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

命运-陆天明
《命运》 一
十分钟前，关向民得到三营八连连长的报告，说他们连的老兵冯宁表现异常“反常”。这个冯宁因脚伤在团卫生所治疗多日，始终未愈而没能归队；但得知今天部队要出发，仍需拄双拐行走的他，却突然强行冲出卫生所，一路追赶到火车站。当时的情形真可以说惊险万分。若不是这小子手劲儿足够大，他的两只脚，连带两条小腿，肯定就会在车轮和钢轨的无情噬合中轧成了片片肉酱。
军区首长在给一八四团传达由军委下达的这次行动命令时，反复强调，深圳紧邻香港，最近处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多年来，许多边民就是利用深圳这个地缘条件，不断地在此“闯关”外逃。边民外逃事件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和社会稳定，已成了中央和相关地方政府的一大心腹之患。在这样的情势下，军委下决心把一八四团这样一个著名的“红军团”拿上去，布防深圳宝安。
冯宁是个“老兵油子”。关向民不相信他此次“强行”随大部队南下，会是出于“为中央分忧，为人民再立新功”的高尚动机。这个冯宁是关向民一个老首长的儿子。这个冯宁聪明，肯干，也能吃苦。但当兵五年了，却一直没能解决组织问题。关向民也曾多次找他谈过话，甚至很明白地告诉他，论能力，你完全可以当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只要改掉忽冷忽热自由散漫的毛病，听话，踏踏实实地干，在部队你会有无比光明的前途。但这个冯宁对这个“个人前途”问题，似乎完全不在乎，仍然改不了那些老毛病。所以，在得知他今天突然铆足了劲，不顾一切地要跟部队南下到深圳宝安，关向民很自然地凭直觉就断定冯宁此举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阴暗打算”……
关向民曾找三营八连连长谈过一次话，要求八连连长好好地做一下冯宁的工作，可这个基层领导完全认识不到部队面临局势的复杂性。关向民焦虑了，他决定一停车，就把冯宁从三营八连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里找到团部所在的这节闷罐子车厢里来谈话。
傍晚时分，军列终于停了下来。三营八连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离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并不远。但过了二十分钟，冯宁还没有露头。关向民有点恼火了。他马上让通信员赶紧跑步前去通知。没成想，命令刚出口，还没等通信员转身跑去，值星参谋的哨子声却在前边响了，军列又要启动了。
其实，接到团长第一道“召见”令，冯宁就动身向团部来了，连刚打的饭都没等吃上一口。可在他攥着两个大白馒头和一个军绿色的搪瓷碗紧赶慢赶向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走去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有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响，回头看去，却是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跟在他身后，显然是来讨饭吃的。
冯宁便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分给了他俩，从路轨对面的灌木丛中呼啦一下又窜出一群孩子，把他围住了。
冯宁有些为难了：孩子太多，而馒头却只有一个。给谁？连长过来催他了，他只得把剩下的那个馒头再掰成两半，分别给了眼前最小的两个女孩，再把碗里的菜倒给了一位老大爷。这位老大爷身旁还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她比在场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大一些，不好意思往前挤，这让冯宁特别地看了她一眼，同时也注意到了这小姑娘的清秀和文静。他想去解开系在腰间的装了玉米粉的小袋子给她，但是系的太紧，好长时间也解不开。
这时，值星参谋的哨子声响起。他本该继续向前快走几步，冲进团部所在的那节车厢里去见团长的。但是，冯宁却偏偏做了另一种选择。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向后转身，向着自己连队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跑了过去。他此刻当然不会知道，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居然会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完全改变了他后半生生命之路的走向，也给他平添了如此多的坎坷和风险波折。
《命运》 二
一八四团奉命向深圳宝安开拔的那个晚上，在省委书记钟灵的办公室里，为向这次前来的中央首长小平同志汇报做准备，专门召开了个会议。临近结束时，省公安厅的一位领导忙站起来请求道：“能允许我最后再说一句吗？”
钟灵站住了。
那个公安厅领导还在犹豫。在刚才的准备会上，钟书记居然对多年来一直把“边民外逃”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持怀疑态度。经?过犹豫，他觉得还是应该把情况向书记说明清楚才对。“多少年来，从上到下都把这一类边民外逃事件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如果今天我们不顺着这个思路去汇报，后果难以预料。”他说道。
钟灵沉吟了一下，反问：“你觉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那个公安厅领导说道：“如果我们说边民外逃不是地富反坏右和敌特分子煽动组织所造成的，万一中央首长追问，那么又是谁在这里起作用，我们怎么回答？”
笑容慢慢从钟灵的脸上消失，他知道，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多年来所形成的结论，便笑了笑道：“咱们总不能把几万几十万逃港人都说成是‘敌人’吧。其他方面的认识问题和政策性问题，我们暂不下结论。特别是可以听一听中央首长的看法嘛。”
《命运》 三
军列到下一个停靠站时，团长立即把冯宁叫到自己跟前。在问清了上一回没有按时到团部来谈话的原因后，团长稍稍平静了些，先不紧不慢的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团长开始接触实际问题了：“你跟我说个实话，到底为什么不顾脚上的伤痛，拼死拼活抢着跳上火车？”
“我……我也就是想凑近了瞧瞧这个香港到底是个啥模样的……”
团长一下站了起来：“只是想瞧瞧？”
冯宁：“报告团首长，我就是觉得自己在部队天天哭着喊着要跟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可是一直也没见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到底是个啥模样，觉得有点冤。就是想瞧那么一眼。觉得挺好玩的。”
团长：“挺好玩的？”
冯宁：“正经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好玩？”
“冯宁！”团长大声叫了起来。
冯宁愣怔住了。他不知道团长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吼叫。
团长：“不是我不信，谁都知道你冯宁心里鬼点子多！”
这句话显然深深刺伤了冯宁的自尊心，一瞬间，那常见的似乎总有点玩世不恭的微笑从他脸上突然消失。他挺直了身体对团长说：“假如我今天说的有半句是假话，就让我像这条伤腿一样。”说着，他一下用力撕去包扎在伤口上的那个医用缚料和胶带，一块鲜红的皮肉立刻被带下来！忍受着钻心的疼痛，冯宁还是坚持以最标准的立正姿势，站在团长面前。
团长关向民愣怔住了。
这时，火车响了汽笛。一些士兵围在虚开着的车门前，心情复杂地注视着那些拼命跟着列车在跑的孩子和老人，没人去执行连长下达的关车门的命令。
连长气冲冲地走了过来，用力关上了门。但突然间，他愣了一下，赶紧转身去重新打开车厢门。他向车下看去，追赶列车的大部分人都跑不动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女孩还在跑着。她就是刚才站在那个老大爷身旁长得特别文静和清秀的女孩。因为不好意思跟年龄比她小的孩子争，她一直也没讨到吃的。眼看军车要走了，她才真正着急起来。
女孩流着泪，乞求着：“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我奶奶……我奶奶……?饿……?”
连长本能地掏了一下自己的口袋。口袋是空的。他忙回头冲着车厢里吼：“谁还有吃的？都聋了？快！”战士们这才反应过来，有人递过来个玉米饼，有人递过来一小包饼干。冯宁再一次想起自己腰间的那一小袋炒米粉。但解了一会儿，还是没解开那绳结。
火车越行越快，连长只得把手里的东西往车下扔去。冯宁也急了，用力一扯，把小米粉袋向车外扔去。玉米饼和饼干落到离小女孩不远的地方。而那一小袋炒米粉在空中被风一吹，便纷纷扬扬地飘洒开来。小女孩拣起玉米饼和饼干，满脸是泪地对着远去的列车不停地鞠着躬，嘴里不住地念叨着：“谢谢解放军叔叔……谢谢解放军叔叔……”
《命运》 四
那天的汇报，是在广州珠岛宾馆一号楼里进行的。
结束汇报，离开珠岛宾馆，省委副书记宋梓南是和省委组织部部长坐一辆车走的。两人显然都心事重重，过了一会儿，组织部部长谨慎地问：“小平同志认为，大批边民外逃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你觉得他老人家这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理解为，这是小平同志对我们广东省工作的一个批评？”
宋梓南略略沉默了一下：“逃港事件频频出现在我们广东，当然说明我们广东的工作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小平同志怎么批评我们，批评得再重，我们也应该心悦诚服地接受。但我觉得，好像还不能把它仅仅理解成对广东工作的批评。”
组织部部长继续试探道：“难道小平同志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前些年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方针和政策都有问题……”
也许涉及了一个十分敏感和过于重大的话题，宋梓南没再接这位部长的话茬，那位部长当然能明白、也能理解宋梓南此刻的谨慎，于是也就没再议论下去。
按惯例，车先送宋副书记回家。一进门宋梓南便径直走到书房里在书架上翻找起来。
“你找啥呢？”妇人顾亭云端着一杯刚沏的茶，走进来问。
“我的一个旧记事本……封面上注明‘绝密’两个字的。”
“你那些记事本的封面上，全都注着‘绝密’哩。到底要哪一本？”
“我有一个本子是专门记录省委历次讨论边民外逃情况的。”
顾亭云从一个书柜里取出一个蓝布袋交给宋梓南。宋梓南稍稍翻检了一下，那个“专门记录省委历次讨论边民外逃情况”的本子果然就在其中。宋梓南拿着它走进卧室，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卧室的门突然开了。宋梓南拿着那本记事本走了出来：“我得回机关去一下。”
宋梓南敲响了书记办公室的门。他把那个棕色的旧牛皮公文包放在钟灵面前。
钟灵微笑着打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从里头取出一张张放大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主人公是叶帅和宋梓南，都摄自广东的非常破旧的一个小镇，也有一些农村的照片，那就显得更加的萧瑟和破旧。这时候，他敏感地意识到，这里头一定有“故事”。
钟灵放下照片，看看宋梓南，等着他先开口来讲述这照片里的“故事”。
宋梓南说：“您知道，叶帅作为广东籍的中央领导，一直非常关心我们省革命、生产的状况。这些就是我给他寄的他家乡的照片的副本。看了这些照片，叶帅心情非常沉重，多次拉着我的手，非常恳切地希望我们能把家乡的经济搞上去，把老百姓的生活搞起来。今天听了小平同志的那一番话，我真的有点坐不住了。”说到这里，宋梓南已经很激动了，满脸涨得通红，两眼炯炯放光，而眼眶却略略有些湿润了。
钟灵把目光从那些照片上收了回来，定定地投注到宋梓南脸上，问：“梓南同志，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宋梓南：“我现在还说不上有什么具体想法。我今天来，只不过是想向省委表个态，如果中央和省委下一步有什么重大的举措，需要有人去做些突破性的探索，我可以去种这个‘试验田’。”
钟灵笑笑：“种试验田，可是有风险的哦。”
宋梓南正色道：“如果要杀头，就先杀我的头！”
钟灵沉默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看定了宋梓南，感慨地说道：“梓南，政治上你很敏锐，很坚定，也很坦诚，很有激情，这一些都很好。”
宋梓南有点不好意思了，拿起那些黑白照片，脸带愧色地对钟灵说：“面对这些照片，我们这些人还说得上什么‘敏锐’和‘激情’吗？尤其是听了小平同志的一番话以后，我觉得我们麻木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了。”
而此刻，回到军区大院的司令员和政委，就接到军委首长的指示：让一八四团原地待命吧。
《命运》 五
深夜时分。军列里。
战士们都睡下了。只有值班的哨兵抱着步枪，努力地跟不断袭来的困倦和瞌睡做着艰难的“斗争”。忽然间，哨兵感觉到车速减慢了，车轮发出的撞击声也减缓了。而且越来越慢，越来越缓。
哨兵惊觉起来。
睡梦中的八连连长也感觉到了，他翻身坐起。然后是指导员。不等他俩发问，车辆在发出“哐当”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后，竟完全停了下来。
指导员忙起身去拉开车厢门观察。连长也跟了过来。
这时，有些战士也醒了，纷纷询问和议论着。连长大叫了一声“肃静！”
躁动的车厢里顿时又安静下来。
这时，步话机上的指示灯突然明亮地闪烁起来。
通讯员立即扑过去，而后向连长指导员报告道：“团部紧急通知，现在是临时停车，连长指导员马上到团长政委那儿去开会，停车期间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车厢。报告完毕。”
八连连长和指导员走下车厢时，伸直了腰一看，从每节车厢的门洞里都跳下两个人来，他们都是各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他们一声不响地急匆匆向团部所在的那节车厢走去。
不一会儿来开会的连长和指导员们就已经到齐了。
团长宣布道：“刚接到命令，让我们在这儿原地待命。”
连长和指导员们一惊，沉静片刻，便一片哗然，纷纷询问着情况。
团长：“多问的！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原地待命。其他的一概不知道！”
连长和指导员们不做声了。
这时，团部的通讯参谋走过来，跟一直在一旁没说话的团政委说了句什么。团政委立刻上前戴上耳机，而后又将情况匆匆汇报给团长。团长惊诧了，转过身对着与会的那些连长指导员们，大着嗓门吼：“八连长，你给我出来！”说着，率先跳下车厢，向外走去。
八连连长稍稍愣怔了一下，赶紧跟着跳下车。他刚下车，团长就转过身来对他吼叫：“你赶快去把那个冯宁给我带到这儿来！”
几分钟后八连连长把满脸疑惑的冯宁带到了团长跟前。
团长对八连连长挥了挥手道：“行了，你先回车厢去。我跟冯宁单独说个事儿。”
车厢外的荒野里只剩下了团长和冯宁两人。
冯宁等着挨训。
连长一直在思考。过了一会儿，团长好像下决心要开口了，直瞠瞠地看着冯宁说道：“冯宁，你爸出事了。我刚接到你老家市革委会办公室的电话，你爸因破坏当地‘抓革命促生产’，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在候审期间，于昨天从县看守所脱逃。据说向南边跑了，有可能在深圳宝安一带越境，潜逃香港。”
冯宁哈哈一笑：“团长，您说啥呢？我老爸破坏当地‘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我老爸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还准备潜逃香港？您说的是哪本《三国演义》啊？”
团长突然拔高了声腔：“你严肃一点！我这是在跟你说《三国演义》吗？这是你老家县革委会的正式通知。”
冯宁呆在那儿：“这怎么可能……您刚才还跟我说，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我老爸已经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了，‘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他一天被批斗四五回，右手小手指被打断，都没对党说过半句怨言，这会儿，‘四人帮’倒了，他也平反了，工资也补发了，马上就要给他重新分配工作了，他却去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脑子进水了？活腻歪了？真疯了？上个礼拜我还接到一封他亲笔写的信，他还对我说，能不退伍就尽量别退伍，利用在部队这么个大好机会，认真锻炼自己，争取早一天解决组织问题，不要愧对当前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他亲笔写的信！他自己却在那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是这样的人吗，我不信！”冯宁几乎是大叫大喊起来。
团长也出力地喊了一声“我也不信！”
团长的这一声喊，让冯宁意外，震动，同时也让他稍稍安静了下来。
团长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一字一顿地说道：“但你老家县革委会办公室刚打来电话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说的。”
眼泪一下从冯宁的眼眶里涌了出来，他战栗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叫道：“这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团长又告诉冯宁，根据地方政府掌握的情况，冯宁的父亲“逃脱”后好像是上南边来找冯宁了。这又让冯宁吃了一大惊：“找我，为什么？”
团长正色道：“冯宁，你是一个老兵，在部队接受了五年的教育，你应该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这可是个立场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必须老实跟组织上交代，你父亲出逃前，跟你有过联系没有？”
冯宁绝口答道：“没有。”
“真没有？现在如实交代还来得及。”
冯宁的脸一下涨红了：“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我向神圣的八一军旗保证！我确实不知道父亲出逃的事情。他出逃前确实没有跟我联系过！”
团长沉吟了一下，又抛出一个爆炸性的“内幕”：“据说你父亲上南边来找你，是为了去香港。如果你爸和你从来没有联系过,为什么听说部队要到深圳宝安来执行任务，你会表现得这么反常，会完全不顾自己的脚伤，死活要跟着大部队往南边来?”
“团长，我们真的没有联系过。而且我用我的生命保证，我老爸他绝对不会叛逃。别人不了解他，您应该是了解他的啊！”冯宁恳切地说道。
团长立即做了个很坚决的手势，打断了冯宁的话：“不要急着做保证！”说到这里，团长稍稍迟疑了一下：“好吧，冯宁，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组织上决定对你进行审查。你给我仔细听着，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行动，都会作为你对这次审查的一个重要表现记录在案，都有可能决定你冯宁后半生的命运。”
关向民觉得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前，冯宁还应该算是一个可以挽救的审查对象。所以他尽量放缓语气，说道：“你仔细给我听着，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认真考虑好了再回答组织上对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想你是知道党一贯的政策的，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冯宁艰难地点了点头：“我明白……”
团长摆了摆手：“你可以走了。”
冯宁向团长行了个军礼，转身向八连所在的车厢走去。但团长却立即叫住了他：“哎，你给我站住。在审查没结束前，你先别回连里了。”冯宁一怔。这时，早就在不远处等候着的两个不持枪卫兵，在团长的示意下，走到冯宁身边。冯宁的脸色一下灰暗了下来，求救似的去看了看团长。团长有意躲开了冯宁那哀怜般疑询的目光，用冷峻的口气继续开导道：“希望你正确对待正在发生的事情，要认真考虑，如实交代，并且服从卫兵管束。什么时候考虑成熟了，随时让卫兵来找我。”
《命运》 六（1）
这时省公安厅、省政府其他有关部门都得到了边民再一次集结准备外逃的情况报告。原地待命的一八四团官兵亲眼目睹了一幕让他们目瞪口呆的壮观场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外逃人流不约而同地从列车旁的灌木丛林里拥过，连续不断地向边境线方向，向大海方向跑去。据确切情况显示，造成这一次疯狂偷渡潮的主要原因是，有人在民间广为散布谣言，说两天前，英国女王下了一道特赦令，大陆居民只要在本月底以前跑到香港的，全部给办理正式的香港居住证……
关向民也立即把看到的情况直接向军区作了报告，司令员立即指示：没有军委总部的命令，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任何人不许下车。然后又当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军委总部。
而这一幕，也让冯宁看到了，当他听到路轨两旁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本能地停下脚，注意地向路旁的丛林里看去。
那两个卫兵也听到了这一阵来历不明的脚步声。他们十分警觉起来，把冯宁挟持在他们中间，寻找脚步声的来处。随即，路旁的丛林中便出现了一大片人群。这些人几乎都没带什么行李，但有一样东西却不约而同地都带着：泅渡时必须用的救生工具，比如救生圈、轮胎、气垫或其他什么可以用来让自己在水中产生浮力的东西，有的人怀里就抱了一块小木板。
两个卫兵和冯宁都被突然出现的这股巨大的人流震慑住了。但当确认，这些人对军列尤其对他们三人并无任何企图，只是从这儿路过时，两个卫兵才清醒过来，忙把冯宁向守车里推去。
冯宁听话地向守车里走去。但他一边向守车里走，一边仍恋恋不舍地回过头来打量着这似乎不见尽头的人流。就在他一只脚已经迈进守车车厢门的那一刻，他突然在车厢门旁呆住了，他好像看到了一张绝对不会相信在这儿会看到的脸——一张他熟悉的脸，一个老人的脸。
这张脸，居然是他父亲的脸！
他浑身一震。这个老男人此刻也看到了冯宁，哆嗦了一下，便反转身来，逆着人流，向守车所在方向走来，还向冯宁挥了挥手。
冯宁激动地踮起脚尖，向那个人喊叫：“别过来！不能过来！”
那个老人好像是听到了冯宁的这一声叫喊，便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跟人流中其他人不同的是，这个老男人随身没有带任何泅渡的救生工具，但胸前却戴着人群中许多人都没有戴的一枚非常醒目的毛主席像章。
冯宁又叫了一声“别过来！”
大概是因为这时他只顾着喊叫了，手里使的劲儿就没有刚才那么大了，一下便被卫兵推进了守车车厢里。
而那个老男人此刻也被汹涌而过的人群一下给“吞没”了……
这时，突然有人在外头敲门。
卫兵显得特别紧张，大声喝问：“谁？”
门外的声音：“是我是我……”
卫兵：“问你哩，你是谁？”
门外还是没有回答。
那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卫兵拉开门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又进来了，把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卫兵叫到一旁，低声说了些什么。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卫兵想了想，冲着那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卫兵点了点头。
那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卫兵便向外走去。
这时，冯宁忙上前拦住他：“外头是不是有个老汉要见我？我不见，你们让他赶紧走。”
卫兵疑惑地看了看冯宁。
冯宁一边说，一边从上衣小口袋里掏出一些钱交给卫兵：“那老汉是我爹……我妈病了，住院了……请你们把我这两个月的津贴转交给他老人家……让他老人家赶紧走……劝他赶紧回老家去。谢了！”
但这时，门被人用力推开。
冯伯秋走到两个卫兵跟前固执地恳求道：“我跟儿子说句话。你们放心，我不会做任何出格的事。”他指着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说：“我是四六年的老兵，老革命，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当过多年的中学校长。”
冯宁冲了过来：“爸，你快走啊！”
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卫兵对冯伯秋说：“那你们赶紧说。”说着，就和那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卫兵走了出去。
小小的车厢里只剩下了冯宁父子俩。
冯伯秋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形下见到儿子。经验丰富的他，一看现场情况，就知道儿子是被“软禁”了，便歉疚地说道：“很抱歉，因为我的这点事，把你也连累了。”
《命运》 六（2）
冯宁心里一酸：“您……还好吗？妈妈和小妹呢，都好吗？”
冯伯秋说道：“出事以后，我没法联系到你。我心里特别着急。我上这儿来，就是要告诉你，你老爸没做错事，你千万别惦记我。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这事情可能会影响你在部队的前途。希望你千万别莽撞，别胡来。”
冯宁问道：“他们说您想跑香港去啊！”
冯伯秋一惊：“我去那，干吗？”
冯宁说：“可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冯伯秋低下头不说话了。
这时，从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冯伯秋从门缝里向外看了一眼：“是老关，关向民？”
冯宁忙说：“他是来抓你的。快走。市革委会已经发了通缉令，正四处抓你哩！”
冯伯秋立刻打开车厢另一边的窗，匆匆对冯宁说：“记住爸刚才跟你说的话！一定别乱来，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继续在部队当好你这个兵。一定！”便越窗走了。
冯宁忙关上车窗，并装作睡着了的样子，赶紧到一旁躺了下来。
团长大步走到守车前，走上那几级铁的台阶，却没有像抓逃犯的“捕快”应该做的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推门而入，却还敲了敲门，叫喊了一声“冯宁！”事后冯宁回忆起来，总觉得团长是故意留出时间来让“老冯”脱身的。三十年后，冯宁邀请已经退休的关团长到深圳来休养，曾当面向关团长核实这件事。关向民却一口否认当时是“有意”放走老战友。他说：“我敬重你父亲。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你父亲是逃犯，我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团长，奉中央军委命令去制止外逃。我怎么会反过来去包庇纵容一个逃犯？你关叔叔虽然水平不高，干了一辈子也没多大出息，但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
但等关向民进守车，冯伯秋早就走得没了踪影。关向民问冯宁：“你父亲呢？”
冯宁不说话。
关向民：“你以为这是在保护你父亲？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老家革委会的领导告诉我，当地公检法机构发现你父亲在当地组织人倒卖倒买眼下十分紧缺的化肥和小麦种子，而且从###取暴利……”
冯宁有点不知所措了，却仍然固执地不回答有关自己父亲去向的任何追问……
冯伯秋跳出守车车窗，钻进低矮的灌木丛里以后，被什么绊了一下，头猛地磕在一块石头上，顿时昏迷了过去。
有一家人在他身旁停了下来，似乎有些不忍心扔下这个老人，便架起冯伯秋向海边跑去。半昏迷中的冯伯秋身不由己地、几乎是脚不点地的被他们架着跑着。血从额角的伤口处不断地往下流淌。
从陆路闯关的人群跑到边境线，就遇到了边防军人。边防部队的战士举着枪大声呵斥：“站住！别再往前跑了，这里是边境线，没有得到允许不许越境。请你们统统往后退！”
人群中有人大叫：“他们不敢开枪。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女王在等着咱们哪！”
人群又开始跑了起来。
端着枪的边防军人退到再无退处时，只得向两边散开。当人群冲垮了作为边境线的铁丝网后，英方守军端着枪向人群逼近，他们毫不迟疑地端起枪向这群冲过来的中国人头顶上空射击起来。那些人中弹后，还不敢相信自己身上真的中弹了，还大张着眼睛。鲜血让一些人惶惶地站下了，但更多的人已经收不住脚步，继续疯狂地向香港那边跑去。
枪声在继续。又有人在飞空中的流弹中倒下了。
搀扶冯伯秋的那一家人是走海路的。让海水一浸泡，冯伯秋似乎恢复了一点知觉。
陶怡的姐姐和家里的其他人赶紧顶着一阵一阵的浪涌，奋力向香港方向游去。
冯伯秋一边摇摇晃晃地随波浮动着，木木地问：“我……我们这是在哪里？”一个从他身旁游过的中年汉子冷笑了一下：“还装傻呢？游过这片海，就是香港啦。快游吧！”冯伯秋闻言一惊：“香……香港？”
他愣怔了一下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转身向岸上走去。
陶怡慌忙回身去拉他：“大叔，香港在这边！”
冯伯秋看了看陶怡，又看了看那迷蒙的海平线，从额头上扯下那个用来包扎他伤口的布口袋，和那个救生圈一起，交还给陶怡，然后转过身继续向岸上走去。
岸上。边防军人和基干民兵一边向天鸣着枪，一边冲进海里来“抓人”。
《命运》 六（3）
那个女孩赶紧把救生圈套到自己身上，最后看了一眼冯伯秋，紧紧抓着那个小布口袋，扑进海里，向香港方向游去。
陶怡也没能游过海去。自己是怎么被海浪冲回到深圳湾这边来，又怎么被这边的边防军人“抓获”的，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只是手里却还下意识地牢牢抓着那个窄长的布口袋。当时，那个“解放军叔叔”把这个装满玉米粉的布口袋扔给她，等袋子落到她手上时，袋子里的玉米粉在空中早已撒落光了。但陶怡还是留下了这个布口袋。
陶怡被拘到看守所的第二天，钟灵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到这儿来视察逃港人员被拘押的情况。当地的官员引导他向一个大房子走去。那个大房子里，逃港人员整整齐齐地坐着，衣着也比较整齐，还有人在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大声地朗读《老三篇》。但是，刚走到大房子门口，钟书记突然一个转身，向另一方向走去了。当地的官员忙上前想让钟灵按他们安排的路线去视察。钟灵一面很有节制地对这些官员笑了笑，一面却仍然不顾这些官员的“拦截”和“引导”，径直向大房子背后走去。
大房子背后，在一个破旧的大凉棚下，潮湿泥泞的地上，同样坐着许多被拘的逃港人员。这儿的情况和刚才大房子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逃港人员衣着破烂，单薄，极其肮脏，伤病者就躺在泥地上，还有少数几个可能不太听话的，都戴着手铐。陶怡就在这群人中间，浑身打着颤。衣服还是湿搭搭的。
钟灵走到她面前，弯下腰，关心地问：“小姑娘，病了？你家里人呢？”陶怡陌生地戒备地同时又不知所措地看了看钟灵，没有回答。当地官员回答道：“抓到她时，就没见她家里人。可能……在逃港时失散了吧。”钟灵又看了陶怡一眼，当走到那几个被铐着的人身旁时，他说道：“把手铐都下了。”
回到拘留所办公室，等大家都坐定了，钟灵说道：“从现在起，绝对不允许像对待囚犯对待敌人那样，对待这些逃港的老百姓。”
拘留所的一个干部刚想站起来解释什么，钟灵继续说道：“最近，中央领导有个说法，我非常赞同。那就是，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了，我们这边的日子好过了，这些老百姓是不会丢开祖宗八代留下的家业，往香港跑的。”
在场的人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当天下午，看守所的卫生员来替陶怡量了量体温，给她拿了几片感冒药。到傍晚时分，他们把她带到一间“预审室”去问话。陶怡却只是默默地流着泪，一概不回答。
后来，负责审讯的那个工作人员对身边一个女警示意了一下，让她去陶怡身上搜查一下，看看她身上还有没有可以证明她的来处和身份的东西。女警向她走去时，她忙向后躲了一大步。于是那工作人员笑了：“哦，原来你不是个聋子哩。那乖，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多大了？从哪里来？谁带你来偷渡的？他们带你偷渡去香港干什么？知道偷渡是犯法的事情吗？知道犯法是要判刑坐牢吃官司的吗？”
陶怡还是一声不吭。
工作人员只得又向那个女警示意了一下。
女警向她摊了摊手，耸耸肩，笑道：“好吧，自觉点，小丫头，身上有啥东西，乖乖地自个儿交出来吧。”
陶怡本能地把一样东西向身后藏去。
女警默默地若无其事地看着陶怡，突然出其不意地一下蹿过去，把那样东西从陶怡身后掏了出来。
仍然是那个窄长的小布口袋。
女警看了看那口袋，问：“他们就让你带着这么个破口袋跑香港？”
陶怡一动不动地看着女警。
女警再次翻看了一下那口袋。
口袋上画着一个红五角星。五角星中间写着金黄色的“八一”二字。下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着部队的番号。
女警一愣：“是军用品？偷来的？你是小偷？”
陶怡忙辩解道：“不是……”
那个工作人员拿过布口袋，仔细翻检了一下：“你不是小偷，那这个军用干粮袋是怎么到你手上的，啊？它自己长腿跑到你手里的？一个女孩，小小年纪，不学好，学着偷东西！”
陶怡的脸刷的一下变白了，眼睛里一下充满了委屈的眼泪，呆站了一会儿，突然冲过去，从那个女警手里夺回那个布口袋，声嘶力竭地喊叫道：“我没偷。没偷。没有！”
《命运》 七
深夜的广州白云机场，省委副书记宋梓南来迎接刚出国考察访问回来的另一位省委领导秦副书记。这次考察非同小可，是经中央批准，由国务院主要领导带队，专程考察西欧资本主义强国。“怎么样，老秦，钟书记和省委省政府所有的领导都在小会议室等着你哩，都想听你说说这一回出国考察的观感。”上了红旗车，宋梓南说道。
对这样的追问，秦副书记好像已经有了准备，便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一言难尽啊，老宋，一言难尽……”
他们回到省委大楼，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果然都济济一堂，等候在常委小会议室里，要听秦副记谈出国观感。
秦副书记：“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一下……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啊，也可以说是很震惊，甚至都可以说受益匪浅。”
那位省委领导非常不理解地问：“你说你们在看了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后，感到振聋发聩，感到很震惊，还‘受益匪浅’？你们震惊啥了，受啥益了？”
秦副书记立刻敏感到，现场的气氛并不适宜于马上无保留地传达他们这次出国考察所见所闻中获得的全部心得体会，便对在场的同志说道：“嗯……也许刚才我有些用词不是很准确。到底怎么传达这次出国考察的感受，中央会有一个统一安排，可能还会有一个统一的口径。咱们还是等一等中央的安排吧。”
会议室里立即安静了下来。
散会后，车把宋梓南送回省委家属院。那时，细雨还在下着。但宋梓南没有进家门，反而要司机把他送到秦副书记家去。“这么晚了，又来打扰，不好意思。”在老秦家客厅里坐下后，宋梓南歉疚地说道。
秦副书记笑着应道：“你这个急性子，还说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
宋梓南微微一笑道：“不多耽误你休息。咱们开门见山。刚才你说‘震惊’，‘振聋发聩’，‘受益匪浅’，说了半截，又缩回去了，让我难受。现在我只想知道，你这几句话，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在国外，你们到底看到了些什么，让你们这些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振聋发聩’了，‘受益匪浅’了？”
老秦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口气道：“这些当然都是有的……但是……让我，也包括让我们考察团的大部分成员，万分震惊的是，我们还看到了他们那里有不少比我们先进的地方。”
宋梓南一下站了起来，他完全没有想到，老秦在这里会使用“先进”这两个字，他不解地追问：“比我们先进？你说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先进？”宋梓南这么一反问，倒让秦副书记自己也愣怔了一下，一时不知怎么往下说。过了一会儿，他十分激动地站了起来，在客厅里来回大步走了两圈，一下在宋梓南面前站了下来：“不是说他们全部都比我们先进。但是在某些方面，的确让我们很难想象……在最后形成的纪要里，我们的确用了这样的说法，我们在欧洲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的确确看到了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客观地说，有些地方，我们比他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年。”
宋梓南一震：“比他们落后了很多年？”
秦副书记：“比如说，落后十年。有的地方可能还落后了二十年，甚至落后三十年五十年。”
宋梓南张大了嘴，完全呆住了。
《命运》 八（1）
第二天一早，宋梓南坐车去上班，刚走出宿舍楼的门洞，就看到有个人影在宿舍楼门前的林带里晃动。司机不敢大意，忙下车来，赶过去保护宋梓南。
没料想，那个“人影”却大大方方地向宋梓南走了过来。
“唐大记者啊，一早在这儿转悠啥呢？”原来宋梓南认出这个“不速之客”竟然是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站的大记者唐惠年。两人握过手，唐惠年歉然地说道：“这么早就来打扰您……很不好意思啊。”
宋梓南便问：“我正要去办公室哩。咱们上办公室谈？”
唐惠年犹豫了一下：“能在这儿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这件事，还不能上办公室谈。”
回到宋家的客厅里，宋梓南就对唐惠年说：“有啥事你得赶快说。一会儿我还得去机场。”
唐惠年说：“宋书记，您知道上头这回紧急召您进京，是为什么吗？”
宋梓南答道：“不知道啊。你们记者站通天，得到什么消息了？中央最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
唐惠年微微地一笑：“还是宋书记英明。”
这时，宋梓南的爱人顾亭云端着两碗馄饨走进客厅来。
宋梓南对唐惠年做了个“有请”的手势，然后自己先去端起一碗馄饨说道：“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说。”
唐惠年一边去端馄饨，一边说道：“用民间一些知识分子的说法来说，眼下中央正在下大力气解决下一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寻找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宋梓南问：“这跟紧急召我进京有何关系？”
唐惠年应道：“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中央正在组织一些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出国考察，目的在于拓展眼界，了解当下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现状，以便我们在制订战略转移方针时有所参考和借鉴。这一回可能轮到您了。”
宋梓南忙应道：“你的意思是说，今天中央紧急召我进京，是为了让我出国考察？你唐大记者一大早来堵我门，不会只是来告诉我这么一档事吧？有事就快说，否则，我们真没时间聊了。”
唐惠年忙放下碗说道：“好，那就进入正题。最近我秘密到深圳宝安走了一圈，还秘密去了一次香港。对历年来边民逃港事件做了一次深入调查。”
“谁给的任务？”
“对不起，暂时还不能向您透露这张底牌。”
“还挺鬼呢？那么，对于你的这次任务，我可以问些什么？你想告诉我一些什么？”
“除了这张底牌外，您什么都可以问，比如为什么这么些年会有这么多人往香港跑？通过调查，我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等等，等等。”
“这个问题，邓副主席前不久来我们省视察时，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大批边民外逃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有问题。”
“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有些领导对这个说法，不一定买账啊。”
“那你调查后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唐惠年很郑重地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书面报告递给宋梓南。
“这会儿工夫，我哪有时间看你这洋洋万言的大部头著作？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结论？”
“我只说两个数字，一个情况。这两个数字是，我们宝安县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日，少则只值七毛钱，最多，也只到一元二毛钱左右，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港币。我们深圳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万三千元，两者均相差一百倍。一个情况是，香港那边原本没有什么罗芳村。它那边的罗芳村的居民全部是我深圳罗芳村跑过去的。换一句话，这些农民，在跑到香港去以后，收入比跑过去以前整整提高了一百倍。”
“这就是说，你经过调查，反而证明，邓副主席的说法是完全有道理的，是符合生活实际情况的？证明，外逃是有理的？”
“是啊……是啊……我们有什么理由强迫人家只拿百分之一的钱继续呆在这边建设一个只给他们带来贫穷生活的社会主义？”说到这里，这位唐大记者激动地站了起来，并且大声喊叫了起来。
宋梓南不说话了。等唐大记者也稍稍冷静了下来后，宋梓南才问：“你想让我替你做什么？”唐惠年指指放在茶几上的那份书面材料，说道：“能替我把这份调查报告递给中央主要领导吗？”宋梓南忙说：“大记者，你可以通过内参往上递啊。那不比托我往上送，来得更快更直接？”唐惠年解释道：“我就是想通过内参往上报。但内参只有新华社有。我知道，新华社内参组的组长是您的老战友。”
《命运》 八（2）
宋梓南哈哈大笑起来：“嘿嘿，是想让我替你走后门？你让你们记者站的同志看了你这篇调查报告没有？”
唐惠年应道：“只给个别领导看了。我觉得这份调查报告涉及的一些情况政治上相当敏感，也相当的重大，不宜大范围扩散。”
宋梓南又问：“难道你们记者站的人还不知道这些内情？”
唐惠年说：“别以为我们记者站的同志，什么都清楚。再说，我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还向中央提了一个建议。我认为，香港的经济能搞得那么好，总是有原因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鉴他们的一些做法。”
宋梓南的眉毛突然一耸，反问道：“借鉴香港的做法？”
唐惠年说道：“可以搞一两个试验区，让中央给一些特别优惠政策。要借鉴的，当然不是他们的体制，但可以试用他们部分的做法。”
宋梓南直直地看着唐惠年，好大一会儿都不说话。在沉吟了一会儿后，他突然抬头看了看电钟，说道：“好啦，没时间再扯了。报告先放在我这儿。我得先看了才能决定有没有必要替你开这个后门。”
唐惠年希望听到更明确的表态，犹豫了一下后说道：“宋书记……”
宋梓南淡然一笑道：“难道你要我连看都不看你这份调查报告，就替你去捅这个马蜂窝？你知道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吗？别说更早一些，就是在一年前，就凭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就可以把你打成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判你十年二十年刑都不为过，你信吗？”
唐惠年怔怔地没做声。
宋梓南拍了拍唐大记者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当然得看了你报告后才能做决定！你们记者站的领导，能不看原稿就签发你的稿子吗？不会吧？”
宋梓南送唐惠年出门。宋梓南对唐惠年说：“跟你提个建议。在我看完你这个调查报告，给你明确答复前，你能不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吗？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你现在就把你的报告拿回去。我不看了。”
唐惠年点点头，算是默认了。
回到自己家，宋梓南神情显得相当的沉重，好像已经忘了自己还得赶紧去飞机场似的，在客厅的大玻璃窗前呆站着了。
顾亭云问：“没什么，怎么这一会儿功夫情绪就变得不对头了？”
宋梓南忙答非所问地说道：“行了行了……我该走了。”一边说一边拿起公文包翻找起什么。
这时秘书小马走了进来：“宋书记，再不走就晚了。”
宋梓南还是在埋头寻找着什么。
顾亭云问：“你又找啥呢？”
宋梓南应道：“刚才老唐给我的那份调查报告。你把它搁哪儿了？”
顾亭云说：“老唐的报告，你啥时候给过我？”
宋梓南愣住了：“它刚刚还在这茶几上放着哪！”
顾亭云忙着在茶几上下翻找了一下：“没有啊。怎么会不见了呢？”说着，顾亭云翻遍了整个客厅，仍然没有。这么一大本稿件，而且是十六开的大稿本，足有五六十页厚，怎么一转眼间就不见了呢？宋梓南呆住了。
这时，一直在外头门厅里寻找的小马突然跑回客厅：“找到一张纸条。”
宋梓南忙接过纸条。纸条是唐大记者留的。只见纸条上写着：“宋书记，真的非常抱歉。我如此唐突地拿这么一档敏感的事情来为难您，实在太过分了。那份调查报告我带走了。请允许我拿回去再斟酌斟酌。什么时候危急了，需要您帮我走一下后门来救急时，再来麻烦您。祝您出国考察顺利，愉快。唐惠年敬上。”
宋梓南无奈地笑了笑：“这个唐大记者！”然后吩咐小马：“你马上让省委办公厅派人去找这个唐惠年，一定要拿到那份调查报告，来得及的话，立即给我送到机场；来不及的话，随后派专人给我送到北京！”
《命运》 九
两辆红旗牌轿车把宋梓南等人从南苑军用机场接到京西宾馆，钟灵的秘书老夏立刻把宋梓南带到钟灵住的那个大套间里。
等了不大一会儿，里间的门开了，钟灵神色庄重地送一个中年女同志出来，看到宋梓南，略略跟他打了个招呼，继续把那女同志送到套间门外，这才回过身来，正式招呼宋梓南。
钟灵一坐下就告诉宋梓南：“情况有点变化。本来安排你参加的那个去西欧考察访问的活动，暂时推后了。”
宋梓南笑道：“不会这么一推迟，就没影了吧？”
钟灵忙摆了摆手：“放心吧，这是中央为了尽快推动全党思想解放而制定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经华主席，邓副主席，叶帅，先念同志画了圈点了头的，绝对变不了。暂时不去，当然还是有好事在等着你。”
宋梓南笑着忙问：“是吗，还有更好的事等着我？”
钟灵微微一笑：“中央已经决定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实现战略转移的问题，统一认识，并作出重大决定。为了开好这次全会，这两天中央正在举行一个工作会议。这次紧急召你进京，就是为了让你参加这个工作会议的。”
钟灵稍稍停顿了一下：“你要有一点思想准备噢，这次工作会议不会像我们过去习惯的那样平静和按部就班。”
宋梓南略有些意外：“是吗，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还能出什么意外？”
钟灵笑着摇了摇头：“昨天我们在会上提出，鉴于这些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建议中央成立一个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花半年时间调查研究，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来。当时，邓大姐也在我们这个组，就此问题也讲了话。”
宋梓南关切地：“邓大姐，邓颖超同志？她到我们广东组来了？”
钟灵点点头：“是的。结果昨天晚上我们的发言，连同邓大姐的发言全都被扣下了。邓大姐有意见了，今天一早就去找会务组‘兴师问罪’了。意见很快汇报到中央主要领导那儿。中央领导非常重视，立即决定，从今天开始，只要发言者本人签字，言责自负，就可以登简报。这件事，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对于全党要不要进行战略大转移，要进行什么样的战略大转移，在相当高的一个层面上，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甚至还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一会儿我就让老夏把这两天的简报送到你房间里去。”
宋梓南看完那些简报，心里很不平静他急于想跟钟书记说说唐惠年的那档子事。
宋梓南让小马赶快把他上一回到汕头、东莞一带调研回来给省委写的汇报提纲拿出来。另外，把他在飞机上追记的唐大记者说的那些情况也找出来，他要带给钟书记。
平时做事特别爽快利索的小马这一刻却傻愣愣地呆站在那里：“您……您要把那些材料原封不动地呈送给钟书记？我有点害怕……”
宋梓南笑道：“你怕啥？”
小马说：“您那份汇报提纲本来只是在省里汇报用的，许多问题说得特别尖锐。还有那个唐记者从香港带回来的那些情况就更带暴露性了。刚才钟书记说，连邓大姐的发言，有人都敢扣压。说明有人不希望在这个会上听到他们不想听到的声音……”
宋梓南：“如果我们只挑别人想听的话说，还用得着来开这样的会吗？这时候当着中央的面不说真话，还要等什么时候说？你这个小马！”
小马委屈地：“我就是怕您……您……万一……万一被抓起来呢……”
宋梓南仰头大笑了几声，然后突然不笑了，轻轻地叹了口气：“唉，年轻人啊年轻人，这是在北京，已经粉碎‘四人帮’了，又是在我们新的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你想到哪儿去了？不会再发生‘四人帮’时期那种无法无天的事了。快去替我找材料吧。”
因为要去参加小组召集的会议，钟灵只能大略地翻看了一下宋梓南递给他的书面材料：“这个唐记者的有些想法很大胆啊。你觉得呢？”
宋梓南应道：“是的。他觉得应该充分利用深圳邻近香港的这个地缘条件，东从大鹏湾到西边的蛇口，南从深圳河到北边的樟木头这么一个区域里，设立一个特别政策优惠区……他的这些想法和我们省委有一些设想很接近……”
钟灵点点头：“我记得，当年陶铸同志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只是没有那么具体……那个唐记者调查报告的原文什么时候能拿到？”
宋梓南说：“应该就在这一两天吧。”
钟灵想了想，说道：“在这次工作会议上，我们向中央提出，全国改革，广东先走一步的请求。既然要先走一步，总得有向哪儿走和怎么走的具体设想。拿到这个唐记者的调查报告后，咱们再来决定，要不要送中央领导。”
回到自己住的房间里，宋梓南马上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可是，一直到今天上午，居然连这位唐记者的人都还没找到，更别说拿到那份调查报告了。
《命运》 十
这时，唐惠年正在街头一家很小的打字文印社里正忙活着哩。他想直接通过新华社的内参，把这些所见所闻和思考结果“直达天庭”。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能早一点让中央得知他这个“小记者”的调查所得，另一方面，也是不想连累走正常程序的过程中必然要牵扯到的其他同志。所以，在离开宋家的时候，他悄悄地取走了报告，然后又做出了个大胆的安排，他要找个地方，秘密地把这份调查报告一式三份地打印出来。一份留在家里存底，万一出事了，也可据此向历史有个交代。一份按组织手续，呈报记者站领导。最后一份，他要带到北京去，直接找新华社内参组，还是要争取让它“直达天庭”，以求一逞……
这一家街头文印社实在也是小得可怜，总共只有两台老式的拣字式的打字机，两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埋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啪嗒啪嗒”地打着字。另外两个人在使用一架同样是老旧的推筒式油印机在油印。为了保密，窗户上蒙上了一层很厚的窗帘。
那两个打字的女孩终于打完了最后一页，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一个文印社负责人模样的男人忙接过这一页蜡纸，把它夹到油印机上。唐惠年则开始去收集那些印过了的蜡纸和印废了的纸页，把它们一一放进一个旧铁桶里，点燃后烧了。他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回到记者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的三点多钟了。最后装订还花了一个来小时。他夹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一走进记者站，记者站站长就赶紧迎了上去，急问：“老天爷，省委办公厅的人一个劲儿地在找你哩！出啥事了？”
唐惠年拉着站长进了里边那个办公室。然后他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打印稿放到站长面前：“我要亲自去一趟北京。我谁也不连累，自己去找新华社内参组的同志。”
“你还是先去找一下宋书记的秘书。宋书记到北京以后，一直派人来找你，他肯定是到北京后得到了什么新的消息，想对你说些什么。”站长老有经验地替唐惠年分析道。
“这份调查报告，我一共只打印了三份。给您一份，证明我唐惠年不是在搞阴谋。一份给新华社内参组——当然，前提是他们愿意接受这篇稿子。另外一份，留在我老婆那儿，万一将来出事了，我得据此告诉后来人，唐惠年是因为什么出事的。我得像卡斯特罗当年那样，在法庭上大叫一声：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你为什么不先去找找宋书记，然后再决定你下一步的行动？老唐，你是一个老同志，老记者了，政治上比较成熟……”
“站长同志，如果早两个月，听您这么夸奖我，我会十分得意。但今天，我真的觉得是在批评和挖苦我。这次我秘密去深圳宝安香港调查，我才觉悟到，我们过去的那种成熟，实际上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作为一个记者，我有责任把这种震撼传达给同样应该受到这种震撼的人。我只是想让我们的中央领导，我们的党，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无论是作为一个记者，还是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都应该对他们说一点真话。”
回到家里，唐惠年把那份手稿交给妻子：“这是我那份调查报告的底稿。你一定要替我保管好。”
妻子：“你想干啥？”
唐惠年：“其他的话都别说了，你一定要记住我一句话：我去北京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保管好这份手稿。它可以成为一份见证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份重要文档。”
妻子愣了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出头去瞎管这些不该你管的事？”
唐惠年有点激动了：“瞎管？过程是需要有人来推动的，你不管，我不管，都不管，那么，这个中国交给谁来管？”
妻子：“谁当官谁掌权，谁来管！”
唐惠年：“当官的也需要情况。没有情况他们就两眼一抹黑……就不可能管好这个中国。什么是中央党报？那就是中央的耳目和喉舌！”
妻子一下也激动起来：“但不是所有当官的都喜欢听你说真话的。你已经当了这么多年记者了，还不清楚？！真是的，何必呢？！”
唐惠年愣怔了一下，直瞠瞠地看着妻子，然后提高了声调，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反问道：“何必？！何必？！何必……”最后，他一下颓然坐倒在椅子上，眼泪夺眶而出。
《命运》 十一（1）
宋梓南是第二天上午接到省委办公厅打来的电话，了解到，唐惠年已经动身去北京了，随身还带着那份调查报告的打印件。
唐惠年一到北京，就直接去了坐落在象来街上的新华社总部，找到了内参组的组长老白，并且把那份打印件递了给他，并大略地讲了讲内容概要；然后就闷下头，沉思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我先拿回去看一看。我会很快看的。看完了就会给你一个答复。不过，你别太急。”
当天晚上，唐惠年没有等到答复。第二天上午一直等到十点左右，还是没答复。唐惠年刚要打电话过去询问，白组长的电话打到他住的招待所里来了，让唐惠年马上去社里。
等唐惠年赶到新华社内参组，白组长却啥话也没跟唐惠年说，径直把唐惠年带到了著名的牛街，一家清真馆子里。这儿离新华社本部说远也不远也不近。十一点钟，馆子里特别清静。
老白显然是这儿的老主顾，经常带人上这儿来谈事。餐馆的老主任一见他，忙迎上前来：“哟哟哟，白科长，来了？”立刻把他俩带到里头一个小间里，安顿他俩坐下，沏上茶，问：“怎么着，还是那老三样？”
白组长笑着点了点头。
老主任笑着应了声“好嘞！”便带上门走了。
唐惠年环顾了一下左右：“这倒是说话谈事的好地方。看样子您是这儿的常客。”
白组长道：“大饭店，北京有的是。咱们不讲究那。你的调查报告我反复看了。”
唐惠云忙问：“怎么样？”
白组长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调查报告，翻到一个事先折了页的地方，低声地朗读起来：“你听听这一段：‘应该在深圳边境一带，也就是东起大鹏湾，西至蛇口，南起深圳河，北到樟木头这一区域里，设立一个特别政策优惠区。在这个优惠区里，取消统购统销，取消一切票证，解散人民公社，退回到互助组，免除一切赋税，给农民以自主权，自由买卖，自谋生路，争取能够推行和香港相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他放下报告，定定地打量了一会儿唐惠年，然后慢慢地问：“你，唐惠年，还要中央推行和香港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
唐惠年：“我说说我的真实想法。这些年你们这些人在上头呆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们真正沉到下边，你们就会跟我一样明白，我们这些人如果仍然闭着眼睛对现有的一切唱赞歌，就是对我们这个党最大的不忠。”
白组长：“我没有否定你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但你是个老记者了，应该懂得，真实性是要服从党性的。否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唐惠年：“但是……”
白组长：“我们在这儿不要辩论。现在重要的是找到一个结合点，能兼顾到真实性和党性原则。有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很快就要开三中全会了。这次全会将对现行的政治、经济方针作出一些非常重要的调整。我们等一等全会的精神，到那时候再报，是否就更稳妥一些？”
唐惠年心有不甘：“可是……”
白组长从牛皮纸信封里掏出一些放大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拍摄的是：一些淹死的偷渡者尸首漂浮在海面上。一个老村民悲哀地在挖坑掩埋这些尸首。空空荡荡的村子里，一个瘦弱干瘪的老妇人悲哀地仰望着阴沉沉的远方……）他把照片放在唐惠年面前：“你再看看你拍的这些照片，如果我们把这份调查报告和这些照片发在内参上，只要有一位中央领导看了这份内参以后说上这样一句话：这个人民日报记者到底在想控诉谁？在替谁说话？你的下场就很难预料。不光是你，可能我这个发你这个材料的内参组长的下场也就……”
唐惠年默默地拿起那些照片：“可是……可是我觉得……现在太需要让中央的领导知道这些底层的情况了。”
白组长：“十六七年前，你们人民日报也有一个记者，叫连云山的，你认识不认识？他同样对当时的逃港问题做了一次秘密调查，同样提了你提的这些建议，希望能在深圳宝安一带建立一个特别优惠区，实行适度的开放政策，同样找到我，要求通过内参把这个情况报给中央主要领导。当时我也这么劝他来着。但这个连云山跟你一样固执顽强，坚持要我把他的调查报告发在内参上。那时候，他还没有拍这样的照片，更没有要求我把这样的照片也发在内参上。当时我们特别谨慎，只是以清样的形式报呈个别政治局领导。”
《命运》 十一（2）
唐惠年：“清样？”
白组长：“对。这是我们内参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对于一些需要特别重大，需要特别控制呈阅范围的稿件，我们以‘清样’的形式印出来，只报呈相关的中央领导。当时连云山这份报告就送给一位政治局委员。先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再决定送不送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清样送上去以后，一直等了半年，没有一点反应。后来才知道，是政治局的一个领导，也是当时你们广东省省委的一位领导……”
唐惠年：“陶铸同志？”
白组长点了点头：“对，是陶铸同志替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记者的建议虽然是荒唐的，但他反映的情况还是符合实际的，算是保了他一下。否则的话，连云山的下场真的也是很难设想的。”
唐惠年一下激动起来：“那好啊，以当时那个政治情况，他都没受处分，今天，打倒了‘四人帮’，中央要改革的愿望又非常强烈，就更不会把我这样的人做什么处理了。”
白组长：“但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是不是已经都很一致了？你再看看你自己在这里所写的‘推行和香港相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你简直就是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嘛。我的老唐同志，给你戴这顶帽子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啊！”
唐惠年呆呆地不做声了。他呆坐着，慢慢低下头去注视自己那些黑白照片，此刻似乎也觉得有一点“触目惊心”了。
凝固的海面。阴沉沉的天空。海面上漂浮着几百具尸首。
海岸上。几个中年村干部拉着两辆破旧的胶皮轱辘架子车，在收拾那些被海浪送上岸来的尸首，往不远处的坟地拉运。当其中一个中年人从架子车上抱起一个年轻女子的尸首时，他忍不住地仰头大嚎起来。
空空荡荡的村子里。一只野狗在游荡。一个老年妇女黯然神伤地低下头去看看孙子，又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远方边境线外那林立的高楼。
商店里，货架上空空荡荡。营业员无所事事在聊着天。
而在另一个菜市场门前则排着很长很长的队。人们在争购一堆大白菜……
一些工厂的烟囱孤高地耸立在阴沉的天空中，喷吐着浓浓的黑烟。而有的烟囱则孤独地耸立在天空中，完全无烟可喷，和那冷清破败空无一人的厂区作着绝配般的映衬……
有一瞬间，唐惠年甚至怀疑这些照片都不是自己拍的了。他问自己：你这个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老记者，到基层去，怎么只看到了这些阴暗面？但是，故意回避这些阴暗面，能不能说就尽到了“喉舌和耳目”的职责了呢？
白组长说了一句：“老唐啊，你再慎重考虑考虑，再把你的决定通知我。行不？”就走了。于是在北京这条著名的牛街上的一家不知名的清真小饭馆的小包间里，只剩下唐惠年一个人，他苦笑了一下，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
唐惠年带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向西冲着北京站的方向走了一会儿，走到一扇很大的橱窗前站住了。他在那些宣传板跟前，怔怔地打量了好大一会儿，突然转身走进大门。
大门里有个挺敞亮的大厅。大厅里排着两条很长的队伍。
他觉得这就是火车站了，便啥也不说地走到一个队伍的末尾排了起来。不一会儿，在他身后，又有不少人排上了队。他木木地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努力地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问清楚了再继续排下去，便转过身来问排在他身后的一位女同志：“这……这里……这里卖火车票吧……”
那女同志善意地告诉他：“这儿是邮局。我们排队等着打长途电话哩。您要买火车票，得上北京站，出了这门，上马路对面去坐六路公交车。”
出了邮局的大门，唐惠年在街旁的槐树下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又四处走了一下，正要开口打听，却见一辆加长的六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并在前方五六十米处停了下来。原来六路车站还在那边。唐惠年便赶紧跑了过去。
白组长回到办公室，组里当值的一个同志告诉他：“有人找你。好像挺急的。已经打了不止一个电话来找了。一再说，请您务必给他回个电话。从留下的电话号码看，是从京西宾馆打出来的。说不定还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白组长一震，忙去拨电话。
《命运》 十一（3）
给白组长打电话的是宋梓南的秘书小马。从白组长那儿得到唐惠年的下落后，宋梓南马上赶到钟灵的房间里，向书记报告道：“找到那个唐大记者的下落了。据新华社内参组的同志说，他已经到北京找过他们内参组。但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准备带着所有的文稿和照片，要回广州去。”
钟灵放下手里正在批阅的文件，问：“哦，走了吗？”
宋梓南说道：“估计还没走。我已经让省驻京办赶紧派人去火车站和机场去截他了。”
驻京办的同志兵分三路，一路去首都机场，一路去北京站，第三路则去那个招待所再核实一下，唐记者是否已经退房离去。去机场和车站的两路人马始终也没有找到这个唐大记者。去火车站的同志查找到了当天开往广州的那趟车次，进了站台找，也没找到。其实当时唐惠年确实上了趟开往广州的火车。驻京办的同志之所以没能找到他，是因为，他躺在某节卧铺车厢的一个中铺上，在闷闷不乐地翻看一本《红旗》杂志。当驻京办的那两个女同志举着木牌走到这一节车厢的车窗前，向车厢里张望的时候，唐惠年用杂志盖住自己的脸，已经晕晕地睡着了。双方都不可能看到对方。
最后一遍开车铃响起后，列车员纷纷关门收梯。这两位女同志被推下车，“咣”的一声，车厢门就关上了。
到机场去“拦截”唐惠年的同志遭遇似乎也不比她们好到哪儿。那个年代，乘飞机的和管理飞机的似乎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高等华人”，再加上机票十分紧俏，所以民航方面的工作人员自我感觉特别好，常常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当驻京办的同志第二遍求他们再查找一下名单时，他们已经表现得非常不耐烦了：“今天从北京飞广州，一共就这一个航班。全部旅客名单都在这儿。你们还要我们怎么查？”
省驻京办的同志谦和地说道：“能让我们自己来查看一下吗？”
民航票务处的工作人员冷冷一笑道：“你们自己查？那不行！你们应该知道，目前允许乘坐我们民航班机的都是各方面担负重要任务的工作同志或领导干部。因此，航班旅客名单和他们的去向，是绝对保密的。你们有公安局或其他内卫部门开的特许证明吗？”
省驻京办的同志：“没有……”
对方立即站了起来，一边合上了旅客名册，一边做了个送客的手势，说：“那只能对不起了。”就要让驻京办的同志走人了。
后来还是去火车站“拦截”的同志，情急之下，找到列车长，搬出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东省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需要找到这个记者”这样的理由，列车长才觉得事情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立刻让播音员播出了这样一条通知：“现在广播紧急寻人，现在广播紧急寻人。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哪位叫唐惠年的旅客注意了，请你听到广播后，立即到七号车厢列车广播室来；听到广播后，请你立即到七号车厢列车广播室来。”这才惊起了昏昏沉沉睡着的唐惠年。
根据中央的安排，由率领中###政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访问的谷牧等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他们考察的所见所闻。宋梓南饶有兴趣地赶了去。但没听多大一会儿，他便发现，钟灵和省里好几位一起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却都没在会堂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宋梓南猜测道，“什么事，会跟其他所有的省领导有关，偏偏跟我没有关系呢？”正为此感到疑惑时，钟书记的秘书老夏悄悄走进会场，走到宋梓南的身旁，低声对他说：“钟书记请您马上到他那儿去一下。”看来，省里的确出了什么重大的事。宋梓南立即起身跟着老夏，悄悄往外走去了。
走出怀仁堂，汽车直接把宋梓南拉到京西宾馆。
钟灵笑着对宋梓南说：“就缺你一个人了。快请坐。刚得到通知，中央主要领导，包括小平同志和叶帅，对我们省委那个‘全国改革，让广东先行一步’的想法很感兴趣，让我们马上到他们那儿去做一次详细汇报。那个唐记者找到没有？”
宋梓南应道：“还在找。我马上再给省驻京办打个电话，让他们赶快再想想办法。”
然后，钟灵就带着省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人马，赶往西山，去见叶帅。
一见面，叶帅就问：“广东先行一步的理由和条件是什么？”
钟灵：“理由就是一个：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必须赶快把经济搞上去。这句话这是您叶帅说的嘛。说到条件，全国各省有的，我们都有，但是我这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那就是我们紧邻香港和澳门。我们只要开开窗，南风就吹进来了。”
叶剑英默默笑了一下道：“你们这扇‘南风窗’也不是可以随意开得的哦。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哦。”
钟灵应道：“我们省委有针对性地研究了一下，计划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来做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再说，这几个地方地处粤南粤东，偏于一隅，万一事情没办好失败了，对全省全国影响也不会太大。”
宋梓南：“如果中央同意，我愿意回汕头去搞试验。我是汕头人嘛。将来要杀头，就先杀我的头！”
叶剑英颔首笑道：“你这个话，我已经听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古话云，军中无戏言哦！”
宋梓南：“今天钟书记也在场。我表这个态当然不是戏言。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心愿，也是我们省委省政府所有成员的决心。请叶帅无论如何也要替我们到中央去争取这个优惠条件。说起来，您也是我们广东老乡哦。”
叶剑英大笑道：“宋梓南，你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拉一个广东帮出来，那可不行啊！”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问钟灵：“你们办这样一个试验区，叫什么好呢？你们想过没有？”
钟灵答道：“我们正为这犯愁哩。想了好几个名字，觉得都不怎么妥当。”
一个省委领导补充道：“我们也设想过，叫它‘自由贸易区’，怕别人会误会我们就是冲着资本主义去的。叫‘出口加工区’吧，又让人觉得是跟台湾学的。叫‘贸易出口区’吧，还是不很确切，因为我们的试验肯定不能仅仅局限于外贸。研究来研究去，勉强定下一个‘贸易合作区’，好像也不是很理想……”
叶剑英想了想：“叫贸易合作区，不理想。中央不是一直让进出口委员会在过问这件事吗？你们可以找谷牧嘛，找找###同志，让他们给出出主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直接给小平同志作一个汇报，听听他在这方面的想法。”
宋梓南忙问：“这些枝节问题，我们能去打扰小平同志吗？”
叶剑英笑道：“这怎么算是枝节问题？改革开放搞试验，任何小事都是大事。当然要听听小平同志的看法啦！”
《命运》 十二
开往广州的那趟特快列车缓缓驰进丰台站以后，竟然停了下来。车上的旅客们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列车长和乘警的陪同下，走下了车。丰台站台上有一辆红旗车在等着。
列车专门为他在丰台站停靠。站台上专门有红旗车来迎接他。这小子真牛。他是谁？
他就是唐惠年。
广东驻京办的同志将唐惠年和那份调查报告一起送往京西宾馆。钟灵在认真阅读了唐惠年的调查报告后，立即把这份报告批给了省委全体常委，要求常委据此来反思广东多年来的工作得失，认真落实省委和中央关于“全国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的伟大战略决策。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那天在叶帅西山住处确定下来的一些想法，形成文字，报到了谷牧那儿。谷牧在对这份报告附上他的意见后，又很快把它呈送到了邓小平处。第二天，他又亲自打电话到邓小平处，再一次转告了广东省的同志请求“先行一步”的想法。
在得到小平同志肯定的答复后，谷牧提出了这几个试验区称呼的问题。
邓小平笑了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就叫‘特区’嘛！当年的陕甘宁就是特区嘛！”
“如果办试验区，广东的同志还希望中央能给一点钱，哪怕象征性地给一点启动资金也行。”
邓小平立即很坚决地回答道：“中央没有钱，让广东的同志自己去搞钱，改革，试验，就是要解放思想，敢闯，敢想，就是要杀出条血路嘛！”
当天晚上，吃罢晚饭，在中南海办公的谷牧正在海子边上散步，不远处，看到邓小平在警卫和家人的陪同下，也缓缓地散着步走来。他不想在这时候打扰邓小平，刚想回避，却不料被邓小平叫住了。“谷牧，我今天白天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划出来做试验的地方，就叫‘特区’。延安和我们的陕甘宁边区那个时候就是个特区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叫‘特区’好。我记住了。我马上去转告广东的同志。”谷牧答道。
“建立特区，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告诉广东的同志，告诉将来去特区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杀出条血路的思想准备和勇气。”
谷牧回到办公室，立即吩咐秘书，马上替他接通钟灵的电话。他把刚才在中南海海子边上见到邓小平和他讲的话，重点地，简要地给钟灵复述了一遍。
钟灵一边听着谷牧的复述，一边在自己那个本子上记录着，一边应道：“叫‘特区’，好啊。叫特区……那，它们是不是就直属中央，不归省里管了？”
谷牧笑了：“根据我的理解，小平同志没这个意思，其他中央领导也没表示过同样的意思。就是叫‘特区’，也还归你们省里管。刚才小平同志又特别强调了白天他说过的一句话，办特区，中央没有钱，要由你们自己去搞。一定要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
这辆红旗牌轿车一路驰来，几乎没有遇到红灯，很顺利地进了京西宾馆的大门。只是在进了主楼大门，他们才稍稍遇到了一点“麻烦”。他们刚要进电梯，却看到有两个人匆匆走过来拦住了唐惠年。唐惠年仔细一看，却是新华社内参组的那位白组长，还带着一位年轻的助手。
白组长上前叫住唐惠年后，向他索要那份调查报告。
这时，省驻京办的同志上前拦住白组长：“对不起，我们省委的主要领导正等着唐记者，你们的事，能不能等一会儿再说？”
白组长忙解释：“我们只要两分钟时间。”
唐惠年也帮着介绍道：“他们是新华社内参组的。”
听是新华社内参组的，驻京办的同志态度马上和善许多，本能地就让开了道，没再拦阻白组长了。
白组长立即把唐惠年叫到一旁低声说道：“你那份调查报告的打印件带在身边了吗？那些照片呢？”
唐惠年应道：“都带着哩。”
白组长说：“统统都给我。我们刚得到通知，一定要赶在明天上午前，把发你这份调查报告的内参，送到每一位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手里。”
唐惠年更是有点犯傻了，怵怵地问：“怎么回事，想拿去做反面材料？”
白组长低声地：“别犹豫了。只要你本人还同意我们发你的这篇调查报告，就请赶快把报告稿交给我们。”
唐惠年还在犹豫：“不会有啥事吧？”
白组长：“你看你看，上边重视了，你自己反倒又哆嗦起来了。当然，如果你本人不同意发，我们也不勉强。”
几分钟后，那位内参组的白组长拿着唐惠年交给他的那个牛皮纸大信封，已经在回新华社的路上了。
《命运》 十三
回广州已经好几天了，但宋梓南内心一直平静不下来。那天躺在床上好大一会儿都睡不着，坐起来想抽支烟，可是手头没找着烟灰缸和火柴，下床去找吧，又怕动静太大，影响了老伴，忍了忍，只得把烟扔回到床头柜上，又躺下了。
不一会儿却听到另一个卧室里有窸窸窣窣的响动。那儿是老伴的卧室。难道他把她给吵醒了？他从床上坐了起来。但，一会儿门外的窸窣声消失了。
他又躺了下去。
可是，不一会儿，门外又响起了窸窣声。他犹豫了一下，下床向门外走去，一边走，还一边轻轻地问：“是你吗，亭云？”
门外没人回答。
他轻轻拉开卧室门，却看到老伴在门外过道的一把藤椅上坐着，手里还拿着一只烟灰缸和一盒火柴。宋梓南点着烟，默默地吸了一口。老伴默坐了会儿，问：“可以聊聊吗？”宋梓南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老伴歉疚地：“那好吧……抽完烟，早点休息。”说着，起身向自己的卧室走去。等老伴进了卧室，宋梓南又默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去了书房。他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文件夹，他把那些文件和书面材料的草稿一一在书桌上摊开。最后拿出来的便是唐惠年写的那份调查报告。还有那些黑白照片。他又拿起一些书面材料的草稿来翻阅，这些书面材料的标题是《在汕头调研后给省委的报告》《关于利用广东有利条件进行对外经济交流的几点设想》《关于广东先行一步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草稿）》……
这时，书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顾亭云端着一碗夜宵走了进来。
顾亭云把夜宵放在宋梓南手边的桌子上，又把一个暖水袋放到宋梓南的腿面上，又一声不响地向门外走去了。
顾亭云刚走了两步，宋梓南便叫住了她：“亭云……请坐。能跟你说件事吗？”
顾亭云犹豫了一下，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调侃似的笑了笑：“怎么了，刚才想跟你聊聊，你没兴趣，现在又要跟我说啥事？还那么客气，让座还不够，还要‘请坐’？”
宋梓南轻轻叹口气说：“我的工作可能会有一点变动……想听听你的意见……”
顾亭云一愣：“定了？”
宋梓南默默地点了点头。
顾亭云：“去深圳？”
宋梓南不无意外地：“你知道了？”
顾亭云默默地笑了笑：“现在哪里去找不透风的墙？”
宋梓南：“那你……同意了？”
顾亭云苦笑笑：“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你调动了这么多回工作，哪一回是事先征得我同意的？不过，这一回我听说是你自己要求去深圳的。跟我说实话，对这一次去深圳，你心里真的就那么踏实？”
宋梓南：“哎，我有啥不踏实的？在深圳办经济特区，这是当前党的战略决策、战略转移的一个重大步骤……我有幸为这一场大变革的历史浪潮鞍前马后充当开路先锋……”
顾亭云站起来，打断了宋梓南的话：“你踏实，这两天为什么都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地穷折腾？”
宋梓南不做声了。
过了一会儿，宋梓南问：“你还听说了些啥？”
顾亭云：“多了！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不说你傻的，没有一个朋友不说你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的。都说你在为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自己在准备黑材料哩！”
又过了一会儿，宋梓南：“他们还跟你说了些啥？”
顾亭云瞟了宋梓南一眼：“真有耐心听我说下去吗？”
宋梓南忙应道：“当然。当然。”
顾亭云：“那你听着，他们说，老宋现在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已经是副省级干部，省委常委班子的主要成员了，只要一步步走稳了，再下一步，完全有可能提起来到哪个省去当一把手……就算是最差的估计，只要不出什么问题，在退休时，中央也会按惯例再提你一级，也会让你以正省部级圆满结束你这一生。你没有必要去干这种不太有把握的事情。深圳能有多大搞头？就是一个小渔镇嘛，一共只有两三万人嘛！”
宋梓南：“深圳，这可是中央的一个试验田啊！这一回真的不一样了。中央的决心真的非常大……发了公报……”
顾亭云：“发了公报，做了决议，就一定会成功？你想过没有，如果不成功呢？如果出差错呢？你一生的英名，大半世的奋斗都会付之东流，毁于一旦。所有这一切，你考虑过吗？”
宋梓南一愣：“亭云，这……这是你的想法？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顾亭云不做声了。
以后的两天，他俩好像有过一个约定似的，都在回避这个过于沉重和尖锐的话题。那天下班后，宋梓南见到秘书小马驱车匆匆赶来。
宋梓南：“怎么了，气喘吁吁的？”
小马：“刚才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您的一个老战友张凡夫病危……”
张凡夫是宋梓南当年入党的介绍人，资格很老。打倒“四人帮”以后，本来也该得到别的老同志都得到的那些待遇，但因为他离职早，当年级别定得低，他的问题就一直没有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张凡夫住在一条早该拆迁的危旧小巷子里。宋梓南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拐进这一条小巷子，在一幢旧式的里弄房子前停下，急急地敲了一下门。张凡夫的儿子开门，慌不迭地对宋梓南说道：“宋叔叔，我爸……我爸……”宋梓南顾不得听他多说，便冲进门去。
宋梓南：“叫急救车了没有？”
张弓应道：“刚才去胡同口公用电话那儿打120，人家已经关门了。”
宋梓南：“才几点，就关门了？我不是已经告诉电话局，赶紧派人来给你家装个电话吗，为什么还没装？”
张凡夫喘着：“没……没事……没事……一……一会儿就过去了……别那么紧张，整得好像真要死人似的……”
宋梓南瞪了他一眼，抢白道：“你以为不会死人？”说着，对张弓吩咐了一声“你看着你爸！”便大步向巷子口的公用电话跑去。
张凡夫被送进急救室时，医院的院长书记听说宋梓南来送一个病人，立即都从楼上赶了下来。院长和书记都劝宋梓南：“上楼去歇一会儿。急救室这边有我们盯着。您放心吧……”
宋梓南把张凡夫交给他们二位后，就径直到书记办公室给省委办公厅拨了个电话。他问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大前天我让你们通知邮电局给张凡夫同志家里安电话，都几天了，安个电话就那么难？限定他明天上午以前，必须给张凡夫同志家装上电话。安装电话的申请，由我来签字。装上装不上，让他们局领导在明天十一点前亲自给我报告结果。”
安排好装电话的事，回到急救室，张凡夫经过抢救，人已经缓了过来。听说宋梓南为他家装电话的事去跟邮电局的人发了脾气，张凡夫有气无力地数落宋梓南：“你这是干吗呢，至于吗？今天你来，不会就是赶着给我装电话的吧？到底有啥事？”
宋梓南：“嘘……别说话……别说话……”
张凡夫料定宋梓南今天来看他，还会有真正重要的事要和他商量，见宋梓南执意不想再跟他说正事了，便轻叹一声，闭上眼睛，歇着去了。
《命运》 十四
回到家，宋梓南掏出钥匙轻轻地打开家门，在门厅里换上拖鞋，然后蹑手蹑脚地刚走到客厅里，客厅里的灯突然一下亮了。
宋梓南既意外，似乎又不感到意外地问老伴：“你还没睡？”
顾亭云问：“你不是想听听我的想法吗？”
宋梓南迟疑了一下：“那好，说说你的想法吧。”
顾亭云说：“应该说，这些朋友们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你先别皱眉头……”
宋梓南笑了笑：“我没皱眉头。你只管往下说。”
顾亭云说：“我们毕竟也是五十多，小六十的人了……跟你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担惊受怕这么些年，说心里话，我确确实实希望能有个舒舒服服安安稳稳的晚年生活。”说到这里，顾亭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宋梓南的眼眶也有点湿润了。
顾亭云说道：“你让我说完……下午你走了后，我一个人闷坐在客厅里想了很长时间。我想如果在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让你选择了只顾这个家和你我个人的安逸，你一定会痛苦余生，愧疚余生；而看着你那么痛苦，我想我也会非常痛苦的。现在一些年轻人不相信共产党是真心为了这个民族和国家在付出自己的一切。但我想，你，也包括我，的的确确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我们绝不推卸我们应该担负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
宋梓南激动了：“亭云……”
“现在，组织上这么信任你，让你去办这个特区，趟这条新路，既然我也已经为你担惊受怕了一辈子，那就再让我为你担惊受怕一回，应该也无所谓了。”
宋梓南站了起来，无语地看着顾亭云，眼泪一下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第二天，宋梓南去钟灵那儿谈事，见面聊了几句，宋梓南说：“关于去深圳……”
钟灵问：“哦，考虑好了？”
宋梓南说：“其实无所谓考虑不考虑。但是，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方办特区，我希望组织上能派我去汕头。我是潮汕人……毕竟熟悉那儿……”
钟灵斩钉截铁地说：“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你去深圳。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深圳离香港更近一些，那儿需要一个有想法又有工作力度的同志坐镇。”
宋梓南无奈地：“定了？”
钟灵说：“定了。国务院的一个领导同志说过，办特区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你宋梓南就去做这个当代中国的孙悟空吧。”
《命运》 十五
两天后，宋梓南参加完一次常委会，顺路又到张凡夫家检查电话安装情况。没呆多大一会儿，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至，张弓搀扶着张凡夫走下救护车。这时，安装电话的工人来通知他们电话接通了，验收完后，装电话的工人走了。
张凡夫马上把张弓也支走了。屋里只剩宋梓南和张凡夫两人时，张凡夫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问：“决定去深圳了？”
宋梓南：“你觉得呢？这件事值得不值得干？”
张凡夫不语，又沉思了一会儿：“我久不在潮流中心，对许多事已经缺乏准确的判别能力……”
宋梓南：“我跟省委报告你的情况。钟书记很关心你。你的待遇会很快得到改善的。其实去办这个特区，我心里也是特别没底。我的老大哥，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嘱咐？我这个早就离开政治漩涡中心的老病号，对你们这些弄潮儿们，还能嘱咐什么。昨天有个老战友到医院里来看我，说起你们‘特区’这个名字……”
“哦，他怎么说？这个名称可是从延安继承来的。延安当时就是个特区。”
“他说，你们根本不懂，延安那个特区是什么特区。是政治特区。是我们党为了把我们的红色政权跟国民党的白色政权区别开来。而你们这个特区呢？他没往下说。但言下之意还是很清楚的。闹得不好，你们这个特区就很难区别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
“他知道特区这个名称是小平同志定的吗？”
“当然知道。人家虽然退休了，但正经是个正部级干部。”
宋梓南“哦”了一声，便没再问下去。
张凡夫坐直了身子，很认真地对宋梓南说道：“不要以为是邓小平主张的，在中国就不会有人反对了。现在不是提倡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吗？对毛泽东说过的话要用实践来检验，难道对邓小平说过的话做过的决定就不要用实践来检验了？听说你在向省委提出去深圳办特区的报告时，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错了，要杀头，就先杀你宋梓南的头？”
宋梓南点点头：“说过。怎么了？”
张凡夫沉吟了一下：“没什么……没什么……你小宋六十岁了，还是那一股子血性脾气啊！”
《命运》 十六
夜晚。
在李先念办公的地方，秘书走进来，向李先念报告谷牧副总理等人已经到了。李先念马上放下手里的文件，吩咐秘书快请他们进来。
谷牧等人坐定后，谷牧指着余涛向李先念介绍道：“这个大个子就是余涛。刚派到香港去担任招商局副董事长。他也就是那份关于香港招商局情况报告的起草人。”
李先念仔细地打量了余涛一眼：“坐。坐下说吧。我正在看你那份情况报告。说说，想怎么干？”
余涛的年龄和宋梓南相仿，好像还要比宋梓南大个两三岁似的。这时他听谷牧副总理已经点了他的名了，便说道：“彭副部长，那我就先说两句？”
交通部的彭副部长说：“说吧说吧，赶紧说。”
余涛镇静一下自己：“好，那我就先说说。反正我们交通部的领导在这儿，我有说错的地方，请领导给纠正。我余涛参加革命多年，啥都干了，唯独没搞过经济工作。前一段时间，我们交通部党组又派我专程去香港做了一些调研，我真正感觉到，招商局这盆水实在是太深了。”
谷牧：“你先把招商局历史背景和目前的概况扼要地向首长汇报一下。”
余涛：“从历史上说，招商局，应该算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一家‘国企’，也是我们最早的一家民族工业企业。但是，招商局目前的情况，很不乐观。几十年前，同样是在香港，同样是做海运业，像董浩云、包玉刚那样的，当年都是仰着头来看我们招商局的，现在他们已经发展成了世界著名的大船王，固定资产动辄几十上百个亿。而我们招商局的全部资产却只剩了一点三亿元，仰起头都看不到他们的下巴了。同样在香港，发展的结果如此不同。我们招商局的的确确已经到了不改革都混不下去的地步了。”
李先念：“那，依你看，这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余涛：“要让我说实话，那就是婆婆太多。我说的‘婆婆’，主要还是指一些过时的条条框框。派到招商局去工作的同志，到了那边，说得不好听，连买一包手纸也得请示国内，经营上完全没有主动权，可以说什么事也干不了。我相信，国家也是想让我们在外边发挥一点作用的。”
李先念点了点头。
余涛说：“招商局要发展，在香港租地来发展，太贵了。我们想请中央支持我们一下，在宝安县境内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划一块地给我们，让我们在这块地上使用香港通用的经营手段和方法，快速把招商局发展起来。”他一边说，一边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地图，小心翼翼地放到李先念面前。
李先念微笑着推开放大镜，表示他还不需要用这个东西来看地图，然后弯下腰，仔细查看地图，说：“好，给你一块地。不过，划在哪儿呢？”当他抬起头来在身边寻找什么的时候，余涛立即起身，从李先念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削好的铅笔送过去。李先念接过铅笔，又问谷牧：“你对招商局这个想法怎么看？”
谷牧说道：“你批原则同意，我去和有关部门协调。”
李先念：“那好。”说着，拿起铅笔在地图上一划：“余涛，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余涛完全没有想到，先念同志这么爽快就把这个他们一直认为几乎不可能办得下来的事，敲定了，去拿那张地图的手居然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而李先念这时已经坐了下来，又拿起了那支铅笔，在余涛的报告上批示道：“拟同意。请国务院有关方面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命运》 十七
余涛一进家门，就兴奋不已地大声嚷嚷道：“拿酒来，快拿酒来。”其实他的酒量不咋的。但有时兴起，就有点“馋酒”。嚷嚷了两声，却不见老伴回应，他一边在门厅里换鞋，一边又嚷道：“嗨，嗨，听到没有，给我开一瓶好酒。”
客厅里还是没人答应。
余涛张望了一下，妻子分明在客厅的沙发上呆坐着哩，便问：“嗨，怎么了？”
妻子的脊背微微地抽动了两下，默默地擦了擦泪水。
余涛一惊，知道出事了，忙沉静下来，坐到妻子身旁，看着妻子，等她开口说话。又过了一会儿，妻子才慢慢地说道：“刚才你老单位来了一位同志。说了一点那边的情况……今天的大会上，把部里十年来所有受到过错误冲击的同志全平反了，只留下三个人，没有做结论……”
余涛的心又一紧：“哪三个人？”
妻子却不做声了。
余涛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这三个人里有一个就是我？为什么？”
妻子再也忍不住地出声呜咽起来。
余涛不说话了，他默默地抬起头，悲怆地看着那昏暗的天花板。突然间，余涛站起身，向门外走去。妻子扑过去拉住他，一连声地叫道：“余涛……老余……”余涛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妻子说：“我得去找他们说说。”说着便毅然决然地向门外走去了。
余涛在解放前搞过情报工作，作为我军军事顾问团的重要成员，去越南工作过，他开得一手好车。他熟练地操纵着汽车，拐离长安街,沿着一条小河走不多远，行驶到某部委大门口，离警卫黄线不远的地方，停下车来。
他没有马上下车。刚才一时冲动，一时激愤，什么也没考虑就发动了车。现在终于来到老单位的大门口，他终于冷静了下来。事到临头，他得仔细想一想，到底是否应该“冲”进老单位去找自己过去的那位老领导。
想着想着，他觉得心跳加快，喘不上气来了……
权衡的结果，余涛觉得还是上家里去找那位老领导更合适一些。于是，他把车开到一家小店门口。小店的门框上挂着一个很醒目的“公用电话”牌子。他要先通报一下，不想让老领导感到太突然。
电话铃响时，老领导正在沙发上看报，他那位中年的妻子抢着拿起了电话。她当然不愿意让余涛这时候来打扰他的老公：“哦，余涛同志，你好。你好。你要找部长谈一谈？部长最近身体不太好，大夫让他晚上不要工作。要是可以的话，请你明天上午……”
老领导有点耳背，问：“谁啊？”
妻子捂住送话器，压低了声音答道：“余涛。原先咱们部一局的副局长，后来调到交通部去的。他想这会儿来跟你谈一谈。可能又是来谈平反的问题吧。今天大会上宣布的平反名单里没有他。”
那老领导略微迟疑了一下，说：“余涛的问题，比较复杂，当年是康生亲自给他定的性，也是康生亲自下令逮捕他的。”
妻子说：“可是康生已经正式定性为‘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人了。他迫害的这些同志还不应该早一点给平反？”
老领导叹了口气道：“按规定，当时哪一级处理的人和事，现在平反也得由相应的一级机构来研究处理。康生当时是中央领导，我们部当然无权推翻这个决定。”
这位妻子原来也不想让余涛晚上来打扰自己的丈夫，但听说他是受康生迫害的，反倒同情起来，便说：“人家已经到楼下了，你就见人家一下吧。你想想，平白无故让康生把他在秦城关了五年，好不容易盼来了出头的好日子，还不给人家及时平反。”
老领导不做声了。
妻子便忙对还在电话那头等着答复的余涛说道：“您来吧。知道我们住在几楼吧？”
一见面，那位老领导还是相当热情的。他问道：“到交通部，怎么样？听说你被派到香港去了？干啥呢？”
余涛应道：“港澳工委常委、航委书记，以副董事长的名义主持香港招商局工作。老部长，我不想耽搁您太多时间，咱们开门见山，长话短说。”
那位老领导：“你余涛还是老脾气，干脆麻利。说吧。是不是关于你平反的问题？”
余涛点点头：“您是我的老领导了。我这一生，真正熟悉了解我的，就是两位老领导，一位是东江纵队时期的曾生同志。一位就是您。我干点啥，您都知道。如果我有问题，您还不早就出事了？老部长，您也不想想，如果我历史上真有问题，党能把我派到香港去吗？”
那位老领导默不作声。
客厅里气氛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余涛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老部长，说实话，是否给我平反还不是最重要的，您不给我平反，我也在香港干着，可是，现在仍然有人拿所谓的历史问题来整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那位老领导：“余涛，你的问题，我只能跟你说，关键不在我们部里。当然，你的事情拖了这么久，我们部党组有一定的责任。我也代表部党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复查你的案子，尽快给你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部党组是能够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的。”
余涛：“这个，我坚信。”
那位老领导：“另外，我也要实事求是地告诉你，你的案子，还牵涉到当年华南抗战游击队和所谓的地方党问题，这里涉及一系列的错案、冤案和假案，涉及许多个同志。这些同志又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个部门。不是我们一个部，就能率先对其中某一个人进行结案的。再加上，当年康生又插了一手，事情就更加复杂难办。所以，如果有可能，你作为当事人之一，给更高一层的权威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作为一级组织，也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双管齐下，一起努力，争取让它早一天得到解决。行不？”
对方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分上，余涛当然就无话可说了。
回到家，余涛走进了书房，要给“更高的一层的权威部门”写一份申述。他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做一次自我申述，申述自己是忠于这个党，这个理想，这个伟大的事业的。几十年来，他以为自己不用再做这样的申述了，因为自己早就用自己的一生对此做了最无需辩驳的铁证了，但是……但是他今天还得这样写道：“尊敬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同志：我是港澳工委常委、航委书记，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余涛……”
《命运》 十八
东阳市。长途客车站。
一辆满是尘土的长途班车，缓缓驰入车站大院。冯宁坐在最后那排座位上，虽然还穿着军装，但这身军装上已经没有领章帽徽了。他退伍了。
很快，那辆长途班车上的旅客差不多都走完了，只剩下冯宁一个人。这时，一个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女孩——冯宁的妹妹冯小妹，带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冯宁的母亲，还有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子——冯小妹的男朋友汪大地，焦急地走到车旁寻找着。冯小妹一下发现了车上的冯宁，立刻兴奋异常地大声叫喊了起来：“哥——哥——”
冯宁看了一眼来接他的亲人，突然问道：“爸呢？”冯小妹立刻战栗了一下，脸上的神情陡变，赶紧低下头去。这时，冯宁看到小妹手里攥着一块黑纱。一种不祥的预感终于被证实了。冯宁大叫了一声“爸”，眼泪也夺眶而出。
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家里，果然的，堂屋里，还设着父亲的灵堂。到了晚上，小妹告诉冯宁，父亲从南边回来后，就到公安局自首去了。上头要定他投机倒把和叛逃罪，他坚决不承认，就在看守所里绝食，五天后，突发心衰，送医院抢救，最后没能抢救过来……
冯宁问：“他最后留下什么话了吗？”
冯母说：“他让你一定要听党的话，一定要做个真正的人，一定不能……一定不能……”
冯宁问：“一定不能什么？”
冯母说：“后面的话，他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走了……”
冯宁在心里重重地大叫了一声“爸！”便再也不能制止住心底的那份悲痛了。一直到吃晚饭时分，他一直呆坐在父亲的遗像前。小妹来叫他吃饭。他不去。他想知道父亲最后留下的话里那一句“一定不能”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晚饭后，冯宁仍呆坐着。
冯小妹来劝说：“哥，吃饭吧。”
冯宁摇了摇头。
冯小妹眼眶湿润着：“你这样，难道也要像爸爸那样，把自己饿死了结？”
冯宁说道：“爸临终前到底想告诫我什么？”
冯小妹说：“他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让你一定要……”
冯宁一下站了起来：“可他最后还说了个‘一定不能’！你不了解父亲。他不会只对我说些这么空洞的大话，特别是在自己快要告别人世的时候。”
然后，冯宁又去找母亲要父亲生前写的日记。
母亲拿出一个很旧的小皮箱。冯宁打开皮箱。皮箱里放着冯伯秋的一些遗物。老花镜、手表、印章、钢笔、紫砂茶具……还有一个小包。那里头包的是冯伯秋一生所得的奖状和奖章：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模范标兵……最后找到一个旧皮包。皮包里放着的是冯伯秋一生用过的几十本很旧很旧的笔记本。
当晚，就在父亲的卧室里，冯宁几乎读了一整夜。在灯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读着父亲的日记。
读完最后一页，冯宁向卧室外走去，才发现，母亲和衣坐在门外一把椅子上，在那儿守了一整夜。此时，已歪在那把椅子上睡着了。
过了一个星期，冯宁把妹妹和妹妹的男朋友汪大地叫到市内一个茶楼里，对他俩说：“我要走了。对不起……”
小妹很难过，也很激动地说道：“那不行。你不能丢下这个家，说走就走了。爸爸的事还没了结。我们不能让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你是长子，你得留在东阳替他申冤！”
冯宁看看小妹，看看汪大地，没再说话。
第二天下午，冯宁又单独约了汪大地在茶楼见面。等汪大地进茶楼后，冯宁却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他面前。
汪大地拆开信封，居然从里头取出了一个银行存折。
汪大地一惊：“你这是干什么？”
冯宁告诉他：“这是我的退伍金。大汪，拜托你了，替我好好照顾我妈和我妹妹。我这一辈子都会感谢你。”
汪大地说：“你一定要走？你真的就那么恨东阳？”
冯宁说：“不。我不恨东阳。我读了我爸的全部日记，我明白他最后要告诉我的那句话，就是不要去恨东阳……但我读了我父亲全部的日记后，我知道他这一生，过得是有遗憾。我要替我爸爸、也替我自己这一生寻找一个答案。”
冯宁觉得要把这里的意思全说清，既不是这一会儿半会儿功夫能完成得了的事，也不是他冯宁现在能办得到的事。
他不能让自己只是呆在东阳了。他要走进这个正在变化中的中国，要走到那变化的漩涡中心去，带着父亲一生的遗憾，去寻找不再遗憾的人生之路。
但这条路到底在哪儿，他不清楚……
《命运》 十九
傍晚。深圳老街。雨后的深圳老街，不只是泥泞。不只是坑洼不平。两辆旧上海牌轿车后头跟着一辆130小货车的车厢里满满腾腾装载着一些办公桌椅和文件柜。在其中一辆上海牌轿车的副驾驶座上坐着宋梓南。
不一会儿，车子开到一家小旅馆门前停了下来。
一个干部说：“这是咱们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前，我们打算，把市委市政府的办事机构，临时就放在这儿了。”
宋梓南没做声，一猫身，下车去了。一群都挺年轻的干部赶紧跳下车，也走进了小旅馆。
在二楼幽暗的走廊两旁，房间门上已经挂上了一个个小木牌，分别写着“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财务办”“组宣办”“基建办”“计划办”……最后他们走到一间门上挂着“书记办公室”木牌的房间门前，停了下来。
那个干部对宋梓南说：“这是您的办公室。很不好意思啦，暂时只能先这么凑合一下了。”
宋梓南带着这一行人走进这个“书记办公室”，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开，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走到窗前，他注目凝视窗外的小镇。
过了一会儿，对那些年轻干部说道：“别都傻站着了，都来看一眼……”
那些年轻干部便应声都拥到窗前，向外看去。
宋梓南故意问道：“都看到些啥了？想到些啥了？”
大部分年轻的同志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一个中年干部说：“一座伟大城市的蓝图，想到的是，未来将从这儿出发。”
宋梓南的注意回过头来很感兴趣地打量了那个中年干部一眼：“哦，你小子倒是可以当宣传部长啊。”
那个中年干部笑了笑：“书记，我能非常荣幸地告诉您一件事吗？”
宋梓南应道：“说。”
那个中年干部：“不好意思，我就是被派来担任我们深圳市委宣传部长的。”
宋梓南走过去深情地搂了那个中年干部一下：“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黄部长，听说你来了，但还没见到你。刚才你说得好。说得非常好啊，一座伟大的城市，将从这儿出发！”
这时，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宋梓南回过头来打量了一下这个小旅馆，突然想起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问那个带路的当地干部：“市委市政府占了这唯一的旅馆，来往旅客住哪里？”
那个干部说：“那，不好意思啦，暂时就没地方住了。”
宋梓南指着那小旅馆，斩钉截铁地对这个干部说：“立即把市委市政府所有办事机构从这个小旅馆里给我搬出来。”
宋梓南又转身对小马说：“你马上给我给省基建办陈主任打电话，请他支援一下，连夜给我发十五套简易板房过来。”
小马问那个当地干部：“哪儿可以打长途电话？”
那个干部犹豫了一下：“邮电局呗。可邮电局这会儿早下班了。这儿要个长途特别艰难。没有一两个、两三个小时，你别想要通长途。”
宋梓南对小马说：“别管他几个小时，就是打到天明，你负责把这个电话给我打通了。”
小马立刻走进小旅馆的登记室去打电话了。
宋梓南转身问那个当地干部：“邮电局在哪儿？找找他们局长去。”
那个干部忙提醒：“现在？局长也下班了。嗨，有啥事，明天上班时再说呗……”
宋梓南立刻黑下脸，不再搭理那个干部，自顾自地倒背起双手，向着那个大排档方向走了过去。
那个干部愣怔了一下，忙跟了上去。
宋梓南让那个带路的当地干部先去通知局长一声。局长以为他又是来找他凑牌局的，便笑道：“你来得太早了吧，说好牌局八点开桌的啦！”
那个干部忙对邮电局长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指指门外，低低地吼了一声“市委书记！”
局长一时还没醒过味儿来：“啥书记啦？他也来打牌？你个鬼佬，昨天晚上赢了我六十二元，就溜掉了……你的牌风很不好啦……”
那个干部脸一下变色了，忙上前拉住邮电局长，低低在他耳边快快地说了句什么。
邮电局长忙恭敬地冲着正走进来的宋梓南弯了一下腰，叫道：“宋……宋书记……”
宋梓南把局长带到小镇郊外的一片开阔地上，对他说：“明天傍晚以前，你能把电话线给我拉到这儿吗？给我接通五部电话机，其中有两部是要能打长途的。”
邮电局长仍然迷惑不解地：“把电话就架到这空地上？”
一个随宋梓南来的干部：“你把电话线拉过来就是了。明天这儿就不会是空地了。市委市政府的临时办公地点就定在这儿了。”
这时奉命去向广州求援的小马，在两个小时的漫长等待后，终于接通了广州，当时小马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这样一句话：“广州……广州……广州吗？是省委办公厅值班室吗？我是深圳的马明华。马秘书。你能听到我说的话的吗？能听到？我的天，总算找到党了……”
当晚。小旅馆，宋梓南住的房间里，一个机关干部匆匆走了进来。
宋梓南问他：“明天上午九点，召开深圳宝安全体干部大会，都通知下去了没有？”
那个机关干部忙应道：“通知了。九点，在深圳镇政府小会议室……”
宋梓南问：“怎么是镇政府小会议室？那能坐多少人？我说的是全体干部。镇上不是有个电影院吗？把他们找到电影院来开。还是九点。”
那个机关干部忙点点头道：“好的。不过，还是通知八点吧。据说，这儿的习惯，您通知九点，他们十点都不一定到得齐。”
宋梓南断然拒绝：“不。明天在会场门口，安排人，拿着笔和纸，登记人头和到场时间。凡是迟到的，以后找时间给曝光。”
那个机关干部忙说：“好的。”说着就要走。
宋梓南又叫住了他：“等一等。附加一条通知，明天到会的干部一律不许留长发，不许穿花衬衣，更不许戴蛤蟆镜。顺便看看组织部的刘部长休息了没有。如果还没休息，请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那个机关干部：“好的。”
宋梓南：“还有，让他们把那些挂在机关部委办门上的小木牌全给我重做了，要做正规了。有些名称也不准确，比如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这不对嘛。明天我在大会上要宣布，我们新成立的这个深圳市，是和广州市同等级别的副省级城市。所以，这两个机构的名称应该是‘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别看我们现在只能坐在这么一个小旅馆的蚊帐里办公，但我们还是中央定的副省级大城市。对不？”
那个机关干部忙笑道：“对对对，不管怎么的，我们总还是中央定的副省级大城市！就像黄部长说的那样，一座伟大的城市，将要从这儿出发。”
宋梓南笑道：“小伙子，不是‘将要’了，现在应该说‘已经’从这儿出发！”
《命运》 二十
凌晨时分，宋梓南床头那部老式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从睡梦中惊醒的宋梓南本能地抓起电话机。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打电话的是叶剑英：“深圳？宋梓南同志吗？”
几秒钟前还有一点睡意惺忪的宋梓南，听出电话里的声音是叶帅的声音，立即彻底惊醒了，忙坐正了答道：“是的是的，是我。叶帅，您好。”
叶剑英问：“秘书告诉我，你要找我？”
宋梓南答道：“关于那个我们正在起草的特区条例，已经改了十三稿，也请陈云同志审阅了。我们听说，有关方面有的同志认为，深圳特区条例是地方法规，不应该，也不能够由全国人大来讨论通过。可是恕我直言，深圳特区不仅仅属于广东省啊，建立这个特区，是中央下的决心，它是中国的一个特区。由全国人大来讨论通过并对外颁布它的条例，是名正言顺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深圳特区的实质，也才能向全世界明示我们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意图。首长，您觉得呢？”
叶剑英笑了笑：“知道了。”
宋梓南放下电话，稍稍地坐了一会儿，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这才起身钻出帐子，下床去洗漱。当他转身去拿洗漱用具时，却意外发现在存放牙具的凳子上，有人送来一个用旧报纸包起来的长方形的东西。他拆开旧报纸，里边是四本很厚的书。一本是康芒斯写的《制度经济学》（上下集），另一本是林德?布洛姆写的《政治与市场》（上下集），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属于汉译名著系列中的经典作品。他饶有兴趣地翻看了一下书的内容，并又翻找送书人的姓名，或者还会留下什么“赠言”，但书里既找不到书主人的姓名，也没发现夹有任何纸条和类似的赠言。
宋梓南把那两套书往书架下边一扔，赶紧去洗漱了。
八点四十五分，被召来参加全市干部大会的同志，陆陆续续走进了镇上那个老电影院。
宋梓南正稀里哗啦地喝着一碗稀饭，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走了进来：“宋书记，可以去会场了。”
宋梓南刚走出小旅馆，一辆满是泥水的上海牌轿车行驶了过来。从车里走出的两个中年人，目不旁视地急忙向小旅馆里走去。宋梓南忽然站了下来，问那个机关工作人员：“刚才那车上下来的两个人，是谁呀？好像挺眼熟的。”
那个工作人员带着歉意地：“我……没在意……”
宋梓南一把把那个工作人员手中的东西拿了过来：“你赶紧过去看看。我瞧着，好像是省建委的杨主任。”
那个工作人员刚要向小旅馆走去，只见那两个中年人已经从小旅馆里走了出来，直冲着宋梓南走了过来。果然是省建委的老杨。
“哎呀，昨晚给您打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就是要不通啊，你们这个深圳，真是要命啊！刚才又差一点失之交臂。”为人爽快的杨主任紧紧握住宋梓南的手嚷嚷道。
宋梓南看看手表，转身告诉那个机关工作人员：“去告诉周副市长，让他把握一下会场，我马上就到。”说着，又把杨主任带回到小旅馆自己住的那个房间里。
一进屋，杨主任知道那边还有个大会在等着宋梓南，什么客套话都不说了，直截了当地通报道：“最近，中央精兵简政，要撤销基建工程兵这个建制，为此所有基建工程兵都得转业退伍。军方可能有意让你们深圳安置接收一部分基建工程兵的复转军人。而且是整建制地接收。总数可能会达到一两万。”
宋梓南略略一惊：“让我们安置两万人，这怎么可能呢？深圳现在自己一共还只有三万居民！让一个只有三万居民的小镇接收安置两万退伍兵，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杨主任说：“我们得到的确切消息是，军方可能会在今明两天，跟你们通报这个情况，征求你们有关安置这两万工程兵的意向。”
宋梓南怔怔地说道：“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这档子事，跟你们省建委有何相干，您二为何来向我们通报这情况？”
杨主任长叹一口气道：“我的宋大书记哎，深圳要建市，就一定会进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也就会有大量的建筑工程活儿。我们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宋梓南再问：“你们是不希望我们接收这两万工程兵，免得他们将来跟你们省上的建筑工程队产生竞争？你们这个意见代表省建委吗？”
杨主任忙应道：“不不不，我们今天来，不代表省建委任何一级组织，也不是省建委党组授权的。”
宋梓南笑着点了点头：“知道了……知道了……”
杨主任急着再问：“别只说知道了。到底成不成？”
宋梓南答道：“我还不知道中央和省委的态度哩。我也只能对你杨老弟说一声：知道了。”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早叶帅给他的回答，便不由得会心地嘿嘿笑了起来。
九点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已经在镇上那个老电影院的主席台上就座完毕。但场内熙熙攘攘，极不安静。这时，宋梓南匆匆从侧幕条内走上台来。会议主持人周副市长立刻拿过麦克风喊：“请大家安静，现在开会了。”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
宋梓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讲稿，走到讲坛前，准备讲话。一个机关干部替他送来一杯茶水，并替他调整麦克风的高度。宋梓南却悄悄地对那个机关干部说了一句话：“通知市委市政府全体领导，会后到我房间开一个紧急会议。”
他把市里的主要领导召集起来，要说的就是那档子安置基建工程兵退伍转业官兵的事。
没当过兵，也没做过退伍置业安置工作的常副市长问：“什么叫成建制地接收？”
周副市长解释道：“就是从师长政委到炊事员，整师整团、一个不落地都转业到咱们深圳。”
在座的领导同志面面相觑。
沉默。
过了一会儿，常副市长问：“如果我们答应接收，这个建制师大概什么时候过来？”
宋梓南应道：“当然不会是今天也不会是明天。但也不会给我们太长的准备时间。而总数是两万，一个也不会少。所以要请大家来讨论研究一下，最后做个决定，给中央和中央军委一个明确的答复。部队大裁军，是中央实现全国工作重点转移一个重要部署。我们得多从这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全体领导再一次陷入一阵沉默之中。
《命运》 二十一
北京。老交通部大楼的资料室里。余涛接到部长秘书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部长秘书告诉余涛，部长要见他，而且就在这会儿。让他马上赶到部长办公室。
余涛走到部长办公室门前，稍稍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伸手去敲门。
部长很热情，问余涛：“这段日子，不太好过吧？”
余涛自嘲道：“嗨，比在秦城监狱那会儿，好过多了。”
部长微笑着静默了一会儿，说：“刚才我打电话到你家找你，才知道这段日子你一直在资料室里忙乎着。今天我这么紧着找你，你不问问到底是为了什么？”
余涛看看部长手里的那个大信封，很平静地猜测道：“我的审查结论下来了？”
部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拿起那信封：“你原单位给你做的审查结论出来了。是拿回去自己看，还是由我来向你宣布？”
余涛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当着部长的面把这“谜底”揭了的好。于是，他提议：“还是您来宣判吧。”
部长笑了，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关于余涛同志的复查结论。余涛同志，原我部一局副局长……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康生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经复查，所谓曾生案纯属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个假案、冤案。……所强加给余涛同志‘与美军观察组进行秘密勾结出卖情报’‘同香港英军谈判中出卖我党利益’的问题，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全部撤销。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关于余涛同志的审查结论》：在余涛同志的档案中，一切有关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予以销毁。”
部长念到这儿，放下手里的公函，想看看余涛的神情。却看到余涛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只是挺直了上身，两眼呆呆地视而不见地看着窗外，而整个人却都在微微战栗着，嘴唇也在哆嗦着，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不在部长面前流下眼泪。这时，部长心里突然也一下酸热起来，眼眶也湿润了，他伸出手去，有力地按了按余涛的肩膀，既对眼前这位多灾多难的老同志表示由衷的祝贺，也表示一种鼓励和自身的欣慰。余涛虽然仍一动不动地端坐着，两眼也仍呆直地看着窗外迷蒙的远方，但心潮却激烈地涌动起来，当他本能地伸出手去紧紧握住部长按在自己肩头上的那只手时，眼泪便再也忍不住地流淌了下来。
《命运》 二十二（1）
正是午饭时分。吃完饭的宋梓南和周副市长一起到一旁的洗碗池跟前去洗碗。
宋梓南问周副市长：“昨天在讨论接收安置那两万基建工程兵的常委会上，我看你没怎么吭声。难道你也觉得，此事，我们不能干？”
周副市长微微一笑道：“去你办公室谈吧。”
在办公室坐定后，周副市长说道：“关于这个接收和安置基建工程兵的问题，我先说说我的看法？据我了解，市委常委中的这些同志摆出这么多困难，并非是不想接收这两万官兵。接收不接收这两万工程基建兵的问题，涉及在政治上是不是跟中央保持一致的大原则问题。所以常委们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两万官兵我们是一定要接收的。把困难摆够，无非是想把这项工作做得更细，希望在过程中尽可能地少出一些问题。有些事情还是让人挺担心的，比如说，深圳毗邻香港，突然之间来两万军人，刚过来时，可能都还戴着领章帽徽，还会带一些武器，这对港澳方面，甚至对台海局势会不会构成一个变数，还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我们都得考虑……”
宋梓南若有所思地：“是的，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相应的应变措施，从局部来说，就不可能做好这两万人的接收安置工作，从全局来说，也会妨碍中央实施战略重点的转移，的确不能掉以轻心。”
周副市长提议：“我先找几个人做一个接收安置的预案，你觉得可以了，再上常委会定夺。”
宋梓南高兴地说道：“那当然好。这件事就拜托了。”
深圳组织部刘部长按宋梓南的意思，直接到北京找中央组织部请求支援，解决深圳干部调配大问题。事情办得非常顺利。到北京的第三天，他打回电话来向宋梓南汇报，宋梓南马上告诉他：“那你们就别回来了，直接飞有关省市，趁热打铁，赶紧去落实中组部的有关安排。”刘部长觉得坐飞机去，有点“奢侈”了。所以，既没带那么些差旅费，也没带买飞机票的证明。宋梓南却毫不迟疑地告诉他：“这点钱必须花。及早把干部配备齐了，它产生的经济效益，绝对不是这飞机票钱所能相比的。”
但让刘部长想不到的是，他们行程的第一站，就遭遇了一个不大不小不软不硬，“煮不烂、摔不碎、砸不扁、敲不动”的“铜钉子”。
根据宋梓南的指示，他们当天就从省驻京办拿到了买飞机票的证明，也借到了全部所需的差旅费。飞机降落，赶到省委组织部，已是傍晚时分。省委组织部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干部，长方脸，齐脖子的短发，灰蓝色的制服，不新不旧，十分干净。她一边审视着刘部长递给她的那份介绍信，一边问：“深圳的？”
刘部长：“是。”
深圳组织部随刘部长一起来的一个工作人员忙介绍道：“他是我们市委组织部的刘部长。”
那个女干部注意地瞟了一眼刘部长，慢慢伸出手，不冷不热地轻轻碰了一下刘部长的手，就又收了回去，说道：“部长亲自出马，工作作风很踏实啊。刘部长看样子，还很年轻嘛。听说你们要在我们这儿搞什么‘招聘干部’？”
“首先是调配，然后有可能的话，我们还想招聘一部分。”刘部长应道。
那个女干部又瞟了刘部长：“这个招聘嘛……”
深圳组织部来的那个工作人员忙解释：“中组部批准我们试行这个招聘方案。”
那个女干部说：“只要有中组部的批文，我们当然会执行的。至于，怎么配合你们这回的调配，尤其是配合你们这个‘招聘’，我们还要慎重研究一下，并且先去拟定一个工作方案。把方案呈报我们部办公会议讨论，最后还得呈我们省委的主管书记圈阅。所以，最快，你们也得等到下周二才能听得到回音。”
刘部长犹豫了一下：“下周二……今天……今天是周六……”
那个女干部说：“周六下午四点半，你觉得还能办成什么事吗？”
刘部长愣了一下，只得点点头应道：“是，周末了。那……我们下周二再来。”
刘部长带着那个工作人员刚起身要走，那个女干部却又把他叫住了：“能给你们深圳的同志提个问题吗？”
刘部长忙回身应道：“您说您说。”
那个女干部说道：“你们这一回到我们这儿来一定要搞这个‘招聘’吗？你们深圳的同志已经在怀疑我们组织系统的调配制度不能解决你们深圳的干部需求？”
《命运》 二十二（2）
刘部长忙摆了摆手说道：“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当然还是以调配为主，辅之于招聘……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
那个女干部说道：“你们不觉得‘招聘’这个做法里头更多体现的是某种资本主义的商业交易精神和雇佣色彩吗？如果可以进行社会招聘，那么，怎么体现党的领导？这点小小的意见，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代表我对你们这个所谓的特区，有什么看法。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当然还是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方针和建立特区的决定的，你们深圳的同志既然来了，只不过说一点小小的意见，小小的看法，请你们考虑。”
刘部长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女同志所谓的“建议”，会如此的不客气，如此的尖锐和严厉，一下没反应过来，竟然呆在那儿了。
回到住所，刘部长叹道：“这里还有个情况，你们都还不知道，这位女同志虽然连个科长都不是，但她在这儿的作用和地位相当特殊。有些事情，就算是科处长局长点了头，只要她不同意，别人照样拿不出公章来。”
一个工作人员大为诧异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公章岂不成了她私人东西了？”
刘部长似乎还知道一些内情，但他不想“火上浇油”，所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是啊，是有一点不正常……”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那个工作人员接了电话，忙对刘部长报告道：“他们省委组织部的领导要来看我们。”
十来分钟后，刘部长就带着一个工作人员，亲自下楼去迎候省委组织部的领导。不一会儿，他们看到一个中年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把车往大门口的角落里一锁，匆匆走进大堂，并直奔他俩而来，问：“二位是深圳组织部的？”
那个工作人员忙介绍：“这是我们的刘部长。”
那个省组织部的中年机关干部忙上前十分热情地：“你好，刘部长。我是省委组织部办公室的。”
刘部长忙说：“你好你好。”
那个省组织部办公室的中年干部说：“我们部长有点事，可能要稍稍晚来一会儿。”
刘部长忙说：“好啊好啊。那就到房间里去说吧。”
回到房间，那个同志说：“部长让我先来，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我通报一个情况。听说你们几位下午在我们部办公室遇到一点不太愉快的事。”
刘部长很大度地说：“没什么没什么……那位女同志很直率，原则性也很强……我们很敬重她。”
那个同志笑道：“我们也都挺敬重她。她是个资历很老的同志，她的爱人是我们省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而她入党的时间比我们这位主管书记还早一年。所以……在某些事情上，我们部里的许多科长、处长，甚至一些局一级的领导干部都会很尊重她的意见。”
刘部长忙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那个省委组织部的同志继续说道：“如果因此给你们工作上带来某些不方便，我们部长表示抱歉。但有一点请你们放心，省委组织部一定会全力支持深圳方面的工作。中央说得非常清楚，深圳特区是我们全党和全国的特区。是我们大家的特区。我们部领导一定会做通那个女同志的工作，为你们的招聘工作开绿灯。只是稍稍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耐心。”
刘部长忙点头说道：“理解，我们完全理解。”
那个中年干部说：“一会儿，当着众人，刚才说的那些情况，部长就不便再说了。请你们充分谅解。最后，部长还特地说了这么个精神，只要不违背中组部的指示精神，你们完全可以运用你们认为方便的得当的任何方式，在我们这儿开展干部招聘活动。省委和省委组织部一定全力支持配合。部长还强调，接待你们这件事，我们部长已经亲自向省委主管书记汇报过了。他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就是要认真落实中组部的指示精神，全力支持深圳同志的工作。”
刘部长心一热，非常真诚地：“谢谢。太谢谢了。”
那个同志又说：“刚才我到总台了解了一下，你们三个同志，只开了这么一个标间。那怎么行啊？”
刘部长说：“可以了可以了……这已经比我们深圳的条件好多了……”
那个同志说道：“我已经向部长汇报过了。我们部长说，一定要让深圳来的同志休息好，你们在这儿的住宿费用，由我们来负担。我已经通知总台，马上给你们换房间。”
吃完晚饭，刘部长走进换好的房间，想了想说道：“我们不能等。”
那个工作人员忙从沙发上坐起：“不等，怎么办？”
刘部长说：“刚才他们组织部的那位同志已经传达了他们省委和组织部领导的意见，只要不违背中组部的指示精神，我们完全可以运用我们认为方便的得当的任何方式，在这儿开展干部招聘活动。当然得想个办法。你们有同学老乡在这儿吗？能联系上吗？”
两个工作人员说：“那……还是有几个的。试试吧。”
忙乎了一晚上，他们果不其然联系上了几个熟人。他们每两个人上一辆出租车。一上了大街，三辆车便分道扬镳。
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对司机说：“今天我们要包您的车用一天。要麻烦您了。能在您车上挂个小广告吗？”
司机说：“挂。尽管挂。”说着，把车停在了路边。
深圳市组织部的那个工作人员忙下车，先从提兜里取出一幅小横幅，挂在车门上。只见小横幅上写着一行大字：“深圳市招聘。急！”在这行大字下边，又写了两行小字：“急需如下行业的中高级人才：机电、财会、医疗、建筑、推销……有意者，请打电话××××××××。”
这一天，包括刘部长自己在内，他们走大街，串小巷，进大学校园，在剧场车站医院饭馆门口，贴了不少这样的招聘小广告——所幸，那时候各城市对小广告的管制还不像现在这么严。甚至可以这么说，那时候，小广告（包括“广告”这件事本身）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远没像现在这么“猖狂”。人们对小广告还抱以一种比较好奇和新鲜的态度。小广告一出现，往往能招引来或多或少的一群人围观。特别是招聘人才，这样的事更是新鲜和奇崛。等他们把招聘的小广告贴到火车站时，候车室内众多的旅客骚动起来，站内民警不得不出来干预。而那时，雨也下大了……
《命运》 二十三
东阳市。市政府小车队的院子里。
冯小妹开着一车辆旧的桑塔纳轿车进了院子。她把汪大地叫上车，低声说道：“我问你，我哥今天来找过你没有？”
汪大地忙说：“没有啊。又怎么了？”
冯小妹眼圈微微地红起：“昨天晚上我跟他又吵了一架……”这两天我发现他老在外头转悠，也经常一个人关在屋里不知道在瞎想些啥……问他，他又啥也不肯说……你说烦人不烦人？”
汪大地不说话了，只是怔怔地看着冯小妹。
过了一会儿，汪大地慢吞吞地说道：“你哥是特别有头脑的人。他的反常，一定有特别的原因……”
这时，一个司机走了过来说：“汪副队，有人找你。”
汪大地抬头向院门处看去。只见冯宁不紧不慢地正向这边走来。
冯小妹立即有点紧张地对汪大地说：“你把我哥带到那边去说话……别让他瞧见……他说过要来单独跟你好好谈一谈的。一会儿，你一定好好地套套他的话。听到没有？”说着，赶紧在车座上躺了下来，并且把汪大地推出了车厢。
《命运》 二十四
在城里贴了一天小广告，刘部长他们和几个被邀来一起帮忙的同志身上基本都淋湿了。一回到房间，都累得不能动了。
这时，外头有人敲门。深圳市委组织部的那个工作人员去开门。门外站着省委组织部的那个女干部。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一愣。
刘部长和组织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恭恭敬敬地把这位女干部带到楼上的一个小会议室里。
由于小会议室是临时决定“租用”的，刚得到通知的招待所服务员们，赶过来正忙着收拾这会议室，不一会儿，该收拾整理的都收拾整理好了。
刘部长忙对那个女干部说：“大姐，请坐。”
那个女干部：“随便找个清静的地方谈一谈就可以了，何必再花钱临时租这么个小会议室。得花多少钱？”但看得出，她嘴上虽然这么说，实际上受到这样的礼遇，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刘部长忙说：“没事没事。您是老前辈嘛。坐。请坐。喝茶。”
那个女干部没再推托，端端地坐下了，接过刘部长亲自递给她的茶。她说道：“昨天晚上，我们省委的一个领导同志批评我了，对我昨天下午接待你们时的表现，很不满意，责成我今天一定要来向你们道歉……”
刘部长故意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道：“昨天？怎么了？要您来道歉？干吗呀？咱们之间没什么事啊，不是谈得挺融洽的吗？”
那个女干部很严肃地说道：“我首先对自己昨天下午的行为，向你们深圳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
刘部长忙说：“大姐，别别别……昨天……真没出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我们之间……一直谈得很好嘛。”
那个女干部说：“不要抹稀泥。我们之间当然还是有分歧的，而且还是原则分歧。既然是我们省委分管组织的书记要我来道歉，作为组织原则，我必须服从。但是作为一个老同志，老党员，大言不惭地说，还作为一个老大姐，我的确有一些话要对你们这些深圳的同志说。但我声明，这些话不代表我们省任何组织，只代表我个人。”
刘部长诚恳地说：“请指教，您请指教。”
那个女干部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好像本能地在为一会儿的长篇发言给自己准备一个适当的坐姿。然后她说道：“党决定要改革开放，还要办特区，我们都举双手赞成。但是，有一点，是我们这儿许许多多老同志的心愿，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心，那就是生怕你们把‘特区’办成了‘白区’。”
刘部长一听，这话的分量非同一般，而且说到了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他开始对眼前这个“马列主义老太太”陡然地“肃然起敬”了，忙回答道：“这也是我们这些在深圳工作的所有共产党员的立场。”
那个女干部应道：“我听说了你们许多情况。说你们办特区要突破现行所有的框框……”
刘部长忙解释：“当然不会是所有的框框，总是有所突破，有所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别狡辩，”那个女干部立即打断了刘部长的话，“不突破现存的这些框框，派你们上深圳去干啥？还叫什么特区？不是还要你们‘杀出一条血路’吗？过去跟国民党斗，跟日本鬼子斗，我们说‘杀出一条血路’。现在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又提倡‘杀出一条血路’，是想跟谁斗？我请深圳的同志一定要放清醒了，有些框框是不能突破的。对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模糊了这几者之间的界线，这个国家这个党就不是我们曾经抛头颅洒热血所苦苦追求的那个国家和那个党了。”
虽然思想上已经有所准备，刘部长还是没想到这个老资历的女同志，一开口，竟然能说出一番如此尖锐的道道来，一时间真有些不知所措了。
那个女干部接着又说道：“听说，你今天亲自上街去贴招聘广告了？一个市委组织部部长，提着糨糊桶，走大街串小巷，去贴广告？”
刘部长应道：“是的。”
那个女干部再问：“听说你们还想要花钱在我们的报纸上发布招聘消息？”
刘部长应道：“是的。”
那个女干部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长期以来，我们党的组织、干部工作，作为党政治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被革命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非常严谨的做法和光荣传统，比如……比如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内查外调、分级管理、审核调配、建档存档等等。现在你们这么做，把这一贯的光荣传统和严谨细致的做法，都扔到哪儿去了？你们这么做，跟地主资本家上劳工市场去雇佣长工短工有什么区别？这样搞来的干部，能保证我们的队伍政治上的纯洁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吗？”
刘部长不做声了。他不是不能反驳。更不是不想反驳。不一会儿，对方便告辞了。把该说的都说了，她觉得做了她应该做的、早就想做的事。今天的机会，和平时在部里学习会上发言不一样。今天是面对深圳来的同志。完全是实战的感觉。
会议室里很快只剩下了刘部长一个人。他呆呆地坐着。身边的那个工作人员悄悄走进来问：“老太太呢？没什么大事吧？”
刘部长默默地摇了摇头。
过了一会儿，刘部长突然站起身向外走去。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声说道：“走啊走啊，大家都叫上，我们去找饭辙啊。我都快饿瘪了。”
吃饭时，有人问刘部长：“明天咱们还去贴广告吗？”
刘部长停下筷子，反问道：“谁跟你说不贴了？知道宋书记经常说的一句名言吗？”
那个工作人员说：“知道，知道。是大诗人陆游的一句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祸，惟民是举。”
刘部长说道：“那还说啥呢？明天继续上街贴咱们的招聘广告。不过，还有一句话，也是相当精彩的：不问个人得失，但求无愧时代。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那个工作人员想了想：“也是陆游说的？”
刘部长故意一本正经地：“我。我刘某人说的。”
这谜底一揭，不仅那个工作人员大笑，刘部长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在座的人都笑了。笑得特别开心。
《命运》 二十五
晚上。北京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让秘书给他接通人###工委一个负责同志的电话。不一会儿，秘书小心谨慎地走了进来禀报：“首长，您要的电话接通了。”
叶剑英“哦”了一声，慢慢取下老花镜，探过身子去，从秘书手里接过电话，说道：“哦，是的。是我。……关于特区工作，耀邦同志有一个十六字方针说得很好：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我看这十六个字同样可以用来处理这件事。这也是我们全国人大当前为办好深圳特区应该做的一点工作吧？请把我的这些意见和看法转告有关同志，请他们酌办。”
《命运》 二十六（1）
大雨瓢泼。宋梓南和几位副市长带着几位工程技术人员，踩着没踝深的泥水，在雨中踏勘地形。
走到大概能看到罗湖时，工程师忙上前拦阻：“没法再往前走了。前边的洪水已经齐腰深了。”
宋梓南一愣：“有这么深？这样的水情多少年一遇？”
工程师苦笑笑：“多少年一遇？可以说年年都这样。这一带地势低洼，只要雨下得大一点，周围的雨水全都会往这儿汇聚，搞成适宜人居的城区，工夫不是一点点啊。”
看来，如果要先期开发罗湖，的确是一块相当难啃的硬骨头。
领导内部的分歧也就在这里：有人主张先开发罗湖这一带，理由是这儿离香港近，又是港人来往深圳香港的必经之道。但缺点是，地势低洼，在这里搞“三通一平”（通电、通水、通路、平整土地）比较费劲。为此有人主张先开发皇岗一带。那儿地势高，不用投入大量资金去搞移山填洼工程。缺点就是，那一带离当前唯一的与香港沟通的口岸罗湖口岸较远。即便开发起来了，对香港方面的心理影响不及罗湖那边直接，也没有那么大。
这时，在罗湖口岸那边，同样下着“倾盆”大雨。大概是因为大雨的原因，今天过关的人特别少。办理过关手续的海关工作人员也显得格外的松散慵懒。两个正在办理过关手续的港商心里焦急万分，虽面露愠色，但又不敢太有所表示。陪同这两位港商过境来办事的一位女公关经理，穿着特别漂亮的绸裙、丝袜和高跟鞋，看着前边一汪汪的积水，更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等了好大一会儿，总算办好了过关手续。这三人赶紧拿起各自的证件，向关里走来。这时，来了几辆专做载客生意的自行车。
车夫用脚踩住煞车闸，问：“先生，去深圳？上车吧。很便宜的啦！”
三个香港人看看这些过于“原始”的载客工具，有些无所适从，又有些不甘心。
车夫“见多识广”，明白这些头一回进罗湖口岸来办事的港客心态，便劝说道：“这个时候再没有别的车的啦。我们不骗你们的啦。上车吧。很便宜的。”
“无奈”有时候是人应对困境的唯一选择。实际上，三辆自行车终于蹬进深圳老街，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起码比他们想象中可能要花的时间少得多。最后终于来到一家旅馆门前停了下来。
旅馆的服务员卷着裤管，在冲洗被大水浸泡过的地面。
办完登记手续后，一个体形干瘦的中年女服务员带着这三位港客，分别开了三个房间的门，然后站在走廊里对他们三人介绍《住店须知》：“热水在对面的开水房。厕所在楼道拐角口。外出，晚上十一点以前必须回旅馆。注意随手关灯，节约用电。躺在床上不许抽烟。派出所特别通知，如果有异性同住，必须出示结婚证明……”一边说，一边还故意瞟了一眼那个女公关经理。
这三个人听着这种“宣判”式的“须知”，便已经愣在那里了，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年轻一点、大名叫金德昌的先生终于说了声“走”。他觉得自己掏钱来受这种“狱卒”似的“大妈”的管束，也有点“自贱”了。
走出小旅馆，这三人却四顾茫然。一眼能望得到头的街道两旁，能看到的建筑物都是一样的老旧和低矮，没有任何一幢建筑比他们刚走出来的这家旅馆更好的了。
他们只得又回到那个被他们“鄙弃”的小旅馆里。
女服务员倒也没怎么奚落他们。
金德昌问：“房间里怎么没有电话？”
女服务员挑起细细的眉毛正告道：“打电话请到登记室。市内三毛钱一分钟，长途另外计费。”
金德昌忙问：“登记室？”
女服务员又白了他一眼，觉得这港商就是事多，愠愠地解释道：“就是你们香港人说的‘前台’啦。”
金德昌忙对那二位说：“我得赶紧去给家里打个电话。这两天全球股市行情都很不妙，道琼斯、日经、伦敦和标准普尔都在跌，我们的恒生指数也跌了两三百点。空头们反扑得很厉害呀。我得赶紧打个电话问问行情。”
何振鸿冲着他的背影叮嘱：“你快点打，一会儿咱们还得去见人家市委宋书记。”
大约又过了二十来分钟，一辆普通的上海牌轿车驰到旅馆门前停了下来。车里坐的就是宋梓南和常副市长，还有秘书小马。
《命运》 二十六（2）
听说市里的宋书记来了，何振鸿忙走出房间：“哎呀，宋书记，不是说好，我们去看您的吗？”由于是说的粤语普通话，他把“您”字的发音咬得特别生硬和别扭。
宋梓南笑道：“有朋自近处来，就不分彼此啦。这位是我们的常副市长。”
何振鸿忙握住常副市长的手：“您好，常市长。”
常副市长笑道：“是副市长。”
何振鸿连连点着头说道：“您好，您好，常副市长。”
这时，那个女士也听到门外的动静，从她住的那个房间里走了出来。
何振鸿向宋梓南介绍：“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公关经理。姓杨。”
宋梓南笑道：“杨小姐，你好。听说，这一路让你长了不少见识？”
杨经理不好意思地笑道：“这样的见识以后还是少来一点好啦。”
宋梓南关心地问：“买到鞋和袜子了吗？”
杨经理脸再度红起，没有想到这位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情报”抓得那么细那么准，她很不好意思，便忙说道：“买到了买到了。”
常副市长又问：“怎么只见你们二位，不是说要来三位的吗？”
何振鸿解释道：“那位先生他去打电话了。”
正说话间，金德昌气冲冲地走了进来。他看到房间里骤然多了几个“陌生人”，不免一怔。何振鸿忙上前来向他介绍：“这位就是深圳市的领导宋书记，宋梓南先生。这位是常副市长……”
金德昌应付似的向宋梓南等人点了点头：“各位好。”然后马上转身对何振鸿说道：“你们谈吧，我是一定要走了。”
何振鸿一愣：“怎么了，那边股市行情很不好吗？”
金德昌终于忍不住了：“什么好不好，这电话根本就没打通嘛。”
宋梓南忙问：“没打通？小马你去看看。”
金德昌一脸的不屑：“不用去看啦。谁去看也没有用的啦。我已经要通你们的长途台了。你们的长途台告诉我，你们深圳跟香港根本就不通电话。搞什么搞嘛，连电话都不通，还要人来做生意……连最起码的经商条件都不具备嘛。还谈什么谈？我回去了。”
宋梓南迟疑了一下，觉得初次见面，强行留客也不是个办法，便忙说：“金先生一定要走的话……小马，你通知张师傅，让他开车送一送金先生。”
回市委机关的路上，车里的气氛显然有点沉闷。司机张师傅讲述道：“刚才我送那位金先生到罗湖口岸，您猜他下车时对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你们就这个样子，还想学台湾新加坡大马搞什么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一百年以后再说吧。”
车里没人接他的话茬。因为谁都没想到，第一次和港方洽谈生意，竟然就让这么一个年轻的港客打了这样一个“下马威”。这件事，反而让宋梓南在到底是先开发罗湖区，还是先开发皇岗区的决策中，得到了一种重要的启示。在不久之后召开的一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在做总结发言时说道：“从香港进入我们深圳，外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罗湖这块土地。因此，加快开发罗湖区块，迅速改善那一带的投资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已经丢失的时间和机会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流失了。”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在我们班子内部，有些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起来，但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希望大家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我向几个城市规划专家请教了一下，以我们目前的经济实力，没有那个可能一下把整个罗湖区都收拾起来，但大致划一个范围，先搞零点四平方公里是有这可能的……我们就先在这零点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努一把劲儿，让香港同胞澳门同胞，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中国人决心要改变自己命运，重写中华民族史的决心和能力。”
《命运》 二十七
那天晚上，宋梓南把周副市长找到自己办公室来谈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落实开发资金问题。
周副市长心里早有一本账：“零点四平方公里，初期投入至少也得四个亿啊。可是中央只答应给我们三千万启动资金。”
宋梓南狡黠地笑了笑：“咱们找找银行？”
周副市长：“银行的钱有那么好找吗？再说，就算银行答应给我们贷款，国家也早有规定，银行的贷款是不能用来搞基本建设的。”
宋梓南淡淡一笑：“国家哪条规定说是可以搞经济特区了？”
周副市长让他这么一反问，居然疙愣住了。觉得身为一把手的宋梓南这么说，有点“胡搅蛮缠”，但细一回味，这里又好像的确隐着一个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真理元素”。但这个“真理元素”究竟在哪里，他又感到茫然了。
两天后——那时，市委市政府机关已经从简易板房里搬到一幢很旧的五层楼楼房里去了。他们把周边地方的一些银行的行长都请到了深圳市（严格说起来，它仍然只是一个镇）来。
当市委市政府办公厅的干部把那些财神爷贵客们都迎进会议室里以后，周副市长向宋梓南报告道：“周边各县市的银行行长都到了。一会儿你能见他们一下吗？”
宋梓南立即点点头道：“见。一定见。财神爷嘛。你先跟他们谈。然后我再见。”
银行行长们心里都有个小九九。
“深圳要借钱，当然是可以的。但银行的钱，不管是谁来借，那都是要还的哦。”他们说。
“还。肯定还。这一点不用讨论。”周副市长应道。
“可你们还得了吗？你们现在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一家像样的工厂都没有。说得不好听，到时候你们万一还不上钱来，我们连个稍稍值点钱的抵押品都拿不到哦。”行长们都非常担心。
周副市长说：“有了你们的钱，我们就会有像样的马路，像样的工厂了嘛。有了像样的马路，像样的工厂，就会有像样的外商来投资办企业。有了像样的外商来投资办企业，我们就会有像样的税收。有了像样的税收，我们就会有钱来还你们的贷款。各位财神爷，你们现在手里真正掐着我们深圳特区的命脉。到底是要我们死，还是要我们活，全凭各位今天一句话了。这句话可是当年莎士比亚说的。”
一位行长笑道：“要依周市长这么说，深圳将来搞好搞不好，责任全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了？”
周副市长说道：“这个各位请放一百个心。将来深圳搞不起来，中央万一要追究各位见死不救的责任，我们肯定到中央去替各位去挨板子。我们一定告诉中央，虽然各位银行大佬当时没给一分钱，但他们爱特区的心还是热的，这一点我们绝对可以为他们担保……”
在座的各位银行家为周副市长这一番“咬人不留牙印”的高妙幽默的议论赞赏不已，也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一位行长：“你们打算从我们手里拆借多少头寸？”
周副市长：“不用多啦，多了，我们也不好意思。这么说吧，如果你们每家能借我们一个亿……”
好几位行长马上不约而同地一起叫了起来：“每家一个亿？”
一位行长站起来十分肯定地说道：“那……那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亿？我敬爱的周副市长，你干脆拿把刀来，把我们都杀了吧！”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还是在最后宋梓南出来“接见”他们的时候，都松了口，答应给一部分贷款。
送走这些银行行长，刚回到办公楼里，市府办公厅主任便匆匆走了过来。
办公厅主任报告道：“一个小时后，中山市市长、梅县市市长、鹰潭市市委书记、北京市经委主任、株洲市市长，乘坐特16次车到……”这也是宋梓南和常委们的一个策略安排：把全国一些省市的领导请来，请他们支持深圳的建设和工作。既然是省市的领导来，宋梓南理该去车站迎接。
连续在火车站和汽车站站立等候迎接各地的贵客二十多个小时，期间，宋梓南只有空匆匆泡了一包方便面吃。到凌晨时分，雨还在下着。站台上空空荡荡的，已经完全没有别的什么人了。只有宋梓南和市委市政府机关的那几个人还在站台上等候着下一趟列车。这时，宋梓南显得十分的疲倦，脸色苍白，灰暗。但他还是强打着精神，专注地看着那正缓缓进站来的列车。而中午时分，还有十九个省市的领导乘他们自己的专车到达深圳地界，得由宋梓南亲自去地界口迎接……
这时，宋梓南已经筋疲力尽，但还在支撑着。他觉得他必须支撑。一直到下午两点左右，小马终于抓住一个空隙，逼着宋梓南在办公室小睡一会儿。而且在办公室的门上贴着这样一个纸条：“请不要敲门，不要大声喧哗！！！”不管谁来找书记说多么重要的事，他都一律地挡着。因为，“下午从三点二十分到五点左右，还将有二十八个省市县的领导会乘他们自己的专车进入我们深圳地界……而这些客人都要由宋书记亲自到路口去迎接。晚上还有一个接风宴会，要由宋书记亲自主持。请大家都能谅解……”小马动情地向来找书记办事的同志解释道。
《命运》 二十八
晚上。由大会议室改装成的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当宋梓南宣布接风宴会开始时，贵客们有礼貌地鼓着掌。
换上了正装的宋梓南一绺灰白的头发使他高大的身材显得很有风度。
宋梓南端着酒杯说道：“今天来了一百二十八位兄弟省市县的领导，你们不远千里万里来到深圳……”由于过分疲劳，他的双腿有些颤抖，拿酒杯的手也在微微地战栗。好在他面前有一个讲台。这个讲台不仅让他有了一个可靠的依赖，也恰到好处地遮挡住了他身体的疲态。
站在侧幕条里的小马，非常紧张地注视着他，生怕他一时坚持不下来，会发生什么闪失。
宋梓南说道：“深圳需要全国的支持。”
他举起了酒杯。
贵宾们也举起了酒杯。
这时，“宴会厅”里的灯突然全灭了。“宴会厅”里顿时升起一片低微的诧异声。
宋梓南镇静地大声说道：“对不起，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又习惯性跳闸了。好在，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以便大家在更浪漫的气氛中，进行我们这个晚会。”他首先打着一个打火机，点着讲台上的一根蜡烛。
作为信号，由机关干部们充当的“服务员”，马上井然有序地按事先分配好的路径，走到各个桌子前点亮事先就放在那儿的一支支蜡烛。而另一些机关干部则在“宴会厅”的两侧，点着了各自手中的蜡烛，为宴会照亮。
宋梓南歉然地：“很不好意思，在各位领导到我们深圳的头一个宴会上，就无可奈何地给你们上了这样一道菜。这道特色菜的名字就叫‘三子’。哪三子？那就是：‘特区的牌子，小镇的底子，恳请全国的同胞乡亲们一起来替我们想想法子’。”
宴会厅里立即响起一片善意的笑声和赞赏的掌声。
在这片善意的笑声和赞赏的掌声中，疲劳过度的宋梓南终于支撑不住了，他眼前一黑，人剧烈地摇晃起来，手中的酒杯和腿弯处也都摇晃战栗起来，人慢慢地往下软瘫了下去。
小马赶紧冲了过去。但不等小马冲到宋梓南身旁，酒杯已经从他手中掉了下来。他整个人也瘫倒了，把讲台上的那支蜡烛带到了地上。整个宴会厅里顿时响起一片惊诧的低低的叫声：“啊……”
这时，周副市长和常副市长，还有其他几位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快速走上台去。他们和小马一起扶起宋梓南。宋梓南稍稍镇定了一下，对小马说：“换个酒杯。再给我倒杯酒来。”
小马犹豫了一下。他不忍心再“怂恿”书记坚持在主席台上。
周副市长立即去一旁取了一杯酒递给宋梓南。常副市长忙点着那根蜡烛。
宋梓南很不好意思地举起酒杯，对来宾们说：“对不起，这两天有一点累……接待八方贵宾，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也是一件非常需要体力的事……”
大厅里响起一片同情的掌声。他们都是领导，都感同身受过。
宋梓南指指站在自己身旁的那几位领导：“借此机会，我正好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的几位同仁……”
大厅里响起了一片会意的笑声。
“正如各位都看到的那样，万一我这个不中用的一把手出点什么事，我的这几位同仁是一定能够非常坚决地冲上来，把中央办好特区的命令贯彻到底的。”
大厅里再次响起一片善意的笑声和掌声。这一回的掌声却是特别的热烈。
宋梓南振作起最后一点精神：“来，我提议，为深圳的未来，为中国的未来，为同志们朋友们对深圳的支持和帮助，干杯！”
就在宋梓南举杯的那一瞬间，所有的灯光突然放亮了。
大厅里再度响起一片特别热烈的掌声。
在灿烂的灯光和热烈的掌声中，宋梓南却还在微微战栗着。举在他手中的那只红葡萄酒杯，也仍然在微微地抖动着。为了不让自己倒下去，他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把住讲台的一个边。
在切身感受到同仁们同志们这种强大的支撑后，宋梓南的脸上绽放出一种特别阳光的笑容。但他却在那里非常吃力地喘息着，喘息着……这喘息声，通过话筒传了出去，扩大了十倍，十几倍，几十倍，震撼着整个大厅里所有的宾客。刚才还十分喧闹的大厅顿时肃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怀着一分感动和理解，静静地听着宋梓南从他那胸膛深处发出的一下又一下十分粗重的喘息声……
《命运》 二十九
蛇口。天阴沉着。
大海在不远处缓缓地涌动着……涌动着……发出那一下下震撼人心的惊涛拍岸声。几辆大马力的推土机隆隆地推铲着岸上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段。不一会儿，一个工人气喘嘘嘘地跑来：“余董……余董……您快上那边去瞧瞧……又发现那样的尸首了……”
工程的一个负责人说：“这已经是在这个地段发现的第二十具尸体了。”
另一个负责人更正道：“第二十二具……”
在场的人都没接这话茬，都保持着一种异样的沉默。
余涛转身走到会议桌前，整理整齐，这才开始说话：“刚才我到工地上去看了一下，工程进度太慢。你们感觉到了吗？这样干下去，在合同规定的期间，我们根本无法完成这六百米码头的任务。工期起码得延长一倍到两倍！刚才在我们的作业区里，又推出两具偷渡者的尸体。这说明，现在还有人在往香港跑。我们有一些老百姓还是不相信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政府有能力把深圳河这边的家园搞富了搞好了！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拍着胸脯响当当地告诉他们，别往香港跑了，在深圳河这边，在大鹏湾这边，在我们蛇口、深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你们完完全全可以过到更好的日子？！”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秘书拿起电话，问清来电话的人的姓名以后，忙捂住电话的送话器，低声对余涛说道：“是从广州转来的电话，香港中环干诺道上那幢大楼的业主，他要求我们必须在今天下午两点前把购买他们那幢大楼的两千万定金的现金支票交到他们手里。”
一位领导意外地：“今天？今天是周末！”
余涛沉吟了一下：“走。带上现金支票，走！”
临走时，余涛对所有与会者说道：“怎么才能迅速提高工效，这个问题，请大家再好好琢磨一下。中央把蛇口这个地方划给我们，谁要再跟我出那种靠高音喇叭和彩旗飘扬来提高工效的馊点子，趁早打辞职报告！”余涛说完便大步走到办公室门口，突然又转过身来，对在场的所有的人说道：“还有件小事，我要再强调一下。以后见我进办公室，你们不必全都起立。愿意站起来招呼一下，表示对年长者的尊敬的，那也无妨；不愿意站，或者手头正在干着事的，完全可以不站。在生活上，你我是平等的。我不要求你们对我毕恭毕敬，点头哈腰。但是我交办的工作，在说明理由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你可以不接；如果接了，就必须限时限刻按质完成，这一点，不能含糊。”
说着他转身向着在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人的办公桌都给我整干净了。都要向我看齐。自己的办公桌都整不干净，搞得乱七八糟，怎么能让我相信他能管好价值亿万、又千头万绪的工业园的大事？这件事，我在大会小会上已经说过三遍了。我不喜欢说第四遍，也不准备说第四遍。”
《命运》 三十（1）
余涛等乘坐的小轿车行驶到香港泰和律师事务所门前停下来的时候，事务所门前已经停着一辆黑色的英国奥斯汀车了。让余涛等人感到不解的是，这辆奥斯汀车居然没有关闭发动机，司机也正襟危坐地在驾驶座上等待着。精于算计的香港人怎么会在停车等人时让发动机空转着呢？
余涛等人走进会客室时，他们所买那个楼盘的香港业主已经在里头等着了。而且不止他自己，还有两个助手模样的中年人。
那个业主一见余涛来了，赶紧上前跟余涛握手，迫不及待地问道：“现金支票带来了吗？”
余涛有点不高兴了：“先生，你也不能这样啊，一见面也不先问个好，就问现金支票，显见得你们香港人眼里除了钱就啥也没有了。”
那个业主忙不迭地：“抱歉啦。紧赶慢赶的，把头都赶大啦。”
余涛指着手表：“我们可是完全按你们的要求，两点前准时到达的。”
那个业主一个劲儿地点着头：“好啦好啦……”
余涛回头示意了一下自己身后的一个随从。那个随从打开手中的机要箱，从中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郑重地交给那个业主。业主在收条上签了字，立即转身就向楼下跑去。
这时，余涛真有点生气了：“你们这算是怎么回事，拿了钱就走啊？我们掏那么些钱买你们这幢楼，总还有一些后续的事要谈一谈吧？”
那个业主忙解释：“别误会。别误会。我肯定留下来跟你们谈，但现在要派他们（指那两个中年助手）赶到银行去办一笔很重要的业务，有几句话我得跟他们两个单独交代一下。马上就来。马上就来。”那两个中年员工收起支票，就快步向楼下跑去了。
大约到傍晚时分，香港招商局驻广州办事处办公室里的老式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从香港打过来的。打电话的是蛇口工业园区随余涛一起去香港办事的另一位领导：“我们和余董还在香港。你们马上给蛇口工业园区办公室传个话，说我们这就往回赶，让指挥部所有人员都别走，余董他有重要的话要跟大家说。”因为香港和深圳蛇口还不通电话，他只得把电话先打到广州，让广州方面的同志去转告。
“你得抓紧时间打，别等我们到了蛇口，你这个电话还没打通。电话要打得顺利，就让他们替我们留几份盒饭。”那个领导又叮嘱道，“余董特别关照，一定要把蛇口指挥部政策研究部的那几个教授都叫上。”
余涛这时正坐在那辆车里，闭目养神。
他的汽车也没有熄火，随时准备起动。
不一会儿，那个领导打完电话回到车里，长叹了一口气对余涛说：“总算打完了。这叫什么事嘛，每一回都得先把电话打到广州，再让广州传话给蛇口太耽误事了。你得跟市里的领导好好说叨说叨，赶紧想想办法吧。市里要没招解决这个问题，就让我们蛇口自己来解决！”
对这个“我们蛇口自己来解决”的提议，余涛没做任何反应。蛇口和深圳市的关系向来比较微妙。从行政隶属关系来说，蛇口自然属深圳市管辖。但是，作为中央改革开放的另一个试行区域，蛇口又具有它很大的独立性。为此，在中央的默许下，它和深圳同样享有某种“特殊政策”。有些事情，它是可以不经“直属领导”深圳市的批准就去做的。但到底哪些事情蛇口是可以“斩而不奏”，或“先斩后奏”，哪些事情是必须“奏然后才可斩”，省里和中央也不是划分得规定得十分明确，更多的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规定。
一路上还算顺利。余涛等人回到工业园区临时指挥部，那儿已经按余涛的指示，集合好所有该集合来的人了。
很快，余涛等人大步走了进来。几乎所有人都起立迎候了。
余涛问大伙：“你们都吃了没有？”
大伙异口同声地：“吃了。”
余涛笑道：“那行，饱汉听饿汉唠叨两句，天下暂时还不会大乱。那咱们就先说说。政策研究部的那几位教授来了吗？”
坐在一角的两三位年龄并不太大的学者向余涛扬了扬手。
余涛对他们招招手：“来来来，你们几位往前坐。你们坐在我瞧不见的地方，我心里不踏实。”
大家笑了。
那几位教授只得起身往前挪了挪。
余涛习惯性地随手把自己面前的墨水瓶、笔插、台历等小玩意儿摆放得更整齐一些，然后说道：“紧急召集你们开个会，要跟大家说一点今天去香港的感受。你们都知道，我们在香港买了个楼。今天下午去交定金，没想到，那个香港老板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起码可以说是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中午没动身前，我们一直很纳闷，今天是周末了，那位香港老板为什么跟催命鬼似的，非逼着我们一定要在下午两点前把两千万现金支票交到他手上。我们紧赶慢赶，提前五分钟赶到双方约定的那个律师事务所，他已经带着两个财务人员在那儿等着了。办完应办的手续，那个香港老板立刻就让他手下那两个财务人员拿上支票往楼下跑一分一秒都没敢耽搁。你们说他们去干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去银行存那两千万现金去了。因为明天是礼拜六，是他们的假期，银行关门，办不成事。后天是礼拜天，银行也关门。而今天是周末，按惯例，香港银行到下午三点就要停止营业。所以，如果不能赶在今天下午三点以前把这张现金支票存到银行去，就只能等到下周一去存了。这样，这个老板三天下来他就要损失将近三万块的利息。所以他根本就没这个心思来陪我们聊大天。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为了单位，为了国家，为我们这个蛇口工业园区，去斤斤计较这三天的利息，为这三天的利息去让自己做如此精密细致而又万分紧张的安排吗？并且还会为此让自己去放弃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谁说他一定会这么做的，请举手示意。但我提请各位注意，一定要说真话。”
《命运》 三十（2）
现场一片沉默。
过了一会儿，有两三个人举起了手。但一看大多数人都没举手，他们也赶紧把手缩回去了。
余涛点点头说道：“谢谢各位的诚实。能不能因为各位没有举手，就界定各位不爱这个国家，不爱我们这个正在新建的工业园区？当然不能。大家没有举手，是不是因为你们都不懂怎么计算银行的利息？当然也不是。因为在座不少同仁来自名牌大学经济系。几乎所有的同仁也都和银行打过交道。但在我们这儿，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就几乎看不到，或者说很少能看到这样一种动人的分秒必争、斤斤计较的景象呢？”
余涛又说道：“从这里，我想到我们工地上的工人兄弟。我们老在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多推几车土啊？为什么一天只推二十车三十车土啊？但如果把问题换一个角度来问，会得到什么结果？他们为什么要替你多推一车土？因为中国曾经出过一个叫雷锋的解放军叔叔，出过一个叫王铁人的工人老大哥，他就得天天学雷锋学王铁人，为你不计报酬地多推土？雷锋生活在全供给制的军队里，他衣食无忧，他办事可以不计报酬。王铁人的事迹产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历史时刻。在特定的一个历史瞬间，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特殊的人物闪现出一种特别耀眼的精神火花。但是，你怎么可以据此去要求亿万普通劳动者天天为你不计报酬地去多推土，天天去闪发那种高尚无比的精神火花，而这些工人农民兄弟家里都有需要他们扶养的妻儿老小……”
在场的一个中年人好像有点不同意余涛的这种说法。他说道：“我们并没有要求工人兄弟无偿劳动。他们的每天劳动，我们都付酬了。”
余涛说：“你是付酬了。但你付出的报酬量是固定的，对不？”
那个中年人不做声了。
余涛索性把身子转过来，正对着那个中年人，说道：“我觉得，这个问题恰恰要反过来问才对：如果多推一车土，我们不多给一份钱，这是否符合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为什么就不能给多推土多干活儿的人多付报酬？为什么不能让多干活儿的人比少干活儿的人活得更好一些？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养懒人？更何况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还比较穷，还没那么个本钱去养这些懒人。”
那个中年人不说话了。
现场的气氛有一点紧张起来。
会场上所有的人都直瞠瞠地看着余涛，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余涛却停顿了下来。他抬起头，眼睛看着天花板，沉吟了一下，自问自答道：“在蛇口，我们当然还要坚持学大庆学王铁人学雷锋。但是，除此以外，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提倡一点别的精神，喊一点别的口号？几十年来，我们就是没搞懂一个如此简单的真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们说呢？”
说完后，他很锐利地向在场所有的人扫了一眼。
但现场没有一个人回答他。全场保持着一种异常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余涛把那张小纸条递给那几个领导：“你们都看看，能不能在我们蛇口公开提出这样几句口号？”
一个领导接过纸条，看了一眼，见纸条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上帝。”他没吱声，又把纸条传给另外两个领导。
他们刚看完，余涛就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
那位领导看着那张纸条，说道：“虽然只是一个标语牌的事情，但立到大街上，别人就会误认为这是我们工业园区党委的指导思想了。”
余涛说道：“啥叫‘误认为’？它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啦！”
那位领导又犹豫了一下：“可是，上边还在提工业学大庆，提无私奉献、铁人精神……我们这儿只说金钱和效率什么的，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和中央不保持一致？我看，还等一等吧。应该找些专家来仔细推敲一下，再把它们公布出去。”
余涛愣了一下，只是看了看那位领导，再没说什么。
《命运》 三十一（1）
这时候，宋梓南正在市委市政府的那座旧楼里，听取关于深圳未来城市规划设想的汇报。小马悄悄走了进来，附在宋梓南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
宋梓南显然被小马报告的情况震惊住了。他暗示小马赶快离开会场，让如此重要的一次汇报会得以继续进行。散会后，他马上吩咐小马：“把几位副市长和副书记都请到我办公室去。”等周副市长等几位市委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到齐后，他又让小马把刚才从市公安局方面接到的报告内容，向他们重新说一遍。
“刚才接到市公安局的报告，在布吉镇郊外，发现有香港方面来的厂主非法租用当地渔民和菜农家的牛棚或仓库，私自生产玩具和服装……”小马照着电话记录的内容说道。
小马说：“更详细的，市局的同志还没怎么搞清楚。他们只是从人员非法越境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和工商、海关等其他方面会商，进一步查清这里到底还隐藏着一些什么不法行为。”
周副市长说：“我那儿也曾得到过这样两起报告，说是在南头和宝安比较偏僻的渔村里，都发现过类似的现象，香港厂主私自带着发电机和原材料，到这边租用一些空房，雇用我们的廉价劳力，进行手工生产。”
常副市长说：“如果这些现象属实，那么一定要严肃制止。雇工问题本身就是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又是在我们的地面上雇工，肯定都没有到工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任其发展，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况且还是非法越境。这里是不是还牵扯到其他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问题，我们一定不能疏忽大意了。”
宋梓南对周副市长说道：“你马上去过问一下这件事。先稳住他们，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再谈处置问题。”
当天晚上，市公安局就根据线人的报告，在布吉组织了一次突袭性的围捕行动。
几辆警车一起开启了警报器和车顶上的警灯，“哇哇”地鸣叫着，向那个小小的村子包抄而去，直扑一个处在村尾的孤零零的农家大院。在雪亮的车灯光照射下，院子里有两个本地人举着手，对警察大声叫喊着：“别开枪……别开枪……这里没有香港人……没有香港人……”
后院有一个破旧的大屋。门是个大铁皮门，被一个一斤重的大铁锁锁上了。
警察下令道：“打开锁！”
大锁被砸开。
大屋的铁皮门被踢开了。
几道雪亮的车灯光照射进黢黑一片的屋子里。
在仓库中央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是我们见过的。那男的就是那位“金先生”金德昌，那个女的就是“公关经理”杨小姐。再仔细一看，在仓库的后身，靠墙还站着七八个年轻的女孩。她们大约也就在十六七岁左右，只有一两个有三十来岁，可能是聘来做这些女孩的成衣师傅的。这时她们无一不在哆嗦着，相互紧紧依偎着，脸上显出极度的惊恐和不安。
第二天上午，宋梓南一上班，推门走进办公室时，在外间的秘书室里，已经有不少人拿着各种各样的文件草稿、请示报告、卷宗，在那儿等着他了。
宋梓南转过身对那些来找他批报告的同志说道：“对不起，今天上午我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要处理。”说着便进了里间。
市公安局的两个局长和两位副市长已经在里间等着了。等着他的还有组织指挥昨天晚上围捕行动的那个警官。还有工商和海关方面的负责同志。
宋梓南一坐下就问那两个公安局领导：“谁先谈？”
公安局###长示意那个直接指挥行动的警官：“你先向书记汇报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那个警官便把昨晚的行动过程简要地向宋梓南做了汇报。
宋梓南问：“再说说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
海关的一个同志说：“他们带进来的发电机和那些衣料，都没经过正式报关手续，纯属走私行为。无论从治安管理条例，还是从工商管理条例，他们都已经够上了惩处的条件。再加上那个送上门来的‘偷渡客’，正好抓个典型，一并处理，可以狠狠震慑一下这些吃里扒外老在香港深圳两地来回窜的投机分子。”
宋梓南问那两位公安局的领导：“你两位的意见呢？”
公安局###长：“我们听市委的。”
这时，小马拿着一摞报纸走了进来，把报纸放在宋梓南面前。
《命运》 三十一（2）
宋梓南翻看了一下报纸，对在座的同志说：“今天香港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我们昨天抓那两个港商的事情。有的还发了照片和评论。炒作得非常厉害。”
常副市长一惊：“是吗？”忙拿过报纸来看。其他几位领导也都围了上来看。
散会后，公安系统的几个同志急急地向他们的警车走去。昨天负责实施行动的那个警官压低了声音又对局长说道：“我怎么有这么一个感觉，咱们这位宋书记好像不太愿意处理这几个违法分子似的。”
###长只是说了句：“别瞎猜测。市委当然有市委的安排。”然后就不再做声了。那几位同志，知道这件事自有复杂和微妙处，也就不再议论了。
与会的那几个同志走后，宋梓南又召集市委常委研究如何处理这档子事。但在办公室外间仍有不少人还在等着宋梓南接见。小马一走进来，所有的人都围了上去。
小马忙说：“请大家安静，安静。我现在能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紧张繁忙，宋书记同样紧张繁忙。他现在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而他已经是六十二岁的人了，当书记，还当市长……”
说着他等这些同志都离开后，便急匆匆地赶到常委小会议室。这时，机关食堂的两个工作人员无聊地闲坐着，他们是给常委们送午饭来的。见到小马秘书，两位大师傅立即上前打听：“头儿们还吃不吃了？不吃的话，我们就提溜回去了。”
小马立即对他们做了个手势，让他俩先别急，继续坐下等着，自己则悄悄地进了会议室。
常委会还在进行中。宋梓南面前放着好几张香港彩印的报纸。一个常委抓起一把桌上的报纸，挥舞了一下：“我觉得我们市委和市政府的决策如果被这些右派报纸所左右，而丧失应有的原则立场，将后患无穷。”
周副市长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具体问题一定要具体对待，不能因为它们是右派报纸，就认定它们说的话、报道的观点全部都是错误的。”
常副市长说：“我也在沿海这一带工作了很多年，我对香港某些媒体的偏激也深有所感。但事实教育我，我们不能再沿用当年那种机械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把黑的就看成完全是黑的，白的就永远是白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在深圳就没有办法处理好我们所面临的如此复杂的发展问题。”
立即有好几个同志要求发言。会场上出现了一点“混乱”。
这时，小马悄悄地递了个纸条给宋梓南。宋梓南打开纸条。上面写着三个字：“吃饭吧？”宋梓南默默地看了大家一眼，嗒然一笑道：“吃饭吧，怎么样，咱们吃了饭再议？”
休会后，宋梓南快走到自己办公室门前了，小马追了上来，对宋梓南说：“投资建新竹宾馆的那个香港老板何振鸿先生，有急事，想见您。”
宋梓南迟疑了一下：“现在？原来日程安排上有这一项吗？”
小马说：“没有。何老板他刚打来电话要求见面。”
宋梓南皱了一下眉头：“不能总这样随便打乱日程安排……”
小马说：“他说他只要十分钟。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估计跟昨天晚上那档子事有什么关联。”一听说那位何先生的紧急求见跟昨晚那档子事有关，宋梓南心动了。直觉告诉他，昨晚那件事，不能简单地站在海关缉私或工商城管查无照经营、公安查非法入境的角度上来处理。他立即告诉小马，马上请何先生过来。就趁小马去通知何先生的那点时间里，宋梓南匆匆吃了几口饭，喝了两口茶，在沙发上稍稍闭了会儿眼睛，小马已经进来告诉他，何先生到了。
《命运》 三十二
市委市政府旧楼的一个小会客室里。
何振鸿神情不如以往见面时那样自如，显得有点诚惶诚恐：“很对不起，今天实在是有点唐突。是我那个表弟金德昌的事……”
宋梓南问：“你表弟？他也来深圳了？金德昌，这个名字好像听到过。”
何振鸿不好意思地：“昨天晚上他在你们布吉镇出了点事……”
宋梓南不无意外：“哦，我们公安局在布吉镇抓住的那个‘港商’就是你这位金表弟？”
何振鸿面有愧色地：“很不好意思啦。出那种事，他实在是没有恶意。”
宋梓南说：“你能详细跟我说说这件事的内情吗？”
何振鸿于是一五一十地把他表弟金德昌如何地想来深圳办厂，一时又苦于接不上这头的关系，恰好有个从大陆过去的人说是认识这边布吉镇村里的一家什么人，就稀里糊涂地这么过来了……然后又说了些别的。宋梓南忙看了看手表，说道：“何老板啊，你表弟有没有恶意，不是我说了算的，也不是你说了就算的。这样吧，这件事，市公安局在直接处理。你一个小时后有时间吗？”
何振鸿忙说：“有。当然有时间。”
宋梓南说：“一个小时后，你到市公安局直接去找一下###长。他最终会替你处理好这件事的。”
送走何振鸿，宋梓南忙赶到常委小会议室。不一会儿，周副市长和常副市长他们也都回来了。
宋梓南说：“来来来，我们继续开我们的常委扩大会。把上午没了断的那档子事，了断一下。我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作为一级党委组织，我们确实不能跟着香港舆论的指挥棒转。我们决策的准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怎么做有利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怎么做有利于深圳特区的建设，我们就怎么做。这几个小时来，大家虽然争论得非常激烈，但不管观点如何相左，有一点我想我们先要弄清楚的，那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也就是说，在我们深圳辖区里，突然间发生了不止一起香港商人携带生产工具和原材料，到我们这边来利用我们特别廉价的劳动力来进行成品加工的活动。我们这一级党委，这一级政府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的侵蚀，不法商人的投机，走私活动的新表现，还是某种……对我们这个新兴的特区来说，某种难得的发展机遇？”
周副市长说道：“我提供一个情况，香港的制造业，正在进行升级换代。一大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需要找到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便宜的厂房来保持他们的竞争力。”
常副市长说道：“另外，我要说一点，别说是三五年前，就说是一年半年前，我们能想象偷渡到香港去的人会带着香港商人回到咱们这儿来设点开厂子吗？我们能想象，香港人会带着他们的发电机和原材料上我们这儿来租房子生产他们的产品吗？他们的做法的确有点不规范，甚至在某些环节上，违反了我们原有的相关规定。但这个趋势这个走向我觉得是个好兆头，应该说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请各位想一想，只要把这些活动规范起来，这样的生意，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我们做不做。”
……
与会的常委们都已经走了，宋梓南和市局的###长回到宋梓南的办公室里。宋梓南对###长说道：“刚才常委们的发言你都听到了。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昨天晚上那档子事了？”
回到市局，何先生已经在那儿等着了。###长就和他直接去了市看守所。在会见室里他们见到了杨小姐。
杨小姐叫了声“何董事长”。
不一会儿，一位管教就带着金德昌走了过来。
管教把金德昌交给何振鸿时，对金德昌说道：“以后要多学习我们这边的法律知识。”
金德昌一连点着头说：“是。是。”
把何先生、金德昌和杨小姐等人送出市公安局看守所大门，###长上车走了。
内心一直处在高度紧张和畏惧中的杨小姐，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便情不自禁地向金德昌依偎了过去。
金德昌紧紧搂住她：“好了好了，过去了……过去了……”
何振鸿却有些不高兴：“行啦，二位，上车吧！”
在车上，何振鸿问金德昌：“那些公安让你们写了什么保证书没有？”
杨小姐答道：“写了。不写，能这么痛快地放了我们吗？”
不一会儿，杨小姐突然想起了什么：“那个林先生呢，就是介绍我们来深圳的那个林先生呢？”
何振鸿说道：“你们就别管他了。他是个偷渡客，落在大陆公安手里，就很难说了。”
杨小姐呆住了。
这时，司机告诉他们：“有车跟踪我们。”
三个人忙回头去看。果不其然，有一辆轿车一直不远不近地在他们的后头快速行驶着。观察了一会儿，金德昌忙对司机说：“我来。让我来甩掉他们。”何振鸿忙说：“我们又没做啥坏事，别心虚，让他跟。”
司机还是听了何先生的。公务车减速了。
但那辆车却并没马上减速，而是快速地行驶到他们车前十来米的地方，突然一下靠边停了下来。
这时从前面那辆“跟踪车”里下来一个人，快速向公务车走来，很有礼貎地敲了敲车门：“是何先生，金先生？”
何振鸿客气地折起身应道：“对。我是何振鸿。”
那个人说：“我是市委办公厅的。宋书记让我们来接你们。”
两辆车一前一后驰进了新园宾馆。市委办公厅的同志带着何振鸿等三人走进雅座间时，宋梓南和周副市长常副市长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宋梓南握着金德昌的手：“又见面了，金先生，咱们还是有缘啊。”
金德昌不好意思地：“惭愧惭愧。”
宋梓南笑道：“惭愧的是我们啊。我们深圳的电话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给各位带来许多不便。深圳百业待举，还望香港的朋友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啊……”
何振鸿忙说：“艰难玉成。都一样，都一样。”
宋梓南笑了笑说道：“还有一位朋友，你们大概一定是非常想见的。”说完，遍示意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
不一会儿，办公厅的一个同志，陪着那个“偷渡客”林先生走了进来。
何振鸿、金德昌和那位杨小姐都非常吃惊地站了起来。宋梓南主动上前拉住那位林先生的手笑道：“以后带香港朋友回内地来做生意，事先还是要跟有关部门打个招呼，这也方便他们在这儿找厂房雇用员工嘛……”
林先生愧疚地连连说道：“宋书记，我是个偷渡客……我当年是偷渡过去的……”
宋梓南说：“省委钟书记不赞成称你们为‘偷渡客’，建议称你们为‘外流人员’。有句老话，说的就是‘革命不分先后’嘛。特区建设需要大家来出力。你们说对不对？”
几个人连连点头称是。
《命运》 三十三（1）
宋梓南和所有没有带家属来深圳的市领导一样，都住在新园宾馆一幢小楼里。进了房间，宋梓南已然十分的疲倦，把公文包往沙发上一扔，又挣扎着摇通电话，让总机给他接广州的家。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总机通知他：“宋书记，广州2897来了。请说话。”
“刚回房间？”亭云问道。
“刚回房间。”宋梓南答道。
“前两天我托老陈给你捎过去的胃药，你还在坚持吃吗？”亭云又问。
“当然……当然……”宋梓南应付道。
“你当什么然呀？你是不是把它们当垃圾给扔了？”非常了解自己丈夫的顾亭云担心地问道。
“如果真发生了你说的这种不幸，那肇事者肯定不会是我。你要知道，他们宾馆每天都会派人来收拾我们的房间。”宋梓南笑道。跟亭云说了会儿话，精神上痛快多了，也不感到那么疲劳了。
“别跟我贫嘴。快找找。胃药要常吃，坚持吃才有效。我早就让你好好去检查一下。六十出头的人，这时候，最容易发生病变。”亭云继续“唠叨”道。
“行行行，我找……我这就去找……找到找不到，你都别吓唬我……”宋梓南仍然笑着应付道。这是他多年的经验：对付老婆的唠叨，唯一有效的对策就是“阳奉阴违”。这时，他一回头，却又看见那两本书了：《制度经济学》和《政治与市场》。他觉得十分诧异，忙对夫人说：“你等一下……等一下，过一会儿，我再给你打……出了点古怪的事……你等一下……”说着，赶紧放下电话，大声地叫来了小马。他问：“刚才有人上我这房间里来过吗？”
小马很肯定地答道：“没有。”
宋梓南又问：“你动过这两本书吗？”
小马说：“没有。”
宋梓南疑惑地说：“那就真出鬼了。”
小马忙问：“怎么了？”
宋梓南说：“前些日子，我好像跟你说过这么一档子事，有人莫名其妙地在我房间里放了这样两本书。既没署名，也没说明原因。我一直把它们撂在这茶几底下。今天，它们怎么又突然跑到桌子上来了？”
小马说：“您的意思是说，有人私自进了这房间，放下这两本书。昨天又偷偷进了房间，把这两本书从茶几下边拿到桌子上来了？”
宋梓南说：“应该是这样！”
小马有些紧张起来：“他还动过您房间里别的东西吗？快查一下。他不会那么简单，只是给您送书来的……”
小马这么一说，宋梓南也有一点紧张起来了。
这时，一列从内地驰来的客车缓缓驰进深圳站。不一会儿，冯宁和大批旅客一起，蜂拥般的走出出站口。出租车，三轮车，旅馆中介……各色人等纷纷上前招揽自己的生意。冯宁扛着一个旅行袋，一边走，一边好奇地兴奋地四下里打量着，慢慢跟着巨大的人流走出出站口。
第二天，周副市长陪宋梓南一起去视察市邮电局在建的一个大楼工程。
不一会儿，车就缓缓驰进了邮电局的大楼工地。邮电局王局长带着人赶紧迎了上去，把宋梓南等一行人迎进工地上的一个临时仓库。现在这个仓库就是王局长的办公室。正在建的这幢大楼，就是他们邮电局的新办公大楼。
“新邮电大楼明年初一定完工。到时候我们还要搞个比较隆重的剪彩仪式……”王局长兴奋地向宋梓南汇报道，“新竹宾馆落成，各位领导都去捧场了。我们自己的邮电大楼落成，你们一定也要来哦。”
周副市长忙笑道：“什么叫‘我们自己的邮电大楼’，好像人家港方独资的企业就不是‘我们’的了？你这个观念有问题啊。凡是建在我们深圳的企业，在感情上我们都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我们自己的’，都要特别爱护，细心照顾，都要一视同仁地为它们服务好，保证它们在这儿健康成长。”
宋梓南问：“现在我只想知道，你，王局长，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告别手摇电话时代？”
王局长说：“这件事我们一直在抓紧进行。但是……国外设备引进得并不顺利……主要是设备不配套和外汇额度问题……”
宋梓南又问：“如果我能搞到外汇额度，你最快多长时间能给我搞一套能用的程控设备来？”
王局长答道：“怎么也得三年。”
宋梓南有点急了：“三年？你觉得我们还能等三年吗？想想办法！”
《命运》 三十三（2）
王局长稍有点为难地：“前一段时间香港的英国大亚电报公司主动找我们，提出要和我们在深圳合资经营一家电话公司。他们负责提供全额的资金和相应的技术设备。他们非常看好深圳的发展前景，如果能让深圳和香港直接通上话，将来要使用这条电话线路的人肯定不会少，经济效益也肯定不会差。”
周副市长问：“省里的态度怎么样？”
王局长说：“没问题，主管副省长都表了态了，只要邮电部没问题，他们绝对不会拦着的。”
宋梓南问：“那还有什么问题？”
王局长说：“但有关部门还是有这样的顾虑，他们觉得邮电通讯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保密等方面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会让境外的人来插手自己国家的邮电通讯领域。”
宋梓南问：“在技术上，涉密和安全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王局长说：“办法嘛，还是有的。”
周副市长说：“好像国务院有这样一个文件，说，经济特区在航空、邮电、铁路交通等方面可以引进外资，进行合作经营。”
王局长说：“虽然国务院有文件规定，但是，这种事情，说到底在中国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谁也不知道在具体操作中会捅出什么娄子。毕竟谁头上都只有一顶乌纱帽……”
在回市委的路上，宋梓南对周副市长说道：“老周，你马上去一趟北京，直接去邮电部找找文部长。文部长过去在中南局干过，很熟悉我们广东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我们这些广东的同志。跟他，我们还是可以说得上话的。”
周副市长说：“如果要派人去找邮电部领导，我向你推荐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宋梓南又笑了笑道：“那，你先说说，你认为还有谁比你更合适？”
回到机关，宋梓南就把常副市长请到自己办公室里。常就是周提议的“人选”。但等常副市长来到宋梓南办公室，宋梓南却不在。
小马告诉常副市长：“宋书记刚出去……基建工程兵总部来了个首长，一定要见宋书记。您坐一会儿吧。”
许参谋长就住在新园宾馆。
“军委希望我们深圳接收多少转业的基建工程兵？”在会客室里稍事寒暄，宋梓南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大概说个数吧。”宋梓南要求道。
“至少两万。你们是副省级的大城市……”许副参谋长稍稍迟疑了一下，应道。
“您已经看过了嘛。它像个副省级大城市吗？我多次说过这话了，我们是特区的牌子，小镇的底子，镇上实实在在只有三万人哪。”宋梓南苦笑了一下。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的李司令员特别嘱咐，要我一定到深圳来见见您宋书记。他寄希望于深圳，相信它一定能消化我们这部分转业官兵。”许副参谋长非常诚恳地说道。
宋梓南沉吟了一会儿，问道：“你到我们省里去了吗？我们省里的态度怎么样？”
许副参谋长说：“坦率地说，也是两派意见。”他又从公文包里很郑重地取出一封信，交给宋梓南：“这是我们李司令员写给您的一封亲笔信。”
宋梓南忙折身双手接过信：“请参谋长回去一定替我转告李司令员，我们会十分认真对待这件事的。但得给我们一定的时间来考虑和筹划这样一件大事……毕竟是两万人，我们既要对这两万人负责，更要对中央负责。”
回到市委机关自己的办公室里，已是深夜时分。宋梓南一走进办公室，就赶紧招呼老常：“让你久等了。老常啊，想请你出马到北京找一趟邮电部领导。听说你当年在文部长手下干过。”
常副市长问：“找他谈什么项目？”
宋梓南说：“争取让他支持我们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深圳市内电话业务。”
常副市长沉吟了一下，问：“宋书记，有件事，不知道您清楚不清楚？”
宋梓南问道：“什么事？”
常副市长说道：“任书记刚到省里来接钟书记的班那会儿，我去找过他，到任书记那儿告过您的状……”
宋梓南默默一笑道：“我知道这事。任书记后来把我找到广州去谈过。你不就是为了开发罗湖那档事吗？你主张先搞皇岗，反对我们先搞罗湖……工作上有分歧，这很正常……”
常副市长问：“您还觉得我是到北京去替您办这事的合适人选吗？”
宋梓南笑了笑说道：“如果今天我在挑选一个为我宋梓南个人办事的人，你老常的确不是个最合适的人选。但今天你是为深圳去办事的，为我们这个经济特区去办事的。我觉得，你合适，很合适。还有什么顾虑吗？”
常副市长仍然充满疑虑地看着宋梓南。
宋梓南笑道：“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你现在还认为当初我坚持要先开发罗湖地区，是把钱往水里扔吗？”
常副市长坦诚地答道：“这不用再争论了。事实证明，先开发罗湖是正确的。”
宋梓南接着问道：“二、在当前情况下，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改善我们的电话通讯现状，是不是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了，这一点，而且是当前我们可以选择的唯一捷径？”
常副市长：“是。”
宋梓南哈哈一笑道：“那不就完了！”
宋梓南立即说道：“别的我就不再解释了。最后我只说一件事，上一回，你老常有一句话，把我说感动了。你说，你老常已经在这儿工作十多年了，亲身经历过多次边民外逃香港的惨痛事件。你太了解深圳宝安这一带的老百姓渴望过好日子的那种心情了。比起我们这些奉命到深圳宝安来工作的同志，你老常想改变深圳宝安目前这个落后现状的愿望更强烈。这话是你说的吧？”
常副市长怔怔地看着宋梓南，默不作声。
宋梓南说道：“只要有你这句话，我们之间就啥也别说了。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那就赶紧去北京，别再跟我说什么废话。”
《命运》 三十四
第二天上午，宋梓南就把许副参谋长到深圳来的事情，提交到了常委会上。他说：“今天下午，老常去北京出差，所以要赶在他走以前，对是否接收安置那两万名基建工程兵部队转业官兵的问题，做一个决定。各位还有什么要说吗？”常委一致同意接收这两万基建工程兵。几天后，将要整建制转业退伍到深圳来的那个基建工程兵师，就派出了一批干部来深圳实地“考察”接收安置的准备情况。这支小小的车队周副市长的带领下，向土丘上走去。
“根据规划，将来这儿是一条一百二十米宽的滨海大道……”周副市长向这些年龄都不算大的中高级军官介绍道。军官们都没应声，因为这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还完全是一片土丘、杂树和荒坡。
一个叫石长辛的团长犹豫了一下，问：“我们的营地在哪儿？”
周副市长指指身前一片荒地：“营地？就在这儿。”
另一个叫张万斤的军官问道：“我们的副食基地呢？”
周副市长哈哈一笑：“副食基地？”说着，在空中画了一个二百七十度的圆，说道：“这儿……这儿……这儿……你们想要哪儿都行！”
那几个军官放眼看去，周副市长所指之处，无一不是土丘、杂树和荒坡。
顷刻间，这几个军官的脸色都阴沉了下来。
回到师部的大院里，一进家门，石长辛的妻子莫然赶紧给他打了盆洗脸水，关切地问：“到深圳脱军装，你们的级别还动不动了？是降级使用，还是原职原级使用？这一点跟你们说清楚了吗？”
石长辛此时没有那个心情来回答妻子的追问，一边洗着脸，一边只是敷衍道：“今天哪来得及谈这些具体问题。”
莫然又问：“也没谈家属安置问题？”
石长辛淡淡地答道：“没有。”
莫然不高兴了：“那你们去干啥了？”
石长辛不做声了。
莫然又问：“听说那边情况很糟糕？”
石长辛说：“基建工程兵么，就跟铁道兵一样，不会有现成舒服的地方让我们去的。你当基建兵的老婆这么些年了，连这一点都不懂？”
莫然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听说师长副师长，包括政委，都不打算去深圳了，都替自己留了后路，做了其他安排。”
石长辛哼了一声：“别扯淡！师长是老病号，组织照顾，跟个人愿意不愿意去深圳没有任何关系。”
莫然不依不饶地又问：“那两位副师长呢？今天你们去深圳实地考察，你瞧两位副师长里头有谁去了，一个都没去吧？”
石长辛一愣，想想，真是的，两位副师长真的都没去。部队整建制转业退伍，两位副师长居然会不跟部队一起走，这种事情发生在地方，还有可能，要发生在部队上，几乎可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当时不仅石长辛不会朝那里猜想两位师首长为什么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去深圳实地“考察”，可以说其他的中高级军官也没有谁会想到那儿去的。
这时有人敲门。
莫然忙去开门。
不一会儿，莫然赶紧跑了回来，告诉石长辛：“李副师长来了。”
李副师长就是莫然说到的“两位副师长”中的一位。
李副师长笑着问：“怎么不说话啊？”
石长辛苦笑：“深圳那边情况不太好啊……”
李副师长又沉吟了一下：“有消息说，要把你提起来当副师长……”
石长辛马上道：“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提职不提职的事。但我倒是听说，你李副师长可能不想去深圳了……”本来以为对方会在自己的下级面前闪避一下这样敏感的提问，却没想到李师长一下就承认了：“确实有这么回事……我老家刚组建了个建筑公司，想让我回去当公司总经理。你愿意跟我回老家干吗？”
石长辛一时间没做声。
李副师长淡淡地一笑道：“当然，去当那个副师长，怎么说，也是提了一级嘛。但说句实话，就是提你一个副师长又能怎么样？我不就是一个副师长吗，脱了军装还剩下啥？一到深圳，这个团立马就要解散和撤销。晚走不如早走。还是慎重地为你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吧。”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石长辛接完电话，告诉李副师长：“政委让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李副师长说道：“很可能是你的任职命令下来了。是跟着部队一块儿去深圳当这个副师长，还是跟我回老家，一起去折腾一个咱们自己的大公司，你做决定吧。当然，你千万别跟政委说我上你这儿来过了。”说完，就走了。
《命运》 三十五
常副市长奉命去北京后的第四天，打回电话来兴奋地向宋梓南报告道：“老宋，这边就剩文部长最后一句话了。其他各方面都没问题了……一会儿我们就去见文部长。只要天不塌下来，估计今天下午事情就能形成个大模样了。”
但是，不管是宋梓南，还是老常，他们绝对想不到，就在这一天的下午，那个被他们认为绝对不可能塌下来的“天”，却真的塌了下来。当常副市长带着深圳邮电局和省有关方面的同志兴奋地等着文部长的最后接见时，他们得到的通知是：“今天下午，部长去国务院开会了。部里其他的司局长也都有别的安排了。原定下午的见面会，推迟了。什么时候再开，现在还说不好。请深圳的同志耐心在招待所等着。”
常副市长立刻敏感到，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官场常用的“托词”。部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使得部长和所有的司局长都不便出来跟他们见面。而且还不便向他们说明，他们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能请他们“耐心在招待所等着”。
常副市长等人板着脸走出邮电部大楼。老常点着一支烟，闷闷地说道：“这里一定有名堂。”沉吟了一下，他又对王局长说：“你去摸一下底。尽快搞清楚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越快越好。”
这时，一直在办公室等着北京回话的宋梓南也有一点着急了，不时地看看墙上的电钟，问小马：“常副市长那儿有电话来吗？都一下午了……应该有结果了啊。”
小马应道：“还没有。要不要打个电话过去问问？”
宋梓南摇了摇头。经验告诉他，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果真的发生了难题，又是他们处理不了的难题，第一线上的同志会主动打电话来请示的。催促绝对不是一个高明领导在这个时刻应该做的事。
先期回到招待所的常副市长却有一点沉不住气了。他看看手表，已经快到吃晚饭时间了，王局长却还没有回来。随同一起来北京的一个同志走过来放低了声音问常副市长：“我来等电话吧。您先去楼下食堂里吃点东西。”
常副市长摇了摇头。
这时，另一个同志冲进门来，大声报告道：“王局长回来了！”
只见王局长提着一大兜苹果走了进来。
常副市长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怎么样，搞清楚情况了吗？买什么水果嘛，瞎耽误工夫！部里到底出了啥问题了？”
王局长说道：“完全没有想到，情况突然间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而且完全是由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引起的。”
常副市长一愣：“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
王局长说道：“是的，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说起来，这真是老天爷在折磨我们深圳哪……其实，一直到昨天下班时，整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任何变故。吃了晚饭，部里这回具体负责我们这档事的那位赵局长出来在大院里蹓弯……正好碰上他们部里一位已经退休了的前任主管老领导。这位前任主管老领导听说部里已经松口允许我们深圳跟香港大亚电报局合作经营深圳长途电话业务，火冒三丈，说：‘我们好不容易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你们现在又把他们请了回来，你们还算不算共产党员？’最后居然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你们到底还要不要自己的党籍？！当时那个赵局长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反驳，立即向部长做了汇报。部长连夜亲自赶到那位老领导家听取意见，答应一定要严格把关，然后再做最后决定。今天上午，他们部党组就重新召开了紧急会议……因为还没有得出结论，下午就不宜出来约见我们。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常副市长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宋梓南。
一时间，宋梓南拿着电话，久久地没做声。在他身边站着的那些领导同志也都屏住了呼吸，在等待着最后的答复。
电话那头，常副市长突然听不到宋书记的声音，也有点奇怪，便问：“老宋，你听到我说的了吗？”
宋梓南道：“你们准备怎么办？”
常副市长犹豫了一下说道：“我们还想不出什么办法打破这个僵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带一点东西去看望一下那位前任老领导，直接跟他沟通一下……”
宋梓南一听，立即斩钉截铁地说道：“千万别这么干。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们搞这一套，会让那位老领导更加反感。除了这位老领导，其他领导的态度呢？”
常副市长说：“据说，邮电部党组的态度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国务院也没有什么新的精神。”
宋梓南略略松了一口气：“只要国务院和邮电部党组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变，事情就有希望。现在只有依靠邮电部党组去做工作。我们不要乱插手。等他们沟通好了，你们再去看望一下这位老领导，很诚恳地向他说明我们的真实意图，特别是要向这些老领导详细说明，我们在和英方合作过程中一定会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以切实保障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一点一定让老领导放心。”
这时，小马走了进来，悄悄把一张纸条递给了宋梓南。纸条上写着：“张老要见您。”
宋梓南抬起头问：“哪个张老？”
小马：“广州的张凡夫。”
宋梓南有些意外：“他到深圳了？怎么事先一点讯儿都没有。”
《命运》 三十六
张凡夫是抱病前来看望宋梓南的。
把疲惫不堪的张凡夫搀扶到床上躺下，护士立即把氧气瓶推了过来，准备给他吸氧。等其他人都走了，房间里只剩了宋梓南和张凡夫两人。张凡夫说：“咱们开门见山谈谈？”
宋梓南笑了笑道：“咱俩，当然开门见山。”
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听说，最近你们派人去北京找有关部门解决深圳的电话问题了？你们真想让香港方面插手我们深圳的电信建设和管理？”
宋梓南更正道：“是建设，但不是管理……”
张凡夫问：“你觉得这二者能分得开吗？如果分不开，威胁到国家安全，你知道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吗？”
宋梓南沉默了一会儿，直瞠瞠地看着张凡夫，问：“有人派你来教训我？他是谁？”
张凡夫说：“国务院一位正部级的离休老领导。”
宋梓南问：“他怎么会找上您的？”
张凡夫说：“他不光是我的一位老领导，也是你的一位老领导。你当年在江西吉昌市当副市长时，他就是你的一个老领导。”
宋梓南恍然大悟地：“哦，他就是邮电部那位离休的老领导啊？他对你说了些啥？”
张凡夫说：“老人家在电话里整整数落了一个多小时，归结起来也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那一拨人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没多久，你们这拨人又觍着脸，把帝国主义请了回来，让他们插手我们的邮电通讯事业。当年这些帝国主义者用飞机大炮没办到的事，我们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不许他们办，也没让他们办到的事，你宋梓南替他们办到了。他让我问问你，你还算不算一个共产党员，还要不要这个党籍，还想不想当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了？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市委书记！”
宋梓南沉默了一会儿：“如果我有别的办法，能更快更好改变深圳地区的落后面貌，我当然不会去做这种交易。可是我们不能再等了。老百姓不能再等了。大家要过好日子……中国要尽快地发展起来！”
张凡夫断然说道：“当年李鸿章和慈禧太后也是这么为自己辩护的……”
宋梓南一下抬起头，怔怔地看着张凡夫。几秒钟以后，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空下呆呆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了办公室里间的宋梓南“嘭”的一声，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一时间，四下里变得异常的寂静。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啷”一声脆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嘭嘭地剧跳起来。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而能肯定的是，在里间的宋书记肯定做了什么大的动作。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里间有反应，就用力推门走了进去。他看到的，真让他大吃了一惊。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道：“是宋书记吗？您好。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一定会给予你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内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在有两种方案供你们选择。一种是重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一种就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下，三年。部里帮着争取一下，可以提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再等了。”
赵局长略略一怔后，又稍稍迟疑了一下说道：“请你们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宋梓南斩钉截铁回答道：“不。我们不等了。”
说话间，鲜血又一次从那白色的绷带里渗透了出来。
《命运》 三十七
傍晚。南方某三等小火车站。
一列军用闷罐子列车，悄无声息地慢慢驰进站，停了下来。
这时，从进站口匆匆走来两个中年汉子。其中一位问那个值勤军官：“你们是基建工程兵×××师转业去深圳的部队吗？”
值勤军官警惕地打量了那两人一眼：“干什么？”
那个中年汉子闪烁地答道：“哦……没事没事。”说着，那两人便匆匆向某一节车厢走去。
这时，在作为临时指挥部的那节闷罐车厢里，在一块用床单布隔开的小空间里，石长辛正席地而睡。等了一会儿，一个参谋蹑手蹑脚走进那个用白布床单隔出的空间，蹲下身子，轻轻地叫醒石长辛。石长辛忙坐起，蒙蒙眬眬地问：“到……到……到哪儿了……”他的嗓子几乎全哑了，基本发不出声音。他用力咳了两下，又问：“到哪了？”声音听起来还是极其低沉和嘶哑。参谋忙递给他一大缸茶水。他仰起头，咕嘟咕嘟地一口气喝了下去，又清了清嗓子，声音这才稍稍有点好转，便站了起来，对那个参谋说：“营连干部都来了？走，开会去。”但那个值勤参谋告诉他，应该来开会的营连干部中，有两个人没到。这两个没到的人是二五三团四营副营长和九连连长。
石长辛：“他们两个呢？”
四营长应道：“地方上有两个包工头，跟我们的营副和九连连长是老乡，刚才找来了，想让营副和九连连长跟他们回老家去干哩。他俩可能都不想跟部队去深圳了。”
石长辛忿忿然：“半道上要当逃兵，啊？！”
不一会儿，石长辛让四营长把他那个营副和九连连长叫了来。
石长辛问那两个人：“包工头给你俩出了多大的价，你们就不想跟部队去深圳，想半路脱逃了？”
九连连长冷笑了一下：“如果这算半路脱逃，那我们也不是头一个。还有当师领导的都自己找了退路去找自家的安逸去了。你石副师长怎么不去教训教训他们？”
四营长吼：“九连长，你还有点样子吗？”
九连连长不做声了。
那个副营长却说道：“再说，我们已经不是军人了……”
四营长又要去训斥，却被石长辛拦住了。石长辛沉吟了一下，抬头对四营长说：“通知你们营，全体集合！”
四营全体人马很快拉到了那片荒地上。
石长辛清了清嗓子说：“你们的这位副营长说，我们已经不是军人了……”但他的嗓子非常嘶哑，再加上这突发性的事件一气一急一上火，这时基本都发不出声来了。在这旷野中，也无法让整个队伍都听得清楚。石长辛忙对站在一旁的四营长使了个眼色，让他为他“传声翻译”。
“你们的这位副营长说，我们已经不是军人了。他想甩掉你们，跟他老家的包工头去挣大钱。他还想煽动你们中的一些人，跟他一起走。但是……我们都在军旗下宣过誓。”说完这句话，嗓子里突发一阵刺疼，便忍不住地剧烈咳嗽起来。四营长忙停下，想劝阻他别再说下去了。石长辛对他摆了摆手，意思是让他赶紧“传声”。
趁四营长大声复述的时候，石长辛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自己的嘴。擦过后，低头一看，看到手帕上沾上了一丝鲜血。
四营长复述完最后那句话，也看到石长辛手帕上的那一点鲜红颜色了，暗自一惊，刚想再上前劝说他两句什么，石长辛赶紧把沾血的手帕塞进口袋里。然后又面对四营的队伍极其嘶哑地说道：“你们，现在可以做出选择，是跟着这位副营长回老家去挣现钱，还是随着大部队继续执行军委、总部的命令，转业到深圳去闯天下！”说完后，又一阵窒息般的咳呛猛烈袭来，使他都无法站直了说话，只能重新掏出手帕，弯下腰，捂住嘴，等这一阵咳呛过去。
所有的战士都怔怔地看着他。四营营长也怔怔地看着他。就连一直有点心惊胆战的那位副营长和九连连长，这时也转过头来怔怔地看着他。
那一阵猛烈的咳呛终于过去了。那块手帕上已经又沾上了一大块鲜血。
战士们离得远，天色又暗，虽然看不到手帕上的血迹，但从石长辛嘶哑的声音和连连咳呛到无法站立的模样，都意识到，这位新提拔起来的副师长一定是生病了，也一定是强撑着在给他们讲话的。于是都非常安静地，也都有些担心地注视着石长辛。
石长辛擦去嘴边最后一点血迹，全体战士说道：“现在，听我口令，不愿意随大部队继续前进的，请上前一步走！”
命令发出后，整个场面上鸦雀无声。过了一小会儿，没料想，副营长叫道：“回老家挣钱也是干社会主义，怕啥？！”说着带头向前跨了一步，然后九连连长也跟着跨了一步。紧接着有三四个战士犹犹豫豫地向前走了一步。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两个战士向前跨了一步。
然后，再没人向前跨步了。
石长辛又下了第二道命令：“上车。出发！”然后他转身向临时指挥部所在的那节车厢走去。决心继续随大部队走的那些战士也纷纷爬上闷罐子车厢。荒地上只剩下那几个不想去深圳的战士和副营长，还有那个九连连长。紧接着，有人把他们的行李从车厢里扔了下来。一个个闷罐子车的车厢门随即关了起来。
列车缓缓启动了。
这时，从树林的黑暗处，走出那两个包工头，从地上拣起那些战士的行李，替他们背着，招呼了一下那些战士，让他们跟他俩走。副营长和九连连长先跟着他俩走了。但是，等他们走出好长一段路去了，那些战士却仍然怔怔地看着远去的列车，一动不动地呆站着。
《命运》 三十八
晚上。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的奔驰轿车。
这时又有两辆高级轿车驰来。验明特殊通行证后，从车里走下来几位省里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来见当天从北京来深圳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
而也就是在这一刻，一个紧急电话从深圳打到了北京国务院招待所常副市长住的那个房间里，原来是小马传达宋梓南的意思，要让常副市长马上赶回深圳。
宋梓南也是想趁胡总书记到深圳的工夫，把和香港方面合作解决深圳电话通讯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得到小马的报告，常副市长已经从北京出发，两辆车一路疾驰，驰到迎宾馆附近时，就看到，在离迎宾馆几百米的地方，都布置着一些通宵值勤的便衣和交警。只见从路边的林阴下跑出一个人，跑到正缓行的这两辆车前，扬手叫停了它们。
这人是小马。
见两辆车停了下来，小马忙上前低声问：“是送常副市长的车吗？”
常副市长在车里高兴地向小马招了招手，答道：“是。是。”
小马忙把一张特殊通行证递给司机：“都等了你们两个多小时了。快进去吧。”小马一边说，一边也上了车。
这辆获得特殊通行许可的车缓缓通过了警戒线，直向迎宾馆里驶去。
常副市长问小马：“上午几点开始汇报？”
小马笑道：“几点开始？从昨天晚上一直谈到现在，就没休过会。宋书记几次提议，请总书记休息。总书记坚持要继续谈下去。现在，就留着通讯问题，等您回来汇报哩。”
车行驶到一号楼前，宋梓南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一个小时后，汇报结束了。
一回到办公室里，宋梓南几乎迫不及待地对市委办公厅秘书处的一个同志说道：“赶快把总书记刚才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赶紧拿去和中办的记录稿核对一下。”
周副市长兴奋地：“讲得太精彩了。再次强调了‘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这十六字方针。我看我们特区报应该好好写几篇文章，为这十六字方针造一点舆论，鼓吹一下这十六字方针。”
宋梓南问常副市长：“总书记在你汇报后特别针对中外合作和外资投入的问题说的那段话，你记下了吗？”
常副市长说：“那还用说？！基本上一字不落地记下了。开玩笑呢，折腾了这几个月，不就是为了等这几句话吗？”
宋梓南：“不要等正式记录稿了，赶紧把我们这几个人笔记本上记的核对一下，整出一份比较全面的记录，马上给留在北京的那几个同志传过去，让他们送到邮电部去。”
没等吃午饭时分，一份“比较全面的记录稿”已经传到了国务院招待所，传到了还留守在北京的王局长等同志手中。“‘关于你们（深圳）的电话问题，你建设，我管理，我们共同投资。这里不存在什么保密问题嘛’，‘我们的同志，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要学《水浒传》里那个心眼儿狭窄的王伦，你占山为王了，别人带枪带人马来投奔你，请你收编，你还不愿收编，最后惹出林冲火拼王伦的悲剧’……”
第二天上午，常副市长又匆匆赶回北京，当他把一份胡耀邦讲话的记录稿递给邮电部的一个领导时，邮电部的那位领导告诉他：“总书记的这个讲话记录，我们已经从中办得到了。”并说：“我们部党组昨天连夜传达学习了总书记的这个讲话精神。我们邮电部对于贯彻国务院二十七号文件和总书记这次的讲话精神，完全没有问题。前一段部内个别老同志说了一些气话，通过部领导去沟通，现在应该说也没什么问题了。但我们还要强调一点的是，香港的政治局面历来比较复杂。总书记在这次深圳讲话中也说到了，利用外资搞电话通讯，总的方针是‘你建设，我管理’。所以，深圳市邮电局和大亚电报局合营的那个深大电话有限公司，仍然要坚持由我方直接经营管理的原则。新的电话设备安装和管理，可以成立一个设备运行维护部。但这个设备运行维护部，也必须由我方直接管理，合营方不能进入机房。这一点，绝不能有任何妥协。”
消息传回到深圳，宋梓南对常副市长等人说：“现在大的问题解决了。邮电部的这个态度是客观的，也是必要的。在谈判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合营方不能进入机房的方针……”
《命运》 三十九（1）
谈判是在上海宾馆进行的。会议室里的大窗户上特地挂上了紫红色的金丝绒窗帘。在谈判桌的中央还陈放了一个青铜制作的仿古典式七头烛台。而代表们坐的椅子，也都是仿古式的高背硬木雕花椅。踩在那厚厚的剪绒织花地毯上，你会仿佛回到了遥远的狄更斯时代，英国一个古老的农庄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大亚电报局方的全权代表——一个英国人而特意准备的。这个瘦高的英国人，看起来是那么的温和，说起话来，特别善于运用他那好听的浑厚男中音，再加上那种从容不迫的语调，似乎只是在跟你谈论一个遥远下午发生过的一次美好的茶叙。但这一切，也许只是个“伪装”，也许是他们英国绅士风度的自然流露，但风度归风度，一接触到实质问题，这个英国老头显然就是个强硬派分子了。“不让我们进入机房，等于剥夺我方对设备进行维护和管理的责任和权利，这既不公平，也缺乏技术上的必要保障。我这样说，只是重申我们必须拥有的责权，也是为了让这套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现场有个姓林的翻译负责把这个英国老头说得非常好听的英语翻成中文，然后又把我方负责主谈的王局长的话翻成英语。
王局长说：“我已经把我方的意向说得非常清楚了。”
那个英国老头寸步不让地：“我想我也把我方的意向说得非常清楚了。”
王局长不想把局面搞僵了。他淡淡一笑道：“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先谈到这儿？让我们再认真考虑一下对方的立场。我们期待在下一次会谈中能找到弥合我们双方目前存在的这一点点分歧的途径。thankyou。”
回到市委市政府那幢旧楼里，常副市长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听他们谈判情况的汇报哩。听完当天的情况汇报，常副市长说：“不能让事情就卡在这儿啊。关起门来研究工作，有啥说啥嘛。这儿拿不定主意的，咱们还可以去请示宋书记嘛。”
王局长说道：“打了这几次交道，给我的感觉，这个英国佬并不像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所以，如果能让他了解到我们的为难之处，并且明白我们不是因为故意歧视他们才不让他们进入机房的，我想他们或许还是能做出适当的让步的。”
常副市长问：“那你有什么办法能去解开这个死结？”
王局长沉吟了一下，眼睛突然一亮：“有办法了！”
那天晚上，大亚公司的那个林翻译收到王局长的便条，约他到附近的一个咖啡馆去“聊聊”。
林翻译一进咖啡馆，便被服务人员引领到一个典雅的包间里。
王局长忙让座：“打扰您休息了。坐。请坐。想喝点什么？”
林翻译谨慎地：“不用客气。我只要来一杯不放糖的苦咖啡就行了。”林翻译年龄虽然不大，但他还不至于把王局长这个意外的安排仅仅当作谈判之余的主人好客的晚间余兴活动。
“晚上没别的安排吧？”王局长问。
“没有。没有。我本来想转转，看看咱们深圳的市容……深圳变化很大啦”林翻译小心地回答道。
“听口气，林先生过去好像来过深圳？”
林翻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岂止是来过……我就是出生在宝安这地方的。不瞒各位，鄙人是早年跟着父亲一起偷渡去香港的。就是你们说的‘偷渡客’啊。”
王局长体贴地说道：“事出有因嘛。哦，那你很不容易啊，到香港没多长时间，就能在这么大一家公司当上了翻译。你的英语……”
林翻译红红脸：“惭愧惭愧。我原先在这边就是在中学里教英语的。王局长今天请我喝咖啡，不会只是想听我这个偷渡客说说苦难发家史的吧？”
王局长立即应道：“当然。当然。是有一点不大不小的事要麻烦林先生。”
林翻译想了想说道：“局长先生请明言。只要在香港法律许可和我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能为咱们深圳特区做一点应该做的事，是我的荣幸。”
王局长说道：“我们当然不会为难林先生。我们只是想请林先生帮这样一个忙。从几次会谈的情况来看，贵公司的董事长不太了解大陆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政治上的了解。而有一些话在谈判桌上，我们又很难把一些国内的具体情况全都摆到桌面上去说。他作为一个英国商人，也很难理解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高度敏感和警戒心理。”
《命运》 三十九（2）
林翻译说道：“是怕我们会派人去安装什么窃听器，窃听你们的机要通话？”
“这个话当然不能由我们的嘴里说出来。”
“我们相信大亚的朋友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但如果允许非我方人员出入机房，在今后长期的合作岁月中，就很难保证其他势力方的人不会利用这个空子来做一些有损于我们双方利益的事情。”王局长的一个随从进一步解释道。
“局长先生想让我在私下里替你们向我方的董事长详细解释一下你们的为难之处？”林翻译果然是个明白人，他立即把对方的意图点透了。
王局长说：“有些话出自你的嘴，可能会变得比较贴切可信。向你交一个底，我们非常希望这次合作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一点也不向林先生隐瞒这个意向，无论是我们这个正建设中的深圳特区，还是急于求变中的中国，都十分需要敞开胸怀去面对外面的世界。我们相信，外面的那个世界也需要这样一个巨变中的中国。”
林翻译沉默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抬起头说道：“王局长，很抱歉，对我来说，您说的这些大道理，也许都显得太遥远太玄虚太……太深奥了。我……过去的一个偷渡客，现在一个香港籍的宝安人，中国，深圳，宝安，对于我来说，祖祖辈辈都只有一个含义，而且永远都只有这么一个含义，那就是‘家乡’。”说着，林翻译的眼圈突然红了起来，眼眶也随之湿润了，怔怔地看了看王局长后，再次把头深深地低垂了下去。
后来的两天，这位林先生好像有点故意回避王局长似的，总是一谈完，就跟着那个英国老头走了。但到了第三天，谈判突然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天下午，小马很兴奋地走进宋梓南的办公室，告诉宋梓南：“邮电局王局长来电话了，好像有什么好消息。”
宋梓南立即拿起桌上的电话，就听到王局长在电话里激动万分地报告道：“宋书记，达成协议了，我们和大亚电话局已经排除了最后一个障碍，并且已经草签了协议草案。”
宋梓南立即确认道：“对方同意今后不进入机房参与设备的维护和管理了？”
王局长说道：“同意了，虽然是勉强同意的。”
宋梓南立即吩咐王局长：“赶紧把这份协议草案电传北京，报邮电部审核。”
最后一道障碍消除了。几个月后，在宋梓南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别致的深港程控电话通话仪式。
仪式由市邮电局的王局长主持。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简单而又隆重的仪式，以庆祝深港两地之间开通数字程控电话。现在请宋书记拨通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先生办公室的电话。”
宋梓南把手伸向桌上那部电话机，许多记者立即把镜头对准了他。宋梓南毅然决然地拿起电话，对那些记者们说道：“我想，当我拨通这个电话的这一刻，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深圳、我们中国又向外面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迈出了整整一大步！”
这时，王局长把一张写有港英当局政务司司长办公室电话号码的纸条，悄悄放在宋梓南的面前。宋梓南向那张纸条略略地瞟了一眼，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拨号。
一个记者还悄悄拿出了一块秒表，计算从深圳拨通香港所需的时间。
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第三个数字……
那个记者手中的秒表在“嗒嗒嗒”地走动着，似乎化作了所有人的心跳声，在这间并不高大的房间里搏动着，撞击着所有人的心胸。
第四个数字……第五个数字……
电话机上的号盘突然不动了。宋梓南一边听着电话里传出的拨号音，一边本能地抬起头看着窗外那碧蓝的天空，等待对方回应。
记者手中那只秒表的秒针却还在“嗒嗒嗒”地走动着。突然，那拨号音中断了，宋梓南的眼睛里闪出一丝惊喜的光亮。电话里传出一个浑厚的男中音问候声：“hello……”宋梓南立即回答对方道：“hello,thisis深圳……”
周副市长和常副市长眼睛里也都闪出了极度喜悦的光彩。
记者们顿时欢呼起来。
那个手拿秒表的记者用力按了一下表的开关，看了一下秒表上的数字，大声叫喊起来：“十八秒。十八秒就接通了香港。十八秒啊！”
《命运》 四十
闷罐子车开进深圳站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八分。
站台上整齐地停放着几十辆来接运这些退伍转业官兵的重载军用卡车。
值勤军官首先下了车，吹响了哨子，大声传达命令：“到深圳了……全体下车……下车了……”
宿营地的清晨是宁静的。前边是丘陵，后边也是丘陵。左边右边还是一片起伏不止的丘陵。退伍兵们都住在帐篷里。
这时，两辆红旗轿车正缓缓地向这片帐篷所在地驰来。
在临时指挥部的一顶帐篷里，石长辛几近赤裸地睡在地铺上。一个哨兵慌张地冲进帐篷，叫了两声“石副师长”。
石长辛忙从被窝里跳起。
哨兵慌里慌张地向他报告：“深圳的市委领导来了。”
石长辛一听，所有的蒙眬都驱散了，慌忙穿起衣服来。等他穿着整齐，冲出帐篷，就见到师政委陪着几个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他忙向那几位“领导干部”中个头最大，最有领导气质的一位敬了个很标准的军礼，喊道：“报告宋书记，基建工程兵×××师副师长石长辛着装完毕，听候命令！”
师政委顿时笑了起来：“你这个石长辛！谁是宋书记？你瞎喊什么呀！”
宋梓南：“看来，当市委书记，还得是大个儿。当官也是大个儿占便宜啊。”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原来，那个个子最大的，外貌最像领导干部的却是周副市长。
宋梓南笑着对石长辛说道：“走吧，陪我们看看大家去。”
走过女兵们的大帐篷，宋梓南语重心长地对石长辛说：“有你们这支有生力量，我们心里就有底儿啦！”
石长辛忙说：“请市领导放心，基建工程兵能吃苦，能打硬仗，今后市委市政府指到哪里，我们一定会坚决打到哪里。”
宋梓南低下头，稍稍沉吟了一下却说：“长辛同志，我要纠正你一个说法。今后在深圳，不是市委市政府指到哪里，你们才打到哪里。深圳和国内任何地方不一样的是，市委市政府是不给任何企业派活儿的。活儿，要你们自己到市场上去争，去找。今后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首要的问题是，你们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去找市场……”
晚上，在临时指挥部的帐篷里，坐满了各团各营来的主官。帐篷外，风声一阵强似一阵。
上午，市领导走了后，市委书记兼市长宋梓南说的那一番话，让石长辛和政委琢磨了好长时间。石长辛心里有点紧张，上边不给派活儿，这一个师的队伍今后怎么带？找市场？市场是什么？它又在哪里？他觉得必须立即向团营连的主官们吹一下风，让他们也警惕起来，有个思想准备。
于是，一个通知下去，团营连三级干部都来了。恰如政委预料的那样，宋梓南说的这番话，在部队的这些基层干部中间引发了极强烈的不安和困惑。
四营长张万斤的嗓门最大：“不给我们派活儿，让我们自己去找活儿，那让我们上这儿来干啥？我们是部队！”
一个团长纠正道：“我们已经不是部队了。”
张万斤反驳说：“可我们是整建制转业来的。我们是执行中央军委和兵种总部的命令，也是应他们深圳市委和市政府的需要和邀请，才转业到这儿来的。住帐篷，钻荒草坡，缺吃少喝什么的都无所谓，但你总得给我们活儿干啊。啥条件都没有，还要我们自己去找活儿，这叫啥事儿嘛！”
石长辛担心这个张万斤说多了，会严重影响在场其他基层干部的情绪，便厉声呵斥道：“四营长，少发点牢骚，多说点建设性意见！”
散会以后，与会的基层干部都走了，帐篷里只剩了师政委和石长辛两个人。
过了一会儿，石长辛说道：“政委，我想去找找宋书记。”
“干吗？”
石长辛说：“四营长刚才那牢骚发得不是没道理，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不计较，但你总得给我们活儿干！等把领章帽徽一摘，再没活儿干，这两万个年轻人闲在那儿，就等于是两万只散放着的小老虎，两万根搁在火堆旁的雷管导火索和两万个炸药包，就有可能会出大问题啊。”
政委不做声。还是那个话，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一个即将要离开这个部队的人，说什么都不合适。
当时，虽然夜已深了，市里的一些领导却还在市委市政府机关那幢旧楼的小会议室里召开一个小型的紧急会议。
宋梓南从会议室里出来，一见石长辛就说道：“马上要来强台风了。市里正在部署抗台风的工作。你赶紧回去安排一下。”
石长辛说：“宋书记，关于让我们自己找活儿的问题……”
宋梓南立即打断石长辛的话：“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今天晚上首先是抗台风。这是一次十二级以上的强台风，不安置好，它会把你们所有的帐篷全都刮跑的。”
石长辛却说：“可是将来找不到活儿干，这两万个退伍兵就有可能成为两万个炸药包，酿成那样的后果要比一次十二级台风更可怕。”
宋梓南说：“长辛同志，我看你自己就是个不大不小的炸药包啊！”
石长辛不说话了，但还是固执地不肯走。
宋梓南有点喜欢上这个固执得“不讲理”却又一心扑在自己所带的队伍上的军转干部了。他缓和了口气对石长辛说道：“有一句话，你先不要向下传达，但你们这些当干部的心里一定得有数。深圳特区试行市场经济，这是中央给的任务。啥叫市场经济？说一千道一万那就是：生产经营上大大小小的问题，要靠市场去解决，而不是靠市长来解决。不再搞过去那一套：一切都由党和政府做的计划来包办。”
石长辛有点不理解地问：“那还要这个市委市政府干啥？”
宋梓南淡淡一笑道：“建立市场，规范市场啊！”
石长辛仍然没听明白，但宋梓南再没说什么，他很快就被其他市领导叫进会议室里去了。这一夜的狂风几乎刮跑了石长辛他那个师所有的帐篷。营区里一片狼藉。熟睡中的男兵们惊恐地跳起。女兵们的惊叫，被大风吹散，并被大风卷走……但所有这一切都不顶宋梓南最后说的那两句话让石长辛更“心寒”更不知所措。
那还要党和政府干什么呢？
建立市场，规范市场。
市场建立起来，又规范好了，中国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了？
不知道。
市场，你能代替党和政府吗？
石长辛迷惑着。
突然间一阵更大的狂风刮来，又有人惊叫了起来。
《命运》 四十一（1）
这段日子，何振鸿同样烦恼不已。原以为，千辛万苦，把新竹宾馆这个深圳第一家有港人参与投资的五星级宾馆建起来以后，自己能稍稍地松一口气，但万万没想到，更棘手的麻烦却接踵而至。
这两天，宾馆里正忙着为接待西门子公司总部的一批专家和国内著名的国画大师刘海粟先生而忙碌着。上午时分，他去客服部检查，却发现几个正受命布置多功能厅的服务员一边干着活儿，一边说笑着。有的还在嗑瓜子。当时，何振鸿很生气，但还是忍住气，问一个叫尤妮的女领班：“七点以前，能布置好吗？”那个女领班回答他：“七点以前，差不多吧。”
然后，他带着中方经理，立即去检查这些服务员对客房的整理情况。也让那个叫尤妮的领班跟着一起去。走进一个房间，房间根本没收拾。被子没叠，卫生间里也乱七八糟。窗帘半遮半掩的。烟缸里全是烟灰。连着走了四五个房间，都是这样。
何振鸿忍不住了：“还要我说什么？！”那个叫尤妮的女领班居然说道：“怎么了？这几个房间，客人都没退房啊。”
中方的陈经理也觉得她们有点不像样，便训斥道：“没退房就可以不打扫不整理房间了？”
尤妮说：“房间打扫过了。我觉得没必要替客人叠被子。客人是人，服务员也是人。凭什么要让我们服务员替他们叠被子？”
何振鸿说：“尤小姐，如果你不愿意执行我们宾馆制定的这些规定，你可以辞职。”
尤妮冷笑道：“何经理，请你先搞搞清楚，第一，我们不是什么‘小姐’，请你称我‘同志’；第二，这儿也不是你们香港，你让我走，我就得走？”
回到经理室，何振鸿觉得这件事必须有个了结，他对陈经理说：“这个姓尤的领班必须立即辞退。”让他意外的是，陈经理这时候却迟疑起来了。他对何振鸿说，这个领班是有来头的。
何振鸿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不管这个姓尤的领班有什么背景情况，她必须离开我这个宾馆。”
晚上，三辆高档轿车载着西门子的客人和刘大师如期而至。市里，由宋书记和周副市长亲自出面陪同。全体当班的服务员都列队夹道欢迎。
吃罢饭，兴致勃勃的刘海粟大师到多功能厅，在那儿预先准备好的一张大画案上画了一幅《鲲鹏展翅》图，并将自己的名章盖在画上。这时，宾馆的一个工作人员悄悄走来，附在陈经理的耳朵旁，低声说了句什么。陈经理立即匆匆地随那个工作人员一起走了出去。
他们的慌张表情显然引起了宋梓南的注意，但他没做声。
那个工作人员告诉陈经理，尤妮带着几个女服务员想找宋书记，给宾馆的港方经理“提两点意见”。
陈经理赶紧赶到那个小会议室里。
尤妮却：“我们知道宋书记和周副市长来了。”
陈经理说：“今天有贵宾，还有外宾。尤妮，你别太过分了。”
尤妮冷笑道：“我再过分，也不会随随便便让香港佬欺负我们女服务员！”
陈经理忍无可忍了，指着门外的方向：“好。你有种，你去见，你去闹呀！”
尤妮冷冷一笑，便照直向门外走去了。
这一下，陈经理愣在那里了。这个小会议室离领导和贵宾所在的多功能厅，只有十来米远。依尤妮这丫头的脾气，已经是不可能再拦得下她的了。即便要用硬办法去拦阻，短短十来米的距离，双方的叫嚣声，撕扯声，也会破坏了今天晚上必需的那种雍容和雅致的气氛。他终于忍不住了，拔腿追了上去，低声央告道：“尤妮，别这样……”
但尤妮根本不理睬他，继续向多功能厅走去。
陈经理只能快走一步，再一次挡在尤妮面前，不让她再往前走。尤妮站下了，她突然伸出手去，用力把陈经理拨拉到一旁，继续大步向多功能厅走去。
这时，她离多功能厅的门只有一两步的距离了。就在这时，多功能厅的门突然开了，马秘书走了出来。
小马低声呵斥道：“都给我站住！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想干啥呢？！”
她们知道他是市委书记的“贴身秘书”。尤妮和这一帮小丫头是见过他的。深圳市委最高领导身边的人发火了，一时间，她们被镇住了，被挡在了多功能厅那个磨花玻璃的大门外。
宋梓南和周副市长微笑着送走两位外宾，又恭恭敬敬地送刘海粟夫妇回宾馆的房间休息，便神情严厉地大步向多功能厅走去。
《命运》 四十一（2）
“还是我去吧，不就是那么点事嘛。”周副市长一边说，一边给小马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让小马把宋书记带离这儿。
周副市长走进多功能厅，严肃地环视一圈后问：“是谁要找宋书记？”
这时，尤妮等却也都不敢做声了。
周副市长转过身来正对着尤妮问道：“怎么回事，干吗都不吭气了？是不是又是你带的头，尤妮？”
尤妮不无尴尬地强笑道：“是我又怎么了？我就不能提意见了？我们来当服务员，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低三下四地伺候人！”
周副市长说：“为人民服务就不能伺候人了？伺候人，丢脸？你要找市领导，我就来了，我低三下四吗？”
尤妮：“为人民服务和伺候人不是一码事。”
周副市长：“我听说你们在这儿一个月能拿到二百元工资，比中央机关一个司局长拿得还多。你不想叠被子不想打扫卫生间，你上这儿来干啥？顾客掏钱上这儿来住店，他们是在养活我们大家。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我们女孩化一点妆，把自己打扮得整齐一点，漂亮一点，就有辱你们的人格了？说得再彻底一点，如果你们这些服务员整天耷拉个脸，把宾馆也弄得乱糟糟的，没客人愿意来住你们这个宾馆，你们每月这二百元工资上哪儿去拿？只要不违法、不缺德和不损害员工的人格人权，想什么样的办法去吸引顾客来住店，都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这就是市场！”
周副市长转身又去问另外那几个女孩：“宾馆的何老板，除了让你们穿整齐一点，化一点淡妆，微笑待客以外，还让你们做过什么有损你们人格的事没有？”
那几个女孩小声地答道：“到现在为止，那倒还没有。”
周副市长立即厉声斥责道：“那你们还闹什么闹？”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周副市长就接到了宋梓南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问昨天处理新竹宾馆那档事的情况。
周副市长笑道：“把那几个小丫头吓唬了一通，都没事了。”
宋梓南略略沉吟了一下，说道：“老周啊，你把事情看简单了。刚才那个何老板何振鸿向我提出要从深圳撤资……他觉得我们这边的人员素质太差，宾馆这样经营下去，别说将来还有没有那个力量和同行竞争，他自己都觉得没这个脸面再做下去了。”
周副市长说：“这个何老板，有啥问题咱们解决啥问题，还不至于到了一定要撤资的地步吧？不就是一个小丫头吗？”
宋梓南：“我觉得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才行。要非常重视这些投资方的感觉才行。他是真觉得在我们这儿干不下去了，是真要撤资。”
周副市长略显为难地看了看宋梓南，说：“前天我没跟你把话说得特别明白，这个尤妮小丫头，是我们周边一个地区地委副书记家的儿媳妇。这位副书记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希望我适当地照顾一下他家的这个孩子。她公爹所在的那个地区在电、水、煤、副食品供应和劳务输出等方面，对我们还是有很大支持的……我们不能断了自己的后路……”
宋梓南紧紧抓住周副市长的胳臂，非常坚定地说道：“我们必须向那些境外愿意来投资、但又疑虑重重的商人企业家表明这样一个决心，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人的儿媳闺女大小孙子，还是七大姑八大姨，只要他妨碍了我们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深圳市委市政府决不姑息，更不迁就。我们也向所有到深圳来工作和打工的人表明，深圳决不向任何人提供旱涝保收的铁饭碗。社会主义绝不养庸人和懒虫！”
周副市长说：“您放心，我一定处理好这档子事。”
宋梓南缓和了口气：“当然，我们还是要妥善安置好这个小丫头。辞退以后，如果她还愿意留在深圳，我们可以在其他适合她的岗位上重新安置她。这种人际关系，还是以不要搞僵了为好。俗话说，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啊。”
周副市长忙说：“您放心，这个我会处理的……”
《命运》 四十二
傍晚时分。蛇口工业园区的临时指挥部办公室里。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码头工地工程处按日常惯例向指挥部汇报当天工程的进度。接电话的秘书随手就把电话交给了每天汇总工程进度、编制当日“战报”的那个统计员。
“什么？”统计员大叫了一声，“你再说一遍。你说清楚了。今天人均推多少车土？说慢一点。多少车？五十八车？你没开玩笑吧？昨天你们人均还只有二十六车，今天怎么就五十八车了？是车变小了，还是土变轻了？”
码头工程处报战况的同志回答道：“谁跟你说是车变小了，土变轻了？今天的平均工效确确实实是五十八车。最多的推了九十四车。”
那个统计员用最快的速度抄收完战况，都来不及打印，拿着抄收下来的当日战况草稿，就向余涛的办公室冲去：“喜讯，特大喜讯……”
余涛的秘书忙冲他做了个手势，让他噤声。
只听余涛在里屋用很大的嗓门在说话，好像是在跟谁吵架似的：“这些情况我已经向你通报过不止一次了，我们希望得到这几个方面的审批权。这些都是为了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加速蛇口工业园区的建设。完全不是像有些人挑拨的那样，我们蛇口工业园区想要脱离深圳市委的领导，搞什么独立。市里的同志应该信任我们嘛……”
余涛这是在和宋梓南通话。如何处置好蛇口和深圳两个试点地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个相当微妙的问题。
“梓南同志，我们能不能见面谈一下？”余涛慎重地建议道。
得到宋梓南的同意，余涛便匆匆走出办公室，准备驱车到市里去见宋梓南。他一出门，那个统计员忙迎了上去，把刚抄收到的当日工程进度递了过去：“余董，今天的工程战报……”
余涛因为心里还在想着去市里怎么跟宋梓南沟通的事，就没把统计员递过来的战报太当一回事。那个统计员忙说：“余董……工地上出了大事了……”
余涛继续向外走去：“又是什么大事？”
统计员紧紧地跟着：“完全不可想象，今天工地上的平均工效一下提高两三倍……”
这句话打动了余涛，他立即从统计员手里拿过战报，扭头就向办公室走去。一回到办公室里，余涛就拨通了工地指挥部的电话：“你们今天报的平均工效数属实吗？”
接电话的是工地指挥：“属实，当然属实。给您余董谎报军情，我们还想不想在这儿干了？”
余涛觉得这件事里一定有什么名堂，他必须亲自到工地上去核实才行，便对那个工地指挥说：“你们都别离开那儿，在工程处办公室等着我。我马上到。”放下电话后，马上又吩咐秘书：“你给我要市委宋书记。”
秘书立刻拨通了市委书记办公室。
余涛接过电话，对宋梓南说：“梓南同志吗？我是余涛。对不起，工地上突然出了一点事情。今天晚上我去不了了。改个日子吧。”
余涛赶到码头工程处办公室，在场的人都一下站了起来。余涛问：“说说，怎么回事？”
几个工程处的领导互相看了一眼。一位主要领导说：“应该说，五天来，每天的情况都是如此……不只是今天才这样……前四天我们没敢报……”
余涛的眉毛又一拧：“没敢报，什么意思？”
工程处的另一位领导：“当时工效一下提高那么多，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派人去核实，甚至一个一个工人地去核对数字。都没错。我们想着再看一看，这样的高工效能不能持续出现。如果只是偶然一两次，那就算了……”
余涛忙问：“什么原因？”
几个领导再一次面面相觑，似乎有点不敢做声。
余涛着急地：“说啊，什么原因？”
余涛质疑地：“你们另外又雇用了一些民工？延长了工作时间？”
那个主要领导赶紧摇摇头：“没有没有。干活的还是那些个工人……现在工作时间不由我们来定。”
余涛不解地：“什么叫‘现在工作时间不由你们来定’？你们到底跟我在玩啥呢？快说！”
另一个领导：“上个星期，工地上有个小队长来找我们，说要跟我们商量个事。他说工人们都愿意加快工程进度，他们也有那个力气每人每天再多推几车土。但是这小队长说，不能让工人白白地多干活，按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也不应该让他们白干。再说，这也快过年了，工人们都想多挣几元钱，给家里办点年货，顺便也给孩子们挣一点下学期的学费。这个小队长建议，如果工人们在完成原先的定额以后，每多推一车土，就多给他们几分钱作为奖励，这件事就把掐把拿准能办成。”
余涛问：“你们答应了？”
那个主要领导蔫蔫地说：“如果您要批评我们违反政策，这件事主要责任在我。最后是我拍板的……”
其他的领导七嘴八舌一起上前来解释：“这件事是我们集体研究定的。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大家。”
余涛忙问：“每车土多给多少钱？四分钱？”
那个主要领导忙说：“不是每车土都多给四分，是超额以后，每多推一车，再多给四分钱。”
余涛不说话了，突然一下坐了下来，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余涛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笑着吼道：“你们这帮家伙，这么好一档事，生生瞒了我五天。快，给我详细说说，到底怎么折腾出这四分钱奖金的点子来的。”
在场所有的人这才松了一大口气，才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前后过程向余涛做了比较详细的汇报。说这个四分钱奖金的点子最早出自一个上这工地上来打工的小伙子。
余涛忙问：“这小伙子叫啥？”
那个主要领导回过头去问身边的那些干部：“小伙子是叫冯宁吧？”
那几个领导纷纷点着头：“对，就叫冯宁。没错。”
《命运》 四十三
消息传开，所引起的反应，却完全出乎余涛的意料。方方面面来了好几个调查组来调查这档子“四分钱奖金”的“案子”。
那天，所有的调查组都集合在工业园区临时指挥部的会议室里。余涛亲自在会议室门口迎接这些从上面来的调查大员。整个会议室里的气氛显得异常的紧张。那时候，毕竟全国上下都还在提倡“铁人精神”“无私奉献”。虽然许多地方已经在考虑“奖金”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奖金”到底怎么发，发多少，发放奖金会产生什么弊病，如何防止物质刺激带来的副作用等问题上，争论是空前的，也是极其激烈的。
这时候，工程处的一个领导正在工地的那两棵歪脖子大树后头，和冯宁谈着话哩。
冯宁说：“这一点，请你们放心，这个四分钱的馊点子是我出的。追查下来，该杀该剐，都由我去扛着。”
工地工程处的那个领导说：“好小子，别说傻话了。你扛着？擅自改变社会主义劳动付酬方式，只要有人存心要上咱们这儿来抓个反面典型，随随便便那么一上纲一上线，他们就能在这四分钱里搅出一场震动全国的腥风血雨来……”
冯宁说：“我不就是个小小打工仔吗，他们还能在我这粒芝麻里头榨出多少油？”
那个领导说：“存心上这儿来抓反面典型，当然不会是冲着你冯宁啊，到时候是冲着咱们蛇口工业区，冲着余董，冲着深圳特区，再往上就冲着邓小平胡耀邦和……”
冯宁：“可这个点子是我出的呀。”
那个领导反问：“当年包产到户这个点子是刘少奇出的吗？不是。可是最后打倒的是谁？还是刘少奇啊。这就是政治。小伙子，你不懂！”
冯宁愣住了。他的确不懂。
冯宁心里一紧：“您的意思是希望我赶紧消失？只要我这个出馊主意的人不见了，啥事也就没了？”
那个领导说：“那当然啦。你想啊，你不在了，那些调查组工作组还去追谁？这事也就会以不了了之而了之。”
冯宁想了想，定定地看了那个领导一眼，突然问道：“你们……你们不会……不会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杀我灭口吧？”
那个领导非常生气地揪住冯宁的耳朵用力拧了一下：“你小子说啥呢？！”
在工业区临时指挥部会议室里，最后一个调查组也来了。余涛拿起一份汇报提纲刚说：“各位领导，各级调查组工作组的同志们，欢迎你们来我们蛇口工业园区检查指导工作。关于这次四分钱奖励事件……”余涛的秘书走了进来，走到余涛身后，附耳悄悄对余涛说了句什么。余涛立即对在场的那位最高领导说：“对不起，要稍稍耽搁几分钟，有一点急事，我去去就来。”
找余涛的是工程处那个刚找冯宁谈话来着的领导。因为成功劝说冯宁“主动消失”，特地来告诉余涛一声。他觉得，如果知道冯宁已经“消失”了，余涛今天面对这些调查组，会从容和超脱许多。
余涛一愣：“安顿？你们怎么安顿人家来着？”
那个领导说：“让他赶紧离开我们工业园区。”
余涛一下瞪大了眼睛，斥责道：“糊涂！你马上把这个小青年给我找回来！如果有人真要收拾咱们，你藏起一个冯宁，就躲得过了？你们这样做，反而把事情搞复杂了。快去把这小伙子给我找回来！”
工程处的领导只得再次派人去寻找冯宁。但这一次，他们找遍了整个工地，也没有找到冯宁。
冯宁没有马上离开深圳。他没觉得自己出的这个“四分钱奖金”的点子，有多么的了不起，但也不想由此连累工业园区的领导。在深圳闲逛了两天，他决定还是先回东阳去过渡一下。他准备坐长途汽车走。这样要便宜一点，半道上还可到一个老战友那儿看一看。
冯宁带着他那简单的行李刚要走进售票大厅，却看到蛇口工业区工程处的两个工作人员从售票大厅里走了出来。他们真是来寻找冯宁的。冯宁赶紧向一旁躲去。工程处的那两个工作人员张望了一下，没发现冯宁，便不免有些怏怏地向出站口走去了。
冯宁走出停车场，但是忽然间，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跟着，但又不敢转过身去探查，只能加快脚步。但是无论他怎么加快脚步走，那身后的脚步声却总是不远不近地跟在他后头。他犹豫了一下，便走到不远处一个小杂货店前，站下了，装着要买一瓶矿泉水。让他吃惊的是，当他停下时，那脚步声居然也停下了。冯宁便攥紧了手中的矿泉水瓶，屏住一口气，突然转过身去。
放眼一看，冯宁呆住了。
一直跟在他身后的，竟然是一个挺清秀的女孩。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为什么要跟踪他？兴许是偶然同路的吧，自己多心了。在再次打量了那个女孩一眼后，冯宁转过身朝前走去。
没想到的是，这个女孩居然追了过来，红着脸，鼓起勇气问：“对不起……我……我……能跟你打听一个人吗？”
冯宁忙站住：“打听人？对不起，我在深圳不认识任何人。”
那个女孩忙说：“你……你……你是不是当过解放军？你们部队……有一回路过一个车站，有许多穷孩子向你们要饭吃……你是那一列火车上的解放军叔叔吗？”
冯宁刚想回答，看到工程处的那两个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这条小巷子的巷口，便忙对那女孩说：“对不起……没时间跟你说这些了……别跟着我……别跟着了……快走开……”说着便赶紧转身走去。但刚走了几步，就发现这条巷子竟然是个死巷子。而那个女孩又傻傻地不肯离开。
工程处的那两个人却越走越近了。
他四下里一看，忙走进近处的一个门洞，拼命地向那个女孩使眼色，让她走开。但那女孩却好像看不懂他的暗示似的，仍然呆呆地站在他身前。
工程处的人真的越走越近了。
他忙把那个女孩拉进了门洞。
女孩惊恐地挣扎。冯宁低声地：“别动。我没别的意思。有人在跟踪我。别动。”
工程处的那两个工作人员走过这门洞时，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因为有那个女孩挡着，他们就没能看到冯宁，只看到那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以为是在谈情说爱，便只是会意地笑了一笑，大步走了过去。
《命运》 四十四（1）
在方方面面的调查组云集深圳的第二天下午，蛇口就接到市里的一个通知，要他们立即停止实行那个“四分钱奖励制”。
余涛走进宋梓南办公室，宋梓南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宋梓南忙起身握着余涛的手，说了句实话：“稀客。少见啊。”
余涛不想笑，生硬地应了句：“甭管是稀客还是稠客，少见还是多见，反正我今天来就是要你宋书记一句话。”
余涛说道：“书记同志，昨天晚上，市里有关部门下了个通知，让我们立即停止在蛇口码头工程工地上试行新的奖罚措施，一切都回到老的轨道上去……”
宋梓南问：“现在工地上的情况怎么样？”
余涛哼了一声：“怎么样？完全跟预料的一样，今天上午工效直线往下降，估计到今天晚间，总的平均工效，将比前天下降百分之一百二十。到明后天，情况会更糟糕。”说到这里，他激动地一下站了起来，继续说道：“我算了一下，按照我们的新奖罚制度，工期能提前两个月，能为国家多创造价值一百三十万元。而多发的奖金数只不过是两万六千元。这样的生意都不想做？为了少发给工人一粒芝麻的奖金，宁可让国家损失十个一百个西瓜。这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人的毛病！书记大人，我说得不对吗？”
宋梓南沉稳地问：“工效变化有书面统计数字吗？”
余涛掏出一张表格递给宋梓南。
宋梓南仔细地看了看：“这还是今天上午的数字。”
余涛问：“想要今天全天的情况？方便。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宋梓南立即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余涛立即走到宋梓南的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然后对电话说：“我是余涛。码头工地今天的战况统计什么时间能出来？”
指挥部的那个统计在电话里答道：“最早也得五点才能出来。再早，就不能反映全天的情况了。”
余涛拿着电话犹豫了一下：“那好吧。如果我等不到五点就去了广州，你们把今天当日的工程进度战报送一份给市里的宋书记。直接送到他办公室，交到他本人手里。他本人不在，就交给他秘书。”
等余涛放下电话，宋梓南却对余涛说：“你就别去广州了。”
余涛斩钉截铁地：“不行。我不仅要去广州，还要去北京，中南海。”
宋梓南说：“你不就是要解决这四分钱的奖金问题吗？”
余涛说：“你这儿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就是你市里的有关部门叫停我这个奖励制度的。我已经了解过了，这件事的根子还不在你们市里，甚至都不在省里。反正我一级一级地找。实在不行，就去找总书记，再不行，就直接去找小平同志。”
宋梓南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个四分钱是个大事。但我觉得，现在就去闯中南海，好像还早了点。”
宋梓南拿起电话，按了一个按钮：“小马，让唐大记者上我这儿来一下。”
不一会儿，唐惠年便走了进来。宋梓南向唐惠年介绍道：“余涛。”唐惠年忙上前握手：“久仰久仰。我去蛇口采访过您。余董是大忙人，可能不记得了。”余涛一边追忆着，一边礼节性地握着唐惠年的手。宋梓南赶紧向余涛介绍：“这位是人民日报驻我省记者站的军事记者，赫赫有名的大记者唐惠年。”
余涛转过身来对宋梓南说道：“你是想请唐大记者捅一篇内参上去？”
宋梓南点点头道：“英雄所见略同！”
宋梓南、余涛和唐惠年共同策划的这份内参，很快就送到了中南海。那天晚上，谷牧副总理还在办公室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桌上那部很醒目的红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谷牧立即对那些与会的同志低声地说：“各位稍等一下，中央领导的电话。”他拿起电话。果然是耀邦同志打来的。他在电话中吩咐谷牧同志，看到有他批示的关于蛇口码头由于停止实行奖励制度而延误工程进度的内参后，立即过问一下此事。
到散会时，秘书已经把那份有总书记批示的内参取了回来。谷牧很快看完了那篇内参，又认真地读了总书记的批示，拿起红笔，又看了一遍，这才很快作了批示，并安排进出口管委会的江副主任去亲自去处理此事。他一再强调，处理的总的方针就是，既然在深圳蛇口实行特殊政策，那么，某些部门的某些规定在深圳蛇口就可以不实行。
《命运》 四十四（2）
这时，在蛇口工业园区临时指挥部的那个小会议室里，灯火还通明着。但会议室里并没有更多的人，空荡荡地只坐着冯宁自己。不一会儿，余涛在几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余涛走到冯宁面前坐了下来，问：“冯宁？退伍军人？”
冯宁：“是的……”
余涛：“你给我们工业区捅了个大娄子，还惊动了中央主要领导。”
冯宁惶惶地：“对不起……”
余涛哈哈大笑道：“别对不起呀。我要重奖你。”
冯宁一愣：“重奖，我经受不起。别赶我就行了……”
余涛：“啥意思？不相信我会重奖你？”
冯宁默不作声。
第二天，余涛把几个工作人员都找了来，问：“你们昨天找到这个小青年时，对他动粗了？”
一个工作人员说：“怎么可能嘛！当时我们瞅见他搂着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居民楼的门洞里亲热哩，都没敢打扰他俩。足足等了有十来分钟，等他俩完事了，走出门洞了，才上去叫住他的。”
这时，另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报告道：“冯宁这小子跑了！”
余涛一惊：“跑了？怎么又让他跑了？你们当时到底是怎么跟那个年轻人谈的？”
工程处的一个领导：“我们劝他暂时离开蛇口……”
余涛：“让他离开蛇口？为什么？”
工程处的那个领导说：“当时我们认为，那个‘四分钱’的点子是他出的。他走了，上头就没法追究下去了……”
余涛哭笑不得地：“他一个年轻打工仔，不管出什么样的点子，没有我们这些手握大权的人点头，批准，这个点子能在全工地推广实行吗？上面开始追究了，你们就把责任全都推到他一个年轻打工仔头上去了，怎么都那么聪明，那么会当官呢？”
工程处的领导都不做声了。
余涛非常生气地：“这事传出去了，外边的人会怎么看咱们蛇口，啊？谁还敢到咱蛇口来？就是来了，谁还愿意替咱们出新点子？出这么一点事就赶紧把责任往下面推，为了这顶乌纱帽，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忽略和伤害老百姓应该享有的权利。这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吗？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再发生在蛇口！”
工程处的一个领导慌忙应道：“我们马上派人去找他……”
但这时，冯宁已经上了巴士。他没有买到坐票，就站在车门附近。但因为无依无靠，他不敢真正睡过去，只能偶尔地打个盹。这时，在他旁边座位上坐着的一个年轻母亲随手把包食品的报纸扔在了地上。
瞌睡中的冯宁当然不会在意这张并不完整的旧报纸。但是不经意间，他忽然看到报纸上有这样一个大标题：“工程处总结改进劳动付酬方法，余涛董事长在大会上勇做自我批评。”
一下子，瞌睡醒了，他忙弯下腰去拣起这张报纸。在字里行间，他竟然多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冯宁”，并且还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工程处的同志现在急切地想找到这个叫冯宁的年轻人，还要表彰他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敢闯敢突破敢创新的改革精神。”
冯宁震惊了。他呆住了。他拿起报纸向司机走去。他想下车。
蛇口工业园区临时指挥部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那个自行失踪的冯宁居然又“自行”跑回来了。一直到冯宁掏出那张旧报纸，放在余涛面前，说明了，要不是报纸上的这个报道，他还真不敢再回来见董事长，甚至都不想再回蛇口。
余涛拿起那份报纸看了看，笑道：“看来，这报纸媒体什么的，还真管点用。”
冯宁不好意思地笑了。
余涛说：“小伙子，我说过，要重奖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当过兵？”
冯宁说：“五年。”
余涛说：“好。我们要建公安派出所。怎么样，去当警察吧？再给你一个蛇口的正式户口。还想要啥？”
冯宁却说：“谢谢余董。”
余涛问：“听口气，你好像不太满意我这点奖励？”
冯宁忙说：“不是……今天能见到余董，我特别高兴……我到蛇口来，有两大心愿：一是想感受一下咱们蛇口的改革气氛，再一个就是妄想着有朝一日能近距离见见您余董。”
“我又不是什么明星。”
“明星有什么好见的，不过都是一些水上浮萍而已……许多人都说，在蛇口、深圳，可以看到中国的明天。”
余涛说：“但现在还不能说在蛇口和深圳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明天。现在还不行。”
冯宁认真地问：“那还得多长时间？”
余涛淡淡一笑：“那很难说的。最起码也得三五年后，试试看吧。这的确很难说。”
余涛停顿了一会儿问：“不想去当警察，蛇口户口呢，要不要？蛇口户口也不要？”
冯宁沉吟了一下：“让我再想想。”
余涛打量了一下冯宁，很认真地说：“蛇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
冯宁惭愧地说：“可我没有文凭。”
余涛问：“你不会拒绝读书学习吧？”
冯宁忙说：“那怎么会？我也琢磨过要不要去考个大学。但后来我又觉得，当前对我来说，最最重要、最最紧迫的，还不是去搞一张文凭。”
余涛问：“你觉得对你来说，当前什么最重要最紧迫。”
冯宁犹豫了一下：“反正不是拿文凭……”
余涛笑着问道：“不想跟我说，跟我还留一手？”
冯宁忙说：“不是不是……”
余涛挥了一下手，说：“好吧，不说就不说吧。咱们谁也别勉强谁。归根到底，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的脚去走出来。”说着，在台历上写了个电话号码，然后撕下这页台历，交给冯宁：“以后有事，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我。这是我秘书的电话。”
冯宁拿起那个电话号码看了看。
这时秘书走了进来：“余董，今天工地上的战况报来了。”
余涛对冯宁说：“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便走了出去。
余涛一走进大办公室，就被那些工作人员包围上了。一个工作人员激动地对余涛说：“今天工地上全线飘红。人均日推土量从昨天的二十五车提高到今天的九十六车，提高四倍左右。最高的一个工人今天推了一百二十五车！”余涛立即从那个工作人员手里把那份战报“夺”了过来，马上走到电话机旁，给宋梓南拨了个电话，打完电话，回到办公室里，冯宁已经不在了。
余涛愣了一下，忙叫：“哎，人呢？”秘书忙应声跑过来问：“谁？”余涛问：“那个小伙子啊！”秘书说：“哦，他说他不打扰您了。走了。这是他留给您的字条。”
余涛忙拿起字条。
只见那字条上写道：“尊敬的余董，今天我见到了我一向以来所敬重的人，我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的。我会好好干下去的。谢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召见。冯宁敬上。于即日。”读完字条，余涛发现，冯宁并没有带走那张他特地写有他秘书电话号码的字条。是无意间的疏漏，还是故意显示清高？还是什么……
对这个毫无政治背景的年轻人居然表现得如此的“高傲”，余涛真有些不理解了。他拿起那张字条，将它揉成团，扔进了字纸篓里去了。
《命运》 四十五
这时，在常委会上正发生一场激烈争论。
宋梓南说：“规划中的一百公里市内道路和五十幢大楼必须限期完成。基础设施形不成一个相当的规模，生活环境达不到一个相当的水准，人家就不会上你深圳来投资。”
一个常委领导问：“但问题是，经费从哪儿来，一百公里的市内道路和五十幢大楼啊，中央能不能再给一点钱？”
宋梓南说：“现在就是需要我们去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来筹这个钱。我们找银行贷……”
那个市领导说：“这样做行吗？银行的钱只能用来办工业，是不允许搞基本建设的。”
周副市长答道：“中央制定这个规定的时候还没有特区，还没有改革开放。”
宋梓南说：“我们现在有两种做法，一是等着中央改变这个规定以后再来做我们该做的事。这种做法，对我们个人来说最保险。再一个就是抓紧时机，不等不靠来做我们该做的事。但这么做，有可能就会碰一些黄线。中央要我们尽快把深圳特区建设起来。为了这么一个国家有关部门都已经感觉到它不太合时宜的老规定，我们停顿下来，等待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就会失去一个发展经济的大好历史时机。而小平同志最近以来，一再跟全党强调，如果丢失当前这个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就要犯最大的错误。”
那个领导说：“但是，如果上头有人真的要跟我们较真起来，他们是可以按这个规定来追究我们的违纪责任的！”
宋梓南立刻沉下脸说道：“如果上头真的要追究起来，这个责任我来负。撤职查办杀头，统统由我来承担！张秘书，请把我这句话正式记录在案。”
常委会结束后，宋梓南把两位副市长请到自己办公室里来研究这个基建资金问题。
他对他们说：“光从银行拿贷款，恐怕还不够。”
常副市长说：“今天常委会结束后，房地产局的龙局长说他有个亲戚在香港做房地产。他们有个做法，不知道我们这儿能不能拿来试一试。卖楼花……”
“卖楼花？什么意思？”宋梓南问到。
常副市长：“我们这儿多年来的做法是总要等楼建成后，再开始卖楼，回收资金。但他们那儿一般都是出了图纸，开始打地基，就开始卖楼了。”
宋梓南大惑不解地：“那有人买吗？”
常副市长笑道：“只要地段好，性价比高，又有升值空间，就有人买。”
周副市长说：“还有个办法，可以回笼更多的资金。多年来，我们的地都是无偿提供给别人去建楼修路。那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公有的。但现在不是了。使用土地的可能是私人企业主，即便是国有单位，也都实行了经济核算，那凭什么要让他们无偿使用国家土地？”
宋梓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说得对啊。”
常副市长从自己手边的一个公文包里取出一摞纸条：“这些都是有各地各部委以至更高领导签了字的批条，请求咱们深圳无偿拨地给他们在深圳建楼建厂房的报告。今后这样的批条会越来越多。不拿出一个办法，深圳的土地很快就会被这样‘吃’完了。”
宋梓南想了想：“但是……宪法上说得非常清楚，国家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我们连宪法都不管不顾了”
周、常二位不做声了。
第二天一早，周副市长赶到宋梓南的办公室里。一推门，看到宋梓南桌子上放着一本宪法，就笑道：“嘿，研究起宪法来了？怎么样，找到什么破绽没有？有突破它的希望吗？”
宋梓南轻轻地叹了口气，笑道：“怎么可能嘛。这玩意儿是多少个专家琢磨了多长时间才编织起来的，固若金汤。但是……老周啊，我们什么风险都可承受，这个违宪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啊。”
周副市长也叹了声说道：“世界各国，可以说没有一个政府是傻到了像我们这样的，让那么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土地让人无偿使用。或者说糊涂混乱到我们这个程度，只凭行政长官的一个签字就可以让人把土地无偿地拿走去使用。”
宋梓南说：“是的是的，我昨晚想了整整一夜，把土地变成商品，让它进入市场，是当前杜绝这许多弊病的唯一途径。可是卖地，会把我们送到违宪的被告席上……”
周副市长忽然站了起来：“如果我们不说卖，只说租呢？我们收租金。”
宋梓南怔怔地想了想：“深圳市委市政府收地租，你觉得行吗？在中国谁才收地租？地主老财刘文彩恶霸地主黄世仁啊。”
一天早上，唐惠年正在自家的阳台上随着音乐做早操。
有人敲门。唐惠年拿起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过去打开房门。让他十分意外的是，门外站着的居然是市委书记宋梓南。唐惠年连声叫道：“哎呀呀呀，怎么会是您呢？快请进快请进！”
于是他又忙着去沏茶。
宋梓南说：“我昨晚一夜没睡着……”
“又想让我写什么内参？”唐惠年一边说，一边拿眼角的余光在自己家各个角落里四下溜睃。他总还是有点不甘心，总想为书记找出点能喝的东西来。
宋梓南摇摇头说：“写啥内参哦，就是想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
唐惠年仍然满腹疑虑地打量着宋梓南。
宋梓南长叹一声：“一夜未眠……惠年老弟，就是想来跟你这个中央党报的大记者随便聊聊啊……”
唐惠年谨慎地探问道：“有啥烦心事了？”
宋梓南长叹一声：“当书记的也不容易啊……许多话是没法跟身边人说的……许多话只能憋在心里……有啥烦心事？天天都有啊。说不完道不尽的烦心事啊。还不能随便跟人说……”
《命运》 四十六
广州。张凡夫家。张凡夫的儿子张弓忽然接到省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当然是找他爸张凡夫的。“我是他儿子。他上医院去取药了。有什么事能跟我说吗？”省委办公厅的同志虽然犹豫了一下，但可能还是在电话里简单地跟他说了点什么，张弓忙丢下手里的活，发动着摩托车，就拼命向医院跑去。
张弓一路狂奔，进了医院大厅，又上下一通乱找，好不容易才在那交费的队伍里找到老父亲。张凡夫虚虚地问：“你干啥呢？”张弓根本没答理父亲的责问，只是拉着父亲向门外走去。拉到大厅外，便问：“老爸，您到底是什么人？”
张凡夫直喘着，嗔责儿子：“你说啥呢？疯了？”
张弓激动地：“老爸，您好好跟我说说，您到底是什么人？您还要对我隐瞒自己的身份吗？您还有这个必要吗？”
张凡夫甩掉儿子抓他的那只手，直啐道：“张弓，你今天吃错什么药了？”
张弓却一下热泪盈眶地：“爸，爸，我全知道了……刚才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打来电话，他们把情况全告诉我了。宋梓南叔叔向他们提供了您的全部历史情况。现在他们已经查清，您十年前就是副部级干部。退休回广州时，正值‘文革’最乱的时候，您就没去省委办理申领高干待遇。为了躲开群众组织乱斗乱批高级干部的歪风，您对外一直声称自己只是个副县团级干部。您也没让我们知道您的真实身份。您一直就这么委屈着自己……老爸，您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张凡夫愣怔了一下，喃喃道：“你小子又在胡说个啥？”
张弓一把拉着父亲直往摩托车那儿跑，一边跑一边还说：“我胡说。我胡说。您自己去跟省委办公厅的同志解释。”
《命运》 四十七（1）
那天上午，宋梓南把“卖地”还是“租地”的问题，提交到市委常委会上去了。
宋梓南说：“是卖地，还是租地，各位有什么高见？”
沉默。
宋梓南看看周副市长。
周副市长在会前告诉宋梓南，昨天晚上他又想到了一种更平和一些的提法。宋梓南让他上了会，先把这个新想法说一说。他于是说道：“如果我们对外不提卖地和租地，怎么样？只提土地有偿使用。这样做，在实质上也不触及我们的根本###和公有制的社会根基。有偿使用，毕竟只是一个使用的问题，并没有改变土地的产权归宿和我们社会体制的性质。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还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嘛。”
在座的常委们还是没人表态。
做记录的秘书怔怔地坐着。
记录本上一片空白。
这是一次有记录以来，开得最沉闷，最紧张，会程也最短的一次常委会。创造了整个会议全过程居然没有一个常委发言，记录本保持空白的历史记录。
那天傍晚，宋梓南把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来。怎么才能让人相信，他们在深圳卖地或租地，是真正有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历史变革的呢？
宋梓南怔怔地坐着。
不一会儿，政研室主任便走了进来。
宋梓南道：“你们研究室的同志紧急行动起来，到马恩列斯毛的原著里，给我找一点理论依据，看看老祖宗们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是可以出租、拍卖或有偿使用的。给你们二十四小时，明天这个时候交卷。”
主任一愣：“二十四小时？您这是要我去大海捞针啊。只给二十四小时？”
宋梓南：“对，二十四小时。最晚也不能超过后天凌晨。”
到晚上，宋梓南又突然得到消息，那个老战友老领导老病号张凡夫到深圳已经两三天了，而且一直住在一个什么气象局还是水利局办的小招待所里，他便匆匆赶了过去。
“到深圳两三天了，才给我打招呼。你这是什么意思？”宋梓南真有点不高兴了。
“你们忙嘛……”张凡夫淡淡一笑道。
“再忙你也不能这样！谁让你住这儿的？”
“住这儿又怎么了？”
“你这不是反而在给我添乱嘛？走。快跟我走。”
宋梓南立即把张凡夫安排到当时深圳最好的宾馆（当然要除去迎宾馆）上海宾馆，给了他一个装潢精美又宽敞的大套间。
张凡夫在那个大套间里，左顾右盼了一会儿，挺不安地说道：“你瞧瞧，干吗非得住这么阔气？我知道现在能供你支配的人财物相当了得。这也是我不愿意一来就跟你打招呼的原因之一。”
宋梓南却说：“我可跟你说好了，下不为例。你以后再到深圳，不马上给我打招呼，我可就不乐意了。你在深圳好好转转，看看，多指导。说实在的，我非常希望你这样的老朋友老上级能多来，给我出出主意。现在有些人请他来，还不敢来，不愿意来，怕沾了我们资本主义的邪气……”
张凡夫说：“这两天，我上街转了转，也看了一些老朋友，明天他们还想带我去蛇口看看。”
宋梓南立即说道：“蛇口很值得看……”
张凡夫笑道：“那你小宋有啥让我看的？”
宋梓南说道：“我们正在筹建国内最高的一幢大楼……”
张凡夫问：“谁掏的钱？又是港资，还是日资，还是美资？”
宋梓南答道：“是合资。但我们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张凡夫突然站了起来，显得相当的激动，大声问道：“多年以后，在你们深圳还能不能找到一块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来让我们自豪地升起五星红旗？也许到那时候，你这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事先还得给这些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们打个请示报告，求得他们同意以后，才能在深圳的某个角落里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
宋梓南一开始还以为老张只是拿外间的这些流言来跟他开个“玩笑”而已，于是就说道：“你怎么也会跟着说这种话？”
张凡夫的神情一下变得十分的严肃起来：“我跟着说？我是有调查研究的。我问你，宋梓南，外头正在传你们准备卖地给香港的资本家，这是真是假？！”
宋梓南愣怔了一下，喃喃道：“不是卖，是有偿使用……”
张凡夫哈哈一笑：“‘有偿使用’，哈哈，说得真好听。前两天，华东一个大城市的一家党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你注意到了没有？”
《命运》 四十七（2）
宋梓南：“什么文章？”
张凡夫：“谈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宋梓南：“注意到了。”
张凡夫：“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吗？”
宋梓南不做声。
张凡夫：“据我了解，指导写作这篇文章的同志，还是我们党内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权威。而他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样一篇文章来，就是要警醒全党同志：发生在旧中国的耻辱，有可能在今天的中国重演！听说他还亲自到你们这儿来考察过，明确地对你这位市委书记讲过，深圳目前的状态，不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至多也只能被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有这么回事吗？”
宋梓南仍然不做声。他不愿意在这时候在这个地方和这样一个老同志发生激烈的争执。
这时，小马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在任何场合都显得相当温文尔雅的张凡夫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变得很不耐烦和急躁，马上责问小马：“你是谁？为什么不敲门？”
宋梓南忙解释：“哦，他是我的秘书……可能有什么急事……”一边说，一边推着小马往外走，走到套间门外的走廊里，宋梓南低声问：“有事吗？”
小马还没有从刚才被张凡夫那一啐中恢复过来：“没……没什么太大的事……我……我是想让您出来一下，也好让这位老首长冷静冷静。他怎么可以这么训斥您，像训自己的孩子似的。您好歹也是个在职的副省级领导……”
宋梓南忙“嘘”了一声，然后催问道：“快说，到底有啥事？”
小马说道：“余董打过一个电话来，说，他们恢复实行新奖罚制度后，当天的工效就翻了四番……”
宋梓南这时完全没有心思再跟小马议论蛇口的工效问题，只是应付似的说道：“那好……真该祝贺他们……”
小马接着说道：“余董还说，市里能不能在户口审批、边防证发放和物资进口和企业成立的审批等方面，把权限下放给蛇口自己去办。”
宋梓南马上打断了小马的话：“这些事咱们回头再说吧。你现在赶紧回去给余涛同志打个电话，告诉他，张凡夫同志明天一早就过他们那边去了。让他把游艇准备好。张凡夫同志的意思是，明天中午饭肯定在游艇上吃。张凡夫牙口不好，要为他多准备一些软食，就是青菜一类的东西也要煮得稍微烂和一点……”
小马说了声“知道了”，就转过身走去。
宋梓南忙叫住了他：“别慌着走。一会儿打电话时，千万别带进刚才对张凡夫同志的那种情绪。张凡夫这样的老同志对革命有过大贡献，我们一定要把他对我们的批评看作是对深圳的爱护，千万不能随便扩散对老人家的任何偏见。”
张凡夫一上游艇，他就钻进了客舱里，说什么也不愿意到甲板上去好好看看蛇口的海，蛇口的码头建设，也不跟任何人说话。
余涛小心翼翼地：“张老，我们陪您上舱外看看吧，那儿空气更好，视野也更宽阔。”
张凡夫端坐不动，突然问道：“小宋今天为什么不来？”
余涛说：“他今天可能有个外事活动。”
张凡夫马上就说道：“那，不看了，回去。”
余涛说：“明后年我们的码头就可停泊两万五千吨的货轮。从香港铺设过来的海底电缆也将在明年送电。我们还准备和英国老牌的壳牌公司合作搞一个大型的石油产品储存中转基地，和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联合开辟国内第一条去北美的集装箱运输航线……”
张凡夫极其不耐烦地挥着手，像是在驱赶一只苍蝇似的说道：“回去！少跟我提这些美国、英国佬！被他们瞧得上，你们觉得很光荣，对不？离了他们，中国就活不了了，对不？”
到晚上，张凡夫把宋梓南叫到宾馆的房间里。这时，他的情绪已经和缓多了。他让宋梓南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沙发上，和颜悦色地说：“梓南，我明天就回广州了。然后，还要去一次北京，到解放军总部的三零一医院做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
宋梓南忙说：“需要我这儿派人陪您去吗？或者，您就在深圳多住些日子，好好地休养休养。”
张凡夫又一次轻轻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我的难受不是生理上的。我是……”他指指太阳穴，“这儿难受……梓南，你能听我好好地说一说吗？”
宋梓南忙挪了一下身子，说道：“您说。”
《命运》 四十七（3）
张凡夫停顿了一下说道：“梓南啊，这次有一些老战友知道我要到深圳来，特地到我家来，有的让我带话给你，有的希望我再跟你好好谈一次。他们知道，建这么个特区不是你宋梓南的主意。从大的方向和今后的前程来说，你宋梓南个人也是无法左右得了这个局势的。但现在你在这儿主持工作，你毕竟还是能起相当的作用的。他们让你不要忘了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那些同志、战友，那些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没能活到今天、用他们年轻的生命为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铺平了掌权生涯的同志战友……”
宋梓南的神情这时也庄重和肃穆起来，但又略略地渗透了一些无奈和沮丧。
张凡夫接着说道：“有个情况我一直不便于告诉你。当年发展你入党时，支部里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是不太同意的，认为你太有棱角，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总是过于强调个人的理由，比较不注意团结其他同志。如果你不健忘，当时的支部书记就是我，我力主要发展你。当然，这些年来，你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进步很快，这都证明，我当年没有看错人。但是我希望你继续用行动证明我没有看错人，也向所有这些老战友老同志们证明，你当年在党旗下宣誓时所拥有的那一种理想和信念是坚定的，是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
宋梓南怔怔地看着张凡夫。应该说，他没料到张凡夫会向他传递这样一番“希望”和“期待”，一时间，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这一夜，宋梓南又失眠了，随手拿起一本书，看看是那本《政治与市场》，翻了两页，又心烦意乱地扔下了。
耳边再一次响起张凡夫的声音：“这些年来，你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进步很快，这都证明，我当年没有看错人……”
宋梓南站了起来，向外走去，刚走出他住的那幢楼，就看见警卫这个院子的一个战士陪同一个老人向这边走来，走到跟前一看，那老人居然是张凡夫。
警卫战士向他敬了礼：“宋书记，有个老同志坚持要来看您，但又没带任何证件。我们跟马秘书联系了一下，他同意让这位老同志进来。”
正说着，小马跑了出来。
小马说道：“要给你们找个说话的地方吗？沏壶茶，还是煮一壶咖啡？”
宋梓南挥了挥手：“好了好了，你们该干吗干吗去吧。别管我们了。”
小马和警卫战士各回各的地方去了。
院子里只剩下宋、张两位“老人”。
宋梓南说道：“我正想去找你。”
张凡夫说：“是吗？为什么？”
宋梓南说：“你这么晚了还来干啥？白天还没批评够？”
张凡夫说：“你这话里好像挺有情绪的啊？”
宋梓南说：“老张，你和那些老战友真的觉得我在这儿就是在复辟资本主义？我们都在党教育下工作了这么多年，谁不想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现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面对深圳河那边的香港，面对海峡那边的台湾，面对所有我们必须面对的当今这个世界，我们用什么来告诉他们，我们这个制度，我们这个理想，我们这个信念是最能给人民带来富足和幸福的？用什么？空洞的口号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不是说我们深圳的工作没有缺陷，只是想说，中央决定建立特区，大家心里都很忐忑，但深圳的同志和大家一样，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党交的任务完成好，让老百姓真正能过上好日子。我的张凡夫同志，我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地回答我。”
张凡夫说：“请问。”
宋梓南说：“今天晚上，你跟我说的那话，完全是你自己想说的呢，还是别人让你带话来的？”
张凡夫说：“我一开始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是我自己的意思。完全是我要说的。”
宋梓南不做声了。
张凡夫问：“怎么了？”
宋梓南说：“张凡夫同志，你不应该这么做。”
张凡夫一怔。
宋梓南说：“你不觉得，今天你说的这些意见，真正涉及我深圳具体工作的几乎没有……”
张凡夫：“那又怎么样？”
宋梓南：“你的批评矛头主要针对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这个改革开放总方针……”
张凡夫：“你这个纲上得够高的了。”
宋梓南：“难道你觉得我说过火了？”
张凡夫不做声。
宋梓南：“我不是说，对改革开放这个方针，不可以讨论，不可以批评，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们可以对党的决定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不能背着党在外头散布和从事和中央决定不一致的言行。”
张凡夫质疑地：“我怎么在从事和中央决定不一致的言行？”
宋梓南说：“你要我用行动证明，你当年没有看错人，证明我当年所拥有的理想和信念是坚定的，是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你还说，建这么个特区不是我宋梓南的主意。但现在我在这儿主持工作，我毕竟还是能起相当的作用的。你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要我利用深圳一把手的权位，在工作中尽可能地改变中央决定的这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回到我们过去习惯了的老路上去，也就是你所谓的‘当年的理想和信念和正确道路’。”
张凡夫说：“我们的愿望只是希望你办好这个特区……我们对于中央决定改革开放，还是拥护的，我们希望中国真正强大。你怀疑我们这些老同志的这个动机？”
宋梓南说：“对这一点，我当然不怀疑。但对于一个高级干部，在当前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型时期，仅仅有这样一点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上和党，和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要和党共渡难关。”
张凡夫不做声了。
宋梓南说：“如果我说错了，请你批评我。”
张凡夫苦笑着慢慢地摇了摇头。
这时，小马匆匆走了过来。
张凡夫马上说道：“好啦，你的秘书来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好话，赖话，你我都好好地再想一想吧。我走了。”说着就转过身向大门外走去了。
小马要去送。
张凡夫立即转过身来，做了个很坚决的手势：“你们别管我。我想一个人走一走。”
小马只得站下了。
张凡夫踽踽地走出了大门。
小马悄悄地：“张老没事吧？”
宋梓南目送着张凡夫，轻轻地摇了摇头，却反问小马：“你有事吗？”
小马说道：“团市委的方书记来了……”
《命运》 四十八
团市委的这位负责同志是来汇报深圳第一届团代会的筹备工作的。
“团代会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但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蛇口有个很有名的高士达玩具厂，他们厂里有个女工被选上了团代表。但是厂的老板不让她参加团代会。厂里说要加班。”方书记汇报道。
“团代会的日程安排不是已经把主要活动都安排到晚上举行了吗？”宋梓南问道。
“高士达的老板说，他们最近为了赶订单，晚上都在加班。不管是谁，不加班，他们就要开除谁，不管他是什么人。”
“那个女工的态度呢？”
“她很坚决，即使被开除，也要参加市里的团代会。”
“你们的态度呢？”
“当然不能让她被开除。但也有的同志觉得，高士达是最早到蛇口投资的一家企业，规模也是最大的，他的员工总数要占蛇口现有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强。考虑到这些，再参照上一回市里处理新竹宾馆的中方经理和尤妮的做法，我们还是应该做一点必要的让步……”
“怎么让步？”
“这些同志认为，可以另选一位团代表……从他们厂不用加班的那些工段里选一个，或者把这个名额给其他厂……”
“荒唐！上一回发生在新竹宾馆的事，是我们的员工不适应科学管理规定，而伤害了企业利益。这一回是老板侵犯了员工的合法权益。这两次的情况能相提并论吗？再说，谁能当团代表，谁不能当团代表，不应该由你我说了算。除非那些共青团员要求罢免她，除非她自己要求辞去团代表，其他的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力剥夺她的这种政治权益。我们的劳工法保障员工合法的政治权益。这件事不能让步。深圳不应该只是投资者的天堂，也必须是劳动者的天堂。”
“那……那您能不能出面给高士达的老板打个电话，直接跟他沟通一下？”
“蛇口的事情，最好先请余涛同志出面处理。马上给余涛同志汇报。”
“是。”
《命运》 四十九
深夜。蛇口。一家高级歌舞厅包间里。金德昌正在那儿灯红酒绿地应酬着。一个助理匆匆走到金德昌身旁，低声对他说了点什么。金德昌瓮声瓮气地问：“什么了不起的事？”
那个助理说：“工会方面的，还有共青团方面的人打电话来，想约见您。”
金德昌依然没好气地：“让经理办派个人出面去跟他们谈。不就是那个女孩的事吗？”
那个助理忙点头：“是的。他们想直接跟您面谈。”
金德昌淡然一笑：“让经理办的人告诉他们，我们这是企业，员工就得好好干活儿。这件事，没什么可谈的，假如这个小妞一定要去参加什么团代会，可以呀，她完全可以离开我这个工厂。”
那个助理吞吞吐吐地：“那样……那样他们会到法院去起诉我们侵犯员工合法权益。”
金德昌笑了：“笑话！起诉？他们起诉我？你以为这是在香港？”
那个助理说：“可这件事已经惊动了蛇口的余董事长和深圳的宋书记。您……您……还是再考虑考虑……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为这样一件事去打一场官司，去当一回反面典型……这儿的政府是很会抓典型的……而且有些话，也不只是大面上说说而已，可能会动真格的。”
金德昌不做声了，稍加沉思后，问：“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
那个助理说：“陶怡。”
金德昌断然决然地说：“找到她。假如她本人能提出不参加什么团代会，那些什么工会什么团的人，包括余涛和宋梓南还有什么话可说？”
那个助理迟疑道：“可……可是……那女孩政治上比较亲政府。”
金德昌：“你们不是了解过她的情况，说她还曾经逃过港吗？”
那个助理忙红着脸说道：“是……是……”
深夜时分，那个助理开着一辆本田车，带着两个助手，“直闯”高士达玩具厂的女工宿舍区。
女工宿舍管理员忙出来拦住：“哎，这是女工宿舍！你们干啥呢？”
那个助理没答理她，照直向里走去。跟在他身后的那两个助手对那个管理员丢下一句话：“我们是厂部总经理办公室的。总经理有急事，让我们来找陶怡。”
女工宿舍管理员忙说：“陶怡出去了。”
那个助理问：“上哪儿了？”
女工宿舍管理员幸灾乐祸地笑了笑：“那我管不着！”
这时，那个助理的一个助手从女工宿舍快步走出，低声对助理说：“找到下落了。”
那个助理驾驶着那辆本田车，驶进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巷子。巷子两旁耸立着深圳特有的那种“握手楼”。随着深圳的“开埠”，外来人员越来越多，需要租房的人也越来越多，当地农民便在自家的包产地上盖起了一幢幢简陋的水泥楼房。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建起更多的楼座出租，楼房与楼房之间的空隙往往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稍稍夸张一点说，两座相邻楼房里的住户都能伸手握到对方。这在深圳，被人们戏谑地称之为“握手楼”。
那个助理带着两个助手就是走进这样一幢“握手楼”里。他们走到一个单元门前，单元门上挂着一个“职业中介所”的牌子。
一个助手上前按了一下门铃。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有人来开门了。这个人我们认识，是尤妮。尤妮被新竹宾馆除名后，她并不想离开深圳，在深圳生活了这么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回到原先那个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封闭和滞重的生活环境里去了，然后就办起了这么个职业中介所。
听到敲门声，尤妮睡眼惺忪地操着广东方言问道：“什么事啊，都半夜了！”
那个助手在门外问：“你认识一个叫陶怡的女孩吗？陶怡是从你这儿介绍到我们厂子里去的？”
尤妮马上敏感地问：“你们是高士达的？”
那个助理说：“那还有假。”
尤妮迟疑了一下，便说：“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到我这儿来了。”说着，就把他们推出了门去。
虽然陶怡并不像尤妮说的那样，“很长时间没上她这儿来了”，但当天晚上，陶怡出了厂门，确实没上尤妮这儿来。这时候，陶怡正在一辆驶往“关”外的公交车上。她要去找冯宁。
顺利出关以后，行人车辆骤然减少。公路两旁也立显“荒野”，就像是真的进了农村一样，四周的景象也越来越偏僻。
陶怡越走越快。
不时有一些叫不上名的大鸟从树丛中飞出，常常把陶怡吓一跳。
又走了一会儿，铁道路轨分岔越来越多了，出现了一个火车货运编集站，同时又出现了一些住人的工房。她加快了脚步，走到一个工房前，心情十分兴奋的她，似乎都等不及敲门，一边叫着：“冯哥……冯哥……”一边就推门走了进去。
冯宁只穿了个短裤衩，脱光了上身，弯着腰，正在一个脸盆架跟前，稀里哗啦地擦洗着。陶怡一看，大叫：“哎呀……对不起……”忙退了出去。
等冯宁穿戴整齐，倒掉脏水，坐定下来，听陶怡说了来找他的事由，他答道：“参加团代会，好事呀！这还有啥犹豫的？”
陶怡忧郁地问：“要是老板不想让我参加呢？”
冯宁用力在空中扇了一下巴掌说道：“抽他！”
陶怡笑了：“你要是我老板就好了。”
冯宁也嘿嘿一笑：“会有那一天的。”
这时，有人突然撞开门，跑了进来。那个人大声叫喊着：“冯宁，还在这儿磨蹭啥呢？你的货全到了！”
冯宁一听，忙拉着陶怡就往外跑。他跑到货站的月台上，那儿果然已经停着一列货车。他冲动地爬上一节敞口的车厢，车厢里堆满了一袋袋的玉米。冯宁拿刀划开一个麻袋，从划开的口子里，立刻流出金黄的玉米粒来。冯宁抓起一把玉米，喜不自禁地仰天大叫：“玉米……我的玉米啊……黄金宝贝啊……”
陶怡问：“这么些玉米都是你的？你买那么多玉米干啥？”
冯宁笑道：“这么多？还有两车皮哩！”
陶怡问：“还有两车皮？你干啥使？”
冯宁得意地答道：“干啥使？你就瞧好吧！”
《命运》 五十
到凌晨时分，一辆很旧的上海牌轿车快速开进新园宾馆的院子里。车里只有一个人，就是市政策研究主任。他开车来就是给宋梓南送从马列原著中寻找的有关卖地租地的语录的。
不大一会儿，周副市长和常副市长等人也都闻讯匆匆赶到。又过了一会儿，别的相关领导也都来了。这时，宋梓南让文印室的同志把这份语录打印了出来。
一个市领导翻阅着那份打印出来的书面材料，兴奋地说：“老祖宗们讲得还真不少哩！你们听听列宁说的：‘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他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不怕租出四分之一’，再一个是‘利用它来使其他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目的和手段都讲得非常明确啊。”
市委宣传部的黄部长高兴地说：“这都是尚方宝剑啊。有人再来质疑我们卖地或租地，就有得可对付他们的了。”
几个领导七嘴八舌地沉浸在极度兴奋之中时，宋梓南却转过身对周副市长说：“你通知政策研究室和市委市政府秘书处的同志，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土地有偿使用的条例……”
宋梓南这个话一说出口，场面上立刻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小会儿，周副市问：“立即起草？”
宋梓南说：“对啊，我们还等什么？宪法上确实写明国有土地不得买卖。但是，第一，我们没有卖，只是转让使用权，而且是有时限的。第二，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所得，完全是按列宁同志说的那样，为了让‘其他的四分之三的土地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有何不可？第三，让境外的资本家来无偿使用我们的土地，让本可以得到的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建设资金白白变成他们的利润，肥了他们，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却苦于缺乏资金引不来人才和技术，买不到先进设备，不能甩开膀子大干，继续陷在一穷二白的泥坑里，如此这般，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就心安理得了？搞改革，不能那么机械嘛！”宋梓南慷慨激昂地说完后，却没有一个人响应他。
现场再次出现一种让人感到特别窒息的沉默。
突然间，周副市长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大叫：“是啊，我们还等什么？”
常副市长笑道：“谁说还要等了？”
宣传部黄部长比较激动：“再等就要等一万年了！”
组织部刘部长比较冷静：“对，应该马上就起草！”
周副市长说：“还要专门开一次常委会吗？”
宋梓南看了一眼在场的同志：“常委不都在场了吗？”
宣传部黄部长说：“是啊，常委都表态了嘛！”
宋梓南立即走到办公桌前，按了一下电铃。
小马跑了进来。
宋梓南说：“让秘书处处长马上过来一趟，起草一个常委会纪要，关于决定深圳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特别常委会决议纪要。”
那天常委们就在新园的餐厅里用了早餐，然后分头去各自的办公室上班。周副市长和黄部长都挤在宋梓南的车里，一起去市委办公大楼。
车启动后，颇有诗人气质的黄部长非常感慨地大声说道：“我在想，假如今天我们在老祖宗的书里没有找到这些语录，我们这些市委常委们还有没有这个胆识和胆量，来拍这个板？我们这些一百年后的共产党人，还得到一百年前老祖宗的书里去找行动的依据。老祖宗们的负担也有点忒重了吧？”
是啊，假如今天我们在老祖宗的书里没有找到这些语录，我们这些市委常委们还有没有这个胆识和胆量，来拍这个板？历史是不能用“假如”来改变的。胜利者和实践者无需困顿于“假如”和“万一”。但，也是这个“历史”却告诉我们，一个统治者完全忽略了有可能发生的“假如”和“万一”，就一定是不清醒的统治者。而不清醒的统治者，终将被历史抛弃。现在看来，在这个车里坐着的“深圳的掌权者”宋梓南和周副市长似乎还是清醒的，因为在听了“诗人”黄部长的追问后，他们两人虽然都没做声，但脸上还是隐隐地掠过了一丝难堪和尴尬的神情。他们之所以会产生一点“难堪和尴尬”，是因为他们知道，在深圳今后的改革进程中，一定会遇到黄部长今天说到的这种情况：当权者想做的事情，在老祖宗那儿找不到可以用来为自己开脱和掩护的护身符。到那时候，他们还会有决心去做一些改革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吗？他们还敢说，中国的历史，由我们来创造吗？
别的地方的官员是可以躲着这样的追问的。但是，在深圳执政，他们是没法躲开的。起码在这个历史阶段，在深圳执政，你躲不开。
两个人沉默着，内心却在翻滚着。
过了一会儿，周副市长突然发现宋梓南的坐姿有点不对，忙推了推他，叫了声“老宋”。
宋梓南身子已经歪斜着瘫软了下来，而且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神志似乎还清醒，只是没有力气说话，一只手捂着胸口，一只手对周副市长轻轻地摆了摆，好像是在告诉他，不必大惊小怪，不会有什么事的。但这时，周副市长已经嚷嚷起来：“黄部长，你带硝酸甘油了吗？快调头，去医院！快去急诊室！”
《命运》 五十一（1）
汽车急速地掉头，飞一般的向医院驶去。近处的行人和车内的驾驶员都惊奇万分地目送这辆突然逆行了一段路而超速行驶的高级轿车远去。
等顾亭云赶到，进入特护病房六个多小时的宋梓南已经安然睡着了。安放在床头的监视仪器上的各种波纹显示，心脏都在正常值的范围内跳动着。顾亭云忧虑地看着熟睡中的宋梓南，眼泪慢慢地渗出眼角。
小马低声地：“大夫说，他主要是太累了，别的倒还没查出什么病变。”
顾亭云默默地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
周副市长说：“大姐，您也去歇一会儿吧。颠这一路，也挺辛苦的。”
顾亭云再一次默默地点头，但仍然没有走。
小马说：“阿姨，您走吧。这儿有我们哩。”
顾亭云轻轻地摇了摇头：“你们走吧。明天还得工作……”
周副市长动情地说：“大姐，您要是再倒了，老宋的精神负担就更重了。您这时候稍稍去休息一下，等老宋睡醒了，再来嘛。医院里已经做了最周全的安排。您还不放心吗？”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顾亭云觉得自己不能再固执了。她点点头，不放心地又看了一眼老宋，就随小马往外走去了。
车启动后，顾亭云就冷静多了。她对周副市长说：“周副市长，能求您给帮个忙吗？”
周副市长忙说：“大姐，您说。”
顾亭云说：“给我在深圳找间房。我不能再让老宋这么一个人过下去了。”
周副市长立即说道：“只要有您这句话，房子是现成的。”
顾亭云感激地说：“那就谢谢了。听说你们马上就要取消粮票肉票布票，放开一切物价，所有的东西都随行就市，政府不再控制这个物价了？对不起，我不是想干预你们市委市政府工作，只是随便问问。您也别去跟老宋说。”
周副市长笑笑：“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随行就市。但粮、油、肉、布的供应，一定会取消凭票供应，主要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也都由市场来决定它们的价格。”
顾亭云担心地：“你们不怕天下大乱？”
周副市长笑道：“我们的感觉是，如果继续凭票供应，继续由政府来管制一切物价，深圳的日子可能要过不下去了，这天下真要大乱了。一直到现在为止，上面还按过去常住人口三万人的老计划来供应深圳方方面面的物资，包括粮油肉和日常百货用品，都从三万人这一个盘子里出。可是现在深圳的常住人口已经接近五十万了，而且很快就要突破一百万，每天进出深圳的流动人口超过十万。这么多人，每天一睁开眼，都要吃要用。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所以说实话，下一阶段，老宋心里的压力会更大。如果您真的能来深圳工作，我想我们常委班子里的每一个同志心里都会感到轻松一点。”
顾亭云不说话了。
回到新园宾馆。宋梓南住的房间里，总是一个缺少女主人的住处，显得有一点凌乱。
顾亭云坐在房间的一角，感慨万千地环视着房间里的一切。
既然决定调往深圳去照顾老宋，顾亭云等宋梓南病情安稳后，就赶快回到广州，去为这个“调动”忙碌去了。她刚要掏钥匙进自己的办公室，一个正在走廊上打扫卫生的女孩上前来招呼她：“顾副馆长，您不是说还得过两天才回来的吗？宋书记身体好点了吗？”
顾亭云说：“嗨，他那是老毛病了。无所谓好不好的。”
那女孩说：“昨天有封信，是市人民医院给您寄来的，是不是催您去看体检结果？怎么那么慎重啊，还特别给您写封信呢？我给您塞门缝里了。”
顾亭云打开办公室的门，从地上拣起一摞邮件，特地从里头挑出那封从人民医院寄来的信，拆开来看了看，对那女孩说：“人民医院里有我一个好朋友，是她写的，没别的事，就是催我去看体检结果的。”说着，随手又把信扔回到办公桌上，走过去拿起暖瓶要去打开水。
那女孩忙从她手里接过暖瓶：“我去我去。”
顾亭云没跟她争，由着她去打水了。她再次拿起了医院来的那封信，忧心忡忡地看了起来。信里写的，并非如她刚才对那女孩说的那样“没事”，她只是不想让单位里的同事知道她“有事”罢了。当天下午，她按那个好朋友约定的时间，赶到了人民医院。她那个好朋友叫单秀娟，从年龄上来说，她们应该说是“忘年交”了。因为快到下班时分，单秀娟的诊室里已经没有了病人。一见顾亭云，单秀娟就着急地说：“你必须立即住院手术。”
《命运》 五十一（2）
顾亭云说：“你听我说……它现在不是还没发生病变吗？”
单秀娟说：“是不是已经发生病变，现在还很难说，一定要等手术做了切片活检，才能下最后结论。”
顾亭云说：“但是，从现在的各种症状判断，还不能确定它已经发生了恶性病变，对不对？”
单秀娟说：“如果等它发生恶性病变，就晚了。”
顾亭云说：“我需要这三个月时间。我要到深圳去……”
单秀娟说：“去照顾宋书记？那是你一辈子的事情，动完这个手术，然后再去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也还来得及。”
顾亭云说：“你不了解老宋目前的情况……”
单秀娟说：“别跟我固执，别跟科学固执。你们这一代人光凭热情办事已经吃过许多亏了，现在需要你们冷静理智科学地对待自己和面前的这个世界了。”
顾亭云说：“秀娟，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一生缺的就是固执。但眼前有些事，我跟你说不清。我必须到深圳去。你给我配一点好药，维持它三个月。保证在这三个月内让它绝对不发生恶性病变。”
单秀娟说：“我的顾大姐，我不能给你这三个月时间。我做不到！因为癌细胞是不会等你三个月的。”
顾亭云突然站了起来，十分恳切地看着单秀娟，说：“求你了……我需要这三个月……我必须马上去深圳……”
从没看到顾大姐如此“固执”过的单秀娟，一下愣怔住了。
当天晚上，顾亭云竟然又把单秀娟“请”到一家茶馆的雅座间里去“疏通”。
单秀娟激动地对顾亭云说：“你干吗？请我上这儿来喝一通茶，吃两块点心，我就能给你变出一种好药，就能让你放心大胆地去深圳，保证你再不会发生恶性病变了？不可能！我是大夫，不是巫师！”
顾亭云默不作声地看着单秀娟。
单秀娟说：“从大夫的角度说，从病理的角度说，你目前的状况比宋书记严重。如果不谈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只从人这个角度说，要说照顾，现在应该他回广州来照顾你，而不是你去深圳照顾他。”
顾亭云冷静地：“说完了吗？现在你听我说。昨天在医院有许多话我不便跟你说。知道你今天轮休，才想到请你来坐一坐……”
单秀娟说：“到底有何重大机密，昨天不便在医院跟鄙人我说的？”
顾亭云从随身带来的一个皮包里取出几份香港报纸放在单秀娟的面前。
只见那版面上刊有这样的大标题：《###深圳假大空》。再往下看，还有这样的小标题：《过去的大寨今天的深圳》《邓小平改革偏离正确轨道》《深圳的路究竟该在何方》……
单秀娟丢开报纸，说道：“这些都是香港右派报纸……”
顾亭云从皮包里又拿出一份报纸，递给单秀娟：“再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国内的。”
单秀娟接过报纸一看，上面有一篇文章的大标题是《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顾亭云问：“还想看吗？”说着，从皮包里又拿出一摞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
单秀娟叹了口气：“看来深圳的一把手还真不好当……”
顾亭云说：“说一句实话，他到深圳去当这个书记，凡是一把手该享受的能享受的，他可以说一点都没享受到，而一把手要吃的苦要担负的责任和风险，他却全吃了，甚至比别的地方的一把手吃的苦还多，担负的责任和风险还大还重。”
单秀娟深为同情地安慰似的拍了拍顾亭云的手背。
“未来的三个月，是深圳特别关键的三个月，所以，我必须呆在他身边……最起码，晚上他下班回来，不至于独对冷冷清清的空房，心里有什么排解不开的烦恼时，能有个贴心的人愿意听他唠叨几句；特别疲劳时，还能有个人给他递一杯热茶，递一双拖鞋……让他不至于感到特别的孤独特别的无助……”顾亭云平静地说着。但单秀娟的眼眶却湿润了。顾亭云的眼眶也慢慢地湿润了起来：“秀娟……帮帮我……给我这三个月的时间……”
喝完茶，外头已经下起了小雨。顾亭云和单秀娟慢慢地走在人行道上。
单秀娟说：“我可以答应你去深圳，也尽可能给你开一些药，帮你控制病变的速度。但你得答应我，每个月必须回广州来做一次检查，而且必须按我要求的时间回来做检查。如果检查结果表明我们的努力并没有能有效地控制住你体内的这个病变，你必须听我的话，立即住院治疗……”
顾亭云再一次表现出了她一生都罕见的“固执”：“秀娟，这三个月里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老宋。”
单秀娟真生气了，几乎要喊叫起来：“顾姐，你是一个有大文化大阅历大责任心的聪明人，一下子怎么就变得那么死性了呢？我已经跟你说得非常清楚了，如果你体内真的发生了这种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一定是致命的。还有块块，她才十八岁！还有你的工作你的事业！还有你们的儿子！”
顾亭云说：“秀娟，你没有经历过那种残酷的战争岁月，你没有体会，在某些关键战役的关键时刻，人一生的意义也许就凝缩在那几分钟几个小时之中了。而那几分钟几个小时的成败，却关系着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以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目前，老宋和深圳就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这时候，我必须待在老宋身边……秀娟，你明白吗……”
单秀娟一扭头，极其生气地走了。
顾亭云愣了一下，忙叫喊着追了上去：“秀娟……秀娟……”
《命运》 五十二
凌晨。一辆公交车行驶到高士达公司门前停了下来。陶怡一下车，就向厂子大门走去。突然从一排灌木丛后头窜出两个人，上前一把抓住她，就把她往灌木丛深处拖去。陶怡刚叫了一声“救命”，嘴就被他们捂住了。大门口传达室的那个师傅听到了陶怡的叫喊声，急忙出来探视，但四下里看看，到处都暗暗的也没有任何人迹，便迟迟疑疑地踱回传达室去了。
而这时，在那偏远的货运编集站的月台上，冯宁正监督着工人搬运玉米。工人每扛下一麻袋来，他就给这个工人发一个小牌子。以后让这些工人凭这些小牌牌，来结算工资。
最后一袋玉米粒终于从车厢里被扛了下来。工人们拿着自己所得的小牌子到冯宁那儿登记自己所搬运的麻袋总数。有个工人报了自己的牌牌数：“三十三。”冯宁抬起眼来看了他一眼。那工人有点蛮横，斥问道：“不信，你数。”冯宁略略地看了一眼那工人放在他面前的小牌子，马上挑出几个假的。那工人不服气地：“你凭什么说这是假的？”
那几个假牌子做得确实非常像真牌子，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冯宁拿出一个真的和一个假的，把它们翻过来让大家看。原来冯宁怕工人做假，在真的牌子的一角又画上了一个很小的记号，不仔细看，是绝对看不出来的，而假的，却没有这个记号。其他的工人起哄似的“啊”的一声哄笑起来。
那工人不做声了，却仍然撅着脑袋，红着脸说：“那我还扛了二十九袋哩！”
冯宁说：“假一个罚十个。”
那工人：“你***！”
冯宁：“你才***！”
那工人突然掏出一把刀，对准了冯宁：“你***，想欺负老子？！老子不替你干了，把今天的工钱算给我!”
那工人冲着冯宁不停地晃着那把雪亮的小刀：“听到没有，把今天的工钱算给我！少我一分钱，你小子别想囫囵个儿地走！”
冯宁冷笑一下：“好小子，有种。跟我玩刀？”说着，从口袋里也掏出了一把刀。
其他的工人再一次惊讶地叫了起来。
冯宁向那个工人逼进一步：“怎么玩？说呀，咱俩怎么个玩法？”
那工人竟索索地往后退了一步。
冯宁说：“是你捅我一刀，我也捅你一刀，最后看谁先倒下，还是我们各自往自己身上捅，看谁捅的刀数多？”那工人没想到冯宁会出这么个“点子”，一下子便呆在那儿了。冯宁说着便在自己的手臂上划了一刀，血立即涌了出来。在场的工人们再一次低低地叫了声“啊！”这时，那个装横的工人完全傻在那儿了。冯宁趁机一步上前，把那个工人手里的刀打落在地。那工人见没能拿回刀，便一步冲到冯宁面前，撕开自己的衬衣，亮出自己的胸膛，对冯宁大声吼道：“捅吧，你***捅啊！”冯宁却上前一下卡住对方的脖子，低声对他吼道：“你小子再张口闭口跟我妈过不去，我今天非卡死你不可！你还不知道我在部队当过特种兵吧？”说着手里狠狠地用了一下力，把那工人憋得满脸发紫，像干鱼似的张大了嘴，一点气都出不来，然后一下推开了他，一边吩咐其他工人道：“谁都不许报警！听到没有？”一边掏出块手巾，把自己胳臂上的伤口简单地包扎了一下，然后重新站回到桌子前，对那些还没有向他报告当日工效的工人们说道：“下一个，多少袋？”
《命运》 五十三
宋梓南出院后的第一个周末，小马把一串钥匙放到他面前。宋梓南看看钥匙，看看小马，不解地问：“啥钥匙？”
小马说：“您家的。亭云阿姨不是马上就要来深圳了吗，市委办公厅给您整了一套房。”
宋梓南拿起钥匙刚想再问什么，电话铃突然响了。宋梓南拿起电话，就听周副市长在电话里有点紧张地说：“国贸大楼工地出事了……”
宋梓南一惊，稍稍问了下情况，就立刻让小马备车，急忙向国贸大楼工地赶去。等他赶到工地，先期赶到的周副市长和实地负责这个工程的石长辛都迎了上来。
出事后的巨大水泥构件周围已经用警戒性的黄色窄布条封锁了起来。所有的施工机械都已经停工了。不少工人都呆站在黄布条外的空地上，显露出一种束手无策的茫然神情。一条巨大的红布标语从高耸着的脚手架上悬挂下来，默默地显示着这样一行大字：“冲击世界顶级工艺水平，创造世界第一深圳速度。”
石长辛给每位领导都发了一顶安全帽。宋梓南接过安全帽，但没顾得上戴，就迫不及待地问：“有人员伤亡吗？”石长辛答道：“没有。”宋梓南这才稍稍安了点心，跟着石长辛往出事的建筑构件圈里走去。
看完现场，石长辛把市里的领导带回到工地办公室，向他们报告事故的详情：“我们在施工中试用了一种国际上最先进的施工工艺，滑模施工法……问题就出在这种最先进的施工工艺上了……”
一张长桌子上陈放着一个施工模型。
石长辛指着那个模型继续说道：“过去盖房子建大楼，基本上都是在沿袭一块一块砖地往上‘砌’，或者一个一个预制件往一起‘搭’的工艺传统。这一回我们使用的这个滑模工艺，完全颠覆了这种砌和搭的传统，是用混凝土先把一个楼层在模板里整体浇铸好，然后把这整个楼层整体向上滑升，再浇铸下一层。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大加快施工速度，也极大地提高了楼体的刚度和强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每次要浇铸的楼层面积太大，有一千三四百平方米，这在混凝土浇铸工艺上要求极高，难度也极大……”
宋梓南问：“国外有成功的先例吗？”
周副市长说：“当然有。”
投资商说：“但也曾发生过严重事故。在丹麦，一次试验失败，死伤过三十多人。在美国，一次失败，损失了好几千万美元。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试验，这已经是第三次试验了。前两次全失败了，这一次又失败了……”
在回去的路上，宋梓南问周副市长：“你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老周？”
周副市长说：“还算好啊，没伤着人，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宋梓南说：“我问你这种新工艺，还支持不支持他们试下去？”
周副市长想了想说：“工艺方面的问题，我想，我们市里……是不是就不必管得太细太实了，还是让他们工程承包方自己去决定。”
宋梓南说：“但你听那个石长辛说了没有，如果我们也能成功使用这个新工艺，就能在三至五天之内建起一层楼。”
周副市长说：“可以争取做到，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继续失败，继续出事故，而且有可能出大事故。”
宋梓南说：“小平同志说过很多次，要重视速度问题，尤其在当前，经济建设必须保持一定速度……你怎么了？”
周副市长说：“没什么呀，正听你说哩。”
宋梓南问：“在各次常委会上，你一直是特别强调速度问题的。今天怎么了？”
周副市长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没什么呀。”
宋梓南忙对司机叫了声“停车”。
车立刻停下了。
宋梓南转过身来，正对着周副市长，郑重地问道：“老周，到底怎么了？”
周副市长沉吟了一下，才说道：“中央马上要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了……”
宋梓南说：“这跟中央要开特区工作会有何相干？”
周副市长说：“最近，方方面面对我们深圳都有一些非议……我在想，在这个坎节上，如果我们不小心再出一档重大工程事故，或者像丹麦一样，在试验这种新工艺时，一下死伤几十人，或者像美国在试验时那样，一下损失几千万美元，会让所有那些一直等着瞧我们深圳笑话的人如获至宝，据此来进一步否定我们深圳这几年的工作……同时也会给那些一直支持我们深圳工作的同志以巨大的压力……深圳的成败，关系整个中国的前途，也关系许多人的政治前途。你想想，这个后果……”
《命运》 五十四
一辆奔驰车缓缓驶进高士达公司厂部大院里。何振鸿下了车后，急匆匆走进厂本部大楼，走进金德昌的办公室。
何振鸿听说了厂子里新选的团代表出事的消息，便赶来查询此事：“你想怎么处置那个当了团代表的打工妹？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浑球？”
何叔从来不这么“粗野”，这一下，让金德昌很不舒服，便叫了声“七叔！”
何振鸿仍然表现出了一种少有的激动：“做什么事都要讲一个底线。不要忘了我们是在内地做这个生意。”
金德昌说：“我就是为了把这里的生意做起来，才要收拾这个小丫头的。我不能让什么共青团什么工会在我厂子里做大了！”
何振鸿说：“浑蛋！就是在香港，我们也要充分尊重员工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你不懂？！”
金德昌冷冷一笑道：“幸亏这儿不是香港。”
何振鸿马上驳斥道：“但深圳也不是咸水湾的洗脚店。你睁开眼看清了！”何振鸿说着，把金德昌拉到窗口前，指着周围耸立着的塔吊：“你高士达很快就不是这儿最大的一家厂子了。明年后年，会有几十家上百家比你大几倍的厂子在深圳蛇口落户。人家要的，不光是你这点税金你这点投资，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在这儿建一个规范协调的人人都有前途的温馨小康社会。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在这儿怎么干都可以，就是不要去碰他们的这条底线，不要忘乎所以！”
金德昌冷冷一笑道：“小康社会？别听他们那一套宣传！”
何振鸿无奈地：“好吧，我不跟你说了。你要继续这么胡来，我马上打电话回去给董事局，让董事局来裁定你这样的作为。”何振鸿说罢，愤然走了。
对于七叔丢下的这几句狠话，金德昌不能不在意。于是在呆呆地闷坐了一会儿后，他按了一下电铃，叫来了自己的助理。
金德昌问：“那个小妞呢？”
助理说：“还在跟她谈着哩。金总，你太好心了。当时要用我的办法，稍微教训她一下，她早就会很乖很乖的了……而且我肯定不会在我们厂里教训她的啦。”
金德昌斥责道：“你懂什么？你以为这儿是咸水湾的洗脚店，只要花点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你们没动那个小丫头吧？”
助理赖兮兮地一笑：“你不让我们对她来硬的，我们怎么敢对她来硬的？”
金德昌立即吩咐道：“去，请她到我这里来。”
助理一愣：“去请……请她？”
金德昌说：“听不懂我的普通话？去把她请到我这里来！”
《命运》 五十五
石长辛和雷半伍接到宋梓南的电话，立即到工地上开了部130小货车，赶到市委大楼，走进宋梓南办公室，喊了声“报告！”
宋梓南笑道：“哦，还报告呢？英武之气不减当年啊！两位副总指挥同志，坐，快坐。昨晚我们走了后，你们一直忙到几点？”
石长辛：“忙到现在。”
宋梓南：“事故现场清理完了？”
雷半伍：“还在清理。”
宋梓南：“事故原因呢？”
石长辛：“已经成立了一个专家组专门来查找事故原因。”
宋梓南：“紧急召你们来，是因为今天的常委会要专题研究昨天你们这个事故。让你们上会做个汇报，除了讲讲昨天的那个事故，还要讲讲那个滑模工艺，最后还希望你们再汇报一下两万名基建工程兵现在生活、工作中还存在的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石长辛：“是。”
宋梓南：“你们的汇报，只是今天常委会诸多议程中的一个。什么时候需要你们去汇报，现在还不好定，这要看前边几项议程的进展情况。”
石长辛：“明白。”
宋梓南：“所以，你们就别回去了，就在我这儿等着。洗一洗，简单吃点东西，抓紧时间再睡上一会儿……昨晚一夜没睡，别一会儿到常委会上再打瞌睡。”
雷半伍笑了笑：“那怎么会呢？”
这时，小马送来两条崭新的毛巾，一瓶洗浴液和一瓶洗发液，不一会儿，又给石长辛和雷半伍端来一盘早点。
石长辛：“在您这儿洗漱休息？不不不不……”
宋梓南：“干吗不？”
石长辛：“反正我不在您这儿休息……”
宋梓南：“石长辛，你跟我还来这个虚套？”
石长辛看看雷半伍，十分为难地：“要不，你在宋书记这儿睡一会儿。我真不能在这儿休息。多别扭……”
宋梓南大惑不解：“别扭？别扭啥？我这里头有个小间，有个床。被子褥子都干干净净的……我让小马在外头替你们把着门，不会有人来吵你们的……你们现在回工地，那儿能休息吗？再说，我马上也要走，去开常委会……这儿没人吵你！”
雷半伍：“算了，咱们听宋书记的，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石长辛还是执拗：“不行不行……这儿再干净再没人吵闹，我也不在这儿睡……”
宋梓南故意板起脸来，吼道：“石长辛，你听话！让你们在这儿休息，也是为了让你们就近等着开会嘛。”
石长辛还是推托：“不行不行。我上下边大厅里等着去，那儿离你们的会议室也挺近的……”
宋梓南：“在大厅里等着？可你们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呀!”
石长辛：“一天一夜没睡，稀罕？”说着便大步走了出去。
《命运》 五十六（1）
顾亭云是她们单位用一辆红旗车把她直接从广州送到新园宾馆的。车一到，周副市长就迎了上去。
顾亭云忙笑道：“周副市长，怎么敢劳您大驾？”
周副市长笑道：“是我主动请缨要为大姐服务一回的。”
顾亭云笑道：“服务？不敢当。一定是您周副市长有啥事要求着我这老太太办了。”
周副市长大笑：“大姐果然名不虚传，一语中的，厉害……厉害……”一边说，一边赶紧帮着拿行李。
进了宋梓南房间，安顿好行李，周副市长告诉顾亭云：“房子初步已经定下了，一会儿让市委办公厅的同志陪大姐去看一下，如果您觉得还行，咱们就赶紧搬家，赶紧结束老宋这种四处打游击的老单身汉生活。”
顾亭云问：“那房子老宋看过了吗？”
周副市长说：“他说他不看了，一切都由您定夺。”
顾亭云笑了：“他倒挺会当甩手掌柜的！”
周副市长也默默地笑了笑。
顾亭云长叹一口气，往沙发上一靠，微笑道：“开场白都说完了，说正事儿吧。说说，周大市长今天所为何来？”
周副市长立即说道：“今天我们开了一天的常委会……”
顾亭云马上从沙发上折起身：“我能发表个声明吗？我们家的习惯，你老周应该是知道的，我从来不在工作问题上给老宋吹什么枕边风，老宋也从来不惯我这毛病。”
周副市长忙笑道：“大姐，我也要先跟您声明两点，一、我今天来找您，完完全全没把您当作谁谁谁的夫人……”
顾亭云还是坚决打断周副市长的话，强调道：“不管你主观上怎么认为，可我实际上还是谁谁谁的夫人……”
周副市长一本正经地：“不，这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您除了是谁谁谁的夫人以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我们的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我今天来找的是这样一个顾大姐，而不只是一个什么夫人。”
顾亭云指着周副市长笑道：“狡辩。”
周副市长也笑了笑，继续说道：“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今天来，不是代表我周某个人……”
顾亭云有点意外：“你代表组织？组织要我吹枕边风？”
周副市长口气立即变得有一点沉重：“深圳近来处境不太好……”
顾亭云从随身带着的旅行包里拿出那一摞报纸和杂志，放在周副市长面前。
周副市长瞟了那些报纸杂志一眼：“您已经有所了解了？”
顾亭云问：“还有什么情况是我不了解的，又是需要我了解的？如果你们觉得，这两个问题，都是我不该问的，可以不回答我。”
周副市长忙说：“不，这正是市委常委授权我来找您大姐，要做的事情之一。”
顾亭云略略一怔，神情一下从认真变得紧张起来。然后，周副市长就跟顾亭云谈了将近一个把小时。在和周副市长谈话后，她显得很不安，神情略有些发呆。呆坐了一会儿，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慌慌地从自己随身带来的行李包里取出一个装满各种各样药品的多宝盒，又从这多宝盒里取出几盒药。她不想让宋梓南知道她竟然在服用这种抗癌变的药，但藏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那么保险，忽然间，她发现在书架的顶端放着一个小小的保险箱，便把它取了下来，并试着去开了一下保险箱的门。
这小保险箱的门居然没锁上。
顾亭云小心翼翼地把小保险箱挪到台灯底下。保险箱里并没有什么特别金贵的东西，只是存放着宋梓南的工作证、边境通行证、党费证和党代会代表证等一类证件。正在她犹豫着要不要把那几盒抗癌变的药存放到这保险箱里去的时候，却发现在保险箱的最底层还放着一样东西，摸摸，好像是几页纸，外头还用油纸包裹着，似乎显得有一点神秘。她知道自己是不该在没有得到老宋允许的情况下，“私”看他“藏”起来的书面材料的，但这既不是信件，更不会是日记。于是在稍加迟疑之后，她还是把那份东西取了出来。
打开外面包着的那层油纸，她看到这是一份正规的病历报告。刚翻开来大略地看了一眼，外头有人在敲门了。
顾亭云忙问：“谁？”
宋梓南在门外答道：“还能有谁？”
顾亭云慌不迭地把自己要藏的那些药塞进小保险箱里，把那份病历塞进自己放药的多宝盒里，再把小保险箱放归原处，这才慌慌地应道：“来了……来了……”
小说结局全集TXT《命运》 五十六（2）
宋梓南一进门，顾亭云马上就告诉他：“刚才，老周来过了。”
宋梓南不无意外：“周副市长？他来说啥了？”
顾亭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他说，有人写了一份很长很长的书面材料，把你老宋告到中纪委去了。而且这个老同志曾经在这一带工作过很多年。”
宋梓南说：“是的，他在这一带工作过很多年，担任过很重要的领导工作……”
顾亭云说：“他是这个地方的老领导，有什么看法可以当面跟你们这些后来者谈嘛。大家都是党内的同志，又是同一地区前后任的领导，有什么必要非得把事情捅到北京，捅到中纪委去呢？”
宋梓南说：“我只能说，他是出于一种忧国忧民的良好动机，才这样做的。他认为，建立特区后，深圳的干部百分之八十都已经烂掉了，百分之八十的公务员都堕入了纸醉金迷的深渊中……他说，中央如果再不下大力气纠正这儿的错误，社会主义的深圳真的就要变成资本主义的深渊了。而这一切的责任都在我，宋梓南。”
顾亭云说：“你能承认你们深圳的干部真有百分之八十都烂掉了，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宋梓南一下激动了，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冲着顾亭云嚷道：“昨天我们有个工地出了点事故，从市里的主管领导到分管领导，从主管厅局的主要领导到工程承包的主要负责人，从行政方面的领导到工程技术方面的负责人，连续在事故现场工作了三十六小时，我们有个工程副总指挥今天在市委常委会上做汇报时，由于太疲劳了，才说到一半就虚脱，昏倒了……我们有个厅局的总经济师死在了办公桌前，我们的特区报，是在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间平房的条件下创刊的……”说着他大步走到窗前，推开窗子，“在中央基本不给经费的情况下，我们把一个三万人的小镇搞成了近百万人的现代化城市，上百公里的城市道路和近百幢高楼，都能是在干部纸醉金迷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他在污辱谁呢？都是党内的同志啊，都在拼着命地为实现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去救我们这个中国啊。煮豆何必燃豆萁呢！”
静场。
这时，顾亭云从行李包里拿出那份从小保险箱里抄出来的病历报告，放在了宋梓南面前：“所以你要把这份病历向组织隐瞒起来？”
宋梓南一愣，上前拿起那份病历报告翻了一下：“你……你怎么……怎么知道的……”说着，他瞟了一眼书架顶上的那个小保险箱，想上前去取那个小保险箱。顾亭云赶紧上前挡住了宋梓南。她不想让他看到她藏在那里的药。
顾亭云说：“老周他们都感觉出你身体出了大问题。”
宋梓南说：“还不能说什么大问题……就是常常会间歇性地喘不过气……但是大夫又查不出什么原因……”
顾亭云拿起那份病历报告，用力地晃了晃：“查不出原因？你这样一个状态，能查出什么名堂来？你得住院检查，得找最好的医院和大夫做检查……”
宋梓南说：“它只是间歇性地喘不上气，并不是总是喘不上气……”
顾亭云说：“等到总是喘不上气来，就晚了，我的宋书记！”
宋梓南说：“知道有这样一句古话么？‘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顾亭云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儿戏！”
宋梓南无奈地摇了摇头，苦笑了笑，低头不说话了。
顾亭云恍然大悟地：“哦，所以你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正常’！不管什么人说你深圳什么，你都不管不顾地只知道往前冲。你是想趁着自己还能喘气，还能站直了在那儿发号施令，就拼命地去推行那些你想推行的东西……你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怕来不及做那些你想做的事？”
宋梓南又苦笑了笑：“这不只是我想推行的……是党……是三中全会……是老百姓……是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这还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和前途。社会主义到底行不行？马列主义到底行不行？共产党到底行不行？我们所做的一切……”
顾亭云不说话了。
宋梓南：“房子你去看了吗……”
顾亭云：“别跟我转移话题。老周代表常委会的其他同志正式来找我谈你的身体问题，你还当儿戏着呢？”
宋梓南苦笑笑：“没人把它当儿戏啊……”
顾亭云：“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跟你说，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去不去认真检查一下病情？”
宋梓南：“亭云，你说我现在能离开岗位吗？”
顾亭云板起脸：“那行。你不去，我去。我把你这份病历交给省委，交给任书记，交给中央！”
宋梓南立刻正色地：“亭云，不许胡闹！”
顾亭云颓然地坐倒在一把椅子上，默默地呜咽起来。
宋梓南：“你也说过，我现在身上的压力非常大……这种压力，非常人能想象……关起门来我们私下这么说：深圳干成什么样，牵涉到的，不只是我宋梓南个人的前途命运，牵涉到的是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刚才还说了，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和前途。我宋梓南何德何能，居然身负此重任，站在这个历史大闸门前的风口浪尖上。”他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副对联说，“我和我这一班人的心情，就是魏源这两句话所表达的：‘秋水马蹄天放客，春冰虎尾梦回时。’……我不能说深圳的工作做得有多么好，更不能说，人们批评深圳，就一定是为了反对改革开放。但不管怎样，在中央面前，在全国人民面前，对深圳的一切负主要责任的是我宋梓南！我必须尽一切可能地做好这个工作。我宋梓南毕竟不是为了平安度过这一个座谈会而在这儿当这个市委书记的，中央派我来的目的也不是这个啊……”说到这里，他突然气急起来，脸色也一下苍白了，因为胸闷，喘不过气，双手本能地去抓挠揉搓自己的胸口。
顾亭云忙扑过去，扶住宋梓南：“老宋……老宋……你怎么了……怎么了……”
宋梓南这时张大了嘴，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战栗着指指那个柜子顶，说着：“那……那……那……”
顾亭云忙问：“你要什么？快说呀，你要什么？”
宋梓南连连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说道：“那……那……那……那里有药……”
这时门外有人敲门。
顾亭云大声叫道：“快来人啊……”
外边的人冲进门来。是雷半伍。
顾亭云不认识雷半伍，一愣：“你是谁？”
雷半伍忙说：“我是国贸大楼工地指挥部的，来向书记汇报工程进展情况。”
顾亭云急得都快哭了：“快打电话。要救护车……救护车……”
宋梓南挣扎着：“别叫救护车……家里有药……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