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路的咖啡馆

无出路的咖啡馆-严歌苓
《无出路的咖啡馆》　第一章
房间很小，一扇窗也没有。比我寒伧的公寓里的那间浴室还小。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光线过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对这间八平方米的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这个门，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即使你走运，找到了出路，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公正而森严，架子摆得很大，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你最远能逃到那里。再远，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叫你“站住！举起手来！”他会拔出手枪，叫你“到墙根那儿去！”然后枪口顶着你的后脑勺，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搜你的身。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面的监视器镜头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点。镜头中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到这块国度的中国人。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大红围脖，冒牌“levis”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一个超龄留学生，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不过，你别想轻易混过去，没那么简单。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一张丑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坚硬肮脏的指甲在椅子上刻划，同时使谎言、狡辩，不得自圆其说，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的划痕。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小时前，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
除此之外，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破绽。
门开了，进来个男人，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头发火红，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脸色新鲜，身上带着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他向我伸出手：“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我把手给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看，有点魂飞魄散。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而且他很年轻，最多三十岁。不过，你别忘了你在哪里。我看不透：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显得异常整齐？但是，我又提醒自己：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职务是“特别侦探”。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特务”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接过我的红围脖。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别这样想，他这是在缴我的械。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两分钟后他回来了，告诉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我办公室里。”
我说：“谢谢你。”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黄底黑点的领带。对我说：“这里热得不像话。你热不热？很无聊——冬天比夏天热，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有什么必要？夏天这屋里非常冷，豪华的冷，奢侈的冷！”
“是吗。”你夏天在审谁？
“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为了它一个夏天，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这样，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从很好的笑容开始。这是个年轻的笑容，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夹，目光从左往右扫，一趟一趟扫下来。然后他合上档案夹，两个小臂压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开始是一个节奏，渐渐，成了另一个节奏，气氛迅速改变了。这段沉默并不长，顶多几十秒钟，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针毡。
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上的假皮革里。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他略略偏着脸，这让我感到，他好像非常喜欢自己正在做着的这桩事。他弹着手指说：“要我，我就会很好奇。”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娱乐。
“我的确很好奇。”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一瓶阿斯匹林和一个针线盒。半年中，一共就这些。
理查又笑了。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他说：“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安德烈？”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安德烈·戴维斯，没错吧？”
“噢，你是说安德烈·戴维斯？”有人出卖了他？还是他出卖了我？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
“他眼光不错。”理查说。他稳稳地看着我，身体却不很老实。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他向左边转二十度，再向右边转二十度。不管他与我呈现一个怎样的角度，他的目光始终都能把我罩住，他的蓝色目光。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地。“安德烈·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你以为呢？当然不只是“朋友”。
“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趋向，在美国被看成正儿八经的恋人关系。”
我看着他，说：“噢。”
这个特务的意思是，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除通奸之外，不伤风化、发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这种，叫正经的。除此之外，都是胡来。
“你们真的相爱？”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面色有了些焦虑。在这种地方，说这样的话题，他也觉着别扭。
我想了想：说：“嗯。”我能说什么呢？
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我曾花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说：“怎么了？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轻轻晃了晃。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下来，我或许有一点儿放荡。
“就是说，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
“嗯。”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你到底想拿我怎样？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恋爱’这词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定义，”他说，“你在和美国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交往过程中，是否谈到过结婚？”他口气一粗，“谈到过，是吧？”
“好像是。”
“是，还是不是？”
审讯是这样开始的。特务福茨是这样笑眯眯地开始审讯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变得松弛了，他体内也是一阵松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认。“好，这就明确了。你看，我们指的正式恋人就是指的这个。”
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祸闯在了哪里。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维斯谈恋爱吗？”
“噢，”他说，“欢迎你和他谈恋爱！我给你错觉了吗？你怎么会觉得我反对你们的恋爱呢？”他肩膀耸起，两手张开。他的肢体充满表达。“戴维斯先生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二十三岁刚出学校，苗头就很好。当然欢迎你和他恋爱。他的中文怎么样？比我的怎么样？”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国古文。”别以为我想拿他镇住你。你脸上有了轻微的酸意，极轻微的。
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说：“我听说他会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说着拉开抽屉，眼睛在里面略一搜索，然后又回来，看着我。抽屉里一定有安德烈·戴维斯的资料，他刚才显然来了个紧急补习，“你听他用德文朗诵过《浮士德》吗？”
“当然。”从来没听过。即便安德烈乐意对牛弹琴，我也无从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对了，他一定告诉了你，他当过兵。”
“没有。”他当然告诉过我。
“他居然没告诉你这件事？”理查的肢体语言表示出他的不相信，“他当过兵！在上大学之前，他当了三年步兵。美国军队提供上大学的费用……”
“军队付学费？！”
我此刻的兴趣很真切。就是从天花板的镜头一眼看下来，也看得出我对“学费”二字的敏感，劲头很大，我对和钱有关的信息都劲头很大。
理查说：“你们中国军队没有给你一笔钱吗?哦，我是说，你退伍的时候？”我的心跳加快了一个节拍。原来他在这儿埋伏着我，他刚才的句句话都不是闲话。我告诉他，中国军人退伍会得到一笔钱，一个美国人不屑的数目。我还告诉他，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不过你不同啊，你是军官。军官会有一笔不小数目的钱吧？”“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块，叫做“安家费”。
他看着我，眼睛很快乐。他说：“够买五辆自行车。”他挖苦成功了，快乐使他变得明目皓齿。
“六辆自行车。”
他说：“那得看什么官了。”
我说：“那得看什么自行车了，这算不算你有兴趣的情报。”
“别叫它情报嘛，纯粹是我个人的兴趣。可能你猜出来了，我是个中国迷。”
“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时候，我一向比较合作。
“中国军队是个特殊的部队，自给自足。”
我说他对极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一点儿也用不着我帮忙。他又来个明目皓齿的快乐。即便是特务，他也是个心地明澈的特务。他无非是想让我明白，蒙骗他是件不大容易，甚至是相当艰巨的事情。假如我蒙骗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欢对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对一个上来就是对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发展成一个对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钟了，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里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在本子上“刷刷刷”地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他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入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入，深入，像猎物找死那样，紧紧地看着黑洞洞的枪口。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他的眼睛变窄了，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经找了安德烈，套出了他的口供，而安德烈已经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有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因为那点渺小的贪图而受到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是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入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前后左右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坐在椅子上尽量靠近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这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有着天壤之别。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的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你现在讲的句句话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因为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地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形、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指，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待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她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伙，让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了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还有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一清理出来，放进后备厢。他解释说他对两个女客人毫无准备，车内的清洁整齐程度是单身汉标准。
阿书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后排。车刚开动，她就伸手去调收音机频道，同时大声对我说：“唉，听见没有，这家伙是个单身！”
我笑笑，突然发现他在后视镜里看我，也在笑。
“不过他肯定没什么钱！”阿书又说，“这车还没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据说又穷又帅，又浪漫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你不必和他暗送秋波，他说不定是个邮差，最多是个中学代数老师，你看他的车嘛！”
我见他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妙，仅是眼睫毛的一张一弛。他有一副生动的五官，他们都有着生动的五官，因为每一笔画都那么浓重。因而那笑容一点儿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书问他，“你是不是教书的？”
他说他讨厌教书。他说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听伙伴们说：实在什么都干不了，大不了就去教书。他反问：“你们俩是留学生？”
“对，职业学生，”阿书说，“业余保姆，看护，业余厨子，业余情妇。”阿书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她随便起来比美国人还随便。瘦小的阿书在贫嘴时就变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锣般的洪亮笑声。“唉，你不是教书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他说，“我在外交部上班。”
阿书马上把四分之三的脸对着我：“这小子说他在外交部上班。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她转脸盯着他的侧影：“肯定吹牛。说不定撩起袖子，胳膊上还有刺青。他看上去像干糙活的。”
他突然从后视镜里瞅我一眼，说：“业余情妇，你们怎么有这么好的业余爱好？”
我说：“我刚到美国才几个月，我这位朋友来了五年了。”我暗中检查了一下我的英文句法，有三处小错，一处大错。这是由于紧张，可我不知自己紧张什么。很可能我在打这个美国男人的主意，不然我这句答非所问、通体毛病的话算什么意思呢？只要我想好好给人露一手，就会变得很没出息，英文漏洞百出。
天完全黑了。我们三人一个接一个地沉默下来。
阿书突然觉得事情有了疑点。
“你把我们往哪儿开？！”她问他。
“你们饿不饿？”他说，“我特别饿。”
“过了两个加油站了！”阿书揭露性地说。
他在黑暗中笑了。他的声音都是笑的：“过了四个加油站了。”
阿书用中文说：“坏了！”她声音压得很低，“我的高跟鞋呢？”
我说我看见她把所有破烂和他的破烂一块锁进后备厢了。她让我把我的皮靴脱下来；那鞋跟不够尖利，不过比赤手空拳强。我说：“我可不想动手，一鞋跟打下去打冤了算谁的？”她说：“好，那你把靴子递给我——别从这边！从右边偷偷递给我！”
前面灯光稠密起来。阿书催促我快脱靴子。我说：“我可就这一双过冬的鞋。”她不耐烦了，顶我一句：“不就是两块钱在旧货店买的吗？”我说：“那么大个旧货店我在里面开矿开了一下午，开出一双凑合能穿的鞋是容易的吗？”她简直像吵嘴一样说：“打又打不坏！打完他你再接着穿呗！”听我不吱声她又说：“前面好像是个大住宅区，我叫他停车，他要是不停，你就往他后脑勺上拍一下，你那皮靴够沉。”我说：“不是说好你拍吗？”她说：“我怕你舍不得你的破皮靴！”我说：“那你凑合着用你的鞋拍吧。”阿书说：“谁让你坐后面？我要坐后面我就拍……”
他突然说：“以后可别随便搭陌生男人的车。你们常搭陌生人的车吗？”
我正要说我们从来不搭陌生人的车，阿书却抢先开了口。她大声说：“对呀，我们最喜欢搭陌生人的车，陌生人才礼貌客气。这个鬼国家，一成了熟人，才没人来理你！”
他说：“听说过年轻女孩失踪的事吗？”
“那是年轻女孩！”阿书说，“我们又不是年轻女孩。真比划起来，吃亏的还不一定是谁呢！一般带大武器太累赘，随身揣把微型手枪、催泪瓦斯什么的，大致可以打遍天下。
他说：“噢！”然后他转脸问阿书：“你叫什么名字？”
阿书抬杠一样反问：“你叫什么名字？！”
车进入了人烟旺盛的地带，一群十四五岁的男孩在人行道上溜冰，还顺手向过往的汽车上扔雪团。阿书紧急向我布置：“现在车速才三十迈，跳下去摔不死。他不停车我就喊一二三，你跟着我跳！……”她扯了嗓子便喊：“停车！叫你停车！”
“好的。”他心平气和地说。车平滑地飘过极光润的马路，两岸的公寓满是温暖的灯火。
“停啊！”她对他叫道，同时气急败坏地对我用中文说：“你怎么回事？！拍呀！怎么这么饭桶？！”
我说：“你不饭桶你来！”
“你看你看，他就是不停车！”阿书要吓哭了，“停车！”她吼得肺腑震动。我知道她一半是在吼我。
“好的，马上就停。”他答应着，一点儿也没听出阿书声音里的哭腔。他的脚在油门上加了一把劲，车速平稳地上去了。阿书说：“完了，跳车也没法跳了。”他倏地笑出声来，轻打一下方向盘，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闹市区。车子不动声色停在了一家餐馆门口。
在他笑嘻嘻请我们下车时，阿书仍感到一阵可怕的瘫痪。他的脸在餐馆霓虹灯的映射中，显得神气十足。他说：“这下明白了吧？上陌生人的车，是很难下车的！”
点菜时，我发现阿书开始报复。她点了三道二十五块以上的海鲜。表情全无，杀人不眨眼的从容。
我说：“哎，行啦，吃不完的。”
阿书立刻打断我：“谁说你了？我吃得完。”然后改用中文说：“这小子把我吓得半疯，你知道吗，恐惧特消耗人的体力！”
他笑着看着阿书，又来看我，劝我说：“随她去，我反正没带那么多钱。”
阿书食指向他一指：“用信用卡。”
他还是笑眯眯的：“我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信用卡没及时付账，信用公司现在都歧视我，只给我很低的信用限额。我这月已经超额啦。”
“就是说吃不起海鲜了？！”阿书恶狠狠地瞪着他。“我没估计错吧？”她看着他对我说，“这是个穷小子，还抠门儿。”她拍拍菜单责问道：“那我们吃得起什么？！”
“吃得起‘饱’。”他说。
我草草点了五块九角九的“天使头发”，配番茄浇汁，然后就把菜单合上了。他在认真地读菜单，面孔都被严严实实罩住了。
阿书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单后面的他一指：“怎么样？我说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没什么油水，比道格拉斯还不如。看见没有，他看菜单是从右边往左边看。”
他这时从菜单后面露出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色的变化。
“啊呀！”阿书用巴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挺穷的。美国外交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点儿。”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皮靴干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的一个机会，让他把他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巴掌：“我只记得我和戴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不愿把阿书扯进来。
理查·福茨送我出来时，已近中午。
我走出杰克逊街×××号的时候，天色铅灰，胀鼓鼓地憋足一场大雪。气温很暖，不怀好意的暖，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出来的，匆匆的各种皮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子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中最难看的一个画面。
《无出路的咖啡馆》　第二章
从办公楼里出来抽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脖子站在角落里，每吸一大口烟，脖子便缩得紧些。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感到，给他们看到眼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中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色、蓝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景负一定责任。正如九十岁的贵妇米莉认为，大多数潜入美国的移民要对日益粗俗的民风、市容负责。
邂逅安德烈的当晚十点，我正给米莉喂芒果布丁，电话铃响了。米莉手里握着电视遥控器，一听电话铃就立刻摁哑了电视。老贵妇最爱做的事就是接电话，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儿子的电话。一接电话她头颅的摇颤幅度就会加大许多。我替她端着话筒，她嘴巴够着送话器，以假嗓子说了声哈罗。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岁那年再次度过一次变声期，真嗓子在那个时期失去了。她摇头摇得轻了，对我说：“是找你的，宝贝儿。”刚才那阵激动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摇得满脸都是。老贵妇向我使了个眼风说：“嗨，是个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头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戴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巴电视看得很出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我见过你。”戴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流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姑娘，戴一条灰色男式围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脱下……”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美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发生的地点：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哪件事没发生过？”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上去非常正式。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马上摁一下遥控器，电视上的人物们马上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赌我的气，正一点儿一点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别问为什么。”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是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
这时米莉已不去看电视，而是不可按捺地看着我。这个一向很乖的中国侍女今天居然当着她的面讲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话。她摇头摇得极轻极轻，因此轻微摇颤的头使米莉恢复了她原有的尊贵和傲慢。我赶紧转回到英文上来。
安德烈说：“那好，就不多打扰了。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跟你打交道真不费事。你大概是个不费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类女人你认为不费事？”
“就是很难碰到的那类。”
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子，听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交谈，不断出现的意外的理解和误解使我深受吸引。
挂上电话后，米莉摇颤着头盯着我。十七岁出嫁、三十岁守寡的贵夫人米莉看不起现代人的生活。她尽量离现代生活远远的，以一种高姿态去看盛在电视机玻璃橱窗里的现代生活。她对我们这些男男女女整天在轻轻摇头，把我们的感情方式、穿着方式、语言风格一一否定。她整天就这样不可思议、不屑一顾地轻微摇头，在她了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了解不了解都没关系，反正她反对。但米莉的反对是高贵而傲慢的，她傲慢得连介入都懒得。她见我穿了条牛仔裤去见安德烈，脱口叫起来：“你就这样去和他吃午饭？！”我问怎么了。她微翘着下巴轻轻摇头，叫我快去快去。似乎她不屑于对我们的一切过问、插嘴、评点，甚至不屑于她自己的不屑于。每次约会回来，她用甜美的假声说：“我说他不会带束花给你的。”或者说：“我就猜到他不会送你香水。”或者说：“我料定他不会请你看芭蕾。”有回我见一个花铺正大减价，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头。米莉带着微微的恶心朝花摇一阵头，说：“你看，我告诉你他只会买这种杂花——这种七拼八凑的杂花。你们这些人里没人懂得该怎样送花：什么人送什么花，什么花代表什么，统统乱七八糟。这样乱七八糟，当然什么都可以被忘掉。”我问：“你指什么被忘掉？”她说：“不是上次你们在谈论‘忘掉’吗？”我大吃一惊：九十岁的米莉竟有这样好的记忆力。
我承诺“一定忘掉”之后，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个电话。
这时我突然站住，回头去看杰克逊街×××号那幢庞然大楼。我是怎样被它吸进，又怎样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体积与力量上的可笑悬殊。从它那一个个雪亮的窗口收回视线，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来了，我可不能误课。
站在角落里抽烟的人们视而不见地任凭无数双脚溅起细小的一蓬蓬泥浆走过去，走过来。我这双两块钱买来的旧靴子亦混迹其中。抽烟的人们的心情被难看的街景弄得坏透了。他们在痛苦地想，该拿这心情怎么办，拿这难看的芝加哥怎么办，拿我这个入侵的另类怎么办。他们吸一大口烟，再吐出来，和着午餐的洋葱、大蒜气味吐出来，同时任其自然地恶毒，任其自然地绝望和痛苦。我瞟着大楼阴影中一张张忍受着我的面孔，全靠他们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
大楼阴影中的一张张面孔看着一个瘦骨磷峋的异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审讯更剧烈的恐惧。
我一边切菜一边对着电话复述审讯的过程。安德烈最初的惊讶渐渐缓解，他开始以一种被逗坏了的口气插一两句话，或像啦啦队那样叫喊一两声。再听下去，他实在觉得这事太可乐了——我居然坐进了六平方米的审讯室，居然一本正经给审了一小时。他等我说完，便放开音量大笑起来，我等着他笑。
我发现自己很不高兴他这副态度。我说：“安德烈，有关我的事，你到底摊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就那些，你曾是军人，少校，父亲是老革命，就那些。”他话音带着笑的余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电话里仅仅重复他和我的“供词”。两个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张“安全核审表”。他在电话上再三叫我别紧张，它不过是外交官员的例行核审。但我听得出，他紧张极了，一句中文里有三个单词是英文。他一紧张中文词汇量就立刻缩小。“安全核审表”和美国海关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绝大部分试卷相同，每项提问有三个选择。因此不论多细致多复杂的问题只能有三种“是否”。表格上有这样一项提问：你接触了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女性；你和这位女性发生了①临时的性关系；②较长期的性关系；③趋向婚姻的正式罗曼史。安德烈在第三选择上打了钩。于是，他和我之间进行着的这桩事便是正式罗曼史。他告诉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这种三项选择式问答有多万恶。你不得不粗率简陋，你不得不摒弃最贴切最精确的。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关的壮烈爱情；⑤为其愿放弃一切的爱情；⑥在国家和爱情之间只能择一而终的爱情；⑦为其不计后果，以致导致自我毁灭的爱情……安德烈滔滔不绝地将三项基本选择之外的选择一一排列。他告诉我，如果拟这些选择的是他自己，他的对钩会更准确。他满口打趣，但我听出他在面对表格时，心情沉重而悲壮。他在这样的壮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间他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也不接我的电话。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枫林中踱步了一小时，回到公寓，打了电话给航空公司，把他信用卡上仅剩的限额拿出来，买了张一千四百元的机票，他从机场乘地铁到我打工的餐馆时，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下班。我见他两颊潮红，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严重地缺觉，并有同我长谈的紧急需要。我笑笑说：“你在飞机上刮的胡子？”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没给我打电话的三天里没睡觉，所以你不必以刮胡子来开始新的一天。”他笑笑。
我们在一个酒吧坐下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半了。这是一家关门最晚的酒吧，打烊时间是凌晨三点。安德烈付了一笔疯狂的小费，要一个老酒保打电话雇计程车。计程车上，他一直攥紧我的手，不断地吻我。他要乘早晨六点的班机回华盛顿上班。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只有他和我俩人。他替我脱下外套，请我坐下。他的姿态、手势、神情都非常正式。坐定后，他从他仅有的行李里取出那份“外交官员安全核审表”。他表情正式地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我问他对不起我什么。他说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它内容。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两只极大的手捂住大半张纸，以免在我这里泄露了他国家的秘密。
我笑笑，说：“我对你的国家的秘密完全无所谓，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我都得保密。”
“可我讨厌秘密。”
“你讨厌也好，不讨厌也好，都不关你的事。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好吧，你遵守吧！”
“对不起。”
“别对不起呀。”
“谢谢你的理解。”
“别客气。”
我看见纸上仅有的两英寸空间中，那三项仅有的选择：①打算中断此关系；②打算将此关系转化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关系；③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我们都沉默着，他慢慢从西装内兜抽出一支派克圆珠笔。
他看着我，眼睛很大很大。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一个选择花掉他一千四百块，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后的信用，他开始落笔了。他连夜飞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这个简单的笔触：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一个钩打在第三选择上：“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
飞机起飞前，他将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后向机舱走去。在他半个身体已进入甬道时，他回身向我挥挥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满绝然。我也向他抬抬手。他抿嘴一笑。我使了使劲儿，却没笑出来。我突然发现他那身深灰色西装看起来非常昂贵。他稳稳地向甬道深处走去，深灰西装合体极了，一派高档的朴素使安德烈很神气、很男人了。
我用下颏夹住电话，把一个鸡蛋在锅沿上磕碎，溜进锅内。接着又去磕第二个。厨房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方便面气味和水浦蛋的气味。
“请别告诉我！千万别在电话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时制止了我。我原想把理查·福茨这个名字告诉他。
“你记住，”安德烈又说，“别在电话上跟任何人复述这场谈话。”
“那不是谈话，是审讯。”
“没错，是审讯。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讨厌。你要记住你今天对审讯者说的每一句话。躺在床上，闭上眼，好好回忆一下，你今天讲了哪些话。把每句话都背几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这些人很难相处。处不好很讨厌。他们可以让任何人遇上倒霉透顶的日子。他们可以长久地、不伤和气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他们也拿他们自己没法子，就是这么个工作性质，靠麻烦人拿政府的钱。他们有什么法子呢？”
我们在电话里恋恋不舍，道了七、八次晚安还舍不得挂断电话。似乎是身处绝境的一对恋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当彻底。这种孤绝感使我和安德烈变得很缠绵。缠绵到一锅方便面也煮烂了。
我将小锅里稀里糊涂的汤水倒进一只大碗，端进我的房间，关上门。如果房东不在家，我会连碗都省略，把面条直接从锅里扯进嘴巴。房东是年轻的牧师和他年轻的妻子。他们吃东西向来不被我听见，所以我也该识趣些，体谅些，尽量无声地拉扯面条。有时牧师妻子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一面无声无息吃着微波炉烹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见，她会脸红起来。年轻的牧师夫妇或许把吃这项活动看成纯粹肉体的，相对他们从事的纯粹精神事业，吃，这个肉体事务该放到私下里。就像他们的夜夜做爱，天天清晨在卫生间的各项清理，吃，同样是不得已的肉体活动。
我趴在书桌上放开音量吃面条。我每周有两个晚上不打工，只好自己开伙。其实我挺渴望这样的晚上，宁静地伴随低劣食品。我总是边吃边找些东西来阅读：报纸、杂志，要不就是减价广告。有时会有些彩票组织的来信。尽管知道字里行间布置得十面埋伏，我还是读得很认真。他们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语在吃方便面的时候读，还是给我不少希望的。只要我不怕上当，一个巨大的甜头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后面。这些骗子们一般都以一个疯疯癫癫的狂喜口吻开始骗局——恭喜！万分荣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万人中的幸运儿，已进入了最后一轮淘汰赛，五千万美金正向您微笑！……紧接着，骗子们开始替你操心如何开销这五千万：他们认为先去乘一个月的豪华邮轮，再去买一幢带泳池的意大利庭院，再买几辆波沙或本茨车。为如此的财富我必须做的贡献很简单，往往只是在一百来种无聊杂志中选订五到十种。
我推开那个超大信封，上面印的两张脸诚挚热烈，一点儿也不像骗子。其中一张脸有六十多岁了，跟真正的阔佬没什么区别，就是说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辈子，到这把岁数总算有了副阔佬的外表。另外的一张脸大约二十多岁，这个劝人上当的行业倒也前仆后继，新人辈出。这一老一少两个家伙最多一个月前刚给我寄过一模一样的“贺信”，这么快就又回来了。
我把最难看的东西放到最后来读。几份账单被我放在书桌角落上，不到实在挨不过去，我绝不碰它们。此刻我喝完最后一口味精比例过大的面汤，把账单拿到面前。我翻着学费账单、图书馆押金账单……我看着一笔笔数目字，心里检讨：该取消课间那杯咖啡；该跑远些去买九角九一打的鸡蛋；该记住收藏好各种减价券，一张减价券能让你在买洗头香波时省五角钱。账单下面是银行的月终结算。它是我最怕看的东西。一般我会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实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壮着胆将它扯开。果然那三位数的存款又缩小了。我的存款从没上升为四位数。搬进来做牧师夫妇的房客，我交纳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水电煤气费。一天年轻的牧师太太对我说：“真抱歉打扰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你给我的支票是坏的。”我并不明白她说的“坏支票”指的是什么，马上说：“那真糟——我这就去再写一张好的给你。”她脸上的笑容十分美好，是那种不忍心揭示残酷真相的样子。她是我惟一碰到的在金钱上态度娇羞的美国人。
她说：“可是，如果你继续开坏支票，银行会罚你更多钱的。”
我使劲想，她到底窘什么？
“是这么回事，”她说，脸色极红艳，连比划手势的十根手指都涨红了，“你已经没钱了，你的银行账户已经空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她实在不忍心继续揭我的短。
我不敢再去看她的脸和手指头。它们再红下去她可吃不消了。我也快吃不消了。我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太谢谢你了。”
“哪里。”她说着把空头支票递到我手上。然后眼皮一垂，迅速走开。当初他们在挑选房客时花费了两个星期，接见了总共五十来个候选房客。从五十来个男女老少中选定我，是他们认为我看上去体面，负责任，干不出拖欠房租或开空头支票之类的事。年轻的牧师夫妇在我搬进来那天大松一口气，几乎动了感情地告诉我，他们头一眼就相中了我，对我所具备的优秀房客的素质极有信心。他们甚至搞了一套近乎仪式的午茶会：在正式餐厅摆了一盘饼干，一盘奶酪，一壶红茶和牛奶。我吃着年轻的牧师太太自制的饼干，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们的友善和信赖，一定不祸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定帮助他们保持一个体面、负责的房客形象，尽管这个良好形象存在着大量不实之处：它大部分基于他们的美好主观愿望。我在那个九月的午后坐在烘烤饼干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气中，看出这对牧师夫妇动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节日用的银器，餐纸是深蓝色的，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他们一再表示能找到我这样的房客是他们的幸运。我一再说，哪里、哪里。他们说，真的真的，在芝加哥这类住宅区，找个人品端庄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听惊天动地的摇滚、不在电话上一待两小时或对着电话一口一个“我操”就已经不易了。他们曾经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烟不喝酒，安安静静，但后来发现他不声不响原来是在卧室里养蛇和蜥蜴。
“所以希望你能长期住在我们这里。”牧师太太说。她细巧地为我斟茶，细巧地用小银勺搅动她自己的茶杯。她说：你一看就不是那种有乖戾习惯，或者赖账、不讲卫生的人。
而我在第一个月就辜负了他们。
这时我仔细做着加减法运算：电话七十六元，房租二百元，水费二十元，电费三十一元，煤气二十八元……得出来的数仍是大于银行结算的三位数。我可以向餐馆预支两星期的工资，如果老板不同意，我可以在校园广告栏卖我上学期用过的书。可以卖出两百元来。不过这个交易过程很可能会长达三个星期。用不了三个星期，我就会把我在牧师夫妇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彻底弄砸。我估计下个礼拜我再出出进进绝口不提欠他们账的事，他们就会对我失望过度。我还能从自己这点儿家当里刮出什么油水？去卖掉母亲给我的项链吗？……急剧的心算中，我下意识打量着我的卧室。我真的喜欢这四面乳黄色的墙，它没有任何装饰，曾经挂过画或相框的钉子被拔去了，洞眼疤痕都经过细致地修补。屋内陈设简洁到了基本——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床边一把椅子在没有客人来访时便是床头柜，上面放一盏台灯。台灯至少经历了三代人，灯罩内衬的一层薄绫其实已是一层灰烬，似乎一点轻微的触动就会使它碎裂成粉末。正是它给了这座房子某种来历：一个正统的、有不少美德的、没出过败家子的家族的来历。它消除了我江湖过客的感觉，使我对自己这段很可能是暂时的生活，产生了类似归宿的幻觉。每当我从学校、从餐馆回来，这一簇暖色的灯火能让我的心马上稳下来。它因为陈旧而显得温暖，三代人之前，它已亮在这里；隔着整整三代，它接纳了我；或者说通过它，一个朴实本分的家族容我跻身其中。这个家族重视传统，并以传统为骄傲。对于此刻的我来说，传统的东西显得更为可靠。
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体的分量，脚步贼似的轻。客厅里交映着冷调和暖调的光，那是电视和壁炉。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复加的光亮。我的脚起落无声无息，但这幢旧房的地板却能把我的动作传达到客厅。我听见夫妇俩人朦胧的对话停止了。我不知是前进，还是后退。如果牧师太太此刻借故走进餐室，就会逮我个正着，我就躲不过去了。惟一的办法就是再厚着脸皮请她多宽限几天。那将是他们给我的第四回宽限。尽管牧师太太每回都说：没关系，等你有钱再说。我知道我在飞快接近我的信用限度。牧师夫妇一定在暗中给我标了极限，他们再真善美也不能容我无度挥霍我的信用。
我快要接近通往厨房的门了。进了厨房便登了安全岛，可以避免正面遭遇。我眼睛的余光看见牧师坐在沙发上，妻子坐在地上的一只沙发靠枕上，脸枕着丈夫长长的腿。这样一个宅子，安全实惠，似乎人世间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降落在这间不大的客厅里，浓缩在这对年轻男女身上。我成功地没有惊动他们。
我决定明天再同牧师太太谈宽限房租的事。我这样拖延一部分也是为他们着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祝福的晚上，他们对一切都如此放心，连灯都不必开一盏，却突然闯来一个异国女人，谈起她尴尬的穷困。穷得连二百块的房租也对她形成致命压力。我不忍心让他们意识到，有一份赤贫就在同一幢房子里；一份赤裸裸的生存急需，紧挨着他们的安全温馨，威胁着他们年轻幸运的隆冬夜晚。
我老鼠一样灰溜溜地进入厨房，把水龙头的水流量拧到最细，洗着一只孤零零的饭碗。我真的不是想混一天是一天。因为每过去的一天就给牧师夫妇多一份证明——他们当初瞎了眼。我知道惟一的补救是踩着自己的自尊走到客厅去，走到他们相依相偎的恩爱造型面前，赔上大大一个笑脸和我不坏的仪态，请他们谅解，再给一次宽限。这是办得到的。这比装聋作哑、浑浑噩噩地硬赖下去要好些。但我实在做不到。
我打开冰箱，想为自己倒一杯果汁，却看见冰箱里放着大半杯剩咖啡，杯口上罩着塑料保鲜膜。冰箱里常常有半杯咖啡或半块糕饼，都是用保鲜膜细细包好，打算下回接着吃或饮。房东们还不宽裕啊，他们或许指望我付的房租水电费，好用去支配他们的柴米油盐。我对着那杯剩咖啡傻站了许久。
把碗轻轻放进柜子时，我听见有脚步朝厨房走来。我赶紧再打开水龙头，开始专注地洗手。在最难堪的时刻，千万得给自己找桩事忙着，占着手或大部分注意力。厨房天花板上的大灯亮了，光天化日，我这下可没处躲了。
牧师太太出现在门口：“怎么不开灯？”她微笑地责怪我，语气却非常温柔。
“我看得见，”我说，“省点儿电。”我大概像个乡下亲戚。
年轻的牧师太太大概也认为我的确像个乡下亲戚，她咯咯地笑起来说：“美国电便宜啊，哪里省得出钱来？又不是中国！”
我说电便宜省省也没坏处。
她马上说：“你从来不看电视，不会也为了省电吧？”
“要读的书太多了！”我说，“你知道的，读文学的人，都要做好读死在书堆里的准备。”
她说：“超饱和地读，反正是记不住的，来和我们一块儿看看电视吧，下面有个很不错的电视剧。”
我说：“我一般只看早上七点的新闻。”
她说：“来吧来吧，你不来，斯迪夫该怪我不尽职了，他该说我弄得你很紧张。刚才就是斯迪夫要我来邀请你的。”
斯迪夫是牧师的名字。他们的目的或许在于套出我的真话：我如此沉着地拖欠房租，到底是什么缘由。他们或许要以盛情来刺激我的良知。我在壁炉边电视前的一片惬意中会如坐针毡，他们或许要的就是这个。房东一个不缺席，再厚颜的房客也会被提醒：什么是他们和你之间最本质的关系。
“太多谢了。我真的没空，还得赶一篇读书报告。”
我把手在毛巾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擦拭。我尽量把动作弄得很匆忙，尽量把匆忙弄得很真实。我想牧师太太或许听出了我托辞中的真话：别逼我——明天，最迟后天，我一定交房租。
她叹了口气。她看出再逼也逼不出名堂来。
“你太客气了。”她说。
“哪里。”我说。
“还帮我熨衣服，”她说，“我放在地下室里的衣服，你全帮我熨了！”
“我是一顺手就把它们全熨了，”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两件衣服要熨。”我心里想，她可千万别误会，我绝没有以苦力抵房钱的意思。我究竟有没有这意思呢？
“你很怪，忙得连电视也不看，倒舍得花费两个小时帮我熨衣服。”牧师太太说。
“就是一顺手的事。”我说。那可不止两小时，而是四小时。熨那些衣服，需要一个笨手笨脚、缺乏技术的中国女人拿出整整四小时。而我撒谎眼都不眨：“你知道吗？我喜欢熨衣服，我可以一边熨一边打腹稿。我的教授说我的文章结构不怎么样，所以我必须多花些时间在打腹稿上。”
“是吗？我以为熨衣服这件倒霉的事能把天才变成白痴！反正它让我烦得要疯！”
我非常警惕，她的东拉西扯里随时可能扯出正题来，有关我踏踏实实拖欠房租的正题。
“噢，对了，我想起刚才想跟你说什么——我这脑子！”
你看，来了吧。我抓起抹布卖力地擦着灶台。
“我昨天和斯迪夫想去找你呢！我们正好开车路过你打工的餐馆，想到你万一早下班，可以坐我们的车回来。他们说你请了假。”
“啊，我是请了假。我得到图书馆查资料。”我信口说道。有没有替便衣福茨隐瞒实情的必要呢？不是替他瞒，是怕吓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她若知道她家里窝藏着一个正被fbi找别扭的人，说不定她会给吓着。你看她看上去多么安全。那场审讯敲掉我本可以赚到手的二十五块钱。二十五块钱，无论如何都能缩短一点儿我和债务间的距离。
“对了！”她两手一拍，活活一个孩子，“我又差点忘了！今天晚饭前收到一个电话，找你的！”牧师太太轻盈地转身，跑到书房，眨眼间又回到我面前，手里拈一张黄颜色的小纸签。
我接过纸签，见上面是牧师太太孩子气的大头大脑的笔迹：请在晚上十点等电话。我问她此人叫什么名字，难道不留个回电号码？
牧师太太说：“他今天下午五点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从五点到六点，一共打了三次电话。我问他姓名，他说你不在就算了，他晚些再打……但我肯定不是戴维斯先生。对了，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我到芝加哥来近两个月，只有同学、工友、教授、房东，尚没有朋友。我把黄颜色小纸签粘在掌心上，对牧师太太说：“谢谢你。”
“哪里的话。真不想和我们一块儿看电视？”
我抿嘴笑笑，摇摇头。我没钱，廉耻还是有的。一个人光剩了廉耻其余什么也没剩下的时候，你别去理她。你这样厚待她只会让她受洋罪。
房东太太讲述起电视剧的情节来，一个劲儿说：“我可不想露底给你！”其实她不断地露底给我。我很好地招架着她，表示深受吸引，其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得设法尽快挣钱。如果我三天之内还凑不出房钱和水电、煤气、电话费用，我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给我的八百元支票兑现。入校前安德烈给我寄了那张支票，要我答应他，绝不让饥饿、寒冷、疾病在我身上发生，一旦发生就拿那张支票去阻止它们。他说，你可别做饥寒交迫的英雄，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国家，饥寒交迫可是自找。除非你特别想做当代唐·吉珂德。我想要他放心，把我这样一个人给饿死可不大容易。我却没说什么，收下了那张支票，把它和母亲送我的项链放在了同一只锦缎盒子里。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打开台灯，看到小闹钟显示器上的数字——7：00。显然是一个预先计划要打电话的人。我赤脚跳下床，一把抓起话筒，怕它继续响下去把牧师夫妇吵醒。他们昨天夜里一直等到我熄灯，才开始做爱。那场做爱至少历时一个钟点。因此该让他们早晨多歇歇。
“早上好。”问好的是个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国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会认出这嗓音的：这沉着、从容，有一点儿寻开心的嗓音。我随口还了声问候。他却乐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笑着说。
我脑子猛然一阵蠕动，有些晕眩。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讲英文的理查不那么规规矩矩，有些痞，像那种时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说：“我想你一定是早飞的鸟。我没猜错吧？”他得不到我的答复，马上接着说：“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不算惊扰。我没惊扰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烦，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兴了？”他问道。
“我工作到半夜两点。不，早晨两点。”
“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话，是吗？你要我迟些再打来吗？”他的体谅完全像真的。
“你谈吧，我听着。”你的身份、职业让你很习惯自讨没趣。
“我可以晚些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测试一下窃听器的功效。正要挂电话的时候，他又叫住了我：“噢，对了，昨天你说到认识戴维斯是在华盛顿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几号高速公路？”
“我说了我是在地铁站认识戴维斯的。”你别想趁我缺觉钻我空子。
“难道我记错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愿冒犯你。我的口气还算文明，应付着一个明显的无耻讹诈。
“可是，安德烈·戴维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会的。”你晚了一步，我们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么不会？昨晚十一点，我打了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你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顿时消散。十一点，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话之后。安德烈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他帮我做个守纪律有教养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万火急地在给我拨电话，可线路给便衣福茨抢先一步占了去。
我说：“你昨天问的是认识。相遇不等于认识。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说我昨天已认识你了吗？”我的声音平和，逻辑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来。原来这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国女人并不好诈，斗智也够他斗一斗。
“好，很好。”理查·福茨说：“的确是这样，认识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咱们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记不记得是第几号高速公路？”
“不记得。”
“大概在哪个位置？”
“我对华盛顿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个碴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快。你们怎么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车撞上你的车。”
“差点儿。”
“什么差点儿？”
“他的车眼看就撞上来了。不过他车闸很灵，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够坏的。坏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个停顿。然后说：“你的车当时咽气了。”
“是的。”
“车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气，就要命了。可车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气，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了：完蛋了。”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们说：完蛋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把阿书扯进来了。
“我的一个熟人，不相关的。”
“那个熟人是女的吗？”
“她和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以随便的口气打听阿书和我是怎样的交情。同时在迅速地推断，我竭力掩护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条的：存心让车在那段路面上咽气，存心让安德烈·戴维斯的车撞上来。我一一回答着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也在迅速分析：我这样玩命遮掩阿书，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书并不怕麻烦，麻烦给了她一次又一次机会，让她证实自己处理麻烦的才能。在处理麻烦的忙乱中，她自豪她生活的充实。到美国的第三天，我交纳了三笔考试费用之后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块钱。她转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块给我。后来的日子里，阿书在向我索债和去她熟人那里争取拖欠这两桩事情中，甚至在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中，一而再、再而三让别人和她自己认识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干，大家的经济和友情往来才变得如此熟络。每一件对于麻烦的处置，都会给阿书留下漂亮的记录。经过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气告诉理查·福茨，他尽管去麻烦我的朋友阿书。
《无出路的咖啡馆》　第三章
“她可以为我作证，不单单在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欢乐起来。他们这个民族很会夸大自己的一点好心情，一点儿小小的得意。这个民族的情绪高昂得令人怀疑。
果然，半小时后，理查·福茨又打电话给我。我正在浴室里刷牙，牧师太太眯着睡眼把她床头的无线电话递给我。我啐出牙膏沫，听见理查·福茨说阿书的说法和我出现了分歧。我来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问他哪里出了分歧。他说根据阿书的记忆，我们当时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并不在高速公路，我们的车的咽气地点以及我和外交官员戴维斯的邂逅地点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那是条美丽、枫树密集的小路。我觉着他突然变得诗意起来，不知他想干嘛。我抓紧时间漱了漱口。刚才不当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正在我喉管里划一根清凉微辣的线。
“那好吧。就算是在马里兰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油水给你捞，“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讲过的一句话，人的记忆花招很多。”
他是要我认账，我利用记忆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识破。一条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条是树荫隐蔽的幽静小路，对一场可疑的邂逅，难道能让他相信，只是记忆的误差？只是记忆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书、戴维斯和我？
我说：“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这时我已在一答一对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我找出衣服来，打算换下身上的绒布睡衣。
“你认为她的记忆没有花招？”他问，听也听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认为呢？”
我脱下睡衣，一条胳膊绊在餐馆的制服袖子里，大半个身体晾在空气中，马上冷却了。这点也体现了牧师夫妇的勤俭美德。他们在进被窝之前必定关掉暖气。
“我认为？”理查·福茨说，“要你是我，你会怎么认为——你、戴维斯、你的女友，说的是三个不同的地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不明白。”
“就是说，你们当中，必定有两个人在说谎。”
“噢。”
我的声音听上去比较无力。受挫的感觉从电话线传过去，理查·福茨在那边觉得很来劲儿。他冷冷的兴趣也顺着电话线传过来。我说：“对不起，我正在换衣服。我马上给你打过去行吗？”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气再来好好同他周旋。他说：“你换吧，我可以等着。”
他的意思是绝不给我缓冲、调整的间隙，他宁愿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话筒放在写字台上，脱下另一只睡衣的袖子。我看见自己的肌肤白里透青，一粒粒鸡皮疙瘩又大又饱满。在冷空气中，餐馆制服的假绸缎面料显得僵硬而冰凉。那是国旗的大红色和暗金色交织的图案，假得实实在在，一点儿冒充真货的企图也没有。这样的廉价东西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特色。一切低品格、廉价的东西都被当成中国特色而允许存在。你可以低俗廉价，只要你自己对低俗廉价认账，就随你去。我打工的餐馆就让我们大胆地俗艳，让它自己坦荡荡地廉价，以俗艳廉价收买浩浩荡荡的异族食客。我真不愿意去触碰它——那经纬里渍透了低档菜肴的气味。各民族的低档菜肴都是这股油腻得让人反胃的气味。
这时搁在写字台上的话筒轻轻响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么，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个盛麦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换衣服。理查·福茨真的一声不吱，眼睁睁等着这个中国女人更换衣服；他瞪着她片片断断的裸露，闪闪现现的私处。气氛中的侮辱使我动作更加缺乏准确。我脱下绒布睡裤，却找不到合适的内裤，赤裸的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在特务福茨轻慢的冷冷神色下，它们你掩护我、我掩护你，陷入了绝望的慌乱。
我忽然想起洗净烘干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里，所有的内裤都在那里。我只得找出一条原打算丢弃的短裤。它是浅黄色，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假如任何人对我的穷困尚未彻底信服，这件短裤足以除去他最后的怀疑。我尽量缩小动作，怕难听的声音从话筒传过去。这场面已相当狼狈，特务理查实在够损的，居然就这样稳稳地守着，等着我又脱又穿，手忙脚乱。他面带寻开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缎子宽腿裤怎样一次次从我腿上滑落：餐馆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两个极端之间的尺寸做的，因此谁穿都费事，谁穿上它都像长了副十分马虎的身材。黑色话筒不动声色地看我在裤腰上别一根巨大的别针，总算阻止了裤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就这么干巴巴地等我从内到外地脱衣穿衣。
“换好了吗？”黑色电话沙沙沙地说。声音好狎昵。
我停止了一切动作，看着它。不能想象执行保卫国家的正义使命的理查·福茨会有这样的见鬼声音。那声音从送话器细密的小孔里“咝咝”地冒出来，将浮在桌面上那层极薄的灰尘轻微吹动。
“哈罗？你换好了吗？”
黑色电话里的理查·福茨“咝咝”地同我耳语，同我挤眉弄眼。我觉得他一定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我的赤裸，我的羞耻，我的最不该示人的女性动作，我的丑陋的浅黄短裤。
我抓起话筒：“哈罗。”
“你们三人间，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挣钱。”
“其实我只想跟你随便聊聊。这绝不是正式讯问。”
我不语，对着墙上的椭圆镜子飞快地梳着头发，梳了一半，再把电话换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着，梳另一半头发。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国人一样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图用一只手把头发绑成马尾，却一再失败：“噢，美国有不少人把你们看成反派？为什么？”
“他们选择好莱坞的操蛋编剧、导演的立场。这些编剧和导演实在没丑角了，就弄出两个fbi到他们的故事里去。”
“对不起，我必须赶八点的地铁去上班。”我说着，一只手挖了点儿底色抹在脸上。餐馆老板对化妆化得好的女雇员没那么凶恶。
“……如果我让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声音诚恳起来。“我个人对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我个人在这个案子里不算数。”他既诚恳又婆婆妈妈：“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赞同你和我们的优秀外交官戴维斯恋爱。”
我拿出袜子，用一只手往脚上套。这个唠叨得没完的电话非常碍手碍脚：“谢谢。谢谢你的赞同。”
“哪里的话。”
我出了地铁站就狂奔。不过还是迟到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的迟到在餐馆严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旷工。只有一半工资。理查·福茨该对我的经济损失负责。老板暂时没注意到我的迟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岁，从来不肯把长波浪束到脑后。老板在一盘菜里扯出一根一尺多长的弯弯曲曲的头发，要她赔那盘菜的钱，她自然不肯赔，俩人便由此吵闹起来。由于他俩的吵闹，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难得的清静而变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点，每张餐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一眼看见一个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里。理查·福茨伪装得极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让他过度惊喜，以致他明目皓齿的笑容里出现了一丝放肆。
我捧着的托盘上放了六盘菜和六杯饮料，对他撇一下嘴。他穿着米色风衣，紧紧束着腰带，因而从肩到腰的形状极见棱角。得承认，脱离了杰克逊街×××号的大背景，单单来看理查·福茨，他相当英俊潇洒。他的笑容该属于一个法学院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像是刚结束繁重的学习，尚未来得及长起美国式的膘，浑身是年轻的敏捷。他以他那敏捷脱下风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负责的四张桌之内。他微笑地从领位小姐手里接过菜单，从他嘴蠕动的形状里，我读出他说的是“谢谢你，这是个迷人的餐馆。”领位小姐欠身，他对她说了一句颇长的话，一只手不太经意地挡在嘴旁。领位小姐突然转脸来看我。她脸上的神情带有淡淡的醋意：你要打听她吗？
我将盘子一一卸下，然后是饮料，与此同时，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请求，我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送过来。除了两小袋辣酱，你还要别的什么？”……便衣福茨看着我的侧影，继续打问着我非凡的曾经。十八岁的军队记者，二十五岁的女少校，这绝对不平凡吧？他这样问道：“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女人的经历也属于超常，对吗？”女领位抱歉地笑笑。我一眼瞥见她的歉意笑容；她帮不了他的忙，因为这餐馆的工友之间从来没人谈自己的曾经。如果到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还不去改变或推翻自己的曾经，这远走高飞还有什么飞头。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都不大喜欢自己的曾经，我们的背井离乡证明了这一点。这份“不喜欢”微妙丰富，同理查·福茨是讲不清的。女领位穿着粉红长旗袍，亮晃晃的假缎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她指点着菜单上的一只只招牌菜，连笑容都廉价起来。她比我大几岁，还在大学做本科生，还要靠亮大腿挣口粮，她怎么可能喜欢我的曾经。
我背转身，麻利地将一个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钱小费抓过来，塞入围裙中央的兜里。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准着我，我肩上、背上，后脑勺都负载着一种奇特的压力。我的肩膀单薄，上面曾挎过武器。
晚上下课时间是十点半。所有的同学都说要去学校隔壁的酒吧喝啤酒。我像每次一样，先是借故有事，再是托辞不舒服，但末了都一样：跟着他们走进了带男性头油气味的这家酒吧。我要是硬不来，面子上会挂不住，这等于告诉全体同学我多么穷。如此之穷，他们也帮不上忙，你要他们怎么办。穷到这地步，就不合群了。这点我相当明白。因此我来是来了，却不喝啤酒，只要了一块钱的玉米花和一杯白水。这个班曾在学期刚开始时有过一个男同学，叫汉斯，一头浅色头发近乎雪白。他羞怯文静，从来不换衬衫。一次他向一个女同学借了六块钱吃晚餐，从此再没回到教室来上课。大家认为他穷得过火也自尊得过火。直到今天，一提汉斯，同学们还会哈哈地笑，为了赤贫和清高，汉斯把自己给放逐了。而我明白，汉斯若不放逐自己，这个集体也早将他逐了出去。那么穷谁受得了？那么穷不是对所有人都是个颇大的嘲讽吗？
因而我对我的贫穷守口如瓶。
进入地铁站已近午夜。尽管啤酒会上谈的话题都很高雅，我对自己仍十分恼恨。我难道高雅得起？是什么让我跟着他们在酒吧里高谈阔论？是虚荣。可我虚荣得起吗？
地铁车厢里只有三个人。我迅速在两个旅伴中做了选择，走到那个梳马尾辫、穿一身黑的亚洲男子身边坐下来。第三个人在我上车时朝我堆出一个很大的笑容，这不是什么好事。在深夜十一点四十五分，我选择一身黑衣的亚洲男子做我的旅伴，并不是认为他完全没有危险。只能是两害取其轻。
亚洲男子眼神遥远，看着漆黑的窗外。他眨眼眨得极慢，细长的手指在椅子上的敲击却颇激烈。我从书包里翻出巨大的笔记本和书，发现他敲击的手指停止了，却不是休息的停止，似乎是被我这边的忙碌打断了，那些手指不耐烦地僵滞住，等着我忙完，它们好继续刚才的敲击。
顺着那些细长的手指，我眼睛看上去，看见一层淡得难以捕捉的笑意，就在他苍白的皮肤下。当那笑意慢慢泛上他面孔的表层，向他的颧骨和眼角、甚至耳根聚集时，你仍旧不能确定那是个笑，只是个笑的许诺。这个时候他眨了一下眼，似乎想打发掉那个令他发笑的荒唐念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这罕见的宁静中存在着危险，内向的危险及他自身的危险。
我翻出书包里的字典，迅速查出在课堂上记下的两个生词。我查字典一贯有这种按捺不住的急切响动。这响动在别人听来大概十分乱心。他湖面般宁静的侧影动弹起来，向我转过脸，浓黑的眉毛微微拧起。
我惊讶地发现，他苍白的五官十分俊秀，窄长的鼻梁下，一副严酷的嘴唇，再往下，是略向前翘的下巴。我发现自己看他看得很细，连他右眼下面一颗很小的痣也看见了。看着看着，我笑了一下。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三更半夜对着一张陌生的男人面孔色迷迷地笑一下，算是什么意思？
他马上还我一个笑。他笑起来露出一口女孩子的又小又齐的白牙齿。
我想，可以了。我马上合上字典，拿起笔，刚刚查过的两个生词忘得十分干净。我朝着笔记本眨巴着眼，咬着圆珠笔屁股。在课堂上我最腻味别人咬笔屁股。除了我之外，几乎全班的人都会这一招。而这时我竟也犯这毛病，似乎要给这年轻的陌生男人看看：你看看我有我的要紧事要做；我做得这么专注，根本顾不上你的存在。我感到他的视线落到了我的笔记本上。我不愿他看见纸面上的空白，便从嘴上抽下笔。现在他的目光焦距又在我的笔尖上了。而笔尖仅点下一个黑点，随着车厢的晃动，黑点渐渐肿大。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我终于承认我并不打算写什么，我这套动作是虚拟的，充满表演性的。我在表演给一个陌生的亚洲男子看，看我思考起来多么有模有样，看我有副姣好的思考姿态。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的心竟这样不老实！
忽然，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做不出功课吗？”
我抬起头，见他正看着我。
我笑笑。赶紧在纸上“刷刷刷”写下一行字：亲爱的安德烈……我头也不抬地说：“不，我在写信。”紧急中写下这样一行字是什么意思？安德烈和我从来是不通信的。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撂下来。五分钟后，我说：“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他说：“你的也说得很好。”
我笑起来。这笑声是我十年前的。我一面笑着，心里便想：停止，可以啦！
又是五分钟过去，他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平常是不讲中文的？”
我说：“不知道。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平常不讲中文。”
“我九岁来美国的。”
“从哪里来的？”
“印尼。你呢？”
“从北京。”他的手指又敲击起来。手腕上有条细长的伤疤。他之所以危险，我似乎找到了根据。他已经又转回脸去看窗外，但我很快发现他始终在玻璃的投影里观察我，正如我对他干的是同样的事。
他问：“你住哪里？”
“艾文斯顿。你呢？”
“那你完蛋了，下不了车了。”他平稳地看着我，手指敲得更激烈了。
“你什么意思？”
“你没注意？你乘错车了。艾文斯顿在你背后。”他说。
这时车停在一个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确的，我的确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车。这是向南走的车，终点是芝加哥有名的贫民区。那里的夜晚游荡着许多孤独的人，凭空骂着大街或一声不响地狂怒，偶尔过路的人反而要夹着尾巴，忍气吞声，而正是人们对他们的躲避惹出他们的满心仇恨。那区域维系着芝加哥的坏名声和阴惨凶恶的面目。
“真倒霉透了！”我嘟哝着向车门口奔去。车门却已关上，比我印象中关闭得更果断、更迅速。我心想这可是活该，遇上一个稍对胃口的亚洲男人，东南西北都乱套了。我转过身，车厢里的第三位旅客又抓紧时间对我笑了一下：这副笑容由东倒西歪的牙齿和乱七八糟的皱纹组成。我赶紧避开他，去看那黑衣男子。他刚才也跟着我站起身，但没有离开座位，见我这时毫无出路地又回来投奔他，他笑笑，轻蔑和哄慰都有了。
他说：“用不着那么害怕。”
我说：“你当然不怕。”我心想，人家弄不好会怕你。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怕了。”他见我趔趄着，伸出手及时扶我一把。或许是我先伸出手去找他的手。
“告诉你，我也坐错车了，”他见我眼睛猛地一瞪，又说，“真的，我住罗杰斯公园，也坐反方向了。”
罗杰斯公园离我住的地方有四五站，那一带聚集着不少穿一身黑的人。那里有家咖啡馆在我的同学们中享有盛名，他们时常去那里朗诵在别处绝对没人懂得的诗或小说。我只去听过一次他们的诗朗诵，见到的男人全梳辫子，女人一律剃大兵头。
“你什么时候发现乘错车的？”我问道。
“比你早五秒钟。”他神色一本正经。
“可是为什么你反应得比我慢？你的反应至少比我晚十秒钟。”
“嗨，你在用fbi的语言跟我说话。”他的轻蔑加深了，哄慰消失了。
最初他容貌中那种独特的情调，由黯淡的忧郁和消极组成的情调此刻都不见了。我发现他其实非常主动，机敏，或许在不屑于看我的时候已经把我看透，把我对他的猎奇，甚至一点儿着迷都看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他在猎我，而我却一直以为是我主控了猎手的位置。
“你不信吗？”他拍拍他身边的位置，“来，坐下，我说给你听……”
不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紧挨着他坐下来，车的每一个不规则的晃动，都能使我的腿碰到他的腿。腿与腿之间虽有两层牛仔裤的厚实作为最后界限，但那触碰有种赤裸的敏感，使我觉得越来越危险。
“我发现乘错了车，不过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末班车了。”他对我说着，眼睛却在说别的，在发问，“使我和你乘错车的原因是不是同一个呢？就是马上下车，也赶不上往北边走的末班车了。因为我知道那趟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十二点整，你看看现在几点？”他把手腕伸到我面前，手表的长短针指到十二点一刻。
他看着我，要我看他多么死心塌地。他要我学他，索性踏实下来，把剩下的歧途好好走完。
“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我们？”他咬文嚼字，又用英文强调一遍，“我们？”他的强调不是用音量，而是用发音的细致以及唇齿动作过程的大大放慢来体现的。他的一点儿暗示和挑逗，我马上接受过来。一个年轻女人，在异国异地的午夜同一个不知底细的年轻男人一同误入歧途，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意外等在前面，这简直是个未知数。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全部精神都调动起来。
“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用像猎物一样乞怜的目光看着他。
他耸耸肩，说：“我不在乎。我常常错过末班车。”
“那我呢？”我其实已不怎么恐惧，可我不能不装得恐惧。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装蒜。难道我不是在十四岁时就独自在深夜站过若干班岗？十八岁的我，难道不是独自押车，车上满载着年轻士兵的尸体？我说：“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对这个萍水相逢的人信任得过分了。因为信任便是压力，再邪恶的动物在信任的压力之下，多半不会乘人之危。我的故作弱小，故作轻信使这个黑衣男子绝不敢占我便宜。
他笑笑：“你这么害怕？”他认真起来，打算为我独当一面了。“下车你跟着我就是了，”他说，“其实我们这样的穷光蛋，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
他连续用着“我们”。穷光蛋识辨穷光蛋总有好眼力。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一上车就看上了他，迅速在他那儿找到了认同感的原因。
车这时向前踉跄了一下，又向后来个趔趄，不动了。喇叭里传出口齿不清的声音：“终点站到了……别忘了检查您的随身物品——提包、帽子。晚安，诸位。”
我忽然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里昂。”他定定地看着我。
似乎必然有一场悲惨的失散，至少得有个名字去开始广漠的苦寻。
然后我告诉了他我的姓名。
他看着我：“你没有英文名字吗？”
我说：“没有。”
他说：“谢天谢地。”他声音很低，面孔也转开了去。完全是他自言自语，不留神嘟囔出来的声音。
车门帷幕般地、带着一丝老奸巨猾迟缓地在我们面前打开。他先我一步迈进寒夜。我紧随他身后，竖起衣领，手缩进袖管。他对寒冷似乎很麻木，领口的纽扣都不系。他走到一排公用电话前面，其中百分之七十的电话都被拆掉了，他语气平淡地向我解释：“那些毒品贩子一般就在这个时刻，在这些电话上办公，因此警察把电话拆了。”他边说边伸手去上衣口袋摸索，然后又去摸裤子口袋。我赶紧递上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托在掌心，捧给他。他却弓下腰，从旧牛仔靴的鞋帮里摸出一小卷钞票，里面裹着几个硬币。他像是完全没看见我动作中的讨好。我要他明白我彻底落在他手里，我是自找的要同他沦落天涯，他可得好好待我。
车站被灰色的灯光照得通亮。一切都带着冰冷的清晰。所有墙上，柱子上，椅子上狂舞的涂鸦都在这冰冷透彻的能见度中显得格外生猛。悬在候车长椅上方的电取暖器尚未关闭，在银灰色空间聚起一蓬蓬橙黄色的光晕。在两张长椅上，暖洋洋地躺着两个流浪者。他们的姿态和神情是夏威夷海滨浴场式的。大概是他们俩拧开了所有取暖器。他们要抓紧时间在警察把他们驱入到寒冷之前豪华地暖和一回。
电话在一分钟之后才通。对方显然不高兴在这样的寒夜中被打扰。里昂连央带求地威胁，最终总算达成协议。他对电话大声说：“你要敢晚过半小时我踢你的腚！”挂上电话他转脸对我说：“好了，他们马上来接我们。”
“他们是谁？”我问。
“跟我们一样的艺术瘪三。”似乎他看出我想顶撞他：“谁是艺术瘪三？！”他说：“恐怕你只把我看成瘪三，拿掉前面的修饰词——‘艺术’。我说得对不对？”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这瘪三前面也冠有‘艺术’两个字？”
“我看见你笔记本上有一页写着：塞万提斯时代的骑侠小说的影响。”
“你怎么看见的？！”
“从玻璃窗里看见的。”他看出我做好一切准备，似要驳斥他“并非存心”的辩解。他马上来一句：“我就是故意看的，我从来不会无意间看见什么；只要我无意识，我什么也看不见。”
“你倒蛮诚实的。”我向他慢慢点着头，笑得老谋深算。
“一流骗子必须是超级的诚实。我的朋友都这样，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你是画画的？”
“他们俩是画画的。就是要开车来接我们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我过去的女朋友，另外那个是她眼下的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是我的至交，从画画改行，搞装置艺术。懂什么是装置艺术吗？”他见我摇头，又说：“知道马歇尔·杜香吗？”
我觉得我可不能这么土，对什么都摇头，便含糊地“嗯”了一声。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把我的无知一眼看到底。他说：“马歇尔·杜香是装置派大师，观念艺术的首创人之一。我的朋友就想哪天变成马歇尔·杜香。我打击他，想变成马歇尔·杜香就已经不可能成马歇尔·杜香了。”
我们并肩走出站口。他见我冷得缩作一团，脖子都消失了，便将一条胳膊搂过来，让我的右肩贴着他瘦骨嶙峋的左胸。虽然这样没给我添多少热度，但却是个令人暖和的意念。抑或说，是种非物质的暖和。
我想他一定比我年轻。我偷偷看一眼他毛茸茸的鬓角。
“你不是画画的？”我问。他的气味远淡，似乎很久很久以前，他有段很短暂的抽烟或抽大麻的历史。
“你为什么认为是艺术瘪三就一定要去画画？”他说，“我是弄音乐的。”
“真的？！”
他一眼看出我的美好误会，马上说：“唉，不是写那种奶油音乐的！”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你看上去像是听门德尔松的那种人，或者威尔第。”
我说他过高估计我的品位了。他问我喜欢什么音乐。我说眼下我最喜欢没音乐，喜欢耳朵里清静。我问他到底是搞哪一类音乐的，他指的奶油音乐范畴怎样划。他却打听起我的行当来。
没等我回答，他说：“你要真是学文学的，你可惨了，连在地铁站里拉拉琴，挣个小钱的机会都没有。”
“那你呢？是不是在地铁里拉琴挣小钱？”
“过去干过，好多年前了，”他看出我松了口气，接着说，“贪图那点儿小钱，把琴都拉坏了，变成了油条。”
他看着灯光之外的黑暗，又说：“学文学？拿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文学，除了你嫁个阔佬儿。嫁了阔佬儿别说学文学，学哲学都行。”
我说：“你看，出路不是有了？”
“你的男朋友是阔佬吗？就是你在车上给他写信的那个？”他眼里有损我的意思。
“他不是我男朋友。”
里昂搂住我的姿势变得很僵。
我说：“他是我的未婚夫。”
“他怎么样？可以供你学哲学吗？”
“学哲学和文学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只不过这两样是不用学的。尤其用不着嫁个阔佬儿去学。”
“他不是阔佬儿。”
“跟我比人人都是阔佬。”他笑笑，既温情又自豪。那是他对音乐的温情，是由于自己能对音乐如此钟爱而产生的自豪。
我看着他精细的侧面轮廓：他欠缺营养的面色，他有上顿没下顿的细长身板，心想，他还认为我惨呢。
在站外空旷的停车场上，他要我和他来回走动，免得冻死。他告诉我千万别寄希望于他的朋友，他们至少要给他一小时的罪受，才会姗姗出现。这一小时不错，足够我们混熟。他可以告诉我有关他的家庭，他的音乐，或许还有他的女朋友。他说他父亲是天津人，童年的时候去了印度尼西亚，他的一家是在六十年代中期迁移美国的。谈到这些，他似乎拿不出劲头，能省略的全省略。我非常想把话题转向他的女朋友。我的兴致不够单纯，不是那种纯粹的无聊。我似乎感到一丝不好受。而我吃不准我妒忌什么。
他却说：“你一会儿就见到她了。”
“你们怎么分手了呢？”我装得自然活泼，没心没肺。他很生硬地突然陷入沉默。我只得自找台阶下台：“你不想说没关系。”
我和他闷着走了一个来回。我受不住这沉闷，同一个大致是陌生人的男性相依相偎，又谁也不理谁，气氛很古怪。
我说：“喂，要不要听听我的身世？”
他说：“要听。”他这么老实巴交，我出声地笑起来。
“你能猜到我过去干过什么吗？”
他站下来，转身正面看着我，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说：“不知道。”他稍微想了一下，又说，“你刚上车的时候，我想，这女人穿得这么规矩，肯定是个护士，要不就是个会计。”
我说：“你肯定会想，她这么土。”
他笑起来，他确实在心里用的是“土”这字眼儿。
“你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想，还好，气质还好，穿着方面，我可以劝劝她……”
我说：“噢，像你们这样，穿得脏兮兮的，就艺术了？”
“我当时还想，这女人走路背挺那么直，像大兵操演。”
“还有什么像大兵？”
“我从来没接触过大兵。”他说着，手又搭回我肩上。风从西北方向吹来，他的脊梁找着风口。他和我离得近极了，相互的呼吸都受些拘束。他说：这样你还冷吗？我摇摇头，看见他的马尾辫梢给风吹得很乱。我大体上估算出了他的年龄：他与我该是同龄。
我说：“我当过大兵。”
他看我一眼，没把它当真。他刚才说我像大兵的时候其实是把那个可能性排除了。
“真的，当了四年大兵。”
“是吗？一定是奶油兵。”他还是不拿它当真。同不少美国人一样，他认为实在当不了别的才去当兵。他笑着问：“后来呢？”
“后来？后来当军官了。”
“有意思，”他说，“挺有趣。”
“你不信？”
“我信。”
“我手枪打得特准，也打过卡宾枪。上过前线，搬过尸体，喝过钢盔里煮的鸡汤。除了杀人放火，我什么都干过。”
他看看我，意思是：就你？！
“我还发现了一个快死的伤兵，下巴被打没了，爬满了红蚂蚁。怎么样，不是奶油兵吧？”我感觉他搂在我肩上的手松懈了不少，我奇怪自己竟让这个叫里昂的人了解我这么多，连安德烈都不知道我的戎马生涯中有这些血淋淋的细节。我是特别信任这个萍水相逢的男子，还是在虚张声势，好让他明白我是可以张牙舞爪的，一旦他动了什么不良脑筋，收拾我可不怎么省力。假如我对他的坦白是出于信任，我又是哪里来的这份信任呢？
只因为他和我同是黄皮肤黑头发？同样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所干的是什么艺术？同样在挣扎着付房租吃饱饭，从而可以从事一种无聊，从而把这无聊当做高贵的情操？……这个荒寂的深夜，给了我们天涯沦落的假象。这假象掩去了我们彼此陌生的事实。
他迅速看了我一眼说：“能看得出来。”
我问他看得出什么来。
他说：“你是个大兵。”
“你讨厌大兵？”
“我可以试试看，我会不会讨厌，”他搂住我的臂膀恢复了自然，他笑笑，“可能大兵会好些，不那么麻烦。”
我问他指的是什么麻烦。
他说：“你知道的——女人都很麻烦。”他深喘一口气，胸脯挤了我一下。“不过换一个人，肯定认为你很乖——穿这样一件雪白衣服，牛仔裤一尘不染，好像天下人只剩了你，也轮不上你去打仗。可是我看得出你很强，”他改口讲英文，“你是块啃不动的饼干。”
“你骂人吧？”我大声说。
“看你怎么理解了，也在于谁来理解。有人喜欢啃不动的饼干，有人讨厌。对于喜欢的人，就不是骂人。”
我笑起来。我这种笑法十五年前就停止了。我看见自己的笑在寒冷中形成久久不散的一团白雾。这个夜晚把我弄得有些反常。极其反常。
《无出路的咖啡馆》　第四章
一小时零十五分过去。我和里昂同时听见了一台拖拉机的声响由远而近。两分钟之后，那响动震得空气都哆嗦起来。里昂说：“来了。”在停车场进口处，一辆六十年代末的巨型凯迪拉克开了过来。它是银灰色，不像是漆，而像是原始金属就那样一丝不挂地袒露着。它气势磅礴地转了个弯，仿佛它是艘航空母舰。它的造型带有侵略性，人对宇宙和海洋的狂妄扩张，就在这形状中。车窗被摇下去，一个嗓门从里面射出来；“他妈的里昂，除了你还有谁了！”
车近了，我看见驾驶这个不可多见的怪物的是个娇小的金发女郎。她旁边坐着的是个壮硕的中国男人，操着北京口音极重的英文。
里昂说：“知道你就会迟到！你有不迟到的时候吗？”他双手拉住后车门，整个身子向后倾斜。门沉重地开了，他比划着请我上车。嘴仍然没闲着：“你恐怕参加你自己的葬礼都会迟到！”
“我们做爱总得结束吧？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正做到一半！”壮硕男子说。他调转过身，正面朝着我和里昂，伸出一只手过来：“海青——大海的海，青天的青。”我握了握他正方形的手掌，说了句非常高兴认识你之类的礼貌废话。
驾车的金发女郎也朝我扬扬手，然后问里昂：“收到我寄给你的生日卡了吗？”
里昂说：“收到了，谢了！”
海青后背朝着前方，两个胳膊肘平趴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他笑着说：“不告诉我名字没关系的。我完全理解——里昂这小漂亮哥儿常常在街上勾搭无名少女。”
里昂笑嘻嘻地说：“你闭嘴。”
海青说：“真的真的，他勾搭成功了，就领到我那里去开房。”
我说：“那你可是间接地祸害少女。”
海青洪亮地笑起来。里昂看了我一眼，像是我很给他面子，这么开得起玩笑。海青的五官相当端正，脸形也不错。他和里昂一样，梳根马尾，只是他的马尾比小手指还细，因为他的头顶彻底秃光了。
“唉，她到底是谁？我正经问你啊！”海青对里昂说，“不是你女朋友吧？”
“女朋友怎么了？女朋友未来时。”里昂说。
海青马上转身回去，拍拍金发女郎的肩膀：“嘿，听见没有，里昂今晚是什么艳福——一个过去的女朋友，一个未来的女朋友！”
金发女郎从后视镜里看看我，温柔得很。她穿一件黑色的大毛衣，很可能是海青的，领口太大，使得她一个肩头露在了外面。她的金发不像其他美国女性那样闪着清洁的光亮，它像是有些起粘。她抿嘴朝我笑一下。里昂怎么舍得这么温柔美丽的小姑娘，让她落到侉头侉脑的海青手里去了？在她的目光离开我时，我突然捕捉到了什么——同情。仿佛她的潜语是：我受完了，现在轮上你了；又仿佛是：你要好好待他。你会好好待他吗？……
里昂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飞快刷过窗口的灯火。对于我，他似乎是说得过去了，为我找到了这一夜的避难所，并且有海青七拉八扯地和每一个人说话，他也不必再尽职地和我对话。他和我之间有了种奇怪的距离。我很快发现他和所有人之间都有这个距离，这给了他一副挑剔的，抑或是大度的神态，局外地听着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不懂所有人在热络地交流什么，是什么使这些蠢话变得有趣，而他对一切热络的愚蠢都可以海涵。他就这样把海青、我、金发女郎之间的蠢话听进去，含着轻蔑的微笑，允许这些蠢话进行下去。
海青要照顾前后都有听众，因此音量放得很大。他说：“里昂你知道吗？王阿花找了个工作，上星期三去面试了。你知道工作是干什么的吗？就是在台灯罩上画工笔画。画一个灯罩十二块钱。不错吧？其实画一个要不了一小时。王阿花眼睛都画成斗鸡眼了，阿花，对吧？”他拍拍金发女郎的肩。
我这才明白过来，金发女郎的名字叫王阿花。
海青说：“怎么样？王阿花这名字棒吧？是里昂勾搭她前期为她起的。”他又说：“阿花，我沾你的光，今年冬天可以享受暖气了。唉，里昂，你上次出车祸的钱，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能赔给你？”
里昂一声不吭。
“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把钱贪污了？告诉你，你不还我，我只好一直让王阿花画灯罩画下去。她毕业作品画不出来是你的罪过。阿花，你心里有数，谁是真正的吸血鬼。”
里昂说：“你们那儿有吃的没有？”
王阿花说有，海青说没有。俩人同时开口。然后海青说：“王阿花就这点没劲，除了实话，什么话都不会说。”
王阿花是个寡言的女孩，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都是笑笑。但从她的笑中你看得出她的同意和不同意都是多么肯定，多么执拗。
进了海青和王阿花的家，我发现它是个旧仓库，非常辽阔荒凉，天花板有两层楼那么高，窗子巨大，上面有无数块玻璃。一些玻璃碎了，被三合板取而代之，没碎的玻璃全成了铅色。
里昂的手忽然捏了一下我的手，对我耳语：“别露出你的恐惧。”
我对他笑笑，他也对我笑笑。在凯迪拉克车厢里，我和他中断了对话，而对话之下的却都在进行。了解在持续的无言下面飞快成熟，此刻我们相视一笑，已熟得令人怦然心动。
海青和王阿花进门之后就飞快消失了。里昂把我领到一个空荡荡的场地，一个电炉在赤裸的水泥地面上，上面坐了口不锈钢大锅。整个空间的宽阔把原本不小的物件弄得不成比例。我和里昂都显得不成比例的小。我环视周围，看见一个冰箱，一张餐桌和四把形状各异、新旧有别的椅子不着边际地搁置在空旷中。里昂招呼我坐下，交待说那把白色椅子比较牢靠，也比较舒适。他像主人一样走向冰箱，拉开门，眼睛在里面搜寻。冰箱没有启动，里昂告诉我它即便启动也不会比这房子本身的温度低多少。他在昏暗的冰箱里捣鼓了一阵，找到两捆芦笋。他走到远远的角落，消失在一块布门帘后面。我发现在这房子内，从一处到另一处必须步行颇大的距离。从冰箱到电炉至少得步行二十秒钟，而从我所坐的椅子到角落的布帘，就不能迈方步了，就得像里昂刚才那样小跑。此时从布帘后面传出哗哗的水声。声音在光秃的墙壁与地面上飞溅，回音十分喧哗。
里昂手捧着洗过的芦笋从布帘后面复出，告诉我可以进入帘内去方便。
我步行了颇长时间，才到达这个“写意”的卫生间，发现只有一个水泥砌的方形水池，和国内的公用水池近似。水池上方有个粗大的水龙头。大概在三十年代这仓库刚建成时它就在这里了。我研究着水池的多用性，判断是：只有攀到它的一掌宽的池沿上，两只脚各踩住长方形的一条边，面朝池内蹲下——一个多么不雅的、杂技般的姿势。
这时里昂遥远地指教着我：“手抓住水龙头，抓稳了再蹲下。没错，姿势很难看，不过谁也看不见你！”
我按他教的进行每一个招式，完成了动作，放出碗口粗的水流，冲洗了水池，下水道发出低回深沉的声响，如同消化力极其强大的肠道。我系着裤子，一面任水龙头宣泄。我想，清洗食物和排泄之间，只隔着这股水流。正如流浪汉们和海青、王阿花之间，仅是墙外野营和墙内野营的区别。
我对着水池上方一块镜子理头发，隔着布帘大声问里昂：洗澡也是这里吗？
里昂大声回答：“对呀。所以海青和王阿花从来不感冒。”
我走出“洗手间”，说：“冬天怎么办？也洗这么冷的水？”
“很多阔人不是自找的洗冷水澡吗？在阔佬那儿，什么自作自受都是疗法。”
我徒步走到电炉旁，大锅里发出“轰轰”的响声，如同一只锅炉。里昂揭开锅盖，把芦笋一根根掰断，舍弃尾部。我照他的样子做起来。芦笋应该在两星期前被吃掉，现在只剩前面三分之一的绿色了。我学着里昂把择出的芦笋投入沸腾的大锅中。里面是半锅气味丰富的汤，一些禽或兽的白骨沉沉浮浮。里昂告诉我，这是海青和王阿花的“天长地久汤”。不断扔生肉、鲜蔬菜进去，锅内永远不枯。
我说：“这些芦笋可不能算鲜了。”
他说：“很新鲜啊——上礼拜才买的。”
我说：“芦笋应该这礼拜买，这礼拜吃。”
他说：“你想吃这礼拜的新鲜蔬菜？”他笑眯眯地搅动稠厚的一锅汤，接着说，“那你下礼拜再来吧。”
我说：“你常来这里？”
他“嗯”了一声。稍稍沉吟，他说和王阿花分手之后的四个月，他没来，直到他和她见了面都满不在乎了，他们才又密切走动起来。
我别有用心地说：“王阿花很好啊。”
“是很好啊。”
“她很漂亮。”我又说。
“是很漂亮。”
“也很温柔。”
“非常温柔，并且刚强。”
他这样和我看法一致，我就没法打听下去了。他用这法子截断了我对那个秘密的接近，游击也好，正面进攻也好。他态度很鲜明：你想猜疑就去猜疑吧，我绝不会帮你忙去解开你那无论多么大的疑惑。他转移话题，说这个“天长地久汤”是王阿花的伟大发明。所有朋友都认为这是王阿花了不起的地方：她从来不管任何人，其实谁都在她的照顾中。她从跳蚤市场买回过期的菜、肉、蛋，塞进冰箱，谁来了爱吃什么都有，谁都可以各取所需，在同样的汤里煮出不同的菜肴来。
里昂拿出两只青花粗瓷大碗，为我舀了一碗稀里糊涂的食物。它看上去大致可食，但闻起来十分鲜美。里昂说：“吃起来不像它看着那么可怕。”
我壮着胆子舀了一勺汤，里昂担忧地看着我，见我没有什么意外反应，才放心去吃他自己的。
我说：“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汤。”
他笑起来：“得了，别夸张！”
我说：“失去一个烧这么好的汤的女朋友，你亏了。”
他假装没听见。
我想，无论我如何穷追不舍，我都不可能从他那儿求到答案。他却突然开了口。
他说：“是她蹬了我。”
“为什么？！”
“因为海青比我好。”说着，他忧伤地发了一瞬间的愣，似乎那个分手的场面在他眼前刹那间重演，我还想问，对一个女人来说，爱和不爱一个男性，毫不取决于他好或不好；公认的好与不好，在这里是不能应用的。但我想，对里昂这样一个敏感人物，如此的泛泛劝导等于废话。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他在这样看人的时候，目光变得极有力度。他说：“假如半年以后，你还跟我往来，你再问我王阿花和我的事。我保证那时候回答你。”
我似乎被他的模样吓着了，顺从地点了点头。
饭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半。里昂领着我参观海青的工作室。海青正在锉一块两英寸厚的有机玻璃，头发和眉眼上一层晶莹的粉末。他看看我和里昂，说：“里昂一定讲了我作品一大堆坏话！”里昂不理会他，把我带到一面墙前，墙上是个金属架子，上面贴着各种几何形的有机玻璃，有厚有薄，高墙的距离有远有近。一些平面被刀刻出纹路，另一些透明度柔弱，是经过锉或砂纸的打磨。里昂伸出脚踏一下接线板的开关，安装在地板上和天花板上的若干盏灯便朝这些几何形状射出光来。不同的透明度对光形成了不同的反应，连同它们在墙壁上的投影，构成一个多维的、冰冷的魔幻。随着观看者的位置移动，这些晶体出现了新的、更新的角度，以及变幻不定的光影，直到我感到一点儿微微的头晕眼花。
里昂看看我，意思是问我：怎么样？喜欢吗？
我笑了一下。这样一件艺术作品离我的懂得和接受非常遥远。我心里一个词也没有，尽管我知道这样一声不吭对于海青很可能是个打击。海青此刻一动不动，手里提着锉刀，冷冷地看着我和里昂。他的样子像是在捍卫他的作品，又像是在等待我或里昂发出外行的评价时，及时给我们一些基本教育。但他还存有一丝侥幸：万一我说出一两句很到点子的赞美，或许是诋毁也没关系，只要它切中要害。而我这样一字不吐，真要他的命。
我怎么也得忍住头晕眼花，再朝这些几何晶体注目一会儿，至少再注目二十秒钟。即使我狗屁不懂但我的态度是好的，我希望理解它的诚意一目了然，这座视觉迷宫对我的吸引力，也一定足够大，因此我才如此长久地注视它。我急促地想，要不要讲实话？要不要告诉海青他的装置艺术让我头晕眼花？而头晕眼花是不是他预期的艺术感染力？是不是他存心设计的艺术效果之一？他偷眼看看里昂。里昂看这副作品的专注是真的；不管他喜不喜爱，他都有这个胸怀来接受它，都对它怀有敬意。
这时我发现王阿花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身上罩一件满是油彩的解放军旧军装，一定也是从海青那儿继承来的。似乎里昂或我一旦讲出什么对作品不敬的话，她会帮着海青一块儿轰我们出去，或者，一旦我们的批判是在行的因而是致命的，海青受不住的话，她好上去救护他。
我“唔”了一声，呻吟和叹息都在其中。像是一本又长又沉闷但对人的智力产生巨大挑战的经典著作终于被我读完，我既虚弱又满足。
王阿花问：“怎么样？”
我又不置可否，又“唔”一声。似乎一件大师的作品用不着我来说什么。我说什么都无足轻重，我即便怀有满心的欣赏，大师也压根儿瞧不上。
“你喜欢？”王阿花硬不饶我。
我继续招架，发出更深更长的一个“唔”！。
海青笑起来，说：“怎么听上去像吃牛排？”
里昂问我：“唉，你主修什么？会计还是法律，还是企业管理？”
“去你妈的里昂！”海青说。
王阿花笑起来。我懵懂地看看海青，又看看里昂。
里昂对我说：“不喜欢海青作品的人，海青就问他们是主修会计还是企业管理。他今天对你特别客气，有次一个人看了他的作品，表现不够好，海青问那个人：‘你是不是牙医？’海青划分三教九流，牙医是顶低档的人等。”
王阿花说：“最近改了，碰到谁乏味，乱说蠢话，他就说：‘你肯定是电脑博士。’”
海青不再搭理谁，又回到他的工作台前，接着锉那块有机玻璃，一边拿口哨吹坤斯·琼斯的歌。他运锉的节奏成了这首情歌的节拍，因而它听上去一点儿也不柔肠寸断，成了列兵进行曲。
王阿花也很快回她的工作室去了。他们来地铁站接里昂和我的时候指控我们打断了他们的做爱，显然是海青胡扯。谁都看得出他俩的专注有多连贯。
我和里昂从海青的工作室退了出来。里昂告诉我，深夜两点是他们这里的最佳时刻。
他打量我一眼，问道：“你困吗？”
我已经客气不动了，但还是笑着摇摇头。我看不出哪里可以供我躺下。我问他：“你不困吗？”
里昂说：“跟我来，看你困的。”
他领着我穿过一个用巨大油画搭出的走廊。我看见上面有日期和名字：一九八二年，海青作；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走廊通向一间小屋，它的墙是绷油画框用的白帆布。沿墙靠了一些画作，里昂介绍说是王阿花艺术学院时期的作品。那些画风格一致，都是浓烈的颜料、重大的笔触，颜料和笔触都发着很大的脾气；而细看进去，又发现色彩的泥泞中有朵精细的玫瑰，一只半透明的贝壳，或一片被沤烂得只剩纱网般筋络的白杨叶或枫树叶，或者，一只残缺的蜻蜒，一只垂死的蝴蝶，一枚鲜红欲滴的羊角辣椒。
我突然感到我喜欢这些毫无道理的画面。我围着这些画面转了一圈，觉得那些细小残破的生命或生命标本在这样不切题的背景中显得脆弱；广漠无情的色彩洪荒中，渺小的生命被离间得那样彻底。小而脆弱的主体在大而强暴的客观中，像是最后的伤处，最终极的不愈，大片的麻木中，它们是残剩的最后知觉。
它们似乎触到了我某个隐秘的痛点，抑或快感点。但我什么也不愿表示。秘密的感觉该永远属于秘密：秘密地发送，秘密地传达，秘密地被接收。线路都在暗里，一经译成话语，全都走样。我一旦张嘴，是不可能老老实实的。
我只对王阿花说：“我很喜欢你的画，真的。”
里昂一听我这样讲，马上调开脸去。似乎他不要参与哄骗王阿花这桩勾当。
她从灯下抬起年轻纯洁的脸，看着我。王阿花的笑容好年轻，羞红的笑容。她半是惊唬、半是惊喜，马上去看里昂，看我和他有没有事先串通。我心里滚过一股温热。我已明白，她从来没听到过如我刚才的真心真意的赞扬，从没得到过像我这样的老实巴交的喜爱。她说：“谢谢、谢谢……”脸越发的红。她又一次转头去看里昂，如同一个孩子在接受别人给的糖果前，去征求长辈的意见，看看他是否允许她接受。里昂没注意她，他正将一只尼龙睡袋展开，铺在那张“皇后尺寸”的床垫上。她没有得到里昂的任何首肯，又转过脸来看我。慌张羞怯地一笑。
我说：“我不懂画。”
她说：“其实谁也不懂。”
“你这些画可以办个画展啊！”我又说。
“三年前有这个打算。”
“现在不打算了？”
“现在？”她指指手里的灯罩，“现在，总得吃饭吧。”她身边已有十多个画毕的灯罩，上面笔触细腻，构图巧妙，看得出她绝不纯粹在混饭钱。她又说：“这样，海青可以把他的作品完成。他要参加一个新办公楼大堂设计招标。如果他的作品被选上，我就可以搞我的创作了。”她又戴上眼镜，蘸了水彩，凑到灯下做她的画匠去了。对于她的画匠身份，她似乎心里没任何别扭，一开始就让自己想开了。
里昂这时说：“要是海青的作品不入选呢？”
王阿花扭脸看看他。她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
里昂说：“要是不入选，就让他上街画肖像，养活你搞一年创作。”
王阿花还是不吱声。
“阿花，我早就讲过，你不该浪费你的才华。”
“那我怎么办？”王阿花不紧不慢地说，“去卖一个肾？”
像冷不防挨了一个耳刮子，里昂猝然沉默了。
里昂僵了至少有十秒钟，才又恢复动作。他将另一只睡袋“刷”地一声抖开。我看见王阿花的长睫毛瑟瑟一抖。她和里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创伤。抑或是秘密地相互护理和共同疗养？
王阿花的舌尖微微露在嘴唇外，穿着又大又肥的衣裤，眼镜也显得沉重而老气横秋。她像个玩具成年人。我看着她每动一笔，舌头便跟着轻轻一移，她最多只有二十四岁。
里昂招呼我，指着床垫上两只睡袋，一个鲜红一个翠绿，要我选择一只。我随便指指那只红的。他立刻蹬掉靴子，钻进了绿色睡袋。
我说：“喂，等等……我睡哪里？”
里昂说：“你不是选了红的吗？”
“等等！什么意思？你睡我旁边？”我满脸的不可思议，我的表情在说：搞什么名堂？！要我和三小时前认识的人头挨头睡一张床？！难道我看上去那么放荡、颓废？！
里昂两腿已在睡袋里，他边脱外套边说：“你不是大兵吗？大兵不野营？”
我茫然地瞪着眼。我想，是我脑筋猥琐还是他存心不良？这下可是非常非常的美国。
王阿花这时说：“我们常常这样野营。等有钱了，我和海青打算去买两个蒙古包，就可以分男女宿舍了。”
里昂一下滑溜下去，只露脑门在睡袋外面。他说：“快睡吧，睡完了海青和王阿花还得睡。”
我问：“阿花，你们一夜不睡？”
她说：“我们一天睡五小时就够了。没活干的时候睡十五个小时。”她转脸看看我，下巴向里昂一指，“他常在我们这里做乞丐。”她温存地抿嘴一笑，这时又很母性了。见我开始脱皮靴，她又接着去画那只灯罩。灯罩的日本米纸在我的位置看像在溶化过程中。王阿花在绘一丛杜鹃。那样的专注也把她给溶化了。
我磨磨蹭蹭，一只靴脱了有半分钟。王阿花再次回头，对我笑了一下。她似乎看出我的不自在，并马上开始同情我。她的眼睛向已经睡熟的里昂瞟了一下，说：“要杯咖啡吗？”
我说：“谢谢，不了。”
她说：“别客气。”
我脱下了第二只靴子。她站起身，伸个懒腰，轻声说：“我去煮点儿咖啡。你真不要？”
我说：“真不要，非常谢谢。”
她说：“不用谢。”
说着她走出去，把一块布帘轻轻放下。她的意思是替我和里昂掩上门，我明白她并没有去煮咖啡，她误会了我的不自在，把地方腾出来，让我和里昂好有些私下的活动。我顿时觉得受了重大误解。就算我和里昂今天投靠到这里不够妥当，尤其是我，相当不稳重，但我不至于那么颓废那么放荡吧？我心里一阵猛烈地反感，想立刻冲出去，同王阿花解释。走到门口，我想，解释什么呢？话如何去说？说：嗨，王阿花，我们没有私下活动，我不是里昂的未来女友，我有未婚夫，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他们到底把我当什么人？！里昂到底把我当什么人？我得让这三个胡闹惯了的男女明白，我绝不是胡闹的女人。我正在一场正式恋爱里，那样的正式恋爱是有正经后果的。我可不是随便的女人——是，或者不是，对于王阿花和海青来说一点儿区别也没有。他们不会认为这桩事里有任何是非，需要我急赤白脸地拉着他们来澄清。假如我冲出去喊冤：你们瞎了眼，看错人了——我和里昂根本不想做爱！他们会眨巴着眼，莫名其妙地回我：那就不做好了，不做爱又不会在我们这里讨到表扬。
那将是很蠢很蠢的一个场面。他们只会觉得我这人很费事、很莫名其妙甚至很虚伪。
我慢慢走回床边。动手去解外衣的纽扣，眼睛瞄一下里昂。他眉头轻微锁着，一缕长头发披挂在面颊上，他醒着时显得宁静——一种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宁静，而他熟睡时却像对什么都有轻微的不满。他嘴唇抿得很紧，嘴角用着一股力，我觉得他在紧咬牙关，在忍受一丝不碍事却也不消散的疼痛。我浑身一哆嗦，猛地抽回目光：怎么会这样有兴致地去看一个睡熟的男性？这样长时间地观察他是因为他的睡相特有魅力？
我轻手轻脚进入睡袋，还是惊动了他。他翻了个身，给了我一个后脑勺。他的头发真好，可惜不属于一个女孩。而他是有那么一点儿像女孩的……我再次一哆嗦：怎么又琢磨起他来了？难道一个后脑勺也惹出我这般抒情这般感叹？原本没有特殊意义的睡觉，我却凭空找出特殊意义来了。我还喊冤？！
里昂在翻身时，右边的肩头露在了外面。是个单薄却形状不错的肩膀，王阿花曾在那上面依偎过，伏在那上面流过泪，说过山盟海誓的话。然后，她把自己从这单薄的肩头撕扯开来，让它此刻孤单单地耸在这里。我及时逮住自己伸出的手，那手正伸出去要替他把被子掩严实。我向自己讨饶：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怕他着凉，我是替王阿花做这个动作。这个温情似水的动作属于王阿花纤细、洁白的手。即便我替他掩了掩被子，又有什么了不得？我年长于他，他在睡熟时显得格外年轻。
我发现自己将右手搁在面颊上，指尖蹭到了他的体温，他的体嗅，他那非物质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惊惧：我的心真的很不老实，它那么渴望去闯祸。这个男性在四小时之前还不存在，而现在我在他的呼吸里，在他的体温旁想入非非。
是因为我喜欢上了王阿花的缘故吗？是我借喜爱王阿花来喜爱他吗？还是我通过他去喜爱王阿花？他和王阿花接吻时一定是美丽的，花儿与少年般的美丽。王阿花和他做爱的时候会怎样？一定也很美，非常的鸳鸯蝴蝶。他和王阿花非常相配，不是吗？有相似的单薄和清俊。
我心里的不好受不知是羡慕还是妒忌。
他们中间谁闯了祸，中断了一场优美的爱情?
“优美”，这个词的选用很令我满意。世上的确有不多的优美事物。同这个里昂恋爱，一定是桩优美的事。
我闭上眼，睡意却已云消雾散。我感到王阿花悄没声地撩开门帘，迟疑地走进来，走到灯前，悄没声地继续画她的灯罩。我甚至感到她朝床这边转过脸，长久地凝视并排躺着的里昂和这个中国女子，她对王阿花来说，暂时还相当神秘。我感到她叹了口气，早熟的一个长叹，同时悲悯地看着这对中国男女，毕竟是一对黄孩子啊——她希望他们俩好好做伴，长远也好，短暂也好。
我感到王阿花的目光照着昏暗中躺着的中国女人。她躺在里昂身边，像沤烂得仅剩细腻的神经网络的两片白杨叶。她会好好做里昂的伴吗？这个中国女人，她的亚洲黑发千篇一律地披在背后，她细弱的亚洲脖子，基本没有弧度的亚洲胸部，都罢了，只要她能好好做里昂的伴。
我最后的感觉，是王阿花用一块深色的毛巾围住台灯，把光聚成一小团，让光之外的亚洲男女睡得更踏实些。
“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共产党员？”
“是的。”我答得这么痛快，你的揭露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面前的脑袋埋下来，又去阅读那份表格。我看出他其实早已不在读了，或者早已停止读进任何词句。我一礼拜前填写的这份表格，那上面项目琐细，包括在世的九族不在世的三代。
“他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的，是吗？”
“是的。”
“动机？”
“抗日。”还有其它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都留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打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的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你认为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惟一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无出路的咖啡馆》　第五章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地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和一点可怜的钱。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待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打那时候起，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要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于是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个顾客，其中三个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来自火星的男人与来自金星的女人》。第八个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就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会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儿，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入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地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甬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从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个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长处正在对我形成全面的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待：“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不得了。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传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的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①（即美国人对波兰人的俚称，有不敬之意。）她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要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得。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那你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小孔，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便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溶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如此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传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传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长”。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是什么原因要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夹着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的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的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我会这么近地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
“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会儿看我，一会儿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的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卷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着我的手指心事重重，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破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躇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有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习惯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就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沉睡的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地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无出路的咖啡馆》　第六章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在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洗浴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地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得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这个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讧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还装作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是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他们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福茨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着他们的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得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们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有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之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烧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的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在上半身上，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价廉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耀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可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了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是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老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子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注意焦点。”
劳拉说：“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镜子里的我，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买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我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的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却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会被买走的！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只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地钻出人群，一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买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我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的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却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会被买走的！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只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地钻出人群，一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无出路的咖啡馆》　第七章
“看见没有？”阿书大声叫喊，“一共十块钱，全解决了！”她一旦在公共场合讲中文，嗓门就很放肆。她指指另一堆人说：“那筐里全是皮包，咱们再给你配个皮包，再来点儿首饰，就齐了！保证花不了你五十块钱！”
试衣间是个大屋，里面无遮无拦地设了一百多面长方形挂镜，镜子之间是一根支出墙壁的挂衣杆。门口站着一支奇长的队伍，两个目光狐疑的女人朝这支队伍不断喊话：“不准超过八件！各人看好自己的号码，出门号码跟衣服的件数要相符！看好你们的钱包、首饰，若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只能是各位自己负责！……”
我们把东西递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她阴沉地点数，不断抬起昏昏然的眼皮，去望那支不见缩短的队伍。她的目光绝望而疲惫，和边界上的移民局官员相仿：你们受得住，就受吧。她俩每天都在这样的恶劣情绪中，她们的坏脾气、坏情绪、坏命运全是这帮不屈不挠跑到美国境内的五花八门人种弄的。这些五颜六色的皮肤、头发、眼睛怎么这样源源不尽，怎么这样难以抵挡，不可挫败？你对他们拉长脸，明摆着一副找茬儿的架势，他们仍是这样源源不尽。流传几百年的移民信仰——“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使他们拒绝受侮，使他们死乞白赖地顽强。
我看着各种肤色的身体被一百多面镜子成几何倍数地繁衍。每面镜子前都有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人们语言不通，在沉默的体谅中，迅速建立了秩序。每个人都效率极高，动作经济，毫不迟疑地脱衣，毫不羞怯地展现尺寸各异、色彩不等的乳房和臀，一些人更不要命了，把乳头和阴毛也抛露给这巨大的陌生集体。二十多年前，我们失去了自家的浴室，母亲带我走进公共大澡堂，我就感受过类似的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皮肉多么触目惊心，多么壮观！
阿书自己也挑了一堆衣服试穿。她手脚忙碌，却方寸不乱。不时抽空往我身上看一眼：“唉，错了，皮带钩钩反了！这副耳环是这么个戴法，你看！……”
红色的高跟皮鞋之所以只值五块钱，是两只鞋顺拐。阿书和我只得又回大筐边去开荒。二十分钟后找到一双银色皮鞋。我说这可不成，它们比我的脚足足大两号。阿书说：“五块钱你还想美观舒适呢？五块钱能买到‘不难看不受罪’，就凑合算了！”我说：“可这就是受罪啊！”她都没工夫教育我，下巴在空中划个弧度，说：“擦双皮鞋还要三块钱呢！大就大点儿，往鞋尖里塞两团面巾纸不就行了？想想你省下多少钱？省的钱不等于白捡？！”
我们完成采购已是下午四点，夜色从城市的四周涌起。楼房的阴影渐渐浓重。街上的人群也稠密起来，昏暗地匆匆挪动。我和阿书在地铁站内告别。我刚想上车，她却突然跑回来，说：“不行不行，那些标签儿……”
我问：“什么标签儿？”
她顾不上跟我讲清楚，只是动手将新买的衣服、鞋子、首饰上的标价牌一块块摘下来。摘得又快又仔细，一点儿损毁也没有。然后她把标签儿交到我手里，让我千万别丢了它们。
我说：“好的。”
她说：“等芭蕾舞看完了，你把它们再挂回去。”
我说：“挂什么回去？”
“喏，你看——”阿书示范道，“我特意只撕个小口子，这样，你一挂就挂回去了！”她见我有待进一步开窍，便说：“明天你乘车回来，把所有东西都退掉。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个屁——你看，你明天把所有东西一退，你等于一分钱不花，就穿了这身衣服，懂了吧？”
“懂了。”
“懂个鬼！我告诉你，美国女人的礼服只穿一回；第二回你穿跟上回一样的礼服，人家就觉得你这人寒碜。所以这五十块钱，够你一辈子买了退退了买，至少折腾十件礼服，知不知道？”
“知道了，知道了。”
我想马上摆脱阿书，所以赶紧跳上车。阿书说她对我脑子里正想什么一清二楚。她说：“你在想，这个阿书可真能祸害人家的生意……”
“你可不祸害人家的生意。”
“我还不是为你好？再说，即便你买了退退了买，那五十块钱也是帮他们周转。你替他们难受什么？”
我表示我一点儿也不替这些靠吸移民的血发达的阔佬们难受。阿书这才把我往车门里一推，像是一个长辈终于看见她智力差劲的孩子出现一项突破性成长，累坏了的那一种宽慰。
剧场的灯暗下来，我旁边的座位仍空着。一张票的票价是一百一十元。十分钟过去，我不禁想到，五块钱没了；到了半小时过去，我几乎没心思看舞台上了，而是不时向黑洞洞的人口处回头。幕间休息时，我看着璀璨的女人们端着琼浆般各色酒液，在一楼大厅游动、飘行，挥起雪白胳膊招呼着彼此，钻石戒指与手链送着晶亮飞吻。全华盛顿百分之十的钻石、红、蓝宝石都聚集在这里，香水气带着杀伤力，压迫人们的呼吸。我看见镜中一个年轻女人，身上是深夜的幽蓝和几星银光，心想，不错啊，一点儿破绽也没有，谁能看出她这身装扮的标价是五十元？那两颗假钻石和假蓝宝石拼镶的耳坠，比任何真货都华丽。
女人们都很美丽：雪白的脖子、胸脯、肩膀；红色、粉色、桃红的指甲舞蹈出种种雅致优美的手势、姿态。全华盛顿美丽的胸、肩、臂有百分之五聚集在这里。一年不多的几回裸露——以上千元的衣裙、上万元的珠宝装饰烘托的昂贵裸露。
这些裸露与那间巨大试衣间里的裸露，平行地列在我的意识中：什么样的天大差别？那些杂七杂八的肤色，无形无状的肉体……镜子中年轻的女人露出削薄的胸，黄色皮肤托起一颗足以乱真的珠宝；除了这价值五十元的装扮能马马虎虎使她混在这个人群里，而那伪珠宝之下的肤色和形骸，是绝对蒙混不过去的；那早年的营养不良、曾经的限量粮食、肉与糖，以及如梦的巧克力冰淇淋，所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所错过的，都被黄色皮肤和细弱形骸记载得一清二楚。
铃声响起，人们还不舍得停止自己的美丽竞赛。直到场内轰然奏乐，大厅才渐渐冷清。
我心里替安德烈作痛：一百一十元的半拉已经没了。他跟我约好，开演前一小时在剧场附近的自助餐馆见面。他把黑西服带去了办公室。因此他会直接从办公室到餐馆。整个下半场演出，我在不断为安德烈的失约寻找道理。大幕合上后，我慢慢随着人群退场，却发现一个高个子站在最后一排冲我微笑。
我说：“你没错过谢幕吧？”
他说：“嗨，你很漂亮。”
我说：“可不，好几个人跟我搭讪，非给我留电话。”
他说：“换了我碰上这么个孤单单的漂亮妞，就马上告诉她，唉，我单身！”
我说：“我以为你给充军到海湾战争前线去了。”
他说：“头儿找我谈话。”
他姿态轻松，笑容潇洒，说我的装束如何有种低调的高贵，令他骄傲。我却感到事情有些疑点。他也明白我极想接近这疑点。他的瞎吹捧证明我的怀疑有根据。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很沉默。他开车的样子比平常专注得多。
过了十分钟，他说：“不用害怕。”
我说：“害怕什么？”
“没什么，所以你不用怕。”
他一只手伸过来，抚摸我的头发。然后，他将我搂过去，让我的脑袋靠在他的右肩上。他仅用左手握方向盘，右手轻轻撸着我的肩。他认为我这样的人没有童年。因为童年该有生日蛋糕、圣诞礼物，复活节印有彩色图案的鸡蛋，无数的动画片，以及迪斯尼乐园。他这样认为时，眼中的忧伤非常动人，并使他有种圣者般的淡远广漠的神情。他在这个时候觉得，被动乱和贫困剥夺了做孩子权力的中国孩子们此刻全浓缩在我身上，全人类欠着我们的情分因而浓缩成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爱远超过了男性对女性的。全人类对我们童年的照料不周或完全失职，都该由他来清算。
他说：“我不去布伊诺斯艾利斯也没什么。”
我等待那疑点彻底化开。
“头儿告诉我，我的派遣被推迟了。他们说，暂时冻结我的一切对外派遣，不是很好吗？我用不着远离你。我发现深蓝色非常配你。”
我知道他对布伊诺斯艾利斯的向往。我伸出右手，抚摸他的脸颊。我冰凉的抚摸让他明白我已知道他的代价，为了我而付出的代价。他的右手在我的肩上拍几下，掌心的温暖透过大衣，渗入我的肌肤。他希望我在他这儿找到一如既往的沉稳、无所谓。
“怎么样？休了个很好的假期？”便衣福茨声音悦耳。
“很好。”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你够准时的——晚上十点。
我知道理查什么都清楚。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如何清楚。他和我都不徒劳地假装彼此周旋很有必要。因此我们干脆不玩“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游戏。
“戴维斯先生怎么样？”
“很好。”
“那就好极了。”
我等着他完成他的礼貌。
“我也带着我的女儿出去小小度了个假。我告诉过你吗？我和我的女朋友领养了一个韩国小女孩？”
“噢。”这事不是流行很多年了？
“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典型的亚洲娃娃，你该看见她那一头头发，又黑又密！”
“噢。”
“她是个非常不幸，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已经和我们一同生活了半年。我敢打赌她将来会很有个性，智力的发育也会……”
“太好了。”
“可我还没结束我那句话。”
“很抱歉。”
“没关系!她现在一岁了。你知道她最爱说的词是什么？”
“是什么？”
我翻了一页书。这本书要在明天上课前读完。
“她最爱说的词是‘不’。”
“噢。”
“我们觉得太有趣了，一个一岁的孩子往往最爱说‘我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个孩子恰恰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一个从贫穷中来的弃儿，却会说‘不’。对了，你怎么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噢。她叫什么名字？”这一页里居然有三个生词。
“她叫sunly，阳光灿烂的意思。她不是个一般的孩子。离开孤儿院大部分孩子会哭的，她就是不哭，很可能她心里对孤儿院有看法。她好像对许多问题都有看法。今天早上我给她吃混合奶，我自己去读报。等我读完报，发现她根本没动奶瓶！因为她对我读报纸不理她这事有看法。你看！”
我不知他说的“你看”是什么意思，要我看什么。看他的国际襟怀？看他如何正常地、有人情味地做人？跟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一样，有着接济全人类的志向？
“好像美国挺时兴领养韩国小女孩的。”在字典上查到的词意颇模糊，令人难以满意。
“……”理查说，他的话擦着我的耳朵过去，成了白色噪音。
“没错。”还是该把生词写在小纸片上，贴到墙上去。
“……真的非常特别。”
“是吗？”
“……我的女朋友出生在美国。你有韩国朋友吗？”
“真的？！”这屋的墙已不再秃，贴满各色纸片。动词：黄色的；形容词：浅蓝的；副词：淡灰的；名词：绿色的。“对不起，你说到哪儿了？”
“……像她这样的弃婴都会讨好他们的养父养母，他们没办法，这是弃儿的本能。他们潜意识里的求生本能。所以弃儿总是很会察颜观色，讨你欢心。这是他们建立自我防卫的惟一方式。也是他们表现感激……”
“没错！”
“什么没错。”
“无论你说什么，都没错。”
“可你打断了我。”
“我打断了吗？”
“你是不是不爱听我讲‘阳光灿烂’的事？”
“很抱歉打断了你。”
“没事。大概做父母都有这个毛病，吹嘘他们的孩子。不过我并没有吹嘘‘阳光灿烂’。她的确没有那些弃儿的毛病。好像她不怕得罪我们，甚至不感激我们救了她。”
“你希望她感激吗？”
“这不是我希望不希望的问题。是她非常、非常独特。你说呢？”
“当然。”从五十年代中期，著名作家赛珍珠开始了这场拯救弃婴的神圣事业。她受不了美国士兵们打扫战场之后在无数韩国姑娘腹内留下种子，然后拍拍屁股回了美国。赛珍珠到处演讲，口干舌燥地动员人们掏腰包，给予千万个“蝴蝶夫人”一些关照。女作家已两鬓斑白，她将美国士兵们造的孽一一补偿，将他们留下的残局慢慢收拾，一直收拾到理查·福茨的小女儿——“阳光灿烂”。白发苍苍的文学女泰斗伸出强壮的双臂，展开老祖母的拥抱，呼唤着：救救孩子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孩子！救救美国的孩子，救救美国良心……
“‘阳光灿烂’不喜欢花，但很喜欢树叶、树枝；她也不爱玩具，但特别爱我的钥匙！你说她是不是很逗？”
“很逗。”
“我觉得非常幸运，能有这样的孩子，不过‘阳光灿烂’也很幸运，我们真心爱她。我已经开始为她储蓄她的教育经费了。你知道吗？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得二十多万！”
“我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们又没在打扫战场的同时在无数女性体内继续兵力驻扎。
“我相信‘阳光灿烂’将来一定会让我骄傲，一定会……”
“我也相信。”
“真的？”
“真的。”
“谢谢你！”
“哪里的话。”
便衣福茨变得很动情。他辛辛苦苦寻觅我的行踪，问候我的归来，准时给我打电话，就是要向我抒发他这番激情。我甚至被他的激情感动了，因为我听出他动真格的了。虽然这激情和我无关，但我不忍提醒他。他这样一个整天忙着逮人、忙着审讯的便衣也难得激情激情。我甚至在他的话音中听出了诗意。他说韩国女婴的到来让他想到那个著名的圣经故事，他说世上多少美好善良浪漫的故事就始于这样一个躺在竹篮里的婴儿，顺水漂流，漂到幸运之岸。漂到美国之岸的女婴‘阳光灿烂’当然是幸中之幸者。我心想，真难为他了，整天操持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务，倒还未泯一腔诗意。
我的现实如此地缺乏诗意。或说诗意对于我的现状毫不切题。我需要多挣一些钱，需要睡足觉，争取不拖欠房租，争取上课不打瞌睡。这时我听理查说：“还有你。”
我说：“啊？”
他说：“你也是个顺水漂来的孩子。漂过太平洋，漂到我们的海岸。”
他这样诗意真要我命。三十来岁的便衣福茨原来也可以满口文艺腔。
“对不起，我明天有课，今晚必须读完这本书。一千多页。”
“什么书？”
“索尔仁尼琴你知道吗？”
“当然！”
他不大高兴我这么提问，似乎挺摔兑他。
“我正在读他的传记。”
“他也是漂来漂去，终于漂到我们的岸。”
“你是说索尔仁尼琴？”
“你不同意我的比喻？”
“同意，同意。”你那比喻是，偌大个索尔仁尼琴被盛在竹篮里，随波漂流。这个喻象可不怎么样，比较恐怖。而且巨大的婴儿一从竹篮里站起就骂美国的大街。
“对了，下次我想听听你谈谈你的父亲。”
“好的。”不过我真想跟人讲的，或写的，是我的母亲。她从家里出逃，去拼打男人们的天下时，还不足十六岁。你怎么一字不问我这了不起的母亲？……
躺在床上，我一遍遍回忆我上次讲了哪些有关我父亲的话。不能说错一句，错了一句就会被认为是谎言。我看着外面的路灯的灯光从百叶窗缝投射进来，把完整的黑暗拉成一丝一丝。牧师夫妇开始做爱了，他们逐渐调整了方式，为了我好，他们现在闷声不响地作乐，在黑暗中不分你我，仅是地板的微微颤悠传到墙这边来了。黑暗似乎应去了一墙之隔，他们把我容纳到他们健康、年轻的夜晚活动中去了。
我快要在别人的节奏中睡去时，主卧室的门打开，先是牧师进了浴室，然后，是他年轻的妻子。水声飞溅，如同年轻的笑声。不知我母亲最初热恋我父亲的时候，是否对做爱有过如此的兴趣……
我母亲从芦苇遮蔽的小路一步登上两丈宽的大路，回过头。伏摇的芦苇已愈合如初，不再有退路可走。除了我之外，母亲村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找到应家三小姐的下落。十六岁的母亲从来零嘴不断，出村子前还在杂货店买了一包梅子。出了村，又叫住一个卖熟老菱的，用她的绣花手绢兜了一斤老菱。我知道，只要顺着小路上的菱角壳、梅子核寻下去，便能找回秘密出逃的母亲。
母亲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要不是她准备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给她打岔，光是走这段路的无趣，也会烦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会对自己说：算了算了。她这时找了块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绣花手绢铺上去，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着棉纱长筒袜，没有城里少奶奶的丝袜那样薄，也是精纱细纺的。走了十多里地，母亲感觉袜子从膝盖褪到小腿，又从小腿褪到脚踝，绝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两条长筒袜踩在脚心走过来的。若没有零嘴分她的神，母亲不可能受得住缩成两团，硌得要命的长筒袜。
母亲把长袜子从脚板下面一路拉上来，拉得平整光润，她心里一阵难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头望着，手把鞋子提起，仔细倒尽里面的沙土、草根。然后她从随身挎来的蓝色印花包袱里，拿出一块光洋。余下的她还有九块光洋，它们都去了之后她靠什么吃饭，她是不去想的。我母亲主意很大，九块光洋之后的日子她肯定过得下去，并过得不差。
路的西头来了辆汽车。车顶上绑着四五个皮箱，十多个铺盖卷。车子蓬头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一层泥土因而使它们看上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无论在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个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的人个个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师傅说：“那就对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县城去搭车吧！”
我母亲说：“有多远啊？”
老师傅说：“三十来里地。”
他这样讲的时候脸上那点儿不忍马上被母亲抓住。她说：“老师傅，你看太阳都偏西了，你舍得我一个人走三十来里地呀？”
老师傅看着这个俊秀的女孩，他是舍不得的。他说：“回头到了南京，你补张票吧。”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到了南京，我买鼓楼的臭豆腐请你吃！”
老师傅笑得呵呵的。车就开上路了。他朝一个空座也没有的车厢喊：“大家挤挤睡啦，给这位小妹妹腾点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谁也不肯醒。他便拿了个铅桶，底朝天搁在凸起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个烂棉袄铺到铅桶底上。我母亲坐了下来，把那块光洋仔细塞回包袱。她知道搭这趟车她一文钱不必花了，老司机方才叫她补票的话，是讲给全车人听的，是向他们表白，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无偏心眼儿的。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她慢说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惟一的可疑之处就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然而老司机只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塌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了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是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嫁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奶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奶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奶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连她们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应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惟有一桩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应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应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地撬铺地的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应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应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应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应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
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应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致。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应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她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这当中她发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瞅着她，觉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见男子面前摆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针线钉成的。
他们按照我母亲的推荐点了菜，请我母亲一块儿吃。我母亲想，跟着他们不花饭钱，说不定住店钱也能省掉。我对我母亲的直觉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触，头五分钟就能确定此人将给她多大益处或害处。她立即确定这四位外省人不会给她太大害处。一边吃着饭，我母亲听他们谈着她不懂的事：文明戏、剧本、角色。她在席间也弄清了几个人的姓名。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镜的男子姓刘。魏小姐不时讲到的事就是“刻钢板”。她很快弄清，所谓“刻钢板”就是写字。
我母亲突然说：“我会刻钢板。”
四个人一块儿扭过脸：一小时不到，他们忘了她的存在。
刘先生说：“你刻过？”
“嗯。”
魏小姐指着刘先生说：“当心，他很会剥削人的！”
刘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枝笔，对我母亲说：“来，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我母亲从来没见过这种笔，带一个帽子，旋下帽子，笔尖上居然没有毛。但她一点儿也不露她的孤陋寡闻，她不去接笔，对那刘先生说：“你先写几个字，我照着你的字写。”这样一来，我母亲马上看见这杆笔的全部功能：墨原来是装在笔肚里，它自己溢向笔尖，落到纸上。她心里冷冷一笑，原来外面的一切反比家里容易，城里人的事由竟比乡下好混。她一挥而就地写下了几个字。四个人立刻说：“不错不错，蛮像样的行书。”
刘先生说：“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去上海？”
他们说他们的火车误了点，才给了他们逛南京的机会。
我母亲说：“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这个时刻向那位刘先生笑了一下。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所以我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对男女间微妙关系的无师自通。假如我现在告诉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我母亲却看见了。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是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