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短篇小说集

史铁生短篇小说集-史铁生
树林里的上帝
人们说，她是个疯子。她常常到河边那片黑苍苍的树林中去游荡，穿着雪白的连衣裙，总“嘀嘀咕咕”地对自己说着什么，象一个幽灵。
那儿有许多昆虫：蝉、蜻蜓、蜗牛、蚂蚱、蜘蛛……她去寻找每一只遇难的小虫。
一只甲虫躺在青石上，绝望地空划着细腿。她小心地帮它翻身。看它张开翅膀飞去，她说：“它一定莫名其妙，一定在感谢命运之神呢。”
几只蚂蚁吃力地拖着一块面包屑。她用树叶把面包屑铲起，送到了蚁穴近旁。她笑了，想起一句俗话：天上掉馅饼。“它们回家后一定是又惊又喜。”她说，“庆祝上帝的恩典吧！”
一个小伙子用气枪瞄准着树上的麻雀。她急忙捡起一块石子，全力向树上抛去。鸟儿“噗楞楞”飞上了高空……几个老人在河边垂钓。她唱着叫着，在河边奔跑，鱼儿惊煌地沉下了河底……
孩子们猫着腰，端着网，在捕蜻蜓。她摇着一根树枝把蜻蜓赶跑……这些是她最感快慰的事情。自然，这要招来阵阵恶骂：“疯子！臭疯子！”但她毫无反应。她正陶醉在幸福中。她对自己说：“我就是它们的上帝，它们的命运之神。”
然而，有一种情况却使她茫然：一只螳螂正悄悄地接近一只瓢虫。是夺去螳螂赖以生存的口粮呢？还是见瓢虫死于非命而不救？她只是双手使劲地揉搓着裙子，焦急而紧张地注视着螳螂和瓢虫，脸色煞白。她不知道该让谁死，谁活。直至那弱肉强食的斗争结束，她才颓然坐在草地上，“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上帝。”她说。而且她怀疑了天上的上帝，他既是苦苦众生的救星，为什么一定要搞成这你死我活的局面？
她在林中游荡，“嘀嘀咕咕”的，象一个幽灵。
一天，她看见几个孩子用树枝拨弄着一只失去了螫针的蜜蜂。那只蜜蜂滚得浑身是土，疲惫地昏头昏脑地爬。她小时候就听姥姥讲过，蜜蜂丢了螫针就要被蜂群拒之门外，它会孤独地死去。蜜蜂向东爬，孩子们把它拨向西，它向西爬，又被拨向东。她走过去，一脚把那只蜜蜂踩死了。她呆呆地望着天空……
她从此不再去那树林。
一九八一年
草帽
她说：“我等待了这么多年，到底是把你等来了。”
他说：“我好像从一生下来就开始找你，找得我已经有点信心不足了，却忽然找到了你。”
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命运之神会把你赐给我。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会这样幸福。”
他说：“我们真是应该感谢命运之神，那天要不是他点拨了我们，我们肯定又互相错过了。很可能互相再也找不到了。”
她说：“真的，真是多亏了那个老人，多亏他那天戴了一顶草帽，多亏了那阵风。”
那阵风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决定去谢谢那个老人。那个老人在黄昏的时候总是独自坐在湖边，了望那片大湖，了望远处的树林和天空。那天他们走过老人身边，她朝南走，他朝北走，正当他们就要擦肩而过的时候，一阵风把老人的草帽刮掉了。草帽沿着湖岸滚，她去追，可是草帽落进了湖中。他跑到湖边看看，挽起裤腿下到水里，把草帽捡回来。这样他们认识了。后来，他们各自发现对方正是自己寻找和等待了多年的人。现在他们已是夫妻。
他们又来到湖边。见那个老人仍坐在夕阳中静静地了望。他们恭敬地向老人说明了来意。老人闭目沉思片刻，问道：“你们总是要有孩子的吧？你们的孩子也是要有孩子的，你们孩子的孩子总归也是要有孩子的吧？”
他们说：“是。”
老人说：“可我不能担保他们一代一代总都是幸福的人，是不是就把这顶草帽埋在这湖边，让他们之中随便哪一个不幸的人，也能到这儿来寻找他们不幸的最初缘因？”
一九八八年
神童
灯丝断了再接上，怎么会比原来还亮呢？明明两脚悬空地坐在大椅子上，望着头顶上的灯泡出神。他问过姥姥，姥姥说“那当然，还能比原来黑么？”他又问了老师，老师说“先把你的算术搞搞好，再说其它的！”算术！唉……明明只好先不去看那只灯泡，趴在摊开在面前的作业本上。8+（）=20.加几呢？总不至于是加“15”吧？“八加几等于二十，八加几……”明明念叨着，啃着铅笔上的橡皮头。铅笔盒里有好几支带香味的铅笔，都是一毛二一支的。他舍不得用。那是妈妈寄钱来买的。妈妈每月给姥姥寄五块钱，姥姥总给他买一支带香味的铅笔，还说妈妈让他好好学习，长大了当个有出息的人。可妈妈为什么总也不回来呢？姥姥说，妈妈回来得坐三天三夜火车，得花一百块钱。可明明都上了一年级了，妈妈的钱还没有攒够么？脚步声，姥姥回来了。她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晚呢？“八加几等于……”明明赶紧低头念叨，做出一副用心的样子。
“把裤子脱下来！”姥姥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白灰一边冲他喊。
明明从大椅子上出溜下来。“要洗澡吗？还没有热水呢，火、火灭了。”
“不是洗澡，把裤子脱下来！”姥姥又用围裙抽打后背。
“我再想一会儿，我能想出来是加几……”明明眼里涌起了泪水。倒不是因为怕打屁股，如果真是因为他没按时完成作业，或是考不及格，打一顿也应该。“我今天也没在外头惹祸……”明明又说。
“我知道。把裤子脱下来！”
明明使劲揪住裤子的松紧带。
“快点！”
好吧，打就打吧。姥姥就是这点不好，她说什么你就得听，要不打得会更疼。明明脱下裤子，趴在床沿上，仰脸望着墙上妈妈的照片。这是他的一大法宝：只要他望着妈妈的照片，姥姥就会不打或者打得轻些。妈妈长得多漂亮……
奇怪的是姥姥并不打，而是戴上老花镜摩挲他的屁股。明明想笑，但又不敢。
“没有，唉，是没有，”姥姥叨咕着。
看样子姥姥今天不会打了。“没有什么呀，姥姥？”明明壮着胆子问了一句。
“我记得你生下来时好像有个小尾巴，不长。”姥姥用拇指掐着食指的指尖说。
“尾巴？”明明摸摸屁股，笑了。
“可是没有，唉，没有了。”姥姥挺失望的样子。
“长尾巴？我？”
“也许是我记错了，也许是我当时没看清。快穿上吧，小心着凉！”姥姥亲见地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
“那不成了猴了？那不成了狗了？”明明一边提裤子一边问姥姥。他一点也不害怕了。除去打屁股的时候，姥姥从来就是个好姥姥。
“是什么也比是人强。”姥姥说着从他的作业本上扯下了一张纸。“有个小孩儿长了一身毛，又上电影又上电视又上报纸又上无线电。听说大首长还接见，连爹妈都跟着沾光。这样的小孩儿还愁上不了重点小学？你周爷爷说，长尾巴的也行。可我真是记得你有个小尾巴来着，不长。”姥姥又用拇指掐着食指的指尖。然后，她开始把扯下来的纸裁开。“你妈总想让你上重点小学，怕你跟坏孩子学了坏，怕你白天在家没人管出去惹祸，怕你将来考不上大学也得待业。还说你长得好，说不定将来能当电影演员呢！昨天来信又问你嗓子好不好……我问了，你周爷爷说，上重点小学要么得有后门儿，要么得是神童……”
“我是私生子！”不知怎么一来，明明想起了这件事。
姥姥顿时愣住了。
明明看看姥姥发白的脸。也愣住了。他不明白姥姥为什么会这样，他本来是想让姥姥高兴一下的。
姥姥一把把他拉到怀里，搂着，摸着，亲着。“是姥姥不好，是你妈不好，是你那个活该死了的爸爸不好……”姥姥的声音颤抖着。明明莫名其妙地趴在姥姥怀里，一动也不敢动。
姥姥忽然破口大骂起来：“谁他妈跟我们孩子胡说，我x他八辈祖宗！哪个混蛋这么缺德，让他不得好死！出门让汽车轧死！”姥姥撩起眼泪来了。
过了好一会，姥姥才又问明明：“这是谁跟你说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今天中午我刚睡醒，就听窗户外头有人说，说明明聪明，私生子都聪明。”
姥姥的气似乎消了一点。
“姥姥，什么叫私生子呀！”
“别听那个，你不是，你不是。你爸爸不学好，和人打架让人给扎死了。等你再长大点，我再跟你说。你可得学出息，嗯？不打架，不骂人，好好用功，长大了当工程师，给你妈和你姥姥争口气，嗯？”
“嗯！”明明点点头，又问：“我妈怎么总也不回来呢？”“你妈还得过两年才能回来。有了你，要吃要喝要穿，还要营养，这都得要钱！你妈那时又没工作……噢，等你再长大点就懂了。也别学你妈……”
“我妈好！”明明看看铅笔盒里的香铅笔。
“是呀，她疼你，她指望着你。”姥姥微笑了。，姥姥把那张纸裁成了几张小纸条，然后把枕巾蒙在了明明头上，说：“可别看啊。”
“干什么呀？”明明问。
“听你周爷爷说，有一种小孩儿能用耳朵听字，能用手摸字。不试不知道，一试有时候就行。这样的小孩也是神童。国家很重视。”
“怎么弄呀？”明明想掀开枕巾看看。
“哎，别掀！我在这纸条上写上字，揉成小小纸球儿，放在你耳朵眼儿里，你要能听出是什么字……行了，掀开吧。”
明明看见桌上摆着三个小纸球儿。“要能听出来就怎么啦？”他问。
“那你就是神童了！”瞧姥姥那高兴劲，仿佛明明已经是神童了。
姥姥把一个小纸球儿塞到明明的左耳朵眼里。
“怎么样，听见了吗？”姥姥的老花镜后面闪动着希望的光辉，两只粗糙干裂的手举在胸前，做好了随时拥抱明明的准备。
明明瞪大着眼睛。摇了摇头。
“你仔细听，别着急。”可是姥姥比明明着急。她把右耳凑到明明的左耳边，把老花镜都碰歪了。没什么动静，只有老座钟的“嘀哒”声。
明明又摇了摇头。他真不愿意辜负姥姥的期望，可怎么办呢？
“唉！”姥姥掏出了那个纸球，又把它塞进了明明的右耳。“这回好好听，别紧张。‘”可姥姥的手直发抖，还打了个冷战。也许是因为屋里太冷吧？火灭了一天了，而且还没有吃晚饭。“听对了姥姥给你买十支香铅笔，还告诉你妈，说你有出息……”
明明的大眼珠上又蒙上了一层泪水。“您不用给我买香铅笔，也别告诉我妈，只要您别又‘唉！’的一声；不是神童我也会好好用功，有出息，给我妈和您争气，干嘛非上重点小学不可呢……”
明明想着。他什么也听不出来。
“听见了没有？哭什么？！”姥姥急了，在明明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只有街上的摩托车声和老座钟“当、当、当”的声音。八点了。
“听不见就说听不见！”
明明只好摇摇头。
“这回用手摸！”姥姥把纸球放在他手里。看样子姥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明明忽然灵机一动，问：“您是写的字吧？”
“对呀！”姥姥坐在他面前，眼睛一眨不眨，嘴唇用劲缩在一起，恨不能帮他说出来。姥姥的希望又复燃了。
“是‘毛’吧？”明明嗫嚅地问。
“嘿！”姥姥在他脸上使劲亲了一下。“再摸摸这个！”
“嗯……是‘主’。”明明很快就说出来了。
“好小子！”姥姥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蛋，擦去他长睫毛上的泪珠。“还有一个，再摸摸。”
“是‘席’！”明明这回连想都没想。
姥姥被惊呆了。她坐在床上呆愣了好一会，忽然抓起纸球儿往外奔去。
不一会，姥姥拉着周爷爷进来了。“不信你自己试！”她指着明明说。
周爷爷对姥姥说。“我不会写字，还是你写吧，别跟刚才重样儿。”然后，他在明明对面坐下，拉住明明的手说：“有了出息别忘了你周爷爷。”
明明第一次听见周爷爷这么郑重地跟他说话，一时不知怎么一回答了。
姥姥又把一个纸球儿放在明明手里。
“是‘万’。”
“你看怎么样？”姥姥把纸球打开，举到周爷爷眼前。“神童！别说他妈重点小学了，这回！”
可是明明却又想哭了。
又一个纸球放在明明手里。
“是‘岁’……”明明说，大滴大滴的泪珠骨碌骨碌地滚到地上。
“全说对啦！你可还哭啥？！”姥姥把明明楼在怀里，满脸的皱纹都在笑。
“他也是高兴得……小孩子有心计，你姥姥没白疼你一场！”周爷爷说。
“那当然，这我就找人给你妈写信去……”
明明哭得更厉害了。只有他心里明白，他什么也没摸出来，他是猜出来的。因为他知道，姥姥这辈子只会写“毛主席万岁”。
一九八一年
兄弟
我见过一回枪毙人的。我表哥在法院工作。
前年，我和妈妈一起到舅舅家去，是舅舅家的新居落成后我们第一次去。表哥要结婚，事先讲好妈妈送给他一套沙发，就是那天运去的。
舅舅的新居是一座两层的楼房，就在原来的后院。房子盖得挺讲究，打蜡的地板能照见人影，宽阔的阳台够演一出戏。可我惋惜原来的后院。那些能引起小时记忆的枣树，如今一棵也没有了；尤其是那面挂满爬山虎儿的灰色的老墙，竟为施工而被推倒。那面灰墙下原来是一大片花丛，小时候常和表哥表姐在那儿捕蜻蜓，逮蛐蛐，捉迷藏……
嗅，对了，后来表哥问我看不看枪毙人的，要看跟他去，那天下午就有。
“吓，我可不敢，”我说。
表哥说：“你如果明白人民的利益需要我们这样去做，”你就不应该不敢，也不会不敢了。“
我表哥就是这样，正经着呢。可我还是没想去。
表哥就损我：“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吓，你们女的呀……”
大概是这一损起了作用，我跟他去了。
空荡荡的审讯室中央，坐着一个五大三粗的年轻人。
表哥开始读宣判词：“于犯志强，男，二十三岁……”
这名字挺耳熟，当时我就觉得。
表哥继续说：“为盖私房，先后盗窃砖瓦灰沙等国家建筑材料，价值达二百五十余元。因其所盖房屋阻碍了邻居张ＸＸ的进出道路，双方发生口角和冲突。后经街道居委会调停，勒令于犯缩小盖房面积。于犯声称，所盖房屋为其兄结婚所用，执意不肯缩小，并扬言报复居委会负责同志，恶语中伤邻居张ＸＸ。张ＸＸ忍无可忍，与于犯讲理，竟被于犯当场用铁锹砍死。查于犯一贯打架斗殴，逞凶逞霸于左右邻里，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人民利益，判处于犯志强死刑，立即执行。”
整个宣判中，于志强毫无惧色，不时看看表哥，看看窗外，似乎他早已料到，早已准备去死了。真是个十足的坏蛋，我想。可我总不能明白，二十三岁的人，何至于能如此。
“带下去！”表哥最后说。
恰在这时，有人告诉表哥，说是犯人的家属求见。那语音很低，但于志强分明是听见了，他站住，脸色变了，瞪着眼睛直视表哥，低声道：“是我哥，他老实……你，你们别吓唬他。”
“带下去！”表哥厉声道。
“哥……”于志强叫了一声，晕了过去。
来人正是于志强的哥哥，与弟弟不同，他单薄瘦弱。
“我给于志强送几件衣服。”他说着拿出一套崭新的的卡制服，一双白边懒鞋和一顶黄呢子军帽，又说：“这是他一直想买的，为了我结婚总没……噢，反正是要死的人了，也许可以……可以让他穿上？”他的眼泪在眼圈里转。
“当然，这可以。不过，”表哥严肃地看着他，“你应该想一想自己，想想对一个杀人犯……嗯？”
他忽然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恐怖。大概是“杀人犯”三个字给了他刺激。但很快，他的眼神就变得黯淡，呆滞。“是的，杀人犯。是我害了他，是我……”
“你是于志强的哥哥？”表哥问。
“是，我是他唯一的亲人，我叫于志刚。”
“于志刚？！”我一惊，大概是喊出了声。于志刚把脸转向我，看了好一会。我不知该怎么办，只是怔怔地站着看他。
他一定也认出了我，把衣服放在表哥面前，便匆匆地走了。
是上小学六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妈妈要去外地工作一段时间，我便搬到舅舅家去住。
一天，下暴雨，后院那面灰色的老墙塌了一块。雨一停，我便和表哥表姐跑去看。刚跑进后院，就见枣树上站着一个男孩子，正在摘枣，边吃边从领口上往背心里装，肚子上已经鼓鼓的了。
“哥，快来呀！可多啦！”男孩子朝老墙塌开的缺口处喊。
缺口处露出个大些的男孩子的脸：“快回来，我告妈去！”
这便是于志刚和于志强。
“谁摘枣？！”表哥喊。
于志强吓了一跳，但马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一边继续摘枣一边说：“你管着么？”
“当然管得着。”表哥说。
“是你们家的么？”
“当然是。”
于志强不吭气了，但还是摘。
老墙缺口处的于志刚不见了，只听见他喊：“小强，快过来！要不我去厂子叫妈去。”
于志强从树上下来，朝缺口处走。
“把枣放下！”表哥挡住他的去路。
“就不！”
“你为什么跑进来摘枣？”
“……”
“拿人家东西是小偷儿，你是小偷儿。”
“你才是呢！”不料于志强竟一拳朝表哥打去，随即两个人扭成一团。
我和表姐吓得叫起来。
舅舅来了。他问清了情况，首先批评了表哥，说“小偷儿”是不能随便叫人家的。又对于志强说，枣还没熟透，熟透了一定请他吃够。还告诉我们，枣树是大家的，要欢迎工人家的小朋友来玩；从阶级角度来讲，我们同他们是一家人，大家本应该像亲兄弟姐妹一样，也许比亲兄弟姐妹还亲，因为我们是同志。
那天，于志强在舅舅家一直玩到天黑。他为厕所在屋子里感到怪异，为家里有浴室感到离奇，尤其是那沙发令他惊愕；他坐在上边不停地颠，说是他家的被垛也没这么软。
舅舅很喜欢于志强，为我们不如他的勇敢而感慨了许久。“教小弟弟唱支歌子吧，你们这些哥哥姐姐们。”舅舅说罢，便又去工作了。
我和表哥、表姐都唱了一支歌后，于志强窘红着脸说：“那我会唱的，你们还不会呢。”
“你会唱什么？”我问。
“嗯、嗯、……‘小白菜地里黄’你们会么？”
我们不会，他便得意地唱起来：“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时，没了娘呀……只怕爹爹娶了后娘，弟弟吃面，我喝汤呀……”唱完他对我们说：“一岁我就会，是我妈教的。”
这时，舅舅领着于志刚进来，边说：一看，你就不如弟弟勇敢，来玩嘛，怕啥？“。
“哥！”于志强朝于志刚奔去，于是拉了哥哥的手，去看浴室，看厕所，坐沙发。“这当然比咱家的被垛软啦，大爷说这里头有弹簧。”他按着沙发对哥哥讲。没有人指点，他已经经称舅舅为“大爷”了。
于志强坐在沙发上使劲颠，忽然他停住，对表哥说：“你爸爸真好。”
“你爸爸好么？”表姐问他。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
“我一岁，他就死了。”他又开始颠。
记得他那天临走时说，他长大了也要做舅舅那样的人，除去把浴室和厕所弄到屋子里，再把椅子里放些弹簧之外，他也要让灰墙那边的小孩来玩。
开学了，妈妈来信说一年半载怕是回不来，我便转到了新学校。真巧，我和于志刚一班，而且是同桌。我问他为什么不到舅舅家去玩了，他说，那天他妈狠狠地骂了他们一顿，再不许他们去了。
于志刚胆子小，不爱讲话，可功课好，这倒跟我很合得来。有一回考算术，全班只有他和我得了一百分，老师说，要是全班都能像我们俩，他就高兴了。
班里有个闹将，我只记得他外号叫“大砖头”，是孩子王。为这事他领着几个男生哄我们，说我们是“一对儿”。
“你们胡说！”我朝他们喊。
“你们胡说。”于志刚也说。
“你们再胡说，我告老师去！”我又朝他们喊。
“你们再胡说，我告老师去。”于志刚也又说。
“噢！嗅！”“大砖头”他们哄得更凶了。
这事让于志强知道了，那时他才三年级。放学时，他在学校门口等到了“大砖头”，说：“你哄我哥？”
“我！怎么样？小嘎巴豆儿。”“大砖头”挑衅地说。
于志强瞪圆了两眼，冷不防跳起来，一拳打在“大砖头”鼻子上。“大砖头”一捂鼻子，血流下来了。于志强并不跑，乘机揪住“大砖头”的头发。自然，“大砖头”个子大，于志强狠狠地挨了一顿揍，但直到老师来，于志强也没松手，没哭。
我和于志刚一班，直到毕业。所以我还记得他们。
当然，枪毙于志强我看见了，可是没看太清楚。群众愤怒地喊口号，随即是一声枪响。记得身旁一个人幽默地说：“怎么回事？他的血也是红的。”
表哥结婚那天晚上，我又去舅舅家。谁都说表哥的新房布置得不俗，不论是作为卧室的里屋，还是客厅兼书房的外屋。尤其是那两个相对而放的写字台和书橱里那些精装的马列经典著作，说明了主人的超脱。
新房里坐满了客人，我和表姐走上阳台。推倒的灰色老墙已为一道崭新的红墙所代替。越过那墙，是一片民房，一座座小院落连接起来，直铺向灰黑的天际。在一处灯火明亮的地方，我看见一群男女正奋力地盖一间小房。
“你看那儿，”我碰碰表姐。
“噢，那是干什么？盖房？”
“你还记得他们兄弟俩吗？”
“哎，真可怜。”表姐叹了口气。
一九七八年
小小说四篇
春
老师挥起了双手，但歌声显得很沉闷。很多男学生和很多女学生都往窗外看。
远处的树丛中响着一把圆号。又是那个青年，吹了一冬天了，大概是想吹出山谷的声音，但他的山谷中似乎只有石头。
“你们觉得吹得好吗？！”老师的脸色很难看。
他重新挥起双手。歌声还是很疲倦。
树丛里晃着一个青年的身影，闪亮的是那把圆号。青年不时停下来，往树丛前面的草地上看。圆号声吹出了山谷里鹰的盘旋。
这家伙有门儿了，老师想。但眼前这些懒散的学生实在让他头疼。“来！重来，要严肃！”
没精打采的男声和女声混杂着响起来。
“休息！”老师喊。
青年又走到树丛边，朝草地上张望。
一个穿着工作服、戴着工作帽的人在给草地上的果树浇水，也正扭过脸去朝树丛中看。
圆号声又响了。山谷里，溪水冲开了冰层，瀑布飞溅，响着巨大的轰鸣。
老师想：这家伙怎么忽然来了灵感？
草地上，给果树浇水的那个人一听不见号声就扭过脸去看那片树丛。水喷湿了工作服。
圆号声就又响了，吹出了矮树林的恬静和黑苍苍的大树林的庄严，星星似的野花，还有雄山羊“咔啦——咔啦——”的角斗声……
他的山谷忽然有了活气，老师觉得很怪。
圆号声一直没停。青年一边吹一边往草地上偷看。草地上的那个人一直在听，坐在草地上，水早已经漫出了果树周围的土埂。
老师忽然猜到了一件事，转过身来看着他的学生——喉结鼓起来的男学生和胸前紧绷绷的女学生。他懂了应该怎样指挥。
“男同学的声音可真够粗的。”他说。微笑着，闭起眼睛，感慨似的晃着头。
男声部变得很够劲儿了，很多男学生都尽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浑厚，悄悄地控制着口型。
“女同学的声音就是另一个样儿。”他说。仿佛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女声部更显得清朗、纤细了。
老师在心里笑，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果树上挂着工作服和工作帽，一个年轻的姑娘在给果树浇水。老师没请错。
圆号声响着：山谷里的鹰在盘旋；鹿群正涉过融化的冰河，急急忙忙到远方的乐上去……
夏
他们一直在街上走着，谁也不说话汽车的噪音很大。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我不想吃，我不饿。”姑娘说。
他们走进一家饭馆，坐在一个角落里，看得见街上白花花的太阳和一些红得刺眼的阳伞。
姑娘把桌上的一摊水画开，画成很古怪的形状。她不断地长出气。
小伙子看着杯子里啤酒的气泡。
“不管我怎么跟他们说，他们还是那么说。”姑娘很快地看了小伙子一眼，又垂下头。
小伙子不停地喝着啤酒，又去买了两个菜。
“我一点儿都不饿。”姑娘说。
“他们怎么说？”
“还是那么说……还是说……”
玻璃上有一只小虫，“嗡嗡”地叫着。街上到处是卖雪糕和卖茶水的疲倦的吆喝声。
“你呢？你自己呢？”小伙子问。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不应该总耽误着你。”
“也许他们应该总耽误着我们吧？”
“可是我爸爸血压高，妈妈又有心脏病。”
小伙子又去买汽水。他们今天已经喝了好几瓶了。桌上的菜谁也没动。
“好吧，我等。”小伙子把一瓶汽水“嗵”地放在姑娘面前：“等你有了血压高，我也有了心脏病。”
她笑不出来，要是往常她又笑个不停了。
“你应该跟那个人好，其实……”
“你说了一百回了！”
“其实她比我好，真的比我好。”
“我只说一百零一回：比你好的人多了，可爱不爱是另一回事！”
他们又默默地坐着，不再说话，谁也不看谁。蜻蜓飞得低了。远处有一片发亮的云彩。
“会下雨吗？”姑娘先说。
“带着伞呢。”小伙子回答。他正看着汽水瓶上的北冰洋。也许那儿不错，有一间房子的话。
“你少喝点儿吧。”
“没关系，啤酒，加了汽水的。”
姑娘想，等将来自己当了母亲的时候，成了老太太，一定要理解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
“假如是你自己不愿意，那……那就算了。”小伙子说，晃晃手里的杯子，“咕咚咚”喝光。
发黑的云彩上来了。应该下一点雨了。
“否则，我跟你说了，法律是保护我们的。”
“没用，他们才不管那一套。”
“问题是你不敢。”
“可爸爸血压高，妈妈又有心脏病。”
他们又沉默着坐了很久，然后离开了那儿。
灰黑的云层下面飞着一群鸽子。鸽子显得格外洁白，象一群闪电，象一群精灵。
“你真的能等吗？”姑娘眼里有泪光。
“当然。我们的日子比他们长。”小伙子支开了雨伞。下雨了。
秋
小姑娘睡着了，坐着，就睡着了。
老头儿把小竹车的前轮翘得悬空起来。孩子是坐在后轮这一边的，这样她就等于是躺着了，能睡得舒服些。老头儿推着竹车往前走，比原来费劲多了。落叶在他脚下“吱吱”地响。
老头儿觉得太阳很温和。可是，小姑娘一会把脸扭向这边，一会又扭向那边。路边有一块大石头，他把竹车的前轮架在上面，支开一把伞，罩在车上，然后推起车再往前走。孩子安稳地睡在伞荫里，她刚才玩得太累了。
他走得很慢，也许是因为老了，“也许是怕晃醒了孩子。他已经穿上了棉裤，腿有病。小姑娘却还偏要穿着那件红色的连衣裙，好在总算给她套上了一件黄毛衣，又穿上了毛裤。这会儿孩子睡着了，老头儿又觉得寂寞。他吃力地把稳竹车，前车轮才不至于垂下去。上路被夏天的雨水弄得坑坑洼洼，需要十分小心，车里的小姑娘才不会被震醒。
路上挺安静。不知从哪一天起蝉就不叫了，老头儿还答应给孩子捉一只呢，一夏天都没捉到。他想起小时候爬上树去掏鸟窝的事，他的爷爷在树下喊，怕他摔坏了腿。那时他不在乎，现在可不行了，腿总是疼，不得劲儿。唉！总要跑医院，总得去扎针……
竹车震了一下，老头儿慌忙低下头，从伞边望望孩子。小姑娘睡着。他不敢再去想别的，注意看着前面的路，把前车轮再翘高些。
一路上他总听见什么地方响着一种琴声。
老头儿坐在医院的长椅上时，才觉得胳膊和腰也有些酸疼了。他轻轻地揉着、捶着。
“哈哈，你醒啦？”他拿掉伞，发现孩子醒了。
小姑娘睁着眼睛，愣着。
“你喝不喝点水？桔子水？”老头儿晃着水瓶。
孩子四下里张望。
“找你的小狗熊？”他从提兜里掏出一个毛茸茸的小狗熊，摇着，又捶捶背。
“爷爷，谁在弹琴？”小姑娘棱睁着问。
“琴？”老头儿也四下里张望，他也总听见一种琴声，“没有，没有琴，是你在做梦。”
老头儿被大夫叫进去扎针了。
孩子玩着小狗熊。她看见窗外滚动着金黄的落叶，闪闪地耀眼，一层层掀起，又落下。
她长大了还记得：爷爷腿疼，腿上扎了好多针。还记得琴声似的秋风……
冬
弟弟用手指化开了玻璃上的一块冰花，看见了黑漆漆的夜。门上有一个小洞，他把玩具手枪的枪筒插出去，对准外面呼啸的北风。
妈妈不在家。一到晚上她就到大森林中去。
“妈妈一个人不怕吗？”弟弟转过身来问。
“不怕。”姐姐回答。姐姐正在灯下做功课。
“妈妈干嘛非得去不可呢？”
“妈妈得去照看森林里的那条路。”
“有狼吗？”
姐姐没回答，望望墙上爸爸的遗像，想：那时候自己和弟弟现在一般大。“困吗？”姐姐问。
弟弟摇摇头，把枪筒插出去，开一枪。又开了一枪。又开了一枪……外面的风还是很大，远处的大森林恐怖地喧嚣着。
“妈妈非得去照看那条路吗？”弟弟问。
“当然。火车得把木材运出去。”
弟弟坐在小板凳上想着：妈妈不会碰到狼，因为狼已经被猎人打死了。他去找那本小人书。
他翻到了那一页，给姐姐看：“看，没有狼。”
姐姐看着爸爸的遗像。她想起爸爸最后对她说的话：“其实有狼，森林里常常会有浪。你怕吗？”那时候，弟弟还不懂事，只有一岁。
“有狼，”姐姐说，“爸爸打死过很多狼，可那回爸爸又碰到了很多狼……”
弟弟坐在炕上想着。姐姐又往炉膛里加了几块柴。窗玻璃上的冰花又结满了。
“爸爸干嘛要到森林里去？”
“爸爸得去照看那条路。”
“非照看那条路不可吗？”
“当然。火车要把兽皮和药材运出去。”
“你敢到大森林里去吗？”
“你呢？”
弟弟又化开玻璃上的冰花，望着黑夜，听着北风在森林中穿行，想象着自己敢不敢去。
后来，他睡着了，玩具手枪还插在门上的那个小洞上。
一九八二年十月
午餐半小时
“轧轧轧”的缝纫机声骤然全停，世界轻松了下来。暖洋洋的太阳从稀里歪斜的小窗户里照进来，光柱中飘着无数飞尘。人们纷纷伸懒腰、打呵欠，互相瞧瞧，张张苍老而呆板的面孔都象是融化了，从眼窝和嘴角现出淡淡的笑来。半小时午餐时间到了，喘口气的时间到了，尽情笑骂一阵子的时间也就到了——这是照例的规矩，就象是西方的愚人节。
最幸福的人就在于他们有一种天赋——自行其乐。“什么叫福分？你他妈觉着是福分，那就是福分，喊！”这理论是熨活儿的白老头嚼着馒头夹臭豆腐时发明的。至于是谁热情传播的却搞不清，反正所有的人都信服。也许这理论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相近，可总共这八个半人（有一个双腿瘫痪的小伙子只能算半个人）谁也不知道阿q是什么，倒是有人知道鲁迅。为了他是否也住在中南海，大伙昨天刚刚探讨过，尽管那个瘫痪小伙子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最后大伙还是同意了白老头的见解：那么有名的人、还用说？喊！
搪瓷缸子响了一两阵，这间低矮的老屋里弥漫着浓厚的韭菜馆味儿。“搁了几毛钱肉？”“肉？哼，舌头肉！”于是世界又是那么安静了。别忙，逗闷子的合适话题眼下还没找到。
后窗户外传来汽车急刹车的声音，人们一齐停止了咀嚼，支棱起耳朵。“活腻啦！”准是什么也没轧着；又一阵发动机的隆隆声，汽车开远了。序幕也就拉开了。
“昨天下班，”眯缝着两只小圆眼睛的夏大妈向前探了一下脖子，急忙把嘴里的一块烙饼咽下去，“昨天下班，”她又赶紧喝了口水，作了一次深呼吸，“昨天下班，差点没把我吓死，走着走着，脊梁后头就是这么一响。”
“妈呀！怎没把你噎死呢！”坐在对面的“小脚儿”掰了一块菜包子扔进嘴里，“就这点屁事，我还当你捡了个金刚钻呢。”她撇一下嘴，转过脸去，右腿搭在左腿上，四五寸长的缠足得意地摆动几下。
瘫痪的小伙子边吃边扒拉着算盘：“夏大妈，您这月半天事假半天病假，扣你九毛二。”
“我回头一看，”夏大妈接茬说：“胡同这么窄，汽车这么宽，我可往哪躲？我这个跑呀……要是你那两只宝贝脚，非给汽车打眼儿，没治儿。”她瞅空报复了“小脚儿”一句。“赶我跑到胡同口，汽车才开过去。几个小学生说是‘红旗’；光听人说红旗车，可咱压根儿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算红旗车，你说……”她在腿上拍了一巴掌，似乎颇为没能把红旗车看个仔细而遗憾。
众人听到“红旗”都肃然得没有了笑声，只有白老头不以为然地“喊！”了一声说道：“你可真算白活。红旗车？个儿大！漂亮！窗户上的玻璃枪子儿打不透，德国造儿，全那样！”他的目光一和瘫小伙子的目光相遇了，于是又补充道：“眼下中国也试验成功了，坐那车的全是中央的名人，早年马连良……”听见瘫小伙偷偷地笑，白老头含糊了。
然而“小脚儿”却独自吃吃地笑了起来，众人越是骂她“疯老婆子”，她越是笑得前仰后合了。
“叫车，叫车！这儿疯了一个！”白老头一本正经地朝门口跑去。“今儿早晨一来，我就看她屁股不象屁股，脸不象脸的了……”
“白大爷，一天事假，两半天儿病假，扣您一块八毛五。”瘫小伙儿又算清了一笔帐。
“扣吧扣吧，省得钱多贼惦记。”白老头在门旮旯蹲下来，慷慨地说，眼睛却仍旧看着“小脚儿”，一脸得意而狡猾的笑。
“小脚儿”终于止住了笑，却打起嗝逆来：“呃！刚才这老东西说我，”她戳了夏大妈一指头，“呃！我非给汽车打眼不可，呃！我要是给红旗车打了眼儿，可他妈算我造化了，呃！消消停停一躺，来俩勤务兵侍候我，吃香的喝辣的，呃！”
“您还抽点什么不？”白老头眯缝起眼睛凑过来，脸上又换了一副恭维的神情。
“咯！那是！”小脚儿“斜扫了白老头一眼，板起面孔。”白老头子——哼！到那咱我还未准用你呢；白老头子！买两条中华过滤嘴儿去。“
“喳！”白老头应道，随即抓起“小脚儿”的手，认真地号起脉来。“您是醒着呢吗？”他又说。
“小脚儿”搡了他一把：“怎么着？他撞了我！”瞧她的意思，仿佛“造化”绝不是什么难事。
“就冲您这把糟骨头？还消消停停一躺呢？是消消停停一躺——在太平间，要不火葬场。”白老头撅断一根火柴，不紧不慢地剔着一嘴黄牙。
“小脚儿”圆睁着眼睛没了词儿，事情真有点窝囊了。“我死了有我儿子呢！”她忽又来了精神。
“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山挖一点就会少了点，有什么挖不完呢？三七二十一，三下五除二……”瘫小伙子念经一样地自言自语，头不抬，眼不斜，清理着帐目，咬着半拉火烧。
“你儿子怎么着？”有人感兴趣地问。
“他得给我儿子找房结婚！我儿子三十二了，对象二十九了，着哇！”“小脚儿”眼睛都亮多了，虽说菜包子滚到了地上，“这回算抄上了！房管所那破房咱还是看不上了，得他妈给我一个单元，有厨房有厕所的。我儿子儿媳妇住一间，我自个儿住一间……”
白老头捅捅她：“我提个醒儿——你可早让车撞死了。不要紧！那间房我替你住着，将来还能给你看看孙子什么的。”他又耸耸鼻子，大约流些眼泪也容易，“你就算积了阴德，下辈子准托生只好东西。”
有人刚要笑，可是话又被另一个老太太接了过去。说是老太太，其实也并不怎么老，不过是拔了满口的牙一直没镶上，外加有点哮喘。嗓子里的“小哨儿”一响，她说道：“不知怎的！让汽车撞着也分个命好命歹。我们老头子地震那年让车撞折了腿，是农村的手扶拖拉机撞的，你讹谁去？开车的穷得叮当响，怪可怜的……可我们老家有个傻丫头去年让一辆‘上海’撞死了，怎么着？一千块钱！一千哪！才是辆‘上海’……”
众人的眉毛都皱成八字，嘴张得唯恐不圆。这儿再没什么开玩笑的意思了，每个人都放慢了咀嚼的频率，似乎盘算着什么。一时老屋里颇有些寂寞，就连白老头脸上也没有了狡猾的笑纹。
“罗婶儿病假三天，扣您两块七毛七。”唯瘫小伙子例外。
“要是我，”被称作罗婶儿的说，“我就不要那一千块钱，多少钱也有花完的时候，我让他们给我找个正式工作，或者给坐‘红旗’的他们家当保姆就行。我们有个老街坊，不知哪辈子积了德，在一个大干部家当保姆，人家顺手给你点什么破的旧的，用不着的，吃不了的，就他妈够你一发。当然，给我分个正式工作也行……”
众人眉间的竖纹一齐消失，可以算茅塞顿开。
“要不还得说是现在好？”专管钉扣子的卢奶奶从老花镜上头挑着一只眼（对了，她只有一只眼）看着大伙，也有了感触，“早年我们老头子给个开药铺的掌柜的拉包月车，十冬腊月我抱着我们大闺女去找他，他从厨子那儿给大闺女拿了块年糕，还不挨了顿骂？有钱的吃什么？吃……”她伸开两手的拇指和食指，似乎中间是偌大的一个碗或者盘，“吃、吃”了半天，终于也没“吃”出什么来。花镜后面的一只眼眨了又眨，“你瞧，头两天我们老头子还念叨着……噢，吃绿毛乌龟，还让海军捞了活对虾，空军给运……”
“那是林彪Ｊ您弄混了。”瘫小伙子双手捧腮，似笑非笑地说。
“喊！”白老头咧着嘴站起来，就地转了个圈又在凳子上坐下，“你可跟着瞎掺和呀？林彪又成药铺掌柜的了吧，你又吃了林彪的年糕了吧，老了老了弄个历史问题你可怎么跟儿女交代！”哄笑声中，卢奶奶慢慢合拢伸开的手指，满脸羞愧地笑了一会儿，不言语了。
人们重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要是我，说什么也得让他们把我们他爸调回北京来，支援三线时说是三年就回来，这可倒好，我们‘小援子’今年都十三了。”墙角处有人叹了口气。
火炉前有人点了支烟：“甭提了，要是我，能求他们帮着把我儿子从云南转回来就行了。”
“还得给分个正式工作！”柱子后头吐出了一口痰，“我们二小子从内蒙回来两年多了，一直分配不出去。要是红旗车开到厂门口，下道命令？厂长也得屁颠屁颠的！可惜……”
“唉！也甭贪心不足，能给咱老姐们儿长几块工资就行啊……”
低矮的老屋里又一次沉默了，说是水足饭饱后的发呆，显然不准确，因为一双双眼睛都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向往的光？欣喜的光？还是如愿以偿的光？说不好。总之，是这间东倒西歪的小车间里罕见的光，是这些年过半百的眼睛里少有的光。人们象一尊尊石像，直勾勾地望着一个固定的地方。有的在抠腮边的痣，有的在掀鼻孔里的毛，有的从鼻孔里抠出些东西来在手指间探着……好像都在谛听着什么福音。
“冰——棍儿！”深秋的风送进来一声悠长的呼唤，竟把人们从那忘我的境界中唤醒过来。
“唉，我可不想让汽车撞死。”不知是谁最先恍然大悟了。小巷深处响起一阵开心的笑。夹杂着庸俗的污言秽语。
“轧轧轧”的缝纫机声响了，世界又紧张起来。
一九七九年
绿色的梦
不知为什么，我今天特别高兴。
下班出楼门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在走，而是在蹦——象小姑娘那样一步一颠，而且还轻轻地哼着《猎人之歌》：树林是多么美丽，天气是多么好……我有多久没这么高兴了？好像就是从童年结束的时候起。童年，童年可真有意思……我总以为小河里的石子真就是天鹅下的蛋变成的。天鹅飞走了，把即将出世的小天鹅托付给了河床上的垂柳和野花。小河的低吟不正是妈妈那温柔的摇篮曲么？“呜呜哟哟”的，小天鹅才不会孤单。我和辉辉在河边茂盛的草丛里编花环。辉辉说他憋不住尿了，我说：“你尿吧，我给你看着。”看着谁呢？四周没人，而我才是他应该防备的女孩子……真可笑！然而童年真迷人，童年不懂得防备。这些我好像从来没跟伟男说过，今天回家应该跟他说说。
真怪，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天空都显得清澈、深远。云彩真象是童话里说的那样，是一群“咩咩”叫的绵羊。很久没见过这样的云彩了。每次和伟男吵过架后我都独自寻找这样的“羊群”，可天空总是那么一片铅灰色，散乱地飞着一群乌鸦。我们为什么总要吵架呢？有什么值得吵的呢？净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忽然觉得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爱伟男，真是莫名其妙。我记起了他的一切优点，记起了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人真是应该经常象我今天这么高兴才对，否则会铸成偏见。
“‘观世音’的意思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体察民情，倾听群众的呼声。这不是很好么？”
“您真的相信有神吗？”。
“噢，那倒是……不过我相信善，雷锋也是善。”
“那么说，雷锋已经成佛喽？”
“哦嗬，我不敢那么说……”
“在我的印象中佛教总是和死联在一起。”
“其实是为了活。”
出大门的时候，我居然有兴致和那个看大门的还俗的老和尚聊了半天佛教。不，我今天真的没有想到“五台山”，而往日常常想到青灯古佛、削发为僧、隐居深山的时候，也绝没有这么好的心境去和他闲聊。我只是忽然发现他在传达室里一个人捅那个没了热气的煤球炉子时，神态是那么落寞；他是孤独的，需要有人来聊聊天儿。有一瞬间我甚至想，不可以让他住到我家来么？我要和伟男说，起码我要让伟男知道，这老人是孤独的。
街上，人声鼎沸。异乎寻常的是，我没有感到腻烦，也没有在心里骂一声“讨厌”，却想起了作家们常说的“生活气息”路边，一群青年男女打打闹闹地说笑着。是久别重逢吧？是在回忆美好的往事或者询问其他朋友的行踪吧？在他们身后的那个阳台上，妻子正在拍去丈夫身上的面粉，亲见地嗔怪着丈夫的粗心。小儿子抱着母亲的腿，而父亲正在冲儿子作怪样……啊，生活！友谊和爱情！伟男此刻大概已经到家了……
马路上的车辆象是一条喧嚣奔腾的江河。当我穿过马路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了危险，而平常我都是漫不经心地穿过这条“江河”的——我常常希望，有一个喝醉酒的司机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我在回忆，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
“你眼睛瞎了！？”一个抱着一捆大葱的老太太冲我瞪眼。其实是她撞了我，是她踩了我的脚。“对不起。”我说，甚至还向她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今天似乎不会发火了。而我也绝没有料到，老太太那双已经露出凶光的眼睛立刻羞愧地躲到大葱后面去了。我一贯是这样谦让的么？不，只不过是因为今天我特别高兴。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大街上之所以经常有人互相辱骂乃至厮打，人们之所以都有一副防范乃至憎恨的表情，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或许倒有一肚子火。否则人们就会谦让得多了。
我一直在心里唱着那支童年的歌：我不打兔子山羊，我单打狐狸和狼……是的，我高兴，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想起辉辉——那个胸前总有饭嘎巴的男孩子……我们在儿童体育场旁边碰上了一个捡烂纸的老头儿。“你为什么不爱干净呢？”辉辉问。“你的衣服都破了！”我说。“你没有衣服吗？”“你妈妈呢？”“你也没有袜子呀？”“你妈妈生气了吧？”……我们就一起跑回家去拿衣服。辉辉说我家太远了，应该到他家去拿。我们拿了他爸爸的呢子大衣，他妈妈的毛裤，还有他姐姐的白丝袜……童年！人如果能永远不长大有多好。我说“再拿两件给老爷爷的妈妈吧”的时候，辉辉绝没想到要说“你倒大方，敢情不是你家的”；而辉辉说“别拿了，箱子都空了”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什么叫“小气”。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纯真，没有猜度和怀疑，只有信任——用不着反复声明的信任。我们着急的是赶紧把衣服给那个老头儿送去。然而老头儿不见了。我和辉辉坐在白杨树下一直等到天黑……天黑了，我哭了；辉辉看看我，也哭了。两个孩子无言地啜泣着，抱着两大堆衣服坐在深秋的寒风里，很久，很久。“老爷爷会冻死吗？”“会。”“也许不会吧？”“也许会。”我们抱起沉重的、拖在地上的衣服去找那个老头儿，在冷清的小路上走、走、走。走了很远。“我累死了。”“我实在走不动了。”“也许是别人给了他衣服吧？”“也许是别人给了他衣服，然后他就回家了？”“准是！”“嗯，是！”然后我们就放心地往回走了……孩子的心多么善良、单纯和坦白！童年啊，更迷人的是，你也用善良、单纯和坦白的心来理解别人。那条小路在哪儿呢？还有那个儿童体育场？那一排排的小白杨和那片飘着暮霭在夕阳下泛光的绿草地啊……
我坐在汽车上。我仍然觉得特别高兴。我的心里一片光明，耳边响着鸽子那悦耳的哨音。辉辉家养过两只灰脖子的鸽子，后来我们把它们埋在了小河边，还哭着为它们立了一个小石碑……“孙子！你骂谁呢？”“骂的就是你，孙子！”站在我身旁的那个小伙子正摩拳擦掌地朝他的“对手”挤过去。“算了，算了，”我说，并且一把拽住了那个小伙子的手，把他藏在了身后；就好像他是我的什么亲人似的。他还在朝他的“对手”叫骂，使劲掰着我的手，想要挣脱出去。然而我把他死死地挤在角落里，我无缘由地相信他会听我的话的；当然不能用呵斥、用鄙夷的目光，甚至不能用劝说……直到他不再挣扎了，直到我听不见了叫骂声。这时我才觉得有些难为情，悄悄地和他拉开一点距离。而那样一个鲁莽甚至野蛮的小伙子竟然老老实实地站在我身后，像大姑娘似的涨红了脸。下车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慌乱地看了我一眼。我心里猛地升起一个愿望，我愿意和所有的人都谈谈心，即便是街上那些游荡着的“小玩闹”。周围的每一张脸都是慈善的、亲近的……噢，但愿我天天都像今天这么高兴吧！可今天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我的小屋就在前面了，在小巷的尽头。那儿传来“叮叮咚咚”的音乐，像是天堂里的铃声。似乎周围还应该飞着一群安琪儿。我好像见过这样的场景。我又觉得我是个放假回家的小学生。我飞似地扑向我的小屋……
伟男正在摆弄录音机，背对着我。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想吓他一跳。我是一下子楼住他的脖子呢？还是在他耳边大喊一声“呔”呢？可就在这时他转过脸来。
“你到哪儿去了？”
他的目光充满了怀疑。
“谁使您这么高兴？”
他的微笑中掺杂着狡诈。
“你梦里总在叫着那个人……”
他的动作显得那么戒备。
“辉辉是谁？嗯？可以告诉我吗？”
天哪！周围的一切又都变得灰暗，悦耳的鸽哨声没有了，眼前滚动着一堆互相猜疑、防范、敌视和憎恨的脸……难道人们必须得这样么？难道人们的心灵真的不能相通么？可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今天为什么一直那么高兴了。就是因为昨夜那个梦，我想起来了：我和辉辉手拉手地走在晨光熹微、空气新鲜的树林里，到处都是清新明快的嫩绿色；我们唱着：我不打兔子山羊，我单打狐狸和狼……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日
爱情的命运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们常常这样说，劝人或者自慰。但过去的事如果真能过去，不留任何影响于今天，人们大概就不需要如此的劝人或者自慰。不是么？这样说的时候，一定是为了一往事的波涛又在浸痛尚未结疤的伤口……
一
我们从小就认识，她叫我大海哥，我叫她小秀儿。她是我家阿姨的女儿。
阿姨才来时我刚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一推开门，见一个农村打扮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
“你是谁？”我问。
“我是小秀儿，我妈在厨房。”她说。
“你妈妈是谁？”我又问。
她摇摇头，依旧那么怯生生地望着我，似乎没有懂得我的话。我饿了，在屋里东翻西翻地找吃的东西，小秀儿睁大的双眼一刻也不离开我。
见我坐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苹果，她像是放了心，带着几分乡间怯音问我：“你是大海哥？”
“是呀。”我一边嚼着苹果。
她笑了，说：“婶婶说你回来跟我玩……”
“什么婶婶？哎呀！你怎么把新娃娃包上这么多破布？！”我看见她怀里抱着舅舅新从国外给姐姐带来的洋娃娃。
“怎么是破布？是被窝……”
“把新娃娃弄脏了！”我跳起来，一把抢过洋娃娃。
小秀儿不声不响，再度睁大了眼睛望着我。然后，开始慢慢地叠手里的几块破布。
妈妈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农村打扮的妇女，小秀儿立刻跑过去，偎依在那个妇女的怀里。那就是小秀儿的妈，我家阿姨。
妈妈狠狠训了我一顿，并要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和小秀儿一起玩。
晚上，妈妈把台布拿来给洋娃娃作被子，小秀儿的笑声充满了房间，她的天性是活泼的。一大海哥，我当洋娃娃的妈，你当她的爹，行吗？“小秀儿一句话，把爸爸妈妈都逗笑了，只有阿姨却垂了头。
“不，我要当师长，不，当司令官！”我正把帽子捏扁，、腰里插着两把“手枪”，在屋子里昂首阔步。
“当官？大海哥，你别当官，当官要坏良心……”
“啪！”阿姨一巴掌把小秀儿打了个趔趄，喊：“不许胡说！”
“您说的嘛……又不是我……”小秀儿小声叨咕。
“啪！啪！”又是几巴掌，一再胡说。打死你！“阿姨真的生气了。
小秀儿哭了，阿姨也哭了。妈妈劝阿姨，爸爸哄小秀儿，我和姐姐吓坏了。
大了，才知道这事的原因。有一次，看完《霓虹灯下的哨兵》，妈妈说，陈喜这个形象颇有典型意义，小秀儿的爸爸看了不知怎样想，他比陈喜多走了一步，进城不久，便抛弃了这母女俩。
这样的人有，只是不好搬上舞台。
小秀儿越来越漂亮。大伙儿也都这么夸奖她的时候，我们却很少在一起，偶尔见到，话也少了。阿姨嫁给了一个工人，小秀儿有了爸爸和哥哥。阿姨照样在我家忙，小秀儿却在她家忙，要上学，要做饭，要洗一家人的衣裳。每个学期的期末，阿姨都要拿来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笑着给爸爸妈妈看，说是小秀儿进步得这样快，多亏了我爸爸和妈妈。
二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阵飓风便吹毁了我家的四合院。红漆大门贴上了封条，爸爸失踪了，妈妈被四处游斗。我是干部子弟中最不幸的一个，还没容得我穿上军服，戴上袖章，去造反，去高歌，去奔腾叱咤，“黑帮子弟”的头衔便打得我晕头转向。象一片树叶，任飓风吹去，随飓风盘旋，凭飓风安排我的命运。
那时我似乎才真正踏进了人世，长者亲昵的抚爱变作惶恐的冷眼，朋辈的戏谑之言成了罪责的依据，亲戚们的阿谀逢迎改为望风而逃。“革命后代”一旦为“黑帮子弟”所替代，赞扬便永远地消尽，嘲讽和喝斥随即袭来……我迷惑、恐惧，我感到苦闷和凄凉……
妈妈又得了心肌梗塞。每夜在医院看护她的时候，我甚至感到绝望，在心底哀叹着命运的无情。往事浮上眼前，而往事又都已破碎，包括“人生”，“幸福”，“革命”，“理想”，——这往日侃侃而谈的一切。
这时小秀儿来了，带来几样饭菜，说是阿姨叫她送来，妈妈和我都爱吃的；说是阿姨虽已不在我家，却时时挂念着我们。
小秀儿坐下来，用少女特有的善良和同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伯伯和婶婶都是好人，我总也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教导。我不相信他们会是‘黑帮’，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清楚？可有时那是命运，”我说。
“命运？你怎么也相信命运？！”她露出惊讶和焦急的神色，久久地望着我。
直到我把饭菜吃光，她才又说：“有一回伯伯跟我说起了命运——他知道我妈总把‘命啊命’的挂在嘴边上——伯伯说，”说到这里她仰起头，望着天花板，象背一条物理公式似的继续说：“命运绝非造物主的安排，因为那样的造物主是没有的。可是人们的头脑中却又为什么产生了命运的概念呢？……却又为什么产生……噢，我的本子上记着呢，”她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个日记本，翻开，认真地念下去：“那是因为客观世界里总有一些我们尚未认识的矛盾，而它们却又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有时会影响我们，甚至伤害我们。这就是被人神化了的命运的本来面目。”
“我知道，当时我也在。”我说。
“可伯伯还说，”她急忙又往下念，“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认识那些矛盾，掌握矛盾的规律，驾驭人类的命运。这你还记得么？”
我说：“记得。”
小秀儿的眉间现出轻松的笑容。
二十几岁的年华，毕竟是人生最美妙的季节，是春天。它充满了活力、激情和向往。小秀儿尤其是这样，她的眼睛在闪光，她的激情在驰骋，她的青春在迸发，虽然她又是那样的文静。那时，我们便又谈起了人生、理想和幸福。人生是什么？是斗争；理想是什么？是革命；革命呢？是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幸福呢？便是这一切的总和，我们为共同的结论而兴奋，直到远处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大海哥，你先睡会儿吧，妈要我替你，你都熬瘦了。”
小秀儿不由分说，在走廊里找好一条长椅，硬把我拉去，按下，把大衣盖在我身上……
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小秀儿紧紧地抱着那个洋娃娃，睁大眼睛问我：“我当娃娃的妈，你当娃娃的爹，行吗？”还没等我回答，就听得“啪！啪！”几声巨响，小秀儿哭了，一边哭一边叠着手里的几块破布。
“小秀儿！”我喊了一声，惊醒了。
我悄悄地走进病房，轻轻地推开病室的门，一眼就看见了妈妈那张憔悴的脸，但憔悴的脸上却挂着久已不见了的笑容。
小秀儿背对着我坐着。看不见她的表情，只听见她说：“……不怕，婶婶，我不怕，妈妈也不怕。”
“可他们说我是‘黑帮’。”妈妈说。
“不，婶婶，我不信您和伯伯会是黑帮，我妈也不信。”我想象，小秀儿那时一定又是焦急的神情。
我看见妈妈在擦眼泪。
小秀儿慌得站起来：“婶婶，您别难过，事情总是会弄清楚的。”小秀儿天天都来，给我们带来可口的饭菜，更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和温暖。妈妈的病渐渐好转了，脸色也红润了许多。……
真的，那毕竟是人生最美妙的季节，是春天。当春风吹醒了希望和理想，感情便也象解冻的溪水，潺潺而流了。二十几岁是逃不脱爱情的。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人，说起结婚多是那么坦然，而一听到“爱情”这个字眼，都是轻则脸红心跳，重则斜目横眉，甚至嗤之以鼻。小秀儿便是个轻的，那时的我么，自命是一个例外。
一天，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我对她说：“小秀儿，我想听听你对爱情的看法。”
“什么？”她睁大的双眼和小时候一样。
“爱情，你对爱情怎么看？”
“爱……噢不……我……”她惊惶地环顾四周，然后羞红了脸，用食指抠长椅的边缘。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健康、朴素的美。
“我今晚要早点回去……”她站起来。
“这个你拿去，”我掏出一本书。
“什么？”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你看吧，无产阶级也需要爱情。”我当时很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是个指导者，甚至为此飘飘然了。
第二天她来得特别早。我吃着她亲手做的饭菜时，“爱情”这个字眼第一次从她嘴里说出，尽管仍带几分羞涩。她说她为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所感动。燕妮家有钱有势，好些纨绔子弟追求她，而她却选择了贫穷而又名禄全无的马克思。
“是共同的理想把他们联在了一起，理想指引着爱情，爱情又增添了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力量。”我总结。
她同意，还特别翻出书上的一句话给我看。她不会拿他去换任何一位爵爷。
就这么，我们谈起了爱情。小秀儿在她固有的一切美之外，又添进了开放的思想和热烈的感情。我以为那是我的功劳，她也承认。那时的小秀儿啊，笑声和歌声是她的影子。我们朝夕相处，读书，发议论，品评现时，回忆过去，憧憬未来……春天，万物都在更新、生长、创造。
我总不能忘记，我们一起读了鲁迅的《伤逝》。我们为涓生和子君的结局而悲哀，为我们生在今天而庆幸，并且坚信了一条哲理：只有共同的理想和斗争能使爱情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一旦沉入卿卿我我，为家庭的大地所束缚，爱情便要无聊，便要僵死。于是我们商定，我们要爱得不同凡响——革命而又浪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同去边疆而又不在一起的原因。
三
塞外的寒风并不能吹去春天，并不能吹毁萌芽。柏拉图式的爱情插上了书信的翅膀，三年，书信积成了捆，小秀儿说那是我们的鹊仙桥，我说那还会是我们的证婚人。
翻开那些书信，随时可以找到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可以找到曹雪芹、鲁迅；可以找到巴尔扎克、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可以找到“九二0”，土壤，育种……
然而，命运到底有没有呢？
爸爸解放了，我上了大学。如今我已无需说谎，是的，正是从后门。但那时我并没有告诉小秀儿，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为了小秀儿的爱。小秀儿绝对地相信我，那时她在信中竭尽嘻笑怒骂，她笑行贿是黑夜的偷儿，骂走后门是明火执杖的强盗；她为神志民的反戈而振奋，为张铁生的得势而愤怒；她为总理的艰苦朴素和谦恭下士所感动，为江青的附庸风雅和勃勃野心而惊诧。她是一炬燃着的火，而我却已象一堆烧尽的灰。我每日只在english的领域中思想，只为出国的前景所激励，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后门的恩泽。我不愿说穿它，或者竟是不敢，为了小秀儿纯真的爱和连接那爱的理想。我随声附和着她，欺骗着她，甚至躲闪着她。
慢慢的，小秀儿的信稀疏起来，信中透出了忧愁、彷徨和沮丧。记得她从兵团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又一批人走了，当兵去了，回城去了，进歌舞团去了。进报社去了……都是靠了好爸爸的功劳。试验田荒芜了，农科站倒闭了，人心散了，各谋归宿去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海，这间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也渐渐觉得模糊。”
我接二连三地给她写信，却不见回音。大概是她终于发现了我的虚伪和欺骗。
一天，她忽然来了，从兵团回来了。然而那迷人的笑靥没有了，欢快的歌声没有了，迸发的活力没有了。小秀儿变得倦怠，愁苦。
当我们踏着香山落叶的时候，我胆怯地问她，还爱我不？她苦笑着点了点头，说：“大家都一样，何必怪你呢。”
我怕她的苦笑，那使我感到陌生，使我感到在我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小秀儿，你现在怎么想？”我问她。
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在想命运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你相信命运？！”
“我也不知道……当然，我知道造物主是没有的。”
爬上了鬼见愁，夕阳已经沉在了脚下，飞鸟卿卿喳喳地归巢。小秀儿忽然说：“你不觉得《红楼梦》上那句话很现实么？”
“哪句？”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她又是那么苦笑。
我怕她的苦笑，那使我心酸、心疼。“小秀儿，你也回来吧……”我建议，但那实际象是央告。
“怎么回来？”
“把我们的关系向爸爸妈妈公开，然后让爸爸想办法把你转回来。”
她沉默了，但她心里一定在搏斗，我听见她急促的呼吸，看见她起伏的胸脯。直到远山渐渐模糊，她才说：“我妈也这么说，还说我的命比她好多了。”朦胧的月亮已经升起，她又说：“前几天，我看了几句诗‘一切都破灭了，唯有那纯真的爱，象飞瀑长流，象青松不衰。’可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呀，我心里特别矛盾……”
“我们在一起，我们还要革命，还要携手向前。”我说这话时，见她眼睛里又闪现了向往的光。
她大胆地靠紧我，含着泪水点了头。
四
那时，妈妈虽已常常向我提起婚姻问题，却从来没想到过小秀儿。
为了不同凡响，我也一直没向她公开。但我知道妈妈是喜欢小秀儿的，我相信她准会同意。妈妈同意，爸爸准会帮忙。
然而，命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偏偏这时，小秀儿的哥哥被抓起来了，罪名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不久，小秀儿的爸爸也被查出了问题，说他本来就是个坏分子，说不定还是个漏网地主。
“那不会是真的！难道你没尝过那些人的信口雌黄？！”我几乎是在朝妈妈喊。
“我们最好还是，暂时少和他们来往吧。”妈妈还是这么说。
“不，这不可能！我爱小秀儿，我们已经确定了关系！”
“什么？！”妈妈惊呆了。
“是的，还要请爸爸帮忙，把小秀儿转回来……”
妈妈考虑了许久，对我说：“爸爸和我虽是解放了，问题却没了结。尤其是因为爸爸当时说过一句‘江青是戏子’，他如果帮这个忙，会招来不可想象的后果。再说，你学外语，将来出国，出身和社会关系都是重要的……”
“妈妈，你这是庸俗！是的，是庸俗！甚至是卑鄙！”我喊着，跳着，怒不可遏。
“大海！你愿意爸爸再被打倒，妈妈心脏病复发吗？大海，我……”
我把决心暂时藏起来。
为了学校里的事，我有几天没去找小秀儿，再去的时候，就感到一种异常的气氛。小秀儿默默不语，阿姨忽然变得客气，便是邻居，也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开始，我以为那还是为了小秀儿的爸爸和哥哥。我安慰阿姨，没想到阿姨却哭着对我说：“你以后别来我家了，不要连累了你们。这些年没少麻烦你家，尤其是小秀儿小时候那几年，我们孤儿寡母，多亏你家。咱不能忘恩负义，做出没良心的事来。”
“阿姨，你说什么呀？！”我简直发懵。阿姨出去了。
“阿姨这是怎么啦？”我问小秀儿。
小秀儿当时的样子啊！我现在还常常在梦中见到。她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只有眼泪如泉水般地涌出，沿着苍白的脸颊流淌。
“小秀儿！你怎么啦？！”我摇撼她。
许久，她才抹去泪水，说：“我们出去走走，我告诉你……”
在小胡同昏黄的街灯下，她告诉我：“婶婶今天来了。”
“是这样，妈妈发昏了！我去找她！”我蹬上车要走。
小秀儿拉住我，不让我去，并要我保证，要我发誓，不许跟妈妈吵。因为她答应了妈妈，不把这事告诉我。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管她，现在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我说。
“不！绝不！”
“什么绝不？”
“咱们断绝来往吧，”小秀儿说。
“这不可能！！我们为什么要分开？！”我觉得恐怖。
小秀儿倒仿佛平静了，她说：“我不愿意连累你和伯伯婶婶，我也不愿意作那种角色……”
“哪种角色！小秀儿，这就是你的庸俗了！”
“难道你才发现我的庸俗？”她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但马上她就向我道歉，求我原谅。说一切都等以后再说，她明天就要回兵团。
“小秀儿，我一定想办法把你转回来！一定！”我喊。仿佛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条狭窄的胡同和昏黄的街灯，每在噩梦中，我都在把它们砸灭，把它们捣毁。
五
爸爸妈妈不同意，我更不能去作强盗，但我可以去作偷儿。然而，偷儿毕竟在乡间容易得手，乾坤朗朗的城市里有警察。我的“中华”和“茅台”并不能打动知青办的心，反而招来了斥责。爸爸为此大发其火，说我比林育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下去如何接革命的班。并得出结论：与妈妈的娇惯有关，是阶级敌人作祟。
我看透了，看透了世间的虚伪与滑稽……而我自己也包括在内。
偷儿无需再做了，小秀儿走了，再也没来信，阿姨搬了家，并嘱咐邻居不告诉我新居所在。做得真彻底，一切可能向我泄露秘密的地方，都向我翻着白眼儿。
我和爸爸妈妈闹翻了，也为了不让那些旧景戳痛我的新伤，我再也没回家，再也不去走那条狭窄的胡同，看那盏昏黄的街灯。
暑假，我回了一趟兵团。尚在兵团的人们都羡慕我的当时，祝福我的未来。他们告诉我，小秀儿已转回北京去了。一个有办法把她转回去的人爱上了她，只是因为不久前阿姨忽然得了半身不遂，而反革命家属自然不易享受“有一个子女在身边”的革命待遇，小秀儿才同意了那门婚事儿。
回到北京不久，我收到了小秀儿一封没留地址的信。信中说，她正准备和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人结婚；说她此生此世只在心底爱着一个人，就是我；还说她也渐渐感到自己是那么软弱、庸俗、甚至卑鄙。她求我忘记她，愿我幸福……
信是这样结尾的：“我相信了命运，当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造物主的确有，而是因为当我在数学界寻求安慰之际，懂得了有限的系数无论多大，在无限面前也等于零。世界上的矛盾和规律是无限的，而人们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
小秀儿如今怎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讲起她。几年来，我靠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来度日，来苟安，来麻醉。我爱好了做梦，在梦中能见到小秀儿，我要唤醒她的理想和激情，我要她恢复那属于我的纯洁爱。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之死”在这里是一个专用词，那是法律系解教授和他夫人陈谜的外号，前者为“之死先生”，后者是“之死夫人”。就连他们的独生子也这样叫。两位老人也不免为之尴尬，但所幸的是只有熟人才这样叫，而且叫起来也并无恶意。
解教授身材高而且不瘦，脸上的表情总是很认真。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不曾欺骗过任何人。他常说，他是研究“法”的，“法”就其维护真理、申张正义的本质来讲，是最光明正大的事业，从事这一事业的人，本身就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欺骗行为。
陈谜个子小而且不胖，一张孩子般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很善良。她认为自己一辈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她常想。不欺骗人固然很好，但如果总觉着自己被人欺骗了，岂不把别人想得太坏？岂不也等于欺骗人？
曾有过一位朋友，向这两位老人借了三十元钱，不知是因为遗忘还是有意，竟一直没还。解教授皱皱眉毛，说：“这不好，三十元钱我们可以白送，如果他需要。但欺骗……不好。”陈谜立刻像受了什么冤屈似的反驳：“倘若人家有钱，人家就会还；人家不来还，就说明人家实在是有困难。你怎么能这样想？”解教授欣然同意了妻子的正直，并且由衷地感到惭愧。这以后，两位老人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门了，因为怕人家以为是来讨帐，那样岂不既有被骗之嫌，又有骗人之嫌么？这是他们的独生子当笑话向别人讲的。
这样两位老人，何以竟有“之死”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呢？据说那是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得来的。
在一个有风的下午，两位老人去参加一个斗争“走资派”的大会。原来的学校党委书记弯着腰在台上站了六个多小时，头上还流着血，血还把白头发染红了。陈谜看着看着，忍不住哭出了眼泪。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好心的同志对她说：“要是心里难受，就回家哭，在会场上哭，你真是老糊涂了。”陈谜顿时惊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着，嘴里说道：“哎呀哎呀，啧啧啧……”仿佛彻悟了世间的一切。
待她总算走回家，把这事告诉了解教授，解教授平生第一次象作了贼似的看着妻子，半晌才说：“这，这可是明目张胆地同情……”两位老人晚饭没吃，觉也不睡，背着独生子，商量该如何澄清一下“事实”。
“你不能说你是想起了别的什么辛酸事么？”
“那不是欺骗吗？再说，那样人家会说你是不认真参加政治……你看我是不是说沙子迷了眼？”
“那也没人信，沙子怎么会一下子迷了两只眼，你不是两只眼睛都流了泪吗？……我看你可以说你有‘见风流泪’的毛病。”
“对对对！我年轻时还真有过‘见风流泪’的毛病，不过现在好了，不过这也就不算欺骗了。”
“你还得强调一下，你根本不是哭，确实是……”
“对对对……”
半夜，陈谜去敲了临时革委会主任的家门，对主任说，她年轻时就留下了“见风流泪”的毛病。本来她还想说，在斗争会上她根本不是哭，但灵机一动想到，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说。主任莫名其妙了，以为陈谜年轻时留下的大约是“梦游”的毛病，便一直把她送回了家。
“她为什么一直送我回家？还总是这么紧拉着我？”陈谜对尚未睡下的解教授说。两位老人都心惊肉跳了。
天还没亮，陈谜又到了“造反司令部”门前。一个多小时以后，她对第一个来开门的造反派说，她年轻时留下的“见风流泪”病到今天确实还不见轻。那个造反派戴个黑边眼镜，仔细看了着陈谜因彻夜未眠而发红的眼，认为她定是走错了地方。因为校医院是在“造反司令部”的旁边，他把她指引到校医院的眼科门诊室去了。
“莫非真要让我检查眼睛？”她想着，在眼科门诊室前战战兢兢地徘徊，渐渐她感到半身麻木，头晕目眩，直到摔倒在地为止。
就这样，陈谜得了脑血栓，偏瘫了。看过契诃夫的小说《一个官员之死》的好心人，便给解教授夫妇取下了“之死”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并且不怀恶意地叫他们。陈谜听了感到尴尬，但却也感到幸运：没有追究她眼科检查的结果。从此以后，她处处谨慎小心。强令自己的感情紧跟形势，再没犯错误。解教授也为此事感到难堪。从那时起，他觉得在他与别人之间，别人与别人之间，甚至自己与自己之间，欺骗出现了。
一个不曾欺骗过任何人，一个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两位老人和谐地度过了几十年，活到了六十岁，活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真正是个风雷激、云水怒的时代，一切都要变。
解教授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报纸便骂出声来：“狗屁不通！”可到了教研组的读报会上，却一言不发。他岂不是变了？变得欺骗了？有时，解教授的老朋友来家聊天，或是独生子的同学来家谈事。陈谜——她的半身不遂大有好转了——总是不厌其烦地说：“小点声，小点声，无论说什么都要小点声。”然后，她就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虽然四周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她战战兢兢的毛病算是留下了，那或许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陈谜岂不是变了？变得多心了？独生子也变了，他有什么事都瞒着二老。他害怕二老的诚实。就是两位老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也变了，变得常拌嘴了。解教授说：“民族将亡，我还有什么可活！”陈谜央告：“你就小点声吧，老糊涂了？”解教授生气地拍桌子：“你才老糊涂呢！”陈谜便在床边愣愣地坐下，叹一口气，觉得世间的一切总不能彻悟。
一切都要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春，一个巨变降临在解教授家：独生子——他们一向认为还是个孩子的独生子，在***事件中被抓进了监狱。解教授捶胸顿足地发怒，陈谜抽抽搭搭地啼哭。
解教授拍着桌子喊：“悼念周总理何罪之有？”
陈谜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说：“哎呀哎呀，啧啧啧……你就小点声吧！”
解教授气愤地来回踱步：“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这样抓人是违法的！”
陈谜坐在角落里：“哎呀哎呀，啧啧啧……可言论自由、集会和游行的自由只给人民，不给敌人呀，你不是也这么说嘛。”
解教授一愣，马上说：“我们的儿子不是人民吗？”
“可自从他在***自由言论了之后、自由集会了之后，人家就不承认他是人民了，还给不给他言论的自由、集会和游行的……也就难说了。”
“什么？”解教授完全愣住了。
“唉，这孩子真不听话！用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要不自由言论，本来他可以永远言论自由，也就还是人民。可这自由言论了之后，之后，之后人家就有理了，你说人家这还违法吗？”陈谜巴望丈夫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
但解教授一下子跌倒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妻子，默默地听着角落里的啜泣声。许久，许久，他一动不动。
陈谜害怕了，叫一声：“解……”
“谜，”解教授慢慢地说，“我教了一辈子法律，却一直没发现这个毛病。这毛病，就出在——什么样的人是人民，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法律在这儿成了装饰……给瞎子戴一副眼镜，给哑巴的嘴上吊一个扩音器，却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说的嘴巴缝上……”
“你，住口！”陈谜腾地站起来，惊叫道，“你疯啦？儿子还没出来，你也想进去吗？你老糊涂了！”
解教授严肃地说：“不，我老明白了。你也并不糊涂，你是被法西斯式的镇压吓出毛病来了。”解教授平生第一次用负疚的目光看着妻子：“你被欺骗了，真的，欺骗你的，也有我。”
陈谜不说话了，她想：“再说下去，不知老头子会说出什么来，反正说什么也没用了，儿子毕竟是坐了牢，老头子要是再……”她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她那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恐惧的皱纹，因为她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那人要是听见老头子刚才说的话可怎么办？……
这之后，解教授整天埋头于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其他参考书之中了，他开始重新研究他的“法”。陈谜埋怨他不关心儿子，他说：“这不是儿子一个人的事。”
这之后的若干天内，陈谜都是在战战兢兢和抽抽搭搭中度过的。她白天想儿子，夜里就梦见儿子，眼边的皱纹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发亮的红色。
有一天她梦见儿子被打断了腿，哭着喊妈妈。第二天，她决心写一封信说明儿子的情况。写什么呢？写儿子只是悼念周总理，并没干别的？不行，这岂不又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写儿子并没烧汽车，只是在一边看着？也不行，看着为什么不制止？要不，光写儿子不懂事？‘还是不行，不懂事怎么懂得反王张江姚？……再不，只写儿子身体不好，请别打得那么厉害？更不行，这岂不又成了明目张胆地同情？唉，可怎么写呢？再说，写给谁呢？写给毛主席？不行，怕落在江青手里。写给党中央？也不行，王张江姚正得势哪。写给市委？唉，***抓人打人，市委又不是不知道……她忽然眼睛一亮，写给法院！告那群坏蛋！但她的目光马上又黯淡了，目前的法院似乎只管离婚，政治案件只有刚才想过的那几个地方能管，可那又都不行。唉，怎么办呢？陈谜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望着蓝色的天空，她仿佛听见棍棒打在骨头上的声音，不由说道：“老天爷保佑吧！”待她说出这句话时，不由浑身一抖，心想：“这样的话我怎么竟在屋子外面说出了口？要是让别人听了去，会说我是宣传迷信的，会说我是妄图复辟封建……”她急忙翘首四望，不远处又是那个穿红衣服的人。陈谜小而圆的脸上出现了死人般的皱纹。她急忙跑回屋里，跑到解教授跟前，说：“哎呀哎呀，我刚才又说了一句错话，办了一件错事，而且，而且肯定被人听去，报，报告了。”一阵半身麻木头晕目眩，她的脑血管里又有了栓塞。
陈谜病倒了，住在医院里，在她神智最不清醒的时候，她也没呼唤过儿子，因为在她的大脑里铭刻着一个逻辑：真心话绝不可在家门以外的地方说。在她心里最明白的时候，她也总觉得自己是住在眼科病房里，人家要来检查她的“见风流泪”，新帐老帐要一起算了。无论解教授怎样安慰她，怎样向她解释，她都是将信将疑。
一切都在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秋，似乎一切都已经变了。十月九日晚上，当解教授激动、兴奋地来到医院里，把那个好消息——“四人帮”被逮捕了——小声告诉陈谜的时候，她惊吓得赶紧捂住了丈夫的嘴。只是在值班护士向她证实了这一消息的时候，“她才把手从解教授的嘴上拿开，急切地要听下文。
陈谜已经有十几年没扑在丈夫怀里哭了，如今这老夫妻又重温了一次年轻的梦。她尽情地哭着，时而又象孩子那样擦着眼泪微笑。
陈谜抽抽搭搭地说：“哎呀，这回可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儿子出来时我也出院。穿红衣服的……也不怕了。”
解教授紧捏着妻子的手，说：“这些日子我在偷偷地写一篇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陈谜又有些惊慌：“你可先别，先别瞎写什么哪，再看看……等儿子出来，就挺好的了，可别再……”
解教授听了，沉吟了许久，之后，不明不白地说了一句：“谜，我这辈子对不起你，不过我也是刚刚……我们有个好儿子。”
过了几天，陈谜的身体好多了，在一个有风的下午，她出来走走。风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句话，吹进了她的耳朵。她顿时惊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着，嘴里说着：“哎呀哎呀，啧啧啧……”仿佛又一次彻悟了世间的一切。陈谜战战兢兢地溜出医院，战战兢兢地溜回家来。
“你怎么啦？”解教授赶紧扶住歪歪斜斜扑进家门的陈谜。
她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抽抽搭搭地说：“儿子恐怕还不是人民，我听人说了，在”四人帮“没打倒之前，儿子就自由言论……唉！‘四人帮’没打倒之前，自由言论之后……恐怕儿子还是‘反革命’。这之前……那之后……之前……之后……”
“之死！”解教授第一次说出了这两个字，而且是异常气愤地，而且是对着他的“之死夫人”。
陈谜却充耳不闻，急着说她的：“你可别写什么了，把写的烧了吧……”她冲到桌前，抓起写满字迹的稿纸，一看，上面竟也有“老天爷”三个字。
解教授让她回忆一下《国际歌》于是轻轻地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后又说：“也不靠老天爷。”
陈谜“啊！”地惊叫一声，向后倒去。
解教授抱住她的时候，她的目光正在黯淡下去，黯淡下去……
“老天爷！”她喃喃地说，目光最后一闪，又象是希望着什么。
“之死夫人”带着她那胆小而混沌的灵魂死去了。“之死先生”再生了。解教授要用勇敢去捍卫诚实，要用民主和法制去捍卫真理。
死去的妻和狱中的儿，消灭的妖和还魂的鬼……怎样才能保证这一切不重演呢？——诸位看官，解教授为陈谜送葬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
一九七八年十月
车神
一残疾人车
去年我终于自己挣够了一笔钱，买了一辆电动的残疾人车。这样就下再为出远门发愁了，把一对电瓶充足电可以跑几十公里，速度跟健康人骑自行车差不多。车开起来，电机一路风儿似地轻唱，平稳又潇洒，引得路人赞叹。腿坏了十几年，这一来心野了，冲出城圈去常不着家，去圆明园，去香山，再多备一套电瓶甚至可以到更远的郊外去疯跑了。关键在于你什么时候想去疯跑什么时候就能去疯跑，轻而易举之事。有回到了健康时候的感觉。只是还上不了山，但揣摸那也不会是永远的绝望。
有了新车，原来用的那辆笨重的手摇车便闲在角落里。每从外面疯够了兴冲冲开了新车回到家，见那旧车不声不响独自度着寂寞，浑身的血一下子全静下来。忧伤象影子一样从四周围悄悄漫起，淹没到心头。于是抽一支烟再抽一支烟，怀疑自己是不是那种容易忘记老朋友的人。一支烟又一支烟挨到夜深，困了，慢慢去睡，又睡不着。旧车下，一只蟋蟀彻夜地叫。这车驮我走过最艰难的日子，十几年。
二二十个母亲
两个老太大，头发都已花白。蜻蜓在她们头顶上盘桓不去，随后蝴蝶又飞来。那样的年纪她们还都穿着裙子，蓝色和紫色的裙子，上面有星星一样的碎斑点。裙子下面的脚步，缓缓的就是秋天。
也许是在路上，也许是在林间或是河岸，有一个人坐在手摇车上抽烟。那不是我。
路很长，或者林子很静，要么就是河面上的薄雾中有一只船。
两个老太太走近那抽烟的人，冲他笑笑，弯腰去看那车的链盘，又直起身来把车摸遍，退后几步估摸它的长度，再向抽烟的人问了车的价钱。
抽烟的人说：“不管是您们当中的哪一位，都摇不动这车。老年人摇不动它。”
两个老太太心里叹息，说：“是给一个孩子。”
“您的？还是您的？”抽烟的人把烟掐掉。
九月的天空渐渐深远。白云满怀心事，在所到之处投下影子。
这时候在一家工厂里，那辆注定将属于我的手摇车正在组装。
抽烟的人想：这世上又多了一个不幸的年轻人，他无论如何料想不到，在剩下的日子里都将碰上什么。
正象这抽烟的人也没料到：这两个老太大又召集起十八个老太太，和她俩一样，她们的儿女都是我少年时代的同学。给我买那手摇车的，是二十个母亲。
三乌鸦和鸽子
乌鸦飞过灰白的天空，吵散了梦里的鸽子。
整整一夜我的腿都是好的，赤脚在柔软的山路上走。黑色的岩石上栖息着鸽群，时而欢唱着飘上天去，时而笑闹着纷纷落下，数不清有多少……
醒了。腿却睡去，不能动了，也没有知觉。晨光熹微中，有个孩子站在我的手摇车前等着我醒来；他已穿戴整齐，斜挎着小小的行囊。
“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你说的，今天和我去远游。”
不错，我答应过他。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摇了那辆车走出家。孩子站在车尾的木箱上，身体轻得象是并不存在。
“可我们去哪儿呀？”
“你说过，去远游。”
大雪在夜里盖满了世界。风，又冷又大。孩子一路说着歌谣：
“假如你已经死了，你还有什么可怕……”
我才想起问问这孩子是谁。但他不回答。
我们走过空旷的大街，走过安静的小巷，高楼和矮屋的窗口还都拉着窗帘，五颜六色的图案被冰凌冻在玻璃上装饰起一个个温暖的家。雪在车轮下爆裂。孩子说着他的歌谣：“既然死你都不怕，何不同我去远游……”
我想扭回头看看这孩子究竟是谁。孩子搂着我的脖子笑，热气喷在我脸上和心里。
我们走过城镇和村庄，走了大道走小路，走出树林，走上冰封的河面……辽阔无垠的雪野上栖息着成群的乌鸦，时而聒噪着涌起来，时而落下铺开一地阴郁。
我跟孩子说起梦里的鸽子。孩子说道：“乌鸦是只黑鸽子，鸽子是只白乌鸦。”
孩子说罢消失不见。无边的白色的世界上有两道不尽的黑色的车辙。在那个冬天的早晨，车神扮成孩子的模样，带我开始去远游。
四小作坊
小巷深处有一家小作坊，三十几个家庭妇女一天到晚在那儿低着头忙。腰都弯了，眼都花了，长年累月皱纹悄悄爬到她们脸上。我摇着车走遍世界想找一个工作，最后走到这儿，她们把我收留。
低矮又歪斜的小房是她们自己盖的，没有玻璃没有太阳。她们在阴暗中笑得露出白牙，说为了盖这间小房她们夜里去偷过砖瓦灰沙，其中一个年老的小脚儿女人险些让人抓住。
她们愿意听我讲这手摇车的来历，说那二十个母亲来生可得荣华富贵子孙满堂。
我在这个小作坊一干好多年。我们每天把粘稠的黑色的生漆调出七色，画成神仙一样的才子佳人，一如画着无声的梦想。
五在海边
有一年我到了遥远的海边，在那儿见到一匹老马和一个老人。
春天在海天之间激动不安。老人象一块褐色的沉静的礁石，老马如同他的游魂。
我摇车接近老马，它不慌不忙地吻了吻我的车把和车轮。
老人说：“它还不老，还能风似地跑呢。”
“骑它跑一圈要多少钱？”我问。
“一块钱，再少了不行。”
“生意好吗？”
“现在不行，得到夏天。你是我今年见到的第一个游客。”
“可惜我不能骑上它跑一回了。”
“可你是怎么来的？就靠这辆车？”
“朋友们把我背上火车，把这车也抬上去。”
“我这辈子头一回见这样的车。”
“坐了几天几夜火车才到这儿，朋友们又把我背下来，把这车再抬下来。”
“我在这海边几十年了，没见有人坐你这样的车来过呢。”
“朋友们让我看看海。”
“他们在哪儿？”
我指指海上。那儿，一群年轻人在浪巅上海鸟似地欢叫，叫声在大海轰鸣震响的呼吸之中时隐时现。
“我也不能再到海上去了，”老人说。老人和老马一齐望着海天相接之处，很久。
“想不想让这马带上你围这海湾跑一圈？”
“行吗？”
老人纵身上马，一手抓缰，弯下腰来一手推住我的车，在海边飞跑，气喘吁吁地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跑过沙滩，跑过长长的陡坡，跑上面海朝天的崖顶，老人气喘吁吁地说：“……那时候这匹马的老祖父也还年轻。”
六天河里的船歌
疯狂的夏天，死神一度要把我和我的车推下深渊；车轮顺着陡坡不可收拾地向下滚动，这时候一个姑娘挡在我的车前。
霎那间天也知道地也知道，我们各自寻找对方，都已经多年。
我重又睁开双眼。从白天到黑夜，太阳和月亮所在的地方有船桨掀动水波的声音：星星索……星星索……
“我们以前互相见过？”
“我们以前见过。”
“什么时候？”
“也许是在童年？”
“是在天地初开的时候。”
呵，我恍惚记得。
两个人各伸出一只手，细看那两道爱情线：又深又长没有枝杈。
“没错，”我说。
她却有些忧郁：“也许是道又深又长的天河。”
“两道！”我喊，“可没有过两道天河！”
星星索……星星索……星星索……太阳和月亮所在的地方，无始无终地唱着一首船歌。
七岸
十几年中，总是她来看我，我却从没到她住的那间小屋里去过。到那儿去要上一百级楼梯，要在许多子弹一样的目光中摇着我的车。这车肯定会在那儿给她闯祸。
其实，人间有双重的天河。
如今她远在异乡，只身漂泊。
在最后一个夏天的最后一个晚上，她费尽心机要满足我多年的愿望：让我看看她住过的小屋，让我记住小屋里的全部陈设。一道长满青苔的土岗旁，有一座红色的小楼。她把我的车推上土岗，指给我看一个白杨遮掩的窗口。
“明天就只剩下它离我最近。”
“不过，别忘了它的主人。”
夜色浓重的时候，她把我的酒杯斟满，跑下土岗。黑暗里我数着她的脚步。
忽然那个窗口灯火辉煌，窗帘象舞台的帷幕般轻轻启开。十二个方格后面，她端着一面镜子走来走去。我从镜子里看见了她的小屋，小屋的每一个角落，与我一千次梦见过的相差不多……
时钟敲过十下，我们如约举起酒杯，这时候我从那面镜子里看见，她的屋门被粗暴地推开……幕落了，灯熄了。玫瑰色的酒中映出浩渺的天河。
星星索……星星索……木桨打着水波。明天，她将远离故土；我将摇着车在岸边守候，地老天荒时据说也会干涸。
八雨中的陌生人
黄昏像一群不会叫的飞蛾，纷乱的白光在苍茫里游来游去。夏天只剩下不可挽救的记忆。墙根下的野草，把疯狂结成种子，精心地埋进土里。
空中淅淅沥沥地哼着一支歌：天上的星星为什么像地上的人群一样拥挤，地上的人群为什么象天上的星星一样疏远……反反复复只这两句。
我的车蹲在窗前，似对我说：“出去走走吧，我们俩。”我不知道去哪儿。“走吧，不管是哪儿。”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别问为什么，只管先去。”
它驮我走进秋雨。“这下好些了吗？”“就算好些了吧，兄弟。”
湿漉漉的路面上反映着五彩的灯光，灯光中晃着无数五彩的人形。
什么是幻觉？不过是视觉所不能证实的听觉，和触觉所不能证实的视觉吧。照理说，你完全能够走过去和任何一个陌生人拉拉手或干脆扑在他怀里哭泣，以证明一切都不是幻影；但是你不敢。不敢就是不能。
我坐在雨地里，到深夜。
一个汉子晃悠悠走来，播散一路酒气，走近了站住，醉眼朦胧地看着我。他把我也当成了醉汉。确实，夜静更深在这路边淋雨的只有我们两个。
很久，他说：“别这样，兄弟，回去吧。”
很久，他又说：“跟我回去吧！相信我，咱们都是喝酒的人。”
九车神是谁
我的车神无处不在。我的车神变化万千。现在我终于知道车神是谁了：信心告诉你她是谁，她就是谁。
十几年前当我得到这辆车的时候，我曾一本正经地写下二十个名字，想等我将来挣够了一笔钱时去还上。现在我才知道这不可能，当初的想法太近荒唐。
我也不可能放弃那辆电动的新车。只有一个念头十分明晰：这辆手摇车驮我走过最艰难的岁月，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卖掉。
车神无所不知。礼拜日的晨钟敲响，车神扮成一对年轻夫妇的模样，来把这辆手摇车修整一新，说：“这世上又有一个需要它的人。”便驾着它飘然而去。
神的事我不去问。对于那辆车，对于那个需要它的人，神留给我想象。
一九八七年
巷口老树下
路灯昏黄。飞蛾冲撞着欢聚的蚊群。正是晚饭后乘凉的时光，小巷口上喧闹如常；女孩子们踢踢踏踏地跳皮筋，男孩子风也似的追逐喊叫，姑娘们借着路灯的微光飞快地编织着，老太太们则在抱怨今年的西红柿涨了价，西瓜也不甜。
老槐树的枝叶一动不动。小巷里弥散着蒸腾的暑气。老槐树旁聚集了一个兴奋的人堆：赤亮的脊背和鲜艳的衬衫交相辉映，各式发型黑乎乎地扎在一处，不断爆发出激动的叫喊：“国徽！麦穗！麦穗！国徽！……”那是在用五分的钢傰儿算命。
邓丽君正在谁家的窗户里深情地唱着：“轻轻地一个吻，……”
算过了命的人纷纷挤出人堆，抖着汗湿的衣衫，摇着芭蕉扇，在老槐树的另一边重又组成一群。或站，或蹲，或坐，或靠在墙上，或倚在树旁，先是无言地思忖着，旋即火光闪亮，抽起了闷烟。
壁虎隐蔽在墙上老槐树的黑影里，正阴沉地注视着一只向上爬来的甲虫……
“看来，”绞着辫梢儿的姑娘鼓起两腮，望着深远的夜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看来这‘八卦算命法’还挺灵。”
吹着口哨的小伙子弹弹烟灰，阿谀地探过头来：“你的命是什么？”
“‘名落孙山’。”姑娘凄然地回答。
“你还惦记着考大学？”小伙子语气中含着挖苦。
“少讨厌！我说的是招工。到这个月底，就毕业整两年了……”
“吓！你何必当真呢？各种各样的算命法我见得多啦！”这是个可以显露博学的机会，小伙子兴致勃勃劝慰姑娘，“什么‘八卦算命法’，听燕生那小子胡勒勒，两口子都得分家。他还说我的命是‘鹏程万里’呢，孙子才信！”但他从姑娘的脸上立即看到自己的劝慰是如此缺乏说服力，于是把目光转到一个架双拐的小伙子身上：“你猜他算的命是什么？——‘乘龙快婿’！也不知他自己是快婿，还是他能招个快婿？真能把死人气活过来！”
姑娘格格地笑了。众人也都笑了。架双拐的小伙子羞红了脸分辨：“我并没有说我信了呀！我说我信了么？”
“我可信！我的命是‘虎落平阳’。”一个“英雄”蹲在墙角，愤然踩灭烟头，骂道：“姥姥的，真他妈灵！”
“咱俩差不多，我是‘秦琼卖马’。”又一条“好汉”说，“燕生这‘八卦算命法’真有些灵。”
“我也信。我是‘布衣草履’，可不是吗？一辈子穷命！”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持不同意见者发言，“我倒是算了个‘久旱逢雨’呢，老天爷长眼，屋漏逢雨倒差不多！”
“扯淡！我前天就算了个‘金榜题名’，结果怎么样？今儿早晨发了第三榜，他姥姥的，这回长工资又吹了！”
算得坏命的宣称“灵验”，算得好命的发誓“不信”，似乎命运的好坏本是应该谦逊的事。
“反正我说灵！”“灵验”派坚持。
“灵个屁！”“不信”派顽固。
墙上，壁虎敏捷地向甲虫靠近，又机警地藏身于另一片黑影中……
轻摇扇，慢啜茶，“灵验”派的同仁们互相告慰，象是坚定了信念，又象是为了坚定信念。
卡车在巷口前呼啸而过，卷起一片呛人的烟尘。烟尘散处，一位形同枯槁，貌似干姜般的老头摇晃了过来，“不懂装懂！”他忿忿然说，“说我‘子孝孙贤！”他象蒙受了不白之冤似的摊开双手，满脸皱纹都在抖动，“街里街坊的，谁也瞒不了谁，我重孙子都有了，可你们说，有哪个孝顺？”
“您是说燕生这‘八卦算命法’，不灵么？”有人给老头让坐。
“自然是不灵！”老头使足力气“呸”了一声，“就说燕生那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八卦算命’，老辈子就有！古来有能为的人谁不懂八卦？《三国》的孔明，《封神》的太公姜子牙！这‘八卦’是太乙真人下传凡世的，难道是这么容易的么？孔圣人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光凭三个钢嘣儿扔来扔去就想算得准命么？”
此一番“深通”经史的广征博引，又在老槐树下引动了深思。
甲虫似乎感到了什么危险，停步在一条砖缝里，屏息静听，凝神四顾；壁虎一动不动，似乎也懂得兵不厌诈，静候良机。
轻划火，慢点烟。“不信”派的友邻们互相鼓舞，象是保持着镇定，又象是为了保持镇定。
起了一阵微风，飘来一股烂西瓜的气味。
微风过处，从小巷的另一端急匆匆跑来一个中年妇女。“嘘——”她绕过人群，神秘而且担忧地抓住一个姑娘的胳膊，同样神秘而且担忧地说：“还不快去看看你爸爸！”
“怎么了？”姑娘懒洋洋地问。
“我怕他又要犯病了！”中年妇女诚惶诚恐，“他在那儿一个人走来走去，搓手跺脚，嘴里又那么叽叽咕咕的……”
“没治！”姑娘伸伸懒腰说，然后无可奈何地向小巷的另一端走去。
“又是为了什么事呢？”中年妇女接过别人递给的一把葵花子，嗑着，依然神秘而且担忧地望着众人。于是众人喊喊喳喳地议论开了：“他刚才算命的时候脸色就发白。”
“还偷偷地双手合十，让我看见了。”
“结果算了个‘推车靠崖’。”
“燕生不想再给他算了，可他俩说第一回不算数，说他把钢嘣儿只摇了两下，少摇了一下……”
“第二回偏又那么巧，算了个什么‘如履薄冰’！”
人们都踮起脚尖，朝小巷那头张望。
“他这病怎么落下的呢？”不知情的人问。
“他亲眼看着老娘让红卫兵打死了，老婆前两年又喝了敌敌畏，说是与‘四人帮’有牵连，都怪他自己吓的……”知情的人说。
看来，“八卦算命法”确是灵验。“灵验”派的信念可以因此愈加坚定了。然而不，全体“灵验”派的党徒都紧张乃至默想；烟末撒落在发抖的纸烟上，芭蕉扇骤然停于胯下或者胸前。眼睛盯着杯子里飘浮不定的茶叶棍儿……风也是热的，邓丽君还在咿咿呀呀地唱得烦人。倒是“不信”派诸君能够泰然处之，释然而且大度地说：“这算不了什么，不过是碰得巧罢了。”
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隐隐传来一阵悲凉的哭嚎，间或还有凄切的呼唤。人们“忽拉”一下子站起，耸起耳朵辨别方向。
一个男孩子仓惶地跑过来。
“是谁家？”众人争先发问。
“三、三十八号张、张大妈家……”男孩子气喘着。
众人又都松心地落座：“怎么口事？”
“小、小生子，和、和人打架，让人扎、扎、扎死了！”
“死了？”
“死了。”
“真的？”
“真的。”
“你怎么知道？”
“警察说的，今天下午在……”
人们重又啜茶，吸烟，摇扇……
“哼，早晚有这么一出，我说过。”好几个人居然都有先见之明。
“国徽！麦穗！国徽！麦穗！什么命？……”老槐树那边又到了关键时刻。
“哎！——”老槐树这边有人灵机一动，“刚才张大妈算的是什么命？”
“好像是‘苦尽甜来’。”
“不，是‘苦尽甘来’——没错儿！她当时还说要请燕生吃炖肉呢……”
甲虫突然发现了壁虎，转身飞逃。但悔之已晚，壁虎纵身一跳……
远处的哭诉声愈加惨然了。
如此一来，“八卦算命法”还是难信，“不信”派们又有一个可以炫耀的机会了。但是怪，所有“不信”派诸君都愕然乃至躁动：屁股在凳面上展动，脚跟在土地上刨坑，“噼噼啦啦”。蚊子真讨厌，浑身都发痒。于是轮到“灵验”派们释然而且大度地说：“灵还是灵，不灵的时候毕竟是少。”
算得坏命而宣称“灵验”，宣称“灵验”却又为“灵验”的事实而紧张；算中好命而发誓“不信”，发誓“不信”却又为“难信”的证据所躁动。人类的真心哪，似乎永远难于窥见。
深默着。
还是有人不死心。“你们说燕生算得不灵么？”一个抱着孩子悠来荡去的青年妇女又开了腔：“可我们那口子刚才替他二姨姥姥的六表叔算了一命，你说不灵？他给我们娘儿仨算的不是‘鸡飞蛋打’，就是‘梦里南柯’，给他二姨姥姥的六表叔算的是‘父荣子贵’！‘父荣子贵’！！可燕生也不知道是给他二姨姥姥的六表叔算的呀！再说，燕生也不知道他二姨姥姥的六表叔是副部长呀！”
“算了吧，你们那口子的二姨姥姥的六表叔是副部长，你说过总有八百回了，”一个牵着小孩手的男人在青年妇女身旁停下来，“连我们小威威都知道。是不是，威威？”
小孩点头作证：“他说他家那个外国挂历就是他二姨姥姥送的，还有一件进口背心。”
老槐树下“轰”地响起一片笑声：“再多绕几个圈儿，皇上还是我小舅子呢！”
“咱们这小胡同还真藏龙卧虎，住着副部长二表妹的姨外孙子……
“应该写个牌子挂在老槐树上！”
“可惜路太窄，红旗轿车开不过来！”
青年妇女有些羞愧，连忙打岔说：“咱没跟你们说这个，咱说的是燕生这‘八卦算命法’怎么会这么灵！”
“给你二姨姥姥的六表叔算了好命就是灵？”
“天地良心！我是这么说的么？我们娘儿仨可是‘鸡飞蛋打’、‘梦里南柯’啊！”她恼羞成怒了，“你当我不知道你算了什么命哪？你算了两口都是‘金鹰展翅’！”
“所以我不信嘛！你瞧，我只够得是‘秃尾巴鸡’的份儿。”男人耸动着瘦骨嶙峋的双肩。
“……”青年妇女没了词儿。但急中可以生智，急中生智的时候又往往可以道破真情，“你那是得了便宜卖乖！算了好命假装不信，可心里甭提多美呢，恨不能那是真的！”她喊道。
这是一句敏锐的判断！所有算中好命而发誓“不信”的人们都尴尬，尴尬而至无言，无言铸成愤怒，愤怒终于爆发：“以小人回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才是算了坏命心里难受，倒装着认命呢！放心，没人可怜你！”
这是一记准确的回击！所有算得坏命而宣称“灵验”的人们都惊服，惊服于是自怜，自怜导向怨恨，怨恨终于难以压抑，于是有人发话了：“谁用你可怜了？现在这年头，谁有本事谁享福，谁没能耐谁活该，谁也不用可怜谁，谁也不用谁可怜！他姥姥的。”
“喂，你要认命谁也不拉着，可是别骂人！”自然有人搭腔。
“我又没骂你！”
“你骂谁？”
“谁认头就骂谁！”
“再骂我打你丫头养的！”老槐树这边眼看要爆发一场“热战”，突然，老槐树那边的人堆中爆发出一阵惊叫：“错了！错了！全错了！燕生把命算错了！”。
“怎么回事？”老槐树这边的人都如弹簧般蹦起，无论是“灵验”派，还是“不信”派。“热战”没有爆发，冷战也告平息。
一个小姑娘挤出人堆，得意地向这边的人显摆她的先知：“原来那张‘八卦算命图’上写着，国徽是画一长横，麦穗才是画一短横，可燕生哥给弄错了，弄成国徽是短横，麦穗倒是长横了。……”
瞬间，算得坏命而宣称“灵验”的人们的脸上都现出欣喜的神色。然后，叫嚷着，笑骂着，蹦窜着，丢却了刚才的誓言，忘却了自己的派属，抱着新的祈望重又投入到老槐树那边的人堆中去，重又把钢嘣儿抛向空中。老槐树这边，单剩下算中好命而发誓“不信”的人们。他们没有心思为胜利而骄傲。虽然他们早先的预见已经得到了证实。他们木然地站着，呆楞着，机械地摇着扇子……
“……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还在唱。
壁虎正吞咽着甲虫……
一九八二年
傻人的希望
缺心眼儿的人怕别人说他缺心眼儿，就象心眼儿多的人怕别人说他心眼儿多一样。这似乎是个规律。根据这规律，席二龙并不缺心眼儿似的。有一回，别人使劲拍他的后脑勺，说那无疑疙疙瘩瘩的象核桃，娶媳妇怕是困难了。二龙急了，说：“你要把我惹急了，我趁你不留神，一刀宰了你！”别人说：“那你也得挨枪毙。”二龙愤愤不平地喊。“我缺心眼儿！谁不知道？缺心眼儿的才不枪毙呢。”凭这一点判断，席二龙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对客观世界也颇有所知，即便算不得机灵，可也算不得傻。
可是二龙有时也真冒点傻气。从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中国有过一回更名改姓的竞赛热潮：姓卫的倘若嫌原名不好听，女的就可以改作“卫红”，男的就可以改作“卫革”或“卫东彪”；姓向的也可如法改革；复姓东方者尤其得天独厚，除去“红”这个好字眼不得擅用外，什么“赤”呀、“亮”呀、“春”呀、“盛”和“胜”呀，随手拈来，无一不好。席二龙耳闻目睹，羡慕之余也动了改革之心。无奈姓席，“席红”？“席革”？总都象是一张什么席，毫无气派。要不就学某些姓“钱”姓“刁”的干脆连姓也改了？可一他那位盼子成龙的父亲还在世，又不让。这天他抱了一摞报纸坐在桌前，那上面好听的字眼多啦，凭什么姓席的就不能叫得气派点呢？老天长眼，报纸上的头一行字里就有席，他乐得跳起来：“就叫‘席万岁’吧！”然而他又坐下了，举起巴掌在脖子上狠狠一击，仿佛那儿落了只蚊子。前面说过，二龙对客观世界颇有所知，很快就明白了叫“万岁”绝不高明。他又往下看。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二行又有席字。席二龙改名为“席身体”了，他也想叫“席健康”，但那太俗。这都是往事了。揭人家的短总该适可而止。
林彪死后，席身体又叫席二龙了。只是在批孔老二的时候，别人又拿他开心，叫他作“席老二”。他拍拍厚实的胸脯喊：“他妈他是孔老二，他妈我是席二爷！”别人于是问：“席二奶奶身体可好？”他满脸涨红地笑了，两手端起棉裤的裤腰往上提，裸露的粗腰在更粗的棉裤腰里直转。唯男大当婚一事是二龙一块难言的心病。
细论起来，席二龙到底是有点缺心少肺的，但除了后脑勺长得欠佳，其余各部分都称得上粗壮、匀称、绝非一辈子难于为姑娘所爱的那一种。至于穿戴邋遢，那是因为母亲长年卧病，不能帮他料理之过。再者，他还要供养母亲（哥哥不孝，结了婚就一分钱也不给妈了）。也顾不上讲究穿戴，而且总得为日后结婚攒几个钱吧？二龙就没立轰轰烈烈的志向，图清洁队工资高点，当了掏粪工人。后来他觉得这实在是一大失算：猪肉少了，卖肉的有了可开的后门儿；一演外国电影，卖电影票的也有了资本；逢死人多的时候，火葬场都长了行市！唯独掏大粪绝无私利可图，谁缺那玩意儿？“虽说那玩意全是从后门儿来的！”二龙急了，管谁爱听谁不爱听呢，就这么说！二龙不傻，这笔帐算得过来——挣钱多点顶屁用？没后门儿可开才不吃香呢！不吃香就难找对象，不吃香也没脸找对象，何况后脑勺还像核桃呢？二龙想起来就窝囊。怎么办呢？
二龙决计换个工作了。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对象，他便把几年勒裤腰带勒下的二百块钱全取了出来，活动活动路子，换个有后门可开的工作去。“别以为席二爷不懂这一套！”他咕哝着，一边沾着唾沫嘎巴嘎巴地点钞票。
及至二百块钱只剩下一小把硬币的时候，傻小子有点傻造化，二龙当上了建筑工人，专管盖楼房的。他索性把剩下的硬币全买了猪头肉和二锅头，凑到母亲的病床边。人生难得几回乐，喝侃一回！母亲也高兴，二龙更高兴。
喝着喝着二龙想起了哥哥，说：“妈，哥和嫂的房子也够小了，等赶明儿我给他们弄一套单元。”
母亲就愿意看着俩儿子能亲亲热热的，说：“妈活一天算一天，将来还不是你们哥俩亲？”她直劲给二龙夹猪头肉。
吃着吃着，二龙又想起了叔叔，说：“妈，二叔家的房子也够不方便的了，等赶明儿我给他们弄一套单元。”
“你爸死后，二叔待咱不错。”母亲给二龙斟酒。
吃着喝着，二龙又想起对门刘三婶来，说：“妈、三婶待咱也不错，等赶明儿我给她们弄……”
“唉，先顾顾你自个儿吧，你都三十二啦！”
“妈，这回好办了。我弄一套单元，您一人住一间，我们俩住一间。”
“你和谁？”母亲眉开眼笑地看二龙，以为儿子真找着对象了呢。
二龙转了转脖子，在乌黑发亮的领子上蹭蹭痒，说：“不行，我得要三间一套的单元。”
“干吗？”
“将来孩子要是长大了呢？”
母亲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叹了口气。他嘿嘿地笑了，满脸涨红，两手端起裤腰，裸露的粗腰又在里面转了。
二龙独自核计了好几天，决定务必得让妈抱上孙子再死（嫂子生了两个全是丫头，而母亲的寿命看来不会很长），刻不容缓，他着手托人介绍对象了。他自知缺心眼儿，而且后脑勺出奇的难看，所以不打算找城里的姑娘。“我还看不上她们呢！一个个机灵鬼儿似的，往后欺侮我，我妈该难受了。”这是他的理由，似乎他自己难受与否倒还在其次。他对世界也了解，深信能弄到房子的人，弄到别的也不难；弄到什么都不难的人，托人给介绍个对象也就不必太难为情。他逢人便托、无论男女老少，见面没三句话，就端端裤腰说：“咱条件也不高，找个农村的。模样别太丑就行。我能弄到一套单元。”就这么一句，多了也想不出来。
过了一年多，他感到别人没把他的大事放在心上，都说“行呵行呵，我给你留神”，可都是光说不练。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二龙则是“缺心少肺忽生一智”——何不显显能呢？他开始了外事活动，只要是说得上话的，处处吹嘘：“等赶明儿我给你弄一套房子，我在建筑公司专管盖楼房，我有路子。”然后再说那句“模样别大丑就行”。一般熟知他的人都不信他的，可也不忍心泼他的冷水，打碎他的希望。却偏偏有一天他碰上了一个不了解他而又认真的人。
“等赶明儿我给你弄一套房子。”二龙说。
“你能弄到房子？”那人来了兴致。
“我在建筑公司专管盖楼房，我有路子。”
“噢！党委书记是你的亲戚？”
“那倒不是。”
“噢！革委会主任是你父亲的老战友？”
“没听我爸说过有老战友。”
“噢？”
“我跟领导说说就行，都是一个单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和谁呢？”
那人象见了鬼似地蹦起来，立正了有一刻钟，然后哈哈大笑了。
“……模样别太丑就行。”二龙还在说。
“就凭你和领导说说？那我也会！”
“我们是内部，你算老几？”二龙觉得那人真可笑。
“算了吧老兄，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装傻？”
二龙急了，因为总算有人认认真真地跟他商量终身大事了，机不可失！他站起来，抓住那人的胳膊：“你不信？”
那人吓的一哆嗦：“嗯，不太信……”
二龙把那人揪到窗前，指着远处，远处有一架起重机的长臂悬在落日的红光中。他说：“不信咱俩去看看，那座楼我们正盖着呢。领导说了，那座楼是给本单位职工盖的，”重点照顾岁数大了要结婚的。我席二龙缺心眼谁不知道？不会说瞎话！“
那人听了也觉着有些道理，便又问：“可只照顾你，又不照顾我呀？”
“凭什么不照顾？”二龙脖子一梗。
“不是说照顾本单位职工吗？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
二龙提提裤子，心眼儿来得真快：“就说你是我弟弟！”
“霍！我姓啥？你姓啥？”
二龙扑通一声坐在床上。是呀，这倒没料到。他傻了一会眼。又傻了一会眼，心里盘算：“这可又难了。”爱情的力量据说可以很大，二龙再傻了一会眼后，一拍大腿：“豁了！你要给我说成了媳妇儿，我把房让给你！”
“真的？”
“真的。”
“一言为定！”
“我席二龙不会说瞎话。”
从那人家出来，二龙不知不觉来到那幢尚未竣工的楼前。多好的一座楼呀！前面有阳台，后面也有阳台。二龙给它砌过砖，抹过灰，每一块砖他都是那么拿鸡蛋似地生怕碰坏一个角。那是自己的楼呀！二龙攀上脚手架，走到楼房里去。他记得砌这几个窗口的时候他当过一回临时小组长。他喊过一声：“这回谁不卖力气，让他妈谁绝后！”哥几个真给他争气——超额完成任务，受到了党支部的表扬。二龙又走到他早已看中的那套单元里去，他每天都要来这儿看看的。记得在这儿他差点和一个工人打起来，因为人家砌歪了一块砖，他骂人家是“丫头养的。”可现在呢？这房子八成得让给别人了……月光从没有玻璃的窗框里洒进来；洒了一墙、一地。二龙摸摸地板，地板是钢筋水泥的；又摸摸墙壁，墙壁砌得真结实。“我席二龙不能说瞎话。”他冲着墙说，泪珠子摔碎在地板上。
真不含糊，没过三天那人家就给二龙介绍了一个模样不大丑的农村姑娘。消息很快传遍每一个知道席二龙的人的耳朵、“谁？就是那个席身体，啧啧啧，傻小子有点傻福气！”人们背后说。“二龙，听说对象挺漂亮？”人们当面问。他嘿嘿一笑：“比咱强多了。”
二龙忘记房子的事带来的悲酸，高兴了，穿戴也干净利落了，干活比以往更卖力气；可是谁要让他加班或者开会，就火冒三丈：“他妈席二爷没挣那份儿开会的钱！就晚上有会儿功夫，我有约会！”管你是书记是主任呢，全这么说，而且说完就走。谁笑话？记住他！等结婚那天要给他喜糖吃才怪呢！
晚风中二龙和姑娘遛马路，转商场，逛公园。
湖波荡漾，柳丝依依。长椅的这头坐着姑娘，那头坐着二龙，中间放着二龙给姑娘买的红皮包。二龙想：“咱可不能那么楼搂抱抱的，让人看了，有多流氓？”
“二龙，城里可真好。”姑娘说。
“可不！”二龙说。
“二龙，我还是头一回逛这个公园呢。”
“可不！”
“二龙，那座楼房可真高。”
“可不！”
“二龙，听说楼房里做饭不用煤，取暖不用火？”
“可不！”
“二龙，咱以后也住楼房吗？”
“可……不……！”
“真的？”姑娘高兴了。
“……”二龙可难受了。
“你说话呀！”姑娘焦急的大眼睛望着他呢。
二龙心想：“豁了！”一拍大腿：“可不！”
二龙历来以“我席二龙不说瞎话”而自傲，这回可难坏了他。你说那房让给那人不让呢？不让？那人会说他席二龙说瞎话；让姑娘又会说他说瞎话，而且天哪！姑娘将来就是“孩子他妈”，会骂他一辈子的！这事实在是失算，可现在还有什么辙呢？
他独自默默地遛达，想呵想的，居然给他想出辙来了：“我又没说把一套房全让给他，让给他一间，妈住一间、我们俩住一间不就行了么？孩子？以后再说吧。”他朝那座楼跑去。自从脚手架拆掉以后，他就去盖别的楼了，一个月没来，喝！玻璃都安好了！二龙跑上楼梯，往左走有三个单元、往右走有三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三间房、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真他妈盖了！“二龙拍着阳台上的栏杆自言自语着。
二龙又天天来看这楼房了。母亲教他的：勤看着点，只要一能住人咱就先搬进去，占两间、留一间给那个人，咱也不能坑害人家。
这天二龙跑进楼，发现有点古怪：左边楼道口安了一扇新门，右边楼道口也是；他又跑上二楼、三楼，全是。“管他的，多安个门还不好？”
这天二龙又跑到楼前，又有点稀奇：楼前砌起了高墙，楼后也砌起了高墙，楼左楼右全是。“管它的，多一道围墙更安全！”
这天二龙再跑到楼前，简直邪门儿：墙上拉起了电网。“管他的，现在贼多，不能不防。”
忽然有一天，建筑公司里到处传说：“那座楼房不归咱们啦！”二龙问了又问还是不信，没下班就跑到楼前，门口添了巡逻的士兵。左面楼道口的门上写着“1”，右面门上写着“2”。很清楚：三套单元合为一套单元，每套单元里面有九间房，三个厨房和三个厕所。很清楚：两个厨房已改成贮藏室，两个厕所正在改成洗澡间。不太清楚的是：谁来住？
在那座楼房的每一个窗口都挂上了轻柔漂亮的纱帘的时候，建筑公司里到处传说：“席二龙这阵子可真是傻了，结婚的双人床都买好了。姑娘又不愿意了。”真是。二龙现在可是真傻了。人也瘦了。不信你就去那座楼前等着，每晚他都来，站在高墙外，痴呆呆地望着他早已选中的那个窗口。阳台上有时出现几个漂亮姑娘，二龙并不是看她们，二龙觉得她们并不比那个农村姑娘好看。他只是后悔自己不该说瞎话。他在高墙下站上二、三十分钟，想起家里病重的母亲，觉得不该站得太久，于是叹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谁让我席二龙说瞎话来？说让给人家一套，又只想让给人家一间，天报应，活该！”
他端起裤腰往上提，裸露的腰在里面转。
一九八Ｏ年三月
绵绵的秋雨
一连几天的秋雨总算想歇口气了。小路上铺满了落叶，被风吹起，像一层层五彩斑斓的波浪。昨晚，杨潇一直抱着吉它唱那支美国民歌〔……往日雏菊满山遍地，梅姬，到如今苍林无春意；旧水车已静寂在那里，梅姬，难温我们的往事……〕我后悔不该住在她家，我应该住到旅馆去。往事？唉，最好不要重温什么往事，尤其那往事如果是一团说不清的痛苦和恨悔。
我就要走了，就要离开这块古老的土地，到遥远的异国去漂泊。也许我不再回来，我宁愿去永远漂泊。让人们随便去说什么好了。在这块土地上，我只欠着一笔帐，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帐……
潮湿的空气中带着发苦的霉味。太阳终于出来，却又无精打采地沉到古殿飞檐的后面去了；把一片沉静的黄光投向那片老柏树林。离得远远的，远远的！忘却是医治一切创伤的良药。可我总该见见她——那个至今被蒙在鼓里的……
那是她吗？我的心一阵紧跳：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独自坐在一棵老柏树下，微驼的脊背靠在粗糙的树干上，就像是那老柏树的一部分。她好像正望着什么。
我向她走去。我想这一定是她了。临来时，杨潇对我说：“如果你在家里找不到她，就到她家近旁的那个小公园去找。离儿童运动场不远；有一片老柏树林……”
我向她走去。我的腿在发抖。但愿这还不是她，但愿我没能找到她，但愿……如果我在最后那一刻没有胆怯，如果我和大勇同时冲上那座楼顶，如果……唉，往事毕竟难于忘却，何况我正是为了往事而来。
昨天，渐渐沥沥的秋雨中，我又来到了这座古城。“我总该看看她”，一路上我不断地说服着自己，虽然我也感到了透顶的滑稽。算来大勇已经死去十四年了。十四年前我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也是迷迷蒙蒙地下着细碎的秋雨。杨潇昨天一见我就说：“喔嚯！未来的美国公民，除了每月一张‘伍元整’的汇票，十四年啦，你多一个字都不写。”“你怎么知道的？”我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美利坚吗？听别人说的。”她也在竭力使表情显得自然。她的小女儿好奇地看着我。我忽然想到，每一个生命的出现都是偶然的。如果我没有胆怯，如果大勇还活着，还会有这么一个小姑娘么？“你给我写过几个字呢？”
“行啦，收支平衡，谁也别抱怨。”“别人都好么？”“也是每月一张‘伍元整’，证明都还活着。”“她呢？”“活着。”
古殿檐头的枯草在秋风中飘摇。这是一座荒废了的古苑。昔日的雕阑玉砌散落在草丛中，被风雨剥蚀得像一块块墓碑。秋蝉乘这个生最后的时光全力地叫着，使这古苑更显得寂寞、空旷。
我向她走去。她一动不动地坐在老柏树下，不知正张望着什么。夕阳把她的白发染得金黄。
“她怎么样？”我问杨潇。“你如果能多呆几天，就能见到他。”她以为我是在问她的丈夫。
我不想问这个。如果不是为了打听大勇的母亲的地址，我也不会来杨潇家。虽然我的心早已麻木了，但昨天那个小姑娘说“我爸爸出差了”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一阵轻松和庆幸。
“我是说大勇的母亲，她一点都没有察觉？”“幸亏她聋了。她深信不疑。”杨潇把“疑”字拉得特别长，脸上露出一丝恶毒的苦笑。吉它声又响了起来……[我今日上山漫游，梅姬，眺望山下的景致；小溪荡漾水车响，梅姬，仿佛当年周游时……]她弹着，唱着，闭着眼睛。歌声就像窗外那绵绵的秋雨，缓慢、深沉、而又有点忧伤。我简直难以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泼辣得甚至有点骄狂的杨潇——那个疯狂的宣传队的台柱子？她没有原谅我，我总觉得他们谁也没有原谅我。可是有一本心理学的书上说过，胆怯是正常的：怕死是人的天性。何况……算了！无论怎样自我安慰，我也明白，我的一生终归是被那最后一刻的胆怯给毁了。
城市在远处喧嚣。这儿是一片沉寂、只是偶尔从儿童运动场那边传来孩子们的叫嚷声。她坐在秋风里，正用牙咬开发卡，把一缕散开的白发拢向脑后；宽松的袖口落到了肘弯里，露出了枯干的胳臂。
我向她走去。但愿这是她。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看看她，却一直没有这个勇气。要不是下个月就要出国，我今天也还不会来，是呀，不敢来。当然，她什么都不知道，“她深信不疑”，但我的心需要安宁，需要逃避那恐怖的回忆。否则怎么活下去呢？人要活下去，大约都不得不设法忘掉一些事情。
[……岁月像无情的铁笔，梅姬，在我脸上留痕迹……]我的“痕迹”在心里，我的岁月像一支长矛，永远扎在心上。我常常梦见狼，梦见熊和迷缝起眼睛的豹。昨夜，我又大喊一声从梦中惊醒。杨潇惊慌地跑了过来：“是你吗？”“是我。”她扭亮了台灯，默默地坐在我身旁。屋檐下的破铁“叮叮咚咚”地响，雨不紧不慢地下着，下得那么有耐心。“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呢？”她说。我看着她，看着她那有些透明的睡衣。她永远不会知道，当年大勇让我吃了多少醋。如果我现在还能再吃他的醋就好了，我宁愿，宁愿！只要他还活着。“为了离开，为了不再回来。”我说。那也是真话，如今我已心如死灰，再唤不起什么爱的情感。我宁愿去漂泊，让异国的水冲淡我的记忆，让他乡的风吹散我的忧郁。
她到底望着什么呢？。神情那么专注、安详。她双腿盘在一起，裸露的脚腕像是老柏树的根。
天快亮的时候起风了。我恍恍惚惚地又像是做了个梦，好像是在小时候：早晨，窗玻璃上挂了一层蒙蒙的水气，母亲从外面进来，对我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把毛衣穿上吧。”那毛衣干松柔软，带着一股樟脑的香味。我抱住了母亲的脖子。不知为什么，母亲哭了，叹气摇头，哭得那么伤心。我醒了。我看见身上多了一条毛毯，杨潇正悄悄地走出去。我听见杨潇的小女儿正在隔壁[梅姬、梅姬]唱着。“妈妈，牛奶热好了吗……”门轻轻地关上了，仿佛把我关在了人世之外。我感到一阵可怕的孤独。
人不能没有爱，尤其不能没有所爱。不能被爱固然可怕，但如果你爱的本能无以寄托就更可怕。假如不能被爱是一条黑暗的小路，燃着爱的心还可以照耀着你前行，但倘若全无所爱，便如那绵绵的秋雨，把你的生活打得僵冷。杨潇如今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的小女儿身上了。我羡慕杨潇请不要谴责她爱得可怜。我们都曾有过博大的爱的胸怀，我们甚至不惜为之捐躯，但是……人们从恶梦中惊醒了，急于寻求爱的怀抱，那本身已经可怜！
那么我呢？我还爱着什么呢？不知道。
那么大勇的母亲呢？她孤独地坐在这古苑里，坐在那老柏树下，她望着什么呢？想着什么呢？
杨潇在热牛奶。我问她：“她心情好吗？”“比你我都好，”杨潇冷冷地说：“她说她要乐观地活着，绝不能玷污了她儿子的英名。”
她的原话是：“决不能给我英雄的儿子丢脸！‘怎么样？我们总算满意了吧？总可以心安了吧？”杨潇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在这孤寂的城市，梅姬，善良的老少在一起……〕我向她走去，去欺骗那个善良的老人。我们已经欺骗她十多年了，是的，还要继续欺骗下去。否则怎么办？怎么办？！她已经失去一个活生生的儿子了，还要再让她失去心中那个英雄的幻影吗？她已经失去她唯一的儿子了，还要再让她失去心中唯一的骄傲和安慰吗？我摸摸上衣口袋里的六十元钱，厚厚的一叠，都是五元一张的——来自十二个不同的地方。每一张是一颗心，每颗心都是善良的，每颗善良的心都在欺骗她。十多年了，每月我们从十一个不同的省、市把钱寄到杨潇这里，由她给大勇的母亲送来，说那是“烈属抚恤金”。我们只有这一个办法能使她相信，她的儿子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不忍用诚实来伤害这个孤单的老母亲的心。多么滑稽！欺骗是善良的，诚实反成了残忍，这滑稽的结果总该有一个更加滑稽的原因吧？我说不清，说不清！年轻的生命化作了尘灰，赤子的红心停止了搏动，本来你以为那是为了一个最壮丽的事业而献身，可是忽然你信奉的上帝告诉你：“杂耍该收场了，孩子们！”于是，你还说得清什么呢？“他不是烈士，是歹徒，是坏人，是小混蛋！”于是，你还能再唱两句国际歌么？而我至今记得大勇死前对我的那句挖苦：“我到马克思那儿去等你，就怕马克思不收胆小鬼。”他至死都以为他是在为革命和真理而战，含着童稚般的笑离开了这滑稽的人间！
我向她走去。
成群的雨燕低飞着，尖叫着，飞进古殿扭曲的檐下，又从那一层层干裂的木椽中飞出来那苍凉的叫声像一支古老的哀歌，绵长、凄惋，使人想起遥远的过去；想起古驿道，想起古战场，想起送寒衣的孟姜女和被焚毁的阿房宫，想起刀耕火种、骨针石斧，甚至想起满天飞翔的恐龙……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好像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存在。我走近她了。我看见布满在她脸上的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人斑。她似乎是在笑着。她身旁停着一辆很旧的竹制婴儿车，车里面放着一把笤帚、一个口袋和一个柳条簸箕。干裂的柏子落了一地。
我走到了她身旁。这肯定是她。从那张瘦削而苍老的脸上，我又看见了大勇的影子；宽阔的额头，总是像在微笑的孩子气的嘴。大勇长得太像他的母亲了。她没有注意到我。一缕夕阳的残光照到她脸上，她把爬满青筋的手举到额前，遮住阳光，依然那么专注地望着。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那儿有一个儿童运动场：一群孩子正尽情地游戏，笑着、叫着、追逐着……转椅飞转，像一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秋千高荡，像一只只彩色的气球放上了秋空……像是一幕幻景，像是上帝丢落的一片春光。
我们也曾那样。孩子的心都一样。孩子的心里只有春光。他们那红红绿绿的衣裳像是故意对着断壁残垣炫耀，他们吵吵嚷嚷的笑声像是存心向这秋风残照挑战。童心是美好的，可惜他们早晚要长大；春光是美好的，可惜这世间不会没有阴冷的秋雨。他们知道么？他们怎么会知道。
她发现了我。“您也喜欢孩子？”她对我说。
“我也是。”她又转过脸去，朝儿童运动场上望着，说：“操心、受累、担多少惊怕，可花多少钱你买不来个情愿不是？”
原来是为这个！“离儿童运动场不远有一片老柏树林。”“你怎么知道她会在那儿？”“可能在那儿，她常常在那儿。”“干什么？”
“你忘了，她给人家看了一辈子小孩儿，供大勇上的大学。”当时我还不明白杨潇这话的意思。“她还在看小孩儿？”“不，她聋了。”忽然，她拍着腿大声笑了起来，指着前面想要说什么。却又咳嗽得说不出话来。
在她手指的地方，一个蒙上了眼睛的男孩子正搂住了一个小姑娘。我呆呆地站在她身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杨潇的小女儿昨天晚上问我，能不能从外国给她寄一个“茹比克立方块”来。“一定。”，我说。如果大勇还活着，他也早该有儿女了……
“看哪，您快看！”她双手捧住额头，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声中带着喘息和痰音。然后又急忙抬头去望，似乎生怕放过了更精彩的场面。“您快看，快看哪……”
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看见了一架高高的云梯，看见了寒光闪闪的长矛……“您快看，快看哪！”我看见了绿色的柳条帽，看见了红色的臂章，看见了宣誓时紧握的拳头……“您快看，快看哪！”……那已破旧的婴儿车里站着一个咿呀学语的男孩子，车边坐着一个怀着希望的母亲……婴儿车里站着别人的孩子：男孩子、女孩子、女孩子、男孩子……老保姆颤巍的手，颤巍巍的童谣……童年的大勇扒在母亲的背上；少年的大勇在阔野上奔跑；青年的大勇在灯下拉着计算尺……母亲老了，老了！“头发白了，背驼了，看一眼膀阔腰圆的儿子，脸上露出舒心的笑……”
您快看，快看哪！“我看见了赤子殷红的血，看见慈母被骗的心……赶紧离开！我应该把钱交给她，然后赶紧离开！但我却依旧木然地站着。
老柏树又摇落了几颗柏子，无声地落在土地上。有一颗挂在了她的头发上，她没有觉到。大约她是以为“酒逢知己”了吧，一直絮絮叨叨地说着。
“前两天来了个画画的老头儿。那老头儿也是喜欢孩子，画呀画的，画的全是些小姑娘、小小子儿……”
她好像是在对我说，又好像我根本不存在。她一直望着儿童一运动场上。
“我在早市上见过那么一件小花褂儿，红地儿白花儿，就像那个小姑娘穿的那件。我看了好几回……”
想要忘掉的东西，正说明是忘不了的。如果我在最后那一刻没有胆怯，如果我和大勇从东西两侧同时攻上楼顶，就会分散对方的兵力，就不致于四支长矛一齐都对准了他的胸膛……
“那老头属鼠的，比我小五岁，有高血压；人到是挺好的人，画画的。他也是喜欢孩子……”
只要我能吸引过一个来，凭大勇“高校花剑冠军”的本事，对付那三个是没问题的……
“那小花褂做得可真巧，五块多钱，不要布票。我看了好几回，后来让一个老太太买去了。四、五岁的小姑娘春、秋天正好穿……”
然而我害怕了，忽然停止了攀登，站在云梯上，觉得心里一阵发凉……我听见一声惨叫，大勇摔下去了。那沉重的声音……他躺在担架上，轻蔑地望着我……下着雨，那也是秋天。杨潇疯了似地从雨雾迷蒙的远处跑来……
“您不信？！”大勇的母亲忽然扭过头来，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像是受了什么侮辱。
“什么？您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连忙说。
“我说我这辈子看过十八个，四个姑娘，十二个小子。”
“您是大勇的母亲吧？”我问。我想赶紧把钱交给她，赶紧离开。“您瞧？那还能掺假？！”她没听清，然后掰着手指数了起来：“头一个是姑娘，叫小帆……”
老柏树树叶悉簌地低语着，树梢上只剩了夕阳最后一缕血一样的红光。
“数小帆那孩子可人疼。小时候整天和我们大勇在一块玩，像亲兄妹似的。长大了也常来看看我。我给她做过一双带虎头的鞋，都说穿了那鞋吉祥。唉，谁承想她能打死了人呢？小时候那孩子最心软，死了只猫都哭半天儿……”
如果我冲上去了呢？！这么多年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件事。如果我冲上去了，后面的人也就会冲上去了，对方那四个人就完了。或者他们会投降？不会！谁都认为自己是在为真理而战，谁都不愿落得叛徒的耻辱……大勇那支剑是绝不会打输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连欺骗这个老母亲的办法也没有了。公正的法庭会向她说明一切。这么说，我最后那一刻的胆怯也许倒是上帝对他的羔羊的怜恤了！多么滑稽！人间竟有死比活还幸运的时候。
那缕红光正在变淡，变成了暗紫色，变成了淡蓝色，慢慢地消失了。
儿童运动场那边也安静了下来。秋千垂着头，转椅歪着身子，孩子们三三两两地穿过树林回家去了，五颜六色的衣服隐没在静静的树林那边。
大勇的母亲不再说话，背驼得更深，头垂到了膝盖上，只有那双混浊得发灰的眼睛依然一眨不眨地望着远处，望着孩子们消失的地方。
[……在这孤寂的城市，梅姬，善良的老少在一起……人们都说我已衰老，梅姬，如今步履难移……〕昏暗的暮色笼罩了老柏树林，笼罩了这座废弃了的古苑。我感到一阵不可名状的忧伤。我就要走了么？不再回来？离开那被骗的赤子的坟塿？离开这被骗得心如坟塿的母亲？
大勇的母亲扶着老柏树站了起来，用衣袖擦着眼睛。然后，她从婴儿车里拿出笤帚，开始慢慢地扫那落满在地上的柏子。
“要这干什么用？”我问。
她听见了。“这是药材，挺值钱呢。”
“怎么，您缺钱用？！”
“不，不缺。我有‘烈属抚恤金’！”她直起腰喘了口气。“不是为卖钱，这东西国家需要。我那儿子是烈士，我不能……”
雨燕还在低飞着，尖叫着。那叫声是为了刺痛每一个将要离开母亲的儿子的心！我就要走了么？不再回来？离开这古老而善良的土地？离开我多灾多难的祖国？谁愿意离开母亲？谁愿意离开祖国？谁愿意如吉普赛人般地到处流浪？谁愿意像犹太人似地没有了祖国？祖国！母亲！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是亿万颗活着的心……这是离不开的，走到天涯海角也离不开！唔，我多少年的决心竟这么被打碎了不成？不知道。我感到深深的不知所措般的凄惶……。
她还在那儿扫着柏子。我终于见到她了，完了么？我的帐偿还了？我的良心安宁了？我就是为了这个而来？为了找一个自我安慰的根据？云又在天上聚集着，聚集着。雨星星的。这绵绵的秋雨！下到几时去呢？
我还要回来，还要回来。没有了爱的生活是不堪忍受的，何况这是骨肉般不可分离的爱。我还要回来，还要回来。如果我做事，还是要为我的故土而做，如果我唱歌，还是要为我的同胞而唱。我还要回来！但愿那时我能够明白，我能够告诉给母亲一切真话……
[……在这孤寂的城市，梅姬，善良的老少在一起……]这绵绵的苦雨，下吧，下吧，总有个完！
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
没有太阳的角落
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
这是我们的角落，斑驳的墙上没有窗户，低矮的屋顶上尽是灰尘结成的网。我们喜欢这个角落。铁子说这儿避风，克俭说这儿暖和，我呢？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想离窗户远一点，眼不见心不烦——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所大学的楼房，一个歌舞团的大门和好几家正式工厂的烟囱。我们喜欢这个角落，在这儿才可以感到一点作人的乐趣；这儿是整个“五——七”生产组最受人重视的“技术角”。铁子把仕女的图样设计得婀娜窈窕，大妈大婶们才能整天在那些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然后只有我和克俭能为仕女们长上脉脉含情的五官。大妈大婶们都很看得起我们，“啧啧”地赞不绝口。
“到底是年轻人哪！”
克俭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咱们生产组可离不了你们。”
铁子舒心地点上一支烟。
“就是正式工厂真的要你们，咱也不能给！‘”
我说：“那公费医疗呢？工资还是一天八毛？”
“就你矫情。依着我们还不好办？我们都是有儿女的人……”一个大妈竟擦起眼泪来。
我们哼起了《菩提树》，互相谁也不看谁。
门前有棵菩提树，站在古井边，我作过无数美梦，在它的绿荫间。这深沉的旋律能够安慰心灵。我想，铁子和克俭一定也和我一样，想起了那梦一般的童年和那梦一般的插队生活，在陕西，在东北和内蒙……
我们？我们是怎么回事？唔……
清晨、晌午或者傍晚，你会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看见我们。我们三个结队而行，最怕碰见天真稚气的孩子。
“妈妈你看哟！”
我们都低下头。
“叔叔们受了伤，腿坏了，所以……”
铁子把手摇车摇得飞快，我和克俭也想走。快些，但是不行。
“瘸子吗？”
母亲的巴掌像是打在我们心上。
这最难办，孩子无知，母亲好心。如果换了相反的情况，我们三个会立刻停了下来，摆开决死的架势……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么？那些像为死人作祈祷一样地安慰我们的知青办干部，那些像挑选良种猪狗一样冲我们翻白眼的招工干部，那些在背后窃笑我们的女的，那些用双关语讥嘲我们的男的，还有父母脸上的忧愁，兄弟姐妹心上的负担……够了！既然灵魂失去了作人的尊严，何必还在人的躯壳里滞留？！我不想否认这世间存在着可贵的同情有一回，一个大妈擦着眼泪劝我说：“别胡想，别想那么多，将来小妹会照顾你的，她不会把哥哥丢了……”我不知当时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那个大妈哆哆嗦嗦搂住我，一个劲叫我的名宇。天哪，原来这就是我活在世上的价值！废物、累赘、负担……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独立，可以享受平等，就像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得到正式工作一样。可我们的仕女图画得并不比那些正式工人画得差，画得少。我们忍着伤痛，付出比常人更大的气力，为的是独立，为的是回到正常人的行列里来，为的是用双手改变我们的形象——残废。
“算了吧，”铁子对我说：“等到二老归西，难道咱们还那么不知趣地活着？”
“弄个炸药包，和他们同归于尽！”克俭说。
“和谁？”
“谁冲咱们翻白眼就和谁！”克俭把拐杖使劲往地上一杵，险些摔倒了。
幸亏人可以死。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怕了，哼着歌走在小巷深处。今天像往日一样，我流浪到深夜，我在黑暗中行走，闭上了我的两眼；春风乍起，吹绿了柳条的时节，她来的。
“我叫王雪，我坐在这儿行吗？”她走进了我们的角落。
“当然。”
“只要你乐意。”
“有什么行不行的？”
我们每人一句，都是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腔调。克俭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不外乎“德性”、“臭酸相儿”一类的评语。铁子冷酷的目光在眼镜后面闪了几下，“哼”了一声，低下头去。这是一种防御，一种以攻为守式的防御，防御什么呢？
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
“你也是病退回来的？”我问。
她摇摇头。“我是困退回来的。”
“你干嘛不去正式工厂？”我的语气就像是在说“您何必屈尊到这个角落里来呢？”
“待分配，和你们一样呀？”她总想朝我们笑一笑，但都被我们依次“抵抗”了回去。
“和我们一样？”铁子冷笑了一声，没抬头。
她朝大妈大婶群里望了一眼，说：“你们不也是待分配的知识青年吗？”
我们谁也没吭声。待分配？天知道我们待了几年了。像处理西瓜似的被人扒拉过来扒拉过去，拍拍听听，又放在了一边。最后我们就“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有了我们的角落。
“我先坐在这儿看看你们是怎么画的。”她终于有机会朝我笑了一下，大概是因为我在我们之中还算好惹一点的。
角落里静悄悄的。那所大学里在做广播体操。
她把头和铁子挨得那么近；她的肩和克俭的肩碰在一起了。这两个蠢家伙，竟像是两个大气不敢出的小学生！刚才的威风哪去了？我想笑。他俩都没闯进过姑娘的心，都还没来得及和姑娘挨得那么近就……只有我，但那也都是往事了。
克俭一连画坏了好几笔；铁子把仕女的头发画得像拆下来的旧毛线。我脑子里一下子问过好多往事，都是什么呢？好像又是那封信……但她突然“咯咯咯”地笑起来了。
我们尴尬地抬起头。
她还在“咯咯咯”地笑。
铁子脸上最先出现了恼怒。
“我能看见我的鼻子！”她说：“我正看你们画画，就看见了我的鼻子，原来人可以看见自己的鼻子！”她那大而黑的眸子对在一起，轻轻地晃着头寻找鼻子，依旧“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们都笑了起来。角落里吹来一阵轻松的风，好像还有一点温暖。
春雨蒙蒙，天空里闪过一道电光，搅动了三颗枯萎的心。
我们的角落里从早到晚萦回着歌声：《菩提树》、《土拨鼠》、《命运》、《茫茫大草原》……先是轻轻地哼，后是低声地唱。我看见铁子认真地控制着自己的口型，克俭竭力压低自己的下巴颏，为了使歌声更低沉浑厚一些，似乎那样更能显出男子汉的气魄。我偷眼去看王雪；我发现铁子和克俭也在偷偷地看她。王雪随着我们歌声的节奏轻轻地晃着头。两个小辫一个弯了一个直，一个直了一个又弯。我们的歌声更响亮了。
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
“你的嗓子真好，男低音！”王雪忽然说。
我们三个一齐望着她。
“你。”
“我？”
“就是你！”王雪被逗笑了。
铁子和克俭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不敢说其中没有一点嫉妒。“你们干嘛光唱这些让人伤心的歌？”“你爱听什么？”克俭说。他的脸红了一下。
“《晒稻草》。我最爱听胡松华唱的《晒稻草》。”王雪清了一下喉咙唱起来。
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远。
……
我又想起了那封信，那是一个好心人写给我心上的姑娘的……算了。不要想那些过去的事吧。
她爬到赶车台上去，让妈妈上草堆，她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快乐向前。
王雪还在轻轻地唱。随着欢快的节拍摆着两条小辫。
我们三个干脆停下了手里的活、楞楞地看着她，目不转睛。心中的防御工事已经拆除了，没有进攻，没有退守，没有伪善也没有卑屈……心就像和平的蓝天，就像无猜的童年；眼前出现了一池春水；闪着无数宝石一样的光斑，轻轻拍打着寂寥的堤岸。她长得多美！但并不像那些做作的演员，用浓眉大眼招待观众，用装腔作势取媚邀宠。她怎么说呢？长得真实。她的心写在脸上。她看得起我们。
忽然铁子唱起了那支歌。
我愿作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那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王雪像听了侯宝林的相声似地大笑起来，笑得喘不过气，笑得弯了腰。“什么破歌呀？！还有愿意挨鞭子的哪？准是你瞎胡编的……”
她那样随便地拽住铁子的胳膊，摆着、晃着。
她可真不像有二十三岁了。她还像个小姑娘呢。
正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我们边唱边画。边画边唱，唱《晒稻草》，唱《友谊地久天长》，唱《哎哟，妈妈》唱那些欢乐的歌。我们的产额天天在增长，令大妈大婶们惊讶。王雪贪婪地学着，我们争着把看家的本事都端出来教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三个都用了长辈似的口吻和她说话，不是教训、是譬如：“王雪，你考大学吧，你别像我们似的。”
“王雪，你应该学外语，当翻译。”
“王雪，你不如学小提琴，只要下功夫准行。”
“王雪，你得注意锻炼身体。”
“王雪，你要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
“王雪，晚上回家走大街，别走那些小黑胡同。”
……
王雪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上班，打扫车间，打扫我们的角落。灰尘结成的网没有了，斑驳的墙上挂上了漂亮的年历。遇上一天她来晚了或是请了假，我们就总会念叨她，角落里就没有了歌声。我们就又想起了招工干部挑剔的目光和母亲脸上的忧愁。那些日子，我们生活户的全部乐趣更是都在这个角落里了，但要有王雪，只要有王雪，只能是王雪。为什么呢？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我们三个也都早早地就来上班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早，一个比一个早，而过去我们都是踩着铃声走进角落的；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为什么。当我发现我们三个之间出现了一种隔阂的。情绪时，我才明白了，那是由不自觉的嫉妒造成的，我们都想和王雪多耽一会，一天八小时太短了！而嫉妒说明了什么呢？有一次铁子和克俭竟吵起架来，无非是要在王雪面前证明自己的见解是对的。年轻人啊，残废了。却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在跳！
我感到了这个，不那么早早地去上班了。不，我绝不是小说中那种高尚的情敌，正是因为我深深爱上了王雪，心上的防御工事就又自然地筑起来了——那是一道深壕沟，那是一道深深的伤疤，那上面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不可能”。何况还有那封信呢？那封信……哦，心在追求人间仅有的一点欢乐的同时，却在饱受着无穷痛苦的侵噬，这痛苦无处去诉说，只有默默地扼死在心中，然后变成麻木的微笑，再去掩饰心灵的追求。
铁子和克俭也都不那么早地来上班了，因为一个大婶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自打王雪来了以后，你们也都不睡懒觉了。”唉，他们和我一样，我敢打赌！
王雪可真还是个小姑娘呢，她一点也看不出这些细微变化的缘故。夏天的晚上，她央求我们和她一块儿去附近的小公园看露天电影晚会。
她举着已经买好了的四张票，说：“《玛丽亚》可好看了，去吧！”
“我不爱看电影，”铁子说：“那样的电影，看完了三天都堵心。”
“那咱们看《甜蜜的事业》，同时演好几部呢。”
“我也不去，”克俭说：“甜蜜啥呀？甜蜜个屁！”
“那你去吧，啊？”她又对我说：“散了电影，路可黑了……”
“你害怕吗？”我们同时问。
她皱着眉，难为情地点了一下头：“嗯。”
我们都同意陪她去了。因为能保护她，我有一种自豪感；铁子和克俭大概也是。
小公园里晚风习习，凉爽，飘着阵阵清淡的花香。多少年了？五年了！自从架上这两只拐杖我就再没来过这儿。来这儿干什么呢？只能勾起往事：这儿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欢歌笑语恍如昨日；这儿遗留着我少年时代的希望，不过已经认不出哪棵白杨是我栽下的了；那片草地上曾有过一群即将去插队的青年，用心里涌出的朴素无华的诗句讴歌美丽的理想……可是后来呢？
天还没黑，银幕前只坐了几个孩子，仰着小脸望着空白的银幕。
他们怎么会那么有耐心？噢，他们会幻想出五彩缤纷的画面，去填补空白的银幕。他们还太小呢。
铁子和克俭也都沉默着。
王雪“哧哧”地笑起来。
小树林里对对情人在漫步，在依偎，在亲吻。
“你别笑，将来你也那样。”我不知怎么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王雪满脸绯红。“去你的，我才不呢……”她嗫嚅地说。
唉，还是别想这些的好。
可是铁子又冒出了一句不该说的话：“王雪，你跟我们在一起走不嫌寒伧吗？”
“寒伧？为啥？”王雪一跳，揪下了两片树叶，淘气地塞进了克俭的脖子。
“你不怕吗？”我问。
“怕？怕啥？”
我没法回答她了。那封信！那封信是这样写的：“你不要和他来往过密，你应该慢慢地疏远他。因为他可能会爱上你，而你只能使他痛苦，会害了他。”那时我就懂了，我没有爱和被爱的权利，我们这样人的爱就像是瘟疫，是沾不得的，可怕的。我就离开了我心上的姑娘。她现在在哪儿呢？
“怕啥麻？问你！”王雪在我肩上捶了一拳，手里托着一只花牛牛。呵，但愿你永远像个小姑娘。
“噢，我是说天黑了，你不怕吗？”
“去去去！”她不好意思了。“我们看《甜蜜的事业》还是看《三笑》？”一她为了打岔说。
又是克俭说：“三笑？笑个屁！”
铁子说：“看《猎字九十九》吧，图个热闹算了。”
“不！我想看《甜蜜的事业》。”王雪站住不走了。
“那你一个人去看吧，散了电影一个人回去。”铁子故意逗她。
她不言语了，捧着花牛牛委屈地跟在我们身后走。
我真有点可怜她，但铁子和克俭忍着笑冲我挤眼。我忽然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甜蜜，我们像三个顽皮的小哥哥，逗弄着一个可爱的小妹妹。
她可真像是个小妹妹。一演到打斗和紧张的地方就闹起眼睛，紧抓住我的拐杖，或者嘟嘟嚷嚷地埋怨铁子和克俭。我有个强烈的愿望：时间停下来，让她永远是个小妹妹，让我们永远作她顽皮的小哥哥，永远这样相处在一起，忘记过去、现在和将来，忘记一切……有一次我真的忘记了我自己：为了去拣王雪掉在地上的毛线团，我的手竞离开了双拐，像健康人那样去追赶、弯腰伸手，“啪！”我的胳膊摔破在石头上……我愿意再摔十次，因为王雪当时心疼得快要哭了，是我满不在乎的样子才又使她破涕为笑。
人们说，爱情是压制不住的。真的，只需要找一个借口，理智就会服从感情，什么“决心”之类就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个夏天，在那个小公园里，我们一起渡过了好多个甜蜜的夜晚。借口就是：在漆黑的小路上我们得保护王雪，得把她送上回家的汽车。都看了些什么电影，记不得了；只记得落日、晚风、明月、繁星和那个不把我们另眼相看的“小妹妹”。
秋风起了，吹黄了小路两旁的草丛，吹谢了草地上的野花，吹光了小树林的茂叶，吹去了小公园里甜蜜的夜晚……如今想来，那只是一场梦。
一天，王雪忽然发起愁来，独自默默地发呆，叹气，好像一夜之间变成名符其实的大姑娘了。
“你怎么了？”铁子问。
她看看我们，想说又没说。
“你病了？”克俭问。
她想说又没说，脸上起了一片红晕。
“有什么难事告诉我们，谁欺侮你了？”
“谁活得腻歪了？谁？！告诉我！”克俭把手指弄得“嘎巴巴”直响。
“没有谁欺侮我，”她吞吞吐吐起来：“是妈妈，妈妈非让我见那个人不可……”
角落里静极了。
“是二姨给我介绍的。一个大学生……”
听得见风把电线刮得“呜呜”地响。
虽然这是早已想到了的事，虽然我早就筑起了护御工事，但我的心仍像掉进了一眼枯井，往下掉，忽忽悠悠地往下掉……我说不清那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好像只想着明天，明天可怎么过呢？我还能拄双拐兴致勃勃地朝这儿走么？希望，尽管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希望，但是没有它是多么可怕！我迫切地想要一支烟，……铁子和克俭已经点起了烟，把打火机递给我……“扑通！”我的心摔在了漆黑的井底。我真想就永远呆在这井底，忘记世界，也让世界忘记我……
然而王雪那求助的目光望着我们，一像一个信赖我们的小妹妹那样。“我应该去见他吗？”她说。
王雪是个好姑娘，她应该享有比别人更多的幸福，她最应该！她单纯，不会想到要避开我们，难道因为这个我反而要影响她的幸福吗？难道好人只有用牺牲去证明她的好么？难道幸福只是为那些把我们另眼相看的人预备的？我们的心灵不是在顽固地追求么？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不想见，有啥意思，……”
她在盼望我们的帮助，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她还像个“小姑娘”呢。原谅我刚才那一瞬间的罪过吧，我是多么自私。
“你应该去见。”铁子最先缓过劲儿来。
“爱情是有意思的，”我说。
“就是！”克俭也说。
“处理得好，爱情会使你幸福，对工作和学习都是一种促进力量，世界都会变得美好起来……”我是在背书么？但书的作者未必有我体会得深。
我们三个都一本正经起来，谁也不说谁“酸文假醋”、“装蒜”或“瞎掰”——像三个称职的哥哥似的。我奇怪我们都能说。出那么像样的爱情伦理，唔，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过去都像是那只吃不到甜葡萄的狐狸罢了。王雪那么出神地、松心地、信赖地听着我们的“爱情伦理学”。她佩服我们了，她更看得起我们了，她眼睛里的闪光告诉了我们这个。我们被一种自豪感驱使着，为了无私地爱护着一个“小妹妹”。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又结队走在幽深而寒冷的小巷里的时候，我们又唱起了那支一夏天都忘记了唱的歌。
今天像往日一样，我流浪到深夜，我在黑暗中行走，闭上了我的两眼，好像听见那树叶对我轻声呼唤，朋友，回到我这里来找寻平安。
我们又都早早地来上班了。不，跟过去不同，我们三个之间谁也不嫉妒谁，只是想和王雪再多呆一会。因为她的男朋友有办法给她安排一个正式工作。王雪要走了，要离开这个角落了。她说以后还会来看我们。我们的心还要什么呢？在这世界上？
冬天，王雪当上了正式工人。她去报到的那天，我们三个冒了小雪又去了一次那个小公园。
雪花飘呀飘，像我们那紊乱的心绪，雪花无声地落呀落，世界是那样孤寂。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小路上留下了奇特的脚印和车辙。这小公园里，好像到处都有她的歌声。
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远，
我用手去接那晶莹的雪花，雪融化在掌心里，像一滴泪。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我们祝愿她幸福，她是个好人。
一九八Ｏ年二月
老屋小记
年龄的算术，通常用加法，自落生之日计，逾年加一；这样算我今年是四十五岁。不过这其实也是减法，活一年扣除一年，无论长寿或短命，总归是标记着接近终点；据我的情况看，扣除的一定多于保留的了。孩子仰望，是因为生命之囤满得冒尖；老人弯腰，是看囤中已经见底。也可以有除法，记不清是哪位先哲说过：人为什么会觉得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呢？是因为，比如说，一岁之年是你生命的全部，而第四十五年只是你生命的四十五分之一。还可以是乘法，你走过的每一年都存在于你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在那儿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理解，不断地改变模样，比如二十三岁，你对它有多少新的发现和理解你就有多少个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时我曾到一家街道生产组去做工，做了七年。———这话没有什么毛病，我是我，生产组是生产组，我走进那儿，做工，七年。但这是加法或减法。若用除法乘法呢，就不一样。我更迷恋乘法，于是便划不清哪是我，哪是那个生产组，就像划不清哪是我哪是我的心情。那个小小的生产组已经没有了，那七年也已消逝，留下来是我逐年改变着的心情，和由此而不断再生的那几间老屋，那年月以及那些人和事。
那是两间破旧的老屋，和后来用碎砖垒成的几间新房，挤在密如罗网的小巷深处，与条条小巷的颜色一致，芜杂灰暗，使天空显得更蓝，使得飞起来鸽子更洁白。那儿曾处老城边缘，荒寂的护城河在那儿从东拐向南流；如今，城市不断扩大，那儿差不多是市中心了。总之，那个地方，在这辽阔的球面上必定有其准确的经纬度，但这不重要，它只是在我的心情里存在、生长，一个很大的世界对它和对我都不过是一个悠久的传说。
我想去那儿，是因为我回到那个很大的世界里去。那时我刚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多，二十三岁，要是活下去的话，料必还是有很长久的岁月等着我。v告诉我有那么一个地方，我说我想去。Ｖ和我在一条街道上住，也是刚从插队的地方转回来，想等一份称心的工作，暂时在那生产组干着。我说我去，就怕人家不要。v说不会，又不是什么正式工厂，再说那儿的老太太们心眼儿都挺好。父亲不大乐意我去，但闷闷地说不出什么，那意思我懂：他宁可养我一辈子。但是“一辈子”这种东西，是要自己养的，就像一条狗，给别人养就是别人的。所有正式的招工单位见了我的轮椅都害怕，我想万万不可就这么关在家里并且活着。
我摇着轮椅，v领我在小巷里东拐西弯，印象中，街上的人比现在少十倍，鸽哨声在天上时紧时慢让我心神不定。每一条小巷都熟悉，是我上小学时常走的路，后来上了中学，后来又去“串联”又去“插队”又去住医院……不走这些路已经很久。过了一棵半朽的老槐树是一家汽车房的大宅院，过了大宅院是一个小煤厂，过了小煤厂是一个杂货店，过了杂货店是一座老庙很长的红墙，跟着红墙再往前去，我记得有一所著名的监狱。v停了步说到了。
我便头一回看见那两老屋：尘灰满面。屋门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场，就是日后盖起那几间新房的地方。秋光明媚，满地落叶金黄，一群老太太正在屋前的太阳地里劳作，她们大约很盼望发生点儿什么格外的事，纷纷停了手里的活儿，直起腰，从老花镜的上缘挑起眼睛看我。v“大妈、大婶”地叫了一圈，又仰头叫了一声“b大爷”。房顶上蹲着一个老头，正在给漏雨的屋顶铺沥青。
“怎么着爷们儿？来吧！甭老一个人在家里憋着……”b大爷笑着说，露出一嘴残牙。他是在说我。
应该有一首平缓、深稳又简单的曲子，来配那两间老屋里的时光，来配它终日沉暗的光线，来配它时而喧闹与时而疲倦。或者也可以有一句歌词，一句最平白的话，不紧不慢地唱，反反复复地唱，便可呈现那老屋里的生活，闻见它清晨的煤烟味，听见它傍晚关灯和锁门的轻响。
我们七八个年轻人占住老屋的一角，常常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七年中都唱过什么，记不住也数不清。如今回想，会唱歌中，却找不出哪一句能与我印象中那老屋里缓缓流动的情绪符合。能够符合它的只应当是一句平白的话，平白得甚至不要有起伏，惟颤动的一条直线，短短的，不断地连续。这样似乎就在我耳边，或者心里，可一旦去找它却又飘散。
老太太们盼望这个小生产组能够发达，发展成正式工厂，有公费医疗，一旦干不动了也能算退休，儿孙成群终不如自己有一份退休金可靠。她们大多不识字，五六十岁才出家门，大半辈子都在家里侍候丈夫和儿女。我们干的活儿倒很文雅：在仿古的大漆家具上描绘仕女佳人，花鸟树木，山水亭台……然后在漆面上雕出它们的轮廓、衣纹、发丝、叶脉……再上金打蜡，金碧辉煌地送去出口，换外汇。
“要人家外国钱干嘛呢，能用？”a老太太很些明知故问的意思，扫视一周，等待呼应。
“给你没用，国家有用。”g大婶搭腔，“想买外国东西，就得用外国钱。”
“外国钱就外国钱吧，怎么叫外汇？”
“干你的活呗老太太——！知道那么多再累着。”
“我划算，外汇真要是那么难得，国家兴许能接收咱们这个厂子……”
老太太们沉默一会儿，料必心神都被吸引到极乐世界般的一幅图景中去了。
“哎，对了，u师傅，你应当见过外汇？”
于是，最安静的一个角落里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外汇是吗？哦，那可有很多种，美元，日元，英镑，法郎，马克……我也并不都见过。”这声音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在简陋的老屋里优雅发漂浮，怪怪的，很不和谐，就像芜杂的窄巷忽然闪现一座精致的洋房，连灰尘都要退避。“对呀对呀，纸币，跟人民币差不多……对呀，是很难得，国家需要外汇。”
这回沉默的时间要长些，希望和信心都在增长。
可是a老太太又琢磨出问题了：“咱们买外国东西用外国钱，外国买咱们的东西不是也得用中国钱吗？那您说，咱这东西可怎么换回外汇来呢？”
“不，”u师傅细声地笑一下，“外国人买咱们的东西要付外汇。”
“那就不对了，都用他们的钱，合着咱们的钱没用？”
u师傅光是笑，不再言语。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看见了那样几件大漆的仿古陈设：一张条案、几只绣墩、一堂四扇屏风。它们摆布在幽静的厅廊里，几株花草围伴，很少有人在它们跟前驻足，惟独我一阵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走近细看，不错，正是那朴拙的彩绘和雕刻，一刀一笔都似认得。我左顾右盼，很想对谁讲讲他们的来历，但马上明白，这儿不会有人懂得它们，不会有人关心它们的来历，不会再有谁能听见那一刀一笔中的希望与岑寂。我摸摸那屏风纤尘不染的漆面，心想它们未必就是出自那两间老屋，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我们当年的作品。
冬天的末尾。冻土融化，变得温润松软时，b大爷在门前那块空场上画好一条条白线，砖瓦木料也都预备齐全，老屋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但阵阵笑声不单是因为新屋就要破土动工，还因为b大爷带来“基建队”中有个傻子。
“嘿，三子，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你们这儿不是要盖房吗？”
“嗬，几天不见长出息了怎的，你能盖得了房？”
三子愧怍地笑笑：“这不有b大爷吗？”
三子？这名儿好耳熟。我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站到我跟前，并且叫着我的名字了。“喂，还认得我吗？”他的目光迟滞又迷离。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可怎么这样老了呢？驼背，而且满脸皱纹。“你是王……？”
“王…王…王海龙。”他一脸严肃，甚至是紧张。
又有笑他了：“就说‘三子’多省事儿！方圆十里八里的谁不知道三子？未必有人能懂得‘王海龙’是什么东西。”
三子的脸红到耳根，有些喘想争辩，但终于还是笑，一脸严肃又变成一脸愧怍，笑声只在喉咙里“哼哼”地闷响。
我连忙打岔：“多少年了呀，你还记得我？”
“那我还能不记得？你是咱班功课最棒的。”
众人又插嘴说：“那最孬的是谁呢？”“小学上了十一年也没毕业的，是谁呢？”“俩腿穿到一条裤腿里满教室跳，把新来的女老师吓得不敢进门，是谁？”
“我——！妈了个巴子的，行了吧？！”三子猛喊一声，但怒容只一闪，便又在脸上化作歉疚的笑，随即举臂护头。
果然有巴掌打来，虚虚实实落在三子头上。
“能耐你不长，骂人你倒学得快！”
“这儿都是你大妈大婶，轮得上你骂人？”
“三子，对象又见了几个了啦？”
“几个哪儿够，几打了吧？”
“不行。”三子说。
“喂喂——说明白了，人家不行还是咱们不行？”
“三子！”b大爷喊，“还不快跟我干活儿去？这群老‘半边天’一个顶一个精，你惹得起谁？”
b大爷领着三子走了，甩下老屋里的一片笑骂。
b大爷领着三子和v去挖地基，还有个叫老e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三子一边挖土一边念念叨叨地为我叹息：“谁承想他会瘫了呢？唉，这下他不是也完了？这辈子我跟他都算完了……”v听了眦瞪三子：“你他妈完了就完了吧，人家怎么完了？再胡说留神我抽你！”三子便半不吭声，拄着锹把抵头站着。b大爷叫他，他也不动，b大爷去拽他，他慌抹了一把泪，脸上还是歉意的笑。——这些都是后来b大爷告诉我的。
三子的话刺痛了我。
那个二十三岁、两腿残废的男人，正在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健康、漂亮又善良的姑娘。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大陈旧，也太普通了，但没有别的词给她，别的司对于她嫌雕琢。别的词，矫饰、浮华，难免在长久的时光中一点点磨损掉。而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经历了千百年。属于那个年轻的恋爱者的，只有一个词：折磨。
残疾已无法更改，他相信他不应该爱上她，但是却爱上了，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就像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因而就只有这一个词属于他：折磨。并不仅因为痛苦，更因为幸福，否则也就没有痛苦也就没有折磨。正是这爱情的到来，让他想活下去，想走进很大的那个世界去活上一百年。
他坐在轮椅上吻了她，她允许了，上帝也允许了。他感到了活下去的必要，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百年也还是短。那时他想，必须努力去做些事，那样，或许有一天就能配得上她，无愧于上帝的允许。偷偷地但是热烈地亲吻，在很多晴朗或阴郁的时刻如同团聚，折磨得到了报答，哪怕再多点儿折磨这报答也是够的。但是总有一块巨大的阴影，抑或巨大的黑洞一一看不清它在哪儿，但必定等在未来。
三子的话，又在我心里灌满了惶恐和绝望。一个傻人的话最可能是真的。
杨树的枝条枯长、弯曲，在春天最先吐出了花穗，摇摇荡荡在灰白的天上。我摇着轮椅，毫无目的地走。街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却没有声音一一我茫然而听不到任何声音，耳边和心里都是空荒的岑寂。我常常一个人这样走，一无所思，让路途填塞时间，劳累有时候能让心里舒畅、平静，或者是麻木。这一天，我沿着一条大道不停地摇着轮椅，不停地摇着，不管去向何方，也许我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力气，也许我想知道，就这么摇下去究竟会走到哪儿。
夕阳西坠时，看见了农田，看见了河渠、荒岗和远山，看见了旷野上的农舍炊烟。这是我两腿瘫痪后第一次到了城市的边缘。绿色还很少，很薄，裸露的泥土占了太重的比例，落霞把料峭的春风也浸染成金黄，空幻而辽阔地吹拂。我停下车，喝口水，歇一会儿。闭上眼睛，世界慢慢才有了声音：鸟儿此起彼落的啼鸣……农家少年的叫喊或者是歌唱……远行的列车偶尔的汽笛声……身后的城市“隆隆”地轰响着，和近处无比的寂静……但是，我完了吗?如果连三子都这样说，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你何干？睁开眼，风还是风，不知所来与所去，浪人一样居无定所。身上的汗凉了，有些冷。我继续往前摇，也许我想：摇死吧，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很大的世界……
然后，暮色苍茫中，我碰上了一个年轻的长跑者。
一个天才的长跑家——k，k在我身旁收住脚步，愕然地看着我，问我这是要到哪儿去？我说回家。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随便走走。他说你可知道这是哪儿吗?我摇摇头。他便推起我，默默地跑，朝着那座“隆隆”轰响的城市，那团灯火密聚的方向。
想起未开放的年代，一定会想起k，想起他在喧嚣或寂静的街道上默默奔跑的形象。也许是因为，那个年代，恰可以这孤独的长跑为象征、为记忆、为诉说吧。
k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未及成年就被送去劳改，三年后改造好了回来，却总不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有一份正式工作。所谓“改造好了”，不过是标明“那是被改造过的”（就像是“盗版”的），以免与“从来就好的”相棍淆。这样，k就在街道生产组蹬板车。蹬板车之所得，刚刚填平蹬板车之所需。力气变成钱，钱变成粮食，粮食再变成力气，这样周而复始我和k都曾怀疑上帝这是什么意图？k便开始了长跑，以期那严密而简单的循环能有一个漏洞，给梦想留下一点儿可能。k以为只要跑出好成绩，他就可以真正与别人平等，或者得一份正式工作，或者再奢侈些一一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k推着我跑，灯火越来越密，车辆行人越来越多……k推着我跑，屋顶上的月亮越来越高；越来越小，星光越来越亮越来越辽阔……k推着我跑，“隆隆”的喧嚣慢慢平息着，城市一会儿比一会儿安静……万籁俱寂，只有k的脚步声和我的车轮声如同空谷回音……k推着我跑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就没有停下，一直就那样沉默着跑，夜风扑面，四周的景物如鬼影幢幢……也许，恰恰我俩是鬼(没有“版权”而擅自“出版”了)，穿游在午夜的城市，穿揣在这午夜的千万种梦境里……
k是个天才长跑家。他从未受过正规训练，只靠两样天赋的东西去跑：身体和梦想。他每天都跑两三万米，每天还要拉上六七百斤的货物蹬几十公里路，其间分三次吃掉两斤粮食而已。生产组的人都把多余的粮票送给他。谈不上什么营养，只临近大赛的那一个月，他才每天喝一瓶牛奶，然后便去与众多营养充足、训练有素的专业运动员比赛。年年的“春节环城赛”我都摇着轮椅去看他跑。年年他都捧一个奖杯或奖状回来，但仅此而己，梦想还是梦想。多少年后我和k才懂了那未必不是上帝的好意相告：
梦想就是梦想，不是别的。
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要跟k学长跑，从未得到过任何教练指点的k便当起了教练。后来，这男孩的姐姐认识了k，爱上了k，并且成了k的妻子——那时k仍然在拉板车，在跑，在盼望得到一份正式工作，或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热恋中的k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很久以来就想跟我说这句话了。他说：“你也应该有爱情，你为什么不应该有呢？”我不回答，也不想让他说下去。但是他又说：“这么多年，我最想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了。”我很想告诉他我有，我有爱情，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很怕去看这爱情的未来。那时候我还没能听懂上帝的那一项启示：梦想如果终于还是梦想，那也是好的，正如爱情只要还是爱情，便是你的福。
u师傅有什么梦想么?u师傅会有怎样的梦想呢?
u师傅的脚落在地上从来没有声音，走在深深的小巷里形单影只，从不结群。u师傅走进老屋里来工作，就像一个影子，几乎不被人发现。“u师傅来了吗?”——如果有人问起，大家才她的座位上望，看见一个满头乌发、身材顺长的老女人，跟着见一声如少女般细声细气的回答——“来了呀。”
我初来老屋之时，听说她已经有五十岁——除非细看其容颜，否则绝不能信。她的身段保持得很好，举手投足之间会令人去想：她必相信可以留驻往昔，或者不信不能守望住流去的岁月。无论冬夏，她都套一身工作服，领口和袖口的扣子都扣紧。她绝不在公用的水盆中洗手，从不把早点拿来老屋吃。她来了，干活；下班了，她走。实在可笑的事她轻声地笑，问到她头上的话她轻声回答，回答不了的她说“真抱歉，我也说不好”，令她惊讶的事物她也只说一声“哟，是吗”。
“u师傅，您给大伙说两句外国话听听行不行?”“不行呀，”她说，“都快忘光了。”
小t说：“u师傅，您昕d唱的那些嘀里咕噜的是外语吗?”她笑笑，说“我听不懂那是什么语。”
小t便喊d：“嘿，你听见没有，连u师傅都听不懂，你那叫外语呀?”
d走到u师傅跟前，客客气气地弓身道“有阿尔巴尼亚语，有南斯拉夫语，有朝鲜语，还有印度语。”
“哟，是吗？”u师傅笑。
“u师傅，我早就想请教您了，您说‘杜哟瑞曼巴-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大概是doyouremember，意思是，‘你还记得吗。”
“哎哟喂，神了。”d挠挠头，再问“那‘得噢斯绰哈特-呢?”
u师傅认真地听，但是摇头。“一个草帽，是吗?”
“草帽？噢，大概是theoldstrawhat;‘那个旧草帽’，是吗?”“‘哟给喂突密-呢?”
“yougavetome，就是‘你给我。哦，这整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妈妈，你还记不记得你给我的那个旧草帽。”
d点头啧舌，翘着大拇指在老屋里走一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小t快乐得手舞足蹈：“哇老天，d哥们儿这回栽了吧?”
d不理小t，说:“u师傅，我真不明白，您这么大学问可跟我们一块儿混什么？”
l大妈的目光敏觉地投向u师傅，在那张阻挡不住地要走向老年的脸上停留一下，又及时移开：“d，于你的活儿吧，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听说u师傅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的西语系，听说u师傅曾经有过很好的工作，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病了很多年工作也就没了。听说u师傅没结过婚，听说不管谁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
u师傅绝对是一个谜。老屋里寂寞的时刻，我偶尔偷眼望她，不经意地猜想一回她的故事。我想，在那五十几年的生命里面必定埋藏着一个非凡的梦想，在那优雅、平静的音容后面必定有一个牵魂动魄的故事。但是她的故事守口如瓶，就连老屋里的大妈大婶们也分毫不知，否则肯定会传扬开去。
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悲剧。应该是一份不能随风消散、不能任岁月冲淡的梦想，否则也就谈不上悲剧。应该并不只是对于一个离去的人，而是对于一份不容轻置的心血，否则那个人已经离开了你，你又是甘心地守望着什么呢?等待他回来？我宁愿不是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如果他不回来(或不可能再回来)，守望，就一定是荒唐的么?不应该单单去猜测一种现实——何况她已经优雅而平静地接受了别人无法剥夺的：爱情本身。她优雅、平静但却不能接受的是：往日的随风消散。是呀那是你的不能消散的心的重量，不能删减的魂的复杂，不能诉说的语言绝境，不能忘记的梦之神坛或大道。
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并不重要。
有一次小t去u师傅家回来(小t是老屋惟一去过u师傅家的人)，跟我们说“哇老天!告诉你们都不信，u师傅家真叫讲究喂，净是老东西。”
d说："有比l大妈还老的东西？"
小t说：“我是说艺术品，字画，瓷器，还有太师椅呢。”d说：“太湿，怎么坐？”
小t说：“你们猜u师傅在家里穿什么？旗袍!哇老天，缎子的，漂亮死了！头发挽成警，旗袍外面套一件开身绣花的毛坎肩，哇老天，她可真敢穿！屋里屋外还养了好多好多花……
u师傅的梦想具体是什么，也不重要。
b大爷七十多岁了。砌砖和泥、立柱架梁、攀墙上房，他都还做得。察领导之颜、观同僚之色，他都老练。审潮流之时、度朝政之势，他都自信有过人之见一一无非是“女人祸国”的歪论、“君侧当清”的老调。b大爷当过兵打过仗，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竟奇迹般没留下一点儿伤残。不过他当的既非红军，亦非八路，也不是解放军。他说他跟“毛先生”打过仗。
“哪个毛先生?”
“毛主席呀，怎么了?”
“哎哟喂b大爷子！毛主席就是毛主席，能瞎叫别的？”
“不懂装懂不是?‘先生-是尊称，我服气他才这么叫他。当年我们追得毛先生满山跑，好家伙，陈诚的总指挥，飞机大炮的那叫狂，可追来追去谁知道追的是师傅哇？论打仗，毛先生是师傅，教你们几招人家还未准有工夫呢，你们倒他妈不依不饶地追着人家打！作死！师傅就是先生，‘先生-是尊称，懂不？"
“满山跑?什么山？”
“井冈山呀?怎么着，这你们又比我懂?”“哪里哪里，你是师傅，呵不，先生。”
“噢哨，不敢当不敢当。”b大爷露出一嘴残牙笑。
他当过段祺瑞的兵，当过阎锡山的兵，当过傅作义的兵，当过陈诚的兵。
“那会儿不懂不是?”b大爷说，“心想当兵吃粮呗，给谁当还不一样?我看枪子儿找不找你的麻烦。饥荒来了，就出去当两天兵，还能帮助家里几个钱。年景好了就溜回来，种地，家里还有老娘在呢。唉，早要是明白不就去当红军了？”
“您当兵，也抢过老百姓？”
“苍天在上，可不敢。冲锋陷阵，闹着玩的？缺德一点儿枪子儿也找你。都说枪子儿不长眼，瞎说，枪子儿可是长眼。当官儿的后头督着，让你冲，你他妈还能想什么?你就得想咱一点儿昧良心的事儿没有，冲吧您哪。不亏心，没事儿，也甭躲，枪子儿知道朝哪儿走。电影里那都是瞎说。要是心虚，躲枪子儿，哪能躲得过来？咣当，挺壮实的一条汉子转眼就完了。我四周躺下过多少呀!当了几回兵，哪回我娘也没料着我能囫囵着回来。我说，娘，你就信吧，人把心眼儿搁正了，枪子儿绕着你走。”
“b先生，枪子儿会拐弯儿吗?”“"会，会拐弯儿。”
你惊讶地看着b大爷，想笑。b大爷平静地看着你，让你无由可笑。b大爷仿佛在回忆：某个枪子儿是怎样在他眼前漂漂亮亮地拐了弯儿的。
“这辈子我就信这个，许人家对不起你，不许你对不起人家。”在基建队，b大爷随时护着三子，不让他受人欺侮。
晚上，三子独自东转西转，无聊了，就还是去b大父那儿坐坐。
生产组的新车间盖好了，b大爷搬去那两间老屋里住，兼做守卫。木床一张，铺盖一卷，几件换洗的衣裳，最简单的炊具和餐具，一只不离身的小收音机——b大爷说"这辈子就挣下这几样儿东西，不信上家里瞅瞅去，就剩一个贼都折腾不动的水缸。"
三子到b大爷那儿去，有时醉醺醺的。b大爷说“甭喝那玩艺儿，什么好东西？”三子说：“您不也喝？”b大爷说：“我什么时候死都不蚀本儿啦!喝敌敌畏都行。”三子说“我也想喝敌敌畏。"b大爷喊他"瞎说，什么日子你也得把它活下来，死也甭愁活也甭怕才叫有种!"三了便愣着，撕子上的老茧，看目光可以到达的地方。
b大爷对旁人说"三子呀，人可是一点儿不傻，只不过脑子
不好使。"
脑子不好使而人并不傻，真是非凡之见。这很可能要涉及艰深的哲学或神学问题。比如说，你演算不出这非凡之见的正确，却能感受到它的美妙。
从老屋往北，再往东，穿过芜杂简陋的大片民居，再向北，就是护城河了。老城尚未大规模扩展的年代，河两岸的土堤上怪柳浓荫、茂草藏人，很是荒芜。河很窄，水流弱小、混浊，河上的小木桥踩上去嘎嘎作响，除去冰封雪冻的季节，总有人耐心地向河心撒网，一网一网下去很少有收获；小桥上的行人驻足观望一阵，笑笑，然后各奔前途。
夏天的傍晚，我把轮椅摇过小桥，沿河“漫步”，看那撒网者的执著。烈日晒了一整天的河水疲乏得几乎不动，没有浪，浪都像是死了。草木的叶子蔫垂着，摸上去也是热的。太阳落进河的尽头。蜻蜓小心地寻找露宿地点，看好一根枝条，叩门似的轻触几回方肯落下，再警惕着听一阵子，翅膀微垂时才是睡了。知了的狂叫连绵不断。我盼望我的恋人这时能来找我——如果她去家里找我不见，她会想到我在这儿。这盼望有时候实现，更多的时候落空，但实现与落空都在意料之内，都在意料之内并不是说都在盼望之中。
若是大雨过后，河水涨大几倍，浪也活了，浪涌浪落，那才更像一条地地道道的河了。
这样的时候，更要到河边去，任心情一如既往有盼望也有意料，但无论盼望还是意料，便都浪一样是活的。
长久地看那一浪推一浪的河水，你会觉得那就是神秘，其中必定有什么启示。“逝者如斯夫”?是，但不全是。“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也不全是。似乎是这样一个问题:浪与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浪是水，浪消失了水却还在，浪是什么呢?浪是水的形式，是水的信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什么?水是浪的根据，是浪的归宿，是浪的无穷与永恒吧。
那两间老屋便是一个浪，是我的七年之浪。我也是一个浪.
谁知道会是光阴之水的几十年之浪？这人间，是多少盼望之浪与意料之浪呢?
就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河边，k跑来告诉我:三子死了。“怎么回事？”
“就在这河里。”
雨最大的时候，三子走进了这条河里；在河的下游。
“不能救了？”
我和k默坐河边。
河上正是浪涌浪落。但水是不死的。水知道每一个死去的浪的愿望——因为那是水要它们去作的表达。可惜浪并不知道水的意图，浪不知道水的无穷无尽的梦想与安排。
“你说三子，他要是傻他怎么会去死呢？”
没人知道他怎么想。甚至没有人想到过：一个傻子也会想，也是生命之水的盼望与意料之浪。
也许只有b大爷知道：三子，人可不比谁傻，不过是脑子跟众人的不一样。
河上飘缭的暮露，丝丝缕缕融进晚风，扯断，飞散，那也是水呀。只有知道了水的梦想，浪和云和雾，才可能互相知道吧?
老屋里的歌，应该是这样一句简单的歌词，不紧不慢反反复复地唱:不管浪活着，还是浪死了，都是水的梦想……
黑黑
需要首先说明，这是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事。
一
我那时是真的准备好自杀了，但我想，何不看看那阔别了多年的故乡之后再去死呢？反正是遣送，一切都用不着我费心去安排。
我给前妻发了最后一封信，独自蹬上了西去的列车。信很简单：“在大家竞相高歌光用的时候，谁道破了黑暗，谁也就面临了没有尽头的黑暗——不知道这本身是光明还是黑暗。”反正我是准备去死了，不怕在我的档案中再加上一条“冥顽不化”。不，我不是英雄。英雄不都是高瞻远瞩，信心百倍，从来不曾有过悲观、沮丧和伤感情绪的么？我呢？凭良心说，那时只剩了悲观、沮丧和伤感。铺盖卷在行李架上晃悠着，那上面捆着一条很结实的绳子……
二
故乡的山水依旧，故乡的人却多是陌生的。有些上岁数的我还能认出他们，可他们却怎么也想不起我了。我无可奈何地向他们笑笑，想起了古人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也颇觉无聊。只有故乡的黄土令我欣慰，大约埋在里面是很惬意的。
年轻的队长引我走上崖畔。清平河在村前无力地流着，真象小时候村里那个说书瞎子的琴声。然而我想起了贺敬之的《信天游》：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进村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挖野菜的孩子在啃着一块糠团子。
年轻的队长一直上下打量着我，态度并不严厉，而且和善得近乎谦卑。大约是因为我穿的是制服，而且皮鞋虽旧却毕竟是皮鞋。从公社来村里的路上，碰上了一个拦羊的老汉。队长走过去和他“嘁嘁嚓嚓”地说话。“咋？在北京当干部还嫌不美？这看做过①了没有！”是老汉惊惜的声音。游子的悲哀，莫过于慈母的误解了吧？
崖顶上有两眼破旧的窑洞，围着一道石头堆砌成的院墙。我的心颤栗了。母亲再也不会站在院前的磨盘上喊我回家吃饭了。那儿，曾经是我的摇篮。
“就是右面这眼。”队长说。
没想到这也是我的墓地，我想。
“你大爹过世后，这窑归了张山家。张山，认得？张世发的儿，不认得？”
院门“嘎”地被推开了。忽然一阵狗叫。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别怕，”队长说，“‘黑黑’没力气咬人了。”
“黑黑”？！我以为是幻觉：左面那眼窑前趴着一只黑狗。小时候我也有一只黑狗。听瞎子说《大闹天宫》时，我曾憎恶过我那只黑狗。可是有一次，我拦羊时碰上了狼，要不是我那只健壮的黑狗，别说羊，连我也不至于有今天了。说来可笑，从那时起，我总认定二郎神的狗是黄的。孩子自有孩子解决问题的逻辑，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解释无可否认的矛盾，却又急于按着自己的想象去编排，为了求得心理的和谐。
这不是幻觉，左面那眼窑前确实趴着一只黑狗，没有光泽的黑毛已经遮盖不住一条条的肋骨，瘪瘪的肚子两边立着尖尖的大腿骨，骨尖似乎随时要刺破它自己的皮。它充满敌意的眼睛盯着我。却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嘶叫两声。这时我才觉到，它的嘶叫是那么疲弱，简直象孤苦病老的人在呻吟。
狗，多少唤起了我的兴致，唤起了我的乡情。我向“黑黑”走去。
“黑黑”挣扎着站了起来，龇着牙，喉咙里发出“喔噜喔噜”的声音。
“别逗它了，‘黑黑’活不了几天啦。”队长的声音充满了同情和冷惜。
我掰了一块剩馒头扔给了“黑黑”，可是它看也不看，依然警惕地注视着我。喔嚯！是只好狗，童年的经验告诉我。我甚至觉得它就是当年救了我命的那只黑狗，或者是它的子孙。我的那只黑狗早已经死了，最终是被一只狼咬死的，父亲把它的皮做成了褥子，捎给了我：我又把它带回来了。
“‘黑黑’吃吧！那么好的白馍馍，傻‘黑黑’！”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站在窑顶上冲“黑黑”喊。
“你下来，让它吃，”我对男孩子说。
男孩子绕到窑前，一把抱住“黑黑”的头。“黑黑”眼里虽然还闪着凶光，但却趴在男孩子怀里，用一种奇特的声音叫着，象一只挨冻的母鸡发出的拖长的叫声。这声音我懂，它是在哺哺地诉说刚才的委屈呢。看来，这个男孩子是它最信赖的人。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恶作剧的想法：如果此该男孩子狠狠地揍“黑黑”一顿怎么样……
三
我住在东窑。“黑黑”守在西窑。从不见张山，西窑门上一直挂着一把大铜锁，发黄的窗纸上尽是雨点打过的泥痕。“黑黑”警惕着我，怕我侵犯它的领地。我警惕着别人，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把我揪去批判一阵。“黑黑”顾不上理我，它饿；我也没心思理它，我想死。我们相安无事。各念各的经。只是偶尔男孩子来，送给“黑黑”半瓢泔水或是一把红薯须：“黑黑”。便囫囵地吞下去，舔舔男孩子的手，依旧趴在窑前，守卫着它的领地。过往人、乡亲们常站在院门前往里张望，多半是为了参观一下北京来的人，然而却总要夸奖一阵“黑黑”才走。“婆姨带着娃走了，唉！张山倒是养了这么条好狗……”人人都这么说。
我之所以还没有动用那根行李绳，一是因为窑洞里没有房梁，二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够故乡的山水。不过，也许这两点都不是原因。真算幸运，人们顾不上理我，他们为饥荒所奴役，于是我倒有了自由。我在田间小路上独自徘徊，看见雾一般盛开的荞麦花，听见蜂群“嗡嗡”地劳作；我去枣林深处悄然漫步，感慨老树根边又萌发了新苗，叹息鸟类追逐着生活；晚上到场院里望月，为母牛给小牛喂奶所感动；夜间噩梦难眠，为荒野里野兽的呼嗥而神往……万物都是本能地不愿意死的，何况人！可只有人有时候会想到自杀，人高级在哪儿呢？
七月里，一场暴雨，发了山洪。村前那条温顺的小河顿时激怒起来，波涛汹涌，浊浪排天，咆哮着，把山里的朽树举上浪尖，把来不及回村的羊群抛进涛谷……我跑下山去，跑到河边。平时这条简直称不上河的细水刚能没过膝盖，而此刻，河面足有几十米宽。雨雾中看不清对面的山，好像这黄水是与天相连的；天也是黄褐色的，时而亮起一道闪电，象火一样；滚滚的雷声片刻不息。我想起了那幅油画——九级浪；不过，那是海。但我想，要是有一条古老的帆船，这水也足以把它擎起，当然，也足以把它打翻……我被这黄河子孙的壮举惊呆了。在我的记忆里没有过这样的场面，也许是因为，那时的荒山还没有开垦到今天这般彻底，山间的树木还没有砍伐到今天这般干净。
“看！‘黑黑’又在那儿发疯呢！”有人喊了一声。
我朝崖顶上望去。是“黑黑”！它站在崖边，伸长着脖子在狂吠，好像就要扑向狂涛似的。浑身的毛一缕一缕地贴在它瘦骨嶙峋的身上。雷声和水声太响，但凭“黑黑”那副样子，可以断定它的声音是暴怒的、嘶哑的、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怨恨的。
“这张山真是养了条好狗！”人们又都这么说。
我走上崖顶。
男孩子正倚在院墙上，披着一片破麻袋。
“‘黑黑’这是怎么了？”我问男孩子。
“它难受呗。”
“为什么？”
“为的良心呗。”
“良心？”
“你看它叫得多心酸。”
“黑黑”在崖边蹲下了，趴下了，把头贴在地上，放在两只前爪中间；与其说它是在喘息，不如说是在战栗。我走近它，它竟然没有发觉似的，叫声却是呜呜咽咽的。“黑黑”今天实在是反常。
“它哭呢。”男孩子说。
“哭？为啥？”
“为张山呗，张山给人绑走那天，‘黑黑’不在窑里。要不它是能追去，可它回来那辰儿山洪下来了，隔断了路。一发山洪，‘黑黑’就哭呢，它好后悔……”
“张山是被抓走的？为什么？”
男孩子一愣，再问，他什么也不说了。
忽然，“黑黑”猛醒了似的跑向西窑门前，来来回回地巡察它的领地，看看那紧锁的窑门、打湿的窗纸和那结起了蜘蛛网的门楣，才又放心了似的在前门趴下。它的叫声又变成“喔噜喔噜”的，大约是化悲痛为力量了。
张山是一个谜。在山间锄地的时候，我千方百计、拐弯抹角地向乡亲们探问张山的事，然而所有的人都是守口如瓶，或者说一句：“你慢慢就晓得啦。”但从乡亲们的叹气、摇头和沉思中我感到，所有的人都同情张山，并且似乎都带着一种内疚，有几次我甚至觉得。乡亲们爱戴张山，当他们叼着烟袋“巴达巴达”地沉思之际，大概是在为张山而祈祷上苍呢。
四
我诚心诚意想和“黑黑”作个朋友了。孤苦的心会因同命相怜而靠拢，我这样想。
我把一块红薯放在地上，“啧啧”地招呼“黑黑”。
“黑黑”睬也不睬。我举着红薯凑近它。它又挣扎着站起来，发出“喔噜喔噜”的声音。
“你也喜欢‘黑黑’了？”男孩子又出现在窑顶上。
我解嘲般地笑笑说：“可它比我还不懂人情世故。”
男孩子没懂我的意思。他说：“‘黑黑’可通人性，心忠着哩！可它怕你的皮鞋。”
“它能认得皮鞋？”
“当然，那些人也穿这！”
“谁？”
男孩子意识到说漏了嘴，又不言语了。
我换了一双球鞋，重又踢踢那块红薯，向“黑黑”表达友谊的愿望。
“黑黑”还是不理睬。
“你先躲起。”男孩子指点着我。
噢，是了；我得让“黑黑”相信，我的施舍毫不包藏祸心，而是彻底的好意。我若无其事地走进窑去，关了门，从门缝里观察“黑黑”。
“黑黑”真机灵，它也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仍“喔噜喔噜”地表示余怒未消，好像是在说：“少跟我来这套吧！”但它毕竟是俄得很，左顾右盼了一会，便匆忙解除了警备，不叫了，并急着去吞掉了那块红薯。它吞得那么匆忙、慌张，不时溜一眼我的窑门。唉，那可怜的眼神简直象人。我从门里又扔出一块红薯，“黑黑”迟疑了一下，但一经尝到甜头，理智便成了俘虏，它又吃了。
真妙！此后，“黑黑”再见了我，虽然不停地转动着耳朵——心有余悸，但却不叫了，而且是那样眼巴巴地望着我；再扔给它什么食物，它也就自认卑贱地吃了。但是，它绝不允许我接近它身后的窑门。
有一回，我故意用一块蘸了油腥的菜团把它引开，悄悄走近那窑门。“黑黑”发现了，吼叫着向我奔来。我们是朋友，这只能保证它不咬我，但它却执意用吼叫（近乎于斥责般的吼叫）示意我离开。我忽然对那眼窑洞产生了神秘感，也许那是狗的神坛吧？也许里面有“黑黑”的偶像？
夏天的暴雨、冰雹、洪水铸成了大祸。没来得及收割的麦子被打烂在黄土里；正扬花吐穗的玉米、高粱歪倒在山坡上，裸露着紫红色的根须，预示着秋冬生活的艰难。家家户户都开始吃糠了，孩子们提着小篮去山里寻野菜；人们把仅存的粮食更经心地贮存好，以备来年的春荒——春天可不能没吃的，那是要力气的时候。
谁还顾得上“黑黑”呢？虽然它是一只通人性的好狗。糠被人吃了，红薯皮、红薯须、泔水之类便只够供养猪的了。男孩子挨了家里的骂，空着手跑来安抚一下“黑黑”，也安慰一下自己。我呢？经常做梦又到了“全聚德”、“东来顺”、“丰泽园”，醒来便狼吞虎咽地大吃其酸糠饼和隔年的苦红薯。“黑黑”却还是固守在窑前，不去行乞，不去偷盗，在领地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悄悄地出去寻觅一回，把人类的大便再来消化吸收一遍。
我有些厌恶“黑黑”了。我觉得它体现着一种反自然的丑行，倒不仅仅是因为它吃屎，而是因为它如此固执地守卫着它的神坛。
“好狗，真是条好狗！”过往的人们说。
“我家要是有粮，我就把‘黑黑’领回去。”过往的人们又说。
“‘黑黑’不会跟你走，好狗不嫌家贫，好狗是领不走的！”过往的人们还说。
“黑黑”呀！可也真是难，似乎只有甘心于受苦受难，方能作一只好狗。
我联想到自己。我为什么还不去死呢？这地球就是我固守的神坛么？我心灵上所受的凌辱和压抑难道比屎要香些吗？谁知道灵魂离开这血肉的躯壳，不会在别的地方找到真理、自由和幸福呢？
那夜里，我总听见“黑黑”在院子里叫。那种叫声是以前没听到过的：时而“咿咿呀呀”，时而“吭吭嗤嗤”，时而“唧唧咕咕”，象叹息，象怅惘，象受着煎熬。“黑黑”也感到空虚了吧？我想，苦笑了一下，开始整理那根久违了的行李绳。也许挂在门楣上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我下意识地推开门，把绳子挂在门楣上……
忽然我发现听不见“黑黑”的叫声了，啊！“黑黑”不见了。这似乎是件挺有趣的事情，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黑黑”那片空荡荡的领地，但愿它不是又去吃屎了。我忽然感到要发生奇迹。我巴望着发生点什么奇迹。人在空虚到极点的时候，生活里一点点反常的现象也会提起人们的兴致。我一直在门槛上坐到天亮。喔嗬！擅离职守！“黑黑”也想开了！它一直没回来。我又把行李绳扔到角落里去。
早晨，男孩子又站在了窑顶上。“啊！‘黑黑’寻男人去了！”他对我说。
“寻张山？”
男孩子“哈哈”大笑：“‘黑黑’想成家了呢！”
我恍然大悟。真的，时隔多年，我竟忘记了这种事。昨夜那叫声多象个发痴的恋人！那叫声中有一种美好的愿望，“黑黑”去追求了！感情的需要，生存的需要，可以使任何生命冲破习惯的樊笼。这就是创造，这就是创造的原因和动力。外界再严酷的束缚，内心再迂腐的观念，都不是生活本身的对手。
我又忘记了死。我随时随地都在设想着“黑黑”的幸福。此刻你在哪儿呢？在和你的情侣漫山遍野地追逐，自由自在地欢笑吧？在荒草丛中打滚儿，在你“情侣”的怀里撒娇吧？追捕猎物，体尝创造的乐趣吧？茹毛饮血，共度收获的欢愉吧？互相理毛、亲吻，享受着甜蜜的爱恋？对着荒野呼叫，抒发着原始的激情？星光下，你安心地酣睡，身旁有你可依赖的朋友为你挡风，为你警卫；你喃喃地吃语。做着美梦；你咬它一口，为了它对你不够温存；你“喔噜喔噜”发一阵脾气，为了它对你缺乏理解；你们互相怄一阵子气，然后又言归于好；你们依偎着哭一场，又互相安慰对方受伤的心灵；你们互吐衷肠，没有猜疑、没有防范……早晨，阳光照亮了洞穴，你们向着天空高歌，抖擞精神，又向那广袤无垠的大漠跑去，心里升起新的美好的憧憬……我的心跟随着“黑黑”，自由地驰骋，沉浸在一种朦胧的希望中。
五
可是，没多久，“黑黑”度“蜜月”回来了。
它是悄悄地回来的。晌午，我正在“黑黑”的领地上来回踱步，嚼着糠团子，它轻轻地拱开院门进来了。它并不叫，也并不马上要求我离开它的领地，只是一溜小跑，又在它的岗位上趴下，那一脸尴尬的神情象是在说：“这不怨你，这怨我，好在是你，不是外人。”
“黑黑”仿佛提不起任何兴致，一味地趴着，转着眼珠想心事。是旅途的疲劳？是对“情侣”的思念？是仍沉缅于过去的幸福中？草丛中绿色的美梦，明月下喁喁的情语，有平等的同类对你的关心，对你的温存，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趴在这冷寂的窑前……唔，山野的风是寒冷的，可是在这儿又有谁给你些微温暖呢？在“黑黑”度“蜜月”的时候，我捅开过西窑的窗纸：一股冲鼻的霉味儿；土炕上铺着一条发红的炕席；窑堂里有两个空囤子；条案上落满了尘土，印满了老鼠的脚印。就这些，“黑黑”守卫着的就是这些。呜呼！习惯真可怕！狗毕竟是狗，狗性难移；我恨不得揍它一顿。可是，一看见“黑黑”那副任劳任怨的忠厚相儿，我又于心不忍了。更何况，我自己如此，又有什么资格来苛求一只狗呢？
“黑黑”这次回来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少言寡语”了。一连多少天，它总是默默地趴在窑前发愁。
有一天，不知男孩子从哪儿弄来了一只死乌鸦。“犒劳犒劳‘黑黑’！”他说。然后，他在“黑黑”的肚子上摸摸，笑着喊起来：“‘黑黑’要当妈妈啦！”
噢，原来它是在为这事发愁。是呵，独自生活尚且艰难，生儿育女又将怎样呢？未来的生活是美好还是苦难？人不了解狗，正象狗不了解人一样，不知“黑黑”是在怎样盘算。
男孩子拿来了一个柳条筐，在里面铺好了麦秸和麻袋。“黑黑”在男孩子腿旁蹭来蹭去，感激零涕。“我的孩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如果它会说话，准会这样说。母亲是无私的，母性最能得到尊重和触动他人的恻隐之心。我把我那条狗皮褥子拿来围在柳条筐上。我忽然觉得恐怖，“黑黑”竟也在我周围蹭来蹭去，向我表示感激——它不可能明白那张皮的由来。同时，我重又感到了做人的骄傲：我们是可以总结历史教训的，譬如说我，我就道出了黑暗的事实，这黑暗的初萌与历史上的一些悲剧何其相似！虽然我因此而被遣送，妻离子散……
“黑黑”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事到临头，它反而振作起来。是做母亲的热望鼓舞了它吧？它经常扒着柳条筐察看麦秸和麻袋是否铺得适当，还时常跳进去试试，整理一番，“哼哼唧唧”地叨咕些什么，许是在练习一支摇篮曲吧。唉，不管怎么说，肚里的小生命并不知道外间的炎凉，做母亲的要为它们考虑周到。
“黑黑”开始学坏了。它时常离开自己的岗位，开始行乞了，开始随处摇尾乞怜了。它开始和别的饿狗撕打了。为了争夺一块红薯皮或猪食槽里的一点残羹剩饭。
后来，“黑黑”竟开始偷盗了。头两次，它还有些惭愧。当我发现我的一碗剩米汤被舔得干干净净而咒骂不休时，“黑黑”躲在柳条筐后面，屏住呼吸，连头都不敢抬。我踢它两脚，它不躲也不叫，甘愿受罚。然而它并不改，接二连三地偷。我准备用棍子好好教训它一顿，是男孩子提醒了我。
“‘黑黑’心焦呢！”
“你替它讲情吗？”
“你没见‘黑黑’的奶子？一点也不胀，可它就快生养了！”
我原谅了这个可怜的母亲。
但是，“黑黑”愈发不知深浅了，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要找“黑黑”算帐。这家被它偷了几块干粮，那家被它盗了一盆泔水，自留地的玉米被它压倒啃了，红薯地里的红薯被它创了……人们愤愤地骂着：“这贱狗！再偷剥你的皮呀！”有人用石头砸它，有人用锄把抢它，它尖声地讨饶，尖声地求救。幸亏男孩子是“黑黑”坚强的保护人。
“把院门关好，别让‘黑黑’跑出来！”队长对我说。可我希望母性能使“黑黑”的性格有个突变。我故意把院门留一条窄缝。
就在分娩之前的那天晚上，“黑黑”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跑回来了。它“嗷嗷”地呻吟着，哭泣着。男孩子安慰它：“怨人家吗？人家也没有吃的呢，人家的娃娃也没奶吃呢……”
夜里，“黑黑”生下了一窝小狗。
儿女一落地就能安慰母亲的心了，它们“唧唧唧”地争抢着奶头；奶汁流进了儿女的小嘴巴，母亲的屈辱还算得了什么呢？“黑黑”舔舔这个儿子的脑门儿，吻吻那个女儿的眼窝，“哼哼唧唧”地唱一回，眼睛里充满了慈爱和满足。冷寂的窑前有了生机。
从院前经过的人们又都停下来，围着柳条筐看一会，赞叹一会，好像忘记了“黑黑”一时的不轨行为，又记起了它是一条好狗。
“喂，要养狗的就抱这狗儿子，保险把家看得好，保险！”
“再让‘黑黑’给奶一阵儿吧，狗儿子将来长得壮实些儿。”
“‘黑黑’抓过谁呢！”
“张山那几张獾皮闹卖了钱儿！”
“有一回狼来拱张山家的猪圈，‘黑黑’拼了死命……”
“黑黑”和它的儿女们就这样在柳条筐里厮守了好几天。
小狗们吃得越来越多了，“黑黑”的奶子又瘪了。它又拖着瘦弱的身子四处奔走了。
正是深秋，庄稼收完了，田野里一片萧条。“黑黑”一无所获。
正是荒年，夏天的洪水把麦子毁了，秋粮也所收无几，家家锅里又都熬着米汤，蒸着糠团。“黑黑”一无所获。
食槽被舔得精光，老母猪也饿得直哼哼。
人粪也难找……
小狗们在叫，在哭。它们还不会自己觅食。
“黑黑‘”每天拖着疲乏的身子出去，怀着受了打击的心回来，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儿女们的小嘴，儿女们又受了骗似的哭叫……“黑黑”的目光又呆滞了。它大约是后悔了那山野里的欢乐，生活比它设想的要艰难得多。
六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黑黑”仍旧饥肠辘辘地到处奔走着。家家户户都闭了院门。“黑黑”不敢回去领受儿女们的责备，也不忍心再去用干瘪的奶头哄骗它们。它迫击了一只野兔，但没追着。它又追击一只妄图偷鸡的狐狸，仍然只落了个气喘吁吁、浑身酸软。后来，它看见了一只觊觎羊圈的饿狼，自己瘦得已不是人家的对手，便只有嚎叫一阵，狗仗人势的份。狼逃了，“黑黑”走近羊圈。不知是那高尚母性的驱使，还是那原始野性的复活，它受了血肉的吸引，竟一时忘却了作狗的本份，它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这些丰盛的美味。——大概是这样吧，总而言之，我也不知道它施展了怎样的本领，竟然拱开了那布满葛针的柴门，拖走了一只小羊。假若它把小羊就地吃光，再舔净嘴上的血迹，大约谁也不会怀疑这不是狼干的事。但“黑黑”却自以为高明地又把柴门关好，叼着小羊来博儿女的欢心。也许它作好了挨一顿痛打的准备，但它不明白，这罪行已经超过了人们所能容忍的限度。
原罪宿命
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以及我要讲的这些事，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在好几十年前了。我这么说，是因为那时我还太小，如今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到了这种程度：假如我的奶奶还活着，跟我说，“哪儿有这么个人呀，没有”，或者“哪儿来的这些事呀，压根儿就没有过”，那样我就会相信我不曾见过这个人，世上也不曾有过这些事。然而我的奶奶已经去世多年。
因此您对这个故事的真确性，不必过于追究。不妨权当作是曾经进入了他的意识而后又合着他的意识出来的那些东西，我只能认为这就是真确。假如当一个故事来说，这理由也就很充分了。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看也不重要；重要也没办法，我反正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只记得奶奶让我管他叫十叔。那时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差不多在街的正中间有一座小庙叫净土寺，我家住在街的南头，他们家挨近街的北口。他的父亲在那儿开着一爿豆腐房，弄不清什么岁数上死了老婆，请来个帮工叫老谢。老谢来的时候，据说我爸跟我妈还谁都不认识谁呢。
十叔整天整夜躺在豆腐房后面的小屋里。他脖子以下全不能动，从脖子到胸，到腰，一直到脚全都动不了。头也不能转动。就是说除了睁眼闭眼、张嘴闭嘴、呼气吸气之外，他再不能有其它动作。可他活着。他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脖子，你看不出他的身体有多长，你甚至会觉得被子下面并没有身体。你给他把被子盖成什么样就老是什么样，把一个硬币立在被子上，别人不去动就总不会倒。他就这么一年一年地活着。现在让我估算一下的话，他那时总也有十六七岁了，不会再小，否则奶奶不至于让我管他叫十叔，而且他能象大人那样讲很多有趣的故事。正是因为这后一点，我极乐意跟奶奶到豆腐房去，去打豆浆要么去买豆腐。奶奶说我是喝十叔他爸的豆浆长大的。几十年前天天都喝得起牛奶的人家还不多。那时我六岁，正是能记事而又记不清楚事的年龄。
甚至也记不清楚我是不是六岁，单记得比我大四岁的阿夏早就上了小学，她弟弟阿冬比我小一岁和我一样整天在家里玩。阿夏阿冬和我家在一个院子里住。他们家天天都喝得起牛奶可还爱喝豆浆，奶奶和我去打豆浆时，阿夏阿冬的妈妈就让他俩也跟我们一块去，让阿夏提一个小铁桶。阿夏管十叔叫十哥，她说是她爸爸让这么叫的，可见那时十叔的年龄再大也不会比我估计的大很多。阿冬有时随着她姐姐叫十哥，有时又随着我叫十叔。为什么是十叔我也不知道，我记得他连一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没有。
街不宽，虽然长却很直，站在我家院门口一眼就能望到十叔家的豆腐房。午后的街上几乎没人，倘净土寺里没有法事，就能听见豆腐房嗡隆嗡隆的石磨声，听久了，竞觉得是满地困倦的阳光响，仿佛午后的太阳原是会这么响的。磨声一停，拉磨的驴便申冤似地喊一顿，然后磨声又起。直到天要黑时，磨才彻底停了，驴再叫喊一回，疲惫、舒缓，悠悠长长贯过整条苍茫了的小街，在沿途老墙上碰落灰土，是月亮将出的先声。
我和阿冬在院门口的台阶上跳上跳下，消磨我们的童年。净土寺的两个尼姑在南墙下的荫凉里走过，悄无声息仿佛脚并不沾地。我和阿冬就站到门两旁的石台上去，每人握一把“手枪”朝她们瞄准，两个尼姑冲我们笑笑仍不出丁点儿声音，象善良的两条鱼一样游进净土寺去。阿冬的枪是铁皮做的是从商店买来的，可以噼噼啪啪响，我的枪是木头削的而且样子不象真枪。我跟阿冬说：“咱俩换着玩一会儿吧？”他说：“老换老换老换！”我只好变一个法儿说。
我说：“可惜你昨天没听见十叔讲的故事。”
“什么故事？”阿冬说。
“可惜昨天是你家阿姨打的豆浆，你和阿夏都不知道十叔讲了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阿冬说。
我“哼！”一声，看着他的枪。阿冬一点都不笨，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说：“可惜十叔讲的故事我也听过呀，可惜呀。”
我说：“可惜昨天那个你没听过呀，可惜昨天那个故事才叫棒呢，是新的不是老的。”
阿冬闷了一阵，然后问：“是讲什么的？”
“是神话的。”
“什么神话？”
“嘿哟喂！”我说，“那个神话又好听又长。”
阿冬把他的枪掂来倒去，我知道我很快就能玩到它了，但我故意不看它。我说：“才不是你听过的那些呢，才不是讲耗子跳舞的那个呢。”阿冬就把他的枪递给我，说：“换就换。”这样，我就玩着那把铁皮枪开始给阿冬讲那个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会刮风吗？”阿冬摇摇头，“你不知道吧？刮风是老天爷出气儿呢。你知道为什么会刮特别大特别大的风吗？”阿冬又摇摇头。“那是老天爷跑累了喘呢，不信你试试。”我把嘴对着阿冬的脸，呼嗤呼嗤大喘气，吹得他直闭眼。“你看是不是？”阿冬信服地点点头，等着我往下讲。可我已经讲完了，十叔讲了老半天的故事让我这么两句话就讲完了。阿冬问：“完啦？”可我还没玩够那把枪呢，我就说：“没有，还长着呢。”但是十叔讲的那些我都不会讲，老天爷怎么跑哇，跑到了哪儿又跑到了哪儿呀，看见了什么呀，山怎么海怎么云彩怎么树怎么，我都不会讲。“没完你倒是讲啊，”阿冬催我。我就瞎胡编：“你知道为什么会下雨吗？”
“为什么？”我随口说道：“那是老天爷撒尿呢。”不料阿冬却笑起来对此深觉有趣，于是我也很兴奋而且灵感倍增。我又说：“下雪你知道吗？是老天爷拉屎呢。”阿冬使劲笑使劲笑。“打雷呢？打雷你知道吗是老天爷放大屁呢！”“老天爷——放大屁——！”阿冬就喊，笑个没完。“轰隆轰隆，老天爷放屁可真响，是吧阿冬？”
“轰隆——！轰隆——！”我们俩便坐在台阶上齐声喊，“老、天、爷！放、大、屁！轰隆——！轰隆——！老、天……”这时候阿夏跑出来了，站在门槛上听我们喊了一会儿，让我们别胡说八道了。我们反而喊得更响，更高兴了。她就回过头去喊她妈妈和我奶奶：“快来看呀，你们管不管他们俩了呀？！”我和阿冬赶紧闭了嘴，跑回院里去。这时豆腐房那边的磨声停了，驴叹气般地拖长着声音叫，家家都预备吃晚饭了。
阿夏却不回来，一个人在幽暗的门道里轻轻跳舞，转着圈，嘴里低声哼唱，浅颜色的连衣裙忽而展开忽而垂下，一会儿在这儿，广会儿在那儿……
十叔的小屋只有六平米，或者还小，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余下的地方我和阿冬阿夏一去就占满了。但那屋子特别高，比周围的屋子都高好多，所以我说站在我家院门口一眼就能望到。唯一的小玻璃窗高得连阿夏站到床栏上去都够不着，有一回她说她准保能够着，可她站到床栏上使劲够还是差一大截。十叔急得喊她快下来，可别摔坏了腰。
“十叔让你快下来呢，阿夏！”我说。
“十叔叫你快下来呢！”阿冬也说。
“你又叫十叔，”阿夏说阿冬，“爸让咱们叫十哥你怎么老记不住。”
正对着窗户的墙上挂了一面镜子，窗户下又挂一面镜子对着第一面镜子，第一面镜子下再挂了一面镜子对着第二面镜子，这样，两面墙上一共挂了七面镜子，一面比一面矮下来，互相斜对着，跟潜望镜的道理是一样的，屋顶上还有两面镜子，也都斜对着墙上的镜子，这样十叔虽然不能动却可以看见窗外的东西了，无论怎么躺都能看见。是老谢给他想出这法子来的，老谢不识字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潜望镜。阿夏回家把这事讲给她爸爸听。阿夏阿冬的爸爸是大学教授，整天埋头在书案上不是写就是算，这时抬起头来笑笑说：“哦，是吗？老谢没上过学真是可惜了。”
从那些镜子里可以看到：墙头上的一溜野草（墙的这边想必是一条窄巷，偶尔能听见有人从那儿走过），墙那边的一大片灰压压的屋顶和几棵老树，最远处是一座白色的楼房和一块蓝天。再没有别的了。十叔永远看到的就只是这些东西，但那儿有他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
“你们看见树梢都绿了吗？”十叔说。
我说：“看见了，怎么啦？”
阿冬也说：“看见了，怎么啦？”
“阿冬就会跟人学，”阿夏说，“笨死了快。”
“看没看见有一棵还没绿？”十叔说。
“我看见了，怎么啦？”阿冬抢先说，然后看看阿夏。阿夏这时偏不注意他。
十叔说：“那是棵枣树，枣树发芽晚。看那上头有什么？”
阿夏说：“一条儿布吧？是一条破布条儿。”
阿冬也说是一条破布条儿。“我没跟你学，我也看见了！我就是也看见了，干嘛就许你一个人看见呀！”阿冬冲阿夏喊，差点要哭。
“娇气包儿，笨死了，”阿夏说。
阿冬把眼泪咽回去。
“你们都没说对，”十叔说，“是纸条儿。是一个风筝，一个风筝挂在树上挂坏了就剩下那么—绍纸条儿。是昨天下午的事。画得挺讲究的一个大沙燕儿，准把他心疼坏了。”
“谁呀十叔？把谁心疼坏了？”我问。
“他应该到南边空场上放去。”十叔说。
“谁呀？谁应该到南边空场上放去呀！”
“那儿多宽敞，是不是？”十叔说，“就是使劲跑那儿也跑得开，闭上眼跑都保证撞不上什么东西。等风筝升高了你就把它拴在树上，一点儿甭管它它也不会掉下来。拴在一块石头上也行，然后你就坐在石头上，你看着那风筝在天上一动也不动，你就可以随便干点儿别的事了。就是枕着那石头睡一觉也不怕，睡醒了你看见那风筝还在天上。唉，要是我，反正我宁可多走几步路到南边空场上放去。”
“十叔，南边哪儿有空场呀？”我问。
十叔便望着镜子老半天不说话。枣树上那纸条儿飘呀飘的，一会儿也不停。
阿冬说：“十叔你讲个故事吧。”
“你又叫十叔。”阿夏打阿冬屁股一下。
“十哥你讲个别的讲个故事吧。”阿冬说。
十叔出了一口长气，说：“你还要听什么故事呢？”阿冬说听神话的。“好吧神话的，”十叔说，又出一口长气，“知道人有下辈子吗？”
“没有，十哥没有，”阿夏说，“那是迷信。”
“什么是迷信呀？”阿冬问，然后嚷开了：“不不！就讲这个十哥你就讲这个，敢情阿夏她听过了。”
“我给你讲个别的，讲个更好的。”
“不！我就要听这个，阿夏都听过了。”
“你要是捣乱咱们就回家吧。”阿夏说。
阿冬这才不嚷了，说讲一个别的也得是神话的。十叔说行，沉一下，讲：“看见阳台上那个姑娘没有？三层，三层的那个阳台上？”
十叔说的是远处那座白色的楼房。
“是穿红衣服的那个吗？”我说。
十叔闭一下眼，如同旁人点一下头。“每天这时候她都站在那儿往楼下看。从她还没有阳台栏杆高的那会儿，我就天天这时候见她站在那儿。那会儿她是两手抓住栏杆从栏杆的空隙里往下看。
下雨了，她就伸出小手去试试雨的大小，雨大了她就直抹眼泪。她是在等母亲下班回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是？”
“因为过了一会儿就见她高兴地跳，然后蹲在窗台底下藏起来，紧跟着阳台的门开了，母亲就走出来还没来得及放下手里的书包呢。母亲装着在阳台上找她，她就忍不住跳出来大喊一声，喊声又尖又脆连我都听见了。母亲就抱起她来使劲亲她。”
“她大概还没我高吧？”‘阿冬说。
“是，那时候还没有。后来她长得比阳台栏杆高了，她就扒着横栏欠起脚往下看，还是都在每天的这会儿。还是象先前那样，一会儿母亲回来了，已经顾得上先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了，她还是藏在窗台下这时候跳出来，喊声又清又柔，母亲弯下腰来亲她。”
“这有啥意思呀，十哥你讲个神话的吧。”
“少捣乱你，听着！”阿夏说。
“再后来她就长到现在这么高了，比她母亲还高半个头了。她还是天天这时候都在那儿等母亲回来，胳膊肘支在横栏上往下看，两条腿又长又结实。可她还是有点儿孩子气，窗台底下藏不下了就躲在门后头，母亲一回来一走上阳台，她就从后面捂住母亲的眼睛，她不再那么大声喊了，可她的笑声又圆又厚，母亲嗅怪她的声音倒象是男孩子了。”
“这不是神话，根本就不象神话，”阿冬说。
“有一天又是这时候她又在阳台上，一会儿往楼下看看，一会儿来来回回走，拿着一本书可是不看，隔一分钟就对着窗玻璃拢拢头发。她有点儿心神不定，她确实是有点儿心神不定，我应该想到可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然后就见她轻轻跳了一下，我知道她又要跟母亲捉迷藏了，可这一回她好像忘了该躲在哪儿，在阳台上转了好几圈儿还是没找好地方。我算计着母亲上楼的脚步。最，后她还是又躲在了门后头。这时门开了，可出来的不是她母亲，是个我从来没见过的高个儿小伙子。”
“他是谁？”阿夏轻声问。
十叔闭上眼睛不讲了。
“这不是神话，”阿冬说。
我跟阿冬说：“这回没准儿是神话了。”然后我又问十叔：“这个小伙子是王子吧？”
“他是勇敢的王子吧？”阿冬也问。
我说：“是‘白雪公主’里那个王子吧？”
阿冬也说：“是‘灰姑娘’里那个王子吧？”
十叔仍闭着眼，说：“这下我才想起来，一转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是说给自己听。
“这到底是不是神话呀，十哥？”
“就算是吧，”十叔说。
“那后来呢？后来他们怎么啦？”
“后来，白天晚上小伙子都在那儿了。”
“完了？这就完了呀？”阿冬轻叹一声，又对我说：“这不象神话是吧？一点儿都不象。”
“可这是神话。”十叔说。“是。”
我看见十叔用上牙使劲咬自己的下嘴唇，都咬出挺深的牙印来了，都快咬破了。
回家的路上，阿冬还是一股劲念叨：“这根本不是神话，这有什么意思呀。”
“笨死了你，自己听不懂你怨谁。”阿夏说。
阿冬委屈得直要哭。
我问：“阿夏，他们后来到底怎么啦？”
阿夏不吭声，低着头走她的路。
这样看来，十叔当时的年龄就与我估计的有些出入了。细算一下的话，他那时至少该有二十多岁了，甚至可能在三十岁以上。
我跟您说过，我的奶奶已去世多年。一个人早年的历史只好由着他模糊的记忆说了算，便连他自己也没有旁的办法。对您来说，只有我给您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件事本身才是真确的。倘您再把它讲给别人，那时就只有您给别人讲了一个故事——这才是真确的了。历史都不过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由一些人讲给我们大家，我们信那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只好信那是真的，我们情愿觉得因此我们有了根，是因为这感觉让人踏实，让人愉快。
那时奶奶领着我们三个往回家走，小街又是黄昏。走过净土寺，两个尼姑正关山门，朝我们笑笑依旧无声息，笑脸埋没在苍茫里。
我问奶奶：“十叔的病还能治好吗？”
“能。”奶奶说。
阿夏却说不能：“我爸说的，不能。”
阿夏阿冬的爸爸是科学家，光是书就有好几屋子，他说什么，没有人不信。
“你可干万别跟十叔他爸这么说。”奶奶说阿夏。
阿冬说：“我们叫十哥，是不是阿夏？”
阿夏问奶奶：“为什么别说呀？”
“反正你别说，要说你就说能治好。”
“那不是骗人吗？”
“那你就什么都别说，行不？”
“可是为什么呀？”
奶奶说过，十叔他爸从早到晚磨豆腐挣的钱，全给十叔瞧病用了，除去买黄豆和给那匹驴买草料，剩下的钱都送到药铺去了。
奶奶说过，要不他挣的钱再续弦一个也够了，再盖几间大瓦房也够了，再买十匹驴也够了。“奶奶，什么叫续弦呀？”奶奶不理我。
十叔他爸的那匹驴已经老得皮包骨了，只能拉半天磨了，剩下的半天十叔他爸自己推。老谢专管滤豆浆、煮豆浆、点豆腐，永远在蒸腾的热气中忙得顾不上说话。
阿夏阿冬的爸爸说：“十哥的父亲太不懂科学了，科学才不管人的感情呢。”
“你也叫他十哥吗？”阿冬问。
阿夏阿冬的爸爸说：“这么多年了，既然毫无效果，何苦还总把钱往药铺送呢？”
阿夏说：“要不要我去告诉他？”
“告诉什么？”
“十哥的病治不好了呀，干嘛撒谎？”
“我也去！”阿冬说。
阿冬阿夏的爸爸说：“我问过最有名的大夫了，脊髓要是完全断了，简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去告诉他们吧？”阿夏说。
“我也去！”阿冬说着跳下床，往屋外跑。
“回来，阿冬！”他妈妈喊住他。
阿冬阿夏的爸爸说，不应该让十叔这么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得给他想个别的办法活下去。可是，就连阿夏阿冬的爸爸自己也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很少有阿夏阿冬的爸爸也不知道的事。他偶尔闲了，也给我们讲故事，讲月亮之所以亮不过是反射了太阳的光；讲一共有九颗行星围着太阳转，地球不过是其中一颗；讲银河系中的恒星少说也有一千亿颗，而银河系在宇宙中不过象一片叶子长在大树上。“十哥讲过，星星都在跳舞，”阿冬说。他爸爸便笑笑，说：“这说法也不坏，它们确实象在跳舞。”
除去冬天最冷的时候，十叔的小窗不分昼夜总是开着的，为了看清外边的事为了听清外边的声音，成了习惯，他倒也不因此受凉生病。对于十叔，无所谓昼夜，他反正是躺着，什么时候睡着了便是夜，醒了就在镜子里看他的世界，世界还通过那小窗送给他各种声音。他常从梦里大叫几声惊醒，叫声悽长且暴烈，若在深夜便听得人发瘆.
“什么叫哇，奶奶？”“还有谁？又是豆腐房那边儿。”奶奶说，叹一口气。我便知道，此刻十叔又在看那些镜子了。我便也掀起窗帘看天上，我很想看看夜里星星怎么跳舞，可是这夜星星都不动，满天的星星各自悄悄呆在自己的位置上。既便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太阳一上来，十叔也要叫老谢把他的小窗打开一会儿。您能想象，他不能太久地不看到什么不听到什么。您可以想象，他独自在那儿同世界幽会，不知是它们从那儿来了还是他从那儿去了。您想象一道阳光罩住一张木床，在阳光中飞舞的是他的灵魂，在阳光中死去的是他的肉体。待夕阳把远处那座白楼染得凄艳，十叔就盼着我们去听他的故事了。要是我们不去，要是晚上老谢没事了，十叔憋了一整天的故事便讲给老谢一个人听。当然，十叔屋里有一个非常旧非常旧的无线电，可他没法去扭那两个旋钮，要是他爸和老谢都忙着，他不想听的他也得听，所以十叔不怎么爱听它。十叔更乐意自己讲故事。自己想听什么自己讲来听，这有多好。当然，他更盼着我和阿冬阿夏去听。
“十哥你昨天又作恶梦了吧？我妈说你夜里又作恶梦了。”
“阿冬你胡说什么！”阿夏操了他一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简直快笨死了你。”
“我是叫的十哥我没跟人学，”阿冬分辩说。
“都快笨死了你知道吗，还不知道呢！”
“阿夏！”十叔喊。然后他闭了一会儿眼睛，仿佛有个恶梦在他脸上很快地跑了一圈，之后他猛地睁开眼睛问我们：“今天想听什么故事呀？”完全换了一副神情。
“神话的！”阿冬说，“听那个耗子跳舞的。”
“光会听一个，你都快笨死了。”
“嘘——”十叔说，“你们听。”
一个男人轻轻地唱着歌从窗外走过去了，从镜子里看不见他，声音跟牛似的。
“他又去演出了，”十叔自言自语地说。
“演什么？你怎么知道他去演出？”阿夏问。
“一到这时候他就走了，半夜里准回来。你听他的嗓子有多好，是不是？”
“他唱的什么呀？”阿冬问。
“我也听不清，”十叔说，“他总唱这支歌，可我总也听不清这歌里唱的是什么。”
阿夏说：“我倒听清了一句，好像是——‘你可看见了魔王’。”
“他的嗓子真是好，你说呢阿夏？”
“他是谁呀？”
“他就住在那座楼上，四层，从左边数第三个窗口。每天夜里他从这儿过去不一会儿，那个窗口的灯就亮了。”
十叔指的还是那座白色的楼房。从早到晚，那楼房在阳光里变换着颜色，有时是微蓝的，有时是金黄的，这会儿太阳西垂了它是玫瑰色的。楼下几棵大树，枝繁叶茂，绿浪一样缓缓地摇。
“他长的什么样儿？”阿夏问。
十叔想了想，说：“嗯，个子长得真高。”
阿冬说：“有我爸高吗？”
“当然有。他比谁都高，也比谁都魁梧，腿比谁都长肩比谁都宽，欧对了，他是运动员，也是歌唱家也是运动员。”
“那他跑得快吗？”
“当然，当然快，特别快。他跳得也特别高、你说什么，跳起来摸房顶？当然能，这在他算什么呀。你们会打篮球吗？”
“我会！”阿夏说。
“他一跳你猜怎么着？头都碰着篮筐了。”
“十叔你也会打球？”我问。
“可我听说过，那篮筐高极了是吧阿夏？”
“高极了高极了的，”阿夏比划着说，“连我们体育老师使劲跳都够不着篮板呢！”
“都快有天高了吧？”阿冬说。
“可我轻轻一跳，连头都能碰着篮筐。”
“十叔你怎么说你呀？你怎么说‘我’呀？”
“我说我了？没有没有，我哪儿说我了？”
“十哥，我想听个神话的。”阿冬说。
“他又特别聪明，”十叔继续讲，“跟他一般大的人中学还没毕业呢，他都念完大学了。等人家大学毕业了，他早都是科学家了。”
想跟他结婚的人数也数不过来，光是特别漂亮的就数不过来。可他还不想结婚，他想先得到全世界去玩玩，就一个人离开家。他也坐过飞机也坐过轮船，也会开汽车也会骑马。他还是最喜欢骑马，他有一匹好马，浑身火红象一个妖精，跑得又快又通人性，是一个好妖精。
“那只会跳舞的耗子也是好妖精。”阿冬说。
“是，也是。”
“你还说有一只猫和一只狗都是好妖精。你还说有一棵树和一个虫子也都是好妖精。”
“这匹马也是。不管到哪儿它都不会迷路。高兴了我就和它一起跑，累了就骑一会儿。”
“十叔你又说‘我’了，你说‘高兴了我就’，你说了。”
“欧是吗，我说错了。”十叔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讲到哪儿了？欧对了，他就这么绕世界玩了一个痛快。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风的故事吗？他就象风一样到处跑到处玩儿，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一会儿在深山里，一会儿在大道上。江河湖海他也都见了。
当然，当然会划船，再说他也会游泳、多深多急的河里他也敢游。
废话，淹死了还算什么，他能在海里游二天三夜也不上岸，他能一口气在水里憋好几分钟也不露出头来。当然是真的，不是真的我还给你们讲什么劲儿？他也到大森林里去过，十天半个月都走不出来的大森林，都是十好几丈高的大树，一棵挨一棵一棵挨一棵。不累，他从来不知道累，更不知道什么叫生病。他哪儿都去过，哪儿都去过什么都看见过。告诉你阿夏，他的腿比你的腰还粗一倍呢，你想想。“
阿夏问：“他去过非洲吗？”
“怎么没去过？”十叔说，“那儿有沙漠有狮子，对不对？当然得去。他还有一杆枪，他的枪法没问题，一枪撂倒一头狮子，要不一头狗熊，这对他根本不算一回事。”
“十哥，我也有一杆枪！”阿冬说。
“哈，你那枪！”十叔笑起来，“阿夏，要是我我没准儿把阿冬也带上。夜里就住山洞，阿冬你敢吗？用火烤熊肉吃你敢吗？狼和猫头鹰成宿地在山洞外头叫，你敢吗阿冬？”
“阿冬这会儿就快吓死了。”阿夏笑着。
“还说什么你那枪！”十叔也笑着。
阿夏又问：“十哥，那他去过南极洲吗？见过企鹅吗？”
“什么你说？什么鹅？”
“怎么你连企鹅都不知道哇？”
十叔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那个恶梦好像在别处跑了一圈这会儿又回来了。
“企鹅是世界上最不怕冷的动物，”阿夏还在说，“南极洲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是冰天雪地。”
“那有什么，”十叔低声自语，“只要他想去他就能去。”
“那他去过美洲吗？还有欧洲？”
“他想去他就能去。”十叔又闭上眼睛。
“还有澳洲呢？他去过吗？”
“只要他想去，阿夏我说过了，他就能去。别拿你刚学的那点儿玩艺儿来考我。”
“十叔，他去过天上吗？”我问。
“十叔，我爱听星星跳舞的那个故事。”
“阿冬你又叫十叔，你少跟人学行不行！”
这当儿十叔一直闭着眼，紧咬着下嘴唇。
阿夏看看阿冬和我，愣了一会儿，趴到十叔耳边说：“十哥你生气啦？我没想考你。”
十叔松开牙但仍闭着眼，出一口长气有点颤抖：“没有，阿夏，我不是生你的气。我不是生别人的气。我凭什么生别人的气呢？别人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在这儿。”
十叔虽这么说，可我觉得他还是生了谁的气了。他一使劲咬下嘴唇而且好半天好半天闭着眼睛，就准是生谁的气了，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生谁的气。太阳又快回去了，十叔的小屋里渐渐幽暗。在墙上，你几乎分不清哪是窗口哪是镜子了，都象是一个洞口一条通道，自古便寂寞着呆在那儿，从一座无人知晓的洞穴往旷远的世界去。那儿还有一块发亮的天空，那座楼变成淡紫色，朦朦胧胧飘忽不定。阿夏轻声说：“咱们该走了。”“不，十哥还没讲神话的呢！”阿冬不肯走。磨房里的驴便亮开嗓门叫起来，磨声停了。然后那驴准是跟了老谢踱到街上，叫声在古老的黄昏里飘来荡去，随着晚风让人松爽，又伴了暮色使人凄惶。净土寺那边再传来作法事的钟鼓声。
十叔好像睡着了。
阿夏拉起阿冬和我，让我们不要出声，轻一点儿轻一点儿，悄悄的，往外走。
“别走阿夏，我答应了阿冬，我得给他讲一个神话的。”十叔睁开眼，象是才睡醒。
我们等着。连阿冬都大气不出。很久。
“有一天夜里，满天的星星又在跳舞。我这么看着他们已经看了好几十年，一天都没误过。就是阴天，我也能知道哪片云彩后面是哪颗星星。这天夜里，星星上的神仙到底被感动了，就从这窗口里进来，问我，要是他把我的病治好，我怎么谢谢他。”
“十哥这是迷信，”阿夏说，“你的病治不好了。你的病要是治不好了呢？”
“你的性子真急阿夏，我还没说完呢。我的病治不好了这我不比谁知道？所以我说我讲的是个神话。”
“让我告诉你爸去吗？”阿冬说。
“欧可别，阿冬你千万可别。”十叔说。
“干嘛撒谎？”阿冬学着阿夏的语气。
“这你们还不懂，你们还小。一个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
暗夜在窗外展开，又涌进屋里，那些镜子中亮出几点灯光，或者竟是星星也说不定。净土寺那边的钟声鼓声诵经声，缈缈缥缥时抑时扬，看看象要倦下去却不知怎样一下又高起来。
十叔苦笑道：“要是神仙把我的病治好，我爸说要给他修一座比净土寺还大的庙呢。”
“十叔你呢？你怎么谢他？”
“我？我就把他杀了。他要是能治这病，他干嘛让我这么过了几十年他才来？他要是治不了他了嘛不让我死？阿冬，他是个坏神仙，要不就是神仙都象他一样坏。”十叔的语气极其平静，象在讲一个无关痛痒的故事。
“你也信一个神话吗，十哥？”
“阿夏，平时你可不笨。”十叔说，“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话，就不会再对什么信以为真了；可你活着你就得信一个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过是一个神话。”
“那是什么呀？”
“谁知道。”黑暗中十叔望着那些镜子。
我们去问阿夏阿冬的爸爸，他摇头沉吟半晌，最后说，一定得想个办法，让十叔能做一点有实际价值的事才行。
“什么是实际价值？”
“就是对人有用的。”
“什么是有用的？”
“阿冬！别总这么一点儿脑子也不用。”
可结果我们还是给十叔想不出办法来。他要是象阿夏阿冬的爸爸那么有学问也好办，可他没有，没有就是没有甭管为什么，也甭说什么“要是”。但从那以后阿冬阿夏的爸爸不让他们去十叔那儿听故事了，说那都是违反科学的对孩子没好处。阿冬阿夏的爸爸便尽量抽出些时间来，给我们讲故事，讲太阳是一个大火球，热极了热极了有几千几万度；讲地球原来也是个火球，是从太阳身上甩出来的后来慢慢变凉了；讲早晚有一天太阳也要变凉的，就象一块煤，总有烧乏了的时候。阿夏说：“那可怎么办呀？”她爸爸说：“放心，那还早着呢。”阿夏说：“早晚得烧完，那时候怎么办呢？粮食还怎么长呀？”她爸爸笑笑说：“那时候还有地球吗？地球在这之前就毁灭了。”阿夏说：“那可怎么办？”她爸爸说：“那时候人类的科学早就特别发达了，早就找到另外的星球另外的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了。”阿夏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阿冬问：“要是找不着呢？”阿冬阿夏的爸爸说：“会找着的，我相信会找着的。”
我还是能经常到十叔那儿去。奶奶不在乎什么科学不科学，她说谁到了十叔那份儿上谁又能怎么着呢？死又不能死。
这一来我反倒经常可以玩到阿冬那把枪了，还有他妈妈给他买的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我只要说，“十叔昨天又讲了一个神话的”，阿冬就会把他所有的玩具都端出来让我挑。对我们来说，阿夏阿冬的爸爸讲的和十叔讲的，都一样都是故事，我们都爱听。
我问阿冬：“你还记得十叔家窗户外的那座白楼吗？”阿冬一点也不笨，阿冬说：“你想玩儿什么你就玩儿吧，这些玩具是咱们俩的。”我说：“你还记得那座楼房旁边有好几棵大树吗？上头老有好些乌鸦的？”阿冬说：“我记得，十哥说它们都是好妖精。”我说：“十叔说它们没有发愁的事跟咱俩一样，一早起来就那么高兴，晚上回来还是那么高兴。”阿冬说：“那些乌鸦，啊——啊——啊——的老叫是不是？”我说：“你还记得楼顶上老落着一群鸽子吗？”
“那也是一群好妖精，十哥说过。十叔说它们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它们要是烦心了就吹着哨儿飞一圈，它们能飞好远好远好远也不丢。”十叔的故事都离不开那座楼房，它坐落在天地之间，仿佛一方白色的幻影，风中它清纯而悠闲，雨里它迷蒙又宁静，早晨乒乒乓乓的充满生气，傍晚默默地独享哀愁，夏天阴云密布时它象一座小岛，秋日天空碧透它便如一片流云。它有那么多窗口，有多少个窗口便有多少个故事。一个碎了好几块玻璃的窗口里，只住着一个中年男子，总不见女人也不见孩子，十叔说他当初有女人也有孩子，偏他那时太贪杯太恋着酒了，女人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十叔说：“不过他的女人就快回来了，女人一直在等着他，现在知道他把酒戒了。”我说：“要是她还不知道呢？”十叔说：“那就去找她，要是我我就把酒戒了去找她。”我问：“她在哪儿呀？”十叔想了一会儿，说：“也许，就在那一大片屋顶中的哪一个屋顶下。”……另一个窗口里，有一对老人。老两口整日对坐窗前，各读各的书或者各写各的文章，很久，都累了，便再续一壶茶来，活动活动筋骨互相慢慢地谈笑。十叔说他们的儿女都是有出息的儿女，都在外面做着大事呢。十叔说：“他们的儿子是个音乐家。”我说：“你怎么知道？”十叔说：“他们的儿媳妇是个画家。”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十叔说：“他们的女儿是个大夫，女婿是个工程师。”我问：“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呀？”十叔便久久地发愣……
还有个窗口里住着个黑漆漆的壮小伙子，一到晚上就在那儿做木工活。十叔说他就快结婚了，未婚妻准是个美人儿。我问：“怎么准是呢？”十叔闭一下眼睛如同旁人点一下头，说：“准是。”表情语气都不容怀疑。……还有一个窗口白天也挂着窗帘，十叔说那家的女人正坐月子呢，生了一对双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十叔说：“当爹的本想要个闺女，当妈的原想要个儿子，爷爷呢，想要孙子，奶奶想要孙女，这一下全有了。”……还有一个摆满了鲜花的窗口，那儿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大。十叔说她都快一百岁了，身体还那么硬朗，什么事都不用别人干。那些花都是她自己养的，几十种月季几十种菊花，还有牡丹、海棠、兰花，什么都有，天天都有花开，满满几屋子都是花都是花的香味儿。十叔说：“她侍弄那些花高高兴兴的一辈子，有一天觉得有点儿累了，想坐在花丛里歇一会儿，刚坐下，怎么都不怎么就过去了。”我问：“过哪儿去了？”十叔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说：“到天上去了吧？”
我说我知道了，这是个神话。十叔笑一笑，叹一口气又闭上眼睛。
白色的楼房，朝朝暮暮都在十叔的镜子里，对十叔的故事无知无觉。那些窗口里的人呢，各自度着自己的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曾想到世上还有十叔这么个人。
阿冬阿夏终于耐不住了，有一天我们又一起到十叔的小屋去。我们进去的时候，正好听见那个男人又唱着歌从窗外走过。
阿夏说：“十哥我又听清一句了！他唱的是，‘你可看见了魔王？他头戴王冠，露出尾巴’。”
“谁呀？阿夏，他是谁呀？”阿冬问。
“阿冬你这么笨可怎么办！就是那个又高又大全世界哪儿都去过的人。这都记不住。”
阿冬说：“十哥，我好些天没来我真想你。”
“阿冬就会甜言蜜语。”阿夏撇一下嘴。
“我就是想了，我没骗人我就是想了。”
“怎么想的你？”
“我，我想听个神话的。”
只有十叔没笑，他说：“我正要给你们讲件怪事呢，我发现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十哥我爱听奇怪的事，我爱听神话的。”
“你们看最顶层尽左边那个窗口。”十叔指的还是那座白楼。
“那儿总也不亮灯，晚上也从来不亮灯，真是怪了。”
“大概那儿没人住吧？”阿夏说。
“可你们看那窗帘，多漂亮是不是？窗台上还放着两个苹果呢。
看见墙上那个大挂钟没有？钟摆还来回动呢。“
太阳这时正照在那面墙上，好大好大的一只挂钟，钟摆左一下右一下，闪着金光。
“也许晚上没人在那儿住吧？”
“我原来也这么想，”十叔说，“可是有天晚上月亮正好照进那个窗口，我看见那儿有人。我明明看见有一个人，一会儿坐在窗前，一会儿在屋里走动，可就是不开灯。这下我才开始注意那儿了，原来每天夜里都有人，我看见他点火儿抽烟了，我看见烟头儿的红光在屋里走来走去，可他在那黑屋子里就是不开灯，从来都不开。”
阿冬说：“十哥，我有点儿害怕。”
“胆小鬼，又笨胆儿又小，”阿夏说。
那座楼房这会儿是枯黄色的。楼顶上的鸽子探头探脑地蹲在檐边，排成行。乌鸦还没回来，老树都安静着。
“我们去那楼里看看吧，”阿夏说。
阿冬说：“我不想去。”
“你不想去因为你是个胆小鬼！十哥，我们到那楼里去看看吧？
我们还从来没到那楼里去过呢。“
十叔说：“我早就想到那儿去看看了，可是阿夏，我怎么去呢？”
“要是有一辆车就行了，我们推你去。”
“我早就想去了，可是不行阿夏，我想过多少遍了，那么高我可怎么上去呀？”
“让老谢抱你上去，我们再把车抬上去。”
“阿夏你要是去，我就告诉爸爸。”
“胆小鬼，你敢！”
我记得是老谢给十叔做了一辆小车，不过是钉了个大木箱又装上四个小轱辘，十叔躺在里头，我们推着他到那座白色的楼房去。小车轱辘“叽哩嘎啦叽哩嘎啦”地响，十叔的身体短得就象个孩子，轻得就象个孩子。老谢跟在我们身后走，什么话也不说。
奇怪的是，我们在那些七拐八弯的小胡同里转了很久，也没能接近那座白楼，我们总能看到它却怎么也找不着通到那儿去的路。阿冬不停地说，咱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阿夏便骂他是胆小鬼，仍然推着车往前走。阿冬紧拽着阿夏的衣襟不松手。残阳掉在了一家屋顶上，轻轻的并不碰响什么，凄艳如将熄的炭火，把那座楼房染呈暗红色了。我们推着十叔再往西走了一阵，又往北走，那楼房象也会走似的，仍然离我们那么远。阿夏问老谢：“到底该怎么走呀？”老谢说他没去过他不知道，说：“问你十哥，他要去他想必知道。”十叔让我们再往东走。乌鸦都飞回来，在老树上吵闹不休。暮霭炊烟在层层叠叠的屋顶上，在纵横无序的小巷里，摇摇荡荡。看看那座楼象是离我们近了，大家欢喜一回紧走一阵，可是忽然路到了尽头，又拐向南去，再走时便离那楼愈远了。阿冬还是不住地说，回去吧，阿夏咱们回去吧。阿夏说：“要回你自己回去！”阿冬只好念念叨叨再跟了走，不断回头去望。
离家已是那么遥远了，仿佛家在千里之外。天便更暗下来，四周模糊不清，那座楼由青紫色变成灰黑。“老谢，到底怎么走才对呀？”
“问你十哥，他要来他就应该知道。”老谢还是这么说。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走，总还是那些整齐或歪斜的屋顶、整齐或歪斜的高墙、整齐或歪斜的无数路口，总是能看到那座楼也总还是离它那么远。
天黑透下去，乌鸦藏进老树都不出声。阿冬说：“阿夏咱们别走了，一会儿该迷路了。”阿夏没好气地说：“我们已经迷路了，我们回不去家了！”阿冬愣一下，懵了，转身就跑，看看不对又往回跑，然后站住，“哇”地一声哭出来。十叔忙哄他：“阿冬别伯，阿夏吓唬你玩儿呢。”阿冬才慌慌地住了哭声，紧跑到阿夏身边抱住阿夏，抽噎着再不敢动。阿夏把他搂在怀里。
这时候传来一阵歌声，低沉浑厚得象牛一样：“……啊父亲，你听见没有，那魔王低声对我说什么？你别怕，我的儿子你别怕，那是寒风吹动枯叶在响……”
“十哥，是他！”阿夏说，“是那个人。”
“欧！他在哪儿？”十叔说。
从一个巷口拐出一个人来，他手里拎根竹竿探路，边走边轻声唱。走近了，我们听得更清楚了：“……啊父亲，你看见了吗？
魔王的女儿在黑暗里。儿子、儿子，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些黑色的老柳树……“他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也看清他的模样了，他长得又矮又小又瘦，而且他手里拎了根竹竿探路。他大概觉出有几个人在屏住呼吸看他，便朝我们笑笑点一点头，不说什么，一心唱他的歌一心走他的路去。
阿夏对十叔说：“咱们问问他，往那个楼去怎么走吧？”
十叔不吭声。
“十哥，你不是说他就住在那座楼上吗？他能知道到那儿去怎么走。”
“不。”十叔说。
“他不是住在四层左边第三个窗口吗？”
“不，那不是他。”十叔说，“他不是那个人，他不是！那个人不是他，不是……”
在黑得看不见的地方，仍传来那个人的歌声：“……啊父亲，啊父亲，魔王已抓住我，它使我痛苦不能呼吸……”渐行渐远，渐归沉寂。
渐归沉寂，我们还在那儿坐着。
我们还在那儿坐了很久。满天的星星都出来，闪闪烁烁闪闪烁烁，或许就是十叔说的在跳舞吧。净土寺里这夜又有法事，钟声鼓声诵经声满天满地传扬，噌噌吰吰伴那星星的舞步。那座楼房仿佛融化在夜空里隐没在夜空里了，唯点点灯光证明它的存在，依然离我们那么远。
“老谢，咱们还去吗？”
“问你十哥，他应该知道了。”
十叔的眼睛里都是星光。
阿冬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不住地说，十哥咱们回家吧，咱们回家吧十哥。
十叔说：“回家，阿冬咱们回家，我以前给你们讲的都是别人的神话。”
我们便往回家走。阿夏背着阿冬，告诉阿冬别睡，睡着了可要着凉，“马上就到家了，快醒醒阿冬。”声音无比温柔。老谢背着我，又推着十叔。我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的了，很可能我在路上也睡着了。
我说过，我不保证我讲的这些事都是真的。如果我现在可以找到阿冬阿夏，我就能知道这些事是不是真了，可我找不到他们。
好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阿冬阿夏现在在哪儿。我看这不影响我把这个故事讲完。您要是听烦了您随时都可以离开，我不会觉得这是对我的轻蔑——请原谅，这话我该早说的。人有权利不去听自己不喜欢的故事，因为，人最重要的一个长处，就是能为自己讲一个使自己踏实使自己偷快的故事。
那夜归来，十叔病了。第二天我和阿冬阿夏去看他，他那小屋的门关得严严的。耳朵贴在门上听听，屋里静得就象没人。“十哥，十哥！”“十叔！”叫也没人应。我们正要推门进去，老谢来了，说十叔病了正睡呢，叫我们明天再来。这样有好多天，每次去老谢都说十叔正又睡呢：“他刚吃了药，正睡呢。”“他什么时候醒啊？”
“你们看这门什么时候开了，他就醒了。”
也不知又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天那门开了，我和阿冬阿夏跳着跑进去。阿冬喊：“十哥：这么多天没见你我可真想你。”阿夏撇一下嘴。阿冬说：“我没甜言蜜语！我也想听神话的我也想十哥了。”
小屋里稍稍变了样子，所有的镜子都摘了下来，都扣着摞在墙旮旯。十叔平躺在床上，头垫高起来，胸上放一只小碗，嘴上叼一根竹管，竹管如铅笔一般长短一般粗细。见我们来了他冲我们笑笑，笑得很平淡。然后，他上嘴唇压过下嘴唇把竹管插进碗里，再下嘴唇压过上嘴唇把竹管抬起来，轻轻吹出一个泡泡。泡泡颤几下脱离开竹管，便飘飘摇摇升起来，晃悠悠飞出窗口去，在太阳里闪着七色光芒。
“我能吹一个非常大的，”十叔说。
他果然吹出了一个挺大的。
“这不算，”十叔说，“这不算大的。”
他又吹出了一个更大的。
“我也会，”阿冬说，“让我吹一个行吗？”
“少讨厌你，阿冬！”阿夏把阿冬拉在怀里。
十叔说：“我得吹一个比磨盘还大的，那才行呢。”
“你能吹那么大的吗？”
“我要能吹一个比这窗户还大的就好了。”
“怎么就好了呀，十叔？”
“下辈子就好了。”
“十哥，那是迷信。”阿夏说。
十叔不理会阿夏的话，专心地吹了一个泡泡又吹一个泡泡，吹了一个又一个。
“嘿，快看这个！大不大？”十叔兴奋地喊。
满屋里飞着大大小小七彩闪耀的泡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轻盈飘逸，不断有破碎的，十叔又吹出新的来。我和阿冬满屋里追逐它们，又喊又笑又蹦又跳。十叔吹得又专心又兴奋。
“都太小了，”十叔说：“我要能一连吹出一百个象刚才那个那么大的，就好了。”
“什么就好了，十哥？”
“象我这样的病就都能治好啦。”
“这也是迷信，十哥，这也是。”阿夏说。
“明天我让老谢给我找一根再粗一点儿的竹管来。”十叔说，“那才能吹出更大的来呢。也许我能一连气儿吹出一万个来呢。”
“吹那么多呀！”阿冬说，高兴得不得了。“吹一万一万一万一万个，是吧十哥？”
“那就没人得病了，就没病了。”
“十哥，我觉得这还是迷信。”阿夏说。
“这不是迷信，阿夏你说这怎么是迷信？”
阿夏怔怔的，回答不出来。
泡泡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飞得满屋，飞出窗口，飞得满天。十叔说：“阿夏你看哪，飞得多漂亮！”
阿夏回家又去问她爸爸，什么是迷信？她爸爸说：“盲目，盲目地相信一件事。”
阿冬问：“什么是盲目？”
“就是没有科学根据。”
“什么是科学根据？”
“好啦阿冬，你这脑子又动得太多了，这你还不懂。还是我来多给你们讲些故事吧。我以后一有时间就给你们讲些科学的故事，好吗？”
阿夏阿冬的爸爸又给我们讲月亮、讲太阳、讲银河讲宇宙、讲一光年是多远；讲宇宙一直在膨胀一直都在膨胀，讲所有的天体都离开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讲总有一天宇宙也要老的，要走完生命的旅程，要毁灭。
“那可怎么办？那我们到哪儿去？”阿夏问。
“那时候人类的科学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人早就又找到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了。”
“要是找不着呢？”阿冬问。
“会找着的，我相信会找着的。”
“为什么会找着？”
“我想会的。”
宿命
1
现在谈谈我自己的事，谈谈我因为晚了一秒钟或没能再晚一秒钟，也可以说是早了一秒钟却偏又没能再早一秒钟，以至终身截瘫这件事。就那一秒钟之前的我判断，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该有一个远为美好的前途。截至那一秒钟之前，约略十三人十八人次主动给我提过亲，其中十一回附有姑娘的照片，十一回都很漂亮，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说明问题。但我当时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我志向远大，我说不，我现在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提亲的人们不无遗憾，说，莫非（莫非是我的姓名），莫非我们倒要看你找个什么样的天仙。然后那一秒钟来了。然后那一秒钟过去了，我原本很健壮的两条腿彻头彻尾成了两件摆设，并且日渐削瘦为两件非常难看的摆设，这意味着倒霉和残酷看中了一个叫莫非的人，以及他今后的日子。我像孩子那样哭了几年，万般无奈沦为以写小说为生的人。
曾有一位女记者问我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我想了又想说，走投无路沦落至此。女记者笑得动人：您真谦虚。总之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说您真谦虚。
2
实际无关谦虚。
说不定，牵涉十叔的那些懵里懵懂似有若无的记忆，原是我童年时的一个预感。据说孩子的眼睛可以洞察许多神秘事物，大了倒失去这本领。自然这不重要。要紧的是我的腿不能动了随之也没了知觉，这不是懵里懵懂似有若无的记忆，这一回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看样子只要我活下去，这一事实就不会不是个事实。
我以前从不骂人，现在我想世上一切骂人的话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说明是必要的。是必要的，而且有时还是必然的结论。
3
不过是一秒钟的变故，现在说它已无多少趣味。是个夏夜，有云，天上月淡星稀，路上行人已然寥落，偶有粪车走过将大粪的浓郁与夜露的清芬凝于一处，其味不俗。我骑车在回家的路上，心里痛快便油然吹响着口哨，吹的是《货郎与小姐》中货郎那最有名的咏叹调。我刚刚看完这出歌剧。我确实感觉自己运气不坏。我即将出国留学，我的心思便是在这上头，在地球的另一面，当然并不限于哪一面，地球很大。我的腰包里已凑齐了护照、签证、机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件，一年又十一个月艰苦奋斗之所得。
腰包牢牢系在裤腰带上，除非被人脱了裤子去这腰包是绝不可能丢的，这腰包的设计者今生来世均当有好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气温渐渐降下来，且有了一丝爽风。沿途的楼房里有人在高声骂娘又有人轻轻弹奏肖邦的练习曲，外地小贩便于路旁的暗影中撒开行李，豪爽地打响一串哈欠有如更夫的钟鼓。平凡的一个夏夜。
我吹着口哨。地球是很大，我想在假期里去看看科罗拉多河的大峡谷，在另一个假期里去看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平时多挣些钱且生活尽可能地简朴，说不定还可以去埃及看看胡夫大金字塔去威尼斯看看圣马可大教堂，还有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伦敦塔日本的富土山坦桑尼亚的塞卢斯野生动物保护区等等，都看看，都去看一看，机会难得。我精力充沛我的身体结实如一头骆驼，去撒哈拉大沙漠走一遭也吃得消，再去乞力马扎罗山下露营，我不打狮子，那些可爱的狮子。我吹着口哨，我吹得不很好，但那曲子写得感人。我不是个禁欲主义者。莫非不是个禁欲主义者，他势必会有个妻子。她很漂亮很善良，很聪明，很健康很浪漫很豁达，很温柔而且很爱我，私下里她不费思索单凭天赋便想出无数奇妙的爱称来呼唤我，我便把世间其它事物都看得轻于鸿毛，相比之下在这方面我或许显得略笨，我光会说亲爱的亲爱的我最亲爱的，惹得她动了气给我一记最最亲爱的小耳光。真正的男人应该有机会享受一下软弱。不过事后他并不觉得英雄因此志短，恰恰相反，他将更出类拔萃，令他的妻子骄傲终生！凉爽的夏夜使人动情，使人赞美万物浮想纷纭，在那一秒钟之前有理由说莫非不是在梦想。我骑在车上，吹响一路货郎的那段咏唱。我盘算以四年时间拿下博士学位，然后回来为祖国效力。我不会乐不思蜀，莫非不是那种人，天地良心，知道我出去学什么吗？学教育，祖国的教育亟待改革迫切需要人材。莫非不是没能力去学天体物理抑或生物遗传工程，但莫非有志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那一秒钟之前我一直在一所中学里任教。我骑车拐上一条稍窄的街，那是我回家的必由之路，路面上树影婆娑，以后会证明这树影婆娑可与千刀万剐媲美。我依然吹着口哨。我是一个无罪的人。我想四年之后我回来，那时我就可以要一个儿子（当然在这之前需要结婚），抑或是一个女儿，设若那时政策允许也可以是一个儿子又一个女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完全不在考虑之列，我看男女应该平等，惟愿儿子像我女儿象母亲，惟望这一点万勿颠倒了。这样想不对吗？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错。我是个无罪的人，在那个夏夜以及那个夏夜之前我都是一个无罪的人。无罪，至少是这样。
我吹着《货郎与小姐》中最著名的唱段，骑车朝那万恶的一秒钟挺进。与此同时有一位我注定将要结识的年轻司机，也正朝这一秒钟匆忙赶来。
4
照理说，那不是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夏夜，如果不是有人在马路上丢了一只茄子的话。我吹着口哨吹着货郎的唱段，我的前车轮于是轧到那只茄子，事后知道那茄子很大很光又很挺实，茄子把我的车轮猛扭向左，我便顺势摔出二至三米远，摔进那一秒钟内应该发生的事里去了。只听一声尖厉的急煞车响，我的好运气就此告罄，本文迄今所说的那些好事全成废话，全成了废话一堆，成了一个永久的梦例。
否则也就无事，问题出在它不把你撞死而仅仅把你的腰椎骨截然撞断。以往的一切便烟消云散烟消云散，烟消云散之后世界转过身去把它毫无人味的脊梁给你看，我是说给我看，给莫非。
5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想起一只电动玩具母鸡，在沙地上煞有介事地跑，碰上个石子颠了个跟头翻了个滚儿，依然煞有介事地往前跑，可方向与当初满拧（有可能是前翻一周半加转体一百八十度）。我见人玩过那样一只电动玩具母鸡，隔一会儿下一个假蛋。
6
我躺在马路中央，想翻身爬起来可是没办到。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年轻司机跑过来问我，您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奇怪好像我得歇一会儿了。司机便把我送到医院。
我说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好？我很快就要出国没有很多时间可耽误！大夫和护士们沉默不语，我想他们可能没弄懂我的意思。他们把我剥光了送上手术台，我说请把我裤腰带上那个腰包照看好，我还把机票的有效日期告诉了他们。一个女护士说哎呀呀都什么时候了。我心想时间是不早了，我说是不早了不过我这是急诊。女护士一动不动看了我有半分钟。这下我明白了，他们一时还不可能了解我，不了解我多年来的志向和脚踏实地的奋斗历程，也不了解那一年又十一个月的奔波和心血，因而不了解那腰包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鼓励大夫，您大胆干吧不要发抖，我莫非要是哼一声就不算是我。大夫握了握我的手说，我希望您从今天起尤其要时时保持这种勇气。我当时没听懂他这话中的潜台词。
7
事实真相不久便清楚了：我已经被种在了病床上，像一棵“死不了儿”被种在花盆里那样。对那棵“死不了儿”来说世界将永远是一只花盆、一个墙角、一线天空，直至死得了为止。我比它强些。莫非比它强些。“莫非我们倒要看你找一个什么样的天仙”——那样一个莫非，将比“死不了儿”强些。我于是仰天嚎陶大放悲音，闻其声恰似回到了自由自在的童年，观其状惟妙惟肖一个大傻瓜。我有个姐姐，她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紧紧把我搂住像小时候那样叫着我的小名儿，你别着急你别担心，你别这样别这样，无论如何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你别哭你别闹，蚂蚱飞了，不就是蚂蚱飞了吗姐姐明天再给你逮一只来）。但这一次不是童年，蚂蚱也没飞，根本没有什么蚂蚱。飞了的是一条很好很好的脊髓。我把姐姐搡开，把我的手从她冰凉的手里掰出来，走！走开！所有的人都给我出去！！姐姐再度将我抱住，她的劲儿一时大得出奇。我看了一眼太阳，太阳还是原来的太阳，天呢？也还是在地上头。母亲没来，还没敢让母亲知道。父亲象个不会说话的瘦高的影子，无声地出去，又无声地回来，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放在桌上；又无声地出去无声地回来，买了更多更好吃的东西放在我的床边。我吼一声，父亲激愣一下惊得闪开，我把花瓶打进痰桶，把茶杯摔进便盆，手表砸扁扔进纸篓，其余够得着的东西横扫遍地然后开始骂人，双手垫在脑后，看定了天花板，尽情尽意尽我所知的脏话向世界公布数遍，涕泪纵横直到天昏地暗时，然后累了，心如千年朽木糟成一团。偷偷在自己的大腿上掐一把，全无知觉，慌得紧把手缩回深恐是调戏了别人。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了呢？漫长的寂静中，鸽子在窗外咕咕咕地嘶鸣，空旷、虚幻，天地也似无依无着。
到底是怎么了呢？无人肯告与莫非。
8
警察向我说明出事的情况。那个年轻司机没什么错儿，您那么突如其来地蹿向马路中央是任何人所料不及的。司机没有超速行驶，没喝酒，煞车很灵也很及时，如果他再晚一秒钟踩煞车，警察说恕我直言，您就没命了。我说谢谢。警察说那倒不用，我们来向您说明情况是我们的工作。我说请问我有什么错儿没有？姐姐说你有话好好说。警察说，您也没什么错儿，您在慢行道内骑车并且是在马路右边，您是个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公民，可谁骑车也不见得总能注意到一只茄子，而且那条路上光线较暗。我说，树影婆娑。什么您说？是的树影颇多，从出事现场看您决不是有意去轧那个茄子的。我说，废话！姐姐说，莫非！警察叹口气，可您摔出去得太巧了，要是再早一秒钟的话，汽车就不至于碰到您。大夫也这么说过，太巧了，刚好把脊髓撞断，其它部位均未伤及。照您说这是我的错儿？警察说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路上光线较暗，注意不到一只茄子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底是谁的错儿？姐姐说，莫非——！我说，姐，难道我不能问这到底是谁的错儿吗？警察说，莫非同志你可以要求一点经济赔偿。滚他妈的经济赔偿，我眼下只缺一条完整的脊髓！莫非同志您这是无理要求，并且请您注意您对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的态度。我说既然如此，您有义务向我说明这到底是谁的错儿。茄子，警察说，如果您认为这样问很有意义的话，那么，茄子，您干吗不早不晚偏在那一秒钟去惹它？
9
日子便这样过去。每天所见无非窗外的旭日到夕阳。腰包里的文件犹在，默默然一部古书似的记载了无数动人的传说。
人类确凿不能将人类被撞断的脊髓接活，日子便这样过去。医学院的实习生们常来围了我，主治大夫便告诉他们为什么我是一个典型的截瘫病例：看看，上身多么魁伟，下身整个在萎缩。
日子便这样过去，消化系统竟惊人的好，毫不含糊地纳入各种很香的东西，待其出来时都变作统一的臭物。日子便这样过去。
向日葵收获了，夜来香的种子落在地上，随风埋进土里。天上悬了几日风筝，悬了几日，又纷纷不见了踪影。雪无声飘落。孩子们便嚷着在雪地上飞跑，啃着热气腾腾的烤白薯。我说哎，烤白薯！我是说世界并没有变，烤白薯仍旧还是烤白薯。父亲瘦高的身影却应声蹒跚于雪地上，向那卖烤白薯的炉前去……
日子便这样过去了又过去。苍天在上，莫非过上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冤枉的。哭一回想一回，想一回哭一回，看来那警察的最后一句问话是唯一的可能有道理。
10
渐渐地我想起来了，在离出事地点大约二百米远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熟人。我记起来了，我吹着口哨吹着货郎的咏叹调看见了他，他摇着扇子在便道上走，我说嘿——！他回过头来辨认一下，说欧——！我说干吗去你？他说凉快够了回家睡觉去，到家里坐坐吧？他家就在前面五十米处的一座楼房里。我说不了，明天见吧我不下车了。我们互相挥手致意一下，便各走各的路去。我虽未下车，但在说以上那几句话时我记得我捏了一下闸，没错儿我是捏了一下车闸，捏一下车闸所耽误的时间是多少呢？一至五秒总有了。是的，如果不是在那儿与他耽误了一至五秒，我则会提前一至五秒轧到那只茄子，当然当然，茄子无疑还会把我的车轮扭向左，我也照样还会躺倒在马路中央去，但以后的情况就起了变化，汽车远远地见一个家伙扑向马路中央，无论是谁汽车会不停下么？不会的。汽车停下了。离我仅一寸之遥。这足够了。我现在科罗拉多河大峡谷或在地球的其它地方而不是被种在病床上。不是。绝不是被种在病床上。那样一个莫非。那样一个令人以为要娶一个天仙的莫非。
ll
顺便提一句：至今仍只是十三人十八人次主动给莫非其人提过亲，其中十一回附有姑娘的照片。这三个数字以后再没有增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日之莫非与昨日之莫非断不是同一个莫非了。天地翻覆，换了人间。
我说这些没有其它意思，虽则莫非事实上是无辜的。
话说回来，姑娘们也是无辜的。一个姑娘想过一种自由的浪漫的丰富多彩的总而言之是健全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姑娘的过错。
一对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婿站在别人的女婿面前，更体现出自己晚年的幸福与骄傲，这不是一对父母的过错。依此理而演绎开去，上述三个数字的不再增长，不是媒人的过错，不是朋友们的过错，不是谁的过错。天高地厚，驴比狗大，没错。
12
莫非之不幸，盖自那一至五秒的耽误。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问：是什么造成了莫非在距出事地约二百米处遇见了那个熟人的？
这样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在我遇见那个熟人前三至五分钟时，我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个包子。我饿了，不是馋了当真是饿了，一个人饿了又路经一家小饭馆，吃便是必然的。上帝如果因此而惩罚我，我就没什么要说的了。我走进那家小饭馆，排在六个人后边成为第七个等候买包子的人。我说，包子什么时候熟？第六个人告诉我，您来得是时候，马上就要出笼了，我从上一锅等起已经等了半小时了。我便等了一会儿，心想这么晚了回家去也不再有饭，而我还是九小时以前吃的午饭呢。包子很快出笼了，卖包子的老妇人把包子一个个数进碟子，前六个人有吃四两的有买五斤拿走的。轮到我，老妇人说没了还有一个。我探头在筐萝里搜看，说，厨房里还有？老妇人说没了，就这一个了您要不要？我说还蒸吗？她说明天还蒸，今天到点了。我看看墙上的大表：二十二点半。我就吃了那一个包子。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如果我不是吃了一个包子而是吃了五个包子（我原打算是吃五个包子），按吃一个费时二分钟计，我至少要晚八分钟离开那小饭馆。而我遇到那个熟人时，熟人正往家走且距家只有五十余米，一个正常人走五十余米是绝然用不了八分钟的。我那熟人很正常，这一点由我来担保。这就是说，如果我早些到那小饭馆排在第五或第六位，我必吃五个包子，就不会遇见那个熟人，不会喊他，不跟他说那几句话，不必捏一下车闸，不耽误一至五秒从而不撞断脊髓，今日之莫非就在地球的另一面攻读教育学博士，而不是在这儿，更不是坐在轮椅里。
13
到现在问题已经比较明朗了。请特别注意小饭馆里第六个买包子的人所说的那句话，他说他从上一锅等起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这就是说我若不能提前半小时到达那家小饭馆，则我必排名第七，必吃一个包子，必遇见那个熟人，必耽误一至五秒从而必撞断脊髓，今日之莫非就还是坐在轮椅里。
我们必须相信这是命。为什么？因为歌剧《货郎与小姐》结束的时候，是二十二点整。无论剧场离那家小饭馆有多远，也无论我骑车的速度如何，我都不可能在二十二点半之前半小时到达那家小饭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算术问题。这就是说，在我骑车出发去看歌剧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莫非的前途安排好了。在劫难逃。
14
现在就要看看上帝是用什么方法安排莫非去看那歌剧的了。
我说过我一直在一所中学里任教。出事的那天我本该十八点一刻下班的，历来如此，这儿看不出上帝的作用。下午第四节课是我的物理课，十八点一刻我准时说道：下课！学生们纷纷走出去，我也走出去。我走到院子里找到我的自行车，我准备直接回家，我希望在出国之前能和二老双亲多呆一会儿。这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个学生问我：老师，我能回家了么？我才想起，这个学生是我在上第四节课时罚出教室的。事情是这样的：课上到一半时，这个学生忽然大笑起来，他坐在最后排靠近窗户，平时是个非常老实的学生，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智商不高。我说请你站起来。他站起来。我说请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笑？他低头不语。我说好吧坐下吧注意听讲。他坐下，但还是笑。我说请你再站起来。他又站起来。你到底笑什么？他不说话。我看得出他非常想克制住自己不笑，他用手捂住自己的像象女孩子那样，我一直怀疑他智商偏低。我说你坐下吧不许再笑了。他坐下但仍止不住地笑，课堂秩序便有些乱，淘气的学生们借机跟着大笑。我没办法只好请他出去，我说请你出去镇静镇静，否则大家都不能听课了。他很听话，自己走出去。放学时我几乎把他忘了，我相信他至少是性格里有些问题。可怜的孩子。我说你可以回家了，以后注意课堂纪律。结果他又开始笑，不停地笑。这下我有点生气了，我说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就这样我问了他约二十分钟，毫无结果，他光是笑不肯回答。这时候，我们可敬的老太太校长喊我：莫老师，有张戏票你看不看？我问是什么。歌剧货郎与小姐，看不看？怎么想起来给我，您不去吗？她说她非常想去，可是刚刚接到教育局的电话有个紧急会议要她去参加，看不成了，你看不看？我说好吧我看。以后的事情我都说过了。
15
之后我出院了。医院离家不远。我坐在轮椅里，二老双亲轮换着推我在街上走。杨树又已垂花，布谷鸟在晴朗的天上“好苦好苦”地叫得悠远，给人隔世之感。风吹鸟啼，渐悄渐杳，又听得有人喊我，莫非，莫非！是莫非么？我说没错儿是我。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站到我面前。怎么，莫非你怎么在这儿？我说依你看我应该在哪儿？你不是出国留学去了吗？你这是怎么了？我说你问我，你让我去问谁？她睁大了眼睛，她好像才注意到我的两条腿：这是怎么弄的？我说这很简单，再容易不过了。她脸红一下，在上大学时我常对她这么说，在她经常解不出一道数学题的当儿。母亲又忍不住落泪，拉了父亲站到远处去。五个包子的问题，我说，或者一个茄子。我便把事情的经过简要地告诉她。她说真是真是，唉——！我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命。她说，莫非你别这么想，莫非你要坚强，她眼泪汪汪的，莫非你要活下去。
遥远的姐姐来信也是这么说：你要活下去。谁也没说活下去是指活到什么时候，想必是活到死，可有谁不是活到死的呢？姐姐说，别担心，姐姐有一个窝头就有四分之一是你的（另外三个四分之一分别是姐姐、姐夫和小外甥的）。可我担心的是比窝头更重要的一些事，在活到死这一漫长的距离内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那是贤惠的姐姐无法给我的。所以后来我就写写小说。所以后来女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是万般无奈沦落至此。如同落草为寇。
16
多年以来我一直暗自琢磨，那个后排靠窗户坐的学生为什么突然笑起来没完？那是我命运的转折点。那孩子智商肯定偏低，但他笑得那么莫测高深，恰似命运的神秘与深奥。孩子的眼睛或许真有超凡的洞察力？不知道他在那一刻看见了什么。我想我要是能把他当时的笑态准确地画下来，我就能向各位展示命运之神的真面目了。
若不是那神秘的笑，我便不可能在那天晚上有一场《货郎与小姐》的歌剧票，我莫非博士今天已是衣锦还乡功成名就老婆孩子一大堆了。
17
在那艰难岁月，我喜欢上了睡觉。我对睡觉寄予厚望，或许一觉醒来局面会有所改观：出一身冷汗，看一眼月色中卧室的沉寂，庆幸原是作了一场恶梦，躺在被窝里心嗵嗵跳，翻个身踹踹腿庆幸那不过是个恶梦，然后月亮下去，路灯也灭了闹钟也叫了，起床整理行装，走到街上空气清新，赶往飞机场还去赶我的那次班机。
应该说会作恶梦的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可以醒来，于是就比不会作恶梦的人更多了幸福感。
在那些岁月，我每每醒来却发现，我作了一个想从恶梦中醒来的美梦。作美梦是最为坑人的事，因为必须醒来。
要么从恶梦中醒来，要么在美梦中睡去，都是可取的。可在我，这事恰恰相反。
躺倒两年后，我开始写小说，为了吃，为了喝，为了穿衣和住房，还为了这行当与睡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比睡觉多着自由——想从恶梦中醒来就从恶梦中醒来，想在美梦中睡去就在美梦中睡去，可以由自己掌握。同是天涯沦落人，浪迹江湖之上，小说与我相互救助度日，无关谦虚之事。
18
终于有一天我又见到了我的那个学生，那个一向被我认为智商不高的学生。他在一本刊物上见了我的小说，便串联起一群当年的同学来看我。孩子们都长大了，胡子拉茬的，有两个正准备结婚。大家在一起回忆往事，说说笑笑很是快活。学生们提议，为莫老师成了作家，干杯！我这才想起问问那个学生，你那天为什么笑个没完呀？他仍羞羞怯怯推说不为什么。我换个问法，我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一只狗。一只狗？一只狗值得你那么笑吗？他说那只狗，说到这儿他又笑起来笑得不可收拾，但他终于忍住笑镇定了一下情绪，他毕竟是长大了，他说，那只狗望着一进学校大门正中的那条大标语放了个屁。大家都说他瞎胡编。他说我就知道说出来你们都不会信，反正那只狗确实是放了个屁，我听见的我看见的，很响但是发闷。大家还是不全信，说他有可能听错了。他便问我，莫老师您信吗？我没听错真的我没听错，确实是因为那个狗屁莫老师您信吗？
过了很久我说我信。我看那孩子的神情像个先知。
19
如今当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听见那声闷响仍在轰鸣。它遍布我的时空，经久不衰，并将继续经久不衰震撼莫非的一生。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一声闷响？
不为什么。
上帝说世上要有这一声闷响，就有了这一声闷响，上帝看这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七日以后所有的日子。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
有一部很老的谜语书，书中收录了很多古老的谜语。成书的具体年月不详，书中未注明，各类史书上也没有记载。
这是现存的最老的一部谜语书，但肯定不是人类的第一部谜语书，因为此书中谈到了一部更为古老的谜语书，并说那书中曾收有一条最为有趣而神奇的谜语。书中说，可惜那部更为古老的谜语书失传已久，到底它收了怎样一条有趣而神奇的谜语，业已无人知晓。
书中说，现仅知道这条谜语有三个特点：一、谜面一出，谜底即现；二、己猜不破，无人可为其破；三、一俟猜破，必恍然知其未破。
书中还说，这似乎有违谜语的规则，但相传那确是一条绝妙的；非常令人信服令人着迷的谜语。
书中在说到这似乎有违谜语的规则时还说，人总是看不见离他最近的东西，譬如睫毛。
那究竟是怎样一条谜语呢？——便成为这部现存最老的谜语书中收录的最后一条谜语。
a十x
要想回答譬如说——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我想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我只能是我。因为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这样的问题。因为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可以把我扩大为“我”，即世界还是对一切人来说的世界，但就连这样的扩大也无非是说，世界对我来说是可以或应该这样扩大的。您可以反驳我，您完全可以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同时也是对您来说的世界。但我说过最大的难点在于我只能是我，结果您的这些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它又成了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您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不是像你认为的那样。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是像我认为的那样。
如果世界注定逃脱不了对我来说，那么世界确凿是开始于何时呢？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那是树。
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到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了出去，一阵玎瑯瑯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
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顶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于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又往窗外看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活儿了。风一刮，树才动活儿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的房顶上头和树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灰的房顶和红的房顶。树在冬天光是些黑的枝条，摇摆不定。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楼下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多干净。”
街。也多干净。房顶和房顶之间，纵横着条条炭白的街。
奶奶说：“你妈就从下头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街。是一条被楼荫遮住的街。是在楼荫遮不住的地方有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荫去的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玻璃都被我的额头和鼻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快没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高楼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妈妈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
奶奶指指那座楼说：“你妈就在那儿上班。”
我猛扭回头说：“不！”
奶奶说：“不上班哪儿行呀？”
我说：“不！”
奶奶说：“哟，不上班可不行欧。”
我说：“不——！”
奶奶说：“嗯，不。”
那楼和那样的楼，在以后的一生中只要看见，便给我带来暗暗的恓惶；或者除去楼顶上有一大片整齐灿烂的夕阳的时候，或者连这样的时候也在内。
奶奶说：“瞧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菜的声音，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光。
世界就是从那个冬日的午睡之后开始的。或者说，我的世界就是从那个冬日的午后开始的。不过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而且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到。在还没有我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已存在了——这不过是在有我之后我听到的一种传说。到没有了我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依旧存在下去——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同意的一种猜测。
就像在那个冬日的午后世界开始了一样，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一个谜语又开始了。您不必管它有多么古老，一个谜语作为一个谜语必定开始于被人猜想的那一刻。银河贯过天空，在太阳曾经辉耀过的处处，倏而变为无际的暗蓝。奶奶已经很老，我已懂得了猜谜。
奶奶说：“还有一个谜语，真是难猜了。”
我说：“什么？快说。”
奶奶深深地笑一下，说：“到底是怎么个谜语，人说早就没人知道了。”
我说：“那您怎么知道难猜？”
奶奶说：“这个谜语，你一说给人家猜，就等于是把谜底也说给人家了。”
我说：“是什么？”
奶奶说：“你要是自个儿猜不着，谁也没法儿告诉你。”
我说：“您告诉我吧，啊？告诉我。”
奶奶说：“你要是猜着了呢，你就准得说，哟，可不是吗，我还没猜着呢。”
我说：“那怎么回事？”
奶奶说：“什么怎么回事？就是这样儿的一个谜。”
我说：“您哄我呢，哪有这样的谜语？”
奶奶说：“有。人说那是世上最有意思的一个谜语。”
我说：“到底是什么样儿的呢，这谜语？”
奶奶说：“这也是一个谜语。”
我和奶奶便一齐望着天空，听夏夜地上的虫鸣，听风吹动树叶沙沙响，听远处婴儿的啼哭，听银河亿万年来的流动……
好久好久，奶奶那飘散于天地之间的苍老目光又凝于一点，问我：“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是什么？”我说：“眼睫毛。”
b十x
多年来我的体重恒定在59.5公斤，吃了饭是60公斤，拉过屎还是回到59.5公斤。我不挑食，吃油烟大虾和吃炸酱面都是吃那么多，因为我知道早晚还是要拉去那么多的。吃掉那么多然后拉掉那么多，我自己也常犯喃咕：那么我是根据什么活着的？我有时候懒洋洋地在床上躺一整天，读书看报抽烟，或者不读书不看报什么事也不做光抽烟，其问吃两顿饭并且相应地拉两次屎，太阳落尽的时候去过秤，是59.5公斤。这比较好理解。但有时候我也东跑西颠为一些重要的事情忙得一整天都不得闲，其间草率地吃两顿饭拉两次屎，月亮上来了去过秤，还是59.5公斤。就算这也不难解释。可是有几回我是一整天都不吃不喝不拉不撤沿着一条环形公路从清晨走到半夜的，结果您可能不会相信，再过秤时依旧是59.5公斤。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我每天早晨醒来的时间总是在6：30，不早不晚准6：30，从无例外。我从不上闹钟。我也没有闹钟。我完全不需要什么闹钟。如果这一夜我睡着了，谁也别指望闹钟可以让我在6：30以前醒。那年地震是在凌晨三点多钟，即便那样我也还是睡到了6：30才醒。醒来看见床上并没有我，独自庆幸了一会发现完全是扯淡，我不过是睡在地上，掸掸身上的土爬起来时看出房顶和门窗都有一点歪。如果我失眠了一直到6：29才睡着的话，我也保证可以在6：30准时醒，而且没有诸如疲劳之类不好的感觉。人们有时候以我睡还是醒来判断时光是在6：30以前还是以后。
因此我对这两个数字——595和630——抱有特殊的好感，说不定那是我命运的密码，其中很可能隐含着一句法力无边的咒语。
譬如我决定买一件东西，譬如说买拖鞋、餐具、沙发什么的，我不大在意它们的式样和质量，我先要看看它们的标价，若有5.95元的、59.5元的、595元的，那么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下。再譬如看书，譬如说是一本很厚的书，我拿到它就先翻到第630页，看看那一页上究竟写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暗示。我一天抽三包香烟，但最后一支只抽一半，这样我一天实际上是抽59.5支。除此之外我还喜欢在晚饭之后到办公室去嗑瓜子，那时候整座办公大楼里只亮着我面前的一盏灯，我清晰地听到瓜子裂开的声音和瓜子皮掉落在桌面上的声音，从傍晚嗑到深夜，嗑595个一歇，嗑6小时30分钟之后回家。总之我喜欢这两下数字，我相信在宇宙的某一个地方存在着关于我和这两个数字的说明。再譬如我听相声，如果我数到595或630它仍然不能使我笑，我就不听了。
所以有一次我走到一座楼房的门前时我恰恰数到595，于是我对这楼房充满了幻想，便转身走了进去。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相信我必须得做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情来记住这座楼房了。我在幽暗的楼道里走，闭上眼睛。我想再数35下也就是数到630时我睁开眼睛，那时要是我正好停在一个屋门前的话，我一定不再犹豫一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敲门进去，也不管认不认得那屋里的主人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谈一谈了。630.我睁开眼睛。这儿是楼道的尽头，有三个门，右边的门上写着“女厕”，左边的门上写着“男厕”，中间的门开着上面写着“隔音间”。右边的门我不能进。左边的门我当然可以进，但我感觉还不需要进。我想中间这门是什么意思呢？我渐渐看清门内昏黑的角落里有一架电话。我早就听说有这样的无人看管的公用电话。我站在第630步上一动不动想了595下，我于是知道该做一件什么事情了。我走进电话间，把门轻轻关上，拿起电话，慎重地拨了一个号码：595630，慎重得就像母亲给孩子洗伤口一样。这样的事我做过不止一次了。有两次对方是男的，说我有病，“我看您是不是有病啊？”说罢就把电话挂了。有两次对方是女的，便骂我是流氓，“臭流氓！”这我记得清楚，她们通过电话线可以闻到你的味儿。
“喂，您找谁？”这一回是女的。
“我就找您。”我还是这么说。
她笑起来，这是我没料到的。她说：“您太自信了，您的听力并不怎么好。我不是这儿的，我偶尔走过这儿发现电话在响没人管，这儿的人今天都休息。您找谁？”
“我就找您。”
她愣了一会又笑起来：“那么您以为我是谁？”
“我不以为您是谁，您就是您。我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
电话里没有声音了。我准备听她骂完“臭流氓”就去找个地方称称体重，那时天色也就差不多了，我好到办公室嗑瓜子去。但事情再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骂。
“那为什么？”她说，声音轻得像是自语。
“干嘛一定要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跟您谈谈。”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呢？”
“不不。我只是随便拨了一个号码，我不知道这个号码通到哪儿。您千万别误会，我根本不知道您是谁，我向您保证我以后也不想调查您是谁，也不想知道您在哪儿。”
她颤抖着出了一口长气，从电话里听就像是动荡起一股风暴，然后她说：“您说吧。”
“什么？”
“您不是想跟我谈谈吗？您谈吧。”
“您别以为我是个坏人。”
“当然不会。”
“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当然？”
“坏人不会像您这么信任一个陌生人的。”
多年来我第一回差点哭出来。我半天说不出话，而她就那么一直等着。
“您也别以为我是个无聊透顶的人。”
她说她也对我有个要求，她说请我不要以为她是那种惯于把别人想得很坏的人。她说：“行吗？那您说吧。”
“可我确实也没什么有意思的话要说。我本来没指望您会听到现在的。”
“随便说吧，说什么都行，不一定要有意思。”
我想了很久，觉得一切有意思的话都是最没意思的话，一切最没意思的话才是最有意思的话，所以我想了很久还是犹豫不决难以启口。我几次问她是否等得不耐烦了，她说没有。最后我想起了那个谜语。
“有一个早已失传了的谜语，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那是怎么一个谜语了。现在只知道它有三个特点。您有兴趣吗？”
“哪三个特点？”‘“一是谜面一出谜底即现，二是如果你自己猜不到别人谁也无法告诉你，三是如果你猜到了你就肯定会认为你还没猜到。”
“欧，您也知道这个谜语？”她说。
“怎么，您也知道？”我说。
“是，知道，”她说，“这真好。”
“您不是想安慰我吧？”我说。
“当然不是。我是说这谜语真绝透了。”
“据说是自古以来最根本的一个谜语。离你最近可你看不见的，是什么？是睫毛。”
“我懂真的我懂。您也知道这个谜语真是绝透了。”电话里又传来一阵阵小小的风暴。我半天不说话，多年来我就渴望听到这样的风暴。然后她在电话里急切地喊起来：“喂，喂！下回我怎么找您？”
我说：“别说‘您’好吗？说‘你’。”我说我们最好是只作电话中的朋友，这样我们可以说话更随便些，更自由更真实些。她说她懂而且何止是懂，这也正是她所希望的。
以后我就每星期给她打一次电话，都是在595630电话所在之地的人们休息的那一天。我从不问她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多大年龄了等等。她也是这样，也不问。我们连为什么不问都不问。我们只是在愿意随便谈谈的时候随便谈谈。第二次通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男人到底是比女人敢干，她早就想干而一直不敢干的事让我先干了。我说：“你是怕人说你是臭流氓吧？”她听了笑声灿烂。第三次我们谈的是蔬菜和森林，蔬菜越来越贵，森林越来越少。第四次是谈床单和袜子，尤其谈了女人的长袜太容易跳丝，有一处跳丝就全完了。我说：“你挺臭美的。”她说：“废话你管着吗？”我说第一我根本不管，第二臭美在我嘴里不是贬义词。她便欣然承认她相当喜欢臭美：“但得是褒义词！”我说就如同我认为“臭流氓”是褒义词一样。第五次谈猫，二月正是闹猫的季节，于是谈到性。我没料到她会和我一样认为那是生活中最美的事情之一，同时她又和我一样是个性冷漠患者。“这很奇怪是吗？”“很奇怪。”第六次谈狗，我说可惜城市里不让养狗，我真想搬到农村去住，那样可以养狗。她说：“是吗？那我真搬到农村住去。”我说：“算了吧，我们都是伪君子。”第七次说到钱，钱是一种极好的东西，连拉屎撒尿放屁都得受它摆布。她笑得喘不过气来：“你夸张了，怎么会管得了最后一种？”我说：“你想要是你能住到高级饭店去你还敢随便放屁吗？”“干吗要随便？”“所以我说钱是好东西。”第八次我们自由自在地骂了半天人，骂得畅快淋漓。
第九次谈到上帝和烩猪肠子，她说：“吓，那东西多脏啊！”我问她是指上帝还是指猪肠子？她说你知道那是装什么的吗？我说你是说上帝还是说猪肠子？她说：“算了算了，和你这人缠不清。”第十次谈到宇宙、飞碟、特异功能、四维时空、测不准原理和蚂蚁。
第十一次我们一块唱了好多真正的民歌，真正的民歌都是极坦率极纯情又极露骨的情歌。第十二次是说气候、季节、山野河流、鹿的目光与释迦牟尼何其相似，以及她的一只非常好看的扣子挤汽车时挤丢了，而我昨天差点让煤气罐给炸死。第十三次说到了爱情，她说这是说不清的事。我说什么是说得清的事呢？她说就连这也说不清，我们不过是在胡说八道。我说有谁不是在胡说八道呢？她便又笑声灿烂。我说我冒了被骂为臭流氓的危险就是为了能胡说八道和能听到纯正的胡说八道。她听了许久无声然后哭声辉煌经久不息，使我振奋不已。她说她骨子里非常软弱。我说你别怕，我也一样。她说她外强中干其实自卑极了。我说我也一样，你别在意。她的哭声便转而娇媚。我说我何止于此，我还是个枯燥乏味的人。她说她也是。我说我还很庸俗简直无聊透顶。她让我别急，她说这下就好了她也是个俗不可耐的人。我说我无才无能一无可取之处。她让我别急，她说她也一样没有一点吸引人的地方。她不哭了，问我：“你是个好人吗你觉得？”我说我觉不出来，你呢？她说她就是因为不知道怎样才能觉出自己是不是个好人，所以才问我的，可惜我也不知道。我说要是这样说，我大概是个灵魂肮脏的人。她说为什么呢？我便给她举一些实例，讲我当着人是怎样说，背着人是怎样想，讲我所做过的一切事情，讲我所有的一切念头，讲我白天的行为，也讲我黑夜的梦境，直讲到口干舌燥气喘吁吁，直讲到我自己也很难不承认自己是个臭流氓时，我才害怕了不讲了。类似这样的害怕是最可怕的事，好在我知道她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在哪儿，即便在街上擦肩而过她也认不出我而我也认不出她，这样我才不害怕了。我说：“嘿，怎么样，我是个坏人吧？”她说她不知道。我说那你究竟知道什么呢？她说她只知道她多年来一直在找我这样的人。“找我干什么？”
“找你，然后嫁给你。”于是我们约定在晚6：30见面，在一条环型公路的59.5公里处，她穿一身白，我穿一身黑。
我提前赶到了那里，这个提前很可能是个绝大的错误。我找到了59.5公里处的小石碑，并且坐在上头。我相信这个数字很吉利而这个姿势又很保险，但我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了我的妻子。我想不出有谁能告密。大概这是因为我提前来了，因为我没有恪守630这个数字。我们相距差不多有20米至20万光年远。我把帽子压得低些，我见她也把围巾围得高些。这说明我们都已发现了对方，并且都不想让对方发现自己。我想这也好，何必不这样呢？但她并不离开，当然我也没离开。她想监视我，那好吧，我正好可以抓住她监视我的证据，免得她过后又不承认。这样过了有十几分钟，到了6：30.我坦荡地朝四周望望，我看见她也在朝四周望而且毫不加掩饰。这时我发现她穿了一身白，她正朝我走来。
她说：“我怎么没听出来是你？”
我说：“可不是吗，我也没听出是你。”
我们相对无言，很久。公路上各种车辆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她看看我，看我的时候仍然面有疑色。她说：“你再把那个谜语说一遍行吗？”
我说：“我不知道那个谜语，既不知道它的谜面也不知道它的谜底，只知道它有三个特点，第一……”
“行了，别说了，”她说，“看来真的是你。你的声音跟多年以前不一样了。”
我说：“你也是。”
她说：“你要是在电话里打打呼噜就好了，像每天夜里那样。
那样我就知道是你了。“
我说：“我听见你夜里总咬牙。我给你买了打虫药一直没机会给你。”
我们就在小石碑旁坐下，沉默着看太阳下去，听晚风起来。
“我们明天还能那样打打电话吗？”
“谁知道呢？”
“还那样随便谈谈，还能那样随便谈谈吗？”
“谁知道呢？”
“试试行吗？”
“试试吧，试试当然行。”
然后我们一同回家，一路上沉默着看月亮升高，看星星都出来。快到家的时候我顺便去量了量体重，不多不少59.5公斤，我便知道明天早晨我会在6：30醒来。
c十x
她向我俯下身来。她向我俯下身来的时候，在充斥着浓烈的来苏味的空气中我闻到了一阵缥缈的幽香，缥缈得近乎不真实，以致四周的肃静更加凝重更加漫无边际了。
她的手指在我赤裸的胸上轻轻滑动，认真得就像在寻找一段被遗忘的文字。我把脸扭向一旁，以免那幽香给我太多的诱惑，以免轻轻的滑动会划破我濒死的安宁。
我把脸扭在一旁。我宁愿还是闻那种医院里所特有的味道。这味道绝非是因为喷洒了过多的来苏，我相信完全是因为这屋顶太高又太宽阔造成的。因为墙壁太厚，墙外的青苔过于年长日久。因为百叶窗的缝隙太规整把阳光推开得太远。因为各种治疗仪器过于精致，而她的衣帽又过于洁白的缘故。
她的手指终于停在一个地方不动。我闭上眼睛。我感到她走开。我感到她又回来。我知道她拿了红色的笔，还拿了角尺，要在我的胸上画四道整齐的线。笔尖在我的骨头上颠簸，几次颠离了角尺。笔和尺是凉的硬的，恰与她纤指的温柔对比鲜明。轻轻的温柔合着幽香使我全身一阵痉挛。我睁开眼睛，看见四道红线在我苍白嶙峋的胸上连成一个鲜艳的矩形，灿烂夺目。
然后她轻声说：“去吧。”
然后她轻声问：“行吗？”
我就去躺到一架冰冷的仪器下面，想到室外正是五月飞花的时光。
我问1床：“也是她管你吗？”
1床眯起浑浊的眼睛看我：“怎么样，滋味不坏吧，安？”
我摸摸胸上的红方块。我说：“不疼。”
“我没说这个。”1床狡黠地笑起来，“她。刚才我们说谁来着？”
他在自己身上猥亵地摩挲一阵，“安？滋味不坏吧？”
3床那孩子问：“什么？什么滋味不坏？”
我对那孩子说：“别理他，别听他胡说。”
1床嗤嗤地笑着走到窗边，往窗外溜一眼，回身揪揪那孩子的头发：“真的2床说得不错，你别理我，我眼看着就不是人了。”
“你现在就不是！”我说。
那孩子问：“为什么？”
“眼看着我就是一把灰了。”l床说。
那孩子问：“为什么？”
1床又独自笑了一会。
柳絮在窗外飘得缭乱，飘得匆忙。
1床从窗边走回来，眼里放着灰光，问我：“说老实话，那滋味确实不坏是不是？”
“我光是问问，是不是也是她管你。”
“你这人没意思。”他把手在脸前不屑地一挥，“你这年轻人一点不实在。”
3床那孩子问：“到底什么呀滋味不坏？”
1床又放肆地笑起来，对我说：“我情愿她每天都给我身上多画一个红方块，画满，你懂吗？画满！”
那孩子笑了，从床上跳起来。
“用她那暖乎乎的手，你懂吗？用她那双软乎乎的手，把我从上到下都画满……”
3床那孩子撩起了自己的衣裳，喊：“她今天又给我多画了一个1你们看呀，这个！”
1床和我整宿整宿地呻吟，只有3床那孩子依旧可以睡得香甜。只有3
床那孩子不知道红方块下是什么。只有他不知道那下面是癌。那下面是癌，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但确实是癌。他说是他爸爸说的，那不是癌。他说他妈妈跟他说过那真的不是癌。
他妈妈跟他这样说的时候，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我和l床。他的父母走后，他看看1
床的红方块，说：“这不是癌。”他又看看我的红方块，说：“你也不是癌。”我说是的我们都不是癌。
“那这红方块下是什么呀？”
“是一朵花。”
“噢，是一朵花呀？”
是一朵花。一朵无比艳丽的花。
月亮把东楼的阴影缩小，再把西楼的阴影放大，夜夜如此。在我和1床的呻吟声中，3
床那孩子睡得香甜。我们剩下的生命也许是为盼望那艳丽的花朵枯萎，也许仅仅是在等待它肆无忌惮地开放。
细细的风雨中，很多花都在开放。很多花瓣都伸展开，把无辜的色彩染进空中。黑土小路上游移着悄无声息的人。黑土小路曲折回绕分头隐入花丛，在另外的地方默然重逢。
掐一朵花，在指间使它转动，凝神于它的露水它的雌蕊与雄蕊，贴近鼻尖，无比的往事便散漫到细雨的微寒中去。
把花别在扣眼上，插在衣兜里，插在瓶中再放到床头去，以便夜深猛然惊醒时，闪着幽光的桌面上有一片片轻柔的落花。
3床的孩子问：“就像这样的花吗？”
“兴许比这漂亮，”我说。
“那像什么？”
“也许就是这样的花吧。”
孩子仔细看自己小小肚皮上的红方块，仔细看很久，仰起脸来笑一笑承认了它的神秘：“它是怎么长进去的呢？”
1床双目微合，端坐花间。
“他在干吗？喂！你在干吗？”
“他在做梦。”
“他在练功？”
“不，他在做梦。”
1床端坐花间，双手叠在丹田。
“今天会给他多画一个红方块吗？”
“你别信他胡说。”
“你呢？你想不想让她多给你画一个？”
“随她。”我说。
“你看那不是她来了？”
她正走上医院门前高高的白色的台阶，打了一把红色的雨伞，在铅灰色的天下。
1床端坐花间，双手摊开在膝盖上掌心朝天。天正赐细细的风雨给人间。
每天都有一段充满盼望的时间：在呻吟着的长夜过后，我从医院的东边走到西边，穿过湿漉漉的草地和阳光和鸟叫，走进另一条幽暗的楼道，走进那个仪器林立的房间，闻着冰冷的金属味和精细的烤漆味等她。闻着过于宽阔的屋顶味和过于厚重的墙壁味，等她。室内的仪器仿佛旷古形成的石钟乳。室外的青苔厚厚地漫上窗台。
所有仪器的电镀部分中都动起一道白色的影子，我渐渐又闻到了缥缈的幽香。
她温柔的手又放在我赤裸的胸上。她鬓边的垂发不时拂过我的肩膀。我听见她细细的呼吸就像细细的风雨，细细的风雨中佈进了她的体温。我不把头扭开。我看见她白哲脖颈上的一颗黑痣。
我看见光洁而浑实的她的脊背，隐没在衬衫深处。隐没了我从未见过的女人的躯体，和女人的花朵……她又走开。她又回来。在我的胸上，把褪了色的红方块重新描绘得鲜艳，那才是属于我的花朵。
然后她轻声说：“去吧。”
然后她轻声问：“行吗？”
然后她轻盈而茁壮地走开，把温馨全部带走到遥远的盼望中去。我相信1床那老混蛋说得对，画满！把那红方块给我通身画满吧，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1床问我：“你怎么没结婚？”
我说：“我才二十一岁。”
l床浑浊的眼睛便越过我，望向宙外深远的黄昏。
3床那孩子在淡薄的夕阳中喊道：“我妈跟我爸结过婚！”
1床探身凑近我，踌躇良久，问道：“尝过女人的味了没有？”
我狠狠地瞪他，但狠狠的目光渐渐软弱并且逃避。“没有。”我说。
3床那孩子在空落的昏暗中喊道：“我妈跟我爸结婚的时候还没有我呢！”
1床不说话。
我也不说。
那孩子说：“真的我不骗你们，那时候我妈还没把我生出来呢。”
1床问我：“你想看那个女人吗？”
“你少胡说！”
1床紧盯着我，我闭上眼睛。
很久，我睁开眼睛，l床仍紧盯着我。
我说：“你别胡说。”却像是求他。
我们一齐看那孩子——月光中他已经睡熟。月光中流动着绵长的夜的花香。
我们便去看她。反正是睡不着。反正也是彻夜呻吟。我们便去看她，如月夜和花香中的两缕游魂。
l床说他知道她的住处。
走过一幢幢房屋的睡影，走过一片片空地的梦境，走过草坡和树林和静夜的蛙声。
1床说：“你看。”
巨大的无边的夜幕之中，便有了一方绿色的灯光。灯光里响着细密柔和的水声。绿蒙蒙的玻璃上动着她沐浴的身影。幸运的水，落在她身上，在那儿起伏汇聚辗转流遍；不幸的便溅作水花化作迷雾，在她的四周飘绕流连。
1床说：“要不要我给你讲些女人的事？”
“嘘——”我说。
水声停了。那方绿色的灯光灭了。卧室的门开了。卧室中唯有月光朦胧，使得那白色的身影闪闪烁烁，闪闪烁烁。便响起轻轻的钢琴曲，轻轻的并不打扰别人。她悠闲地坐到窗边，点起一支烟。小小的火光把她照亮了一会，她的头发。还在滴水，她的周身还浮升着水气。她吹灭了火，同时吹出一缕薄烟，吹进月光去让它飘飘荡荡，她顺势慵懒地向后靠一靠，身体藏进暗中，唯留两条美丽的长腿叠在一起在暗影之外，悠悠摇摆，伴那琴声的节拍。
l床说：“你不会像我，你还能活。”
“嘘——”我说。
她抽完了那支烟。她站起来。月亮此刻分外清明。清明之中她抱住双肩低头默立良久，清明之光把她周身的欲望勾画得流畅鲜明。钢琴声换成一段舞曲。令人难以觉察地，她的身体缓缓旋转，旋转进幽暗，又旋转进清明，旋转进幽暗再旋转进清明，幽暗与清明之间她的长发铺开荡散她的胸腹收展屈伸，两臂张扬起落，双腿慢步轻移，她浑身轻灵而紧实的肌肤飘然滚动，柔韧无声。
1床说：“你不会死，你才二十一岁。”
“嘘——”我说。
她转进幽暗，很久没有出来。月光中只有平静的琴声。
她在哪儿？在做什么？她跳累了。她喘息着扑倒在地上，像一匹跑累了的马儿在那儿歇息，在那儿打滚儿，在那儿任意扭动漂亮的身躯，把脸紧贴在地面闭上眼睛畅快地长吁，让野性在全身纵情动荡，淋漓的汗水缀在每一个毛孔，心就可以快乐地嘶鸣。
她从暗影中走出来，已经穿戴齐整，端庄而且华贵而且步态雍容。她捧了一盆花，走到窗前，把花端放在窗台。她后退几步远远地端详，又走近来抚弄花的枝叶，便似有缥缈的幽香袭来。然后，窗帘在花的后面徐徐展开，将她隐没，只留花在玻璃和窗帘之间，只留满窗月色的空幻……
1床说：“我给你讲一个谜语。你不会死你还年轻，听我给你讲一个谜语。”
一个已经没人知道了的谜语。没人知道它的谜面，也没人知道它的谜底。它的谜面就是它的谜底。你要是自己猜不到，谁也没法告诉你。你要是猜到了，你就会明白你还没有猜到你还得猜下去。
我躺在冰冷的仪器下面等她，她没有来。我们去看她，她的窗户关着，窗帘拉得很严。那盆花在玻璃和窗帘之间，绿绿的叶子长得挺拔。
l床又给3床的孩子讲那个谜语。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谜语呀？”孩子问。
“欧，这一样是个谜语。”
我闻着医院里所特有的那种味道，等她，她还是没来；去看她，窗户关着窗帘还是拉得很严。那盆花在玻璃和窗帘之间，在太阳下，冒出了花蕾。
l床用另一个谜语提醒3床的孩子。
“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的，你说是什么？”
“是什么？”
“眼睫毛。”
她一直没来。她的窗户一直关着。她的窗帘一直拉得很严。玻璃和窗帘之间已绽天鲜红的花朵，鲜红如血一样凄艳。
那孩子一直在猜那个谜语。
“你敢说那不是你瞎编的吗？”
“欧，当然。传说那是所有的谜语中最真实的一个谜语。”
有一天我们去看她，她的住处四周嗡嗡嘤嘤挤满了围观的人群。
据说她在死前洗了澡，洗了很久，洗得非常仔细。据说她在死前吸了一支烟，听了一会音乐，还独自跳了一会舞。然后她认真地梳妆打扮。然后她坐窗边的藤椅中去，吃了一些致命的药物。据最先发现她已经死去的人说，她穿戴得高雅而且华贵，她的神态端庄而且安详，她坐在藤椅中的姿势慵懒而且茁壮。
她什么遗言也没留下。
她房间里的一切都与往日一样。
只是窗台上有一盆花，有一根质地松软的粗绳一头浸在装满清水的盆里另一头埋进那盆花下的土中。水盆的位置比花盆的位置略高，水通过粗绳一点点洇散到花盆中去，花便在阳光下生长盛开，流溢着缥缈的幽香。
d十x
我常有些古怪之念。譬如我现在坐在桌前要写这篇小说，先就抽着烟散散漫漫呆想了好久：触动我使我要写这篇小说的那一对少年，此时此刻在哪儿呢？还有那个上了些年纪的男人，那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小姑娘，他们正在干什么？年轻的母亲也许正在织一件毛衣（夏天就快要过去了），她的小姑娘正在和煦的阳光里乖乖地唱歌；上了年纪的那个男人也许在喝酒，和别人或者只是自己；那一对少年呢？可能正经历着初次的接吻，正满怀真诚以心相许，但也可能早已互相不感兴趣了。什么都是可能的。什么都不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就在我写下这一行字的同时，他们也在这天底下活着，在这宇宙中的这颗星球上做着他们自己的事情。就在我写下这一行字的时候，在太平洋底的某一处黑暗的珊瑚丛中，正有一条大鱼在转目鼓腮悄然游憩；在非洲的原野上，正有一头饥肠辘辘的狮子在焦灼窥伺角马群的动静；在天上飞着一只鸟，在天上绝不止正飞着一只鸟；在某一片不毛之地的土层下，有一具奇异动物的化石已经默默地等待了多少万年，等待着向人类解释人类进化的疑案；而在某一个繁华喧嚣城市的深处，正有一件将要震撼世界的阴谋在悄悄进行；而在穷乡僻壤，有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人物正在他母亲的子宫中形成。就在我写下这一行字迹的时候，有一个人死了，有一个人恰恰出生。
那天我坐在一座古园里的一棵老树下，也在作这类胡思乱想：在这棵老树刚刚破土而出的时候，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不是刚好走过这里呢？或者他正在哪儿做什么呢？当时的一切都是注定几百年后我坐在这儿胡思乱想的缘由吧？我这样想着的时候，落日苍茫而沉寂的光辉从远处细密的树林间铺展过来，铺展过古殿辉煌落寞的殿顶，铺展过开阔的草地和草地上正在开花的树木，铺展到老树和我这里，把我们的影子放倒在一大片散落的断石残阶上面，再铺开去，直到古园荒草蓬生的东墙。这时我看见老树另一边的路面上有两条影子正一跃一跃地长大，顺那影子望去，光芒里走着一男一女两个少年。我听见他们的嗓音便知道他们既不再是孩子了也还不是大人。说他是小伙子似乎他还不十分够，只好称他是少年。另一个呢，却完全是个少女了。他们一路谈着。无论少女说什么，少年总是不以为然地笑笑，总是自命不凡地说“那可不一定”，然后把书包从一边肩上潇洒地甩到另一边肩上，信心百倍地朝四周望。少女却不急不慌专心说自己的话，在少年讥嘲地笑她并且说“那可不一定”的时候，她才停下不说，她才扭过脸来看他，但不争辩，仿佛她要说那么多的话只是为了给对方去否定，让他去把她驳倒，她心甘情愿。他们好像是在谈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这让我对他们小小的年纪感到尊敬，使我恍惚觉得世界不过是在重复。
“嘿，那儿！”少年说。
他指的是离老树不远的一条石凳。他们快步走过去，活活泼泼地说笑着在石凳上坐下。准是在这时他们才发现了老树的阴影里还有一个人，因为他们一下子都不言语了，显得拘谨起来，并且暗暗拉开些距离。少女看一看天，又低头弄一弄自己的书包。少年强作坦然地东张西望，但碰到了我的目光却慌忙躲开。一时老树周围的太阳和太阳里的一对少年，都很遥远都很安静，使我感到我已是老人。我后悔不该去碰那样的目光，他们分明还在为自己的年幼而胆怯而羞愧。我只是欣喜于他们那活活泼泼的样子，想在那儿找寻永远不再属于我了的美妙岁月；无论是他的幼稚的骄狂，还是她的盲目的崇拜，都是出于彻底的纯情。这时少女说：“我确实觉得物理太难了。”少年说：“什么？噢，我倒不。”过了一会少女又说：“我还是喜欢历史。”少年说：“噢，历史。”不不，这不是他们刚才的话题，这绝不是他们跑到这儿来想要说的，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说给我听的。我懂。我也有过这样的年龄。他们准是刚刚放学，还没有回家，准是瞒过了老师和家长和别的同学，准是找了一个诸如谈学习谈班上工作之类的借口，以此来掩盖心里日趋动荡的愿望，无意中施展着他们小小的诡计。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走开。我想我是不是漫不经心地转过身去，表示我对他们的谈话丝毫不感兴趣最好。这时候少年说：“嚯，这儿可真晒。”少女说：“是你说的这儿。”少年说：“我没想到这儿这么晒。”
少女说：“我去哪儿都行。”我想我还是得走开，这初春的太阳怎么会晒呢？我在心里笑笑，起身离去，我听见在这一刻他们那边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猜想他们一定也是装作没大在意我的离去，但一定也是庆幸地注意听我离去的脚步声。没问题，也是。世界在重复。
太阳更低垂了些，给你的感觉是它在很远的地方与海面相碰发出的声音一直传到这里，传到这里只剩下颤动的余音；或许那竟是在远古敲响的锣鼓，传到今天仍震震不息。
世界千万年来只是在重复，在人的面前和心里重演。譬如，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人应该怎么活，人怎么活才好？这便是千万年来一直在重复的问题。有人说：你这么问可真蠢真令人厌倦，这问不清楚你也没必要这么问，你想怎么活就去怎么活好了。就算他说的对，就算是这样我也知道：他是这么问过了的，他如果没这么问过他就不会这么回答，他一刻不这么问他就一刻不能这么回答。
我走过沉静的古殿，我就想，在这古殿乒乒乓乓开始建造的时候，必也有夕阳淡淡地照耀着的一刻，只是那些健壮的工匠们全都不存在了，那时候这天下地上数不清的人，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自从我见到那一对少年，我就知道我已经老了。我在这古园里慢慢地走，再没有什么要着急的事了，稀奇古怪的念头便潮水似地一层层涌来，只不过是毫无用处的乐趣。也可以说是休息，是我给我自己这忙忙碌碌的一生的一点酬劳。一点酬劳而已。我走过草地，我想，这儿总不能永远是这样的草地吧，那么在总要到来的那一天这儿究竟要发生什么事呢？我在开花的树木旁仁立片刻，我想，哪朵花结出的种子会成为我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面前的一棵大树呢？我走在断古残阶之间，这些石头曾经在哪一处山脚下沉睡过？它们在被搬运到这儿来的一路上都经历过什么？再譬如那一对少年，六十年后他们又在哪儿？或者各自在哪儿呢？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之路。
这命定之路包括我现在坐在这儿，窗里窗外满是阳光，我要写这篇叫作小说的东西；包括在那座古园那个下午，那对少年与我相遇了一次，并且还要相遇十次；包括我在遇见他们之后觉得自己已是一个老人；包括就在那时，就在太平洋底的一条大鱼沉睡之时，非洲原野上一头狮子逍遥漫步之时，一些精子和一些卵子正在结合之时，某个天体正在坍塌或正在爆炸之时，我们未来的路已经安顿停当；还包括，在这样的命定之路上人究竟能得到什么——这谁也无法告诉谁，谁都一样，命定得靠自己几十年的经历去识破这件事。
我在那古园的小路上走，又和少年少女相遇。我听见有人说：“你不知道那是古树不许攀登吗？”又一个声音嗫嚅着嘴犟：“不知道。”我回身去看，训斥者是个骑着自行车的上了些年纪的男人，被训斥的便是那个少年。少女走在少年身后。上了些年纪的男人板着面孔：“什么你说？再说不知道！没看见树边立的牌子吗？”少年还要说，少女偷偷拽拽他的衣裳，两个人便跟在那男人的车边默默地走。少女见有人回头看他们，羞赧地低头又去弄一弄书包。
少年还是强作镇定不肯显出屈服，但表情难免尴尬，目光不敢在任何一个路人脸上停留。
世界重演如旭日与夕阳一般。
就像一个老演员去剧团领他的退休金时，看见年轻人又在演他年轻时演过的戏剧。
我知道少女担心的是什么，就好像我记得她曾经跟我说过：她真怕事情一旦闹大，她所苦心设计的小小阴谋就要败露。我也知道少年的心情要更复杂一点，就好像我曾经是他而他现在是我：他怎么能当着他平生的第一个少女显得这么弱小，这么无能，这么丢人地被另一个男人训斥！他准是要在她面前显摆显摆攀那老树的本领，他准是吹过牛了，他准是在少女热切的怂恿的眼色下吹过天大的牛皮了，谁料，却结果弄成现在这副狼狈的模样。
我停一停把他们让到前面。我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身后走。我有点兔死狐悲似的。我想必要的时候得为这一对小情人说句话，我现在老了我现在可以做这件事了，世界没有必要一模一样地重复，在需要我的时候我要过去提醒那个骑车的男人（我想他大概是古园的管理人）：喂，想想你自己的少年时光吧，难道你没看出这两个孩子正处在什么样的年龄？他们需要羡慕也需要炫耀，他们没必要总去注意你立的那块臭牌子！
我没猜错。过了一会，少女紧走几步走到少年前边走到那个男人面前，说：“罚多少钱吧？”她低头不看那个男人，飞快地摸出自己寒伧的钱夹。
“走，跟我走一趟，”那个男人说，“看看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学校的。”
我没有猜错。少年蹿上去把少女推开，样子很凶，把她推得远远的，然后自己朝那个男人更靠近些，并且瞪着那个男人并且忍耐着，那样子完全像一头视死如归的公鹿。年轻的公鹿面对危险要把母鹿藏在身后。我看见那个男人的眼神略略有些变化。他们僵持了一会，谁也没说话，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还是跟在他们身后。如果那个男人仅仅是要罚一点钱我也就不说什么，否则我就要跟他谈谈，我想我可以提醒他想些事情，也许我愿意请他喝一顿酒，边喝酒边跟他谈谈：两颗初恋的稚嫩的心是不能这么随便去磕碰的，你懂吗？任何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都比你那棵老树重要一千倍你懂吗？你知不知道你和我是怎么老了的？
三个人在我前面一味地走下去。阳光已经淡得不易为人觉察。
这古园着实很大，天色晚了游人便更稀少。三个人，加上我是四个，呈一行走，依次是：那个上了些年纪的骑车的男人、少年、少女和我。可能我命定是个乖僻的人，常气喘吁吁地做些傻事。气喘吁吁地做些傻事，还有胡思乱想。
渐渐的，我发现骑车的男人和少年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了。我一下子没看出这是怎么回事。只见那距离在继续拉大着，那个男人只顾自己往前骑，完全不去注意和那少年之间的距离。我心想这样他不怕他们乘机跑掉吗？但我立刻就醒悟了，这正是那个男人的用意。欧，好极了！我决定什么时候一定要请这家伙喝顿酒了。
他是在对少年少女这样说呢：要跑你们就快跑吧，我不追，肯定不追，就当没这么回事算啦，不信你们看呀我离你们有多远了呀，你们要跑，就算我想追也追不上了呀——我直想跑过去谢谢他，为了世界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重演。我心里轻松了一下，热了一下，有什么东西从头到脚流动了一下，其实于我何干呢？我的往事并不能有所改变。
但少年没跑。他比我当年干得漂亮。他还在紧紧跟随那男人。
我老了我已经懂了：要在平时他没准儿可以跑，但现在不行，他不能让少女对他失望，不能让那个训斥过他的男人当着少女的面看不起他，自从你们两个一同来到这儿你就不再是一个人了你就不再是一个孩子，你可以胆怯你当然会胆怯，但你不该跑掉。现在的这个少年没有跑掉，他本来是有机会跑的但他没有跑，他比我幸运。他紧紧跟着那个男人。现在我老了我一眼就能看得明白：他并非那么情愿紧跟那个男人，他是想快快把少女甩得远远的甩在安全的地方，让她与这事无关。这样，他与少女之间的距离也在渐渐拉大。
少女慢慢地走着，仿佛路途茫茫。她心里害怕。她心里无比沮丧。她在后悔不该用了那样的眼色去怂恿少年。她在不抱希望地祈祷着平安。她在想事情败露之后，像她这样小小的年龄应该编一套什么样的谎话，她心乱如麻，她想不出来，便越想越怕。
当年的事情败露之后，我的爷爷问我：“你为什么要跑掉？”他使劲冲我喊：“你为什么要跑掉！”我没料到他不说我别的，只是说我：“你为什么跑掉！”他不说别的，以后也没说过别的。
我跟在少女身后，保持着使她不易察觉的距离。我忽然想到：当年，是否也有一个老人跟在我们身后呢？我竟回身去看了看。当然没有，有也已经没有了。我可能真是乖僻，但愿不是有什么毛病。
少女也没有跑掉。她一直默默地跟随。有两次少年停下来等她，跟她匆匆说几句话又跟她拉开距离。他一定是跟她说：“你别跟着你快回家吧，我一个人去。”她呢？她一定是说：“不。”她说：“不。”她只是说：“不。”然后默默地跟随。在那一刻，我感到他们正在变成真正的男人和女人。
那个上了些年纪的男人最后进了一间小屋。过了一会，少年走到小屋前，犹豫片刻也走进去。又过了一会少女也到了那里，她推了推门没有推开，她敲了敲门，门还是不开，她站在门外听了一会，然后就在门前的台阶上坐下。她坐下去的样子显得沉着。这一路上她大概已经想好了，已经豁出去了，因而反倒泰然了不再害什么怕，也不去费心编什么谎话了。她把书包抱在怀里，静静地坐着，累了便双手托腮。天色迅速暗下去了。少女要等少年出来。
我也坐下，在不惊动少女的地方。我走得腰酸腿疼。我一辈子都在做这样费力而无用的事情。我本来是不想看到重演，现在没有重演，我却又有点悲哀似的，有点孤独。
当年吓得跑散了的那一对少年这会儿在哪儿呢？有一个正在这儿写一种叫作小说的东西。另一个呢？音信皆无。自从当年跑散了就音信皆无。
我实在是走累了。我靠在身旁的路灯杆下想闭一会眼睛。世界没有重演，世界不会重演，至少那个骑车的男人没有重演，那一对少年也没有重演他们谁也没有抛下谁跑掉。这真好，这让我高兴，这就够了，这是我给我自己这气喘吁吁的一个下午的一点酬劳。那对少年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正像我也不知道当年是否也有一个乖僻的老人跟在我们身后。大概人只可以在心里为自己获得一点酬劳，大概就心可以获得的酬劳而言，一切都是重演，永远都是重演。我老了，在与死之间还有一段不知多长的路。大鱼还在游动，狮子还在散步，有一颗星星已经衰老，有一颗星星刚刚诞生，就在此时此刻，一切都已安顿停当。但在这剩下的命定之路上能获得什么，仍是个问题，你一刻不问便一刻得不到酬劳。
我睁开眼睛，路灯已经亮了，有个小姑娘站在我面前。她认真地看着我。看样子她有三岁，怀里抱着个大皮球。她不出声也不动，光是盯着我看，大概是要把我看个仔细，想个明白。
“你是谁呀？”我问。
她说：“你呢？”
这时候她的母亲喊她：“皮球找到了吗？快回来吧，该回家啦！”
小姑娘便向她母亲那边跑去。
y十x
y＝50亿个人＝50亿个位置
y＝50亿个人＝50亿条命定之路
y＝50亿个人＝50亿种观察系统或角度
“测不准原理”的意思是：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人们说一辆汽车的位置和速度容易同时测出，是因为对于通常客体，这一原理所指的测不准性太小而观察不到。
“并协原理”的意思是：光和电子的性状有时类似波，有时类似粒子，这取决于观察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时观察波和粒子两方面。可是从各种观察取得的证据不能纳入单一图景，只能认为是互相补充构成现象的总体。
“嵌入观点”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是嵌入在我们所描述的自然之中的。说世界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孤立地存在着这一观点，已不再真实了。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宇宙本是一个观察者参与着的宇宙。
现代西方宇宙学的“人择原理”，和古代东方神秘主义的“万象唯识”，好像是在说着同一件事：客体并不是由主体生成的，但客体也并不是脱离主体而孤立存在的。
那么人呢？那么人呢？他既有一个粒子样的位置，又有一条波样的命定之路，他又是他自己的观察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猜破那个谜语至少是很困难的。那个谜语有三个特点：
一、谜面一出，谜底即现。
二、己猜不破，无人可为其破。
三、一俟猜破，必恍然知其未破。
（此谜之难，难如写小说。我现在愈发不知写小说应该有什么规矩了。好不容易忍到读完了以上文字的读者，不必非把它当作小说不可，就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把它当作一份读物算了。大家都轻松。）
一九八八年
我之舞
有一年夏天我十八岁了，两条腿依然瘫痪着。在这之前我上中学，各门功课都学得不错，至少大家是这么说的。我真愿意就永远在那所中学里呆下去，可越是学得好越是得毕业。毕了业，忽然一下子再也没有人记得你功课好了，光记得你腿坏；哪个工作单位都不要我，也不说不要，说等着吧你才十八。我说十八不见得是个罪过，我可不想等到八十去，结果这么说了也没用。
离我家不远有座僻静的古园，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别人下班回家我也回家吃饭，别人又上班去我就又来。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一处冷清的地方，看来象是上帝的苦心安排，是天无绝人之路的一种。
那年夏天在这园子里，我经历了许多奇异的事。
有件事说起来让人毛骨惊然。在一片茂密的乱草丛中，一对老人悄悄地死在了那儿，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七、八天，甚至还要久。两棵老柏树从一人多高的地方连在了一起，长成了一棵；两个老人并肩坐在地上，背靠老柏树，又互相依靠着，睁着眼睛，死了也没有倒下去。几条野豆蔓儿已经在他们垂吊着的胳膊上攀了几圈。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怎么死的，以及为什么死。两个人都是满头白发，一身布衣，没带任何东西；虽然时值盛夏却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出来，因而也没有苍蝇蚂蚁之类爬到他们身上。四周是没腰的野草，稀疏的野花开得不香也不雕琢。两蓬静静的白发与周围的气氛极端和谐，恐怕是这么久没有被人发现的原因。
最先发现这件事的是我、世启、老孟和路。一连几天我们都说，草丛中那两蓬白亮亮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后来便把轮椅摇着推着走近去看。世启和我一样，腿坏了，坐手摇轮椅。老孟不单腿坏，两只眼睛还瞎，只能坐那种让人推着走的轮椅。路推着他。
路和老孟同在一家工厂糊纸袋，上班下班路推着老孟。路的父母未出五代旁系血亲，路一生下来大夫就说这是个傻子，两只眼睛分得很开，嘴唇很厚，是先天愚型。路有一回说，老孟的腿是年轻时跳舞摔坏的，眼睛是因为后来跳不成舞急瞎的，我和世启不信。但是老孟的事只有路知道，老孟只对路一个人说。我们走进草丛，才发现那是两个老人，已经死了。世启说，他们身上什么东西都没带着。老孟想了一会，说他们还没有傻到要把这辈子的东西带到下辈子去。我说这可糟了，咱们没法知道他们是谁。老孟把墨镜摘下来擦擦又戴上，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他说何必要知道他们是谁呢?说话时酒气冲天。
两张脸除了有些苍白，看起来倒是很坦然很轻松的样子，眼边嘴角似有微笑。这表情让我想起学生考完试放假回家时的心境。
我们四个不出声地在这对老人面前坐了很久。两张脸上的阳光变成淡红色的时候，鸟儿都归巢了，园子里热闹起来。
路忽然说：“他们跳得一塌糊涂是吧老孟?”
老孟拍拍路的肩膀，手在他那熊一样结实的脊背上停留了一会，然后滑下来。
“什么你说?”我问路，“什么跳得一塌糊涂?”
世启看一眼路，低声对我说：“别理他，路又说傻话呢。”
“路才不傻呢，”老孟说。
路说：“我才不傻呢是吧老孟?”然后转向世启和我，说：“我才不傻呢。”然后又对老孟说：“我不傻，是吧老孟?”
老孟又拍拍他的肩膀：“不过别老说这一句，老说这一句可不聪明。”
“我没老说这一句是吧老孟?”
我和世启笑起来。但是笑声马上煞住，眼前毕竟坐着两个死人。四周的野草波浪一样地起伏摇荡。
路依然呆呆地看着那对老人，独自叨叨咕咕：“他们跳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他们跳得。”
“他说跳什么?”我问世启。
“跳舞。老孟和路俩净说黑话。他说跳舞，瞎说呢。”
我问老孟：“什么跳舞?跳什么舞?”
“你不懂。你才十八，说你也不懂。”
老孟比世启大两轮，世启比路大一轮比我大十八，十八正是我的年龄。他们三个就管我叫“十八”。我在这园子里认识他们才不久。世启每天傍晚一下班就来，老孟和路要晚到一会。路先回家吃晚饭，老孟的晚饭只是随便在什么地方喝一顿酒，路吃完饭来酒店里接老孟，老孟已经喝完了酒在那儿等他。
世启的老婆头年秋天带着孩子回娘家去，到这个夏天还不见回来。老婆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年，孩子刚满周岁。老婆是农村人，娘家在几千里外的大山里。老婆走的时候说天冷前准回来，以后又来信说年前准回来，以后又来信说过了年就回来，再以后就没了音信。世启写信去问也没有回音。后一封信里还说，她们要是回来准是坐天黑前那趟火车到，不让世启去车站接，担心世启摇着轮椅去车站不方便，但是让世启必须在这园子门口等她们娘儿俩，要是她们先到了也在这园子门口等世启。信写得不明不白。想来想去只有这一个缘由：到世启家无论怎么坐车最后总得穿过这园子，园子又深而且草木横生，一向人迹罕至偏僻得怕人，尤其是在天黑以后。世启便从冬到春、从春到夏，每天下了班就在这园里园外等。老孟、路、后来还有我，就来陪他一块等。
老孟、路、也算上我，三条单身汉，夏天的晚上总归是要到外头乘凉的。
园子有数百年的历史，废弃已久，荒凉芜秽。有四面围墙和东西南北四座大门，但都残断不全，又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脚步声、车铃声、悠悠的口哨声，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如同死去。
太阳渐渐升高，变热，开始慢慢灼烤还没有醒明白的树木和草地。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枚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清楚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也许它们倒比我清楚?这很难说。蜂儿像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持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飘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这时不知在哪儿有个人说：“只要你还能听，你就找不到真正的寂静。”吓了我一跳，四下看时，哪儿都没有人，我以为那是我的幻觉。这话倒是说得对，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窸窸片刻不息。
这季节天气变化无常，忽而起了风，开玩笑似地打着唿哨四处野跑；忽而又飘下雨，淅淅沥沥弄起管弦，轻吹漫拨幽微缠绵。雨大时我躲进拱门去，园里园外世界全都藏起来，单用茫茫雨雾迷惑你，用浪涌潮翻般的震响恫吓你。两条腿瘫痪了多年，现在才有机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你长大了，世界就变了。从一只摇篮一片光影，变成小床上的木栏和玻璃外面一只嗡嗡叫的金壳虫；从一道又高又长又难迈过去的门槛，变成一片又深又密几乎迷失在其中的花丛；从一只木马变成一排课桌，变成一面旗帜，变成一张地图，有山岭、沙漠和平原，有大陆、岛屿、海洋，有七个洲在一个椭圆的球体上昼夜旋转运行，却仍不过是浩瀚宇宙间一粒尘埃。你长大了，世界对你来说就变了。不久，雨过了太阳憋足了力气，又把炽烈的光焰倾泄下来，仿佛一下子把草木都碾轧成金属，尖厉的颤响从各个角落里漫起，连成一片连成一片，激动不安与辉煌的太阳一同让人睁不开眼。
我闭上眼睛，眼前是无边而均匀的红色。这时又不知在哪儿有个人说：“除非是你没了知觉，否则你找不到真正的虚空。”声音异常清晰。我摇起轮椅满园里找，仍然不见一个人。
园子很大。有参天孤立的老树。有密密交织的矮树丛在蔓延。
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荒地。有散落在荒地里的断石残阶，默默的象是墓碑。墙头的琉璃瓦被养鸽子的孩子几乎拆光，长出小树，泼泼洒洒披满野蔓荒藤。传说鸽子是喜欢那琉璃瓦的。几座晦暗的古殿歪在一处，被蓬蓬茸茸的荒草遮掩，发着潮冷味，露出翘角飞榴挑几个绿锈斑斑的风铃，悄然不动。成群的雨燕就在搪下木椽中为家，黄昏时分都赶回来，围着殿顶自在飞舞，嘹亮地唱些古歌送那安静了的太阳回去。这时，就会突冗地冒出几对恋人在小路上，正搂抱着离去，不敢久留了。晚风一起，风铃叮噹作响，殿门嘎然有声，林间幽暗且有雾气飘游。几盏路灯早都被孩子们用弹弓打过了，垂着吊着不再发光。蝉儿胆大，直叫到星光灿烂去。然后是蟋蟀的天下。
我想，死是什么。
我、老孟、路和世启，坐在园子门口等世启的老婆带着儿子回来。世启说：“她们娘儿俩走了整九个月了。”又说：“孩子回来我怕认不得了。”“今天是几号?”老孟告诉他几号。“那就对了，他们走了整整九个月了。”世启眼巴巴望着黑夜。大家也都替他望那黑夜。黑夜中有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路。我想，死是什么。小时候我问过大人，死了是什么样?大人告诉我，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对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呢?”我总也想象不出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是什么样。我把这件事跟老孟说。老孟说我才十八居然想得有些道理，可是又说：“你才十八，懂他娘个屁死。路，把第一道题给他说说。”路在月光下正玩着一只放大镜。
“找一个点是吗老孟?你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点。是吧老孟他永远也找不到?”
“谁也找不到，”老孟说。
老孟递给我纸和笔。我在纸上轻轻点了一个点。
老孟说：“路，把放大镜给他。”
“那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老孟说，“其实不用放大镜你也能知道，那是一个面。这事是路发现的，是路。”老孟笑起来。
“是我发现的是吧老孟是我发现的?”
我说：“确实是一个面，这又怎么了?我不明白你们的意思。”
老孟只是笑。夜便深下去，像老孟身上的酒味一样浓。
一个警察来园子里找我们四个，向我们了解发现那对老人时的情形。
“他们就这么坐着，在那片草丛里。”
“就这么坐着?”
“就这么坐着。手垂在地上。”
“这样?”
“不是不是，是这样垂着。胳膊上攀着野豆蔓儿。”
“什么野豆蔓儿?”
“像是豆蔓儿，叫不上名字来。这园子里到处都有。”
警察在本子上记了一阵。“再碰上这样的事，千万记住保护现场。嗯，还有呢?”
“我们只是想在他们身上找找，看有什么能证明他们是谁的东西没有。”
“有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们是什么人?”
“我们正在调查，”警察说。
“他们是怎么死的?”
“你们发现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是什么?”
“头发很白。开始还以为是地上长的白毛呢。”
“地上长白毛?”
“地长毛您没听说过?地上有时候会长出头发一样很长很长的白毛。”
警察又在本子上记下几个字。“嗯，还有什么印象?”
世启说：“他们的表情象是很痛苦。”
“不对，”我说，“他们的样子看上去挺坦然。”
世启说：“怎么会呢?至少是挺伤心的。”
“一点也不，”我说，“俩人脸上都有笑容呢，看来很轻松。”
警察转向老孟和路：“请你们二位也谈谈。”
“我的眼睛看不见。路说说吧。嘿，路。”
“老孟！”世启想制止。路已经开口了：“一塌糊涂他们俩跳得，是吧老孟一塌糊涂他们俩?”
老孟不露声色，唯墨镜在夕阳下闪光。
世启在警察耳边低声解释了一下。警察惊愕的目光在路的脸上停留了一阵，又吸吸鼻子确认了老孟身上的酒味。
“为什么事，他们去死?”我问。
“我们还没有找到线索。”警察左右张望了一会。“他们睁着眼睛，依你们看他们在望着哪儿?”
“那儿！”我毫不怀疑地指给他看。“那儿有一座挺高挺大的灰房子，他们就望着那儿。”
世启说：“那是一家保密工厂。”
“是吗?”我说，“我怎么不知道?”
老孟说：“在先，那儿是一座古代的祭坛。”
“古代的祭坛?我怎么不知道?”
“你才十八。那祭坛说不清有多少千年了，比这园子还要老得多呢。”
我既不知道那是一家保密工厂，也不知道还有过一座古代的祭坛。我们四个和那个警察走过去看。完全看不出祭坛的痕迹。四四方方一座大房子有几层楼高，灰砖砌成，一个窗户也没有，不象是一家工厂倒象是一座陵墓。我从早到晚在这园子里，从未听见这房子里有过一丝声响，也不见有人进出，只偶尔见一两个哨兵在暗处游动，如同壁虎在墙上悄悄地爬。房子周围松柏森森，拉着铁丝网。
“里面在干什么?”
“没人知道，”世启说。
“是造什么的工厂?”我问老孟，“是造武器吗?”
老孟说：“叫工厂也行。传说里面有人在模拟宇宙初开时的情景。”
“是科研机关?”
“叫什么都行。宇宙初开的时候本没有任何名字。”
那个警察瞥了老孟一眼，对我和世启说：“好啦，咱们还是说正事吧。关于那对老人的表情，你们一个说是很痛苦至少是很伤心，另一个说是很坦然很轻松。对吗?”
“对，”我说，“至少是很平静。”
“是很痛苦，要不就是很伤心。”
“请你们再仔细回忆一下，过些天我来。”
“还有路说的呢，”老孟说。路蹲在远处的树林里，举着那只放大镜不知在看什么。
警察走了，我们四个又到园子门口去。天渐渐黑透了，园子里蟋蟀叫、风铃响，凄凄寂寂的，世启的老婆还没有带着儿子回来。我问老孟：“你刚才说什么，宇宙初开时的情景?”老孟让我问路，说路到那座灰房子里去过。“他怎么能进去的?”老孟说鬼知道为什么只有他能进去。
“路，你看见什么了?”
“里头比外头大，”路说。
“怎么会里头比外头大?路你说什么呢?”
“那房子里头比外头大是吧老孟?就是里头比外头大。”
“里头有多大?”
“看不见边儿那么大，比外头大。”
世启说我：“你真爱听他的，他又瞎说呢。”
老孟说：“我怀疑路是看见了一个球，他走进球里去了。球是空的，球壁是用无数颗宝石拼接成的，大大小小的宝石拼接得严丝合缝没有一点空隙。”
“那又怎么了?”
“路说他刚一进去什么都看不见，漆黑一团没有声音。后来他点了一把火，用自己的衣裳点了一把火在手里摇，轰的一声就再也看不见边儿了。无边无际无边无际无边无际……”
“老孟，你要是少喝点酒就好了，”世启说。
老孟管自说下去：“每一颗宝石里都映出一个人和一把火，每一颗宝石里都映出所有的宝石也就有无数个人和无数把火，天上地下轰轰隆隆的都是火声，天上地下都是人举着火。”
世启说：“老孟，你今天喝得太多了。”
老孟管自说下去：“我说路，你干嘛不跳个舞试试看?你干嘛不在里头举着火跳个舞?你那时应该举着火跳个舞试试看。”
路惭愧地看着老孟。
“你要是跳起来你就知道了，路，你就会看见全世界都跟着你跳。”
路呆呆地梦想着跳舞。
连着几天好大的雨，电闪雷鸣昼夜不停，倾盆决堤一般。天放晴时我再到园子里去，那座灰房子忽然不见。那家保密工厂(或是科研机关)已经拆迁，拆迁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大一座房子竟然无影无踪片瓦未留，仿佛神鬼忽不乘意把它整个端走了。剩一片开阔的空地，呈四方形，铺满白色条石；中心是一个很大的白色的圆石台；四周有些合围粗的也是白色的石柱，兀然耸立；空地边缘残存的墙基亦为白石砌就。远望浑然一片白色令人目眩，空旷而神秘。果然是一座古代的祭坛，老孟没有说错。
我摇了轮椅进入空地，在石柱间绕着走，不得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车轮在石面上碾出尖响，传开去，震起回声。石柱有的被拦腰劈断，有的顶部被削去，柱体上都有密密麻麻的气孔像是被大火烧过，光阴再把雕琢的花纹剥蚀干净。圆形的石台，处处也有焚烧过的痕迹。我绕那石台一周，估摸有一百多米；古代不行米制，尺寸也比现行的短，算来这石台的周长是合着一年的天数，一年一年循环往复永无尽止。围墙代表了四方。石柱共二十四根，指向苍天。千万年前，这祭坛可能是毁于一场大火。
我独自在祭坛上坐着，看地行天移。太阳暗暗西垂，把石柱的影子拉长，把石柱染红得如同二十四根巨大的蜡烛。暮霓起了，蓝烟紫气缭缭绕绕，浮在祭坛上空。晚风便在远处摇响了风铃。又似有鼓声。天地在庆祝生日。忽然我有一个预感，不容得我再细想一遍，这预感便被证实：我又听见有人在说话了，是两个人，一男一女谈笑风生。
男的说：“你要是说我们早晚得死，我就跟你打个赌，我说我们永远不会死。”
女的就笑，说：“好吧，假定我跟你打这赌。”
男的说：“我劝你别打，我肯定不会输而你是注定赢不了。因为我们活着我就一直没输，我们死了呢，你还赢个屁呀。”
女的又笑，笑得喘不过气。男的也笑。
这声音太清晰了。我赶紧摇起轮椅，飞快地把每根石柱都绕一圈，没人。我又围着石台转一周，仍不见人。我再后退一二十米朝石台上望，那儿空空荡荡唯见紫气蓝烟飘飘摇摇。我心里明明白白的一点不糊涂，这不是幻觉，可见前两回听到的那声音也绝不是我的幻觉。我不敢乱动了，我知道碰见什么了，——那对老人!
女的停止了笑：“你这是狡辩。”
“可我认为这里面藏着一个伟大的真理。”男的说，“不过你既认定这是狡辩，我就再也狡辩不过你了。”
“啪”的一声，男的“哎哟”一声。女的“嗤嗤”笑。
男的说：“不妨把这个问题先搁一搁，谈谈另一件事。首先是，你活着呢。——我敢肯定我这句话没说错。”
“当然，这你知道。”
“不不不，我不是说你一个人，这个‘你’是泛指。譬如我也可以对他这样说，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的头皮一阵紧，心想不如跑吧，握住轮椅的摇把使劲摇，却不能动。
“不管我对谁这样说，我都敢肯定我没有说错。原因很简单：你要是死着你就不能对我这句话作出判断，你要是能作出判断你就一定是活着呢，你就必得说我说对了，除非丧尽天良。”
“跟刚才一样，是狡辩。”
“跟刚才那个逻辑有点相似，但是你得承认这绝不是狡辩了。
你明明活着，这不是狡辩所能办到的呀。”
“不错，活着。又怎么样呢?”
“活着才能继续谈下去呀。因为活着才能知道一切，而且我们所能谈论的没有半点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什么意思?”
“这样，你要再问我世界是什么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可以告诉你了，世界就是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的。除了一个人们所知道的世界就没有别的世界了。”
“还有人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呢!”
“那你是在扯谎。你要是不知道那个世界你凭什么说有?你要是知道它有，你干嘛又说那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你是人，这一点我从不怀疑。”
男女一齐朗声大笑，祭坛嗡嗡震响。
男的说：“另外我提醒你，你要是孜孜不倦地想要知道一个纯客观的世界你可就太傻了，要么你永远不会知道，要么你一旦知道了，那个世界就不再是纯客观的了。对对对，你还不死心，还要问，请吧。”
“人们现在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世界，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世界过去是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现在依然是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正象一首歌里唱的：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
“我怎么好象听到过这首歌?”女的说，“这是哪儿的歌?”
“你不可能听到过。这是我心里刚刚生出的一句歌词，还没来得及去写呢。”
“常有这样的事，明明没有经历过，却感到非常熟悉象是经历过。”
“也许是梦里有过吧。”
“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那么将来呢?”
“你发现没有，如今就是过去的将来?”
女的好半天不再出声。
“目前世界上有几位出色的物理学家，”男的说，“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说世界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孤立地存在着，这一观点已不再真实了，世界本是一个观察者参与着的世界。干嘛，你要走?我就快要给你证明人有来生了，喂，我马上就要给你证明出人有来生了，喂，你到哪儿去……”
像《哈姆雷特》中鬼魂消失时那样，天地间响起吟吟的鼓声，然后一切归于沉寂，流雾飘烟瞬间散尽。
我摇了一下摇把，轮椅动了。
远处，老孟、路和世启来了。
“十八，你怎么了？”老孟问我，酒气扑鼻。
我惊魂未定，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脑子里乱糟糟的择不清楚。
我、老孟、路和世启，又坐在园子门口等世启的老婆带着儿子回来。远处的街灯昏黄地闪烁，树叶摇曳不时把它们埋没。世启说：“他们也许不会回来了。”世启又说：“她走的时候也许就没打算回来，山里的日子现在过得好了。”世启说：“今天几号了？”
老孟告诉他，是哪年哪月哪天。世启从衣兜里掏出冷馒头啃，目光一刻不离那条暗淡小路的尽头。“也许我不该让她走。别人跟我说过不能让她回去。别人跟我说，他们走了就不会再回来。”“那你干嘛让她走？”老孟说。世启说：“我不愿意让别人这么看我。我把存的几百块钱都给他们作了路费。我不愿意别人说我连老婆也弄不住。”老孟没言语。世启又说：“我要是去找他们，别人会怎么说？”“别人要怎么说就会怎么说是吧老孟？别人要怎么说就会怎么说。”路玩着那只放大镜。
月亮上来的时候，我把碰到鬼魂的事跟他们三个人讲。世启不屑一听，笑我并不喝酒为什么也说疯话傻话。那事毕竟离奇，我有口难辩，自己也发愣。
老孟问我：“那两个鬼魂都说了什么？”
我试着把我听到的复述一遍。
老孟说：“这就对了，十八没有胡说。”
“什么，你说他没胡说？！”世启睁大眼睛看着我们三个。
“十八没有胡说，”老孟说，“这是真的。那两个鬼魂也没有胡说。”
路笑了，手舞足蹈。“他们还在跳呢是吧老孟他们还在跳呢？”
“他们不可能停下来。”老孟又拍拍路的肩膀。路显得很兴奋。
“你们又说什么黑话哪，”世启说，“你们说是那两个老人？”
“为什么非得是那两个老人不可？十八已经不在意他们是谁了。”
我说：“不，是那对老人。”
老孟遗憾地拍了下腿，笑道：“那就随你们的便吧。”
“你看见他们了？那对老人？”
“我觉得是。我感觉是他们。”
园子里怒容串牵宏宏宰串宏宏宰宰，风铃也响。世启把轮椅摇到我们三个中间。凉风习习。世启说话的声音也抖。
“我早就说他们有什么伤心事。我早就说过，他们的表情很痛苦。”
“不是。他们有说有笑，有说有笑的。我还是认为，他们死的时候很轻松很坦然。”
老孟说：“你们俩和那个警察一样，太看重他们是谁和那些杂七杂八并不重要的事。你们都没弄懂路的意思。”
“路是什么意思？”
“路说他们跳得一场糊涂。”
“路瞎说呢，老孟你也少喝点酒，”世启说。
老孟笑起来：“生和死的事本来不是警察管得了的。路，把第二道题再给他们说说。”
“也找不到一条线是吗老孟？你们也找不到一条线。是吧老孟谁也找不到一条线？”
“谁也找不到。”老孟从路手里拿过放大镜递给我。
我说：“这我懂。不用放大镜我也知道，和找一个点的道理一样。假如有一条线，不管多么细也是一条面，不管有多薄也要占有空间。”
老孟说：“这下我相信了，十八上学时功课肯定是学得好。”
“这有什么，”世启说，“这和生死有什么关系？和跳舞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两个鬼魂没有出现，我、路和世启在祭坛上空等了一场。老孟一个人坐在园子门口，他说那鬼魂要说什么他早都知道，何必再听呢。“祭坛上的事一定是真的，十八没有胡扯，”他说。世启问他：“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真的呢？”他说他碰见过这样的事。
“有一年我也象盼望放假一样地盼望过死，那时我碰见过。”第三天和第四天，鬼魂都没出现，世启不耐烦了，不信不是我胡扯，而且他还要去等老婆和儿子，去紧盯着那条暗淡小路的尽头。第五天和第六天，鬼魂还是没有出现。
第七天，又是那个时辰，暮霭如嬉如戏聚在祭坛上空，夕阳把石柱变成生日蜡烛，风铃摇响时天地间渐渐有了鼓声。我说：“路，你听。”路点点头，很兴奋。先是歌唱一般的笑声自远而近，随后那一男一女又说话了。
“上回你说什么？你能给我证明人有来生？”
“不错。”男的说，“上回我们说到哪儿了？”
女的笑一笑，说：“上回你证明了没有脱离开主观的客观。”
“对了，就是说一切存在都是主观与客观的共同参与。现在我们来说说虚无。”
我摇一下轮椅的摇把，纹丝不动。路却漫不经心地把那只放大镜在手里玩得自由自在。
男的说：“当我们说到无的时候，必须相对于有。杯子里没水了，杯子有；屋子里没杯子了，屋子有；山上没屋子了，山有；世界上没山了，世界有。一切无都是相对于有说的。而一切有却不必相对于无。有就是有，不必相对于什么。不信你试试。”
“杯子里有水，水还不是相对于杯子吗？”
“水有，杯子也有，你没能相对于无。而且对于有来说，这也不是相对，恰恰是绝对。”
“我的院子里有树，不是可以相对于你的院子里没树而言吗？”
“不对不对，我的院子里没树一点不影响你的院子里有树。我的院子里没树是相对于我的院子有，你的院子里有树却没法相对于你的院子没有。”
“我把院子拆了！”女的哈哈大笑。
“哎哟，我让你钻了个空子。让我想想。”
蓝烟紫气龙飞凤舞，在祭坛上翻转升腾。“路。”路便把放大镜举在我眼前，放大镜里，千万条七色彩虹纵横交织变幻无穷。
“院子拆了，你的树长在哪儿？”
“长在地上。”
“地还不是有吗？我是说，不可能无中生有。”
“我把地刨了。”
“剩下什么？”
“空气。”
“空气不还是有吗？”
“把空气抽光了。”
“剩下什么？”
“真空。嗅对了，空间还有。”
“我说过，你懂事。”
女的大笑不止。
过了一会女的问：“要是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呢？”
“你的意思是说，空间、时间、一切一切都没有了，是吗？”
“是，怎么样呢？”
“那就等于0.绝对的虚无是个0.0的意思是什么？是绝对的没有。结果是说，绝对的虚无是绝对没有的。”
女的大概在想。
“嗯？”
“嗯。”
“所以虚无是相对的，存在是绝对的。”
好一阵子悄然无声。
随后鼓声又响起来，祭坛为之震荡不已，象是心的跳动，象是徐缓的舞步，渐远渐弱，渐悄渐杏。天地沉寂时独见祭坛在夜里披着星辉和月色，无数幽幽白光。四周铃声如歌。
我还是认为，那对老人死的时候很坦然，很轻松。世启仍然坚持说不是这样，是很痛苦，至少是很伤心。
他们为什么要去死呢？
“也许是别人都看不起他们，他们痛苦极了，”世启说。
老孟说：“为什么不会是他们自己太看不起自己，所以痛苦极了呢？”
“不对，”我说，“准是他们发现了，活着毫无意义。”
老孟说：“那样他们一定非常沮丧，不会是很坦然。”
“也许是儿女不孝，他们伤心透了，”世启说。
老孟说：“为什么不会是，他们相信自己是个废物是个累赘，而伤心透了呢？”
我说：“一定是他们看出生活太不公正，太不公正了。”
“那样他们一定是非常失望非常失望，”老孟说，“他们就不可能很轻松。”
世启说：“也许是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没得到，痛苦极了。”
“他们痛苦极了，干嘛不会是因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可能得到的呢？”老孟说。
“他们感到命运太难捉摸了，”我说，“人拿它毫无办法。人根本没办法掌握它。”
老孟说：“结果他们承认自己是个笨蛋，怎么会死得很坦然很轻松？”
“也许是他们想干的事没干成，伤心透了，”世启说。
老孟说：“为什么不可能是，他们想干的事本来可以干成，可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地干所以伤心透了呢？”
我对老孟说：“照你说，死是挺可怕的了？”
“我没这么说。”
“对了老孟，我敢说死一点都不可怕。”
“你敢说是你敢说，别拉上我，我没这么说。”
“什么沮丧啦、失望啦、承认自己是个笨蛋啦，”我说，“那都是活着的感觉，可我说的是死。死，本身一点都不可怕。”
“路，嘿路！十八想找到一个单独的死。”老孟笑起来。
“他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点，是吧老孟他永远也找不到？”
“他也找不到一条线。”
“谁也找不到是吧老孟谁也找不到一条线？”
“路，再给他们说说第三道和第四道题。”
“找一个面是吗老孟？”
“还有找一个空间。”
“你找不到一个面也找不到一个空间是吗老孟？我也找不到是吧老孟谁也找不到？”
老孟说：“不信十八你去找找看。只要有一个面，它必定占有空间。一样，只要有一个空间，它必定占有时间。”
路心满意足地玩着那只放大镜，把它对准树叶、露珠、小虫和自己的掌心，眯缝起眼睛全神贯注。
“反正我知道死一点都不可怕，”我说。
“那你为什么没去死？”
我知道，活着的一切梦想还在牵动着我。
本没办法掌握它。“
老孟说：“结果他们承认自己是个笨蛋，怎么会死得很坦然很轻松？”
“也许是他们想干的事没干成，伤心透了，”世启说。
老孟说：“为什么不可能是，他们想干的事本来可以干成，可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地干所以伤心透了呢？”
我对老孟说：“照你说，死是挺可怕的了？”
“我没这么说。”
“对了老孟，我敢说死一点都不可怕。”
“你敢说是你敢说，别拉上我，我没这么说。”
“什么沮丧啦、失望啦、承认自己是个笨蛋啦，”我说，“那都是活着的感觉，可我说的是死。死，本身一点都不可怕。”
“路，嘿路！十八想找到一个单独的死。”老孟笑起来。
“他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点，是吧老孟他永远也找不到？”
“他也找不到一条线。”
“谁也找不到是吧老孟谁也找不到一条线？”
“路，再给他们说说第三道和第四道题。”
“找一个面是吗老孟？”
“还有找一个空间。”
“你找不到一个面也找不到一个空间是吗老孟？我也找不到是吧老孟谁也找不到？”
老孟说：“不信十八你去找找看。只要有一个面，它必定占有空间。一样，只要有一个空间，它必定占有时间。”
路心满意足地玩着那只放大镜，把它对准树叶、露珠、小虫和自己的掌心，眯缝起眼睛全神贯注。
“反正我知道死一点都不可怕，”我说。
“那你为什么没去死？”
我知道，活着的一切梦想还在牵动着我。
一幅星图。两个鬼魂再度出现了。
“世启你听。”“什么？”“鼓声，鼓声，听见没有？鼓声！”“什么鼓声？十八，我没听见有鼓声。”“路，嘿路，你听见了吗？”路点点头，若无其事地玩着放大镜。“他们来了。”“我听不见，十八我听不见。”“嘘——”
“我已经给你证明了，一切存在都是主观与客观的共同参与，而且存在是绝对的。”声音在空中震荡。
“我知道了。”声音在祭坛上回响。“这我知道了。”
“世启，听见没有？”“没有，十八我没有。”“路，听见了吗，一男一女在说话？”路笑一笑，用那只放大镜看天空。“十八，他们说什么？我怎么听不见？”“嘘——”
男的说：“那么就是说，主观也是绝对的。”
“让我想想，”女的说。
蓝烟紫气，万道飞虹。
女的说：“主观是绝对的又怎么样？”
“绝对，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无穷无尽无始无终，对吗？”
“你懂事。”
女的笑起来。“啪”的一声，男的也笑起来。
“世启，听见没有，那女的打了男的一巴掌？”“打了一巴掌？
干嘛打他一巴掌？我听不见。“
“那么主观叫什么名字？”男的问。
“主观？叫什么名字？”
“也可以说主体。”
“主体？”
“主观或主体，是以‘我’命名的。”
“以你？”
“不不，是自己，每个人称自己都是‘我’，称别人是‘你’和‘他’。‘你’和‘他’都是被‘我’观察的客体，主体只能是‘我’或者‘我们’。”
“这不错。”
“那么，‘我’也就是绝对的，无穷无尽无始无终。”
“欧——，天——哪！”女的抚掌大笑。
“世启，世启。”“我还是听不见，十八。”“路，路！”路正用放大镜看一洞蚁穴。
女的说：“你还是在说那个老话题呢。”
“是，”男的说，“我们永远不会死。”
“你说的那是抽象的‘我’，可每一个具体的我都是有始有终的，会死。”
“无限是什么？无限是无限个有限组成的。”
“这对。”
“那么，这一回有限的我结束了，紧跟着就是下一回有限的我。
嗯？这才能实现无限的‘我’。“
“你要说什么？”
“人有来生千秋不断，动动相连万古不竭。”
“但那不再是你。”
“但那依然故‘我’。姓名无非一个符号，可以随时改变。主体若为绝对，就必是无穷无尽地以‘我’的形式与客体面对。”
“创世纪？”
“不，没有创始，也没有穷竭。这不过是世界本来的面目。无始无终，怎么你忘了？”
“来生能知道今生的事吗？”
“今生你可知道昨生的事？”
“那还有什么意义？”
“本来就没有修成来生以图好报的意义。只是证明，死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听见没有，世启？”“没有，十八，我什么也听不见。”“他们说死是不可怕的！”“是吗，十八？路，是吗？”路一心一意看着，放大镜里反映出自己的眼睛。
“死，不过是一个辉煌的结束，”男的说，“同时是一个灿烂的开始。”
“一个辉煌的结束和一个灿烂的开始，”女的重复道。
四面铃声，“叮噹——叮噹——叮噹——”，悠扬如歌；八方鼓响，“咚咚——咚咚——咚咚——”，铿锵若舞。云荡霞飞，草木轻摇，天地正要踊跃，忽然铃声鼓声顿歇。
“怎么了？”男的说。
“出了什么事？”女的像是惊慌。
阵阵浓烈的酒香飘起在祭坛上。然后有了另一个声音，舒缓而且镇静：“你们这一回真不漂亮，谈什么灿烂辉煌。”
“你是谁？”男的女的一同问。
我发现老孟似痴似梦坐在我的身旁。
“别管我是谁，”老孟喝着酒，回答那两个鬼魂，“我知道你们活得既不灿烂，死得又不辉煌，这一回可是太不精彩太不漂亮了。”
两个鬼魂无声无息，很久。
我说：“他们走了吧？”
“他们哭呢，”老孟说。他一口接一口地喝酒，开怀大笑，颠颠狂狂。
路兴奋起来：“你们跳得一塌糊涂是吧老孟？一塌糊涂跳得，他们。”
“他们本来跳得不坏。”老孟一条胳膊勾在路的肩膀上。“可是在还有力气去死的时候，这两个傻瓜却想不跳了。”
“我不傻是吧老孟？一点都不傻，我。我能跳是吧老孟？能跳得不坏，我。”
“我们也还在跳呢，”男的说，声音低沉。
“那是因为你们找不到别的。”老孟捂着嘴嗤嗤地笑。“你们真要是找到了天堂，至少你们死得还算聪明。”
鬼魂又不言语。
老孟把酒泼向祭坛。蓝烟紫气慢慢凝滞，化成一对老人，互相依靠着坐在圆形的石台上：满头白发，一身布衣，几根野豆蔓儿爬上他们垂吊着的胳膊。
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可我们还有下一回，”男的说，有气无力。
“我们下一回会跳得好，”女的说，颤颤巍巍。
老孟把嘴里的酒全喷出来，狂笑不止。
女的似要发作，男的把她劝住：“别理他，别，我们最好是走。”
老孟说：“你们要是说还有下一回，我就跟你们打个赌，我说没有下一回。”
“别跟他打这个赌，”男的对女的说，“他肯定不会输，而我们注定赢不了。”
“怎么会？”
“我们活在这一回，他就没输。我们活在下一回的时候，下一回又成了这一回。我们赢不了他。”
“我们怎么办？”
“我们碰上厉害的了。我们还是走吧。”
石台上，两个老人瞬息不见，蓝烟紫气顿时消失。四面铃声摇响。叮噹悦耳缥缈悠扬，如歌似舞；八方鼓声擂动，发聋震聩跌宕铿锵，似舞如歌。天空空星辰谛听，地冥冥草木静悟。白色的祭坛矗立于空冥之中。天地随之一片欢腾。可闻而不可及的地方有人的合唱：永远只有现在，来生总是今生，永远只有现在，来生总是今生，是永恒之舞，是亘古之梦……
“我们找不到别的是吧老孟？”
“可不是吗？找不到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甚至一个单独的空间。那个家伙真是个好家伙，他还知道找不到没有‘我’的世界。”
“可我能在那个球里跳得不坏是吧老孟？举着火在那个球里。
我能吗老孟？老孟是吧，我能？“
“什么时候你不用问别人了，路，你就能了。”
路呆呆地微笑，算计着跳舞的事。
所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都是十八岁那年夏天我在这园子里亲身经历的。我后来把这些事跟几个人说，他们都不信。老孟当初就已料到这一点，劝我不必就这些事的真假与别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我问为什么？老孟说，死过的人自己会知道，没死过的人不可能不认为你是在胡说。
那个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有一天清晨，雾气还未散尽，园子里来了个女人。她上下打量了我一阵，也不说话，摇摇头走开。
她穿着雪白的长裙，裙裾轻拂过绿草地，慢掠过矮树丛，白色的身影一会在古殿旁，一会在老树下，一会又在祭坛上，象个精灵一样默默地在园子里周游。她再次走近我的时候，我问她。
“您找什么？”
“找一个说好了在这园子里等我的人。”
“欧！您可回来了！他等您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才好几个月？”
“对了对了，差不多一年了。”
“怎么会才一年呢？有一万年了。”
“一万年？”
“可能还要长。”她冲我笑笑，目光灼灼，有不熄的愿望。
“您不是找世启？”
“世启？”她摇摇头。
您找的人什么样儿？“
“腿坏了，眼还瞎。”
“老孟！”我说，“怎么，会是老孟？！”
“他在哪儿？他还是每天都来吗？”
我看不出她的年龄。她身上有春天的不安的诱惑，又有秋光一样的沉静和安详。我在那乌黑的长发问辨出一缕雪白的颜色。
我把老孟工厂的地址告诉她。她谢过我，长裙又拂过草地掠过树丛，在蓊蓊郁郁的草木之中消失不见。我才想起每次世启问今天是几号时，老孟都能准确地告诉他，甚至说出年和月。
这天傍晚，老孟和路没有到园子里来。连着几天晚上，老孟和路都没来。只有我和世启坐在园子门口。
“那个警察说来也没再来，”世启说。
我说：“这倒好，我说不清那对老人是什么表情。你呢？”
“我也说不清。”
“他们说不定是突然发了什么急病呢？”
“怎么会两个人同时发了急病。”
“我是说，那样的话死倒真是没什么可怕。”
世启不反驳我。
我说：“他们要是知道自己患了绝症呢？知道仅剩的一点力气刚够走进那片草丛呢？”
“刚够？事先怎么能算得出来呢？”
“我说假如是那样，他们就会是非常坦然非常轻松了。”
“当然，也只有那样才可能。可实际上没有什么假如。”
实际上只有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世界，这我知道。
夏天过去了，天短了，天凉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园子里都有果实落在地上的声音。金黄的草叶上有飞蛾产下的卵。老树上，有鸟儿搭成的房。
又过了些天。傍晚，世启来时告诉我，他碰见路了。他说路说，老孟用完了所有的力气了。路说那个女人带回来一辆能够跳舞的轮椅，老孟便和她一起跳舞，象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样。他们从黄昏跳到半夜，从半夜跳到天明，从天明跳到晌午，从晌午跳到日落。谁也没有发现是什么时候，老孟用尽所有的力气了，那奇妙的轮椅仍然驮着他翩翩而舞。
“路呢？路在哪儿？”
“路说完就走了。”
“路去哪儿了？”
“路不说，急匆匆地走了。”
我和世启去找路，问问老孟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找到他家。人们说路去跳舞了。
我们找到他的工厂。人们说路去跳舞了。
我们找了所有的地方，找到半夜。人们说路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呆很久，不知道他到哪儿跳舞去了。
我们又回到园子门口，天已经快亮了。暗淡的街灯熄灭，那条小路微白而清静。露水很重，把落叶贴在路面上。小路的尽头依然溟濛，世启的老婆和儿子没有回来。
世启说：“我要去找他们，我得去。”
“到哪儿？大山里去？”我问。
“不管是哪儿。”
“你这腿行吗，在大山里？”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得去。”
“你的车钱够吗？”
“反正我是得去。十八，你呢？”
“别再管我叫十八了。太阳一出来我就过了十八了。我妈说我是太阳出来时生的。”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于北京
小说三篇
小说三篇
（一）对话练习
女的说：“不，别开灯。先别开灯。”
“该开灯了。”男的说，“这昏昏暗暗的好吗？什么也看不清。”
“好，就这样最好。”女的说，“你还坐到这儿来。”
“就这样，”女的说，“让光线一点点儿暗下去到什么也看不见。
你不觉得这样好吗？“
她说：“我现在还能看见你，慢慢的让天完全黑了我们谁也看不见谁。”
男的说：“行啊，听你的。”
“你觉不觉得这样好？你自己觉不觉得好？”
“行，就这样吧。”
“别凑合。好，还是不好？”
“一定得让我把好字说出来，是不是？”
“我怕你觉得不好。你真的觉得好吗？”
“所以你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松一下。”
女的停了一会，笑笑，然后说：“好啦，你继续讲吧。”
“能轻松一下的时候，人就应该尽可能轻松一下。”
“好啦，你继续讲吧。”
“你越是怕这个怕那个，不管什么事，结果反而会更糟。”
“我是这样，”她说，“我也知道我是这样。”
两个人都停了一会。
“可我没办法，”女的又说，“我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就快要出点什么事了。”
“什么事？会出什么事嘛？！”
“你别喊。我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你别老对我喊行吗？”
男的声音放轻：“告诉我，你为什么总觉得要出什么事？”
女的想了一会，说：“你别笑我。”
“当然。不笑。”
“你笑我也没关系，可你别冲我喊。”
“既不喊也不笑。”
女的又想了一会。男的认真地等待着。
“没事了，”女的说，“我现在又觉得不会出什么事了。”
“老天爷，你可真行！”男的说。
女的说：“咱们不说这事了。”
她说：“不说这事了好吗？”
“好啊，听你的。”
“继续讲你们招生的事吧。”女的说，“后来怎么了，到底要谁不要谁？”
“还没最后定。反正初试通过的这九个人里最后只能留七个，得刷掉两个。”
“刷掉哪两个？”
“现在还不知道。总之得有两个被刷掉。”
“要是让你来决定呢？”
“这事不能完全由我决定。”
“假如完全由你决定呢？”
“你怎么对这件事这么有兴趣？”
“不是兴趣。我总想着那九个比我还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不知最后是哪两个倒霉。”
“有五个已经定了。其中五个肯定录取了。现在是剩下的四个当中到底刷掉哪两个。”
“这四个当中注定有两个要倒霉了，”女的说，并且连连叹飞。
男的说：“什么事你都能用来折磨自己。”
男的说：“到底是哪两个倒霉还说不定。”
“九个你们就都要了算了。”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是被刷掉的两个倒霉还是被录取的两个倒霉，很难说。”
“嗯？为什么？”
“也许没被录取的倒是一辈子过得轻轻松松自自由由，没那么多奢望。也许没被录取倒是一件好事。也许没被录取将来的痛苦感倒要少一点。这是件说不准的事。”
“是。”女的说。
“是，”她说，“是很难说。”
“所以谁也说不准倒霉的是哪两个，或者走运的是哪两个。”
“其实我早就这么想过。唉——”
“你别又这么认真好不好？”男的说，“你这人总这么缺乏幽默感。”
“你看，”男的说，“现在这四个里头有三个女的一个男的。假如我们最后录取了两个女的，那样我们就很可能是拆散了一对好夫妻。
你想是不是有可能？”
女的笑笑：“是，是有可能。”
“但也可能相反，结果会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成全了一对好夫妻。
你仔细想想。”
女的笑着：“嗯，也有可能。”
“如果我们录取了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呢？这样他们俩就认识了，很可能结果成了恋人。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如果这个男的是个很坏的恋人呢？不，不，最好不说哪个很坏，这样的事很难用好坏来判断。
如果这个女的因为这个男的而一生都很痛苦呢？这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有过的。”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女的说。
“我是说那四个考生，”男的说。
“可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女的说。
“嗯，你相信得可能有道理。”
两个人同时笑起来。
男的说：“如果那个女的没被录取，她可能就永远也没机会认识那个男的，她的一生就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大概倒会很幸福，她说不定会遇到一个非常好的男人，会在某一天遇到一个她非常满意的男人。”
“我绝对相信你不是你先说的那种男人。”
“那还得看你是不是那种太挑剔的女人。”
“我不是！”
“我没说你是，”男的说。
“行了行了，我没说你是，”男的说。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他说。
“我确实不是那种很挑剔很专制的女人。我不是那种啰哩啰嗦的女人。难道你不知道我也讨厌那种女人？”
“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我们表演系招生的事吗？我是说那四个考生，被不被录取，你都弄不清意味着什么。录取不录取，之后都有无数种可能。但录取与不录取，结果肯定不一样。”
“我说过我对你绝对满意。”女的说。
“我是不是说过？”女的问他。
“你说过，”他说。
“你信不信我对你绝对满意？”
“我信。不过别用‘绝对’这个词，这个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并没有反过来要求你也得对我绝对满意，我只希望你相信我对你绝对满意，这行不行？”
“不管怎么，别用‘绝对’这个词。”
“那好，我以后不用这个词。”
“用‘相当’，用‘相当’就足够了。”
“好吧，那以后就用‘相当’。”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唯命是从。”
“行，我以后尽量不唯命是从。”
“老天爷，你好起来可真让人招架不住。”
“我从来都好。”
“咱们把灯开了吧，”男的说。
“不，别，别开灯。”
“你看，”女的说，“只剩下天边那儿还有一点儿亮了。”
“你看，”还是女的说，“空地的那边是树林，树林的上头还有一点儿亮。树林的后头是山，山和天相连的地方还有一线光亮，山后边呢，是海，亮光就是从那儿过来的。”
“你说得真简单，你这么几句话就说出几千里去了。”男的说。
“那光亮在海上，走过海，走过山，走过树林，走过那片空地，走到我们这儿。”
“你说的真容易。你实际去走走看。”
“走到我们这儿把我们显现出来，我才看见了你，你才看见了我。”女的说，“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本来并没有你，也并没有我，后来就有了你也有了我。”女的问他，“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我这时候看你是这样，另一个时候看你又是另一个样，”女的说，“这真是太奇怪了。”
男的一直不回答她。
“你看我这裙子漂亮吗？”
“还好。”
“你看我的发型要不要变一下？”
“也可以。”
“你这样逆光看我，觉得好吗？”
“不错。”
“你就是不说‘真好’。”
“要说还不容易吗？”
“可你就是不这么说。”女的说。
“你从来不这么说。”她又说。
“你很少这么说。”她说。
“反正你总是想尽办法苦恼自己。”男的说，“在任何又高兴又轻松的时候，你都能想办法把它变得又痛苦又紧张。这方面你是天才。”
“那你觉得现在好吗？”
“本来很好。”
“要是我不说刚才那几句话，你真的觉得特别好吗？”
“总归你是得让我把‘真好’呀、‘特别好’呀什么的都说出来才行。”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
“是——！”男的说，但他很快又把声音放轻些，尽量柔和些，说：“是。”
“我知道，”女的说，“我的毛病我知道，可是没办法。”
她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要出什么事。你别又冲我喊。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想想，有什么事好出嘛！”
“你别在意。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千万别在意。我知道不会出什么事。可我总感觉就要出点儿什么事了。”
“把灯打开好吗？”
“不，你别。”
“这么暗，简直什么也看不清。”
“你别开灯。来，还坐到这儿来。”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没有，我觉得非常好。”
“你躺下吧，你躺一会，”男的说。
过了一会，男的又说：“以往的痛苦，除了把它忘掉，没别的办法。”
“这我知道。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都得尽力去忘掉一些事。”
“这我懂。绝对不是因为这个。”
“你总喜欢用‘绝对’这个词。”
“真的不是，真的。”
“那到底为什么？”
“这不过是一种感觉。我不过随便说说。你别在意，一会儿就会过去。”
“也许咱们出去走走？”
“不不，就这样最好，就这样，我们俩，这样一直呆到天黑，呆到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多好。”
“告诉我，”男的低声问她，“你觉得会出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女的低声回答他，“我只是觉得太好了，最近我一直太顺利了，我总觉得不太可能是这样。”
男的如释重负般地出一口长气。
女的低声说：“所以大概要出点什么事了。很久了，一直这么顺我觉得不大可能。”
她说：“你看现在多好。天边那一缕亮也没了。天完全黑了，差不多完全黑了。”
她继续低声说，慢慢地像是自语：“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了。可我感觉得到你是坐在我身边。你闻没闻到这周围的气味？你看不见可你闻得到，你数不清这都是什么气味聚合成的气味。你一旦闻不到它了你简直都不能回忆起它来。这气味除非你自己也闻到了，否则别人就没法告诉你，你也没法告诉别人。”
她继续说着，渐渐地如同梦呓：“如果要形容它，我最先想到的是动物饼干的气味，然后是月亮下一只小板凳的气味，是夏天雨后长满青苔的墙根下的气味。还有一棵大树，一棵非常大的树的气味。以后，它会是天慢慢黑下去的气味，以后一到天黑我肯定就要闻到这气味。”
男的说：“你躺好，躺好一点儿吧。”
“你再听听到处有多安静，”女的还在说，“天黑下去的时候就是这声音。光亮从那片空地那片树林上退去的时候，就是这么安静，就是这样的声音。光亮退到树林后面去的时候，迟到山的后面再退到海上去的时候，总是带着这样的声音。你说不清这里面有多少种声音。
这里面有所有一切的声音。你很少能听到世界上的所有声音，因为你总不喜欢这样一直呆到天黑，你总是要把灯打开看看明白。”
“你躺好吧，你躺好好不好？”
“嘘——，别说话，握住我的手。”
很久，两个人不再说什么。
两个人很久不出声。
然后，男的轻轻问：“你睡着了？”
女的回答，“我一直都睁着眼睛。”
“想什么？”
“我想你们不是在招生。”
“嗯？”
“你们简直是在分配那几个孩子的命运。上帝借你们，在给那几个人分配命运。”
“欧，你说的真对。”
“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分到的是什么。分到了，也还是不知道自己分到的是什么。”
“对，是的，不知道。你这个比喻真妙。”
“他们以为是什么，实际上多半正相反。”
“实际百分之九十九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可你们到底根据什么要谁不要谁呢？”
“这你应该知道，”男的说，“我们是表演系，我们是教表演的。
我们是培养演员的。表演，这很难说。你喜欢他，可我喜欢另一个。“
“就因为喜欢不喜欢？就根据这个？”
“我现在选中一个，但这可能是我的错觉，过一会我发现这是错觉，我就选择了另一个，但是谁来担保这一次不是错觉呢？”
“可他们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你以为怎么决定呢？”
“他们就各有各的前程了。”女的说。
“可不是吗？他们就各演各的角色。”
“那回我碰巧遇见你，”女的说，“我看你很面熟，我就追上去问你。”
“我们的命运也是被别人决定的。”他说。
“我那时候真是胆子大，”女的说，“我就跑过去问你是不是一个演员。你记不记得？”
“别人决定了我，我又去决定别人。”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回我的胆子特别大，我说，嘿！您是演员吧？
其实我的胆子平时并不大。”
“决定了我的那个人当初也是被别人决定的，被我决定的那个人将来再去决定别人。”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到现在。”
“否则我现在就不是我，我就不是我现在。”
“是的，你当年要是不被表演系录取，我们就谁也不会认识谁。”
“我现在就在放羊。我现在就在打鱼。我现在就是个卖鱼的，你对我来说顶多是个买鱼的。可上帝决定借一个人分给我另外一种命运。”
“就因为他喜欢或不喜欢？”
“归根结蒂是因为这个。到头来你找不出更严肃的理由。”
她轻松地叹一口气。女的轻轻地叹一口气然后说：“但愿上帝喜欢我们。”
“可你不知道上帝喜欢的含义是什么。你怎么也不知道。人就像个瞎子。喂，把灯开开好吗？”
“不，你别。你别开，别开灯。”
“太黑了该开了。这么黑谁也看不见谁。”
“这多好，谁也看不见谁有多好。”
“你就这么喜欢谁也看不见谁？”
“对了，我喜欢。这样才真实，否则你能看见什么呢？”
“你怎么有点儿发抖？”男的说。
女的说：“没有。搂紧我。”
“对，对了，就这样，”女的说，“搂紧我。”
“你别又胡思乱想，”男的说，“你别总以为要出什么事，不会再出什么事了。”
“我宁愿你这样骗骗我。”
“不是骗你。”
“管它是不是，我愿意听你这样说。搂紧我。反正我也愿意听你这么说。”
“我骗过你吗？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我自己。我愿意相信一切都是真的，管它呢？反正我宁愿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好了好了，跟我说点儿别的事吧。”
“说什么？”
“随便说点儿什么。”
男的想了一会，说：“但愿明天他们六个人里有人会改变主意。”
“哪六个？”女的问。
“我们教研室除了我其余的六个。究竟录取哪两个刷掉哪两个，现在他们的意见是三比三，现在这事倒真的要由我来决定了。”
“可我发现我的感觉都不对，都是错觉。”
“但愿他们六个人里有一个改变主意。如果出现了四比二就好了。
那样我就可以弃权了。”
小说三篇（二）舞台效果
黎明漫散得无比广阔。在最近的地方，一片叶子飘摇垂落，没弄清它最初的来路，把寂静触动一下，轻轻一响混同到所有安卧的落叶中去，十分稳当。微明中一排黑色的大树，浓密的树冠在空中与天尚划不出界线，天是钢蓝的，越往下越浅一些。微明便是从一棵棵粗大的树身之间透过来。墙一样的树身上斑斑驳驳长了菌类，几十年前被人刻过的地方现在是意义不明的疤结。走远一些，走得脚下没有了落叶响，再回身去看那排大树，发现它们不过在广阔的黎明中占了很小的部分。因为人占着更小的部分。
两个人有时就像是齐步走那样走着，但他们并没特别去要求这一点，所以现在是两只脚两只脚同时落地的声音，过一会就是四只脚分别落地的声音，一会再变回去，交替重复。空气中的味道越来越让人有清晰的盼望，让人不想去说什么。
那是城市和湖。现在一边是还没有喧闹起来的城市，一边是渐渐变亮着的一片大湖，中间这条路继续向纵深延展并且开始分岔了。他们走到这儿有些徘徊。两个人都上了年纪。男人身材颀长，虽已瘦削但高大的骨架还在那里。女人的腰身已明显宽满，但被剪裁精确的衣裤严格控制住，让所有人都先去想她年轻时的风韵。逐年膨胀的城市把触角伸到湖的边缘，才有所收敛。城市巨大的黑影和湖水无际的白光都凝然不动，唯蓝色雾气如幕景般层层垂挂飘摆，带动起湖岸上成熟草木的气息。两个老人把行囊从背上卸下来，让它躺倒在脚边。两个人面向城市惊讶地望了一会。男人便去附近走了一遭，这时路上仍不见有行人。女人把一张地图展开。男人回来，把两个行囊都提着，朝离他们最近的湖岸那儿去。女人展开那张地图就像展开一份熟悉的报纸，就像在熟悉的报纸上立刻就能找到自己喜爱的栏目那样，她找到了自己要看的部分并且埋头进去，然后又像核对帐目那样把地图与远处的城市对照。当她转身要跟男人说什么的时候，这清晨的路上只有一个捧了地图的兴奋的女人，她发现男人和那两个行囊都在远处湖岸的长堤上。
从一个抓不住的瞬间，清晨开始有了色彩。绿色湖水铺展得平稳辽阔，托起浩荡的紫色雾气，向高天弥漫，向湖的银灰色的四周涌溢。
长堤朦胧成一条细线，上面有两个老人的小小身影。
男人沿着长堤向前走几十米，站住点了一支烟，又往回走，走走停停，来来回回在那长堤上走。女人坐在堤上，打开行囊，找出一些吃的东西来；她先把男人的一份调配好放在一边，然后又调配好自己的一份慢慢吃起来。男人还在离她几十米远的地方抽着烟踱步。她不去麻烦他，单是自己望着眼前这座城市出神，像在琢磨它的来龙去脉，像在边读边猜一面残断的碑文，像是在听一种未必是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湖水在她背后有节奏地撞着堤岸。墨绿的水草在将出未出水面的地方牵缠成网，时而被湖水贴上堤壁，时而又被收容回去。男人抽完了一支烟回来，在女人身旁坐下，拿起女人为他预备好的那份食物看看，挑几块好吃的玩意儿悄悄放到女人的那一份中去，才开始大口吃起来；目光却一直追随着女人的目光去。城市也开始从灰暗中鲜明出来，如雾散的港湾里一条辉煌的巨型客轮…
路那边的一座小房子里走出来一个少年男孩，他端着一个很大的搪瓷杯，走出几步去蹲下来刷牙。他刷牙的姿势很夸张，把牙刷在嘴里横横竖竖斜斜地使劲刷，想必他很珍视自己的牙齿，整个身体都在用着劲，咯嚓咯嚓的响声直传到湖边来。两个老人望着那个男孩，先是惊异于他的刷牙方式，继而又怀疑这样激烈的动作不见得没有另外的目的，最后他们明白了，两人互视一笑。有一只母鸡走到男孩面前，也惊奇地看他，用这只眼睛看了又用那只眼睛看，心想男孩嘴中的白沫能不能分一点给自己作早餐。男孩便跟那只母鸡玩起来，满嘴里是白沫并且含定那根牙刷，追到母鸡把它抱起来往高里抛，母鸡飞下来他再抓到它往高里抛。母鸡的叫声惊动了男孩的母亲，小房子里有人骂他，也可能是他的姐姐。男孩慌忙回到原处，用清水漱了口，钻回小房子里去。母鸡走到男孩呆过的地方，试着在地上啄几下，终不明白那么好的白沫怎么会转瞬即逝。
两个老人直看着小房子后面的炊烟淡尽了，一个男人出来骑上车走了，一个妇女出来也骑上车走了，然后那个男孩和他的姐姐从小房子里出来，步行着上了路；小房子和小房子前面的空地都染上霞光。
远远的湖岸上响起钟声，钟声在湖面上朗朗地流传。
这时没有了湖。闻不到湖水的气味了才感到远离了那片湖。城市里的白天永远是过节一样，尤其是这座城市又太大太老太深，每条街道上都像是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件，到处都像在传播一个紧急的谣言。两个老人站在路边，神情却似面对一条陌生的激流。
女人不觉中抓紧着男人的上衣后摆。男人在看那张地图，女人抓住他上衣的后摆怕他会走进那条激流中去。有个歌星满天满地唱着爱情留下的创伤，开始听去像是个女人在唱，听到后来就不排除那也可能是个男人；一遍一遍地唱，唱不幸的心和一棵往日的树木。
老人在这样的一片歌声中走过马路。
走上对岸他们都松一口气；女人不大够用的眼睛才顾上看一下男人，紧张的脸上才舒开一个淡淡的微笑，并顺势察看一下男人背上的两个行囊。但是他们立刻又要准备过一条马路了。他们注定还要过很多这样的激流。谁让他们不小心又闯进了这座大都市呢？它本来就是这样日久年长纵纵横横构筑起来的，这是它的本能。倘作鸟瞰，就会相信这是多么精妙而且必要的设计，试想若抹去这些纵横交错层层盘绕的格子会怎么样呢？兴致勃勃的人群定会突然呆若木鸡，瞬息失却其全部秘密。那是上帝和他的仆人的一个棋局。男人改变了主意，他把行囊让女人照看，自己捧了那份地图再度消失到人群中去探问。
女人先是站在路口，惊愕于眼前的一切；她几次把脚下的行囊挪一挪，川流不息的行人好几次绊在上面，使她满心满脸都是歉意。后来她就拎起行囊找到一间电话亭旁站下，这儿好一些。远远的马路对面是一家装饰花哨的发廊，里里外外都有彩色金属的闪光，那个歌星就悬挂在发廊的门框上不知疲倦地唱呀唱。她靠在电话亭上闭一会眼，平定一下心神，或许便把那歌声当真听一听。现在唱到了风，东南风或者西北风不管什么风吧，唱歌的人声称不管是刮什么风总归于他都是快乐的。然后他又说他也不知道。一阵心动过速般的鼓点响过，他又说他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事实上他什么也不知道，并且反复强调这一点。女人睁开眼睛，想起从电话亭的玻璃上审视自己的形象，拢一拢散开的头发，使底层的白发尽量得到掩盖，抽下一只发卡，咬开，再推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在她这一系列动作的过程中，她的表情渐渐起了—点变化。她看见电话亭里有个身着风衣正在打电话的人。她愣愣地盯着这背影好久，突然快步转到电话亭的另一侧到那个人的正面。这时她脸上的表情一震。她几乎就要伸手去敲电话亭的玻璃就要喊出一个人的名字了，那个人向她抬起脸来不解地看一看她。她不掩饰自己的窘色，只作了个手势向那人致歉，那人并没在意或者根本就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慢慢走回到那两只行囊旁，垂下头想了一会。那个人打完了电话走出来，走过她身边，走过马路去。她再望望那背影，那是个步履轻盈矫捷的青年人。街上差不多都是青年人，都是陌生的面孔，都不注意到她的归来，单把各色艳丽的时装在她眼前飘转跃动的如涌如潮。
男人从滚滚人流中费力地钻出来，额头的皱纹里很多汗水，站到女人面前时兀然地显出苍老。女人赶忙掏出手帕来给他。男人擦着汗，向女人汇报他的侦察结果，他很兴奋，东指西指，差不多指了一圈。
女人听着，目光随着他手指的方向迷茫眺望，思绪潜到这看不见底的城市深处去。然后他们急急忙忙背起行囊，涉过一条又一条激流去，你拉着我我拉着你，象两个赶着去上学的孩子。
到了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上，也是最著名的一条。他们仰头看那路牌，把那块路牌读了很久。这当儿人流把他们冲得转了好几个圈，仿佛他们恰好是两个游涡，有一次男人被一个姑娘的长发卷了很远去——那是他行囊上一个搭扣的作用，他好不容易向那姑娘解释清楚了才又回到路牌底下。他们把那路牌读了很久，才相信那几个熟悉的字是完全可能跟一条不再相识的街放在一起的，然后两个老人互相笑笑，笑对方和自己的痴呆。他们便随了潮流往前走，像是宽广的河流忽然灌入了狭窄的河道，他们几乎不能停下来。现在他们不再是两个漩涡，而是顺流漂浮的两片树叶。路旁的橱窗一个紧挨着一个，白色和茶色的宽大玻璃连成一道凹凸起伏的墙，从中看这熙来攘往的世界也并无异样，唯偶尔于中发现了自己倒觉得诧异觉得陌生。人很少有机会看见自己行走的样子。橱窗里琳琳琅琅，五颜六色的遮阳棚更应该算作招牌或者旗帜。歌星们现在是蜂飞蝶舞，落得到处都是了。男人只顾往前走。女人掉在后头，她仍不断从橱窗的玻璃上观察自己，有几次她想看到自己没有观察自己时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但这似乎办不到；结果她把前面人的鞋踩掉了。男人听见她在向人家道歉，转回身来停下，也不无歉意地向人家报以和蔼的微笑。女人追上来，两个老人再度肩并肩地走，保持住同样的速度。有机会女人还是往橱窗的玻璃上瞅，现在可以看见她和他两个人在一起走，两个人一起在人群中走，人群中两个人走在一起，那样子又奇怪又动人。男人全没理会这些事，他急着往前去，急着要到他们本来想到的地方去；到那儿去必须穿过这条又长又热闹的街，然后再乘汽车。
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大楼的拐角处，或者说是在一条被埋没了的小胡同口上，两个老人终于有可能歇一下喘口气了。好似两只在波涛里搏斗了很久的小船，不意被一个浪头推上了河滩。这儿要相对安静得多，人少得多，汹涌的大河在外面喧嚣，这儿是它的一条细小又安稳的支流。他们卸下行囊，身体贴靠在大楼雪白的墙上，仰头去看一线蓝天；阳光在那儿很是灿烂，并有鸽群悠悠飞过。男人把外衣的扣子都解开，示意女人也不妨这样做；女人并不，女人单是把男人从头到脚审视一番，从他的毛衣上择下一根草棍儿，把那草棍儿在两指间捻一捻然后让它飘落地上。今生今世那草棍儿很少可能再与他们重逢。
忽然，两个老人差不多同时欢呼了一声，离他们十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卖传统小吃的商摊，一面飘扬的旗幡与往昔一般无二——紫红的粗布上缝了几个白色大字。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过去，随后又想起那两个行囊，男人只好又回来取；男人在往返之际已把钱夹掏出来拿在手上。
紫铜大锅里酱红色卤汤咕嘟咕嘟翻着气泡，古老的浓香几乎把两个老人变成贪嘴的孩子。
他们不问价钱，急忙递了一张面额很大的钞票上去，站在摊前目光不离开那只大锅，不离开摊主人的勺子和摊主人一系列熟练的动作，那动作令他们感动至深。他们买了两碗，一人一碗，面对面捧了碗喝。
那东西很烫，他们不得不一口一口喝得很慢，喝得冒汗，喝得脸上大放光彩，隔着升腾的热气看对方，看见对方和自己一样喝得贪婪，不免忍俊不禁险些把嘴里的东西漏到地上，然后神情又转而肃穆，深情而且响亮地喝。摊主人的小孙子扒着柜台看这两个老人，两个老人笑他也笑，两个老人不笑他也不笑，两个老人认真地喝时他便认真地看他们的脖子。摊主人低头数钞票，低头搅动那卤汤，抬头叫卖两声，又四处张望着找他的孙子，但很快发现他的孙子不声不响地就站在他腰下。两个老人喝罢那东西离开时，摊主人的小孙子开始胡七乱八地唱起歌来，其中有一句是，“不，我们还是不要见面，还是不要见面吧”，唱得颇具神韵。
接近中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两个老人互相丢了一会，好在后来又互相找到了。他们排队等电车，排了很久，车来了人们却不再按顺序，一下子都拥上去拼命往车上挤，把他们挤得离车门越来越远。
第一辆车他们没上去。第二辆来了还是这样，第三辆还是这样。第四辆车来了，两个老人总算挤到了车门前，可是男人好不容易把女人推进车门，车门就关了；一个在车上喊，一个在车下喊，但电车不管这些事径自开走了。男人知道女人准会在下一站下来，便急急地往那里赶，他没料到女人会有那么大本事——她竟然又挤上了返程的车回到原来的地方。女人回到原来的地方，看见男人已不在那儿，心里一阵空，但她立刻醒悟到再不能离开这里了，她就站在一个最显眼的地方站在太阳底下，等男人回来。男人走了一站没找到女人，就又往前走了一站，还没有找到就又往前走，走了五六站远他才想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待男人回来时，女人还是站在太阳底下站在那个最显眼的地方一步也不曾移动；阳光在到处飞扬炫耀，唯栖落在她的周围时变得恬淡安详，仿佛一支亢奋的乐曲中忽然呈现一段平静的吟唱。女人常常比男人伟大，否则在浩潮如许的世界上人们更易互相丢失了。两个老人决定不再坐什么车，此行不单是要找很久以前的那两间老屋，也是要来重新看看这座城市，不妨就这么慢慢地走着看它吧。
中午，他们总算走到了原想乘车要到的地方。男人在路边的果皮箱上铺开那张地图，两个人都戴上老花镜细细地看，知道离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不远了，他们要找的那两间老层应该就在附近。他们互相点点头，再从老花镜的上缘向四周望出去，记忆中的标志却一个也没有，处处是新建的楼群，层叠环绕的立交桥像一个豪华玩具或一个非常大的几何图案的一部分。那两间老屋所在的地方，当初就是一条在所有的地图上都不被标明的小胡同，时光改变了一切，不知它如今还存不存在，简直想象不出它在这巍然壮丽的楼阵中会怎样存在着。两个老人摘下老花镜时互相祈祷般地望了一会，知道心里仍不能放弃那个由来已久的希望，也知道那希望是多么脆弱多么容易在瞬间彻底破碎以至永远消失。他们用紧张而又镇静的目光互相提醒：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此行也许是为了实现那个希望，也许单是为了千里迢迢来让它永远销声匿迹。但是他们不想让它过早地破灭，因此两个人只按着自己的记忆去走，只按着自己的直觉去走，把那张地图折好收在行囊里，不再向任何人打听。大街上还是沸沸扬扬热烈的人们，而他们两个便就近拐进一片楼群中去。随着各式各色的楼房错错落落的排列，他们曲曲折折地走，方向是不会错的，至于结果则另当别论。
天上开始堆起了灰白的云，云差不多擦着楼顶走，走得平稳也汇集得潇洒，把阳光的温度降低，把阳光变的淡薄。楼群深处渐渐地安静，有人在缓缓地吹一把圆号，号声与那些游走的云彩合拍，浑厚沉稳得足以把喧嚣的市声推开得很远。某座楼房的一层的一间是一家小饭馆，两个老人走进去，累了也饿了，应该正正经经地吃一点饭。他们在靠窗的地方坐下来，把行囊推到桌下去。店主人是一对青年夫妇，可能是一对青年夫妇；小伙子赶忙奔到厨房里去，姑娘走到两个老人桌前。他们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罐饮料。小饭馆的面积只有十四五平米，摆了四张桌，另外三张空着。菜上来的很快，味道却绝不像它的名字，但两个老人实在是饿了，吃得很香。
而且他们非常喜欢这儿的安静，非常喜欢这时外面的天空已经变为一色均匀的铅灰，非常喜欢那时隐时现的圆号声，非常喜欢正在厨房里忙着的小伙子的身影和在昏暗的角落里默坐着的姑娘。两个老人不断回头去看那小伙子和姑娘，不断环视这间小店。他们很快吃光了饭菜，舒舒服服地几乎是躺在椅子里，女人慢慢地喝着饮料，男人慢慢地喝着饮料并且慢慢地抽着烟。女人轻轻挥开飘在她面前的烟缕，闭上眼睛。男人正好面对窗户，便望见平坦的铅灰色的天下飞着的一群白鸽，在天色衬照下它们显得奇异的洁白，白的发亮令人心惊，他长久地望着它们，望着它们盘旋盘旋盘旋，望着它们散开了又聚拢散开了又聚拢，最后消失不知落在谁家的屋顶。
上去了。男人看看女人，女人趴在桌上睡了。
女人作了很多梦，醒来已近黄昏。外面下着雨，她冷睖睁了一会，上下左右看看，弄清了自己是在哪儿，然后发现男人不在她身旁。
店主人那对青年夫妇一起走过来，告诉她男人说他去附近走走，告诉她男人说他不会走远让她等他。她谢过这两个青年入，起身到门外，在屋檐下看雨，雨很细很密没有声音，天如质密的灰色塑料铸成，参差的楼房都被雨淋得暗，路面却让水染得亮。她缩缩肩，返身回来从行囊里取了件外套穿上，想了想又抽出折叠伞，她请那对青年夫妇照看一下桌下的行囊，便出门走入雨中。小伙子跑出来指给她男人去的方向，她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呜呜的号声还在响，号声仿佛不能冲出沉重的天去便被压得在楼群中流，呜呜地把路流得很长很曲折。她拐了几个弯，忽见一片夺目的金黄，一棵孤零零的非常高大的银杏树矗立在一块空地上，满树满地都是金黄的叶子。
男人打着雨伞站在树下，他没有发现女人的到来，他把背紧贴在树上，然后迈开大步计着步数走，向正北走了七步转身九十度再向正西走了二十一步，他停在一家店铺门前。这是一家新开张不久的店铺，门窗上的油漆都还新鲜，几个红色大字写在玻璃上，写的是：加工墓碑。男人又走回到大树下，这时他看见了女人，但他顾不上跟她打招呼，他再次向北量出七步向西量出二十一步，结果仍旧停在那家店铺门前，他转过身来向女人点了点头。女人早已经全明白，那儿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两间老屋，那棵大银杏树曾经是个标志现在还是个标志。女人走过去，到男人身旁；两个人对着那店铺仔细察看寻找往日的痕迹。往日的痕迹丝毫也没有，这是两间新盖的房，这儿只是那两间老屋曾在的位置；他们再转身望望那棵大树，相信这儿确凿就是当年那两间老屋的位置。
两个老人在这店铺门前站了一会犹豫了一会，之后推门进去。屋里有个人正猫着腰给一方墓碑上的碑文着色：并排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金色，一个是红色。那个人的周围摆满了各式墓碑。屋子里堆满了青的或者白的墓碑的石料，几乎无边无际，在昏暗的光线下放着青的或者白的光。那个人专心致志地在给碑文着色：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金色，一个是红色。
晚上，两个老人又到了城外。他们找到一家紧靠湖边的旅馆。
负责登记住宿的人问：“一个房间？”男人看看女人，女人装作没听见去看墙上的一幅司空见惯的水墨画。男人说：“都行。”负责登记住宿的人问：“有结婚证吗？”男人说：“没有。”负责登记住宿的人间：“她是谁？”男人说：“两个，要两个房间。”这当儿女人装作不在意地走开，在卖烟的地方买了一包烟。负责登记住宿的人扔出两个房间号给男人。
不久之后，女人洗了澡，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抽烟。这时男人敲门进来。男人说：“怎么，你也抽烟了？”女人说：“抽，偶尔。”男人在她对面坐下，拿起那包烟来看看牌子，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燃。
女人说：“我对墓碑的事不怎么懂，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是金色的，另一个是红色的？”男人说：“金色的那一个已经死了，红色的这人暂时还活着。”
小说三篇（三）脚本构思
全能的上帝想要办到什么就立刻办到了什么，因而他独独不能作梦。因为，只是在愿望没能达到或不能达到时才有梦可作。
不过上帝他知道，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全能的上帝，他就必须也能作梦。作什么梦呢？上帝他知道，既然他唯一不能的是作梦，那么：他唯一可能作的梦就是梦见自己在作梦了。
可他要是能作梦了，他还会去作作梦的梦吗？要是他还不能作梦，他又怎么能梦见自己在作梦呢？就算这样的问题不难解决，但是上帝他知道，接下来的问题对他来说几乎是致命的：那个梦中梦又是梦见的什么呢？不能总是他梦见他梦见他梦见他梦见……吧？
那样他岂不是等于还是不能作梦吗？上帝他知道，他最终必须要梦见一个非梦他才能真正作成一个梦，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能的上帝。然而，一旦一个真实的事物成了他的梦，可怜的上帝他知道，那时他必定就不再是那个想办到什么就立刻办到了什么的全能的上帝了。
上帝曾一度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中。
无梦的日子是最为难熬的日子。无梦的日子令他寂寞、无聊、孤苦。无梦的日子使他无法幻想，无从猜测，弄不清自己的愿望，差不多就要丧失掉创造的激情和身心的活力了。他在空旷而苍白的天庭里行走，形单影只，神容憔悴，像一个长久的失眠症患者，萎靡不振。
但他心里明白，以后的日子无尽无休。他心里明白，如果没有梦的诱惑，无尽无休的日子便仅仅意味着无与伦比的苦闷。幸而他心里明白，他宁可把一切连同他自己都毁掉，也决不能容忍这无梦的监牢。幸而他渴望梦的心还未萎缩还未肯罢休，创造的激情便还没有完全熄灭，这给他留下一线生机。这样他才想到，他虽不能作梦，但除作梦之外他是全能的；他不能从梦中见到真实，但他可以在真实中创造梦的效果，他自己不能作梦，但他可以令万物入梦，那便是一个如梦的玩具了，他就能够参与一个如梦的游戏了，他观赏万物之梦（假如天庭里也有瓜子，他可以一边嗑着瓜子），尽管他不能作梦也就一样有了梦的痴迷与欢乐了。想到这儿上帝他激动不已，他看透这是唯一的出路了，他定要尽他上帝的全部智慧来做好这件事了，否则他将或者因苦闷而发疯，或者因麻木而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上帝的主意已定。他静静地坐了一会，让心落稳。他先为这个如梦的游戏和玩具起了名字，叫作：戏剧。随后他开始考虑脚本。
当然了，这个戏剧中的所有角色都不要像他一样是全能的，否则他们也将无梦可作，那样的话这个戏剧就无法开展，他也就无从观赏梦的过程并动情于梦的效果了。于是上帝明确了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在这些角色们的面前布置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无疑是英明的。但是如何布置呢？在驴的头前吊一捆草，驴追草走，草走驴追，这种杂耍只可作为舞台边缘的一个小演出，驴的梦境过于敷衍过于拘泥，不足以填补上帝心中偌大的空白。上帝想，舞台中心的角色们应当更聪明，也应当更狡猾，应当想象力更丰富并且欲壑难填，应当会作五光十色的离奇古怪的变化万千的梦才好，不能也不应该像对付驴那样来对待他们。虽然如此，这个关于驴的设想还是给了上帝一个启发，他确信，一个永恒的距离势必要布置在这些角色们的能力与欲望之间。
继而他又想，如果这个永恒的距离，是以欲望总也不能实现的方法来布置，这些聪明的角色们怕是不能被骗过，那样一来他们迟早也要失去作梦的能力，无所能与无所不能一样要导致绝望。看来应该让他们具有实现欲望的能力，但要让这种能力有个限度。好吧，问题又来了：限度？多大限度？不管多大限度只要是限度，这个戏剧就肯定有演烦的一天有演完的一天。（一当达到那个限度，他们又是无所能了，梦完了戏还不完吗？若一个相同的戏剧反反复复演下去，不烦吗？）上帝想到自己的日子是无尽无休的，为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享有无穷的梦的效果，这戏剧是不能让它演烦也不能让它演完的。那么怎么办呢？
难道要让这些角色们实现欲望的能力也是无限的吗？不行，那样他们岂不又是全能的了？在这个问题面前上帝他居然想了好久，最后他幡然醒悟，笑自己竟这么糊涂。所谓有限度的能力，不是就空间而言，也不是就时间而言，而是就他们的欲望而言。有限的能力造就了无限的欲望，无限的欲望再引诱他们去不断地开拓扩展以使空间成为无限，不停地运动变化以使时间成为无限，这样的戏剧就不会演烦也不会演完了。这下上帝有了个好主意了：不是不让他们的欲望实现，而是让他们每一次欲望的实现都同时是一个至一万个新欲望的产生！就是说，不是不让他们得到谜底，而是使任何一个谜底都又是一个至一万个谜面。对了，上帝想，这样一来，一个永恒的距离就巧妙地布置在他们的能力与欲望之间了。
上帝松了一口气，稍稍歇一会。他默默地在心里盘算：那个驴的乏味在于它不能有更多的梦想，它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梦想呢？
使一个谜增殖为若干个谜的方法是这样：譬如说一个角色是一个谜（a），两个角色却不止是两个谜（a、b），而是三个谜（a、bab）了。三个角色呢？不是四个而是七个谜（a、b、c、ab、bc、caabc）。那么一万个角色呢？五十亿个角色呢？所以，上帝只需使这些角色们互相感兴趣就行了，他们就有千变万化的梦好作了，上帝就有丰富多彩的戏剧好看了。驴不行，驴就是太呆板，驴就是互相之间太冷漠，结果千万个驴还等于一个驴等于一个猜厌了的谜，所以上帝想，驴就让它是驴吧，让它是一个警告。
事实上，这种使一个谜增殖为若干个谜的方法，也就是使若干个谜变成无限个谜的方法。如果每一个角色身上都带了所有角色的信息，也就是说每一个角色都是由所有的角色造就的，那么每一个谜底不仅要引出若干个谜面，而且会引出无限个谜面。因为，要想猜破任何一个谜，都必须猜破所有的谜，而要想猜破所有的谜，都必须猜破这一个谜，这一个谜中有所有的谜，所有的谜中都有这一个谜，所有的谜面都是谜底，所有的谜底都是谜面。好极了！上帝想到这儿由衷地笑了，他知道他差不多快要把一个了不起的戏剧设计好了，他知道凭这些角色们的聪明他们是不会不对这些游戏着迷的，凭他们的聪明他们也绝发现不了这个玩具的漏洞，他们将玩下去玩下去玩下去玩下去…
…直至永永远远。他们如醉如痴，上帝乐不可支。
剩下的事就比较简单了。
大体说来还剩下三件事。
一是要让角色们永远坚持对这个脚本的新奇感，准确地说，是要永远保持若干对这个脚本有新奇感的角色。当一些角色乏了、腻了、老了，果真看透了这是个无目的的戏剧，就要及时撤换他们，让他们消失让一批尚不知天高地厚的角色们出现，或让他们去渡一条河，在那儿忘记以往的一切，重新变得稚嫩变得鲜活，变成激情满怀踌躇满志的角色。
第二件事是，倘若上帝一时疏忽，忘记撤换某些看透了上帝企图的角色，这怎么办？这并不难办，在他们等候上帝来撤换他们的这段时光里，可以让他们有另外两种选择，当然也只可以有这两种选择：或者退到舞台边缘去临时成为一个驴；或者仍在舞台中心，更加有声有色地纵情歌舞，并慢慢体会上帝最初不得不作此脚本的苦衷。这两种选择都是可以的，都能等到上帝来撤换他们。但是，这几个被上帝一时忘记撤换的角色若把他们看透的事四处声张，这可又怎么办？这会导致这个脚本过于清澈而对无论哪—个角色都失去魅力。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上帝令其余的角色都绝不相信这几个角色的话。
第三件事，也是最后一件事。当一切都安排停当了，上帝还有这最后一件事要做，那就是闭上眼睛把他创造的这个舞台摇一摇，把所有角色的位置都摇乱，像抽签儿之前要摇一摇签筒那样，像玩牌之前要先洗牌那样，让每一个角色占据的位置都是偶然的，让他们之间的排列是随意性的。上帝他知道，没有悬念的戏剧是不好看的，看了开头可以推算出结尾的戏剧是不好看的，预先泄露了细节的戏剧是不好看的，不好看的戏剧是不会有梦的效果的。
现在上帝的事做完了，剩下的是角色们的事了。角色们也许不相信事情是这样的，那就对了，上帝为了获得最佳的梦的效果，令他们不信。
一九八八年
来到人间
星期六晚上，男的八点多才回到家，在过道里锁车的时候就感到意外：孩子没喊他，也没听见孩子的笑声。
屋里光线很暗，没开大灯，只一盏八瓦的小灯亮在尽里头的写字台上。女的坐在床沿上，见他进来，只把两条腿变了下位置，脸依然冲着电视，披了件旧外套，象是怕冷的样子。床上扔满了玩具。孩子在玩具中间睡着了，没脱衣裳，身上盖了条毛毯。
“没想到又这么晚，”男的说，看了看手表。女的没搭腔。
男的走到床的另一侧，一边解风衣扣一边俯身看看孩子：“怎么这么睡？”
女的还是没回头，说：“饭在厨房里，锅里。”声音囔囔的，掏出手绢擤鼻子。
男的又绕到女的身旁，站着看电视，把胳膊抱在胸前，注意着妻子的脸。电视的光忽明忽暗在她脸上晃，让人弄不清她的表情。电视里在播球赛。他知道她从来不爱看球赛。
“怎么了你？”男的问。
“饭在锅里，凉了热热。”妻子的声音仍旧囔囔的，鼻音很重。
男的愣了一会，正转身要去厨房，听见女的长出气，并且象啜泣那样颤抖。‘“到底怎么了你？”男的又转回身来问。
“你先吃饭去。”
男的走了几步，伸手去开大灯。
“别开！”女的说。
男的退回到床边，挨着女的坐下，瞪着电视发愣。街上过汽车，荧光屏咔嚓咔嚓地闪。
“到底怎么啦？”
女的不说话，一条腿不住地颠。
“是不是孩子又怎么了？”
“她没说幼儿园好不好？”男的又问。
这下女的忍不住了，“咹——咹——”地哭起来，把头顶在丈夫肩上，浑身不住地抽动。丈夫茫然地坐着，抓紧妻子冰凉的手。
这孩子二来到世上，面前就摆好了一条残酷的路。先天性软骨组织发育不全。一种可怕的病。能让人的身体长不高，四肢长不长，手脚也长不大，光留下与正常人一样的般头脑和愿望。一条布满了痛苦和艰辛的路，在等一个无辜的小姑娘去走。也许要走六十年，七十年，或者还要长，重要的是没有人知道这种病到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治。
孩子不知道这些。和别的孩子一样，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小拳头紧攥着，蹬蹬腿，踹踹脚，想来这个世界上试试似的。饿了，她也哭，或者尿了，就哭。吃饱了，高兴了，她也笑。买只红气球挂在床栏杆上，太阳把气球照得透明闪亮，她皱着眉头不眨眼地看。和别的孩子完全一样。
“你说她是吗？”年轻的母亲说，不愿意说出那个病名。人们一般管那种病叫“侏儒症”。
年轻的父亲捅捅那只气球。一片红光飘来飘去，孩子的眼睛跟着转，笑了。还在襁褓里，这孩子就会笑。
妻子斜靠在被摞上，两手垫在脑后，眨巴着眼睛看对面的墙，象是那儿有一道题。丈夫趴在椅背上，交叉起两手顶着下巴，好象另一道题写在妻子的脚上。对面阳台上有个人在给盆花浇水，一边唱着京戏，遇着高音就巧妙地变个调子。孩子什么都不管，看着那只红气球，“咿咿唔唔”地说着自己的歌，仿佛知道童年不会太长，得抓紧懂事前的这段好时光。
“要不再到别的医院去看看？”母亲说。
父亲好一会儿没有出声，把目光从妻子的脚上转向窗外的天上。
“我看她不象。”母亲又说。
父亲猛地站起来：“那就走！”
两口子急急忙忙把孩子裹好，抱起来，出了门，就象这回准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团有个编剧，”一边下楼梯女的一边说：“头一回化验说是肝炎，还很厉害，没过几天又到另一个医院去化验，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咱们上哪儿？”
街上永远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车，简直不知道是为什么。男的站在马路边想了想，说：“这回咱们不去太大的医院了。”
女的没有哭太久。“把灯开开吧。”她说。
男的把大灯拉开。
“把电视关了吧。”
男的把电视关掉。
女的开始收拾床上的玩具，一样一样收进一只小木箱。然后给孩子脱衣服。“欧欧，把衣服脱了睡。”不管你心里愿不愿意承认，孩子现在四岁了，个子就是比其他同岁的孩子矮，胳膊腿也明显地短。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这种病的特征开始显露，再不用跑医院检查了，剩下的是怎么接受这个事实。“欧欧，妈妈在这儿，脱了衣服好好睡。”孩子在梦里睁开眼看了看妈妈，又看见了爸爸，困得又闭上眼睛，呼吸中带着抽噎。
两个人一直看着孩子睡熟了，呼吸平稳了。
“嗯。”男的说，是问话，看着女的。
“下了班我去次接她，”女的说，“一进幼儿园就见她一个人靠窗台站着，光是看着别的孩子在院儿里玩。一见我来，她就跑过来，拽着我要回家。两个阿姨在聊天。我问阿姨她怎么样。阿姨说还好，不过才两个礼拜，谁知道时间长了怎么样呢？对了，你先吃饭吧。”
“等会儿。”
“出幼儿园没多远，她就跟我说，她的被子和枕头都丢在幼儿园了，让我回去拿。我说不用，星期一还要来呢。她一下子就哭起来，蹲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走了，非让我把她的被子和枕头都拿回来不可。我说，‘你不是想上幼儿园吗？’她光是哭。我说‘你怎么又不想上了呢？’她光是哭。要不我去把饭给你拿来？”
“不用，不着急。”男的等着她往下说。
“她用胳膊勾住路边的一棵小树，就是不走。小胳膊勾也勾不住，就甩两只胳膊这么抱着。我拉她也拉不动，就打了她一下。”
女的用手抹眼泪，伤心地摇头。‘男的焦急地等着她往下说。
“我还从来没打过她。我不知道我今天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打过她一下。”
“我知道，我知道。这也没什么。”
“我打了她一巴掌，”女的仰起脸，把一缕头发拢到耳后，声音放得平缓些。“她就一个人哭着往幼儿园走，走到幼儿园门口又不敢进去，自己靠墙边儿站着，把脸扭过去不朝我这边看。好半天，还是我先过去跟她说对不起，问她为什么不想再上幼儿园了。
她说，‘你把被子和枕头拿回来，我再告诉你。’你看她。“
男的想：糟糕的就是她还这么聪明。
“我本来想说，你告诉我，我就去把被子和枕头拿回来。”
“千万别这么说。”
“就是。我知道不能骗她。”女的说，“她又让了一步，说，‘你要是拿不动，明天让爸爸来拿。’”
“你答应了？”
“没。我知道咱们不能骗她。”
男的叹了口气。“嗯，后来呢？”
“这会儿天就快黑了。我狠了狠心，猛地抱起她来就走。你猜她怎么？也不哭了，也不喊了，使劲闭着嘴，一直到家，一句话都不说。我跟她说什么她也不理我。你说她这脾气。”
“就是，这孩子又聪明又有个性，”男的说。
女的到厨房去拿来个面包。给男的。
“不用。等会儿再吃。”男的把面包搁在桌上。“她到底跟你说为什么了没有？”
“回到家她还是不理我，自己坐在床上摆弄那只塑料狗。我把饭做好摆在桌子上，她连看也不看。我把所有的玩具都给她拿出来，好，她连那只塑料狗也甩到一边去。我坐在床上，想跟她一块玩，她干脆一个人跑到厕所里去，把厕所的门插上。过了一会儿，我贴着厕所的门听，听见她在厕所里小声哭。我扒着门缝跟她说，‘是不是别的小朋友说你什么了？’她立刻‘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说别的孩子管她叫大头，叫她大脑壳，还管她叫丑八怪，还有。我说，‘你告诉阿姨了没有？’她说她才不去告诉阿姨呢，她说她知道阿姨光喜欢别的孩子。”
女的又抽泣起来。男的不说话。
“我怀疑是阿姨那么叫过她，孩子们怎么想得起来那么叫她？”
“你先别这么瞎怀疑，”男的说。“先冷静点。”
“我要去找阿姨谈谈，找她们园长！”
“谈谈不是不可以，必要的时候甚至……不过这都不是最要紧的。”
“我让她把门开开，她说不，除非我答应明天把她的被子和枕头都拿回来。我说好吧。”
“你这么说了？”
“我没骗她！我明天就去把她的东西都拿回来！不让她去了。
让她自己在家里玩。要不就把原来看她的那个老太太再请来，多少钱都行，五十、六十也行！“
“你再好好想想。”
“我早想了！”
“问题不在钱上，问题是她不能总在家里！”
“我也没说在钱上。得得得！我不听你说！”
“咱们别又吵。你想想，孩子总有一天……”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我养她，养她一辈子。你不养算了，我一个人养！”
“你又不冷静。”男的说，站起来朝厨房走去。
女的追到过道里说：“就你那德行冷静！”然后又回到屋里，坐在沙发上，呆愣着坐了好一会，眼泪又止不住地流。
死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生才是严峻的。一个人快要死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安慰他：“放心吧！伙计，不管怎么说，你把你的路走完了，走得还不坏。”对一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呢？你能安慰他什么？你能知道这个娇嫩的肉体和天真的心灵，将来会碰上什么吗？你顶多可以跟他说：“行了伙计，既然来了，就得开始了。”
对所有的人来说，也都是这样。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碰上什么。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倒运的事。
丈夫很有才气，得了硕士学位，现在是工程师，身高一米八十三。妻子是话剧演员，当然漂亮，身高一米六十八。有一套一居室的房子，有厨房、厕所、煤气、暖气。女的还在香港有个叔叔，送给他们彩电、冰箱、录音机。然后，这个孩子来了，上帝象是生怕世上有一个平平安安的家庭。
妻子生这孩子的时候就不太顺利。孩子先是窒息、抽风，之后又得了肺炎，一直在医院里抢救。母亲也出了点毛病，住在另一间病房里。母子俩还没见过面。有一天大夫告诉父亲，“发现您这孩子有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嗯？什么病？”“软骨组织发育不全。”“我不懂，对病我一点都不懂。”“这病，怎么说呢？不好治，而且……”“会死吗？”年轻的父亲有些慌。“那倒不会，这病没有生命危险。”接着，大夫把那种病的后果告诉了他。
年轻的父亲跑到医院的小花园里坐着。夏天的中午，小花园里没什么人，晒蔫了的洋槐树下有一条长椅，水泥路面上浮着一层颤抖的热气。他坐了一个多小时，才渐渐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个矮人儿，只有一米一二高，头很大，躯干也象成年人的一样，只是四肢短，手指象脚趾一样又粗又短。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就嘲弄过那样的人，追在人家身后喊“大个儿”。没人教过他，也没有人制止他。他已经把这事忘了很多年了。这些年他忙这忙那，忙着考大学，忙着考研究生，不知不觉已经作了父亲。现在他清晰地记起来，那个矮人怎样装作没听见他的话，怎样急匆匆地走，想要摆脱他。现在他才想到，他曾给过一个心灵怎样的折磨。那颗心上已经磨出了老茧，已经不反抗了，只是逃避。他将有一个那样的女儿。
“不对！”他的一个老同学跟他说。“糟糕的不是你有一个那样的女儿，是有一个灵魂要凭白无辜地来世上受折磨！”
“这我想过。不过，所有的人不都是一样吗？譬如说我现在。”
“不一样。当然，人世间的痛苦你都可能碰上。可她呢？她是生来就注定了，痛苦要跟她一辈子。”
“她也许能因此成为一个很有作为的人呢？”
“战争能造就不少英雄，但是为了造就英雄就发动一场战争，有这回事吗？”
“那当然不。”他说。
“人是不得不成为英雄的。”
“这我同意。”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她的肺炎很厉害，救得活救不活还不敢说。”
“这是暗示。”
“我知道是暗示。”
“你也可以给大夫一个暗示。”
“这我得跟我爱人商量。”
“她会同意吗？”‘“我想不会。”
“你得说服她。”
“她肯定不听。”
正如父亲所预料的那样，年轻的母亲一听便大哭起来：“不！
不！我就要她！什么模样我也要！“
男的把饭菜热好，端进屋里，女的在看当天的晚报。
“你不再吃点？”
“什么叫再吃点？我也一点没吃呢！”
男的听出，她已经冷静下来了。男的又跑去拿了一个碗和一双筷子，盛好饭放在茶几上，自己在另一个沙发上坐下。
“你怎么买着鱼了？哪儿买的？”
她没回答，把自己的饭拨一半到男的碗里。
“什么鱼？是鲤鱼吗？”男的拨弄着碗里的鱼，很快地朝女的脸上扫一眼。
过了一会，男的又说：“我看象鲤鱼。”
“不是。”女的勉强回答。
“不是鲤鱼？”男的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
“我看她现在还太小。”女的说。
男的在嘴里费劲儿地倒着鱼刺，考虑怎么回答她。
“再过一年，啊？怎么样？明年再让她去。”
“还不是一样吗？反正早晚有这么一天，她得知道她长得丑。”
“我答应了她，你没见她多高兴呢，立刻不哭了，一个人在床上玩，让我跟她一块玩。我到厨房去，她跑到厨房来问我，‘你说我丑吗？’”
“你怎么说？”.女的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低头吃饭。
“你准又说她不丑。我跟你说不能骗她！”
“等她再大点，到五岁，再告诉她，可能会好一点。”
“干吗不到六岁？干吗不到七岁？大点也长不好！别说五岁。
头一回知道自己是畸型人，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别说五岁，五十岁也受不了。岁数越大也许越糟糕。“
“那怎么办？”
“没别的办法。得让她知道，让她及早在心里接受这个事实。”
男的又想起自己小时候嘲弄过的那个矮人。是接受这个事实，可不能是习惯、麻木和自卑，男的在心里对自己说，得让她保留生来的自尊。
‘“我怕她受不了。”女的说。
“谁受得了？谁他妈的也受不了！”男的喊，使劲把饭碗蹾在茶几上。
妻子吓坏了。丈夫在屋里走了两个来回，赶紧把攥紧的拳头松开，提醒自己：要冷静。
“要是世界上只有你、我和她，咱们就永远不让她知道。”男的说。
“不过，”男的又说，“既便那样也不行，她自己早晚也会发现，你就长得比她漂亮。”
“还不如让我是她，让她是我。”母亲说。
“别瞎说了。”
“真的，我真的愿意。”
“我知道，”父亲抓住母亲的手。“我知道。不过不可能。既便可能又怎么样呢？她也会象你现在这样，你也会象她这样。这事轮上谁，谁也受不了。”
“要是她是我，我是她，我就受得了。”
“咱们别说废话了好不好？”男的说。
“就让她再过一年再去吧。”女的坐到床上，看着熟睡的孩子。
男的不说话。
“我已经答应她了，我不能骗她。”
父亲还是不说话。
母亲看着梦中的孩子。“咱们还不如不生她。还不如那时候不让她活。”
孩子能满床上爬了，满床上爬着追那只气球。气球在她眼前飘，她总是抓不住，捉不着。气球飘到桌子上，飘上玻璃窗，飘上屋顶，又飘下来。孩子嘎嘎地笑，尖声地叫，一心一意地追。她挺聪明，等到气球滚到她跟前，一下子扑上去，抱着气球坐在床上笑，举起来给爸爸妈妈看。忽然“砰！”的一声。孩子吓愣了，抬起头来看看桌子上，看看屋顶上，看爸爸，看妈妈，“哇——”
地哭开了。
孩子那惶然四顾的样子，给了父母很深刻的印象。还有那一声哭，使人想起一个在人丛中走丢了的孩子，发现左右没有了父母，都是些陌生的人。
夫妻俩越来越多地想到孩子的将来。
“你说她能长到一米四吗？女孩子只要能长到一米四，也就还可以。”女的跟好多人这么说过，有的人不言语，有的人说“也许差不多。”年轻的母亲叹气，心里什么都明白：要真能长到一米四，还算什么有病呢……
孩子又得了一场大病，肾炎。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小姑娘。母亲请了假在家里，抱她去打针，按时给她喂药，大夫说不能让她吃盐。父亲的工作放不下，每天尽量早地跑回家。孩子明显的没有精神，不爱笑，总睡。
“今天好点吗？”
“打针的时候恨不能把嗓子哭破了。从注射室出来，她使劲把脑袋往门框上碰。这脾气长大了可怎么办？”
窗外正下着雪。从三层楼的窗口望出去，家家户户的灰房子上，都有一个白色的屋顶。雪花静静地飘落。他们知道自己要比孩子先离开世界，知道这孩子无论碰上什么事都将是一个“难”字，一个“苦”字，不知道她能不能应付得了。
“她真还不如不来。”母亲说。
“当初不如听那个大夫的话，”父亲说。
“其实，那时候她等于还没有生命，”他又说。
“什么？”.“人是在开始懂事了，才算有了生命。”
“我没懂你的意思。”
“那时候如果听了大夫的话，其实她一点都不知道痛苦。跟没生她一样。”
女的想了一会，说：“真的，是这么回事。”
“当时我就跟你说过。”男的说。·“你根本没这么说。”
“我说了。你根本一句都听不进去。”
“我光想，她长得再丑我也一样会爱她。”
“我说你应该替她想想。我还说，这不光是我们受得了受不了的事。你根本听不进去。”
女的想着过去的事和以后的事。
“咱们可以再生一个正常的。”男的忽然说。
“象咱们这种情况，也允许再生一个。”男的又说。
妻子把脸埋在手里，痛苦地摇头。
“我问过大夫了，行。”丈夫说，“这病不是遗传，咱们生这样的孩子，其实非常偶然。”
妻子抬起头，认真地听。
“是否正常，可以在怀孕期间检查出来。”
一直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女的才又说起这件事。
“不，我不想再要了。我怕那样咱们会偏心。我就要她一个。
咱们别再要了。“
“咱们不会不偏心？”丈夫说。
“肯定会。不是偏那个就是偏这个。”
孩子睡在两个人中间。雪早停了，一缕月光照在床上。两个人都看着睡在中间的孩子。
“还有几个加号？”
“三个。还是跟原来一样。尿还是发红。”‘“其实她现在也还什么都不懂。”男的说。
“这是命。”女的一下子没懂他的意思。
“我是说，她现在也可以一点痛苦都没有，跟没生她一样。”
“什么？你说什么？”妻子恐怖地看着丈夫。
一团云彩又挡住了月亮，屋里完全黑暗。没有声音。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没有睡。过了很久，丈夫感觉到床在颤动。妻子在哭。
男人在夜里才哭。男人睡着了的时候才把握不住自己。妻子把他推醒。那时月光又落在地上。他立刻很清醒；无论什么事，也不管对不对，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因为爱这孩子；所以不想让她受以后这几十年的痛苦，但正是因为爱又做不到。就象算命，不管算得准不准，反正你不会相信。或者不管你信不信，你还得活下去，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
母亲该给孩子喂药了，父亲穿着单薄的衣服下地去拿暖壶。
现在孩子懂事了，生命真正开始了。夫妻俩一直害怕着这一天，没料到竟来得这么早。她有了记忆，知道了歧视，懂得气愤和痛苦了。她还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她想逃避，还不知道这是逃不开的。
“这不过是第一回，”男的说，半坐半躺在床上。他又想起那个被他嘲弄过的人。
女的躺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孩子睡在她身边。街上传来洒水车“当当当”的铃声。
“这回还不是最难办的呢，”男的又说。“不过咱们得跟她说实话。”
“怎么说？”
“怎么说倒是小事。”
“那你说，你跟她说。”
“我当然可以说。不过，你答应了她不去幼儿园，她会说是你不让她去的。”
“你跟她说。然后我紧跟着就说，你说得对。”
“也行。不过怎么说呢？”
“你就说，所有的孩子都得上幼园。”
“不是，主要不在这儿。上幼儿园好办，硬把她送去她也得去。”
“那你说怎么说？”
、“得让她知道，她确实是长得不好看。”
“我看说这个还早。她还太小。”
“就得现在说！大了就更难办。”
“她脾气倔极了，她能干脆不理你。”
“那也得说。”
“还是你自己跟她说吧。她要是闹脾气，我好哄她。”
“就怕这样！就伯我什么都跟她说了，你再来说好听的，说不是那么回事，‘你长得不丑，你长得漂亮，你跟别的孩子一样，大伙都会喜欢你。’怕就怕这个！比不说还坏！”
“我不是这么哄。我没说这么哄。”
“那你怎么哄？我问你，你怎么哄？”
女的坐起来，披上衣服，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皱着眉头不说话。
楼上传来“嚓啦嚓啦”的拖鞋声，一会又“嚓啦嚓啦”地走回来。
男的赶紧又把攥紧的拳头松开，说：“但是她可以在其它方面不比别人差，你得这么说，她能在很多方面超过别人，做得比别人强。”
第二天是星期日，孩子很早就醒了，赖在被窝里不起来，看着春天的太阳照进屋里，太阳光越来越多，自己躺在床上唱。
母亲做好了早点，进屋来说：“快起床吧，小懒丫头，吃完饭带你去公园。”
“真的？”
“真的。”
“爸爸！是真的吗？”爸爸还在厨房里。
她跳出被窝，抱住妈妈的脖子，在床上蹦，在妈妈的脸上亲。
这孩子会来事儿。
“妈妈！我穿哪件毛衣呀？”
“妈妈！我穿什么裤子呀？”
“我的新皮鞋呢？爸爸！你给我买的新皮鞋放在哪儿啦？”
年轻的父母在过道里擦肩而过，互相看了一眼，表情都很严肃，甚至是紧张。
临出门的时候，孩子忽然有些担心：“妈妈，我不去幼儿园了吧？”
“不去。不去幼儿园。”
丈夫撴了一下妻子的衣襟。孩子一蹦一蹦地跑到楼道里去了。
“我知道，我知道，”妻子赶忙解释，“可是现在没法说。”
“那你也别那么说呀，‘不去！’不去！‘说得那么肯定。”
两个人都叹气，急忙出来。孩子站在楼梯上喊他们。
公园里有了春天的模样，柳条绿了，湖面上有了游船。孩子—进公园就跑起来，跑跑停停，转回身喊她的父母。
“快来呀你们！草！草！”
草也绿了。孩子蹲在地上看，用手摸摸。
“有的草是绿的，爸爸，有的草是黄的。”孩子说。
“草跟草不一样，”父亲说。孩子已经跑开了。
到了儿童运动场，孩子不进去，只是扒着栅栏朝里面看，一声不响。
“你不想去滑滑梯吗？”母亲问她。
“你看，里面有那么多小朋友在玩。”父亲说。
孩子猛地跑开，故意蹦跳着，在地上捡石子，好像是说她自己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她会掩饰自己的愿望了。
“这样下去她会离群，”父亲对母亲说。“她会慢慢变得孤僻。”
那个极力想摆脱他的矮人，又浮现在他眼前，这几年他不断地想起那件事。
“船！船！妈妈，咱们划船吗？”孩子又跑回来，抱住母亲的腿。
“告诉妈妈，你们幼儿园有船吗？”母亲说。
孩子一楞。
妻子看一眼丈夫，丈夫点点头，鼓励她。
“妈妈，我想划船。”
“那你得答应妈妈一件事，明天去幼儿园。”
“嘘——”丈夫作了个不满意的表情。
“嗯？”妻子有些慌张。
“别这么说，别这么许愿似的。”丈夫小声说。
孩子拉着母亲的手默默地走，专心地望着湖面上的船。‘“爸爸带你划船去，走！”父亲拉过孩子的手。
孩子有些犹豫，把手缩回来，望望妈妈。湖面上那些划船的人真让人羡慕。
“走，咱们划船去，妈妈也去！”母亲说。
在船上，孩子一直不说话。船桨有时打起水花，孩子忍不住笑起来，尖声叫，但很快又静下来，象个大人似的，心事重重地看着船边荡漾的湖水。
“你着她。”母亲悄声说。
“嘘——”父亲说。“哎，那个愁眉苦脸的，看咱们的船快不快。”
孩子故意不看他们，装听不见。划船原来是这么没意思。这样，明天就得上幼儿园去了。
“行了，你瞧她这脾气吧。”
“嘘——”
整个上午，孩子再没有真正笑过。父母俩想尽办法让她高兴起来。孩子却想回家了。
“咱们吃点饭吧，回家去没有饭吃呀？”父亲对孩子说。
在饭馆里等饭的时候，父亲给孩子讲了个故事：“从前我认识一个小个子的人，很矮，只有筷子这么高……”
孩子笑起来：“真的？那他用什么吃饭呢？”
“别笑，还没人敢笑话他。别看他个子矮。这个人很了不起，从来不把高个子的人放在眼里，很多事别人干不了，可他能干。”
“他能干什么？”
“嗯……很多；譬如说，他研究出了一种药，这种药矮个子的人吃了就能长高。”
“那他干吗不给自己吃一点？”
“嗯……可是他已经老了。别人吃了这种药都长高了，可是他自己却不会再长高了。所以没人敢笑话他矮，大伙都特别尊敬他。”
“这个人从小就上幼儿园。”母亲插嘴说。
丈夫差点没跳起来，狠狠瞪了妻子一眼。
孩子又低下头。过了一会，她又喊着要回家了，一个人先跑到饭馆外边去。‘“我跟你说了，上幼儿园是小事！”丈夫冲妻子喊，跑出去追孩子。
女的呆呆地坐在饭馆里，想哭又哭不出来。服务员把饭菜端来了。她问多少钱，服务员说交过钱了。等服务员走开，她也走出饭馆。
她看见丈夫和孩子在草坪那边的长椅上，孩子正扯破了嗓子哭。她赶紧跑过去。
“看，妈妈来了，”父亲说，“妈妈给你道歉来了。”
“妈妈，”孩子哭着说，“我不去幼儿园。”
母亲抱着孩子，“欧欧，不哭，不哭，”不知再说什么好。
“妈妈骗了你，妈妈要给你说对不起。”丈夫给妻子使眼色。
孩子用脚使劲踢爸爸：“你甭说！不用你说！你走！你滚一边去！”
母亲还是说不出话来，光流眼泪。
“他还说，”孩子哭着对妈妈说，“还说我就是大脑袋，就是、长得、难看，他还说。”
“那怕什么？那没关系，”母亲抹掉眼泪，尽量让声音平缓、柔和。“大脑袋怕什么？矮个子也没关系，你能在其它地方比别人强，比别人更有用。”.
“不！不！！”孩子喊起来，“我不是！我不是！爸爸、才、是哪！”她从母亲怀里挣脱出来，一个人哭着往前走去。
丈夫拍拍妻子的背：“这会你别再哭，有一个就够了。”
“我知道。我没有。”
两个人跟在孩子后面追上去。
到家以后，孩子又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女的在厨房里洗菜、切菜。男的淘米。男的隔一会到阳台上去一回，从窗户缝往厕所里看看。
“干什么呢？”母亲问。‘“靠墙站着，把鞋给脱了。”
母亲去敲厕所的门：“快开门，妈妈要上厕所。”没有回答。
“把鞋穿上，要不该着凉了。”
过了一会，父亲又到阳台上去，回来说：“把袜子也脱了。”
“她这脾气可怎么办？”
“我看倒好。她得有点脾气。得让她有点脾气。”
妻子靠在丈夫怀里，觉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得让她把鞋穿上，要不该着凉了。”
“不会。放心，不会。”丈夫说，“得让她保持住这种硬劲儿。”
没办法。无论将来她遇见什么，她不能太软了，得有股硬劲儿。
天渐渐黑了。夫妻俩站在厨房通向阳台的门旁，听着孩子的动静。
过了很久，厕所的门轻轻响了一下。
孩子站在厨房门前的过道里，看见爸爸搂着妈妈，外面是万家灯火；还有深蓝色的天空和闪闪的星星……
一九八五年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别要。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唏溜唏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ｐｏｏｒ”就是“穷”的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①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②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拉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唰啦啦”响。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ｚｉｃｈｕｉ”。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作何评价。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菜；“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了再……”这“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是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最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达吧达”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农历年夕前后。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绥德人。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如果碰巧那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推去，“呜哩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或钱。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破老汉只做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栓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老汉冲我眨眨眼，撅一条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磁——磁——”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趔趔趄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嗤呼嗤”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年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磁磁”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③不开，”破老汉说。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城里人解开个狗吗？”留小儿问，“咯咯”地笑。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猴④犍牛、花生牛……爷！老黑牛怕是难活⑤下了，不肯吃！”“它老了，熬了⑥。”老汉说。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蛐蛐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嗥。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吱吱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立冬，阎王领兵下河东，幽州困住杨文广，年太平，金花小姐领大兵，…”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留小儿最常问的还是天安门。“你常去天安门？”“常去。”“常能照着⑦毛主席？”“哪的来，我从来没见过。”“咦？！他就生⑧在天安门上，你去了会照不着？”她大概以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上，像画上画的那样。有一回她扒在我耳边说：“你冬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你跟他说说嘛，他可相信你说的了。盘缠我有。”“你哪儿来的钱？”“卖鸡蛋的钱，我爷爷不要，都给了我，让我买褂褂儿的。”“多少？”“五块！”“不够。”“嘻——我哄你，看，八块半！”她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有两张一块的，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那些钱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平时实在是饿得够呛想解解馋，也就是买几个鸡蛋。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喂牛，苦不重⑨，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破老汉在我耳边叨唠：黑市的粮价又涨了，合作社来了花条绒、留小儿的袄烂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应着，刚梦见全聚德的烤鸭，又忽然掉进了什刹海的冰窟窿，打了个冷颤醒了，破老汉还没唠叨完。“要不回窑睡去吧，二次料我给你拌上，”老汉说。天上划过一道亮光，是流星。月亮也躲进了山谷。星星和山峦，不知是谁望着谁，或者谁忘了谁，“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破老汉说，然后“唉，唉——”地发着感慨。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尽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倒运的天”！破老汉骂，然后对我说：“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作什么嘛。”“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我随便问。他抓抓那几根黄胡子，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剜，瞪着眼睛愣半天，说：“咋！让你把我问着了，我也不晓得咋价日鬼的。”然后又愣半天，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唉，毬毛擀不成个毡，山里人当不成个官。”他说，“我那阵儿要是不回来，这阵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山里人憨着咧，只要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毬！要不，我的留小儿这阵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
每回家里给我寄钱来，破老汉总嚷着让我请他抽纸烟。
“行！”我说：“‘牡丹’的怎么样？”“唏——‘黄金叶’的就拔尖了！”“可有个条件，”我凑到他耳边，“得给‘后沟里的’送几根去。”“憨娃娃！”他骂。“后沟里的”指的是住在后沟里的一个寡妇，比破老汉小十九岁，村里人都知道那寡妇对破老汉不错。老汉抽着纸烟，望着远处。我也唱一句：“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递给他几根纸烟，向后沟的方向示意。他不言传，笑眯眯地不知道想了什么。末了，他把几根纸烟装进烟荷包，说：“留小儿大了嫁到北京去呀！”说罢笑笑，知道那是不沾边儿的事。
在后山上拦牛的时候，远远地望着后沟里的那眼土窑洞，我问破老汉：“那婆姨怎么样？”“亮亮妈，人可好。”他说。我问：“那你干嘛不跟她过？”“唏——老了老了还……”他打岔，“算了吧！”我说：“那你夜里常往她窑里跑。”我其实是开玩笑。“咦！不敢瞎说！”他装得一本正经。我诈他：“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他不言传了，尴尬地笑着。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一搭里过嘛！”“她的亮亮也娇惯得危险⑩，留小儿要受气呢。后妈总不顶亲的。”“什么后妈，留小儿得管她叫奶奶了。”“还不一样？”山里没人，我们敞开了说。亮亮家的窑顶上冒起了炊烟。老汉呆呆地望着，一缕蓝色的轻烟在山沟里飘绕。小学校放学的钟声“当当”地敲响了。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⑾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楞楞”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逮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作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
种完了麦子，牛就都闲下了，我和破老汉整天在山里拦牛。老汉闲不着，把牛赶到地方，跟我交待几句就不见了。有时忽然见他出现在半崖上，奋力地劈砍着一棵小灌木。吃的难，烧的也难，为了一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老汉说，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人少，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钻不进去。老人们最怀恋的是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单干。“才红了⑿那阵儿，吃也有得吃，烧也有得烧，这咋会儿，做过啦⒀！”老乡们都这么说。真是，“这咋会儿”，迷信活动倒死灰复燃。有一回，传说从黄河东来了神神，有些老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去祷告，许愿。破老汉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皱着眉头不说，又哼哼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是才红了那阵儿的歌。过了半天，使劲磕磕烟袋锅，叹了口气：“都是那号婆姨闹的！”“哪号？”我有点明知故问。他用烟袋指指天，摇摇头，撇撇嘴：“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如此算来，破老汉反“四人帮”要比“四·五”运动早好几年呢！
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
有一回，我在山洼洼里，睡着了，醒来太阳已经挨近了山顶。我和破老汉吆起牛回村，忽然发现少了一头。山里常有被雨水冲成的暗洞，牛踩上就会掉下去摔坏。破老汉先也一惊，但马上看明白，说：“没麻搭，它想儿了，回去了。”我才发现，少了的是一头奶犊儿的生牛。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牛不老⒁在母亲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只牛不老。我最喜欢的是一头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单套也能拉得动大步犁。红犍牛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首领顶得败阵而逃。我总是多给它拌些料，犒劳它。但它不是首领。最讨厌的还是那头老黑牛，不仅老奸巨猾，而且专横跋扈，双套它也会气喘吁吁，却占着首领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领，它倒也勇敢，但不下两个回合，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那头老生牛就好，虽然比老黑牛还老，却和蔼得很，再小的牛冲它伸伸脖子，它也会耐心地为之舔毛……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破老汉有个弟弟，我就是顶替了他喂牛的。据说那人奸猾，偷牛料；头几年还因为投机倒把坐过县大狱。我倒不觉得那人有多坏，他不过是蒸了白馍跑到几十里外的水站上去卖高价，从中赚出几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舍不得吃。还说他捉了乌鸦，做熟了当鸡卖，而且白馍里也掺了假。破老汉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汉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撅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倒牙。
老汉坐在树杈上吃，又唱起来：“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那是《信天游》。老汉大约又想起了当年。他说他给刘志丹抬过棺材，守过灵。别人说他是吹牛。破老汉有时是好吹吹牛。“牵牛牛开花羊跑春，二月里见罢到如今……”还是《信天游》。我冲他喊：“不是夜来黑喽⒂才见罢吗？”“憨娃娃，你还不赶紧寻个婆姨？操心把‘心儿’耽误下！”他反唇相讥。“‘后沟里的’可会迷男人？”“咦！亮亮妈，人可好！”“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去喂牛，借着一缕淡淡的月光，摸进草窑。刚要揽草，忽然从草堆里站起两个人来，吓得我头皮发麻，不禁喊了一声，把那两个人也吓得够呛。一个岁数大些的连忙说：“别怕，我们是好人。”破老汉提着个马灯跑了过来，以为是有了狼。那两个人是瞎子说书的，从绥德来。天黑了，就摸进草窑，睡了。破老汉把他们引回自家窑里，端出剩干粮让他们吃。陕北有句民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汉和两个瞎子长吁短叹，唠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破老汉操持着，全村人出钱请两个瞎子说了一回书。书说得乱七八糟，李玉和也有，姜太公也有，一会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一会又是主席语录。窑顶上，院墙上，磨盘上，坐得全是人，都听得入神。可说的是什么，谁也含糊。人们听的那么个调调儿。陕北的说书实际是唱，弹着三弦儿，艾艾怨怨地唱，如泣如诉，像是村前汩汩而流的清平河水。河水上跳动着月光。满山的高粱、谷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时不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驴叫。破老汉搂着留小儿坐在人堆里，小声跟着唱。亮亮妈带着亮亮坐在窑顶上，穿得齐齐整整。留小儿在老汉怀里睡着了，她本想是听完了书再去饲养场上爆玉米花的，手里攥着那个小手绢包儿。山村里难得热闹那么一回。
我倒宁愿去看牛顶架，那实在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给人一种力量的感受，一种拼搏的激励。我对牛打架颇有研究。
二十头牛（主要是那十几头犍牛、公牛）都排了座次，当然不是以姓氏笔划为序，但究竟根据什么，我一开始也糊涂。我喂的那头最壮的红犍牛却敬畏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红犍牛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肩峰上的肌肉像一座小山，走起路来步履生风，而老黑牛却已显出龙钟老态，也瘦，只剩了一副高大的骨架。然而，老黑牛却是首领。遇上有哪头母牛发了情，老黑牛便几乎不吃不喝地看定在那母牛身旁，绝不允许其它同性接近。我几次怂恿红犍牛向它挑战，然而只要老黑牛晃晃犄角，红犍牛便慌忙躲开。我实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专横，又为红犍牛的怯懦而生气。后来我才知道，牛的排座次是根据每年一度的角斗，谁夺了魁，便在这一年中被尊崇为首领，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即便它在这一年中变得病弱或衰老，其它的牛也仍为它当年的威风所震慑，不敢贸然不恭。习惯势力到处在起作用。可是，一开春就不同了，闲了一冬，十几头犍牛、公牛都积攒了气力，是重新较量、争魁的时候了。“男子汉”们各自权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自然地推举出一头（有时是两头）体魄最大，实力最强的新秀，与前冠军进行决赛。那年春天，我的红犍牛处在新秀的位置上，开始对老黑牛有所怠慢了。我悄悄促成它们决斗，把它们引到开阔的河滩上去（否则会有危险）。这事不能让破老汉发觉，否则他会骂。一开始，红犍牛仍有些胆怯，老黑牛尚有余威。但也许是春天的母牛们都显得愈发俊俏吧，红犍牛终于受不住异性的吸引或是轻蔑，“哞——哞——”地叫着向老黑牛挑战了。它们拉开了架势，对峙着，用蹄子刨土，瞪红了眼睛，慢慢地接近，接近……猛地扭打到一起。这时候需要的是力量，是勇气。犄角的形状起很大作用，倘是两支粗长而向前弯去的角，便极有利，左右一晃就会顶到对方的虚弱处，然而，红犍牛和老黑牛都长了这样两支角。这就要比机智了。前冠军毕竟老朽了，过于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威风，新秀却认真、敏捷。红犍牛占据了有利地形（站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较有利），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却，只剩招架之功。红犍牛毫不松懈，瞧准机会把头一低，一晃一冲，顶到了对方的脖子。老黑牛转身败走，红犍牛追上去再给老首领的屁股上加一道失败的标记。第一回合就此结束。这样的较量通常是五局三胜制或九局五胜制。新秀连胜几局，元老便自愿到一旁回忆自己当年的骁勇去了。
为了这事，破老汉阴沉着脸给我看。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纸烟去。他抽着烟，望着老黑牛屁股上的伤痕，说：“它老了呀！它救过人的命……”
据说，有一年除夕夜里，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吃油馍，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嗥。他想起了一头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赶紧跑到牛棚。好家伙，就见这黑牛把一只狼顶在墙旮旯里，黑牛的脸被狼抓得流着血，但它一动不动，把犄角牢牢地插进了狼的肚子。老汉打死了那只狼，卖了狼皮，全村人抽了一回纸烟。
“不，不是这。”破老汉说，“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杀的杀（他没说是那年），快光了。全凭好歹留下来的这头黑牛和那头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来。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运吧！”破老汉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对它分外敬重。“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汉说。可是，老黑牛最终还是被人拖到河滩上杀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断了腿。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是真的。只有破老汉和我没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处处飘着肉香。老汉呆坐在老黑牛空荡荡的槽前，只是一个劲抽烟。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只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噗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前年留小儿来了趟北京，她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她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她说，黑肉⒃真的还是比白肉好吃些。
“清平河水还流吗？”我糊里巴涂地这样问。
“流哩嘛！”留小儿“咯咯”地笑。
“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
“在哩！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犍牛老了会是什么样，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专横又慈爱……
留小儿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自己想买台缝纫机可没买到。
“你爷爷还爱唱吗？”
“一天价瞎唱。”
“还唱《走西口》吗？”
“唱。”
“《揽工调》呢？”
“什么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吗？”
“咦？！谁说？”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老汉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而是长在崖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红的，年年开。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①受苦人，即庄稼人的意思。陕北方言。
·②窑里，即家里之意。陕北方言。
·③解：陕北方言中读ｈａｉ。
·④熬：累。
·⑤活：病。
·⑥猴：小。
·⑦生：住。
·⑧照着：望见。
·⑨苦不重：活儿不重。
·⑩危险：严重、厉害之意。
·⑾大：爹。
·⑿才红了：指红军刚到陕北。
·⒀做过啦：弄糟了。
·⒁牛不老：牛犊。
·⒂夜来黑喽：昨天晚上。⒃黑肉：瘦肉或精肉。白肉：肥肉。
毒药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片浩森无际的大水中央，有个小岛。小岛的地理位置极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终年雨量分布均匀，时有和风携来细雨轻飘漫洒一阵，倏而云开天青。正如通常神话中所说，此处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岛民务农、打鱼、放牧、做工，各得其所，乐业安居。因四周大水环绕，渔业便兴旺，打的鱼吃不完，喂猫喂狗，喂野地里一切招人喜欢的牲口。以后便懂得把鱼运往大水之外的某些地域去，可以换来各类生活用物及奢侈品。
制作精美的金银首饰只为其一；这样，渐渐开通几条航道，商业从而发展。
一天，当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人偶然捕得一尾怪鱼，示与众人，都说见也没见过；又请了岛上年岁最长的人和阅历最深的人来看，都说闻所未闻。至于该鱼怪到何等程度，史料未留记载，于今传说纷坛，是万难考证了。有的说那条鱼赤若炭火，巨首肥身，长可盈尺；有的说那鱼色同蓝靛，身薄如纸，短不足寸；甚至有说那鱼有头无尾的，或说有尾无头的。从万千民间传说中可以归纳出一条：那鱼体态不俗，色泽非常。仅此而已。
先不过是出于好奇，那人将怪鱼放在盆中喂养，又怜其孤单，捉一尾俗鱼与之为伴。不料就有若干小鱼问世。盆已嫌小，便放之于池中，小鱼或“怡然不动”，或“俶而远逝，往来翕忽”，确是好看。小鱼稍大，那人仍是出于好奇，选其体态色泽均呈怪异者留下，所余俗辈放回大水中去。怪鱼便不止一尾一性，自然繁衍，又一代怪鱼降生；中间竟有怪相远过父母者。那人再把更怪者留下，其余仍放回大水中任其游去。如是选择淘汰，数代之后怪鱼愈怪且种类亦趋繁多，有巨眼膨出者，有大腹便便者，有长尾飘然似带者，有鳞片浑圆如珠者，有的全身斑斓璀璨，有的通体白璧无暇，或如朱如墨的，或披金挂翠的，仪态万种，百怪千奇。此事传开，不胫而走，便引得外域游客闻名而来。用今天的话说，旅游业也便兴起。沿水一带建起了旅馆、客栈，又把怪鱼分门别类养在玻璃容器里，置于厅前厅后、客房中、走廊旁，供游客观赏。从此小岛上经济倍加繁荣，人丁兴旺，昌盛空前。岛民们的生活也更丰富多彩。其时那人已近晚年，将先前之事说与后人，大家沉思良久，颇多感慨，未忘怪鱼给小岛之民带来了幸福，忽然觉悟：那鱼实非怪鱼，确乎神鱼也！这样，每逢年节岛上始有祭祀神鱼的活动。随之家家都喂起神鱼，供奉如待神袛。继而又兴神鱼大赛，各人将自己培养的神鱼捧出展示，互比高低。神鱼的体态色泽愈新奇，主人的声名愈好，在岛上的威望和地位也愈高。此赛事有些像西班牙的斗牛，南美洲的斗鸡，或中国的斗蟋蟀了。赛时，倘鱼种平庸，主人便极损名誉，长久难在人前拍胸昂首。为此妻离子散的也有。于是人们呕心沥血挖空心思以求鱼儿异变，育出畸形，演成怪种。多少年多少代过去了，比赛长盛不衰，遂成风俗。岛民不论男女老少，皆赛鱼成癖。大赛之时，旗幡蔽日，鼓乐齐鸣，万头跃踊，甚嚣尘上。各式造型华丽的鱼缸迷宫般摆开，元可数计的神鱼在其中时沉时浮，虽再难“俶而远逝，往来翕忽”，却独能翩翩而舞弄姿作态。奇异的品类层出不穷，煌煌然各显神通。小岛神鱼名传退还，来岛上观鱼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了。
以上所述全是过去的事了，远的一两千年了，近的距今也有五六十载。倘无旁的办法，我们的故事还是以不久前的一天算为确凿的开始吧，这样讲起来省些事。
不久前的一天，夜里，星光灿烂皓月当空，小岛四周微风细浪万顷波光。一叶小舟，自远而近，悄然靠了岸边。不待船身停稳，便从舱中跳下一位老人，踉踉跄跄急奔几步，五体投地扑倒在沙滩上。许久再无动静。月渐朦胧，风渐停歇，水拍船帮发出轻响，老人仍是无声无息。月又辉辉，风又飒飒，老人这才慢慢爬起来，仰俯天地，又叹息一回，然后谢过船家，拎起一只小箱，踏着月光向岛上走去。老人穿着极普通，相貌也极平常，只是虽满头白发动作却敏捷，步履轻盈。他随便找了家旅馆住下。客房中陈设不俗，照例都有一只鱼缸，缸中几条神鱼，有头的摇头有尾的摇尾，一律呆然若盼，憨态可掬。老人看了一会，熄了灯，解带宽衣倒头去睡，须臾鼾声大作。
一宿无话。
天光大亮时，这老人出现在岛中心的街道上，时而匆匆疾行，时而停步环望，时而在路边的货摊前买些岛上极常见的食品边走边吃，又不断地停下来，向路人打听些什么。近午时分，老人登上了小岛南端的荒山。这山险峻，近乎拔地而起，是全岛的最高点。山上树木葱茏，怪石嶙峋，禽啼兽吼不绝于耳，茂草繁花不绝于目。只是不见人家。接近山顶时，老人边走边喊起来，喊着一个人的名字。泉声叮咚，云缭雾绕，山道崎岖，路转峰回。不久，密林深处有人回话了，“是——谁——呀——？”远远的，银铃般清朗。老人寻声走去，见一男一女两个儿童在林间游戏。男孩攀在一棵树上轻声歌唱。女孩坐在草丛中专心编着一只花环。男孩摘了野果掷那女孩。女孩毫不理会，只顾自己手中的花环，一边也轻轻哼唱。一只小狗见有生人来，就大喊大叫。女孩赶忙把狗搂在怀里，男孩在树上问：是你喊我太爷爷吗？老人就又说了一遍那个名字。两个孩子齐声说，那就是他们的太爷爷。老人惟恐弄错，又问一句：你们的太爷爷可是大夫？孩子回答说不是，又说：我们的太爷爷是专门给人治病的。老人笑笑，便知道他的老朋友还活着。两个孩子就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走，还有那只狗。老人在后面跟着。走了一阵，来到一座小院前，石头围成的院墙高不过人，茅屋三间，柴门虚掩。两个孩子推门跑进去，喊着：太爷爷，有人找你！老人也走进门，身上发一些颤抖，见院里依然晾满了草药。
一会儿，男孩子从屋里跑出来，对那老人说：我太爷爷说，你们要是想搜查就随便搜查。说完，男孩子又跑回屋里，屋里有嚓嚓的铡草药的声音。
还认得我么，兄弟？老人说。
老大夫也是须发全白了。他停下手中的铡刀，掸掸身上的草末子，让那两个孩子仍到林子里去玩。
兄弟，你认不出我了吧？
你们的人常来，我记不住谁是谁。老大夫说话时，目光追随着那两个手挽手跑出院去的孩子。
老人莫名其妙地站着。
孩子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屋里屋外你都可以随意搜查，看看是不是都是挺好的药。
你是不是弄错了？我昨天夜里才到这岛上。
老大夫笑笑。你装得就算不错了，不过还是能听出这岛上的口音。
我干嘛要装呢？我是这岛上的人，不过离开这岛已经好十几年了。我昨天夜里才回来。
老大夫这才正眼打量那老人。老人凑近些，让他仔细端详，同时激动地看着他的眼睛。老大夫的眼睛浑浊一片了。
像是有些面熟，老大夫说。
老人就说出自己的名字。
老大夫又开始铡草药，刀起刀落草末横飞。
老人提醒他。六十年前，这岛上有个和你同岁的年轻人，因为在神鱼大赛上屡屡名落孙山，苦闷之极就想去死。这事你还记得吗？
我在这岛上活了九十年了，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
我说的这个人住在岛东。岛东住的都是养不出好鱼的人，都是些几代几十代也没人在神鱼大赛上露过脸的人家。他们都住在岛东，是些让人看不起的人。
你说的这些不算是新闻。
我没想说什么新闻。
现在岛东和岛西可是倒了个儿了。
是吗？那可是怎么闹的？六十年前岛上有四户养鱼养得最好的人家，都住在岛西，人称鱼仙、鱼圣、鱼帝、鱼王的四家。能养出好鱼的人都住在岛西，让人敬仰的人都住在岛西。
你提这些干什么？还不是什么秘密。
我知道这不是秘密，我对秘密不感兴趣。
老大夫不紧不慢地铡着草药。老人看看这三间屋子，一张桌子和几张凳子，一张大床和两张小床，之外就全是草药。老人捡了一块甘草放在嘴里嚼。
这事与我无关。老大夫说，那四户人家不能生养，断了后，家业就完了，这事与我无关。
你干嘛总认为我是来调查什么的呢？
不是一直在调查吗，你们？
我们？我就一个人，昨天夜里才来。
来干什么？
老人半晌无言。然后才又说：我没想到你已经不记得六十年前那件事了。我以为你不可能忘了他。他那时还年轻，立志要养出不同寻常的好鱼来，住到岛西去……
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
他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年轻时一心想养出好鱼来，没功夫生孩子，四十几岁时相信自己不是能养出好鱼的人，这才有了他。父母又把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让他从小跟鱼打得火热。
老大夫再度停了铡刀，注意听那老人说。
想起他来了？老人问。
没有，老大夫说。老大夫心里想着别的事。
他就从小跟那些鱼打得火热。十几岁上，他确实弄成过几条不坏的鱼，但毕竟还都是俗种。不过，由此他相信了自己前途无限。父母和邻居们也都这么说，说他没错儿肯定是那种能养出好色的人。以后他果真又弄出了几条不错的鱼。自负加上年轻气盛，他发誓十年之内至少先要超过鱼帝和鱼王那两家，否则就不算是他，也不娶亲。
后来呢？
后来？你还记不记得有天夜里他去找你？人已经是虚弱得不行，失眠、贫血、心脏也不好又没有食欲，就算当时还没疯再那么活下去也早晚是个疯。幸亏他还知道死是种解脱，比疯了好受。
别人都劝他好歹活下去，说不定还有养出好鱼来的日子。只有你理解他，现在看来，你是摸准了他的症结。
老大夫说：这岛上所有的病，都是因为又想养出好鱼来，又都怕死。
我那时可是不怕。
你是个走运的。
我恨不能立刻死了去。我弄了十年，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十年！再没弄成一条好鱼。我还是住在岛东，甚至在岛东也让人看不起了，说我没错儿肯定是再弄不成好鱼的人了。死是什么？是一切都不存在，一切一切都不存在，都没有。
我不记得你，老大夫说。
你不记得那夜我去求你？我想死，可我害怕上吊、跳崖、抹脖子、躺到车轮子底下去或者淹死，我知道你有一种药，河豚毒制成的药，比氰化物还毒几十倍，吃了没有丝毫痛苦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我从来没有那玩艺儿！我的药都是好药！
你懂得我，你就把那药给了我两粒。
胡说！我没有那种药，我也没给过你什么！
你不愿意看着我发疯，不是吗？你不忍心看着我疯够了再一点一点地死去，这事你忘了？
你随便疯吧，爱怎么疯就怎么疯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你干嘛不愿意认我？
老大夫不再理睬他，又开始埋头铡草药。
你不必担心，实际上那两粒药可以说不是你给我的，事实上也是我自己偷着拿走的。你当初那么理解我，你把放那药的保险柜打开，装作一时疏忽忘了锁上，然后我们就喝酒，后来你喝醉了就睡着了，是我自己在没得到你允许的情况下，把那药偷偷拿走不辞而别的。
老大夫头也不抬。我没有喝醉过。
我是说六十年前那一回。
我九十年中没喝过一滴酒。你们愿意搜查，就屋里屋外都搜查搜查吧。
岛上出了什么事？你干嘛总认定我是来搜查的？
岛上出了什么事你比我清楚。你们不是认定，是因为我给岛上的人都吃了坏药吗？
我说过了，我一个人昨天夜里才回来。
这时候那两个孩子回来了，男孩提着满满一篮野果，女孩头戴一只鲜花编成的花环，打打闹闹蹦跳着进屋，扑到他们太爷爷的怀里。
你不打算搜查了？
不。我也不是干搜查的。
那好，时间不早了。
老大夫说完便与两个孩子去玩了。只有那只小狗警惕地盯着老人。
老人回到旅馆，闷闷不乐，便早早躺下，又不由得回味白天的事，愈发觉出那老友的谈吐蹊跷，辗转反侧，一宿未能睡得踏实。翌日，晨光熹微时，老人起身，到岛上去逛。洒水车响着铃声开过，薄雾中，有清洁工人打扫街道。四周大水上渔帆点点，时而有汽笛声顺着水面悠悠扬扬传到岛上。不久，晨雾散尽，所有的商店就都开了门，有些老年店员立于门前迎候顾客，橱窗里货架上满目琳琅。又有小摊贩在路旁挑起招牌，或卖衣物，或售吃食，鼓其如簧之舌招揽买主。街上男人女人熙来攘往，车流人流如涌如潮。一切都很正常。到处可见新建成的和正在建的高楼大厦耸入云端，吊车的长臂举在朝阳里。老人从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寻找他当年的住所，然而不见，那片民房早已拆除改为露天广场了。广场宽阔无比且装修得极其讲究，大理石铺成的地面，玉砌雕栏万转千回，条条甬道纵横交错把广场分割得如同迷宫，中间一根旗杆独竖，周围无数华灯林立。正是为赛鱼用的场所。老人又寻找他曾经在那儿读过书的小学校，那小学校也已改为赛鱼场了，无论规模和气派都不亚于前者。这样的赛鱼场岛上很多。
下午，老人又来到岛南的荒山上，找那老大夫。这回他换了一种谈话方式。
老人说：上回大概是我弄错了。
老大夫说：肯定是你弄错了。
弄错什么了呀？两个孩子问。
老大夫就又让孩子到林子里去玩了。
看来那个人不是你。你不是那个人。
当然不是。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药，更别说给过谁了。
我在这岛上再不认识别人。既然咱们认识了，我想不妨交个朋友吧？咱们又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那可真是件挺难得的事，老大夫说。老大夫也比上一回随和，且不时露出笑容，依然铡那些草药。
你还是老跟这些药打交道。
完全是出于习惯，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了。不知道还为什么。就像那些养鱼的人一样，完全是因为习惯。
岛上又快要赛鱼了吧？
现在是半月一小赛，每月一大赛，没完没了啦。
鱼呢？鱼都怎么样？
无奇不有，肯定超过你的想象去。有一种连眼珠也是白色的鱼，其实那不过是白化病。弄成这鱼的人一下子就成了名。
现在的鱼仙、鱼圣、鱼帝、鱼王都是谁？
说不准，今天是他，明天就是别人。有回大赛上，一个老太太弄出一条一动都不会动的鱼来，那鱼的样子倒不稀奇，却能发出一种声音，叮叮噹噹咿咿呀呀的，像一只八音盒那样唱一首赞美歌。那老太太弄了一辈子才弄出这么一条好色来。
六十年前我就知道能弄出这样的好鱼来。可是我拼死拼活没弄出来，那时我真想死。你知道一生一世让人看不起的滋味有多难受。后来你给了我那两粒毒药……
不是我。嗯？给你那药的人不是我。
对对，不是你。
也不见得是在这个岛上吧？
啊？哦，对对，不是。不是在这个岛上。也不是六十年前，是更早的时候。对了，也不是我，是我听说过的一个人。这个人想死，有天夜里他得到了两粒毒药，是那种一沾舌头立刻就能舒舒服服死去的药。他喝得醉醺醺的，来到岛边的沙滩上，心想，只要这么把药往嘴里一扔，就势往大水里一滚，一切烦心的事就都结束。落潮时，大水将把他的尸体也带走。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他，就像他也不曾有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权否决他，他呢？也握住对这个世界的否决权了。这样一想，他立刻觉出通体轻松。再看看手里的药丸，知道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无论碰上什么倒运的局面，都可以轻易就把它们否决掉，只消把那两粒否决权往嘴里这么一扔。他长呼一口气，放心了，心静得如同那无边无际的大水和天空。既然如此又何必这么急着去死呢？他躺在岸边想了大半宿，天快亮时便偷了一只小船向大水彼岸划去。他边划边对自己说，就当是我已经死了，那么到别处去逛逛看看又有什么不好？
再说他也必须得离开这个岛，再在这岛上呆下去他还是得疯，天一亮就会有无数轻蔑的目光向他投来，提醒或者暗示：你是一个折腾了十年也养不出好鱼的人，你是一个三四十岁也没养出好色来的人。他必须离开这个岛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怕给了他否决权的那个大夫再把那两粒药收回去，那可真就糟透了。再有就是，他不能连累那个大夫，死是自己的事，可别人会认为是那个大夫把他害了；当然不能恩将仇报。所以我没死，你给我的那两粒药我把它装在贴身的衣兜里，上了一只小船，然后就使劲划……
这样的事我头回听说。给了你药的那个人不是我。嗯？
老人呆愣片刻。是的，不是你。也不是在这个岛上，是另外一个岛。也不是我，是我听说过的一个人。我是在一个小车站上等车的时候听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说的，我也没地方去找他了，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这就对了，老大夫说。
我听说的这个人上了一只小船，划了七七四十九天，到了大水以外的地方……
我们不妨说点别的吧。
别的？别的什么？行啊。
你来这岛上两天了，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
特殊的感觉？你指什么？
譬如说，发现了什么不一般的事没有？
什么不一般的事？我没看出来。
老大夫迟疑一阵。也许什么事都没有吧，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何妨跟我说说？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咱们是昨天才认识的，你又弄错了。
是。我前天夜里才到这岛上来。
现在这岛上的鱼，奇奇怪怪的种类更多了。
我在旅馆里见到一种没有眼睛的鱼。
说是这么说，其实只是在一般该有眼睛的部位没有眼睛，可是每个鳞片下面都有一只眼睛。这你大概没留神吧？你知道弄出这样的鱼来有多么不容易。
我知道。我早就料到完全可以弄出这样的好鱼来，只是我自己怎么也没弄成。
弄成这鱼的人可是下了苦功夫，多少年来就没睡过一宿整觉。
你知道，母鱼甩子的时候要是没人看着，母鱼会把鱼子全吃光。等鱼子变成小鱼后，你还得随时留神着。亿万条小鱼中未必能有一条具备继续培养的价值，你不能放过了，一旦放过，多少年的心血就全白费了。你得一条一条地仔细观察。也许只有在夜里的某一时刻，才会有一条鱼显露出奇异的禀赋。你想，一个人还能有多少时间睡觉呢？
这样的苦，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我那时，哦，我听说过的那个人就是这么白费了多少年辛苦，也许他曾经是放过了几次机会吧。后来他划着小船到了大水以外的地方，再不跟鱼打交道了。可是他什么别的本事都没有，什么别的事都不能干。那个地方的人不在乎谁能不能养出好色来。鱼在那儿就是鱼罢了，可以吃，也可以看。无论什么鱼，只要是活蹦乱跳的就都被认为是好鱼。可那地方对什么事都不能干的人还是看不起。你想，我听说的这个人怎么受得了？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混蛋，甚至连混蛋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他就又拿出那两粒药来……
你知道上回大赛上，鱼仙的交椅谁坐了？
谁坐了？
岛东的一个老头儿。他弄成了一条大鱼，有几尺长，浑身疙里疙瘩的像是穿了盔甲。其实是一堆肉瘤，瘤子有红的，有蓝的，因为里头有丰富的动脉和静脉。这种瘤子割是不能割的。
那样会弄坏整个循环系统，对吧？
对了。这鱼本身并不大，那些瘤子占了三分之二还要多。
我听说的那个人那时又想死了，可拿出那两粒药来看看，心里便又觉轻松了许多，就又对自己说：只当是我已经把这药扔进嘴里了，可不是吗？把这药扔进嘴里还不容易吗？只当我已经死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干嘛不再试试干点什么呢？他就又把药收起来。你猜他怎么着？
嗯。
他在那儿找了个打扫厕所的差事干。
那鱼很能吃，吃肉，那些瘤子需要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来养着。
那差事他一干就是好几年，干得挺平静。大伙都说他干得不坏。这样过了好几年，他才想起自己还没有老婆。
那老头儿和他老伴儿长年不断地给那条鱼喂肉。一分钟也不能间断，一断了肉那些瘤子就都瘪下去，再不那么五颜六色的引人注目了。老太太白天喂，老头儿夜里喂。老头儿白天还要出去挣钱，你想，还有什么时间睡觉呢？
很苦，这我知道。不过要真能弄成这样的好鱼，让我想，那老头儿一定还是挺着迷的。
着迷得都像中了邪。你知道他们怎么弄那些鱼？岛上所有的人都是怎么弄那些鱼？
嗯。怎么弄？
不管什么新鲜玩艺儿都给鱼吃一点。譬如辣椒、醋、花椒水什么的。
这我倒是没想到过。说不定有点用？
无非是刺激刺激那些鱼，看能不能出现什么异变。后来又都在鱼缸或鱼池里兑点化学制剂，有些鱼居然还能活着，可再生出的小鱼就什么模样的都有了，三头六臂的、无尾无鳍的、没有眼睛的。这是很费神的事。尤其是硫酸和升汞什么的，比例要掌握得合适，多兑了鱼就全死，少了又变不出好鱼来。
我听说的那个人，以前是为了鱼，一直没有想过娶亲……
升汞和硫酸什么的都兑得合适了，就得昼夜监视着那些鱼。一旦发现有变了模样的鱼，赶紧就捞出来放到清水里去，捞晚了又要死，捞早了又要变回到原样去，所以一刻不能大意。你想，这还有时间睡觉吗？
可不是吗，要想弄出好鱼来可不是玩的。那个人到了大水彼岸，干了几年扫厕所的差事，心想应该结婚了……
后来又有人给鱼吃点别的玩艺儿，机器油、凡士林、炭黑、铅粉什么的，这办法要安全一点。有个人就这么弄成了一群奇怪的鱼，每条鱼身侧都多长了一根细长的软骨。那人对着它们说点什么，它们就都把那根软骨缓缓地高举起来。那人坐了几年鱼帝的交椅。不过你得不断对它们说点什么，否则它们就会把那本事给忘了。你说这人还能有多少觉可睡？
心想该结婚了，他这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扫厕所的。“是个扫厕所的”和“只不过是个扫厕所的”，这可不一样。他在彼岸耽了好几年。才明白哪儿都不是天堂。那时他已经四十岁了。再学什么也怕来不及了，思量还是不如死了的好。可是他有那两粒药哇，就揣在贴身的农兜里呀，着什么急呢？不就是这么往嘴里一扔的事吗？先试着学学别的吧。学不成再去死也不晚不是吗？……
近来全岛的人又都疯了似地到处找古钱、碎陶片、兽骨化石、远古的上和石头，找到厂就研成细粉。调好了给鱼吃。听说已经有一种没有尾巴的鱼给弄出来了。听说还有一种没有头也没有肉的鱼给弄出来了，光是—根蓖子一样的骨头在水里跳。我也还没见到呢。那些陶片，化石什么的很难找。你说。没日没夜地找，没日没夜地研磨，什么功夫睡觉呢。
是不是有人到你这儿来找过什么药给鱼吃？
没有。那倒没有。我没有格外的药。他们要找的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给鱼吃。
那你干嘛总那么担惊受怕似的？
我？我担惊受怕？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你干嘛总觉得行人要到你这儿来搜查呢？
噢——，那不是因为鱼。你懂吗？他们不是怀疑我给鱼吃了什么坏药。他们知道我从来个摆弄那些鱼。他们是为了别的事。
什么事？
哼。等着看吧。
岛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一点都没看出来？
老人摇摇头。盯着老大夫的眼睛。老大夫又垂下眼睛，仍是不停地铡那些草药。
你不妨再注意一下。我倒是希望没那么回事呢。
老人告辞出来的时候。看见那两个孩子还在林间的草地上玩耍。他设有惊动他们。那只小狗尾随在他身后把他送出很远，摇着尾巴似乎不再对他有敌意。老人站在山腰朝下望，小岛景象尽收眼底，嗡嗡隆隆市声喧嚣，处处显露着繁荣。太阳正要落山，全岛都被晚霞的红光照耀得灿烂。
岛上处处张灯结彩，无论是商店、旅馆，还是机关、工厂。主要街道的两旁都摆上了鲜花，摆成各种图案，摆成花塔，摆成花山和花海。香气扑鼻，醉人。各个赛鱼场上都已是旗幡招展，各色彩旗星罗棋布，场中央一条长幡上绣了鱼形标志，随风飘舞。看来大赛将近了。每个赛场上都有几十个上了岁数的管理人员在忙，费力地把一条红色的长毯在大理石地面上铺开，哼哼咳咳地喊。那地毯猩红夺目，有上百米长，一直铺上获奖台。获奖台在几十层台阶之上，镶金嵌玉如宫殿般辉煌，气派威严。乐队正在排练，从各处角落里发出轻响。时而有些断了线索的彩色气球过早地飞上了天空。
街上的行人都在谈论鱼赛的事，回忆着上回的赛况，预测这一次的四把交椅可能谁属，遗憾着自己的鱼种目前尚难惊人，又互相打探有关新奇鱼种的消息。一律兴致勃勃，谈笑风生，神采飞扬。
老人在岛上逛，走遍大街小巷，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老人走得累了，便在近水处的一块岩石上坐下歇歇，吃点东西。于是睏上来，他就躺在沙滩上，头枕岩石。
晚霞消失时，大水又涨了。
夜色弥漫开。
老人迷迷糊糊作了个梦。不知道为什么又梦见了两个孩子和那只小狗。两个孩子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管他叫太爷爷，摸摸他的眉毛揪揪他的胡子，唱那支他在孩提时便熟悉的歌……
忽然，岛上像是亮彻了一道闪电或是起爆了一座火山，那亮光带着轰响把小岛震了一下，把小岛乃至小岛的天空和四周的水面都点燃了一般。老人惊醒，凝神细看，原来是几个赛场上的千万盏华灯一齐亮了。这没什么奇怪，不过是在试灯光。那轰响也不过是人们兴奋的欢呼声。老人打了几个哈欠，又呆愣着想一遍刚才的梦，倒觉得这梦中似有奥妙。想了一阵想不清楚，老人便站起来走动走动。
不久又有闷闷的炮声，又有歌声舞声，又有锣声鼓声，又有号角声，又有口哨声和呐喊声……这都没有什么奇怪，多少年前每逢大赛将临也是如此，人们在为大赛做着准备罢了。
老人这一宿没有回旅馆去，调动起所有的视觉，听觉，嗅觉，注意岛上的一切。半夜，华灯熄灭，炮声也早停歇，岛上显出寂静。老人独自走街串巷，猫一样轻捷机警。家家都闭了门。家家又都黑了灯。家家也都没了人声。路灯也似暗淡了。夜里气温下降了不少。老人坐在一棵树下正有些冷，冷得有些无聊，忽闻一种奇异的声音从四周漫起，始而细碎微弱，继而唧唧咕咕嗡嗡嘤嘤便觉清晰，渐渐连成一片变得响亮。这却稀罕。老人起身蹑手蹑脚到一家门前，耳朵贴近门缝细听时，院里果然就有那声音。他再扒着门缝往里看，一支火烛摇摇跳跳照见一对老夫妇木讷的脸。
中间一只鱼缸，老夫妇分左右面缸而跪，正给神鱼喂食。那声音不过是他们嘁嘁嚓嚓的低语罢了，或者也有神鱼吃食弄出的响动。
他又扒着门缝看了几家，也都不过如此。惟人数不同，有的是一家几口念念有词如同祈祷，有的是孤身一人自言自语仿佛发愿，都同等虔诚木讷且有章法地小心翼翼喂那神鱼。老人暗自慨叹：自己离家多年，竟连这么熟悉的事也忘却。心中凄楚，不免潸然泪下，遂又安慰自己：六十年前还不是这样，弄鱼弄到这般着迷的人还不多，声音也不似这般响。
直到星稀月落天色微明，他也没觉察出岛上有半点不同寻常的现象。老人又爬上岛南的荒山。
一进门老人就说：兄弟，怕是你自己的神经出了什么毛病吧。
你还是什么都没看出来？老大夫说。
老大夫已经早早起来铡那些草药了。两个孩子坐在院当中捧了碗吃早饭，一边喂那只小狗。小院静谧安详，四周鸟语虫鸣，山上的空气清凉且有树脂的香味，阳光在树隙问把雾气染得金亮。连老人的铡草药声、两个孩子的吃饭声、小狗的喝水声都能传出很远去。
还是没看出来。当然没看出来，因为一切都很正常。我怕是你自己倒不正常。
老大夫笑笑，不以为然。
你别笑。实际上我头一回来你就认出我了，可你为什么不肯认我？
我确实不认识你。
看看吧，就是这两粒药，六十年前的那天夜里你给我的。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倒出两粒白色的药丸给老大夫看。
老大夫看也不看就说：这药不是我给你的。
你何必这样呢？你的疑心太重了，弄得自己的精神都不太正常。事实上没人来搜查你，岛上任何不正常的事也没出。
老大夫招呼两个孩子快吃，吃罢饭就到树林里去。
我把这两粒药带回来是想还给你的。是想告诉你，是你这两粒药救了我。我得感谢你。
那不是我，也不是在这个岛上，不是吗？也不是你，是你听说过的一个人。不是吗？
不是。就是你，也就是我，而且肯定是在这个岛上。后来我划着小船到了彼岸。上回我说到哪儿了？
说到你忽然想结婚了。
不错。可是我四十岁了，除去扫厕所再没有别的本事。那地方也绝不是天堂，人们还是不大看得起扫厕所的。你信吗？只要有差别，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平等。我就又想死。我就又拿出这两粒药来，喝足了酒想借着醉劲儿把这药吞下去。死真不是件绝对的坏事，你想想，只要有那么一点勇气，你就可以和所有的人都平等了。不是吗？所有的人都得死，不管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死了，烂了，变作尘埃飞散了，化成轻烟不见了，就全一样了，谁也不会看不起你了，你也不必看不起谁了，这么想着，我又镇静下来。
你干嘛不弄弄鱼呢？
我要是弄鱼，说实在的，凭我这两手在那地方没人比得了。可那地方的人不太关心鱼，认为一切鱼既然生出来了，就都是好鱼。
老大夫点点头。后来呢？
哦，我就又活下去，学了几年木工，学得挺一般。后来又学了几年打铁和裁缝，都学得很一般，对了，我忘了告诉你，在这期间我结了婚。老婆比我小十岁，也曾经中了魔障似的光想死。我头一回见到她是在水边的悬崖上。我看出她想往下跳可又不敢，就走过去对她说，你可着的什么急？她就哭，说自己活在世上算个什么东西。我说，能这么想就好了。我就把那两粒药拿出来，给她讲了那药的作用。她说她真想要一粒。我就分给她一粒。她说，那你还够吗？我说这样咱们俩就都够了。她就要吃。我说，你再想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她想了一阵子，问我，这药会不会失效。我说只要拿到了就永远有效。她又仔细看一遍那粒药，问我是不是肯定没骗她。我说这可怎么证明呢？现在我们都只有一粒了，没办法证明。她又问我，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我说这也没办法证明，不过对已经死了的人肯定无效。她于是放了心，同意跟我回家去，作我的老婆。
这时岛上响起沉闷的炮声。
鱼赛快开始了？
是呀，又要开始了。
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
往下说吧。后来呢？
我们夫妻俩先开了个小杂货店，以后又做了些别的买卖，再以后又学了些别的手艺，总之，五行八作差不多样样都干过。仍不免常常惭愧、自卑，到底弄不清自己算个什么东西。想到死时就记起那两粒药，互相提醒，那两粒药不是稳稳当当揣在我们的怀里嘛。这样愈来愈活得平静，不去想自己算个什么还是不算个什么，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出去跑一阵便跑一阵，愿意扯开嗓子唱一阵便唱一阵，愿意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就读点什么写点什么。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已经九十岁了，她呢，八十了，这才意识到我们很久很久没提起那两粒药了，知道再也用不着它。
你们有没有孩子？
当然有。
有孙子吗？
有。
是不是连重孙子也有了？
也有了。
老大夫松了气，不住点头。
怎么了？
老大夫不回答，默默盘算一回。
直到炮声一阵响似一阵。
你这是怎么了？老人问。
老大夫说：兄弟我求你件事行不？把我身边这两个孩子带走。
出了什么事？
带他们离开这个岛，到大水以外的地方去。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来这岛上三天了，除去在我这儿，还在哪儿看见过孩子？
老人幡然醒悟。
这两个孩子是岛上最后的孩子了。不孕症在这岛上流行多年了，岛上没人再能生养。
你也治不了？
他们怀疑是因为我给岛上的人都吃了坏药，没人敢来找我看病了。就这样吧，我留下来再试试，就把这两个孩子托付给你了。
老人带了两个孩子从山后小路下到岸边，早有一只小船横在那里。三人上船，砍断缆绳。
其时，岛上号炮声声不断，鼓乐喧喧不息，甚嚣，且尘上。
那老大夫立于荒山之顶，向他们挥手告别。
小船渐行渐远。不久听见船侧有嗤嗤喘息声，原来那只小狗洑水追来。两个孩子搂住小狗便有些凄然。老人想起那两粒药忘记还给老友，取出再看，连连叹息。两个孩子见了药丸，每人抢过一粒放在嘴里。老人惊时，却见孩子嚼得香甜，嚼了一会，吐出一块白色胶状物，放在嘴上吹成泡泡，泡泡爆响，清脆悦耳。
再看小岛，早无踪影，惟余一片茫茫大水。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奶奶的星星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象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儿？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噢噢——，睡觉吧，麻猴来了我打它……”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就是：这话用你说么？
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哟！”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
“等不到哪会儿呀？”我问。
“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
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哟哎哟”的，还一个劲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她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行了吧？”“唉，行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于是我说：“长大了我还给您踩腰。”“哟，那还不把我踩死？”过了一会我又问：“您干嘛等不到那会儿呀？”
“老了，还不死？”
“死了就怎么了？”
“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
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奶奶怀里。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
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扒着窗台喊她，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儿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地回来。这事大概没人记得住了，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
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
“怎么呢？”
“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
“干嘛变成星星呀？”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
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象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摸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
奶奶是小脚儿。奶奶洗脚的时候总避开人。她避不开我，我是“奶奶的影儿”。
一这有什么可看的！快着，先跟你妈玩去。
我蹲在奶奶的脚盆前不走。那双脚真是难看，好像只有一个大脚趾和一个脚后跟。
“您疼吗？”
“疼的时候早过去啦。”
“这会儿还疼吗？”
“一碰着，就疼。”
我本来想摸摸她的脚，这下不敢了。我伸一个指头，拨弄拨弄盆里的水。
“你看受罪不！”
我心疼地点点头。
“赶明儿奶奶一喊你，你就回来，奶奶追不上你。嗯？”
我一个劲点头，看着她那两只脚，心里真害怕。我又看看奶奶的脸，她倒没有疼的样子。
“等我妈老了，脚也这样儿了吧？”
一句话把奶奶问得哭笑不得。妈妈在外屋也忍不住地笑，过来把我拉开了。奶奶还在里屋念叨：“唉，你妈赶上了好时候，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晚上睡在奶奶身旁，我还想着这件事，想象着一个老妖婆（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那个老妖婆，鼻子有勾，脸是蓝的），用一条又长又结实的布使劲勒奶奶的脚。
“你妈是个老妖婆！”我把头扎在奶奶的脖子下，说。
“该孩子，胡说什么哪？”奶奶一愣，摸摸我的头，怀疑我是在说梦话。
“那她干嘛把您的脚弄成那样儿呀？”
奶奶笑了，叹口气：“我妈那还是为我好呢。”
“好屁！”我说。平时我要是这么说话，奶奶准得生气，这回没有。
“要不能到了你们老史家来？”奶奶又叹气。
“我不姓屎！我姓方！”我喊起来。“方”是奶奶的姓。
奶奶也笑，里屋的妈妈和爸爸也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像往常那样笑得开心。
“到你们老史家来，跟着背黑锅。我妈还当是到了你们老史家，能享多大福呢……”奶奶总是把“福”读成“斧”的音。
老史家是怎么回事呢？一奶奶干嘛总是那么讨厌老史家呢？反正我不姓屎，我想。
月光照在窗纸上，一个个长方格，还有海棠树的影子。街上传来吆喝声，听不清是卖什么的，总拖着长长的尾音。我看见奶奶一眨不眨地睁着眼睛想事。
“奶奶。”
“嗯？睡吧。”奶奶把手伸给我。
奶奶想什么呢？她说过，她小时候也有一双能蹦能跳的脚。拉着奶奶的手睡觉，总能睡得香甜。我梦见奶奶也梳着两个小“抓髻”，踢踢踏踏地跳皮筋儿，就象我们院里的惠芬三姐，两个“抓髻”，两只大脚片子……
惠芬三姐长得特别好看。我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她好看了。她跳皮筋的时候我总蹲在一边看，奶奶叫我也叫不动。但惠芬三姐不怎么受理我。她不太爱理人。只有她们缺一个人抻皮筋的时候，她才想起我。我总盼着她们缺一个人。她也不爱笑，刚跳得有点高兴了，她妈就又喊她去洗菜，去和面，去把她那群弟弟妹妹的衣裳洗洗。
她一声不吭地收起皮筋，一声不吭地去干那些活。奶奶总是夸她，夸她的时候，她也还是一声不吭。
惠芬三姐最小的弟弟叫八子，和我同岁。他们家有八个孩子，差不多一个比一个小一岁。他们家住南屋，我们家住西屋。
院子中间，十字砖路隔开四块土地，种了一颗梨树和三颗海棠树。
春天，满院子都是白花；花落了，满地都是花瓣。树下也都种的花：西番莲、草茉莉、珍珠梅、美人蕉、夜来香……全院的人都种，也不分你我。也许因为我那时还很小，总记得那些花都很高。我和八子常在花丛里钻来钻去。晚上，那更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往茂密的花丛中一蹲，学猫叫。奶奶总愿意把我们拢到一块，听她说谜语：“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咳，是星星！”奶奶就会那么几个谜语。
八子不耐烦了，又去找纸叠“子弹”；我们又钻进花丛。“别崩着眼睛！唉……”奶奶坐在门前喊。“没有，我们崩猫呢！”八子说。有一只外头来的大黑猫，是我们的假想敌。“猫也别崩，好好的猫，你们别害巴它！”奶奶还在喊。我们什么都听不见了，从前院追到后院，又嚷又叫，黑猫蹿上房，逃跑了。
八子特别会玩。弹球儿他总能赢，一赢就是大半兜，好的不多，净是大麻壳、水泡子……。他还会织逮蜻蜓的网，一逮就是一大把，每个手指缝夹两只。他还敢一个人到城墙根去这蛐蛐，或者爬到房顶上去摘海棠。奶奶就又喊：“八子，八子！什么时候见你老实会儿！
看别摔了腰！”八子爱到我们家来，悄悄的，不让他妈知道。奶奶总把好吃的分给我们俩——糖，一人两块，或者是饼干，一人两三块。
八子家生活困难，平时吃不到这些东西。八子妈总是抱怨，“有多少东西，也不够我们家那几个‘小饿浪儿’吃的。”我和八子趴在奶奶的床上，把糖嘬得咂咂地响，用红的、蓝的玻璃纸看太阳，看树，看在院里晾衣服的惠芬三姐，我们俩得意地嘻嘻哈哈笑。“八子！别又在那儿闹！”惠芬三姐说话总绷着脸，象个大人。八子嘴里含着糖，不敢搭茬。“没闹，”奶奶说：“八子难得不在房上。”其实奶奶最喜欢八子，说他忠厚。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八子一班。记得我们人队的时候，八子家还给他做不上一件白衬衫，奶奶就把我的两件白衬衫分一件给八子穿。
八子高兴得脸都发红，他长那么大，一直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
临去参加入队仪式的早晨，奶奶又把八子叫来，给我们俩每人一块蛋糕和两个鸡蛋。八子妈又给了我们每人一块补花的新手绢，是她自己做的。八子妈没日没夜地做补花，挣点钱贴补家用。
奶奶后来也做补花，是八子妈给介绍的。一开始，八子妈不信奶奶真要做，总拖着。奶奶就总问她。
“八子妈，您给我说了吗？”
“您真要做是怎么的？”八子妈肩上挂着一绺绺各种颜色的丝线。
“真做。”
“行，等我给您去说。”
过了好些日子，八子妈还是没去说。奶奶就又催她。
“您抽空给我说说去呀？”
“您还真要做呀？”
“真做。”
“您可真是的，儿子儿媳妇都工作，一月一百好几十块，总共四口人，受这份累干么？”
“我不是缺钱用……”奶奶说。
奶奶确实不是为挣那几个钱。奶奶有奶奶的考虑，那时我还不懂。
小时候，我一天到晚都是跟着奶奶。妈妈工作的地方很远，尤其是冬天，她要到天挺黑挺黑的时候才能回来。爸爸在里屋看书、看报，把报纸弄得悉悉憟憟的响。奶奶坐在火炉边给妈妈包馄饨。我在一旁跟着添乱，捏一个小面饼贴在炉壁上，什么时候掉下来就熟了。我把面粉弄得满身全是。
“让你别弄了，看把白面糟踏的！”奶奶掸掸我身上的面粉，给我把袄袖挽上。“那您给我包一个‘小耗子’！”
“这是馄饨，包饺子时候才能包‘小耗子’。”
可奶奶还是擀了一个饺子皮，包了一个“小耗子”。和饺子差不多，只是两边捏出了好多褶儿，不怎么象耗子。
“再包一只‘猫’！”
又包一只“猫”。有两只耳朵，还有点象。
“看到时候煮不到一块儿去，就说是你捣乱。”
“行，就说是我包的！”
奶奶气笑了：“你要会包了，你妈还美。”
“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我拉长声音学着往常奶奶的语调：“看你妈这会儿有多美！”
奶奶常那么说。奶奶最羡慕妈妈的是，有一双大脚，有文化，能出去工作。有时候，来了好几个妈妈的同事，她们“唧唧嘎嘎”地笑，说个没完，说单位里的事。我听不懂。靠在奶奶身上直想睡觉。奶奶也未必听得懂，可奶奶特别爱听，坐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支楞着耳朵，一声不响。妈妈她们大声笑起来。奶奶脸上也现出迷茫的笑容，并不太清楚她们笑的是什么。“妈，咱们包饺子吧，”妈妈对奶奶说。
奶奶吓了一跳，忙出去看火，火差点就要灭了；奶奶听得把什么都忘了。客人们走后，奶奶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说：“你们刷碗、添火吧，我累了。”妈妈让奶奶躺会儿。奶奶不躺，坐在那儿发呆。好半天，奶奶又是那句话：“唉，你们都赶上了好时候。”爸爸、妈妈都悄悄的。只有我敢在这时候接奶奶的茬：“看你妈多美，大脚片子，又有文化，单位里一大伙子人，说说笑笑多痛快。”“可不是么。我就是没上过学。我有个表妹……”“知道，知道，”我又把话茬接过去：“你有个表妹，上过学，后来跑出去干了大事。”“可不真的？”
奶奶倒象个孩子那样争辩。“您表妹也吃食堂？”我这一问把爸爸、妈妈全逗乐了。奶奶有些尴尬：“六七岁讨人嫌。”奶奶骂我只会这一句。不知为什么，奶奶特别羡慕别人吃食堂，说起她羡慕或崇拜的人来，最后总要说明一句：“人家也吃食堂。”后来，五八年，街道上也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好多坛坛罐罐都贡献了出去。她愿意早早地到食堂门口去等着开饭。中午，爸爸、妈妈都不回来，她叫我放了学到食堂去找她。卖饭的窗口开了，她第一个递上饭票去：“要一个西红柿，一个……嗯……”她把“一个”咬得特别清楚，但却不自然；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又很骄傲似的。现在回想起来，她大概是觉得自己和那些能出去工作的人相仿了，可她毕竟又没出去工作过。
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些日子，奶奶晚上总去开会，总不让我跟着。“又不是去看戏！”奶奶说，脾气变得很急躁。
我跟着奶奶看过不少老戏。奶奶做补花挣了钱，就请别人看戏，请八子妈，请姨奶奶，也请院里的另一个老太太，自然每次都得请我——她的“影儿”也得占一个座位。奶奶不会看戏，每次看戏之前都得请教那“另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懂戏，也并非真懂，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个“名人爱好者”。什么梅兰芳、姜妙香、袁世海、张君秋，……奶奶和我都是从她那儿得到启蒙的。我坐在剧场的椅子上睡觉，我是为中间的十五分钟休息来的；休息的时候小卖部卖酸梅汤，我使劲说渴，至少可以喝两瓶。奶奶是说：“我年轻时候什么戏也没看过。”她大约是为补上这一课来的；平时胡同里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块聊天，谁都比奶奶懂戏。奶奶什么事都要强。不过只有一回，奶奶和那个老太太是都看懂了，不是戏，是电影《祝福》。看完了，奶奶直哭，那个老太太也直哭。“那时候可不就是那么样儿，”那个老太太说。“可不就那么样儿，”奶奶说。两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
我不声不响地跟在奶奶身后走。最惨的不是祥林嫂最后摔倒在雪地上，而是她捐了门槛，高高兴兴地回来的时候……奶奶后来总爱给别人讲《祝福》，还是把“福”念成“斧”的音。不过她再也不愿意看那个电影了。
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服。坐在桌边发愣。
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道儿挺黑的。小孩儿，没关系。”
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我搀您去，那条路我特熟！”
“嘘——，喊什么！”妈妈给了我一巴掌。妈妈的表情挺严肃。
我跑去找八子，我们俩早就想晚上去一回学校了。我们学校原来是一座大庙，八子说，晚上那儿的蛐蛐准少不了。
学校有好几层院子，有好几棵又粗又高的老柏树，院墙上长满了草，红色的灰皮脱落了很多。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柏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着。奶奶到紧后院去开会，嘱咐我们就在前院玩。
这正合我们的心意，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全空着。
“八子，真是跟你妈说了？”奶奶又问。
“真说了。”
八子冲我笑。他才不用跟他妈说呢，他常常在外面玩到半夜，他妈顾不上管他。我常常为此羡慕八子。
我们先玩爬杆，我爬不过八子。又玩双杠，一人占一头，喊一声“开始！”各自从双杠上蹿过去抓对方，几个来回之后，我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被八子抓住。八子身体好，也跑得快。跟八子出去玩，我不用担心挨欺负，八子打架也特别厉害。
八子的功课一般，不象惠芬三姐，惠芬三姐很用功，还是少先队大队委。我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但我至今记得，一有算术比赛，八子的成绩总比我好。他就是不用功，不按时完成作业，语文总考六十几分。小学毕业时，我考上了一所名牌中学，八子只考上了三流学校。
现在想想，八子的天资其实比我强，我纯粹是靠了奶奶的督促，靠爸爸妈妈总能在课后帮我补习。谁管八子呢？
他晚上不是帮家里干活，就是跑出去疯玩。惠芬三姐是个例外，她不声不响地干活，又不声不响地读书。八子妈嫌她晚上读书费电，她就每天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用功。六五年，惠芬三姐考上了大学。
那时候她戴上了眼镜，更漂亮了，文质彬彬的，有学问的样子。我真羡慕八有这样一个姐姐。八子却不放在心上，总拿她的“四眼儿”开玩笑。惠芬三姐不屑于理他。八子也不太爱理惠芬三姐。
太阳落了。
“嘟——嘟嘟——”，天完全黑下来时，蛐蛐果然不少。“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顺着声音找，找到了一处墙根下。八子对准砖缝滋了一泡尿，一会儿，蛐蛐就蹦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八子很快就把蛐蛐逮住，看看，又扔了。
“老迷嘴，不开牙，”他说。
我们又找，找到一块大石头旁边，蛐蛐不叫了。八子示意我别出声，我们蹲在石头边静静地等，大气不出。蛐蛐又叫起来，“嘟嘟嘟——”八子笑了。
“哟，我没尿了。”
“我有！”我说。
‘嘘——，小点声。冲这儿撒，对准了。“
逮到了一只好的。八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卷成纸筒，把蛐蛐装进去。
月光真亮，透过老柏树浓黑的枝叶，洒在院子里，斑斑点点。那么大的院子里只有我们俩。教室都是原来大庙的殿堂，这会黑森森的，静悄悄的，有点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八子逮起蛐蛐来入迷，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顺着墙根爬。
我对八子说：“我去看看后院有没有蛐蛐。”
紧后院的南房里亮着灯。我悄悄地爬上石阶，扒着窗台往里看。
一排排的课桌前坐的全是老头、老太太。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象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参加了革命呢！“我说不定就从你们老史家跑出去了呢。我有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的，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知道了好些事，早早地放了脚，跑出去干了大事。我又想笑了：奶奶跑起来是什么样呢？还是用脚后跟跑吗？……
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讲台两边还坐着好几个人。有个女的老是给他们倒水喝。
我见过奶奶的那个表妹一回，只见过一回，在一个大楼里。奶奶紧拉着我的手，在又宽又长的楼道里走，东问西问后来人家让我们在一间屋子里等着，屋子里有好多沙发，可奶奶不让我坐，她自己也站着。等了老半天，才来了一个女的，奶奶让我管她叫表奶奶……
讲台上的那个人讲个没完没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奶奶。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这下您知道上学的滋味了吧？我又在心里笑。奶奶每天晚上都抱着那本扫盲课本念，有一课是《国歌》，她老是把“吼声”念成“孔声”。“又是孔声！”连我都能提醒她了。她挺难为情，声音变小，慢慢又大起来，念到“吼声”的时候声音又变小，停好一阵，大概是在心里重复……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富农，都是靠剥削农民生活，过的都是好逸恶劳，光包不做的剥削阶级生活……”
什么？！再听。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
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六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子倒象是很高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
“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
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作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奶奶愣了一会，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
奶奶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木，又摸摸我的头：“明儿奶奶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工作养活奶奶。”……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门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的笸箩卖烂糊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都不干净。
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都不一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
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
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
象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Ｘ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
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
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
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还记得八子吗？”奶奶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
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奶奶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进工厂了？”“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象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
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儿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
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
唉！“奶奶，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奶奶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
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好的吃。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它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
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份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份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勾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
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赶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拇趾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呵。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
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
据说有一种蚂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第一人称
那年秋天我分到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坏，就是太高了，在二十一层，而且远离市区。我请了半天假去看那房子，坐了将近两个钟头汽车，下车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座楼，正如人家告诉我的那样，方圆几里地内只有那一座楼。楼是白的，有青砖的院墙围住。环境也好，三面都是树林，南边有一条河。河从西流向东，正如人家告诉我的那样，青砖的院墙齐岸而立，一座小桥直入院门。
尽管如此，当我走进院门时我还是想确定一下我是否找对了地方。挨近西院墙有棵巨大的梧桐树，一个姑娘背靠树干坐在安静的浓荫里。我走过去向她打听这是不是我要找的那座楼，我觉得我的声音并不是很低。她抬起头，像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又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垂目望着树荫中秋阳洒落的变幻不定的光点，那光景仿佛我已经不存在了。我站在那儿稍稍等了一会儿，听见她喃喃地说：“顺其自然。”声音虽轻，但一字一顿很清晰。我点点头，确信我已经不存在了；她的思绪仍在一个美妙的世界里，刚才不过是被一声凡俗的响动骚扰了一下罢了。我有些抱歉，有些自惭形秽，便倒退着转身，径直朝楼门走去。我想这座楼不会不是那座楼。
楼几乎是空的，还没有住户搬来。电梯没人开，都锁着。我的心脏多少有点毛病，但既然来了总不该看一眼楼梯就这么回去，只要不要求速度我想我爬到二十一层不会出什么问题。“顺其自然”，那姑娘是这么说的，看来这是一个恰当的衷告，于是我沉了沉气，开始爬。爬到三楼，喘口气，我从窗口探出头去又看那姑娘，她依然坐在那儿，头微垂，两手随意地搭在膝盖上，出神入定，树影和太阳的光点在她素雅的长裙上离合聚散，无声无息。“顺其自然”，她是这样说的，她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并没看见我，甚至根本就没听见那一声凡俗的响动，无视无闻，她正神思悠游不在物界。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感觉到了她神容的宁和与陶醉。看不见的秋风掠过那棵巨大的梧桐树，发出柔软凝重的响声。在秋天，在太阳快要沉落的时刻，独自离开家，把渐渐涌起的黄昏关在屋子里，沿着野外的小路任意地走一走，循着草木和泥土的气息任意地走一走，这是谁？走到一个僻静的所在，面对一座尚无人住的高楼，坐下，依靠着一棵百年大树，坐在它飘摇的浓荫里坐在它低吟般的声响里，使那儿成为自己的地方，她是谁？想一想很近的和很远了的事情，想一想很真切的和很缥缈的事情，身心沉入到自然的神秘中去……这样的人是谁？一个可羡慕的女人。
而我还是得继续爬我的楼。不知道自然的神秘是怎样安排了我的，譬如说爬楼，譬如说在二十一层上将有一套属于我的房子，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注定的？怎样注定的？四层、五层，我又得歇一下了。说老实话，歇一下是次要的，我一边爬一边片刻不忘那姑娘。我绝无歹意，我只想再看她一眼，我担心她已经离开了。我只是想再看看她，再看看她独自在那棵大树下沉思默坐的恬淡与悠然。我朝下望，她没走，她还是独自坐在那儿，还是那个姿势……可是，这时候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男人，在西院墙的外面，顺着院墙来来回回地走。刚才我没发现他，刚才有院墙挡着我不可能看到他，院墙挺高，这会儿我是在五层楼上，即便这样我也只能看到他的头和肩。他像是困在笼子里那样走来走去，走一阵就停下来，望着远处一口接一口地吸烟，然后再来来回回地走，然后再停下来使劲抽烟，望着远处的树林。我甚至听得见他的脚步声：烦乱，不安。我甚至听见了他划火柴的声音：划断一根又一根。他停下来的地方也是在那棵梧桐树的树荫中，只与那姑娘一墙之隔。这个男人的出现使我注意到，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在院墙的西北角上有一扇小门。不用说，那扇小门一直就有，只是刚才被忽略了，现在它格外显眼。他是谁？他是她的什么人？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四周没有别人，附近再没有别的人，怎么回事？男的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女的默然无语心神恍惚，出了什么事？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一道斜阳从小门中间的缝隙穿过来，躺在墙根下潮湿的阴影里，又鲜明又凄艳。“顺其自然”，姑娘是这样说的，她指什么？“顺其自然”是指什么？她只好离开他吗？不得不离开他？是呀是呀，不得不这样的话也就只有顺其自然。不得不，就是说，她依然爱着他，可她又无能为力。“顺其自然”，可不是么？她这样说的时候语调空空洞洞，眼中全是迷茫。她根本就没看见我，她当然不可能听出我问的是什么。她满腹愁肠，眼前只有往日的欢乐与辛酸，却终于没有了路。墙外的那一个呢？他发疯般地爱着她，想使她幸福，多么希望她会因为他而更加幸福，却没想到竟使她陷入了如此痛苦的境地。他没想到会是这样，他原以为他爱她同时她也爱他这就够了，他没想到世界是这样大，生活是这样千联万系。
“只要你觉得幸福就好。”他最后可能是这样说。
女人垂目坐在树下，男人在她身旁，在她周围，在她眼前，不安静地走。
“只要你觉得幸福，我怎么都可以。”他对她说。
“否则你就别怕，否则你就得拿出勇气来。”
“你说话呀？这么久了，你得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
女人说不出话来。肯定和否定，不是这么简单的逻辑。
男人说：“我就等你一句话了，行，或者不行。”
男人说：“关键是你怎么想，关键是你自己觉得怎样才幸福。”
男人说：“我并不是要你马上决定，可我得知道你自己觉得怎么更好。”
女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怎么更好？也许你我从来不认识更好，也许人从来不要去爱更好。从来不要有你这样一个人，从来不要有这样的秋天，这样空空落落的午后的阳光和这样大的一片树荫，都不要有。这样两条颀长而不能安稳的腿，这样一双瘦削而敏捷的脚，这样地把落叶碾碎，不要有，还有落叶碎裂时经久不息的声音，不要有，从来都不要有……
“你倒是说话呀？”男人说，“我不知道你什么话都不说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我的问题有什么难回答。”
“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说，我还能怎么做。”
“好吧好吧，也许我不该再这么缠你，也许我应该知趣地走开。”
“好，我走。我没想到我会让你这么为难。我只再说一句：只要你能幸福，我怎么都行。”
他说完类似这样一些话转身走出那扇小门。她没有拦他，她实在没力气去拦他了。她听见他走出小门去，她绝望地听着那离去的脚步声，屏住呼吸听着，听着：那熟悉的声音并没有走远。她松了一口气；或者是相反，绝望得更加深重。她听见他一直都在墙外徘徊，听见他在吸烟，听见他在叹息，听见他的心在抽泣。她完全能想象出他的痛苦，但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所能得到的答案只剩了“顺其自然”。风在梧桐树浓密的阔叶间穿过，在远远近近的树林间穿过，响得像水声，像桨声，像不知所在的遥远的波流。为什么呢？父母反对？还会因为什么呢？哦，我还是爬我的楼去吧，我是来看我的房子的，我能做的是把自己送到二十一层上去。
不过，也许是她并不爱他？或者是她曾经爱他，现在已经不爱了？
“可到底为什么？”那男人说，“我不想勉强你，可我得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她不是不想告诉他，她真是不知道怎么说。好像有很多原因，但要说时却是都说不清，确实有很多原因，但要说时好像又找不到了。“顺其自然”，她是这样说的，她一直都是这样对他说的，现在她在心里还是这样对他说，也是对自己说。爱与不爱是无法求证的，只能顺其自然。男人便跑到墙外去。或者是悲伤，或者是愤怒，男人转身穿过那扇小门走到墙外去。或者是爱，或者又是恨，男人什么也不想再说就走出那扇小门去。但他毕竟离不开她，毕竟不想离开，神焦气躁一筹莫展，站在那里空茫四顾。太阳正接近着那片树林，灰喜鹊的叫声此起彼落。女人在墙这边担心地听着他的动静，她也不能离开，她怕他也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到底怎么办呢？毫无办法，只有顺其自然，只有默默地祈祷，只有这样是明智的，是正当的。
我爬到了七层。从七层望下去，视线越过近处的茂密的树梢，我看见那片树林里有一座墓碑，先是看见一座，然后是两座、三座，细看时，星罗棋布散立着很多，我才知道那儿是一片墓地。原来是这样，那男人一直是在望着那片墓地。哦，原来是这样，所以那女人是一身素净的装束。今天可能是死者的祭日，他们俩一起来这儿看看。死，一向是件最为神秘的事。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了，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可以想可以说可以笑可以爱……却忽然没有了，曾经是那么亲近，你想什么时候见到他就见到他，有什么话你想跟他说你就可以跟他说，然而他死了，你永远看不见他了，假如你有句话忘记告诉他了你就永远不能告诉他了。直到很久以后，直到很多年以后，这个女人来到死者的墓地仍然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在坟前培一把土，在坟前洒一杯酒，安放一束野花，但是人呢？死了，没了，找不到了，哪儿也找不到了永远也找不到了。女人坐在那坟旁，身上，还有心里，一阵阵觉得冷。
男人劝她：“这是自然规律，你应该懂得这是必然的归宿。”
她看着那座确凿无疑的坟墓，依然不相信死竟是这样残酷。
“你别这样，好吗？别这样。”男人劝她的语气又温柔又谦卑，仿佛那是他的一个错误。
“活着，得学会忘记。”男人说。
女人看着那座坟墓，并且总在看见一个人活生生的音容笑貌，仍然想象不出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人说：“你得想，他去了，他已经解脱了。你得想我们还活着。”
“我和你，”男人说，“我们在一起，我和你在一起。”
很久，女人离开那坟墓，在树林里盲目地走，长裙飘动得像是一缕游魂。她走出树林，这儿有一座白色的楼房，围着长长的青砖的院墙。她走进那扇小门，这儿好，这样一棵孤独的大树使人能够镇静些，仿佛有所依靠。“你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好吗？”她说。她并没有回头，她知道男人一直跟随在她身后。男人听话地走开，走出那扇小门。她靠着大树坐下，这儿好一些，一座空楼还没有人住呢。陌生的地方利于忘掉往事，轻轻滑动的树荫和悄然飘落的叶子正是悲伤的心的位置。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她想，真的他说对了死并不一定那么可怕。“顺其自然”，她轻声说，也许是以为男人进来了，也许是在对冥冥之中的死者说，她根本没看清我是谁，根本没明白我在问什么。男人守候在小门外，女人这份永久的伤心常常搞得他狼狈不堪。他不知道自己对那个死去的人是尊敬还是嫉妒，或者竟是有点儿恨，往往这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个善良的人还是个心胸狭窄的恶人。他陪她来了，他答应年年都会陪她来的，他知道自己说的话都会兑现，但他也知道而且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多么希望她把那个人忘掉，永远忘掉。他望着树林和树林中的那座坟墓，在祈求上苍给他保佑或者宽恕：就让那个人真正死去吧，他和她再也不到这儿来，再也别到这个地方来吧。
第九层了，傍晚的秋风有些紧了，要是今天夜里一场大风，明天树叶就会掉落大半。这时落日的光芒几乎是平射过来，我看见墙外那男人一只手遮在眉额上专注地朝树林里张望，还是他刚才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就是日落的方向。在那个方向，我看见树林里露出两条交叉的路，在有阳光的地方灰白的路面有些耀眼，一条东西走向，一条南北走向。我看见东西走向的那条路的远端（即西端）有一个市郊班车的站牌。我看见这时正有一趟班车开到，一些人从车上下来。墙外的男人正是朝那儿望着，一动不动地望着那些人。看样子他像是在等候什么人。然后车开走了，那些人散开各奔东西。大概都是来上坟的人，有的手里拿着鲜花。他的手慢慢放下来，摸出一支烟叼在嘴上，一边点烟一边开始来回走动，但这时他好像又发现了什么，抬起手搭在眉额上再朝那边望：有一个女人向这边走来。大概那女人刚才走差了路，现在返身朝这边来。雪白的风衣分外醒目，在树林中时隐时现。男人的头缓缓转动，视线一直追随着那个女人。可是那女人又停住了脚步，东张西望一阵折身向北去了，白色的风衣隐没在北面的树林里。男人这才开始抽烟。没问题，他肯定是在等什么人。在等谁呢？在等一个女人？喔嗬原来是这样，他在等另一个女人，他们约好了在树林东边的这座空楼下见面。“那楼是白色的，有一道青砖围墙。下了车往东，穿过一片树林穿过一片墓地。”
“一片坟地？”
“对，我在那儿等你。”
可能是在一条小街的街口；可能是在他们都忙着要去上班的时候；可能马路上已是车流人潮一片欢腾；也可能街上的行人寥寥可数，城市还在淡淡的蓝色之中。
“你说什么，旁边是一片坟地？”
“没事没事，一点都不可怕。”
可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在她的宿舍附近的车站上，在他们上次分手的时候。天空很暗，将要下雨，风一阵阵地迅猛，潮气在黑夜中漫延。也许是在雨后，阒无行人，湿漉漉的街道灯光辉映，像一条庆典之后依然盛装的河流。
“真的，不可怕。一片优美的墓地。”
“往东？远吗？”
“不，不远，你一下车就会看见它，那楼很高。”
也许是已近午夜，在一家夜餐店幽暗的角落里，街上偶尔有夜行者孤独的口哨声，小店就要打烊……
“那楼有二十一层，白色的。”
“青砖的院墙？”
“对，我在那儿等你。”
但是，墙里面这个女人呢？她是谁？她来干什么？也许她和墙外那个男人毫无关系？真的毫无关系吗？她坐在大树下一声不响，她坐在大树的后面，仔细注意会看出：她、那棵大树、和那扇小门恰呈一条直线，从那扇小门的缝隙间正好不能看到她。为什么要这样？男人看不到她，可她却能够听见墙外的一切动静。再说，男人为什么不到车站去等他的朋友？为什么一定要躲在这儿费劲地张望？“顺其自然”，女人是这样说的。要是她的丈夫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要是她发现了这件事，她能怎样呢？痛苦，是的，她会痛苦，她会哭，会吵，会闹，但终于又能怎样呢？“没有的事，没有，”男人说，“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可他这样说了之后，她知道他仍在与那个女人约会，又怎么办？“不！不！”她还会哭还会喊，“不，这不行！不行……”“你怎么这么庸俗？”男人说，“你怎么这么狭隘？”男人说，“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她不过是一个朋友，一个很普通的朋友。”可是，他与这个普通的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比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多，他与这个普通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有说有笑无比兴奋，而跟她在一起却是话越来越少，越来越沉闷，她能怎么办呢？“为了孩子。”她对他说。她不想再吵，也没力气再哭，她说：“你不想我，可你得想想我们的孩子。”“好吧好吧，”男人说，“你既然一定要这样想，我可以不再与她来往。”可他这样说过之后却背着她继续与那个女人来往，要是这样，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她可以去告他，她还可以闹得四邻皆知满城风雨，她可以走可以离开他，但是她爱他，爱是和死一样说不清楚的事，她不愿损害他，也不愿离开他，怎么办？这个痴迷的女人，她跟踪着他来了，她看见他在墙外走来走去焦急地等候着他那个普通的朋友。她悄悄绕到这座空楼的另一面，走过小桥走进大门，走到这棵大梧桐树下，听了一会儿，听见男人还在墙外，她不想让他发现，便躲在梧桐树粗大的树身后面。她在想自己到底想来干什么？也许向那个女人表明她的存在？也许当面跟那个女人谈谈？也许当场揭穿男人的谎言？但这又都有什么用呢？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已经不再爱你，如果他是如此渴盼着另一个女人，你对他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只好顺其自然，随他去吧，只有随他去了。“顺其自然”，她这样说的时候心中真像是一片墓地，她根本没注意到有人走来，根本不记得有人向她问过什么。太阳完全落到树林后面去了，晚风一阵阵地沉重，巨大的梧桐树下变得昏暗寂寥，那些飘摇跳动过的树影和光点就像是以往，就像是昨天，不知不觉中悄然而逝；当然明天它们还会在此处重演。走吧，去哪儿？回家去吧，家是什么？就这么呆着？呆到什么时候？无所谓？随便？也好也好，顺其自然。我可是得走了，我还有十几层楼要爬。
我的房子果然不坏，两室一厅，大的一间将近十六平米，长五米，宽三米一七，小的一间长五米，宽二米四，整十二平米。像我这样一个单身汉有这样一套住房，是个奇迹。厅七平米，厨房差不多五平米，总归我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很够了。厕所居然是和洗漱间分开的，这出乎我的意料。壁柜很大，睡得下一个人。阳台呢？一米二乘二米一，是多少？从阳台上可以俯瞰那片树林。高深莫测的秋空下，树林正是五彩斑斓，枫叶已经红了，银杏全部金黄，松柏树绿得发黑，一座座白色的墓碑点缀其间。我想，将来我要不要一块墓碑呢？如果要立在哪儿？上面要不要刻些字？刻什么字？在很长的一段年月里，我的坟前会时常有一些人走来，在雨天，在风天，在雪天，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们走过我的坟前，念一遍碑上的字然后又走开，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会不会想一想坟中埋的是什么人，这个人都有过怎样的经历？他们会不会想到，坟中的这个人也曾经设想过他们的到来？可能有几个注定要从我的坟前走过的人现在已经出生了他们正在朝我的墓碑走来，当然在这之前他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还有很多事要依次发生，无法预测他们会经由哪条路走来，因为我现在还没死，一切时间地点都还无法确定，但这样的事必定要发生，一个必定要走过我的坟前的人已经启程了，他这会儿可能在非洲，也可能就在我视野所及的地方。我这样想着，忽然看见树林里有一个孩子。
那是一个婴儿，只有在二十一层上才可以看到他。他躺在一座墓碑的后面，躺在淡淡的夕阳的红光中，在他的身旁有一辆婴儿车，车里有一些五彩缤纷的玩具，他裹在粉红色的毛毯里只露出一张小脸。他睡得很熟很安静，看样子没有什么能打扰他。他是谁？是谁家的孩子？大人呢？他的父母到哪儿去了？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周围没有人，我站在二十一层上看得很清楚，远远近近没有一个人。孩子为什么不睡在车里，为什么睡在草地上？天哪！我懂了：弃婴！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墙外的那个男人！和墙里的那个女人！那男人原来一直是望着他的孩子，他在墙外走来走去远远地望着他的孩子，也望着那个车站，看看有谁来把他的孩子抱走。他不得不丢弃他的孩子，但他不放心，他要亲眼看看把孩子抱走的人是什么人。这是为什么，年轻的父亲？还有墙里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母亲不忍心看这一幕，她躲开了，她走进那扇小门，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了，坐在大树下如同坐在一个恶梦中，她在听孩子哭没哭，她在想给孩子带的玩具够不够，她在听着远处树林里的动静，她在想这孩子注定的命运是什么。是呀，她刚才看我时的目光多么惊惶，她没料到会有人从南面的大门走来。“顺其自然”，她说这话的语气多么绝望。也许我这人看起来还像善良，但我并没有向那扇小门去，她又不能告诉我“到树林里去，谢谢你了，替我们养大那个孩子”，她无可奈何地想：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天色越来越暗了，那个孩子还在作着香甜的梦。他会作梦了吗？他能梦见什么？不不！不能这样！我想，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也不应这样。我下楼。我的心脏多少有点毛病，但下楼无论如何比上楼要好对付一些。十四层歇一歇，七层再歇一歇，到了楼下我觉得心脏除了跳得更活泼一点之外没有别的变化。
女人还在那里，两手放在膝盖上掌心朝天，闭目坐在大梧桐树下，一动不动。我在她身边站了一会儿，她似毫无觉察。我想男人还是去找男人谈谈吧。我走到那扇小门前，推了一下没推开，再拉一下，也没拉开，原来这门是锁着的从外面上了一把大锁。奇怪，那么这女人是怎么进来的呢？我的大脑和我的心脏一样，都不算很好，想了一会儿我才想起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跑向南面的大门我想绕到楼的西面去，最好先到树林里看看那个孩子，天晚了又凉了，孩子别病了，然后我要去与年轻的父亲先谈一谈，要是可能再与孩子的母亲也谈谈。“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没结过婚？没结过就赶快去结，来得及。”“千万不要这样，你们俩当初的胆子不算小，现在怕什么？”“什么也甭怕，让别人说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这是一个大人物说的不会错。”“你们看看，这孩子有多好，有多乖，私生子都聪明将来也做得大人物，大人物是不应该扔在坟地里的。”但是，但是！南面的大门前是一条河，我几乎把它忘记了。这河是紧贴着青砖的院墙流的，在院墙与河之间没有距离，通过小桥只能走到南岸根本无法绕到院墙西面去。我过了小桥，往西走了很久，没找到能过河的地方。我又顺着河岸往东走，走了很久，仍然没有能过河的地方。这又是怎么回事？那院墙挺高，别说是女人，就是那男人也很难跳过去。我继续往前走，我想总得有能过河的地方。又走了很久，暮色已经浓重，仍不见有能过河的地方。我想，能过河的地方大概还是在西边，就再往回走。走了一会儿我碰见了一个女人，我说：“请问，哪儿可以过河？”“过河？”她东西张望了一下。这时我看出她就是刚才坐在大梧桐树下的女人。
“往西，约五百米左右有座大桥。”她说。
我说：“你到哪儿去？”
她满腹狐疑地看我好一会儿，“回家呀！”
“那，他呢？”
“谁？”
“墙外的那个男人是谁？”
“男人？废话！你要干什么？”
“好吧不提这个。”我说，“那么孩子呢？”
“孩子？什么孩子？”
“在西边的树林里的那个孩子！”
她笑了：“你没病吧？”说罢转身要走。
“那儿有一个被丢弃的孩子！听我说，不管怎样天这么晚了我们得先去把孩子抱回家！你再说一遍，桥在哪儿？”
事实证明我的心脏还不错，我一路小跑到了那片树林里，心脏还在正常地工作着。我找到了那块墓碑，我敢保证就是那块，我发誓我没看错我不会认错。但墓碑前什么也没有，没有孩子，也没有婴儿车。我赶紧去看那个男人，他还在西墙外，他正在整理一堆画具，画笔呀，画箱呀，颜料呀，瓶瓶罐罐一大堆摊开在墙根下；一幅题为“林间墓地”的画作已经完成，立在一旁。我走近问他：“你没看见树林里有个孩子吗？”“孩子？什么样？有多大？”“很小，也就是一两个月吧。”“好家伙你可真行，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把他弄丢呢，他自己又不会跑？”我们俩一齐朝树林里望。我顺着青砖的围墙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来来回回走了几趟，看不见，从这儿完全看不见那块墓碑。这时候那个女人也来了，我对他们描述了一下我刚才看到的情景，我对他们说：“请你们相信，我身上最好用的器官就是眼睛了。”我对他们说：“真的，你们别这样盯着我看好像我有什么不正常似的。”我对他们说：“要是咱们处长了，你们就会坚信，我是所有正常人中的一个。”
我说：“你们愿意跟我一块再到那儿去看看吗？”
男人说：“我不怀疑您的诚实，但是您自己能证明您自己把周围的环境都看全了吗？对不起，我得回家了。”
女人说：“好吧我陪您去看一下。”我看出她只是对我的情况不大放心。
我们走进树林，走到那块墓碑前。是的，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在墓碑旁坐下，我说：“您回家吧，您不是要回家吗？回去吧。”她在我身旁坐下。我说：“没关系，您不用担心我。我有点儿累了，想在这儿歇一会儿。”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脉搏。
我说：“也许画家说对了，可能孩子的父母就在近旁。”
她说：“但也许我们并没错，在我们去找那座桥的时候，孩子被人抱走了。”
我说：“要不，咱们再到附近看看？”
我们俩一块走遍了整个树林，走到天完全黑透了。
我说：“您想他会被什么人抱走呢？”
她说：“我想是个好人抱走了，您说呢？”
我说：“依您看那孩子命运怎样？”
她说：“顺其自然。”
这样我们认识了。谁料到呢？两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三年后她成了我儿子的母亲。
一九九零年
别人
都市的喧嚣里，从那屋跑到这屋，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锤子、剪子、布……”
或者：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正被命名。他（她）的父母正从几个名字之中为他（她）选定了一个。
都可能。都是可能的：一个老人在看报，看见一条消息，看见一个似乎熟悉的名字，报纸在手里簇簇地抖，再看一遍，猜疑那是他少年时的朋友。
少女，在寝室里化妆。第一次化妆，掌握不好唇膏的用量。尤其是腕上的一只小巧的表在催促她，更让她发慌。
少年在沙发上作梦。梦中第一次有了男人的体验，在挺不起眼的那张沙发上没想到作了那样一场好梦。
都是可能的。
也可能没人，并没有人。一间空屋，偶尔讲述老鼠的故事。
也可能门开了，主人重归故里，在门前伫望，孤身一人或结伴还乡。屋中的一切都没有变，很陌生，但又熟悉。轻轻拈一下镜面上的尘灰，自己的面容也是又熟悉又陌生。“这儿？”“对，就这儿。”
也可能是破裂，分道扬镳。男人走了，或者女人走了。门关上。四壁和门窗之间，男人或者女人，独自留在那儿。
什么都可能，但只是一种。
女跳水者转体两周翻腾三周半，降落，降落，降落，屋顶呀阳光呀窗口呀那背景像一张卡片从上方被抽走。又换上一张：湛蓝的水面撞开浪花。又换上一张：女跳水者像一只渔鹰扎向水底，身后搅起丰富的气泡。女跳水者从池底浮升、浮升、浮升，这一回卡片从下面被抽走。再换上一张：女跳水者爬上岸，向观众鞠躬，转身走过一道玻璃门，走过一道道玻璃门，很多从未见过（而且从此以后再不会见到）的面孔转向她、注视她，她穿过人群走进摄像机追拍不到的地方。很可能，她将就此永远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从理论上讲，她存在于别处。从理论上讲，还会有一些星球上有空气，有氧和氢，有水，有生命。从理论上讲，宇宙中应该有一些黑洞。从理论上讲，在我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亿万年，在我死亡之后这个世界还要存在亿万年。从实际讲，理论是逻辑体操不过是逻辑体操。
日子总在过去，成为一张张作废的卡片。失恋，是一团烟雨，心灵的一道陌生又熟悉的布景。
如果那山峦一样的房屋也是一道巨大的布景，那些窗口实际是一道布景上的一块块油彩，情况又有什么不同？是，或者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对逻辑体操来说？那布景上的油彩抑或那楼壁上的窗口，对凝望来说以及对猜想来说有什么不同呢？对它们的猜想并不为过，并不见得比以往更愚蠢。
雨停了，走出房间，走到楼下，走出楼门。
楼群之中，月色降临。
楼很高，看不见月亮在哪儿，从高楼的影子判断月亮的存在。又是逻辑。从一面面楼墙上那光辉的宁静、均匀与辽阔判断，从影子的角度之一致上判断，月在东天。
因而舞台设计者掌握一些技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人的视觉上造成（模仿）同样的效果，惟妙惟肖。舞台设计者并不出面，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上帝，造物主）并不出面。逻辑出面。
人都藏在哪儿？从理论上讲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树丛中有虫鸣，不只一处，此起彼落。偶尔的人语。间断的顽童的笑闹，笑声朗朗……人都在哪儿？在哪儿，在干什么？婴儿啼哭。远处建筑工地上的哨子。什么地方一声急刹车，司机必是吓了一跳，有人嚷，嚷了好一会儿，渐渐安静下来。时隐时现地有一把萨克斯吹着，有一条沙哑的嗓子唱着，唱着远方或者唱着从前……为什么不相信这是录音师的作为呢？为什么这一切肯定不是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的作为呢？
因为没有一排排椅子，没有帷幕，不见舞台。因为，伸出手就可以摸到路边的丁香和月季的枝叶，手指上获得凉凉的被称为夜露的东西所传达的概念。逻辑出面：这不是戏剧，这是真实的日子。逻辑出面：不是夜露，那还是白天的雨。逻辑继续出面：那封信或者那个电话，是真的。
是真的。因而是真的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
但真的，是指什么？“真的”二字，说的是什么？
一大片厚厚的乌云涌来，遮住了月亮。有一种观点，说“你到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这似乎不合逻辑。那是因为你看见过它，人类早已发现了月亮，因而当它隐藏进乌云之时，逻辑告诉你它依然存在。它在乌云后面一如刚才，一如它平素的明朗、安详、盈亏反复在离我们363000至406000公里的地方走着它从古到今的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呢？如果人类从未发现它呢我们怎么说？我们就会说它不存在。在人类发现冥王星之前，太阳系只有八颗行星，不存在第九颗。现在如果有人说太阳系有十颗行星，你就会告诉他说“错了先生，只有九颗，没有第十颗，”现在，不存在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正如1930年以前不存在冥王星。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存在”是指什么？是指“未发现”而已。因而未发现的，即是不存在的（否则，便无“不存在”可言），这道理其实多么简单。复杂的问题是：那个藏进乌云的月亮，真的是一如既往么？（失恋中的你和热恋着的你是同一个人么？）不，记忆中的那个月亮与藏在乌云中的那个月亮并不是同一个月亮，它已经变化，原来的那个已经死去，新生的这一个未被发现。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是发现？仅仅是看到？是听说？是逻辑和猜想？那么，什么是幻景呢？
再伸手到高处，摸摸夜合欢的叶子吧，摸摸它的树干，摸摸它的枝杈。叶子合拢着，枝干都是坚实的。那是真的。最能证明真实的是触觉（现代人有能力制造乱真的假象，立体音响，立体电影，还有全息摄影等等。全息摄影是真正的幻景，你能够穿过一堵墙，穿过一棵树或一个人；比如说你能够看到一张床真真确确近在咫尺但你不能摸到它，如果你扑向它你就会穿过它像个傻瓜一样扑倒在冰冷的地上如梦方醒。现代的科学技术能够做到这一点。）无它法，唯一能够证明那不是布景不是幻景的，是触觉。也许就是人们渴望接触，渴望亲吻、肌肤相依、抚摸、和渴望做爱的原因吧？渴望证明：那不是幻景，那是真的。
对面七层楼上的一个窗口，因而也能被证明是真的吗？
那窗口通宵通宵地亮着灯，一直这样，夜夜如此。夜里，醒了，就看见它亮着。零点、零点四十三、一点一刻、一点五十四，醒来就看见它亮着。三点，月光已经转移，那窗口还亮着。在干吗？夜夜如此，通宵达旦，不大像是做爱。
做爱，这个词很好。那意思是：并非一定为了繁殖。
最能证明真实的是触觉，是起伏和陷落的肌肤，是有弹性有温度甚至某一处有着疤痕的肌肤，是肌肤下滑动的骨尖儿，是呼吸，一刻不停如暴风般吹拂的呼吸，是茂密泼洒、柔软或挺拔的毛发，是热热的泪水是跟着睫毛的眨动而滴落而破碎的泪珠，是身体全部地袒露、赐予、贴紧、颤抖……那才能表明另一个灵魂的确凿，呼唤和诉说的确凿，不是布景不是幻景。不因为别的因为其它都可以模仿。
天光大亮忽然七点。那窗口和其它窗口一样，在明媚的朝阳里不露声色。灯光不知什么时候熄灭的。
看来，昨夜里有一个人死了。早晨，楼群中的小路上停着一辆蒙了黑纱的汽车。从一个楼门里出来七八个人左臂都戴着黑纱，楼门前站着四五个人左臂都戴着黑纱，那汽车里还坐着几个人左臂也都戴了黑纱。就是说，有一个男人死了。有个小伙子左臂戴着黑纱，黑纱上缀了一个小红布球。所以肯定，那楼里的一个老年男人死了。
昨夜，有很多人死了。现在也一样，有很多人正在死去。过一会儿也一样，有很多人将要死去。
两个左臂戴着黑纱的人把一只花圈送上汽车，花圈的一条缎带上写着：金水先生千古。这个叫金水的男人，从出生，到恋爱，到失恋，到结婚，到快乐和到哭泣，到死，都在别处。直到他死了我才知道他，知道他曾经存在。我也许见过他，在市场上，在公共汽车上，在路上，在街头，在剧场里或者在舞台上，我也许见过他。我见过很多人，其中可能有他。我见过的人里，有些已经死了，有些还活着但不知活得怎样活在何方。
我很想现在去看看这位死者，这位名叫金水的人。但这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那些左臂上戴了黑纱的人会问我：“你是谁？你是他的什么人？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说：“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我曾出生、恋爱、失恋、快乐和哭泣，有一天也会死。”但那样的话他们会把我当成一个疯子把我赶走，或者喊警察来把我送去疯人院。
我问自己：我敢不敢被人当成一个疯子？我回答自己：不。我见过疯人院，见过疯人院里的疯子，一群男人坐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一声不响看着自己的手指或看着很远很远的天空，一个女人旁若无人脱得一丝不挂一刻不停地跟自己说话……
我走出楼群时才想起我为什么要离开家——我想去找到那座跳台，对，昨天举行过跳水比赛的那座游泳场里的那座跳台。我不是要去找那个女跳水者（当然如果她还在那儿我愿意顺便看看她），我是要找那跳台背景中的那座大屋顶的楼房，找最上一层正中间的那个窗口，我要找到当时摄影机所在的那个位置，从那个角度看看那座楼房和那个窗口的方位。我想确定一下那背景不是布景不是幻景而是真实地存在，我想到那座楼里去看看，可能的话也许我就敲敲最上一层正中间的那个门，证实在我认为其中必有一个故事的时候，里面果真有一个故事。我不把自己当疯子就行了。我不把这想法对别人说，而我自己又不把自己当疯子。我只是想证实我多年来的一种猜想，解除我多年来的一种疑虑。
这样的话我就应该先去电视台是吧？先去问问，昨天举行跳水比赛的那座游泳馆在哪儿？是哪个城市？出了楼群，路面渐渐降低，因而可以看出很远去。上班的人流浩浩荡荡行色匆匆。昨夜他们都在哪儿呢，现在都钻出来了？那把萨克斯是谁吹的那沙哑的歌喉是谁的（“远方呵……在从前……”）？
在车站上我问一个老头：“去电视台，怎么坐车？”老头说：“电视台在哪儿？”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另一个等车的人告诉我：“电视台吗？在太平桥。不能坐这趟车，你得到前边去坐3路，换7路再换9路。”那个老头拿出地图给我看（他做得对，这城市太大了而且日新月异，出门应该带上地图），食指在图面上走：“看，这儿，3路，这儿，这儿7路，9路呢？……”那食指看上去十分真实，皱纹一圈圈缠绕在上面，内侧被烟熏得焦黄，“9，看这是不是9路？”那食指继续擦着图面走，投下无可质疑的影子，“看，看，看，哦太平桥！”指尖在某一平方厘米的图面上戳点，哗哗地把纸戳得直响，“就这儿，到那儿再打听吧。”“谢谢，谢谢您。”“谢什么？甭谢。”老头又点上一支烟。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太平桥，是我出生的地方。那儿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不大但是很老的医院，我记得它有高高的拱门，青砖墙上爬满枝藤，院子里有几棵老槐树，三层的小楼，楼道里昏昏暗暗永远开着灯，楼梯是木制的，很窄很陡，踏上去发出嗵嗵的响声。将近三十年前我就落生在那儿。奶奶曾指着老槐树下的一个窗口对我说，“看，就是这儿，就这里面，你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您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那时我就站在这棵树下等着你，听着，听你是不是来了。”“然后呢？”“然后你就来了，哇地一声，你就来了。”“从哪儿来的？”奶奶笑笑：“你不知道吗？”我摇摇头。“那，谁还能知道？”
“怎么还不去呀，小伙子？”那老头说，幸福地抽着烟。
“谢谢您啦。”
“快去吧错不了，这地图才买的。”
电视台的一个中年妇女说，昨天没有转播体育比赛。
“跳水，”我说，“跳台跳水。”
她问：“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那场比赛是在哪儿进行的。就是说，是哪个城市的哪个游泳场？”
“你要知道这个干吗？公安局的吗？”
“不不。嗯……是这样，噢对了，我从那场实况转播的画面上认出了一个人，我的一个老朋友，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那，你找到那个游泳场就能找到他吗？比赛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说得有理。我稍微想了一下：“哦，是这样，我见他和一个女跳水者在一起，那个女跳水者想必应该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什么，女跳水者？你是说一个女运动员是吗？”
“对，对对，女运动员，我想……”
“我看你不如到体委去打听，游泳场的人也未必知道她们都住在哪儿呀？”
这话更有道理。但是我想知道的只是那个游泳场在哪儿，在哪个城市，从某个角度是不是真的可以看到那座大屋顶的楼房，和它的最上面的一排窗口。也许就再跑一趟体委？
这时过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什么事？”
“他问昨天转播的那场跳水比赛是在哪儿举行的。”
“昨天？”
“对，”我赶忙说，“昨天，昨天下午。”
“下雨的时候？”
“对对对，雨还没停，差不多三点，要不四点。”
“噢，那不是实况转播，是录像，重播。”
“在哪儿？请问，是在哪个城市？”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对，就这儿。你问这个干吗？”
“他在电视里看见了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那个中年妇女显出同情的样子，“我说他不如到体委去问问。”
“在哪个游泳场？”
“你问体委？”
“他没问体委。是我让他不如到体委问问。”
“怎么这么乱。那个游泳场是吗？就那么一个游泳场。露天的，有看台，对不对？就那么一个。”
我谢过他们。
离那家小医院已经很近了，我想先去看看它，看看我的出生地。
很久没来这儿了。太平桥是两条横竖交叉的大街（并没有桥，据说很久以前是有的），从前很冷清，现在很热闹。若非很多商店的标牌上都写着太平桥（“太平桥副食品商场”“太平桥商业大厦”“太平桥饭店”“xx综合开发总公司太平桥分公司”等等），我会以为自己是在另一座城市的随便哪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街上的人几乎是排着队走，像是游行，当然并不喊口号。只有警察一个人喊：“嘿，你干吗呢你？对，就是你！甭看别人，说的就是你！”但至少有好几十人都左顾右盼地看别人。阳光漂浮在人群上，跳动在形形色色的头上、背上和汗上。我先后踩掉了两个人的鞋，一个是布鞋，一个是凉鞋，布鞋冲我嚷“你瞎啦是怎的”，凉鞋却对我说“哟，对不起”，仿佛是布鞋和凉鞋之间的事与我无关。随后我遭了报应，一只漂亮的白色高跟鞋踩了我的凉鞋，钉子一样的高跟险些钉进了我的脚背，在我尚未想好是说“你瞎啦”还是说“对不起”的当儿，我听见那高跟鞋“咯咯咯”地一路笑着藏进了人群。我在一只果皮箱上靠着揉脚，唯一的想法是：那漂亮的白色高跟鞋是真的（这么硬这么尖锐），昨夜的月光曾照耀它，它并拢着摆在一张床下静静地等待，几十或十几个小时之后它出了门，咯咯咯地下了台阶，咯咯咯咯，很漂亮地走了很远的路来踩到了我。
在两座装饰华丽的餐馆之间找到了那条小巷。小巷里也比过去喧闹。从前在这个时间（上午十点多）它总是非常非常安静，很少行人，阳光在它的地上，在它的墙上、屋檐上，在它非常非常安静的风里。阳光中有我的哭声和奶奶的哄劝声——“不哭啦不哭啦，不哭，不，不打针，光是让大夫瞧瞧，瞧瞧我们是不是已经好了，要是好了我们就再也不来啦！”小巷几乎没变什么样子，但那哭声和哄劝声已经消失。那时我总生病，奶奶抱着我或拎着我，常在这小巷里走，走去又走来；作为挨一针的酬劳，奶奶在一个小摊上给我买两支棒棒糖。那祖孙俩哪儿去了呢？不存在了吗？太阳曾经照耀着那祖孙俩，因而你能看见他们。阳光投在他们身上反射过来，他们的影像反射到你眼睛里（视网膜上），因而你看见了他们（发现了他们），因而他们存在（就像月亮）。然后，那影像以每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飞离，飞向无边的太空，他们便不见了，他们便不存在了。可是不，不，那影像还在（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星星呢），实际上他们只是离开了，以每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离开了。存在于离我们二十多光年的地方。设若我能到那儿去（从理论上讲），并且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二十多年前的那情景（那影像）就又能反射到我眼睛里（映在我的视网膜上），那祖孙俩就依然存在，依然在小巷中走着，我就又能看见奶奶了，像我当年隔着一米的距离看她一样，又能看见她把两支棒棒糖递到我手里了。是的是的，太阳其实是十分钟前的太阳，星星其实是许多年前的星星，一米的距离和二十多光年的距离是一样的，对凝望而言是一样的。就凝望而言，一米和两米有什么不同？一米和一公里（加上望远镜）有什么不同？一米和二十多光年（加上天文望远镜）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不同是：隔着二十多光年我不能一伸手就摸到奶奶，不能一张开双臂就扑进她的怀里了。因而一种叫作真实，一种形同幻景。最后判定真实的，是触觉。（宇宙飞船就是因此而出发的吧？去触摸月亮和星星。）那么我们不能触到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最后判定它们是真的呢？
我不认为我是疯子，但有可能是个傻瓜，全世界第一傻。
那家小医院还在，但那座三层的小楼已无影无踪，代之以一座雪白耀眼的五层新楼。那几棵老槐树也还在。奶奶的声音（画外音）：“看，就是这儿，就在这里面，你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我找到了那棵老槐树和离它最近的那个窗口，但那儿已经不是产房，也不是诊室了，那儿出售鲜花。
我走上楼，找到产科，在一群年轻的（紧张又兴奋的）准父亲之中坐了一会儿。一个准父亲问我：“怎么样，还正常吧？”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在说我（“你精神还正常吧？”），我赶紧说：“还行。你呢，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所有的准父亲都看我（天哪，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赶忙改口：“我是说您希望是个男孩儿还是……？”这时候护士出来喊了一个名字（想必是里面那位刚刚转正的母亲的名字），对一位慌慌地起立的马上就要转正的父亲说：“你的，儿子！”（奶奶当年就是这样听说我来了的吧——“您的，孙子！”）我很想等着看看那个孩子，想真诚地吻他一下，但是我知道这儿很方便说不定会马上把我拉到一个地方给我一针镇静剂。
我下了楼，在那鲜花店里买了一束玫瑰。
“白的还是红的？”
“都要。”我把它放在奶奶曾站在那儿等我来的那棵老槐树下，献给我的出生地。一个幼稚的童声（画外音）：“我是从哪儿来的？”奶奶的声音（画外音）：“你自己也不知道吗？那，谁还能知道？”
游泳场里有几个少女在训练，一个漂亮的女教练坐在看台上不断地朝少女们喊。
我爬到看台的最高处，绕着看台走了两圈。十米跳台的背景中，炽烈的阳光飞扬得到处都是，红色的屋顶上，桔黄色和白色的楼墙上，树上，花花绿绿的遮阳棚上，各种颜色都被点燃了似地烁烁刺目。一排排一摞摞密密麻麻的窗口张开在那儿一动不动忧喜不惊。但，还有什么理由怀疑那是布景呢？除非我是疯子（精神病患者）。那座高架铁路桥帮了我的忙，以它作为一个标度，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角度。这时候没有列车开过。少女们一个个走上跳台，每一步送掉一段光阴。我的目光与她们的腿和那座铁路桥排成一条直线（三点呈一线像射击那样，我开过枪，真枪），然后从她们额头的背景中找那座大屋顶的楼房。
一个清洁工老大妈走过来：“你是哪儿的？”
我指指下面漂亮的女教练，又指指自己的胸脯：“朋友。”
“你这是？”
“呵，您看，”我指着远处那座大屋顶的楼房问，“那儿是哪儿？”
“嗬，你这一指半拉城，到底是哪儿呀？”
“在那个小姑娘脑门儿后面，最远的那座楼房。最远的，对，在它后面再看不到别的房子了，在它上面是一线蓝天，对，很远很小，但能看出那是一座大屋顶的楼房。屋顶是红色的，看见了吗？看不到它总共有几层，只能看见大屋顶下面的第一排窗口，再往下就被它前面的房子挡住了。那排窗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九个窗口，看清了吗？不要管它多少个窗口了吧……对，对对，它左边是一座更大的楼房，右边不远有一根不算太高的烟囱。”
“那谁说得准？总归是城西，偏北。问这干吗？”
“嗯……我的一个朋友就住在那儿。”
“你的朋友可不算少。”老大妈划动着帚把走开。她心里肯定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半疯儿！”
我走下看台，站在漂亮的女教练背后看女孩子们跳水。坦白说，我的目光更多地是在漂亮的女教练身上。她穿着泳装。她真是漂亮，也纤秀，又丰满，被阳光晒成褐色的背上有一颗黑痦子。
她发觉了我，扭转头来问：“你，有事吗？”
“不，看看，我喜欢跳水。”
“你是哪儿的？”（画外音：“我是从哪儿来的？”“你也不知道吗？那谁还能知道？”）
我指指远处那位清洁工老大妈，又指指自己的胸口说：“朋友。”
漂亮的女教练扭转头去，看样子对我以及对那位清洁工老大妈都很不满。
少女们一个个往下跳。展臂，曲体，起跳，转体两周翻腾三周半，入水。“好极了！”漂亮的女教练喊，站起来又坐回去，泳装的边缝里闪出一缕动人的雪白，那是太阳照不到的领域。我离她只有一米，从理论上讲我一伸手就能摸到她，就可以感到她的起伏和陷落，感到她的弹性和温度，证明那美丽肌肤的真实，证明那是一个确凿的灵魂。但必然的逻辑是：她马上会喊起来，要不了多久我就以流氓的身份在公安局的某张桌子上签名画押了。不敢和不能和不可能，完全等效。所以一米的距离与二十多光年的距离没什么两样（我不能一伸手就摸到星星，以及我不敢一伸手就摸到这个漂亮的女教练）。
我走出游泳场的时候，清洁工老大妈和漂亮的女教练在一起。
我远远地听她们说，“他不是你的朋友吗？”“怎么成了我的，他说是你的呀？”“哟，那他到底是哪儿来的是什么人？”
我朝城西走，稍稍偏北的方向。迎着夕阳，朝那座大屋顶的楼房走，以它左边的那座更高更大的楼房和它右边不远处的那根烟囱为标志。那窗口看来是真的，但它真的是真的么？里面果真有一个故事么？太阳正在那根大烟囱顶上，差不多五点多钟。
太阳掉到那烟囱右面半腰上时，路面渐渐升高、爬坡。我没乘车，怕错了方向。下班的人流像是游行归来，队伍有些疲惫，或者是有些松懈，骑车的和走路的头上都是汗，但对不久就要到来的夜晚抱着期望。没人能想到我这是要去哪儿，我敢说没有谁能想到这人流中有一个看样子挺正常的家伙是要去证实某一个窗口的确凿，证实这里面确凿有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别人都是要到哪儿去，总之等到天完全黑了的时候，等到午夜，大家就都不见了，都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时就只有逻辑出面：他们在那一排排一摞摞的窗口里面，在床上，做爱，或作梦。我注视着迎面而来以及背身而往的一张张脸和一个个头，不同的表情和不同的姿势，那里面有不同的故事。每一个人就像每一个窗口，里面肯定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什么，但肯定有。肯定，毫无疑问。就是说，街上走着很多故事。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故事（其中一个片段是，昨天，当这世界上的某一滴雨敲响某一片树叶的时候，失恋不期而至）。我很想随便抓过一个人来，听听他（她）的故事，握住他（她）的手感觉到他（她）的真实并且听听他（她）的故事。我也很想随便抓过一个人来向他（她）说说我的故事，甚至握住他（她）的手甚至张开双臂扑在他（她）怀里感觉到他（她）是真的，感到他（她）真的在听我的故事。可我既不敢被人叫作疯子，又不敢被人称为流氓。所以，我与别人与所有的别人的距离，应以光年计算。把各自的阳光反射到对方的视网膜上，但中间隔着若干光年。
道路渐渐地有些熟悉。楼群中的小路旁，丁香早已无花，月季开得正旺，夜合欢的叶子正合并起来。我或者是疯子，或者是全世界第一傻（失恋者总归是这样吧），直到走到那座大屋顶的楼房前我还没认出这其实是我的家。
直到我爬上楼我还没认出其实这是我的家。
直到我（一二三四五）找到中间的那个门时还没认出其实这是我的家。
我敲敲门，没人应。我想一个敲错门的客人不应该被认为是疯子或者流氓。再敲一敲，还是没人应。
过来一个人问我：“怎么着哥们儿，钥匙丢啦？”
这样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我的家。
我站在门旁向屋里看了一会儿，仿佛重归故里（是孤身一人不是结伴还乡，因为那滴雨敲响了那片叶子）。屋里和我离开时一样：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只书柜，一只小衣柜，小衣柜上有一台电视，书桌上有一束花，红色和白色的玫瑰在我离开的时候绽开了一朵（扑啦一下猝不及防肯定是那样）。
我在桌前坐下，想，那场跳水比赛是在哪一天进行的呢？那时这个窗口里正有一个什么故事呢？总之，那时，这个窗口里，失恋尚未到达，那时失恋正途经别人尚未到达我。坐了一会儿，但月光从窗外照进来照耀着桌上那束花，所以（逻辑告诉我）实际上我已经在那儿枯坐了很久。远处那把萨克斯又吹响了，沙哑的歌喉唱着远方唱着从前。我抚摸那束花，红色的和白色的玫瑰，我能够抚摸它，它不认为我是疯子或者流氓。我祈祷，人间的科学技术千万不要有一天发展到也能够模仿触觉。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边缘
那湖，并不大，十几个足球场的样子。差不多，也就这样。
离开喧哗不息的市区几十公里，地势变化，起伏迭宕。山在前面大起来。能见度好的天气里，从市区也可以望见的那一脉远山，膨胀似的，大起来。山的各个部分，千姿百态相当复杂，山的整体却给人十分简单的印象，尤其是冬天，尤其在一夜罕见的大雪之后，到处是荒茫的白色，仿佛世界要回到初始的混沌。
前面的什么路段上交通发生故障。往山里去的车到这儿停下来，不走了。从山里来的车呢，一辆也没有。否则很少会有人在此逗留并注意到那一块小湖，不到中午也很少有人光顾路边的那家快餐店。
湖面，当然早已经冻硬。湖上、岸上、大路小路、山和快餐店的屋顶上，到处都盖着厚而且平坦的雪层。汽车孱弱地停在雪野里，被衬比得毫无尊严。旅客们纷纷朝那家快餐店走去，一路大声抱怨；嘴上的哈气一冒头，刚来得及抖一下，便被刺骨的严寒吞灭掉。雪，柔软洁白绵延无际，把一切嘈杂都压盖住或吸收去了，留下无比透彻的安静。但湖上似乎出了点事，接近对岸的地方有两棵并排的大树，有一堆人，远远地能看出其中有警察——一个或者两个穿警服的人；厚而平坦的雪层上明显划出一个大圆圈，不可能很圆，但很大，几乎把整个湖面都包括进去。
“这儿怎么啦？”最先进来的一个小伙子问。
“哪儿？说清楚。”快餐店的老板娘说。
“湖上，湖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对了，是湖上，说清楚，不是这儿。”老板娘用指尖点一点她的柜台。
“怎么回事？”
“死了个人。”
“什么人？”
“喂，喝杯热咖啡，还是来点酒？”老板娘招呼随后进来的一群人。
有个五六岁的男孩儿站在后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举着一只小小的望远镜。刚才他可能正朝远处的湖面上了望，现在转过身数着进来的人：“一、二、三、四五六、七，没了。妈！七个！一共来了七个人！”
“知道了儿子，你跑一趟去叫你爸回来行不？”老板娘顾不上回头，又赶忙招呼围拢来的客人，“对不起啦各位，吃饭还得等一会儿。”她抬头看看钟，自语道：“还不到10点呢，谁想到今天人来得这么早！”
“嘿，我问你哪，”最先进来的那个小伙子说，“那个人是什么人？”
“您要是也不知道，这会儿就还没人知道呢。”老板娘扭开头，对他的语气明显地表示不满。然后她飞快地换成一副笑脸，向围在柜台前的其他人再说一声对不起：“快餐还得等一会儿，有各种饮料和各种酒。这么冷的天气，先都喝一杯吧。”
“好吧，”那个小伙子掏出一张钞票放在柜台上：“你给我来半升啤酒。”
老板娘量好半升啤酒，端给小伙子，目光中也带出一些歉意。
“请问死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小伙子的语气客气了许多，但仍不免流露着焦虑。
“男的。一个老头。”
“有多大年纪？”一个戴眼镜的女人紧跟着问。
“那谁知道呢？”
“大概。”那女人往前两步，靠近柜台。
老板娘盲目地想一下。
戴眼镜的女人不眨眼地望着老板娘：“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大岁数？”
“五六十？要不，七八十？”
那个小伙子已经松下心来，对老板娘笑道：“不愧是老板娘，你真说得对，管他五十还是一百，只要是男的就都是老头。”
老板娘竟有些恼，红了脸：“我说了我不知道。我们那口子光告诉我是个老头。”
小伙子顾自嗤笑着离开柜台，端着酒杯想找一个角落里的座位。但他发现两个最不惹眼的角落里都有了人，西北角上不声不响地坐着一个男人，东南角上同样静静地坐着一个女人，他们好像都对湖上的事缺乏兴趣。整个店堂呈正方形，有八九十平米，要在市区可以开一家大买卖。小伙子转了一圈，注意到后窗前的那个男孩，走过去。
一对温文尔雅的老人站在柜台前，面面相觑，望望窗外，又互相唏嘘。
老板娘：“还提呢！昨儿，天擦黑的时候，那会儿雪越下越大，看看不会再有人来了，我们那口子出去正要关门上板，就在这门口碰见一个老头。老头背了个大背包，呼哧带喘地往湖那边去。我们那位好心好意地问他，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上哪儿呀？那老头头也不抬，说是去太平桥。哎哟喂老天爷我们孩子他爸说，上太平桥您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走错啦您，这儿方圆几十里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哪有个太平桥哇！”
南方口音的男人：“那么，太平桥在哪儿？”
“不知道。”老板娘接着说昨天晚上的事，“可您猜怎么着？那老头破口就骂，说这条道儿我走了一辈子了他妈的用得着你管？说，你瞎啦前头这不就是太平桥了吗？还说，我乍走这条道儿的时候你他妈的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呢！您瞧瞧您瞧瞧，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温文尔雅的老两口连连摇头叹气：“唉，这个人哪！”“这人可也真是老糊涂了。”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吗？”戴眼镜的女人问，脸色有些苍白。
“不知道。”老板娘继续说昨天晚上的事：“这您说我们那口子还怎么管？回来跟我说，我说随他去吧。我们那口子还直不放心，说你看这么大的雪。我说你缺骂啦？他到前头找不着太平桥他还死在那儿不成？咳咳，可谁想到真就……今儿天刚蒙蒙亮，我们孩子他爸一开门，雪停了，远远地就见湖上不知怎么回事划了个老大老大的圆圈儿，这么早，平展展的雪地上怎么会冒出来个大圆圈儿呢？跑去一看，有个人躺在对岸那两棵大树底下，推推他，您猜怎么着？死了。”
老板娘的儿子——那个五六岁的男孩，举着望远镜向湖上了望；后窗的玻璃被雪色辉映得白亮耀眼，把他小巧的身影衬照得虚虚暗暗。那个小伙子挨近男孩，也向湖上望。接近湖对岸的那一堆人缓缓蠕动指指划划，但听不见声音。
小伙子：“把望远镜让我看一下好吗？”
男孩不理他，也不朝他看一眼。
小伙子再说一遍：“把望远镜让我看看，行不？”
“不。”男孩一动不动地望着湖上。
戴眼镜的女人、那对老人、南方口音的男人，便离开柜台都到男孩这边来。
老板娘于是喊：“儿子！不是让你去叫你爸爸快回来吗？”
男孩不吭声，仍旧不动。
“我跟你说什么呢儿子，听见没有？”
男孩举着望远镜，连姿势也丝毫不变：“不也是你，不让我到湖上去吗？”
老板娘茫然地想一想，理屈词穷，走出柜台，也到后窗边来。除去角落里的那两个人，大家都聚在这儿向湖上张望。
云，渐渐地稀薄，变白，天地茫茫一色。风，在湖面上、湖岸上、山脚下和树丛间卷扬起层层雪雾，一浪一浪地荡开，散落。
南方口音的男人：“确实奇怪得很，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个大圆圈嘛？”
“都是脚印，”男孩说，“那个大圆圈上面都是他的脚印。”
“都是他踩的，”男孩说，“踩成了一道沟。”
戴眼镜的女人：“谁？谁踩的？”
男孩不回答，神秘地笑了一下。
小伙子：“是那个老头？”
男孩松开手，让望远镜掉落在胸前，依然望着湖上：“废话，还能是谁？”
大家都愣了一会儿，然后“噢——”似乎有点明白。老板娘拍拍男孩的小屁股，得意于儿子的聪明，然后看看每一个人，但是没有谁去理会她的骄傲。
南方口音的男人：“给我用一用你的小望远镜好不好？”试图模一下男孩的头。
“不。”男孩早有准备似的一弯腰，躲开他的手。
戴眼镜的女人：“我呢，给我用一下行吗？”这一回还不错，男孩总算扭头给了她一眼，但仍然是一个字：“不。”。
老板娘更加骄傲起来，笑得厉害。
小伙子把酒杯倒过来扣在桌上，向门外走：“去看看。”
戴眼镜的女人望着小伙子的背影，紧紧张张的不能决定，直到店门在小伙子身后摆来摆去摆来摆去慢慢停住，她才慌慌地追上去：“哎，等我一下。”
男孩转过身，环顾店堂一周：“一、二、三四五，妈！还剩下五个人！”然后从望远镜中饶有兴致地看每个人的脸。
温文尔雅的老两口随便拣了个座位坐下，各自要了一杯茶。南方口音的男人把头探进柜台，眼睛几乎贴在货架上，像一匹警犬那样上下左右琢磨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买，退几步在两位老人近旁坐下，抽自己的烟。老板娘在他身后狠狠地盯了一眼，转出柜台，重又堆起笑去招呼角落里的那两个人。
“这位先生，您喝点儿什么不？”
“喝什么？”西北角的男人仿佛一惊，站起身，“噢噢，一杯咖啡吧。”
老板娘再返身在店堂中走一条对角线：“您呢，想要点什么？”
东南角的女人说：“随便什么吧。好的，就要杯咖啡。”
店堂里一时安静下来，只有匙杯相碰发出的微细声响，只有茶杯轻轻地脱开桌面又落回桌面的声音。
老两口中的一个：“你也不记得太平桥在哪儿吗？”
老两口中的另一个：“不记得。”
“也没有印象，大概在什么方向吗？”
“我现在想，是不是真有那么个地方。”
老板娘给录音机接通电源，随手捡了一盘磁带装上，按下一个键。
“要我看，”老板娘说，“那老头准是碰上‘鬼打墙’了。”
南方口音的男人：“是的是的，他在湖上有可能是‘鬼打墙’了，但是在这之前呢，他说要去太平桥，他还说前面就是太平桥，这怎么理解？”
老板娘：“那，依您的高见呢？”
“我很怀疑，他到底看见了什么？”
钢琴声，似有若无。确实是钢琴声，轻轻的，缓缓的，一首非常悠久的曲子。窗外的雪地上有了淡淡的阳光。店堂里的光线随之明亮了许多，雪反射了阳光，甚至把窗棂的影子朦朦胧胧地印上天花板。钢琴声轻柔优雅，在室内飘转流动，温存又似惆怅，仿佛有个可爱但却远不可及的女人迈动起纤纤脚步。
后窗前的男孩忽然转回身，喊道：“妈，我害怕，妈——我害怕——！”
几个人急步向窗边去，惊然朝湖上望。
“怎么啦儿子？”老板娘搂住男孩，觉出他在发抖。
湖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老两口互视片刻，安慰男孩也安慰自己：“不怕，没有什么事，别怕。”
男孩：“把录音机关了，妈，你把它关上。”
“为啥呢倒是……？”“你把它关上，关上——！”
“这孩子今儿可真是怪了，平时你不是爱听它吗？”老板娘说着走过去关了录音机，再回到儿子身边来。男孩偎依在母亲怀里，安稳了些。
南方口音的男人眯起眼睛望着湖上，侧耳谛听很久。然后他弓下身，目光仍然不放弃白皑皑的湖面，在男孩耳边问道：“告诉我，你都看见了什么？”
过了差不多两小时，风大起来，前面的交通故障还不能排除。又一辆面包车在快餐店门前停下。
男孩举起望远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妈，妈——又来了九个！”现在他显得很快活，站在椅子上手舞足蹈，并且哼唱起一支古老的儿歌。后窗灿烂的光芒勾画出他幽暗的身形，就像个皮影。
九个人先后进门。老板娘团团转：“喂，有快餐盒饭，有荤的有素的。”
“听说那边大树下，死了个人？”
“对，一个老头。喂，有酒，还有各种饮料！”
“怎么回事呢，凶杀还是自杀？”
“请坐吧，都请坐吧。这么冷的天儿，先都喝杯热饮再吃饭吧。”
新来的几个人不急于落座，围着老板娘，围着那对温文尔雅的老人和那个南方人，询问湖上的事，叽哩呱啦南腔北调一团嘈杂：……噢，是吗？……昨天晚上？……对，开始下雪了……太平桥。什么太平桥？……不，不记得。真的有这么个地方？……没人认识他？……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从哪儿来？……
老板娘冲出重围：“劳驾劳驾，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这时她见那个小伙子和戴眼镜的女人回来了，就说：“要问就问他们吧，他们刚从湖上回来。”
“喂，怎么样了？”老板娘自先问。
戴眼镜的女人好像把离开时的惶恐和焦虑都丢在湖上，微笑着，一边踢踢踏踏地跺脚一边擦眼镜上的水雾：“冷死啦冷死啦，湖上好大的风噢。什么？哦，让他先说。”她望一眼小伙子，那光景他们已经很是熟悉了。
小伙子：“不错，你那宝贝儿子说对了，那圆圈整个是那老头踩出来的。”
戴眼镜的女人：“他在湖上一圈一圈整整走了一宿，把那一圈雪踩得又平又硬。不不，不像是‘鬼打墙’。”
小伙子：“不是‘鬼打墙’。他不像是迷了路。他肯定是以为走到了他要去的地方，这才躺下来。喂，老板娘，再给我一杯酒。”
戴眼镜的女人也要一杯。她很美，皮肤很白，带一副细边眼镜，很文雅。
小伙子：“他在湖上一圈一圈至少走了有四五十公里，最后在岸边看见了一块大石头。对，就在那两棵大树下。那石头两米多长一米多宽平平整整，邪门儿了，正好像一张床。看得出，他死前并没有迷了路的那种惊慌失措，他完全相信那是一张床。”。
戴眼镜的女人：“他走到床前，他以为他走到床前，脱了鞋；还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好——想必这是他几十年里养成的习惯，然后爬上床，脱了棉大衣把棉大衣当被子，躺下，把自已盖好。就这样。”
“有条不紊，看不出他有过一点慌张。”
“睡之前他还吸了一支烟。就这样。”
“他身上、衣兜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点能说明他身份的线索。”
“发现时，他死了并不久。就这样。”
“是我们那口子最先发现的。”
“那时候天也就是刚刚亮，对吗？”
“天刚蒙蒙亮。”
戴眼镜的女人看看手表：“就这样。现在是1点，他死了七八个小时了。”
没有人说话。都望着后窗。
过了一会，小伙子也看看手表：“噢，是吗？老板娘，给咱们开饭吧！”
“喂，都有哪位要快餐盒饭？该死的我们那口子怎么还不回来！”老板娘满腹怨气地朝湖上望望，顺手在录音机上换了一盘磁带，按下一个键。“有酒，也有烟，有各种饮料！”
这一回是一首提琴曲，开始的节奏急切、跳跃、断断续续，继而低回旋转、悠悠荡荡联成一气，反反复复地加强着同一个旋律。仿佛在一片大水之上，仿佛有一条船，仿佛是一个水手驾了一只木舟。窗外，丝丝缕缕的残云在天上舒卷撕缠，风刮起雪尘肆无忌惮地扬洒在空中，太阳把它们照耀得迷蒙灿烂。一只提琴孤独地演奏，拨弦，弓在弦上弹跳，似乎有些零乱，然后是一阵激动的和弦、变奏，渐渐又透出初始的旋律，缠绵如梦……仿佛有桨声，有水声，有船头荡破水面的声音，仿佛有喁喁的话语。
男孩又喊起来：“妈我害怕！妈——我害怕，我害怕—一！”
人们忽啦一下又都聚向后窗。除去西北角那个男人和东南角的那个女人。
“妈你把它关上，把它关上——！”
“天哪可真是怪了，今儿这孩子是怎么了？”老板娘说，忧心忡忡地看着众人。
“关上——！快把它关——上——！”
老板娘赶紧过去关了录音机，回来，搂住瑟瑟发抖的儿子，轻轻抚摸他的头，攥住他冰凉的小手，大气不出地盯着湖上。
湖上仍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新来的一个人问：“湖上那些人，他们在等什么？”
“可能在等新的线索。”“可能，正与电视台联系，寻找老头的亲人。”“等他的亲人，或者朋友。”“也可能等运尸体的车来。”
新来的人中有七个出了店门，到湖上去。
老板娘喊：“喂，见着我们那口子让他快回来！你们就问谁是快餐店的老板，对，那就是我们孩子他爸，让他马上回家来！”
南方口音的男人也走到门外，站在台阶上抽了一支烟，又回到店堂里。他看看男孩已经又在母亲的怀中玩耍了，便凑近来盯住男孩的眼睛问：“你看见湖上都有什么？别害怕，告诉我，你还看见了什么？”
文质彬彬的老两口颤颤地说：“别，别再问他。”“你看他刚刚好些了。”
老板娘茫然无措，不知该听谁的。
男孩似乎把刚才的恐惧全忘了，又高兴起来，举起望远镜看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一、二、三……妈，现在还剩九个。”
一个新来的人：“把你的望远镜让我看一下，行吗？”
男孩端着望远镜看，不理他。
另一个新来的人：“给我看一下就还给你，怎么样，行不行？”
男孩从望远镜中看每一个人，对上述请求毫无反应。
最先来的那个小伙子喝着酒，笑笑：“你们休想。这孩子邪门儿了，老板娘你这儿子将来是个人物。”
“至少，”戴眼镜的女人说：“你这儿子能把你这小店守得牢牢的。”
但这时男孩从母亲怀中挣脱出来，下地，径直朝东南角走去。他走到那个女人跟前，站下。东南角的女人仿佛很疲惫的样子，从始至终一声不响，让人担心她是不是病了。男孩站在她跟前注视了她好一会，她才发觉。
“噢你好！”她说，“有什么事吗？”
男孩：“你想不想用一用我的望远镜？”
“喔，当然好。可用它看什么呢？”
“湖上，你可以用它看看湖上。”
“对对。好，让我来看看。”
下午四点多钟，湖岸上又来了一辆警车。红色的警灯一闪一闪，灭了。几个警察再次围着死者拍照：全景，近景，局部。摄像机对准老头平静的脸，推近拉开，推近，拉开，然后摇拍远景。
鲜艳的落日挨住了山顶。山的某些被照耀的细部，更加复杂、真切。风把天空刮得非常干净，山的全景依旧十分简单，甚至抽象。大山的影子倒下来，渐渐淹没了那两棵大树的影子，像黑色的油那样缓缓浸染着雪层。湖面上一半晦暗阴郁，一半灿烂悦目。雪层，和雪层上的那个大圆圈一点也不融化。
没有迹象表明前面路段上的交通故障可以很快排除。快餐店门前，有些汽车掉转头准备往回走了，发动机隆隆作响，排气管喷出一股股白烟。
“一、二、三、四、五、六、七，妈！走了七——个！”老板娘的儿子说。阳光斜进快餐店的窗口。窗棂的影子一条一道，起起伏伏落在店堂中央的地上、桌椅上，落在人的身上、脸上。
从湖上回来的人说，在一尺多厚的雪层下，找到了老头的那个大背包。
“怎么知道一定是他的呢？”
“背包里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很旧了，已经发黄，表面布满了裂纹。”
“是他？”
“很明显，那是他，是他年轻的时候。”
“是从一张合影上剪下来的。”
“噢？”
“照片的一侧，残留了一个女人的肩膀。”
“肯定是一个女人？”
“看得出，她穿的是一件碎花旗袍。”
“他呢？”
“他嘛，看样子那时他有三十多岁，很普通，一张最容易被人忘记的脸。”
老板娘一次次到门外去，张望她的男人。“该死的，还想不想回来！到底是上哪儿去了……”
男孩又唱起那支古老的儿歌，唱得零零落落，不时向他的母亲报告湖上的情况。“妈，妈——！他们把他抬上汽车啦。”
人们喝着酒，喝着咖啡和茶，漫不经心地扭转脸看一看窗外。往山里去的路还没有修好，往山里去的车无声无息还停在雪地里。
“没有他的地址吗？背包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没有”
“背包里有一袋米、一罐油、一盒糕点和一包糖果。就这些。”
“还有几只漂亮的发卡。就这些。”
“对啦，还有几个红色的纸袋，每个纸袋里一沓崭新的钞票，一元一张的，十张。”
“会不会是压岁钱？”
“是压岁钱，再有几天就过年了。”
“呵对，还有些烟花爆竹。再没了。”
“还有一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这条路常出故障吗？”
“但愿今天夜里咱们都能回到家吧。”
男孩像模像样地扭着胯，扭着小屁股，扭出欢快的节奏，把那支陈旧的儿歌唱出崭新的激情。阳光不知不觉地消逝，昏昏暗暗的后窗把男孩的身影融化进去，风更大了，风声很响。“汽车开啦，妈！他们把他运走了。”几乎分辨不出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
老板娘扭亮了灯，昏黄的灯光让人打不起精神。老板娘走近录音机，但偷看一眼她的儿子，踌躇片刻，又战战兢兢地走开。
天黑起来的时候，往山里去的路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人站起来，依次出门，打算进山去。男孩从望远镜中看他们怎样走出去，看店门在他们身后怎样摆来摆去摆来摆去，看风怎样把碎雪从门隙间吹进来并且在门前化成水。男孩看见东南角上的那个女人还在，望远镜从那儿走一条对角线，男孩看见西北角里的那个男人也没走。
老板娘思虑良久，对男孩说：“我出去看看，不知你爸爸到底哪儿去了。”她看看角落里的两个人，把话甩给他们听，“我不会走远，我就到门前的大路上，绝不走远。”
“一、二、三。”男孩子把他自己也数进去，店堂里连他总共剩下三个人。
男孩从望远镜中看到：东南角的女人终于向西北角走去。
男孩看到：她走到西北角那个男人近旁停下脚步，站着，一言不发。
男孩看到：男人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才转过脸来，望着女人。
窗外一团漆黑，风声压倒一切。
男孩听见女人说：“这么久，你还没有认出我吗？”
男孩听见男人并不回答。男孩看见，男人的眼睛里和女人的眼睛里，都有一层亮亮的东西涌起，涌得厚厚的。
男孩悄悄溜进柜台，按响了录音机，躲在柜台后面。窗外，漆黑的雪地上走过漆黑的风声。然后是一把吉它，一把要命的吉它，响起来，颤抖着响起来……仿佛在那颤抖的琴声前面和后面，都有着悠久的时间。男孩像那琴声一样，颤抖着，蹲下，把双膝紧紧抱在怀里。
很久很久，男孩听见那女人对那男人说：“我等你，我们一直都在等你。”
“我们等你，我们到处找你。”
“我们找你找了，一万年。”
局部
我知道，这之前他们一直都在找我。
这么多年他们一直也没放弃找我。
我知道早晚他们会找到我。他们找到我就是把我杀了，说实在的，我嘛，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换了我是他们我又能怎么办呢？杀一个叛徒不像杀一个别的什么，无论怎么讲，于情于理都是讲得通的。
我是个叛徒。叛徒，我看不用再怎么解释了，叛徒这两个字家喻户晓。
不不，不是冤案。可能有些“叛徒”是冤案，我不是，真的我不是。没人冤我，没有，真没有。我真是叛徒，不骗你。唉——，但愿还能有人信我的话，我希望不要因为我曾经是个叛徒，就再也没人肯相信我。相信我，至少我不是无赖。我认帐。我罪恶深重我死有余辜，我都承认。我干过的事我一件都不抵赖。不翻案，我不翻案。
当然，也翻不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该平反的平反，该翻案的翻案，我不浑水摸鱼；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世上确实有冤狱，也确实有真正的叛徒，实事求是。从小，母亲，还有父亲，就希望我长大了至少作一个诚实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实事求是。那时候，每逢过年，父亲给我买一些烟花爆竹，母亲给我一点压岁钱，我伸手去接，他们先不给我，他们先问我：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我说是。他们说：再想一想，要实事求是。我再想一下，说是，或者说不是但明年我会是的，然后父母才把那些过年的礼物送到我手里。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求宽恕。
自打我成了叛徒，多少年来——多少年了？有一万年了吧？——我心里非常清楚，就剩下实事求是能让我保存住一点点良心了，也是我唯一的赎罪方式。只有这样，我偶尔才能睡一宿好觉；才能在夜深人静却无法入睡的时候喝杯酒，指望随后可以梦见那些唾弃了我却总让我想念的人；才能在每年的清明，为我的父母和被我所害的人烧几张纸；才能稍稍地舒一口气，才能活下去。
够多滑稽是不是？总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的一切罪恶就出在这儿：贪生怕死。
照理说，我还活的什么呢？
有很多年，我从这儿跑到那儿，从那儿跑到这儿，隐姓埋名怕有人认出我，怕他们找到我。想象他们找到我的情景，比想象他们怎样处决我，还可怕。与其让自己人把我处死，真不如当初死在敌人手里。当然，他们早就不把我当自己人看了。我不敢想象怎么面对他们，我不敢想象在哪一年哪一天，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他们忽然找到我。但是每年每月每时每刻，我都强迫着作这样的想象。一种强迫症。理智上并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不想，或者，应该去死。清醒起来，我知道我不如尽快去死，像我这样的人只有死路一条早晚还不是一样？那么麻烦别人倒不如自己干还要光彩些。让自己人——我是说让那么多好人——恨着骂着、蔑视、唾弃然后把你找到，就像找一只史前动物那样惊异于你怎么还能活着，与其这样，真不如自己知趣早早地去死了吧。活得没有一点让人看得起的地方，就不能死得勇敢一点至少爽快一点么？想是想得挺好，可一着手去做我就又害怕了，下不去手，自己下不了自己的手。刀子、绳子、河边、楼顶、毒药……办法是不少，决心也不小，关键是得真干哪。真要去干了这才看出我是个天铸地造的叛徒胚——贪生怕死，禀性难移。一个人像我这么怕死真是无可救药了，活到我这个份上还怕死，真让人失望。你有多怕死你就有多愚蠢，这是说我。人的怕死和人的愚蠢，你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是指我自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么废物。好人们看我活得就像条狗。我自己最明白，我活得未必比得上一条狗。我的那条狗活得比我有道理。我到这大山里来之后养了一条狗，我东躲西藏了好多年然后在这片大山里住下了，养了条狗，它活得比我有用比我自信。它无条件地跟着我，除了春天它不知跑到哪儿去风一阵子它从不离开我，它除了离不开我就只醉心于那片大山，它每天望着四周的大山玩一会儿然后睡一会儿，活得坦然自在。唉，但愿来生吧。但愿那时我能做到宁死不屈，但愿来生我能有这样的品质，能够那么勇敢和那么明智。宁死不屈，确确实实是明智的：死了，是无比的光荣，没死呢，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自己也更信任自己，自己也更看得起自己。关键是你得经得住打，经得住各种刑法的折磨，不怕死。
那座城市，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去过了。我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又在那儿成了叛徒。自从我成了叛徒逃出那座城市，很多很多年里我没有回去过一次。起初我是觉得没脸见人，没有比叛徒更卑鄙更丑恶的东西了；我从小就知道，谁都是从小就知道。尔后我才意识到他们不会饶过我，他们必定在全力寻找我，在没有证据说明我已经死了之前他们不会放弃这样的努力。这是对的，这完全应该理解：当然不能让一个出卖了别人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的人，就这么逍遥法外。我不敢回去。
不敢回去的原因还在于，我不想触景生情又回忆起我被敌人抓住、以及此后种种可怕的情形。我一心想到大山里去，到深山野林里去，越是荒凉偏僻越是人迹罕至越是交通闭塞风气不开，越好，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开荒种地自食其力了此一生。我以为这样就能把一切都忘掉，把善与恶都忘掉，把所有的人都忘掉包括把自己也忘掉，统统忘掉。
事实上这办不到。除非去死，你什么也忘不了。良心的规则跟下棋的规则类似，即便是棋错一步满盘皆输。那你也不能悔棋。然而生命的规则却又不同于下棋，生命已经被开垦过了，除非去死你不可能重来一盘。可我正是因为怕死才成了叛徒的呀！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你要是看重良心你就别怕死，你要是怕死你就别在乎良心。可是，你又牵挂着良心又舍不得性命，我是说我，像我这样的人可还有什么出路么？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敌人把我抓住，先是劝导我，说我年轻无知受了人家的骗。实事求是地说，那阵子我表现得很像回事。我驳斥敌人，历数他们的罪行，揭穿他们的谎言，以严谨而且精彩的逻辑证明他们的虚伪，我那时生气勃勃才思敏捷滔滔不绝——可不像现在这么没用，质问得敌人瞠目结舌理屈词穷。好歹我这一辈子也算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过那么一回。那感觉真不错，觉得自己是那么崇高，真是一种幸福。我想，我那时看上去一定是非常勇敢。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想我有幸能够勇敢了那么一阵子，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坚信我的信仰是对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或许有必要把叛徒的概念界定一下：一种情况是，经过劝导，你真的相信是你错了，你真的认为你是受了骗，于是你放弃了你原来的信仰，那么你不应该算叛徒，你只是改变信仰罢了，信仰和改变信仰那是一个人的自由不是吗？另一种情况是，敌人，譬如说用高官用金钱或用美色来引诱你，于是你就放弃了你原来的信仰，那么依我看你也不是叛徒。因为这说明你原来就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你只不过是找错了升官发财和享乐的途径，你本来就是个利禄熏心贪图享乐的人，现在你只是调整了你的经营方式你并没有背叛你的初衷。再一种情况也就是我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怀疑我的信仰，我懂得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至今都相信那是人间最最美好的理想，可是，在死的威胁下我放弃了它，背叛了它，为了活命我出卖了它，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铁案如山。
劝导无效，他们就打我。我是说敌人。敌人开始打我，给我用刑。
我不想说这些事，不想说那些细节。残酷残酷，无非是说那些刑法有多么残酷，说这些干吗？为自己开脱罪责？不管多么残酷，不是有人挺住了吗？那就是说人是可以挺得住的。人折磨人的方法，和人经受折磨的能力，都是能让人自己为之震惊的。我不想说那细节还主要不是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那场面太让人觉得屈辱。他们就像揍一条畜牲那么揍你，就像打一只苍蝇那样恨不能一下子就打死你，就像摔一堆破盆子烂罐子没头没脑地把你摔来摔去，就像猫摆弄一只耗子，他们一踹就把你踹得跪在地上，你好不容易又站起来那好他们再踹再把你踹得趴下。你别指望还能保持什么尊严，他们把你围在中间像轮奸似的那么轮流着揍你，东一鞭子西一棍子，揍得你满地乱滚，浑身是土是汗，满脸是血是泥，你不可能不呻吟不可能不把身子蜷缩起来，别相信电影里那些有分有寸的拍摄，你的衣裳不可能只是在肩膀上或后背上撕破那么一小块，你被打得连裤子全都掉下来这一点儿都不算新鲜，甚至那个最要命的玩意儿都哆哆嗦嗦的上面沾满了土，他们就用不管是鞭子还是棍子去拨弄它还他妈的笑着，你想想看那原本可是为了做爱的呀。这时候，你要是还能相信，你是人，说实在的，那也就不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这时候，你要是还清醒，你会觉得以往的人间很可能全是幻觉，什么上学啦你要衣着整洁尊师爱友那些小时候的事，后来长大了又是什么要注意言谈举止彬彬有礼要尊重别人也要自尊，什么文明礼貌什么文雅潇洒风度翩翩什么讲究卫生注意营养还有什么什么——碰破块皮还要小心翼翼地上一点药？那全是假的，全是幻觉，是梦要么就是谣言。人哪，真是神秘真是不可思议，任何时候你都不敢说你是在梦里还是从梦里醒来了，你在梦里是不是也可以再做梦呢？你醒来了是不是还可以再醒来呢？别再说这些事了，我怕我又糊涂了，又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了。我一度精神不大正常。我老是得不时地这么掐一掐自己的大腿，感觉一下疼不疼，等一等看，会不会又醒过来。习惯了，其实没用。
我说我精神一度不大正常没别的意思。我不要求宽恕。请相信我。
其实在梦里你也能想起来掐一掐自己的大腿，你也能有疼的感觉，于是你欣喜若狂以为这一回不是梦了，可这么一欣喜若狂那才妙呢，忽悠一下你就醒了。有一回，我梦见我爱过的那个女人在大山脚下的那个小湖边把我找到了。我的那条狗把她领来，把我找到了。湖水清洌，波光潋滟，小时候读过的那篇古文中怎么说的？“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山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数百头，皆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倏尔远逝，往来翕忽……”正是那样。绿草茵茵，山青水碧，轻风徐徐，树影婆娑，正是这样。湖岸上，她向我走来。我那条狗走在她前面，想必是它领她来的。她走到我跟前沉默着看了我很久，然后说：“我一直在等你，我们到处找你。”她含着泪对我说：“你不是叛徒，真的你不是，你弄错了。”可我干过的那些事呢？“那是假的，”她说，“那是梦，是你做过的一个梦。”可我怎么才能知道现在这不是梦呢？她叹一口气：“你看。”她让我看她身上那件碎花的旗袍。细细碎碎的小花真真切切，一团团一片片都带着她的体温和汗香，连贴边上密密的针脚我都一一看过。这是真的？这真是真的？她擦去泪水，微笑着：“你真是梦怕了。”我仍然不敢相信，就掐着自己的大腿，围着那片湖水满腹狐疑地走。她跟在我身后，说：“跟我回家吧，回太平桥去。”她这么一说，我想我倒得先验证一下她是否真是我爱过的那个人，我猛地转回身问她：“你还是在太平桥经营着那个小酒吧？”她点点头说：“这么久你都到哪儿去了？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我低头想了一会儿，心里盘盘绕绕的有点糊涂。她又说：“不信你看呀。”我寻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看见我的父母、亲人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来了，看见我的朋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他们都来了，他们毫无恶意毫无轻蔑毫无仇恨地望着我，他们有说有笑互相随随便便地交谈着向我走来。真的这回真是真的啦我想，我再把他们—一从头到脚看个仔细，抓住他们的手抓住他们的胳膊抓住他们的衣襟这回错不了啦我想，这回到底是真的了我说，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他们也都说。“回家吧，”他们说，“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我就在那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痛痛快快地哭。我那条狗蹲在我身旁一会看看这个一会看看那个，嗓子里哼哼卿卿的，眼神也是那么又悲又喜似的，我想这还会错吗？我哭了又哭心里那个舒坦、那个轻松、那个庆幸、那个高兴哪……然后忽悠一下，醒了。还是醒了。就这么忽悠一下，睁开了眼，非常简单。
忽悠一下。一秒钟都没用。
甭提有多简单了。
醒了，还是那条结结实实的炕，还是那间空空落落的屋子，还是我，一个人，后窗外是那片湖，一片白，远处是大山，白茫茫天地一色，下雪了，下了一宿大雪这会儿已经停了，太阳出来，雪地上和山谷里，飘浮起空蒙寂寥的光芒。有个孩子的声音，也许一个也许几个，在说歌谣：一一、一二三，打江山；二二、二三四，写大字；三三、三四五，烤白薯；四四、四五六，亲骨肉；五五、五六七，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捡个骡子当马骑！童谣，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阳光照进屋里，门前两棵老树，树干的影子倒进来，斜着，把屋子分开成三块；早晨是西边的一块最小，中午有那么一会儿三块一样大，然后树影继续移动、延长，傍晚时东边的一块最小，越来越小变红变暗，每天都是这样。我的那条狗卧在院前，卧在两棵老树之间，每天都这样。它不叫，它已经老了，很少有什么事还能让它大惊小怪。并没有院墙，一直可以望到大山，四周连绵不断的大山，没有公路通到这儿。太阳东山出，西山落，每天这样。月亮圆了，月亮缺了，月影走过湖面，月月如此。那片湖并不大，几十个足球场的样子，差不多也就那样。山绿了山又黄了，湖水封冻了，湖水融化了，年年如此。沿湖岸，错错落落十几户人家，春种秋收生儿育女，祖祖辈辈就这样。
说实在的，严刑拷打我还是经受住了不少，有个把月我什么都没说。实事求是，我不是想要求宽恕。可是慢慢我明白了，就这么打下去非把我打死不可。最后无非两种结果：要么我招供；要么我以后的日子就只剩了坐牢和挨打，不打死我就不算完。敌人明确地说：“你别以为我们不敢打死你，你不算个什么重要人物。”这下我害怕了，我相信他们会的，会打死我，我无足重轻。
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见死我就害怕了。只知道这一害怕，把我全毁了。
越害怕就越害怕，越想越怕。
我那时候21岁。我躺在牢房里越想越委屈，就这么就完啦？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准备，所有的梦想令人激动的种种梦想，长大吧快点长大吧一天天盼着长大去实现那些梦想，终于长大了接近那些期待了，按捺不住的期待眼看着就来了……然后忽悠一下就这么全完了？再也没有了再也不可能有了？黑暗，无穷无尽的黑暗、虚无、无着无落，噢天哪那是什么？也许连黑暗连虚无都没有，那会是什么？什么也没有，谁都没有，自己也没有，没人知道你到哪儿去了，你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什么也没有死啦，什么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什么也干不了，死了……这时候我才懂了活着有多么好，我才发现我是多么想活。
小时候，我这么想象过一回死，想到最后我赶紧跑到母亲身边偎依在母亲怀里：“妈，我害怕。”父亲走过来问我：“怕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我不回答，母亲搂住我我觉得安全了。我问母亲：“妈，死疼吗？”母亲愣一下，望望窗外，把我搂得更紧些，说：“想那个干吗，那还早着呢，还早着呢。”我想是呀还早着呢，还有好多好多年呢，这样，很快我就不去想它了。
可现在，死这么快就来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才21岁。我躺在牢房里委委屈屈地哭起来，一边哭我一边想到我甚至还没结过婚呢。我爱着一个女人，就是我梦见在湖边把我找到的那个女人。事实上，我还没来得及对她说过什么。我有把握她对我印象不错。在漆黑的牢房里我肆无忌惮地哭着，想着，越想越相信她对我印象不错，要是我对她表白她不会拒绝我。我真后悔为什么我早点没对她说，有什么可不敢对她说的呢，要是我知道我这么快就要死了我一定敢对她说。至少她不会一下子就拒绝我。有一次好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她一定要挨着我坐，那不像是偶然的。人多，坐得很挤，我们俩几乎是紧挨着了，我先还尽量躲开一点，后来我发现她并不躲，好吧我也不躲试试看，结果我不躲她也没躲，那不像是无意的。我永远都记得她的体温和汗香。那一天有点让我神魂颠倒，夜里想起来觉得很紧张。她长得很美，皮肤很白，戴一副黑边眼镜很文雅，不不绝不是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现她很美，不是漂亮而是美，很美，而且很文雅。她年龄比我大，这并不重要。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长途汽车上，汽车在半路停下来，下着大雨，前面的什么路段上交通发生故障，汽车都停下来。旅客们都到路旁的一家咖啡店里去。咖啡店很小，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上帝的安排只有我和她没有座位。有一扇后窗，很高，很窄，窗台却很宽。我把咖啡放在窗台上。她走过来也把咖啡放在窗台上。雨很大，窗外是茫茫雨雾和隆隆的雷声。我和她站在后窗前，上帝的安排，我们必然要互相说些话。雨一直没停，前面的交通故障一直到天快黑时才排除，上帝的安排，我们俩先是站在后窗前，后来就轮流着在窗台上坐一会儿。她很美，很有文化很有思想，很有修养，又很有激情性格很开朗。我呢，我那时才思敏捷自命不凡，不管什么事一点就通，不仅理解得快还能加以引申，虽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但凭着机智总能跟上她的思路。她坐在窗台上。她身后的玻璃上，雨水一层层抖开、一浪一浪地铺落，闪电不时照亮那面玻璃，照亮她和我。我对她一见钟情。雷声雨声一刻都不减弱，为了听清我的话或是为了让我听清她的话，她一次又一次把头凑近我，我感到了她的呼吸，甚至听见唾液在她喉咙里纤柔地滚动。渐渐地，我头一次感到自惭形秽，感到自己才学疏浅却还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真是可怜可笑。不过看来她挺喜欢我。天黑前我们成了朋友，我胆怯地问，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她说，当然。这是上帝的安排。正是她的引领和介绍，使我找到了我信奉的终生的理想……不不，是信而未奉，我是个叛徒。
有一回我到她的住处去。
晚上，她正在浴室里。她在浴室里喊：“请进！”
她在浴室里说：“你先在客厅里等一下。”水声，喷洒溅落的水声。她说：“你坐，我马上就好了。”
我坐下。水声不断。水落在地上的声音，和不是落在地上的声音，使我想人非非。那浴室的六面想必都应该是墨绿色的，墨绿的和雪白的，都挂了晶莹的水滴，灯光在水雾中尤其飘幻宁和，深暗的影子摇动着那墨绿的，和勾画出雪白的……我觉得身体里和灵魂里都一阵阵颤抖，慌忙地抽烟、看报纸，然后不得不跑到阳台上去，努力驱除对那色彩和对那些水声的渴望。我躺在昏暗的牢房里，铁窗外有几盏星光，心里又翻动起那样的渴望。“喂，你干吗呢一个人在阳台上？进来。”水声停了，她从浴室里出来，头发还是湿的，穿一件紫红色睡袍。她舒舒坦坦地坐下，散散漫漫地跟我谈话。我想，对啦，应该是紫红的，紫红的和雪白的，我眼前便出现那样的画面：紫红的、静的、浑然缥缈的，和雪白的，动的、真实的鲜活……。我害怕我的眼睛里已经流露出了亵渎。“喂你怎么走哇？”我走了。我这辈子，什么都让这“害怕”二字给毁了。我成年累月地渴望那水声和那水声停下来的时刻，想象墨绿的、紫红的、和雪白的。躺在清冷的牢房里，晨鸟开始啼鸣，我知道如果不招供我也许都活不到夜鸟归巢的时候，我将死去，我将没有结过婚就死去，我将没有感受过女人就这么死去，我将没能对我所爱的女人表明我的心意就死去，永恒的黑暗和无边无际的虚无那是什么？天哪，那些墨绿的、紫红的、和雪白的……
第二天敌人再拷打我，那些刑具一摆出来我就哭了。这一下全完了，这是我毁灭的开始。这一下敌人知道他们很快就要赢了。他们更加自信了：就这么打下去，变本加厉地打，打下去，用不了很久他们就要赢了。果然，我没能让他们失望，就这样。
我只想到，我要是就那么死了我就再不可能得到她了。我竟然没想到，我叛变了我也一样不可能得到她了。事实上，当我疏忽大意地在那趟车上胡言乱语让敌人盯了梢的时候，这件事就已经注定了。当我走进那家小饭馆，还是那么放松着警惕，自命不凡地跟一群人高谈阔论的时候，一切就都安排定了，我已经再不可能得到她了。
敌人把我放出来的那天我才明白这一点。
那是个阴云密布的下午，看样子就要有一场大雪。我听见路上的人说，就快要过年了。敌人把我入狱时的那个大背包还给了我，里面还有一点钱，我买了一袋米、一罐油、一盒糕点和一包糖果，心想快过年了，回家去应该给父母买些年货。买了，这才想起父母每年都要问我的话，“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虽然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但21年中这已成为父母向我祝贺新年的习惯。我这才想起我是不能回家了。
我出了城，无目的地沿着公路走。天快黑时下起雪来。
我独自在大雪中走了一夜，并不考虑方向。从我被敌人抓住的那一刻始，一切就都晚了，我无论如何都回不了家了。也许这件事决定得还要更早些。在我还没有看出保持警惕是多么重要、在我还没来得及改掉自命不凡的坏习惯就有了自己的信仰之时，这件事就已经决定了。
天蒙蒙亮时，雪停了。公路上有了汽车。我用尽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张车票。售票的老头问：“去哪儿？”无所谓去哪儿，我想，越远越好。
我在东北的大森林里呆过几年，在那儿伐木。我到过南方的海岛，打过几年鱼。我还到过西北，黄土高原，贩过几年盐和牛。我跟着一个江湖医生学了些医道，先只是为了自己的保健（我一度病得厉害差点死在滇西的一个小寨子里），后来也给别人治治病，要一口饭钱，不多要，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闲了闷了或是病倒在床上了，时间多得打发不完，我就读读医书，也读史书，什么书都读、找见了就读，并无计划，也无章法，不过是一种消磨光阴的方式。有《四郎探母》那么一出戏，我看了那么多书，只在那个戏本上发现有人给过叛徒一点儿同情。当然那不是一本好书。我这么说可没有别的意思，我说过了，我自己都不会宽恕自己，四郎虽也是贪生怕死，但他没出卖过别人。我山南海北地走了好多年，还是想念家乡，就又回来，在离那座城市几百里外的大山里住下了。
养了条狗，盖了间房，我们一起在大山里，一住几十年。
几十年中，数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到那座久别的城市里去看看，但一次都没去。这真是糊涂。
我那条狗，可真是条长寿的狗。它老得连叫都懒得叫了，甚至到了春天它也不出去跑了。它整天整天就守着我，整天整天就趴在门前那两棵老树之间，永不厌倦地了望四周大山。它年轻时可不这样，一到春天，它就呜呜咽咽地叫几宿，我拍拍它的头说“你去吧”，它就去上十几天，十几天我们不见面，夜里我偶尔能从风中听见它在山里跑，追着它的相好，漫山遍野地叫。十几天后它准回来。
每次它准时回来，我都感动得想哭，同时相信我不如一条狗。并不是说我不如它快乐，而是说我不如它忠诚不如它心怀坦荡。
如果，小时候，是因为离死还太远太远，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美妙的事在等着你，所以，死虽然毕竟是你的方向，你也先不去理会它，你偶尔想它一下就把它抛在脑后一心一意去享受生，那是有道理的。
如果，21岁那年，你还太年轻，你还不知道命运早已决定，你爱着一个女人，一个美好的女人，至少你想得到一个女人的爱，因此你想活下去，即便你是被命运蒙蔽着而选择了不死，你也是有道理的。
可现在，谜底早已揭穿，终点也已经看得见了，从现在到终点的这段很短很短的距离中，肯定来不及出现什么奇迹了，一切都能够预见了，不过是取这几十年中的若干分之一再重复一下罢了，再这么怕死再这么怕他们找到我是没道理的。
不要再美化自己了。不要为自己的怕死找理由了。我就是常说的：怕死鬼。
树影消失了。门前那两棵老树，我越来越对它们怀着恐惧又对它们抱着希望，他们早晚会从那两棵老树后面转出身来，找到我，我害怕他们找到我因为我害怕看他们仇恨、轻蔑的眼睛，但我希望他们处死我，快些处死我。
尽管我自己还是下不了自己的手，但我对我的这个下场心悦诚服。
未来是什么且不去管它了。问题是过去无法更改。关键是，现在应该结束。
在所有我看过的那些书中，都没有叛徒的天堂。这我知道。即便是在《圣经》上，也没有，没有叛徒的天国之路。这我都明白。
那天，那是春天，奇怪，我的那条狗又呜呜咽咽地叫起来。它已经好多年不这样了。我想，说不定要有事了。我拍它的头说：“去吧。”它就去了。我明白，这是天意，肯定要出事了。它向暮色的山中跑去了。我很高兴不让它看见我被抓住，不让它看见我也许被处死。否则它会受不了的。
月亮出来了。月色下，那两棵老树的影子指向黑黝黝的大山。他们是从左边这一棵后面出来，还是从右边这一棵后面出来，只剩下这个问题悬而未决。
到底我也没弄明白他们是从哪一棵后面来的。
我想，唯一的悲哀是等了这么多年，何必要白白等这么多年呢。自从我疏忽大意被敌人盯了梢的时候，或者再晚一点是我被敌人抓住的时候，或者再早一点，是我认识了我终生所爱慕着的那个女人的时候，我就注定应该去死了。或者更早一点，是那场大雨把前面的路冲坏了的时候，是我走进那家小咖啡店发现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的时候，是我和她都看中了那扇又高又窄的后窗的时候，我已经非死不可了。
可供选择的仅仅是：一种死法可以上天堂，另一种死法只能下地狱。
这么多年来，我却怎么也回忆不起，那个大雨天，我坐了长途汽车，是要到哪儿去？
他们来了。他们早晚会找到这儿来的。
我点了一把火，烧了那间房子。这样，那条狗回来找不到我，也就不必总在这儿瞎等了。它会想明白。它没办法它总得离开这儿，到别处去度过它最后的生命。
构成
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你们不期而遇，你对她一见钟情，你至死不渝地爱着那个女人，这件事，还在你五岁那年就已注定。
你五岁那年的一天早晨，也许你还能记得也许你早已忘记，那时，太阳刚刚从对面的山梁上升起，你站在门前端着一只小小的望远镜，望着你的父亲爬上对面的山梁，望着你的父亲背着一个大背包，沿着唯一的羊肠小道爬上那道山梁，朝你们挥手。照理说你不会忘记，那时你问母亲，父亲他要到哪儿去？母亲摇摇头眼里有泪光，顾不上看你，说：“父亲，他要去找他想找的东西。”你再举起那只小小的望远镜：父亲不见了，父亲消失在那片苍茫的大山里。当然当然，这你忘不了。父亲那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就是在那时候，已经注定了，在你身后在人群密聚的城市里有一个小姑娘，未来她要使你坠入情网。
因为父亲再没有回来。因为，将来，某一天傍晚，会有一个人从大山里来，无意中给你带来父亲的消息。因为，那时候，母亲已经老了，你已经到了父亲当年的年龄，只好是你到大山里去跑一趟，证实那个消息。
但是现在你还看不见那个人，这时候你还看不见他。
你正在写你那篇小说，标题是：众生。但这时候那个人正朝你走来，带着有关你父亲的消息。
你坐在写字台前，面对敞开的窗户，窗外，阴凉的南墙上挂满了牵牛花浓绿的叶子，花已蔫萎，一批崭新的花蕾正在悄悄地膨胀。你并未注意那些花，但事后你会回忆起它们。房门在写字台左边，离你大约三米远，也敞开着。这座房子没有什么变化，跟若干年前一样，房门直对着那道山梁。那道山梁，是远方那一片峰峦叠嶂的大山的余脉。推敲词句的当儿，你有时朝山上望一眼，有时侧过脸，目光在那山上呆呆地停留很久。不管你看见了什么，你只能看见山的正面。你看不见它的背面。你看不见，在山的背后正有一个人在往山顶上爬，看样子他是要翻过这座山。
如果他翻过那座山，那，他就一定要从你门前经过。那山梁上，唯一蜿蜒而下的小路，穿过一大片水田，经过你的门前，然后连接起大路，连接起条条大路，通向市区。
阳光，曾经从敞开的门中，落在你近旁，然后不知不觉在地上转了一个弧，像一把折扇那样收拢，在门脚下收拢成一条线，退出门去。
南墙下的阴影便展开，齐齐的一线向前推进，在一个由季节所规定的位置上停下来，犹豫片刻，转移角度又开始收缩。在这过程中，盛开的牵牛花渐渐凋残。你一直坐在写字台前写你那篇小说。这会儿，对面的山梁上全是夕阳桔红色的余辉了，满山的鸟啼虫鸣。水田里，蛙声渐渐高亢。
那个人，正在山的阴影里往上攀登。他要翻过这座山，尽管这件事尚未验证，但看不出他有其它企图。他显然是要翻过这座山，而且看不出他有改变主意的迹象。
一俟他翻过那座山，他别无选择，他就要从你门前的这条小路上走过。望着远处浩如烟海的城市，从山里来的这个人，他要向他遇见的第一个人问路，这再合情合理不过。一俟他翻过那座山，注定，他要向你问路，那时你也别无选择。他是个喜欢传播消息的人，一俟他翻过那座山这就是命运的选择，他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嗜好会给别的命运造成什么样的转折。
但这会儿你看不见他。这时候，他、以及他将要带来的消息，对你来说还都不存在。他将告诉你一件在深山里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但这会儿对你来说，那件事尚未发生。
但只要山背后的那个人能够翻过那座山，你就会在天黑之前听说那件事。那件事将引得你作出一个决定：明天一早到山里去，乘长途汽车，到很远很远的深山里去。虽然这会儿你完全没有这样的打算，但只要山背后的那个人能够翻过那座山，你明天乘长途汽车到那片莽莽苍苍的大山里去——这件事，就正在发生。
他翻不过那座山的可能性，差不多没有。
与此同时，在你这间房子以西在喧哗不息的市区，在纵横交错密布如网的街道上，在林林立立的高楼中，在飞扬的歌声、蒸气、烟尘的笼罩下，在成群成片的蚁穴一般的矮屋里，和在一些相对幽静的地方，分布着十几个也打算明天到大山里去的人。明天，天一亮就动身。
你们，你，和那十几个人，都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很久，但素昧平生，明天，你们将有机会见面。除去其中的一个，那十几个人和你，你们互相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那是你们一生中相距最近的时候。那十几个人，除了其中的一个，你们互相不会留下什么印象。正如天文学家有时候发出预言，一颗不知名的小彗星，什么时候，在什么方位，经过它离地球的最近点，然后离去，直到它毁灭再没有机会回来。
除外的那一个，就是那个女人。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姑娘。只不过现在她长大了。等待了这么多年，她长成了一个美丽而且文雅的女人。
此时此刻在市区中心，在四周喧喧嚣嚣的包围之中，有一条安静的小街，小街上有一座更为安静的院落，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梧桐，和一栋西洋式的小楼。红砖的楼墙，墙根下长满了绿苔，砖面有所剥蚀。窗框都是白色的，都有百叶窗，百叶窗也是白色的。门廊的台阶很高，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层，花岗岩廊柱的顶端有涡旋状翻卷的纹饰，沾染了斑驳的锈色。从楼门到院门之间，在梧桐树巨大的影子里，一条石子铺成的甬道，差不多呈s形。甬道两旁的土地，想必曾经是草坪，想必原来是绿茵茵的草坪并且时常开放几朵淡黄的野花，但非常遗憾，现在都裸露着。
她就在那儿，在其中的一扇玻璃窗后面。她一直就在那儿，这么多年过去，她从小姑娘长成了女人。
你和她之间，一条无形的路，早已注定，等了这么多年，这条路是否能够疏通？还要等一会儿看。
现在，她正在梳洗打扮。
夕阳照耀着你对面那道山梁的同时，也透进她的卧室，在紫红色的地毯上投下一块整齐的光芒。你窗外的那一墙牵牛花开始蔫萎的时候，她正在午睡。那时，有一只蝴蝶在院子里飞来飞去，在树阴里，在门廊下，在裸露的土地上，在她窗前，飞；然后在她的窗台上落下也睡了一会儿，在梦中翅膀仍然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她醒来之前，那只蝴蝶飞走了。那只蝴蝶越过院墙，一直向东飞，这会儿飞近市区的边缘，在离你不远的一棵合欢树周围留连。合欢树上的那户人家，注定与你无关，无论山背后那个人打的什么主意，也不管未来和远方正在如何编排你的命运，此生此世你都不会与那一家人有任何关联，你们也许偶尔会离得很近，比如在市场上，但你们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你们相当于在两座相邻的但事实上没有出口的迷宫里，走着。
蝴蝶飞走后不久，那个女人醒了。她醒来的时候，正是你窗外南墙的阴影开始退缩的时候，你全神贯注于那篇小说——《众生》。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吸引着你，可是想不清：一旦佛祖普度众生的宏愿得以实现，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如果所有的人都已成佛，他们将再做些什么呢？这时候她醒了，她看看太阳，又看了看表，起身转进浴室。
墨绿色闪现一下，随即浴室的门关了。
隔着门，水细密地喷洒，像雨，水落在地上的声音像雨，水不是落在地上的声音令人想人非非。但是屋里没有别人。屋里有两盆盛开的瓜叶菊，分别安放在屋子的东南角和西北角，相距仿佛很远。屋里有一排书柜。书柜旁有一台落地式电风扇。中间的书柜里，有一只装上电池就又会叫又会翻跟头的小布狗。对面墙上挂了一幅很大很大的油画，画的是：湖岸；冰消雪化的季节，残雪之中可见几片隔年的枯叶；落日时分，背景上山峦起伏，山的某些被夕阳照耀的局部描绘得相当精细，山的整体晦暗不清只是一脉十分简单的印象。屋里，最不惹人注意的地方，有一只老座钟。当——，声音沉重、深稳，当——当——当——当——当——当。7点。
7点，你正在城区的边缘，离那只蝴蝶不太远的地方，侧脸呆望那座山，沉浸在你自己编织的故事当中：设若有一天，佛祖的宏愿成为现实……
7点钟，水声停了。浴室的门轻轻推开，从墨绿当中脱颖出一缕如白昼般明朗灿烂的光彩，在幽暗的过道里活泼泼地跳了一下，闪进卧室。随之，很多人（以前有很多人，以后还会有很多人）的梦想就在紫红色的地毯上无遮无拦地呈现。乌黑的和雪白的、飘洒的和凝重的，真切地隆起和虚幻地陷落，都挂着晶莹的水滴，在那两盆盛开的瓜叶菊间走着对角线，时而迈过那块阳光，时而踩进那块阳光，打开电风扇，蜂鸣似的微风吹着真实抑或梦境的每一个细节，自在徜徉毫不经意，使很多人的梦想遭受轻蔑，轻蔑得近于残酷。
她戴上眼镜，坦然坐在床边，腹部叠出两条细细的折皱，修长的双腿绞在一起不给任何淫荡的联想留有余地。她摘下眼镜，在床单上擦一擦镜片，再戴上，看那幅很大很大的画。她的模样很美，很文雅，很沉静，久久地看着那幅画，目光生气勃勃。
7点，山背后的那个人爬到了半山腰。那儿有一块青条石，就像一条石凳。那个人卸下肩上的大背包，坐下来歇口气。
天空碧透，万里无云。远远近近高耸的山峰，顶部还留着一抹残阳，矮山全部沉暗了。山谷中暮霭缭绕，流漫着草木被晒烤后的苦热的味道。往低处听，掠着草叶或贴着地面听开去，是各种小虫子“卿卿、吱吱、嘟嘟”地聒噪，此起彼落如同那大山一般绵延不绝。往高处听，是千篇一律的蝉鸣和灰喜鹊的吵闹声。再往高处听，有一只布谷鸟独自飞着，飞一会儿便简单地唱一句，但弄不清它在哪儿。头顶上有一只鹰，稳健地盘旋，盘旋，盘旋……更为深远的高空，清清寂寂。
清清寂寂，但绝非无声无息。或许倒更是轰轰烈烈。但是你听不见。
7点钟。天空碧透万里无云。但这时候你看不见（至少还包括明天与你同车进山的那十几个人，其中当然有那个戴眼镜的女人，你们都看不见），在万里之外，“万里”是一种夸张，实际是在百里之外，在山区，在那峰峦叠嶂的大山脉的上空，你看不见，你们都看不见，在6公里以上的高度，那儿，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丝状的云彩。
这会儿它还称得上是一片美丽的云霞，夕阳和微风把它映照得吹拂得妩媚多姿。
但这是一个气旋，也叫低压。就是说，两小时之内，薄幕般的云层将布满整个天空。那时你在百里之外，你可能看见月亮周围有一圈朦胧的光晕，并且感到有凉爽的晚风吹来。那时在山区，在你明天将要经过的路上，风开始强劲，气压再度降低，天空中乌云滚滚而来，会越聚越厚，再过几个小时，到半夜，一场大暴雨在所难免。
当然你看不见。对此你一无所知。
未来的大暴雨将大到什么程度，人们无法料定。
那个气旋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整体效果，是多种因素的随机构成，是上帝没有乐谱的即兴的演奏。多种因素，可能包括远古留存的一缕信息，也可能包括远方一只蝴蝶的扇动翅膀。这你当然无法知道。
就在你专心致志地构想那篇《众生》，设想佛祖所许诺的那个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的时候，在这颗星球上，在这个姑且被称之为地球的地方，已经有人接近猜到了佛祖的悲哀：一只蝴蝶的扇动翅膀，可以是远方一场大暴雨的最初原因。
是那只曾在那女人的窗台上睡过一会儿的蝴蝶吗？可以肯定，不是它。但那只蝴蝶，当它在窗台上落下，翅膀一张一合一张一合进人梦乡的时刻，它正在创造着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
现在，那个女人穿一件碎花旗袍，走出楼门。不慌不忙，走下七级台阶，走上s形甬道，高大的梧桐树下，挺直粗壮的树干之间，碎花旗袍飘飘摆摆。你不久就要见到那件飘飘摆摆的碎花旗袍，并且，它要在你的眼前、心中和梦里，飘飘摆摆飘飘摆摆伴随你的一生。在她的房间里，电风扇还在循规蹈矩地转着，惟两盆花团锦簇的瓜叶菊响应它的吹拂。地毯上，阳光已经退尽，紫红色愈加浓重。书柜中的那只玩具狗，一双忠厚的眼睛，永不厌倦地了望对面墙上那幅油画：湖岸、残雪、远山。
阳光差不多没了，水田里的青蛙快活起来，愈唱愈烈。你偶尔发现，对面的山梁上冒出一个人来。这会儿你还看不出他的出现有什么重要。如果，你明天到大山里去并需要过一条河，或者河上并不止那一座老桥，那，这个人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与一只飘然而到又飘然而去的蝴蝶没什么两样。
那个女人出了院门，往西走，看似离你越来越远了，事实上她正一步步走近你的命运。她能否走进你的命运，现在，决定于那座老桥了。
决定于那座老桥。决定于老桥一座桥墩上的一条裂纹。决定于一对青年恋人和一个老年养路工。
在那片美丽的云霞下面，一对青年男女正走向那座老桥，他们沿着河边走，一前一后，走下河堤，分开没膝的荒草，走到老桥底下。
这时候，那个养路工，那个老头，也正从河对岸朝老桥走来。
那对青年男女一走到桥下，什么都来不及说，就搂抱在一起。老桥有三座桥墩，他们靠着北边的一座，疯狂地亲吻，发出焦渴的叹息。
那片美丽的云霞倒映在河中，给绿腻腻的河水添一片明快的色彩。在晴朗的日子，这条河一向很安稳，甚至是很沉闷，水流很柔弱、很浅、流速缓慢，但三座桥墩都很高，这说明它必是有奔腾咆哮狂暴不驯的时刻。正是这对恋人身旁的一座桥墩，在荒草掩盖的部分，有了一条裂纹，表面看并不严重，但这裂纹已经延伸进桥墩的内部很长也很深了。小伙子正年轻，有的是力气，他把姑娘抱起来，把头埋进她的怀里，姑娘目光迷离任他摆布。潺潺的流水声中，隐若可闻快乐的呻吟。
老年的养路工，那个老头，这时走到了桥上，他耳也不聋眼也不花，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听得着。他不想冲散这对痴男恋女，便在桥头坐下，心想等一等，等那两个孩子度完他们最要命的时刻。老头抬头看天，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相信头上这一缕美丽的云彩不是什么好兆，十有八九是要有一场大水了。他就是为看看这座老桥来的，看看它有什么问题，经不经得住洪涛巨浪；没想到会碰上桥下这两个小疯魔。“小疯魔”，老头在心里说，笑笑，想起自己早年也那么疯魔过，一点不比桥下这两个来得规矩。老头抽了一袋烟，尽量不去偷听桥下的动静，桥下都是怎么回事老头一清二楚，时光如飞，他自己做那样的事仿佛就在昨天，现在他已经没兴致了，但他记得那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要命的时候。可是桥下娇声嗲气地开始有说有笑了，虽然那两个孩子以为他们的声音很轻，但含含混混的话语流进老头的耳朵都变得清清楚楚，老头极力忍住笑，驱逐开想往桥下看一眼的欲望。
这两个孩子他认识，仿佛前两天还见他们为一只蝴蝶打架呢。
怎么？老头愣愣地想，这么快他们就长大了？到了懂这种事的年纪了？老头掐指算了算，仰天叹一口气，习惯地在桥面上磕了磕烟锅儿。这一下，桥下的窃窃私语嘎然而止。半天没有动静。
“谁呀？”小伙子的声音。
老头心里很抱歉，不言语。
“没人。”小伙子对姑娘说。
“有，肯定有。”姑娘的声音，很轻。
姑娘从小伙子怀里跳下来的声音。
“桥上有人吧？”小伙子又问。
老头屏住呼吸，不敢动。
“没人。”
“喔哟——，吓得我……”
“怕什么？”
“我的心这会儿还嗵嗵跳呢。”
“是吗？我听听。”
“你听。去！别动……”
又没声音了。老头把烟锅插进腰间，慢慢站起身。这时桥下又传上来快乐的呢喃和呻吟，一阵一阵，娇痴或者蛮憨，一阵强似一阵、长似一阵。老头看看天色，心说，我还是回家去吧。
老头走了，沿着河岸走了很久，融进暮色之中。这一来，年轻恋人身旁那座桥墩上的裂纹，在大暴雨到来之前就不可能被发现了。
这一来，你和那个女人之间的一条无形的路，就完全疏通了。这么多年来，一点儿一点儿，到那老头离开这座老桥，你们之间的阻碍才算全数排除了。
那场大雨一到，半夜，山洪就会下来。水从大山的每一条沟壑中蹿跃而来，灌进这条河，聚成浩荡洪流，掀起排天大浪，一路翻滚咆哮轰轰烈烈经过这座老桥，桥墩上那条裂纹被冲撞得不断延长、加深，顶多捱到拂晓那桥墩就挺不住了，老桥势必坍塌，往大山里去的路在这儿阻断。而你们，你和那个女人之间的路将彻底连通。你们一同乘坐的那趟汽车，在半路听说了河上的消息，停下来。路边有一家小饭馆。河上来的消息不太明确，只知道在前面的什么路段上交通出现故障。你和车上的十几个人都到那家小饭馆里去。那时你将发现，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只有你和那个女人站着。你们，你和那个女人，同时看中了那扇很高但是很窄的后窗，把烫烫的咖啡放在窗台上，站在后窗的两侧。她很美，她的皮肤很细很白，戴一副黑边眼镜，仍然穿着那件碎花旗袍……剩下的事你都知道了。
现在，山背后的那个人走到了你的门前。
“请问，太平桥怎么走？”他在门外问。
天黑下来，昏昏暗暗的你看不清他的面孔。
他把肩上的大背包放在台阶上，跟你要一杯水。
你的母亲在里间屋问：“谁呀？是谁来了？”
这个从山里来的人很爱说话，或者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走了这么久，很想找人说说话。他一边喝水，一边给你讲大山里发生的那件事。
你的母亲在里间屋问：“你在跟谁说话？”
暮色沉沉，你扶着门框站在门里，那个过路人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在晚风掀起的欢快的蛙鸣中，你们一起谈论大山里发生的事：“这么说，他在那湖上整整走了一宿？”
“对。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
“他身上，没有什么能说明他身份的东西么？”
“背包里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很旧了，已经发黄，表面布满了裂纹。”
“是他？”
“是他，是他年轻的时候。是从一张合影上剪下来的。”
“噢？”
“照片的一侧，残留着一个女人的肩膀。”
“肯定是个女人？”
“看得出，她穿的是一件碎花旗袍。”
“什么颜色？”
“墨绿色的衬底，紫红色的碎花。”
“他呢？”
“他嘛，看样子那时他有三十多岁，一张最容易被人忘记的脸。”
山里来的这个人走后，你回到写字台前，看那篇已经接近完成的小说——《众生》。看了很久，反复看了几遍，然后你相信，除了其中的一句话，其余的都应该作废、重写。那句话是：终于有一天，弟子们会看见佛祖所处的两难境地。
南墙上层层叠叠的叶子在晚风中抖动。蔫萎的花朵缩得更小，将被半夜的狂风吹落。那些崭新的花蕾信心十足地生长，将在天明时的暴雨中开放。
你走进里屋，对母亲说：“明天我要进山去，天一亮就动身。”
众生
一
[注]此一节全文引自道格拉斯·r·霍夫施塔特和丹尼尔·c·丹尼特所著《心我论》第十八章“第七次远足或特鲁尔的徒然自我完善”中所引用的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一篇文字（《心我论》，译者陈鲁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宇宙无限却有界，因此，一束光不管它射向哪一个方向，在亿万年之后，将会回到——假如这光足够强有力——它的出发点。谣言也同样，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传遍每一处。有一天，特鲁尔听远处的人说，有两个力大无比的建造者兼捐助人，聪明过人，多才多艺，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他赶忙跑去见克拉鲍修斯。
后者向他解释说，这两个人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敌人，而正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已经遐迩闻名。然而，名声有一个缺点，即它对人的失败只字不提，尽管这些失败正是极度完美的产物。谁若是不信，就请回忆一下特鲁尔七次远足的最后一次，那次他没与克拉鲍修斯结伴同行，后者因有要事而不能脱身。
在那些日子里，特鲁尔非常自负，他接受了各种各样应得的荣誉和称号，这都是十分正常的。他驾着飞船向北飞去，由于他对这个区域不熟悉，飞船在渺无人烟的空间航行了好一段时间，途中经过了充满战乱的区域，也经过了现已变得荒芜寂静的区域。突然，他看见了一颗小星球，与其说是一颗星球，倒不如说是一块流失的物质。
就在这块大岩石上，有人在来回奔跑，奇怪地跳着脚、挥着手。
对这个无比孤独、绝望、也许还是愤怒的人，特鲁尔感到惊讶，也感到关切，于是他立刻把飞船降落了。那个人就向特鲁尔走来。此人显得异常傲慢，浑身上下都是铱和钒，发出叮零当啷的金属碰撞声。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鞑靼人埃克塞尔修斯，曾是潘克里翁和西斯班德罗拉两大王国的统治者。这两个王国的臣民一时疯狂而将他赶下王位，放逐到这颗荒芜的小星球上，从此他便永远在黑暗和流星群中飘游。
当这位被废黜的国王知道了特鲁尔的身份后，就一个劲地要求他帮助自己马上恢复王位，因为特鲁尔做起好事来也是个专家。那位国王想到王位，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那双高举的铁手紧握着，仿佛已经掐住了那些可爱的臣民的脖子。
特鲁尔并不想按照国王的要求行事，因为那样做会造成极大的罪恶和苦难，但他又想安慰一下这位蒙受耻辱的国王。思索片刻之后，他觉得事情还有补救的希望，因为完全满足国王的心愿还是可能的——而且不会让那百姓遭殃。想到这里，他卷起衣袖，施展出他的全部本领，给国王变出了一个崭新的王国。新王国里有许多城市、河流、山脉、森林和小溪；天空中飘着白云；军队骁勇无比；还有许多城堡、要塞和淑女的闺房；繁华的集市在阳光下喧嚣不止，人们在白天拼命干活，到了晚上则尽情歌舞到天明，男人们还以舞刀弄剑为乐。特鲁尔想得很细，还在这个王国里放进了一座大理石和雪花石膏建造的豪华首都。在这里，聚集着一群头发灰白的贤人；还配有过冬的行宫和消夏的别墅；这里也充斥着阴谋家、密谋者、伪证人和告密者；大路上奔驰着浩浩荡荡的骑兵队伍，红色的羽毛饰迎风招展。特鲁尔别出心裁，使嘹亮的号声划破天空，紧接着是二十一响礼炮，他还往这个新王国里扔进一小撮叛国者和一小撮忠臣，一些预言家和先知，以及一个救世主和一个伟大的诗人。做完这些之后，他弯下腰，发动起机关，并用微型工具做了最后的调整。他给那个王国的妇女以美貌，给男人以沉默与酒后的粗暴，给官吏以傲慢与媚骨，给文学家以探索星球的热忱，给孩子们以擅长吵闹的能力。所有这些都被特鲁尔有条不紊地装进一个盒子，盒子不太大，可以随身携带。他把这个盒子赠给可怜的国王，让他对它享有永久的统治权。他先向国王介绍了这个崭新王国输人和输出的所在，教他怎样编制关于战争、镇压暴乱、征税纳贡的程序，还向他指明了这个微型社会的几个关键之处，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宫廷政变和革命，哪些地方则最少有这类变动。特鲁尔把一切有关的情况都作了仔细介绍，而国王又是统治王朝的老手，马上就领会了一切，于是在特鲁尔的监督下，他试着发布了几个号令，他准确地操纵着控制杆，控制杆上面雕刻着雄鹰和勇狮。这些号令一宣布，全国便处于紧急状态，实行军事管制和宵禁，并对全体国民征收特别税。王国里的时间过去了一年，而对在外面的特鲁尔和国王来说，还不到一分钟。国王为了赢得仁德之君的声名，用手指在控制杆上轻轻拨了一下，便赦免了一个死刑犯，减轻了特别税，撤销了紧急状态，于是，全体臣民齐声称谢，欢呼声如同小老鼠被倒提着尾巴时发出的尖叫。透过刻有花纹的玻璃你可以看到，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在水流缓缓的河边，人们在狂欢，齐声歌颂统治者的大恩大德。
由于盒子里的王国太小，就像小孩的玩具，起先这位国王还颇不满意，但是当他透过盒子的厚玻璃顶盖看去，发现盒中的一切看上去都很大时，他慢慢地有所领悟，大小在此无关宏旨，因为对政府是不能用公尺和公斤来衡量的，对感情也同样，无论是巨人还是侏儒，他们的感情很难有高矮之分。因此他感谢了制造这个盒子的特鲁尔，尽管态度多少有点生硬。又有谁会知道这位狠毒的国王在想些什么呢？
也许此刻他正在肚子里盘算着将他的恩人特鲁尔套上枷锁，折磨至死，杀人灭口，免得以后有人说闲话，说这位国王的王朝只不过是某个四海为家的补锅匠的微薄施舍。
然而，由于他们大小悬殊，这位国王很明智，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还没等他的士兵抓住特鲁尔，后者放几个跳蚤便可将他们统统抓住。于是，他又一次冷淡地向特鲁尔点了一下头，把象征王权的节杖和圆球夹在腋下，双手捧起盒子王国，咕隆一声，走向那流放时住的小屋。外界，炽热的白昼与混沌的黑夜交替着，这位被臣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根据这颗小行星的旋转节奏，日理万机，下达各种手谕，有斩首，也有奖赏，使得百姓对他忠心耿耿，百依百顺。
特鲁尔回到了家中，不无自豪地将这件事告诉了克拉鲍修斯，他将事情的经过—一讲出，说起他如何略施小计，既满足了国王的独裁欲望，又保障了他以前的臣民的民主愿望，言谈间不禁流露出得意之情。但令他吃惊的是克拉鲍修斯并没有赞赏他，反而脸上显出责难之色。
沉默片刻之后，克拉鲍修斯终于开口了：“你是不是说，你把一个文明社会的永久统治权给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那个天生的奴隶主，那个以他人的痛苦取乐的虐待狂？而且，你还对我说他废除了几个残酷的法令便赢来了一片欢呼声！特鲁尔，你怎能做出这样的事？”
“你是在开玩笑吧？”特鲁尔大声说道，“事实上，这个盒子王国才2英时长，2英时宽，2.5英时高……这不过是个模型……”
“什么东西的模型？”
“什么东西？当然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模型，只不过缩小了几亿倍。”
“既然如此，你又怎么知道天下没有比我们大几亿倍的文明社会？
如果真有的话，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不就成了模型了？大与小有什么关系？在盒子王国中，居民们从首都去边远的省份不也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吗？他们不也有痛苦，也有劳累，也会死亡吗？“
“请等一下，你很清楚，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根据我设计的程序进行的，因此它们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你的意思是说盒子里是空的，里面发生的游行、暴力和屠杀都是幻觉？”
“不，不是幻觉，因为它们具有实在性，只是这种实在性完全是我通过摆弄原子而导致的微型现象，”特鲁尔分辩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那里发生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只不过是电子在空间的轻微跳跃，完全听从我的非线性工艺技术的安排，我的技术……”
“行了行了，别再吹了！”克拉鲍修斯打断了他，“那些过程是不是自组的？”
“当然！”
“它们是在无穷小的电荷中发生的？”
“你知道得很清楚，当然是的。”
“那么，那里发生的黎明、黄昏、血腥的战争都是因真实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正是的。”
“如果你用物理、机械、统计和微观的方法来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不也是些电荷的轻微跳跃吗？不也是正负电荷在空间的排列吗？我们的存在不也是亚原子的碰撞和粒子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吗？尽管我们自己把这些分子的翻转感知为恐惧、渴望或静思。当你在白日里遐想时，在你大脑里除了相联与不相联环路的二进制代数和电子的不断游动外，还有什么呢？”
“你说什么，克拉鲍修斯？难道你认为我们的存在与那个玻璃盒里的模拟王国是一样的？”特鲁尔慷慨陈词，“不，不一样，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只不过想制造一个国家的模型，这个模型只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是完美的，仅此而已！”
“特鲁尔！我们的完美正是我们的灾难，因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将招致无法预料的后果！”克拉鲍修斯的声音越来越大，“如果一个拙劣的模拟者想要折磨人，会制造一个木偶和蜡像，然后使它大概有个人样，这样，不管他怎样拳打脚踢，也完全是微不足道的讽刺而已。但如果这场游戏有了一系列的改进，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比方说，有这样一个雕塑家，在他的塑像的肚中安装了一个放音装置，只要照准它的腹部打去，它就会惨叫一声。再比方说，要是一个玩偶挨了打会求饶，就不再是个粗糙的玩偶了，而是一个自稳态生物；如果一个玩偶会哭，会流血，知道怕死，也知道渴望安宁的生活，尽管这种安宁只有死亡才能带来！你难道看不出，一旦模拟者如此完美无缺，那么模拟和伪装就都变成真实了，假戏就会真做！特鲁尔，你想让多少个血肉之躯在一个残酷的暴君手下永远受折磨……特鲁尔，你犯下了一个弥天大罪！”
“这纯属诡辩！”特鲁尔厉声喊道，因为他此刻已感到了他朋友话中的含义，“电子不仅在我们的大脑里游动，它们同样也在唱片中游动，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当然也不能证明这种类推！那个魔鬼国王手下的百姓们被杀了头也确实会死，也知道伤心、战斗，还会爱，因为我建立的参数正是这样。但是，克拉鲍修斯，你不能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感觉，因为在他们大脑中跳跃的电子不会告诉你这方面的知觉！”
“但是，如果你窥视我的大脑，也只能看到电子，”克拉鲍修斯反驳说，“好，不要再装傻了，别假装不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知道你不至于那样愚蠢！你想想，一张唱片会听你差遣，会跪地求饶吗？你说你无法分辨那些臣民挨了打之后是真哭还是假哭，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因为电子在身内跳跃而发出尖叫，还是因为真的感觉到了疼痛而失声痛哭。这个区别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特鲁尔，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有痛苦的表现，那他就是感觉到了痛苦！你此时此刻请拿出证据给我一劳永逸的证明，他们没有感觉，没有思维，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生前死后之间的这段空白。特鲁尔，你把证据拿给我看看，我就算服了你！你把证据拿出来，证明你只模拟了痛苦，而没有创造痛苦！”“你心里太清楚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特鲁尔平静地回答道，“即使当盒子里还一无所有，我还没拿起工具的时候，我就预料到有这样一种求证的可能性，我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种可能性。不然，那个国王迟早会发现他的臣民不是真人，而是一群傀儡，一群木偶。你应该理解，没有其它办法！一旦让国王发现半点蛛丝马迹，那就会前功尽弃，整个模拟就会变成一场机械游戏。”
“我明白，我太明白了！”克拉鲍修斯大声说道，“你有崇高的愿望，你只想建造一座能以假乱真的王国，鬼斧神工，没有人能辨出真假，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你成功了！你虽然回来了才几个小时，但是对于那些被囚禁在盒子里的人们来说，几百年的光阴已经流逝了，有多少生灵遭到蹂躏，而这纯粹是为了满足那个国王的虚荣心！”
听到这里，特鲁尔二话没说，拔腿就向他的飞船跑去，并发现他的朋友也紧随其后。特鲁尔的飞船直驶太空，开足马力，朝远处两大团火光之间的那条彩虹飞去。在路上，克拉鲍修斯对他说：“特鲁尔，你真是不可救药。你做事总不三思而行。到了那儿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把那个王国从那个国王手里夺回来！”
“夺回来以后又怎么处置呢？”
“毁了它！”还没等话说完，特鲁尔已经意识到这话的意思，赶紧住了口。最后他喃喃地说道：“我要举行一次选举，让百姓们从他们中间选举出公正的领袖。”
“你的程序把他们设计成为封建君主的顺民，选举又能解决什么问题？首先，你必须砸碎整个王国的结构，然后从头建立起一个新秩序……”
二
c：你首先要把这盒子里的“封建程序”删除，然后建立起诸如自由、平等、民主、解放等等新的程序。或许这两件事是要同时进行的，因为你千万不能使这个盒子里出现片刻的零值，出现零值就意味着毁灭。只有这样，盒子王国中的人民才能摆脱那个暴君的压迫，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才能诞生。
t：你是说，盒子里的百姓会奋起推翻这个封建王朝？
c：是的。当然，这需要设计一整套相当复杂的程序。如果你要挽回你的过失，你就只有这样去做了。这盒子里现在已经遍布着生命和情感了，如果你毁了它，则无异于一场灭绝种类的大屠杀，你当然不能这么干。那么你就只好多费费心，向这个盒子里输人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一切灿烂的思想、不断更新的生产力、最最美丽的理想以及为此理想而奋斗的持久不衰的热忱等等一整套复杂的程序。然后等待盒子里的百姓觉醒，自己起来推翻这个封建王朝。
t：这并不复杂。这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但是，那个国王呢？
c：看来他最好的命运就是被废黜。
t：然后再把他流放到另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
c：除非他不再想复辟，否则怎么办呢？
t：但是这样我岂不是等于什么都没干么？在我来到这儿之前，这样的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吗？
c：你以为你多么伟大？你想要干什么？
t：难道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拯救所有的生命和灵魂么？难道那个国王的痛苦就不是痛苦？你刚才说得对，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有痛苦的表现，那他就是在痛苦着。
c：也许可以不流放他，但只允许他做一个与大家平等的公民，自食其力。
t：这也不难办到。但是你所说的那个“法制”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存在，难道不说明仍然有罪恶、丑行、贫富之分、利害冲突存在，因而必然有痛苦存在么？连那个恶贯满盈的国王都知道——无论巨人还是侏儒，他们的感情没有高矮之分。如果我们仅仅是消灭了这样的痛苦，而依然保存了那样的痛苦，仅仅使这些人不再痛苦，而使另外一些人依旧痛苦，那我们岂不是等于什么都没做么？假如这个世界上还只剩一个人痛苦着，难道其他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快乐了吗？我们为什么不去设法消灭所有的痛苦呢？
c：t，我的好朋友！现在我真正理解你了，你虽然莽憧地闯下了大祸，但谁都应该看到你有一颗至善至美的心。
t：谢谢。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办？
c想了很久。
c：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了。
t：什么？
c：佛法。使芸芸众生皈依佛法。
t：什么是佛法？
c：据说，佛祖为了寻求痛苦的解脱与人生的真理，曾抛弃了王位、财富和父母妻子，走遍了深山旷野，最后渡过连禅河，到了迦耶山附近的菩提迦耶，在一棵菩提树下，用草铺了一个座位，他就在这座位上坐下，并发出坚强的誓言：“我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座。”过了七日，佛祖的禅定中出现魔境的扰乱，魔王派遣魔女来诱惑他，并发动魔兵魔将来威吓他，但佛祖意志坚定，不为所动，终于把魔王降伏。这说明了佛祖达到无欲无畏的过程。降魔后，佛祖集中精神，思考大地人生的问题，终于在35岁那年的一个半夜，看见明星出现，豁然觉悟，完成了无上正觉，于是成佛。
佛祖所觉悟的真理就是佛法。简而言之，那是世界上最为圆满的真理，它说明了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义、和道德的轨则。佛说此法济度众生，使众生止恶行善，转迷为悟，离苦得乐，舍己利人。
t：所谓众生，是不是绝无例外地包括每一个人？
c：佛祖曾发宏愿，誓度一切苦恼众生。
t：这可办得到么？
c：佛祖在菩提树下初成正觉时，感叹道：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慧皆得现前。后来，佛祖在涅槃之前又对他的弟子们说道：一切众生均有佛性，皆可作佛，绝无例外，就是断了善根的人也仍然有机会成佛。不能成佛的原因，是无名烦恼障蔽了佛性。所以，只要我们把佛法输人到这个盒子里去，使盒中众生皈依佛法，弘扬佛法，了悟缘起，断除无明烦恼，扫尽业惑阻障，众生就都可以慧光焕发、佛性显现、内心清静、无欲无畏，解脱一切痛苦，进入极乐了。
t：那就请你先行行善事，把佛法输人这个盒子里去吧。这不是既可救助这盒子王国中的众生，也可以救助我，甚至救助你自己吗？
c：让我们试试看。
于是c和t动手把佛法输人盒中，并且设计了一套使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可能成佛，而且必将成佛的程序，也输人盒中。
两个人自以为德行圆满大功告成，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
但是不久之后，t和c驾飞船在宇宙中逍遥自在地遨游，当他们又经过那颗小行星时，听见那只小盒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们觉得奇怪，便又一次在那小行星上着陆。在t和c想来，他们离开的这几天，小盒子中已经过了上万年，在那儿，即便佛祖的宏愿仍未完全实现，总也该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为官者不威不贪勤廉洁政、为民者互爱互敬乐业安居，百业兴盛万事昌荣、笙箫管乐歌舞升平，几近乐土的一个世界了，怎么会一点声音也没有呢？
c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跳下飞船，拼命向小盒子那儿跑去。
当t慢悠悠地走出驾驶舱来到c近旁时，发现c抱着那只小盒子一言不发，面如土色双目失神。
t：怎么了？
c仰望苍天，欲言无声。
t慌了，把c抱住：c！怎么了你这是？！
很久c才透过一口气，喃喃道：“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
t：出了什么事？
c：你自己看吧。盒子里的正值与负值、真值与假值、善值与恶值、美值与丑值……总之一切数值都正在趋近零，一切矛盾都正在化解，一切差别都正在消失。
t：难道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c：t，你真是秉性难改，你还是那样遇事不能三思。要知道，这样下去盒子里就要出现零值了！如果我们期望的是这个，我们当初何必费那么大力气呢？我们把这个盒子毁掉不就完了吗？零值！懂吗？一旦达到零值，盒子里的所有生灵就都要毁灭了！
t往盒中细看，也不禁大惊失色。盒子里的亿万众生都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身上没有一丝生气，呆若亿万朽木枯石，在他们的大脑里也几乎观察不到电子的跳跃了。
c：肯定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
t：在哪一个环节？
c：天知道。
就在这时，从对面的山梁上走下来一个人。t和c举起望远镜，看见来者的模样很像昔日的那个国王，但肯定不是他，来者一身平常的装束，一副平常人的表情。来者走到t和c面前，站住。
t问：你是谁？
那人说：有人说我是好人，也有人说我是坏蛋。
c问：你从哪儿来？
那人说：有人说是从天堂，也有人说是从地狱。
c：你有什么事吗？
那人：当然，无事可做我就不存在了。
c：心里忽然有所觉，便把那个盒子拿给他看。
那人把盒子托在掌心，笑道：噢嗬，一个没有了烦恼的世界。
c：它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盒子里的众生为什么都一动不动？
那人：他们全都成佛了，你还要他们做什么呢？
c：要他们行一切善事，要他们普度众生。
那人又笑一笑：所有的人都已成佛，这盒子里还有什么恶事呢？他们还去度谁呢？没有恶事，如何去行善事呢？
t：至少他们的大脑应该活动吧？
那人：你要他们想什么呢？无恶即无善，无丑即无美，无假即无真，没有了妄想也就没有了正念，他们还能想什么呢？
t：也许他们可以尽情欢乐？
那人：你这位老兄真是信口开河，无苦何从言乐？你们不是为他们建立了消除一切痛苦的程序么？
c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问：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人：再输入无量的差别和烦恼进去，拯救他们。同时输入无量智慧和觉悟进去，拯救他们。至少要找一个（比如像我这样的）坏人来，拯救这些好人。要找一个魔鬼来拯救圣者。懂了吗？
t：可是，哪怕只有一个人受苦，难道亿万人可以安乐吗？佛法说，要绝无例外地救度一切众生，不是吗？
那人：你们忘了佛祖的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烦恼即菩提。普度众生乃佛祖的大慈，天路无极是为佛祖的大悲。
那人说罢，化一阵清风，不见了。
t：c，我们到底怎么办？
c：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俩半斤对八两，不过是一对狂妄的大傻瓜。也许，唯有自然才是真正的完美。
一九九一年
到老屋去
那是两间破旧的老屋，和后来用碎砖垒成的几间新房，挤在密如罗网的小巷深处，与条条小巷的颜色一致，芜杂灰暗，使天空显得更蓝，使得飞起来的鸽子更洁白。那儿曾处老城边缘，荒寂的护城河水在那儿从东拐向南流；如今，城市不断扩大，那儿差不多是市中心了。总之，那个地方，在这辽阔的球面上必定有其准确的经纬度，但这不重要，它只是在我的心情里存在、生长，一个很大的世界对它和对我都不过是一个悠久的传说。
我想去那儿，是因为我想回到那个很大的世界里去。那时我刚在轮椅上坐了一年，二十三岁，要是活下去的话，料必还是有很长久的岁月等着我。v告诉我有那么个地方，我说我想去。v和我在一条街上住，也是刚从插队的地方转回来，想等一份称心的工作，暂时在那生产组干着。我说我去，就怕人家不要。v说不会，又不是上们正式工厂，再说那儿的老太太们心眼儿都挺好。父亲不大乐意我去，但闷闷地说不出什么，那意思我懂：他宁可养我一辈子。但是“一辈子”这种东西，是要自己养的，就像一条狗，给别人养了就是别人的。所有正式的招工单位见了我的轮椅都害怕，我想万万不可就这么关在家里并且活着。
我摇着轮椅，v领我在小巷里东拐西弯，印象中，街上的人比现在少十倍，鸽哨声在天上时紧时慢让人心神不定。每一条小巷都熟悉，是我上小学时常走的路，后来上了中学，后来又去“串联”又去“插队”又去住医院……不走这些路已经很久。过了一棵半朽的老槐树是一家有汽车房的大宅院，过了大宅院是一个小煤厂，过了小煤厂是一个杂货店，过了杂货店是一座老庙，很长很长的红墙，跟着红墙再往前去，我记得有一所著名的监狱。v停了步，说到了。
我便头一回看见那两间老屋：尘灰满面。屋门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场，就是日后盖起那几间新房的地方，秋光明媚，满地落叶金黄，一群老太太正在屋前的太阳地里劳作，她们大约很盼望发生点儿什么格外的事，纷纷停了手里的活儿，直起腰，从老花镜的上缘挑起眼球看我。v“大妈，大婶”地叫了一圈儿，又仰头叫了一声“b大爷”。房顶上还蹲着一个老头，正在给漏雨的屋顶铺沥青。
“怎么着爷们儿？来吧！甭老一个人在家里憋闷着……”b大爷笑着说，露出一嘴残牙。他是说我。
D 的歌
应该有一首平缓、深稳又简单的曲子，来配那两间老屋里的时光，来配它终日沉暗的光线，来配它时而的喧闹与时而的疲倦。或者也可以有一句歌词，一句最为平白的话，不紧不慢地唱，反反复复地唱，便可呈现那老屋里的生活，闻见它清晨的煤烟味，听见它傍晚关灯和锁门的轻响。
我们七八个年轻人占住老屋的一角，常常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七年中都唱过些是，记不住也数不清。如今回想，会唱的歌中，却找不出哪一句能与我印象中那老屋里缓缓流动的情绪符合。能够符合它的只应当是一句平白的话，平白得甚至不要有起伏，唯颤动的一条直线，短短的，不断地连续。这样一句话似乎就在我耳边，或者心里，可一旦去找它却又飘散。
到这儿来的年轻人，有些是像v那样等着分配更好的工作的，有些则跟我一样，或轻或重地有着一份残疾。健康的一拨一拨地来了又一拨一拨地走了，残疾的每次招工都报名，但报名与落榜的次数相等。
d的嗓音并不亮，但音域宽，乐感好，唱什么是什么。d只是一条腿有点瘸但除了跑不快，上树上房都不慢。“文革”已到后期，电影院里开始放映一些外国影片了，那里面的音乐和插曲让d着迷。《桥》哇，《流浪者》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还有后来的《追捕》《人证》，d一律都看八九遍。《拉兹之歌》《丽达之歌》《草帽歌》，d都能用“外语”唱，嘀里嘟噜咿咿呜呜——d说：保证没错儿，不信咱再去看一遍。小t就笑。小t一边梳辫子一边说：“哇老天，您这可是哪国语呀，什么意思知道不？”d一脸不屑：“操心操心，你管它什么意思干嘛？”小t说：“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瞎唱！”d故作惊讶状：“嘿，我说小t，你平时可不笨，长得也挺好，咋不懂音乐呢？音乐！用不着他妈的什么意思。”小t红了脸：“音乐就音乐，你管我长得好不好呢！”
小t长得漂亮，自己知道，也知道别人知道。小t也爱打扮，不过在那年月里也真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无非是把毛衣拆了织、织了拆，变出些大同小异的花样，或者刻意让衬衫的领子从工作服上面鲜艳夺目地翻出来。但那在翻滚着灰色和蓝色的老屋里和小街上，毕竟是一点新意。
d不光能唱，那些外国电影中的台词他差不多都能背诵。碰上哪天心里不痛快，早晨一来他就开戏，谁也不理，从台词到音乐一直到声响效果，全本儿的戏，不定哪一出。“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语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看呀，天空多么蓝啊，往前走，对，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语出《追捕》）“那儿就你一个人吗？”“不，还有它。”“谁？”“死神。”（语出《爆炸》）“俄罗斯是农民的国家，没有城市也能活……”“啊，你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语出《列宁在一九一八》）可惜我记不住那么多了。
组长l大妈冲d喊：“你整天这么演电影儿可不行，还干活儿不干？”
“你瞧我手底下闲着了吗？革命生产两不误嘛。”
“你影响别人！”
“谁？死神吗？”
“滚，没人跟你贫嘴！想干就干，不想干回家！”
“啊，您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d把画笔往l大妈跟前一拍，“中国是人民的国家，不画这些臭画儿也能活！”
“好小子，有种的你走！你怎么不走呀？”
d跷起二郎腿，闭起眼睛唱歌：“妈妈～，杜哟瑞曼巴～得噢斯绰哈特～哟～给喂突密～？（mama,doyouremember,theoldstrawhatyougavetome?）
l大妈冲大伙喊：“都干活儿，谁也甭理他！”
老屋里静下来，只有d的歌声：“……我看这世界像沙漠，四处空旷无人烟，我和任何人没来往，都没来往……”轻轻地有些窃笑。有几个老太太忍不住笑出声，劝d：“算了吧，别怄气，都挺不容易的，干嘛呀这是？快，快干活儿。”d说一声“别打岔”，歌声依旧，一首一首唱得陶醉，仿佛是他的独唱音乐会。l大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天窗上漏下一道阳光，在昏暗的老屋里变换着角度走，灿烂的光柱里飘动着浮尘和d悠缓的歌声……阳光渐渐移在d的身上，柔和宁静，仿佛舞台灯光，应该再有一阵阵掌声才像话。
近午歌声才停。d走到l大妈跟前，拿过画笔，坐回到自己桌前干活。
l大妈追过来：“这就完啦？你算人不算？”d不抬头：“好男不跟女斗。”
“什么？小兔崽子，你说什么？！”l大妈气昏。
d慌忙起立，赔笑道：“不不不，我是说，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不承认法律。”（《流浪者》台词）
l大妈不画笔摔得满地，坐在门槛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她这可是图的什么？每月总共多拿两块钱，操心劳神还挨骂，可真是犯不上。如是等等。“是我不愿意你们青年人都分配上个好工作吗？跟我闹脾气顶他娘个屁用！不信你们就问问去，哪回招工的来了我不是挨个儿给你们说好话……”
4外汇
老太太们盼望着这个小生产组能够发达，发展成正式工厂，有公费医疗，一旦干不动了也能算退休，儿孙成群终不如自己有一份退休金可靠。她们大多不识字，五六十岁才出家门，大半辈子都在家里侍候丈夫和儿女。
我们干的活倒很文雅：在仿古的大漆家具上描绘仕女佳人，花鸟树木，山水亭台……然后在漆面上雕刻出它们的轮廓、衣纹、发丝、叶脉……再上金打蜡，金碧辉煌地送去出口，换外汇。
“要人家外国钱干嘛呢，能用？”a老太太很有些明知故问的意思，扫视一周，等待呼应。
“给你没用，国家有用。”g大婶搭腔，“想买外国东西，就得用外国钱。”
“外国钱就外国钱吧，怎么就外汇？”
“干你的活儿呗老太太——！知道那么多再累着。”
“我划算，外汇真要是那么难得，国家兴许能接收咱这厂子……”
老太太们沉默一会儿，料必心神都被吸引到极乐世界般的一幅图景中去了。
“哎，对了，u师傅，您应当见过外汇？”
于是，最安静的一个角落里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外汇是吗？那可有很多种哪，美元、日元、英镑、法郎、马克……我也并不都见过。”这声音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在简陋的老屋里优雅地漂浮，怪怪的，很不和谐，就像芜杂的窄巷中忽然闪现一座精致的洋房，连灰尘都要退避。“对呀对呀，纸币，跟人民币差不多……对呀，是很难得，国家需要外汇。”
这回沉默的时间要长些，希望和信心都在增长。
可是a老太太又琢磨出问题了：“咱们买外国东西用外国钱，外国买咱的东西不是也得用中国钱吗？那您说，咱这东西可怎么换回外汇来呢？”
“不，”u师傅细声地笑一下：“外国人买咱们的东西要付外汇。”
“那就不对了，都用他们的钱，合着咱的钱没用？”
u师傅光是笑，不再言语。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看见了那样几件大漆的仿古陈设：一张条案、几只绣墩、一堂四扇屏风。它们摆布在幽静的厅廊里，几株花草围伴，很少有人在它们跟前驻足，惟独我一阵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走近细看，不错，正是那朴拙的彩绘和雕刻，一刀一刀都似认得。我左顾右盼，很想对谁讲讲它们，但马上明白，这儿不会有人懂得它们，不会有人关心他们的来历，不会再有谁能听见那一刀一笔中的希望与岑寂。我摸摸那屏风纤尘不染的漆面，心想它们未必就是出自那两间老屋，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我们当年的作品。
5三子
冬天的末尾。冻土融化，变得温润松软时，b大爷在门前那块空场上画好一条条白线，砖瓦木料也都预备齐全，老屋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但阵阵笑声不单是因为新屋就要破土动工，还因为b大爷带来的“基建队”中有个傻子。
“嘿，三子，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你们这儿不是要盖房吗？”
“嗬，几天不见长出息了怎的，你能盖得了房？”
三子愧怍地笑笑：“这不是有b大爷吗？”
三子？这名儿好耳熟。我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站到我跟前，并且叫着我的名字了。“喂，还认得我吗？”
他的目光迟滞又迷离。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可怎么这样老了呢？驼背，而且满脸皱纹。“你是王……”
“王……王……王海龙。”他一脸严肃，甚至是紧张。
又有人笑他了：“就说‘三子’多省事！方圆十里八里的谁不知道三子？未必有谁能懂得‘王海龙’是什么东西。”
三子的脸红到耳根，有些喘，想争辩，但终于还是笑，一脸严肃又变成一脸愧怍，笑声只在喉咙里“哼哼”地闷响。
我连忙打岔：“多少年了呀，你还记得我？”
“那我还能不记得？你是咱班功课最棒的。”
众人又插嘴说：“那，最孬的是谁呢？”“小学上了十一年也没毕业的，是谁呢？”“俩腿穿到一条裤腿里满教室跳，把新来的女老师吓得不敢进门的，是谁？”
“我——！妈了个x的，行了吧？！”三子猛喊一声，但怒容只一闪，便又在脸上化作歉疚的笑，随即举臂护头作招架的姿势。
果然有巴掌打来，虚虚实实落在三子头上。
“能耐你不长，骂人你倒学得快！”
“这儿都是你大妈大婶，轮得上你骂人？”
“三子，对象又见了几个啦？”
“几个哪儿够，几打了吧？”
“不行。”三子说。
“喂喂——说明白了，人家不行还是咱们不行？”
“三子！”b大爷喊，“还不快跟我干活儿去？这群老‘半边天’一个顶一个精，你惹得起谁？”
b大爷领着三子走了，甩下老屋里的一片笑骂。
b大爷领着三子和v去挖地基，还有个叫老e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三子一边挖土一边念念叨叨地为我叹息：“谁承想他会瘫了呢？唉，这下他不是也完了？这辈子我跟他都算完了……”v听了就呲得三子：“你他妈完了就完了吧，人家怎么完了？再胡说留神我抽你！”三子便半天不吭声，拄着锹把低头站着。b大爷叫他，他也不动，b大爷去拽他，他慌忙抹了一把泪，脸上还是歉意的笑。——这些都是后来b大爷告诉我的。
6春天
三子的话刺痛了我。
那个二十三岁、两腿残废的男人，正在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健康、漂亮又善良的姑娘。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太陈旧，也太普通了，但我没有别的词给她。别的词对于她都嫌雕琢。别的词，矫饰、浮华，难免在长久的时光中一点点磨损掉。而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经历了千百年。
属于那个年轻的恋爱者的，只有一个词：折磨。
残疾已无法更改，他相信他不应该爱上她，但是却爱上了，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就像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因而就只有这一个词属于他：折磨。并不仅因为痛苦，更因为幸福，否则也就没有痛苦也就没有折磨。正是这爱情的到来，让他想活下去，想走进很大的那个世界去活上一百年。
他坐在轮椅上吻了她，她允许了，上帝也允许了。他感到了活下去的必要，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百年也还是短。那时他想，必须努力去做些事，那样，或许有一天就能配得上她，无愧于上帝的允许。偷偷地但是热烈地亲吻，在很多晴朗或阴郁的时刻如同团聚，折磨得到了报答，哪怕再多点儿折磨这报答也是够的。但是总有一块巨大的阴影，抑或巨大的黑洞——看不清它在哪儿，但必定等在未来。
三子的话，又在我心里灌满了惶恐和绝望。一个傻子的话最可能是真的。
杨树的枝条枯长、弯曲，在春天最先吐出了花穗，摇摇荡荡在灰白的天上。我摇着轮椅，毫无目的地走。街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却没有声音——我茫然而听不到任何声音，耳边和心里都是空荒的岑寂。我常常一个人这样走，一无所思，让路途填塞时间。劳累有时候能让心里舒畅、平静，或者是麻木。这一天，我沿着一条大道不停地摇着轮椅，不停地摇着，不管去向何方，也许我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力气，也许我想知道，就这么摇下去究竟会走到哪儿。
夕阳西坠时，我看见了农田，看见了河渠、荒冈和远山，看见了旷野上的农舍炊烟。这是我两腿瘫痪后第一次到了城市的边缘。绿色还很少，很薄，裸露的泥土占了太重的比例，落霞把料峭的春风也浸染成金黄，空幻而辽阔地吹拂。我停下来，喝口水，歇一会。闭上眼，世界慢慢才有了声音：鸟儿此起彼落的啼鸣……农家少年的叫喊或者是歌唱……远行的列车偶尔的汽笛声……身后的城市“隆隆”地轰响着，和近处无比的寂静……但是，我完了吗？如果连三子都这样说，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你何干？睁开眼，风还是风，不知所来与所去，浪人一样居无定所。身上的汗凉了，有些冷。我继续往前摇，也许我想：摇死吧，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很大的世界……
然后，暮色苍茫中，我碰上了一个年轻的长跑者。
一个天才的长跑家——k。k在我身旁收住脚步，愕然地看着我，问我这是要到哪儿去？我说回家。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随便走走。他说你可知道这是哪儿吗？我摇摇头。他便推起我，默默地跑，朝着那座“隆隆”轰响的城市，那团灯火密聚的方向……
7长跑者
想起未开放的年代，一定会想起k，想起他在喧嚣或寂静的街道上默默奔跑的形象。也许是因为，那个年代，恰可以这孤独的长跑为象征、为记忆、为诉说吧。
k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未及成年就被送去劳改，三年后改造好了回来，却总不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有一份正式工作。所谓“改造好了”，不过是标明“那是被改造过的”（就像是“盗版”的），以免与“从来就好的”相混淆。这样，k就在街道生产组蹬板车。蹬板车之所得，刚刚填平蹬板车之所需。力气变成钱，钱变成粮食，粮食再变成力气，这样周而复始。我和k都曾怀疑上帝这是什么意图。k便开始了长跑，以期那严密而简单的循环能有一个漏洞，给梦想留下一点可能。k以为只要跑出好成绩，他就可以真正与别人平等，或者得一份正式工作，或者再奢侈些——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k推着我跑，灯火越来越密，车辆行人越来越多……k推着我跑，屋顶上的月亮越来越高，越来越小，星光越来越亮越来越辽阔……k推着我跑，“隆隆”的喧嚣慢慢平息着，城市一会比一会安静……万籁俱寂，只有k的脚步声和我的车轮声如同空谷回音……k推着我跑，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就没有停下，一直就那样沉默着跑，夜风扑面，四周的景物如鬼影幢幢……也许，恰恰我俩是鬼（没有“版权”而擅自“出版”了），穿游在午夜的城市，穿游在这午夜的千万种梦境里……
k是个天才长跑家。他从未受过正规训练，只靠两样天赋的东西去跑：身体和梦想。他每天都跑两三万米，每天还要拉上六七百斤的货物蹬几十公里路，其间分三次吃掉两斤粮食而已。生产组的人都把多余的粮票送给他。谈不上什么营养，只临近大赛的那一个月，他才每天喝一瓶牛奶，然后便去与众多营养充足、训练有素的专业运动员比赛。年年的“春节环城赛”我都摇着轮椅去看他跑。年年他都捧一个奖杯或奖状回来，但仅此而已，梦想还是梦想。多少年后我和k才懂了那未必不是上帝的好意相告：梦想就是梦想，不是别的。
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要跟k学长跑，从未得到过任何教练指点的k便当起了教练。后来，这男孩儿的姐姐认识了k，爱上了k，并且成了k的妻子——那时k仍然在拉板车，在跑，在盼望得到一份正式工作，或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热恋中的k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很久以来就想跟我说这句话了。他说：“你也应该有爱情，你为什么不应该有呢？”我不回答，也不想让他说下去。但是他又说：“这么多年，我最想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了。”我很想告诉他我有，我有爱情，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很怕去看这爱情的未来。那时候我还没能听懂上帝的那一项启示：梦想如果终于还是梦想，那也是好的，正如爱情只要还是爱情，便是你的福。
8u师傅
u师傅有什么梦想吗？u师傅会有怎样的梦想呢？
u师傅的脚落在地上从来没有声音，走在深深的小巷子里形单影只，从不结群。u师傅走进老屋里来工作，就像一个影子，几乎不被人发现。“u师傅来了吗？”——如果有人问起，大家才往他的座位上望，看见一个满头乌发身材颀长的老女人，跟着听见一声如少女般细声细气的回答——“来了呀。”
我初来老屋之时，听说她已经有五十岁——除非细看其容颜，否则绝不能信。她的身段保持得很好，举手投足之间会令人去想：她必相信可以留住往昔，或者不信不能守望住流去的岁月。无论冬夏，她都套一身工作服，领口和袖口都扣紧。她绝不在公用的水盆中洗手，从不把早点拿来老屋吃。她来了，干活；下班了，她走。实在可笑的事她轻声地笑，问到她头上的话她轻声回答，回答不了的她说“真抱歉，我也说不好”，令她惊讶的事物她也只说一声“哟，是嘛”。
“u师傅，您给大伙说两句外国话听听行不行？”
“不行呀，”她说，“都快忘光了。”
小t说：“u师傅，您听d唱的那些嘀里嘟噜的是外语吗？”
她笑笑，说：“我听不懂那是什么语。”
小t便喊：“嘿，你听见没有，连u师傅都听不懂，你那叫外语呀？”
d走到u师傅跟前，客客气气弓身道：“有阿尔巴尼亚语，有南斯拉夫语，有朝鲜语，还有印度语。”
“哟，是吗？”u师傅笑。
“u师傅，我早就想请教您了，您说‘杜哟瑞曼巴’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大概是doyouremember，意思是，‘你还记得吗？’”
“哎哟喂，神了。”d挠挠头，再问，“那‘得噢斯绰哈特’呢？”
u师傅认真地听，但是摇头。
“一个草帽，是吗？”
“草帽？噢，大概是theoldstrawhat,‘那个旧草帽’，是吗？”
“‘哟给喂突密’呢？”
“yougavetome,就是‘你给我’。哦，这整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妈妈，你还记不记得你给我的那个旧草帽’。”
d点头咂舌，翘着大拇指在老屋里走一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小t快乐得手舞足蹈：“哇，老天，d哥们儿这回栽了吧？”
d不理小t，说：“u师傅，我真不明白，您这么大学问可跟我们一块儿混什么？”
l大妈的目光敏觉地投向u师傅，在那张阻挡不住地要走向老年的脸上停留一下，又及时移开：“d，干你的活儿吧，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听说u师傅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的西语系，听说u师傅曾经有过很好的工作，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病了很多年工作也就没了。听说u师傅没结过婚，听说不管谁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
u师傅绝对是一个谜。老屋里寂寞的时刻，我偶尔偷眼望她，不经意地猜想一回她的故事。我想，在那五十几年的生命里面必定埋藏着一个非凡的梦想，在那优雅、平静的音容后面必定有一个牵魂动魄的故事。但是她的故事守口如瓶，就连老屋里的大妈大婶们饿分毫不知，否则肯定会传扬开去。
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悲剧。应该是一份不能随风消散、不能任岁月冲淡的梦想，否则也就谈不上悲剧。应该并不只是对于一个离去的人，而是对于一份不容轻掷的心血，否则那个人已经离开了你，你又是甘心地守望什么呢？等待他回来？我宁愿不是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如果他不回来（或不可能再回来），守望，就一定是荒唐的吗？不应该单单去猜测一种现实——何况她已经优雅而平静地接受了别人无法剥夺的：爱情本身。她优雅、平静但却不能接受的是：往日的随风消散。是呀，那是你的不能消散的心的重量，不能删减的魂的复杂，不能诉说的语言绝境，不能忘记的梦之神坛或大道。
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并不重要。
有一次小t去u师傅家回来（小t是老屋唯一去过u师傅家的人），跟我们说：“哇，老天！告诉你们都不信，u师傅家真叫讲究喂，净是老东西。”
d说：“有比l大妈还老的东西？”
小t说：“我是说艺术品，字画，瓷器，还有太师椅呢。”
d说：“太湿，怎么坐？”
小t说：“你们猜u师傅在家里穿什么？旗袍！哇，老天，缎子的，漂亮死了！头发挽成髻，旗袍外面套一件开身绣花的毛坎肩，哇，老天，她可真敢穿！屋里屋外还养了好多好多花……”
u师傅的梦想具体是什么，也不重要。
9b大爷
b大爷七十多岁了。砌砖和泥、立柱架梁、攀墙上房，他都还做得。察领导之颜、观同僚之色，他都老练，。审潮流之时、度朝政之势，他都自信有过人之见——无非是“女人祸国”的歪论、“君侧当清”的老调。b大爷当过兵打过仗，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竟奇迹般没留下一点伤残。不过他当的既非红军，亦非八路，也不是解放军。他说他跟“毛先生”打过仗。
“哪个毛先生？”
“毛主席呀，怎么了？”
“哎哟喂b大爷子！毛主席就是毛主席，能瞎叫别的？”
“不懂装懂不是？‘先生’是尊称，我服气他才这么叫他。当年我们追得毛先生满山跑，好家伙，陈诚的总指挥，飞机大炮的那叫狂，可追来追去谁知道追的是师傅哇？论打仗，毛先生是师傅，教你们几招人家还未准有工夫呢，你们倒他妈不依不饶地追着人家打？作死！师傅就是先生，‘先生’是尊称，懂不？”
“满山跑？什么山？”
“井冈山呀？怎么着，这你们又比我懂？”
“哪里哪里，你是师傅，啊不，先生。”
“噢嗬，不敢当，不敢当。”b大爷露出一嘴残牙笑。
他当过段祺瑞的兵，当过阎锡山的兵，当过傅作义的兵，当过陈诚的兵。
“那会儿不懂不是？”b大爷说，“心想当兵吃粮呗，给谁当还不一样？就看枪子儿找不找你的麻烦。饥荒来了，就出去当两天兵，还能帮助家里几个钱。年景好了就溜回来，种地，家里还有老娘在呢。唉，早要是明白不就去当红军了？”
“您当兵，也抢过老百姓？”
“苍天在上，可不敢。冲锋陷阵，闹着玩的？缺德一点儿枪子儿也找你。都说枪子儿不长眼，瞎说，枪子儿可是长眼。当官儿的后头督着，让你冲，你他妈还能想什么？你就得想咱一点儿昧良心的事儿没有，冲吧您哪。不亏心，没事儿，也甭躲，枪子儿知道朝哪儿走。电影里那都是瞎说。要是心虚，躲枪子儿，哪能躲得过来？咣当，挺壮实的一条汉子转眼就完了。我四周躺下过多少呀！当了几回兵，哪回我娘也没料着我能囫囵着回来。我说，娘，你就信吧，人把心眼儿搁正了，枪子儿绕着你走。
“b先生，枪子儿会拐弯儿吗？”
“会，会拐弯儿。”
你惊讶地看着b大爷，想笑。b大爷平静地看着你，让你无由可笑。b大爷仿佛在回忆：某个枪子儿是怎样在他眼前漂漂亮亮地拐了弯儿的。
“这辈子我就信这个，许人家对不起你，不许你对不起人家。”
在基建队，b大爷随时护着三子，不让他受人欺侮。
晚上，三子独自东转西转，无聊了，就还是去b大爷那儿坐坐。
生产组的新车间盖好了，b大爷搬去那两间老屋里住，兼作守卫。木床一张，铺盖一卷，几件换洗的衣裳，最简单的炊具，一只不离身的小收音机——b大爷说：“这辈子就挣下这几样东西，不信上家里瞅瞅去，就剩一个贼都折腾不动的水缸。”
三子到b大爷那儿去，有时醉醺醺的。b大爷说：“甭喝那玩意儿，什么好东西？”三子说：“您不也喝？”b大爷说：“我什么时候死都不蚀本儿啦！喝敌敌畏都行。”三子说：“我也想喝敌敌畏。”b大爷喊他：“瞎说，什么日子你也得把它活下来，死也甭愁活也甭怕才叫有种！”三子便愣着，撕手上的老茧，看目光可以到达的地方。
b大爷对旁人说：“三子呀，人可是一点儿不傻，只不过脑子不好使。”
脑子不好使而人并不傻，真是非凡之见。这很可能要涉及艰深的哲学或神学问题。比如说，你演算不出这非凡之见的正确，却能感受到它的美妙。
10浪与水
从老屋往北，再往东，穿过芜杂简陋的大片民居，再向北，就是护城河了。老城尚未大规模扩展的年代，河两岸的土堤上柽柳浓荫、茂草藏人，很是荒芜。河很窄，水流弱小、混浊，河上的小木桥踩上去嘎嘎作响，除去冰封雪冻的季节，总有人耐心地向河心撒网，一网一网下去很少有收获；小桥上的行人驻足观望一阵，笑笑，然后各奔前途。
夏天的傍晚，我把轮椅摇过小桥，沿河“漫步”，看那撒网者的执着。烈日晒了一整天的河水疲乏得几乎不动，没有浪，浪都像是死了。草木的叶子蔫垂着，摸上去也是热的。太阳落进河的尽头。蜻蜓小心地寻找露宿地点，看好一根枝条，叩门似的轻触几回方肯落下，再警惕着听一阵子，翅膀微垂时才是睡了。知了的狂叫连绵不断。我盼望我的恋人这时能来找我——如果她去家里找我不见，她会想到我在这儿。这盼望有时候实现，更多的时候落空，但实现与落空都在意料之内，都在意料之内并不是说都在盼望之中。
若是大雨过后，河水涨大几倍，浪也活了，浪涌浪落，那才更像一条地地道道的河了。
这样的时候，更要到河边去，任心情一如既往有盼望也有意料，但无论盼望还是意料，便都浪一样是活的。
长久的看那一浪推一浪的河水，你会觉得那就是神秘，其中必定有什么启示。“逝者如斯夫”？是，但不全是。“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也不全是。似乎是这样一个问题：浪与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浪是水，浪消失了水却还在，浪是什么呢？浪是水的形式，是水的信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什么？水是浪的根据，是浪的归宿、是浪的无穷与永恒吧。
那两间老屋便是一个浪，是我的七年之浪。我也是一个浪，谁知道会是光阴之浪的几十年之浪？这人间，是多少盼望之浪与意料之浪呢？
就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河边，k跑来告诉我：三子死了。
“怎么回事？”
“就在这河里。”
雨最大的时候，三子走进了这条河里，——在河的下游。
“不能救了？”
我和k默坐河边。
河上正是浪涌浪落，但水是不死的。水知道每一个死去的浪的愿望——因为那是水要它们去作的表达。可惜浪并不知道水的意图，浪不知道水的无穷无尽的梦想与安排。
“你说三子，他要是傻他怎么会去死呢？”
没人知道他怎么想。甚至没有人想到过：一个傻子也会想，也是生命之水的盼望与意料之浪。
也许只有b大爷知道：三子，人可不比谁傻，不过是脑子跟众人的不一样。
河上飘缭的暮霭，丝丝缕缕融进晚风，扯断，飞散，那也是水呀。只有知道了水的梦想，浪和云和雾，才可能互相知道吧？
老屋里的歌。应该是这样一句简单的歌词，不紧不慢反反复复地唱：不管浪活着，还是浪死了，都是水的梦想……
死国幻记
黑暗从四周围拢，涌荡、喧哗、甚至嚣张。光明变得朦胧、孱弱，慢慢缩小，像糖在黑色的水中融化。也许是风，把一切都吹起来，四处飘扬，一切都似尘埃。
风中挟裹着啜泣，从何而来？此前似乎还有过一阵阵悲恐的呼叫，叫我吗？
太阳很高，没有一丝云，但是太阳一会儿暗淡。这景象前所未有。有点像戏幕拉开之前剧场里的灯光缓缓熄灭，随后想必所有的嘈杂都会平息。
果然，风声停了，啜泣或者还有呼叫都随之消失。所有的声音一下子都被吸干了似的，万籁俱寂。同时，很快，快得让人来不及想，寂静中黑暗已经合拢。黑暗漫布得均匀辽阔，无边无际。
光明与黑暗之间几乎没有停顿。不是几乎，根本没有。朦胧仍然还是光明，就像弥留并不是死。光明与黑暗之间，或者生与死之间，没有过渡，没有哪怕一分一秒的迟疑，但我心里—直很清楚，后来据死灵们说这是一个奇迹。在黑暗中还能记起光明，那些死灵们说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你没有经过忘川？”我想我必是漏网的一个。
我只能把他们叫作死灵，包括我自己，也已经是死灵。“死灵”或者“死命”。姑妄之称。这并不是黑暗中的语言，是因为我记得在光明那边普遍有“生灵”和“生命”这样的表达。
我在黑暗中浮游，任意东西，仿佛乘风飘荡，开始还见些星光，一团团或者一块块，流萤般飞走。慢慢地我飘进深不见底的黑暗，没有一丁点儿光亮，没有颠簸，身轻如流如空完全没有了重量，只剩下思想。黑暗，消弭了方向，消弭了空间，令人昏眩。时间呢？这时我开始想到，那不过是思想的速度，是意义所需的过程……
然后慢下来，开始降落，轻飘飘地飘落，像尘埃……呵不，像思想，像思想终于找到了根据，找到了表达，或者也可以说是灵魂嵌入了另一种存在。
我的死命就这样开始。
但是黑暗并不阻挡什么，清澈的黑暗，如同深夜里依然清晰的思想。山川历历，芳草萋萋，林木葳蕤，流水潺潺——这些形容都是可以用的，这些感受都是有的，但仍不过是姑妄称之。黑暗并不阻挡什么，就像墙挡不住思想。
懵懵然之中我听到(不，不是“听”到，是感觉到，或者接收到)一个声音说(也算不上是“声音”和“说”，只是一种消息的传布)：“呵，他来了。”
随之有很多人围拢过来，飘浮在我的四周．嘁嘁嚓嚓地交谈。不，只是交流，并没有声音。我感觉他们的心情喜忧参半。
然后我周身一阵彻骨的寒冷，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拥抱了我，拥抱着我为我祈祷：可怜的灵呵，你已经圆满。你来了，在这无苦无忧的世界里，愿魔鬼保佑你，给你足够的耐心去忍受这恒常的寂寞，或者给你欲望，走出这无边的黑暗吧……
但是忽然他停止了祈祷，放开我，后退，惊讶地喊道：“怎么回事？他是温热的？”所有在场的人都来触摸我，慌作一团，飘动不已。
“不错，他全身都是温热的！”
“温热的？呵，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不可能。魔鬼保佑，不是在闹人吧？”
我笑了：“闹人？”。
这一笑吓得他们纷纷飘离，只剩下刚才为我祈祷的那个家伙还留在我身边。我问他：“你们说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他看着我，迷茫地飘动，像夜风中的一面旗。
我坐起来我想坐起来，但其实是飘起来，说：“我这是在哪儿？”
飘离的人们又都飘回来，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面面相觑，对我的话仍然没有反应。但我能懂他们的话。他们在互相问：“他这是要干什么？”他们在互相说：“他这样子可真像是神魂附体呀！”
我便以他们的方式传布(黑暗使我毫不费力地掌握了这种传布的规则)：“你们是谁？你们是什么人？”
这一回他们懂了，惊呆了，停止飘动，仿佛风也凝滞了。
他们呆愣了好半天才说：“我们不是人呀。”
这一下轮到我被惊呆了。大概我惊恐的样子很令他们同情，他们便又都飘拢过来，冷气袭人地抚摸我，可能是要给我安慰。
我说：“那，不是人你们是什么呢？”
“你呢？你是什么？”他们说，声音和飘动都变得无比柔和。“你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呀，不是吗？”
好像是这样，可是……我想了好一会儿说：“可是我有点糊涂。对不起，你们能不能提醒我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还有我，都是什么？”
就是这时候，他们说了(传布了)一个词。这个词不能写，这个词没有形象，这个词只能以他们的方式传布，在生之中没有与其对应的声音和文字，这个词的意思大致上就是“死灵”，就是死之中的存在。死之中“灵”的体现。就像人，是生之中“灵”的形态。
他们镶嵌在黑暗里，遍布于无限中，惟思想的呼唤使他们显现。他们的形象略显灰白，近似于光明中的照片底版，但无定形，就像变幻的云，就像深夜的梦，甚至像沉思、像猜想、像忧虑，像意识的流动不可以固定，但可以捕捉。他们随心所欲有着自己的形态，各具风流。
“死灵。”我把那个词翻译成光明那边的语言。
“死灵？”他们模仿着说，不解地看着我。
“因为在那边，”我说，“叫生灵，或者，叫生命。”
“生灵，或者生命。那边？那边是什么？”
“是生。是光明。是人间。”
我感到他们又都有些惊慌。
“怎么了，你们怕什么？”
“你总说‘人’。‘人’是传说中的一种炽热、明朗、恐怖的东西。”
我问：“是不是相当于那边所说的‘鬼’呢？”
“不不，‘鬼’虽然也是传说，但那是我们所崇敬的。魔鬼，冷峻幽暗，可以保佑我们……”
“我懂了，‘鬼’相当于那边所敬仰的‘神’。”
他们又笑起来：“不不不，‘神’是多么平庸！你可不要随便乱说谁是神，那是对死灵的轻蔑。”
我有点迷惑，不再说什么。
他们却似乎快活，飘飘荡荡地互相交流。
一个说：“太奇妙了，这真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
另一个说：“看来真有另一种存在，死之前，灵魂已经存在。”
我心里暗笑：你们可真会说废话。
又一个说：“是的，否则无法解释。也许，死之前，灵魂就已经在一种强大的光明之中，在那儿也有一个世界。所以……所以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
一个说：“他从那儿来吗？我们，是不是都曾经在那儿呢？”
另一个说：“会不会就是我们猜测的那种‘白洞’呢？有强大的发散力，使任何东西都不能回归，一切都在发散、扩展、飘离、飞逝，时间在那儿永远朝着一个方向，不可逆返……他会不会就是从那儿来呢？”
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在我身边飘来飘去。
“要是那样的话，他，”他们指着我说，“他也许是有欲望的吧？”
他们更加激动了，上下翻飞，浪一样起伏涌动。
很久他们才稍稍平静了些。一个死灵对我说：“你是不是要睡一会儿？”
“是呀，”我说，“你们把我搞得好累呀。”
“他累了。”“他说他累了。”“他说他要睡一会儿了。”“那就是说，他还没有圆满。”“就是说，有可能他还残存着欲望。”……他们好像互相传布着一个可喜可贺的消息，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喜。
“那就让他睡吧，”他们压低声音说，“我们走。”
“好了，你睡吧。”他们轻声对我说。
我很疲惫，很快就睡着了。没有梦，一点儿梦都不来，无知无觉一片空无，什么都没有。
一点梦都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醒来我觉得好像并不曾睡。并不曾睡却又怎么知道是醒来了呢？我坐在那儿呆想，才发现那是因为刚才和现在的感觉衔接不上，当中似有一个间断，有过一段感觉空白，这空白延续了多久呢？无从判断。只有感觉又恢复了之后，才能推断刚才我是睡了，而那一段空白永远地丢失了。
这有点像生和死的逻辑。我记得活着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睡了不再醒来，我怎么能知道我是睡了呢？如果我死了就是无穷无尽的虚无，又怎么能证明死是有的呢？我坐在那儿呆呆地想了很久，忽然明白：虚无是由存在证明的，死是由生证明的，就像睡是由醒证明的。
空无渐渐退去，四周随着思想的清晰而清晰起来。我发现我睡的地方一无遮拦，而且我是赤身裸体，没有铺盖也没有衣服。我慌得跳起来，找衣服。这时死灵们又飘来了，我赶紧躲到一棵树后。但是没用，透过树我可以看见他们，他们也一样看见了我——是的，正如墙壁不能遮挡思想。
“喂，你干吗这一副躲躲藏藏的样子？”他们问，“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不是吗？”
“可我的衣服，”我说，“我的衣服不见了，找不到了。”
“衣服？衣服是什么？”
“我总不能光着身子呀？”
“不能光着身子？那你要怎样？”
“衣服！衬衫，还有裤子！”我向他们比划，但他们完全不懂。
一个神色更为沉稳的死灵拨开众死灵，飘近我，郑重地问：“你是不是想要遮挡住自己？”
我点点头：“至少我得有一条裤子呀，这么光着算什么？”
“是不是，在那边，赤裸是一件很不得当的事？”
我说是的。我说：“在那边，这也是对别人的不恭敬。”
“就为这个吗？”众死灵大笑起来，“就为这个，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神色沉稳的死灵对我说：“别找了，白费力气，在死国你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遮挡。在死国没有什么可以遮挡，也没有什么可以被遮挡。”
“你看看我们，”众死灵说，“我们不都是这样吗？”
不错，他们都是一丝不挂。男死灵和女死灵都坦然地赤裸着，纤毫毕露，楚楚动人。
“这又怎样呢？”他们一边说，一边扭动、展示着十分性感的身体，“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应该藏到哪儿去呢？”“是要玩捉迷藏吗？把自己藏起来，再把自己找到？”“藏起来，难道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了吗？”“真有意思，相互看不见就是相互恭敬吗？”“再说，我们可有什么办法能藏起来吗？”他们轻松地飘转，嗤嗤地笑个不停。
那个神色沉稳的死灵，由于他以后的言行，我觉得他有点像牧师，但在死国并没有这样的称谓，所以我暗自叫他作ms。ms对众死灵说：“笑什么笑！别让他太受惊吓。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并未圆满他还保留着欲望！是呵，欲望，这正是我们期待的，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我看见ms望着无边的黑暗，朝向黑暗的极点或源头—动不动，仿佛双手合十，念念有词：“愿魔鬼引领我们走出这寂寞之海。感谢它给我们送来了欲望的使者。”
我看见ms这样念诵之后，死灵们纷纷跪倒肃然无声。我看见，不知何时，黑暗中聚拢了难以计数的死灵，飘飘漫漫铺天盖地，其实并无天地之分，那无边的黑暗就是由他们组成，他们就是无边的黑暗。
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但我记得在光明那边也有类似的情景，所以我在心里把那位神色沉稳的死灵叫作ms，这称呼未必恰当。众死灵跟随ms默默祷告的时候，我只好在他们中间飘来荡去。有—件事让ms说对了，我还保留着欲望，是的，保留着欲望——那些匍匐在地的美妙身体，让我兴奋，兴奋得想人非非……
以后的时光中，我大半和ms在一起，他领我漫游死国。
当然用不着车，也用不着走，用“飘”来形容也很勉强。在死国没有空间和时间之分，空间即是时间，距离不过是思想的过程，距离的长短决定于思想的复杂的程度。ms常常要停下来等我，我的思路跟不上他，死国的很多事我都还陌生。ms无所不知，惟光明是他的界线。在黑暗中他轻车熟路毫无阻碍，一不留神就离开了我，让我左顾右盼寻他不见，等他再回头找我时，见我还在原地冥思苦想寸步难移。这很像在光明世界里的考试，愚钝的孩子刚答出一半考题，聪颖的孩子早已交了卷跑去河里游泳了。也像一对谈不拢的夫妻，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梦中的两个世界相距何止千里万里！但在死国神貌合一，神离即是形离。
但光明是ms的界线。光明，是死灵思之不及的地方。光明之于死灵，正如死域之于人间吧。
尤其欲望，让ms着迷，让他百思不解。
“总有些事，你想做可一时又做不到吧？”我提醒他。
“想做又做不到？”他愣愣地看我，“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想有很多钱，可你没有……”
“什么钱？”
“钱可以换来你想要的东西。有了钱，你想要什么就可以买来什么。”
“换？买？什么是东西？”
“比如说你饿了，想吃点什么，你怎么办呢？”
“饿是怎么回事？什么是吃？”
“你难道没有饿过？你没有过饿得浑身没有力气的感觉吗？”
“没有。我想你是说补充能量吧？那你补充就是了，只要你有补充能量的意念能量就已经补充了。你到死国这么久了，这一点还没有发现吗？”
是呀，自从我死后我还从未有过饿的感觉。
“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钱，”他说，“什么是换和买，什么是饿。还有，浑身没有力气是怎么回事呢？”
“就像生病了似的。你生过病吗？”
“生病？”他抱歉地笑笑，看着我。
我明白了，死国是不会生病的，病极也就是个死，死当然就再无病可生。“那好吧，再比如，你们是不是也都想有个家呢？”
“对不起、家？你最好再解释一下。”
“简单说吧，有一处封闭的地方，一座房子，四壁围拢起来的一处空间，你和你的亲人住在里面，其他死灵不得侵犯，不能随便进来，偷听和偷看也都是违法的，在那里面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怎么，这你还听不懂？你不是有点弱智吧？直说了吧，假如你和你妻子做爱，你们总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吧？”
我这话音一落，ms忽然不见。我想过一会儿他会回来找我的，可是等了很久仍不见他的踪影。这时我感觉周围蒙蒙地有些亮色，不知从哪儿又传来风声，传来悲伤的啜泣，有人在叫喊，叫喊着我光明中的名字，有金属器械轻轻地碰响……随着那蒙蒙的亮色越来越大，我感到身体越来越沉重，胸口憋闷，一阵温暖袭来……这感觉很熟悉，这感觉非常熟悉呵——噢，大概那边正有人在抢救我回去吧？但我此时好像并不太想回去，好不容易才摆脱了那份肉体的沉重我真是不想再回去，至少我不应该就这么与ms不辞而别……呵哈我知道了，我懂了，这一回是我飘离了ms！我的思想走到他不能走到的地方了，他不能到这儿来，他不能接近这蒙蒙亮色，正如他不能理解欲望。他还在黑暗深处。可我怎么回去找他呢？在死国，思想的差别就是形体的距离，是呀，一定是我刚才的话把他搞昏了，什么封闭呀，四壁围拢呀，亲人呀，还有侵犯、偷听偷看、违法、大庭广众和众目睽睽……这些他都不可能懂，他一定还在大惑不解中团团转，寸步难移。我必须循着死国的思路，才能回到他身边……这样一想，蒙蒙的亮色渐渐消退。我再想，死国是没有房子的，在死国是无处躲藏的，连山川和树木也都是黑暗透明的，一切都是无遮无拦，当然那也就无所谓自由和不自由……我这样想着，便回到了黑暗深处，看见ms就在近旁。果然不出所料，他还在那儿冥思苦想呆若木鸡。
“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众目睽睽到底是什么？”
“就是别的死灵都看着你。”
“他们看着我难道不好吗？”
“我是说，比如当你和你的女死灵交欢的时候。”
“我的女死灵？好吧，就算是我的，那又怎样？不让他们看就是欲望了吗？”
“那倒也不是。可是，那样的时候难道可以让别的死灵看吗？”
“当然，要是他们愿意。再说他们为什么—定要看？”
是呀，为什么？我真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那是怕人看的。”我说，“那样子有些丑，虽然丑但还是有很多人想看。也有人说那其实很美，但是说美的人还是要躲藏起来做爱。”
ms说：“你说——爱！是吗？这个词我知道。这在历史上有过记载，在远古时代的死国曾经存在过爱，可现在早已经没有了。现在的死国，最多也只有交欢。”
“仅仅是为了繁衍吗？”我想到了光明世界中的鹿群，在秋天的山野里，在丰沛的河流两岸，像节日一样聚众交欢。
“不不，那只是为了抵挡一下寂寞，死国并不需要繁衍。死灵据说都是从光明突然来到黑暗，只不过在途经忘川时洗净了一切记忆。”
“我好像不是这样嘛。”
“你是个例外。很可能你躲过了忘川，所以还保留着欲望。这样的事在死国的全部历史上也是寥若晨星，所以我说过很难得，千载难逢。好了，话说回来，我还要请教：做爱，为什么要害怕众目睽睽呢？”
“很可能…因为…哦，大概是这样：那是—个人最软弱的时候，一个人要求于他人的时候，—个人和另一个人自由敞开心魂的时候，但又绝不是能被所有的人都理解的时候。所以，所以你和你的爱人走进自由的时候你们同时要小心众人的目光。”
“为什么？”
“因为软弱。软弱，多么可笑。”
“可笑？你是说软弱可笑？不不，那是最珍贵的呀，求之不得的。当你感到软弱、孤独，你才能真正体会爱，真正享受到爱。尘封的史书有过这样的解释。只可惜我们能够读懂，却已无能进入那样的境界了。死国世风日下，一切都已圆满，软弱和孤独—去不再。我们只能到戏剧中去模仿那样的境界。”
我的思路跟不上他，ms又飘离了。
过一会他回来，神色严峻地对我说：“请跟上我的思路、跟上我——圆满并不意味着无缺。对，这样想，圆满并不是无缺，请你重复我的话。”
瞬间我们来到一处湖边。湖波荡漾，山林环绕，溪流像一匹黑色绸缎婉蜒林间，潺潺注入湖中。湖岸上，树林里，若干对男女或相拥而卧，或嬉笑追逐……如在光明中的婚床，肆意交欢。他们变幻的形体风雨般任意飘摇，相互融合，相互吸吮，浪一样相互拍打、冲撞……舒腰鼓臀叠胸交股，无拘无束，炫耀其千姿百态，鼓动其万种风情……他们互相并不规避，甚至相互坦然观望。
我想起了光明中的荒野，秋风，和鹿群赴死般的交欢。
“呵，多么自由！”
但ms说：“可你没看出问题吗？”
“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在光明那边这是无法想象的。”
“呵，我不知道你说的自由是什么，可这仅仅是戏剧。是呀，寂寞之极的戏剧，他们只是用形体在模仿那传说中的相互敞开和相互依恋，但其实办不到，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敞开，形体早已无遮无蔽，心魂也早已没有秘密可言了。”
“为什么？”
“因为死灵们都已圆满，没有阻碍，没有困苦，没有罪恶，没有疑问。死灵们心心相通，无我无他。我们甚至可以在时间中任意来去，因为思想的速度远远快过时间，想象便到未来，回忆便是过去。”
“可你刚才不是还说‘圆满并不是无缺’吗？”
“是呀是呀，可是圆满……”ms叹道，“它让我们丢失了欲望。欲望！”
沉默了一会他又说：“慢慢你会懂的，你会明白，那是怎样的寂寞。寂寞得就像似被嵌进了岩石，就像似被铸进了均匀的时间，寂寞得快要让整个死国都发疯了呀……所以，所以我们指望戏剧，我们模仿软弱，模仿孤独，模仿激情，模仿着相互敞开心扉的感动。但只是模仿，只能是模仿。你看呀，你看死灵们的动作多么机械、标准、规范，多么呆板，因为那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呀！毫无办法。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在尽力摆脱成规，但是摆脱成规如果成为目的，一切又都成了刻意的安排，刻意安排还能有什么惊喜和快乐？还能有什么新奇的发现？心魂就像被做成了一个环，圆满，绝没有缺口。寂寞，永远的寂寞。因为，真正的创造需要的是欲望！欲望呵，你懂吗？可他们没有，早已经没有了，没有欲望，没有惊奇，没有激情……”
“怎么会呢？”
“因为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到的。因为圆满。因为我们与这黑暗毫无差别。我们就是黑暗，就是这无边无际。没有神秘，没有未知，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他们早已看见，下一分钟是什么，明天怎样，我们了如指掌。”
我再看那些交欢的死灵。确实，他们的动作总是显得僵硬，虽然叠胸交股却似按部就班，虽然相互冲撞但没有颤抖，呻吟只是发自喉咙，仿佛一句规定的咏叹。所谓千姿百态风情万种也都像服从着某种预定的程序，让我想起光明中士兵的操练。
“你们干嘛不回到过去呢，回到死国有欲望的时代？”我带了几分讥嘲地问，“你不是说你们已经无所不能，能够在时间中任意来去了吗？”
ms叹一口气：“你应该已经懂了呀，在死国所思即所行，不可思议就寸步难移。丧失了欲望，可怎么回到欲望的时代？”
“那是从什么时候？”
ms呆愣着，呆愣了好一会，神情中渐渐显出沮丧、颓唐，或者还有自嘲。
“那可能是因为一次伟大的成功。”他说，“在死国历史上的某一时刻，神降福于死国，死灵们的千古梦想忽然实现，我们走进了极乐，所有的死灵都在那一刻超度了苦难，洗净了心灵，断灭了贪念和恨怨。我们身轻如风，行走如思，水复山隔都不存在，天涯海角霎时便在眼前，正如你看到的，在黑暗中我们无所不能。我们甚至无需语言，只靠思想便已相知相通，互相毫无隔膜……我们仰谢神恩，感谢他伟大的馈赠，举国庆祝，多少天多少夜不停地狂欢，是呀，我们疯狂地享受欢乐，周游八方，奇思妙想无不可及，正像你说的。随心所欲……”
“然后呢？”
“是呀，你问得好，然后呢？可我们已经没有然后了呀！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在圆满上……不错，我们饱享了一阵无苦无忧的时光，可是然后！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寂寞降临了，寂寞就像在一个环中流动周而复始，寂寞就像这黑暗一样充满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心魂，毫无遗漏，密不透风……一次伟大的成功一次旷古神恩把我们送进了永无休止的圆满，和寂寞。就这样。就是这样。死灵们再不可能有困苦，再不可能有好奇，再也不可能有激动和兴奋了。开始我们还以为这是一时的，不足为虑，谁知漫长的时间从此只剩了重复。对无所不能来说，一切都是陈旧的，再没有过去和未来之分。我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试图粉碎这神恩。所以他们告诉过你，在死国，神被看作是一种平庸的东西，平庸至极！它使我们无所不能吗？不，其实它使我们寸步难移！但是……但是粉碎圆满是可能的吗？麻烦就出在这儿，圆满是无懈可击的呀，无懈可击！所以我们呼唤魔鬼，重新给我们残缺吧……”
“可这就是欲望呵，ms！”我紧紧抓住他，仿佛要摇醒他似地喊，“这不就是欲望吗，ms？你可真是骑着驴找驴。”
“但这是一个悖论。”ms凄苦地一笑，“欲望着欲望，恰恰是因为没有欲望。”
“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想，欲望着欲望，恰恰也就有了欲望。”
这一回轮到ms紧紧地抓住我了：“是吗？告诉我，我们怎么办？”
我迷惑地摇摇头。
ms却像似有了一点希望：“现在你来了，死国终于吹来了一点新奇的风。你温热的身体还保留着欲望，你要保护好它，切莫被圆满所诱惑，切莫也掉进这恒常的寂寞中去。呵，你不要不以为然，神恩实际上是最富诱惑的呀，还有什么比无苦无忧全知全能更具诱惑的吗？”
远处，湖岸上的戏剧已近尾声。死灵们相继停止了动作，既无疲惫也无欣喜，惟一脸徒劳无功的沮丧，就像一个乏味的笑话讲完了，或者一个浅薄的幽默刚一开始就露了底。草地上，树林边，他们默坐呆望，不知在等待什么。
ms说：“有时候，我们甚至渴望罪恶，盼望魔鬼重新降临死国，兴风作浪，捣毁这腻烦的平静，把圆满打开一个缺口，让欲望回来。让神秘和未知回来，让每个死灵心中的秘密都回来吧，让时空的阻碍、让灵与灵之间的隔膜统统回来！”
无边的黑暗中响彻ms的哀告，风一样散布开去，又风一样被湮灭掉。
“也许，ms，我就是魔鬼遣来死国的使者。”
ms半晌不语，似有所思。
我望着湖岸上的死灵，心旌摇动。女死灵们个个妖艳，我不信她们会不善风情。
可ms叹道：“只是，只是我又怕满足会把你的欲望磨光。”
“怎么会呢？”我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你放心吧，那不可能。”
ms思付良久，目光一闪终于下了决心：“那么就拜托了。愿你的欲火能够燃遍死国，那样的话，所有的死灵都会铭记你的英名。”
我有点临危受命的感觉，甚至是慷慨赴义的凛然。但是说真的，我可没有那么纯洁。
随后在湖岸上发生的事令人难于启齿。其实不说也罢，光明中的人们不说也懂——“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可是黑暗中的死灵呵，唉唉，完全两回事，跟他们说什么也没用，他们压根就不懂。你怎么教，他们也还是笨手笨脚毫无灵感。话说回来，那样的事能教吗？那不是一门技术呵！他们倒都谦虚好学，一副求知若渴的样子，你要他们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一丝不苟。他们一边抬眼看着你，一边在身下模仿着干他们自己的事。老天爷呀这是怎么了，猪都不至于这么笨！植物都不至于这么笨！不错不错，他们确实聪明，教什么会什么，但一律都像盗版，我的奇思妙想在他们那儿立刻变为成规，我的放浪不羁在他们那儿立刻被处理成程序。
我冲他们喊：“你们他妈的就不能有点儿自己的想法？”
他们齐声问：“我们他妈的应该有点什么想法呀？”
“我怎么知道你们想什么？这不是钻井采油，用不着狗日的万众一心。”
“那，狗日的你在想什么呢？”
一群傻帽，连语气都在模仿我。
我说：“我想什么关你们屁事！这事要靠你们自己的想象。”
他们又一齐问：“想象？想象是什么呀？”
“是一群猪，要么就是一堆木头！”我气急了。
他们可倒乖：“到底是猪，还是木头呢？”
完了完了，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弄得我意趣全消，激情荡尽。我停下来，坐在草地中央气喘如牛，满心沮丧。
ms在远处紧张地望着我，我想起了他的重托。
“各位，”我说，“请不要把这事当儿戏，这可是关系到死国的未来，关系到死灵们的前途，关系到你们能不能走出无边的寂寞。”
我这话音一落，死灵们纷纷飘拢过来，满天满地的严肃，全部黑暗都仿佛凝滞了，那情景就像光明中的万千信徒走向神坛，怀着敬畏聆听圣言。
说真的，那一刻我被感动了，我想说不定我就是死国的救世主吧？我不应该再有什么保留，解救死国的重任已经落在我的肩上。
我喘够了气，择去沾在身上的树枝和草叶，重新抖擞一下精神说：“你们问我在想什么是吗？好吧，我就告诉你们。很简单，我一心要在自由的时刻违反常规，和我的爱人一起，蔑视一切尘世的规矩，践踏所有虚伪的礼节。我要让我的爱人真正地看见我，看见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我的软弱和我的狂放，看见我肉体深处的心魂，我们要互相真正地相见，一同揭去平日的遮蔽。我们借助身体的放浪互相诉说，倾听，靠那崭新语言领我们走入禁地，走入无限的可能，打烂众目睽睽所圈定的囚笼，粉碎流言蜚语竖立的坚壁，在无遮无拦的天地间团聚。在自然里，在旷野上，在风雨中，做我们爱的祭祀，实现悠久的梦想。你们要知道，那也就是苦难的祭祀，感谢它，感谢苦难给我们的机会，领受爱的恩典。苦难不是别的，苦难正是心魂的相互遮蔽。我们生来就是残缺，我们相互隔离、防备、猜忌，甚至相互仇恨、攻击，但是现在，在神的圣名面前，在亘古至今的梦想中，我们随心所欲地表达我们相互的期求……”
但是忽然我又飘离了，ms和所有的死灵立刻都无影无踪。慢慢地，我又看见一丝光亮，听见金属器械轻轻碰撞的声音，还有呼喊和风声……这一次我不再惊慌，我知道，只要我向透出光亮的那个方向挣扎，我就可以重返人间。
但是，我想回去吗？
我犹豫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心里有点明白，心里仿佛荡开一股暖流，亲切和热情，像远行游子的思乡那样，思念光明。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ms来到了我身边，来到了接近光明的地方。
“你怎么来了？”
ms忿忿地嚷着：“你对他们说的可都是些什么呀先生！什么苦难呀、梦想呀、残缺呀……死国没有这些玩意儿，没有一个死灵能听懂你的话！别忘了这儿是死国，恰恰是圆满，是至善至美把死国拖进了无边的寂寞……”
“ms你等等，”我打断他说，“可是你听懂了呀！”
“我？”
“你听懂了，所以你来到了这儿。不是吗？”
ms一下子呆住了，愣愣地盯着我。
我说：“你看呀，你看见了什么？光明，那边，对，你已经接近了光明！”
远处的光亮越来越大，风声越来越响，光明正冲淡着黑暗，风声搅乱着寂静。ms呆呆地望着光明膨胀的方向。他的肉体也正从黑暗中脱颖而出——似乎由抽象凝为具体，从无限画出边缘。他不再飘动，稳稳地站立。他的样子仿佛有些冷，有些惊讶，有些迷茫，但又似摆脱了浑浊之后的清朗、兴奋、生气勃勃，让人想起那副著名的画——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果然，就有一片无花果叶子飞来，遮住了他，遮住了他的丑陋或者竟是他的美妙，遮住了他的欲望……
光明大片大片地吞噬着黑暗，风声扫荡寂静。我的身体沉重起来，越来越沉重，有什么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拼命挣扎，挣扎……挣扎的过程中我甚至有些后悔了，也许我还是应该留在那寂寞之中不要回来。所有光明的记忆又都回到了我的心里了，我是不是值得回去？我想问一问ms，他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已经领教到欲望的沉重？但是我看不见他，不知道他在哪儿……
“呵老天爷，你可算醒过来了！”我听见有人说。
“别动别动，你还不能动呀。”
“你要不要喝点水？”
“或者，吃点儿什么不？”夕阳的光芒，一大片，血红明亮地映在白色的墙上。风，渐渐疲软下去，有一搭无一搭地喘息着。
“这是哪儿？”我问。
“这是医院，手术室。”
“手术室？为什么是手术室？”
“你是从死里回来呀！知道吗？”
“好了好了先别问了，你总算是活过来了，这就好。”
这时，忽然有一阵强劲的婴儿的啼哭传来。
“那是谁？谁在哭？”
“是隔壁，大概是隔壁有个孩子刚刚出生。”
“呵，他来了。”
“谁？你说是谁来了？”
我想，是ms。当然，他即将有一个尘世的姓名。
白色的纸帆
我把五个候选人的名字依次写在统计表上——五个陌生的名字。第一个是警察，这我记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其中有一个是诗人，但忘了是第几个了。管他！反正都一样，五个人之中无论哪三个中选，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一件工作、一个费尽周折而谋来的职业而已。是人都得有一种谋生的方法。
窗外的夜来香蔫了，只一夜。三十年，好像也只是一夜。扒在墙头上看大人们投票而摔伤了腿的事好像就在昨天……爸爸异常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妈妈小心地给我包扎伤口。我问爸爸为什么没去投票，爸爸不言语。我又问妈妈，妈妈说已经投过了。“我呢？”“你还小。”……然而，好像只一夜，我已经老了，三十岁，一脸皱纹，就象窗外那朵夜来香。珍珠霜没用。
老江把红色的票箱抱进来，又阴沉着脸出去了。为了那个疯子投了票的事，他一定是后悔了，后悔当初不该管爸爸的闲事——我终于能“困”退回来，并且在这间明亮的办公室里有一席栖身之地，全是靠了老江。不，全是靠了爸爸有幸为他的老上级镶了一口好牙。
“都调查过了，那个疯子肯定是去投了票。”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肯定？肯定投进票箱了吗？”问话的是老江。
“没办法了，看见的人很多。”
老江叹了一口气。
“到处都当笑话在传，说他投完票还背了一段语录，背的是‘你们要关心国大事’。”
为了这件事，爸爸昨天晚上冲我大发雷霆。“刚上了两个月班就出这么大的错，你把我的老脸丢尽了！”“让你的老上级把那口好牙吐出来，我再回我的小山沟去！”我毫不示弱，从厨房里探出头冲爸爸喊。“混账话！”爸爸拍桌子。“狗崽子话！”我说。幸亏爆葱花的声音更大些，爸爸没听清。妈妈慌忙把爸爸往里屋拉。爸爸还在喊：“三十岁的人了，整天昏头昏脑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想着我的梦……还是踌躇着，不敢走向那条小河，不敢走向河边的那片草地，河对岸的那座灰楼。但我已经望得见它们了，听见了小河的“叮冬”声。那儿藏着一个十六岁少女的梦。
十几年了。每次梦中，小河还是闪着星光在我身旁流过，虫叫、蛙鸣、夜露清凉……他从三层楼的窗口顺着绳子溜下来，学着蛐蛐叫，带着满身汗酸味摸到我身旁……“你比我大八岁。”梦里我总是重复着这句话。我跪在小河边的草丛中，用衣袖给他擦拭那支闪亮的长矛。他就双手垫在脑后，仰面朝天地躺在我面前。我竭力想看清楚他的脸，但月亮落了，太阳还没有升起。他揪住我垂下来的辫梢：“没办法，只有天亮前这一段黑暗是咱们的。”他的声音圆润，轻柔。“你比我大八岁。”我又说，心里觉得委屈，似乎“八岁”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用一根小草把我的两根小辫扎在一起，“你一定很漂亮。”他说。他慢慢地扎，揪得我有些疼，笨拙，可是认真。“没办法，天一亮他们就要开枪。”我说。“小妹妹，如果我死了，我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他的声音忽然变得虚幻、缥缈、象草叶上吹过的夜风。我急得要哭：“不，你不会死，你才二十四岁！”“我在那些星星上等你，你还来给我们送馒头，避开一‘红团’的封锁……”他的声音飘远了，飘进了没有尽头的黑色的宇宙。就在那一霎，我看见了他的脸，但那是一张象老柏树皮一样的老人的脸，满头白发，弓腰驼背，无声无息地织补着一张破旧的渔网……
“准备好了吗？”老江在桌子那边坐下，老花镜上级挑着一双严肃的眼睛，总使人觉得他不曾有过童年。
我把统计表往他眼前推了推，又用钢笔扒拉回来。
他从票箱里掏出一张选票，沙哑着嗓子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怎么，第一张就是我的？投票那天很忙乱，本想再问问第几个是那位诗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诗人信不过），但没来得及，便顺手在前三位名下画了圈。也忘了第一个是警察。
“以后什么大事也不能交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去干，我早说过。”老江擤擤鼻子，愤愤地嘟嚷着。“普选试点这么大的事……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又在前三位名下画上一横，看来图省事的并不止我一个。
“也许还能把他那张选票找出来？”我说。
“别作梦，姑娘，这是不记名投票。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懂吗？你怎么找？”
但我已经走到小河边了。为了给对岸那座灰楼里的选民们送去选民证，我竟轻易地踏进了这片梦境，轻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十几年中，每次探亲回来都指望能在无意中看见你们，但每次又都绕道而行。想作那个美梦，又怕再作那个恶梦……
草丛显得比过去低矮、稀疏，细细的河流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暗红色，疲倦地流着。没有虫叫和蛙鸣，连青苔和泥土的气息也显得淡薄。河上漂着从化工厂里冲出来的废塑料商标，飘散着一股铁锈味。太阳正骄横地灼烤着大地，空气在地面上颤抖。
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正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蹲在对岸的荫下，低着头往河里放小船。一排纸叠的小船，五颜六色，象道彩虹，还都扬着一面白色的纸帆。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数着，小巧的食指伸得很直。
船队在水面上悠悠地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小姑娘踮起尖久久地眺望，风吹开了她的小褂，露出鼓鼓的小肚脐。“它们到哪儿去了呀？”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喃喃地说。
灰楼的每一扇玻璃窗都在燃烧，使人觉得不安宁。我寻找着们经常在那儿相会和分手的那片草丛，记得那儿有几株不知名灌木。既然来了，就不如找到它们，即便是恶梦。人有时候得命。是我自愿来的，我向老江要求，让我来给这座灰楼里的选发选民证。也许是因为书包里这些白色的卡片可以安慰楼顶上片深深的弹痕？十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星星跟着我走到这儿，我是自愿来的。我蔑视爸爸妈妈的劝阻，决定支持被包围在这座楼里的“革造”派。十六岁！十六岁并没有很多观点，十六岁、右派的女儿只是想以不同寻常的英勇行为获准参加到伟大的动中去。只有受压的组织才肯收留一个右派的女儿，十六岁都以作出这么有远见的判断了。……背着馒头和咸菜，避开戒备严的大道，从小时候捉迷藏时发现的那条秘密的小路走来，荆棘和酸枣刺划破了衣服和胳膊……在草丛中爬，露水从草叶上滚到衣领里——姥姥说过，那是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小姑娘的泪。小姑娘躺在草地上对着月亮思念死去的父亲……没有月亮，只有星，我祈求每一颗星星，让我碰上一个好人吧！一个象洪常青或者卢嘉川那样的人，他能把我带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伟大革命洪流就在小河那边。就象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
她曾多少次遗憾自己生得太晚呀，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心不爸爸妈妈那样的人，正像她非常看不起于永泽那样……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听见没有？！后两个是叉。”
前三位名下已经有十好几个“正”字了。
“年轻人应该多把脑子往工作上用，你说呢？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爬到了那几株小灌木旁，我喊：“同志们，我给你们送馒头来啦！”四周响起了枪声。我扑倒在草丛里，把馒头压在身下，就象子弹会把馒头打死似的。“把‘红团’的火力引到这儿来！”楼顶上传来一个勇敢的声音。真象样！
是他喊的，后来他终于承认那是他喊的。
……我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跳起来，辀过小河，冲向灰楼。如果有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我的胸膛，后人还会唱起那支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她当时就是那么想的，那个穿着用从商店里买来的绿布做成的“军装”的小姑娘。
……一个黑影把我扑倒，“别咬，小妹妹你别咬，是自己人。”
那声音粗犷又亲切。自己人？我委屈地哭了，一半是因为有了“自己人”，一半是因为想起了妈妈大概正四处找我呢。“我死了吗？”我听见我低泣的声音。他“吭吭吭”地笑了，把我抱到墙根下，一股劲说：“真行，小妹妹你真行。”我多么愿意有一个大哥哥呀！可我没有，我只有一个右派的爸爸。妈妈只会叹气，弟弟妹妹还不懂得人生。我不想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他的胳膊真有劲，热乎乎的一股汗酸味……
“不是吹，干了这么多年工作，哪怕是一丁点小错儿，我老江也没出过。前三个是圈……”
“其实，多一个精神病人的选票又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没想说出声。
“这是法律，姑娘！疯子和傻子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老江一挥手，险些把票箱碰翻。
“我是说，反正不会影响选举结果。”
“可选票是有数的，多出一张来怎么向上边交待？后两个是叉……再说上边已经知道了。写个检查呗，我老江这辈子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小姑娘在每只船篷上都插上一面白色的纸帆。又一支船队下水了。
“它们要开到海里去了吧？”小姑娘仰起脸来问那个光着膀子的大汉。
大汉不言语，只顾低头重新叠一只纸船。
小姑娘又站起来眺望。又一道彩虹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
“开到海里去了。”小姑娘忽闪着梦一般的眼睛，小嘴张得圆圆的，打了个哈欠。
大汉连头都不抬一下，似乎他只醉心于造船，似乎他相信河流会稳妥地安排小船的命运。这是个不会带孩子的父亲，要不就是个哑巴。
灰楼里传出李双江的歌声。在他常常溜下来的那个窗口，一个妇女正在晾尿布；在另一个他常常溜下来的窗口，坐着一个老人。“再见吧妈妈，假如我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我浑身发软地坐倒在草地上。他的妈妈如今陪伴着什么呢？
……他把一个装得厚厚的信封塞在我手里，“帮我寄封信好吗，小妹妹？”他说。“给谁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担心，十六岁少女的心在“突突”地跳了。“给妈妈，我已经有半年没接到妈妈的信了，给她的信也寄不出去……”他趴在草地上，用长矛在地上挖着。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觉得他在竭力不让泪水流出，因为他的呼吸有些颤抖，许久许久不出声。“会有人照顾你妈妈的，”我说。我是想安慰他。“没有，妈妈只有我一个，她盼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她身边去。”连星光也没有，乌云推迟了黎明，我们趴在草丛里，比每夜都呆得久。“她在小岛的岸边，每天织捕鱼网，网丝就象她的白发……你见过海吗？”“海是蔚蓝的？”“海经常变幻颜色。”“金色的海滩上有很多漂亮的贝壳吗？”“你爱吃螃蟹吗？我们那儿可多了。”“我有点怕，可我爱吃椰子。”“你见过木棉花吗？红得象火。”“海风呢？很清新，鼓起点点白帆，是吗？”“有时候也很凶猛，海浪也会吞没渔船……爸爸就再也没回来。”“解放前？”“不，他那只小船大小了，又不结实。”“你害怕过吗？”“你是说海？”“不，我是说‘红团’派向你射击的时候。”……灰黑色的夜雾在草地上飘荡，我们互相挨得近些，更近些。只有小河“叮叮冬冬”地流着，像我们的心声……楼上有人学蛙鸣，催他快些回去。天快亮了。他爬起来，背起那袋馒头，“如果我死了，妈妈最终会理解我的，她会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的，”他说。他“哗啦哗啦”地淌过小河去。我把厚厚的信封贴在“突突”激跳的胸前。他正是少女心中那种为了理想献身的英雄。我想象着他的模样，像洪常青？卢嘉川？还是像牛虻？
“注意，你想什么呢！”老江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知道你就得记错。”
“没错儿，前三个是圈。”我说。
“这回五个都是叉！”
跟五个都是目的效果一样。刚才有一个五个都是圈的。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老江那单调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是说不唱票了吗？”我问。
“这不是在唱吗？”
“我是说公开唱票，向所有的选民。”
“不该你管的事你倒是挺能动脑筋，”老江哈了哈老花镜的镜片，用衣角擦着。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精神病投票，你这漏子还嫌惹得小是怎么着？”
“你不在船帆上写几个字吗？”小姑娘对那个大汉说：“爸爸活着的时候就写。”她趴在他背上，用纤细的手指轻轻地理着他蓬乱的头发。原来他不是小姑娘的父亲。
“写什么？”
哦！大汉的声音就象唱机的速度突然变慢那样，暗哑、呆纯。他也不是哑巴。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又翘起手指数小船。“你干嘛老是叠五只呀？”她凑在大汉的耳边问。
“你五岁。”大汉说。
“它们开到海里去么？”
大汉不言语。
“不，海很远，纸叠的小船开不到。”我向对岸的小姑娘说。
小姑娘却不以为然地白了我一眼，那意思是：我问你了么？！然后，她又摇晃着大汉的胳膊：“是开到海里去了，是！”她撅起嘴，甚至要哭了。大汉低着的头终于点了点。
小姑娘满意地长吁了一口气，偎依在大汉膝旁，托着腮，望着河水。
“您不能糊弄她，孩子什么都当真呢。”
大汉向我仰起脸来。唔！我一脚险些踏进河里；他的眼神呆滞、阴冷得怕人，嘴边还挂着涎水。
电话铃响了。老江对着话筒“哼哼”了两声，忍气吞声地挂了电话。“事惹大啦！”他斜了我一眼，嘟囔着：“全知道了，试点，试出个疯子选举的点来！”
“是我干的，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我说。
“你承担又怎么样？这个试点归我负责。上边也是瞪着两眼说梦话呢，一定要把那张选票找出来，挽回影响。”
“怎么办？”
“实在没辙，随便找出一张来，就说是那个疯子的，妈的，反正都一样，活人别让尿憋死。喂，别发愣。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走进灰楼，走上楼梯。楼梯两边的墙上，“打倒刘邓陶”的墨迹依稀可辨，只是上面又多了一层粉写的骂人的话，证明这不是“革造司令部”了。什么时候改成家属楼的？我忽然意识到，我终于走进这座当年那么令我神往的楼里来了。……“不，今晚我就不回去了！”我生气地甩开他的胳膊，想要趟过小河去。他一把把我拉倒在草丛里：“不，我不许！”“你！你不是卢嘉川，你是于永泽！”少女的秘密就这样泄露了。他紧紧地搂住我。我听话地在他怀里抽泣，咬他粗壮的胳膊：“‘红团’马上要总攻了，我要和你在一起，死，死在一起。”“不，你不能死……”“那你呢？”“我？我也不死……我要回到海岛去，妈妈在等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我点头，使劲点头，把嘴贴在他厚实的胸脯上，堵住哭声。我枕着他的胳膊，梦想着海……星星快要灭了，楼顶上又传来催促他的咳嗽声……
昏暗深长的楼道两边交错地站着两排火炉，像是仪仗队，像是在标榜那是一个家。我差点撞在垃圾箱上。二氧化碳的比例肯定不小。幸亏楼道两头的玻璃窗早已荡然无存。我翻开选民登记册，敲着每只炉子旁边的门。
“这是您的选民证，要认真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我微笑着说。
“当然当然，这是党给我们的光荣权利。”选民微笑着说。
“这是您的选民证，光荣的权利要认真行使。”我微笑着说。
“这权利是党给的，来之不易，当然当然。”选民微笑着说。
下回再有这差事，不如带一台录音机，把那几句话事先录好，到时候一放就行了。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微笑怎么办呢？也许能用电针机？在针灸科见过那玩意。需要在颤动的肌肉上刺进银针，接通电源，还可以控制微笑的频率。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老江也需要一台录音机。
“您只要说‘同上’就行了。”
老江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继续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随他去吧，他宁肯要一种低效率、高强度的工作方法。光是引进先进技术可没用。比如，用录音机就对付不了一些特殊情况……
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老太太抬起浑浊得发灰的眼睛，问我：“姑娘，这证儿从几月份开始用？这个月有芝麻酱吗？”……那个象宾努亲王似的不住地摇头的老头儿，仔细查看了选民证，慨叹道：“这回一人一个就好了，要不我家人口多，按户供应的东西总要吃亏……”
楼下乱哄哄的，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在楼梯拐弯处的窗口，我探出头去。
“噢！背一段，背一段最高指示！”
“背一段，背一段给你说个媳妇儿！”
一群冒着烟儿的小伙子正围着那个大汉寻开心。大汉蹲在河边，大惑不解似地呆望着众人。彩色的纸片从他膝上飞开了，飞得到处都是。小姑娘哪儿去了呢？
“背呀！背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受罪很有必要……”一阵阵尖亮的口哨声和笑骂声。
大汉猛地站起来，喊道：“你们胡说！”声音仍是那么喑哑、呆钝。
“那听你的，”一个穿花格衬衫的小伙子冲众人喊。“别叫唤了！听‘决裂老兄’的高见！”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一字一板地背起来。
“听说他当年还是‘彻底决裂’的典型，上过报纸？”我问老江。
“谁？”
“那个精神病，投了票的那个。”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一听说当时他父母拉他的后腿，他还把‘战友们’召集到他家里，做二老的思想工作？”
老江向我抬起一脑门皱纹：“工作的时候就只想工作，嗯？”
老江曾经是知青办的头儿，我差点给忘了。
“听我那个老首长说，你父亲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你应该象他那样对待工作。总想别的事，工作上非出错儿不可。”
象爸爸那样认真地当二十年右派吗？还是象您的老上级那样，认真地被人把牙齿打掉？象爸爸那样认真地给他镶一口好牙？然后认真地跟他说“我有个女儿在云南”？然后您老江认真地打开后门？我认真地报上户口，就象过去认真地写过十遍人党申请书那样？也许就是您那位老上级当年认真地把我爸爸划成右派的吧？当然，把我爸爸划成右派的那个人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真地跳了楼……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汉认真地背着。
我想哭，哭我这碌碌无为的而立之年么？
……星星特别多，银河像一缕轻烟横过深蓝深蓝的天。我们最后一次趴在草丛里……“你去建设新农村，消灭三大差别，”他抚弄着我的头发说。“你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我说，用头使劲顶他那结实的胸膛。“这样，在我们死的时候……”“不，你答应过我，你不死！”“当然，三天后我们就能突围。你不会忘了我吧？”“你坏，让你坏！”我掐他的胳膊，“嘘——疼了吧？”“你去吧。”
“毛主席的号召，我必须去，我愿意去。”“我不会拉你的后腿，”他笑着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你还说！”“我是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我当然相信！”……
“别他妈总背这一段了！唱一个，唱一个！”
大汉唱了起来。“是那山谷的风，吹硬了我们的翅膀……”
唔！我们这一代人都曾为这样的歌声激动过。还有那支歌：“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车厢里满载着年轻的朋友们……”在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就熟悉这些歌了，憧憬着戈壁滩上的红柳，云南的橡胶林……
大汉唱着，呆滞的目光中似乎透出一种向往、欢乐和骄傲，向着天空和太阳。
哭什么呢？哭有什么用呢？那不是革命，是浩劫；而上山下乡更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青春倏忽而逝了，作为呢？理想呢？我反复设想，如果十几年前我们都冷静些呢？不，这不是个冷静与不冷静的问题。我至今也看不起那些及时躲进书斋去的“于永泽”，我仍然热爱那些满腔热血的勇敢的“卢嘉川”。然而命运常常拿人取笑。恶作剧。他们热血沸腾地奔上时代的列车，却不知道列车把他们的青春和理想载向何方。
唉，只有一趟列车，而且你不知道司机的愿望。
“听说有另外一种选举办法。”
“你脑子里尽是新鲜玩意儿。前三个是圈……”
“参加竞选的人要首先把各自的主张、目标、政策乃至某些具体规划和数字告诉选民。选民可以进行比较，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不会连候选人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异想天开！”老江说。
昨天晚上爸爸也是这么说的——“异想天开”。他真可谓是“吃一堑长一智”了。“我劝你，”爸爸说。“我也劝您！”我说罢扭身走开……
小姑娘跑来了，拉住大汉的手：“别唱，你别唱！他们逗你呢，他们气你！”
大汉低下头看着小姑娘，象木头似地站在人群中。
“啊哈！娟娟，他妈花钱雇你看着他的吧？”
“可惜娟娟太小了，要不然可以当他老伴儿！”
“滚蛋！滚蛋！”小姑娘朝那些人吐唾沫，扔石子。“就不许你们欺侮他！”
“哟嗬！原来是个小爪牙，是他的同党。”
忽然，大汉喊起来：“我不是闹派！我没有想篡党夺权！我有平反证明……”他失魂落魄地跑出人群。众人都愣住了。
小姑娘朝大汉跑去……
……我们手拉着手，望着星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说：“可是连月亮都没有。”“那就千里共星光吧。”我说。我们就要分别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可我们等于是还没有互相见过面。”“没办法。”“我想白天来看看你。”“那太危险了。”“你不想看看我？”“你一定很漂亮。”“说不上‘很’。他笑了：“这得由我来判断。”“白天，六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我来。”“你假装从前面的小路上走过，我站在楼顶上。”“你举起长矛，我就知道是你。”“你呢？”“我还拿着这条装馒头的口袋。”……
我又走下楼梯。我推开一个门，屋里异常杂乱。一只老黄猫正在床头酣睡。
“这是您们的选民证，是党给的光荣权利……”
两位老人格外亲热地给我让座、沏茶。
“别忙，我不渴。这权利来之不易，要认真行使。”
老太太抓住了我的手，老头儿挡在门前，似乎我正在被逮捕。
“有什么事吗？”我问。
两位老人互相使眼色，“吭吭嗤嗤”的。
“是这么回事，”老头儿终于说：“能不能给我儿子也弄一个选民证儿？”
“他多大了？”
“三十。”
“对不起，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
“不，不怨你们。给他个假的就行。”
见鬼！我看看四周，怀疑是否在人间。
“因为，因为他有精神病，所以……”
原来如此。“那个小姑娘是谁？”我问。
“噢，邻居的孩子。是这么回事，要是没有他的选民证，他又得犯病，我们再怎么跟他说已经纠正、已经平反，他也不会信了。”
“可是精神病患者没有选举权呀？”
“可他会以为是因为还没有平反。求求您，他的病才见好。弄个假的骗骗他就行，到时候也让他去投个票，当然，也是假的……”
我同意了。
“你看，这张选票简直是胡来。”老江举着一张选票凑过来。
这有什么稀奇？我不想理他。眼前的问题是，我得赶紧写个深刻的检查，否则事情闹大了也麻烦。
“这显然是对普选有一种敌视思想。他翻来倒去地琢磨着那张选票。”
“思想又不犯罪！”我说。
“可这已经是行动了。”
饶了我吧，我可不想跟您辩论这个永远辩论不清的问题。
我得在检查上说清楚，没有那两位老人的责任，是我给他精心绘制了一个假选民证。谁知道怎么会弄假成真了呢？
“你看嘛，五个候选人他都不同意，这倒还没什么，可他又把另一个人选了五遍。”老江如临大敌般地搓着手，似乎在寻找一样防身的武器。
不过，我事先跟监票的打了招呼，说明了情况，可他们给忘了，这不能怨我。
“我说你倒是看看呀！”老江急了。
我端起茶杯，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
“看看，作贼心虚，还不敢写真名真姓，光写‘娟娟’、‘娟娟’、‘娟娟’……”
“什么？”我抢过那张选票……
我走出灰楼。人群早已经散了。河边上只有那赤膊的大汉和那个小姑娘，他们依然蹲在那里放小船。
“爸爸说过，船帆上的字代表希望。”小姑娘用手遮住刺眼的夕阳，望着小河的尽头。
又一支船队下水了，五颜六色，象一道彩虹。我走到河边，蹲下，看见每一面白色的纸帆上都写着两个字：娟娟。
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那片草从。坐下；那几株不知名的小灌木并没有长高多少。……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晨雾罩了灰楼。六点，他举起了长矛，在楼顶上。呵，太远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皮肤很黑，披了一身金光。我使劲向他挥动口袋。他在笑，白白的牙齿。你看见我了么？我向他跳，挥着手跳。他为什么不笑了？他在喊什么？他那么着急地挥手跺脚干什么？我向河边走。近些，再走近些，“趴下！趴下！”为什么他让我趴下？可你看清我了么？我是像你想象的那么漂亮吗？他长得既不像洪常青，也不像卢嘉川。看见我了吗？看清了吗？我把头发向后理一理。仰起脸来让他看。“趴下！快趴下！”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呀！我们是第一次互相看见，以后又看不见了呀？！他长得有点孩子像儿，可我爱你……子弹飞来了！我清醒了。我趴在一道矮墙下。“他还在着急地冲我挥手，喊着：”快跑！快离开！他们去抓你了！“我失魂落魄地跑。我听见纷乱的枪声，听见他声嘶力竭地叫喊，他在喊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回头张望。天哪！闪亮的长矛掉进了小河，溅起了水花……
小灌木结满了一串串小果实，青的，还没有熟。我摘了两颗放在嘴里，是酸涩的。
娟娟在夕阳里跳着、蹦着、笑着，追逐着那支远航的船队。船象一道彩虹。白色的纸帆象一片片洁白的羽毛，但愿它们能长成坚强的翅膀。
我认真地把小灌木根旁的硬土挖松。我还没有老，还需要认真，真正的认真……
一九八三年
死国幻记
黑暗从四周围拢，涌荡，喧哗，甚至嚣张。光明变得朦胧、孱弱，慢慢缩小，像糖在黑色的水中融化。也许是风，把一切都吹起来，四处飘扬，一切都似尘埃。
风中挟裹着啜泣，从何而来？此前似乎还有过一阵阵悲恐的呼叫，叫我吗？
太阳很高，没有一丝云，但是太阳一会儿暗淡。这景象前所未有。有点像戏幕拉开之前剧场里的灯光缓缓熄灭，随后想必所有的嘈杂都会平息。
果然，风声停了，啜泣或者还有呼叫都随之消失。所有的声音一下子都被吸干了似的，万籁俱寂。同时，很快，快得让人来不及想，寂静中黑暗已经合拢。黑暗漫布得均匀辽阔，无边无际。
光明与黑暗之间几乎没有停顿。不是几乎，根本没有。朦胧仍然还是光明，就像弥留并不是死。光明与黑暗之间，或者生与死之间，没有过渡，没有哪怕一分一秒的迟疑，但我心里—直很清楚，后来据死灵们说这是一个奇迹。在黑暗中还能记起光明，那些死灵们说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你没有经过忘川？”我想我必是漏网的一个。
我只能把他们叫作死灵，包括我自己，也已经是死灵。“死灵”或者“死命”。
姑妄之称。这并不是黑暗中的语言，是因为我记得在光明那边普遍有“生灵”和“生命”这样的表达。
我在黑暗中浮游，任意东西，仿佛乘风飘荡，开始还见些星光，一团团或者一块块，流萤般飞走。慢慢地我飘进深不见底的黑暗，没有一丁点儿光亮，没有颠簸，身轻如流如空完全没有了重量，只剩下思想。黑暗，消弭了方向，消弭了空间，令人昏眩。时间呢？这时我开始想到，那不过是思想的速度，是意义所需的过程……
然后慢下来，开始降落，轻飘飘地飘落，像尘埃……呵不，像思想，像思想终于找到了根据，找到了表达，或者也可以说是灵魂嵌入了另一种存在。
我的死命就这样开始。
但是黑暗并不阻挡什么，清澈的黑暗，如同深夜里依然清晰的思想。山川历历，芳草萋萋，林木葳蕤，流水潺潺——这些形容都是可以用的，这些感受都是有的，但仍不过是姑妄称之。黑暗并不阻挡什么，就像墙挡不住思想。
懵懵然之中我听到(不，不是“听”到，是感觉到，或者接收到)一个声音说(也算不上是“声音”和“说”，只是一种消息的传布)：“呵，他来了。”
随之有很多人围拢过来，飘浮在我的四周．嘁嘁嚓嚓地交谈。不，只是交流，并没有声音我感觉他们的心情喜忧参半。
然后我周身一阵彻骨的寒冷，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拥抱了我，拥抱着我为我祈祷：可怜的灵呵，你已经圆满。你来了，在这无苦无忧的世界里，愿魔鬼保佑你，给你足够的耐心去忍受这恒常的寂寞，或者给你欲望，走出这无边的黑暗吧……”
但是忽然他停止了祈祷，放开我，后退，惊讶地喊道：“怎么回事？他是温热的？”所有在场的人都来触摸我，慌作一团，飘动不已。
“不错，他全身都是温热的！”
“温热的？呵，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不可能。魔鬼保佑，不是在闹人吧？”
我笑了：“闹人？”。
这一笑吓得他们纷纷飘离，只剩下刚才为我祈祷的那个家伙还留在我身边。我问他：“你们说些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他看着我，迷茫地飘动，像夜风中的一面旗。
我坐起来我想坐起来，但其实是飘起来，说：“我这是在哪儿？”
飘离的人们又都飘回来，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面面相觑，对我的话仍然没有反应。但我能懂他们的话。他们在互相问：“他这是要干什么？”他们在互相说：“他这样子可真像是神魂附体呀。”
我便以他们的方式传布(黑暗使我毫不费力地掌握了这种传布的规则)：“你们是谁？你们是什么人？”
这一回他们懂了，惊呆了，停止飘动，仿佛风也凝滞了。
他们呆楞了好半天才说：“我们不是人呀。”
这一下轮到我被惊呆了。大概我惊恐的样子很令他们同情，他们便又都飘拢过来，冷气袭人地抚摸我，可能是要给我安慰。
我说：“那，不是人你们是什么呢？”
“你呢？你是什么？”他们说，声音和飘动都变得无比柔和。“你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呀，不是吗？”
好像是这样，可是……我想了好一会儿说：“可是我有点糊涂。对不起，你们能不能提醒我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还有我，都是什么？”
就是这时候，他们说了(传布了)一个词。这个词不能写，这个词没有形象，这个词只能以他们的方式传布，在生之中没有与其对应的声音和文字、这个词的意思大致上就是“死灵”，就是死之中的存在。死之中“灵”的体现。就像人，是生之中“灵”的形态。
他们镶嵌在黑暗里，遍布于无限中，唯思想的呼唤使他们显现。他们的形象略显灰白，近似于光明中的照片底版，但无定形，就像变幻的云，就像深夜的梦，甚至像沉思，像猜想，忧虑，像意识的流动不可以固定，但可以捕捉。他们随心所欲有着自己的形态，各具风流。
“死灵。”我把那个词翻译成光明那边的语言。
“死灵？”他们模仿着说，不解地看着我。
“因为在那边，”我说，“叫生灵，或者，叫生命。”
“生灵，或者生命。那边？那边是什么？”
“是生。是光明。是人间。”
我感到他们又都有些惊慌。
“怎么了，你们怕什么？”
“你总说‘人’。‘人’是传说中的一种炽热、明朗、恐怖的东西。”
我问：“是不是相当于那边所说的‘鬼’呢？”
“不不，‘鬼’虽然也是传说，但那是我们所崇敬的。魔鬼，冷峻幽暗，可以保佑我们……”
“我懂了，‘鬼’相当于那边所敬仰的‘神’。”
他们又笑起来：“不不不，‘神’是多么平庸！你可不要随便乱说谁是神，那是对死灵的轻蔑。”
我有点迷惑，不再说什么。
他们却似乎快活，飘飘荡荡地互相交流。
一个说：“太奇妙了，这真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
另一个说：“看来真有另一种存在，死之前，灵魂已经存在。”
我心里暗笑：你们可真会说废话。
又一个说：“是的，否则无法解释。也许，死之前，灵魂就已经在一种强大的光明之中，在那儿也有一个世界。所以……所以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
一个说：“他从那儿来吗？我们，是不是都曾经在那儿呢？”
另一个说：“会不会就是我们猜测的那种。‘白洞’呢？有强大的发散力，使任何东西都不能回归，一切都在发散、扩展、飘离、飞逝，时间在那儿永远朝着一个方向，不可逆返……他会不会就是从那儿来呢？”
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在我身边飘来飘去。
“要是那样的话，他，”他们指着我说，“他也许是有欲望的吧？”
他们更加激动了，上下翻飞，浪一样起伏涌动。
很久他们才稍稍平静了些。一个死灵对我说：“你是不是要睡一会儿？”
“是呀，”我说，“你们把我搞得好累呀。”
“他累了。”“他说他累了。”“他说他要睡一会儿了。”“那就是说，他还没有圆满。”“就是说，有可能他还残存着欲望。”……他们好像互相传布着一个可喜可贺的消息，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喜。
“那就让他睡吧，”他们压低声音说，“我们走。”
“好了，你睡吧。”他们轻声对我说。
我很疲惫，很快就睡着了。没有梦，一点儿梦都不来，无知无觉一片空无，什么都没有。
一点梦都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醒来我觉得好像并不曾睡。并不曾睡却又怎么知道是醒来了呢？我坐在那儿呆想，才发现那是因为刚才和现在的感觉衔接不上，当中似有一个间断，有过一段感觉空白，这空白延续了多久呢？无从判断。只有感觉又恢复了之后，才能推断刚才我是睡了，而那一段空白永远地丢失了。
这有点像生和死的逻辑。我记得活着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睡了不再醒来，我怎么能知道我是睡了呢？如果我死了就是无穷无尽的虚无，又怎么能证明死是有的呢？我坐在那儿呆呆地想了很久，忽然明白：虚无是由存在证明的，死是由生证明的，就像睡是由醒证明的。
空无渐渐退去，四周随着思想的清晰而清晰起来。我发现我睡的地方一无遮拦，而且我是赤身裸体，没有铺盖也没有衣服。我慌得跳起来，找衣服。这时死灵们又飘来了，我赶紧躲到一棵树后。但是没用，透过树我可以看见他们，他们也一样看见了我——是的，正如墙壁不能遮挡思想。
“喂，你干嘛这一副躲躲藏藏的样子？”他们问：“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不是吗？”
“可我的衣服，”我说，“我的衣服不见了，找不到了。”
“衣服？衣服是什么？”
“我总不能光着身子呀？”
“不能光着身子？那你要怎样？”
“衣服！衬衫，还有裤子！”我向他们比划，但他们完全不懂。
一个神色更为沉稳的死灵拨开众死灵，飘近我，郑重地问：“你是不是想要遮挡住自己？”
我点点头：“至少我得有一条裤子呀，这么光着算什么？”
“是不是，在那边，赤裸是一件很不得当的事？”
我说是的。我说：“在那边，这也是对别人的不恭敬。”
“就为这个吗？”众死灵大笑起来，“就为这个，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神色沉稳的死灵对我说：“别找了。白费力气，在死国你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遮挡。在死国没有什么可以遮挡，也没有什么可以被遮挡。”
“你看看我们，”众死灵说，“我们不都是这样吗？”
不错，他们都是一丝不挂。男死灵和女死灵都坦然地赤裸着，纤毫毕露，楚楚动人。
“这又怎样呢？”他们一边说，一边扭动、展示着十分性感的身体，“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应该藏到哪儿去呢？”“是要玩捉迷藏吗，把自己藏起来，再把自己找到？”“藏起来，难道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了吗？”“真有意思，相互看不见就是相互恭敬吗？”“再说，我们可有什么办法能藏起来吗？“他们轻松地飘转，嗤嗤地笑个不停。
那个神色沉稳的死灵，由于他以后的言行，我觉得他有点像牧师，但在死国并没有这样的称谓，所以我暗自叫他作ms。ms对众死灵说：“笑什么笑！别让他太受惊吓。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并未圆满他还保留着欲望！是呵，欲望，这正是我们期待的，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我看见ms望着无边的黑暗，朝向黑暗的极点或源头—动不动，仿佛双手合十，念念有词：“愿魔鬼引领我们走出这寂寞之海。感谢它给我们送来了欲望的使者。”
我看见ms这样念诵之后，死灵们纷纷跪倒肃然无声。我看见，不知何时，黑暗中聚拢了难以计数的死灵，飘飘漫漫铺天盖地，其实并无天地之分，那无边的黑暗就是由他们组成，他们就是无边的黑暗。
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但我记得在光明那边也有类似的情景，所以我在心里把那位神色沉稳的死灵叫作ms，这称呼未必恰当。众死灵跟随ms默默祷告的时候，我只好在他们中间飘来荡去。有—件事让ms说对了，我还保留着欲望，是的，保留着欲望——那些匍匐在地的美妙身体，让我兴奋．兴奋得想人非非……
以后的时光中，我大半和ms在一起，他领我漫游死国。
当然用不着车，也用不着走，用“飘”来形容也很勉强。在死国没有空间和时间之分，空间即是时间，距离不过是思想的过程，距离的长短决定于思想的复杂的程度。ms常常要停下来等我，我的思路跟不上他，死国的很多事我都还陌生。ms无所不知，唯光明是他的界线。在黑暗中他轻车熟路毫无阻碍，一不留神就离开了我，让我左顾右盼寻他不见，等他再回头找我时，见我还在原地冥思苦想寸步难移。这很像在光明世界里的考试，愚钝的孩子刚答出一半考题，聪颖的孩子早已交了卷跑去河里游泳了。也像一对谈不拢的夫妻，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梦中的两个世界相距何止千里万里！但在死国神貌合一，神离即是形离。
但光明是ms的界线。光明，是死灵思之不及的地方。光明之于死灵，正如死域之于人间吧。
尤其欲望，让ms着迷。让他百思不解。
“总有些事，你想做可一时又做不到吧？”我提醒他。
“想做又做不到？”他愣愣地看我，“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想有很多钱，可你没有……”
“什么钱？”
“钱可以换来你想要的东西。有了钱，你想要什么就可以买来什么。”
“换？买？什么是东西？”
“比如说你饿了，想吃点什么，你怎么办呢？”
“饿是怎么回事？什么是吃？”
“你难道没有饿过？你没有过饿得浑身没有力气的感觉吗？”
“没有。我想你是说补充能量吧？那你补充就是了，只要你有补充能量的意念能量就已经补充了。你到死国这么久了，这一点还没有发现吗？”
是呀，自从我死后我还从未有过饿的感觉。
“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钱，”他说，“什么是换和买，什么是饿。还有，浑身没有力气是怎么回事呢？”
“就像生病了似的。你生过病吗？”
“生病？”他抱歉地笑笑，看着我。
我明白了，死国是不会生病的，病极也就是个死，死当然就再无病可生。“那好吧，再比如，你们是不是也都想有个家呢？”
“对不起、家？你最好再解释一下。”
“简单说吧，有一处封闭的地方，一座房子，四壁围拢起来的一处空间，你和你的亲人住在里面，其他死灵不得侵犯，不能随便进来，偷听和偷看也都是违法的，在那里面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怎么，这你还听不懂？你不是有点弱智吧？直说了吧，假如你和你妻子做爱，你们总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吧？”
我这话音一落，ms忽然不见。我想过一会儿他会回来找我的，可是等了很久仍不见他的踪影。这时我感觉周围蒙蒙地有些亮色，不知从哪儿又传来风声，传来悲伤的啜泣，有人在叫喊，叫喊着我光明中的名字，有金届器械轻轻地碰响……随着那蒙蒙的亮色越来越大，我感到身体越来越沉重，胸口憋闷，一阵温暖袭来……这感觉很熟悉，这感觉非常熟悉呵——噢，大概那边正有人在抢救我回去吧？但我此时好像并不太想回去，好不容易才摆脱了那份肉体的沉重我真是不想再回去，至少我不应该就这么与ms不辞而别……呵哈我知道了，我懂了，这一回是我飘离了ms！
我的思想走到他不能走到的地方了，他不能到这儿来，他不能接近这蒙蒙亮色，正如他不能理解欲望。他还在黑暗深处。可我怎么回去找他呢？在死国，思想的差别就是形体的距离，是呀，一定是我刚才的话把他搞昏了，什么封闭呀，四壁围拢呀，亲人呀，还有侵犯、偷听偷看、违法、大庭广众和众目睽睽……这些他都不可能懂，他一定还在大惑不解中团团转，寸步难移。我必须循着死国的思路，才能回到他身边……这样一想，蒙蒙的亮色渐渐消退。我再想，死国是没有房子的，在死国是无处躲藏的，连山川和树木也都是黑暗透明的，一切都是无遮无拦，当然那也就无所谓自由和不自由……我这样想着，便回到了黑暗深处，看见ms就在近旁。果然不出所料，他还在那儿瞑思苦想呆若木鸡。
“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众目睽睽到底是什么？”
“就是别的死灵都看着你。”
“他们看着我难道不好吗？”
“我是说，比如当你和你的女死灵交欢的时候。”
“我的女死灵？好吧，就算是我的，那又怎样？不让他们看就是欲望了吗？”
“那倒也不是。可是，那样的时候难道可以让别的死灵看吗？”
“当然，要是他们愿意。再说他们为什么—定要看？”
是呀，为什么？我真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那是怕人看的。”我说，“那样子有些丑，虽然丑但还是有很多人想看。
也有人说那其实很美，但是说美的人还是要躲藏起来做爱。”
ms说：“你说——爱！是吗？这个词我知道。这在历史上有过记载，在远古时代的死国曾经存在过爱，可现在早已经没有了。现在的死国，最多也只有交欢。”
“仅仅是为了繁衍吗？”我想到了光明世界中的鹿群，在秋天的山野里，在丰沛的河流两岸，像节日一样聚众交欢。
“不不，那只是为了抵挡一下寂寞，死国并不需要繁衍。死灵据说都是从光明突然来到黑暗，只不过在途经忘川时洗净了一切记忆。”
“我好像不是这样嘛？”
“你是个例外．很可能你躲过了忘川，所以还保留着欲望。这样的事在死国的全部历史上也是寥若晨星，所以我说过很难得，千载难逢。好了，话说回来，我还要请教：做爱，为什么要害怕众目睽睽呢？”
“很可能…因为…哦，大概是这样。那是—个人最软弱的时候，一个人要求于他人的时候，—个人和另一个人自由敞开心魂的时候，但又绝不是能被所有的人都理解的时候。所以，所以你和你的爱人走进自由的时候你们同时要小心众人的目光。”
“为什么？”
“因为软弱。软弱，多么可笑。”
“可笑？你是说软弱可笑？不不，那是最珍贵的呀，求之不得的。当你感到软弱、孤独，你才能真正体会爱，真正享受到爱，尘封的史书有过这样的解释．只可惜我们能够读懂，却已无能进入那样的境界了。死国世风日下，一切都已圆满，软弱和孤独—去不再。我们只能到戏剧中去模仿那样的境界。”
我的思路跟不上他，ms又飘离了。
过一会他回来，神色严峻地对我说：“请跟上我的思路、跟上我——圆满并不意味着无缺。对，这样想，圆满并不是无缺，请你重复我的话。”
瞬间我们来到一处湖边。湖波荡漾，山林环绕，溪流像一匹黑色绸缎婉蜒林间，潺潺注入湖中。湖岸上，树林里，若干对男女或相拥而卧，或嬉笑追逐……如在光明中的婚床，肆意交欢。他们变幻的形体风雨般任意飘摇，相互融合，相互吸吮，浪一样相互拍打、冲撞……舒腰鼓臀叠胸交股，无拘无束，炫耀其千姿百态，鼓动其万种风情……他们互相并不规避，甚至相互坦然观望。
我想起了光明中的荒野，秋风，和鹿群赴死般的交欢。
“呵，多么自由！”
但ms说：“可你没看出问题吗？”
“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在光明那边这是无法想象的。
“呵，我不知道你说的自由是什么，可这仅仅是戏剧。”
“是呀，寂寞之极的戏剧，他们只是用形体在模仿那传说中的相互敞开和相互依恋，但其实办不到，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敞开，形体早已无遮无蔽，心魂也早已没有秘密可言了。”
“为什么？”
“因为死灵们都已圆满，没有阻碍，没有困苦，没有罪恶，没有疑问。死灵们心心相通，无我无他。我们甚至可以在时间中任意来去，因为思想的速度远远快过时间，想象便到未来，回忆便是过去。”
“可你刚才不是还说‘圆满并不是无缺’吗？”
“是呀是呀，可是圆满……”ms汉道，“它让我们丢失了欲望。欲望！”
沉默了一会他又说：“慢慢你会懂的，你会明白，那是怎样的寂寞。寂寞得就像似被嵌进了岩石，就像似被铸进了均匀的时间，寂寞得快要让整个死国都发疯了呀……所以，所以我们指望戏剧，我们模仿软弱，模仿孤独，模仿激情，模仿着相互敞开心扉的感动。但只是模仿，只能是模仿。你看呀，你看死灵们的动作多么机械，标准，规范，多么呆板，因为那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呀！毫无办法。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在尽力摆脱成规，但是摆脱成规如果成为目的，一切又都成了刻意的安排，刻意安排还能有什么惊喜和快乐？还能有什么新奇的发现？心魂就像被做成了一个环，圆满，绝没有缺口。寂寞，永远的寂寞。因为，真正的创造需要的是欲望！
欲望呵，你懂吗？可他们没有，早已经没有了，没有欲望，没有惊奇，没有激情……”
“怎么会呢？”
“因为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到的。因为圆满。因为我们与这黑暗毫无差别。我们就是黑暗，就是这无边无际。没有神秘，没有未知，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他们早已看见，下一分钟是什么，明天怎样，我们了如指掌。”
我再看那些交欢的死灵。确实，他们的动作总是显得僵硬，虽然叠胸交股却似按部就班，虽然相互冲撞但没有颤抖，呻吟只是发自喉咙，仿佛一句规定的咏叹。
所谓千姿百态风情万种也都像服从着某种预定的程序，让我想起光明中士兵的操练。
“你们干嘛不回到过去呢，回到死国有欲望的时代？”我带了几分讥嘲地问，“你不是说你们已经无所不能，能够在时间中任意来去了吗？”
ms叹一口气：“你应该已经懂了呀，在死国所思即所行，不可思议就寸步难移。
丧失了欲望，可怎么回到欲望的时代？”
“那是从什么时候？”
ms呆愣着，呆愣了好一会，神情中渐渐显出沮丧、颓唐，或者还有自嘲。
“那可能是因为一次伟大的成功。”他说，“在死国历史上的某一时刻，神降福于死国，死灵们的千古梦想忽然实现，我们走进了极乐，所有的死灵都在那一刻超度了苦难，洗净了心灵，断灭了贪念和恨怨。我们身轻如风，行走如思，水复山隔都不存在，天涯海角霎时便在眼前，正如你看到的，在黑暗中我们无所不能。我们甚至无需语言，只靠思想便已相知相通、互相毫无隔膜……我们仰谢神恩，感谢他伟大的馈赠，举国庆祝，多少天多少夜不停地狂欢，是呀，我们疯狂地享受欢乐，周游八方，奇思妙想无不可及，正像你说的。随心所欲……”
“然后呢？”
“是呀，你问的好，然后呢？可我们已经没有然后了呀！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在圆满上……不错，我们饱享了一阵无苦无忧的时光，可是然后！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寂寞降临了，寂寞就像在一个环中流动周而复始，寂寞就像这黑暗一样充满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心魂，毫无遗漏，密不透风……一次伟大的成功一次旷古神恩把我们送进了永无休止的圆满，和寂寞。就这样。就是这样。死灵们再不可能有困苦，再不可能有好奇，再也不可能有激动和兴奋了。开始我们还以为这是一时的，不足为虑，谁知漫长的时间从此只剩了重复。对无所不能来说，一切都是陈旧的，再没有过去和未来之分。我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试图粉碎这神恩。所以他们告诉过你，在死国，神被看作是一种平庸的东西。平庸至极！它使我们无所不能吗？不，其实它使我们寸步难移！但是……但是粉碎圆满是可能的吗：麻烦就出在这儿，圆满是无懈可击的呀，无懈可击！所以我们呼唤魔鬼，重新给我们残缺吧……”
“可这就是欲望呵，ms！”我紧紧抓住他，仿佛要摇醒他似地喊，“这不就是欲望吗，ms？你可真是骑着驴找驴。”
“但这是一个悖论。”ms凄苦地一笑，“欲望着欲望，恰恰是因为没有欲望。”
“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想，欲望着欲望，恰恰也就有了欲望。”
这一回轮到ms紧紧地抓住我了：“是吗？告诉我，我们怎么办？”
我迷惑地摇摇头。
ms却像似有了一点希望：“现在你来了，死国终于吹来了一点新奇的风。你温热的身体还保留着欲望，你要保护好它，切莫被圆满所诱惑，切莫也掉进这恒常的寂寞中去。呵，你不要不以为然，神恩实际上是最富诱惑的呀，还有什么比无苦无忧全知全能更具诱惑的吗？”
远处，湖岸上的戏剧已近尾声。死灵们相继停止了动作，既无疲惫也无欣喜，唯一脸徒劳无功的沮丧，就像一个乏味的笑话讲完了，或者一个浅薄的幽默刚一开始就露了底。草地上，树林边，他们默坐呆望，不知在等待什么。
ms说：“有时候，我们甚至渴望罪恶，盼望魔鬼重新降临死国，兴风作浪，捣毁这腻烦的平静，把圆满打开一个缺口，让欲望回来。让神秘和未知回来，让每个死灵心中的秘密都回来吧，让时空的阻碍、让灵与灵之间的隔膜统统回来！”
无边的黑暗中响彻ms的哀告，风一样散布开去，又风一样被湮灭掉。
“也许，ms，我就是魔鬼遣来死国的使者。”
ms半晌不语，似有所思。
我望着湖岸上的死灵，心旌摇动。女死灵们个个妖艳，我不信她们会不善风情。
可ms叹道：“只是，只是我又怕满足会把你的欲望磨光。”
“怎么会呢？”我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你放心吧，那不可能。”
ms思付良久，目光一闪终于下了决心：“那么就拜托了。愿你的欲火能够燃遍死国，那样的话，所有的死灵都会铭你的英名。”
我有点临危受命的感觉，甚至是慷慨赴义的凛然。但是说真的，我可没有那么纯洁。
随后在湖岸上发生的事令人难于启齿。其实不说也罢，光明中的人们不说也懂——“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可是黑暗中的死灵呵，唉唉，完全两回事，跟他们说什么也没用，他们压根就不懂。你怎么教。他们也还是笨手笨脚毫无灵感。话说回来，那样的事能教吗？那不是一门技术呵。他们倒都谦虚好学，一副求知若渴的样子，你要他们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一丝不苟。他们一边抬眼看着你，一边在身下模仿着干他们自己的事，老天爷呀这是怎么了，猪都不至于这么笨！植物都不至于这么笨！不错不错，他们确实聪明，教什么会什么，但一律都像盗版，我的奇思妙想在他们那儿立刻变为成规，我的放浪不羁在他们那儿立刻被处理成程序。
我冲他们喊：“你们他妈的就不能有点儿自己的想法？”
他们齐声问：“我们他妈的应该有点什么想法呀？”
“我怎么知道你们想什么？这不是钻井采油，用不着狗日的万众一心。”
“那，狗日的你在想什么呢？”
一群傻帽，连语气都在模仿我。
我说：“我想什么关你们屁事！这事要靠你们自己的想象。”
他们又一齐问：“想象？想象是什么呀？”
“是一群猪，要么就是一堆木头！”我气急了。
他们可倒乖：“到底是猪，还是木头呢？”
完了完了，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弄得我意趣全消，激情荡尽。我停下来，坐在草地中央气喘如牛，满心沮丧。
ms在远处紧张地望着我，我想起了他的重托。
“各位，”我说，“请不要把这事当儿戏，这可是关系到死国的未来，关系到死灵们的前途，关系到你们能不能走出无边的寂寞。”
我这话音一落，死灵们纷纷飘拢过来，满天满地的严肃，全部黑暗都仿佛凝滞了，那情景就像光明中的万千信徒走向神坛，怀着敬畏聆听圣言。
说真的，那一刻我被感动了，我想说不定我就是死国的救世主吧？我不应该再有什么保留，解救死国的重任已经落在我的肩上。
我喘够了气，择去沾在身上的树枝和草叶重新抖擞一下精神说：“你们问我在想什么是吗？好吧，我就告诉你们。很简单，我一心要在自由的时刻违反常规，和我的爱人一起，蔑视一切尘世的规矩，践踏所有虚伪的礼节。我要让我的爱人真正地看见我，看见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我的软弱和我的狂放，看见我肉体深处的心魂，我们要互相真正地相见，一同揭去平日的遮蔽。我们借助身体的放浪互相诉说，倾听，靠那崭新语言领我们走入禁地，走入无限的可能，打烂众目睽睽所圈定的囚笼，粉碎流言蜚语竖立的坚壁，在无遮无拦的天地间团聚。在自然里，在旷野上，在风雨中，做我们爱的祭祀，实现悠久的梦想。你们要知道，那也就是苦难的祭祀，感谢它，感谢苦难给我们的机会，领受爱的恩典。苦难不是别的，苦难正是心魂的相互遮蔽。我们生来就是残缺，我们相互隔离、防备、猜忌，甚至相互仇恨、攻击，但是现在，在神的圣名面前，在亘古至今的梦想中，我们随心所欲地表达我们相互的期求……”
但是忽然我又飘离了，ms和所有的死灵立刻都无影无踪。慢慢地，我又看见一丝光亮，听见金属器械轻轻碰撞的声音，还有呼喊和风声……这一次我不再惊慌，我知道，只要我向透出光亮的那个方向挣扎，我就可以重返人间。
但是，我想回去吗？
我犹豫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心里有点明白，心里仿佛荡开一股暖流，亲切和热情，像远行游子的思乡那样，思念光明。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ms来到了我身边，来到了接近光明的地方。
“你怎么来了？”
ms忿忿地嚷着：“你对他们说的可都是些什么呀先生！什么苦难呀、梦想呀、残缺呀……死国没有这些玩意儿，没有一个死灵能听懂你的话！别忘了这儿是死国，恰恰是圆满，是至善至美把死国拖进了无边的寂寞……”
“ms你等等，”我打断他说，“可是你听懂了呀！”
“我？”
“你听懂了，所以你来到了这儿。不是吗？”
ms一下子呆住了，楞楞地盯着我。
我说：“你看呀，你看见了什么？光明，那边，对，你已经接近了光明！”
远处的光亮越来越大，风声越来越响，光明正冲淡着黑暗，风声搅乱着寂静。
ms呆呆地望着光明膨胀的方向。他的肉体也正从黑暗中中脱颖而出——似乎由抽象凝为具体，从无限画出边缘。他不再飘动，稳稳地站立。他的样子仿佛有些冷，有些惊讶，有些迷茫，但又似摆脱了浑浊之后的清朗、兴奋、生气勃勃，让人想起那副著名的画——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果然，就有一片无花果叶子飞来，遮住了他，遮住了他的丑陋或者竟是他的美妙，遮住了他的欲望……
光明大片大片地吞噬着黑暗，风声扫荡寂静。我的身体沉重起来，越来越沉重，有什么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拼命挣扎，挣扎……挣扎的过程中我甚至有些后悔了，也许我还是应该留在那寂寞之中不要回来。所有光明的记忆又都回到了我的心里了，我是不是值得回去？我想问一问ms，他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已经领教到欲望的沉重？但是我看不见他，不知道他在哪儿……
“呵老天爷，你可算醒过来了！”我听见有人说。
“别动别动，你还不能动呀。”
“你要不要喝点水？”
“或者，吃点儿什么不？”
夕阳的光芒，一大片，血红明亮地映在白色的墙上。风，渐渐疲软下去，有一搭无一搭地喘息着。
“这是哪儿？”我问。
“这是医院，手术室。”
“手术室？为什么是手术室？”
“你是从死里回来呀！知道吗？”
“好了好了先别问了，你总算是活过来了，这就好。”
这时，忽然有一阵强劲的婴儿的啼哭传来。
“那是谁？谁在哭？”
“是隔壁，大概是隔壁有个孩子刚刚出生。”
“呵，他来了。”
“谁？你说是谁来了？”
我想，是ms。当然，他即将有一个尘世的姓名。
夏天的玫瑰
傍晚，老头儿跟每天一样，从城里回来。他终于买来了那只青铜的公牛。本来今天应该很高兴，可是他刚才又碰上了那个年轻的父亲。老头儿后悔没再跟那个年轻的父亲说说。
濛濛的细雨，零零碎碎地从早晨一直下到了傍晚。这会儿，起了一点风，有些凉了。快要到秋天了。
“算了，还是少管别人的闲事吧，饶着管了，别人还不高兴……”一路上，老头儿不断地劝着自己。他竭力想忘掉那个倒霉的孩子。
他扛着那根烫满了小窟窿眼儿的竹竿，躬着腰，蹒跚地走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开阔的田野、错落的农舍和工厂的楼房、路边的水车、还有远处黑色的林带，都蒙在无边的细雨中。他回家去。竹竿上只剩了一只小风车儿，静静地转着，象一团红色的雾。他就靠卖这小风车儿为生。
雨中的黄昏，很静。郊外的土路又细又长。
远处的村落里，大喇叭唱着。“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是一支洋歌儿。
老头儿在竹竿的顶端罩了一把雨伞。每逢雨天他就这样。那只纸叠的小风车儿在灰暗的雨伞下面默默地转着，就象那支歌。
他抱着那只刚买来的铜牛，拄着一支木拐，慢慢地走着。那铜牛不轻。他不时停下脚步，用衣袖擦去溅在牛身上的雨点。他每天都要到城里去卖小风车儿，每天都这个时候回来。牛身上布满了粗糙的气孔、绿锈和凹凸不平的铸痕，老头儿总觉得那是些伤疤。他早就想买这只牛，牛的高高隆起的肩峰一直吸引着他。吸引他的还有牛的四条结实的腿和牛的向前冲去的姿势。今天总算把它买回来了，老头儿很高兴。可他一觉得高兴，就又想起了那个孩子。
那孩子可真倒霉，刚生下来就这么倒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是残废”，好几个大夫都这么说，那个老大夫也这么说。唉，可怎么好……老头儿想着，看了看天。
可孩子还什么都不懂呢，不知道这下子可遭了瘟哪，将来才倒了血霉呢。老头儿想着，又后悔自己没再跟那对年轻的父母多说说了。
不远处，是一条铁路。穿着雨衣的检路工在高高的路基上走着，不时传来铁锤敲打路轨的“叮当”声。老头儿站住。他知道，在那铁轨的遥远的尽头，是他的故乡……
“她准是也老了，她老了准也还是挺漂亮的。”他望着高高的路基，在心里对自己说。近几年来，他常常想，他也许该回到故乡去了。
老头儿又走了一会儿，然后在路边的土埂上坐下来，把铜牛放在并拢的双腿上。他走得有点累了，拄拐杖的那条胳膊又开始发酸、发疼。他拍拍牛的结实的脊背，对自己说：“别像个老傻瓜似的胡思乱想了。”“也别净替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瞎操心了。”他又劝自己忘掉那个不幸的孩子。他出神地看着那只青铜的公牛，真佩服它有那么一身漂亮的肌肉。老头儿从蓝布提兜里掏出水壶，喝了一口；不是水，是酒。
小风车儿像一团红色的雾，在他白发苍苍的头顶上。空旷的田野上空，光是飘着雨。
“……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再也没有一朵鲜花，陪伴在她的身旁……”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村子里的喇叭声。放广播的准是个年轻人。
这歌倒是像唱着老头儿的身世。
他就靠卖这种纸叠的小玩意儿为生，干不了别的了，老了，而且两条腿的下半截都是假的，用钢箍箍在大腿上的。刚箍上的时候很疼，现在早就习惯了。晚上，他在灯下把一张张红红绿绿的电光纸裁开，叠成一个个四角的小风车儿，再用大头针把它们钉到白天捡回来的冰棍棍儿上去。他喜欢喝酒，喜欢一边做着小风车儿一边喝酒。风车儿做好了，够第二天卖的了，他把它们都插到竹竿上，还要再喝一点酒。他一边咂摸着酒，一边欣赏看那些小风车儿，吹吹这个，吹吹那个，看看它们是不是都转得很好。喝完酒，他爬上床，卸下假腿，睡一会。天不亮，他就起来，做一点吃的，动身到城里去卖小风车儿了。二十多年，天天如此。二十多年前，在他还有一条好腿的时候，他还在建筑队当过小工，后来不行了。好些现在已经当了父母的人都玩过他做的小风车儿。
人们都知道这个卖风车儿的老头儿，知道他的腿是假的，木头做的。人们都知道他的歌谣。“跑呀跑，转呀转，小风车儿，变呀变。”是他胡诌出来的。他很会招引孩子，——得把小风车儿卖出去。
“老爷爷，变成了什么呀？”“噢嗬，老爷爷可是什么也变不成啦。”他摸摸每一个孩子的头。“小风车儿变成了什么呀？”“你们看那里头有什么呀？”一团团红红绿绿的雾。“是一只小兔子吗？”“不，是个新郎官儿！？”老头儿捏捏小姑娘的脸蛋儿。“是云彩！”“云彩里有你的新娘子！”老头笑了，拍拍男孩子的肩膀……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仿佛自己也回到了童年。可这时候，他又要想起故乡，想起心中的那片乐土，想起一些令人心碎的往事。他希望这些孩子可别有哪一个将来要得“脉管炎”，这些欢笑着的小脸儿可别有一天要变得悲伤。孩子们散去了，举着小风车儿飞跑，一团团云，一团团雾……他默默地为孩子们祈祷。他独自回家去。他没有孩子。他的腿，一条是在二十岁的时候锯掉的，另一条是在三十多岁，都是因为“脉管炎”。
雨悄声地飘洒着，“沙沙沙”地落在田野上、土路上和老头儿的雨伞上。他的背驼得很厉害，蓝布褂子的背部让太阳晒得发了白。他的头发也全是白的。竹竿上那只红色的小风车儿显得很鲜艳。老头儿一直看着那只青铜的公牛。吸引他的还有那对犄角，象一张弓，尖利的两端向前弯去，向前直冲。“真横！”老头儿握住牛的犄角：“老虎又怎么着？老虎也未必经得住它这一下子。”老头儿还记得他那两条小腿，稍一用劲，那两条粗壮的小腿就全是见棱见角的疙瘩肉。他记得，在老家时他扛起过二百斤重的麻袋，后来他又记得好像是三百斤，或者是差一点不到四百斤。他又摸摸牛的四条健壮的腿。“真壮！”他赞叹地摇摇头。“妈的，这家伙！”
老头儿总爱自己跟自己叨咕点什么。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常常叨咕着一句话：“她也老了，她准是也跟我一样，老了。”他就干脆不睡了，爬起来，再喝几口酒。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人。人们说，人老了有时候就变得古怪，尤其是一辈子没结过婚的人。他喝着酒，又去吹吹那些小风车儿，想着一些往事。许多年前，他到这远离故乡的地方来治病，锯掉了一条腿，他就再也没有回故乡去……
“……当那爱人的金色指环，失去闪烁的光芒，当那珍贵的友情枯萎……”
老头儿在土埂上坐了很久，撅起来的后衣襟被雨水打湿了。天可真是要冷了，他打了个寒噤。黄昏时分的光亮度变得很快，一会比一会暗。小风车儿在灰蒙的暮色中闪着一点红光。老头又想起了那个孩子。唉，干嘛非让一个注定要倒霉的人到这世上来不可呢？世上可不缺倒霉的人！他想。“那对儿小夫妻不听我的，依我说就别再抢救那孩子了。当然啦，谁舍得自个儿的孩子呢？可舍不得他，是为了让他来受罪吗？让人看不起？”他叨叨咕咕地跟自己说着。他站起来，回家去。不过，他真正的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那条铁路的尽头。
老傻瓜，谁又会听你的呢？人们要么不把这当成什么大事，要么倒说你是悲观主义。王八蛋主义！你要是说“为了别给社会增加负担”，有些人倒会同意，可是，“社会负担”这句话对残废人来说是多大的负担呀！最好是别给社会增加负担，也别让一个人总是觉着自己是个负担。人来一世可不是为了当别人的负担的。有些事是避免不了的。半路残废的事就没办法。可有些能避免的事干嘛也不去避免呢？老说什么人道不人道的，让一个孩子来倒几十年霉就是人道？人们也不知都怎么了，就顾不上为那个孩子的一辈子多想想。我可不觉着那是乐观主义。王八蛋主义。我说那是造孽……可话又说回来了，老傻瓜，谁听你的呢？老头儿一路走一路想，又觉着还不如忘了这件事的好。
他让自己不去想这些事，又欣赏起他的铜牛来。还有这牛尾巴，甩得多有劲！他用手指尖捏捏牛尾巴，仿佛能觉出它的弹性。他想买这只牛已经很久了。有一天，他在城里卖小风车儿的时候，忽然发现了这只青铜的公牛。它站在橱窗里，梗着脖子，四只蹄子紧紧地抠在地上，身体的重心全移到了高高隆起的厚实的肩峰上，低着头，两只犄角象是两把挥舞着的尖刀。老头儿愣住了，被牛的骄蛮的姿态吸引住了。牛身上每一块绷紧的肌肉都流露出勃勃的生气和力量，每一条涨鼓的血管都充满了固执和自信，每一根鲜明的骨头都显示着野性的凶猛，使人想到一只被它顶死的老虎，想到它被老虎咬伤的地方淌着粘稠的鲜血，想到它冲向对手时发出的暴怒的咆哮，想到它踏在老虎尸体上时那傲视一切的眼神，它晃着那对刀一样的犄角，喷着粗气，在荒野上飞奔狂跳……商店的台阶很高，老头儿开始往上爬。他望着那只牛，沉静了多年的血液又在身体里动荡、奔突。老头儿忽然明白了，他常常在梦中看见而醒来又变得模糊的那个形象，正是这样一只牛……
有三十多年了，老头儿经常重复地做着一个梦：他的腿没有了，独自在一片陌生的荒野上爬，想要爬回家去。可是他不知道家在哪儿，应该往哪边爬，他从未见过这片无边际的荒野。他爬着，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堆眼睛在盯着他。那是狼！一群狞笑着的狼！他慌忙往后退，转过一个墙角，屏住呼吸往另一个方向爬。可前面又有两只佯睡的老虎，正眯缝着眼睛瞄着他！他又赶紧往左爬。擦着地皮，一点一点往前挪，爬过一间豪华的大厅，爬进一条幽暗的楼道。又有一堆纠缠在一起的毒蛇向他抬起头，吐着信子！幸好右边是河滩，他躲在一块礁石后面。那不是礁石，是一群大鳄鱼！没处逃了，无路可走了。他猛地来了一股劲，叫喊着在荒野上东奔西突，用头去撞那些狰狞的猛兽。他看见了自己强壮、庞大的身影在荒野上蹦跳、咆哮……醒了，他正用头撞着床边的桌子，拳头在墙上打得掉了一块皮，流着血……
就是这样一只牛！尖利的犄角、高耸的肩峰、粗壮的腿，一身漂亮的肌肉，向前冲的骄蛮的姿态。“多少钱？”老头儿问。售货员告诉他，他吓了一跳。老头儿买不起，但老头儿决心要买；多卖点小风车儿就行了，少喝点酒就行了。这以后，他天天夜里梦见那只青铜的公牛，梦见它在荒野上横冲直撞，冲散了狼群，撞倒了老虎，踏烂了毒蛇和鳄鱼，牛的青铜的盔甲闪着威严的光，洪亮的叫声象是吹响的铜号……老头儿象个初恋的情人似的，天天到那家商店去，爬上高高的台阶，去看那只牛。人多的时候，他就站在人群后面，从缝隙里看；人少的时候，他就让售货员把牛端下来。每看一回，他感动一回，每一回都有新发现。他觉得牛身上那些凹凸不平的伤疤也是漂亮的。
“可它还是这么使劲儿地顶，”他说。售货员纳闷儿地看看他。“多少钱？”他又问。售货员又告诉他一遍。老头儿逐日计算着自己攒下的钱，想象着把牛摆在自己的床头，夜晚就不会孤独。
天黑了，雨仍然没停。看不见那只小风车儿，也看不见老头儿的白发。夜和雨不知把人们都藏到哪儿去了，这世界上似乎只有老头儿蹒跚、沉重的脚步声。他的胳膊又在隐隐地疼，最近他的胳膊时常这样疼。“可别又是那种病，妈的！”老头儿骂着。雨似乎更大了，他把牛盖在自己的衣襟下，贴在胸口上。他终于把它买回来了，觉得心里踏实、安稳，觉得心里有劲儿、高兴。要不要给它报个户口呢？老头儿想，笑了。老头儿往家走。
远远地看见了一片灯光。他走到了三岔路口。一条路是通向他的小屋的，另一条通向那所产院。老头儿又想起了那个倒霉的孩子。
“他们还在抢救他呢，”老头儿说。他又在路边的土埂上坐下，犹豫着该不该再去跟那对年轻的父母说说。“不是把什么样的人救活都是人道，你们得为孩子的一辈子想想……”
“……我不愿看你继续痛苦、孤独地留在枝头上……我把你那芬芳的花瓣，轻轻散布在花坛上……”
老头儿也快会唱这支歌了。
那个一生下来就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要成为残废的孩子呀！干嘛一定要把他救活呢？当然，还有另外百分之五。可这是赌博，是对比太悬殊的赌博！是拿一个人的一辈子在赌博！为什么呀？为了满足父母的感情，就不怕把一个注定要受尽折磨的人带到世上来？！
老头儿站起来，朝那所产院走去。他想去求求那对年轻的父母：让那个倒霉的孩子安静地去吧，那才是人道。他想，王八蛋主义！
可我干嘛还活着呢？在去医院的路上他想。
我不一样，我能顶得住，那个孩子可不见得行，老头儿想。
再说，我也有时候快顶不住了，他又想。
何必让一个人平白无故地来顶住那么多倒霉的事儿呢？说说轻巧。
过去，我是怕给我的亲人们弄得难受，我才活着，老头儿想。
我是半路残废的，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残废就去死，活着的人可怎么想？小时候，我们村儿里有个人就那么寻了死，活着的人都叹气……
主要是，大伙儿对我都不错，我不能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让他们说我没良心，他想。
有些事不那么简单，不好说……
可这孩子的事挺明白。他还什么都不懂呢，让他去吧，那是爱他。给他做件好看的衣裳……
老头儿走了很久才到了产院。他看见那个年轻的父亲站在走廊上。
“孩子怎么样了？”老头儿问。
“他不用再受折磨了。”年轻的父亲说。
“他好了？”
“他去了。不抢救了，他安静地去了。”
“……”
“谢谢您，您说得对。”
那支歌叫：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老头儿想。
老头儿从心里感谢这个年轻的父亲，可老头儿的心突然又象是被撕碎了；他看见年轻父亲的眼里闪着泪光。老头儿眼里也一样，他也喜欢孩子，是孩子都喜欢。他觉得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这个年轻父亲的心。他坐在年轻父亲的身边。
他们都不说话，望着落雨的天空。雨丝在路灯下闪光，密密地编织着爱的轻纱，或是爱的罗网。
老头儿忽然想起了那只青铜的公牛。他把牛放在年轻父亲的腿上。
“你看，这家伙多精神。”
年轻的父亲点点头。
“是挺壮的。”
“横劲儿！嗯？给你吧。”
“不，我不要。”
“拿着。”
“我不要。”
“拿着！”
“够贵的吧？哪儿买的？”
“不贵，没多少钱。”
“你看它，多大劲！老虎也不是个儿。你看这犄角，这脊背，这腿……他母亲怎么样啦？”
“她老是唱那支歌。”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
“别让她老唱这么难受的歌。”老头儿说。
“您去跟她说说，行吗？”
“她还有你。你呢？你也还有她。”
“您去跟她说说吧。”
老头儿走进病房。他对那个年轻的母亲说：“早年我们村儿里有两口子，第二回生了个挺好看的孩子……”他说了好些过去他家乡的事。“快把身子养好，赶明儿你们再生一个，我给他做个四角儿都不一样色儿的风车儿，用好纸。”他不知道还应该说点什么。
后来，老头儿独自回家去了。他在铁路高高的路基下面走。铁路伸向他遥远的故乡。他想，他也许应该回去了；假如她需要他，他就留下来，假如她已经把他忘记，他就再回来卖他的小风车儿。反正卖小风车儿也是件挺高兴的事，总能跟孩子们在一起，而且，靠卖风车儿自己养活自己，就不是社会的负担……
一列客车隆隆地开过，车窗里的灯光照亮了那只小风车儿。小风车儿在夜风里转着，像一团红色的雾，像一朵玫瑰。
一九八三年
老人
暴雨过后，树林里飘溢着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这是一座荒芜了的古苑。远处，殿堂的屋顶在夕阳下泛起耀眼的黄光了。时间是七八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两个人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他们同时收拢了伞，仿佛刚刚觉出雨停了。他们一直坐在老柏树下的青石上，鞋和裤筒都湿透了。
“别总想那些年的事了，咱们见面又不是为了伤心。”年老的男人想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发僵。
“忘不了。”另一个老人说。她显得精神恍惚。
“连我自己都不记得那么清楚了。”
“冬冬就说，有时候是冤枉人的人比被冤枉的人记得还清楚。”女的说。
男的不出声地笑笑，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脚。怎么会忘呢？他又想起了那条冰冷的河、无边的雪野上的那缕孤烟、还有春天翻了浆的小路……“总回忆往事是衰老的象征，咱们还不老。”他低着头说。
“不，毕竟是老了。‘她望望他的头发，也想到了自己的头发。”冬冬说我越来越象他外公、外婆了。有时候连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我的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声音、语气，都象他们。”
云散尽了，落日很大，很静。一群鸽子在那一大片红光中飞着。
“我并不记恨他们。”男的说。
沉默了好一会，他又说：“可我真是没想到，他们会那样去死……在我的印象中，你父亲非常坚强，你母亲也总是很乐观。”
“越是这样的人，越受不住冤屈和悔恨。”女的说，“主要是悔恨。那些日子他们时常提起你、对我说，如果还能见到你，让我告诉你，当年的争论是你对了。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去死。那情景就象是一对殉情的恋人。那是六八年。”
一群孩子从不远处的一片木板房里跑了来，在树林里叫喊着，追逐着；有的穿着凉鞋，有的穿着棉鞋，有一个小姑娘光着脚。
“那是什么地方？”年老的男人问。
“木板房里吗？好像是个接待站。”
“是从各地来的，”女的又说，望着那群孩子。
“还当是带他们来逛北京呢。”还是女的说。
“问题都在解决，一切都在好起来。”男的望着那片木板房。
孩子们在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在水洼里越来趟去，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又滚又爬，在树枝上打漂悠儿，钻到石凳下去捉蜗牛……响亮的笑声就象树丛间那些归巢的鸟儿。
“孩子们总是想那些高兴的事，心里除了希望，没有别的。”男的说。
“所以他们是孩子。”
“我们也还不老，也还是要有一颗童心。”
“可我们有过。冬冬说……”
他望着那群孩子，臂肘支在膝盖上，十指交叉在一起，紧握着。她看着他。他有那么多深深的抬头纹了，那里面至少有一条是她亲手刻下的，她想。
“冬冬怎么说？你还没说完呢。”他提醒道。
“慢慢再说吧。”她避开他的目光。
树林里飘浮起薄薄的水雾、草地上还剩些淡淡的阳光，一条一缕、星星点点的。
“喔！看那是啥地方？！”那个光脚丫的小姑娘跑着喊，站住，呆望着远处的古殿。
“哟！”一个穿棉鞋的男孩子跑到小姑娘身旁，也愣住了，“好阔气呀！”
孩子们都围拢过来。古老的殿堂在夕阳中显得辉煌。
“是我最先看见的。”光脚丫的小姑娘说。
“我第二，我第二先看见的。”那个男孩子一股劲对小姑娘说，希望她能证明这一点。
年老的男人出神地望着那群孩子。他又想起了那条冰冷的河，河底的沙砾扎着他的脚，他在那水面上看见过他的冬冬……
女的摘去落在他背上的一根白发。
他没理会；只是出神地望着那群孩子，象囚徒望着蓝天。
他这么喜欢孩子！她想着，心里难过极了。
“童心是个永恒的主题，”他说，醒来了似的，“我最近发表了一个歌颂童心的短篇，你看到了吗？”
女的没有回答，装作没太注意的样子。
“童心总是想着未来，除了希望，没有别的。”
女的心想：那才糟呢！那希望是经不住磕碰的。“我们都是那样过来的。”她说。
那群孩子静悄悄的，或蹲或站，望着矗立在远处的大殿、大殿闪光的屋顶和红墙。
两个老人也沉默着。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他搓了一把自己疲倦的脸，转过头来笑笑。
“当然。”她靠在他肩头。她在他衣领里看见了许多疤痕，她没说什么，那是预料中的事。他还是比她坚强，象过去一样。她忘不了过去。
“还记得家乡的那个小池塘吗？”男的说，希望气氛能轻松些。“有一回我让螃蟹夹了脚，你在船上又笑又唱。那时候你总爱唱。在大学里你还是爱笑爱唱。”
两颗斑白的头离得更近了。一只蜂儿在他们头上“嗡嗡”地飞，被他赶开了。
“可生活并不象那些歌，”她说。
过了一会她又说：“我们都老了。你说童心？其实我们的心都不那么干净了。”
“只要我们不要总是想过去！不要总背着那么沉重的负担！”
“不，冬冬也没说要背着过去的沉重的负担！”
“冬冬怎么说？”
“噢，以后慢慢再说吧。冬冬的心才真正是干净的，童心。还是以后说吧……”
那群孩子依然望着古殿的屋顶和红墙。落霞变幻着色彩，古殿显得遥远而神秘。
忽然，木板房那边传来一阵喧哗，夹杂有哭声。孩子们都惊慌地转过身去，听着，望着，互相对视片刻，“忽喇”，都朝那片木板房跑回去。光脚丫的小姑娘摔倒了，但她很快爬起来，追上去，顾不得哭。
“本该是无牵无挂的年龄。”女的望着跑去的孩子说。
“倒象是受惯了惊吓似的，”她又说，“这些年哪！”
“别总想那些年。那些年都过去了。”
女的心里颤抖了一下。四周的水雾更浓了。
许久，女的到底忍不住了，说：“还记得小时候，你外婆讲的那只‘寒号虫’吗？冬冬说……”
“说什么？”
她觉得还是不应该说。将来？将来是后人的事。伤疤、白发、毁掉了的青春、妻离子散……还要他怎么样？还要这一代怎么样呢？
“冬冬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总是一说到冬冬就……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他正忙着考大学，要不他也来了。哦，他记得你，记得。那天晚上他一直在等你回来，坐在阳台上不肯回屋，他说你不会忘了他的生日——那年他六岁。今年他二十六了。”
男的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不倒翁”。那是一个磨损得很旧了的“不倒翁”，在他手心里摇晃着，象是在叹息时光的飞逝。
“哦——，不过你的话没说完。”
“冬冬好不容易才同意了报考理工科。我怕他拧；他和你的脾气一样，拧。”
“还是没说完，你刚才说到了‘寒号虫’。”
白蒙蒙的水雾在他们身边飘绕。如果是在天上，这就是云。她常梦见他，他也梦见她，还有他们的冬冬。醒来，他们都想到过天堂……不再让铁门和铁条分割人的心。
将来是后人的事？那么谁对过去的事负责呢？她想。她觉得还是应该说。“‘寒号虫’总是在夜里叫：”冷死我，冻死我，等到天明垒个窝！‘可是，第二天夜里它还是那样叫，老是那样叫。”
“冬冬一定是说，我是一只‘寒号虫’。”
“今天我没让他来，我怕他来了要和你吵。他很不喜欢你近来发表的作品。你总说‘不要总去想过去的事了’，可冬冬说，那为什么还要开历史课？既然最近的历史都应该忘记，干嘛还总在说旧社会的苦？还……”
“他肯定还有更激烈的话。”
“他爱你。这是真的。在他懂事之后，他一直很尊敬你。你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他保存下来的。”
那群孩子又“卿卿喳喳”地回到了树林里。
“大概没出什么事。”两个老人互相安慰说。
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朝远处张望。那儿只剩了一座兀傲的灰影。太阳沉没了。
“好气派的地方！”一个孩子说。
“是啥地方呀？”最小的一个小姑娘问。
“唏——，这你还不知道？”大一点的孩子说。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吧。”
“看，不是还有两根石柱子？”大一点的那个孩子不断地吸着鼻涕，很满意自己的回答。
孩子们又都默默地望着那座灰影了。
“那里头有什么呢？”
“咱们上去瞧瞧吧。”
“唏——，看把你们能的！”
孩子们又都不说话了，严肃的样子象大人。
年老的男人低声说：“一冬冬想得太简单，他还太年轻呢。”
女的心里又颤抖了一下，想：真是老了。“他们当年就是这么说我们的。”她说。
“我们那时确实是太年轻。”
“可最后，错的不是你。”
“那要看探索什么和怎样探索。”
“冬冬说，都被规定好了还叫什么探索呢？”
这时候响起了一阵警笛声，越来越近。那群孩子又是一阵慌乱，但马上又都平静下来。一辆白色的急救车开到木板房那边去了。
“有人得了急病了。”他说，朝那边望了一会。
“我原以为没出什么事的。”女的说。
等男的转回头来，女的捅捅他，指指那群孩子：“你注意没有？只少了一个小姑娘。”
孩子们散开了，就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又在树林里叫着、笑着、蹦跳追逐了。只是其中没有那个光脚丫的小姑娘……
两个老人沉默着坐在老树下。天暗下来。他们看得见对方的白发。男的在想着那条冰冷的河、无边雪野上的孤烟、还有泥泞的小路和牛车的木轮……虽然那对他自己来说都已成了过去。女的总想着那个光脚丫的小姑娘和她的那群小伙伴，想着他们将来长大了的时候……
“真的，冬冬的心才是干净的，童心。”她说。
“我能不能见见他？”他瞥了一下手里的不倒翁，“也许，我给他带回来两个老头儿。‘”
“为什么只是见见？他以后会常去看你。”
“以后？现在我也不会妨碍别人的。”
“不不，我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想等高考报名后再让他来见你……他很拧。”
“象我一样拧。你说过了。”
“他好钻牛角尖。他要是和你争论起来，他非得改报文科不可。他对文史哲都感兴趣。”
又沉默着坐了一会，男的站起来，伸出一只瘦削的手，把女的也拉起来。女的站起来的时候，显得有些吃力。
“人老了有时候很可笑。”他说。
“平时并不这样，只不过是今天坐得太久了。”她说。她希望在他面前仍然显得年轻。
“不，我是说我自己。”
“冬冬也总是说我，说我是个古怪的老太婆。”她笑着。她想到他们俩都老了，却又有一种亲切感。
“可不是吗？你也在限制冬冬，在规定他。”
她挽着他的胳膊，象很多年前那样走着。
“我知道我不应该限制他，可是我怕。冬冬说起话来，嘴上没个把门儿的。他象你；长得也象你，比你还魁梧……”她一路絮絮叨叨地说着。
苍茫的暮色中，他们走出了荒芜的古苑。
女的忽然站住：“那么就明天，让冬冬来？”
“只要今天夜里我别冻死。你说他一直当瓦工？那正好，明天我们商量着垒个窝。”
她高兴地依在他肩上。“其实我常对自己说，我们老了，可别再象他们，临终时只有悔恨。”她的声音有些发娇，虽然老了。
“你书包里是什么？”
“对了，杏！你最爱吃的那种酸杏！”
他酸得直闭眼睛：“你说什么？冬冬长得比我还高？”
“冬冬对他的女朋友说，‘我们老了可别象他们’，他是指我们……”
一九八三年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从下午四点钟，他们俩就下了汽车，一直在这附近转来转去，找那条胡同。
“你没记错吗？”男的问。
“没记错，”女的说：“月亮胡同，五十七号。”
这一带净是些七拐八弯的小胡同，人家给他们画的那张路线图又让女的给弄丢了。这会儿，太阳已经快没了。昨天夜里刚下过一场大雪，白天路上的雪化了一些，现在又都开始冻上了。路很难走。
看样子，两个人都有四十岁了；男的好像还要大一点。女的个子很矮，看得出来，是那种侏儒病。男的架着一支拐，脸被烧伤过，留下了很多可怕的伤疤。
小胡同里很清静。风很大，不时有些行人匆匆走过，谁也顾不上看谁一眼。这倒好。
女的搂着个大饼干筒走在前面。她好几次都想换个姿势歇一歇——想用一支胳膊夹住那个大铁筒，但都没夹住。衣服穿得太多，而且那个饼干筒对她来说也的确是太大了。
女的摆弄饼干筒的工夫，男的走到了她前面，转回身来气哼哼地看着她。
“活该！就差把你自个儿也丢了啦！”他说。
她仰起脸来冲他笑笑，还是用双手搂起那个大铁筒，紧走两步，追上来。
刚才买儿童车的时候，女的把书包弄丢了。她挑来挑去，总想挑一辆更好看的，后来就发现书包丢了。丢点钱倒没什么，可那张路线图在书包里。幸亏她还记得那条胡同的名字和门牌号码。
“今天真冷。”她说，偷偷地看了她丈夫一眼。
男的不言语。
“真是的，赶了这么个天儿，”她又说，抱歉似的看着男的，好像是她把天儿弄坏的。
男的一只手拄着拐，另一只手提着那辆崭新的三轮儿童车，吃力地走着，躲着冻结在路面上的、又硬又滑的残雪。
“你的肝又疼了吗？”女的问。
男的不理她，也不看她。
“跟老石说好了，”她又小声说：“不去不合适。”
“你就絮叨吧，又快转回来了！要是不想去，咱们趁早儿往回走！”男的脾气很坏。
女的慌忙加快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饼干筒太大，挡得她看不清脚底下。
“你别老是不高兴，回头肝又该疼了。再说……”她好像还想说什么，可又咽了回去。
走了一会，她还是说了：“老石已经把他接来了，你就先看看，要是你还是不想要，咱们再不要，也不晚。”
“我没说不想要！”男的说。
“真的，”女的笑笑说：“那孩子我看是不错，比上回那个还好看。”她说得很快，好像是终于找到了说这句话的机会。
“你看着不错就行了呗！”
“你干嘛这么说？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他们沉默着往前走，注意着每条胡同口上的路牌。这地方的小胡同可真多。
“要是你也喜欢，咱们才要呢。”女的又尽量使气氛缓和下来。“再说，我也得再看看，那天光是在汽车上看了那么一会儿。”
风刮得一些院门“啪哒哒”地响。有时候，从背阳的屋顶上飘落下一片雾似的碎雪，往人脖子里灌。
“我说你还是围上我的围巾得了，”女的对男的说，“我又不冷，再说……”她光顾了看他，差点被一块冻在路面上的砖头绊倒。
“早就说让你把饼干筒给我！”男的冲她嚷。
“我不。要不你拿饼干筒，让我推车。”
“不用！我都拿得了……”他的声音忽然小了。
前面的胡同里揭出了一群姑娘，“唧唧嘎嘎”地又嚷又闹，朝他们走来。
姑娘们走近他俩身边时，都没有声音了。
男的扭过脸去，像是注意着路边的门牌。
姑娘们走了过去。他们俩一声不响地往前走，想走快点，可女的又怕男的跟不上。半天，他们才又听见了“唧唧嘎嘎”的说笑声，走远了。
“给我！”
“那把车给我。”
“不用！”
“我知道你怕什么……”女的小声嘟嚷了一句，抱着饼干筒只顾往前走。
“我怕？我怕什么？！”
女的不说话。
“你要愿意推，你就推，真是的！”男的虽然还是喊，可语气却软了很多。
女的也不接那辆车了。她一生气或是觉得委屈，就一个劲儿眨巴眼睛，不说话。她知道他是为了她，怕她太……本来就矮，再推个儿童车……可她心里还是难受，生他的气。“你干嘛不去找个高个儿的呢？”她心里想。
“假如你的腿是好的呢？脸也没烧伤呢？”
“我不知道。从我懂事时起，腿就是这样，脸也就是这样。”
“我是说假如，假如你的腿没……”
“假如？！”他又烦了，停下来，望着远处的几点灯光。那是工地看守人的小木房。“你要不愿意说就算了，”她说：“可你别生气。”
他猛地扭过脸来：“假如压根儿就没我呢？！假如压根儿连地球也没有呢？！”
“你说那些有什么用？我是跟你说真的。”
“知道没用就别说。我就是这样儿，你也就是那样儿，这就是真的。”
他们坐在路边的砖堆后面。混浊的护城河水在月光下流着。远处是那片建筑工地，静悄悄的。
“等这些楼盖成后，这儿也该乱了。”她说。
他不说话，望着月亮。月亮那么小，那么远。那夜的月亮好像特别小，特别远似的。
“是真的就行了，假如干嘛？”后来他望着月亮，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那天我一看见你，我就觉得，咱们俩得在一块。这就是真的。”
“你一看见我？哪天？”
“我看见你在汽车站上，总也挤不上车去。我忘了是哪天了，当时我正在旁边的酒店里……”
“是真的。是。这么多年了，是真的！”她想。她寻找着他的目光。
“我拿得了，”她说：“真的，这么个筒子我还拿不了？”她故意装出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
她又说：“那回去抱‘安安’，那么大个筐我不是也抱回来了？”“安安”是他们养的一只猫。
男的气喘吁吁地走着，木揭发出“吱吱”的响声。她心里一阵阵发疼，又想起自己把书包弄丢了的事。
书包丢得也真够怪的，买饼干的时候你不是还见我背着吗？”
她想打个岔，说点儿别的。
男的还是不说话，但总算是看了她一下。
“你干嘛老不高兴呀？”她最怕他生气，他一生气就要肝疼。
见他还是不说话，她又说起了那张图。“老石那人真仔细，画了足有半拉钟头……”
“可还是让你给弄丢了。”男的说。他这次的语气也挺平和。
女的笑了：“我要是把书包让你背着就好了。”
“瞧着！”男的喊。
女的吓了一跳，绕开了脚下的一个小土坑。她总仰起脸来看她的丈夫，希望他是高兴的，希望他也笑一笑。
“你干嘛老看我？”
“你不看我就知道我看你啦？”
“怎么样？比山魈还好看点吧？”
“山什么？你说比谁？”
“你没去过动物园是怎么的？”
“我小时候去过。”
“你看我像什么？”
“像个不会笑的木头疙瘩。”
“木头疙瘩一笑该地震了。”
“怕什么，又没别人？”
“你不怕？”
“你要是老不高兴，我可真害怕……”
后来他笑了，真是不好看，但她希望她的家也能和别人的家一样……那天夜里，她第一次对他说，她真想要一个小孩儿，当然，是向医院要，或者向别人要……
完全看不见太阳了。他们俩还在这附近转来转去，东一头、西一头地瞎找。
下班的人多起来。天冷，人们匆匆地往家奔。女的好几次想问问别人，男的都不让。
“那怕什么的？”
“谁说怕什么了？！”
“我去问，又不用你问。”
“甭！！”
他们继续往前走。
下班的人很多，附近一定有个什么工厂。
“累吗？”女的小声问，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人。
“肝不疼？”她又问。
男的不说话。他不想说。
“唉，都怨我……要不你先在这儿歇歇，等着我？”
男的不耐烦地斜睃了她一眼，还是往前走。
他们俩在下班的人流中默默地走着；不时拉开些距离。
远处在大烟囱冒着黑烟，烟被风刮得零零乱乱的，直向东南飘去。几只麻雀慌慌张张地飞上屋顶，又飞上光秃秃的枣树枝，又慌慌张张地飞走了。一个围着白围裙的老太太站在路边的墙角里，喊着：“刚炸得的热丸子！刚炸得！”
一会儿，他们发现又走到了大街上。不远处有个电影院，刚才他们就是在那儿下的汽车。
他们只好又往回走。下班的人已经少多了。
路边的低洼处结了一条一条的冰，几个小孩儿在上面打出溜儿。女的不住地回过头去看。
“你倒是走不走……”男的本来又要发火，但他发现她是在看那几个小孩儿。
“我还以为是他呢。”女的慌忙说。
“谁？”男的也停下来，朝那几个小孩儿望着。
“不是。长得有点儿像。你看那个最小的……”
他们指指点点地看了一会儿。几个孩子在冰上玩得正来劲儿，红红绿绿的，象几个毛线团。
“走吧。”他用儿童车的轮子碰了碰她。
“走吧！”他又说。
“那孩子比这孩子长得还好看。这孩子也不错。”她还是不住地回过头去看。
他们又走过了两个胡同口，都不是。
女的一直没完没了地说着那个孩子：“你说是怎么回事？人家都说，私生子都漂亮，也都忒聪明……他妈要结婚，要不谁舍得把自个儿的孩子给人呢？那男的可也真是……”
“瞧着脚底下！”
“可就是……四岁半，我还是觉着太大了点儿。”
“反正不会象自个儿的一样！”
“不是，我倒不是担心这个。我是担心……”
男的猛地扭过脸来看着她。女的也忽然停住了脚步，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似的。
“你说，他不会害怕咱们吧？他懂吗？他才四岁半……”女的终于说了出来。
风更大了。什么地方的破铁盆被风刮到了地上，“叮啷哐啷”地响。他们茫然地走着，也忘记了注意胡同口上的路牌。
其实，这件事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想到，可不知怎么，他们都没说出来过。也许是，只要不说出来，这事就还仅仅是可能；或者是，有几次要说，又都被别的事给岔开了……
“你说，是要男孩儿呢？还是要女孩儿？”她坐在床上，重新绕着她那些宝贝毛线。
她一有富余钱，就爱去卖毛线的地方转悠，买些花花绿绿的毛线回来，也用不上，就都堆在箱子里。那天晚上，她把那些毛线都翻腾了出来，一团一团地重新绕。
“男孩儿女孩儿倒没关系……”他说。他本来是想说这件事的，可被她打断了。
她说：“就是，反正现在男孩儿女孩儿都这么花花绿绿地穿。”她是说那些毛线。
他没再说。他想，也许不会……
有一天夜里，她又被他的喊声吓醒了。他总做噩梦。外面正下着大雨。
他点了一支烟。“要就要个大点儿的。”他忽然说。香烟的红光时明时暗。
“再睡会儿吧，还早呢。”她说。路灯还没灭，树影在墙上晃动。
“其他都听你的，我就这么一个要求。”
“太大了，我怕……”那时她就想说这件事。
他猛地趴在她胸上：“你知道，肝硬变是活不长的。我想要个大点儿的……那时他已经能帮你干点儿事了……”闪电照亮了他的脸，满是泪痕。
她抱着他的头，怔怔地躺着，看着墙上那片晃动的树影。后来她哭了，忘了说这件事……
还有那天晚上，他们坐在立交桥下的黑影里乘凉，看见桥头有一对年轻的父母正和孩子玩捉迷藏。妈妈捂住小姑娘的眼睛，爸爸猫着腰藏在了塔松后面……
她看得发呆，一会儿靠在他肩上“嗤嗤”地笑，怕笑出声；一会儿又伸长了脖子，还是笑出了声。
年轻的父亲用胡子扎着孩子的脸，孩子在爸爸怀里打着挺儿，“嘎嘎嘎”地笑……
那时他又想到过这件事。正要说，可思路又被她打断了。她跟他说起了那个小姑娘穿的小喇叭裤。
“你看那小喇叭裤多好。前天我们厂内销了一批，他们好些人都买了……”
后来他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好像是想起了一辆遥控的玩具汽车……
还有，看那个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她也想到过这件事。安娜哄谢辽沙睡觉，对谢辽沙说，“我是个大妖魔”……那天，他没在家。
看《巴黎圣母院》的那天，电影院里有个小孩大声问：“那个坏蛋干嘛老敲钟呀？”
孩子一看见长得丑的人就以为是坏蛋……
那天他们俩什么都没说，一晚上没说话……
今天她却突然说了出来，他没有准备，连她自己也没有准备。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准备，她才说了出来。可偏偏是今天！也许正因为是今天。说出来了，说出来就和没说不一样了，不再去想是不行了。不过，倒是从心上搬开了一块石头。可是，又有一块更大的石头压在了心上……
他们默默地走着。风还是很大。电线上挂着几条碎纸，那曾经是个风筝。
后来，他们在一个避风的地方站住了。男的靠在墙上，点了一支烟。女的把饼干筒放在地上，不知所措地看着男的。
一群乌鸦“啊——啊——”地叫着，在灰色的天底下飞着，被风刮得歪歪斜斜地向东南飘去。
“只要咱们待他好，”男的说：“我觉着，只要咱们是真心待他好……”他看着那辆儿童车，车上的商标是一只大眼睛的蜻蜓。
女的一直望着那群鸟。它们兜了个圈子又飞了回来。它们想落在那片老树上，可风太大。
男的又说：“我觉着，只要咱们待他特别好……你说呢？”他捏着香烟的手不住地颤抖。
那群乌鸦终于都落在了老树上。女的说：“要是要个小点儿的呢？要个一、两个月的，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还不是要长大？”
“那可不一样，那他从小就会习惯了。”她说。
后来，有好半天两个人都没再说什么，一直在那个避风的墙角里站着。
路灯亮了。路灯亮了就有六点多了。
“还累吗？”女的问。
男的又点着了一支烟。
一辆农村拉粪的马车从他们面前走过，马车的轮子轧在一个污水井的井盖几上，“格登登”直响。马车过去后，女的看见那井盖儿错开了一条缝。
“你看那井盖儿，”女的捅捅男的，说。
男的瞥了一眼那井盖儿。
“你看呀，”那井盖儿没盖严！“她又捅捅男的。
“你有完没完？！”男的使劲扒拉了她一下。
“那井盖儿没盖严。”女的小声辩解，像是做错了什么事。
男的用拐杖杵着墙缝里的黄土，不理她。
她担心地望着那个井盖几。过了一会儿，她朝那井盖儿走去。
“回来！”男的喊。
“那井盖儿没盖严。”她说，但不敢往前走了。
“让你回来！！”男的又喊。
女的只好又回来。“谁要是踩上，该掉下去了。”她说。
“活该！就你心眼儿好？！”
她站在他身旁，不时看看那井盖儿，又看看他，想说什么，又不敢。她怕惹他生气，他有肝硬变。
路灯在风中摇晃，电线杆的影子也摇晃着。胡同里已经没什么人了。
“不早了，走吧，”女的说。
“上哪儿？”
“老石该等急了。既然来了，就去吧。”
“我本来就不想来。我本来就不想要。”
“就先看看吧，你说呢？”
“甭看也知道！不是自个儿的孩子，怎么也和自个儿的不一样！”
女的半天没言语，后来猛地抱起饼干筒，胡乱地朝前走去。男的才发现，她哭了。他慌忙抓起儿童车，追上去……
“我们还是要自个儿的吧。”
“不。不！我不要！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趴在床上哭着。
“大夫不是说了吗？只有一方有你这种病，有可能不遗传……
“还有呢？！你怎么不说啦？还有呢？！还有可能遗传！遗传！！轮到我准得遗传！我知道！我从来都不走运！”她疯了似地哭着，喊着……
他从来都没见她那样过。他吓坏了，什么都不敢再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真的，我不是想要自个儿的。”男的一个劲儿解释着。“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同意你愿意要什么样儿的，咱们就要什么样儿的，你要是实在想要。小点儿的，我也不会不同意……”
他哄着她，像哄小孩儿那样。
他们又走了很长一段路，走过了好几个胡同口，都忘了看前面的路牌。
“都跟老石说好了，”女的抽抽噎噎地说：“还是得去看看。”
“去，当然是去。咱那个书包也不能白丢哇？”他很想说句笑话，可说出来的却象是挖苦。
“再说，”他赶紧又说：“那筒饼干你能吃，这辆小三轮儿我可蹬不了。”
她笑了，感激地看着她的丈夫。
他把手绢递给她。“擦擦，别这样去。”他说。
不知为什么，她止不住地流眼泪。
“咱们再歇会儿吧。”男的说。
路边有一个临时售菜棚，卖菜的人早已经下班了，菜架上空空的，菜案上堆着几个没人要的萝卜。他们走进了菜棚，站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
女的不停地用手绢擦着眼睛。
“你别多想，真的，你别老想得那么多。”
“没有，我没有。我没想哭。”
“我有时脾气不好。”
“不，你不。是我……跟我，你算倒了霉。”
“你干嘛这么说！”
“假如……”
“又是‘假如’！咱们在一起十年了，你总说‘假如’，可咱们这十年是真的！”
月亮真小，真远，又像是那夜的月亮。她靠在他身上，紧紧地靠着，生怕那不是真的，生怕他也会象那月亮，离她那么远，那么远……
“咱们走吧。”
“嗯。”
正在这时，对面的一个院门开了，走出来一个抱着小孩儿的青年妇女。一对中年夫妇随后送出门来，一直送那母子俩朝胡同口走去。
青年妇女很不高兴的声音：“您看您这事办的，让我说您个什么……”
中年妇女的声音：“唉，怪我办事不周全，你可别往心里去。”
青年妇女的声音：“说实在的，有个教授想要，我都没舍得。要不是……说实在的，我就一人儿带着明明过……”
声音慢慢远去了，听不清了。
女的一动不动地站着。
“走吧？你怎么了？”男的问。
女的重新又走进路灯照不到的地方，靠在菜架上，一声不吭，看着对面那个院门。
男的走到那个院门前，看了看。那正是月亮胡同五十七号。他又走回到菜棚里来，什么都没说，站在女的身旁。
那对中年夫妇回来了。
“你不该告诉她。”中年男人说：“换了我，我也不愿意把孩子给两个残废人。”
“我不会说瞎话。唉，下回我可不管这样的事了。”中年妇女说。
“一会儿他们来了，可怎么跟他们说……”
院门“嘭！”的一声关上了。
四周真静，静得像是一片沙漠。只有风声。风使人想起黑色的海洋和一叶浪谷里颠簸着的孤舟。沙漠也有尽头，海洋也有边际。如果没有绿洲，骆驼走向哪里？如果没有港湾，小船往哪儿划？有时候，他们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他们常常在夜里醒来的时候——或者是他又作了噩梦，或者是她梦见了来生——说起死。“你说有下辈子吗？”“我觉得有。”“你还有点迷信。”“谁知道呢？”“你想过死吗？”“当然。”“那你怎么没去死呢？”“我要是去死，活着的亲人一辈子也好受不了。你呢？”“我？我也是。”……
这就是他们的绿洲，他们凭着这个在沙漠中走。还有，他们互相是对方的港湾……
已经很晚了。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电台报时的笛声。八点了，也许九点？估计是八点。
他们还呆在那菜棚里，弄不清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说话。风仍然不见小，这风大概是要刮一宿了。棚顶上的席子被刮开了一块，“唿哒唿哒”地拍打着棚架，把棚顶上的残雪洒了他们一身。他们不觉得。
又过了半天，女的忽然说：“今天还没有喂‘安安’呢。“安安”是一只猫。他们养了一只猫。女的说话时的样子，像是在梦里。
他把她拉到怀里，用棉大衣的前襟把她裹住。寒冷都在外面，风在外面刮吧，她觉得，什么也打不透他们的棉大衣。
“还没有喂‘安安’呢。”她在大衣里说。
他摸了摸她的脸，摸摸她的眼窝。
“我没事儿。”她说。
“我也没事儿。”他说。
“咱们回去吧？”
“回去吧。”
“走吧。”
他们往回走，挨得很近。他们把饼干筒和儿童车忘在了菜棚里。他们总那么爱丢东西。
“对了，那个井盖儿！”她忽然说。
他们又走到他们头一次歇着的那个地方去，找到了那个污水井。可是，井盖儿盖得很好。
“是这个吗？”男的问。
“我记得是。再说，这附近只有这一个呀？”
男的用木拐在井盖几上作了几下，井盖儿一动不动，盖得很牢。
女的又走到他们呆过的那个墙角里。“噢，从这儿看，井盖儿就好像是错开了，因为上面有雪，井盖儿的黑边儿好像是一道缝。”
一九八三年
白云
女大夫揭开他伤口上的纱布，不由地“哟”了一声。褥疮烂成的几个大窟窿，看得见白色的骨头。
“养蛆了吧？”他说。他闻见了一股恶臭。“随身总带着几个小哥们儿，谁也不嫌弃谁。下回在小说中我就这么形容。”
女大夫笑不出来，用镊子刮去褥疮上的烂肉。他并不感到疼。疼觉早就离开他了。他的腿瘫痪了二十年了。
“我记得我答应过，到时候把尸体献给医院。”
“别想那个，你的日子还长呢！”
“不会太长啦，最近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受，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好多挺好的想法，都写不成。”
女大夫低头给他换药。她知道，他的日子快熬到头了。连着出现褥疮，血和尿里的白血球指标总也下不去，这骗不了他。
“可能跟天气大闷热有关系。”她说。
“也许是。不过我把尸体送给你们……”
“别说你们！”
二十年中，女大夫经常来看他，并不仅仅为了他的病。
“噢，那就送给他们。不过有个条件。”
她想起二十年前的事。那时候她刚从医学院毕业，有一回他骂她“饭桶”。现在她老了，可还是治不好他的病。
“浑身由你们解剖，可是别动我的脑子。”
“怪条件，写小说的人净是怪点子。”
“我有好多想法，你知道，这辈子来不及写了。都是挺好的想法，挺好的构思。”
“可这跟你的条件有什么关系呢？”她问。
“也许，这辈子的想法能给下辈子留下些启发。信息。”
女大夫直笑。他也直笑。
“你总能让人笑！”她记起她年轻时候的几次失恋，他总是能使她的痛苦减轻一些，他说“索性哭一回”，她心上的痛苦反而会轻些。
“说真的。别把我的脑子切得乱七八糟的。要是真有下辈子呢？我希望这辈子的一些想法能留到下辈子去写。”
“不会。”她笑着，“没有那回事。”
“我试试。我反正要提这个条件。”
“要是真有下辈子，你还会有很多好构思的。”
“不一定。”他说，“有些事，不是残废人就想不到。”
她给他敷上纱布，从镜子里注意着他的脸。他正望着天上的那片云。她知道他又在想南方，那儿有个姑娘……
一九八三年
足球
那支法国足球队来这儿比赛的时候。正是八月里最热的一天。离七点半还有两个多小时，山子和小刚就动身了，一人一辆手摇车，在太阳底下拼命地摇。太阳还挺晒人呢，这季节，太阳要到七点钟才落山。体育场离他们住的地方太远，不这么早动身不行。
单从上半身看，两个小伙子长得都很健壮，胳膊都很粗。山子的车上挂了两支拐杖。小刚连拄拐也拄不了。两辆车一前一后。跑得相当快，有时甚至能超过一、两辆自行车。有些骑车的人惊讶地望望他们，望望他们那萎缩得变了形的腿。两个人顾不上别的，拼命摇车，生怕晚了。球赛七点半开始。
来的是法国的一支很不错的足球队。
以前没来过这么好的球队。
直到走了差不多一半路，小刚看了看表，才说：“行！时间有富余，不用这么忙！”
山子也看看表。于是两辆车开始并排走，车速慢了下来。两个人的汗衫都湿透了，都呼嗤呼嗤地喘粗气。
天空晴朗得耀眼。路两旁是高高的白杨树。
小刚开心地笑起来：“二华这会儿正侍候老婆呢！”
“小子真废物。”山子也笑笑。
“不过，二华这家伙，人不错。”
“这小子，还可以。”
“中午他给我送票来，我还以为他蒙我呢。我心想，这么好的球赛，他舍得让给我？”
“他怎么说？”
“他当然不能说是老婆不让他去呀！”
两个人笑起来。
“应该说，是他老婆人不错！”小刚说。
“他老婆是个模范老婆，把二华教育得不错。”小刚又说。
“模范老婆一举谭子把儿，所有的家务事就都做好了！”还是小刚说。
两个人大声笑起来。
白杨树茂密的枝叶间，知了声不断。
小刚用两个手指撑开上衣兜，看看那张票。
山子的目光立刻跟过去，说：“统共就一张票，你别再忘了带。”
山子说这话时的神态和语气都透出一点恭维。小刚没回答，脸上的笑容慢慢变得僵硬，心想：什么叫“统共”？反正一张票不能你我都进去。不过又想：出来的时候说好了，山子不至于说话不算活。
“带着没有？”山子又问，很着急的样子。
小刚还是不回答，把票掏出来，托在手里看，心里有点后悔：这事真不该到处去瞎显摆，二华送来了票，自己就应该悄悄地走……
山子把脸凑过来，小声念着票面上的时间。
“哟！”小刚忽然一惊，转脸问山子，“今儿肯定是五号吧？”
“别这么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行不行？五号！我早算计着今天呢。”
没错儿，是五号。小刚把票放回兜里。不过山子这家伙可别说话不算话，“算计”？“算计”什么？
“要不然，”山子继续说，“我本来是打算去我老姨家的。这么好的球，不看彩电不行。”
小刚觉得这是个机会，得说句话了：“你真不如趁早上你姨家去呢，别把转播也耽误了。”
山子不言语了。山子的心情立刻有些沮丧。他本来就有点动摇：万一是自己记错了呢？体育场门前没有台阶，小刚坐在车上可以进去呢？自己白跑一趟倒没关系，问题是把电视转播也误了。问题是法国队！他这几天总想起十二届世界杯赛的场面；想起普拉蒂尼罚直接任意球时的样子；想起佐夫鱼跃扑球时的样子；还有鲁梅尼格，那小子真是浑身都长得漂亮，人要是长得漂亮也真是福气；马拉多纳不漂亮，可那小子跑起来真好看，摔倒了又蹿起来，永远也掉不坏似的，真长得结实，人要是长得结实也行，也漂亮……
见山子不言语，小刚又紧叮一句：“是你自己非要跑一趟不可的。咱们可有活在先，我要是进得去，你可就得乖乖滚回来。”他尽量使语气显得象是开玩笑。
“噢噢，那当然，”山子的灵魂这才从巴塞罗纳的绿草坪上飞回来。“我是说，要是你的车进不去，这么难弄到的票别糟蹋了。”
“那没问题！”小刚松了一口气，“我要是进不去，这张票肯定是你的。没的说！”
两辆车拐上了一条宽阔的大路。沿着这条路走到头，一拐弯就到体育场了。但是这条路相当长。
“不过，二华说我能进去。”小刚说。
“他怎么说？”
“他说我肯定能进去。”
“他说没有台阶？”
“反正他说我进得去。要是有台阶，他干嘛还说我进得去？”
山子又使劲回忆起来。他明明记得体育场门前有很高的台阶至少有十几层。二华那小子整天迷迷糊糊的，没记清楚过什么事。不过，也许是自己记错了？他还是八年前腿没坏的时候去过。那时候他才二十岁，跟小刚现在一般大。他还记得自己跑上那些台阶时的情景：台阶不仅高，而且陡，他一步三级往上跑，那台阶大概并不止十几层，什么地方还种着一些冬青树……每次回忆都是到这儿就断了。也许那不是在体育场？也许是电影院？剧场？美术馆？每次回忆都是以清晰开始，以模糊告终。
“普拉蒂尼。”山子叨唠了一句，无可奈何地望望路两边的楼房。这几天他总想起这四个字，也许是这四个字说着顺嘴。
小刚看着山子笑：“魔障了。”
“我是说，可惜普拉蒂尼没来。”
“真懂假懂？这又不是法国国家队。”
“废话，我知道！”山子的话音里有点火气了。关于足球的事，他自信比谁都知道得多。“普拉蒂尼现在在意大利呢！知道吗？就是法国国家队来了，普拉蒂尼也来不了，知道吗？别拿起话来就说。”
小刚一愣，看了看山子，没吭声。往常他不会甘拜下风，尤其是那句“知道吗”。今天不一样。往常他和山子都没票，倒也都心安理得。再说今天来的又是法国的一支很有名的球队。要是有两张票就好了，小刚想。他摸出两支烟，递给山子一支。
“抽棵烟吧，来得及。”
两个人把车停在路边的树荫下，点着了烟，抽着，不说话，望着马路上来往的车辆。树荫很长了，树荫以外的路面依然亮得刺眼，对面楼房上晾着的白被单也白得刺眼。
“一停下倒觉着更热了。”山子找话说。
小刚叹了口气，“要是再有一张票就好了。”
“没事儿，就当遛个弯儿。我好些年没到这边儿来了。”山子的语气更象是在安慰自己。
“我好像还从来没到这边儿来过呢。”小刚说。
山子心里忽悠一下子，忽然觉得自己心眼真够呛——小刚还从来没到体育场里看过足球呢！小刚的腿从小就坏了。
“说不定，到时候能等上一张退票呢！”小刚说。
“别净想好事儿了。这么难买的票，谁买了会不看？”
“那可说不定，二华不就买了不看？”
“有几个二华？让老婆管得儿子似的！”
两个人笑起来。小刚的笑声很高，希望这气氛能延续下去。
“将来真有了儿子，二华非当孙子不可！”小刚说。
“这家伙是有点废物，主要是因为娶了个模范老婆。”小刚说。
“不过，只要他排队买票的时候不废物就行！”还是小刚说。
两个人大声笑起来。小刚希望山子的情绪能一直这么好，否则到了体育场自己是进去不进去呢？不好办。
“我看你将来也危险，”小刚又对山子说，“说不定你比二华还厉害。”
山子愣了一下。
“我说，你将来没准比二华还废物。”
山子把烟蒂在车轮子上按灭，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
小刚心想：糟糕！问：“怎么啦你？”
“嗯？”山子有心事，直发愣。
洋槐树的叶子被晒得发蔫，已经结满了一串串的豆荚。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多起来，到了下班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草帽、凉帽。姑娘们的裙子飘飘的。
“那件事儿，”小刚轻声问，“不是差不多了吗？”
山子拍拍落在腿上的烟灰，看看表，说：“走吧，不算早了。”他不想说那些事。
“又怎么啦？不是说差不多了吗？”
“她们家又不同意了。”
“那女的自个儿呢？”
“六点多了，快走吧。”山子摇动了车。
两个人并排摇，摇得很慢。小刚还想再问问是为什么，看看山子的脸色，把话咽了回去。其实用不着问，不会因为别的。小刚又想到了自己的腿还不如山子，山子拄着拐还能走呢。山子二十八了，小刚真怕自己也到二十八岁。
“什么时候能在中国举办一届世界杯赛，啊？那还差不多！”山子忽然转过脸来说，带些笑容，在这之前他一直木然地望着很远的地方。
“净想好事儿”小刚说。虽然这么说，却也觉得心里舒服了一点。
“那咱们拼了命也得买上票。”
“拼了命你也未必买得上。”
“提前一个星期我就上售票处窗户底下坐着去！支个帐篷。”
小刚脸上也现出笑容：“亲眼看一回世界杯赛，这辈子也值了。”
“真厉害！”山子摇头赞叹着，灵魂又飞到巴塞罗纳的绿草坪上去了。
两辆车不约而同地加快了速度。两个人不说话，都想着世界杯赛时的场面：彩色的纸屑满天飞，象是花雨；喇叭声、呼喊声响成一片；各色旗帜在飘、在挥舞；运动员高兴得抱成一团，滚成一堆；有些人在看台跳舞……
“那阵子真来劲！”
“唉——！”
两个人都明白指的什么。十二届世界杯赛的那些日子真是来劲，每天晚上电视台都转播四十分钟精彩片段。那些日子，早晨一睁眼就想着晚上，一天当中要想好几回，一整天都有盼头。晚上，山子揣一包好烟到小刚家里去，先评论一阵子昨天各场比赛情况，然后坐在电视机前等着比赛开始。山子总是说要到他老姨家去看彩电，却总是又跑到小刚家里来。独自一个人看球固然乏味，跟一群外行一块看也没劲—一看球不能嚷，你一嚷他们就笑你疯；要么是好球看不出来，越位球倒跟着瞎着急。山子承认的内行只有小刚。小刚还承认二华。
“二华那小子！”山子摇着车，笑笑，只说半句话。他还想着世界杯。
“二华什么？”
“那小子没准主意。你也弄不清他最佩服谁，一会儿是济科，一会儿又是马拉多纳。”
“济科和马拉多纳确实都不错。”
“还没过三分钟呢，他又说苏格拉底最好了。”
“苏格拉底也确实是踢得好。”小刚总是为二华说话。
“我是说，小子看不出谁最好来。”
小刚心想：难怪二华这票不给你呢！
“最后他又最佩服罗西了。意大利赢了，他又最欣赏意大利了。这小子势利眼。”
“你别老这么说他。他还是挺懂球的。”
“他就懂报上说谁好，他就说谁好。”
小刚想：二华以后有票还给不了你。
“他还懂谁赢了，他就最欣赏谁。”山子笑起来。
“那么说，赢的不好，输的倒好？”小刚也有点气了。
“那可难说！巴西输了，可巴西踢得最好。一开始我就说巴西踢得好，巴西输了，我还是说巴西踢得最好。”
小刚没言语，他知道山子说的对。巴西队被淘汰的那天，他们俩都觉得是自己输了。
“论水平，巴西队才是冠军。巴西队就是太狂了。”
跟你一样，你也是太狂了，虽然你说的都对，小刚心里说。
“我还是最佩服普拉蒂尼。说普拉蒂尼最棒的人不多。真正懂球的人就不多。”“我就不说普拉蒂尼最棒，”小刚不看着山子，冷冷地说，“我说马拉多纳棒。也许是我不懂。”
山子这才发现小刚有点不高兴了，这才想到统共那一张票还是二华给小刚的。
前面是一座立交桥。
两辆车开始爬坡。四、五十米的上坡路，挺陡，对手摇车来说不是件容易事。齿轮咬着链条咔啦咔啦响。两个人又呼嗤呼嗤地喘粗气，汗珠往眼睛里流。太阳倒是很低了，但是一点风都没有。
“行吗你？”山子问小刚，想缓和一下气氛。
“留神你自个儿吧。”
“等摇上坡儿去再歇着。”
“踩估谁呢！”小刚愈发使劲摇起车来。
行，山子想，小刚这小子还真够哥儿们，背着哥儿们也不说哥儿们的坏话，也不愿意听别人说哥儿们的坏话。不过气氛得缓和缓和，否则到了体育场小刚进不去，自己也不好意思就进去。可是，体育场门口到底有没有台阶呢？……很高很陡的台阶，二十几层也不止，自己焦急地往上跑，一步三级，跑得好累呀！到底是在哪儿呢？还有很多挺拔的冬青树……
两辆车摇上了立交桥。
“要不就歇会儿吧。”小刚说，也不愿意把气氛弄僵。以前两个人为了足球的事翻过脸，具体地说，就是为了普拉蒂尼和马拉多纳。
两个人抽着烟，都想找些让人高兴的话说。
往体育场去的公共汽车从桥下开过，车上挤满了人，吵吵嚷嚷的象是在打架。
“都是去看球儿的。”
“也不知道有几个真懂。”小刚冲山子笑笑。
“懂不懂的，倒都有票。”
“懂不懂的，倒都不怕老婆！”
小刚说罢大声笑起来。他满心以为山子也会这样笑的，可是山子笑得很勉强。小刚想：糟了，又让他想起那件事来了。
往体育场去的汽车增加了车次，一辆接一辆，都挤得满满的。往那个方向去的自行车也多。开始听见有人在议论足球了。
“嘿！咱们到那边买瓶汽水喝吧。”小刚装作什么也没有察觉，指着远处的冷饮店。
“算啦！”
“出来得太忙了，忘了带个水壶。”
“要喝你就去喝。”
“要不算了，一会儿再说。”
两个人沉默着。这时候桥下有几个骑车的人在大声议论着足球。那纯粹是外行的议论。其中一个人在抱怨：“有时候看了半天，一个球都不进！”小刚捅了捅山子，两个人对视着笑笑。山子笑得；很苦。小刚知道山子还在想那件事。
“到底怎么回事？”
山子不言语，不断把飘在眼前的烟吹开。
“她们家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
“肯定不行了？”
“她说今儿晚上来找我。”
小刚紧张地盯着山子。
“我想，算了。做买卖似的，没意思。”
“你太拧。谁都说你太倔，太硬。”
山子心说：对了！腿坏了也不比谁低一等！
“她来要说什么？”
“还能说什么？”
“说不定也许又行了呢？”
“我他妈的又不是西瓜！说行了就拿走，说不行了就退回来！”两个人默默地坐着。
山子只想着今天晚上怎么过。不能回家。也不能去老姨家，最初就是在老姨家和她见的面，她就坐在彩电对面的沙发上……她其实是个好人，山子想，只是她当初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唉，今儿晚上要是能看一场足球就好了！不然今天晚上怎么过呢？只要能看一场足球！奔跑，冲撞，象炮弹一样的远射，凌空横扫，抱成一团，滚成一堆……唉，那样今天晚上就能好过一点，好像是自己在足球场上跑，摔倒了又蹿起来，鱼跃冲顶，在草坪边跪下滑出很远，冲观众台上挥舞着拳头笑……
“走吧！”山子说。但愿体育场门口有台阶。
小刚正想着什么。
“嘿，走吧，”
小刚仿佛被惊醒了。
“想什么哪？”
“没想什么，”小刚完全醒过来了似的。“想那么多没用，今儿晚上先看一场好球儿是真的”他又把那张票掏出来看看。
山子又使劲回忆那些台阶：很高很陡，恐怕四、五十层也不止……是哪儿呢？
“哎？怎么没有座号？”
山子心里又忽悠一下子：小刚还没到体育场里去过呢。
“不是对号入座。”山子说。
“那不乱了？”
“乱不了？”可是山子心里又乱了。
“我老是梦见体育场。”小刚说。
“梦？”
“嗯。我老是梦见到了体育场，也看见了里面有人在踢球，可就是找不到门，进不去……”
山子心里“轰”的一下子，想起来了：那些台阶是在梦里见过，很高很陡，数不清有多少层，象一座山。自己往上跑，跑，一步三级，跑得好累呀，突然眼前豁然开朗，看见了一片绿色的草坪。不，不对，是一片辽阔的草原，他自己正在那儿踢足球。踢得可真不错，盘带，过人，连着过了几个后卫，又过了守门员，直接把球带进了大门。他笑着在草原上奔跑。他看见自己腿上结实的肌肉，心想这下子行了，不用再去摇那辆手摇车了。远处是冬青树，不对，是大森林，他向森林跑去，挥着拳头，林涛声象是欢呼……
“山子。”
“嗯？”
“你甭心里别扭，不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知道，我是说，已经走到这儿了，就去等会儿退票试试。”
“不是，我不是说足球。”
山子没再回答。两个人都没再说话。他们心里都清楚极了。
太阳落山了，稍稍凉决了些。
车速不快也不慢，并排着走。
“下一届该是第十三届了吧？”
“第十三届。”
“在哪儿来着？”
“墨西哥。”
“对了，墨西哥。”
“不知道到时候电视台转播不转播。”
“要是能上墨西哥去亲眼看一回，啊？那还差不多！”
“下辈子吧。你不是说，你下辈子是普拉蒂尼吗？”
“肯定。我下辈子肯定踢足球。”
“中国队就等着你了！”
两个人笑起来。
“普拉蒂尼算什么，至少得超过贝利。”
“个子要比贝利高，至少得一米八五。”
“还有速度，没速度不行。”
“那当然！速度，耐力，力量……我的田径十项全能至少得在奥运会上拿个铜牌。”
“何必不说金牌？反正吹牛不上税。”
两个人又笑起来。
“你不是说你总失眠吗？我教你一招儿：你躺在床上别净想那些心烦的事，你就想你在踢球，你带着球跑，过人，过了一个又一个……”
“算了吧你！我越是这么想越是睡不着，我就是因为总想这些才失眠的。”
“是吗？人跟人可真是不一样。”
车流、人流越来越稠密了，都朝那个方向涌去。望得见体育场了……
一九八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