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汪曾祺

漫忆汪曾祺_邓友梅
漫忆汪曾祺(1)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奠及，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 “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腻，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七十七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曲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 “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三十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 “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兴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见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 “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 “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主席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 “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人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采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趣欠火暴。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
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他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一阵掌声。这是他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相识后我见他最意气风发，得意而不忘形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刚进入1957年5 月，报纸上就发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斗争！
汪曾祺这样的人，命里注定是脱不了反右这一关的。尽管他从来不锋芒毕露，也没写冒尖带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请回北京文联参加座谈会，我说了话他没说话，可还是和我一样被错划成了右派。但当上右派后我俩运气却来了个剪刀差。我一头跌进深坑，再没缓过气来。他却因祸得福，先是碰到个比较讲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单位，使他在劳动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严和闲心。碰到1962与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续写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的首批小说。接着在安排工作时，靠了北京有关单位和热心老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以他写过《范进中举》为理由，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当起了专业编剧。当时我在边远的改造地点，获得回京探亲机会，立刻约林斤澜一起找到曾祺为其祝贺。我们避而不谈文学，只讲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莲花白”，做了一个冰糖肘子，一个炒鸡蛋，他颇为得意他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饭馆招厨师，考他做菜手艺炒鸡蛋。鸡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话下……”
没想到这一调动还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样板戏”，但我还得承认“样板戏”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还曾背着个历史问题黑锅，所以他在北京文联积极申请入党而难以如愿。幸亏他搞“样板戏”得到旗手赏识，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其历史，才发现所谓历史问题是个荒唐的笑话，掀去了扣在他头上二十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凭这一件，能否挺过文革十年，很难猜测。
汪曾祺靠“样板戏”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门，但始终保持清醒，从没有烧得晕头转向。这时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脚。这时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探亲，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惊喜。谈话中我表示为他的境遇高兴，相信他在顺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从没有过非份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 ……”在那种形势下，他头脑不热，神智不昏，因之“四人帮”倒台后，他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既没与人结下仇，也没给人下过绊，顺顺当当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当然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劳，尝过一轮大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块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与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铮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写过“样板戏”的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界仍然闪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饰臭名昭著的“样板戏”。这很显示他的人格和魄力。当有人怀念、留恋、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样板戏”，甚至辩解说“江青跟样板戏并没多大关系”时，汪曾祺却不怕丢人，敢于露丑，现身说法，以自己经历的事实证明江青是怎样奴役艺术界，使其为“四人帮”反动政治服务的。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受益于“样板戏”就颠倒黑白，误人保己。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就敢于否定样板戏这一点来说，汪曾祺是位英雄！
漫忆汪曾祺(2)
曾祺和斤澜年纪比我大，学问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几十年，我们在文学上却谈得不多。缺乏主动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无能并无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谈文学尤其少。算起来总共不超过十次。平均五年谈一回。
五十年代中，与我同辈的几位青年作家，如绍棠、谷峪都出了书，我还没一本集子，看着挺眼热，想把己发表的作品编在一块出本书。可又觉得份量不够。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说：“出也行，不出也罢。”便不再多说。这话我反复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态度，又找到他说：“接受你的建议，不打算出了。”他笑道： “急着出书干什么？要急就急在创作路子上。你现在的题材，观点，文风都不错，跟时兴的路子一致，容易发表也容易被看好，这点你比我强。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这是我头次听说作品还要找到作家自己。从此自觉不自觉的总想找找自己。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斤澜在北京日报发了篇小文章，谈文艺观点，一干来字。字斟句酌，行文严谨，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却对我说：“你见到斤澜跟他提一声，讲究语言是他的长处，但过分考究难免有娴巧之虞。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澜转达了，斤澜听了满服气，不断笑着点头自语：“娴巧，哈哈哈，娴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调到《民间文学》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他来电话说：“我记得你到大凉山去的时候，收集过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吗？”
我说：“有，整理了几首，上百行，一直没拿出去。”
他说：“我给你发了吧，写几句序言一块寄来。越快越好。”
重读那些民歌引起对大凉山多少回忆，感情冲动之下，序言写得就如脱缰之马，又臭又长。曾祺看后说：“民歌很好，只是您这篇序言怕要动动刀剪吧？个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单写散文好了，就别搁在这儿了。这儿就介绍彝族民歌。”我说： “好。不过要由你来删，我自己有点手软。”他说：“行！”接着又建议把关于一位土司的记述也删掉。他说那位土司既当过“国大代表”，又兼军阀部队的武职，是有出卖自己民族利益的劣绩的。虽然起义了既往不咎，我们写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传。当时我听了，真觉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练。于是我又为他因历史问题总是不能入党而暗表同情。
《彝族民歌选》不久在《民间文学》上发出来了。这是彝族民歌首次与全国读者见面，凉山月色泸沽风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许是有意嘉奖，曾祺寄来稿酬超过百元！是我五十年代拿得最多的一次稿费。
他写文章谈论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烟壶》发表后，《文艺报》要发篇评论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问我找谁好？我说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说他就写了。文章发表后我向他致谢，他说：“先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种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得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面这意见还得告诉你！”
他对《烟壶》这条意见，我没跟别人说过，不想泄这个底。为了纪念曾祺，今天我公之于众。他完全说对了，我心服口服，不过我不想改。
他对《战友朱彤心》持否定看法。这篇东西是他女儿汪朝先看的。汪朝看小说很有限力，开始边看边说：“邓叔叔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可越看越泄气，看到后来把杂志往桌上一扔说：“挺好的开头，结尾砸了，全完！”听女儿这样说，他才拿来看。他说：“开头真不错，以喜剧手法写人物的悲剧性格，多好，而且已经完成大半了，怎么突然弄出个正面结尾？真没劲，真糟蹋材料！”我有点懊悔地说：“原来我是写成此人一事无成的，刊物主编看后说，这样有趣是有趣，但主人公一生只闹笑话，毫无作为，是不是太没意思了？不过改不改随你，这只是我个人看法。我听了这意见后才改成这样……”曾祺说：“不在人家提意见，而怪你自己没主见，没主见说明你对生活理解、判断得还不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说： “不错，我也确实感到主编意见有道理。”他听了连连摇头：“可惜了，可惜了！挺好素材糟蹋了！还是我这女儿有点眼光！”
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五十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菜“敲鱼”在北京文化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盘花生米。
我倒是常看到曾祺做菜。那时他一家三、四口只住一间屋。有个煤球炉子，冬天放屋里，夏天放门外。赶上做饭时间到他家串门，汪曾祺准在围着炉子忙活。五十年代曾祺做莱还不出名，作的品种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黄瓜，冬天拌白莱，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干丝”和“酱豆腐肉”。前者是扬州作法。但北京的豆腐干与南方香乾有别，不是那个味，汪先生有时就用豆腐丝代替。味道也过得去；后者是他耳闻加独创的吃法，听别人说了自己又揣摩着作的。质量不大稳定。五一年冬天一个星期日，我逛完王府井到东单三条曾祺家喝茶歇脚，一进门就闻到满屋酱豆腐味。炉子封着，炉盖上坐着小砂锅，隔几秒钟小砂锅“朴”地一响。我问他：“大冷的天怎么还封炉子？”他说：“做酱豆腐肉，按说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锅好，可我怕煤气中毒，改为白天。午饭吃不上了，得晚饭才能炖烂。”我歇够腿告辞，走到院里碰上九王多尔衮的后裔金寄水。闲聊中我说到曾祺怎样炖酱豆腐肉。寄水摇头说： “他没请教我，这道菜怎能在炉子上炖呢？”我间：“在哪儿炖？”他说：“当年在王府里我见过厨子做这个菜。厨房地下支个铁架子，铁架子底下放盏王八灯。砂锅的锅盖四边要毛头纸糊严，放在铁架上，这菜要二更天开炖，点着王八灯，厨子就睡觉了，灯里油添满，第二天中午开饭时启锅……”他说王八灯是铁铸的油灯，黑色，扁圆型，有五根芯管，看着像王八。
第二天上班，我问曾祺酱豆腐肉味道如何？他没说好坏，只说“还得试”！
后来我在他家吃过两次“酱豆腐肉”。两次味逍、颜色都不尽相同，看来整个五十年代都还没定稿。
57年后我俩各奔东西。斤澜也下乡长期劳动，只在每年春节回北京探亲时三人相会一次。见面都在曾祺家，一是他年长，本应我们去看他，二来跟他烹调手艺长进也有关系。斤澜厨艺落在他后头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提前退休，斤澜被分配在电影院领座，长期休病假。我俩有了闲空，曾祺却忙得邪乎，打电话总找不着人。有天终于在电话中听到了他的声音，就约好时间去看他。他非常高兴，认真作了准备，把这些年练的绝活都亮了一下，嫂夫人和孩子不在家，我们三人冷热荤素竟摆满一桌子。鸡粽，鳗鱼，酿豆腐，涨蛋……虽说不上山珍海味，却也都非平常口味。我在底下改造得太艰苦了，酒又喝多了一点，一时大意把好大一个肘子吃下去四分之三。从此每逢我到他家吃饭，他都预备肘子，而且一定放在我面前。
早年没见过曾祺画画儿，也没听说过他会画。知道他有画家朋友，如黄永玉弟兄，都是画水彩，刻木刻的洋画派。还有个篆刻家朋友，是嘉兴寺的和尚，一块参加土改结下的交情。我见过他给曾祺刻的印章，也见过大和尚本人。称得上法相庄严，刻艺右朴。但没见过曾祺跟国画家交往。解放初期北京国画家一度生活困难，碰上中央整修天安门，老舍先生特意给中央写信，把城楼上画宫灯、屏风的活儿替国画家们揽下来，实行按件付酬，暗含着“以工代赈”，如此以陈半丁、于非厂（此处读庵）等为首的北京国画家都跟文联常来常往。来时我见到只有两人跟他们应酬。一是美术编辑，一个就是金寄水。没见曾祺参与应酬。我想他的画大概跟烹调一样也自学成材。中国书画同源，他有书法底子，看过芥子园画谱之类的书，又有传统文人气质，练起画来顺理成章，而且还确有独创之处。十几年前，我有天收到个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来的。赶紧打开看。里边是一幅画，画的铁干梅花。树干树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谓“腊侮”。画中夹着个字条，上边说： “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这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两月硬没猜出来。有天开会见到曾祺。我说：“我们猜到今天也没猜出来。肘子不吃了。告诉我那梅花用的什么颜料吧！”
他冲我毗牙一笑，说：“牙膏！”
我早知道他毛笔字写得不错。当年《说说唱唱》印信封信纸，刊名和地址用手写体，都是汪曾祺起稿。他挺爱干这件事。颜体，欧体，柳体，三种各写一张。楷书，行书各写一行，请全编辑部民主挑选。人们评头论足，叫好的人不少，但没人因此称他书法家。更没人求他的字。不是那时写得不如后来好，而是那年头写好字不稀奇。我们不到一百人的小机关，能写好字的够半打：老舍写魏碑，端木写小篆，王亚平、柳倩写行书，都有两下子。有次政治学习，上边交待讨论时要作详细记录，以备检查。组里选人作记录。主持人端木蕻良问：“选寄水行不行？”大家都说好，一向“逆来顺受”的金寄水却把手举得高高的喊道：“不行不行！”有人问他： “你向来不是宁当记录也不愿发言吗，这回怎么不干了？”他说：“干也行，我有个要求。”端木问：“什么要求？”寄水说：“允许我用毛笔记。别强迫我用钢笔。” 端木一笑说：“就这要求呀？批准啦。”寄水松口气说：“这就没说的了。有同志提过意见。说我爱用毛笔不用钢笔是甘于落后，不求进步的表现。其实是我用钢笔跟不上趟……”
我现在手中还保存着寄水自己写的名片，放在书法展览会上决无逊色。但他连书法家协会大门朝哪儿都不知道。
曾祺书法出名，首先是他写得好，其次也得承认他有福气、赶上了好机遇。
人们对曾祺与酒的关系说法颇多，认为连他的飞升也是凭借酒力，怀疑他不久前参加五粮液酒厂的笔会有不利作用。对此我持否定态度。曾淇嗜酒，但不酗酒。四十余年共饮，没见他喝醉过。斤澜有过走路撞在树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谦虚，曾祺顶多舌头硬点，从没有过失态。他喜欢边饮边聊，但反对闹酒。如果有人强行敬酒，闹酒，他宁可不喝。我跟他一块参加宴会，总要悄声嘱咐东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劝，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装看不见他，他喝得最舒服，最尽性。
从八十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这种喝法非他独创。当年赵树理就是这个喝法。北京文联在霞公府，拐个弯就是王府井，从南口到北口，沿途有两家酒店，到八面槽往西则是山西大酒缸。树理拉我们去吃山西刀削面，从南口开始，见酒店就进，进去多了不要，只打一两，站在柜台前．扬脖喝完，继续前进。这样到大酒缸时已有酒打底，再要二两酒四两削面一盘香椿豆，连饭带莱就算全齐。曾祺继承这个喝法稍有变化。三年前他小病进了医院。我去看他时，他说大夫讲他现在的病没什么，要紧的倒是要马上戒烟停酒。不然后果堪忧。他打算执行。这以后我就有好长时间没见过他。隔了半年多在一个会上再见面把我吓了一眺。只见他脸黑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吃饭时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说：“就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两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也灵敏起来。我回家后就给斤澜打电话，我说：“老头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就傻了。他儿子王朗还是开通的。只是他那脸色太暗，缺乏光彩，这怕不是好兆头……”
也许我这话起了极坏的作用，此后吃饭他又喝点酒了。绝没有放开量喝。这次去宜宾，虽是在酒厂开会，备得好酒，他也喝得很有控制，我和朋友们一边暗地监视，并没见他失控过。倒是他应酬太多，令人担心。不断有人要他写字画画，常常忙到深夜。我曾劝他：“别太客气。累了就不要写。这么大年纪了，不是小孩。” 他说：“没事，写累了倒下就睡着，倒也好。”
从感情上说，我倒觉得他临离开这个世界前，兴致极好地喝两杯未必是坏事。若在告别人生之前，连回味一下酒趣也没办到，反倒大小是个遗憾。
曾祺曾给我和朋友们讲过一件趣事：京剧团有个老演员参加体检。医生看了他的各项化验后说：“您的身体不错。可是不能再抽烟喝酒了，只要你下决心马上戒烟断酒，再活二十年没问题！”老演员说：“不抽烟不喝酒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在潜意识里，曾祺可能是欣赏这位演员的烟酒观的。
我和斤澜都刚恢复工作，《北京文学》一位编辑陪同我们三人去一趟丝绸之路。到了吐鲁番，伊犁，酒泉，敦煌，兰州。因为只靠文化界明友“友情帮忙”．没有官方的“公事接待”，这一路走得很艰苦。有时因为借不到车，关在旅馆中几天无所事事。有时车借到了司机大老爷却架子很大，拿我们当盲流对付。从乌鲁木齐去伊犁时，那位司机带的私货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缝中，还对他说：“老头，你给好好看着点！”到了伊犁，《伊犁文艺》－位资深编辑陪我们去察布查尔山中访问哈萨克牧区去，那编辑批评了司机几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时司机竟把编辑扔在草原上……尽管受了许多气，吃了许多苦，但因作梦也没敢想今生今世还有机会享受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乐在其中！特别是曾祺，再艰苦他也没叫过苦，再受气他也不生气。我有时管不住情绪想发脾气，一见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静，马上气散火消。从新疆回来之后，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坛经》找出来从头选了一遍。
我跟曾祺相识近五十年，没见他人前发过火，没听他人后贬过人。几十年里我只听他流露过两次“不以为然”的情绪。一次是对当年把他定右派的某位领导人，一次是对个别新潮派。他有次与二位文学新星一道外出参加活动，这二位嫌酒店档次低要搬家，嫌介绍时把他们排在后边要退席，说起话来气冲斗牛。－举一动都透着小人得志。有人谈起孙犁同志的文学成就，说他是少数几个真懂得什么是文学的人，他的语言是只能体会，不能摹仿的。他们把嘴一撇说道：“可是孙犁也缺乏自知之明之处，对我们这批人也想指手划脚，他写文章惹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轰他，怎么着，他还不是叫我们轰在读者眼里掉了价？！”
曾祺摇头，跟我小声说：“我不信未来的世界就是这些人的！他们要掌了权，一点不比‘四人帮’时期日子好过，他们当了政我绝不再干。咱不吃这碗饭啦行不行？”这是见他最激动的一次谈话。
从六十年代初算起，汪曾祺在京剧界干了三十多年，使他对京剧由爱好变成里手。多年在梨园行浸泡，使他性格上起了微妙的变化。以前他也说笑话，但比较文雅而含蓄，从不手舞足蹈。近年开朗了许多，说话增加了梨园界机智、幽默和俏皮。举手抬足摹仿舞台动作还满像样儿。有次他给我学一位武生念定场诗的舞姿。念到 “鱼书不至雁无凭”时，作了个舞姿。一手高举，一手托底，抬腿仰头，颇为英武。我叫了声“好！”。他说：“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 他说原来他也不知道。他看排戏，排到这儿就问那位角儿，“这手势表示什么？” 那武生说：“汪先生你这不知道？烟雾瓶！大花瓶呀，这两手是抱着花瓶的姿势啊！” 说着他也笑了。并说：“过去京戏是口传心授，演员演了一辈子的戏，不知道台词是什么意思。”他对京剧创作确实也有了感情。新时期以后他继续写过几个剧本，但再没有样板戏那样健的锋头。他很下功夫写的《裘盛戎），也只演一两场。我怕他伤心，主动拿到香港，在《大成》杂志发表，却在海外引起反响。
经过斤澜一片爱心的动员与劝告，他又拿起小说之笔。刚发表第一篇《大淖记事》，反应不错。第二篇还没寄出，又引出一段趣闻：北京市文联研究创作工作，一位京剧团老朋友发言说：“我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上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样板戏，不弄三突出当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大家听了只是笑，却被有心人记在了心里。此人就是《北京文学》老主编李清泉。会一散他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来看。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这样推了他的第二篇名作《受戒》。从此一篇接一篇发个没完，小说比他的样板戏更成气候。
有《受戒》这件趣闻提醒，朋友们认为他既然以写小说为主。就不必再占剧团的编制，建议把他调到文联当专业作家。领导也表示同意了，没想到他却拒绝。他说跟京剧院有感情。力所能及还愿为京剧服务。这样直到去世，他再也没离开京剧团。
曾祺对剧团有感情，剧团对他也够意思，对他十分照顾。写什么，到哪儿去，从不干涉，能帮忙的还一定帮忙。不过有些事剧团想帮却力不从心。比如住房比较拥挤，剧团就难以解决。曾祺住房本来是太太单位新华社分的。当年孩子小，两室加半间也够住了。多少年过来，不光儿子女儿大了，还有了孙子外孙。老头只能连写带睡都挤在那半间里。好在作协领导和中宣部都很关心此事，新华社也给与支持，经过研究新华社慷慨地答应在八角村新盖的楼里再分一套大房子给他，面积几乎比原房大了近一倍。这消息传来，作家心中都感到很温暖。不过直到去世，曾祺也执意不肯搬进那新居。王朗不忍看老爹老妈再挤，把自己分的房子让给了他们，儿子儿媳仍守在拥挤的旧居里。去年春节我陪翟泰丰等领导给曾祺拜年，就去的王朗献出来的这个虎坊桥新家。比原来宽敞多了，但仍然摆设得很乱。给他们放下了年礼，说完拜年话，告别时我悄悄问他：“老翟多次奔走，好容易给你弄来一套房子，你怎么不去住？要占王朗的房子？孩子们不容易呀！”
他小声跟我说：“那地离八宝山太近，一看见那边的大烟囱，我就心里格恙……”
我理解他的情绪。我们都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