点至八点钟，才有人从香港打电话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取那把小提琴，是吗？他能不能早一点告诉你？”
潘小伟说：“也许他不能更早地把提琴带到北京来。”
李队长狡猾地问：“他是不是派人乘香港到北京的班机把琴带来？我们可以通知机场海关让这个人顺利进来……”
第五章(1)
潘小伟：“琴怎么带到北京来你直接去问我大哥好了。”
也许李队长心里也明白自己的这种狡猾是很愚蠢的，显然潘小伟并不知道这把琴将用什么方式通过何种途径在二十五日送到北京。于是伍队长接着问：“二十五日晚上你按照香港电话所通知的地点和方式拿到琴，然后带着琴直接去美高夜总会，有人已经事先在那里订好了一个包房，你将在那里见到天龙帮的老板冯世民，然后你代表潘氏家族把琴当面交给他，整个过程是这样吧？”
潘小伟没精打采地说：“如果我大哥和你们商量的过程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吧。”
伍队长突然把目光转到我的身上，大声说：“月月，五月二十五日的晚上，还是由你来陪潘先生。从他接到电话去取小提琴，一直到带着琴到美高夜总会去见冯世民，你要负责保护潘先生的安全。”
潘小伟忽地一下站起来，断然反对：“不行的！我大哥说过，我只可以单独去的，警方绝对不能派人跟着，万一让天龙帮察觉，冯世民是不会赴约的！”
伍队长看着情绪突然暴躁的潘小伟，反而格外慢条斯理了，笑着说：“所以我们才派吕小姐陪着你嘛。在天龙帮那些人眼里，一个女孩儿陪着你，他们顶多认为这是你在北京找的一个伴儿。”
刘保华看着我，做了一个鬼脸。我没有吭声。
潘小伟也看了我一眼，依然僵直地站着，大声反抗：“警官先生，请你讲话尊重些，我不能同意这个安排。”
伍队长啪地一声合上笔记本，板起面孔：“你必须同意！”
潘小伟涨红了脸，站到伍队长面前，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强迫我，否则你就得不到这把小提琴！”
李向华被潘小伟的威胁激怒了，哗地一下站起来，刚要说话，被伍队长拦住，大家都愣着不敢多嘴。我没想到潘小伟几乎到了最后一刻会和我们翻脸，我紧张地看着伍队长的反应。伍队长慢慢地站起来，正视着潘小伟，一字一顿地说：
“你必须同意，否则，就取消你大哥的方案，我们另起炉灶，也一样要收回这把琴！”
伍队长说完，走到屋子另一头，从桌上拿起暖壶，若无其事地倒水喝，他欣赏着墙上的一幅水墨荷花，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呷着开水。李队长冲着潘小伟狠狠地补充了一句：
“事情要做到这一步，你大哥要再想跟我们合作就来不及了……”
潘小伟孤立无援地瞪了半天眼，不得已，泄了口气：“好，你们可以派人陪着我，但吕小姐不行，我不要她陪。”
李队长说：“这几天，吕小姐陪你不是很好吗？”
潘小伟说：“她是女的，她保护不了我！”
李队长说：“你放心，我们都在……”
这时伍队长转回身，完全不理会已经把语气变为恳求的潘小伟，若无其事地向我布置道：
“月月，二十五号晚上，你要和潘先生一起吃晚饭，然后一起到他房间等香港的电话，一起去拿那把小提琴，再然后就陪他去美高夜总会。二十五号那天你可以对潘先生表现得稍微亲昵一些。”
这种不加讨论的口气使潘小伟无法还口，他只有冲伍队长怒目而视了。
此后一直到会开完，潘小伟一言不发。散了会，小薛先回亚洲大酒店。潘小伟被伍队长留下来单独谈了一会儿，我在外面等他。潘小伟出来时脸色依然阴沉，队长让我和刘保华送他回酒店，一路上他一直没有说话，刘保华一边开车一边总想找点话题调节一下气氛，但潘小伟问一句答一句，情绪极度低落。
我也不说话。
我倒不是情绪低落，可我找不出话来。
到了酒店，我陪潘小伟上楼，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看着电梯上慢慢跳动的楼层数字显示灯，淡淡地问：
“为什么不让我陪？”
他低声说：“我不想再让你冒这个险了。否则我欠你太多了。”
我说：“这是我的职业。”
这时，我万没想到，潘小伟竟然转过身来把我抱住了，紧接着他的嘴很生硬地紧紧地贴在我的嘴上。我一下子僵了，吓得浑身乱抖，可我也万没想到我居然没有叫，没有挣扎，没有怒不可遏地推开他……
在警院上大学的时候，有不少男同学追过我，到单位以后，小薛也很追我，可我还从来没让一个男人用嘴亲过我。潘小伟的这一亲把我亲呆了，我一下子不知该怎样反应，我的全身都激动不安，可心里又恐惧到极点，我觉得天要塌了！
电梯到了，电梯的门开了。潘小伟仍然没有松开我，他甚至隐隐地想用舌头顶开我紧闭的嘴。正巧站在楼层电梯厅值班的薛宇千不该万不该地看到了一切！
他用标准的酒店服务生的规范语言大声地说：“中午好，先生，这是九楼！”
潘小伟松开我，他看见了并且正视着薛宇，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和胆怯。他下了电梯，在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间，我清楚地看到这两张男人的脸，潘小伟镇定而深情地注视着我，而薛宇，竟是异样的冷漠！
电梯无声地往下走，我全身发抖，想哭，却无泪。我说不上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是委屈，是羞愧，是恐惧，还是慌乱？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心情。
电梯在三楼停下来，上来一大群有说有笑的年轻男女，他们似乎面带疑惑地打量着我的脸，难道我带了什么奇怪的表情？
电梯到了底层，我随着他们走出去。这时候薛宇不知怎么搞的追下来了，他在大堂拐弯的一个角落里追上我，拽着我的胳膊压低声音咬牙切齿：
“你还算个刑警吗？”
我甩开他继续往前走，他从后面再一次拽住我。
“吕月月，你对我说清楚！”
我再次甩开他的手，加快步伐往饭店的大门口走去。薛宇站住了，他呆呆地看着我走出饭店的大门，看着我头也不回地上了刘保华的汽车。
第14次谈话
海岩：月月，在我看来，自从你们接手这个案件的工作以后，薛宇对你和潘小伟的接触就一直有着某种难以名状的敏感。当然这种敏感也许仅仅是一种下意识。但是在那一天他看到电梯里发生的情形后，这个问题至少在你们三个人中间就公开了。薛宇当时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事后他会不会做出什么举动呢？比如说，有没有把这件事向领导汇报一下？而潘小伟，他对你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发生后，照理他应该对你有个解释，或者道歉，承认自己冲动、冒犯，或者……总之得有个说法。
吕月月：薛宇那天没再追我，他毕竟有任务不能离开酒店。他乘电梯回到楼层，正巧被饭店服务质量检查组的几个巡查干部堵住了。检查组的人劈头就问：“你是九楼的服务员吗？”薛宇看着他们，阴着脸没有吭声。这种正视，这种沉默，统统被当作了对纠查的抗拒。检查组的人火了，抬高声音再问：
“你是不是九楼服务员？”
九楼的领班听见声音从工作间跑出来，赔着小心说：“是我们层的。”
检查组的说：“服务员不允许乘坐客用电梯知道吗？”
领班点头哈腰：“知道，知道。”
检查组的瞪眼：“我没问你！”
领班连忙看薛宇，薛宇哑着嗓子说：“知道。”
检查组的拿出违纪单：“你自己说，罚多少。”
薛宇木呆呆的，说不出话来。
检查组的也不再商量，撕下违纪单，说：“交一百吧，五十块钱是事儿，五十块钱是态度。”
薛宇没解释，把头一低，就接了单子。
检查组的人走了，薛宇还怔怔地站在原地不动，眼圈红了。领班还以为他是心疼这一百块钱呢，就劝他，说没事，等以后让你们领导找我们保卫部把罚你的钱都要回来不就得了。领班说：“也是该着你倒霉，服务质量检查组的头儿现在和我们客房部的头儿不对付，这一阵儿老是盯在楼层挑刺儿，大伙儿都给他们罚怕了。”
薛宇并没把这事汇报给队里，也许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忌讳把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伤得太厉害，也许是因为薛宇虽然恼恨我但并没有恨透我。可第二天伍、李两位队长还是分头批评了我们俩，说我们重任在身还如此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地闹个人感情纠纷，实在是太没规矩太不成器影响极坏。后来我听刘保华说薛宇在饭店大堂拐角处拽着我骂我的情形被不远的外线侦查员看到并向队里作了汇报。他还告诉我伍队长在批评薛宇时薛宇闷着头一言未发。
刘保华问我，你和薛宇到底怎么啦？
那天外线还反映，潘小伟吃过中午饭后，一个人到饭店的桑拿浴室去洗桑拿浴。在饭店里洗桑拿也很贵，再加上洗的人很少，外线如果跟进去一定暴露，所以只是记录了他进浴室和出浴室的时间，并没有跟进去。从记录上看，潘小伟在里边一共呆了四十分钟。
海岩：倒不怕热。不过桑拿一般都是胖人洗，减肥。
吕月月：中午一般是很少有人蒸桑拿的，但是潘小伟脱光衣服走进用芬兰木板制成的桑拿房时，里边已经坐了一个人正在等他，就是他的大哥。
海岩：啊，原来桑拿房是他们约定接头的地点。这倒有趣，赤身裸体，热气腾腾，这哥俩儿倒是别出心裁。
吕月月：在饭店的公共场所秘密接头，桑拿房确实是最自然也最便于避人耳目的地方。
海岩：他们谈了些什么？
吕月月：主要是潘大伟给他弟弟鼓劲，因为潘小伟向他大哥明确表示不想再参与这件事情，他说你忘记父亲死前要你怎样待我的吗？你为什么把我往这种风口浪尖上推。潘大伟说你不要怕，一切我都替你安排好了，冯世民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潘小伟说我过去不想搅进你的事，现在也没必要搅进去，而且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潘大伟说，你以后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我都依你，但这次潘家和天龙帮必须有个了结，否则，他们要杀的不光是我，还有你，还有整个潘家。你难道不是潘家的人吗！
其实潘小伟别无选择，至少天龙帮要置他于死地也有两次了，不解除这个威胁，今后走到哪里也无宁日，而且大哥“献宝求和”这出戏也不光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潘姓一家，假使潘小伟袖手旁观，于情于理于自己的切身利益都说不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充当他大哥给他指定的角色，代表潘家去见那个冯世民。
但是那天在离开桑拿房之前，他和大哥讲了一个条件。
海岩：什么条件？
吕月月：他告诉他大哥，他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曾经帮助过他，他要求大哥在事情办完之后想办法带她一起走。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潘大伟当然一下子愣住了，他实在反应不过来，在这种紧要关头弟弟竟会节外生枝地冒出这么个荒唐至极的念头来。
“一个女孩？你有没有搞错！”
潘小伟说：“大哥，我一生一世只求你这一次。”
潘大伟给了弟弟一个耳光：“你昏头了！”
潘小伟发狠说：“你答应不答应？”
潘大伟看看弟弟，像看一个陌生人，而弟弟又是那样一脸义无反顾的神色。他有点急了，几乎是恳求地说：“她是本地人吗？带走一个本地人不是一句话啦，你懂不懂呀。”
潘小伟大概知道他大哥早年做过往香港偷渡大陆客的“蛇头”，所以毫不退让地逼他答应：
“你要不答应，我就不去见冯世民！绝对不去！”
潘大伟知道弟弟的脾气，只好先用缓兵之计，摇头叹息说：“搞不懂你呀，让什么三头六臂的妖精给缠昏头了！她是做什么的？”
潘小伟没有把我的身份说出来，他只是说：“到时我会带她来给你看的。”
这天的傍晚，我在办公室里接了一个电话。那电话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一片沙沙的杂音。我“喂”了两声，可听筒里只有一个和杂音一样遥远的喘气声。
我不客气地大声问：“喂，你是谁？”
听筒里说：“就你一个人吗？”
是薛宇。我的心猛地提到嗓门儿，我不知该说什么。
薛宇的声调很平静，只是显得有些老气横秋。“月月，我们应该认真谈一谈。”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谈什么？”
“以前别人对我说，你绝对是一个受不了寂寞的女孩，跟你这样人见人爱的女孩好，要倒霉的。我一直不信。”
“现在你信了，对吗？”
电话里长长出了一口气，未置可否，却问：“月月，你跟我讲句实话吧，你是不是真喜欢他，还是逢场作戏？”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么尖锐的问题，只能强词夺理：“我不会逢场作戏，而且喜欢谁并不等于就要怎么样。”
薛宇的声调有点激动了：“你还要怎么样？要是你喜欢上别人，我会自动走开，可你如果喜欢他，那我不能不告诉你，这已经不是什么儿女情长的事了，这是政治问题。你前几天还说要犯一回错误给我看，我当你是气话，没料到你说到做到。对别的人你要怎么喜欢就怎么喜欢，我无权干涉。可对他，你要掂量掂量后果！”
我知道薛宇说的对，可我当时的心情，很难接受他的这种居高临下威胁教训的口气，我赌着气地说：
“我就爱上他了，你说什么后果！”
我更清晰地听到了薛宇起伏沉重的呼吸：“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你爱上他就是叛变！”
薛宇这一枪把我打哑了，我羞恨交加，欲哭无泪！我砰地一下把电话给扣了。
四周一下子静下来。这是个星期天，处里大多数人不上班，队里的人大概也都跟队长上美高夜总会踩点儿去了。天好像不那么情愿地暗下来，屋里的桌椅柜子，默默保留着模糊的轮廓。只有两扇不大的窗子还灰灰地亮着，好像两只混浊不清的猫眼，懒洋洋地与人冷眼相对。
我坐在电话机前一动不动，心里感觉被什么东西给掏空了，心情也败坏到了极点。我脑子里反复滚动着薛宇刚才的话：“叛变叛变叛变叛变……”我又想到伍队长，无论是碰上了好事还是坏事，我都会马上想到伍队长，猜测着他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反应。我还想起了纪春雷，我想老纪真算是忠心忠职、舍身取义了，他有妻有女招谁惹谁了把命搭上，这世界上人死了没有鬼魂吧，我和潘小伟亲嘴对得起他吗？老纪尸骨未寒！一想老纪我甚至觉得无地自容。
我还想了我妈和我死去的爸爸，虽然我嘴上不承认可我心里明白，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从边远的小县城里走出来的一个土匪的后代，能上了大学分到北京我应该知足应该珍惜不能胡来。
电话又响了，尖锐的铃声吓人一跳，我知道天已很晚。
还是薛宇，他在电话里粗粗地叹气，然后说：“月月，你别这样，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可你知道你这气话真吓着我了，我真怕你一时糊涂啊。”
我说：“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说：“月月，我为什么总也了解不透你，老天给了你这么漂亮的一张脸，可又给了你这么冰冷善变的一颗心，我总幻想，你要不这样，那该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啊。”
薛宇的话让我全身发软，我知道自己是太不理智太轻浮了，潘小伟这种人这种事其实也就是一阵风来去无踪，怎能认真怎能动情。可我这时一想起了潘小伟，他那张白白的脸在我眼前怎么也挥不走，赶不动。我拿着电话的手有点哆嗦，我哽咽了一句：
“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心里乱透了。”
薛宇好像明白了什么，他良久地沉默，听我啜泣，最后他说：“好吧月月，那你好自为之吧。我知道感情这东西有时候说不清。不过一个人总要忠于自己的职业和组织，这也是人的基本道德，我希望你的情绪别影响眼前的工作。”
我不哭了，我说：“这你放心，我还不至于那么不冷静，我不会对不起大家的。”
这一天是五月二十三日，是潘氏家族与天龙帮约定的和谈日期的前两天。
接下来是五月二十四日，各方面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这一天表面上平静无事地度过。
二十五日上午，发生了一件事。亚洲大酒店财务部把电话打到我们办公室，询问这儿是不是平安旅行社。电话是刘保华接的，他回答说没错正是平安旅行社。来电话的人说你们接待的904房的客人在饭店的各项消费已经累计超过两万元，按饭店的规定需要结一次账。刘保华请示队长后，去亚洲大酒店找财务部的结账处要了一份904房的账单，说核对完了再付账。账单拿回来给伍队长看了一遍，伍队长当即跑到处长的办公室来了，一进门他就对处长说：
“你看吧，这是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这几天的账单。”
处长一看队长的脸色，似乎意识到有什么不妙，他问：“有问题吗？”
账单是用电脑打出来的，记录得极为详尽。队长指着其中一项给处长看：“你看这一笔，是在商务中心打国际长途电话发生的费用，是签单记账的。”
处长好像也明白了什么：“商务中心？”
队长说：“是打给香港的，日期是五月十一号，时间是下午一点二十五分，也就是说，是潘小伟住进亚洲大酒店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打的。”
处长也觉得意外，当然他一时还无法断定这件事的性质，但伍队长却对潘小伟倍感怀疑了。“关键是他到现在还一直隐瞒这件事，我们以为他从搬进‘亚洲’以后就没有对外联系过，其实他早就和他家里联系上了，说不定这些天他们一直用什么方法保持着这个联系。他到底哪句话是真的我看现在都得重新琢磨一下了。”
处长说：“你的意见呢，怎么办？”
队长说：“我想，现在必须马上去亚洲大酒店找潘小伟，好好攻攻他，也许能搞出点新情况来。”
处长摇摇头，“别把他当孩子，他不会说的。”
队长果断地说：“除非他说出点什么，否则我就告诉他取消今天晚上的计划。”
处长说：“取消计划对他们固然不利，可对我们也没好处，今天晚上很可能是我们拿回这把提琴的唯一机会了，别搞得功败垂成。”
队长说：“我们可以把计划推迟，至少推迟一天。”
处长看表，说：“怎么也来不及了，现在离取琴不过还有七八个小时，就算你现在能联系上潘小伟，潘大伟也未必能找到冯世民，这个计划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处长认为大问题不会有，因为接头地点毕竟是在大陆，是我们完全可以控制的地盘。而且潘小伟又在我们手里，如果潘家万一滑头不把琴拿出来，于我无损，而他们自己就难以收场了。队长想想也是，但是他更进一步地建议：
“还有一个办法，等潘小伟一拿到琴，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提前收回来，以防万一。我们没有必要对潘大伟守信用。如果潘小伟拿不到琴，就立即拘留他，琴在潘家，我们有和潘大伟的电话录音做证据，完全可以向潘家公开追缴！”
处长还是摇头：“不行，局里刚刚转来香港警方的请求，希望我们在潘小伟将琴交给冯世民后，就以非法持有国家文物为名拘留冯世民，然后把他转给香港警署处理。部里要求我们满足港警的这个请求。所以，只要潘小伟拿到琴，美高夜总会献宝和谈这出戏，还非得唱一遍不可。”
处长和队长的这段讨论，是后来队长讲给大家的。队长疑之有据，处长言之有理。队长也明白，事情既已到了这一步，整个行动的方案已经报经局里、部里批准核定，各方人马都已准备停当，要改弦更张，仅仅凭潘小伟隐瞒了一个和家人联络的电话，分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下队长私下里找了我，就在二十五号那天吃过午饭以后，他单独把我叫到会议室，那里没有人。
他问我：“月月，你觉得今儿晚上的行动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我不就陪着他吗？何况李队长他们都在我后面跟着，外线也挂着，浩浩荡荡，能有什么问题？”
队长想了想，问：“我是说，你陪了潘小伟这么多天，你对他有什么感觉？”
队长猛不丁这么一问，我慌了，我还以为他是听说了潘小伟在电梯里亲我的这件事呢。当时我的脸不知是白了还是红了，心里顿时万分痛恨薛宇，他居然还是向队里报告了。我看着队长那张高深莫测的脸，一句话也答不上来。队长启发我：
“这几天你觉得他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
我支吾道：“没，没什么反常的呀。”
“你认真回忆回忆，想想。”
我颤颤抖抖地问：“队长，您……指哪方面啊？”
他说：“比如，除了他回饭店回房间之外，白天你们不在饭店时他有没有离开你们单独活动的情况，有没有和什么人接触过？”
啊，原来队长是问这些，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呼吸立马就匀称了。马上仔细回想这几天的情形，一想没有啊，我们是始终和他在一起的。啊，在赛特购物中心买手包是他自己去收款处交的钱，可也是在我们视线之内呀，不信可以问纪春雷……啊，可惜老纪是问不了了。另外在石景山游乐园他一个人驾着碰碰船走得远，也有几分钟没注意盯他，不过朗朗湖面之上，他也不可能和什么人接触呀。至于说回饭店以后他跟谁接触过那就得问外线了，咱们外线队那帮人是不是从来没丢过梢儿？
队长问：“你觉得这个人诚实吗？”
我说：“我觉得还行，他不是那种城府很深的人，更不是那种阴险的人，可能是还没到那个岁数呢。”
队长看问不出什么东西，点了点头，有点失望。他说：“月月，今天晚上就看你的了，你警惕性高点，也可能一切按方案顺利进行，也可能节外生枝出别的岔子。前天我们到美高夜总会去踩了踩点，那地方相当大，无论是夜总会里边还是它外面前后左右的街道，地形都非常复杂。天龙帮也好，潘氏家族也好，哪帮人都不是省油灯，说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咱们不可不防。不过你也别显得太紧张，咱们压上去的人足够足够，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内紧外松。记住了吗？”
我说：“记住了。”
队长这番话说得我心里直发毛，从会议室里出来一直到傍晚出发去亚洲大酒店，我不停地暗暗鼓励自己：人走到这一步，就像打仗一样，真到了前线，真见到了面前黑压压的敌人，再胆小的人也不允许你后退半步了。而且我要一害怕，哪怕稍微露出点紧张的样子来，前两天刚刚在石景山游乐园树立起来的英雄形象就全完了，以后在刑警队我也就没法混了。我想我至少得在薛宇面前证实一下我的职业道德吧！
吃完中午饭我们的办公室里就见不到人了，大家都在分头准备今晚的行动。我一个人静静地在屋里呆了很长时间，到黄昏时候，我按计划离开办公室，到街上叫了一辆的士，来到亚洲大酒店，在饭店门口我看见了处里的好几部汽车停在饭店门前的车场上，大堂里便衣的力量也加强了。我没有停留，直接上了九楼，悄悄地进了潘小伟的房间。
我并没有向主人问好，进了屋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抬头看一眼潘小伟，他头发蓬乱，脸也像没洗，眼睛有点肿，一身倦意，关好门就双手插兜站在屋子当中看我。衬衣一半塞在裤里，一半耷拉在外面，只系了下面两个扣子，上面微敞，露出光滑的胸膛。我看着他，本想问问他是不是昨天没休息好，但我没问。
他带着像是感冒的那种鼻塞，问我：“你没有生我气吧？”
我低头，没有回答。
他又说：“你昨天一天没来，我以为你生气了。”
我依然没答。
他问：“薛先生没有为难你吗？”
我眼睛不看他，开口说：“那是我和他的事。”
潘小伟沉默了片刻，又说：“我知道，我是在做一件根本没可能的事。这两天我想了很多，我想假如今天晚上一切都结束了，我们难道也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抬头看他，他眼里好像有泪。我故意糊涂着说：“当然，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很欢迎你常来大陆旅游，欢迎你再到北京来。”
他一动不动，使劲儿地咬牙，说：“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
我问：“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
他说：“想让你说真心的话。”
我冷冷地说：“既然你也明白，那是根本没可能的事，又何必说它。”
他鼓着嘴说：“我要争取！”
我盯住他，很严肃地甚至有点凶狠地告诉他：“你知道吗，我是一个警察，我的任务是保护你！这是我的职责，否则在游乐园我才不会救你呢！你别搞错了！”
我没想到潘小伟这回不但没有垂头丧气，反而像是被激怒一样用拳头狠狠砸在客厅里的写字台上，他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眼里的泪将落未落。
“我没搞错，我相信我绝不会搞错！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
真可笑，他第一次说出喜欢我这句话居然像吵架一样。我冷冷地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才转过脸，我说：
“不，我不喜欢你。”
“你喜欢我，你喜欢我，我知道的！”
“潘先生，你是不是该去看医生了！”
我本想用最损的话挖苦他，可我突然想到，今天晚上是整个这场戏的压轴的一幕，可眼前这位男主角的情绪如此反常地激动，我显然不能再跟他吵下去了，弄不好要影响今晚的行动，毁掉这么多年来，包括老焦和纪春雷在内的这么多人用心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那我可就罪大了！我连忙转用比较平缓的口气对潘小伟说：
“好了好了，我们别吵了，今天晚上，除了小提琴这个事之外，我们不谈别的事，好不好？”
可潘小伟依然没完，“不，现在不谈就没机会了。”
其实我也非常想听他好好谈一谈，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但我只是笑着说：“现在我是你的保护人，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一切听我的指挥。”
潘小伟脸上冷静下来，说：“好，我不吵，我不吵，我想平平静静地和你谈。”
我说：“我想吃饭，我饿了。”
潘小伟没法子，冲天花板叹了口气，然后无可奈何地给饭店的房间服务打电话，要他们送饭上来。
第五章(2)
饭很快送上来了。有汤、沙拉、饮料和三明治。我们吃饭时，他没再说什么。饭罢，服务员敲门来收餐具。然后我看时间不早，就催他梳洗一下，穿好衣服。他做了，把一张脸洗得白白净净，系好衬衣，拿出领带，这时他的情绪完全恢复了常态，对我笑了一下，说：
“对不起小姐，能帮忙打领带吗？”
我看着他那张天真的脸，那脸上带着孩子式的无赖。我不想也不忍再刺伤他，虽然我不大会打男人的领带，也从来没给一个男人打过领带，但我还是应诺了他，仔细试着帮他打。我们的脸靠得那么近，彼此呼吸都能感受得到，我知道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可我不看他，我想他准又要动手抱我了，他要是抱我我怎么办？是让他抱还是推开他还是给他一个耳光？后来我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是怕他抱还是希望他抱。
海岩：他抱了吗？
吕月月：我多情了。没抱。
海岩：他要是抱了你最可能的反应会是怎样？
吕月月：不知道。打完领带我就在沙发上坐下来，说：“打得不好，你重打吧。”
确实打得不好，但他没有重打，站在衣镜前修整了半天。
天色暗下来，我们开了灯，等着香港的电话。他问我想不想看电视，我说不想，他说他也不想，又说就这么静静地和你一起坐着，比看电视好好多。
于是我们就静静地坐着。谁也不说话，他的脸让台灯的光勾出一个瘦瘦的轮廓，应该说，很好看。
我想，再过几个小时，确实一切就都结束了，他很快就会离开北京，回到香港或者去加拿大，去继承他应得的一份祖业或去学做一个酒店的经理。而我，将回到我的那间拥挤破旧的办公室，也许很快会接到一个新的任务，也许依然去做抄写材料整理卷宗之类的琐事，一直到老，像焦长德那样带着光荣也带着遗憾，平平淡淡地退休。我和潘小伟毕竟是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走来，在一个偶然的交汇点上聚合了短短的瞬间，然后理应回到各自投生的那个天地中去。
我想，多年以后，他还能不能偶然记起北京的这个初夏呢？他会记起在这个美丽的初夏曾经有一位最平凡的北京人，撇下孤苦伶仃的妻儿为他而死吗？他会记起曾经在电梯上和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孩有过一次秘密而短暂的亲吻吗？我想，他肯定会的。虽然他以后还要经历由少壮到衰老的许多人生的幸福和波折，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感受永远不会再有了。
我又想到，一种并没有抄袭俗套的爱原来是这样迷人。也许爱就应该是创造，爱就应该是探险，爱就应该蔑视寻常，就应该让人新奇让人义无反顾，就应该是远离现实的梦想。难以得到的东西才最宝贵！
海岩：这都是你当时心里所想的吗？
吕月月：不，是我后来慢慢想的。
海岩：我说呢，在那天晚上那么重大的行动之前，任何人都很难有这样诗意的情怀。
吕月月：是的，我们并没有安静地坐多久，七点五十分整，电话来了，电话是潘小伟接的，我们的监听电话也同时听到了一个低沉的，但又是纯正的广东口音：
“潘先生吗……”
第15次谈话
吕月月：我们是在八点整离开房间的。
离开房间后第一个碰见的人是薛宇，薛宇手里拿着一块擦布正在擦拭电梯的门。他严肃地注视着我们，一声不响地替我们按了电梯，在等电梯时我们都默然不语。电梯来了，我和潘小伟走进去，薛宇在我们身后轻声说道：“再见。”
海岩：薛宇这会儿是不是还在生气？
吕月月：不，当我和潘小伟一走出客房，薛宇当然就意识到整个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这么多天梦寐以求的最后时刻就要到来，他的严肃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一种庄严，一种神圣，那句轻轻的“再见”，表面上是一句酒店服务员与客人道别的礼貌用语，但此时在我听来，是充满了鼓励与祝福的。大敌当前，谁也没心思想别的。
海岩：对，对，这是应该有的素质。
吕月月：我们出现在酒店大堂时，守候在这里的李队长他们正坐在沙发里若无其事，我们没有对视，我和潘小伟穿过大厅从他们身边走过时目不斜视，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激动不已！
我和潘小伟在门口叫了出租车，离开了亚洲大酒店。
我记得那一天天黑得比往常早，天空中似雾非雾欲雨不雨。
八点十五分我们到达长安街上的建国饭店，下了车直接来到大堂副理的值班台前。
“对不起先生，我姓潘，请问有没有人在这里给我留了一件东西？”
大堂副理翻了翻记录本，抬头说：“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潘小伟请他查验了自己的护照，大堂副理随即取出了一个封好的信封。
“这是留给您的信，潘先生，请您收好。”
信封上草草地写了一行英文字母，我没有看清写的什么。
我们一走出饭店大门，潘小伟立即撕开了信封，从信封里倒出一只印有几个号码的小小的塑料牌和一把钥匙，当他再次把手伸进信封时，我看到他拿出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寥寥数字：
“北京火车站小件行李寄存处”。
一个门卫过来，歪着头问：“先生要车吗？”
潘小伟应了一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
车子顺着宽阔的长安街一直向西，开得飞快。路面已被似雾似雨的水气打湿。地上的反光折射出长安之夜的繁华和辉煌，两边高大建筑上变化多端的霓虹灯引人入胜。透过雨意盎然的车窗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车灯如一串串灿烂的夜明珠，曳着流星般的弧线，从我们身边飞快而有序地划过，场面壮观。出租车的司机把车上的收音机开得很响，收听着北京交通台的路况信息——哪里堵塞哪里畅通……然后又播放电视剧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我和潘小伟各自看着窗外，对那缠绵多情的曲子似听未听。《好人一生平安》不过是句祝福，其实世上少有人能够一生平安的。
车子停在国际饭店路口等红灯。潘小伟的手不知不觉地移过来，轻轻地摸了摸我放在车座上的手，我把手抽出来，挪到一边，他又伸过来，索性用力把我的手武断地攥住，那单薄而修长的手掌里，有微微汗意。
我没有再动。
八点三十五分我们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下了车。在小件行李寄存处的窗口，我们把那个印着号码的塑料小牌递了进去。片刻，一个胖胖的女同志嘴里嚼着东西，表情漠然地从里边拎出一个长长的尼龙旅行包，往台子上重重一放。
这只略显普通的旅行包看上去十分结实。潘小伟当着我的面把拉锁打开，我的眼前豁然一亮，我终于看到那包里安然躺着一个显然已经积年累月外表陈旧的琴盒，我的心剧烈地跳，我差点脱口喊出来：“队长！”
我真想看看这个琴！我想我应该第一个看看这个琴！但琴盒上有锁和贴好的封条，我们无权擅开。
我们在火车站拥挤嘈杂的路边，拦了一辆“面的”，上去了，我问司机：
“知道美高夜总会吗？”
司机说：“知道。”
你说谁能想到，这个价值连城让人争得你死我活的国宝，竟人神不知地藏在这个肮脏破烂的行李寄存处里；藏在这辆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在北京街头多如牛毛的“面的”里！
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车，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潘小伟拎着那只深灰色的旅行袋上了车，假使这时有人下道命令，不用一分钟，这个失踪多年的国宝就完全可以唾手而得，完璧归赵了！
但是他们只能痒痒地跟着我们的“面的”，跟到美高夜总会去。
美高夜总会四周的街道上，已经便衣密布。外线队的几个人，占据了美高大厦对面的糕点厂的一间库房，作为制高点，架起了一部带夜视仪的摄像机。在八点五十分左右，两辆漆黑的豪华凌志轿车进入镜头。从车上下来四条汉子，簇拥着一个清瘦长身的老人，气宇轩昂地走进夜总会大门去了。
几个离夜总会大门最近且事先又看过照片的便衣警察，几乎毫无例外地立即认出这个老人就是天龙帮的帮主冯世民。
当我和潘小伟乘坐的“面的”，出现在“外线”的镜头里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十五分。美高夜总会门前不大的停车场上，已经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
美高夜总会在美高大厦的三层，美高大厦是一个办公、购物和娱乐兼有的综合大楼。九点一过，大厦里的商场和写字间都已人走灯灭，只有位于三层的这个夜总会才刚刚热闹。我和潘小伟乘夜总会的专用电梯上了三楼，一出电梯就听到大舞厅里菲律宾乐队强劲的演唱，他们唱的是“威猛”的成名曲——《无心快语》，唱得比“威猛”还威猛，以致有点死去活来。领位的小姐正忙着和几个已经半醉的客人周旋，一位经理模样的矮胖子操着很重的广东口音过来招呼我们，潘小伟也用广东话向他说明我们已有预订，是一位冯先生订的包房，这位冯先生来了吗？矮胖子马上点头，一连声地说道：
“噢，冯老板吗？来了来了。请问先生你们二位是冯老板的客人吗？这边请，这边请。”
潘小伟指指手上的琴盒，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帮忙把这东西存一下。”
胖子殷勤地唱了个喏：“没问题。”便麻利地接过琴交给了存衣处的服务员。然后一路碎步，引着我们穿过人满为患的大舞厅，向ktv包房走去。一个客人拦住胖子问是否还有单间，胖子说对不起先生，单间都已满了。我们闻声抬头，要单间的客人原来是队长伍立昌。伍队长一身洋装，外加金边眼镜，风流倜傥的样子，他带着点恭维地感叹了一句：
“啊，生意这么好！”
胖子矜持地一笑，说：“马马虎虎。”
大舞厅的尽头是男女卫生间，再往里是一个铺着暗红地毯的曲折的走廊，沿着走廊全是一间接一间的ktv包房，里边不时传出高一声低一声滑腔走调的歌声和男人女人的嬉笑。我挽在潘小伟的臂弯上极尽亲密状，可手心里却攥了一把冷汗。
几乎快到了走廊的尽头，矮胖经理打开一扇包房的门，然后侧身让客。
“两位请。”
我紧挽着潘小伟的胳膊，贴着他走了进去，房门随即关上了。就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就被一只硬邦邦的枪筒顶住了。我一下子弄不清屋里究竟有几个人，心里咚咚狂跳，我本想镇定可又一想以我此时的身份不能镇定，于是索性小声尖叫了一声。潘小伟一下把我揽在怀里，大声说：
“不要瞎来，我是潘小伟！”
顶在头上的枪松开了，紧接着一个人上来用飞快的动作搜我们的全身，连我的小手包都抢去翻了，什么也没有。身后，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
“潘先生，大家讲好你一个人来的。”
潘小伟紧紧搂了我一下，说：“月月，你先出去一下，在舞厅里等我。”
我当然不能走，我装作吓破胆的样子，瑟瑟打抖：
“我要跟你在一起，你别不管我嘛，我一个人怕……”
身后的人说：“对不起啦小姐，这里没你事，我们和潘先生谈笔生意，我们不会为难潘先生的。”
我不走，我抱着潘小伟，扭捏出一种哭腔：“咱们一块儿走吧，咱们别玩儿了。”
身后的人说：“潘先生，这就是你们不讲信用了。”
潘小伟看着我：“求你了，出去吧。”
看来，我再不出去，于情理就有点牵强了，我也怕万一自己不能随机应变，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的人生出怀疑。正在犹豫，恰好从屋里一只背朝门口的老式沙发那边传来一个苍哑的声音：
“请小姐这边坐吧。”
我们定神看去，那老式沙发又宽又高的靠背把那位发号施令的人严严地包藏着，在电视机屏幕射出的光芒下，能看到成丝成缕的青色烟雾，从那儿散漫开去，屋里充满了雪茄的甜味。
我惊愕地看着这只喷云吐雾的沙发，潘小伟说了句：
“谢谢冯老板。”
身后的人松开我们，我也基本镇定下来了。留心环顾，看清我们身后只有两个人，加上坐在沙发上那位抽雪茄的，一共是三个人。
我随着潘小伟走向那只高背沙发，在它对面坐下来。沙发上坐着的，是位老人，看上去病骨支离，清瘦得带着些帅气，面孔却极为慈祥，手里夹着一只粗大的雪茄，并不多抽。他不着形迹地冲我们笑笑，用比他的外貌更加苍老的声音问道：
“你就是阿伟吧？真是越长越帅了。”
潘小伟点了一下头，“我大哥托我给冯老伯请安。”
老者的目光转向我，那目光既尖锐又有气度，他问：“小姐不是从香港来吧？”
潘小伟坐正身子，连忙替我答道：“啊，这位小姐姓吕，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是位旅行社的导游。吕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香港大名鼎鼎的冯老板。”
我装作惶恐地冲冯世民笑了笑。冯世民点点头，算是还礼。他大概看我这样涂脂抹粉的女孩绝对不可能是个警察，因此依然满身松弛地陷在沙发深处，指指茶几上摆着的一盒“戴维道夫”牌的雪茄烟，转脸对潘小伟说：
“抽烟吗？”
“不，我不会，谢谢冯老板。”
冯世民再一次仔细端详着潘小伟，说：“你小的时候我见过你，听说你去美国念书了，学业很不错。”
潘小伟欠了一下身：“多谢冯老板夸奖。”
冯世民抽了口烟，把声音略略放高：“你大哥的伤，现在好些了吗？”
潘小伟表情谨慎地答道：“承冯老板挂念，大哥的伤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冯世民面无表情地说：“我和你们潘家几十年了，干戈玉帛！我并不想总这样摩擦。你大哥如果早些想通，我也不至于这样下手伤他，这次他实在搞得我没有面子。”
潘小伟拘谨地点头称是：“我今天就是代表潘氏一家，与冯老伯讲和。打下去潘家承担不起，冯老伯也未必没有损失。”
冯世民对这位晚辈的态度看上去还算满意，又把声音放得平缓了：“其实你父亲一生韬光养晦，谨慎求存，怎么会教得你大哥这样显山露水，好勇斗狠，搞得他在江湖上人缘很差。我很高兴你能比他聪明，书读得多了，毕竟通情达理。”
潘小伟俯首低眉地说：“不敢当，还要请冯老板多开导。”冯世民脸上又恢复了笑意，声音中也不带一点怨毒了。他像聊家常似的说：
“我知道你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这样也好，免得将来恩恩怨怨，不能自拔。你大学刚刚毕业吗？”
潘小伟说：“是。”
“这次除了到北京，还去哪里玩过吗？”
潘小伟说：“还没有。”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年轻人要真想做学问有见识，万不可像我们这样，深居简出，孤陋寡闻。”
潘小伟说：“哪里，冯老板过谦了，世界上的名山大川，相信您也走过大半了。”
冯世民感叹万千地摇摇头：“我像你如此大时，也是抱负无边，雅兴无穷，可几十年一翻就过去了，蹉跎岁月。现在只是一息尚存，苟延残喘，只想闭门思过了。哪里还有精力像你们那样，可以逢山登山，遇庙拜庙。”
潘小伟依然小心翼翼：“听说冯老伯一向吃斋敬佛，每年还要来参拜一次北京的潭柘寺，所以修养高深。”
“因为多年前就有人告诉我潭柘寺里有释迦牟尼教主的真身。它也确实是中国最老的法场，本地人都知道：‘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说明潭柘寺比北京的历史还要长。每年的五六月份，正是莲花开放净心求佛的好时候。我这次请那里的方丈给我看了看命，因为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诸事要听天意。命书上说我今年偏逢大厄，不利争讼，必得广结善缘，不可意气用事。凡事多让一步，退守为安。所以我想，这次和你们潘家，还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和了为好，何况香港的‘九七’大限临近，大家都要应变，没必要没完没了的斗气伤财。”
潘小伟机械地迎合着：“是，是。”突然又孩子气地问：“大陆的和尚是不是都是算命的高手？”
冯世民手中的雪茄不知何时已经熄灭了，他又重新把它燃起，抽了两口，才慢慢答道：
“潭柘寺的方丈是位苦修成佛的高僧，为人指点迷津，很少虚言。他说我今年逢有‘天狗’、‘血刃’两颗凶星重叠，飞临命盘，因此凶象环生，必招血光。不过假如多做些慈善助人的事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能化险为夷。如果捐血或者开刀动手术，也能应血光之险。所以我想这次回香港以后，把我的直肠手术做了，医生一直劝我做的。”
潘小伟不知是随声附和还是真有同感，大睁双眼感叹了一句：“果然是高僧。”
冯世民看看潘小伟那张孩子脸，哈哈一笑：“其实这种玄虚遁甲之术，信则有，不信则无吧。”
潘小伟很勉强地刚要跟着笑，冯世民的笑声已经戛然而止，话锋一转，突然问：
“阿伟呀，你今天来见我，只带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小姐吗？”
潘小伟猝不及防地愣了一下，马上说：“大哥还叫我带来一件礼物，我因为不知冯老伯是否驾到，所以进门时交给这里的人存起来了，我这就去取来。”
冯世民没有反对，只是高深莫测地笑一声：“是什么礼物呀？”
潘小伟站起来，说声稍候，便向门外走去，我自然也跟他一起出了这间包房。
冯世民的两个保镖也一步不离地跟了出来。我出来时听到冯世民高声吩咐：
“阿文，叫个小姐来，我要唱歌！”
我们向存衣处走去，在大舞厅里“跳舞”的便衣警察们全都一愣，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都出来了，目光警惕地跟着我们。伍队长坐在酒吧台那里，呷着一杯啤酒，不动声色。刘保华嘴里叼着烟，佯作如厕，对着我迎面而来，擦身而过，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便慢悠悠地踅进洗手间去了。
我们在存衣处很方便地取出了琴盒，返身向ktv包房走去。在走廊上，冯世民的两个随从叫住我们。
“对不起潘先生，麻烦你把盒子打开，我们要先看一下。”
潘小伟不知他们的用意，显得有点紧张：
“我，我要当面交给冯老板。”
“没问题的，我们只是要先看一眼。不好意思啦，这是冯老板的规矩。”
潘小伟犹豫了一下，交出了琴盒。
“钥匙呢？”
潘小伟又交出了钥匙。
“对不起，”他对两个随从说，“我先去方便一下。”
一个随从笑笑说：“巧啊，我也要方便一下。”
他们一起走进了卫生间，刚刚从里边出来的刘保华返过头又跟进去了。潘小伟大便，天龙帮的人小便，刘保华对着镜子梳头喷香水。那种豪华夜总会的卫生间里，都摆着梳子、香水之类。三个人各忙各的，其实各怀鬼胎，没一个是真的。
冯世民的另一个随从用钥匙就在走廊上打开了琴盒，我站在不远处看见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又把琴盒关上了。盒盖挡着，我没能看见小提琴。
刘保华在里边照镜子不能照个没完，不得不先从卫生间出来了，紧跟着像接力一样，又进去一位我们的便衣。这位便衣看见天龙帮的那家伙正在慢慢地洗手梳头喷香水，潘小伟则像是刚刚完事，抽水马桶哗哗响了一阵，他才整整衣服从里边出来，也站在水池前洗手。
刘保华和那个便衣都没发现任何反常。
回到走廊上，天龙帮的人把检查完的琴盒又交还给了潘小伟，但是拦住了我。
“小姐对不起啦，冯先生要和潘先生单独谈一谈。我们陪你跳舞好不好？”
我连忙看潘小伟，希望他表示一定要带我一同进去，我也知道他要真这样表示明显不合情理。果然潘小伟说：“月月，去跳跳舞吧，稍等我一下。”
我只好止步，望着他拎着琴盒，跟着冯世民的一个随从走进走廊尽头的ktv包房去了。留下来的另一个随从笑嘻嘻地凑上来：
“小姐，一起跳舞喽。”
我摇摇头说不想跳，就往酒吧台那边走。那个随从也没去跳舞，就一个人守在走廊上，抽烟。
队长依然守着吧台喝啤酒，我坐在他身边要了杯可乐。这时，我们都看到刚才跟潘小伟进屋的那个随从又出现在走廊上，也点了根烟，和他的同伴低声说着什么。
队长小声问：“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进去？”
我说：“冯要和潘单谈。”
他问：“他们要谈什么？”
我说：“我怎么知道。”
他问：“刚才谈得怎么样？”
我说：“气氛还行。”
他问：“他们是三个人吗？”
我说：“对，加冯世民是三个，至少在走廊上的这两个人有武器，里边没有服务员。”
队长点点头：“他们还有一个人，在大厅里悠着呢。”
这时候，菲律宾乐队声嘶力竭的演唱终于告一段落，大舞厅里开始了迪斯科时间，男男女女的客人纷纷离座拥挤在舞池里，随着顷刻而来的地动山摇的打击声，疯狂扭动起来。
震耳欲聋的音乐淹没一切。伍队长在我耳边喊了一句：
“你进去催催潘小伟，撒点娇，叫他带你走。”
我明白队长的意思。起身往冯世民的包间走去。走廊上，那两个抽烟的家伙拦住我，“嗨，小姐，他们还没有谈完，稍等一下啦。”我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并且装模作样地生气。
“还谈什么呀，我们还有事呢，得走了。”
一个家伙竟上来拉我：“小姐……”
我说：“你干什么，你放手！”
这时我们都听到一声尖叫，一声女人的尖叫，我们看到一个刚刚进去送冰块的服务小姐突然尖叫着从冯世民的包房里狂奔出来，“啊！啊！”她尖锐的叫声几乎压过了巨大的迪斯科音乐，“杀人啦！杀人啦！”她一路叫着跑过去了！
冯世民的两个随从放下我就向房间里奔去。我的心狂跳得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从头到脚刹那间像冰冻一样凉透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向那个包房跑去。
恐怖的尖叫声惊动了夜总会里所有的人，迪斯科音乐依然像打桩机似的敲击着地面，但没有人再跳，人们全都惊惶四顾！伍队长从高高的酒吧凳上一跃而起，向走廊这边直冲来，刘保华高喊了一声：
“谁也别动！”
冯世民的两个随从又仓皇地从包房里跑出来，在走廊上被伍队长用枪逼住：
“举手，别动，我们是警察！”
很快有几个便衣冲上去缴了他们的械，铐了起来。另一个一直躲在大舞厅暗处“望风”的天龙帮分子也被两个便衣架住，束手就擒。
夜总会里边和夜总会外围的警察接到紧急信号，立即封锁了夜总会的所有出口，几百个跳舞的客人和在ktv包房的客人纷纷拥出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他们看到的只是脸色严峻的便衣警察和已经面如土色的夜总会经理。
除我之外，伍队长是第一个走进那间包房的，十分钟后，处长也赶到这里。他看到的，是一群垂头丧气表情阴沉的部下和一个清晰明了无可争议的杀人现场！
冯世民倒在那个有着宽大靠背的英式沙发的脚下，从右眉上方的枪孔里流出的暗红的血，稠稠地半凝在丝织的地毯上。子弹从脑后穿出时带出的红色的和白色的液体，喷雾一样浆在沙发上方的淡黄色的墙上。他的左手还松松地攥着一只麦克风，看来他是歌唱着死去的！
刚刚被服务小姐扔掉的冰筒还躺在地上，晶莹的冰块泼了一地。茶几上杯盏零乱，残酒几许，一只五颜六色的水果拼盘，却还没有动过。在那拼盘的旁边，触目地摆着那把打开了盒盖的小提琴！
这一切一眼看去，宛如一幅精心安排的静物油画。
我们分头搜查了夜总会的每一个包间，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库房和操作间，所有角落都细细查找了一遍。潘小伟不翼而飞。
第16次谈话
海岩：上次听你讲美高夜总会潘氏家族献琴求和的一幕，真是风云突变，扣人心弦。真看不出你这样一个女孩子，居然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
吕月月：那天晚上我们把无关的客人全都放走以后，进行了现场勘查。那天来的技术人员特别多，阵容很强。拍照、取痕迹、画图、取物证，分了几个小组同时进行，勘查工作进展得很快。
处长和队长找了一间ktv包房，叫人把美高夜总会的香港经理带了来，就地进行了讯问。那矮胖经理承认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姓马的人在几天前亲自来为冯预订了包房，今天冯来了以后，他手下人吩咐说冯老板要在这里会个客，服务小姐除了送酒送水果之外，暂不要入内陪着。因此，这个包房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夜总会的人无从得知。伍队长请矮胖经理把ktv包房的预订登记本拿来看看，矮胖经理说没有登记本。又找中方经理来问，中方经理看那矮胖经理的脸色，支支吾吾也说没有，但那表情分明告诉我们是有。于是伍队长让我去找门口领位的小姐问，小姐二话没说，拉开领位台的抽屉，就把预订登记本交给我了。
登记本上确实记载着一位香港的马先生在五月二十日预订五月二十五日的房。但是同时还记载着五月二十日当天，还有一位李先生，也是香港人，也订了二十五日的房。两个订房都是由矮胖经理亲自填写在预订本上的。
问矮胖子那李先生何许人也，矮胖子一口回说记不得了。
伍队长火了，拍案而起，对矮胖子吼了一声：“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你被拘留了！”
矮胖经理双目圆瞪，大声叫屈，他喊：“我们这里是中外合资的歌舞厅，你们不可以乱来呀，客人发生什么事和我们有何相干？”又喊：“我是有英国护照的，你们无权拘留我，你们侵犯人权！”
队长一听他喊什么侵犯人权，一皱眉头，喝令周围的刑警：“把他铐起来！”几个小伙子立即上前把矮胖子铐住。矮胖子脸色顿时煞白。
在我一向的印象中，我们队长总是随和持重，宽宏待人的，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凶狠过，他逼视着那位已经瑟瑟发抖的“英国公民”，一字一句地说：
“你给我听好，你知情不报，串通杀人，我肯定能找到证据的，今天我们把你从这儿带走，你就别想再回来了！”
矮胖子挣扎着，抖着嗓子失声尖叫：“我没有串通杀人呀，我没有串通杀人呀，请让我解释清楚，长官请给我一个机会！”
他显然被队长的虚张声势吓坏了，因为他弄不清国内的法律，他怕自己要真的被带到什么地方去，那就真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不来了。
队长的嘴角隐隐挂出些得意，越发从容了，对刑警说：“让他坐下来。”
矮胖子坐下来，刚才的矜持镇定顷刻瓦解。他重重地喘着气，嘴巴被鼻涕弄得一塌糊涂，细细的眼角不知什么时候迸出两滴眼泪。
在场的中方经理和夜总会工作人员大气不出地站在一边，表情紧张。处长示意刘保华先请他们出去。
中方经理和那几个工作人员被刘保华领出去以后，矮胖子开始了语无伦次的供述。他说他和冯先生和潘先生都认识，但平常没有来往的。冯先生的事要办好，潘先生的事也要帮忙，冯老板不好惹，潘老大也不能开罪，如此这般絮絮叨叨杂乱无章，我们听了半天才听出一点眉目来。
预订登记本上的那位李先生，果然是潘大伟的手下。前天晚上这位李先生专程来了一趟美高夜总会，找矮胖子看了房间，然后交出一张十万元港币的支票作为预订金。矮胖子说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而且潘老板肯来赏光，免费孝敬也是应当的。姓李的说别客气，钱如果用不了也不用找了。矮胖子明白这是潘家有事要求他了，他更不敢接了。
姓李的很轻松，说没有大事你不用慌，我想知道冯老板二十五号要来会潘老板的弟弟，你们安排在哪一个房间？矮胖子说安排在里边一间，里边安静。姓李的说据我知道里边的包房原来的设计都是套间，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把中间的门锁了当单间用？矮胖子说是的，因为单间不够用套间不好卖。姓李的说那好，我就用冯老板隔壁的房间，中间的门麻烦你不要上锁。姓李的又问，这些房间原来是不是还都有一扇门通后面的操作间？矮胖子说是的是的，原来都准备做宴会单间的，因此所有房间都有门通向后面厨房，可这些情况你怎么知道？姓李的笑而不答，又问厨房那边的运货电梯是否可以通到下面，矮胖子说可以，可以一直通到大厦后面的卸货平台去。姓李的说好了，别的不多麻烦你，钱你收好，这是潘老板的面子。
矮胖子收了这张支票，他猜测潘家大概过于谨慎，怕天龙帮在美高摆下一席鸿门宴，所以预先看好退路。他想这真是惊弓之鸟太过虑了，这是大陆，是北京，冯世民真要对潘家的人不客气，也不会选到这儿来发作。他可是一点都没想到，就是这张支票，成了叱咤香港几十年的天龙帮大龙头冯世民的“盒儿钱”。“盒儿钱”，你懂吗？
海岩：懂，北京人说“盒儿”，就是棺材。
吕月月：矮胖子交代的这些情况，和当天现场勘查的发现完全吻合。冯世民死亡的那间包房和隔壁相通的门果然没上锁，而隔壁房间通往后面厨房的那扇平常被封住的小门也被撬开了。
第六章(1)
据服务员讲，隔壁这间房里的客人是两个三四十岁的港客，和冯世民一样，也没让歌厅的小姐来陪。看来，潘小伟正是在这两个港客的接应下，穿过夜间无人的厨房走道，从运货电梯旁边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美高大厦的底层，从卸货平台逃之夭夭的。
海岩：冯世民是死于何人之手呢，是潘小伟还是隔壁那两位港客？
吕月月：当时我们分析，最大可能是死在潘小伟手上。
海岩：可潘小伟没有枪啊。你们刚进去的时候，那两个打手不是还搜过你们的身吗？
吕月月：在现场勘查中我们发现，夜总会男卫生间里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水箱盖子歪了，地上有水淋痕迹，水箱里有一个空着的黑色油布包，箱盖上有潘小伟的指纹。
潘小伟是在天龙帮那两个打手检查小提琴时进的卫生间，显然他进去以后，就在这个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取出预先被人放在这里的，用油布包密封好的手枪。由此也可以判断，冯世民饮弹而亡不是偶然的突发的，他可能是死于一个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的诱杀计划，潘小伟本人也可能是参与了这个杀人预谋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结束以后，夜总会的那位矮胖经理还是被我们带走了。他走时有些神志混乱，叨叨不停地要我们通知他的律师，刘保华问：“谁是你律师？”他又张三李四口齿不清说不明白。
处长、队长，一直到下面的每一个刑警，人人脸上都像打了一层灰灰的霜，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
海岩：不过小提琴总算拿到了，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只要把琴拿到手，就是胜利。
吕月月：琴是假的，经过鉴定确认，这不过是一只复制品，不过复制得很讲究，粗粗一看，可以乱真。
海岩：啊，这就闹大了。当时你怎么想？
吕月月：我都蒙了，潘小伟，潘小伟，他是那样一个天真幼稚，浑身都透着一股孩子气的人，几个小时以前，他还那么鲁莽直率，既无所顾忌又缺乏经验地坦白爱情……怎么又突然杀人潜逃，连一点诀别之意都没有暗示给我呢？莫非是梦？
在勘查美高夜总会杀人现场的同时，处长派人组成另外一组，去亚洲大酒店搜查了潘小伟住的房间。潘小伟随身衣服物品，一样没少。酒店的服务员已经为他开好了夜床，毛毯折起的一角，摆放着早餐卡和一枝玫瑰花，桌子上的保温盒里，暖着茶……
这房间里舒适温馨的情调丝毫预示不出主人将一去不返了。
局里很快下达了命令，当晚封锁了首都机场，授权机场公安，如果发现潘小伟企图登机出境，可以立即拘拿！各有关区县的公安分局也在北京火车站和各长途汽车站加派了巡查力量。
海岩：这么大的北京，通往外省的路线四通八达，查得过来吗？
吕月月：其实潘氏兄弟当时没有急着走。后来我才知道，潘大伟当初基于各方面考虑，确实是想交琴与天龙帮和解。但冯世民居然答应得那么痛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冯世民指定在美高夜总会见面，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是不是冯世民安排的一场鸿门宴。而且仔细一想，退一万步说，就算冯世民确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个交琴方案对潘家来说，也有很大的后遗症。如果冯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后很快被大陆警方扣押并将提琴收缴，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猜到潘家与大陆公安早有勾结，设下圈套，不但不会和解，反会仇恨增大，更加势不两立了。辗转犹豫之际，潘大伟突然想到，从天龙帮投靠潘家的那个人原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工头，曾经到北京具体指挥过美高夜总会的装饰工程，对美高夜总会乃至美高大厦的内部建筑结构，应该了如指掌，于是叫来细问。那人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还画了张平面草图，美高夜总会前后左右的空间通道，一一在目。潘大伟看了，面上没露声色，心里暗生杀机。他找来妹夫和几个心腹，商议了一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摆下鸿门宴，就此除了冯世民这个世仇，造成天龙帮群龙无首，内部争斗的局面，潘家才有出头之日。
决心一下，潘大伟让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镇，自己带了几个人，亲自飞到了北京。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伟不能办，而他这个洁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亲自游说，否则是绝不肯沾上血腥的。
于是在亚洲大酒店轰鸣震耳的迪斯科舞厅，在热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对潘小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迫之以威。这是潘氏一门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为潘家一员，潘小伟理应是个过河的卒子。实际上弟弟应该明白他现在已经过了河，绝不能亲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约天地万物间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法则规律，不然潭柘寺的高僧怎么就那么准地算出了冯世民的灾数？不然二十五号晚上潘家在美高夜总会怎么就干得那么顺手？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现场勘查的结论绝对正确。潘小伟在隔壁潘家两个保镖的接应下，从ktv包房出去，走厨房通道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底层卸货平台。潘大伟和另一个心腹早已驾着一辆面包车候在这里，从容不迫地把他们接走了。
海岩：把他们接到哪儿去了？
吕月月：差不多在我们处长赶到美高夜总会的同时，潘氏兄弟出现在天龙饭店的大堂里。
海岩：潘小伟原来不就是住在天龙饭店吗？他们是不是也想杀个回马枪来个出其不意灯下黑？
吕月月：不，他们并没有到前台登记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处。潘小伟拿出一个寄存牌，牌子上写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从香港飞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进天龙饭店的时候就在这里存了一件行李。
吕月月：他从香港来实际上随身带了两个皮箱，一个装着他的日常用物，另一个按照大哥的嘱咐在入店时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这是什么行李，值得他们冒险来取？
吕月月：这个箱子是潘大伟交给弟弟带到北京的，潘小伟并不知道其中何物。他们取出箱子随即离开饭店上了汽车，潘大伟就在车里把箱子打开查看。箱子里装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潘大伟三下两下将衣服翻开，在衣服下面的东西暴露出来的刹那，他的脸色显出几分凝重，潘小伟借着车窗外路灯惨淡的光，他看到了……
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吕月月：对！
第17次谈话
海岩：月月，我们说了这么多天，可直到昨天，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万唤地露了面。潘大伟也真敢冒险，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龙饭店的行李房里。
吕月月：潘小伟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这个箱子，他当初还以为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细软一类呢。
海岩：那么事已至此，你们公安局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吕月月：丢兵损将，人财两空，这案子在渐入佳境时突然急转直下，一败涂地。除了继续组织力量，查缉搜寻潘小伟之外，当时处里和队里，特别是我们这个专案组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检讨反思，听候处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伟送我的生日礼物，退还给行政科。那只娇小玲珑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车库电话亭窗户的玻璃划了一个显眼的外伤。行政科的一个女同志在验收登记时反复查看着那个划痕，皱着眉问：
“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来龙去脉，只好简单说：“啊，划了个口。”
女同志面带不满，收了东西。当我走出房门时听到她对屋里的其他人嘟哝：“再好的东西，一说用完要交公就都不爱惜了……”
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们动员力量在全市各涉外宾馆饭店反复查找，没有发现潘小伟。在全市各出租汽车公司中也查了两天，同样未见线索。飞机场和火车站是最早接到通缉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日，我们估计，潘小伟现在依然滞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说不定他在二十五日当天已经连夜离京，甚至此时还在不在中国大陆的境内，也很难说了。
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害了大病似的，内心的一切感觉都变得矛盾、混乱、颠倒。我想潘小伟现在在哪儿？这些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相处，我以为我了解了他，我以为他真的纯情，真的堕入爱河，真的把我当作可以和他一起筑巢而栖，天真相爱，像童话一样生活的伙伴。可他突然离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没有道一声再会，道一声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日我们在“亚洲”他的房间里吃的那顿饭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可他为什么还要在饭前那么激动地向我袒露他的心？是做戏吗？是玩笑吗？是欺骗吗？可这样对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真的混乱极了，因为我不断地想到他的那张脸孔——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短短的头发；想着他登天安门时跳跃着爬楼梯的样子;想着他在天坛冲着回音壁说了那么多可笑的傻话；想着他用望远镜偷看京城一个窗口里发生的夫妻纠纷……
想着他喜欢诗人顾城，喜欢顾城的浪漫和离世，喜欢顾城的超凡脱俗和想入非非。可难道喜欢顾城就非要像顾城那样去杀人，那样难以理喻吗？
和顾城那个世外桃源的激流岛相比，也许潘小伟有一个恰恰相反的处境，也许他恰恰身处在一个比一般人的生存环境更赤裸更残酷的现实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许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须承受他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矛盾，和其他很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事情。
也许我把一切都想错了，也许他很善，也许他很恶！
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整整两天一夜，队里很多人都没有回家，忙着清理现场勘查材料，起草给上级的情况报告，部署对潘小伟的围追堵截。二十七日下午我实在困乏失态，就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潘小伟坐着我们那辆老式的桑塔纳，不知去向何方。我开车他在旁边不停地亲我，还做了许多亲昵的动作说了无数缠绵的话。车至半途天色突变，风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们的车窗玻璃，我对潘小伟说快跑有刺客。潘小伟说别慌可去同他们讲理。他把怀中抱着的一个婴儿交给我——这孩子是谁？——然后下车去和那几个歹徒理论。我发现他们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样有说有笑。说笑片刻竟亲热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抛下我不闻不问。我情急大喊，怀中婴儿哭声震耳——这孩子是谁？——我不知该怎样哄他。忽又见一男子持枪向我走来，抬起一脚将车窗踢碎，慌乱之中我无处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绝望无助闭目等死。那男子向我连发数枪，我立刻感觉胸口被压迫得无法呼吸，脑子里幻化出金星万点，四肢厥冷，口唇发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灵魂出窍……
这时我醒了，是被刘保华摇醒的，他吃惊地瞪着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干吗出这种怪声。我摇头喘气，感到汗透内衫，疲惫已极。小薛在一旁看我，见我没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几天在办公室里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我没有心情再去解释什么。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我真的发了烧，既不是感冒也没有炎痛，可这无名高热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妈打电话到单位给我请了假。恰巧那天万副局长亲自到我们处来，参加了由处长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讨会，参与这个专案工作的同志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会。
和万副局长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面目严肃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言不发，只是认真地听，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据后来刘保华的形容，那天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想往角落里坐，处长叫大家坐拢些，李向华和我们几个分别挪了挪位置，伍队长依然坐在最边上闷头抽烟。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叫他。
万副局长首先做了开场白，他说今天咱们就算是专案组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案子搞成这么一个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现实摆在这儿，没有办法，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谈责任，先分析原因。当然也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
万副局长很冷淡地讲了这么几句，就收住不说了。冷了一会儿场，处长咳嗽了一声，字斟句酌地说：
“虽然，今天万副局长讲了先不讨论责任问题，但案子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作为处长，肯定是要负一定领导责任的，要做自我批评，把关不严嘛。呃——这个案子呢，开始还比较顺，当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现在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说明我们在指挥判断上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问题，工作做得不细，不扎实，然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一切进展正常，因此在战略上比较轻敌，战术上又比较冒险，大意失荆州。”
万副局长插话：“这个案子前后延续了近半个月，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点漏洞吗？就没有一个同志曾经提出过一点反面的判断和分析吗？对方这么大的动作，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你们这个专案组的老同志也不算少了，就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吗？”
处长脸上很不自然，“这个，万副局长批评得很对，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但我们确实大意了，工作不细，工作不细。”处长不知为什么瞟了一眼伍队长，他发现伍队长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开了，他迟迟疑疑地改口道：
“啊，当然，有的同志是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潘小伟对我们可能有所保留。但是提出这个怀疑的时间太晚了，已经很难改变既定的计划……”
李向华这时举了一下手，看得出来他想在局长面前发言，已经等了很久，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小李说说吧。”
李向华站了起来，他有点慷慨激昂：
“这个案子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早有预料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提过意见。处长刚才说疏忽大意，我看还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这一大意就造成了纪春雷同志的无谓牺牲。纪春雷同志牺牲后，我们也仍然没有认真反省，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就同意潘小伟与天龙帮接头。现在看来，潘家对美高夜总会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个接头地点显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冯世民指定的。所以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一是严重疏忽，二是方案太冒险，安全性很小，三是用人不当！咱们都知道，吕月月在个人感情方面本来就比较新潮，又比较任性，应该说，还很不成熟。而我们的监控对象呢，那可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挥金如土的阔少。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还好说，九十年代社会大环境那么开放，年轻人的思想那么活跃，拜金主义那么普遍，问题就难说了。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忠于组织远远不如忠于自己，金钱美色一攻，很难脸不变色心不跳，保持气节，弄不好就吃吃喝喝混到一起去了。上次监控对象拉着吕月月去王府饭店，吕月月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就去了。当时我是提了意见的，还不接受教训，后来去石景山游乐园又是擅自改变计划去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组织观念的话，我看纪春雷也不至于葬身鱼腹，光荣当烈士！”
“我插一句。”伍队长突然举手打断了李队长的发言，口气虽不似李队长那样激烈，但他一向很少这样急于开口。
“我反对这种说法，吕月月任性、不成熟、没经验，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她对工作是忠诚的，潘小伟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要想拿回小提琴只有做潘小伟的工作，要做好潘小伟的工作不能没有吕月月这个角色，如果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在我，由我承担。但是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冒险怎么能把琴拿回来！”
万副局长厉声喝断伍队长：“琴你拿回来了吗？这又不是你的庆功会，嗓门儿那么大干什么！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万副局长一发火，伍队长一下子把话噎在嘴里，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头抽烟。会场沉默了片刻，处长对李向华说：“你接着说吧。”李向华脸色铁青，闷了一会儿，粗声说了句：“我说完了。”便坐下来。
于是这个会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大家都闭着嘴看天花板，谁也不好发言，要发言就得琢磨是向着伍队长说还是向着李队长说。处长环顾左右，动员道：
“大家接着说，都得说，啊，研究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刘保华，你先说说。”
刘保华被点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队长，向右又瞟一眼李队长，吭吭唧唧地开口：
“案子没搞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也有责任，调查侦查工作都是我们做的，做得不深入，没给领导当好参谋，影响了领导的决策。不过，呃，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啊，我总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是个旧案，那玩意儿都丢了好几年了，凭这么点线索，不那么容易找回来，这种案子也就是得试探着干，成不成谁也没把握。如果说指挥上真有什么责任的话，我看也就是求胜心切，操之过急了吧。吕月月呢，年轻，头一回上手这么大的案子，缺乏经验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上次没请示就跟监控对象出去吃饭，是任性了点儿，随便了点儿。可没大离谱，啊，没大离谱，而且在游乐园表现得也很勇敢，一个女同志，这就不容易啦。而且我觉得，这往后要是案子搞不成功都得追究责任，那这活儿……那还真没人敢练啦。”
刘保华这段发言可算是左右逢源，两面都照顾到了，可万副局长还是严肃指正道：
“胜败兵家常事这话没错，可胜利了，就要总结经验，失败了，就要吸取教训。我刚才说了，今天是研究问题的会，不是追究责任的会。既然失败了，肯定有问题，大到指挥决策，小到具体操作，甚至小到我们侦查干部个人的工作经验和思想素质，等等方面，都要总结提高，这是很正常的事，同志们不要大惊小怪。”
处长转眼去看一直沉默不语的薛宇，说：“纪春雷现在不在了，小薛应该最了解情况，你们一直是陪着潘小伟的，依你观察，那家伙是不是有点不正经，对咱们吕月月是不是想动坏脑筋？”
薛宇抬头，不加犹豫地说：“是。”
处长又问：“吕月月呢，她自己有没有察觉？”
薛宇低了头，不答。
万副局长泛泛地议论道：“这种情况，是当前社会大环境给我们公安工作带来的新课题。我们公安队伍中现在年轻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经常与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内的暴发户接触，怎么样不受金钱美色的浸染，是个新问题。”
处长又问薛宇：“你是不是觉得月月有什么不够注意，不够检点的地方？”
处长这么一问，除队长伍立昌依然闷头抽烟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头，目光含糊，神色犹豫，但话一出口，却又是那么明确果断。
“不，我没觉得。”
万副局长说：“这个问题我看不一定多谈了吧，而且这种话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说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因为这种事涉及一个女同志的名声问题。”
处长说：“对对。”
这个会的情况全是第二天我挣扎着去上班时刘保华学舌给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确实。
我从小就是个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样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几乎一下子全垮了，我体会到了过去从未体会到的孤独和厌世。我没有去找领导辩白，刘保华说你千万别去辩白，不然他们准怀疑是我告诉你的。其实这一切又怎么能辩白得清。
我找到伍队长，我什么都没说，只说身体不行还想休病假。伍队长看看我的脸色，关切地问我有没有看过医生，他猜我可能是这些天累着了，让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没有假条都无所谓。我说谢谢了队长。
队长他对我好，我会记他一辈子。
人总是在顺境时迟钝，逆境时敏感，通常到了穷途末路，心就变冷也变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态翻来覆去全是一群丑角的龙套。但假使这时哪位朋友和师长给你稍稍一丝善意，又准会把你感动得像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海岩：月月，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伍队长，但从你的叙述中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深刻的人格力量。在我们中国不少基层干部的言行之中，常能看到这种特别形散神聚的中国式的精神风格：这种人受共产党教育多年，讲原则，守纪律，是非鲜明；同时又生活于百姓之中，不乏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既努力执著，又通达忍让；既忧国忧民，又有明智的无为，都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成熟和人情味。
吕月月：你说得很对，伍队长在我们队里的威望主要是因他为人处事特别有道而来的。
海岩：后来你回家休息了吗？
吕月月：回到家我就躺倒了，妈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还觉得难受。妈说无论如何你得去看看病，到底这烧是怎么发起来的得查清楚。我背朝妈躺着一句话不说，妈问那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想睡觉。
我妈知道我的脾气，猜到我必有心病，于是不再唠叨，一声不响地蒸了一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鸡蛋羹，放在我的床头。可我脸朝墙，整整一下午没有翻转身来。
傍晚时薛宇来了。
他站在门外和我妈小声说了几句话，妈进来说月月起来吧，你看谁来啦。
我看见薛宇默默地站在门口，我们对视着直到我的眼泪终于滚滚而下。薛宇走到床前坐下，他的粗壮结实的双手，轻轻把我的手拢在掌心里，轻轻地揉捏着。他听着我的抽泣，用这种会心的揉搓传达着爱惜和安慰。过了很久很久我不哭了，他松开我的手，用毛巾替我擦脸，问我：
“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
我摇摇头。
他又说：“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再有多大的事，还有我陪你。”
我抱着他的胳膊，点点头。这是我对薛宇从未有过的感激。
他无声地笑了，轻轻地摸我的脸，长长地笑。
后来他就这样一直坐在我的床边和我低声聊天。我们都很回避几天前发生的不快，也没有再去谈这个已经破碎难收的案子。但是我们说到了队长，我对他说，一个人一生碰上一个好领导真是有幸，你应该好好地跟着伍队长干！薛宇点点头，说咱们一起好好干吧。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唇边，轻轻地摩擦着，说：
“你知道吗月月，我是太喜欢咱们的工作了。咱们现在虽然没有钱，以后也不会有钱，但我觉得我们很充实。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能比它更让人体会到智慧、忘我、责任和神秘，更给人神圣感和英雄感。说实在的，现在咱们队里好多年轻人都觉得在这儿没前途，都琢磨着下海做生意去，我真觉得难过，我孤独得想哭，我觉得我生不逢时！”
我和薛宇相识已久，可我并不知道薛宇竟把自己的感情和事业结合得这么难舍难分。我虽然对这份工作没热爱到这种程度，但我确实深深地被他的激情感染打动。我后悔过去曾以自己的玩世不恭讥笑过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认真、机警和投入。我由衷地对薛宇说也许再过十年，你也会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队长！
薛宇问：“你很崇拜伍队长吗？”
我想想，说：“也许吧，因为他确实能干，而且对手下的人讲义气，也公平。”
薛宇说：“那明天伍冬冬过生日，我们晚上一起去伍队长家好不好？”
我很高兴，说：“冬冬过生日了吗？那当然去。我明天去买一把小提琴，要不冬冬又该赖我说话不算话了。”
薛宇说：“不过明天伍队长一看你既然能去他家，说明病好了，那你再不上班就不合适了。”
我说：“没事，我后天就去上班。明天白天我先去一趟医院，看看老焦，我答应他大女儿一定去看他的。”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到很晚，薛宇才起身，对始终坐在门外的我妈表示歉意，向她告辞。
薛宇走后，我妈坐在我床边看我脸色，说：“现在想吃东西了吧。”
我说：“啊，有点饿。”
妈的目光柔和极了，“月月，我看薛宇这孩子不错，人非常正派，相貌堂堂，又懂得孝敬，对你又是这么好，你还挑什么？”
我不好意思，也确实不想和妈谈这个话题，可妈坚持说下去：
“他们家也是高级干部，他爸爸现在是副局级……”
我嗔着我妈：“妈，我最讨厌你这样势利。”
我妈不急，说：“我势利？当年我一个根红苗壮的北京知青，主动下嫁给你那个土匪秧子的爸爸，在那个年头你知道得有什么样的勇气！这么多年了，我跟着你们老吕家沾了半点势利吗？我只有受苦，我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我那些后来回了北京的同学现在有多少都当了专家、领导，成了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我还在那个小县城里守寡当临时工。月月你可没资格数落我……”
说着说着我妈眼圈红了，我也红了，我抱着我妈：“妈，我跟您一样，要是真爱上一个土匪秧子，我也嫁！刀山火海我也嫁！”
妈摇头，擦泪，说：“那可不行，我受了这么多年苦，我守着你爸，我对得起他。可我得让老吕家的匪根儿有个了断，得让吕家的后代扬眉吐气地做人，他们吕家的罪孽到我们这辈儿也赎到头了，从你开始，也该苦尽甜来了。”
我说：“我不是已经上了大学，当了人民警察了吗？说明现在出身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了。”
妈说：“可你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总得有个好的依靠。小薛你觉得好不好，咱就不说他的家，你觉着他本人，靠得住吗？”
我扭捏着说：“薛宇，我觉得人还是不错。”
妈说：“人不错，就是依靠。我看是不是妈来做主，就替你定了？”
我撒娇：“妈，你急什么，我饿死了，明天再说吧。”
妈这才笑了：“好，不急不急，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可明天没能再说。那个晚上是我自二十五日美高事件之后第一次熟睡，第二天早上庆幸又睡了一个回笼觉。这一觉睡得我整个身心都舒展开了，一觉醒来仿佛什么都是新的，心情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都没有发生过。
上午十点钟我才起床，站在院子里的水池边刷牙。晴朗无比的天空被拥挤的屋顶和槐树的华盖划成一块碧蓝色的多边形。太阳艳艳的，暖得恰到好处，风力一二级，轻轻柔柔。我妈在屋里高声问我上午还出去不出去，我满嘴牙膏沫说当然出去，先去医院看老焦，再去隆福大厦买小提琴。我妈问我是否回来吃午饭，我说当然回来，今天中午吃什么？我妈说那就还吃面条吧，你吃炸酱的还吃打卤的？我说当然都吃，一样一碗。我妈说你的bp机响了，要不要我给你看看？我说当然当然，你查查是谁姓什么。
我漱口，像小孩子一样故意漱得呱唧呱唧响。漱完口我就开始洗脸，我洗脸一向认真，也慢，慢洗得干净。我正洗着我妈已经看完我的bp机，在屋子里大声传达给我：
“一个6一个c，是男的，姓潘！”
第六章(2)
第18次谈话
吕月月：我在地安门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回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情竟像追赶末班车似的冲向街头的这个电话亭，虽然我什么都明白了，但在听到他的声音时仍觉似梦。在拨电话前我确实犹豫过是否要先向队里报告一下，但手指一触到电话的键钮，哆哆嗦嗦按下去的，却仍是这个刚刚呼叫我的号码。我想也许他是用一个公用电话在呼叫我，不能久等；我想他呼我一定是想跟我道一声别吧。他应该明白警方已布下罗网，如果我迟迟不回电话，他不会毫无戒备地久等！
我拨通了电话。听得出果然是个街边的公用电话，我按捺着剧烈的心跳，竭力平心静气地问：
“请问谁呼……”
“是我，月月。”
我心慌得无法出声。
“是我，月月。”
“你，你在哪儿？”
“离你不远。”
“你在哪儿？”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连着问他在哪儿。他准以为我也和我的同事一样，正在处心积虑地探寻着他的方位；他准以为我们会像哥伦比亚警察追捕大毒枭埃斯柯瓦尔那样，正开动各种仪器等待天空中出现他的声音。我料想他这几天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必是饥寒交迫，蓬头垢面，形容枯槁。可意外的是，他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平稳，不带一丝急迫和焦虑，他说的话和他的口气都沉着得令人吃惊！
“月月，我要见你。”
“什么，你要见我？”
“对，我要见你！那天我们的话没有说完！”
“你在哪儿？你要在哪儿见我？”
“随你。”
他居然让我说地方，他居然让我定地方，他不会是要自首投诚吧？他的无畏和镇定给了我一种意外的震撼，一种莫名的征服，我立刻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我也以对等的沉着和不设防的姿态，说了一个看上去极为随意极为顺路的地点。
“我今天要去医院看一个病人，就在那医院的门口吧。”
我说了那医院的地址，提醒他出租车司机一般都知道那地方的。我告诉他医院的门口有一个在城里算得上非常幽静的街心花园，花园里有一片将将成林的小树……
事后我想，潘小伟如果有经验，如果有戒心，他应该拒绝这个地点，因为那树林里通常没人，四周易于埋伏，他一旦被围就找不到掩护，也无法脱身。可他毫不犹豫地说：
“好的！”
“你这就去吗？”我不能不怀疑地盯问一句。
“当然。”不过，他终于提出了一个君子协定式的条件：
“月月，我当然希望你只是一个人去。”
我反问：“你也是一个人吗？”
他说：“当然，我向你发誓只有我一个人。”
“你不会是要我也发誓吧？”
“随你，你要我死，也可以。”
我说：“好……我也发誓。”
挂上电话以后，我足足地犹豫了几分钟，那是极痛苦的片刻，最后，我还是拨了队里的电话号码。队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六七声，没人接，我又拨了我自己的办公室，占线。不知为什么听着那嘟嘟的忙音，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拨队里电话时我心里乱极了，好像自己的良心和感情受到了难以抗拒的刺痛！我觉得我正在对一个我喜欢的也信任我的人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诱骗。如果这电话拨通了也许会使我抱愧一生，会使我一辈子灵魂不安！
我在电话亭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终于没再继续拨电话，鬼差神使地走出电话亭，叫住了一辆“面的”。
我一步跨出电话亭时同样全身都在震颤，因为这一步也许就标志着背叛，背叛了我自己的事业和同伴的鲜血，以及队长的爱护和母亲的期望，也许这一步就标志着我将要成为一个不忠不孝的孽子！
有一瞬间我甚至异想天开，我能不能说服潘小伟投案自首呢？可如果他为了我而真的向警方自首受缚坐进监狱的话，我又能拿什么去回报他？
大概命运已经注定要把我钉在耻辱柱上。无论我去见他，洒一掬离别之泪，道一声好自为之，纵他逃生而去，还是不去见他，报之于我的上司，设伏于相约之地，拿他归案受审，两种选择，都会让我无地自容！
那一天的天空好像着意表现出北京初夏特有的明朗，不见一丝浮云。那个街心花园也像往常一样空寂安静，而那片小树的枝丫，却比以前粗壮繁茂了许多，无意间流露出卓然成材的渴望，在微风下故作老成地一动不动。这使我在走近它时能够那么清晰不受干扰地听到一支优美的小夜曲，那不算熟练的旋律当然是从一把小提琴的弓弦间发出的，优美中有点伤感，甚至余音若泣。我循声步入林中，很快看到了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背影，宽宽薄薄的肩头，绷着洁白的t恤，腰部细细地收进淡蓝色的牛仔裤里，勾勒出干净利落的线条。我在琴声中悄悄止步，潘小伟回了头，黑黑的眼睛多情地看我，依然从从容容地拉下去。我走近几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中的那把虽然老旧，但依然是光可鉴人、精致华丽的小提琴。
不用怀疑，这就是那把意大利小提琴！
轻风拂面，阳光温暖，我像飘在雾中。
曲毕。潘小伟停弓说道：“我拉得不好。”
我垂下眼睛不看他，我说：“你拉得很好，我没想到，你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潘小伟忏悔般地沉默片刻，回避地问：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抬眼，盯住他，说：“假使我带了人来，你怎么办？”
潘小伟未即答话，笑了笑，他笑得那么单纯，他杀了人可他的笑居然还像中学生那样单纯，他拨弄了一下琴弦，那弦声像是一种旷古亘久的历史回音那样幽深，他说：
“那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毁掉。”
他这么一个文文静静的人居然能如此暴殄天物，我不禁问：
“这是无价之宝，多少人为它生生死死，毁掉不觉得可惜吗？”
“如果你欺骗我，这世界就没什么值得可惜的东西了。”
“你大概以为我没有带人来，否则你不会这样轻松。”
“不，你带没带人，我不知道。我都想过了，我到这里来，已经把一切想过了，早就视死如归！”
我看着他的清澈的目光，诚实而无矫饰，甚至还带着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我不动声色，而内心却感动得发抖。“那我告诉你，我没有带人来。”
他低了头，过了片刻才抬眼，看我，说：“我相信的。”
我问：“你见我，是想要和我说什么吗？”
他又拨了一下琴弦，出人意料地，把琴递过来，“我想把它，送给你。”
“送给我？”
“你们不是一直在找它吗，这把可是真的。”
我怎么能想到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疑疑惑惑地愣着，没有接。
“为什么，为什么要送给我？”
“因为你救了我，因为我爱了你，因为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天就决定不离开你了。”
我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明白但我只能摇头。
“不不，小伟，你不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能。琴你尽可以交给你们的政府，但你要跟我走。这把琴价值至少两千万港币，难道你真的那样倾国倾城？”
“可你要我跟你去哪儿？”
“先去香港，然后，我们到加拿大或是欧洲去。”
“我们的人都在抓你，你走得了吗？”
“我大哥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能走的。”
“你大哥？他也在这儿，在北京吗？”
“对，他在北京。”
“在哪儿？”
“如果你跟我走，我们很快会见到他。”
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潘大伟竟然也在北京，他显然也参加并且指挥了美高夜总会的谋杀案。这一刹那我似乎对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发生的一切都洞悉无余了，我真感到害怕。也许我脸色发白，也许我全身打抖，潘小伟上前把我搂住，他没有亲我只是把我像小妹妹似的贴在他的胸膛上紧紧搂住。我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听他在我耳边喃喃不停。
“跟我走吧，求你跟我走吧……”
“不，不，”我想推开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依然坚决地把我抱在怀里，“因为你是我一直幻想中的那个女孩。”
“可我们并不能靠幻想生存！”
“可幻想中的东西突然出现了，我怎能放过？”
“可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熟悉的环境，都在这儿，离了他们我无法生活！”
“可你有了我。你会熟悉新的环境，我发誓让你一辈子快乐！”
“可我不能抛下我的妈妈，你不知道，我妈妈是怎么样养育的我。”
“我们以后可以接她出去，我们一起生活，我发誓让你们都快乐。”
海岩，你如果见到潘小伟你就会知道，他好像一团火！他那时的每句话，每个表情，都让我像燃烧起来一样浑身发热。
海岩：你当时怎么表示呢，答应，还是拒绝？
吕月月：你猜呢，依你看，我会怎么说？
海岩：按理你当然不能答应，你应该明白如果真的跟他走将会承担什么后果。但我猜你是答应了。
吕月月：为什么？
海岩：因为你的年龄。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也许大多数人无力抗拒初尝禁果的诱惑，山盟海誓会压倒一切，明知飘渺得难以实现却依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年龄的局限。为了爱，你们不计后果。我猜的对吗？
吕月月：你猜对了。
海岩：所以爱情有时候真是一种鸦片，这下问题可就真麻烦了，除非潘小伟的大哥真的神通广大，能安全地带你走。
吕月月：潘大伟他们确实还没有离开北京，他们藏在密云县境内一个外商住宅区的一座花园别墅里，那别墅是一个台湾老板买下的，那老板和潘家有很深的交情。潘大伟在美高夜总会用来接应潘小伟的那辆面包车就是向这位台湾老板借用的。他们在美高得手后，回马天龙饭店取了宝物，然后直接把车开上京密公路，夜里零点左右，开进了位于白龙潭不远的这个外商休闲的别墅区。
这儿没人管，没人查户口。在这里拥有这栋私人房产的外商来了几个朋友，在这依山傍水、树林环抱的地方一住，神不知鬼不觉，没人觉得不正常。
海岩：他们不至于真的想在这里疗养吧。
吕月月：但至少并不行色匆匆。他们本来就计划在这里窝藏几天，避开警方封堵的锐气之后，再伺机南下，所以吃饭睡觉，倒也踏实。
二十六日早上，别墅的主人因为要赶回城里处理公司的业务，所以早早就走了。潘大伟醒来后就听广播，他想听听新闻是怎样报道昨晚美高夜总会的血案的，想听听大陆的警方对这个事件都做了什么障人耳目的分析。听了半天，电台里除了各行各业像广告一样的成就报道之外，就是国家政要人物的外交往来，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新闻，对冯世民的死更是毫无反应。他有点扫兴，就像英雄打擂时亮出一手绝招而台下竟无人喝彩那样寂寞无趣。
他关了收音机，懒洋洋地冲了一个澡，感到全身轻爽，之后就对着镜子刮胡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脸，依然年轻，不由心里笑笑。冯世民幸而一死，天龙帮的内部，多年以来盘根错节，山头林立，矛盾深重。冯世民最亲信的白头阿华毕竟保镖出身，志大才疏，匹夫之勇，在帮内积怨甚多，不能服众。如果冒大不韪取而代之，必起内讧！只要天龙帮群龙无首，无心旁骛，潘家当然就是一片好山好水好风景了。
几个随从已经备好了早餐，潘大伟叫他们一起坐下来，他问：
“小伟呢，还没起来吗？”
随从答道：“在阳台上，已经傻傻地坐了几个小时了。”
潘大伟问：“为什么？”
随从们互相看看，没人回答。
潘大伟笑笑，一副过来人的口气：“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三天没睡着觉。阿强，去叫他来吃饭。”
那个阿强起身去了，一会儿，潘小伟面色灰灰的，跟在他身后来了，在餐桌前重重坐下，对大哥和众人不理不睬，低着头一匙一匙地喝粥。潘大伟咳嗽了一声，亮着嗓子对大家说：
“我们先在这儿一动不动地住几天，这地方很美，在香港也难得这样清静一下。等住够了，再往南走，按原来的计划从海路回去。你们听清了，在这儿谁也不要往香港打电话。”随从们诺诺连声说：“懂了，伟哥。”
潘大伟这才转脸看一眼依然低头喝粥的弟弟，安慰道：
“小伟，你放心啦，我出来的时候，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潘小伟没等哥哥说完便站起来，说了句大哥你来一下，便走到客厅里去了。
几个随从面面相觑，潘大伟放下手里的咖啡，站起来，跟到了客厅。弟弟还未开口，他便先问：
“小伟，早上没睡好吗？”
潘小伟说：“大哥，你的心腹大患没有了，你该满意了，从此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潘大伟愣了一下，说：“好，你不愿意跟我做事，我决不勉强，你以后要做什么完全由你，这次就算你帮了大哥一次。”
潘小伟说：“昨天我按你说的做了，可你答应我的事，也要守信用！”
潘大伟装糊涂，“什么事？”
潘小伟不答，他用目光逼视着他大哥。潘大伟恍然一笑，“噢——是那个女人啊。”他随即把脸往下一沉，用一种长辈训导的口气冷冷地说：“小伟，现在大家都在逃命，生死难定，你还谈什么女人！”
潘小伟的脸涨红了，咬牙切齿：“大哥，你知道我脾气的，你不要逼我！”
潘大伟把眼一瞪：“那你要我怎么样！”
潘小伟说：“你要不管，我就自己去找她！”
潘大伟给了弟弟一拳，“你疯了！”
潘小伟说：“对，我疯了！”
潘大伟怔怔地瞪了半天眼，不得不缓和下来，“好好，就算我答应过你，替你办就是了，可这事也得慢慢商量嘛，性急是没得赢的。不过你的脾气也要改一改啦，不然的话，我死了谁罩你呀！”
二十六日一天，潘大伟和几个亲信关在屋里商量事情，无非是议论冯世民之后的天龙帮该是何走向，以及潘家今后的鸿图好运。潘小伟无心去听，他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大哥给他一个答复。可在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大哥都像全然没有这回事一样和几个亲从杯觞交错，谈笑风生。潘小伟强忍着，耐心等待。二十六日一天过去了，大哥对这事闭口不提。二十七日的中午，潘小伟再次向大哥提出这事，大哥说：“莫急啦，这种事急没有用啦。”到了二十八日的晚上，潘小伟说：“大哥，你到底打算怎么办，给我一句明示。”大哥瞪眼说：“总要我们自己先出得去，才好谈你的那个情妇！”大哥居然把话说得如此难听，潘小伟的心一下子闭住了，他这才断定大哥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这件事。
他早就听说大哥在黑道上是个出名的冷血动物，但多年以来，大哥，以及整个儿潘家的人——母亲、姐姐和姐夫，都对他这个小弟弟备加呵护，他没想到大哥现在会如此自私，不讲情谊，没有信用。
他在大哥脸上用力抽了一掌，返身走了。潘大伟摸了摸被抽热的腮帮子，愣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也走开了。
二十九日一天，潘大伟仍然像前两天那样，除了吃饭睡觉外，便和手下人一起打麻将。虽说牌局面前无父子，但手下人都很乖巧，尽量让他和。他兴致极好，晚上一直打到凌晨一两点钟才意犹未尽地去睡。
三十日早上八点多钟，他被人用力推醒，睁眼一看，是阿强。从阿强那张胖脸的表情上，他本能地猜到发生了意外。
“老板，小伟不见了！”
“什么？”
他从床上一蹿而起，知道事情要糟了，但仍然侥幸地提醒道：“你们找了吗，在不在花园里？”
“他们在找，我先来叫醒你。”
“快找！”
他吼了一声，自己也急忙低头找鞋。然后衣冠不整地跟着手下人在别墅的里里外外搜了一圈，确实不见潘小伟的踪迹。他心里发冷，弟弟能上哪儿去呢？
这时阿强畏畏缩缩地跑来，欲言又止地告诉他，小提琴也不见了。
潘大伟急忙跑回房间去看，放小提琴的箱子敞开着，垫在里边用作防震的衣物乱七八糟地摊了狼藉一片，小提琴果然不见了。
他把琴拿走干什么？阿强和几个手下人马上把问题的性质估计到最严重的地步——潘小伟已经带琴投向警方了！
“老板，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小伟这几年在外面读书读呆了，警察要是哄他几下吓他几下，他说不定很快会带他们找到这儿来！”
潘大伟见弟弟偷了琴不告而别，本来怒火万丈，但他看到手下人惶惶然的样子，马上镇定下来，断然摇头：
“小伟不会去找警察的。我们不能丢下他自己走！”
他知道，如果不把弟弟带回去，如果弟弟有个三长两短，母亲和妹妹恐怕不会答应。
可阿强们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老板，他不去找警察，为什么要把琴带走？这么多天他一定让大陆警察洗了脑了！”
“不，”潘大伟依然摇头，咬牙切齿地说：“他不会找警察的，他是去找一个女人，他拿了琴去博那个女人的欢心！”
于是，他们没有走，依然留在别墅里潜伏不动，但是谁也无心再来推麻将。潘大伟派人轮换着到别墅外去望风，他自己和其他人枪不离身，备好了汽车和食品，看好了突围路线，做了最坏的准备。
到中午快吃午饭的时候，潘小伟依然没有回来，潘大伟自己也沉不住气了。他想也许胖子阿强的分析是对的，弟弟和大陆的警察朝夕相处了十多天，这种初出茅庐的孩子就算没被赤化，恐怕也多少会和他们建立一些共同语言，共产党那套同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爱国不分前后等等等等的说教，弄不好会咸鱼翻身，让弟弟这种热情有余阅历不足的青年入迷。他想如果小伟真的进城投向警方的话，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警方应该是有所反应了，与其在此坐以待毙，不如三十六计先走为上，假使弟弟不仁，做大哥的也只有不义了。
于是他跳起来，大声吩咐手下人拿好东西立即上车。阿强们的满面忧虑和怨气为之一扫，发一声喊，飞快收拾东西往门外走，一个手下几乎是下意识地带着几分轻松地问了句：
“不等小伟了吗？”
这一问又把他问犹豫了，他迟迟疑疑地上了车，车子发动起来了，他又做了一个折衷的决定。
“我们先出去转转，别走远，到晚上再说。”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潘小伟正并肩走进北京公安医院的大门。
我的手里，拿着那把传奇式的意大利小提琴！
第19次谈话
海岩：月月，你不是答应和潘小伟一起走吗？怎么又进了公安医院呢？难道在这种——请原谅我用一个难听的词——在这种带有极大叛逆性的私奔的时候，你还有心情去看老焦的病吗？你是想和他告别吗？你是想通过他，和你的亲人和你的战友告别吗？
吕月月：直到今天为止，你是第一个用“私奔”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出走的。我不否认这个词有一定的准确性，因为它至少包涵了我当时的某种内在的感情和突发的冲动。在那一刹那间我真的爱上潘小伟了，我承认在那个刹那我确实是产生了一种以身相许的激情。他那么漂亮，他的个性那么有魅力，这样一个年轻英俊而且富有的人竟能如此义无反顾地追求我，冒着坐牢的危险来找我，这确实是个童话，是个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式的童话。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地方来的女孩，在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幽会的时刻，我的精神防线就瓦解了。我无法使自己拒绝他的拥抱，他的热吻，他的海誓山盟。
海岩：一个二十出头的，什么都还没有尝过的女孩坠入爱河时的心态，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了，我还是想不客气地问一句，你跟他走，对你的身份来说，是不是一种背叛呢？或者我说得再深一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一种犯罪呢？
吕月月：好像这个事情的性质后来并没有被人看得那么严重，你不要忘了那把小提琴已经被我拿在了手里。如果说，面对潘小伟我是个昏了头的女人，那么，在面对这把小提琴时，我仍然是个清醒的警察。
我是一手执琴，一手拉着潘小伟，走进公安医院大门的。
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焦长德正熟睡着。我俯身端详着他的面容，竟比十几天前苍老憔悴了许多，眉头紧锁，仿佛睡中也有无尽的心事。一个同室的病友告诉我，老焦自上次发病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比发病前大大地下了一个台阶，在病房里常常一睡一天，还是胸闷疲劳。那病友以前见过我，于是主动帮我叫醒老焦。他说嘿，老焦醒醒，醒醒，你看看是谁来啦。
老焦醒了，睡眼地注视了我一会儿，没有表现出我预料的那种兴奋，口齿不清地说：“啊，是月月呀，什么时候来的？”
我看着老焦，心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于是眼里不由泪花闪闪。可潘小伟就站在我的身后，我不能拖延。我把小提琴放在老焦胸口上，以为老焦会一眼认出它来，因为他几年前就已经从照片和资料上熟知了这琴的每一个细部和每一个特征。但是老焦只是看了它一眼，糊里糊涂地完全没有反应。
“老焦，你多保重，把这个带给伍队长。”
“啊，是给伍冬冬买的吗？你要上哪儿？他是谁？”
潘小伟上来拉我，催我走，我转身又对老焦说了一句：
“老焦，我要出一趟远门，告诉家里，我会和他们联系的。”
焦长德此时像是渐渐清醒了，他怔怔地看我往门口走，疑虑地问了一句：
“月月，你这就走了吗？”
我永远都能记着他说最后这句话时的语气，是不解的、抱怨的、关切的、依恋的……
我没有回答，甚至也没有回头，我像个不懂事也没礼貌的孩子，就这么一句话也没说地推门而去。
病房外的走廊是漫长的。中午送饭的车子哗哗作响地推过来了，送饭的护士取饭的病人看护的家属们都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空气中弥漫着药味和一种说不出的气息。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用一种和这里的节奏极不相称的快步疾行，穿过人群穿出走廊，一直走出医院那令人压抑的晦暗和窒息，一直走到明媚的蓝天和太阳刺痛我们的眼睛。
那时我满心里都洋溢着异样的轻松和希望，由于提琴已经回归祖国，我们这个案子终成正果，得以善终了。死去的人可以瞑目，活着的人可以卸责。我祈求一切人都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胜利而原谅我、忽略我、饶恕我！
海岩：那么，这琴老焦后来认出来了吗？他是怎么把琴交给伍队长的？
吕月月：这琴有非常明显的标记和特征，老焦当时没有认出大概是因为实在想不到。我们走以后他清醒了，回想刚才的情形，恍若一对金童玉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送来这把提琴，梦境一样。后来我们听那个同室的病友说，老焦先是坐起身来看着小提琴发愣，后来突然喊了一声，就连滚带爬从床上滚下来，像发精神病一样抱着小提琴跑出去，冲向值班台上的电话机。走廊上很多人都听到了他兴奋的呼喊。
“啊——小提琴！意大利小提琴！意大利小提琴！”
他们还看到了老焦眼中那回光返照似的亢奋的光芒，紧接着他们又看到了他冲向电话机的步伐突然蹒跚，突然踉跄，站在电话机旁的值班医生愣愣地大声问：“焦长德，你这是干什么？”可老焦已经无法回答，他磕绊了一下就向前扑倒了。他倒得那么重，以致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砰”的一声闷响，几个离他最近的人伸手要扶都来不及了。
小提琴护在老焦怀里，安然无损，他倒下去时抱着它没让它受到半点磕碰。
焦长德死了。
等伍队长他们赶到公安医院时，形式上的抢救工作早已停止，老焦的家属也刚刚赶到，急救室内外正是一片嚎啕。抢救的医生把伍队长叫到办公室，向他介绍情况。
“……他发病的时候，值班医生刚好在场，所以基本上没有耽误，马上做了抢救。抢救的方法和措施都是恰当的、及时的。应该说，医院是尽了力的……”
伍队长作为死者单位的负责人，当然希望从医生这里了解更详细的死因和病情，以便对家属有个交代。
“他上次发病抢救以后，不是恢复得还可以吗？”伍队长问，“上次你们不是说病情还可以稳定一段时期吗？怎么这样快就又恶化了呢？”
这话在医生听来，多少有点指责质询的味道，于是医生马上正色道：
“这种心脏病就是这样，可能几年不犯，也可能朝夕不保。特别是这种大面积突发性心肌梗死，一般很难抢救。病人这几天恢复得是不错，我们估计可能是受了意外的刺激，你看，他死的时候就抱着这把小提琴，而且死前还不停地在走廊里冲别人喊：‘小提琴，小提琴……’”
医生把放在椅子上的小提琴拿给伍队长看。
海岩：伍队长怎么反应？
吕月月：具体怎么反应不知道，不过可想而知。
海岩：在惊奇之余，恐怕他还想不到这琴究竟是如何从天而降的。
吕月月：恰好这时处里来了不少同志，居然在这里看到小提琴，无不惊异得目瞪口呆。队长就叫小提琴专案组的刘保华、薛宇几个人暂时不要忙乎老焦的后事和家属工作，组织他们立即着手开始了现场调查。
他们在医院里临时找了个办公室，把和老焦同室的那位病友请了来，先是长吁短叹地说了些为死者惋惜和遗憾的话，然后介入正题，队长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了。
“这把提琴您见过吗？这琴是老焦的吗？”
那位病友几乎都没有再辨认一下就说：“这琴是别人送给他的。”
“什么时候送的？”
“就今儿上午呀。我就琢磨这琴跟老焦准有点什么故事。你们是没看见，老焦一瞅见这琴就跟疯了似的。”
“是谁送他的，送琴的人您见过吗？”
“我当时在屋啊，来的是一男一女，琴是那女的送给老焦的。”
“男的多大岁数，什么模样您还记得吗？”
“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儿，白白净净挺精神。”
“不是北京人吧？”
“看着不太像，那男的一句话没说，所以也听不出口音来。”
“女的呢，多大岁数？”
“也二十来岁，差不多吧。哎，就是以前每次来给老焦送工资的那个，以前常来。”
大家全都傻了，连队长也愣住了，几乎中断了询问，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半天薛宇才哆哆嗦嗦地从自己的皮夹子里取出一张我的照片，送给病友。
“是她吗？”
“没错，就是她！”
所有人都震惊了！
薛宇慌了，不知是反驳那位病友还是向队长证明，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不，队长，不会的，我昨天晚上还和她在一起，我们还约了今天一起去您家给伍冬冬过生日呢。对，她说过要先到医院来看老焦……”
对这个说明，伍队长未置一词，谢了那位病友，送他走以后，才转身厉声责问薛宇：
“你是不是把前天咱们开会的情况告诉吕月月了？”
薛宇一头冷汗出来：“我没告诉她，我什么都没说，昨天我走的时候她情绪挺好的。不过……”薛宇迟疑了一下，“不过，她早知道会议的情况。”
伍队长环顾在场的人，特别狠狠地看了刘保华一眼，“谁告诉她的？”
没人吭声。
就在他们在医院里进行这场调查的时候，我和潘小伟乘坐的出租车已经全速开上了京密公路，带着激动和恐惧、幻想和不安、充实和迷惘，开始了我们危险的逃亡之旅。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离开大路，拐进一条树木掩映的山间小径。除了车轮沙沙的响动，路上静得只有树叶的婆娑，越往前走越见山深林密，道路崎岖。经过十多分钟的辗转盘旋，我们到达了潘氏兄弟的那个临时藏身之所。
这座乳白色的别墅在槐杨郁郁的簇拥之下，宁静而又一尘不染。潘小伟付了司机多一倍的钱，然后领我跳跃着踏上台阶。别墅的大门意外地锁着，潘小伟用力敲了敲，无人应声。他匆匆地围着房子绕了一圈，发现那辆面包车也不见了，不禁疑惑。愣了一会儿，他翻上阳台，阳台的门是虚掩的。他拉着我爬上去，从阳台进了房间。
第七章(1)
房间里悄然无人，我们从客厅走到卧室，再到厨房，到处凌乱不堪。潘小伟脸上强作镇定，可声音中却带着不能掩饰的颤抖。
“他们走了吗？”
我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心像死一样灰暗无力，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恐惧！
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我们茫然相对，谁也不知该怎么判断我们眼前的处境。屋外林中，不知什么响动，惊起一片飞鸟，我们屏息不动，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但鸟飞走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还是潘小伟先开了口，“没事的，”他说，“我大哥可能出去了。你饿不饿，我去弄点吃的。”
他跑到厨房去，把冰箱翻得叮咣响。我虽然从早上起来到现在水米未沾牙，到此时竟不知饥饿。我在窗前找了把椅子坐下，看窗外地面的泥土上闪动着被树叶筛碎的阳光，心乱如麻。
这时候，身上的bp机突然嘀嘀嘀、嘀嘀嘀叫起来，在寂静中显得异常尖锐。我心惊肉跳，手忙脚乱地拿出来看，冷汗咕隆一下就出来了。
——是队里的电话，呼叫人姓伍！
潘小伟端着饭出来了，有面包、黄油和火腿，还有汤。汤是剩的。他把食物放在桌子上，站在那里看我。
“是你的bp机响吗？”
“啊。”
“是谁呼你？”
“是我们队长。”
潘小伟沉默一下，说：“他们一定是拿到琴了。”
我也沉默了一下，说：“可能吧。”
“他们也一定知道你现在和我在一起了，”潘小伟平静地说，“那个生病的老伯会告诉他们的。”
看着那么平静的潘小伟，我心里却抖动着强烈的不安。我说：“小伟，说不定他们会很快找到这里来。”
潘小伟安抚地对我笑一下，“不会的。”
“我看你大哥他们已经走了。已经抛下你先走了。”
“不会的，你先吃点东西吧，我马上去打电话。”
“你给谁打？”
“给我大哥打，我想起来了，他有手持电话的。”
我哪有心情吃东西，我说：“那你快打打看。”
他出乎意料顺利地挂通了他大哥的手持电话，他们用广东话简单说了两句，就挂断了。潘小伟一脸轻松。
“他没走远，很快就回来。”
我的心也略略放松了些，“他没问你小提琴吗？你没对他提起我吗？”
“没有，”他高高兴兴地搂住我，说：“他说在电话里别多谈，你应该知道这种大哥大并不保险，很容易被人偷听的。”
他把我搂得紧紧的，把我的头贴在他的胸前，“亲爱的，你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有我在，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刚才我都想好了，如果警察真的来了，我就对他们说你是被我用枪逼来的。我跟他们走，去坐牢，哪怕罪加一等，也不会连累你的。”
我的眼睛湿了，我忍不住也用双臂紧紧抱着他的身子，我知道我真的爱他了。他轻轻地亲我的脸我的嘴唇，我闭着眼觉得非常激动，非常融入，那感觉令人震颤！
一个小时以后，屋外响起了汽车的声音，潘大伟他们回来了。其实他们早就回来了，因为怕潘小伟的电话有诈，所以没敢径直取道上山，而是先派了个随从一路徒步侦查，到别墅前又暗暗观察良久，才用手持电话通知山下汽车里的潘大伟。潘大伟一踏进别墅的大门就扑向弟弟，揪住他拼命地前后摇晃，潘小伟单薄的身子几乎被他晃散了架。
“你这个鬼！你到哪里去了！你说，你把琴放在哪儿了，那把琴在哪儿？”
他猛然看见了靠墙站着的我，怔住了，好一会儿才恶狠狠地说：“就是她吗？就是为了这个臭女人，你要害死我们大家吗！”
潘小伟拼力想挣脱大哥的手，脸红脖子粗地反抗：“大哥，你说话放尊重些！”
潘大伟猛地抡了弟弟一下，把他甩在地板上，粗声问：“琴在哪儿？”
潘小伟站起来，直说：“我交给警方了！”
几个人都愣住了，紧接着屋里出现死一样的沉寂。我看得出来，不管他们事先做了多少类似的猜测和估计，在听到潘小伟这个回答时依然惊呆了。潘大伟眯起双眼，目露凶光，从牙缝里嘶嘶地吐出一句话来：
“这么说，警察马上就会赶到这里，对吗？或者你们早把他们带来了，就藏在这个屋子里，对吗！”
阿强和几个随从霍地拔出手枪，抢占门窗，四处张望。
潘小伟说：“阿强，没事的，小提琴我是托人带给警方的，他们要的是琴，只要拿到了琴，他们对我们就不会再感兴趣。”
阿强们疑惑地看看潘小伟，又看看潘大伟，潘大伟拍案怒吼：
“你有没有搞错，为了这把琴我们死过人！要给警察送礼也轮不到你，潘家现在是我说了算！”
潘小伟依然和他顶撞，他们的争吵全是咿里哇啦的广东话，我默默地靠墙站着，半懂不懂。潘小伟一瞥间突然看见了我惨白的脸色，立即住了口。他拉着我进了一间卧室，搂着我说了句“对不起”，就又出去了。兄弟二人的争吵声在客厅里继续忽高忽低你来我往地延续了半个多小时，渐渐平缓下来，像吵累了要喘息一样，我的心也随之安稳了一点。静息想要去听，他们的声音仿佛约好了似的，一齐低得难以入耳。我感觉他们好像谈到了我，不出所料。潘大伟的声音又陡陡地吊了起来。
“什么！你有没有搞错！你昏头啦，竟然带个警察回来！你知道不知道她是不是专门派来卧底的呀！”
显然，潘小伟把我的一切都明说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卧室的门咣一声被撞开了，阿强和另两个人闯了进来，拿着手枪喝令我举手别动。我全身发抖地站起来，举手，面对突变的事态，我孤立无助只有顺从。然后他们粗暴地搜我的身，潘小伟冲进来，拦住他们，热泪盈眶地喊道：
“大哥，你这样逼我，我走！你们不要动她。我们走，我们不会连累你们！”
潘大伟跟进来，见弟弟这样一副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你走？没有我你能走到哪里去！”
潘小伟被愤怒和无助煎迫着，泣不成声，“我走……我去自首，冯世民是我杀的，我去认罪……我不连累你们，求你们别伤害她！”
兄弟相煎的这一幕，使阿强们也无所措手足了，个个缩在那里进退两难。潘大伟转了身，咽着恶气说：
“好，算你狠，那把琴算我送给你了，你记着这笔账！”
他一摔门就出去了！
阿强他们默默无语地也相跟着鱼贯而出。
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潘小伟坐下来，手捂着脸，肩头抖动，他哽咽着说月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我走过去抱着他的头，摸着他的短发，他的脸颊，我说也许是我害了你，为了那把琴，你的家庭可能永远不能接受我了。
阿强又回来了，他敲了一下门才进来，进来后，毫不掩饰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对小伟说道：“老板说马上走，再待在这里会出事的。”
潘小伟拉着我的手，走出卧室。我们看到潘大伟已经板着面孔站在屋外的台阶上，几个随从正手忙脚乱地把一些要带走的食品物品装上汽车，阿强逐屋检查着有无遗漏的东西。潘小伟拉着我一起走出这栋别墅，我们上了汽车。我紧挨着他坐在一起。阿强是最后一个走出屋子的，他锁了大门，跑上汽车，汽车随即仓皇地发动起来。
要去哪儿，我不知道，从他们的表情和只言片语的口气上，我感觉我们要离开这里往南远行了。绚丽的晚霞从宽大的屋顶上倾泻下来，把一切都辉映得大放异彩——绿的树，白的屋，车轮卷起的尘土，都镀了金似的壮美无比。对我来说，这也许是北京最后的一个黄昏了，怎不依依！
汽车的噪声惊起了林中暗藏的飞鸟，那不是好鸟，是一群黄昏的乌鸦。它们阴郁地飞离林梢，尾随着我们的后尘，惨惨地叫，使这个骤然闹起来马上又要安静下去的山林里，充满了不祥之兆！
在我们开上大路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听到了bp机的鸣响，我按住，悄悄地看。
这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电话号码。呼叫的人是我的妈妈！
第20次谈话
吕月月：正如我猜测的一样，我妈是在我们处的一个据点里，当着伍队长的面呼叫我的bp机的。
那天中午她早早地切好面，炸了酱，打了鸡蛋西红柿卤，只等我回来热锅下面。我妈做卤总要在里边放许多名曰山珍其实并不值钱但确实好吃的黑木耳、黄花菜、金针菇之类。卤做得浓浓的，酱炸得亮亮的，可等到中午一点，我也没有回来。
那时我妈并没有呼我的bp机，因为她知道我的工作性质，这种无法按时回家的情形常有，所以自己先下了点面，吃完就收拾了。傍晚时伍队长和小薛来了，我妈只觉得小薛的表情谨慎、面孔严肃，不像往日的轻松。而伍队长的神态则看不出一点异样，极其亲热自然地和我妈说些家长里短。我妈招待他们喝茶，留他们吃面。伍队长谢了，顺势问道：
“月月晚上不回来吃吗？”
我妈说：“谁知道她，本来说中午回来也没回来。”
“那她今天出去干吗去了？”
“她说是要去医院看病人，然后还要到隆福大厦买什么小提琴……”
薛宇闷闷地插嘴：“是给冬冬的。本来我们说好今天晚上到你家去的。”
伍队长接着问我妈：“她早上几点出去的？”
这样刨根问底，我妈看出有点不对了，“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她早上十点来钟走的……”
伍队长斟酌了一下，说：“我们也找不见她了。”
我妈心里当然慌了，“你们呼她了吗？她有bp机。”
“呼了，到现在没有回音。”
我妈乱了方寸，“天哪，她会出什么事吗？会不会叫车撞了？她骑车子很毛躁的。会不会上她什么朋友那里去了？今天上午她有个朋友呼她来着……”
“您知道是谁呼她吗？您知道那人姓什么吗？”
“姓，姓……是姓方，啊不对，好像是姓潘……你等我想想……”
伍队长点点头：“月月离开家的时候说什么了吗？”
“没有啊，bp机一呼她她就出去了。”
“她这一两天在家情绪好不好？”
队长神态的变化使我妈确信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她禁不住语无伦次了。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她本来挺好的，昨天好像在单位受了什么委屈，回来生了大半天的闷气，也不理我。后来晚上小薛同志来了，劝她，我后来也劝她，我以为她没事了，可没想到……她到底怎么了？”
队长显然已经从小薛那里知道了昨晚我的情形，所以他只是问我妈：“昨天薛宇走了以后，月月又对您说了些什么？”
我妈慌张地回想：“说了很多呀，她说她挺喜欢小薛的。我的这个孩子，是很不容易喜欢上谁的，过去在家和上大学的时候，有不少男孩子追她，可她都看不上。我也不在她身边，北京这么大，她一个人也没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小薛对她是真心实意我都看出来了，我也劝她，叫她别再挑了，她实际上也喜欢小薛，昨天晚上我跟她说得挺好……”
队长默默地无话，薛宇眼圈都红了。
他们把我妈接到一个据点里，让她呼我。这据点的电话上接了监听的仪器，但呼了几遍都没有回音。我妈急得直哭。从大家严峻的表情上，她直觉到某种不可挽回的事情已经发生。
从下午到这时，这个案件的发展，惊动了公安部、市局和我们处里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小提琴经过鉴定，已经确认为真品无疑，大家惊奇兴奋之余，没有人欢呼。一时谁也说不清小提琴的完璧归赵意味着什么，这案子究竟是应该欢欢喜喜地结束了，还是更加扑朔迷离？
从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和市公安局的反应上看，多是欣喜庆幸的一面。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追踪的最终目标已经实现，到此似乎可以言胜了，就算不能弹冠相庆，至少也算有了一个保底的交代。而处里和队里的表情，则要模糊复杂得多——琴是拿回来了，人却少了一个。吕月月究竟是功臣，还是叛徒；是被人拉下水以致叛国离亲，还是被绑架而走，甚至已经成仁取义，光荣牺牲在哪个地方了，谁也断不清。各种猜测和说法，全都悄悄地在私下里交流起来。
那天晚上伍队长把我妈接到据点里，呼叫不成，就让薛宇送我妈回家。薛宇整整一夜陪着我妈没有离去。我妈说如果月月真出了事我也不活了。薛宇说不会有事的，月月是个很坚强很勇敢的人，她要真碰上坏人也会努力自救化险为夷的。我妈说月月这孩子就是感情太脆弱太轻信太容易上当受骗，不知道呼她bp机的那家伙用什么花言巧语哄她出去，她花儿一样的身子就是再勇敢也挣不过那些发了疯的色狼呀。薛宇说阿姨您放心，月月出了什么事我都照样对她，她要不回来我就认您当干妈侍候您一辈子。我妈边哭边说，真是天有眼让我的月月没找错人，就怕月月红颜薄命没这福分呀……薛宇这么个结实的汉子这时也真动了感情，陪着我妈一夜唏嘘。
伍队长从据点刚刚回到单位，就被通知立即到市局万副局长那里去一趟。他匆匆忙忙赶到市局，进了万副局长的办公室才看见处长、李向华和刘保华已经先到了。万副局长首先淡淡地对专案组表示了一下祝贺，说这把小提琴不管怎么说是拿回来了，这是一个胜利，是我们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为国家做了一个贡献，如果没有我们这一段时间艰苦曲折的工作，小提琴绝不会像今天这样从天上掉下来。万副局长后面的这句话，伍队长大概听着非常受鼓舞，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把这一段由他主持的这个专案组的工作成果，有力地肯定了一下。
万副局长又说，情况今天下午就已经报到市政府、公安部和文化部门去了。有关部门已经表示要申请一笔奖金或者申报一个级别较高的荣誉，奖励给对收回国宝有突出贡献的同志。谁算有突出贡献的同志呢，万副局长当时没有具体点名，可能处长、伍队长、李队长，还有刘保华，都在心里琢磨，各人有各人的账，不过谁也没有往外说。
万副局长话锋一转，就说东西虽然拿回来了，但这案子还没有完全结束。香港黑社会竟然在大陆境内开枪杀人，虽属黑帮之间的自相残杀，死不足惜，但毕竟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不能漠视。还有，吕月月到现在下落不明，也要抓紧查找，抓紧把案子全部搞清。具体怎么搞，我想听听你们处里和队里的意见。
处长示意伍李两位：“你们俩谁先说说？”见两人一时没吭声，他只好自己对万副局长说：“我们原来分析潘小伟从美高夜总会逃走后，最大可能是当天就离开了北京，甚至离开了大陆，没想到他并没有走。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他居然还在北京招摇过市……”
李队长这时候就愣愣地接了一句：“我看咱们别再耽误了，应该不迟过今晚，把通缉令发出去！”
伍队长说：“对潘小伟的通缉令不是早就发了吗？”
李队长说：“我说的是，应该立即通缉吕月月！”
伍队长争议：“现在并没有判定吕月月失踪的原因和性质，怎么好这么随便就采取通缉的办法来处理呢？！”
“难道吕月月失踪的性质还不明显吗？我们都是干刑警这行的，这么明显的问题我不相信你老伍看不出来。”
“什么明显问题？我还真没看出来。”
李队长把脸歪向一边，似乎懒得明说，可突然又一甩头，冲伍队长脱口而出：“她是被人拉下水，变节投敌了！”
伍队长还没答言，处长先调和地说了一句：“哎，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下结论为时过早。”
伍队长笑笑，补充道：“下结论要有证据，我们这行最忌猜测。”
李队长竭力控制着激动，压着声音说：“老伍，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吕月月肯定有问题，从她一接触上潘小伟这个公子哥儿，就不对劲儿。不经请示就陪他出去吃饭，随便改变行程去游乐场，潘小伟不惜重金买生日礼物送给她……你来我往，好不投机。她陪了潘小伟那么多天，那家伙不算有经验吧，可居然在吕月月的鼻子底下把什么事都做了。可她有一点察觉吗？她主动向我们反映过一点情况吗？什么也没有反映过！这不是经验问题，而是气节问题！她完全迷上那家伙了！我早就说过，女同志干咱们这行，太漂亮了干不了，很容易出事。我听说吕月月在警院上学的时候生活作风上就比较风流，让有这种毛病的人去陪潘小伟，真是给他们拴对儿了。我上次会上已经说了，我认为这个案子出的问题主要就是用人不当！老伍，你千万别让吕月月给迷惑住，千万别以为她还是个单纯的小姑娘，吕月月绝对是非常非常有心计的，不是一般人！”
伍队长很平静，据说在上次会上他们两个人当着万副局长的面发生冲突之后，伍队长曾在会后找李队长沟通了一下思想，就自己会上的态度做了几句自我批评，两个人的疙瘩就算说开了。现在这对搭档的分歧在同一个问题上依然尖锐，但态度都比上次克制。尤其是伍队长，这次没动一点肝火，不急不躁，甚至面带笑容地反问道：
“老李，你说用人不当，那好，你说除了吕月月，咱们派谁去陪潘小伟，做他的思想软化工作更合适？”
李向华一时说不上来。
“老李，你的看法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可你说吕月月变节投敌，这可是一句太重太重的话了，说出来得有根有据才成。不错，医院里的人是看见吕月月跟着潘小伟在一起，可她昨天晚上跟小薛在一起，跟她母亲在一起的情形我都详细了解了，她没有任何反常表现。今天上午她还和家里说要去医院看老焦要到商场买东西，也没有一点异样。至于后来怎么又和潘小伟见了面，这里边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而且吕月月走时给焦长德留下一句话：让焦长德告诉家里，她会和家里联系的。这个‘家里’，是不是就是指我们？也不清楚。总之我们不能光凭猜测就给她定这个性。即便对潘小伟，现在也不能匆忙定性。天龙帮两次要杀他，这次冯世民到美高夜总会来究竟是不是诚意和解，也得两说着。所以潘小伟枪击冯世民是蓄意杀人还是被迫自卫，并无结论。现在我们只能凭已经看到的和已经查清的事实来说话。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和查清的是什么？是这把小提琴已经拿回来了！是吕月月和潘小伟亲手把琴交给焦长德并且告诉他带给我们的，这就是事实！我们现在看吕月月，包括看潘小伟，不能不看这个大前提！如果要猜测，我也猜测一句，当初我们如果不用吕月月去做潘小伟的工作，这个琴今天是不是拿得回来？”
伍队长后面这两句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因为他这时所处的位置，已经明显有利于前几天开研讨会时的形势了。毕竟小提琴已经失而复得，而且恰恰是由我送回来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胜利。而用我去做潘小伟的工作，是伍队长自始至终的主张。所以，这时候还继续批评用人不当，很容易被客观事实嘲笑。
李队长也沉默了，虽然看上去依然有所保留，可无奈一时词穷。
最后万副局长没有表态，他让处长留下，让伍队长他们几个人先回去，会就散了。
两位队长和刘保华回到队里，已经是晚上快十点了，他们都默默地等在办公室里没走，因为谁都知道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从万副局长那儿带回什么决策来。
处长果然回来得很快，回来后就把伍队长和李队长一起叫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宣布了两条决定：
第一，对吕月月，暂时不发通缉令，但要尽快查清下落。
第二，这个案件由于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大功告成，剩下查找吕月月和追捕潘小伟的任务改由副队长李向华牵头组织，并且直接对处长负责。
这两条谁都看得出来，伍队长还是败给了李向华！
虽然处长未再指责“用人不当”、“指挥失误”，虽然名曰“大功告成”、“目标达到”，都掩不过突然换马，阵前易帅的实质。伍队长今后所要承受的舆论和压力，显然可以想见。也许他本可以再向处长申诉一下，或者，哪怕是要求处长在一个适当范围内再宣布一下把他从案子上撤下来的原由，以正视听，但他没有开口，没说一句话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由他保管的那部分小提琴案的资料，从保险柜里取出来，当即移交给了李向华。
李向华也有点蒙，这个决定同样也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多少使他有点难堪，好像伍队长的下台，是自己在万副局长面前的两次发难造成的。其实他对案子的做法提意见，并没有抢班夺权的意思在里面。在交接文件的时候他甚至措辞混乱地安慰了伍队长几句，并表示关于小提琴案下一步的工作，还要请伍队长多出主意多关心。伍队长对他的表白既不感激也未拒绝，既没做任何应诺也没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是应景地点头笑了笑。
李向华一出门，刘保华就在一边眼睛看天摇头叹气嘬牙花子。伍队长说得了得了你别出怪声了，赶紧回家去吧。时间确实很晚了，他自己也该回家去了。今天他本来计划下了班就早早回家的，今天是儿子伍冬冬的十岁生日。
第21次谈话
海岩：月月，前天你讲到你的出走，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激动。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过各种为情私奔的故事，都不像这次心潮难平。我说不清是被感动了还是被惊呆了。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为了突然爆发的一见钟情的爱，抛家舍命，断绝以往，不计后果，毅然出走，究竟是纯情还是幼稚，是勇敢还是糊涂，是可歌可泣还是可悲可笑？如果说这种出走对你来说是一种叛逃行为的话，那么你把小提琴从潘小伟手上拿过来交给焦长德还算不算功不可没呢？你在人们的是非尺度中，算是个什么角色，该如何评说？
吕月月：任人评说吧。每个人都经历过不可逾越的年龄，都做过荒唐的梦。
海岩：如果说一个人通常是在碰到最喜欢的人和最喜欢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这件事是不是充分反映了你的个性呢？
吕月月：我的个性当时确实得到了放纵，但也使我付出了毕生难以偿还的代价。
海岩：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呢？是不是经常检讨和反省这段往事呢？
吕月月：怎么说呢，谈不上检讨，只是觉得既充满怀恋，又不堪回首。
海岩：那天黄昏你们从密云的那个山林别墅出来以后，上哪儿去了？
吕月月：我们从古北口出关，离开北京地界，然后背向太阳，往东北方向，直奔河北省的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市来了。
海岩：你们不是要往南向广东方向走吗？怎么又逆行去了承德？
吕月月：去承德也是潘大伟原先计划中设定的路线。他估计美高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可能会在京广线上沿途围剿，所以先是不急不忙地在密云逍遥了几天，然后反其道而行之，装作一群轻轻松松的游客，住进了旅游胜地承德。
那天我们是在路上吃的晚饭，大约在晚上九点钟，抵达了离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最近的山庄饭店。潘大伟等人用随身备好的假护照在饭店登记了房间，饭店的出租率恰巧很高，只有三间空房，我们全部租了下来。
三间房，怎么住呢？潘大伟没有说。他自己住进了最靠里的一个房间，阿强把他的皮箱拎进去以后，毕恭毕敬地退了出来。看来潘大伟以老板的身份，是要自己独住。阿强和另外两个人不用商量地把服务员喊来吩咐加床，挤进了最外面的房间。夹在中间的这个房间显然是留给潘小伟和我的。
中间的房间是个单人房，开间不大，只有一张比单人床稍宽但又比双人床窄得多的软床。潘小伟一看，便咧嘴一笑。
“哇！大概是专门给新婚夫妻设计的情人床吧，好窄好窄。”
我怔怔地问：“我们要住在一起吗？”
潘小伟歪过头看我：“可以吗？”
“可我们并没有结婚呀。”
“要今晚结吗？”
他的脸上的一本正经，掩饰不住少年式的顽皮。可我心里不悦，觉得他不该把结婚这么庄重的事说得如此玩世不恭，我低头赌气。
“谁和你结婚。”
他马上跑过来抱我，亲我的脸，“好姐姐，开心一点啦，别老怄我。”
我心里没气了，可还是板着脸推开他，说：“你去和你大哥住吧，我们这样随随便便就住在一起，而且让你大哥和那几个人都知道，我觉得别扭。”
他不以为然地：“这有什么别扭，我们各睡各的，我保证不碰你，好不好？”
我说：“我既然跟了你，我在你们家人面前，就得正正经经，我不能让他们看低了我，以为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他想了想，还是嘟囔了一句：“我大哥不高兴和别人同房睡的，他对女人都是睡完了就分手，从不过夜的，更不要说和我。”
“你们兄弟俩怕什么。你去吧，啊。”
我哄着似的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主动亲他的脸，这一亲似乎很灵验，他心情马上好转，马上答应了。很乖地说那好吧，那你好好休息，说完就拎了自己随身的提包出去了。
他出去没多会儿，我房间的电话便铃声大作，我一接，只有嘟嘟的声音。稍后不久，铃声又起，再接，仍是忙音。我正在疑惑，门铃声砰然震响，吓了我一跳，刚脱下的衣服又匆忙穿上。打开门一看，原来他又回来了，提着包垂头丧气站在门口，低声下气地说：
“大哥不让我住。”
我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不忍，让他进屋，关上门才问：“为什么？”
“不知道，他说让你陪我。”
“我陪你？”这话我听着怎么那么不顺耳，“我在你大哥眼里是不是个妓女？”
潘小伟敷衍道：“管他干什么。我很累了月月，我也不想和他睡在一起，他没完没了总问你的事，问得人家好烦。我就睡在这地上好了，床你一个人睡。”
他这样说，我很难再反对，只好容纳，趁他去浴室冲澡，我连忙脱了裤子，穿着衬衣钻进毯子。我听着浴室哗哗的水声，心里小兔似的怦怦不定。
水声停止了，过一会儿门声一响，他从浴室出来了，只穿一条白色的紧身短裤，光着上身和两腿。在他弯着腰把床罩当褥子铺在地毯上的时候，我飞快地瞟了他一眼，他半裸着身子，皮肤看上去真光滑，两条长腿直直的，很结实，一尘不染，我心跳脸热，暗骂自己无耻！
铺好床罩，他站起来看我，我心里直紧张，几乎不敢和他正视，以为他要说出什么让人难以回答的话，可他只淡淡地说：
“能借我一个枕头吗？”
我说行，抽出一只枕头扔给他，不知为什么心里有点失望。
他接了枕头，站着没动，又问：“睡前可以亲你一下吗？”
我犹豫着是答应还是不答应。而他的口气听上去竟如孩子对母亲的那种依恋和恳求，令人心动。我装傻反问：
“香港人睡前都有这个规矩吗？”
他眨眨眼，答道：“就算有吧。”
我拿毯子半遮着嘴，说：“那，就亲一下吧，不过你别得寸进尺。”
他过来了，坐在床沿俯下身来，把毯子轻轻拉开，在我嘴上亲了一下。他的嘴唇红红的，软软的，湿湿的。这一下显得那么短暂，短得使人想回味时，印象已模糊了。
他说晚安宝贝。
我说晚安小伟。
除了我爸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同室而眠。当我关了灯屋里漆黑如墨的时候，我能听到他的气息，听到他身上裹着的床罩发出的声。他就睡在我的脚下，一尺之隔，一个我钟爱的，赤裸的男孩。
他可能确实累了，很快就呼吸匀称安然入睡。可我还眼睁睁地瞪着黑洞洞的天花板，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我想这里是承德，不是我家呀。虽然我知道新的生活需要时间来适应，但当我心爱的，现在唯一可以保护我的人径自睡去的时候，我仍然不可逃避地体会到一颗小行星脱离轨道的那种茫然、恐慌和孤独。我想我妈，想我妈一生的不幸，我想她一直是把我当作她的未来的化身，当作她的生命的延续，所以她才那样殷切地盼望我能摆脱她所承受的阴影和压力，能在这社会上轻轻松松安安定定地处身立世。可我偏偏没有如她所愿，偏偏又要嫁匪随匪，漂泊异乡了。是不是在我的血管里，还流淌着那种桀骜不驯的血液？是不是我们老吕家祖上的罪孽还没有断根，还要祸延几代地报应下去呢？
四周的黑暗与沉静给了我思绪的空间，我又想到了薜宇，难道我不爱他了吗？也许我爸妈该给我生这样一个哥哥。他应该比潘小伟更懂事，比他更勇敢更慈爱更成熟更坚强更像个男子汉，也许我一直需要有这样一个能永远体贴关怀安慰和保护我的哥哥，但是他确实不曾像潘小伟那样让我一看就难压躁动，以身相许！不曾。
第七章(2)
又想到我的队长，我对不起他，背叛了他，可我又不能克制地一再空想着他的理解和他的原谅！
不难料到我的失踪会在处里和队里引起怎样的哗然，我可能早被众人唾骂、鄙视和不齿到体无完肤了，就像一个不贞洁的荡妇被烙上耻辱标记那样不能饶恕！
我想今天这一步跨出去也许就成千古恨了！我说不定就这样完了。
海岩：所以你当时是不是把全部寄托都放在能跟潘小伟平安出境，悄悄回到香港这条唯一的出路上了？
吕月月：是，可心里没底，很焦灼。潘大伟好像并不急着南下。第二天领着我们兴致勃勃地去逛避暑山庄，认认真真地当一个无事一身轻的游客。
海岩：盗亦有道，也许他早习惯于这种惊心动魄危机四伏的江湖生涯，算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练出修养来了吧。
吕月月：可我没有这个修养，每一分钟我都很难熬，承德离北京毕竟太近了。在游避暑山庄的时候，几乎无意靠近我的每一个陌生人都让我心惊肉跳，好像很多人都很留意看我，我想这是不是跟踪上来的便衣警察呢？我知道我的那些神通广大又特别锲而不舍的同事们，他们找不到潘小伟找不到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海岩：你这种漂亮女孩在公共场所，很容易招致四面八方的目光。我想你们处长和伍队长，还有李向华，总不会这么快就算定或者发现你们去了承德吧。不过即便如此，假使潘大伟的这份从容不是硬装出来的，也够得上临渊谈笑，胆大包天了。
吕月月：出人意料的是，潘大伟对避暑山庄各景区的御题遗墨和这座离宫里尚存的各种文物倒是十分留意，不时地和阿强们谈论这些东西至少值多少钱多少钱，香港哪位哪位藏家有类似的东西等等。我呢，以前就听说过这座热河行宫兼有水乡园艺、平野草原、山林斋堂诸般景致；虽是第一次来，尽管心情不能像普通游人那样无忧无虑，但也确实体会到这里山水如绘，以及众多古迹耐人寻味。潘小伟对一切都不多看不多说，只是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我问他这里如何，他说不错不错，但比欧洲日本加拿大的公园差远了。
晚上回到饭店，潘大伟叫着说好几天没有吃海鲜了，于是阿强在晚餐时替他要了许多虾蟹之类，还特别叫了一条名叫老鼠斑的鱼。我一听这一条老鼠斑开价竟要两千多元，几乎不敢相信这个天文数字。不料潘大伟他们不但并不言贵，反而庆幸能在内陆的这个小地方吃到老鼠斑，实属不易，全都自豪地断定过去来此避暑的万岁皇帝也没有这份口福的。
那鱼看上去不过一斤多重，竟要两千多块。我们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吃了，六个人一人一匙那鱼便已成骨刺，这一匙下肚就要二百多块钱。我想薛宇买条二十多块钱的鱼我妈都觉得奢侈，可见天下贫富真是悬殊难比。
白天逛了一天，腰酸背疼，大家饭毕便各自回房休息。我和潘小伟仍旧同房。潘小伟一面往地上铺床罩一面对我叨叨咕咕地抱怨地上很潮，他的腰背昨天一夜疼痛得好厉害，又拿眼睛看我，等我表态。我心里也实在不忍就说那你上来吧，但是要好好睡觉不许想入非非。
他的脸马上得意地笑成一朵要开的花，好像我中计了一样，小声欢呼了一句便三下两下脱了衣服蹿上床钻进毯子，兴奋地用手胳肢了我一下。我半羞半恼地说你要不老实我就去睡地板。他说别别，我是故意逗你呢。
熄了灯，我对他说睡吧睡吧，但我们谁也没有闭眼。他在毯子里小心地寻找着我的手，他把我的手五指交叉地轻轻握在他的手里。我们侧身相对，黑暗中他的眼睛明亮得像水在月下的反光，清楚得动人。他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得寸进尺地抚摸着我的肩头和胳膊。我的身体从未这么激动过，让他摸得痒极了，我真想他能抱我，可他没敢我也不能说。
他突然想起什么，用手捧着我的脸，问：“告诉我，‘警察同志’，你真想嫁入黑帮去闯江湖吗？”
我认真地反问：“怎么，你不要我吗？”
他眨动眼睛：“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跟我走。”
我笑着想了想，答道：“因为，你使我觉得特别刺激。”
他皱眉问：“那你爱我吗？”
我说：“可能吧。”
他说：“我爱你。”
我问：“爱多久？”
他说：“只要活着。”
“我们会结婚吗？”
“当然，回香港见过我妈咪以后，就结婚。”
“你妈咪要是不喜欢我这个丑媳妇呢？”
“不会的，我妈咪一直希望我早早拉埋天窗的。”
“什么叫拉埋天窗？”
“就是结婚呀。”
“你这么小，为什么你妈要你这样早婚？”
“因为我大哥要当一辈子钻石王老五，他不肯结婚的。”
“什么叫钻石王老五？”
“就是单身男人，很有钱的单身男人，香港人叫他们钻石王老五。”
“北京人叫单身贵族。他们常常找一个异性同居，但不结婚。”
“我大哥是女人堆里滚出来的，女朋友多得数不清啊，可他才不和人同居呢，更不想给谁当老公当爹地。我家就是我大姐前年生了一个女孩子，这是我家现在唯一的小孩。”
“你母亲喜欢小孩吗？”
“喜欢，可她更喜欢当祖母而不是外祖母，她一直想有个孙子能继承潘家的家业。”
“小伟，我可不想咱们的孩子去继承你家的家业，你要真爱我，就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们结婚以后，就离开你的家，我不愿意你像你大哥那样去做违法的生意。我只想和你平平安安地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没问题呀，我妈咪和我爹地也不想我跟大哥去做事的。”
“那，假使我们生了一个男孩，要是我想让他姓我的姓，姓吕，你答应不答应呢？”
“为什么？”
“这是我妈一辈子的愿望，不然我们老吕家就断根啦。”
“那好容易，我们生两个，一个姓潘，一个姓吕。”
“在香港不用计划生育吧？”
“随你生多少啦，没所谓的。”
“我挺害怕的，不知道我是不是生得出来。”
“没问题的，我们都很健康啊。”
后来我们又聊那把小提琴，我问他是怎么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和他哥哥联系上的。他说是在迪斯科舞厅，还有一次在桑拿浴室。我说亏你们能想得出来，跑到浴室赤条条地商量阴谋诡计去了。他在黑暗中露着白牙笑着：“我们没办法呀，谁让你把我盯得那么死。”
我问，“冯世民是你杀的吗？”
他愣了愣，坦白说：“是啊。”
我把他的手从我身上拿下来，“你这手，杀过人的，别摸我了，我觉得特别扭。”
他做错事一样，缩着手辩解：“你知道的，他要杀我好几次了，要不是你救我，我早死定了。”
我笑了，说：“倒没想到你会这样有种。”
他问：“什么是有种？”
“就是胆大，”我说：“你杀他的时候，害怕吗？”
他想了想，说：“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唱歌，在唱姜育恒的《再回首》。”
“他那么老态龙钟了，还唱流行歌曲？”
“很跑调的。但最后两句我听得很清楚，‘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唱得蛮投入的。他一边唱着一边回首看我，我把枪掏出来对准他的头，我真不可想象，他盯着枪口一点没慌，除了脸上一条肌肉霍地动了一下之外，脸色一点没变，只是唱歌的声音一下子就没有了生气，死死板板含含糊糊像念一样。可他还是接着往下唱：‘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我冲他脸上开了一枪，他没有倒下，盯着我看，还坚持唱完‘伴着我’三个字。那时候我好怕，以为他练了什么功夫真的刀枪不入，后来他倒下去了。”
海岩：月月，我以前还纳闷，心想潘氏兄弟的几次秘密接触以及对方的一些内幕背景，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能那么细致地讲给我听，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潘小伟一五一十向你汇报的。没想到你们这种悄悄的“枕边话”，竟成了这个案子的“黑匣”。
吕月月：要这么说倒叫我不好意思了。
海岩：另外，我也真佩服你们这种守身如玉的修养，同床而卧，竟能坐怀不乱。
吕月月：其实我心里是特别喜欢他的，可我又真不愿意让他这么快这么轻易就得到我。因为他们都说男人一旦得到女人的身体，对她的兴趣就减弱了，就冷淡了。另外我也不愿意让潘小伟认为我是一见着漂亮小伙儿就发酥的那种不值钱的女孩。
海岩：我理解。不过你们这个年龄的一见钟情的少男少女对这种事一般都很少这么斯文了。
吕月月：虽说他的动作开始还不敢放肆，可他那张嘴却也够主动的。他说亲爱的你就不能摸摸我吗？我就摸他来着，这一摸就把我思想上的防线摸垮了。后来，我们就发生关系了。
海岩：他得到你以后，对你冷淡了吗？
吕月月：还好吧。后来我哭了，他搂着我吻我的脸，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弄疼我了，我说有点疼。疼是真的，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可我哭并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失落感和羞耻感，那时候心里真是乱极了。
海岩：据说很多女孩子破身之夜的心情都很复杂，特别是像你这样和男的一见钟情然后又闪电式上床的类型，更是缺乏心理准备。况且这种男女之事，对女方特别是对一个处女来说，很少一夜即入佳境。
吕月月：头一夜他好像也很仓促，很胆怯，而且手忙脚乱紧紧张张，可我还是故意问他过去是不是经常和女孩子过夜？他说没有没有你怎么这样说我。
我诈他：“是你大哥说的。”
他忽地一下蹿起来，裸着身子跪在床上，发誓赌咒地骂道：“这个烂嘴老五，怎么胡说！”
“你保证这是你第一次吗？”我逼问。
“是啊，我发誓！”
“可你看上去很内行嘛。”
他愣了一下，“没有啊。”扭捏着，又说：“在同学家看过小电影嘛。”
“是三级片吗？”
“不是的，比三级片还厉害的，专门就是这种事，没什么故事情节的。”
“你常看吗？”
“有没有搞错，那种小电影总是那一套，看两三次就不要看了，没有意思。”
“看两三次就学坏了，可见你在美国念书好几年，大概什么坏事都会干了吧？”
他赌气地压在我身上，乱吻，“我就是个坏蛋我就是个坏蛋，坏蛋要强暴你！”我一边挣扎一边笑，好半天，他才饶了我，又异常温柔地用嘴唇磨我的耳垂，说他念书很勤奋的，在美国除了有两次和同学上街涂鸦之外没做过坏事的。
我们互相抱着，都感觉对方真好，从肉体到灵魂，都是自己的需要。这时我们的双手已不再慌张，不再羞涩，那么新奇而又坦然地触摸着对方，对方的每一寸肌肤都让自己兴奋不已。
潘小伟说：“我真没想到能在九死一生之后，还能柳暗花明地躺在一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女人的怀里，上帝把那些最戏剧性的经历拿来做了我们相爱的前奏。”
我说：“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次到大陆来玩，没想到这么多灾多难吧？”
他说：“我从天龙饭店逃到港华中心酒店，一看总台的小姐给我开的房号是407，就觉得凶多吉少，‘死临期’了嘛，果然天龙帮扑过来想要勒死我。去了亚洲大酒店，一看房号：904，巧不巧，又是‘就临死’，所以命中注定少不了游乐园的那一场追杀。”
“可你也没死呀，是命不该死。”
“不，是命有凤凰来。你可要好好跟着我，保护着我，给我生一个儿子，不，生两个。”
我们聊天聊到半夜三更，潘小伟终于像个婴儿似的蜷在我的怀里无声地睡去。我虽然疲乏之极但了无睡意，翻来覆去地想明天我们会不会离开承德动身南下呢？路上会不会碰到麻烦呢？到香港以后我和他再去哪里呢？潘家的人——他的母亲、姐姐和姐夫，以及掌门的大哥，能不能容下我这个不速而来的陌生女人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我妈团聚？哪年哪月能再见到队长把一切说清？小薛会不会恨我？肯不肯饶恕？他离开我以后将会度过怎样的一生？
第22次谈话
吕月月：在承德呆到第三天，潘大伟仍然没有动身启程的意思。他看上去情绪很好，像度一个初夏的假期。他以前不知听到谁的评论，说避暑山庄只不过是一个公园，承德真正的主题应该是沿山庄外围顺序排列的外八庙，是外八庙成就了山庄的王者之气，并使整个儿承德不虚为圣地。
他说去游外八庙。
他对我的态度似乎也渐渐亲近起来，有时甚至还能和我讲两句并不可笑的笑话，那笑话虽然让人半懂不懂，但多少总算起到了调节距离和气氛的作用。
事实上潘大伟显然并不那么景仰外八庙，和前一天逛避暑山庄相比，他逛庙时明显表现得潦草和心不在焉。看过普仁寺和普乐寺，再到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普陀宗乘之庙时，他已面露厌色不想进去了。我问他：“香港人不是都很信佛吗？”他冷笑一下：“我信我自己。”又说：“信佛有什么用，冯世民信，以为心诚则灵，结果也逃不掉一死。”
他反过来问我：“你信什么，信共产主义吗？”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就说：“我信一切美好的理想。”
他笑：“理想就像海上幻景，好虽好，只是摸不到。理想对你们来说，无非就是那些枯燥的政治说教。”
我不想和他争辩，也没有随声附和。
他又笑：“我还信女人，信漂亮的女人。这个世界绝不能没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酒，一样就是女人。”
他说这话时的表情令人提防不安，他和他弟弟从外形到内心简直一无相似。
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从不化妆？”
我一愣，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并没有化妆的习惯。但我托词：“出来时很匆忙，我什么都没有带。”
他看着我的脸，一动不动看我的脸，自言自语：
“你好漂亮，你有一张让所有男人都动心的脸……”
他的目光使我感到轻亵。我低头躲开他，从那一刻开始我尽量不使自己离开潘小伟太远。
小伟问我：“你和我大哥叽叽咕咕在说什么？”
我说没什么，然后顾左右言他。
晚上上了床，我对潘小伟说：“我不喜欢你大哥。”
潘小伟只顾拥着我吻我，心不在焉地答道：“是吗？”
我想应该趁早有言在先，我盯问道：“你不是答应过以后一定离他远远的，咱们自己单过吗？”
他压在我身上，呼吸不匀地敷衍着：“唔唔。”
他弄得我也有些兴奋了，但我压抑着。他既然爱我我就希望他能重视我的意愿，理解我的内心。可他似乎对我的肉体太感兴趣了，很容易使人担心爱的短暂。我挣扎着想要推开他。
“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
他正在兴头上，两条胳膊紧紧地箍着我的身子，急切地呼唤着：“亲爱的，亲爱的，你爱不爱我？你快说爱我，快说爱我，快说……”
我只好配合着他：“……爱你，我爱你……”
他终于停下来，趴在我身上喘气，一身汗水。喘息稍定，他问：“你刚才说什么，亲爱的？”
我没有回答，只是问他：“累吗？”
他豪迈地说：“不累！”
我扭开脸，问：“还爱我吗？”
他把我的脸正过来，亲一下我的嘴，“当然爱呀。”
可不知为什么，这时我却笼罩在一种肉体欢悦后自然产生的失望和乏味中，我心情烦躁地说了一句：“小伟我觉得我不该跟你出来。”
他惊异地用胳膊支起身子，看我，“为什么？”
“我对你的家，对你要带我去的地方，太陌生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幸福。”
他从我身上翻下来，“别瞎想啦，别小孩子脾气呀，我们早些休息吧，明天要离开这里了。”
他对我低沉的情绪显然没有引起重视，冲了澡就昏昏地睡了。我躺在他的身边，精神上像虚脱一样，一片茫然，我甚至有一瞬间觉得与我同榻而卧的他，也突然陌生起来。早上醒来，我问他：“昨晚舒服吗？”
他说：“舒服。”停了一下，嘻的一笑，凑过来说：
“我最喜欢听你情话绵绵，或者听你呻吟叫喊。”
“特能满足你的征服感是吗？”
“因为那会让我觉得你很舒服，你很爱我，能让你舒服，我精神上就很快感的，我可不愿意和一根木头睡觉。”
我故意赌气，“我是木头，我是铁！”
“不不，你知道吗？你看上去就像凝固的脂，摸上去就像荡漾的水，好滑好软呀。”
他摸着我的乳房，又说：“你瞧，看上去挺挺的好结实呀，一摸，又这么软。”他咯咯地笑，“一摸它我就浑身难受。”
潘小伟确实是个很特别的人，他从不忌讳谈论在性的方面对我的感受，并且总是把做爱谈得那么无邪。
可我不能没有顾虑，说：“小伟，你不要总这样搞啊，这样下去，我会不会怀孕啊？”
他跳下床，毫无羞耻地在我面前赤身裸体，“我们不是讲好要生两个儿子吗？”
“可我们还没有结婚呀。”
“没事的呀，不会让你挺了肚子才穿婚纱的。”
他笑着跑进浴室洗漱，大声唱着粤语的流行歌曲。我真觉得他还是个没有成年的孩子。
这天上午，果然如潘小伟所言，我们离开了承德。离开承德的时候，潘大伟给北京密云那个山林别墅的主人发了一封信，信的大意就是告诉他那辆面包车放在承德山庄饭店的停车场上了。这样一来别墅的主人便会派人到承德把车开回北京去，避免给警方留下查证的线索。
上午十时三十分，我们搭乘的火车缓缓驶离了承德车站，开始往南走了。
海岩：是去广东吗？
吕月月：不，我们没走京广线。在第二天的傍晚，我们在东海之滨的大都市上海下了火车。
海岩：难道潘大伟还想在上海玩几天？
吕月月：不，是想从上海转车去广东，潘大伟断定这条线比较安全。那天晚上我们在距离上海火车站不算太远的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下榻。那是当地一家很富名望的五星级饭店，有辉煌的大堂和号称全亚洲最大的旋转餐厅。在那足有两层楼高的巨大的空中楼阁上环览上海的夜景，鸟瞰南京路和外滩的华丽的灯火，确实使人新奇不已。
晚饭前潘小伟领我到酒店二楼的商店街去买衣服，当然有阿强跟着。比起简陋的承德，百年繁华的上海滩毕竟不同了。我挑了件带条纹的短袖上衣和一只背带短裤，是一套，是日本货，比在承德买的一身“伪劣产品”感觉完全不同了。
潘小伟先是犹豫：“你要穿着短裤在这种大饭店里出席晚餐吗？”
我顶嘴：“你是不是要我买件一本正经的礼服，才能去吃今天晚上这顿饭？”
阿强圆场：“啊呀，没有那么讲究呀，大家在外逃难，喜欢什么就穿什么吧，何况她的腿露出来很好看的呀。”于是潘小伟闭了嘴。
晚上在旋转餐厅吃自助餐，餐后潘大伟尚有余兴，打着饱嗝说不如出去找一家夜总会坐坐。阿强们兴高采烈地簇拥着他下楼。在电梯里我向潘小伟表示已经很累想回房休息，潘小伟还未回答，他大哥便断然否决：
“你们不可以单独留在饭店里的。”
潘小伟看看大哥的脸色，只好转身劝我：“大哥兴致正好，我们不要扫他的兴吧。”
我腰酸背疼，但也只能忍气吞声。
在饭店门口叫了两辆出租车，和以前一样，潘大伟从不允许潘小伟和我单乘一车，总是叫阿强和我们挤在一起，好在阿强是个开朗随和的人。
出租车司机向我们推荐了一家很大的夜总会，我现在已记不得那夜总会的名字。不到十点钟的时候这里的生意已经很好，散座区人满为患。酒吧台边的灯光下，或站或坐聚着不少短裙短裤、浓妆艳抹的女人，用媚眼直勾勾地盯着每一个走进舞厅的男人。上海人把妓女叫做“煤饼”，就是我们北方烧的那种蜂窝煤。看得出来这家夜总会是“煤饼”多得绊脚。大概是近“煤”者黑的缘故，夜总会的服务小姐也大都把一张小脸涂得过分妖娆。营业经理则是个五大三粗的男人，看上去像电影里的妓院打手。他迎着我们用一口浓浓的上海话寒暄，我听出大意是已经没有座位了，但还有一间包房收费两千八百元。潘大伟眉头都没动一下就跟他进了那间其实只有十米见方的单间。
阿强粗声粗气地质问：“这样差的房间，要收这样贵的价钱，你们这是开黑店吧！”
那位经理同样粗声答辩：“不要瞎讲，我们这房间的价钱还包一瓶xo洋酒，蛮合算的。”
果然，很快便有人送进一瓶未开封的“轩尼诗”xo，跟着xo鱼贯而来的，还有三位陪酒的小姐。
由阿强安排，两个小姐一左一右，紧挨潘大伟挤在一只双人沙发上，另一位小姐蹲在前面替他点歌斟酒。看着那几位小姐娇滴滴自来熟极尽亲热之能事，我感到恶心。
那一晚上阿强们难得放纵，又喝又唱，丑态百出。潘大伟自己只是狂饮但从不唱歌，他喜欢在别人唱歌时插科打诨，随意褒贬，以此为乐。阿强们为讨主人欢心，也尽挑些“搅笑”版的粤语歌来唱。潘大伟开怀豪饮，一瓶洋酒转眼喝光，再开一瓶又喝掉大半。他红着眼问我：
“黄小姐（他们让我化名黄小姐），你为什么不喝？”
我说我从不喝酒。
潘小伟坐在我身边也替我说：“大哥，她不会喝酒的。”
“这是好酒，小伟，你应该知道这是好酒。”从潘大伟的神态上，可以看出他已多少有些醉意了。
“我知道的。”潘小伟敷衍着。
“啊，你是学酒店管理的，”潘大伟笑道，“好，我考考你这位留洋的学生，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这酒的好坏？”
潘小伟皱着眉，硬着头皮答道：“洋酒的好坏，主要是看窖存时间和产地，xo至少窖存40年，vsop要窖存20年……”
“有没有搞错，”潘大伟打断弟弟，“这些我还要你教我吗？”
“那大哥教教我好啦。”潘小伟没好气地顶嘴。
“告诉你笨蛋，”潘大伟把手中的酒杯倾斜了一下又放平，他把酒在荡漾时挂在杯子上的柔和的痕迹给弟弟看，“看见了吗，这线条像什么？”
“像什么？”
“多像女人叉开的两条腿，哈哈，一个女人，叉开两条腿，在等待着什么，看见了吗，这就是好酒！”
一个陪酒小姐不知羞耻地装天真，问：“真是这样吗？”
潘大伟笑得更凶，大手摸着已经空了的“轩尼诗”的瓶颈，说：“看见吗，多像女人的脖子，女人的肩。那些设计师真是厉害，他们仿着女人的曲线画这个瓶子，我早说过，艺术家都是色狼啦！”
阿强们随声附和地跟着笑，陪酒小姐真的端起瓶子看，浅薄地惊叹，“呀，真的很像的。”
潘大伟放肆地摸着那位小姐的脖子说：“不，酒可不像女人。酒越老越好，女人可是越新越好。”
潘小伟无可奈何地看看我，替他解释：“大哥喝醉了。”
“我不会醉的。小姐，再开一瓶！”
潘大伟不顾弟弟的拦阻，执意又开了一瓶xo，亲自在我面前倒上一大杯。
“黄小姐，请你赏我一个脸，无论如何你今天要喝掉这杯。”
我板着脸，心里非常反感，也非常害怕，我坚持说，我从不喝酒！
“好，我替你喝，但我喝了你要给我唱一支歌。我点一支歌你唱！”
没等我答话，潘大伟已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好，我喝了，你要唱！你唱……小姐，快把歌本给我拿来！”
我想我可不是他雇来陪他消遣的女人，我说我不会唱歌！
潘小伟息事宁人地劝我：“月月，就唱一个好啦，我也好喜欢你的嗓子啊。”
我站起来，一句话没说，拉开门径直就走出去了。我听见潘大伟恼羞成怒地摔了杯子。
那一晚上的不愉快是接踵而来的。一回到新锦江大酒店，我就冲小伟发火。
“你大哥这样无礼，而且是当着你的面，当着你的面。我真受不了，我没有一点安全感，你到底能不能给我一点安全感？”
出乎意料的是，潘小伟这次对我的指责不但不加劝慰，反而批评我：“你不要这样大小姐脾气啦，大哥不过是请你唱唱歌嘛，大家在一起玩嘛……”
他这样一说我更生气了。兄弟之妻不可欺，是做人的起码道德，我心里明明白白能感觉到潘大伟不是个正经东西，可我怎样对小伟说呢。
“他欺负我，你看不见，你不管，不如我们现在就把这事说清楚，你说说我该怎么办？”
我越吵越厉害，潘小伟坐在我对面，同样气不相让。
“大哥怎么会欺负你呢，我明白告诉你，他现在还疑心你是不是警方的卧底呢，没理由动这种心思的！”
潘小伟突发此言，让我一下子傻了，骤然觉得自己被逼进了一个角落，似乎已看不到出路。潘小伟忍不住继续坦白：
“大哥很怕你的，他让我盯住你，又让阿强他们盯住我们俩，你忘了在承德的第一天晚上吗？你让我去和大哥睡在一起，我走以后你房间的电话是不是一直在响？”
我隐约有此印象。
“那是大哥怕你和外面通电话，所以不断打电话到你房间，看看是不是占线，后来他就逼我回去盯住你。”
小伟漏出的这个口风，使我不寒而栗，我越来越看清了自己的前途和处境，我确确实实是处在一个前无出路后无退步的绝境中。
那一夜我们谁也没有碰谁，各想各的心事。我真想给我妈打个电话，哪怕什么都不说，只听听她的声音。虽然酒店房间里的电话都有长途直拨的功能，但我不敢打，如果在结账的时候他们发现我的房间有一笔打往北京的长途电话费的话，他们会把我弄死也说不定。
夜里我是何时睡去的已不复记忆，天亮的时候我醒了，发现潘小伟正在轻轻吻我的脸。我躺着没动，闭着眼，任他一颗一颗解开我的衬衣的扣子，从上往下一路吻去，当他把手伸进我的内裤时，我躲开下身，抱住了他。
第八章(1)
“小伟，告诉我，你爱不爱我？”
“当然啦。”
“爱我什么？”
他把一张嫩嫩的脸来贴我，“什么都爱啦。”
“爱我的脸蛋，爱我的身体，是吗？”
“爱你这个人嘛，爱你这个人，什么都包括啦，当然也包括肉体嘛，怎么可以分开啊。”
“那好，”我捧住他的脸，“那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你先告诉我答应还是不答应。”
“什么事？”
“你先说答应不答应。”
“总要我能办到的事嘛。”
“你肯定能办到。”
“那当然可以啦，到底什么事？”
“跟我回去好吗？”
“回哪里去？”
“回北京去！”
潘小伟吃惊地瞪我：“……有没有搞错，回北京去干什么？”
“我们去找伍队长，可以把一切说清楚。”
“你疯了，你知道我杀了冯世民！”
“你完全可以说冯世民先要杀你，你杀他是正当防卫。”
“你以为伍队长是小孩子吗？随你编什么故事他都信吗？！”
“你听我说，”我搂住潘小伟，在那瞬间我信心陡起，我想也许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必须让他听下去。
“你听我说，冯世民死的时候，身上是带着枪的，而且他两次要杀你，这都是证据。你杀他自卫完全可以成立。如果你去自首，就更有利了。而且小提琴是你交给政府的，你是立了大功的！大陆政府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
我为自己雄辩的分析而暗暗满意，不料潘小伟却从我身上爬起来，一脸恼火。
“你疯了，我才不去自首！”
我仍然执著地相信自己的说服力，“小伟，你听我说……”而潘小伟却已毫无耐性地暴跳起来，他把我的衬衣狠狠摔在我的胸前。
“你是不是想去出卖我？”
我一看他真急了，我说：“你怎么这样想，你知道我爱你！”
他气急败坏地胡乱蹬上牛仔裤，冲我大喊了一声：“我好怕你！”
我扑过去拉住他：“小伟！”
他甩开我的手：“我不想你这样变来变去！”
我再次拉住他：“算我没说好吗？”
我想也许我的提议太突然了，他一下子没法接受，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吵嘴时主动求他原谅。我说了好些哄他的话，他的情绪才慢慢平定下来。
我抱着他说别生气了，亲我一下吧。他不那么情愿地把嘴唇胡乱在我脸上碰了一下，咕噜了一句：
“我爱你。”
这天下午我们拿着上海至广州的软席卧铺的火车票，登上了南行的列车，终于开始向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出发了。这一路上我完全证实了潘小伟昨晚的话，我的一举一动确实被他哥哥严密地控制着，几乎连去车厢另一头上厕所，都有个“尾巴”跟在外面。车上的一个年轻乘警有几次主动和我搭讪，其实也就是没话找话聊聊天，竟也弄得他们非常紧张。车至杭州的时候，停车时间很长，许多当地的小贩把各种雪糕熟食之类送到车窗跟前叫卖，也有许多乘客下车到站台上去换空气。我问小伟：“假使我这时要跳车而逃呢，你大哥怎么办，会掏出手枪在我背后来一下吗？”
潘小伟皱眉，“我的大小姐，你有完没完呀，为什么总这样无事生非，我讨厌这样。”
“你大哥才讨厌呢，我冒着危险连家都不要了跟你跑出来，他凭什么这样对待我。”
“你这样说不公平，大哥又不了解你，这种时候带着个陌生人同路，他怎么能不小心。”
“我是你带来的，难道他连你也不相信吗？”
“我大哥只信他自己。”
“你就拿这样一个大哥当依靠吗？”
“大哥就是为了我，才肯这样冒险带着你的。”
我不再和他争下去，他的这句话非常伤我的自尊心，好像我是死皮赖脸像讨饭一样靠他们怜悯才被他们带到这里的。我心头发酸，眼圈发红，但我强忍着。我不想再在他面前哭！
从此以后我便沉默下来，总是长时间守着车窗不发一言。我眼看窗外的大地在急速地退去，我知道自己越走越远，我心里在哭，但我从不出声，从不流泪。潘小伟并没意识到他说错了什么，可见我沉默还是有些慌张，不住地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烦，我不答话他就怨恨地看我，又无可奈何地喘粗气。
于是他跑到他大哥的包厢里，和他大哥单独谈了许久，声音虽然竭力压低，但我在走廊上仍然能听出他们在激烈争吵。最后不知是谈判破裂还是达成协议，潘小伟出来时的表情虽然无精打采异常低沉，但此后他大哥和潘家那几个“家丁”对我的态度却有了明显转变，尽管看护依旧，但表情辞令上，都客气礼貌多了。
列车开进广东省境内已是深夜，我在上铺辗转反侧。自从离开北京我几乎从没睡过好觉，人也瘦了很多。潘小伟在我对面突然醒来，问我怎么还不睡，是不是不习惯坐车。我看看下铺的阿强坐在窗前吸烟，红火如豆，忽明忽灭，另一个和他替换着睡觉的喽则鼾声如唱，抑扬顿挫。我看看潘小伟什么都没说，可我有千言万语。
潘小伟躺下了，翻了一个身，背朝天孩子似的趴着，梦呓般冲我说了句：“亲爱的，睡吧。”
凌晨时有人敲响我们包厢的门，阿强应了一声便翻身跳起，他叫醒大家，说起来吧，我们到了。我起来先看窗外，站台上空空荡荡，夜色不曾退净，太阳尚未升起，茫茫然不知身在何地。
列车在这个冷清的小站停了一分钟，便隆隆地开走了。把我们留在晨光依稀的站台上。我举目四望，心里疑惑，这显然不是广州。出站口的栅栏处，孤零零地停着一辆黑色的子弹头面包车，车前站着一个瘦子，用细如柴秆的手臂冲我们招呼了一下。潘大伟会意地点头一笑，率先大步向出站口走去。我这才明白此行的终点并非广州，而他们一直对我和小伟隐瞒着这个真正的目的地。
潘小伟好像无所谓，无动于衷地指着站牌，对我说道：
“花都，好靓的名字。”
第23次谈话
海岩：月月，在你上两次谈到潘家人对你的态度和你因此而产生的心情时，我就感到虽然你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可身上却带有不少老北京人的个性。老北京人对赚钱不那么看重，相对也不那么擅长，但是特看重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地位，看重别人对自己是不是重视，能不能真诚，够不够义气。北京人的使命感，主人翁精神和参与意识都强得不行，无论何时何事，总爱把自己摆进去，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开句玩笑，就是太爱当主角了。要是赶婚礼就恨不得自己就是那新娘子，要是赶送葬就恨不得当棺材里的那位，总之得让人前呼后拥都注意着才高兴，至少也得求个和人平起平坐。北京人最怕被忽略，被轻视，被冷落，被怀疑，被排斥在圈外。
吕月月：我可不像你说的那样。潘大伟对我是太过分了，我在他眼里不是个警方的探子就是勾引他弟弟的轻浮女人。我看得出来在他的心目中，我这种大陆女孩子能跟他们香港人跑出来，准是爱慕钱财，是属于卖身图财的行径，所以他从心眼儿里就看低了我，更谈不上把我放在明媒正娶的地位对待了。这和我原先决定跟潘小伟一起出走时的想象相距太大了。我原以为只要潘小伟爱我，他就会给我一切，且不说是否能幸福得死去活来，至少应该让我得到安全和起码的尊严。后来才知道我的幻想实在是太天真太幼稚了。
海岩：昨天你说你们在花都火车站下了车，我回去查了一下地图，花都是广州北面不远的一个小城市，为什么突然要在这里下车呢？
吕月月：这也是潘大伟整个计划中的一个细节，他早就打算好要在花都下车，但车票却买了直抵广州的。他在美高夜总会事件之后，没有和任何人——包括他的公司和家里——发生联络，以防把自己的行踪暴露给京、港警方和天龙帮。直到在离开上海之前，才和留在香港的妹夫通了电话，指示他按原定方案于某月某日某时派人到花都火车站来接他。我们那天清晨在出站口见到的那个瘦子，就是受命来接站的人。
那瘦子并不多话，用那辆黑色子弹头面包车拉上我们，没在花都做片刻停留，便向正南方向，朝海边来了。
海岩：想偷渡回香港吗？
吕月月：不，他们是想去澳门，他们担心大陆警方会把对潘小伟的通缉令通报给香港警务处，因此回香港也不安全，所以准备先去澳门，先在澳门设法把潘小伟送到欧洲或加拿大去，然后潘大伟等人再回香港。因为潘大伟参与美高夜总会的杀人案，警方是没有证据的。
海岩：这么多天过去了，李向华接手这个案子的指挥权以后，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吕月月：李向华很努力，这是他显示才能的机会。可惜这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因为潘小伟和我的去向不见任何踪迹。他们头两天还是继续在北京地区做工作，毫无头绪；与香港警方联系，也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分析来分析去，觉得潘小伟从空中走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如果从陆上走，最大可能还是朝南，最后从海路偷渡出去。香港警方提供的情况也说，潘大伟早年曾涉嫌从事组织大陆客偷渡港澳的生意，所以从海上走他应该是熟门熟路的。这样，李向华决定孤注一掷，放弃北京，带着刘保华和薛宇等人，倾巢南下，找广东省公安厅求援来了。我们在花都下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广州呆了三天了。
海岩：张网以待。
吕月月：不，只是泛泛地布网而已。广东沿海的范围依然是太大了，无从选出重点。
海岩：那你们离开花都市以后，往正南方向到了哪里呢？
吕月月：我们绕过广州，经佛山、江门两市，黄昏时到了紧靠海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
这半渔半商的镇子名叫三水镇，很富，镇上的居民大都住着两层甚至三层高的摩登的楼房。镇不大，只有一条热闹的街。街不宽，拥挤着餐馆酒楼旅馆商店发廊照相厅歌舞厅游戏机房卡拉ok等等都市内容。一到太阳西下上灯时分，这条街便开始熙熙攘攘，外来做买卖的游客和当地人一样多，穿着t恤短裤在这街上大把地花钱。这大概是我们离开大陆之前的最后一个落脚点了。潘大伟的脸上已不知不觉地带出几分轻松，和阿强们谈笑风生地随着那个沉默寡言的瘦子，拐进了坐落在镇子尾巴上的一个簇新的院落。
院子里也盖着一座二层小楼，也盖得挺高级，也是铝合金的门窗，茶色的玻璃。客厅里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家具全是西洋式的，但柜子上却供着鎏金的佛龛，墙上挂着俗不可耐的美女挂历，桌布和电视机罩也是大红大绿，拼凑得极欠协调。
潘大伟进屋后不等主人相让，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那瘦子用广东话从楼上喊下一位其丑无比的中年妇女，吩咐她沏茶做饭倒冷饮。这时我才看出来，这小楼就是这瘦子的家。
晚饭就安排在瘦子的家里吃。此地靠海吃海，鱼虾螃蟹都很新鲜。潘大伟胡乱吃了两口就和瘦子匆匆上楼密谋，没谈一会儿潘大伟像是发了火，只听见他怒气冲冲地喊了一阵，瘦子像死了一样不言不语。阿强上去探头探脑，片刻复又下来，对着饭桌上的人嘀咕了一句：
“见鬼！今晚没得走了。”
大家全眨着眼睛，闷闷无话。我想他们大概原来并不想在此停留，而是要连夜乘船渡海的。也许计划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要在这里过夜了。后来我听说当晚不能下海是因为原先定好的船主和人赌钱被殴进了医院。
于是潘大伟只好又用手持电话打到香港家里，通知他们派到海上来接应的船改期待命。那一晚我们就在瘦子的家里留宿。瘦子和他老婆搬进一间小屋，把二楼的大卧室让给了潘大伟，阿强等人委屈在楼下客厅里打地铺，我和小伟住在瘦子的儿子的房里，他儿子不知在外上学还是打工从不回家。
晚上大概十点钟的时候，小镇上停了电。电视不能看，空调也无法开，风很小屋里很热。小伟累了，脱光了身子在床上倒头便睡，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爬起来去浴间冲凉。我站在屋顶平台上，虽登高而并不觉凉爽。镇子里没有了灯光，就像死了一样断了声响。远处，看不见的地方，涌动着大海的潮声，潮声的涨落，好像使天地间的宁静有加。我想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乘船渡海了。我从没下过海，从没经过惊涛骇浪。这也许是我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夜了，在这大陆的边缘，度过这最后的一夜，我万分想家。
我想我妈也许急疯了，她会不会因为我而受到什么压力呢？一想到我妈，我的思绪像泄洪样奔涌而下，我想了我从小生活的村庄，我上学的那个东北边境的小城，我的大学生活和工作以后单位里的第一个熟与不熟的同事、朋友和师长。我仰望没有星星的天空，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切亲朋，被黑暗笼罩着，分不清方向。我猜想背海的一边就是北方吧。我面向北方为我妈祈祷，我多希望这时能和她有一点心灵的感应，让她能知道我此时的心情和思念。我坚信我妈爱我是无条件的，她一定会原谅我，一定会理解我，无论发生了什么她都会接受我的。别看世界这么大，有时能永远不变地爱你关怀你的，只有你妈。
的确，薛宇狂热地追求过我，但事至今日我还能幻想他会一如既往吗？薛宇追我，队里的人差不多全都知道，现在我跟别人跑了，人们会在他背后怎样指指点点，摇头撇嘴，可想而知。薛宇是最要面子的人。
这四周的黑暗，加上怎么闻也闻不习惯的又腥又咸的海风，加上这异乡的闷热，都让人心里烦躁难定。我真想再回去看一看北京城啊。北京，我那么喜欢那么熟悉那么如鱼得水的城市，我还回得去吗？
屋顶平台的楼梯有几声响动，一个魁梧的人影幽幽地爬上来。是潘大伟，他长长地吐着闷气，站在我身边自言自语：
“不会有台风吧。”
我没吭声。
他问我：“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没有去陪阿伟？”
我讨厌他破坏了这个能让我独自静思的环境，我压抑着恼火应了一声，转身向楼梯走。潘大伟在我身后突然把我叫住：
“喂，小姐，你真想和我们一起走吗？”
我站住了，我说：“不是我想，是你弟弟要我跟着他。”
潘大伟笑了一下，“小孩子呀，总是心血来潮。”
我不想再和他讨论什么，可我还是顶了一句：“你弟弟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做的事他应该负责。”
“是啊，如果你真的跟他出去了我想他会帮你的，我只是想提醒你，你不要幻想得到太多的东西。”
我忍不住愤怒，这等于是污辱，“你搞错了潘先生，我并不想要你们潘家的一分钱。”
“哈，女人真是可怕，”潘大伟恶声恶气地怪笑一声，“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花掉了我至少一百万美元！”
他显然是在说那把小提琴。说到小提琴他的怨恨溢于言表：
“阿伟一向喜欢为女孩子花钱，喜欢和女孩子拍拖，他很开心女孩子都围着他，可这一次他玩得太过分了。”
我不知道他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他跟我说小伟喜欢女孩子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是想告诉我，小伟有很多女朋友，我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他想告诉我别幻想成为潘家的媳妇，别幻想独占小伟，别琢磨潘家的财产。他就是这个意思！
潘大伟接着说：“不过呢，小伟今后对你是不是好并不重要，你有你自己的本钱，所以什么也不用怕的。”
我不想再听下去，我气极了恨极了委屈极了，而且害怕。我害怕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切都意想不到的陌生、无情、多变。在我们的面前，也许并不是结伴欧洲或加拿大的浪漫之旅，而是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意识到的局面。
我的内心由此而混乱到了极点，我摸到楼梯的扶手一脚踏空几乎跌下楼去。潘大伟在我身后说了句什么我没全听清，大概是说你不用怕，你的本钱就是那张让所有男人都心动的脸。
我回房推醒潘小伟，他迷迷糊糊皱着眉嘟哝说：“干什么，人家在睡觉嘛。”我说你起来我有话要讲。他坐起来揉眼睛，满腹牢骚：
“你又怎么啦，又要发脾气。”
我盯住他：“小伟，你讲，你是不是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女朋友。”
“你又搞什么嘛。”他睡眼蒙，歪歪地又躺下去。我拉住他。
“小伟，今天是最后一夜了，我求你别害我。”
他听我声音变了，才坐正身子，说：“没有啊，是不是大哥这烂鬼又对你说了什么？”
“你告诉我，看在以前我帮过你的份儿上，别骗我，你说实话，到底有没有？”
“一般朋友啦，总归有的。”
“在我之前你没爱过别人吗？”
小伟生气地一甩肩膀，直直地躺下去，双手枕头，眼睛看天：
“你没理由这样逼问我的，我也蛮可以问问你，你和那位薛先生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不是很相好吗？！”
我强忍着可眼泪依然涌出来，“小伟，小伟，我跟你出来，把一切都托给了你，一切！可我没想到你和你大哥一样，你们一样地不讲理！”
小伟又翻身坐起来，“你不是说跟我出来是为了寻找刺激吗？！现在你满意了吗？现在你乏味了吗？为什么总这样无事生非？难怪人家说喜欢刺激的女人全都善变！”
也许我们都太年轻了，一吵架一激动就失去了理性，羞恨交加什么难听绝情的话都一股脑儿地端出来。
“你和你大哥，你们这种人，害了多少女人，玩够了你们就甩了，你对我发的誓，你说你保证让我一辈子快乐，你忘了吗？！我真后悔我没看透你！我满以为你和你的家，和你大哥，不是一样的人！”
潘小伟的嗓门也放开了：“你不要总是讲我大哥坏话，你不要忘了现在是他在帮你，没有他你出得去吗？你要有骨气，干吗不回去找你的同志去！”
“好！好！”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就回去找他们！”
我说完就冲了出去，潘大伟不知在哪里用广东话骂了一声，大概是叫他弟弟住嘴。阿强等人站在楼梯口看热闹，看我冲下楼梯出了客厅跑到院子里去，阿强劝了一句：“咳，外面要刮台风啦。”另一个同伙马上讥笑着问他是不是想趁火打劫动坏心思，不怕让老板炒了鱿鱼吗？
外面果然刮风了，风夹带着发黏的腥味和潮气扑面而来，使人窒息。我无声地哭喊：“妈妈，小薛，伍队长，你们原谅我吧……”
我知道我完了。
风越刮越大，潮气变成了雨滴，阿强们和小楼的主人在乒乒乓乓地关窗子。我站在院里，顷刻身已湿透。潘小伟光着上身跑出来，拉我回去，我不回去，他硬拉我进屋，说好啦好啦别这样任性啦。客厅里阿强们已打好地铺横七竖八地躺下。黑暗中听见他们带着笑意说你们别闹了我们也要睡觉了，风大睡觉好舒服的。
我和潘小伟摸黑上了楼。我坐在床上，潘小伟夹着一只枕头躺在铺着廉价地毯的地板上，他理也不理我，背对我躺着。不断地翻身、擦汗，就是不看我一眼。
我一个人独坐在床前，我想他们都在呼呼大睡，确如阿强们的经验，睡觉舒服莫如风雨天。不知是窗外的急风暴雨，还是远处的惊涛拍岸，一种混沌、沉重而又杂乱的声音咆哮着，淹没了这小楼里的一切喘息，一切梦呓。
这是台风吗？台风的咆哮无疑是恐怖的，可对于他们来说，天气越恶劣越不用设防，越高枕无忧，越有安全感！
潘小伟辗转反侧了一阵，也在电闪雷鸣中睡过去了。这小楼里只有我一个人醒着，我悄悄走出房间，下了楼，站在客厅里。没有人醒来。
我几乎没有寻找就看到了摆在茶几上的电话，我蹲下来，手抖抖地拨了“01”两个号。
这是北京！
我接着拨了我们处里的值班室的电话号码，还没拨完听筒里便传出占线的声音，我又拨了一遍，依然占线，我心里凉下来，心想这部电话大概没有长途直拨的功能吧。
就在我挂上电话的同时，我突然看到另一只茶几上，横着一个黑黑的家伙，我认出那是阿强随身带着的手持电话，我知道这电话是连香港都可以直拨的。
我悄悄拿了这部大哥大溜进了客厅的洗手间。我按了一下开关，嘀的一声，所有的按键都亮了，在黑暗中甚至有些耀眼。我按了“01”两个号，又按了处里值班室的号码，一听，还是忙音。我头上的汗大颗大颗地往下流。这时，客厅里有人起来了，我听得很清楚有人起来了，向洗手间这边走过来。我的心几乎跳出胸膛，这时我脑子里万念皆空，过去的一个梦境怦然占据了心头——我坐在一个轿车里，小伟已不在身边，我怀抱一个呱呱啼哭的婴儿，面对一个持枪的男人。那男人向我连发数枪，我中弹了，我中弹了但似乎没死，我躲在车里装死。那男人转身走了，一路狞笑——这时我听见茶壶和水杯的响声，有人在客厅里喝水，喝毕似乎又拖拖踏踏走回原处躺下。我耐心等了很久，未闻有声，但依然心有余悸。我慌乱地想为什么这大哥大可通香港不通北京呢，想来想去恍然大悟，这大哥大是在香港登记的，要打北京大概先要拨中国的代码才行。于是我满怀希望又按了00861五个号码，上天有灵，当我接下去按完处里的号码之后，电话居然神奇地通了，漫长的五六声之后，有人接了：
“喂，找谁呀？”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喂……”
“喂，你要哪儿啊？”听筒里是地道的北京口音，那么亲切。
“喂，你是值班室吗？”
“你要哪儿啊？”对方有点不耐烦。难怪，这已是午夜两点。
我说：“喂，我是吕月月……”
“吕月月？”电话里的声音有点惊奇，“喂！你是吕月月？”
“我在广东……”
“喂，你是吕月月吗？你大声点，你在哪儿？”
我怎么能大声，我几乎把嘴唇贴在话筒上压着声音说：
“我在广东，这儿靠澳门很近，这儿叫三水镇。听见吗？这儿叫三水镇！”
“三水镇，三水镇是吗？”
我听见对方清晰地重复了两遍，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切断了电源。
客厅里的人依然睡着，我把电话放回原处。
我蹑手蹑脚上楼去，心里很乱，并不觉半点轻松。推开虚掩的门，我蓦地吓了一跳，潘小伟正坐在地毯上，眼睛闪闪地看着我，我站在门口不敢进，紧张得不知所措。潘小伟平淡地问：
“去哪里了？”
“我，我去卫生间。”
我的口气不知不觉中，已变得像犯人回答审讯那样驯服。潘小伟以为我不生气了，说：“吓了我一跳，以为你又跑出去生闷气了。”
我这才放下心走回床前坐下，不知该对他说什么。
“快睡吧亲爱的，明天说不定就走了。”
我想把一切告诉他，可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我躺下来，心里百感交集一团乱麻，理不出一点头绪。
我知道我依然爱他。
我想这个打往北京的长途电话会伤害他吗？如果我们的人来了，会怎样对他？如果他说杀冯世民是正当防卫能说通吗？如果他知道我打了这个电话会生气吗？我们的人一旦来了，我该怎么解释我自己？他们会来吗？如果我回到北京队长会怎么看我，薛宇会怎么看我，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吗？我还能像过去那样高高兴兴地上班、下班、逛商场、回家吗？潘小伟和我，我们最终将会怎样，如果我等着他，我依然爱他，他会原谅我理解我再来找我吗？
这是一个有着无尽疑问却一无答案的杂乱无章的夜晚，到天快放明时我不觉昏昏睡去。雨在半夜时就默默地停住了，风也不再咆哮。这也许不是台风，也许只是台风的一个边角。雨过天晴之后天气又闷热起来，短睡醒来时已是大汗淋漓。我睁开眼看见窗子已经打开了，但门关着因而通风不好。潘小伟一边擦汗一边为我摇扇，他笑着说：“哈，你睡得好香，我还怕你生我的气睡不着呢，没想到你比我还要想得开，哇，修养一流。”
我背对他说：“你真是那么想得开吗？”
他说：“当然，我吵架时什么气话都敢说，吵完了就忘了，我最不记仇。”
我斟酌着词句，说：“小伟，我想问你，假使，假使……你认为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会怎么样？”
“那要看是什么事呀。”
“你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事呢？”
“最不能容忍的，是你欺骗我。”
我心里紧了一下，狡辩说：“我妈说过，女人要是不骗男人了，那就是不爱他了。”
“是吗？那，我最不能容忍你背叛我。世界上很少有女人喜欢正人君子式的男人，但是没有一个男人不重视女人的操守。特别是我，我这个人感情很投入的，所以最怕伤害。”
我知道我现在是不能对他开口了，我故意反唇相讥掩饰自己的慌张。
“你们男人，总要求女人忠于你们，可你们从不想想你们对女人怎么样。”
潘小伟俯下身吻我，“难道我对你不好吗？”
我心里乱乱的想躲开，可他的湿湿软软的嘴唇却执著地靠上来。他叼住我的舌头，轻轻用力。我疼得叫出声来，他松开了，道歉似的用嘴连连蹭我的脸，他喃喃地说别生气了我的乖乖，我最怕的就是你离开我呀。从他的动作上我明白他又来劲儿了，他一边痉挛一边喘气一边梦呓一般甜言蜜语。我也软下来，在高潮来临的时候，我真觉得死也不该不爱他。
他全身瘫软地趴在我的身上，我说你起来去洗洗吧，他说亲爱的我爱死你了，让我再趴一会儿好吗？我们的汗水流在一起，从前胸到双腿，滑腻腻的令人缠绵。我抱着他用力吻他的嘴和脸，我疯狂地说，亲爱的亲爱的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原谅我，求你答应我。
第八章(2)
他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啦，以后我会好好待你的。”
我说：“也许我错了，我不应该跟你到这里来。”
他抬起身子，“你不要吓我，你是不是真的后悔了？”
我摇摇头，真想大哭一场，“小伟，我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真的希望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能理解我。”
“没问题啊，我当然理解你呀，你能跟我出来，我好幸福啊。”
我住了嘴，听着他风马牛不相及的说了许多理解我的话，我仰面看着雪白的天花板，眼泪全部滚到了喉咙里。而潘小伟却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从我身上爬起来，说：
“我今天陪你去逛镇上的商店好不好，我想你应该买一点化妆品，听说这里的商店里还有许多进口的名牌货哩。”
说完他便高高兴兴地去冲澡。我拉上被单掩住被汗水弄湿的身子。窗外凉风袭来，我像发疟疾一样，缩在被单里抖个不停。
楼下有人高声招呼我们下去用早点，其实时辰早已过了上午十点。投在窗前的太阳正渐渐把光芒浓缩得更加耀眼，这时已经接近了吃午饭的时间。
第24次谈话
吕月月：当我走出那栋小楼时才发觉这其实是既晴朗又凉爽的一天。夜里的大雨冲尽了厚重的闷气，显示出海洋气候的本色，湿润、清凉、一尘不染。
小楼的主人没有和我们一起午饭，他早早就出去联络出海的船。他的女人也搭乘他的车出去走亲戚。午饭以后，潘大伟和阿强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在客厅里摆开牌桌，漫不经心地互相说着笑话。这里离澳门只有一步之遥，已用不着在乎风声鹤唳。潘大伟也开始无所顾忌地用大哥大和香港的家里及已在澳门迎候的妹夫聊天了。
当然他也没有反对潘小伟领我出去逛街。
于是我们就出去了。我穿着在上海买的那套带条纹的短袖上衣和背带短裤，小伟穿着在新锦江饭店洗熨得十分挺板的牛仔裤和白色的t恤。这打扮使我们青春焕发，像一对刚刚毕业的高中生。
我昨天说过这镇子口有一条街，这条街很拥挤，蛇一样的细长弯曲。所有的店铺几乎都千篇一律地用俗气的装修材料来模仿港式的摩登。也正因港澳的风气所及，这里的居民除埋头自家的生意之外，并不关心其他。镇上的过客来来往往，既多且杂，但金钱之外，一无是非。看上去人人忙忙碌碌，船舶进进出出，俨然一个袖珍的自由港。
潘小伟领我在一个个狭窄的店铺里转来转去，看了许多名牌的化妆品，但从那可疑的包装上连潘小伟都能识破是假货，因此不敢慷慨。我说别买了，我最不喜欢涂脂抹粉，他说也罢，但接下来他似乎又迫不及待地想选一个结婚的戒指送给我。可惜在街上唯一的那家只有一个小小柜台的金银珠宝店中，竟找不见一样稍稍细致些的首饰。
店铺里男男女女的小老板们全都用惊异得近乎呆傻的目光看我们，我们离开时总能听到身后一片评头品足的低语。也许这镇上日复一日总是往来着一批一批买海货搞走私的生意人，突然看到一对漂漂亮亮超凡脱俗无忧无虑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能不奇怪？
海岩：肯定觉得耳目生辉。在那种商业气氛浓厚的地方，太清爽的东西反而不可思议。
吕月月：潘小伟说：月月，按说我早应该送你一只定婚的戒指。可这里没有好的，还是到了香港再说吧。香港有世界上最好最好的钻戒。我说不用了，我从不戴戒指项链之类的东西，戴着觉得特累赘，而且睡不着觉，就像没脱完衣服似的。他说你真没情调，这是我们的信物，是我送的，代表我的心，难道你不要吗？潘小伟越情真意切我越做贼心虚，一味用笑来掩饰，我说当然要，可我并不想让你破费得过分。
他生气地看我，说：“你神经啊，我们没理由这样客气的嘛，我们又不是互相送礼或者做生意。”
我说：“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做人一向独立的，除了我父母我还没习惯花人家的钱。今天你出来又要买戒指又要买化妆品，我觉得不习惯。”
他说：“你真的不懂啊，香港的女孩子对吃穿倒看在其次，最重视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啊。女人真是怪物，为了自己的皮肤容貌，肯受世间一切痛苦和辛苦，总是没完没了地涂抹药物。”
我说：“我也是女人，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打扮得过分，长得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呗。”
他说：“不行啊，打扮很重要的，而且我也希望妈咪在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有一个最佳的印象，你知道这很重要的。”
我说：“你现在这样小，可千万别净琢磨怎么娶媳妇，应该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我觉得男人一般应该在三十岁立业以后再成家的。”
他笑了，说：“别忘了你比我大呀，我三十岁的时候你都快成‘师奶’了，不怕我移情别恋吗？”
我说：“你是想先造舆论吧？”
他笑：“哈，逗你呢。我可不像你呀。”
我扭住他：“我怎么了？”
“你？你有一张善变的脸呀。”
我心底一惊，戛然语塞。
他在路边买了几只在南方才有的水果，他说了那果子的名字但我没有记住。那果子有深栗色的硬壳，壳里是蒜瓣一样乳白的果实。他掰了给我吃，我心神不定地吃了一口，味同嚼蜡。
他自己吃，吃了一个，又掰开一个，问我：“还要吗？”
我摇摇头。
他说：“不要这样心事重重啦。”
我摇头说没有。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这条街市的尽头，它的出口通向辽阔的大海。我们漫无目的地向潮声走去。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近切地看到大海。海比我想象的寂静，却没有想象的蔚蓝。我甚至不能形容它的颜色，只觉得那不过是一种朦胧的灰黛。
离海很远便已礁石累累，很远便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水气浩然。潘小伟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免得大哥着急。于是我站住了，没有回头，我欲言又止假意看海。
“走啦宝贝。”
我依然看海。我说：“小伟，假使这时警察突然发现了我们，你说怎么办？”
他说：“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我们今晚就能到澳门啦，你不用担心的。”
“假使我们没有走掉，假使就在下海的一刹那，或者就在海上，被警察突然拦住了，然后审问你，你准备怎么说？”
“喂，你今天怎么总是神经兮兮的。”
“我是说，万一。”
“你放心啦，我会说，是我们把你硬抢到这里的。”
“不，我是要你对他们说，是冯世民要杀你，你才动手杀他的，是隔壁阿强他们冲进来帮你脱险的。”
“你是说那天在美高夜总会吗？大陆警察会那么笨吗？你不要太天真了。”
“他们信不信是另一回事，但你必须这样说，只要你不承认主动杀冯，他们就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能审判你的。”
“月月，我们该回去了，大哥要着急的。”
“你答应我，你按我的话去说。”
他看着我的眼睛，有点疑惑，但终于点了一下头。
“好，我答应。”
于是我和他一起转身往回走，因为怕找不到那座小楼，所以我们依然沿着那条蛇形的小街原路返程。这时早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街上的餐馆无不人满为患，其他店铺则相对冷清了些。潘小伟问我饿不饿，我说还行早饭吃得晚，他说他也不饿。我们观景一样从一家一家热闹的饭馆门前走过，闻着菜香听着堂倌的吆喝。那吆喝声全是广东方言，其意不甚了了，却能使人体会到一种人生的喧哗与诱惑。
他问：“月月，你最爱吃什么？”
我说：“饿时野菜都香，不饿时山珍无味，我不像你们香港人，那么好吃。”
“我知道你不太爱吃西餐。”
“西餐嘛，排场不小，可一人一份菜，不实惠。中国人吃饭讲究七碟八碗。”
“我喜欢吃海鲜。”
“怪不得你这么细皮嫩肉，全是吃几千块钱一条的鱼滋养出来的。”
“以后带你去加拿大，去吃那里的大螃蟹，哇！比中国的大闸蟹还要好。”
“真是崇洋媚外，螃蟹也是外国的好。”
一路闲聊，一路走来，我被他极放松极本色的情态感染，也变得开朗起来，以致乐而忘忧。还未出街，两人都觉口渴，看见路边有一凉茶店，店内清静无人，也很干净，于是不约而同进店入座。没要任何点心，只各要一杯苦寒败火的凉茶，慢慢啜谈。潘小伟依然坚持己见，说他并不喜欢香港和美国，总是那么拥挤嘈杂，到处是人，到处是高楼大厦，到处是世俗的争斗和欺诈。他说加拿大就是这一点好——空旷，有许多美丽的没有被人践踏过的山水，人也安分善良，黄种人和黑人不被歧视。所以很多人现在都想移居加拿大，尽管那里的税收很高。
他反复着强调他并不崇拜美国，也不留恋香港。以后也绝不会和大哥姐夫他们搅在一起做世界的。他的最大的幻想就是带上自己心爱的人，去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他说这世界四十亿人，他只需要得到一个人的爱，就足够了。
他问我喜欢哪里，我说当然是北京。他问为什么，我说那当然了，北京很美丽，现代的节奏和古老的情调并存。北京很现实，但也不缺浪漫，至少，她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城市。这种很入世很讲究坐以论道的感觉，让人特喜爱也特留恋。
他对我的思乡之情有点不舒服，撇着嘴故作醋意，然后历数北京的短处——太脏，到处是尘土，公园里的人多得煞了风景，全世界也难找到那么臭气冲天的公共厕所，简陋的小面包车铺天盖地，像蝗虫成灾……总之他不喜欢北京。
北京不是没有缺点，可对我来说可能是因为熟悉了，连她的那些缺点我也觉得那么亲切。我反唇相讥说小伟我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喜欢的东西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这东西本身是不存在的。
他问，我喜欢什么？
我说，你还记得你说过你很崇拜诗人顾城吗？你也想像他那样找一个类似于“激流岛”的世外桃源隐居起来，带上一个女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体验野人穴居的那份田园式的浪漫。
他说也许现在还不可能吧。他说他只是崇拜顾城的才华和蔑视钱财权势的生存态度，可说实在的还没想过自己也真的脱离开现代生活。
我问：“你崇拜顾城的精神和才华，那他的结局，你也崇拜吗？”
“什么？”
“你也会厌世，也会自杀吗？”
“不知道。如果世间已别无所恋，去死也是一个正常的选择。死对绝望和厌世的人是一种最激动人心的归宿，我想大概自杀的人就是有意识地决定把自己的肉体投向自然、永恒和天地日月了吧。”
“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理论？”
“在美国上学时，同学老师之间经常讨论这些问题的。人固有一死，所以不值得大惊小怪，不值得神秘。”
“那么，我还想问你，你也会像顾城那样，死的时候要先杀了自己的妻子做垫背吗？”
他愣了一会儿，这是一个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他笑笑，想用笑来回避，“没有那么疯狂吧。”
“我觉得人到那时就已经是疯子了，一个疯子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又笑，笑着把脸凑近我，充满亲昵地说：
“如果我杀了你，那就是舍不得离开你呀，我舍不得你，所以要带你走，永远和我在一起。难道你不怕我在阴间太孤独吗？”
我没回答。他那样子半真半假，所以不必回答。
可他似乎意识到这个原以为是闲址的话题其实对他十分重要，所以不肯住口，反过来一再追问，尽管表面上依然半真半假。
“那你告诉我，如果我决定自杀，我要你跟我去，你会不会去呢？”
我沉默半天，不知为什么我竟感到这就像是一场真实的考试，像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盟约。我最后说：
“随你决定吧，随你。”
我分不清自己的心情是敷衍呢还是认真的。
他想在我脸上亲一下，我躲开了，他说：
“好，那我一定要你！”
他大口喝干了杯里的凉茶，看到街对面有一个卖鲜花的小店便站起来问我喜欢什么花。我说要花干什么，咱们快走吧。他坚持问我喜欢什么，说你怎么一点情调也不懂，总扫我的兴。我看着他热烈的样子，那张没有一点装饰的脸，心里有点感动。我说喜欢玫瑰，不过如果没有就算了，我领情就是了。
他跑过街去买花，跑步的样子极活泼极兴奋，因此，显得很青春。那店里果然有玫瑰，他买了一束转身往回走。几个穿短袖衬衫的人拦住他像是问路，他和他们说了几句突然翻脸动起手来。那几个人拧住他要推着他走，我大吃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连忙站起来要跑出去帮他。这时凉茶店里走进来两个人，迎面看我，我全身轰地一下热血上头，我一看这两个人就明白了一切。一个薛宇，一个是李向华。
薛宇、李向华也穿着一样的短袖衬衫。
李向华用说不清冷淡还是热情的声音叫了我一声：
“吕月月。”
薛宇没有说话，他瞪大眼睛看我的脸，又看我身上这套时髦的新装。
我惊愕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我明白他们是我召来的。可我差不多已经忘了昨夜的电话，我没想到他们会突然出现在眼前！
李向华和我像办公事一样地握了手，又用同样例行公事的口气问：“你没事吧？”
我机械地说我没事。
不知什么时候凉茶店外已停了一辆后开门的面包车，我眼睁睁地看见外面的便衣把潘小伟狠狠地推上去了。李向华对我摆一下头，说：“走吧。”
我好不容易才挪动麻木的双腿，懵懵懂懂跟他们出了凉茶店，上了面包车。在车门砰然关上的刹那，我看到了散落一地的红透的玫瑰花。
面包车的座位设在左右两边，我和李向华、薛宇对面坐着。潘小伟在里边被两个便衣压制着坐在中间的地上，手腕子上已戴了亮晶晶的铐子。也许是第一次戴手铐，所以他很不自然地支棱着两条胳膊。他惊异地看着我，看我和这些从天而降的便衣们像自家人像同志一样高高在上地坐在一起。李向华说：“我们还算快吧。我和小薛刘保华一直在广州呢。处里一接到你的电话，马上就通知我们了，从广州赶到这儿，也就两个小时的路。”
接着他又把车上广东省公安厅和珠海市公安局的人介绍给我。
这一切都公开在潘小伟的面前，他近在咫尺可我不敢看他的脸！
车子转了一个弯，进了三水镇的派出所。
在派出所他们领我进了所长的办公室，潘小伟被押在哪里我不知道。派出所的所长听说我是自己人，热情地像款待打入匪巢的地下英雄胜利归来那样沏茶倒水开冷饮。薛宇一言不发地帮他忙活，帮他把水端给我。我看出他一直想和我说话但似乎不知该说些什么。
李队长问我：“那几个人呢，他们在哪儿？”
我一愣：“谁？”
“和潘小伟一起的。”
“你是说他大哥？”
“潘大伟也在这儿吗？”
“在。”
“在哪儿？他们到底几个人？”
“不算潘小伟，一共四个，在镇子边上一个本地人的家里藏着。那个本地人今天上午出去了。”
“他们带枪吗？”
“带。”
“好。”李向华站起来，不假迟疑地对派出所所长说：“把你的人全叫上，有多少人？”
派出所所长想了一下：“现在能拉出去的，连我在内，十来个人吧。”
李队长说：“好，加上省厅和珠海市局的，一共二十来人，对付他们四个没问题了。”
省公安厅的同志同意马上行动，但建议同时通知附近的武警部队派人增援。珠海来的同志也说这些人毕竟是黑社会，亡命性大，手里又有人命案，因此有可能要拼个鱼死网破……
李队长说好，那就这样干吧。
我听着，我知道也许不可逆转地，要开枪流血了。我心里打抖。我心里想着，潘小伟……
省厅的人说，应该带上潘小伟，万一潘大伟负隅顽抗，不肯就范，可以叫他弟弟做做工作。李向华马上同意，说潘小伟和他哥哥不一样，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我们和他接触了十多天了，了解。
于是，带来了潘小伟，为了体现政策，为了争取工作，把手铐摘了。李向华对他的态度软多了。薛宇给他倒了水，态度也还可以，一点没有公报私仇的意思。
其实并没有喝水的时间，大家便往门外走，上了面包车和吉普车。李队长问我，月月你去吗？我看他们带上了潘小伟，所以我说，去！
我跟他们上了车，人多，三辆车都超载而行。
路上，他们或义正辞严或连哄带劝，向潘小伟指明出路，交待政策，做离心工作。潘小伟自被抓后我没听他说过一句话。他坐在车上（这时已经让他坐在座位上了）只用眼睛看我，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但不流。
我无地自容！
汽车离目的地越近我心里越慌。潘大伟会束手就擒吗？假使他不，会有一场流血的恶战吗？幸而（也许不幸地），潘小伟和我上了街，没有留在那小楼里，如果他和他大哥一道与警察开枪对抗，那可就真要罪名成立，玉石俱焚了。
我们没有直逼城下，而是很有经验地把车先停在一个临近小楼的后墙根，然后顺着一条小路，很快接近了那个院落，形成包围的阵势。
院子门口，停着主人那辆子弹头面包车，看来那瘦子已经回来了。
院子的门虚掩着，便衣们轻轻把门推开，小心张望。小楼里安静得有些异常。珠海市局的那几个人像是干特警的，身手不凡，突击队员一样矫健敏捷地冲进院子。屋子的门也是虚掩的，屋里没有一丝声响。他们不是在打牌吗？难道中午吃饭都喝醉了酒？越是安静就越没有人敢贸然进屋，全攥着枪缩在墙根下犹豫。李队长拉潘小伟进院，命令他：
“你喊他们出来。”
潘小伟目光已经发呆了，他什么都不说，脸上甚至已没有了表情。
“你叫你大哥出来，我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潘小伟不叫，他们毕竟是兄弟！
没办法，便衣们只好开始行动了，他们一动就十分果断，踹开门一声呐喊就冲进去，我蹲在院子门口，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儿。我听到屋里不知多少人在声嘶力竭地叫喊：“别动，我们是警察，你们被包围啦！”但无人应声，也没有枪响。
李队长和薛宇都冲进去了，省厅的同志带着潘小伟也跟进去了，依然未见动静。我突然意识到，潘大伟会不会已经先行一步，溜之大吉了？这里会不会已是一座空楼？
我也进了楼。
客厅里，牌桌依旧，残局依稀。几个先进去的便衣正小心地往楼上搜索。我看到，潘大伟仰在椅子上，双目半闭，胸前炸开的鲜血，几乎染红整个衬衣。他的一个随从伏在桌上，像玩累了，昏昏睡去；另一个则翻在楼梯口，死状狰狞可怖。不见胖子阿强。
连李队长在内，我们全呆了。
潘小伟扶着桌子，目睹了一切，他没有扑向他的亲哥哥悲天恸地，甚至没有流泪。他全身剧烈地打抖，一张脸扭动得变了形。
看他那样我真是心疼极了，我真想过去抱抱他安慰他呀，可我不能。
这时候，枪声在这栋房子里突然惊天动地的炸响了，没有人分得清战场是在楼上还是楼下，客厅里的人，全都哗地趴在了地上，头冲着哪儿的都有。
枪声稍稍停顿了一下，李队长和薛宇都探头探脑爬起来。这时已可以判定枪声来自楼上，他们当然不能总趴在客厅里不去增援，相跟着一步一停地摸上楼梯。他们上去以后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寂静，这寂静使人紧张到了极点。终于枪声复又爆发，密集如连挂的鞭炮。只一瞬，便又止住，在枪声停止的同时，从楼梯上滚下一个人来，四十多岁年纪，和潘大伟同样魁梧、健硕，不同的是，一头白发。
真是出人意料啊，在这个小楼上和潘大伟一前一后同归于尽的人，原来就是冯世民的死党白头阿华。
他是怎么知道潘大伟的行踪的，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怎么出其不意地以少胜多干掉了潘大伟和他的三个手下，不得而知。他这样拼命究竟是为了复仇还是树威，是为冯世民还是为他自己，不得而知！
这小楼简直是一栋停尸房了。楼上还躺着瘦瘦的房主和胖胖的阿强，还有随白头阿华同来的一个杀手。
战斗结束了，李队长和薛宇，以及先上去的三个便衣疲惫地下楼，脸上仍是一片杀气。后来薛宇说自这场战斗之后他觉得自己真像接受了洗礼一样性格变异，简直就换了一个人，胆子大了，说话凶了，心境也大了，不钻牛角尖了，不吊死在一棵树上了！
枪声乍停，武警部队姗姗赶到，军人们听到小楼里炒豆似的枪声以为激战正酣来得正好，潮水一般拥进小院，正迎李队长他们从房里走出，才知道里边已在打扫战场了。
周围的居民还以为谁家生意开张红白喜事燃放鞭炮。直到这里突然军警密布才发觉并不是什么好看的热闹。
李向华和省公安厅的同志到院子里和武警部队的头头儿见面说了说情况。返回身进屋安排保护现场，见薛宇正和当地民警大声讲着什么，李向华问：
“潘小伟呢？”
薛宇的声音戛然止住，转头四顾，这时大家才发觉，潘小伟不见了。
自枪声一响，潘小伟便被人忽略了。他悄悄上了二楼，不知在什么地方捡了一支手枪，躲进了我们住过的那个房间。
李队长和薛宇带人逐房搜查，搜到了这个房间。潘小伟缩在屋角，坐在地板上，用手里的枪与警察们对峙。他不准李队长他们进屋，不准他们跨过门槛。警察们说缴枪不杀，说小伙子你别这样，你要怎样都可以商量……软硬兼施均无效果。潘小伟不答不动，也不放下枪。李队长从楼上下来，无可奈何地对众人说：
“就在上面呢，没跑。妈的，我看是疯了。”
武警部队的军官主动请缨：“要不要我们上？”
李队长说：“不用不用，一个小孩儿，可能受了点刺激。”
大家都很放松，一个派出所的年轻民警笑着说：“走，上去看看。”口气像是要去看庙会，被李向华喝住。
“别都上去，他手里有枪。”
省厅的干部也制止：“大家要听指挥，不要乱来。现在咱们没一个伤亡，不要到最后再死两个，就没得意思了。”
他们在商量怎么办。潘小伟既不进攻，也不投降，李队长说看他的眼神不正常。省厅的同志说可能让枪战和死人给吓神经了，受刺激了，省厅专门有对付这种人的心理专家，可惜现在不在。
我听他们这样议论潘小伟，心里极度难过，我心里非常清楚他所受的刺激也许并不是大哥的暴亡。我对李队长说：“让我去吧，让我去劝劝他。”可李队长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你不行。”
“我行的，我知道我行的。”
李队长有点不耐烦：“你别添乱了好不好。”
我决心已定，“只有我能劝他，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知道他为什么绝望。”
李队长突然发火，“你别自以为是了好不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要去你就去，他见了你准把你崩了！”
我转身就向楼梯跑去，李向华在我身后怒喊：“吕月月！”
我上了楼，薛宇和另两个珠海市局的同志正堵在房间门口，不敢轻易露头，徒劳地用喊话做软化和瓦解工作，里边没有一点回应。
我同样也不想得到薛宇的批准，直接就冲进这间卧室，薛宇要拉我没有拉住。薛宇是好样的，他跟着就冲了进来，把我压在床前的地毯上，用枪对准潘小伟，喊道：
“别开枪，否则打死你。”
珠海市局的两个同志也冲进了门，三支枪一齐对准潘小伟。我们和他只有五六米的距离。
我看着缩在墙角的孩子一样的小伟，我哭了。我说：“小伟，让我跟你谈一谈吧，让我跟你解释。”
小伟眼睛直直地看我，抖着嘴唇好半天才说：
“让他们，让他们出去！”
我说：“薛宇你出去！”
薛宇不走，晃动着枪冲潘小伟叫喊：“把枪扔过来，我让你们谈！”
我爬着跪着求薛宇：“薛宇！我求你出去！我下辈子给你当牛当马报答你，我求你出去！”
薛宇被我的哭喊弄愣了，他带着半是气恼半是疑惑的神情，恨恨地和那两个人退到了门口。
我说：“小伟……”我刚一叫他他便泪流满面。这时我心都碎了，我想这是我爱过的人呀，这是我唯一全心全意主动爱过的人呀，我哭叫着他的名字向他爬过去，他突然端起枪对准我，嘴里发出嘶声的变态的喊叫。我跪在他面前，我看着那对准我胸膛的抖动的枪口，我哀求说：
“小伟，小伟，你听我解释吗？你要听我解释吗？”
潘小伟变形的脸上，滚着大颗大颗的眼泪，他没有移动枪口。
我说：“好，小伟，你就打死我吧，你打死我我不抱怨。”
他只是流泪，不对我说一句话。
我说：“你是要我跟你走吗？你要吗？就像顾城那样，你要吗？”
我说这话时的感情我相信是真实的，我这时只觉得人生已走到这一步，我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一错再错错到了今天，现在我应该照着自己的承诺做了！我对潘小伟承诺过，如果他要我跟他去我就随他去！
他的枪口对准我，我不再说话，我等着他打！可他没打。他把枪口调转，顶住了自己的太阳穴。我哭着摇头，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的目光死死地对视着。我真真切切地看见他咬着牙搂响了枪的扳机，枪声说不清是闷是脆，我看见他头部的左侧喷出花一样的血沫，我脑海里一片空白，再也没有什么能支撑身体和意识，我往前一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说过宁可自己死，也要在阴间保佑我。他也说过如果他决定死，就带我一起去死。可最终他没有带走我。甚至他至死也不对我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诅咒的话！
这就是我的爱，我的结局，我的代价！他死也不给我一句话，这就是他和我的了断！
海岩：月月，吕月月，你不要这样，不要哭了。
吕月月：他他他让我一生都无地自容！
第25次谈话
吕月月：这个意大利小提琴的故事，到此为止，就算结束了。
海岩：结束了？
吕月月：物归原主，人各生死，就这样闹了一场，结束了。
海岩：可你呢，你也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角，你后来怎么样了呢？
吕月月：我不是还这样苟活在世。
海岩：所以这故事就没有完。生命的终止对死者来讲，是故事的结束；可对于活着的人，常常仅是一个情节的转折。
吕月月：潘小伟死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也死了，至少原来的那个吕月月已经死了。我曾经发誓沉默。昨天下班以后我还想来着，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为什么不能继续像死一样活着，为什么当一切都遥远了平静了成为历史了，我又要把往事从头细说？
海岩：正因为它已成为往事，那种切肤之痛才会平息，你才可以去正视它，展开来端详它。我知道这个故事，特别是它的结局，对你来说，确实过于沉重了，确实是一个还在隐痛的伤疤，所以有时我真怕你突然中断，拒绝再讲。到今天为止，我应该非常感谢你能够守约。
吕月月：我也希望你能够同样守约，不把这故事拿出去挣钱。
海岩：我会守信用的，只是我希望你能给这条禁令定一个期限，三年，五年，哪怕十年。
吕月月：等我死了以后吧，这版权就归你了。
海岩：还是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残酷吧。何况这故事你也并没有讲完，你后来是不是就跟着李向华从三水镇回到北京了呢？
吕月月：是的。最初我以为我不会再苏醒了，可我又醒了过来，我能继续活着是老天对我的报应，老天执意要用这一幕惨烈的死别，作为我生的记忆，来烙烫我，折磨我。它要我时时刻刻想着潘小伟在与我断绝之际，竟无话可说。它在我脑子里烙下这个烙印，让我一生一世永远不能快活！
我苏醒了，但我站不起来，我是被人抬出三水镇的。我迷迷糊糊听到他们议论，说女人到底不行，一见着血就吓晕了。李向华出于对北京公安形象面子的维护，言不由衷地替我解释，说我这些天与匪为伍，孤身周旋，精神肯定高度紧张，以致由疲劳而崩溃。他的解释使众人收住讥笑转而肃然起敬，继而争先恐后地拥上来抬我，给我灌水喂药，送我去广州，送进了广州的大医院打针输血吊瓶子。薛宇和一直留在广州的刘保华轮流守护了我两天两夜。刘保华不厌其烦问长问短，薛宇却和我一样沉默，他一句话也没有和我说。
在医院里我不敢再想潘小伟，可我一闭上眼就梦魇似的看到他头上迸出的浓浓的鲜血，劈头盖脸向我喷来。我反复想着他在北京国际饭店旋转餐厅说过的话，他说他如果爱一个人，就绝不会伤害她，宁可自己去死，也要在上帝面前保佑她。可我同时也记着他和我在凉茶店里的约定：“如果我杀了你，那就是舍不得离开你呀，我舍不得你，所以要带你走，永远和我在一起。难道你不怕我在阴间太孤独吗？”可他最终没有杀我，他是一个人走的，走得非常非常地孤独。
他不带我走究竟是爱我呢，还是不爱了？
海岩：男女之爱只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你虽然失去了他，可你还有母亲，还有薛宇和伍队长，他们都给过你很温暖的爱心。所以说，潘小伟是孤独的，你却不。
第九章(1)
吕月月：但是经过了这件事，薛宇还会期待我吗？伍队长还会培养我吗？我的组织还会张开双臂拥抱我吗？一想到此我就心慌意乱。也许除了我的妈妈，我苟全性命在这世界上，已不再拥有什么。
我妈自我失踪后生了一场大病，腹泻三天，淋巴肿大，然后高烧不退，在医院里住了一周，把全部积蓄用得所剩无几。你知道现在住医院是很贵的，而且医生不管你是否承受得起，什么好药贵药都使劲给你开。我回到北京时我妈已经不堪住院费的负担搬回了地安门的那间小屋，人看上去病骨支离，已经脱了相。
海岩：不难体会你妈有多么想你，你下落不明你妈肯定急疯了。作为一个年轻时历经磨难的女人，如今年龄大了，只有你一个亲人，她当然最怕再承受新的打击。
吕月月：我回到北京那天先回了处里，处长和伍队长都不在，李向华便让我先回家。我向薛宇借了二十块钱，我已身无分文。薛宇给了我一百块，我没客气就收了，说以后还你。不料薛宇却意外冷淡地说了句：“随你吧。”
离开机关，天已黑了。我没有犹豫便在街上拦了一辆“面的”，我不想慢慢倒公共汽车回家，我恨不得马上就见到我妈。
我家的小屋无声无响地黑着，与四周邻家刺眼的灯光和说笑声相衬，有点凄凉。巷子里有人喧哗着出来，带着小凳和席子，聊着家常去街上乘凉。我低头与他们擦身而过，没人认出我。我推开自家的门，门没锁，我进屋摸灯绳，灯自己开了。
我妈把灯绳拴在她床头了。灯很暗，我几乎看不清她的模样。她躺在床上，猛然看见是我，一激灵爬起来，吃惊地辨认着，张大了嘴要哭，哭不出声来。我先哭了，我叫声妈！我说：“妈，是我，我回来了。”
妈伸出枯瘦的两手，张着嘴，嘴里终于发出“啊！啊！”的尖泣，她好像是拼了全身的力气才哭了出来，她号啕大哭！
我也号啕大哭，我知道我回了家，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妈。这是我第一次，在潘小伟死后，敢大声地哭他！
我怎么会做了这样一场噩梦啊。
哭声惊动了邻家，有叔叔阿姨和他们的孩子，过来探头探脑，才知道是我回来了。大家问我这么多天上哪儿了，怎么也不言语一声，你知道你妈都急疯了吗？你知道你妈这一病不起差点在鬼门关上转了一遭吗？！我妈同学的那位当工人的儿子突然省悟，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去了，为了纪律为了保密才没有和家里告别然后神秘地失踪？我无法回答他，可我的沉默被他心领神会，他大大地吸了口气，转而目光激动，满脸钦佩。我顿时被大家当成英雄了，大家围着我妈七嘴八舌地夸我，我妈大悲大喜一切感觉都已迟钝。
众人退去。我妈也止住唏嘘，这才细细地问我端详我。从她的问话中我判断她对我出走的实情一无所知，她也相信了邻家小伙子自以为是的猜测，所以并不对我刨根问底。我本不想对母亲隐瞒什么，可既然如此我不如假戏真作什么也不说。
我问妈，这么多天我不在家你病了谁伺候你？我妈一辈子遭遇冷眼，从没受人恩惠，这一病之下倒像感受了世间所有的温暖。她说月月你回来了，赶明儿你得替你妈找这几家邻居，挨家挨户给人家磕头去。还有薛宇，前些天几乎天天来守着我，我进医院也是靠他半夜三更满大街拦车子给送去的，你得给他磕头去！
妈您说什么，薛宇？
我知道我这下欠薛宇太多太多了，我还他什么？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李队长，我说我妈身体不好，我能不能在家照顾她几天，李队长让我拿着电话等了半天，不知请示谁去了，最后还是准了我的假。
我两天没去上班，与其说是为了照顾我妈，不如说我自己需要休息，我心里太乱了，受了刺激。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躺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掉下来。我妈看了，不禁狐疑，她说月月你怎么了怎么像变了一个人？我回答不了，我答不上来，只有趴在枕头上嘤嘤啜泣。
我妈越发疑惑：“你不是和小薛闹什么别扭了吧？”
妈的猜测不是没有根据，薛宇那两天没有来，似乎有点反常。我不在时他都能天天来照顾我妈，如今我回来了，为何反而不再露面？
我妈背着我，拖着病体出去给薛宇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问薛宇忙不忙，是不是也生病了。薛宇在电话里对我妈的病依然很关心，问最近是不是好点了，一日三餐是不是还由邻居来做。我妈说好多了，起居饮食都有照顾，真难为你还这样挂念着。我妈打了这个电话更觉得她的分析没错，因为薛宇在电话里几乎没提到我。
于是妈不再问我了。她显得更加苍老，额上的皱纹像刀划出来似的，一下子深刻了许多。
第三天我上了班。上了班也无所事事，没人分配我工作，没人支派我做什么做什么。伍队长和李队长他们都在忙于小提琴案的结案工作，清理卷宗，起草报告，补齐材料，大家都很忙，但没让我参加。
处里的人见了我，倒是都能短短地问候一下，但我感觉他们敬而远之的表情里，都存着些异样，像是包藏着许多窃窃私语。
一整天薛宇没和我说话，下班时我在走廊上叫住他，我说薛宇晚上有空吗，我们能不能谈一下。
他站住，犹豫地说好吧。
我说那我在门口等你。
他说还是在十字路口的药店那儿吧，你在那儿等我。
他这样安排显然是不希望同事们看见我们还在约会，这个态度使我感到屈辱，但我还是点头说好吧。
我在药店门口等他，等了二十分钟他才姗姗而来，没有道歉，只淡淡地说因为伍队长有事找他。我们沿着街走，街上行人很多，我们走了半天谁也没有说话。不知为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故宫的护城河边，这里柳绿一岸，行人稀少，是情人约会的地方。
我先说：“薛宇，非常谢谢你能照顾我妈，我妈让我给你磕头。”
他说：“谢我领了，磕头免了吧。”
我说：“薛宇，你是不是恨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不起你，如果你这样觉得，你可以骂我，打我，只要你心里好受。”
薛宇看着我，像没听明白似的看着我，像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薛宇，不管你信不信，在离开你的这些天，我确实很想你……”
听到这话他打断了我，平静地问道：“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有了外遇之后，对我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
薛宇的话使我顿时噎住了，他带着恶意的笑容，挑战似的看着我。
我哆嗦着，挣扎着说：“薛宇，你别这样伤人，你是不是说，我和潘小伟……”
薛宇又打断我，“你想解释你和潘小伟什么也没有是吗？我完全可以相信你，其实这很容易，你发个誓就行，你敢不敢发誓说你从来不爱他，从没爱过他？”
我愣了。
“你肯这样发个誓吗？趁天还没黑，我还可以看得清你的眼睛。这世界上人死了大概真是有灵魂的，我想潘小伟也一定会听得见！现在你就当着我们两个人，说吧，说吧，你敢说吗？”
我说：“我爱过他。”
他大声地，冷笑着问：“现在不爱了，是吗？”
薛宇咄咄逼人。我哭了，我说薛宇你别这样，我不能再受伤了，我已经没有一点力量了。
薛宇转过身去，不再说话，看护城河水面上的蜻蜓款款地点水而行，好半天，他面孔严肃，总结性地说了句：
“我也不能再受伤了。”
我点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吞掉眼泪，和他分手。
“我不会再让你受伤的。借你的钱，容我日后还你。”
他看也不看我就回答道：“别总说钱不钱的，你在认识那香港人之前，可没这么俗气。”
尽管我早预料我们已不可能再恢复以前的那种亲密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污辱我刺伤我。
我蓦然想起，中午吃饭时刘保华就问过我和薛宇是不是吵架了，他说月月你千万不能对不起薛宇，你不在的时候他可没少照顾你妈，差不多天天都去，就跟养老儿子似的。我对刘保华说我们没有吵架，是他不理我，我没跟他吵架。刘保华有些纳闷，说：“是吗，今天下午我看见小薛在伍队长的办公室里哭来着。我还是第一次见小薛哭。他和伍队长谈了很长时间。”
“谈什么？”
“好像就谈你来着，具体谈什么我没听清楚，我还以为你们俩又闹什么别扭了。”
海岩：是不是薛宇把他在三水镇看到的情况告诉伍队长了？伍队长怎么看你？
吕月月：我回来以后一直没和伍队长认真谈过。那几天处里正在准备往上打报告申请给小提琴案的有功人员立功嘉奖，在是不是要奖励我的问题上有些争执。伍队长是主张应该首先给我记功的，他一直是非常信赖我的，而且人们眼中看到的事实很清楚，琴是我拿回来的，潘氏兄弟的行踪也是我报告的。说句恬不知耻的笑话，假使找个笔杆子把这些事迹整理一下的话，完全可以把我写成一个深入虎穴、孤身夺宝，最后将匪徒一网打尽的杨子荣式的侦察英雄！
但是从刘保华的口中，我知道小薛找了伍队长，他们谈我谈了很久，这使我坐立不安。我想薛宇在对我彻底失望彻底伤心之后应该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伍队长听了究竟是何感想呢？
后来为了甄别我的问题，局里有关部门专门把我找去谈了一次话，是伍队长亲自陪我去的，在整个儿谈话的过程中他只是旁听，没有提一个问题。
海岩：局里的人都提了什么问题？
吕月月：提问的主要是一位老同志，他详细地问了我是如何接了潘小伟的呼叫，怎么去见他的，为什么当时不先向处里请示等等。
海岩：你怎么答？
吕月月：我说开始不知道是他呼我，他没说他姓潘，他让bp机寻呼台告诉我在公安医院门口的街心花园里等他，我那天正好要去看老焦，就以为是哪个同事约我一起去呢。我到了以后才发觉是他。
老同志高深莫测地笑了一下：“那你就这么乖乖地跟他走吗？你也真够胆大的。”
我说：“他们好几个人，腰里都有家伙。”
海岩：你是不是要告诉他们，你是被潘小伟绑架走的。
吕月月：我只能这么说，海岩。我也是为生存。我想潘小伟活着的时候，也是允许我万一被抓回去就这样说的。
海岩：你这样说他们相信吗？
吕月月：他们又问：“你们待在承德、上海，一直到广东，这么多天你都没抽出机会和家里联系吗？”
我说：“他们看得太紧了，潘小伟寸步不离。”
老同志突然问：“他们干吗要绑架你，你自己分析过吗？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我说：“大概是想扣个人质吧，我是警察，又是女的。”
海岩：不过，你这样解释，连我这个没搞过公安的人听了都觉得有点牵强，那些老公安会相信吗？
吕月月：也许不会信，可我又能解释出什么呢。我想，他们信不信都没法定我什么罪名。说得残酷一点，潘小伟死了，他哥哥死了，能作为证人的所有人都死了，我说得合理不合理，他们都无法推翻。
海岩：他们这样提问你，我看和审查叛徒差不多了，你有没有做点儿戏表示一下愤慨和委屈呢？
吕月月：……没有。后来他们可能是出于政策的需要，对我做了些同样牵强的解释，说主要是为了搞清潘氏家族绑架我的动机目的，希望我能正确理解等等。
谈完话以后，我松了口气，队长送我回来，我们出了市局大楼往停车场走。夜里下了大雨，地上积了一洼一洼的水，此时劲雨虽过，但仍有细线般的雨丝，匆匆地栽种在水洼里，化出无数此隐彼现的圆圈，天色依然晦暗得如同夜幕降临。我们的肩头很快被雨水打湿，但队长若有所思并不急行。他一路沉默，使我有点心慌，我对他说：
“队长，那天，我本来是准备到隆福大厦给冬冬买小提琴的，我答应过他，可我没有来得及。”
队长没看我，说：“啊，不用了，我已经给他买了。”
我说：“队长，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教诲了，我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队长站住了，站在雨中看我，他的目光深奥得令人生畏，他猝不及防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
“我想弄明白，月月，你既然已经跟了他，为什么又要打那个电话？”
我心跳加剧：“什么电话？”
“就是那天半夜你从三水镇打到北京的那个电话。”
我愣了半天才脱口说：“那，那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在最后一刻觉悟的呢？”
伍队长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他几乎是直截了当地暗示了我出走的性质，冷冷的、不动声色地把我的那层幻想的薄纸，一下捅破了。
雨丝飘在脸上，木然无觉，仓促中我心存侥幸，装作浑然不知地答道：
“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在三水镇的那个晚上，他们对我看得松了，我才……”
“月月，”队长没让我说完，“我知道，你特别聪明，这我都知道。但你别忘了，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你蒙得了我一时蒙不了我一世。”
我不知不觉几乎发出了哀求的声音：“队长……”
“你怕什么？你很清楚能证明你的问题的人都不可能再讲话了，你还怕什么？你怕我吗？”
我把头低下，低下头回避开伍队长锐利的注视，我流了泪，不回答。
队长替我回答，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替我回答：
“你觉得有利可图所以你跟他去了，不惜抛弃你的母亲和你的组织，抛弃关心你帮助你的所有人。后来你觉得无利了，或者他得罪了你，或者你想家了，所以你又出卖了他！”
我双手掩面，双肩抽动，“队长，别这样说我，别这样说我！”
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粉粹，并且伴随着难忍的疼痛，我流着泪企盼着队长能给我一句原谅的话，哪怕仅仅是一个温和的脸色，但是他没有，他抛下我转身走向汽车，带着极大的厌恶，低声说了句：
“你太可怕了！”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把车发动起来，我站在雨里痛哭失声。汽车从我身边粗暴地开过，把地上的脏水溅了我一头一脸，不加任何犹豫和停顿地扬长而去。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已身败名裂。
我徒步走回处里，浑身淋得湿透。我想他们一定会开始审查我处理我了。但后来没有。
当然，也没有人再为我请命呼吁嘉奖。
一个星期以后，上级决定授予小提琴案侦破组集体三等功，这是我吃午饭时从食堂卖饭票的管理员口中得知的。他说，吕月月，今天他们都开授奖大会去了，没通知你去吗？
…………
我决定辞职。
辞职报告写得很简短。我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各方面的关心帮助，表示自己目前的能力和身体都已不再适应公安工作。这个报告队里和处里很快就批了，大家心照不宣。我交出了警服、警徽、办公室和文件柜以及集体宿舍的钥匙，以及一切应当交出的东西。没有欢送会，我也没和任何人道别，就在这个我原以为会在此战斗一生的机关里，悄悄地消失了。
我放在宿舍里的行李是刘保华帮我拿回地安门的。他对我说月月你最好能去和薛宇打个招呼道个别，我昨天又看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地哭了。
我说好吧我会去的，但我没去。
这个小提琴的故事，和我的故事，都讲完了。
第26次谈话
吕月月：我没想到你今天还来找我，你要的是故事，故事讲完了，我还以为就再也找不见你了呢。
海岩：你是不是认为人和人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吕月月：不全是也差不多吧。
海岩：那你利用我什么呢？你并不谋求我的剧本发表后共分稿费，可你还是认真负责地讲完了整个儿故事。
吕月月：……怎么说呢，这两年我很寂寞，人一寂寞就会怀念，我常常会想起潘小伟，我想假使我后来跟他去了国外我们会生活得怎么样呢，也许是我自己撕碎了一个本来已经属于我的美丽的未来。现在我对未来一无幻想，但回忆比谁都多。也许你听了觉得笑话，我闷极了的时候常常用潘小伟的姓呼我自己的bp机，有时候看着bp机上显示出6c这两个字母，就像吸了鸦片一样觉得身上的血能流快一点。自我从公安局辞职后，我就在所有熟人朋友中消失了。两年来我没对任何人诉说过一句往事一句委屈和一句忏悔。海岩，也算是你让我好好地宣泄了一下。可现在故事讲完了，你满足了，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海岩：其实我倒愿意分给你稿费，哪怕把稿费全部给你，要是你允许我发表的话。
吕月月：别收买我了。我想我现在的收入供自己喝粥是没问题了，还不至于要拿自己的痛苦卖钱花。
海岩：你从公安局出来是不是一直干夜总会？夜总会的收入恐怕比当警察高多了，你是不是觉得因祸得福呢？
吕月月：刚辞职我找不到工作，也没什么积蓄，我妈也没有。所以，我没工作就无法生活。
海岩：像你这样条件的年轻女孩，大学文化，外形又好，恐怕不会找不到事干吧。
吕月月：我先是到人才市场去，最初有一家报社要我，条件谈得很好，可后来突然不要了，说是领导不批，我估计他们是到我们处里调查我去了。从公安机关不明不白辞职的人，人家也不能不慎重。后来又有一家大公司要我去当女秘书，也可以算是公关小姐，许愿说以后能分我房子，一切都谈好了，也面试了，结果后来也没再跟我联系。
海岩：你没去问问吗？
吕月月：没有，我清楚问也没用。
那时候对我来讲已到了最后关头。我妈身体弱，年龄大，没户口，更找不到工作。我辞职的事对她打击很大，她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但她毕竟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比较敏感，因此断定我肯定是犯了错误。她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编了一套谎话给她，我告诉她是因为工作失误造成损失和上级闹翻与同事不和等等等等。我妈看得出我那阵情绪极度低落，所以她也不想刨根问底埋怨我。
海岩：她相信你的话吗？
吕月月：那时候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生存，所以她也没心情多加怀疑。说实在的那些天我出门联系工作连公共汽车地铁都不敢坐，再大的太阳再远的路，我也只能借邻居的自行车骑着走，再渴也不敢喝一口冷饮。我妈托了很多人，只要是工作，哪怕工资就二三百，我也干。后来她一个同学给联系了一家公司，是个体的还是民办的我说不清。那种公司不很正规但工资较高，而且不要档案，不用政审外调，说好每月工资一千，干好了还加，但工作比较辛苦，要经常陪着经理到广州上海黑龙江海南岛去公关宣传推销应酬。其实我并不怕辛苦并不怕出差在外，只要能挣钱能让我和我妈在北京继续活下去我什么都干得了。可就在这时候，有一件事突然冒出来，把所有这一切安排都打乱了。
海岩：什么事？
吕月月：我怀孕了。
海岩：啊！怀孕了？是潘小伟的吗？
吕月月：是他的。我生理反应越来越大，我和我妈开始都以为是生了什么病，于是妈托熟人关系带我去医院，医生检查完，告诉我妈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妊娠反应，只要回去注意休息注意安胎加强营养别吃刺激东西就行了。
我妈几乎惊呆了，她事前一点也没想到，可她似乎在刹那间就明白了一切。她拉着我回家，让我歇着不让我干活儿，我问她医生说什么来着，我这算什么病要紧不要紧？她不答，搬了个凳子坐在我面前，她的面色是慈祥的，平平静静地问我：
“月月，你肚子里有孩子了，你能告诉妈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我愣了，我没想到我的身上居然还留下了潘小伟的一块血肉，我哇一声哭出来，不知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从中来！
我妈问：“是那个姓潘的吗？”
我承认说是。
妈问：“你是因为这事辞职的吗？”
我说是。
又问：“是因为这事和薛宇分手的吗？”
我说是，我不爱薛宇。
妈眼睛盯着我：“那你爱姓潘的吗？”
我泪如雨下，我说妈妈，妈妈，我爱他，我从没这样爱过一个人啊！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沉默了一会儿她才问：“后来他抛下你跑了，是吗？”
我摇头，“他死了。”
我妈明白了，她伸出双手抱住我，紧紧抱住我，不停地叹着，“我苦命的孩子啊，我苦命的孩子啊！”
令我惊讶也令我感动的是，我妈没有给我一声斥责，她明白我把多大的痛苦吞在肚子里一直没说！她想分担这痛苦淡化这痛苦，可眼下她又不能不马上问我：
“月月，你打算要这孩子吗？”
我没有回答。妈斟酌试探商量着说：
“月月，你刚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多不容易呀，要孩子你就没法工作了。”
我流泪我没有回答，妈说：“我可以不要你养活，可你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要说养活孩子了。”
我知道妈说的是对的，是现实。而且我才二十二岁，完全没想到也没准备好这么小会有一个孩子！
但我又想我怎么能再犹豫，难道今后我还会再爱上谁吗？！还会再和谁恋爱结婚再生孩子吗？！不会的，绝不会的，我注定要和我妈一样独身到老，只不过要比她孤寡得更早。所以我咬着牙把心一横，我说：“我要这孩子，哪怕我上街讨饭，也要这个孩子！”
我失去太多了只想要一个孩子，我一无所求了总得有个寄托。我一无所爱了但总要对得起潘小伟曾经那样地爱我！
我妈不再说什么，第二天她去买了两张硬座火车票，带着我离开了北京，回到东北，回到我们的老家密山县。那儿还有我家的一间旧房，和我父母的几个故人。
在我上大学离开老家时，我曾告别了那里的一切，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落魄归乡。那些熟脸的同学、朋友和邻居们看见这个当年闹过一阵风流传说的漂亮的女学生一无所有地回来了，挺着不清不白的肚子，招摇过市。也许只有我自己，才不觉得羞耻。
几个月后，在密山县一个再简陋不过的肮脏的小医院里，我生下了我的儿子。医院里不能住，分娩的当天我母亲就扶着我回到家里。我的儿子从一降生便自知生不逢时，所以极为克制极为忧郁，从不无所顾忌地哭喊。那时候只有我妈守着我们母子，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困苦无助的日子。
我给儿子起名叫吕念伟。他和潘小伟一样漂亮。他们父子俩确实太像了，这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坐月子的时候营养跟不上，身体恢复得一直很慢。都说女人坐月子会发胖，可我从来没胖起来过。大概有三个月我没找工作，一时也找不到合适我身体的工作。虽然有不少当地开公司的大款凑上来帮忙，请我去当秘书当助理并表示绝不会累着我，可他们太热情太无私了我看着害怕，因此不识抬举一一谢绝。那时候我妈又回到小学去当教书匠了，有点收入，我也被我们那儿两个厂子请去拍照片做产品广告，一次三百，一次五百，挣了八百块钱。我想这些钱给我儿子买瓶奶粉买块尿布也够了，犯不着再找个火坑自己往里跳。
海岩：你什么时候又回北京了？
吕月月：我在老家一共呆了一年。本来我妈已经帮我联系了一个中学让我去代课，后来通知我不行了。据说学校是愿意的，可教育局有说法，认为一个未婚而孕显然生活作风上不够检点的人怎能为人师表。我们那地方太小了，张家长李家短哪里有喜哪里有丧恨不得全城都知道。人们见了我免不了侧目而视然后窃窃私语，我上街买菜也得躲躲闪闪掩面而行。我想来想去觉得要想隐名埋姓重新做人就只有回到茫茫人海的北京去。
我妈不愿意我走，她说月月我太了解你了，你是个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经不住诱惑。北京那个地方，机会虽然多，但陷阱也多，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可我决心要走。我对妈说现在不同了，因为我已有了儿子，我要带他一起走，我今后所作所为，都会想到我的儿子。
实际上我妈一生的期盼就是我能过得更好，她也不愿意我永远窝在这边远的地方，于是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揣在我的怀里，又给我做了炸酱面打卤面为我送行。上火车时她抱住我痛哭，她说她预感到我这一去就再不会回来了，她将见不到我见不到孩子一个人留在这边远的小城里孤独地老去。她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使我一直心酸到现在，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拼命挣钱，好把我妈接出来共享天伦，好让我儿子受最好的教育出人头地。
就这样我带了我的愿望和誓言，带了我的还在襁褓里的儿子，又回到北京来了。北京没有我一个亲朋，但有我的思念，我的梦想。
开始一个月真不容易，我在朝阳区麦子店那边找了一间农民房，有七平方米，很破，每月租金五十元。那时候夏天还没有过去，酷暑难当。房东家旁边有个水塘，一到晚上水气蒸腾，蚊虫成片。我那小屋白天在暴日下无遮无挡，晚上闷热异常，还得挂上蚊帐。我带着孩子，一天到晚怕他热出病来，就是那样的生活我也熬过来了。我在一个酒楼里找到了一份领位的工作，后来那酒楼里的一位小姐又介绍我去了皇族夜总会，因为干夜总会比干酒楼挣钱多。
第九章(2)
海岩：后来你就搬到丰台这边来了？
吕月月：对，这儿条件好，也没人知道。
海岩：你儿子呢？
吕月月：我把他托给这儿附近的一个老太太了，我每天上午到老太太家去，和儿子在一起玩玩儿。
海岩：我原来还以为你每天上午都忙着出去在别处另打一份工呢。怪不得好几天都见不着你。
吕月月：前些天孩子闹病。
海岩：和你过去的同事，像伍队长、薛宇什么的，还有来往吗？
吕月月：没来往。前一阵在街上碰见了刘保华，他见到我挺惊讶，问我在哪儿发财呢，我说在皇族夜总会当服务员，他直犯愣，觉得我居然干这活儿真有点不可思议。
海岩：吕月月，我也觉得你在夜总会那种地方陪人家喝酒，总不是个事情。
吕月月：现在不让陪酒了，公安局总来查。客人少了，小费也少了，再下去恐怕我连“面的”也打不起了。钱对我来讲比别人更重要。海岩，你知道我在原来那家酒楼当领位时，领到第一份工资以后去了哪里吗？
海岩：去哪儿了？
吕月月：我去亚洲大酒店了。我在酒店一楼的那间“香港酒廊”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是坐在靠窗子那儿，坐在我和潘小伟第一次相对而坐的地方，也是要了一杯咖啡。
海岩：你是想追寻什么，还是仅仅出于怀念？
吕月月：怀念对于我来说，只能是一种忏悔，欲哭无泪，只能。
海岩：对谁忏悔，潘小伟吗？
吕月月：潘小伟，伍队长，薛宇，我的组织，我妈，我对不起一切人，因为我的幼稚，还有盲动。
坐在这个酒廊的窗前，看着面前一杯浓浓的咖啡。这咖啡和茶几上的所有东西就像一幅静物画一样，使人清醒。这时候我才隐约看清自己灵魂和性格上的怯懦和浅薄，那么容易被诱惑，又那么容易失望。也许我从十六岁时被卷进那个丑闻开始，就造就了保护自己的本能，果断地，冷酷地，不假思索不假犹豫地保护自己，而不考虑是否伤害了别人。
于是潘小伟和我就成了一对冤家对头，他同样耽于幻想易于失望，是一个喜怒哀乐着于心形于色的人。当幻想滋润他时，他就青春勃勃充满动力；当幻想破灭时，就心灵枯萎、灰心绝望。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幻想。我们不幸地忽视了这样一个认识：人如同树木一样也要枝枝杈杈地成长，而我们都把对方当作固定的雕像了，因此既不能容纳对方的缺点，又使自己变得神经过敏，总是全身心地期待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的生命。于是，当对方给我们一点点爱意或者无情，温暖或者冰冷时，都能逼使我们求生或者求死，陷入疯狂！
于是，就有了这个孩子式的游戏和它的荒唐的结局。
海岩：月月，现在你能够这样检讨反思，就等于有了重新开始的基础，这就是人的成熟的过程。关于整个故事的结局，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吗？
吕月月：没有了。说不定我又办了一件傻事，没准你会失信发表这个故事，甚至把它直接卖给公安局，让他们知道当年我和潘小伟私奔的真相，让他们把我当叛徒抓起来。别看我辞职已经两年了，不知为什么我总预感到这事没完！
海岩：现在再去告发你，对国家和社会好像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我只希望你能振作，你的失败的经历能使你比同龄人获得更多的人生养分。一个人经历了挫折和痛苦，常常就产生了同等的觉悟，说不定你今后会因此成为一个很有质量的人。
吕月月：我现在从不幻想今后会是怎样，我今后最大的任务，最大的乐趣，就是带大我的儿子。按我母亲的意愿，儿子姓了吕。但我以后一定要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谁。他是潘小伟曾经希望得到的儿子。我决心用我的一生全力以赴地去爱，去换取他对他父母这段爱情的谅解。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我的儿子，千万别沾上我们吕家这一代一代断绝不了的厄运。我记得我说过我老是做一个相同的噩梦：我在一个车子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是潘小伟给我的，他把孩子给了我就不辞而别，任凭一个恶面凶手置我于死地……我现在总想那孩子不会就是我的儿子吧？
海岩：对做梦科学家是早有解释的，你别那么迷信。
吕月月：但愿如人所说，梦都是反的。
尾声
我对吕月月的采访，历时两月，凡二十六次，小提琴一案的来龙去脉，大体了然。
采访多半在吕月月租住的那间寒窑斗室中进行，偶尔也找个僻静的茶楼酒肆，边喝边谈。我对吕月月的叙述做了详细的记录，在誊写这些记录时，顺手对文字做了适当的修饰和整理。我把整理过的厚厚的采访手记用一只粗牛皮纸的档案袋装好，如约锁进抽屉。
整个春天我忙忙碌碌，没有再和吕月月联系，甚至连这个曾使我感叹一时的故事，也渐渐遗忘了。五一节前夕的一个周末，我去科学院采访一位学部委员，回家时母亲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个“吕”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母亲问我这位来电话的吕小姐是谁，认识多久了，干什么工作的。因我大龄未婚，女友不少，所以母亲带着既关心又习以为常的神态不紧不慢地盘问。我只好当着母亲的面给吕月月打电话，很正常地同她寒暄，而且特别问到她的孩子身体可好，作为对母亲的解释。
吕月月在电话里约我见面。我问她是否有事，她说有事。我问急吗？她说急。我问是好事坏事，她说最好见面再谈。
于是约了第二天见。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十点，我们约在王府井的麦当劳快餐店见面。因为不到吃饭的时间，快餐店里人不算多，我们在二楼找了个角落对面而坐，一人喝着一杯冰镇的奶昔。吕月月请客。
我问她：“你还在皇族夜总会干吗？”
她说：“还在，不过最近我想辞了。”
我问：“为什么，想换个工作吗？”
她出语踌躇：“我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的，我有可能，怎么说呢，有可能要去香港了。”
对于别人，去香港也许不算是件非常事，但对于吕月月来说，确实有点令人吃惊而且耐人寻味。我问：
“你最近是不是认识了一位香港人？”
“怎么说呢，前两天从香港来了个人，不知怎么找到皇族夜总会，说要约我出去谈谈，我开始还以为是个拈花惹草的色鬼呢。没想他拿出一张照片来，我一看，原来竟是潘小伟的照片，我吓坏了，简直不知所措。那个人自称是个律师，是受潘小伟母亲的委托来找我的，并且他很清楚地知道我有一个儿子。”
说到此处，我似乎明白了吕月月突然约我见面的事由，这真使我意想不到并且感到兴奋，因为这个不速而来的香港客人，无疑是这个小提琴的故事的一个意外的进展和精彩的续集，我带着极大的兴趣问道：
“那人想带你去香港吗？”
“是的，他说他会很快替我和我的儿子办好单程去香港的一切手续。”
“那么你打算去吗？”
吕月月迟疑地看我，试探着说：“我是想……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你告诉你母亲了吗？”
“没有，她肯定反对。”
“那个香港律师怎么说的，是潘小伟的母亲要你去？”
“是的，潘家想要我的儿子，潘氏兄弟全死了，可以说，我儿子是唯一可以继承潘家姓氏的血缘后代。”
“那他们对你呢，他们对你怎么看。”
“他们让我和我儿子一同去香港定居，他们承认我是这孩子的母亲。”
吕月月的脸上不知不觉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得意。这个发自香港的突如其来的召唤，显然已使她非常心动。我想我无论如何应该泼一瓢冷水了。
“月月，如果你当初跟着潘小伟去了香港或其他什么陌生的地方，我还觉得你多少有个亲人有个保障，可现在你要一个人去，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你就不怕上当受骗吗？”
“现在我的儿子就是我的保障。”吕月月蛮有把握地说。“潘小伟的母亲就是他的亲奶奶，我想那老太太肯定会容纳我们母子的，不然她干吗这么千方百计地找我？”
我冷笑着：“她也许还不知道，你对她两个儿子的死，负有责任。”
“她不会知道。我问那个律师来着，他说老夫人只知道她的小儿子在北京曾经认识一个姑娘，曾经想把那姑娘带回家去‘拉埋天窗’，后来他死了，给那姑娘留下身孕。”
“也许我不该劝你月月，虽然你现在在北京的这份工作，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可这事太突然了，而且我总觉得你去投奔潘家实在不可思议……”
吕月月低下头去：“海岩，你知道我多希望我儿子和我妈妈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我这样一个人在北京，得挣扎多少年才能有自己的房子，有正式的户口，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我不想嫁人了，不想嫁个大款把我养着，可光凭我自己，哪一天才是我的出头之日？”
我无言以对，确实，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都有不同的处境和对未来的期望。我只好点点头，说：
“我理解，如果你已经决定了，我祝你好运。”
她笑了一笑，笑得很苦：“谢谢你，海岩，这事除了你，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
我报之以谢意：“难得你这么信任我。”
她说：“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信任你，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讲给你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有资格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吧。”
“你能发誓在我和我儿子的在生之日，绝不对任何人公开我给你讲的那段故事吗？”
“当然，我们不是早有约定吗？”
“你能再发个誓吗？你知道如果潘家的人知道了这些事，我就完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可以说，你捏着我的命呢。”
我这才彻底搞清了她今天约我出来的真正目的，我连忙表态：
“我发誓，只要你还在，你儿子还在，我绝不发表这个故事。”
“以你的人格发誓。”
吕月月紧盯不放，我隐隐有些反感了，但我依然承诺：“我以人格发誓。”
吕月月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谢谢你了，海岩。
那天在“麦当劳”分手后，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说不清是该为她感到庆幸还是不幸，或者，仅仅是一种担忧。她难道不知道潘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吗？
也许真是钱能通神，潘家的银弹似乎与他们的子弹同等有效。在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到一个月，大约是五月底的一天，我又接到了吕月月的电话，她告诉我他们母子去香港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妥，甚至也已订好了启程的机票。她问我到时候能不能去机场送送她，我答应了。
在机场我见到了她的儿子，一岁多还抱在母亲怀里的吕念伟，很可爱很腼腆的脸蛋，像个女孩，很乖。可以肯定他的奶奶准会一见就爱。
吕月月手里只带了一件很简单的行李，她告诉我已把一切东西或扔或送处理掉了，辞色之间毫不掩饰破釜沉舟一去不返的决心。
她笑着对我说，自从她跟着潘小伟悠过石景山游乐园的那条“贼船”之后就注定下不来了。她说她过去那么喜欢北京，这个城市曾经有她的梦想和寄托，但现在她已厌倦了这里的一切。
我还见到了那位貌不惊人的香港律师，西装革履，正待与吕月月同机而往。吕月月向他介绍我说，我是她的表哥，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在大陆认识很多政要。我明白她如此借以标榜可能完全是出于一种自卫。
那律师风度平平，但递过来的名片上却头衔累累。简单告别之后他们便一同进去交验行李领取登机证，我被隔离在候机楼的大厅外面。
望着吕月月头也不回的背影，我百感交集，想她毕竟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傻的女人啊，她早先只不过是被一个少年的清纯所惑，演了一场离家出走的荒唐游戏。可今天，她跟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律师坐着飞机合法地背井离乡，去为潘家守寡，为潘姓传宗接代，这回倒是真真正正地嫁入黑帮了！
我只能祝愿她一切如意。
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吕月月从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还算快活。她告诉我他们母子平安。老夫人很喜欢她的儿子，对她的态度也说得过去。她说她现在总算是安定下来了，目前并不急于出去工作，每天主要是带孩子和补习英语。她说在香港不会英语就无法在富人堆里生存，就没人看得起你。她还告诉我她打算过些时候回一趟大陆，把她母亲接出去。
看来她是站稳了，不然绝不会开始策划与母亲的团聚。我问：“那潘家老夫人愿意和你母亲一起住吗？”
她胸有成竹地答道：“我另给我妈找地方住，我现在供她吃住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笑道：“你现在也算是个有钱人了吧？”
她也笑：“我？饿不死罢了。告诉你，那老太太，就是念伟他奶奶，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富婆呢。不过真正的富人倒是从不铺张，丈夫死了多年，她也没动过再嫁的念头，更没找过什么小伙子给自己当经纪人，咯咯咯！”
挂了电话，四周出奇的静，吕月月的笑声还留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我想，人各有命，有人注定富贵，有人注定贫穷，吕月月注定母以子贵。但是，如果刻薄地说，她现在的衣食荣华，不过是一种守活寡的代价，而且说不定这种活寡，也还算不上明媒正娶的话，那么这对一个文化层次并不低的青年女子来说，究竟是幸福呢，还是不幸？
也许，钱、时装、虚荣和孩子，对女人来说，就是幸福。对女人来说，除此还有什么呢？
在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吕月月果然回来了，她从凯宾斯基饭店打来电话，约我去饭店吃晚饭，说要请我吃德国菜。
凯宾斯基饭店的德国餐厅不大，却有欧式宫殿般的华贵，整个晚餐时间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位客人。吕月月如今也大大地涂脂抹粉了，不过并不过分，那张经过专门修饰保养的脸上，更显出慑魂夺魄的美丽，只是那一身白纱一样的连衣裙，看上去蓬蓬松松有点累赘，她说这是香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这衣服上的标志，也是现在世界上女装最硬的牌子。
“我现在只用这个牌子。”她漫不经心地向我展示着她的皮制手包和金光灿灿的耳环，都是两个c字一正一反扣在一起的标志，有点像x。我问她这个牌子是不是和当年潘小伟在赛特购物中心给你买的那个手包差不多，她说不一样，那个牌子是cd两个字母，也算是顶尖级的名牌了。她又用英文和法文说了几个我从未听说过的牌子，问我现在大陆有没有得卖，我满脸惭愧说没有留意这方面的情况，实在孤陋寡闻。
吕月月笑着告诉我，刚才她在饭店大堂里等我的时候，有一个北京的大款把她当做出来做世界的妓女了，大模大样地跟她搭话，“他也不看看我这一身‘行头’，是那种下贱女人穿得起的吗？真没文化。在香港，人家只要一看你这一身的牌子，就知道你的身份了，不会上来讨没趣的。”
此时的吕月月，虽未财富缠身但已有点珠光宝气，连吃西餐的动作，也透着娴熟老到，不但绝对内行，而且大家风范。她问我喝不喝酒，我说不用了谢谢。她给自己点了一杯红酒，慢慢啜饮，上来的菜只是用刀叉略动一二，并不多用。
“我本想住在亚洲大酒店的，想就住在潘小伟住过的那间904号套房。”她说：“可那儿代管婴儿的设施不好，不像这家饭店专门有一个幼儿园，有专门的玩具，还有英文很好的老师。我孩子从小就得让他说英文。”
“你带孩子来了？”我问。
“对。不过他太小，带他出来很不方便的，所以我还是住到这儿来了，有人看孩子，我就省事多了。”
“你不是专门来接你妈吗，干吗非要带着孩子来？”
“孩子我必须随身带，在香港也是，我从来不让他离开我。”
看她能住这种级别的饭店，看她这一身足可夸富的“行头”，我不禁感叹了一句：
“你妈一生的愿望，她对你的愿望，总算让她看到了。”
吕月月望着酒杯，半晌才苦笑一下，“可我妈不肯跟我去。”
“你已经见过她了？”
“我刚从东北回来，劝了我妈三天，她就是不肯跟我走。我们老家那地方条件又太差，我不能多呆，我怕伟伟会生病。”
“你妈为什么不肯去？”
“你知道，年纪大的人是不愿再找一个陌生的地方住的。而且，说实在的我也不瞒你，他们潘家确实是挺复杂的，老太太现在对我还可以，可小伟他姐姐姐夫特腻歪我，他们不敢惹老太太，但老太太也不管事，潘家两兄弟都不在了，现在公司的事是他姐夫说了算。”
“你又没惹他们，他们干吗特腻歪你？”
“你不知道香港那地方，翻来覆去就是一个钱字，公司里的业务现在虽然是他姐夫主持，可说到底，潘家这份产业，我儿子是有继承权的，好像他的继承权还排在潘小伟姐姐的前面呢。你想想，我儿子能不让他们头疼吗？”
“啊，我知道咱们国家的法律也规定在继承人死后，他的儿子是享有代父继承权的，照理你儿子应该现在就拥有潘家的一份产权了，只不过他还未成年，所以他继承的财产要由其他成年人代管，但在他十八岁以后是要如数还给他的。”
我的提醒使吕月月呆呆地沉思了好一会儿，这问题看来对她十分重要。半晌，她猛省到自己失态，笑笑说：
“小伟他姐夫就怕这个。他这个‘驸马’现在倒反客为主成了潘氏家族的老大了，他就怕我儿子长大以后大权旁落，所以他现在也不敢明着得罪我。其实他不惹我，我也不会惹他的。”吕月月强做出几分得意，但掩饰不住心事重重，“我回去马上找个律师问问，不能让他们把我给蒙了。”
也许我毕竟无法理解她现在身处的环境，于是我劝了一句：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月月，你说过不想再和别人争了，面上不争，心里也不争。我一直以为你在经历了人生波折之后，突然大彻大悟，有了包容心和平常心了，我一直以为你今后会生活在一个明心见性的心灵净土上了。”
吕月月摆了一下手，说：“得了，你别书生气了，在潘家，善良就等于糊涂。”
她居然嘲笑我书生气，我想替自己辩解一下，可她已没兴趣再谈这个话题，打断我说：
“海岩，有件事，我想求你帮忙。”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以为你请我吃饭只为叙旧呢，没想到又是有求于我，还是关于那个采访记录的事吗？”
“不，我把我妈接到北京来了，我想在北京租间房子给她住，北京的生活条件毕竟比东北好多了。我想，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照顾她一下。”
“哦，”我庄重起来，“怎么照顾呢？”
“我给她请个保姆，你帮我管管那保姆就行，别让她骗了我妈，另外我妈万一有个什么重要事，总得有个明白人能照应。”
“日常照顾一下可以，可你妈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负不起责任。”
“日常照顾一下就行，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肯定会付你一定的报酬。”
她居然谈到钱，这使我感到意外，但从她泰然的神态上，又觉得也在情理之中。香港就是那样一个社会环境，请人做任何事，都是要付钱的。
我只是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香港人了。
她通过她母亲的同学在西直门那儿租了一套一房一厅的单元楼，付了房东一年的租金，把母亲和一位江苏乡下来的小保姆安顿下来。
她母亲头发全白了，看上去老态龙钟，其实还不到五十岁的年纪。虽然百病缠身，但除非强迫绝不求医。她的简朴、谨慎、寡欢和持重，使人完全想象不出她是吕月月这样一位贵妇的母亲。
吕月月每月给我两千块钱，包括小保姆的工资和那一老一少的全部生活费用，以及她母亲看病吃药的开销，以及家用物品的添置（包括一台新买的彩色电视）。凭天地良心，我并未从中留出半点剩余作为我的所谓报酬，我想我还不至于贪这孤儿寡母的活命钱来折磨自己的良心。
我常常在星期天骑车子到她们那里坐坐，和她母亲聊聊家常。她母亲虽然有人伺候又有了钱，但依然把享受和铺张视为罪恶。她自己干活，教那小保姆干活，两人不像主仆倒似师生。她从不看报，闲时就看些知识性的杂志，是从旧书摊上买的过期杂志。杂志是过期的但知识并没有过期。她也让小保姆看，看不懂就给她讲解，但小保姆不爱看，她爱看电视——《戏说乾隆》和《包青天》之类。
有时我问她：“您想女儿吗？”
她总是说：“哪能不想呢。”
“您爱小外孙吗？”
“哪能不爱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和他们同住？”
回答总是沉默。
后来我发现她的桌子上不知从什么时候摆了一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禅理散文《风·花·雪·月》，这使我感到惊奇，她女儿出国发财，她自己吃穿不愁，怎么还会对这种出世之作产生共鸣呢？不久我又在她的枕边看到一本台湾林清玄所著的《身心安顿》，更其不解，于是我问她：
“您要皈依佛门了吗？”
她答：“入了苦海，再进空门，恐怕太晚了，只是看看这些书心里明净点儿。咱们凡人的心都太脆弱了，只有读读这些道理，才活得下去。”
我问：“什么是‘身心安顿’？”
她翻开书，指着其中一页，一字一句地给我读：“身心的安顿始于智慧的开启，中间经过烦恼、恐怖、颠倒梦想的断除，然后越过生死的大河流，达到一个清静不动的境界。”
她读书的神情虔诚而投入，读得很慢，但我依然没有全懂，风马牛不相及地问：
“您一个人带个保姆住在这独门独户的单元里，难道还嫌不够清静吗？”
她面带大度而睿智的微笑，答非所问，就像面对一个冥顽不灵的少年讲经布道：
“愤怒和悲哀都是虚妄的，人生是一个大舞台，可是人千万不要太入戏，不要计较得失。得也安，不得也安。一切欢乐和苦难，都是有因缘的。人要随缘而安。”
这个通常沉默寡言的女人每逢这些话题就变得侃侃而谈了，这不由使人疑惑她究竟是在和我交谈还是与自己的人生对话，因为她的话听上去确实有点玄机密布，自言自语。
有一天她说：“我给我女儿写信了，我告诉她我想回老家去住，我不想在这儿叫人这么伺候着，我想回去工作。我都想过了，不管月月怎么样，不管她是穷是富，我都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这么多年陪着她爸爸，拉扯着她，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窝心的事都受过。我太爱他们了，所以每逢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受不了，我头发都急白了。可现在我想开了，我想开了，无论我的女儿怎么样，哪怕她再也不回来了，她再也不管我了，我都会活下去，我会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
几乎难以置信这样冷静坚强的声音是出自我面前这位弱不禁风的瘦小的妇人之口。
后来我和吕月月通电话时，传达了她母亲的这番话。吕月月哭了，她说她也明显地感到母亲对她原来那种感情上的依赖越来越淡了，母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那种生死相依的挂念和焦灼不安的关切，渐渐被一种平静而简短的自述代替。母亲常常给她写信，但信写得越来越短，内容大多转为对自己日常起居的流水账式的记录和几句学佛的心得。特别是最近的一两封信，吕月月字里行间也察觉出母亲对大都市的这种有闲生活的厌倦。
但母亲依然挂念着外孙子，不断地询问他的情况，索要他的照片。她甚至向女儿发出要接外孙回东北和她一起生活的恳求。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此时的吕月月，却恰恰万分思念她的母亲，香港虽然繁华，对她却是一个感情的孤岛。我曾经在电话中问她为什么不索性带了孩子回来和母亲同享天伦，她说这不可能，“人家是不会让我把孩子带走的。”而且，她承认：“现在再让我回大陆回老家去住那种没有空调的小房子，自己买菜做饭，上街打‘面的’，我也不习惯了，也受不了。”
从和她的交谈中我知道，她的儿子——潘小伟的这个遗腹子，恰如所料地成了潘氏家族中一个几人喜欢几人忧的重要人物。作为潘家今后的一脉单传，潘老夫人视其为掌上明珠，呵护备至。作为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又被家里某些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吕月月对香港看来也渐渐熟能生巧了，她已开始悄悄和律师接触，并且一步一步地，在潘氏家族的公司事务上渗透。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人的社会存在，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我想没准吕月月将来会成为香港的一位什么人物呢，说不定会成为电影里描写的那种黑社会的大姐大呢。
但后来情况并未如我所想地发展，进入冬季之后吕月月再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有很长时间未去看望她的母亲。下第一场雪的那天下午，吕月月的母亲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请我到她的住处去一趟，说有事要告诉我。我没有犹豫便冒雪赶去了，因为她从未主动给我打过电话，从未主动麻烦过我任何事情，现在突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请我过去，我预感事关重大。
大雪封街，完全找不到出租车，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去了。赶到西直门时天已傍晚。是吕月月的母亲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进屋，一边掸身上的雪一边问：“小阿姨呢，买菜去了？”
她没有回答，让我进屋坐下，她也坐下。屋里已暗得看不清脸色。
她打开台灯，说：
“我让她买火车票去了。”
“怎么，您打算出门吗？”
这面目苍老的妇人突然声音哽咽，说：“我要回东北，回我的老家去。”
我茫然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月月，月月，她不在了。”
啊？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您说什么，您说月月吗？”
她的脸上看不见眼泪，但声音却分明是压抑着的哭泣，“是，是，是她，她死了！”
我猛地看见桌上有一只显然是寄自香港的大信封，上面压着一张半叠着的香港报纸，报纸上赫然登着吕月月的相片。
吕月月面孔严肃毫无表情，那显然是证件上用的相片。
我拿过报纸来看，迎头扑面两行醒目的标题：
孤儿寡母横遭乱枪狙击送院救治无奈返魂无术
这行黑体字让我如坠深渊，心脏几乎停跳。
（本报消息）昨晨沙田正街希尔顿中心外，一辆平治房车突遭两名骑电单车的枪匪袭击，车内一名两岁幼童身中七弹，当场毙命，另一少妇亦中数弹，于十时三十分急送沙田医院，中午十二时证实不治。
据警方透露：死亡少妇名叫吕月月，原籍北京，大前年与负芨美国的本港潘氏实业公司东主之胞弟潘小伟邂逅相遇，生有一子。潘氏实业公司涉嫌黑道多年，在大前年与天龙帮的一场火并中，潘氏掌门人潘大伟与天龙帮首领冯世民同归于尽，震惊黑白两道。其弟潘小伟在火并中吞枪自尽。今年潘家将吕月月母子接来香港定居。与吕月月同车惨死之幼童即是其子潘念伟。
据目击人士披露，案发时吕月月母子乘坐的平治房车停在道旁，司机不在车内，突然有两名杀手骑电单车从侧道冲出，一左一右在平治车两侧刹停，乱枪齐发，然后迅速向违华中心方向逃逸。潘念伟头部、胸部、臂部均被射中，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吕氏也被枪弹贯穿头部，送往医院后死亡。
自一九九二年电影公司东主蔡子明和‘湾仔之虎’陈耀兴相继被杀后，近年本港黑帮仇杀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传媒对因此而引起的社会的动荡不安，深感忧虑。由于此案受害者又系无辜妇孺，且死状极为悲惨，相信将进一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现沙田警署重案组和反黑组已联合着手调查工作，目前尚无有力线索。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分析，由于潘大伟系本港黑社会后来居上的年轻辈大哥，与其他帮会人物多有纠纷，积怨甚多，虽然死去已有两年，但不排除被人寻仇报复，殃及后人的可能性，而且潘冯两家当年的恩恩怨怨，至今藕断丝连，并未了结。因此怀疑死者收到的阎王帖，依然是天龙帮人员所发。
但是从现场情况判断，潘念伟身中七弹，当场毙命，似为此次狙杀的主要目标。潘念伟虽来港不久，尚且年幼，但在法律上或可成为潘氏实业的继承人，使得潘氏家族内部，面临利益重整，因此也不排除家族内部倾轧谋杀的可能。
警方分析，此案凶徒手法熟练，计划周详，行事冷静，显系职业杀手……
这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发生的最悲惨最不幸的事件。
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最后结局。
出乎意料的是，吕月月母亲的悲恸异乎寻常地短促。几天后她镇定果断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回到东北去了。我给了那位小保姆足够的报酬和盘缠，嘱咐她一路护送这位已变得极为沉默的母亲，直到旅途的终点。
大概很多老年人都觉得自己和某一块土地有缘。我想象着多年以前这个女知青离开父母双亡举目无亲的北京，来到东北落户，并且毅然嫁给吕月月的父亲时，就把那个地方当作自己的老家了。她一声不响地为了那个没落家族的血脉延续和脱胎换骨，做了二十多年的挣扎努力，惨淡经营。当一切梦想最终破碎的时候，她又是那么镇定地一声不响地退回到那块让老吕家兴盛与衰败、罪恶与赎罪的黑土地上，去独自度过自己生命的尾声，这真是一个女人非常动人也非常悲壮的生平啊。
她本不曾想到她会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罪恶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幸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车，她买的是硬座车票，她带走了全部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女儿给她留下的最后九百多块钱。
火车开动时，我站在站台上同她们告别，小保姆透过车窗露出一张傻傻的笑脸，无忧无虑地挥手再见。吕月月的母亲仅仅向我短短颔首便全神专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她的孤苦伶仃，她对悲痛的麻木，和对北京的毫无留恋的冷淡，让我心颤！
我从车站回到家里，从抽屉里取出锁了整整一年的采访手记。我带上这部手记再次来到公安局的侦查处，把它交给了传达室，并且留下一张字条。
伍立昌同志：
送上我对意大利小提琴案件的采访手记，请您审阅。并请告知，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小说，有无不妥。
此致
敬礼！
海岩
看传达室的已经不是那个老头儿了，换了一个懒懒洋洋的年轻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后，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电话，约我前去见面。
见面就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作为公安侦查单位的一位处长，他的办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简陋得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与吕月月的描述，无大出入。他把手稿一页不少地交还给我，表示无意干预文学创作的自由。我试探地问：
“您是否觉得这个记述不够真实呢？”
这位老资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说：“这个记录，我看仅仅是吕月月个人的眼光吧。她当时作为一个下级侦查人员，对案子的很多内幕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不过她对她自己看到的情况以及对她个人生活感情的叙述，我看还算是基本真实吧。”
我想他们这种公安侦查人员对真实性的要求，可能是相当苛刻的。
我问：“您知道吕月月去香港了吗？”
他点头：“知道。”
“您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伍立昌依然不动声色地点头：“知道。”
“您对她怎么看呢，您对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聪明，很漂亮，很开朗，是个很有发展的女同志。有人说她太风流我不同意，对年轻人不能求全责备。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真能培养锻炼成一个合格的刑警的话，那将是很圆满的一个人。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太善变了。就像过去毛主席打游击时批评的那种机会主义一样。毛主席说：什么是机会主义呢，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无一定原则，无一定方向。毛主席批评的是当时的一种缺乏远见的军事政治倾向，其实对一个人的为人处事来说，也一样适用。今天这件东西吸引你就投向这个，明天那件东西吸引你你马上就能毫不在意地抛弃原来的追求，转过去投向那个，那就很讨厌了。太不安分的人，过于忠于自己的人，是很难相交共事的，因为这种人是不肯为了团体的事业或者他的伙伴而使自己委屈牺牲忍让一点的。如果一个人总以自己一时的喜怒和利益为进退的取舍，那我看实际上就丧失了起码的操守。”
我很赞同。
从伍立昌同志那里告别出来，我直接去了位于长安街的邮政大楼。大楼前的街道上，积雪未化，人来人往，嘈杂纷乱。互不相识的人擦肩而过，面无表情目中无人地匆匆赶路。这种热闹与冷漠并存的都市生态，又使人感叹：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因物质化、官能化、功利化而变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上发生的每一场真实的感情激动，都是可歌可泣的。那种真实无邪的感情从发生到破灭虽然总是短暂，但它所迸射的火花，却能给人的世界加入一种美丽的色彩。
天色已晚，路边一排个体摊档还亮着刺眼的灯光。天很冷，风很大，没有生意，只有一个卖录音带的小摊前，偶见一两位骑车的过客驻足流连。那摊子上架着一台破旧的录音机，高声放送着一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
寂寞的影子风里呼喊的名字，
忧伤的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
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
…………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
…………
我向那位冲我大声吆喝的摊主笑笑，没有买磁带，站在风里听完那首如泣如怨的歌子，然后走进邮政大楼。大楼里很温暖，我来到邮寄挂号信的柜台，把那份厚厚的手稿寄给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