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背叛-吴言
背叛
-吴言
第一章
我调到市玻管局报到的那天，恰好局里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局长让我也参加会。这样我这个新同志便在全局四十八个老同志面前露了脸。我脸上堆着提前准备好的笑容缩在会场一角，听局长讲话。
局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讲话的声音不紧不慢。他讲话喜欢做手势。一会儿将双手伸出来，做一个弧形，向上举一举，像是抱着一个西瓜；一会儿将弧形向前平移，像是端着一个盘子；一会儿又将短而粗的五指并拢，向前推或者向下压；有时两个手掌又有节奏地向两边刨，像一个初学游泳的人在水里扑腾，又像一对恋人突然赌气：一个扭头向左走，一个转身向右行。
第一次听局长讲话，我就发现局长讲话像吹号，稍不留心就吹哪个朝代去了。那天的全局大会只有一项内容：听局长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我市城市化进程。局长一边念厚厚的文件，一边即兴自由发挥。每翻一页文件，他至少得另外发挥两页以上的内容，这样一页就变作三页。如果市里的文件是六十页，到局里就变作一百八十页。
我发现挨我坐的一个女同志十分有趣，局长每翻一页文件，她便在小本上写一横，局长再翻一页，她又在小本上画一竖，就成一个“十”字。会已开一个多小时了，她小本上才写下三个“十”字，就是说局长才翻了六页文件。局长有趣得很，每当一页文件快要念完的时候，他就提前将那页纸用胖胖的指头肚捻起来，有时手太干涩捻几下捻不起来，他干脆将指头肚举到眼前，“呸”地冲上面吐点唾沫，再捻。就仿佛战争年代我军攻打一个碉堡，冲了几次冲不进去，退回来重新制定一个作战方案，再一冲就冲进去了。
问题是局长将那页纸捻起来并不急着翻过去。这时候再看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就更有趣了。她眼巴巴地望着局长那只悬在空中捻着一张纸的胖胖的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局长那只胖手看的时候，神态专注极了，美极了，长长密密的眼睫毛像一排持枪肃立的警惕的哨兵，眨都不眨一下；又像一群在树梢头站成一排的小鸟，翅膀扑闪都不扑闪一下。突然她的眼神黯淡了，掠过一缕懊丧，顺势向局长悬在空中的胖手瞧去：原来局长又将那页文件纸翻回去了！
我们局长念文件时，有点像那些叔叔阿姨逗馋嘴的小孩：弯着腰将一颗水果糖悬在孩子嘴唇上方，孩子正欲张嘴去噙，却又将水果糖向上提一提。局长每念一页文件，快要念完时总要这样向上“提”几下：分明看他蘸着唾液准备将那页文件纸翻过去了，却又突然不翻了，在空中停一下，竟又翻回去了。就像一个人从六楼下来，站在一楼楼梯口发现下起了雨，作一番思索，就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又像一个人，从六楼的家中出来，站在一楼楼道口发现并没有下雨，作一番思索，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万一出门后下雨怎么办？还像一个愚蠢的将军，指挥一队士兵气喘吁吁爬一座高山，爬到制高点后才发现错误地判断了敌情，只好指挥累个贼死的士兵再撤下山。
我们局长将那页拟翻过去的文件再翻回来，是要“补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往往是这样说：“刚才这个问题我再补充说明一下！”这时候我发现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干脆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闭上眼睛啥时候再睁开呢？那就要等到局长再“呸”地往手上吐唾沫的时候。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这个挨我坐的女同志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爱，有一种内在的韵味儿在她周身溢动。包括她着急或生气的神态，也与别的女同志着急或生气的神态有所不同，有那么一种撩人的味道。就像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涌流出的一股清泉，往下奔突时即使湍急了一些，但飞溅起的水花仍是那么晶莹透亮。
“局长传达文件比唱京戏还慢！”此时这个女同志可爱的嘴唇噘了噘，这样嘀咕了一句。她有点生气了，合上笔帽，小本啪的一扣，不再写“十”字了。我的眼光一瞥，刚好瞅见小本封面上写着三个娟秀的小字：陶小北。于是我知道这个女同志叫陶小北，这是我到局里“认识”的第二个同志。第一个当然是局长，局长叫阎水拍。
那天阎水拍局长先是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局长喜欢用“滞后”这个词。后来我发现我们玻管局的局长们讲话时都喜欢使用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词。就像赵钱孙李几代中医世家，每人家里都珍藏着一个“祖传秘方”似的。我们的第一副局长余宏进喜欢用“超前”这个词。有一次余宏进副局长讲话，不到五分钟时间说了十五个“超前”，比阎水拍局长使用“滞后”的频率还要高一些。
人在讲话时喜欢不断重复使用某一个词，是一种习惯。就像人在一生中除自己的妻子之外，总要在心里默默去爱另外一至两个女性一样。这一个年龄段爱的若是一个名叫“滞后”的女性，再一个年龄段就有可能爱上另一个名叫“超前”的女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阎水拍局长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当然得有个参照物。他是将我市与毗邻我市的其他几个省的地级市相比，而不是和省城相比，更不是和北京、上海相比。局长认为，若与省城相比，我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五十年。而与北京、上海相比，则要“滞后”一百年。他说：“一百年前的上海，也不过是个小渔村！”阎水拍局长这样说时，以手比画了一个“小渔村”模样，一边比画一边有点鄙夷地撇撇嘴。他比画出的那个“小渔村”也太小了一点儿，也就比一颗鸡蛋略大一点儿。我当时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一百年前的上海早已不是一个小渔村了！上海开埠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所以一百年前的上海显然比现在的紫雪市繁华得多，人口也不止三十万——我们紫雪市目前只有三十万人口。看来局长的历史知识还是欠缺一些，自由发挥时“想当然”的成分多了一些。
由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讲到当年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局长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难怪陶小北着急。我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已与陶小北有同感：听局长讲话像爬山，好不容易闷着头翻过了一座——以为要到目的地了，前面该是一望无垠的河川，甚至会看到袅袅炊烟，可翻过去才发现前面又横着一座山。局长讲一个问题就像带着全局的同志们翻一座山，若讲十个问题，就相当于翻十座山。翻十座山多累啊！尤其是像陶小北这样看上去有点娇弱的女同志，穿着那样讲究的高跟鞋。我瞥瞥陶小北的脚，那双脚与脚上的鞋子十分秀气，袜子十分讲究。有些女同志穿衣服猛一看很讲究，细看就露出了“马脚”。就像购买商品房，看上去外边瓷砖贴得很好，可进房间一看就不行了：要么厨房的地板砖翘了起来，要么卫生间顶板渗水，一拉抽水马桶又会发出一声巨响，冷不丁吓人一跳。这些穿衣服只注重“贴瓷砖”的女同志，给人的感觉有点像这种“金玉其外”的商品房，低头一瞧，会发现她们脚上的袜子皱皱巴巴的，而且褶皱之间的颜色不一样。而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脚上的袜子则像一本漂亮的书上覆了一层质量很好的薄膜，考究极了！惹得人看着就想翻一翻。
难怪要在小本上写“十”字，局长带同志们爬山，她是最累的！兴许一不小心就让山顶的风给吹山谷里去了。若将陶小北吹落到山谷里，局里的同志们就开不成会了，甚至晚上都不能睡觉，得打着火把跟着阎水拍局长到山谷里找这个可爱的小蹄子。
局长那天至少翻了八座山（讲了八个问题）。在我听来，局长讲的十大城建工程没有一点儿宏伟感。不像北京、上海的十大城建工程，听着都有一种恢宏的气势。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也不过就是在流经紫雪城的清水河上修两座二三百米长的桥，硬化两条街道，新建两个广场和几个公厕之类。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局长却山上山下绕了多久。
十大城建工程之后是集中供热。局长说，我市准备年内上马建设一个小型热电厂和污水处理厂。他说：“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句话相当于局长传达文件时加的“编者按”。毛主席当年特别喜欢给《人民日报》的社论加按语，没想到局长也喜欢在传达文件时加“按语”。我后来发现，我们紫雪市不少领导干部都有一种“按语情结”。那天局长加这句“按语”时眼睛放亮了一下。我那天首次参加我们局的全体会议，就发现了一个小秘密：我们局长的目光除了在加“按语”时放亮之外，再就是瞥到陶小北和另外一个漂亮女同志时目光会放亮。掌握这个秘密对我很重要。想那宋蕙莲，瞥见潘金莲在西门庆眼皮底下与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调情，一个把一个手背上捻了一把，一个把一个小脚儿踢了一下，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想着日后以此拿捏潘金莲。我虽然不准备拿捏阎水拍局长，但我至少得了解阎水拍局长。常言道，咬人的狗儿不露齿，先下米儿先吃饭。我即使不做“咬人的狗儿”，但我至少得将我这把“米儿”抢先下到阎水拍局长的锅里去。“下米”的前提是首先得了解阎水拍局长，否则揭错锅盖，反倒会被蒸气烫伤手。
我那天参加全局会议获知，我们局共有四十八个同志（连同我应是四十九个），其中有六个女同志。六个女同志中就有两个漂亮女同志，这在一般的机关单位还是不多见的。据我所知，我们紫雪市委、市政府下属的机关单位里，大多没有漂亮女同志，只有某局有一个漂亮女同志，但已年过五旬，虽然据说当年曾是“一代人的偶像”，但在我们这些年轻一些的同志看来，已全然没有感觉。
我调到局里工作的第一天就参加全局干部职工大会，是我的幸运。因此我建议年轻同志调到机关单位，先去参加一次干部职工大会。就像我那天一样，坐在会议室里，来个“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局里共有几个女同志？其中有几个漂亮女同志？都能搞得清清楚楚。我们局里有两个漂亮女同志，就是说还有四个不漂亮女同志。四个不漂亮女同志中，有一个显得有点特别。这个女同志为什么特别呢？我再用“研究”的目光一打量，就找到了原因：原来她比较冷漠，坐在那儿几个小时面无表情，并且姿势一动不动，仿佛一座雕像。这个女同志细看并不很丑，而且她的冷漠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因为腰特别细，她的胸和臀显得特别突出。我后来知道，这个女同志名叫康凤莲。我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会议，那两个漂亮女同志使我有“惊艳”之感。康凤莲因年龄比那两个漂亮女同志大一点儿，显得有点“黯然”。但如果没有那两个漂亮女同志，康凤莲还是会吸引一些男同志的目光。一些思想不大健康的男同志甚至心底里会想：如果和她上床，她在高潮到来时是不是仍然这样绷着脸？
我们局长的目光落到这六个女同志脸上时十分有趣。他的目光落到四个不漂亮女同志脸上时，显得十分坦然，好像一个男人下班回家后看到自己的妻子一样。一边看着妻子一边顺手脱下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有那么几分从容。局长的目光落到这几个女同志脸上时，有时候恰好说到严厉处，疾言厉色的神态像一根钉子，一下子从女同志皮肤里钉了进去，也不管女同志是否会有“痛”的感觉，好像女同志的脸皮是墙壁。局长的目光在这几个女同志脸上逗留的时间相对要长一些，但逗留时间再长也没有那种“温柔”和“缱绻”，反而显出一种匆忙和心不在焉。这几个女同志的脸其实是局长的跳板，局长像一个跳水运动员一样，上下晃动几下，很快就要翻到空中去了。果然，伴随着某一个手势，在讲话的某一个音节的间隙或片刻的停顿间，局长的目光不经意地一跳，便跳到了陶小北或另外那个漂亮女同志的脸上。局长的目光像蚊子一样落在这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虽然时间短促，但内容却要丰富得多。首先局长的目光里有了一种躲闪，就像一个小偷，夜阑人静时潜入别人家的卧室偷看人家妻子的睡姿，并试图在那张光洁的面庞上印下两个轻轻的吻。或者像一个心怀鬼胎的男人，明知朋友出差在外，却去敲朋友的家门，不过是想去看看朋友漂亮的妻子。局长的目光落在陶小北和另外那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还有点像战争年代那些生离死别的场面：敌人已经在外面用枪托擂门了，一对革命的情侣还在屋里紧紧拥抱不忍分离。最后女情侣毅然将怀揣重要情报的男情侣藏上阁楼，镇定地打开门迎着敌人的刺刀挺胸走出。局长的目光在离开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就像这个女情侣被可恶的敌人绑着双手离开自己的茅草屋一样，那可真是一步三回头、一步三回头啊！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我们局长就是这样一个爱美的老同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爱美这个问题上，诚如蒋委员长当年所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总不能说年轻人爱美，老年人就不爱美；南方人爱美，北方人就不爱美。这样说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鲁迅先生说过：“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所以我们局长爱美也是没有错的，因为美是共享的。
局长借开会宣读文件之机用自己的目光“爱美”，我则坐在一角观察局长如何“爱美”。局长就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淘气的孩子，虽然没有票，却在电影院门外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在影院门外站一两个小时，只为最后十分钟随着人流拥进去看一看那场电影的收尾——那时候每到电影快要散场时，守门员就会放开门。两个漂亮女同志相当于那部影片，局长的眼珠在会场转来转去，只是为最后挤进去一饱眼福。或者像两个寒夜里赶路的旅人，袖着手疾走一晚上，只是为赶到百里开外一个路边工棚里暖烘烘的火炉前烤烤火。烤完火干什么？继续赶路。
陶小北和另一个漂亮女同志，就相当于工棚里暖烘烘的小火炉，谁不想伸出手去烤一烤呢？
局长“赶路”时显出一种笨拙，而他又在竭力掩饰这种笨拙，故意将目光在几个不漂亮女同志脸上“放”的时间长一些，而在漂亮女同志脸上“放”的时间短一些。但细心一点即可看出，其光强光弱还是有区别的。局长的目光在其他同志脸上瞟来瞟去时，显出黯淡和无动于衷的样子。而一落在那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就像一辆性能极好的小汽车突然提速，刷地开着大灯从夜色中掠过。或者又如高尔基在其名篇《海燕》里描写的那种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样掠过的海燕一般。一道极强的闪电有可能照亮大半个中国，我们局长的目光虽然不可能照亮大半个中国，但在那一瞬间至少照亮了我们局原本有点幽暗的会议室。
我们局长的目光若不是闪电，而是一个手电筒。那么这个手电筒照到其他同志脸上时发射出的是弱光，可瞥到陶小北和另一个漂亮女同志时，相当于将手电筒的开关推到了极致——即使推到极致局长仍然下意识地继续用力，就像一匹正在狂奔的骏马，猛然被勒住缰绳停止奔腾时，烦躁不安地在地上刨着蹄子。局长当时恨不得一把将那个开关推到陶小北脸上去。结果手电筒射出的光束立即变作强光，射过来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只得抬起手臂挡着。这样的目光射到陶小北这样细皮嫩肉的女同志脸上，说不准她们可爱的小脸会被灼伤。我不禁有点担心地向两个被局长灼视的女同志脸上望了望：所幸没有被灼伤。什么原因呢？原来局长的目光已收回去了，正在低头用比香肠还肥胖的手指翻文件。翻一下，抬起手在唇上沾点唾沫，再翻。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局长不可能长久地盯着两个女同志，“目灼灼似贼”般地放电。“主”和“次”局长还是分得清的：那天的“主”是开会，传达市里文件；“次”才是看两个好看的女同志。当然也有分不清主次的局长。据说我们市里有一位局长，喜欢可爱的女同志。有一天早晨刚上班，他就将局里一个女同志叫到办公室。女同志在局长办公室站了一会儿，局长竟一句话没说，只是笑吟吟地打量她。女同志很奇怪，问说：“局长，你找我有事吗？”局长说：“没啥事，就是想看看你，每天早上看看你，我这一天干起革命工作的劲头就更大一些！”女同志是一个十分正派的女同志，听局长这样说，心里有点着恼，但又不好冲局长发作。因为这个局有一条规定，下级不能随便顶撞上级，顶撞一次扣掉当月奖金。女同志转身从局长门里出来时还在恨恨地想：那你为啥不天天早上去看看你母亲？不是说儿不嫌母丑嘛！女同志这样想着，竟将自个儿想乐了，回头冲局长办公室的门扉瞥一眼，掩口一笑，千娇百媚的样儿。女同志离开局长办公室后，局长好不懊丧，心想，当言不言谓之懦，刚才她像一根葱儿一般直撅撅立在那儿，怎么只顾冲她傻笑，竟没敢将她撩逗一撩逗，眼睁睁把个机遇给错失了。你瞧她像支钢笔一样站在那里，笑模笑样的，画中人儿一般，眼睛里都会说话，好不惹人爱怜。以后这支“钢笔”再进来，即使不敢拧开笔帽儿写一写，也总得将她在自己的上衣兜里别一别，挂一挂，不能让她像平儿那样，一边和贾琏打情骂俏一边便轻易走脱！这样想着，局长更觉惘然若失，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从后边看这个女同志是不是像从前边看一样好看？于是急忙拉开办公室门扉向外张望，恰好看到女同志回首掩口笑，回眸一笑百媚生，局长当时半边身子就酥了。
我在农村中学教书时就听说过这个笑话。当时只知道是紫雪市政府的一位局长，莫非这位局长就是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他叫来“看一看”的女同志莫非就是我们局里这两个美女中的其中一个？这两个女同志一个叫陶小北，另一个我当时尚不知道她的芳名，因为她与我隔得远一点儿。虽然她手里也捏着一个小本，但我却无法看清她小本上的名字，只能展开想像的翅膀：也许她叫什么小南吧？一个小北，一个小南，挺有趣的，给人的感觉北边和南边都有美丽妖娆的女子。我一向认为，女同志在美丽妖娆之外，还应该坚贞不屈，无论是面对威逼还是利诱，都能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如果这样，阎水拍局长这个老头拿她们能有什么办法？阎水拍局长又没权利给她们上老虎凳，也不可能派两个科长用皮鞭将她们抽得死去活来。所以在这些机关单位里，一旦那些漂亮的女职员与她们的上司有什么苟且之事，也不能全怪上司，很大程度上怪她们自己。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有一个漂亮的女教师，为了评一个“工会积极分子”，就和校长有了一些暧昧之事。看来女同志还是经不住诱惑的多一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再强调什么“操守”，女同志也不再像过去那些烈女一样，将贞节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巴金小的时候，看插图本的《烈女传》，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用刀砍断自己的手，不解，问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告诉他，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这位女子的手，她觉得自己“失贞”了，所以当着那个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果阎水拍局长拉拉陶小北或局里某位年轻女同志的手，这位女同志二话不说就将自己的手砍下来，还不把阎水拍局长的胆儿给吓出来？看他再敢不敢拉她们的手，再借他一个胆儿他也不敢了吧！
真巧了！后来我知道另一个漂亮女同志真叫“小南”——李小南。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李小南是最认真的一个，她当时不停地在小本上记。她将一个小本放在并拢的膝盖上，笑吟吟地抬头凝神看一会儿局长，咬着唇俯首记一会儿；再抬头笑吟吟地看局长，再咬着唇俯首记一会儿。从她钢笔的飞快移动中看出，她可不是像陶小北一样写“十”字，而是在记阎局长的讲话和市里的文件精神，足见这是一个对待工作十分认真的同志。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和两片红红的小嘴唇，微笑时，会露出一排白白的小牙齿。按照《金瓶梅》这本书上的描述，李瓶儿这娼妇就有这样白白的小牙齿。当然李瓶儿身子也很白，当年西门庆对她就是因“白”而起奸淫之心。李小南和李瓶儿虽然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并不是说李小南就是李瓶儿。李小南其实是一个很端庄的女同志，虽然生得漂亮，却看不出有什么狐媚之气。我们局里这两个漂亮女同志气质都是不错的，不知她们是否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老校长对南开师生有一条校训。颜色：宜和，宜静，宜庄。陶小北和李小南给我的第一印象，符合张伯苓老校长的这个要求：也和，也静，也庄。李小南当时凝神听局长讲话的神态可爱极了——像陶小北不好好听局长讲话在会上“捣乱”一样可爱。从这两个女同志身上我总结出，可爱的女同志各有其表达可爱的方式。比如有的孔雀喜欢开屏，你随便逗一逗它，它便扎煞开了翅膀；而有的孔雀却不喜欢开屏，你围着它再逗，它就是不搭理你。可开屏的不开屏的都是孔雀，傻瓜才认为开屏的是孔雀，不开屏的不是孔雀。“开屏”只是她们的表达方式。比如林黛玉，她的表达方式就是动不动使小性子。而薛宝钗，则宽容和厚待上上下下的人。至于潘金莲，那娘们儿稍不遂意就会躺在地上放刁撒泼。因此我认为，李小南和陶小北只是天性中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李小南开会时的表现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羊羔，乖乖地卧在那儿，任局长已显苍老的声音抚摸。李小南平时在工作中肯定特别听领导的话，属于“党叫干啥就干啥”那一类。若她是科员，她就特别听科长的话；若她是科长，她就特别听局长的话。而陶小北的可爱则在她的调皮，还有那么一点点任性。高兴了可能很听领导的话，不高兴了就可能不很听领导的话，有时甚至还会没轻没重顶撞一下领导——当然领导被这样可爱的女同志顶撞一下也不会计较的，甚至会很宽宏地呵呵一笑。有首歌名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被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顶撞，有点像被“青春”撞一下腰，即使有点痛，但快乐大于疼痛。撞这一下还有“活血”功能，尤其是像阎水拍这样的老局长，被撞之后周身的血液循环会加快，有时甚至会热血沸腾，反倒会掩盖和消解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疼痛。
若李小南是一只小羊羔，陶小北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狗。高兴了你兴许可以抚摸她，不高兴了就会“汪”地咬你一口。
总之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人员会，局长和两个女同志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当时正是小学生写作文时喜欢描写的那种“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前一年，我就是在这个美好的年度里调到市玻管局工作的。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某一个春天或某一个夏天的某一天（当然也可能是某一个秋天或冬天），一次大的转折可以扭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秋收起义、遵义会议或者重庆谈判之类。而对一个人来讲，某一次看似不很重要的转折也可以扭转这个人一生的人生走向。比如在那个明媚的春天我调到玻管局工作这件事，还有那次我一调到局里参加的全体人员会。陶小北美丽的面容像那年春天格外明媚的阳光一样，照亮了我的一生！有了陶小北，我才知道，任何一个卑鄙的人，都会有明媚甚至是崇高的一面。
我后来深切地体会到，在一个无所事事的行政机关工作，犹如走进一条漫长而黑暗的隧道里，有时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如果玻管局是这样一条隧道，陶小北就是穿透这条黑暗隧道的一缕强烈的阳光！有了这缕阳光，我才有了走下去、走完这条隧道的决心。
陶小北当时坐在我们局大会议室靠西一排沙发偏南的一角。顺着她俊俏的脸庞从我们局六楼会议室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紫雪城西郊的一片桃树林，点点红花格外招人眼目。清水河畔，还有一片片白色的枣花和梨花，在河畔绿色的垂柳间若隐若现，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在那儿冲你扮鬼脸，令你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我突发奇想，我们玻管局的阎水拍局长，有点像一名花圃的花工，拿一把大剪刀，这儿剪剪，那儿剪剪；脊背上还背着一个小药箱，这儿喷喷，那儿喷喷。即使老了也不肯放下那把剪刀和那个小药箱。我们局里开会，其实就是听任局长修剪树枝和喷洒药水。局里的四十多个同志就像四十多棵小树，局长在这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那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重，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轻，有时不仅仅是轻，几乎到了“轻柔”的程度。
那天开会局长还讲到环境污染尾气排放大气指数之类，甚至说到我们紫雪市的饮用水污染也很严重，“大肠杆菌”已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数百倍。尤其是致癌物质“亚硝酸盐氮”超过国家标准若干倍。市里有一个水厂就建在国民党时期废弃的旧煤矿上，水源流经煤矿坑道后被严重污染。局长甚至说，煤矿坑道里有很多粪便、矿工丢弃的旧衣服和死人的白骨！听得大家毛骨悚然。
总之听我们玻管局阎水拍局长讲话，好像在听一位历史教员授课。刚还在唐代，不知啥时就到宋代了。元、明、清之后到民国，你以为辛亥革命讲完该是八年抗战了，而一到抗战时期，全国解放就有指望了。可阎局长偏不，辛亥革命只说了一半，又折回春秋战国时期，再讲到辛亥革命得多久？性子急的人恐怕会产生从六楼跳下去的想法。可奇怪的是我们局的四十多个同志并没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大家大都在认真听，至少有四十个以上的同志每人拿一个小本在认真记。只有五六个同志不拿小本，有时还互相悄声说几句话。但他们说话的声音一般都比较低，凑在一起耳语。有个别同志若没有控制好声音的分贝，阎局长便会咳嗽一声，突然停下不传达了。阎局长并不看这几个说话的同志，这几个同志却不敢说话了。就像一窝原本唧唧喳喳的雀，被雀妈妈一责备，便不敢吱声了。又像一个庞大的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突然停止了演奏，其他乐声亦戛然而止，会场一时鸦雀无声。阎局长此时摸出一支香烟点着深吸一口，才又低头传达。那几个说话的同志再不敢说话，怀抱着双手仰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开始假寐。
那天参加局里的会议，我发现我们局里的会议秩序还是不错的。我刚调到局里的时候，紫雪市还没有手机，所以会场上听不到手机响。大家心平气和，即使有人听得颇烦，也只是闭着眼睛睡睡觉，过过“白日做梦”的瘾。大多数人始终坚持在小本上记，有的人小本记得密密麻麻。我当时因为没有带小本，不能将局长讲话记下来，有点不安。摸遍口袋也没有带纸——虽带一点卫生纸，可大家知道这种纸干别的还可以，记笔记却不行。最后我略作思索，干脆摸出一包香烟。这包香烟我只抽了一支。我将另外十九支烟取出，正欲抽出里边的锡纸记局长的讲话，突然有一只纤细白皙的手向我伸过来。我因注意力十分集中，被这只突如其来伸过来的纤手吓了一跳。定睛看时，才发现这只手里捏着一个小本，是陶小北将她的小本给我递过来了，当然她已将写下“十”字的那一页撕掉。我当时十分不好意思，加之我一只手里还握着十九支香烟，显得笨拙而慌乱。陶小北笑吟吟地望着我，悄声说：“我不记了，你记吧。”我于是一边悄声说谢谢，一边惶急地将十九支香烟重新塞进烟盒。由于用力过猛，至少折断了三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冲陶小北笑了笑，从她手中接过小本，低着头翻开记起来。
我到局里工作之后，发现开会是最能锻炼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的。局长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一上午还讲不完我市的城建工作。问题是我们这个局并不是城建局，而是玻管局啊！那天传达文件到中午十二点，阎局长抬腕看看手表，对大家说：“上午就到这儿吧，下午三点接着开！”刚说完这句话，他又扭头征询局里办公室主任的意见，他对办公室主任说：“三点是不是有点迟？干脆两点半开吧！下午的内容还多。”他这样说着，并没等办公室主任回答，又将头转向大家说：“那就下午两点半，请大家准时与会！”
局里的同志们像是从牢房里释放出来的一堆囚犯，纷乱地站起来。此时阎局长却又站着对大家说：“同志们再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忘记了。这（他指着我）是咱局里新调来的鱼在河同志，分配到办公室工作。”于是大家都笑着看我，我也笑着看大家。我的笑容有点僵硬——四十八束目光像导弹一样一齐射向你，你脸上会不会有僵硬感？而且我的脸还有点发烧——因为有六个女同志也笑吟吟地看我，其中就有陶小北和李小南。我打小在女同志面前就有点儿羞涩，在漂亮女同志面前尤甚。见了妇女略有几分颜色，手脚便不自在，有时没来由的脸会彤红。看电视时见那些领导同志在文艺晚会结束后健步走上台去接见那些花枝招展的女演员，我心里就发虚。心想，即使给我这样的机遇，我也不敢上去握那些女演员棉花一般的手，所以常认为自己是狗肉上不了抬杆秤。不过那天站在那儿，我还是硬撑着装出很有底气的样儿，仿佛刚从美女堆里钻出来一般，像贾宝玉一般不知见过多大的场面，对陶李二美女毫不以为然。不过只一瞥我就发现这两个女同志像姐儿俩。两人身材差不多一样高挑儿，至少有一米六八，陶小北又要比李小南略高一点，那就是一米七了，或者一米七二。而腰却细。这种女性一般被人们称作窈窕淑女。问题是我们局里并不都是君子。我这样想。其实窈窕淑女最终往往会落入小人之手，就像鲜美的肉总是落入虎口一样。当时陶小北和李小南恰好站在阎局长身旁。我才发现阎局长特别矮。如果用一张纸蒙住阎局长的脸，他就像她们手里牵着的一个孩子。我后来曾经思忖：若当时陶小北和李小南不看我，我的脸会不会发烧？我想也许不会发烧。僵硬是一定的，但可能不会发烧。漂亮女同志与不漂亮女同志给人的感应就是不一样。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射过来，像通红的炉膛里蹿出的火苗一样燎烤你。你若是一口锅，锅里没水时锅底会被炙烤得刺刺作响，有水时一会儿就沸腾起来，直往上冒热气。不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则与男同志的目光没有什么两样，就像一个瓦数很低的电灯泡，即使拉亮仍有一种昏暗感，对人体形不成多少刺激。
那天局里开会之前，我只认识令人尊敬的阎水拍局长。这个老同志虽然讲话时间长一些，年龄大一些，头发少一些，脸上的皱纹多一些，可对人还是挺和气的。对我这样一个新同志也不摆架子，令我心里生出一些感动。
开毕会的第二天，阎水拍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向我交代工作。同时还叫来了办公室主任赵有才。阎局长对赵有才说：“以后小鱼就在你手下工作。”又对我说：“以后有啥事随时向有才主任请示。”又对赵有才说：“小鱼这个同志笔头子不错，以后局里的会议讲话就由小鱼来起草。”又对我说：“你们主任的口才在咱局里是一流的。在市直机关举行的小平理论辩论会上得过第一，为局里争得过荣誉。”又对赵有才讲：“这两天你们办公室开个会，让小鱼和大家互相认识一下，便于以后配合工作。”
我发现阎局长说话喜欢对这个说一句，再对那个说一句。就像说快板书，将这只手上的竹板拍一下，赶快再将那只手上的竹板拍一下；又像敲架子鼓，在这面鼓上敲一下，赶快再在那面鼓上敲一下，忙乎得不行。这样一递一句说话，从工作方法上讲，显出阎局长的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那就这样吧，啊？”那天阎局长只有这句话是同时对我和赵有才说的，意思是他的工作交代完了，我们可以走了。我正欲转身出门，阎局长却又说：“有才你先走，我跟小鱼还有几句话。”我以为阎局长还有啥事情给我交代，没想到赵主任出门后，他只是拍拍我的肩说：“小鱼啊，你这个名字叫得好，不过还有一点儿不足，‘河’是黄河还是清水河？若叫做鱼在江、鱼在海、鱼在洋，那气势就更大一些。当然若叫做鱼在岸、鱼在沟，意境就更差一些。你若有弟兄几人，从岸叫到洋，那多壮观啊！”阎局长仰头呵呵笑了两声又对我说：“不过话说回来，还是叫鱼在河更稳妥一些，也更中庸一些，凡事既不能太谦卑，也不能太张扬。太谦卑容易被人忽略，就像脚底下的小虫子，谁在乎你？踩死就踩死了！太张扬又容易忘乎所以，容易露出马脚，容易被人逮着，授人以柄。在行政机关工作，你这个名字恰到好处，里边蕴含着一种做人的玄机啊！”阎局长略微停了一下，又说：“我见到你这个名字就有一种亲切感：你叫鱼在河，我叫阎水拍，你在河里游，我在水里拍。这不，你这条鱼一下子就游到我这湾水里来了！”
阎局长和我说话时挺着肚子背抄着双手，显出一副凡事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一直含着笑谦恭地缩着肩站在他面前。阎局长个矮，我个高。我这样弓着腰缩着肩，倒显得阎局长个高我个矮。其实高和矮原本是相对的。你个高，能有泰山高？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在行政机关工作深一脚浅一脚的，说不准哪一天一跤跌倒就马趴下了，就是因为没把高低问题搞清楚，自以为自己个儿很高。你个儿高，能有泰山高？能有天高？所以那天我一直使劲缩着身站在阎局长面前，阎局长说完后我赶忙说：“阎局长您这么平易近人，还这么幽默，能在您手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我当时险些将“幸运”说成“幸福”，又觉得“幸福”有点太夸张，话到嘴边才改作幸运。“不错，不错，今天就这样吧！”阎局长向我笑一笑，摆摆手，意思是我可以走了。出门后我还在纳闷儿：阎局长让赵有才主任离开，将我留下，就是为了谈谈我和他的名字？说说“鱼”和“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小时候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里早就论述清楚了：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我深知，从到玻管局工作的这一天起，我就再也离不开尊敬的阎水拍局长。
不过我当时出门后还是觉得有点儿好笑：阎局长说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有相近之处，若将他的名字改作“阎拍水”，那才有趣呢！想到“阎拍水”这样一个名字带来的某种意境，我有点忍俊不禁，在走廊里兀自扑哧笑了。恰巧李小南从洗手间出来，她刚洗毕手，正低头往地下甩手上的水珠儿，有点儿奇怪地回头望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这个傻家伙怎么一个人偷着乐？
赵有才主任是在局长找我们谈话的第二天召开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介绍我和大家见面的。我们玻管局办公室共有十二名同志。主任赵有才，四十多岁。你若想知道哪个是我们赵有才主任，到玻管局这座陈旧的办公楼的三楼来看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玻管局这座办公楼修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十年风吹雨打，伏卧在那儿像反映卫国战争影片里那种笨拙的苏联坦克，又像一个饱经沧桑、宠辱不惊的老人。就在这样一幢老态龙钟的办公楼里，每天从早到晚活跃着我们四十九个同志宝贵的生命。而在这四十九个同志中，就有可亲可敬的赵有才主任。那个身子瘦瘦的、总是像一条白灼虾一样哈着腰，手里总是拎一份文件（有时也会同时拎两份文件），在楼道里跑来跑去的人就是我们赵有才主任。我们玻管局的办公楼一、二层对外出租。一层是一些商业门市，二层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和省里一家小报的记者站，三层以上是我们的办公室。每层有两个套间，六位局级领导分别在三、四、五楼的套间里办公。按市里发文时的排名次序，一二把手在三楼，三四把手在四楼，五六把手在五楼。难怪赵有才主任的腿细细的，一天到晚楼上楼下跑，腿不跑细才怪呢！
第二章
副主任陶小北，二十六七岁模样。古书里一写到这样的俏佳人，就说“年方三九”。大家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像林黛玉或者晴雯一样的可人儿。如果你没有见过林黛玉和晴雯，那也没关系，章子怡或者周迅你总该知道长什么模样吧？陶小北就有点像章周。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人见犹怜，而况令阃”。先生这里借用了一个典故：晋代桓温纳李势女为妾，桓妻性凶妒，知此事后，拔刀率婢女数十人前往杀李，但在见面后，却为李的容貌言辞所动，乃掷刀说：“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陶小北的举止容貌言辞做派与李势女无异，即使有人纳她为妾，悍妻持刀而来也会像桓温妻那样掷刀于地，并拍着她的肩膀说，我原准备一刀结果了你，可见面之后，发现你竟是如此惹人爱怜，竟连我也喜欢上了你，何况我家那个好色的老东西！
“人见犹怜”的陶小北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比我们紫雪市那条清水河明澈多了。对啦，陶小北的眼睛有点像我们紫雪市沙海深处那座红海湖水库。这里就得说一说红海湖水库。我大学刚毕业时，与几个男女同学骑自行车到那座人迹罕至的水库玩过。那水库里的水多清澈啊！一到水库边我们就被这种幽蓝幽蓝的清澈所震慑。水库四周是茂密的乔木和一眼望不到头的灌木丛。不时有野兔从灌木丛中箭一般掠过。据说市里为了开发我市的旅游资源，已将红海湖开发列入“议事日程”。但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开发红海湖。一位颇通文墨的老先生甚至在《紫雪日报》撰文，认为开发就是破坏！老先生言辞激烈地说：“我们宁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红海湖的水边静静坐一会儿，在万籁俱寂与烟波浩渺的湖边与湖水说说话，与灌木丛中奔来跑去的野兔说说话，与在湖水上空低徊盘旋的大雁和白天鹅说说话，我们的心灵因此会变得纯净美好起来，因为我们的心已经置放在了大自然母亲宽厚温暖的怀抱中。而所谓的开发，不过是修一条柏油路到湖边，湖里放几条破烂不堪的游船，湖边建一座像庙堂一样不伦不类的收费站。开发带给红海湖的，就是沙滩上随处可见的摔碎的啤酒瓶，以及卫生纸和避孕套。这样的开发将会让天鹅挥泪而去，大雁泣血而飞，野兔伤心地消失，紫雪市的市民再也找不到一个放牧心灵的处所。”老先生最后请求市上的决策者在开发红海湖问题上一定要慎而又慎，以免留下千古遗恨。老先生甚至警告说，若草率决策开发红海湖，就是践踏紫雪市全体市民的心灵！
老先生言辞有点偏激，但表达的却是紫雪市民的心声。我当时看到陶小北那双波光粼粼的眼睛时，突然想到了幽深的红海湖。我觉得纯净的女子就像未被开发的红海湖，自有一种引人入胜令人怦然心动的味道。这样的女子会令你情不自禁向她走去，但走到“湖边”却会驻足止步，再不敢随意迈步，更不敢随地吐痰，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观赏。陶小北就是这样的女子，她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而女人一旦“放开”，就像红海湖被肆意开发一样，原有的美感会顿然消失。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有一个绰号叫“公铺”的女人就是这样。“公铺”当年本是很漂亮的，很多人说她像某个影视明星，但因为阅人太多，三十多岁就变得衰败不堪。这种“衰败”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像寂静的红海湖突然闯进一群强盗般的开发者，这儿修一条路，那儿建两处房屋，甚至会在湖边搭几顶帐篷，怎么看都觉得不舒服。
陶小北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玻管局工作，我调来的时候，她是我们玻管局最年轻的副科长。
我们玻管局办公室第三个同志就是李小南了。李小南与陶小北年龄不相上下，好像是同年生。至于哪个比哪个大出几个月或是几天，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其实我们在一起工作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在办公室里闲聊时她们就告诉过我，但我一直没有记住。倒不是我的记忆力很差，属于那种未老先衰的年轻人，而是我晓得，在这种行政机关工作，该记住的东西必须记住，不该记住的东西则完全没有必要记在心上。记住她俩谁大谁小干啥？我又不准备去追求她俩，更不会在心里嘀咕该娶年龄大一点儿的为妻呢，还是年龄小一点儿的做太太。那样柳如眉能饶了我？我不仅不能记住她们的生日，整天面对这两个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姣好的面容，还要做到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总之心中不能泛起半点波澜，更不能水波荡漾。我知道一“荡漾”总要坏事。男人的情感一旦决堤，首先淹没的往往是自己。由此足以说明当年我地下工作者面对美色的考验毫不动心，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后来我们紫雪市开始流行手机短信时，我曾收到一个短信，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一个地下工作者因叛徒出卖被抓了去，敌人严刑拷打他没招，后来敌人使用了美人计，他招了。当他准备再招的时候，全国解放了。一个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人物瞬间变作狗熊，或者像我们上小学和中学时写批判文章辱骂孔丘等人使用的语言一样：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而使一个英雄顷刻变为可耻的叛徒的，就是陶小北、李小南这一类美人。因此我要对她们百倍地予以警惕。就像另一个手机短信所描述：一男一女外出游玩，晚上不得已同居一室。女的画条线警告男的说：越线者是禽兽。次日女的发现男的果未越线，甩他一耳光说：想不到你连禽兽都不如！我刚调到玻管局工作时，在心里早已暗暗下了决心：我宁肯被陶小北或李小南甩一个巴掌，也不做那个禽兽！
李小南是我们局里的出纳员，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她是那种很温柔的女性，也很妩媚。她脸上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儿，笑起来像个洋娃娃，让人爱不释手。我们已经知道李小南皮肤很白，脸上闪耀着那种青春的光泽。若将李小南搂在怀里，定像搂着一根洁白的冰棍儿。也许搂一会儿这冰棍儿就化在搂她的人怀中了。如果用公文式的语言描述李小南，这是一个团结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同志。再换作文学语言，我们就会发现李小南很丰满，尤其是其胸部十分饱满，且上翘。陶小北胸部也饱满，也上翘。但她俩给人的感觉却有不同：陶小北的胸部像一个军事禁区，各类车辆路过那儿就得绕行；李小南的胸部则像一个国营农场，仿佛拖拉机都能“突突突”开进去。不知什么原因，我一到玻管局就对李小南产生某种偏见，这种偏见也许毫无道理。好在我只是心里这样想，别人又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所以也不影响我们玻管局的安定团结。
我这样津津乐道地介绍我的两位女同事的某个敏感部位，会让别人认为我鱼在河思想趣味低下。一个思想健康的同志是不会总在两位女同事的胸部盘旋的——我又不是一只鸟，也不是一架准备给被围困的士兵空投食品的飞机。哪咱就不说这两个女同志了，说冯富强。
冯富强是我们办公室的第四个同志，这个同志比我大一岁。如果冯富强、鱼在河、陶小北、李小南是胞兄胞妹，那么冯富强就是我们共同的兄长。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我是巴金，冯富强就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或三哥李尧林。冯富强对人很热情，无论对生人熟人，脸上从来没有一丝半点冷漠的表情。啥时见了这个同志，总见他眉开眼笑。即使在有一股异味的卫生间碰到他，或者在寒冷的冬天碰到他，他的笑容也会让你心里暖乎乎的，瞬间忘却了不好闻的味道和砭骨的寒冷。冯富强的一张笑脸和康凤莲总是绷着的脸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想在康凤莲脸上看见一丝笑纹，比下着连阴雨的天气里看见一缕阳光都难。以至于我们局里暗暗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康凤莲一笑——千金难买。仿佛康凤莲是两千七百多年前周幽王时期的美人褒姒似的。
总之康凤莲的脸总像绷紧的鼓，而冯富强脸上则总像正月十五闹秧歌时舞动着一块红绸。冯富强很会跟人套近乎。那天我们办公室开会，介绍我和大家认识时，因人生面不熟，大家互相都很客气。别人都称呼我“鱼在河”，赵有才主任更是口口声声“鱼在河同志”，惟独冯富强口口声声唤我“在河”，显得有多亲热，仿佛我们早就认识似的。
冯富强是局里的打字员，一个男同志为什么干打字员？这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工人”，不像我们一样是“干部”。造成我们之间这种身份差别的原因是：赵有才、陶小北、李小南和我都是大学或中专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或中专毕业生国家都是要正式分配的。不管分配到哪个单位，身份都已成为“干部”。我们这一代人一生都在为改变“身份”而奋斗。我原本是农民，后来因为考上大学变为干部。作为农民的我，身份比冯富强卑微，因为他是城市户口。而我一旦变为干部，身份又比冯富强高了一些，因为他是工人。
冯富强虽然是城里人，但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或中专，在社会上折腾了几年。那时已有“下海”和“大款”这样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就像我小时候总是听到“上山下乡”、“贫下中农”、“两报一刊社论”这样一些字眼一样。字眼即时代，时代通过字眼而变迁。冯富强原本想通过下海变作一名大款，就像当年的地主分子想通过改造变为一名贫下中农一样，其难度都是比较大的。冯富强在海里扑腾了几年，并没有变成大款，还呛了几口水，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爬上岸。那么爬到哪里去呢？他最终来到我们玻管局打字，因为他的父亲很多年前曾和阎水拍局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好像是在市政府统计局。当时统计局要提拔一名副局长，阎水拍和另外一个科长竞争很激烈。上级部门下来考察，考察的主要方式就是搞民意测验，即让局里的干部们投票。冯富强父亲在关键时刻毅然将自己那一票投给了阎水拍，阎水拍因一票胜出做了副局长。
冯富强虽然在人生道路上遭受过一些挫折，却并没有变得“苦大仇深”，仍是一副笑模笑样的表情，这一点就值得我学习。从进玻管局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学习每个同志的长处，这样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赵有才，陶小北，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我已经介绍了我们玻管局办公室这么多同志。下面该介绍一下我自己了：鱼在河，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紫雪市紫东县某乡某村。八十年代初北方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十年后调到市玻管局工作。
下面六个同志分别是小牛、小马和小虎，老乔、小胡和小高。前三位是局里的小车司机。小牛开一辆面包车，接送全局同志上下班。小马开一辆“二一三”，供五位副局级领导轮番使用。小虎开一辆桑塔纳两千，是局长的专车。
小虎当然不姓“虎”，但大家都叫他小虎，所以一到局里时，我也跟着叫他小虎。至于他到底姓什么，局里好像没多少人关心这个问题。没人关心的问题我就应该去关心。我很快搞清他姓穆，大名叫穆鹏程。
后三位是门房老乔，通信员小胡，炊事员小高。小高是局里惟一的临时工，老乔是一位已退休的老职工。
这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十二位同志，刚好一个班的建制。
那天赵有才主任将其他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后，又将我介绍给大家。说我是北方大学的高材生，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的第一批大学生，水平硬得很！并说我在中学教书时一直带的是高中毕业班语文课，不少学生经我培养送进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赵有才主任如此介绍我时，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工作十年的那所农村中学教学质量极差，不说北大南开，十年间没有一个学生考上正儿八经的本科，比如我的母校北方大学。每年只有一两个学生考入我们紫雪师专。当时我有点奇怪：赵有才主任为啥不说北大清华，而说北大南开？随即我才知道赵有才主任的女儿考取了南开大学。“周恩来当年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他对别人说起女儿时显得很骄傲，因为周恩来和他的女儿是“同学”——虽然年代隔得久远了一些。
那天开会时告诉我赵有才主任的女儿在南开读书的是李小南。她对我说：“鱼在河你知道不？咱赵主任的女儿也在南开上学呢！”此时冯富强插了一句：“南开大学是不是在南京？”陶小北脸上一下乐开了花，对冯富强说：“不是南京，是另外一个‘京’，冯富强你猜是哪个‘京’？”
“北京没听说有个南开大学啊！若在北京应叫‘北开大学’，为啥叫‘南开大学’呢？”冯富强看来真不知道南开大学在天津。
陶小北向来很少评价局里的同志，但她却老早就对我说过，冯富强是“不学有术”。“不学”是指他不甚好读书，肚子里的知识是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可别的东西却不少！陶小北说，别看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肚子里的水儿多着呢！当然他肚子里的水儿不是“墨水”，那么是什么水呢？那天我和陶小北讨论冯富强肚子里是什么水时，大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人。陶小北用娟秀的字迹在一张稿纸上的两个空格上方打了个引号，然后在后一个空格里先写下一个水字，让我在前一个空格里填一个字。说心里话我当时心中对陶小北充溢着一种爱意。最令我难忘的是她的一双玉腕。当时她伸手往空格里写那个“水”字时，将一只玉腕向我伸过来，差不多伸到我眼前。这样我看到的她的手腕长度就是平时看到的两倍或者两倍以上，因为她向前探手时，衣袖自然缩了上去。她的手腕既饱满又柔软，皮肤特别细腻，散发出一种体香（不是任何化妆品的香味），我不禁想起古诗里描述的：“有暗香盈袖。”我当时差点就产生将这只香腕拿到鼻子下嗅一嗅的冲动。当然我并没有嗅她的手腕，我毕竟是一个有着顽强的意志力的同志。我只是装模作样按她的要求往那个空格里填字。我先填一个“香”字，组合起来就是“香水”。冯富强肚子里显然不产香水，若产，他就不会到我们局里来打字了，早成大款了。填完这个“香”字我看陶小北，陶小北笑着摇头。我干脆不填了，和陶小北回忆起了上大学时的趣事。陶小北也毕业于北方大学，只是比我低四级，我毕业时她刚进校，我俩才应该算是同学，要比周恩来与赵有才主任的女儿相隔近得多。刚上大学时我们也填字玩。在“我”和“你”中间空一个字，让对方填。一般是男同学和女同学玩。在里边填一个“看”字，就是“我看你”。填“恨”字，就成“我恨你”。还有填“揍”、“打”、“骂”、“捆”的，有一个男同学干脆填个“咬”字，可绕来绕去就是不填那个“爱”字。大一和大二玩这种文字游戏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到大三大四很多同学都不玩了，真“咬”去了。一旦真的咬过，再玩就了无趣味。而我们班同学玩这种游戏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却不完全是因为都去“咬”的缘故。那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意外。一个平时性格有点倔的男同学，被一个长相很一般的女同学缠着玩这种游戏。男同学应付了两下不玩了，女同学却兴犹未尽，一边撒娇一边缠着男同学再玩。当时正上晚自习，男同学心里默默喜欢着的一个女同学正和另一个男同学热烈地讨论着一个什么问题。这个男同学一边心不在焉和这个女同学玩，一边偷眼觑那个心仪的女同学。突然那个女同学和那个男同学不讨论问题了，两人收拾书本站起来，很亲热地一块儿走出了教室。这个男同学的目光正酸溜溜地追随那个女同学而去时，和他玩填字游戏的女同学猛拽他的胳膊，要他继续填字。男同学气恼加厌烦，一股无名火从心中升起，抓起钢笔便在空格里填了个“操”字。女同学一看，掩面哭泣着跑出了教室，当即就向学校反映男同学耍流氓。这个男同学因此受了处分。此事发生后，班上再没有人玩这个游戏了。
那天我和陶小北填字玩时，填完“香”字后又填了个“汗”字。陶小北扑哧笑了。她知道我不会写出那个“坏”字，也就作罢。两人之间又多了一份默契。
这是以后的事了。那天办公室开会介绍我和大家认识时，我和陶小北当然还谈不上有什么默契，只是对她有一种好感，觉得这个同志值得信赖，从她开全局大会给我递小本时就有了这种信赖。战争年代一些革命同志互相信赖也是从一些小事和细节开始的，互相重重地握一握手，并不需要说什么话，能成生死相依的战友了，关键时为保护对方甚至愿意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那天开会同志们一边互相介绍，一边开玩笑，显得十分热闹。一下午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最后由我作一个表态发言。我发言时故意显得很腼腆，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还略微有点结巴。其实我一点也不结巴，我的口才特别好，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过的学生完全可以证明。但我深知，行政机关表面的嘻嘻哈哈后面，往往蕴藏着刀光剑影。明处舞枪者，暗中使棒者，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着一闷棍，不防着一点哪成。室里的十二个同志中，我的学历最高，只有小北是我“同学”。李小南毕业于紫雪师专。赵有才主任毕业于紫雪农林学校，是一个中专生。冯富强高中毕业。小虎和小胡初中毕业。小牛和小马初中未毕业。小高是小学毕业。老乔小学未毕业。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即使没有人“湍”我，我也要防着有人“湍”我。我到玻管局工作之初确定的方针是，像陶小北、李小南这样的女同志，不能跟她们黏糊，但也没必要处处提防。主要应该提防那些男同志。而我们局里却有四十三个男同志。我们办公室的十二个同志中，有九个男同志。若我第一次在室里同志面前亮相便“一二三四”侃侃而谈，必犯行高于众、众必非之的大忌！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我早已不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了！我深知，我的某个缺点或过失，室里的八九个男同志知道了，等于让全局的四十多个男同志都知道了。正像那个笑话里讲的：一男子对外出务工的儿子行前叮嘱，挣不下钱不要紧，千万不可把“那种病”带回来。若染上那种病，就害了你媳妇；害了你媳妇，也就害了你爸；害了你爸，也就害了你妈；害了你妈就把全村人都害了！
因此那天我发言时故意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将“一二三四”说成“一三二四”或“一四二三”，显出思维混乱条理不清。我在室里负责政务工作，是一个重要岗位。局长和副局长大都是从这个岗位提拔上去的，局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据说这次调我到局里来专门负责起草会议材料，是阎水拍局长一手定的，其他几位局领导并不同意，认为局里别的科室还有几个文字水平不错的同志，选一个调整过来就行了，何必专为此调一个人进来呢？但阎局长坚持要调我进来。因为局里那几个同志写的材料，阎局长看不上：“就事论事，没有高度。”阎局长这样评价他们写的材料。阎局长年轻时也是“搞材料”出身，据说当年是市政府系统有名的“笔杆子”。阎局长对别人说：“搞材料关键是一个‘高’字，一入手就要站得高，高屋建瓴、高以致远嘛！”阎局长说起“搞材料”，话语间就有一种稔熟感，仿佛“材料”曾是他的一任妻子，就像王映霞之于郁达夫，陆小曼之于徐志摩一样，曾陪他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在研究调我进来的局务会上，阎局长对几位副职说：“新来的市委书记为啥对我局工作留下不好印象？就是因为那份材料没有站到一定高度！”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瞥了余宏进副局长一眼，仿佛余宏进副局长就是那份没有“高度”的“材料”。点燃一支烟接着再说时，阎局长的语气就有点气咻咻的，他说：“那份汇报材料像什么？像一本流水账！市委书记又不是账房先生！市委书记就是市委书记，站得比我们更高！我们若在六楼，书记就在十楼、或者十二楼；我们若到十楼、十二楼，书记就到十六楼、十八楼去了！”
阎水拍局长想起一份材料毁了他前程的事就窝火，好端端吃了一个窝心脚！当时市政协空出一个副主席位子，市里准备在阎水拍局长和另外一位老资格局长中间选一个报上去。阎水拍局长当时五十三岁，再上一个硬台阶（指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已无指望，只能上一个软台阶（指任人大、政协的副职）。而且软台阶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新来的市委书记是一个不按部就班的书记，上任第二天就一个人悄悄去察访环境卫生，随即就以城市“脏、乱、差”为由免了城建局长的职。那段时间市里的局长们个个捏着一把汗。这天书记突然要玻管局两个小时后当面向他汇报工作。偏偏阎局长头一天到某县下乡去了。接到市委办公室通知是中午吃饭时间，赵有才主任哪敢怠慢，嘴里噙着一口饭就给阎水拍局长打电话。那天中午县里领导为阎局长接风，大家刚坐到席位上，阎水拍局长接到了赵有才主任电话，饭没来得及吃，向县领导说声对不起便匆匆往市里赶。可从这个县到市里最快也得三个小时，小虎都将桑塔纳车开到一百四十码了，阎局长还嫌慢。结果还是慢了：阎局长赶到市委，汇报刚结束，局里的二把手余宏进副局长手里捏着一份汇报材料正从市委楼里出来。阎局长将那份汇报材料看完便暗暗叫苦。果然第二天市委大院便传出新来的市委书记对玻管局工作不满意的说法。市政府别的局一些干部甚至说，市委书记指着鼻子将阎水拍那个老家伙训斥了一顿，老家伙从市委楼里出来时，脑门子上全是汗。阎水拍局长那天脑门儿上是有汗珠，但那是赶路急热出来的，却不是被书记“训”出来的。
这件事过后不久，那个市政协副主席的名额就报省里去了。报得当然不是阎水拍局长。据说常委会上大多数人开始倾向报阎水拍局长，但新来的市委书记皱皱眉头，讲了他的意见，大多数人便又都附和市委书记的意见。开常委会仿佛像夫妻俩去商店选购某件电器——书记是极有权威、说一不二的丈夫，常委们只是一群妻子——妻子说这个牌子的电器质量好，丈夫皱皱眉头，说还是那个牌子质量好。温顺的妻子便小鸟依人般地同意买丈夫所说那个牌子的电器。
阎水拍局长此生即与“地厅级干部”这个台阶诀别，只能再干几年到五十七岁时，在“县处级”这个台阶上退居二线。这件事成为阎局长心头的一个隐痛，因此对平时就不怎么看重的余宏进副局长更多了一番成见。第一次给领导汇报工作，有点像一个装扮一新的娇羞的新娘蒙着盖头去让新郎揭。领导就是新郎，汇报材料就是新娘的脸，看上看不上全在揭起盖头那一瞬间。你这个余宏进是怎么搞的？我阎水拍做了政协副主席，兴许你余宏进还有两天局长当。现在？想当局长？做梦去吧你！
阎局长心里这样一发狠，余宏进副局长此生头上那个“副”字就很难去掉了。就像一个男人，从结婚那天起就盘算和妻子离婚，可直到咽气那天还没有离成。
因此局务会上研究调我到局里工作，有几个副职持不同意见时，阎局长很不高兴，他当时不耐烦地打断一个副职的话说：“就这样定了！”随即他又转向赵有才主任说：“有才你明天就发调令，将鱼在河同志调过来！”
我就像一件挂在商店里的衣服，阎水拍局长一句话，这件衣服便被挪到市玻管局这个“衣架”上来了。
后来我对玻管局几位领导熟悉之后，发现他们和阎水拍局长之间的关系有趣得很，尤其是召开局务会的时候。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阎水拍局长总是让大家先讲意见。几个副职便唧唧喳喳讲半天。就像一窝小雀，在雀妈妈觅食归来前饿得喊作一团；或者像一个在乡间走街串巷说书唱戏的草台班子，吹拉弹唱各显其能。其中有一个最来劲儿：腿上绑着沙袋，一边在脚下使劲蹬，一边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敲打着琴盘。可最后决定任何问题，都得阎局长出来重重地敲那一下。阎局长一槌下去，问题决定了，曲终人散，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从到局里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有如履薄冰之感。我调入局里工作之前，阎局长对我的“笔头子”赞许不已已风闻全局。若我“嘴头子”再好一些，必遭人记恨！因此我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我的不足：口才不好，甚至略微有点口吃（当然不注意听又听不出来，只是偶尔有点），书生气十足，有时显出呆板木讷，别人讲个笑话半天反应不过来，理事能力也差一些。果然那天我第一次亮相便达到了预期目的。开完我和大家的见面会后，我有点内急，急忙跑出去蹲到了卫生间。一会儿，小牛、小马和小胡进来撒尿，他们一边撒尿一边议论我。一个说：“这个鱼在河是个书呆子！”一个说：“讲两句话连个条理也没有，和赵主任的口才差得远，正说吃米突然就说吃面去了！”另一个说：“还是个结巴，虽然不很明显，可细心听还是能听出来。”一个又说：“见了女人还脸红，一下午看都不敢看陶小北和李小南那两个小妖精。”一个又调笑另一个说：“也许人家鱼在河真是那种目不斜视、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不像你，两个眼珠子像钉子，恨不得钉那俩美人脸上去！会开好没开好不知道，眼福是饱了！”另一个回答说：“这你不懂，饱眼福是一回事，关键是看得多了，她们就有感应，就会发热，兴许哪一天会主动用眼神撩拨你呢！”一个又说：“还撩拨呢！做梦娶媳妇——想得美！等你哪一天当了局长看人家会不会撩拨你！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吗？一男对一女说：我能追求到你吗？女笑着指指桌上的电话按键。男大喜，说：只要我不停地‘重拨’？女摇摇头说：不是重拨，是免提！”
最后不知谁又说了一句脏话，几个人笑作一团。当时他们站成一排冲尿池撒尿，我从卫生间小门的缝隙间恰好看见几人裤脚渐次抖动着，嘻嘻哈哈说笑着离开。直到出了门，还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说：“不过男人追女人，‘重拨’还真起作用！我追我老婆时就靠的这一手，要不早没戏了！”
另一个说：“那你从今天开始，试着重拨陶小北，看能不能拨通？只怕拨到胡子白了，听到的还是忙音！”
第三章
那天在卫生间最后听到的那句话，让我怦然心动，想了许久。真是一句有意味的话！那天下午直至回到家，柳如眉将饭碗塞我手中，我还在寻思这句话。我不由得在心里想：假若我要去“拨”陶小北，能拨通吗？
如果我要去“拨”陶小北，我就拨一生！即使最终听到的仍是忙音，也不遗憾。一个人一生中，重要的不是拨或者不拨，而是能否找到一个值得一生去拨的对象。找不到是不幸，找到了呢？
那种“第六感觉”告诉我，我找到了！可我能去拨她吗——我不能！对我来讲，只有一心一意跟着阎水拍老头儿在玻管局干革命，才是幸运！或者干脆就是幸福！我那天在办公室向阎水拍局长表白心迹时，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幸运”这个词来过渡，而是直接表达为幸福——难道置身于玻管局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里，不是一种幸福吗？也许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关键看你如何理解幸福二字的含义。对我来讲，每天在阎水拍老局长领导下，和赵有才、冯富强、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这样一些同志共同为我市的玻管事业而努力、而奋斗，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正如爱情，你若爱上一个人，就是她的缺点也会被你喜欢，比如陶小北。如果玻管局就是陶小北呢？我完全可以将阎水拍老头儿想像成不过是陶小北长长的颈项上的一个小小的斑点，或者修长的身体某个部位的一颗黑痣，那我怎么会不喜欢这个可爱的“斑点”或“黑痣”呢？
是的，对我来讲，玻管局就是陶小北，我要全副身心去爱她！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玻管局，我来了！
第四章
我调到局里来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这个年龄才在行政机关起步，已经没有优势。
我从北方大学毕业后，原想分配到紫雪市委或市政府工作。当时首选的是市委办公室和市委组织部，其次是市政府办公室或者计划委员会，当然分配到经济贸易委员会也行。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市里还有一个玻管局。那时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就是计委和经委声名在外，这两个部门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刚刚在农村开始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饿得眼睛发绿，一手拖着衣衫褴褛的孩子，一手端一只搪瓷碗到处讨吃要饭。但城市改革尚未开始，市场经济这样的提法远未在报刊上出现。政府靠“计委”、“经委”这样的部门牢牢掌握着手中的权力。有一段时间，这两个部门几乎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程度。那时包括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也归经委管。当然那时候的交通局可没现在牛逼，还像个粗使丫头，在市政府这个“大户人家”里根本走不到台前来，只负责洗碗和擦地板。交通局“吃香”是在“九五”期间，那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每年投入几十亿元修公路，像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一下“牛”了起来，成为市政府最要害的局。这是后话。我毕业分配时刚刚进入“六五”，最牛的不是交通局，而是计委和经委。我发现无论计委、经委、交通局，还是我们玻管局，都有点像民国初年的遗老遗少，谁要强行剪掉他们头上的辫子，他们会一头撞死。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紫雪市的六次机构改革为啥都是先硬后软、不了了之？就是因为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剪掉党政部门一些多余的辫子。你拿剪刀剪计委，计委不让剪；剪经委，经委不让剪；剪交通局玻管局，交通局玻管局也不让剪。硬要去剪，说不准这些部门就会像前清遗老一样护着辫子以死抗争。或者就像尤三姐，那样烈的性子谁敢去碰她！于是就不敢碰了，操剪刀的手缩回去了。经过六次机构改革，市上的“辫子”越剪越多。比如经委，就下属重工局、轻工局、化工局、纺织局，包括我们玻管局，当时称“一委五局”。后来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些铜矿资源，又成立了一个铜管局，叫“一委六局”。后来乡镇企业露出一些好的发展势头，成立乡企局，叫“一委七局”。又后来有一个名叫“紫雪市东方炸药厂”的全市最大的乡镇企业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数近百——轰隆一声震天响，九十八人上天堂。安全生产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赶快又成立安监局，隶属经委系统，称“一委八局”。“一委八局”时期是经委系统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经委主任被称作“二市长”，与紫雪市真正的市长形成对垒之势，紫雪市市长被称作“大市长”。
如果说当时的经委、计委一类部门是一个极有权威的丈夫，包括我们玻管局在内的这些局就是它的一群姨太太。或者说，如果经委、计委是一把考究的茶壶，我们这些局就是摆在茶盘里、围绕在这把茶壶周围的一群茶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老先生就有一个观点，这个有趣的老头赞成一夫多妻制，他用以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就是：一个茶壶都有几个茶杯！
好在我们紫雪市不生产茶壶，如果要有几个茶壶生产厂家，经委系统又会多出一个局——叫“茶管局”或“壶管局”——那就成“一委九局”了。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经历了六次机构改革中的其中两次。总的感觉是机构和部门越改越多，像蚂蚁一样在市政府大楼里爬来爬去。大楼里装不下这么多部门，有些部门就设在外边，每个部门单独修一座办公楼。市政府就有“内设部门”和“外设部门”之分。若市政府是贾琏，内设部门就是王熙凤，像我们玻管局这样的外设部门就是尤二姐。
其实我也认为“辫子”还是不要剪掉为好。若六次机构改革中的某一次将玻管局剪掉，我调到哪里去工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大学刚毕业时，我只是一根毛发，当时十分渴望“附”到某一张“皮”上去，但却怎么也附不上去。不说计委、经委这样炙手可热的部门，就连“壶管局”也拒我于门外。对一个无权无势出身农家的年轻人来说，当时要分配到“壶管局”一类部门工作，真是比登天还难。我的父亲母亲均不认识方块汉字，他们一生都像钱钟书先生晚年那样足不出户，从未离开过我出生的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钱先生足不出户是为著书立说、启迪后人，我父亲母亲足不出户是因为他们没钱买车票，且一旦进入县城以上的“大城市”就辨不清东南西北。他们一生就像抗战末期的日本鬼子龟缩在炮楼里一样缩在我们村里。他们虽然生性胆小怕事却一生饱受欺凌。我们村只有“袁”、“鱼”两姓，袁姓是大姓，鱼姓是小姓。姓袁的想在我们姓鱼的头上拉屎就拉屎，撒尿就撒尿。我父亲母亲不认识任何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们认识的最大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是我们村那位姓袁的支部书记，在我的分配问题上父亲母亲不可能给我帮上一点忙。
我们班四十五个同学中，我的分配结果最差。其他同学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还有一个一下跑到了国务院。而我却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拿着写得工工整整的简历和自荐信以及大学期间所获“三好学生”证书，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楼道里窜来窜去，最后却像一颗皮球一样，不知被谁踹了一脚，骨碌碌滚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条山沟。那条沟叫袁家沟。
当我背着一个铺盖卷，像一个逃荒的难民一样走在我们袁家沟的乡间小路上，根本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首歌里唱的：“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当时心中的那种酸楚、痛苦和愤恨一点也没有随晚风飘散，反而在晚风中越聚集越强烈。一想到在国务院上班的那个同学，我就羞愧难当，恨不能将脑袋像鸡巴一样塞裤裆里去！悲愤交集的我，就这样在那所像婊子一样破败的袁家沟中学一呆就是十年，一直从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志向的年轻人，并没有在生活的打击面前沉沦下去，反而有一种愈挫愈奋的劲头。当时正是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一炮打响的时候。《人生》当然是好小说，路遥也是我十分景仰的当代作家。我对《人生》开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属于“格言”范畴的话亦深有同感。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大学毕业时像一袋垃圾一样被扔到袁家沟中学，就是这紧要处“几步”中的其中一步。不过后来当我人生阅历更丰富之后，我发现“紧要处”何止几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紧要！比如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高官，年轻时也是一些有志青年，并且“紧要处”的几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时却一步闪失，跌入了深渊。
我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没有随波逐流沉沦下去，但还是有一些悲观思想的。学校毕业叫“踏入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只是一个黑洞，一个巨大而空旷的黑洞。踏入社会就是踏入黑洞，一步稍有闪失，就会碰在坚硬的岩壁上，让你头破血流。《围城》里那个好高骛远的方鸿渐，从国外留学归来，在那艘法国邮船上与鲍小姐风流一番后，一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无异于踏入了一个黑洞，从此四处碰壁。到三闾大学教书，回来在报馆做事，诸事不顺，只好一天到晚和他的妻子孙柔嘉吵架。当然若方鸿渐的妻子是唐晓芙，他就不会找茬和她吵架——男人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是有一种包容性的，只要她不做出墙红杏。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发现陶小北在我心中的位置有点像方鸿渐心中的唐晓芙，只是陶小北比唐晓芙个子高一些。
总之在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觉得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没有哪个人能喜剧一生。比如蒋介石，有宋美龄那样优雅美丽高贵的妻子，有过那样大的权力，把那些军长师长说砍头就砍头了，可最后却忧郁地跑到一个小岛上，临死都不能再回奉化老家看看母亲的坟茔。还是《围城》这部书的最后一句总结的好：“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好好理解这句话去吧，人生对于自己而言，就是两个字：感伤！这俩字够你咀嚼一辈子。对别人而言，也是两个字：讽刺！我鱼在河在玻管局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若画出来，让别人看了，不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画吗？
当然这些人生感悟我在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有所悟，却没有悟得这么深。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只是本能地在社会这个黑洞里作无谓的挣扎。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谋着调离袁家沟中学。可以这么说，从报到那一刻起，我就在盘算着调离。调离之后我就用不着看我们村那个支书袁长鸣的脸色了。这个坏蛋虽然对我比小时候客气了一些，可仍然动辄呵斥我已显老迈的父母亲。我们村离我工作的学校不过二三里地，但我不愿回家住，我住在学校。每天睡在袁家沟中学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被肆虐的老鼠闹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那些北风呼啸的夜晚，我脑子里总会漫无边际地涌出一些联想：如果不努力向上奋斗，像个无赖或者二流子一样趴在袁家沟中学这个破婊子身上，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自己还是袁家沟中学一名辛勤的园丁，只是马齿徒增，由年轻园丁鱼在河变作老园丁鱼在河。突然有一天乡政府通知，国家教育部长或省教育厅长要来袁家沟中学视察工作。脸上的皱纹比袁家沟的沟沟岔岔还要多的自己像个老鼠一样和其他呆头呆脑的园丁立队拍着手欢迎“部长”或“厅长”时，突然发现“部长”竟是自己分到国务院的那个同学，或者“厅长”竟是自己分到省政府的某个同学，将会是何等的尴尬和失败。
这些联想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折磨着我。如果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一批经检验合格的热水袋，分配到国务院和省政府的同学就相当于被陶小北或唐晓芙搂在了她们热乎乎的被窝里，肌肤相触，夜夜温柔，时刻缠绵；而我则被莫名其妙扔到了我们袁家沟中学号称“公铺”的那个女教师肮脏的被窝里，那些乡教育专干、供销社主任一类的嫖客随手就会将碍手碍脚的我扔到冰冷的土炕上。总之我觉得自己当时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我是一个热水瓶，这个热水瓶正被置放在一列高速奔驰的火车的顶部，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可能——弄不好我的一生将会被摔得粉碎！
当然这些仅是我当时的一些联想。我在袁家沟中学工作的十年，别说“部长”和“厅长”，连个县教育局长的鬼影也没见过。有一次好不容易来了个县局的干事，校长召集全体教师到那间比“公铺”还破败的会议室里，让干事给大家做“重要讲话”。在全体教师热烈的拍手声中，县局的干事草草讲了几句话后便匆匆散会了。临出门时干事顺势踢了一脚卧在会议室门口也和大家一起“开会”的一条狗说：“你们学校开会狗也参加？”跟在后面的校长尴尬地说：“这个家伙，不知什么时候跑进来的！”说着便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这后生坐在门口咋不把狗赶出去？我从那时起就懂得，只要是一个“领导”，关键时刻就可以随便地诿过于人。现代汉语词典对“领导”一词的解释是：“担任领导的人”。这个词解释的含混不清。比如解释老鼠，你总不能解释为：“担任老鼠的动物”。实际上应该这样注释领导这个词：“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过去学校开教师会时，这条狗每次都“参加”。有时它还大模大样一边笑一边点着头从全体教师身边穿过，温顺地跑过去卧到正在讲话的校长身旁。总是穿一件黑呢子上衣、戴个圆圆的眼镜、脸蛋圆圆的校长，一边腾出一只手摸着狗光滑的脊背，一边继续给大家布置工作。那么今天这狗趁大家拍手时溜进来，因看到讲话的是个陌生人，便乖巧地蹲在门口聆听，怎么能责怪我没把它赶出去呢？这狗够懂事得了，若不识相一点，它当时兴许会像平时那样，笑着点着头跑到前边去，与干事一起“讲话”呢！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使我懂得一点：有时候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其实很难。我实现调离袁家沟中学这样一个理想竟用了十年时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这个老同志真是有先见之明。他那天叫我到他办公室和我开玩笑时，说我也可以叫做“鱼在沟”，事实上我就是一个鱼在沟——被摁着头压制在袁家沟。实际那十年我不但是一个“鱼在沟”，还是一个“鱼在案”——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那么切割我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袁家沟乡的教育专干袁长印。
袁长印是谁呢？他是我们袁家沟村支部书记袁长鸣的弟弟。
十年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调离，主要归功于我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那时候没有电脑，钢笔字写得漂亮不漂亮对一个年轻人还是很重要的。“字是门面”，我们学校的校长总是这样说。我们校长叫袁长有，是袁长鸣的哥哥。
“门面”相当于人的脸面。比如陶小北和康凤莲。人们喜欢陶小北甚于康凤莲，就在于这个“门面”。她俩谁写得字好倒不重要。
我的“门面”引起别人注意是在一个夏天。某年夏天，我们紫东县一位副县长到袁家沟乡检查工作。顺便到学校来看他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当然是女同学，而且当年“门面”也不错。看完女同学后副县长兴致蛮高，又顺便看了看我们学校办的“学习园地”。他的眼珠停在我写的“心得体会”上面不动了，随即抬手翻了一下说：“这个教师的字有点像庞中华！”回到县上后，副县长还记着“庞中华”，恰好县政府办公室准备调几个秘书，副县长就推荐了我。县政府办主任派一名副主任到学校考察我，可考察过后再无音信，后来才知是教育专干袁长印“不放”。
那时我们紫东县每个乡镇都有一名教育专干，各学校的校长只负责教学业务工作，教育专干则负责教师的调动和分配。
十年间我有数次调走的机会，都因教育专干不放而丧失了。我就像一只蚂蚱，被淘气的小孩在腿上拴了一根线，刚往前蹦几下，线一扯就被扯回来了；我又像被一根绳子拴在炕头的小孩，怎样使劲向前爬都挣不脱；我甚至像一条被主人用铁链拴在院子里的狗，刚汪汪叫着向前扑了两下，便被一脚踹了回去。
刚到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还心存侥幸，以为自己是锥处囊中，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可到后来才发现，这把“锥”不但没有刺穿长时间束缚我的“囊”，反而莫名其妙到了别人手中，刺的我鲜血淋漓。刺我之人就是教育专干袁长印。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得罪了袁长印。袁长印到我们学校检查工作，和别的老师有说有笑，尤其是和那些女老师，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可一见我脸就绷得像个鸡屁股，或者像一块板结的盐碱地。有一次我去上课走到教室门口，一只脚已跨进了门槛，孩子们已在里边喊了起立，齐刷刷站了起来。我扭头瞧见袁长印远远地走来，急忙将那只跨进门槛的脚抽回来，立在门口冲他笑成一朵花。可袁长印从我面前经过时，竟梗着脖子瞧都没瞧我一眼，我叫他袁书记他也没吭声——那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叫他袁书记，其实他并不是书记，只是一个专干，但大家却只叫他书记，从不叫他专干。当时我的脸臊得刷地红到了耳根，进教室讲课时那失魂落魄的。那天我因受了刺激，晚上邀了几个平日交往不错的教师到我宿舍喝酒，借着酒劲儿发泄了几句，说这个袁专干从来不抓教学工作，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来不闻不问，专门负责和年轻女教师打情骂俏，什么专干——专干坏事！可第二天这几句话就到袁长印耳朵里去了。几天后他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敲打我说：“有些年轻教师不安心工作，成天想着要调离。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咱袁中这座小庙里安不下他的身。一些年轻同志可能还不知道，咱袁中这块地皮合作化时期是大队的牲畜棚，那时‘大牲畜’也拴过几十头，还拴不住你一个大学生？”说到这里，袁长印在众教师的哄笑声中端起水杯喝了口水，提高声调厉声说：“你一个大学生有什么好骄傲的？当初也不是我们敲锣打鼓将你请来的，八抬大轿把你抬来的，怎么说我袁长印不干好事，专干坏事，你这个定义倒给我下得好！张开口儿合不得，你年轻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袁长印说到此处时，好像还拍了几下桌子，而如坐针毡的我，恨不得用双脚拨开一条地缝钻进去。
袁长印若是人中虎狼，我就是水中虾鳝。我知道我斗不过袁长印，和他硬掰结果只能是自己粉身碎骨。我才明白韩信当年为什么甘愿受胯下之辱！我才明白为什么大丈夫要做到能屈能伸！为了将来有一天得已“伸”，我必须今天在袁长印面前“屈”。其实要向一个人低头也很容易，只要你心里决定低头，肢体上的低头真的很容易，抹一把脸笑嘻嘻地往前走就成。我就这样抹一把脸后笑嘻嘻地往袁长印那儿走。为了博取袁长印的欢心，逢年过节我总要在菲薄的薪水中拿出一笔钱，买高级烟酒去孝敬他。他儿子结婚，“庞中华”主动跑去用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在大红纸上记账收礼。他家里盖新房，“庞中华”天天跑去义务做小工：和泥、背砖、挖土，脏活累活抢着干。如此奴颜婢膝十年，教育专干才发了慈悲，放我离开了袁家沟中学。我当时岂止是百感交集，我是怀着“恨”离开袁家沟的。十年的历练，我已能做到将恨转化为“爱”。拿着玻管局的调令办好手续离开的前一天，我去袁长印家，别以为我会指着鼻子臭骂他一顿，或者将他家院里用胳膊粗的铁链拴着的那条恶狗毒死。我满脸堆着笑拎两瓶好酒去看望袁长印。那时我才发现，越是恨一个人，越是可以向他笑得十分妩媚。我当时一边向袁长印殷勤地笑，一边说了许多感谢之类的话。袁长印也被我的殷勤感染，或者就是心中有愧，竟当着我的面将我送他的酒打开一瓶，和我称兄道弟喝了半斤。他当时还让他那个长得比一颗倭瓜还难看的老婆切了两根黄瓜和一根胡萝卜给我们下酒。直到晚上回到学校那间小宿舍时，我才发现，我其实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我当时没有扑上去直接掐死袁长印，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放过他！我得先扼住命运的喉咙，回过头来再扼住袁长印的喉咙。袁长印当时正在努力争取担任我们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而我离开袁家沟乡立下的志向是：通过十年卧薪尝胆般的努力，担任袁家沟乡所在的紫东县的县委书记！一个县委书记若想掐死一个副乡长，差不多相当于一辆坦克轧死一只蚂蚁！我背着铺盖卷离开袁家沟中学，再次走在那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就像一个战争年代正在急行军奔敌而去的勇士。我眼里喷着火，一边向前奔一边在心里对袁长印说：袁长印，等着吧，十年后的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我忍耐的功夫已经历练得炉火纯青。袁家沟中学若是一个黑洞洞的下水道，教育专干袁长印就是捂着这个下水道的那个沉重的水泥井盖，而我就是站在下水道里不屈不挠地用脑袋往起抵井盖的那个人。历经十年工夫，将袁长印这个井盖抵开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抵不起的井盖！
第五章
我们玻管局共有六位局级领导，他们是：局长阎水拍，副局长余宏进、陈奋远，纪检组长朱锋，行业工会主席姬飞，总工程师牛望月。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属歪打正着。我原本想调到市里其他重要部门，当时是八五初期，交通局和城建局已像一个刚插上电源的电暖气，正在渐渐升温，在市政府的工作部门里变得重要起来。但这些重要部门都不需要人，只有玻管局需要一个“写材料的”。当爱才心切的阎
水拍局长像古时候那些歌女一样，对我未成曲调先有情时，我却在犹豫：从玻管局一个小干事到紫东县委书记之间，是不是像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一样，距离有点远？我用十年时间能否走完？但后来我打消了这些疑虑，不是能否走完的问题，而是必须走完！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玻管局有个陶小北，如果知道，我就不会犹豫了。玻管局纵是王宝钏当年苦守的寒窑，有个陶小北在那里，也会顿生暖意，守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初到玻管局工作那段时间，我对阎水拍局长曾有过一丝愧疚：在他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当儿，我却没有欢欣鼓舞往他怀里钻，尚在朝三暮四。就像一个用情不专的新郎，结婚的前一天还偷着去约会了一个旧日的女友。
玻管局内设八个科室，共有八位科长，八位副科长。另有四个主任科员和四个副主任科员。加六位局领导，局里共有三十位大小有点官衔的同志。剩余的十九个同志中，三名司机，一名门房，一名通信员，一名炊事员，这六个同志是工人身份，称作工勤人员。其余十三位同志，有十二位是干部，一位“以工代干”，这十三位同志被称作科员。
我就是十三名科员中的其中一名。
刚到玻管局工作，掌握了局里的“基本局势”后，我曾翻开《水浒传》查阅过，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好奇，并且善于钻研，对任何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正像父母亲叮嘱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女孩子一样，遇事先要在脑海里画一个问号，并在心中问一个为什么。我跟我爱人柳如眉谈恋爱时，第一次见面是在夏天，她坐在我床上翻一本《大众电影》。翻一下，胳膊抬一下，高耸的胸上下蠕动一下，令人烦恼。我当时不假思索，伸手就去解她衬衣的纽扣。她很生气，脑子里迅速画完问号，心中问完“为什么”后，抬手挡我一下，脱口说：“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一看。”随即又补充说：“不让你吃亏，我看完你的，你也可以看我的。”柳如眉当下愣住了。我于是从容地解开她薄薄的衣衫，用指甲盖将那两个葡萄般大小的红红的乳头拨了拨，又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头肚分别将两个小乳头捏了一下，然后亲自给她扣上纽扣。一边扣一边说：“我说话算数吧？说看一看就看一看！”随即我又视死如归地一把扯开自己的衬衫对她说：“你也看一看我的。”并拉起她的手让她捏我像两粒扁豆一样微小的乳头。柳如眉没有捏的兴趣，我就信口瞎诌着给她做工作，我对她说，当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次五个苏军大兵喝醉酒后，越过国境线在我方领土走了二十步，我方鸣枪示警后才退回去。当晚我外交部照会苏联外交部，抗议这种侵略行为，两国关系陡然紧张，一触即发。不知是谁提出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我方也派五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去苏方国土上走二十步，苏方同意了，由此避免了一场战争。我对柳如眉讲完这番话后，十分严肃地对她说，我捏了你的乳头，相当于苏军大兵走得那二十步；你捏我的乳头，相当于我军战士走得那二十步，有个捍卫主权的问题。于是柳如眉顺从地捏了我的乳头。她应付差事般捏完后，又想捡起床上那本《大众电影》翻阅，我却要求她给我扣好衬衫纽扣。我对她说，苏军走了二十步后，第二天经我方同意，拿一把大扫帚后退着将两行脚印打扫干净。我方走完二十步后，也拿着大扫帚后退着将脚印打扫干净。扣纽扣相当于后退着打扫脚印，马虎不得。
那次见面后，柳如眉和我的关系发展十分顺利。结婚后她对我说：“第一次见面你提出解开我衬衣看一看时，我觉得你这人很流氓，本来已经决定不再搭理你了，可你却说出那么一番有趣的话。更主要的是你看了我的乳房后，又乖乖扣住了衣服，让我觉得你这人挺老实的，反倒让我爱上了你。”
我调到玻管局不久，即像当年翻阅柳如眉的衬衣一样翻阅《水浒传》。翻阅的结果令我沮丧：我是玻管局的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若再能前移一位，便是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而我的奋斗目标是前移三十位——去做那个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我们玻管局的全称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我们紫雪市的紫东县和紫北县，建国初发现一种宝贵的矿产资源，叫石英砂，是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于是市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马建设了紫雪市第一玻璃厂，简称“一玻”。七十年代初期又上马建设了紫雪市第二玻璃厂，简称“二玻”。八十年代初期又准备上马“三玻”，成立起一个紫雪市第三玻璃厂筹建处，任命了一名副处级筹建处主任姬飞，并拨出三百万元前期费用。三百万元前期费花得只剩下不到三百元时，不好的消息传来了，南方玻璃打入北方，我们紫雪玻璃原本占据的北方市场大片丢失，就像当年的蒋委员长一样，打一仗丢一大片地方，最后一直退到宝岛台湾。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紫雪玻璃已丢失了除紫雪市以外的所有市场。本来紫雪市的许多用户也想用南方玻璃，市政府发了一个紧急文件，要求紫雪市的所有用户必须使用紫雪玻璃，否则将采取行政措施干预，才保住了紫雪这个小小的市场。两个玻璃厂产品大量积压，工人纷纷下岗。我调到玻管局前三年，一玻和二玻已停产放假，三玻筹建处解体，姬飞调到局里任行业工会主席。
一玻和二玻兴盛的时候，我们玻管局在市政府五十多个局中是最牛逼的一个局。那时我们玻管局干部流动非常快，当一两年科长，便被任命到一玻、二玻担任党委副书记或者副厂长。五十年代我们玻管局有一位年仅二十七岁的政秘科长，被任命到一玻任副厂长，两年后任厂长，三十二岁时调局里任副局长，三十五岁时任局长，三十八岁时任市委副书记，四十一岁便担任了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四十六岁时任副省长，五十岁担任了省长。紫雪市市县两级机关的不少干部都知道我们玻管局是出过一个省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玻管局被称作紫雪市的“党校”。
那时我们局的辉煌表现在方方面面，并常常在一些细微处显山露水。市政府开会的时候，主席台上摆一溜儿小牌，最中间是市长的名字，两边依次是几位副市长的名字。主席台下面前三排是局长席，第一排最中间那个小牌上永远是我们玻管局局长的名字。左右两边依次才是其他局长。那时我们局长脾气大在市政府大楼里是出名的。市长护着他三分，副市长则让着他三分。局长“耍脾气”在开会时表现最明显，想去了就去，有时会开始了，他才端个茶杯走进来，坐到第一排最中间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永远为他空着。别的局长开会很少有人敢迟到，一般是提前五分钟进会场。只有我们玻管局的局长可以迟到早退——有时他开一会儿会，突然抬腕看看手表，不给任何人打招呼，端个茶杯就走了。那任市长的威严在市里是有名的，别的局长若迟到了，看到讲话的是市长，在门外探头探脑不敢进去，即使硬着头皮蹑手蹑脚走进去，也低着头不敢看台上的市长。前三排的局长席若从主席台上看下去，就像齐刷刷摆着三排麻将牌，哪一张“牌”缺席，主席台上的人一目了然。有时会议开始了，市长在讲话间隙突然会扫一眼缺席的某张“牌”，询问市政府秘书长，某某局长干啥去了？迟到的某某局长此时正在门外着急的抓耳挠腮，听见市长点名更不敢进去了，可不进去更不行，急得像一位被我军围困的国民党军官长，在门外团团转。只有第一排中间那张“牌”——即我们玻管局局长，即使常常空着，市长仿佛也看不见。有时甚至会为我们局长打圆场，说：“这个王强国（指玻管局的某任局长），又为工作忙去了，真是个工作狂！”说着便扭头对秘书长说：“下去给王强国同志说一下，工作再忙会还是要参加的嘛！”
市政府五十多名局长中，那时没有人与王强国局长攀比。凡是市长亲自召开的会，没有哪个局长会派副局长出席，除非局长本人生病住院或出差在外。只有王强国局长与众不同，几乎相当于有那种“外交豁免权”，他想去了就去，不想去了就派一个副局长去。
从五十年代起，我们玻管局的历任局长，无一例外全部提拔担任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很多重要县的县委书记，在下面转一圈后，一般都会回到玻管局担任局长。干一两年，便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或市政府副市长。全市包括各县甚至一些乡镇的干部都知道，只要担任了玻管局的局长，不出两年就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因此，玻管局长向来是被当做市级领导看待的，难怪没有哪个局长会与玻管局长攀比。
当时的玻管局长基本相当于战争年代那种“老虎团”的团长，多少任师长都是从老虎团团长的位置提上去的。别的团长必须先当老虎团长，然后才能当师长。如同红军长征时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只有从桥上经过，才能到达目的地。又好比长跑运动员转着圈奔跑，玻管局的局长位置就是接近终点那条冲刺的白线。别的局的局长在起跑线上起跑后，跑数圈或者数十圈后才能跑到白线位置进行最后冲刺。比如一个林业局长，调到甲县任县长，再调到乙县任县委书记，然后才能到达这条冲刺线的位置——担任玻管局的局长。
阎水拍局长七十年代初期任市里的统计局长，当时是市政府最年轻的局长。阎水拍局长曾专门查过那位后来当了省长的玻管局长的简历：省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是三十五岁，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也是三十五岁。省长的生日在三月，阎水拍局长生日在九月，就是说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的实际年龄比省长升到这个级别时还要小半岁。可就因为省长三十五岁时担任的是玻管局局长，阎水拍局长担任的是统计局局长，以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省长”担任玻管局长之后，历任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副省长，省长；而阎水拍局长担任统计局长之后，历任丙县县长，丁县县委书记，戊县县委书记，再然后才担任玻管局局长。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假设阎水拍局长和那位省长都是三十五岁时在江西创立革命根据地，那么那位省长就是毛泽东，阎水拍局长就是张国焘。毛泽东带红一方面军从井冈山出发，最后胜利到达延安，张国焘却不知带红四方面军跑哪儿去了。
虽然张国焘犯了错误，可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是好同志，比如李先念、许世友等人，最后又大都回到延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阎水拍局长也是这样，虽然“长征”时走了弯路，回到“延安”的时间晚了一点儿，可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挪到了玻管局长这个制高点上。正当他猫着腰准备冲刺的时候，一玻、二玻垮了，几千工人动辄到市委、市政府上访，玻管局长的地位一落千丈。市里开会的时候，再也坐不到正中间去了。在市政府的诸多局长中，玻管局长原本是喜欢使小性子的林黛玉，现在顿然变作逆来顺受的花袭人，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啊！
玻管局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返。只有当工人上访的时候，市委书记和市长才会想起还有这么个部门。市委书记对市委秘书长说：“赶快叫阎水拍来一下，他这个玻管局长是怎么当的？”秘书长忙打电话叫阎水拍。阎水拍便急忙带上陈奋远和姬飞坐车往市委或市政府赶，有时也带朱锋和牛望月。当然每次都有赵有才，赵有才哈着腰跟在阎水拍后面。阎水拍局长若是一辆小汽车的驾驶员，赵有才就是这辆小汽车的后备箱。阎水拍局长的公文包、喝水杯、各种汇报材料全在这个后备箱里，阎水拍局长要什么，就伸手在后备箱里取什么。不过阎水拍局长从未带过余宏进。局里的同志都知道，这两个人一向是方枘圆凿，尿不到一个壶里。阎余二人有趣得很，就像一个对眼儿的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朝这边张望的时候，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那边张望。
有一次阎水拍局长去解决上访问题，竟被一个妇女吐了一口唾沫。这个妇女指着阎水拍局长鼻头骂：“你这个老滑头，每次花言巧语把我们骗回去，便丢下不管了！承诺给我们解决这问题，解决那问题，屁一放就啥事也没了！你说你说话是不是约等于放屁？！”
被这个妇女大庭广众之下羞辱这件事对阎水拍局长刺激很大。直到几年后我调到局里工作，一次闲谈时对我说起这件事，阎水拍局长脸上还气咻咻的，并且端茶杯的手抖了一下。我当时急忙拎起热水瓶给阎水拍局长的水杯里添满水，并且显出一脸愤怒的表情诅咒那位妇女：“真是个泼妇！”随即又安慰阎水拍局长：“这种泼妇你根本没办法跟她讲理！”然后又说：“当时其他人哪儿去了？如果我在场，怎么说也要抢先一步挡在阎局长您前边，和那泼妇理论！”我这样表白时，刚显得有点平静的阎局长复又气咻咻地说：“那次是姬飞和赵有才跟我去的，我被人家围攻，他俩倒不知跑哪儿去了？赵有才这家伙，平时能说会道，可一和上访工人对话，舌头就不知被谁咬了一截，真是那种苗而不秀的银样镴枪头，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
玻管局成为市政府众多部门里一个垂手侍立的小丫环，阎水拍局长自然再无可能升任市委副书记或副市长。退而求其次，去竞争那个市政协副主席，又像关云长一般败走麦城。阎水拍局长从此对市里主要领导有了一肚子气，工人再上访时便不再出面，随便打发一个副职去。后来副职一个个也不愿去了，只能由赵有才主任出面应付着。赵有才主任一个人有时不敢去，便带上冯富强。我调来之后，又顺手扯上我。每次去应对上访问题，赵有才主任就让我走在最前边，他跟在我后面。就像当年那些贪生怕死的国民党兵，缩着脑袋跟在美制坦克后面向我阵地冲锋。我压根儿没想到，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很快成为局里的一辆坦克，抵挡那些上访工人射来的唾沫。
在我们玻管局这间大办公室里，共有九个同志在一起办公。赵有才主任单独一间办公室，就在阎水拍局长门对面。我们玻管局这栋办公楼是一栋东西向的楼，阎水拍局长的套间在东边，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和我们这间大办公室在西边。阎水拍局长的办公室和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就像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向前走一步就可以接吻，退后一步仍然含情脉脉四目相“望”。而我们这间大办公室和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则像一个人的两只眼睛——总在一个平面上，一只难以看到另一只。
第六章
夏天的时候，阎水拍局长将薄薄的白色门帘一挑，喊一声：“有才！”赵有才主任立即殷勤地答应着，弓着腰从自己的房间跑出来，转眼之间就蹿进了阎局长办公室，像一只十分敏捷的小兔子。一会儿他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就会走进我们这间大办公室。阎水拍局长若是一个人的一只胳膊，赵有才主任便是另一只胳膊。阎水拍局长那只胳膊摆一下，赵有才主任这只胳膊就会赶忙跟着摆一下。而赵有才主任若是一个人的一条腿，我们大办公室里的九个同志就是另一条腿：赵有才主任向前迈一步，我们就赶快得跟着向前迈一步。
赵有才主任走进大办公室时，腰比进阎局长办公室时要直起来一些。他站在门口扫一眼，便会吩咐其中的一位去做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则是阎局长刚才交办的。不外乎打印某份材料，去市委、市政府参加某个会议，或者派一个人随市里的某某检查组到各县检查工作。事情布置完了，赵有才主任的目光会从门口开始，在每张办公桌上挨个逗留。见谁不在办公室，他就会问：“冯富强哪儿去了？”或者“李小南今天上班没来？”或者“怎么不见鱼在河？”其他同志便告诉赵有才主任：冯富强被某某副局长叫走了，李小南打开水去了，鱼在河刚出门，可能是去卫生间了。即使某个同志“因私外出”，大家也会找个借口为他（或她）打掩护，体现了同志们之间的团结友爱。
赵有才主任问一圈，和蔼而友善的目光最后在大办公室溜一圈，出门到他办公室去了。我们不妨随着赵有才主任的目光，将这间大办公室再次打量。
一进门第一张办公桌是冯富强。冯富强的打字室在四楼，那间房子小一些。那间房子是这栋楼上最小的一间。局里的同志曾不止一次议论过，五十年代建的楼就是奇怪，别的房间都一般大，只有这一间特别小。就像一个英雄的母亲，生下的孩子个个高高大大，最后却生出一个小矮人，怎么也长不高个儿。这间小房子里放有一台四通打字机，一台复印机，一把椅子，一张床，再就放不下一张办公桌了。于是冯富强就将他的办公桌放到下面三楼的大办公室来。局里办公条件比较紧张，冯富强一只鸟儿占两个窝，同志们就有意见。小牛和小马曾联袂给赵有才主任反映过，应该让冯富强将办公桌搬到四楼去。冯富强说，搬到四楼往哪儿放？莫非把打字机抬楼道里去？小牛和小马对赵有才主任说，打字机当然不能抬出去，但应该把那张床抬出去——他冯富强放一张床在办公室干什么？除了六位局级领导的套间里有床，哪个办公室放着床？他冯富强莫非是局级领导？
几个驾驶员中，小马笨嘴拙舌，不善言词，平时被小牛撺掇着，跟小牛去领导面前嚼点儿舌根搬弄点儿是非，也主要是小牛说，小马是肚子里裹枣核解板儿——没有几句，只是给小牛做个伴儿壮个胆儿垫个背儿。即使跟着小牛到赵有才办公室反映冯富强多占办公室的问题时，也站在后面只负责眨眼睛，很少说话，可说一句出来却又蠢又直。那天他就憋出一句，说冯富强将床放在打字室，是想“干坏事”。为了补充和印证他这个观点，后面又憋出一串儿话。他说，有一次冯富强把李小南叫到打字室，他坐在椅子上，让李小南坐在床上，两人头挨在一起说话儿。还有一次冯富强下班后，都晚上了，将一个女人（非法定配偶）带到打字室。不信你们去问老乔，那个女人那天十二点过后才离开，老乔开的门。小马那天为揭露冯富强，差不多把平时一年说的话“预支”完了。那天他说的带有总结性的最后一句话是：“总之冯富强那张床上常坐着女人！”
冯富强听到这些话，很生气，向来晴朗的脸上蒙上了阴云。小虎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正在赵有才主任那儿，见冯富强气呼呼地走进来了。那天冯富强金刚努目，眼睛瞪得比鸡蛋大，对赵有才主任说：“我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李小南来了不坐床上让她坐地下？陶小北还在我床上坐过呢！咱局里哪个人没到打字室来过？这个拿来一份文件，那个拿来一份报告。我坐在椅子上打材料，他们就得坐床上。莫非让他们像延安时期听党课那样，铺张报纸席地而坐？我也想把那张床搬出去，可晚上打材料常要加班，没有床，让我加完班再铺张报纸席地而睡？水泥地板那么凉，能不能席地而睡？睡出病来谁负责？莫非让我将床搬出去，办公桌搬上去，我加完班就睡在那张办公桌上面？那不成烤全羊或者烤乳猪了！”
冯富强的办公桌没有搬上去，但他因此对小牛和小马加深了成见。尤其对小马。冯富强想，小牛那没脑子货在领导面前臭我倒可以理解，那家伙横竖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只要能得到眼前利益或为逞一时之快，哪管日后跳火坑！只没想到小马这蔫不唧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家伙也跟在小牛屁股后面瞎起哄，嚼说人。还不是看我冯富强只是个打字员，一眼望出去在局里没什么发展前途，就不假思索胡乱上来踩几脚。俗话说，吹熄灯挤眼儿——后来的事看不见！我冯富强撂到路边草丛里的米粒也比你小马捡到口袋里的多！不拿快刀子剔剥剔剥你，哪天你还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撒尿，得出狠招治治这小子。时隔不久，局里便有传言，说小马给别人说过，六位局领导套间里放着床，是想在床上“干坏事”呢！尤其是阎局长，套间里还放着一张床头绣着花的双人床！小马听到这话，眼睛都吓直了。他想去找冯富强理论，可谁也没对他说，这些话是冯富强说得呀！只能一个人在那儿生闷气。小马才知一语不慎，遭了人家暗算。他在自己嘴巴上甩了一巴掌，从此话更少了。这次着了暗器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没说一句话，只是闷着头皱着眉使劲儿开那辆“二一三”。
冯富强坚持不挪办公桌上四楼，是为了通过这张办公桌和阎局长“对话”呢！他的办公桌占据有利地形，离门口最近。阎局长有时喊赵有才。喊第一声时，冯富强便竖起了耳朵。若赵有才答应着跑进阎局长办公室，他的耳朵便垂了下来。若阎局长喊出第二声，还没有听到赵有才答应，说明赵有才不在办公室。此时冯富强便“哎、哎”答应着，眨眼便不见了。一会儿见他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若自己能办的事，就匆匆忙忙去办了，比如去市委、市政府送文件之类。若自己不能办，就赶快呼赵有才主任的bp机。这种时候，阎局长和冯富强仿佛是那种“串联”电路。阎局长的电流通到赵有才主任那儿，短路了，再通到冯富强这儿，冯富强就像一只刚还断电的数百瓦的电灯泡一样，霎时放亮了！
冯富强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大大的女性照片。照片上的女性不是他的妻子——他妻子没有这么漂亮。也不是陶小北和李小南。那是谁呢？原来是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吴小丽。一次陶小北笑着站在桌前看吴小丽的照片，一边看一边问冯富强，她说：“冯富强你说吴小丽脸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发现冯富强对陶小北总有点犯怵，从不敢和她斗嘴，也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冯富强回答陶小北：“吴小丽说新闻说得好。”这个回答答非所问，和他不知道南开大学在天津一样，令陶小北瞧不起。陶小北此时自问自答：“吴小丽脸部的最大特点是两只眼睛只向上看！”说着她的目光又越过冯富强，落在冯富强后面的李小南脸上，说：“小南你说是不是这样？”小南说：“就是就是，吴小丽漂亮就漂亮在那双向上看的眼睛，总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子，特逗！”
此时冯富强再不吭声，因和阎水拍局长“并联”在一起而放亮的电灯泡，熄了！
冯富强身后是李小南的办公桌，李小南的办公桌和康凤莲的办公桌“抵”在一起。她俩的办公桌已到墙跟，旁边是一个长沙发和一个茶几。过来就是我和陶小北的办公桌。我和陶小北的办公桌处在办公室的“大后方”，就像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一样。如果丈量一下我们大办公室八张办公桌（我们大办公室共有八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与门的直线距离，我们这一组办公桌最远，其位置在门的对角线尽头。
另外三张靠门近一点儿的办公桌，是驾驶员小虎、小牛、小马和通信员小胡的。小虎和小胡比小牛和小马调来早，他俩各占一张办公桌。小牛和小马调进来时，大办公室里只剩下一张办公桌。再要买一张办公桌放进来，显得太拥挤。于是赵有才主任就对小牛和小马说：“你俩共用一张办公桌！”这是那种老式办公桌，结构十分简单，上面一大一小两个抽屉，下面有一个小柜。上面两个抽屉，两人各锁了一个。下面的小柜，小牛眼疾手快，买了把锁锁上了。小马提出两人共用这个小柜，让小牛给他一把钥匙，小牛不同意。小马觉得吃了亏，再看上面两个抽屉，小牛锁着的是大抽屉，小马锁着的是小抽屉。小马当初锁上面抽屉时没有注意这一点，现在下面小柜被小牛占去，又发现上面抽屉面积不及小牛那个大抽屉的一半，心里更觉吃了亏，遂提出两人共用小柜，小牛又不答应。小马忍气吞声，对小牛说，小柜你占，但上面抽屉得换一换，这样才合理一些。没想到小牛是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也不让人的主，像以色列一样霸道，坚持要将小马挤到巴勒斯坦东南部那一小片贫瘠的土地上去。上面两个抽屉，小一点儿的抽屉靠墙角，小牛若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小马进来探半天手才能打开小抽屉取一包烟或别的什么小物件出来。小马是个茶壶里煮饺子的主，关键时刻哪会和有点胡搅蛮缠的小牛论理。现在一看自己是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干脆来个王婆子卖了磨——推不动老娘不推了！这犟驴索性一刀结果了阎婆惜，像阿拉法特那样，率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以死抗争——有一天他拿一把老虎钳子，将下面小柜上的锁撬开了，将小牛搁在里面的东西像小孩子掏麻雀蛋一样掏出来，把自己的一些杂物塞进去。我当时恰好在办公室，看见小马塞进小柜的杂物里，有一双胶底已经开裂的棕红色的破凉鞋，还有一把换下来的汽车门锁。令我觉得有点好笑的是还有一颗棕红色的小皮球，只比台球弹子和陶小北的拳头略大一点儿，比我的拳头略小一点儿。
小牛走进办公室时，发现小马正率部向“耶路撒冷”挺进，当然不肯甘休，两人脸红脖子粗吵了起来。吵了一会儿，觉得再吵一会儿也不能解决问题，遂一前一后来到赵有才主任办公室。赵有才主任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过来勘察了现场，黑着脸对小马说：“怎么能随便撬别人的锁，把锁打开，把你的东西拿出来。”小马不敢和赵有才主任申辩，委屈的眼泪汪汪蹲下身，把那双破凉鞋和破锁从小柜里拎出来。拿出那颗小皮球时，在地下一蹦，蹦到陶小北脚底下。陶小北低着头用脚一拨，原本是想拨出来捡起还给小马，可拨得劲儿大了一些，骨碌碌滚到李小南那儿去了。这颗小皮球像十六世纪率一支船队完成第一次环绕地球航行的葡萄牙航海者麦哲伦一样，从李小南桌底下钻过去，又越过康凤莲的办公桌，最后才从冯富强桌下钻出来。当时我、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包括赵有才、小虎、小牛、小马的目光都追随着那颗小皮球，见那灵巧的小家伙越过冯富强的办公桌之后，尚未止步的意思，竟大摇大摆从大开着的门里滚了出去，被刚巧进门的冯富强顺手抓了起来。大家的目光停在冯富强手上，哄地笑开了锅。
赵有才主任见小牛喜形于色地重新锁上自己的小柜，又黑着脸对他说：“你，和小马换一下抽屉！”见小牛在那儿发愣，又皱着眉头说：“听清楚了没有？将大抽屉让给小马！”
赵有才扔下这句话出去了。小牛一脸沮丧地打开大抽屉，将里边的东西拿出来，小马脸上这才露出一点儿喜色。
我调来局里比小牛小马晚几年。我使用的那张办公桌是另一个同志空出的。那个同志原是我们办公室的副主任科员，我调来前提拔到另一个科任副科长去了，给我腾出了这张办公桌。据说小牛和小马曾像某些国家觊觎我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一样，觊觎过这张办公桌。小马曾试图将他那颗小皮球等杂物塞进这张办公桌的抽屉里，被赵有才主任喝住了。赵有才主任对小马说：“咱局里马上要调一个写材料的大学生进来，这张办公桌给这个同志留着。你将办公桌占了，这个同志来了在哪儿写材料？莫非让人家‘席地而写’？”于是这张办公桌就像一个独守空房的美丽少妇等待新婚又远行的丈夫归来一般，焦渴地企盼着我的到来。我调来后获知这张办公桌对我如此毫无二心，不禁心生感激，更加爱惜它了。想想也是，若没有这张办公桌，我就得伏在大办公室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席地而写”，那滋味可不好受！
第七章
我这张心爱的办公桌和陶小北的办公桌“头抵头”挨在一起。这样每天上班时间，我就和陶小北面对面坐在一起。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小北那张妩媚的脸。一看到她，我就像遇到了一股东澳暖流，心里热乎乎的。
陶小北白天和我“挨”在一起，晚上回家和她老公“挨”在一起，让人不禁产生一些联想。人生原本就是这样，这个和那个挨在一起，那个和另一个又挨在一起。我们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呢！可无论在单位，还是回到家里，包括亲朋好友在内，和你挨在一起的，也就那么些人。所以对于每一个单个的人来讲，其实真的是很渺小的。一个人就像大海里的一颗小水珠。一颗小水珠与大海比起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将一颗小水珠扔进大海，大海难道因此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显然不会。人也是这样，多一个，少一个，绝不会影响历史的进程。普通人是这样，包括那些伟人也一样，没有这个伟人，还会有那个伟人出现。就像大海里的波浪，永远是一波推着一波。
我刚到玻管局工作时，就将自己定位为一颗小水珠。如果我是一颗白色的小水珠，陶小北就是一颗彩色的小水珠。两颗色彩斑斓的小水珠碰在一块儿，不发生点儿故事才怪呢！
问题是我却不能让这样的故事发生。一个男人，有两样东西一生都放不开：权力和美色。我当然也不例外。令我沮丧的是，我现在为了得到第一样东西，必须暂时放弃第二样东西。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影片，片名叫《南征北战》。影片里，为了实现某个战略意图，我军主动放弃几块根据地，大踏步后撤。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们站在村边挥泪送别子弟兵。虽然知道大军打几个胜仗还会回来，可乡亲们还是泪水涟涟，子弟兵也依依不舍。
我眼下就是那支大踏步后撤的部队，陶小北则是被我忍痛放弃的根据地。我知道打几个胜仗后会重新得到她，可此刻后撤时还是心有不甘。想到我撤走后敌军会在她那里驻防，我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可这妮子却没心没肺，也不臂挂一个小包袱到村头来送送我，将一双亲手做的军鞋塞我怀里，却不知跑到哪里疯去了。害得我背着背包急行军途中，还牵肠挂肚地频频回首张望。
我们紫雪市是我国北方一个落后的地级市，“gdp”总量还不及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个乡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于男女交往这种事情仍然十分关注。尤其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机关单位里，如果哪个男同志跟哪个漂亮一点儿的女同志走得近一点，就会有人在背后议论你，无端生出一些风波。比如说要派人到县里下乡，派女同志下乡时就得格外慎重。派一个男同志，若再派一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若是康凤莲或张雪梅——张雪梅是我们局里另一个女同志，也不会起什么涟漪。可若派陶小北或李小南，就会水波荡漾。局里一般很少派陶小北和李小南单独随男同志下乡，仿佛她俩是妖怪手中的那个宝物，孙悟空都难以骗得出来。因此我们局里若必须派女同志出差或是下乡，总是派康凤莲或张雪梅去。有一次本该李小南去的一趟差事，局里却派张雪梅去了。李小南有点纳闷儿，在办公室对我们生气地说：“怎么不让我去啊！”看着李小南一脸不解，我当时扑哧笑了，心想：你若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那些青年妇女一样，惊惶间在炕道里抓两把黑灰抹脸上，恐怕就会派你去了。
康凤莲和张雪梅若是汽车的前轮和后轮，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两颗挂在车屁股后面的备胎，看着人家跑得欢，干着急使不上劲儿。陶小北和李小南仿佛又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部下乡时背的铺盖卷儿，局领导生怕一到村里就有人将她们铺床上。而康凤莲和张雪梅只是捆铺盖卷用的绳子，铺床时随手就将她们扔墙角去了。
我们紫雪市所辖十六个县和几十个市级部门里，仅在1991年一个年头里，就有两个县处级干部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在全市闹得沸沸扬扬。其中有一个县长竟像英国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国王一样，宁肯不要县长位子，背着一个处分，扔下糟糠之妻，领着一个气质和教养远不及辛普森的小美人如黄鹤一般远走高飞了。
这位县长已经功成名就，而我现在才刚刚起步，更得慎言敏行，做一位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这是在行政机关站稳脚跟的立身之本。
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已迈得越来越快，纵然山花烂漫，满目春色，我鱼在河也得视而不见，万不可目迷五色。这样的例子太多啦！同样两个年轻人，同一学校毕业同一天分到同一机关。一个勤奋工作，一天到晚全神贯注察领导之言观领导之色，决不去观察任何一个女同志。即使与陶小北这样的美貌女子擦身而过，也毫不为之所动。如果有人私下议论：“陶小北长得真漂亮，是咱机关最漂亮的女同志！”这个年轻人就会从办公桌前抬起头来，扶扶小眼镜说：“是吗，我看陶小北长得并不漂亮！”说陶小北漂亮的另一个人颇不服气，反问他：“那你说咱机关谁漂亮？”这个年轻人就会说：“我看咱机关没有一个漂亮女人。”停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说：“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的，我看张雪梅还不错！”
这个以张雪梅为美以陶小北为丑的年轻人，在仕途上进步很快：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局长，像猴子爬树一样，出溜就上去了。而另一个年轻人，虽然工作能力也不错，也有一些聪明才智，但从进机关大院那天起，就在观察和寻访院里有几个陶小北。即使院里没有陶小北，只有一些张雪梅，这个年轻人也不会气馁，他会不辞劳苦跑到别的机关单位去寻访，简直像当年到处猎艳的西门庆一样。并且一有机会，就跑到单位的女打字员房子逗留片刻。单位的打字员即使没有陶小北那样漂亮，但起码比张雪梅年轻，脸蛋子绷得像吹足气的气球一样。有几次单位领导手里拿一份文件推门走进打字室，见这个年轻人正和女打字员脑袋挨得很近说话。领导不易察觉地皱皱眉头，放下需要打印的材料一声不吭转身出去了。结果十多年后，第一个年轻人已经当了局长，第二个年轻人却还是个副科长，而且往往是总务科的副科长。即使到退休的时候，也只能干到一个总务科科长——惟一的好处是到单位的大灶上打饭不掏钱。
年轻时喜欢跟女同志接触的男同志，其结局大多是这样。不会有哪一位领导告诉你：不要跟女打字员头挨得很近说话，但你却得为这种行为付出一生的代价。
因此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要求自己过的第一关，就是面对美人而不思美人。即使天天和陶小北呆在一间办公室，也要做到心若止水。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曾听一位同事吟唱过这样几句诙谐的乡间小曲：“三个小伙真大方，半夜里来到姑娘房，打开窗子望一望，原来是一位老大娘。”从我到玻管局工作的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将陶小北视作“老大娘”，可这妮子倒有一点儿不管不顾的劲头，常常在办公室一边看书一边自个乐，乐毕就抬起一双波光溢动的美目给我讲故事。那天她对我讲，四岁的男孩亲了三岁的女孩，女孩很认真地问，你亲了我，会对我负责吗？男孩拍拍女孩的肩说：你放心，我们已经不是一二岁的小孩了！“鱼在河你说有趣不？”这妮子说完又追问我，我笑着说：“有趣！更有趣的是那小女孩若是你，男孩不知是谁？”
这句明显带有“挑逗”意味的话一出口，吓得我吐了吐舌头。倒不是担心陶小北责怪我，而是这样的话说得多了，我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我赶快要求自己的思想意识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再不敢往邪处想。为了处罚自己，我在嘴巴上拍了一下，心里说：“让你再说疯话！”又拍了一下，心里说：“让你见美人而忘情！”接着再拍一下，说：“你怎么忘记她是老大娘了！”拍了几下后，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过来，我再不和陶小北搭腔，像在追悼会上介绍死者生平的领导一样，一脸严肃地低着头专注地看摊在办公桌前的一本书，书名叫《紫雪市玻管事业发展大事记》。
第八章
阎水拍局长在局里的大会上向同志们宣布，他在退休前要办成两件事：一是征一块地，给同志们盖两栋家属楼。局里盖的房子面积一样大，不分等级，都是一百五十平米。不像别的局，局长一百五十平米，科长一百二十平米，普通干部一百平米。阎局长说：“住房面前人人平等，搞那一套没有意思。大家在一起工作，都是革命同志，我阎水拍和你马志远（驾驶员小马名叫马志远），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阎局长说这一番话时，目光先是落到马志远脸上，随即在陶小北脸上略作停顿，又在紧挨陶小北坐的李小南脸部稍示逗留，然后一溜儿扫一圈，就像当年我军做战略转移时大踏步后撤一样，瞬间越过赵有才、冯富强、康凤莲、朱锋、姬飞、牛望月，最后意味深长地落在余宏进脸上。余宏进副局长见阎水拍局长看他，脖子一梗想说什么，阎水拍局长却以手止住他，反将余宏进副局长想说的话说了出来。阎局长说：“当然，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局党组同志的意见。最初讨论建房方案时，下面一些同志也向我建议过，局领导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了，像我阎水拍，也就是最后一次享受组织的温暖了。住房面积大一点儿，宽绰一点儿，同志们也不会有意见。况且别的局都是这样搞得嘛！当时曾有过一个方案，局领导住一百六十平米，科级一百四十平米，一般干部一百二十平米。个别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同志们都通情达理，对局领导住的房子大一些表示理解。”阎局长说到“个别征求过一些同志意见”时，似乎扫了我一眼，我的脸有点发烧。有一次我去阎局长办公室送一份材料，见阎局长正和陈奋远副局长说着什么。见我进来，阎局长笑着问我，局里如果盖房子，局领导一百六十平米，普通干部一百二十平米，小鱼你会不会有意见。我当时见阎局长办公室地板上有些碎纸屑和哪个同志鞋上带进来的泥巴——那天下雨，上班来时走进哪个办公室都会留下一些泥巴——急忙拿起立在门口的扫帚将纸屑和泥巴快速扫到垃圾盘里去。我端着小铁盘小跑着将垃圾倒进卫生间的垃圾桶，然后又一溜烟小跑着回到局长办公室，才咧着嘴开心地笑着对阎局长说：“我们刚到局里工作，不说住一百二十平米，住一百平米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局长，你们”——说到“你们”时我扫了陈奋远副局长一眼，说：“你们住一百八十平米都是应该的！”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随即又补充一句，我说：“同志们下面都是这样议论的，没有哪个同志会有意见！”其实我说这番话时脸上的表情越诚恳，心里却越鄙夷自己：在玻管局做一个科员，就像在妓院做一个娼妓，接客不接客自己都做不了主，还得看鸨儿的眼色。
最初阎水拍局长心里是倾向于“六四二”（局领导一百六十平米，科级一百四十平米，普通干部一百二十平米）方案的，但他从不将没考虑成熟的意见讲出来，而总是不动声色，让别人先嚷嚷。局务会上，大家对执行“六四二”方案还是“五五五”方案各持己见，宛若王霸之辩。牛望月是任何一点儿蝇头小利也看在眼里的人，率先同意执行“六四二”方案。后来朱锋也倾向于牛望月的意见。姬飞则从始至终坚持“五五五”方案。阎水拍不表态。余宏进见阎水拍不表态，也不表态。“免得再上这家伙的当！”余宏进心里这样想。阎水拍当时其实最想让余宏进表态——余宏进不表态，他就没办法做到“审时度势”。一个战役指挥员，对敌情若不了解，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取得胜利。阎水拍只得采用“引蛇出动”的战术，他漫不经心地看了陈奋远一眼。陈奋远一直在会上沉默不语，此时见阎水拍看他，就起身去上厕所。如厕毕返回尚未落座，便笑着表了态，他说：“我同意望月和朱锋的意见，还是执行‘六四二’方案吧。反正也征求过下面同志的意见了，没多少人有意见。”余宏进见陈奋远表了态，心里寻思：这下能表态了！于是也跟着表态：同意“六四二”——陈奋远是阎水拍的体温表，阎水拍此刻多少度，在陈奋远胳肢窝里夹一夹那个小玻璃棒儿就能测出来。阎水拍若是一位骁勇的将军，陈奋远就是他手中的一支令箭；阎水拍若是牛魔王手下那些小妖精中的其中一员，陈奋远就是小妖精作五作六别在腰间的腰牌，遇到挡道者就会掏出这个写有大大“牛”字的小牌唬你一唬。阎水拍见余宏进表了态，才一边归纳大家的意见一边最后拍板。他说，执行“六四二”方案当然是正确的，他私下已分别和不少同志交换过看法，没有听到什么反对意见。问题是两个方案权衡比较，“五五五”是不是更正确一些呢？同志们理解局领导，局领导是不是更应该关心同志们？姿态和思想境界应该更高一些呢？这样同志们的心情就会更舒畅一些，局里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更强一些，以后工作中遇到的阻力就会更少一些！阎局长说到这里，略作停顿，和善地望望陈奋远、姬飞和牛望月（就是不看余宏进），又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呢？对我们大家来讲，不过是失去了十平方米，可我们得到的却是民心啊！哪个大哪个小？哪个重哪个轻？哪个多哪个少？同志们不妨再掂量一下，扪心自问一下。”
阎局长说到“扪心自问”时，还以手在胸前拍了拍，惹得不少同志也下意识地抬手摸摸胸口。其实不用“问”，也不用再“掂量”，结论已经有了——阎局长折冲樽俎，王学三变，谁又愿意为十平方米遭人唾骂呢！陈奋远、姬飞转而同意阎水拍的意见，牛望月也不得不点了点头。余宏进此时才在心里暗暗叫苦：又叫这个老家伙玩了一回！为了洗刷自己，他急忙表态，完全同意阎水拍局长的意见，执行“五五五”方案。当时他着急的那副样儿，就像一条被甩在干滩上的鱼，拼命甩打着尾巴。阎水拍见余宏进翻着雪白的肚皮在那儿无谓地挣扎，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心里说：“和老子玩儿，还得再学几年！”然后他站起身来，没等余宏进表白完，便说：“就这样定了，散会！”
因此那天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宣布方案时，阎水拍局长故意看了余宏进副局长一眼。余宏进副局长心里有点紧张，又有点气恼，想申辩什么，阎水拍局长却又用一句话堵了他的嘴，说这是“局党组同志的意见”。余宏进副局长若真是那条晾到干滩上的鱼，徒劳地甩打了一会儿尾巴，正张着嘴巴大口大口喘气，阎水拍局长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顺势又给他嘴里塞进去一把泥巴。阎水拍局长是这样“塞泥巴”的，他说：“局务会上，宏进、奋远、朱锋、姬主席和望月，都是一个意见，执行‘五五五’方案。这里我向同志们坦白一点，会前我并没有拿定主意，可大家的意见如此一致，既教育了我，又令我感动。私下听到一些同志说，这次分房执行‘五五五’方案，是阎局长一手拍板的，这话让我惭愧啊！或者说只说对了一半：板是我拍的，可拍板的那只手却是党组全体同志的！我只是这只手的一个指头，其余手指头是宏进、奋远、朱锋、姬主席和望月他们，我只是从善如流啊。”
阎水拍局长这样说时，陶小北在我眼前伸出一只手，用另一只手将这只手的手指头一个一个往回掰，一边掰一边附我耳边小声说：“那我们局领导班子不成六指儿啦？”
陶小北如兰的气息呵在我耳梢上的时候，我却在心里想：阎水拍这老头儿道行深着呢！远非第一次参加全局大会时给我留下的那个印象，好像他是一个胸无城府，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敲来敲去的主儿。其实他每“敲”一下都有用意呢！为制定分房方案的事，从开局务会到全局职工大会，他一直在敲打余宏进呢！老头的高明之处在于，敲打谁，谁却没法儿反驳。好像将一个人塞进布口袋里扎住口，拿棍子在口袋外面打来打去。里边那个人浑身疼痛难忍，却又喊不出声，即使喊出声，外面却又听不真切。而你若质问阎水拍局长怎么能随便打人时，阎局长会笑着反问你：我打人了吗？我打布口袋！
我对阎局长从此刮目相看。他身上需要揣摩学习的东西多着呢！就像一条河流，看上去那么平静，水面下有多少旋涡儿呢！一个旋涡儿与一个旋涡儿“咬合”的那么紧。越是平静的河流，越是深不可测，潜流越多，弄不好能掀翻大船呢！阎水拍局长若是一条河流，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旋涡儿。与阎水拍局长相比，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年轻人呢！对于这个小小的年轻人来讲，应该处处在生活中寻找自己人生的导师。阎水拍局长就是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的第一任导师，是暗夜里燃烧在我眼前的一堆篝火，令我折服，令我心醉，令我神往。我像第一眼看到陶小北那张姣好的面容一样，心里一亮，拔腿奔那堆篝火而去！
第九章
修建家属楼的事，局里成立了一个建房领导小组，陈奋远副局长任组长，又从各科室抽调几个同志，开始与紫雪市城郊的几个村支书接触，先跑征地的事。阎水拍局长腾出身子，着手抓他退休前拟办的第二件事：在局里提拔一个同志做副局长。
提拔一个副局长，局里当然定不了，要由市里定。阎水拍局长为此多次找市委组织部长。阎水拍局长当县委书记时，组织部长作过他的办公室主任，因此在组织部长面前以“老领导”自居，说话比较放得开。有时也会发发牢骚。有一次他气鼓鼓地对组织部长说：“我们局共有六位局级领导，开会时怎么表决？再不增加一位副局长，我们局的工作怎么开展？”阎水拍局长吸了一口烟继续说：“县里的常委会是九个人，市里的常委会是十一个人，省里的常委会是十三个人，为什么都是单数？道理很简单嘛，有个表决问题！双数怎么表决？不给我们局增一个副局长名额也行，只要表决时允许我举双手——我一个人算两票！”
阎水拍局长最后这句话把组织部长逗笑了。但逗笑了组织部长也不敢说什么话。在一个市里，市委的组织部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市里普通的副书记和副市长，因为他的嘴巴一张开全是秘密。因此组织部长一般都不说话——不敢说话。从这一点上讲，组织部长又是一个最难受的角色——一个并非哑巴的人成年累月不说话，你说有多难受！组织部长说一句很普通的话，传出去就会变得不普通。比如组织部长说：“鱼在河这个同志不错！”传到玻管局就会变作：鱼在河马上要当副局长了，明天市里来考察。
组织部长只说悄悄话，悄悄给市委书记说，给市长说，给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说。组织部长说话叫“掏耳朵”：就像一个温顺乖巧的新娘，拿一根包着棉花球的小棍儿，偎在新郎怀里，在他这只耳朵里掏一下，又用绵软的小手扯过那只耳朵再掏一下。组织部长就是这个惹人爱怜的可人的新娘。拿个小棉球在市委书记耳朵里掏一下，在市长耳朵里掏一下，在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耳朵里掏一下。有时还得去人大主任耳朵里掏一下，政协主席的耳朵里掏一下。若市委书记与市长及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有矛盾了，组织部长便不敢给后边两个人掏了，噘着小嘴专注地给市委书记一个人掏。
如果一个男人，一天到晚只能和自己的妻子说几句话，再与别的男同志尤其是别的女同志不能说一句话，那还不把这个男人憋死？
所幸紫雪市目前这个班子的主要成员相处比较融洽。阎水拍局长希望在局里提拔一个副局长这个要求，组织部长已与市长和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做了一些沟通，这两个人基本同意。只剩下与市委书记沟通这最后一关了。
组织部长拍拍阎水拍局长的肩膀说：“老领导，这得等机会，着急不得！”接着部长又讲了一个故事宽慰阎水拍：老陈到城里度假，来到一家高级宾馆，服务生带他去房间。老陈生气地说，就让我住这么小的房间？服务生道，先生，别生气，这是电梯。组织部长讲完故事后说：“组织部就是这部电梯；我这个部长就是那个送老陈进房间的服务生，或者就是一个开电梯的；‘老陈’则是组织选拔出来准备提拔使用的那些同志；老陈准备去住的那个大房间，就是我们紫雪市十六个县和市级各部门那些县级和副县级领导岗位；而市委书记则是掌管房门钥匙的人。要走进这些房间，首先得乘电梯，即使站到了房门口，还得看拿钥匙的人愿不愿意或者高兴不高兴给你开门——如果刚进电梯就像那个‘老陈’一样生气了，着急了，发牢骚了，那就恐怕很难走进房间里了。”
听组织部长这么说，阎水拍局长像那个刚进电梯便心生不满的‘老陈’一样，气咻咻地说：“他（指市委书记）手里那一串钥匙比我小时候穿得那个贴身裹肚儿衣缝间的虱子和虮子还多，像货郎儿摇拨浪鼓那样哗啦哗啦摇一摇、响一响，随便就能打开这间那间的房门。凭什么不给我老阎打开这扇门？他若到最后真不给我打开这扇门，将这事挡住，我就跟他撕破脸皮！我已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他可还要向上走！”阎局长扔下这句话，气呼呼地离开了组织部长办公室。
提拔一个副局长的风声在局里传开后，激起层层涟漪。
第一层涟漪是：谁来做这个副局长？
按常规，应该由纪检组长朱锋改任副局长，行业工会主席姬飞任纪检组长，总工程师牛望月任行业工会主席，新提拔的科长接牛望月担任总工程师。
余宏进副局长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大小台阶都没落下。在局里这些年，他的称呼也一直在变：余科长，余主任，余总（指总工程师），余主席，余书记（纪检组长一般被称作书记），然后才是余局长。可也有例外，陈奋远副局长就打破了这个常规，他是由科长一步到位提拔为副局长的。为这事朱锋、姬飞和牛望月一直对阎水拍有意见。私下甚至说，陈奋远给阎水拍塞了钱，数目还不会少。总之这两人肯定有些扯不清的事。就像两个有过性关系的男女，虽然在人前装模作样竭力掩饰，可眼神却忍不住会勾勾搭搭，说不准一背过人就着急着脱裤子。
玻管局的“业余组织部长”们分析，这次阎水拍很可能会让朱姬牛挨个往前挪一步，在科长里提拔一个人上来做总工程师。直接提拔一个科长做副局长，朱姬牛还不像当年那些脾气耿直的好汉一样，结伙反上梁山。有句话叫“是可忍，孰不可忍”。对朱姬牛来讲，提拔陈奋远属“是可忍”，再若提拔一个科长像那种空中飞人一般从他们头顶飞过去，那就“孰不可忍”了！阎水拍完全没必要为提拔一个科长得罪三个县处级。况且阎水拍是一个和善的老头儿，远没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坏蛋残忍。刚在人家心头扎了一刀子，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怎么忍心再扎一刀子？上次提拔陈奋远，导致朱姬牛较长时间以来与阎水拍面和心不和，开局务会和党组会时，动不动就来个“凡是阎水拍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阎水拍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让阎水拍局长很伤脑筋。这次若再惹虱子头上搔，让朱姬牛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将这三个人惹翻，那就不仅仅是“两个凡是”了，恐怕哪一个就会像许褚裸衣斗马超那样，忿而往阎水拍那张老脸上吐唾沫星子。
看来这个副局长非朱锋莫属了！总工程师的位置将空出来。局里泛起的第二层涟漪是：哪位科长来做这个总工程师？
我到玻管局工作不久就发现，玻管局的历任总工程师都是学中文的。尤其是现任总工程师牛望月，上大学时学得是政治理论，毕业后分配到市委党校做理论教员，因给市级领导讲一堂政治理论课讲得深入浅出，被在下面听课的市委书记看中，三年前由市委党校提拔到玻管局任总工程师。那堂课所讲内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是说剖析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到底是“标准”还是“有利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玻管局工作三年，牛望月倒是忠实地实践着一个“有利于”：凡是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就毫不犹豫钻头觅缝有时甚至赴汤蹈火去做——仿佛他是一名消防队员。此人喜怒无常毫无品格，又吃纣王水土，又说纣王无道——正在众人面前将阎水拍骂的一无是处，转身见阎水拍进来，便又会面不改色邀功，说他正在向大家说阎局长的好话呢。此时阎局长若吩咐他去办个事，他就会说，吃人家碗半，听人家使唤，一边说一边奸笑着急忙开溜。此公人品差，又贪财小气，他有句名言：有了钱，要命怎的？即使是一棵大白菜，他也会和传达室老乔扯着不放。局里那些工勤人员私下叫他“牛不放”、“牛小眼”，后来有人在洗澡时发现了他的尘根后，干脆叫他“牛卵”——意思是这个人卵子大眼光却短浅。
这样一个从未在工业企业工作过的政治理论教员，竟在我们这个业务局担任总工程师，让人觉得有点滑稽和不可思议。好在牛望月调来时，一玻和二玻已下马停产，不需要下企业检查指导生产工作，因此牛望月这个总工程师也就看不出有什么不称职之处。好比一个学前班的音乐教员，原本是教孩子们唱歌的，现在让他去教算术课，只要知道一加二等于三也不会捅出多大娄子。
这个总工程师的选拔范围大家都清楚，当然是在八个科长中产生。八个科长一比较，有六个被淘汰。无论资历，工作能力，还是年龄，以及任职时间和在局里的威信，这六个科长都与另外两个没有可比性。这两个被大家一致看好的科长，就是办公室主任赵有才和业务一科科长马方向。
赵有才主任和马方向科长相比，有点难分伯仲的味道：两人任职时间相同，任正科长都已五年；工龄相同，都是二十四年；年龄相当，都是四十二岁。只有学历略有差异，赵有才是中专毕业，马方向是大专毕业。可赵有才主任参加市党校的在职干部培训，也在三年前拿到了大专文凭。而赵有才主任的人缘却要比马方向科长好一些。
那段时间，局里突然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骚动。同志们脸上都蒙上一层斯芬克司般的神秘表情。某个科室几个人正扎堆说着话，别科室的人一进门，大家便开始“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女同志谈论谁的衣服漂亮，男同志开始交流段子——就是那种黄色小故事。有时甚至男女同志混杂在一块儿讲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女同志讲的故事一般比较含蓄。比如那天马方向科室一个人突然闯到我们科室来，大家便讲故事玩儿。陶小北讲：“五岁的丁丁与妈妈在人群中走散，他哭着向人们打听，‘您没看见一位妈妈吗？她身边带着一个长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李小南讲：“老师问学生，如果莎士比亚还活着，他会不会成为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学生答，当然会！无论如何世界上还找不到四百多岁的人。”康凤莲讲：“一个卖肉的第一次去医院看病，需打针，看到护士准备给自己注射，不由得一脸兴奋地说，哟！原来你们这儿也兴注水啊！”
讲一阵儿故事，大家笑一阵儿。可康凤莲即使讲故事或者讲完故事别人笑的时候，也从不松一下绷着的脸。那天冯富强讲的故事是甲乙两先生对话。甲对乙说：“我有两个坏习惯，令我困扰，第一个是裸睡。”乙对甲说：“这也没什么呀，第二个呢？”甲痛苦地说：“梦游！”
我在笑声中接上冯富强的话茬儿，讲了个ab两女士对话。a女士：“我先生昨晚不知又去哪儿了？”b女士：“假如你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晚上去哪儿了，你不必着急，因为你一旦知道后会更着急！”
下来轮到马方向科室那个人讲了，可此时不知谁抬腕看一下手表，说：“呀，到下班时间了！”大家便说笑着往楼道外面走。冯富强走过去亲热地搂着马方向科室那个人的肩说：“下次你给咱讲一个比‘裸睡’和‘梦游’更棒的！”马方向科室那个人对冯富强说：“莫非你就是那位喜欢梦游的先生？”冯富强说：“我当然不是，不过摊上这么个先生，ab两女士对话时就会更着急了！”此时恰好陶小北从冯富强身边经过，冯富强笑着对陶小北说：“小北主任你说是不是这样？”陶小北笑着瞥了冯富强一眼，没有接他的话茬儿，却对走在前边的李小南说：“小南，你看冯富强像不像那个第一次去医院看病的农民？”李小南回头瞧瞧冯富强，乐了。两个美女笑靥如花，异口同声望着冯富强说：“注水去吧你！”
对我们玻管局的同志来讲，关心谁做这个总工程师的程度，甚于关心盖房子。
提拔赵有才还是马方向，已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局同志的事情。就像两个情投意合、如胶似漆的男女做爱，不只是某一个部位有快感，而是浑身上下都有快感。
看似提拔一个人，其实牵一发动全身，涉及到大家每一个人。赵有才若当了总工程师，陶小北接赵有才当办公室主任，某个副主任科员接陶小北当副主任，某个科员即可接那个副主任科员的位子。最后甚至会下延到通信员小胡和炊事员小高。比如冯富强若当了副科长或副主任科员，小胡就可以不当通信员而去做打字员。在我们玻管局，打字员比通信员重要得多。通信员的工作只是每天给六位局领导打水扫地抹桌子，打字员则可参与局里的人事机密。要提拔一个科员当副主任科员了，阎水拍局长就会让赵有才主任起草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某某同志拟任玻管局业务六科副主任科员的函》。赵有才主任拟好这个报告后，便会叫冯富强打印。打印时，赵有才主任将冯富强办公室的门反锁，任谁敲都不开。打印完叮咛冯富强，此事尚在保密阶段，别传播出去。有时甚至专挑晚上打印。所以打字员是最早知道局里核心机密的人之一。六位局级领导和赵有才之外，最早知情者就是冯富强。有时一些局级领导尚不知情，冯富强已知道了。阎水拍局长突然决定提拔某个同志，有时既不召开党组会也不召开局务会，召开会若有不同意见，就面临一个表决问题。开玩笑归开玩笑，真正开会表决时，阎水拍局长当然不能“举双手”。有一次提拔一个副科长，开了三次党组会都没有通过，因为有三位局级领导始终不同意。从那以后提拔某个同志时，估计会上有阻力，阎水拍局长就改变操作方法。某一天，他突然让赵有才起草报告，当晚让冯富强打印好，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通知召开党组会。六位局级领导都是党组成员，党组会一般有七个人参加——多了一个赵有才。赵有才只负责作会议记录，没有表决权。可这天召开党组会却只有六个人参加，非党组成员的赵有才正在那儿低头作记录，某一名党组成员却不见了。哪儿去了，原来是下县里检查工作去了。这位缺席的党组成员一定是余宏进、朱锋和姬飞三人中的其中一位。阎局长专挑这三人其中一人不在时召开党组会，是因为他们往往在会上持反对意见，相当于西方国家议会里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支持阎水拍局长的只有陈奋远。牛望月原来也属于反对派，后来阎水拍将他的侄子小牛安排到局里开车，从那以后他就成为一个“骑墙派”，或者那种“墙头草”，哪边风大就向哪边倒。有时若阎水拍局长在会前给他做做工作，抬举他一下，他也会在会上支持阎水拍。这样在缺一位反对派情况下召开会议，再将牛望月拉拢过来，阎水拍局长的提议便会以三比二的微弱多数获通过。
如此，打字员冯富强往往会成为局里人事核心机密的最早知情人之一。当然他知道的也只是副科级以下的人事安排。提拔正科长或副县级这样更核心的机密，若必须打印一份《关于提拔某某同志任某某职位的函》，阎水拍局长就会派赵有才主任秘密行动。某一天，小虎突然开着局长的专车到与紫雪相邻的另一个省的一个地级市出差去了。其实也就是到那个市住一晚上，背过小虎找一个打印门市将那份只有一页的“函”打印好，第二天便“出差”回来了。后来这个邻省的市与我们紫雪市通了火车，赵有才主任干脆坐火车去“出差”。晚上十点上火车，睡一觉，第二天早晨七点到那个市，打印好材料，在市里转悠转悠，晚上十点再上火车，睡一觉，翌日早晨七点就回到了紫雪，八点就能来玻管局上班。赵有才主任这样的“出差”只占用一个工作日，两夜一日。坐火车来去恰好一千公里，真是“一日千里”。后来到那个市出差多了，赵有才主任竟交了一个女朋友，是他常住的那家宾馆的一个服务员。赵有才主任生活作风严谨，是我们玻管局有名的“妻管严”，怕老婆是有名的。赵有才主任也从不忌讳这一点。平时和我们开玩笑说，过去妇女相夫教子，是传统美德；怕老婆是当代中国男人的传统美德，所以怕老婆和被人们赞誉了千百年的“相夫教子”是一个级别。赵有才主任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他们夫妻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说，老婆是缝衣针，他就是穿过缝衣针小眼里的那根线，针穿到哪里，线随到哪里。可赵有才主任这样一根缝衣线，现在却悄悄离开了老婆的针眼，神不知鬼不觉地穿到那个女服务员的针眼里去了。在紫雪市多少年，他都从没有动过交一个女朋友的念头，在那个市出了几趟差，就交下一个女朋友，想想真是如杨澜与赵忠祥主持央视《正大综艺》栏目时所说：“世界真奇妙啊！”
女朋友年轻，虽不怎么漂亮，可身体像一个刚煮熟的玉米棒子一样丰满而鲜美，比搂着家里那个像一根干柴棒儿一样的“缝衣针”舒服多了。每次去那家宾馆住下，赵有才主任登记好房间后，就急急忙忙洗漱，洗漱毕便到一楼餐厅吃早点。吃早点时就看见那个服务员笑微微的脸——那个服务员不是楼层服务员，而是餐厅服务员。服务员见赵有才主任来了，笑着端着早点向他走来，两人交换一个会意的眼色。有时趁没人注意，赵有才主任还会在她胖乎乎的手背上捏一把。服务员一边将稀饭呀、馒头呀、小菜呀往桌上放，一边像过去地下工作者对暗语一样悄声问：“几号房间？”赵有才主任欣喜地悄声答：“三一五”，或者“四一六”。服务员警觉地向周围看看，端个小盘扭着身子走了。
赵有才主任三口两口吃完早点，心急火燎跑到街面儿上将那份函件打印好，塞进小包急急忙忙跑回房间，待他冲个澡泡杯茶后，女朋友已推开虚掩的门进来了。起初几次赵有才洗完澡还穿衣服，等女朋友来了两人再一起脱衣服。后来洗毕澡干脆直接钻进被窝，惬意地半仰在床铺上，吹开茶杯里冒着热气的茶叶，光着身子将泡好的热茶喝一口，最多喝两口，女朋友便推开虚掩的门进来了。她熟练地插好门，一边脱衣服，一边“出溜”钻进赵有才被窝。一次，赵有才和女朋友一边舒缓地做爱，一边闭着眼睛在心里想：人生多幸福，出差多美好啊！赵有才主任闭着眼睛时，女朋友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看他。赵有才主任睁开眼睛，女朋友却急忙闭上了眼睛。赵有才主任睁着眼睛看了一会儿那张绯红的脸，突然想起了“一日千里”的故事，他急忙拍拍她的脸颊，让她睁开眼睛，给她讲“一日”和“千里”。赵有才主任讲的时候，身体停止了动作。他说：“我每次来你们这里刚好待一天，这是‘一日’；来回刚好一千公里，这是‘千里’；合在一块儿就是‘一日千里’！”女朋友见赵有才说得兴致勃勃，乘机给他助兴，她拍拍赵有才的脸颊说：“你说得不对，一日加一日，应是两日！”说着，她继续用这个敏感字眼为赵有才催情。她说，我给你写一篇小说吧，这可是世界上最短的微型情感小说：男士说，今天我请你吃饭；女士说，不，改日吧！
每次和女朋友在一起，赵有才就觉身心愉悦，在单位上班时面对阎水拍局长的那种紧张心情得以放松。有时他还和女朋友逗趣。一次他对女朋友说，当今时代，爱情加快，从爱到踹，一个礼拜。星期一放电，星期二表态，星期三牵手，星期四做爱，星期五腻歪，星期六开踹，星期天寻找新爱。女朋友听他这么说，捏着他的鼻子撒娇说：好哇你！就准备开踹啦？踹了我再请谁“吃饭”去呀！女朋友这么一撒娇，赵有才“那儿”竟一下又硬赳赳的。
赵有才打心眼儿里珍惜这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有时候天真的像个小娃娃。一次她对赵有才说：你知道米的妈妈是谁？是花！因为花生米；米的爸爸是谁？蝶！因为蝶恋花；米的外婆是谁？妙笔！因为妙笔生花；米的外公是谁？爆米花——又抱过米，又抱过花。赵有才主任接着她的话茬儿神往地说，我这一生能有两个女朋友就好了，一个是米，一个是花，那我就是一个幸福的爆米花！
每次离开女朋友时，赵有才都要在她的小包里塞五百元钱，最多一次塞了六百元。女朋友也不说什么，拎起包在他脸上吻一下就走了。
一次两人玩耍毕，发现卫生纸用完了。赵有才记起公文包里还有两小袋餐巾纸。他在公文包里掏那两个小袋时，把那份文件也掏了出来。赵有才正撕小袋上的塑料包装，女朋友已展开那页纸念了起来：《关于田启明同志拟任业务三科科长的函》。赵有才见“绝密文件”被女朋友看到了，本能地伸手去收那份文件，可转念又一想：她看到又有什么关系？她知道田启明是谁？脑子里正这样想，女朋友却问他了：“田启明是谁啊？”“是我们单位一个科长。”“你都有权任命科长，那你是局长吗？”女朋友钦佩地看着赵有才，又说：“你是人事局长吗？那你干脆将我调你们那儿去吧！”赵有才没有给女朋友暴露自己的真实单位，只说是在市政府工作，女朋友却想当然将他想像成了人事局长，可见人事局长在哪个省哪个市都是极为重要的角色。若给女朋友说自己是“玻管局”的，恐怕都得解释半天。
不过女朋友一边用崇拜的神情看他，一边问“你是局长吗”时，赵有才心里还是极为舒坦的，有一种搔痒痒般受用的感觉。而且这种“受用”感与做爱有所不同。做爱过程一完成，便觉得没有意思，甚至后悔。可作为“局长”被人恭维，被自己喜爱的女朋友崇拜，却回味悠长。有时坐在火车上返回紫雪，在夜色中“看”到女朋友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时，心里还会被一种浓浓的幸福感包围。此时包括火车的哐当哐当声，也仿佛在激励赵有才：“局长局长”、“快当局长”！
因为有这样一个女朋友，赵有才在邻省那个市度过那一日时，便有一种充实感。他每次都是和女朋友上午缠绵，下午则去开一张招待费发票，一般都是开八百元左右。这样除过付给女朋友的五百元“爱情费”，还可以赚三百元。每次回去粘贴差旅费报销单，都是两张火车卧铺票，一张住宿发票，五元钱的打印文件票，再就是虚开的这张招待费票。阎水拍局长在赵有才主任的差旅费报销单右上角签上“准支”二字时，从来不翻翻里边，即使偶尔翻一翻，也从来不问赵有才主任在那个省“招待”谁了？
某次赵有才主任“一日千里”回来，因阎局长要那份函件要得急，他一下火车便直接赶到局里，两眼发红，脸色也不好看，看上去十分疲惫。打印这么一页纸让赵有才跑那么老远，阎局长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他关心赵有才，询问这样的“秘函”能不能在紫雪市找一个门市打印。赵有才吓了一跳，以为他的“绯闻”暴露了，阎局长听到了什么。又一想没有这种可能。后来看出阎局长是关心自己，才放下心来。他当时连忙摇头，打消了阎局长这个念头。他告诉阎局长，在紫雪市打难以保密，玻管局四十九个人呢，谁能搞清哪一个的亲戚在打印门市作打字员？有一次赵有才坐飞机到省城打了一次都没有保住密：那个打字员竟是通信员小胡妹妹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到担任省农牧厅办公室主任的姑夫家里作保姆。作了两年保姆后，姑夫安排她到厅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一个打印门市作打字员。这个打印门市偏偏与省农牧厅不在一条街上。赵有才那天恰好“下榻”在这个打印门市旁边的一个旅馆。出门后信步走进牌匾上写着“劳司打字”四个字的打印门市。偏偏那天这个打字员的同学、即玻管局通信员小胡的妹妹到省城玩。两个女孩就住在“劳司打字”室里边的一张床上。赵有才主任走了后，小胡的妹妹无意中在电脑屏幕上一看，见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关于某某拟任某某职位的函》，急忙给哥哥打了个电话……
小胡是余宏进副局长安排到局里来工作的，是余宏进的妻侄。那次余宏进为这件事和阎水拍局长闹了个不亦乐乎，搞得阎水拍局长很被动。因此以后打印绝密函件，阎水拍局长再不敢掉以轻心。赵有才主任也就每年要去邻省那个市出几趟差。一般是“春、夏、秋、冬”各一次。每次去了，女朋友都穿着不同季节的衣衫，让赵有才主任有一种新鲜感。虽然脱了衣服没有多少不同，可赵有才主任还是觉得有所区别：仿佛春天的女朋友和夏天的女朋友不是一个人。有时正玩着，他却要女朋友穿上衣服，重新涂上已被他啃光的口红，让他好好端详一番。此时他又像女朋友进屋之前那样惬意地裸着上身半仰在床上，一边喝茶一边让女朋友拧扭着身子，从各个角度欣赏这个年轻生命的姿容，就像一名文物鉴定专家拿着放大镜过细地研究一件年代不详的瓷器。“研究”毕，再次情浓，他会对女朋友说，我的革命干劲怎么这么大呀，刚吃完饭就又想请你吃饭了！说着就让女朋友再次脱下衣服。重新将女朋友软乎乎的身子搂在怀里时，他拍拍她的后脑勺动情地说，当年孟浩然曾踏雪寻梅，西门庆曾踏雪访爱月，我赵有才差不多也成一个孟浩然和西门庆了，跑这么老远找到你这么一个小妹妹！一边说一边开始请她“吃饭”，并摸着她发烧的脸颊告诉自己对她不同的感受。他说她穿红和着绿时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穿红时像个小妖精，着绿时像个小娼妇！
第十章
我一到局里工作时，就发现打字员冯富强在局里的地位与其他身份是工人的工勤人员有所不同。其实他那时候已不是纯粹的工人，而是“以工代干”。以工代干的含义是：这个同志虽然目前身份是工人，但他却从事着干部的工作。就像一对年轻人，虽然还没有正式领取结婚证，可已经上过床，并已开始同居，结婚只是早晚的事。“以工代干”就意味着，冯富强已经和“干部”这位妙龄女子有过性体验，最终和“干部”领取结婚证，即由工人转为干部也只是早晚的事。
我调到局里来的时候，冯富强已填了“转干审批表”，据说市人事局很快就会将手续批下来。因此他已在“工勤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十三名科员的其中之一。就像赵有才和马方向难分伯仲一样，冯富强和我在科员排名中，也元方季方，难分叔季。
在我们局里，要由工人转为干部，必须经过打字员这个岗位。只有在这个岗位上干两年，才具备了继续向上走的基本条件。市里明文规定，工人是不能提拔为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和副科长、科长的。因此几个工勤人员眼巴巴盯着这个岗位，冯富强后面排了一溜儿队呢！
驾驶员小马和小牛都想干这个打字员。只有小虎没有表示什么。不过，通信员小胡认为自己排在最前面，是当然的第一替补队员。有时没事爱往打字室里跑，在那台四通打字机上敲几下，帮冯富强干这干那，和冯富强套近乎，好像只要跟冯富强搞好关系，就可以接替冯富强干打字员。加上又有余宏进副局长这层关系，小胡认为，冯富强哪天一挪动，“接班人”非他莫属。而冯富强“挪动”是早晚的事，所以小胡接班也是早晚的事。他甚至连自己的“接班人”都已选好了。他选准的“接班人”是炊事员小高。
一次小高请小胡喝酒，小胡对小高说，干炊事员不可能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因为机关单位的炊事员都是临时雇用的。只有干通信员或小车司机，才有可能转为正式工。接着他又拍拍小高的肩继续说，那几个司机（指小马、小牛、小虎）暂时不可能挪动，所以你接替我是最佳选择。退一步讲，现在即使有两个岗位摆在你面前：一个通信员岗位，一个驾驶员岗位，你也应该首选通信员，而放弃驾驶员。即使咱们局里接回来一辆新车，假定局里初步确定让你开这辆新车，哪怕这辆新车是皇冠或者奥迪，你也不要为之所动，争抢着去当这辆车的驾驶员。漂亮的媳妇看着再好也是人家的，晚上又不让你搂着睡。车看着漂亮有什么用？小汽车就是古代的轿子——是让别人坐的，你只是个抬轿子的！二十年前给市委书记开车的司机现在干什么？还给现在的市委书记开车。二十年后这个司机干什么？开了一辈子车退休回家了！哪怕他一辈子开了多少辆好车：皇冠、奥迪、红旗、三菱、桑塔纳，出什么新车开什么车，又能怎么样？不过相当于古代的轿夫换了很多形状、款式不同的轿子，压弯的却是自个的腰，压肿的也是自个的肩膀！况且换车又不是换老婆：车越换越漂亮，老婆你试着换换看，一个驾驶员能换来什么漂亮老婆？
那次小高请小胡喝酒，小胡向小高透露，他马上就要接替冯富强当打字员了，让小高赶快去找赵有才，争取“一步到位”接替他的通信员工作。你可不要小看这个岗位！认为这个工作一天到晚只是提水扫地抹桌子。提水扫地不假，可接触的全都是局里的领导，接触多了，服务到位了，领导就高兴。领导高兴了就会关心你，没有对象给你介绍对象，有对象了就给你解决别的问题。你给阎局长服务好了，哪一天老头一高兴，你的临时工转正问题还不是小菜一碟？
那天小胡喝高了酒，临分手时又搂着小高的肩对他说：“况且当通信员还有一个好处，有时能掌握局领导的隐私和把柄。有一次，我早晨上班前给姬飞办公室送水，我不是有每个局领导门上的钥匙嘛，我一开门，你猜有几个人愣住了？”小胡伏在小高肩上乍起三个手指头对小高说：“有三个人愣住了！”停了一会儿，他又问小高：“你知道哪三个人愣住了？”接着自问自答，说：“姬飞、第一个；康凤莲，第二个；我，第三个——他俩正抱着亲嘴呢！第二天我见了姬主席，还有点不好意思，姬主席热情地把我拉进他办公室，塞给我两条中华烟。倒是那个康凤莲，第二天见面还像往常一样，眼皮都不抬一下，脸绷得像小孩屁股一般，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你说这娘们儿恶心不恶心人！姬飞日她时她若也绷着个脸，那与奸尸有什么两样？小高你知道不？我掌握的秘密多着呢！咱们阎局长，常叫李小南去谈话。还有那个鱼在河，一到阎局长办公室就自告奋勇接替我的工作——又是抹桌子又是扫地。你小高还看不起我这个岗位，名牌大学生鱼在河都想接我的班呢！小高你没见鱼在河在阎局长面前那副奴才相，就像宦官见了皇帝一样，比三孙子都不如！一次我见他节奏明快地又是拖地又是抹桌子，我干脆坐到沙发上，接过阎局长递过来的软中华香烟抽起来。”
只知路上说话，不知草里有人。小胡这一番话，小高原封未动转述给了我。尤其是后面损我的那些话，我牢牢地记在了心上。我在心里对这小毛孩子说：“十个星星当不的月，我是个天，你是块砖！让你现在撅起狗子狗子：西北方言，指人的臀部。只管拉！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看有一天是我坐在沙发上抽烟，你像三孙子一样给我拖地板，还是你坐在沙发上抽烟，我鱼在河给你拖地板！”
第十一章
由工人到干部，就这么一道小小的门槛，却成为多少人的孜孜以求，又粉碎了多少人的梦想。
我们紫雪市某县有一个人，学校毕业时因为犯了一点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被取消了学籍，发配回农村做一名民请教师。后来他千方百计调到市政府某部门工作。这么说吧，他二十岁毕业，三十岁调进某部门，他调进某部门是以“工勤人员”身份调进去的。从调进去那天起，他就开始为“转干”奔波，一直到四十岁还没能转干。又努力了十年，到近五十岁，还是没能转干，于是有一天这个同志突然自杀了。至于他自杀采用什么方式，我记不清楚了，但他因为转干不成自杀这个因果我是记得十分清楚的。
转干不成自杀，固然不足取。可是谁又能体会那个自杀者短暂一生的凄凉呢？
我们玻管局传达室的老乔当年和“省长”是同年进局里工作的。就因为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干部，干部后来当了省长，老乔却还在玻管局看门。局里的人称他是“传达室老乔”或“门房老乔”，外面来办事的人则通称他为“那个看门老头！”
省长也是一辈子，老乔也是一辈子，一个人，可只有一个一辈子呀！
难怪我们局里一个打字员岗位，会有那么多人去争去抢。这是一座通向未来的独木桥啊！对一些人来说，它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当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过了这座桥，就有可能变作省长；过不了这座桥，就会成为传达室老乔。
玻管局八个科室中，最重要的就是我所在的办公室。虽然有些科室也重要，比如业务一科，但重要与重要也有不同。贾府里，怡红院和琏二爷饮食起居的地方都重要。贾宝玉是贾母、王夫人心头的一块肉，可遇到事情王夫人却总是把王熙凤喊去商量。我们玻管局的办公室就相当于琏二奶奶起居坐卧的处所，是整个局里的中枢神经。
赵有才若是琏二奶奶，业务一科科长马方向就是贾宝玉。阎水拍局长离不开前者，却又宠爱着后者。
在提拔赵有才和马方向的事情上，阎水拍局长有点犯难。若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余宏进、朱锋或姬飞的人，阎局长会立马作出决断。比如赵有才是“他的人”，马方向是“人家的人”，他就会坚定不移地提拔赵有才。反对派若不同意，阎水拍局长自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测评。
民主测评即召开全局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若赵有才主任票数多，提拔赵有才主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反对派亦无话可说。可既然是无记名投票，怎样能像汛期确保某条河流安全渡汛一样，确保赵有才主任票数多呢？万一赵有才主任票数少呢？
这里就有一个如何“操作”的问题，操作就是把握火候。阎水拍局长当然会把握好这个火候的。要知道，阎水拍局长是做过几任县长、县委书记的人，在县里搞选举，基本相当于组织一次缜密的战役，一点疏漏都不能有。阎水拍局长做第二任县委书记时，遇到一个强悍的县长，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做了不少手脚，企图选举时通过无记名投票这种方式一举颠覆他，而后取而代之。阎水拍局长当时不动声色，静观事态变化，在关键时刻出一狠招，相当于那种“杀手锏”，这一“锏”飞过去，正中县长要害穴位。结果阎水拍局长以高票当选，县长却在随后召开的人代会上被击落马下——差一票落选。
那次与县长搏杀，阎水拍局长总结出，火候其实是个时机和时间问题。县长失败就失败在没有掌握好时间。党代会召开还有数月，他就举起义旗招兵买马：今天找这个局长谈话，明天找那个局长谈话，竟连后来做了市里组织部长的那位县委办公室主任也被找去谈了一次话，让主任策应他谋反。没想到主任前脚出了县长的门，后脚便乘一匹快马挟着夜风敲开了阎水拍书记的门，一五一十向阎水拍书记汇报了县长找他谈话的全部内容。凡是县长找去谈过话的那个县里的中层领导，十有八九像主任这样，随即就向阎水拍书记作了汇报。县长如此蠢笨之举，焉有不败之理！
阎水拍局长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还能在玻管局这个小河沟翻船？对余宏进、朱锋、姬飞、牛望月这几个人，阎水拍局长压根儿瞧不起，他对他们的评价是：几个捣碎也捏不成一个！一次他气呼呼地对赵有才、马方向说：“他们对我有意见，就是因为那次提拔奋远，心里结下了疙瘩，陈奋远原本是他们的下级，怎么一下子跑到了他们前头？你们几个说说，这几个加起来，工作能力抵得上陈奋远一个人不？况且上级和下级永远是相对的。往近里说，市委组织部长曾是我阎水拍的下级吧，现在谁是下级？莫非我能跑去跟组织部长闹意见、寻不是、过不去？和人家市委常委比高低、争长短、摆资历？那我这个局长还想不想当？往远里说，咱老省长在玻管局工作时，多少人做过他的上级？他在局里做副科长的时候，钱亦多还给他做过科长。钱亦多在咱局里退休时，是业务三科的科长。这个同志当了差不多三十年科长！莫非钱亦多能跑到省里去找省长，提出让他钱亦多也当两天省长？前些年钱亦多是去省里找过省长，可他找省长是为女儿的事，女儿在一玻下岗后找不到工作，省长写了个条子，市里将他女儿安排到了市政府无委办——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老省长这人还是念旧情，要不咱们玻管局的一个科长，离人家省长有多远——恐怕差不多有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远呢！”
当年骑着驴吟哦的贾岛在路上碰到骑着马的韩愈，两人便勒住驴头和马头，一个在驴上一个在马上“推敲”了一番。阎局长说，我阎水拍若是韩愈，怎么也得找个贾岛“推敲”吧？若牛望月也骑着一头瘦驴赶来，撵着缠着要和我“推敲”，我能搭理他吗？当年西门庆倒有十大弟兄，可除了一个应伯爵，那孙天化、祝念实、云理守、吴典恩一干人等，关键时刻哪一个能派上用场？按阎局长这种说法，倒仿佛余朱姬牛是孙祝云吴似的，陈奋远自然是应伯爵，或者就是贾岛，因为在玻管局这些年，阎局长只和他“推敲”。
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发现阎水拍局长这种气魄确是余宏进他们所不及的，难怪他虽只有一手一足，却常常迫使余朱姬牛落荒而逃。有时候那几个在一块儿鼓捣，为提拔某一个人和阎水拍局长较劲儿，眼看他们几个占了上风，阎水拍局长这回要栽了，可一夜之间，阎水拍局长突然扭转被动局面，大获全胜。一次他们为提拔瞅中的某一个人，逼阎水拍局长召开党组会，恰好那次陈奋远副局长去南方考察，若召开党组会研究，连个接应阎局长的人也没有。阎局长这一代人青少年时期正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度过，除读过“三红一创一歌”（《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这几本小说外，对“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也略知一二。阎局长看过老舍的《茶馆》和《骆驼祥子》，对这位平民作家心存敬意。也听说过老舍的一则掌故：曾有一赵姓编辑向老舍约稿，约稿信只有简短的八个字：“老赵被围，速发援兵；”老舍回信：“将军莫慌，末将来也！”——可今天“老阎被围”，援兵却在千里之外——“末将”陈奋远一时半会儿哪里就能拍马赶到。英格兰西北部的莫克姆湾海滩被称作“魔鬼海滩”，该海滩涨潮的时候，潮水比人跑得快得多，不少在海滩捡拾贝类者被潮水“追杀”，生生吞没！陈奋远就是变作魔鬼海滩的潮水，也不可能瞬间从南方越过大半个中国漫涌到玻管局，帮阎水拍吞掉余朱姬牛那几个惹人讨厌的家伙！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啊！阎局长心里恨不得将那几个家伙碎尸万段，脸上还得做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情。他在心里感叹：难怪在行政机关磨炼得久了，必须耍一些阴谋诡计——如果我老阎是一颗鸡蛋，要想不被别人吃掉，就只能变作一个坏蛋！阎局长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像诸葛孔明那样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余朱姬牛不知老阎已有应对良策，在那儿急赤白脸催逼得紧，这天上午相约来到阎水拍局长办公室。当时余宏进和姬飞坐在两个单人沙发上，阎局长套间外面的办公室只有这两张沙发。朱锋进来晚了一步，干脆跑进阎局长里间的卧室拉出一把椅子，像当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前坐在卖唱的金老父女所住旅店门前一样，“打横”挡在了阎局长门口。这样就对阎局长形成包抄之势。偏偏在这之前一天，牛望月出差回来，拿着一沓假票据让阎水拍局长签字报销。阎局长有一个原则，假票据在千元以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签字准报，若在千元以上，就会委婉地指出来，并不予报销。那天牛望月也太过分了一点儿，竟开了差不多有三千元的假发票。局里报销条据，首先须办公室主任赵有才审核，阎水拍局长给赵有才叮咛过，把关严一点儿，不要让假票据流到他这儿来。赵有才审核下面同志的票据还算严格，可审核几位局领导的票据，就拉不下情面。每次只在票据封面的左上角写一行小字：已核，请阎局长批。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核”！这一点阎局长对赵有才很失望，觉得这人有权不会用。在这一点上，阎水拍局长觉得赵有才就是不及马方向，甚至不及鱼在河。看来，赵有才就像三国时期的马谡一样，“不可大用”。由于赵有才的失职，那天只能由阎水拍局长扮黑脸，将牛望月的假票据挡了回去。牛望月脸上挂不住，生了一晚上气。第二天上午也便比朱锋稍后一步拍马赶来，也拉了一把椅子，也像鲁提辖那样挡在阎水拍局长门口。朱牛两人一左一右形成钳制之势，让阎老头儿插翅也难飞出去。
那天四个人像东格陵兰寒流一般掩杀过来，团团围住阎水拍局长，逼他召开党组会。阎局长一见这阵势，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同意开会。他对这四个傻瓜说，本来上午就可以开，可偏偏有才同志不在，那就定在下午三点吧，下午三点准时开会，谁也不准缺席。望月你一会儿让鱼在河给赵有才打个传呼，通知他下午召开党组会的事。那时虽然还没有手机，可已有了bp机。局里的六位局领导和赵有才主任一人腰间别着一个，就像当年贺龙或者陈毅腰间别着的那支小手枪。阎水拍局长刚说完这番话，有人敲门，敲门者是鱼在河。小胡那天有事请假。早晨一上班，我就去老乔那里取来局里给阎局长订阅的三份日报：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省日报，一份市日报。我将报纸给阎局长送进去时，恰好瞧见了余朱姬牛围攻老阎那副阵势。当时阎局长刚破阵，但还没有走脱，正担心若不尽快脱身那几个家伙翻转怎办，思谋着怎样赶眼错就走出办公室，见我进来，宛若遇见救星一般，眼睛一亮，立即从宽大的办公桌前站起身，从我手中接过报纸，将三份日报卷成一个小卷儿在办公桌的桌沿上敲了一下，对那几个人说：“那就这样吧，我还要到市委组织部长那里去一下。”说着俯身到办公桌前拨了几个号码，冲话筒喊：“部长吗？我阎水拍，我马上到你办公室来向你汇报工作！”
阎水拍局长挂了电话，拿着那个报纸卷儿突出重围，脚步轻捷地向门口走去。朱锋和牛望月急忙拉开挡道的两把椅子，我们大家鱼贯而出。我记得当时离开阎局长办公室时，我走在最前边，牛望月、朱锋和阎局长紧跟着我。出门时牛望月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鱼，你现在给有才打个bp机，就说阎局长通知，下午三点局里开党组会。”牛望月说完，我把眼望阎局长，阎局长拿那个报纸卷儿在我肩上敲了敲，笑着说：“就是，你马上给有才打电话，通知下午召开党组会的事！”当时一队伍人已出了阎局长的门走在走廊上，因我走在最前边，牛望月给我吩咐完，我扭头用眼神“请示”阎局长时，眼里的余光恰好看到走在最后面的余宏进和姬飞正满脸狐疑地从阎局长门里走出来。阎局长此时尚在给他俩吃定心丸，回头对余宏进亲热地喊：“宏进，把我门带上。”随即又将目光移到姬飞脸上，叮嘱仍然面露狐疑之色的姬飞说：“姬主席，下午开党组会你可记着，可别钓鱼去了啊！”姬飞喜欢钓鱼，是我市“钓协”的副秘书长。
那天下午三点的党组会当然没有开，因为阎水拍局长突然生病了。阎水拍局长这次病的不轻，据说很“重”，在家里躺了半个月。半个月后，陈奋远副局长从南方考察回来了。陈奋远副局长那天一下飞机便直奔家里——不是自己家里，而是阎水拍局长家里。陈奋远局长一进门，你猜阎水拍局长怎么说？他有点凄楚地对陈奋远副局长说：“奋远啊，你不在这一阵儿我可受苦啦，那几个家伙把我逼回家里来了！”接着阎水拍局长向陈奋远副局长大致介绍了被逼经过。当时是夏天，那时阎局长家还没有装空调。阎局长穿一个大裤头，手里摇着一把大蒲扇，介绍完被逼经过后，突然扑哧笑出了声。他对陈奋远副局长说：“奋远你说是不是几个傻逼？那天他们摆出那副阵势围追堵截，如果换作你我，他阎水拍老头儿往哪里逃？插翅也难逃！玩什么金蝉脱壳？几个人脑子里都进了水，他们当时只是逼我定开会时间。如果是你我，当时就提议开会！赵有才不在？赵有才又没有飞到月球上去，他不过是到市政府送一份材料去了。让鱼在河给他打个Ｂp机，十分钟就回来了。何况那天组织部长并没有叫我，我当时逗这几个家伙玩儿，随意在电话机上那么一拨，抓起受话器就说话——不是和部长讲话，是和电话听筒讲话，可这几个傻家伙却没看出来。如果他们当时把赵有才叫回来，我有什么理由不开会？”
结果可想而知，阎水拍局长再次变被动为主动，第二天他和陈奋远副局长谈笑风生来局里上班，就如穆桂英得胜回朝一般。那几个人缩着脑袋躲在办公室里，霜打了一般，当下蔫了！
所以局里搞民主测评，若火候不到，时机不成熟，阎水拍局长会无限期地拖延时间——不召开民主测评大会。而在这段时间里，阎局长会每天找一两个同志谈话。这种时候阎局长不一定只找女同志，而是男女同志一块儿找。比如上午找陶小北和鱼在河同志，下午会找冯富强和李小南同志。阎局长先会关切地询问在局里工作顺利不顺利？对局里工作有何建议？家里有没有需要局里帮助解决的困难？这些问题询问完，阎水拍局长就会拿起一张本省的日报遮住脸，漫不经心地询问同志们对赵有才同志有什么看法和反映没有？若被询问者说赵有才同志是个好同志，同志们对他没有什么看法和反映时，阎局长就会移开手中的日报，露出脸和蔼地对被询问者说：“有才同志工作不错，人品也不错，局里最近准备使用他一下，适当的时候搞搞测评。”此时被叫来谈话的人很快领会了局长的意图，忙说：“我们都会投他票的，提拔他是众望所归嘛！”阎局长便会满意地点头，甚至会站起来拍拍你的肩膀勉励你好好干，并认为你将来是很有前途的，会像赵有才同志一样有前途。阎局长这样说的时候，被询问者心里就会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仿佛阎局长正拿着一个充气筒给一颗皮球打气，一会儿这颗原本瘪瘪的皮球就被打足了气，转身很饱满地离开了局长办公室。因为刚打过气，走路的步子都一弹一弹的。
阎局长就这样给全局大部分同志充足气后，心里有了底，然后便会选个时间，突然通知召开民主测评大会。
可现在摆在阎水拍局长面前的难题是，赵有才和马方向都是阎水拍局长的人。在八个科长里，这两个人是最支持阎水拍局长工作的。赵有才若是猪八戒，马方向就是沙和尚，总是围拢在阎局长身边，一个忠心耿耿挑着担，一个尽心尽力牵着马。手心手背都是肉，阎局长恨不能把沙猪二人同时提拔起来，而将余朱姬像拔地里的萝卜或者挤脸上的粉刺一样拔挤一个出去。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若赵有才和马方向同时成为局级领导，再将余朱姬拔挤一个出去，局里这个七人班子就会呈现出这样的局面：至少有三个同志总是支持阎水拍局长（陈奋远、赵有才、马方向），另外一个同志摇摆不定（牛望月），反对派只剩下两个人。这样阎水拍局长的工作就要顺当得多，心情也要好得多，谁还会再联手到阎局长这里来逼宫？
拔了萝卜地皮宽，挤出粉刺脸皮光。阎局长真还有过“拔萝卜”和“挤粉刺”的心思。一次去和组织部长探讨，能不能将局里现在的领导调一个出去？比如到别的局做副局长，或到县里当副县长。部长赶忙摇头，让阎水拍局长趁早打消这个念头。组织部长说：“现在的玻管局可不是当年的玻管局了，那时玻管局的干部都是宝贝，输送到哪里哪里抢。现在谁抢？硬塞都没人要！”组织部长接着说：“给你们局增加一个副局长职数，都是破了例的，再不可提别的要求，要体谅组织上的难处。”
阎水拍局长这才死了拔萝卜和挤粉刺的心，一天到晚思谋该在两个同志中提拔哪一个。考虑了几个月都拿不定主意，最后只好放出风：搞民主测评，谁票数高谁上！
第十二章
赵有才主任和马方向科长开始拔河。
两个人向相反方向扯一条绳子，哪边人多，就会扯哪边去。
在这次拔河比赛中，局里的几十个同志都将成为参与者。每个人都必须下场使劲儿扯住绳子——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那些天，局里的同志们在外边饭馆里“聚”得次数明显多了起来，聚的人也在不断地变化。局里这些科长，每人都有几个关系特别近的人。在我们办公室，冯富强一直紧跟赵有才。这天下午刚上班，我和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陆续走进办公室，冯富强来的晚一点儿。冯富强来了后，先到赵有才主任办公室去了一下，然后才走进大办公室，笑着对我们几个说：“今天我请大家吃饭，小北主任，还有小南，肯不肯赏光啊？”冯富强过去称陶小北“小陶”、“小北”，自从那天陶小北在他办公桌前端详着吴小丽的彩色照片，说吴小丽总是“向上看”之后，他就开始称陶小北“小北主任”。这个四字称谓大有讲究，前两字显出亲切，后两字显出恭敬。比如我们称“小平同志”，就是一个道理。
接着冯富强又转向我：“还有你，鱼在河，肯不肯赏光？”
此时李小南问：“赵主任去吗？”冯富强答：“主任当然去！”李小南说：“那我也去！”冯富强又问陶小北：“小北主任呢？”陶小北冲我笑着说：“鱼在河去我就去。”冯富强笑着打趣陶小北，说：“那鱼在河不去你就不去啦？莫非鱼在河比赵主任面子都大？”陶小北也笑着回敬冯富强，她说：“冯富强你可别挑拨离间，今天是你请客，不是赵主任请客，赵主任请客我当然去！你请客嘛，就要看我想去不想去啦！”陶小北对冯富强说话，总是这样绵里藏针。一次她悄声对我说：“对这种人，就得时时刺着他！你不刺他，他反过来拿针刺你！”当时是冬天，办公室暖气不足，有点冷。陶小北双手插在裤兜里，眼睛瞅着桌上的一本翻开的书。一会儿，她的眼睛又从书页上移开，望着我继续“总结”冯富强，她说：“你别看他成天笑嘻嘻的，是一只毒蜂呢！不留心就会在你脖子上蜇一口。你先敲打敲打他，他就会变作一只酿蜜的小蜜蜂，成天在你耳边嗡嗡叫，连声音都像酿的蜜一样，甜腻腻的。”
陶小北分析的一点不差！那天她刚“敲打”完冯富强，冯富强的声音如她所说，立马变得像蜂蜜一样“甜腻腻”的。当时他口里接着陶小北的话茬儿，一张在那一刻变得像女性般妩媚的笑脸却转向我说：“那今天的中心人物成鱼在河啦？怎样，在河去不去？表个态，你后面还跟着一个林妹妹呢！”他说到“林妹妹”时又讨好地看陶小北，那张胖乎乎的脸就像一面腰鼓的两端，我和陶小北手里若各拿一个小槌，完全可以这个伸手敲一下，那个伸手敲一下，好玩儿！
我原本一直低着头看一张日报，此时抬起头说：“当然去！”陶小北正笑吟吟地看着我，见我表态，她再次重复那句话：“鱼在河去我就去。”好像我和她是一对棒打不散正欲私奔的情侣。我若是汉末庐江小吏焦仲卿，她就是焦妻刘兰芝似的。
那天吃饭除我们室里的同志外，还有别的科室几个同志。我一落座就明白了：别的科室这几个同志都是平日与赵有才走得近的。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一边猜拳喝酒。一餐饭席间，若有一个靓女，男同志便会普遍兴奋起来；若有两个靓女，大家便都有一种做了皇帝的感觉，目光里就有了一种“君临天下、宠幸妃嫔”的味道，身子遽然间轻飘飘起来，仿佛真已乘上了龙辇。
与陶小北、李小南在一起吃饭，如同饭桌上插了两朵娇艳的花，令人赏心悦目。悦目是指你只要看看这两个妙人儿，心里便觉得十分舒坦。一会儿你觉得不太舒坦了，看看其中的一个，又会舒坦一会儿。再过一会儿又有点不舒坦了，赶快再看看另一个，心里又会觉得十分熨帖。这两个小蹄子就像一个幸福的父亲生出的一对双胞胎，正是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惹得人总想抱一抱。刚将这一个抱起来，在她肉乎乎的小脸蛋上亲一下，那一个便哇哇叫。赶忙放下这一个，将另一个抱起来再亲一下。最后干脆同时抱起两个一阵狂吻。
在酒桌上与陶小北、李小南进餐，总会让你从悦目开始，以赏心结束。这俩妮子的一颦一笑会像那种潺潺流水一样渗入你的心田。一张白纸，被风儿一吹，轻轻地飘进一盆净水里，这张白纸便会像少女的心扉一样慢慢被洇湿。与陶小北、李小南相处久了，感受着她们轻盈的气息，不会有哪个男人的心不被洇湿。
我发现那天那些男人们十分有趣。趁着酒劲儿，不停地将目光落在两个美女脸上。那目光就像喝饱了血的蚊子，停在那两张俏脸上就懒懒得不想动了，可又不能不动。只有她们的老公才可以当这个懒蚊子，每天夜里将她们搂在怀里，一搂就是八个小时，甚至八个小时以上，想怎么看那张脸就怎么看。他们甚至可以在被窝里拿一面镜子，挤在一起往镜子里看：于是镜子里便会有两张脸。我和柳如眉就这样看过。虽然柳如眉没有陶小北和李小南好看，但看久了也不难看。柳如眉是那种初看很平常、看久了却特别耐看的女人。有些女人初一看十分好看，看久了却一点也不好看了。而陶小北和李小南这俩妮子却是那种初一看很好看，看久了更好看的女子，难怪这么多人为这俩小妖精神魂颠倒。
所以我更相信未调到玻管局之前听到的那个有趣的笑话了：将某个女同志一大早叫到办公室只是为了“看一看”的，一定是阎水拍这个老头儿。只是我不知道他叫的是陶小北还是李小南？
那天出席饭局的，共是十一个同志。九个男同志中，四个为一组，共分作两组。第一组沿顺时针方向，先看完陶小北再看李小南；第二组沿逆时针方向，先看完李小南再看陶小北。如同某部电影中的两颗探照灯，这一颗负责由这边向那边扫，那一颗负责从那边向这边扫。又好比战争年代我军派到敌后的两支小分队，这一支从这边向那边穿插，那一支从那边向这边迂回。
八个男人的八束目光像电脑扫描仪一般轮番在两个美女脸上扫描，第九束目光——第九个男人的眼睛看到哪里去了？看天上去了？看地下去了？看窗户外面去了？还是看自己的手指甲去了？
第九个男人是我，我的目光既没有看天上去，也没有看地下去，更没有看窗户外面和自己的手指甲，而是看到那八个男人的脸上去了。我强迫自己不看或少看陶李二美女，可我的目光总得有个着落，于是就打量八个看陶小北和李小南的男人，从他们的表情和眼神中“折射”两美女可爱的姿容。正如小时候拿一面小镜子和小伙伴玩，并不直接对准小伙伴，而将炽热的太阳光“折射”到小伙伴脸上，晃得他们睁不开眼睛。
有一个男人看陶小北时，见陶小北的目光在他胸前瞟了一眼，急忙低着头将松松垮垮的领带结推上去；有一个男人瞟了李小南一眼后，赶忙摘下眼镜用湿毛巾擦了擦油腻腻的脸；有一个男人趁大家不注意，拿餐巾纸俯下身子快速地擦擦皮鞋——他的皮鞋落满了尘土，像一个刚从建筑工地打工归来的民工。他担心一会儿饭局结束时被陶小北和李小南瞥见。品位高雅的女人特别善于发现男人不雅的细节：狼吞虎咽地用餐，在公众场合毫无顾忌地打喷嚏，喝咖啡像喝矿泉水，走在街上随意丢弃手中喝空的易拉罐，在餐厅就餐时旁若无人地大声讲话，或者像日本作家金子洋文那样时不时舔嘴唇，宫地嘉六那样动不动搔头发，胜本清一郎那样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指挖鼻孔，如此种种都会让陶小北和李小南这样的淑女皱起小眉头，她们的心会在瞬间与你疏远。而让她们瞬间与你亲近起来，也一定是一些细节。女人对细节尤其注意，因为她们总是像小孩一样睁着一双单纯的大眼睛看待这个大千世界。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林肯颁布的解放黑奴宣言不一定会引起她们的兴趣，可若在角落里发现一只老鼠，她们却会惊叫起来。而男人恰恰相反，总是善于发现一些宏大的东西，比如那个名叫哥伦布的男人，他发现的就是一块新大陆！
那天聚餐，我至少发现一个男人专程去包间外释放了某种气体。若没有陶小北和李小南，这个粗俗的家伙会当场把那个屁放出来，亚莫尼亚气体熏得我们头皮都会发麻。
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脸上突然升起一层红晕，升起红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另一个男人讽刺挖苦了他，或者揭了他的隐私，因为陶李在侧，他的脸便突然发红。二是他偷窥陶小北时，这妮子突然逮住他的目光并调皮地冲他扮了个鬼脸。他猝不及防，没有接受这个鬼脸的准备，脸便红了。或者陶小北故意多情地用眼波撩拨了他一下，他不会反撩拨，于是脸红了。如果陶小北这小妖精用目光撩拨我，我当然会反撩拨！可令我着急的是，我却不能与这小妖精交流目光，互相用眼波撩拨来撩拨去。
成年男女沟通情感，主要使用眼睛。只有初恋时的少男少女才主要使用语言——并且大量使用废话。男人和女人若用眼波互相撩拨，相当于两人合力拉一个炉膛边的风箱，拉得越欢炉里的火越旺。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在清澈的溪边玩水，并招手让另一个男孩子和她一块儿玩——陶小北若给我递眼神，相当于这女孩向那男孩招手。男孩若跑过去，两人蹲在小溪边一个用左手往右边撩，一个用右手往左边撩，小女孩保准乐！一乐就会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可那男孩子当时正准备上山砍柴，不能与女孩蹲下身撩溪水，小女孩于是不高兴地噘起了嘴。
我若是那个上山砍柴的男孩子，陶小北就是那个玩水的女孩子。
我那天始终不看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为达到让她们“噘嘴”的效果，我是有意要冷了这俩妮子的心。
我到局里工作半年来，已自傅粉墨，成功地扮演了一个“鱼在河”的角色。仿佛一个衔命打入敌人营垒中的地下工作者，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这个鱼在河是这样一个人：除能写点行政材料，再无别的能耐。没有主见，有时甚至顾此失彼，简直像杨万里那两句诗所言：笑杀槿篱能耐事，东扶西倒野酴醿。会上讲话语无伦次，下来与人闲谈略显结巴（而我站在袁家沟中学的讲台上曾有过多么流畅的表述！）。我吃惊地发现，半年后我竟真有点结巴了！而这个家伙惟一的一技之长也不是尽善尽美，写材料也出过错。有一次我甚至故意将一份材料写得质量很差，并且像老师批评学生常说的那句话：“错别字连篇”，让阎局长在全局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我。当然我很快又写了几份“顶呱呱”的材料，阎局长又在全局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局里的同志对我不以为意，忽略我甚至遗忘我！
周瑜打黄盖的故事尽人皆知，打在黄盖身上，疼在周瑜心头。本真的那个鱼在河若是周瑜，玻管局这个鱼在河就是黄盖。当我举着鞭子一下一下抽在自己身上时，心里是多么难过和不忍啊！
我深知，我在局里还没有任何资本和根基，就像那种打入革命阵营的特务，现在还处在“潜伏期”，不能四处出来活动，以免被人抓获。
半年下来，我发现我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包括那些工勤人员也不在乎我。有一次通信员小胡甚至在大办公室摸了一把我的脑袋后夸张地学我说话：“鱼、鱼、鱼在河，你、你、你说陶小北和李小南哪、哪、哪个更漂亮？”我当时竟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一边微笑着看小胡，一边在心里说：“你将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看老子将来怎么收拾你！”——我吃惊地发现，我已能做到像刘备那样，喜怒不形于色！
反过来我却对每一个同志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友善，尤其是那些在局里不受重视的人。有一次传达室老乔给阎局长往楼上搬一大纸箱世界名著。阎局长办公桌后有两个巨大的书柜，里面除邓小平文选和一些领袖人物的传记外，还有很多世界名著。新华书店只要有新出的名著到货，就会给阎局长打电话。阎局长就会说，搬过来放传达室吧，交给门房老乔。老乔毕竟快七十岁的人了，每次往阎局长办公室搬这一箱箱世界名著时，吭哧吭哧显得很吃力。我们局一些人奇怪得很，比如冯富强、小胡和小牛，和老乔一块儿上楼梯时，老乔搬着书，他们空着手，可却从不搭一下手。老乔脸红脖子粗吭哧吭哧将书搬到三楼了，他们此时却问老乔累不累？要不要帮忙？老乔不吭声，将沉重的书箱放下，直起身子用衣袖擦着额上脸上脖子上的汗。老乔擦毕汗，弯下腰正准备再搬书箱，却扑了个空：书箱不见了。书箱哪里去了？原来是被“雷锋”搬阎局长办公室里去了。“雷锋”是谁呢？原来是冯富强、小胡或者小牛。有一次牛望月竟也抢着做了一次“雷锋”。那天他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摞差旅费报告单，刚从阎局长办公室签字出来，一脸喜色。由此判断，他这次虚报的差费恐怕远超过了一千元。牛望月喜滋滋出门时，小胡刚巧抱着一箱书气喘吁吁来到阎局长门口，没想到牛望月不由分说从小胡怀中接过（还是夺过？）这箱书，屁颠屁颠抱阎局长办公室里去了。这箱书若是一颗排球，二传手张蓉芳将球挑到最佳扣杀位置，此时网前同时跃起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老乔、小胡和牛望月。按照袁伟民的安排，小胡和牛望月跳起来，只是打掩护，应由郎平——即老乔一记重扣，置对方于死地。可小胡和牛望月跳起来以后，早将袁伟民的吩咐忘得一干二净，争先恐后往下抡胳膊——最后竟让最不应该扣杀的牛望月抢了先——牛望月将书抱进阎局长屋里后，还勾起一只脚将门从里面啪地关上，这样小胡就被关在了门外。小胡恨恨地站在门外擦脑门儿上的汗珠时，老乔正站在楼道口向这边张望，见小胡又被牛望月晾在了那里，老乔心生快意，心想：再让你学雷锋！再让你学雷锋！
阎局长在三楼办公，至少有五次或者六次，是我帮老乔将书搬到三楼去的。我搬到三楼后放在楼道里，让跟在身后的老乔给阎局长搬进办公室。每次老乔都会感激地冲我一笑。老头也不容易，家里生活困难，六十岁退休后，还想继续干下去，局里念其是省长时期的人，没有立即打发回家，聘用了他，这样一个月可以多拿一百元钱。当时牛望月曾去找过阎局长，想让他的一个亲戚接替老乔，被阎局长拒绝了。因此牛望月总看老乔不顺眼。有一次外面下雨，一些卖桃卖梨的小商贩为避雨纷纷跑进一楼楼道，楼道里一时像农村遇集一样热闹。恰好牛望月从楼里下来，当即板着脸将老乔训斥一顿。还有一次这些小商贩又被市容大队的人像撵兔子一样撵进楼道，恰巧又被牛望月撞见，又将老乔训斥一通，并以此为由在局务会上提出辞退老乔，阎局长又没答应。牛望月两次在局务会“弹劾”老乔都没有奏效，觉得失了面子，从此更眼黑老乔了。
与牛望月相反，我对老乔格外关照。有时没事还去传达室坐一坐——我们局里的同志普遍将老乔的门房叫做传达室。据说旧社会才叫门房，新社会应该叫传达室。
我和老乔坐着说一会话儿，老乔就会给我讲当年省长在局里工作时的一些趣事。老乔甚至告诉我，省长当年曾追过局里一个从杭州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却没有追上。这令我吃惊。难道那个女大学生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吗？连省长都看不上！要么就是林黛玉，林黛玉是扬州人。老乔没有文化，也许将扬州误记作杭州。我当时还问过老乔，我说：“老乔你说的那个女大学生是杭州人还是扬州人？”老乔反问我：“杭州与扬州不是一个州？”我看跟这老头说不清，再没有问下去。林黛玉心高气傲，将谁都不放在眼里，看不上省长也是可能的，何况那时省长还不是省长，若是省长，林黛玉看不上倒是一定的，因为她最不喜欢做官的人。可那个女大学生毕竟不是林黛玉，她能看不上省长吗？我和老乔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老乔最后的结论是：“女人眼里都没水！”
不过这个当时在玻管局做技术员的杭州姑娘的出现，还是令我遐想：难道她是一位西子姑娘吗？难道她比陶小北还可爱吗？难道还有比陶小北更可爱的女性吗？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的。
我在玻管局工作半年间，最大的收获就是和老乔交了朋友。有一次老乔生病住院，我买了水果点心去看他，老乔感动得厚厚的嘴唇直哆嗦，拉着我的手用劲儿握了握——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特殊任务的革命同志临别前就是这样握手的。虽然阎局长并没有派我去送鸡毛信，也没有派老乔以一个老交通员的身份护送一批领导干部过封锁线，可我们还是已经把心交给了对方。或者就像一对热恋中的男女，硬是顶着父母干预的巨大压力，在私奔的前一晚流着眼泪互相奉献了纯洁的身子。
我相信，我是我们玻管局在老乔住院期间惟一去看望他的同志。
除老乔之外，我对小虎、小马和小高也多有关照。这几个小家伙也很信任我，有什么不好给别人说的话总跑来跟我讲。他们向我讲他们的事情时，哪怕是很小的事，我也绝不敷衍，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这几个小家伙对我信任之外又多了一份信赖——信任加依赖，仿佛我是他们的一位大哥。
宛若一个潜伏在海底的海参，或者一只出没于北美或南亚丛林中的动物，我就这样给自己身上涂了一层保护色。我在电视里看到，海参有一百多种种类，身上的颜色无一不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还有斑马。据说斑马身上的斑马纹，可以迷惑狮子等吞噬它的猛兽的视线。夺命而逃的时候，斑马纹晃来晃去，使狮子等猛兽辨不清首尾，不至于轻易准确无误地一口咬住它的脖了。在赵忠祥主持的《动物世界》里也看到，同一种类的动物，处在气候条件完全不同的丛林中，其身上的着装——即它们的皮毛就全然不同。对这些在严寒或酷热中需生存下去的动物来说，它们身上的颜色越接近大自然的颜色，被天敌吞噬或被人捕获的可能性就越小。
我鱼在河就是这样一只在玻管局这片“丛林”里甩着尾巴走动的动物。如果这只动物不幸变作一位画家，那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美术学院找那种人体模特儿，因为我手中的画笔，总是在自己身上精心地涂抹。
在男女交往方面，我更是十分注意。《诗·郑风》里写到男女互相眷恋，有这样的句子：“岂不尔思？子不我即！”译作白话就是：难道你不想我吗？难道你不愿意到我身边来吗？如果陶小北向我发出这样的感喟，我会狠狠心负约不至。此时陶小北就会幽怨地感伤：“其室则迩，其人甚远。”——这个人的住所离我这么近，这个人的心却离我这么远！我需要陶小北发出这样的感叹，我需要局里同志的这样一种说法：“鱼在河这个人不解风情”；“鱼在河不喜欢漂亮女人”；“鱼在河这个人像那种木鸡一样呆”；“鱼在河与陶小北和李小南坐在一个办公室里，都不会向这俩美女献殷勤，这与那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有什么两样”！“鱼在河是不是‘机器’有什么问题？可过去的‘公公’还会调戏宫女呢！”
某些行政机关表面的儒雅后面，有时有着极其龌龊的一面。在这样一些机关，有一部分同志有一种奇特的爱好，那就是写黑帖子或者匿名信，而这种教科书里并没有提到的书信格式，其内容往往会从“男女关系”发韧。更令人瞠目的是，将这种文字张贴到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倒也罢了，有人却偏偏会把某男和某女的做爱过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绘制在机关厕所的木隔板上。
为了不成为这种“厕所文学”的主人公，我就得忍痛割舍这两个小蹄子！暂时的割舍是为永久地得到。就像贾平凹写的那几句诗：“走得越远，觉得离她越近；越是想她，越记不清她的面容”；“背着她的叮咛，我一直向北远行，我知道只有向前走，才能与她重逢”！
一个男人，若在年轻时不树立远大理想，必将在年老后痛悔终身！元好问在《自题写真》里有诗句云：“东涂西抹窃时名，一线微官误半生”。我鱼在河既无元好问的才干，也达不到元好问的境界，我在玻管局苦心孤诣，“东涂西抹”，就为求得“一线微官”！若我鱼在河也来个《自题写真》，那就是：东涂西抹窃时名，一线微官也高兴！当年王粲登楼，把酒临风，“境界”也没比我鱼在河高到哪里去呀！王粲恃才狂放，求官不得，才登楼遣闷，醉后吟诗赋，发牢骚，以求得官了结。我鱼在河既非才高八斗的王仲宣，也非学富五车的元遗山，怎么能听那些不痛不痒的中庸之言，四平八稳在玻管局按部就班踱方步呢！我才不会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呢！该争就去争，该抢就去抢——不争白不争，不抢白不抢！我才不会听那些泛泛之论、劝诫之言呢！——诚如诗圣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言：“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对那些劝我不争不抢、顺其自然的庸俗之论，我鱼在河只能当做东风吹马耳！我必须以超常的毅力，坚忍不拔地去追求我的玻管事业！为了对得起父母亲的养育之恩，为了让他们不再遭受袁长鸣的欺凌，为了扼住袁长印的喉咙，为了让袁长有不再因为一条狗而埋怨我，我必须这样做！正像刘索拉写的那篇小说：你别无选择！
我鱼在河本非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秉烛达旦的关云长，面对陶小北和李小南，我也有心旌摇荡的时候，但我用坚强的革命意志抑止了这种摇荡。我在一部革命题材的影片里曾经看到过这样感人的情节：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地下工作者，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不得不假扮夫妻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了纯洁的同志关系，直至英勇牺牲也没有做爱。与这两个地下工作者相比，我这点克制算得了什么！我和陶李二美女只是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远没有达到像地下工作者那样睡在一张床上的程度。
而我的这种克制，将为我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局里的同志们因此会对我产生好感，尤其是那些男同志。男人普遍反感甚至敌视那些风流的同类，有时他们恨不得共同拿一条棒子将这样的同类几下敲死。这些男同志中就包括可敬的阎水拍局长。他见我不好色就会对我表现出一种兄长般的信任。虽然他十分好色，但一个好色的哥哥总会板着脸孔教导弟弟不要贪恋女色。如果我一天到晚在那间大办公室里与陶李俩妮子调情，传到阎局长耳里他就会很不高兴。而他老人家若不高兴了，我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这就是我割舍陶小北和李小南的全部理由！
那天聚餐结束前，冯富强点破了主题。他端起一杯酒对大家说：“最后还有一句闲话，赵有才主任这些年对我们很关照，有才主任若需要大家支持时，大家可得记着他！有才主任进步了，我们大家也吃不了亏！”
冯富强说着将这杯酒一饮而尽，其他几个男人也一饮而尽，我也一饮而尽，并将酒杯用力在大家面前照了照。陶小北和李小南从不饮酒，此时她俩已经站起身，在那儿笑模笑样地看着我们。尤其是陶小北，这小蹄子仿佛能看穿我的心思。她看我的目光就像在商店选购一件时装：一边漫不经心地打量，一边刻意地挑剔——莫非这妮子想将我穿在身上？
第十三章
随着民主测评的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必须尽快做出选择：自己的一票投给谁？
我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其实我早已做出了决定，将神圣的一票投给赵有才主任。
赵有才主任提拔为总工程师，陶小北当办公室主任，就会空出一个副主任的位子。据说阎局长在向市委争来这个副局长名额的同时，还向市政府编制办公室争来两个副主任科员的名额。这就意味着，我们局十三个科员中，这次要提拔三个人：一个副科长，两个副主任科员。
在局办公室的十二个人中，有三个人这次都有希望上一个台阶，这三个人就是：冯富强、李小南和我。
局里提拔三个副科级，不可能都放在办公室，但办公室是八个科室的“领头羊”，因其位置特殊，在办公室提拔一个是必然的，提拔两个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就像几匹被牵到赛场的马，各具优势，各有所长。
我的优势是，学历最高，具备提拔干部“四化”中“知识化”这一条；所处工作岗位比他们重要（在行政单位，写材料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因这些单位的成绩主要是靠“写”出来的。我们阎水拍局长常说：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写得好）。
我的劣势是：我的局龄——即在玻管局工作的时间比他们短。
冯富强的劣势是：以工代干的帽子刚摘掉；没有提拔干部必须具备的“大专以上学历”。虽然上了市党校的在职大专班，但再有半年才能毕业。
他的优势是：掌握局里近年来部分人事机密。
掌握某种秘密很重要。《围城》里的侍者阿刘，不就是在方鸿渐床上捡到三只鲍小姐的发钗，伸手就讨来三百法郎。冯富强若像阿刘那样，向阎局长伸出手来，阎局长总得往他手心里放点儿什么。
李小南的劣势是：她是一个女同志。在行政机关，女同志的提拔一般放在男同志之后。并且她目前不是党员。虽然副科长、副主任科员并没有规定必须由党员担任，但实际操作中党员总是优先考虑的。
据说赵有才主任当初提拔做办公室主任时，另一个资历、能力和他不相上下的副主任就败在不是党员这一条上。局务会讨论时，大家各持己见，连一向心中有数的阎局长也拿不定主意了，就像这次提拔赵有才和马方向拿不定主意一样。当时那两个人就像两根“个头”一样高矮、颗粒又一样饱满的玉米棒子，大家拿在手里比画来比画去，不知该先煮哪一根吃？又像两个斤两完全相同，包括皮上的花纹都完全一样，并且都熟到了的西瓜，大家用指甲盖将这个敲一敲，将那个弹一弹，就是不知该先将哪一个一刀剁开？最后还是陈奋远副局长一句话提醒了阎局长。陈奋远副局长说：“某某同志不是党员啊！”犹如在某根玉米棒子上发现缺了一粒小指头肚大的玉米豆儿，或者在某颗西瓜皮上发现了一个比筷头略小一点的斑痕。因这一点“缺陷”和这一点斑痕，赵有才的竞争对手被淘汰，他才得已脱颖而出，做了局办公室主任，为今天的再次升迁打下了基础。
因此是不是党员还是挺重要的。就像七十年代公社革委会要在某村两个复员军人中选择一个担任生产大队长，两人条件再次不相上下时，公社革委会主任皱着眉头对着两个同志的“革命工作简历”想半天，突然眼睛一亮，将手指头戳在其中一个的名字上面说：“这个同志在部队负过伤嘛！”于是这个缺一条胳膊的幸运的家伙便像那个没有斑痕的西瓜和没有缺陷的玉米棒子一样被选中。从此不用下田里劳动，披一件不佩领章洗得发白的黄军衣，一只空袖子在扛着铁锨下田劳动的社员们艳羡的目光中甩来甩去，抽着一锅烟，蹲在村头的槐树底下嗅着槐花的香味吆五喝六。
“是不是党员”和“在部队负过伤”原来是一个级别，关键时刻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
李小南的优势是：她担任局里的出纳员，知道局里全部的财务秘密。局里每年要花几十万元钱呢！支出这些钱的所有条据都要经过李小南的手。
我们三个就像那颗皮肤上都有点斑痕的西瓜，在这次竞争中呈现出势均力敌之势。三人各怀心思。李小南若是那种“怀春的少女”，我和冯富强即为“烦恼的维特”。即使晚上睡在床上，也会扑闪着眼睛思念着我们共同的情人——阎水拍局长。我们虽然会为博取阎水拍局长的欢心而争风吃醋，但有一点是有默契和共识的：在赵有才和马方向的角逐中，都会将自己的一票投给赵有才主任——只有赵有才提拔了，我们上一个台阶的可能性才会增大！
我们三个最终提拔谁，阎水拍局长也会搞民意测验。但民意测试只是一个幌子：阎水拍局长心里想提拔谁，在搞民意测验前会找同志们谈话的。因提拔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副科级干部，阎局长不会大动干戈，挨个找局里的同志们谈话，这次谈话的范围会缩小——只给几个科长和信得过的副科长谈。阎局长会对他们讲：“每个科长都要把握好自己科里的局势，充分体现组织意图，不要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这也是考验你们这些科长领导能力和协调水平的一次机会！”当科长们都表示已领会了“组织”意图时，阎局长最后还会再强调一句：“总之要把这次测评工作当做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完成好！”
阎局长笑眯眯地对科长们这样一说，大家下来就会找科里的同志分头谈心，含蓄地透露一点儿组织意图，有时甚至会施加点儿压力。科长们之所以大都会认真落实阎局长的暗示，是因为阎局长有言在先，哪个科出了差错和纰漏，赵有才和马方向提拔之后，再若在科长中选一个“赵有才”或“马方向”时，选到这个出了纰漏的科长，阎局长就会淡淡地说一句：“这个同志控制局面的能力差一些！”就这样淡淡一句话，“这个同志”就算玩儿完了，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由重要科室调整到不重要科室，甚至突然会由科长降为主任科员：不是讲干部“能上能下”吗？主任科员也是“正科级”，各种待遇和科长一样，只是没有“领导”职责。
这种调整其实是阎局长给你的一个“窝心脚”，或者就是那种给你看看的“颜色”。科长和主任科员是一个级别，“正处级调研员”和阎水拍局长也是一个级别，“正市级调研员”和市委书记市长还是一个级别呢！级别虽相同，权力却有天壤之别。皇帝的妃子，一个百般受宠，皇帝为她甚至不愿上朝，春从春游夜专夜；一个却被打入冷宫，成天以泪洗面。同样是妃子，“级别”一样，可享受的待遇却全然不同：一个可以陪皇帝上床，一个却连门都进不了——在玻管局，要想享受陪阎局长“上床”的待遇，那就得在搞民意测验时按阎局长的“意图”办事——是科员，就得一个人按“意图”办事；是科长，就得带领全科大多数人按“意图”办事。
在我们玻管局，包括整个市县两级行政机关，没有哪个人愿意被打入冷宫，大家都摆出千姿百态，百般邀宠。有的人露出乳峰对局长说：看我的乳房多饱满；有的人撩起裙摆说：看我的大腿多性感；有的人捋起衣袖说，看我的胳膊多白净。还有的人乳房并不饱满，大腿并不性感，胳膊也不白净，心里一着急，干脆蹲在局长面前，像短跑运动员在起跑前呈“各就位”姿势一样，局长一发令，“刷”就窜了出去，然后气喘吁吁跑回来对局长说：看我跑得多快！
后来我才体会到，我们阎水拍局长虽然个子很低，却是一个老练的职业革命家。总结一下这个老同志的特点，应该是：面容很和蔼，握手很给劲；待人很亲热，语言很甜蜜；做事很厉害，心里很毒辣。他整人从来不动声色，甚至会一边整你一边笑眯眯地拍着你的肩膀鼓励和表扬你。难怪六位局级领导里虽有三位“凡是派”，阎局长仍然大权在握。在我们玻管局，他思谋好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他整人就像那种内功十分好的武林高手，轻击一掌，你便五内俱焚，肝胆已破。打着马驹驴颤。阎水拍整人只是让你心里难受，却难以说出口。就像晕车的感觉，脏器里翻江倒海，却吐不出来。即便停车蹲在公路边“哇哇”地呕，也只能泛出几口酸水，胃里仍然十分不舒服。
获知阎局长手段如此高强，我不禁为自己刚调到局里来时在阎局长面前刻意缩小目标、降低姿态的做法暗感庆幸。我个儿高，阎局长个儿低，若我像那个半吊子宋蕙莲那样，将自己的鞋套着潘金莲的鞋儿穿——在阎局长面前挺直胸脯，让阎局长半仰着脑门儿和我说话，能有我的好果子吃？宋蕙莲套着潘金莲鞋儿穿，是《金瓶梅》这部小说十分精彩的一笔！由于西门达的儿子西门庆错误的审美倾向，导致众多美女争着比脚——比谁脚小。潘金莲固然有一双令西门庆无比喜爱的小脚——要不她何以叫“金莲”！可强中更有强中手，偏偏又出了个宋蕙莲。几个美女花里胡哨逛灯会，这宋蕙莲竟借了潘金莲一双鞋子穿——将潘金莲的新鞋套在她的旧鞋上。逛灯会时走两步就让大家等等她，原来是潘金莲的鞋子太“大”，套在宋蕙莲鞋上松松垮垮的，走两步鞋子就掉了，她要停下脚往起钩鞋。这半吊子宋蕙莲以为傍上了大款西门庆，就可以和潘金莲一争高低。她也不想想，她怎么敢套着潘金莲的鞋儿穿？潘金莲是心胸何等狭窄之人，且又何等心狠手辣，害死人还看出殡的，宋蕙莲这不是寻着送死吗？果没几个回合，宋蕙莲便被潘金莲逼得上了吊——兀自把那双小脚吊在半空中骨碌碌转。你说她用一根绳子吊在那儿，脚再小又有何用？宋蕙莲的自不量力告诉我鱼在河一个浅显的道理：万不可拿自己的长处去烛照领导的短处——如果你并不想抹脖子上吊的话。
作为玻管局一个小小的小干事，我鱼在河当然不会和阎局长比高低，也不会像宋蕙莲那样套着阎局长的鞋儿穿，而会迈着小碎步紧跟在阎局长身后。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领导去精神病医院视察，正慷慨陈词，一个病人对另一个病人说：他真的比我们病得厉害，怪不得全院的医生都跟着他呢！在我们玻管局，阎局长就是这样的领导，无论他讲什么，无论他走到哪里，我们局里的全体同志都会像那所精神病院的医生那样簇拥着跟在他身后。局里的科长们即使心里对他有意见，可见了他仍得呈上一张妩媚的笑脸，开会时仍得拿个小本认真地记。阎局长吩咐某件事，仍得小跑着去办。谁都怕他哪天突然心血来潮，童心大发，蹲在局里撒一泡尿和尿泥玩。
“和尿泥”是阎局长在局里工作十年来最大的爱好。市编制办公室给局里批了八个科室，科长、副科长十六个职数。阎局长一不高兴，就会将科室打乱，拿在手里揉，然后重新捏一个形状出来。比如八个科室原是业务一科一直到业务七科，外加一个办公室。由一科到七科，有点像旧日的官僚，娶了七房姨太太。若局长是西门庆，一科就是吴月娘，二科是李娇儿，三科是孟玉楼，四科是孙雪娥，五科是潘金莲，六科是李瓶儿，七科是庞春梅。若哪房“姨太太”不讨“西门庆”欢心了，西门庆晚上便不到哪房去“办公”。到哪房走得勤，说明哪房受宠。从一科到七科，阎局长心里有哪个科，就让哪个科承担的工作多一些；心里没哪个科，就让哪个科闲在那里。有时一科比七科重要，有时七科又比一科重要。就像西门庆，宠幸的是“五科”和“六科”，“一二三四科”却总是受冷落。七个业务科室中，阎局长想宠幸某个科室了，便突然给这些科室改名字，他会冷不丁拿出一个“机构改革方案”：将业务一科改为生产科；业务二科改为基本建设科；业务三科改为事业发展科；业务四科改为扶贫开发科；业务五科改为调度科；业务六科改为市场科；业务七科改为统计科。而将办公室改为政秘科。然后阎局长便会将十六个科长、副科长拿在手里重新捏弄，像下围棋一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摆棋盘上去。局长喜欢的人，摆到重要科室；不喜欢的人，摆到不重要科室。摆到重要科室的人当然高兴，摆到不重要科室的人自然难受。就像潘金莲常常乐不可支，而孙雪娥却夜夜独自垂泪一样。而阎局长“和尿泥”的目的，就是为让一部分人心里高兴，一部分人心里难受——难受却说不出口：原来是科长，现在还是科长呀！不重要？革命工作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市里早有要求，部门的科室要轮岗，不能在一个岗位上干得久了，以免使某个岗位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局里这是爱护同志们的举措，况且干的岗位多了，将来便于掌握全局。阎局长说完这一番话，甚至会拍着你气鼓鼓的肩勉励你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干。阎局长会笑眯眯地说：“好好干，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阎局长拍着你的肩呵呵一笑，便会举起一张日报遮住脸，不再搭理你。宛若一个生殖器，阎局长刚使用完，洗都懒得洗一下，便侧身满足地呼呼睡去了。将你夹在双腿间——难受是你的事，与我何干？
十年来，阎水拍局长在我们玻管局，就这样不停地和尿泥：将八个科室打烂，捏好；再打烂，再捏好；乐此不疲。
局里的科长们即使有人对阎水拍局长不满意，甚至恨这个老家伙，但却没人敢出来公开抗衡——因为谁都怕做孙雪娥！就像我当年在袁家沟中学一样，做梦都在忿詈地狠劲儿掐袁长印的脖子，可第二天照样欢实地跑到他家帮他家盖房子。
我们三个人中，阎局长到底准备“用”谁，局面一点也不明朗，就像当年的雾重庆一样。我是阎局长力排众议调来的人，阎局长应该提携我。可冯富强这些年坚定不移地跟着阎水拍，况且这家伙说不准已像“阿刘”一样向阎局长伸出了手。阎局长虽已给他手里放了一点儿东西——他转干的事，阎局长亲自派赵有才主任出面，去人事局跑了多次，并将人事局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请出来吃了几次饭，吃饭的费用全部由局里报销了。可仅此就能满足冯富强的“欲壑”吗？冯富强会在心里“问”你：“我转干的目的是为了啥？难道只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吗？”冯富强在心里提出这个疑问后，转身就又会去找阎局长，再次向阎局长伸出手。阎局长若不给他手里再放点什么，他或许会像“阿刘”鄙夷方鸿渐那样，“啐”的一声向阎局长射出一口浓浓的唾沫。而阎局长啥都可以不怕，这个老头现在甚至可以不怕威严的市委书记，但他却不会不怕从各个角度射来的唾沫。
周末，陶小北约我去红海湖玩。我本想婉辞，怕这小女子破了我的“色戒”。但一想红海湖幽静、偏僻，不会碰到熟人。况且调玻管局以来，小心翼翼地做人，蹑手蹑脚地走路，心很累，也想去放松放松。陶小北这女子本是一缕清风，我也想让这缕清风吹吹我身上的浊气。
那时市里的干部还没有开小汽车的，骑摩托车的也不是很多。陶小北上下班骑一辆红色的重庆80摩托车。她让我带着她，向紫雪城西四十公里外的红海湖驶去。
陶小北的摩托车八成新，骑上感觉很好。陶小北结婚刚一年多，也算“八成新”。我突然将摩托车与陶小北联系起来，觉得自己的思想意识有点龌龊，扑哧笑出了声。
陶小北问我笑什么？我当然不能说出我笑什么，只能回答说“不笑什么”。停了一下我又说，我心里觉得有点幸福，幸福在胸腔里盛不下，就将一部分幸福溢出来，于是就变作了笑声。接着我又扭回头瞧着她继续发挥，我说：“不是幸福的笑，是笑出去的是幸福！你仔细想想，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这小蹄子乐了，拿小拳头擂鼓一样擂我的背，并说：“鱼在河你这家伙挺会说话的，怎么平时看不出来啊？”停了一下，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说：“咦，你今天怎么不结巴了？”
通往红海湖的路全部是沙土路，路基还算平整，但也有一两个小坑。我娴熟地绕过这些小坑。陶小北的长发被清爽的风吹起，不时拂到我脸上，撩拨着我的内心世界。她的发香特别好闻，其实我特别想闻这种香味。什么是好女人，就是像陶小北这样的女人！好女人是海边的风——清爽；是学校——永远吸引着那些求知若渴的人；是解放初期党在农村办的识字班——那些头上包一块白毛巾的青年农民，虽劳累了一天，仍然兴致勃勃从自己的名字开始，一个一个去识字。
我多想变作海边的一块礁石，让绵软的海风吹拂着我；我多想变作一个孩子，去陶小北“执教”的那所学校上学；我多想变作一个青年农民，让陶小北变作那个我不认识的方块汉字，那样我就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将“她”成天写来写去！
公路两旁是绿树和农田，农田以稻田居多。水稻已有一寸多高，绿格蓁蓁惹人爱怜。前面突现一个较大的坑，我正准备绕过去，一阵清风遽起，将一缕陶小北的长发拂我眼前，迷了我的双目。“扑通”——摩托在坑里颠了一下，陶小北的双手没有撑住，其胸部向我的后背“团结”过来。
陶小北的胸“团结”在我背上的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即使描述，也一定俗不可耐。初恋时，和你最心爱的女朋友第一次接吻是什么感觉，那么陶小北的胸和我的背“接吻”就是什么感觉。
这种令我心摇神荡的感觉尚未消退，红云山到了。
红云山是我们预定的旅游点之一。该山距紫雪城三十公里，距红海湖十公里，是紫雪市的第二名山。我们紫雪市旅游开发规划，简称“两红两白”。“两红”就是指红云山和红海湖；“两白”是指白石峡和白雾山。
我市的四大旅游资源，分布在三个县境内。“两白”一个在紫西县，一个在紫南县。“两红”都在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的紫雪县，紫雪县现称紫雪区。
红云山与白雾山相比，规模要小一些。白雾山是闻名周边数省的佛教名山，一年到头香客不断，香火旺盛。白雾山山势险峻，上山有九百九十九级台阶。有一个虔诚的香客为了还愿，不乘上山的旅游车，一步一磕跪拜上山，最后的几十级台阶全是额头和膝头磕出、跪出的血印。白雾山每年的布施收入达五百万元，而紫南县的财政收入只有七百万元。紫雪市的干部都知道，紫南县县乡两级的一万多名干部，全靠白雾山的神灵养活着呢！
红云山没有多少香客跪拜，游人也不多，显出一份幽静。有点像陶小北。陶小北在玻管局的地位耐人寻味：从不炙手可热，少有人去跪拜，但也很少有人去冒犯她。跪拜是针对权势，比如玻管局的同志跪拜阎水拍。可作为一个美女，陶小北门前的“游人”也不多，这就有点奇怪了。李小南门前的“游人”就不少。很多人都在小南门前探头探脑的，包括一些老同志，只是不知有人推门走进去了没有？
陶小北门前“游人”少的原因我在红云山找到了答案：红云山有一种高贵的气质，逼退了许多凡夫俗子。那些俗物之所以不大愿到红云山游玩，是因为在这里他们会感到自惭形秽，因此兴味索然。而白雾山则像一个娼妇，谁都可以在它那里留下龌龊的足印。我这样诅咒白雾山，请诸神万不可见怪，其实我不是诅咒神灵，而是在诅咒那种被称作“人”的动物。这种圆颅方趾的动物十分有趣，他们做了坏事，就到你面前忏悔一番，不过是给那个小箱子里塞十元钱或者百元钱，就求你“保佑”他们。他们心里有了些卑鄙的想法，比如有个叫鱼在河的家伙，在你那里塞了一百元钱，就想做梁山泊的宋江！而你总是慈悲为怀，竟让这些坏蛋的阴谋一个个得逞。其实你应该惩罚这些坏蛋，让他们变作猪狗，因为很多人不如猪狗——他们甚至比猪更贪婪，比狗更善于咬人。
小北，可爱的小北，你是我一生的红云山！
我和陶小北来到红云山的时候，上午十点刚过，几乎没有看到人。只有大殿的铃铛被风吹着，发出悦耳的响声。清风拂面，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红云山像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浑身上下紧绷绷的。山势一点也不陡峭，甚至显得过于平缓。可我们来到大殿，陶小北脸已酡红，娇喘微微，惹人爱怜。可见这个女孩从小养尊处优，没有多少“脚力”。如果退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些年月，这样的女孩子一定会被人们称为“资产阶级小姐”。那个年月也奇怪，总是鄙夷一些美好的事物。我对“资产阶级小姐”没有多少研究，不知道“资产阶级小姐”长一副什么模样，如果“资产阶级小姐”就是陶小北这副模样，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倒从此愿意脱离“无产阶级”的序列，追随“资产阶级”而去。
我和“资产阶级小姐”在一座大殿里放慢脚步，观赏一尊弥勒佛两旁的对联：
终日解其颐，笑世事纷纭，曾无了局；
终年坦乃腹，看胸怀洒落，却是上乘。
佛像背后还嵌一联：
开口便笑，笑古笑今，万事付之一笑；
大腹能容，容天容地，于人无所不容。
两联相比，我更喜欢第一联。我对小北说：“尤其是第一句‘终日解其颐’，我调到玻管局之后，发现只有你‘终日解其颐’。李小南有时也会脸现愁云，不像小北你，总是笑颐如花。”我说着有点动情，痴痴地望着陶小北如花的“笑颐”。
陶小北嫣然一笑，美目里波光流转，闪我一眼，这一眼在我心中激响的却是一声春雷。我不敢再看她，急忙收心敛神，移步向前，再凝神观看另一殿宇里题魁星神像的一联：
不衫不履，居然名士风流，只因丑陋形骸，险湮没了胸中锦绣；
能屈能伸，自是英雄本色，可惜峥嵘头角，谁识你的笔底珠玑？
转出大殿，有一歇息的凉亭。我俩刚坐了一会儿，突见前边不远处，有一幢新修的庙宇，披红着绿，与红云山其他建筑典雅凝重的风格极不协调，像一个乡下妹子，刚来到城里的书香人家做粗使丫头。近前一看，门廊上有几个大字：紫雪区旅游开发公司建于某某年，我一看某某年竟是去年。难怪那位老先生奉劝市里不可轻率决策开发红海湖，若让这个紫雪区旅游开发公司开发红海湖，无异于一个纯洁的姑娘被歹徒当众强暴。
新修的庙宇里，题写的几副对联更令人惊异。
第一联：
清清濯缨，奚取于水；
倩兮巧笑，旁若无人。
第二联：
水如碧玉山如黛
露似珍珠月似弓
第三联：
雁影横秋，助我高吟对江月；
菱歌唱晚，有人微醉倚斜阳。
让我们大感惊异的是，这几联都是古代的“风流名士”题写的嵌名赠妓联。第一联是赠给妓女“青青”的，第二联赠给妓女“玉珠”，第三联赠给妓女“雁菱”。将几副“赠妓联”堂而皇之镌刻在这样一处优雅所在，是出联者嘲讽游客，还是捉弄和羞辱这个旅游开发公司？
几副赠妓联让我俩倒了胃口，急忙下山向红海湖驶去。
只一会儿工夫，红海湖到了。
站在烟波浩渺的红海湖边，首先给人的是一种震慑感。湖水清澈幽蓝，看不到一点杂质，十多万亩水面被微风吹皱，掀起层层银色的浪花。西边是裸露的大片沙滩，东、南、北面则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树和灌木丛。
那天我俩来到红海湖的时候，碰到两个狩猎者。他俩每人挎一支猎枪，手里拎几只兔子。与我们擦身而过时，两人不约而同用目光使劲儿盯了陶小北一眼。漂亮女人就像墙上那种招贴画，谁都想看两眼。那两人在目光上使得劲儿有点大，以至于余光扫到我脸上，让我都感到热烘烘的。两人已走出去好几步，又分别扭头看陶小北——当然只看到了她优雅的背影。
陶小北此时却扭回头去——当然不是去接应那两个男人的目光，而是怜惜地看那几只被打死的兔子。我顿然想起几年前发生在紫东县的那件事：县政府某部门两位同事，上山去打兔子，一个举枪在这边瞄准，一个跑到那边观察兔子的行踪。观察者刚将脑袋从灌木丛中探出来，“砰”的一声枪响，瞄准者叩响了扳机，将观察者当兔子打死了。那天我突发奇想，有没有可能不是误伤呢？而是故意杀人。假设当时要在那两个人中提拔一个做副局长（县里的副局长级别相当于我们玻管局的副科长），两人中只能提拔一个：非你即我。于是两人相约去打兔子，一个就将另一个当做兔子一枪打死了。想到这里我突然有点害怕，若我和冯富强争一个副科长，这个家伙会不会把我当做兔子一枪打死？或者我将这个家伙当做兔子一枪打死？
冯富强若约我去红海湖的灌木丛中打兔子，我是绝对不能去的！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在男人与男人的争斗中，走到女人身边才是安全的，因为女人从来不会举枪将某只兔子打死。我拔腿向陶小北走去。
陶小北已跑到西边的沙滩上玩水。女人见水就忘情。陶小北干脆脱下鞋子，挽起裤角向水里走去。我则坐在沙滩上看她玩儿。我的目光那一刻变得温柔极了，像一个父亲慈祥地抚爱着自己的女儿。我的目光从陶小北的脊背掠过，望向蓝天，望向飞翔的大雁。我俩去红海湖时没有看见白天鹅，白天鹅每年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在红海湖栖息，然后便一飞冲天，不知去向。
如果拷问我的内心：爱谁恨谁？我会用心说：爱陶小北，恨袁长印。当然我也恨袁长鸣，但对袁长鸣的恨是淡淡的，对袁长印的恨则是深深的。
有恨就得去寻找爱，就像喝咖啡太苦需要加糖一样。若袁长印和袁长鸣是很苦的咖啡，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甜甜的糖。
这两个妮子我喜欢哪一个？应该说两个都喜欢。但若问我更喜欢哪一个，我当然会选择陶小北。我对陶小北的爱是深深的，对李小南的爱是淡淡的。
陶小北是一个典型的小资女人。据说小资女人须具备如下特点：一、爱好整洁，每天洗两次澡，早晚各一次。每天都要穿不同的衣服，一周内不重复。二、手包里有各个银行的信用卡，各个酒楼的打折卡，美容中心和健身中心的会员卡。三、讲究生活情趣，有品位。看电影看法片和意片，听音乐选爵士。十分清楚红酒的品牌，咖啡的种类，比萨以及牛排的各种口味。一周至少吃两次或两次以上西餐。四、穿用的名牌的标记不处于明显位置，不必需要人人都知道这些牌子，和你水平相当的人则一眼就会看出。五、英文未必很棒，但口头禅里务必时常夹带几句时尚的单词。
若按照以上几条标准衡量陶小北，她倒未必完全具备。她手包里是有这卡那卡，但一天是否洗两次澡我却没好意思询问。她吃西餐的姿势优雅而娴熟，但是不是一周必定吃“两次或两次以上”这我也从未向她询及。相反科里同志聚餐时，“宫保鸡丁”这样的菜她也动筷子，而且专挑花生米吃。有一次她甚至亲口对我说过：“这（指宫保鸡丁）里边的花生豆挺好吃的！”——而我也并没因此觉得她掉价或者庸俗，反倒觉得她挺可爱的。她的英文“很棒”，但口头禅里却很少夹带时尚的英语单词，尤其跟阎水拍局长或者余宏进副局长说话时，她只说一口标准的国语。
这就是陶小北的可爱之处，她的“雅”是一种内质，而不是像某些所谓的小资女人一般只注重外在——只注重“外在”的中产阶级、小资女人之类，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俗”——与农村大妞到县城赶集穿一件鲜艳的大红袄的“俗”也没什么两样！
陶小北的可爱和脱俗是多方面的，她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她的眼睛总是往远处看。即使坐在办公室，她也总是瞅着外面，无意于在局里争个一官半职。她并不在意她现在担任的这个副主任，也不处心积虑想当主任。主任、副主任对她来讲，好像小时候去田里拔出的那根胡萝卜的缨子，随手就扯掉了。陶小北的外公早年在南洋经商，她还略懂一点马来语，说“吃”是“马干”，“死”是“马地”。给我的感觉，她的目光早已从局里游离出去，一下就瞟到了蓝天白云里，瞟到了南洋她外公那里！她的目光就像红海湖的蓝天一样幽远而明净。
陶小北若是一只小鸟，说不准哪一天“腾儿”一声就飞蓝天中去了，至于她飞累了会在哪儿栖息，鬼才知道！
陶小北身上就有这样一种清馨芬芳的味道。男人都会喜欢这种味道的，我也不例外。
李小南则相反，陶小北若准备“出局”，她恰恰准备“入局”，若我对陶小北是一种喜爱，对李小南就是一种怜爱。这么一个可人儿，却与一帮臭烘烘的男人挤在一起，想去当一个副主任科员或副科长。她就像一只小猫，静静地卧在我们玻管局。如果她长得丑一些，那也没关系，可她偏偏长得这么漂亮。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卧在这么多男人身边，多危险啊！局里又没有那种古代的侠士，或者唐僧取经时的“六丁六甲”，总在暗中保护着她！
此时陶小北已从水里戏耍回来，坐在湖边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和她并排坐在一起，她一边和我说着话儿，一边将脚抵在一块半浸在湖水中的大石头上。于是我看到了她美轮美奂的脚。
我到局里上班的第一天，陶小北给我递那个小本时我看到了她的手，她的脸好看，可她的手比她的脸好看。今天我看见她的脚，才发现她的脚比她的手更好看！
她的脚不大不小，不厚不薄，不宽不窄。有的女孩的脚太大，像一条香烟；有的女孩的脚太小，像这条香烟其中的一盒；有的女孩的脚太厚，像从田里刚刨出来的一颗土豆；有的女孩的脚太薄，像一把收割庄稼的镰刀；有的女孩的脚太宽，像大卡车的轮胎；有的女孩的脚又太窄，像西餐中的炸薯条。陶小北脚背上被鞋子遮盖处，呈白色；不被鞋子遮盖处，有一抹淡淡的褐色。那一圈淡淡的褐色特别好看，宛若给她的脚戴了一圈项链。若她的脚是这片银色的沙滩，那条“项链”就是沙滩背后那片齐刷刷的小树林，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
我不敢再偷觑这小蹄子的脚，抬眼再次仰望白云和蓝天。
陶小北却嚷着要我给她讲一个故事。
我脑子里的故事倒不少，但大都是带“色儿”的，给这个小蹄子怎么讲？现在要找一个不带“色儿”的故事比找一个处女还要难。处女少了，“副处”却多起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若要问中国什么最多，肯定是“副处”了！
我想了一会儿，仍没想起一个适合讲的故事，就说：“不讲了吧，讲出来怕吓着你！”可这小蹄子却缠着非让我讲，好像我是一个老爷爷，她是绕膝的孙女一般——她还给我撒娇。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性给你撒娇，且不是逼着要你拿出财产，让你给她买小汽车或者几室几厅几厨几卫的房子，只不过是要你一个故事，若不讲一个哄哄她，也太不人道了吧。我这样想着，就讲了一个：母亲告诉正在看连续剧的小女儿，生活中可不像电视里那样，陌生男女可以随便上床的。女儿眼也不眨地说：知道，他们上床之前总要喝上一点！这个故事讲出口，才觉有点不妥，仿佛我有某种企图似的。我急忙收口，没加思索，脱口又给她讲了一个：
“蚂蚁附在大象耳边说了一句话，大象当即被吓倒；一会儿大象站起来，蚂蚁又附在大象耳边说了一句话，大象再次惊愕倒地。大象两次被蚂蚁吓倒，心里颇不服气，也附在蚂蚁耳边说了一句话，蚂蚁当即被吓晕了。问这三句话是怎样三句话？”
小蹄子没听过这个笑话。我一得意，就像那头蠢笨的大象一样，脱口将三句话说了出来。蚂蚁给大象说的两句话是：“我有了，是你的！”“亲爱的，还是双胞胎呢！”大象回蚂蚁的一句话是：“那咱们再来一次吧！”
三句话说出去，才发现第三句有点粗野。再看小蹄子，早飞红了脸。此时已是夕阳西下，我急忙再次收口，懊丧地拍拍脑袋站起来，向那辆红色80摩托走去。
第十四章
我意外地获得一个重要信息，冯富强叛变了！
那天和陶小北从红海湖回来，我来到办公室。自调到玻管局后，我一直坚持每天晚上到办公室学习两个小时。我学习的内容五花八门，但以学习英语和玻璃制造方面的业务知识为主。我想，既然在玻管局工作，总得懂一点儿业务知识，哪怕是皮毛也成。要不哪一天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到玻璃厂检查工作，那些工人不往我脸上吐唾沫星子才怪呢！
我从我们局那栋陈旧的大楼同样陈旧的门扉里闪身而进时，恰好李小南闪身而出。“今天是周末，小南来干什么？”我一边心里这样想，一边喊她的名字。她竟没有吭声，头一低，与我擦身而过。在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我瞥见她眼睛有点红肿，仿佛含着泪光。她的衣衫也有点零乱。我们局这些小蹄子平时衣着十分讲究，尤其是陶小北和李小南，比别人更讲究一些。单看额前那几根弯曲有度的头发梢儿，就知道这俩小蹄子每天早上出门前要对着镜子搔首弄姿一番。而我平时穿衣服十分马虎，有一次我上班走得匆忙，竟将衬衣的第三颗纽扣塞进了第二个纽扣眼里，可我却没有发现，一走进办公室就拿拖把拖地。陶小北当时正拿抹布擦桌子，抹了两下突然瞅着我扑哧笑了，以手指我的胸前。我低头一瞧，自嘲地说：“这纽扣跑邻家串门儿去了。”
所以当时李小南那副样子让我有点诧异。我正欲上楼，老乔撩开传达室那个吊在半空中的白布门帘冲我招手。我折过去站在门口和老乔说话，随手扯着那个说白不白、说黑不黑的门帘抖索着。那门帘吊得很高，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夏天穿得那种“一步裙”。我扯着门帘抖索，就像扯着她们的裙脚抖索。那时我们紫雪市的年轻女性开始流行穿这种一步裙，柳如眉也嚷着让我给她买了一条，穿上在家里扭来扭去让我观赏。我当时觉得柳如眉穿上并没有陶小北和李小南好看，但我还是抚掌叹曰：“太好看了！”柳如眉又扭了两步，我继续评价：“主要是性感！”并当即总结出一步裙的三大特点：收腰、绷臀、束步。尤其是束步，由于穿上这样的裙子迈不开步子，只能一小步一小步走，女性美全展示出来了。
我那天一边啧啧称赞柳如眉的裙子，一边又开始埋怨蒋委员长——早在1934年，蒋介石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就明确规定：“裙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若按蒋委员长的要求，哪里能看到女性们穿上这种一步裙娉婷的姿态。我批评毕蒋委员长，又对柳如眉略显夸张地说：“啊呀，如眉，这种裙子应该叫‘讽蒋裙’或者‘迷我裙’——看你穿上把我迷的！”柳如眉一边挺胸扭臀、左顾右盼观赏裙子，一边笑着对我说：“你还挺聪明的，只是不叫迷我裙，叫迷你裙——一步裙又叫迷你裙！”“迷你裙？这名字好！我现在才明白那些小说里描写的‘步态袅娜’的‘袅娜’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就是像你现在这样！”我口里这样说着，心里却在想：“陶小北和李小南穿上那才叫‘袅娜’呢！”
中国人的性观念由禁锢到解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年，是步子迈得最快的十年。我刚调到玻管局工作时，陶小北和李小南穿这样一条刚及膝的一步裙走进办公室，男人们的目光仍忍不住要往她们的腿上瞥。包括我们局最古板的副局长余宏进，平时对女同志视而不见，一副漠然且无动于衷的样子，有一次也因“观裙”或者“看腿”被我撞破。那天刚上班，余宏进腋下夹个黑皮包准备去市政府开会，恰好李小南穿一条黑色的一步裙袅袅婷婷迎面走来。余宏进的目光破天荒被小南那两条端直而洁白的腿吸引了，两人已交臂而过，余宏进不争气的脑袋又扭回去继续观赏——就在他扭回头去的那一瞬间，我从大办公室推门而出。余宏进的目光从李小南腿上迅速移开，有点尴尬地冲我笑着说：“我的钥匙不知丢哪儿了？”他掩饰地摸摸口袋，向他的办公室那边张望，意思是他刚才扭回头是在找钥匙，并不是在看李小南的腿。我只得跑到他办公室那边装模作样帮他找了一圈——钥匙当然没有找到，因为就在他夹着的那个黑包里。
当时不过是一个一步裙就招来了余宏进的目光。十多年后呢？露脐袒胸裸背早已习以为常，已很难招来人们的目光。回过头来还得在腿上做文章。由此看来，女性的腰、胸、背、腿，最性感的当推腿！旗袍之所以自辛亥革命以来近百年间久盛不衰，主要是这种服装两侧开叉，裙钗摆动时大腿上部白光一闪，夺人眼神，摄人魂魄。如果将大腿两侧缝得严严实实，这种服饰早像晚清和民国初年男人穿的袍褂一样，被送进服饰陈列馆了。
一步裙设计的别出心裁之处，就在于刚及膝，据我当时目测，裙摆的下沿距女性的膝盖骨也就一寸多一点儿。就露这一寸多一点儿，已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想。当时的一步裙大都为黑色，这也是商家迎合人们心理的一种市场运作，“黑”与“白”相对，所谓黑白分明，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
九十年代中期，比一步裙更短的小裙子已随处可见。即使在一些星级宾馆饭店里，那些端庄而优雅的大堂经理向你微笑着走来时，你也会在一瞥间发现紧裹在她们腿上的短裙已到了大腿中后部，差不多退缩到“膝上四寸”，一上一下，与蒋委员长当年的要求，就有了八寸的差距。据我再次目测，裙摆下沿至膝盖骨至少已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竖起来的距离，白晃晃的炫人眼目。李小南那天红肿着眼睛和我擦身而过时，穿的就是这样一条可以竖着摆放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的黑色的一步裙。李小南的背影刚匆匆离去，老乔便站在传达室门口冲我眨眼睛，并向我使劲招手。我以为他要告诉我李小南哭泣的秘密。自那次去医院看望老乔后，他总趁没人时告诉我一些局里的秘密。而这些秘密若老乔不告诉我，我永远不会知道。有一次他甚至告诉我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姬飞喜欢给康凤莲写情书，而且这些情书是通过邮局寄过来的。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姬飞给康凤莲写一封情书，还得去找一个人写信封上的地址——他的字迹局里的人都认识，为免被局里人识破，他一定得找一个人专写信封，然后再通过邮局寄到我们局的传达室。我有一次在传达室和老乔聊天，恰好邮递员送来信和报纸，那天就有一封康凤莲的信，还是我随手给她拿到我们大办公室放她桌上的——万没想到这封信竟是姬飞写给她的，太有趣了。
姬飞和康凤莲如此鸿雁传书，起初局里人并不知道，也是合当有事。康凤莲老公从不到局里来，偏偏那天破天荒来了。来了也罢了，偏偏康凤莲又不在办公室，康凤莲老公就坐在传达室等。偏偏这时邮递员来了，就从一摞报纸里飘出一封康凤莲的信。康凤莲老公将信拿在手中，又等了一会儿康凤莲，康凤莲还没回来。康凤莲老公皱皱眉头，捏着那封信就走了。
这封信正是姬飞写给康凤莲的情书之一，里面难免有一些抒情和夸张的句子。康凤莲老公阅后十分生气。康凤莲老公是一个脾气很暴的男人，就像当年反动派拷打我地下工作者一样，在家里拷打康凤莲。康凤莲被逼不过，以死抗争，喝了敌敌畏。要不是抢救及时，就再也不能来玻管局上班了。后来姬飞请马方向出面调停，付给康凤莲老公两万元了结此事。两万元啊！这封情书可真值钱！
那天老乔告诉我的，倒不是有关姬飞和康凤莲的事儿，也不是我猜想的李小南哭泣的原因。可老乔告诉我的事情，比我获知李小南哭泣的秘密更令我大吃一惊。
老乔将我叫进传达室，反锁上门，从锁着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我正欲伸手去接，老乔却将拿纸的手缩回去，对我说：“你先别急，听我说完再看。”
老乔讲述的是马方向和冯富强。这些天马方向和冯富强过从甚密。接连几天，两人晚上在外面喝酒回来，到楼上办公室呆很长时间，然后一前一后离去。有一天离开局里时已是半夜一点多钟了，老乔睡得迷迷糊糊起来给他们开门。冯富强出门前，随手将一个纸团扔到门道旁边一堆杂物里。他们离开后，老乔去捡起这个纸团。“就是这个纸团！”老乔说着将纸团递我手中。
我将纸团展开一看，是我们玻管局的半页公用笺，最上面有一行红字：“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便笺”。纸上写着局里几十个同志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小括号，小括号里打一个“×”或者“√”。
纸的下半页被斜着撕掉了，所以这份名单已残缺不全。所幸我们办公室同志的名字写在纸的上半部分，除临时工小高和已退休的老乔外，其余十个人的名字赫然在目。
再仔细一瞧，就更有意思了，办公室十个人中，有八个人名字后面打着“×”，只有冯富强的名字后面划了个“√”，而康凤莲的名字后面则打个问号。
局里六个领导的名字，五个被撕掉了，只孤零零留下一个姬飞。姬飞名字后面的括号里也画个“√”。令人费解的是，姬飞和康凤莲之间粗粗地画了条连接线。
马方向科室六个人名字后面，则全部是“√”。
我略一思索，明白了。打“√”意味着这个人会投马方向的票，打“×”意味着不会给马方向投票。康凤莲名字后面问号的意思是：康凤莲会给谁投票呢？连接线的意思是：让姬飞去给康凤莲做工作，将康凤莲的一票争取过来。
姬飞做三玻筹建处主任时，马方向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两人关系一直密切。三玻解体后两人又一起调到玻管局。康凤莲自杀事件后，又是由马方向出面一手摆平。对啦，康凤莲也是从三玻调局里来的，当时她是三玻筹建处的出纳员。
这页纸背后的秘密全部被我“破译”！最后我又发现，在“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便笺”的“便笺”二字上面，用粗粗的炭素笔写着：24∶23。
起初我没有明白这个比例的含义，想了一下，明白了：二十四与二十三之和为四十七。局里四十九个人中，炊事员小高是临时工，无投票权；老乔已退休，也无投票权。有投票权的正是四十七人——“24”是马方向所得票数；“23”则为赵有才所得票数！
精彩！马方向以一票制胜！
无论对于赵有才还是马方向，这一票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票的价值甚至胜过他们所获所有票数的价值！有了这一票，其他的票才有了意义，失去这一票，其他几十票都等于零。
我们不妨将这致命的一票取出，这样赵有才和马方向所获票数比例即为23∶23。将这一票放到赵有才那儿，赵有才所得其余23票立刻闪闪发亮，赵有才获胜；将这一票放到马方向那儿，马方向所得其余23票立刻像二十三个模特儿一样迈着猫步闪亮登场，马方向获胜。
令我感到万分震惊的是，这至关重要的一票，竟是冯富强！冯富强将他的一票投给了马方向！我有点不相信，揉揉眼睛，再看那张纸：冯富强名字后面千真万确打着个“√”。
冯富强的突然叛变，比当年林彪突然坐飞机往温都尔汗跑都令我费解。我当时惊出一头冷汗。同时我又大惑不解，因为我找不到冯富强叛变的理由。
我将纸团揣进衣兜，对瞪着眼睛看着我的老乔说：“我到办公室去了。”说着重重拍拍老乔的肩，老乔立即会意，冲我小声说：“你放心，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个纸团的。”
“谢谢你，老乔！”我冲老乔点点头，低着头向楼梯上面走去。
我首先得搞清楚，冯富强为什么突然叛变？我必须找到其中的缘由！
冯富强与马方向过去并无多少特殊关系，有一次为一件琐事还拌过几句嘴，两人一直比较疏远。而冯富强与赵有才的关系，在局里人所共知，一个字：好！为冯富强的“转干”问题，赵有才不知去市人事局跑了多少回，因为“转干”这项工作当时已“冻结”，在赵有才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像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文学一样“解冻”。那次在“转干审批表”盖下最后一个公章（那张表上总共得盖八个公章），请人事局副局长吃饭时，喝了六瓶“酒鬼”，并给人事局当时请出来的五个人每人两条“芙蓉王”烟，仅烟酒花了三千多元。结账时冯富强对赵有才说：“这顿饭还是我个人掏吧！”他嘴里这样说着，手却没有“掏”的动作。赵有才瞥了他一眼说：“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说着便在服务员递过来的账单签上“赵有才”三个字。当时冯富强讨好地对赵有才说：“赵主任这三个字值钱啊，一个字一千多元呢！”那顿饭共是四千多元。
第二天那家饭店的办事人便拿着发票来玻管局取钱，赵有才在发票上签了一行字：为公事请税务局同志吃饭，请阎局长审批，并亲自拿给阎局长。阎局长在右上角写上“准报”二字，李小南便给那家饭店的办事人开了现金支票。
如果有人问我，玻管局谁跟谁关系最密切，我不假思索就会掰着指头数出这么几对：赵有才和冯富强；阎水拍和陈奋远；姬飞和马方向。指头掰半天，也就这么几对，再还真“掰”不出来了。
而在此之前，冯富强孔席墨突，一直在各科室穿梭着为赵有才拉票，表现出一种“不遗余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因此现在这种突然的变化，我想破脑袋都找不到答案。
冯富强不是康凤莲，没有人拷打他。他也不是建国前夕那个因贪恋美色而变节的地下工作者，马方向显然没有对他施以美人计——因为陶小北和李小南不归马方向领导——即使归马方向领导，马方向也断无能耐派她俩去勾引冯富强。
美色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令人动心——只有利诱了！
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窥探这种变化：马方向提拔了，对冯富强有何好处？并且这种好处应明显大于赵有才提拔后他所能得到的好处。这就好比一个可耻的叛徒，给他二十两黄金时他仍紧咬着牙关，可二百两黄金放在面前，他的牙关松开了。
赵有才若提拔，陶小北当办公室主任，空出这个办公室副主任的位子，冯富强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还有我和李小南。我到局里工作一年来，不露圭角，从不张扬，口碑和人缘都好，加之工作岗位比较重要，又是阎局长一手调来的人。下边已有议论，这个副主任给我的可能性大于冯富强和李小南。何况在行政机关，写材料是苦差事，给个职务鼓励一下，我就又会“任劳任怨”闷着头写几年。如果副主任给我，冯富强这次只能做个副主任科员，并且也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因为还有李小南。
那么马方向上去呢？马方向所在科的副科长接马方向做科长，空出这个副科长位子由谁做？马方向所在科四个科员的面容从我脑海里一一掠过：这四个人无论是工作能力、个人威信以及学历资历等硬条件，在十三个科员中都是排在末尾的。四个人平时处人做事如出一辙，一个神神经经的，一个奇奇怪怪的，一个惊惊乍乍的，一个慌慌张张的，有点像西门庆十大弟兄中的另外四个人：谢希大、花子虚、常峙节、白赉光。因此马方向若提拔，这个副科长也不会从本科产生——阎局长断不至于提拔一个“白赉光”做我们玻管局的副科长，这样就会从别的科选一个人过来做这个副科长。
我的心“咚”地一跳：若马方向提拔后，竭力举荐某个人呢？马方向本身已成为局领导，在局务会上有了发言权。马方向又与阎水拍好，同时还与姬飞好。姬飞又与余宏进、朱锋总是保持一致。而提拔的又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副科长——可以肯定，马方向竭力举荐谁，谁就会成为这个科的副科长！
就像那张名单上将姬飞与康凤莲的名字用连接线连起来一样，当我将马方向与冯富强的名字用连接线连起来时，答案找到了：马方向举荐的这个人就是冯富强！
我恍然大悟——我解开了一道多么难解的题！我茅塞顿开——我找到了冯富强叛变的全部理由！
冯富强将票投给马方向，他担任业务一科副科长的可能是百分之百；投给赵有才，他做办公室副主任的可能是百分之三十，做副主任科员的可能是百分之五十——这个聪明的家伙理所当然舍弃了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五十——傻瓜才不这么干呢！
人是怎样的一种东西？
人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为一点儿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为做一个副科长，或者副主任科员，他们就会出卖自己！
冯富强毫不犹豫地背弃了赵有才，出卖了自己。鱼在河呢？
冯富强的叛变，迫使我也得做出新的选择：何去？何从？
就像当年那些被我军围困的国民党军将领，要么负隅顽抗，要么起义投诚。又像当年胡适、陈寅恪那样的饱学之士，要么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了，要么跟共产党留在大陆。
由于某一个细节的疏漏和变化，改变了整个战局的范例，古往今来，不胜枚举。冯富强就是我们玻管局目前所面临的这场战役那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冯富强若是棋盘上一个神出鬼没的棋子，这个棋子这么一挪动，就封死了赵有才前行的道路，改变了赵有才一生的命运，而这个长着两条细长腿的蠢家伙却还蒙在鼓里呢。就像当年的项羽一样，全军覆没之际尚跟美人虞姬在帐中玩乐呢。赵有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很快就要拔剑自刎了！
对我来讲，现在面临一个跟着项羽走还是跟着刘邦走的问题。
我将我的一票投给赵有才，仍改变不了24∶23的局势（我那一票原本就被计算在赵有才的23票中）。我将我的一票投给马方向，对马方向亦已无关紧要。我的一票不过是锦上添花，冯富强的一票才是雪中送炭！一票与一票，竟有如此大的差别！难怪古代打仗的时候，谁立了头功，就会获得重重的奖赏。
由于赵有才的迟钝和无能，（或者是马方向太狡滑了！）导致了我们办公室这个最重要科室的整体失败。一个可以有十个人投票的科室，被一个只有六个人的科室击败，是赵有才的耻辱，也是我们全科室的耻辱！
赵有才同志啊，你干什么吃的去了？枵腹从公去了？嘤鸣求友去了？像李白那样写诗去了？“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马方向若跑在你前头，看将来谁会在玻管局的“楼上愁”？或者是像我和陶小北那样，跑红海湖玩去了？我游山玩水是因为我置身事外，而你却大敌当前，岂可有一时一刻的松懈？要么就是睡觉去了？清道光年间，陕甘总督杨遇春入京游览卧佛寺，写一首打油诗：“你倒睡得好，一睡万事了。我若陪你睡，江山谁人保？”将这首诗套用一下，由我来写给赵有才：“你倒睡得好，一睡丢官了。我若陪你睡，前途在哪找？”
我对赵有才不仅满腹牢骚，而且心生怨恨，甚至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你这个赵有才，简直像当年失街亭的马谡一般，坏我大事，该杀！马方向若是苏秦，去别的科室游说来一票；你赵有才就应该是张仪，紧咬着他也游说来一票。他若敢像苏秦那样身挂六国相印招摇，你就身挂八国相印过市！最后你俩大战多少个回合平分秋色后，你还应该比马方向多出四票才对——因为你的科室比他的科室多出四个投票者！
可现在，你竟连老窝都让人家端了！马方向就像当年那些神出鬼没的敌后武工队，大天白日之下就去敌人据点里救出一个革命同志。而你赵有才却像一个蠢笨的伪军哨兵，端着一支长枪在据点门口走来走去却浑然不觉！
赵有才与马方向之争中的失败，导致了我和冯富强之争中的失败；（我和冯富强争过吗？）赵有才原地踏步，导致陶小北和我原地踏步。我现在只能去和李小南争那个副主任科员了。就像当年一名端着枪的游击队员，正向甲山头冲锋，已冲到半山腰，突然接到命令，又退下来向乙山头冲锋。或者又像那种夜晚行军的突击队，正向甲地急行军，快到甲地了却又接到命令，原路退回去向相反的乙地急行军，累了个贼死还憋着一肚子气。
我作出了一个令我自己都有点震惊的决定——我决定倒戈，将我的一票投给马方向！
我继冯富强之后背叛赵有才，不仅是因为我怨恨他，而是我对自己今后在玻管局发展方向的一次理性调整和战略选择。我相信，事实将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马方向这一步踏在赵有才前头，赵有才憋足吃奶的劲儿再难撵上。对我来讲，马方向已比赵有才更重要！我投给马方向这一票，即使当下不能博取他的欢心，但仍有亡羊补牢之效。而我若将这一票投给赵有才，对赵有才起不了任何作用，马方向今后却一有机会就会用脚踩我！
在行政机关工作，最可怕的不是领导当面批评你，而是暗中踩你，那种滋味有多难受，我至今仍有切肤之痛——我曾被袁长印踩了十年！
我将这一票投给马方向，比分就会变作25∶22。这飞来的一票马方向是没有想到的。这一票是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方向就会像人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一样，追寻这一票是从哪里飞来的。很快他就会搞清楚：这一票是一个名叫“鱼在河”的同事隔山隔水投给他的。
在我们玻管局进行的历次民主测评中，被测评者不仅能很快获知自己得了多少票，并且能准确地知道是谁给自己投了票！有一次搞测评，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坐镇，并且一测评完便像抱着一个佛龛一样将那个投票箱抱走了，然而那次测评的结果还是很快让被测评者获知。即使是苏联解体前的克格勃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中情局，也没有我们玻管局这些看上去其貌不扬、极其平常的同志获取情报的能力强。
获知冯富强叛变，我虽有过震惊（当时思想没拐过弯来，拐过弯来我就不震惊了），但并没有对他不齿。怎么会不齿呢？为什么要不齿呢？用如下四句话给冯富强画个像：眼大善观风察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捞取名利，腿软好屈膝磕头。这也不正是我鱼在河的画像吗？我不是已变作深海的一只海参了吗？我不是已变作北美或南亚丛林中的一只动物了吗？跑那么远干什么？我们紫雪市有骆驼，我其实只要变作一匹骆驼就行了。我这匹骆驼的含义不是指人们通常对沙漠之舟“艰苦跋涉、任劳任怨、挥洒汗水”之类的评价，而是指骆驼的外形。我曾仔细观察过一匹骆驼，它竟是那么多动物的一个组合：兔鼻、牛蹄、马耳、鸡腿、狗肚、鹿脖、猪尾、猴背、羊头、虎胸、鼠牙。如果我变作这样一个东西，谁能再识破我的庐山真面目？阎水拍能识破？还是余宏进和朱姬牛能识破？包括有一双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以及无所不能的观音菩萨，也难以让我现出本相。
我不但要在外形上千变万化，还要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见机行事，伺机而动，当机立断。这次果断背弃赵有才，投奔马方向，就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机”。那些古书古训总是告诫我们，读书人应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应该讲礼义，守气节，知廉耻。像于谦，烈火烧身也不怕；像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可我既不是于谦，也不是文天祥，我只是玻管局的鱼在河！那些古书古训古人离我太遥远了，离我近的是阎水拍、赵有才和马方向。我又不给于谦和文天祥投票，我只给赵有才和马方向投票。况且读书人有什么了不起？读书人算些什么东西？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尤其算不上什么东西！诚如杭州那个卖柑者所言：“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剖其中，干若败絮”。读书人真没什么了不起。相传元代曾把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列为第九等，位居娼妓之下，乞丐之上。既然读书人只是这么个位置，当然可以像娼妓那样无所顾忌地“卖”，像乞丐那样不择手段地“讨”了！
背弃赵有才，我没有丝毫的内疚。我只是感到遗憾：我怎么比冯富强这家伙迟钝了一点？晚走了一步？
马方向也曾“争取”过我，我现在才顿然回忆起了和马方向之间的点点滴滴。这两个月，马方向见了我明显比过去热情了一些。有一次我俩上楼梯，他在前边，我在后边，他扭头看见了我，就停下不走了，一直含笑看着我，等我上来和我一块儿并肩走，并热诚地向我“问寒问暖”。还有几次在卫生间碰面，他一边洗手一边找着和我说话。有一次我向卫生间走时，他已洗完手准备出门，可我出完恭走出来，他还在洗手池边磨蹭，我洗手时他便笑着问我孩子多大了。听说我孩子在市第一幼儿园时，他就说：“是吗，我爱人在那儿当园长呢，以后有啥事你给我说一声。”后来有一天，柳如眉告诉我，我儿子班里有一个小霸王，常欺负我儿子。他主要是要求我儿子趴下做一匹马，他来做骑手。有时他还会扭住我儿子耳朵不放，说我儿子的耳朵是马耳朵。有一次柳如眉提前去“侦察”，果然看见那孩子正骑在我儿子身上并使劲扭他的耳朵。她上去不假思索便在那孩子后脑勺上击了一掌，然后心疼地揉着儿子红肿的耳朵吧嗒吧嗒掉眼泪。柳如眉回家后给我说起这件事，又吧嗒吧嗒掉眼泪。她对我说：“我又不能天天去那里守着，可我想到宝宝被人欺负，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难受。你快设法找一下园长的关系，给咱儿子换一个班！”柳如眉这样说时，我突然想起了马方向在卫生间说过的话，第二天上班就去找了他，他很快办妥了此事。换班的第一天回家，便见柳如眉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因为有园长撑腰，儿子在新班里受到老师特别呵护。柳如眉眉开眼笑对我说：“我去接儿子时，他正将另一个孩子当马骑呢！”我批评柳如眉说：“看你这人，咱儿子不能被别人骑，咱也不能去骑别人！”柳如眉小声嘀咕说：“我也知道是这样，人家那个被骑的孩子也有妈妈呢！可我当时看咱宝宝骑那个孩子时乐得小脸笑成一朵花，还是有点高兴。站着看他骑了一小会儿，才将他拖起来。”接着她又说：“反正我一想到宝宝以前被人家骑了很多次，心里就想，让他多骑一骑别人吧！宝宝骑人家一次，我就觉得他以前被那个坏孩子少骑了一次，心里就好受了一些。”
马方向本已对我投之以桃，我却没有报之以李。孩子转班的事办成后，我只是到他们科里对他说了一声：“谢谢马科长，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呢！”马方向当时笑着对我说：“这你就见外了，谁让咱们是同事呢！尼克松说过，什么是危机？就是在危险中寻找机会。按照尼克松这种说法，什么是同事？就是遇到难办的事同去想办法！我以后遇到难办的事情，说不准也得去找你‘同’想办法呢！你是咱局里公认的笔杆子，以后说不准真有用得着你的时候呢！”马方向这样说的时候，友善地望着我，目光温暖极了。接着他又说，“刚才我在阎局长办公室，阎局长一边审阅你写的一份汇报材料，一边表扬你呢，说你写的材料就是有高度。阎局长笑眯眯地抬头对我说，这个小鱼，一写材料就表现出一种大气，真是下笔如有神啊！小鱼平时与同志们相处怎么样？阎局长这样问我。”马方向说到这里，拍拍我的肩膀，当时办公室恰好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拍拍我的肩膀后，又赞赏地看着我说：“我当时对阎局长说，小鱼这个同志，做人也有一种大气呢！与同志们相处都很不错，连老乔都念他好呢。”听马方向这么说，我有点不好意思，谦逊地说：“马科长过奖了！可我还是要感谢马科长，替我在局长面前说了好话。”马方向说：“这是应该的嘛，我并没有说瞎话嘛，你确实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同志！”马方向说着又拍拍我的肩，仿佛他这一肯定，我就确凿无疑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同志了。
那天马方向亲热地和我说了好一会儿话，临末了还又体贴我。他当时像阎局长笑眯眯地看着那份材料一样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这两天写材料又熬夜了吧？要注意身体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人家一个在局里举足轻重的老科长，对你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干事如此看重，又给你办事（帮孩子转班），又鼓励你（材料写得好），又给你添言（做人也有一种大气），又关心你（要注意身体），关键时候你却没有丝毫回报的意识，人家遇到“难办”的事情你却不“同”去帮忙，你鱼在河是不是缺心少眼？
从这件事我得出的教训是，我必须再灵醒一点儿！再机敏一点儿！仅靠学一下结巴远不能铺平前进的道路，实现我的既定目标。在玻管局工作，我得像猎犬一样时时竖起耳朵，一有风吹草动就刷的一下冲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冲在冯富强甚至马方向前边！一步错了好挽回，步步错了来不及。在赵有才和马方向之间，我只能选择马方向——跟着马方向，我在玻管局才会有方向！
这就是袁长印教给我的生存法则。当一个人的血变冷之后，这个世界在他眼里就成为了一个“动物世界”。如果我是一条力气尚小的小狗，看着两条体格健壮的大狗厮咬后，理所当然应摇着尾巴跟那条获胜的大狗走！临走前还要“狗假狗威”，向那条被咬伤后躺在地上舔伤口的大狗“汪”地吠一声。即使这条斗败的狗眼里流出忧伤的泪水，我也不会因此同情或者怜悯它，而会在心里说：“你去死吧，你这没用的东西！”
第十五章
第一轮比赛中，我落在了冯富强后面。
我的竞争对手当然不是李小南，我若放过冯富强这个凶恶的敌人，而去和李小南争那个副主任科员，正中了冯富强的奸计。
况且李小南这个女孩子够可怜的了，我和她争什么？不需要争她已经出局。
老乔给我纸团的第二天，我发现李小南一上午坐在办公桌前发呆。眼圈周围虽然淡淡扑了粉，可仍明显看出她那天晚上回家后又哭过。正像古诗里写的：粉污痕犹在——也许她整整哭了一晚上呢！瞧那样儿，像李清照描述的：香冷金猊，起来慵自梳头；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小南这副可怜巴巴“凄凄惨惨戚戚”的模样儿，使我不禁心生怜惜，想起李白那首诗：“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李小南的老公在千里之外的部队当营长。这个营长也真舍得将这么一朵花儿放家里，让她一个人伏在枕边无助地哭泣。
那天上午快下班时，赵有才让李小南和他一起去阎局长办公室。过去只要赵有才带她去阎局长办公室商量财务方面的事，话没说完她就跟着去了。可那天赵有才话说完了她却无动于衷，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赵有才有点奇怪，催她。一向如小羊羔般温顺的李小南竟硬邦邦地说出两个字：“不去！”
“为什么？”赵有才岂止是奇怪，简直有点惊愕了。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去！”一脸愕然的赵有才只好一个人去了。赵有才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后，阎局长夹个小包下班回家，经过大办公室门前时，李小南盯着阎局长的背影看了一会儿，待阎局长走远后，竟“呸”地向痰盂里吐了一口唾沫。
这些细节被冷眼旁观的我看了个一清二楚。
我已像李铁梅那样猜出了几分：局长向她伸出了手，要一样东西，她没给，局长于是难堪地缩回了手。局长缩回手时一定很羞愧，因为局长一般是不向别人伸手的。反过来讲，局长一旦伸出手，那就不能缩回去，要什么，就得给什么！李小南现在没给，局长一定老羞成怒。我断定李小南没戏了，用不着再和她竞争。
因此，我必须盯紧冯富强，虽然冯富强已稳操胜券，但我还是想和他一搏！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某位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名言。我大学毕业时已搏过一回，以失败而告终。调玻管局后我绝不能再失败，我必须取得胜利！大的胜利是由小的胜利累积而成，我不能放弃每一次微小的胜利，哪怕已经没有希望，我也要全力以赴去争取，不，去博取——以至去“搏”取！
只有背水一战，才有可能绝处逢生！尼克松说得多么好！危机，就是在危险中寻找机会。现在我面临着调到玻管局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危机，我必须在这场危机中找到机会！
人常说，机遇，稍纵即逝。稍一放松，就会与你失之交臂。好比你在大街上的人流中发现了一个美眉，和你迎面侧身而过时，你若只是感慨她的美丽，继续向前走，就会终身再难与她相逢，当然也就永远失去了与她相识的机会。而你与她侧身而过时，若当机立断，折回身跟着她走，她去哪儿，你跟哪儿。她走进商店，你跟进商店；她买一管口红，你就装作要买一把剃须刀；她拿口红在小嘴上涂一涂，你就拿剃须刀在老脸上剃一剃。一边剃一边还可以趁机将脸像电风扇那样转来转去观察她。她从商店出来走进书店，你也尾随她走进书店。她买一本小说，你就买一本散文。她拿着小说边走边看，你就拿着散文边走边读。突然眼前的倩影不见了。哪儿去了？原来此时已来到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门前，她推门从楼里进去了。你也赶快推门进去，问一问传达室的老乔头，就会获知刚上去的那个妮子叫陶小北，你只要知道她的名字和她的工作单位，就有可能和她相识，甚至有一天会成为好朋友，骑一辆摩托车去红海湖玩呢！而你若在大街上的人流中与她失之交臂，再想找她时去哪儿找？她那张俏脸一闪就不见了，再要找她无异于在红海湖的灌木丛中空手去逮一只兔子，累死你能逮着？
因此我不能丧失这次机遇！虽然局面已是如此不堪，甚至我在这个回合中注定要败给冯富强，但我仍要全力博取！当然我现在不能去找马方向，我惟一的一线希望，在阎水拍，我得设法去争取阎水拍！
我决定去给阎水拍局长送礼。
其实我早该去看看阎局长了。人家力排众议将我调进来，我却一直没有去看他。这次去看他，恰好这是一个由头，一个说法。我可以这样对他说：“阎局长，您调我进来这么久了，我都没来看看您，其实我早想来看您了，可我又缺乏勇气。我怕您批评我。您会说：‘你这个小伙，拿这么些东西干啥？心思要放在工作方面，不要搞这些歪门斜道。’您如果这样说，我会多么无地自容啊！局里一些同志对我说，阎局长最大的特点就是正直，千万不敢去给他送礼，那老头儿倔着呢，说不准会将你带的礼品从门里扔出去呢。这样我就更不敢来看您了，一门心思把精力用在工作上，生怕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现在一年时间过去了，我在工作方面能给阎局长您一个交代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得来看看您，否则我内心里始终会有一种不安，好像我是一个不懂得感谢别人的小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阎局长您给我的何止是滴水之恩？在局里工作这一年您一直爱护、不！您几乎是在呵护着我！所以我必须来看看您！我来看您其实并不是为了看您，而是为了给自己的内心一个交代。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哪怕您戗我几句，我也必须得来，否则我这一生都会瞧不起自己的！”
我将“腹稿”打好后，便去商店买了两条软中华香烟，两瓶五粮液酒，在我们玻管局印制的一个小信封里装了两千元钱。我对自己这份礼的“轻重”安排比较满意：这份礼价值三千多元。以我的身份和我的收入情况，送太重的礼局长会有负担；送太轻的礼也不妥，让人觉得你有点轻视局长。其实我这一份礼是当做两份去送的：两条烟两瓶酒，是对局长调我进来的感谢。两千元钱则是为以后铺路，希望局长能时时“呵护”着我。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特意去银行换了二十张一百元的新币。将那一沓崭新的钱装进小信封时，我有点心疼：毕竟这是我近十个月的工资啊！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二百多元。我给有病的老父亲看病买药的钱，也从没有一次给过这么多，也就是一百元二百元，最多一次也只有三百元。可给这老家伙一次就是两千元！只有过春节爷爷给孙子的押岁钱才是新钱，我既然给阎水拍新钱，他就成了我的孙子！我心里这样想着，竟觉得舒坦了一些，看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挺管用的。
阎局长家没有在我们玻管局那栋“年龄”与这栋办公楼相当的陈旧的家属楼里住，而是住在市水利局一栋家属楼里。阎局长在县里作县委书记时，水利部门在那个县上马建设一个大型水库，水库建成的同时，这栋漂亮的家属楼也建成了。因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县里给了水利部门很多优惠条件，所以这栋家属楼里有两套房子是奖给阎局长和当时与他搭班子的那一任县长的。
给我开门的是阎局长的爱人。面对一个差不多与我一般高且十分壮实的女人，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这个女人个子也太高了，高且宽。刚敲开门时，阎局长爱人见是一个陌生人，脸上瞬间掠过一丝不耐烦的神情，并有意用活像一只甲鱼一样宽大的身躯将我挡在门外。可她随即低头瞥见我手里拎着的东西，脸上立即多云转晴——仿佛她脸上设置着一个气象台。再抬起头来看我时，已像陶小北看我那样笑颐如花——气象台瞬间又变作我们紫雪市新建的世纪花园——各种鲜花在园内争奇斗妍。
此时阎局长爱人已闪开身子将我让进家门，并像一个娴熟的导游一样，领着我穿过宽大的客厅，又穿过餐厅，将我带进阎局长会客的书房。果然书房宽大的写字台前坐着一个小老头儿。写字台太大，将阎局长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不明情况的人还以为这家的小孙子在爷爷的写字台前淘气呢！
阎局长爱人轻掩上门，我就像一颗西瓜一样溜到沙发上坐下，将手里拎着的东西顺势放在沙发脚下，抬起头来满脸堆笑地望着阎局长。
我当时突然想起一个有趣的送礼故事。这个故事的标题叫《收》。有一位领导，收礼时有一个绝招，在手心上大大写一个“收”字。送礼的人来了后，他便坚决地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喊：“不收！不收！快拿回去！”即使送礼的人怀里揣着一个微型录音机，录下的也是“不收”的声音。后来事情败露在这位领导自己的疏忽：他去上班时忘记洗手了，恰好那天开大会，他在主席台上一边讲话，一边伸出手不停地做手势……
我们阎水拍局长当然不是这位领导，手心里并没有写着这样一个“收”字。我当时一落座，像小学生背书一样将打好的“腹稿”背诵给阎局长听。在我背诵的时候，阎局长脸上像家家户户过春节一样，一片喜悦祥和之色，丝毫没有流露出准备将我带来的东西甩出门外的蛛丝马迹。只是待我背诵完后对我说：“你这小伙，来坐坐就行了，带东西干啥？”转而他又说：
“小鱼你不口吃啊！”
我心里暗暗叫苦，一门心思背“课文”，把自己有点结巴这个毛病忘记了，那么长一段话流利地从口里一涌而出，连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把在袁家沟中学讲台上的那点儿看家本领全使出来了。可阎局长却不是袁家沟中学的念书娃娃，那些憨厚的娃娃即使我偶尔讲错，也不会像阎局长这样当面挑毛病。
我当时急忙回答阎局长：“怕您批评我，一着急把口吃的毛病给治好了！”
接着我又向阎局长解释，我口吃的毛病原本是轻微的，并不十分严重，所以有时候不易察觉。自己注意一点，别人有时还真听不出来。
我这样说着，已将目光移到沙发对面的墙上。墙上挂一幅巨大的字，是本省一位著名书法家的真迹。笔力遒劲，但内容却不新鲜，是毛主席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阎局长见我看这幅字，也将目光转向这幅字说：“我喜欢主席的诗词，文化革命中主席的一本诗词我都能背诵下来。可我为啥单选这一首挂在墙上呢？小鱼你看出点儿名堂来没有？”
我将那首诗又看了一遍，目光最后落在“水拍”二字上，高兴地说：“阎局长我看出来了，这首诗里嵌着您的名字呢！”我这样说时，突然想起那天与陶小北在红云山看到的那几幅嵌名赠妓联。这么一联想，心里当下乐了：莫非阎局长也是个“青青”、“玉珠”或者“雁菱”？这一乐，没有忍住，险些儿扑哧笑出声。我忙以手将嘴巴捂住，将笑声捂回去。
此时阎局长的目光还在那幅字上，没有看到我以手捂嘴的情态，反而表扬我：“小鱼你就是聪明，到底是大学生，别人就不能一下看出这一点来。有些同志来了几次，我问他，他都看不出来。”阎局长这样说着，将目光从那幅字前移开，重新落到我脸上。
我当时脸上挂着笑，用柔和的目光迎接着阎局长的目光，心里却在想：“有些同志”是谁呢？莫非是冯富强？难道这家伙又跑在我前头了？如果真是他，他已“来了几次”，我却是第一次来！阎局长这话里有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呢？我心中有点忐忑不安起来。
此时阎局长却又已将目光移到那幅字上，在转椅里轻轻摇着身子对我说：“不过小鱼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句诗里嵌着我们兄妹四人的名字呢！我大哥叫阎金沙，我弟叫阎云崖——这名字挺有诗意吧？我妹叫阎暖。”
“小鱼，你喝茶。”阎局长这样说着，起身去卫生间了。这次我可没有忍住，趁书房没人，我用双手捂着嘴不出声地美美笑了一场，笑得腰都打颤，肩头不停地耸动。并且一边笑一边看嵌有阎局长兄妹四人名字下面那句诗。若阎局长兄妹四人将名字嵌在下面这句诗里，那才有趣呢——阎大渡、阎桥横、阎铁索、阎寒——若阎局长妹妹叫阎寒，这女人保准嫁不出去！谁敢娶一个“冰箱”回家呢？还不把人冻死？
阎局长从卫生间返回书房的时候，我刚敛去脸上的笑容。然而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我刚才笑得太厉害，将塞在裤兜里那个装钱的小信封笑出来了。笑的时候我的腰一直在打颤，颤一下，信封向外挪动一下。待阎局长进来刚坐下，那个小信封像是欢迎他似的，啪地落到了地板上。
猝不及防遭此变故，我的脸刷的红了。可我很快见机行事，来个顺水推舟，将信封抓起来，颠着小步跑到阎局长写字台前，顺手拉开靠我这边的一个抽屉，将信封啪地扔进去，然后赶忙将抽屉合上，并以一只手紧紧捂在抽屉外面，生怕阎局长拉开抽屉将信封取出来扔给我。
我当时脸上的红晕尚没有褪去（这是一层多么恰到好处的保护色啊！说明小鱼这个小伙是初次送礼，像一个处女初次破身一样极不老练），结结巴巴地（我又结巴了）对阎局长说：“不好意思，不成敬意，一点小意思，聊表寸心，阎局长您千万别批评我，那样我会很难受的！”
见阎局长并没有拉开抽屉训斥我一顿的意思，我才放开捂在抽屉外面的手，退回沙发上坐下。不过我在拉开抽屉那一瞥间，却发现了两个细节：一是抽屉里放一盒“男宝”；二是抽屉里还有两个印有玻管局字样的显然也是装着钱的小信封，一个和我的差不多厚，一个则比我的厚得多——莫非是冯富强这个家伙真已走在了我的前面？或者是赵有才？马方向？
如果真是冯富强捷足先登，我今天来看阎水拍局长更是十分明智的决策！倘若我和阎局长达不到那种“鱼水之欢”的亲密程度，达不到那种“你在河里游，我在水中拍”的融洽程度，我在玻管局绝无出头之日！冯富强永远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鱼在河头上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压一块石头还好，万一这家伙将狗子压上来呢？那还不随时拉屎撒尿？如果有人将屎尿拉你一头一身，你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突然又想起那个小信封从我裤兜里自己溜出来的细节，心想：真是钱撵钱哩！打麻将牌时，赢家身边已放下一堆钱了，钱还往他那儿跑。看来生活中也是这样，谁钱多，钱就爱往谁那儿跑。阎局长那个抽屉里有很多钱，我的小信封便从裤兜里跑出来，急急忙忙往那儿跑。所以不是我给阎局长送钱，钱本身就是阎局长的！我只是做了一次好事，像雷锋那样，拾金不昧——我从阎局长家地板上将两千元的“金”拾起来，没有“昧”，站起身走过去拉开抽屉给人家塞进去……
从阎局长家出来，向我们玻管局大楼走去时，我想了许多许多。送点儿礼有什么好羞愧的？为了实现我心中的理想，为了不让袁长印、冯富强这样的人在我头上拉屎撒尿，（说不准哪一天我会在他们头上拉屎撒尿呢！）也许更下作的事情我都会做出来呢！我早已是一个具有了远大理想的同志，我必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锤炼自己这种“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精神！即使不能像当年的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至少也要像那个巧舌如簧的苏秦：“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苏秦用锥刺伤自己的大腿，是为了取“卿相”之高位，而我鱼在河仅是为了当一个玻管局长进而成为紫东县委书记。与苏秦的志向比起来，要低多少呢！难道我连这样一个目标都不能达到吗？
我必须达到！在华灯初上、人流如潮的紫雪大街上，我目光如炬地向玻管局大楼走去——有谁能阻挡这个同志坚定不移踏向理想彼岸的脚步呢！
我去阎局长家看望他一周之后，局里进行了民主测评。
民主测评一个月后，市里的任命文件下来了。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马方向不是任总工程师，而是任副局长！
除过阎水拍局长（也许还有马方向），局里再没有人能想到，竟会是这样的安排！
阎水拍局长这一手太老辣了！这等于将朱锋、姬飞、牛望月脸上又扇了一巴掌。阎水拍局长也许在心里这样说呢：让你们再跟我闹别扭！让你们再当凡是派！跟我作对没有好下场！我老头子快退休了，你们可还年轻着呢！
陶小北悄悄告诉我，朱锋将新名片都已印好了。那天她从五楼楼道里经过，见朱锋一边掏钥匙开门，一边扭着脑袋瞧着她笑。一边笑一边点头，一边点头一边就从门里进去了。因他始终扭着脑袋，目光始终专注地依偎在陶小北姣好的脸上，扭着的脑袋进门时都没有“正”过来，所以掏钥匙时带出一个白色的小片，他也没有发现。朱锋将门闭上后，那张小纸片在空中像雪花飞舞一般撒了一会儿娇，落到陶小北脚边。她将小纸片捡起来，竟是一张崭新的名片，上面赫然写着：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朱锋
陶小北当时捡起名片瞧了一眼，已举起一只手欲敲朱锋的门，可她的手举在空中却停下了。她看着名片略一思忖，将举起的手放下来，向前走几步拐进卫生间，撕碎名片扔进垃圾箱里，才向三楼的办公室走去。
陶小北告诉我此事后，停了一下，又自语道：“不知姬飞和牛望月印好了没有？”小北一边说一边叮嘱我，“此事不可告诉别人，朱锋知道脸上会挂不住的。”
在市里那份任命文件上，阎局长粗粗批了一行字：局领导阅毕请各科传阅。待这份文件传阅到我手上，已是一周以后了。我看着那份任命文件，心里暗自庆幸：我当初弃赵投马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啊！
我们局的领导班子终于由双数变作了单数，他们分别是：阎水拍局长，余宏进副局长，陈奋远副局长，马方向副局长，朱锋纪检组长，姬飞行业工会主席，牛望月总工程师。
有人私下开玩笑说，这下我们玻管局成“动物园”了——七位局领导里有四位是“动物”：马、朱、姬、牛。
科级干部的民主测评是在马方向副局长任命文件下发的第二天进行的。因科级干部的任命由局里掌握，民主测评一周后，局里就下发了红头文件。果然不出所料：冯富强做业务一科副科长，我任办公室副主任科员。李小南不仅没有向前走一步，反而向后退了一步——由出纳员改任打字员！出纳员则由康凤莲担任。
李小南被向后推了一掌，出乎局里每一个同志的意料。阎水拍这老头真下得了手，难怪局里有人私下说他是只“笑面虎”。
有人私下猜测，让李小南干打字员，是堵通信员小胡的路。谁让你小胡是余宏进的亲戚呢！再去抹桌子提水吧。只有我心里明白，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惩罚李小南呢！打字员这个岗位虽然几个工勤人员眼巴巴盯着，可干部谁愿意去干呢？做打字员，对小胡是荣耀，对李小南则是耻辱！阎水拍这样羞辱李小南，也不怕那个营长从千里之外赶回来给他一枪。
李小南接连三天没来上班，第四天走进办公室那个目光如盼的俏佳人，我当时差点儿认不出来。我原以为李小南一定是红肿着双目，甚至会有点蓬头垢面，至少也是“敛黛凝愁色”。可恰恰相反，她却是“施钿耀翠晶”——比我第一次见她时还光彩照人！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我当时将站在门口的李小南看了看，又将办公桌前的陶小北看了看，突然发现这俩妮子哪儿有点像。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陶小北，李小南，你俩不是姐妹吧？我怎么看你俩哪儿有点像？”
我这样说时，李小南已坐到她办公桌前。她笑吟吟地抬头对我说：“看着像就是姐妹？鱼在河你和毛宁还有点像呢！莫非你和毛宁就是同胞兄弟？”李小南一边这样打趣我一边扭头问陶小北：“小北你说鱼在河是不是有点像毛宁？”
陶小北抬起头笑着看看我说：“就是有点像！”
这姐俩一边挤对我一边笑。我当时突然想起那位说我有点像“庞中华”的副县长。心想：这一生我已做了两次名人了（毛宁、庞中华），我如果再写一部小说，别人会不会又说我是王跃文呢？其实我并不想当毛宁、庞中华或者王跃文，我只想当一个杨远征（当时的紫东县委书记），或者惠五洲（当时的紫雪市委书记）。
那天我对李小南良好的精神状态有点惊讶，莫非她也像我一样，学会了置换爱恨？越是痛恨一个人，越是向他甜蜜地笑。那她心中的“袁长印”是谁呢？当然是阎水拍！她心里不知怎么恨这个老家伙呢！
我发现陶小北和李小南对我都很好。陶小北常常护着我，有时甚至不经意间给我撒撒娇。而李小南也并不讨厌我，流盼的目光偶尔与我的目光相触时，也会露出一丝柔情。她那天说我像毛宁，其实最早说我像毛宁的是柳如眉。新婚之夜，柳如眉紧紧搂着我光滑颀长的身体说：“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有点像毛宁，虽然你没有毛宁那么英俊，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像，尤其是举手投足有一种优雅。”我当时也喜欢一个姓毛的——毛阿敏。于是我也信口胡诌，对柳如眉说：“我觉得你有点像毛阿敏，至少也像个刘晓庆。”其实柳如眉既不像毛阿敏也不像刘晓庆，跟张瑜和陈冲也差得很远，可她听了还是十分舒坦地笑起来，并一边吻我一边说：“真的？”我那时就发现，女人和男人在对事物的认知上有本质的不同。如果有人说我像王志文，我会立即回答：“瞎说，我哪像他！”因为事实上我根本不像王志文。若我是一颗西瓜，王志文是一颗甜瓜，你对我说：“西瓜像甜瓜！”我肯定会反驳你，因为小孩子都知道西瓜不像甜瓜。可女人却不是这样。若柳如眉是西瓜，毛阿敏是甜瓜，你对她说：“西瓜是甜瓜！”她就会眼睫毛一扑闪惊喜地问你：“真的？我是甜瓜吗？”
陶小北和李小南之间，我当然更喜欢陶小北。可若让我选一个去追求，我却会首选李小南。李小南老公在千里之外，她容易产生那种“闺中寂寞”。有时我看着她竟有点可怜，因为她有时真像一个“怀春的少女”。而且追求李小南，会产生声东击西一箭双雕之效。若我和李小南之间表现出一种亲昵，就会被陶小北察觉。察觉后她就会有点生气。若我是一根玉米棒子，陶小北原本并不准备啃，现在看李小南啃得津津有味，陶小北便会有一点点嫉妒和好奇，于是也便会产生啃一啃的冲动。战争年代，陈赓和粟裕善于使用这样的战术：派几个纵队佯装要攻打甲敌，可急行军几夜后，却突然折回身直扑乙敌，结果一口就将乙敌吃掉了。而我佯攻李小南，目的却是为了吃掉陶小北。
当然这些战术我一直没有付诸实施，那是因为我既定的“三大战役”的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在玻管局这一年，我只干成个副主任科员，离战略目标的实现还相距甚远。如果我背离大的战略目标，却在战术上玩些小花样，比如派出一个侦察排在陶小北和李小南之间玩那种小的穿插，必然影响既定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我只能忍痛割舍这两个小蹄子，却去与阎水拍那个毫无趣味的老家伙周旋。
这些小蹄子喜欢我当然与我个子高有点关系。我身高一米八，并且像一棵树一样端直且粗细适宜。既不太胖，像个胖洋芋；亦不太瘦，像根细萝卜。女孩子喜欢这种体形的男人。包括阎局长也认为个子高不是一件坏事。那天我从他书房出来，从他家客厅穿过时，阎局长个子很高的爱人和个子很高的儿子礼貌地从沙发前站起来。阎局长送我出门时以手指着他儿子对我说：“小鱼，你看我的品种改变了吧？我当初一眼看中老郑（指他爱人），就是为了改良品种！”
这里就需要使用辩证法了。阎水拍局长个子低固然是一个缺陷，但同时也是一个优点。因为我发现杨远征和惠五洲个子都和阎水拍差不多高。有一次省长来我们紫雪市检查工作，在电视新闻里出现时，和惠五洲活像一对双胞胎。当时他们正在杨远征那个县检查工作，哥仨站在一起指手画脚，就像农村的弟兄三人在商量给谁先娶媳妇。
况且我个子高又怎么样？我还不得天天在阎水拍面前缩着肩弓着腰？人这种东西真是有趣得很！阎水拍喜欢我目标小一些，我就在他面前尽量往小缩。陶小北、李小南喜欢我端直一些，我便在她们面前戳成一棵树干，想让她们像藤蔓一样攀援上来。
不过有一点我和阎局长倒是共同的。个子高的人一般心劲弱，可我个子高，心劲却一点儿不弱，这一点像阎局长。阎局长整人一点也不手软，我鱼在河心里也常有一些恶狠狠的念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进玻管局的那天起，我就跟在阎局长后面亦步亦趋，将阎局长的做人处事方式奉为圭臬，现在看来我鱼在河真是有一双慧眼呢，阎局长做我人生的导师当之无愧。我现在越来越“像”阎局长了，对待各色人等，也能做到“面容很和蔼，握手很给劲；待人很亲热，语言很甜蜜；做事很厉害，心里很毒辣。”真的，我现在和人握手时在“给劲”这一点上做的很到位，瞬间就将热情、体贴、友好、温暖、理解通过这重重的一握传导给了对方，让对方对我心生好感。即使已有如此的“造诣”，我仍不会就此止步，我的目标并不是要“像”阎局长，永远做阎局长的学生，而是要阎局长“像”我，哪一天让他成为我的学生！其实我鱼在河绝非人中虾鳝！我鱼某现在之所以看上去腰里无力，在玻管局百般遮着掩着，藏着掖着，那是因为我缺一样东西！唐僧之所以能制服孙悟空，就是因为他有一样东西。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了那样一个圈儿，想套谁头上就套谁头上，那我将这个圈儿套到袁长印或冯富强脑壳上，我在一旁“念念有词”时，即使他们疼死，我才不会像唐僧那样心生怜悯停下来呢！
有一次我甚至做了这样一个梦：袁长印和冯富强一左一右向我扑过来。我只轻轻抬了一下左手，袁长印脸上已鲜血淋漓；我又轻轻抬了一下右手，冯富强便以手捂着脸痛苦地离去。真所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鱼在河却翻了个身，舒坦地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第十六章
又是一年春草绿。这是我调到玻管局经历的第二个春天。
在这一年的春天里，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
这位伟人的伟大之处，怎么评价都不算过分。而且时间越久远，他鉴古知今、洞察未来的卓越才能和伟人风范愈将显现出来。他掷地有声的话语，他穿透历史烟云的目光，他坚毅的步履，引领着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始远航！
南巡谈话之后不久，我们玻管局有一正一副两个科长下了海。那段时间市政府每个部门都有人扑通、扑通往“海”里跳。给人的感觉，仿佛只要下海，用不了多久，便是一个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我们玻管局每调走一个人，要在那座陈旧的大楼前合个影，然后全体同志去餐馆聚餐。我们局合影时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局级领导和正科长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副科长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站在第二排的台阶上。科员和工勤人员站在最后一排的台阶上。
我个儿高，那天站在第二排的正中间，旁边恰好是陶小北。我俩站在一起，就像一对新婚夫妻在拍结婚照。每次和这妮子站在一起，我心里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小北“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我呢？“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当小北的体香向我飘来的时候，我竟有种冲动，想将她的香肩揽在怀里，或者偷偷捏捏她冰凉的手指。我甚至将捏她手指的具体过程都想好了：先用一只手握住她五个并拢的手指，像捏一颗皮球一样一下一下握着捏。握一下放一下，再握一下再放一下。然后再放开她的小手，一根指头一根指头挨着捏。直到将这妮子捏得春心荡漾，明眸里闪出那种“爱情的光芒”，酥软的身子像一根面条一样缠绕在我身上，情不自禁地轻声唤我“哥哥”。
我当时想得正美，冷不丁身边挤进一个人来，是冯富强。这家伙侧身挤进来，一下将正在遐想的我像一张麻将牌一样挤出了列。
我这才发现冯富强挤我的原因：这一排最中间是八个副科长和四个主任科员。几个副主任科员分站两侧——我原本是应站到第二排两侧的，现在却站到了中间——原来是我占了冯富强的位置。我忙退出来站到这一排最边上，可站到最边上才发现已没有了我的位置。
我们局合影向来摆的是像仪仗队或阅兵方阵一样齐齐整整的队列，就像一块方方正正的蛋糕。第一排和第二排都是十六个人，这天合影也如此。七位局领导和八个正科长坐一排，是十五个人。加上欢送的两个同志中有一个副科长，这个副科长因今天是主角，也坐在了第一排的正中间，这一排便成了十六个人。第二排七位副科长加四位主任科员共是十一人。从我提拔的那天起，我们局因增加了两个名额，副主任科员增为六个人。这样第二排就多出一个人——成了十七个人。我被冯富强一挤，不仅挤到了第二排的边上，到边上后我才发现我像一个人的一只耳朵，孤零零地挂在整个队列的外边。撅着屁股钻在一块红布里的摄影师此时将红布揭开，冲我喊：“第二排边上那个同志向后退一排，向后退一排！”我急忙后退一排，和科员及工勤人员站在一起。刚站稳脚跟，摄影师从红布里乍出一只手，让我们齐声喊“茄子”，然后另一只手向一侧使劲一扯，闪光灯一闪，同志们或呆板或生动的面容便在那一瞬间定格。
无论是“站”或是“坐”，冯富强对他的位置都十分在意。那天聚餐时，我和陶小北、李小南恰好坐一张桌上，还有赵有才主任。赵有才坐正中，我和陶小北像古代那种宰相坐皇帝身边一样，一边一个。冯富强当时还没来。待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却见冯富强已坐在我的位置上，而当时那一桌还有几个空位。我只好坐在李小南旁边。陶小北看出了我的不快，抗议似的离开了那个“左臣相”（或右臣相）的位置，坐到我身边来。此时恰好另一副科长走进来，填空一般坐在了陶小北空出的那个位置。
那天吃饭时冯富强时不时挤对我。那一桌只有我一个是紫东县人，他便一个劲儿说笑话取笑我们紫东县人。说两个紫东的乡干部一个问一个：“什么叫台风？”另一个答：“你真笨！台风就是从台湾刮来的风！”又说两个紫东农民，第一次进省城打工，站在一座五星级宾馆门前看傻了眼，一个对一个惊叹说：“怎么城里的房子是用玻璃垒起来的？”接着两人开始数楼层。正数着，一个小痞子假冒警察走过来厉声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数楼层。”
“楼层是能随便数的吗？罚款！”
“罚多少？”两个紫东人畏缩地说。
“你们数了多少层？”
“刚数到十层。”
“数一层十元，罚一百元！”
两个紫东人将一百元罚金交了后，见那人走远，一个悄悄对另一个说：“城里人都是傻逼！咱已数到了二十层！”
我那天并没有对冯富强反唇相讥，只是微笑着看着他那张得意忘形的脸。我知道这家伙是在有意踩我。我当时甚至有点怜悯这个忘形的小人，因为他最终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有的人初一相识，初次见面，能给人留下多好的印象。比如冯富强，第一次见面时亲热地拍我肩膀，亲热地唤我“在河”的场面，我至今历历在目，有时甚至会心生一种感动——人对人如果永远这样热诚多好啊！第一次见他时那张生动的笑脸，当时在瞬间温暖了我因袁长印的欺凌而倍感寒冷的心。然而相处久了，才发现这是一个锱铢必较的人，为一件小事也会耿耿于怀多久！原来他那张笑脸不过是硬贴在脸上的一张招贴画，揭下来就会看到狰狞的面目——而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而康凤莲呢，初见面冷若冰霜，让人难以接近。可相处久了，才发现这人只是面冷一些，心术还正。康凤莲有点像那种热度很低的蜂窝煤炉子，散发的热量虽然很小，但却是恒温，时间久了会让你感到一丝丝暖意。
局里还有一种说法，康凤莲腰细臀突，床上功夫十分了得！和康凤莲造爱，会让人魂飞魄散。据说这是姬飞一次酒后说出来的。我听了这种说法，颇不以为然，从外表上看，康凤莲怎么也不像《红楼梦》中的“多姑娘儿”——“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不过转念又想，姬飞跟康凤莲这么多年仍然藕断丝连，恐怕康凤莲真有什么“绝招”也未可知。西汉时有个解忧公主，莫非康凤莲是我们玻管局的解忧公主？至少是姬飞的解忧公主！那李小南是谁的解忧公主？陶小北呢？
冯富强那天越讲越忘形，又说一个个子很矮的紫东县男人与一个个子很高的紫东女人跳舞，一边跳舞一边探手摸女人的胸部。摸了一会儿不解地问：“你怎么没有奶嘴嘴啊？”女人鄙夷地撇撇嘴说：“你这小傻逼，我乳大，你个小，摸了不到四分之一！”
冯富强讲到这儿，正自个呵呵地乐，另一位副科长对他说：“这故事你可不敢在阎局长面前讲，他爱人是紫东人，即使他爱人不是紫东人，他听了也会不高兴的！”
冯富强的笑声戛然而止，脸一下吓黄了。抬手在自己脸上扇了一巴掌，再不敢吭声。
那天聚餐毕，阎局长刚从饭店门里闪身出来，小虎便适时地将车开了过来，仿佛他一直在那儿等着似的。这也是小虎做事的精细之处。每次跟阎局长外出，即使在一块儿吃饭，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匆匆扒拉完饭，出去把车开到门口。阎局长只要一出门，抬脚就可以坐到车上。特别是冬天，小虎出去会更早一点，待阎局长出来，车上已是暖烘烘的，哪里还有一点寒气。
小马则要比小虎粗疏得多，常常是见车不见人。有时余宏进或者朱锋、姬飞吃完饭了，或者开毕会了，出门后站在车边左顾右盼找不到人。一会儿才见他小跑着从哪儿钻出来。小牛则更差一些，小虎、小马若有事请假，偶尔让他开小虎的桑塔纳或者小牛的“二一三”送哪位领导去开会，领导开毕会出来，连人带车都找不见了。有一次他送牛望月去宾馆开会，牛望月开毕会等了半小时，还不见小牛的面。那次是冬天，牛望月脚都冻麻了，夹着个文件包在地下跺来跺去。最后一看等待无望，只好气鼓鼓打个车回局里。牛望月已回到办公室了，小牛才开个车往宾馆赶，然后又从宾馆往局里赶。小牛那次也真慌神儿了，到局里车没停稳，便一个箭步往楼上蹿，进牛望月办公室喘息未定，便被牛望月劈头盖脸臭骂一顿。牛望月那天固执地认为小牛是个“不成器的东西”，他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并在言语间对小牛将来在局里的前途表示了十二万分的担心。牛望月认为，若再这样着三不着两着天不着地下去，小牛在局里的威信定会一落千丈，不再会有人搭理他。再遇到事儿，不再会有人给他说话——非华扁莫之能救——看来人这种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会将自己看得很高而将别人看得很低，牛望月这样一个着前不着后总是以邻为壑的家伙，在将他的侄子贬损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仍不忘将自己视作华扁——华佗和扁鹊。那天牛望月在里边骂，小马隔着门缝蹑手蹑脚在外面听。不过听到最后，小马却差点儿气破肚皮。因为牛望月在里边威胁小牛说：“再这样下去，连马志远那样没头没脑的人都会超过你！若马志远跑你前头去，哪一天阎水拍把马志远提拔为副主任科员，而你还是一个赶车的，看你的脸往哪里搁——你的脸若没处搁，那我的脸往哪里搁？！”
不说牛望月和小牛这一双活宝了，再说我和陶小北。那天欢送两位下海的科长聚餐毕，
阎局长钻进小虎的车后，又将车窗玻璃打下来，笑眯眯地扫了我们几个一眼说：“你们走不走？”
我和陶小北与阎局长家在相反方向。李小南家虽与阎局长家在一个方向，但她家距我们聚餐的饭店不到半站路，散散步就回去了。可她却出人意料地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坐进去后又打下车窗玻璃微笑着冲我们摆摆手。小虎油门一踩，车子像一尾鱼一样甩打着尾巴，载着阎水拍局长和李小南融入了大街上的车流和人流中。
在这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和陶小北的脚步清晰地踏在紫雪城的大街上。
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夜晚，已是很多年前，还是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女孩子这样在寂静的大街上走过。我和那个女孩子去吃夜宵，吃完后漫无目的地在寂静的大街上走。那个女孩子什么模样，已记不清了。总之是一张年轻、青春的脸。后来我们在校园里分手的时候，好像轻轻拥抱了一下，又好像只是拉了拉手，然后便分开了。这就是初恋吗？那个时候，那女孩若能依偎在我身边，我真愿意带她走到天涯海角——那时候的我，觉得人生还需要什么呢？只需要这样一个女孩，只需要这样一双亮亮的眼睛，像暗夜中的一对小灯笼一样，闪烁在你面前，照耀着你走到生命的尽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等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摇，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依然是我手心里的宝！”
爱情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而人生，却是一部险象环生的故事片——如果你不幸成为这部故事片的主角，那就必须打斗和搏杀下去——你别无选择！
爱情和可爱的玻管事业原来竟像鱼与熊掌一样——不可得兼！我有点怅然地望望默默走在我身边的陶小北一眼——想到她竟是一尾鱼，不禁扑哧笑了。陶小北望我一眼，心里仿佛在说：“你这个傻家伙，你笑什么呀？”我也在心里回答她：“我笑你是一条鱼。”陶小北扑闪着眼睛用心语问我：“那你为啥不做另一条鱼？我们可以共同游向大海啊！”我用心语答：“我担心还没有游出玻管局，便被冯富强捕获，然后拎到阎水拍家的案板上去……”
从聚餐的那家饭店出来，回到我们各自的家，须经过紫雪市最早的一座三星级大酒店——蓝天大酒店。从蓝天大酒店灯火辉煌的门前经过时，见该酒店的商品部经理小柳柳如叶正微笑着站在旋转门前送客。我和陶小北都认识小柳，我们是去年在蓝天大酒店召开全市玻管工作会议时和她相识的。会议开了三天，我却在蓝天大酒店住了一周——开会前我在那儿开了一个房间给阎局长起草会议报告。不过小柳那时跟我并不熟，她主要是围着赵有才主任转——因为所有的会议费用都要由赵有才主任审核签字。
说得不恭一点，小柳的主要特点是“肥美”——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肥”。我在心里给小柳取了个绰号，叫她“桂鱼”，肥而不腻。小柳之“肥美”，其实并无贬意。“肥”可以理解为丰满、丰腴；“美”不是美丽，而是美妙——小柳的美有其妙不可言之处。你瞧她现在站在那儿有多“美妙”：穿一件丝质的白背心，白背心束腰收胸，绷得特别紧，将乳房和腰身的曲线勾勒得惊心动魄。胸前像扣着两个碗，臀部则像两面腰鼓——给人的感觉，商品部经理本身就是一件商品——在那儿待价而沽呢！
市场经济的核心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买”字，一个“卖”字。在市场经济的天平上，包括人——这种无毛两足动物也是出卖的。区别只在于，有的人负责出卖肉体——不仅仅是妓女；有的人负责出卖灵魂。出卖肉体的人与出卖灵魂的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也许后者更肮脏一些！
小柳当时站在旋转门前含着笑恭送的是惠五洲书记陪着的一位重要客人，看那样子至少是省里来的一位厅长——我们姑且就认为他是一位厅长吧！厅长显然喝了点酒，因为可以看出他有一点点兴奋，握着小柳的手使劲摇晃着不肯松开，并以另一只手数次拍小柳性感的胳膊。小柳的胳膊一直裸露至肩胛骨以上，光滑洁白如一条飞机跑道。厅长此时给人的感觉，他再也不愿意干这个厅长了，那么他想干什么去呢？原来他想做一名飞行员，将波音747直接开到小柳的臂膀上去。总之当时厅长固执地反复摇晃小柳那条胳膊给人的感觉，仿佛他同时也在摇晃着自己苍白的一生。也许厅长酒醉后朦胧间认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价值都不及这条胳膊的价值，难怪他想将这条胳膊带走——他当时恨不得将小柳那条胳膊自肩胛骨处摇脱臼，或者干脆将那条胳膊直接从肩胛骨处卸下来，搬到小汽车上带回家。可要卸下这两条光滑而性感的胳膊也非易事，于是厅长最后只好用力将胳膊摇了摇，恋恋不舍地放开。直到转身上了那辆早已发动的奥迪小汽车，他还在扭头向蓝天大酒店旋转门前张望——别人以为他是在和送行的人告辞呢，其实他是在与刚才摇的那条胳膊依依惜别！
蓝天大酒店旁边，是新开的一家超市。超市里正在放一首我们都熟悉的歌——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这歌声
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
明天明天这歌声
就是遍野春花就是遍野春花
……
我有点发痴地听着这首歌，听着那清脆纯洁的童声。只有童年是美好和纯洁的，只有陶小北是美好和纯洁的！是的，我此生注定不能得到陶小北，因为我太肮脏了！那么就将她的“微笑”给我留下吧，让这首歌载着我对她的美好祝愿，伴随她走遍海角天涯吧！
人啊！你为什么要长大？为什么最终都要变作一个欲望之兽？我突然觉得自己不仅肮脏不堪，而且龌龊！比冯富强更肮脏，比阎水拍更龌龊——简直像那个欲卸商品部经理小柳胳膊的厅长一样龌龊！想到这一点，我有点绝望——我抓起陶小北的手，泪流满面！
柳如眉和我产生了一些矛盾。
矛盾的起因是投票。
柳如眉在市里另一个局工作。柳如眉本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过去对“提拔”、“进步”、“上一个台阶”之类并无多大兴趣，一心一意把心操在我们的儿子鱼小明身上。我儿子自幼胆小，别的孩子欺负他时，从不敢还手。鱼小明小的时候，每天下午吃过饭，常见柳如眉将鱼小明抱在怀前，从耳朵根到颈项细致地检查，看鱼小明哪儿又被别人扭青了。一边检查一边教导儿子：“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别人扭你，你就掐他；别人将你当马骑，你就将他当驴骑；别人向你吐口水，你就向他吐唾沫！”
那天我正在写字台前看书，听柳如眉这样训导儿子，扑哧笑了。她那几个排比句，“扭”和“掐”、“马”和“驴”相对还说得过去。可“口水”和“唾沫”相对，却有点文理不通。若“口水”是“马”，莫非“唾沫”是“驴”？当我将这一点向柳如眉指出来时，她对我说：“我这不是气糊涂了嘛！”
常见柳如眉抱着儿子吧嗒吧嗒掉眼泪。有时还自言自语在那儿骂：他妈逼！日他妈！柳如眉平时绝不说脏话，除过发现儿子身上有伤时恨恨地骂外，我从未见她在任何语境中使用过脏字眼儿，可见她真是气急了。柳如眉这样自言自语骂人时，我觉得倒添了几分可爱。只要柳如眉一骂人，我就知道儿子一定又受伤了，不是这儿被抓破就是那儿被扭青了。有一次她突然惊叫一声，唤我过去看儿子颈项里边的一处紫青伤。我过去迟了一会儿，她抬手便在我大腿上掐了一把，好像是替儿子出气，在掐那个扭伤儿子的孩子。我那时才知道，女人恨起人来，下手很重。柳如眉掐我那一把的感觉，有点像钳子夹住皮肉，痛得我叫喊起来。
我虽然痛在皮肉上，但却甜在心里。女人就应该这样，像个护犊的母兽。
可柳如眉突然哪根筋抽着了，开始热衷于做一个副科长。
按照柳如眉对我的讲述，局长某一天突然找她谈话，准备让她担任她所在科室的副科长。这个位子另外还有一个人争，但这个人工龄、局龄以及在局里的群众基础都不及柳如眉，所以局里确定还是柳如眉上。局长对柳如眉说：“不过最终有个投票问题，不可掉以轻心，这一阵儿你得注意一下。”
从那天开始，柳如眉像失了魂似的，不仅在单位“注意”，回到家里也开始“注意”。她的注意力一转移，目光便不再专注于儿子身上。儿子当时已上小学一年级，那天让她检查作业，她竟头也不抬对儿子挥挥手说：“找你爸去，妈正忙着呢！”
她当时正将她们局全体人员名单列在纸上，在每一个名字后面画“√”或“×”呢！有的先画为“√”，又涂掉，改为“×”；有的先画为“×”，又涂掉，改为“√”。有一个人名字后面，她竟如此反复涂抹了五六次。
我和柳如眉的爱情生活比较和谐，两人在这方面的兴趣都浓厚一点，加之那时候年轻，真有点“乐此不疲”的味道。不过柳如眉比我更浓郁一些，我提出要求她从未拒绝过。即使两人赌气的时候，我若提出要求，她也会默默地承受，并且一会儿便不“默默”了——她会闭着眼睛轻轻地呻吟起来，那声音美妙极了，就像一位天才的作曲家在作曲。我俩的爱情生活常常是这样配合默契，分工明确——她负责作曲，我负责填词。我填词的才华显然要逊色于她，也就是《现代汉语词典》里那几个语助词，什么“啊！啊呀！”之类。
以后我在生活中摸索出一条经验，每当柳如眉和我赌气的时候，我就通过让她“作曲”这种方式打破僵局，当然我会十分卖力地配合她“填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俩将做爱叫做“唱歌”。唱歌的过程是这样，两人睡在床上说一会儿话，轻轻搂着，同时我将我的一条腿插在她两条腿中间，并将我的腿渐渐靠近她“那儿”，就像游击队员抓“舌头”时悄悄靠近一个敌人的哨兵一般。我用腿在“那儿”捂一会儿，“那儿”便开始发热，就像将一个小电炉插头插到插座上一样。再看她的眼睛，已有那么点“迷离”的成分，此时我知道时机已成熟，可以“唱歌”了。如果我是一个不错的导演，这种时候往往能很快将一台晚会指挥进入高潮。
可自从她开始计算票数欲做那个副科长后，我俩“唱歌”时就发生了语音障碍，我并没有嗓音沙哑，她却声带发炎。我将大腿捂她那儿，她竟没有一点反应。有一次我以为有反应了，跃身欲行鱼水之欢，她却一把将我推下身，不耐烦地说：“不看人家正忙着嘛！”我有点沮丧地看她忙什么？原来她正伸出一只手，用另一只手将这只手的手指头一个一个往回掰，然后再将握住的手指一个一个往起掰，而且口里念念有词。她念的“咒语”是她们局全体人员的名字。掰一下手指头，念出一个人的名字；再掰一下手指头，再念出一个人的名字——原来她又在计算票数呢！
柳如眉告诉我，她能不能当上这个副科长，关键在一票！她们局搞民主测评向来票数比较分散。有一次给两个人投票，为了充分体现全局同志的民主权利，在两个候选人名字下面，又留了一个空格，若不同意这两个候选人，还可以填一个第三者。就像当年袁世凯为当大总统用武力威慑议员们给他投票时有一票竟投给小凤仙一样，那次柳如眉那个局竟有一票投到了美国——有一个人在空格里填了个“布什”——而且是那个“老布什”，因为当时克林顿还没有上台执政。
柳如眉所在的局，共有三十八个人。她的那个竞争对手不会超过十票。因此她只要有十票，就可稳操胜券。
柳如眉局里共有五位局级领导。因柳如眉是局务会上“内定”的副科长候选人，五位局领导都会给她投票。局里另有两个和柳如眉关系要好的女同事，这两票也会投给柳如眉。柳如眉科里共有五个人，在这五个人中，柳如眉需争取三票。
有一票保准会投给柳如眉——就是柳如眉自己这一票。有一票保准不会投给柳如眉，就是柳如眉竞争对手那一票。
科长的一票会投给柳如眉，因为局长给科长谈过话，科长会充分体现局长意图。科里另有两个人，其中一票保证不属于柳如眉，因为这个人和那个竞争对手过从甚密。在科里这场乒乓球比赛中，柳如眉和竞争对手打成二比二平。科里最后那个人的一票即成为关键的一票！
柳如眉那天在名单上连着涂了五六次“√”和“×”的，就是涂在这个人名字后面——她吃不准这个人会将一票投给谁？
柳如眉开始争取这一票。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姑且将这个人称作“一票”。
柳如眉暗中对一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摸排调查。那些天，她一吃过下午饭，就骑个自行车到外边跑，仿佛公安人员侦破某个案件走访人民群众一样。我洗完碗还得给孩子辅导作业。那时我才痛苦地发现，女人可以热衷于逛商店、养宠物，为健美跳足尖舞、肚皮舞，甚至可以搞传销，但千万不要热衷于“搞政治”。正像男人可以热衷于“搞科学”、“搞业务”、“搞研究”、“搞事业”，但千万不能热衷于“搞女人”一样。女人热衷于“搞政治”和男人热衷于“搞女人”一样可怕，因为这是他们走向堕落的开始。
在我们紫雪市，只要担任一个副科长或副主任科员，就算进入了“政界”。争取担任这个副科长或副主任科员的过程，便是一个“搞政治”的过程。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们紫雪政界，市委书记、市长这一级别的干部，对央视的新闻联播十分重视，尤其关注中央领导的行踪；县委书记、县长、局长这一级别的干部，则十分关注本省的新闻，对省委书记、省长的去向了如指掌；而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这一级别的干部，关注的则是紫雪电视台每晚播出的紫雪新闻。柳如眉未“搞政治”前，一有时间便坐在电视机前看那些煽情的连续剧。一部《过把瘾》她能看五遍。看毕还要评论：什么“王志文太瘦”，“江珊眼睛太活、太花，肯定多情”，“刘蓓有点假正经，不说话就会勾引男人”，“史可嘴唇太厚，上嘴唇像高中语文课本，下嘴唇像数学课本，合在一起像一本新华字典”。可自从开始“搞政治”后，她再也不愿意看这些乏味的连续剧了。每天紫雪新闻开始前五分钟，她早已像在主席台下听领导讲话一样端端正正坐在了电视机前。市委书记有一次讲话时碰翻了一个茶杯，市长有一次说了一个错别字，她竟替他们惋惜了几天。在几十名市级领导里，她尤其关注曾给我们阎水拍局长做过下级的那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行踪。只要这位部长在荧屏上一出现，她脸上的表情便十分庄重且兴奋，还有某种自豪，仿佛组织部长是她爸爸、她哥哥或者她丈夫。有一次正看紫雪新闻，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前，新闻里一个副市长正在安全生产电话会议上讲话，她接完电话后，却见组织部长正从一个贫困户家中脑袋一低钻出来——这是这条新闻的最后一个镜头。然后便是另一位副市长在另一个会议上讲话。柳如眉当时十分沮丧：如果早知道两个副市长讲话的新闻中间会播组织部长的这条新闻，她怎么也不会去接那个电话了。她当时急切地追问我组织部长到那个贫困户家里干啥去了？那个贫困户是在哪个县哪个村？我当时根本没注意这些内容，她便毫无来由地指责我，说如果是江珊或者刘蓓当组织部长，我保准会不错眼珠盯着看！恐怕电视机都会被我锥子一般的目光扎出个窟窿！我那时喜欢电影演员江珊和刘蓓，她就如此戏弄和打击我。打击完我她又推测，说组织部长肯定是去慰问贫困户去了，要么就是去基层宣讲十四大精神去了（当时刚召开过十四大，要求将十四大精神宣讲到基层）。那么到底是慰问去了？还是宣讲去了？她最后又否定了宣讲。因为如果要宣讲，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会统一行动，这个在这儿宣讲，那个在那儿宣讲，还有几个在别的地方宣讲。而那天的新闻里却有两位副市长在与十四大完全无关的会议上讲话，这就说明肯定是慰问去了！那么是到哪个乡哪个村慰问去了？拿的慰问品是一袋面粉还是一袋大米？这两个问题还在困扰着柳如眉。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柳如眉那天晚上会坐卧不宁。好在紫雪新闻每晚十一点还要重播一次，柳如眉终于搞清楚了这两个问题，否则那天她真会“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的。
“搞政治”有大小之分，当年“四人帮”鸠合在一起“搞政治”，是为了篡党夺权，人民一举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这是政治之“大”或者“大”的政治。柳如眉骑个自行车在紫雪城里疯跑，看电视时对市委组织部长情有独钟，这是政治之“小”或者“小”的政治。虽然搞政治有大小之别，但其过程却是相通的——都需要策划于密室——柳如眉不是曾在“密室”的床上掰着指头“策划”过？本质也是相同的——都是为达到某一个目的：四人帮是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柳如眉是为当那个副科长。
当年党和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我却粉碎不了柳如眉要做一个副科长的阴谋。我多想劝柳如眉悬崖勒马。我在心里不止一次给柳如眉“讲”过这样一些道理：女人一旦热衷于政治，女性的天性和美便会荡然无存。女人可爱就可爱在她们总是扑闪着一双孩子般纯真的大眼睛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因女性的善良而减少了几分肮脏，多了几分可爱。她们不懂得落井下石，不懂得背信弃义，不懂得勾心斗角，不懂得陷害别人，不懂得一边笑容可掬地拍一个人的肩膀一边冷不丁将这个人推下悬崖。而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她们擅长使用的“挦头发、抓脸皮、拧肉”这些基本动作要领在“搞政治”时又很难用得上。因此女性一旦踏入官场这个雷区，因其在对付官场险恶之中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力不从心，必然会被炸得血肉横飞。为了保护自己，她们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犯贱！而女人一旦犯贱，便不再被人尊重——妓女之所以肉体上被男人蹂躏后，还要遭精神上的践踏，就是这个道理。
柳如眉经过一番奔波，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她一位中学同学的妹妹和一票的妹妹是同学。她通过中学同学约见了同学的妹妹，通过同学的妹妹约见了一票的妹妹，让一票的妹妹将话捎给自己的哥哥。柳如眉对一票的妹妹说：“本来我和你哥是同事，但这种事我怎么好意思自己说出口呢，所以请你转告你哥，我将来会感谢他的。”
柳如眉这一番穿梭外交明显带有女性手法——拖泥带水！不过仔细思量，这种手法有其独到之处。比如你要打电话问候一个关系并不熟悉、却已心仪已久的女性。若直接将电话打过去，对方可能会很冷淡，因此一些温情的话很难说出口。而你若通过手机发一个短信：“你好吗？愿快乐永远伴随着你，愿你永远像现在这样年轻美丽！”收到短信的这位女性保准会莞尔一笑，心里升起一缕感动。这一感动，或许会给你回发一个短信，虽然只有两个字——谢谢！可对你和这位女士的交往而言，这两个字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当年的中美联合公报。这两个字就是搭在你俩之间的一道云梯，顺着梯子使劲攀援，没有攻不破的金城汤池！有一天你就会走进她的心间。第二条短信你就可以这样说：“可以请你吃饭吗？或者喝茶？我担心你飘然而至的那一刻我会心跳过速，而你若不来，我又会在瞬间觉得人生其实毫无意义可言——当然我不会因此而自杀——因为还有‘下一次’！亲爱的，下一次约你，你会如约而至吗？如果你欣然赴约，那么这一次的等待就变作了一种比赤道还要漫长的幸福！”
一票的妹妹若是一部手机，柳如眉就是那个痴情的追求者，通过这部手机给一票发出了第一则短信。
柳如眉给她的同事发“短信”是在1992年底，那时紫雪市还没有手机。紫雪市是在1995年底才开始有手机的，那时手机不叫“手机”，叫“大哥大”。那年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从欧洲和美洲考察归来，每人提着一部“大哥大”。当时那种“大哥大”价格昂贵不说，体积也特别大——差不多有一颗炮弹那样大，至少也有我们紫雪电视台那些记者提的那种微型摄像机那样大。
所以柳如眉这个聪明的家伙应该是我们紫雪市最早使用“手机”的人，比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早使用了三年。
而且柳如眉这次成功穿梭体现了这小娼妇一种超群出众的智慧。说起那种因智慧超群而被人们肃然起敬的人，在美国，我们会想起基辛格；在中国，当然会想起周恩来。可当年他们采用的手法与柳如眉的手法也没有多少差别：基辛格秘密访华，全世界的媒体发布的却是他访问巴基斯坦的消息。基辛格白天在巴基斯坦露面，心不在焉参观几个点，晚宴后却称病不出，偷偷溜到中国，秘密会见周恩来，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一票的妹妹就是当年的“巴基斯坦”，柳如眉通过这个“巴基斯坦”秘密会见了一票。
中美建交前之所以费了这么多周折，那是因为当时还有个苏联，在虎视眈眈盯着这个世界上的风吹草动。柳如眉和一票建交之所以绕道“巴基斯坦”，是因为她科里也有一双眼睛，像当年的“苏联”那样盯着她的一举一动——这个“苏联”就是那个竞争者！
柳如眉和一票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同事将那一票投给了她！她担任了副科长。
投票结束的当天下午下班前，当办公室只剩下柳如眉和一票时，两人的目光像彗星和行星一样含情脉脉地相撞了——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像1978年美国东部时间12月15日晚9时（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时），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上海公报”六年之后，美中两国向全世界同时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样，我的妻子柳如眉和她的同事“一票”，在中美建交十多年后正式建立了男女关系！
柳如眉担任副科长当天下午下班回家后，说话时便像领导那样作指示——举着筷子不停地点我——仿佛我的脑壳是电脑的鼠标。按照我们紫雪市“搞政治”的程序：科长领导副科长，副科长领导副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领导科员。照此模式，柳如眉领导我，我原本想领导鱼小明——可鱼小明当时的理想不是做“科员”，而是想当一个团长或者军长——他当时每天放学后要缠着我下两盘军棋。想到自己可爱的妻子即将被外敌入侵，她拿筷头点我时好像是两个人在一起使劲！淘气的儿子又不服管理，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主任科员鱼在河当时在饭桌前难过地低下了头。
第十七章
市委在市党校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理论学习班，要求市级各部门派两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学习。阎水拍局长在市委红头文件上粗粗批一行字：“有才同志，这是一次提高理论素养的难得机会，请办公室派人参加。我意请陶小北同志和鱼在河同志去参加学习”。落款为“阎水拍，某月某日”。落款之后，阎局长意犹未尽，又用粗重的炭素笔画一条流畅的曲线，从文件天头一直拉到地角，在地角处又批一段话：“下次再有此类学习班，可请李小南同志去。包括康凤莲同志或其他一些科室的同志，也应逐步分批参加此类学习班，以提高政治修养和理论素养。此事由办公室牵头，请有才同志统筹安排”。再次落款“阎水拍，某月某日”。
严格意义上讲，我这个副主任科员不能算是“副科级干部”。因为“副科级干部”一般是指实职，而副主任科员的实职却是“科员”，只是享受副科级的工资及其待遇。这就好比一个曾担任市委书记或市长的离休老干部，虽然还享受同等待遇，却不行使市委书记或市长的职权——副主任科员同样不行使副科长的职权。
陶小北、冯富强、柳如眉这些同志现在才是正儿八经的“副科级干部”。
所幸这种学习班一般都马马虎虎，审查并不严格或者干脆不审查。冯富强常常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他曾参加过一次市里举办的“副处级干部理论研讨班”。在报到册“职务”一栏里写下“副处级”三字时，他当时心里陡然来了一股劲儿，那股劲儿周身贯通，一直贯注到手臂上，结果写到“处级”两个字时，手腕上感到并没有着多大的力，却一下将报到册厚厚的纸戳破了。
那次会报到在蓝天大酒店一楼大厅里。签完那三个字扭头就看见商品部经理小柳妩媚的脸。冯富强说，小柳的脸那天格外妩媚，而那种妩媚又仿佛是专为他准备的。冯富强说他当时顿然明白了一个浅显而深奥的道理：男人一生惟一应追求的目标，就是把官做大！这是一个“真正的道理”——简称真理。而像小柳那样的商品部经理，只肯为“真理”献身。献身的同时她也变作了“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两个“真理”若在一起“唱歌”，那一定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冯富强说他当时瞥了一眼小柳丰满的腰身后，用目光将小柳脸上妩媚的笑容席卷而去。他腋下夹着那个材料袋向二楼的会议室走去时，腿脚格外有力，就像一条刚充足气的橡胶轮胎一般，一弹一弹上了楼。
冯富强当时在办公室对我发表这番宏论时，还有别的科室两位副科长。他的“真理宣言”发布完毕，那两个副科长脸上挂着“追求真理”的笑容出去时，陶小北脸上挂着“拒绝真理”的笑容进来了，随即李小南一脸疑惑而至。那疑惑仿佛在说：“是为真理而献身呢？还是对真理说‘不’！”
真理情结已像十年后到来的那场可怕的“非典”一样，困扰着我们玻管局办公室每一位同志的内心世界。陶小北、李小南、冯富强、我，就像当年投身革命前的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行着痛苦的选择。
这个理论色彩颇为浓郁的人生课题，被冯富强一句直白的、同样像“真理”一样赤裸裸的话戳破了。他见陶小北和李小南进来，附在我耳边低声说：“鱼在河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壮阳药？就是不断地升迁！”
“冯富强你又在捣什么鬼？”陶小北总是将冯富强当做真理的对立面，对他总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
“我和在河说几句悄悄话。”冯富强啥时见了陶小北都是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像“假正经”见了“正经”、“假正史”见了“正史”、“假道学”见了“道学”一般。
“你们男人也有悄悄话？”李小南饶有兴趣地问。
“男人的悄悄话那才有趣呢！不像你们女人的悄悄话，说来说去就那么点事儿：老公、孩子、谁的衣服漂亮……男人的悄悄话就像高尔基笔下那种海燕，在暴风雨中刷地穿过乌云冲向了天空！”
我们玻管局到市党校只有一站路。每天早晨我到单位时，陶小北已在办公室等我。这天我一进办公室，她就娇嗔地对我说：“鱼在河你不能早点来，人家都等你五分钟了！”
我抬腕看看表，八点刚过五分，我冲她歉意地笑了笑。我俩夹个材料袋从楼道里经过时，碰到了冯富强。这家伙不阴不阳地说：“在河，去党校学习啊，你成咱局里的后备干部了！”冯富强私下对别人说，本来局里是让他去学习的，他工作忙，脱不开身，才改为鱼在河。冯富强接着又说，那种“软班”有啥意思，要学就参加“硬班”的学习。
按照冯富强的说法，市党校、省党校直至中央党校的学习班，都有软硬之分，硬班就是立竿见影提拔的那种培训班。现任市委书记的前任，去中央党校参加了三个月的“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尚未结业，便被任命为与本省相邻的一个省的副省长。杨远征在市里某局任副局长时，去省党校青干班学习，学习中途便被任命为紫东县委书记。市政府办公室一个科长，去市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刚学习了一天，便被任命为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而软班则是指各类理论学习班，市里每年要举办多次多种多样多期理论学习班或研讨班。比如“东欧剧变国际理论研讨班”；“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理论学习班”；“深化市情认识理论学习班”；“向前看还是向钱看理论研讨班”；“十四大精神理论研讨班”；“小平理论研讨班”；等等。
我们赵有才主任曾参加过一期“用人之长还是用人之‘短’理论研讨班”。结业时，每人写一篇体会文章。赵有才主任那篇文章还是我捉刀的呢！文章标题是：《不妨学会用人之“短”》。意思是应让吝啬鬼去当仓库保管员，让爱吹毛求疵者去当质检员，让喜欢出头露面者去搞市场攻关，让守口如瓶者去干保密工作。那篇文章收尾句我至今记得清楚：“如此用人，变‘短’为‘长’，何乐而不为呢？”
这篇文章因观点新颖，后来在《紫雪日报》发表，并获了当年全市理论创新好文章一等奖，获奖金三百元。当然作者是赵有才。
市委党校在紫雪城东的紫雪山上。紫雪人戏称紫雪山为紫雪市的“玉泉山”，而市委则被称作“中南海”。
紫雪市共辖十六个县区，文革前，历任紫雪市委书记均由东八县人担任。仅紫东县就出过三任紫雪市委书记，其中担任时间最长的一任达十年之久。这一任市委书记结局也最惨：1966年底在紫雪山一片松树林里上吊自杀。1956年，他在担任紫雪市委书记的第一年，曾和紫东县一位农民代表在全国人大会上将紫东县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一撮麦穗和一袋麦粒亲手献给毛主席。也就在这一年，这位市委书记亲自接待了由中国文联组织的一个高规格的作家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冯至、张恨水等。文革中，西八县的造反派率先揭竿而起揪斗这位市委书记。两大罪状一是1956年给毛主席献的麦粒里拌有毒药，妄图毒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二是接待张恨水这样的封资修作家，并向这些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暗送秋波。
这位市委书记在紫雪山自杀结束了东八县人主政紫雪的历史。紫雪东八县人称市委书记的自杀为“天塌了”！整个七十年代，紫雪市的市委书记由西八县人担任。西八县人在紫雪市一统天下的历史结束于七十年代末期，这就是闻名紫雪全市的紫雪山“七九地震”。
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新华社资深记者孟学仁来革命老区紫雪采访。在紫雪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能见到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手持饭碗的乞讨者。触目惊心的贫困现状让孟学仁深感震惊。那么，造成这种贫困的根源在哪里呢？孟学仁在紫雪进行了半个月的暗访，发现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省、市、县、公社各级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虚报浮夸，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孟学仁在紫雪采访的时间，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的上空还在极左思潮的阴云笼罩下，孟学仁这位一生多次因言获罪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又一次不计个人得失荣辱秉笔疾书，为民鼓与呼，接连将在紫雪采访的真实见闻发了五篇新华社内参。老区的贫困现状在高层引起震动，中央一位重要负责同志立即作出批示，并直接派一个高级别的调查组赴紫雪调查。与此同时，紫雪市委已乱作一团。当时的市委书记获知孟学仁在“反右”和“文革”中曾两度身陷囹圄，认为这个“老反革命”给紫雪人民脸上抹了黑。在连夜召开的紧急常委会上，首先撤了宣传部长的职。市委书记拍着桌子训斥宣传部长，为什么孟学仁这个老家伙在紫雪采访半个月，写出这样的反动报道，身为宣传部长事前竟毫不知情？同时，决定组成两路汇报组，一路由市委书记直接带队赴京汇报，一路由市长带队赴省汇报。
两路人马赴省赴京途中，中央调查组抵紫。市委书记半道折回，由一位市委副书记率队赴京“澄清事实真相”。中央调查组组长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部级干部，他对半道折回的市委书记和专程从省里赶来的一位省委副书记讲，中央调查组“在紫”的一切调查活动，由调查组自行负责，省市都不要参与。调查组在紫雪调查十天，认为孟学仁内参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调查结束后，在省市联合汇报会上，市委书记声泪俱下痛斥孟学仁。认为孟学仁不仅是给紫雪人民脸上抹黑，而是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痛心疾首地拍着桌子说：“孟学仁之心，路人皆知啊！”中央调查组组长不得不打断他激愤的话语，对他说：“林为民（市委书记叫林为民）同志，紫雪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这是前提。但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也得实事求是，这是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中央调查组认为，孟学仁同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请你冷静一点，实事求是对待上级调查组的调查。”
中央调查组返京复命不久，三中全会召开，中央调整了省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新省委书记上任不久，即赴紫雪调研。几个月后，省委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抵紫，在紫雪山市委党校礼堂召开全市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这次会上，宣布紫雪市委十一名常委以上领导全部调离。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79年夏秋之交。这就是震动紫雪政界的“七九地震”。
紫雪“七九地震”，结束了西八县人主政紫雪的历史。整个八十年代，东八县人和西八县人在紫雪轮流坐庄：东八县的紫东人担任市委书记，那么一定是西八县的紫西人担任市长。紫雪的市县两级干部间便会流传这样的顺口溜：“紫东的天，紫西的地，全市人民跟着天与地。”紫西人担任市委书记，紫东人担任市长，顺口溜便又变作：“紫西的天，紫东的地，全市人民都喝醉。”紫西县有一个本省最大的白酒厂。紫西人做市委书记时，几任白酒厂厂长都被派到县里任县委书记县长——那几个县便开始盛行喝紫西县产的这种白酒。
我调玻管局工作的九十年代初期，省里调走了最后一任紫雪籍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开始由省里直接派人到紫雪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惠五洲书记就是省里派来的第一任非紫雪籍的市委书记，省里同时派来与惠五洲书记搭班子的市长叫郑向洋。
举办这期理论学习班的那间大教室，在紫雪山的半山腰，据说就是当年“七九地震”发生的地方。而离这间教室仅一步之遥，就是1966年我们紫东籍那位市委书记自杀的那片松树林。
每天上午，由党校的教师或市委、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来讲课，下午是自习。
每当党校教师来讲课，我们就觉得这个教师有点像牛望月。“牛”望“月”有多么遥远，理论学习班所讲课程内容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就有多么遥远。因此我们上课时很少专心听讲，偶尔还会像淘气的小学生那样在下面搞点“小动作”。我和陶小北坐在一块儿，有时听课听得无聊，我真想和她像上大学那样填空儿玩，在“我”和“你”之间填一个字——“我”和“你”之间能填出多少字啊！
这天来讲课的是市政府一位姓“水”的副秘书长。水副秘书长短小精悍，双目有神。他讲课的题目是：“如何处理好正副职之间的关系”。为了讲清这个问题，他以市政府办公室为例，板书了几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是：市政府办公室领导成员构成。在这个小标题下，他首先写下三个字：秘书长。然后回过头来，双手撑着讲桌给大家讲述。他说：“好多部门的同志以为秘书长是市政府办公室的领导——错矣！”水副秘书长文绉绉地用了一个文言虚词，略作停顿，炯炯有神的目光突然向我和陶小北这边看过来。几年后曾有过一首流行歌曲，叫《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如果让我给这首歌曲填词，我就填作《水副秘书长看过来》。那天在课堂上当水副秘书长看过来时，我以为我做的“小动作”被水副秘书长察觉，急忙正襟危坐，讨好地笑着迎上水副秘书长的目光。可此时水副秘书长早已不看我了，专注地看陶小北——原来他和我们阎局长一样，也是以我为“过渡”。如果陶小北是“延安”，我只是碍手碍脚碍眼的“雪山”或者“草地”。他一脸灿然地望着陶小北说：“以你们玻管局为例。不少部门的同志认为，秘书长相当于你们阎水拍局长，是单位的一把手。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秘书长既是单位的一把手，又高于一把手。因为秘书长是市政府领导成员，其职责是协助市长处理政务，对市政府办公室包括各部门负有领导责任，因此秘书长既是市政府办公室的领导，又是市政府办公室领导的领导。正因之，秘书长不能称作市政府办公室秘书长，而是称作市政府秘书长！”
水副秘书长绕口令一般阐述了一番，扶扶眼镜总结说：“秘书长与市长及各位副市长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市政府领导成员；不同点是：市长及各位副市长是厅级领导，秘书长是处级领导。秘书长与你们阎水拍局长的共同点是：都是单位一把手；不同点是：你们阎水拍局长只是本单位一把手，而秘书长不只是本单位一把手。”
水副秘书长讲到这里，又扶扶眼镜，回身在黑板上“秘书长”三字下面写下四个字：副秘书长。
水副秘书长回过头来扶着桌沿继续讲：“同上，副秘书长不是市政府办公室副秘书长，而是市政府副秘书长。我们紫雪市政府有八位副秘书长，副秘书长与秘书长的级别一样：都是正处级。但他们受秘书长指派，协助某位副市长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
在“副秘书长”四字下面，水副秘书长又写下“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副主任”两行字，然后接着讲：“办公室主任相当于你们阎水拍局长。”水副秘书长这次干脆不再爬雪山、过草地，笑微微地直接看陶小北，不再兼顾我，仿佛阎水拍局长只是陶小北的局长，不是鱼在河的局长似的。
水副秘书长接着说：“办公室主任是市政府办公室的一把手，这个职务一般由某位副秘书长兼任。”水副秘书长继续讲下去时，陶小北小声问我：“我怎么越听越糊涂，我觉得办公室主任不像阎水拍局长，而有点像余宏进副局长。市政府办公室的事都是秘书长说了算，而不是办公室主任说了算。”
此时水副秘书长已讲开了“办公室副主任”。紫雪市政府有八位办公室副主任。水副秘书长说：“办公室副主任的行政级别是副处，相当于你们玻管局的余宏进副局长、陈奋远副局长、马方向副局长。”水副秘书长再次笑微微地向陶小北看过来时，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那天讲了一上午，陶小北说她都没搞清楚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之间的关系。就像她始终搞不清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之间的关系一样。她说：“若市委是‘秘书长’，市政府就应是‘办公室主任’，人大则是‘副秘书长’，政协则为‘办公室副主任’。鱼在河你说是不是这样？”她调皮地问我。我对她说：“有一个小孩子，看电视台的紫雪新闻，一会儿是市委书记、市长，一会儿又是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搞不明白互相之间的关系。小孩子的父亲就给他形象地讲述：市委就是你爸爸，大事情都得他说了算；市政府就是你妈妈，吃喝拉撒全都管；人大就是你爷爷，平时不管事，生气了啥都能过问；政协就是你奶奶，一边负责锻炼身体，一边整天唠叨个没完。”
听我说的这么有趣，小北哧哧地笑，一边笑一边说，不过有一点她倒是搞清楚了——如果市政府办公室像玻管局一样，就只能设一个正处级。可像现在这样绕来绕去，市政府办公室绕出多少个正处级？九个！相当于玻管局有九个正局长。再加八个副处级，共是十七个领导职数。说不准市政府办公室还有几个“处调”（处级调研员）和“副处调”（副处级调研员）呢！这就叫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如果变作一套人马一块牌子，领导职数就得削去一半——咱玻管局总不能任命十七个局长、副局长吧？削谁谁乐意？不说削一个副秘书长，恐怕将你鱼在河头上那个副主任科员削去，你都会怒气冲冲去找阎水拍局长问个清楚呢！
直到第二天上午，水副秘书长才讲到“如何处理好正副职之间关系”的正题。讲到副职对正职，总结了“三不”：“不越位，不越权，不越级”。还有什么“服从而不盲从，尊重而不奉承，请示而不推诿”。讲到正职对副职，则是“信任而不放任，爱护而不庇护，严格而不严厉”等等。
水副秘书长讲的时候，陶小北一直在画漫画。虽然她的漫画水平与丰之恺还有一定差距，但在我这个毫无绘画基础的人看来，也挺不错了。我喜欢她笔下漫画充满灵气的曲线——正像我喜欢她身上的曲线一样！她几笔就能勾勒出一幅令人忍俊不禁的漫画。在“当好副职的四个意思”一行大字下面，她给我们玻管局六个副职画了像。
余宏进副局长的漫画标题是：干点意思意思；陈奋远副局长的漫画标题是：不干不够意思；朱锋、姬飞、牛望月三幅漫画的共同标题是：干好没啥意思；马方向副局长的漫画标题则是：干多你啥意思？
将这四句话连起来，标题换作“玻管局领导之心态”，倒十分有趣——
干点意思意思
不干不够意思
干好没啥意思
干多你啥意思
局里要进行机构改革了。
这次机构改革非同寻常，不像过去那样，阎水拍局长心血来潮，自发地进行的那种内部机构改革，比如将办公室改为政秘科，或将业务一科改为生产科。这次机构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机构改革。在我和陶小北去市委党校理论学习班学习前夕，市政府发出一个红头文件，要求市级各部门尽快将本部门的“三定”方案上报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根据市“机改办”（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编制办”（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要求，在“两月内”完成本部门的机构改革工作。
市“机改办”和“编制办”也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机改办主任和编制办主任均由市人事局局长兼任。市人事局局长是阎水拍局长在另一个县担任县委书记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对老领导阎水拍也颇为客气。市政府红头文件一出台，阎水拍便像当初为提拔一个副局长去找组织部长一样，去找了人事局长。
按照阎水拍局长肚里的小九九，他想乘这次机构改革的东风，达到如下目的：一是再增加一个领导职数，将赵有才提起来，否则总是他的一块心病。当他将这个想法委婉地向老部下提出来时，人事局长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人事局长之所以如此快速而坚决地摇头，是因为这次机构改革总的精神是减少各部门领导职数，而不是相反。可阎水拍局长早已胸有成竹。他像小学教师对小学生进行启发式教育一样“启发”人事局长，笑着问说：“你兼几个职务？”人事局长像个傻瓜一样掰着指头数了数：机改办主任、编制办主任。然后说：“两个呀！”阎水拍局长又说：“你能兼两个，我就不能兼一个？”阎水拍局长此时将仰靠在沙发上的身子抬起来，将脑袋前倾到人事局长脑袋旁边，说：“现在玻管事业大发展，我们初步有这样一个设想，成立一个‘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正处级单位，但不增加编制——符合这次机构改革精神，与玻管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行管办’主任由我兼，再配一个专职副主任——这样赵有才的问题不就解决了？”
“老领导，真有你的呀，这差不多是那种锦囊妙计了——这个方案有可行的一面！”人事局长初步肯定了阎水拍这个屋上架屋的方案。
“我们不妨将方案再细化一下。”阎局长再次将身子前倾过去说：“这次机构改革不是要求各部门减少领导职数吗？我们顺着这个思路走——将玻管局的领导挤出一个来，这样就将现在的七个领导职数减为六个——符合这次机构改革精神吧？那么挤谁呢？挤牛望月？那家伙还不将眼睛冲我瞪得像牛卵一样大！再挤谁？只能挤陈奋远！你几次给我谈过奋远的问题。与公，你在县里做办公室主任时，奋远给你做过副主任，你俩配合默契，当时县里都称你俩是黄金搭档；与私，奋远和你是连襟，咱们当然都应该关心奋远。怎么关心呢？行管办主任我就不兼了，我当年在县里兼过多少个职务啊！尤其是那次兼那个‘扫黄打假’办公室主任，当时咱县里两个副书记，恰好一个姓黄，一个姓贾，开玩笑归玩笑，可那两个家伙当时一直跟我别着劲儿，明里暗里和我过不去，我不扫他打他再扫谁打谁？幸亏当时你俩暗中助我，否则这两个家伙联起手来还真不好对付！这些陈年旧事咱不提了！兼十个不如当一个，我的意思是行管办主任由奋远担任——我说的是担任，不是兼任！玻管局副局长就不做了。这样他的正处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才是一箭双雕——既减少了玻管局领导职数，又解决了奋远的正处问题——不，应是一箭三雕——顺手还解决了赵有才的问题！成立一个行管办，去我老阎两块心病啊！”
阎水拍局长第二个小九九，是想将八个科室增至十个。人事局长再次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这一条难度委实太大。这次机构改革要求各部门压缩现有科室，至少压缩三分之一，而不是增加。人事局长对阎水拍局长说：“老书记，能保住现有科室不减少就算我给你开绿灯了，这个问题真不好解决！”
阎水拍局长的第三个要求是，局里现在只有四十一个干部编制，鱼在河同志调进来已经两年了，这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本科生呢！冯富强转干也已一年多了，编制问题一直没有落到实处，至今在空中悬着呢。这次我们想将局里的干部编制以四十三个上报。这样鱼在河同志与冯富强同志——都是两个很不错的、敬业精神很强的同志，他们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人事局长最后爽快地表态，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也有难度，因为与压缩科室一样，精简人员也是这次机构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你们局里没有下海的吗？”人事局长这样问阎局长。按照市里规定，下海五年之后，自动与单位脱钩。一脱钩，编制不就空出来了？没有没有。阎局长摇着头回答人事局长。人事局长沉吟了一会儿说：“根据你们局目前这个实际情况（指没有下海者），我个人同意你们以四十三个干部编制上报，当然最后还得在编制办主任会议上定。”
阎水拍局长那天从人事局长办公室出来，心情像雨后放晴的天空一样，十分爽朗。他心里真的很舒畅。一上午时间，给同志们办了多少事啊！陈奋远同志的问题解决了，赵有才同志的问题解决了，鱼在河、冯富强同志的问题解决了——这两个小傻瓜还以为他们的问题早解决了呢！鱼在河那个小傻瓜以为在玻管局上班那天就算调入玻管局了，冯富强那个小傻瓜以为填了那几份表格就成玻管局干部了——其实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不，万里长征还差最后一步！编制办不给编制，财政局就不给工资。那这两个傻瓜这两年的工资是从哪儿来的？小金库的呗！有个小金库可真好——机构改革真好！
何止解决这几个同志的问题，八个科室保住了，编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等于局里四十九个同志的问题都解决了——包括那两个下海的同志。阎水拍局长想：我当然不能对人事局长说局里有两个同志下海了，该打马虎眼时就得打马虎眼。按市里规定，下海五年以后编制自动取消。为什么要取消呢？留着多好！五年后我不又可以调两个同志进来？
还有一个问题也解决了，那就是余宏进的问题！余宏进，让你尝尝我当年“扫黄打贾”的手段！这个家伙做梦也想不到我阎水拍又将他不动声色地向后推了一掌。
雷锋同志说得真好，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则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在玻管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阎水拍局长早搞清楚了。《背叛》26
那年冬天，紫雪市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将全市十六个县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遮了个严严实实。
我们玻管局那栋陈旧的办公大楼也被大雪遮了个严严实实。
洁白的世界里，陶小北身着一件漂亮的大红羽绒服来到玻管局大楼前时，就像太阳落山时那个巨大的火球，将周围映照得彤红一片。
陶小北伸出像雪花儿一样洁白的纤手，站在玻管局楼前，仰脸接着还在往下落的雪花。那雪花落在她的手心里、脸庞上、眉宇间、颈项里，包括她微微张开的两瓣美妙的嘴唇里，有一瓣雪花儿甚至准确地落在她比雪花儿更洁白的牙齿上，雪花儿冰凉，她赶忙闭住了嘴巴。偏巧又有一瓣雪花儿调皮地落在她刚刚合上的嘴唇间——那雪花儿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代我去吻了她！
可我连吻她的工夫也没有，只能派出雪花儿这个使者。我当时正匆匆往玻管局的大楼门里走，我甚至没有时间扭头看看陶小北。她见我步履匆忙，对她视而不见的样儿，显然是生气了，将一个小雪团“啪”地扔到我颈项里来。可我仍没有停下匆匆的脚步，只是扭头冲她笑了笑，便“吱儿”一声推开玻管局楼道的门，闪身进了楼。
我要上楼去看那份文件——陈奋远、赵有才的任命文件像落在陶小北嘴唇边那瓣雪花儿一样，落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那份文件上其实只有两行字：
陈奋远同志任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
赵有才同志任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这份新的文件下发后，我们玻管局的局领导又由奇数变作了偶数。八位局级领导依次分别为：阎水拍局长，陈奋远主任，余宏进副局长，马方向副局长，朱锋纪检组长，姬飞行业工会主席，牛望月总工程师，赵有才副主任。
这个排列顺序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是：陈奋远主任跑到了余宏进副局长前头。我才明白，原来这就是阎水拍局长推向余宏进副局长的那一掌。这一掌的“内功”太深了，足以将对方一掌毙命！而出掌人却在那儿不动声色，谈笑风生。
翻开玻管局的历史看看吧，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写道，翻开历史一查，满本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而玻管局的历史翻开，还没有看到“阎水拍”，就早已看到了“余宏进”。余宏进一参加工作就在玻管局，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说他是紫雪玻管事业发展“活的历史”也好，“活的见证”也罢，包括那种“活字典”也当得起。他可真是把毕生精力献给玻管事业了啊！省长做玻管局长时，余宏进已是正科长。阎水拍还在县里做县委书记时，余宏进已是玻管局第一副局长。那任玻管局长升为副市长，已做了五年第一副局长的余宏进以为自己该当局长了，可“组织上”却调来一个阎水拍。这简直是在制造新时代的“窦娥冤”！余宏进副局长认为，这其实比窦娥还冤！眼看着搬一块石头压自己颈项上来了，却无能为力。余宏进不能埋怨搬石头的人——那是“组织上”。但他却可以怨恨这块石头——阎水拍就是这块石头！不！称他为石头便宜了他，应该将他唤作“屎盆子”，眼睁睁看着这个“屎盆子”扣到了自己头上。即使是石头，也是过去茅房里的那块“压厕石”——与屎盆子没什么两样，其特点都是散发着臭味！
余宏进副局长只得继续做他的第一副局长。可阎水拍却连这个第一副局长也不想让他做。有一次一个电话打到阎水拍办公桌上，阎水拍拿起听筒，对方说：“请找一下你们局常务副局长余宏进同志。”阎水拍“啪”就扣了电话。心想：谁任命他做常务副局长了？市里的任命文件写着“常务”二字吗？市里的任命文件当然不写“常务”二字。阎水拍局长脸一沉，玻管局便没有人再敢擅自称余宏进为“第一副局长”或“常务副局长”了。阎水拍局长此时的脸色才和缓了一些，将那张本省的日报从眼前移开，说：“只是排名在前边嘛，这是历史形成的。谁在茅坑里蹲的时间长，只能说明这个人身体不好，便秘什么的，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嘛。何况还有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他余宏进这些年做什么工作了？练三年太极拳，五年气功，恐怕都快练法轮功了！玻管局又不是气功协会！作为一名副局长，玻管事业这些年的大发展与他有什么关系？整个一个局外人嘛！你置身事外，我就让你置身局外——好好练你的气功去吧！玻管局出过一个省长，若再能出一个气功大师，也不错嘛！”阎水拍局长口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你余宏进若是气功大师，我阎水拍就是司马南！”
余宏进副局长做副局长时，陈奋远还在那个县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跟着阎水拍来到玻管局，也只是一个政秘科副科长。余宏进副局长至今尚能忆起陈奋远刚调来时那张谦恭的笑脸。没想到这小子像毒蛇一样，不知不觉已爬到自己身边来了。每看完一份市里的红头文件，都要在文件前边那页“文件传阅单”上写下“已阅”二字。看着那份由政秘科印制的文件传阅单，余宏进副局长就来气：自己的名字恰好在阎水拍和陈奋远之间，前边扣一个“尿盆子”——臭你！后面紧挨着跟一条毒蛇——咬你！躲都无处躲，藏都无处藏。没想到现在又眼睁睁看着这条蛇从自己的身体上爬过去了，自己却在梦魇，心提到嗓子眼儿，胸腔仿佛要炸开，惊恐地瞅着正在自己肚子上爬行的毒蛇，眼睛仁儿都快要恐怖地从眼眶里迸裂出来，可手脚却一动不能动。
多亏了这些年练气功，余宏进副局长的抗击打能力已像我们紫雪市的文化积淀那样深厚。否则，阎水拍局长这一掌过来，足以让他五内俱裂——即使没有五内俱裂，他也再不敢和阎局长“过招”，瞅个空子拖枪落荒而逃，躲到后山里慢慢疗伤去了。
余宏进自此再不和阎水拍抗衡。他的心理防线已像当年的马其诺防线一样全线崩溃。他甚至在后无追兵的情况下，继续后撤二百公里，才惊魂未定地停下来安营扎寨——在以后的局务会上，他很少再持反对意见，最多只是紧抿着悲愤的嘴巴保持沉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阻击战中，阎水拍局长终于取得了胜利。局领导班子里支持阎局长的人数，首次和反对派持平！阎局长帐下兵强马壮，老头儿再不需要像长坂坡前的赵子龙一样，为了一个日后乐不思蜀的阿斗舍生忘死、东冲西突、孤军奋战。陈奋远、马方向、赵有才几员大将精神抖擞地围拢到他身边来。针对余宏进被“逼退”一事，阎水拍不无得意地对陈奋远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只能排到你的后边！截至目前为止，市里还没有哪个部门的副处级排到正处级前边的先例，我们玻管局当然不能破例。这个例也着实破不得——若能破得，那副市长不也可以排到市长前边了吗？我阎水拍还想把名字排到惠五洲和郑向洋前边呢！现实吗？可能吗？不成天方夜谭啦？”
玻管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局面。局里再召开局务会，只有一个声音——阎水拍局长掷地有声的声音。余宏进彻底蔫了！包括朱姬牛，也被阎局长这一掌的威力波及，就像三只寒蝉，又像三只缩头缩脑的小雀，蹲在树枝上侧耳谛听是否会有危险降临，霎时寂然无声。
每次局务会结束，赵有才主任就对大家说：“那就这样吧，同志们各负其责，下去分头按阎局长指示办！”
第十八章
玻管局由“七嘴八舌”到“一声喊到底”，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我和陶小北在市委党校学习的这一个月里。两个傻家伙不知道，在我们用漫画勾勒局领导班子的精神面貌时，阎局长已主持召开了“遵义会议”，并已“四渡赤水”，正打点行装准备过草地呢！
学习班结束的前一天，赵有才主任突然打来电话，让我们赶回局里参加重要会议。赵有才主任在电话里讲：“阎局长要我转告每一个同志，谁也不允许请假！”
这次“重要会议”原来是搞民主测评。阎水拍局长的工作方式常常让人有那种“丈二和尚”之感。有时故意放出风来，说局里准备搞民主测评了，可却又迟迟不搞。有一次年初放出风，岁末才搞了测评。可真是“三百六十五个日夜”的“三百六十五个等待”啊！
有时阎局长却又搞突然袭击，在谁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突搞测评。
这次测评属于后一种情况——阎局长突然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捧到局里几个同志面前，这几个同志眸子里怎能不惊喜地一闪呢？
这次共测评五个同志，其中有我和陶小北、李小南。
我们几个测评对象在测评之前均不知情。已在六楼会议室的沙发上坐下来，我还在问陶小北：“测评谁呢？”陶小北再问李小南，李小南再问下一个人。就像玩那种击鼓传花，我将花儿扔给陶小北，陶小北扔给李小南，李小南再扔给下一个人。鼓声一停，傻眼了！我们三个怀里竟各抱着一枝花儿！
测评前阎局长先讲话。将我们五人挨个评价了一番。诸如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德才兼备之类。说到我们的缺点则轻描淡写，有点像上中学时老师写的操行评语，在一大堆好话后面缀一句缺点。如果这个同学是一个班干部，就写一句：“希今后大胆工作”；如果是一个学习好、身体差的学生，就写一句：“希今后加强体育锻炼”；如果这个同学在本学期与别人拌过两句嘴，就写一句：“希今后团结同学”。
机构改革若是一场盛大的婚宴，最后浮出水面的方案则是婚宴上款款迟来的那位盛妆的新娘，前面做了多少准备，都是为了最后一睹芳容的这一刻。阎水拍局长在讲话中还透露，本次测评结束，即意味着这次机构改革即将结束，机改方案将很快出台。阎局长说：“这是一次涉及面较广的机构改革，不少同志的工作岗位将有所变动，凡是平级调整的这次均不测评。”阎局长说完这句话，我心里怦怦跳了两下，心想：那就意味着被测评的同志这次要被提拔了？
接下来阎局长宣布这次测评的规则，他说：“我私下了解了一下，对这几个同志大家均无异议，因此这次测评搞简单一些。一会儿给大家每人发一张票，上面写有这几个同志的名字。如果不同意，就在名字后面打个‘×’，如果同意，就啥也不填，将‘白卷’交上来。”
“大家听清楚没有？我再重复一遍，不同意就打‘×’，同意就什么也不填。”阎局长说到这里喝了一口水，扭头对赵有才说：“既然大家没啥意见，现在开始发票。”
票发到每个人手里后，有人下意识地拧开钢笔套，慌忙又合上。为了表示自己没有不同意见，赶快表白立场似的将双手插在袖统里，这才叫“袖手旁观”——每个人袖着手扭头左右看一看，谁也没有动笔。几分钟后，赵有才主任站起来收票。结果我们五人均获满票。
一周后，局里的机构改革方案亮相。这个方案可称之为“赶鸭子方案”。局里的同志都是“鸭子”，阎水拍局长则为“赶鸭人”——随心所欲地将我们玻管局一群鸭子赶到这儿，赶到那儿。
第一只鸭子是陶小北，陶小北出任局工会主席，受姬飞工会主席“节制”。局里为啥有两个工会主席？姬飞是“行业工会主席”，副县级，由市委任免；陶小北是局工会主席，正科级，由局里任免。
第二只鸭子为业务二科主任科员罗一强，任局专职纪检书记，隶属局纪检组长朱锋领导。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纪检组长朱锋领导下负责全局纪检工作。
这个纪检副书记的级别仍是正科级。一个组长领导一个书记，有点像一只蚂蚁拖着一间房子。有一次本市有一位作家到局里来推销书，给局里每一位领导签一个名。譬如“敬请阎水拍局长雅正”之类。可写到朱锋却作难了，若写作“敬请朱锋组长雅正”，显然不妥，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小学生打扫卫生时排的小组长。正当作家为难之际，赵有才主任及时点拨，他对作家说：“你就写朱锋书记。”作家于是急忙写上：“敬请朱锋书记雅正”。
不过若要去与阎水拍局长探讨这个问题，阎局长会反问你：“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什么级别？——和周总理一个级别；市治理整顿领导小组组长是什么级别？——正厅级！惠五洲书记任组长、郑向洋市长才是个副组长！”然后阎局长会总结说：“组长没大小，我当县委书记时，有一段时间同时兼任过八个组长。”
下来一溜儿鸭子都上了架：下海走了的那位科长原为业务二科科长，他空出的“缺”，由二科副科长填补。四位主任科员中，除担任专职纪检副书记的罗一强外，其他三位亦各得其所，每人兼了一个副科长。业务一、二、三科各缺一位副科长：一科副科长冯富强调离，二科副科长升作科长，三科副科长下海，这三位副科长便由三位主任科员兼任。他们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一肩挑两职，真正做到了有职有权——既可享受正科级待遇，又能行使副科长职权。
那么冯富强调哪儿去了？局办公室改作政秘科，冯富强任政秘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我任政秘科副科长，协助冯富强工作；李小南任政秘科副主任科员兼打字员；通信员小胡继续任通信员。
每次动人事，阎水拍局长都会有出人意料的手笔。或在大处点染，或从小处着墨。这次却是大处也点染，小处也着墨。从大处说，突然增设两个正科级岗位——一个局工会主席，一个专职纪检副书记。表面看来，阎局长想借这次机构改革将八个科室增为十个科室的目的没有实现，这不已实现了吗——局里虽仍是八个科室，可却有十位正科长。从小处讲，李小南做了副主任科员，却还兼着打字员。这里边的“奥秘”谁能说得清楚——恐怕李铁梅也说不清楚。
对李小南而言，上次由出纳员岗位“贬”至打字员岗位，是阎局长“推”她——一推她不就感觉到了？这次让她以一个副科级兼打字员，又说明这个岗位重要。这个岗位当然重要！现在，四楼那间打字室已不属于冯富强了——因他早已不是打字员，那间小房子属李小南了。有时打印一些绝密的人事任免文件，阎局长就会将门从里面反锁，坐在那张床上，看李小南“嗒嗒嗒”敲那台四通打字机。李小南露出一截赛鹅脂一般雪白的手腕儿，娴熟地敲打在键盘上，也敲打在阎局长此刻陡然年轻起来的心房上。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衡量一个男人是否老了，不在年龄，而在面对漂亮女性的态度。若面对漂亮女性熟视无睹，说明他老了，反之则不老。比如当年“三闾大学”那位老校长高松年。我们阎水拍局长与高松年校长有同样的心态，是一个“人老心不老，革命干劲高”的好同志。“老而弥坚”，“老而愈勇”就是指这一类跨越代沟像愚公移山一样毫不畏惧的老同志而言。实践证明，阎水拍局长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李小南又不是尤三姐，性子再烈能拗得过我阎水拍？孙悟空够厉害了吧，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了没有？何况李小南又不是孙悟空！
不过这女孩子的手灵巧地敲打在键盘上，就是好看。阎局长看着李小南打字时不由得这样想。她的手那么白净，尤其是她的手腕儿，盈盈一握，像电话机的听筒一般，惹得人忍不住想抓在手里打打电话。而她的手指敲打键盘，又像前几天那场大雪的雪花片儿，一片一片往那台四通打字机上落。这女孩儿端坐那儿给人的感觉娴静而优美，若她耳上再戴一副耳机，简直就像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秘密发报员，将重要情报“嗒嗒嗒”敲打到延安，让那永不消逝的电波驱散中国上空的阴云和黎明前的黑暗。
因此阎水拍局长暂时不想让李小南离开打字员这个重要岗位。此其一；其二呢？阎局长还不想让小胡这么快就接这个岗位。按理说余宏进已臣服，应该让小胡接这个岗位了，恩威并施嘛。可阎局长偏不，你说这老头有多倔！不让小胡干打字员，小胡也许会着急得跺脚，跺痛的是小胡的脚，又不是我阎水拍的脚！小胡要是着急得跳起来呢？跳起来？他能跳多高，他又不是朱建华！况且跳得越高，落在那个大办公室的水泥地板上，脚板就会越痛。就像一个人生气时狠劲以手掌拍桌子，桌子倒不痛，自己却痛得在裤缝上直搓手，嘴里还像换气扇一般咝咝吸凉气。所以无论跺脚还是“跳高”，都是他小胡自己的事——朱建华跳高才是国家的事呢！对阎局长来讲，关键是看小胡跳完高后干什么？他保准会弯着腰、胁着肩再次跑过来给阎局长打水抹桌子，给阎局长取报纸跑得比孙子还欢，阎局长家里有点什么事他比阎局长还着急——单从脸上那沉重而焦虑的表情即可看出。阎局长住院他去医院看得比谁都勤，连痰盂都哈着腰拎出去拎进来，冲洗得干干净净。医生护士见小伙子这么勤快，问阎局长：“你孙子？”阎局长说：“不是，是我单位的同志。”“多好的同志！现在这样的同志可不多了！”阎局长此时则会在心里对医生护士说：“这样的同志在我们单位多着呢！”然后再在心里对微微有点脸红（那医生简直瞎了眼！）的小胡说：“快能接替李小南同志做局里的打字员了！”
我局这次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落下帷幕。四十三个干部编制人事局批了下来。除两个下海的同志外，我局四十一个干部像四十一根萝卜，被阎水拍局长一根一根插在了他精心挖出的坑里。放眼望去，这片萝卜田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局里几个工勤人员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甚至有那么一股劲头十足的劲儿。局里共有六个工人编制。小牛、小马、小虎和小胡占去四个。老乔退休后，空出一个编制；冯富强转干后，又空出一个编制。这次机构改革结束不久，局务会研究，决定再调两个工人同志进来。几位局领导便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想调自己的亲戚进来。余宏进和牛望月算盘珠拨拉不响——有个小胡和小牛在那儿，再开不了口；马方向不屑于在这种小事上开口；赵有才还不能开口，只有陈奋远和朱锋、姬飞开口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们没有调过自己的亲戚。于是朱锋推荐了一个“小朱”，姬飞推荐了一个“小姬”，陈奋远却推荐了一个“小苏”。三个里边选两个，阎水拍局长该作难了吧？不作难！阎局长最后拍板，他在局务会上说：“小苏调进来！我们考虑问题还得有点思想境界！”阎局长说到“思想境界”时看了朱锋和姬飞一眼。原来小苏不是陈奋远的亲戚，和他八竿子打不着。小苏是局里修建家属楼那个村支书的小儿子。征地时村支书一句话少收了三十万。村支书只提了一个要求，他小儿子想吃“公家饭”。现在两栋家属楼都开始起墙了，村支书的小儿子当然得调进来。
小苏调进来了，剩下一个调谁？调“小朱”还是调“小姬”？阎局长又该作难了吧？不作难！两个都不调！阎局长说：“大家怎么把一个人忘记了？我们可都吃过人家做的饭——小高怎么办？”阎局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说其他人，连朱锋和姬飞都没话说了。
局务会决定：调小苏和小高。至于小朱和小姬，以后有了编制再考虑。
炊事员小高终于结束了临时工的历史，被正式调入玻管局。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那滋味可不好受。虽然“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但这只是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而小高只有小学文化，不懂什么理论。小高都二十八岁了，却至今“待字闺中”！小高谈过六个女朋友，一个也没谈成。六个女朋友中，有三个和小高只见了一面，听说他是临时工，掉头不屑而去——像东去的大江一样难以挽留。后来小牛小马小胡几个给他出谋划策。小牛说：“就说你是正式工，开着桑塔纳。”小马说：“干脆说是局里的打字员，快转干了。”小胡说：“要么直接说成是干部，是副主任科员。”小牛接着又说：“临时工就像一块疤，你干吗那么着急揭起来给人家看？”小马说：“临时工是个小婊了，卖了多少次也得羞答答装出个处女样——至少也得装成个‘副处’！”小胡说：“临时工是块狗屎，你干吗老拿在手里臭自己！”
几个人给小高出的主意如出一辙：见面时先别说自己是临时工，然后尽快将对方“靠”了！“靠”了懂不懂？小牛说：“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小马说：“就是先上车后买票。”小胡见小高一脸茫然，拍拍他的肩说：“就是生米先煮成熟饭。”
后来再见面的三个女孩，小高依计而行：不说自己是临时工，并且千方百计想把人家“靠”了。第一个，见了几次面，吃了几次饭，终于哄上了床。女孩兜头往下脱那个小背心时，两个硕大的胖奶子“嘣”一下跳了出来，小高吃了一惊。那两个胖奶子冲他点了点头，一对小乳头像小孩子圆溜溜的眼睛一样调皮地望着他，仿佛在说：“你这个撒谎的家伙，撒谎嘴会烂的！”小高本是老实娃，在这双“眼睛”的逼视下，将自己临时工的身份和盘托出。这下轮到女孩吃惊了。她猛地将那个即将脱下的小背心使劲儿拉下来，遮住了胸前一双调皮的“眼睛”，却露出另一双愤怒的眼睛：“你不是副主任科员？”女孩眼里像是喷出了火，恨不能将小高立马烤焦，让他顷刻间化为灰烬。接着咬牙切齿吐出几个字：“你这个骗子！”女孩手忙脚乱穿上衣服，雄赳赳，气昂昂，着“正装”摔门而去。
第二个，也已发展到脱小背心，小乳头已“看”过小高。也许是那个女孩的乳房太小，小乳头“眼神”无力，小高竟忍住没有说。可当女孩勾起脚尖将那个小裤头娴熟地挑下去时，小高再次良心发现，将自己的临时工身份告诉了女孩——结局同上。只是这个女孩更暴烈一些，出门前在他脸上甩了一个巴掌。
第三个，已将生米煮成熟饭，两人搂着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女孩醒来时，伸了个懒腰正准备打哈欠，小高忍不住又将真相告诉了她。女孩瞬间变作张牙舞爪的魔鬼，张着血盆大口向目瞪口呆的小高扑来：首先挦了他一把头发，接着抓了他一把脸，抓脸的同时，另一只手扭在了他大腿根部，然后同时抬起两只手——左右开弓，扇他两个耳光！随即抽泣着夺门而出——当然不是裸奔——在进行“挦、抓、扭、扇”系列动作时，她已神不知鬼不觉穿上衣服——着“正装”悲愤而去。
局务会研究，决定将小高正式调入玻管局后，我去市劳动局帮小高办手续——工人调动在劳动局，干部才在人事局。小高那天跟着我去劳动局办手续时，就像一个天真的小孩子跟在妈妈后面，乐得一蹦一蹦的。市劳动局有我一个大学同学，在那儿做副局长。同学虽然不是交通警察，却给我大开了“绿灯”。办好手续的当天下午，局里搞福利分带鱼——当时是冬天，一捆捆带鱼像姬飞和康凤莲一样“拥抱”在一起，难舍难分。我和小高分得一捆。我俩将那捆带鱼拎上三楼，两人像打夯那样一下一下在楼道抡，震得冰渣四溅。其中一块像一个小酒杯那样大的冰渣飞到小高脸上，当即“吻”出了血。小高却不在意，竟说出一句带点儿哲理味儿的话：“疼在脸上，甜在心头！”接着他又恨恨地说了一句粗话：“靠他奶奶的，在局里八年了，每年搞多少次福利，可咱却连一根像鸡巴一样的胡萝卜也没有享受过！今天刚转正，就分半捆带鱼！”小高说这话时，已麻利地蹲在地上，将抡开的带鱼分做两份儿，三下两下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仿佛他当过那种看守犯人的兵，捆什么东西像捆犯人那样利索——用膝盖在犯人背上一抵，两下就将手腕反拧着捆住了，让我纳罕。
小高当时被冰块砸破的脸上还沾着一块带血的卫生纸，血都浸出来了，可见砸得不轻。他将那捆大一点儿的带鱼推给我，说：“鱼科长，你拿大的，我拿小的，你平时对我好，今天又带我办手续，我心里多感激你啊！本来两捆都给你——干脆当初不往开抡。可今天是我第一次获得劳动果实，像过去打土豪分田地一样，背着从农会主席那儿分得的一袋粮食没命往家里奔。这种心情你一定能理解！哪怕分一两条回去，我心里也会舒坦得多。所以我就不客气了，这一小捆我拿走了。”小高说着提起那一小捆带鱼下楼，已下去两级台阶，又仿佛想起什么，折回身走上来，以手按着脸上那块带血的卫生纸附我耳上悄声说：“鱼科长，以后报答你的机会多着呢——咱现在可有投票权了！”
第十九章
机构改革结束半年后——
小胡终于接李小南做了局里的打字员。
小高接小胡做了通信员。
小苏调进来后，一直没在局里上班，跟着陈奋远主任在家属楼工地跑来跑去。
期间，局里某次局务会决定，阎局长乘坐的桑塔纳两千有点陈旧了，应该给阎局长买一辆新车。这个提议竟是余宏进副局长提出来的。
阎局长新买的车是一辆刚上市的红旗小汽车。各种手续办完，恰好是三十万元。阎局长在局务会上风趣地说：“这车我坐得心安理得——因为不是局里掏钱买的，是小苏他爸给咱买的！”
其他局领导想了一下，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阎局长换下来的桑塔纳两千并没有让给余宏进副局长坐，而是让给陈奋远主任坐了。局务会上，阎局长将这话一说出口，余宏进副局长掩饰不住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可他很快又掩饰住了，目光淡然地望向窗外。阎局长则在心里戏弄余宏进：“练气功又不需要坐桑塔纳！”
后来阎局长在马方向和赵有才面前掰着指头这样说，他让车给陈奋远有三点理由：一、陈奋远是正处级；二、陈奋远一天到晚在工地上跑，需要一辆车，那可是为全局同志谋福利的事儿；三、小苏喜欢开车——人家老子给咱买了新红旗，让人家儿子开个旧桑塔纳，走到哪里说不过去！
阎局长最后说，任何事情，只要有一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去做；有两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地去做；有三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三足鼎立、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在这里。
当然，如果一条理由也没有，最好不要去做。
阎局长这些话后来传到我耳里，引起我长久的思索。一对双方均有配偶的已婚男女，比如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李小南……李小南和谁呢？双方产生感情，你贪我爱，这算有了两条理由——“你贪”是一条，“我爱”是一条。按阎局长的观点，就可以放心地去“唱歌”了。可若人家的老公不同意呢？两条理由就减去了一条，成了一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观点，这种时候虽可以去做，却得小心翼翼。可如果人家老公也同意了——这就有了三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说法，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了！
那么，有这样的老公吗？我想，还是有的，不是有一句话：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吗？
我鱼在河是不是这样的老公呢？如果柳如眉和一票或者她们局的局长去做，我会同意吗？
我和柳如眉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我俩都是科员的时候，在家里地位平等。她做饭，我洗碗；我做饭，她洗碗。她辅导孩子学习，我带孩子洗澡；或者我辅导孩子学习，她带孩子洗澡。我担任了副主任科员之后，她是科员，我在家里就有了一定的领导地位。虽然这种领导地位时有动摇，但我明显占了一点上风，洗碗和做饭的次数略比过去少了一些。有时她洗碗或做饭的时候，我可以跷起那种二郎腿看看电视，我家的电视是十八英寸的彩电。有一次柳如眉十分神往地对我讲：“鱼在河，你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她在厨房洗碗，我在客厅看电视。我坏笑着回答她：“那还不是当一名作曲家！”柳如眉听我这么说，从厨房跑出来，手里拿一把正在洗的饭勺。她咯咯笑着向我跑过来时，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以为她要拿那把饭勺敲我。她没有拿饭勺敲我，却用胳膊肘在我背上抵了一下，眼睛看着那台电视机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能来给咱们送礼，啥时有人能给咱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大彩电，我就有一种成就感了。”
柳如眉对“成就感”的理解十分朴素，就是有人能给我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
柳如眉当了副科长后，突然就拿筷头戳了我一次。那时我尚是一名副主任科员。柳如眉那一戳，不但戳在了我脸上，还戳在了我心上。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按理说“副科长”比“副主任科员”最多也就大半级，大半级我已觉得喘不过气来，大一级还了得！后来我担任了政秘科副科长之后，才知道副科长就是可以领导副主任科员。我和冯富强常常抢着给李小南布置工作。如果冯富强先我一步给李小南布置工作了，我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比我多“领导”了一次李小南。有一次冯富强吩咐李小南去打印一份材料。科里再没有一个李小南了，我便想随便找一个人出来“领导”一次，以求得心理平衡。恰巧打字员小胡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小胡原本并不准备进大办公室来，他探了一下头正准备到四楼的打字室去，被我像揪一只缩头乌龟一般揪了进来。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小胡你去传达室取一下报纸！”小胡将报纸取上来放在我办公桌上，陪着笑脸殷勤地对我说：“鱼科长，报纸给你取上来了。”我一边喝茶，一边冲他矜持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谢谢”二字。而我是科员的时候，若他给我取一次报纸，我至少会接连点着头说三至四声谢谢。他即使出了门，我的最后一声“谢谢”也会像一颗鱼雷一样撵着他而去，我会伸长脖子冲他喊：“谢谢啊小胡！”当然我是科员的时候，也很少有机会对小胡这样喊，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差遣他去取报纸。即使我差遣了，他也不会去取。反会瞪我一眼，上来摸摸我的头说：“你这小子，自己没有长腿？”所以我“这小子”也不会自讨没趣。
还差遣这王八羔子取报纸呢！我刚调来的时候，惹都没惹他，他都敢学我口吃，并且上来摸了一把我的脑袋。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当年西门庆勾搭潘金莲就是从脚上开始的，刚摸了一把，那潘金莲就心痒难耐，说：“哥哥真个要勾搭我？”女人的脚随便摸不得，男人的头更摸不得。若可随便摸，那我们局的同志首先应去摸阎水拍的脑袋，因为他个儿矮，摸他脑袋就像摸儿子的脑袋一样，顺手就上去了。可玻管局谁敢摸阎水拍的脑袋？
我早在心里记下了小胡这小子，他将来当然会为这个鲁莽的举止付出代价，我可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
那天柳如眉用筷头戳我的时候，我虽难过地低下了头，却并没有反抗她，很少有人会去反抗领导。市委书记批评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会找个乡镇书记训斥一顿。阎水拍局长若批评了马方向或者赵有才，马方向或者赵有才就会将气撒到我和冯富强身上。我和冯富强再将小牛或小马呵斥两声，这两小子气没处撒，便会在卫生间将墙壁狠狠踹一脚。
我担任副科长后，柳如眉不再用筷头戳我。因为她若用筷头戳我，我完全有可能也用筷头戳她。我和柳如眉的关系现在极像我和冯富强的关系。冯富强的副科长职务虽然在任命文件上排在我前边，并且由他主持科里的工作，但毕竟我俩都是副科长，有啥事他总是这样说：“在河有个事情和你商量一下”；“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有一次他说走了嘴，当时他刚吩咐毕通信员小高，顺势用吩咐小高的口气吩咐我：“鱼在河你去……”说了半句他突然改口，又说：“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让谁去办一下？”这小子原本准备说：“鱼在河你去把这个事情办一下！”他说的“这个事情”谁去办，其实都无所谓，不就是给市委送一份文件嘛。我当时恰好要到市委去，他若不流露让我去“办”的意思，或者是阎水拍、马方向、赵有才让我去办，我会十分乐意地说：“举手之劳嘛，请领导放心！”可当时我从冯富强手里接过那份文件，漫不经心地翻了翻。冯富强手向前伸着，以为我翻完文件会再递到他手中。可我却偏不递给他，啪地将那份文件扔在办公桌上，抬头对他说：“又不是什么急件，明早上班让小高送过去！”然后便不再搭理他，转身扬长而去。
冯富强不管怎么说，主持着科里的工作。可又没人来我家里宣布，我和柳如眉由谁“主持”工作。这样我家里就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包括晚上“唱歌”，过去总是采用那种“男上女下”的体位和姿势，可自从她担任副科长后，却时不时要到上面来。我很不习惯这种“角色”置换，这基本等于她要“填词”，而由我来负责“作曲”。可不说五线谱，我连简谱都不懂，“作曲”的难度委实大了一点儿。每次她在上面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强暴的感觉。她在那儿翻身农奴把歌唱，我心里却像打翻了那种五味瓶，不知有多少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
柳如眉那个副科长的“含金量”比我高出许多，因为她所在的那个局的“含金量”比我们玻管局高出许多。柳如眉所在的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局。如果说自从“一玻”、“二玻”垮台后，我们玻管局其实啥也不管外，柳如眉所在的那个局就啥都管。她所在的科叫“计划科”。这个科管着很多紧缺商品的指标。只要她们这个科将指标拨给你，转手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出一倍的价钱。比如说你十块钱买了一双鞋子，转手便卖作二十块钱。如果这双鞋子是一万块钱呢？
当然柳如眉所在的局并不卖鞋子，这里只是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局的重要程度倒有点像七十年代的商业局，你要想买一辆“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给你儿子结婚用，得千方百计找商业局长批条子。
柳如眉所在的局其实要比七十年代的商业局重要得多！她那个科不仅管着紧缺物资的指标，还管着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统称“专项资金”或“配套资金”。
当然支配这些资金和“指标”的主要权力在市长、主管这个局工作的副市长和这个局的局长手里。还有分管这个科工作的副局长和科长。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其实只是两个经办人员，按照市长、副市长、局长、副局长和科长的安排，把这些资金和指标拨出去。支配权到他们手里已经十分有限。
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虽然没有多少支配权，但他们却有“知情权”：哪些资金和指标支配得合理，哪些比较合理，哪些不太合理，哪些很不合理，这两个副科长最清楚，心如明镜一般。
贾府里的焦大为啥敢骂主子？就是因为知道的底细太多。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若是焦大，说不准哪一天不高兴了，也会骂出两句“爬灰”之类的话来。怎样才能让他们不骂？就是让他们也去“爬爬灰”。
因此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手中也有了一点点权力。就像两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厨子，再名贵的菜，端上桌前也可先尝一尝。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产生一点点好感，最初就是因为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或者那种“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是什么？就是你说什么时我顺着你的思路也说什么。我和陶小北为啥有共同语言？就是我说什么时她总是附和着我说什么，有时甚至我不说什么时，她也总是找着话儿往我心上说，常常让我心中一热，然后就会有那种暖融融的感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没有共同语言，取决于双方愿不愿意有共同语言。愿意就有，不愿意就没有。张三和李四聊天。张三说：回家做点肉吃。李四说：吃肉？肉有瘦肉精！张三说：那弄点蔬菜吧。李四说：蔬菜有农药！张三说：只好吃点粉条了。李四说：粉条里食品胶掺得太多，好吃难消化！张三说：难道喝西北风啊！李四说：西北风？有沙尘暴！如果两人像张三和李四这样，一个说东，一个总是说西；一个说南，一个总是说北；一个说天上，一个总是说地下，一个气得只好去说狗了，一个却又逮来一只兔子，再有涵养的人也会兴味索然，哪里还会有共同语言。
当鱼在河副科长与柳如眉副科长一个开始说东，一个开始说西的时候，已到了这年的夏末。就在这个夏末，有另外一个男人开始和柳如眉往一块儿“说”。
这个男人就是一票。
一票就是柳如眉科里另外那位副科长。
柳如眉提拔为副科长后，科长给他俩做了分工。一票分管专项资金，柳如眉分管专项指标。为了工作方便，科长让他俩将办公桌并在一起，就像一个人的上嘴唇和下嘴唇合在一起一样。“专项资金”与“专项指标”大多时候是同时拨下去的。科长有时会拿一摞厚厚的表格，啪地往他俩办公桌的“交界处”一扔说：“把这笔资金和这些指标捆在一起拨下去！”
这样柳如眉就得和一票研究那些表格，看采用哪种“捆”法。有时是柳如眉走过去站到一票身边，歪着头看一票“捆”资金。有时一票“捆”错了，柳如眉便会将一根白白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会戳到一票手上。有时是一票走过来站在柳如眉身边，歪着头看柳如眉“捆”指标。柳如眉若“捆”错了，一票也会将一根黑黑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会戳到柳如眉手上。
如果是在夏天，柳如眉穿着薄薄的衣衫，一票不经意地瞥一眼，就会瞥见柳如眉白白的挺拔的乳房。柳如眉的乳房既不是盘状，也不是半球状，更不是地梨状，而是鸭梨状。这个我应该最有发言权。据我所知，鸭梨状的乳房是乳房中的极品，一百个女性中只有一个拥有这种形状的乳房，真正是“百里挑一”。
问题是挑乳房毕竟不是挑鸭梨，挑鸭梨你可以在一堆鸭梨中选来选去，拿起这个，放下那个，再看看另一个。挑乳房呢？所以只能去碰，碰上就碰上了，碰不上怎么办？那就碰不上了呗！
一票这家伙运气不错，竟碰上了！可他一想到“排名”在鱼在河之后，又有点气馁：这毕竟不是像他所在的那个科室一样，可以任命两个副科长。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柳如眉若是“科长”，就只能给她任命一个副科长，而且是“终身制”，除非两人离婚。过去倒是有过“一妻多夫制”——可那是母系社会群婚的遗俗，年代也太久远了一点！因此一票想要尝尝这个梨子的滋味，难度就有点大。所谓虽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不能尝，看一看总可以吧，站在柳如眉身旁的一票就又将柳如眉的“鸭梨”看了看。这才发现，鸭梨上那个“梨嘴嘴”也颇为可爱。看着这个小小的乳头，一票就会想：啥时候能将这个乳头像指标一样拨来拨去呢？
两人的脚有时也会无意中触碰到一起。在机关里工作过的同志都有过这种体会，在办公桌前坐一上午，腿和脚会发麻的。有时就得动一动，将腿伸直（这样会舒服一些），这一动，一伸，就容易碰到对方的脚。
总之柳如眉与一票开始互相产生了一些好感。而产生这种好感的直接起因，还是一票投给她的那一票。柳如眉若是一个面团，从一票投出一票那天起，她就在一票的目光中发酵。
起初两个人凑在一块儿，并没有别的想法。不过就是说一些话儿。你顺着我说一会儿，我顺着你说一会儿。仿佛扯着一根绳子互相拉，你拉过来，我再拉过去。又如小女娃娃跳猴皮筋儿，一个站在中间跳，一个将猴皮筋儿拴树上，在小女娃娃脚下绕，向这边绕一会儿，再向那边绕一会儿。
两个人在办公室跳猴皮筋儿，受场地局限，无法施展，便有了到别的地方跳一跳的想法。这一天，当一票将这种想法悄声告诉柳如眉后，柳如眉想了一下，就点点头，答应了。
两人跳进了一个幽静的酒楼。酒楼叫了一个浪漫的名字：脉脉含情。
柳如眉和一票在一起，共同语言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谈工作，从专项资金和专项指标说起。一票由衷地对柳如眉说：“那天要不是你及时看出问题来，将那笔资金拨下去，那可就酿成大错了！”柳如眉也感激地对一票说：“我那天去逛商场了，偏偏局长叫拨指标，要不是你及时帮我办了，局长保准会不高兴的！”
接下来两人会说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话题。有时候也会说到局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由此而起的一些是非。柳如眉甚至会撒娇地咕嘟着嘴，给一票倾诉心中的烦恼。局里另一个和她关系原本不错的女同事，自从她当副科长后，对她待理不理的，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一票耐心地听完柳如眉的叙述，会像一个真正的大哥哥对待小妹妹那样，给她出主意，为她想办法。他说，柳如眉在处理二人的关系上，应该“一如既往”，“大度一点”，对她对她的冷淡“佯装不知”，仍像过去那样“热情地对待她”，这样有一天，她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她重修旧好，云云。至于她播弄她的坏话，也应不予计较，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这样反倒显出自己做人的境界。柳如眉见一票说的在理，便会高兴地点点头，心中的郁闷顷刻烟消云散，两人的感情在瞬间又近了一步。此时两人又会说到那次决定柳如眉能否做副科长的至关重要的投票。柳如眉会趁机将那句“点题”的话表达出来，她说：“我真得感谢你呢！要不是你给我投那一票，哪有我的今天！”
此时柳如眉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家里那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我们并没有出钱，那台电视机却跑我家来了！有时想想觉得挺奇怪的，仿佛我家已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我小时候上政治课留下的印象，共产主义就是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而且不需要出钱，因为那时候已没有货币。
“这是应该的嘛，谁让咱们是同事呢！况且我一直对你挺有好感的。”一票用那种炯炯有神的目光望了一会儿柳如眉，直到望得两人脸上都有一点温度了，才大胆地说出那句带有“破题”意味的话：“你本来就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性！”
一个“点题”，一个“破题”，这篇文章做出来就有意境了。一票果然趁热打铁，对柳如眉说：“其实你不找我妹妹，我也会将那一票投给你的，因为那一票本来就是你的！”就像柳如眉说话当中想起那台电视机一样，一票此时脑海里也突然浮现出一样东西——当然不是电视机，而是两个鸭梨。这两个鸭梨劲儿大着呢，一下就将一句话从一票胸腔里挤出，他直视着柳如眉说：“我都恨不得给你投两票呢！”
对两位普通同事来说，这话的“味儿”有点大了，因为这是情人之间通用的语言。一票将这句话说出口，也有点吃惊，他甚至吃惊地大张着嘴巴没有及时合拢，仿佛这话不是自己“说”出来的，而是话儿自个撑开他嘴巴“跑”出来的。他的脸也微微有点发烧，他甚至有点担心：万一柳如眉怫然作色怎么办？那就太没趣了。
一票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怎么会呢？女性就像一个当铺，对于赞美性语言一律照收不误。哪怕这种语言带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当铺老板清点送来的衣物，还会一件一件照成色论价，有时甚至会大肆砍价——一件八成新原价值三千元的裘皮大衣，能给你三百元就算不错了。可女性在赞美话儿的面前，却从不“砍价”，恨不得让你多说几句呢！所以女性若开当铺，非连老本儿赔进去不可——因为那样一件裘皮大衣，她可能付给物主三千二百元，不赔才成怪事了呢！
所以女性鲜有开当铺做老板的。即使有一个闪着腰儿从里间走到柜台前来，那也是老板娘，来看自己的丈夫和物主讨价还价。
一票的担心因此是多余的。他那句话当时让柳如眉心里再次一热。一票若是那个物主，那句话就是那件裘皮大衣，他将那句话儿“当”给柳如眉，柳如眉收下后，意外地付给他三千二百元——柳如眉当时眼睛一扑闪，回答一票说：“想不到你对我这么好！”一票此时才放下心来，抬起一只手以额至颌一抹，顺势才将惊愕地张着的嘴巴抹“合拢”了。正如那位物主，万没想到一件旧裘皮大衣能当得这么多钱！将钱揣在衣兜里走出当铺了，仍心存疑惑：莫不是付错了，不会追出来索要吧？心里不踏实，扭回头去看，见老板娘正将裘皮大衣穿在身上，左一下右一下比试呢。这才放了心。随手又扔给老板娘一句话儿：“老板娘真漂亮，穿上这件衣服更漂亮，晃人眼呢！让人都不敢看了！”说着，撩起衣襟遮住自己的脸，像一个顽皮的小孩一般作出一副“不敢看”状。女老板心里乐开了花，咯咯咯笑着让话儿从当铺里撵出来：“先生太会说话了，听你说话就像孩子过节或者农民赶集似的！先生留一下你的手机号可以吗？”那物主生怕老板娘突然反悔，趁她心里喜洋洋之际，早放下衣襟疾步汇入人流中不见了，哪顾得留什么手机号。
男女约会，话说到情浓得化不开的份儿上，就得换个话题“冲淡”一下。就仿佛一杯白糖水，糖放得太多，不仅“甜”，且“腻”了，就得再加点开水稀释一下。或者就像大街上有一个马戏团在表演，人围得水泄不通，将交通都堵塞了，此时就得警察出面疏导。一票和柳如眉此刻就是这样，一票挥着手“疏导”交通，柳如眉拎起开水瓶“稀释”杯中甜水。两人不再顺着那个话题往下说。柳如眉以手支颌，将目光望向窗外。窗外是那种“滚滚红尘”和“大千世界”。人流、车流不断，市声也不断。一个男孩正冲一个女孩招手，女孩脸儿红扑扑的，提起脚跟欣然向男孩跑去。
柳如眉和一票开始共同追忆那些因为已逝所以注定是美好的青春时光。
这天下午，一幕有趣的镜头出现了：脉脉含情大酒楼里，当时正放着悠扬的萨克斯曲《回家》。我和陶小北正像徐志摩和林徽因那样坐在一起，刚点毕菜抬起头，突然瞥见柳如眉和一个读者已“认识”我并不认识的男人走了进来。当时我们在一楼的小雅间，他们看不见里边，我却从雅间白布门帘的缝隙里瞧见了柳如眉。那天下了一点微雨，他俩打着一把伞，进来在大厅里停留片刻。柳如眉收伞后顺手将伞递给了那个男人，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因为那把伞我很熟悉。每次下雨我俩打着伞进门，她伞一收便会顺势递给我。我接过伞，低头拿那根小带绕一圈将伞扎住。然后我往往还会绕第二圈——用手臂将柳如眉富有弹性的腰环绕，有时我们环绕着直接进了卧房，有时环绕着坐到了沙发上。到底是环绕着进了卧房，还是环绕着坐到了沙发上，视情况而定。可无论哪一种情况，那把伞早不见了，有时被我随手扔墙角了，有时被我搁在门口的鞋柜上了。只有一次情况有点紧急，我竟一手环绕着柳如眉，一手拎着伞进了卧室。柳如眉已宽衣解带，像一条肥美的大白鱼，哧溜钻进了被窝，我手里却还拎着那把碍事的伞。我灵机一动，竟恶作剧般地将伞柄掉过来，顺手挂到吊灯杆上。那天我俩“唱歌”的时候，柳如眉没有像往日那样闭眼睛。我以手将她的眼皮抹下去，她又睁开往吊灯下面看，原来那把伞尚在那儿摇晃呢。那天柳如眉怎么都不愿翻身农奴把歌唱。事毕，才告诉我缘由：那伞尖尖锐着呢，掉下来先扎你屁股上。
这把亲眼目睹和见证了我和柳如眉“唱歌”全过程的“爱情伞”，今天竟拿在了一票手里。我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按照物理学上那种“干涉现象”，伞目睹了我俩“唱歌”，伞拿在一票手上，似乎一票也目睹了我俩“唱歌”。
柳如眉那天信手将伞递给一票，自顾先上二楼了。一票低着头手忙脚乱扎小带：他显然对我家的伞不熟悉，笨手笨脚扎了半天才将小带扎好。或者那把伞是那种对主人忠诚的“仆人”，挣扎着不想让一票扎住，仿佛一旦被一票扎住，它的女主人就当众丧失了贞操。
一票扎好伞，举目凝望了一眼闪身已上二楼的柳如眉，目光如炬，像贾瑞追逐王熙凤那样疾步追随柳如眉的倩影而去。我扑哧笑了。陶小北问我笑什么，我说我看到了那种“爱情的光芒”。陶小北不解，说：“不见你眼前有这种光芒啊！”我笑着说：“我眼前没有，我爱人身后有！”陶小北更不解：“你梦呓啊！”她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仿佛我真在做梦。我顺势做出一副“如梦方醒”的样儿，让服务员将已点好的菜单拿过来，低着头一边看一边对陶小北说：“咱们今天不吃鱼香肉丝了，来半斤白灼虾吧！”我将菜单递给身旁侍立的那个虽年轻但却像“鱼香肉丝”一般没有“味道”的服务员，眼睛望着“味道”比白灼虾更醇美的陶小北，心里尚在寻思：柳如眉这会儿正在点“鱼香肉丝”呢！想到柳如眉点给一票的那盘“鱼香肉丝”是这边刚退掉的，我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凉的笑意。
第二十章
那天在脉脉含情大酒楼吃饭，由于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柳如眉和一票身上，差点将冯富强和李小南这一对忽略了。
冯富强和李小南比柳如眉和一票稍晚一点进来，也上了二楼。那天我们一拨一拨凑在一起，真是巧中添巧。就仿佛这个酒楼是过去那种“接头”的地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这个那个都来了。
对我来讲，即使柳如眉和一票可以被忽略，冯富强和李小南也不可以被忽略。
柳如眉和一票若是那种“主要的矛盾方面”，冯富强和李小南就是那种“主要的矛盾”。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说法，当然是应该先抓“主要的矛盾”，再抓“主要的矛盾方面”。
看到柳如眉和一票打着我家那把颇有纪念意义的“爱情伞”进来吃饭，我心里像被猫抓了一把似的，像那些肠胃不好的人，当下泛起一股酸水。男人这种王八蛋就是这样：只愿自己伸出手去摘别人树上的果子，却不许别人探过身来哪怕在自家树上只捋一把树叶。
陶小北见我心不在焉的样子，娇嗔道：“鱼在河你今天是怎么了，刚做毕梦，这会儿又丢了魂似的？”
陶小北这么说，令我汗颜。我觉得自己真是有点小心眼儿了。按照那种“换位思考”的新的思维方法，如果陶小北老公看见我和陶小北在一块儿吃饭呢？不也会有一种吃了一颗青杏儿的感觉？说不准酸得脸都会缩作一团呢！阎水拍局长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说：遇到事情多为别人想一想，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考虑。
“换位思考”果真起作用。我挥了挥手，将溜到二楼去的“魂儿”唤回来，宽慰自己：柳如眉和一票吃吃饭有什么关系呢？掏钱的肯定是一票，而非柳如眉。按照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显然有利于我家的经济建设。抛开“经济”的角度，又有什么呢？也没什么呀！不就是两个同事在一块儿吃吃饭嘛！吃吃饭有什么？我和陶小北也一块儿吃饭啊，我们之间有什么了吗？即使有“什么”了，又有“什么”呢？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谁和谁先有什么了，也没有什么呀！生活就是这样，不是你在别人家自留地里顺手摘两个包谷，就是别人在你家自留地里偷偷挖两个马铃薯。
只有具备了如此胸怀的男人，才能成就一番大事呢！
令我有点不快的是，那天柳如眉这小婊子给我打电话却说，她不回家吃饭的原因是要在单位加班呢！我问她下午饭怎么吃，她说凑合一下，要一份儿盒饭吃一吃。一票莫非是她要来的那份儿“盒饭”？若一票能当饭吃，柳如眉从此就不需要进食了，每天上班看也看饱了。那才叫“三个有利于”呢！
可我当时也够无耻的了。听柳如眉说要“凑合一下”，我随口接过她的话茬儿，对她说：“哟，我单位也加班，看来咱们今天都得艰苦奋斗了！”我说的“艰苦奋斗”是指我俩都得吃盒饭。然后两人就儿子的晚餐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迅速达成了让儿子去柳如眉父母家吃饭的一致意见。
总之那天我前后左右一想，心里完全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后再一想，觉得柳如眉和一票吃饭简直了无新意，甚至有点俗不可耐。相反冯富强和李小南“共进晚餐”，却像那种“历史的经验”一般值得注意，甚至有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意味。
是的，这确是新近出现在我们玻管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呢！
别以为我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男人。冯富强像卸掉了一条胳膊一样，从我身上卸走了李小南（我原以为我与李小南的心理距离比他近），让我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但这种“痛感”不是因为我想像“三言二拍”里那个卖油郎一般，独占我们局里的两个“花魁”，或者像古代的皇帝那样，“左拥赵姬（陶小北）、右抱越女（李小南）”呢！我的“痛感”来自于——冯富强和李小南双双出现在脉脉含情大酒楼，意味着我失去了李小南这一票！
对我来讲，李小南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柳如眉对面的那个男人——决定我一生命运至关重要的一票——因为我们玻管局随时都有可能投票！
我已拥有了陶小北这一票，（难道陶小北会把那一票投给别人吗？除非黄河会倒流！）若我再拥有了李小南这一票，就比冯富强多出了两票！马方向当初在“马赵之争”中一票制胜，我若多出两票，不等于已将“胜利的红旗高高插上了山顶”？多获得一票，就等于多排除一颗通往总目标道路上的地雷，待到胜利的红旗映红我的笑脸时，我不仅会立功受奖，首长还会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是连队里的排雷能手呢！
而倘若我失去李小南这一票，就会和冯富强战成平局，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我现在必须尽快搞清楚：冯富强与李小南是缘何走在一起的？
他们是初次“脉脉含情”？还是已涉入爱河？他们仅仅是贪恋那种男欢女爱？还是另有其政治目的？若待他们有了那种男欢女爱，到了那种心照不宣的程度，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撕掳不开时，政治上缔结的盟友关系不是会更牢靠了吗？女人是一种依赖性极强的动物，一旦和谁有了那种肉体关系，就会无原则地坚决拥护谁，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动摇呢！
我必须当机立断从这两个人中间插进去，阻止他们男欢女爱的进程！像我这样一个目前来说微不足道的男人，当然很难像那些伟人那样挥手之间就可改变历史的进程，但要下工夫阻止一个男人求偶的步伐，我想还不至于没有一点办法。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是的，无论采取哪种手段，我必须抢先一步走在冯富强前边！抢先一步就意味着胜利，关键时刻我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身体！
当然我不会鲁莽行事，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阎水拍局长。
阎水拍局长与李小南的关系目前呈现出扑朔迷离的局面。这两人的关系较前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李小南再也不拒绝到阎水拍局长办公室去了，也再未冲阎水拍局长的背影吐唾沫。有一次我甚至亲眼目睹她给阎水拍局长撒娇，就像一个可爱的女儿向父亲使性子一样。阎水拍局长比李小南大出二十五岁呢！就是说阎水拍局长二十五岁时，李小南才刚生下来。如果阎水拍是那种钻天杨，都长碗口粗了，李小南才刚被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在三月十二日这天栽地里去，浇水时都得将她纤弱的“身子”扶着，生怕不小心折断呢！可长若干年，两棵树就一般高且一般粗了，至于那种“年轮”，不细看哪能看出来。阎水拍局长九十岁时，李小南也就六十五岁了；阎水拍局长若能活到一百二十五岁，李小南也就一百岁了。两个“百岁老人”坐那儿，“年轮”谁能看出来？
所以任何事情得来回想：从这边想过来，再从那边想过去，这一想就想通了。阎水拍局长若与李小南发生点什么，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倘若他们之间发生了那种鱼水之欢，你就往远处想，往出去想，往将来想。二傻子才会往回想呢——“若时光退回去多少年？”这是人话吗！时光退回去多少年，那就不叫鱼水之欢了，叫奸淫幼女！公安局的同志早将低垂着脑袋的阎水拍从我们玻管局的楼道里带走了。走到大街上还会有人往他脸上吐口水呢，唾沫星子不把这个老家伙淹死才怪呢！
阎水拍、鱼在河、冯富强、李小南目前呈现出一种“四角”关系。这里至少有一个人是多余的。这个人非我即冯富强。我决心将冯富强挤出去。若将这个像脸上的粉刺一样惹人讨厌的家伙挤出去，就剩下了我们三个人，这符合阎水拍局长说的那种“三角形的稳定性”。
对我来讲，现在需要盘算的只是：怎样才能把这颗粉刺神不知鬼不觉地挤出去？
这就得跟阎水拍局长学着点儿。阎水拍局长只是趁机构改革之机成立一个“行管办”，就达一箭三雕、一石三鸟之奇效。以我目前功力，跟阎水拍局长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动点儿脑筋，等待时机，找出一个“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办法，还是完全可能的！
冯富强担任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后，我从来没有在工作上好好配合过他，对他安排的事情向来是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有时还故意出点难题为难一下他。以我的心计和情商，不动声色地戏弄一下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冯富强还是绰绰有余的，何况还有陶小北和我唱和。我不仅没有好好配合过冯富强，还像赵国的使臣诬陷廉颇那样想方设法诬陷他。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被废，虽老犹健，赵王想再启用他，但派出的使臣却捏造说他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
我每天上班坐在办公室，像阎局长那样，用一张本省的日报遮住脸，装作在看报纸，其实我是在以“看报纸”作掩护，偷偷观察着冯富强的一举一动——看他一会儿能拉几次屎！
必要时我甚至不惜给他常放在办公桌上的那个玻璃水杯里下泻药，
以促使他一会儿就拉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屎。
当然现在还不到给冯富强的水杯里下泻药的时候，冯富强正和阎水拍处在“蜜月”阶段，此时给他下泻药，弄不好阎水拍会让我接连拉三次屎。所以我必须等待时机。自从主持政秘科工作后，冯富强更是将阎局长奉为不祧之祖，惟阎局长马首是瞻。只要见冯富强从办公室门前大步经过，一定是阎局长刚给他布置了什么事，他急着去办。一天到晚总见他
目光热切地望着阎水拍局长，不知往阎水拍局长办公室跑多少回。有人来找他，只要不在大办公室，就一定是在阎水拍局长房中。鱼在河、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就会异口同声对来人说：“你等一会儿吧，他在阎局长那儿呢！”
机构改革之后，陶小北虽已任局工会主席，但仍在大办公室办公。那个纪检副书记罗一强也被挤到我们这间大办公室来。看来，当初赵有才主任不给小牛和小马单独办公桌，办公室里放不下只是托词，放还是放得下，只是显得拥挤一点罢了。这样我们这间大办公室便有如下人员：陶小北工会主席，罗一强纪检副书记，冯富强副科长，鱼在河副科长，李小南副主任科员，康凤莲出纳员，打字员小胡及驾驶员小牛、小马、小虎。
通信员小高本来隶属我们政秘科，但他人微言轻，只能继续在局办公楼后面那间平房“办公”。那里原来是局里的临时灶房，相当于部队那种炊事班。后来局里没人去那里吃饭，小高当通信员后，“炊事班”也就解散了。小高本来也想到楼上来办公，在大办公室里凑个热闹。第一次去找冯富强谈，冯富强瞪了他一眼。隔了一段时间又鼓足勇气去找冯富强谈，冯富强干脆训斥他一顿。冯富强那天好像很生气，小高万没想到冯富强突然会像黄河那样“咆哮”起来。冯富强训斥他的那一瞬间，小高眨巴着眼睛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小高后来找我诉苦，局里四五十个同志都在楼上办公，怎么就该他一个人蹲在那间茅草屋里？（小高这种说法显然有点言过其实了，“炊事班”那间灶房虽然破旧一些，但远非“茅草屋”！）他又不是那种被打入冷宫的弃妇，怎么也是玻管局这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嘛！况且他之所以不想在“茅草屋”办公，是那里留下过他痛苦的回忆，他被那几个又抓又掐的姑娘甩过几个耳光呢！至今他一走进屋门，脸上都有一种麻丝丝的感觉。
小高向我诉苦时已经结婚，在外面租了一间房住。那天他向我发泄对冯富强的怨恨时，我好言宽慰了他一番。小高最后愤愤地说：“冯富强他还和你争？别看他如今跳得欢，小心将来拉青胆！”小高说了一句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又对我说：“赵主任空出的那间办公室，将来肯定是你去坐！他冯富强想坐？做梦去吧！”
小高如今早成为我在玻管局的铁杆支持者。我知道，如果我有一天给冯富强下泻药时需要一个帮手的话，小高一定会自告奋勇拍马赶来。当年三英战吕布时，首先挺丈八长矛上阵的是燕人张翼德，随即杀入的是关云长。那刘玄德虽武功不济，也掣双股剑刺斜里奋力杀来助战。我若哪天和冯富强短兵相接，面对面杀将起来，我相信赶来助阵的绝不仅仅是小高一人，小马小虎等人也定会一拥而上，对冯富强饱以老拳。包括老将老乔，虽年事已高，臂力不济，不能挥丈八长矛入阵和冯富强厮杀，也定会扯开嗓门在阵旁为我呐喊助威。冯富强失策就失策在眼睛只盯着阎局长一个人，有时连局里那些副职也看不见，哪里能看见小高之类。冯富强将小高视作草芥，我却对小高关爱有加。我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牛溲马勃，虽微贱却有用！华容道上，关羽为什么会放了曹操？如果挡道的是小高，他会放了冯富强吗？显然不会！说时迟那时快，那把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早砍冯富强脖子上去了。
我们局办公条件向来紧张，只要瞅瞅在哪里办公，就能知悉你在局里的重要程度。局里最无足轻重的两个人是小高和老乔，他俩就只能在“炊事班”和门房“办公”。套间里办公的人当然是最重要的，所以局级领导都必须有一个套间。
马方向升为副局长后，局里将四楼两间普通办公室中间的隔墙打通，变作一个套间。赵有才主任升为“行管办”副主任后，又将五楼两间普通办公室中间的隔墙打通，变成一个套间。马方向和赵有才搬进套间后，那四间普通办公室的同志就像过去战事来了逃难的人群一般，扶老携幼向其他办公室安插和疏散。纪检副书记罗一强就是这样“疏散”到我们大办公室里来的。
在我们玻管局，政秘科长的位置一向是特殊甚至称得上显赫的。余宏进副局长做过政秘科长，陈奋远主任做过政秘科长，马方向在任业务一科科长前，做过政秘科副科长。朱锋、姬飞也都是从政秘科长位置上提上去的。只有牛望月这个“孤家寡人”是从外面调来的。且慢，姬飞不是从“三玻”调来的吗？姬飞是从“三玻”调来的，可他却是由局政秘科长提下去任“三玻”筹建处副主任的。
因此别的科长都不可与政秘科长同年而语，更难比高低。同样是正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只能挤到我们这间热闹的大办公室来，赵有才主任那间单独的办公室却空着——谁做了政秘科长，谁才可以搬进那间办公室办公。
谁做政秘科长，已成为玻管局继“马方向热”、“赵有才热”、“陈奋远热”之后的又一个“热点”和“焦点”——多少双眼睛齐刷刷盯着呢！
冯富强当然是最有希望做这个政秘科长的，因为他目前在“主持工作”。可也说不定，林彪当年是最有希望做“接班人”的吧？可结果怎么样？却在蒙古摔死了。冯富强当然认为他不会摔死，要不他干吗三番五次往阎局长房中跑呢？如果他知道自己会摔死，他怎么可能一头往阎局长房中扑呢？那不是去找死吗？这个年代，人们个个愿意去找钞票，找情人，找梦，找乐，可谁愿意去“找死”呢？如果冯富强去阎局长那儿是去“找死”，那阎局长不成“阎王”啦！阎局长当然不是“阎王”，他是我们玻管局可爱的阎水拍局长。
自从冯富强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后，来办公室找他的人多了起来。有酒楼饭店的收款员，有汽车修理厂的经理或者办事员。经理来找冯富强是请他吃饭或者下“厢”，那时还不流行打保龄球之类，“包厢”可正热火朝天。我们市里有个叫高明的干部，就是在包厢里成名的。高明天天下包厢，付不起小费，就别出心裁想了个法儿：他让小姐跪在沙发上，他在后面玩，玩毕抽身便走。待小姐提起裤子转过身来，高明早不见了！当时甚至流传过这样的说法：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高兴不如高潮——高潮不如高明！高明后来被清理出公务员队伍，开除了公职。又后来高明竟成了一个老板，加入了市政协，被尊称为“各界人士”。就又有两句顺口溜在我们紫雪市流传：高明成了老板，流氓做了大款。
冯富强当然不是高明，那些经理请他吃饭他也许去，但下“厢”则不去。至少他对我们说他从未下过“厢”。“那里边，藏污纳垢！”冯富强在我们面前这样评价包厢。
那些汽车修理厂或酒楼饭店的经理为啥要请冯富强？因为局里四台小汽车在哪儿修，由冯富强决定。那些办事员、收款员来找冯富强，则是等他在条据上签字。无论是修理费、吃饭费，包括材料打印复印费，给同志们搞了福利的“苹果费”、“带鱼费”等一应开支，都得冯富强签字审核，呈送阎局长批准后才能变成钱。小到一块钱的支出，大到一万块钱、十万块钱的支出，都得冯富强“过手”，才能到阎局长那儿。冯富强若是过去那种宦官，代皇帝去民间选美，选回来众多腮凝新荔、鼻腻鹅脂的美女，虽然不能享用，舍得舍不得都得送给阎水拍局长，但总可以在这个的脸蛋儿上摸一把，将那个的下巴捏一下。可包括陈奋远主任和余宏进副局长在内的所有其他局领导，却连这些美女的衣服边都够不着。眼睁睁看着裙摆舞动，香气迷人，也只有用鼻子嗅一嗅的份儿。
那些找冯富强的人来多了，知道冯科长忙着呢，也不着急，坐在大办公室慢慢等。有时等一会儿冯富强满面春风出来了，冯富强那一刻的表情，就像一团晚霞在脸上燃烧。有时等到下班他还不出来。就像一只老鼠钻进了杂乱无章的床底，你举着一个物件准备当它再出来时打死它，可你手臂举酸了它却再不出来。
一个人目光太热切地盯紧某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就像交战时正面强攻往往难以奏效，甚至遭受挫败，而侧面迂回却可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我与李小南的距离之所以显得远了一点，让冯富强乘虚而入，那是因为我与陶小北太近的缘故。冯富强看着阎水拍的目光太热切，看着陈奋远、余宏进、马方向的目光必然显出黯淡和某种游移。若阎水拍和马方向同时叫冯富强，冯富强连连应着声向阎水拍跑去时，必然来不及兼顾着答应马方向。马方向于是就去叫别人了。
马方向与冯富强的关系由亲密到疏离，由无间到有间，被我这双慧眼一眼看穿。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我开始有意去和马方向贴近。除上班时间到他那儿坐一会儿外，我还利用一个节假日带两瓶好酒和两条好烟到他家去看望了他。那次我们相谈甚欢。
马方向十分肯定地认为，我已在玻管局站稳脚跟，初露圭角，既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华，又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将来必然大有可为。马方向甚至以他自己初到玻管局时为例，和我进行了比较，认为那时的他和现在的我有诸多相似之处。人生就像一条不可阻挡的宽阔的大河，你得平稳地向下游流淌，而不能浮躁地在河道里左冲右突，那样不是冲垮了河堤，就是淹没了农田。有心人总是拿着一根吸管，将生活中的养分不停地吸入——排除的却是杂质。做人应该有一种胸怀，不要成天算计来算计去，那些喜欢算计别人的人最终却算计了自己的一生！马方向那天给我讲了诸多做人的道理，使我受益非浅。总之马方向那天仿佛邂逅了一个十分中意的女朋友一样，兴致出奇地高。他最后
甚至提出应该打一场麻将牌，以通过这种娱乐活动使我们本已十分愉悦的心情更加愉悦。他当即邀了他的两个牌友，我们在他家鏖战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晨踏着朝露离开他家时，虽然我十分疲倦，并且输给马方向三百元钱，但我的心情却是愉快的。我甚至在清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吹起了快乐的口哨。
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马方向含蓄地告诉我，他已知道那多出的一票是我投给他的。他据此认定，我这个人人品比别人好得多。他说：“如果是别人，早跑来邀功了，可你小鱼却从未向我提起过。小事看人品呢！不像有些人，他给你帮点忙就会马上向你伸手，手伸得要多长有多长！”
他说得“别人”和“有些人”，我断定是指冯富强！
我与马方向心理距离的瞬间拉近，是我到玻管局以来继获得阎水拍局长赏识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如果博取阎水拍信任是辽沈战役，那么获得马方向信任则是淮海战役，从战略意义上讲，后者一点不亚于前者。
马方向在我们玻管局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从上一次与赵有才竞争中，在略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并随即在与朱锋、姬飞、牛望月的联手厮杀中再次脱颖而出，跨栏一样跨过这几个无能的家伙，即可看出这个人的能量和爆发力。马方向的分量之重，甚至在陈奋远和余宏进之上，朱姬牛当然更不在话下。
余宏进之所以多年来身居“二号”位置却发挥不了作用，当然与“一号”阎水拍这块大石头压得太紧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他自身：人太自私，贪图小利，圆滑世故，不敢承担责任，遇事绕着走，很少给别人办事。因此没有多少人支持他。
陈奋远相对要干练一些，不多说话，说出来就有一定的分量。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局里建房上，一两个月难得在局里露一面。担任行管办主任后，正处级问题解决了，更像一个“局外人”了。因此在局里也很难听到他发出的声音。
局里倒是常能听到朱锋、姬飞和牛望月的声音。常见他们站在楼道里哇哇乱叫。可惜他们发出的大都是噪音。而噪音和尾气一样，市里的环保局专门有人负责监控的，超标了还要处以罚款。与余宏进相比，这几个人目光更短浅。三个人中，姬飞还算有点谋略，有时候甚至有老奸巨猾的一面，属于三个人中的“狗头军师”——虽然他和当年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并无瓜葛。朱锋有点像个麻雷，谁将他的捻儿点着，他都会噗一声飞上天去，并发出一声巨响，在空中炸开——虽然响声很大，但伤及不到人。三人中最没劲的是牛望月，这个人简直像一个孩子。谁见了他笑得殷勤一些，他便会在开会时说：某某是个好同志；谁若和他迎面走过时没打招呼，他就会评价：这个人不怎么样。牛望月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局里开会时他像孩子一般淘气，抓起这件乐器拉一下，拿起那件乐器弹一下，举起某件能吹奏的乐器再吹一下——问题是他吹笛子时也没有一点章法：有时腮帮子先鼓起来，再将嘴凑上去；有时嘴凑上去了却半天鼓不起腮帮子。问他为什么吹不响，他却捂着半边脸说腮帮有点酸。
因此他们几个人的意见往往没有丝毫分量，就像几个女人拍腿甩胳膊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一样。有时开会阎局长提出某个议题，牛望月就会一会儿拍腿，一会儿甩胳膊。朱锋拿着一个“碟儿”跟上一阵乱敲。姬飞则在那儿抱着胳膊含笑不语。待他们拍完了，甩完了，敲完了，阎局长便会看其他几个没发言的人，其他几个人便会讲出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尤其是马方向副局长，讲出的意见总是入情入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总是能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中找到他们的相同之处，并设法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过的意见经他的嘴里讲出来，总是有那么一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味道。如果马方向副局长是一个农夫，给人的感觉，他简直可以把两种生长习性完全不同的庄稼播种在一块田里，两类庄稼却都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每当他讲出这些意见的时候，阎局长就会赞赏地看着他。包括朱姬牛三个也会频频点头。这样就很容易形成决议。
所以我现在和马方向副局长有了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对我今后在玻管局的发展有多么重要！庸俗一点、功利一点讲，陶小北、李小南、小高能给我一票，马方向副局长给我的则不是一票！他不动声色做做工作，给一些人暗示一下，我就会额外地得到一些票。就像白色恐怖中那些地下工作者，在马方向副局长这儿“接头”后，互相并不需要说什么，临别前重重地握一下手，心里便都有数了。
我决定弃暗投明——在心理上抛弃阎水拍局长，悄悄投奔马方向副局长。因为阎水拍局长已成为东海黄公——他再有九个月就要退居二线了！
是的，跟着马方向，在玻管局就会有方向，对这一点我已深信不移！
第二十一章
小牛和小马在局里的会议室打了一架。
局里给阎水拍局长新买了一辆黑色的新款奥迪小汽车，新车当然还是由小虎开。阎局长刚坐了一年多的那辆红旗小轿车便退给小马开。小马开的那辆“二一三”已跑了三十多万公里。拉着几位副局长下县里检查工作时突然就坏在路上了。尤其丢人的是，有一次一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来市里检查工作，这辆“二一三”拉着余宏进副局长吃力地跟在车队后面跑，突然就像一匹已耗尽精力的老马一样，卧在公路上不动了。后面一辆车跟得太近，差点儿就发生那种“追尾”的交通事故。那位司机当时吓出一头冷汗，一个急刹车。随即跳下来将尚在“喘气”的“二一三”屁股猛踹一脚，骂道：“这破婊子车，还有脸跟上省长跑，叫几个人过来推沟里去！”
当时余宏进副局长夹个小包站在公路边，黑着脸看小马吭哧吭哧修车。车队早像一溜儿在草原上撒欢儿的奔马一样，不见踪影了。那天车修了两个小时都没修好。小马嘟嘟囔囔骂道：“这车的毛病就像婊子逼里的那种阴虱，哪里能找到！”余宏进副局长蹲在马路边抽了几支烟，最后只得搭乘一辆“蹦蹦车”回了市里。坐在蹦蹦车上摇来晃去的余宏进副局长当时十分生气。按照余宏进副局长的身份，他若在县里任职，就是一个常务副县长。有谁见一个常务副县长乘蹦蹦车的？余宏进副局长虽练气功、涵养尚好，这次却再也忍不住了。回到局里便径直去找阎水拍局长，气鼓鼓地对阎水拍局长说，再派那台破车拉他下乡，他要么不去，要么就去出租汽车公司租辆桑塔纳。临出门时又扭回头对阎水拍局长说：“局里该买一辆车了，否则贻误了工作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当局里几个副职都有了类似余宏进副局长这样的经历，并都向阎水拍局长提出买车的要求时，阎水拍局长便派赵有才和冯富强去省里买回这辆刚上市的新款奥迪小汽车。
这样那辆刚跑了不到两万公里的红旗小汽车便退下来，供几位副职使用。这辆“二一三”则由冯富强出面，以两万元的低廉价格卖给一家汽车修理厂。
按理，红旗应由原开“二一三”的小马开，可开面包车的小牛却想开红旗。小牛有自己的小九九：开面包车主要是每天接送同志们上下班，再就是接送局里同志的孩子们上学。每天就在紫雪城跑这么几趟，然后便钻在谁的房中打扑克。一年下来，修理费和汽油费只能报销五万多元（实际开支只有三万多元，两万多元属于虚报）。而开红旗，一天到晚脚底儿朝天拉着局领导在县里、省里跑，又是下乡，又是开会，又是剪彩，吃香的、喝辣的不说，还能领一些衬衣、防寒被之类的纪念品，更重要的是，空间大了，车辆的开支大了，一年至少也能报销十余万元。
小牛将想开红旗的想法通过牛望月告诉了政秘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冯富强，又告诉了主管政秘科工作的赵有才主任。赵有才本来不太想这样调整，但碍于牛望月的情面，也就含糊其辞同意了。牛望月和小牛立即趁热打铁，请赵有才主任、冯富强副科长、鱼在河副科长吃了一顿饭。其实我内心里是反对这样调整的，因为这样调整没有丝毫道理。若小马是阎水拍局长的侄子或什么亲戚，谁敢动这样的念头？况且我对小马印象好一些，对小牛印象差一些——岂止是差一些！这王八羔子仗着有个牛望月，平时对我待理不理的，可见了冯富强却点头哈腰，像见了他爹一样。有时甚至跟上冯富强挤对我。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小牛之所以跟上冯富强卖力地狺狺狂吠，是因为他那些修车条据都要冯富强签字后才能呈送阎水拍局长，再然后才能从康凤莲那儿领出人民币。有一次我和冯富强准备坐他的车出去办点儿事，这小子一跑进大办公室便殷勤地接过冯富强手中的公文包。出楼道后我去卫生间，顺手将我的公文包递给他。可待我出来下楼坐到车上后，却不见包。问他：“包呢？”他竟冲我坏笑着说：“在卫生间门口放着呢，你出来没看见？你不是让我放卫生间门口吗？”我重新跑上三楼，卫生间门口并没有包。我心里陡然紧张，又“噔噔噔”跑下楼去问小牛。那包里有我刚给阎局长加班赶写出来的一份汇报材料，下班前要送到阎局长办公室呢！“包呢？小牛你可别和我开玩笑！”我这样说着，焦急地在车上左顾右盼找包——我以为小牛给我藏哪儿了。小牛说：“真在卫生间门口放着呢！你再上去里外找一找。”我没辙，只得又焦急地“噔噔噔”跑上去。跑进卫生间里边一瞧，果然看见那个小包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般，正蹲在卫生间门里边湿漉漉、脏兮兮的地上，悄悄抹眼泪呢！我当时勃然大怒，肺都气炸了。可勃然大怒气炸肺又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下去扯着他的脖领子和他在大街上打架吧！可就这，这小子仍然不依不饶，上车后再次打我脸：“鱼科长，包里没丢啥东西吧？你那包撂大街上也没人拣，不就装几份阎局长的讲话材料嘛！”当时恰好路面上有个障碍，这小子猛打一把方向盘，险些将我甩一边去。接着他还继续“追杀”我，扭头不阴不阳地对我说：“以后别把自己的东西随手递给别人，一是丢了什么说不清。再者谁都只有两只手，我若长三只手，这方向盘该往哪边转？”
我当时脸都气白了，有一种被别人摁住脑袋往头上撒尿的感觉。
更可恶的是他竟然欺负小孩子。孩子们乘面包车都喜欢坐副驾驶座上。为抢这个座位有两个孩子都打过架。后来小牛就将这个座位像柳如眉拨指标那样拨给了冯富强的儿子毛毛。乘车上学的大都是局里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同事的一帮孩子。孩子们的家长最大也就是个副科长。其他领导的孩子要么上大学了，要么上高中了。上高中的孩子一般喜欢骑自行车，不愿坐面包车了。乘面包车的大都是一帮上小学和幼儿园的小娃娃。即使有个别初中生，也已没兴趣抢前边那个座位，而总是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时将目光往大街上的漂亮女孩子脸上扫。
有一次孩子们乘面包车回家，我儿子最先来到车前，拖着小书包费力地爬上前边那个位置。他将小脸东张西望，甚至扭身得意地向后面车上的孩子们扮鬼脸。此时毛毛跑过来了，让我儿子将座位让给他，我儿子不让。两个孩子正僵持着，小牛拉开车门上车坐到驾驶座上准备开车走。他将钥匙捅进去打着马达后，扭头发现了我儿子和站在下边拉扯我儿子的冯富强儿子。毛毛恶人先告状，说：“小牛叔叔，鱼小明不给我让座位！”我儿子正欲分辩，小牛竟瞪着一双“牛眼”向我儿子断喝一声：“下去！”他凶神恶煞般的模样险些儿将我儿子胆吓破。我儿子急忙拖着书包抹着眼泪下车。下得太急，书包带在座位上挂了一下，一下将我儿子扯得一个马趴跌倒在地，小脸都蹭破了，磕掉了一颗牙。从那以后，我儿子一见小牛便像见了鬼似的重足而立。那天我儿子给我说了这事后，我恨不得真像宰一条“小牛”那样，一刀宰了那孙子。我当时一边安慰儿子，一边将仇恨深深地记在了心底。
但那天我却没有表示反对小牛开红旗。第一我即使反对也无济于事，因为赵有才和冯富强已经同意了。第二我现在还不能得罪牛望月。那段时间我正使出吃奶的劲儿搞统一战线，传达室老乔和通信员小高都纳入了我的统战范畴，怎么会排斥牛望月总工程师？这个家伙在局里即使不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属于那种领导核心，但毕竟是局党组成员，在会上有“一票”的权利。他不一定能给你帮上忙，但“添乱”还是有条件的。他在会上手拿碟儿敲起来，敲得阎局长颇烦，阎局长有时也会给他点儿面子，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阎局长有时就会说：“望月同志说得有道理，就按望月说的办！”
对我来讲，在玻管局，再小的“小事”也是“大事”。我完全没有必要为小牛和小马谁开红旗车这么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得罪牛望月，免得他哪一天突然给我下绊子。
这样小牛就开了小马的车。那天由冯富强主持，赵有才参加，我们政秘科全体人员在局会议室开会。冯富强宣布这事后，小马即面呈不忿之色，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可他一着急就啥话也说不出来了，像个哑巴，张着嘴只在嗓子眼里使劲，说出来却不成语言。小马气得说不出话来，低着头一口一口抽烟。赵有才见小马神色有点不对，觉得有必要安慰安慰他，将他郁积于胸的情绪疏导出来。散会前赵有才讲了一会儿话。其意是说小马是个好同志，任劳任怨，这次两人调整岗位，是工作需要。市里要求科长、副科长轮岗，科员、副主任科员也要轮岗。说到这里，赵有才主任看看李小南和康凤莲说，咱们局干部轮岗就是从政秘科开始的嘛！李小南同志和康凤莲同志就轮过岗。小胡同志现在也“轮”到了打字员这个岗位上。包括富强同志也在打字员这个岗位上干过嘛，这更说明岗位没有高低之分。岗位无高低之分，人亦无贵贱之别！实践证明，我们局采取干部轮岗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同志们干得岗位多了，对局里各个环节的工作熟悉了，便于掌握全局，利于今后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肩负更重要的担子，富强同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嘛。赵有才主任特意在“证明”二字上加重了语气，仿佛冯富强是一道几何题。
接下来，赵有才由干部轮岗讲到工人轮岗。按照局领导的意图，玻管局今后在工勤人员中也要进行轮岗，推广这条成功经验。干通信员的可以去干传达室值班员。赵有才主任这样说时，坐在我身边的小高悄声附我耳上说：“这话反过来说，就是传达室值班员也可以去干通信员——让老乔一个近七十岁的老头提水抹桌子，恐怕不合适吧。”赵有才主任原本也是准备将这句话再“反过来”说一下，可只说了半句，觉得“此议不妥”，后半句话便像那些肆虐的江河一样，临时“改道”了。他说：“传达室值班员——”略作停顿，又说，“当然传达室值班员老乔同志年龄大了，就不一定轮岗了。”小高此时又附我耳上说：“那我跟谁轮？我又不会开车！”赵有才主任和小高像说相声似的，一个大声说，一个小声说。小高刚说到开车，赵有才也说到了开车，他说：“开车当然是技术活，别人没法和你们随便轮，可你们之间可以互相轮！”说到这里，赵有才主任特意看了小虎一眼，又说，“当然，小虎同志要相对稳定一些，与其他同志没有可比性。小虎同志这几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阎局长很满意！”然后再接着前面说：“其他几个岗位当然可以互相轮，红旗和桑塔纳轮，桑塔纳和面包轮，面包再和红旗轮。所以今天首先让面包和红旗轮，也就是小牛和小马轮，下一步还有小苏啊！当然小苏现在忙于跟陈奋远主任建房，也很辛苦，陈奋远主任对小苏也很满意，在建房未结束前相对需要稳定一些。”小高此时又附我耳边说“相声”：“赵主任话怎么越说越窄了？小虎不轮，小苏不轮，老乔不轮，我没法轮——就只剩下小牛和小马轮了！”小高说着嘻嘻笑了一声，以手护在嘴边，将两片嘴唇几乎贴在了我耳朵眼里，呼出的气吹得我一阵阵发痒。可他的眼光却瞥着仍在低着脑袋狠劲儿吸烟的小马，说：“赵有才主任‘轮’来‘轮’去，弄不好小马这犟驴真敢‘抡’那孙子一下！”小牛也像作贱我那样作贱过小高，小高对他也是一肚子气，恨不得小马当场“抡”小牛几下。
赵有才主任仿佛是看出了点什么苗头，所以最后特意强调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性。他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说我们玻管局若是一辆小汽车，在座的同志就都是这辆小汽车上的一个部件。阎局长若是方向盘，你冯富强和鱼在河就是两个前轮，阎局长往哪儿开，你们就得使劲儿往哪儿跑。小高又附我耳上说相声：“那余宏进、朱锋、姬飞、牛望月不都成刹车片了？你俩再使劲，他几个猛踩刹车，车能跑得起来？”小高这么说，逗得我差点儿扑哧笑出声来。我急忙弯下腰，以手捂住嘴，将笑声捂回去。还不解恨，腾出一只手在小高大腿上狠狠扭了一把，小高没防备，疼得“哎呀”喊了一声。赵有才主任用严厉的目光看他，他急忙抬起屁股解释说：“这把椅子中间有个缝，我动了一下身子，将我夹了一下。”他抬起屁股给我们看，果然那把椅子中间有手指宽的一条缝。我怕他再冲我说相声，推了他一把说：“旁边空那么多沙发，你偏选这把破椅子坐。”小高乘势坐到沙发上，抬起脑袋继续听赵有才主任讲话。
赵有才主任趁中间这点小插曲，点着一支烟吸了两口，略作思考，觉得像将我和冯富强说成“前轮”那样，将每一个同志“命名”为这辆小汽车上的一个部件，显然太繁琐，于是他干脆将这一部分内容省略和“删节”，直接进入总结阶段，他说：“总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这辆车上的一个零件，大家只有团结起来，齐心协力，通力合作，我们玻管局这辆车才会像马儿撒欢儿一样，四蹄有力，跑得快，跑得稳！尤其是小牛小马，不要为今天的轮岗，生出矛盾来。如是你俩一个是这辆车的左轮，一个是右轮，不过是换了一下位置嘛。换了位置就不跑了？那不行！要跑得更欢实！即使哪一天哪一个同志成了一个‘备胎’，被搁在那儿，也不能有情绪，啥时换上啥时候还得使劲儿跑！”
赵有才主任说到“备胎”时，我突然想起了余宏进和朱锋、姬飞、牛望月。心想：这才是几个“备胎”呢！阎局长早把他们从这辆车上卸下来了，一直挂在那儿，局里都买了几辆车了，也没见有将他们哪一个换上去的打算。结果这几个人就像农家小院门外挂的那一串辣椒和萝卜干，寒来暑往，送走多少个春夏秋冬了，还落寞地挂在那儿：蒙尘，风干，萎缩，直至废弃。
开会时，坐我一边的陶小北一直拿一本英文小说看，此时大概是看累了，合上书冲我笑笑。陶小北是这辆车上的一个什么“部件”呢？雨刷器！专门用来除脏的。那么李小南呢？李小南坐我对面正和紧挨着她的冯富强喁喁私语。看他俩那副交头接耳的样子，我心里就不舒服。诅咒李小南：你不过是这辆车上的一个“门把手”罢了，一拉就开！阎水拍拉开倒也罢了，冯富强“拉”凭什么你也“开”？这样想，又觉得有点对不住小南，也太恶毒了一点。“鱼在河，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这样诅咒着自己，抵消了刚才因贬损小南而起的歉疚，集中注意力，再听赵有才讲话。
赵有才讲话已近尾声。此时他使用了第二个比喻。他说：“我们玻管局若不是一辆小汽车，而是一辆三轮车，政秘科就是这辆三轮车的前轮，中枢神经啊！因此，政秘科的团结是最重要的，不能出丝毫差池！”赵有才主任说到“差池”二字时，带点儿威胁意味地看了小马一眼。小马脚下差不多有七八个烟头，此时他狠狠地吸了两口烟，将第九个烟头扔地下，伸出一只脚狠着劲踩灭，然后抬起头来，嘴向两边咧了一下，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哭。不过总的看来，脸上的气色略显平和了一些。赵有才主任才放下心来，接上刚才的话茬儿说：“这样才能拧成一股劲儿，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阎局长往哪儿蹬，政秘科就带着全局四十多个同志往哪儿奔！”见赵有才主任这么说，陶小北凑到我另一只耳朵上小声说相声，她说：“照赵主任这么说，阎局长不成一个‘骆驼祥子’了？咱局里可没有‘虎妞’啊！”听小北这么一说，我心里乐开了花，想起阎局长家里那个又高又壮酷似“虎妞”的妻子，扭头对小北说：“阎局长家里可有一个‘虎妞’呢！”此时，我眼前幻化出这样一幅画面，阎局长弯着腰蹬一辆三轮车，挥汗如雨，衬衣早湿透了。而我和陶小北却坐在三轮车上，不耐烦地喊着让他“再快点！”想到妙处，我心里再次乐开了花，不知怎么竟在沙发沿下抓起小北绵软光滑的小手，将她并拢的五指使劲捏了一下。此时我已情不自禁，忘乎所以，正拟像欢送下海科长照相时想的那样，将她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挨着开始捏，赵有才主任一声“散会”将我惊醒，我急忙撒手，不好意思看陶小北，仰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回味。大家陆续离去，我又闭着眼睛“回味”了一小会儿，当我睁开眼睛时——“阿庆嫂和沙奶奶已打起来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散会后，别人陆续离去。小牛伸手向小马讨车钥匙，小马冷冷地看着他不吭声。此时小马正在抽第十支烟。小牛此时若借坡下驴，再不招惹小马，后面的事情也不会发生。至于车钥匙，他应该改天从冯富强手里拿。冯富强向小马讨车钥匙，小马即使再不痛快，即使吃了那种豹子胆，也断不敢抡起拳头。可小牛这家伙牛逼惯了，平时就欺负小马，将小马当猴耍。不仅在小马面前颐指气使，有时自己遇到不顺心事了，还拿小马撒气，在小马面前指鸡骂狗，指桑骂槐。小马是哑子梦见死了妈，说不出来的苦。那天讨要车钥匙时，小牛站着，小马仰靠在沙发上坐着，小牛伸着手站在那儿，见小马一声不吭，无动于衷，觉得自己平时在小马面前形成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恶狠狠骂了小马一句脏话。小高的话不幸言中，说时迟那时快，小马突然将烟头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狠狠摁灭，跃身而起就是一拳。这一拳打在胸脯上，与此同时另一只手又“抡”过去一个巴掌。小牛猝不及防，当即被打倒在地，爬起来扑过去扭在一起厮打起来。我急忙跑过去，却将两人拉不开。此时小高小虎小胡几个闻声而至，我们四人以两人为一组，才分别控制了暴怒的小马和小牛。当时的场面十分滑稽。我和小虎一边一个控制着小马的胳膊，小胡和小高一边一个控制着小牛的胳膊，有点像七十年代将那些奸污女知识青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押进万人批斗会场。不同的只是，当年那些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分子押进会场时，被会场万头攒动的气势震慑，无一不低垂着头。给人的感觉，他们肩膀上扛着的那个吃饭家伙，不是人的脑袋，而是茄子枝上一颗未摘却已熟透的茄子，脖根处软得连一点劲儿也没有。而小马和小牛当时虽然一个鼻孔里流着血，一个脸上被抓破，仍然一个向一个梗着脖子。一会儿，我们以为没事了，拉着小马向门口走了几步，并放松了控制他胳膊的力度。可他听小牛还在后面骂他，突然挣脱我们扑回去又在小牛的裆下抓了一把。小牛哎哟一声蹲下了身，以手捂在裆部疼得哼哼着站不起来。小马这一把捏在小牛那个男人的薄弱环节。我当时冷眼瞥了脸色惨白倒卧在地的小牛一眼，心想：将这王八羔子的卵子像从一个煮熟的豌豆角里挤一颗豌豆出来一般，一把挤出来才好呢！可嘴里说得却是：“快送医院检查一下，这个小马，下手也太狠了！”
“官司”最后打到阎局长那里。阎局长将我们几个叫去批评了一顿。当然他主要是批评赵有才和冯富强，知道这事不是我做的主。阎局长的观点是，调整一下岗位不是不可以，但应先做做小马的工作，不要冷不丁打他一闷棍。冷不丁打谁一闷棍谁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抗。阎局长说到此处用了一个蹩足的比喻。他说，妇女被歹徒强暴时还会伸手抓一把歹徒的脸呢！阎局长说着竟下意识地在自己脸上摸了摸，仿佛他的脸被谁“抓”过似的。可他瞬间又觉得这个动作不妥：这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歹徒”了吗？这样想着，急忙将手放下来，黑着脸批评赵有才：“有才啊，处理此类事情你真不及马方向，怎么能顾一头不顾一头呢！”
阎局长告诉赵有才，处理任何问题都要兼顾两头。当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为什么那么忙乱？就是因为得同时顾及两头——既要顾及共产党这一头，也得顾及国民党那一头。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也是这样：军长可以由蒋介石任命，但队伍却得听毛泽东指挥。
阎局长如此这般给赵有才讲述了一番他的“两头”理论后，又将小马叫到办公室训斥一通。他对小马说：“这事他们是做得有点欠妥当，但你不服气可以来找我呀！难道玻管局没有王法了？只要我阎水拍在这儿，谁也反不了天！小牛反不了天，你小马也反不了天！本来是有理的一件事，你早告诉我，我会为你主持公道，让你继续开红旗。可你突然来个武装暴动，把他卵子差点儿捏出来——好在没有捏出来，也没捏下后遗症。可这么一捏，有理就成了无理，这红旗能再让你开？要不你哪一天若跑来捏我的卵子，莫非我就得将局长这个位子让给你？”
小马那天委屈得在阎局长面前哭了一鼻子。他抽噎着告诉阎局长，开会突然袭击他那天中午，他刚去将车重新装饰了一番。座套洗得干干净净，车身洗得干干净净，擦得锃亮。他甚至将车用千斤顶打起来，将车的底盘都擦得一干二净，比给他妻子搓澡都经心，底盘上两颗无关紧要的螺丝松了，他拿扳手拧紧。可下午一上班，科里开会却突然宣布让他交车，他当时如五雷轰顶，实在是无法接受。说到这里，小马竟迸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他说：“阎局长你说我刚进洞房，还没把新娘子搂过来亲一下，却有另一个人跑进来将我推出去，他搂着新娘子睡觉，这种事谁遇上，能接受？”
这个比喻将阎局长扑哧一下逗笑了，他拍拍小马的肩说：“这个事就算扯平了。你去把车钥匙交给冯富强。听说你有两千元的修理费上次审查没给你报销，你顺便让冯富强签个字，就说是我说的。好吧，去吧。以后遇事多动脑子，少动拳头。现在人们都已开始使用电脑了，你还挥着个拳头，又不是梁山好汉逞英豪那个年代，动拳头有屁用？”
一席话说得小马心悦诚服。出门时阎局长又冲他喊了一句：“记住我阎水拍一句话，动拳头其实是打了自己，舒服了别人！”
“鱼在河同志是这样一个同志：他总是时刻保持理性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不骄不躁，不温不火，脸上总是挂着谦逊的笑容；他刻苦钻研，材料越写越好，几乎到了那种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尊敬领导，团结同志，乐于助人，两只眼睛一只看着上面，一只看着下面，获得上上下下对他的好评；他……”某天晚上，我在闭门静思的时候，像毛主席评价张思德同志那样，在心里对自己进行了如此一番“表扬与自我表扬”，第二天早晨，嘴角露着微笑，腿脚有力地向玻管局大楼走去。
在我确定的十年奋斗目标中，既有一个宏伟的总目标，也有一些阶段性目标。我深知，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都为我最终实现总目标奠定了基础。每一个阶段性目标都是我通往总目标的一个台阶。每登上一级台阶，就离总目标近了一步。
我披荆斩棘地向既定的总目标一步一步逼近。是啊，有谁能阻止这个同志坚定不移的步履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的双脚越走越有劲儿，革命意志越走越坚定！
目前对我来讲，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性目标是：担任玻管局的政秘科科长！
这是我迈向既定总目标征途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一环若成为断环，我将像余宏进那样落荒而逃，再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逼使余宏进弃甲而窜的是阎水拍，阻碍我鱼在河前进脚步的是冯富强。我若不能做政秘科长，冯富强就是政秘科长。冯富强做了政秘科长，我的前进道路就被封死。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袁长印！不！冯富强是比袁长印更凶恶的一个敌人！袁长印只“捂”了我十年，冯富强这次若像井盖一样将我捂住，则会“捂死”我的一生！
十年和一生，哪个长哪个短？我儿子鱼小明都能脱口说出答案。
自从担任政秘科副科长，我一边明里暗里和冯富强较着劲儿，一边思考和总结着我落在他后面的原因。原因有二：一是我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功夫不及冯富强；二是我搬弄是非、恶人先告状的水平不及冯富强。而这两条是相辅相成的。有了第一条，才能有第二条。就是说，你得先设法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然后再据此去搬弄是非，恶人先告状。这种行为现在时髦的说法叫“搅局”。若将以上这两手玩得十分老到，战胜一个两个冯富强即易如反掌。你将捏造的事实有鼻子有眼巧妙地传播出去，被你捏造的事实攻击的那个人就会十分生气——因为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他听到后当然会十分生气。而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生气，他一生气，一着急，就会出言不慎，甚至出言不逊——出言不逊就是胡说，而他一胡说，你的机会就来了！张开口儿合不得，他一胡嚼就会破绽百出，而此时在暗处的你，即可敏捷地抓住其破绽并将其制服。反之你说的若是事实，他就不会生气，即使生气，也是假装生气，情绪就不会太激动，就不会露出多少破绽，你也就无从抓住并制服他。其实制服一个人和制服一条狗并无多少本质上的区别。你得先无缘无故踢它一脚，它就会站在那儿扬起狗头愤怒地冲你狂吠，仿佛在说，我又没有惹你，你为什么踢我？你为什么踢我？甚至会扑上来咬你一口。本来是你的错（无故踢它），现在变成了它的错（它咬你），于是你干脆抡起那根大棒，准备一棒打断它的脊梁。那这只狗儿保准无心再咬你，而会落荒而逃。你将一件无理的事情转眼间就做成一件有理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制服人还是狗，你得学会这一招：先无缘无故踢他一脚！你踢他后他会有两种反应：若他扑上来咬你，你就毫不犹豫抡起大棒；若他眼泪汪汪地抬起头委屈地看你，你就去捋捋他的狗毛。
眼下对我来说，要想在和冯富强的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就得设法神不知鬼不觉踢他一脚！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现在必须毫不犹豫先将这一脚踢出去。当然，我在踢出这一脚前先得瞅准下脚处，不能像牛望月那样胡乱尥蹶子。牛望月有时走在楼道里都会突然飞起一脚——却总是踢在墙壁上，将自己的脚踢疼，在那儿龇着牙咝咝吸凉气。总之牛望月这家伙太有趣了，即使冯富强站在他面前，他飞起一脚去踢冯富强，也会莫名其妙踢在冯富强身旁的桌腿上，疼的龇牙咧嘴抱着脚直叫唤。而我若飞起一脚，却是要准确无误地踢中冯富强的裤裆。小马对付小牛是用手抓，我则是要用脚踢！而且下脚要狠，不能像贾宝玉踢袭人那一脚，软绵绵的，而要像西门庆踢武大的那一脚，一脚毙其命！
从目前的局势看，“鱼冯之争”中“鱼”处于劣势。此时如果我丧失斗志，退缩一步，必将功亏一篑，满盘皆输；可我若奋力一搏，奋脚一踢，保不定谁输呢！往远里说，当年在“毛蒋之争”中，“毛”起初一直处于劣势吧，最后谁输了个精光？往近里说，“马赵之争”中，起初谁处于劣势？谁最终操了胜券？“鱼冯之争”中，我没有做到“先声夺人”，但我还可以“后发制人”，若我做不到后发制人，最终必将“受制于人”。
受制一时可以承受，受制一生呢？
冯富强是抢先了一步，可出头椽子先朽烂，将他不伦不类放在那儿，却容易露出破绽或那种“马脚”。小牛和小马打架，就是他主持政秘科工作以来最大的败笔。阎局长后来在全局大会上怎么说的，他说：“这是我们玻管局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以后也绝不允许再发生！”阎局长当时都差不多声色俱厉了。
而这个“败笔”，却是冯富强亲笔书写的。包括导火线，都是他亲手点燃的呢！那天的会是由他主持的，交车决定是他亲口宣布的，包括吃那顿饭，也是他与牛望月事先商量后，他出主意让牛望月去找赵有才。赵有才那天开会，一看气氛有点异常，倒像一个消防队员，讲了那么长一段旨在“灭火”的话，一直从小汽车讲到三轮车，直到不惜将我们阎水拍局长说成是一个“骆驼祥子”，可谓苦口婆心，用心良苦。至于后来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那是不以赵有才主任意志为转移的嘛！
阎水拍局长起初让冯富强主持工作，一定是倾向于让他做政秘科长。可在那一瞬间，阎水拍局长又盘算：这个小伙到底怎么样？称职不称职？能不能拿得住？是不是一块好钢？若不是一块好钢呢？所以阎局长没有将冯富强往“刀刃”上放——让他直接做政秘科长。而是放在离刀刃尚有两个指头宽的地方——让他做主持工作副科长。可还没放到刀刃上，他已将手指头割破了，还让小牛和小马鼻子里流了那么多的血。阎局长此时就会在心里暗自庆幸：幸亏没将他放上去！若当初让他一步到位，说不准我老阎的鼻孔会流血呢！
那么再将谁放上去呢？此时我的面孔就会若隐若现在阎局长脑海里浮现出来。
但将我再放到冯富强前面，也有难度。这又不是下象棋，挡道就一口吃掉。我若是棋盘上的一匹马，冯富强就是卡在我腿弯里那个卒子。阎局长跳一步马即可将对方“将”死，可卒子别着马腿，急忙跳不出去。阎局长皱着眉头想半天，还是跳不出去，于是阎局长干脆不想了。
阎局长想偷懒！偷懒的具体方法就是保持原姿势不动。阎局长毕竟老了，伏在那儿就不想动了。像他这个年龄的老同志，“唱歌”时伏在“虎妞”以及别的女性身上偷偷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吃更多的补肾药，也保不准会早泄，而与其早泄，还不如伏在那儿一动不动乖乖呆一会儿。甚至为了分散注意力延长时间，还可以批批文件。
对我来讲，让阎局长一动不动伏在那儿比他胡挪乱动要好得多。阎局长准备将我这匹“马”跳到冯富强前头，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一种猜想。阎局长在我和冯富强之间拿不定主意这应该没错。在目前局势下，我当然不能奢望阎局长会来“跳”我。只要阎局长在退二线前不将冯富强任作科长，保持现在这种“姿势”，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胜利！
政治斗争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不一定自己得到多少是胜利，有时候，让对手失去是更大的胜利！
我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不是抬起头眼巴巴谋求怎样跳出那一步，而是低下头来，将自己腿弯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清除。
我已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下泻药的时候到了！
我现在惟一应该做的是，设法让冯富强在阎水拍面前失宠，失宠以后再失欢，失欢以后再失信——失去阎水拍的信任。
目前我在玻管局的阶段性任务就此明确：我来“设法”，让他“失信”！不仅要让他冷了阎水拍的心，最好是让他伤了阎水拍的心！
如同公安人员破案时锁定某个目标一样，李小南再次纳入我的视线。
我有某种预感，李小南将会成为我绊倒冯富强，甚至将死冯富强的一件“宝物”。我向冯富强踢出的那一脚，将有可能从李小南这儿“切入”。
冯富强正在追求李小南，从脉脉含情大酒楼窥破他们之间这点秘密开始，其实我的视线一直没离开他俩。我手里早拿一个照妖镜，将他俩“罩”住了。李小南是“蝉”，冯富强为“螳螂”，我则为那只“黄雀”。我之所以尚未一跃而出，“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是因为我还没有发现他“捕蝉”的具体行为，可我早已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周围的风吹草动。
是的，在我心目中，冯富强只是一只“全身绿色或土黄色，头呈三角形，触角呈丝状，胸部细长，翅两对，前腿呈镰刀状”的微不足道的螳螂，啥时“举其颈”，啥时“啄而食之”，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可对冯富强来说，我则应成为他前面的那辆车子。“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庄子》说得多么精彩，这只螳螂“怒其臂”以当车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人其实就如螳螂一般，世上所有可笑的事情，莫不人为之也！
冯富强目前追求李小南这件事情，就显得十分可笑。只要看见李小南，冯富强眼里便迸放出火星。有时那火星便不顾一切飞溅出去，落在李小南白皙的脸上。我都有点心痛李小南：那些火星将她灼伤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切入点，再采用那种“逆向思维”：如果李小南洁白的脸被灼伤了，谁会最心疼？当然是那个营长。可待营长从千里之外赶回来，李小南脸上的伤早愈合了，连个伤疤也不会留下。下来就是老局长了。
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老局长知道冯富强正在追求李小南，他心里会怎么想？他会很高兴呢还是很不高兴？他会像那些慈祥的老年人一样，淡淡地一笑说：唉，这些年轻人！然后就将这事置之脑后吗？如果他听说的是姬飞和康凤莲那档子事，也许会置之脑后，可李小南他会吗？
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同志，这个同志虽已老迈一些，可对女同志还是蛮有热情的，尤其是长相好看一些的女同志。阎水拍认为，长相好看的女同志就是比相貌丑陋的女同志看着令人舒服一些，要不剪彩仪式的礼仪小姐怎么都选一些明眸皓齿的女娃娃？若好看与不好看没有区别，剪彩时就应该选一些诸葛亮的老婆去。诸葛亮的老婆阎水拍局长虽没有见过，但印象中这个女人十分丑陋，比嫫母还丑陋。阎水拍局长有一次还在办公室给我们讲了一个剪彩的故事：某县举行一个剪彩仪式，其他的县长、副县长都接到了通知，偏偏有一个副县长没有接到通知。这位副县长自己拎一把剪刀气鼓鼓地去了。站在那儿闷着头狠劲儿地剪那根绸子，一边剪一边恨恨地想：这么多穿大红旗袍的好看的女娃娃，你们看得我看不得？
那天阎局长讲故事时，我坐在阎局长对面的沙发上拼命笑，仿佛在对阎局长说，阎局长，你讲的故事太好笑了！当时听阎局长讲故事的还有马方向、赵有才、李小南、陶小北、冯富强等。我发现只要有李小南在，阎局长就兴致蛮高，有时还眉飞色舞的。那天阎局长在我们面前打开了话匣子，接连讲了几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趣，都好笑。每讲完一个，马方向、赵有才就抱着胳膊耸着肩膀很有分寸地笑，他们抱着的胳膊在笑的时候会微微抖动，而那抖动的频率与阎局长讲故事的节奏显然是和谐的、合拍的，有那么一点儿心领神会的味道。那天牛望月不知啥时也涎着脸凑了过来，别人笑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在那儿干笑。只有我和冯富强是放声大笑。阎局长每讲完一个故事，我俩立即像拧开自来水水龙头一般强劲地放声大笑。冯富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笑得差点儿岔过气去。冯富强一边笑一边夸张地拍腿，我一边笑一边大张着嘴巴，不停地扶从鼻梁上滑下来的眼镜。有时我又笑得一手捂着肚子，一手狠命地击打沙发扶手。冯富强干脆一边笑一边以两手狠命击打沙发，而他的两脚同时还狠命地在地板上跺。我也就开始以两脚在地板上跺，并故意将冯富强正跺着的脚跺了一脚，而冯富强在那时候是根本感觉不到疼的。一会儿，我终于笑完了，可发现冯富强还没有笑“完”，还在那儿手舞足蹈底气很足地笑，于是我也便再次咧开可耻的嘴猛烈地笑起来。那天陶小北事后问我，你俩怎么笑得那么忘情，有那么好笑吗？我当时冲小北笑了笑，心里想：这死妮子，怎么也犯糊涂了？看不出我们是在制造音响效果吗？一台戏没有音响效果怎么成？
那天阎局长破天荒讲了那么多故事，其实都是讲给一个人听的。若那天李小南不在场，无论“音响”效果多好，阎局长早没兴致讲了。因此阎局长若知道冯富强正在攻打李小南，心里肯定会不高兴。他心里会想，这小子，一边在我面前使出吃奶的劲儿敲锣打鼓拍镲，跺着脚板大笑着取悦我，一边却在背后挖我的墙角呢！这与当年手举红宝书的林彪有什么两样！阎局长这样一不高兴，他对冯富强就没有多少热乎劲儿了。
正当我苦思冥想怎样才能确凿地让阎局长知道冯富强正像海边的浪花一般猛烈地拍打着李小南这块美丽的礁石时，我意外地获取了冯富强写给李小南的一封信。
这个周末晚上，我到办公室加班学习——自到玻管局以来，我几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进门后，我照例会先到老乔那儿取一摞报纸杂志到办公室看一看。我们玻管局的同志订有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我们政秘科除公费订阅本省的日报和本市的日报外，自费订阅的报刊计有：鱼在河订阅一份《新华文摘》，陶小北订阅一份英文报纸和一份《南方周末》，李小南订了一份《上海服饰》，康凤莲订了一份《家庭》，冯富强订了一份《故事会》——当然是给他儿子订的。
其他科室还有订《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以及《收获》、《当代》、《十月》等杂志的。看来我们玻管局的文学爱好者也不少。
每个周末我去加班时，总有一些同志的报刊没有取走。或者就是这些同志下乡去了，出外开会去了，生病请假了。老乔知道我喜欢翻阅这些报刊，每次我去时，早将那一厚摞报纸杂志从小柜里取出来。我一撩那个白布门帘，他便将这些报刊向我递过来。就像一个新婚的妻子，丈夫刚一进门，就将一个热吻递上来一样。
这天有一份《当代》，我坐到办公桌前粗粗浏览了一下。接着有一份李小南的《上海服饰》，我又粗粗浏览了一下。这份杂志里有不少美女，尤其是她们身着各种服饰摆出各种姿势的大腿，放射出市场经济的动人光芒。我将《上海服饰》翻阅完放一边去，再翻阅《家庭》。《家庭》杂志每期的封面人物一般是一位正在走红的年轻影视明星，摄影师总是将她们的乳房照得惊心动魄。据我观察，她们的乳房大都为半球状，也有个别鸭梨状的。这当然是乳房中的上品和极品了。后来我发现包厢里的小姐其乳房大都为盘状，盘状当然算下品了。至于盘状之外，那些地梨状荸荠状、超小型下垂状、无脂肪大乳头的乳房，则为次品。
我当时将那本《家庭》杂志上下颠倒着掉过来掉过去看了几遍，主要是想研究一下那位香艳动人的女明星的乳房到底是半球状还是鸭梨状。可无论我怎么折腾那本杂志，还是看不清楚，乳房只能看到上边的二分之一，乳沟清晰可见，似乎深不可测，可我下意识地试图将手伸进“沟”里去时，却“伸”了个空，因为杂志封面是平面的，哪有什么“沟”。可见摄影效果何等逼真。
我再无兴趣和这位演员的乳房周旋，甚至有点生气地将这本杂志扔一边去。没想到下面一本杂志的封面又是一位当红明星隆起的乳房。可奇怪的是我只看到一只乳房。怎么回事？定睛一看，原来这本杂志的封面上放着一封信，是这封信将封面上的另一只乳房遮住了。
我抬手将这封信拨一边去，将女演员那只乳房扫了一眼，正准备将封面揭开，突然有什么东西招了一下我的眼。我以为是那位女演员十分完美的乳房在招我眼，急忙将目光重新移回来，可移回来才发现，招我眼的并不是女演员高高隆起的乳房，而是搁在乳房上的那封信。确切一点，是那封信上的字迹。
我急忙将那封信抓在手中。上写“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李小南女士亲启”字样，落款为“内详”。字迹虽经过伪装，但仍让我觉得十分眼熟。我的心怦怦跳了几下，急忙细看邮戳，果然是从本市邮局寄出的。
我有了某种预感，产生了打开这封信看一看的冲动。我将办公室门插死，将信拿在手中，开始思谋怎样变作一个小虫子钻这封信里去。我翻看信的背面，天助我也！背面信封底部的封口处，只粘连着一点点糨糊，我将自己的一个小指头变作一辆推土机，开着这辆“推土机”轻轻地沿着粘口处向前一推，封口就像李小南的嘴巴一样向我张开了，信封却没有一点点损坏。
信洋洋洒洒写了五页。我先翻到最后一页看落款。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落款为：“永远爱着你、匍匐在你脚下的小狗：富强！”
我如获至宝，来不及看信的内容，急忙冲到大街上将信复印了一份，又赶回来快速将信装进去粘好。然后将那封信重新放在两本杂志之间，将所有的报刊再给老乔拿下去。
我再次回到办公室，将门关死，仔细欣赏这封情书——
亲爱的小南：
我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对你像火山一样炽烈的感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心中始终在吟唱着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不能没有你》！
小南，自从和你有过那惟一的一次吻后，我才知道，人世间还有这样香美的嘴唇！可你从那以后却再也不理我了，我不知我哪儿得罪了你，我真的不知道啊！
小南，如果你是延安的宝塔山，我就是那条永远流淌在你脚下的延河。“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是贺敬之的诗句。我心中每天、每时、每刻吟诵的诗句则是：“几回回梦里到‘玻管’（蹩脚！鱼在河按），双手搂定你——我亲爱的小南！”
在我给你写这封信时，电视里正在吟唱那首我最喜欢的《同一首歌》。我听得热血沸腾！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几乎都是代我向你倾吐衷肠，你听：“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每一个角落，（我多么嫉妒大地啊！）甜蜜的梦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为什么我迎不来呢？）水千迢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想说的太多！”
除过这些抒情的语言外，这封信里有一段话对我至为重要，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小南，我知道你有顾虑！我知道那个老家伙在纠缠你！我恨不得一棒子将那个老家伙打倒在地。老家伙再有半年就退二线了，你害怕他什么？小南，鼓起勇气来，让我们一起手拉着手，和那个老家伙进行坚决的斗争！”
接下来我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让阎水拍局长看到这封信？我要做得天衣无缝。
将信塞到阎局长门缝里，是下策。阎局长看到这封信，对冯富强产生恶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恶感此生再也无法消除。但既要打击敌人，还要保护自己。阎局长冷静下来就会寻思：信是谁塞进来的？当然不会是冯富强，也不会是李小南。那么会是谁呢？阎局长就会缩小范围，将目光锁定到我身上来，因为我有作案动机，冯富强倒台最大的受益者是我！
如此，阎局长在踢开冯富强的同时也会疏远我，因为他觉得我这人太阴险从而开始提防我。至于选一个政秘科长，还不像拔一根萝卜一样容易，比拔萝卜更容易！萝卜还得亲手下田里去拔，想当政秘科长的人却会像一窝蜂一样往阎局长眼皮底下撞、挤、拥。即使他们一个个伸出毒刺，也只会互相蜇。采集和奉献给阎局长的，永远是那种甜甜的蜜。
我当时苦思冥想了若干种办法，均不是理想之策，都有露马脚的可能。如果能有一个办法，让老头自己看到这封信！我向李小南办公桌上看了一眼，突然一拍脑袋：有了！
阎水拍局长每周的双休日晚上会到办公室来处理一些公务。有时星期六来，有时星期天来。我最早发现李小南红肿着眼离开玻管局大楼那次就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有时阎局长办一会儿公，会端着一个茶杯走进大办公室来。他见我常在办公室看书学习，或加班写材料，就会和我说一会儿话。他说：“小鱼还在加班啊！年轻人就应该这样。现在有些年轻人，一天到晚到舞厅蹦，问题是蹦了一时，能蹦了永远？人这一辈子年轻时是不能蹦的，年轻时蹦，年老时就会后悔！”每每说到这些地方，阎局长就会用很多形象的语言总结人生。形容人生短暂，他从来不说“白驹过隙”之类。他是这样说：“小鱼啊，要抓紧年轻时的好时光，人生就像一支烟，”他当时正抽一支烟，用眼睛瞅瞅红红的烟头说，“刚吸了几口，吸出点味道来，就到了尽头！”接着他又说：“人生又不像一支烟，烟吸完一支，还可以吸第二支，人生呢？”有时他又这么说：“人生就像流水，”他喝一口茶杯里的水，接着说，“刚伸手去抓，一生已流走了！”总之他随便抓住什么都能形象地譬喻人生，在六楼会议室里看到清水河畔盛开的桃花，他就会说：“人生就像这桃花，盛开了，很短暂，就凋谢了！”有一次他见我桌上放一根粉笔头，又说：“人生就像一根粉笔头，写啊写啊，不知不觉就写没了！”
阎局长这些话，对我有一种震悚感，我突然觉得这个老头可亲起来。也许他年轻时就像我这样，抓紧每一天时间学习，抓紧每一天时间工作。这老头时运不济，否则以他深厚的“功力”，也许就是我们玻管局出的第二个“省长”呢！
阎局长和我说一会儿人生的话题，就会端个茶杯信步走到李小南办公桌前，看玻璃板下压的那些照片。
李小南玻璃板下压着很多照片，都是李小南在各个年龄段留下的倩影。有十六七岁时的少女照，有二十三四岁时的少妇照，有三十岁左右的近照。还有一张和林青霞的合影。某年林青霞来紫雪拍电影，和这个漂亮的小妹妹留了一个影。李小南照片上的神态或浅笑，或凝神，或眺望远方。这些照片引人遐想，仿佛看照片时已伴随着她成长的足迹，跟着她走进了她的生活。阎水拍局长常常会出神地端详着李小南的照片。有时甚至会坐下来，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和我说话，一边继续端详。有一次他端详了一会儿照片扭头问我：“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说什么我早忘记了，但我又不能说我忘记了，信口胡诌了一个话题，他便又沿着这个话题说起来。
有时候阎局长甚至会拉拉李小南的抽屉。李小南中间那个抽屉是上了锁的，只能拉开一条缝。有一次我见阎局长半张着嘴觑着眼往那条缝里瞅，像个傻瓜似的。李小南大抽屉旁边那个小抽屉不上锁，里面放一些材料，还有一本小影集。阎局长每次临走时都要将那本小影集翻开看一看，看完再放进去。然后便端个茶杯心满意足地走了。
如果我将这封信放在那个小影集上面，阎局长进来后我找个借口离开，阎局长一拉开那个小抽屉，就会发现这封信……
那天是周六，阎局长没到办公室来，那么第二天晚上他保准会来。我心里有数了。
接下来事情就简单了。第二天，我在阎局长进门前将那封信的复印件放进李小南的小抽屉。阎局长看到复印件还以为是李小南自己复印下的呢！李小南复印下原准备锁大抽屉里，临时有急事没来得及锁，随手塞小抽屉里便匆匆出了门，准备第二天再锁大抽屉里。
那天阎局长刚端个茶杯进门，我便装作有事匆匆出去了。我到我们局大楼对面一个小茶馆一边喝茶，一边像电影里那些侦察员一样观察对面。果然不到二十分钟，阎水拍局长匆匆从大楼门里出来了。虽然夜色中看不清他的面容，仍可以感觉出老头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确信阎局长离去后，我重新闪身进了楼。我将那封信取出来，重新坐在办公桌前欣赏了一遍，然后将信撕了个粉碎。我将碎片包在一张白纸里，去卫生间幸福地蹲了一会儿，一拉抽水马桶，让那包碎片和我的排泄物一起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暗中一闷棍，就将冯富强敲死了。以阎局长的城府，断不会将这件事在冯富强或李小南面前点破。我不仅将冯富强的政秘科长梦撕碎了，把这个坏蛋的一生都撕碎了！这个兴致勃勃的年轻人从此将在玻管局的政治斗争中像空气一样淡出，甚至永无出头之日。看来敲死一个人并不难，有时甚至很容易——敲死一个人一生也很容易！我鱼在河就要成为这样一个人——一个敲死我人生道路上所有挡我道的坏蛋的人！
我不仅敲死了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我又学会了一种“敲术”——杀人其实可以不用刀——傻瓜才用刀呢！有时用几张纸片也可以宰掉一个人。冯富强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已经被我宰掉了。
那天我在办公室呆到很晚才离去，我浑身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要在办公室独自一人静静地享受这种幸福。下去复印那封信的时候，我让复印门市的女孩开了一张发票。女孩当时很惊讶，眉毛一挑说：“拢共一块五毛钱还开发票？”复印一页是三毛钱，五页是一块五毛钱。“为什么不开呢？”我这样反问女孩。“收款收据行不行？”女孩还有点不甘心。我说：“不行！要正式发票！”
此刻我将那张发票拿出来，展开放在办公桌的一本书上，实在有点忍不住了，拿起炭素笔，在右上角模仿阎局长的笔迹写下两个字：“准报！”阎局长在条据上签字，有时写作“准报”，有时写作“准支”，有时写作“经费支”，有一次他笔误将“准报”写作了“准抱”，当时李小南当出纳员，我看到“准抱”二字，一个人偷着乐。
为什么要模仿阎局长的字体呢？我的字比他的字漂亮多了，我可是“庞中华”呀！“庞中华”再次拿起那支炭素笔，在右上角空白处，潇洒有力地写下两个字：“准报！”并签上名字——签得当然不是“庞中华”，而是“鱼在河”！
第二十二章
在机关工作，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有点像过去女人缠小脚，得先将自己一层层包裹起来，然后迈着小碎步往前跑。这就叫做“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你若想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甚至像那些短跑健将那样进行百米冲刺，非绊倒不可。
冯富强绊倒了，赵有才虽然没有绊倒，正跑着却不跑了。赵有才为啥不跑了？他气馁了，因为他跑不过马方向。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别人都冲线了，自己还得再跑两圈，于是干脆信步走了起来，结果差不了多少——都是倒数第一名。
作为我们玻管局位次排在总工程师牛望月之后的一名“行管办副主任”，赵有才还能跑到谁前头去。跑陈奋远前头去？还是跑朱锋、姬飞前头去？要跑到这些人前头去，得像马方向那样——飞！可他又“身无双翼”。于是赵有才不仅打消了“飞”的念头，甚至没有了“跑”的心思，背着个干粮袋，跟在大部队后面慢腾腾地走了起来。
赵有才现在在我们玻管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下象棋。我们玻管局出过两届市直机关象棋比赛冠军。一届是朱锋，一届是姬飞。可现在这两届冠军却下不过赵有才。有时他们一下就是一个或半个工作日，到下班了还恋着不肯离开棋盘。有一次赵有才与姬飞下了个平局。两人已下班出门了，甚至已下楼了，就要出大楼门了，却又折回身上了楼，噼里啪啦又来了一盘。
赵有才后来开玩笑对人讲，不下最后那一盘，决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像“唱歌”最后那一下，不出点东西就结束战斗，浑身憋得难受。
牛望月跳棋下得不错，可赵有才他们没兴趣和他下跳棋。他就去拉小马、小胡、小虎或小高。小马后来不愿和他下棋了。小胡要和小虎、小高玩扑克牌，要么“挖坑”，要么“拐三”，要么“爬山”。他就只好拉个小牛。一头老牛，一头小牛，爷俩关着门玩那几个玻璃蛋子。
我将冯富强击溃之后，（这小子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审时度势，觉得在老局长退居二线前不宜再有什么举动，须静观。所谓“动若脱兔，静若处子”。我那天跑着去复印那封信时多像一只“脱兔”，现在应尝尝做“处子”的滋味了。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起初几天，冯富强依然像往常那样，屁颠屁颠往老局长办公室跑，可出来后不再像过去那样兴高采烈。过去从老局长那儿出来，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即使没有朝霞，他脸上也燃烧着灿烂的晚霞。现在出来则布满了阴云。有时又像那种“丈二和尚”，半天摸不着头脑。坐在办公桌前长舒一口气，发半天呆，嗒然若失。可以想得来，他对老局长对他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百思不得其解。老局长待人的态度原本就有点捉摸不透。有时他对你很热情，有时不很热情，有时则很不热情，甚至很冷淡。他冷淡你的方式有许多。首先是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你说话，你和他说话时他也不说话，最多用鼻子哼一下，或者干脆连鼻子也懒得使用。这样你就会局促不安起来，自个会寻思：我哪句话说错了？哪件事做错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并没有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就会再往远处想：最近我有得罪老局长的地方吗？你想破脑子也想不出老局长这是怎么了，又不能问，于是愈发忐忑不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二种方式是不看你，就是那种“视若无睹”。问题是他有时候“视”都不“视”你一下，从你进门起他就始终不看你。他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你是谁，但他就是不看你。那他用手蒙着眼睛？没有，他也没有以手蒙眼睛。那他的眼珠子总得往个地方看啊！他当然往个地方看：他往办公桌的文件上边看，一边看一边还皱着眉头哗哗翻文件。老局长这种“目中无人”的功夫可坚持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就是说，你若坐在他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他可以在这么长时间对你视而不见，瞧都不瞧你一眼。而你坐十分钟就坐不住了，有那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三种方式是看你——这种方式更厉害！可不是像看李小南那样看你，让温柔的目光像水波一样淹没你。老局长看你的目光里注入了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那种冷空气从气象学的角度讲称作“寒流”。在老局长向你瞥过来那一瞬间，你眼前会觉寒光一闪，当你温热的目光和老局长寒气逼人的目光相遇时，你不禁会打一个哆嗦，仿佛有一把刀子，嗖地向你飞来。这一刀就将你砍得魂不附体，急忙找个借口站起身开溜。
老局长冷遇你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骂人。老局长当然不会骂你。老局长又不是当年被杨志一刀宰了的那个泼皮牛二，怎么会随便骂人呢？但他可以骂文件，骂桌上的茶杯，甚至可以骂办公桌，骂悬在半空中的吊灯。老局长骂哪儿眼珠子往哪儿瞅。可此时你的额头上已浸出细细密密的汗珠。让我感到乐不可支的是，从那天开始，冯富强从老局长办公室出来，常常是满头满脸的汗珠。有一次我见他刚从老局长门里出来，急忙以手背在额上和脸上抹，当时并不是伏天，即使是伏天老局长办公室也不热，因为有空调。那冯富强为什么这么热呢？他抹完后在楼道里甩下一把汗珠。我当时童心大发，竟想跑过去数一数他甩下的汗珠是多少瓣？后来一想，这可不容易数清楚，才作罢。
可以想得来，冯富强将老局长的所有招数都领教了，那段时间他内心里是多么痛苦啊！
这天早晨刚上班，阎局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进大办公室。他瞧都没瞧眼巴巴望着他的冯富强一眼，径直走到我办公桌前，将文件放我办公桌上对我说：“小鱼，这是省玻管局的一个通知，省局将于近期组织各地市的局长赴欧洲考察学习，你负责与省局联系，按照省局的要求将我出国的手续办理好。”那天阎局长转身离开后，我发现冯富强脸色刷白。瞧着冯富强那副六神无主、如丧考妣的痛苦样儿，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他的这种痛苦是我给他造成的，是我亲自将他置于刀俎、付诸庖厨的。我顿时明白：你要想得到快乐，就应去给别人造成痛苦，这才是那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呢！
譬如袁长印，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久违的家伙。我才明白，当初他为何要将我捂在枯井里一捂就是十年，原来他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小时候，孩子们恶作剧，抓一把蚂蚁扔热锅里，然后快乐地伏在锅沿边看。蚂蚁拼命挣扎，很快又不挣扎了——因为它们已被烫死了。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要么做蚂蚁，要么做抓蚂蚁的人。当年在我们袁家沟乡，袁长印就是抓蚂蚁的人。乡里有一所中学，一所中心小学，还有十几所散布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小学。袁长印高兴了，就可以将你从某所村小学“抓”到乡中心小学来。不高兴了则可以将你像从身上摸一个虱子一样，摸出来扔大山深处的褶皱里。在那些像“夹皮沟”一样的深山沟里当一名小学教师，你连死的心都有！尤其是那些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下来的女娃娃，每到晚上，就蒙着头在被窝里抽泣。
除了“调动权”外，袁长印还掌握着“去留权”。当时这些学校里有一半民请教师。袁长印那儿有一份全乡民请教师的名单。对哪个人有不好印象了，就掏出一支红蓝铅笔，用红的一端将这个人的名字一笔勾销，仿佛是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核准死刑似的。那时炭素笔还没有流行开，乡里的干部衬衣口袋里往往插着这样一支削开两头的红蓝铅笔。乡里的那些民请教师当时最怕袁长印“动笔”——尤其怕动红的那一端。袁长印动一下，就得有一个人卷铺盖回家。路遥小说《人生》里的那个高加林，就是这样被一笔勾掉的。因此那些民请教师一见袁长印，无不像现在的冯富强见了阎水拍一样，腿肚子直打哆嗦。据传言，那些青年女教师要从山旮旯儿调到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来，或者从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调回县里市里去，有点姿色的都得让袁长印“过手”。就像万里长征必须经过六盘山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袁长印就像一个骄横而荒淫的皇帝，乡里的这么多学校都是他的后宫，那些女教师——尤其是有几分颜色的年轻女教师则都是他的妃子。他若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昵地揽揽谁的腰肢或拍拍谁的屁股，那是他宠幸你！袁家沟乡的教师那时都晓得，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得罪，惟独袁长印不可以得罪。和袁长印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每一个教师到袁家沟后——无论是“公派”的，还是民请的，第一项工作不是玩那一盒粉笔头，而是到袁长印家“拜门子”——就像上海滩当年那些初加入青红帮的小泼皮，先得去拜拜“祖师爷”。当然去拜望袁长印不需要叩头，只要拿些好烟好酒就行了。那时还不时兴送钱，以送烟酒为主。不过烟酒也可以变为钱——袁长印的妻子开着乡上惟一的一家小卖部，以出售名贵烟酒为主。据说袁长印家那座贴着白瓷砖的耀目的二层小洋楼，就是用小卖部所赚利润盖起来的。有两瓶酒竟被反复出售了多次：甲教师从小卖部买走，送给袁长印，袁长印将酒拿到小卖部。乙教师再买走，再送给袁长印。你说有多好玩儿！
我当初分配到袁家沟中学后，一位好心的老师曾悄悄提醒我，快去看看袁长印。我当时想，我一个堂堂的本科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这破山沟原本就够窝囊的了，为啥要去看他？我若分配到国务院，他想来看我恐怕都不容易看得上呢！这就是古往今来那些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包括屈原，这个中国古代很大的知识分子，最终的结果就是投进汨罗江。虽然我们现在包粽子吃时甜在嘴里，可当初屈原投江时却是泪流满面，仰天长啸，苦在心头啊！
我当时那样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确实可笑——实际情况是我并没有分到国务院。虽然我有同学分到了国务院，但那是两码事。就像我们玻管局，我们局固然出过一任省长，挂在嘴边说说可以，却不能因此奢望玻管局的每一个同志都享有省长一般的待遇。牛望月或者姬飞，出行时也要求车队簇拥，记者随行，警车开道。
所谓“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当时像屈原一样梗着脖子没有低头，后来想低头已来不及了。
这里有个“行规”问题。那些小泼皮当初一入帮即去拜望“老前辈”，说不准多少年后就是个黄金荣或者杜月笙。可入帮以后却去外滩逛去了，或到哪儿狎妓去了，将拜望老前辈这档子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甚至丢到“爪哇国”去，说不准哪天就会被莫名其妙卸去一只胳膊或剁掉两个手指头。
我历经十年艰辛，终于调到了玻管局。从进入这个局的第一天起，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由一个蚂蚁变为抓蚂蚁的人！为此我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陶小北、李小南这样两颗鲜桃搁嘴边，却不敢吃，眼睁睁看着别人吃，自己在那儿咽口水。抓蚂蚁的人才有吃鲜桃的资格。在我们玻管局，只有阎水拍局长是那个抓蚂蚁的人，他想把谁抓哪儿就抓哪儿。李小南倒是反抗过，那就把她抓起来扔到那些无人去的旮旯儿里去。啥时不反抗了，再拎回来。
在与冯富强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使我总结出不少人生的道理。我发现人生有许多门，得一扇扇推开，走进去才会有那种“别有洞天”的感觉。生活中的强者和成功者什么模样？就是一生都在坚定不移地、不停地推开新的人生之门，就这副模样！弱者和失败者就是那些根本就不去推门，或刚推开几扇便懒得再推的人。我在与冯富强斗争中推开的这扇人生之门，是我一生中推开的至为重要的一扇门！这扇门门外写着痛苦，门里写着快乐。走进去就找到了快乐，走不进去就充满了痛苦。冯富强没有走进去，这扇门则成为他一生中的“痛苦门”；鱼在河走了进去，这扇门即成为他人生中的“快乐门”。是的，要想一生不断地快乐下去，就要不断地以自己有力的手掌，推开诸如此类的门——就要不断地给别人、尤其是那些挡你道的人、欲与你抗衡的人制造痛苦！直至将其消灭！
我窃喜，我找到了真理！我欣悦，我找到了真正的人生真谛！那些教科书上所谓的人生真谛，都是骗人的鬼话！见你的鬼去吧，那些害人的教科书！
我仿佛已听到“真理”纷至沓来奔我赴我的脚步声，李小南、小柳等姣好的面容像影视画面一般从我眼前掠过。我像那个神行太保戴宗，腿脚生风，疾走如飞；又像逐日的夸父，手舞两条黄蛇，目如闪电，炯炯有神，向前追赶而去！
柳如眉有一天告诉我，他们局长快要退二线了，退二线前将他们科长提成了副局长，一票当了科长。她现在是惟一的副科长，既管专项资金又管专项指标，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柳如眉给我打电话，她下午不回家吃饭了，晚上要加班。我知道这妮子又去和一票约会了。这俩家伙现在已快到“浓得化不开”的程度了。
柳如眉与一票情感升温的大体时间，我都能估算个八九不离十。有一天下班回家，柳如眉端着一盆花，她望着那盆花的表情有一种沉醉。我问花是哪儿来的？她说是单位同事送的。我没有再问，我已知道是谁送的了。
我敏锐地捕捉到，我家面临着一个红杏出墙的问题。我必须尽快作出决断：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问题。
应对的方式有多种：扼杀在萌芽之中（跟柳如眉开诚布公谈谈）；御敌于国门之外（跟一票严肃地谈谈）；出示黄牌警告；掏出红牌罚下；或者像武大郎那样，每天黎明即起，晨出暮归，挑着担子自顾去卖烧饼，任那妇人和西门大官人在家中寻欢作乐。
我经过缜密的思考，决定采取最后一种方式——任其发展下去！这一点上我比武松他哥洒脱得多，即使有郓哥儿通风报信，我也会装聋作哑，更不会不顾一切地撞破那扇门。倒不是怕西门大官人飞起一脚将我踢翻在地，而是我要以此历练自己的意志。
是的！这是锻炼自己承受力和意志力的一个极好平台——原谅我使用了这么个蹩脚的词，因为这个词和“小姐”这个词当时在我们紫雪市刚开始流行。阎水拍局长传达市里文件，动不动就是“搭建某某平台”这样的句式。比如搭建创业平台，搭建开发平台等等。
一个男人，如果自己的妻子和别人“唱歌”，非但没有耻辱感，还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在一旁伴奏，这样的男人还有蹚不过的大河爬不过的高山克服不了的困难吗？
没有了！
对我鱼在河来讲，渴望权力已经胜过一切！难道还有比权力更令人神往、更值得去追求的东西吗？在光芒四射的权力面前，陶小北和李小南都显得黯然失色！拥有权力，就等于拥有了整个人生；相反，失去权力，也就等于失去了整个人生。每当看到局里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干事、老副科长、老副主任科员颠着老腿在阎水拍或者年轻的马方向面前跑来跑去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鱼在河啊，当你满脸褶子的时候，你愿意这样颠着腿在阎水拍或者马方向面前像个小孩子一样撒欢儿吗？人生其实就是一件瓷器，每个人都是一件瓷器。如果你拥有了权力，你就是一件年代久远、价值连城的瓷器，别人会把你当做“文物”来瞻仰、来供奉。所有的人见了你，都会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甚至屏声静气。刚想动手轻轻摸一摸，突然看见旁边立一小牌，上写：此物贵重，请勿触摸。于是伸出的手赶快缩回去了。而你若没有权力，只是一个看人眼色行事的老干事，就相当于超市货架上随处可见的搪瓷碗，谁都可以随意地将你拿在手中，掏几元钱就可以买回家中，盛饭时一不小心就会失手将你打得粉碎！
那些老干事、老副科长、老副主任科员，就是这样一些搪瓷碗，随时都有摔到地上的危险，随时都会变成一堆瓦砾和碎片！
同样是一只碗，放到博物馆就是文物，放在家中就是一件廉价而易碎的瓷器。为了不被人摔碎，你就得变作文物——千方百计拥有权力！权力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东西，它是烧制瓷器的熔炉，想把别人烧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碗、碟、杯、盘……权力可以让别人在你面前变形——鱼在河、冯富强，包括马方向、赵有才不都在阎水拍面前变形了吗？而我若拥有更高的权力，若我是惠五洲，或者郑向洋，我又可以让阎水拍在我面前变形！
权力不仅可以使人变形，还可以撕碎一个人：如果我是阎水拍，我就撕碎冯富强；如果我是杨远征，我就撕碎袁长印；如果我是惠五洲，我就撕碎……
所以，为了得到权力，为了不变成一件易碎的普通瓷器，我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身外之物吗——包括柳如眉！
柳如眉若和一票——哪怕是和阎水拍去“唱歌”，我鱼在河即使不会“举双手赞成”，也会表示初步同意。我鱼在河已历练出一副刀枪不入的金刚不坏之身。柳如眉若和一票、抑或阎水拍哪怕是惠五洲、郑向洋“唱歌”，我也丝毫不会恼怒。我只是觉得，柳如眉不论与谁“唱歌”，都不能三下两下就被解除武装——不，解除服装！若他们刚开始“唱歌”，便又是“作曲”，又是“填词”，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柳如眉若是一个阵地，敌人一进攻，就放弃了阵地，是说不过去的。怎么也得抵抗一番，哪怕是那种负隅顽抗！若还没分出个子丑寅卯来，便开始“唱歌”——这和婊子有什么两样！我和陶小北、李小南一块耳鬓厮磨了几年时间，她俩还没有为我解除服装，至今仍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着正装。
柳如眉将那盆花端进家门的时间是1995年夏末。那盆花只有绿绿的几片叶子，我当时看着那几片绿叶想：“给老子端回来一顶和春天的树叶一样颜色的帽子呢！”我这样想着，却急急忙忙从柳如眉手中接过花盆，端出去放在阳台上，拿起喷壶给花浇水。我突然发现一票像“小人国”那种小人儿一般，坐在花盆里冲我羞惭地笑，我也没客气，拿起喷壶就在他“脸”上狠劲地喷了几下。
1995年的中国，已经对两性关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小姐开始像蝙蝠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飞来飞去，包厢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现，甚至蔓延到那些偏远的乡镇。我们紫雪市的一些市级领导轮番飞往美洲或欧洲考察。回来以后就给大家讲，那些国家十分干净，爱国主义卫生运动搞得十分好，大街上走几天皮鞋都是黑亮黑亮的，根本用不着擦。那天召开市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市长这样说时，我不禁看了看跟我坐在一起的冯富强的皮鞋，简直像我们局建房工地那些民工穿的鞋子一般污渍斑斑。那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在我截获他情书之后，这小子正被阎局长折磨得死去活来，开会时胡子拉碴，蓬头垢面，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坐在那儿如丧考妣，喝敌敌畏或者跳楼抹脖子的想法都有，哪有心思擦皮鞋！
出国回来的领导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要求每一个干部都开动脑筋——仿佛我们这些干部的“脑筋”是一辆手扶拖拉机似的可以“突突突”开动——寻找我们紫雪落后的思想根源，与那些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在紫雪这样的落后地区，应该说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脑子里虽还有一些封建思想的残余，但已不是很多。我们紫雪市某县某乡某村，竟发生过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的真实事情。一个男人像安装“防盗门”那样在妻子阴道两侧“安装”了一把铁锁，他出外打工离家前就将铁锁锁住，打工回来再开锁。由于阴道大面积溃烂，妇女痛苦不堪，愤然告到法庭。我是在调往玻管局那一年看到这则消息的，发生的地点竟是我们紫东县。想到我在为我的调动奔波，而我的一位同乡（也许还同龄吧！）却在给其妻阴道两侧费力地安装“防盗门”，我比那种“丈二和尚”还摸不着头脑，看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真是毫无道理可言。
对柳如眉的背叛，我持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小蹄子以为我毫无觉察，被爱情的火花儿烧灼，回到家里脸儿红扑扑的，一瞬间像陶小北一样妩媚。柳如眉长相虽不及陶小北那样漂亮，可她皮肤像李小南一样白净，一白遮百丑，加之体态丰满，胸前还藏着两颗诱人的“鸭梨”，现在又被情和欲炙烤，脸盘儿越发白里透红，一举手一投足更有一种风情。自从有了一票后，她再不和我寻衅吵架，有时还会冲我妩媚地一笑。我发现她每天化妆占用的时间明显多了起来，晚上还要用黄瓜片做脸部按摩。有一天晚上她在卫生间涂了一层像石膏一样的面膜，我推门进去时冷不丁被吓得一激灵，以为孙行者一棒下去，将那个白骨精打到我家卫生间来了。还有一次，那时我家鱼小明还小，柳如眉在家做面膜，刚涂得满脸白就听有人敲门，柳如眉忙对鱼小明说：快去开门，妈妈这个样子是见不得人的。鱼小明开门脱口就说：我妈正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又一次，我突然发现她仰面睡在床上，却将脖子和脑袋长长地吊到床沿下，就像墙上挂着一个丝瓜。我又被吓得一激灵，因为我在“自杀大全”里还没有见过这种抹脖子的方式。再看她手里并没有拿刀，只是拿一些白色的膏状往脸上抹，我才放下心来，知道她并不是对生活丧失了信心，而是通过这一涂一抹，对未来更充满了憧憬。
柳如眉晚上总是这样将自己涂得真伪难辨，早晨却洗得白白净净，面对着镜子一边涂口红一边挤眉弄眼。有一天早上出门前，她接连换了三条裤子，最后选择其中的一条穿在身上，屁股绷得像一个碉堡或者炮楼一样，兴冲冲背着小包离家而去。
有一次她用一个小夹子将腿上和腹部的细毛一根一根往下拔，就像消灭那种阶级敌人似的。还有一次她接连换了三个乳罩，最后选择其中一个能将乳房露出面积最多的往身上勒。当时她站在地下勒了几次勒不上去，只得求助于我，让我从身后将乳罩钩挂起来。我一边挂一边想，挂这么紧人家往开解也蛮费力气的。还有一次她穿一件胸衣。这种衣服的主要用途是裹腹，即将女性的腹部用这种衣服勒起来，以免腹部像乳房那样隆起。据说现在一些大款对女性的腹部尤为挑剔，要求腹部平坦如砥——即像磨刀石一般平滑。有一次，我们紫雪市一个有名的大款在饭桌上一边剔牙一边对大家说（我那次代替阎局长赴宴，有幸在饭桌的一角占有了一个小小的位置），他选择“唱歌”对象，除过常人的标准外，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要求，要有三十岁的年龄和二十岁的小腹。我当时大惑不解：莫非这个大款要将一个二十岁女孩子的肚皮揭下来，像贴窗花儿一样贴在一位三十岁的少妇腹部？那也太缺乏人味儿了吧！随即侧耳倾听，该大款却说出一番道理来。他说，为啥要有三十岁的年龄？因为只有这个年龄段的少妇最解风情，最会玩儿（意指“作曲”水平高）。但遗憾的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腹部已开始像丘陵那样微隆，有的甚至呈山峰般崛起之状。而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之腹部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大款说这话的语气，给我的感觉仿佛他当时正潜伏在某个二十岁左右女孩子的肚脐眼儿里，像公路局的技术人员验收某条刚刚竣工的高速公路一般，眯缝着一只眼，用另一只眼“测量”该女孩儿腹部的平整度。而大款说话的神态，则又给我另一种感觉，仿佛他已阅尽了天下少女少妇的腹部。我当时恶心得差点儿喷饭，心想，中国还是少产生这样一些目空一切、无所畏惧的大款吧！天下父母幸矣！转而我又为陶小北担心起来，好在那天是我代阎局长赴宴，若是小北来，该大款恐怕当场就会用目光将她奸污，然后派几个弟兄饭毕即将她绑架（据传言，该大款与黑道还有点联系），因为陶小北完全吻合他那个选择“唱歌”对象的标准。
那天这个大款说完这一席话，用食指将那根在他口里戳了半天的牙签一弹，准确无误地弹进饭桌上一盆汤里。我当时又有点担心，万一这家伙“潜伏”到某个女孩子肚脐眼儿里时，也拿这样一根牙签，说不准会将女孩子戳疼，女孩子忍不住会叫唤起来的。后来又一想，大款的特点主要是钱多，往戳疼的地方扔一摞钱（有时这一厚摞钱足以买一辆“保时捷”），女孩子便不叫唤了，反会温顺地将自己变作赤裸裸的“真理”，小鸟依人般地偎在大款怀抱，任大款伸出一只手掌抚摸自己磨刀石一般光滑细腻的小腹。而大款仅用一只手就找到了“局部的真理”，更会目中无物，觉得人生其实比“唱歌”简单得多！
令人困惑的是，大款的价值取向，竟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以至于少妇用来裹腹的这种内衣虽价格不菲，却极为走俏。柳如眉那天让我帮她穿的那件胸衣（严格一点应叫腹衣）比乳罩要紧得多，且后面有一排密密麻麻的纽扣。我数了一下，竟有二十四道纽扣。刚扣好一个，另一个已自愿报名跑到手掌心里来，仿佛根本用不着移动手掌。我个子高，柳如眉站在地下，我只能扎个马步呈半蹲状自上而下给她扣这一排纽扣。扣到第八颗的时候，我偷了一下懒，将第九颗像牛望月和小牛跳那几个玻璃蛋子一般跳了过去，准备扣第十颗。没想到柳如眉很快觉察，带有威胁意味地“嗯”了一声，并将一只手弯屈到身后来，示意我将第九颗纽扣扣上，仿佛她脊背上像《封神榜》里的二郎神额头上那样长一只眼睛似的。而我此时已累得满头大汗。我一时性起，将她像拎一袋面一般拎起扔到床上，她以为我看到她光滑如砥的脊背引动情思，准备和她“唱歌”，急忙提出抗议，说马上就到上班时间，来不及了！而我此时早已扑上去，将她反扣在床上，不由分说骑在她肥突的臀部上，三下两下就扣住了剩余的纽扣。我试图将一只手从这件胸衣下端伸进去，可竟伸不进去，可见这件衣服是如何紧。我不禁对柳如眉大感佩服。这又不是唐僧那副价值连城的袈裟，也不是阿拉法特或萨达姆身穿的防弹背心，有必要像“紧箍咒”一样勒在纤弱的身上吗？同时我也深感纳罕：这样的“袈裟”何以走俏？莫非中国的少妇都已变作柳如眉？抑或中国的男人都已变作大款？
直至下床，我才有时间腾出一只手来，像冯富强那天从阎水拍办公室出来一般，以手背在额头抹了一把汗珠甩在地下。而此时柳如眉早穿着那件“防弹背心”出了门。我瞅着她的背影一阵坏笑，我扣纽扣时做了手脚：凡是逢单数的纽扣，我故意扭作“乘号”（×）扣上。逢双数的纽扣，则采用正常的等号（=）扣法。其用意有二：一是一票解柳如眉的这件“防弹背心”时，必然十分费劲，尤其是“乘号”扣法的纽扣，更得累他个贼死。加上他心急火燎，难免扯断一个扣索。这样他也许就不再试图解这件胸衣，也就无法像给县里拨指标那样尽兴地用指甲盖拨弄柳如眉那两个红红的乳头。两人将就着唱唱歌，草草收场。这种情况下他看到的只能是“局部的真理”。从我的角度看，受的损失就要小一些。二是晚上回来，柳如眉必然还要我来帮她解开这件胸衣，若两种扣法一旦发生错位，就证明一票解过这件胸衣。虽然我即使获知了这一点，仍会佯装不知。但孩子般的好奇心，还是驱使我想确凿无疑地窥知答案。
柳如眉和一票玩得如火如荼，我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据说男人在女人背后常干的两件事，一是替妻子拉上裙子上的拉链，二是替情人拉下裙子上的拉链。而我却可以做到替妻子的情人拉下妻子裙子上的拉链。一个可以看着自己妻子与别的男人“唱歌”而不动声色的男人，其阴险歹毒令我自己都有点不寒而栗。鱼在河，让你的血变得再冷一些吧！紫雪市的玻管事业需要你这个“冷面杀手”。只有这样，你在宰掉冯富强和袁长印这样的坏蛋时才会毫不手软！那位大款需要的是女性坦荡如砥的腹部，我鱼在河也需要“砥”和“砺”一般坚硬无比的磨刀石，将我的心磨得越来越硬，将我心中的那把无形的“刀子”磨得寒光闪闪，刀锋犀利，剑气逼人，挥一挥，动一动，兵不血刃，那些阻挡我前进道路的坏蛋便一个个在我面前萎谢跪拜，俯首称臣。
为今日之鱼在河纵情讴歌吧！我鱼某已成为那种道行极深的真正的武林高手，一招一式蕴含着千钧之力！
第二十三章
阎水拍局长欧洲考察回来后，在局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因“工作需要”，将冯富强调到局工会任副主席，隶属陶小北“管辖”。这样我们局就有了三个工会主席：行业工会主席姬飞（副处）；局工会主席陶小北（正科）；局工会副主席冯富强（副科）。
阎局长告诉我，冯富强只一小会儿就在局里拉了三次屎，身体软得连一点劲儿都没有，这样的人哪里还能上阵带兵打仗？
取代冯富强挂帅上阵的人是我——我被任命为局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李小南被任命为政秘科副科长。
我掌握了局里的财务大权，所有的条据必须由我签字审核，再呈阎局长。包括副局长出差归来的条据，也得先由我审核，再呈阎局长签字，然后才能在出纳员那儿变为人民币。
我把握如下原则，局级领导拿来厚厚一沓条据，我看都不看，就会在单据封面写下一行漂亮的小字：“属实，请阎局长审批”；正科长拿来单据，我会翻一下，然后在封面上写下如上字样；副科长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拿来单据，我则会略微多翻几下，一边翻看一边笑着说：“没办法，有个责任问题！”如没有什么大的纰漏，也会提笔写下“属实，请阎局长审批”字样。
科员和工勤人员拿来条据，我会翻得更细一点，有时就会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发现问题后怎么办？那就看对方是谁了。若是给我投过票的，我就会冲他笑一笑，看他有点局促不安，我并不说什么，拿起笔就在封面上写：“属实，请阎局长审批。”然后再冲他笑一笑，还不说什么话，只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一拍，或轻轻捏一捏，便将单据递给了他。此时对方就会十分感激地冲我点头，并迭口连声说：“谢谢鱼科长！谢谢鱼科长！”此时我再缄其口，仍不说什么，站起身冲他笑着扬扬手，意思是说：去找阎局长吧，去出纳员那儿领钱吧！
若是没有给我投过票的，我就会轻描淡写将条据中的问题指出来，然后说：“怎样？回去按规定重填一下？”
若是刁难过我的，摸过我头的，学过我说话的，我就黑着脸将单据甩给对方。有时我甩得劲儿大了一点儿，将单据“出溜”甩到地下，他们也会弯着腰捡起来。我知道他们弯下腰去时心里一定很难受，而我“甩”的目的不就是为让他们难受吗？你也许会担心，他们直起腰来若冲我嚷嚷怎么办？他们敢吗？除非他们以后的单据里没有一点儿水分，而他们的单据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水分呢？所以他们就永远不敢冲我嚷嚷。
尤其是那个小胡，那个摸过我脑袋的小胡。还有那个更可恶的小牛，那个将我儿子撵下车让我儿子蹭破脸磕掉牙的小牛，那个将我的包放在臭烘烘卫生间门口、并当面奚落我挤对我从人格上侮辱我的小牛，这下可犯在我手里了！
这天，这小子拿来一沓修车票据。我将票据扫了一眼便扔在桌上，眼皮也不抬对他说：“这会儿正忙着呢！先放那儿，明天我审核后再说吧！”其实我当时只是忙着看一张晚报。晚报上有一则消息十分有趣。标题为：“百万富翁身高一点一米，靓妹冲破世俗以身相许”。旁边配有一张大照片，那个“靓妹”足有陶小北和李小南高，而那个二十六岁的百万富翁还没我儿子鱼小明高。照片上他的脑袋刚到“靓妹”腰际。我当时目测了一下，他即使探起手，也刚能探到靓妹的乳房，而且不一定能探到那个“奶嘴嘴”。我想起冯富强以前讲的那个摸不到“奶嘴嘴”的故事，扑哧笑了。站起来将报纸拿给陶小北和李小南看，她俩看着也乐不可支。
我重新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时，小牛还弓着腰站在那儿冲我谄媚地笑，并用眼角的余光瞥我桌上的那沓票据，我将那沓票据拿在手中，像甩小牛耳光一样将票据在桌沿上重重摔了一下，硬邦邦地扔给他一句话：“票据丢不了，没看我这会儿正忙着嘛！我得有时间才能审核，明天再说吧！”见我这么说，小牛急忙哈着腰，一边冲我点头，一边后退着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上班小牛再来的时候，我仍在看一张晚报。这张晚报有一则消息也挺有趣的。一位电子学博士，娶了一位美丽的娇妻，对她是否忠实于自己不放心，竟在她手提包夹层里和所有皮鞋的后跟里偷偷安装了微型窃听器，将妻子全方位监控起来。这与我们紫东县那位给妻子阴道两侧安装“防盗门”的农民有什么两样？我不禁愕然，随即又哑然失笑，将报纸拿给陶小北和李小南看。和她俩开玩笑说：“看来你俩得检查一下高跟鞋的鞋跟了！”我和小北小南逗趣的时候，早见小牛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进来了，像我儿子一样站在我的办公桌前，目光妩媚地追随着我。但我却瞧都没瞧他一眼，又和小虎小高说话。这张晚报还有一条有趣的消息，标题为：“是情色广告还是新颖创意？”文中举了几条因“一语双关”产生歧义引起争议的广告，这些广告都悬挂在闹市中心。其中一则为：“左右策划，把你搞大”——这是一个广告策划公司给自己做的广告，属于那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另一则为“泡泡漂漂”——这是一个洗衣粉厂家做的广告；“想占有我吗？那就上吧！”——这是一家路牌广告公司招租广告牌。
我和小虎小高讨论这些广告语的时候，始终没正眼瞧小牛那颗像保龄球一样愚蠢的脑袋一眼。只听见他在我们说到热闹处时夸张地大笑，笑声中还夹杂着一些“表扬”我的语言。诸如：“这些广告词太有趣了！”“鱼科长的知识面太丰富了！”（也亏他想得出“知识面”这个词，可这些污七八糟的广告词与“知识面”有什么关系？）
我至少和小虎小高就此讨论了一个小时，后来连康凤莲、罗一强、冯富强、陶小北、李小南也参与进来，像科里评先进工作者那样七嘴八舌说笑了一番，这才似笑非笑地望着像我孙子一样弓着腰站在办公桌前的小牛问：“找我有什么事？”——这一手也是跟阎水拍局长学来的——叫明知故问。你若想蔑视或玩弄一个人，这一手挺有效的。小牛胁着肩刚准备开口，我又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哦，修理费的事，明天再说！我得去市政府开个会。”说着撇下发愣的小牛，冷着脸起身离开办公室。
我那天并没有到市政府开会，而是坐着小虎的车到修理厂做了调查——这小子也真敢开，不到千元的修车费，他竟开了近四千元！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单据到阎局长办公室，如实向他汇报了此事。汇报完忧虑地说：“局里四辆车，一年的费用得三十五万元，今年恐怕三十五万元打不住！”阎局长生气地说：“驾驶员就像偷腥吃的猫，多开一点儿是心照不宣的事，哪个单位都是这样。但也得有个‘度’，不能太离谱，这个事情你去处理，总之有一点，车辆费用不能突破三十五万元，具体你去操作！”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这一句话，我就对这三十五万元有了处置权。我迅速起草了一个《关于车辆管理的若干规定》，给几个驾驶员每人发了一份。规定是规定，操作在我。对谁松一点儿，对谁紧一点儿，全在我手中一支笔。连着将小牛的单据打回几次，这小子脸都急黄了。那天下雨，我儿子放学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他。当时几个驾驶员都在办公室，我刚放下电话，还没说什么，这小子便像兔子一样极其敏捷地跑下楼，去接我儿子，生怕别人抢了先似的。我在窗玻璃上探身向楼下张望，见这小子早开着红旗车冲进了雨中，比去接他父亲都跑得快！
当然我也不会滥施权力因小失大。我将阎局长说的那个“度”把握得很好。我心里十分清楚，我手里这支笔是用来“打击敌人，团结同志”的。而“团结同志”比“打击敌人”更重要，我得用这支笔给我换来更多的票数！
在我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几个月后，局里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只有一项内容：在全局现有的科长和副科长中推荐一个政秘科长人选。
这次印制的选票只有一个格，就是说，只能填一个人。大家都快速将选票填好后，折起来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当时小牛恰好挨我坐，他将“鱼在河”三个字写在空格里时，故意没有折，推到我面前，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让我瞥了一眼，才放心地折起来。
小苏调局里后，我们局共有五十人。去掉两个下海的同志，为四十八人，老乔不参与投票，为四十七人。这次投票四十七人都到了，连陈奋远主任和小苏也从建房工地赶回来参加了投票。当久违了的陈奋远主任那天带着小苏风尘仆仆出现在我们局的大会议室时，我简直觉得他们就是抗战胜利前夕骑着一匹匹快马从前线星夜兼程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陈毅贺龙刘伯承和他们的警卫员。毛主席在七大所作政治报告最后振臂疾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经过几年苦斗，我终于让冯富强这个坏蛋在我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从这次投票起，我在玻管局脱颖而出，一跃而起，成为局政秘科长的当然人选！
那天当场宣布投票结果：我得三十八票，李小南和冯富强各得四票，另外一个副科长得一票。
投票结束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科室。冯富强却神差鬼使撵到那个只得一票的副科长办公室，对副科长说：“你那一票是我给你投的，你得请客！”
那位副科长当时黑着脸，一声没吭。第二天早晨上班后，冯富强再次鬼差神使跑到副科长办公室，冲副科长嚷嚷道：“给你投了票，怎么连个表示也没有？”
当时恰好李小南也在那个副科长办公室。冯富强刚说完这句话，李小南便惊愕地瞪圆了眼睛：因为她看见，悲愤交加的副科长准确地将一口唾沫吐到了冯富强脸上——副科长当时已气昏了头，因为那一票是他自己给自己投的！
冯富强当然不会像小马那样扑上去和副科长厮打，但他当时那副狼狈样却让李小南“尽收眼底”。李小南有点厌恶地瞥了冯富强一眼，急忙低着头向自己办公室走去。李小南一边走一边还会懊丧地想：我怎么会和这么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去脉脉含情酒楼吃饭？从这一刻起，李小南将会对冯富强“冷若冰霜”。下次投票，她一定会将那一票投给温文尔雅的鱼在河。
我一石二鸟的目的达到了，李小南这只一度“迷途的羔羊”，重新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回到了组织温暖的怀抱！如果有可能，我也许会带她到红海湖玩一圈的，她毕竟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姑娘。同时，我的第二个目的也达到了，冯富强这个曾经何其凶恶的敌人，现在终于被我踩在了脚下，成为一只破卵之鸠，再难衔木营巢。想到这小子像当年中举后的范进一样，突然在我面前“一跤跌倒”，“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我不禁大快朵颐。清代诗人黄景仁七言古风《圈虎行》，描述圈养的老虎随着驯虎人的指挥棒俯首帖耳，受人摆布，作各种表演以娱乐观众的情态。若冯富强是那个圈养的老虎，我就是那个驯虎人：“忽按虎背叱使行，虎便逡巡绕阑走。”“少焉仰卧若佯死，投之以肉霍然起。”而我现在即使给冯富强投之以肉，他也再难霍然而起——这一口唾沫，将冯富强在玻管局的前程吐了个一干二净，冯富强从此将一蹶不振！
原来投票竟是一件这么令人快乐、趣味无穷的事情！它竟具有如此多的功能！它不仅能鼓舞人，同时还能打击人、戏弄人、羞辱人！而羞辱有时比打击更具有力量。副科长吐冯富强一脸唾沫，比打他一拳更令他难受，同时令看到这一幕的李小南难过——为冯富强的无聊和低俗难过！而投票，有时就是给人脸上吐唾沫——若想羞辱谁，就设法让他在几十人投票时仅得一票！这完全相当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当脸给他飞去一口唾沫！
第二十四章
阎水拍局长退二线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阎水拍局长退下来后，谁来接他的位子？
第一种可能是市里派一个局长来。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阎水拍局长在全局大会上向同志们讲，市里若派一个局长来，他就占着位子不退休，看他们能把我老阎怎么样。阎局长说，他的这个意见已向市委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都讲过。阎局长接着说：“我退二线了，解甲归田了，可我不能对同志们不负责任啊。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将这个关口把好！”阎局长说到“关口”二字时，有力地挥了一下手，还真有那么点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再若派一个局长来，将大家一下就捂死了。从咱们局内部产生一个局长，大家又能跟着跑一圈。所以我必须将市里派局长来的想法堵死，这是我的责任。大家的责任呢，就是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在现有的副职里选一个同志出来，做我们玻管局的下一任局长。大家要站在我们玻管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要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摒弃个人恩怨，最终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阎局长说到这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讲：“从我们局近些年的干部使用看，我在选人用人上把握了‘德、才、绩’三字，基本做到了‘公’字当头，‘以德入围，以才入选，以绩取胜’。这几年使用了几个同志，马方向同志、赵有才同志相继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陈奋远同志更上了一个台阶。实践证明他们是完全称职的。还有一批同志担任了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从心里讲，我对每一个同志都是爱护的，甚至是呵护的！一草一木总关情啊！”——阎局长信口借用了一句郑板桥的诗，用以说明他对全局同志的“呵护”程度，这句诗用在此处也算贴切，可惜他没引用准确——原诗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将“一枝一叶总关情”说成了“一草一木总关情”。虽然“枝叶”与“草木”形容局里的这些同志，区别不很大。可严格说来，还是有所区别的——枝叶在树上，草木在地下。
阎局长此时继续讲下去，他说：“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充分让大家行使了民主权利。马方向同志，赵有才同志，包括陈奋远同志，都是大家投票推举上来的。在这一点上我扪心自问，做到了襟怀坦白，不徇私情。大家不投他们的票，我使出吃奶的劲，马方向也做不了副局长，陈奋远和赵有才也做不了主任。当然对某个同志偏爱一点儿，平时看重一点儿，也是有的，谁能没个好恶？谁不想将一碗水端平？可端着水走的时候，脚步一轻一重，还是会洒出几滴嘛！可我个人的偏爱决定不了大家的意志，我纵有再大的权力，投票时也只有一票！我这一票和陶小北、鱼在河同志的一票有区别吗？没有！和小高小胡小牛小马小虎同志的一票有区别吗？也没有。实践证明，我们局这些年在干部选拔使用上，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坚持实行严格的民主测评，民主推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十分正确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我想今后不论谁做了局长，这一条都会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的！”
阎局长略作停顿，环视了大家一眼，又讲：“我阎水拍在玻管局这么多年，成绩不能说大，功劳不能说高，但在玻管事业整体下滑的严峻局面下，我们的事业还是发展了，起码摊子给大家守住了！这个事实我想大家也都承认。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有时专断一些，这些年来，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批评过一些同志，批评的过头一些，对被批评的同志的感情就是一种挫伤，甚至伤害，为此我深感内疚，借这个机会向这些同志道歉，希望你们不要耿耿于怀。但有一点我是坦然的，也是可以自慰的，无论批评谁，全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玻管事业的发展。没有从个人恩怨出发，打击报复过某一个同志，这一点，同志们也是有目共睹的。”阎局长讲到这里动了感情，声音有点哽咽。大家见阎局长眼圈发红，心里一热，也有点不好受。
在阎局长即将退居二线时，同志们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老头。虽然有时脾气大一点儿，生气了像刁德一一样“一点面子也不讲”，但老头在大事上把握得准。几年之内，修起两栋家属楼，分房方案已公布，同志们即将住上新房。按最初确定的分房方案，有五个人不具备分房条件：老乔、小高、小苏及两个下海的同志。恰好又多出五套房子，牛望月建议，将这五套房子卖掉，卖房子的钱局里留一部分公用经费外，其余给大家发福利。方案到了阎局长那儿，阎局长一看就否定了。局务会上，阎局长是这样讲的，他说：“任何事情，理上讲得通，情还要过得去。这个分房方案符合第一点——理上讲得通。局里建房之初确定的具体分房年限是某年某月某日，那时小高还是临时工，没有正式调进来，按理不给他分房，他也不能嚷嚷，任何事情得按规矩来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可现在小高毕竟调进来了，离那个规定时间也就差几个月。小伙当临时工时，找不下对象，那时候小伙是欲哭无泪啊！现在找下媳妇了，结婚了，可再哭还是无泪——在外面租屁大（屁大是多大？）一间破房子，媳妇天天跟他怄气，脸都抓破过几次了，大家没有看见？既然是局里同志，成为我们玻管大家庭中的一员，就是我们的孩子、兄弟，大家要设身处地去关心他，使他处处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工作起来才有劲头。局里没房子，不分给他理所当然。房子放在那儿，不给他分，让他看着眼馋，大家想一想情上能不能过得去？剩下这五套房子都在顶层，能卖几个钱？即使卖了，也不可能分光吃净，大家每人也就得两三千元，可深深伤害的却是这五个同志的感情！大家掂量掂量，哪个轻？哪个重？包括老乔同志，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同志，在玻管局看了一辈子门，分他一套房子有什么不应该！”
阎局长一番话，又将大家说哑了。牛望月甚至懊丧地拍了拍后脑勺，恨自己一些简单的道理，怎么总在事后才明白。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阎局长这些年，花了局里不少钱，有功也有过。此话不假，这些年局里是花了不少钱，有时简直有那种“花钱如流水”的感觉。可这些钱又不是阎局长一个人花了。修家属楼，局里从小金库里拿出近二百万元补贴进去，买了价格昂贵的土地。每套房子大家只出八九万元，转手能卖二十多万元，净赚十余万元。买两辆小汽车是花了六七十万元，可小汽车阎局长又没有开回他家。阎局长和大家开玩笑说，他已让儿子去给他选一辆结实一点的自行车，市里一宣布他当咨询员，他立即骑自行车上下班。每年局里招待费得开支二三十万元，可又不是阎局长一个人吃了！撑死他能吃了这么多？大家哪一个人没跟着吃过。包括老乔，就盼着节假日局里聚餐，他就不用在传达室那间小房子里那个小火炉上费力地做饭了。有时风向不对，小火炉向外冒烟，薰得老头泪眼婆娑的。有一次土豆片都切好下锅里了，听说局里聚餐，老头将刀扔在案板上拍拍手，眉开眼笑跟着大伙就往门外疾走。蓝天大酒店，白云大酒店，迎春大酒店，惜春大酒店，市里近两年来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这些大酒店，老乔哪儿没去吃过。初次去蓝天大酒店聚餐时，老头不敢乘坐电梯，以为那东西是个老虎，迈进那一步就一口将人吞没了。可老头现在多老练？进电梯后也像那些大款一样，腰板尽量向后挺，手扶在肚子上，气定神闲地看着楼层显示屏，一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表情。有时眼光不慌不忙向左一瞥，你从他眼神里看到的是“当家作主”四个字；有时眼光不紧不慢向右一瞥，看到的又是“舍我其谁”四个字。你将这八个字刚看完，老乔已步伐稳健下电梯了。门迎小姐笑容可掬，依傍着老乔带他向前走，嘴里甜蜜地说着“老板请”几个字。那时候的老乔，差不多有了惠五洲书记和郑向洋市长的神色——一副“五洲震荡风雷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表情，哪里还能看出龟缩在玻管局传达室那个老乔的神色——祥林嫂一般，眼睛间或一轮。
我刚调到玻管局时，紫雪市只有惟一的一家三星级酒店——蓝天大酒店。转年市中心又戳起一座更气派的大酒店——白云大酒店。十六层高的楼直刺云天，楼顶圆圆的造型仿佛阎水拍局长的两片嘴唇，伸长脖子要去与“白云”接吻似的。再看云端里，李小南那小蹄子正身披霓裳羽衣，脚踩祥云而至呢！阎水拍局长退二线的前一年，迎春大酒店和惜春大酒店又拔地而起。第一次去迎春大酒店聚餐时，看着大堂里那些服务员像《红楼梦》里的丫环一样跑来跑去，裙衩摆动，青春的大腿放射着诱人的光芒，我心里还在想：可不能再建一座“探春大酒店”了，那不就把“大观园”搬紫雪市来了？没想到被我不幸“言”中，转年我们紫雪市果然又有了“探春大酒店”。“蓝天”、“白云”、“迎、惜、探”，宛若五朵姊妹花，在我们紫雪市的白天和晚上争奇斗妍，将“市场经济”这张脸涂抹得五光十色，煞是好看！更有趣的是，“惜春大酒店”旁边又新开了一家“林妹妹理容院”（理容指理发美容）。某天我在“惜春大酒店”开毕会，小虎带我去“林妹妹理容院”的小包间里做了一次全身按摩。按摩小姐拿小拳头在我身上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敲打时，我突然将小姐光洁的脸蛋捏了一把说：“你告诉你们老板，我给你们这个‘理容院’对了一副下联，旁边再若开一个分店时，可用此联——‘宝哥哥打炮房’。”
这当然是我一时恶作剧，“宝哥哥打炮房”当然没有开，若开了，曹雪芹先生即使在阴曹地府，也会悲愤交加地将这个利欲薰心的老板告上法庭的——因为这侵犯了曹先生的知识产权——将贾宝玉变为粗俗不堪的薛蟠了！
令人惊异的是，“宝哥哥打炮房”没有开，我们紫雪市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西门庆大酒店”！千真万确，那天我按摩毕坐上小虎的车，正准备回玻管局，突然街道两侧林立的饭馆中间，有一块牌匾招了一下眼。我让小虎放慢车速，打下车窗玻璃一看，确实是一个“西门庆大酒店”，那牌匾十分扎眼。这也太不堪了！莫非我们紫雪市的妇女都成了潘金莲和李瓶儿？恰巧在我看到牌匾的前后几天，另一个人乘车路过时也看到了牌匾，这个人是郑向洋市长。郑市长当时皱了一下眉头，第二天工商局就去找茬儿，不知谁出主意，改作“喜门庆大酒店”了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阎局长不是“圣贤”，有点小的“过错”谁又能揪住不放？那次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别的局机构砍的砍，撤的撤；科室合的合，并的并，叫苦连天，怨声载道，阎局长却拼全力保住了玻管局的科室，并且乘势增设了“局工会主席”和“纪检副书记”两个职位，真是彼消我长、彼退我进啊！更令人叫绝的是借机成立行管办这一神来之笔，不仅安排了陈奋远、赵有才，还为局里凭空争来了二十万元经费。过去市财政除拨付局里“人头经费”外（每人每年两万元），每年只给玻管局安排三十万元业务经费。阎局长一次一次不辞劳苦跑市财政局，终于将业务经费增至四十万元。这可是财政拨款，旱涝保收。由三十万元到四十万元，阎局长跑了五年。没办法，市里财政紧张啊，有的县干部工资都发不出来呢。可成立一个行管办，不跑不争，市财政每年预算了二十万元业务费。一里一外，局里的业务费就成了六十万元。有了这六十万元，同志们报销差旅费才有了保证。否则阎局长签上“准报”二字，康凤莲那儿没有钱，还不等于一个破产的老板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
而且还有那个“小金库”。早年“一玻”、“二玻”红盛时，局里在小金库里“藏”了六百万元“管理费”。修家属楼征地用了二百万元，这几年“杂支”二百万元，现在“库”里还有近二百万元给下任局长留着呢。阎局长退二线前，又给同志们每人发了三千元“增收节支奖”。一桩桩、一件件，屈指数来，阎局长给大家办的好事还少吗？
但大家眼圈很快不发涩了，因为大家已开始这样思考问题：阎水拍局长好也罢，歹也罢，已成为那种“历史”。“历史”是供人凭吊和瞻仰的。即使写在教科书上，轻轻一翻，也就过去了。玻管局的同志对康德的哲学思想还是有一些研究。康德认为，事物的本体和现象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只能认识处于鸿沟此岸的事物的现象，即知识的此岸性；而不能认识处于鸿沟彼岸的事物的本体，即知识的彼岸性。阎局长已搭乘一只小船，抵达玻管局的“彼岸”。既然“彼岸”是不可认知的，谁还会去劳心费神关注他呢！玻管局的同志现在关心的、放眼而望的只是“此岸”——谁将成为玻管局的“此岸”——谁将接阎水拍成为新的玻管局长呢？
既然市里不会派一个局长来，就会在局里产生。论资历，应该是余宏进副局长。余宏进虽已五十四岁，市里规定五十七岁退二线，还可以干三年。余宏进副局长此生时乖运蹇，官运不济，给两位局长做副局长，一做竟做了二十年！仅阎水拍局长，就在他头上坐了十五年。阎水拍1981年初任玻管局长，1995年底退二线，不是十五年是什么！难怪阎局长对别人说起自己这一生，常常感慨万千。或从十五北防河——想当年他曾何其风光——竟和省长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年轻就担任了正县级局长！每每说到这里，阎局长嘴角就会露出一丝欣悦、还有一丝得意的微笑，（共是两丝！）掰着指头细数他任过的职务：一年统计局长，一年丙县县长，三年丁县县委书记，三年戊县县委书记。阎局长已将四根手指头挨个掰了回去，剩下最后一个小指头却掰不回去了——因为这个微微弯曲的小指头若掰回去，阎局长就得像戏说乾隆一般，“细说”他的“玻管十五年”——这就到便至四十西营田了——不堪回首啊！与“北防河”的风光十足、风头正劲比起来，“西营田”这十五年真是黯然失色！由于一二三玻像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垮台，玻管事业就像遭抄家之后的宁国府一样，江河日下，一蹶不振。阎水拍本应是一条在大江大海里腾跃的鲸鱼，现在却只能搁浅蛰居在玻管局这条小河沟里，与余朱姬牛这样几个没头没脑的家伙玩来玩去。这几个家伙凑在一块儿简直是那种“天作之合”。余宏进是装睡的人叫不醒，姬飞是咬人的狗儿不露齿，朱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牛望月是先下米儿先吃饭。这几个家伙虽了无趣味，却不是那种省油的灯——即使是那种省油的灯，也从来是灯台不照自，有理没理只管直着脖子和阎水拍嚷嚷，有时还像脑子缺根弦的婆娘一般胡搅蛮缠——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令阎水拍局长心生烦恼！所以一说到玻管十五年，阎局长嘴角就会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有时还会牵动面部神经，导致脸部横纹肌不易察觉地搐动几下。
对余宏进来讲，阎水拍简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坐在他头上就不想下来了。十五年来，又是拉屎又是撒尿的。
在玻管局这么些年，阎水拍做事考虑过别人——比如余宏进的感受吗？余宏进会悲愤地回答：没有！玻管局多年来就是一个“一二三四”的“局势”：一手遮天，二犬狂吠，三朝元老，四面楚歌。一手遮天是阎水拍，二犬狂吠是某某和某某，三朝元老是余宏进，四面楚歌是余朱姬牛。余宏进岂止是玻管局的三朝元老，他从
弱冠之年一参加工作就在玻管局——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个给余宏进“裹头”的“里正”，是他那位毕生在一所像“夹皮沟”一样偏僻的农村小学担任民请教师的卑微的父亲。余宏进作为邓世清（后面将提到这个目前对读者来讲尚显陌生的倒霉的家伙）的“同学”，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某一年，从紫雪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当时正如日中天的玻管局时，饿得身子发软的老汉从菲薄的民请教师补助中咬咬牙拿出一元八角钱，给儿子买了一顶当时十分时兴的鸭舌帽（也叫前进帽）。去玻管局报到上班这天，老汉将同样饿得小脸发黄的儿子拉到身边，虽未像古代那样以皂罗三尺作头巾为儿子裹头，却将那顶鸭舌帽端端正正给他戴到头上，语重心长地说：“宏进呀！乃父无能，一生窝囊，吃尽了苦，遭尽了罪，受尽了气！乃父惟感欣慰的，是勒紧裤带将你培养成才了！你现在分配到了玻管局，那可是紫雪市赫赫有名的大机关啊！一定要努力工作，天天向上；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做出成绩，早日进步——有朝一日即使当了局长，也不能忘本！而要时刻保持咱贫下中农的本色，保有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永葆革命青春，胸怀全球，放眼世界。要时刻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红眼亮方向明，革命路上不松劲，泰山压顶不弯腰，勇往直前闷头冲！为打败美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余宏进周周正正戴着那顶鸭舌帽，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走进玻管局政秘科那间大办公室时，年轻的心房里牢记着父亲的嘱咐，青春的面庞上闪耀着鱼在河和冯富强面对阎水拍那样的表情，像《围城》里方遯翁叮嘱儿子方鸿渐那样，在玻管局“咬紧牙关，站定脚跟”，终于干成了一名副局长。正当他像一名横渡长江或黄河的勇士一般，在激流中猛凫了一阵儿水，昂起头喘了几口气，挥臂俯首准备接着再凫——勇往直前闷头冲时——抬头一瞧，却见一只拦路虎，还有一块绊脚石——拦路虎是阎水拍，绊脚石是陈奋远。阎水拍到玻管局任局长时，还顺手从县里带来一个办公室副主任陈奋远——仿佛他不是到玻管局赴任，而是牵着小儿子的手到公园里玩。就像日后宋祖英唱的那首歌——余宏进的“好日子”至此到头！被阎水拍像公安人员抓小偷那样逐进一条死胡同，跑又无处跑，墙又跳不过。陪伴阎水拍这十五年，余宏进早已烦躁地将头上三尺皂罗做的那顶鸭舌帽扯掉。对余宏进来说，这十五年比万恶旧社会的长夜还要漫长——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难道阎水拍不是这个舞翩跹的魔怪吗？）这个魔怪简直把余宏进当做是《白毛女》中的喜儿了，又从那条死胡同里将他逼进那个黑森森的山洞，硬是将余宏进一头黑油油的头发在山洞里熬成个“白毛男”——自从阎水拍上任后，余宏进的头发渐白。（可真是归来头白还戍边！）八十年代还夹杂一些黑发——前半期黑多白少，后半期白多黑少。进入九十年代，放眼紫雪市，“蓝天”、“白云”出现了，“迎惜探”开始“竞春”了，“五朵金花”怒放了，可往玻管局大楼里一张望：余宏进的脑壳全白了！
每当看到余宏进副局长那个洁白的脑壳，玻管局的同志就更增添了对黄世仁的无比仇恨！难怪当年演出《白毛女》时，愤怒的观众会扔石子打台上那个扮演黄世仁的演员——该打！
面对人生的最后一次机遇，余宏进副局长表现出一种淡然：“让组织去决定吧，我已经无所谓了。”他对局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志说。
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这次“组织上”总得给我老余点公道吧？莫非还要将我逼进山洞？还要让我再做一次喜儿——想到那个令人恐怖的山洞，余宏进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心想：即使被黄世仁奸污，也不能再进那个山洞了！
“是不是应该争取一下？”关心他的同志这样说。
“算了吧！该你的，是你的；不该你的，争也不是你的！”嘴里虽这么说，余宏进副局长早晨上班前在市委旁边的“世纪广场”练完“祥功”，还是去市委跑了几趟。据和他关系近的同志说，余局长该找的人都找了，该说的话都说了。
在玻管局的几个副职里，资历没人可与余宏进副局长匹敌。若完全按资历选拔这个局长，当然应由余宏进副局长来做。可若按目前在局里所处的位置选拔，陈奋远主任又占有明显优势。
自从上次机构改革阎水拍局长让陈奋远主任像跳木马一般，摁着余宏进的脑袋一跃而过之后，陈奋远主任就成为局里名副其实的二把手。论级别，陈奋远主任已是正处级。由行管办主任到玻管局长，只是“平移”，并非提拔，不需要组织部重新进行考察。有这一个行管办主任，陈奋远已“得风气之先”。年龄只有五十岁，虽不是年轻干部，但尚未像廉颇那样垂垂老矣，也算年富力强，据说饭量与年轻人并无多少差异，排泄功能也十分正常。这几年辛辛苦苦给大家盖起两栋家属楼。征地时为将地价由每亩五十万元降到四十九万元，连夜去找小苏他爸——那个村支书，一脚踩在下水道里，腰都扭伤了。盖房这几年，他风里来，雨里去，在工地上跑了多少趟。小苏没调来前，他和余宏进、朱锋、姬飞、牛望月五人共用那辆“二一三”，他用车多了，和其他人难免形成矛盾，牛望月眼睛瞪的“牛卵”那么大，其他人心里也有看法。陈奋远主任大人大量，后来干脆不再用“二一三”，骑自己的摩托车没明没黑在工地上跑。直到房都盖起半截了，才坐上小苏的桑塔纳。局里有不少同志直到分房时才第一次去工地呢！对这些同志来说，惊讶之情难免溢于言表，有的人就会像杜甫那样感叹——“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没有陈奋远主任，你们“呜呼”个屁！
因为这两栋家属楼，陈奋远主任“得风气”之时兼“得人气”——局里不少同志认为，新一任玻管局长非陈奋远莫属。家属楼交付使用后，陈奋远主任已回到四楼那间“尘封”几年的办公室，门庭竟有“若市”之感。
更重要的是，阎水拍局长给市委推荐的局长人选也是陈奋远，他的意见十分明确。市里领导询及余宏进，阎局长回答说：“余宏进同志是个不错的同志，多年来为玻管事业任劳任怨，只是年龄有点偏大！”
让陈奋远做局长，这是阎局长明的一手，他还有暗的一招呢。他已跟组织部长数次“沟通”，初步确定由马方向接任行管办主任。阎水拍局长私下已给马方向交了底。他对马方向说：“奋远做局长，你做行管办主任兼常务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奋远做行管办主任时，因当时机构改革，为减少职数，将他的副局长免掉了。从那时起我就没让市里再配党组副书记，一直给你留着——只有做了党组副书记，才是名副其实的二把手嘛——他余宏进啥时做过党组副书记？这次我又跟‘编办’（编制办）将上次减掉的那个副局长名额争取来了，让你一肩挑两头，再玩个一箭双雕：既解决了你的‘名分’问题（指副处升正处），又将余宏进再次‘镇压’，我阎水拍也就能安然退二线了。”接着阎水拍又指指墙壁（隔墙为余宏进办公室）对马方向说：“他还以为这次‘搬正’不存在啥问题了，即使陈奋远当局长，行管办主任怎么也该他做了！做？做梦去吧！再过三年，在‘副处’岗位上退二线吧！让那几个不成器的东西（指朱锋、姬飞、牛望月）做行管办主任，也不能让他余宏进做！”阎水拍局长一说到余宏进，就恨得咬牙切齿，说话的语气十分斩截，有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味道。
阎局长让马方向做行管办主任兼常务副局长，属于“秘密运作”，下面同志并不知情。因此，陈余之外，马方向有无可能做局长？下面也有议论。
一些同志认为，马方向也有可能做局长。人事任命的最大神秘之处就在于，常常会出现一些不期然而然的结果。但
大多数同志认为可能性不大。从组织的角度考虑，也不会如此安排。若如此，陈奋远主任和余宏进副局长就会“化敌为友”，联手与新局长作对。这两个人联起手来，力量还是不可小视，他们毕竟在玻管局经营多年。余宏进固然不足挂齿，但那是因他孤掌难鸣，一旦搭上陈奋远这个结实的梯子，双手依托在朱锋、姬飞、牛望月两肩，登梯而上时，双脚立马会有力起来。出现这种如鸡蛋直立般不稳平衡的局面，新局长纵有英雄本色，也难显其能，甚至会被掣肘。如此，工作怎么开展？
至于朱锋、姬飞和牛望月，当然毫无可能一步到位担任局长。他们若想一下跳到陈奋远和余宏进头上，至少得有孙悟空那样的本领，而他们不仅不是孙悟空，连个沙和尚也算不上。他们自己也毫无做局长的想法，只是想借机按部就班往前挪一挪。可阎水拍最初挪都不准备让他们挪，欲再踩他们一脚——将赵有才“跳”过来做副局长，一脚踩三人，这一招更狠。这三个人仿佛嗅到了一点味道，或者是相伴多年揣摩出阎水拍关键时刻善出狠招。三人一边“八仙过海”——暗中在上面做工作，阻止阎水拍出此招数，一边在局里对阎水拍笑脸相迎，顶礼膜拜，百依百顺。他们知道和阎水拍硬掰，再加三人也不是阎水拍的对手。所以在阎局长退休那一阵儿，朱姬牛又玩儿“两个凡是”——“凡是阎局长拥护的我们就拥护，凡是阎局长反对的我们就反对！”那段时间，阎局长几乎有一种做了皇帝的感觉，一天到晚如沐春风。人之将退，其心也善，其手也软。这一软，阎局长才打消了再踩三人一脚的念头，没有将这一构想付诸实施。
谁做新局长？“冰山一角”露出：陈奋远排第一，余宏进排第二。其他人退出。非此即彼，非陈即余，局里的同志们普遍这样认为。
我们玻管局的“局势”又有点微妙起来。
陈奋远主任和余宏进副局长各带一支人马猫着腰向我们玻管局大楼包抄而来。一边发起进攻，一边还在不停地喊话，做群众的鼓动工作。两人又像蓝天大酒店和白云大酒店的总经理，到我们局里来招大堂经理，一方给陶小北许诺月薪多少，一方许诺年薪多少。转而两人又招保安，一个给小胡小高表示，可挣高于玻管局两倍以上的工资。一个给小牛小马做工作，工资高且不说，酒店还给每人交付了数万元的养老保险。
局里的几十个同志间起了一阵骚动，骚动过后即是分化。然后兴奋地夹杂在两支队伍中，招展着各自的旗帜，在暮色中向远方挺进。
第二十五章
市里对这次投票十分重视，准备在一天之内进行三次投票。
第一次投票，处级干部和正科级（含主任科员）干部参加；第二次投票，扩大到副科级（含副主任科员）干部参加；第三次投票，全体人员参加。
局里的同志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陶小北得接连选择三次。小北戏谑地对我讲：“这样最好，不用动脑筋，给三个人各投一票。第一次投陈奋远，第二次投余宏进，第三次投马方向。”李小南此时有点紧张地问我：“咱们怎么投？咱们只能投两次！”
“那还不好办，给排在最前边的投呗！”我这话的意思是两票都投给陈奋远。当时恰巧有另外一个科室的一位副科长，站在康凤莲桌边，低着头背对着我翻康凤莲桌上一本《家庭》杂志。我一边这样说，一边重重瞥了这个人的背影一眼。
小南也顺着我的目光瞥了那个副科长的背影一眼，像截获“密电码”一样截获并破译了我的目光，瞬间明白了我的含意，急忙配合默契地和我唱和：“那我跟着你投，你投谁我投谁！”
我俩这话其实都是说给那个副科长听、给他祛疑的。别看他此时心不在焉地翻着杂志，其实正支着耳朵听我们说话呢。这位副科长是局基建领导小组成员，跟着陈奋远奔波了几年。那次晚上去找村支书，陈奋远主任摔沟里，就是他将陈奋远背到医院的。我只瞥了一眼，就发现他冲着我们的脊背正中，像古代那种兵勇一般，大大写着一个“陈”字呢！这是陈奋远的一个“耳报神”呢！我和小南的对话，很快就会传到陈奋远耳中。陈奋远若当了局长，就会冲我们笑得格外柔和，格外迷人。
我早已对玻管局的局势了如指掌！即使四十多个同志轮流进来站在那儿翻杂志，我也能准确无误地看出他们脊背上大字的变换：“陈”、“余”、“马”……我甚至能看出他们手里操何种兵器。大刀还是长矛？短剑还是画戟？他们杀敌的第一招是举刀便砍呢，还是挺枪便刺？是舞剑直取咽喉呢，还是虚晃一枪抵住心脏？放箭是明箭还是暗箭？或者是那种没羽箭……
我早已开始考虑给谁投票的问题。
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一个，我必须有的放矢——将我的两票全都投给那个最终被市里的红头文件任命为局长的人。这个局长若是一面靶子，同志们纷纷举起枪，毫无疑问有不少人会打偏、打飞，而我打一枪，报靶员便会喊一声：“十环！”我再打一枪，报靶员会兴奋地再喊：“又是十环！”两枪过去，我“神枪手”的美誉便会不胫而走。只有成为神枪手，我打靶归来时才会“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一个神枪手，很少再有人和他较劲儿了。因为你随便一举枪，便能命中任何一个目标的心脏！
从传出市里要到局里来进行民主测评，到正式进行测评的一个月时间，我几乎到了“物我两忘”的程度，神经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一缕风吹，一丝草动，均未逃过我鹰隼一般敏锐的眼睛。我惊奇地发现，当举着写有“陈”、“余”两面大旗的两支人马厮杀的难分难解之时，突然从晚霞映红的小路上、草丛旁，另有一支阵容整齐、精神抖擞的人马悄然逼近！那面在晚风中猎猎招展、并像波浪一样有力地抖动的战旗上，竟写着一个斗大的“马”字！我眼前一亮，跃身上马，在马屁股上狠抽一鞭，带着在“陈”、“余”两支队伍中“拉”过来的一个精干的小分队，旋风般地向这支新出现的人马急奔而去……
马方向副局长任局长的红头文件，是在1996年的初春下发到局里的。1996年是“九五”第一年，市里开始大抓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美好的年度里，两条高速公路在我们紫雪市境内破土动工。郑向洋市长在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报告给同志们一个十分振奋人心的消息：到“十一五”末期，也就是十五年之后，我们紫雪市将实现高速公路网络化，到时候将有“八纵八横”共十六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
马方向任职的红头文件，就这样伴随着筑路机械的轰鸣声，似乎还有竣工通车剪彩仪式剪刀的“嚓嚓”声，喜庆、祥和、热烈地落在玻管局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鱼在河同志的案头。
经研究决定：
马方向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局长，免去其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陈奋远同志任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兼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
余宏进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
朱锋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其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纪检组长职务；
姬飞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纪检组长，免去其市玻璃制品管理局行业工会主席职务；
牛望月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行业工会主席，免去其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总工程师职务；
赵有才同志任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陶小北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总工程师；
阎水拍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处级咨询员。
虽然后边的几行字与马方向任局长那一行字字体一样醒目，字号一样大，给人的感觉却不一样大，醒目程度也有差异。马方向局长若是一个皇帝，后面跟着的就是一群娇艳的嫔妃；马方向局长若是一个威严的家长，后面跟着的就是一群娃娃。哪个娃娃淘气，马方向局长呵斥一声，他们便噘着个小嘴再不敢吭声。
市委组织部长亲自到玻管局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宣布了新的领导班子。部长首先高度评价了阎水拍局长主政玻管局十多年的丰功伟绩，认为阎水拍局长既能举重若轻，又能举轻若重，大是大非面前从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部长甚至动情地回顾了阎水拍局长七十年代在县里任职时与“四人帮”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斗争历史。“那时我给你们阎局长做办公室主任，对这段历史最清楚。当时全县四十多万人民都为他捏着一把汗！”部长这样说时，我立即在心里计算：四十多万把汗同时扔地上，恐怕就是一个红海湖了，至少也是一条清水河。
接下来部长谈了市里这次组建玻管局新班子最初的思路。部长说：“本来陈奋远同志和余宏进同志担任局长都是十分合适的人选。市里主要负责同志最初有过这个考虑，并和我们初步交换了意见。后来省里来了一个文件，为加快干部年轻化步伐，提出一个明确的年龄杠子。这个杠子就是：副处级干部提拔处级干部，五十周岁以后不再考虑；非职能部门的正处级到职能部门做正处级，五十岁以后也不进入。省里文件明确要求，这是两个硬杠子，必须不折不扣执行。第一个杠子首先将余宏进同志排除。陈奋远同志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急忙查阅了奋远同志的档案，十分可惜，奋远同志年龄刚过线一个月！这样第二个杠子又将奋远同志挡在了门外。大家知道，玻管局是市政府工作部门，进入市政府四十六个职能部门序列，为市政府组成单位。‘行管办’则不进入市政府序列，在四十六个职能部门之外。类似的问题还有科委和科协。科委相当于玻管局，科协相当于行管办。还有市铜管局和‘铜行办’（铜矿资源行业管理办公室）；市重工局和‘能源办’（能源开发办公室）。铜管局和重工局相当于玻管局，‘铜行办’和‘能源办’相当于‘行管办’。这次科委主任、铜管局长、重工局长同时到龄退二线。这三个部门和你们玻管局的局面如出一辙：科协主席和‘铜行办’主任、‘能源办’主任与奋远同志一样，年龄刚过线，都是在非职能部门任正处级。市委对这几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是慎重而负责的。最初，市委确定，这四个同志全部进入所在职能部门担任局长。可这次省里对市政府四十六个职能部门一把手的平均年龄也有一个硬杠子：即不能超四十七岁。这四个五十多岁的同志进去，平均年龄为四十八点五岁，超了一点五岁。无奈，市委只得重新选拔四个年龄四十多岁的同志。这四个同志一进去，平均年龄像一个高血压患者吃了一种十分灵的降压药一般，当下就降下去了。所以对奋远同志，我们是忍痛割爱！”说到“忍痛割爱”时，组织部长还像林黛玉那样有点惋惜地蹙了一下眉头，仿佛心里真有“痛”似的。
当时局里的大会议室静极了，一根针落地下都能听得见响声。组织部长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的话，今天“金口”一开，局里这些渴望进步的同志哪一个不想聆听，瞧鱼在河的脖子伸得有多长。何况这些话句句隐含着玄机，不乍起耳朵听成吗？
部长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市里本来另有动议，准备派一个局长到玻管局来，你们阎局长厉害呀！听到风声直接去找主要负责同志。第二天市委惠书记就对我讲，那个阎水拍，向我逼宫来了！说什么不情之请，可话说得一点不留余地。不过老阎说的也有道理，那个马方向同志，我印象是一个十分精干的同志，四十五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的时候！惠书记离开我办公室时还开玩笑，他说，这个同志名字叫得挺好！方向？什么方向？当然是革命的大方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大方向！惠书记一表态，这个班子就定下来了。这里要给同志们强调一点，对马方向同志的工作魄力、品格、驾驭全局的能力，市里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市委对玻管局最终浮出水面的这个班子配备是满意的，对脱颖而出的马方向同志是充分信任和支持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老中青结合的班子，因此也一定是一个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班子，更是一个能够开创玻管事业新局面的班子！”
组织部长以一个有力的手势，结束了他的讲话。同志们哗哗哗鼓起掌来。
第二十六章
马方向局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隆重而热烈地欢送老局长阎水拍退居二线。
局里成立了一个欢送老局长阎水拍退居二线领导小组，简称欢阎领导小组。马方向局长亲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任办公室主任。
马方向局长主持了领导小组会议，确定用两天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并责成我拿出具体方案。我拿出方案呈送马局长审阅并做了个别细节的订正后，正式以局里文件形式下发各科室。
关于隆重欢送阎水拍同志退居二线的通知
局各领导、局各科室：
阎水拍同志担任我局局长十五年来，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带领我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走出了玻管事业的低谷，以博大的胸怀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开创了我局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我局各项工作连年被市政府考核为全优。十五年间，我局共获“基层组织整建先进单位”、“扶贫工作先进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单位”、“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档案工作先进单位”、“解决三难问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先进单位”等各种荣誉近百项（见后表）。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凝聚着阎水拍同志的心血和汗水，归功于阎水拍同志的正确领导（当然与全局同志的共同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为了弘扬和光大阎水拍同志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忘我的工作精神，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可贵的敬业精神，推动我市玻管事业迈出更大、更有力的步伐，迈向更远、更宏伟的征程，描绘出我市玻管事业跨世纪的新的、更璀璨的蓝图，特决定隆重举行欢送阎水拍同志退居二线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三月一日（农历正月二十五）
上午八时三十分，在局办公楼门前统一乘车前往家属楼参观。乘车安排：阎水拍老局长、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乘一号车（奥迪）；余宏进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乘二号车（红旗）；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乘三号车（桑塔纳）；其余同志乘四号车（面包）。
中午十一时三十分，全局同志在蓝天大酒店就餐。
下午二时三十分，在局会议室座谈。除局全体同志参加外，特邀十五年间调离我局（包括下海经商人员）的同志归局参加（座谈会每个同志须发言）。
下午六时，与会同志集体乘车赴白云大酒店就餐。
三月二日（农历正月二十六）
上午八时三十分，继续在局会议室座谈。
中午十一时三十分，集体乘车赴迎春大酒店就餐。
下午二时三十分，继续在局会议室座谈。
下午四时三十分，请阎水拍老局长、马方向局长讲话。
下午五时三十分，由陶小北和李小南代表全局同志向老局长敬献花篮；由马方向局长代表全局同志向老局长敬赠纪念品。
下午六时，乘车赴惜春大酒店就餐。
晚八时，在探春大酒店多功能厅举行联欢晚会（有向老局长献歌的同志务于三月二日下午六时前将所献歌曲名报局政秘科李小南）。
为期两天的欢送阎水拍老局长退二线活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没出任何纰漏。这得益于我这个“大内总管”对细节的注重。第二天下午去惜春大酒店就餐时，桑塔纳车突然发动不着了。当时牛望月、赵有才和陶小北已坐上去，只得再下来。牛望月当即就给我脸色看，质问为什么提前不把车检查好，然后很不高兴地站在那里，脖子还向一边抽着。奥迪、红旗已启动，见后面车没有跟上来，向前滑行几步又停下来。马方向局长从车窗玻璃里探出头问我怎么回事。当获知是车坏了时，说：“不行打个车吧！”此时牛望月又冲我瞪眼，说他不坐的士，坐的士有点像坐囚车。当时我们紫雪市的的士只有奥拓，夏利都很少见，坐进去确实不舒服，但比囚车还是要舒服。牛望月威胁地说他准备坐面包车去，并做出个欲向面包车走的架势。我一看小苏还是打不着车，忙以手止住牛望月，告诉他：“继续坐桑塔纳，我还预备了一辆备用车。”说着，我扭头向办公楼一侧停着的一辆崭新的红色桑塔纳一招手，车子刷就开了过来，停在牛望月和赵有才身边。这是我提前在市出租汽车公司租好的一辆车，以防急用。
赵有才一边上车一边冲我笑着说：“在河想得细，备用车连颜色都不变！”——局里那辆桑塔纳也是红色。牛望月此时也
像一个动不动跟父母亲怄气但和好的也快的小孩子一般转嗔为喜，坐到车前边将窗玻璃打下来对我说：“小鱼你还玩个金屋藏娇！”这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并没耽误时间。此时我急忙跑到马局长车前，告诉他换乘备用车。马局长一脸赞赏地对我说：“在河不错，想到的都想到了，没想到的也想到了，是个做办公室主任的料子！”
不仅没出漏子，活动期间还有几次出彩的地方呢！
一是三个半天的座谈会气氛十分热烈，同志们像一群孩子抢一个苹果一样抢着发言。我原本还作了两手准备，提前召集政秘科全体人员开了会，要求一旦座谈会出现冷场，政秘科同志就出面救场，到时候我眼睛看谁，谁就赶紧发言。我当时还和科里的同志开玩笑说，我看谁，谁若不发言，就不要在政秘科混了！我这话固然有开玩笑的成分，但也有威胁的意味。威胁别人不是像牛望月那样，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冲别人瞪眼睛，或者像小马那样当面挥拳头，而是在不经意间以开玩笑的方式不轻不重“点”一下，点到为止，绝不多说半个字。我那天刚说完这句话，小胡和小牛就急忙谄媚地向我表忠心。小胡说：“鱼科长你第一个看我！”小牛马上接口：“鱼科长你第一个看我！”我要的就是这效果。这俩小子还在像两个失宠的妃子一般争风吃醋，我却瞧都不瞧他们，更不接他们的眼风，冲小虎和小高笑了笑便宣布散会。
我像预备备用车一样预备下的这个“救场方案”并没派上用场。大家发言比一场大雨的雨脚还要密。不仅有密度，还有长度，最长一个发言达一小时之久，像这样发下去会还得开几天，马方向局长不得不歉意地打断这个同志，提醒他长话短说，说出最核心的意思。座谈会的高潮在第二天上午，一个年龄较大的老主任科员发言时突然哭了起来。他说，他老伴患重病住院后，阎水拍局长不仅先后三次去医院探望，并让局工会拿出三千元救灾款。这位老同志当时一激动，将“救济款”说成了“救灾款”。不过这并不影响大家对他意思的领会，不会有人认为发大水冲了他家房子。况且老伴患重病对个人来讲也是灾难。这位老同志接着又说，阎局长不仅让局工会拿出救灾款，而且还在局里组织了募捐；不仅组织了募捐，而且还——老同志就是说到此处哽咽起来的。他哽咽了两下，低着头平静了一会儿，用手指头在眼窝里拭了拭，才又抬起头说，老局长还以个人名义给了他两千元钱，而且叮嘱他不要告诉局里任何人。说到这里老同志又有点激动起来，声调陡然提高：“同志们说，这和雷锋有什么两样？我没有见过雷锋，我认为阎局长就是我们玻管局的雷锋！”
阎水拍局长做的这件“好人好事”同志们还真不知道。因此老同志一哽咽，大家也有点感动，几个女同志眼睛都湿润了。
第二天下午议程多，发言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快到时间了，还没轮上几个工勤人员发言。马方向局长抬腕看看表，有点遗憾地说：“时间到了，大家还有很多心里话要对老局长说。我看这样吧，没发言的同志每人简短说几句，表达清楚意思就行了。”
小虎率先发言。他一脸严肃地说：“大家给老局长说了两天好话，没有一个人提意见，这不符合辩证法，我对老局长最了解，我给他提一个意见——”小虎说到这里故意停了一下，大家当时心都提到了嗓门儿上——毕竟小虎掌握老局长最多，莫非老局长得罪了小虎？小虎看老局长没有什么用了，想披露点内幕出来？捡一个小石子将老局长打一下？市政府某局有一个驾驶员，局长头一天退休，第二天就将告状材料送到了纪检委。
我当时也有点吃惊，刚想出言制止小虎，小虎话已出口：“我这个意见就是，衷心地希望老局长退休后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一干工作就忘我，还要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
小虎这个“意见”一出口，会场有片刻的宁静，随即哄一下笑开了锅，包括老局长也笑得眯起了眼睛。
最后一次出彩，发生在马方向局长向老局长颁奖的时候。
给老局长颁的这个奖品，局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情，大部分同志事先并不知道。有人还以为会给老局长颁一块毛毯或羊绒被这样的奖品呢！有的同志私下开玩笑说：“退二线就没专车坐了，干脆给老局长奖一辆摩托车！”
可那天马方向局长将那个黑乎乎的家伙拿出来时，大家一下愣住了——是一个“大哥大”。当时局里很少有人见过这个稀罕的玩意儿，更甭说使用了。那时紫雪市只有几个民营企业家开始使用这家伙，后来几个国有企业家也不甘示弱，每人手里提了一个。当时的大哥大体积十分壮硕，且均为黑色，拿在手里像一颗手榴弹，甚至像一支微型冲锋枪。这么一个笨拙的家伙，售价是两万五千元。
奖给阎局长的这个大哥大已是第二代产品，体积已小了一些，但仍差不多有两包香烟那么长。就像六十年代若有人拿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娃娃们会围上来敬畏地看一样，同志们当时都围过来摸一摸。有些人不知这个黑不溜秋的家伙是电话，以为是个微音器，把应该挂耳朵上那一头挂嘴巴上，像对着麦克风讲话一般，鼓着腮帮子连声喊“喂”。也有知道是电话的，却瞅着喊“喂”的家伙只管乐。乐一阵儿，才走过去将像一根玉米棒子一样吊在喊话那人脖子下面的电话扶一扶说：“这是移动电话，不是麦克风！”同志们哄笑，喊话的人脸红，讪讪地退出人圈。一边退一边说：“怎么没有电话线？”这样自语着，还像个小傻逼一般左顾右盼找那电话线。
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马方向局长将大哥大递到阎水拍老局长手中，并扭头叮嘱我说：“每个月主动去给老局长报销电话费。”
第二十七章
马方向局长上任后第一次调整人事，只“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鱼在河。
任命前没有再搞民意测验。马方向局长讲：“阎局长退二线前已搞过测评，在河同志那次票数很集中嘛，没必要再搞了！”
马局长的口气，有点“照过去方针办”的味道。
但在任命文件下发之前，局里例行公事进行了一次考察。发了一个干部考察预告的文件，并将这个文件张贴在六楼局会议室门口。
马方向局长说，以后选拔任用干部，不能由哪个人说了算，得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来。这个程序是：一、民意测验；二、局党组会议研究；三、考察预告；四、发文任命。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干部考察预告
按照市委科级干部选拔任用的有关规定，根据全局民意测验投票结果，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确定鱼在河同志为局政秘科科长拟任人选考察对象。现将组织考察有关事项预告如下：
一、考察时间：1996年3月15日至3月25日。
二、考察范围：局副科级以上干部（含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
三、考察方式：各科（室）科长（主任）、副科长（副主任）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其他人员采取发放征求意见表的形式进行。
四、考察组人员：考察组由五名同志组成。局党组分管政秘科工作的领导同志任考察组组长；局纪检组长任考察组副组长；全局同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推选三名群众代表为考察组成员。
五、考察须知：此次考察时间为十天，若有与考察内容相关的意见或反映，请务于十日内直接与考察组人员联系。考察组分为两个小组，工作同时进行。进入考察范围的同志分别划归两个小组。以下同志归第一小组（名单略）；以下同志归第二小组（名单略）。
考察组
某年某月某日
考察结果可以想得来，进入考察范围的副主任科员以上的同志，争先恐后到两个考察小组给我添言，就像手举红宝书的林彪当年不停地在毛主席面前变着法儿说好听的话一样。那些科员和工勤人员不在考察范围之内，急得抓耳挠腮。小胡和小牛故意在我面前说，咱们应该集体给马局长提个意见，以后考察范围应该扩大到全局同志都参与，像投票那样人人都有发言权，让我们也有个给鱼科长说好话的机会！包括老乔，那几天也气喘吁吁赶上楼来，在考察组门外探头探脑张望了几次。
考察圆满结束。我被任命为政秘科科长，搬进了赵有才主任早已空出的那间办公室。
局里现在这个新班子是：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余宏进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
自从成立行管办以来，我们玻管局的局级领导又成了偶数，又存在一个表决问题。马方向局长想请咨询员阎水拍参加局务会和党组会。阎水拍对马方向说：“方向啊，以后局领导班子开会，除一年一次的新年茶话会之外，别的会我就不参加了！”阎水拍咨询员望着马方向局长，笑着掰下一个指头，说：“我不是党组成员，按组织原则无权参加党组会，此其一”；阎水拍再掰下第二个指头，说：“局务会当然还可以参加，可我参加会，是唱主角呢，还是跑龙套？”阎水拍笑着对马方向说：“唱主角，与理不合；跑龙套——你忍心让我老头脑门子上累得全是汗？”阎水拍此时才掰下第三个手指头，说：“那就只有其三了，让我在会上像牛望月那样，胡吹笛子乱敲鼓，或者偷着吃鸡蛋，这不等于侮辱我吗？”
牛望月偷着吃鸡蛋，是我们局人人皆知的一个笑话。有一天早晨一上班，召开局务会。大家陆续落座后，陈奋远和姬飞说他们早上起迟了，没来得及吃早点。牛望月说他头天晚上看书看到三点才睡，也起迟了，也没吃早点。那天会刚开了没几分钟，牛望月起身去上厕所，恰好小马也上厕所。小马听到隔壁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出来一边提裤子一边透过缝隙往里瞧了一眼，原来牛望月正站在厕所一角专注地剥鸡蛋皮。牛望月那天不到半个小时上了三趟厕所，吃了三颗鸡蛋。吃一颗，到会议室喝几口水，再借故上厕所出去吃一颗，再回去喝几口水。如此这般频繁地出出进进，引得姬飞好奇，问说：“望月，你怎么老上厕所？”牛望月蹙蹙眉头指指肚子说：“昨天下午吃了点馊牛肉，肚子吃坏了，拉肚子。”牛望月三次躲到厕所偷吃鸡蛋，恰好被局里三个同志偷眼瞧见，当时就在局里传开了。偏偏第三个鸡蛋吃得急了点，噎着了，回去坐下开会时不停地打嗝儿。大家很好奇，说望月怎么拉肚子的症状和别人都不一样。从此在我们局里竟有了一句新的歇后语：牛望月拉肚子——打嗝儿。
马方向局长其实也并不希望阎水拍老局长参加会，他只是做个姿态。这两人都是那种明白人，行事有很多相像之处，但也有细微区别：看阎水拍老局长，有点像“雾里看花”——先看到的是“雾”，然后才是“花”。我刚调到玻管局参加的第一次全局干部职工大会，就是阎水拍老局长施放的“雾”——烟雾，迷雾！他掩藏了本相，失去了本真，讲那么一番冗长的甚至不知所云的话，然后深藏不露看你的反应呢！你不耐烦了，生气了，表现出对老局长的轻蔑了，甚至想去摸摸老局长的后脑勺，对老局长说：“你这水平还当局长！”那样你就大错特错了。就在我调到局里参加的第一次会毕，有一个副主任科员在办公室大声嚷了一句：“阎水拍的讲话水平太臭，一双眼睛还色迷迷的。”这句话当然很快就到了阎水拍耳朵里——玻管局的哪一句话不会钻到阎水拍耳朵里呢？阎水拍是一块磁铁呢！同志们说的每一句话都相当于那种铁屑，自动就被吸附到阎水拍老局长耳里去了。结果那个副主任科员直到马方向担任局长，仍是一个副主任科员，而他自己还百思不得其解，像个小傻逼一样兀自在那儿纳闷呢。
我正因为在袁家沟中学吃了一堑，才长了一智，没像那位副主任科员一样嚷嚷。而是每次会上，都拿着陶小北给我的那个小本专注地记，才博取了阎局长的欢心。“伴君如伴虎”——当然阎水拍和马方向不是君，可你得将他们视作为“君”。正像各单位的咨询员一样，处级咨询员享受“处级待遇”；副处级咨询员享受“副处级待遇”。每个单位的一把手，你都得让他们享受“君级待遇”，这保准不会错！怎么会错呢？封建体制若不解体，哪个男人不想做皇帝？袁世凯当年为啥复辟帝制？昨日历史，今日可鉴啊！自从调到玻管局那天起，我鱼在河就像当年的和珅一样，在我们玻管局的“万岁爷”阎水拍面前，反穿皮袄，装模作样（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做出一副千娇百媚的可人儿模样。结果怎么样？如今不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这些年来，我一直穿西装，打领带。包括在汗流浃背的夏天，我也总是在衬衣外面攀着那样一条带儿。为什么？就是为了让阎水拍局长或者马方向局长牵着我的脖子走呢！如果我有一天穿便装，阎局长或马局长顺手想牵一下我的时候，我脖子上却没有一根带儿，他们会不会蹙一下眉头，有点不高兴？而我对自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即使让自己有百次、千次、万次的不高兴，也不能让阎马有一次、一丝、一毫的不高兴！
看阎水拍局长相当于“雾里看花”，是指你得小心翼翼地拨开迷雾，才能看到“花”！什么花？玫瑰花？芍药花？马蹄莲？荷花？桂花？梅花？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还会是罂粟花呢！
看阎水拍局长，起初你看不清楚，双眼模糊（因为有雾），可相处日久，他的面容越来越清晰，若你拿一个照相机的长镜头，对阎水拍老局长，就得拉——拉得越近取景框里越清晰。可对马方向局长恰好相反，你得推——推得越远，山峦和河流才会清晰可见。
看马方向局长，你得“花中看雾”。首先看到的是“花”，然后才是“雾”；首先看到的是清楚，然后看到的才是“模糊”。而且相处愈久，愈觉模糊——而越模糊，你就得越当心。
阎水拍老局长若是一块明晃晃的冰，你不小心就会仰面朝天摔一跤；马方向局长则是一块“暗冰”——你万分小心都有可能四仰八叉跌一下。
马方向局长行事利落、干练。从不像阎局长那样先绕几圈，再露出真相，总是先将真相交给你。他做事喜欢开门见山。先给每人怀里塞一盆花，让你端回家慢慢去看。马方向担任局长后，第一次召开全局大会，传达完市里的文件后——他传达文件从不自己读，总是让我来读。局里同志惊奇地发现，我好像不太结巴了，基本能比较流利地将一份份文件读完了，虽然语速不是很快——而读文件又不是打机关枪，撵狼一般读那么快干什么？
那天我读完文件后，马方向局长突然在会上宣布：“鱼在河同志今后参加局党组会、局务会，并有表决权。也许有些同志会说，这样符不符合规定？办公室主任一般只负责记录会议内容，一个科级干部怎么可以参与处级领导表决呢？那么我就告诉大家，我说出来的，肯定是符合规定的，可以找到政策依据的。远的不说，咱们就说近的。我举一个例子：市政府秘书长梅如水同志什么级别？正处！可他却有权参加市政府常务会，市政府党组会，市长办公会，并有表决权。参加这些会的其他领导同志是什么级别？厅级、副厅级！如此比照，鱼在河同志是不是我们玻管局的梅如水秘书长？同志们可以仔细想一想。”
按照马方向局长的要求，局里同志倾着耳朵仔细一想，果然是这么个道理，不禁生出几分对马方向局长的钦佩来。这个问题阎水拍局长都不会想到能这样解决。老局长只会一次次去找组织部长要名额，要来名额才能考虑提拔谁。马方向局长却比他“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迈得更快一些！”按理，马方向局长只有提拔科级干部的权利，可他现在却一下将一个科级干部“提拔”为处级干部，你还很难说他越权。他越权了吗？没有啊！他只是因工作需要，来个“科级干部、处级使用”。战争年代，一个营长突然在战火中代理团长，上级并没有发文件任命他为团长，可他照样可以指挥一个团向敌人占领的山头冲锋。
营长代理团长，是因为团长阵亡了。我们局并没有谁“阵亡”，马局长为何让我代理“团长”呢？原来是他需要我那一票。我一举手，局领导班子表决时不就又由偶数变作了奇数。
我才明白，不只是阎局长一人有“举双手”的想法，马局长也想举双手呢——他当然不能举双手，于是他就让我替他举起了名义上属于我、实际上属于他的那只手。
有趣，好玩。太有趣了！太好玩了！难怪鱼在河同志为了由不举手到举手，由举一只手到举两只手，（将来谁将会为我举出那一只手呢？）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连陶小北和李小南那样的女孩子都不多去瞥一眼呢。就像那些“勤政”的皇帝。那些皇帝其实并不是不好色，而是没工夫去好色。那么多大臣等着他，这个拿着一本奏折，那个快马送来一份密报。这个跪着叩头苦谏——脑门子都磕破了；那个被拉出去斩首前哭喊着饶命——已身首异处了，还瞪着一双死鱼眼说：您怎么就把我砍了呢？我是忠于您的呀！一个人有了“斩首”权，他怎么会去好色呢！可惜现在很难享有这种斩首权了。若我鱼在河有这种权力，我哪有工夫陪陶小北去红海湖，有那点时间，我早坐到玻管局的“金銮殿”上，大喝一声：“把冯富强拉出去砍了！”甚至派两个捕快，星夜兼程赶到袁家沟，将袁长印那厮擒来，也一并推出午门。
或者为更快一点，干脆让小虎开奥迪车去，将袁长印、再捎带一个袁长鸣——袁长有就放一马吧。将这哥俩绑起来，嘴里塞一条毛巾扔后备箱里——那样都不需要推到哪儿斩首了，早将这哥俩在后备箱里捂死了。法医解剖后认定为：因窒息而亡。
与冯富强斗争激烈那一阶段，我真做过一个梦：我坐在金銮殿上，冯富强跪在下面，我龙眼一睁，断喝一声，他的脖子便变作一个血葫芦。可这家伙在猝然倒地前还喷了我一脸血。我脸上怎么全是血？以手一摸——梦醒了，心还在那儿怦怦跳着。
梦里也有真理呢！我砍冯富强时那么坦然，心里想：他流血与我何干？可一当这血喷我脸上，我立即从梦中惊醒——原来人都不害怕别人流血，只怕自己流血呢！这话反过来讲就是：你若想让别人害怕，那就设法让他流血！
因此我即使做了皇帝，也是一个勤政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好色的皇帝。至多匆匆上朝前，路过后花园摸摸那些女孩子的脸。这并不能证明我不好色，只是因为勤政与好色像熊掌与鱼一般，不可得兼也。
我现在已成为马方向局长的一只手，我当然会在马方向局长需要我举出这只手时，毫不犹豫地将手高高举起。只有现在将手举高，才能尽快寻觅到我的“第三只手”。玻管局谁将会是我的第三只手呢？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有趣的问题。
马方向局长那天宣布我有“举手权”时语调斩截、不容置喙，口气里都能听出一些“铁腕”的味道来。原来马方向局长还是一个铁腕人物呢！
铁腕就是形容一个人手腕上很有劲儿。手腕上有劲儿说明这个人心上有劲儿。马方向局长心上和手上的“劲儿”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他头脑里固有的？当然不是！手腕若是电灯泡，权力就是电源和电流，电源接通，电流通过，灯泡就亮了！
我科长没做三天，板凳尚未坐热，便又升了一级（确切一点应是半级）。一夜之间由副科到正科到“准副处”。真应验了那句话：跟着马方向，我在玻管局有方向！
局里一些同志开玩笑，说我是《智取威虎山》里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戏称我为“九爷”。我在心里说，我若是“九爷”，那八位局领导不成“八大金刚”了吗？想到陶小北也成了一位“女金刚”，我不禁哑然。只是不知这妮子是否有那种“金刚不坏之身”——谁能“坏”她尊贵美妙的身子呢？如果我有一天做了皇帝，这妮子不知是否愿意欢天喜地跟我进宫？她当然是皇后啦！李小南只能做一个普通嫔妃——而且不能让她做“杨贵妃”。那谁做杨贵妃呢？首先体型得丰腴一些——那就是蓝天大酒店的商品部经理小柳柳如叶了！至于她姐柳如眉——打冷宫得了！至于一票，当然是和冯富强享受一样待遇——推出去斩首！
既已开始遐想了，就想个痛快吧。我若做了皇帝，首先要像市里的历次机构改革一样，以“精简人员”为目的，改革后宫体制。对一个勤政的皇帝来讲，没必要三宫六院、妻妾成群，闲置那么多“优势资源”和“固定资产”，有三个女人足矣！一个是陶小北，即皇后，端庄一些，尊贵一些，美丽一些；一个是柳如叶，册封贵妃。丰腴一些，性感一些，妩媚一些；再找一个年龄小一点的小妃子，二十一岁就差不多了，妖娆一些，调皮一些，娇纵一些。三人分工明确，“责、权、利”捆在一起。陶小北负责陪我上朝——有时即使退朝后也要去和她商量一些军国大事。柳如叶也得负责一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就是陪我上床。那个二十一岁有点淘气的小妃子，让她主要负责上头——必要时可允许她摸我的头。她摸我头时，我摸她那两个鸭梨。她因畏惧我例行公事地脱下衣服让我摸“鸭梨”，和她不畏惧我上我头时，我乘机摸她的鸭梨，其感觉还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死板一些，后者鲜活一些。就像死鱼和鲜鱼、蔫桃和鲜桃的区别一样。
以我目前的处境和我们国家现在的体制，要做一个皇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就收起想像的翅膀，再回到玻管局现实的土地上来。在玻管局，我当然不甘于做一个九爷，我的理想是要做座山雕！而且现在我在玻管局的实际地位，也已不是九爷，而是二爷，我的实际权力仅在马方向局长之下。
这天马方向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推心置腹和我说话儿。首先谈到局里的财务问题。马局长让我汇报一下小金库里还有多少钱，我准确地说出一个数字：一百九十八万五千元。接下来，马局长和我谈了局里的人事问题。陶小北做总工程师后，空出一个工会主席位子，这个位子是由李小南做呢？还是冯富强去做？两人现在各有优势：冯富强是局工会副主席，接陶小北的工会主席，顺着呢。李小南是政秘科副科长，目前位置重要一些，况且工会主席和妇联主任一样，给人的感觉就应该由女同志去做。
我当时沉吟一下对马局长说：“这个问题老板你来拍板——”我这个“老板”的称谓是脱口而出的。我说出“老板”二字时，马方向的眉梢舒服地向上挑了一下，就像马的鬃毛兴奋地向上抖动一样，他显然十分受用。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从此我开始称马局长为老板，并由于我的示范带头作用，局里的同志渐渐都开始称马方向为老板。若马方向下乡去了，有些同志手里拿着我签过字的报销单准备找局长签字时，便会互相询问：“局长——不，老板回来了吗？”得到的将是一个肯定的回答：“回来了”；“没有回来”；“不知道”。可你若问：“局长回来了吗？”被问者就会反问你：“哪个局长？”局里有那么多局长，你问哪个局长：陈奋远局长？余宏进局长？朱锋局长？——在行政机关，称呼副职从来不带前头那个“副”字。市里一个市长，那么多副市长，大家称呼他们却都是“张市长”、“李市长”、“王市长”。即使正市长姓王，其中一个副市长也姓王，大家也不喊“王副市长”。为以示区别，喊作“大王市长”，“二王市长”，再若还有一个姓王的副市长，则喊作“三王市长”。
去商店买鞋子，你当然应直接对售货员说：“给我买一双鞋！”只有脑子有问题那种人才会撇开售货员，问另一个顾客：“我可以买一双鞋吗？”这就不是买鞋，而是在搞笑了。我们玻管局的四十多个同志脑子反应快慢虽有所区别，但还没有如这个买鞋者一般纯粹的傻逼。所以某一天，大家突然像经过集体培训一样，都开始称马方向局长为老板。
那天老板问我由谁去接陶小北空出的那个位子时，我将“由老板来定”这句话说出去后，又毕恭毕敬地对老板说：“我只负责具体操作，老板定作谁，我就去操作谁。”
我这里说的“操作”，就是指投票。老板定为李小南，我一操作，李小南在民意测验时票数就会领先。老板若定为冯富强，我同样有把握让他票数领先——虽然我内心里并不情愿。老板就是定做小虎或者小高，以及小胡或者小马，我也同样有办法让他们在投票时胜出！
“这个事情先放一放，待我考虑成熟再议吧。”老板对我这样说。接着他又说：“不过你现在就得开始考虑，李小南上去，谁做政秘科副科长？冯富强上去，谁做工会副主席？还有李小南空出的那个副主任科员，是让康凤莲去做呢？还是由小胡或者别的哪一个同志去做？小胡这个同志工作积极性蛮高的，年轻人有上进心总是好事嘛。总之这几个人选问题你现在就得开始琢磨。”
我真诚地望着老板说：“琢磨当然是我分内的事，但我只是替老板琢磨，替老板考虑，权当我是老板的第二副大脑，或者是第二双眼睛——老板你若是那种伯乐，我就配合你在咱们局里发现千里马。总之无论是哪个岗位需要提拔同志，我提参考意见，老板你拍板——你拍谁，我操作谁！”
我的这个“第二副大脑”、“第二双眼睛”的说法，将老板逗乐了。他用指头点着我说：“你这个鬼家伙，算我没有错看你！”
我当时嘴上那样和老板说，心里却在想：我的两只手早交给老板了，再将这副大脑和两只眼睛交给老板，那我不只剩下一副躯壳了吗？或者是骷髅？我现在这个角色也就是“躯壳”和“骷髅”。对老板来讲，我是一具躯壳，只为他行走；对局里其他人来讲，我则为骷髅，有时得将他们吓一吓。人就是这样，你不常吓唬着他，他倒可能过来吓唬你，甚至会像我心目中选中的那个调皮的小妃子那样——上你头呢！而对一个男性来讲，让别人上头远没有你去和别人上床那么快乐！小胡、小牛曾上过我头，现在他们敢吗？借一个胆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他们为什么不敢？就因为我变作了骷髅。相反我想上他们的头，他们会主动跪在我面前，甚至扶着我上呢！至于上去是拉屎还是撒尿，或者揪头发，那就得看我的兴致了。
那天在老板办公室，老板还和我研究了车辆购置问题。老板让我去省城给局里购买一辆吉普车。老板对我说：“我们局里现在几辆车都是小轿车，还没有一辆吉普车呢！”接着又说：“市里领导对我们新班子寄予厚望，我们应多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下基层总不能老是坐着小卧车，那样会脱离群众，也难以打开玻管工作新局面。买一辆吉普车，可以到农村去，在山路上跑来跑去。当年毛主席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现在这些总是像泡沫一样浮在上面的机关干部，也有个新时期接受贫下中农——当然现在不叫贫下中农了，我的意思是说也有个接受人民群众再教育的问题！”
老板这样说时，我在心里寻思：莫非老板要买一辆那种四五万元钱的帆布篷北京吉普？那种车早淘汰了，据说厂家已不生产了，还不如买一辆“二一三”。那种新款“二一三”像陶小北一样，模样挺好看的。爬坡挺有劲儿，即使在沙土地里走，轰一下油门也就过去了。我正欲张嘴将我的建议讲出来，老板却吸了一口烟对我说：“我原考虑买一辆四缸或六缸日产三菱吉普，后来想干脆一步到位，买个八缸的算了！免得总是换来换去，八缸比六缸多出多少钱？”老板这样问我。
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但我很快镇定自若地回答老板：“八缸比六缸多十几万元，下来得六十多万元吧。”
“多十几万元就多十几万元吧，这事你近日去办。车接回来上户时按六缸上。别人问起来，就说是新款六缸车！不过局里也没有几个人懂得八缸与六缸的区别，这种高档车又不是满山遍野跑的羊，翻开尾巴盖儿瞧一瞧，就知道是羯羊还是母羊了。”
“这些请老板放心，我会一一办妥的。”我谦恭地笑着向老板点了一下头，后退了两步，然后才转身出门。一边向我办公室走，一边还在心里自嘲：这可真是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方向同志——这样的一辆“吉普车”，可是两辆甚至三辆红旗卧车的价钱呢！
第二十八章
1996年夏秋之交，惠风和畅，我去省城给局里买车。
在带哪个驾驶员的问题上，我动了一番脑筋，决定带小牛去。倒不是我喜欢这个家伙——我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龌龊的家伙呢！我带他去是玩儿他呢！先给他找点欢喜，然后再给他添点难受。带哪个驾驶员接车，表明这辆新车将归哪个驾驶员开。我让这小子像娶媳妇似的高高兴兴将这辆新车接回来，当他正准备欢欢喜喜入洞房时，再一脚将他踹出去，并指着鼻子骂他：还想做新郎官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儿！那几句话怎么说：“俺们那里很穷，穿衣基本靠纺，致富基本靠抢，娶媳妇基本靠想”——让他蹲在门外一边哭泣一边“想”去吧！这小子是该好好想想了，要不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做人！
买车其实与买一袋方便面或一把牙刷没有什么区别。付钱，方便面或者牙刷就归你了。我和小牛来到省里的三菱汽车特约经销站，销售人员很热情，一听说买“八缸”，更热情，连经理都出来了。经理说：三天就有货，他们一批最新款式的八缸三菱车三天后就回来了，售价六十九万九千八百八十八元。经理说：“只是得让你们等三天！”经理脸上露着商业气息很浓的笑容，仿佛那六十多万块钱已贴在了他那张四喜丸子一样的胖脸上。他一边说，一边抱歉地向我摊摊手。
“三天就三天吧，又不是三年。”我对经理说。
我这句话把经理逗乐了，四喜丸子脸笑得更妩媚了，夸奖我：“老板您真幽默！”
我发现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四个字：表扬与批评。你让人家赚了钱，人家就会表扬你，多肉麻的话也能脱口而出。你挡了人家财路，人家就会批评你，再狠毒的话也敢往你脸上扔。经理称我为老板，这是此生第一次有人以这种称呼抬举我。正像我称马局长老板，马局长感到舒服一样，我当时心里也十分受用，像注射了一针吗啡，那种受用从针眼处漫溢开来。与“唱歌”也有类似之处，瞬间浑身通泰。“漫”出来的幸福“溢”到脸上，我的表情格外柔和，心情熨帖。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有两个词被中国人滥用。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小姐。你想恭维一个男人，就称他为老板。一个只放有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只有一个打字员的巴掌大的门面，也有一个老板。你复印几份材料，复印一页算你三毛五分钱。你问：“能不能算三毛钱？”打字员就会对你讲：“我做不了主，得问我们老板！”
骑摩的的人，只要见有人站马路边，就会殷勤地靠过来问：“老板您去哪儿？”装修房子，雇三轮车拉材料，付过运费后蹬车者笑着对你说：“老板，给五元钱太少了吧？”你一高兴，就会再给五元。就为他叫了你一声老板。
相反，你若想侮辱一个女人，就称她为小姐。小姐这种称谓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兴起时，起初并无贬意，反而有一种高贵之意。对女性的称呼由“同志”改为“小姐”，使女性普遍产生了一种性别被确认的感觉。那几年，从十七八岁的少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年城市妇女，都可称其为小姐。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黄色娘子军一枝独秀，如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小姐在一夜之间成为妓女的代名词，称女性为小姐暗含着谑浪玩弄之意。紫雪某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南方来的客商在县招待所入住，出去办点事后，穿着那种背带裤兴冲冲地返回房间。楼层服务员是一个乖巧的女孩，拎着一串钥匙去开门。刚将钥匙捅进去，客人笑眯眯地对女孩说：“小姐请你帮我买两包香烟好不好啊？”服务员正欲转动锁眼儿，此时停下不转了，脸含怒意质问客人：“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客人大惑不解，按女孩要求将那句话一字不差重复了一遍。女孩生气地拔出钥匙，对客人说：“你母亲才是小姐！”然后跑过去伏在服务台，“呜呜呜”哭起来。
用“目不暇接”这个词来形容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心理感受，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中国几乎一年一个变化：男人穿得越来越精神了，女人穿得越来越少了；人们走路的劲头越来越大了，眼里的茫然越来越多了。庸俗的词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比如老板；高贵的词一夜之间变得庸俗不堪，比如小姐。新的名词不断涌现，新的、精巧的商品不断出现在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我调入玻管局工作后，亲眼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飞速变化。这十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前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累积起来的发展速度。五六十年代，在广大农村，中国人只知道在门洞里哇哇叫的那个东西叫喇叭，噪音有时候比“正音”大。即使在城市，也只见识过可以拿在手里拔出一根天线听的那样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叫半导体收音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们紫雪市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拥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大彩电也会令某一个家庭自豪。直到1986年前，紫雪市还只有那种“摇把子”电话，从市委、市政府的值班室往县里尤其是乡镇挂个电话，比现在往美国打个电话要困难得多。我们阎局长召开局务会时，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哪个轻哪个重，请同志们掂量掂量！”如果阎局长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我在袁家沟中学时使劲摇那台老式摇把电话的情景：电话未被邮局接上，就轻，越摇越轻；电话被邮局接上，就重，越摇越重。我现在都弄不明白，邮局在那台黑色电话机里施了什么“魔法”。电话一接上，就好像一辆汽车后面突然被挂上了一节火车皮，怎么拉都拉不动——电话摇到最后，差不多得咬牙切齿使出吃奶的劲儿。那时我和柳如眉谈恋爱，我们谈了五年恋爱，我摇了五年这台电话。谈恋爱本来是一件“甜”的事情，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只有“酸”的感觉——摇电话摇得胳膊酸。
所以阎水拍局长若问我“哪个轻哪个重”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摇那种老式电话时，邮局未将电话接上，就轻；接上，就重。
1986年底，紫雪市才告别了摇把子。先上“自动电话”，然后是程控电话。九十年代以来，vcd、cd机、家用摄像机、二十九英寸、三十八英寸大彩电、背投式大彩电、传呼机、手机，一古脑儿涌入人们原本狭窄的视野。由被动接受到疯狂追逐，终于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应接不暇的万花筒。
汽车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八十年代初期，紫雪市委、市政府只有几辆北京吉普，简称“二一二”或“帆布篷”。市委书记市长也坐这种帆布篷。八十年代中后期，市委、市政府大院里出现了桑塔纳、“二一三”和一些走私来的进口车，以皇冠和蓝鸟居多。其中有一种日产越野车，叫“巡洋舰”。当时我们紫雪市市长就坐一辆巡洋舰。那辆车米黄色，流线型车体。这辆车进入视野，就像一位身穿米黄色风衣的漂亮姑娘冷不丁进入视野一样，给人的视觉感受十分舒服。当时那辆巡洋舰行驶在大街上十分夺目，因为全市只有一辆这种车。只要远远瞅见这辆车像推土机一样开过来，人们就会说：市长来了！仿佛市长是一辆巡洋舰似的。
那时候我们阎水拍局长这种级别的干部，能坐一辆普通桑塔纳就足以令人羡慕了。我调局里时，阎局长刚卖掉那辆“普桑”，换作两千型桑塔纳。到马方向局长，直接坐到了八缸三菱舒适的座椅上。
我就是去省里买车、那个车行经理称我为老板那天，才知道三菱越野车又叫“帕杰罗”。当时车行经理一口一个帕杰罗，我又像初次听到“切诺基”一样惊愕。
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北京“二一三”吉普车又叫切诺基。我刚调到局里来的时候，一次跟陈奋远副局长去某县下乡。赵有才主任对我讲：“小鱼，车已派了，坐切诺基，八点半在局办公楼门前出发。”我八点二十就到办公楼门前，心想：“切诺机”是个什么东西？赵有才主任莫不是和我开玩笑吧？让我坐“飞机”去下乡？这种待遇也太高了吧！我又不是国务院总理。我当时将“切诺基”理解成了飞机。
当时门前停着局里那辆“二一三”，小马正忙活着擦车。八点半刚过，陈奋远副局长从楼道里闪身出来，拉开车门径直坐上去。见我还在那儿迟疑，陈局长说：“走啊！小鱼，还愣着干啥？”
我一边拉开车门坐进去，一边疑惑地说：“不是坐‘切诺机’吗？怎么又换作‘二一三’？”
小马当时扑哧一下笑了，扭头对我说：“‘二一三’就是切诺基。”
我有点赧然，不好意思地冲小马笑了笑。小马帮我解嘲：“好多人开始都不知道‘二一三’就是切诺基。这就像给孩子取名儿，一个大名儿，一个小名儿。大名儿叫建国，小名叫狗蛋。”小马这样说着，一边飞快地开车，一边又扭头冲我善意地笑了笑。
那是我第一次坐小马的车，我就是那次对小马落下好印象的。若换作小牛，那小子肯定会这样说：“傻逼！‘二一三’就是切诺基！连这都不知道！”
这就是柳如叶的三个“恰到好处”。“露”的恰到好处中，露出来的部分当然还有脸——哪一个酒店会让一位“蒙面人”做商品部经理呢？所以这一点原可以不写出来，可我还是忍不住写了出来。因为她只有露出脸，我才能看到她脸上妩媚的微笑。
那天在蓝天大酒店初睹柳如叶的芳容，我不禁联想起明末名妓柳如是。柳如是与钱牧斋结合时，只有二十四岁。丰姿逸丽，翩若惊鸿，盛鬋堆鸦，凝脂竟体。而钱已六十四岁，黝颜鲐背，发已斑白。燕尔之夕，钱曰：“我甚爱卿如云之墨，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相与大笑，云雨甚欢。
“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这两句诗是谐谑钱牧斋和柳如是此类老夫少妻的。我若为钱牧斋，柳如叶为柳如是，年龄差距当然没有当年的钱柳那么大。我刚调玻管局时也就三十出头，柳如叶那时看样子有二十二三岁模样，我只比她大八九岁。所谓婚外恋，就是感情上的一稿多投。我第一次见柳如叶，其实就有了到她那儿投投稿的打算——仿佛这小蹄子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出版社，而我则是等待她编辑出版的一部书稿。
柳如叶当时就那样在蓝天大酒店的大厅里微笑着，和几个客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她就转身向电梯走去。直到她闪身进了电梯，我的目光还在像看一部情节扣人心弦的电视剧一样，多情地追随着她。电梯门残忍地割断了我的视线，我当时有种绝望的感觉，不由自主以手残暴地击打我坐的那把圈椅，直至将手击痛。因为视线里没有柳如叶，我的目光陡然黯淡，可很快便又放亮——电梯里走出来的一个人再次吸引了我的目光。莫非又是一个柳如叶？当然不是，这是一个男人。确切一点，是一个外地客商。他当时一边急匆匆地向大厅门口走，一边像拔一支盒子枪一般，从腰间拔出一个物件端到眼前看。我像一个真正的傻逼一样，刚用目光将柳如叶送进电梯，又用目光将这个鸟人迎出电梯——我的目光一直跟着这个人走。因为我不知道他手里端着看的那个物件是个什么东西？
那个物件差不多有一包香烟那么大。客商一出电梯门我就瞥见了他腰间别着的这包“香烟”，当时我的眼光正留恋在柳如叶的“后部”。从后面看，柳如叶更是一副美人坯子，身材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称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我的目光和柳如叶的“后部”一告别，急忙移到客商的腰间来。我以为客商别着的真是一包香烟。当时我见过的最高级的香烟就是那种铁盒装的中华烟（可惜我只是见过，没有抽过），我以为客商别着的就是这样一包铁盒装的中华烟。铁盒中华烟是红盒的，还没见过黑盒的。转念又一想：也许有黑盒的，只是自己没见过罢了。我有点鄙夷这个人：太摆谱儿了！将一盒中华烟挂在裤带上干啥？证明自己是老板？因为只有老板才抽这种高级烟。这与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有什么两样：递给他一支好一点的香烟，看看牌子，放到鼻底嗅一嗅，舍不得抽，别到耳朵上。也许这人只有这一包烟，为了显派，天天出门时挂在裤带上。或者只是挂着一个空铁盒。就像我们《紫雪日报》那些记者，省长来了，忙着跑前跑后照相。给省长拍完再给市长、县长拍，再给随从的干事拍。回去后洗好、选出、放大，屁颠屁颠拎着送给县长市长：给县长送去的，一定是和市长的合影；给市长送去的，一定是和省长的合影。可却从不见给干事送——送什么呢？给干事拍照时，相机里就没装胶卷！
我当时正在心里这样“损”着客商，客商已从我身边经过。那包香烟突然像鸟儿一样叫起来，吓我一跳。然后便见那人拔出来一边走一边看。后来我才知这种“鸟儿”叫传呼机，简称“呼机”。也称“bp机”、“屁屁机”。我后来也有了这样一台“bp机”，为了表示对其轻贱，将它称作“土豆”：因为土豆也有四种称谓：土豆、洋芋、山药蛋、马铃薯。
人们对于现代文明，往往持这种态度：一边鄙夷它，一边接受它，就像嫖客之于妓女的态度。
那天我和小牛从车行出来，找一家宾馆住下。服务员告诉我们，他们这宾馆是两星级。进房间后小牛左瞅瞅右看看，然后有点神往地说：“咱们啥时能住一次‘一星级’宾馆呢！”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是装傻，我忍不住笑了：还有比我鱼在河更“刘姥姥”的呢！我鄙夷地瞟了他一眼说：“不是一星级，是五星级！”
我刚换上拖鞋进卫生间洗了个澡，出来时小牛已将我的皮鞋擦得锃亮，并在我自带的水杯里泡上了一杯热茶。我惬意地坐在圈椅上，端起茶杯将嘴唇凑上去，刚吹了口热气，还没来得及喝第一口，腰间那个“屁屁机”吱儿吱儿叫起来。我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拔出呼机，屏幕上显示的一行字是：“陶小北女士请你回电话”，然后留了一个省城的电话号码。这妮子也在省里？我的眸子里像蹿出火苗一样蹿出惊喜之色，下意识地放下茶杯，去抓电话。可一看小牛正伸着一个十分愚蠢的脑袋在看电视，并发出一些比他的脑袋更愚蠢的笑声，我又将手缩回来，扑出去就在服务台给陶小北回电话。
第二十九章
直到和陶小北见面，我俩那种意外的惊喜还依恋在脸上。
陶小北呼我前并不知道我在省里。我接到传呼前，也并不知道她在省里。直到通了电话，我俩才证实对方近在咫尺。
我俩约定在我们共同的母校北方大学见面。
扔下电话，我仿佛已看见陶小北笑吟吟的脸和高唐神女一般婀娜多姿、光灿照人的身姿。下楼时，我高兴得一蹦一跳，就像脚心里装置了弹簧。快乐从心里溢出，到脸上；脸上容纳不下，掉到宾馆大厅光可鉴人的地板上；我又俯身将这种快乐拾起来，捏在手中，出来站在街道上，将快乐高高举起——我打个车，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小北飞奔而去。
陶小北是到省里来参加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的。聚会结束，和同学一一告别，心中升起诸多人生感慨，想找个朋友倾吐一番。小北后来调皮地对我讲，起初并没有想起我，后来她限定了一个又一个条件，我这个“幸运的家伙”才凸现出来。她当时限定的条件是：非老公；非同学；非女性朋友；男性朋友排除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这四个条件一限定，我这个“幸运的家伙”的面容就从她脑海里浮现出来，于是呼我。她原以为我在紫雪，准备和我煲电话，没想到一下竟将我呼到眼前来了，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所以小北称我们的见面是“上天的安排”；我则称其为“历史性的会晤”。我开玩笑地问小北：是不是那种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多少个小时？
小北“排除法”里有一条：男性朋友排除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我问她：“莫非你有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男性朋友？”这句问话里竟含有那种“醋意”。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小北对我说，市政府至少有两个局长，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给她打电话。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五十挂零。两个局长都是市政府开会时认识的。我们紫雪市是北方一个干旱少雨的地区，市县召开的会议比下雨的次数多得多。有些会阎局长亲自去参加，有些会派副职去参加，有些会随便指定一个科长去参加。小北每次去开会，都能照亮整个会场，就像二百瓦以上的大灯泡，出现在哪儿都刺人眼。小北开会时，不是低着头看书，就是画漫画。她很少抬头。只要抬起头来，一准能发现多束目光正从各个角度向她搜索而来。好比是晚上开会，大会议室突然电灯熄了，那么至少有十束手电筒的光束从各个角度照到小北这儿来。那些目光才有趣呢！有的贼溜溜的，有的像怕生的小孩子一样带点害羞的味道，有的火辣辣的，有的赤裸裸的。有一次一个局长模样的人与她隔五六个座位坐在一排，一手拿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另一只手端着茶杯正准备仰脖喝水。在“仰”这一下前，眼珠子一斜，放出一束目光，向正低头画画的小北偷觑过来。此时恰巧小北抬起头来，敏锐地“逮”住了这束目光。她像武林高手放出一件暗器一般，调皮地放出一个媚眼迎局长的目光而去。两束目光在空中“咔嚓”碰撞，局长哪是小北的对手，当下一慌神，脖子一仰，妄图以喝水姿势掩饰对小北偷觑带来的尴尬。可他在放出目光之后，因走神，本已端到唇边的水杯与嘴巴游离开一点小小的距离，此时慌急间一倾杯，水没有倒进嘴里，却倒进了敞着衣领的颈项里，烫得局长眉头都皱了起来，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
那两个大出小北十多岁的局长，与小北认识，一个是因开会时恰好坐在小北身旁。小北正画漫画，邻座递来一个小纸条：“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吗？还有芳名？”小北心想：还想勾引姑奶奶呢！那就和你玩玩吧！当即扭头风情万种地瞥了那位有点紧张的局长一眼，在纸条背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位局长从此像万里长征的红军刚刚背着背包离开井冈山一样，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给小北打电话。他将小北的电话号码写在一个精心收藏的笔记本上，号码下面还写了一位伟人两句十分平常的话：“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用以砥砺自己。另一位则是有一天突然给她打来电话，那个电话恰好是我接的。对方用温和中带有一丝讨好意味的口气说：“请找陶小北听电话。”小北狐疑地从我手里接过听筒，与对方通了话都不知是何方神仙，哪路诸侯。对方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之后，小北才知是市政府一个很重要局的局长。可小北与这位局长并不认识。以后这两个局长一直和她保持联系，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电话来。小北说，在他们的百般相邀下，她和他们分别单独吃过一次饭。两人一个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从外包装看，有一股大义凛然的劲儿，又仿佛是坚持抗清的顾炎武。另一个形容委琐，脑袋不大，肚子却不小。坐在那儿，腹间就像搁着一个篮球。从腰腹之间看这个人，有点像纪晓岚。而从形容举止看，则有点像刁德一或者栾平，要么就是引清兵入关的明末辽东总兵吴三桂。小北说，“顾炎武”她不太讨厌，因为这人还算风趣。不过也仅此而已，谈不上喜欢。“吴三桂”她心里其实很讨厌。小北说，这人无趣得很，每次打电话第一句话保准是问她“最近好不好？”她故意说：“不好！”对方一听她带点孩子气的顽皮，竟兀自幸福的呵呵笑起来。挂电话时又总是说：“有什么办的事情没有？”乍听这话，仿佛天下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有一次他忍不住了，引导小北说：“出租车票，吃饭票，总之什么票据都可以拿来，我都可以报销的！”原来他能办的，也就这么些事。小北有点气恼，心想：这不是诱惑姑奶奶上林彪的贼船嘛！那样姑奶奶有一天和你做爱时，身下都仿佛铺着一层出租车票，最大面额才是十元——不是找着“犯贱”嘛！这些想法小北当然不会表现出来，有一次还逗对方：“买皮鞋的票可以报销吗？”对方马上说：“当然可以啊！”话语中有一种喜出望外的味道，仿佛小北真要在他那儿报销一双皮鞋。可接着又说：“不过最好开作烟酒，或者笼统写为纪念品、办公用品。”
小北最后又说，况且若她和“吴三桂”有什么瓜葛，那她自己不成明末苏州名妓陈圆圆了吗？虽然陈圆圆曾“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但她还是不想成为这个晚景凄凉的玉庵道士。
那天我和小北坐在北方大学校园外一条小街一个雅静的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漫无边际地说着话儿。小北说她上大学时常钻进这条小巷吃零食，这条小巷的小吃让她吃遍了。她说：“有一家的擀面皮特别好吃。本来蛇钻窟窿蛇知道，可我今天给你打传呼前，在街上走来走去找了很久，口水都流出来了，却没有找到！”小北说，她当时差点儿就要急哭了。
小北说这些话时，像个娇憨的孩子。我都仿佛能“看”到她当时找不着那家卖擀面皮的小饭馆时，那副惘然和着急的模样。
“我上学时也常在这条小街吃饭，怎么没有碰见你？”我这样说时，心生幻觉，仿佛小北正偎在我肩头，挽着我胳膊，在这条小街上走，在北方大学校园里微风中沙沙作响的梧桐树下走。小北向我撒娇，用纤细的手指头悄悄抠我手掌心……
小北说：“碰见才怪呢！你比我大六岁、高四级呢！”
我说：“大六岁有什么不好？据我广泛调研，夫妻之间最佳年龄构成就是男大出女六至八岁。这种年龄组合有三大好处：一是呵护感。男人总觉得拥在怀里的是个小妹妹，时时事事呵护着她。二是反差小。男人四十岁左右事业有成时，女人刚三十出头。男人最具魅力在四十岁左右，女人最解风情在三十岁左右。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成功人士挽着一个三十岁出头风情万种的妻子，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男人为啥四十岁左右离婚率高，就是因为妻子大都成黄脸婆了。三是爱情生活和谐。男人四十岁时，因事业有成，身体焕发出第二次青春，战斗力极强。女人三十出头，既不像二十多岁时在爱情生活中显出羞涩和抑制，不又像四十岁以后减弱和衰退，既放得开又收得拢，这叫强强联合。两人在一起，能不如胶似漆？”
小北已被我撩拨得秋波含情，春心荡漾，脸颊泛红。可她不甘束手就擒，瞥我一眼说：“鱼氏谬论！”这话明着在反驳我，却似在鼓励我，因此话语像夏日和煦的风儿一样，显得软绵绵的。在我听来，反有那种“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的感觉。
“不是谬论——是鱼氏定理——鱼氏爱情定理！”我像一位愈斗愈勇的勇士，继续向小北美丽心灵的纵深地带挺进。
那天傍晚，我俩去了北方大学校园，去看了我们当年住的宿舍楼，站在宿舍楼下倾听了梧桐树叶沙沙的作响声。我俩沿着一条幽静的林间小道，走过来，再走过去，仿佛在追忆着一个青春的、已逝的梦！而青春的梦注定是易碎的——人生何尝不是易碎的呢？就像阎水拍局长说的，像一根粉笔头，刚写两下就写没了。生是偶然，死是必然。阎水拍局长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脑子里天生有一种哲学思维。其实人生还像一根火柴头，“咝”一声划过去，刚燃着，就熄了！
那天我们就这样随心所欲地聊着，或而伤感，或而激越。但无论伤感还是激越，总有一种和谐在。小北告诉我，这次同学聚会她可大出了风头，因为她给聚会赞助了三万块钱。她说，是那俩局长赞助的。聚会前他俩又给她打电话，问有啥办的事情没有？有啥票据没有？看来若不在他们那儿报销点什么，他们会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为了能让他们吃下饭睡着觉，小北那天将他俩各宰了一刀。她说了一个账号，他俩很快让各自的下属公司汇去一万五千块钱。那天小北说了账号后，他俩十分欣喜，因为小北终于开了“金口”，他们这些年的追索算是有了回应。那句话怎么说？吾将上下而求索！小北对我说：“鱼在河你们这些男人，为了追一个女人，是不是都喜欢这么瞎折腾？让他们求索去吧，反正有前面那句话挡着呢！”
小北这么说时，我将她说的“前面那句话”想了一下，乐了：那句话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么想着，我对小北说：“你这狠心的蹄子，这不是逼着俩老局长像屈原那样投江吗！”
小北说：“那倒不至于。”接着说，“你们这些男人是不是都这么好玩？刀子宰在身上不痛反倒直乐。那天俩局长给我拨钱倒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有一个还对我说谢谢。搞得我纳罕半天，到底应该谁谢谁啊？”这妮子那天像在研究尼采的唯意志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一般，经过反复探索求证，终于找到了答案。她突然对我小声说：“鱼在河你说他们给我拨了钱，我是不是就应该以身相许？”
小北那天找到的这个答案将我逗乐了。仿佛她已和俩老局长“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哲学问题其实就是这样，答案原本十分简单，只是被那些面目可憎的哲学家搞玄虚了。
我那天和小北的谈话完全进入那种自由放松的状态。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在一本刊物上看到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从同志说起》。文中有一个迂腐可笑的观点，认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音员不应该将“听众同志”、“观众同志”改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难道听众观众都是朋友吗？难道各类敌人就不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电视吗？”看到这句话我心里怪不舒服。一说到“敌人”二字，就仿佛又回到“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似乎我们身边随处都潜伏着各类阶级敌人。我对小北说：“小北你说这样的观点有多可笑！”
小北道：“岂止是可笑，简直是可怕！”
还有两篇文章，一篇叫《辨小姐》，一篇叫《也辨小姐》。前一篇文章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后，不应该将女性称作小姐，仍应称同志。后一篇文章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将女性称小姐，以体现生活的丰富多彩。前一篇文章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还对“小姐”一词作了考证：“宋元时一般指社会地位低微的女性”，“后多作官僚富家未嫁少女的敬称”。这篇文章的作者做梦都不会想到，“小姐”现在已变作对妓女的“敬称”。
我发表这些议论时，小北已像那个白宫实习生依恋他们的总统那样，自然而然将手套我臂弯里，脑袋歪我肩上，身子也依偎过来。我则继续任凭自己活跃的思维自由驰骋。我说：“小北你知道女人从事什么职业最容易失去天性中的美吗？就是让她去从政，尤其是做一个副县长。我们紫雪市每个县都有一位女副县长。当她们眼里闪烁着提拔的欲望，大步流星地奔你而来的时候，你会难过地闭上眼睛。你甚至会总结出这样新的格言：‘想让女人失去美吗？那就让她去当副县长！’”
接着我又给小北讲了一个笑话。我们紫东县有一位姓刘的女副县长，体形不是别的女副县长那种肥胖臃肿兼下坠型，身材有点颀长，面貌有点姣好，这在女领导干部里可不多见。县里干部私下便称她为刘小姐。一位和她关系不错的男副县长甚至常常当面开玩笑称她为刘小姐，当然一般都是在私下或非正式场合。有一天开大会，男副县长主持，女副县长最后讲话。前面各项议程进行完毕，轮到女副县长讲话时，男副县长思想一走神，下意识地将嘴巴就到话筒前说：“现在请刘小——”“姐”字已滑出一半，急忙收口，已晚，台下哄一声笑开了锅。
最后我总结说，其实任何一个词汇，一是看对谁而言，二是看什么场合。譬如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对你我而言，咱们今天提到的所有词汇，说出来都有一种亲昵的、别样的甚至是美妙的感觉。咱们不妨试一试。我这样说着，侧脸就到小北耳边低语：“小北，你是不是我的同志？”小北调皮地点头；“小北，你是不是我的老板？”小北可爱地颔首；“小北，你是不是我的朋友？”小北含笑点头；“小北，你是不是我的‘敌人’？”小北连连颔首；“小北，你是不是我的女副县长？”小北复点头；“小北，你是不是我的小姐？”小北快乐地颔首；“小北，你是不是我的工会主席？”小北再点头；“小北，你是不是我的总工程师？”小北又点头。“小北，你是不是我的小北？”小北点头。此时我已伸出藤蔓一般的手臂，轻轻揽住小北富有弹性和质感的纤腰。我的手抚在小北腰际，像抚在清澈的“水波”上一样，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我抚着小北，抚着我生命的全部，给她低吟了海涅的一首诗——
暮色朦胧地走近
潮水变得更狂暴
我坐在岸边观看
波浪的雪白的舞蹈
我的心像大海一样膨胀
一种深沉的乡愁使我想望你
你美好的肖像
到处萦绕着我
到处呼唤着我
它无处不在
在风雨里
在海的呼啸里
在我的胸怀的叹息里
我用轻细的芦管写在沙滩上
“阿格纳思，我爱你！”
诵毕，在已将大地完全笼罩的夜色中，在我离开十多年已显陌生现在又渐觉亲切的校园里，在沙沙作响的梧桐树下，我的手臂突然像桶箍一样箍紧小北，将嘴唇贴过去再次耳语：“小北，你是不是我的阿格纳思？”
小北只说了一个字！随即，她就像一只因兴奋而扎煞开翅膀的美丽的孔雀，将双臂向我环绕过来，身体则像一根柔软的面条，完全依偎在我身上。她像小鹿一般焦渴难耐地向我仰起长长的脖子，又像一只期待着哺育的小雀一样，恰到好处地为我启开了双唇。我则像一只贪婪的老狼一般，或者就像那位好色的美国总统，用我肮脏的双唇，覆盖了她纯洁的花瓣——我俩的嘴唇就像韩国产的三星牌手机一样，翻盖啪的一响，便如醉如痴地合在了一起。
只有和小北在一起，我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那份珍贵。如果说，此生我还用灵魂爱过一个女人，那就是此刻像一团毛线一样缠绕在我身上的这个陶小北！这个像藤本植物或蔓生植物一般攀援在我身上的陶小北！这个像一片在微风中轻轻抖动的树叶一样贴在我身上、像一颗白菜心一样卷在我身上的陶小北！这个心灵像水晶一样纯洁、容貌像宋祖英一样姣好的女人！只有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我心中才没有那么多肮脏和龌龊，我的心灵甚至在那一刻变得像娃哈哈矿泉水一样纯净起来。
从我到玻管局的第一天起，陶小北就向我的灵魂深处走来。她是上帝派来拯救我这个魔鬼和名利之徒、欲望之兽的天使。可我却弃她而去。因为我们紫雪市不是生活的真空，如果是真空，我真愿与她一起乘风、踩云、骑鹤飞去——直至飞入那种琼楼玉宇！
一边是陶小北的企盼和呼唤，一边是欲望的勾引和拉扯。在我大步向“欲望”这个王八蛋走去时，有一双忧伤而失望的眼睛始终在凝视着我。对不起啦，小北，我得先去了却我的心愿，然后才能回过头来爱你、吻你、拥抱你、缠绕你！并和你一起纵情地“唱歌”！
第三十章
在八缸三菱由谁开的问题上，老板有过一丝犹豫。小虎各方面都好，只是给阎局长开车时间太久。老板虽和阎局长从未疏远过，但他还是不想用阎局长的人。
老板征求我的意见，我早猜透了他的心思。并已把局里其他几个驾驶员挨个从脑子里“过”了一遍：小马太“木”；小苏开车时间短，技术让人有些不放心；小牛不知轻重，甚至不识好歹，有时又有点太张狂。这是往轻里说呢，往重里说，脑子都有点问题，即使他脑子没问题，我能让他给老板开车吗？那不等于给自己枕头底下置放了一颗定时炸弹？
可我又不能直接推荐小虎，那样老板会疑惑。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老板身上，这是做办公室主任的大忌，弄不好就砸锅了。而且一事猜疑，事事猜疑，再要获取信任，难上加难。就像处女失去贞操一样，再要给老板奉献一次“女儿身”，着实不易。老板即使伏上身后也会心存疑惑，他甚至会想：是不是那种人造处女膜？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浪女结婚前怕未来的丈夫怀疑自己不纯洁，便将耳膜移植成处女膜。洞房后，新郎困惑地找医生，说：我跟她说悄悄话，她不知怎么了？老是抬腿——如果老板是那个新郎，我是那个新娘，吓死我也不敢如此戏弄老板。
我不能推荐小虎，但我可以讲出一番道理来，让老板认可这个道理。实际几个驾驶员中，老板有可能使用的，小虎之外只有小苏。小牛小马他才看不入眼呢。小苏人倒机灵，可驾龄短，这一点老板当然清楚。那段时间，市里连着发生几起车祸，市里一个副局长，县里一位副县长不幸在车祸中丧生。
我当时是这样对老板说的：“用谁是次要的，主要是看谁符合下面这些条件：技术好，开车稳当；不沾酒，人精干，口又紧。顺着这个思路，在几个驾驶员中比选，对号入座。”
“那就用小虎吧！”老板下了决心。局里几个驾驶员中，只有小虎符合这几个条件。他滴酒不沾。小马和小牛都是海量，小牛甚至私下对别人讲，他喝一斤酒后开车最稳当。况且这小子的嘴巴松得像妓女的阴道一样，胡嚼瞎诌乱说占全了——他开一辆红旗车，就敢给别人吹嘘他开的是飞机；他开的若是飞机，就敢吹他开的是宇宙探测器或载人飞船——他甚至敢吹八年后乘坐“神五”号载人飞船一飞冲天绕地球十四圈的航天英雄杨利伟是他的徒弟！
接车付款后，那位车行经理悄悄塞给我三万元钱。我接车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将其中的两万元装在一个信封里，到马局长家里汇报接车情况时，十分老练地塞进马局长的抽屉里去，剩下一万元当然留给了自己。
给别人抽屉里塞点钱之类，对我而言早成了“小儿科”。即使给别人口袋里塞钱，我也早已驾轻就熟，不露一点痕迹。有一次去财政局给局里拨经费，主管经费的副局长总是推三阻四，我跑得颇烦，某天副局长在蓝天大酒店开会时，我撵在他身后一步跨进电梯，见只有我们两人，我敏捷地掏出一个信封，不由分说塞进副局长的外衣口袋。此时电梯才刚到二楼，副局长做了一个准备将信封掏出来的动作，可电梯门已打开，又有人进来，副局长急忙将双手抚在怀前，面无表情地看楼层指示屏。此时我早已一步跨了出去。在电梯合上时扭回头扫了一眼，发现副局长脸仍板得像一块铝盔一般，眼珠子一动不动看那个指示屏，仿佛那是柳如叶的“后部”似的。我急忙扭回头来，电梯升了上去，我也笑出声来。想起副局长准备往出掏信封那个动作，心里想：又不是打篮球，或者盘带足球，还给老子玩“假动作”呢！
我对自己操作此类事情的水平很满意，岂止是炉火纯青，简直到了那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
那天折转身我就去找柳如叶。她给我开了一张“会议费”发票，其金额当然大于塞给局长信封里的钱。发票开好后，柳如叶拿出一个小巧的手机打电话，那时候我也刚配上手机。我拿出我的手机和她的手机合在一块儿比试。我的当然要壮硕一些，我就故意将我的手机压在她的手机上，笑着问她：“小柳你说这两个手机像不像在唱歌？”柳如叶当然不知道“唱歌”的含义，“唱歌”的那种特殊含义，只有她“姐”——即我的妻子柳如眉知道，属于我们夫妻俩的闺房秘语。若我和柳如眉是那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也是属于我俩的“专业术语”，从未像煤气或天然气那样向外泄漏。接着我又进一步挑逗柳如叶，说：“你瞧它俩不仅唱歌，还一个填词、一个作曲呢！”“填词”和“作曲”所指，柳如叶当然也不知道，但我的话还是把她逗笑了。她用自己的小白手拿起她的手机说：“你这人挺有趣的呢！”“是吗，我还有更有趣的时候呢！”我望着她这么说时，她并不看我，却在看她的手机，一边看一边说：“我这手机是昨天才买的呢，不信你看我的发票。”她掏出一张发票递过来让我看。我刚装模作样看了一眼发票，她又伸出另一只小白手，五指并拢，在我眼前绷直展开。名义上是向我讨要发票，实际上是让我看她那双修长的手呢。我知道这只手还是一道梯子，她想让我沿着梯子攀援而上，像西门庆那样从墙头跳到李瓶儿家院子里去呢！我是何等聪明之人，早领会了小娼妇的意图。我没有将发票放她手心里，却伸出一只手捏住她的手说：“你的手好漂亮啊，上帝太不公平了，怎么把你‘打造’得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美妙绝伦！”紫雪市那段时间十分流行“打造”这个词，翻开《紫雪日报》，一版的大字标题几乎天天有“打造”二字：打造我市交通建设新局面；打造西部大开发的人才平台；夯实教育基础，打造美好未来……紫雪日报社仿佛成了一个铁匠铺，编辑记者们一阵乱抡，紫雪全市十六县都能听到“叮叮咣咣”的“打造”声。我那天将这个词用在柳如叶身上，逗得她掩口就笑，媚态十足，简直就像倚在门口用叉竿打了西门庆的潘金莲，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我一边像西门庆那样把一张笑吟吟的脸儿向着她和她说话，一边却在心里想：篱不牢犬入，待我老鱼哪一天像《紫雪日报》那些记者那样“打造”你这小娼妇吧——我突然又想起几年前初次见这蹄子时，曾将她想作是一个“出版社”，看来我这本书籍有望在她这儿“出版”了！
那天那张手机发票柳如叶当然没讨回去，而是讨回去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恰好能买这样一部手机的人民币。柳如叶当下笑得更妩媚了，看得我发痴。我心想：“打造”这妮子是早晚的事！
其实细想一下，柳如叶拿出那张发票，本身就是有用意的，原本就没想拿回去。她伸出手讨要发票只是给我做个“假动作”——靠！这年头做“假动作”的人怎么这么多！
让我良心有点受谴责的是，我让财政局副局长蒙受了不白之冤，无端地给他栽了赃。在老板那儿报销条据时，我对老板说，给局长送了一个信封，还给他女儿送了一部手机。我说这话时面不改色，眼都不眨一下，好像真给局长女儿送了一部手机似的。老板在右上角签字时，我甚至继续加油添醋，又说：“那天我将手机递局长女儿手上，那女孩乐的嘴都合不拢，不过那部手机款式也真是挺好看的。”
拿着老板签过字的条据在康凤莲那儿领钱时，我心里又觉得有点对不起柳如叶——未经她同意，无端给她找了个爸爸！不过给她找的这个爸爸挺有身份的，也算对得起她。这样一想，释然。
新接回来的八缸三菱车当然不会让小牛开！小牛将车钥匙交给小虎时，脸上掠过一丝不快，想说点什么。我阴着脸瞥他一眼，目光中寒光一闪，他便啥话也不敢说了，反而马上挤出一脸笑容。我已将这总是推涛作浪的小子耍挽得服服帖帖。如果我是一口烫人的锅，他便是那块烙饼，我想怎么烙他就怎么烙他。有时手懒一点，翻得慢一点，他的某一面就会被烤焦。可烤焦他也不敢吭声，他敢吗？
小牛以为他被我踹了一脚，反过来会拍拍他的脑壳安慰一下他，将小虎换下的奥迪让他开。可我偏不，我还要再踹他一脚，我将奥迪车钥匙交到了小苏手中。老板欣赏小苏，我当然也要抬举小苏。老板更会觉得我处事周到——他想的事，还没说出来，我就替他做了。“这小鱼真是我的第二副脑子呢！”老板就会在心里这样想。小苏也会很高兴，驾驶员里他资历最浅，可我一下就把他放小牛小马头上了，他以后投票时还能不写我的名字？恐怕那只执意要写下“鱼在河”三个字的手我拉都拉不住呢！而且还有一个人也会十分满意，这个人对我又十分重要，其重要程度仅次于老板，那就是陈奋远主任！提携小苏，陈奋远主任怎么会不满意呢？这就好比你称赞一匹骏马，马的主人保准会乐得合不拢嘴，就像柳如叶拿到那个信封乐不可支一样。这就叫异曲同工之妙。陈奋远主任坐在小苏的奥迪车上时就会像老板那样想：这事我并没给在河交待啊，他怎么就办了？莫非他是我肚里的一条蛔虫？陈奋远主任将脑袋惬意地仰到靠背上时，就会闭着眼睛在心里说：在河是个不错的同志！可造之才！弄不好哪天就会和我推襟送抱！
陈奋远主任这样一想，就将我想乐了。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我当即便“笑意写在脸上”，但我却并没有去“哼一曲乡居小唱”，而是在心里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表扬与自我表扬：靠！鱼在河，你现在怎么总是能玩出一箭三雕！
那天我将车钥匙递给小苏时，小牛在场，其实我是专瞅他在场时拿出钥匙的。他以为我准备给他，手已伸了过来，像一只狗瞅着一块骨头似的眼巴巴瞅着那串车钥匙。可我却面无表情地将钥匙递给小苏。小苏当时并没有伸手，见我给他递过来，才急忙伸手接住。小苏往出伸手时，小牛正往回缩手，那一瞬间他脸都白了，想来他心里有多难受。老子就是想让你难受，难受了再难受！我在心里发狠。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套用这句话：让人难受一次并不难，难的是让人一辈子难受！我就要让小牛一辈子难受！我不知自己啥时变得这么狠，心如铁石一般！
这也是我的行为原则和处事标准：伸手要的一律不给，不伸手的大大的给！
如果小牛是歌手陈小春，这小子保准会给我唱一首《算你狠》！
小牛还想开奥迪呢，这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什么区别。这小子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向我伸出手时，我正盘算着怎样再踢他一脚呢！这就等于踢他个“连环脚”，也就是连踢两脚，一脚踢完接着再踢一脚——我当时正思谋怎样将他的红旗车钥匙收回来呢。我有个大胆而奇特的构想——让小牛再去开那辆面包车！这个念头涌上脑际时，我差点儿兴奋得跳起来，不禁拍案叫绝。这才是大手笔呢，事情若能做得这么绝，不是大手笔是什么？
当然这得等待时机，我才不和这等小人硬掰呢。你若硬去掰他手，他掰不过你，万一着急了，低头像狗一样在你手背上咬一口，那多划不来！我要让他哪一天自己乖乖将钥匙交出来。
小苏开了奥迪后，桑塔纳缺一个驾驶员，我一个亲戚凑了上来，还是我老爹给我打的电话。可我却没用这个亲戚，倒不是我有那种“大义灭亲”的胸怀，而是还有人给我打了电话。这个人是惠五洲和郑向洋吗？当然不是！他们能给我打电话就好了，可他们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老板都很少接到他们的电话呢！即使有事叫老板，也是他们的秘书打电话。他们的秘书一个姓雷，一个姓宇。这可真是“雷声大、宇（雨）点小”呢！我当然只在心里这样想，我才不会随便议论领导同志的秘书呢！只是给自己添点乐。不是说快乐可以延年益寿吗？我才刚做到科长，有多少心愿未了呢！当然不想过早地告别这个美丽多姿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千世界。
那么还有谁给我打电话了呢？是一个女人，当然不是陶小北、李小南或者柳如眉以及她“妹妹”柳如叶。这个女人年龄比她们大一些，相貌比她们丑一些，待人接物态度比她们蛮横一些。这个女人是马夫人——就是我们老板的夫人。虽然老板并没给我说什么，但我还是马上用了马夫人推荐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姓唐。我安排小唐开了那辆桑塔纳。
小唐来局里上班后，从我手里取走车钥匙，我还在自嘲地想：“这可真是拍‘马屁’拍到家了！”
老板知道这事后，淡淡地对我说：“以后她推荐的人你不要理睬，有事我会给你说的。”我当时毕恭毕敬地站在老板面前，心想：你要有事不给我说呢？攥紧拳头让我猜呢？我不是你的“第二副脑子”吗？“二脑”此时不派用场，更待何时！老板当时一边和我说话，一边还在批文件，批了一会儿又抬头望着我说：“否则别人会说我以权谋私！”
“怎么会呢？小唐是个不错的小伙，别人又不知道‘嫂子’给我打过电话。局里别的同志还以为是我用的人呢！”我说这番话时，又灵感突至，像上次将马局长称作老板一样，这次又将马夫人称作了“嫂子”。这是我第一次称那个难看的女人为嫂子。以后我就一直将她叫作嫂子。这个突然跑到我大脑里来的称谓，基本相当于写文章的那种神来之笔，一下拉近了我和老板的距离，增添了一层亲近和亲昵的意味。这不明摆着嘛：马夫人是嫂子，老板不成“大哥”了吗？
老板微笑着抬起头，再次望住我说：“你这个鬼家伙！你啥时有权‘用人’了？”
见老板这么说，我竟撒娇地胁胁肩，谄媚地笑着说：“这点权还不是老板给的吗？不过我只用那些老板想用的人——我随时愿为老板挡一些口舌！”
老板此时笑得十分灿烂，对我说了一句报纸上和市里的文件里常说的话：“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嘛！这点胸怀还是应该有的。”
我竟第二次胁肩谄笑，令人作呕地在老板面前像个半老徐娘一般撒娇：“那是老板您的胸怀！对我来说，永远铭记着的应该是，‘权为老板所用，利为同志们所谋’。”还嫌不够，接着继续剖白，“老板待我如此之厚（我没有说“待我不薄”），我怎能不永远忠心耿耿跟着老板呢！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嘛！”我本来想说“士为知己者用”，话到嘴边，为了强调和加重语气，更有力地表白心迹，改作了“士为知己者死”，仿佛我真准备为马方向抛头颅似的。
一个人若要卑鄙无耻起来，真是八头牛也拉不转的。即使再加一头牛、两只虎，恐怕也无济于事。我一天到晚只管胁着肩讨马方向的欢心，即使马方向知道了柳如眉与一票的那点儿事，当面嘲弄我：“小鱼，我看你头上冒绿光啊！”我也会胁胁肩谦卑地说：“我是在为绿化祖国做贡献呢！”我突然又想起三百多年前颜事仇、认贼作父的钱牧斋。我在马方向面前的做派，也和钱谦益在清兵面前的做派没有多少差别。钱谦益迎降时青衣小帽，俯伏道旁，丑态百出。清兵骑在马上喝曰：“你是谁？”钱谦益道：“礼部尚书钱谦益。”若时光倒流，让我鱼在河变作三百多年前南明小朝廷的礼部尚书，带领众降臣出城跪迎清兵入城时，骨头也定会软作一团，在清兵的断喝声中，也定会战战兢兢地作答：“礼部尚书鱼在河！”而鱼在河的价值其实远不及钱谦益，除了骨头软这一点鱼钱二人相同之外，鱼却远没有钱那样的学问！
真要遇到那样的历史危局，恐怕我们玻管局跪在清兵面前的不只一个鱼在河，冯富强牛望月等人磕头如捣蒜一般跪在那里，其丑态比我鱼在河还要令人不齿呢！惹得陶小北只得像当年花蕊夫人那样做诗了：“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那天我在马方向面前又是“涌泉”，又是准备掉脑袋，老板显然心里熨帖了。我揣摩出一个规律：老板一高兴，就会和我“议一议”局里的人事安排问题。果然那天老板随即就和我提起了这个话题。
老板并不把他的具体意见讲出来，他总是“点”一下，让我说。仿佛我是一个收音机，他是这台收音机的开关，他一“开”，我赶紧说；或者我是那种老式留声机唱片，他是磁头，磁头一触到唱片上，我就赶紧张嘴含混不清地唱起来；又仿佛我是一团毛线，他提着线头将我一甩，我便滚地下骨碌碌转。那天我连冯富强提都没提，直接切入说李小南，我说：“李小南做局工会主席接陶小北，是最合适人选。还能有比小南更合适的人选吗？没有了！”我自问自答，说到“没有了”三字时，还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接着我又说：“只是现在一时没有一个十分合适的政秘科副科长人选。要么让小南兼一段时间，要么将某某调过来做政秘科副科长。相对而言，某某还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我说的“某某”是另外一个科室的一位副主任科员，姓王。我当时突然向老板推荐的这个“王某某”，跟我走得并不很近，但我几次去老板家，都在楼道里碰上了他。有一次他刚从老板家出来，“嫂子”开门送他时，显得十分热情，脸笑成了一朵花。“王某某”出门，我进门，互相笑着点了一下头。“嫂子”脸上专为送“王某某”准备的笑容没来得及收敛，随即又用这原本不是呈现给我的笑容将我迎进了门，省得再开一次颜。相当于一个个体户去工商局办手续，一次办了两道手续。
那天老板对我“物色”的政秘科副科长人选显然很满意，（是我物色的吗？）接着让我再“物色”一个“监察室副主任”人选。这差不多相当于柳如眉和我“唱歌”，刚“唱”完一次，就又要“唱”一次，一直要唱到“天下白”，也不管我累不累，身体吃消吃不消。
局里准备新设一个“监察室副主任”，那天老板是第一次提及。老板是这样说的：“市里有纪检委，又有监察局，咱局里有纪检副书记，应再设一个监察室副主任，这倒不是因人设事，机构要上下对应，便于衔接工作。这个监察室副主任在局里现有的副主任科员中产生。”
我当时脑海里已浮现出一个人的面容，老板曾几次对我说，这个人“不错”。但那天我没有像推荐“王某某”那样再推荐这个“不错”，“不错”姓张，我们权且叫他“张不错”。
我之所以没有立即推荐“张不错”，是和老板玩那种小九九。凡事得留着一手。既然是“物色”，就得下去东瞅瞅，西看看。即使我儿子藏在一片包谷林里，我进去找，也得拨开这边张望一下，拨开那边张望一下，才能将这个调皮的小家伙拎出来。如果我儿子颠着个小屁股和我玩儿，刚跑了两步，还没钻进林中，我探手便将他从后颈上一把抓回来，那就一点不好玩儿了。说不准下手太重，抓疼了儿子，小家伙还会咧开嘴哭。老板虽然不是我儿子，可他是“花中之雾”，和他玩儿，得讲究方式，有那么一点“如履薄冰”的味道。否则将他哪儿抓疼，咧开嘴哭的就是我了！
那天从老板那儿出来，恰好碰上打字员小胡，拿一份材料往老板办公室走。这小子正跟出纳员康凤莲较劲儿，想接李小南空出的那个副主任科员位子。这小子犯了大忌，想直接跟老板套上。有我鱼在河在，你能跟他套上吗？况且你又不是李小南，李小南是个雌儿，你是雄的，拿什么去和老板套？我心里再次涌上一些阴毒龌龊的念头，并再次想起这小王八蛋学我口吃摸我脑袋的情景。当时我已坐在办公桌前。恰好有一只蚂蚁从我桌上仓皇地爬过。我顺手将刚摸出准备签文件的钢笔套拧开，盯着那只小蚂蚁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钢笔套将它套住，仿佛我套住的不是一只蚂蚁，而是小胡。我在心里发狠地说：你这王八羔子还想套老板呢！等着看老子怎么套你吧！转念又想，那只蚂蚁遽然置身于这个巨大的黑洞里，（对小蚂蚁来说，一只钢笔套不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吗？）不知会怎样地惊慌失措，怎样地绝望啊！我不禁又有点好奇，想看看小蚂蚁“绝望”的情状，将钢笔套提起来。由于罩的时间长了一些，缺氧，小蚂蚁已晕过去了。可一会儿它又挣扎着爬起来，没命地狂奔。我在心里暗骂道，还给老子装死呢！然后再次将这孙子罩住。随即将笔套向一边倾斜，露开一条小缝。小蚂蚁刚挣扎着钻出一个小脑袋，我毫不犹豫地将笔套像当年反动派铡向刘胡兰的铡刀一样，狠劲按下去，但听“咔嚓”一响，小蚂蚁身首异处！
第三十一章
局里的工作理出了头绪，打开了新局面，显示了老板驾驭全局的能力。可军功章里也有我的一半。老板如此评价：鱼在河这位政秘科长，是我们玻管局继“省长”那任政秘科长之后，理事能力最强的一位政秘科长！老板这话当然是私底下给几个贴心贴肺的人说的。
根据地已经“打造”得固若金汤，我的触须该向外伸了。
虽然老板给我以“科级干部、处级待遇”，但我参加局务会发言时，舌头总是撂不展。参加党组会表决时，手也总是伸不直。每次表决，我的手总是缩在耳朵根儿。不像牛望月，老板只要报差旅费时没难为他，多报了千把元，表决时他就会像我儿子在课堂上踊跃发言那样，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
我现在在局里所处的这种不尴不尬的位置，有点像过去大户人家那种偏房，或者现在大款包养的二奶，虽然也能得到一点实惠，但却无法大模大样登堂入室。《红楼梦》里的王夫人和赵姨娘，都有权陪贾政“唱歌”，可一个至尊，一个至卑。生下来的孩子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被千般捧着，一个被百般踩着。
因此我得名正言顺成为一名处级干部。提拔一名处级干部，老板只有推荐权。老板待我不薄，已将我作为局里的“第三梯队”和惟一的一名后备干部报到了市委组织部。下一步就得看我自己的能耐了。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位子满满的，即使有人提携你，往哪儿插？
这就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马方向局长上任时，市委组织部长明确讲，余宏进副局长年龄有点偏大，有点可惜。余宏进副局长是哪一天的生日？十二月二十六日。余宏进副局长哪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龄退二线？1999年。现在距1999年还有几年？两年多一点。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两年是不是稍纵即逝？
不只是余宏进副局长，包括陈奋远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退二线，我也记得清清楚楚。要不我怎么能成为一个深受老板信任的、百里挑一的政秘科长呢！
老板对我宠爱有加，竭力推荐我。同志们待我也不错，只要搞民主测评，就将票投给我。这些都为我乘势而上奠定了基础。但还缺少一点外力，得有人狠劲儿拽我一下。我若是电影《南征北战》中那个张军长，还得找个李军长来拉我一把！
谁是我命运中的“李军长”？我瞅中了郑向洋市长。
郑向洋市长跟我并不熟悉，见了面甚至不一定能叫出我的名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哪个人一生下来就跟别人熟悉？除过爸爸妈妈之外，再谁能叫出你的名字？我和柳如眉都可以同心协力生出一个儿子来，可直到介绍人将我们像牵两匹马儿一般牵到一个槽上前，我和她都不认识。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一张床上睡觉、看书、阅读报纸，包括观赏避孕套说明书上的性交姿势图案，然后乘兴接吻、“唱歌”！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坚信我不仅可以和郑向洋市长相识，而且有可能和他达到“唱歌”那样鱼水相欢的亲密和谐程度。当然我不是说我要和郑向洋市长“唱歌”——我们不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但我可以找一个女性与郑向洋市长“唱歌”，而我则趴在门缝外边偷着看。我不就是一边看着阎水拍局长、马方向局长与一个可爱的女孩“唱歌”，一边当上这个政秘科长的吗？
当然我不一定非得采取这种“偷窥”的方式走到郑向洋市长的心坎上，这种方式毕竟太下作！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北京；还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应该再加一句：条条大路通紫雪！——到“十一五”末期，我们紫雪境内就有“八纵八横”十六条高速公路啦，这不是条条大路通紫雪嘛！
无论是北京、罗马，还是紫雪，我觉得这些话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思，告诉了我鱼在河一个共同的道理：结识郑向洋市长的方式有很多！
我决心以一种独特而别致的方式架起与郑向洋市长“心连心”的桥梁。这种方式那些傻瓜肯定想不到，而我想到了。这种方式很少有人去尝试，而我决定去尝试。逆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对人太重要了。如果有某一种方式，一经使用，便会让郑向洋市长暗暗叫好，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独一无二的？双方交战，一方突然亮出一件杀伤力极强的新式兵器，另一方会不会望风披靡？
我现在已掌握了这种新式兵器，随时准备助郑向洋市长一臂之力。
让我大喜过望的是，郑向洋市长当时正在与人交战。郑向洋市长与谁交战？与惠五洲书记交战。
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都不是我们紫雪籍人。刚到紫雪工作时，两人配合得不错。一件事情，若惠书记表过态了，郑市长就会说：“按惠书记指示办！”一件事情，若郑市长表过态了，惠书记便会问：“郑市长怎么说的？”对方将郑市长“怎么说的”如此这般复述给惠书记后，惠书记略作思忖，便会说：“那就照郑市长说的去做！”
这两个人主政紫雪后，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阶段，夫唱妇随，两人一天到晚乐呵呵的。那段时间，将我们紫雪根深蒂固的派性压了下去，东西矛盾有所缓和。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矛盾又有所抬头，并呈激化之势。
首先传出的说法是惠五洲书记被东八县人收买了，身子倒在了东八县一边——仿佛东八县是一张床。接着传出的说法是郑向洋市长被西边利用了，屁股坐在了西八县一边——好像西八县是一个板凳。
这些说法让人不禁产生联想，好像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是两棵树，而紫雪市的五百多万人民群众则是腰勒绳索的伐木工人。东八县的二百多万人抡起大斧狠命地将树向东砍，树便被一群人拽着倒向了东边；西八县的二百多万人抡起大斧狠命地将树向西砍，树便又被一群人拽着倒向了西边。
市委书记与市长的矛盾，属于“结构性矛盾”，亲哥俩一个做书记，一个做市长，也只能有三天的热乎劲儿，好不到哪里去，更难做到天长地久。产生矛盾是必然的，不产生矛盾是偶然的。
据说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产生矛盾的“导火索”还是马方向局长。那次研究玻管局长、铜管局长、重工局长、科委主任四个正县级干部的人事会，郑向洋市长没有参加。当时郑向洋市长出国考察去了。四个新任局长中，除马方向是在本局产生的外，其余三个都是市委派来的：有两个市委办公室的副主任，还有一个科长。郑向洋市长出国考察回来后，红头文件已摆在他办公桌上。梅如水秘书长和玻管局的鱼在河心态一样，想做名正言顺的副市长。当时恰好缺下一个副市长名额，可惠五洲书记却迟迟不表态，最后传出的风声却是，拟报紫东县委书记杨远征。梅如水秘书长因此对惠五洲书记心存不满。郑向洋市长考察回来，他就给紧锁眉头瞅着那份文件的郑向洋市长“浇油”，他说：“这样安排人事，失公道，欠公平！四个局长有三个是市委派来的，好像咱市政府是当年已显式微的蜀国，连个廖化都选不出来似的。这不是市委准备接管咱们市政府吗？咱市政府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啊！优秀干部多得是！不说廖化，关羽张飞赵子龙也一抓一大把！铜管局就有一个老将黄忠，本来这次该他做局长了，市委却派一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年轻科长来做局长。这样一个毛孩子压他头上，他能服气吗？包括那个马方向，虽然不是市委来的，但也不是啥好东西！他当玻管局长是惠五洲亲自点的将！这个马方向，啥时像吴三桂降清那样投靠惠五洲了！”
其实马方向局长也是哑巴吃黄连。惠五洲书记是赏识他一些，可他何尝不想同时获得郑向洋市长的赏识呢？可郑向洋市长却就是不赏识他。一个孩子，爸爸喜欢他、宠他，他何尝不想同时让妈妈也喜欢他、宠他呢？可妈妈偏不宠他，宠的却是另一个孩子。马方向担任局长后，多次尝试能在郑向洋市长那儿取宠。见他殷勤，郑向洋市长对他态度有所改变，但也仅是“态度”有所改变而已，心中的芥蒂却再难消除。马方向局长在郑向洋市长面前更是百般小心，生怕脚下一滑，掉冰窟窿里去。
待我决定投奔郑向洋市长时，惠郑两人已处于短兵相接阶段，互相将对方砍得遍体鳞伤，并已公然“分道扬镳”：一次两人同去紫北县为一条高速公路竣工剪彩。剪毕彩惠书记坐车一溜烟向南走了。郑市长原定的行程也是向南去——因为只有向南去才能回到紫雪市政府。可他不愿跟在惠书记身后一溜烟跑。他这个级别又不能调一架专机来。郑市长于是突然改变行程，反其道而行之——乘车一溜烟向北去。县上领导左右为难，县委书记与县长紧急磋商后，县委书记驱车一溜烟追随惠书记而去，县长驱车一溜烟撵郑市长而来。县委书记那边还好办，惠书记再没多折腾，只是半道停下车看了一个扶贫点，便和县委书记握别。县长那边可作难了：待他撵上郑市长，郑市长的车子已出了省境。郑市长司机姓吴。出省境后正在狂奔的小吴陡然放慢了车速，因为小吴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车子犹如一匹狂奔的骏马，突然变作一只在山坡上悠然吃草的小羊，慢悠悠地晃来晃去；又像那种裹足不前的小脚女人，提着个小包袱站在旷野上找不着归家的路；还像当年肝肠寸断挥泪出塞的王昭君——那可真是一步三回头啊！
当时郑市长正在酣睡，身子向一边倾斜着，脑袋像一根沉甸甸的麦穗一般垂在坐椅一侧。小吴问秘书小雷——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那个“雷”——往哪儿走？小雷也不知道。两人都不敢问郑市长，只好让车子像渡船一样在公路上摆来摆去。车里当时低声放着轻柔的歌儿，有点像那种催眠曲，歌词却是：“你太累了，太累了，好好歇歇吧。”市长“歇”了一会儿，抬起头问到哪儿了。小吴和小雷忙异口同声报出某某省的某某县。怎么跑这儿来了？市长自语着。随即又问：“前面是什么地方？”小吴和小雷赶忙抢着回答，说出一处名胜古迹的名称。郑市长精神一振，将身子坐直，随口吟哦出那处名胜古迹一幅咏怀旷达的楹联：
问谁弗想大年，禄无灵，祝无灵，医药更无灵，一口气不来，别下了老母娇妻幼儿稚女；
是人都有此日，生为幻，死为幻，皮肉皆为幻，百般心怎用，讲什么恩潭怨海利锁名缰。
郑市长有点文才，好吟风弄月。小雷便在某年过春节时请一位著名书法家写了两句话送给郑市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小吴也有追求进步的想法，不甘一辈子转方向盘。见小雷抢先一步，有点不服气。小吴姑夫是《紫雪日报》总编辑，还是紫雪颇有名气的一位书法家。小吴找姑夫，姑夫提笔便写下两句话：“立脚怕随流俗转，高怀独有故人知”。小吴不懂这两句话的意思，但知道是好话，急忙裱好给郑市长送去。郑市长看看这幅字淡淡地说：“这是于右任的诗句嘛！于右老还有一副对联也颇有名，流传甚广，‘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右老这副对联是书赠蒋经国的。我们当然更应具有这样的胸怀。”
那天小吴给市长送字归来，内心里十分钦佩市长的博学。他找姑夫写那两句话赠给市长前，根本不知道是于右任的句子，他甚至不知道于右任是个什么鸟人（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市长当时还吟咏了于右任辞世前所作一副自挽联：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当时小吴见郑市长背着手在客厅走来走去，口里像小孩吹泡泡糖似的只管“兮、兮、兮”地吟哦，觉得十分好听，可却又听不懂。书还是念得少了一些。小吴在心里责备自己。小吴叫吴社教。这个名字像给人头上贴了一个标签，其出生年月一望可知。就像那些“永红”、“卫东”一样，直白的让人慨叹我们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几个名字上面丢了个干净。
小吴那天出门后还在自责，自责之后又有点惘然，惘然之后又有点茫然，茫然之后又有点怅然。心想：除过掌握一些汽车驾驶方面的技术之外，其他知识掌握不多兮。看来这一生在仕途上有大的发展已无可能，虽已从市党校本科班毕业，正准备读研究生，但将来万难干到郑市长这样的位置。也就是做市政府办公室一个总务科长，当然若能争取干个房产科长更好一些。现在吃喝拉撒人们早不当回事了，房子却显得十分重要。人们总是像雀挪窝似的不停地换房子，恨不得一家住一栋小洋楼——小康社会是不是就是这样？难怪一天喊叫“奔小康”呢！奔小康原来就是“奔房子”。那市政府的房产科干脆改为“小康科”算了，由我小吴来做这个“小康科”科长。人一生真是干不了几件事，孩子不能再生——已有了一个。这一生也就只剩两件事了：一是任“小康科”科长后先给自己弄一套大房子住住；二是让老郑（小吴私下称郑市长为“老郑”）将来给咱弄个括号，括号里面写明：按副处级待遇！和那个鱼在河一样，也是“科级干部、处级使用”。小吴又突发奇想：如果括号里的那几个字能像上小学时填空那样，有几种答案任选一种填进去，那我就给自己填个：按副省级待遇！
那天小吴脑海里掠过的“奇思妙想”到此为止。他当时用眼角的余光瞥瞥“老郑”，心想：若成副省级，不是坐老郑头上了？——与实际相距甚远！况且坐老郑头上，老郑会不高兴的。老郑若不高兴了，小吴……小吴打了个冷颤，再不敢胡思乱想，专注地开车。
小吴“做梦”的这一会儿，郑市长已和秘书小雷说到了岳飞。郑市长说他去年到苏南参观学习，在镇江期间，去了金山寺，就是《白蛇传》里的那个金山寺。在金山寺七峰亭，那个讲解员讲到，当年岳飞被秦桧所陷，奉诏回京。金山寺一老僧吟诗一首，提醒岳飞当心小人陷害。这四句诗是——
风波亭下浪滔滔
千万流星把舵牢
谨防同舟人意歹
将身推落在波涛
“这四句诗值得玩味啊！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你们年轻人，尤其应该汲取其中一些有益的东西！”郑市长正对小雷如此说，突又转向小吴：“对啦，那天那个讲解员也姓吴，高高的个儿，白白净净，有一股南方女孩子的灵秀之气。当时大家也都称她‘小吴’。”郑市长此时脑海里顽强地浮现出那个讲解员生动活泼的身姿，青春美丽的面容，娓娓动听带点南方味儿的普通话。心想：同是小吴，“此吴不是彼吴”啊！按郑市长所思，镇江市那个漂亮女孩儿小吴，此时仿佛已成为他的专车驾驶员，开着这辆车向前面的“金山寺”奔去呢——可惜前边那处名胜古迹并不是金山寺！
秘书小雷见郑市长突然撇下自己转向小吴，陡然对“小吴”热情起来，他不甘被冷落，想扭转“被动”局面，忙又不耻下问地向郑市长求教：“市长您起初随口吟咏的那副对联能不能再说一遍，我不太懂，想记下来，回去慢慢琢磨。”小雷说着已掏出小本，拧开钢笔套。
“这副对联调子有点消沉，应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汲取其旷达和视名利如浮云、若粪土的那一面，你们年轻人尤其应该这样。”郑市长说着，又重新吟咏了一遍。咏毕又重复了最后一句：“百般心怎用，讲什么恩潭怨海利锁名缰！”
此时郑市长才作出决定，对小吴说：“就到那儿去（指那处名胜古迹），这几天太累了（果然“太累了”），去那里放松一下心情。”小吴得令，精神抖擞提车向前疾驰。跟在后面县长的车子，原像喝醉酒一样摇摆，险些就要像东汉末年那个焦仲卿一样，“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了，此刻已欣然从树上解下绳索，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扬起那种“风帆”，车子奋然提速，像一只快捷掠过的兔子一般，铆足劲儿跟了上来。
惠五洲书记与郑向洋市长别着劲儿在我们紫雪市背道而驰，对下面的同志来讲，就有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不仅处级干部要选择，我这样的“准处级”也得选择。当时紫雪市正在流传一个“副处”的段子。一副处级干部与一小姐跳舞，问小姐是否处女。小姐答：“差不多，算个‘副处’吧！”可我现在却连个小姐都不如，还是个“准副处”。
紫雪双峰并立、两“树”对峙，按理我应选择惠五洲书记这棵“树”，帮惠书记砍郑市长，因为我是东八县人。可我却决定帮郑市长砍惠书记，为什么？——凡事都应该问个为什么！
这就是我鱼在河的过人之处了！
或提拔，或平调，惠五洲书记和郑向洋市长最终都得离开紫雪。这个前提是确定的。那么谁先离开？也许两个一块儿离开，也许惠五洲书记先离开，惠五洲书记年龄要大一些。这两种可能都有可能。惟独第三种可能绝无可能——第三种可能是：郑向洋市长先离开！
为什么郑向洋市长无先离开可能？两个情浓如火的恋人扑在一起，不接吻会不会分开？郑向洋市长就等于抱在一起没亲嘴的那个人——市长只有当了书记，才算亲了嘴，才会心满意足地咂着嘴巴离开。
郑向洋市长就一定能当书记？这倒不一定！惠五洲书记离开，也许郑向洋市长能做书记，也许会另外派来一个书记。两种可能都存在。可就是郑向洋市长继续做市长，也比我跟在那个已经离开的惠老头后面强得多。一个市长若想关照一下我，还不和我想关照小虎小苏小马小唐一样容易！
此其一。
其二，打击敌人，还得保护好自己。我若去打击郑向洋市长，暴露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因为我是东八县人，别人很容易顺藤摸瓜，摸出我这个“小爪牙”。而我若去打击惠五洲书记，暴露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因为惠书记若是共产党，我就是八路军。共产党和八路军虽然有可能“打起来”，但那只是因为夜间行军看不清番号所致。就像几年后爆发的美伊战争，美国人动不动就将英国人的脑袋打飞——均系误伤，将英军当做伊军了。
所以我若真要向惠五洲书记放几枪，别人也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况且我们紫雪市公安局那些干警，开着警车吓唬老百姓的本事倒不小，可真要破几件案子，却像妇女难产一般，常常把一些有头案破着破着就破成了无头案。
并且放黑枪打惠五洲，又有一箭双雕之效。一枪打两人——打掉惠五洲，同时就等于打掉了马方向——别吃惊，我现在当然不会打掉马方向，可长远呢？他才四十多岁，等他像阎水拍那样退二线时，我鱼在河也老得快跑不动了。所以打掉马方向是我的战略目标，终极战略目标是靠组织一个一个战役去实现的。我只是制定好了今后几年的作战计划，然后相机一步步去实施和完成它！
我已准备好一个杀手锏，我向郑向洋市长亮出这件兵器时，他一定会大喜过望。可我现在还不能亮出这件兵器，因为郑市长还不知道我，当然更不知道我手中有如此利器。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让郑市长知道我，进而熟悉我，然后再伺机亮出这件法宝——和郑市长将巴掌拍到一块儿！
正当我苦思冥想如何贴近郑市长时，不旋踵，老头倒主动向我贴过来了。可应了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第三十二章
一位外商，拟投资十亿元人民币，在紫东县建设中国最大的浮法玻璃厂。全称为“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紫东县最初将这个合资项目报到市里时，全称为：“中外合资紫东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郑向洋市长看到这份报告后，眼睛一亮，略作思忖，拿起炭素笔，将紫东的“东”字勾掉，改作一个粗粗的“雪”字。然后在材料上面批了一段话——
“紫东县依托优势资源，下大气力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市各县区、各行业、各部门带了一个好头。紫东县‘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经验和作法值得我市各级各部门学习，以使我市招商引资工作跃上一个新台阶，打开我市对外开放工作新局面。”
这段话写在紫东县上报材料的天头。随即郑市长又将那支吐水流利圆润的炭素笔像“浏阳河”一般一勾，绕了几道“湾”至“地角”处，再批一段话：
“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开在即，请市政府办公室与玻管局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即赴紫东县，尽快拿出一份有分量、有高度、有说服力的经验总结材料，一周后报我。此事由玻管局牵头，市政府办公室出人参与。”
市政府办公室出的人是郑向洋市长的秘书小雷。
玻管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迅速成立两个组。两个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第一个组是联合调查组，老板亲任组长，郑市长秘书小雷任副组长，组员是我和李小南。第二个组是材料组，郑市长秘书小雷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组员为李小南。
市长批示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就带我们直奔紫东县。按照老板的安排，材料须在第六天呈报郑市长，比市长要求提前一天。为啥不迟不早提前一天？这里有讲究呢！若刚批示一两天内就将材料报上去，即使材料写得好，也会给市长留下“不认真”、“敷衍塞责”的印象。若超过了市长要求时间，市长又会觉得“工作拖拉”、“不紧凑”、“误时误事”。任何事情，一旦脑子里留下“印象”，再要消除就困难得多。
白衬衣若沾上墨水，用超强力洗衣粉洗涤，要想不留一点痕迹也非易事。我凭什么在老板那儿受宠？就是因为老板包括老板妻子都对我印象好。冯富强为什么被贬“邓州”，就是因为前任老板（指亲爱的阎水拍局长）对他印象差。阎水拍局长向马方向局长交接工作时，一句话就葬送了冯富强一生的前程。这句话有点像海湾战争中美军发射到伊拉克境内的“飞毛腿”导弹，一下就钻进冯富强瘦弱的身躯里，将这个皮笑肉不笑的家伙炸了个粉碎。令人尊敬的阎老局长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人意识差一些！”
当年范仲淹贬居邓州，写出了《岳阳楼记》这样气象万千的美妙文章。冯富强连南开大学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像“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般“谪守”在局工会，能写出什么狗屁文章。恐怕只有“满目萧然”，只会“感极而悲者矣”！
可见“印象”之重要！陶小北从我认识她那一刻起，就给我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印象”。此“曲”只应天上有，此“人”宛若画中来——天上掉下个“陶妹妹”，立脚就在玻管局。李小南给我的印象也不是太差，但与陶小北相比还是差一点儿。至于康凤莲那张莫测高深的脸，从一开始我就不大喜欢。好在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心眼儿尚可。否则我做了政秘科长之后，真敢让她“谪守”到门房与老乔为伴，甚至“贬居”到炊事班与小高相依。
所以人对人的“印象”好恶是不以某种意志、某种常理而转移的。这种好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种“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好，两个人便开始恋爱；第一印象不好，两个人见一面便“拜拜”。陶小北之所以像一根线，始终紧挽在我心头，不能说与我的“玻管第一天”她给我递小本（她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啊！）没有关系。从那天开始，她那个小本便变作一根金线，一头拴在我心上，一头扯在她手中。从此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她在何方，都会牵得我心痛！
老板将这份材料在第六天呈报上去，目的就是为了给郑向洋市长留下那种“恰到好处”的良好印象。虽然老板也明白，郑市长永远不会对他“印象”好到哪里去，但只要勤勉一点，谨慎一点，总不至于“坏”到哪里去。好比一个学习很差的学生，明知考不上大学，可还是想去碰碰运气。郑市长若是“考场”，马方向就是那个忐忑不安的考生。
对郑市长来讲，在任何一天拿到这份材料，都不会有第六天拿到心情好。若是第二天拿给他，他皱皱眉头，随手扔到案头一大堆材料上面，转身便跟着像鱼在河一样工于心计的梅如水秘书长到哪儿剪彩去了。待他一周后想到这份材料时，这份材料上面早又摞上了许多份材料。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份材料，翻了两下便生气了：这个马方向，工作一点也没方向，随便拿一份材料来搪塞我！
如果再晚一点，到第十天才报上去。郑市长看也不看就扔废纸篓里了——因为省上的招商引资会议已经开过了。
只有在第六天拿给郑市长，他才会笑眯眯地端起茶杯喝口茶，认真地翻着材料看起来。
对我来讲，这份材料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打开郑市长心头那把锁的一把金钥匙！
材料组架子一搭起来，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的过人之处。我总是那么清醒，从未犯过糊涂，这对一个有志青年是多么重要！陶小北曾对我说，我这个人吸引她的是这一点，令她气恼和失望的也是这一点。这话别人也许听不懂，我能听懂。可我听懂也不向她解释，因为我不能解释，也无法解释！我已义无反顾地掉头东去，她却在夕阳西下的地方等着我，我俩怎能重逢？她期待着我解释，期待着我幡然悔悟，像当年那些掉队的士兵一样，追赶她至夕阳西下的地方，然后在灿烂的晚霞中和她忘情地拥吻。可这怎么可能！她欲用她的人生观改造我，就像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改造那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一样。我当然不能接受她的“改造”，若我接受，那我不成“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了吗？可我不是！我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科长——一颗必将在紫雪政坛冉冉升起并大放异彩的新星！
在我们这个材料组，捉刀的将是我，我说的至关重要就是指这一点。郑向洋市长派秘书参与材料组，只是为说明他对这份材料是多么重视。毛主席当年赴重庆谈判，周总理寸步不离跟着；毛主席返回延安，张治中又亲自送回去。谈判的是毛主席，他们跟着干什么？就像写材料的是我，组织一个“材料组”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以示重视！
毛主席、周总理、张治中当年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崇高的政治利益，缔结了“利益共同体”（张治中当时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张学良犯傻就在这一点，西安事变后执意要送委座回南京。结果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材料组是去紫东县写一份揭发郑向洋市长的材料，郑市长会不会派秘书前来参与？即使前来参与，会不会带来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就像蒋委员长当年那样，一下飞机就将张学良囚禁起来。
可以这样想，若郑市长第六天翻看材料时，突然有一种惊喜甚至惊奇之感：这份材料写得多么扎实！比梅秘书长的笔法都老辣，比田副秘书长（市政府专门负责起草市长材料的副秘书长）的高度还要高，比水副秘书长的文笔都要精练！若郑市长有了这样的感慨，会不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念头，这份材料是谁写的？正像我们在夏日大街上的人流中走，突然迎面走过一个步态袅娜、身段妖娆的小媳妇。忍不住回头张望：谁家这么个妖娆的小媳妇？向前走两步忍不住再次回头张望：怎么长得有点像戴娆？于是干脆转身追上去，并给别人说：戴娆来了！咱们看看去！
我说的至关重要是指：我就是那个戴娆，市长有可能追上来看我！
因此，为了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写好这份材料！
重任扛在肩，机会在眼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那天早晨，我们这个材料组奔赴紫东县时，一上车我就开始思考材料的切入点和角度。别人则在轻松地观赏景色。当年唐僧师徒一行四人赴西天取经，真正对那些经文虔诚到顶礼膜拜程度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跟着晃悠晃悠去玩的。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材料组一行也是“师徒四人”：老板、鱼在河、李小南、小虎。雷秘书临行前给老板打电话，他有事晚来几天，让我们先把材料“弄出个模样来”。仿佛我们是结伴去紫东县生一个孩子——只有孩子一生出来才有“模样”，材料什么“模样”？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老板和李小南坐后边。老板那天心情特别好，我虽然看不到老板的面庞，但我能感觉到，老板的好心情早已化作了一缕春风，向左就轻轻吹拂到李小南脸上，向前又吹拂在我的后脑勺上。
老板开始跟我说话。这样我就无法再去思考那份材料的切入点，只能思考和老板说话的角度。我和老板配合十分默契。老板若是一条小狗，不停地冲我汪汪叫；我就是那个带狗的孩子，耐心地捋着他光滑的毛。老板总是站得很高，由高处往下说；而我则总是站得很低，由低处往上说。老板若是一股强有力的水，从屋檐上飞溅而下，我就是一个拎着水桶的孩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水花，一边让那股水准确无误地注入我拎着的水桶里。那股从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既不是黄果树瀑布，也不是壶口瀑布，但我却对老板说，我看到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景象。为证明所言不谬，我一直仰着脑袋，用这种“形体语言”告诉老板，我真的已“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全神贯注凝望着水势的大小强弱。若那股水像小孩子刚解开裤带一样，较着劲儿刷地射出来，我便赶忙将小水桶向远处挪一挪；若那股水像那些患有前列腺炎症的老年人撒尿一样，我就赶忙将水桶向近处移一移。我的职责就是让尿水准确无误地落在水桶里，而不是溅到外边的青石板上。接完一桶赶紧倒掉再接一桶。
我这样仰着脑袋，脖子当然会发酸。但发酸我就能低下脑袋吗？为了配合老板讲话，我时不时得将脑袋像电风扇那样转过去，冲老板笑着、点着头，及时地认可他的某个观点，并表现出深有所悟的样子。有时甚至觉得醍醐灌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有时我还得进行一番深思熟虑，然后表现出似有所悟的样子，可又吃不准，不知自己揣摩得对不对？离真理还有多远？或者干脆就是谬误。于是再将“电风扇”转过去，像小学生向老师请教一般，将这种疑惑向老板提出来。老板当然会耐心地露出那种“智者的微笑”，向我传道授业，释疑解惑。
“电风扇”转得久了，就像那个小孩子脖子仰得久了，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不舒服就能不转吗？不仰吗？小虎开了多少年车，总是跑那些跑过多少次的路，他心里就很舒服吗？不舒服他就能不跑吗？恰恰相反，小虎总是跑得那么稳当、欢实。他将双手握在方向盘上，双目专注地凝视前方，车开得快捷而平稳。坐小虎的车，就像搂着心爱的女人睡觉一样，那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而坐小牛的车，感觉则完全不同。这小子将车开得忽快忽慢，有时又突然来个急刹车。就像搂着一个河东狮吼般的悍妇，不是这儿踹你一脚，就是那儿踹你一脚，转过身去时还会抵你一屁股。
局里这几个驾驶员，我最看重的是小虎。不多说话，善于察言观色。
脑子好使，是个人精。几个驾驶员中，只有他是个“可造之才”。
人的社会地位常常与其职业相关联。不同的年代，职业的位置高低反差挺大。七十年代，像小虎小马小牛小唐这样的驾驶员，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很高的。当时有一句话：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不干。到九十年代，律师这个职业牛逼起来，据说可与县长媲美。紫雪市有一对双胞胎，因生得漂亮，人称姊妹花，追求者众。后姐姐嫁给县长，妹妹嫁给律师。妹妹常到姐姐家玩。某日，县长就像酒醉后签发文件签错那样，不小心弄错与妹妹做了爱。妹妹自此去姐姐家更勤了。后来失口对一闺中密友说：还说律师顶个县长！县长做爱都像在台上讲话一样，站在那里挺得笔直，连“讲”几个小时都不累，底气足，后劲大，节奏掌握得多好！可律师伏在身上，没讲几句就被法官“驳回”了。律师对妻子红杏出墙有所耳闻，常在家中喝闷酒。一日，一记者朋友来访，见他情绪低落，问他缘何烦恼？律师叹曰：虽然我妻子的所有权属于我，可使用权却属于县长！记者为律师朋友抱不平，心想：这姐儿俩又不是国有资产，他县长怎能想占有谁就占有谁。回家后仍不能释怀，和妻子说起此事，最后忿忿地挥挥手说：如果我是律师，我就和她离婚！《三国演义》里刘备对关羽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既然是衣服，想脱就脱，有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只是一个地市报的小记者，所在部门又是最无油水的副刊部，而妻子却在电力局，一月的收入是记者的五倍还要多一点，对记者向来像美国对其他国家那样，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记者则像那些须臾离不开美国经援的弱小国家一样，在妻子面前惯小伏底，曲意逢迎。妻子听他这么说，勃然作色，将纤细的手指像一支圆珠笔一样指过来，怒曰：你给我再说一次！记者忙赔笑说：你别急嘛！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女人是裤子，怎么能随便脱呢！
那天在车上，我将县长——律师——记者这一串故事讲给老板听，老板抚掌大笑，乐得合不拢嘴。老板平时一上车便垂下脑袋打瞌睡，可那天却说了一路话，就像运动员偷偷注射了兴奋剂一样，跑起来比平日快得多！他谈了很多个话题。展望了我们玻管事业未来的美好前景，回顾了玻管事业伴随共和国脚步发展壮大的历史，兼及了那位后任省长的老局长的若干个人趣事。同时还掐指算出省长是我们玻管局第五任局长，他是第十三任。老局长（指省长）特别幽默，尤其善于抓住要害化解矛盾。五六十年代，我们玻管系统有大量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仅清华毕业的就有三个。有从北京来的，有从上海来的，有从省城来的，还有从广州、杭州和大连等地来的。有一个上海来的女大学生与一个北京来的男大学生闹开了意见。闹意见的原因现在听起来当然有点儿匪夷所思：当时一玻正在建设一条新的生产线，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局机关的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这两个大学生自然也不例外。正是冬天，寒风凛冽。这天，建设工地出了点问题，必须有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跳进冰冷的水池子里去。见已有几个人跳了进去，女大学生纵身一跃，却没有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将她后襟扯住了。女大学生甩开男大学生，再次纵身一跃，还是没能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又将她扯住了。女大学生十分生气，质问男大学生为什么三番五次扯她衣襟。男大学生红着脸小声说：“你不是昨天刚来那个吗？”女大学生这下不依了，一边哭一边扯着男大学生来见局长。一进局长门又哇地哭起来，说男大学生向她耍流氓。老局长搞清原委，问男大学生怎么知道女大学生“那个”来了？“莫非她‘那个’来了还像洪水来了政府在高音喇叭上喊话通知群众撤离一样通知你？”老局长当时严肃地对男大学生这样说。男大学生急得抓耳辩白，说昨天他们一块儿在食堂排队打饭，他在她身后，她和另一个女伴耳语时，他无意中听到的。老局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偷听女孩子的私房话！”女大学生见局长批评男大学生，已破啼为笑。可此时老局长却又板着脸对男大学生说：“检查就不用写了，不过你必须完成我交给你的一项任务！”老局长以手指着女大学生对男大学生说：“从现在开始，组织批准你对她‘耍流氓’——你俩从现在开始谈恋爱，半年后我亲自为你俩主持婚礼！”
后来老局长对局里同志讲，他当时看到小伙子那么斯文，女孩子那么伶俐，一个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一个毕业于上海的名牌大学，真是天造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再不“拉郎配”更待何时！可那个傻姑娘当时却只懂得往水池子里跳！半年后老局长果然为这一对主持了婚礼。以后两人调回上海后，一直与老局长保持联系。老局长去世时他们专程从上海赶到省城参加了追悼会。
那天老板侃侃而谈。他说话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脸向着我，给人的感觉他是在和我“说”。其实我心里明白，他嘴上是在和我“说”，心里却是在和李小南“说”。有句话这么说，不将辛苦意，难得世间财。原来不将辛苦意，也难得美人心啊！你瞧老板这一路上，为了博取李小南的芳心，有多辛苦——我看着都辛苦！相反李小南很少说话。一路上坐在那儿微笑着听我们说话。有时她又以手支颐，侧着脸凝望车窗外美丽的原野。她侧着脸时，我能看见她不停地眨动的长长的眼睫毛。这眼睫毛上若是挂上泪痕，将会多么惹人爱怜。小南那天穿一件粉色的衬衣，将她白皙的脖子衬托得格外醒目。我当时突然觉得小南像那种水萝卜，将粉红色的皮像脱衣服一样扯下来，咬一口定会汁液四溅。
我觉得这个联想有点“色儿”，在心里对小南说了声对不起。老板此时却说：“在河，你刚才那个故事讲得不错，再讲一个轻松一下吧！”老板这样说时，含笑瞥了小南一眼。
我没加思索，脱口讲了个“女人八八八”：女人十八岁，你要编故事哄她和你睡；女人二十八岁，不用编故事主动和你睡；女人三十八岁，她会编故事哄你和她睡；女人四十八岁，你会编故事不和她睡。故事讲完，才觉不妥，含义有点下作，对女性有一种明显的性侵犯，可要收口已来不及。李小南后来对我这个故事的评价是：“鱼在河那家伙文质彬彬一个人，看不出来竟有一肚子坏水！”这句话对我真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扪心自问，鱼在河同志，难道你不是一肚子坏水吗？在玻管局这些年，你这一肚子坏水何曾停止过向外涌流？连传达室老乔都能听到“咕咕咕”的涌流声呢！
这可真是生命不息，“水”流不止啊！
第三十三章
局里那两个下海的家伙回来了。一个是昂着头回来的，一个是低着头回来的；一个是笑着回来的，一个是哭着回来的；一个是开着一辆“别克”小轿车回来的，一个是推着一辆除了铃儿不响浑身都响的破自行车回来的。
局里这两个下海淘金者，一个乘一艘小船下海，中途搭乘一艘远洋货轮，推开波浪稳稳地向深海驶去；一个刚下海，小木船便被巨浪掀翻，呛了几口水爬上岸，成了一个落汤鸡。
下海成功人士是原业务二科科长顾某，呛水者是原业务三科副科长宋某。
两人回来时各唱着内容不同的歌。顾某唱的是：“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或者“高高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宋某唱的则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或者“我曾经问个不休，为什么我总是一无所有”？
顾某荣归故局，很有点隆重的味道。一周前便传出顾某要来局里看望大家的消息，已经给大家做了通知，说某日某时顾某荣归，请大家那天最好不要请假，和顾某叙叙旧。局里的女同志那两日刻意打扮了一番，妆化得浓了一点，眉描得重了一点，口红涂得红了一点，屁股绷得紧了一点，脸上的粉儿扑得多了一点。女同志刻意妆扮可以理解：顾某已成大老板，大老板给人的印象都是西装革履，精神焕发，劲头十足，就像港首董建华和澳首何厚铧一般。那么局里的女同志就不能太俗气，显得太寒酸，即使不能打扮成个张曼玉，至少也得有点像林忆莲。
可那天顾某却没来。局里同志有点扫兴，女同志还有点遗憾。我调玻管局之前，康凤莲与顾某在一个科室，那时顾某还是副科长。顾某有一次写了一个纸条，约康凤莲去看电影《泰坦尼克号》，康凤莲却没有去。康凤莲那时正与姬飞“浓得化不开”，心想：姬飞好歹是个县处级，你顾某不过是个小小的副科级，也想吃姑奶奶的天鹅肉！做梦去吧你，喝点洗脚水还差不多。所以有些女同志的目光总是短浅一些。顾某摇身一变，就像当年落荒而逃的国民党还乡团长，而今成为富甲一方的台商来局里投资。康凤莲有点后悔，听说顾某要来，急忙去做了美容，脸皮被拉得生疼。一颗因放的时间太久发蔫的大白菜，即使洒上水也水灵不到哪里去。年龄大的女同志做美容就相当于给发蔫的大白菜洒水。那天康凤莲早早来到办公室，乘办公室没人又揽镜自照，搔首弄姿，把一张刚“洒过水”的脸左顾右盼了一番，可狠心的顾某却没露面。
顾某虽未露面，他的气息早跑到了我们玻管局这幢大楼的角角落落，甚至“味儿”都蹿进了卫生间。那几天，各科室的人都在谈论顾某的“大款成长史”，卫生间一边蹲一个还在感慨万千。一个说：“人比人活不成，骆驼比马骑不成。”另一个说：“原来看不出他有多大出息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一个又说：“那家伙晚上睡觉咬牙特别厉害，我一次和他下乡，睡一个房间，半夜突然被他‘咬’醒。我那时候才懂得为什么有‘咬牙切齿’这个词。”另一个接上说：“咬牙可以理解为‘树立志向’，‘切齿’可以理解为‘磨炼意志’，这一‘咬’一‘切’，不就成个大款了！”
按照同志们的说法，顾某“发达”的版本至少有三个。其中两个版本不外乎官商勾结之类——俗！此处删去（至少五千字）。流传较广、易于被人们接受的另一个版本是：顾某一下海，创办了一个“环球电脑公司”。起初这个“环球电脑公司”只有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在街面上租赁了一间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门面，聘用了一个傻乎乎的打字员，给机关单位打印一些会议文件，可谓惨淡经营。转机在公司成立一年以后。一次，顾某亲自去市政府某局送一份打印好的会议文件，无意中获得一个信息，该局准备在政府各局中率先上一套办公自动化系统。顾某开始暗中运作，决心承揽这套系统。该局有一个副局长还是顾某的亲戚，按一般人的思路，应先去找这个副局长。可顾某却没有去找亲戚。顾某是这样想的：若你去玻管局办事，找余宏进能起什么作用？恐怕只会起反作用。找余宏进还不若去找鱼在河！今日之鱼在河，已非昨日之鱼在河！所以找余宏进属于“多余”，找鱼在河说不准倒能摸住一条“大鱼”。顾某是那种聪明人，下海一年，总结出了“三个基本”：回扣是基本原则，金钱是基本关系，利益是基本纽带。他按照这三项基本原则，在一天傍晚直接去敲开了那个局局长的家门。顾某旗开得胜，将这套系统操作下来，一拨拉算盘，净赚十万元。顾某茅塞顿开，跑遍了市委、市政府及下属各企事业单位。正准备“上”办公自动化系统的，他就按“三项基本原则”去运作，无不奏效；暂时不准备“上”的，他就像一个耐心的妈妈开导执拗的孩子一般，苦口婆心做工作。火候差不多了，赶快再按“三项基本原则”操作。最后结果是，“三个基本”后面又多了一个基本——基本将所有机关单位的办公自动化系统“拿”了下来。那两年顾某忙得像个陀螺，从早到晚脚底儿朝天跑，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他甚至像治水的大禹一般，三过家门而不入。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两年没吃早点。起初骑自行车跑，后来骑摩托车跑，再后来开上小汽车跑。从市里又跑到县里，从县里再跑到乡里。从这个县跑到那个县，再从那个县跑到另一个县。有一次由最东头的一个县向最西头的一个县进发，中间隔过了三个县，穿过了四条河，翻越了五座山，掠过了广阔的田野和山峦，宛若一支带着哨音的林中响箭，行程达七百余公里。从“天刚麻麻亮”一直跑到“夜幕完全降临”。
五六年时间辛苦奔波，紫雪的市县各机关单位都上了办公自动化系统。“做”完机关单位再做学校，帮学校上“电算化教室”。待开始将触须伸向学校时，环球电脑公司已今非昔比，鸟枪换炮。有了专门的办公楼，六十多名员工，其中只有四五名管理人员，其余全都是业务员。并高薪聘用了一名计算机博士做公司副总，资产已逾数千万元。
局里第二次通知顾某要来，已是一周以后了。这天下午，顾某果然坐一辆簇新的别克来了。顾某的司机侍立这一侧，一位明眸皓齿的年轻女秘书笑微微地相伴在另一侧。司机手里提着顾某的公文包，端着茶杯；女秘书玉臂上搭着顾某的西服外套。顾某像港商那般梳一个大背头，穿着洁白而考究的衬衣（衬衣价格说出来怕吓着牛望月，不利于安定团结，不说为好），衬衣上扎着名贵的领带。当时老板和我亲自去玻管局大楼外边迎接顾某。顾某走在前边，老板和我一左一右“挟持”着顾某，众人簇拥在身后。走进局大会议室，班子全体成员已着装整齐恭候。顾某按照排列次序，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背在身后），像领导同志接见劳动模范一般，先后与阎水拍老局长、陈奋远主任、余宏进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一一握手。马方向局长在旁边做着介绍，我跟在马方向局长身后桴鼓相应，适时予以补充。譬如顾某与陈奋远主任握手时，马方向局长会含笑对顾某说：“老陈现在是正处级了，行管办主任！”“行管办？”顾某不解。我看看马方向局长，急忙补充：“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简称行管办，咱局里新设立的机构，与玻管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然后看看陈奋远主任，再向顾某补充：“陈主任同时还兼着局里的副局长呢！”顾某便一边颔首，一边和下一个人握手。到朱锋，马方向局长介绍说：“老朱现在是副局长啦。”到姬飞：“老姬现在是纪检组长。”到牛望月：“老牛现在是行业工会主席。”到赵有才：“有才现在是行管办副主任，给老陈作助手。”
到陶小北时，顾某逗留的时间略微长一些。马方向局长还没介绍，顾某眼睛一亮，先说话了：“小北还是那么光彩照人啊！这么多年没见，我可是常常想着你呢！”人一有钱，腰杆硬了，舌头撂得展了，说话就能放得开了，一些带有“意味”的话也能出口了。若牛望月这么对小北说，就带有“调戏”、“狎昵”的味道。顾某说出来，则是“洒脱”、“诙谐”、“亲和”。我当时心里想：钱真是个好东西！小北则在想：这俗物以为他一招手，我就会和他上床呢！然后又想：俗物终归是俗物，名牌服饰包装起来，还是个俗物！而他自己还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小北眼前的顾某，仿佛已被里三层外三层的百元钞票粘连在一起包裹起来——那就不仅是俗物，而是“怪物”了！小北突然瞥见顾某牙缝间粘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饭屑。心想，这俗物恐怕一天只刷一次牙，饭后睡前从不刷牙呢。而且他的笑容比冯富强虚假的笑还令人生厌——又成“厌物”了！俗物加怪物加厌物——不是个“蠢物”是什么？顾某的环球公司倒不若改作“四物公司”。小北真想把这个建议向顾某提出来。若顾某问她，为啥叫“四物公司”。她当然不会说是“俗物、怪物、厌物、蠢物”此四物，而会莞尔一笑作答：“物畅其流，物尽其用，物化劳动——公司发达了，一定会修楼盖房子吧，再加个‘物业管理’——这不是‘四物’吗？”小北最后又想：伟人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与人不必“斗”，而应该玩儿。与男人这种狗东西玩儿，才“其乐无穷”呢！小北这样想着，脸上的笑容更迷人了。
此时马方向向顾某介绍：“小北现在是局里的总工程师了！小北机遇好，上次配班子，市里有要求，班子里必须有一名女干部，小北搭上了这趟车，没费劲儿就上来了。”老板说小北“搭上这趟车”时，我心想，这妮子搭车去哪儿？火车还是汽车？境内还是境外？
“那小北现在也成陶总啦！”顾某仍在小北那儿留恋着不肯离开。接着又说：“小北干脆也下海吧，到我公司来，给你个常务副总，年薪十万元，怎样？干不干？”小北当时想：这蠢物下钩啦！我又不是鱼在河，她瞥我一眼，想：鱼儿才咬钩呢！可惜我不会咬钩，只会“逃”（陶）钩。顾某话音未落，小北顺势瞥了那个女秘书一眼，女秘书听说要聘小北做“常务副总”，紧张的嘴巴张成一个“o”型，足以放进去一个乒乓球，怕人真给她塞一个乒乓球进去，很快又合上，含嗔带怨地瞥了顾某一眼。这一切都被小北看眼里，心想，我去做副总，女秘书还不抓我脸？小北的脸仿佛真被“抓”了一般，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不被“毁容”，我还是乖乖在玻管局呆着吧！即使哪一天下海，也要到真正的大海里去，或者就跟外公到南“洋”去，才不愿在紫雪市这个小河沟里与这些厌物为伍呢！小北想着，话都懒得说，只是微笑着看着顾某，一切尽在“不言”中。小北虽然在脑瓜里“说”了许多“话”，但那都是“心语”，别人听不见。面对衣冠楚楚、笑容可掬的顾某，她竟一句话没有说，只是那样不卑不亢微笑着。顾某像一架飞机一般，在小北身边“盘旋”了好一阵儿，见无法“着落”，担心油料耗完一头扎哪儿失事，只得讪讪地别转脸去，和别的同志握手敷衍。
看来金钱也不是万能的！顾某有点沮丧地想。当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顾某瞥瞥身边女秘书那张年轻而生动的脸，又想。
顾某“接见”完班子成员后，马方向局长主持召开全局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老板向顾某介绍了这些年玻管事业的发展情况。顾某向大家介绍了环球公司的创业历程、公司现状、业务半径、未来前景。什么“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员工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学历在大专以上，充满了朝气”；“公司机构简单，制度管人，各负其责”；“全部实行聘用制，人员双向流动，老板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老板”；等等。说到业务半径时，女秘书“哗”地打开一张业务分布图“挂”在自己身上，只露出半个脑袋和一双脚丫子。图上有许多遒劲有力像鞋刷一样的红色箭头。大家的目光当时刷一下射向那些红箭头。有一个红箭头在女孩腰际，写着“东南亚”；另一个红箭头与“东南亚”毗邻，写着“香港”；有一个箭头向上直指女孩一只乳房，写的竟是“俄罗斯”；另一只箭头毫不示弱地指向另一只乳房，写的是“欧洲”；最有趣的是有一只箭头向下直指女孩“那儿”，写的竟是“澳大利亚”。
这个女孩的老公应该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一手搂着东南亚，一手搂着香港，摸着欧洲和俄罗斯的乳房，在澳大利亚“唱歌”。
看完挂图，下一项议程是由顾某向局里赠锦旗。顾某拿出的锦旗上写着两句不伦不类的话：“吃水不忘挖井人，难忘玻管培育恩”。这两句话若让民国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章太炎、辜鸿铭等国学大师看到，九泉之下也会辗转反侧，难得安生。
座谈会结束后，到局办公大楼前合影。那天下午全局同志同时张了两次嘴。第一次是合影时齐声喊“茄子”；第二次是喊完茄子到蓝天大酒店聚餐。因顾某饭前还要致词，大家入座后还张不得嘴。顾某致完词，端着一杯酒邀大家共同举杯，大家才共同张开嘴将那杯酒倒进去。
那天顾某上的是五粮液酒。局里同志喝了个一塌糊涂。小牛他们那一桌喝了五瓶都不尽兴。饭毕，每人怀揣顾某发给大家的二百元购物券，打着饱嗝儿在蓝天大酒店门前和顾某握别。当时我恰好和小北站在一起，就像我们《紫雪日报》每天的头版头条和二条，两篇文章亲热地挨在一起一样。小北当时一边向顾某那辆别克车挥手，一边却扑哧笑了——她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位老师。那时她读高三，一位年轻男老师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一次千方百计将她哄骗到床上，像建筑工地房梁上扔下来的一袋烂泥一样，伏卧在她凹凸有致美妙绝伦的身子上，隔着衣服瞎折腾。老师笨重的身子像旧社会“三座大山”中的其中一座向她压迫过来时，她竟毫不在意，在那儿扭着头不慌不忙看电视。老师房中的电视上正在播放《射雕英雄传》。小北读初中时就喜欢射雕，也不知看几遍了，那天仍然看得津津有味，美目顾盼，笑靥如花，看到高兴处哧哧直乐，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小北那天穿一条铠甲一般的牛仔裤，老师像一架订书机一样在她身上忙活，累得满头大汗。当他情急中试图拉开她牛仔裤的“拉链门”时，小北像林黛玉那样蹙蹙眉头，以手不耐烦地拨开他的手，说：“得了吧您！您又不是《红楼梦》里的贾瑞，‘硬邦邦的就想顶入’！”只这一句话，就将老师打蔫了。小北从那时起才知道男人原来是这么些肮脏的货色！从那以后，她不再将那个老师视作老师，只把他看作是一个男人——能在体内产生精细胞的一种高级动物。经此历练，她从此不再怕和男人上床——因为结果只是他们自己和自己玩——与小北没有多大关系！那天在蓝天大酒店门前和顾某告别，她突然觉得顾某有点像那个多年前隔着一条牛仔裤冲她使猛劲的男人——男人就是这样，一辈子都在瞎使劲儿！她想。当然，那种真心相爱的男女除外。她又想。想着，扭头看了我一眼。那一刻，她的一张俏脸花团锦簇，如火如荼，妩媚极了！
顾某的别克车像一个卖弄风骚的鸨儿一般，扭着肥厚的臀部驶入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玻管局的全体同志在蓝天大酒店门前作鸟兽散。我这个《紫雪日报》的“头版头条”，却将总是温情地依偎在我身边的“二条”扔在一旁，像我儿子鱼小明小时候扑向他妈妈怀中那样，轻捷地提起厚颜无耻的脚跟儿，脸上挂着像陶小北呈现给我的那种妩媚的笑容，迈着小碎步如蚁附膻地向正冲我招手的马方向局长跑去。我离马方向局长这个厌物越近，就离陶小北这个尤物越远——谁让我是一个像顾某那样的俗物呢！
在玻管局这些年，阎水拍、马方向和我的关系，就像那个县长、律师和记者的关系一样。阎马若为县长，我就是那个倒霉的律师，陶小北则为那个采访律师的记者。《汉书·贾谊传》里有这样一句话：“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阎水拍若是“身”，马方向若是“臂”，我鱼在河就是最末端的“指”。身——臂——指，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对阎马来讲，我永远是他们臂端的一根手指头，兜中的一支圆珠笔——他们随时可以将我伸出去，掏出来，如臂使指般的差遣我，驱使我，使用我！
顾某荣归举局欢宴的第二天早晨，老板一上班就将我这支“圆珠笔”从他兜里掏了出来。他将我这根属于他的“手指头”叫到办公室，嘱我去顾某公司购买五十台电脑以及相应的配置。老板特别叮嘱，局级领导——包括你——老板说得这个“你”指“我”——全部购成东芝牌手提电脑。其他同志就买成台式吧——联想还是戴尔，你看着办！
顾某像一个狡猾的掮客，“故局重游”一番，就让紫雪市县机关单位未上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最后一个空白点，如汤沃雪般地在环球电脑公司的业务分布图上消失。我当时突发奇想：若给我们玻管局在那天挂在女秘书修长身子上的那份业务分布图上找一个位置，应标在什么地方？与“欧洲”、“俄罗斯”、“澳大利亚”这些“庞然大物”比起来，我们玻管局也太微小了一点，比微不足道还“微小”，还“不足道”。因此当然不能标在乳房等“大地方”，有一个位置倒适合我们玻管局——就是肚脐眼儿。对！就把我们玻管局标在那儿！
宋某回来则要冷清得多。某天，他突然像李向阳带着的一支游击队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穿插到了老板办公室。当时下午刚上班一会儿，他穿插到老板办公室谁都不知道。突然，我听到老板办公室传出激烈的说话声，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高声喊叫——后来我才明白，那种破罐子破摔或摔破之后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声音。我急忙挑开老板的门帘跑进去，见瘦弱的宋某正弓着腰挥着胳膊冲老板发威，老板气得脸煞白。我见将老板气成这样，像贾政呵斥贾宝玉那样，断然喝住宋某，并用威慑的目光逼视着他，不由分说拉起他一条胳膊，像拉着一条正冲人狂吠的狗一样，将他拉出老板办公室，又拖进我办公室，扔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关起门和他理论。
“老宋你撒什么野？有话好好说嘛！”我这样说时，眼光里才去掉了一些威慑的成分，不过仍显出一种严厉。我用一次性纸杯给他沏一杯茶，放在面前，再次对他说：“有话好好说，有问题咱们共同商量着解决，可不能胡来！怎么可以和马局长大吵大闹？”
宋某用发直的眼睛注视着我办公室的墙壁，半天没吭声。就像宋蕙莲获知老公来旺儿被递解到徐州一般，她怎么也想不通，西门庆怎么可以一边恣意享用玩弄着她的身子，一边毫不含糊地将她的老公置于死地。宋蕙莲想不通的结果是寻了两条裹脚带拴在门楹上自缢身亡，老宋想不通的结果是以手捂住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俄顷，见手指缝间有泪水溢出，他竟像个孩子一般在我面前不顾羞耻地“呜呜呜”哭了起来。
宋某下海后，与一中学同学韩某成立了一个“向未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宋某任总经理，为公司法人；韩某为常务副总经理。营业执照“主营”一栏里，填作：“百货批发”；“兼营”一栏填作：“书刊、音像销售及其他”。公司成立初期，两人夏天给各机关单位贩卖白糖、茶叶等“降温”用品，冬天给各厂矿企业贩卖防寒服、工装、鸭绒被等劳保用品。折腾一年下来，赚了五万多元。宋某和韩某共同的意见是，将这五万元作为资本，再筹集一笔资金，“弄一个大家伙”（指做一笔大生意）。
过了没几天，“大家伙”被韩某带来了。其实韩某带来的是一个“小家伙”：一个身材矮小、瘦瘦精精的年轻人曹某。三人坐在一个小酒馆后，韩某指着曹某对宋某说：“我靠！你不认识啦？咱们初中班主任曹老师的儿子！”宋某这才恍然大悟。他在紫南县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上的中学。那所中学比鱼在河执教十年的袁家沟中学还要偏僻一些。一出校门，大山就在头顶压着，让人气都喘不过来。他们上初中时，曹某还是个小学生，脖子上挽一条皱皱巴巴的红领巾，成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玩儿：下河玩水，上山掏雀窝，还去果园里偷过一次苹果，被看园的老人追得撒开脚丫子狂奔。三人说了一会儿少年时期的一些趣事，已喝干一瓶白酒。第二瓶酒打开时，韩某才催促曹某说出他那个“大家伙”。
曹某说，他有一个亲戚在中国慈善总会任秘书长，最近他从亲戚处得到一个信息，“中慈总会”有一批国内捐赠的图书准备处理。其实全都是新书，好大一部分还是中考和高考复习资料，但因版本是去年的，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娃娃们觉得“旧”了，其实在咱们这儿比新书还新呢！曹某说，他已专程赴京看过这批货，总价值二百六十多万元，处理价才三十五万元。曹某说着，兴奋地端起一杯酒和宋某、韩某碰杯，然后又说：“我的初步设想是这样，咱们在市教育局找一个管事的，给他八万元，让他出面给全市各学校分配下去。全市有多少所中小学啊！这么点儿书撒出去，还不像雪花儿落在大地母亲的胸脯上一样，连点响声都听不到，连个踪影儿也看不到。咱们以半价批发给市教育局，调动人家的积极性，让人家也有赚头。半价是多少钱？一百三十万元。减去三十五万元购书费，再减去八万元回扣，一万元运费，再拿出六万元机动经费，共是五十万元成本。一百三十万元减去五十万元那个数字，就是咱们三人的纯利润！咱们赚多少钱，我儿子都能算出来呢！”
“咱们净赚八十万元呢！”宋某冒着给曹某做儿子的危险，脱口将曹某说的“那个数字”算了出来。他想，只要能赚八十万元，不说儿子，给谁当孙子也行！
“这样的生意那种脑子进了水的傻瓜才不干呢！”韩某此时也这样感叹着说，仿佛若宋某不干这宗生意，就是那种“脑子进了水”的“傻瓜”。
宋某脑子并没有进水，他十分冷静地对曹某说：“这笔生意可做，这是前提。但有两个具体问题。”宋某伸出一个指头，说：“第一个问题是，谁负责销售？万一销不出去怎么办？教育局那个‘管事的’拿不倒怎么办？”宋某这样说着，目光逼视着曹某。
曹某说，销售由他负责。没有金刚钻，怎敢揽这个瓷器活！曹某所说的“金刚钻”是指市教育局夏局长。曹某小声对宋某和韩某说：“夏局长是我爸的得意门生呢，当时是班长，语文学得好，我爸常让他在课堂上站起来背诵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和荀况的《劝学篇》呢！我爸已给他打过电话，他已初步答应帮这个忙。”曹某停了一下又说：“当然单靠这层关系还不行，还得拿出硬货！不过有这层关系，我有把握搞定老夏！万一不行给他十万元回扣。”曹某说到这里，征求宋某和韩某的意见，再给夏局长增加两万元回扣他们同意不同意？
“那咱们就赚不到八十万了，只能赚七十八万！”韩某有点不大情愿。
“你这个人，咱要算大账！怎能抠小钱？”宋某责备地瞅了韩某一眼，转而代韩某和他向曹某表态：“给夏局长的回扣由八万元增至十万元我们同意，但再不能增加了，十万元封顶。”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宋某又伸出第二个指头，和曹某讨论第二个问题。他说：“事后方知君子，事后也方知小人！所以咱们来个先小人后君子，货全部运回紫雪，放到由我们（他指指韩某）指定的库房里，我们才愿意出资。”宋某还向曹某提出，一万元运费最好由曹某先垫付。宋某当时的“小九九”是：这是一笔保赚的生意，保赚还要保险，若现在将资金交给韩某，到时货回不来怎么办？货回来，验过，用一把大铁锁锁在库房里，钥匙揣在自己身上，再付钱。基本等于先将媳妇领进洞房，生了儿子，再去登记办手续，哪儿找这样的美事！
韩某也同意宋某的意见，不愿意先拿钱。曹某有点不高兴，说：“我要有钱，找你们干啥？我一个人去做这笔生意，转眼就差不多成了百万富翁！”曹某说他去银行贷过款，贷不出来，没办法才拉他们合伙。曹某最后生气地说：“你们都是些人精，一点风险都不愿承担！”曹某说着真有点生气了，起身欲走，屁股都离开了座椅。宋某当时有点紧张，怕煮熟的鸭子飞掉。韩某此时眼疾手快，一把扯住曹某说：“你小子干啥？咱哥们儿凑一块儿是做生意来了还是赌气来了？”曹某只得叹了口气，重新坐回来说：“你们这些人，只想日逼，不想管生孩子！”曹某愤愤不平地说了这样一句粗话，又叹了口气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只怪我自己拿不出钱，只能是大闺女进了妓院——横竖由你们摆布！”曹某这样说着，真像一个被送进妓院的大闺女一样，坐在那儿悲伤地低了一会儿头，像在追悼会上默哀一样。
曹某“默哀”的这阵儿，宋某心里如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生怕曹某再使性子走掉，所幸曹某并没有再使性子走掉。
大约有一支烟工夫，他“默哀”毕，抬起头无奈地说：“这样吧，我先让亲戚出面将货赊回来，货到验过后你们立马付钱！一天也不能拖！一万元运费三人各承担三分之一，去北京提货前付给我！我现在只有不多一点钱，哪能垫得起一万元运费？去了还要吃还要住，你们总得讲点人道主义，不能让我去北京后睡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旁边吧！”
宋某见将曹某逼成这样，于心不忍，连忙掏出三千五百元。韩某自然也不忍心将曹某逼得睡到毛主席纪念堂旁边去，亦拿出三千五百元。两人当场将七千元钱交给曹某。
三人就这样凑起三十五万元：韩某出十二万元，宋某出十八万元，曹某出五万元。将来利润按投资比例分成。曹某说：“老子要有钱，老子找你们干啥？给你们寻了这么笔好生意，结果是你们吃肉，老子喝汤！”宋某见曹某这话里又有反悔之意，急忙向韩某使了个眼色，两人当即撺掇着曹某写了协议，并都按了手印。
宋某和韩某将“向未来公司”所赚五万元利润投了进去。韩某还得筹资九万五千元，宋某筹十五万五千元。
宋某当时家里全部存款只有四万五千元，向岳父借了两万元，还差九万元。宋某再拿不出钱来，便去找康凤莲。宋某和康凤莲是中学同学，康凤莲还是宋某“同桌的你”。他将这笔生意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拉康凤莲入股。宋某已将属于自己的利润算清楚，收回成本，可净赚四十二万元。他和康凤莲各投资一半，本应各获利润二十一万多元。但他在那批货总价值二百六十万元上打了点埋伏，说成二百万元。这样，他和康凤莲的纯利润就变作了三十一万元。宋某当时诚恳地对康凤莲讲：“三十一万元利润，咱俩一人一半，我一分钱也不多拿，每人十五万五千元！”其实宋某多拿的岂止是“一分钱”，他“昧”了康凤莲五万五千元。一里一外，宋某可赚差不多二十七万元！
那天晚上从康凤莲家筹到钱出来，宋某高兴地在紫雪城寂静的大街上跳了两跳，并不知给谁很响亮地抛了一个飞吻，仿佛二十七万元已揣进兜里。
下来便是找库房、验货、付款。找库房容易。宋某在玻管局工作十余年，一玻二玻有的是到处结满蜘蛛网的大库房。不说一库房书，十库房书也存得下。
宋某做梦都不会想到，当他用一把大铁锁“吧嗒”将那一库房书锁上后，曹某却像一颗水珠一样蒸发掉了。
起初宋某并没意识到曹某找不见了。将书锁进库房分手时，曹某说他提书的时间不会超过半个月。他拍着宋某的肩膀说：“宋哥你只管放心，半个月内我保准来提书。我现在先得将这三十五万元货款送北京去，当时给我亲戚承应下了，货一拉回来马上付款，要不我亲戚那儿可作难了。”
当时宋某还和曹某开玩笑，他说：“放一库房黄金怕有人偷，放一库房破书谁来偷？请人来偷还没人偷呢！不说放半个月，放一年半载也没事！”
宋某的话不幸言中，这一库房“破书”果然一放就是“一年半载”。
宋某是半个月之后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的。曹某自去北京送钱走了后，怎么再无音信。宋某觉得蹊跷，急忙给曹某打传呼，不回；再打，不回；他让传呼台连呼十遍，还不回。宋某急忙找来韩某，两人又一块儿呼曹某，连呼三天仍无音信。到第四天再呼时，已“欠费停机”。
两人这才慌了手脚，包了一辆车直扑紫南县。可待他们风尘仆仆赶到已离开差不多二十年的母校时，获知曹老师已在五年前去世。学校的老师说：“硬是叫那个小畜牲气死的！”“小畜牲”就是指曹某，他已有十多年没回家了。
宋某和韩某万没料到，小畜牲曹某竟是一个流浪者“拉兹”！
用“五雷轰顶”、“晴天霹雳”这样的词形容宋某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算夸张。
两人从紫南县返回，便跑到一玻的大库房里重新验货。只验了不到三分之一，便瘫坐在地上。多一半书是盗版书和黄色书刊，印刷质量拙劣不堪，且有不少已霉变，手碰一碰就像秋天枯黄的树叶一样，碎了！
宋某的心也早碎了！这些破书没有任何价值，只能拉到废品收购站当废品处理掉。
因“验货”搞得满脸满身污痕的宋总经理此时用仇恨的目光盯着韩副总经理，咬牙切齿地说：“你给老子做的好事！”
韩副总经理有口难辩。宋总经理已开始怀疑着了人家的套——不是着了曹某的套，而是着了韩副总的套！
有没有这种可能：韩某与曹某没出一分钱，轻而易举骗走了自己的十八万元！想到这一点，宋某打了个寒颤。当他将自己的怀疑表露出来时，韩某口气一下由软变硬。他瞪着眼睛对宋某说：“你怀疑老子？老子还怀疑你呢！当初分工明确，你负责验货！你是怎么验的？”
两人围绕着“验货”问题争吵起来。宋某说：“你说应该怎么验？老子总不能一包一包打开看吧，两万多大包书呢！”
“那你打开了多少包？”韩某逼问宋某。
宋某无言，因为他当时只验了不到二十包。当时两万多大包书全是崭新的双层牛皮纸包装，外边还有一个编织袋，包像女人缠脚一样打得周周正正。卸货时曹某将包抱在怀里摔地下，对宋某和韩某说：“看这包打得多结实，摔都摔不开！”
“你还埋怨我，怀疑我，我还折了十二万呢！”韩某发狠地以手指着宋某的眼珠子。
“向未来发展公司”自行解体。接下来四年多时间里，宋某一边疯狂地寻找曹某，一边竭尽全力躲避康凤莲。
曹某当然找不到，一只抓在手中的鸟儿，放开手让它吱儿一声飞上天去，再想抓住这只鸟儿有无可能？就是一只老鼠，你放开它也很难再逮住。一只被绳索绑住双脚的公鸡，扑棱着翅膀从你怀中逃走，抓它也得费半天劲儿呢！
我们紫雪埋葬人还沿袭土葬这种殡葬习俗。有一次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去世，在墓地要杀一只公鸡。那只绑着双脚的公鸡被一个人抱在怀里，它可能是感觉不妙，突然奋力一跃，从那人怀中跃出。一边惊叫一边跌跌撞撞向田埂下草丛中逃走。那人愣了一下，扔掉嘴角正抽着的半支香烟凶猛地向公鸡扑去，仿佛是要去奸污那只公鸡似的。可他却怎么也扑不住那只绑着脚的公鸡。最后还是几个人呈合围之势，才将公鸡擒获。因此宋某找不到曹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曹某至少没有被绑住双脚。
宋某找曹某，康凤莲在找宋某。
康凤莲的钱是借她哥哥的。当时说只借两个月，现在一借却是四年！
宋某向康凤莲千般赔礼，万般道歉。可赔礼道歉解决不了问题。宋某开始躲康凤莲，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这年的正月十五康凤莲又将宋某截住。康凤莲一把鼻涕一把泪，宋某也难过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同学一场，同事一回，弄到这步田地，伤心总是难免的。康凤莲拿宋某没办法，可有人却拿他有办法，这人就是康凤莲的哥哥。这天，康凤莲的哥哥露面了，他给宋某打电话，约他在一个小酒馆见面。
宋某来到那个小酒馆。刚等了一会儿，一个戴一副墨镜身板十分结实的人走进来，面无表情地对宋某说：“你是宋总吧？我是康凤莲的哥哥，康二！”康二当时并没有往下坐，却一把拉起宋某的手说：“这里谈话不太方便，咱们换个地方怎么样？”虽是商量的口气，手却不容置疑地拉着宋某就走。
康二拉着宋某一出门，停着一辆桑塔纳，康二放开宋某的手，车里下来一个小伙子，示意宋某上车。宋某刚钻进去，那个小伙子便一言不发地跟着坐进车里。宋某才发现，车里还坐着一个人，他恰好被两人夹在中间。
那天宋某被康二拉到郊区一间破房子里，没说一句话，两个小伙子就撩起他的衣服蒙住头，一顿暴打。宋某以为自己被打死了，可一会儿又睁开了眼睛。康二此时上来踹他一脚，冷冷地说：“知道康二是什么人吗？不知道就不告诉你了！给你提两点建议供你参考。一是挨打的事可以报警，但不准告诉康凤莲。告诉康凤莲，告诉一次，打你一次！二是两个月之内拿钱来。”
宋某当然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康凤莲，求爷爷告奶奶，东挪西借凑了七万元钱，还给了康二。又给康二打下一张两万元的欠条，许诺半年之内还清。
然后宋某便推着一辆破自行车来到局里，向老板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他想重新回来上班；二是副科长可以不当，但局里得补发他五年半的工资。老板当时答复宋某，重新回来上班可以，补发工资不行。按照当初协议，宋某每年还应向局里交三千元管理费，共是一万六千多元。老板最后对宋某说：“考虑到你情况特殊，一万六千元免交，可工资就不能补发给你了。”
于是宋某就从沙发上跳起来，冲老板挥着手大喊大叫。
此事最后由我来摆平。我对宋某讲：“老宋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板对你够宽厚的了。老板的道理讲到哪儿讲不下去？你做生意折了本，与局里、与老板有什么关系？当然你是咱局里出去的同志，你的遭遇令人同情，局里会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帮助你。可任何事情得说出个道理来。过去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才给补发工资呢！可那和你们下海经商完全是两回事嘛。你们下海叫什么？停薪留职，就是不发工资，保留公职。既是‘停薪’，你有什么理由叫局里补发工资？既然没有丝毫理由，怎么还能和老板大吵大闹？本来你回来上班都有问题。市里的规定很明确，下海五年之后编制自动取消。老顾空出的那个编制，局里已调了一个新的同志进来。你再晚来一步，局里若再调一个同志进来，占用了你的编制，你就等于被自动除名了，因为你超过市里规定半年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念你过去和他在一块儿工作那么多年，体谅你的实际困难，丝毫没为难你，答应你回来上班，并免掉了你应缴的管理费。你扪心自问，老板待你怎么样？”
我这样有板有眼批评着老宋。老宋见我说得在理，脸上忿忿的表情渐消，露出羞愧之色。我趁热打铁，继续苦口婆心批评和劝导他，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能迅速予以改正。我说：“老宋啊，常言道，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真金无颜色。你老宋就是一块真金，现在也处于‘无颜色’阶段。你无颜色，发不出光，只能去你自己身上找寻原因，可不能拿别人撒气，怨天可以——那是你自己的事；尤人不成——尤其是不能‘尤’老板！老板在咱们玻管局享有何等崇高的威望，不能说高山景行，起码也是一倡百和，一声喊下去地动山摇，你怎能不分青红皂白和他胡嚷吵。你这样做不是老板能不能原谅你的问题，而是玻管局的全体同志——包括老乔，能不能原谅你的问题——若全局同志都不能原谅你，你以后还怎么在局里工作？”
我对老宋严肃地说了这番话，晓之以理后，继而动之以情。我的语气变得温和起来，又鼓励他说：“不过老宋你也不要自暴自弃，天塌不下来，地也陷不下去，太阳每天照常升起！自古做生意有赚就有赔，赔了也没什么可丢人的。所以你也不要觉得抬不起头，无颜见人，在同志们面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结果是雪里埋死人，太阳一出就露馅儿。赔就赔了，不要遮掩，要拿得起放得下。钱财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遇事要往宽处想，可不能往牛角里钻。至于你的工作问题，由我去和老板沟通，补发工资不可能，看有没有别的变通办法。我的初步想法是，副科长虽然没有办法给你，因为没有位子，可我觉得下一步还可以考虑给你一个副主任科员——当然这事得老板定，我只能做些建议。你现在背那么多债，最缺的是钱，副主任科员在工资福利待遇上与副科长一样。现在政秘科缺一个副主任科员，我去跟老板讲，就将你放在政秘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到半年头上，你先在局里借两万块钱，给康二还上。欠下局里的钱，以后慢慢还，来日方长嘛。”
我这样说时，宋某眼里再次盈满了泪水，低声哽咽着对我说：“谢谢，谢谢鱼科长，我今生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我走过去动情地拍拍宋某瘦削的肩说：“不要谢我！第一，你应谢马方向局长，这些事情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最后拍板的是马方向局长。第二，你应谢玻管局，当你周身寒彻、遍体鳞伤回到局里时，局里虽没有办法劫富济贫，却也并没有嫌贫爱富，而是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你，让你真切地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同志们的情意。第三，我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过两天去找找老板，为你一时的冲动诚恳地向他道个歉，然后就在家里等候。我啥时候疏通好了，给你打电话，你啥时候再来局里上班。”
第三十四章
市里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开始了。
这是我调玻管局七年来经历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市里召开了全市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市委书记、市长在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市级各部门副处以上领导参加了会议。十六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也出席了这次动员大会。按照市里安排，市里的机构改革工作在本年度上半年结束，县里在年底结束。这就像扔保龄球，先将市里这个保龄球扔出去，再将县里这个保龄球跟着扔出去——但听“咣咣”两声响，市县两级的机构改革就结束了。
其实仔细想一想，机构改革就是跟玩保龄球一样。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紫雪市已经进行了六次机构改革。这六次机构改革的“精神”都一样：撤并机构、减少人员。然而六次机构改革下来，我们紫雪市委、市政府的人员却由第一次机构改革时的三百多人增加到现在的一千六百多人。县乡机关如出一辄，我们紫雪十六县，最小的一个县只有十万人，可这个县“财政供养人员”却有一万人，十个老百姓“养活”着一个干部。八十年代的时候，乡一级机关不设“人大”。进入九十年代，乡级机关普遍增加了一个“人大主席”，与乡党委书记、乡长一个级别。我们紫东县有一个乡，竟有十四位乡级领导干部：一位乡书记，四位副书记；一个乡长，四个副乡长；一个人大主席，一个副主席，还有一位人武部长。这是十三位。最后一位是乡计生专干——为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乡计生专干破格升作副科级干部，与副乡长一个级别。
以“撤并机构、减少人员”为目的的六次机构改革，其结果是：“机构增加一倍，人员翻了五番”。
第一次机构改革时，市县的机关干部还“吃了一惊”——万一被“分流”了怎么办？可也只“吃了一惊”——从第二次机构改革时就不吃惊了。因为每次机构改革，都能新调一些同志进来，新提拔一些同志上去。第一次机构改革时，我们玻管局只有十五个同志，一正两副三个处级干部。现在是八个处级干部，五十一个同志（含老乔）。十五个编制时期，十五人中含一正两副三个局领导，全局只有三个科室——只设三位科长，不设副科长。下来有九个科员。那时还没有“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这样的说法。可现在呢？朱锋、姬飞、牛望月这样的人，都是搭乘着机构改革这趟车走上处级领导岗位的。因此，同志们现在都拥护机构改革，因为这使每个同志有了新的机遇。
因此，机构改革就成为“打保龄球”——但听“咣咣”两声响——机构改革已经结束了。
老板上任后，将我任作政秘科长，让我一花独放。此后近两年时间，再没有动人事。
市里的机构改革动员大会结束的第二天，老板便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传达了市机构改革会议精神，对我局的机构改革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成立了“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老板亲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任办公室主任。
我才顿然明白了老板两年来“按兵不动”的原因——原来他是像诸葛亮那样，在等着“借东风”呢！
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事情，得师出有名。同样是挥兵攻打某处城池，师出有名，便是讨伐逆贼，替天行道；师出无名，就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
市里这次机构改革，就是老板等待来的“东风”。老板借得东风，在局里干净利落来了一个大动作——对局里的机构和人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
这次调整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机构设置呈现新的亮色，人员任用出现新的面孔。过去历次机构改革，没有突破八个科室。阎水拍局长曾尝试冲破这道“篱笆墙”，但冲了几次，没有冲过去。这次马方向局长终于“杀开血路”，“突出重围”，增为十个科室。
八个科室时期，称谓随着政秘科的变化而变化。政秘科叫办公室时，八个科室简称为“六科一室一会”。一室即指办公室，一会指局工会。办公室改为政秘科后，八个科室简称“七科一会”。
这次机构改革八个科室增设为十个科室。新增一科一室：一科为“督察科”，一室为“纪检监察室”。
督察科为新设机构，纪检监察室为半新设机构。过去局里有一个纪检副书记，但却没有一个专门的科室。若副处级的纪检组长是丈夫，正科级的纪检副书记是妻子。两个人结了婚，虽然也在一起吃饭、做爱并生孩子，却没有一所房子住。这次增设纪检监察室，等于给这一对已生出孩子的夫妇造了一所房子，并顺手雇了一个保姆——科里还设一个监察室副主任，为副科级。
李小南任了局工会主席。那个老板几次表扬过“不错”的“张不错”，被任命为监察室副主任。
冯富强不甘居李小南之下，经过竭力争取，由局工会副主席调整为督察科副科长，主持工作。这个科目前只有冯富强一个人，若不出什么差错，哪一天也许会将督察科长这个位子给他，但暂时不行。“视其表现而定！”老板这样对我说时，明显流露出对冯富强的厌恶。
我在老板家里几次碰到的“王某某”，接李小南任政秘科副科长。
在姬飞和我的联手运作下，出纳员康凤莲接冯富强任局工会副主席。
下海挂彩归来的老宋被任作政秘科副主任科员。老宋给老板反复认错后，老板已消了气，征求我的意见，对老宋如何安排。我是这样对老板讲的，我说，不给他一个副科级，完全能说得过去。老宋认错时也反复表态，对他的工作安排，他个人没有任何要求，组织让干啥就干啥！但安排一下，也能说得过去。毕竟是个老同志，在局里任副科长多年，现在又落魄到如此程度，给个副科级安慰一下，更能体现组织的温暖和老板的大气量。大人不计小人过，何况老宋现在已经服服帖帖。相比较而言，给个副科级安排一下为上策，不安排为中策。我说到这里时，老板笑着问我：“那下策呢？”我说：“下策就是将这家伙像一条狗一样一脚踢出去——原本就不接收他回局里工作，有明文规定在那儿摆着嘛！”接着我又恨恨地说，“这家伙那天还跟你吵，真是昏了头！看他那天像一条疯狗一样又扑又咬的样儿，我当时想，人急了真是能看得出来！如果不是老板您关照他，他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猢狲儿隔墙凉簸箕——还不知在哪儿仰着合着呢！那天我将他拽到我办公室好一顿训斥。起初他还像茅厕里的砖儿——又臭又硬，在那儿胡搅蛮缠，可很快软得像一堆鼻涕一样，承认他跟您嚷吵不对。后来那家伙痛哭失声，说他这一辈子算完了！人无后眼，当初哪根筋抽着了，放着好好的副科长不当，跟上鬼似的扑着下海。他还怨恨人家老顾，说他当时下定决心下海就是受了老顾的影响，跟上瞎子跳枯井哩！我说你不要怨张三，怨李四，人家老顾现在挣了几千万，牙缝里剔点出来就够你饱餐一顿。况且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人家老顾下海赚钱又没有妨碍你老宋赚钱！他被我说得无话可说，像个白痴一样沉默了一会儿，又央及我向老板你求情，担心老板你会记恨他。我说老板肚里能撑船，人家多大的肚量，能记恨你小小的老宋！以老板平日的为人，人家不但不会记恨你老宋，你老宋的事该上紧时老板还会上紧！但你自己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切不可头脑一发热就犯浑！退一步说，犯浑也得看对象！那李逵，仗着有两把板斧，动不动就冲人犯浑，可他一见宋江就磕头。还有孙悟空，把猪八戒当孙子耍，可他何曾冲撞过唐僧和观世音菩萨。咱们局里小牛和小马，动不动就互相尥蹶子，你刚一吹胡子我急忙就瞪眼，可他们啥时见了阎水拍老局长不是毕恭毕敬。以马方向局长现在在局里的威信和威望，完全可和阎水拍老局长比肩，连阎水拍老局长都说，玻管局现在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你冲马方向局长犯浑不是背着鼓寻槌——找打吗？玻管局的同志哪一个不会因此而对你产生反感心理？！”
那天我就这样在马方向局长面前如此这般将老宋贬斥一番，最后说，如果说他是个人，现在也是个“可怜人”；如果说他是一条狗，已成一条“落水狗”！此时给点恩惠，他会永远记着的。所以对他的安排，应弃下策，舍中策，取上策。
“那就给个副主任科员吧！也真是个可怜人，他调进局里工作比我早两年。他做副科长时，我才是个副主任科员呢！不要将人一棒子打死，治病救人嘛。”老板表了态，老宋做了副主任科员。
老宋之外，政秘科又新增了一个副主任科员岗位。这个副主任科员是否应给打字员小胡？老板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老板没有拿定主意。老板心中还有一个人，他在这两个人之间犹豫。这两个人老板都不讨厌，而且两人都向老板伸出了手。老板不想给一个得罪另一个。他想借我的口将这个意见讲出来，这样得罪那个人的就不是老板而是我了。而我正想去得罪“那个人”，让他明确地知道是我不同意他做这个副主任科员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权已悄然置换——由老板手中置换到了我手中。我对这两个人使用谁做副主任科员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老板需要这样一种“说法”：本来他准备让某某做政秘科副主任科员，可鱼在河坚决不同意。鱼在河毕竟是政秘科长，又是给政秘科配副主任科员，他的意见老板有时也得听一听。
而我也同样需要这种说法，这证明我的话是举足轻重的。我更需要另外一种说法：鱼在河那家伙看上去温文尔雅，还敢动刀子杀人呢！
是的，我需要这种说法！在玻管局这么多年，我何曾亲自“杀”过一个人！无论是对阎水拍，还是对马方向，我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儿。在他们面前，我的脊梁骨早断裂了，我甚至能听到我的脊梁骨断裂的“咔嚓”声。
别人以为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一个心慈手软的人——难道老宋不会这样认为吗？老宋不这样认为才怪呢！而惟独没有人知道，我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冯富强被我击溃了，我在对付冯富强的时候，只是躲在背后，（谁能看得见呢！）玩了个借刀杀人。我多想从幕后跳出来，亲自尝试一下“咔嚓”一下的那种快感呢！今天马方向局长给了我这个机会！
我将我准备“杀”掉谁的意见讲给老板听后，老板保准会这样对我说：“那你在党组会上将这个意见讲出来！”
事实与我“设想”的完全一样，包括老板讲的话与我“设想”的他将要讲的话一字不差！那天，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小胡做副主任科员的同时，将老板心中藏着的另一个人一把“拎”了出来。我对老板说：“小胡暂时放一放，这个副主任科员给小虎！”
老板马上对我说：“那你在党组会上将这个意见讲出来。”
果然一字不差！
我对老板说：“任用小虎一个人，能调动一批人的积极性。小苏、小马、小牛、小唐都会看到希望，工作劲头会更大，这里有个用人导向问题。”
老板对我的观点赞赏地点头。
小虎被任命为副主任科员兼老板专职驾驶员。小胡则被我像一个老和尚的鸡巴一样吊在了那里。宣布任命决定那天，这小子拉着小高几个去喝了个烂醉如泥。酒醉后一边哭着一边对小高说：“鱼在河狠毒啊！”
小高当天晚上就将小胡说的话一字不差告诉了我。我嘴角掠过一丝冷笑——谢谢你，小胡！我现在正需要“狠毒”这两个字。这就叫“杀一儆百”。我得让玻管局的同志们都知道，我鱼在河一旦举起刀子，毫不手软！
这次机构改革的第二个特点是：机构名称进行重新调整。政秘科再次改为办公室。全局十个科室简称“两室八科三系统”，或者“八科两室三系统”。
两室指办公室和纪检监察室，八科是指八个业务科。
“三系统”的第一系统为办公室系统。老板称为“中枢神经系统”。既是“中枢神经”，就有指挥其他“神经”的功能。其他九个科室的工作全部围绕办公室的工作转动。这个系统共由十二个同志组成：办公室主任鱼在河，副主任王某某，副主任科员老宋、小虎，打字员小胡，通信员小高，汽车驾驶员小苏、小唐、小马、小牛，另有一位新调整过来的出纳员和门房老乔。
仍然和赵有才主任时期一样：一个班的建制。
第二系统是纪检监察系统。老板称为“工作纠正系统”。这个系统由三人组成，真像一个“三口之家”。即纪检组长姬飞，纪检副书记罗一强，监察室副主任张不错。
第三系统是工会系统。老板称为“民主权利、福利保障、文体活动系统”。这个系统也由三人组成：行业工会主席牛望月，局工会主席李小南，局工会副主席康凤莲。
老板形象地将我们玻管局的“两室八科三系统”比作是一辆三轮车：办公室是前面的轮子，纪检和工会是后面的两个轮子，八个业务科则为轮子上的轴承。老板骑上自己亲手“打造”的这辆三轮车，拉着我们全局五十一名同志劲头十足地向玻管事业美好的明天驶去。
局里出了意外的事，纪检组长姬飞被人打了。打得不轻，住了医院。
姬飞这事出得没有一点新意，甚至有点俗不可耐。他是和老情人康凤莲“爱情”时，被康凤莲的丈夫当场抓获，于是姬飞就被打伤住进了医院。
这次摆平姬飞与康凤莲老公这档子事，马方向已使不上劲儿了，因为马局长不认识康凤莲老公。
这就奇了！莫非康凤莲老公做了那种变性手术？马方向局长突然不认识他了？康凤莲老公并没有做变性手术，马方向之所以不认识康凤莲老公，是因为康凤莲老公不是以前那个人了。
康凤莲目前的老公是她的第二任老公。对康凤莲目前的老公来讲，康凤莲也是他的第二任妻子。
康凤莲目前的老公和我比较熟悉，他是我在袁家沟中学教书时的老同事，名叫邓世清。
邓世清是和我在同一年度、同一学期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的。并且我俩住同一间宿舍。那年“袁中”（袁家沟中学之简称）就分来我们两个年轻人。
邓世清比我小两岁，他的出生年份“写”在他的名字上——他原叫邓四清——出生于“四清”运动那一年。直到上紫雪师范学校时，他才将“四清”改作“世清”。他告诉我，之所以改名为“世清”，取“世事洞明皆学问”、“清清白白过一生”之意。那时他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某一天晚上睡下后，他对我说，他将来结了婚，有了孩子，若是男孩，就取名邓通。“通”取“四通八达”、“通江达海”之意。道路越走越宽广，条条道路“通”北京：从政，定能做大官；经商，定能赚大钱；从文——说不准就是个沈从文。总之干什么都是最出色的。邓世清对我这样说时，我心想，若叫邓通，成为“沈从文”倒不一定，但做大官和赚大钱却是一定的——这个孤陋寡闻的家伙大概不知道汉文帝时有个幸臣邓通，年轻时十分有钱。而且邓通是个奸佞小人，勾结周勃、灌婴诬陷贾谊，逼使汉文帝将贾谊放逐长沙。除过这个有钱的“邓通”外，我好像在某部古典小说里还看到过，有一个勇猛的武将也叫邓通——想到邓世清的儿子将来是像张飞那样一个手拿丈八长矛“倒竖虎须，圆睁环眼”的家伙，我在被窝里扑哧笑了——我俩进行此类谈话一般都在晚上睡到被窝里以后。刚睡下，睡意还没有“袭来”，便天南海北胡嚼一通。
邓世清听我在被窝里笑，问我笑什么，我说不笑什么。接着我又假惺惺地恭维他说：“我觉得你给你儿子起的这个名字很有寓意——总之是一个好名字！费孝通的名字也有一个‘通’字，那是因为费孝通的父亲在江苏南通教过书——费孝通的这个‘通’字显然没有你儿子这个‘通’字寓意广泛和深刻！”
听我这么说，邓世清显得很得意，又对我说：“在河，人的名字其实是挺重要的。比如毛——泽东，蒋——介石，朱——元璋，名字叫得多响！我的名字叫得不好：邓——世清，像放了一串潮湿的鞭炮，屁屁屁的，叫不响。所以我儿子的名字一定得叫响。邓——通！你看这个名字叫得多响！”他这样说时，我却突然又想起了“通”的谐音是“桶”——饭桶！这样一想，觉得这名字更无趣了。
我对他这一番表述真是不以为然。人的名字叫得响叫得不响无关紧要。也有一个姓邓的人，名字倒叫得不响，这个人的名字甚至很普通，但这个人却是一个真正的伟人，被全中国人民尊崇。而且时间越久远，他的伟大越将显现出来。
我这样想着时，邓世清又说到了他的女儿。他说，若他将来生一个女儿，就取名邓云，或者邓雁、邓鸽、邓鹤——总之要飞到天上。他说他在某本书上看到过一个观点，男为有足兽，女为无翅禽。男人身上兽性的比例大一点儿，女人身上禽性的比例大一点儿。况且女孩子飞在天上，隐含着“远走高飞，蓝天白云，冰清玉洁”之意。邓世清对我这样说时，我不知怎么又想歪了。我想，飞到天上也不一定是好名字！与“邓雁、邓鸽、邓鹤”相比，还有一个“以一抵三”的名字，将这三个名字全都囊括进去了，可这个名字却并不好——邓鸟。我又一次扑哧笑出声来，而此时邓世清已打起了轻微的鼾声。这家伙常常是这样，正和我说着话，突然就睡着了。就像那些严重的心肌梗塞患者，“炸弹”吞得慢一点，就咽气了。
刚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时，我和邓世清的关系并不像以后这么亲密。我是大学本科毕业，他是中师毕业，我就有点瞧不起他。从他后来给他想像中的儿子取名字时，不知道古代已有过“邓通”这么个有钱人，足以说明中师毕业与大学本科毕业在知识面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加之这家伙长相又土头土脑。如果我像一条毛皮光滑的小狗，他就像一只老鼠或者刺猬。母老鼠怀疑老公有外遇，跟踪老公到一堆草丛旁。一只刺猬钻出来，母老鼠一把抓住刺猬，喊：死鬼，还说没外遇，擦这么多摩丝勾引谁呀？——邓世清即使擦再多的摩丝，也总显一副獐头鼠目的猥琐相。刚分配来最初的三天，我俩睡在一间宿舍里却不说一句话。那间宿舍的火炕中间，放两个笨拙的木箱。我的箱子用红漆刷过，他的箱子却是白木板，且上面有很多辨不清颜色的污渍。我当时想，邓世清这家伙该不会手淫时将脏东西顺手抹箱子上吧？这个箱子从读中学时就忠实地陪伴着他。箱子上有几处用小刀刻上的“邓四清”字样。后来我和邓世清相熟后，曾看着箱子上刻下的名字打趣过他。我说：“邓世清，你将来若成了大人物，这个箱子就能进纪念馆供后人瞻仰了！”我当时发现有两处刻的是“邓四清”，一处是“邓世清”。说明前两处是中学时代所刻，后一处是在紫雪师范学校读书时所刻。
总之我当时一看邓世清的全部财产只有这个白木茬箱子，就知道他的家境比我家还要差得远。他的箱子里，有几个手淫弄脏的旧裤衩。这家伙那时连裤衩都懒得洗，手淫时弄脏了，就扔箱子里，将上次弄脏的那个拿在手中揉一揉、搓一搓，将黄色的精斑搓掉，然后再穿上。因此在学校教师灶上吃饭时，他用手动过的馒头我从来不吃。除旧裤衩之外，他的箱子里还放一本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个中师学生能有几本世界名著呢？就这本《安娜·卡列尼娜》也有可能是从紫雪师范学校的图书馆偷来的呢！而当时我的红木箱里边，除过干干净净的衬衣和裤头，还有十几本文学名著。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等。
当时在袁家沟中学，这一红一白两个木箱，将我俩在火炕上隔开，我俩就像两根玉米棒子，一边搁着一个。
我记得我俩是在第四天晚上开始说话的。我们那个破烂不堪的宿舍有老鼠，一到晚上就出来猖獗地活动。前三天晚上我俩都忍着，连着三天没睡好。老鼠见我们没有任何反击行为，第四天晚上越发肆无忌惮，公然跳到木箱上，并快速地从邓世清脸上掠过。于是邓世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粗话，大意是说他准备跟这个老鼠的母亲发生肉体关系。与此同时他已拉亮电灯，穿一个皱皱巴巴的裤衩敏捷地跳下地，开始打老鼠。我当时也像一个勇敢的战士冲出掩体一般，从被窝里跃身而出，穿着裤衩配合他打老鼠。我俩打了十几分钟老鼠，拿木棍这儿捅捅，那儿捅捅，虽没打死一只老鼠，却将老鼠吓了回去，当晚再没敢出来。我俩不约而同折回身准备上炕时，邓世清突然哧哧笑着瞟了一眼我的裤头中间说：“鱼在河你的家伙大得很嘛！”——这就是我俩说的第一句话。接着他又说：“那只大老鼠莫不是钻你裤头里去了？”我当时完全出于自卫，也瞥瞥他的裤头，说：“你的也不小嘛！大老鼠在你那儿呢！”
后来我发现，人与人说话一旦说到生殖器这一带，关系就会遽然拉近，变得亲热起来。钻起被窝后，我还在继续反击他，说他“形而下”，思想里不干净。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觉得他不那么讨厌了。
那天我俩打破持续几天的僵局，谈到很晚。谈话的开篇和由头仍是生殖器。上床拉熄灯，隔着那两个木箱钻进被窝躺下后，邓世清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让我讲一个故事，必须围绕鸡巴来讲。我俩那时正处在青春期，那所农村中学又十分寂寞，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俩找到一个排遣寂寞的好办法，就是讲脏故事，说脏话。一开始我俩都不愿先讲，你让我讲，我让你讲，互相尽让。我当时其实并不是尽让，而是肚子里确实没有脏故事。邓世清见我讲不出，就不再逼我讲，他给我讲了两个。父亲带儿子去洗澡，地很滑，儿子将要滑倒时一把抓住父亲的鸡巴才没倒下。父亲生气道：幸亏你是和我来的，若和你妈来还不摔死你！见我在被窝里笑得喘不过气来，邓世清十分得意，又问我听没听说过“人体四奇”？我一边笑一边说没有听过。邓世清便说：鸡巴没骨，硬得出奇；阴毛没烫，卷得出奇；包皮没晒，黑得出奇；阴道没油，滑得出奇。
接下来他问我在大学弄过女生没有？我说没有。他认为我不老实，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据实告诉他，他也不会把“他的事”告诉我。为了引蛇出动，我装作老实地向他承认，弄过一次。我信口有鼻子有眼儿编了一个故事，说和我好过的那个大学女同学后来得白血病死了，我不想再提我们之间那些往事，因为一提我心里特别难过。他见我这么说，就不再追问。说起和他恋爱过的两个女孩。第一个，人家爱上了他，第二个，他爱上了人家；第一个，两人弄了一次，第二个，只到亲嘴为止；第一个，他抛弃了人家，第二个，人家抛弃了他；第一个，他早就忘到九宵云外去了，第二个，他却怎么也忘不了，一想起那个女孩心里就像猫抓似的。
第一个女孩是他高中同学。邓世清那天刚说了这样一句，又停住口问我，是想听他从头讲起呢，还是先听一下结尾？结尾就是他和那个女孩弄的那一次。我思忖了一下说，还是先听结尾，然后再从头听一遍，这样就给人一种听了两遍的感觉——过瘾！邓世清于是兴致很高地讲起来。他说他俩“那一次”发生的时间是他考上师范那个暑假的一天傍晚，地点是在清水河畔一片僻静的小树林里——他和那个女孩第一次到紫雪城玩。两人先是坐在那里拥抱、接吻，夜幕完全降临时，他就动手解她的裤带。她起初不肯，以手护着，后来就有点半推半就。他急忙趁热打铁，一把将她的裤子扯到了膝弯处。邓世清给我讲到此处时，用的就是“趁热打铁”这个词，仿佛那个女孩的两条腿是两块硬邦邦的生铁。这样蛮干，人家女孩生气了没有？我问邓世清。没有没有！她当时只是假装生气，在我手背上掐了一把，邓世清说。这么容易就将一个女孩的裤子扯到腿弯处，让我嫉妒，我恨恨地说，这个女孩肯定是个烂货，早和别人弄过了——所以驾轻就熟！邓世清见我这么说，生气了。说那女孩是个真正的处女。然后又攻击我，认为我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你那个得白血病死的女朋友才是个烂货呢！他这样恨恨地说时，仍显得气鼓鼓的。我见他因为生气有中断讲述的危险，急忙表示和解，认同他的说法，认为他的女朋友一定是个处女——比处女还处女——至少有两层处女膜！我夸张地讨好他，然后便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问他当时给那女孩屁股底下垫什么东西了没有？——总不能让人家裸着身躺在冰凉的河畔吧？要么就是提前准备好了一块毛毯？邓世清见我这么说，复又开颜。他扑哧笑了，说我真无知。提前抱一块毛毯往河畔走，人家女孩会跟你去？就像你若拎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哄骗一个人跟你到僻静处，人家会跟你去？邓世清这个比喻其实并不妥当，仿佛他和那个女孩做爱就是给人家往里捅刀子似的。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此时他又不失时机地攻击我一句，说我和白血病患者弄时才抱着毛毯呢！这下轮到我生气了，警告他再不要提那个已逝的女孩。我说，你这个人也太残忍了，怎么能将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呢！他见我这么说，急忙向我道歉，然后讨好地告诉我，他当时将自己的上衣铺在了女孩的屁股底下。我的语气这才和缓下来，说，那一定将衣服弄脏了吧？没有没有，邓世清连连摇头，说他当时笨手笨脚伏上去，刚挨过去，还没进门，就泄了。那还不射衣服上去？我关心地责备他。没有没有，邓世清复摇头。那莫非你给女孩射里面去了？又不是打气枪，“噗”一下就能打里边去；或者是那种高压水龙头，一下就将十个八个小邓通冲进去了。邓世清说，在那紧要关头，说时迟那时快，他猛地提了一下身子，一下就射女孩肚脐眼儿里去了……
邓世清是在从头讲起这个女孩对他萌生爱意的琐屑过程时，我才知道这个女孩名叫王小梅的。他从刚上高一时说起，某一次上体育课时她替他捡了一次篮球，某一次两人共同办黑板报时她触了一下他的手……这些平淡无奇的过程在我听来十分乏味，便催促他快点讲到结尾，又将那个还算刺激的结尾有滋有味听了一遍。
邓世清在紫雪师范学校上学后，就像高加林抛弃刘巧珍那样，抛弃了没考上学校回到农村的王小梅。他向我感叹：人就是这样，容易到手的，从来不会珍惜；得不到的，却又朝思暮想，欲罢不能！邓世清所说“得不到”的，就是他的第二段恋情。这个“得不到”的女孩名叫周华芳，是他的师范同学。我虽没见过周华芳，但从邓世清的讲述中，获知这个女孩有“倾国倾城貌”。邓世清告诉我，周华芳是城里女孩，比王小梅漂亮得多、洋气得多！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精灵！他说，自从爱上周华芳，他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你爱一个人，就是觉得她放屁都是香的！邓世清说话有时能夸张到令人恶心的程度。我听邓世清讲述时常喜欢冷不丁插一杠子，不按他的思路和叙述过程“跟进”。那天他说完周华芳的“香屁”，正在用充满深情的语言形容周华芳的容貌，我却突然问他，周华芳的身体怎么样？他当时不得不停下对这个女同学容貌的细致描述，回答我：“身体好着呀，没病！”我在心里想：哦，原来不是“多愁多病身”！那天关于周华芳的容貌他描述了很多，我只记着一句：“眼睛，还有手，还有洁白的小牙齿！”原来除了“香屁”，邓世清最初就是被周华芳的眼睛、手和洁白的小牙齿迷住的。
我俩那时都爱好文学。八十年代中前期，你若说爱好文学，人们就会敬你三分；若你是个“搞文学的”，人们就会再敬你三分；若你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几首小诗或小散文、小小说之类，人们就会又敬你三分，并且有很多姑娘会给你写信。不像九十年代直至新世纪初年，你若说你是写诗的，人们就会认为你是个疯子。甚至有人说，诗人最危险，是离饥饿最近的动物。而你若说你是一个作家，人们又会说，作家就像退休的元帅一样，以前的光环没有了，但还可以穿着不佩肩章的元帅服坐在那里。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就连作家都羞于说自己是搞文学的，因为你若说你是搞文学的，别人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没用的人——“啥也搞不了的人才去搞文学！”社会的价值观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八十年代，人们还羞于谈钱；可到九十年代以后，已在公开逐利。黄河、长江可以改道，但却没有人能阻止这种价值观念的嬗变。
待我从姬飞那儿获知是邓世清打了他之后，我已和邓世清多年没有往来，他和康凤莲结婚我都不知道。康凤莲也没有请我们单位的同事参加她的婚礼。他们双方都是“二婚”，“一对新夫妻，两套旧家具”，大概也不想张扬。但邓世清还是应该请我的，我们毕竟有过那么一段亲密无间的关系。不请我，反过来说明我们已经疏远到何等程度，甚至完全形同陌路——自从我调离袁家沟中学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否给他生下了“邓通”或者“邓雁”，我竟也一无所知。
邓世清成为我们紫雪市比较有名气的一家夜总会——康巴夜总会的老板，我还是这次姬飞被打后从姬飞口里获知的。确切一点，邓世清只是康巴夜总会的“二老板”，大老板是康凤莲的哥哥康二。在我们玻管局，有一个人一听到康二这两个字就哆嗦，这个人就是我手下的副主任科员老宋。
生活真是一个大染缸啊！和我在袁家沟中学一个炕头“同居”十年的老同事兼老友邓世清染指黑道，是我当初万万没有料到的事情。
当然，邓世清与他经营的康巴夜总会只是给人感觉带有那么点黑道的味道。截至他打伤姬飞之前，尚未听说他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至于他打姬飞，下手是重了一点，可毕竟有那样一个明摆着的客观原因，黑道之外的正常人群中亦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过邓世清生活走向的大幅度改变（我不想用“堕落”这个词），还是令我这个他旧日的老友吃了一惊。
在我的印象中，邓世清这个人虽然有点喋喋不休，话太多，但心术并不坏，心也不“硬”，所以对他毅然举起器械将姬飞打得爬不起来（或者就是打得“鸡”飞狗跳），我当时听说后还是有点不能相信，直到从医院探望姬飞出来，才确信真是这家伙所为。
一个原本还算纯洁的年轻人，为何七八年时间，变得如此不堪？我找不到答案。我不禁回想起我们一块儿相处的那些美好的岁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邓世清就像粘在我身上的一块嚼过的口香糖，甩都甩不掉。我这里所说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指我在袁家沟中学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俩关系最“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与柳如眉恋爱以至于初婚的那些日子。
就像当初邓世清狠心地抛弃了王小梅一样，中师毕业后，周华芳也狠心地弃邓世清而去，鹊飞别枝。邓世清说他当时简直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此后，邓世清恋爱一直不很顺利。他的前提条件是要找一个像周华芳那样的城市女孩。可城市女孩的眼睛都像二郎神杨戬的眼睛那样长在额头上，怎么会看上一个中师毕业的农村中学教师呢！何况他身高只有一米六五，被女孩子视作“残疾人”。邓世清惟一的特长是爱好文学，舞也跳得不错，后来和他交往的那些女孩大都是跳舞时认识的。每到寒暑假，他回到紫雪城大都泡在舞场。那时跳舞十分流行。可那些女孩和他相处一段就不愿意了。那些女孩乖巧得很，分明是她们自己不愿意了，却对邓世清说是她们的妈妈或者爸爸不愿意了。每次失恋后，邓世清就拉着我喝烧酒，酒喝高后涕泪滂沱给我背诵几首拜伦雪莱或者普希金叶赛宁的诗。诵毕便用叶赛宁说过的一句话反复安慰自己：别难受，别折磨自己。一切都将过去，犹如轻烟飘过白色的苹果林。一次喝醉酒后，他竟拍着我的肩膀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说：“在河，你说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咱们搞文学还可以理解；可八十年代末期人们都开始搞钱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人们搞完钱又开始搞女人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你说咱哥们儿是不是很傻是不是很傻！”这个醉鬼当时竟猛地扯了一把我的衣领，然后手一软，脑袋一偏，便醉得不省人事，只是眼角慢慢渗出两滴泪珠。
我俩的文学梦就在这次喝酒后结束得干净利索，从此再不谈文学。
我和邓世清情感的沸点是在我和柳如眉结婚的婚礼上。那是1988年冬天，至今我都记得十分清楚。我结婚邓世清跑堂端盘子时，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在食堂摔倒，当场将眼镜甩出去。这家伙总是在关键时候让人“大跌眼镜”，给人们平添一些笑料。
我结婚的1988年前后，紫雪城年轻人结婚在饭店包酒席的还不多。那时工资低，挣的钱少，结婚时大都是请一个有点名气的厨子，再请一些帮手，自己做酒席。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省钱。可见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距现在还是有很大差距。我当然也不例外，早在结婚前十天，便叫来一帮同学朋友帮忙，将婚宴定在市技工学校的一个学生食堂来做。当时恰好是寒假期间。那时年轻人结婚，大都在暑假或者寒假，学校放假，去学校包学生食堂容易。
我请来的七八个帮忙的同学朋友中，邓世清是最卖力的一个。他显得特别兴奋，好像不是我结婚，而是他结婚。举行婚礼的前两天晚上，我骑自行车来到技工学校。那几天，我主要负责布置新房，做酒席这一摊全部交给邓世清打理。我来到技校，见灯火通明的食堂里，只剩下邓世清一个人。他当时正十分专注地用烧红的火柱烫一颗硕大的猪头，散发出一种极其难闻的味道。走到身边他才发现我，扭回头对我说：“买来的猪头毛没褪尽，得重烫一遍。”我这才发现地下摆着十颗猪头，其中有八颗已烫干净，他正烫着的是第九颗，第十颗还没有烫。我俯身将烫过的和没烫过的作了比较。烫过的确实干干净净，耳根旁、嘴唇边、包括鼻孔里都收拾利索了，白白净净像女人的屁股蛋子。而没烫过的那一颗角角落落里全是毛，有些地方甚至有很多毛。“还有二十只鸡，我也重新拾掇了一遍。”邓世清向前边一指，我才发现案板上还放着二十只褪得干干净净的鸡。我当时心里有点感动，站在那儿和他说了半个钟头话。他和我说几句话，将烧红的火柱从炉膛里抽出，“咝”一下就在猪头上烫起一股白烟，那股难闻的气味直冲我鼻孔。我屏住呼吸以手扇烟退后几步，待烟雾散尽后再趋前和他说话。到我十一点多钟准备离开时，他已将第九颗猪头拾掇利索。我看他累了几天，让他和我一起离开。“剩下这一颗明天再烫吧！”我指着地下那颗没烫的猪头征求他的意见。他却摇摇头对我说：“明天还有明天的活，今天必须将这颗猪头烫完！”说着他已弯腰将这颗猪头从耳根上一把拎起来，扔在炉台上，将烧红的火柱“咝”一下戳了上去。眼里露出恶狠狠的光芒，简直有点像当年国民党反动派用类似的酷刑折磨被叛徒出卖的我地下党员一样。
他坚持要将最后一颗猪头烫完，我也就不好意思一个人先走了。我结婚，让人家半夜三更留下给我烫猪头，我看遇到这种事谁也不好意思先走。他见我哈欠连连站在旁边，停下手中的活儿推我，一边推一边说：“你快走快走，后天就入洞房了，要干多重的活？这两天早点睡觉养精蓄锐！”说到这儿，他突然又诡谲地悄声问我：“看在兄弟给你烫了这么多猪头份儿上，你给兄弟说句实话，你把嫂子睡了没有？总不会留在后天才睡吧？”我笑着回答他：“你说睡了就睡了，你说没睡就没睡。”“这么说还是睡了！”他有点惋惜地叹了口气，接着说：“要是我，我就不睡，非等到新婚之夜才睡！”他说着竟没来由地有点生气，用烫猪头的火柱指了指我的脸，我忙向后退了两步，以免将脸烫伤。此时他又说：“咱们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为什么硬挨到年三十的后半夜或者大年初一黎明时分才穿？就是因为年三十的前半夜穿上感觉没有后半夜或者初一的黎明时分穿上好。”他停了一下，有点焦躁地对我说：“如果你腊月二十八九甚至刚入腊月就将过年的新衣服穿在身上，那就更没意思了！”说到这里，他将火柱重新放进通红的炉火里，气呼呼地对我说：“鱼在河你信不信，我如果娶到周华芳，我肯定会等到进洞房才睡掉她！”
那天我俩就这样扯淡扯到十一点半。他因为一边说话一边烫，那颗猪头到十一点半还没烫完。他当时是硬逼着我离开的，让我赶快回去睡觉。他笑嘻嘻地说：“虽然柳如眉已被你睡了，但后天还是不能偷懒，我认为至少得做三次！”他一边送我到门口一边向我揸了三个指头。又说：“新婚之夜活干不好，两口子一辈子磕磕绊绊、别别扭扭；活干得好，夫妻俩一辈子和和美美、甜甜蜜蜜。”我俩在暗夜中分手时邓世清又显得十分高兴。因为在这之前他逼问我，他如果娶到周华芳，相不相信他会等到新婚之夜才睡她？他当时望着我的眼神十分热切，实际我根本不相信他能等到新婚之夜。但我知道这家伙是个较真的人，若我当时表示根本不相信，他热切的眼神立马会黯淡下来。轻则他会甩下最后那颗猪头不给我烫，重则可能将我的脑袋当做猪头来烫。这样一思忖，我立马十分诚恳地表示他是能做到的。我对他说：“你是个十分有意志力的人！你即使跟周华芳抱着睡在一起，哪怕睡一个通宵，你也不会干她的。因为你俩的线裤都没脱，我相信你的意志力！”听我这样说，他果然十分高兴，热切并有点紧张地望着我的眼神，一下变得灿然，拍拍我的肩说：“还是你最理解我！”他这样说着便放下火柱推我出门。直到我出了技工学校大门，他还站在食堂门口冲我喊：“你小子后天快活，却让我老邓给你烫猪头！”他喊着，“嘎嘎嘎”笑起来，那笑声在静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从我结婚前十天直到举行婚礼那天端盘子跑堂时摔倒在地，我相信邓世清是最累的一个人。每天晚上干活干到深夜回去，他一定还睡不着觉。我俩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现在我像柳永写的那样“鸳鸯绣被翻红浪”，他顾影自怜，一定会想起周华芳，想一会儿还得手淫一场。人在青少年时期有过一个短暂的手淫阶段，也不算啥。可邓世清从紫雪师范学校直到袁家沟中学，却是十年如一日，坚持天天自慰，后来发展到一天不自慰便睡不着觉。所以那天端盘子摔倒与他身子虚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邓世清在第n次恋爱不成后，已变得有点潦倒和玩世不恭，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但他下坠（我还是不想用“堕落”这个词）速度如此之快，我还是没有料到。
我和柳如眉结婚后，千方百计联系往紫雪城里调，以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柳如眉那时已在那个局里工作。因此严格地说，一票认识柳如眉比我还要早。从柳如眉的角度讲，是“他比你先到”。只是一票认识柳如眉时，一票已经结婚——否则柳如眉就不是我的妻子了，因此他俩发生“婚外恋”，还是有情感基础的。
在我联系调动期间，邓世清也一直在联系调回紫雪城。可一个中师毕业生比一个大学本科生联系接收单位难度要大出许多。但我前脚离开袁家沟中学，他后脚接着也离开了——他干脆辞职下海，跟别人去办公司，从此杳无音信。就像一只飞入林间的鸟儿，或者钻入灌木丛的兔子，一闪便不见了。我俩友谊的乐章，到此戛然而止。
坦率地讲，回忆起多年前和邓世清这些感情色彩颇浓的往事，我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可是在医院看到姬飞那种羞愧的神色，在姬飞家里看到姬飞老婆那副要死要活的模样，我心里更不是滋味。邓世清要姬飞拿出十万元了断此事。姬飞已背着家人悄悄给了邓世清两万元，可邓世清哪肯罢休！姬飞拿不出钱来，邓世清却不断捎话来，若在规定时间拿不出钱，他就去找姬飞妻子讨要。邓世清真要去找姬飞妻子，姬飞妻子还不上吊？姬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给我说这事时，难过得数次掉下眼泪。他握着我的手，将脑袋羞愧地别向一边，打着石膏的腿抖动着，说：“兄弟，这事就拜托你了！若能将此事化解，我姬飞就是你的姬飞，从此愿效犬马之劳！”
此事我当然愿为姬飞去摆平，也只有我能摆平此事。在玻管局的班子里，姬飞过去一直对我不冷不热，若即若离。而这个人却是一条隐藏得很深的毒蛇，说不准哪一天就会探出头来咬你一口。拿下了姬飞，等于搬掉了我前进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在玻管局再不会有人与我抗衡！余宏进马上要退二线，即将成为那种放进陈列馆的笨拙的老炮，已没有任何战斗力；陈奋远一直待我不错；朱锋是个胸无城府的炮筒子；牛望月像个长舌妇，只会在自己腿上拍几下，根本无足挂齿！我即使将他的亲侄子小牛的脑袋踩来踩去，只要报差费时不揭穿他那点儿鬼把戏，他就会心满意足拿着条据喜滋滋地去出纳那儿领钱。下一次再来报差费时，恰好我正在踩小牛的脑袋，他也会佯装没看见，见我提笔在他的一沓条据上签了字，他长舒一口气后，会站在一旁看着我踩小牛。甚至为了讨好我，还会提起一只脚和我一起踩，一边踩一边还说：“这小子太不争气，代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对我来讲，拿下姬飞，是我继拿下马方向之后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一个姬飞给我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票！就像战争年代一名挥着驳壳枪的连长，冲上敌人阵地时，身后至少跟着一个尖刀班！
如果拿下阎水拍是辽沈战役，拿下马方向是淮海战役，拿下姬飞就是平津战役。至此，我在玻管局进行的“三大战役”干净利落地打完，下来就是占领南京和解放全中国的问题了。
鱼在河同志啊，你又比邓世清高尚多少呢？他是明火执仗公开勒索，你却口蜜腹剑、不择一切手段向上爬！在这一点上，你和他又有多少区别呢？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一个杀人犯，一刀过去结果了对方，或者下毒药悄悄药死对方，在量刑上有区别吗？鱼在河啊，你就是那个悄悄下毒药药死别人的可怕的家伙！
第三十五章
我已和郑向洋市长认识并已有一定程度的交往。我走向郑市长得益于两座桥梁：一是那份果然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的材料；二是那个雷秘书。
当今社会，跟一个人认识并很快建立一种密切关系，并不复杂，有时甚至很简单。不像古代，要找到一个朋友，还得摔一把琴什么的。伯牙鼓琴，六马仰秣。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于是伯牙摔琴谢知音。
雷秘书是在我们搞完材料离开的前一天抵达紫东县的。他的派头比我们老板大得多。一到紫东宾馆下榻，便问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知道他已“抵达”的消息不？他说的第一个某某同志是指紫东县委书记，第二个某某同志是指县长。我当时赶忙点着头说知道。“那他们还不来看我？”他这样说时，面有不悦之色，然后低头看那份打印好的厚厚的材料。那份材料的标题是：“十亿元资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他提笔将这个标题勾掉，一边勾一边摇晃着腿——他当时坐在房间那把考究的仿古太师椅上，跷着二郎腿看那份材料，我则垂手侍立在一旁。雷秘书抵达紫东县的那天上午，县接待办主任已将这间“总统套房”留给了他。接待办主任当时笑着对我说，雷秘书跟郑市长来紫东受委屈了。每次郑市长住套房，他只能住一个标间，这次让他也享受一下市长待遇，反正这套房闲着也是闲着。实际这个总统套房也就比普通的套间豪华一点，说白了也就是紫东水平的“总统套房”。
那份材料的标题实际是我故意写成那样的。那份材料写得十分扎实，站得又有点太高，雷秘书也是搞材料的（套用邓世清那句“箴言”则是：九十年代末期，人们连女人都不搞了，咱们还在搞材料），一看准会大吃一惊。大吃一惊后就会有点不舒服，甚至有点嫉妒：怎么玻管局一个搞材料的，搞出来的材料比我们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的水平还要高？那份材料若是我画的一条完美的蛇，最后故意添了几只足，让雷秘书将蛇足砍掉——那样他就不会嫉妒了，因为他已认为这条蛇是他画的了。
那天雷秘书一下车就像市长那样板着脸。我提着他的公文包跟他进了房间他板着脸，我殷勤地给他茶杯里注满沸水他板着脸，他坐在太师椅上开始看材料时仍板着脸。他原本是准备看完材料后挑出毛病训斥我的，因此不能提前把脸放平和。秘书和领导的区别就在于：秘书总是拿捏得像个领导，眼睛长在额头上，对人待理不理的，脸板得像建行的龙卡或农行的金穗卡。领导却总是和颜悦色——而且领导的职位越高，官衔越大，待人越温和，一不小心就会走过来握着你的手嘘寒问暖，尤其爱问你家过年能不能吃到肉和饺子。那天雷秘书的脸本来都快板成工行的牡丹卡了，看到那个“十亿元资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的标题后，才忍俊不禁，终于开颜一笑，一边笑一边摇腿一边抬头看着我说：“这个标题思路和切入点本身不错，以十亿元资金点题，这是对的，但后半部分走偏了。就像一个美女，上半部分无懈可击，可往下看，却是两条罗圈腿和一双像搓板儿一样的大脚。”雷秘书被自己这个比喻逗笑了，又乘兴发挥，说，“或者像一股水，本来在渠道里流着，可却突然不知渗哪儿去了。”我当时赶快接上话茬儿顺着他的思路讨好他，点着头说：“就是就是，又像一辆汽车，正在柏油路上跑着，却突然找不见了，哪去了？翻沟里去了！还像一个小学生，大清早起来迷迷糊糊穿裤子，一只脚蹬裤筒里了，另一只脚却不知蹬哪儿去了。”
“就是这个道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后半截显然不妥。咱们来推敲一下。这后半截不应该‘扬’，而应该‘抑’，‘抑’而后止——戛然而止！就像高档汽车的刹车片一样，轻轻踩下去平稳地停下来。有了！‘是从哪里来的’，‘十亿元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这不就出来了。”雷秘书高兴地拍腿，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急忙以手捂了一下嘴——我材料的原稿就是这个标题。
接下来三十几页材料，雷秘书只勾掉了一小段，改正了几个明显的错别字。这几个错别字是我故意写错的。另外还有较多的标点使用错误，尤其是该使用句号时我却使用逗号。这一点显然被雷秘书看出来了，他皱皱眉头说：“你这家伙怎么喜欢一逗到底？又不是做爱，欢实得不想停下来！”
雷秘书最后的评价是：“材料还行，说明你驾驭文字的功夫尚可，但你的基本功还是差一些！”他说的“基本功”是指错别字和标点符号。
他说到“驾驭文字”时，我又想笑：仿佛我不是写材料，而是骑着一匹马。但我没敢笑出声来，只是咬着牙根咧了一下嘴，为了阻止笑声像一个淘气的小孩子一样从牙缝里钻出来，我急忙龇着牙走过去给雷秘书杯中再次注满沸水。直到这时，他才仿佛看见我一直像《红楼梦》里宝玉的贴身书童茗烟一般侍立在一旁，这才指着旁边的另一把太师椅对我说：“你坐！你坐！”
我刚欠身坐下，他皱着眉头抬腕看看表，这一看就从门里“看”进两个人来。我抬头一瞧：是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来了。
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一进门便满脸堆笑，先后热情地伸出双手与雷秘书紧握。我则如惊弓之鸟一般，急忙将那把屁股还没坐热的太师椅让出，重新像茗烟那样站起来，悄悄溜一边。第一个某某同志毫不谦让地坐到我让出的太师椅上，第二个某某同志则侧身坐床上。两人落座后异口同声对雷秘书表示歉意，本来应早点过来看雷秘书，但下午有一个会，会一开完就“赶”过来了。
他们说这一番话斟酌词句时，特别强调了一个“赶”字，仿佛他俩是两个去赶集的红脸膛农村后生似的——若时光退回去二三十年，这两个“某某同志”说不准真是两个红脸膛的农村后生呢！两人结伴去集市上卖冰棍儿，一个老练一些，一个羞涩一些。老练的扯着嗓门高声叫卖：卖冰棍儿！卖冰棍儿！羞涩的不好意思吆喝，一着急，跟着一声一声喊：一样！一样！
那天下午是规格很高的盛宴。古人劝诫后人，有“宴安鸩毒”这样的说法。意思是沉溺于宴席之欢，贪图口腹之乐，留连声色犬马，等于饮毒酒自杀。这话说得毫无道理，至少也有点危言耸听。我做了政秘科长后，三天没人请我“宴安”，就浑身不自在，有时甚至有那种如坐针毡之感。后来我跟雷秘书相熟后，他也有此同感。而且我们都不拒绝声色犬马——为什么要拒绝呢？傻瓜才拒绝呢！比如柳如叶，算得上是一个让人销魂蚀骨的床上尤物吧（我的想像，尚未实践）！莫非我和这个聪敏狡黠的小蹄子上床做爱，就等于是喝一杯毒酒？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样的毒酒我恨不得天天喝呢！我要比这妮子大出差不多十岁，若我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去“打造”她时，定会有老蚌怀珠、老牛舐犊之感。据我多次目测，她的乳最差也是半球状，总之肯定不是地梨状，说不准还是个鸭梨状呢——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出售的那种光鲜饱满的大鸭梨！和这样一个波霸在蓝天大酒店的总统套房造爱，多催情？要比那些鬼头鬼脑的鸨儿将你带进阴暗狭小、气味难闻、肮脏潮湿的包厢“靠”那些阴道发炎的妓女幸福多多、享受多多、满意多多呢！包括惠五洲和郑向洋，见了柳如叶也会眼睛发直——只是他们不敢发直，在那儿装模作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紫雪市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多少深沟大壑，可惠郑两人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却无处藏身。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所以他们就只能背抄着手，目不斜视地从蓝天大酒店出来，再从白云大酒店进去。即使在大厅里碰到柳如叶，或者是碰到正在出席全市玻管工作会议的陶小北，也不敢正眼瞧她们一眼，更不会像我和小北去红海湖玩那天碰到的那两个打兔子的家伙那样，目光不由自主被她们的美艳牵引，来个“哥哥回头望、妹妹恁漂亮”！
是的，这是一个波霸称雄、到处散发着强烈的荷尔蒙气息的时代！对我和雷秘书这样的人来说，已是承欢侍宴无闲暇，虽未达到惠五洲、郑向洋“黄门飞鞍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的程度，但已着实是“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那天由两个某某同志亲自作陪的酒宴，自始至终气氛热烈。雷秘书居中，两个某某同志像麻将牌一样，一边插一个“接应”。下来是我们老板，下来是县里一位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再下来是我和李小南。然后是两办（县委办、政府办）主任。“茗烟”这一角色移交给了县接待办主任。接待办主任是一个年龄比两个某某同志还要大的男同志。我初步目测了一下，他的年龄应是五十多岁，比余宏进略小一点，比陈奋远略大一点。推测他比余宏进小，是看他脑壳上的毛发。余宏进早已满头飞雪，而他只是华颠相间；推测他比陈奋远大，是看他脸上的褶子——他脸上的褶子比相声演员李文华脸部的褶子还要密。一道褶子与一道褶子之间的距离，比一片暖气片与另一片暖气片之间的距离近得多！如果陈奋远脸上的皱纹是一个拉开的手风琴，这位接待办主任脸上的皱纹就是一个合上的手风琴——表述得准确一点，应是手风琴拉开或合上的皮制风箱。
宴饮间，接待办主任始终弓着腰满脸堆笑垂手侍立一侧。他的主要任务是用一双灵敏的眼珠子始终盯紧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手中的酒杯。某某同志和某某同志都不喝酒，只要他们一端起酒杯，接待办主任便趋前一步，利索地抢过来不由分说倒进自己嘴里。有时两个某某同志同时端起酒杯，他干脆双手同时伸出，同时将两杯酒接过来。我那天有个“惊人”的发现，接待办主任双手端着两杯酒时，总是先将第一个某某同志的那杯酒倒进嘴里，再将第二个某某同志的那杯倒进嘴里。他双手同时端两杯酒至少在十次以上，可却从未先将第二个某某同志的那杯酒往嘴里倒。有一次已将那杯酒送到嘴边，脖子正准备像我写的那份材料标题一般，向上“扬”那一下时，却又突然有点烫嘴似的迅即将那杯酒移开，将另一杯酒倒进去，定定神，才又脖子一仰，将第二个某某同志这杯酒倒进去。我那天发现这一点后，不禁在心里暗暗称奇——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那天雷秘书显得格外兴奋。他一落座，发现了李小南，眼睛一亮，随即便巧舌如簧，妙语如珠。饮酒时十分爽快，毫不推辞。有一次他和某某同志碰杯后将那杯酒往嘴里倒时，一边倒一边撩起上眼皮向对面的李小南看过来。就像当年邱少云所在的那支潜伏部队，脖子以下一动不动，只是将插满树枝的脑门儿向上抬了抬。那天雷秘书显然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喝酒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某某同志和李小南。他一边和两个某某同志应酬，一边时不时多情地往李小南那儿瞭一眼，两道目光像从炉膛里蹿出来的两支不安分的火舌，不停地被风吹拂，向李小南那边倾伏。而我则是“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老板为中心，一个基本点是像那个接待办主任代两个某某同志喝酒一样，不停地代老板喝酒。那天的中心是雷秘书，我们老板马方向显然有点受冷落。为了使老板不受冷落，我频频举杯邀酒来营造我们那个方位的热烈气氛。起初我还代李小南喝酒，但雷秘书很快吃醋地冲我嚷嚷起来，明确提出要剥夺我这项权利。我乐得顺水推舟，将这项权利拱手相让。雷秘书代李小南喝了第一杯酒后，竟高兴地冲我抛来一个媚眼。那天的酒席十分有趣，就像一个酒厂的生产车间，始终有三条流水线：接待办主任不停地代两位某某同志喝酒，我不停地代老板喝酒，雷秘书不停地代李小南喝酒。
席散后我跟雷秘书到他房间，他突然从手包里掏出一堆票据整理起来。有出租车票，有百元、五十元、二十元、十元的餐饮票，还有两张五百元的。他沉着脸点票据时，我早到我房间将五千元钱塞进我们玻管局印制的那种公用信封里，再到雷秘书房间，进门时背过一只手将门锁按钮吧嗒按下去。当时雷秘书刚将那沓票据清点完，拉开手包拉链正欲装进去。我伸出一只手将他拿票据的手轻轻止住，另一只手十分敏捷地拿出那个信封扔进他手包里。接着我将他的手包拉链拉上去，顺势将他手中捏着的那沓票据接过来，快速地扔进我的手包里。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笑着对雷秘书说：“早就想给你办点事了，没有机会，今天终于让我抓住机遇了！”
我一个“抓住机遇”的说法，博雷秘书粲然。他问我：“能处理？”（指能报销）“当然！”我回答他。接着又说：“办公室主任是干啥的？不就是为领导搞好这些服务的嘛！”他又直白地问我：“多少？”（指我给他包里塞进去多少钱）我说出数字。他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说：“我这些票据恰好是四千九百九十五元，只差五元，你怎么像长着一双火眼金睛似的。”我笑了笑，说：“只差五‘元’，说明咱俩有‘缘’——心相通、情相连嘛！”
雷秘书随即又拉开包掏出五元钱，笑着递给我说：“好朋友，清算账！”我没有推辞，拉开我的手包，将那五元钱塞进去。
雷秘书脸上的线条和看着我的眼神格外柔和起来。我趁着酒兴提出，想请雷秘书出去“放松放松”。他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不要称我雷秘书，称雷兄即可。”我对雷兄说：“战争年代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铁’，是看有没有一起‘扛过枪’，七十年代是看有没有一起‘下过乡’，九十年代雷兄你说是什么？是看有没有一起‘嫖过娼’！”雷秘书仰脸哈哈一笑，拍着太师椅的扶手连称“有道理！有道理！”接着他又补充说，“九十年代也可以说是‘下过厢’！”他伸出手指在空中左右摇晃着，比画了个“厢”字。
我接着又对他说，有句话这样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娼，娼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还有比这话更绝的呢！我有个旧日的朋友，喜欢文学，他喝醉酒后对我说出一番惊世骇俗的话，他说，鱼在河你说七十年代末咱们搞文学还可以理解；八十年代人们都开始搞钱了，咱们还在搞文学；九十年代人们搞完钱又开始搞女人了，咱们还在搞文学！这段话套用在咱们这些写材料的人身上，那才叫妙呢！雷兄你说七十年代末咱们搞材料还可以理解；八十年代人们都开始搞钱了，咱们还在搞材料；九十年代人们搞完钱又开始搞女人了，咱们还在搞材料。”我将这段话“套用”完，又说，最后再给它加一句，“九十年代末人们连女人都不搞了，咱们还在搞材料！”
“妙！妙！真乃绝妙好词！”雷秘书晃着脑袋玩味着，一边玩味一边说：“偷不着，不搞了，这才是点睛之笔！”他抬手在我肩上有力地击一掌说：“没想到你这家伙这么有智慧！”
“这点智慧还不是你下午给我改材料时‘点拨’出来的——又不是我头脑里固有的！”接着我又说，“咱们现在有理由出去‘放松放松’了吧？”
雷秘书说：“我倒不是有什么顾虑，主要是觉得没意思，那些小姐一见面就像炮弹一样往怀里钻，一点情趣也没有。咱们又不是那些土老板，玩也应玩出点意境来。”雷秘书想了一会儿，突然眸子里欣喜地一闪，对我说，“咱们叫李小南一块儿去唱歌跳舞吧！”随即他又说，“我最爱听那些老歌了，老歌就像陈年的酒，越听越有味道；又像可爱的女人一样，越交往越难以割舍。”
第三十六章
我上小学时，曾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涂个红脸蛋，唱过一首歌，歌名叫《火车向着韶山跑》。1998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我没有涂红脸蛋，却和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乘上了火车。当然我们没有向着韶山跑，而是“向着上海跑”。
我和陶小北坐在一节软卧车厢里，咣当咣当向上海驶去。
小北在局里请了一年假，去上海某大学学习。学习期满后，准备辞职赴美读书。在美国读完书后，或者回来，或者不回来。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大量涌向海外读书。世事轮回，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国人再次大量涌向海外。到九十年代末期，不仅北京、上海的学子们出国读书已不鲜见，包括我们紫雪这样的北方落后地区，有人去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读书，亦已成为平常之事。我们紫雪市有户寻常百姓就有三个孩子在美国。这三个孩子都是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的。而他们的父母亲只是紫雪市政府的两名科级干部。
时代的脚步向你奔过来时，可真是比这列开往上海的火车的劲头还要大！也就是十五年前，即1983年左右，有一帮美国人来我们紫雪考察刚刚发现的地下资源时，在紫东县和紫北县，大批群众涌上街道看“洋人”，比逛庙会都热闹。外宾的车队出行，街道两侧挤满了好奇的人群。小孩子们齐声呐喊：“一二，美国佬，滚出去！”老外听不懂，误以为是热情地欢迎他们，打开车窗笑眯眯地向人群招手致意，并咔嚓咔嚓摁动快门拍照。
是的，没有人能逆转时代的潮流，否则将会被碾轧得血肉横飞。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陶小北出国，就成为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何况她仅是出国读书。她就是和老公离婚后嫁给个老外，或者干脆移居海外，也已没有一点轰动效应——其实轰动效应出现的太多并不好，只能说明这个时代太封闭。当年金圣叹带着木枷临刑前，“看客”人头攒动。攒动的人头中，有一人却不是看客，他的脸上爬满泪痕！这个脸上爬满泪痕的人是金圣叹的儿子。金圣叹当即作一联：
莲（怜）子心中苦
梨（离）儿腹内酸
即使在临死的时候，金圣叹也只敢用谐音作对来表达内心的凄苦，可见那是一个多么专制的时代！
小北到上海去，我请假去送她。当然我向老板请假时，并没有说我到上海去，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一周。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说我要到北京参加一个短训班。这样那样以收费为目的的培训班邀请函隔三差五会寄到我们局里来，我想到哪儿去，还不是拔一下腿的事情？我这两条腿可以走到国内任何一个城市，包括到香港、澳门转一圈也十分简单。做政秘科长半年之后，我就陪老板去过一次新马泰。在泰国东南部旅游城市帕塔亚奢华的仿古希腊式建筑大剧场内，观看了泰国和东南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堪比法国红磨坊的人妖演出团体——蒂芬妮人妖歌舞团的演出。当然若要到美国去看看莱温斯基或者那个当时正焦头烂额的克林顿，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费用有点过大。当时到美国去，得五万多块钱。花这么一笔钱，仅是为看看莱女和克林顿，还是有点浪费。而且去了不一定能见上他们。倒是在国内，随时可以见着他们——只要打开电视。
火车在暮色中咣当咣当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我和陶小北的身体不时地轻轻摇晃着。我俩都是上铺。有一阵儿，我们仰靠在各自的铺位上，谁也不说话，仿佛在倾听火车咣当咣当的奔跑声。一会儿，小北首先打破沉寂，以手支颐，侧身向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两个傻子看着远去的火车。一个说：铁轨越远越窄，那么大的火车怎么也不出轨掉下来，走得还挺好？另一个说：傻瓜，没看见火车也越远越小嘛！
这个故事并没使我轻松起来，反倒令我更难受。小北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娇模娇样，气息轻盈。把眼望去，她的身子曲线起伏有致，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想到这样一个娇美绝伦的女孩像她讲的故事里那辆“越远越小”的火车一般，即将在我的视野中变作一个黑点——然后消失！此后只能青鸟飞去衔红巾。我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深切的疼痛和难以排解的忧伤。
三月三日天气新，玻管局里多丽人。而今，玻管局最“丽”的一位“丽人”，将从我的视野里消失。此后我的生活中可触可及的女性，只剩下了丰满（风情？）的柳如眉，丰润（风流？）的李小南和丰腴（风骚？）的柳如叶！这“四姐妹”中最丰姿秀逸、丰韵风雅、绰约可人的陶小北，却要离我（弃我？）而去！失去了陶小北，对我而言，虽有风情风流风骚在，纵有健妇把锄犁，我也会——禾生陇亩无东西！为解失去陶小北之恨，我竟促狭地将那三个小蹄子作践为正在扶犁躬耕的“健妇”，仿佛如此“惩罚”她们，我心头的“痛”和“恨”就会减轻一些。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在我心目中，小北兼有汉卓文君的婉约和唐杨玉环的闲冶。不任罗绮，婉娈万态，光彩照人。望着小北卓杨般姣好的面容，回溯我们在玻管局相处八年来息息相通的朝朝暮暮，回想这些年在我们心中悄悄涌动和流淌的那些真挚的情愫，我不禁悲从中来，心如刀割！我想起梁启超集晏殊词句所作的那一副对联：
欲寄此情，鸿雁在云鱼在水
偷催春暮，青梅如豆柳如眉
这副对联里嵌有两个人的名字：鱼在水和柳如眉。鱼在水当然是我了，柳如眉是谁呢？我心中的“柳如眉”并不是我的妻子，而是眼前伸手可触的这个女子——陶小北！
从我调到玻管局的那天起，我就被这个兰质蕙心的奇女子那双亮亮的眼睛所吸引。小北的一双美目，就像人迹罕至的深山里突现一潭湖泊，幽深而清澈。我曾试图放弃一切，放弃仇恨，放弃名利，义无反顾地跳进这潭“湖泊”中去。可我最终没有跳进去，却离她越来越远。
如果她知道我的内心竟是那么龌龊，那么丑恶，那么阴险，那么歹毒，她会是多么地伤心和难过。
她曾经试图改变我！但她从来没有将这种“试图”告诉我。如果她告诉了我，那也是用“心”告诉我的。她调皮地看着我，眨巴着眼睛问我：你能不能不要那样刻意地、疯狂地追逐！那些东西值得你为之付出一生吗？为那么一点蝇头小利，扭曲自己的灵魂，得到的真的多于失去的吗？
欲海无边，回头是岸。如果我毅然回头，将我的丑恶向她和盘托出，她一定会原谅我。女人普遍有一种“慈悲为怀”的心理，即使面对的是一个恶棍，只要这个恶棍改邪归正，她们也会爱上他，献身于他！
可我不但没有改邪归正，却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
舍弃陶小北，对我来讲有一种摧肝裂胆、撕心裂肺之痛。这种“痛”，别人不会看出来，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出来。有多痛，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那种忧伤，就是在这种痛彻肺腑的基础上，一缕一缕升起的。
现在，这个女孩子就这样离我而去，此生天涯海角！如果我和小北是一副对联的上联和下联。下联突然随风飘走，而且一飘就飘得那么远！从此我将成为一副单联，一副独联，一副孤联，悬在空中，此生再无人能“对”！
想到这里，我已像马嵬坡前的唐玄宗那样眼里噙满了泪水。
难道我疯狂追逐的一切，全部加起来，能有这个女孩子珍贵吗？我怀疑！可我已不能自拔！
男人啊！你这令人生厌的追名逐利之徒！
此时，我已侧转身子。我想将那种在我胸中翻江倒海般涌动的忧伤压住，压在身子下面，不要让它像晕车那样泛出来。
我就这样侧着身子，望着小北；小北也侧着身子，扑闪着眼睛望着我。我顿然发现，我俩已这样相望了一千年、一万年！
望着小北，除了忧伤，还有温暖和甜蜜。她的脚穿着薄薄的丝袜，像一对乖巧的猫儿卧在那儿。我想起八年前，我们去红海湖玩儿的那次，她将一双美轮美奂的脚搁在沙滩上，搁在清澈的水波里，从此搁在了我的心上。我当时就有过一种想去摸摸这双脚的冲动，但八年了，我却没有去摸。这八年我干什么去了？去打我的三大战役去了。我打得多么苦啊！有时我甚至心力交瘁，但我却死死地扛着。我知道，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我不能放弃，哪怕战到只胜一兵一卒！我“胜利”了，“敌人”望风披靡、俯首称臣。但这就是我要的胜利吗？我才知道，原来胜利同时就是失败！我在胜利的同时也失败得如此彻底！
是的，这就是人生！当你得到的时候，你必然要失去。当你所追逐的一切全部得到的时候，也就到了你全部失去的时候——因为衰老和死亡正在向你步步逼近。
你死了，你还有什么？难道有谁能逃脱死亡这个冷冰冰的巨大的阴影对那些追名逐利之徒的嘲弄吗？有谁能摆脱这个亘古不变的命题对人生的叩问吗？死亡是一条鞭子，永远鞭打着每一个人的灵魂；死亡才是总路线——谁都不可能偏离这条亘古不变的道路！
惟其如此，生命中才有一些东西更值得你珍视！
我将我这些话语用眼神告诉了小北，我说：“小北，我爱你！”我将我的忏悔也用眼神告诉了小北，我说：“小北，我对不起你！”
是的，我对不起这个晶莹剔透、冰雪聪明的女孩子。我再次欺骗了她，利用了她——我这次到上海，送她只是幌子，我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好长时间，我们始终没说一句话，就这样相望着，用心灵相望着。已到子夜时分，除过咣当咣当的声音，大地和田野睡着了，整个列车仿佛也都睡着了。这个软卧包房只有我和小北两人，两个下铺空着。我的身子突然被一个“千斤顶”顶了起来，被一缕风儿吹了起来，被一只吊车臂抓了起来。我被这只吊车臂抓到哪儿去了？原来是抓到空中去了，我以为它嘴一张，会将我扔山谷里摔死。可它却没有将我扔山谷里，而是扔到了陶小北那个窄窄的铺上。
我真真切切地将她揽在了怀里。铺太窄，我没有办法不和她贴紧、再贴紧！薄薄的衣衫也变得那么厚，只能去掉它！“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这是苏东坡的词句。我一边用心吟哦，一边用眼睛、用嘴唇、用身体，用我的全部对小北说：“北北，我爱你！”
我们成为一副自然天成的对联，我是上联，她是下联。还有一个横批——这个横批从此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纵然天涯海角！
在上海，我和小北缠绵了三天。
三天后，我将小北送到学校，我告诉她，我要到北京去。
我并没有立即到北京去，告别小北，我又在上海找个地方住下来，我又住了三天。
这三天，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我将来上海前自己亲手在电脑上打印好的几封信，复印了若干份，在上海的邮局买了很多信封，将这几封信装进去，寄出去。收信人是我们紫雪市所在的那个省的省委省政府及人大政协的所有领导同志，以及一些部门和厅局的主要负责同志，省委组织部副处级以上的所有同志。比如，邮：某某省某某市某某路某某号某某省委某某书记收。等等。
几封信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反映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落款也不同。这封信的落款为“王盼”（我盼），“党丰政”（党风正），那封信的落款则为“金侯芬”（金猴奋）。还有“齐居豹”（齐举报），“党耀冠”（党要管），“潘青莲”（盼清廉），等等。这些化名里最搞笑的是“潘青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她的姐姐或妹妹潘金莲。
也有部分信件，落款署名为“紫雪市部分老干部”。
当然，发信时，信封上的地址不是手写体，而是电脑打印的一个白色纸条。
我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戴着一双橡胶手套，为什么戴手套呢？和那些破案故事片里作案者的心理是一样的：我不想让公安局的同志查出，这些信件与紫雪市玻管局一个名叫鱼在河的同志有关。即使我在发这些信件时，“一不小心”误给自己也发了一封，待我这次“出差”完毕回到紫雪，那封我自己发给自己的信件已像雪片一样先我一步飘落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漫不经心地撕开信封，发现是一封反映某某同志独断专行，任人不唯贤，大搞派性并有严重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的匿名信时，我甚至会在心里奇怪地发问：这封信是谁发来的呢？这些人，真是无聊至极！
作为某某同志任人不唯贤的一个例证，这封信里还提到了马方向局长。马方向局长怎么不“贤”呢？以马方向局长的才干和魄力，担当更重要的领导职务也是绰绰有余的呀！这我鱼在河最清楚。看毕这封信，我义愤填膺！我甚至会将这封信拿给公安局的同志，让他们调查一下，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揪出来，看到底是什么人在破坏我们紫雪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在上海的这三天，我每天出去发几十封信。当然不是在一个邮局发，总是打车跑到很远的邮局。若我住在浦西，我就跑到浦东去发；若我住在静安区，我就跑到徐汇区发。我甚至在南京路的一个小邮局往邮筒里塞了几封信，然后便像过去电影里那些“特务”一样，左瞧瞧，右看看，将衣领翻起来捂住嘴和脖子，匆匆地汇入南京路熙来攘往的人流。
三天后，我又来到祖国的心脏北京。
随后，我又来到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离开深圳，我神不知鬼不觉返回紫雪。
第三十七章
余宏进副局长就要退居二线了。余宏进副局长比阎水拍局长小三岁，余局长退二线，意味着阎水拍局长将正式退休。
余局长退二线，就又空出一个副局长位子。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出现扑朔迷离的局面，一切都很清晰。由谁来补缺，局里没有任何争议。大家见了我都说：“众望所归啊，非你莫属！”有人已经提前称呼我为“鱼局长”，或者“鱼总”。
别人这样称呼我的时候，我表面上会“批评”一下别人，让他们不要瞎说。我正色对这些同志说：“局里比我能力强的同志多着呢！我算老几？况且上级还要下来搞测评，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考察，一切都是未知数呢！”我这样说时，有些同志仍然坚持他们的意见，认为非我莫属。我此时就向他们抱拳作揖，并赔着笑脸说：“你们饶了我吧，你们饶了我吧！”
我说到上级“考察”时，有一个同志还鄙夷地撇撇嘴，说出这样一个“五子登科”：
关系是金子，
年龄是银子；
考察是样子，
群众是幌子；
关键是票子。
趁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这个“五子登科”，我赶忙抽身悄悄儿地溜走了，免得大家回过神来再缠着叫我“鱼局长”。
我走进自己办公室掩上门，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不容易啊，我在玻管局竟然熬出了这种威信！人与人的差别这时候就看出来了。有人说，人与人没有多大差别，这话显然是错误的。人与人是有很大差别的。表面看，人与人没多少差别。都是一个脑袋，一张嘴，两只眼睛，两只手，两条腿；都会说话，都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都要吃饭拉屎。但内在的东西却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会出现那种天壤之别。我刚调到玻管局来的时候，仅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人微言轻的小干事。可现在呢？当时有些当科长的，现在还是科长；当时和我一样是小干事的，现在有些人还是小干事，只有几个做了副科长和副主任科员。而我却一跃而出，成为无可争议的副处级提拔对象。
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自豪！
我们玻管局若是一块齐齐整整的萝卜田，八位局级领导是排在前面的八根大萝卜，现在余宏进副局长这根大萝卜将被拔出来，补哪一根进去已没有争议，只是看怎么个补法。
共有四种补法。
第一种：常规补法。即递进补法。这种补法本应将我补在陶小北之后，担任局里的总工程师。但小北在上海一年学习期间，总工程师职务未免。大家“循序渐进”的时候，小北不会再动。这样我就会补在小北前边，接牛望月担任行业工会主席。即：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姬飞副局长，牛望月纪检组长，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鱼在河行业工会主席，陶小北总工程师，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阎水拍处级咨询员已正式退休）。
按这种补法，我是局里的“七把手”。
第二种：非常规补法。即由我直接任副局长。这种补法一般情况下应将我补在朱锋副局长之后。即：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鱼在河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马方向局长当年就是这样补进去的。
采用这种补法，越过了姬飞、牛望月、赵有才三个人，由“七把手”上升为“四把手”。
第三种：破常规补法。这种补法是将我直接补入余宏进副局长腾出的那个位子。越过朱锋，成为局里的“三把手”。
第四种：超常规补法。这种补法是将我直接补在马方向局长之后，越过陈奋远，成为局里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这种补法其实也很简单，只须在任命文件里加一个括号，括号里写这样一句话即可：“列陈奋远同志前”。
列前与列后大有讲究。我们紫东县有一任县委书记，看不上市里配来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就变着法儿通过“列前、列后”排挤他。这位副书记刚派来时，按照市里任命文件的排列次序，排在县长之后，是名副其实的三把手。县委书记若是张三，县长是李四，这位副书记就是王五。文件传阅单的传阅次序为：张三、李四、王五……可不久，县委书记却通过一番运作，突然将一名副县长提拔过来任县委副书记，任命文件的括号里注明：列王五同志之前。这样就将王五挤作了四把手。后来，这位新提拔过来的副县长调走，“王五”又还原为三把手。可没过多久，县委书记又通过一番运作，将另一位副县长提拔过来任县委副书记。这次若再在括号里注明“列王五同志之前”，恐怕王五同志会受不了，气量小一点的话，怕都挺不住。这就好比冲一个人脸上吐唾沫，第一次吐时人家没吭声，第二次再吐人家还会不吭声吗？县委书记苦思冥想，灵机一动，在括号里注明：列李四同志之后。据说王五同志看到这份任命文件后，就像小胡当初被我“挤”到小虎之后时那样，流着眼泪说：张三狠毒啊！没过多久，这位连续两次被挤对的县委副书记就像当年知识青年主动申请上山下乡一样，坚决请求调走了。
这位被挤来挤去的县委副书记有点像我们玻管局的余宏进。阎水拍当初怎么看他都不顺眼，就将陈奋远放他前边，来个“列余宏进同志之前”。阎水拍退休前，原计划让陈奋远做局长，若陈奋远不超龄，真做了局长，那阎水拍就会再将马方向放余宏进前边，来个“列陈奋远同志之后”。余宏进也就只能像小胡和“王五”那样，泪流满面、捶胸顿足地说：“阎水拍狠毒啊！”
一“前”一“后”，里边的讲究大着呢！学问深着呢！官场的玄妙、高深和莫测，尽在这两个字中了。
对我来讲，现在也面临一个“列前列后”的问题。局里有一半人认为会是第一种补法。按照这种补法，我只能“列陶小北同志之前”，担任行业工会主席。这些人现在已开始叫我“鱼主席”。另一半人认为会是第二种补法，即我一步到位任副局长，但却会列朱锋副局长之后。
小高和小牛小马在小酒馆喝酒时，喝高了还打了赌，赌注是一瓶五十二度的五粮液酒。小牛认为我将担任行业工会主席，小高认为我将担任副局长。小马做裁判。一瓶五粮液酒三百六十元。小马当即向小高和小牛各要三百六十元钱揣进衣兜：见分晓后赢者的钱退还，输者的钱自然变作那瓶酒，大家一起喝掉。
我获悉小牛只想让我做一个工会主席时，心想：还得在他脑袋上再狠劲儿踩几脚！啥时候将他踩到“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那般地步，让他一听到“鱼在河”这三个字就浑身打哆嗦，像余宏进最终在阎水拍面前噤若寒蝉那样，即使喝醉酒和别人打赌时，第一个赌我会做副局长甚至局长，就可以考虑暂时不踩他了。
认为会是第三种补法的，局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老板——即令人尊敬的马方向局长。他已向我透露了这个意思，但让我严格保密，他正在“运作”。
马方向局长的用意一目了然，我若成为“余宏进”，上可以与他一起“夹击”、“扼制”陈奋远——当然这是建立在若陈奋远和他唱对台戏的前提下。可以这样设想：若某一天陈奋远公然和马方向唱对台戏，在党组会或局务会上，马方向一“唱”，我便有力地一“和”，陈奋远的咽喉即会被我们两人联手扼往，发出的声音将十分微弱。
下还可以压制朱锋、姬飞、牛望月，包括赵有才，自从“摆平”邓世清后，姬飞已成为我的应声虫。若我成为局里的“余宏进”，局务会上他当然会看我的眼色行事——甚至我还没使眼色，他已“行事”了——当然是按我的意图行事。若姬飞成为我身后牵着的一条叭儿狗，“炮筒子”朱锋和“长舌妇”牛望月还不“集体投诚”？因此老板安排我做“余宏进”，确是计高一筹。我坐在余宏进那个位子上，宛若当阳桥头的猛张飞，或者长坂坡前的赵子龙，会有以一当十、当百之效。
认为会是第四种补法的，即列陈奋远之前任常务副局长，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鱼在河！
包括马方向同志现在都不知道会是这样安排我，蒙在鼓里呢！鱼在河同志自己却知道了。跟着马方向，就会有方向。现在我却不知道是鱼在河跟着马方向，还是马方向跟着鱼在河？鱼在河同志，你真行啊！
现在的鱼在河，已深谙为官之道，对某种“学术”之要害烂熟于心，了如指掌——这种学术就是“权术”。
在为官之路上玩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玩法，概括一下，也就三种玩法。第一种：身在其位却玩不了。我们紫雪市有一位懦弱的县长，做县长时遇到一位强悍的县委书记；后来这位县委书记提拔了，这位县长做了县委书记，偏偏又遇上一位强硬的县长。按照县委书记和县长约定俗成的权力“分工”：县委书记管人，即安排任用干部；县长管钱，即给各单位批拨财政款项。这个县的干部对这位懦弱的县领导的评价是：当县长时不管钱，做书记后又不管人。我们紫雪市政府有一位局长，和这位既不管钱又不管人的县领导一样懦弱，树叶掉下来怕打脑袋，大小事情不承担责任。局里的事完全被别人摇着脑袋，摇脑袋的是局里的一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不是摇自己的脑袋，而是摇局长的脑袋。由于这位局长一直被副局长摇脑袋，导致智力严重退化。每当副局长从各个角度讲述某件事情应如何处理时，局长只会说一句话：“那就这样去办！”所以这位局长当得十分轻松，因为他只需要说这一句话。
第二种：身在其位就能玩得了，并能玩得好！阎水拍局长和马方向局长，就属于这种既能玩得了又能玩得好的人。
第三种：不在其位也能玩得了。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为三种玩法的最高境界。比如鱼在河同志。如果鱼在河同志任副局长后，能让马方向同志失去方向，那么鱼在河同志就成了一个“大玩家”。这还不同于第一种玩法里提到的那位副局长。那位副局长玩得好，是因为局长玩不了。而鱼在河同志玩得好，是局长本身玩得不错，可他却比局长玩得更好，甚至能让局长“玩完儿”！
新闻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面对某个新闻事件，别人能想到的，你却想不到，你就当不了记者；别人想到的，你也想到了，你只是一个平庸的记者；别人想不到的，你却想到了，你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记者！
我就是那种出类拔萃的记者。
第三十八章
投票是在一个暖洋洋的下午进行的。
市委组织部来了一位副部长，连投票箱都是由组织部制作的，足见这次投票的严肃和慎重。组织部长反复给大家讲，这次投票完全是公开和民主的，不带框框，不画圈圈，不暗示，不先入为主，不搞“天气预报”或“节目预告”。局里凡是任正科长三年以上的同志，都在这次民主测评的范围之内。进入这个范围的，共有八个同志。在这八个同志中，推荐一名同志。八个同志的简历投票前全部发到大家手中。
为使这次投票更具有权威性，将进行三轮投票：第一轮，由全体干部职工投票，为黄票；第二轮，由副科级以上干部投票，为紫票；第三轮，处级干部投票，为红票。
整个投票过程只有半个多钟头。全局同志坐到会议室后，组织部副部长宣布了注意事项，然后开始发票。
局里这些同志都已投过很多次票，显得十分老练。进会议室前大家每人手中拎一本书、一本杂志，或者一个硬纸片，一块薄薄的硬木板。书和杂志可不是准备投票时看的，那么点时间，哪来得及看书。硬纸片和硬木板也不是随手捡的，而是特制的。局里有十几个同志专门制作了这样的“投票板”：像一本书那么大，用胶带将四边的硬碴缠起来，摸上去十分光滑。平时搁在抽屉里，用的时候拿出来拎在手里进会议室。
为什么要使用投票板呢？投票时，大家在大会议室四周的沙发坐一圈。沙发前面有茶几，但投票时从没有人放在茶几上写，因为那样容易被左邻右舍瞥见：你填的谁呢？所以票一发到手中，大家都是缩着身子，将膝盖当做“茶几”，将票放在膝盖上，以一只手捂着，用早已拧开的笔快速地在票上写下某个名字，然后尽快将票折起来，放在前边的茶几上，等着收票人过来收票。
投票板的作用就是填票前放在膝盖上，填票时将票放在投票板上。你若想获知哪个同志是新调来的，投票时一目了然——那个不带杂志、书、投票板的人，就是新调来的，而且是第一次参加投票。他将票放在膝盖上，写名字时笔尖一上去，一扎一个窟窿，最后那几个字成了几个黑疙瘩，差点儿看不清。
这个新调来的同志第二次参加投票时就老练了，即使不专门制作一个投票板，手里也一定拎着一本书或杂志。
那天投票每人都拎着投票板或者书本杂志。第一轮发黄票，副科级以上的同志转一圈投完票后，再坐回来，等待进行第二轮投票。副科级以下的同志投完票后就直接出了门。有的人将票放进票箱时，冲我轻轻地点头；有的人将票放进票箱时，冲我重重地点头。因冲我点头、用目光在会场捕捉和寻找我目光的人太多，我应接不暇，只好低下了头。小牛将票塞进票箱后，就开始寻找我的目光，可我那时已低下了头，他想冲我点头，却只能看到我的脑门儿，看不到我的眼睛。他非常着急，投毕票出门后，在会议室门口站了有五分钟，直到我无意中抬起头来，他在门外捕捉住我的目光，冲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才放心地离去。
三轮投票很快结束，当场计票。全局同志重新回到会议室，由组织部副部长宣布计票结果。组织部副部长说他搞了这么多年此项工作，这次算开了眼界。他当时有点惊奇地说了两个“没有料到”：“票数这么集中，没有料到；鱼在河同志在玻管局群众基础这么好，没有料到！”
这次投票一个月后，我被任命为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柳如眉同志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柳如眉便不在和一票“拍拖”，这一点我能感觉出来。女人一旦有了外遇，很难掩饰得住，眼角眉梢都会流露出来。对柳如眉来讲，她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局长夫人”的头衔，然后才是爱情的快乐。何况一票不是那种潇洒男人。对一票来讲，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柳如眉眼角眉梢全是爱，浑身上下都是情。男女之间的事情说到底就那么点事儿。好比解一道代数题，题解开之前，双方劲头蛮大的，越解越热火，越解越上瘾。可一旦解开，尤其是发现答案原来很简单时，便有点兴味索然，甚至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此时双方的情感便会降温，有时甚至会觉得有点好笑：真的，太好笑了！
建立在婚外情之上的爱情，说白了只是一场“无聊的玩耍”——甚至所谓爱情本身，其实也只是一场“庄严的游戏”而已！
一票与柳如眉这道代数题是否已经解开，我觉得并不重要。我只有一个心愿，柳如眉若是一块根据地，一票攻打它时即使不是尸横遍野，起码也应该有点伤亡才对。否则刚提起枪，跨上马，便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山头，那也太不好玩了。若本身就不好玩，再玩下去有什么意思？那就干脆不玩了吧，于是两个人就不玩了。
在二十世纪世纪末这几年里，人们越来越觉得没有啥好玩得了。小姐应该是最好玩的吧？可人们却连小姐也不玩了。每当我在“蓝天”、“白云”、“迎惜探”看到那些落寞的妓女在电梯里上上下下时，我就非常同情她们，因为我从她们的目光里看到，她们没有将自己推销出去，或者出售了一次只挣了几十元钱。几年前，这项“朝阳产业”刚兴起时，她们何等身价？做一次可以挣三四百元，乳大一点、风骚一点、妖冶一点、发嗲一点的，有几分姿色的，一次甚至能挣六七百元。然后价格一路下跌，在一次百元这个平台上坚持了一段时间，然后“跌破”一百元，一直跌到五十元左右。这里还有成本：安全套加洁尔阴。妓女行当也像社会其他行业一样，倡导一种优质服务，她们手包里总备有安全套和一些消炎洗涤药品。妓女比嫖客更害怕患性病。患上性病，就将她们的“饭碗”砸了。啥时开始，女人的“那个”也成了饭碗？真令人啼笑皆非，好久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越来越发现人是一种极其有趣的动物，一旦经历过，便觉得没有意思，将目光像乡间小路一样伸向了远方。只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才有一个名叫“希望”的好姑娘。比如陶小北，她走得再远，在我心中也永远是一轮皎皎明月，或者一个如西下夕阳一般燃烧的火球，将周围映照得一片璀璨！
只有在陶小北身上，我才能感觉到那种“人生的美好”和“人生的疼痛”！睡里梦里，我都仿佛和她在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只要我俩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我鱼在河还算是一个洁身自好的男人，除过柳如眉和陶小北，尚未和第三个女人有过那种亲密的接触。克林顿向希拉里和美国人民坦白时，称作“不恰当的亲密关系”。
我竟然没有和柳陶之外的任何一个女人有过“不恰当的亲密关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玻管局组织“三大战役”，实在是无暇他顾。现在我爬上了山顶，应该歇歇脚、喘口气了。我作出一个决定：找一个女人“慰问”一下自己，享受一次性的快乐，肉的满足。
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描写美国人性生活的文章，有一段话留下深刻印象：“在每一间卧室里，或者其他层出不穷无法一一提及的地方，别人正在那里做爱。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当儿，生活成了一次性的宴会，而且每个人都收到了请柬。”
我也早已收到了请柬，只是懒得赴宴。现在我决定赴一次宴。
以我的品位，当然不能去找小姐。而且我也不能在小饭馆蹲下吃一碗凉面。我应该到那种高档酒店去，找一个可人儿，倒一杯红酒，然后慢慢品味。
一位女士的面容此时在我眼前浮现出来，准确一点讲，这位女士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她的面容，而是她丰腴的身段。从性伙伴这个角度讲，她是无可挑剔并且无与伦比的。
她是蓝天大酒店商品部经理柳如叶。单从这个名字上看，她应该是柳如眉的妹妹——即我的小姨子。其实不是这样，柳如眉和柳如叶没有任何关系，她们甚至像张三和李四一样互不认识。
自从我送柳如叶那部手机后，我们关系已很亲热。有时间会互相打电话问候一下，或者发条短信。“今夜星光灿烂，你在哪里浪漫？若有良心发现，给我手机来电。”这是她发给我的。“红花绿叶大苹果，几天不见想死我。你是一盏明亮的灯，照亮我的后半生！”这是我发给她的。她给我发：“风柔、雨润、花好、月圆，良辰美景年年伴——想你在心间。”我给她回发：“冬去、春来、似水、如烟，幸福生活天天随——人生须尽欢！”过节的时候，我们更会渔歌互答一般，将短信发来发去。她发：“因为有无价的爱情，所以一枝玫瑰比一棵小树值钱；因为有十五的月亮，所以一个月饼比一袋面粉价高；因为有真挚的祝福，所以一条短信比千言万语珍贵。”我回发：“提前送你一个月饼，第一层是体贴，第二层是关怀，第三层是浪漫，第四层是温馨，中间加层甜蜜。祝你有开心的一刻，快乐的一天，平安的一月，幸福的一年，美丽的一生！”
有一阵儿，我们像林妹妹和宝哥哥在大观园里互相吟诗一般，玩短信玩得如火如荼、欲罢不能。有些短信内容甚至像好莱坞的性感明星一样香艳。有时，我们又像刘三姐和“阿牛哥”一样，通过手机短信“对歌”。
我给她发——
有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
有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
有一种幸福叫有你相伴
有一种等待叫望眼欲穿
有一句祝福叫祝你平安
她给我发——
哪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
哪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
哪一种幸福叫有你相伴
哪一种等待叫望眼欲穿
哪一句祝福叫祝你平安
我当然知道，和这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脱胎培育出来的女孩子玩儿，得虚实结合，光玩虚的可不行。“天有情，地有情，此刻浪漫行不行？”若以为涎着脸发这样一条短信，她就会立马跑来钻你被窝里和你做爱，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于是我和柳如叶玩时，始终坚持“刀药并用”。从我担任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开始，每年召开全市玻管工作会议，我都会定在蓝天大酒店。其他几个大酒店也曾想将我们的会“拉”到他们那儿去开。可柳如叶早给我来过电话了，一声亲昵的“鱼哥”，就将问题解决了。每次开会，我都会提前一周入住“蓝天”，给局长起草玻管工作报告。饮食起居像袭人伺候贾宝玉那样，被柳如叶伺候得妥妥帖帖。
每次玻管工作会议结束后，都是柳如叶和我结账。除过会议费用外，每次都有她个人的三五千元餐饮票据之类，我总是爽快地在上面签个字，打入整个会议费用。柳如叶见我对她如此慷慨，总是向她开绿灯，见了我越发妩媚了，找个机会就给我撒娇。她特别善于撩拨人。当她获知我爱人叫柳如眉时，不再像过去那样唤我“鱼哥”，私下里偷偷唤我“姐夫”。有一次她像平儿撩拨贾琏那样撩得我动了火，将她堵在门背后抱着亲了一下，可她很快便挣脱了，一边出门一边还冲我扮鬼脸，并用手指在脸上羞我。
因此我决定找一个性伙伴庆贺自己担任常务副局长，非柳如叶莫属。这副重担怎么说也得由她来挑了。
这年的玻管工作会议结束后，我留了一间房，多待了一天。傍晚时分拨通了柳如叶的电话。
“有事吗？”她在手机上问我。
“也没太大的事，到我房间来，咱们聊聊天，谈谈工作。”
她当然知道我会找她谈什么“工作”，进门后没有往圈椅上坐，直接坐到了床上。
房间里有两张床，我坐在她对面的床上，直言不讳对她说：“我有点喜欢你！”
“是吗？”她冲我笑。接着说，“你当然应该喜欢我，谁让你是我姐夫呢？”
“我想表示我对你的喜欢！表示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想尝试其中的一种！”
“尝试哪一种？是发短信吗？”她故意调皮地问我。
“不是。”我摇头。
“那么请我吃饭？喝茶？或者跳舞？”
“也不是。”我又摇头。
“那就是要请我去旅游了！咱们去哪儿？国外还是国内？国外我可不想去日本和新马泰。国内嘛，咱们去西双版纳还是香格里拉？”
“我是想去旅游，但我不想走那么远。我想去你那儿旅游！”我这样说着，已坐到她身边揽住她软软的腰，将脸依偎到她的脸上，并以一只手捂在她一个饱满的乳上。这些动作同时完成后，我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看她会不会甩过来一个巴掌。可等了一会儿她却没有甩。于是我从容地伸手解她的衣扣，一边解一边在她耳边小声说：“我想和你‘唱歌’。”然后给她解释了“唱歌”的特殊含义。接着我又说：“我不但想和你‘唱歌’，还想‘打造’你！我早想‘打造’你了！”
我俩很快脱光衣服钻进被窝。我用手指捏了一下她的鼻子说：“你这蹄子，招惹得恁多哥哥蜂狂蝶乱——郑向洋一见你眼睛就发直！”柳如叶哧哧笑着说：“你们男人真坏！没几个好东西。”我刚想进入，她却警觉地将两条丰腴的大腿一并说，“你没戴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那不行！”她将双腿拢得更紧，她甚至将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形成那种“剪刀差”，将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要用剪刀剪掉我的什么东西。可我只是虚惊一场，因为我很快知道以两条美腿形成的这种“剪刀”，其实是什么也剪不掉的。
“如果我不穿工作服，能不能去上班？”柳如叶指指她挂在衣架上的职业装，像老师启发小学生那样“启发”我。
我扑哧笑了，觉得她一本正经提出的这个问题挺有趣的。我知道不穿“工作服”她是不会允许我“上班”了。想起那个《好男人八度》的段子：首先要有风度，下来是做爱要有力度什么的——现在该是我表现风度的时候了。正如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照这位圣人的教诲，我“文质彬彬”穿上衣服，一边扣纽扣一边很有“风度”地对柳如叶说：“你看一会儿电视，我去买工作服，很快就回来。”口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待会儿回来再让你领略我的其余“七度”吧！保准叫你小女子欲仙欲死，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三巧儿那样，被陈大郎弄得魂不附体，云收雨毕，仍欲罢不能，连着“丢”几次也未可知！这样想着，出门前又和正按我的要求慵懒地仰在被窝里看电视的“三巧儿”开玩笑。我以手指指她挂在衣架上的职业装说：“一会儿我穿上工作服回来，你可不能穿上工作服已经走掉了！”
那天我买了三件“工作服”，回屋重新钻进被窝，迅速将工作服套上，伏上去从容滑入。柳如叶的门上连个持枪站岗的卫士也没有，我进入她和进入她姐柳如眉一样轻车熟路。进入后我扑哧笑了，柳如叶问我笑什么？我说突然想起了薛婆给三巧儿说的那个童女方：用石榴皮生矾两味煎汤洗过，那东西就变紧了，新婚时只张声势叫疼，就遮掩过去了。一边笑一边又逗柳如叶说：“看来你将来结婚时得用这个方子，只是不知你会不会‘张声势叫疼’？”柳如叶笑着用粉拳在背上擂我，这没心没肺的小蹄子竟果真闭上眼睛哎哟哎哟哼哼唧唧“张声势叫疼”，引逗得我欲火中烧，摆正姿势刚准备大动，她却轻舒玉臂将我的腰用力箍住，不让我动，然后说：“你刚才打电话叫我上来时怎么说的？”
“我忘记怎么说的了。”我用舌尖挑了挑她的上嘴唇，在她红红的下嘴唇上吻了一下说。
“你们男人的八大谎言是什么？我没有女朋友，我爱你，到我家只是聊聊，解开你的胸罩只是看看，我会放在外面不放进去，我放进去不会动，你不会怀孕，我是第一次。你打电话时不是对我说：上来只是‘聊聊’吗？”柳如叶说着哧哧笑。
“那你们女人的八大谎言呢？我想你了，我不图你什么，我这几天不方便，我也是第一次，不要看那里，轻点，时间太长了，你真坏！”
我说到这里，柳如叶早已像三巧儿那样情不自禁，长长的睫毛扑闪几下，闭上眼睛呢喃着说：“不要说了，咱们上班吧！”
第三十八章
我任常务副局长半年以后，老板将局里的工作交给我，他自己则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周游列国去了。
老板临行前对我说，他到外面（指境外）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市里的事情很无奈。
陶小北已辞去公职，到了美国。偶尔给我来个电话。小北走后，空出一个总工程师位子。另外还缺两个正科长：政秘科长和督察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老宋以及张不错和王某某，这段时间工作特别卖力，到我办公室跑得很勤。
罗一强眼巴巴瞅着那个总工程师位子，冯富强盯着督察科长，李小南意在政秘科长。若罗一强做了总工程师，李小南做了政秘科长，又会空出纪检副书记和工会主席两个正科位子。康凤莲想做工会主席，张不错和王某某则想争那个纪检副书记。
若这几个人做了正科级，又空出几个副科级位子，同志们挨个递补，几乎人人有份儿。因此局里从上到下整个“动”了起来，大家工作都特别起劲，呈现出一种争先恐后的局面，上下班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只要我一出门，楼道里便会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那是司机、通信员、政秘科副科长之类在楼道里跑：司机跑着去开车门，通信员跑着去我办公室打扫卫生，政秘科副科长跑着来提我的公文包。
看着这么多人围着我忙前忙后，我不禁百感交集。我的“玻管十年”中，那些难忘的，有趣的，使我深受刺激、倍感屈辱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般，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我的眼睛不禁有点湿润，这些年，不容易啊！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终于由那样一个结结巴巴的鱼在河，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不怒自威的鱼在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用这句话“要求”过自己，将此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仿佛自己一生都能做一个“清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现在看来，这样的追求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对现在的鱼在河来讲，我会嘲弄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个“清者”呢？一个成熟和老辣的人，就应该变得像我现在这样：清浊难分，真伪难辨，扑朔迷离。这样才会有人一天到晚看我的眼色，揣摩我的心思，围着我像小兔子一样跑来跑去呢！
孔子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我现在不已成为玻管局这么多同志心中的“尊者”、“贤者”甚至是“亲者”了吗？而我刚到玻管局那几年，能是这么多的“者”吗？那时我只是一匹东北挽马。这种马原产东北平原，后由顿河、卡巴金、奥尔洛夫、阿尔登等马与当地马杂交而成，兼具了这些马的优长，最主要的特点是“性温驯，抗病力强”。什么叫性温驯？就是鞭子抽在身上也不尥蹶子；什么叫抗病力强？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田里干活，从不向单位领导请病假，有个头疼脑热抗一抗就过去了。那几年，我给谁尥过蹶子？就是小牛那厮给我尥蹶子，我都是微笑着面对，即使被这厮踢伤，也只是默默地回家揉着自己身上隐隐作痛的地方。我啥时向阎局长请过病假？即使真的有病，我往往也能“带病坚持工作”。我受了多少委屈啊！问题是我却从不把这些委屈当做是委屈！委屈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因为失去了什么，所以你感到委屈！而我恰恰把这种“失去”当做是一种“得到”——我甚至把这种失去当做是我获取得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如果说最初在玻管局那几年，我还真有什么“经验”向同志们介绍的话，那也只有两点，一是我始终注意不让局里的同志们反感我。我材料写得好，往往能文不加点，下笔千言，像张季鸾当年给《大公报》写社评那样倚马可待。局里有几个同志甚至称赞说，鱼在河那家伙，写材料就像喝矿泉水一样轻松，咕咚一口半瓶就下去了，给阎局长写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只用小半天时间，而且念出来要多顺溜有多顺溜。有些懂得一点儿历史掌故的同志干脆将我比作晋朝的袁虎。正因为局里的同志们普遍认为我有一点儿才气，我才更是百倍地予以警惕，时时处处表现出谦逊的一面，从未将自己的那条小尾巴翘起来（我们每个人屁股后面可都有一条小尾巴啊！因为我们人类是从猿进化来的）。二是获得了阎局长的好感。阎局长认为我有才，我就多次在阎局长面前表白，不行不行，即使能写点材料，那还不是阎局长您手把手教出来的？阎局长听说您当年才是紫雪一支笔啊！您的笔锋当年市委市政府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当时市政府还有一个紫雪一枝花，您的一支笔和被称作一枝花的那个漂亮女同志，当年在市政府系统可是争奇斗妍、竞相开放呢！——而您凭的是本事，她靠的是脸蛋！有时阎局长在我写的材料上改一两个字，我会当着阎局长的面这样说，阎局长您真是我的一字师啊！瞧这个字改的！还有这句话！一个“审时度势”，一下就将整个材料“拎”起来了！我写的材料原本像一堆大白菜，散乱着放在那里，下手去抓，一次只能抓一棵，可您这一改，相当于给这一堆大白菜扎了一条绳索，一把抓下去，竟将一堆大白菜全抓起来了——这就是高下之分啊！那时我总是这样变着法儿往阎局长心坎儿上说好听的话，从未像建安七子的孔融那样恃才负气——恃才负气的人古往今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孔融最后竟触犯曹操，被曹所杀。还有杨修、祢衡。祢衡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去玩什么“击鼓骂曹”，能有好果子吃？阎局长当然没有权力像曹操杀掉孔融杨修那样随便砍掉我的脑袋，但我若触犯了他，他至少可以将我冷落在一旁，或者像闲置那些国有资产那样将我闲置在那里，那样的话还能有我的今天？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我们紫雪市某单位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副主任科员，这个人之所以临退休还是个副主任科员，主要原因是个人性格有缺陷，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并且和谁都相处不好，最后竟和自己的生殖器闹开了矛盾——几年时间有意不使用它，心里还幸灾乐祸地对那话儿说：让你再和我闹别扭，你越和我闹别扭，我越要闲置你——看最后吃亏的是谁！
这个人和自己身体的一个器官赌气，最终吃亏的是谁不好说，可我若和阎局长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则是明摆着的。祢衡和曹操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曹操倒是没有杀祢衡，备马三匹将他送到了刘表那里，可最后还是借黄祖之手杀了他。吃亏的不还是祢衡这恃才放旷的黄口小儿？正像一个父亲和儿子划拳，儿子说：哥儿俩好啊！哥儿俩好！父亲只得反复说：魁啊魁啊（亏啊亏啊）——祢衡死时才二十五岁，你说亏不亏？
一时亏是为了一世不亏，当初亏是为了现在不亏！现在我还亏吗？过去是我在别人牙唾之余分残羹一杯，现在是别人在我牙唾之余得剩菜一碟。古人说，征战多方，攻心为上；牢笼有术，驯心实难。我的体会是，要驯别人的心，先得驯自己的心；正因为我当初驯了自己的心，现在才可以去驯别人的心。我曾经口吃过，可我现在早已不口吃了。即使我仍然口吃，玻管局的哪一个同志不会在我这个“亲者”面前“讳疾”呢！比如我刚在全局大会上传达毕市里的某份文件，并口若悬河地作了流畅的报告。散会后，局里的某一个“冯富强”点头哈腰端着我的水杯跑进我办公室，原本想拍拍马屁，对我深入浅出的讲话水平和令人艳羡的口才表示钦佩之情，“角度”没掌握好，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蠢话：“鱼局长，你怎么不口吃了？”
我当时已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正像阎局长那样举在脸前看一张本省的日报，此时像挪动那种暗室的门一样将脸前的报纸移开，面无表情地直视他。我并不出声，只是用面部语言反问他：
“我口吃过吗？孙子才口吃过！”
“冯富强”见我面有愠色，早反应过来，迅速“听”懂了我的“表情”语言，在自己嘴上狠击一掌说：“对！对！鱼局长何曾口吃过！冯富强你才口吃过——你才是那个口吃的‘孙子’！”
非人磨墨墨磨人，苏东坡曾如此感慨过人生被消磨于纸墨中。我现在“磨人”和“驯心”（驯别人之心）的水平早已超过了阎水拍和马方向。吴国的季札在鲁国看周代的乐舞，对各诸侯国的乐曲都发表了意见，从郐国以下他就沉默不语。“自郐以下”这个成语意即以下再不值得一谈。我在玻管局如今也会时不时来个“自郐以下”。譬如我说：“老乔同志不错！”“小高同志是个好同志！”“小虎同志挺能干的！”但对冯富强、小胡、小牛等人，我就给他来个“自郐以下”。我甚至会像曹操捉弄崔琰那样捉弄这几个不成器的家伙。曹操叫崔琰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臣，自己却持刀站立床头，接见完毕，叫人问匈奴使臣：“魏王何如？”回答说：“魏王雅然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崔琰不管怎么说，在外人眼里还觉“雅然非常”。我若和冯胡牛玩这样的恶作剧，这仨家伙即使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也是一副猥琐相，甚至比“东食西宿”的齐人之女还令人鄙夷。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其女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冯胡牛这仨家伙，在我眼里啥时不是露出这样一副“东家食而西家宿”的贱相呢！——问题是只要我一不高兴，他们就东家也食不得，西家也宿不成！
相反，包括冯胡牛在内的局里的同志，对我则都会如匈奴使臣称誉曹操那样，竖起大拇指说：“此乃英雄也！”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一天到晚有多少人在我面前竖大拇指啊！我从早到晚看到的是张张笑脸，博我欢心的人不知凡几。奥迪成为我的专车。每天早上小苏将我从家里接过来。我背着手慢步向大楼门走去时，小苏早抢前一步将门推开。我做了常务局长后的最大感慨是：可以不用自己伸手推门，始终背着手那样慢慢往前走就行了，到了门前门自然会“洞开”。进了玻管局大楼，我沿着楼梯低着头慢步往上走。正是上班时间，身后跟着几个刚来上班的同志，他们怕打扰我，并不超过我向前走。要么跟在我身后慢慢走，要么折身到老乔的门房待一会儿。待我已到办公室了，他们才“噔噔噔”跑上楼。
我上楼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下楼。比如小牛小马小胡。他们正轻快地拍着楼梯扶手，“噔噔噔”低着头往下跑，猛一抬头看见我，便不敢跑了。一手抓在扶手上，放慢脚步，望着我，将最生动的表情呈献给我。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等待着接我的眼风，可我偏不给他们眼风。当然若是那些年龄大一点、资历老一点的科长、副科长，我会抬头冲他们客气地点点头。可若是小牛、小马、小胡这些人，我却始终不理他们，只顾低头往上走。他们迎面下来，在与我相距四五个台阶时，就停下脚步不敢动了。就像一只惊慌的老鼠，突然看见了一只硕大的猫。我知道他们在冲我妩媚地笑，可我就是不理他们。直到我超过他们几级台阶了，我还是不理他们。他们的脖子最初是冲我俯着，而后开始仰着。他们就那样仰着脖子用目光追随着我，直到我的身影快要转个弯儿看不见了，他们只得出了声：“鱼局长，你刚来啊？”或者：“鱼局长，你开会去啦？”此时我才仿佛发现了他们，并不说话，冲他们淡然地点点头。他们便会显出如释重负的样子，“噔噔噔”跑下楼去。
有一次小牛喊出声后我都装作没听见，一声不吭继续向上走。这就等于我站在楼梯台阶上狠狠往下踹了他一脚，这一脚踹得够疼的。我当时没有听到他“噔噔噔”跑下楼去的声音。可以想得来，他当时腿一软，拖着沉重的脚步，心事重重地走下楼去。我知道他至少三天会心情不好，晚上甚至会“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而我却睡得十分好——要想自己睡得好，就得让别人睡不好！这是我总结出的又一条人生经验。而成为“鱼局长”以后的我，用鼻子哼一声，或者一个眼神：瞥谁一眼，不瞥谁一眼，都可以让别人睡不着觉。
我的眼神已练得十分了得。我有多种眼神，针对不同的人，我使用不同的眼神。
第一种眼神是给陶小北的。小北从美国给我打来电话，我接她电话时的眼神闪现着动人的光芒，既炽热又柔和。虽然小北并不能看到我的这种眼神，但我却觉得她能看到。我的眼神越发炽烈、越发柔和。我的眼神就像初春的太阳光照在冰河上，冰河在这样的“阳光”下开始一点点融化，直至融为一河春水。这样的目光里还有一种纯洁。我的心灵在那一刻变得纯净起来。龌龊和卑劣不知跑哪儿去了。我成为一个可爱的鱼在河，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牵着陶小北的手在小河边戏水，在树林间奔跑，让小北欢快的笑声惊飞树梢头的鸟儿。
第二种眼神是给柳如叶的。也有柔和，有时也炽热，但有时又有那么一点玩世不恭，有时甚至有一点孟浪，还有一种暗示和挑逗。有时我甚至直接用目光撩开她的衣服，甚至解下她的乳罩，直至抚摸她瓷实的乳房。我的目光若是风儿，她的衣服就是薄薄的纸张，吹一下，飞走一页；再吹一下，又飞走一页。直到将她吹得一丝不挂，然后任我锤炼和“打造”。
介乎陶小北和柳如叶之间的第三种眼神，是给李小南的。
第四种眼神是给郑向洋市长的。这种眼神里只有恭顺和敏捷。这种眼神是被动的，因为我总是像小牛小胡他们捕捉我的眼神那样，千方百计捕捉郑市长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的眼神一下就跳进了郑市长的窗户里去，因此我的眼神已变作了郑市长的眼神，我的眼睛变作了郑市长的“第三只眼睛”！郑向洋市长瞅茶杯，我这第三只眼也瞅茶杯，并迅速去给郑市长茶杯里注满了沸水。郑市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我也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郑市长若工作累了，用眼神告诉我，他想和我玩一玩轻松一下，我就赶快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接见那个匈奴使臣，让郑市长雄赳赳地执刀立于一旁。郑市长若喜欢柳如叶，但郑市长背着手走进蓝天大酒店大厅时，却不能用目光追随柳如叶。因为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有很多只眼从各个角度照射、窥视和观察着他。他的眼神若瞥向柳如叶，哪怕只是那种“一瞥”，也会被别人看出“端倪”来。尤其是惠五洲书记的秘书，就会将这样的目光放大，也许就会有一个系统针对这束目光做文章。于是一束目光就变成了一段故事。这样的故事累积多了，郑向洋市长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坐不稳了，哪一天甚至会被掀翻，让郑向洋市长美美摔一跤，或者栽一个大跟头。
可郑向洋市长又实在想看看柳如叶那张俏脸，此时他的“第三只眼”便派上了用场。有一次，雷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他要随郑市长去省里开会。雷秘书这以后常与我通电话，我们已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保持着热线联系。我们甚至常常互发短信问候。比如：“我随郑市长在北京，你呢？”“我在局里上班。”我这样“回答”雷秘书。“问李小南好！”雷秘书又发过来。“她也问你好！”我再发过去。有时我们也发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不一定是黄段，我们其实很少发黄段。有一次他随郑市长在三月十二日植树归来，坐在车上给我发来一首题为《植树》的打油诗：
一路警笛声声，
下车前呼后拥；
栽了几棵小树，
干活三五分钟；
记者左拍右照，
任务胜利完成；
地方中午设宴，
喝个迷迷瞪瞪；
先去三楼桑拿，
再去五楼歌厅；
次日头版新闻，
大幅照片刊登；
市里领导植树，
取得圆满成功。
我当即给他回发了两个类似的短信，其一题为《领导的一天》：
安排工作，翻着稿子念念；
检查工作，隔着玻璃看看；
群众上访，糊弄糊弄劝劝；
接待上级，酒桌殷勤献献；
项目动工，镜头前面站站；
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
下乡扶贫，年末下去转转；
主要精力，上级领导见见。
其二题为《干部使用种种》：
裤子改上衣：提拔使用；
男裤改女裤：交流使用；
衬衣改裤衩：降职使用；
风衣改围裙：挂职使用；
背心改乳罩：虽说是平调，但位置很重要！
我和雷秘书互相发来发去的，大多是这样一些具有讽刺现实意味的东西。又比如：“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学校像宾馆，校长像老板，学生像大款”等等。
雷秘书和我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使我随时可获知郑市长的行踪和去向。那次郑市长去省里开一周会，我是在第四天找了点差事赶到省城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柳如叶。我带柳如叶去省城秘密会见郑市长那一年，“性贿赂”这样的提法还远未在报纸上出现，可见我是“开风气之先”。我们在一个四星级酒店住下来，充分享受了高档宾馆的“人性化服务”。那天晚上，我拨通了郑市长的手机。郑市长没带秘书和司机，直接进了我提前预订的高档包房。我们在包房里唱歌，跳舞，喝啤酒，谈人生。我们说一会儿话，在柔美曼妙的乐声中跳一会儿舞；再说一会儿话，再跳一会儿舞。郑市长和柳如叶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啥时候借故离开。我知道离开太早不好，离开太晚也不好。正当我盘算何时离开恰到好处的时候，郑市长问到了我的工作，并且突然冒出一句，他想让我担更重的担子，将马方向调到“铜行办”或“能源办”去当主任。“这个家伙是惠五洲的人，现在惠五洲马上就要调走了，看他再逞能！”郑市长竟恨恨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们说这些话时，柳如叶出去了。我当时十分感激地望着郑市长，说我一定不辜负他的培育之恩。还能有比这更大的恩情吗？没有了！我差点儿就要对郑市长说出什么“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类话来，话到嘴边觉得我毕竟不是柳如叶，无法向郑市长“委身”，才又改口。
为了使郑市长调走马方向的决心更坚决一些，也为了我担任玻管局长更快更保险更有把握一些，我当时几乎不假思索，毫不迟疑使用了“落井下石”这种手法。我对郑市长说：“马（指马方向）这个人品质就是有问题，有一次他亲口诬蔑过您呢！我一直想给您说，可这又有违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做人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哪怕是一字不差地转述别人说过的话也不成！”说到这里，我脸上现出十分不情愿和沉重的表情，好像我只要将这句话说出来，就等于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你说嘛！给我说有什么关系！”郑市长用鼓励的目光看我。
“为了对您负责，我就破一次例了！”我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对郑市长说：“一次他、他（我又结巴了！）跟我说，郑市长您气量不大，不是一个‘大人’，他当时原话怎么说的来着？总之不是说您‘不是一个大人’，就是说您是一个‘不大的人’。啊呀，我再不能说下去了，总之就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说着，脸上的表情似在竭力回忆着马方向的“原话”。最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然后低下头。
郑市长想了一下，明白了，脸气得像柳如叶的脸一样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混蛋！”
我心里暗暗叫好：有这几个字就行了，马方向死定了！
这番话竟是我编造的！马方向有一次和我谈到市里一些事，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但不是说郑向洋。一次他去找市人事局长，想给局里再争取几个干部编制，再调几个同志进来，人事局长没有答应。他因此对人事局长很有意见，和我说起这事时，气咻咻地评价人事局长：那是一个不大的人（指小人）。我今天却灵感突至，移花接木，并当即嫁接成功。
柳如叶进来时，我俩已“密谈”完毕。郑市长起身和柳如叶跳舞。一曲舞毕，重新坐下时心情已完全好起来，兴致蛮高地让我给小柳讲个故事。我想了一下就讲：“怀孕女人和坏了的萝卜有何共同点？有三种答案。不动脑筋的说：都没人要；及格的答案是：都是虫子惹的祸；满分的答案是：都拔晚了。”
郑市长大笑，小柳也笑起来。我看他俩开心，又讲了一个。我对小柳说：“你知道李白的妻子和女儿叫什么名字吗？”没等小柳回答，我又接着说：“李白妻子叫‘赵香楼’，女儿叫‘紫烟’。为什么？有诗为证——日照香楼生紫烟！”
郑市长复大笑，小柳也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郑市长一边笑一边又邀小柳跳舞。待他俩跳到光线幽暗处时，我悄悄儿地溜了。
和郑向洋市长建立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成为郑向洋市长的另一只眼睛后，我再看马方向时，便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我的第五种眼神。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搬到已退休的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担任正处级咨询员这三年，马方向局长一直在四楼他原来的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退休后，办公室腾了出来。那次我从省城陪郑市长回来，和马方向局长谈局里的工作。我提出让马方向局长搬进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马方向局长淡淡地对我说，他就不搬了，都是套间，三楼四楼都一样。然后马方向局长又对我淡淡地说：“干脆你直接搬进去吧，要么我搬下去，你再搬上来，麻烦。”
我当时还在三楼政秘科长的办公室办公。马方向局长的意思是，让我直接搬到对门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里去。马方向局长以为他这样说了，我也不会搬的。若是过去的鱼在河，我肯定不会搬的。可我是现在的鱼在河啊！我怎么能不搬呢？我知道我搬了会给马方向局长心上添堵，可我就是为了给他心上添堵啊！不“堵”他，我怎么“流”呢？果然我搬进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后，听说马局长一怔，一句话没说。那天本来原定开党组会，临时改期，马局长说他有点不舒服，不到下班时间，就提前回家了。
自从在郑市长那儿获取了那个重要信息后，我就开始用第五种眼神看马方向局长。这种眼神里很少再有谦恭。有时候却有一种漫不经心或者不以为然，甚至会有一种“视而不见”或者“漠然视之”。这样老板跟我说话便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顾忌，有时他甚至得反过来捕捉我的眼神。比如他跟我谈某项工作，谈了半天我却始终专注地看着墙。一只苍蝇被粘在了墙上。这只苍蝇为什么会被粘在墙上呢？老板刚在那儿用胶水贴了一张作息时间表，刚贴上去，他又觉得那儿不合适，叫小高进来揭起贴在了另一个地方。我进门时小高刚出门。墙上的胶水尚未干透，这只倒霉的苍蝇刚好落在那儿，于是它的脚被粘住。我看它时，它正痛苦地拼命挣扎着，欲离开那个恐怖的地方，可却离不开。于是它没被粘住的几只脚拼命向左右蹬。我突然觉得人可以简单地分作两类：一类是“苍蝇人”，一类是“胶水人”。做“胶水人”当然比做“苍蝇人”好。我若是“胶水人”，小牛小胡冯富强就是“苍蝇人”，我要将他们一个个粘在墙上。我现在甚至连马方向局长都想粘在墙上呢！
那天老板给我谈那些工作时，我去了一次厕所，看了一会儿苍蝇，接了两次手机。其中一次到老板办公室外面接，一次就在办公室里面接。在办公室里面接的时候，我大声讲话，差不多讲了有十分钟。接完手机收了线，才对老板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呢。”
老板那天给我谈的是局里的人事安排问题。比如让某某做总工程师，某某做政秘科长，某某做工会主席，某某做督察科长。我其实根本不想跟他谈这个问题。于是我就上厕所，看苍蝇，接手机。老板见我一直不接他的话茬儿，甚至不接他的眼风，终于退缩了。他也就不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咱们以后再谈吧！”
随后老板就出国去了。
局里没人知道老板像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一样，是被“委员长”逼走的！
下来还有各种眼神，我用这诸多眼神分别去看局里的同志们。他们都要到我办公室来捕捉我的眼神。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打字员，通信员，驾驶员，我至少用五至六种眼神区别对待他们。或冷漠，或热情。我想让他们高兴，我就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不高兴，也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有点儿高兴又有点儿忐忑，同样用眼神告诉他们。
我用眼神指挥着玻管局。我用眼神笼络人、安慰人，排斥人、推拒人，打击人、报复人。我的目光如电，电流通到一些人身上，他便会亮起来，像一个电动玩具一般欢实地蹦起来；我突然掐断电源，它的一只臂还在向上翘着，没有复归原位，可却已经不会动了，可笑地将一只手举在空中。我目光中的电流既可以让玻管局在夜晚亮如白昼，出现那种灯火辉煌的动人景象；又可以使玻管局瞬间变得漆黑一团！
第三十九章
小虎现在常到我家里来。
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处人接物乖巧而得体，而且慎言敏行，在驾驶员里真不多见。
有一次我不在家，他给柳如眉放下五千块钱，说上次提拔他做副主任科员是我在马局长那儿说的话、添的言。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想来看我，又怕我批评他，今天硬着头皮来了。哪怕鱼局长批评他，他也得来。否则他良心会过不去，好像自己是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小人似的。
这些话虽是柳如眉转述给我的，我听着却有点耳熟，仿佛以前我在哪儿也给别人这样说过似的。
我没有为这五千块钱的事批评小虎，反而看着他更亲热了一些。
每当我家下水道堵了，卫生间灯泡钨丝烧了，抽水马桶坏了，小虎便来了。
我有时感到很奇怪，小虎总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我家门前。卫生间灯泡坏了，柳如眉让我将外罩摘下来。我干这种事非常笨拙，拧个外罩出一头汗。正当我望着那个坏了的灯泡犯难的时候，门铃响了，开门一瞧，果然是笑吟吟的小虎。
小虎干这种事情像转方向盘一样，十分娴熟，三下两下就弄好了。然后我们就坐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说话。
小虎从不和我谈论局里的人和事，更不向我打小报告。他和我谈足球，谈股票，谈即将到来的新千年，谈尼斯湖怪兽，也谈一些影视名星。小虎掌握的知识很广泛，他甚至对一些国际时事方面的知识也涉猎甚广。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连我都不甚了了，他却能说得一清二楚。他最后的总结是：巴以之间的冲突，就像咱们紫雪市两个相邻的村子，为了一块水地，争斗了几十年，要么聚众械斗，要么集体到市里上访。
我俩谈论这些话题，有一种十分“合拍”的感觉。而且我喜欢的，常常也是他喜欢的。我如果是龙头，他就是龙尾，龙头跑到哪里，龙尾摆到哪里。
我从这个小伙子年轻的面庞上，突然看到了十年前的我。十年前，我与这个小伙子何其相似乃尔，那时我就这样跟在阎水拍局长后面。阎水拍局长是龙头，我是龙尾。阎水拍局长跑到哪儿，我就气喘吁吁跟着跑到哪儿。
我突然想起了以前曾经想过的那个问题：谁是我的第三只眼睛呢？我的“第三只眼”这不就浮出水面了！有小虎这样一只炯炯有神的“虎目”，我将玻管局的“局势”会看得更清楚，差不多就能做到“一目了然”——我即使闭上一只眼睛，也相当于别人睁着两只眼睛！
对小虎下一步的安排，我已有初步考虑。有一次我甚至突然冒出个念头：干脆让他直接担任政秘科长。可随即我又摇摇头，将这个念头打消了。小虎再伶俐，也不应该超过我啊！我可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的：科员，副主任科员，副科长，主持工作副科长，科长，副局长。还是一步一个台阶好，走着稳当。小虎现在是副主任科员，下一步给个政秘科副科长。
想到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很快就是我们玻管局的穆科长了——穆鹏程副科长，我的嘴角不禁浮现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容。有时得到是一种幸福，有时给予也是一种幸福——比如我将这个副科长轻而易举给小虎，心里就有一种熨帖和舒服的感觉——就好比你从兜里掏出几颗水果糖给一个小孩子，小家伙保准会一边将糖块往嘴里塞，一边抬起头来甜甜地说一声：“谢谢叔叔！”对我来讲，一个副科长也就是一颗水果糖——我兜里这样的糖块多着呢！
小虎对我一直毕恭毕敬，可对小胡小牛小马几个，却有一种冷峭和倨傲。恭敬和倨傲永远是相对的，雷秘书和我刚认识的时候，对我有多倨傲！可他对郑向洋呢？我也一样——对惠郑两人，我同样会像小虎对我那样毕恭毕敬。令我吃惊的是，在我印象中对下属向来十分威严的惠五洲书记也和我们毫无二致——有一次省委书记到紫雪市检查工作，在市里的汇报会上，省委书记询问一个什么问题时，惠五洲书记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胁胁肩，格外妩媚地冲省委书记一笑——我当时有点吃惊——因为我还是第一次见动辄黑着脸批评别人的惠五洲书记，还会像小孩子一般，有如此顽皮的一面。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反倒有点不好意思，急忙移开目光低下了头。
政秘科长由谁做？李小南还是老宋？老宋现在就像我的一条狗，一天到晚点头哈腰跟在我身后。小南现在是局工会主席，干脆让她一肩挑：政秘科长兼工会主席。可这样担子是否重了一点？万一将她白嫩的肩膀压肿怎么办？那就让李小南做政秘科长，老宋做工会主席。
我担任局长后，要尽快动一次人事，将科级以下的位子填满，然后再考虑处级。小北辞职空出一个副处级岗位，我任局长后又能空出一个副处级岗位。最近市政府别的一些局，为了安排一些年龄大一点的老科长，又增设了“副处调”（副处级调研员）这样的岗位。玻管局十个科室中，也有几个年过五十的老科长，这些同志为玻管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一辈子，若没有“副处调”这样的岗位，只能在科级岗位上退休。干了一辈子，连个“副处”也没有混上，给老婆孩子不好交待，和同学朋友谈起来脸上无光。退休前给个待遇，安慰一下这些老同志，等于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的心情因此会更舒畅一些，寿命能活得更长一些。事实证明，体育锻炼，练气功，都不如给个待遇更能延年益寿。
所以我担任局长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赶快向市里争取两个“副处调”名额。这样玻管局就空缺四个副处级岗位。局里同志工作的积极性还能不被空前地调动起来？那些五十多岁的老科长都会夹个公文包，在我身前身后迈着碎步跑来跑去呢！
自从担任常务副局长后，在我面前打小报告的人多了起来。起初我对这种行为还有点反感，心里有点抵触。可渐渐便不反感了，不抵触了。相反若没有人打小报告了，我心里反倒会不舒服。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玻管局哪个人没在我耳边说过“小”话。
难怪当年哪怕是蹲在卫生间说一句话，也会拐个弯儿钻阎水拍局长耳里去。现在呢？哪句话不会钻我耳里来？有些人打小报告，依据事实的成分多一些；有些人打小报告，像奉赵王之命去探望廉颇的人那样，编造的谎言多一些。无论是依据事实还是编造谎言，我都需要。因此明知是编造谎言甚至搬弄是非，我也不戳穿它！搬弄是非有什么不好？他们搬弄的，永远是他们之间的是非。他们之间有是非了，对我的需求和依存就更加大了。难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动不动就设立情报和特务机关。如果上级批准我在玻管局设一个“情报科”或“特务科”，小胡小牛冯富强这些同志恐怕倒都是担任这个科科长的合适人选。当然上级也不会批准我在玻管局设立一个“特务科”，冯富强也就难以担任这个特务科的科长。那么冯富强下一步怎么安排？还得再想一想。冯富强实际已经成了一团面，早被揉到了！这家伙现在像一团毛线，死皮赖脸往我身上缠。
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啊！下一步得考虑调一些新的同志进来了，否则玻管事业就有点后继乏人了！按照拉马克学说的观点，像我们玻管局这种不经常使用的“器官”，会逐渐退化，甚至彻底老化、衰亡。新同志往往被称作是新鲜血液，调一些新同志进来，等于给玻管局老化的器官里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作为一名局长，（我已经将自己视作局长，马方向已被我逐出视野！）既要考虑到长远，也要安排好现在。局里现有十个科室，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下的位子都要填满。玻管局若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我就是那个人的脑袋。下来胳膊、腰身、腿脚，每一个“部件”都不可或缺。如果十个科长是一条腿，那么十个副科长就是另一条腿。两条腿只有一般长，走起路来才会稳健有力，否则就成瘸腿了。
还有小高、小胡、小马、小苏、小唐和小牛。小高可以不干通信员了，调哪个科室给个副主任科员，以工代干。小胡也可以给个副主任科员了，但得排在小高后面，让小高再代我踩他一脚。踩一脚他也说不出口：提拔了还有意见？小苏这个小伙子不错，选择出来干打字员，以工代干。再调一个通信员，接小高。调一个驾驶员，接小苏。小唐继续干驾驶员。
就只剩下小马和小牛这一对冤家了！
冤家路窄，让他俩继续“相逢”去吧！我为自己突然涌上脑际的一个“构思”兴奋不已——让小马领导小牛！
这个构思太美妙了！比《红楼梦》的构思还精巧！小马迟钝一点，小牛自认为他比小马脑子好使，时时处处看不起小马。现在就让这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去领导他，还不把他像诸葛亮气周瑜那样活活气死——气死才好呢！不为已甚——那要看是对谁！即使玻管局每一个和我有过芥蒂的人都可以原谅，小牛也不可以原谅！每当想到他将我的公文包搁在臭烘烘的卫生间门里边这件事，我就“怒从心头起”。如果他当时是搁在门外面，我现在也许还可以不再踩他——可这小子太促狭了！我那个公文包第二天就扔掉了。可以后无论换多少个公文包，哪怕是几千元一个的名牌真皮公文包，只要拿出来，仿佛就有一股卫生间的臊臭味！
还有我儿子鱼小明！每当想起儿子小脸被蹭破门牙被磕掉背着个小书包无助地哭泣的神情，我就会“恶向胆边生”，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我儿子现在都十几岁了，胆子仍十分小。我都怀疑，是不是那次这王八羔子一声断喝，将我儿子胆吓小的？
如果冯富强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螳螂的话，那么小牛就是一个更令人生厌的东方铃蟾！你瞧这家伙那副恶心样：皮肤粗糙，背部具黑色斑点和大小不等的刺疣，体长只有约四点五厘米！这样一个令人作呕的东西能给他安排什么好工作呢！我的构思是：成立一个车队，小虎任政秘科副科长兼车队长同时兼我的专职驾驶员。小马任车队副队长，按副科级待遇，开奥迪车。小唐开红旗。新调来的驾驶员开桑塔纳。小牛再转回去开面包车！
小牛万一不开怎么办？万一和我对抗怎么办？他敢吗？这个只有小学文化、不懂电脑、不懂汉语拼音、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只能写出最前边三个的好吃懒做的家伙，身无长技，别无所能，不识之无，离开玻管局，他再能干什么？恐怕只能去蹬三轮车，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骆驼祥子！去蹬三轮车当然不如在玻管局开面包车，这个账他能算得来。
只要他不离开玻管局，他就不敢反抗我！
何况我现在已不需要亲自去踩他的脑袋了。一个局长怎么会亲自去踩一个驾驶员的脑袋呢？包括安排小马去领导他，也不需要我出面。我那个美好构思的具体细节，根本无须我去操作。我的职责只是安排小虎一个人，其他都是小虎的事了。小牛若不愿开面包车，哭哭啼啼来找我，我就会反问他：“局长还管这样的事情？谁安排的你，你去找谁！”他敢去找小虎吗？小虎可真是一只“虎”啊！小虎当驾驶员的时候，都有一份尊严和“虎威”，局里很少有人敢不尊重他，和他开一些过分的玩笑。包括那些老科长，对他也十分客气。现在又是政秘科第一副科长，又是车队长，又是老板专职驾驶员，身兼三职，如虎添翼，十个小牛他都能一口吞下！从此他将会代替我去踩小牛。他比我更年轻有力，脚劲更大，踩下去保准会比我踩得更准更狠更疼！必须将这小子踩得服服帖帖，开了面包车还会心甘情愿给我投票，吓破胆也再不敢和人打赌，说我只能干个工会主席。到那时候再考虑是否放他一马。否则就踩死他！杀无赦！小牛不过是一只在我坚硬的鞋底下绝望地挣扎的小虫子，而且是一只臭虫，踩死他，不足惜！
第四十章
2000年和2001年到底哪个是新千年的第一年，人们是过后才搞明白的。
新千年到来，人们欢喜了两场，本来只应该欢喜一场。人们的初衷，本是庆祝新千年的第一年。那么新千年的第一年，到底是2000年？还是2001年？
当然是2001年！2000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2001年才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所以欢呼新千年到来，只能在2001年欢呼。2000年也可以庆祝，但应该是“欢送旧千年离去”。这就像我们玻管局，2000年若要搞庆典，应该是“欢送旧局长离任”。2001年庆典，才应是“欢迎新局长到任”。
虽然都是搞庆典，细想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结束”，一个是“开始”。2000年是给一个百岁老人做寿辰；2001年才是给一个一岁小孩过生日。人们原本是准备给一个一岁小孩过生日，结果却糊里糊涂去参加了一个百岁老人的寿辰。并且又吃又喝，又嬉又闹，乐了个够。
欢庆新千年到来，2000年显得特别热闹。人们精神振奋，劲头十足，好不欢喜了一场。到了2001年，突然有人说，这年才是“正日子”，才应该欢庆新千年。虽然也搞了一些欢庆形式，但与头一年相比，却要冷清了许多。这就好比一个人去参加婚宴，本来应是第二天去这个大酒店，可他记错了时间，头一天就去了。大酒店天天有婚宴，宾客众多。他糊里糊涂就进去吃喝了一场，并且兴致高昂地给新娘子点了两首歌，后来才知搞错了。可第二天再去参加真正应去参加的婚宴时，却索然无味，兴致全无，坐了一会儿就悄悄溜走了。
2000年，在人们乐不可支欢庆新千年到来的当儿，在我的个人生活中，发生了几件比新千年到来更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惠五洲书记调走了。省里也没有当下派新的书记来，那么是郑向洋市长做了书记？郑向洋市长也没有做书记。郑向洋市长仍是市长，暂时主持市里全面工作。就像冯富强和我当年担任政秘科副科长，主持政秘科全面工作一样。
第二件事是马方向局长调走了。马方向局长竟是自己要求调走的。惠五洲书记调走的第二天，市委、市政府就收到一些反映马方向局长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的匿名信。据说郑向洋市长做了批示，要求“严肃查处”。获知这件事后，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确实没有授意和暗示任何人写马方向局长的匿名信。
是谁写的这些信呢？只能再循着这样的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谁想竭力讨好我，谁就可能是这些信件的制造者。可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小虎，冯富强，老宋，小高，包括小马，小牛，小苏，小胡……玻管局现在谁不想讨好我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制造这些匿名信。
这个思路肯定不会错，这个人帮我给马方向心上添“堵”呢，只是目前无法“锁定”这个人是谁，不过这个人最终会自动冒出来。就像我那次去上海、北京、深圳一样，郑向洋市长并没有授意或暗示我那样做，我做完后也没有明确地告诉郑市长是我做的。但那一阵儿反映惠五洲书记问题的匿名信突然像汛期长江水位猛升一样涨起来，已远远超过警戒线，引起了省里的警觉，下了调走惠五洲书记的决心。郑向洋市长欣悦快慰之余，怎么能不思考这个问题呢？他感到疑惑：这些信件怎么会像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发射到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一样，从那么远的地方飞向省城呢？我当时是这样回答郑市长的，我说：“这种事情太正常了，只能说明老惠（指惠五洲）的人气指数已丧失为零。恰好那一阵儿我去过这些地方，如果让惠五洲书记知道，还以为是我干的呢！”
我就这样为郑向洋市长驱走惠五洲书记立了一功，吭哧吭哧帮他搬走了堵在他心头的这块大石头。可这个话题我和郑市长始终没有点破，彼此心照不宣。
从此郑向洋市长却跟我更亲热了，他甚至和我“商量”马方向局长的安排问题。郑向洋市长给马方向局长瞅下的位子是：铜行办主任、能源办主任、科协主席。“总之不安排他进市政府职能部门。这三个单位任他挑，养老倒是些好地方。”郑向洋市长有点幸灾乐祸地对我这样说。
马方向局长最后“挑”了能源办主任这一职位。
第三件事是我担任了玻管局局长。
继阎水拍时代和马方向时代之后，玻管局终于进入了鱼在河时代。令我欣悦的是，今日的玻管局，已远非阎水拍时代的玻管局可以相提并论。在阎水拍时代，余朱姬牛那几个家伙还时不时蠢蠢欲动，朋比为奸，妄图在阎水拍的炉灶里造饭，或者干脆撇开阎水拍另起炉灶。虽然毫无例外被阎水拍挫败，却弄得阎水拍也不得安生，睡觉都支着耳朵，以防变生肘腋。可今天谁又会在鱼在河的炉灶里造饭或者撇开鱼在河另起炉灶呢？他们只要搂搂柴火，早有人跑来告诉我了。于是我就会派小虎小高去他们搂下的柴火上撒一泡尿——他们连擦多少根火柴，也点不着这堆湿漉漉的柴火，反倒会将自己熏得泪眼模糊。我可以断言，在今日之玻管局，准备搂柴火在我的炉灶里造饭的人不会有，将双手放在裆部随时准备为我撒尿浇湿柴火的人却大有人在，比如小胡小牛冯富强等人——他们巴不得有机会把那泡憋了许久的尿湿淋淋地撒出去呢！将那堆柴火浇个透湿，看谁能点着？常言道，薰莸不同器，可我今天却能做到薰莸同器——让玻管局的香草和臭草都为我所用。与阎马相比，这就是我鱼在河的过人之处，不服不行啊！
我担任局长不久，在我眼里显然是“薰”、即一株香草的老乔来找我。老乔已经七十三周岁，患有多种疾病，不能再干下去了。他想让农村老家的孙子接他的班，做个临时工，在玻管局看门房。
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心想，可惜老头是七十三岁，若是三十七岁，我都准备提拔他做政秘科长呢！至少也做个督察科长——将那株臭草“莸”、即冯富强再压一阵子。我当时对眼巴巴望着我的老乔说，先将小乔招进来做临时工，下一步局里人事要动一圈，还要调一批同志进来，到时候将小乔作为正式人员安排进来，一辈子就有了一个铁饭碗。老乔听说我准备正式安排他孙子进局里工作，当即老泪横流，差点儿给我下跪。我急忙起身扶住他，制止了这种愚蠢行为。“好人啊！好人啊！全世界第一大好人！比阿拉法特都好！”老乔一边感激地抚拍我的手背，一边这样说。我当时不觉有点好笑，不明白他为什么将阿拉法特当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大概是常在电视新闻里看到那个头上包一块布的老头老是被以色列人逼迫得东奔西跑，所以觉得老头是一个好人——因为只有好人才常受欺凌！或者就是出于一种同情弱者的心理。老乔也许会这样想：那个姓“阿”的老头和自己年龄差不多，那么大岁数了，一天到晚被人家整得东躲西藏——可见整他的人一定是些坏蛋！
老乔将我视作他心目中的阿拉法特，虽然用词有点夸张，但他的表情十分真挚。他大概觉得仅用阿拉法特形容我，仍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接着又直视着我的眼睛说：“你信不信？玻管局这小庙，留不住你这大神仙！将来恐怕惠五洲那个位子也是你的！我老头有言在先，不信咱们走着瞧！”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上了，可我还是批评了老乔，不许他瞎说。我正色对老乔说，我怎么能走上那么重要的工作岗位，承担那么重大的工作职责，挑起那么重要的工作担子呢？可老乔不依不饶，临出门前还扭头对我说：“我老头不是瞎说，不信咱们走着瞧！只要我不死，会看到那一天的！说不准你就是咱们玻管局出的第二个省长呢！你今年才多少岁？也就四十刚出头嘛。你当省长那一天，我若看不到，我孙子会看到的！”
老乔离开前，我召开全局干部职工座谈会欢送了他。毛主席说过，村上的人死了，也应该开个追悼会。套用这句话，老乔这样的同志离去，也应该开个座谈会。座谈会虽然没有欢送阎水拍局长退二线那次声势浩大，但气氛真挚热烈。我还让财务给老乔发了五千块钱补助。并在合完影、聚完餐的第二天，让小虎开八缸三菱将老乔送回农村老家。
欢送老乔后，我接连搞了几次民意测验，将玻管局科级以下人事动了一圈。本来我是不准备这么快动人事的，但我知道我在玻管局工作时间不会太久，所以按原先的设想，该动的人都动了。这一圈安排了二十多个同志。老宋做了工会主席，小虎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只在安排两个人时有过犹豫：一是冯富强，是让他继续主持督察科工作呢？还是将科长给他。若他对我稍有不逊，就让他继续主持。可他哪里有一丝半点不逊，像孙子一样哈着腰在我身前身后跑，就差叫我爷了。投票时也显得十分卖力，完全按我的意图行事。因此最后将科长位子给了他。
第二个有过犹豫的人是康凤莲。康凤莲我原本准备下一步再给她正科级，可邓世清为这事找我来了。正像一票和柳如眉一样，姬飞和康凤莲也不再撕扯不开，两人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像墙上贴着的一张招贴画一样——若姬飞是墙，康凤莲是画，中间粘连他们的糨糊或者胶水已经完全风干了，连个苍蝇细小的脚也粘不住了。某一天，一阵风儿吹过，这张招贴画“哗啦”响了一声，便离墙而去——姬飞和康凤莲彻底分开了。
没有了“外力”干扰，邓世清和康凤莲还能过得去。康凤莲原本不会生养，这也是前夫和她离婚的一个原因。可和邓世清结婚几年后，竟冷不丁生下一个“邓通”。邓世清与前妻没有孩子，现在“邓通”突然挥着一把大刀自天而降，邓世清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他那天到办公室找我时，手里还牵着正蹒跚学步的小邓通。有了小邓通，邓世清也就不会变成真正的“黑社会”了。看到我这位多年前的老友像柳如眉一样，回到了正确的人生路线上来，我岂能不感到欣慰？何况他在姬飞问题上给了我个大面子，助我打胜了“平津战役”。他现在亲自登门为康凤莲说项，我岂有不答应之理？于是我安排康凤莲去业务科室做了正科长。
局里现在的领导班子是：鱼在河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姬飞副局长，牛望月纪检组长，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
两个“副处调”名额郑市长已给我批了下来，加上行业工会主席和总工程师这两个职位，可以提拔四个同志上去。提拔哪四个同志上去？我得开始琢磨这个事情。在我离开玻管局前夕，再将这四个同志提上去，那样他们就会常念我的好。若现在刚提拔他们做了科长，再给个“副处”，他们会觉得来得太容易，反而不珍惜了。甚至反过来会认为他们得到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仿佛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似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东西，别以为人是一些什么好东西！若我权衡来权衡去，将这个事情操作得很慎重，甚至很神秘，他们就会争来争去，竞相向我邀宠。若他们是一群饥饿的小孩子，我就是那个手举着一个大红苹果的“大个子叔叔”，将红彤彤的苹果举在空中，就是不往下扔，让他们眼馋、流口水，他们就会这个摇我的胳膊，那个拽我的衣襟，一边撒娇一边央求我。
其实提拔哪四个同志，我心里早有数了，完全用不着“琢磨”。我只是要做出一副“琢磨”的样子，以显出其神秘和慎重。两个副处调，当然要给两个年龄最大的老科长，没有什么争议。提拔这两个老科长，可以调动一大片，稳定一大片。两个老科长我调进局里来时就是科长了。阎水拍、马方向都没有使他们再上一个台阶。这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玻管局“原地踏步”——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他们却像小学生做广播体操一样摆着手做了十年，连半步都迈不出去，他们能不着急？我让他们迈出了这半步，上了这个台阶，他们能不感激我？不感激才怪呢！他们一感激，就会像老乔那样，说我鱼在河一箩筐又一箩筐好话。最后这么多箩筐好话，搬到小牛开的那辆面包车上，恐怕都装不下呢！
总工程师应由纪检副书记罗一强来做，他做纪检副书记时间也够长的了。他做纪检副书记时，我才是政秘科的副科长呢！而且还没有“主持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冯富强。
行业工会主席当然非李小南莫属了。
小南在我当局长后，和我有过一次时间较长的谈话。我突然发现她有点憔悴，不像原来那么鲜活了。而且她的眼神不再像过去那么专注，有点“散光”。这就是她与陶小北的本质区别。陶小北的眼睛总是那么又黑又亮又聚光。小北的眼神里有一种凌然。她之所以能够保有这份凌然，是因为她“无欲”——她绝不用自身的美貌去换取现实的利益。李小南则不是这样，她也曾抵抗过，抵抗那些猎色男人的袭击，但最终她屈服了，为了那些世俗的利益，她出卖了自己！
而女人一旦开始出卖自己，女性美就会大打折扣！
那天我和李小南谈话地点在探春大酒店。省玻管局局长到我们紫雪市检查了三天工作，吃住都在条件最好的探春大酒店。这天早晨吃过早点送走省局局长后，小南跟我回到省局局长住过的那个套间。刚进房门，李小南便坐在床上解衣服，很快就把上身脱得一丝不挂，露出一对洁白的奶子。她的奶子比柳如眉的逊色一些，不是鸭梨状，而是半球状。她脱下衣服便向我招手，并对我说：“你现在有权享用我了，反正我得陪你们这些局长睡觉！”看到李小南，我不由自主会想起陶小北，她俩像一对双胞胎，是一起走进我的人生领域和视野的啊！现在见不着小北了，我只能从小南的身姿里感觉小北。只要小南还在我眼前，小北就仿佛并没有走远。我顿然想起我们在那个大办公室里一起工作时那些谈笑风生快乐无忧的日子。小北总是护着我，小南也从来没有挤对过我。想到这些往事，我突然有点可怜小南。我走过去将她揽在怀里，用手摸摸她的奶子。她的奶子已明显松软下垂，不再坚挺和富有弹性，令我感慨而惋惜。十年前，她的乳可是和小北的乳一般，如美元一般坚挺，似公主的头颅一般骄傲地上翘啊！那时候她的乳房，就像一个欢蹦乱跳的小学生走在上学堂的路上一样，调皮地微笑着，好奇地扬起脑门儿四下里张望着，眸子里闪烁着纯洁无邪的光芒。（乳头不是女人的另一双眼睛吗？）可现在她的乳房，却像一个垂暮的老人，皮肤松弛，脑袋有气无力地耷拉在那里。我像拍小孩的脸蛋那样抚爱地拍拍小南的乳房，松开手，让她穿上衣服，然后说：“小南，不要这样，我不会这样和你睡觉的，这和强奸有什么两样？虽然你并没有反抗。你应该找回从前的自尊和自重，否则你就没有希望了！到那时候，如果你愿意，我们再一起‘唱歌’，好吗？”
听我这么说，小南突然一头扎在我怀里，“呜呜呜呜”哭了起来。
小南伏我怀中恸哭以诉哀的时候，我的手机嘀嘀响了两下。我一边轻抚着小南的肩安慰她，一边打开手机看短信。不知是谁发来的一个《人生六动》——
生命在于运动
关系在于走动
感情在于心动
亲吻在于感动
拥抱在于激动
抚摸在于颤动
我将手机举到小南眼前，让她看这个短信。看毕，她破涕为笑。此时手机又嘀嘀响了两下，又发来一个《人生六动》。小南好奇，趴我肩头和我一起看，这一看，她却像《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里写到的袭人一般，“羞的红涨了脸面”。这个“六动”差不多是一盘黄带的说明文字，令人难堪而汗颜。
那天，我并没有像贾宝玉和袭人那样，在探春大酒店与李小南“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丢下柔媚娇俏的李小南，急急忙忙赶到玻管局。我让小虎找来工匠，将玻管局苍老的“容颜”重新妆扮了一番。粉刷了大楼，所有办公室全部换了新的桌椅，给人一种崭新的气象。包括挂在大楼外面的牌匾，也全部新换。过去的老牌匾，油漆剥落，有一块牌匾中间还裂开一条缝，能伸进去一个手指头。
我们玻管局大楼门外，一溜儿排开，挂着八块牌匾，就像农家小院门前挂着八条挽成辫状的红辣椒。八块牌匾并不算多啊，我曾在我们紫雪市某单位门前看到过挂着十二块牌匾。
新制作的这八块牌匾挂在玻管大楼门前，白底红字，比八串红辣椒醒目得多，简直像八位妆扮一新的新郎，在等候迎娶八位婀娜多姿、千娇百媚的新娘。闪亮的白油漆、红油漆在太阳光照耀下，放射出斑驳的光芒。这八块牌匾是：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委员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纪检监察室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协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技术研究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计生协会
第四十一章
我坐着小虎的车，回袁家沟看望父母亲。
我给父母亲拿着一份儿厚礼，价值四千元左右。给大伯二伯拿的两份儿礼也不薄，都在两千元左右。
这些年中，我在玻管局苦斗，很少回家。每年只在春节前或春节后回去呆一两天，然后便匆匆离开。在这一两天中，我也很少出门，除几个必须去看的近亲，再哪儿也不去。
袁家沟到紫雪城，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当干事那几年，回家都是坐公共汽车。开往袁家沟的车是紫雪市运输总公司最破烂的汽车。加之路况不好，有一半路是坑坑洼洼的黄土路，若是怀孕的女同志，颠得孩子都会早产。车厢里散发着呛人的汗臭味，难闻的劣质烟草味，以及刺鼻的黄尘味。坐一次车下来，以手在脸上一抹，能抹下一层黄土。嘴唇抿得再紧，也会有尘土粒钻进牙缝中，牙齿动一动便会发出响声，仿佛嘴里塞满了白糖粒——可惜不能像白糖那样咀嚼吞咽。目力所尽的地方，全是光秃秃的山，干燥的风肆无忌惮地从荒原上掠过。市运输公司派往袁家沟乡的司机是一个小鼻子小脸的老头，因开车慢，被称作“慢师”。慢师傅开车有多慢？你可以这样想像，骑一头黄牛从紫雪城到袁家沟乡得走多久，慢师傅开车就得走多久。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汽车就像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忽悠忽悠喘着气往上爬，随时都有可能像一个哮喘病人一般趴下。
每次在冬日的寒风中灰头土脸拎个提包出现在村口时，我就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我低着头，快速地移动着双脚，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我不想碰到熟人，尤其不想碰到袁姓的人。因为我像个土拨鼠，哪里像我们袁家沟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哪里像一个市政府机关来的干部，与在集市上卖土豆归来的农村青年有什么两样？
每年过春节回家，我都备三份儿礼。父母亲的一份儿是两条香烟、两瓶酒。香烟每条价格在五十元左右，酒每瓶的价格也不会超过五十元。总共是二百元钱。另外两份儿礼是给大伯二伯的，两份儿礼完全相同：一条二三十元钱的香烟，一瓶二三十元钱的酒，再买两包糕点，每份儿礼价值六十元左右。
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和不主持工作的副科长以后，回家一般仍以坐公共汽车为主。只有两次没有坐公共汽车，坐的是“专车”。但这两次坐“专车”的经历，却像做了两场噩梦。在我没有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之前，即使再有类似坐“专车”的机会，我也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坚决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宁肯坐公共汽车，也再不愿坐这样的“专车”——可见那两次坐“专车”受了怎样的刺激！
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后，当时头脑一发热，觉得自己怎么也是个副科级了，搞一辆专车回去在村里扬扬头，给父母露露脸。（我亲爱的父母一生也没有露过几回脸啊！）我通过关系借了市政府另一个局一辆桑塔纳。那个局的政秘科长我认识，我曾给他帮过一个小忙。那天他让我早晨八点在玻管局门前等车。我七点半就提个包站在玻管局门口，就像提个包站在岳阳楼上一样，脸上“喜洋洋者矣”。心想：我也可以坐专车回一趟家了！我当时眼睛里放射出明亮而喜悦的光彩，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眸子瞭焉”（瞭：明亮），那副傻样，简直有点像小品里边的赵本山。
可一直等到八点半，还不见车的影子。我打电话给政秘科长，他一会儿说车加油去了，一会儿说车哪儿有点毛病。“小毛病，好修！”这个鬼科长当时还用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影片里的台词这样幽我一默。直到九点五十分，车才不情愿地开过来。上车后，我殷勤地掏出一包特意买的好烟，抽出一支递给驾驶员。他瞧也不瞧我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不抽烟！”然后便开车上了路。
一路上他不说一句话。忽而将车开得飞快，就像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疾驶一样。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双手紧紧抓着车门把手，生怕他将车开得飞到天上去。有时他又忽然将车开得很慢，这时候他又有点像那个慢师，不慌不忙带着我跳一曲梦幻般的慢步舞，让我昏昏欲睡。可我刚矇眬睡去，他又突然提速。我还没来得及警觉地睁开眼睛，前面路上有一个土坑，他又一个急刹车。我的整个身子和脑袋向前扑去，有一次我的脑袋甚至像皮球一样弹到了前窗玻璃上。我一边揉着碰疼的额头，一边还在自言自语讨好那个混账司机。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的头碰破没有关系，只是怕把你的车玻璃碰碎！”我原以为这句有点幽默的话能逗他开颜，可他却无动于衷，那张脸仍然绷得像小孩的屁股蛋子一般。
那次坐专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不说话阶段”——他始终绷着脸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我说话，更严重的是我找话和他说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我是在对一块石头说话。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若你连问一个人三句话，这个人却理都不理你，你有没有勇气再问第四句话？可若我们一路上始终不说一句话，那种气氛更让人难受。仿佛夫妻俩闹了意见负气地背靠背一样，空气好像凝固了。我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客车驾驶员，家里出了几件事，心情很不好。这天出车前，他在心中作出这么一个决定：若今天车上遇到两件不高兴的事，他就给一车人一点颜色看看。第一件让他不高兴的事，是一个年轻人带来的。这个年轻人站在车门口粗声粗气令司机停车，说他要下去撒尿。司机稍停慢了一点儿，年轻人便盯着他骂骂咧咧，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刺伤他的自尊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把车开得这么快，准备往哪儿开？莫非是往你母亲的生殖器里面开呀！司机当时狠狠瞪了一眼这个年轻人，心想：一会儿你就会为这句话付出血的代价。第二件不愉快的事，是一个老头带来的。因过道里挤满了人，老头一屁股坐在汽车前引掣盖上。司机认为妨碍操作，不让老头坐。老头一定要坐，并瞪着眼对司机说：“你这后生，懂不懂得孝敬老人？我若是你爹，你让不让我坐这儿？”老头的话“哄”一声将一车厢人逗笑了，纷纷跟着老头奚落司机。此时坐在前边的一位大妈看不过眼了，说：“你们这些人，还讲不讲道理？人家辛辛苦苦给你们开车，你们还欺负人家，你们想一想这样做对不对？”大妈这样说时，司机的眼泪刷就下来了。他猛然一个急刹车，走过去拉开车门，不由分说将大妈推下车。众人正在惊愕，他已开着车向前狂奔而去。接着轰隆一声，车开下了山谷，司机与一车人同归于尽。
小时候听村里人讲这个故事，对这位司机肃然起敬。简直认为他是绑着炸药冲向敌阵的英雄。那天坐“专车”，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真担心这个一路上绷着脸的司机将车突然开下山谷。所以即使他不说话，我也不敢不和他说话，硬着头皮找话搭讪。他若不回答，我便采用自问自答这种形式。静默了一会儿，当我又一次陪着笑脸扭头问他一句什么话时，他却突然开口，恶狠狠地骂道：“靠你妈！”
我当时脸刷一下红了。虽然很快明白他并不是骂我，而是骂一个从车前跑过的小孩，但我还是有一种挨骂的感觉。他金口一开，进入第二个阶段——说话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这位司机开始不住口地骂人。他骂人主要以骂别人的母亲为主，仿佛天下的母亲都得罪了他，而他则不是母亲生养的。他骂的对象是：公路上跑来跑去的小孩，骑自行车的农村姑娘和小伙子。有一次一个姑娘骑自行车向路中间扭了一下，他打下车窗放慢车速骂这位姑娘，大意是说他准备将这辆车开进姑娘那个地方去，并十分主观地认为姑娘“那儿”是个良好的停车场，他准备把车停在“那儿”不走了。当时那个姑娘在我坐的这一侧，他骂的时候脖子拉长，将脑袋从我怀前探过去。我赶忙将身子向后缩了缩，给他让开空间。我那时才明白人的脖子像松紧带或橡皮筋一样，是可以拉得很长的。他那天的脖子伸得比鸡脖子还要长，差不多有天鹅的脖子那么长，几乎就要伸出车窗外面去了。这样骂起来声音显得十分有力，被骂者听得十分清楚。那位腼腆的农村姑娘见他骂得那么难听，刷一下飞红了脸。
骂那些憨厚的农村后生，他语气短促，一般是一个很短的句子。比如：“找死啊！”“不想活了！”“你妈那个逼！”除此之外，他还骂轮胎溅起的石子，骂天上飞过的小鸟，甚至骂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突然将车上的收音机拧开，女播音员刚说两句，他便烦躁地啪一下关了收音机，毫无道理地认为女播音员是个“卖逼货”，或者是个“挨球的”！
他在骂人方面的想像力十分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经过一个村镇，正逢遇集，公路上挤满了人。他一边慢慢地开车走，一边骂：“谁家把罐子搬倒了，生下这么多驴日的！”
那天我像囚犯坐牢一样，好不容易坐这辆“专车”来到我们村。刚到村口，他便将车停下了。我以为他要撒尿，坐着没有动，等他撒尿。可他并不撒尿，手放在方向盘上坐着不动。我有点莫名其妙，又不敢问。此时他突然扭头黑着脸对我说：“还想让我再把你拉回紫雪城去？”我这才知道他是像毛泽东当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那样敦促我下车。就像我儿子那次遭小牛呵斥一样，我慌忙拎着包跳下车。双脚刚落地，他已一个急转弯，开着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车轮轧起的尘土扑了我一身一脸。
我原以为他会送我到家门口，可他将我扔到村口便一溜烟不见了。我拎着包垂头丧气往家里走，眼睛里早已失去了神采，再用孟子的话说，则是“眸子眊焉”（眊：失神）！我心里十分沮丧：这与坐公共汽车回来有什么两样？谁看见我坐小车了？坐公共汽车还不用受这般凌辱！
另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政秘科副科长以后，当时冯富强主持工作，我向他开了一口，他有点作难，但还是派小牛送我回家。那次是夏天，我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那天上车后我才发现，车上还坐着一个女孩。就像我第一次知道“切诺基”和“帕杰罗”一样，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此类女孩叫小姐。我坐在后面，小姐坐在前面副驾驶座上。小姐的腿裸至大腿根，有四分之三的乳房露在外面，就像笼里放着两个没有热气的白面馒头。那次坐车，给我的感觉是在看一部质量低劣的三级片。一路上，小牛不仅用眼睛观察小姐的大腿和乳房，而且换档时，时不时顺势这儿捏一下，那儿摸一把。这样极不利于行车安全。当我提醒小牛“注意安全”时，他却嬉皮笑脸对我说，他的生命和我一样宝贵，让我放心地闭上眼睛睡觉去。我刚按他的要求闭上眼睛眯盹儿了一会儿，睁开眼时突然吃了一惊：车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忙扭头向四周张望，见小牛拉着小姐的手正向一座小山包爬去。翻过这座小山包，有一片小树林，他们的目的地显然是那片小树林。我当时十分气恼，可又有什么办法？只能坐在车上耐心地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两人才又嘻嘻哈哈上了车。
那次坐小牛的车回家，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小牛眼里，我这个人一路上基本不存在，仿佛是他放在车上的一个皮包或一颗西瓜，总之不是一个活物。更让我愤慨而深感羞辱的是，在小牛眼里，我的价值不及一个小姐！
那次也没有将我送到家门口，只到村口。倒不是小牛不愿送，而是我不让他送。按照农村的习惯，送我到家后，车上的人都应该进家里坐一会儿，喝口水。可我若将这样一个描着黑眼圈，嘴唇涂得猩红，穿着超短裙，脑袋像一个母狮子一样的女人带进家门，还不把我胆小的父母亲吓得晕过去？
两次坐“专车”，其实与坐公共汽车没有区别。我原本是想让村里人看看：鱼贵喜的儿子坐“两头平”（农村人对小卧车的形象称呼）回来了！这个信息马上会传到村支书袁长鸣耳里去，他因此会对我父母客气一点儿，眼睛瞪得小一点儿。可我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像一个无用的弃物一般，被扔在了村口。公路在我们村西头，我家在村东头。我像坐公共汽车下车一样，低着头穿过村支书袁长鸣家，村主任袁飞龙家，村会计袁富有家，疾步来到鱼贵喜家——鱼贵喜是我父亲的名字。
做了副主任科员和普通副科长后，我回家给父母亲带的礼物增至三百元左右。水涨船高，给大伯二伯带的礼物标准提高到每份儿八十元左右。
我真正可以带车回家，是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和政秘科长之后。那几年时间，除过没有带八缸三菱外，奥迪、红旗、桑塔纳，我每次回家轮着带。有一次我甚至将面包车带回了家，拉着一车厢苹果。我们袁家沟那一带没有果树，娃娃们十分喜欢吃苹果。我拉一面包车苹果回去，让父母亲随便分送给村里的娃娃们。这些苹果我并没有掏钱，是用手中的权力换来的。
奥迪车是黑色，我们局那辆红旗是蓝色，桑塔纳是红色，面包车白色。村里人不知道这些车的名称，便以颜色区分。每次我回家，见我乘坐的车从村中驶过，村人马上互相传播这样一个信息：贵喜的儿子这次是坐黑车回来的；这次是坐红车回来的；这次是坐蓝车回来的。
做了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和科长之后，我给父亲带的烟酒价值增至八百元至一千元。给大伯二伯的礼物增至每份儿四百至五百元。三份儿礼价值两千元左右。差不多在原来四百多元基础上翻了五番。
带小虎的八缸三菱回家，这是第一次！
这辆八缸三菱的颜色是黑蓝色。村里没有人见过这种车。他们首先会在车的颜色问题上争论半天。有些人认为是黑车，有些人认为是蓝车，有些人干脆叫“黑蓝车”。就像过去将农村妇女叫“张王氏”或“李胡氏”一样。
接下来他们会围着车惊叹不已。这车太气派了！停在那里像停着一辆坦克，让人不得不敬畏它。那些小孩子会发出惊叹：“瞧这车的脚有多大！”农村人说话幽默，他们总是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对事物最本质的认识。他们说的“脚”是指车轮胎。车轮胎不是汽车的“脚”吗？没有“脚”，它怎么会疾行如飞？这车的轮胎像那种履带压路机一样宽，或者干脆就是一辆坦克，履带翻卷着向前碾压过来。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这车如履平地。即使遇到泥潭和沙坑，车子也毫不畏惧，头一低，再一扬，就上去了。就像一个潇洒的小伙子，将偏分头向一边一甩，跃身便跳过一个宽阔的壕沟。
那天坐这辆车回家，我感觉十分惬意。这种高档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人性化设计”。哪儿应该将你抵一下（比如腰部），哪儿应该凹一下，手往哪儿放，脚向何处伸，一切尽善尽美。可再高档的车也无法设计一个驾驶员。虽然科技如此发达，也没听说过机器人驾车。如果这辆车是由那个总想将车开进哪位姑娘“停车场”的驾驶员开着，车子设计的再“人性化”，坐着也不会惬意到哪里去。可由小虎开着，却比车上设计的任何一个“部件”更善于体贴人：什么时候开空调，什么时候关空调；什么时候开车窗，车窗开多大，什么时候关车窗；什么时候开音乐，听哪种音乐，轻音乐还是流行歌曲，什么时候关音乐；等等，根本不需要你用嘴去说，小虎总是在你说之前已经按你的“要求”去做了，而且恰到好处。
在我可以开车将苹果带回家的时候，村支书袁长鸣已经主动登门来看我了。这位中国最低层的“职业革命家”，使出的手腕一点不亚于阎水拍局长。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我家炕头，一边和我父亲称兄道弟喝酒，一边夸奖我。我父亲弟兄三人，父亲排行老三，袁长鸣仿佛顿然变作了我的“四伯”，亲切地看着他这个“侄子”，夸奖“侄子”小时候多么聪明，书念得多么好，一看就会有出息。令我诧异的是，他怎么一下就忘了从屁股上一脚将我踹倒的往事。小时候他可从来不认为我是他的“侄子”，他那时总是用另外的称呼喊叫我。他将这种称呼忘记了，可我能忘记了吗？他那时总是将我唤作“小杂种”或者“龟儿子”！
那次袁长鸣和我父亲喝完酒，顺手还拎了我家一袋苹果。望着他像从自家菜园里背着一袋蔬菜回家一般，背着一袋苹果从我家院门走出去的背影，我恨不得从后面一枪结果了他！
从袁长鸣口中获知，袁长印已做了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父亲当着袁长鸣的面，嘱咐我抽时间去看看袁乡长。我怎么会去看他呢？我其实早已在思考，我将来怎样去报复这个无耻的小人。我注定会踩住他的脑袋，但我难道会亲自“动脚”去踩他吗？当然不会！我会再去找一个小虎，让小虎代我去踩他，下“脚”重一点，狠狠地踩他！紫东县五十多万人口呢，找十个百个小虎也不难。
在我如此展开想像的翅膀的时候，我仿佛已经真的担任了紫东县委书记——只有担任了紫东县委书记，我才能准确地踩住袁长印的鸭脖子——读者朋友大概很想知道袁长印的脖子为什么是“鸭脖子”，那我就负责任地告诉你，他的后脖呈酱红颜色，有褶皱，脖子拉长，褶纹就呈白色，就像那种“变色龙”。如果说，此生我还有什么心愿未了，那就是踩“鸭脖子”这个心愿未了。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还能有比这件事情更令我鱼在河愉快的事情了吗？我同样会负责任地告诉同志们，没有了！
正当我在遐想中沉醉的时候，小虎已将虎里虎气的八缸三菱车稳稳地停在了鱼贵喜家的院子里，我恋恋不舍地从这种令人快慰的遐想中回过神来，定睛一看，早有一群村里的碎娃娃撵在车屁股后面围了上来。
郑向洋市长在主持了紫雪市半年多工作后，并没能如愿以偿当书记。省里冷不丁又给紫雪市配来一位市委书记，郑向洋市长继续做市长。
这真是大有大的痛苦，小有小的烦恼。从这一点上讲，郑向洋市长还不及鱼在河，简直就是个冯富强！虽然没有像冯富强那样从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岗位上被挪开，但也够窝囊的了。即使不是冯富强，也差不多是一个余宏进，冷不丁就调来一个阎水拍！
新调来的市委书记叫傅四海。最初获知傅四海调到紫雪担任市委书记时，我的心狂跳了几下。我的心怎么能不狂跳呢？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而且是同宿舍，他是我“睡在上铺的兄弟”！
傅四海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做秘书。我们那几届大学毕业生，分配政策实行“哪里来哪里去”。即哪个地市考上的学生，毕业分配再回到哪个地市去。我来自紫雪市袁家沟，最后果然又回到紫雪市袁家沟。
就在我在袁家沟中学报到的时候，傅四海已坐到省委办公厅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我担任玻管局政秘科副科长时，他已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我担任政秘科长时，他已是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担任玻管局长，他已一身轻松来到紫雪做市委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紫雪王”。
傅四海上大学时，有一个绰号叫“民歌”。我那时候有个外号叫“橡树”。起因是一次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我朗诵了舒婷的诗作《致橡树》，傅四海朗诵了余光中的诗《民歌》。我俩也确实喜欢各自朗诵的诗作，有时晚上睡在床上，也会抑扬顿挫吟诵一番。傅四海普通话讲得比我标准，每当他吟诵《民歌》时，我们便侧耳倾听，他的声音宏厚深沉，听着特别有感染力——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也听见
沙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也听见
龙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也听见
梦也听见
我已与傅四海通了电话。通电话前，我认真思考了如何称呼他的问题。当然不会称他“民歌”，也不能叫“傅四海”或者“四海”。而是应恭恭敬敬叫“傅书记”。我提前都将开场白进行了练习：“喂（轻柔），是傅书记吧（恭敬），我是在河（不带姓，显亲切），您的老同学鱼在河（担心对方想不起来，彻底说明情况）！”
那天通电话，只简单说了几句话。他刚来，工作千头万绪，忙得团团转，还抽不出时间跟我畅叙同窗之谊。我也没有急着去看他，我得等他缓过口气来，给我打电话，我再去看他，和他说些掏心窝子的话。
但我的耳朵早已竖了起来，用心捕捉着关于他的一切信息。听说他在紫南县某乡确定了一个扶贫村，我也急忙去相邻的村确定了一个扶贫点。我得让我的扶贫点也跟着他的扶贫点。
从傅四海到任那天起，我的心已离开郑向洋随傅四海而去，毛遂自荐、自觉自愿成为傅四海的“第三只眼”，用心观察着紫雪十六县五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风吹草动。与郑向洋市长比起来，傅四海更需要我这样的“第三只眼”，因为他自己两眼一抹黑。我如此轻松地背叛了提携我的恩人郑向洋市长，心里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能怪我鱼在河吗？谁让他郑向洋不是贾宪三角最上端的那个“1”呢？我国北宋数学家贾宪用以开高次方的这个数表挺有趣的，最上端排列着三个“1”，排列形式为“111”——这三个“1”，可以理解为三个一把手：最上端的这个“1”，是市委书记傅四海；左下这个“1”，是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向洋；右下这个“1”，是市人大主任常东方（我们紫雪市的人大主任叫常东方）。一个市委一把手，一个市政府一把手，一个市人大一把手——不是三个一把手是什么！三个一把手中，最大的是最上端的那个一把手——谁让他郑向洋不是这个“高高在上”的一把手呢！我将双手向前一摊，像某部影片里的人物一样耸耸肩，自嘲地说：桀犬吠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出我的所料，傅四海来电话了。这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
对这次谈话，我早有心理准备。包括第一句话怎么说，我都设想好了。我原以为，我俩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紫雪的人和事，而会将那几十个大学同学挨个拨拉一遍。分到国务院那个同学，在教育部，已经做了司长。班里的正厅级干部，也就是傅四海和这个司长了。下来还有某个身姿比较活泼的女同学，当时是我们班的班花，毕业后一直在省档案局工作。傅四海和她在一个大院上班多少年，肯定常见她。傅四海也许会对我感慨，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春活泼的年轻姑娘，现在也成黄脸婆了。
可我还是想错了，我设想的这些谈话内容几乎没有涉及。落座后刚寒暄几句，傅四海便直奔主题，他对我说，郑向洋已向他提出，让我接杨远征出任紫东县委书记。
郑向洋看来不知道我和傅四海的关系，如果知道，他就不会这样提了。我当即将我和郑向洋关系的来龙去脉向傅四海和盘托出，刻意表明，我和郑向洋只有一日之雅，并无历史渊源。最后我这样表白：“那是在‘惠时期’，我和他近一点。现在成‘傅时期’了，我和谁更近，是不言自明的事！”
“这个我明白，要么我就不会叫你来谈话了！”傅四海摆摆手对我说。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不喜欢郑向洋这个人，有点咄咄逼人。他刚来不久，郑向洋就给他拉出一个单子，提出安排这个人做县委书记，那个人做县长。安排干部是市委的事，还是市政府的事？傅四海说，他情况不熟，半年之内不准备动人事。杨远征的副市长省里已批下来。如果在普遍不动人事的情况下，只动我一个人，安排我去做紫东县委书记，目标太大。况且我担任玻管局长时间不长，一下给这么重要的岗位，也太扎眼。但紫东是紫雪十六个县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县，号称“紫雪第一县”，这个县委书记必须选一个十分信得过的人去做。因此他的初步思路是，让杨远征担任副市长后，一身两役，再兼半年紫东县委书记。半年后，整个调整人事时，再调我去接替杨远征。
傅四海那天还对我说，他到紫雪，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孤掌难鸣啊！急需一个得力的帮手（在傅四海眼里，我就是鱼在河眼里的小虎）。他给我流露了一个意思，我在紫东县委书记的岗位不会干得太久。市里两位副书记年龄都大了，一两年后，安排他们一个做人大主任，一个做政协主席，再提拔两个年轻的市委副书记上来，那样工作就好开展了。
揣摩傅四海的意思，我当然是这“两个”中的“一个”了！
那天从傅四海办公室出来已经很晚，小虎还在车里候着我。我让小虎开车回去，我想在寂静的大街上走一走。那天我走在夜阑人静的大街上，步子迈得格外轻快。没想到我脚下的道路突然变得如此宽广，简直有如神助一般。我甚至掐指算了一下，现在是2001年6月份，我四十一周岁，半年以后，即2001年底，我即可担任紫雪第一县——紫东县委书记。在紫东县最多干两年，到2003年，即我四十三岁时，即可能担任紫雪市委副书记。担任两年市委副书记，到2005年……我又掐指算了一下郑向洋市长的年龄，恰好是2005年年底退休。就是说，2005年年底，或者2006年年初，我就可能是紫雪市的“郑向洋”啦！
我有点不敢想下去了，快乐和幸福溢满了我的脸。这可真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我差点儿像当年老宋从康凤莲家筹到钱出来那样，兴奋地在大街上跳起来。
那天直到回家睡到床上，我仍然十分亢奋，怎么也睡不着觉。2005年是“十五”最后一年，2006年是“十一五”第一年。我们紫雪市高速公路“八纵八横”将在“十一五”期间建成通车。就是说这个宏伟目标要在我任市长期间实现了！我仿佛已看到：鱼在河市长手拿一把剪刀，忙得脚底儿朝天给一条条高速公路通车剪彩……
对我来讲，前途一片光明，但道路仍然是曲折的。我仍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走好每一步，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就会满盘皆输。包括对傅四海，我这棵“橡树”已不能以老同学的面目去应对他。我应该将我这棵橡树削成一个又一个尖锐的楔子，随时准备让傅四海拿一个小锤将我敲进他挖好的榫子缝儿里去。即使将我自己挤得浑身疼痛，也在所不惜。将于谦那首诗改一个字：“粉骨碎身全不怕，‘不’留清白在人间！”需要挤走冯富强，我这个楔子就是鱼在河；需要压制朱锋、姬飞、牛望月，我这个楔子就是马方向；需要欺侮余宏进，我这个楔子就是陈奋远；需要撬动马方向，挤走权高位重的惠五洲，我这个楔子便又成为郑向洋……
而这个木楔的最后目的，是要撬走郑向洋！
说白了，人生就是一个木楔，不停地挤进别人的“缝儿”里去！只有将别人撬动，挤走，甚至挤扁，自己的生存空间才会更大一点。在玻管局十年，我不是这样“挤”过来的吗？那么多人被我挤走了，那么多人被我挤扁了，那么多人疼得嗷嗷叫，而我却越挤越舒服。瞧我现在的活动余地与生存空间有多大？如果刚调到玻管局时，不“头悬梁锥刺股”般立志，不十年如一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阎水拍和马方向，不“俯身倾耳以请”，即使“遇其叱咄”，亦“色愈恭，礼愈至”，那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冯富强？被那个“鱼在河”挤来挤去，多少年了，气都喘不过来一口！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爬和撞》。先生讥讽说：“爬得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的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我不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种“聪明人”吗？鲁迅先生还写过《推》，写过《踢》，先生为何没用他那支如椽巨笔，再写一篇《揳和挤》呢！这两个字不是比“爬、撞、推、踢”更生动、更传神嘛！
是的，人生就是两个字，一个“揳”字，一个“挤”字。先将自己千方百计“揳”进去，然后扎个马步毫不犹豫地“挤”——这就是我鱼在河的人生哲学！
待我做了市委副书记以后，就等于给郑向洋身上敲进去一个楔子。郑向洋因疼痛难忍逃窜之后，那我再“揳”谁呢？我总不至于再去“揳”傅四海吧？我当然不会“揳”傅四海——问题是不“揳”傅四海，老乔和他那个在玻管局看门房的孙子会失望的——为了不让老乔“死不瞑目”，为了能让他的孙子成为我们玻管局的一个“预言家”，我必须再将这个坚硬无比的木楔，狠狠敲进傅四海的肉身里去——让他像郑向洋那样落荒而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又耸耸肩，阴冷地一笑，在心里发狠地对自己这样说。
第四十二章
傅四海和郑向洋只“配合”了不到半年，关系便显得微妙起来。
而郑向洋公开和傅四海唱反调，竟是在研究我到紫东县担任县委书记的书记办公会上。郑向洋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说：“鱼在河同志是个不错的同志，年轻有为，但担任玻管局长不到两年，时间有点短，一下子毫无过渡地放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不合适。”郑向洋的话说得十分斩截，斩截也没有关系，毕竟他只是二把手，还无法左右傅四海，可另外两位副书记竟也相继表示了反对意见，虽然他们的反对意见表示的十分委婉，但不同意“鱼在河同志”担任紫东县委书记的“中心思想”却是明白无误的。
会前傅四海曾征求过两位副书记的意见，他们含糊其辞地表示了同意。之所以会上突然反戈一击，是联手和傅四海抗衡呢——谁让你一来就腹谋着将我俩安排到人大和政协去工作？“人大主任”年龄是有点大了，已过五十五岁，安排去做“人大主任”还能说得过去。“政协主席”才刚刚五十二岁，怎么就安排他去做“政协主席”呢？这两位副书记窥破了傅四海的“腹谋”后，心里就有点气恼，“政协主席”尤甚！于是在会上突然“倒戈”。
我听说郑向洋在会上说我“毫无过渡”地放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说法，也很不高兴。过渡？要什么过渡？若是过去的玻管局，恐怕都可以毫无过渡地直接去做市委副书记或市政府副市长呢！现在去做一个县委书记，还需要什么过渡？听说你郑向洋快到省委做秘书长去了，你一个市长怎么可以毫无过渡地放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去呢？如果我鱼在河是省委书记，我也会在会上皱着眉头说：不合适！
郑向洋提出让紫东县现在的县长接杨远征出任紫东县委书记。他说，杨远征同志走了，县长做一把手主持紫东全面工作，熟悉县情，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紫东的经济建设。紫东县可是我们紫雪十六县的眼睛仁儿啊，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占到全市的三分之一，经济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滑坡，县长做书记，熟悉经济，而现在全党都在抓经济建设，经济即最大的政治，经济搞上去了，政治也就稳定了，二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啊！况且县长做书记，也符合干部便用的基本程序，顺着呢！往远里说，大家不知还记不记得玻管局那个德高望重的阎水拍同志？他七十年代先在紫东县做县长，后做书记，又调到紫北县做书记，然后才到玻管局当局长。当然那时紫东、紫北还是两个穷县，那时资源没有得以开发，紫东县人都饿得面黄肌瘦的，经济位次排名在全市末尾，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哪有现在这样抢手？往近里说，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样上来的嘛！我郑向洋从部队转业后，先做了三年县长，又做了三年书记才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某某某同志（指人大主任）和某某某同志（指政协主席）也是先做县长后做书记然后到市级领导岗位的嘛！实践证明，这样提拔上来的干部，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理事能力强，能够独当一面处理一些复杂问题，即使面对一些突发事件也能从容应对，有利于稳定大局。所以从干部便用导向上，还是一步一个脚印按部就班妥当，应尽量避免“坐飞机”使用干部。
郑向洋这一番东拉西扯的话，可不是像牛望月那样胡吹笛子乱敲鼓呢，而是像老谋深算的阎水拍敲打余宏进那样“敲打”傅四海呢！谁是“坐飞机”上来的干部？按照郑向洋的表达方式，往远里说，有王洪文，当年一下就由上海“坐飞机”进了中南海；往近里说，是一个名叫“傅四海”的同志，没有一点基层工作经验，可一下就“坐飞机”来到了紫雪。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坐飞机的干部就是喜欢坐飞机的干部，傅四海竟又要让鱼在河这个讨厌的家伙“坐飞机”到紫东县去——到紫东县可以，但不能做一把手，只能做二把手——郑向洋竟促狭地提议鱼在河去紫东县担任县长！他是这样为这个提议做“注脚”的：玻管局可不是过去的玻管局了，现在在市里的部局里有什么位置？前些时候组织部准备在市委、市政府选拔一些年轻的科长到部门任副职，当时拿出四个职位：玻管局副局长，档案局副局长，保密局副局长，讲师团副团长，可结果怎么样？档案局副局长、保密局副局长、讲师团副团长都有人去，惟独玻管局没人去。郑向洋这番“注脚”的意思是：即使让鱼在河去做紫东县县长，也是重用和高抬他了——不信去征求一下档案局长、保密局长和讲师团长的意见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紫东县担任县长？档案局长已五十六点五岁了，听说要让他去“紫雪第一县”担任县长，恐怕也会像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杜甫一样笑得合不拢嘴的，转瞬间便“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任命文件尚在打印当中，他已打起背包去赴任了。太匆忙背包没有打好，挎在肩上一边出门一边还在耸着肩整理背包呢——而即使在耸着肩整理背包时，他也不会停下疾行的脚步——仿佛晚赶到紫东县一步，那个位置已被别的鸟人占去了一般。
郑向洋这个提议岂止是“促狭”，简单称得上是恶毒！仿佛鱼在河去做了紫东县长，被做了书记的现在的县长压一头，他郑向洋也便将傅四海压了一头似的——给人的感觉是他郑向洋做了紫雪的市委书记，傅四海做了市长似的。
在傅四海看来，郑向洋这个提议甚为荒唐，这个家伙（傅四海是将郑向洋看作是一个“家伙”的）也太不自量力了，太咄咄逼人了，气焰也太甚了！简直像当年主席逝世后“四人帮”逼迫华国锋同志一样，带点无理取闹和胡搅蛮缠，再不给他点颜色看看看来不行了——郑向洋这种人，给他三分颜色他就想开染房！——这是傅四海小时候常听傅四海的妈妈讲得一句话，意思是小孩子就不能给好脸，给个好脸就上头——于是傅四海决定不给郑向洋好脸——他看也不看正在那儿暗自得意的郑向洋一眼，黑着脸对大家说：“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让杨远征同志再兼一段时间紫东县委书记，下次再议——散会！”傅四海宣布“散会”宣布的十分突然和斩截，还没容郑向洋从“胜利”的喜悦中回过神来，脸上复又被“失败”的神色所笼罩——胜利和失败原来就在转瞬之间——任何事情都是在瞬息之间决胜负、定输赢的！——比如几年后有个“亚洲飞人”刘翔，也就比第二名多跑出了零点几秒，可就这零点几秒，却使十几亿中国人——以至于几十亿亚洲人扬眉吐气！《南京日报》在刘翔获胜后有个通栏大标题：“昨天，他把世界甩在身后！”刘翔能把世界甩在身后，我傅四海难道就把你郑向洋甩不在身后？况且我是书记，你是市长——你郑向洋本来就在我傅四海身后嘛！至于说你要去省委做秘书长——截至目前为止那仅是一种说法而已！还有一种说法说你郑向洋要去省民政厅做副厅长呢！你一个民政厅副厅长在我紫雪市牛什么牛？指手画脚的！到你民政厅指手画脚去吧——到了民政厅恐怕也轮不上你指手画脚——还有厅长呢！
走出会议室时，傅四海果真就将郑向洋甩在了身后，郑向洋尚在那儿发愣，傅四海已推门出去了——只是在推门出去的那一瞬间，他回头面色温和地望了紧随其后的“政协主席”一眼——看来开会时有个“陈奋远”太重要了！否则连个接应的人也没有——没有人接应，即使自己占据“有利地形”（一把手），享有“话语权”——能随时宣布“现在开会”、“现在散会”，往往也只能战成个平局，无法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无法让对方像玻管局的余宏进那样在阎水拍面前拖枪就跑落荒而逃。在这一瞬间，傅四海已选定了他心中的“陈奋远”——当然，得像阎水拍给冯富强手心里放点东西那样，傅四海也得先给“陈奋远”手心里放点东西！
那次将我暂时“搁置”的市委书记办公会开过不久，一次我去见傅四海书记，傅四海书记让我以后不一定事事找他，应多向“某某同志”（指原拟安排去做政协主席的那位市委副书记）请示汇报工作。果然不久，市里的几位副书记便调整了分工，“政协主席”不仅分管了组织干部工作，并且分管了工业农业工作。原拟去做“人大主任”的另一位市委副书记只分管宣传文化工作。“政协主席”一分管原归“人大主任”分管的工业农业工作，便在省里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紫雪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位置凸显》，这不意味着“政协主席”连城市建设工作也“分管”了吗？我当时看到省里日报上那篇文章后，眼睛盯着那一排黑体字标题中那个“凸”字不动了。这个“凸”字其位置重要相当于当年的陈圆圆。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首先抢走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还有人说是刘宗敏抢走了陈圆圆。吴三桂原准备投降李自成，奔降途中听说李自成拘禁了自己的父亲都无动于衷，可一听说李自成夺走了陈圆圆，立即勃然大怒，嗔目而呼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于是掉头勒马出关，乞师东夷。可见陈圆圆当时在李自成、刘宗敏、吴三桂三人中位置凸显。而“政协主席”今日在我们紫雪市位置凸显。几个副书记中，就数他最“凸”，最“显”，一会儿在电视里检查工业农业工作，一会儿又在《紫雪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视察城市建设包括公路建设工作，忙得“团团转”，要多抢眼有多抢眼！其活跃和忙碌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郑向洋市长——仿佛他已经取郑而代之成了我们紫雪市的市长。郑向洋市长反倒很少在报纸上和电视里露面，就像冯玉祥当年常常被蒋介石逼迫的“称病不出”一般，要么就是像我们玻管局的小高那样被迫像当年的滕子京一般“谪守”在玻管大楼后边的炊事班。我于是明白傅四海书记给“政协主席”手心里放置的那点东西是什么了——你瞧“政协主席”在检查这工作那工作时总是紧攥着拳头，他是生怕拳头一松开，手心里那点东西就飞走了呢！那么他手心里有点什么东西呢？当然不是阿刘递与方鸿渐的那三只发钗，而是像那位在手心里写着一个“收”字的领导干部一样，在手心里写着两个大大的字——“市长”呢！有了这两个字，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才显得那么有力，讲话的意味才那么深长，语调才像傅四海或郑向洋那样那么斩截！
我将那个“凸”字琢磨透后，放下报纸便去向“政协主席”汇报工作。我跟“政协主席”原本并不熟悉，过去他分管宣传文化工作，我们之间既无工作上的接触，也无个人之间的交往。加之傅四海来紫雪工作前，我的心一天到晚在郑向洋身上，傅四海来了后，我的心又一天操在傅四海身上——我连郑向洋都“抛弃”了，哪有心顾及一个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所以我对那种同时可以爱几个女人的男人表示非常钦佩。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同时爱上几个女人呢？比如我爱陶小北，就不可能同时爱李小南、柳如叶等人，对李柳只是“喜欢”，而不是“爱”。
可现在我却得设法去“爱”政协主席——因为傅四海爱他。好在我现在已经十分精于如何去爱一个人了。爱一个女人就是不停地在她耳边给她说好听的话，爱一个领导同理。不熟悉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停地给他的耳朵里塞好听的话不就得了。那天“政协主席”起初见了我还有点矜持，站起来握我手时淡淡的，脸上的表情也淡淡的。可我抢进门坐沙发上便不由分说开始给他灌米汤。我当时身子前倾，双手抚在自己膝盖上，对“政协主席”说，早就听说“政协主席”人品好，水平高，既有理论水平，又有极强的实际工作能力——我说到他有“理论水平”时，他的眉头不易察觉地向上皱了皱，如果你单单说领导同志“理论水平高”，其实是在骂领导呢！意即领导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空头理论家，跟那种“草包”也差不了多少。说领导理论水平高后面必须立即跟一句“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之类的话，意即领导“能文能武”，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刀枪棍棒哪一样都拿得起放得下。果然我说到“政协主席”又有极强的实际工作能力时，他刚刚皱上去的眉头马上向下舒展了。接下来我还说了政协主席对下级“严格而不严厉，有亲和力，有人格魅力，口碑很好，下面同志对他服气得很”之类的一串儿话。此类话我在玻管局这十多年早说顺口了。我给阎水拍局长和马方向局长说过多少诸如此类的话啊！恐怕装在火车皮里几列火车都拉不完呢！阎局长啊，局里的同志们对您都服得很啊！说您处理问题既能举重若轻又能举轻若重。当然阎局长您主要还是举轻若重——举轻若重比举重若轻更显出水平呢！马局长啊，局里的同志们对您都服得很呢！说您处理问题既能举轻若重又能举重若轻——我这样说马局长，仿佛他是两年前在悉尼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占旭刚和两年后在雅典奥运会上为我们国家争得荣誉的张国政似的。当然马局长您主要是举重若轻——能不能举重若轻（像占张那样），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有大将风度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啊！”这是我给阎局长说的；“二人行，必有所得；三人行，必有吾师啊！”这是那次我随马方向局长去新马泰时，对马方向局长说的。“老板啊，这次随您到新马泰‘二人行’，我不知得到多少教益啊！——岂止是不虚此行，简直是不虚此生啊（此生我怎么就有幸有缘与您相识呢）！”我后来惊奇地发现，给人说好听的话儿，开始可依据事实做些适度的夸张，待对方“开颜”之后，就可以进行大幅度的夸张，对方保准照单全收。当年阎马可是从未“拒收”过我的好听话呢，今天的“政协主席”也不例外，我说的话儿像那种“化学反应”一样立即见效。只说了一小会儿，他脸上便没有我刚进门时的那份倨傲和矜持了。如果他原本板着的脸是冬天的一块严冰，这会儿早在我像温泉流水一样汩汩涌出的话语面前融化了。他脸上的表情格外柔和起来，抬起眼帘看我一眼，那眼神竟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亲热。我心想，语言真是个好东西啊！给领导同志送礼，送烟酒，送钱物，都不如送“话”——不是字画的“画”，而是话语的“话”——即让人听着舒坦、听着血脉舒张的小话儿。一匹马，你轻轻抚摸着它的鬃毛，和它推心置腹地说着话儿，拉着家长里短，比给它喂什么饲料和饭食都更令它舒心——因为它早吃饱了，面对再好的饭食包括那种山珍海味也已没有胃口。一口猪也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可好听的话儿——小话儿，却一辈子都听不够，而且也不会有后果——有谁听说过某一位领导是收受了“话儿”这种贿赂被双规的？没听说过吧？那就可以放心地送，恣情恣意地送！就像我眼下面对“政协主席”这样。那天在我的话语贿赂下，“政协主席”很快就像傅四海和我那样无话不谈，而且他公然在我这个下级面前率先表示对郑向洋的不满。只有面对共同的敌人才会在瞬间结成同盟，比如当年刘备和孙权的结盟——因为他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曹操！我俩那天在宣泄对郑向洋的不满时找到了太多的共同语言。以至于“政协主席”竟离开他办公桌前宽大的靠背椅，走过来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亲切地执起我的手，让我感到温暖而感动。恍惚间险些儿将他视作陶小北，仿佛他要“执我之手，与我偕老”！就像刘皇叔和孙仲谋共同认为曹贼不仁不义一样，那天我们共同认为郑向洋这个人太霸道，摆不正自己的位置。难怪惠五洲书记被他逼走了——那一瞬间我们竟共同对惠五洲书记产生了深刻的同情，而惠五洲书记在任时我们并不这样认为。那时我们同情的是郑向洋市长。“惠五洲这个人太狡猾了，怎么总是在郑向洋市长出国考察时研究人事问题？”那时我们常常这样为郑向洋市长鸣不平。“损人一千，自损八百啊！”“政协主席”说完这句话后，才放开执我之手，重新坐回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去。
那天我去给“政协主席”汇报工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俩瞬间变得像兄弟一般亲热。好在那天“政协主席”他爱人不在眼前，要不我忍不住会像称呼马方向爱人那样称呼她为“嫂子”——这个大哥可比那个大哥更有价值！“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不仅和“政协主席”有相见恨晚之感，如果我鱼在河是个雌儿，恐怕当下就会在“政协主席”面前自称“奴家”、“妾身”，说出“愿荐枕席”之类的混账话。“政协主席”和我倾心交谈时，甚至提出让我关照一下紫东县的教育局长。就像我和傅四海是同班同学一样，紫东县的教育局长和“政协主席”也是同班同学。我当时乍猛的一听让我隔山隔水关照紫东县的教育局长，还有点摸不着头脑，甚至有点愕然，但我很快便明白过来，表示一定关照。“政协主席”最后向我透露，市里很快就要研究我去紫东县做书记的事情了。听“政协主席”这么说，我心里甚悦——简直像李自成抢得陈圆圆那一刻的心情。以至于辞别“政协主席”出门时，差点儿脱口将他唤作“陈市长”——而即使他真的做了市长，我也只能唤他为“刘市长”——因为他姓刘，并不姓陈，称呼他为“陈市长”显然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只是因为我在那一刻将他视作为“陈奋远”，所以才险些儿脱口唤他陈市长。那天出了刘副书记的门，我如沐春风，心想：这次显然是稳操胜券了——陈奋远当年可是轻松地上一次厕所回来，就将余宏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和“阎水拍”一配合，余朱姬牛那几个一蟹不如一蟹的家伙能有嘛辙？下次会上，恐怕郑向洋只能像当年的余宏进那样——像那条被甩在干滩上的鱼儿一般，露着雪白的肚皮徒劳地在那儿甩打尾巴呢！
“郑向洋，你这个垂死挣扎的家伙！”从刘副书记办公室出来，回到玻管局鱼在河的办公室，我仍在心里对郑向洋市长这样“发狠”。
第四十三章
“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投产庆典剪彩仪式明日中午十二时将在紫东县隆重举行。我也是参加庆典剪彩仪式的人员之一。
早在两个月前，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了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建成投产庆典活动领导小组，傅四海书记和郑向洋市长亲任领导小组组长，市委刘副书记和市政府杨远征副市长任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市政府梅如水秘书长任办公室主任，我和紫东县雷县长任办公室副主任——雷县长就是我的“雷兄”——雷秘书。我担任玻管局长的时候，“雷兄”被任命到紫东县做县长，就像同榜考取进士一般，我俩还是在一份红头文件上任命的呢。当时我在他的上面——压他一头呢！那份红头文件共任命了市政府的八个局长，另外还有三个县长，共是十一名正县级干部。按照市委红头文件发文的惯例，同时任命市里部局和县里的干部，总是将市里部局的干部放在前面，县里的干部放在后面。我做政秘科副科长时，一次拿到这样一份任命文件，那次也是像这次这样，市、县干部一揽子任命，密密麻麻有几大页。其中将市里的工会主席、科协主席、文联主席、残联主席、个协主席（个体劳动者协会主席）排在了几个县委书记、县长前边。我看着这份任命文件颇为县委书记县长们不忿，（怎么能把他们排在后面？）便用红笔在任命文件上画了粗粗的红道，并在红道后面大大打了个问号，然后屁颠屁颠跑着去向阎水拍局长求教。我当时虚心求教的问题是：为什么残联主席个协主席可以排在县委书记县长前头？我这样为几个并不相识的县委书记县长叫屈时，满脸都是对残联主席个协主席的不屑，仿佛我是那几位被“压”在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的其中之一，而冯富强小胡小牛是“上面”的残联主席个协主席一般。阎水拍局长当时将那份遮住脸的日报从眼前移开，慢慢摘下那副十分考究的眼镜——这里就得说说阎局长的眼镜。阎水拍局长眼睛并不近视，可他读书看报时总喜欢戴一副考究的眼镜，而且那副眼镜总是耷拉在鼻梁上。因他的眼镜是“戴”在鼻梁上而非眼睛上，他看报纸时就拼命将两只眼睛往下瞅，给人的感觉他不是在看手中举着的报纸，而是在看报纸下面自己的裤裆。若此时恰巧有人进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或者像我这样请教某个问题，他将报纸从眼前移开时就显得十分滑稽。他将看裤裆的眼睛抬起来看进来的这个同志时，因眼镜挂在鼻梁上（有时甚至十分危险地挂在鼻尖上），担心眼镜滑脱，他的脑袋不便于像地球自转或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样绕着自己的脖子转动，只得僵着脖子抬起眼皮看你——给你的感觉这时他在瞪着你。阎局长第一次这样“瞪”我时我吃了一惊，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后来发现只要走进他办公室，若他在看报纸时必定会这样“瞪”我，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释然。相反以后若发现他看报纸时不这样“瞪”我，我反倒不习惯，甚至会有点惴惴不安。冯富强那封写给李小南的信被阎局长截获并阅读后，阎局长就再也没有这样“瞪”过他，所以那段时间冯富强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时脑门儿上全是汗。
有一次我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回到大办公室时空无一人，陶小北李小南俩死妮子不知干吗去了。我不禁童心大发，学着阎局长将眼镜挂在鼻尖上看报纸，只看了半分钟脑袋便发晕——我才明白阎局长为什么常常能那样“挂”着眼镜看报纸——原来他戴的是一副平光镜，而我的眼镜是八百多度的近视镜！
那天我向阎局长虚心求教时，他就这样“挂”着眼镜“瞪”我半晌，然而才和蔼地一笑，将眼镜摘下搁到办公桌上面那张摊开的报纸上说：“你这后生，肯动脑筋想问题，我最喜欢你这一点。鹰的价值在翱翔，人的价值在思想。咱们局里，陶小北和你最善于想问题——想问题就是‘思想’，因为有了思想，所以你们两个就跟别人显出一种不同。”（阎水拍局长这里说的“别人”我想一定是指冯富强！在局里工作，千万不可让局长总是将你当做“别人”或“有些人”——在马方向局长眼里，冯富强不就是“有些人”吗？）阎局长像给一本书作“序言”一般这样发表了一番议论，然后才触及正题，他复又将那副眼镜戴上（这次是完全戴在了眼睛上），对我说：“你可以看看中央文件，北京市的市长为什么总是排在各省的省长前边？个协主席残联主席排在县委书记县长前边与此同理——级别虽一样，上下有区别，远近各不同，排列有先后嘛！”
即使在我做了玻管局局长之后，我也总是常常情不自禁回想起亲爱的阎水拍局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人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只要一提起阎水拍局长，我就有说不完的话儿，仿佛一位慈祥的母亲说起自己全国一级战斗英雄的儿子——对不起，阎局长，我并不是说你是我儿子，而是说你是战斗英雄——何况我刚才还将你比作是我的爸爸妈妈呢！一来二去，也就扯平了！
那次市里红头文件任命的八个局长，有公安局，财政局，计划局，教育局——玻管局当然在八个局长中排在最后——而紫东县县长当然在三个县长中排在最前——这样我就如一片上嘴唇一般，恰好压了下嘴唇——即雷兄——雷县长一头——
任命：
鱼在河同志为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局长。
雷民政同志为紫东县人民政府县长。
对啦，雷兄名叫雷民政。自从傅四海主政紫雪后，我就和雷民政成为两股道上跑的车，来往渐少。这次因这个剪彩活动，两人又凑在了一块儿。
因“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在紫东县，所以剪彩仪式的筹备我这个办公室副主任只是挂了个名，包括办公室主任梅如水秘书长也只是挂了个名，全由雷民政一手操办。筹备期间，只有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委刘副书记手里捏着那点东西去检查了一次筹备工作——若刘副书记手里不捏那点东西，恐怕他也懒得去检查筹备工作了，看来手里捏点东西与不捏就是不一样！这里就又要说到陈沅——即陈圆圆和吴三桂、李自成了。当年吴三桂之所以下决心骑着快马去投奔李自成，就是手心里捏着个陈圆圆，李自成硬将吴三桂手掰开，将陈圆圆捏在了自己手里，吴三桂展开手掌，发现陈圆圆早从手指缝间溜走了，遂怒而勒马出关，决意致死于贼。
一个简单的剪彩仪式之所以“筹备”两个月，是为了等省长来剪彩。两个月间，确定过两次剪彩时间，第一次包括傅郑刘杨等市领导一干人马已经浩浩荡荡杀奔东吴——剪刀和红绸已经放在了紫东宾馆的总统套房，可省长却突然有急事来不了啦，于是一干人马又浩浩荡荡杀归紫雪。那次我乘坐的八缸三菱跟在车队屁股后面“押阵”，一溜儿八缸三菱车比诸葛亮当年的“木牛流马”壮观多了！第二次剪彩时间确定后，车队立即又如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刚逃出魔掌正没命地往村口奔一般气喘吁吁往紫东县赶，半道上听说省长又有更重要的事不能来了，于是再次折回。每次准备去紫东县剪彩时，小虎总是像给光着个屁股蛋儿的儿子洗澡一般，提前一天将车洗得干干净净。就像顾某荣归玻管局那次一样，康凤莲提前一天去做了美容，可顾某直到一周后才姗姗而来。
这次已是第三次去紫东剪彩了，省长这次确凿会来。其行程安排是，明天十时坐飞机到紫雪，傅郑刘杨等市领导带着剪彩的车队直接去机场接省长，然后省长再带着傅郑刘杨以及车队直奔——不是奔孙权管辖下的东吴——而是奔即将由鱼在河管辖下的紫东。
这次剪彩活动比前两次准备的更充分，更从容。按照“两办”（市委办、市政府办）的安排，凡是去参加盛大剪彩活动的市直各有关部门的车子，明天九点半准时在市委门前编队出发到机场。“两办”的文件安排得很细，包括哪个部门是几号车都打印在了文件上。车队共由二十辆车组成，我的车是十九号车。二十号车是一台备用车——即空车，只有司机一个人开着这台空车跟在车队后面跑——若哪台车突然出故障，将出故障车上的人像卸货物一般卸下来装这辆“备用车”上，接着再上气不接下气磕磕绊绊跟上车队跑。
我对每次总将我的车安排在“殿后”、“押阵”位置颇为不满。第一次空跑那一趟去紫东县参加剪彩仪式，我的车索性被安排为二十号车——备用车都在我前头。那次回来我鼻子都气歪了——可见我那次生气的程度比当年吴三桂闻知李自成掳走陈圆圆还要深——因为据我所知吴三桂并没有气歪鼻子。我就这样歪着鼻子气呼呼照会剪彩活动后勤总指挥梅如水秘书长。我像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被侵犯一样向梅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下次编队时必须将我们玻管局的八缸三菱车在车队的位置靠前。我的理由是，这可是去参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建成投产的剪彩仪式啊！若是在“省长”做玻管局长的那个年代，恐怕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得由我们玻管局发文任命呢！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权力了，玻管局被一些人蓄意架空了，可怎么说这个企业与我们玻管局的业务工作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呀！何况当初上马建厂时，我鱼在河还随马方向局长去给该企业写过那样一份有深度、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受到郑向洋市长的称赞，省长都在那份报告上作了批示，将那份报告作为紫雪经济工作在那一年的一个“亮点”向全省推广。“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这样的提法就是从那份报告开始在全省全市的各种招商引资文件上频频提及的。雷民政去紫东县当县长后，一年间去美国跑了三次，据说又“引”来了十几亿美元，又准备“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在紫东县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铜矿，省报头版头条都发了消息。那篇报道制作了两套标题。引题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思想结硕果，紫东县招商引资工作又有新突破”，主题是：“紫东县引资十亿美元建设大铜矿将开工”。那篇报道主题的字号差不多有刚出生的小娃娃的拳头那么大，看报纸时仿佛一不小心这个小娃娃便将“拳头”向你眼窝里戳进来了。消息旁边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标题是：“紫东县招商引资工作缘何好戏连台捷报频传？”据说那篇评论员文章是省报总编辑那天晚上值夜班时亲自写的。这篇报道是新华社发的电讯。省报总编看到电讯后激情难抑，当即像张季鸾写社评时倚马可待那样站在办公桌前一挥而就写下了这篇评论，第一段只有一句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后面有力地跟着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这篇报道显然是雷民政运作的。因为那时已传言我要到紫东县做县委书记，雷民政一下慌了手脚，让县财政给省报“赞助”了二十万元钱，将尚在“纸上谈兵”阶段的这样一个招商引资成果作为新闻事实发布（事后知道全国共八十六家媒体发布了新华社这条电讯）。令人甚为惊讶的是，这篇报道竟是一篇假报道。因雷民政招商引资心切，将一个“化妆”成美国客商的骗子作为美国“东方投资总公司”的商务总代表“引”到了紫东县。这位“商务总代表”先后来紫东五次，每次都是警车开道，记者随行。紫东县给紫雪市政府上报的《引资快报》里，第一次将此“vip”（贵客——其实是一“不速之客”）的身份和头衔写作美国东方投资总公司的“cio”（首席信息官）；第二次写作“cgo”（首席沟通官）；第三次写作“coo”（首席运营官）；第四次写作“ceo”（首席执行官）；第五次写作“cfo”（首席财务官）。照字面理解，倒显得循序渐进，顺理成章：第一次送来信息（拟在紫东投资十亿美元开发铜矿资源）；第二次来做进一步“沟通”；第三次双方签约组建合资公司并开始启动“运营”；第四次双方开始紧锣密鼓“执行”合同条款；第五次“首席财务官”将十亿美元直接拨到紫东县来。可结果却是“美方”并没有拨来十亿美元，在雷民政三赴美国“回访”后，紫东县的账号上却莫名其妙划走了五百万元人民币“前期工作费”。这位“ceo”将五百万元“执行”进自己的腰包后，便像一个跳蚤跳入茂密的草丛中一般再不露面了。
我提出将自己的车子靠前的要求，让梅如水秘书长十分作难，他说，只能靠前一位，将你提到备用车前，再靠前难度很大。他指着那份车辆排序单对我说，你瞧，十三号车是杨远征副市长，我的车都排到了十四号。十五号、十六号是计划局长和财政局长。要不将你排在杨远征后面？你排在杨远征后面倒也合适，反正他要给你交班，你跟着他跑倒也顺溜着呢！但这样就把我挤到了后边——把我挤到后边也没什么，反正我已经被他（指杨远征）挤过一次了，再被你挤一次也无所谓。问题是我梅如水无所谓，别人可不一定“无所谓”——人家“十六号”、“十七号”能让你？
“十六号”、“十七号”是计划局长和财政局长，这两个局在市里是最重要的两个局。计划局原叫“计委”，在某一次机构改革时改作了“计划局”，据说最近市里正酝酿与中、省相一致，拟改作“发改委”。玻管局使出吃奶的劲儿，能跑到“发改委”和财政局前头去？市政府几十个部局里，只有计划局长和财政局长是市委委员——而市里一共只有四十个市委委员，仅市级领导就占去三十八个，只剩下两个名额——若是“省长”做玻管局长那个“火红的年代”，这“两个”中当然会有玻管局一个，可现在呢？恐怕再有两个——再有二十个名额，也轮不到玻管局头上呢！
如此“审时度势”一番，我才知自己想挪动车子“位置”这个想法差不多就属于《天方夜谭》。原本气鼓鼓的我早如泄了气的皮球，面对梅如水秘书长甚为羞愧，且有芒刺在背之感，扭头一瞧，是计划局长和财政局长正像阎局长阅读报纸那样“瞪”着我——问题是我的脊背上并没有贴着一张报纸呀——就这我还是在他俩虎视眈眈的目光中谦卑地探手将背上的“报纸”揭下来，乖乖退回我的十九号位置。
第二次赴紫东剪彩时（即半道折回那次），像我佛如来一般慈悲为怀的梅秘书长念我曾“照会”过他，将我的车又前移一位——安排为十八号车，紧跟在财政局长后面。我后面是新闻采访车和备用车。备用车倒没说什么，新闻采访车却像《红楼梦》第九回里贾菌被突如其来的飞砚打碎面前的磁砚水壶，并溅了一书黑水一般，怒而发威了。一群记者气呼呼去照会梅秘书长。市里电视台报社那几个记者虽然心里不高兴，但见了梅秘书长也只是噘着个小嘴嘟囔，可领头的那个省报驻紫雪记者站的站长却冲梅秘书长瞪起了眼睛。这个浅薄且趾高气扬的家伙，当时肚皮气得像蛤蟆一样鼓鼓的，仿佛受了莫大的侮辱。他一边用威胁的目光瞪梅如水秘书长，一边扬言他要就此事去找傅郑，让傅郑来评这个理——就差威胁梅如水秘书长他要为此事发内参了。
梅如水秘书长大人大量，岂能和这等小人硬掰？于是他皱皱眉头，又将新闻采访车提到十八号位置来。记者站长见自己带着一帮人气势汹汹闹腾了半天，也只是跨过鱼在河前移了一位，还有点不甘心。可一想到自己前边是财政局长的车，在心里一掂量：紫雪财政收入已突破九十个亿，而这个财政局长就是具体掌管这九十个亿的人，将一个掌管着九十个亿的财政局长与一个记者站长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哪个重哪个轻？这是不言而喻的嘛！况且每年市财政局还给记者站拨五万元工作经费——这样一想，记者站长才决定不再和财政局长争先后，脸上怒气渐消，像璜大奶奶进宁府一般，原本是“脸上有些着了恼的气色”，想去为侄子金荣在学堂里被人欺负找秦氏理论一番的，可听尤氏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话，脸上的盛气早吓的丢到爪洼国去了。记者站长虽然没被财政局长吓着，却也早没了盛气，只得将扎煞开的翅膀收回，讪讪地离开梅如水秘书长。
这样折腾一番，第三次赴紫东剪彩前，最后三辆车的排序就确定为：十八号车，新闻采访车；十九号车，玻管局鱼在河车；二十号车，备用车。
记者站长那天在梅秘书长面前争得这一席之位后，转过身便在鱼在河左肩膀上重重拍了一掌，将这一掌的动作语言“翻译”过来意即：我比你重要啊！被记者站长莫名其妙击这一掌，鱼在河颇为不快，有点厌恶地甩开了记者站长拍自己肩膀的手。记者站长抽回手掌时也感觉到了玻管局长鱼在河的不顺从，坐到车上后瞅着鱼在河的后脑勺发愣。突然，他灵醒过来，急忙又跳下车走过来轻轻拍了拍鱼在河的右肩膀，并在鱼在河面前妩媚地缩了缩脖子，简直就像那种缩头乌龟。这轻轻地一拍再“翻译”过来意即：“对不起，我太造次了——我哪有你重要啊！”原来记者站长第一次是拍玻管局长鱼在河肩膀，第二次是拍紫东县委书记鱼在河肩膀——紫东县每年的财政收入是三十亿元，紫雪三分家当有其一啊！记者站长那天离开鱼在河时还在懊丧地想：做人，真累啊！稍不留心就拍错肩膀了！所以人要想不犯或少犯错误，就得事事留心，恨不能在大脑里建立一套严密的“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至少也得装一台pc（个人电子计算机），这样才能防止在处人接物方面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信息误差。当然，若鱼在河最终做不了紫东县委书记，那就得再冲过去重重地拍拍他的右肩膀，或者像小胡当年那样摸摸他的脑袋瓜儿，并像质问梅如水秘书长那样质问这个愚钝的家伙：“莫非拍拍你的肩膀拍错了？你的肩膀莫非是老虎的屁股拍不得？别人拍不得难道我也拍不得？你瞧仔细一点，你瞧瞧我是谁？我乃武大郎之弟——武松是也！”
第四十四章
剪彩那天，我是八时整走进我在玻管局三楼那间办公室的。离去市委集合规定的九点半还有一个多小时，小虎去洗车，我则在办公室泡一杯龙井茶慢慢喝起来，并看着通信员小柳刚刚送进来的日报。小柳是我刚调到局里来的通信员，接替了小高。小高现在已是政秘科的副主任科员了，虽然暂时还是以工代干，但小虎已带着他去人事局跑了几次，据说转干手续快批下来了，所以小高现在的工作积极性像他的姓氏一样“高”。他甚至在背后都在竭力维护我。有一次局里几个同志一块儿喝酒，竟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先是冯富强和那个曾吐过他一脸唾沫的副主任科员为“毛主席和邓小平谁更伟大”争了起来。前提是两个都伟大，但到底谁更伟大？冯富强认为毛更伟大，为此他一直从秋收起义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说到八年抗战三大战役。那个副主任科员则认为邓小平更伟大，他从三落三起说到改革开放南巡谈话一国两制直到香港回归。两人原本不睦，那天喝了点酒，更是争得面红耳赤。那个副主任科员最后的结论是：时间越久远，邓小平越显其伟大。冯富强脸红脖子粗地嚷道：那你意思是说毛主席时间越久远，就越显其不伟大了？那个副主任科员立即指着冯富强的鼻子反唇相讥，道：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大家都听见了，冯富强说毛主席不伟大——要是退回几十年前，拉出去枪毙你都够格了！听副主任科员这么说，冯富强急了眼，捋着袖子就站了起来。要不是小虎小高几个眼疾手快强行将他拉着重新坐回座位上，两人那天都要打起来了。这边事态刚平息，那边一语不合，又起事端，是小高和小胡。两人争论的竟是“阎水拍和鱼在河谁更有水平”。当然前提是两人都有水平，但到底谁更有水平？小高认为鱼胜阎一筹。小胡那天喝多了酒，将对我的积怨借着酒劲儿发泄出来——但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先反复强调前提，他说，鱼局长当然也有水平，有时甚至很有水平，但从老练程度上与阎局长相比，还是略输文采——也亏他能说出“略输文采”这样的话来，虽然对我有所贬低，但起点却高——将我和“秦皇汉武”放在一个量级上。他最后的结论是：从总体水平上讲，阎还是比鱼略胜一筹。小胡的这种混账话遭到小高的有力反驳。更令小胡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这几句话竟遭到大家一致的激烈反对。冯富强小牛等人在反对时措辞尤其激烈，差不多到了那种严词痛斥的程度。小胡见犯了众怒，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嘴巴，然后含着眼泪央告大家说，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冯富强说，那就罚你三杯认错酒。小胡刚仰脖将那三杯酒喝下，小牛又端着三杯酒站起来，幸灾乐祸地对小胡说，冯科长的意思是每人罚你三杯。小胡一声不吭将小牛端过来的三杯酒又灌下肚去，一边灌一边还说，我认罚，我都喝，可谁要将我刚才开玩笑说鱼局长的话传鱼局长耳里，谁就是我孙子！
新调来的通信员小柳是柳如叶的弟弟。小伙子当兵回来安排不了工作，柳如叶就带他来找我。我见小伙子机灵，（爱屋及乌？）安排他到局里做了通信员。小伙子在部队也是给首长当通信员，特别善于察言观色，眼睛里都仿佛会说话。我对柳如叶说，我用小柳不是看你的面子啊，小伙子本身不错，局里又恰好需要人。我都得感谢你给我推荐了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啊！
柳如眉也给我推荐了一个“人才”，是她嫂子的弟弟。这小伙子吊儿郎当的，素质不怎么样。但本着“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我也安排了他。小苏做打字员后，空出一个驾驶员位置，我安排他做了驾驶员。
那天为了消磨那一个多小时时间，我甚至学着阎局长那样，故意将眼镜“挂”到鼻尖上读小柳送进来的报纸——不行，还是头晕。我只好用手指将眼镜再抵到正常位置——头马上就不晕了。正当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李小南像陈圆圆出现在李自成面前一样，推门进来了。
小南那天格外漂亮，不知什么原因，她脸上的憔悴已一扫而光。为什么会一扫而光，也许她像康凤莲为见顾某那样刚去做了美容。康凤莲是为顾某而容，小南为谁而容？当然是为我鱼某而容。那天她太光彩照人了！以至于初睹她芳容那一刻，我恍惚间差点儿将她当做陶小北——我竟像那天从刘副书记门里出来差点儿脱口将刘副书记唤作“陈市长（陈奋远市长）”一样，差点儿脱口将“小南”唤作“小北”。定睛一瞧，并不是小北，分明是小南。因突然想起了小北，我不甘心她这么快就从我眼前“溜走”，于是我像阎局长那样将眼镜摘下，搁在办公桌前摊开的那份日报上，模糊间再看门口那个俏佳人——分明是小北！我就这样摘下眼镜用“心”看了一会儿“小北”，才复又将眼镜戴上，再看过去——当然是笑吟吟的小南。
小南进来是给我送一份文件，文件搁我桌上转身正欲离开，被我叫住了——本来我不准备叫住她，我马上要去剪彩，并没有时间跟她闲聊。可就在转身的那一瞬间，她高耸的胸部“招惹”了我的眼睛。
莫言在其小说《丰乳肥臀》里通过主人公上官金童认为，抓住了女人胸部就等于抓住了整个世界。当然他同时又认为——有时候抓住女人胸部后并没有抓住整个世界，反倒被女人抓住了。一次我和柳如叶玩耍时，对她如保龄球一般饱满的胸部表示了由衷的喜爱。这小蹄子当时竟促狭地对我说，她的胸部会“变”的。遇着喜爱的人，胸部就如玉米粒变为爆米花一般瞬间膨胀为保龄球。遇着不喜爱的人，胸部就如排球或篮球被拔去气门心一般立即泄为瘪瘪的一团。当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时，这蹄子竟进一步讲出一番道理来。她说，女人只要想一个人，身上的器官也会跟着“想”。女人想男人时，会变得妩媚，器官也想把最美好的一面呈献给所想的男人，就会瞬间变得“好”起来。总之柳如叶对男女之事总有一种全新的“解读”。每次和我耍时，她都要我给她脱衣服。她说，女人的衣服天生就是要男人来脱的——只有小姐才自己脱衣服——莫非你把我当成是小姐了？柳如叶这样竖着“柳叶眉”像阎局长看报纸那样“瞪”我一眼，我就再不敢偷懒，一边忙不迭地给她解衣服纽扣一边还在想：上官金童说的就是有道理，这会儿我还没抓住她的胸部，她就将我抓住了——看来稍不小心就会被女人反手抓住。
那天我不争气的眼球就这样被小南的胸部“抓”住了。当时是冬天，小南的胸部被衣服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可在那一瞥间，我竟像被电流贯穿一般身上有了某种反应。这太不可思议了！太令我好奇了——小南的胸部怎么突然像小北的胸部一样饱满而上翘了？
当然若按“柳氏理论”解读小南胸部这种变化，还是能找到答案的——这说明小南在“想”着一个人！问题是我对“柳氏理论”并不信服——我相信不少人也会认为“柳氏理论”只是一种谬论！何况小南的胸部我是见过的，在探春大酒店，明显的松软而下垂，就像一个被老师训斥的顽童拼命低垂着脑袋。可现在怎么突然像小虎修车时用千斤顶将汽车轮胎“顶”起来那样坚挺而上翘了？莫非小南两个乳房下面置放了“千斤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对小南胸部变化的秘密产生了探求的欲望，
因此当她转身欲离去时，我竟面有不舍之色，于是我叫住了她。我和蔼地望着小南对她说：“你去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跟我去紫东县下乡。”见小南狐疑地望我，我又补充说：“参加完剪彩仪式后，我们还得在紫东县搞两天调查研究，总结一下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这么快就建成投产的成功奥秘，写一份有分量的材料向全市推广”——我突然想起那次随马方向局长去紫东县“搞材料”的往事。那次也有小南，我们师徒四人快快乐乐奔赴紫东县。带一个漂亮女同志下乡，一般情况下还应该搭配着带一个不漂亮的男同志一块儿去——正像买一部手机还会搭配着带给你一块电池或者一个充电器一样。我正在脑子里考虑带局里哪一块“电池”或“充电器”随我和小南下乡，恰巧
工会主席老宋推门进来了。老宋进来是给我送一份会议通知。就像杨远征做了副市长后仍兼着紫东县委书记一样，小南做了行业工会主席后，仍兼着政秘科长。一个副处级干部兼一个科级职位，显然是权宜之计。局里的同志都看出这一点来了，几个人都在争着往我眼皮底下撞，想做这个政秘科长。最积极的莫过于督察科长冯富强和工会主席老宋，当然还有一个人。我之所以迟迟不配这个政秘科长，就是想用“这个人”呢。“这个人”是谁呢？当然是现在主持工作的政秘科副科长穆鹏程。穆鹏程是谁呢？大家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穆鹏程就是那个虎头虎脑虎里虎气的小虎——若让他做了政秘科长，他恐怕立马就变成一只“老虎”了，一口就将小牛之类吞肚里去了。
这个政秘科长人选，我其实一直在小虎和老宋之间犹豫，就像当年马方向局长为那个副主任科员在小虎和小胡之间犹豫一样。小虎若做了政秘科长，就不能给我开车了，得另外选一个驾驶员。那就让老宋做政秘科长吧。小虎怎么办？小虎我带紫东县去，就像阎局长当年带陈奋远到玻管局来上任一样，我也带小虎到紫东县上任去，让他做县委办公室主任，或者主持工作副主任兼车队长。这样做出“决定”后，我就抬眼看给我进来送会议通知的“政秘科长”老宋（此刻他已不是工会主席了）。老宋满脸皱纹，有点像相声演员杨少华，而他还不到五十岁，可看脸面他和葛优他爹葛存壮年龄差不多，可见那次不堪回首的下海经历对他打击有多大。而小南倒有点像宋祖英或者孙悦——脸上哪有一点褶子。当时老宋正欲转身出门，被我像刚才唤小南那样唤住了，我说：“老宋，你去收拾一下，一会儿和小南一块儿随我到紫东县下乡——搞调查研究，由你执笔起草调查报告。”
老宋听我这么说，大悦，眉毛惊喜地向上挑了挑。他在心里寻思：这么说我就要做政秘科长了？老板下乡，一般都是带政秘科长去，几时带过工会主席？况且起草调查报告也是政秘科长的事，与工会主席八竿子都打不着。这样想着，老宋脚心里就仿佛装置了弹簧，急忙小跑着去收拾东西了。
那天我们“师徒四人”坐着八缸三菱车，拼命在省长打头的车队后面刨着蹄子。和那次随马方向局长赴紫东的座次完全相同，只是我坐在了马方向局长的位置上，老宋坐在了那时的“我”坐的副驾驶位置上，小南仍坐在她的位置上——她的位置总是不变——在后座的左侧。那天杨少华——不，老宋也像当年的鱼在河那样，时不时把皱皱巴巴的一张脸向我掉回来，“接应”我说话。小南则坐在一侧唇红齿白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我当时突然觉得小南像我的如夫人——我不知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卑下的想法，将一个革命同志想作是自己的“二房”，这是很不应该的。
那天的剪彩仪式如期举行，热烈而隆重。仪式举行当中，我在密密匝匝的人群中突然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好像是袁长印！这个久违的家伙也从袁家沟跑来看热闹？可这个“袁长印”头上却扣着一顶大盖帽，仿佛在省长剪彩的外围维持秩序。袁长印头上怎么会戴着个大盖帽？我像早晨在办公室看到李小南突然上翘的乳房一般好奇。到底是不是袁长印？待我再次张望过去准备看个究竟时，那家伙却已转过身去将后背向着我。只见他摘下大盖帽，头上冒着热气，像挥舞着一根警棍一样向人群挥舞着拿在手中的大盖帽。因相隔有点远，加之不停地有人来回走动，我很难看清那个挥舞着大盖帽的家伙后背上是否写着一个“袁”字——可能是与袁长印有点相像的一个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缺乏营养，人们普遍显得很瘦，脸像刮胡子刀片一样棱角分明，很容易分辨出谁是张三谁是李四。现在人们生活好了，前几年人们还吃甲鱼，进入新世纪后，人们连甲鱼也不吃了，动不动就吃鱼翅捞饭，所以脸都变得像马季一样胖胖的。人一胖，这个和那个看着就差不多，极易将张三看作李四，而将李四视作王五。前些时候，我一个多年未见的中学同学到玻管局办公室找我，我握着这个张三的手愣喊李四的名字，喊得对方直发愣。转天，李四又到办公室找我，我又握着李四的手直喊王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这个世界纷繁而多姿，一会儿是李小南，一会儿是柳如叶，愣是搞得人眼花缭乱的。所以我今天看着一个与袁长印长得相像的人，就将他视作袁长印了，搞笑！不过那个家伙即使在转过身去挥舞大盖帽时，后脑勺也显得愚蠢透顶——这一点倒真有点像袁某，我心中又有点疑惑。
剪彩仪式结束后，因省长有急事急着赶回省里去，决定中午只吃便饭。好在雷民政提前准备了两套餐饮方案。并且像梅秘书长在市委红头文件里安排车队排列次序一样，将两套方案的菜单全部提前打印好了。第一套方案共安排十八道菜，既有甲鱼，也有鱼翅捞饭。上哪种酒没有确定，在酒水一栏标明备用两种酒，一种是五粮液，一种是茅台，最后上哪种酒根据领导口味临时定。接待办主任将这个打印好的菜单送雷民政审阅时，雷民政又在酒水一栏里填了一句话：同时预备紫东产的紫东大曲，若省长临时提出要“地方特色”，立即以紫东大曲取代茅五——雷民政这里所说的“茅五”是指茅台五粮液。可现在“茅五”和紫东大曲都派不上用场了，因省长要吃便饭。于是餐厅里十几名服务员就像大观园里的丫环们听说贾母要来园子里赏花一般，撒开小脚丫子一阵忙碌，将已上好的凉菜和“茅五”之类撤下去，换作第二套方案的便餐。雷民政在听说省长决定吃便餐后，一边抹着额头的汗珠一边暗自庆幸：多亏我预备了第二套方案！
省长那天的行程安排是，用便餐后，不午休，驱车直奔紫雪机场。省长要乘下午四点的航班返回省城，因为晚上八时省委要召开书记办公会。据说这次会议召开之后，郑向洋将不再是紫雪市的市长——市长将由这几个月来一直紧攥着拳头的刘副书记接任——当然这仅仅是“据说”。
那天午饭大家都吃得很匆忙。因是便饭，只有几个炒菜和一大盆面条。饭席间到处都能听到大家争先恐后吸溜面条的声音。大家都把眼互相瞅着。省长刚放下筷子，和省长同桌进餐的傅郑刘杨等便不约而同放下了筷子。我们这一桌的梅鱼雷等也便敏捷地放下了筷子。我在放下筷子时，那一碗面条已吸溜完了，而雷民政那碗面条才刚吸溜了两口。此时大家抬眼望去，省长正俯首看表。见省长看表，傅郑刘杨也急忙低头看表——看也等于没看——谁的官大，谁的表准。省长看毕表说，时间差不多了，说着便自顾站起来，傅郑刘杨也便急忙站起来——这边的梅鱼雷也便急忙站起来——雷民政显然没有吃饱，站起身时仍兀自有点留恋地瞅了那碗尚在冒着热气的面条一眼。此时省长已背抄着手举步，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雷民政早已像小兔子一般敏捷地穿越过几个人，一步抢出去向外拉开了餐厅的门扉——以使省长背着手直接穿门而出。傅郑刘杨也背着手随省长而出。待我背着手欲穿门而出时，雷民政早将拉着门的手松开，继续向前边探索穿越而去。我只好自己以手推开门，趋步尾随着杂沓的人群来到宾馆大院里。
省长和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几位老总握别时，刘副书记（马上就是刘市长了）利用这点时间招手唤我。我像《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左师公“入而徐趋”那样，趋着身疾步来到刘副书记面前。刘副书记指着他身边一个陌生人对我说：“这是某某某，紫东县的教育局长。”我热情地伸出手，教育局长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连连向我点着头，并亲热而温存地以另一只手轻抚我的手背。教育局长当时对我十分谦恭，看那样子脱口就要像我在心里轻唤刘副书记为刘市长那样唤我“鱼书记”了。我俩的手刚松开，刘副书记瞥了教育局长一眼，教育局长立即明白刘副书记有话对我说，急忙连着退后几大步，给我和刘副书记留出了充分的说话空间。刘副书记拍拍我的肩轻声说：“晚上十点开书记办公会！”刘副书记只说这一句，我已会意。此时省长正跨步上车，刘副书记像是鼓励我勇挑重担似的急忙重重地拍拍我的肩，又冲离老远巴巴望着我们的教育局长摆摆手，敏捷地提腿上了他的车。他的车是十二号车。一号省长，二号副省长，三号省府秘书长，四号傅，五号郑，六至十一号是省里的一帮厅长。下次若省长再来剪彩，刘副书记就成五号车了！我这样替刘副书记着想。一个副书记与市长之间，竟有这么大差别，中间竟隔着这么多累赘，就像一座山与另一座山之间还隔着许多座山一样。平时市里举行什么活动，刘副书记的车子总是跟在傅郑后面，郑刘两人一左一右站在傅四海身旁时，根本看不出他们之间还有这么远的距离，今天放车队里，这不一下就看出来了。
紫东县宾馆的院子原本很大，今天这么多车和这么多送别的人挤在一起，就显不出有多大，反倒显得很小。大和小永远是相对的，中国本来很大，但因有十几亿人挤在一起，走到哪里都觉不出有多大。此时一号车已徐徐启动，二三四五号车也尾随着徐徐启动，然后渐次提速，就像一溜儿被迎娶的小媳妇一样，优雅地扭着屁股驶出了紫东宾馆。
我没有随车队走，因为我要在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搞调查研究。有些人管窥蠡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以为我是嫌作为十九号车跟在车队后面丢人现眼。这也太低估我鱼在河的胸怀了。谁若再这样认为，我必定像赵太后明谓左右那样，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雷民政那天仿佛也像吃错了什么药似的猛留我。剪彩仪式举行时，我和雷民政都没什么事，只负责拍手。有资格操剪刀的共九个人，他们是：省长、副省长、省府秘书长、省玻管局局长，市上有傅郑刘，县上有杨——杨远征，截至目前为止他还兼着紫东县委书记，出头露面的事情还轮不上雷民政。再还有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举行仪式时，操剪刀的九个人站在第一排，鱼雷站在第二排。雷这家伙就是趁这机会执意挽留我的。他说，咱哥儿俩好长时间没机会在一块儿遇了，今天这么一件大事尘埃落定了，怎么也得留下来庆贺庆贺，喝喝酒，叙叙旧！雷民政并不知道我原本就准备留下来搞调查研究。这家伙当时有趣得很，他一边热情地挽留我，不时扭头向我抛着妩媚的眼风，一边敏锐地观察着领导们的一举一动。在剪开那根红绸之前，省长、市长、董事长先要分别讲话致词。雷民政一边倾着脑袋和我说着贴心贴肺的话，一边乍着耳朵准确地掌握着致词完毕的时间。省长致词毕，大家都笑着鼓掌，雷民政此时便恰到好处地抬起头来满脸堆笑高举着双手鼓掌。他个儿低——比阎水拍局长也高不了多少。省长讲毕话，他鼓掌时便向上伸直双手拼命拍，掌声戛然而止后又歪过头来和我说话。市长致词时，他又伸直手拍——只是比给省长拍手的时间略短一点儿，用的劲儿也略小一点儿。到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致毕词，他只象征性地弯曲着胳膊伸出手应付差事般地拍了一下——只一下，便缩回手继续亲热地和我说话。他甚至将一只手弯曲着搭在我离他较远的那只肩上。董事长致毕词，下来就该剪彩了。礼仪小姐端着托盘进场，领导们参差不齐出场，然后开剪——这个过程需要相对长一点的时间，雷民政完全可以放心地将手搭在我肩头说掏心窝子的话。待领导们剪毕彩放下剪刀，最后伸直手鼓一次掌就行了。果然领导们放下剪刀后，雷民政便撇开我开始拼命将手伸向前去鼓掌——因第一排的领导都到前边剪红绸，我们这第二排就变作了第一排，所以雷民政鼓掌时不再向上举手，而是大幅度向前伸出猿臂——差不多就要伸到正对着他的省长怀中去了。直到掌声骤歇，雷民政才最后一个恋恋不舍地停下其骤密的拍手动作——而他多情的目光仍依恋在省长脸上，渴望接接省长的眼风。直到省长转身向餐厅走去，他才龇着牙在裤缝上抚一抚拍痛的手掌，撇下我轻捷地提起脚跟向省长那边跑去。
作家们为了写出一部作品，往往要去他们的生活基地体验一番生活——仿佛他们原本是生活在真空中似的。刘副书记还没有做市长，就已将自己“视作市长”，几个月前就提前进入角色，一天到晚忙得脚底儿朝天，扎煞开翅膀紧攥着拳头在那儿像作家们那样“体验生活”——体验做市长以后的生活！仿佛这一体验，就真的提前几个月做了市长似的。我之所以要在紫东县留下来，并不是因雷民政盛情难却，也是像刘副书记那样，手里捏着点东西提前进入角色“体验生活”呢！仿佛我这天在紫东县留下来，就等于早做了一天紫东县委书记似的——莫非有谁能掰开我的手掌夺走那点东西？我就不信谁能有这么大的手劲儿！
那天下午雷民政盛宴款待我。这家伙仿佛是要把原本给省长准备下的那些好吃的都塞我嘴里去似的。雷民政为给我助兴，还邀来了中外合资紫雪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我居中——这让我有一种极大的满足。雷民政和董事长分坐我两侧。然后是总经理和县里那位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就是几年前我陪马方向局长来紫东时和我们同桌进餐的那位副县长——怎么他还是一个副县长？并且还分管招商引资工作？只是看着比几年前苍老了一些。人生真是难以言说，有的人不停地变换工作岗位，就像那个孙猴子一般，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他将在哪里，就像我和雷民政。可有的人一生却像便秘一般蹲在一个岗位上就不会动了，就像这位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还有那位县接待办主任——即茗烟。我把眼望望侍立在雷民政一侧的县接待办主任，他也像招商引资副县长一样，比几年前更苍老了一些，但殷勤的做派可没变。
我当时心里还想，这次看你“茗烟”怎么喝酒？先代谁喝？这可真是一个难题，如果这场宴席向后推一天，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我的任命文件已像一片硕大的雪花片儿一样飘落在紫东大地上。可现在毕竟会议还没召开，任命文件还没飘过来，看“茗烟”怎么破解这个难题。
当我的一杯酒和雷民政的一杯酒被“茗烟”一左一右端在手中时，他眨巴着眼睛略作思考，先将我那杯酒倒进口唇之间——这让我有一种极大的满足和成就感。可他第二次再将代我们喝的两杯酒端在手里时，却先将雷民政那杯酒倒进口唇之间——这让我有一点遗憾，但转念又觉得能够理解，看来这个接待办主任将来可以考虑安排他去做组织部长——他有如此的平衡才能，做一个接待办主任怎么说也委屈了他。
“茗烟”代谁先喝这一杯酒，看似一个小问题，其实却不是一个小问题，不计较不行啊！我的任命文件下发以后，“茗烟”就再也不用像今天这样左右为难了，他当然会不假思索仰一下脖子将代我的那杯酒先喝下去。若有一次不小心将雷民政那杯酒先端到唇边了——即使他已仰了半下脖子，也会快速地眨几下眼睛，在瞬间灵醒过来，急忙用端在另一只手里的我的那杯酒取而代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人生，要的就是这一点不同啊！
我俩的排列次序是“鱼雷”还是“雷鱼”，这是万不可掉以轻心的！我若这次压了雷民政一头，就等于一辈子压了他一头。傅郑刘杨到县里来检查工作，他就得总是落后我半步，待我与傅郑刘杨握毕手，他才能将早已准备好的手快速地伸出去。人生，就在这一步半步之间啊，争的就是这一先一后啊！就像车队的排列次序一样——一先一后，感觉可全然不同！
那天饭席间，雷民政仍然时不时和小南开开玩笑。他说，小南呀，我常给你发短信，你怎么一个也不回啊！是不是有人不让你给我回啊？雷民政说到“有人”时，还把眼哀怨地望望我，仿佛真是我不让小南给他回短信似的。小南见雷民政欲“株连”我，急忙笑着反击：你雷县长现在是那种日理万机的大人物了，谁敢招惹你呀！雷民政此时便噘噘嘴顽皮地向着我说，鱼兄啊，你瞧你手下这些人，一个个伶牙俐齿的，都这么会倒打一耙。猪八戒倒打一耙可以理解，怎么美女也会倒打一耙？小南我看你手里捏着的是什么——只是一个手机嘛！好你个李小南，不给我回短信，却还要拿手中的手机砸我——雷民政这样说着，还真将身子向后躲了躲，仿佛小南真要拿手机砸他脑袋似的。
雷民政那天偶尔也把眼瞥瞥小南胸前上翘的苹果。当然他仅是用眼角的余光瞥，而且瞥的次数也并不频繁，相反倒很节制。毕竟身份不一样了，况且有下属在眼皮底下坐着，不可造次，更不可放肆。原来身份是可以规范人的行为的。
那天和小南开玩笑只是雷民政和我谈话内容中一个次要的方面。就像一棵枝叶婆娑的树，虽然树梢在风中摆来摆去，并发出沙沙沙的响声，但树梢毕竟是树梢——声音再大，也是在默不作声的树干允许的幅度内摆动。和小南开玩笑就相当于树梢在摆动，雷民政和我都不会傻到将树梢的嫩枝和粗壮的树干换个位置——那样这棵树不早折断了？树如果拦腰折断，树冠还怎么可能在空中摇来摇去并发出沙沙沙动听的响声？
所以那天我和雷民政其实都有点冷落李小南，相反将大量时间用在互相劝酒上，并在劝酒的间隙竞相追溯我俩过去非同寻常的友谊。一会儿说到茅庐高卧，一会儿又说到六出祁山——一不小心就要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我俩互吐衷肠时表情十二万分的真挚，以至于我俩的情绪感染了大家，让大家一个个为之动容，致使那天酒席间的气氛整个真挚了个一塌糊涂。
那天直到新闻联播开始酒席才尽欢而散。在门前与董事长总经理握别后，我和雷民政都微醺，互相握着手不肯松开，我邀他再到我房间坐一坐，他犹豫一下。我见他犹豫，不由分说便拖着他往房里走，他也便欣然随我来到房间。
我俩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再吐衷肠。老宋、小虎、小南和雷民政的司机在隔壁吵吵嚷嚷“挖坑”——“挖坑”是近几年在我省兴起的一种扑克牌玩法，省市的干部到县里下乡一有时间就钻在宾馆的屋子里挖来挖去。包括那些随省市领导采访的新闻记者，更喜欢玩“挖坑”，他们更无节制，一玩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昏昏沉沉将脑袋像根面条一般歪在车后座上睡觉。
“现在咱们真是太忙了，忙得连点剪指甲的时间都不大容易抽出来！”雷民政这样说着，还真向我伸伸手，仿佛他真没时间剪指甲似的。“若有点时间，我真想和他们挖挖坑，轻松一下。”雷民政听着隔壁唧唧喳喳的笑声，又向我如此感慨。
“你别说挖坑真能挖上瘾，我有次去省里开会，被省局的几个处长叫去挖到半夜，你猜怎么着？第二天我竟主动张罗着要挖坑。第三天——要不是第三天散会了，我可能还会去张罗。”我也笑着对雷民政说。
“哟，都八点了！”看完新闻联播，我和雷民政几乎是不约而同抬腕看看手表。这会儿，省里的书记办公会召开了，刘副书记很快会成为我们紫雪的市长了。只是郑市长不知会怎么安排？到底是去省委做秘书长呢？还是去省民政厅做副厅长？括号里面再缀一个“按正厅级待遇”。我当然是盼着后一种说法成为事实——那样的话，雷民政就只能紧随其后到市民政局做个副局长了——那时他可有时间剪指甲了——开会时别人介绍到他就会说：“这位是市民政局的雷民政副局长”——听着有多顺溜！若雷民政到市民政局做了副局长，让谁来做紫东的县长呢？马方向和陈奋远显然不合适，太老了！李小南和老宋呢？资历太浅了，哪能压得住阵。冯富强和小牛呢？这俩家伙就更差老鼻子上去了——即使将他俩从玻管局调到紫东县来，也只能接替“茗烟”的位置——接待办主任不是去当组织部长了吗？这个位置恰好“凹”了出来，就将这俩家伙放进“凹”字的这个槽里，让他俩每天垂手侍立在我身边喝醉——还不喝死他们？——最终保准是个肝硬化，一不小心就腹水了。
小虎倒是可以来干这个县长，可与马方向和陈奋远相比，小虎又太嫩了，现在拽他出来做县长，显然有点操之过急，弄不好就会出现那种“揠苗助长”的可怕后果。干脆将小虎派到袁家沟乡做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那样保准会将袁长印那厮的“鸭脖子”踩得嘎巴嘎巴直响，那响声都会从袁家沟乡清晰地传到县委大院我的办公室里来呢！恐怕每次到县里来开会或汇报工作，袁长印那厮的“鸭脖子”上都会包一块雪白的纱布呢。小虎的脚劲多大啊！可得把握着节奏踩，也不可把那厮的鸭脖子像树枝一样，一脚踩折，那就弄巧成拙了——可小虎怎么会踩折呢？这小子悠着呢！
不行，虽然小虎踩着痛快，我听着嘎巴嘎巴的响声也痛快，但我却看不见——我得设法让自己既能听得清，又能看得见，还能摸得着——有啦，将袁长印调到县委办公室来做副主任，分管总务工作，让小虎做县委办公室主任——在我眼皮底下踩他！我甚至会自己捡一个米粒大的小石头放大米饭里去，吃饭时装作硌了牙，而我第二天要在大会上讲话，让我捂着腮帮子怎么讲话？小虎就会跑去狠狠地踩袁长印一脚，并嗔目而呼曰：谁让你硌了鱼书记的牙！
小虎若做了县委办主任，车队队长就可以不兼了，让小马来做车队队长，小牛再开县委那辆老掉牙的旧面包车，让小马再蹲他头上不停地屙屎臭他。
看来在玻管局这些同志们中还真难选出一个人来做紫东县县长。朱姬牛？这几个怎么能成！——有啦——让赵有才来做县里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老是老了一点，但做一个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尚可。就像挤牙膏一般，让赵有才将那个原本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县长这么一挤——不就将他挤到县长这个位置上来了？对，让分管招商引资的那个张副县长来做县长，倒是一个不错的人选。让张副县长张不错（不是玻管局那个张不错）做这个县长，社会舆论就会说我鱼在河不徇私情，用人公道，在县里选了一个和自己毫无瓜葛的“老黄牛”式的干部做县长，可见鱼在河选县长完全是从工作出发。
当然，若真将赵有才和小虎调过来，李小南也得安排一下，若她愿意随我到紫东来，就安排她做县里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副县长。只是不知柳如眉会不会吃醋？还有柳如叶，恐怕也会噘起个小嘴。任何事情都怕打破平衡，带李小南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副县长来紫东赴任，恐怕就是一个愚蠢的做法。后院起火是一定的——柳如眉一生气，恐怕又会去和一票重归于好。况且柳如叶也不好安排，因为一个县只有一个女副县长职数。看来只能将李小南忍痛割爱了。想到从明天开始，就少有机会带李小南到这儿到那儿下乡了，我心里真有点隐隐作痛，以至于竟在雷民政面前抚了抚胸口——当然雷民政并不知道我是在抚平想象中的“失李之痛”，这家伙恐怕会以为我患有心脏病呢！也许他恨不得我当下得心肌梗塞倒地而亡——就像多年前紫东县那两个去山上打兔子的家伙一样，一个刚从草丛里露出个小脑袋，一个砰地一抠扳机迫不及待就将这个小脑袋打飞了——我若心肌梗塞发作，雷民政这家伙即使口袋里装有那种救急的进口特效药“炸弹”，恐怕也不会往我紧闭着的牙关里塞，相反他倒会将“炸弹”扔进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里，待将那颗“炸弹”冲得无影无踪后，再跑出来不动声色地亲眼看着我蹬几下腿咽气，他甚至会半跪在我的尸体旁翻翻我的眼皮，像去银行存款输入密码后“确认”我已告别了这个世界，才会装模作样去隔壁喊正在玩“挖坑”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虎和李小南，并打发他的司机去叫救护车。
包括李小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木人石心一般令我失望——晋时太尉贾允用官职、地位、女色诱惑夏统，统不为所动。允曰：“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我在这边力图抚平“失李之痛”，她却在那边玩得快乐地直叫——仿佛不是在玩扑克牌，而是在和谁做爱似的。这个死蹄子，和我连一点心灵感应都没有——此雌儿，是木人石心也！本来我在这边痛，她也应该在那边痛，即使发出叫声，也应是冷不丁被人在手背上掐了一下那种痛苦的叫声——这个没心没肺的死妮子！简直像陶小北当年一样，我都要随大军开拔了，她也不臂挂一个小包袱怀抱一双鞋底纳的密密实实的军鞋跑到大路边眼泪汪汪地送别我，相反倒不知跟谁跑到美国去了——这些死蹄子怎么一个比一个没良心？
我一边和雷民政叙话一边遐想。此时，我俩再次不约而同抬腕看看手表，时针刚指向十点。雷民政突然有点烦躁地站起来，在地上无端转了两圈，长舒了一口气后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都十点了，你洗个澡休息，我告辞，明早过来陪你吃早点。”
将雷民政送出楼道，折回身经过小虎和李小南的房间，已听不见他们“挖坑”的吵闹声。我们一溜儿住朝南三间房：老宋和小虎住206，小南住208，我住210。折身回我的房间，必然要经过他们的房间。老宋和小虎正在206看球赛——对啦，今晚十点有一场很重要的球赛。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球迷，我甚至常常分不清世界杯和甲a有什么区别，直到后来才有了一知半解，知道前者是世界上的强队踢，后者是国内的强队踢。可小虎和老宋却是两个铁杆球迷。尤其是老宋，一看球赛眼睛就发直，与雷民政过去看见李小南的眼神毫无二致。老宋这家伙看球赛时还总是将瘦骨嶙峋青筋暴跳的手在木椅扶手上直拍——拍痛了都顾不得像雷民政那样在裤缝上搓一搓，尽管因疼痛而龇起了牙，眼球仍直直地望着电视屏幕，只管把脖子像一个啤酒瓶子一般伸得老长——仿佛脖子拉长能减轻手掌的疼痛似的。我发现在生活中不得志的人才容易成为球迷，像我这样的领导干部里就很少有球迷。现在社会多元化了，人们没有统一的精神寄托了。过去社会“一元”时期，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寄托是“毛主席”。现在毛主席从神坛上走下来了，人们便像在战乱中分头寻找失散的亲人一般去寻找寄托。有的人就找到了足球，有的人则找到了基督。我们紫雪这些年做礼拜的人突然多了起来，且多是那些面带菜色与愁容的中老年下层妇女。还有的人甚至找到了法轮功——当然去练法轮功是不正确的，有点像欧阳锋那样走火入魔了。
我从206经过时，果然从半开的门缝里看见老宋正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往电视上瞅。经过208，小南的门紧闭着，我抬手旋了一把门把手，门已锁上了，隐约听到她正在卫生间放洗澡水，一边放水一边还在哼着一支轻快的歌儿。我抬腕看看表，已十点十分了，恐怕市里的书记会已议到我的使用问题了。省里八点召开书记会，估计十点就结束了，若郑向洋市长做了省委秘书长，他在市里的书记会上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若郑向洋市长做了民政厅副厅长，那他在会上保准会像余宏进那样紧抿着悲愤的嘴巴。所以十点十分时一定还没有“议”到我的安排问题——因为大家都忙着像当年陈奋远在阎水拍召开会议时那样上厕所呢！傅四海去上厕所，将手机在耳朵上捂一会儿，就获知郑向洋到底是做了秘书长还是民政厅副厅长，在市里的会议上以何种态度“对付”郑向洋心里就有数了。郑向洋蹲在厕所将手机在耳上捂一会儿，要么是一脸喜色进来了，要么是一脸痛苦进来了（有时甚至会在瞬间脸色惨白）。刘副书记亦如是——或喜悦或痛苦。若郑市长做了秘书长，鱼在河担任县委书记是铁定的，郑向洋才不会为一个鱼在河与傅刘再扳手腕呢——人家一个市委书记一个市长共同确定使用一个干部，你省委秘书长怎么能去干涉呢，这不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吗——鱼在河若是那只耗子，你郑向洋不成那只“狗”啦——郑向洋才不愿做那只狗呢——虽然在郑向洋眼里，鱼在河最多只是一只耗子——而此时郑向洋早变作一只硕大的猫！人逢喜事不仅精神爽，气量也会变大。郑向洋会在会上大度地同意对鱼在河的任命，但雷民政跟着就得去仅次于紫东县的紫北县做县委书记。傅刘二人当然会同意的——人家省委秘书长开了尊口，傻瓜才会驳他这个面子呢！打人切记不能打脸，年轻妈妈威慑淘气的小孩子总是说：再淘气打你屁股。没有哪个年轻的妈妈会说：再淘气打你脸——所以人从小就懂得脸是不能随便打的——而雷民政即为郑向洋的脸——正像鱼在河是傅四海的脸一样——当然，在特殊情况下，脸有时候也会变成屁股，但那也得耐着性子等到这种变化过程完成后再举手——因为到那时就不是打脸而是在打屁股了。
若郑向洋做了民政厅副厅长，我做紫东县委书记当然也是铁定的，因为郑向洋从厕所回来就铁青着脸再不说话。而雷民政则会在这次会上同时被任命为市民政局副局长。为什么不在下次会上再任命雷民政？纯属妇人之见！为什么在下次会上任命？刚说过那番打脸打屁股的道理就忘记了？现在已不是打脸而是在打屁股了——哪个年轻妈妈打犯有过失的小孩子，会今天在屁股上打一下，明天记起昨日之错再去将当日毫无过错的小孩子补打一下？而恰恰相反，往往是犯错的当时在小孩子屁股上连着打两下——并且最后那一下用的劲儿比第一下大一些——忙不迭地任命雷民政为市民政局副局长，就是最后打的那一下，手腕儿当然得更发力，这样甩出去劲儿才会更大一些。什么？打狗还得看主人？那是要看主人得势不得势，这句话只在主人得势的前提下才成立。
总之今晚的书记会对雷民政来说，是吉凶未卜，并且凶多吉少。难怪这家伙一到十点就像妇女来例假一般显得烦躁不安。而对我鱼在河来说，却是旱涝保收，稳操胜券。我不禁有点自得，疾步推开210的房门，按照雷民政临行前（仿佛这家伙已经患心肌梗塞死掉了）的叮嘱，从容地脱下衣服，也像李小南那样哼着歌儿进卫生间冲热水澡。
古人总结的每一句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话都是有其深刻道理的，比如得意忘形。我那天洗澡时很得意，洗完澡后便有点忘形。换一个角度讲，也怪我对工作太负责任了，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次在紫雪留下来是要搞调查研究的——偏偏我在洗澡间里隐约听到小南还在隔壁哼着歌儿，这让我有点心烦意乱。李小南简直如那种专门诱惑男人的女巫一般！问题是这天从早晨开始我就产生了“调查”小南胸前的两个“苹果”为什么会突然上翘的想法——这基本相当于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突然返老还童，莫非下面真有“千斤顶”？调查清楚后我怎么也得去“研究”一番——说不准会意外地开拓一个全新的科学研究领域，为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一番贡献呢！
这个有点儿龌龊的念头一整天困扰着我，怎么也拂之不去。三言二拍那一类小说里这样描述男女之间的牵念：一般说来，人不怀指望，倒也不会把事情放在心上，可是一有指望，就会痴心妄想，时常难过。
都怪我对小南抱有这种“指望”以及平素养成的执著的科学探求精神和孩子般的好奇心。那天我大约是在十一点洗完澡，洗完澡后若按雷民政临行前要求的那样，钻被窝里好好睡个觉也就万事大吉。我也真钻被窝里睡觉去了——只是我钻错了被窝——钻李小南被窝里去了！软玉温香，这个词真是害人不浅！事后我回忆起来才产生了不少疑惑：李小南洗澡时锁着门，为什么洗完澡睡下后却没有锁门？我过去轻轻一旋门把手就进去了，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发出。李小南那晚到底是给谁留的门？鱼在河？还是雷民政？其实我在李小南被窝里也就待了不到二十分钟，调查研究是搞清楚了，可却确实没有做事。不是我不愿做，也不是小南不让做，而是有个第三者——小南当时像柳如叶那样双腿一交叉说，小妹妹来了！这让正兀自来劲儿的我不禁愣了一下，并条件反射般地为之四顾，仿佛要在室内找到那个“小妹妹”。“小妹妹”当然找不到，我不禁有点扫兴，并且有点烧盘，同时又有所警觉。正当我认为此举不妥准备撤离208房间时，但听丁零当啷一阵响，门被服务员打开了。我当时从小南被窝里忽地坐直身子，房间的灯被冲进来的人全部打开时，我还带点保护性质地扭头看了看小南——若她抽泣着流眼泪，我就镇静地给她拭去眼窝里的泪水，并鼓励她：别怕，有我呢！若她露出白皙的脖子，我就给她往上掖掖被窝——可我却没有看到小南，她仿佛早有准备似的，早将脑袋像土行孙遁地一般缩进了被窝，只留一绺青丝在外面——仿佛要拿这绺绳索一般的头发将我绑在床上似的。
开门的服务员并没有进来，在门外好奇地翘脚把眼向屋里张望。闯进来的是接待办主任“茗烟”带着的几个公安人员——令我惊愕得大张着嘴巴半天合不拢的原因，并不是“茗烟”如神兵天降一般突然出现——冲在最前头那个戴着大盖帽的家伙，怎么竟会是袁长印？
第四十五章
那天的书记办公会上，本来我的任命已经通过了，可我“出事”的消息像被人追赶着一般没命地跑进了会议室。傅四海迫不得已，急忙像启动城市应急预案一般启动第二套方案——好在傅四海像聪明的雷民政给省长准备两套就餐方案一般准备了两套方案，要不在会上还不措手不及？傅四海的座位底下仿佛有个按钮似的，他探手一按，就将第二套方案“启动”了。按照第二套方案，雷民政做紫东县委书记，傅四海的秘书破格提拔，“坐飞机”下去接雷民政担任县长。
关于我“出事”的原因，紫东县的传闻是，我被捉奸在床，与雷民政并没有什么关系，雷民政半夜接到电话后怒斥袁长印和“茗烟”胡闹，并让袁茗立即撤出。雷民政甚至嗔目质问袁茗：你们有本事跑到美国去捉捉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你们有这个本事没有？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家周瑜和黄盖玩儿，关你们屁事？！雷民政最后甚至指着袁长印的鼻子说：你如此不称职，我真想将你再调回袁家沟乡去做副乡长——主管计划生育工作！
对啦，袁长印是在我“出事”的前几天由袁家沟乡副乡长调任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这可真是背心改乳罩——虽说是平调，但位置很重要！
事后不久，袁长印果真被调离了公安局，伸着那个讨厌的“鸭脖子”回袁家沟乡去了，但不是去做副乡长，而是做了袁家沟乡的党委书记兼乡长——而这个位置我原本是准备安排小虎去做的。
李小南的老公这时冒出来了。流传在紫东县以及我们玻管局的说法是，我“出事”是李小南老公一手促成和策划的。李小南的老公两年前转业，转业前是一个正团职干部。转业干部到地方一般是降职使用，有的降一级，有的降两级。我做局长时，我们玻管局分来一个高炮团的团长，我只安排他做了业务六科的科长——据说他并无怨言，并且表示满意——因为和他搭档的团政委只做了柳如眉那个局一名既不分管专项资金也不分管专项指标的副科长。按常理，李小南的老公也就只能在市委市政府的部局里做一名科长或副科长，若他分配在我们玻管局，我就准备安排他接老宋出任局工会主席（老宋不已做政秘科长了嘛）——隶属行业工会主席李小南，在我们玻管局的工会系统开一个名副其实的夫妻店。可李小南的老公却意外地得到了郑向洋的赏识——郑向洋若干年前曾在李小南老公任职的那个老虎团做过团长——于是郑向洋在那年转业的干部名单里一把就将李小南老公拎出来，力排众议安排他到市民政局做了副局长并兼“军转办”主任。李小南老公去上任时，郑向洋像刘副书记拍我的肩膀那样亲热地拍着这个腰板挺得笔直虎背熊腰的军人的肩膀说：委屈你先干一阵副职，以后一旦空出新的位子，再安排你去职能部门独当一面做个一把手。
按照打脸打屁股的理论，我像克林顿那样在绯闻中一头栽倒后，就不再是傅四海的脸，傅四海决绝地向我掉转了身子，将一个冷漠的后背留给我——于是我就成为傅四海的屁股。此时便有不少人冲上来打我，并且有些人无所顾忌地用脚踢。傅书记与刘市长（原刘副书记）堆满各种文件和汇报材料的案头，便多出了两份关于我的材料。一份是李小南老公写的揭发材料，认为他在部队保家卫国这些年，他的妻子却无端地被鱼在河这样一个道德品质极为恶劣的人霸占，强烈吁请组织使用组织手段处理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令我感到万分震惊与奇怪的是，李小南竟也在这份揭发材料上签了几个字：情况属实。莫非这位团长也像当年康凤莲的前任老公拷打康凤莲那样将李小南绑在床上拷打了她？可她身上却并无半点伤痕。另一份是玻管局几个同志署真名写的告状材料，说我在玻管局这些年专横跋扈，任人唯亲，道德品质败坏，和局里有点姿色的女同志都发生过肉体关系。陶小北不堪我的凌辱与淫威，几年前已昭君出塞一般被迫远走大洋彼岸，至今飘零在异国他乡。如果不是李小南像陈圆圆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那样以柔弱之身奋起反抗，终于使我像孙悟空金箍棒下的妖怪一般现出原形，这只姓鱼的色狼还不知会像熊瞎子闯进玉米地或猴子掰包谷那样在玻管局糟蹋和为害多少无辜的女性——恐怕张雪梅都会遭其袭击且断难逃其魔掌！更令玻管局的同志们不寒而栗的，是鱼在河这个人“尤其善于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打击报复人的伎俩花样百出，并且往往能推陈出新，令人防不胜防。小时候，偏远村落的娃娃们正饿得直起脖子号哭，大人吓唬一声说，狼来了，娃娃们立即噤声。鱼在河在玻管局就是这样一只不声不响甩打着尾巴的大灰狼，走到哪里吓得同志们大气都不敢出，动不动就将小牛小胡等人吓得变脸失色。
我就像一条遍体鳞伤的野狗，被众人一拥而上又踢又打又撕又咬，冯富强隔山隔水都向我飞来一口唾沫。很快，我被调离了玻管局，一个萝卜一个坑，接任者是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军人——李小南的老公。玻管局自然不是夫妻店，于是李小南被顺势拔出，像袁长印那样再次被背心改乳罩，由玻管局行业工会主席调任原本应由雷民政去做的那个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小南戴着三只乳罩欢天喜地去民政局上任去了。
调动工作前例行的组织谈话，是由杨远征副书记对我进行的——杨远征已任分管组织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一天到晚紧攥着拳头在电视新闻里背抄着手不远不近跟在傅刘身后或侧旁。就像当年马方向局长被调离时，给他选定的三个单位是铜行办、能源办和科协一般，这次给我选定的单位是残联、文联和个协——三个单位任我挑一个。并且我的结局远不及马方向局长，他是去做正职，而我是去做主持工作的副职。去文联，我不会写小说；去残联——正像妇联主任必须由妇女同志担任一样，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残联主席仿佛不是缺了一只胳膊就是少了一条腿，至少也得失去一只耳朵——而我当然不愿失去这只耳朵——要不若干年后像郑和下西洋一般出国旅游时碰到陶小北，这促狭的小蹄子保准会天真地问我：你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小北这样问我时，我还不羞得像那天钻李小南被窝里那样再次烧盘？于是我选定去个协——去个体劳动者协会做主持工作的副主席。
杨远征副书记那天跟我谈完话后还促狭地安慰我，说安排我去个协，市里主要负责同志很是动了一番脑筋，要充分理解领导同志的良苦用心，这是爱护同志的举措啊！杨副书记不无“油墨”地对我说，当年新四军的伤病员为啥要藏在芦苇荡里？为啥不能像胡传魁和刁德一那样大模大样去春来茶馆喝茶？还不是为了养好伤再重新持枪上战场？临别时杨副书记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仿佛在说：养伤去吧，去个协养伤去吧！
我这颗在紫雪政坛即将冉冉升起大放异彩的新星，突现如此败笔转瞬黯然失色。这可真是善游者溺，善骑者坠啊！人到什么份儿上就得说什么话，我原本会心平气和去个协副主席的岗位上赴任的——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怪不得别人！但让我最后都不能释怀的，倒不是我被人家合力一把掀翻，而是李小南对我的背叛！我老半天都想不明白李小南缘何荼毒我？最后从“利益”的角度一切入，从冯马当年联手“倒赵”的历史中一查找，立即窥知并准确无误地找到了答案——所有的历史疑团其实答案都很简单——谁将是背后的受益者？若同时有若干受益者——那谁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个玻管局的行业工会主席，当然远不及民政局的副局长，何况头上还有朱姬牛赵（有才）罗（一强）压着，何时才有出头之日！而现在李小南玩一个金蝉脱壳抽身便走，让自己的老公反过来压在了朱姬牛赵罗头上。且这只是明着一步，还有暗中一着呢——用不了多久，雷民政即可接杨远征出任副市长，傅四海秘书接雷民政出任紫东县委书记——而李小南老公此时就会如一个楔子一般揳入紫东县担任县长，李小南则会从民政局再杀回来担任玻管局长——一屁股就坐到朱姬牛赵罗那几个懵里懵懂的傻瓜头上去了——这个“三级跳”玩的怎么样？即使和当年的鱼在河比起来，也毫不逊色！这才是强中更有强中手，青出于蓝必将青于蓝！
也许你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傅四海能同意他们这样为所欲为吗？若傅四海不同意，不按会议桌下面那个随时可启动第一套第二套方案的应急装置，他们能够顺顺当当如愿以偿吗？这你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傅四海虽然和市长郑向洋不合，但却不会和一个省委秘书长郑向洋不合，他们开会时碰在一起还会像兄弟一般亲热地谈笑风生呢！就像官员总是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一样，利益也总是在不停地排列组合——而利益又极易结成那种“共同体”——比如欧盟、北约、非盟、独联体、多少国集团等等——都是在共同的利益下寻求新的分配原则。照此，雷民政哪一天都极有可能和傅四海突然结盟呢！
正像当年阎水拍局长所说：哪个大哪个小，哪个轻哪个重，傅四海当然是一清二楚的。利益从来只是取大舍小，取重舍轻，而不会去顾及是张三李四还是王麻子鱼在河。况且我鱼在河是自己一头栽倒的，又不是别人将我推倒的。是自己栽倒还是别人推倒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像我这样如当年的范进一般，一头扎进泥塘里，跌散了头发，傅四海也爱莫能助。我像马谡那样失了街亭，傅四海不斩我首级已够手下留情的了——最多让我干两年个协副主席，再念旧情安排我步李小南后尘去民政局做那个副局长，再像她老公那样兼个“军转办”或“救灾办”主任，按正处级待遇。能有这样一个结局，已算我鱼在河好运连连了，我还再能奢求什么？
问题是有一天李小南若去做了紫东县县长，水落石出一般将玻管局长的位置再次空出来，我会不会重新被安排回玻管局——那样我就可以往死里踢那几个署名告我黑状的家伙了！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我已像阎水拍那样老的跑不动了——只能去找赵有才关起门来噼里啪啦摔打那几个早已被别人摔打烂且用胶布缠着的象棋棋子儿。
人生可真是得事事小心，步步留神呢，一步也失足不得——一失足即成千古恨，这是笃定的。让我鱼在河死不瞑目的，是李小南怎么就像刘翔跨栏那样势如破竹一步跨到了我的前头？即使玻管局朱姬牛冯富强小牛小马等都跑到我的前头我能接受，我也难以接受让这妇人跑我前头的事实，因为这对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也怪我鱼在河走了眼，在玻管局这么多年，将每一个人分析得那么透彻，惟独没有看透这蹄子——我原以为她只是个多姑娘儿，至多是个花袭人——没曾想这蹄子却是一个王熙凤！
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历史默默无言，历史学家喋喋不休。套用这句话——胜利者默默无言——李小南现在就默默无言，失败者喋喋不休——鱼在河此时就像个多嘴多舌的婆娘一般喋喋不休——再喋喋不休下去，鱼在河都快被李小南这死妮子逼成个祥林嫂了——要么就是喝得醉醺醺像遭冰雹袭击后的庄稼一般伏卧在宁府门前那个不干不净乱骂的焦大——就差贾家主子差人过来塞几把马粪在嘴里了。
鱼在河，赶紧闭嘴！当心有人给你嘴里塞马粪！但即使像余宏进那样被阎水拍逼得在会上怀抱着双手紧抿起悲愤的嘴巴时，我仍
如牛望月手里捏着一沓被打回来的虚假差旅费票据或者潘金莲与李瓶儿争风吃醋时一般面呈不忿之色，并从牙缝间挤出最后一句话：原来人心比天空的星星更繁密、更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