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米亚楼

波西米亚楼-严歌苓
一天的断想
我回来了，从美国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结束了十个月的国外生活，或叫它访问、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着我回来了：创作时固有的生活习惯、生命状态、生物钟点。我的早晨是许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气要在半小时后才会来。长久以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地道的笨鸟，除了头一个飞出林子别无指望。第一件事是关掉电话铃，到午饭前，无论火警匪警我都是浑然。我在十几平米的空间踱步，像那种不得不长途跋涉去上班的人，还像一头心事重重、尽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驴。我极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极怕拾起那支笔，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进了练功房却极怕换上舞鞋，极怕把腿搁上把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一旦穿上舞鞋，我就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再也抡不动一下腿。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去领免费但需排大半天队的军用罐头呢？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
同时又懊悔得要命：在镜子前多站了几次；晚饭吃掉一小时，因为在会堂与人陷入了一个兴奋的话题；本来只看新闻却顺势看了个挺恶心的电视剧；原想学“托福”结果捧了本英文小说直读到睡觉。精打细算的一天时间全砸了，这个人貌似勤奋刻苦却仍是个浑浑噩噩的东西。每时每刻我都对自己有这样多的不满，搞得本来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难与自己相处。
有人曾经跑来对我说：你呀，你知道你怎么回事吗？”他犹豫着，一面判断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话，“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太想出名！”
“对极了！”我立刻说。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话一下子没了揭露性。接着我告诉他我从四岁就醉心功名。那时我的母亲常带我去参加一周一度的诗歌会，那是个云集着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当一个著名诗人上场时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笑都显得可怜巴巴，每个人明明在捧场却都含着微量的敌意。当时我想，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起码比当我父亲这样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为一个中流名人暗里追求成功，明里却得追求淡泊，必须掌握大量哲理，摆出大量姿态，向自己和向别人否定这个追求，最终剩下的精力和时间只够让他位居中流。
一个美国青年对我说：“今天我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这些成功的可能性里包括我被竞选为总统。”一个台湾少妇告诉我：“为了做一个最成功的太太，有时我都累得没有命了！”一个新加坡华人说：“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无数个人成功相加起来的。”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们始终被教育着去尽量忽略个人成功，但面对着无论是相同人种还是不同人种，我都生怕讲不清。
写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件太偶然的事。编辑马马虎虎地约稿，我就嘻嘻哈哈答应了。但我心里却是十分当真的。至今我仍对任何编辑的约稿感到受宠若惊，包括那挡毫无诚意的。我所说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这事当真的编辑，他的马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过都是存心给自己留余地、留退路。这样我才认真干起来。什么事都是在你不知怎么干时干得特别顺手，三个月时间我就完成了《绿血》三十万字的初稿。这速度快得简直让我难为情。
我断定再甭想从自己脑子里榨出一个字的时候，才从椅子上站起来。什么都凉了，手、脚、血液，包括胸前绑着的大热水袋。虽然我把日历、钟表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午饭时间。
钱和时间在这年头都极不禁花，但钱好歹还能储蓄。有时我甚至想，失眠就让它失吧，不必花许多时间跑卫生所，花许多时间说服医生开给我大剂量的安眠药。把失眠的时间用来读书没准倒读出个学者来了。但别人不同意，我的亲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许这个人在人人皆睡的时间独她醒着，所以我还是去睡。先是仔细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后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无，大汗淋漓。一次最长的失眠是三十四个通宵，当我硬撑着坐到稿纸前时，不得不承认脑子已接近一个白痴。这时，眼泪哗哗地在我脸上流，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非但不能做一个成功的作家，我恐怕连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当我把长篇小说稿扛到编辑面前时，只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种种病症，诸如突发性头痛，它痛得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临盆时的阵痛，痛得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娩出似的。交稿后，我一连许多天不敢见编辑，我又是失眠又是头痛地写掉了偌大一摞稿笺，若不成，我只有自杀去了。幸而它们都成了。之后，有人向我谈起我的小说文字之流畅，结构之整体，什么一气呵成之类的话时，我就在心里说：“天晓得！”
我的午饭通常是苏打饼干、牛奶，阔的时候吃点水果。不能吃饱，吃个太饱午饭的恶劣后果是个大长午觉。失眠人往往在没希望睡的时候闹瞌睡。在美国时有人问我：“我在大陆看见许多办公室里放着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多半是午觉设备。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们什么时候把床从办公室搬出去，你们就有希望了。”
我总是在午饭时间打开电话铃。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电话里传出一个怪极了的声音：“你是女作家严歌苓吗？”
我说是。心想这人有什么病。他说他是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看了《中国日报》上介绍我的文章对我很感兴趣，并问我对美国感不感兴趣。我说当然。“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美国访问。”
接下去，这个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问我想见哪些美国作家，我一口气讲出几个估计都健在的，但心里想，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等我挂上电话，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我除了对自己的坚韧自信之外，对我所具奋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我从不结交朋友，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我没有自信，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连续几天，我激动得什么也做不了，并且不想与任何人讲话。十九岁那年，当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时，也兴奋得闷声不响了好几日，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虚傻笑一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实实做个舞蹈演员，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毫无指望地蹦啊蹦，我瞄准了，或许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一个大的转折或许就在前面等着我。
直到我到了美国，我想见的大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没见着时，我才进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与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这次访问看成自己某种意义、某种程度的成功，实在有些可怜。
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我想我们十多亿之众的国家并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战国时的大夫们，若三个月闲居，主张和思想不被采纳，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来安慰他了，他也就耻于继续默默无闻地待在这个国家，而是驱车出走，到别国寻求重视。看来追求平凡也并非我们民族世袭的美德。
第三部长篇《雌性的草地》，我写得极苦，这是个地道的“怪胎”，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口，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是在我的开导下和父亲离婚的，父亲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长又频繁的信来安慰感情上有伤的母亲，而这次却长达三个月我没给她一封像样的信。甚至她提出要来看我，也被我硬着心拒绝了。在这部小说里我为自己设计的难度，使我无力再顾及别的什么，连去美国的访问都变得不重要起来，访问日期被我几次申请推迟。看见妈妈信上写：“年轻时，我以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我又总以为女儿会需要我，实际上，我始终在自作多情。”我为这些词句流泪，心里既烦恼又委屈。
当我从国外回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人把这归结为聪明。我却说：“聪明是顶靠不住的东西。”我真的这样想，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是顽强、坚韧。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
记得有次我饿极了却找不出东西吃，就喝两包板蓝根。一时想起韩愈说的“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但愿我之辛苦不被人斥成活该；但愿有一日无数成功的个体相加成一个成功的民族。
天暗下来了。我也想歇下来，不阅读，不看英语，不做任何正儿八经的思考。想找谁聊聊天，想让谁用些散淡的话题来按摩一下我紧张得抽了筋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日子真的是很苦。我可以永远吃苦，但我不可能永远年轻……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内容）
写稿老手记
据说有三个因素导致一个小说家的成功。当然，天分除外。一是父母离异（或早丧），二是家道中落，三是先天体弱。粗粗核实，发现曹雪芹与鲁迅符合后两宗，布朗特三姐妹马马虎虎将三宗都兼擅，其他的，符合任何一宗都合理也都牵强。这类话好比占卦，认真追究，它强词夺理，好歹都诌得圆。正要不屑，突然意识到自己倒恰巧具备这三个因素。成功还没影子，三种不幸却始终鞍前马后跟着我，与我熟得不能再熟。
我从听懂人话，就开始听父母把“离婚”当歌唱。他们都搞艺术，吵架的台词是这样：“你简直像沃伦茨基！”“噢，那你以为你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喽？！”七岁能读书了，我便吃力地辨认出父亲书海中的《安娜·卡列尼娜》。它是个开始，从它，我慢慢走入许多个比父母更不幸、更丰富、更冲突的情感世界。
像别的父母习惯于哭闹的孩子一样，我习惯了哭闹的父母。那时我害着贫血，慢性口腔溃疡，按外婆的话，是个“吃不香、睡不沉的孩子”。这种孩子出去与人捉迷藏、跳绳、踢毽子是不会占优势的。但我很快在另一领域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就是讲故事。十岁左右的我已给我的朋友讲述过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在讲述中，我并不忠实于原著，一些细节我记不清了，或我不满意作者对某些人物命运的安排，我便按我的意愿去即兴。比如讲到《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看着珂赛特被她的恋人带走，他与她很长久地对视一眼，一下子明白了潜在他俩之间真正的感情，他们都忍下了眼泪。这是我发挥的。我认为他们之间不止是一种父女情感，还有最伟人的爱情深植于他们，这爱情的纯度与力量正在于毫无可能去实现它；它的诞生就伴同着牺牲。因此，经我叙述的经典小说，都是走样的，在我的有意和无意中，它们变成我自己的版本了。我从不肯老老实实复述一个故事。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便是我创作欲最初的体现。后来“文革”来了，“文革”就是把一切“文”都“革”掉，父母和他的朋友们一夜间成了反动作家，反动文人，反动这，反动那。大家的书被烧了，被抄家抄走了，被封存了。我的故事，走样归走样，毕竟成了我同龄朋友们的书。一天看着几个红卫兵朝我们的父辈作歹，我大声说了句雨果的话：“狼啊，千万别堕落成人！”听过我故事的伙伴们疯子一样笑了。
现在想想我那时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讲述成年人复杂的故事和情感，我惊异自己的早熟，几乎是个没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
“文革”后，父亲与他的朋友们又做他们的文人、作家了。去掉前面的“反动”，一大堆痛苦经历却留在他们生命中了。他们变得不那么认真，或叫做“看透了”，痛苦的事情常拿出来插科打诨着说。我却听得很细，记得很牢，再去润了色讲给我的同龄朋友。一天，断电了，干不了别的，只有讲故事。我讲到一个画家和狗的故事。突然来了电，我看见每个人脸上都有泪。
我心里过意不去，因为这个故事是我添枝加叶，几乎无中生有编出来的。编故事，不就是小说家头一件要做的事吗？看来这头一件事我干得不坏，那么我来用笔编着试试？很轻松的，我的第一部作品问世了。头一回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我就跟不认得它一样，瞅了它好久。那时我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尚没有想到文学创作是件非常严肃的职业，它该包含大量的、沉重的思考。二十一岁的我仅从铅印的名字中得到快感，就够了。
渐渐地，铅印的名字对我不再有刺激。真正的快感来自于几行被写讫的，令自己满意的文字。这种快感可不那么容易出现了。一连几小时、几天的枯坐，它不出现，你想它想得再痴也没用。也就在这时，文学才露出它严酷、冷峻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用笔用纸编一个故事，笔一扔，拽拽坐皱的裤子，轻快说一声：“完喽！”像玩完一场游戏。与初时的游戏感相比，我发现它更像一件宗教功课，坐在那儿，对着一面空壁。精彩、近乎神来的几段或几行或许今天来、或许明年也不来，但就为那几段，你得坐下去，它不期然而至时，你的笔和纸可以盛接它，否则它便白白流走。
因此我就每天如一地去坐，哪怕这支笔只在纸上画圈圈。有时突然拾起笔，又发现并没有吟成句子，笔又搁下。世上没有比这个“坐”更苦的差事了。这个“坐”会坏了你的胃口、睡眠、脾气，以及这根颇年轻的脊椎。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书来，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顺父母，不理会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按时上脊椎按摩师那儿就诊？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像是要躲掉父母诸如此类的唠叨，我到美国来了。美国什么都是可以的，您想写死在你的小说里，也是可以的。
在中国，有人说我在写名气；美国人认为我在写钱。我想，能写得出名气和钱我绝不反对，但我要写的，却不是这两样。我在写的是这么个东西：在人们将来说它好或不好时，我都能宽恕地笑笑。那个东西只有等我写出它，我才会认得它；它无所谓好坏，它只是让我满足。
太阳斜下去，我也想从桌前站起，不读、不写、不做任何正经八百的思考。想找谁聊天，想让谁用闲的话题来按摩一下我紧张得抽了筋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你要清静，就要个彻底的吧！
考场心电图
我这辈子怕的事比不怕的多。怕打针，怕进理发店，怕牙医的椅子，最怕的却是考试。幸而“文革”在我上一年级开始了，考试是被“革”掉的众多内容之一。学生们事先把答案用黑笔写在黑漆桌面上，考试时朝桌面哈哈气，字迹便显出来，然后抄到考卷上去。老师这时只去看天花板，看窗外，或者看他心境中一个抽象的远方。绝不来看我们，绝看不见我们这时的为非作歹。不然怎么办？这时师生一对视，大家不都得窘死？那年头老师又惹不起学生，全是“小将”，一声叱咤，“打倒孔孟之道、师道尊严”，老师第二天就得下讲台扫厕所去。
因此我回到家里仍是什么也不会。爸那时天天被罚做苦力，罚在人前念经一样念“我有罪我该死”。但在家里却还做他的老子，他把在人前收起的威风尊严在我面前抖出来了。
“给我算这些题！”
我说：“啊？！”
“考你啊——一元一次方程式都搞不清你还有脸做学生？！”
我脑子里跑飞机一样轰轰的，看着一纸习题。我想爸这辈子在做人处世上的考试怎么也及格不了。他若肯省些事，少顶些真，像我的老师们那样，我们全家也少跟他受些作践。每场政治运动，对他都是小考大考；不歇气的考怎么就没把他考明白、考乖巧？他回回念“我有罪”原来也像我们抄答案，抄过就抄过了，根本就没往心里放，根本还是但求得过且过。在我看，他在政治上、社会上，在人际关系上，一向交白卷，从来没被考出半点长进。我在爸出的考卷上填了些数字。
爸将卷子端到脸前，立刻抄起支笔在上面通天贯地打了个大“×”。劲儿之足，像是左右开弓给它两个大耳光。
“你给我当心点、别以为往学校混混，就完了，下回我还要像今天这样考你的！”
也许就怕他那个“下回”，我就此在无考试的年代怕透了考试。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了。我偷偷准备功课，想考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干吗“偷偷”呢？主要是瞒着爸。若考得太臭，爸虽不至于再在我的考卷上扇耳光，至少在心目中会把对我的希望两笔画掉了。在他受苦受辱的生命中，我不是作为我活着，而是作为他活的希望而活着。我是不可以辞去“希望”这角色的。他会与人半痴半癫地谈到我如何天才，如何近乎“七步成诗”，如何大器而不晚成。我是偷偷写作，偷偷发表了作品，得了奖的。我一直是偷偷的，我怕作品及不上他的希望。他大致知道我在干什么，大致知道我在文学界混得还有个眉目。因为他一天突然说：“凭你的作品，为什么不去考考学校？比如考考编剧系、文学系什么的？”
“我？我不考。”见他眼一鼓，像憋住一口话，我抢先说，“有什么考头？哪个作家是考出来的？考试是种心理和生理过程，跟学识无关；考得好坏，取决于你是否能控制和顺应这个过程。心理和生理反应不及所料，跟你学识有什么关系？”
爸鼓起的眼平息下去，研究了一会儿我的理论，说：“你想得这么开就真别去考了。”
我真的就没去考。儿时他给我“劈啪”那两下子，两张封条似的把我对考试的信心、正常精神状态全封死在里面。人或多或少有些忧郁症。对许多东西有道理没道理的恐惧是我的忧郁症。我不能想象考试前没完没了机械地背这背那，走进考场听监考人宣布不允许这不允许那。再就是考完后的等待，在那种等待中，人还会有胃口有睡眠吗？最怕最怕，自然仍是爸的反应。看透了他的这个“希望”，他在自己生存的考卷上就看到了一项彻底的失误。“文革”过去，他仍是颇失败地与社会、与人相处，许多人都从“文革”中练出狡诈和残忍，他仍是永无起色的天真和诚挚。他半明白半浑沌地让人在他身上开发利用他的才华学识；当我看见一个文霸以合作为名，不劳而获地用爸的心血脑汁在名望上步步登高，我惨笑：爸此生这张巨大无形的考卷哟！
我不去考，也就考不败，爸不顺心的一辈子，就仍存在一个希望。
而美国是躲不过考试的。“托福”、“gre”、“资格考”，你还没从这考场的椅子起来，那场考试又把你压下去。美国孬的好的大学都是机械化，只认得考卷上的数码，不认天才成就。我想取巧，便跟学校负责录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我想和系主任谈一次话！”
“你的文件中缺两份考试结果！”
“我可以跟系主任约个时间吗？”
“当然可以，等你两个考分出来之后！”
“不，我想尽快跟他谈！”
“好极了，那你尽快参加两项考试！”
我只得去考。考前一礼拜我心里老出现《葬礼进行曲》。在这进行曲当中，我想到爸那蹉跎的一生。还想到万一考不好，我奖学金就落空，房钱饭钱以及继续读语言学校的钱都从哪儿来。有人偏在这时告诉我：“头科考不好，以后考会更难！”终于坐在考场上时，我忽然感到将衬衫扎在裤腰里是个错误，极不舒适；而清早吃一大顿也是不智的，中间会去上厕所。睡眠不足，使整个考试过程成了场噩梦。考试中有个女生昏倒，好在不是我。我知道我考得一塌糊涂。
就在考完的当天晚上，电话铃响了。却是爸。“你明天要考试啦！好好考，别怕！你一向怕考试，真是莫名其妙！考试有什么怕头？”他嘻嘻哈哈地啰唆。
爸记错了日子。幸亏他记错，不然要真在考前接他这么个电话，昏在考场的八成是我了。真想对他喊：爸你干什么？！嫌压力没压得我自杀？！不过他电话打晚了，现在我是任剐任割，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好好考！”爸在大洋那头看不见我发绿的脸。“再说，考得好坏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放心去考！所有学校都不要你，爸爸要你啊！”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一股辛酸滚热的泪水直冲我的两只眼而去。
波西米亚楼
“波西米亚”在英文中也是个形容词。比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向我推荐一处住所时用种赞许的口气说：“那幢楼你我这类人会喜欢的——特‘波西米亚’！”他指的“这类人”，意思是挣扎中的艺术家。我被这位画家带到了这座“波西米亚”公寓里，发现它的确和意大利歌剧“波西米亚人”的布景有一丝相仿。楼是普通的40年代公寓楼，但内部装潢却很奇特：粗砺的原木门窗，墙壁的砖石垒砌全然裸露，壁炉也是精心设计出的笨拙，两张荡椅被粗大的铁链吊在横椽上。所有的家具都显出质朴和灰暗的调子，楼中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沉重而忧郁，透着一层无可言状的怀旧情绪。我马上喜爱上了这座公寓楼。它似乎是逃遁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避难所，也有一层对强大无情的美国主流社会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
房东太太接待了我。我与她达成了房租上的协议：一月六百元，包括家具、电视。六百元的房租对六年前还是穷学生的我，无疑是个沉重的数字，亦可见这里每一点貌似的朴素与陈旧都相当昂贵。它使我明白由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这样一种非寻常的意识形态的进化：从物质贫乏到物质富有是人自身的一次解放，而从物质丰富再返回所谓的简陋则是人的又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大部分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亦在于人的人生态度、审美观。房东太太六十岁左右，常把“庸俗”挂在嘴上，有次问她的“庸俗”定义何在，她说：“假花固然是一种庸俗。但对我来说，庸俗是一个人开奔驰车，但连买本书的钱也花不痛快。”
公寓楼里果然没有开奔驰的阶级代表。十二家房客有一位画家、三个作家（包括我自己）、一个影评者、一个教授，剩下的，都是职业面貌模糊的人们。比如，珍妮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做半工，那个组织为贫困户提供低价住房，但珍妮也同时做好几份杂事，编写教会印刷物之类，因此她对一生只学一门本事，以那专一的本事谋求一生粮草的人十分不屑。
珍妮的本名当然不叫珍妮。正如楼中一位心理学教授为他所有就诊者保密，我也不能透露珍妮的真实姓名。据房东太太说，珍妮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半夜投奔上门的。房东太太很乐意把自己的“波西米亚”楼当做女性心灵创伤的野战医院，凡有珍妮这样的突然投奔者，她一向不打听她的原因。在房东太太看来，原因无非那几桩：受了丈夫或男友的暴揍，或者陷入不可自拔的情感灾难，甚至更有难以启齿的精神创伤——家庭伦常所致的伤害。就像三楼的吉亚，一位绝顶美丽的黑姑娘，楼中相传她是受到公公的性骚扰而出逃的，而这位公公属于芝加哥最富有的黑人家族之一。究竟吉亚是什么身世，那位矮小的犹太心理学教授一定是清楚的，仅是同一幢楼的住户，就有三个是教授的固定就诊者，吉亚家就占两名：吉亚和她十岁的儿子。我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人寰》，那间心理诊室，其实就是照搬了教授的那间神秘、古怪，壁炉里总有温吞火苗的大房间。房客中仅有教授不宿在此地，他另有豪宅，只是因为喜爱这楼的“波西米亚”风味而租下最大一套房做诊室。
房东太太对任何投宿者都不收押金，也不与他们签租赁契约。她说她的直觉十分敏锐，一旦直觉认同某人，那人绝不会具有拖欠房租、吵闹、酗酒之类的习惯。房东太太经营这座“波西米亚”楼有十余年了，尚没有一个房客最终成为她直觉的意外。她说两年前珍妮在夜晚十一点半打了个电话来，说是一位朋友向她介绍了这个住所，她请求房东太太尽快接收她。珍妮是在当夜十二点半被房东太太的直觉检验合格当即接收的。房东太太说，珍妮当时说她只住一到两个月，很像是暂时避避难的样子，可她一住就住了两年多，而那种紧迫的避难感从未消退。房东太太长着淡蓝的眼睛，险峻的鼻子，小而敏感的嘴唇，是那类十分宽容又十分严格的人，而从严从宽的准则全在她的内心。比如她曾赶走一个医学院预科生，因为他暗暗揍过她的猫并且常常将粗俗不堪的音乐音量放得很大。但对楼道中时常飘散的一股大麻气味，她从来不加追究。那般淡淡的毒品气息给这波西米亚楼添了一丝消极和颓败之感，使我一搬进来就意识到这楼中的某人正经历某种不幸或企图抹拭曾经的某场不幸。也像所有无聊的小说家一样，我感到一切浅淡的不幸都是美丽的。
珍妮和我的交情开始在我迁居波西米亚楼的第二个月。她不能在自己房里抽烟，因为同租一套公寓的另一房客对香烟过敏。一天她歉意十足地说她在我窗外的阳台上抽了一支烟，希望我不介意。我说那阳台本来也半属公众：每个从露天楼梯下楼的人都必经此地。房东太太在那里摆了一张粗重的木长椅，也是意在给人歇息或相互交往的。珍妮脸微微一红，说她撒了谎，其实她在我窗外吸烟已有一个礼拜了。她说：“我一直等你抗议。”我笑道：“我一点察觉都没有！”她以她灰色的眼睛看我一会儿问道：“你们中国人都这样随和吗？”我调侃一句，说假如我们不学得随和些，十多亿人是无法共同存活的。
第二天，珍妮手里拿着一束花，说是野地里釆的。我奇怪地想：美国的一草一木都碰不得，碰一碰就是破坏环境保护，珍妮怎么采来这满满一把野矢车菊？她笑而不答，把花插在我的一个玻璃瓶里。从此后，珍妮和我在其他房客眼中就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她领我到各个实惠的食品店去买食物，也领我逛遍了橡树公园城的所有二手货商店。有次我夸赞她的一个发夹，一周后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给我。这时我已发现我不能随便夸赞珍妮的任何东西，她会不声不响记在心里，再满世界去为我寻觅。当她把一个我早已忘却的心愿突然实现——将一种护肤或护发或女性其他的用品突然呈到我眼前，四十岁的珍妮脸上会绽放出孩子式的烂漫笑容，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殷勤。房东太太有天对我说：“珍妮住在这里两年多了，从来没有接近任何一个人，也从来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老谋深算、意味深长地盯着我微笑。我不懂她是什么意思。
一个星期六的半夜，三楼的吉亚发出的一声呼救震撼了整个波西米亚楼。大家知道吉亚新交的牙买加男友又在揍吉亚的儿子了。牙买加人是个影评家，常组织全楼房客去看他中意的电影。谁也无法想象他在一扇门后的粗暴面目。我上到三楼就看见珍妮已站在吉亚门口，脸色由于愤怒而变得惨白。她用拳头擂着门喊牙买加人的名字：“你给我立刻开门！”这时的珍妮身上出现一种光与力，使我对她天性中的正义感以及我们中国人欣赏的仗义油然生出一股敬畏。她越是威严，嗓音便越是低调，当她对牙买加人的喊话有了威逼成分时，珍妮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低沉音色说：“要我破门而入吗——你这杂种？！”
门打开了，珍妮身后已站着全楼的房客，全副睡装。吉亚领着儿子出来，自然而然便一头栽在珍妮肩上饮泣起来。这样一个白种女子和黑种女子相依的造型，在美国种族对立的历史上该有着深远意义。我为有珍妮这样的女友而自豪。珍妮对牙买加人说：“你——你是该走的那位，吉亚和儿子留下。”牙买加人拿起自己的帽子灰溜溜地走了。几天后珍妮鄙薄地对我说：“吉亚是没救的，又让牙买加人回来了。”
我和珍妮的友情正常、健康地发展下去。在眼见她怎样仲裁吉亚和牙买加人的纠纷之后，我感到自己变得脆弱了，把一些陈年的心灵创伤渐渐向她揭示。她静静地听着，明知我在拿这些隐秘心事与她交换，她却一字未提自己当初投奔这座波西米亚楼的缘由。她给了我一篇散文，主要是讲一个女孩经历怎样一场艰难、痛苦的记忆过滤，把那些致病致命的记忆滤去却又难以滤去。她说那是她二十年前写的。她的意思是告诉我，我想交换的秘密都在其中了。珍妮知道我每个星期必去我的中国女友家一次。在她家好好吃一顿中国餐再饱饱聊一场中国天。一回珍妮约我去参加露天画展，我从中国女友家打电话给珍妮说我会晚两个小时，因为我的中国女友跟我的谈话尚未尽兴。我回到波西米亚楼时正逢珍妮独自向外走。我叫她，她像听不见一样。我追上去问她怎么了，她眼里似乎有泪，还有一股类似嫉妒的火焰：“你以为别人的时间都不值钱吗？想改变时间就改变吗？！”
我给她斥得一头雾水。她一个人去看露天画展回来，走到我门口，轻轻叩开我的门，低头说她不该那样对我，希望我原谅她。她悲哀的样子让我很不安，追着她来到她的居室。我马上惊呆了：她屋内的地板被一尺深的旧物淹没，有衣服、书本、纸张、信件、卡片……一股熏人的陈旧气味让我险些窒息。难怪珍妮从来不邀请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无力地对我一笑，说：“一部分的我是瘫痪的，没法从旧事物里摆脱出来。”我似乎一下忆起她二十年前用老式打字机写下的那篇散文。我近乎懂得了她所受的创伤在何处。
房东太太告诉我：“珍妮爱上你了。”我吓了一大跳。她说：“你看上去好像很恶心。”我想我当时的面部表情大概是恶心。房东太太又说：“这事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来了。后来全楼的人都看出来了。”我说我是爱男人的女人。房东太太说：“那也不妨碍女人爱你。”我觉得这个事实令我吃不消。当晚我做了个可怕的梦：一个女性裸体压在我身上。它浅粉的白种人肌肤的质感那样清晰，就像珍妮和我坐在桑拿浴室里我所观察到的。我在梦里拼命挣扎扭打叫喊唾骂。第二天早上，珍妮和我照面时眼皮一垂，带些羞涩与愠怒。我心里大惊：我的梦似乎被她知道了！从此后珍妮对我像对所有房客一样，彬彬有礼，保持距离。
我为这事困惑得耐不住了，便去请教犹太心理教授，他诡秘地笑着，问我：“你确定那只是一个梦吗？”他马上说他绝不是在暗示什么。我想我无辜的在珍妮如山的陈旧记忆中又添了一份她想滤去却无法滤去的创伤。爱的那个永远像珍妮这样忍气吞声，被爱的那个永远可以不负责任，坐享情谊。爱和被爱就这样遥远、沉默地存在，都很无奈。
我结束学业后搬出波西米亚楼。一个中国刚来芝加哥的医科学生向我打听租房行情，我马上推荐她去找房东太太。我对医科女学生说：“那楼特有情调，特波西米亚！”医科女学生不以为然。我又进一步蛊惑：“橡树公园城是有悠久艺术传统的地方，是海明威的诞生地！”她说：“海明威？”我说：“就是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呀！”她说她不认识。她看了房子后打电话给我：“这么贵的房租，里面墙上的砖都露在外面！”我还想就“波西米亚”再讲两句，转念，算了。如果一个人不懂它的情趣所在，怎么可能去经验甚至欣赏它中间那感伤的、怀旧的、微妙至极的人情味呢？它将对那个人是个浪费。
而珍妮的耗费和投入在我这里，绝对不是浪费，我透过偏见、遗憾，甚至同情，深深地记住了她。
芝加哥的警与匪
芝加哥的警察是全美有名的。再通过好莱坞电影好意或恶意的夸张，警察们就闻名了全球。他们以庞大的体积、易怒的脾性、不苟言笑（近乎凶狠）的面容、对人性恶的广博知识而体现的冷嘲而倦怠的眼神等这一切享有盛名。当然，还以他们同30年代两位著名黑社会大佬奥克鹏与迪伦哲数次枪战，以他们从这些战役中建树的传统而闻名，而逐渐演化成了今天的这类近乎狰狞的警察面目。
我第一次领教芝加哥的警察是在一九九〇年秋天，我刚刚到达芝加哥的第二周。我的学校在市中心，白天东南西北都是繁华。一到夜幕垂降，便只剩乞丐、酒鬼和警察了。偶尔见到一些行色匆匆的人，便是我们这类上晚间课的学生。这天我走出地铁，发现白天的东南西北此刻都不算数了，我这边突突，那边撤撤，最后完全陷入了迷失。这时我看见马路对面走来一位女士，下半截脸缩在竖起的大衣领子里，步子干脆迅捷。我马上朝这位女职员模样的年轻女子迎上几步，用我胆怯的英文说：“excuseme！……”她倒退半步，大声道：“leavemealone”（“别打扰我”或“请走开”）我看着己成为背影的她，被她无来由的发作弄得很委屈。我说：“对不起，我只想……”她头也不回地说：“我也需要钱！我也还没吃晚饭呢！”原来她把我当做向她乞钱的人了。我洁白的羽绒服、浅蓝牛仔裤、黑发披肩，算不上时髦，可也不该像个乞丐吧？我还想追着她为自己平反，但想到就要开始的课，就作罢了。早听过人说芝加哥人的坏话，说他们暴躁无礼，这算有了验证。
原路又折回地铁，见一个晦暗的人影斜在墙角，我以更像倒霉蛋的理亏声音把我的问题向他提出。他说：“你已经在你的学校门口了，拐过这个街角就是。”我看见他两个银白的眼珠在一片暗淡中忽闪，心想好心人怎么都去做了乞丐。
我顺着乞丐指的方向往前走了几步，突然感觉有人跟了上来。回头，正是那影子般的乞丐。他对我说：“我能给你买个汉堡包吗？”我非常惊异，说：“什么？！”他重复了他的话，也重复了那番快活语调。我告诉他我并不饿，谢谢他。他却锲而不舍了，追着我越来越快的脚步，话也越来越快。我想前面那位的不好客和这位的好客是否都正常？快到拐角处，两个彪形警察出现了，马上注视起我们这场荒谬的邀请和谢绝来。警察们真是高大呀，行走起来如两座移动的炮楼。
警察甲问我：“他想干什么？”
我说（一脸要哭出来的笑）：“他一定要请我吃一个汉堡。”
警察们面无表情地拦下了他。我往前走了一截，听见后面一声金属碰击“咔嗒”。回头，那位乞丐已被铐上了。他还想解释什么，警察请他闭嘴。警察的声音不大，也不凶，是种被此类人和事烦透了的懒洋洋的语调。乞丐在两个庞然大物的执法者手里显得毫无重量，像一堆碎布扎的。我想这不太公道，便忙折回来为他说情。我说：“他并没有怎样我。只是想给我买一个汉堡啊！”
警察乙说：“他打扰了你。”
我开始为他抱屈了，提高嗓音说：“假如我不是急着赶去上课，说不定我会吃他一个汉堡呢！”
警察甲说：“那你就赶你的课去吧。”
他们开始搜他全身，似乎并没搜出一个汉堡的钱。现在我看清乞丐的面貌了。一个很瘦的人，眼睛大得不近情理，里面竟有种近乎快活的目光。
我想我怎么也不能让他就这么给铐走了，我要进一步证明他的好意。警察甲却说：“你闭嘴。我们可以决定他是否打扰了你。”我仍想强辩，但在他们那副杀人不眨眼的气概下立刻灰溜溜地走了。不久听身后传来乞丐的声音：“芝加哥欢迎你！”……“保重啦！”……“回见！”……“噢！别弄疼我呀！”
这位乞丐居然看出我是芝加哥的客人，因此他那番未兑现的款待还是合逻辑的。比起那位叫我别打扰她的女职员，乞丐显得动人多了。我也同时理解了女职员歇斯底里的反应，在这个时分的芝加哥，任何打扰都带有点恐怖色彩。
一天傍晚，我结束了下午的课乘地铁回住处。我租的公寓离地铁站仅有十分钟路程，并且在傍晚时分并不冷清。我走到离公寓十多米的时候，发现有人跟上了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温和地冲我一笑。他个子不大，偏瘦削，气质中带一股文弱。我立刻打消了戒备，拿出钥匙打开公寓楼的大门。大门十分沉重，在我猛力拉它时，感觉自己的胳膊肘戳在了一个人身上。原来那个男孩也要进这座公寓。我想我大概碰痛了他，说“对不起。”他微笑说：“没事。”非常礼貌的男孩。
这样我们就一同进了公寓，并一同步上昏暗的楼梯。我刚搬进此地不满一个月，没有闲暇了解左邻右舍。我在上到二楼时问他：“你也住这里？”
他含糊地“嗯”了一声。
然而他并没在二楼停住，一径跟着我往三楼去。三楼的人我大致熟识，便问：“你是跟那个画家学画的？……”未等我得到答复，我的脖子已被一条胳膊从侧后方扼住。我这才明白自己放进来的并不是个温雅男孩，而是个温雅盗匪。我十分冷静，拿出谈判态度说：“你是想要钱吧？”
他说：“是。”他将一件利器顶在我的腰上。大概是刀。
我从书包里抽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五张二十元的钞票。我把信封递给他，说：“全在这儿了。回头你慢慢数。”
他接过信封，那件利器又抵得深一些，说悄悄话似的对我说：“不许嚷，等我下楼以后再嚷。”
我说：“好的。”
他轻盈敏捷，一步三格地下楼去了。我当然不会等他逃远，马上大喊“救命”！此楼充盈着温暖灯光的家家户户全无反应。正是晚餐时分，每个家庭都围坐在餐桌边息声敛气地听着我凄厉的呼救声，同时用眼神相互制止援助行为：这图景是我事后想象的，它是我对芝加哥的一系列失望中较重大的一次失望。
年轻的抢劫者完成了逃亡之后，一位邻居带一丝羞惭对我说：“应该报警。”警察们在五分钟后到达，又是两个大汉，又是那副见多识广的慵懒模样。他们问了三遍前因后果。一个问，一个躬身在写字台上做记录。正常尺寸的写字台在他的身材对比下，顿时发生了比例差错。我一面述说经过，一面看那个伏在案上活受罪的巨人，那厚实庞大的臀部磐石一般，带有粉碎性的摧毁力，紧紧锁住它的裤子随时都有绽线的危机。
警察们认为错主要出在我这里：不该根据相貌、气质、衣着的体面程度来判断人的好与歹，因此他们对我缺乏同情是为我好。我想他们是有道理的，我对芝加哥的险恶远远没有觉悟。
第二天我来到邻里的警察站，从一本相册里辨汄那个少年抢劫者。每一页都贴满了人的正面、侧面头像，密密麻麻的五官弄得我头晕眼花。我合上相册，对他们摇摇头。他们又拿来另一大册。几册看下来我要虚脱了。这个五官的海洋把我对那少年抢劫者最后的一点记忆淹没了。
那以后，我时而接到警方的电话，说新近逮捕了一批少年犯，问我可否配合他们，辨认出那个猎获过我的少年人。我正为各门功课忙得不可开交，支支吾吾地推托了。我渐渐感到那一百元给我换来的是一连串不得清静的日子。抢劫者不知去向，警察们就只能逮住我。我第三次来到警察站，站在一扇玻璃窗后面看审讯，据说玻璃的那一面是看不见我的。这种所谓的“配合”使我忙碌的生活又添了许多忙碌。每次“配合”结束，我尽量让自己想开：我至少拿警察们练了英语。
学期进入了严冬，晚间课结束后已近深夜，脚步踩在厚雪上都有了异样的声响。一天夜里，四周静得诡异，我总觉得静谧中似乎不止我一个人的脚步声。我却不敢回头去证实是否有个心存歹意的人在和我暗中做伴。我开始奔跑，越是跑越感到另一双脚的足音。这时一辆汽车天降一般刹在我面前。两个巨人警察刹那间出现在我身左身右。他们中的一个问：“你跑什么？！”
我这时发现那个跟踪者纯属我的臆想，警察们把一个无缘无故狂奔的人看成某种嫌疑者是很自然的。我大喘着说：“没、没跑什么。”
另一位说：“上车。”
我想，完了。他们冷漠地嚼着口香糖，为我拉开车门，我刚才一定跑得像个亡命徒在逃避捉拿，我知道跟警察犟嘴是讨苦头吃，只能招来更糟的待遇。我在车上坐得很乖，眼泪死噙在眼里：眼泪在他们看来不是眼泪，是伎俩。开车的警察突然问我：“你住哪里？”口气很硬。
我战战兢兢说出地址，不一会儿，车停了。我一看，竟是我的公寓门前。“押”我的那个警察先下了车。替我拉开车门。他一尊金刚似的站在那里，直到我走进公寓大门，他那不动容的面孔使我连句感激的话都难以启齿。
我离开芝加哥后，常对人讲芝加哥给我的感受。我突然发现在自己描述芝加哥时含有类似怀恋的情绪。尤其当电影《绝命追杀令》在美国轰动后，我这个仇恨动作片的人也被tommyleejones扮演的警长震住了。他有着类似芝加哥警察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勇敢、冷酷、执法如山，还有那种为执法而杀人不眨眼的气概。还有，就是知道自己很不讨人喜欢而表现出的无奈的嘲意。
原来，我对芝加哥的感情，包括着我对于芝加哥警察的感情。
丹尼斯医生
这位医生的名字叫丹尼斯，是我从医疗保险公司的名册上找到的。丹尼斯这个姓听来有点雅，跟一个漂亮女性的名字“迪妮丝”发音接近（索尔·贝楼①小说中的一个漂亮精明的妻子就叫此名）。我就认定丹尼斯医生做我的家庭医生了。其实“常务”医生更接近他职责的性质。就是不管大病小痛，首先要去给他诊，由他诊出大概之后，再把你交到各科专家手里。专家是至“专”的，五脏六腑，从头到脚，从骨髓到皮表，好几十个行业的分工，名称也各是各，医脚气的专家也有很长的希腊文的专门名称。当然是不止治脚气，踝骨以下的都归他关照。并且美国人对脚气的看法也较为积极、正面，叫它“运动员脚”。比如肥的不叫肥胖，叫超重。据说商店里的衣服尺寸也改得较为鼓舞人心：特大号“xxl”不再往前头加“x”了，而是把大得无以复加的形体尺寸叫做：“happytobeme”（我乐意做我自己）。在各种思潮都领先的柏克莱（美国唯一的劳工党当政的市），对各种残疾的称谓更是祛除歧视的意味，比如一个驼背不可以叫他驼子，而叫他“被脊椎挑战的人”（spinelychallenged），由此扩展向社会，若谁道德败坏，他便是“被伦理道德挑战的人”，这样便排除了任何成见，表现了柏克莱人的新概念和开明。
①：索尔·贝楼（saulbwllow），犹太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还来说我的医生丹尼斯。我只凭他姓氏给我的良好印象而选择了他。一阵我失眠恶化，我来到他的诊所。他和其他五个医生共同租用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筑外体，看去这个医生的小集体在时尚和审美上是十分老实的。走进去，护士请我到丹尼斯的一间检查室里等候。屋里基本是秃的，没有装饰。看来丹尼斯医生有个细腻名字的同时还有个求实精神。
我坐在那儿等丹尼斯医生的出现。不觉也就顺便想象他的模样、性情，一定是位细致而温存的男性，中年，却未超重。总之是很“常务”的医生，有种主妇的周到入微，安详体贴；总之是温文尔雅，同丹尼斯这姓氏不差太远的……正想得紧张，门“砰”地打开，一个拄双拐的老爷子在门口站立，一条腿裹着粗大的石膏，脚也被绷带缠得很大一坨。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于是石膏、绷带、两只加金属的木拐，连同那灰蒙蒙的耷拉着的白大褂使这老爷子每一动作都拖泥带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医生的另一位候诊者了，便立刻站起，腾椅子给他。却听一个大嗓门说：“我们哪里不对劲？”这大嗓门竟属于这老头儿。他看看有七十好几，听听却不老不残。我一时愣着，挂一个无利无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么就成了“我们”。
老头儿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调整好了，空出一只手，伸给我：“丹尼斯。”
我这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如此失教养的木讷，令我事后很悔。我尽量以柏克莱的“无歧视”精神来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于失望过度而没了力气。他像是根本没看见我随时有可能找借口溜走，然后马上打电话请保险公司把我从丹尼斯老头的监护下挪出来。随便谁，爱谁是谁，不姓丹尼斯就好。在如此的心理冲突和沮丧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例提问。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种杂技平衡鹤立着，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在一本黄颜色带格的信纸上画着字，为将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写得大而疏松。很快就写下去半个本子。其间他告诉我他如何出了车祸，手术如何完美。然后他强调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退休军医。”原来他的大嗓门和大动作都是军旅作风。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大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
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作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两个词的精神余震中复原时，见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并约定下次就诊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用来区别对和错的“军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逼来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做例行体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检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该为你的运气而高兴。我手指头特细，远近闻名的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做肛检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庭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出口粗鲁，在治病上还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子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庭医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进入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他首先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对我一面摇头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庭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娇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是医生们图在我这里找点清静，图省事，也就是不够负责使然。
我这才顿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处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我不知这回他从哪个意义上退伍了。
蛋铺里的安娜
一九九三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修完。一九九二年秋天在旧金山完婚，也算个“有家室之人”，该尽本分做妻子，至于回校读书，心理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读书期间的财经预算主动压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长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store”——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城市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叫“eggstore”（蛋铺），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源起是专卖鸡蛋的小铺。因为鸡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为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二手货食品店时，仍沿用鸡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鸡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鸡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鸡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较赞同对“egg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场——springof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我很快便跻身到采购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个熟面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餐馆打工时的工友。她是陪读刑法博士的丈夫来美国的。听说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领阶级为主的近郊去了，不过她每个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阶级，到蛋铺来采买一周的食物。我认识的许多留学生都是这样，毕了业就了职，房产汽车都齐了却仍折回“蛋铺”来买这些有残疾或欠标致的瓜果。或许这宽大简朴的店堂曾以它的丰盈消除过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们对它的持续惠顾出于一种感恩心理；或许是在这里采买，好比在一座食物矿场里开掘，掘出什么都给人近似挖宝或历险的心理满足。或许仅仅因为留学生的本性——留学生是世界上最懂节俭的一种人，他们总是远远地回来。
走到奶制品一栏时，发现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两大桶牛奶边上。“蛋铺”充满喜洋洋的各国语言，若不留心，绝不会听见这老人细弱的呻吟。她几乎是整个店铺中唯一的一个白面孔。美国人但凡有个体面收入，是捺不住性子来这里和各种肤色的移民打捞食物渣滓的，我还没走上前，就闻到一股奇特的气味从老妪身上泛起。
我问老太太哪里不妥，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矮小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去拉她的手，她把那只手从我手里缩回，给了我另一只手。因为头一只手的手心里有几枚硬币。她像一截定了形的老藤一样，被我一点点抻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惨叫一声，又缩回原来的形状。她身边搁着一个手推车，是专为老年人购物所设计的那种，只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样变了形。
我把两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车上，从她婴儿一样尖细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这儿佝缩了一个来小时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挨过去，再把两桶牛奶搬上车。我左手推着她的车，右手环过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于将她的体重全挂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个人不比两桶牛奶重多少。我问她还需要买别的什么？她说不需要了，两桶牛奶足够她和她的家庭一周的过活了。我差点问：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时闭了嘴。在美国，是可以把悲惨当某种怪癖来理解。而把悲惨当做怪癖来尊重，也就等于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权。
我问老太太家住哪里，她说只有三个街口之遥。我决定把她面交她的家人。根据我对医学广博的无知，我断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错位之类的病症。她根本已瘫痪在我的右臂上。经过付款过道时，她将手里的硬币给收银员。款数刚好，显然她预先作了计算，也预先打算好除这两桶牛奶绝对不买任何其他食物。“蛋铺”的牛奶便宜得近乎自来水。
我一身担着老太太和牛奶，走到马路上。那股奇特的气味我现在已判断出来了——是一股类似动物园的气味。老太太告诉我她叫anna。我发现安娜的衣着是60年代的，是件大致是黄色的灰外套，或说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黄外套。安娜极清瘦，衣服也过于单薄，因而她那几乎弯成“s”形的一根脊柱，清晰地显现在她背上。假如把她整个人抹平整，她不见得比我矮多少。我问起她的家庭。她说：“是啊，我有个大家庭等着我去喂呢。”我纳闷竟没有一个比她健康点的晚辈来承担这采购。她像读懂我心思似的，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在韩战时上前线了，都没回来。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问来。”
我说：“您一定弄错了，不是韩战，一定是越战吧？”
她说：“我没弄错，是韩战。越战的时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我心里暗暗吃一大惊：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岁了。虽然她勉勉强强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脸容，不知何处使她看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的那一种面容，头上稀疏柔软的黄白绒毛在无风的太阳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去世已经二十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劳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三个街口我和安娜竟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她说：“就这里。”
是一排店铺式房子，大部分都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被贴着招租广告和卜卦、纹身、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鹤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固体肮脏。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残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的“家庭”，我不敢走进安娜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床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入末日的孤独老人做点什么。她蹲着身挨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溶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们竟比安娜要干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锋利的逼问。
大概也为省一笔电话钱。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们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了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从未见过如此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样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美元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几天中我心里都很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这样悲惨人的一生。我无法将悲惨当做怪癖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致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eggstore”的地方。那时已是五月底。
“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芝加哥使贫穷得到大大地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妆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
书　祸
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reader'sdigest》、《newyorker》、《time》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是美国社会的热门话题，读起来立刻使人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的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我可以在下车后将它“遗忘”在坐椅上，它或许可以使另一位乘客的旅途沉闷得以减缓。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旅途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交通不顺畅情形下的驾驶，满腹怒气又无处发泄，那样的一分钟可以长得像半辈子。
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日，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一同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须把自己囚于其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场回家的电车上，我已在《城堡》深处。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啦！”脚先于我的意识，我已蹿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鼓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呀！”我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了。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女儿毕竟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顶好客又顶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场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
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冒，临时请我代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每小时有五块现款的工钱。小女孩的母亲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酒店已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hennesy，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要宗教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做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庭传统。我结束了八小时对换尿布和卡通片的经营，拿到四十块钱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了它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己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个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cre，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坐过了两站。下了车总觉得步伐飘然得有点可疑。直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才猛然省悟到换了八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去了一半，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的一半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hennesy。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要提起那两瓶hennesy，他为我感到痛惜：换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不可理喻的我苦笑：“唉，你丢这丢那，不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两样东西：一是书，二是稿纸。似乎是个脑筋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
一次在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读完了《lolita》，一时间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一车厢的人都旁观我的搐动，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女士戳戳她的男友，问他可知缘由，那男友耸耸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表示只有天晓得。那次损失最小，只把一片从加拿大买的牛皮书签丢了。
且将新火试新茶
到了美国的第五年才认真想到要过一回春节。那四年的春节总被忙碌或无心境省略了。只知道唐人街菜蔬店早早关门的这天是除夕，整天的打烊，当然就是年初一了，没有穿新衣、新鞋的大群孩子把炒花生和炒米糖之类拿到街上来吃；没有头插红绒花的少女；没有绢绸或纸扎的灯笼；也没有往女孩子身上扔炮仗的男孩子。节日就是某些中国人开的银行赠送的日历上的红字码，提醒你这个漂洋过海带到这里的古老新岁。你得特别留心，不然很轻易就错过了它。
我从来没了解过那些关着门的菜蔬店里面是怎样过年的。错过了四个春节，似乎情感与思念渐变得强壮亦或麻木了。有时会打个电话向父母拜年，却意识到一洋之隔错过的更多，那边已是年初二，或初三了。我也对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热情不高，但那些节日似乎太主流，因此太有淹没性，不容分说就把我纳入其中了。
这里大部分中国孩子对圣诞节的期盼远远胜过春节。那样的热切期盼使他们在感恩节之后立刻就进入了圣诞，而春节就成了他们节日情绪的收尾，有一点烟消云散的惆怅。他们意识到长辈们那与生俱来的勤劳在这个节日中苏醒，它启开的是望而生畏的三百六十个艰辛日子。偶尔也有孩子们披挂起来耍龙舞狮，锣鼓七七八八，龙和狮都显得有几分羞怯和扭捏。
我的朋友们问我：“春节你打算怎样过？”我回答：“没有打算。”我倒没有多去想：节日还需要个“打算”才能过？他们都打算去中国驻芝加哥的领事馆举办的除夕联欢晚会，有晚宴和歌舞表演，还有画展和抽奖。十五块一张门票能帮你打算出这么多节目，我可不能再错过它。
十多天前，我买了两张票，邀请我的房东太太依琳一同去参加这个联欢会。依琳六十多岁，是个不断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美德和优点的美国人。她常叫我替她多找些中国房客来，她说：“你们从来不拖欠房租，也不会把party开到早上三点。”依琳远比我兴奋，这是她第一次过中国人的节日。她洗了头发，盘个溜圆的髻在头顶，这发式让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叫她“甜圈饼奶奶”。
雪不大，并带着喜意，落在高速公路成千上万疾驰的车上。我忽然感到了一点童年过年时的感觉，那种盼望年夜饭的感觉，那种手掌摸在崭新的衣服上凉丝丝的感觉。依琳倒是穿了新衣，一条暗红印花长裙，她告诉我那是圣诞节从女儿那里得到的礼物。我的情绪渐渐赶上了她的，一遇堵车我就问她：“我们不会迟到吧？”
到了门口依琳拽住我，说：“怎么没有对联？”我说大概要到新年的早上才会有对联贴出来。
其实春联在这里也是被省略的东西之一。这儿的中国人家门户上极少有贴对联的。唐人街的后代们对中国文字和语言也都缺乏热切感，往往会说几句而不会读写。春节在这里，成了个没有语言的节日。再没有那种图景：某人停在某个门前，为一副春联的新颖别致摇头晃脑地感动一番。不时在门上看见的，还是圣诞节剩下的松枝饰环，都枯了，却还占据着春联的地盘。这让我想到一些消失了文字的古老游牧民族，他们靠一系列节日中围篝火而坐的老人们把自己民族上千年的文化和历史吟唱给下一代。那些没了牙的嘴咬着快要磨损的歌词，把他们曾有的疆土、河流交待给后生们。后生们不明不白地承接过来，传送下去，不是通过越来越浑沌不清的歌词，而是通过那节日气氛的濡染。把自己想成一个漂流而来的古老游牧民族，倒挺浪漫。这古老民族是靠气味、饭食、一切直观感觉而单单不靠文字使自己的文化传宗接代。
热烘烘的人语在楼梯上，孩子们尖声喊着英语在人们腿缝里乱窜，像深水层的鱼。不少女士穿着貂皮大衣，使她们需要大一些的活动半径。厅却很小，人们只能毛贴毛地站着寒暄，可惜了那些个款式和成色。依琳对那么多貂皮大衣惊讶不已，问我是不是中国人过春节规定要穿貂皮大衣？我说不是。她仍是不解，说：“我从来没见中国人在大街上穿貂皮大衣！”我说那是因为在街上没有人和她们结伴穿，穿会孤立；而在这儿，不穿大概会感到孤立。她说：“可我印象里，中国人总是喜欢最便宜的东西，比如‘九角九’商店，我看到最多的就是中国人。”我说我们中国人买九角九半打的袜子与买九千九的貂皮大衣是毫不矛盾的呀，我们的节俭是为了豪华。
我们打听着画展的方位，都说不清楚。最终看见角落里支起一块大案板，上面铺着一些未装裱的中国画。那些裱了的，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挂在直立的衣帽架上。画面因深刻的折皱而显得古旧并来历曲折，似乎五分钟之前还紧紧挤压在行李卷中。卖画的是个满口山东腔的汉子，红紫脸膛，眼神愣中带羞。他在人群中显然看不见一张熟面孔，就索性把目光和每个人都错过去，使焦距涣散一些，人们对他的疏忽也成了他对人们的不理会。上前一问，他憨厚地笑着说自己刚从国内来，几百张字画果真被他卷裹成行李，随身扛来了。他解释说因为地盘小，也没有是够的时间装配画框，只能凑合了。依琳当下买了两幅扇面，他高兴起来，不顾禁止吸烟的警示和那么多貂皮大衣，一支接一支抽起烟来。他叼着烟头，给烟熏得一只眼睁一只眼闭，把案上叠摞起的画一张张掀起，请依琳看。依琳少见多怪的“噢噢”声引得三四个人围过来，一个穿貂皮大衣的二十来岁的女孩，非常淡远地看着一张张画，看到一个上千元的价签，她就圆起眼晴向她男朋友（或丈夫）使个眼色。卖画的汉子渐渐折腾出一头汗来，他将嫌紧的黑色毛衣顺肚子卷上去，卷在胸脯上，里面是件米黄高领衫，乍看像裸出的肌肤。他不那么羞了，大口抽烟，大声讲着黄永玉的运墨特点。人们听着他，看着他，像看着码头上一个耍大刀的，看看就离去了。
这时人家急着要进入内厅去吃晚饭和看歌舞，忽然发生一阵恐慌：卖出去的餐票比餐位要多很多，很多人有票却不一定有饭吃。把门的人直是抱歉，说餐桌已坐满，请暂时没位置的人先忍一忍，等第一批人吃完。不少父母和孩子被拆开了，里面外面地呼叫。我和依琳推让一会儿，我坚持她先进去吃，因为她十天前就攒出个好胃口，当天省去了午饭，就为了要好好吃一顿中国年夜饭。
二十分钟后我也被放进去，被安置在离依琳三张桌的位置上。她回头对我做了个鬼脸。我发现桌上有一盘面包，一碟黄油，每人面前摆着三道菜的刀叉和一碗生菜色拉。舞台上一条红布条幅，上面一行汉字一行英文，大意是庆祝春节之类。除此之外，就是一个个中国宫灯，再没其他字了。吃热菜时歌舞开始了。舞台上出现十多个穿旗袍的美国姑娘，金发红发盘成中国式发髻，每人执一把中国折扇，跳起中国秧歌来。她们个子都很高大丰满，做某些灵敏诙谐的小动作时，显得吃力无比却十分别致。缎面旗袍衩开得很高，圆滚滚的长腿一直露到根梢。她们一招一式都显出对自己肉体的坦然和磊落，那种中国女性的闪烁、暧昧或含蓄在她们身上荡然无有。尽管她们的步法、招式都对，但你越看越糊涂，不知她们在跳什么，不伦不类，倒颇有看头。原来一族的舞蹈并不只是一些动作，而是那民族心理特征的外化。那些招式和扭动应该同厅外画摊上的画相和谐，岩石或树枝杆从来不像这些洋姑娘的肢体和躯干，毫无阻力地伸展，毫无限制地自由。该是带些挣扎的，曲扭而充满疙疙瘩瘩的力量。
这个长达十多分钟的开场舞蹈使我意识到这个大年夜和我曾经在国内度过的大不相同了。年夜饭也不是曾经的年夜饭，依琳的好奇心受到了一定挫折。甜食是柠檬派，所有人都心满意是地吃着，丝毫没感到缺了什么。没人感到什么挺重要的东西被取代了。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捍卫早已不那么认真了。
一位据说是十分著名的中国歌星上了台，穿着粉红曳地的纱裙，一层一层又一层，娇小个人儿，似乎被一堆轻柔缥缈的粉红肥皂泡浮载着。她穿着十八世纪的西方盛装，唱的是二十世纪的流行歌曲。因为掌声不让她谢幕，她唱第八支歌时便成了黄梅戏。依琳不求甚解地跟着喝彩，不断用餐纸拭着额上的汗。这时我已步到厅外，实在招架不住厅内的温度。不知那些貂皮大衣什么感受。
厅外只剩了那个卖画的山东汉子，毛衣还是被卷起来的。他告诉我他是山东潍坊人，从小学画。他说：“潍坊那地方靠画画咋挣钱？”他十年前和一些向往现代化的人们投奔了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深圳。他十分自豪地讲到中国卖画的行情，不像这里，没几个人真识货，磨一晚上嘴皮子，才卖了两幅扇面。我问他想不想家——大年三十的，他不置可否地嘿嘿笑笑。他说“国内也就是这些（他指厅内），吃着喝着，看看电视，电视上也就是跳跳舞，唱唱流行歌儿。”过一会儿他想起什么，说：“也不是想家，就是想咱山东的饺子！”
依琳这时也出来了。表情很快乐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显然对大歌星或整个节目的内容都不太懂得。我们就同孤零零的卖画汉子告辞了，来到非常冷清的大街上。依琳把我拽进一家爵士吧，说怎么也要把这个中国人的重大夜晚替我好好过完。她替我和她自己都要了“bloodymary”，跟我碰杯说：“happynewyear！”吧台上的人扭头来看我们，心想这两人准是醉了，跑这儿来过哪国的“newyear”？
我们喝酒，听爵士，守岁。挺逗的，这样一个大年三十。什么都不对，但一切都地道。我想起卖画人讲“咱山东的饺子”，可以想象，那饺子的地道。那地道原可以使我有一个机会去怀旧和自新，去沉醉一回。
母亲与小鱼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着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揽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说是她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有一些黄旧的相片，上面十八岁的母亲，一袭背带工装裤，一件白麻衫，眼睛骄傲天真，却是有了一个人。
后来这个人是我的父亲。听来是这样，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也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的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荡气回肠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
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唻、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支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近走远。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厌烦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亦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我们常吃一种黑黑的菜，只因为多放些猪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烧肉”。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小鱼在父亲有薪水的时候是我家猫吃的。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百条小鱼被串起来，被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得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做得如此自如。总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有的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爸爸现在好瘦，好瘦。”她像在征得我们原谅一样，喃喃地说，带信回来的人只说父亲黑瘦了一些，她心里的父亲便形同枯骨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咽回一泡又一泡的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再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己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也没意识到父亲的变化。
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他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天。我们也看得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哥哥这时走了进来，这屋的沉默让他害怕。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绝不会帮着她死气白赖地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他怎么会吃好饭——住在那种大饭店里？”她说。在几小时内，这是她唯一的话。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初阳中，它们是纯银色。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我知道他不会好好吃饭！”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气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我并且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在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和，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狠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待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象，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目前是的；她和他度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了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又一遍去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在对门的小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的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等上了火车，我发现行李中少了那个装小鱼的竹篓。我没有提醒妈妈。它该是个最痛的提醒。亦或许，她有意将它遗失在哪个角落。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就走开。无论说爸爸的新夫人好或不好，她都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倚在晾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将一条小鱼铺平在案上，拇指的指甲一推，去了鳞，再以一把小刀一剜，去了内脏。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叫疼一样“吱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桌上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父亲肯定不会再吃这种猫食了。我眼里尽是母亲雕花般的剖鱼动作。我本该将那篓小鱼送给哪户有猫的，只告诉妈妈是按她的做法做的：小鱼水里泡过，剁些青葱，掺和豆瓣辣酱温和地炒。
这天父亲醉倒，当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善良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失落的版图
——告别母亲
我生平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竟是母亲的葬礼。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吃了一顿以牛奶为主的“站立午餐”，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发现自己并不知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字更来得有声色些，更物质些（physical），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这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不必经过大脑，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有时我连个“喂”都来不及招呼，妈妈那边已经唤起来：“嘿！女儿！妈妈就知道是你。”而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那相当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寻常了。我劈头就问：“妈妈呢？”继父没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有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的陈述手术过程时，我重复地对自己说：有时噩梦也会如此真切，最终总要醒的，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我只希望此时有个人来猛力推推我，告诉我，我只是让梦魇所陷。但是没有这个把我拉出噩梦的人了。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终结的。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扛起、背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我却甩着两只空手，不断恳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让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为在她眼里我一向柔弱，浑身没三两力气。有时我会跟她叫嚷：“妈妈，别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让你老太太当挑夫，会说这个女儿真够‘孝顺’的！”她仍是不理会，只是像个坦克一般闯去。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哥哥一家和继父的儿女们都觉得轮不上他们来给予妈妈这一句宣判。正如二十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委派于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篇幅。
从火车站到医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将遭判决的是我，而不是妈妈。人们在计程车上你一句我一句，讲着妈妈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在心里组合那个最残忍的句子。我还一遍遍说服自己：妈妈应该知道真相；妈妈有权力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我想，有我在她身边，她会添很多力量来接受这有着巨大杀伤力的真理，我还相信妈妈的坚强，她那些磨难若搁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一个死亡。我在穿过肿瘤科的长走廊时，话都排好在了舌尖上。
进病房时，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妈妈眼中，那等电话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车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儿……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张向我，叫一声：“女儿！”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病房里耽了六个小时，那句最难启齿的话，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我想，我们把真实瞒着她，其实不是为她好，而是为我们自己好，使自己能得到虚假的安宁气氛。在伪造的好气氛中，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
我瞠目看着她，看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掌心里越发冷下去。我说：“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严重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烧灼，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口叹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来，就是要我同她一块儿承受这份真实的；却发现我也禁不住真实，我也站进了对她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她只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实的负荷。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种时候，她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它。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菜蔬。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机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于她都不复有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里都嚼成一块蜡。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当然，这话她也是说给我听的。我跨了重洋归来，帮她回忆她从童年至今所爱的一个个菜谱，一些失传的，一些刁钻的，也都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做出来，她即使再难下咽，也领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领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进入病房，大声哈哈道：“妈妈，你今天气色特好地！”她总是领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觉得不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好极的一头厚发，演《雷雨》中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物。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滑过。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产床上蹿起，拉起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症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达。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连一声惊讶都无力表示了。下面的话我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僵地把话筒渐渐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有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十二点多了，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追上来，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五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使句子很断裂。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买着沿途每一种特产食品。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辞文法都稍嫌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轰”的一声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
FBI监视下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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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乡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带着我爸妈的洋女婿回国省亲。对于我结的这个“洋婚”，我父母始终没有明言的赞同与反对。他们的内心独白大概是：“难道这是真的？”
爸妈离异后，各居南北二京。事先已想妥，这个家庭政治平衡可不能玩砸了：南、北两京城我跟洋女婿得各住八日；一处多住了，怕是会有厚此薄彼之嫌。我是无所谓：我整个这个人是父母美德与恶习的集大成，我根本没意愿对二老择出亲疏。只是洋女婿有意见，他认为北京大而物博，自然该大住；南京呢，小住为佳。我说：“你要想当好中国人家的女婿，第一步就是听我的，我是说在中国境内。”
在上海吃了几天黄鳝，挤了几趟淮海路，乘火车北上。一路看，“正是江南好风景”。车倒舒适，有空调，有昂贵的无锡排骨和可口可乐。到南京太阳将才落进长江，剩的就是热。那个热像往身上裹一层热的胶膜，想往下揭它，又知揭不掉。
妈妈显然才去了发廊，头发刚刚出笼。跟我握手时，眼睛不断去看洋女婿，潜台词是：这回噩梦成真了。
“住处给你们安排好了——住晓明丈人家。”我妈说。
晓明是我继父的儿子，当下随父母携老婆南迁，在深圳开公司，说是苗头不错，一时回不来南京。
洋女婿马上道谢，但表示他宁愿住旅馆。
我用英文温和地请他闭嘴。“妈，恐怕不方便。”我说。
妈说：“哎哟，我提前三天就把房子清扫干净了！”
顾虑到妈妈那三天汗流浃背的清扫，我们答应去住。省一笔旅馆费也乐得。妈说那房子的客厅装有一个窗式空调，哪里还及不上旅馆？算不上三星，二星一定够格啦。淋浴也有，就是水势小，跟人拿嘴吐的一样，妈又说。
雇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连人带货就往那住处去了。一路上的南京人都朝这个坐三轮的洋人行瞠目礼，怕他偌大个人把车坐翻掉。有人还“欧欧”吼一嗓子，没有好意也没有恶意。我心想，我们不成了个游行动物园？
到了那弄堂口时，一辆巨大的卡车正堵在那儿，我们的三轮车进不去。等了一会儿，见大卡车上有人上上下下地搬箱子。
司机说：“有得搬哩！”
过了十分钟司机又说：“还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又过十分钟，司机不高兴了，叫我们结账下车，自己拖着上百磅重的两个行李进弄堂。妈跟他吵，说这条弄堂有半里路长，司机说，已经等掉了他半小时的生意了。
我们拖着箱子走进弄堂时，家家都在吃晚饭。天热，家家都把小桌子小椅子摆在门外面。饭菜都很简单，人们边吃边看我们，同时大声说：“咦，外国人！”
箱子的轱辘滚在麻坑的路面上吵死人，真是很不识时务。更多的人夹在窄弄堂两边，对着我先生说：“咦，老外，老外！”
这个老外倒不腼腆，自己也说：“老外，老外。”
听到老外讲中国话，人们都快活了，弄堂里又添一成热闹。我妈说：“这里没来过外国人。”
楼房没电梯也没电灯，人们此时都跟到了楼梯口，看我们如何把两个大行李往上搬。都觉得老外搬东西的笨拙模样太好玩，于是就看他搬，绝不上来搭把手。从一楼把行李搬到五楼，我们三人都流汗流成了湿人。
房是很大，有四间屋，有空调的客厅没有人睡的地方，妈建议我们将大床垫抬到客厅，搁在地上睡。
“天热，没那么多讲究；什么客厅卧室？哪样舒服哪样来！”妈妈说。说完她就告辞了，好让我们早些歇息。
一小时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对我先生说：“这空调一点冷气也没有。”
他将手伸上去，试一会儿那里面出来的风，说：“仔细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冷。”他这人一向能在坏事中找出好来。
“可它太响啊！”我说。
“我来看看，能不能让它轻声点。”他开始摆弄它的这个键那个钮。他这方面从来不灵，它更响了。
我大声说：“你别给人家弄坏了！”
他马上住手。我们俩就那么汗流浃背地偏着脑袋瞪着这个又热又闹的东西，等着它把我们冷却下来。实在不行了，我终于说“还是打开门窗吧，我快没气了。”
后来发现开窗也不对，好几扇窗没有纱窗，满屋子都是蚊子叫。再关上窗拍蚊子，直拍到半夜十二点。总算累得死过去，倒在了那张大床垫子上安生了。
起初我以为我做起噩梦了，梦到警车呜呜地叫，还夹着警察的打门声：“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哇”一声大叫，我先生给我叫醒，一副“不知身是客”的表情。这才发觉不是梦，果真有人在打门，打得好凶：“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俩相视一眼，瞬间都在想我们这半辈子都干了什么让警察半夜为我们操劳。我忽然想起我这是在自己祖国，不及时请警察们进来是不对的，是会有后果的。
我赶紧奔向大门，还抱着千分之一的希望向门外问：“请问是哪位？”
“警察！”
“请问找谁？”我声音很乖，还带点微笑。
“找谁？”警察说，“査户口！”
我想我们是有户口的，有美国的一大把户籍证件，我怕什么？我就把门打开了。门口的三个男人没一个像警察的，都穿着短裤，脚上是凉鞋，没袜子。再看看，连凉鞋也不趿，其中两人穿的是拖鞋，露着风尘仆仆的脚丫子。三个人虽然衣冠不整，却是个个正颜铁面。
“谁是这房子的主人？”三人中稍老些的问我。
“主人不在……”
没等我说完那人就问：“那你是谁？”
这时我先生已出现在客厅，一脸的糊涂。我用英文简单解释了我俩的处境，然后仍用英文对他说：“不要讲中文。由我来和他们对话。”
三个不速之客眼睛飞快地扫扫我，又扫扫这位手无寸铁的大个头老外，一种“果不出所料”的浅笑出现在他们嘴角。
“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老成的那位喝斥我，眼皮耷拉着，似乎不屑把我往他视野里装。其他两位也表现出相同的鄙夷。
“原来邻居们还真看准了……”一个年轻警察说，“现在这种女的真不少！”说着他抖抖腿，趿着拖鞋搜视整个房去了。
他们把我当成了个挣老外钱的暗娼了。或许左邻右舍就这么报的警。
我走进客厅，在地铺上坐下来。我对我自己的从容十分满意。这时我先生已明白了一切，愤怒地瞪着三人，将我俩的身份证件“啪”地往他们面前一拍。
我使劲压住被耻辱引出的恶心。
“你和他，”那年长警察以下巴指一下我的老外夫婿，像是指一件家具，“是什么关系？”
我及时制止了我先生的回答。正因为他通中文，我才恐怕他发言。任何一个人在情绪激动时都最好不用非母语讲话，肯定讲不好。我怕他万一讲出不知深浅的什么词儿，惹恼了这三位，我们今夜很可能被捉去坐班房。最终当然会无罪开释，但在这样的热暑中，跟其他犯人挤一块儿，没窗子，没澡洗，加上蚊子臭虫……到末了开释你，你罪也受完了。
“夫妻关系。”我回答。
三个人相视一眼。
“有结婚证吗？”
此刻我先生正在包里激烈地翻腾。他是对的，上路前将英文的结婚证译成了中文，又拿去中国领事馆作了公证。当时我还笑他迂道，中国现在充满自由和人权，跟我离开时大不相同了。但我制止了他：“先别动，先听我的。”当然我是讲的英文。
“你们都看过我们的证件了？”我说，“知道我们是谁了？”
三个人威严地沉默着。
“那么，请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因为我还不知道你们是谁。”
他们没料到，一阵无声的慌乱。
“按说你们夜闯民宅，头一个就该亮出你们的牌牌。任何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都会在搜查别人之前亮出身份，是吧？”
其中一位问同伙：“你们哪个带了？我忘了带。”
唯有那个年长者掏出了一个小红本，打开，里而写了他的名字，他是男是女，他几岁。那是某某派出所的工作证。
这时我先生将我们的结婚证书在他鼻子下面展开，手指使劲点了点上面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签字，又点点那枚金印，最后，以最强调的手势，指住中国领事馆公证的大红圆章。他胸脯涨满了气，显眼地急速起伏。我知道他话己满到了喉咙眼，只要我应允，最粗的话就会啐出。
全检查完了，没有丝毫破绽。年长的警察将证书还给我，我先生却正照着他工作证上的姓名一笔一画地往一张纸上抄。年长警察抖了抖嘴角，脏脚丫子在拖鞋里抽搐几下，对没拿住我把柄、将我当暗娼捉走这事很想不通。我不是暗娼，他也无法按治嫖客的法子狠狠罚出一笔钱来。他挺失望，脸都有点瞌睡了。
我想这回他们该让我们接着把觉睡完了。没料到年长警察说：“你们不能住在这里。”
“我们有房子主人的邀请。”我说。
“房子的主人也没权邀请一个外国人住到家里，你知道你们现在在谁的房子里吗？”
我想：什么？！
他说“国家的！”他瞌睡没了，满脸国威。他又大起来了，高起来了。
“那好，我们明天一早就搬走！”我说。
“不行！你们必须立刻搬走！”
我提高一个调门：“现在你让我们往哪儿搬？深更半夜，连出租汽车都找不着！”
他细声慢语地答道：“那是你们的事。”
我问：“附近有旅馆吗？”
他说：“我不知道。”他当然不会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离开此地。你们必须住到指定的外国人允许居留的旅馆，外国人不能想住哪里就住哪里。”
我想我千万得管好我的两只手，免得一不留神它们扯开大巴掌照那脸上掴过去。还好我先生遵守诺言，气得眼珠子更蓝了，却始终不吱一声。
我说“现在十二点半了，我明天一早——六点就搬，不行吗？”
他说：“你们必须现在搬，否则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我先生再也挺不住，大吼一声：“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是让我们睡在马路上吗？！”
三位都吓一大跳。他那一口远比他们标准的中国话大出他们所料。
我只得给各家旅馆打电话，看看谁肯在这个时辰收容我们。终于找到了玄武宾馆。
我对仍杵在面前的三位长官说：“请你们出去，我们得换衣服和收拾东西。”
年长的警察说：“要快些，你们不离开，我们也不会离开的。”他根本意识不到我刚才的话里有要他难为情的意思。
我们拖着行李从弄堂走出时，各个黑洞洞的门窗里都有人头人脸。我顿时想，他们对于别人的风化问题非常在乎。
到了玄武宾馆，我们仍无落足之地。因为我们没有护照，我们的护照叫一位朋友拿了去，代我们买去北京的机票了。给朋友打电话，他说他买不来机票，买票的是朋友的朋友。
“没有护照，我不能给你们开房间。”柜台小姐说。虽然也不善，但比之一张半老警察脸还是受看得多。
“我们已经很累了。”我说。
“我们已经很累、很累了。”我先生说。
我先生的话显然被理会了。小姐指指大厅一头：“你们可以在那边的沙发上休息。”她表情说：我已经再慷慨没有了。
我们看看没戏，只得拖着行李挨到墙边沙发上，休息。
早晨四点，朋友取回了护照，我们才被赐了间房。我先生却整个地没了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又一瓶啤酒，边喝边给南京市长写信。
我们回到美国，跟朋友们嘻哈地讲这事，都当笑话听了去。
我们现在还记着那位为首的警察的名字，不知他现在可还忙着为国家除害，夜闯民宅，捉奸捕盗。但愿他那正义感是真的。
我渐渐不再讲这事，因为我渐渐发现它的不好笑。无奈的是国还是自己的，因为家在那里头，不回去不成。我常对许多不懂中国的人说：中国在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该去看看。我这样说时，企图笑得真切并且骄傲。
自尽而未尽者
二十一年前的一个早晨，萌娘自尽了，一口气吞了一百粒安眠药。得信时我和全家正站在大抄家的废墟中：我饲养的蚕宝宝被红卫兵扬弃了一地，之后又被踏成一小摊一小摊的水渍。
萌娘的自尽没有惊着谁，包括九岁的我。自尽是我那单调童年唯一的奇妙景观，某人被辱得吃不消了；被游街批斗折磨得累了；被强加在身上的无数罪名弄得自己也仇视起自己了；被众叛亲离的处境搞得自己与自己也闹起不和了，这就决计把自己结束掉。有回一对老夫妇从楼顶坠落，手拉手，着地时把挺硬的泥地砸了两个深坑。后来他们的尸首被抬走多天，还见彩色糖纸不断地自楼顶纷扬飘下。由此我猜他们是铁了心自尽，因为糖果在那时很珍贵，一下子吃掉那么多糖，显然不打算过余下的日子了。
萌娘并没有如愿地成功地死掉，当红卫兵破她门时她刚吞下最后一把药粒。我赶到医院，见阴湿肮脏的公共走廊里躺着的一具灰白人型，那便是我和许多人崇拜的萌娘。
萌娘被懂她的人崇拜着，像我父亲；萌娘也被不懂她的人崇拜着，像我。那时的我不懂她文章的妙处，现在的我太懂生活之不妙而对她文章的美妙感到不可理喻。七岁的我头一回被父亲引去见萌娘时，就一下凝住了。萌娘有大大的额，圆润的面颊和脑后一个过时的发髻，这些并不足以拼凑出一个美的概念来，而我认定那就是美。七岁的我还不懂气质神韵之类，但我感到在萌娘的美面前我深深的自卑。一切可言喻的美都将深深自卑。
二十一年，足以使人们忘却萌娘的自尽，恐怕在她自己的记忆中都没剩下什么。如今淡淡地活着的萌娘已有了可观的寿数：七十五了，若容我放肆地猜一回。她眼睛几乎瞎了，等我咋唬着、热闹着走得与她额碰额，她仍是一再失败地认出我。我是谁，我是那个在你自尽而未尽时，归阴还阳无结论时守护了你若干昼夜的女孩。她全然不知我，正如她对自己赤条条经人摆弄了良久，全然不知。那时她躺在医院的走廊里，被各种输进导出的液体维系着生命，人们兴致勃勃地叫嚷着去看一位被剥净人生权力，被剥净衣服的女作家。
后来她活转来。随之我的某个失雅行为使她感到难以宽恕。再后来就是二十年的分离。
萌娘指着这里那里请我坐。屋的四壁苍白着，那冷清甚于她脸上的冷清。她丈夫的画像挂在正中，框了黑框。我迟疑着是否致个哀，或打问一句朱先生何时去的。朱先生生前是位名画家，却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吊儿郎当、风流倜傥，他很严谨，一个板眼都不错。与他相处是有敬有畏，还有些活受罪，所以我一向躲着他。我等萌娘自己向我提起朱先生的过世，她却迟迟不提。她与朱先生不很相爱，因为他们都太爱自己，太倾心自己的生涯。萌娘在自尽时连个字都没留给朱先生。但他们过得很美妙，比如胶似漆的男女们过得美妙多了。萌娘在被抢救的三个星期中，朱先生没露过面，尽管他当时也被人牲口一样撵着喝着，浑身羁绊，但不至于连到病床前问个凶吉的自由都讨不出来。开头我恨他不露面，渐渐我害怕他露面。萌娘那时的样子难看极了，不歇的抽搐使她身子曲曲扭扭；人似乎瘪了，一动，便像只挣扎起飞却不再可能起飞的残破风筝。就在那时，我有些悟出萌娘与朱先生那若即若离的爱情生活的哲学。萌娘从二十一天的弥留状态苏醒时，先定睛瞅一会儿床前那灵幡一样的标语，上面宣布她的畏罪自杀是叛党叛国云云。然后她便转脸瞅我。
“萌娘……”九岁的我僵笑一下。后来才弄清，她的视力被药物毁了。
“谁来过？”她问我。
我说谁也没来过。其实谁都来过，除了朱先生。谁来都被我的尖叫止住了步。待我将萌娘赤裸的身体以那脏得发黏的被单遮盖得严丝合缝，才容他们走近。想想吧，我怎么能让一个奇迹般的生命，一个以她的著作给人智慧、诗意、审美享受的精灵，突然变成被和盘托出的一具肉体？况且是一具被扭曲得没了原形的肉体？！……她的书是那样深奥，无人能探到那底蕴，而这肉体却如此一目了然，似乎让那些曾在遥远的地方崇拜她的人们一眼识破了所有的谜。
“哦……”萌娘舒了口气。谁都没来过，尤其朱先生不来，令她大大舒出这口气。假如我实话实说：“她躺的这条走廊每天川流不息着三教九流；医生护士在她身上做各类治疗时就当她是具标本而毫不顾及她的尊严、廉耻，将她暴露给好奇的猥亵的无数眼睛，她绝对会再次朝自己下手，而且会干净彻底地下手。我瞒住了一切：当我向医生护士，叫医院的军管会恳求将萌娘的床挪进病房时，他们告诉我她无资格住进病房。她本是死有余辜的，还在意什么羞辱。若萌娘知道实情，她会再干一次，干得会彻底些，不像这回留如此难堪的残局让这世界来收拾。我不愿讲二十一天里我怎样寡不敌众地与多少人搏斗过。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冲着无知觉的她又喊口号又挥着拳头时，我只是紧紧按住遮盖萌娘的那条被单。那一刻，九岁的我对人这东西看了个透。一个丑恶的传说在城里不胫而走：某医院的走廊里躺着光身子的女作家萌娘，随之，越来越多的人奔来了。每人只要往臂上套个红臂章，或在这里贴张标语，喊喊口号挥挥拳头，他就有借口在此地逗留，直等到那条被单被貌似正当的理由揭去。我感到九岁的自己渺小极了，被人们那样省力地就拎到了一边。我不知多少次对他们喊出“求求你们”，谁都没有闲暇顾及我的哀求：那些如刀的目光早把毫无防卫的萌娘从头到脚细细剁了一遍、斩了一遍。
那时我怨你，萌娘。你不该等听到红卫兵砸门、知道自己劫数已定才开始拧开药瓶。那已太晚了。你抱着一丝希望：“自杀可以威慑住他们，从而躲过一场使你身心崩溃的批斗。你没有诚意去死，只是想躲，只是想以自杀来作个缓冲。当红卫兵发觉你手里紧攥的药瓶时，他们便立刻剥去你的衣裳。他们在你身上做的“人工呼吸”正是你和父亲常挂在嘴上的，所谓的“斯文扫地”。但那时我不懂我的怨，只觉一股极窝囊的情绪，自萌娘起死复生的一刻滋长了出来。那尊严和廉耻的丧失便是我理想的丧失；他们用眼睛糟蹋萌娘身体的同时便是掳走了我心灵的贞洁。
一年后萌娘从乡下回来，瘦而黑，似乎落去了一半头发，大额变得格外显著。她进出仍被人押解着，据说是怕她在悔过自新前再自尽。那时作家协会门口矗立着一座水泥钢筋的牌子，我和一群同龄的孩子常攀上去，顺口编些歌谣一唱就是一天。那类歌谣没一句不脏不野。尽管没人听懂我们的指天骂地，但我们冲天的委屈毕竟得到了发泄。萌娘走过来时，我不再吱声。我注视着她胆怯而迟疑地向前迈进的双腿，以及本能地伸向前方的双手。由此我判断她的视力已糟透，一行动手先摸索起来。泪烧灼着我的鼻腔和眼眶。所有孩子们都随我静下来，因为那些歌谣主要是我编撰的。
“狗娘养个草狗子……”我突然锐声叫道。押解萌娘的军代表猛回首，只见我与所有孩子一样缄默。待他刚转身，我又迸出两句更不堪入耳的话。如今我否认满口野话的我与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没一个孩子响应我，一则他们难以接受这话的粗野和刻毒程度，再则他们并不恨这位军代表，他的一贯正派谦和甚至赢得我父亲等人的信赖，尽管家长们对孩子们私下里称军代表“草狗子”装聋作哑。
“谁喊的？”军代表朝语录牌走来，以他冷峻威严的目光扫视我们全体。没人吱声。我坚信我的伙伴们不会叛卖我。当他连问几句“谁喊的’而无结论时，萌娘突然开了口。
“小穗，你已经完全变成了个野孩子。”她依旧斯文典雅、慢条斯理，似乎从未经历数不清的游街、批斗和自尽。“讲出这种粗野话，别说你父母，我也为你羞死了。我为你无地自容。”
军代表不做更深的计较，继续押解萌娘往那禁闭室去了。我却不住口地喊，更粗更野地喊，不知何故我已泪流满面。我看见了萌娘为我的粗鄙而痛苦的表情：那表情全在她那不时战栗的背脊上。
她之所以偏爱我，是因为我曾是个爱读书，擅长背诵古诗、词、曲，见了长辈就鞠躬的女孩。
怎样才能向萌娘讲清我自己，难道我能如实告诉她，某个夜晚，当我从睡梦中惊觉，那位貌似正派的军代表正矗在萌娘床前，而覆盖她的被单被撩到了一边？……我哪里是变了，我是被毁了——在萌娘的奥秘、尊严、贞操被毁的同时我也被毁得不剩什么了。想想看这有多么残酷：让个九岁的女孩顷刻间认清了太多的人之无耻和丑恶……
我的谩骂最后变成了号啕。至今我还忆得出我那败尽书香门风的大哭。我让萌娘无地自容，而在此之前，由她那不彻底的自杀引起的恶劣故事，以及故事所展示的人之恶处劣处早让我无地自容了。
我突然起身告辞。萌娘手里的杯盖顿时落在杯子上，“叮”的一声，冷清的客厅回音四起。“就走吗？”我想我这一走下一位客人不知多少日子后才会来。现在没人知道萌娘了。若逼着谁回忆，大概唯一能被忆起的就是她的自尽。
“我会常来看您的，我的学校离这里很近。”我说，心里纳闷着即使近也是两年中头回来看她。
“学校住得挤，就住到这里来吧。这里多静多宽敞！我有个保姆每天专门来给我做三顿饭。我叫她烧些菜给你吃吃……”这话她在两个钟头内已向我讲了不知几回了。在我弯腰系鞋带时，听她说：“朱先生去了，去年。我有没有告诉你？”她有心讲得很无意。我一双鞋带系了许久，我怕看见她的泪。
“……那我就叫保姆把房间收拾出来，你哪天来都行。我看，你最迟下礼拜一定搬来。”
我满口答应着，心里知道我肯定不会来了。
也献一枚花环
——忆梅新先生
十月三十一日，我应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邀请，到吉隆坡担任“花踪文学奖”的评审。飞机上坐了十多个小时，又在台北机场转机，到了吉隆坡粗粗一算，整个行程已二十四五个小时之久。然后便直接进入决审会场：评说、投票、争论、表决。都完成了，已是晚上九点，满头仍轰鸣着飞机的嗡嗡声，昼与夜在我主观感觉中，是翻了好几个筋斗的。总算坐在了饭桌上，那是三十多小时以来第一顿真正的晚餐。喝了几口透心芳香的鲜椰子汁，始终悬在空中的饥饿感和倦意才开始在我身心着陆。同桌的人都倦倦的，唯有《星洲日报》的主编箫依剑，还是紧紧地上着发条，周到细微地照应着每一个人。这时，邻座的张错忽然提到梅新。我是知道梅新先生正在生病，住进了医院，我一直做着到了台北马上去探望他的打算，然而张错却告诉我：“梅新已过世了。”我盯了他半晌，他只得把这消息又说了一遍。这一遍是添了确切时间、地点的。
我念叨着“怎么可能”之类的话，心里却很明白，正是像梅新先生那样生命力饱满的人，会在某一天仓促长辞。八月份，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匆匆走的。这样的生命如灯炬，要么就通明的亮，要么就彻底熄去。
我就那么坐在餐桌边，偶尔以筷子送一两口食物到嘴里，却嚼不出荤素。八年前，我和梅新先生是以书信结识的。那时我发表了《栗色头发》、《我不是精灵》等短篇小说，他总是每每来信鼓励，虽是短语三五行，热情与真诚却饱含其中。那是我刚到美国最艰难的子，每天上学、打工，芝加哥大而冷漠，常在扑面的飞雪里横跨十个街口，从打工的餐馆奔到学校，时而感觉做烈士的豪壮。而烈士都是有虔诚信仰的，我却正处于所有信仰都被粉碎的时期：婚姻的、爱情的，一切。无信仰而做烈士，剩的就只有纯粹的孤苦。每回只是在收到梅新先生的信时，心里才感到世界不全然是荒凉。梅新先生每回都亲笔写信给我，通知我哪篇小说被采用。他的语言是诗人式的，有股很大的欢乐在里面。他对我作品的赞扬，也是毫无保留的。
在一九九〇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我的室友被电话铃惊醒，说有台湾长途来，找我的。我已在电脑前写英文作业，膝上盖着毛毯。我将电话凑近耳朵，迟疑地“哈喽”一声。里面是个陌生嗓音，却是不陌生的江浙言语。说了几句话，他才介绍自己道：“我是《中央日报》的梅新！”我急忙“哦、哦”地应答。梅新先生口气殷切亦急切，说：“我们设立了一项文学奖，你来参加好不好？我觉得你很有希望！……”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对此一番热情昂扬的激励，我是唯恐辜负的。那个时期，我自视为一名失败者，于婚姻、于写作、于恋爱，都是最不得要领的时候。人在这样的时期，是把自己很看低的。我于是觉得，文学奖是距我遥远的东西。梅新先生在电话中又高一个调门，对我说：“这个奖你一定要争取，啊？”
现在想想，要是没有梅新先生那么猛力一推，我或许不会就此振奋。
从一九九一年的暑假开始，我每天写作五六个小时。打工一整天，回到家整个人的神志和思维都是极度涣散的。即便煮杯深黑的咖啡，也难将自己强按到写字台上。当时我住在芝加哥近郊，夏天夜晚的街上，不时有喝了啤酒大声笑闹的学生们从我窗下走过。芝加哥的夏天是很彻底、很绝对的夏天，连乞丐也有份的。而我还照常打工、写作。每天写到夜里一点，浓咖啡似乎正在劲头上，但我又必须搁笔去睡，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就是那段时间，我似乎每星期写出一个短篇小说，直到写出《少女小渔》。
《少女小渔》得奖的消息也是梅新先生写信告诉我的。此后我和梅新先生每月总有一次书信往来，渐渐也谈成了熟朋友。我从他送我的诗集中隐约读到他的身世。我当时已搬到加州，住在旧金山远郊的一个小公寓里。那是极隔绝的一种居住形式，近邻们都巧妙地维护自己的孤寂而绝不打破别人的孤寂。我就从那时候起跟梅新先生谈起自己对第二次婚姻的忧虑。不久收到回信。梅新先生在信中是一如既往的乐观、热忱，叫我不要永远养旧伤，“要听从新的爱情的召唤”。
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东》获奖之后，梅新先生邀请我去台湾。那时大陆作家去台湾的还很少，我们都没料到入境手续竟会那样繁杂。中间一度，我气馁了，梅新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我见到了在机场迎接我的梅新先生。
从此，我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梅新先生：“身板挺得笔直，爱大笑，动作迅捷而思路更迅捷，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长者。时隔四年，我第二次来台北参加“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时，梅新先生的健朗如故，只是发添一层霜雪，人添一层疲惫。在这个国际性的大型研讨会筹备期间，他显然在健康上蚀了一些老本。
我总有感觉，人如梅新，即使肉体的健康受损，他过人的强健精神也会支撑他，永久地支撑他。因此当我在吉隆坡听见噩耗时，我无法接受现实。悲伤、遗憾、痛惜都谈不上，只是想，命运要怎样摆布就只能由它摆布。得到这个噩耗，又何尝不是命运的摆布呢？从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奖，到现在我第一次担任评审，这其中有梅新先生完整的一季辛劳，这难道不亦是一种宿命？
记得去年离台前，梅新先生为我主持了“中副下午茶”。大病初愈的他消瘦了许多，面色也很暗，全部的精气神和生命力，似乎都集聚到眼睛里了。会散时，我为大家签名，他静默地等在一边，一时间，苍老出现在他身上。我对他说：“梅新先生，你脸色不大好，要多多休息啦！”他哈哈一笑，把我的郑重其事给打趣了。
从吉隆坡到台北，我才打听到，梅新先生的葬礼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已举行过了。同黛嫂等几个《中副》的朋友一同晚餐，谈一个晚上梅新先生。点的菜也多是梅新先生爱吃的。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北，梅新先生已是追忆中的人了。
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
——在马来西亚文艺营开幕式上的讲演
我称自己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自然是带点戏言意味的。这其中有我的几许苦恼和几许乐趣。我想，像我这样游散于祖国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华语写作的人，会体味我的苦乐参半的，感受。
所谓“游牧”无非是指我们从地理到心理的社会位置：既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里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
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我们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一种无形的苦旅，一种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离情别绪），于是，我们的语言有了独特的声调、语气。
对于我来说，没有不好的故事，只有讲得不好的故事。海外作家的迁移——这个似乎永远未完成，有时己翻越了几个世纪的迁移过程使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说。然而述说故事的语言决定它是否有听众，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语语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语语境，即在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拥有尽可能大的听众群。我们与第二故乡（我们所移居的国度）的人们共享同一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存经验，这似乎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优势，使我们笔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行为易被认同（而不像许多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审美首先要具备对大陆半个世纪来的历史知识，包括对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所发生的特殊环境与语言之知识）。这种语言习惯甚至比方言或术语更难懂得。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国的流亡作家普宁、那波可夫，犹太的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语语境之外，以母语写作。参照这些作家，我们这些中国文学的“游牧者”们并没有跻身于那个更为环球性的文学“游牧部落”中去。同样，似乎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在中国本土的文坛上，也只有一个近乎虚设的位置。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对于中国读者是遥远的，是不切题的。他们对我们的语言感到别具风情，但这语言所砌筑的故事仅使他们好奇，整体上是只能类属中国文学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不能进入主流。这似乎又让我们感到劣势的处境。
在海外生活、学习了八年，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是次要的。汉学界外的文学读者对于中国文学，几乎是无知的。这当然与翻译者们有很大关系，甚至也可以归结到我们汉文字的特性。西方语言学家认为中国语言是视觉的，而其他所有语言都是听觉的。因此中国语言文字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例外。汉字的意象性造成审美对象视觉上的快感其实是最强烈的（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些文字本身给人的意象是极其图像的）。中国文字的特别属性使我们在把中国文字传导给世界时有着巨大困难。尽管我们所描写的生活经验是世界认识的（不像中国大陆的作家，若想他的故事被懂得，必须作大量的历史背景介绍，必定对一定的时代用语作注解），我们语言却不能通过翻译来得到理想的全球性流通。我们语言中所含的情感与思想，中文本身所具有的无限丰富的表达，都成了无法变通，因此无法产生能量的电流。每每想到此，我总感到我们这个文学游牧民族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大。
这挑战包括寻找到更具环球意识的叙述角度，寻找到能够全世界流通的写作方式和语言。前二者是容易做到的，但后者却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生活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的环境中，我们在聆听和阅读别种语言的过程中，应更有意识地体验别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描述方式，从而在华文中寻找出最精确、最令人心领神会的表述语言。一旦找到或创作出这样的中国文学语言，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大量的中国文字之美丽、之含蓄、之生命。
我们的文字和语言是最古老、又是最年轻的。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普及的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命）仍有巨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我们在文字创作中对中国语言的求索、锤炼，都在催化它的成熟。大众的语言是不断更新的，尤其在故土之外，它在不断被其他语言所影响、所浸润，但大众语言的进化是自然所至，是无意识的，而文学工作者们，如我们这样用祖传文字来创造当代语言之艺术的人，对中国语言的开掘与更新，则应是有意识的。
晋末的符坚，在千万大军被谢安击退后，后裔们渐渐流亡到藏、羌交杂之地。他们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一代代以歌唱的史诗使他们在游牧过程中，使自己的文化疆域变得无形却无限。那歌唱对别民族久远的感染，以及对自己文化基因的遗传，使之成为不灭的生命。那毕竟是太古老太悲伤的游牧形式。我们在祖国海岸线之外拥有了土地和天空，我们以自己的文字写着自己的往事与今事，写着梦想与现实，文学便是我们这个“游牧民族”代代相传的歌唱。
性与文学
——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
二十世纪——从20年代到60年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学大致处于爱情饥渴和性爱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家（henrymiller、anaesnin、dorithyparkcr、johoupdike、normanmailer）对爱情是不屑的，他们摒弃了把爱情作为性爱的理想，而产生了一种硬汉式的低调的文学风格。这类作品也对西方社会的爱情观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能不看到它与每一种思潮，每一种艺术形式一样是着重自我发现，逆反传统和逆反社会的。他们的思想基础与弗洛伊德（freud）的学说的诞生也是有所关联的。
freud诞生在十九世纪这个伟大的科学革命时代，在他之前有两个伟人的出现——darwin和fecher，后者第一个提出人类心理可以用科学去研究，而前者，则几乎给人类带来了一次科学的“文艺复兴”。十九世纪的一连串科学发现，包括细菌学和遗传学，以及物理学的飞跃性发展，使人对自身的认识有了巨大突破。因此freud心理学说的出现是必然和自然的，是有着充足学术准备的。
这期间有例外的作家，d.h.lawrence。他是把人本探索和爱情理想结合得最好的作家。没有比他的ladychatterley'slover中的性爱过程描写得更细腻、更具体的了。但写“性”并非他的唯一目的。读者能从他的“性”中读到肉体与精神的互动关系，还能读到“性”中的阶级关系，甚至政治关系，“性”使“爱”更丰富，更可信。爱情是平面的，而有了“性”意识的爱情则是立体的。lawrence的其他作品，如fox、rainbow、sonsandlovers……以及许多短篇小说中，虽不像他最后一部作品ladychatterley'slover，直接描写性行为，但那些作品都是充满性意识，以性为人物情感的主要潜流的，因而这些作品显得比二十世纪之前的所有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来得有力度、有血气。
前面谈到性爱文学诞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其心理基础。freud的伟大假说在二十世纪被验证，或推翻或再验证。似乎以科学来证实freud，或证伪freud，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大量的受freud影响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大量的剖析自我、解放欲念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取而代之了爱情在文学中自古至今的主宰地位。应该说，二十世纪的文学是遗弃了爱情的文学，或说被爱情遗弃的文学。爱情只是通俗读物的一个类别：romance。
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为爱情献身的作品变得越来越稀有。变成了一种人在冥冥之中对一种古老理想的遥远的向往。这向往是美丽的，也是代价昂贵的，就像一切理想一样，是人的现实生活可有可无的诗意。
这种向往使theenglishpatient这样的诗意作品显得可贵，甚至使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也产生了“以慰渴怀”的效果。前者并不回避性描写，以当代人对于sex的正视，而体现一种高于一切的爱情理想。它的诗意就来自高于祖国、民族界定的荣辱观念的男女情爱和性爱。这里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是交织的，因而它满足了人性双面的需要——审美的和人本的性爱。
从此例看出，能在不放弃审美价值而写性。换句话说，不回避“性”而写爱情，是我本人所欣赏的。这类作家可以举出许多，如vladimirnabokov（lolita），garciamarquez（loveinthetimeofcholera），isabelallende（thehouseofthespirits）marculiteduras（thelover），这些作家不像我刚才提到的那类作家。他们正视性爱，但在于他们，性似乎更多地成了“爱情”这个主题的哲理。
记得有次在芝加哥的某个图书馆，听allende的reading（当时她在为她的infiniteplan做宣传），当听众提问她对于写性爱的感受时，她非常开朗地笑着回答：“我爱写性！我从写性爱中得到享受！但我不会直接去写性动作，性的动作就那么多，写来写去不是很乏味吗？我希望我自己能写出性的氛围、气味、质感、触觉，总之除开性本身，调动一切心灵或感官的触动，来写性。”
allende的这段话对我有很大启发。爱情是上升到审美层次的性爱。即便仅仅写性爱，也应该把审美的目的作为第一目的。刚才我提到theenglishpatient，我们看到这里爱、性、生、死是紧紧编织的。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已不可能避开“性”这个生命现象而单纯求得“爱”这个精神现象。这就是为什么freud的学说最先引起文学家、艺术家、知识阶层的兴趣。
就我本人来说，我是认真对待写“性”的。性关系在我的理解中时常更为广义、更为形而上。有时我甚至认为，性包含的一对对立统一体，能够解释宇宙间的所有的对称或对立、和谐或矛盾的关系。比如，《扶桑》中的两个对立的种族、两种并存的文化，它们间的相吸、相斥、折磨和磨合，这两个民族本身就组合成了一个对称体，从形而上来理解，克里斯和扶桑的性爱是两个民族媾合过程的象征。我在描写扶桑这个人物时，时常感到她身上体现了一种只有古老东方才有的雌性，是“后土”式的雌性，不可能被任何文明和文化所“化”的雌性。在她无原则的宽容，无歧视的布施，她的存在哲学和理性化的西欧文化间，我意图在表现超越雌雄范围的雌雄关系。两种文化在接触的初始，亦像两个性别的个人，其中有大量的暗恋、怀疑、冲突，而媾合也不能说是最终的，媾合中会产生和谐因素，但也会产生大量敌对因素。
再比方我写《雌性的草地》，把母性（或雌性）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是雌性中原本存在，是与生俱有的）和为主义理想的牺牲融混起来。主义理想成为雄性体，与原始的雌性牺牲的自然品质产生结合。代表这个主义理想的是指导员叔叔（政党政权的代表）以及红马《她们崇高爱情的客体）。但我最终寻求的是雌性粉碎这个结合，击毙红马，背叛叔叔，回归自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不止以上那几对雌雄关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与畜之间，人与荒野之间，都有类似的相互吸引、相互折磨、相互钟情和敌视的关系。比如，那些女孩子们用自己洗身体的水去喂自己的坐骑，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个细节时，立刻认识到这里面的性意识。雌性以自己独特的、个性的体嗅来软化一匹比她们高大有力多倍的马，这里体现女性的温柔的征服性和占有欲，从而使人和畜逾越他们类属的鸿沟，产生一种近乎性感的感觉。
我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把爱情和性爱看成不同的两个东西。因为我发现在我写“爱情”时，比如克里斯以心灵恋爱扶桑时，他并没有和她发生性关系，在扶桑把自己的身体无限慷慨地布施给一切男性时，克里斯与她保持的心理距离显得尤其可贵。而克里斯占有扶桑的肉体时，恰是他从爱的伤痛中觉醒的时候。相似的，我在《雌》中也有类似的人物命运安排：小点儿和骑兵营长的一场暗恋，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但双方对彼此心灵的索取和折磨，使这爱情完全不需要肉体的参与，因此这爱情刻骨铭心却毫无出路。现在来回顾我自己的作品，我想当时在我的潜意识中对这样的爱情是向往的，又是批判的。这两年读freud悟到：由美德、良知、理想而组成的超自我，往往代表牺牲，也就是死亡本能。那样纯粹的、不掺欲念的爱情，也只能在死亡中得到实现，得到安慰。因为爱情在这里与爱的对象已没有关系，主要是在爱“爱情”这个概念。这大概是我批判的。
在我其他作品中，我想我也在作类似探究：看看爱情究竟是不是存在，爱情是不是人本性中的东西。我是指古典的，为爱而爱的，理想主义的爱情。我常常感到我小说中的人物发展到结局使我感到意外。在我们当代的现实生活中，似乎没有这样的爱情，超越性欲的，凌驾于性爱之上的，高于一切的爱情。就像达尔文进化论心理学派所说：任何一对人的关系，若不是建立在相互的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上，是会很快被社会淘汰的。男女关系也逃不出这逻辑。假定这个心理学派是对的，那我们为二十世纪文学（尤其60年代后）中的爱情空白找到了答案：男女间的关系是相互榨取利益，相互开发资源的关系。像我写的《红罗裙》，一切能发展成爱情（哪怕是禁忌中的爱情）的因素最终都泯灭了，只剩下老男人和女主人公那办公似的房事。“性”在这时刻像吃饭、喝水、排泄一样，自然而无所意识。性被抽去了一切对理想的向往是如此无奈、不美、无价值，而在此同时，卡罗斯断裂的钢琴声渗进来，进入了女主人公的知觉和记忆。现在想来，我下意识地为这赤裸无味的性关系增添一线来自审美的光色，使之突然失去麻木，突然出现一阵疼痛。这疼痛便是：人知道这世上存在着爱情，而爱情是遥不可及的。
我认为能写好性爱的作家所写的爱情是最具深度、力度的。这样的作家是最懂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我早就立下志愿要写一部爱情小说，以最不保守、最无偏见的态度去写。我所说的保守，是固守古典浪漫爱情的写作法则。我想这样的法则在我内心仍占相当大的位置。
《人寰》这个作品在开始写作时是不保守的，可我感到读者可能会把小说中的“我”和我联系起来，所以做了些割舍。不然，它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一个女人对一个心理医生讲自己的感情史和心灵史，应该更坦诚些。所以我意识到，即使有艺术形式的保护，艺术家做到坦诚也是不容易的。
写在电视连续剧《海那边》之后
那是我最彷徨的时候——留美国还是回中国，再婚还是坚持单打；继续当作家还是弃暗投明拣个实际的事做做；美国是个号称机遇最多，机遇又对人人平等的国家，投什么机为好；若接着当作家，写什么，用什么语言写，要不要投人所好地写，投何人所好等。在那么个情形下，我回到芝加哥，带着在半个美国流浪的阅历以及被流浪恶化的渺茫感，开始参加安琪和陈冲发起的《海那边》的创作。
芝加哥是我个人历史上的重要城市。我的许多个“第一”，都是在那里经历的。第一次被人从身后掐脖子，随之被温柔礼貌的强盗抢走了钱包；第一次沿街找工作；第一次在餐馆打工；第一次跑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家具；第一次和美国女同学同租房子，结果住出了阶级友爱和民族仇恨；第一次作为一个硕士生坐在一群美国人中，学习文学创作；第一次用英文在电脑上写作……对了，还有第一次叫喊英文梦话，把自己叫醒了。在灾难和恐惧中滋长出来的爱是极有力量的，这就是芝加哥比美国任何一座城市——包括我居住最长时间的旧金山都显得亲爱。
也是在芝加哥，我接触了美国的一个特殊阶级，它主要是由贫困的艺术家组成的。他们有极强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非常叛逆，我是跟着他们走进旧货店买衣服的。一对画家夫妇告诉我，他们结婚十几年，从来都是在旧货店为对方买礼物，自然为省钱，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旧货往往独一无二，不带有大批量生产的新货的集体性和重复性。因此，他们的装饰总带一定的戏剧性，似乎是出自哪本小说，或哪幅油画的人物。
也是跟着我的这些朋友，我对涂鸦艺术、摇滚乐变得宽容了。以致到后来，当我每参加小说或诗歌朗诵时，看见铺天盖地的涂鸦，那么狰狞险恶，我感到的只是一种亲切的符号——我的小说不可能体现的一种情感和人格的表达符号。
还记得有次我说起我的失眠，他们说：“你试过大麻吗？”他们说到此时完全是一副坦诚和无辜的表情，这表情使你绝对不在它和犯罪之间作任何联想。当然，我没有去试大麻以及纵酒、纵欲。我是个中国人，我即便视叛逆为褒义词，也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之内。有些东西作为我这样一个中国学生是试不起的；经济上不堪，地位上更不堪。作为非美国公民，一走火就有被递解出境的危险。
说到经济上的窘迫，芝加哥时期又占一个第一。我真是从来没那么穷过，每从银行取一回钱，都不敢看被剩下的数字，那个数字总是比我最坏的估计还少。因此，为避免吓着自己，我一拿到取款收据就揉了它，扔进垃圾箱。糊涂着过，还有些傻快乐，反正别问自己喜欢吃什么：超级市场什么减价最厉害，我就狂热地吃什么。一次花菜减三个礼拜的价，我觉得自己吃它吃出了“红米南瓜”的井冈山精神来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也从朋友的传闻中，我搜集了一些有关“吃”的细节，也将它们写到《海那边》的人物中去了。比如剧中的老王如何吃鸡蛋，就是我在餐馆打工时，一位中国学生亲口告诉我的。
那种穷困，真是看得见、摸得着、闻得见的。从我打工的餐馆到学校有十个街口要过，一路全是各种各样的商店：衣服、鞋、首饰，哪里都是几乎捂到你脸上的广告和减价招牌。而穷困时的我一向是目不斜视地穿过这十条街口，起码起码，我不必为自己无力成全一个殷切的售货员而难过。美国的售货员一般都极有涵养，你怎么让他白费口舌白费劳力，他都不失温和，他那笑容，也是世界上最坚韧的东西。也就是这样的笑，把我这类穷学生唬到店门之外的。
那时我除了在一个叫“救世军”的教会商店买衣服以外，也去跳蚤市场。那里能买到新的但便宜的衣服。在这两个地方一般十元钱可买两件衣服，运气好可以高达四件。还能在那里买到家具，但我没买过。我的家具一半是从其他学生那儿继承的，一半是捡的。捡家具很好玩，晚上开车在小街上转，路过各家放垃圾桶的地方留点神，常常看到垃圾桶盖子上横着一只床垫什么的。我的床就是这么捡回来的，完好一件东西，躺上去，除了夜深人静偶然想到它上面躺过谁，是否活的，那念头让我的发根陡然发硬以外，别无弊处。
所有与我穷出差不多水平的朋友，都有许多捡家具的经验，也有许多此类故事。一个朋友视力很坏，车都很少开，而每回都是他发现旧家具。朦胧中，别人只看见一个什么大对象在垃圾桶附近，他却立刻判断出那是一张餐桌，或一张写字台。这种时候往往有种探险或探宝的刺激。这些细节、人物，在我动笔写《海那边》时，便自然地出现在笔下，使我感到自己没白受一场苦，一场穷，一段艰辛生活。
有一度我苦不下去了，把怨都发向了芝加哥，我离开了它。半年的旅行，我写出的作品都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这也体现了一点，就是人通常记住和写下使他痛苦的事，而不是使他快乐的。所以，当我得知安琪与陈冲以及芝加哥电视台的子繁、迟晶在酝酿一部以芝加哥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时，我马上提出参加写作。
从安琪手中接过剧情提纲后，我便动笔了。那时我住在洛杉矶我姑母家，有免费住房和免费三餐，加上我在台湾得的文学奖消除了我的经济恐慌，我头一次找回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从容。
两星期后我便完成了二十五集中的七集，寄给陈冲和安琪后，她们决定由我来执笔完成全剧。安琪当时正在写她的英文小说，已和出版商签了合同，陈冲在忙于拍片，所以她们的时间无法得到保障。她们分别将已写成的一集半剧本以特快专递寄给我，由我开始了从头至尾的整体创作。
洛杉矶也是个中国留学生云集的城市，我表姐夫开的羊毛衫工厂里就有几百中国女学生。我便常常与她们闲聊，吃惊地发现她们中有更曲折和古怪的故事。《海那边》中，一个瘫痪的篮球明星，专门找矮个子中国学生供他当拐杖拄着走路，便是从她们那儿得来的故事。也有许多奇妙的心理体验，比如她们说最难堪的是进门脱鞋：中国学生的袜子往往是脏的和破的，而进富有的台湾人家做工，总要脱鞋，因此她们对脱鞋那一刹那的心理感受，是十分微妙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例如，有的女学生虚荣，却又舍不得买晚礼服去参加晚会，她们就从商店里买件价值一两百的衣裙，当晚装扮过，第二天再把它退掉，只要设法保留那个标价纸签就可以。美国的商店是允许退货的，售货员绝不问你的退货理由，甚至她还会对你说一声：“抱歉，我们这里没有让你喜欢的东西！”还例如，有个中国男学生特别有集体观念，只要他见到便宜货：三角一打的鸡蛋，一元一件的t恤，等等，他都会一股脑儿买十多份，再分给他的朋友，他这个好习惯弄得他自己一直很穷。
直接的和间接的生活体验，都成了我写作《海那边》的矿藏，也使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纪实性。我也采用了同样的生活素材创作我的小说，它们使我在两年中获了五个文学奖，这使我想到，人在最失意时，竟是被生活暗暗回报着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同时在准备去台湾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有些内容与这篇文章是相同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出书，也是第一次将电影版权卖给台湾的电影公司。我终于以写作为生了，但再没有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优越感。写作只不过是种种饭碗中的一只；写作也只是一种生活。甚至也不太明确：是我写生活，还是生活写我。
很遗憾《海那边》没能按计划投入拍摄；也很遗憾我受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之托所写的另一部连续剧《自新大陆》取代了《海那边》投入了拍摄。《自新大陆》也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中国留学生故事，是根据我在台湾、香港发表和得奖的小说改编。
顾名思义——《自新大陆》，这片大陆被当时的哥伦布称为新大陆，比之我们的热土，中国大陆，它自然也是新的，是冷土。将开拓这块新大陆的经历展示给同胞，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也是她吐尽胸中淤积的一个机会。无论《海那边》也好，《自新大陆》也好，终究都是海外游子向国内亲人发的一个诚挚邀请——邀请他们走进我们在新大陆的生活，参观一番，评说一番。
在此也感激《电影·电视文学》的全体编辑，给了我们的《海那边》一个问世的机会。
弱者的宣言
——写在影片《少女小渔》获奖之际
写此篇文章的情绪是被一个女孩的电话激起的，她的求职被一个公司拒绝了，但她准备找那公司的老板去辩论，向他当面验实她的攻击力和才干。她在电话里气焰极盛，词句都还文明，但腔势很像骂街。她说她一定要赢。结果她赢了。
她是我们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赢者”（强者）形象，是那种我惹不起、躲得起的人物。我常常想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推动了世界。她们的词典里早已没有“善良”这个词汇。若有，也伴有这样的定义：善良=①愚蠢，②软弱，③人类前期文明遗留下的缺陷。
男人就不去说了，他们生来就是为政治、战争、竟技场上的争夺，要他们善良，就等于不给他们事做。他们只要正直，正直本身所包含的善良成分就已足够。而女人应该善良，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每个女人，在我想象，她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条温柔、善良、自我牺牲的小人鱼。不同的是，那沉睡的小人鱼在一小部分女人身心里常常醒来，而在绝大部分女人那儿，只偶尔醒那么几回。但无论如何，小人鱼的本质或多或少地感染着女人的本性。
已故的阿根廷作家门诺威奥·普威格（manuelpuig）曾在他的长篇小说《蜘蛛女之吻》（kissofthespiderwoman）中，借助他的人物的嘴说：“别一口一个女人，女人怎么了？要是这世界上多些女人，该会少许多战争、暴力、残忍！”
而我满眼都是飞快翻动的红嘴唇，告诉我“非赢不可”！在工作中，在家庭里，在离婚法庭上，大方和厚颜是一回事。厚颜也和“坚韧不拨”、“百折不挠”等，与我从小学会的，与英雄气概有关的褒义词同义。绝不吃亏、绝不让步、绝不牺牲自己，据说是强者的要素。她们也会交往一类人，因为发现这一类人有善良这毛病，她们可以把吃不下的亏省给她吃。看着她吃亏，她们是满心嫌恶和鄙视。
善良真的就成了毛病，非给改掉不可。好莱坞不顾践踏文学遗产之嫌，把好好一个小人鱼改成了又打又闹的女战士（他们一定是宠爱小人鱼的，不希望她有善良这毛病）。我害怕如今越来越不爱读书的孩子们从此无法知道安徒生笔下那个善良化身的小人鱼的原本面目了。那是个救了王子，却无法开口陈述自己功绩的小人鱼，她接受了王子的背叛（虽不是有心背叛），要么她杀死王子和新娘而保全自己的生命，要么她在王子新婚的第二天清晨溶化成海里的泡沫。小人鱼选择了后者，安徒生让小人鱼以她的善良获得了永生。
但凡了解点滴安徒生生平的人，都能想象这位善良、温和、不幸的童话作家对好莱坞的篡改会悲哀成什么样。小人鱼的善良和自我牺牲是小人鱼的本质，是作者的创作核心，是使小人鱼之所以美丽动人的根本。没有这个根本，小人鱼就不再是小人鱼了，难道好莱坞的大师们连这点都意识不到？在这些大师眼里，小人鱼绝不能吃那么大的哑巴亏，怎么能这样便宜了王子身边那个不相干的女人？然后他们把当今社会中女人的心理——绝不做输者——填进了小人鱼的内心，粗暴地更换下安徒生寄托在小人鱼身上最后的理想和希望。记得故事结尾，安徒生写道（大意）：“小人鱼化成了海里的泡沫……当太阳每天升起，那成千上万浮在浪头上的泡沫，在阳光里变得五彩缤纷……”作者暗示着一种永生，一种不灭的精神与灵魂。与此相比，小人鱼肉体的存与殁是不重要的。然而好莱坞中止了这个永生的小人鱼。
这就很明显地看出，什么样的人品是被我们今天的社会推崇的，而什么样的人品正遭淘汰。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有着很大的市场，尤其适合本质上就十分实际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使物质建设进步极快，无论是台湾、大陆、香港，还是新加坡，包括海外的中国社区。也恰是这个务实精神，使中国人缺乏理想，缺乏情调，缺乏创造性。按此逻辑，这些缺乏造成一种局面，大凡被推崇的东西，从一种名牌皮包，到一种行为作风，都会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看见最强烈的响应。女人也是如此，她们身上显露着这个社会所推崇的气质，就是好莱坞那个变了色的，被偷换了根本的小人鱼的气质。善良被淘汰得十分干净，她们的确在赢，绝不便宜这个世界，尽管她们有时也会柔情似水，但这柔情也是她们去赢的一个手段。她们或许流泪，告诉你如何伤痛，那恰恰是在赢的过程中。总之，她们是赢者。
小人鱼式的善良的确不存在了，输者才具备那样的善良。而谁愿做输者？
这又让我想起门诺威奥来了。他在自己的自传式回忆录里写进：“我从小就对那些律师、银行家、医生感到陌生，他们是社会中的成功者，是赢者。我感到和他们我永远也不可能接近，毫无共同之处，而对于一些不十分得意的人，一些输者和弱者，我感到亲近，感到我属于他们。”他的《蜘蛛女之吻》中的男主角莫利那是他寄托这种信念和感情的形象，正像小人鱼是安徒生的信念的寄托物。他们把善良作为莫利那和小人鱼的人物轴心，牵动他们一切行为。善良使他们易受伤害，使他们把伤害掩藏起来，去成全他们所爱的人。他们最终输掉了自己的生命，悄悄地退下了竞争的舞台。作者们那绝不强加于人的人道意识，那对人道的微弱持久的呼唤，使我一次又一次流泪。在这样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让赢者踢开我，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去推动世界吧！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闪念，我并非总甘愿抱着一份善良的空想而过于落伍。我并不一定要时时去赢，但我想争取不事事输。输，会使我心境凄凉。
我在《少女小渔》中抒发的就是对所谓输者的情感。故事里充满输者，输者中又有不情愿的输和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输（输的意愿）。小渔便有这种输的甘愿。她的善良可以被人践踏，她对践踏者不是怨愤的，而是怜悯的，带点无奈和嫌弃。以我们现实的尺度，她输了，一个无救的输者。但她没有背叛自己，她达到了人格的完善。她对处处想占她上风、占她便宜的人怀有的那份怜悯使她比他们优越、强大。我在这篇小说写成之后才发现自己对善良的弱者的敬意。完全是无意识地，我给这个女孩取名为小渔，我提笔写到第三个段落时，不假思索地把这个名字写了上去：当时是想到一个海边城市小家碧玉的形象。直到小说得奖后，我写感言才意识到这名字的暗示。我们的思想产物原是被我们长期的情感积淀所控制，那个童年就唤起我那么多感情的小人鱼这一刻浮游上来，操纵了我。在那一篇《得奖感言》中，我提出这种“古典式的善良”。我提出它，作为弱者的宣言。
女性的美，在于她的温柔，而温柔出于善良，一个善良的灵魂使这个女性体现的温柔是真实的，不是做态扭摆出来的。这样的温柔和莞尔一笑，和千娇百媚那类女性技巧一点关系也没有，这种温柔是从她每根汗毛孔里渗出的，自然质朴到极致。温柔是外化了的善良，美是外化了的温柔。这样的美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非功利的”。
悲剧在于这样的温柔和美往往使一个女人沦为输者。历史和现实中赢了的女性都是不善的，能打能闹能作。我们当今社会更是如此，勤劳善良的女性一般要输给那类绝不吃亏的女性。因此善良简直就是不幸，就是女性成功的诅咒。那么谁还需要善良？我曾经有一位极其善良的少年时代女友，那气质中带怯懦的美丽曾让我感到那么动人。现在一提到当年的善心善行时她会哈哈一笑，说：“那时我他妈怎么那么傻？”她认为现在她婚姻中、事业中的成功归结于她割弃了善良。她常说：“我又不是sucker！”看着她如此长进，大刀阔斧赢下财富和荣耀，那份铮铮作响的自信，我真怀疑自己对善良的讴歌是拉人类倒退，是阻止女人进步。
我想起美国已故女作家依德斯·沃顿（edithworton）说的“原始人并不天真，因为生存环境使他们狡诈、残忍”。女性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亦或许是不善的。她们要维护自己的孩子，要为自己和下一代的生存去和自然、野兽争斗，为一眼泉水不被别的部落占去而杀掉那发现泉水的人，为男性的钟情能在自己身上逗留得长久些而残害情敌。所有的手段都是生存的必须，善良会使她们从适者生存的大环境中淘汰，别人的生就是自己的亡。因此她们不可能善良。
善良或许是人们渐渐离开野蛮，渐渐与动物式的生存形式拉开距离时出现的。是宗教出现时人们发现了善良的美丽和价值。善良是标界在人和畜之间的第一个标识。女性在此时发现自己天生就有的恻隐之心。
然而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善良又在逐渐从女性心灵中蜕去。善良再次变得一文不值，连常常进教堂也不能使善良的价值回升。女人在议论别人的不幸时，无非想从此得到“我尚不至于此”的安慰。她们崇尚被尖利的鞋跟、厚厚的化妆品、笔挺的西服武装起来的女战士，对输给自己的人绝不心软、绝不留情。看看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有多少这样的赢者。我一时发奇想：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生存环境又变得野蛮了呢？不要善良《我不是sucker）的女人们在某种程度返祖了呢？
以《少女小渔》，我只是想对自己证实，她的善良我们曾经有过。我很矛盾，爱着善良柔弱的人，又羡慕不善而刚强的人。
雌性之地
——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再版后记
为《雌性的草地》写后记，是我期盼的，真提起笔，却又觉语塞。这个故事从它在我心里萌生胚芽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多年了。离它第一次默默无闻的出世，也已近十年。最初让我产生写它的冲动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岁，随军队歌舞团到了川、藏、陕、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它就是一些年轻的红军永远没走出去的毛尔盖和若尔盖水草地。当时，成都军区在这里驻扎着两个骑兵团和两个军马场。军马场主要员工是成都和重庆的知青，过的却是军事化的生活。次年，我和另外两个年长的搞舞蹈编导的战友再次来到草地，想创作女孩子牧养军马的歌舞剧，因为成都军区当时在宣传两个军马场的“铁姑娘牧马班”。我被留在了牧马班里体验生活，而另外两个战友因为高原反应而待在场部。牧马班的女孩子们都很年轻，最大的也才二十岁，穿的军装是我们这些正规军人穿剩的，叫“堪用品”，多半是救灾时的空投物资。她们的皮靴大概是骑兵部队的二手货，又大又重，她们的步态就有了旷野的感觉。我当时的体重只有八十多斤，却骑着军马场场长的大马，马背要高过我的额了。现在想来，那匹大黑马就等于草原上的一辆“伏尔加”，是首长把自己的特权让给了我。它像最好的军人一样，无条件地服从命令，站有站相，走有走相，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跑得好”。跑得好不好是一匹马的天性使然，就像天生节奏感强、四肢配合协调的人会成好的舞蹈者一样。跑得好与劣的坐骑之间，就是小卧车、吉普、拖拉机的差别。只是大黑马实在和我太不成比例，每回上马，我都得撕扯住它的长鬃，借助得自舞蹈训练的弹跳力，连爬带窜。一旦坐上那温润的皮革鞍子，顿时就地阔天宽，志大心高了。我就骑着这匹黑色的顿河马在牧马班住了二十来天，其间学会了识别野菜，用手捏饺子皮儿，或用手掌搓面条。也体验了野地里如厕，四面八方转着蹲身，自己给自己警戒。半夜，狼的叫声远远的，很叫人心软。女孩子们告诉我狼不是太祸害的，豺狗子却更歹毒，会趴在马屁股上掏马肠子出来吃。这块草地的自然环境是严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风，女孩子们的脸全都结了层暗红的硬痂。她们和几百匹军马为伴，抵抗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野兽、洪水、土著的游牧男人。
一九八六年，我专程到成都，找到了牧马班的两个骨干成员。她们在谈到近十年的牧马生活时，情绪中有种壮烈的东西。她们并不像我见到的大部分军垦农场的知青，充满被别人愚弄的愤怒，或是打趣一切的玩世不恭。我看见她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字样，头发已花白，面颊上被炎日灼伤的疤痂，已永久烙在她们的容貌上。其中一个是牧马班的副班长，最后一个离开草地。她说车开到一些洼地时，看见许多大牲口的白骨被雨水冲到了那里。她说着眼里便有了泪。那些已变成累累白骨的军马是她不得不遗弃的光荣与梦想，是她不得不正视的被勾销的一段年华。我在今天写后记时再次回忆她的模样，她那双不大的眼睛有种奇特的单纯。不知这样的一个女性在今天会怎样生活，可会感到尤其孤独。
一九九二年，我因第二次在台湾获文学奖而被邀请访台。入境手续却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才获准。一九九二年八月中旬，颁奖典礼已结束半年多了，我的到达似乎很踩不到板眼。当时《少女小渔》正要拍成电影，因而我也颇借光地在几个主要大报上露脸，挺是幸运儿的样子。尔雅出版公司的老板隐地先生刚出版了《少女小渔》，正在读《雌性的草地》。刚回美国，就收到隐地先生的传真，说：“……书还只读到一半，隐约感到它是一本奇书。”于是就决定出版了。一九九三年底，我便收到了《雌》的尔雅版，黑中渗绿的封面，一只马头的巨大阴影。看来出版者对这片“雌性草地”的神秘与叵测、凶险与魅惑有一番揣测。
我的朋友陈冲读完《雌》后对我说：“很性感！”我说：“啊？！”她说：“有的书是写性的，但毫不性感；你这本书却非常性感。”英文中的sensuous不完全是性感的意思；是更近于感官的、更近于生理的一种审美活动，以区别阅读带给人的思维运动。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是大得多，也本质得多了。雌性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雌性更涵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我一直在想陈冲说的“性感”，是不是指此。因为雌性的世界，是感性的世界，有着另一套准则，建造另一种文化，根底便是感官、感知。我一向很在意陈冲的意见，她是个酷爱读书的人，读过许多好书，尤其当代西方文学。似乎是读书的余暇去做电影明星的。
这时是美国西海岸时间的早晨十点，我坐在白色的书桌前。桌上有中、英字典，几十本正在读和刚读完的书与杂志，还有稿纸、笔和几种式样、色彩的发夹。窗帘是深绿的，窗外是松树及美国蔚蓝色的领空。而我在为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冲动做着些归纳，为了不使它有太多的时过境迁之感。二十多年前的我，在那顶帐篷里，嗅着牦牛奶煮稀粥的热膻气，丝毫没有想到那一切都将成为一本书，在国内和国外出版。那时十六岁的我，醒来在芳草深处，第一眼看到自己白色的枕巾上，一排血红的字，“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很年轻很蒙昧的心里，只感觉到我和所有牧马班女孩一样，承诺了某个伟大的遗志，这承诺是必须以牺牲、献身来兑现的。那时的我，绝想不到我会坐在一个美国中产阶级之家的窗口，宁静而淡泊地写着这篇后记——那帐篷内二十个日夜竟有了如此的后果。那些马、那些女孩，还有一块块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雪白枕巾，都怎样了呢？
南京杂感
——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祭
母亲去世后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庙状元楼酒店的会议大厅里了。这里是“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会场。我似乎急于要从令我喘不出气来的悲哀中走出来，或说，是想借集体性的祭奠来疏导自己个体性的悲哀。母亲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岁尾的那场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并不记得什么，因此我是从未听她讲到哪怕是极不可靠的一点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时，常念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这场浩劫吧。
我早就听说了这个大会，还听说一些日本人也会来参加。我只是把会议日期记得很牢，并不知道会址。八月十二日这天，两位《南京日报》的记者来为我做一个专题采访，谈的都是我近年的写作。我忽然想到，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对于记者们，一定是个顶热门的选题。于是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会址所在，他们相互看一眼，回答说：“不知道有这个会议啊。”我说；“这么大的事——尤其对南京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远从美国回来参加呢！”看见我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略带惭愧地解释，因为报社有各种分工，也许这不属于他们的分工范畴。我“哦”了一声，表示认同他们解释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时消散不去。两位记者都十分年轻，举止言谈以及穿戴都还是十足的校园气。对于他们，生活中有太多更为贴切的选题。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难引起他们的激情了。早些天，我托了一些亲眷去打听会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纪念馆在江东门，到了那里可能就找到这个国际性大会会址了。
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南京可供他们度周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夫子庙……他们和全国的人一样，正从人人平等的贫困中起飞，正忙碌于家庭的建设，比如装潢修饰他们很有限的生存空间。至于参观一场发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杀，他们不具备亦不需要这番心情。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对于他们已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假如我没有出国，或许也不会和他们有太大区别，也会呵护好刚得到的这点机会和权利，抓紧时间营造和改善自己的实际生活。想想看，上下五千年，我们有过多少太平无事的片刻容我们沉耽于小康之乐呢？其实我们祖祖辈辈的梦想，并不是任何大得不着边际的主义，而是泥土般扎实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仅这点，我们祖祖辈辈念叨至今，却少有实现的时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国本土的一隅，就轮不到我来感叹人们对历史的淡漠了。
我终于得到大会的会址了。我的朋友史咏专程从芝加哥赶到南京，在开会的当天早晨给我打了电话。史咏近年来常常往返于南京和芝加哥之间，为他出版的大型图片册《南京大屠杀》增补资料。当我捧起这册大书时，它的分量和质量使我不禁想到他近年来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也不禁会想他的这份良知和激情若有传染性就好了。
到了会场已九点多，会议已开始了。厅是很堂皇宽敞的厅，主席台上方有幅横栏写着大会的名称，左右各有两条木匾，是副对联，属于大厅原本的装饰。我听着中日双方学者的发言，不自觉地研析起这两行以篆书刻在木牌上的对联来。上联：一张琴半壶酒，下联：一尺剑万卷书。字迹是深绿，篆刻在深赭色的木质上，显得颇古雅。与“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横披当然是各说各的。那么，这副对子要说的，或要喻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一种境界，一种潇洒、简朴、不无美好的生活趣味，一幅象征太平和睦、高雅淡泊的静物图景，一份对于素净宁静的人生的向往。
那把剑是供你去舞，而不是供你去征战的，与六十年前日本军人手里使我们同胞身首异处的那把毫无相同意义。对联的十二个字告诉人们：就这些了；这就是我所要的全部。正如我表妹和其他的南京亲戚们，他们一块泥一根草地在重重废墟之上，搭建他们的一份理想与温馨，我难道可以伸着怪罪的食指说：“该醒醒了——你们也是南京人！”他们也只要那一点，虽不如对联所提示的那般清雅，但他们也只要废墟与废墟间那个空隙，容他们耕一耕仅仅两亩的田园，容他们几季收获，容他们片刻的丰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贯穿世代的集体潜意识，那就是：趁着天好，能得多少收成就得多少吧，谁知明天会怎样。我们不得不学会眼光短浅、及时行乐，不得不如此健忘和无限度的宽容，我们要抓紧时间过几天好日子，因为集体潜意识暗示我们：这些好日子是赚来的；从内忧外患、从外族铁蹄、从自相残杀中赚来的。
我怎么可以对两位记者拿出怪罪的腔调呢？
会议之间，我走出状元楼酒店，步入热闹的夫子庙街市。人真稠密，终日像剧院刚散了戏。夫子庙在一九三七年岁末也被烧成一片废墟，也有过横尸遍地的冷清。现在的房院街道以及喧哗人声是从那残垣上和冷清上重建的。据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又经历一次摧毁，现在的一切是一劫再劫之余生了。能走在这样热闹安全的街道上，我应感到幸之又幸。
望着迎面而来的面孔，数不清的面孔，我不由地猜想，这当中的谁是幸存者或幸存者的后代呢？他们可知道有座豪华酒店里正在开着一个什么会议？可知道一些人万里迢迢地来了，为了一笔几乎被勾销的重大血债，而他们正是血债的债主？他们对那个修得草率并字迹斑驳的草鞋峡遇难者纪念碑可有想法？……
三天的会议结束后，来了一批日本的高中生。他们将和南京市的高中生一块儿度过一个夏令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我看见这两个民族的青春如此融为一体，如此地反衬着日本国内对大屠杀持否认态度的人们，以及中国对此麻木不仁的同胞们。这是个令人欣慰又令人苦楚的反衬。内心深处的和解最终会在两个民族之间达成，却不再是稀里糊涂的和解。我这样想着，乘坐的一辆taxi被突然拦截在状元楼一侧的路口。拦车的是两个穿白衬衫系领带的年轻人。他们冷峻的面孔告诉我，他们是在执行公务，我问此处不可走，哪里可以通行。他们说任何计程车都不允许接近状元楼，因为有一批日本中学生住在此地。
“你们知道这批日本中学生是来干什么的吗？”我问，顿时觉得好笑又可憎。
两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我说：“他们是来哀悼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五万遇难中国人的。”
他们没有搞清这个消息和他们执行公务有什么相干。
我很想再问他们一句：“你们知道那三十五万南京人是谁杀的吗？”但我控制了自己的尖刻。闹到最终他们也没放我的计程车过去，我只得拎着沉重的行李在炎热中走到酒店门口，那儿停着大轿车和小轿车，是会议用来送与会代表去机场的。
最后的这个小插曲又使我想到很多。在世界上，我们的民族大概属于灾难最深的民族之一。经历这么多灾难却仍然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人口基数。似乎每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都有高于其他民族的人口基数。似乎愈经摧残，人丁愈旺；愈是战争、饥荒、贫穷，愈是生养繁衍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是杀不完的！”这样一句豪言壮语，也就有了“砍头只当风吹帽”、“杀人不过头点地”之类的对残忍的浪漫化接受。这些统统成了我们善良、宽容的组成部分。有人说，德国人因杀犹太人而真诚忏悔了，日本人为什么连错也不认？德国人的忏悔，是跟犹太人认真、负责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要想结清一笔债务，债权人和负债者双方都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合作。而“砍头只当风吹帽”之类的浪漫语言；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民族对生命价值的态度，进而影响对于生命权利（人权）的态度。假如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价值都如此不珍视，抑或过分慷慨，我们又能到哪里去讨人权呢？
从魔幻说起
——在williamscollege演讲之中文版
试着想象一下：一八六〇年—一八七〇年的旧金山，通常在马路上出现的总是新面孔，一些远航而来的海员，一念之差便决定留在陆地，中止航海生涯；而严重缺员的各艘邮轮或货轮不得不以绑架为手段，将一些当地的、并无航海经验的青、壮年，抑或老年男子掳上船，迫使他们开始苦役般的航海生涯。在那时的字典里，上海（shanghai）是个动词，就是指这类被迫的、遥遥无期的，甚至有去无归的远航。上海这个地名，也曾像中国一样，代表最远最陌生的目的地。
再想象一下：这座粗略搭建的离太平洋最近的城市，挤满各种族的人——以男人为主，人们从各方向、各国度扑来，因为mrsutter在一八四八年宣布：此地有黄金。赶来淘金的人们来得太急，把秩序、道德、政治、宗教，连同他们的真实身份，或好或坏的名声，以及他们或大或小的犯罪纪录一并留在身后。这些人甚至是从不洗衣服的，因为仅有的几家中国洗衣店没有足够的劳力，必须把成船的脏衣服航运到中国，洗毕熨就，再运回来至少也需三个月，而三个月后这些衣服多数成了无主的了；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离去了，一些人改名更姓了，一些人干脆停止了存在。因此中国洗衣店老板们通常只得把无人认领的衣服挑往当铺。到处是当铺，那里有无数来历不明的珍宝和垃圾，那里是物资循环和资金周转的枢纽。
再想象一下：这个男人的城市里最先出现的女人们，她们不是随自己的丈夫和家庭来的，她们同样有一番历险的抱负。既然男人们把宗教、道德都远远留在故乡，那么有关娼妓的概念，也未被他们随身带来，因此当一个美丽的娼妓穿行于闹市，人们都停下无论多忙乱的脚步和动作，向她行注目礼，有人竟优雅地微微掀起礼帽，仿佛他们并不清楚伯爵夫人和娼妓的区别是什么。
这就是人们称之为barbarycoast的北部加州。这就是我小说的女主角扶桑的生态环境。那样的生态环境不像真实的，而近乎魔幻现实主义式的（surrealistic），因此在这里找金子的同时，更是在寻找fantasy（魔幻）。
请再进一步设想：在这样一块充满魔幻（fantasy）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群梳长辫子的男人和裹小足的女人。他们是远涉重洋而来，以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在城市的东北角落建立起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教堂，因此这些矮小单薄的黄面孔被称为男异教徒或女异教徒（heheathenorsheheathen）。这些有着三寸金莲的中国女人都是娼妓。因为美国当时的移民法不允许中囯男人携带妻子入境，于是大量的中国女人走私入境。唐人街是以它的洗衣店、烟馆、饭馆、妓馆形成它最初的规模。这些步态扭捏的年轻东方女子使这个满是fantasy的城市又添一层fantasy。不难想象那些白种男童第一次见到这些中国娼妓的情形。在一些史料中，记载着一八七〇年，政府对八岁至十四岁的白种男童进行了普查，发现其中有两千多人与中国妓女有染，多数男孩是从中国妓女那儿初次得到性经验的，这些男孩对中国妓女的喜好，是因为她们属于遥远、陌生的另一个世界，故而她们便显得新奇。他们对中国女子的造访，仿佛实现了他们到遥远国度探险和旅行的梦想。正如这些男童，整个城市对于这种漂洋过海而来的文化不能够懂得，只能猜测。在旧金山东北角落逐渐形成的唐人街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个谜，是个疑团。他们自闭的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的饮食起居，奇特的衣着和装饰，使人们好奇同时亦疑惑，欲接近却又排斥。
试想：两千多白种男童与比他们成熟的中国妓女之间，那不可理喻的情感和肉体的纠葛，不正是一种象征？象征东西方的第一次盛大的幽会，抑或盛大的媾合。彼此都把对方看成谜，彼此都由于无成见而带着天真或几分真诚，彼此都由于语言的沟通受阻而变得极原本、原始，变得相当“人之初”。fantasy使他们迷恋这些中国女性，fantasy使他们不求甚解地接受她们。当然，如此庞大的男童嫖中国妓女的阵势，其形成原因之一（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妓女的廉价。男童们能以学间午餐的费用，或牺牲棒棒糖的开销，来满足他们的fantasy。
这是一次盛大而荒诞的东西方的初级会晤。
这是我在作史料准备时最感兴趣的一点。
极其偶然的一个机会，我步入旧金山唐人街的历史陈列馆。在此之前我对上世纪的中国移民所遭遇的一切不公正——驱赶、迫害、殴打、杀害，只有最粗浅的知识。中国人喜欢用“血泪史”来形容此类历史，或者“血泪斑斑”等词汇。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这类词汇颇不以为然，大概“文革”中各种控诉、各种失真和煽情的腔调让我听怕了。我觉得“血泪史”之类的词里含有的庸俗和滥情，是我想回避的。我觉得越是控诉得声泪俱下，事后越会忘却得快，忘却得干净。因为情绪铺张的宣泄之后，感官舒服之后，是很少有理性升华的。而缺乏理性认识的历史，再“血泪斑斑”也不会使自己民族及其他民族引以为证、引以为诫。缺乏理性思考的历史，无论怎样悲惨沉重，也不可能产生好的文学。
我在唐人街的历史陈列馆里，避开“血泪”之类的形容词，浏览着展品、图片，里面仅有的参观者就是我。这或许和它的地势有关——它低于地面，须下六七层台阶才能进入展室正门，是间地下室，埋没在金融区大厦的阴影中，无论谁路过此地，都会忽略它。我在一本图片册里看到一帧照片，尺寸有整个画册那么大，因此照片中的女子看去十分逼真：从神态到姿态，从发饰到衣裙质地，甚至那长裙下若隐若现的三寸金莲。这是十九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中国妓女，十分年轻美丽，也高大成熟，背景上有些驻足观赏她的男人们，而她的神情却表示了对此类关注的习惯。她微垂眼睑，紧抿嘴唇，含一丝惭愧和羞涩，还有一点儿奴仆般的温良谦卑，是那盛服掩不住的。我端着这张大照片看了很久，她对我突然产生了谜一般的吸引力（fantasy）
这个端庄、凝重、面无风情的妓女形象就是我后来创作扶桑的雏形。
可以说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冲突与照片上美丽的中国妓女不无关联，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排斥和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把大批如扶桑的女奴输入美国。尽管“西方”的娼妓也随淘金浪潮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但由于种族文化上的认同感，她们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太大恶感。而最初引起西方fantasy的中国女性，她们人为制造的畸形的小脚，使人们推演到中国人的畸形，中国文化中的颓废、残忍、病态、自虐及相虐，由此断定：“中国人从宗教（异教徒）到文化，从身体构造到精神心理结构上，都不可取……”都是等而下之的人种。甚至连杰克·伦敦这样倾向左翼、自认为“自由思想者”的文学家，也对中国人表示憎恶，并发表了不能与之共存的公开言论。这类借科学名义来合理化种族歧视的文章，当时常见于旧金山重要报刊，并通常伴有嘲弄和丑化中国人的漫画。这类以民族、文化的差异来分别种族优劣的论调，很容易让我联想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生理分析”、日本在建立亚洲共荣圈时的理论依据。在美国人与印第安人征战时，fantasy从始至终产生着相吸和相斥的力量。
fantasy的力量从来就是双方向的，一端导致恨，一端导致爱。在扶桑的故事中，我想讲的就是恨与爱、仇与情因fantasy而变幻莫测。这里也可借用弗洛伊德的学说：“人往往渴望得到他惧怕的东西。”反之，人往往惧怕和憎恶他潜意识中秘密渴求的对象。假如没有与恐惧、排斥并蒂而生的迷恋、爱慕，也就不存在fantasy；没有fantasy，就没有神话、文学、科学的幻想、假定与发明，也就没有我笔下的扶桑，以及扶桑和克里斯跨越世纪、贯穿美国西部开发史的爱情。
当一个人以揭露性的口吻对我说：“啊，你有whitefantasy，所以你会去和一个美国人结婚！”我承认我有whitefantasy，也确实由于fantasy，我对我丈夫的所有陌生行为和语言，以及形象上的差异，怀有浓厚的兴趣，有了解他的强烈欲望。与他的接近，我从来未能摆脱轻微的心悸。这心悸很不具体，它有时是由于我们沟通的稍许错位，有时是由于彼此的所得非所期。这轻微的心悸使我们敏感，尤其使我的自觉意识（consciousness）始终处于相当的高度。这或许不是一个幸福婚姻的要素，却是一个不乏味的婚姻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因此我对“whitefantasy”的指控是诚实接受的。我不仅有whitefantasy，而且有tibetfantasy，blackfantasy，indiafantasy，mayafantasy……我对妓女、死刑犯、同性恋、强奸都有不同程度的fantasy。一切对于我形成谜、离我足够遥远、与我有着悬殊的差异的人物事物，都是我的fantasy。
两年前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大型图片册中，我读到大主教图图为其写的前言，他说：“我相信人类本性中有一种缺陷……这种人性缺陷的基础在于无度地强调人们生理上的、人体特点上的与文化上的差异，将他人的存在贬为毫无价值，又诋毁为异己、恐惧的对象。对他人的恐惧是种族冲突的根源。人类本性中这个弱点不仅在受害者身上而且也在施暴作恶者身上频繁地表现出来并酿成浩劫。”
在我的《扶桑》中，我创造了妓女扶桑和小男孩克里斯的爱情，它是两千多男童与二千中国妓女的关系的缩影。这个划时代的东西方幽会对于我，是个谜。是令我兴奋、激动、浮想连篇的fantasy。它说明什么？我似乎在写作《扶桑》的过程中已得到解答；又似乎在将故事绵绵展开时，将两人的命运线顺理到末尾时，我更困惑了。那个时代民族间的困惑直延伸到今天。
是的，小男孩与中国妓女的关系在当时也是一个谜。大部分的男童由于频繁接触中国妓女而染上性病，这便成了当时社会最大的谜。当时正在建立的舆论界和教育界以及宗教界，都认为这是旧金山最大的丑闻，最可怖的社会病。这不可解释的谜使fantasy的负面力量出现了：连同其他一切种族和政治上的原因，美国人对中国人的驱赶、谋杀从此加剧和公开化了。任何一个政客可以以他对中国人的排除手段来争取选票。一八七〇年，由当时的工会领袖keurny组织的八千人的示威，向政府请愿，要将中国人彻底驱逐。这场示威不可避免地最终成为一场对唐人街的洗劫。示威者对中国人提出的罪状中包括：用扁担挑货物、用嘴喷水熨衣、食五谷杂粮和莫名其妙的各种菜蔬、男人梳辫子，等等。最终是以纵火、殴打、杀害、强奸来满足了。
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只能是悲剧了。一个古老东方的成熟女子和一个年轻民族的男孩之间的向往却长久存在下来了。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一瞥目光的碰击，存在于他们超于语言、超于文化的会心一笑，存在于他们的时而理解时而误会，存在于他们最终的无条件接受彼此的差异，接受这差异带来的乐趣和痛苦。
从“Rape”一词开始的联想
——《therapeofnanking》读书心得
一九九五年末，我的朋友史咏给我寄来了一本很大的书，他编辑并出版的一本图片册，纪念“南京大屠杀”的。这确是一本大书，其中刊出的四百多幅照片，多是从美国、德国、日本的档案中搜集的，还有小部分，则是日本军人的私人收藏。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书的沉重，它的精神和物质的分量都是我难以承受的。书的英文名叫做《therapeofnanking》——anundeniablehistoryinphotographs。我立刻注意到这里的用词是“rape”（强奸），区别于中文的“大屠杀”。对这个悲惨的历史事件，国际史学家们宁可称它为“大强奸”，然而强奸仅是整个罪恶的一个支端。却恰是这个貌似片面的称谓，引起了我的全面思考。显然，那个迄今已发生了六十年的悲剧中的一部分——强奸，是最为刺痛东西方学者和社会良知的，是更值得强调而进入永恒记载的。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八万中国女性被强暴，与三十五万遇难者的总数相比，占稍大于四分之一的比例。但“rape”却包含更深、更广意味上的残杀。若说屠杀只是对肉体（物质生命）的消灭，以及通过屠杀来进行征服，那么“rape”则是以首先消灭人之尊严、凌迟人之意志为形式来残害人的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生命）。并且，这个悲惨的大事件在它发生后的六十年中，始终被否认、篡改或忽略，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它是一段继续在被凌辱、被残害的历史。那八万名被施暴的女性，则是这段历史的象征。她们即便虎口余生，也将对她们的重创哑口，正如历史对“南京大屠杀”至今的哑口。“rape”在此便显出了它的多重的、更为痛苦的含意。因为人类历史的真实，是屡屡遭“rape”的。
今年八月，我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会上得知日本对此段历史所持的三种学说：一是彻底否认此事件的存在，认为它是由中国人或其他国人编造来诬陷日本的；二是粉饰事态，把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大型屠杀说成是处理战俘时的失控，而整个屠杀量仅在几千人；三是承认并忏悔这场屠杀。在持前两种说法的人那里，历史仍是柔弱可欺，可被任意辱没的俘获品。
《therapeofnanking》一书中，编者们把这场持续六星期之久的大屠城以“屠杀”、“强奸”、“抢劫”、“纵火”等罪恶形式来分章。所有的图片解说都有着学者式的客观，以调动人的理性为原则。尽管如此，我仍是缺乏那股冷静的力量来将它一口气读完。坦率地说，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了阅读。图片那地狱似的残酷，使我一次又一次虚弱得看不下去。再次捧起它来时，往往是数周以后了。阅读间断最长的，是我读到“强奸”的章节。一些被轮奸后的中国女性，被迫暴露私处，有的被迫以自己的手将下体无遗展露。看到此我浑身冷汗，似乎感到那恐怖与我并没有六十年的间隔，甚至觉得被糟践的也不止那一代的南京女性。即使日军士兵当时的行为是由人向兽的一个偶然退化，那么事后将此邪恶摄入相机，并长久地私藏下来，我不能想象，是怎样生性残忍、暴虐的人才能在理性恢复后还能正视自己曾犯下的罪恶！因此我怀疑那暴虐是信仰所至，也就是植根于理念的。
在我翻阅这部大型图片册时，我总是不断翻回到图图大主教（desmondmpilotutu）为此图片册写的序言：“人类相互之间残暴行为的恶性发展看来是无止境的。……我相信人类本性中有一种缺陷，若任其自由放纵，那么这种缺陷会在人们之间引起猜疑、疏远和迫害，甚至导致作为‘最终解决方式’的种族灭绝行为。”
《therapeofnanking》让我看到，六十年前发生在南京的悲惨一幕，离图图大主教所指的“最终解决方式的种族灭绝行为”并非很远了。我甚至认为，更为可怕的是那种“灭绝行为”中的理念基础，是那种把某个信条发展到极致从而歇斯底里的精神因素。这不幸是日本民族本质中的一个缺陷。更不幸的是，六十年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摒弃六十年前的信条，正是这信条使他们否认当时南京发生的一切，拒绝对那一切承负任何责任。
我试着设想这本书传到当年的肇事者那里，他们将会如何反应。书的编辑者以史学者及社会科学者的立足高度，对每一桩陈述作出求证。其中没有控诉情绪，却有一种“历史不容强奸”的镇定和沉着。我想，这本书仅是第一步，它仅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在内的人类提供了大量线索，而真正的、普遍的对于《therapeofnanking》的反省与思考尚待开始。犹太民族数十年来呕心沥血，以详尽的宣传、报导来雪耻对他们民族的大屠杀，出版了无数的书籍、纪念册，制作了无数纪录片、故事片，写进了各种教科书。犹太人的这种对自己民族及人类负责任的态度，从此终止了有史以来世界对犹太民族的公然歧视。而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受外族侵害最深的民族之一。因此，雪耻被“rape”的南京，以及雪耻被“rape”的历史将恢复的是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公理。
我注意到自己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中用英文的“rape”取代中文的“强奸”。自然是因为英文对我不具有中文那样直接的刺伤力。中文的“强奸”二字给我的痛苦——这痛苦多半来自屈辱，是我无法回避的。由此想到我之所以一再延迟对《therapeofnanking》的了解，是我在逃遁这含有深深屈辱的痛苦。记得我的长篇小说《扶桑》问世后，有的读者读到书中描写早期中国移民所遭受美国人欺辱时，感觉到不适。我们即使有过尊严遭践踏的历史，最好还是被忘却，最好我们自己也不要提醒。不提醒、忘却，似乎那段历史便不复存在。如峨眉山那幅著名的对联所说“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于不了了之”。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宽厚和浑沌同时是美德亦是弱点，同时是积极亦是消极。而“不了了之”是对后世不负责的态度。正如大主教图图在《rape》一书的前言中所说：“无视历史真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至少是对后世心灵的严重损害。”
就在我写此文章前夕，我又收到史咏寄来的《therapeofnanking》的增补本。增补部分是他在参加“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之后搜集的鉴证性文献。其中一部分是日本军队在屠杀过程中的机密电报，还有的就是各宗教埋尸组织的记录，最难得的，是一些日军官兵的战地日记。方方面面的证据全呈出了，对于历史真实的强奸，必得终结于此。然而报复并不是《rape》一书著者们的企图。一切追究的终结是出于那心愿——和解。这就是为什么书中不见以牙还牙的情感煽动和民族主义的召唤。书的著者们是不屑于民族主义立场的，他们试图让历史自身来求证和批判。
图图大主教在《rape》一书的前言的最后部分说：“为促使作恶者认罪并寻求和解，有必要使人们了解发生在南京的事实真相。我们只能原谅我们所了解的事物，而没有原谅的和解是不可能的。”
这里我们看到大主教坚实的逻辑，即了解真相——原谅——和解。因此，让世界和我们自己了解真相是第一步。了解痛苦和屈辱的真相是不堪忍受的，然而对这长达六十年的“rape”，它是唯一的了断方式。
主流与边缘
——写在长篇小说《扶桑》获奖之后
我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该有精彩的情节，有出其不意的发展，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读者们与这些人物渐渐相处得难舍难分，因为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
我又总是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他们使我想起文学的最初级形态：说唱文学。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又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将他们从特定环境中摘出，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发现他们的人格中有那么丰富的潜藏，那么深远、神秘。如维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kf）说的：“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
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一群瘦小的东方人，从泊于十九世纪的美国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来，不远万里，只因为听说这片陌生国土藏有金子，他们拖着长辫，戴着竹斗笠，一根扁担肩起全部家当。他们中极偶然的会有一两个女人，拳头大的脚上套着绣鞋。这样的一群人和整个美国社会差异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我为扶桑、克里斯、大勇找着的特定环境。
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进这个环境中绝不可能仅仅是故事本身。由于差异，由于对差异的意识，我们最早踏上这块国土的先辈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奇特的自我知觉：别人没有辫子，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辫子始终有着敏锐、脆弱的感知。在美国人以剪辫子作为欺凌、侮辱方式时，他们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体的。再有，美国警察在逮捕中国人后总以革去辫子来给予精神上的惩罚。这种象征性的惩罚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彻底回归于自己的同类。因此，辫子简直就成了露于肉体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痒的一束赤裸裸的神经！在如此的敏感程度下，人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客观，不可能正常。任何事物在他们心理上激起的反应，不可能不被夸大、变形。人的那些原本会永远沉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惊动，从而给人们一些超常的、难以理喻的行为。对自身、对世界失常的认识，该是文学的缘起。
已不再是好听的故事了。不仅仅是了。人物内在的戏剧性远大于外在了，因为那高倍数的敏感。移民，这个特定环境把这种奇特的敏感诱发出来。
这一脉相承的敏感，也蠕动在我们身上——我们排行第五代移民。
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是人学，这是句cliche。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都应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正宗文学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
有许多作家都是在离开乡土后，在漂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的。康拉德（josephconrad）、那布可夫（vladimirnabokov）、昆德拉（milankundera）、伊莎贝拉·阿言德（isabelauendene）……他们有的写移民后的生活，即便是写曾经在祖国的生活，也由于添了那层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他们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罗斯、布拉格的格局，把俄罗斯、布拉格蔓延成了美国人的、中国人的、全人类的俄罗斯、布拉格。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
我不同意把移民文学叫做边缘文学。要想有力地驳斥，我似乎得拿出比《扶桑》、《海那边》、《少女小渔》、《女房东》更有力量的作品来。北京的一位电影导演黄建中对我说：“《扶桑》是我生活经验和美学经验之外的东西。我从没想到人可以从那样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所以我觉得它那么好看，觉得耳目一新。”正是因为一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史太独特、太色彩浓烈了，它才给我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化和文学的主流。
我为什么写《人寰》
从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开始为失眠的原因往家庭医生那里跑得很勤。那是个很老的医生，也很胖，看见他会误认为人世间没有重大病痛的那类医生。他马上决定给我吃些抗精神抑郁的药。他的意思是吃吃也是没坏处的。从理论上来说抑郁症和失眠常有关联。四个星期后，我又来到这个老医生的诊室，告诉他我精神一点也不抑郁。我说这话时有些反诬陷的情绪。无论怎么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在我们中国你见到个荒唐人，对他的荒唐程度无法度测时便说他“有病”。老医生虽然没诊断出我“有病”，但他的治疗方案告诉我，我“有病”。我为自己辩证无病时，我坐着，老医生站着，我一再请他坐下，他说他站着是为了确保自己完全清醒，否则一坐就会进入半打盹状态。我更觉得愤懑，我居然按照这个半打盹的老头的处方吃了四星期的药。这次就诊的结果是由我来点药，好比馆子里点菜，我拣了几样最好的安眠药点了一通，都是核导弹一级的安眠药，稳、准、狠。
从此这几样药便成了我的家常菜，老医生不再多问什么，便把处方续延下去。有一次药剂师很不高兴了，问我：“你在我这儿领了半年的药了，你有把握你那医生不是个‘制剂机’？”她把这类只管哄病人开心的医生叫“制剂机”。我看她很不宽心的样子，心里打算弄本药典来看看。在我先生涉猎的五花八门各行各业的藏书里，我相信会找出本药典来。我却先找到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很快读进去了，很快就不再满足通俗读物。我找到了弗洛伊德、荣格的书籍，从而发展到阅读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著作。恰巧我的婆婆是个精神护理学教授，借了一批书籍给我，多半是后人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研究著作。有本叫做translatethisdarkness的书，是有关荣格的一位女弟子对荣格理论实践的过程。她最终成了荣格理论的牺牲品。我突发奇想地也想拿自己做一个心理学研究的实验品。
我到美国的第三年，美国心理学界正在热烈注视一股“弗洛伊德回潮”。一些心理学家强调“repression”到了荒谬的地步。他们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在童年有过巨大创伤，这些创伤因为人的心理功能具有自卫本能（defensemechanism），即淘汰一切不利于心理健康的记忆。因此，人在幼年所受的心理创伤似乎被忘却了，或说以忘却为形式愈合了。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任何创伤会被忘却，只不过被抑制到不被知觉的意识中。所以，心理疗程是心理大夫帮助病者打开潜意识，探索那藏于最混沌最黑暗的心灵深处的病灶。又是因为人的内宇宙的广漠无际，这探索从弗洛伊德至今，仍赖以大量的假定而存在。而这些伟大的假定在被证实之前，便是亚科学，是谜。
首先是把我迷住了。我开始翻电话号码簿，寻找心理学家的电话。我和五位大夫预约了就诊时间。在通完电话后，我立刻淘汰了三位，因为他们开口不是马上问我哪儿不对劲，而是先问我的医疗保险是否包括心理治疗，若不包括，他们可以适度降低诊费，而我最终选择的女大夫头一句话问：“你认为我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你？”她不操心你付不付得起诊费，而是马上关切到你有什么不舒服，她语气的含蓄婉转不但表现了体谅，而且这体谅是极其专业化的。
此后我每星期二去她那看一次。主要是她听我说。她对我的成长背景缺乏知识，我需从我生命的最初始，从最初形成我意识形态的一切基本观念讲起。比如我向她解释“穷”，“穷人”所含的褒意，它和俭朴之类的美德的密切联系。我逐渐发现自己不仅在跟她谈个人的心理发展史，我同时把中国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家庭的历史都介绍给她了。她每次都听得极其认真，不断做笔记，在下次就诊前，她会从笔记中找出几个疑点，着重提些问题，试图发现我个性发展中的非正常影响，发现我生命早期哪怕已愈合完好的创伤。
因为我自己对心理学的研读，所以每当她提问或暗示时，我大体察觉到她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我建议她给我用催眠术，据说它是启开人的潜意识的钥匙。被催眠的人对所有暗示都是不设防的，因此最难以启齿的心事或记忆会在催眠状态下被诱引出来。
我的美国朋友中，有一半人看过心理大夫，其中一些人是有治疗成果的。虽然我不像他们那样对心理专家的权威性有或多或少的迷信，但我承认这类诊疗方式有助于人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在我花了三个月的诊费后，我偶然想到，这个“talkout”疗法，难道不能成为一个小说的形式吗？当我的心理大夫从头到尾阅读那厚厚一本笔记①时，大概也会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用断裂的、时而用词不当的英文讲述的有关我个人的故事。
①：美国的法律不允许在此类场合用录音机，因此我的大夫用笔记形式。
当然，当我决定以“talkout”为小说形式时，我必须虚构一个故事，一个能成立有看头的故事。我于是虚构了这个故事，但我的兴趣都在故事之外。
静与空
——看陈川画有感
陈川是个画家，偶尔也写诗。
陈川有个妹妹，叫陈冲，演电影之余，常作诗。兄妹俩时而一同读诗赞画，或一同吟诗作画，诗和画都意犹未尽时，两人便且画且诗。
在一首表达对绘画的理解的英文诗中，陈川写道：“绘画萌生于语言哑然之处。”
读到这首诗时我想，能写出此感觉的人不仅深爱绘画，而且他必定常常在绘画中沉思默想。
这句诗道出了我心里最难捉摸的一个感觉。
我和陈川仅见过两次，是许多年前了。那时他刚从上海美术专科学院毕业不久，在交通大学当教师，他和妹妹陈冲伙着一帮子朋友同来的。大家都对刚刚大量泊来的西方生活与文化以及艺术思潮兴趣盎然，我们的话题从卡夫卡、凡·高、猫王的歌，到美国的鸡蛋多少钱一打，谈得广泛却不深。那时我已看过陈川的一些画，可以说对他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画。
一别多年，直到我六年前着陆美国，才又有机会看到陈川的画。那次我偶然步入santamonica一个颇人的画廊，发现四周挂的都是陈川的画。那是个专门代理陈川作品的画廊，我在每一幅画前流连，对他的进步惊讶极了。
后来我向陈冲借过一本画册，其中汇集了陈川的画作和陈冲的诗作。画册放在我的茶几上，得闲我就捧起来翻一翻。每回看，那些画都显得更加内在，更添一层未可言喻之意。它们似乎在我眼前变得越来越天真，同时也越来越复杂。就那样翻看它，一翻便是大半年。它们让我不时想起那个高个头的陈川，十分的敏感，同时又颇豪放，酷爱读书，也酷爱运动，讲一口用词精确的英语。据陈冲说，陈川的居处总是贴了满墙壁冷僻的英文单词。不断地，我会从陈冲那儿听到陈川的消息：他开了一个又一个画展；他引起了重要收藏家的重视并收藏了他的作品；他恋爱了，他恋爱失败了；他做了父亲，他如愿以偿地有了一间采光理想的画室。他没变多少，还是那个简简单单做人，认认真真作画，一如既往地痴迷艺术的陈川：早晨准时开车出门吃顿早饭，即刻回到画室去思考和画画，从早晨最柔嫩的阳光直画到黄昏最成熟的阳光。听了这些，我看着陈川的一幅幅画，就看出一个向着完美求索的人、一个艺术的朝圣者所必有的苦楚。
看着陈川的《加州的小木屋》中的白房绿地，《椅子上的雏菊》中的旧椅新花，《梦的季带》中那个与梦魇撕扭的少女，我会在心里问：它们是被怎样的眼睛看进去，被怎样的心灵滤过，又被怎样的手和笔表达了？生活原来是可以这样被汲来，这样美妙地被重新配置和处理。被陈川处理过的这块，生活原形虽在，但他已不求形似，而力求神似了。
每个艺术家都希望通过自身来注解生活，来表现（而不是再现〕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陈川的注解是真诚而动情的，他以他的画笔和色彩注解一种偶然：光和影、气温和体温、风和呼吸、梦和现实，突然融汇在一个点上，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也再不会出现的点上。陈川捉住了它：一个欢乐和伤感的和弦，一个绝妙的情景交叠而发生的瞬间休克。陈川的内心，被多少如此极美的休克所折磨！陈川的母亲向我讲起过儿时的陈川，说他曾经是上海少年划船队的队员，一次折断了手臂，他却不吱声地忍着痛，每天仍去参加比赛前的训练。他知道对运动员来说，停止训练就意味着退步，甚至淘汰，他的坚韧和耐受能力是成年人都难以想象的。母亲还说起过陈川童年的其他故事：八岁的他背着画架，独自徒步去动物园写生。陈川似乎对于此类远征十分习惯，他还时常步行穿过整个上海，只为了省下车费去买几张绘画的纸张。不得已的吝惜使他从很早就非常在意纸面上所留下的每一笔触，以及那每一笔触所能表现的极致、所能达到的饱和。
现在他成年了，正在成长为有着独特画风的成熟画家，早年的坚韧、“吝惜”，以及那些隆冬和酷暑中的跋涉，都潜藏于那些静极的画面中。画如其人，画的性格成了人的性格的延伸，那些笔触的层面是凝练的，然而层面之下，是那样的丰满和丰富，无论深处有多澎湃，表层却是静，静得惊心动魄！
这不也像那个有点拙口笨腮，不太长于语言，却满心是表白的陈川吗？
对了，就是那个静出来的“空”，陈川画中的空是最让我感触、发我深省的东西。是某处响着蜂鸣，某处萦绕着歌声，某处有渐渐深沉的钟声的那种空。那空在一束干净的斜阳里，在光线中活泼飞舞的尘粒中，是virginiawolf（tothelighthouse）式的空……那不再有匆匆捻动纽扣的手指的空壁橱，那曾经奔忙着脚步的空楼梯，那过去是银器玎玲的空餐室，那从前是绸衣窸窣的空草坪……
同样的或相似的，陈川那深绿的、灰色的“空”也留下了极浓的怀旧情感，怀旧是那个抛掷白丝巾的女孩：“什么失落了，什么一去不复返了；怀旧成了那一束弃于农庄前的玫瑰，还带露水，还带刺鼻的新鲜气味，却是无以寄托，无以施予；还有那个拧身而卧的少女，恬睡了，也那样任性，许久前一个秘密的遗憾，只有梦能够给她重来一次的机会。画中的一块块空间留下了人的感情和动作，那是人的空缺，而不是灵魂的空缺。人的灵性充斥在这空间里，看着这些画面，我像是读virginiawolf那样微微心痛：这样又甜又苦的情致、景致怎么如此似曾相识？这童话与哲思的调和怎么就这样击在我天性的某个痛处上？一刹那，我怀恋极了……
那个时刻我真想告诉陈川，他竟发现了最重要的：那形之上、形之深处的形态，以及神态。我却没有告诉他，我多么怕我的一口外行话，一脑子对“抽象”、“写实”的无知让陈川啼笑皆非，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向那一块块“空”注目，它的美在于总有一瞥不知从何处来的目光在上面掠去掠来。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告诉陈川，我对他作品的这番感想，我们都太忙了，打电话到他那里找陈冲，竟也尽快绕过对方，怎么会这样忙？连陈川买车也要买跑车，连他来旧金山，在妹妹家客宿，我们也难约出个共同方便的时间长谈。忙得这样，才觉得陈川的“空”太好了，太人道了。它让我回首，看见了我们童年那些呆瞪眼的午觉时分，那些无所事事以至无事生非的暑假，那张断裂的唱片转得忽高忽低，重复着一段莫扎特，那奢侈的无聊，草地上一片阳光就够我们一个下午的消磨，一块开着小花的原野就足够让我们忘记回家。
陈川毁掉了许多画，是因为他的不满足而一遍遍去画某个局部，最终那局部不可收拾，使整个作品报废了。心里有，笔下无；心到了，笔怎么也不到，这种时刻，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太有同感了。而我，只认为手永远满足不了心，心太易变、多变，即使手已十分的敏捷，心的期望将又会涨上去。只能让它去，尽善尽美只是说说而已。而陈川却宁可一个作品不存在；它若存在便应起码在那一刻让他心满意足。对于陈川，完美是一个作品存在的起码标准和理由。不知他可懂得，越是追求尽善尽美，对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越是不能忍受，越是不能妥协，也就越是痛苦。
然而，人能够没有理想吗？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已穷到了只剩钱了。理想二字在我们的字典上，已经被磨损得要消失了。满腹心事的陈川却沉吟着，怀疑着，他想把曾经有过的，将来必定也会有的，调在他的色盘上，画给现实的我们。
有关陈冲以及《陈冲前传》
头一次见到陈冲时，她还是个地道的孩子。那是在上海的锦江宾馆，我父亲在那儿包了间房写作。陈冲当时十八岁，刚得了“百花奖”。她梳两根短辫，在两边肩膀上甩来甩去，更显得她好动，是孩子气的那种好动。她穿一件米色的细灯芯绒衬衫，下面配一条同样布料、色彩、式样的长裙子，是牛仔风格的，一看就和街上流行的花红柳绿、烫头发区别极大。我刚说她的衣着别致，她马上告诉我：“这是自己做的！”
她哥哥陈川也马上补充：“我妹妹穿得最破！”
我懂他的意思是指朴素。我当时还是一个女军人，一条军裤加一件便装衬衫，辫子盘在头上，似乎与陈冲的朴素做伴儿。
其实在见她前，有关她的故事就听得不少了。我的继母俞平也是位电影明星，恰和陈冲在《青春》中同时担任主角：“一个演军医，一个演小哑巴亚妹。那是陈冲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她的成名作。我的这位妈妈回家来总讲到陈冲。她说：“没见过这么灵的小姑娘——从来没演过戏，导演一说就明白，戏马上到位！比那些在电影界混几十年的人强太多了！”也谈到她的其他：爱读书——有空就捧一本英文书，一个人躲着，嘴里叽里咕嚕的。还有就是爱吃零食——身边总带个饼干盒子，里面是话梅、糖果，只要一听这只盒子响，大家都逗她：“好哇，陈冲，逮着你啦！又吃什么呢？”继母的总结是：“才十五岁，完全是个孩子嘛！再懂事，书读得再多，毕竟是个孩子！”
当时我联想到自己，十二岁进军队歌舞团，军纪严明，绝对不能吃零嘴，加上那几块钱军饷也实在买不来什么高级零嘴，我就把一只信封装了白砂糖放在军服口袋里，再放一把小汤匙，实在馋了，就舀一匙砂糖飞快填进嘴里，再装着没事似的东张西望，偷偷吮吸着在嘴里慢慢溶化的甜。因此我听到继母讲到陈冲吃零嘴，就有了一份非常的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造就了一批早熟的孩子，而孩子总不可能泯灭孩子的天性。
成了“百花奖”影后的十八岁的陈冲仍是童趣十分。她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在宾馆的房间里，一会儿坐沙发上，一会儿又坐地毯上。一听我爸录音机中的古典交响乐，她马上建议：“咱们来跳舞吧！”她将音乐换成了“披头士”，即兴地跳起来，又是转，又是跺脚，还不断煽动我，“来呀来呀，你不是跳舞的吗？”
我说：“我没学过这种舞！”
她说：“这舞不用学，高兴怎么跳就怎么跳。”
我又找个理由：“我太胖！”那时我正由舞蹈演员改行为写作，人在不可救药地长肉。
陈冲马上安慰我：“我也不瘦！跳跳就会瘦！”
最终还是她一个人蹦踏到一脸汗。然后就说：“饿啦！”
我问她：“这儿有早餐剩下的点心，要不要吃？”
“要！”她马上说。
之后每次早餐，我爸爸就多要两个小笼包什么的，说：“说不定陈冲会来吃的。”
第二次见陈冲，她却谈起卡夫卡来。她问我对《变形记）的看法，我老实巴交地说奇怪，我读不进去。
她叫我耐心些，读得专注些，就会读进去了。她一再说：“这本书太震撼了！”
我感到《变形记》的震撼却是在十年之后，当我用英文重读它时。这时我才悟到陈冲那么早熟的领悟力。
我们在美国的重逢是―九九〇年，在一个朋友办的聚会上。我奇怪她的“无长进”：仍是一派学生打扮，嘻嘻哈哈地跳着自编的舞蹈，跳累了便声称：“我得吃点儿什么！”她于是跑进厨房，用手抓起一个冷馄饨，塞进嘴里，吃得满足得不得了。
这个时间的陈冲，已是好莱坞片酬最高的亚裔演员。一个朋友轻声说：“你看她，像个大明星吗？一点架子也没有！”
陈冲的“没架子”是出了名的。一些美国记者在专访文章中也常提到这点。有位女记者说：“……进来了一位穿夹克、背大书包的女孩，我一看，这位著名的东方女明星怎么活脱是个逃学的孩子？”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她那出奇大的书包。那里面总是装着她正在读的书。她读书兴趣广泛，从文学到社会学，再到心理学，一切。当然她最爱的是文学，那是她能写一手好散文的缘由。她也写散文诗，非常敏感细腻的诗句。她最让我嫉妒的是她读书的速度，她可以一夜读完两百多页的一本书。有时她在早上九点来个电话：“昨晚又失眠了，不过我把xx读完了。”我想，这人读书像她吃饭一样又快又猛，毫不斯文，尽管诗和散文写得都十分斯文。有时跟我谈话时冒出的感受也是极诗意的。有次我跟她开玩笑说：“唉，陈冲，你知道你这人的组成结构吗？你是半肚子诗，半肚子食！”
她听后哈哈地笑起来，说：“可惜可惜，你写我的传记里没有这两句！”
说到我今年写讫的《陈冲前传》，使我对她的了解更深一层。幸运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她碰巧在旧金山拍摄《金门》，我和她隔三差五地碰面，有时就在她的摄制现场闲聊。写到不明白之处，我会马上跑去找她，带个小录音机，来一番问答。她十分配合，总是有问必答。有时还会给自己下一番过分的结论，诸如，“我这人不雅致，从小就是个粗俗的孩子”。
我说：“胡说八道——假小子性格怎么能叫粗俗！”
她说：“反正我不是个娴雅的女孩，现在也不是！”
我只得放弃争论。
《陈冲前传》写作的顺利跟陈冲的合作有很大关系。她的直率、坦诚，使我不用费任何气力去掏真话，我们的问答也从不必兜圈子。有时她把心底最秘密的话也告诉我，说：“人都有罪恶的一闪念嘛！”但我认为一闪念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本质；对于陈冲的本质，我自认为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对事业的执著，对朋友的诚恳，对文学、艺术的着迷，对好吃的东西的狂爱。
这次她从英国给我写的两封信中，提到的事都离不开她正读的书，她看过的一部好电影，以及她吃过的一些新奇东西。
回旧金山第二天，她便对我说：“有一部很棒的意大利电影，我们去看吧！”
我立刻说：“好啊！”她推荐的小说和电影很少使我失望。我们去了，电影果真棒得不得了。我出了电影院被打动得神魂颠倒，直抽冷气。她也还没出“戏”，因此找不到她停车的位置了。找到车，她胡乱开一阵才想起该去哪里。
一路上我们都在谈论这个电影。谈它的立意，导演手段，演员的表演……她又是那样：眼里闪着孩子式的认真，就像她十八岁时谈起卡夫卡。我想，我真的喜爱这个朋友。或许我著的这本《陈冲前传》中，倾注了我对她的喜爱，抑或是偏爱，因此它不尽然是客观的。但我不管。
谭恩美的中国情结
家是千好万好的，尤其是节日前的家。谭恩美（amytan）在感恩节前夕匆匆结束了旅途，踏进这座在旧金山的冬日尤其显得温暖的家。自一九八七年《喜福会》出版之后，她总是颠沛在旅途上，按出版者和经纪者的要求为她的新作巡回介绍，与读者见面。这次还是如愿在感恩节同丈夫、母亲、弟弟，以及亲近的朋友们在自己的家团聚了。节前的时间仅够她对环境做最后的装点和准备食品、饮料。有十几位客人要来。这座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不久前完成了内部装饰：浅棕色或暗橙色的墙壁，似乎都是金色的色调。那色调让进入此地的人都感到了女主人在她每部作品中体现的热情与浪漫，和一层隐隐的躁动不安。
看着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弟弟一家同坐在一张餐桌上，谭恩美的童年、少年和成年都在这里了。她是一个出生在奥克兰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孩子之一。同那些孩子一样，她也一度有过无所归属的痛苦。童年的恩美（大家叫amy）她时而想：“不知怎么回事我生在一个错误的家庭里了。我大概误入歧途，跑到这个中国人的家里来了。”美国社会被称为“大溶器”（melting），对各民族文化的溶解之迅速和彻底使恩美选择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吃汉堡包和苹果派，企图使我们的中国特征消失。好像有这些不同特征是一种耻辱。那是一种自我憎恶。”也像其他落生在美国的中国女孩一样，她也对自己的东方形象感到疑虑，似乎这是她被这块国土接受的一个致命障碍。在她那些不成熟的年岁中，她甚至想到去做整容手术，使自己成为美国芸芸众生中不可区分的一员。每个少年人都害怕与群体中的少数站在一起；年轻时代的恩美，作为一个有文学潜质和异常敏感的女孩，更是加倍体验了这种青春期心理特征。
她后来把她与母亲的冲突变成了《喜福会》和《灶王爷的妻子》两部成功小说的情感焦点。母亲此时穿着女儿为她设计的黑丝绒外套和裙子，正安享这餐合家团聚的感恩节晚餐。她曾经那么执著地要将恩美培养成她心目中的成功者：一个神经外科大夫，或一个钢琴独奏家。而恩美从小就想成为一个作家，在八岁时获得了作文竞赛大奖，此后便不断地为自己或朋友编写各种童话故事。母亲竭力用中国传统影响女儿，而女儿却渴望走出唐人街，走出母亲心目中的中国模式。在恩美十五岁那年，她那位工程师的父亲逝世了。不久，哥哥也被同样的脑瘤夺走生命。那是母亲和恩美最黯淡的年月。为了摆脱病魔在这个家庭中的继续纠缠，母亲带着恩美和弟弟远走瑞典。此后恩美和母亲在意愿和志向上的矛盾愈来愈外化了，有一次母女俩竟有整六个月中断了对话。恩美成了作家后对人说：“那时我母亲已确信她没有我这个女儿了，我也确信我跟她两不相干。”
充满文化矛盾的母女关系造成了那样一种独特的爱：爱有多深痛苦就有多深。一个情结形成了。恩美后来在《喜福会》和《灶王爷的妻子》两部长篇小说中，都是围绕母亲和女儿的冲突，给此情结以最形象的注解。她以第一部书中的四对母女，第二部书中的一对母女来象征一种新生体从母体剥离，又在另一高度上和另一层认识中回归母体的过程。后者，已不完全是同一母体，而是一个人情感的祖国。一九八六年，当恩美和丈夫路第一次回到中国时，她感到自己人格的完善。“当我的脚触到中国的土地时，我顿时变成了中国人。我知道自己从来不完全是个中国人，我却总是感到那种联系，而一刹那我有一种完整的感受。就像拥有父亲和母亲，我拥有中国和美国，因此一切都归于完整了。”
她在这次旅行中找到了和母亲失散了三十多年的两个姐姐，她们是母亲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因此那个“完整”，也具有实质的意义。
餐桌上恩美的丈夫路·德马太坐在右侧。他和恩美是大学开始相爱的。在恩美不从母志以语言学硕士完成学业后，他们开始了美满的婚姻生活。路是个税务律师，个性沉稳可靠，长久以来是恩美最坚稳的情感支撑。他的意大利血统似乎从不影响他对恩美的理解。他理解恩美时起时伏的感情和情绪，理解她生存于创作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两重自我，理解她丰富的同情心。她的文学编辑患了癌症，她不断流泪了几天后，决定为编辑租下一栋三面环窗的公寓，让她总能看见纽约的日出日落，静静度她病痛的时日。路理解恩美一次次去中国旅行。最后一次是为中国被弃婴儿募捐。它虽然不是一次顺利和成功的旅行，路却仍是百分之百的理解和支持她。他理解她那些不大众化的举动，比如，在今晚的晚会上肩上始终挎一只小形黑色尼龙旅行包。有的客人刚进门诧异，问她背着行李是否要出门。她回答包里装的是只十个月的小狗——她怕人来人往纷乱的脚步会伤了它，也怕它见不惯那么多客人而紧张，那样把它背在身上它会感到安全。路对妻子全部理解。
坐在对面的是恩美的弟弟。他常常想到恩美同他一同度过的童年。她一直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有一度去为残疾孩子工作；对于稍弱的人和动物，恩美永远会给予同情和帮助。她也慷慨，经她介绍给自己经纪人从而开始文学生涯的作家已经不知多少位了。
靠门的一边坐着摄影师。几乎恩美所有被刊出的相片都出于他的手。他看着这个始终年轻的女作家，身材略嫌单薄却全是意志和力量。他始终在捕捉她的一瞥眼神一抹微笑；如同她小说中幽默机智的行文一样，她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独特的表达。她在讲她打算写的本世纪初中国移民生活的小说时说：“如果一个人有那种生活在想象中的奢侈，并且人家还付钱给你去进行这种奢侈，干吗不去享用它，去创造更不同于现实的东西呢？”
当人问到恩美：“你和你母亲现在的关系怎样？”
她回答：“我的书出来后，她就跑到各个书店去看，是否有卖，要是她看见那家书店没卖我的书，她就把人家训一顿。”她说到此出声地笑起来。
客要散了，路轻声问妻子，是否要他开车送母亲回去。恩美说：“她愿意留下来也行。愿意走就送她。反正尊重她的意愿吧。”
是否是这样的完整：以叛逆开端，以顺随和尊重结尾？
郞君梅与《枕边书》
每个艺术家似乎都有自己的一个“变法”时期，就是他（她）长期对自我、对艺术的求索，他（她）的思考和实践的积累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期然的转折，或说一个质的变化：“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的几句词，道破了艺术创作，甚至是人格发展的这个奇特现象。邬君梅就把她在《枕边书》的演出，看成她电影生涯的这样一个里程碑。
邬君梅觉得在这部片子里，导演彼得·格林那威把她挖掘得相当彻底。在全片拍摄结束后，她对彼得说：“我感到精疲力竭。我被完全地消耗了。”她庆幸下一部片子《宋家皇朝》的开拍与《枕边书》的杀青之间仅隔四天，“否则我很可能会进入一种严重的精神压抑状态。因为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变成了蔡子（女主人公）。”
一九九六年的坎城影展上，《枕边书》获得了“一种注目（cenainregard）”奖项。此片以它惊世骇俗的对于人体的展示与探索使邬君梅被西方媒体认为是“好莱坞近两年来最受关注的亚裔女星”。此后邬君梅听到人们对她的风传：“邬君梅在《枕边书》里暴露得浑身连一根纤维也没有！”她以她颇有名气的哈哈大笑来回答：“其实也没那么邪乎！没那么裸！……”她接下去用彼得的话纠正道，“不是暴露，是裸体；裸体是种艺术形式的人体。”对于裸体与暴露的区分，是文野之分，是趣味高下之分，亦是审美官能和生理官能之分。她说：“在看罗丹雕塑的人体时，你绝不会产生邪念的；并且也不会对他的人体模特儿想入非非。因为人体已经变成艺术家创作的工具，已不再是肉体了。”
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认识。出身于电影家庭的邬君梅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拍电影，对于裸体，她却始终持保守态度。她说：“可能是因为我的中国传统教育，我一直拒绝拍有裸体要求的戏。”当彼得·格林那威邀请她出演蔡子时，她感到荣耀。因为彼得在电影界一直是最有个性的导演，虽然并不是创票房纪录的成功者，但他的作品一向被艺术界和知识界看做实验性和纯艺术的。经他发掘的演员后来都被证实为优秀的演员。但邬君梅几乎要谢绝这位电影大师的青睐。她对他说：“假如你要让我演，你就得把那些裸体戏删除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枕边书》是一部根据日本文学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其中生、死、性、爱都是通过在人体上的书写来表达的。也就是，人体是整部故事最深层次的语言，是语言之核。
彼得只是劝邬君梅通读剧本，并且要反复地读。邬君梅照办了。开始，她仅是遵照导演的意志去读。渐渐地，她感到她有了不断阅读它的冲动。她说：“这是一部很美的剧本，它既是极其的文学化，又十分有视觉感。我渐渐融进了它，它也逐渐融进了我。八个月时间，我就是反反复复在读这剧本，简直对它着迷了。到最后，我觉得我如果不去演女主人公，反而不正常不自然了。因为她在我心里已成熟了。我就对彼得说：“我准备好了。”
邬君梅总认为自己“傻人有傻福”。还在高中时期，就被《末代皇帝》的导演贝托鲁齐选中，去演皇妃李文绣一角。从那以后，她又演了大大小小七八个角色，有配角，也有主角，有的也演得得心应手，但与《枕边书》中的蔡子相比，她认为那些角色都是一系列铺路石，是一场独奏的一场场预演或练习曲。作为一个女演员，她不认为自己有惊人的美貌，仅仅是“还过得去”，这反而倒使她立志去探索表演，追求丰富。不依赖青春和美貌反而使她自信，她说：“我的表演生涯一定会长寿的。西方最成功的明星大多是三十岁以上的，那种人格的丰满多有魅力啊，跟他们比比，那些青春美貌的小姑娘小伙子有什么看头！”她自信自己将成为一个演技派的演员。
邬君梅的自信还来自于她的人生观念。她说：“我首先是要做人，其次做女人，再次做演员。我不相信做演员必须放弃做个正常人、正常女人的乐趣。并不是非要经历极端的痛苦才能表现痛苦。假如你去踏踏实实做人了，那么你才能有人的各种层次，各种侧面，人的酸甜苦辣。并不是演戏的时候，一个演员才能丰富自己；平常做人，吃饭睡觉读书，与人交往，生活本身就在丰富你、提高你。”她常常对人提起英国女演员艾玛·汤普逊的一句话：“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邬君梅至今仍怀念《枕边书》剧组的创作气氛。尤其是导演彼得·格林那威，他以自己的艺术想法和激情把所有人的创作欲都充分调动出来了。他要求某个画面要像林布兰的画，或要求某处用光“要使皮肤发出琥珀的光泽”……在这样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中，邬君梅最初对裸体的不适很快消除了，她只感到自己已成了导演手中的雕塑泥，她以自己的内在去配合导演完成一尊雕塑。她对笔者说：“那真是一个最理想的创作环境！导演不断从我的表演和我的个性中得到灵感，去修正自己心目中尚未成形的女主人公。本来女主人公是个日本人，他根据我的气质把她改成了日本和中国的混血；又因为我的上海背景，他把蔡子父母的相遇地点改成了上海。其实我并不是个典型的东方女性，不声不响的，彼得被我的幽默感逗乐了，而且不断在我身上得到新的启发。”据说彼得一贯和演员保持距离，但他和他的女主人公却相处得非常融洽。
当笔者谈到好莱坞以及西方在中国女性身上希冀的那种病恹恹、古老玩偶式的美，使西方银幕上的中国女性相当落俗套，包括化装和服饰，他们都以想当然的模式来处理，这种对东方女性不求甚解的认识，是否在彼得那里得到纠正。邬君梅说，因为这部作品并非写实，应该算作抽象或说超验的，他对这个女主人公的塑造，当然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写意的。她再次强调：“彼得是个绝不随大流的导演。”
邬君梅对《宋家皇朝》的删减感到遗憾。她说正是因为那几场戏，她才同意去扮演宋美龄的，可现在把这几场戏删去了。她说：“一般情况下，自己的戏被删总是不开心嘛！哪个演员愿意自己得意的一些戏被删掉呢？”
不过邬君梅很少有想不开的事。若有，她对朋友回肠荡气地大笑一通，自信和从容就又回来了。她很喜欢“随缘”这两个字，演戏、做妻子，将来做母亲，她认为都是有种缘分在主导，所以不必太刻意追求。她说：“我也很喜欢不拍片的生活，看看佛书，也读读林语堂、张爱玲——我的这些素质和我妈妈很有关系。她总是让我自由选择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生活。我那样大大咧咧、丢东忘西，她也只摇头微笑，苛责和惯使都在其中了，却表现得那么有节制，那样含蓄。”
邬君梅的自信和从容多半是从母亲的爱与支持中来的。她常说：“我要做个完整的女人，就像我妈妈那样的女人，她有一种平衡，使做女明星、做女人、做母亲全都和谐地成为一体，不矛盾。那是一个女人一生所能期望的最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