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像传

鲁迅像传_黄乔生
第1章 鲁迅（代序）(1)
　　鲁迅是中国现代着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以犀利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强烈的批判精神，高度的自省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时代的代言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灵魂。
　　一
　　鲁迅出生在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江南水乡城市绍兴。这里山川秀美，俊杰辈出：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克强敌；王羲之兰亭法书，辉耀千秋；汉代王充，力疾虚妄世风；晋代嵇康，痛诋礼教虚伪；宋代诗人陆游志在报国，辞情悲壮；明代徐渭独立不羁，抗世违俗；清兵南下，明朝将亡，王思任为绍兴发出激昂慷慨的呐喊：此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
　　1881年，鲁迅出生时，这块古老的土地不但在民族压迫下呻吟，更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遭受着空前未有的大屈辱。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入侵，政府腐败，民心涣散，失败的阴影笼罩全国。
　　鲁迅生长于书香门第。虽然当时的读书脱不出读四书五经应科举考试的老路，但毕竟有助于儿童少年熟悉中国古典。鲁迅自幼聪颖，博闻强记，长辈的开明思想也使鲁迅从小培养了广泛读书的爱好，使他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化的熏陶。即如读史，在正史之外，他还广泛涉猎野史杂说，两相参较，纠正了正统历史观灌输的某些偏见，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
　　从印制粗劣的插图本古代小说的绣像中，鲁迅得到了初步的美术教育，这对他后来的美术研究和鉴赏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他后来提倡版画，介绍西方美术，养成了高超的艺术鉴赏力，都可谓其来有自。
　　书本知识固然必要，而现实的经历更深刻地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和性格发展，并且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养料。
　　农民的贫苦凄惨生活，让他感知了世事的艰难；祖父因为科场舞弊被判重刑，为疏通关节，免死减刑，周家不得不典物卖田，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家庭经济也陷于拮据。避难到亲戚家时，竟被人称为“乞食者”，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父亲的病逝雪上加霜，使作为长子的鲁迅过早地承担了家庭责任，养成了沉稳和敏感的性格。
　　家道衰落使他无法继续走科举考试的道路，也不能就读学费昂贵的新式学校，于是只好选择不收学费的军校。这在世人看来是不务正业，是“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但这对鲁迅来说是一个机会，让他去寻找与家乡这些眼界狭小、作茧自缚的人们不同的人们。
　　南京的读书生活让鲁迅接触了新知识，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科技进步使一些国家获得领先地位，不久前打败中国的日本就大大得益于科学，中国应该急起直追，这是当时有志之士的观念。从旧学与新学的对比中，从思维方式和教学方法的差异中，鲁迅渐渐觉悟了。
　　1902年，鲁迅获得了赴日留学的机会。在日本这个中国留学生众多、反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地方，鲁迅不但学习了新知识，更培养了革命志向。他勤于思考，能参照他国的历史现实，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他探究中国民族精神衰萎的原因，萌生了改造国民性的理念。抱着治病救人并且通过医学传播科学知识的理想，他选择学习医学。在相对偏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作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他学习努力，在日语还不很熟练的情况下，成绩位居中游。
　　但一年多的学习使他认识到，医学并非他的兴趣所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也使他产生了厌倦情绪；而早年对文学的爱好更时时在召唤他。当时，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而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甚嚣尘上，深深地刺激着他。这一切，使他最终下定决心放弃医学，从事可以激发人心、疗治精神病痛的文艺。
　　鲁迅离开仙台到东京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奉母亲之命回国完婚。他的妻子是乡下人，缠足，不识字。鲁迅很不满意这桩婚事。然而，婚约当守，母命难违。婚后第四天，他就带着刚刚获得官费留学资格的二弟周作人离家返回日本。这桩婚姻给鲁迅造成了巨大痛苦，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人生观。
　　从事文学，是他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爱好。但这是一条寂寞的艰苦的道路。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几乎没有人学文艺，即可以说明文艺地位之低下。实际上，鲁迅等几位青年人所有的只是热情，因为没有经济基础，筹办杂志终告失败；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因为获得同乡的资助，得以出版，选择的多是被压迫民族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意在激发中国人的自立自强意志，计划很美好，但短篇小说的体裁既不为当时中国读者所喜，他们的译笔又近乎诘屈聱牙，因此销行甚为寥寥。带着理想破灭的苦恼和沮丧，鲁迅回到国内，在家乡的学校谋到了教职。
　　辛亥革命爆发，使鲁迅心中生出新的希望，精神为之高涨。他期盼着出现开明的、为人民谋福祉的新政府。他积极投身于地方教育工作，勇于任事，敢于负责。为了建立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匡正政府的失误，他支持青年办报纸，施行批评和监督。但他很快就失望了。民族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给人民带来民主权利，革命胜利后不久，自古以来人们习以为常、视为天经地义的奴役关系和腐败政治在新名词的掩盖下变本加厉地肆虐起来。当一切都变得无可为，甚至自身有生命危险的时候，鲁迅再次离开家乡，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当职员。
　　二
　　1912年，鲁迅随民国政府教育部迁至北京。政府机关下层官吏工作在他是一种人生历练，同时也是对生命的消磨。尽管他恪尽职守，很想有所作为，但军阀混战、皇权复辟、议员贿选，种种丑行，触目惊心，败坏心绪。他把中国比作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万难破毁，人们面临着被窒息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却只带来可怕的结果。他只有沉入古代，抄写碑拓，整理旧籍，研读佛典。1909年回国后十年的沉寂和磨砺，加深了他的沉郁性情，养成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
　　要么在沉寂里发出痛苦的呐喊，要么在继续沉寂中消亡。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因为《新青年》朋友的邀约，他写出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作品以“吃人”为中心意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害人的本质。中国历史原来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他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种时代：一种是人民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人民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所谓一治一乱，反复循环。乱，固然百姓苦，治，百姓亦苦，因为他们先天地失去了人的尊严，总无法摆脱奴隶的身份。鲁迅通过狂人的似疯狂实清醒的语言，表达了他在极度失望后对中华民族的热切希望。他关心的是中国人如何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也就是创造出第三种时代，一个没有奴隶、没有压迫、没有“吃人”的时代。他热切希望下一代中国人能够幸福地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因此，在小说的结尾，狂人发出了“救救孩子！”
　　的激越呐喊。
　　为希望而战斗，因失败而失望乃至绝望，又在绝望的痛苦中挣扎奋起。这绝望后的奋起战斗，比为希望的战斗更其勇猛。因为他的认识更彻底，更没有牵挂和犹豫。
　　他陆续发表了多篇小说，几乎篇篇采取新颖的格式，大都具有圆熟的技巧，对社会现象做出准确生动的描绘。他用类似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常用的白描手法，三言两语使人物神态毕现。他笔下的人物的最大特点，是他们身上凝聚了中国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因此各具生命，读者不但在历史记录上找得到他们的影子，而且感到他们仿佛就在自己的周围游走。有些文章，字句间弥漫着中国文化特质，尽管大多是民族性格中令人闻之不快、见之不喜的因素。例如，《阿q正传》是民族性的浓缩画卷，其中的每个人物身上都凝聚着民族性中的缺点，我们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都可以找到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鲁迅的虚构文学作品，总是给人以真实的感觉的原因。鲁迅的文学成就突出地体现在短篇小说上，他吸取了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并融合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手法，在短小的篇幅中呈现出社会及人物的一面的真实，而又具有整体感。
　　在新兴白话文学中，鲁迅不但在小说创作方面成就卓着，而且在新诗、散文等方面都做了探索。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中，他常使用既承接中国优秀的散文传统而又富于思辨，形式也更自由灵活的一种文体，那就是杂文。这种体裁最适合表达他对中国历史的思考和深刻认识，成为除小说之外他的另一种标志性文体。他往往三言两语便切中要害，披露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及人物的隐秘心理。
　　鲁迅一面在教育部任职，一面在大学兼课，与母亲和两个兄弟住在一起，过着传统大家庭生活。但几年以后，由于家庭矛盾，兄弟们不得不分开。尤其是1923年夏天周作人提出与鲁迅断交，使鲁迅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此前，一直没有真正婚姻生活的鲁迅，在兄弟友爱中得到慰藉。现在，一直跟随他、了解他、帮助他、敬爱他，同他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教育程度相当，既是朋友更是战友的弟弟离他而去，他的痛苦非语言所能形容。从他这个时期作品中的一些奇异的意象、曲折隐晦的措辞中，读者约略能够体会到他的深刻的孤独和哀伤。
　　在一场大病后，他渐渐走出了兄弟失和的阴影。他积极支持学潮，为青年学生呐喊助威，这使他重新获得生活和战斗的勇气。虽然因此屡遭教育当局的挤压，但他毫不畏缩。他的勇敢和智慧，他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和敬仰。尤其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以极大的愤怒为死去的学生写了悼念文章，控诉这个黑暗的世界，号召青年们做奋然前行的真的猛士。那既是在鼓舞青年，更是在激励他自己。
　　在共同的斗争中，他的一位学生——许广平同他走到一起。他们相爱了。
　　鲁迅26岁结婚，过了近二十年的独身生活。他的虚构作品中很少描写青年男女的恋爱。然而，就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小说《伤逝》，是他一生唯一的爱情题材作品，写出后却没有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而是直接收入小说集。他对爱情的疑虑，多少反映在这篇小说中。他考虑的问题很多：恋爱的结果，婚姻生活的种种变数，等等。在小说中，他并没有把笔墨集中在美好的恋情上，而主要写感情的易变化、难持久及婚姻的失败。
　　尽管有这些顾虑，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他不但感化了对象，更说服了自己：他需要爱情，他有理由也有资格获得爱情。他期望爱情带他走出失望和绝望的深渊。
　　爱情需要新的生活状态。北京的政治环境渐趋恶劣，军阀政府压制言论自由，而他同许广平的恋爱公开后将会招致多少流言和攻击，也是不难想象的。
　　他们因此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谋职。
　　三
第2章 鲁迅（代序）(2)
　　新成立的厦门大学雄心勃勃，在全国罗致名教授学者。鲁迅是着名作家，又曾在北京多所大学任教，有重要的学术着作出版，不但在中国小说史方面成就卓着，而且在金石学方面也有所积累。作家而兼学者，对学生的号召力不言而喻。鲁迅接受了聘请，担任厦大国文系教授和国学院研究教授。他带着爱情的鼓舞和对新生活的期盼，兴奋地走上讲台，但很快就陷入了失望——他并不适合教学生活，也不适合这里的环境。他的兴奋点并不在学术，而在创作。但在厦门这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他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分明地闪现在他的文字中。他从以往的孤独变得富有亲情，从坚硬变得柔和，也因为生活的沉静而从现实的战斗变为对往昔经历的亲切回忆。日常生活虽显沉闷，但因为沉浸在新获得的爱情中，可以以书信倾诉衷肠，他的内心是充实的。
　　学校分成派别，互相排挤，继续上演在北京时期学界的矛盾斗争，使他厌恶。种种不便和烦恼，促使他很快到广州与情人会合了。
　　鲁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务长的职务，许多时间用于行政工作。困扰他的仍然是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不能兼得的矛盾：是静下来研究学问，还是观察人生，介入现实，进行文学创作？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而从事创作，在广州这样的革命风起云涌的地方又不适宜。
　　在广州，鲁迅又一次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运动。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反反反革命，军阀惨杀，党派暗斗，民众麻木，人心败坏。这一切，给他带来的不只是厌恶，更是绝望。等待中国政治的清明，好似在等待黄河之水变清一样。他渐渐被视为旧时代的人，新的革命运动中没有他的地位，他只能是一个旁观者，至多能成为同路人。他不愿进入争端，因此必须离开。对得势的革命者的专制嘴脸的痛恨，对未来的担忧，对历史的恶性循环的疑虑，使他又陷入痛苦的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中国国民性改革的最有效途径究竟在哪里？
　　他决定去上海。因为上海还没有被军阀或党国完全占领，还留有一点儿言论自由。他打算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版税生活。
　　四
　　在革命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鲁迅成为年轻一代文学家的攻击目标。他没有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只到革命的大本营做一个旁观者。他以往的功绩虽然让青年人崇拜震惊，但这本身就是阻挡历史发展的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证据。
　　他不得不深刻地反省：莫非自己真的落伍，没有追求进步的激情而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吗？在激烈的论战中，他无情地解剖自己，痛下工夫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亲自翻译苏联文学理论书籍，希望找到前进的方向。这场论战更确定了他在文学界的领导地位，更彰显了他作为“五四”以来文学革命主将所建立的功勋。这些功绩，用激烈批判的甚至带有审判性的言辞，用政治理论衍生出来的文学理论概念是抹杀不了的。他在左右开弓的交战中，找准了自己前进的轨道。而当时所谓的“革命文学家”，在阶级论的简单的直线上滑行，沉迷于“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其文学价值值得怀疑。但这场斗争也使鲁迅痛切地意识到，在阶级社会、政党政治里，一个着名作家是很难做旁观者的，甚至连做同路人也是困难甚至危险的。他必须做出选择，必须鲜明地表达立场。因此，在上海，他除了继续坚持自己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理念，关注改造国民性的长期而艰难复杂的工作——这是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领域中奠定地位的基础，也是他继续生存的条件——还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加入有党派背景的社团组织和行业协会。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他痛恨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寄希望于后者能以其崇高理想冲破现有政治格局，创造新的制度，带来新的生机。这种希望使他特别关注共产党已经成功夺取政权的苏联。对这个以往是侵华列强之一、现在开始公正对待中国而被其他列强包围和攻击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鲁迅给予极大的同情。因为种种条件限制，鲁迅有生之年未能亲临苏联考察，未能认识到它存在的问题，他的判断容或有失误。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新型政治制度的热切希望却因此充分显现出来。
　　鲁迅晚年，卖稿养家，不得不奋力译着，为报刊杂志写作大量短评，因此难以进行长篇作品的构思和创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对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大成就的期待。没有长篇巨制，甚至连文学创作也很少，他的心中也不免常怀焦虑。他并没有忘情于文学创作，他在构思，在寻求最适当的表达方式。他希望继续借鉴西方作家的经验，来启发思路，丰富表现手法；但对于作家而言，没有整块时间，以及长期书斋生活造成的局限，是不利于创作的。他晚年的几篇演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描写历史人物的小说，虽然颇有佳作，激情洋溢，情绪饱满，但有些篇章欠缺力度，流于油滑，透露出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性格的一种灰色的情绪，也折射出他晚年的悲凉心境。
　　上海时期，鲁迅把杂文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他的高超智慧、成熟理性、杰出的论辩能力，他的仁爱、欢欣、悲哀、愤怒，凝聚在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中。
　　他往往能从一些小事和普通的社会现象上升到普遍的哲理高度；他不留情面地揭露丑恶现象，是为了治疗和改进。在他的愤激的言辞下面激荡着对人世的关怀。为发表这些文章，他不得不变换很多笔名，以躲避书报检查。他的文章的风格是那么独特，以至于尽管用了笔名，还是能被读者辨别出来。这足以说明，他的杂文已经成为他文学风格的标志，成为他的智慧的最恰当的表现方式。
　　鲁迅的深刻思想和独立不羁的性格，以及他的生活状态等，使他在文坛上显得卓异和寂寞。在他晚年，作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瞿秋白走到他身边，给他带来些许欣喜和快慰。瞿秋白精通俄文，学养丰赡，文笔典雅，思想敏锐。
　　他对鲁迅的人品文章不但给予崇高的景仰和热烈的赞颂，更给予深刻的分析和中肯的批评。鲁迅称之为同志，引为知己，并与之密切合作。但不幸的是，瞿秋白在政治斗争中受害。鲁迅为失去一位朋友而痛惜，更为中国文化界失去一个杰出人才而伤悲。瞿秋白以及其他多位青年作家遭到政治压迫和戕害，加深了鲁迅晚年的孤寂和悲愤。
　　鲁迅晚年，有感于文艺界的荒凉固陋，痛切地感到培养青年文艺人才的重要性。他盼望大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产生优秀作品。为此他花费大量心血，为青年作者改稿件，看校样，推荐发表，联系出版等等，担负了很多琐碎的事务。一批作家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成长。
　　因为在中国文化界的威望，鲁迅成了外国文化活动者和新闻记者采访、翻译和报道的对象。他也通过与外国友人的交往和翻译外国文学着作，同世界文坛保持着联系。他一生坚持国际主义理想，晚年又着重提倡国与国之间特别是普通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关心。他因为曾留学日本，多同日本各阶层人士接触，其作品在日本也很受欢迎。他在同日本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总是本着诚信友好的态度，呼唤了解沟通。他有力地抨击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而将普通的日本人民同军国主义狂妄分子区分开来。他深信两国人民终有一天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鲁迅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注重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晚年更关心反抗专制统治的文学，倾听下层人民的心声，呼唤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出现。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显示了在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古老中国文化的应变力和生命力，描绘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欢欣和痛苦，接纳和反抗，因此而具有典型的意义。
　　鲁迅注重翻译。他认为，在中国文学创作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应该多翻译外国的优秀作品，以供借鉴。他一生的翻译字数几乎与创作相当。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翻译之路，积累了独到的经验，并且深有补益于他的创作。晚年，他以极大的勇气和精力，在身体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对外国先贤鸿篇巨制的揣摩和一字一句的精微打磨中，寄托了他自己的文学梦想。尽管他有些译作还不够口语化，读起来不很顺口，但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顺畅，决非轻易操觚、率尔对移者可比。而且，这种被人讥讽为“硬译”的译法，在他却自有苦心孤诣：尽量保持原文的特点，不任意改变其句法结构，其目的是丰富中国语文的表达力。他的翻译思想和实践给后世引进、吸收外国文学优秀营养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鲁迅爱好美术作品，尤其欣赏木刻。他主张，中国木刻应该一方面学习古代版画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这同他在文学方面的主张一致。他亲自组织青年版画家学习技术，指导他们的创作。他大力提倡木刻这种大众能够欣赏和制作的艺术形式，希望用艺术形式表现生活的同时，涵养生活的艺术，因为真正的战士，其性格既是勇猛无畏的，而其精神世界也应该是宽裕而非狭隘逼促的，更不能急功近利。
　　艺术为了人生，但艺术又有其独立的价值，因为她表现的是人类宽广的精神领域的独特风貌，而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甚或随时可以丢弃的玩具。
　　鲁迅时代，中国语言正处在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期。鲁迅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吸收民间语言的养分，作为文章，用词恰当，文言和白话的优点兼而有之，凝练而又具顺畅之美。
　　鲁迅把一己的愤怒和悲伤升华为民族和人类的愤怒和悲伤。他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关心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文笔的尖利，论辩的刚劲，皆出自仁慈心肠。他总是推己及人，体恤人间的疾苦。他的有时显得尖刻和激烈的言辞，是一种掊击旧物、催促新生的斗争策略，而非故为惊人之论，聊以快意。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孝顺母亲，关怀幼弟，照顾妻子，注重友情，传统道德在他的身上得到自然的体现。他在私人书信中向朋友、亲人、爱人倾诉自己内心的种种复杂情绪。他的生活沉静、简朴而又充实。他担任公职，教书，创作，研究，编辑，短短二十多年，创作和翻译六百多万字，此外还辑校了多种古籍，收藏了大量金石拓片。他不停地劳作，少有休息和娱乐。尤其是晚年，他常常抱病工作，撰写文章，参与论战。政治压迫十分严重，文坛内部形势复杂，他不但要抵挡来自敌人营垒的明枪，而且要提防自己阵营内射出的暗箭，以致情绪恶劣，心力交瘁，于1936年逝世，享年56岁。
　　伟大的文学家往往是其时代的精神的体现者。就像屈原表现了虽九死而不悔的爱国思想，杜甫表现了战乱时代的民生疾苦和仁者的胸怀一样，鲁迅身上体现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情绪，志向，理想，人道精神，自省意识，已经成为刚健的民族性格的标本，成为丰富民族文化和人民精神生活的宝贵营养。
第3章 日本时期(1)
　　断发照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晚于1902年的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合影。本书将其列为第一，是因为，一，这是鲁迅现存最早的一张单身照；二，鲁迅很看重这张照片，他本人及后来很多人，总将这张照片同一首诗相提并论。那首诗的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了鲁迅精神的标志性描述之一。
　　1902年，鲁迅从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毕业，由清政府公派到日本留学。鲁迅先在日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和基础知识，为期两年。在弘文学院，他被分在速成普通科的江南班。当时的东京留学生界，反清革命情绪高涨，正如鲁迅所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
　　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在弘文学院，鲁迅结识了在同一学校浙江班的同乡许寿裳，两人很谈得来。浙江班的同学一到日本就剪了辫。而鲁迅所在的江南班，却因为监督姚某不允许，没有一个剪辫的。同学们对此很不满。有几个同学趁着姚某与一个女子私通时将其捉住并强行剪了辫子——剪辫那时是对犯重罪或私通者的惩罚。姚某名誉扫地，不得不回国。尽管几个参与其事的学生受到处分，但剪辫的禁令终于松弛下来了。
　　鲁迅剪辫后，拍照纪念。好友许寿裳获赠一张。许寿裳说，鲁迅赠给他这张照片的同时，还赠给他一首七言诗：
　　现存最早的鲁迅单身照，摄于1903年，人称“断发照”。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在回忆录中把这首诗定名为《自题小像》。这首诗不一定是专为这张照片所写，但因为许寿裳如此命名，二者就此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张照片也被称为“断发照”。
　　根据照片拍摄时间，可以大致确定鲁迅“灵台无计逃神矢”绝句的写作时间。周作人认为该诗作于1903年，因为他本人见过鲁迅1902年所摄还蓄着辫子的照片：“至于作诗的年代，是一九〇三二十三岁的时候，也以许氏所记为可信。这大概是题在癸卯（一九〇三）二月所照的‘断发’照相上面的，而不是前一年壬寅四月的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相，两者的区别只在一是脱帽露顶，一则戴着学生制帽，因为顶上还留着‘富士山’，不大雅观。……”
　　在反清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剪辫子当时是危险行为，革命成功后自然也就是英雄行为，是“光荣历史”里的精彩一章。难怪人们如此看重这张照片和这首诗。这张照片和这首诗成了诠释鲁迅革命思想的一对绝配。鲁迅一生中，多次把这张照片和诗发表或赠给友人。第一本收录鲁迅照片的正式出版物，是台静农编纂的《关于鲁迅及其着作》。该书收录了“断发照”和1911年在东京拍摄的半身照（见本书第81页）。鲁迅还把照片和自书诗赠给日本朋友，如1932年12月9日，鲁迅将自书诗赠上海筱崎医院日本医生冈本繁博士。博士带回日本，珍藏于家中石屋之内。继承人于1987年意外发现，精心装裱后，于1988年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从小就耳濡目染关于辫子的惨痛历史和现实：“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耍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
　　然而，这张照片上穿着学生制服、为纪念剪辫而未戴帽子的鲁迅，并未露出喜悦的表情。大约因为照相时拘谨的缘故吧。
　　鲁迅自己却并没有明确说把辫子剪掉就是革命行为：“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是为了方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贰之臣者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不剪辫也照样可以具有革命思想。
　　剪辫不难，咔嚓一声，一刀两断。但这个“英雄壮举”，后来却让鲁迅吃了很多苦头。一回国，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鲁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鲁迅的一位本家，甚至预备把他剪了辫子的事去告官，但后来因为害怕革命党造反成功后对自己报复，这才中止了。
　　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及在绍兴教中学的时候，没有辫子的麻烦也颇不少：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留不留辫子是那个时代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自然也成了鲁迅一生生活和写作的一个重大题目，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头发的故事》，也记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坎坷遭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浙江随之光复，鲁迅以兴奋的心情欢迎革命。“无辫之灾”终于过去了。然而，革命以后，还是有很多人留恋辫子。革命成功几年后，军阀张勋拥清朝皇帝复辟时，鲁迅曾见张勋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气焰万丈。鲁迅的小说《风波》
　　就写了这场复辟在农村引起的一些骚动。因为留着辫子，乡绅赵七爷抖起威风；因为没有辫子，开航船的七斤烦恼而且恐慌。直到今天，人们还从充斥荧屏的清宫戏中欣赏蓄着辫子的王公大臣三跪九叩的场面，皇权的无所不能和宫廷生活的奢华，让人民陶醉和膜拜。
　　辫子在汉民族头上只种了一个朝代，而在心里则种了更长时间。
　　同乡会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人深受刺痛。一时，向东邻日本学习，蔚然成风。中国的留日学生逐渐增多。1902年秋，浙江籍官费、自费留学生及在日本游历或侨居的浙籍人士101人在东京组织浙江同乡会。
　　会上决定出版月刊杂志《浙江潮》。鲁迅加入了同乡会这张照片拍摄于“断发照”前，鲁迅应该还留有辫子，盖在学生制服帽子底下。在日本期间，鲁迅有一个绰号，“富士山”。鲁迅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对东京的清国留学生的描写让人忍俊不禁：“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平时惯常拿辫子盘头取笑。鲁迅的同学沈瓞民有一位朋友，叫王立才，平时喜欢和沈瓞民一起到鲁迅的住处闲谈，他听到鲁迅讽刺“富士山”，自嘲说，幸亏自己已经把“富士山”夷平，不然要被嘲笑了。他因此以“富士山”来称呼鲁迅。不料，大家都跟着这么叫起来。于是，鲁迅“富士山”的诨名在同学中流传开来。取消归取消，鲁迅其实也曾是一座富士山。
　　浙江同乡会中，有鲁迅熟识的许寿裳、厉绥之、张邦华等。有的是鲁迅在南京的同学，有的是绍兴小同乡。例如，张邦华就是南京陆师学堂的同学；厉绥之，名家福，浙江钱塘人，与鲁迅同时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毕业后同时改学医学。《浙江潮》第1期上刊登了《浙江留日学生题名录》，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后来成为革命者或各界名流的名字。清王朝统治中国以后，浙江一向是反清思想的重镇。鲁迅敬佩的革命家章太炎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培养了反清革命志向。另一位革命志士陶成章（1878-1912），是绍兴人，和章太炎一起领导光复会，他们的革命活动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浙江同乡中有两个姓蒋的——蒋百里、蒋智由——比较活跃，值得一说。
　　他们是《浙江潮》最早的编辑者。鲁迅与蒋百里并不熟，但与蒋智由交往比较多。
　　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笔名飞生，浙江海宁人。他在浙江同乡同学中颇有名气，而且后来还列名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蒋百里16岁考中秀才，曾做塾师，后入杭州求是书院深造。甲午战争后，他深受刺激，弃文习武。1901年东渡日本，进成城学校，再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在士官学校，蒋百里和同班蔡锷、张孝淮成绩出众，有“中国三杰”之称。毕业典礼上，蒋百里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日本天皇颁赠的“神圣之剑”，使日本同学为之侧目。中国留学生包揽前三名，令学校当局十分尴尬，竟做出了此后“把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隔开来”的决定。1906年蒋百里毕业回国，任沈阳督练公所参议，后赴德国学习。1910年任禁卫军管带。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至广州任两广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1917年在北京任总统府顾问。1920年考察欧洲后回国，从事新文化运动，并任浙江省议员。1923年与胡适等组建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30年因参与唐生智反蒋活动被捕入狱，1931年获释。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同年冬赴欧洲考察。1936年12月回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命赴德国请求援助。
　　1938年转往法国考察，同年回国，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同年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蒋百里曾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军政首脑聘为参谋长或顾问。他精心研究军事理论及世界军事状况，勤于着述，有“军事思想家和军史学家”、“军事战略家”、“兵学泰斗”之誉。
　　蒋智由(1866-1929)，字观云、星侪、心斋，原名国亮，号因明子，诸暨人。早年求学于杭州紫阳书院，能诗善文，工书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中举，授山东曲阜知县，未赴任。他同情、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戊戌变法失败，赋《卢骚》诗云：“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
　　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激昂慷慨，名噪一时。梁启超曾把他与黄遵宪、夏穗卿并称为近世“诗界三杰”。光绪二十八年，蒋智由与蔡元培、叶瀚等在上海建立号称“第一革命团体”的中国教育会，参加光复会，任爱国女校经理。不久后自费留学日本，任《新民丛报》主编，发表《中国兴亡问题论》等评论和杂文，颇为时人所重。他曾担任《浙江潮》编辑，后与梁启超共组政闻社，任《政论》
　　主编，鼓吹君主立宪。
　　徐锡麟、秋瑾两人领导反清起义失败后被杀，东京留学生特别是浙籍学生群情激愤。周作人回忆说：“当时绍兴籍留学生开了一个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组‘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智由辩解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有一次，鲁迅和许寿裳去拜访蒋智由，蒋智由谈论起服装问题时，抱怨自己穿戴的西式服饰不好，并赞美清朝的红缨帽有威仪。鲁迅出来对许寿裳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此后他们就不再与蒋智由来往了，而且鲁迅还给蒋智由取了一个绰号“无威仪”。
　　《浙江潮》1903年2月17日正式发行。封面上的彩色浙江潮形象，是“革命潮汹涌的象征”。杂志开辟社说、学术、大势、谈丛、杂录、记事、小说、文苑等门类。
　　《浙江潮》的发刊词说：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
　　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
　　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
　　……
　　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葱龙，碧玉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以名，以为鉴，且以为人鉴，且以自警，且以祝。
第4章 日本时期(2)
　　《浙江潮》共出十二期，最初由孙翼中、蒋方震主编，自第五期开始由许寿裳接编。鲁迅自创刊号起即订阅。许寿裳回忆说：“我刚接编《浙江潮》，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他的这种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与众不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
　　鲁迅的《斯巴达之魂》，载于《浙江潮》第五期和第九期，根据古代希腊历史故事改编，歌颂了公元前480年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的爱国精神。在杂志的第八期上，鲁迅发表了《说鈤》。鈤，即镭。这篇文章是中国最早评介居里夫人及镭的发现的论着之一。文章还介绍了十九世纪末x射线发现者伦琴（w·k·r·ntgen，1845-1923）及其后的一大批物理学家、化学家的贡献。
　　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上还发表了从日译本转译的法国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并作《（哀尘）译者附言》，署名“庚辰”。这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译文。原作是雨果《随见录》中的《芳梯的来历》，内容是作者自叙1841年见到一个女子被迫害的情景：女子被富家恶少欺侮，稍一反抗，即被判罚。鲁迅在译后记中对小说主人公“转辗苦痛于社会之陷阱”的遭遇寄予同情，慨叹道：“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对于剥削社会中统治者利用宗教杀人，用法律欺负人，以及人吃人的罪恶加以鞭笞。此外，鲁迅翻译的法国科幻小说《地底旅行》的第一、二回也发表于《浙江潮》第十期。
　　鲁迅积极参加同乡会活动。1903年1月底，鲁迅曾与陶成章、许寿裳等二十多名绍兴籍留日学生在东京牛込区清风亭召开绍兴同乡恳亲会，并联名发出《绍兴同乡公函》，劝导绍兴乡人出国留学，吸取外国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以挽救危亡的祖国。信中说：“遭世多变，刿心怵目于危亡之将及，而我盘盘五岳，灏灏江河，东南带海，西北控山之大陆一片土，将沦陷于异族。即我稽山镜水金宝玉堂，亦将销沉霸气，暗郁无色，呜呼，岂不痛哉！”
　　他们呼唤乡人：“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想方设法来日本留学，以“惊醒我国人之鼾梦，唤起我国人之精神”。
　　1907年11月3日，鲁迅还参加了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的苏浙铁路拒款大会。
　　挚友
　　鲁迅一生，有几个从青年时代起就交往、友情终生不渝的朋友。这些人对他的帮助很大，没有他们，鲁迅的一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这张照片上的许寿裳、陈仪、邵明之堪称鲁迅终生挚友。在异国他乡，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友情更加珍贵。但是以往研究鲁迅界只宣传其中的一个——许寿裳，其他两个人就不怎么提起。有一些图书，竟将另外两个人混淆，张冠李戴。
　　表彰许寿裳当然不错。许寿裳同鲁迅，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交往，从事的工作性质也相近，而且多次共事，关系自然要比与另外两个人亲密。
　　许寿裳（1882-1948），字季茀，又作季黻、季巿，号上遂，浙江绍兴人。
　　教育家，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1909年回国，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46年赴台湾，先后任省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被进入住宅的盗贼刺杀。
　　鲁迅和许寿裳留学回国后，同在杭州、北京、广州等地共事多年，互相提携。许寿裳后来总结他们一生的交往说：“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
　　1903年摄于东京，时鲁迅在弘文学院。照片上其他三人均为绍兴人。与鲁迅并排而立者许寿裳，弘文学院浙江班学生；许寿裳前面坐者邵明之，东京清华预备学校学生，后往北海道札幌地方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土木工程；鲁迅之前为陈仪，日本成城学校学生，后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浙江省省长。
　　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许广平与鲁迅在上海生活的十年间，常见两位老友会面的情景。她曾描述道：“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到古籍研讨，从欧美名着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而彼此人事的接触，见闻的交换，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无遮瞒，尽量倾吐。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
　　鲁迅弃医从文后，同许寿裳等人一起筹办杂志，从事着译活动。许寿裳回国后，向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推荐鲁迅，促成鲁迅获得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
　　辛亥革命后不久，当鲁迅困居家乡，一筹莫展时，许寿裳又向蔡元培推荐，聘请鲁迅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在两级师范学堂期间，许寿裳因与校长不和而被停职，鲁迅和其他教师一起罢教抗议；鲁迅在北京教育部被免职，许寿裳也以辞职给予声援；鲁迅到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当教授和教务长，积极为许寿裳谋职；鲁迅到上海之初，没有工作，许寿裳请求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鲁迅为特约撰述员，每月薪金300元，使鲁迅一家的生活从容了许多；鲁迅在上海多次帮助许寿裳家人求医问药。
　　在北京教育部共事期间，鲁迅还曾应许寿裳之请为其子许世瑛“开蒙”。
　　据许寿裳回忆：“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选一位品学兼优的作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了二个方块字：
　　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的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研究古典文学，许寿裳又带儿子到上海，拜会“启蒙老师”，请求进一步指示。鲁迅为世瑛开列了参考书目，并作了详细说明。
　　鲁迅去世后，许寿裳写了《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着作，提供了大量鲁迅生平史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鲁迅。其中很多细节描述，让读者觉得亲切。如许寿裳对青年时期鲁迅的描述是：“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之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着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鲁迅剪了辫子，兴高采烈，第一个去见的就是许寿裳，许寿裳祝贺道：“啊，壁垒一新！”当时学校发给每人每月生活补贴只有三元，鲁迅除了买些廉价香烟之外，大部分用来购买书刊。许寿裳回忆说：当时鲁迅“读书的趣味很浓厚，绝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
　　这种由于爱好而读书，丝毫没有名利之念。”
　　许寿裳叙述的一个情节对人们认识鲁迅青年时期的思想状态很有参考价值：
　　1902年我和鲁迅同在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有一天，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亲近，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可择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便觉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惟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
　　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
　　鲁迅英年早逝，使许寿裳万分悲痛。他对老友充满了怀念之情。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了《鲁迅先生纪念集》，收录许寿裳三篇文章，加上他撰写的《鲁迅年谱》，是所有入选者中篇目最多的。他悼念鲁迅的诗句至今读来仍让人悲哀和感奋：
　　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扣晓钟？
　　1940年10月19日，许寿裳写下这样一段话：“鲁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弥深怆恸。其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然。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人。曩年匆促间成其年谱，过于简略，不慊于怀。思为作传，则苦于无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箧，未能着手，只好俟诸异日耳。”
　　照片上前面坐着的两位，邵铭之和陈仪，与鲁迅的交情也很深。许广平回忆说：
　　鲁迅自己就很以有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为慰。……其他如早期资助出版《域外小说集》搞银行事业的蒋抑卮先生、搞渔业的邵明之先生、搞军事政治的陈仪先生，都是各在其职务方面自行工作，但对于鲁迅所作所为，每当晤面，则表同意……
　　但《鲁迅回忆录》出版的时候，这些段落都被删除了。这恐怕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
　　邵明之（1877-1942），名文熔，字铭之（鲁迅日记中又作明之），浙江绍兴陶堰人，与邵力子同祖父。早年自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清华预备学校，后往北海道札幌地方工业专门学校读土木工程。1903年1月，邵明之与鲁迅、陈仪、许寿裳、经亨颐等二十多名绍兴籍留日同学联名发出《绍兴同乡公函》，号召故乡人民改革现实，吸纳新知，争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邵明之与鲁迅交往甚密，曾经互取绰号。北海道多雪多熊，邵明之面圆而黑，且多胡须，鲁迅送他一个绰号“熊爷”；鲁迅性格沉静，观察敏锐而周到，见解深刻，语言辛辣，好像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邵明之听鲁迅谈话，当面评为“毒奇”。鲁迅对这个雅号，笑一笑表示首肯。
　　因为是绍兴同乡，鲁迅曾与邵明之相约，假期结束一起返校。周作人去日本留学，就是跟随鲁迅、邵明之一起去的。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不少趣事。
　　到日本后，兄弟俩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居住时，“忽然的来了新客，……来客非别，乃是蔡谷卿君夫妇；蔡君名元康，是蔡鹤卿即孑民的堂兄弟，经常在《绍兴公报》上面写些文章，笔名国亲，与鲁迅本不熟识，是邵明之所介绍来的。蔡君是新近才结了婚，夫人名郭珊，她的长姊嫁给了陈公猛，即是陈公侠的老兄。二姊是傅写臣的夫人，这时同了她的妹子来到日本，要进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可是就生了病，须得进病院，而这病乃是怀了孕。
　　她那一方面是由邵明之照料，弄得做翻译的十分狼狈，时常来伏见馆诉说苦况。”可见，绍兴的乡亲们时常走动，关系相当密切。
　　邵明之归国后，在浙江都督兼铁路总办汤寿潜手下担任工程师，钱江大桥的一段铁路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后来曾任沪杭甬铁路工程师。1915创办“华丰盐垦公司”，此后又在苏北东台经营棉业，所涉颇广。许广平曾说，邵明之是鲁迅“生死不渝的至友”。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在《鲁迅全集》
　　出版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邵力子乃邵明之的本家。
　　在《鲁迅全集》编纂中，抄稿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邵明之率领家人共同抄录了《嵇康集》。抗战胜利后，邵明之一家迁到上海霞飞坊，与许广平和周建人为邻。
　　陈仪（1883-1950），幼名毅，改名仪，字公侠，一字公洽，号退素，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民国陆军二级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后任浙江省省长。陈仪早年接受私塾教育，曾入读浙江求是书院。1902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光复会；后入日本士官学校为第五期学生，1909年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时参加浙江独立运动。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1917年陈仪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期间，受到日本教官的赏识，教官以女古月好子妻之（好子随陈仪回中国后改名陈月芳）。陈仪1920年回国，先在上海经商。
　　1925年孙传芳主政浙江，委任陈仪为浙军第一师师长，后转任第一军司令、浙江省长。1926年，陈仪投向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担任第十九路军军长。
　　不久因部队倒戈而下台，赴欧洲考察，回国后被蒋介石委以兵工署署长之职，后转任军政部次长。1934年福建事变结束后，调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主持福建军政。1935年日本在台湾举行“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曾经留日多年、熟悉日本情况的陈仪，奉命到台参观。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中国大陆多年战乱下停滞不前的状况相比，令陈仪深思。1937年，陈仪主持出版《台湾考察报告》，建议福建学习台湾发展经济。1943年美、英、中三国元首举行开罗会议，声明战后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1944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调查委员会对台湾日治时期的政治、经济、民生、军事等各方面做出颇为详细的调查，写出长达四十余万字的报告书。陈仪随后提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获得政府批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29日委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后又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10月24日，陈仪在美军将领陪同下从上海飞抵台北。10月25日陈仪代表同盟国的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兼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
　　1947年5月11日，陈仪改任国民政府顾问。5月16日，陈仪的长官公署撤销，改为台湾省政府，魏道明任主席。1948年8月6日，经汤恩伯推荐，陈仪被蒋介石委任为浙江省主席。1949年元月，陈仪见局势不利，欲投奔中国共产党，并尝试策反京沪杭警备军总司令汤恩伯投共，汤将此事呈报蒋介石。陈仪在1949年初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并被软禁。1950年4月，陈仪被押解到台湾囚禁。1950年5月，台湾军事法庭判处陈仪死刑，6月18日在台北市马场町执行枪决。
第5章 日本时期(3)
　　周作人1950年在《亦报》发表的回忆短文中，有三篇写到陈仪。一篇题为《许陈邵蔡》，谈及鲁迅在东京时的交友说：“有些完全乡谊关系的朋友，大概可以许季茀、陈公侠、邵明之、蔡谷清为例，其实此外也没有什么人了。”另一篇《陈仪与鲁迅》中说，陈仪“与鲁迅许寿裳等人是老朋友，大概是同办《浙江潮》时期的干部，私交也很不错。……对于公侠，虽是文武不同行，却没有什么隔阂，公侠在成城学校毕业，要进联队学习的时候，曾有一张军装照相，送给鲁迅。背后题曰，‘索士兄座右，弟毅拜赠、丙午仲夏’。计时为一九〇六年……”“索士”是鲁迅当时的别号。第三篇为《陈仪的下场》，也讲到“东京时期生活细节”，如“陈仪与同乡的文科学生却还谈得来，许寿裳等人在公寓临时请客，煨起一只鸡两块火腿来的时候，那带长刀的客总是来的”。“带长刀的客”即当时的士官生陈仪。鲁迅1912年至1930年的日记中，关于陈仪的记载共18处。1914年，陈仪寓居北京细瓦厂期间，跟鲁迅来往比较频繁。1928年2月，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上、下册由上海北新书局出齐。鲁迅收到样书后，即寄赠给陈仪。1928年陈仪赴德国考察，特意购买了一部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的《歌德的书信与日记》，赠给鲁迅。现存的鲁迅藏书中有这书的上下两册，封面上用铅笔写着“送鲁迅”。1930年7月13日，许寿裳把他们在东京拍摄的这帧四人合影复制，赠送鲁迅。鲁迅在日记中详细记载：“季巿及诗英来，并赠复制卅年前照相一枚，为明之、公侠、季巿及我四人，时在东京。”
　　1933年夏，鲁迅的弟子、作家许钦文以“窝藏共党”、“组织共党”罪被关进位于杭州钱塘门的“军人监狱”。鲁迅致信许寿裳，商请托陈仪设法营救。鲁迅平时遇到不愉快的事，会想起他这位军界老朋友，甚至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据陈仪的女儿回忆：
　　鲁迅逝世时，陈仪正在福建省主席任上。接到许广平的电报，陈仪万分悲痛。
　　他认为，鲁迅的逝世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因此，他致电蒋介石，提议为鲁迅举行国葬，未被采纳。《鲁迅全集》出版时，陈仪托人购得数套，分送给福建省各图书馆及重点学校，要求学校选择几篇作为教材，以激励后进。
　　陈仪在书橱中一直将《鲁迅全集》放在显着位置，并不时拿出来翻阅。他被软禁于衢州时还在阅读鲁迅的《阿q正传》和茅盾的《蚀》等新文学作品。
　　鲁迅去世之后，陈仪个人捐赠了1000元，又与郁达夫共同募集了554元，共计1554元，托许寿裳汇寄给许广平，作为“鲁迅纪念文学奖金”。
　　陈仪有见识、善谋划、敢做为。他在福建主政长达七年，继而主持台湾军政二年，推行改革，一时福建政坛和社会气象一新。
　　弘文学院
　　弘文学院，亦称“宏文学院”，是清末日本专为中国留学生兴办的一所速成学校，创建于1902年，校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校长（也是创办人）是嘉纳治五郎（1860-1938）。
　　嘉纳担任过日本贵族院议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名誉教授。历任第五高等中学、第一高等中学校长，教育部普通学务局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等职。他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26年。东京高师培养全国的中学教员，其校长则负责全日本的中级教育。因此，他在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望。甲午战争刚结束，1896年，第一批13名中国公费留学生到达东京，日本外交和教育当局把他们的教育委托给嘉纳治五郎。从此嘉纳负责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高等专门学校之前的补习教育。嘉纳在创办弘文学院前曾到中国考察，会见清廷政要。
　　弘文学院以教授普通科为主，学习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以为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基础。同时兼设各种速成班，如师范、警务、理化、音乐等。速成班通过翻译进行讲授。该校还为赴日考察或学习教育的中国人开设旁听班。
　　各科的学习年限不同，普通科为二至三年，速成科有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一年半不等。班次以学生的省籍编排，学生原则上寄宿。
　　鲁迅是该校第一届56名学生、也是22名寄宿生之一。学生年龄从17岁到34岁不等，平均为25岁，虚岁22的周树人被编入普通江南班。学校有一些针对中国学生的规定，如住校学生起床后和就寝前都要行礼、“学生必须尊重本国的国体和本院的体面”、“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等等。
　　鲁迅回忆说，有一天，“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嘉纳治五郎从小聪明，但个子矮小，身体虚弱，因而对武术特别有兴趣。
　　到东京上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期间，他找几位师傅练习传统柔术，并深入研究了如何利用对方的体重与力气，能使小个子把大汉背起来抛出去，也就是“柔能制刚”，并整理出规范化的指导方法。毕业后，嘉纳一面开设家塾照顾亲戚朋友的孩子们，创立弘文馆传授英语，一面为普及现代柔道而设立讲道馆。如今，作为奥运会项目的柔道，就是他创始的。
　　鲁迅仰慕嘉纳之名，入学不久就与许寿裳等三十多名留学生，参加弘文学院开始兴办的柔道术入门学习。弘文学院于1902年3月在学院内举办了讲道馆牛込柔道分场，招收清国留学生。在弘文学院“牛込分场”的入门名簿登记表上记有他们的姓名。他们是牛込分场接纳的第一批门生。
　　在弘文学院，鲁迅目睹并参加了两次学潮。
　　第一次是因为部分同学不满学校的入学规定而停课一周。当时留日学生越来越多地加入“革命排满”的浪潮。清政府感到十分惶恐，由驻日公使蔡钧与日本政府议定，对留学生入军事学校加以限制。清政府规定，非官费生不得入日本士官学校；日本政府规定，非由驻日使臣签发证件不许入士官学校。在弘文学院学习的自费留学生吴稚晖（1866-1953）等人于7月13日要求公使开具证明，准予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遭到蔡钧百般刁难。吴稚晖等率领二十六名留学生大闹使馆。蔡钧邀来日本警察进入使馆驱散学生，并将吴、孙二人拘捕，随即由日本内务部下令，将二人解送回国。留学生会馆为此事召开大会，决定各校一律停止上课以待交涉。弘文学院的自费生为此事也不断申请退学。
　　另一次是鲁迅等五十余名同学集体退学，对弘文学院的无理举措表示抗议。由于院方对于学生屡次要求改革普通科课程不但拖延不顾，反由教务干事三矢重松、舍监大久保等人出面召集学生，强行颁布关于增收学生的学习及医药卫生费用的新条例十二则。学生们先派代表向院方提出修改条例的意见，但院方坚持不改，并声称三日后即须实行，学院规则，他人无权商酌，如有人为此退学“决不强留”云云。学生们对此忍无可忍，决定集体罢课，五十二人收拾行李同时退学出院，其中包括张邦华、顾琅、伍崇学、周树人、许寿裳等。校长嘉纳见此情景，致函总监督，称将改良课程以图挽回。学生于留学生会馆集会，提出改革课程、开办走读、撤去教务干事等项要求。经再三交涉，院方接受了学生提出的要求，校长宣布新条例作废，并答应改良课程。全体学生于四月十六日晨十时胜利返校。
　　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普通速成科毕业。他获得的毕业文凭上写着：
　　“大清国浙江省周树人，从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本年四月，在本学院学习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毕业，以此作证，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大日本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章）。”
　　弘文学院毕业照上的鲁迅神情坦然，精神饱满。在弘文学院的两年，他开阔了眼界，基础知识更加牢固。
　　毕业后的去向，鲁迅早已想好了。按规定，鲁迅应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是，鲁迅决定改学医学。他后来回忆说：“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此外，据鲁迅自述，他自幼牙齿不好，在国内试尽中医验方，终归无效，所以想学医是也“挟带些切肤之痛”的。
　　鲁迅不但自己改学医学，还动员浙江班的厉绥之、韩清泉不要按官方规定入高等师范学校，而改学医学。他对厉绥之说：“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动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
　　东京本不乏医学校，但是鲁迅不喜欢留在东京。他的《藤野先生》一文，劈头第一句就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并不是对东京这座城市不满，而是看不惯群集其中的中国留学生。有的留学生只为了镀金后回国升官发财，不安心读书，平日热衷于吃喝玩乐，或在会馆里“咚咚咚”地学跳舞，或关起门来炖牛肉吃。鲁迅对此很反感，他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为了避开这些人，他决定到一所远离东京，地处东北的偏僻小城镇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学习。
　　弘文学院于1909年停办。
　　被遗忘的人
　　同鲁迅一道到仙台的还有一名中国留学生，他的名字叫施霖。鲁迅同施霖的合影有两张，一张是同宿同学的合影（另一张见本书第41页）；这一张上则只有他们两个人，说明他们当时的关系比较亲密。
　　但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道：“仙台是一个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的确，鲁迅是到仙台比较早的一个留学生，或者他是同施霖前后相差不多时间到达仙台的。他在文章里不提施霖，或许有他的原因。然而很长一个时期内却造成了一种误解，人们认为那时仙台只有鲁迅一个中国留学生。1977年出版的《鲁迅》照片集，收录了这张合影，说明文字中不但没有提及这位同学，而且还把这张照片说成“1903年摄于日本东京”，列为“与东京弘文学院同学合影之一”。
　　施霖，字雨若，浙江仁和人。1902年官费留日，先入弘文学院，1903年进入正则学校学习，1904年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部工科二年级学习，研学工兵火药。他是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仙台二高和仙台医专就在一个院子里，大门左右分别挂着两校的牌子。因此，鲁迅与施霖相识并同租公寓。
　　从实际到达仙台的时间上说，鲁迅早于施霖。仙台的报纸最先报道了施霖的消息。1904年7月11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公布了清国留学生施霖的入学许可。次日的当地报纸报道说：（施霖）浙江省仁和县出生，字雨若，东京正则学校毕业，志愿学习理工科，希望研究“军工火药制造”。
　　7月14日，仙台医专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周树人的入学许可。次日，当地报纸《河北新报》第五版《清国留学生和医学校》报道了（周树人）入学许可及履历、出生地等情况。在有关鲁迅的报道中出现了错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于九月十一日许可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入学，周是南京人，曾在南京陆师学堂学习，后毕业于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鲁迅来自南京，但是绍兴人；“南京陆师学堂”正确的名称应为“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校”；鲁迅在弘文学院，读的不是“普通科”，而是“速成普通科”。
　　1904年9月10日仙台《东北新闻》第七版登载一则消息《医专新入学的中国留学生》，专门报道了鲁迅已来到仙台，正在寻找住宿地的情况，并说：“周树人操着流畅的日语，是一位愉快的人物。”9月13日，该报第七版又刊登了《清国学生》一则，报道了鲁迅同刚从东京转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清国留学生施霖的消息，说他们暂时住在片平丁五十四番地的田中宅旅店。报道把周树人的名字误写为“周土付人”。
　　鲁迅和施霖同住过宫川宅，关系应该是密切的。但鲁迅从没有提起过施霖。他们的友情后来逐渐淡薄，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而导致他们的关系疏远的原因，则不得而知。有一个猜测是：施霖学习成绩不好。因为入学的第二年，施霖没能通过二年级升班考试而留级。升级考试成绩表中体操是满分，英语、代数，几何等都不及格。又过了一年，考试成绩仍不能升班。在这之后，施霖的姓名就从二高的名簿上消失了。以这样的成绩和结局，若写进文章，不但不能为中国学生增光，反而会成为“中国人是低能儿”的证明，也许因为这一点，鲁迅便对施霖略而不提了。
　　阿利安人和震旦青年
　　现存鲁迅最早的信件，是他1904年10月8日从仙台写给友人蒋抑卮的。
　　信中报告了他入学以后的一些情况：
　　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再觅一东樱馆，绝不可得。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今此所居，月只八円。
　　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现拟即迁土樋町，此亦非乐乡，不过距校较近，少免奔波而已。事物不相校雠，辄昧善恶。而今而后，吾将以乌托邦目东樱馆，即贵临馆亦不妨称华严界也。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解剖人体已略视之。树人自信性颇酷忍，然目睹之后，胸中亦殊作恶，形状历久犹灼然陈于目前。然观已，即归寓大啮，健饭如恒，差足自喜。
　　数量很少的中国学生到仙台，人们给予较多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学校优待鲁迅，不收学费。鲁迅写道：“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时计，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他拿学费买了一块表。日本同学与他相处得也还不错。他在信中评价这些日本同学道：“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廑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所谓“阿利安人”就是优等民族。日本学生因为本国战胜中国，自视为优等民族，看不起中国人，鲁迅一到日本就有深切的感受。随着与日本同学接触增多，有了比较，他的自信心便增强了。
　　日本同学对鲁迅给予了关照。这年的12月，鲁迅因患重感冒，不能到校上课，班长铃木逸太郎和同学杉村宅郎来公寓看望。据铃木逸太郎回忆：
第6章 日本时期(4)
　　“当登上公寓二楼看到鲁迅一个人盖着日本式的被子躺在那里，他见我们来了，马上端端正正地坐起来，担心地询问讲了什么新课。他一边听我们说一边记下来。”还说，“鲁迅学习一贯严肃认真，笔记记得很整齐，有时用毛笔记笔记。从生活到学习，从来没有松松垮垮的样子，总是整整齐齐、踏踏实实。平日功课很忙，在考试前更是不眠不休的复习功课，有时头上扎上布带子来提精神。”同班学生小林茂雄后来回忆鲁迅当时的情况说：“我记得当时他好似一个体质文弱、不爱讲话、和蔼老实的青年。学习成绩不算太好，居于中等，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想他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
　　鲁迅也努力融入学生群体中。当时，学校举行的运动会结束后，各学年师生分别去饭店聚餐，称为选手慰劳会。鲁迅所在的班级曾到东一番丁第一流餐馆“宫古川”(亦称都川)聚餐，年级长和其他教师也参加了宴会。敷波教授比较受学生们欢迎，而藤野先生在这种场合，总是被人敬而远之的，所以没有出席。当时每人一套菜，只要三角五分钱，由学生自己负担，喝的酒由年级长和副年级长支付。鲁迅在聚餐会上的表现，据同学回忆：“好像相当能喝酒，……虽然喝了很多，但毫未露出醉意。”
　　鲁迅喜欢观看日本民间传统小戏，有时到“森德座”剧场，花八分钱买站票看戏。当剧场开幕中途，站在剧场后面看几幕日本的古装戏“歌舞伎”，如《牡丹灯笼》、《御岩》等有名的传统剧目。“森德座”是一座木制二层楼的西式建筑物，门前挂的大旗上写着剧院的名字。班长铃木逸太郎就曾在买站票看戏的观众中看见鲁迅，同学们互相招呼着说：“呀，周君也来了！”
　　当然，与日本同学们的交往中，也出现过不愉快的事情。由于学校考试十分严格，鲁迅所在班全班有三十人因成绩不及格而不能升级；因此，鲁迅第一学年的成绩，遭到几个日本学生的猜疑。学生会干事检查了鲁迅的讲义，并寄来一封匿名信，污蔑鲁迅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因为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鲁迅预先知道了考试题目。鲁迅把这事告诉了藤野先生，班长铃木逸太郎也向藤野先生做了汇报。藤野先生气愤地说：“没有那样的事！”有几个和鲁迅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同去责问干事托辞检查的失礼和胡乱猜疑的无理。这个事件对鲁迅的刺激是强烈的。他后来愤懑地回忆说：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解剖学
　　医学科二年级全体同学，为欢送敷波重次郎教授赴德留学，在讲堂前合影留念。
　　鲁迅在医专一年级时，敷波教授担任年级长，藤野先生任副年级长。升入二年级，敷波教授到德国深造，年级长改由小高玄教授担任。当时留学是写学位论文的重要条件，没有论文，不能获得学位，就很难有晋升的机会。
　　藤野先生也曾抱有留学德国撰写学位论文的愿望，但未能实现。
　　这张照片从鲁迅的同班同学小野丰二郎（后第二行，右数第四人）家里发现，照片的背面写着“敷波先生留学之际送别纪念写真”，并按在照片上的位置写有130名学生的姓名，下方还写着“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六日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摄影”。据鲁迅的同学回忆，这张照片是11月6日请小川照相馆的摄影师来校拍摄的。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也说，在仙台医专，有两个老师教过他们解剖学，但他只写了藤野，而只字未提敷波：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着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藤野先生还担任过解剖实习课，因此与鲁迅接触更多。鲁迅还记得藤野在上这门课期间与他的一次对话：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鲁迅假期到东京，同许寿裳谈到自己学习解剖的经验，说，通过解剖尸体，他切实明白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如何巧妙，矿工的炭肺如何墨黑，两亲花柳病的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许寿裳认为，鲁迅学医，“是出于一种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宏愿，以便学成之后，能够博施于众”。
　　鲁迅后来曾对人讲，他在医专学习期间共解剖过二十几具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一开始，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
　　不过对于青年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
　　鲁迅虽然学习医学不到两年，但所受训练使他获益不浅。最主要的是培养了科学的求真的精神。这种精神，便是在艺术上，也很有用处。他不满于中国绘画不重视人体素描，在提倡现代新兴版画的活动中，一再告诫青年艺术学徒学习人体知识。1934年4月9日，他在给魏猛克的信中，谈到自己画的一张鬼相图，说：“我不能画，但学过两年解剖学，画过许多死尸的图，因此略知身体四肢的比例，这回给他加上皮肤，穿上衣服，结果还是死板板的。脸孔的模样，是从戏剧上看来，而此公的脸相，也实在容易画，况且也没有人能说是像或不像。倘是‘人’，我就不能画了。”
　　鲁迅的文章简练有力，人们喻之为“投枪匕首”。也可以说，他手中拿的是解剖刀，解剖社会弊端，发掘人性隐秘。他曾自述：“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驱：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由此生出“自我解剖”这样一个听起来有些矛盾的说法。但仔细想来，这个比喻很生动形象，发人深思：文字工作绝非轻描淡写，而是很沉重，甚至很危险的。
　　胡须照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回忆他在仙台时所受的优待时说：“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鲁迅在仙台留学期间住过两个地方——佐藤屋和宫川宅。关于佐藤屋，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道：“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这“监狱旁边的一个客店”就是佐藤屋，坐落在片平丁52号，位于广濑川畔的崖岸之上，是一座纯粹用木板建造的日式两层楼。遗址今存，仙台市已经把它作为古迹保护起来，立标牌曰“鲁迅下宿迹”。
　　佐藤喜东治原是幕府时代的藩士，家藏许多剑刀。鲁迅在他家住宿时，他年已六十岁，身体魁梧，灰白色胡须直垂胸前，热心公益事业，乐于照顾中国留学生。鲁迅离开时，佐藤赠给鲁迅一把“白壳短刀”作纪念。周建人后来回忆：“鲁迅从日本带回两把刀，一把是他自己买的，是尖的短剑，两边的刃都很锋利。中间有血槽，柄是木头的，很讲究；还有一把刀是一位老武士给的，它的形状是一边有刃，一边没刃，套子很差，是两块小薄板合成的。”他听鲁迅说过：“这位武士年轻时，常把这刀佩在自己身上，在和敌人搏斗时，拿起刀就杀向敌人，刀套自己就会分成两块破开。”这两把刀，鲁迅回绍兴后送给周建人，周建人到北京后又还给鲁迅。
　　鲁迅赁居二楼一间面临广濑川的十叠（叠是日本计算房间面积的单位。
　　长二米、宽一米为一叠，十叠相当于二十平方米）大的房间。他和住在公寓的其他几个学生的日常生活，由房主的夫人照顾，每人每月食宿费八元。房东除用二楼经营公寓外，还把一楼的一部分房屋租给一个专营宫城监狱中未判决的犯人和探监人伙食的人使用。正因为后面这个情况，鲁迅不久就搬家了。“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鲁迅的新住处是土樋町一五八番地宫川宅。上文所说的“芋梗汤”是日本民间一种以大酱和地瓜秧为主料做的菜汤。
　　这张照片是鲁迅与同住在“宫川宅”公寓的五名住宿学生（大家武夫、三宅、矶部浩策、吉田林十郎和施霖）在东一番丁照相馆的合影，赠给公寓主人宫川信哉留念的。因为宫川将自己经营的公寓改由海老名新治郎接续经营。照片上的六个人均穿学生制服、脱帽。
　　八年后的1913年，当时照片中的一个人回来拜访房东宫川信哉，宫川想象其中三人拍完照片十年后的样子，为他们添上了胡子。他还在照片的背面写道：“明治三十八年x月影，拾年后想象髪，大正二年现在，大家君在美国，周君不明，三宅君在大学小儿科，矶部君在米泽县，吉田君在朝鲜，施君不明。”“想象髪”，应该是“想象髭”（即胡须）的误笔。
　　据鲁迅的同学回忆，在此前后，鲁迅曾把自己在弘文学院时拍照的一张身着弘文学院制服、脱帽的照片，赠给同学大家武夫作纪念。在照片后面写着：“大家君惠存，周树人持赠，照于癸卯春日日本之东京，即明治三十六年也。”可见在那时，互赠照片蔚然成风。
　　“大家君”是鲁迅的同班同学大家武夫。仙台医专的文献中有大家武夫的在学证书，登记时间为明治三十八年二月，“住所，土樋町百五十八番地宫川信哉”。“矶部君”是周树人上两年级的医专学生矶部浩策。他在山形县米泽当开业医，以后还同宫川家有交往。“吉田君”没有明确的证明，很可能是周树人下一年级的吉田林十郎。医专旧文献中尚有林十郎入学证书，时间是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住所是“土樋町一五八番地，海老名新治郎宅”。海老名正是从宫川先生那里接续经营公寓的。“三宅君”不清楚，当时二高和医专的名簿上没有姓三宅的学生。可能是他后来做了养婿而改姓了三宅。“施君”就是二高的中国留学生施霖。宫川信哉对他的孙女小畑美津子说过：“我在经营公寓时，曾经有两个中国人住宿过。”
　　现在，仙台东北大学的校史馆中陈列着宫川的后人捐献的这张“胡须照”。
　　退学
　　鲁迅把自己要离开仙台的决定告诉平时要好的同学杉村宅郎。1906年3月，杉村宅郎和铃木逸太郎、青木今朝雄、山崎喜三等与鲁迅比较接近的年级干部为鲁迅举行话别会，并合影留念。这是一个简单的送别会，大家在一个点心店吃了点心，然后到照相馆拍了纪念照片。当时，青木、铃木、杉村都是二年级生，山崎是一年级生。青木是入学四年的二年级生、铃木是入学三年的二年级生，杉村是药学科学完后的医学科二年级生、山崎是入学二年的一年级生。他们都留过级，可见医专的考试多么严格。
　　鲁迅的同学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周君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人，人很老实，大家对他都有好感，和同学相处很好，也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他。但还是因为他是外国人，交往总不太深，所以对他离仙台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便深问。他本人只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长期在这里呆了。后来听说由于幻灯事件改变了心情因而离去了。周树人平常沉默寡言，但使人感觉他是一个内心很敏感的人。周树人在照像里站在旁边，可能是还没有决定下来要走，所以站在边上就行了，这大概是出自客气。但在这之后不久就走了，也没有时间在班里开送别会。后来曾和杉村们谈起这事时，那次聚会就像是个送别会了。
　　鲁迅为什么要离开仙台？
　　他曾自述原因道：“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些画面强烈地刺激了鲁迅，“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当时，鲁迅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值得注意。《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中描述了很多细节，如当时的自然环境、生活状况，特别是大雪造成的饥荒及其对地方经济和民心造成的影响，还有日俄战争日军胜利后的庆祝活动和征兵活动等等。鲁迅在仙台时期，市民举行过五次祝捷大会，场面均盛大热烈。而仙台的征兵，并不依靠赤裸裸的权力压迫，而是在城乡各个角落自发自愿地举行，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鲁迅后来在很多场合对日本国民性表示了相当的好感，与这个时期的见闻不无关系。当然，与此同时，军国主义的狂暴也引起他的厌恶和警惕。
　　鲁迅在学习中体会到，通过西医改良人种是行不通的，而留学之前就开始的基于现代科学精神的文艺评论、翻译等活动，在促使中国的近代化方面更为有效。
　　从少年时代，鲁迅就倾心文艺。日本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认为，鲁迅天生具有文学才能，他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感到失望，促使他转向文学。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判断“幻灯事件”使鲁迅改变了志向，走上文学道路。
第7章 日本时期(5)
　　他更强调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经历的“考试事件”（即被怀疑老师漏题给他）及弃医从文后创办《新生》杂志失败一事，这些事件使鲁迅在歧视和冷落中感受到羞辱，他在心灵的创伤中度过青年时代，也因此在他的意识中滋生了敏感、自卑和反抗的因子。竹内好认为，在这个基础上，鲁迅回归了文学。
　　研究者们一直在寻找鲁迅提到的幻灯片或者类似图片。隗芾的《关于鲁迅弃医学文时所见之画片》，介绍了一张“刊载于日本大正元年（公元1912年）11月2日印制的《满山辽水》画册”的照片；王保林在《介绍一张与“幻灯事件”有密切关系的照片》一文中推测鲁迅看过的幻灯片是根据这张照片绘制的；日本太田进《关于鲁迅的所谓“幻灯事件”——介绍一张照片》一文中，公布了他收藏的一张类似画面的照片。当时的报纸杂志上的确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五千多清国人”的描述。
　　但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鲁迅讲自己看到的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图像，并没有出现在1965年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发现的幻灯片中，因此，当时是否真的放映过此类图像，尚不能确定。
　　报纸上的图片也会给鲁迅带来感情上的强烈震动，正不必非看幻灯片不可。“幻灯事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鲁迅对事实进行了艺术加工，将从报纸或者杂志上看到的图片说成是教室里看到的幻灯片；一种是鲁迅的确看了幻灯片，而那张幻灯片尚未找到。
　　“幻灯事件”和弃医从文对鲁迅思想发展历程的影响，历来引起学者的关注。鲁迅离开仙台的原因还不止于此。小说家太宰治说，“鲁迅喜欢大城市生活，对偏僻的仙台的生活产生了不满”。他在小说《惜别》中通过鲁迅之口，把仙台描绘成“不足东京十分之一的窄小城市，无意义地模仿着都市模样的小镇”，这与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自述“把自己的名字列于乡间的一个医学专门学校”是一致的。作者进一步推断，鲁迅假期中返回东京，是因为他无法忘却在媒体城市获得的快感与亢奋，他最终中断了医学课程，也是因为无法抗拒作为都市东京最新潮流之文学的吸引力。鲁迅从绍兴到南京，又到东京，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信息量大的生活。从日本回国后再次从绍兴到南京、北京，后来又从厦门、广州到上海的事实，也验证了他的广博知识和丰富思想对都市生活的需要。
　　泉彪之助在《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医学笔记》一文中提出这样一种意见：
　　藤野先生的教学水平不高，没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思想全部传授给鲁迅。而鲁迅想要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灌输，而且是欧洲意义上的近代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及方法。笔记上修改的主要是些语法修辞问题，而且可能有些过分，引起了鲁迅的反感。鲁迅觉得在仙台医专不能掌握科学方法，失望而去。因此，泉教授怀疑藤野是否真能将科学方法传授给鲁迅。
　　鲁迅本人对医专的教学方法也表示过不满。他在给蒋抑卮的信中说：
　　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前曾译《物理新诠》，此书凡八章，皆理论，颇新颖可听。只成其《世界进化论》及《原素周期则》二章，竟中止，不暇握管。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的结尾说，他将藤野先生改正过的医学笔记钉成三厚本珍藏，“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但不幸在搬家途中丢失。事实上，这些笔记本仍然存在，后来在他的绍兴友人家中发现，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六本笔记分别是《脉管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组织学》、《病变学》、《解剖学》，其中《有机化学》、《五官学》和《病变学》，不是藤野先生所讲课程，但笔记本上也有他的修改笔迹。藤野先生批改最多的是他亲自讲授的《脉管学》。
　　另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幻灯片“并不是惟一的刺激”。
　　许寿裳说：“他学医的动机：（一）恨中医耽误了他的父亲的病。（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以上两点，参阅《呐喊》序文和《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便知。但是据我所知，除此以外，还对于一件具体的事实起了弘愿，也可以说是一种痴想，就是（三）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恢复到天足模样。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于缠足女子的同情，比普通人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赵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无心肝，所以他的着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
　　银行家
　　鲁迅与蒋抑卮有三张合影（另两张见本书第55页、58页），均由东京江木照相馆拍摄，照片上标有william’s字样。照相馆的标志上除了“江木”
　　两字外，还有“东京神田”四字。
　　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后，把学籍列在一所德语学校，平时不去上课，而在家中读书写作。其间，他于1906年夏奉母命回乡与朱安（1878-1947，浙江绍兴人）完婚。这次婚姻得自母亲之命和媒妁之言。他后来对人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包办婚姻给鲁迅带来了很大的不幸。
　　新婚后不久，鲁迅就和刚刚考取官费留学的二弟作人一起到了东京，开始了文学活动。
　　他们一开始打算办一种杂志，取名《新生》，封面图案也已选定，用了英国画家华慈（g.f.watts，1887-1904）的一幅油画《希望》。然而，《新生》
　　流产了。主要原因是缺少资本。
　　于是，他们只好从事翻译、写作，给别的杂志投稿。
　　就在这时，他们接待了两个客人，是鲁迅几年前认识的绸缎商人蒋抑卮夫妇。浙江籍留学生发起成立浙江同乡会、计划出版刊物《浙江潮》时，蒋抑卮捐助100元。
　　鲁迅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递交的入学志愿书这样写道：“我今志愿进入贵校医学科一年级学习，敬请批准。另附学业履历书，请查阅。明治三十七年六月一日，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印）二十二岁，此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山形仲艺阁下”。学业履历书上写的是“一、自光绪二十四年九月至二十七年九月，毕业于本国南京官立江南陆师学堂普通科。二、自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三十七年四月，毕业于东京私立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文件上，“周树人”名后均由蒋抑卮代章。鲁迅到仙台后不久就写信给蒋抑卮，报告自己的生活学习情况。现存鲁迅最早的书简，就是1904年10月8日写给蒋抑卮的。
　　蒋抑卮，本名鸿林，谱名玉林，以字行，1875年6月17日生于杭州。
　　其父蒋海筹，名廷桂，从事丝绸买卖，精明能干，从丝织童工干起，成为杭州蒋广昌绸庄老板，业务发展迅速，占据杭州丝绸业的半壁江山。1876年蒋家又在上海开设广昌隆绸庄。蒋抑卮是家里的次子，小时应童子试，补钱塘县生员，但他对科举八股没有兴趣，厌恶衙门里的应酬往来，却喜欢文字训诂之学。他研究过古文字学，读过章太炎的《文始》，对汉字的源头、发展、读音变迁等颇有心得。甲午战争及后来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辛丑条约》
　　签定，对青年蒋抑卮刺激很大，他于1902年10月东渡日本，先入武备学堂，后因体弱，改学经济，初通金融之道，为日后成为银行家储备了知识。
　　因为长兄去世较早，蒋抑卮只好继承父业，经营自家绸庄。光绪末年，受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他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出任银行常务董事，一干三十余年，把浙江兴业银行办成国内首屈一指的私营银行。
　　蒋抑卮这次为治耳病来到东京。因为一时找不到房子，夫妻二人又不懂日语，所以必须住在离朋友较近的地方。鲁迅就把自己的宿舍让出来给他们住，自己则与二弟和许寿裳挤在一起。蒋抑卮治病，由鲁迅担任翻译。可是不幸，开刀的医生虽然是有名的专家，手术却引发了丹毒，导致蒋抑卮高烧说胡话，一时情形相当危险。蒋抑卮自视甚高，当时对鲁迅等人说：日本人这是嫉妒中国有他这样的人，所以叫医生谋害他呢。
　　后来，许寿裳在西片町十号为蒋抑卮找了一个住处。因为两处相距不远，蒋抑卮在去医院治疗之余常来拜访鲁迅，鲁迅也在蒋抑卮出院之后常去探望他。
　　鲁迅与蒋抑卮在东京结下的友谊终生不渝。1912年5月5日之前的鲁迅日记丢失，无法查证。这一天之后鲁迅的日记里就经常出现这位老朋友。同年9月14日、29日的两则日记中写下了“蒋抑卮来”。当时蒋正在北京筹设浙江兴业银行北京分行。1914年浙兴北京分行成立，1915年天津分行成立，蒋抑卮频繁往来于京津沪之间。从1912年4月至1926年9月十余年间，鲁迅在日记中写下与蒋抑卮在北京来往的信息计三十九条（日记总共写下与蒋抑卮有关的信息四十二条）。尤其在1915至1919年间记下“蒋抑卮来”达十九次，其中“夜”、“晚”蒋到鲁迅住处有十二次之多。另日记记载了鲁迅致蒋抑卮信或留笺六件、蒋致鲁迅函五件，可惜均已湮灭。1915年1月21日，鲁迅送蒋抑卮《百喻经》和《炭画》各一册；当蒋抑卮得知鲁迅正在校勘《嵇康集》时，于1915年6月5日将自藏抄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托人送给鲁迅，同年7月15日又托同事把自己珍藏的明刻《嵇中散集》一卷带给鲁迅；1917年1月5日鲁迅去兴业银行北京分行拜访，蒋抑卮赠以唐《杜山感兄弟造像》拓本。
　　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到上海定居。安顿甫就，就于10月11日冒雨去兴业银行拜访蒋抑卮，不巧，蒋已去汉口分行，未能相见。但两人之间的交情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1930年以后，蒋抑卮胃病缠身，常住杭州莫干山疗养，与鲁迅交往不多。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蒋抑卮委派儿子代他去万国殡仪馆吊唁。
　　1937年底，胡愈之、郑振铎等以“复社”名义出版《鲁迅全集》，蒋抑卮出资捐助。全集于1938年8月问世后，“复社”将箱装蔡元培先生题字的《鲁迅全集》纪念本（编号为“第七九号”）一函二十本赠送给蒋抑卮。
　　“拨伊铜钿！”
第8章 日本时期(6)
　　1909年2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外国短篇小说，多为俄国和东欧的作品，拟结集出版，却苦于没有资金。鲁迅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鲁迅这么叙述该书的出版过程：“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着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看该书版权页可知，上海寄售处就设在蒋抑卮开的绸缎庄里。但鲁迅在回忆中竟没有提到蒋抑卮的名字，还说什么“小本经营”，似乎是他们几个文学青年自己筹的钱。
　　实际情况是，蒋抑卮听到两位朋友出版翻译小说的计划，大为赞成，愿意出资助成此事。于是，让兄弟俩愁眉不展的出版项目，骤然在几日中决定了。有人回忆说，蒋抑卮出资150元，有人说是200元。受益者周作人在回忆录里很感激地说：“这里他垫出了印刷费二百元之谱，印出了两册小说集，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蒋抑卮有一个诨号，“拨伊铜钿”，是鲁迅给他起的。这是绍兴话“给他钱”的意思。这一诨号的来历，据周作人说，蒋抑卮“有一句口头禅，凡遇见稍有窒碍的事，常说：只要‘拨伊铜钿’就行了吧。”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印了1000册，第二集只印了500册，销路不佳。
　　鲁迅说：“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这一位“极熟的友人”，就是许寿裳。
　　鲁迅已经写好了《域外小说集》第三集的目录，也发布了广告，但前两册卖不出去，兄弟俩自然不好意思再请蒋抑卮“拨铜钿”了。
　　文术新宗
　　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东京群益书店和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行，署名为“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封面由鲁迅设计，陈师曾篆写书名。
　　鲁迅那时对他们兄弟俩的翻译颇为自信：“《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犂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欤，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虽然稍稍谦虚地说不能和当代着名翻译家如林纾、严复等相比，但内心里却并不服气，接着就标榜自己的译作是一本具有开拓性，引入了“异域文术新宗”，打破了翻译界的“迟暮”的书。他还在上海《时报》上发表为《域外小说集》第一集所写的广告，继续发挥道：“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
　　各国竟先选译，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译辞以求其达。先成第一册，凡波兰一篇，美一篇，俄五篇。新纪文潮，灌注华夏，此其滥觞也！至若装订新异，纸张精致，亦近日小说所未覩也。”所谓“装订新异”，指的是毛边不切。
　　但十几年后，鲁迅在为重印本写的序言中，就不那么吹嘘了：“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诎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中国读者不习惯阅读短篇小说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译文中多用古奥的字眼，文笔不顺畅，艰涩难读。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收录了鲁迅所译俄国作家安特来夫的两篇小说《谩》和《默》及他所写的《序言》、《略例》、《杂识》中的“安特来夫”
　　一则和“迦尔洵”一则的第一段文字。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东京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就对这本书做了介绍：“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
　　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近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的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蔡元培重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遭到文化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蔡元培在回答林纾的质疑时，就以《域外小说集》
　　为例，说明他所重用的这些新派人士学问根底深厚：“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鲁迅在东京期间结识的浙江同乡、曾一同听章太炎讲授文字学的钱玄同指出，这两本小说集是“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
　　他认为周家两兄弟“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他比较看重鲁迅在翻译中用古字这一点，说鲁迅为使文章更符合汉字的训释，特意向章太炎先生请教，因此，“《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训，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胡适也曾将《域外小说集》
　　与严复、林纾的译文相比较，认为鲁迅和周作人既有很高的古文功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小说好。他与友人谈编写中学国文选本，拟的教材计划中，第一年要读的就是《域外小说集》和林琴南小说。
　　直到1958年，胡适还在一次讲演中说：“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也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般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东京
　　1909年，鲁迅在东京拍摄了一张西服照。当时的日本，广泛接受西学，日常生活中弥漫西洋风，穿西服比较普遍。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因为家境富裕，那时能穿相当高级的西服。
　　1908年4月，鲁迅应许寿裳之邀，由“中越馆”迁居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日本着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加上周作人、钱钧甫和朱谋宣，五人合住，因此称此寓所为“伍舍”。他们在庭院中的空地上种了许多花草，把庭院收拾得整洁幽美。其中有日本称作“朝颜”的花，花期很短，但很好看，比起樱花，更能让人想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诗句。
　　在“伍舍”居住期间，鲁迅经常往各处书店购书，但较少游览，只偶尔去公园欣赏一下樱花。租住“伍舍”，食宿费用均有增加，鲁迅为了弥补经济上的不足，曾经担任书稿校对工作以获得一点微薄的报酬。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平日生活很简朴，自仙台返回东京后就改穿和服，只有单、夹、棉三套布制的和服和一件夹外衣，冬天也只穿短衬裤对付。“他无论往哪里去，都是那一套服色，便帽即打鸟帽，和服系裳，其形很像乡下农民冬天所着的拢裤，脚下穿皮靴。除了这皮靴之外，他的样子像是一个本地穷学生。”被子只是一垫一盖，冷天、热天都用一条日本式的厚被子。这些衣被都是以前所有，在东京的几年里差不多没有添置什么东西。
　　许寿裳说：“可惜好景不常，盛会难再，到冬时，荷池枯了，菊畦残败了，我们的伍舍也不能支持了——因为同住的朱钱两人先退，我明春要去德国，所以只好退租。鲁迅就在西片町，觅得一所小小的赁屋，预备我们三个人暂时同住，我走之后，则他们兄弟二人同住。”就这样，1909年2月，鲁迅与周作人、许寿裳一起从“伍舍”搬到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居住。
　　鲁迅在吃穿住方面不讲究，但却舍得大量购买外国书刊。凭借这些书刊，他翻译文学作品并撰写文艺论文，用功很猛。据《留学生官报》报道，他七八月份多次到医院看病并在骏河台红梅町杏云堂医院住院多天。
　　鲁迅本来打算到欧洲学习德文，因为德国介绍外国文学广泛而迅捷，鲁迅所看的东欧俄国文学的译本，不少是德文的。可惜，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1907年12月，河南籍留日学生编辑的《河南》月刊创刊于日本东京。
　　鲁迅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论文大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其中，《文化偏至论》
　　载1908年《河南》月刊第7号，介绍西方十九世纪以来以叔本华、施蒂纳、克尔凯郭尔、易卜生、尼采为代表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新思想，批判了重物质、崇众数的偏向，提出“首在立人”的主张。其中有些段落，显示鲁迅那时思想尚在中土和西洋、激进和折中之间徘徊：
　　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
　　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
　　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谬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第9章 杭州、绍兴时期(1)
　　归国
　　1909年4月，许寿裳因留欧不成，离开日本，归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鲁迅本来也想到德国学习，但遇到经济上的困难。他对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鲁迅归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的时间是1909年八九月间。
　　鲁迅说的将结婚的“起孟”，就是二弟周作人。许寿裳在《关于弟兄》中说：
　　“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1925年，鲁迅在应《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所写的《着者自叙传略》中说：“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几个别的人”包括周作人与他的妻子羽太信子等。
　　那么，鲁迅得到这份工作，经济上能有多大补助呢？据资料记载，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薪水为通省冠，而功课最少”，如图画教员担任课程“不过一星期六点钟，而月薪有七八十金、百二十金”。按照这个标准，鲁迅足以担负每月寄给周作人的生活费60元。第二年鲁迅回绍兴任教，每月的薪水减至30多元，就入不敷出，有时需要变卖田产了。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初级师范部的化学课程与优级师范部的生理学课程教员，并兼任博物课（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日籍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当时许多课程聘用日籍教师担任，教师所编讲义既需要翻译，上课时也要有人在旁口译。当时白话文尚未流行，仍用文言文，鲁迅的古文功底深，所译讲义，内容既准确，文采亦可观。夏丏尊称赞道：“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夏丏尊还说，鲁迅“做事常从远处着眼，可是也以认真的态度从小处下手”。如他提倡种树，别人都笑他傻；因为树要十年才长成，那些人却主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鲁迅却说，只要给我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地撞，认真地撞。
　　鲁迅与许寿裳、夏丏尊等关系融洽，相互帮助。他曾替许寿裳译讲义，绘插图，还曾赠送夏丏尊一部《域外小说集》。当时，夏丏尊刚刚开始阅读小说，平时读的大都是日本作品，虽然读过一些西方小说如小仲马、狄更斯的作品，但多为林琴南所译。周氏兄弟所译的《域外小说集》使他眼界大开，其翻译的态度，文章风格，都与他以前读过的不同，让他感到新鲜。从此以后，夏丏尊除日本作者的着述外，还找来不少欧美作品的日译本。三十年后，夏丏尊仍对当年在阅读小说方面所受鲁迅的“启蒙”念念不忘。
　　鲁迅平时喜欢与同事或学生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归来便忙着整理，压平、张贴、标名，做得认真细致。现存1910年3月采集植物标本记录手稿一册。
　　在学堂期间，鲁迅编写了《化学讲义》、《人生象斅》、《生理讲义》等教材。《人生象斅》长达11万字，其附录《生理实验术要略》后经修订，发表于1914年10月4日杭州《教育周报》第55期。讲义图文并茂，详细介绍了人体的构造、成分、各系统的生理机能、保养及个人与公共的卫生常识，并且用意义近似的中国古文字翻译某些西方生物学术语，如将“细胞”翻译成“幺”、“纤维”翻译成“￥”、“组织”翻译成“腠”等，在传播新知识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据夏丏尊回忆：鲁迅“初到时，仍着学生制服；或穿西装。彼时他摄有照片：
　　西装内着一件雪白的立领衬衣，戴领带，短发短髭，眼神炯炯，英气勃发”。
　　而当时学生中却仍有留长辫，穿长衫者。有些比鲁迅年长的学生在背后戏言：
　　这么小的教员，我的儿子比他还大呢！
　　鲁迅教课，生动有趣。许寿裳说：“鲁迅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简明扼要，为学生所信服。”鲁迅教的两门课程，都是用自编的讲义授课。
　　鲁迅教生理学时，曾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的内容，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当时全校的师生都惊讶不已。上课前，鲁迅对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在他讲授的时候，不许笑。他认为：“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
　　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这次教学效果极佳，别的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还纷纷来向鲁迅要油印的讲义，鲁迅指着剩余的讲义，说：“恐怕你们看不懂，要么，就拿去。”
　　鲁迅为日本教员铃木做翻译，也颇受好评。铃木不发讲义，上课时讲一句，就由鲁迅口译成汉语。绍兴鲁迅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一本学生根据鲁迅的口译记的植物学讲义，封面写着：铃木先生讲述，周树人先生通译，受业蒋谦笔记。由此可见，鲁迅中、日文基础都是很扎实的。为了帮助铃木教好植物课，鲁迅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自然界去接触实物。他常带学生到葛岭、孤山和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植物标本。
　　有一次，在采集标本的途中，学生看到路边一株开着小黄花的植物，就问铃木：“这种花叫什么名称？”铃木答：“一枝黄花。”学生听后以为铃木不懂，哄然大笑。鲁迅很严肃地对学生说：“我们做学问，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不能强不知为已知，不论学生或老师都应该这样。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辞典，刚才这种植物属于菊科，有图可以对照，学名是叫‘一枝黄花’。”
　　有时候，学生的恶作剧也使鲁迅烦恼和失望。有一次上化学课讲硫酸，鲁迅反复告诫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强，若是皮肤上沾到一点，就会烧伤，非常危险。但后来在做分组实验时，一个学生还是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在另外一个学生的后颈上点了一下，这个学生立即用手按住后颈，连声叫痛，鲁迅马上过去给叫痛的学生搽药止痛，同时批评了那个恶作剧的学生。还有一次，做氢气点燃演示实验，鲁迅把烧瓶中的氢气和实验仪器拿进教室时，发现没有带火柴，他对学生们说：“我回去取火柴，你们千万别去碰这个瓶子，瓶子一旦进了空气，再点火就会爆炸的！”当鲁迅拿火柴回到教室，一点火，那氢气瓶“嘭”的炸开了，他手上的血溅满了讲台、点名册和衬衫。他顾不上自己的伤痛，急忙查看坐在前面几排的学生，唯恐伤着他们。但令他惊异的是，学生在他回来之前，已经躲到后排去了。学生的这一行为让鲁迅震惊，他们不都是年幼无知，有不少人超过了30岁。鲁迅讲这事的时候，显露出对人性中一些不良因素的怀疑和愤怒。
　　担任教育学科翻译的夏丏尊与鲁迅共事一年多，对鲁迅当时的生活状态比较了解。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夏丏尊于当年12月写了《鲁迅翁杂忆》一文，谈到鲁迅在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的穿着：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
　　……
　　1926年8月29日，鲁迅应厦门大学邀请，从北京到厦门，路过上海。
　　第二天郑振铎邀请鲁迅在消闲别墅聚餐，在座的有文学研究会的夏丏尊、刘大白、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陈望道、刘勋宇等。夏丏尊看到鲁迅穿的依旧是洋官纱：
　　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
　　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夏丏尊还介绍了当时鲁迅的一些生活细节：
　　周先生的吸卷烟是那时已有名的。据我所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这几年来，我在内山书店时常碰到他，见他所吸的总是金牌、品海牌一类的卷烟。他在杭州的时候，所吸的记得是强盗牌。
　　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寝铃以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我每夜到他那里去闲谈，到摇寝铃的时候，总见陈福拿进强盗牌和条头糕来，星期六的夜里备得更富足。
　　……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
　　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
　　木瓜之役
　　在这张照片的左侧，有捐赠人写的一个说明：“此影摄于一九一〇年冬季。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沈钧儒辞职，继任夏震武监督，欲于就职时，行谒圣礼，全体教员认为非时，辞职离校，摄影留念，其事详载于许寿裳所撰《亡友鲁迅印象记》第九节，兹不复赘。”
　　这段话大约是“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写的，带着明显的时代痕迹。作者简单地将教师们不愿行“谒圣礼”列为罢教的原因。不过最后又让读者参考许寿裳所述，算是弥补了不足。照片的捐赠者是杨莘耜（1883-1973，名字也写作莘士或星耜），名乃康，亦号新时，浙江湖州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博物科，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物学教员，兼讲授动物学的日本教师的翻译。1909年被选为浙江省咨议员。民国后，又与鲁迅共事于教育部，任普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后任视学。1917年任吉林省教育厅长，1921年任安徽省教育厅长，1923年辞职回湖州任教。
　　1973年，杨莘耜还对这张照片做了如下说明：此故友张冷僧所藏“木瓜之役”照片。与此役者凡二十五人。……辛亥革命后，随蔡孑民先生至北京教育部为周豫才、许季茀、张燮和、张冷僧、钱均夫与我六人。豫才在社会司，季茀在参事室，冷僧在专门司，我与燮和、均夫在普通司。
　　根据多人——都是罢教教师一派——的回忆，现将“木瓜之役”的来龙去脉简介如下。
　　招纳许寿裳、鲁迅等来任教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沈钧儒离任后，上边派来了新监督夏震武。夏震武原来职务比较高，到这个师范学堂任职，自觉很不得意；而且又不熟悉学校的运作方法，所以显得格格不入。
　　到校第一天，他要许寿裳陪同“谒圣”，被许寿裳拒绝，先就闹了个不愉快。
　　夏震武以理学大儒自居，惯常以尊经、尊王为号召，不把一般新学之徒放在眼里。师范学堂有一个惯例，新监督到任，先须拜见各位教师。但在教师眼中，监督等同一般官僚，如果话不投机，或者看监督有点外行，往往爱搭不理，尖刻一点儿的甚至还要挖苦几句。夏震武到校后，教务长许寿裳拿了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接洽见面事宜，他却很不客气地说自己另有指示，许寿裳悻悻而退。随后，监督并不亲自拜会住校教师，而只派人送张名片了事。
　　教员们很不满。
第10章 杭州、绍兴时期(2)
　　接下来，他发了一道手谕。内开：一，定某日在礼堂与各教师相见；二，必须各按品级穿戴礼服，等等。这一下子把大家激怒了。首先，要教师在礼堂面见监督，而且要穿礼服，这就等于下属见上司的“庭参”；其次，袍褂、大帽之类行头，很多教师没有，即便有，也不愿意穿。教师中，张协和、夏丏尊有假辫子，许寿裳和鲁迅等连假辫子都没有。因此，以许寿裳为首的教师们认为监督对教师无礼，号召全体教师罢教。1909年12月23日，夏震武致书许寿裳，指责说：“足下所以反对监督者有三：一谒圣，二礼堂相见，三验收校具、款项”，责其“离经叛道，非圣侮法”“蔑礼”“侵权”，“有此三者，已足以辱我师范，而加之以连日开会，相约停课，顿足谩骂，则直顽悖无耻者之所为，我师范学生夙重礼教，必不容一日立于学堂之上矣”，要许寿裳立即辞职。许寿裳一面回信指责夏震武“理学欺人，大言诬实”，一面向前任监督沈钧儒递交辞呈。好多教员主张与许寿裳同进退，鲁迅持之尤力。也有几位教员提出折中调和意见，但鲁迅态度决绝，表示与夏震武水火不容。夏震武及其党羽便移用梁山泊人物诨名，称鲁迅为“拼命三郎”、许寿裳为“白衣秀士”、张冷僧是“霹雳火”、许缄甫是“神机军师”。于是，夏丏尊、朱希祖、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濬济、杨莘耜、沈朗斋等十余名住校教员，相继离开学校，搬到黄醋园湖州会馆。全校学生无课可上，便集合起来向提学使请求恢复上课。夏震武一方，有几位随他进校的人和几个同乡学生出力奔走，想分散瓦解罢课教师的力量，都遭到鲁迅等人的回击。政府邀请杭州耆绅挽留罢教教师，教师们拿出聘书往桌上一放，说：“我们如再就职，人格何在，既上堂亦难为学生表率，正愁无处辞职，今官厅耆老均在，请即从此告别。”中国教师罢教后，夏震武曾提出由日本教员先行上课，但遭到学生拒绝。夏震武想使出到任前曾要求浙江巡抚增韫特许给他的权力，即“始终坚持，不为浮议所摇，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更激起学生向浙江提学使请愿的风潮。学潮持续了两个多星期，波及整个浙江教育界，各校教员纷纷声援驱夏。提学使袁嘉谷无可奈何，就劝说夏震武辞职，但夏震武依然坚持，称：“兄弟不肯放松，兄弟坚持到底！”袁嘉谷只好单方面地任命浙江高等学堂（其前身为求是书院）监督孙智敏暂代监督一职。
　　夏震武最终拗不过教师们，辞职了。他发表了《告两浙父老书》，称自己“不能与时俯仰”，并指责支持许寿裳的教员们的言论“诬及先朝，且污蔑先朝宫闱”。有人把这场冲突归因于争夺经济利益，并不准确。夏震武来校任职时，声明“代理三月，不受束修”，辞职后又将二百元薪水“分捐入国债会及教育总会”。他在辛亥革命后，仍束发古装，以遗老自居。因为夏震武的呆板顽固，鲁迅等人便给他起了诨号“木瓜”，而这场风潮也因此得名“木瓜之役”。
　　木瓜之役是胜利了，但学校形势并未从此安宁。风潮平息不久，学校大权由翰林徐定超接管。徐定超官僚派头十足，发布文告均署“京畿道监察御史兼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许寿裳因为顾虑社会舆论认为他发起驱夏风潮意在谋取监督职位，随即辞职赴日，以示清白。鲁迅也厌倦了这学校，回乡就任绍兴府中学堂的教职。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任教时间，自1909年9月至1910年7月，共计两学期。
　　大禹陵
　　1910年8月，鲁迅回到家乡，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教务长）兼生理学教员。
　　鲁迅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设法增加他们外出游览增长见识的机会。这张照片是府中师生游览禹陵时在百步禁阶上所摄。
　　鲁迅注重学生的远足和实习。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说：
　　当我们最高兴的是鲁迅先生带我们去远足或旅行。大家排着队出发，敲着铜鼓，吹着洋号，鲁迅先生总是在前面带队的。他穿着洋服，戴着礼帽，我们觉得先生很神气，也是学校的光荣，我们做学生的也很有面子。跑在队伍前面的还有两个先生：一个名张光耀，教音乐课的，学生不喜欢他，他走在前面，有时候劳动人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就拉起“司的克”打人，此人在抗战期间死了。还有一个是体育教员陈子明，也喜欢跑在前面，他是嵊县人，后来在杭州延龄开戏院发财，也早就死了。
　　鲁迅先生领队，还在肩上背着一只从日本带回来的绿色洋铁标本箱和一把日本式的洋桑剪。沿路看到有些植物，他就用洋桑剪剪了放进标本箱内。那时候做植物标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件新鲜的、奇怪的事，在他以前，绍兴是从没有人做过的。一只标本箱也引起我们的各种推测，以为是药箱，因为他是医生，可能采了药草要做药用的……不知这玩艺儿究竟是什么。我曾经问过鲁迅先生，他很幽默地回答我：“葫芦里卖药，小孩子不懂的，这是采植物做标本用的。”
　　鲁迅带学生去远足或旅行的地方，还有兰亭、快阁、宋六陵、柯桥七星岩等。此外，1910年秋，他曾率领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经过杭州、嘉兴、苏州到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历时一周左右。该会展示各地的手工业特产、名胜古迹的模型和古代器物等。
　　这时的鲁迅虽然保留着一点儿洋派，但已经渐渐融入土俗。他的学生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到府中后，头发不常理，约五分长，乱簇簇的一团，留着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长袍多为灰布的：冬天灰棉布，春秋灰布夹袍，初夏灰色大褂；裤子多是西服裤；皮鞋是东方式的，黑色无带，便于穿脱；手中惯常拿着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拿的“哭丧棒”。而授课或演讲，常讲得出神入化，语言幽默，使人哄笑，他自己却不笑；但私人谈话时，他会带着笑讲话，说到高兴时，发出轩朗的笑声，声震屋宇。
　　鲁迅对学生的管束是严格的。孙伏园在《记顾仲雍》一文中回忆，一些学生为夜间谈话不受干涉而在门柄上系了一条绳索，用以阻止查夜的学监进入寝室：
　　这一条绳的计划后来被破获于一个新来的校长。他对于学校的办法与前校长大不相同，功课上使我们有讨论研究问难的完全自由。
　　他是宣统三年革命的时候进来的，那时我们同学的精神也随着革命的潮流洗去了不少的旧染。但他在有一天的晚上检查寝室的时候，却发见了我们的秘密。据第二天掌握牵绳的同学报告，昨晚熄灯时新校长跟在听差的背后，把一条长绳咭咭咕咕的抽完拿走了。这新校长就是今日人人知道的小说家鲁迅先生。
　　回忆者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正在北京工作，深得鲁迅赏识和提携，所以言辞间对鲁迅恭敬有加。而实际情况可能是，学生们对鲁迅的严格管理并不乐意接受，特别对学校管理不善的地方很不满意。鲁迅在绍兴任教时，也经过两次学潮。他夹在校长和学生中间，处境尴尬，让他心灰意懒。如1910年11月15日他写信给许寿裳说：“五六日前，乃夫因考大哄：盖学生咸谓此次试验，虽有学宪之命，实乃出于杜海生之运动，爰有斯举，心尚可原（杜君太用手段，学生不服，亦非无故）。今已下令全体解散，去其谋主，若协从者，则许复归。计尚有百余人，十八日可以开校。此次荡涤，邪秽略尽，厥后倘有能者治理，可望复兴。学生于仆，尚无闲言；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恻然。颇拟决去府校，而尚无可之之地也。”
　　别出心裁
　　这张照片摄于1911年，穿着他自己设计的服装，拍摄地点是日本东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绍兴后，越社在开元寺集会，鲁迅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并发表演说。
　　11月4日，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即宣告光复。当时人心浮动，正如鲁迅在《热风·“来了”》一文中所描写的，“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他在小说《怀旧》中对此也有精彩的描绘。为了安定人心，鲁迅集合部分学生组织了一支“武装演说队”到街头进行宣传。鲁迅当时的学生孙伏园回忆说：
　　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
　　鲁迅先生正颜厉色的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的？”
　　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开刃），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就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通衢张贴“溥仪逃，奕匡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1911年11月9日，王金发率领光复军进入绍兴。鲁迅与师生到城外迎接。
　　1911年底，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委任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鲁迅的朋友、也曾留学日本的范爱农，听说发生了武装起义，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进城来了。他约鲁迅上街去看光复的绍兴。两人满怀兴奋和希望出门，看到的景象却并不十分可喜。
　　鲁迅后来写道：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老官僚们可疑，那么，革命党总会有新气象吧。王金发进城后自任新成立的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他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如今革命成功，他们可以享受胜利果实了。人变化起来是很快的，因此有“摇身一变”的成语。鲁迅讽刺道：“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皮袍子，鲁迅当然是不会穿的。他也不主张形式主义地恢复旧式汉族服饰。他后来总结说：辛亥革命时期，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
　　这是多年以后说的话，但当时鲁迅是还抱着希望的。
　　绍兴军政分府任命鲁迅为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为监学。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的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这时，原绍兴府学堂的学生王文灏等人想办一张报纸对军政分府作舆论监督，请了鲁迅、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这就是1912年1月3日创刊的《越铎日报》。这天报纸上刊出了鲁迅写的《（越铎）出世辞》，宣示了报纸的宗旨。
　　鲁迅沐浴在除旧布新的气氛中。十几年后，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回忆往事，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鲁迅坚决站在“新”的一边。中华民国政府通令实行公历纪年，鲁迅积极响应，当天即召集学校学生，对于阳阴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之所以采取阳历的用意加以说明，并宣布下午放假以表庆祝。
　　许寿裳说：鲁迅那时“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全集第八册插图，便是这服装的照片”。此处“全集”，是指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
　　在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迅相册中，这张照片（指83页照片）的装帧上有“一九一一年　在东京所照”，疑为周作人手迹。这年5月，鲁迅为催促二弟一家回国，去日本半个月，在东京“中钵”照相馆拍摄了两张照片。
第11章 北京时期(1)
　　官员
　　1915年1月5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举办新年茶话会，会后摄影。此时，鲁迅到北京已近三年，教育部总长已不是一直提携他的同乡蔡元培。之所以把这张照片放在拍摄时间比它早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闭幕合影之前，是因为这张合影很能说明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工作性质。他在北京的十四年间，身份一直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干部。后来人们熟悉的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等头衔，其实都是兼职。
　　鲁迅是1912年2月应蔡元培的邀请，到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就职的。其时，鲁迅心情舒畅。能到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任职，又与老朋友许寿裳同事，而且，回到了他早年求学的城市，令他感到亲切。民国初建，人们满怀期待。因南北谈判尚未结束，政局不定，教育部事少，鲁迅就利用空闲时间，借江南图书馆的珍本抄校旧籍。
　　不久，孙中山按照事先的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袁世凯拒绝到南京就职，坚持在北京组织政府。于是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教育部的部员也有所调整。蔡元培担任迎袁专使去北京期间，教育部次长景某乘机安插亲信，排斥异己。鲁迅一向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两人心存芥蒂。景某也早怀报复之心，遂乘蔡元培北上之机，把鲁迅列入裁减人员名单。蔡元培回到南京后，看到这张名单，立即予以制止。在蔡元培的关照下，鲁迅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推荐给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以备任用。
　　1912年5月5日，鲁迅到达北京。第二天住进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这种会馆，原是各地为本籍进京应考的士子设的公寓，有些在京候补的官员也可以居住。多年前，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就在这里住过。鲁迅住的房屋叫藤花馆，大约有一段时间无人光顾，上床还不到半小时就有几十只臭虫肆虐，他只好搬到桌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请人换了床板才能入睡。
　　5月10日，鲁迅开始到教育部上班。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音乐会、演艺等事项。8月，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后来还被委派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
　　蔡元培致力于改革旧的官僚制度，教育部风气有所好转。他以身作则，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并参照学校的规矩，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当然，教育部内新旧杂陈，派别林立，纷争不断。
　　没过多久，党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蔡元培辞去总长职务。鲁迅和许寿裳去看望蔡元培，表示声援。
　　蔡元培很重视美育，甚至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意在提高国民的精神境界。他知道鲁迅对教育和美术都有经验和心得，希望鲁迅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也正是鲁迅愿意做的。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册（1913年2月）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美术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包括设立美术馆、奏乐堂、保护古建筑和文物等等事项。这些工作，大都属于他所在的社会教育司的职责范围。蔡元培发起“夏期讲演会”，鲁迅担任《美术略论》的演讲。但讲了两三次后，就没有人来听讲了。原因之一是人事变动。许广平说：“旧社会因人施政，一个部长的任免，关系到他这个部的一切行动，例如‘美育’的提倡，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所以他当部长就在部内设‘夏期讲演会’，要鲁迅讲述《美术略论》。……第三次演讲时，鲁迅如期到会，而‘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
　　了。原来七月二日蔡总长第二次辞职的消息已经被众知晓了。”
　　鲁迅曾被选派为国歌研究会干事，该会定《卿云歌》为国歌，教育部通告全国施行。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到北京先农坛视察，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参与筹建京师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等等。
　　教育部同事中，有很多他的老相识。杨莘耜（莘士）是浙江同乡，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同事，感情上更为亲近。杨在任教育部视学期间，每到一地视察，总帮助鲁迅购买碑帖或代拓碑文，而且经常赠送给鲁迅一些他在各地搜集到的碑文和木刻拓片。据杨莘耜回忆：“辛亥革命后，他至教育部社会司做第二科科长。我在普通司做第二科科员，又同住北京顺治门外南半截胡同，朝夕过从。民二我改任视学，经年外出视察，其时他爱好碑文和木刻。每次出发之前，他必告我，你到某处为我拓某碑文来，如梁武祠石刻（曾见鲁迅所着某种书面上刻有一人乘车一人驭马而行者即此石刻），西安碑林之景教碑，泰山顶上之秦始皇的没字碑下方的帝字，尤喜碑阴文字和碑座所刻人象和花纹之类，我必一一为他搞到。”
　　陈师曾是鲁迅从南京赴日留学时的同伴，此时也在教育部，两人过从甚密。陈师曾擅长书画、篆刻，日常交往中赠送给鲁迅多幅画作和多枚印章。
　　有一方印，文曰“俟堂”，是鲁迅请他刻的斋号。许寿裳曾询问“俟堂”的含义，鲁迅回答说：“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许寿裳解释其涵义道：“那时部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
　　也。”周作人则说：“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陈师曾为周氏兄弟刻的印章颇不少，如鲁迅1915年6月14日记：“师曾贻小铜印一枚，文曰‘周’。”同年9月8日：
　　“陈师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会稽周氏收藏’。”1916年4月26日记载：“陈师曾赠印一枚，‘周树所臧’四字。”周作人说：他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另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塼文’的，很是古拙。”
　　鲁迅与齐宗颐的关系也较为密切。齐宗颐（1881-1965），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曾留学德国。1912年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三科科员，后改任视学。
　　鲁迅曾和他一同到天津考察新剧。鲁迅多次得到齐寿山的帮助。当鲁迅与弟弟分离，需自己购房时，就向许寿裳和齐宗颐借钱。1925年，教育总长章士钊借故免去鲁迅的职务，齐寿山与许寿裳共同发出《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声援鲁迅。1926年，齐寿山协助鲁迅翻译《小约翰》一书。鲁迅写道：“到中央公园，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这是一本好书，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约二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总为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
　　鲁迅的同事中，有多位在学术上颇有造诣。他的两位上司，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和继任的高步瀛都是优秀学者。夏曾佑（1864-1924），浙江杭县人。
　　甲午战争后参加维新运动，1896年与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图存”。同年年底，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维新，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民国建立后，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后来又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着有《中国历史教科书》
　　等。高步瀛（1873-1940），字阆仙，河北霸县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吴汝纶的学生，定兴书院山长、保定畿辅大学堂教习。
　　历任教育部佥事、教育部编审处主任、社会教育司司长。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女子师范大学任教。高步瀛对古文的义理、考据、辞章都有很深的功底，学问渊博，文章隽秀，着述丰富。在古文选注方面，成绩尤为突出，着有《吴氏孟子文法读本笺》、《国文教范笺注》、《古今体诗约选笺注》、《唐宋文举要》、《古今辞类要注》、《文选李注义疏》、《古文辞类纂笺证》、《史记举要笺证》、《周秦文举要笺证》、《两汉文举要笺证》、《魏晋文举要笺证》、《汉魏六朝诗举要笺证》、《赋学举要笺证》、《古文范注》等。当时学者将他的考据与广东黄节的诗学，桐城吴闿生的古文并称为“中国三绝”。
　　同僚梅光羲、胡玉缙等也都学有专长。梅光羲（1880-1947），字撷云，江西南昌人。1899年中举人，23岁任湖北武备学堂监督。1903年至1907年先后在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时任教育部秘书。
　　是中国佛教会和中国佛学会会员。着有《相宗纲要》、《相宗纲要续编》、《相宗史传略录》、《法苑义林章唯识章注》、《大乘相宗十胜论》等书。
　　胡玉缙（1859-1940），字绥之，江苏吴县人。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
　　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着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许庼学林》、《许庼经籍题跋（古今图书集成）书后》等书。这种氛围，对鲁迅治学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曾与鲁迅同桌办公的教育部同事冀贡泉说，他感到鲁迅“正是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我们两个并不是闲的，没公事办，有私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他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同事们佩服他看书有恒心。总之，他是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周作人认为，鲁迅抄古碑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叫袁世凯的狗腿子们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问政治的。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因为当时正值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马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躲避迫害，远离尘嚣，当然是不得不钻研学问的一种外在条件，而鲁迅内心对学问的爱好和追求，也是重要的原因。
　　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多年的部员，饱经政局动荡，人事更迭，他说自己“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总长不是来办教育，而“大抵是来做‘当局’
　　的”。因为重在“当局”，所以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这些领导，能入鲁迅法眼的不多，他往往在日记中以寥寥数言记下对他们的印象。例如，听了范源濂总长的演说后，感到“其词甚怪”；对刘冠雄总长的讲演则是“不知所云”；梁善济次长得到的评语是：“山西人，不了了。”有一次，他陪同某位次长会见美国学者，对宾主的谈话内容不感兴趣，归来后在日记中写道：“同坐甚倦”。1913年陈振先总长在中央学会选举过程中徇私舞弊，参事钟观光、蒋维乔、汤中、王桐龄等以辞职抗议，引发全体部员辞职。鲁迅对精于版本、藏书颇富的傅增湘总长也不无微词。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
　　“女官公则厌厌无生意，略无动作。今日赴部，有此公之腹底演说，只闻新年二字，余乃倾听亦不可辨，然仆亦不复深究也。”鲁迅称这个连说话也舍不得大声的总长“女官公”，是因为太平天国时有位女状元叫傅善祥，当过东王杨秀清府中女官首领，傅增湘的姓名与其读音相近。
　　政治上碰了很多钉子，思想上经过了长期压抑后，鲁迅对民国初年的政治状况做了这样的反思：“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
　　1914年4至5月间，鲁迅参与组织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
　　鲁迅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对儿童少年的教育非常关心，也颇有心得。到教育部后，除了响应蔡总长的提倡美育，写出纲要性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外，还翻译了一些有关儿童教育的文章，如日本高岛平三郎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日本上野阳一的《艺术玩赏之教育》、《儿童之好奇心》等。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是鲁迅参与组织的一个大型活动。教育部于1912年9月决定次年夏天在北京举办该展览会，并指定鲁迅所在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负责筹办。但因“二次革命”爆发，时局动荡，展会延期举行。1913年冬，教育部确定把展览会场设在教育部礼堂，随即开始了筹备工作。鲁迅从11月6日开始与钱稻荪等人一起布置展览，直到1914年4月才完成全部布展工作。
　　展览会共征集到展品数十万件，分“文章、字、画、手工、编织、针黹”
　　六大类，在教育部礼堂展示。一个月中，观众达一万多人。在展览会期间，鲁迅经常到会场值班，有时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钱稻荪（1887-1966），字介眉，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意大利等国，时任教育部主事，后任视学及京师图书馆分馆馆长。他的回忆可以让人们了解这项开拓性工作的一些细节：
　　儿童艺术展览会是由鲁迅这一科筹备的，社会教育司主管，具体事务就是鲁迅一个人忙，以教育部的名义主办。以教育部名义在头一年发公函到各省各县去征集展品，这也是一个新工作，都不懂，鲁迅做这工作也是摸索的，首先还得解释什么叫儿童艺术品，因为没有人知道要征集些什么东西。
　　到布置的时候，我才去帮忙，是在教育部大礼堂展出的，另外还开辟了三间房子做展览室，分成第一、第二展室，展品是些：画，字，玩具，草编制品，刺绣等等，都是儿童的作品。当时也没有人能鉴别一下好坏，所以都摆出来。
　　展览会的布置也没有经验，摆法是用小学生桌子摆成篆字的“术”字形，上面摆上展品，用绳子拦起来，参观的人顺着路线按字形来回参观，人多，路线也弯弯曲曲，挤来挤去很不好走。
　　展览会开始时，全部筹备人员都来看摊，观众很踊跃，很多人是抱着好奇心来的，有时中午附近饭铺的伙计穿着白工作服就来了。
第12章 北京时期(2)
　　午饭是轮流去吃，轮流休息看摊，因为中午参观的人多，也很杂乱，结果还是丢了不少的展品。
　　展览会的管理人员，身上还挂着一个标志，是由青秘阁给做的，用硬纸剪成六角形，上面蒙上一块有颜色的绸子(或缎子)，每个角上用黄色写一个篆字，共计六个字：礼、乐、御、书、射、数，名为“六艺”。从这六个字中，可以看到当时一些人还是有些复古思想的。带上这个标志，就表示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了。
　　展览会后，5月23日，教育部召开了儿童艺术展览会展品审查会，会议决定由鲁迅、陈师曾等负责挑选送往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展品。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建成，美国政府决定1915年在旧金山市举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邀请中国、古巴、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参加。鲁迅等人从中选出104种125件展品送交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在1915年3月9日开馆的中国馆展出。
　　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归教育部直接管辖，馆长是江翰。1913年初，江瀚离任，教育部拟不再设图书馆馆长一职，而由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管图书馆，具体工作就由鲁迅和沈商耆负责。2月17日，鲁迅与沈商耆一起拜访江瀚，商量交接事宜。3月7日，鲁迅和沈商耆再次到京师图书馆。此后，鲁迅对于该馆的迁址和建设做了很多工作。因为该馆的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读者较少，加上广化寺房屋破旧、环境潮湿，不宜保存书籍，所以决定另选馆址，同时在城南的前青厂设立一处分馆。同年6月，分馆正式开馆。10月29日教育部编制明年预算计划，并讨论改组京师图书馆。教育部指派鲁迅等人和图书馆人员一起清理该馆的图书、账目，并负责接收，为图书馆扩充做好准备。
　　教育部为了充实京师图书馆的藏书，不仅从河北、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云南等省调来大批官书，还调来文津阁《四库全书》，并指定鲁迅等人负责接收这些图书。鲁迅1914年1月6日日记中记载：“遂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待久不至，询以德律风（英文telephone的音译——引者），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遂回部。”1915年6月，教育部决定在位于方家胡同的前国子监南学的旧址设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启动了京师图书馆改组和迁馆的工作。8月20日，鲁迅到位于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筹备处视察工作。
　　该馆初建时，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6144函，敦煌石室唐人写经8000卷，宋元精刊及旧抄本12000册，普通书8000余册。
　　这次开馆，主办方特别请了老部长、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出席。
　　因为京师图书馆同北京大学（原为京师大学堂）也有一定的联系。当时开办图书馆的条件和管理水平，钱稻荪的回忆录记述较详：
　　清朝时候，就有意搞一个图书馆，叫京师图书馆，与京师大学堂配起来。那时就开始向各地征集书籍，征集到的书籍存在广化寺内。还都是书箱，没有打开过。广化寺就是现在的卫生部。社会教育司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筹办一个京师图书馆。当时是江翰作馆长，经费少，没有地方。后来先在宣武门外前青厂租了一个房子，成立了京师图书馆分馆。这房子很小，地方也小，门、院子都很窄，是一个黑沉沉的四合院。还有一个小后院。总馆当时还没有着落。分馆由当时社会教育司主事关来卿管。关来卿是在浙江官书局工作过多年的老前辈，学问很好，可是对办图书馆不懂。采用的是藏书楼的办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打开些书箱，把书一摆，没有电灯，没有卡片书目，书名写在木板上挂在那里。职员大概有六、七个人，每月经费二百元，通年都没有事可作。我是在关来卿之后兼任分馆主任的。当时我刚从日本回来，什么都不懂，所以就买了些有关图书馆的规章的书，整夜整夜地看。分馆里还有一个乔大壮，是文书。乔大壮是译学馆出身的人，法文、诗词都很好，刻图章也很好。他曾跟许季茀到台湾去工作。许季茀在台湾被害以后，他吓得跑回来，跳河自杀了。分馆里还有宋子佩，是会计，在当时作会计还有点事作，别的人没有事可作的。
　　在北京宫门口西三条鲁迅寓所老虎尾巴的西墙上，挂着鲁迅集《离骚》
　　句请乔大壮书写的联语：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
　　小说股
　　1916年1月13日，教育部召开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新年茶话会并合影留念。鲁迅时任该会小说股主任。
　　通俗教育研究会“以研究通俗教育设施方法，为普通人民灌输常识，培养公德，并启发有关社会教育各事物为宗旨”，于右任、章太炎、黄炎培等38人为发起人，宋教仁、蔡元培、熊希龄等36人为赞成人，于1912年4月18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该会部分理事和会员也来到北京，并在教育部设立分支机构，由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的伍博纯主持工作。在伍博纯的劝说下，鲁迅同意加入通俗教育研究会。本来，鲁迅对这个研究会印象不佳，甚至曾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
　　通俗教育研究会分小说、戏曲、讲演三股。会址设于京师通俗图书馆内。
　　教育总长汤化龙任命鲁迅为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小说股成员包括主任、干事、职员共十九人，另外还有五位名誉股员。股员中有教育部的佥事、主事、视学、秘书、办事员、编审员等，也有京师警察厅、北京通俗教育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化石桥法政学校、京汉铁路局总管理处等单位的代表。
　　经常出席会议并担任实际工作的只有教育部的十五六人。
　　鲁迅先后主持召开了小说股的十一次会议。这些会议在每星期三下午一时到三时举行。鲁迅领导的小说股曾查禁了鸳鸯蝴蝶派的《眉语》杂志，认为该杂志提倡“聚钗光鬓影，能及时行乐”的淫乱思想，贻害青年。接着，教育部据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陆续查禁了《金屋梦》、《鸳鸯梦》等黄色小说。十几年后，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里还曾提及这种害人的文学：“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这种文字，总是禁不胜禁的。
　　当然，小说股也做褒奖的工作。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
　　原名《欧美名家小说丛刊》，1916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收欧美14国47位作家的50篇小说。鲁迅看到周瘦鹃的翻译，同自己在东京翻译俄国东欧小说的主旨一脉相承，非常高兴。据周作人回忆：
　　“因为所译的《欧美小说丛刊》三册中，有一册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指俄、德、意、匈、西、瑞士、瑞典、丹麦、荷兰、塞尔维亚、芬兰等）的作品。
　　出版时，中华书局将书稿呈送教育部审查注册，鲁迅看了大为惊异，认为这是‘空谷足音’，带回会馆来，同我合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通俗教育研究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议决，给该书颁发乙种褒状。
　　《评语》中有这样的话：“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着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
　　校友会
　　1918年1月13日鲁迅日记：“赴北京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举办的茶话会，并照相。”浙江省第五中学的前身是绍兴府中学堂。周作人也曾在这所学校任教，因此也出现在照片中。
　　鲁迅从1912年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绍兴会馆，日常接触的绍兴人颇不少。
　　跟他同住的周作人说：
　　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不够古雅，於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皆有，实际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这地方绍兴人便不很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鲁迅便是这样，人家问他籍贯，只答说是浙江。
　　周作人和鲁迅平时很少参加会馆里的活动。周作人说：
　　从前的山会邑馆里也有一间房间，供奉着先贤牌位，这是馆里边的正厅，名字叫做“仰蕺堂”，一望而知是标榜刘蕺山的了……一年内有春秋两次公祭，我也没有参加过。公祭择星期日举行，在那一天鲁迅总是特别早起，我们在十点钟以前逃往琉璃厂，在几家碑帖店聊天之后，到青云阁吃茶和点心当饭，午后慢慢回来了。那公祭的人们也已散胙回府去，一切都已恢复了以前的寂静了。
　　这张照片中的鲁迅形象常常被放大，作为北京时期生活的见证，尤其是北京前期，也就是家属来北京团聚之前，因为这个时期鲁迅没有拍摄过一张单人照。鲁迅照片上的神情，和他自述精神状态的几段话颇相配：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鲁迅大量搜集拓本，抄录古碑，辑校古籍，消极地说，是在逃避政治迫害；积极地说，是在发掘、保护、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现存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五十余种，辑校石刻手稿近八百种，总计六千余页，约三百余万字。
　　此外，他还搜集画像、造像、碑铭、墓志等各类石刻、砖刻拓片四千余种，六千余张。
　　既然住在会馆，就不可能不同绍兴人打交道。实际上，他参加了一些乡友、校友组织的活动。1913年3月24日，他参加了绍兴同乡在厚德福餐馆的聚会，席间曾谈到麻溪坝事件，表达了对家乡民生的关心。据资料记载，麻溪坝在绍兴北部与萧山县交界的林浦镇东南，每当洪水泛滥时就会对坝外的百姓构成威胁。自明清以来，就有移坝、改坝的争论。民国后，因为改坝，出现了坝内外民众的不和，进而导致省议会和绍兴议会的纷争。这年3月，一些民众开始自发拆大坝。12月，农林部决定改坝为桥，次年7月竣工。
　　鲁迅与绍兴中学的校友们也保持着联系。如，鲁迅知道第五中学校长朱渭侠喜欢收集碑拓，就以磁州所出墓志六枚相赠。朱校长去世，鲁迅送挽联一副。
　　家乡是逃脱不了的记忆。鲁迅后来在文学作品中写出了绍兴时期的体验和感悟。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虽然场景比较模糊，可以是中国任一地方，写法也有借鉴外国小说的痕迹，但其缘起却与家乡有密切联系：一个亲戚的病给了他启发。1916年10月30日，他接待了因神经错乱由山西逃来的大姨母之子阮久荪。第二天日记记载：“下午久荪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付资五元。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此后数日，鲁迅多次到医院探视，并为其买足一个月的药品。11月6日，鲁迅请人将他送回绍兴老家。周作人认为，此事为后来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塑造“狂人”形象提供了素材：
　　这人乃是鲁迅的表兄弟，……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来北京躲避，可是没有用。他告诉鲁迅他们怎样的追迹他，住在西河沿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橐橐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紧要求换房间，……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就来敲窗门，问他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出惊，面无人色。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就是常人临死也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来，否则是很不容易下笔的。
　　阮久荪患病在京期间曾写有两份绝命书，一份给他的母亲，一份给他的姐姐，都谈及他将被迫害致死。
　　总起来说，鲁迅身上越文化的成分不少。他的同乡、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说：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为绍兴师爷。宋室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
　　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成了吃饭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
　　爱罗先珂
　　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合影一共三张。一张是鲁迅、周作人、爱罗先珂等在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合影，摄于1922年5月23日。另外两张是1923年4月中旬为爱罗先珂送别所摄。
　　爱罗先珂（1889-1952），诗人、童话作家，出身于乌克兰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因患麻疹而失明。他曾在莫斯科盲童学校学习，凭借自己的勤奋和音乐天赋，靠弹唱有些积蓄，在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帮助下，转赴伦敦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学习。25岁离开俄罗斯，先后在暹罗（泰国）、缅甸、印度、日本等地漂泊。
　　爱罗先珂曾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革命党”和“德国间谍”。在日本，他在大学旁听时结识了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组织“晓明社”，后又参加了1920年成立的，由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发起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被日本政府驱逐后，爱罗先珂想回国担任盲校音乐教师，但从海参崴到赤塔时，由于身份没有查清，被拒绝入境。爱罗先珂不得已，只好转往哈尔滨。他在哈尔滨逗留了一个多月，于同年10月1日离开哈尔滨前往上海。一位日本世界语学者致信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向他介绍爱罗先珂的遭遇，希望他们能对这位盲人世界语者予以关照。
　　上海世界语学会热情地接待了爱罗先珂。
第13章 北京时期(3)
　　爱罗先珂曲折的经历和在日本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中国着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同情和关注。在爱罗先珂还没有到中国之前，鲁迅就读到了他的一些着作，而且准备将这些着作译成中文。为了解决爱罗先珂的生活问题，曾在鲁迅任教的学校学习过的胡愈之写信给鲁迅和周作人，请他们帮忙，鲁迅便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推荐。于是，爱罗先珂于1922年2月应邀来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和俄国文学，月薪200美元。由于爱罗先珂是盲人，生活不能自理，蔡元培先生便把他托付给鲁迅、周作人照料，因为鲁迅懂日语，周作人日语、世界语都精通。爱罗先珂被安排在八道湾周宅最后一进的东屋。
　　第二天，周作人陪同爱罗先珂前往北大拜访蔡校长以及沈尹默和马幼渔。此后，爱罗先珂就在北大马神庙二院每周日上午讲授世界语，并由周作人代领薪金。周作人几乎成了爱罗先珂的专职秘书、向导、翻译，职任代领薪水、换钱、代写书信、记录讲演稿、代发电报、陪同并翻译演讲、陪同出游、饮宴应酬等。爱罗先珂的到来，给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增添了活力。在北京大学，选修世界语课的学生增加到五百余人，同时还开办了业余的世界语班。一些学员如王鲁彦、陈树声、冯省三等后来都成了世界语运动的骨干。
　　胡适应蔡元培的嘱托，也曾为爱罗先珂在北大的讲演担任翻译。他在日记中评论爱罗先珂道：“他的英国语还可听；他在英国住了几年，在印度又几年，故英语还可听。他双眼于四岁时都瞎了，现在年约三十。他的诗和短篇小说都不坏。”爱罗先珂在女高师演讲《知识阶级的使命》，胡适也来听讲，并在日记中记录了演讲的内容：“他说俄国知识阶级的历史，指出他们的长处在于爱小百姓，在于投身到内地去做平民教育，并不在于提倡革命与暗杀。
　　他痛骂上海的新人，说他们自己有一个主张，却要牺牲他人去实行”。对于这个演讲，胡适评价说：“他的演说中有很肤浅处，也有很动听处。”
　　爱罗先珂在北京的演讲曾经轰动一时。周作人记录的爱罗先珂在北京各校的讲演，有《春天与其力量》、《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女子与其使命》等。周作人说：“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爱罗先珂是一个“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人格”的人物。
　　鲁迅很欣赏爱罗先珂的作品。他也抽出时间陪同爱罗先珂演讲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爱罗先珂一到北京，3月26日，就应邀到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讲演，事前警厅以其有“危险言论”，强行干涉，后经学校外国教员调停、学生强烈要求，演讲才如期进行，鲁迅特意前往陪同。4月2日，两人又一同出席了北大第二平民夜校的游艺会，爱罗先珂演唱了俄国歌曲，由鲁迅口译和介绍，歌曲歌颂的是哥萨克农民起义领袖拉辛的故事。4月4日，他们又同去观听白俄歌剧团的演出，归来后鲁迅作《为“俄国歌剧团”》，叹息中国“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甚至说“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这恐怕也是爱罗先珂的感想和意见。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尤和他熟习，往往长谈至夜半，尝戏评之曰‘爱罗君这捣乱派’。因为他热爱自由解放，喜赶热闹，无论有集会，都愿意参加，并且爱听青年们热心的辩论，虽然他是听不懂。”
　　有时两人谈得热烈忘情，导致鲁迅忽视了旁人，例如，世界语者吴克刚就抱怨鲁迅“冷漠”。
　　鲁迅1923年1月17日在《晨副》上发表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为爱罗先珂受欺辱而动怒。事情的原委是：鲁迅陪同爱罗先珂到北大和“燕京女校”欣赏学生们演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戏剧。
　　爱罗先珂随后写了一篇《观北大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批评学生们的表演受旧戏的影响，“模仿优伶”，而且因为限制男女同台演戏，不能真正表现人物思想感情。演出者、也是北大实验剧社骨干的魏建功和李开先看了文章后表示不满。魏建功写了《不敢“盲”从》一文，在“观”、“看”等字上用了引号，意在讽喻爱罗先珂以一个盲人，没有资格做这样的批评。鲁迅的文章里充满了愤怒，甚至用了“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这样的语句。
　　爱罗先珂住进八道湾之后，八道湾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世界语爱好者、无政府主义人士、外国人等，有的客人索性就住在八道湾的客房，如日本人近藤、清水等。周作人说：
　　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与我们相处：
　　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我的兄弟的四岁的男孩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他时常和爱罗君玩耍。爱罗君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但爱罗君极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每叹道，“唉唉，真窘极了！”
　　尽管爱罗先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周到的接待，然而他依然感到“寂寞”。
　　他不断地叹气和诉苦：“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爱罗先珂在北京住了四个月后，于1922年7月3日启程赴芬兰参加第十四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年会，周作人等到车站送行。因为预计9月就要回来，所以他把琵琶、长靴以及被褥都留在中国，没有带走。但过了10月份，爱罗先珂还没有回来。这让居停主人周氏兄弟非常挂念。周作人写道：“前几天接到英国达特来夫人寄来的三包书籍，拆开看时乃是七本神智学的杂志名《送光明者》（the　light-bringer），却是用点字印出的：原来是爱罗君在京时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时候，他却已走的无影无踪了。”
　　历尽艰辛，爱罗先珂于11月4日返回北京。但他不想在这“沙漠”一样的国度里住下去了。次年4月，爱罗先珂回国，此后音讯全无。鲁迅在《鸭的喜剧》的结尾，还念叨说：“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据荆有麟回忆说，当时鲁迅从日本友人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说爱罗先珂因为“不赞成共产党的作法，于是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鲁迅也曾对荆有麟说：爱罗先珂“主张用和平建立新世界，却不料俄国还有反动势力在与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当然要用武力消灭敌人，他怎么会赞成呢？结果，他是被作为敌人而悄悄消灭了”。但这终于只是猜测。周作人1931年2月给翻译过爱罗先珂作品的汪馥泉的信中说：“爱罗君死耗似系谣传，去秋日本友人福冈君来北平，说爱罗君现在俄国，专为游览的日本人作向导（想必在莫斯科），虽系间接的消息，大抵可靠。福冈君系爱罗君在日本最要好的友人，但亦云未曾得来信，此盖亦系爱罗君之一种脾气如此也。”1934年12月10日，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也提到，“爱罗先珂却没有死，听说是在做翻译，但有人寄信去，却又没有回信来。”
　　爱罗先珂于1952年在故乡去世。苏联出版了他的全集。
　　从1921年7月起，鲁迅先后翻译了爱罗先珂三部童话集《天明前之歌》、《最后的叹息》和《为人类》中的许多作品，成为中国最早和最重要的爱罗先珂着作的翻译者。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中说：“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鲁迅希望“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鲁迅希望作者不仅要执着于理想，而且还要执着于现实，招呼人们一起前进，表现了脚踏实地的斗争精神。后来鲁迅曾经谈到翻译爱罗先珂作品的本意：“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不过，鲁迅也说：“对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
　　世界语
　　中国世界语教育的发展，得力于蔡元培不少。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积极支持世界语的宣传推广，为世界语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世界语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元培1907年至1911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自学过世界语，对于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理想以及世界语的优点有所了解。所以，他支持在巴黎出版的、用中文刊行的《新世纪》周刊宣传世界语，使该刊成为最早把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的报刊之一。
　　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他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并在教育部专门教育司设世界语传习所，由该部职员、早期的世界语者杨曾诰讲授，有时他还同教育部的部员一起到讲习班学习。同年，他应邀到上海世界语学会发表演说，讲述国际通用语的必要、中国采用世界语为辅助语的好处。他指出：“我国语言，与西语迥异，而此时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各国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不可不有一辅助语，而以世界语为最善。”又说：“外人正研究我国事状者至多而苦于学语之难，若告国人皆能为世界语，则不特世界语社会中，增多数份子，而且外人之欲来中国者，学世界语而已足，则亦足以广世界语之推行，而为吾人所应尽之义务也。”可见，蔡元培对世界语的推广热情极高。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很快就决定从1917年开始在北大增设世界语课，聘请孙国璋（1886-1965）为讲师。1921年，北大将世界语列为必修课。同年，在广州举行的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蔡元培又提出议案，请求全国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促进和实施1912年教育部下达的把世界语加入师范学校课程的命令，并将世界语推广到小学校中去，获得通过。1921年8月，蔡元培还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檀香山太平洋教育会议，并为会议起草两项提案，交付讨论。其中之一是建议“与会诸国于小学校中十岁以上的学生，均教授世界语，并用此语翻译各国书籍”。为了加强北京大学世界语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发起成立了世界语研究会，并亲任会长。
　　1922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世界语联合大会，到会者有两千多人，蔡元培先生亲临大会并讲话。他阐述了国际语和人造公用语言的必要性，赞扬了世界语的简明、科学，并强调在中国普及世界语的重要意义。为了造就一批世界语的专门人才和师资，蔡元培同李石曾等人于1923年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坐落在北京西城区孟端胡同，招收各省教育厅及男女师范学校人员。蔡元培被推举为该校校长。鲁迅作为该校的董事之一，对学校的开办和发展非常热心。1923年6月，他亲自将一笔捐款送给该校。后来，学校聘请他开设《中国小说史略》。当时鲁迅在北大、北师大、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而且译着任务很重，时间并不宽裕。但鲁迅对学校负责人说：“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播世界语的，我应帮忙，星期几教，我现在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鲁迅就把通知送到学校，并同意每周去上两节课，直到1925年这所学校停办为止。
　　世界语专门学校有近二百名学生，选修鲁迅课的，先是四十多人，在小教室讲；但一两个星期后，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只好改在大教室里讲。当时世界语专门学校的经费十分困难。起初，每月付给鲁迅10到15元的“车马费”，后来学校经济拮据，连这点儿“车马费”也发不出了。学校负责教务的陈空三最后一次给他送“车马费”时，鲁迅说：“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从1923年9月到1925年3月，除收55元“车马费”
　　（鲁迅日记写作“薪水”）外，鲁迅一直是义务授课。
　　早在上世纪初，世界语刚刚传入中国时，鲁迅就发表文章，支持世界语。
　　他写道：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世界语。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世界语，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世界语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世界语，便只能先学这世界语，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鲁迅关怀世界语翻译工作。他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期间，勉励学员多翻译一些世界语的文学着作。他曾支持胡愈之、周作人、王鲁彦、孙用等人翻译世界语文学作品，并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为世界语译作提供发表园地。
　　《世界》杂志于1936年8月写信给鲁迅，征询他对世界语的意见，当时鲁迅虽已重病在身，但仍勉强支撑，于8月15日复信《世界》杂志社，说：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年了吧。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后来没有深想下去，所以现在的意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说这好，但说不出一大篇它所以好的道理来。然而虽然如此，它究竟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
　　鲁迅逝世后，中国世界语者为翻译出版他的着作做了很多的努力。1937年冯文洛将《孔乙己》译成世界语，发表在匈牙利出版的《文学世界》上；1939年世界语版的《鲁迅小说选》出版；1949年以后，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和《鲁迅小说集》等被翻译成世界语。
　　留学生
　　1923年1月5日，鲁迅、蔡元培、许寿裳与日本友人聚餐并合影。鲁迅日记记载：“晚访季巿。永持德一君招饮于陶园，赴之，同席共九人，至十时归。”席间鲁迅为永持德一书《诗经》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日本学生竹田复来北京大学留学，永持德一设宴招待，含有将竹田介绍给蔡元培、鲁迅和许寿裳，请求关照的意思。鲁迅曾在日本留学，受到日本老师的关怀和照顾，现在他以关怀之心报答日本留学生。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不断有日本留学生和记者到他的家中或教育部他的办公室访问。
第14章 北京时期(4)
　　蔡元培与鲁迅的交往以及他对鲁迅一生的影响，是很值得记叙的。郭沫若曾说：“在章太炎之外，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鲁迅和蔡元培都是绍兴人，两家虽相距较远，然而却有世谊。蔡元培入过翰林院，自然被少年鲁迅敬佩。1904年11月，蔡元培和章太炎等创立光复会，又创立爱国学社，领导拒俄运动，创办《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鼓吹“抵御外侮，恢复国权”。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已是全国闻名的革命领袖。1912年1月，孙中山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
　　蔡元培掌管教育部后延揽人才，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鲁迅。
　　鲁迅认同并积极支持蔡元培的教育理念。蔡元培倡议开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为宗旨，并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欣然应命，出力颇多。蔡元培被迫辞职后，鲁迅与许寿裳前往慰问蔡元培，还为蔡元培举办饯别宴会。而当新任总长把“美育”删除时，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鲁迅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引起有同好的蔡元培的注意。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给鲁迅。他们曾书信往还，讨论汉代石刻。例如关于汉代的人首蛇身像，鲁迅告诉蔡元培：“汉石刻之人首蛇身像，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像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觏也。”
　　鲁迅注重汉碑的图案，并竭力倡导将它们运用到新兴木刻和书籍装帧艺术中。
　　蔡元培对此深表赞同，视为独创：“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
　　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后，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邀请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久，这所弥漫着封建衙门腐败、陈旧气息的学府，呈现出生机和希望。鲁迅受到时代风气的感染，渐渐从失望和颓唐中走出来，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
　　经鲁迅推荐，周作人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至于周作人到北京担任什么课程，两兄弟和蔡元培反复磋商。1917年3月8日，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前奉书，屡告起孟（即周作人——引者注），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皆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鉴察。”最终，周作人被聘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讲授欧洲文学史。
　　蔡元培还委托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至今仍能在北大师生佩戴的校徽上看到。
　　1920年8月2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聘书，聘请他担任北大讲师。按当时学校规定，兼职者只能任讲师，而不能任教授。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深深吸引着同学们。冯至先生回忆说，鲁迅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
　　《阿q正传》
　　1925年5月28日，鲁迅为俄译本《阿q正传》拍摄照片两张。《阿q正传》
　　是鲁迅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鲁迅叙述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说：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
　　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
　　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Ｑ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
　　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Ｑ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是1925年开始翻译的。译者是俄国人瓦西里耶夫，他翻译这部小说，得力于一个中国人的推荐，这个人就是曹靖华。
　　曹靖华（1897-1987），字联亚，河南卢氏人。1921年夏赴苏联学习，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1923年回国后，经韦素园介绍认识鲁迅。大革命期间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学院任教并研究苏联文学。其间与鲁迅多有通信，并为鲁迅收集苏俄木刻作品。
　　1933年回国，先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中国大学任讲师，与鲁迅保持密切联系。译有《铁流》、《苏联作家七人集》等，着有散文集《花》等。
　　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1899-1937），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普通职员家庭。1922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部，1924年春来到中国实习，先后担任苏联驻华总领事馆和苏联驻华武官秘书、河南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归国后在列宁格勒大学和东方语言学校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学，编辑过中国语文教科书，翻译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中国左翼作家作品，写过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
　　1925年春，王希礼被分派到以斯卡洛夫为团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来到开封的国民二军开展军事顾问工作。不久，曹靖华也受李大钊派遣，到达开封。两人成为好友。王希礼请曹靖华推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借以认识中国的现实。曹靖华推荐了《阿q正传》并把一本《呐喊》送给王希礼。王希礼看后，认为《阿q正传》是一篇杰作，鲁迅同自己国家的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一样是世界大作家。于是他决定将《阿q正传》翻译成俄文。
　　但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两人商量的结果是，把疑难问题集中起来，直接向鲁迅求教。于是，由曹靖华写信寄给鲁迅，说明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王希礼的苏联朋友请求帮助；信中还附有王希礼的一封信，假托王希礼在由上海往汉口的路上，无意中读到《呐喊》，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强烈兴趣。信中还说，他已着手翻译《阿q正传》，拟寄往莫斯科出单行本，恳请鲁迅先生为俄译本写序言、自传并提供一张照片。
　　鲁迅5月8日收信，第二天就回信了。5月28日，鲁迅“午后往容光照相”。
　　6月6日“晚往容光取照相”。6月8日“下午以阿q正传序、自叙传略及照相一枚寄曹靖华。”鲁迅对《阿q正传》的俄译本十分重视。他在信中不仅解答了疑难，还特意为阿q参与的赌博绘了一张图，说明“天门”、“角回”的位置和赌法。他在序言中清晰明白地讲出自己的创作意图：“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
　　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鲁迅还写道：“这里我是很应该感谢，也很觉得欣喜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鲁迅还将附在曹靖华信中的王希礼的信，以《一个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呐喊）的观察》为题，在6月9日《京报》副刊刊出。
　　王希礼离开开封时，从曹靖华那里得到鲁迅先生住所的详细地址，到北京拜访了鲁迅。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载：1925年8月11日，“午后往北京饭店看王希礼，已行。”同年10月25日：“下午王希礼来，赠以《苏俄文艺论战》及《中国小说史略》各一本。”10月28日鲁迅去王希礼下榻处回访：“下午往六国饭店访王希礼，赠以《语丝》合订本一、二各一本。”1927年5月27日：“上午得王希礼信，五日上海发。”
　　《阿q正传》俄译本直到1929年才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阿q正传——俄文版鲁迅短篇小说集》。书中除《阿q正传》外，还收入什图金、卡扎克维奇等翻译的鲁迅小说《孔乙己》、《风波》、《故乡》、《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头发的故事》和《社戏》等。俄译本出版后，王希礼立即送给曹靖华一本，还请他将另一本转给鲁迅先生，扉页上写道“：鲁迅留念，王希礼赠，一九二九年八月。”这个译者签名的译本，连同王希礼当年送给鲁迅先生的照片，现均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但这个译本中并没有收入鲁迅的照片。
　　同一年的7月4日，鲁迅又为英译本《阿q正传》拍照两张。鲁迅晚年并不热心把自己的照片拿出去发表，但在早年，成名之初，对于编者、译者、出版者希望刊出他的照片，总是给予配合的。
　　鲁迅拿出去准备发表的第一张照片，是应《阿q正传》俄文译者王希礼之请寄去的那张，如上所述，没有刊出。鲁迅拿出去准备发表的第二张照片，是应《阿q正传》英文本译者梁社乾之请寄去的单人半身照。梁社乾译的英文本《阿q正传》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鲁迅的照片也没有被印入。
　　梁社乾（1889-？）是在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出生的一名华侨，祖籍广东新会，1918年毕业于大西洋城中学，后至纽约研究戏剧和音乐，返国后曾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居住。1924年翻译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1925年又开始翻译鲁迅的《阿q正传》。1925年5月2日，梁社乾开始跟鲁迅通信。1926年后，他专门研究戏剧，着有《梅兰芳》、《中国今日戏剧》等。鲁迅日记1925年6月14日写道：“得梁社乾信并誊印本《阿q正传》二本。”1925年6月20日又道：“寄梁社乾信并校正《阿q正传》。”
　　章衣萍在《窗下随笔》中提到过梁译《阿q正传》，说，书面包皮上画一阿q形状，小辫赤足，坐在那里吃早烟，据说是出自一位德国人手笔。
　　鲁迅见过这个本子，对这幅画的评价是：“阿q比这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
　　鲁迅曾指出，梁社乾的译本“译得很恳切”，“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的能懂的‘柿油党’。”
　　郑振铎认为，梁社乾的“译笔颇不坏；只可惜《阿q正传》太难译了，所以有许多特殊的口语及最好的几节，俱未能同样美好地在英文中传达出来。
　　鲁迅为《阿q正传》英译本照相，摄于1925年7月4日。鲁迅日记：“午后往中央公园，在同生照相二枚。”《阿q正传》英译本的译者梁社乾，在翻译中曾得到鲁迅的帮助。译本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鲁迅的照片未被印入。鲁迅日记1926年12月11日：“收梁社乾所寄赠英译《阿q正传》六本。”
　　唐朝的天空
　　1924年7月，鲁迅应陕西省教育厅及西北大学的邀请，赴西安作暑期讲学，为期36天。
第15章 北京时期(5)
　　当时，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为了提倡学术、文化，命令西北大学校长傅铜，联合陕西省教育厅，举办一个“暑期学校”，邀请北京、天津、南京、广州的一些名流学者到陕西讲学，授课对象是陕西各县抽来的学员，多是教师和教育界的“干部”。据同行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龄的《陕西旅行记》记载，除鲁迅和王桐龄外，此次赴陕的，还有天津南开大学教授陈定谟、李济之、蒋廷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干臣、林砺儒，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吴宓，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北京法政大学教授柴春霖，广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梁龙，《晨报》
　　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
　　鲁迅一行乘车由陇海路到陕州（当时陇海路只通至陕州），在这里登舟沿黄河向陕西，夜泊灵宝，向西可乘骡车到潼关再换汽车到西安，也可由水路乘船至潼关。鲁迅一行选择了水路。他们在船上遇大雨，船身摇荡，榜人裸体入水，与逆风相搏，两个小时才得以脱险。
　　7月20日，在西北大学礼堂举行了开学式。据当地报纸报道：“是日到者有陕西省长代表郭涵、督军代表范滋泽，教育厅长马凌甫、实业厅长刘宝濂、警察厅长马浩、西北大学校长傅铜以及其他军政界要人、讲师、职员、听讲员约二百人，上午十时开会，于未开会以前，先在后院合摄一影始入场……西大校长傅铜介绍各讲师之略历，并谓暑期学校在陕省是第一次开办……此次所聘讲师，均国内外学术专家、各大学教授，今冒暑跋涉而来，为吾陕灌输新的知识，我们应同申谢云云。……继由省长代表郭涵致词，略谓陕西僻处西北，一切事业，常落人后；此次暑期开办，请讲师对于吾陕军事、政治、教育、实业、交通，必有极大贡献也云云……次由教长马凌甫致词，略谓陕西因交通不便，以致文化闭塞；今夏西大与本厅商办暑期学校，聘请国内外学者为讲师，因仅在省城讲演，不能普及，外赴外县，又为事实上所不许，故召集各县人士来省听讲，须知此次即普及全省文化之先声，望勿忽略焉云云……由王桐龄代表讲师全体致答词……”
　　此次鲁迅外出讲学，是对因为兄弟失和带来的悲哀和苦闷的排解，也得以实地考察古代中国的文物遗迹。他游碑林，看孔庙，观赏荐福寺及大小雁塔，还观赏了曲江灞桥和昭陵石刻，并在市场购得石刻拓片和古董多种。他在《看镜有感》一文中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参观孔庙的所见所闻，为他撰写《说胡须》一文提供了素材。
　　鲁迅在西安还从古董铺中购买了一些出土文物与碑帖。7月15日的日记载：
　　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蔡〕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二元。……晚……阅市，历三四古董肆，买得乐妓土寓人二枚，四元；四喜镜一枚，二元；魌头二枚，一元。7月20日买杂造像拓片四种十枚；7月29日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7月31日买《苍公碑》并阴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8月1日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这弩机，同行的孙伏园后来致函张辛南，解释说：“当年与鲁迅先生到西安街上所买音同‘卤鸡’之物，乃是‘弩机’。此为一种黄铜器，看去机械性十足，鲁迅先生爱其有近代军器之风，故颇收藏了好几具（自北京古董铺购得），形似今日之手枪，铜绿斑斑，极饶古味。惟用法则始终未明。据鲁迅先生云：当时必有若干皮带与铜连系，今已腐朽，无可辨认，即‘弩机’之名亦为鉴赏家所定云。”后来，鲁迅创作《故事新编》
　　中的《奔月》时，就安排羿的堂屋墙壁上挂着“弩机”。
　　此次赴陕讲学，鲁迅还有为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做准备的意图。
　　许寿裳回忆说：“他的写法，曾经对我说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看穿明皇和贵妃两人间的爱情早就衰歇了，不然何以会有‘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郁达夫也说：“鲁迅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日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而据孙伏园回忆，鲁迅还曾想把《杨贵妃》写成剧本：“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l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但是，鲁迅后来并未实现这个计划。他说：“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后来，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又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蒋廷黻回忆录》里，有一节写到鲁迅在西安的活动：
　　演讲人中有鲁迅（周树人），他后来成为名小说家，“支持”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我还闻不出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据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讲的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有一天我和他看到一群孩子们在一起玩一门青铜造的玩具炮。他告诉我，如果把一个小石子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可以弹出二十码远，像弹弓一样。他说那门玩具炮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钱很低，所以他不相信是唐代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他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它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在鉴定古物方面，他倒是个不与人争的人。别人绝不会料到他居然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
　　学潮
　　1926年1月13日上午，鲁迅参加女师大师生欢迎易寅村校长大会，会后合影。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前任校长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1923年7月，鲁迅收到这样一通聘书：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敬请周树人先生于十二年九月起至十三年六月止，担任本校国文学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每周一小时，月薪拾叁元伍角，按本校兼任教员例致送，此订。
　　校长许寿裳
　　中华民国十二年七月日
　　许寿裳离职后，杨荫榆继任校长。这位女校长治校比较严格乃至刻板，渐渐地与学生产生了矛盾。学生称她推行的是奴化教育，因此发动所谓的“驱杨运动”。杨荫榆处分学生，引发更大不满。鲁迅曾寄还女师大聘书，但因学生热切挽留，辞职未果。后来杨荫榆下令开除六名学生，教育总长章士钊支持学校当局，宣布解散学校。一些支持学生的教员起而反对，组成校务维持会。鲁迅为该委员会委员，曾与沈尹默、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称：
　　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载有余，时有隐显，以至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部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理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而杨先生亦遂遍送感言，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被开除的学生之一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
　　“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联名的宣言。”学校被解散后，鲁迅仍坚持到宗帽胡同临时校舍授课。
　　鲁迅与章士钊、杨荫榆及“现代评论派”的文人学士们打起了笔战。鲁迅讽刺章士钊古文不高明，例如，将出自庄子的成语典故“每下愈况”错成“每况愈下”——然而，现在以讹传讹，章士钊式的错误竟然约定俗成地变成“正确”。当时鲁迅和章士钊论争的许多笔墨也算白费了。
　　鲁迅身为教育部佥事，却公然站在学生一方，与学校当局作对，显系违抗教育部的命令，让教育总长章士钊十分恼火。章士钊于8月12日，呈请执政段祺瑞将鲁迅免职。13日，段祺瑞明令照准。14日，免职令正式发表。
　　15日，《京报》刊出一篇报道《周树人免职之里面》，说：“自女师大风潮发生，周颇为学生出力，章士钊甚为不满，故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秘密呈请执政准予免职。”据徐森玉回忆，当时教育部中，“虽然也有一小撮拍马的人和反动家伙，为当局辩护，但很大部分的人是拥护鲁迅的。我们和鲁迅并不同属一司，但也参加了反对当局非法免去鲁迅职务一事的活动，鲁迅所属社会教育司的司长高步瀛先生亦加入了这一斗争。我们都提出了辞职来抗议当局的无理举动，这说明了，即使在当时的教育部内，鲁迅也不是孤立的，他之所以能获得同事的拥护，主要由于他们代表的是真理。”8月25日，许寿裳（时任教育部常任编译员）、齐宗颐（教育部视学）在《京报》发表《反章士钊宣言》，谴责章“秘密行事，如纵横家，群情骇然，以为妖异”，表示“今则道揆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
　　同时，鲁迅到平政院提起诉讼，控告章士钊非法将其撤职。在章士钊辞职后，平政院裁决鲁迅胜诉复职。
　　杨荫榆离任后，易培基正式到女师大任校长职。这天，女师大全体师生及女师大教育维持会、国立各校校长、各校学生会代表共五百余人举行欢迎会。许寿裳主持大会，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词。据1926年1月18日《女师大周刊》第118期上刊登的《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致欢迎词》的报道，鲁迅回顾了女师大风潮的历程，阐明了这一斗争胜利的意义，说：“欢迎校长，原是极平常的事，但是，以校务维持会欢迎校长，却是不常有的。回忆本校被非法解散以来，在外有教育维持会，在内，有校务维持会，共同维持者，计有半年。其间仍然开学、上课，以至恢复校址。本会一面维持，一面也无时不忘记恢复，并且希望有新校长到校，得以将这重大责任交出。现在，政府居然明令恢复……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从此本会就告了一个结束，自行解散。但是这解散，和去年本校的解散很不同，乃是本校更进于光明的路的开始……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达到的创举，所以今天的盛会，实在不是单用平常的欢迎的意思所能表现的。”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号鹿山，湖南善化人。曾任教育总长。
　　后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鲁迅定居上海后，劳动大学曾邀请鲁迅去演讲、任课。
　　此时，鲁迅已与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许广平确定了恋爱关系。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就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
第16章 厦门、广州时期(1)
　　教授
　　鲁迅1926年9月到达厦门大学。这张厦大教职员合影，摄于1926年11月17日。这天，教职员照相后，还举办了恳亲会。据鲁迅日记记载，会上“林玉霖妄语，缪子才痛斥”。林玉霖是林语堂的哥哥，时任厦门大学学生指导员。他在“恳亲会”上吹捧校长林文庆道：“我们的老校长，好比家长父亲，教员好比年长的大哥，同学好比年幼的弟妹，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
　　哲学系教授缪子才立即予以驳斥，说：“我们都不是妇人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比喻呢？”鲁迅次日给许广平写信说：“昨天出了一件可笑可叹的事。下午有恳亲会，我向来不赴这种会的，而玉堂的哥哥硬拉我去，（玉堂有二兄一弟在校内。这是第二个哥哥，教授兼学生指导员，每开会，他必有极讨人厌的演说。）我不得已，去了。不料会中他又演说，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拼命做事，而校长之如此体贴我们，真如父母一样……我就真要立刻跳起来，……而别一个教员起来驳斥他，闹得不欢而散。”信中还说，“我才知道在金钱下的人们是这样的，我决计要走了。”鲁迅到厦门大学才两个月就萌生了去意。
　　他原准备在厦大开设三门课：一、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每周一节；二、小说选及小说史，每周二节；三、文学史纲要，每周二节。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预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豫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一本较好的文学史。”　后来，专书研究二小时无人选，只剩下文学史、小说史各二小时。
　　鲁迅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本来在文科教室里，除了必修的十来个学生之外，老是冷清清的。可是从鲁迅先生来校讲课以后，钟声一响，教室里就挤满了人，后来的只好凭窗站着听了，教室里非但有各科学生来听讲，甚至助教和校外的报馆记者也来听讲了。”
　　鲁迅不满学校当局的一些作为，与一些教员的关系也不融洽。厦大校长林文庆，曾留学英国，平日满口洋文，却极力主张尊孔读经，鲁迅对他这种派头和陈旧思想很看不惯。学校聘请了很多知名学者，显得很重视学术的样子。但在鲁迅看来，厦大以金钱为中心，学校当局依仗金钱，视教职员为奴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说，厦门这里很无聊，他虽然肚子不饿，但却头痛：
　　“来信问我在此的生活，我可以回答：没有生活。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种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
　　1926年11月，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围着银行家打转，忙得不亦乐乎。有人拉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予以拒绝。校长林文庆邀鲁迅出席招待银行家的宴会，鲁迅在通知单上签了个“知”字，但并没有去。事后他解释“知”字的意思是：“不去可知矣。”11月22日，国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经费问题，林文庆以学校资金缺乏为由，决定裁减国学院的经费预算，到会的人大都表示异议。林文庆立刻摆出老板的架势，傲慢地说：“学校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气愤地掏出两个银角，“啪”的一声，摔在桌上，说，“我也有钱，我也有发言权”，使林文庆十分尴尬。
　　每逢星期四上午的纪念周会，教授们个个对林文庆点头作揖，唯校长的喜怒是瞻。纪念周会的惯例，是校长做开场白，接着是教授们发表《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师生们得硬着头皮听。鲁迅却总借故不去。为了表示对鲁迅的尊重，同时也想借鲁迅的声望来抬高自己，林文庆特邀鲁迅在周会上演说。1926年10月14日，鲁迅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鲁迅在一封信中曾说：“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按应为星期四——引者）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1926年10月23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160期，以《鲁迅先生演讲》为题记载了“做‘好事之徒’”部分讲词大要：“世人对于好事之徒，每致不满，以为好事二字，一若有遇事生风之意，其实不然。我以为今之中国，却欲好事之徒之多，盖凡社会一切事物，惟其有好事之人，而后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试观科伦布（通译哥伦布——引者）之探新大陆，南生（通译南森，挪威探险家——引者）之探北极，及各科学家之种种新发明，其成绩何一非由好事而得来……”而关于“少读中国书”的观点，因与林文庆的见解不合，被删去了。
　　学校聘请知名学者来任教，是希望这些人的学术成就能为厦大争光。鲁迅甫一就任，学校当局就问履历、问着作、问计划、问年底能有什么成绩发表，希望快出、多出成果。鲁迅把《古小说钩沉》稿子交出去，但“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雷声大，雨点小。
　　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理学院院长兼总务长刘树杞排挤文科，对鲁迅也没有好声气。林语堂说，“鲁迅真受过刘树杞的气……刘獐头鼠目，但实在能干。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单说鲁迅吃他的亏。刘那时大概是兼总务，三易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派他住在理学院大楼的地窖。这回真使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须尽翘起来。这时许女士已先往广州，他一人独宿。居住既不便，吃饭更叫苦，我认为失了地主之谊，但我真不耐烦管杂务。那时记得他在写《小说旧闻钞》，只有孙伏园有时陪他。他们是绍兴同乡。鲁迅只有在一人孤住的房间，吸烟，喝绍兴酒，吃火腿当饭。这样鲁迅自然是在厦门大学待不下去了，要到广州大学去。”
　　对于鲁迅在厦大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后来颇有些夸张的说法。例如1938年7月27日上海《力报》上刊登了一篇短文《鲁迅与厦大》（署名“青鸟”），说鲁迅受不了当地的环境，写了一首打油诗：“到校二三日，挨饿三四顿。包饭五六家，还要等一等。”其实，这并非出自鲁迅的手笔，而是卓治在《鲁迅是这样走的》一文中引用的当时学校流行的一段顺口溜。卓治写道：“……他的住所，他的饮食，全不舒服；学校的庶务，常常要请他搬家，为桌椅多少等等也向他麻烦，厨房时常变换。厦门的一个副刊——《鼓浪》上有过这么几句，‘到校二三月，挨饿三四顿，包饭五六家，还要等一等’，足见一般了。”不过，鲁迅对在厦门大学的伙食的不满情绪，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是有明显表露的。如1926年9月14日：“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但仍然淡而无味。”10月12日：“但饭菜总不见佳。从后天起，要换厨子了，然而大概总还是差不多的罢。”11月7日：
　　“从昨天起，吃饭又发生问题了，须上小馆子或买面包来，这种问题都得自己时时操心，所以也不大静得下。”12月12日：“现在我们的饭是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包饭处。”
　　最让鲁迅不愉快的是与一些教员的矛盾。顾颉刚是教师群体中较为活跃的一个。鲁迅写信告诉许广平：“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他颇注意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它了。”鲁迅在北京时期，曾同陈源笔战。而顾颉刚则宣扬说，他最佩服的学者是胡适和陈西滢。而且，他并不认为鲁迅是一位学者，而将其视为凭热情和意气发言的文人。
　　顾颉刚治史学，是所谓的“疑古派”。例如，他质疑“禹”存在，说：“人的力量怎能够铺陈山河？……在‘洪水横流，禽兽偪人’的时候又应做多少年？……现在导一条淮河，尚且费了许多时间无数工力还没有弄好，何况举全国的山川统干一下，而谓在几年之间可以成功，这不是梦话吗！”他根据《说文解字》将禹训作“虫”断言：“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大约是蜥蜴之类”的虫。鲁迅的家乡绍兴，古称会稽，传说禹治水后在此论功行赏，死后也葬于此地，成为越文化的精神象征之一。鲁迅从小耳濡目染，对大禹十分推崇：“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
　　1927年8月17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发挥文字学知识，讽刺顾颉刚道：“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
　　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案卂即迅，卂实即隼之简笔，与禺与禺，也与它无异，如此解释，则‘凖’字迎刃而解，即从水，隼声，不必附会从‘淮’之类矣。我于文字亦颇有发明，惜无人与我通信，否则亦可集以成‘今史辨’也。”说了这些话，仍不解气，又讽刺道，“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因割掉卵鳅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在司马迁的名字上加个“虫”旁，也是顺手一刺。
　　顾颉刚大学毕业后一段时间协助胡适做《红楼梦》研究，搜集曹雪芹身世相关资料，深得胡的赏识。顾颉刚认为，鲁迅之所以厌恶他，是因为鲁迅与胡适不睦，迁怒于他：“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所谓“刺笔”，就是《阿q正传》
　　序章中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那句话。
　　鲁迅不但蔑视顾颉刚的人品，而且还拿顾颉刚的口吃和鼻子红开玩笑。
　　1934年7月6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说：“三根（‘三根’指鼻梁——引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1935年11月，鲁迅在小说《理水》中写某大学里一位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分明是在影射顾颉刚。
　　顾颉刚后来反思鲁迅对自己不满的原因，说他原来与同乡潘家洵有矛盾，而潘家洵这时也来到厦门大学，说他的坏话，并与鲁迅沆瀣一气，共同来反对他：“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
　　以上这些言辞都是枝节，两人不和别有一个重要原因，关乎一桩“剽窃案”：
　　顾颉刚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着作。
　　1926年，陈源发表文章，指责鲁迅道：“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
　　一部分。拿人家的着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鲁迅断然否认抄袭，多次为自己辩解，直到去世前不久，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里提及此事：“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着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用语毒辣，可见鲁迅怨恨之深。
　　其实，顾颉刚才是《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这个说法的制造者。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中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道：
　　‘盐谷氏的书，的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这段文字引述了鲁迅承认参考盐谷温着作的话，意在说明，鲁迅引述他人观点而“未加以注明”，不合乎学术规范。
　　实际上，鲁迅在厦大期间，并没有与顾颉刚发生直接冲突。鲁迅于1926年9月4日抵达厦门后，一度还曾与顾颉刚同在一处办公、就餐。在9月8日的鲁迅日记中，还有“顾颉刚赠宋濂《诸子辨》一本”的记载。当胡适来信让顾颉刚撰写《封神榜》序言时，顾颉刚回信谈到鲁迅：“《封神榜》
　　的序，接信后即从事搜集材料，并将本书看了一遍。只因到厦门后参考书太少，尚未下笔。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覆书。”但查阅鲁迅日记，从1926年9月4日到15日并没有给日本友人寄信的记录。
　　鲁迅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后，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顾颉刚随后也来到中山大学。据许寿裳回忆：“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结果，顾颉刚真的来了，鲁迅也真的离开广州。
第17章 厦门、广州时期(2)
　　本来，鲁迅与许广平约定，两人分别在广州和厦门工作两年，有些积蓄，再走到一起。但处在不良的人际关系中，鲁迅的忍耐很快达到极限。1926年12月31日，鲁迅“下午同矛尘访玉堂”，递交了正式辞呈。厦大学生随即掀起了“挽留鲁迅先生运动”，并逐渐转为改革学校运动，“打倒刘树杞，重建新厦大”的标语出现在校园里。为平息学潮，学校当局出面挽留鲁迅，多次送来聘书——虽然可能只是做做样子。鲁迅说：“校长林文庆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前天所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
　　送行饯别宴会真不少。1927年1月6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几天赴会和饯行，说话和喝酒，大概这样的还有两三天。这种无聊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即如这封信，就是夜里三点钟写的，因为赴席后回来是十点钟，睡了一觉起来，已是三点了。那些请吃饭的人，蓄意也种种不同，所以席上的情形，倒也煞是好看。我在这里是许多人觉得讨厌的，但要走了却又都恭维为大人物。中国老例，无论谁，只要死了，挽联上不都说活着的时候多么好，没有了又多么可惜么？于是连白果也称我为‘吾师’了，并且对人说道，‘我是他的学生呀，感情当然很好的。’他今天要办酒给我饯行，你想这酒是多么难喝下去。”
　　据鲁迅说，他辞去厦大的一切职务，“这事很给厦大一点震动，因为我在此，与学校的名气有些相关，他们怕以后难于聘人，学生也要减少，所以颇为难。为虚名计，想留我，为干净，省得捣乱计，愿放走我。但无论如何，总取得后者的结果的。因为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我这一走，搅动了空气不少，总有一二十个也要走的学生，他们或往广州，或向武昌，倘有二十余人，就是十分之一，因为这里一总只有二百余人。……听说这回我的搅乱，给学生的影响颇不小；但我知道，校长是决不会改悔的。
　　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
　　1927年1月15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林文庆，客客气气地说：
　　文庆先生足下：
　　前蒙惠书，并嘱刘楚青先生辱临挽留，闻命惭荷，如何可言。
　　而屡叨盛饯，尤感雅意，然自知薄劣，无君子风，本分不安，速去为是。幸今征轮在望，顷即成行。肃此告辞，临颖悚息。聘书两通并还。
　　周树人启
　　一月十五日
　　“我在厦门的坟中间”
　　1927年1月2日，得知鲁迅要离开厦门，厦门大学文学社团“泱泱社”几位成员邀请鲁迅和林语堂到长有龙舌兰的南普陀寺西南小山岗上留影。鲁迅这次共照了三张相，两张单人，一张合影。
　　鲁迅当天写信给许广平说：“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
　　“泱泱社”成员俞荻回忆说：“鲁迅先生看到那种坟墓感到很有兴趣，因为他在不久之前，编了一本杂文集，叫做《坟》，所以他要单独在坟边照个相。
　　我们全体拍了照之后，我就扶着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龙舌兰丛生的坟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儿照了一个相。他对我们说，这张照片将寄到上海，赶印到那本《坟》上去。因为《坟》里的文章，有几篇是用古文写的。这张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几篇杂文，是被埋葬了的坟。”这应该是第一部收入了鲁迅照片的鲁迅着作。
　　日本友人长尾景和回忆自己在上海期间到鲁迅府上拜访的情景。当时，鲁迅拿出照片给他看：“其中有一张是鲁迅先生穿着中国长袍站在墓穴里，一具棺材放在他身旁的稀有的照片。我看了说：‘这是一张难得的照片呀！’
　　鲁迅先生说：‘中国因为有许多迷信，所以中国人是不喜欢拍这种照片的。’
　　我说：‘日本人也讨厌在墓穴里和棺材一同拍照片的。世界上不论哪里，恐怕没有一个国家会喜欢的。’说完两人便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记忆不准确，长尾景和把坟地描述为墓穴了。
　　在厦大期间，鲁迅热情支持并指导厦门大学爱好文艺的青年所创办的文艺团体“泱泱社”和“鼓浪社”。俞荻回忆社团成立经过说：“我们向鲁迅先生说出我们心里的愿望，想努力写一点东西，想办一个文艺刊物，并且希望他支持我们，他毫不踌躇地满口答应：‘好的，好的！我一定来帮助你们！’
　　鲁迅先生这种最直爽的、最热情的、最亲切的帮助青年的态度，怎能不令人感动！他是我们的真正的文学导师，又好像是我们的知心的朋友！”“鲁迅先生像一阵温暖的春风，把沉睡的厦大学生吹醒了。尤其是文科学生，掀起了学习文学的热潮。爱好写作的学生，我和谢玉生、崔真吾、王方仁、朱斐、洪学琛、卓治，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成立了‘泱泱社’，并出版《波艇》月刊。”
　　鲁迅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
　　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鼓浪社”是1926年11月，在鲁迅指导下，厦门大学青年学生成立的另一个文学社团，办有《鼓浪》周刊，每星期三附于鼓浪屿《民钟报》发行，共出六期。
　　第六期为“送鲁迅专号”。《鼓浪》之名含有“鼓起新时代的浪潮”的意思，内容以文艺作品为主，并登科学性论文。鲁迅在本月2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又在日报添了一种文艺周刊。”《鼓浪》第一期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很快售完，1927年1月1日再版。鲁迅对《波艇》、《鼓浪》都亲自审稿、改稿并指导编印，还亲自为刊物撰稿，他的《厦门通讯》就登在《波艇》创刊号上。
　　与鲁迅一起照相的青年中，谢玉生是“泱泱社”发起人之一，原为南京金陵大学学生，1926年秋转学到厦门大学国文系，并兼任厦门中山中学教员，曾邀鲁迅赴中山中学讲演。鲁迅到广州后，他又与七位同学转学至中山大学。
　　崔真吾，笔名采石，“泱泱社”成员，《波艇》主编。1924年入厦门大学外语系三年级学习。后在上海与鲁迅、柔石等合办“朝花社”。王方仁原在上海南洋大学读书，因看到厦大革新消息，于1926年9月转入厦大国文系学习。后在上海与鲁迅、柔石等合办“朝花社”。卓治，原名魏兆淇，本为上海南洋大学工科学生。1926年鲁迅来厦大，他便转入厦大理科电讯工程系，参加了“泱泱社”。鲁迅离厦后，他又退学回上海。
　　林语堂在用英文写的《鲁迅》一文中，对鲁迅在厦门的生活和离开厦门的原因有更详细的叙述。他称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批评家”和“少年中国之最风行的作者”，说鲁迅具有“叛逆的思想”，其作品具有“闪烁的文笔，放浪的诙谐，和极精明的辩证”。文章说到他们在其中照相的场地：
　　那地方的四周是中国人的公共坟地，并不是“神圣之野”
　　（campo　amto——按即意大利国内的一公葬场），绝不是呵，不过是一些小山，山上面遍布一些土堆和一些张口于行人过道中的坟坑罢了，这正是普通的公共坟地之类，在那里有乞丐的和北兵的尸体腐烂着而且毫无遮拦地发出臭气来。而那知识界的空气呢，比起来也只好得一点。鲁迅在这种地方实在是一只“令人担忧的”
　　白象，与其说是一种敬礼，毋宁说是一种累物。不管他如何担心，他本可以在这个窟窿里安居十年而且可以每天徘徊于空旷之所，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是谁，而且全中国也不知道关于他的事。他曾经对我说，他的主意是想在这个地方致献两年的工夫于学问的研究，其着作则由这大学付款出版，这本是那学校的当局们所满口答应的。
　　他所得的结果却是用了他一腔热诚走去上当，或者他是不知不觉地上了他的一个朋友并敬爱他者的当。那已经允许的预算竟成画饼，鲁迅的专心研究两年之计划便如人类的一切脆弱的希望一样地结局了；就是他所在的那机关的经常费也核减了；那机关实在是靠不定的。空气严重起来了；有些谰言和攻击居然说鲁迅实在不曾辞去他北京的职务，说鲁迅是故意地不远数千里而来使这平静的地方发生风潮，——用了什么魔怪的引力呢，他们可没有说。当时的事实分明是不利于他的，凡属他所到的地方，那里便有青年学生们之显着的活动，写白话文的恶趋势，非孔的空气之增长，如此等等，这都是难以否认的。是的，当时的事实是大不利于他的。鲁迅曾经把自己比之于一种乌鸦，它带给恶运和火灾于它所落在的家里，——看一看他的头发和胡须之暗黑，这比拟倒也不错。以一种尼采式的坦然态度，他便离却了那个大城。
　　乌鸦和坟地颇有些关系，鲁迅的小说《药》的结尾华大妈和夏四奶奶为儿子上坟的时候，就有一只乌鸦铁铸般立在树枝上。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写了《悼鲁迅》一文，回顾两人的交往，对鲁迅的精神风貌更有所铺张：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
　　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林语堂写得性起，笔下冒出这么多鬼，大约是想起了鲁迅那天在坟地里照相的情态吧。
　　鲁迅对厦门的印象不佳：富人居住的区域到处是洋房别墅、酒吧、饭店，而郊外及一般居民区则野草丛生、荒冢累累。鲁迅因此赞同一位来过厦门的荷兰人的话：“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鲁迅还说：“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
　　在这荒凉中，鲁迅升华着他的人生体验。他特意坐在坟地里照相，还有一层原因：喜欢坟的意象。不久前，他刚写过一篇对话体文章《过客》，其中有这么一段：
　　客——……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个木杯来，递去。）客——（接杯，）多谢，姑娘。（将水两口喝尽，还杯，）多谢，姑娘。这真是少有的好意。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
　　翁——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是没有好处的。
　　客——是的，这于我没有好处。可是我现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
　　我就要前去。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
　　翁——前面？前面，是坟。
　　客——（诧异地，）坟？
　　孩——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客——（西顾，仿佛微笑，）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向老翁，）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翁——走完之后？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
　　客——不知道？！
　　孩——我也不知道。
　　翁——我单知道南边；北边；东边，你的来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
　　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过客明知道前面是坟，可是不得不往前走，因为以往的经历已经深深伤害了他，使他不愿回转，但前途却又在未知之数。鲁迅曾以过客自比。他说：
　　“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其实，鲁迅和许广平离京南下，已经有了切实的生活目标，不像《过客》
　　中的那个困顿的中年人，心中没底，却又不得不走。鲁迅正在摆脱失望和迷惘。
　　厦门，如他所说，“风景佳绝”，他每月领取400块大洋的薪水，在物质方面较为舒适（只是无人照管饮食，有些不便）。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自己“心情平静得多了”，能睡了，人也胖了。衣食无忧，生活平静而闲散，但“总有些无聊，有些不满足，仿佛缺了什么似的……”缺什么呢？鲁迅在这个坟场中，还有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在一个刻有“许”字的墓碑旁照了一张相。
　　这一张照片寄给谁，不言而喻：他的心里，早已经铭刻了这个“许”字。
　　戴上教授的冠冕，仍不能让鲁迅的心安定下来。爱人不在身边是主要原因。此外，他对职业选择也不无迷惘：未来走哪条路？是创作，还是学术研究？前者令人亢奋，已经给他带来极大声誉；后者平静安稳，收入固定，适合家庭生活。他写信给许广平说：
　　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对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就在这个时期，他编集了自己从东京留学时期到现在的论文，文言和白话都有。他给文集取名《坟》，在后记中说：“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鲁迅曾在这张照片上题写“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赠送给同乡章川岛（矛尘）。川岛回忆说：
第18章 厦门、广州时期(3)
　　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离开厦门的，那时我到厦门刚二十天。当他将要离去厦门的时节，一月上旬吧，他送给我一张在厦门刚照的相，在黏贴相片的硬纸板上角，还写了“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九个字，又题了上下款，盖了名章。(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过了几天，我又送去一幅册页(也叫“斗方”)请他题写。
　　他就钞写了司马相如《大人赋》中从“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到“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的一段，又写了“将去厦门行箧束缚俱讫案头遂无一卷书翻废纸偶得司马相如大人赋数十字录应斐君矛尘两君钧命——鲁迅”四十余字，并且盖了“鲁迅”的名章，于行前亲自送到我家交给我们。还笑着向我们说：“不要因为我写的字不怎么好看就说字不好，因为我看过许多碑帖，写出来的字没有什么毛病。”我们答说：“不难看，不难看。”尽管鲁迅先生不自许为书法家，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确都不难看。笔致绢秀，不媚不俗…………
　　自我获得这一张照相，这一幅册页，曾经由南而北，又由北而南的播迁，以及北京被日寇侵占，我都一直珍藏着保存下来了。这张照相，于一九四九年十月间，北京图书馆举办“鲁迅先生作品展览会”时借去在展览时丢失，七年后的一个夏天又自动寄回来。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并见一九七七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照片集中。这幅册页的遭遇也有些类似，还有一张海婴生后百日，由“鲁迅代记”从上海寄赠斐君的照相与手迹，都在一九六八年春间散失，于过了十年后，一九七七年夏秋间查得下落，十月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派人到山东取回。两件文物居然都“失而复得”。
　　厦岛留别
　　鲁迅要离开厦大的消息传开，学校师生开展了一场挽留鲁迅的运动，甚至发展到要闹学潮的地步。但既然鲁迅去意已决，送别会、饯行宴、合影留念，自然都是少不了的。
　　学生会曾派代表挽留鲁迅，没有成功。1月4日下午，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送别鲁迅大会，鲁迅作了演讲。学生会献给鲁迅的“送鲁迅先生大会致语”说：
　　猗嗟先生，明哲大成。并作稗官，久着微声。四海共钦，如玉如冰。惠然来斯，天动地惊。不倦不厌，化我顽冥。普陀生色，校运乍亨。方期附骥，自兹可能。奈何半载，飘然南征。攀辕弥切，去志弥坚。岂伊南海，何止仙霰。蕞尔鹭门，未足重轻。先生乃言，是未必然。吾身虽远，吾心岂捐。知存海内，天涯若邻。再来有期，第视天缘。镇国可赎，圆岗足登。华林虽好，素馨虽妍。越鸟巢南，胡马北倾。循循嘉训，敢不恭呈。时节不居，何日欢迎。厦大全体学生鞠躬。
　　全体学生送别大会合影后，学生会总委员轮值主席罗扬才又领着部分学生，邀请鲁迅到厦大群贤楼后面合影，题为“厦岛留别鲁迅先生”。鲁迅坐在第一排的中央。照片上的学生大部分是当时“泱泱社”和“鼓浪社”两个文学社的成员。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每周4节课。本来文科的教室，一般只有十来个必修的学生听课，场面比较冷清。但每逢鲁迅上课，教室里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因为听课的人远远超出预计的数目，讲义不够，拿不到讲义的人，上课便记笔记，下课赶紧借讲义抄录。人们议论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据当时的学生回忆：“鲁迅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干巴巴地一句一句地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地丰富多彩。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鲁迅的课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新颖，史料翔实，分析透辟。两节中国文学史课程需要编写新讲义，当时厦大这方面的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为了编好讲义，鲁迅自己设法到外地买，向友人借。这本中国文学史讲义，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汉代的司马迁，先在厦门大学，后又在中山大学使用，鲁迅生前没有出版过，最早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10卷，定名《汉文学史纲要》。鲁迅本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并作了长期的资料搜集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全部完成。
　　鲁迅在厦门期间写下了大量作品，如五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汉文学史纲要》，还有《华盖集续集》的《小引》、《坟》的《题记》及《后记》、《（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绛洞花主）小引》、《（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共17万多字，其中尤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最脍炙人口。此外，他还完成了好几部书的编辑、校订工作。
　　厦大浙江同乡会也开会欢送鲁迅。同乡会中有位学生名叫盛配，1926年夏毕业于杭州安定中学。正当他准备报考高等学校时，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的消息传开了，于是，他报考了厦门大学。当时，从北京大学、青岛大学和南京的金陵大学、上海的南洋大学、河南的中州大学等校，都有人转学到厦大。仅从浙江去投考的就有三四十人。
　　盛配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学校的邮务代办所。那天，他在代办所门前见到矮矮的穿黄色制服的孙伏园和一位比孙伏园身材略高的人正站在那里看信。当时的信箱是一个一个的格子，学生五六人合一格，教师则每人占一格。
　　盛配在找自己信格时，听到一句带着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怎么，没有周树人的信吗？”眼前这位穿着朴素的人正是国学院教授鲁迅。
　　1月7日，浙江同乡会举办的欢送鲁迅会在大礼堂举行。在开会致词的时候，坐在鲁迅旁边的盛配调皮地问鲁迅：“周先生，我很想问问你，为什么人家要一天到晚地叫你鲁迅呢？”鲁迅指着盛配亲切地答道：“你这个人啊，鲁迅是笔名，用得很多，很久了，人家就叫鲁迅，我自己也叫鲁迅，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啊！”说着便笑了，大家也都笑了。欢送会结束，同乡会的职员邀请鲁迅先生到礼堂东北部的空地上拍照留念。
　　本地报纸曾登载一篇《鲁迅访问记》，说鲁迅“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
　　鲁迅的形象跟一般的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教授和学者很不同，不免遭受一些势利的厦门人的冷遇和白眼。
　　有这么一个传说：厦门大学给教职员发薪水，是由总务处开支票到市区的集通银行去领取。鲁迅第一次去领薪水，来到柜台前，将400大洋支票递过去时，柜台里的人接过支票，见他模样寒酸，却手持如此高额的现金支票，心生疑窦，便提高嗓门打起官腔问：“这张现金支票是你自己的吗？”鲁迅懒得回答他，就吸了一口烟。银行职员又问：“你这人是干什么差事的？”
　　鲁迅两只眼望着前方，仍不作答，又吸了一口烟。银行职员又问：“你每月有这么高的薪水吗？”鲁迅仍未回答，望着银行职员，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最后，这张国币400大洋薪水的现金支票，还是在鲁迅连吸三口烟的沉默中一分不少地兑现了。关于领薪水，还有一种传说的版本：鲁迅到银行，说明自己的身份是厦门大学教授，遭到质疑，银行里的工作人员请鲁迅“先坐坐”，跑去打电话向厦门大学核实。而鲁迅日记的记录则是：1927年1月11日：
　　“午后往厦门市中国银行取款，因签名大纠葛，由商务印书馆作保始解。”
　　名人的小事能被传说成大事，名人的坏事也能被演绎成好事，反之亦然。
　　鲁迅不是一般的教授，他是文人，而且是很有名的文人。但名人并不好做。
　　刚到厦大一个多月，他就向许广平报告说：“我在这里又有一事不自由，学生个个认得我了，记者之类亦有来访，或者希望我提倡白话，和旧社会闹一通；或者希望我编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艺；而玉堂他们又要我在《国学季刊》
　　上做些‘之乎者也’，还有到学生周会去演说，我真没有这三头六臂。”
　　他不愿应酬，但有时推脱不掉。有一次，他应邀参加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和尚的晚餐，同座三十余人。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决计不去，而本校的职员硬要我去，说否则他们将以为本校看不起他们。个人的行动，会涉及全校，真是窘极了，我只得去。……入席，他们要我与太虚并排上坐，我终于推掉，将一位哲学教员供上完事。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们，偏好问他佛法，什么‘唯识’呀，‘涅盘’
　　哪，真是其愚不可及，此所以只配作陪也欤。”
　　当时厦大的学生中，有些人热衷政治运动。共产党人罗扬才是厦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同时加入国民党，担任厦大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鲁迅对他们的观察是：“本校学生中，民党不过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开会，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历练，不深沉，连设法取得学生会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开一回会，空嚷一通，徒令当局者因此注意，那夜反民党的职员就在门外窃听。”
　　对政党政治，鲁迅虽然关心，但此时却只是一个在旁观者。
　　多面
　　林语堂说鲁迅是“战士”，现在这位战士到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
　　他应该现战士身，叱咤风云，勇往直前吧？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广州被称为“革命大后方”。鲁迅当然想有所作为，他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但这想法落空了。
　　1927年1月25日，鲁迅在中山大学学生会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谈到对广州的看法，他指出，“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他号召青年们“有声音的，应该喊出来了。因为现在已再不是退让的时代，因为说话总比睡觉好。有新思想的喊出来，有旧思想的也喊出来，可以表示他自己（旧思想）之快将灭亡。顶怕是沉静不做声，以致新其衣裳，旧其体肤。只要你喊，如果你有声音，喊得不好听，创作得幼稚，这决不是可羞的事情，你看孩子们是不以自己的幼稚为可耻的”。
　　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讲的是那时流行的套话。因为是中山大学，歌颂一番革命的先行者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
　　的一部分。”鲁迅希望中大青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要把不革命反革命的脾气去掉”。中国“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因此，青年要敢于向“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猛烈开火，做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鲁迅在广州虽然时间很短，但在革命大本营复杂环境中的遭遇使他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所做所为，就像在广州一次照相一样，显示了性格的“多面”。
　　在他看来，革命的大本营并不怎么革命，仍然以旧的东西居多。他写道：
　　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鲁迅接触了当时在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共产党人，因为那时国共合作，这种接触并无危险。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就由共产党人陪同。1927年春，由中山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毕磊陪同，他会晤了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独秀之子陈延年。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因为陈延年、毕磊不久后相继被杀，现已无从得知。据徐文雅回忆，“有一回鲁迅和我谈起党的事情，问陈延年是否负责广东党的工作，还说陈延年是他的‘老仁侄’，人很聪明。这件事我向陈延年谈了，陈延年也说鲁迅是他的父执。不久，鲁迅向毕磊表示希望与陈延年见面，陈延年听到毕磊的反映，立即同意了，后来鲁迅和陈延年就作了一次秘密会见。这事是由毕磊和陈延年的秘书任旭（此人后是托派，改名任曙）安排的，所以他们在什么地方（不知是在区委机关还是在陆园茶室）见的面，谈了些什么，我都不清楚。”“大约在二七年三月间，陈延年去武汉，让我留下来。他走前把我和毕磊找去，指示如何继续作鲁迅的工作，并总结了前一段做鲁迅工作的经验。他已经改变了过去认为鲁迅是‘自由人’
　　的看法，谈到他和鲁迅见面的情况，认为鲁迅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这个回忆是基本可靠的。当时共产党的刊物《少年先锋》旬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第三样世界的创造——我们所应当欢迎的鲁迅》，署名“一声”，文章指出：“我们觉得鲁迅之所以值得我们青年人的欢迎，是他在‘思想革命’这项工作上的努力。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来观察一切，批评一切，因为不如此便一切的观察批评都没有意思。对于鲁迅也应该如此。”
　　文章认为鲁迅的杂文“所攻击的对象都是所谓礼教，所谓国粹，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等等一类的封建思想，除了以推翻整个旧制度为专业的共产主义者而外，在中国的思想界中，像鲁迅一般的坚决彻底反抗封建文化的理论，是很少的”。“鲁迅始终是向前的，他和我们一样，是二十世纪时代的人。
　　他不但在卢骚、孟德斯鸠之后，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之后，不但在法国革命之后，并且在俄国革命之后。在这个新时代的巨潮中，他自然是受着震荡的。所以他不但在消极方面反对旧时代，同时在积极方面希望着一个新时代。”文中号召革命青年正确地认识鲁迅，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去“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鲁迅在接触各种政治势力，或者说各种政治势力在接近他。
第19章 厦门、广州时期(4)
　　但没过多久，国共合作破裂，大批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屠杀。鲁迅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记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鲁迅在总结这个时期的遭遇和思想变化时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严酷的斗争现实，使鲁迅认识到青年是隶属于不同阶级，分成不同营垒的，深感过去用进化论观点看待青年的偏颇。“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教学是鲁迅的本业。他在中山大学担任的是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行政事务比在厦门大学时多。鲁迅写道：“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
　　的纸冠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看他主持召开的历次教务会议的记录，就知道他的忙碌程度了。然而学校并非单纯、洁净的地方，中山大学的斗争并不比厦门大学少。鲁迅没有感到顺心、惬意。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又说：“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
　　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恋爱也是压抑不住的。于是就有了“革命加恋爱”的生活方式，也同样滋生了描写“革命加恋爱”的文学作品。然而，爱情和政治有矛盾，常常不能兼得，因此生出诸多苦恼。鲁迅曾写到了一位革命领导者对文学青年的评价：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Ｋ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这长信自然不是情书，但却也能成为革命事业的妨碍。那么，在革命时代，情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鲁迅虽然没有从事革命工作，但从他的演讲内容看，是倾向革命的。然而，他当时却在恋爱，能体会到革命和恋爱的矛盾。
　　他的恋情——师生恋——那时还没有完全公开，但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多传言。在北京，他以前曾经提携的文学青年高长虹等人以此攻击他。
　　1926年11月21日，“狂飙社”作家高长虹在上海《狂飙》周刊发表了情诗《给──》第28首：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作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月儿逃出在白天，只剩着今日的形骸，失却了当年的风光。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
　　有人说，高长虹是自比太阳，把许广平比做月亮，“月儿我交给他了”，指的是他把许广平让给了鲁迅。高长虹在1926年11月9日所写的《时代的命运》一文里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是在生活上，这倒是我最大的遗憾呢！”鲁迅在同年12月29日致信韦素园，说：“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许广平——引者）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画，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云长虹之拼命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
　　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现既逼迫不完，我就偏又出来做些事，而且偏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躲在黑暗里的诸公，其奈我何？然而这也许是适逢其会的借口，其实是即使并无他们的闲话，我也还是要到广州的。”他1927年1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还有这样的话：“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
　　鲁迅的小说《奔月》就是讽刺高长虹的。小说中的逢蒙忘恩负义，想“射死”羿，取而代之。但他的箭法却不高明，没有学到羿的绝技，也没有看出老师是在装死。羿吐出他射来的箭，笑道：“难道连我的‘啮镞法’都不知道么？这怎么行。你闹这些小玩意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还说，“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暗讽高长虹曾对外宣扬他到鲁迅家里一百多回。
　　1927年9月10日，鲁迅写完《唐宋传奇集》序例——此时已经决定与许广平一起离开广州去上海——顺笔加上这样几句话：“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爱人就在身边，而远方那背叛的弟子——或曰情敌——的箭，无能伤及他。
　　同许广平会合，自然是鲁迅最大的快乐。他聘请许广平担任自己的助教和翻译，去香港演讲时就由许广平陪同。让他欣慰的是，他终于有能力把许寿裳招到中山大学来，算是对老朋友的报答。许寿裳回忆那时两人相聚的兴奋道：“我航海既到广州，便在逆旅中，遣使送信去通知鲁迅。使者回，说人不在家。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见访，始知鲁迅才从香港讲演回来，因足受伤，不良于行，教她来接我至校同住。那时候，他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帐，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
　　鲁迅宴请从厦门大学转来的学生，许寿裳、许广平等作陪。这些学生毅然跟随他转学，堪称忠实信徒，让他感动。
　　开书店是鲁迅在广州时期的一个副业。据许广平回忆，“最先找到了几间屋，在芳草街四十四号楼上”。不久，“书籍陆续的寄到了”，“书籍多是北新书局的，但这里又不是书局，倒是人家，那么，叫做‘北新书屋’吧。
　　从此这北新书屋，就于三月二十五日在芳草街出现”。书店由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照看，主要销售鲁迅和朋友们自己印行的书籍。
　　1927年1月26日，鲁迅写信给韦素园说：“旧历年一过，北新拟在学校附近设一售书处，我想；未名社书亦可在此出售，所以望即寄《坟》五十本，别的书各二十本，《莽原》合本五六部，二卷一号以下各十本来。”鲁迅对自己着作在南方的畅销颇为自豪，写信对友人说：“我所做的东西，买者甚多，前几天至涨到照定价加五成，近已卖断。而无书，遂有真笔板之《呐喊》
　　出现，千本以一星期卖完。《坟》如出版，可寄百本来。”鲁迅在组织货源方面颇费心思，4月9日致信李霁野说：“前回寄来的书籍，《象牙之塔》、《坟》、《关于鲁迅》三种，俱已卖完，望即续寄。《莽原》合本也卖完，要者商多，可即寄二十本来，此事似前信也说过。这里的学生对于期刊，多喜欢卖［买］合本，因为零本忽到忽不到，不容易卖［买］全。合本第二册，似可即订，成后寄卅本来。《穷人》卖去十本，可再寄十本来。《往星中》
　　及《外套》各卖去三本。《白茶》及《君山》如印出，望即各寄二十本来。
　　《黑假面人》也如此。托罗兹基的文学批评如印成，我想可以销路较好。”
　　后来，鲁迅、许广平打算离开广州，就把书屋交给共和书局，结束了代售书籍的业务。
　　在广州期间还有一件事，即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表现了鲁迅性格中的谦虚和倔强，也表现了他头脑的清醒。事情的原委是，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正在中国西北从事考察活动，他与西北考察团中的北大教授刘半农商定，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给鲁迅，打算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鲁迅回信说：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弟子和义子
　　1927年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廖立峨、何春才在广州照相。一张曝光四次，显示出他的“多面”；另一张是四人合影，也曝光四次，但现在只能看到两次曝光的相片。
　　何春才回忆当时照相的情形说：
　　八月十九日鲁迅先生约广平、月平、立峨和我去照相留念。我和立峨吃过午饭就到白云楼去。鲁迅先生和广平、月平已穿好衣服等我们。临出发时鲁迅先生对我和月平开一玩笑，月平不好意思，脸色绯红，一转身就走开去，不肯参加照相。广平知道妹妹的脾气，劝不了的，也就不理她了。
　　鲁迅先生做事小心细腻，特地到西关一条小巷子里的图明馆去照相，意在避免别人的注意，以免引起麻烦。由东堤到西关去，除乘公共汽车外，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那天鲁迅先生穿件白长衫，黑帆布鞋，走起路来，腰板挺直，举步快而有力，勇往直前，绝不左顾右盼。到了图明馆，照相师校对镜头光圈时，一种不可拒抗的自卑感使我的心卜卜的跳，我便躲在相机后面，不参加照相。广平走前来，拖着我的手，用广州话轻声对我说：“周先生快要离开广州，不照他会不高兴。”她边说边拖，直把我拖到站好位置照相为止。
第20章 厦门、广州时期(5)
　　鲁迅先生对于照相很认真。四人合映的相片，用散光的和平光的，用日光的和电光的，共映了六寸的四张底片。他自己映了四寸的四张底片。
　　照完了相，我们从图明馆出来，经过十三行一带卖蛇的店门口，看到许多铁笼盛满各种各样的毒蛇，然后到在山茶室饮茶。
　　……
　　照相的第二天，广平、立峨和我到西关图明馆取刚洗出来的八张样片给鲁迅先生选择，回时风雨交加，我们只得雇乘小汽车。那天的暴风雨确实厉害，沿途的树木都有被拔起来的。我们乘坐的汽车是没有玻璃窗的，大雨泼过来，广平打开小伞遮住我们，三个人的衣服还泼湿了一些。鲁迅先生看见我们在暴风雨中回来，又高兴又抱歉似的亲自泡了热茶给我们喝。他看见样片张张都好，十分欢喜，大赞图明馆的照相技术高明。他把四人合照的和他自己的各选二张，决定晒十六张，各人四张。他起来喝茶，偶然从窗口望出去，大喊一声：“你们来看落汤鸡！”原来月平在对面马路上擎着翻了顶的小雨伞，全身湿透，确是狼狈。他说罢赶快到厨房去取了一些姜冲了开水，加一点酒，开了门等着给月平喝。月平换了衣服出来，鲁迅先生催她喝了姜汤，我们便漫谈起来。
　　在这张照片上，许广平没有同鲁迅并排坐下，而是与何春才一起站在后排。论资排辈，这并不恰当。原来，当四人合影时，鲁迅不同意与许广平并排坐下，而要何春才和许广平站在后排。因为当时许家老辈反对许广平与鲁迅结婚，许广平一心追随鲁迅但却得不到家庭认可，所以两人的关系在广州并未公开。
　　何春才是广东兴宁人，在读高小的时候就崇拜鲁迅。1927年他16岁，是广州知用中学的学生，1927年6月通过廖立峨在广州认识了鲁迅。鲁迅日记多处提到“春才”。1927年6月26日：“晚立峨与其友来，赠以《桃色之云》一本。”鲁迅送这本书给何春才时，还笑说看了这本书是不会被杀头的。何春才观察到，鲁迅寓所里备有两种烟，他自己抽彩凤之类的次等货，给朋友或学生抽的却往往是美丽牌之类较好的香烟。鲁迅喜欢开玩笑，有一次在饭桌上，鲁迅对他说：“你叫何春才，春字下面加两个虫就变成了何蠢才。”
　　何春才1932年11月在北平美术学院上学时，与鲁迅重逢，彼此非常高兴。鲁迅说：“你长得这么高大，乍一见，几乎认不出来了。”鲁迅还请母亲出来相见。鲁老太太说：“你长得这么高大，南人北相。”何春才一生命运坎坷，曾在贵州教书，后瘫痪在床多年，1956年任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发表过《鲁迅先生在广州的剪影》、《鲁迅先生在广州的生活点滴》等文章，1994年去世。他一生珍藏这张与鲁迅、许广平等的合影。
　　鲁迅在厦门大学有一些忠实的追随者，其中一个叫廖立峨，广东兴宁人。
　　从鲁迅日记多次提到他的名字来看，他和鲁迅的来往很密切。1927年2月，鲁迅离厦到穗，廖立峨即随鲁迅转入中山大学外语系学习。在广州，鲁迅和廖立峨的联系非常密切。8月15日，经营了不到五个月的北新书屋关门后，廖立峨与陈延进、何春才三人随鲁迅、许广平、许月平一起到位于芳草街的书屋，把所剩的书籍包好，提到马路上，乘五部人力车，一次运完，把书点交给共和书局。鲁迅和许广平乘船去上海，只有廖立峨一人去码头送行。鲁迅到上海三个月后，廖立峨也到了上海。他还带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妻子曾立珍，另一个是他大舅哥曾其华。鲁迅以朋友之礼待之，安排他们住在自己家里。鲁迅住楼上，他们住楼下。此后一段时间，每逢鲁迅走下扶梯，则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但稍一走远，则又戛然而止。原来那一片读书声，是故意读给鲁迅听的，为的是要他担负他们三个人的学费。廖立峨把自己的文章拿给鲁迅，要他介绍发表，鲁迅没能满足他的心愿。廖立峨托鲁迅帮他找事做。鲁迅于万不得已的情形下，跟某书店说定，让廖立峨去做个练习生，再由鲁迅自己每个月拿出30元来，托书店转手给他，算是薪水，可谓用心良苦。但这番好意却被廖立峨一口回绝了，理由是薪水太少，职位太低。有一天，廖立峨对鲁迅说，创造社的人，知道他住在鲁迅家里，就看不起他，不和他来往了。廖立峨的这些言行很伤鲁迅的心。后来，廖立峨妻子的哥哥走了，他自己的哥哥却又来了，照样要鲁迅帮助他找事做。他们就一直住在鲁迅家中，俨然鲁迅的家庭成员。有一天，廖的妻子无意间泄露了秘密。她告诉邻居，廖立峨是来给鲁迅做“儿子”的，她自然就是儿媳妇；他们夫妻俩本以为是来享清福的，没想到却是这样。这话传到鲁迅和许广平的耳朵里，影响自然是很不好。廖也自觉没趣。他们在鲁迅家住了八个多月后，告辞回家。
　　临行前一天晚上，廖立峨向鲁迅要旅费。鲁迅计算了一下，大约一百元就足够了。但廖立峨嫌少，说：“我们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了，要生活，还得买地，你得给我一千元。”鲁迅回答说：“我自己没有饭吃，却拿出钱来给人家去买田，你以为我该这样做么？况且我从哪里去弄到这些钱呢？”
　　廖立峨不依不饶，说：“错是不错，不过你总比我好想法，筹备的地方也比我多，你一年数万版税，只要肯，有什么弄不到？非替我找一千元不可！”
　　几乎就是勒索的口气了。双方闹得很不愉快。据1928年8月24日鲁迅日记记载，最终“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事”。1930年3月13日，鲁迅又收到廖立峨的信，廖看鲁迅没有倒掉，又请鲁迅帮助他。
　　鲁迅未予理会，从此与廖立峨断绝关系。
　　廖立峨曾在广州市二中当历史教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降职处分。在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他因严重水肿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廖立峨获得平反。
　　蒋径三1922年毕业于浙江五师，先在杭州民众教育馆任职，后回家乡小学执教。1926年随郭沫若去广州，任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兼文科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1927年初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不久，他就带着自己的译作登门求教。鲁迅日记记载：三月十五日，“蒋径三来，未遇，留赠《现代理想主义》一本”。四月二十二日，“蒋径三来，未遇，留赠天台王以仁着《孤雁》一本”。五月八日，两人终于见面。从此以后，“蒋径三来”，“径三来”的记载，便常在鲁迅日记中出现。有一天鲁迅“晨睡中盗潜入，窃取一表而去，……，午后蒋径三来。下午雨一隙。蒋径三来。”一个下午竟去两次，可见蒋径三对鲁迅的关心。七月十日，“下午，蒋径三，陈次二来约讲演”。二十三日，“上午蒋径三、陈次二来邀至学术讲演会讲两小时。广平翻译”，讲题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因鲁迅讲的是蓝青官话，广东人听不大懂，由许广平翻成粤语。那天下午，鲁迅“同径三，广平至山泉饮茗”。“四·一二”大屠杀后，广州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人人自危。
　　鲁迅也有成为“危险人物”的可能。有些刊物便撤换了鲁迅的题签，有些文学青年也不要鲁迅作序了，但蒋径三始终保持与鲁迅的交往。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蜇居在广州东堤的白云楼，编纂《唐宋传奇集》时，蒋径三帮助鲁迅搜集资料，为他借到《唐国史补》等书籍。鲁迅在该书《序例》中提到：“本集篇卷无多，而成就颇亦匪易。……蒋径三君为致书籍十余种，俾得检寻，遂以就绪。”1927年9月11日，鲁迅、许广平邀蒋径三照相。
　　鲁迅在广州仅生活八个多月，但日记中却二十次提到蒋径三，其中十八次是见面晤谈。鲁迅要离开广州时，“径三来，并赠茗二盒，饼干一大箱”。可惜这些礼物在途经香港时遭到破坏——“检查者用铁签在蒋径三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瓶上钻了一个洞”。
　　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仍与蒋径三保持往来。后来，蒋径三也到了上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鲁迅日记上常见这样的记载：“夜蒋径三来”，“晚蒋径三来”，“赠以《建设者》一本”，“赠以《进化和退化》
　　一本”，“晚蒋径三招饮于古益轩，同席十一人”，“夜同蒋径三，增田涉，冯雪峰往西谛寓，看明版插画”，“以《唐宋传奇集》分寄径三……”，“收蒋径三所寄《荷闸丛谈》、《星槎胜览》、《木棉集》各一部”，“下午往内山书店，遇蒋径三，值大雨，呼车同到寓，夜饭后去”。在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鲁迅在寓所接待蒋径三达二十四次之多。“一·二八”
　　事变后，鲁迅因寓所临近战区，为安全起见，“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物数事”，后又避居福建路南京路附近的大江南饭店，直至3月19日迁返原寓。18日，“夜蒋径三来”，20日，“上午蒋径三来”，可见蒋径三对鲁迅安全的牵挂。
　　因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蒋径三离开上海，去安徽大学任教。5月3日，蒋径三向鲁迅先生告别。10日，鲁迅“夜得蒋径三信”，11日，“上午寄三弟（周建人）信，附径三笺”。16日，“夜三弟乘‘江安’
　　轮船往安徽大学教授生物学”。周建人去安徽大学任教，蒋径三应该是尽了力的。
　　蒋径三去安徽后，曾将自己的着作《西洋教育思想史》寄赠给鲁迅，鲁迅也曾寄蒋径三自己的译作《一天的工作》。蒋径三每到上海，都要去拜望鲁迅。
　　1934年，蒋径三应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之聘，任该校师范学院哲学教授。
　　1936年7月2日，他回临海省亲，路过杭州。5日上午9时与两位胞弟向同乡好友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借了三匹马游览西湖，时值防空演习，所乘马受惊狂奔，致蒋坠地身亡，终年38岁。蒋径三逝世后，鲁迅、陈望道、郑振铎、林淡秋、钟敬文、顾颉刚、王任叔、许杰等36人联名发表《蒋径三讣告》，痛惜英才早逝。许杰主编《蒋径三先生纪念专号》，在《晨光》
　　半月刊出版。讣告说：“广东勷勤大学教授蒋径三先生，英年硕学，近年努力西洋教育思想之介绍与整理；对教育学术界，殊多贡献。不幸暑假北返；便道游杭，于七月五日坠马惨死。同人等忝在交好，逖闻之下，殊深哀悼……再，蒋先生一生努力学术，身后萧条，所遗子女，均在童年，无以自立。蒙赐赙仪，恳祈折现金，留为蒋先生子女教育经费，则不仅同人等感激无既，亦所以慰英魂于泉下也。”鲁迅得蒋径三讣告后于8月29日“赙蒋径三泉十元，广平同署名”。许杰函请鲁迅为《晨光·蒋径三纪念专号》撰文。鲁迅复信说：许杰先生：来信收到。径三兄的纪念文，我是应该做的。我们并非泛泛之交，只因久病，怕写不出什么来，但无论如何，我一定写一点，于十月底前寄上。……此时鲁迅身患重病，但仍答应写纪念文章，足见他们的友情非同一般。
　　不幸的是，鲁迅一个月后就去世了。
第21章 上海时期(1)
　　兄弟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到达上海，先住在离码头不远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共和旅馆，10月8日迁入景云里23号。
　　一开始，鲁迅住楼下，许广平住楼上，鲁迅对外仍宣称许广平是自己的助手。但流言颇不少。这流言，自打他们从北京一起离开，就一直跟随他们到厦门、广州，又到上海。
　　一天，鲁迅到内山书店买书，对书店老板内山完造说：“老板，我结婚了。”
　　内山问：“跟谁呀？”鲁迅回答道：“跟许。人们太为我们操心了，说这说那的，不结婚，反而于心不安了。”公开宣示与许广平同居，在鲁迅也是不得已的。
　　他后来致友人信说：当时“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
　　这张照片中有两对兄弟，周氏兄弟和孙氏兄弟。他们都是绍兴人。
　　孙氏兄弟，哥哥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笔名伏庐、柏生等，着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孙福熙（1898-1962），字春苔，着有《山野掇拾》、《归航》、《大西洋之滨》、《春城》、《孙福熙画集》等。
　　鲁迅曾经同孙氏兄弟非常亲密。孙伏园一直跟随鲁迅，既得到鲁迅的提携，也在多方面帮助过鲁迅。孙福熙学习绘画，兼习写作，得到鲁迅的帮助也不少，鲁迅请他为《野草》、《小约翰》等着译设计过封面。鲁迅到上海的最初几天，孙氏兄弟不断访问鲁迅。10月4日在“言茂源”吃过午饭后，10月5日两兄弟又拜访鲁迅，赠合锦两盒。中午又在“言茂源”吃饭。晚上，又应李小峰邀请，一起在“全家福”吃饭；10月9日，又在“中有天”夜餐。
　　但进入1928年，他们的交往突然减少，除了孙氏兄弟到国外留学等因素外，鲁迅也对他们两个的某些行为表示不满，主动疏远了他们。
　　林语堂此时也已从厦门到了上海。在上海，最初几年，林语堂同鲁迅的关系相当亲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失去了和睦。原因之一，是鲁迅看不惯林语堂搞幽默、写语录体文字并且与所谓“京派”首领周作人等打得火热。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
　　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他对许寿裳说：
　　“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诚太浅陋也。”
　　鲁迅和林语堂都是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被杀害了。鲁迅前往灵堂吊唁，林语堂没有去。有人说，林语堂胆小得连杨杏佛的悼念活动也不敢参加。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也说，鲁迅觉得“语堂太小心了”。冯雪峰《回忆鲁迅》
　　中记录的鲁迅谈话更透露了鲁迅的不满：“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但事实不完全如此。悼念杨杏佛的仪式共有两次，一次是6月20日，即鲁迅批评林语堂没有去的那一次；一次是7月2日的下葬仪式，鲁迅没有参加，林语堂参加了。林语堂和鲁迅各参加一次。
　　鲁迅参加吊唁回来，当夜致林语堂信，拒绝为《论语》写“打油诗”，并说：“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天王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鲁迅的不满和愤怒主要是冲着权力统治者去的。
　　林语堂对他与鲁迅关系的这种变化，有所说明。他在鲁迅去世后撰文说：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这样的表白，在党派激烈斗争的氛围里，是不被考虑的。1977年发行在这张照片上，与林语堂一起被涂掉的，还有孙福熙。孙伏园之所以没有被抹掉，乃是因为他虽然并不算标准的进步人士，但毕竟在宣传鲁迅思想和文学成就方面，特别是在促成《阿q正传》的写作和发表上有过功劳，编辑者也就手下留情了。
　　鲁迅对上海的生活是有所期待的。他还在观望、思考，究竟做什么最适合自己。他对上海的观感是：“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象广州那么单调。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也有来请我去教国文的，但我没有答应。”
　　到大学教书也是职业选择之一。刚到上海，他应邀到大学演讲，如复旦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大厦大学、劳动大学等。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培基此时担任劳动大学校长，聘请他去教学。不巧的是，适逢学校闹起了学潮，学校当局认为，学校不稳定，是因为共产党捣乱，所以命令校警荷枪持棒搜查学生宿舍并逮捕和开除倾向共产党的学生。鲁迅得知后，提出辞职，校方再三挽留，鲁迅于1928年1月10日再次致信易培基，表示坚决辞职，并退回薪水60元。
　　老友许寿裳又出面帮了他：“他初回上海，即不愿教书，我顺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着作员，与李审言同时发表。”鲁迅接受了蔡元培之聘，成为国民政府大学院的第一批特约撰述员，每月薪水三百元。蔡元培说：“大学院时代，设特约着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家充之，听其自由着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鲁迅在1928年3月18日的日记上记载：“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份薪水泉三百。”大学院于1928年10月改称教育部。1931年12月鲁迅的撰述员资格被裁撤。蔡元培竭力为之保留，但没有成功。鲁迅1932年3月2日写信给许寿裳，谈到此事，表示：“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
　　演讲
　　1927年11月16日，鲁迅应邀到上海光华大学讲演，演讲前后各摄一影。
　　光华大学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籍校长压制中国教授和学生参加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的游行，师生愤然离校，另立“光华大学”，取“光复华夏”之意。
　　鲁迅此次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与社会》。据当时该校学生郭子雄的记录，他在演讲中对文学界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指出那种逃避现实斗争、专造象牙之塔的“为艺术的艺术”文学，止于叫苦和鸣不平的消极文学，以及歌颂杀人的国民党帮凶文艺，都是文艺界的危机。认为文学是反映社会的、受社会所制约的，各种文学都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他在演讲中还对“新月派”献媚投靠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操纵文化进行反革命宣传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希望中国文坛有一种新的人来创造新的文学。
　　鲁迅并不十分善于演讲，但作为名人，总不免受邀演讲，讲完之后被人议论。因此，给人的印象，好像他很喜欢演讲似的。曾有报刊记者这样说：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讲演时，常常把手放在长衫的后大襟里，在台上像动物园内铁笼里的老熊一样地踱来踱去。话里处处是牢骚，与冷嘲冷刺。他会说出令听众捧腹的笑话，可是当听众张着大嘴哈哈地哄笑时，他却板着冰冷的面孔，瞪着眼睛向听众发呆，现出莫名其妙的神气。听他讲演的学生，比听什么人讲演的听众都多。”鲁迅1933年编辑杂文集，干脆就取名《南腔北调集》，还在该书题记中，发了一段议论：“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
　　增田涉曾这样写下他对鲁迅的印象：“清澈澄明的眼睛毫无纤尘，走路的姿态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这次拍摄的两张照片中的一张可以让人约略看到他走路时的这种姿态。
　　鲁迅不修边幅，常常被人误会。这两张照片，鲁迅并没有刻意穿得多么周正，大致整齐罢了。据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记载，鲁迅曾给他讲过一件趣事：有一天，鲁迅照常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到大马路cathay　hotel去看一个英国人。
　　“据说房间在七层楼，我就马上去搭电梯。哪晓得司机的装着不理会的脸孔，我以为也许有谁要来罢，就这么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于是我就催促他说‘到七层楼’。一催，那司机的家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气从头顶到脚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于是乎说‘走出去’！终于被赶出了电梯。”
　　“那才怪呢！后来先生怎样呢？”
　　“没有办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层楼；于是乎碰见了目的的人，谈了两小时光景的话，回来的时候，那英国人送我到电梯上。恰巧，停下来的正是刚才的那一部电梯。英国人非常殷勤，所以这次没有赶出我，不，不是的，那个司机非常窘呢。——哈哈哈。……”
　　内山书中描写的鲁迅头发翘耸耸地养到一寸多长，脸上蓬蓬地蓄着胡子，随随便便地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穿着廉价的橡皮底的中国跑鞋的形象，从这天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也可揣摩一二。
　　景云深处
　　许广平写有《景云深处是吾家》一文，记述她和鲁迅初到上海寓居景云里的生活情况。景云里，即今上海横浜路35弄，建于1925年，是砖木结构的普通石库门房屋，外形仿欧洲联排式条形状住宅，外墙立面红砖嵌灰缝，坡顶覆盖着青色平瓦。每户住宅围墙的大铁门装于一侧，有庭院可供植树种花。
　　鲁迅1927年10月8日搬到了景云里第2弄最末一家23号的一幢三层楼里居住，当时只打算暂时安身，因此除随身行李外，只添了一只铁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架和几把椅子。景云里住过很多文化人。鲁迅寓所的前门斜对着茅盾家的后门，搬到景云里的第三天，鲁迅便在周建人的陪同下，到景云里11号拜访了茅盾。叶圣陶住景云里11号，鲁迅三弟周建人住在景云里10号。周围多为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景云里寓所周边的环境并不令人满意。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径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
　　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了。”对于习惯在夜间写作的鲁迅，这的确不是一个合适的住所。加之邻居律师孩子的无理骚扰，促使鲁迅移居到弄内18号，并约周建人一家从10号搬来同住。周建人夫妇和快满一周岁的小女儿住底楼，鲁迅和许广平住二楼，周建人的大女儿住三楼。鲁迅和建人两家在景云里18号住了五个多月后，隔壁17号空出来了，鲁迅喜欢它朝南又兼朝东，可以两面见到太阳，就于次年2月迁入17号。为方便两家往来，他们把17号与18号之间打通，装了一扇木门。鲁迅一家仍从18号后门进出。
　　1928年12月9日，冯雪峰由柔石陪同到景云里17号来看鲁迅。次年2月冯雪峰住到茅盾家三楼后，由于11号甲的后门斜对着鲁迅住的17号前门，所以，冯雪峰经常去鲁迅家。晚饭后，他到晒台上看一看，如果鲁迅家没有客人，他就过去和鲁迅聊天。那段时间里，冯雪峰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和鲁迅合译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一书。他还参加了鲁迅等发起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左联的筹备和编辑《萌芽》月刊。
　　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在四川北路上的福民医院生下了海婴。
　　鲁迅在景云里住了将近三年，直至1930年5月，才由内山先生介绍，搬到四川北路的拉摩斯公寓。在景云里居住期间，鲁迅除了翻译作品外，还主编了《语丝》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等，并和柔石合编了《朝华旬刊》，与郁达夫合编了《奔流》月刊。
第22章 上海时期(2)
　　鲁迅住在景云里期间，正遭受着文字“围剿”。1928年1月，创造社与太阳社提倡“革命文学”，扩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并对鲁迅及其他一些进步作家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攻击的态度。双方展开了一场持续两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称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此外，李初梨《怎样的建设革命文学》、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都对鲁迅进行了猛烈攻击。
　　1931年，鲁迅写了《上海文艺之一瞥》（载《文艺新闻》21号），回顾了“革命文学”论争，特别指出：创造社、太阳社“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许广平到上海之后的最初几个月，编刊物，写文章，对社会事件密切关注。她和几位女师大校友办了个妇女杂志，名为《革命的妇女》，有时为别的刊物写写文章。许广平当过教师，因此也想回教育界重操旧业。有一天，许寿裳来到上海，许广平向他表达想出去工作的意愿，许寿裳没有征求鲁迅的意见，就为许广平在教育界找了份工作。许广平以为鲁迅一直以来在讲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一定会同意她外出工作的。但鲁迅知道后，叹息着说：
　　“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回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许广平见鲁迅很不情愿，只好打消了念头，专心做家庭妇女。
　　许广平的女伴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一天，几个人闲谈，有人就说了一句：
　　“鲁迅讲的，‘假使有十个娜拉出走，倒没有什么，假使有一百个娜拉出走到社会上，那就麻烦了’。鲁迅怕娜拉多啦！”后来，鲁迅名声越来越大，对鲁迅“言行不一”有意见的女性，就不这么说了。当时编辑《妇女生活》
　　杂志的吴似鸿后来回忆说：
　　又有一天，沈兹九从外边回来，一上楼便对我说：“我们到鲁迅先生家里，动员许广平出来干妇女工作。我说了半天，鲁迅先生却说：‘广平你不要出去！’”当时，我们还以为鲁迅先生管许广平太严太死了。他口头上说妇女要解放，却把自己的老婆关在家里。……直到第二年鲁迅先生逝世，我们才了解到，原来这时鲁迅先生肺病已经严重，家中再也不能缺少主妇；鲁迅先生自己的许多文稿，当时也已托许广平抄写了。而我们这些娜拉式的个性的女子，还拼命劝许广平离家外出，干妇女运动，甚至还一度错怪了鲁迅先生。现在想来，真感到有说不出的内疚和后悔呀！
　　《良友》
　　鲁迅生前在报刊上发表的照片不多。最先发表鲁迅照片的报刊应是《良友画报》。据鲁迅日记记载：1928年3月16日，“晚梁得所来摄影二并赠《良友》
　　一本”。梁得所是《良友画报》的编者兼摄影师。1928年4月号《良友画报》
　　刊出两张鲁迅照片和画家司徒乔的鲁迅速写像，加上一篇鲁迅的《自传》，占了两个版面的篇幅。3月21日，鲁迅日记：“晚得梁得所信并照相三枚”。
　　梁得所，1905年生，广东连县人，家境贫寒，少年苦学，齐鲁大学肄业。1926年，梁得所进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次年即任《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的同事马国亮回忆说：“梁得所并没有一副使人一见倾倒的仪表。
　　相反，他矮小瘦削，终其一生，体重未超过八十磅。举止文弱，说话也提不起嗓子。”但他不负老板厚望，很快就把《良友画报》改革成顺应潮流、颇有影响力的大画报。但梁得所性格孤傲，不甘久居人下，1933年8月，他离开良友，另开天地，编辑《大众画报》，共出19期（1933年11月-1935年5月），同时还办了《小说》半月刊、《科学图解》月刊、《文化》、《时事旬报》等刊物。但命运不济，经营亏损，几个刊物相继停刊。梁得所只得转投邵洵美的《时代画报》，出版几期后也停刊。因事业不顺，过度劳累，梁得所肺病发作，几经治疗，不见好转，于1938年8月在家乡去世，年仅33岁。
　　书斋生活
　　鲁迅在上海以写作为生，过的是书斋生活。他在广州期间，翻译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中的一篇《书斋生活与其危险》，颇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今天的读者或能从中感知他的生活和思想状态：
　　然而太深的内省，却使人成为怀疑底和冷嘲底。对于别人大声疾呼的国家论和修身讲话之类，觉得很像呆气的把戏，甚至于以为深刻的伪善和欺骗。于是就总想衔着烟卷，静看着那些人们的缎幕戏文。这在头脑优良的人，尤其是容易堕进去的陷阱。
　　专制主义使人们变成冷嘲，约翰·穆勒所说的这话，可以用了新的意思再来想一想。专制治下的人民，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于是以为世间都是虚伪，但倘想矫正它，便被人指为过激等等，生命先就危险。强的人们，毅然反抗，得了悲惨的末路了。然而中人以下的人们，便以这世间为“浮世”，吸着烟卷，讲点小笑话，敷衍过去。但是，当深夜中，涌上心来的痛愤之情，是抑制不住的。独居时则愤慨，在人们之前则欢笑，于是他便成为极其冷嘲的人而老去了。生活在书斋里，沉潜于内心的人们，一定是昼夜要和这样的诱惑战斗的。
　　但是，比起这个来，还有一种平凡的危险，在书斋生活者的身边打漩涡。我们对于自己本身，总有着两样的评价。一样是自己对于自己的评价，还有一样是别人对于自己本身所下的评价。这两样评价间的矛盾，是多么苦恼着人间之心呵。对于所谓“世评”这东西，毫不关心者，从古以来果有几人呢？听说便是希腊的圣人梭格拉第斯，当将要服毒而死的那一夜，还笑对着周围的门徒们道，“我死后，雅典的市民便不再说梭格拉第斯是丑男人了罢。”在这一点，便可以窥见他没有虚饰的人样子，令人对于这老人有所怀念。虽是那么解脱了的哲人，对于世评，也是不能漠不关心的。
　　……
　　这样的书斋生活者的缺点，有两层。就是：他本身的修业上的影响，和及于社会一般的影响。第一层姑且勿论，第二层我却痛切地感得。
　　凡书斋生活者，大抵是作为学者，思想家，文艺家等，有效力及于实社会的。因此，他所有的缺点，便不是他个人的缺点，而是他之及于社会上的缺点。于是书斋生活者所有的这样的唯我独尊底倾向，乃至独善的性癖，对于社会一般，就有两种恶影响。一种，是他们的思想本身的缺点，即容易变成和社会毫无关系的思想。还有一种，是社会对于他们的思想的感想，即社会轻视了这些自以为是的思想家的言论。
　　其结果，是成了思想家和实社会的隔绝。思想和实生活的这样的隔绝，自然并非单是思想家之罪，在专制政治之下，这事就更甚。因为反正是说了也不能行，思想家便容易流于空谈放论了。
　　如果我们人类生活的目的，是在文化的发达，则有贡献于这文化的发达的这些思想家们的努力，我们是应该尊重，感谢的。但若书斋生活者因了上述的缺点，和实生活完全隔绝，则在社会的文化发达上，反有重大的障碍。因此，社会也就有省察一番的必要了。
　　书斋中的鲁迅，努力保持对社会的观察——大多通过报刊——和批判。
　　在与爱人去杭州做短暂的蜜月旅行后，鲁迅渐渐感到书斋生活的沉闷和生活工作的压力。1929年3月22日鲁迅致韦素园信中，谈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说，“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我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逛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
　　回眸时看小於菟
　　1929年9月，鲁迅得子，他非常高兴。，悉心照料母子两个。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他注重为孩子留影，以作纪念。
　　海婴生一百日，夫妇两个抱着他去照相。1930年1月4日，鲁迅日记：
　　“海婴生一百日，午后同广平携之往阳春馆照相。”六个月，鲁迅两手托着儿子照相。六个月照摄于1930年3月27日。鲁迅日记：“雨。海婴满六阅月，午广平携之来，同往福井写真馆照相，照迄至东亚食堂午餐。”时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被政府通缉，避居在外。便是在生活艰难、乃至有生命危险的时期，也没有省略这个仪式。一岁，当然更要照相，而且要照全家福。
　　在海婴百日全家合影上，鲁迅回头一看，摄影师抓拍到这一瞬间，这张照片也许催生了鲁迅的一句诗“回眸时看小於菟”。那是《答客诮》诗中的一句，写于1932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是答复别人讥诮他溺爱儿子而写的。
　　鲁迅老年得子，也成了文坛上一个议论对象。
　　1930年3月27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有几种报章，又对我大施攻击，自然是人身攻击，和前两年‘革命文学家’攻击我之方法并同，不过这回是‘罪孽深重，祸延’孩子，计海婴生后只半岁，而南北报章，加以嘲骂者已有六七次了。”
　　养育孩子是一件繁难的工作，鲁迅深有体会。1931年3月6日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孩子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同年4月15日又写信给也想要孩子的李秉中，说：“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但“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
　　鲁迅靠写作为生，创作时需要安静。有了孩子，家中自然多了喧闹，少了安宁。1931年6月23日他给朋友写信诉苦道：“我安善如常，但总在老下去；　密斯许亦健，孩子颇胖，而太顽皮，　闹得人头昏。四月间北新书店被封，于生计颇感恐慌，现北新复开，　我的书籍销行如故，所以没有问题了。中国近又不宁，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常常把孩子的情况写信报告母亲，如1932年3月20日的信中说孩子“现在胃口很好，人亦活泼，而更加顽皮，因无别个孩子同玩，所以只在大人身边吵嚷，令男不能安静”。1934年2月14日他写信给日本朋友增田涉说：“搬家以后，海婴很健康，但更顽皮，在家时常有暴动之虑，真难办。”在1934年8月7日的信中又说：“但海婴这家伙却非常顽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烦恼中也有喜悦。
　　在《答客诮》一诗中，鲁迅把自己比作兴风狂啸的老虎，而更为人们熟知的比喻是“孺子牛”。1932年10月5日：“晚达夫、映霞招饮于聚丰园，同席为柳亚子夫妇、达夫之兄嫂、林微音。”郁达夫见到鲁迅，关心地问：“你这些天来辛苦事吧！”鲁迅即举“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作答。
　　郁达夫打趣地说：“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没有脱。”鲁迅说：“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10月12日，午后鲁迅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经常赠送孩子的照片给较为亲密的朋友，例如章廷谦、增田涉、池田幸子等都收到过他儿子的照片。
　　但他很少把孩子的照片公开发表。1934年5月，陶亢德写信给鲁迅，索要一张全家合影：“我与某君当时编一刊物，‘挖空心思’求内容之出色，决定辟一栏作家访问记，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鲁迅先生。于是先写信和他商量，征求同意；至于哪三种‘雅命’现在再也记不清楚，有一种大概是要照一个相或请先生给一张相片，与夫人公子同照。……于是硬着头皮写了一封信去……”5月25日鲁迅回复陶亢德道：“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门欢迎也。”
　　陶亢德写道：“这在当时是一盆兜头冷水，实在感觉没趣。但是这个没趣究竟是于我有益的，就是此后无论作什么事，不禁要记起鲁迅先生这封信来，把事情作得朴实一些，少带江湖气即噱头。”
　　邬其山
　　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即往内山书店购书。后来与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相识并成为朋友。鲁迅常在这家书店和国内外友人漫谈，接待生客。内山书店也是鲁迅对外的联络地址，代鲁迅收转信件。内山完造还曾帮助鲁迅一家避难。他是鲁迅上海时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内山生动地记述了他与鲁迅初次见面的情景：
　　有一个常常和二三朋友同道，光顾我们书店的穿蓝色衣衫的人，身材小而走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鼻下蓄着浓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有威严的，哪怕个子小却有一种浩大之气的人，映上了我们的眼帘。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由于国民党政府书刊检查制度严苛，鲁迅的一些着作不能公开发售。内山书店却因其特殊的地位，不受中国政府的检查。鲁迅就把自己的和一些左翼作家的书籍交给内山书店代卖。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提供了一个他的书店代卖的鲁迅着作的目录：
　　《士敏土之图》（木刻）
　　《铁流》（曹靖华译）
　　《伪自由书》
　　《南腔北调集》
　　《准风月谈》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三》（即末编——引者）
　　《海上述林上下》（瞿秋白纪念）
　　《木刻纪程》（中国新木刻集）
　　《引玉集》（苏联木刻集）
　　《北平笺谱》（现存中国木刻）
　　《十竹斋笺谱》（中国木刻）
　　《珂勒惠支版画集》（德国木刻）
　　这个目录并不完全，其中没有提到鲁迅翻译的《毁灭》，就是电车工人阿累在内山书店里买到的那种。从1936年7月到11月间，鲁迅托内山书店代售的《铁流》是190部，《毁灭》是210部，分别售出188部和196部。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冈山人，自起汉语名邬其山，在上海居住达35年。他自12岁起就先后在大阪和京都的商店当学徒。1913年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派驻上海人员来到中国，起初在上海推销药品，兼售基督教福音书。
第23章 上海时期(3)
　　1917年内山完造以夫人美喜子的名义开设内山书店，最初在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的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开始销售基督教的福音书，进而销售一般性的日文书籍，再后扩展经营中文书籍。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着作代理发行店，还出售当局禁止的其他进步书籍。内山书店的书籍敞开陈列，读者可以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长椅和桌子，读者可以坐着看书。
　　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一个茶缸，免费向过往行人供应茶水。内山书店不管金额大小，无论国籍（包括中国人），读者都可以实行赊账。在日本人普遍蔑视中国人的时代，这是很让人感到亲切的。
　　当时，虹口四川北路一带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内山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人。从1927年10月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鲁迅去内山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上千册。
　　1931年，内山完造迁入千爱里2弄3号。他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他帮助鲁迅举办三次木刻展和一次木刻讲习班；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北平东北大学地下党组织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被聘为日文版《大鲁迅全集》
　　编辑顾问。他的着作有《活中国的姿态》、《上海漫话》、《上海夜话》等。
　　1932年2月6日（旧历正月初一）因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处在战区之内，很不安全，在内山完造的协助下，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于当天下午迁避上海三马路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鲁迅说，当时“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因上海的形势严峻，鲁迅曾考虑北迁。
　　1932年2月29日他写信给李秉中说：“此后仍寓上海，抑归北平，尚毫无头绪。”
　　幸赖内山完造等日本朋友帮助，鲁迅才得以在上海较为安稳地住下去。
　　鲁迅曾有一首打油诗《赠邬其山》：“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关于这首诗，许广平说：
　　当时，鲁迅先生每天都到上海的内山书店去会晤内山先生欢谈。
　　一天，内山先生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时，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象一阵风似地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先生听了这番话后，颇感兴趣，在第二天便根据内山先生的谈话，写成一首诗赠给他。
　　鲁迅与内山完造如此亲密，自然引起外界议论纷纷。例如苏雪林就这样说：“内山书店，乃某国浪人所开。实一侦探机关，前者道路流传，不忍听闻（见《文艺座谈》），鲁迅即不爱惜羽毛，嫌疑之际，亦当有以自处，乃始终匿迹其间，行踪诡秘，所为何事？且反帝之人而托庇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其行事尤为可耻。李大钊革命革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鲁迅革命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嘻！”　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谈到有些文人的造谣时说：“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在中国的所谓论敌中有那么卑劣的东西存在，实在言语道断。”1934年5月15日鲁迅致杨霁云信，谈到自己被污为“汉奸”一事，说：“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
　　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如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
　　鲁迅与内山完造交往，从友情中获得了快乐和安慰。内山完造后来凭着记忆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写下来，如：
　　“老板，你看了报吧？”
　　报上载着：×××五十六岁的诞辰，祝贺的钱竟收到十余万之多。我想，恐怕没有人把这件事情看作不可思议或者是发生怀疑的吧？
　　我觉得很伤心。原来在中国，庆祝寿辰，每隔十年一回，如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或八十岁……等等；跟这个人一样地庆祝五十六岁的习惯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人一定是每年都在祝寿，并且，每一次祝寿，也一定可以收到这么一笔大款子。逢着每年的诞辰都可以收到十万块钱，这真是厉害！
　　“从前的受贿，都是很秘密的；但，如今，则贿赂似乎大抵都变成公然的了。”
　　到现在，我都还可以想起先生当时的脸孔之变得非常阴郁。
　　内山书店在南京路还曾有一家分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原英、美等国的企事业被日军接管，内山完造接管南京路160号的中美图书公司，于是该店就成了内山书店的分店。抗战结束后，南京路的内山书店分店仍由中美图书公司收还。中国政府以内山完造为敌国侨民，强令其归国，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改作他用。现该址为一家银行。
　　内山完造回到东京，仍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50年参加创建日中友好协会。1954年参加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
　　1959年，内山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华访问期间，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文艺漫谈会
　　1930年8月6日，鲁迅应内山完造之邀，参加旅居上海的日本文化界人士和中国文化界人士举行的文艺漫谈会。鲁迅日记载：“晚内山邀往漫谈会，在功德林照相并晚餐，共十八人。”
　　文艺漫谈会的形成，与几位日本人发起成立的“中国剧研究会”有密切的关系。照片上立于后排的塚本助太郎在《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一文中回忆说：“我的中国生活，前后有三十年，最初的三年半在北京留学，嗣后到上海丰田纺织厂就职，以后就一直在棉织界工作。……我把上海日本人青年会文化事业作为一环，使中国剧研究会（略称c.o.d）的同好人士（升屋治三郎、竹内良男和我）作为中心组织起来，那是一九二三年圣诞节前后的事。当时有京剧团从北京南下，乘其在上海公演之际，我们组织上海日侨青年人观看，一面就请欧阳予倩先生开设京剧教室，所用的讲义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梨园佳话》（商务印书馆），还请了先生讲谈二黄戏，对自我演戏等作了解说。这个研究会除出版机关志五册外，还发行了《梨园特集》号，涉及的范围有电影艺术、一般文艺等。内山书店鉴于日本出版界的情况、上海日侨的激增、日中文化交流的发展，就从魏盛里迁移到施高塔路，以店主内山完造为中心，自然地结成了‘上海文艺漫谈会’，并发行《万华镜》。在中国人方面，有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唐有壬、唐槐秋、傅彦长、王独清、郑伯奇、陶晶孙等，也是我们的朋友。由这些人组成的文艺漫谈会，每月一次不定期地集合起来，快乐地进行漫谈。”
　　塚本助太郎是“中国剧研究会”的核心人物，生于1900年，1918年商科毕业后，进入三井物产公司，随即被派往中国的“北京三井书院”，三年半后成为上海丰田纺织营业部职员。他的妻子是京都教会的基督徒，是内山完造的基督教导师牧野虎次的长女。这样，在上海，塚本与内山完造很快相识了。喜欢京剧的塚本，与几位朋友组织了中国剧研究会，内山加入研究会，虽然只是挂名，但因为内山经营书店，且交际广泛，逐渐成为研究会的一个核心人物。
　　1924年，内山完造买下了内山书店对面进弄第一、第二间房子，那里原是日本人开的杂货店。内山买下后，将之作为内山书店的店堂。书店原来的地方则作为堆放货物和店员住宿之用。新辟的内山书店为双开间店面。店堂里东西北三面都是一人多高的书架，中间还有一排书架，这排书架后面摆一张小桌子，四周摆着一套藤沙发，这就是内山书店着名的“漫谈席”。
　　内山完造后来回忆说：
　　我店的文艺漫谈会是为数位友人创造的，石井政吉博士脱离以前的专业而专门研究歌德，他作为爱好者加入。剧谈的升屋治三郎是早稻田逍遥博士的直系弟子，与坪内士行有交情，行家都敌不过。
　　塚本助太郎的中国剧，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听花山人辻先生（尚小云是其义子），是名着《中国剧》的作者，在脸谱的研究上与竹内共称上海双璧。还加入其他文艺爱好家，尤其是中国南方剧坛第一人者欧阳予倩、田汉、郑伯奇、唐友壬等中国这边的同人一起彻夜漫谈，……
　　1926年1月，日本唯美派文学作家谷崎润一郎来到当时位于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谷崎润一郎见到内山完造后，表示非常希望与中国优秀的青年文化人会面。经内山电话联系后，中日两国文化人择日在内山书店会面。内山完造还特意向素菜馆“供养斋”定购一桌菜，请店家送到书店。中国素斋的材料丰富及技法精致令谷崎润一郎敬服。出席见面会的有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谢六逸、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村田孜郎、公崎仪平、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等。同月29日下午2时，以欧阳予倩、田汉为主席的上海文艺消寒会特意在徐家汇路10号新少年影片公司为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举行盛大欢迎会。谷崎回国后又介绍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来上海，也通过内山与中国作家在书店碰头。
　　“文艺漫谈会”作为日本作家、新闻记者、画家与中国文艺界人士进行交流的场所，渐渐有了名气。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去了内山书店，很快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并和内山完造成了莫逆之交。有时也参加漫谈会。
　　漫谈会没有规则，也没有特别会员，参加者就当时日中政治、文艺等问题自由地漫谈。中国方面的参加者大多是留日回国的青年文学艺术家，其中不少是中国文艺界知名人士。如东京大学毕业的郁达夫、东京高等师范毕业的田汉、京都大学毕业的郑伯奇、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欧阳予倩等。日本方面的参加者大多是生活在上海或来沪访问的人文学者。由于内山书店所处的虹口地带是所谓“越界筑路”地段，名义上是公共租界，实际上归日本人统治，国民党警察不能到这个地区巡逻。因此，内山书店成为中国文化人士会面谈话的理想场所。
　　漫谈会人多的时候，如这一次有十八人之多就需要到更宽敞更方便的地方如“功德林”举行了。
　　鲁迅与文艺漫谈会上的日本人交往并不多，只曾书赠升屋治三郎(1894-？)诗一首。升屋原名菅原英次郎，笔名胡儿，剧评家，当时是上海丰田纺织的职员。鲁迅为他写的是自作诗：“春江好景依然在，海国征人此际行。莫向遥天忆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并题署：“辛未三月送升屋治三郎兄东归。”这首诗后来收入《集外集》时，题为《赠日本歌人》。
　　五十寿辰
　　在左翼文化团体为鲁迅举办的五十寿辰宴会上，史沫特莱为鲁迅拍摄了多张照片，时间是1930年9月17日。
　　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的生日，上海左翼文化团体提前一周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荷兰西菜室秘密集会为鲁迅祝寿。鲁迅日记载：“有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后来他向朋友报告说：“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五十岁的纪念，其实是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这几张照片中的一张曾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刊登过。《新群众》（new　masses）是美国共产党创办的一种文学的与社会政治性月刊，它的前身是《群众》（masses），从1926年起改为《新群众》。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有关中国革命运动的通讯报道，特别是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写的有关中国左翼文艺界活动的文字。
　　《新群众》负责人瓦特·卡尔门在给中国左联的信中说，《新群众》
　　刊登了左联的去信，版面的左下角有鲁迅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袖，摄于他五十寿辰日。他还积极参加自由大同盟和其他左翼的文化团体。”
　　史沫特莱描述当晚寿宴的情形道：
　　有一些青年作家要我去租一个外国小饭店，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开一个下午的茶会，并且吃一顿晚餐。中国人要有这样一个机会，是危险的。我是个外国人，我可以租了那地方，来请我的客。不过等到客人都来齐了，那外国饭店的主人看看所有的客人都是中国人，又大多是贫穷的，并且中国的侍者们也要听到我们的谈话和演说，于是就要发生危险了。
　　在鲁迅生日的那天下午，客人陆续来到那小饭店的花园中。他们有单独来的，有成群来的。有许多没有钱，因而不能留到晚上吃晚饭。鲁迅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抱着一个孩子），在园里一张桌子旁边坐着或是站着，招待着进园来的向他们致敬的客人。那天鲁迅真是美丽——因为当他快乐的时候，或是对于什么东西发生兴味的时候，他总是美丽的。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闪耀着，但是在今天，他真正是美丽了。他那件长的绸袍增添了他的美，增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尊严。
　　我在中国的时间不久，这种景象使我惊异了。在那个时代，就是少数人集合在一处地方，也是有危险的。我们的周围一径都有侦探，有许多集会他们似乎都知道。可是那一天，来给鲁迅致敬的不下二百人，而且其中有许多，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他们的脑袋都要难保。可是二百个人来了，并没有一个侦探知道。我还记得有一群从近代舞台来的贫苦演剧家，站在那里同鲁迅谈话。不知为什么，他们似乎比其余的客人都要穷些。在当时，有许多革命的团体正在组织之中，因为有许多小剧团也正在组织成一种全中国的组织。此外的客人中，有许多左翼的或革命的作家，许多艺术家，少数新闻记者，许多教员，一些学生，一些从各大学来的教授。还有一个是红军协助会的代表，一个刚刚出狱的反帝同盟的代表，一个当时上海共产党党报的编辑。我又记得有一个守旧的哲学教授也来参加鲁迅生辰的庆祝。
第24章 上海时期(4)
　　整个下午，客人不断的来来去去，到晚上只有五十个人留着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我看着那外国店主在房间里不断走动着，亲身照料着一切，每一回那个侍者走出房去的时候，我都注视着，倾听着，留心着他们是否去打电话给警察。因为当时在场诸人的演说，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是大可以引得他们带着机关枪和捕人车而来的。并非那些演说是“狂妄的”或是“凶险的”。不，他们不过是谈着近代的思想，谈着中国的解放，谈着文化团体的组织，谈着鲁迅的领导的必要。他们谈到了鲁迅的可宝贵的五十年生活，而仍旧还是年轻而健壮，成为一个青年和革命思想的领导人。他们请求他出来切切实实地做个领导。
　　我那天晚上第一次听到鲁迅演说。我的耳朵一面侧向外面的街道，担心着警察的捕人车的可能的隆隆声的到来，一面却仍倾听着一个译人替他译出来的话。不久之后，我就忘记了捕人车快要来到的一件事了。因为鲁迅正在那里讲他生平的故事。他站着，一个平静而威严的形象，从容而平静地说着话，说得所有的侍者都静听着他的每一个字，有时竟至客人也忘记侍候了。
　　鲁迅讲到他在前清时的青年生活，他在一个半封建的小乡村里的青年生活。他讲到他起先怎样在日本学医，后来怎样认明了今日的医学只是替富人服务，只有富人能够给得起医生的诊费，而中国的问题，他以为，并不是替富人医肚痛可以解决的。因此，鲁迅转移到了社会的文学，用它来作唤醒青年的工具。他倾向于俄国的革命作家，并且向他们学习。
　　最后，鲁迅讲到了世界各国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他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而且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这一天晚上，他把他对于世界文学的知识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展示出来了。
　　但是，鲁迅说，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普罗列塔利亚的作家。他的根底，他的创作生活，开始在一个半封建的乡村里，他除了那个乡村和知识阶级之外对于其他任何的知识集团知道得很少。可是，他一直是和学生及其他知识者思想中的封建主义奋斗的，而这件事，他仍旧还在做，而且能够继续做下去。关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他正在把许多苏联作家的重要作品译为中文，还有许多许多他也预备要译。
　　这些作品，他说，应该用作中国青年作家的指导。同样，在艺术上，他要把西方近代刻绘艺术家的第一流作品收集起来，在中国刊布，使中国青年的艺术家可以向他们去学习。
　　从照相也可以看出鲁迅对五十寿辰的重视。1930年9月24日，鲁迅日记记载：“今日为阴历八月初三，予五十岁生辰，晚广平治面见饷。”第二天全家往春阳堂照相三张：一张单人照，上题：九月二十四日照于上海，时年五十；一张是鲁迅与海婴合影，上题：鲁迅与海婴，一岁与五十；一张是全家合影，上题：鲁迅许广平海婴。（按：鲁迅所记日期有误，应为9月25日。）后两张都有外文题字。
　　鲁迅五十寿辰的单人照十分流行，可以说是鲁迅的“标准照”。照片上有他手写的说明：“鲁迅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照于上海，时年五十。”此处有笔误，因为25日日记分明写道：“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阳春堂照相。”
　　鲁迅曾说这张照片被“用来用去”，生前如此，去世后亦然。很多场合，人们都能看到鲁迅这个“刚正”的形象，被视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生动写照。文化大革命中发行的“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就使用了这张照片。在那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鲁迅这种形象深入人心。
　　《前哨》背后
　　1931年4月20日，编定《前哨》创刊号后，鲁迅与冯雪峰两家合影留念。《前哨》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战死者是指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政府杀害的左联五作家和1930秋在南京被害的左翼剧联成员宗晖（谢伟檗）。
　　柔石等青年作家牺牲后，鲁迅经受着悲痛的煎熬，有时因愤怒而终日无言。
　　《前哨》是左联的机关刊物，1931年4月25日创刊，。由于《前哨》
　　的刊名容易引起注意，第二期就改名为《文学导报》。原定是半月刊，但由于政府书刊审查制度严酷，并不能如期出版，而且只出到第八期（1931年11月15日），便告终刊。创刊号上刊载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着作家思想家书》（这个文件译成俄、英、日文发往国外，史沫特莱参与其事）、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章（署名l﹒s﹒），并刊出死难烈士的照片、传略和遗作等。后面的几期则主要刊登有关“左联”的宣言、决议、启事等文件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等国外组织、社团对中国革命的声援消息等。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鲁迅抨击秘密杀害左翼文人的独裁当局，说：“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文章的用语极政治化，与他惯常的杂文风格有显着差异，显示出“遵将令”的一面。因为没有印刷所敢于承印，便由几个倾向革命的排字工人承担捡字，编辑人员守在旁边，排好一段校对一段。
　　刊名《前哨》两个字是鲁迅亲笔写的，当时只好空着，等到天亮刊物印好拿出来后，再用木头刻的这两个字逐份印上去。六个烈士的照片，也设法在别处印好，拿过来一份一份贴上去，为此耗去不少时间，刊物不得不延期出版。
　　刊物出版后很快被禁。
　　当编完这份纪念烈士的刊物后，鲁迅略感宽慰，于下午携带妻儿邀请冯雪峰全家一起拍照，以为纪念。照片右下方，鲁迅亲笔题字：“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上海所照。”
　　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说，照片上那个冯家小孩是他的姐姐冯雪明。他说：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许广平刚哭过，眼泪没干，头微微低着……”原因是，许广平当时不愿意拍这张照片，左联成员柔石刚刚被当局杀害，鲁迅全家仓皇外出避难，而冯雪峰是柔石是冯雪峰的高中同学和挚友。但鲁迅坚决要与冯雪峰及其妻女合影，并因此斥责了许广平。冯夏熊对此表示谅解，说：“一个女人有了孩子之后，产生这样的顾及家庭安危的想法也很正常。”
　　让冯雪峰有机会结识鲁迅的正是柔石。他与冯雪峰一起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两人因为酷爱写诗而结为好友。柔石去北大读书后，冯雪峰也随之赴京，拿了北大的旁听证，和好友一起听鲁迅上课。1928年初，冯雪峰因为“闹革命”而被政府通缉，来沪暂避。他写了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
　　的文章，批评了创造社，基本肯定了鲁迅，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尽管鲁迅对他的一些观点也不满。据冯夏熊回忆，在柔石的陪伴下，冯雪峰于1928年12月8日第一次与鲁迅见了面。自此，两人越来越亲密。
　　冯夏熊说，鲁迅和冯雪峰“两人说话口音不同，但是互相听得顺耳。两人都爱抽烟，而许广平最讨厌这个了”。
　　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去了苏区，不久就担任了苏区中央党校副校长。
　　毛泽东很关心外面的信息，加之冯雪峰又是从上海来的作家，就经常与他谈心，并多次谈及鲁迅。鲁迅在冯妻携子女回义乌老家后，还送钱到镇上开的酱菜铺中，让开铺子的孟姓老板（也是冯雪峰校友）转交冯家妻小。
　　全家福
　　左联青年作家被捕后，鲁迅外出避难，社会上传言很多。鲁迅屡次致信朋友，讲明情况。1931年2月4日鲁迅致李秉中信说：“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又说，“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李秉中为了辟鲁迅被捕之谣，将此书投寄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该刊于本月23日予以揭载。4月20日，《文艺新闻》又以答复上海一读者的形式，再次刊载这封信，并在编者按中说，关于鲁迅的安危问题，“屡接各方读者的来函，积书盈尺”。可见谣传之盛，两三个月仍未止息，同时也可见广大读者对鲁迅的安全极为关心。1931年2月5日鲁迅致荆有麟信，谈到自己几年来的境遇说：“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却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实这只是有些人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当然应该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
　　在避难期间的一个深夜，鲁迅站在花园庄旅馆的院子里，悲愤交加，随后写下七律一首：
　　惯于长夜度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友人们劝鲁迅出国休养，这对他的健康和安全都有好处。鲁迅也想出游，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申说了自己面临的困难和想法：“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日本为旧游之地，水木明瑟，诚足怡心，然知之已稔，遂不甚向往，去年颇欲赴德国，亦仅藏于心。今则金价大增，且将三倍，我又有眷属在沪，并一婴儿，相依为命，离则两伤，故且深自韬晦，冀延余年，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
　　木刻讲习会
　　1931年8月，鲁迅举办了为期六天的木刻讲习会，请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并亲任翻译。8月22日结业这天，每个学员出两元钱，请照相师在教室对面一幢楼房的草坪上，拍摄师生全体合影，每人各得相片一张，作为纪念。
　　1935年1月，鲁迅在给李桦的信中谈到国民党当局压迫青年木刻工作者的情况：“上海，现在已无木刻家团体了。开初是在四年前，请一个日本教师讲了两星期木刻法，我做翻译，听讲的有二十余人，算是一个小团体，后来有的被捕，有的回家，散掉了。此后还有一点，但终于被压迫而迸散。
　　实际上，在上海的喜欢木刻的青年中，确也是急进的居多，所以在这里，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立刻招人疑忌。”
　　讲习会会址是北四川路底长春路面北的一幢三层楼房顶层的日语学校的一间教室。“一八艺社”负责组织工作，选定的学员有：一八艺社社员6人，与艺社有来往的上海美专、上海艺专学生各2人，白鹅画会学生3人，一共13人。
　　“一八艺社”成立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本是杭州国立西湖美术专科学校的一个学生美术社团，“一八”的名称即从此而来。到1930年，受到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这个社团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了许多思想急进和倾向进步的学生的活动场所。他们在一起探讨“普罗”艺术问题，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举办作品观摩会等等。对这种种活动，学校当局当然是不允许的，学生的活动也引起了浙江省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认为这是“共党分子”鼓动的结果。因此，逮捕和开除学生的事件时有发生。
　　内山嘉吉在《我的回忆》中说：
　　五六天后，鲁迅先生告诉我，讲习会的日程已经定好了。他约我次日去他家看版画。次日我按时赴约。到了他家里，只见书桌上堆置着大量的外国版画。
　　八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前，鲁迅先生来接我，一道去家兄租来办日语学习班的“日语学会”。这地方从前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犹太儿童学校。一群身穿朴素的白衬衫和长衫的青年们，就在一间布置着矮小的桌椅的课室里相会了。人数一共是十三个。
　　先是由鲁迅先生为大家介绍互相认识。接着，由我讲述一段从浮世绘到现代版画的版画简史。按理中国话通常要比日本话简短得多。可是鲁迅先生的译释至少比我的话长了一倍。我不谙中国话，只记得鲁迅先生的话里有时挟着“zhege，zhege，zhege，zhege”的声音。
　　后来才知道，这是口头语（“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的意思。）鲁迅先生说了那么多的话，旨在补充说明木刻的历史。他说木刻始于古代中国，后来传入西欧各国而有了不同的发展结果，他似乎也提到浮世绘的创作过程。
　　鲁迅不顾盛夏炎热的天气，在蒸笼似的屋子里组织授课，亲自担任翻译，他每天提着一包版画书籍和版画图片到讲习会，给学员们传阅，借以扩大他们的眼界。据鲁迅日记记载，他还于20日午后将以44元购得的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织工的反抗》（weberaufstand）六枚，赠送给内山嘉吉，“酬其教授木刻术”。
　　第一讲的内容，学员们出示各自作品，互相提意见，让教师了解他们对木刻的看法、刻法及要求解决的问题。以后几讲，结合学员们课外时间作的小幅习作，教师一面示范一面讲解木刻各种刻印技法。余下的时间用来观摩鲁迅每天带来的一包各国版画作品，主讲就是鲁迅自己。这些作品，有日本的浮世绘和现代版画、英国木刻。有一次讲的是刚从德国买来的凯绥·珂勒惠支的代表作《农民战争》。鲁迅这次讲课及学员观摩的时间特别长，超过了规定的下课时间。可能是出于对艺术珍品的爱护，鲁迅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吸一口烟。讲习会结束第三天，8月24日上午，鲁迅约请“一八艺社”社员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公寓看画片、画册，并讲解一小时。讲习会期间，鲁迅赠送“一八艺社”关于版画的书八册；他还向内山书店提议代售日本木刻刀，以供木刻者之用。
　　鲁迅喜爱版画，一生辛勤搜集中外版画作品，共得148位中国现代版画家的版画作品1780余幅，苏联、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近20个国家的280多位版画家的两千余幅作品。
　　鲁迅对中国现代木刻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有些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指针：
　　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
　　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北平五讲
　　1932年11月，鲁迅赴北平探望母亲期间，分别应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邀，发表了着名的“北平五讲”：
第25章 上海时期(5)
　　在北京大学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在辅仁大学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以上均为11月22日），在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24日），在师范大学讲《再论“第三种人“》（27日），在中国大学讲《文艺与武力》（28日）。前两篇经鲁迅修改，收入《集外集拾遗》，其余演讲内容没有留存。
　　鲁迅说：“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可能是当时听讲者将笔记整理印刷的，迄今没有找到。又鲁迅1932年12月21日致王志之信中说：“我此次赴北平，殊不值得纪念，但如你的友人一定要出纪念册，则我希望二事：一，讲演稿的节略，须给我看一看，我可以于极短时期寄还，因为报上所载，有些很错误，今既印成本子，就得改正；二，倘搜罗报上文章，则攻击我的那些，亦须编入，如上海《社会新闻》之类。”但后来未见这个纪念册出版。
　　关于这些演讲，后人有很多记述，从中可以看出那时鲁迅在北平文坛引起轰动的盛况和鲁迅的风采。
　　11月22日下午，鲁迅由台静农陪同，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四十分钟。
　　事前鲁迅曾要求听众只限于国文系，学校在讲演前三小时才贴出布告，结果礼堂还是挤满了听众，多达七八百人。讲题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有柯桑记录稿，发表于本年12月《电影与文艺》创刊号。鲁迅对这个记录稿并不完全认可。1934年12月23日致杨霁云信说：“《帮忙文学》，并不如记者所自言之可靠，到后半，简直连我自己也不懂了，因此删去，只留较好的上半篇，可以收入集里。有这一点，已足说明题目了。”鲁迅认可的上半篇，经他本人修改，原拟收入《集外集》，但被审查机关抽去，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鲁迅在讲演中说：“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这就是帮闲文学；“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这就是帮忙文学。他还认为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无论“帮忙文学”或“帮闲文学”，它们的实质都是“官僚文学”。不但过去历史上有这种“官僚文学”，而且这种文学在当前还大量存在，“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例如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者便是。鲁迅指出，提出这样主张的人是毫无反抗性的，“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也变成了帮忙加帮闲了。
　　在北大二院讲演完后，鲁迅稍事休息，又赶赴辅仁大学讲四十分钟，题目是《今春的两种感想》。
　　《今春的两种感想》的主题是“青年应该走怎样的道路”。他讲了两种感想：第一，青年们做事太不认真，凡事说说算了，而不认真去做。因为不认真去做，所以要吃亏。他举出抗日问题作为例子，说，青年们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而“并不一定抗日”；成立了“学生军”，也只把操衣“放在家中”，并不操练，然而一旦被日军查出，却是“必定要送命”的。更进一层，鲁迅指出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另外那些人身上。鲁迅说：“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相，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第二种感想是：“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得太大。”他劝告青年们注意现实，多参加实际工作，切不可走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就是：“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
　　鲁迅演讲很吸引年轻人，木将回忆说：
　　在辅仁大学的讲演，我是听过的。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大约三点钟以后了，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要我去听一个讲演，我没问讲演人是谁，便同他一起去了。我们匆匆向辅仁大学走去。路上，不时碰见和我们一样的三三五五的青年人。到辅仁大学的大礼堂时，那里已经坐满了人。屋子里没有生火，很冷，只听见有人咳嗽，但没有人说话，静极了。这样的气氛使我感到温暖。一下子好像全屋子里的人都亲近起来了。……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短发直直地立着，留着胡子，脸是苍白和瘦削的，没有笑，坚定地站在那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
　　当我们离开辅仁大学大礼堂时，我看见一群群一簇簇的青年人都来了。他们都是听说先生来讲演，临时冲出学校赶来的。“鲁迅先生讲完了吗？”“鲁迅先生到哪里去了？”他们急促地问着，深为没听到先生的讲演而悔恨着。
　　11月24日，鲁迅到女子文理学院讲演约四十分钟，讲题是《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讲演通过对叶灵凤、张资平等作家的剖析，说明不能只看牌子，不看实质。虽然这些作家所讲的十分高超，但其实是替统治阶级服务的“遵命文学”。鲁迅再次强调作家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意识，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言人。讲完后，学生又请教了许多问题，鲁迅当场作答。
　　关于这次讲演的记录稿，鲁迅说：“我决计不要它，因为离实际太远。大约记者不甚懂我的话，而且意见也不同，所以我以为要紧的，他却不记，或者当作笑话”。鲁迅原来准备将演讲内容写成文章，但未能实现。
　　五次演讲留下了照片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的一次。
　　1932年11月25日鲁迅日记：“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邀讲演，约以星期日。”这三人是王志之、张松如、潘炳皋，代表北师大文艺研究社：
　　明天是礼拜，不知道周先生有没有时间？“明天……”周先生闭着眼想了一会儿，“好吧，我大概在最近就要走，就在明天上午十点吧，是不是还要先定一个题目？”得到了我们的答复，他又接着问：“就讲第三种人的问题好吗？”“嘱咐他们不要贴通告，人来得太多，我又讲不出什么来，怕使别人太失望。”结果决定违反老头子的意思，当天晚上把通告贴出去了。
　　学生代表把鲁迅领到学生自治会休息。那间大屋塞满了，板凳上，窗台上，挤满了人。有人问鲁迅的帽子戴了多少年了，有人问他一天抽多少烟，不停与他说笑。他们对鲁迅表示敬意并不由于虚伪的客气，而是止不住的发狂的亲切。
　　演讲的教室里听众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几个人用尽全力挣扎，把鲁迅护着。待到挤上讲台，主持人的大氅的纽扣挤掉了两个，出了一身大汗。鲁迅站在讲台一侧，一边擦汗一边喘气。主持人大声介绍鲁迅，底下的人呼喊：
　　“我们听不见！”于是，有人提出，到外面，请鲁迅先生露天讲演。鲁迅点点头。主持人担心风大，鲁迅身体受不了，但听众已经往外涌动。等鲁迅跟出去，操场上已经摆好一张方桌。大家把鲁迅从头顶上抬上方桌。
　　这天的讲题是《再论“第三种人”》。鲁迅说：四年前，泥腿的工农踏进了文坛，于是发生了斗争。皮鞋先生反对新兴的普罗文学，想用皮鞋脚把泥脚踢出去。“第三种人”说，文学是“镜子”，没有阶级性。其实不对。
　　就说“镜子”吧，它所照的也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每个人的这面镜子早就涂上了不同的色彩，他怎能超阶级呢？他们又说文艺是属于将来的，要创造为将来的永久的文艺，像托尔斯泰那样。这话也不对。托尔斯泰写东西，是写他那时的现在，并不是写将来的。如果他的写作脱离了现实，就失掉了价值，不成东西了。鲁迅又说，新兴艺术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接近工农大众，不怕衣服沾污，不怕皮鞋染土。知识者的事业只有同群众相结合，他的存在，才不是单为自己了。
　　鲁迅讲完，又被群众拥入学生自治会休息。大家向他提出各种愿望和问题。鲁迅又跟他们亲切交谈起来。
　　这些操场上演讲的照片，既显示了鲁迅刚毅的一面，也显示鲁迅亲切幽默的一面，效果很好。但实际上，鲁迅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人们的印象并不像照片上那样。王志之第一次见到鲁迅，得到的印象是：“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是灰黑色的，一切都很模糊，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很厚的涵蓄……消瘦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辛朗的回忆是，鲁迅“面貌是瘦的，身体甚至于手，都是异常孱弱的。……那天我知道他要去北平的师大演讲了，我预先便在那里候着，许多青年男女，无数的一群都拥挤在那‘风雨操场’里。鲁迅到的消息传来了，人数也就更增加了。房中容不下，只好又挤在空场中，中间一个方桌上便站着鲁迅。语句很沉着，间或几句使听的人发笑了，但他却像并不有意，继续着他的话，眼望着远方，虽然并不嗔怒，却更能使人感知，他虽然并没有发出激越的声调，但听的人谁都听得很真切。讲演完了，他向外走着，一重一重的人海还是围绕着他，要不是你预先知道那是鲁迅，准会由他陈旧的带着许多块油渍的长袍上想到是一个贩买古董旧货的商贾……”。
　　在北平的最后一天，午前，鲁迅应邀到西城二龙坑口袋胡同中国大学时代读书会讲演二十分钟。因听众过多，临时又改为露天讲演。鲁迅后来谈到这两次演讲说：“还有两回是上车之前讲的，一为《文艺与武力》，其一，则连题目也忘记了。其时官员已深恶我，所以也许报上不再登载讲演大略。”
　　因此讲稿不存。据当时报纸和一些回忆录的记载，这次讲演的大意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劳苦大众的文学，它与统治阶级的旧文学，必然形成尖锐的对立。旧文学注定要灭亡，但统治阶级却竭力要消灭新文学。古今中外，进步的文学和言论总要遭到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先以武力征伐，然后用风花雪月之类的文学麻醉人民，麻醉法无效，他们只好又用武力，所以许多进步作家惨遭迫害。不过，他们终究不能将新文学消灭，先驱者的鲜血必将在新文艺的园地浇灌出更多的烂漫的鲜花来。
　　傍晚，鲁迅离开北平回沪。
　　戏剧家于伶回忆说，当时鲁迅先生很少笑，可是大家却从他揭露一些人脸谱时的话引出笑来。一次演讲完毕，有人说：今天大家为瞻仰您的风采……
　　鲁迅立即接上话：“不很好看，三十年前还可以。”这幽默逗得学生们大笑。
　　还有人问：“先生留在北平教书吧？”鲁迅回答：“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卷土重去，以免抢饭碗之嫌。”
　　萧伯纳
　　1933年初，77岁高龄的萧伯纳偕夫人乘英国皇后号轮船漫游世界，应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邀请，于2月17日晨抵达上海。鲁迅日记载：“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笔社即笔会（pen　club），国际作家联合团体，1921年成立于伦敦，1929年蔡元培、杨杏佛于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分会。
　　萧伯纳在上海仅停留七八个小时，且没有公开发表演讲。然而他的闪电式访问，留下一页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萧伯纳到沪的当天和次日，《申报·自由谈》接连刊出“萧伯纳专号”，其中有何家干（鲁迅）的《萧伯纳颂》、郁达夫的《介绍萧伯纳》、林语堂的《谈萧伯纳》、玄（茅盾）的《关于萧伯纳》、许杰的《绅士阶级的蜜蜂》和杨幸之的《hello　shaw》等等，琳琅满目。
　　在高度评价萧伯纳的文学成就、批评中国对萧伯纳译介不够的同时，他们也对萧伯纳此次到沪的现实意义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当天，宋庆龄设家宴，为萧伯纳洗尘，陪席者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等。鲁迅接到蔡元培的电话赶到孙宅时，午宴已进行到一半。幽默的萧伯纳在见到鲁迅时，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且比高尔基还漂亮”，鲁迅则诙谐地回答“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席上，萧伯纳一面像天真的孩童一样学习用筷子，一面随意地闲扯“素食、中国家庭制度、大战、英国大学的教授戏剧、中国茶及博士登茶”等。饭后，宾主在园中合影。
　　萧伯纳访华期间照片的拍摄者，向来隐晦不明，至今尚存争论。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曾发表文章《萧伯纳的上海一日游》，说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合影照片是史沫特莱拍摄的，而另一帧七人合影为他的父亲杨杏佛所摄的。
　　庄月江提出异议，并提供线索说，两帧照片都是时任《上海晨报》摄影记者的毛松友先生拍摄的。据他介绍，毛松友（1911-2000）是浙江人，1932年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毕业后，即入《上海晨报》当摄影记者。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从事救济难童、创办难童学校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新华社、太原图片社和轻工部任职。庄月江在写给《世纪》杂志的信中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赴北京采访过毛松友先生，专门问起《鲁迅、蔡元培、萧伯纳》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松友先生对我说，1933年2月17日午后，蔡元培先生派汽车到《上海晨报》馆，接他到孙（中山）宅拍照。
　　次日，《上海晨报》就刊出了《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塞克》这两帧照片。松友先生还告诉我，他家里一共保存着包括这两帧照片底片在内的八千多帧各个时期的照片底片。”他提供的证据有：2003年11月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松友摄影艺术作品集》，内收134幅黑白照片，其中两帧就是《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塞克》。
　　杨小佛看到庄月江的短文后，写信给杂志社道：
　　这几张照片均刊于197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相册），每张照片均载有原底相片的尺寸并经查对核实。七人合影中无先父杨杏佛因系他所摄。他平时带照相机而不带三脚架，故不能用自拍机拍摄也。
　　其他几张三人照，相册中均载有原底相片的尺寸并注明为史沫特莱摄。
　　其中说：“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相。”……“还有面会新闻记者的约束，三点光景便又回到孙夫人的家里来。早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了，但放进却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个文士，新闻记者是中国的六人，英国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还有照相师三四个。”
　　木村毅是特地从东京到上海来，要鲁迅介绍他采访萧的记者。
　　所以鲁迅从世界社出来特地搭了邵洵美的车子再到莫利爱路孙宅，为的是将守在那里的木村毅介绍给萧。事后他与木村毅一起回到内山书店。
　　蔡元培在午餐开始时派车接鲁迅来孙宅午餐，鲁迅说已是午后，他抵达时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
第26章 上海时期(6)
　　毛松友作为摄影记者我早已闻其名了。那是建国后的事。
　　萧伯纳访华是一件大事，当时有很多记者参与报道，推测起来，留下来的照片一定很多，而有鲁迅形象的照片，或不止目前见到的这几幅。
　　高低
　　中国报刊围绕萧伯纳的报道和评论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论语》1933年3月第12期用几乎整期的篇幅刊登了蔡元培、鲁迅等人对萧伯纳访沪的感想，同月，由野草书屋印行、鲁迅作序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出版。
　　鲁迅发表了多篇关于萧伯纳的文章。2月17日，他在《申报·自由谈》
　　上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了《萧伯纳颂》，嘲讽地说：“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鲁迅接着发表感想说：“所以我们不能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尸，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可见，鲁迅对萧伯纳在华发表的一些“左倾”言论是赞成的。
　　2月19日，鲁迅写了《谁的矛盾》一文，慨叹当时中国的“智识阶级”
　　跟萧伯纳之间难以沟通：“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他说的是直话，偏要说他是讽刺，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以为聪明。他本不是讽刺家，偏要说他是讽刺家，而又看不起讽刺家，而又用了无聊的讽刺想来讽刺他一下……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于是乎可恶。
　　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然而他走了，这一位被人们公认为‘矛盾’的萧。”矛盾并不在萧，而在中国社会。鲁迅在描述了这些真正值得讽刺的现象之后说：“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
　　2月23日，鲁迅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描述了萧伯纳的风貌和中国看客的态度。鲁迅3月1日致山本初枝信说：“上月底shaw来上海，曾轰动一时……我觉得他是位颇有风采的老人。”同年6月，他在给魏猛克的信中说，“你疑心萧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的名人中，发现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回我的为萧辩护（指《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引者），事情并不久远，还很明明白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讲。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来没有人能去投一个爆弹，去投了的，只有他。但上海的报纸，有些却因此憎恶他了，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鲁迅之所以“颂萧”，是因为萧伯纳严厉批评社会，在死气沉沉的“奴隶之邦”投了一个“爆弹”——鲁迅也正做着这样的工作。因此，萧伯纳作品在中国的命运也就不顺利。
　　鲁迅1933年12月致姚克信中写道，《申报·自由谈》“更被压迫，闻常得恐吓信，萧的作品，我看是不会要的”。
　　鲁迅直白地说：“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鲁迅和萧伯纳两个文豪的聚谈，在当时是一个新闻事件，不少人将两个人做比较。鲁迅自己先比了一下两人的身材，那结果，实在让他气闷：“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虽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
　　曾经与鲁迅笔战的梁实秋就排列了两人的文学业绩：“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萧伯讷，我想这比拟是很确当的，假如除去下列几点的差别：（一）萧有三部长篇，鲁迅有两集短篇小说，（二）萧有戏剧若干部，鲁迅无，（三）萧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着作，鲁迅无，（四）萧有他的思想系统，鲁迅无，（五）鲁迅有杂感若干集，萧无，（六）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萧无。上述不同的几点，有的是鲁迅不及萧，有的是萧不及鲁迅，双方截长补短，可不分轩轾矣。凡是西方有的，我们中国都能找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偶，而不觉得寒伧。”语气中颇有几分讽刺的意味。几十年后，梁实秋再做衡量，天平就更倾斜了：“有一次萧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相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萧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乱的鲁迅。两相对比，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那天，鲁迅与蔡元培、萧伯纳合影，共照了两张。在这两张照片上，萧伯纳左顾右盼，似乎在说些什么，可惜两位中国文化界泰斗都不谙英文——林语堂不在身边——他们难以沟通。但当萧伯纳把头转向鲁迅时，鲁迅和蔡元培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摄影师捕捉到这个场景。萧伯纳其时说了什么，不得而知。
　　蔡元培一直帮助鲁迅。1928年4月14日，蔡元培到鲁迅家里访问。蔡元培于本月刚刚就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与总干事杨铨同在上海亚尔培路该院驻沪办事处办公。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年底就聘鲁迅为大学院特约着作员。不仅对鲁迅，蔡元培对鲁迅两个弟弟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战事，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员工均被解雇，周建人生活无着，鲁迅为之着急。3月2日，鲁迅给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蔡元培知道此事后，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到了6月，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已经平息，蔡元培又向王云五疏通，使周建人得以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鲁迅对此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请求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中央研究院
　　1933年2月24日，鲁迅与杨铨（字杏佛）、李济（字受之，后改济之）在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合影。
　　杨铨时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李济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鲁迅日记：“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未提及照相事。但同年3月1日日记：“得杨杏佛信并照片二枚。”6月12日：“得杨杏佛信并我之照相一枚，夜复。”
　　1933年1月，鲁迅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该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鲁迅参加了同盟的一些活动，如1933年5月，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赴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德国法西斯政权残害人民、摧毁文化的暴行。
　　1933年6月18日，鲁迅获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于上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门前，悲愤交加。特务开枪时，杨自知不免，立刻用身体掩护同座的儿子，特务们连发十多弹，结果，儿子幸免于难，杨和司机均被打死。鲁迅对杨杏佛临难如此清醒、从容，舍身保护后代，深表赞叹。
　　民权保障同盟自开展活动，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国民党特务制定了暗杀的黑名单，其中也有鲁迅的名字；杨杏佛被暗杀后，恐怖气氛笼罩上海，有风声传出说要在杨杏佛入殓这天暗杀鲁迅和同盟中其他领导人。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强权统治极为不满，他给朋友的信中说：“近来的事，其实也未尝比明末更坏，不过交通既广，智识大增，所以手段也比较的绵密而且恶辣。”
　　在残虐的压迫之下，“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他自己表示，决不“向当局作媚笑”。这次鲁迅决定不搬家，也不出外避居。6月20日杨杏佛遗体入殓，鲁迅对来访的许寿裳说：“实在应该去送殓的。”许寿裳想了一想，说：“那么我们同去。”鲁迅还把随身携带的钥匙交给家里人，以示牺牲的决心。
　　送殓这天，天降大雨，鲁迅回家后，成诗一首：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李济、杨铨、鲁迅三人的合影，是杨杏佛遇刺前不久于1933年2月在上海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院内拍摄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鲁迅博物馆公开展出这张照片，上面的三个人变成了两个，李济的影像给剪掉了。
　　因为李济到了台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1977年出版的《鲁迅》图片集也将李济的图像挖去。直至八十年代末，博物馆才在一封读者来信的“提醒”
　　下，把照片恢复了原状。
　　同一天，鲁迅还与李济合影并拍摄了单身照。
　　鲁迅长李济15岁，他们相识是在西安暑期学校。当时，李济所讲的题目是：社会学大要，人类学概要，人类进化史。两人同行、同宿、同游，增进了了解和友情。李济在西安时曾接受过鲁迅送给他的一个磁猴头（鲁迅称之为“猿首”）。李济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1924年西安之行给他留下印象的几件事，其一就是“鲁迅先生的哈德门香烟”。李济在他生平最后的一次学术演讲《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1977年）中还谈到，他30年代写完《俯身葬》一文后，曾跟鲁迅和陈寅恪交流看法。但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任何文字记载。
　　孙夫人
　　鲁迅与宋庆龄、胡愈之、黎沛华的合影，摄于1933年2月17日。
　　黎沛华（1899-1972）是广东番禺人。民国五年（1916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大学。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创办的武汉妇女党务训练班工作，组织北伐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和看护训练班，发动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支援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政变，时在武汉的黎沛华被列入黑名单，但受到了何香凝的保护。南昌起义后，她陪同何香凝到广州，协助创办仲恺农工学校，并随何香凝赴菲律宾、新加坡筹募办校经费。一·二八事变后，参加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筹办的国民伤兵医院的工作。后由何香凝推荐，担任宋庆龄的秘书。鲁迅有两张于宋庆龄合影，她都在场。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她追随宋庆龄、何香凝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年底，宋庆龄、何香凝先后离沪去香港，她前往兰溪。上海解放前夕，应宋庆龄之召到沪，筹建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前身），任所长。1950年，先后任中国福利基金会人事室秘书、中国福利会办公室秘书。她经常随宋庆龄来往于京沪之间，在两地宋庆龄寓所做秘书工作。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上虞丰惠镇人。他在上虞念完高等小学堂后，家中对他年幼出远门求学放心不下，要他继续留校两年进修某些中学课程，直至1911年初才允许他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学习。当时该校校长是陈子英，学监是周豫才（鲁迅）。周豫才虽只给胡愈之所在班级每周讲授一小时生理卫生课，但作为学监几乎每天都到自修室巡查，多次发现胡愈之在上自修课时没有温习已学的功课，而是写些游戏文章。
　　鲁迅对此未加训斥，只在学期末给了一个“不好学”的评语。胡愈之在绍兴府中学堂学习不到一年。
　　1914年，胡愈之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1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在《东方杂志》
　　上连续撰写文章，提倡科学和民主。1920年他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他编辑出版的《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舆论工具。他撰写的《五卅运动纪实》忠实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群众革命斗争。1927年，他在“四·一二”政变的第二天，基于对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义愤，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发表在《商报》上。1928年1月，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胡愈之流亡法国，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着作，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931年初，在回国途中，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访问了莫斯科，写下《莫斯科印象记》，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
　　1933年初，胡愈之应鲁迅的邀请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把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情况向国外揭露、报道，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这一年9月，胡愈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了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推动他们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向海外宣传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他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1936年10月19日清早，胡愈之在家里接到冯雪峰电话，才知道鲁迅因患严重肺病，突然去世。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从延安得到指示：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办理。冯雪峰让胡愈之同救国会联系并负责组织。丧礼办得十分隆重，先在万国殡仪馆组织吊唁者瞻仰鲁迅遗容，鲁迅的遗体停放在花丛之中，遗体上覆盖沈钧儒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旗。22日下午2时起灵、送葬，送丧队伍达六千余人。
第27章 上海时期(7)
　　鲁迅逝世后，胡愈之同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一起成立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准备出版《鲁迅全集》。上海失陷之后，“孤岛”的局势很紧张，日本军队随时都可能占领租界。鲁迅的大量文章，经鲁迅夫人许广平的辛勤搜集和初步整理，都留在上海，万一失散，将会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胡愈之是纪念会留沪的主要人员之一，为了加快进度，他把自己主持的复社变成了《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巴人（王任叔）、许广平等人承担，胡愈之致力解决出版问题。这套全集包括鲁迅600万字的作品，比《西行漫记》篇幅多二十多倍，需要很大一笔印刷费。按印刷成本平装每套需要20元，可是当时一般读者能付20元买书的很少。为了多销，胡愈之决定平装本卖8元，精装的配以木制书箱，外刻“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售价100元，精装本实际成本30元，这样卖出精装本一部分，就可以以盈补亏，使全集出版不致赔钱。
　　1938年3月，胡愈之带着精装本书箱样品去香港，找到了蔡元培、宋庆龄，获得积极支持，蔡元培不但为全集题字，还写了序言。他们发表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订户启事》，并印好预约券在香港出售。胡愈之第一个找到了孙科（当时为国民党左派），孙当场认购了10部，在香港销售很有成效。接着去了广州，5月到了武汉，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对《鲁迅全集》
　　出版极为关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订了许多部，其中一些运送延安。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专门为出售《鲁迅全集》举行茶话会，邀请比较开明的国民党人士参加，第一个来签到的是鲁迅的绍兴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他当场拿出1000元钱订购了10部。在邵力子的带动下，到会人士纷纷认购，在武汉筹得资金数万元，解决了全集的资金问题。
　　同时，《鲁迅全集》各卷的编辑、出版工作，由许广平、王任叔主持，数十名学者、文人和百余名印刷工人，日夜排校，进展迅速。1938年6月15日普及本出版，8月1日精装本出版。20卷的《鲁迅全集》从编辑到校对出书，只用了短短四个月时间，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最近之鲁迅”
　　1933年4月《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刊载了鲁迅的一张照片，原题为“最近之鲁迅”。《现代》第六期为“柔石纪念”专页。和照片同时刊登的有：
　　鲁迅为纪念柔石等遇害两周年而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的遗像、手稿，以及鲁迅为纪念柔石而挑选的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
　　《现代》杂志的主编是施蛰存。有一个时期，鲁迅与施蛰存的关系还比较融洽，不像后来那样论战至于谩骂。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是一篇貌似平静但饱含深情的作品。因为纪念的是左翼作家，在当时是“犯忌”的题目，很不好写，但鲁迅却写得很有分寸。即便如此，鲁迅将文章投给两个杂志后，在编辑室搁了好多天，没有一家敢用。
　　鲁迅平时给《现代》写稿，一般是由冯雪峰直接或者间接转送，有时也托内山书店送货员送去，但这篇文章却不同，可能是鲁迅亲自送去的。施蛰存回忆说：
　　那一天早晨，我到现代书局楼上的编辑室，看见有一个写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在我的桌上。拆开一看，才知道是鲁迅的来稿。问编辑室的一个校对员，他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上楼的。再去问那个营业员，他说是刚才有人送来的，他不认识那个人。这件事很是异常，所以我至今还记得。
　　……
　　我看了这篇文章后，也有点踌躇。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为了配合这篇文章，施蛰存在《现代》第二卷第六期中编了一页《文艺画报》，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一张柔石的手迹（柔石的诗稿《秋风从西方来了》一页）。因为版面仍然不满，又配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因为鲁迅在文章中提到这幅木刻并在《北斗》创刊号上刊印过。
　　然而，这三幅图版仍然不能占满全页，于是，施蛰存又加了一张鲁迅的照片。
　　据施蛰存说：
　　这张照片，并不是原件，是我在仓促之间从鲁迅和别人合摄的照片上剪截下来的。我现在已记不起原件是什么样子，仿佛是鲁迅在宋庆龄家里和萧伯纳合摄的，但并不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那一张。
　　那一张是鲁迅、萧伯纳、蔡元培三人的合影，就是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提到过的。在那一张上，鲁迅的姿势不是这个样子。萧伯纳是在同年二月十七日到上海来的，所以我题作“最近之鲁迅”。
　　此外，《现代》上还刊登过鲁迅1932年在北平演讲时拍摄的照片。施蛰存说，当年的十二月中旬，他收到朋友寄来的鲁迅在北师大演讲的两张照片和一方剪报，认为是新文学的重要史料，很快发表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的《文艺画报》中。但发表时的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
　　按照惯例，我把《文艺画报》中所用的图片编定以后，就交给书局中一位美术员去制版拼版，我不再过问。岂知这一期的《现代》
　　印出来之后，发现《文艺画报》这一版上多出了一幅鲁迅的漫画像。
　　这幅漫画把鲁迅画成一个倒立的漆刷，似乎很有些谐谑意味，也可以认为有些不敬的讽刺。我看了很不愉快，立即去问那位美术员，这张漫画是从什么报刊取材的，他为什么要擅自加入这张漫画。那位美术员说：因为这一页的两块铜版、一块锌板的大小比例没有做好，版面太空了，所以他临时画一个漫画来补空。
　　我听了他的回答，实在有点哭笑不得。这位美术员是个老实人，画这个漫画只是出于好玩，并无恶意，况且书已印出来了，无法消除，只好默尔而息。
　　毛衣照
　　鲁迅这张“毛衣照”摄于1933年5月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春阳馆照相。”这天鲁迅拍了三幅照片，前面两幅照片都是穿着外套，或端坐，或侧身坐，均取了上半身。这张照片脱去外套露出毛衣，可能是因为毛背心系许广平所织，为鲁迅所珍爱。这件毛背心，《两地书》中写到过。
　　1926年11月13日晚，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早间无事，坐在寝室继续做手织，十一时出街理发，买一双布鞋，订一双皮鞋。到家里看一回，而今天叫我欢喜的，就是我订了一个好玩的图章，要铺子雕‘鲁迅’二字篆字，阴文。”“做手织”就是给鲁迅织毛背心。
　　鲁迅很喜欢来自情人的礼物，他在回信里写道：“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须棉袍了。”但许广平叮嘱他：“穿背心，冷了还是要加棉袍、棉袄……这样就可以过冬吗？傻孩子！”
　　七八年后，鲁迅在照相的时候脱下外套，是在留影给许广平看吗？
　　周海婴所着《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第二页便是鲁迅这张一手持香烟一手叉腰的照片。照片下面的注释是：“这张照片，母亲最喜欢！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摄于上海。”
　　1929年，鲁迅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当时许广平正怀孕在家待产。
　　鲁迅特地挑选了好看而有意味的信笺给许广平写信，信笺上有莲蓬的图案，莲蓬里有籽。鲁迅这是在暗喻许广平怀了孩子。诗笺上有一首诗：“无忧扇底坠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珍似梅甜似菊，北人曾做荔枝看。”两个莲蓬图案的笺纸上也有四句诗：“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许广平在回信中说：“都很好，我已读熟了。
　　你是十分精细的，那两张纸必不是随手捡起就用的。”
　　这对情侣将他们1925年至1929年间的通信整理编辑，于1933年4月以《两地书》之名由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两地书》编好后，鲁迅又用工笔楷书抄录一份留存。
　　鲁迅时常抄写古诗或者赠书给许广平。一次，他抄录陶渊明《归园田居》、《游斜川》两首赠许广平。1934年12月，鲁迅购《芥子园画谱》一套，题自作诗赠许广平。诗中写道：“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还有一张与内山完造的合影，也是穿着这件毛衣拍摄的。
　　增田涉回忆说，鲁迅在室内“穿着狭小的学生装的裤子，束着皮带，穿着手织的紫色毛衣。头发和胡须蓬乱，手里经常拿着烟管，嘴闭作一字形，微微笑着。……香烟不离手，……手指头给烟脂熏得变成赤茶色”。有一回，鲁迅剪了发，“大概由于剪发的次数极少，所以一剪了就显出样子很不同地好看起来，我便开玩笑说‘漂亮’”。
　　1933年5月1日这一天，鲁迅虽然忙碌但心情愉快。他先请日本筱崎医院的坪井医生上门为海婴打针。午饭后，给施蛰存和周建人各回了一封信。
　　下午先去春阳照相馆照相，然后又去理发。理发后到一个牙科医院补了一下牙齿，并在旁边的小书店里买了一本日文书。
　　这一天是节假日，又穿着爱人织的毛衣，心情自然愉快，因而形象是“漂亮”的。如果理发在照相之前，那该更“漂亮”了。
　　活的中国
　　美国记者斯诺翻译鲁迅小说，准备编入《活的中国》一书，极盼得到鲁迅一帧近照。他托姚克向鲁迅请求支持，鲁迅拿出一些照片让姚克挑选，姚克看后觉得那些照片都不能把鲁迅的性格传出神来，于是提出，若鲁迅方便的话重拍一张。鲁迅日记：“午后……同姚克往大马路照相。”日记有误，实际上两人一起去了位于南京路上的雪怀照相馆，照相两张，一张是鲁迅的单身半人像，鲁迅本人深感满意。此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于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就是由这张单人照放大而来。
　　另一张是与姚克的合影（见本书281页）。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也是热情介绍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1928年到中国，在中国住了13年。
　　1931年任统一报业会记者，曾在中国各地采访。他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常把革命文艺备受国民党压迫摧残的情况，披露给外国读者。
　　斯诺从1931年开始，就同他的助手姚克一道，翻译鲁迅作品。1933年他从上海移居北平，继续这项翻译工作，并通过姚克与鲁迅保持密切联系。
　　斯诺译编的《活的中国》，收入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离婚》、《风筝》、《论“他妈的！”》七篇和茅盾、丁玲、柔石等作家的作品。斯诺在翻译鲁迅作品的过程中，每有疑问，鲁迅总是热情答复。
　　在一次访问中，斯诺问道：“如今经过了第二次的国民革命（指北伐），您认为在中国阿q仍同以前一样多吗？”鲁迅笑着说：“更糟了。现在是阿q们管理着这个国家了。”斯诺又问：“您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对中国更适合吗？”鲁迅回答说：“我对苏俄不了解，但我读过不少俄国革命以前的作品。他们同中国很有些相似之处，我们肯定有可以向俄国学习的地方。但对中国来说，只能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有可从自己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在翻译鲁迅作品时，斯诺研究了鲁迅生平，写了《鲁迅评传》，并将原稿送鲁迅审阅，鲁迅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他在1935年1月8日致郑振铎信中高度评价斯诺说：“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足叫人伤心。”
　　鲁迅逝世后，斯诺写了悼文，称赞鲁迅为“伟大作家”，“增强了所有友邦人士一向对于中国前途的信念”，“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
　　1936年10月下旬，伦敦乔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了斯诺花费近五年时间精心编就的《活的中国》（living　china，副标题是“现代中国短编小说选”）一书。该书序由斯诺亲撰，尼姆·威尔士（nym　wales，海伦·福斯特helenfoster的笔名）所撰写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movement）一文作为该书附录。而《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正是以斯诺对鲁迅的一次访谈为基础撰写的。海伦在文中写道：
　　毫无疑问，鲁迅是中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他不但是一位创作家——多半是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也是一位活跃的知识界领袖，是最好的散文家及评论家之一。既然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评论家，在这里值得援引一下最近他在一次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所发表的意见：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茅盾、丁玲女士、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大概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里包括了最好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重要的小说家。沈从文、郁达夫、老舍等人的“小说”实际上只是中篇小说或长的短篇小说，他们以短篇而非由于他们对长篇小说的尝试而闻名。
　　在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短篇小说比任何其他文体更具有重要性。它在技巧、素材、风格——老实说，在一切方面，对中国文学传统来说，都差不多是崭新的，而戏剧则有不少可以从过去借鉴的。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在诗歌方面，冰心、郭沫若和胡适同旁的人写得一样好。不过中国新诗好像还只是在尝试阶段。迄今为止，我们的新诗是失败的。
　　散文方面更有成就一些。重要的散文家有周作人、林语堂、陈独秀和梁启超——着名的清代学者，他是现代文学运动的前驱。
　　当前我们最好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左翼的，因为只有他们所写的内容才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引起知识界认真的注视。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沙汀、柔石、郭沫若、张天翼、田军、叶紫、艾芜和周文。田军（真名萧军）的妻子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看来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接替了冰心女士。
　　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经历一个真正资产阶级的时期，正如它在政治上的发展不可能经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时期一样。时间来不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今日中国唯一可能的文化是左翼革命文化，否则就只有接受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文化，那就意味着完全没有独立的民族文化。“当世界其他地方在使用飞机的时候，中国不能用旧式火轮——生活上是这样，艺术上也是这样。我们得向前飞跃，奔向当前世界上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物。”
　　正因为我们是从封建的社会概念飞跑到无产阶级的文化概念，所以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才这样差。这一方面，中国文学的发展在世界上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在文艺复兴运动初期，就有这样强烈的左的倾向。奇怪的是中国并没产生任何重要资产阶级作家。
第28章 上海时期(8)
　　连林语堂也不能算作资产阶级的，他属于从封建背景产生出来的古老的学院派文学传统，多于近代的资产阶级概念——实际上，他讽刺的正是那些。冰心也不属于资产阶级。她的作品几乎都是为儿童写的。她在作品中从没提出过任何文化问题。
　　同时，倘若说来自农民、工人中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还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一点不假。左翼文学仍然只局限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
　　斯诺在“编者序言”中说明自己编辑该书的动机道：
　　任何人在中国不需要呆多久就体会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为富有活力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摈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
　　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
　　它将使东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在中国这个广大的竞技场上，有的是冲突、对比和重新估价。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澎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
　　……本集在精神上和内在涵义上对原作是忠实的，它把原作的素材、基本观点以及他们对中国的命运所提出的问题，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读者可以有把握地相信，通过阅读这些故事，即使欣赏不到原作的文采，至少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居住着五分之一人类的幅员辽阔而奇妙的国家，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而达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的人们，具有怎样簇新而真实的思想感情。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吾友
　　1933年5月26日，姚克陪同鲁迅到雪怀照相馆照相，照了鲁迅单人照后，他请求与鲁迅先生合一个影，准备将来以一个鲁迅着作译者的身份一起刊登在海外的刊物上。鲁迅答应了他的要求。
　　1933年3月7日，姚克初次会见鲁迅，给鲁迅留下了“有真才实学，是个切实做事的人”的深刻印象。后来他们交往频繁。鲁迅日记1933年8月31日记载：“晴，热。午后姚克来访，并赠五月六日（应为5月26日——引者）所照相二种各一枚，赠以自着《野草》等十本，《两地书》一本，选集二种二本。”
　　关于这张合影，姚克后来回忆说：
　　至于我和鲁迅合摄的那张像，我记得曾在石凌虚主编的《戏剧与电影》上登过——大约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或十二月号，事隔四十年，已经记不清了。那时我才三十一岁，摄影时穿着一套那时最时式的西服，浑身“小布”气（那时“小资产阶级”文艺界通称为“小布尔乔亚”，简称“小布”），但鲁迅先生却并不因此而嫌弃我，可见他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皮相者。
　　姚克，原名姚志伊，学名姚莘农，1920年代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系，熟谙英文，常在英美人办的《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和《亚细亚》
　　杂志上发表文章，写过介绍鲁迅的文字，因此结识了刚刚抵达中国不久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两人合作翻译鲁迅着作。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伏尔泰”（斯诺语），是斯诺和姚克立下的志愿。三十年代初，斯诺在北京撰写《鲁迅评传》，就由姚克译成中文。
　　为解决翻译《呐喊》遇到的疑难问题，姚克于1932年12月4日写信给鲁迅，托北新书局转交。但这封信直到次年3月5日才和姚克于1933年3月3日发出的第二封信一起转到鲁迅手中。鲁迅当天即复信：“三月三日的信，今天收到了，同时也得了去年十二月四日的信。北新书局中人的办事，散漫得很，简直连电报都会搁起来。所以此后赐示，可寄‘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较妥。”“先生有要面问的事，亦请于本月七日午后二时，驾临内山书店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我当在那里相候，书中疑问，亦得当面答复也。”
　　鲁迅逝世后，姚克在其《最初和最后的一面》的悼文中这样回忆道：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是个可爱的日子。在我呢，这也是个极可纪念的日子。
　　在那天下午二时，我初次见了鲁迅先生。”
　　姚克按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向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先生说明来意后，内山把姚克引到店堂后面早已等候着的鲁迅先生面前。姚克写道：“最先感觉到的当然是欢欣：再过几分钟就可以见到我一向憧憬着的鲁迅先生了！随后我自己一忖：我是新近才写起文章来的，而且寥寥的几篇还是用英文发表的，文坛上绝对没人知道我的名字。鲁迅先生恐怕会瞧不起我吧？其次，我又想起他是左翼文坛的领袖，最讨厌的是浮滑的‘洋场恶少’；而我那天恰穿着一套崭新的洋服，头发也梳得光光的，只怕被他斥责一顿。而他骂起人来是会使受骂者藏身无地的啊！”姚克还写道：“我初见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似乎矮了半截。但他并没有一点吓人的‘大师’派头和‘学者’架子，也没有那种谦虚得要命而圆滑得可怕的‘君子’之风。”待姚克落座后，鲁迅先生不加客套，就直截了当地谈起翻译中遇到的“三百大钱九二串”、“猹”等难解之处。关于“猹”，鲁迅承认：“这猹字是我自己造的”。不是刺猬但比刺猬大，“大概是‘獾’一类东西”。鲁迅还承认，有关“猹”的来源，“是乡下人说的，我也不大了然”。而“三百大钱九二串”一说，则为绍兴人特有的表达方式。鲁迅还谈到自己批评中国文化的动机，说：“不错，中国的文化也有美丽的地方，但丑恶的地方实在太多，正像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因此自惭而急于求医。”
　　鲁迅后来同朋友谈起姚克时说道：“别看他西装革履，倒有真才实学，是个切实做事的人。”
　　有一段时间，姚克在北京除与斯诺合作翻译外，还经常为中、英文报刊写稿。他曾写信告诉鲁迅说，他有志于创作，写小说和中国当代文学评论。
　　对此，鲁迅在1934年1月25日的信中鼓励他说：“先生作小说，极好。其实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1934年3月6日鲁迅致姚克信，谈到中国文艺情形，说：“先生能陆续作文发表，最好。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胡，而所谓‘大师’‘学者’
　　之流，则一味自吹自捧，绝不可靠，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国文者，有话难开口，弄得漆黑一团。日本人读汉文本来较易，而看他们的着作，也还是胡说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本书，什么轮盘赌，私门子之类，说得中国好像全盘都是嫖赌的天国。但现在他们也有些露出马脚，读者颇知其不可信了。”在同月24日的信中也谈到，西洋人由于不了解中国历史和风俗人情，竟闹出了“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的笑话，指出了正确介绍中国文艺情形的重要意义。他在1936年4月20日致姚克信中又说：
　　“写英文的必要，决不下于写汉文，我想世界上洋热昏一定很多，淋一桶冷水，给清楚一点，对于华洋两面，都有益处的。”
　　通过交往，鲁迅对姚克更加赏识，乃至以“吾友”相称。1934年4月12日，鲁迅写信给姚克说：“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不知先生至迟于何日南来，愿得晤谈为幸耳。”5月间，姚克从北京南返，一到上海，即去拜访鲁迅先生，未遇，留条内山书店。先生见条后，立即复信说：“今日往书店，得见留条，欣幸之至。本星期日（二十七日）下午五点钟，希惠临施高塔路大陆新村第一弄第九号，拟略设菲酌，藉作长谈。令弟是日想必休息，万乞同来为幸。”在信中，鲁迅还极为细致周到地指引路径：“大陆新村去书店不远，一进施高塔路，即见新造楼房数排，是为‘留青小筑’，此‘小筑’一完，即新村第一弄矣。”鲁迅平时很少把住址告诉别人，这次邀请姚克兄弟来寓，可见他们的关系之亲密。
　　在姚克与鲁迅交往的四年间，鲁迅日记中有关姚克的信息多达95处，姚克致函先生52封，多是因翻译问题求教于鲁迅，鲁迅则复函29封，两人见面交谈数十次。
　　姚克从与鲁迅的交往中深受鼓舞和教诲，他发表了许多论着，除介绍鲁迅作品外，还系统地评述中国戏剧从元曲、昆曲到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发展，翻译了昆曲《贩马记》、京剧《打渔杀家》、现代剧《雷雨》等剧本，还为《译文》翻译西方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萧伯纳的《魔鬼的门徒》被列为《译文》
　　丛书之一。
　　姚克最后一次与鲁迅会面，是在鲁迅逝世前一个月的1936年9月22日下午。那天，姚克送给鲁迅两本书。一本是他翻译的《魔鬼的门徒》，还有一本是美国刚刚出版的《亚细亚》杂志九月号，在这一期杂志上，有一篇姚克翻译的鲁迅《野草》中的《风筝》。在这次会面中，大病初愈的鲁迅向姚克询问了《活的中国》一书的发排情况，谈到了自己所患肺病的情况，以及他对去外地或外国疗养和对死亡的态度，还谈到了前不久撰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长信的经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姚克以自己和斯诺的名义献上一副挽联：
　　译着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姚莘农edgar　snow敬挽
　　姚克还同欧阳予倩一起，联系明星电影公司为鲁迅先生丧礼拍摄纪录影片，招待中外记者，担任司仪并与鲁迅的其他生前友好一起扶鲁迅灵柩下葬。
　　鲁迅逝世后，姚克在一些中、英文刊物上介绍鲁迅的生平和作品，如用英文写的《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刊登在1936年11月出版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第3卷第4期上。
　　记者
　　鲁迅与《良友画报》记者梁得所的这张合影，约摄于1934-1935年。
　　梁得所离开《良友》后，编《　大众画报》、《时代画报》、《小说》
　　半月刊等。另辟新地的他再次找到鲁迅，寻求支持，是在情理之中的。
　　这张照片的说明一直语焉不详。从照片上鲁迅的形象看，与1928年初梁得所担任《良友画报》记者时所拍摄的鲁迅在书房的照片（见本书202页）差距较大。在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鲁迅》照片集上，左边梁得所的形象被剪掉，只剩下鲁迅，解说文字是“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所摄之二，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显然是错误的。将这一张同前面的“之一”
　　相比，鲁迅的形象差距也比较大，第一张病容很重，第二张应是在第一张之前若干时日拍摄的。
　　1934年7月4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梁得所：“上午得梁得所信并《小说》
　　半月刊。”
　　梁得所在信中可能向鲁迅求字，于是，1934年7月14日，鲁迅“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鲁迅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梁得所将其刊于本年8月1日出版的《小说》半月刊第五期。
　　诗云：
　　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
　　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
　　此诗原为《赠人二首》之一，1933年7月21日鲁迅曾书赠日本友人森本清八。这张照片应该是梁得所离开《良友》之后，离开上海之前拜访鲁迅时，与鲁迅的合影。
　　多疑
　　1933年9月13日，为庆祝五十三岁生日，鲁迅与许广平、海婴一起往王冠照相馆照相。从相片上看，全家人都做了认真的修饰。全家福之外，鲁迅还单独照了一张（见下页）。然而，这张照片上的鲁迅显得心怀疑虑，眼神中充满了不信任。
　　鲁迅的同时代人中，颇有几位谈到鲁迅性格多疑善怒的。钱玄同在回忆文章中说：
　　我认为他的短处也有三点：（一）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要的感情。（二）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三）迁怒。
　　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表达过类似的意见。他在鲁迅逝世后接受《大晚报》
　　记者采访时说：“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所以病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不料到今天，已经不能挽救。……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
　　鲁迅自己也记录了他本人“多疑”的事例。如《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中，讲述了一位神经不正常的青年闯入他的寓所骚扰的过程。鲁迅怀疑他的背后有人指使：“我历来对于中国的情形，本来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还没有豫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后来，他得知这位青年确实有病，并非装疯，更没有受人指使：“今天有几位同学极诚实地告诉我，说十三日访我的那一位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十三日是发病的一天，此后就加重起来了。
　　我相信这是真实情形，因为我对于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当初，我确是不舒服，自己想，倘使他并非假装，我即不至于如此恶心。现在知道是真的了，却又觉得这牺牲实在太大，还不如假装的好。然而事实是事实，还有什么法子呢？
　　我只能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随后，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请求立即在刊物上发表声明，消除误解。
　　正因为多疑，鲁迅的文章具有深刻的意蕴。他自己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日本学者增田涉带着好意看待鲁迅的“多疑”。他写道：
　　“所谓多疑，另一面也可以说是想象力丰富。这是由于苦心或多忧虑产生的，总之是不能安闲地静观事象的气质。而且在鲁迅是从个人关系扩大了，许多场合，发展到民族的和社会的。他那显得到了极端的忧国心情，是从他那多疑的气质出发的，因此可以说是深湛的，跟他血肉相连的。在他的《阿q正传》
　　里也是，而读他的任何随笔小品，我都感到在深处沸腾、跳动着的那种气质的热情。”
　　生活在政治压迫、商业压榨的环境中，鲁迅的多疑常常是不得已的。
第29章 上海时期(9)
　　1935年6月9日，《文学》杂志在未征得鲁迅同意写稿之前，就在该刊第四卷第六期登出广告，说在下一期里将有鲁迅的散文，题未定。这是不难理解的，有了鲁迅的文章，有利于刊物的销售。鲁迅看到后很生气。但毕竟这是对他的另一种形式的尊重，他后来真的写了多篇《“题未定”草》。而有些杂志，就更令他愤懑。他曾向《文学月报》投稿，却受到该杂志的攻击。
　　他说：“那个杂志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象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现在也有人在必要时，说我‘好起来了’，但这是谣言，我倒坏了些了。”文坛的复杂情形，令他不能不疑。
　　晚年的鲁迅，常常心情颇不愉快。对他的攻击甚至辱骂，常常来自左翼文坛内部。本来是目标一致的同志，却为种种原因，产生不合和矛盾。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第一人，也是左翼作家拥戴的具有“盟主”地位的人物，但他却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尊重。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谈到左翼内部的不良倾向，说：“同人里，仍然有些婆婆妈妈，有些青年则写信骂我，说我毫不肯费神帮别人的忙。其实是照现在的情形，大约体力也就不能持久的了，况且还要用鞭子抽我不止，惟一的结果，只有倒毙。很想离开上海，但无处可去。”
　　1936年4月5日，鲁迅写信给王冶秋，抱怨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因为不做事，责备也就没有了。”信中谈到“左联”已经解散，正在筹组新协会之事：“我们×××（此三字在原件上被收信人涂去。据收信人回忆原为“这一翼”）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
　　写真
　　1933年冬，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者增田涉，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看到一张鲁迅照片，写信给鲁迅说，照片上的鲁迅显得年轻。鲁迅回信说：“照片太年青了，也许不是我的照片，但也有人说并非别人的。到底如何，弄不清楚。”口气中透露出他并未看到过这张照片。
　　同一信中他还说：“近戴老花眼镜，看书时字很大，一摘掉，字又变得很小，因此怀疑字的实际大小究竟如何。对自己的容貌，也是如此。”当月早些时候，他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谈起这家报纸上刊登的自己的照片，说：“《大阪朝日新闻》刊载的照片，确实形容枯槁，但实物并不那么枯槁。看来，所谓写真有时也不免写不真，恐怕那照相机本身枯槁了罢。”看起来“年轻”的，和“确实形容枯槁”的，究竟是不是同一张照片？《鲁迅全集》的注释说“所刊照片待查”。本书作者托日本友人从1933年11月13日的大阪《朝日新闻》
　　上找到了一张照片。此外是否还有，有待进一步查询。大阪《朝日新闻》发表这张照片，是为配合该报记者写的报道。这篇报道是记者原田让二“中国旅行见闻”系列的第二篇。
　　全文如下：
　　邻国旅行见闻（2）——小说家鲁迅
　　本社编辑总务原田让二
　　旅行中会有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巧遇。我到达上海的翌日清晨，就有人把电话打到了旅馆里。“你是从备中（日本旧国名之一，位于冈山县西部——译者）山奥某小学毕业的吧？”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是啊。”我回答。“那你还是我的同班同学呢，记不记得有一个叫u（内山完造——译者）的少年？”仿佛有一点记忆却又不确定，不管怎样，还是决定权且见上一面。
　　没过多久，u便骑着自行车穿过北四川路，来到了我住的旅馆。
　　他身着长裤和一件汗衫，简简单单的装束像一个活动家。刚见面，我就一眼看到了他眉间的伤疤，没错，这正是少年时代的u。黑白夹杂的头发剪成五分式，原本细长的脸庞虽因发胖而变圆了，但那与众不同的燃烧似的唇色还没褪去。少年时的他穿着流行的纪州法兰绒红衬衫，一副帅气男孩的打扮。屈指算来我们从相识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年轻时Ｕ为了推广大学牌眼药，来到了中国，差不多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他的妻子空闲的时候开始经营书店。说起Ｕ的书店，现在还是相当有名气的。据u说，当时每年进口到中国的日本书籍金额达十五万，其中有十万元的书是中国人购读的，而购书者多为曾留学过日本的中国人。近来，由于日语热在中国持续升温，中学以上的学校差不多都在教日语，所以日语书籍和杂志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究其原因，其一是青年们的实用主义，其二是在他们中出现了通过日语翻译获得外国知识的倾向。甚至常有人从四川的大山深处寄来订书的明信片，书店接受了预订根本不必催，他们也会把书钱邮来，居然从未出过错。这可真是件挺不容易的事。
　　另外，Ｕ还讲了些令人感兴趣的事。当时正值事变最紧的时候，在他施高塔路书店前的街上，便衣队的人念珠似的一个接一个地被拴起来抓走。u惊讶地发现早已熟识的老主顾小说家鲁迅（周树人）与其弟周作人（应为周建人——作者）一家也在其中。他急忙走过去说明鲁迅他们并不是便衣队的人，这样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鲁迅一家于是被安置在了书店的二层，后来由于周边的环境日渐险恶，就又把他们送到了租界内的支店。我就是在那一天由u介绍结识了鲁迅。因为当时风声很紧，鲁迅没有外出散步。这一方面是环境所迫，一方面是鲁迅主张“运动不必要论”（“锻炼身体无用论”——译者），因为这种观点竟和日本某医学博士的意见毫无二致，他也不禁笑了起来。他面庞泛出青色，两颊皮肤松弛，一望就让人生出疑虑：这恐怕是个抱病之躯吧？但他以清亮的声音操着漂亮的日语轻松地谈论着各种各样丰富的话题，又令人难以相信眼前竟是一个肉体极度疲惫的人。他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瘦小的身材，穿着海昌蓝色中式服装，戴着半旧的中折帽。他不太喝酒，却烟不离手。
　　他爱吸的是一种过去在日本也很流行的“大头针”牌香烟，这似乎是他好不容易从店里淘来的。他常常低着头，偶尔笑一下时会露出白白的牙齿，令人感到他的落寞。据他亲口说，他做医生的理想幻灭了，“却因此不但学会了日语，还对德语也略有心得。因为我说的德语会让德国人发笑，所以我从来不说。”他还说自己立志学医的最初动机是，年幼的时候父亲患了重病，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每日被打发奔走于药铺和当铺之间。因为痛恨庸医的愚蠢、骗人，所以很发愤。二十五岁的时候进入了仙台专门医学院。后来又感到与其拯救人的肉体不如拯救人的精神，终于弃医从文。直到如今虽已五十三岁仍笔耕不辍，其间也做过教师和教育部的官员什么的。后因被追捕只好从北平逃到厦门，厦门的风土气候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因不忍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失踪，于是就辞掉了教职。文学家居然也有敌手，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满天飞，现在他竟被说成是日本间谍。他还说在中国花个二三百美元就能轻取一个人的性命。诸如此类各种各样的话题他聊了很多。
　　即便环境如此险恶，他仍然在为中国美术的失传而担忧。因为信封和信笺上古雅的木版画已日渐式微，他最近从北平邮购来了数百种，并择取其中最好的进行翻版。他温和平缓地说着，完全不像个新文学家。
　　最后，鲁迅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总而言之，在中国，外面喧嚣扰攘的时候其实倒没什么要紧，就像我们虽被发出了逮捕令，可眼下倒是最安全的时候，因为逮捕令可能会戛然而止；相反寂然无声的时刻倒可能是最危险的。日本人完全不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其实外面大张旗鼓地宣传排日、抗日的时候，倒是最太平无事的时期，当外部的喧嚣停止，愤怒郁结在内心，并逐渐潜入到地下的时候那才是最可怕的呢。”这位据说四十来岁才拥有笔名的“假面文学家”
　　（指真名鲜为人知却以笔名见称于世——译者），后来又悄然返回了自己的寓所。
　　大阪《朝日新闻》刊载照片时，未注明拍摄日期。据有关资料推断，应该摄于1933年9月23日。因为这一天，鲁迅日记记载了他同该报记者原田让二的会见：“午内山君邀午餐，同席为原田让二、木下猛、和田齐。”此后的鲁迅日记并未记载与这位记者之间的联系，只是在12月5日有“为大阪《朝日新闻》作文一篇”的记载，可能是这次聚餐时的约稿。同月28日鲁迅日记又有“午后收大阪朝日新闻社稿费百”。鲁迅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上海所感》，1934年1月1日在该报发表。中译文载1934年2月16日《天下篇》创刊号，题为《上海杂感》，又载1934年9月25日《文学新地》创刊号，题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署名石介译，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也记述了这次会见。他通过朝日新闻社上海分社社长木下，在上海的万岁旅馆会见三十多年未见面的小学同学——朝日新闻社主笔原田让二，一起畅谈。“接着，我对原田让二说，给你介绍一下鲁迅先生吧。他欣然同意了。……于是我赶快在新半斋（这是我三十年来经常去的一家熟识的菜馆子。上海只有两家扬州菜馆，另一家叫老半斋）要了一桌酒席，来的人有原田、木下、鲁迅和我，其他还有谁，记不起来了。我们一起吃了饭，作了介绍。第二年1月1日东京和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发表了鲁迅的《上海所感》一文，其原因就是由于这次和原田让二的奇遇。”
　　关于原田让二的资料不多。《日本人名大辞典》里如此介绍：原田让二（1885-1964），日本大正、昭和时代前期的新闻记者，报刊经营者。明治十八年（1885年）3月26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先在《读卖新闻》供职，大正四年（1915年）进入东京朝日新闻社，大正八年（1919年）任东京朝日新闻社社会部部长。大正十四年（1925年）调至大阪朝日新闻社，任编辑局长，昭和十五年任专务董事。昭和二十一年（1947年）成为贵族院议员。昭和三十九年（1964）去世，享年78岁。
　　原田让二的名字曾出现在《新闻资本と経営の昭和史——朝日新闻笔政·绪方竹虎の苦悩》和《占领期の朝日新闻と戦争责任村山长挙と绪方竹虎》两书中，但这两本书的主角都是绪方竹虎。在朝日新闻社内，原田让二是绪方竹虎的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两人的分歧是因报刊经营理念不同，并非政治主张相左。
　　《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一书认为，《朝日新闻》在战争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操纵情报、诱导舆论。在负有上述报道责任的人物中，原田让二赫然在列。
　　日本语称照相为“写真”。但正如鲁迅所说，“写真有时也不免写不真”，放大、缩小、走形、变形，正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它标榜“表现真相”，有时却扭曲事实，制造假象。
　　原田的报道中透露出不少信息，对读者认识那时鲁迅的生活和思想状态有参考价值，但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值得注意。
　　报道中没有交代清楚的一个地方，是鲁迅外出避难并不在他们会面这一年，而且，鲁迅在前一年外出避难时，也没有与弟弟周建人一家同时被日本宪兵队抓获。报道在叙述了鲁迅和弟弟周建人一家一起被日本宪兵队抓获，经内山营救脱险后，说“我就是那一天结识了鲁迅”，可能是听了内山的较为笼统的叙述，把时间搞混了。实际情况是，在1932年那次战乱中，鲁迅一家是经内山完造安排，从容外出避难的。在避难所，鲁迅照常工作，接待客人。如接待日本友人、接待李霁野来访，商量营救在北平被逮捕的台静农，接待茅盾、郑振铎来访，还同茅盾等人出席陈望道在东亚酒店举行的晚宴，商讨创办《太白》半月刊。虽然在避难，但似乎没有生命危险。在此期间，鲁迅还写了多篇文章，批评社会乱象。如《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虽然发表时被删去一百多字，言论受到检查或压制，但毕竟能够发表出去。
　　报道中有些情节颇为有趣，如鲁迅不锻炼身体，可能得之于鲁迅的自白。
　　有关鲁迅的回忆录中确实很难找到他为健康而锻炼身体的记载。在上海的十来年，他大多闭居家中，读书写作。运动太少，也许是他早逝的原因之一。
　　谈话中，鲁迅自述生平，记者记下来的内容基本准确。但是，厦门期间，报道中说，那里的风土气候“严重损害了（鲁迅的）健康”，不知是鲁迅真的这么认为，还是记者听错了。关于鲁迅的德语水平，报道里鲁迅的自述符合事实。鲁迅虽然在学堂里学过德语，能够阅读，但口语并不好。史沫特莱的评价是，鲁迅“说得一点德语，可是他能够阅读和理解德文”，强调的是他的阅读能力。
　　关于鲁迅编印和翻印笺谱的叙述，符合鲁迅当时的主张，也正是鲁迅当时做得起劲的工作。而报道者表露出对鲁迅这位新文学家这种行为的疑惑，翻印笺谱是所谓“旧学”，为此，鲁迅其时颇受“革命文学家”的攻击。这的确是鲁迅一代人的矛盾：创造和鼓吹着新文学，但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和个人趣味的关系，却舍不得（或者实际上做不到）彻底放弃旧文学，甚至旧的生活方式。
　　关于中日关系，鲁迅最后一段谈话耐人寻味：“日本人完全不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其实外面大张旗鼓地宣传排日、抗日的时候，倒是最太平无事的时期，当外部的喧嚣停止，愤怒郁结在内心，并逐渐潜入到地下的时候那才是最可怕的呢。”鲁迅有生之年，日本一直在骚扰、欺凌和侵略中国。中国多次发生排日、抗日运动，成功少，失败多。而很多排日、抗日运动发自民间，政府有时还要弹压。鲁迅这里说的这种现象似乎在显示政府和民众意见一致，不再做戏而投入实际准备了。鲁迅的这个意见可能与他亲眼目睹的“一·二八”
　　战事有关——那的确是一次有力的抗战。
　　对日本的态度，是鲁迅晚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这位记者也写到了鲁迅被人怀疑是汉奸的事。鲁迅经常与日本人交往，对日本国民性的看法又比较好，容易引发联想。他在1934年9月29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我不去更正。过一年自然又会消失的。但是在中国的所谓论敌中有那么卑劣的东西存在，实在言语道断也。”
　　鲁迅对日本朋友的友善的态度，属于民间日常交往，不必上升到政治高度。而他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据增田涉《鲁迅的印象》
第30章 上海时期(10)
　　记述，日本女作家柳原烨子从日本到中国，通过内山完造的关系，拜访鲁迅，并约鲁迅和郁达夫在酒馆相见。出席作陪的有增田涉等日本友人。席间，鲁迅屡次抨击中国的黑暗政治。柳原烨子便问：“那么，你是抱怨自己出生在中国了？”鲁迅答：“不，我以为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还是出生在中国好。”
　　鲁迅说这话时，眼睛湿润了。而会见日本文人野口米次郎时对“让日本来帮助管理中国”提法的回击，更能说明他在大节上的操守。
　　关于中国的政治环境，鲁迅总体上持否定和抨击的态度。在谈话中，鲁迅举出一些例子，如在中国，“二三百美元就能轻取人命”。这可能得之于传言，而且鲁迅也没有言明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如何。但鲁迅这种愤激之情在他晚年的书信和杂文中表现得很充分。如1932年致曹靖华信中说：“这里的压迫是透顶了。书店一出左翼作者的东西，便逮捕店主或经理。上月湖风书店的经理被捉去了，所以《北斗》不能再出。《文学月报》也有人在暗算。”1934年9月29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本想去北京，但自今年起，北京也在白色恐怖中，据说最近两三个月就捕了三百多人。”鲁迅在这次谈话中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黑暗面表达的强烈不满，也与随后为《大阪朝日新闻》撰写的《上海所感》一文中对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负面评价一致。《上海所感》中谈到文人间的互相攻击：“对于论敌，当和苏俄绝交时，就说他得着卢布，抗日的时候，则说是在将中国的秘密向日本卖钱。但是，用了笔墨来告发这卖国事件的人物，却又用的是化名，好像万一发生效力，敌人因此被杀了他也不很高兴负这责任似的。”文章总结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就是多疑：“我却觉得中国人大抵都多疑。如果跑到乡下去，向农民问路径，问他的姓名，问收成，他总不大肯说老实话。将对手当蜘蛛精看是未必的，但好像他总在以为会给他什么祸祟。这种情形，很使正人君子愤慨，就给了他们一个徽号，叫作‘愚民’。但在事实上，带给他们祸祟的时候却也并非全没有。因了一整年的经验，我也就比农民更加多疑起来，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然而，这也就会习惯的罢。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
　　有这样一种说法：鲁迅揭露中国政治的专制腐败，暴露中国国民劣根性，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呈现出负面的形象，不但给了外国侵略者以口实，而且也给本国人民造成了心理暗示：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应该被外族侵略乃至统治。这样的观点，出自中国最受人尊敬的文豪，对于中国政府形象的损害，可想而知。如果鲁迅文章中的描写属实，则中国政府不亡，是无天理。当时中国的现状是，暴动、起义，连续不断；左联、民盟，层出不穷；政府攘外安内，左右支绌。鲁迅热爱国家，毋庸置疑，谴责侵略，义正辞严。唯对于国民政府，心理矛盾：冷嘲热讽，失望绝望，诅咒其倒台；然而政府倒台，牵连国家民众，后果难以预料，又使他下笔踌躇。鲁迅是反抗社会黑暗、维护民权的斗士；但从外交、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他的有些观点很容易被敌国媒体利用，而不利于本国。这种矛盾，是比在新旧文艺之间徘徊的编印笺谱之类活动更让鲁迅纠结的。
　　僧侣
　　1934年5月，铃木大拙为寻访中国佛教古迹，以东京大谷大学教授的身份访问中国，会见了鲁迅，并合影留念。鲁迅日记：“上午内山夫人来邀晤铃木大拙师，见赠《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合刻一帙四本，并见眉山、草宣、戒仙三和尚，斋藤贞一君。”随行者是镰仓圆觉寺佛日庵住持高畠眉山、京都大德寺山内聚光院住持中村戒仙、从事中国现代佛教研究的“日华佛教会”常务理事藤井草宣和随团秘书斋藤贞一。鲁迅还以《金刚经》句题赠眉山和尚：“如露复如电　　书奉　　高畠眉山师　　鲁迅”。
　　《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在铃木大拙此次访问中国之前不久刚刚出版（1934年4月，森江书店出版），内容是关于慧能和神会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其中包括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兴圣寺本六祖坛经》，以及铃木撰写的关于上述资料的解说等。铃木把自己关于禅宗研究的最新成果送给鲁迅，是因为他知道鲁迅是对佛教感兴趣的作家和学者。
　　访问团来华期间，正值日本政府在制造了“九·一八”、“一·二八”
　　等侵华事件以后，又借口“日中亲善”把华北作为下一个侵略目标，中国人民群情愤慨之际。中日佛教界人士也大受影响。藤井草宣等日华佛教会负责人，想拉拢部分中国僧侣去日本，和“伪满”佛界代表一起参加“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代表大会，遭到中国佛教界人士的抵制。太虚大师也发表《致王一亭居士书》，声称自己“无意东行”，并作《论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一文，斥责日本方面“列有满洲国”是非法的，为两国佛教界交流设置了障碍。日本的好村春宣等人倡议成立“日中佛学会”，拟推举中、日会长各一人，太虚大师为中国方面会长人选，太虚断然拒绝。在此情况下，铃木大拙一行来华，受到中国佛教界的冷遇，就可以理解了。鲁迅同他们的会见，出于私人友情，而且鲁迅也非佛教界人士，因此没有产生什么负面作用。
　　铃木大拙对这次与鲁迅的晤谈非常满意，他知道鲁迅能饮酒后，派秘书斋藤贞一赠给鲁迅一箱麒麟牌啤酒。回到日本后，铃木大拙撰写出版了《支那佛教印象记》，寄赠鲁迅。鲁迅在1934年10月28日日记中记道：“得铃木大拙师所赠《支那佛教印象记》一本。”鲁迅逝世后不久，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铃木大拙当时在日本镰仓的家中潜心研究禅学。有一天，日本军方代表商借他的住房的一部分以供军用，铃木大拙当场严正地训斥了军方代表，他说：“你知道吗？日本军队在打没有正义的仗，也是没有希望的仗；而你还有脸皮代表军方商借房子？”
　　避难所
　　内山完造的寓所千爱里3号，斜直对着内山书店的后门，离鲁迅大陆新村寓所仅百米之遥。1934年8月23日凌晨，内山书店两名中国店员因参加社会活动被捕。鲁迅当天下午离开寓所，避居千爱里内山完造家。第二天，鲁迅在这里会见了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图书馆职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井上芳郎和日本友人尾崎秀实。29日，井上芳郎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日本人林哲夫一起来内山家，鲁迅日记：“下午……井上芳郎、林哲夫来谈。”
　　四人合影留念。
　　井上芳郎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问题，于1934年来华访问，由内山完造介绍结识了鲁迅。
　　鲁迅在千爱里3号住了10天，他的房间就在会客室右边朝南的一间。
　　作为鲁迅晚年活动重要场所之一的千爱里，建于20世纪20年代。取名千爱里，是因为日文中的“千爱”两字的含义与汉语相近，有“爱及千家”
　　之意。弄内系砖木结构三层联排花园洋房，每幢屋前都有低矮的围墙，门前有小铁门，墙内有小花园，品种繁多，水杉和芭蕉高大浓密。这些小巧精致的房屋多为日本侨民的寓所。
　　内山完造的寓所是一幢红瓦拉毛灰墙，门口过道呈半圆形的假三层砖木结构楼房，门窗配有穹形的木框，外墙用卵石装饰。门前有个小花圃，中间过道两侧有竹篱。
　　千爱里40号（今山阴路2弄20号），一幢砖木结构的假三层楼房，也曾是鲁迅活动的场所。1933年10月，鲁迅要举办一个木刻展览会，请内山完造租借场地。千爱里40号原是一个日本人的住宅，房主迁走后，一直空闲。
　　内山完造就为鲁迅借用了这套房间。当年10月14日至15日，《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在这里举行，展出了德国、苏联、捷克、阿拉伯、荷兰、匈牙利等国的木刻作品64幅。其中，珂勒惠支的一幅自画像是作者从许多版画的肖像中，自己选给中国的一幅。鲁迅认为从中“隐然可见她的悲悯、愤然和慈和”，后来编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展出作品中还有小说《铁流》插图4幅，是刻者毕斯凯莱夫“赠与小说《铁流》之中国译者”的。展览会的成功举办让鲁迅很兴奋。当他从自己居住的大陆新村窗口看见隔墙千爱里川流不息的人群，时不时会跑过去照料一下。
　　野口米次郎
　　六三园，位于今上海西江湾路240号，是日本名士白石六三郎在上海建造的大型私人花园，是一家以日本料理名闻上海的高级会所。白石六三郎原名武藤，1898年在上海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开了一家名为“六三庵”的日式商店，生意兴隆。1900年他又开设了“六三亭”，以环境幽雅、风味清鲜出名，成为上海着名的日本料理店。1908年，他在江湾路购得土地六千坪，建造了大型园林会所“六三园”，兼有中日建筑和园林风格。园内环境清雅，景色旖旎，有大草坪、葡萄园、运动场等，遍植松、竹、梅等日本人视为吉祥的植物及樱花，其中绿樱尤为珍贵。园中还养有鹿、鹤、猴等动物。六三花园简洁明朗，体现出日本式园林布局匀称、淡雅的特色。其主体建筑是二层日式建筑的会所，飞檐翘角。六三花园向日本居留民免费开放，是日本政要、商界、艺苑的宴庆、娱乐及休闲之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六三园废弃。
　　野口米次郎（1875-1947），日本诗人，庆应大学教授，英美文学研究者。
　　1929年鲁迅翻译过他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1935年，野口赴印度途中路过上海，托日本《朝日新闻》上海分社社长木下和内山完造介绍，认识了鲁迅。
　　10月21日，由朝日新闻社出面，在六三园设宴聚谈。
　　这次会见后，野口在同年11月12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与鲁迅的谈话》（中译文《一个日本诗人的鲁迅会谈记》载1935年11月23日上海《晨报·书报春秋》，流星译；又《和鲁迅的对话》，载1935年11月30日上海《大美晚报》），记录这次谈话，但与事实不符，引起鲁迅不满。鲁迅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说：“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以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
　　野口米次郎对鲁迅的印象不错。他描述道：“鲁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畏首畏尾，这使我很高兴。他那不加梳理的头发，很不整齐。不加修剪的胡须，衬着灰黄的脸，并不怎么吸引人。见面寒暄时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却很好看。带着皱纹的稍小的眼睛，含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鲁迅即使在寂寞的时候，也能笑出来，使人感到很像一株老梅。”
　　鲁迅对野口说抱怨说：“日本人不了解中国。”当野口问鲁迅“政府对你的压迫，还是那么重么？”鲁迅回答道：“在中国，自古以来当权者就集合许多学者，让他们写文章。如果文章中少有反对当权者的话，那么写文章的学者会立刻被杀掉。在中国，其他国家行得通的事情是行不通的；而其他国家不大可能的事情，在这里却是可能的。我不知道现政府为什么这样讨厌我，大概是因为我的正直不合他们的心意吧！我总希望中国稍微好一些，可政府的官员却以为现在这样就不错。我可怜我的同胞，曾努力使他们能聪明一点；政府的官员却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我担心中国的将来，可那些官员们却只顾眼前。”
　　言谈间，鲁迅对中国的现实特别是政治十分失望，他说：“可怜的是那些普通老百姓，可幸而他们对时下的政治是全然无关的。不管是谁来统治，他们精神全部用在这上面，总是像蚂蚁一样，像蜜蜂一样生活着。他们和政治无关这件事，可以说是自从有了国家以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中国有亡掉的时候，中国这个民族，是永远不会亡掉的。
　　鲁迅对野口记述这次谈话的文章产生不满，是因为野口提出“谁来管理中国更好”——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假设。关于这段话，有不同的版本，现简列如下。
　　当时在场的内山完造发表了这样的记录：
　　忽然野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问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来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
　　这真是个岂有此理的问题……鲁迅先生听了微微一笑，毫不介意地说：“这是个感情问题吧！
　　同是把财产弄光，与其让强盗抢走，还是不如让败家子败光。同是让人杀，还是让自己人杀，不要让外国人来砍头！”
　　鲁迅这样锐利的回答，使我和木下都喘了一口气，野口听得面红耳赤，只得闭口无言。
　　有的中译文是这样的：
　　我对鲁迅说：“像英国人在印度那样，如果雇请某个国家来当女管家似地治理中国，那一般老百姓也许会更幸福吧？”他立刻回答说：“横竖都是被榨取的话，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总之，与其让别人拿走财产，还不如给自家的小孩用……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
　　还有一种中译文是：
　　我向鲁迅说：“英国人在印度那样雇一个像管家婆那样的人，来治理国家，说不定一般的老百姓会更幸福。”他回答说：“横竖是受剥削，我宁肯受外国人的剥削，也不愿意受自国人的剥削，反正是自家的财产即使让外人夺去，也比让自家的败家子挥霍掉了好，总之这是一个感情问题呀！”
　　圆谷弘
　　圆谷弘（1888-1949），日本社会学家，于1935年来华访问，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会晤。鲁迅日记：“晴，星期。……晤圆谷弘教授，见赠《集团社会学原理》一本，赠以日译《中国小说史略》一本。”会见时，日本改造社负责人山本实彦在座。《集团社会学原理》是圆谷弘的着作，昭和九年（1934年）东京同文馆出版。鲁迅与圆谷弘的谈话内容，有圆谷弘的记录稿《与鲁迅对话》　，收入《中国社会的测量》一书。
　　据圆谷弘回忆，在会见中，鲁迅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啦，革命的辩证法理论啦，是没有的。包围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便教给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型态的东西。不是想不想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乃是中国唯一的现实生活。”说明中国本来是没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辩证法理论的，但在当时黑暗的北洋军阀政府统治压迫下，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被逼走上革命的道路，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便教给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型态的东西”，这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社会现实使然。鲁迅还说：“开始，他们（指国民党）说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车厢，革命要靠共产党携带国民党才会成功；说鲍罗廷是革命的恩人，要学生们一起向他致以最敬礼。
第31章 上海时期(11)
　　因此，青年们谁都感动了，当了共产党。但现在，却突然因为是共产党的缘故，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杀死！旧军阀从开始就不容共产党，并一直坚守这个主义，而国民党的做法，则完全是骗子手的行径！”鲁迅还谈到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是从实际出发的。扩大苏区，发展党员，都由于他们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并不是出自书本和小册子上的理想。正因为这样，苏区民众的忍耐力是强大的，对国民政府的反抗也是强大的。”国民政府为了讨伐共产党，投入了莫大的军费，但“不管投入多少军费，共产主义运动必将仍然发展壮大，讨伐实质以失败告终”。“国民政府便一切以孔子、孙文来掩饰自己的失败。所谓新生活运动，也是为了巧妙地从不断高涨的中国大众的不满之下脱身而推出的口号。”而“文艺运动之类，经常反映中国青年大众的不满，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政府镇压之残酷是不用说了。”
　　谈到中日关系时，鲁迅说：“中国没有军备。没有力量的均衡就没有真的亲善。”“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与其说日本是敌人，不如说政府更是敌人。日本方面以为蒋介石是抗日的首领，中国人却认为他是日本的朋友，日本方面给了他很多好处。中国人如果当奴隶就安心当奴隶，现在的中国连奴隶也当不了，有的只是一片混乱。”鲁迅愤愤地说：“中国，旧的不保存，新的不建设。站在中国的彼岸所能看到的，只是阿拉伯一样的沙漠！”
　　鲁迅在谈话中还批评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扬的所谓“亚细亚主义”：
　　日本想用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一词，来与中国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军队来维持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日本的奴隶了。
　　我想，日本打出“亚细亚主义”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这并不是日本人民说的话。
　　日本人也与中国人一样，不能自由地说话吧？即使对“亚细亚主义”，日本的人民与中国的人民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想法接近。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路来！
　　大陆新村
　　1933年4月11日，鲁迅全家迁入新租的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这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处住所。按鲁迅当时的收入，他可以在上海购买房屋，但鲁迅并不喜欢上海。因此，在上海期间，他一直租房居住。
　　鲁迅在上海生活近十年，先后住在虬江路景云里、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大陆新村是六排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落成。鲁迅故居是大陆新村132弄的最后第二幢，鲁迅在1933年4月11日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迁入，在这里，鲁迅从事了大量创作、翻译、编辑工作，还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等社会组织，直至1936年10月19日在这里逝世。
　　鲁迅一家是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他们刚到大陆新村时，这里还很荒僻，屋前“有块空地，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鲁迅与外界的书信往来、邮件传递，几乎都托内山书店代转，连交付房租、水电费等也由内山书店代办。
　　大陆新村9号的会客室，沿西墙放着的一张设计特殊的西式书桌，是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时常用的。1934年，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瑞金时，把这张心爱的书桌留存在鲁迅家中。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当局杀害，鲁迅便把这张书桌作为亡友的纪念物保存了下来。会客室后面是一间用嵌有压花玻璃的白色屏门隔开的小餐间，由餐室向北经过通道便是后门。
　　沿着木头楼梯拾级而上，二楼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二楼北间是储藏室，内有衣箱、杂物橱和两箱举办版画展览用的玻璃镜框等物，以及瞿秋白留下的两只衣箱。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梯边，有一个小亭子间。三楼南间是鲁迅儿子海婴和保姆的卧室，卧室的后面，有一间面积不大、仅能见到三楼晒台和天空的小客房。鲁迅曾冒着生命危险，用这间隐蔽的小屋掩护过好几位共产党人。瞿秋白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以及1936年中共中央派到上海工作的冯雪峰都住过这间客房。
　　由于大陆新村所在地为“越界筑路”地区，具有半租界性质，鲁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及“二集”和“末编”。
　　与鲁迅住处仅一弄之隔的大陆新村3弄9号（今山阴路156弄29号）是茅盾住过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这里，并在这里写下了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农村三部曲。
　　鲁迅轻易不把自己的住址透露给别人。人们可能会理解成鲁迅害怕当局迫害，有意隐藏。其实，对于特务机构庞大而高效的政府而言，这样的住所是难以隐藏的。他不透露住址主要是考虑到其他因素。有一回，青年作家唐弢想拜访他，他回信说：“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这也并非不信任人，因为随时会客的例一开，那就时间不能自己支配，连看看书的工夫也不成片段了。
　　而且目前已和先前不同，体力也不容许我谈天。”
　　鲁迅并不喜欢这个住所，主要是因为它周边的环境。大陆新村附近驻扎着日本军队，随时有战争的危险。鲁迅去世前一个时期尤甚，1936年9月23日鲁迅日记中就记下“内山君遣人来通知街上有兵警备”，此后又有居民纷纷搬家的情形。因此，鲁迅急于迁往法租界。鲁迅想搬家还有三个原因：
　　一，他在大陆新村住了三年半，“实在是住厌了”。二，大陆新村位于上海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底，邻居有不少日本人。有一天，鲁迅的儿子海婴跟隔壁一个年纪较大的日本小孩发生冲突，那小孩便手持日本国旗雄赳赳骂上门来，久久不肯罢休。鲁迅最后只好叫铁匠来，把前门的一扇铁栅门用铁皮完全钉起来，外面看不见里面，才总算平息了这场纠纷。三，从1936年5月起，前面的邻居经常排放煤烟，而患有肺病的鲁迅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闻到煤烟味使他难受。三个原因中有两个都跟邻居有关，这跟鲁迅的自述颇相符合。1936年10月12日鲁迅致宋琳信说：“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小纠葛”就是指邻里之间的矛盾。同年10月17日鲁迅致曹靖华信中又说：“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稍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而只好停止了。”“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当指大陆新村有空气污染。
　　鲁迅在给曹白的信中，谈到搬家的打算：“种种骚扰，我是过惯了的，一二八时，还陷在火线里。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为这里实在是住厌了。
　　但条件很难，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而且我又没有力气，动弹不得，所以也许到底不过是想想而已。”
　　逝世前一天晚上，鲁迅非常急迫地要求周建人替他找房子，说“电灯没有也不要紧，我可以点洋灯。搬进去后再办接火等手续”。并且写了“周裕斋印”四个字，要周建人代他去刻一方印，以备租房订约之用。
　　改造
　　1936年2月11日，鲁迅应内山完造之邀，在上海新月亭会见日本改造社负责人山本实彦（1885-1952）。当时上海的左翼文化活动异常活跃，吸引了国外文化界的关注。山本实彦来华访问，目的之一就是接触中国的左翼文化。山本是一个大亚洲主义者，对鲁迅十分敬重。胡风《鲁迅先生》中记载，山本到中国来要拜访两个人——鲁迅，蒋介石。到上海会见鲁迅的目的达到了，但在南京会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他持鲁迅写的介绍信（1936年2月15日），见到了蔡元培。内山完造也是山本的朋友，充当了山本与鲁迅见面的搭桥人。
　　山本实彦事后写道：
　　冬天一个微寒的日子。三个人悬肘曲肱轻松地吃着烧鹌鹑。那天，他脸色很苍白，但情绪却分外愉快，好像从平日的忧郁之中解放了出来。他威严的眼睛眯起来，这是愉快时刻不留痕迹的一种表情。……他在那段日子里似乎已经想到自己在人世的日子不多了。
　　死亡的预感好像已经不知不觉间偷偷挨近了他的身边。在那瞬息间的笑脸上笼罩着一丝阴云，然而他几次一饮倾杯，说肉的味道很好，不时把筷子伸到锅里。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筷子，没有一点倦怠的样子。
　　山本会晤鲁迅时向鲁迅约稿。鲁迅写了《我要骗人》，先在《改造》上发表，后来自己译为中文，发表在《文学丛报》上。山本的第二个要求，是请鲁迅介绍中国新作家的作品在他的杂志上发表，鲁迅对此很热心。但因为工作繁忙，精力又不济，他想找一个谙熟日语的人来帮助实施这一计划。正好一个合适的人选进入了他的视线，他就是鹿地亘。
　　鹿地亘原为日本普罗作家同盟的书记长，1934年被捕，一年多后获释但仍受到严密监视。鹿地亘在日本走投无路，就萌发了到中国谋生的念头。
　　他乔装改名，混在一个来中国演出的戏班子里，躲过检查，来到中国。一开始，他靠在戏班子里演小滑稽的角色为生。戏班子回日本后，他孤身留在上海。不久，与在上海当舞女的池田幸子相识并同居，住在虹口公园斜对面的燕山别墅。当时池田幸子有些收入，能维持两人的生活。但鹿地亘不甘寂寞，找到了内山书店，并在内山的介绍下认识了鲁迅。鲁迅遂将鹿地亘介绍给了胡风，并将为《改造》杂志挑选作品的任务也交胡风办理。
　　胡风当时深得鲁迅信赖，他刚辞去左联行政书记不久，一直在鲁迅身边协助工作。他工作效率很高，很快选编了多篇左联成员的小说，如彭柏山的《崖边》、周文的《父子之间》、欧阳山的《明镜》、艾芜的《山峡中》和沙汀的《老人》等。胡风的选择得到鲁迅的认可。
　　鹿地亘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但却不懂中文。两人的合作，就偏劳了胡风。
　　胡风先将小说内容口译给鹿地亘，再由鹿地亘笔译成日文。《改造》杂志此后陆续发表了这批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
　　经过这次合作，山本社长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通过内山向鲁迅传达了希望在日本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的信息。鲁迅答应了山本的要求，选编的任务也交给了胡风，日文翻译的工作仍然延请鹿地亘。胡风向鹿地亘转达了鲁迅的委托，鹿地亘闻之非常兴奋，他为能得到鲁迅先生的如此信赖和厚爱而感到荣幸，也为自己能直接翻译鲁迅的作品而自豪。但将鲁迅杂文介绍到国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原因是，鲁迅独特的语言风格及每篇杂文的特殊背景，不易被外国读者理解。这样，胡风的担子就更重了。对鲁迅杂文的理解，差不多全靠胡风传递给鹿地亘。胡风夫人梅志在《胡风传》中这样写道：“这工作更吃力了，但为了扩大鲁迅在日本的影响，是应该做的，就应允了下来。一次去鲁迅先生家，临别时，先生拿出一包东西送给他，笑着说，恐怕只有你这大脚合适。还告诉他，这是秋白送的，自己没法穿。果然这四十多码的拖鞋，胡风穿上正合适。原来它是从日本株式会社（虹口日本百货店）买的，外表看去很漂亮，像皮拖鞋，实际是人造革的，那厚底是纸的，虽漂亮但太贵，还不经穿。现在先生送给他，只好谢领了。回到家里，屠（梅志）看后说，先生大概是因为你帮鹿地亘校译他的着作太辛苦了，让你穿双舒服的拖鞋吧。胡风说，也可能有这意思吧。”梅志披露的这一细节，至少说明了当时胡风帮助鹿地亘翻译鲁迅杂文是很辛苦的。当时胡风每隔一两天就要到鹿地亘家，帮他翻译，每次都是半天时间。由于翻译鲁迅杂文的缘故，鹿地亘与鲁迅接触更多了，而且彼此也更加熟悉了。有一次，鹿地亘携夫人池田幸子一道拜访鲁迅，鲁迅特地邀请他们到上海大戏院看了场苏联电影《冰天雾地》。那是鲁迅大病后看的第一场电影，因而情绪极高。
　　一天，胡风在鹿地亘家帮助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碰到一处疑问，胡风实在无法解决，便说了声：“我出去一下。”就直奔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
　　见到胡风为翻译选集的问题专门从鹿地亘家跑来，鲁迅有些感动，便说：“那么我们一道去看看吧。”他取了一本《中国呼声》，两本刚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新艺术丛刊》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改版重印本，还有池田幸子要的《中流》一卷三期，穿上长衫，戴上帽子，和胡风一道前往鹿地亘家。
　　鲁迅的突然到来令鹿地亘夫妇很是惊喜，他们将鲁迅迎进屋内，泡上好茶。因鲁迅与胡风都懂日语，他们四人便用日语谈话。鲁迅解答了他们翻译《鲁迅杂感选集》所遇到的疑问后，为了不耽误他们工作，独自返回寓所。
　　尽管大家都要相送，鲁迅执意阻止了。
　　不幸的是，翻译工作尚未结束，鲁迅就离开了人世。消息传到日本，山本召开改造社理事会议，提出调整原拟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的计划，而改为出版《大鲁迅全集》。《大鲁迅全集》这个书名是山本刻意拟定的。他认为不这样不足以显示出鲁迅在国际文坛的地位，不足以纪念这位大文豪。
　　早在1932年11月，由日本作家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即在东京出版。但仅收入了《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的作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集”。此书出版后，鲁迅曾经过目，认为其中误译太多，很不满意。
　　山本定书名为《大鲁迅全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要区别于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
　　当时日本一流的鲁迅研究专家增田涉、井上红梅、松枝茂夫、鹿地亘、山上正义、佐藤春夫、日高清磨嵯、小田岳夫等都被聘请参与《大鲁迅全集》
　　的翻译工作。山本还聘请茅盾、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等为顾问。《大鲁迅全集》在原鹿地亘翻译作品的基础上作了很大扩容，分为七卷，基本收录了当时已经出版的鲁迅作品。全书32开精装，黑色封面，封面上部有凸版鲁迅头像，书脊烫银字。
　　山本出于对鲁迅的敬仰，对《全集》的出版，非常热心和慎重，亲自到上海搜集用于插画的照片和随同全集附送的材料。在上海期间，他还由内山完造、鹿地亘陪同，到鲁迅墓前致了敬礼。
　　《大鲁迅全集》于1937年2月开始在日本陆续出版，8月全部刊印结束。
　　《大鲁迅全集》比中国的《鲁迅全集》早面世了近一年。
　　1936年11月13日，郁达夫以替福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和应日本社团及学校聘去东京讲演为名，经上海赴日本，执行叫郭沫若回国的使命。山本实彦社长主持郁达夫欢迎会，并请郁达夫为《大鲁迅全集》撰写广告词《鲁迅的伟大》：
　　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化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第32章 上海时期(12)
　　当我们见到局部的时候，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掌握了古今和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病中
　　进入1936年春天，鲁迅的身体逐渐衰弱，疾病纠缠不去；而文坛上的波谲云诡，左翼内部的明争暗斗，让他心绪败坏；手头的工作越积越多，而他又急于完成。这几方面的因素交相侵逼，加速了他的死亡。
　　鲁迅去世前的几年，心情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左翼内部的斗争。
　　1934年6月21日他写信给郑振铎，谈到某些自己不做事，反而责骂别人不做事、不革命的人时说：“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略有报复之意云尔。”
　　1934年12月6日，他致萧军、萧红信，谈到左翼内部一些人对自己的攻击时说：“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
　　对于左联的极度失望，使他甚至劝说与自己亲近的青年人不要加入这个组织。1935年9月12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谈到萧军是否应该参加左联时说：
　　“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晚年的鲁迅，身边缺少知心朋友。他抄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对联相赠的瞿秋白早几年被当局杀害，学生和朋友冯雪峰到了苏区，离他很远。
　　1936年4月26日，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从延安到达上海。他急于见到鲁迅，竟没有与党组织联系，而径直到了鲁迅家：
　　那时已经黄昏，他在楼下已经从那个老女工那里知道我在楼上了；我听见他上来，心里快乐得很激动，同时以为他也一定很高兴，并且会先问我如何到上海之类的事情的。但他走进房来，悄然地握了握我兴奋地伸过去的手，丝毫也不以我的到来为意外，却先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虽然他也高兴的，微笑着看住我，但他的声音里含有忧郁的情绪。当天晚饭前和吃晚饭时候，是我说的话更多。因为我总是很兴奋，想把关于红区的、关于我党的、关于长征的、关于当时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新政策的许多事情，一下子都告诉他。他是愿意听我的，看不出有疲倦或厌烦的表示，总是微笑地看住我，让我讲下去。晚饭后，他的精神，在我看来是愉快的；但他躺在那放在书桌旁的藤躺椅上面抽着烟，当我停止了说话只是坐着微笑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却用嘲讽的口吻平平静静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我可真的要落伍了。……”我当时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心境，所以不明白他这感慨是怎么来的。而且我当时大概也毫不以为意，没有说什么；看情形他也不是要我回答什么的。就这样大家都不说话，静默了分把钟，他又平平静静地半“牢骚”半认真地说下去：“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中间还有一些话，已经记不得了，但记得还说了下面这样的话：“……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这段叙述中，鲁迅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原来比这要重得多。原话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为什么要弱化地写，冯雪峰做了如下说明：“鲁迅这第一句话，我在一九五一——五二年间写《回忆鲁迅》时，没有照原话写，改写为这样一句话了：‘这两年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他说的这第一句话，完全出乎我当时的意料之外；我永远都会记得这句话和他说话时的神情。”“这‘他们’是指周扬等人，我却当时就懂得，因为我一九三三年离开上海时，周扬等人同鲁迅已经对立，我是知道的。”
　　鲁迅想休息，但这些人纠缠不去，让他进退两难。1936年5月4日，他在给王冶秋的信中说：“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同月14日又写信谈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道：“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这机会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大约的确做人太坏了。近来时常想歇歇。”
　　5月份，鲁迅再次发病。他有病，一般到日本人开的医院诊治。15日午后，须藤五百三的诊断结果，“云是胃病”。这诊断可能有误。日记中从18日到6月1日都有发热的记载，针药不断。至6月23日还没有查出发热的原因，甚至还曾用了一针强心剂。到了月底，朋友们为他请来美国肺痨科专家托马斯·邓恩（thomas　dunn）医生，诊断为晚期肺结核。邓恩医生认为鲁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中国人。并说，如果是欧洲人，则早在五年前就已死掉了。
　　7月初，拍摄x光胸部照片，证明邓医生的诊断“极准确”。但邓恩医生检查后，鲁迅的病仍由须藤五百三医生负责治疗，因为鲁迅已经习惯与日本医生打交道。
　　病久拖不愈，鲁迅很焦急，亲人们也十分挂念。1936年7月6日鲁迅写信给母亲，陈述病情：“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到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现肋膜变厚，至于不通电光，但当时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现今年老，体力已衰，故旧病一发，遂竟缠绵至此。近日病状，几乎退尽，胃口早已复元，脸色亦早恢复，惟每日仍发微热，但不高，则凡生肺病的人，无不如此，医生每日来注射，据云数日后即可不发，而且再过两星期，也可以停止吃药了。”
　　鲁迅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有信心的，这时给亲友的信中，对痊愈仍然较为乐观。
　　例如同一天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自己所患“是可怕的肺结核”，不过“肺结核对于青年是险症，但对于老人却是并不致命的”。他还在打算易地疗养：
　　“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
　　但在外人眼里，其实已经很明显，鲁迅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鲁迅病情。他回忆当时的情景道：
　　我最后和鲁迅相会，是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引者）七月。
　　从昭和六年分别以来，隔了五年重见时，他已经是躺在病床上的人，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烈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的样子了。我认为这是由于疾病的侵犯和环境的困难增加所致。我忘记了是七月的哪一天，被请去吃午饭，他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便说：“我已经疲乏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说完，他一面靠着扶梯，一面由广平夫人扶着，脚步沉重地向上走去。我看着他的后影，一面喝着玫瑰酒（用玫瑰花浸的烧酒，因为它是难得的，我一直独自还在喝着），感伤地目送着他。同时心里想：“先生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他的诚实、温和的心情，还是同过去一样。两三天之后，我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国，去向他辞行，他已经准备好许多土产礼物；本来由广平夫人给包装了的，他说夫人的包法不好，自己抢过去给重新包了。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谢、温暖的心情，默默地从侧面看着他那并不特别灵巧的双手的动作。”
　　如此严重的病情，没有阻挡鲁迅工作的志愿。1935年6月27日他写信给萧军说：“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医生要我不看书写字，并停止抽烟；有几个朋友劝我到乡下去，但为了种种缘故，一时也做不到。”但是“我的决心是如果有力，自己来做一点，虽然一点，究竟是一点”，“我以为总比说空话而一点不做好”。他对来看望他的“小朋友”姚克说：“几乎不见了！……肺已烂掉了许多！……照医生说，如果在欧洲，早就在五六年前死掉，好像我们的抵抗力特别强，或者是我贱点的缘故。医生主张我易地调养，我也已经计划得很久，想走到什么地方去避暑，莫干山，或者索性去日本。为着吸些好点的空气，实在应该掉个地方了。……应该调养，我是早知道的；我的病，实在已经不止一年两年。不过调养，难道空口说说就可以做到！……”“还有人责备我，说我以前太不当心，为什么不早医治。不知道我的父亲并没有几万几万的财产遗留下来的，专管病是先要饿死的。有病要医，难道我还不晓得！”
　　他对日本医师须藤五百三是这么交代的：“我请你医病，是有条件的。
　　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医好，我宁愿动动化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
　　到国外养病，苏联是一个选择。苏联作家大会邀请他访苏，他当即表示不能去。怎么去？怎么回？都是问题。即便国民党不阻拦，他回来后，国民党一定不准他活动。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在左翼内部，一定要捆得他手脚不能动弹，吃了面包回来，还能不听话吗？另外也有一层意思，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坚决要他去，因为他不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使统一战线不能组织得好。
　　鲁迅如果离开，就没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见了。
　　他对力劝他到苏联疗养的朋友们说：
　　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另外国民党想搞我，处境有危险，到苏联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五十多岁了，人总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敌人是搞不掉我的。
　　这场斗争看来我胜利了，他们失败了。他们对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我抓去杀掉，但我看还不会，因为我老了，杀掉我，对我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却损失不小，要负很大责任。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总会使敌人高兴。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
　　另外一处可去的地方是日本，他青年时期在那里留学，也早想故地重游。
　　而且这是自费，没有债务问题。但他还是设想了不少困难：记者包围，要他谈感想；访问他的人很多，报刊约稿很多，穷于应付；日本警察监视，不得自由。还有，出国要带家属，家属不懂日语，他反而要照顾家属，如何养病呢？
　　他也预感到来日无多，很可能随时离开人世，因此做了些准备。1935年12月31日，他对自己的文学业绩做一个总结：“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
　　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可见，愈是年老体弱多病，鲁迅愈努力工作。
　　1936年8月，鲁迅的病情有一个转折，似乎见好。8月1日，他和许广平携海婴邀内山完造前往慰问患病的须藤五百三。须藤医生又为鲁迅做了检查，诊断是“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前一判断不准确，12日后鲁迅即因肺支气管破裂而吐血，体重下降到38.7公斤，是逝世前有记录的最低点。但从8月19日到月底，体温并无异常现象。9月2日，虽因过劳，稍有寒热，但食欲大振，达平生最高量，精神良好，活气增加，常去看电影，并作轻松的散步。9月23日，仅觉发热。10月1日，体重增至39.8公斤。
　　1936年3月23日，史沫特莱和英文《中国呼声》编辑格兰尼奇为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请鲁迅邀萧军、萧红等来谈义勇军情况，茅盾担任翻译。《鲁迅日记》：“午后明甫（茅盾）来，萧军、悄吟（萧红）来；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史沫特莱为鲁迅拍摄了两张照片。10月2日，宋庆龄派《中国呼声》杂志编辑曼尼·格兰尼奇到鲁迅家，为鲁迅拍摄了几张照片。路易·艾黎回忆说：
　　1936年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木刻展览，我进去参观展品，发现鲁迅正在那里忙着给围住他的年青人签名。那是我在他生前最后一次见他。大约在同一时期，曼尼·格兰尼奇因事被宋庆龄派往鲁迅家去，拍了一张鲁迅站在门口的照片，在宋的思想上照顾好鲁迅是居于首位的事。那张照片照得很好。曼尼是《中国呼声》
　　杂志的编辑，他送了一张给我，这张照片我在其后十年左右的时间一直收在我的小皮包内，直到最后丢失。当时以“大风”为笔名的一位年青女画家郁风，根据那张照片，画了一幅很好的鲁迅头像素描，《中国呼声》当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它。
　　马克斯·格兰尼奇和格雷斯·格兰尼奇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被派遣到上海，编辑出版英文《中国呼声》，支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该杂志每月出版两期，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和声援学生的救亡运动的文章。鲁迅的文章也曾在此杂志上发表。
　　格兰尼奇夫妇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另一刊物《今日中国》，支持中国的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夏令营，录取被德国法西斯屠杀的犹太人家庭子女。
第33章 上海时期(13)
　　鲁迅最后几个月写的几篇文章，仍然热切地关心着中国的命运，特别是改造国民性问题。他卧病期间对日本朋友说：“我病中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中国四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的病。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可是，日本却有治这种病的灵药哪，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所以，即使排斥了整个日本，也要买来那种药。这次我病好以后，就打算这样说。”
　　他没有来得及写这篇文章，但他写了一篇《立此存照（三）》，催促国人自省、奋进：
　　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绝唱
　　1936年10月8日，鲁迅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参观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鲁迅日记：“午后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参观过程中，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们座谈，沙飞为他们摄影。这时，距离鲁迅逝世仅11天。
　　沙飞当时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爱好摄影。关于木刻流动展览会上他的见闻，有他写的《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上海通讯》：
　　一清早我就去挂横额，因为没有梯，所以要由二楼的窗口爬出来拉索，街上早围了一大堆人。这时一个年青的姑娘来问我木展何时开幕，我详细告诉她后，她说回头带朋友们来看，带着快乐的笑容，走时还说一声“谢谢你！”。我那时空虚的心已经充实了。可是开幕不久，来了两个包探，诸般留难。第二天，又来了两个浪人，在会场中座谈了好一会，鬼鬼祟祟的使全场空气异常紧张。我们都有点张皇，但是我们断不致为此畏缩的。可是在反方面，我们得到好些日本人的同情。
　　一位叫鹿地亘的作家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来了，她说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她曾翻译过《光明》创刊号上的夏衍的《包身工》给日本的出色杂志，他们俩都迷恋着新兴的中国木刻画，认为是最足代表中国现社会的艺术，最后要我们替他们合拍一照片。不久又来二个西人，一个西妇。两人因不懂中国字，很快就跑了。这使我们很后悔不把画题翻成西文，但那位西妇万分小心地逐张地看，并且在目录上写下了符号，原来她是懂得中文会说中国话的一位《中国呼声》的女记者，并要我们和她通讯，这使我快乐极了。《作家》编者孟十还和《良友》
　　的赵家璧以及其他许多闻人都来选画，真是热闹。
　　第三天，最后的一天——10月8日，12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与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根据沙飞的后人调查，沙飞把自己拍摄的胶卷冲洗放大后，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共8张，其中单人那张有一放大照片、一原照小照片。他把满意的三张照片放大，并在背后写了字：“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幅相片的背后有如下文字：“10月8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
　　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54号沙飞收。”沙飞给在场的木刻家白危、曹白、林夫和奥地利籍女记者魏璐诗等都赠送了照片，白危、黄新波及其后人和魏璐诗珍藏了这些照片。
　　《作家》、《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时代画报》、《光明》、《文季月刊》、《广州民国日报》、《海岸线》及香港《大众日报》
　　等报刊，先后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及《鲁迅遗容》等照片。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沙飞先后在广州、桂林举办个人摄影展览，分别展出鲁迅照片20来幅。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解放军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要害他。1949年12月15日沙飞枪击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致死。1950年3月4日他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年仅38岁。
　　沙飞十分珍视鲁迅照片底片，用防潮纸将每张底片单独包好，放在一个小铁盒里，十几年中一直把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监禁期间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人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忘了这回事，没有收回。因此底片可能在他身上放着埋葬了。
　　北京、上海、绍兴等地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编辑的有关鲁迅的展览、画册、书籍中，以及鲁迅诞辰、逝世周年纪念日时，出版社及众多媒体使用了沙飞拍摄的这些鲁迅照片。
　　鲁迅参观展览时，精神状态很好。有一张照片上，鲁迅在大笑，这是鲁迅照片中很难见到的。木刻家白危，在鲁迅参观了这次木刻展览后不久，写了一篇记述当时情形的文字。其中有这样的情节：鲁迅在与青年们谈到翻印木刻画册时，非常兴奋，说话时两颊的筋肉都动了起来，笑得两眼成一条缝，下巴也颤抖起来。鲁迅当时在说：我总是吃亏，几乎每印一次画集，我都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通通送光了。说起自己搜藏的苏联木刻无法公开展览时，他介绍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苏联和法国的作品拉在一起，就是为了让检察官看了莫名其妙。
　　说到这里，鲁迅大笑起来，“笑声淹没了一切。”
　　鲁迅是中国现代木刻之父。从1929年的《近代木刻选集》，直到逝世前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一生编印的木刻版画出版物有十多种，给中国木刻史和中国美术史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木刻艺术的发展。
　　鲁迅1936年3月23日在致唐英伟的信中谈到当时的木刻创作，说：“中国的木刻，我看正临危机。这名目是普及了，却不明白详细，也没有范本和参考书，只好以意为之，所以很难进步。此后除多多绍介别国木刻外，真必须有一种全国木刻的杂志才好；但自全国木刻展览后，似乎作者都已松懈，有的是专印自己的专集，并不选择。”3月26日他致信曹白，对中国木刻运动的发展表示关切，说：“中国的木刻展览会开过了，但此后即寂然无闻，好象为开会而木刻似的。其实是应该由此产生一个团体，每月或每季征集作品，精选之后，出一期刊，这才可以使大家互相观摩，得到进步。”4月1日他又写信给曹白，对木刻创作谈了意见：“现在中国的木刻家，最不擅长的是木刻人物，其病根就在缺少基础工夫。因为木刻究竟是绘画，所以先要学好素描；此外，远近法的紧要不必说了，还有要紧的是明暗法，木刻只有白黑二色，光线一错，就一榻胡涂。”鉴于中国新兴木刻尚在幼稚阶段，鲁迅对青年木刻工作者总是鼓励为主，因此，鲁迅此次抱病参观了中华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
　　内山嘉吉后来看到沙飞拍摄的这些照片，想起了他1931年见到鲁迅时的情景：
　　鲁迅先生在这里的笑容，正是昔日我在内山书店熟悉了的文静而和蔼的笑容。鲁迅先生带着笑容的照片并不多见，除了这张之外恐怕很难找到其他的了。
　　鲁迅先生在陈烟桥、郑野夫（应为黄新波——引者）、白危（吴渤）和曹白几位的视线的焦点上，面部略略朝上，在微笑中谈论着。
　　靠在椅子上的右手轻轻地提起那枝不离手的竹烟斗，烟斗上点着他常吸的廉价烟草。这位与敌人不断展开无情斗争的鲁迅先生，对待可信赖的人们时却始终如同一个慈爱的母亲。照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鲁迅先生怀着喜见孩子们日益成长的心情，批评着他们的作品，勉励着他们。总会有当天在场的人把那时鲁迅先生所说的话记下来的吧？希望我也能有机会一读。
　　的确，有很多人记述当天的情景。白危写道：
　　十月八日是“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的最后一天。约莫下午一点钟，在热闹的会场中挤来了一位身材瘦弱，不大惹人注目的老头子——那便是鲁迅先生。他穿着惯常穿着的长衫，料子虽然是哔叽，但已经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许因为少洗的缘故罢，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些污迹。一顶咖啡色呢帽，至少也用过十年以上，却还戴在头上，而且戴得那么低，仿佛怕遇见了贵人。
　　但这不能回避熟人的视线，当他踏进会场时，就默默地给一群青年包围住了。
　　“……”这是一片杂乱的笑声和问候，大约是问他近来还好不。
　　“不好，不好，”鲁迅先生摇摇头，话说得很干脆，“今年九个月中，足足大病了六个月。”
　　“近来好了么？”l（l即林夫，下同——作者注）问。
　　“稍为好一点，不过也还时常发热，不能随便做事。”
　　“现在也还继续服药吗？”c（c即陈烟桥，下同——作者注）问。
　　“服的……害肺病真没办法，要是我年轻倒还有法子想……”
　　说到这里，一阵干咳把他的话音卷了进去。
　　“先生可打过空气针？”w（w即作者，下同——作者注）问。
　　“那没有，那没有。打的都是药针，一共打了六七针，现在好一些。”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脸色显得有点可怕。
　　“先生应该休养了。”大家异口同声的说。
　　“呵，我是不能休养的！”他把帽子除下，好像这话根本和他没有关系。“我怎么能够休养呢？像我这种人是无法休养的。”
第34章 上海时期(14)
　　他伸手到衣袋里掏了一阵，很久才掏出一个恰如盛瓜子的小纸袋，这引起了人们好奇的视线，都集中在他那痉挛着的两手，仿佛要看看从那里能变出什么戏法来。我却以为他带来的是药片，所以问他要不要开水。但终于也不过看他从那纸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到后来竟连香烟灰也弹在里面。
　　另一位当时在场的青年木刻家记述道：
　　十月八日，也就是展览会展出的最后一天，我、林夫、烟桥、白危（吴渤）、曹白（后到。他因在新亚中学任教，不能常来），正在会场里。林夫和我，不时要接待一些外国记者，还得随时准备应付巡捕房的来人和便衣特务。下午三点钟左右，忽然看到一位身材瘦削的老人，从电梯里轻捷地走出来。他头戴一顶深灰黑色的旧呢帽，冒沿习惯性地压得很低，差点儿盖住了眼睛；唇上留着像个篆书“一”字般的黑胡子，十分显眼；身上穿的是一件黑色料子长衫，只有四五成新；脚上穿的是珠帆布造的陈嘉庚式胶底布鞋。来人正是鲁迅先生。我们见了都一拥前去，七嘴八舌地向他问好。我们见他远道而来，身子又很瘦弱，头上微微沁汗，都劝他稍事休息，可他坚持说：
　　“不，不，我先看看，我先看看。”于是他便在我们簇拥之下，沿展场走去。
　　鲁迅先生的情绪很好，兴致很高。他的头发稍长，脸容是比过去消瘦了一些，但精神很好，没有显露出病容，特别是那眼睛，很有神采。他和我们边走边谈，讲话很是幽默风趣，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声音异常响亮。
　　我们的展览会，布置是很简陋的，将达三百幅展品，因限于经济条件没有经过理想的艺术处理，只是从木板上拓印下来，略加装裱，用几根绳子挂起来便是了，看起来是颇为费劲的。幸而是在九楼，展场原是一个小礼堂，光线还比较明亮。
　　鲁迅先生带领着我们一群年轻人，沿着墙壁缓缓而行，边看边品评。他看到有些木刻反映的是战争题材，但刻得不好，便说：“这大炮画得不像。”他边指着画，边回过头来对大家说：
　　“刻木刻最要紧的是素描基础，万不可忘记它是艺术。若环境不允许作细微素描时，就要多速写。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讲求技术。作者必须每天练习素描才会有进步，而且观察要准确，构图要紧凑。”
　　有些木刻刻的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形象，但却刻得头小而手大，348鲁迅像传过分夸张，他看后指出：“这些人物刻得不好，不要把劳动人民刻成是无头脑、无智识的。刻劳动者头小而臂粗，看后有‘畸形’之感。劳动者是有头脑的，手是有力量的。”
　　“画工农劳苦大众，要画得好看些，不要把他们的形象画得那么凶恶、野蛮。农民是纯厚的，不必把他们涂得满脸血污，矫揉造作。”
　　在墙壁跟前，他缓缓停下来了，并且认真地盯住墙上的木刻。
　　当看到李桦的八十八幅连续画，感慨地说：“真是洋洋大观！”他环顾四周，看着越来越多地拥到他面前的人群，继续说：
　　“我认为连续画无须乎这么多的，有二三十幅就够了，只要集中表现几件事，能突出主题便好。多产未必都是杰作，短小精悍往往比鸿篇巨制更有力。”
　　……
　　鲁迅先生在跟我们促膝谈心，他无拘束第侃侃而谈，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像磁石般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我们几个青年，有时也在当中插话并互相交换意见。每在这个时候，鲁迅先生总是手捏烟卷，凝神静听着。因为他今天情绪很兴奋，看画、谈话的时间很长，我们很担心他的健康，多次问及并请他歇一歇。可他总是操着绍兴口音的普通话，快活而慈祥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倘若我身体不好，今天就来不了。”
　　这一天，他的精神一直很亢奋，长时间谈话并无倦容，从下午三时多直到五时多，没有停止过。当他听说我们有准备开全国第三回木刻展览会的打算后，非常高兴地表示赞同。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一抹残阳，从窗棂外懒洋洋地投进来，会场里给罩上一层橙红色。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鲁迅先生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珍贵的下午。他准备回去了，他也应该回去了，因为战斗的岗位在召唤着他。
　　他缓缓地站起来，他要走了……
　　照片中出现的一位外国记者，名叫魏璐诗（ruth　weiss），1908年12月11日出生于奥地利，1932年在维也纳大学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她1933年来到上海，在宋庆龄等影响下，决定长期留在中国，并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魏璐诗曾为史沫特莱提供学生运动的报道，同马海德、路易·艾黎等进步人士定期学习研讨马列，与在北京的斯诺一起为国际联盟及《中国呼声》杂志传递革命运动讯息并撰写文章，配合路易·艾黎、耿丽淑等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后为工合国际）及其他组织工作。1935年11月22日，鲁迅日记中记载：“下午姚克来。梵斯女士来。”这个“梵斯女士”可能就是她。她自己也说过，是姚克介绍她认识了鲁迅。
　　1936年“七七”事变后，魏璐诗于9月到达成都，在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任英语教授。在此期间，她担任成都《新闻快报》主任编辑，同时与斯诺和史沫特莱合作，共同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
　　1943年她到重庆，在教会总会、加拿大驻华使馆、重庆联合国新闻宣传处任职。在此期间，多次会晤周恩来、邓颖超、胡绩伟、王炳南等，协助文字翻译，并在家中掩护了多位遇险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时，她协助宋庆龄重建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与陶行知探讨办学并参与制作有关育才小学的记录影片，通过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发往世界各地，还配合宋庆龄、路易·艾黎为工合国际做外宣工作。
　　抗战胜利后，魏璐诗到上海，在宋庆龄主办的中国福利会工作。1946年到美国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任职。1951年魏璐诗应邀回到中国，在北京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任英语专家。1955年入中国籍。1965年任《人民画报》社德语专家。2006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她写过一本有关鲁迅的书，单从书名看，就是对鲁迅极高的评价了：《千秋万代一文豪》（lu　xun：a　chinese　writer　for　all　times）——这是英国人评价莎士比亚的用语。
　　遗嘱
　　鲁迅1936年9月5日写完《死》一文，发表在9月20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文中谈到自己在病中曾有过“死”的预想，感到有许多需要着手的事情，叮嘱自己“要赶快做”。文中还披露了他草拟的七条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最后一条显示他性格的决绝。文章最后还说：“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0月18日夜，鲁迅病势急变，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十分痛苦。
　　许广平记述鲁迅最后一天的情形时说：“到十二时，我急急整理卧具。
　　催促他，警告他，时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恶梦。’……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带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后来换到躺椅上坐。八点多钟日报（十八日）到了。他问我：‘报上有什么事体？’我说：‘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我知道他要晓得更多些，我又说，‘你的翻译《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他说：‘报纸给我，眼镜拿来。’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还是在那里喘息。医生又给他注射，但病状并不减轻，后来躺到床上了。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
　　六点半钟我送牛奶给他，他说：‘不要吃。’过了些时，他又问：‘是不是牛奶来了？’我说：‘来了。’他说：‘给我吃一些。’饮了小半杯就不要了。
　　其实是吃不下去，不过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才勉强吃的。到此刻为止，我推测他还是希望好起来。他并不希望轻易放下他的奋斗力的。”
　　鲁迅花了很大力气，用日文写的给内山完造的便条，成了他的绝笔：“老板几下：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
　　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　　l拜　　十月十八日。”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最后说了一句“我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就在夫人许广平和弟弟周建人等人的守护之下，与世长辞。
　　社会名流和亲朋好友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说：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沙飞为鲁迅拍摄了遗容。此外，拍照者和画像者还有好几位，如司徒乔、力群等。他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用照相机、摄影机和画笔为世人留下鲁迅最后的形象。
第35章 后记
　　鲁迅一生留下的照片，单身和合影加起来，现在所能见到的是114帧。
　　本书按时间顺序和鲁迅一生游历所至地域，大致分五个部分来讲述这些照片的故事。或一帧一篇，或相关几帧放在一起讲述。这么写，颇有点传记的模样——虽然并不完整。鲁迅并非每个时期、每个重大事件都留有照片，所以围绕照片的叙述文字就可能给读者片段、琐碎的印象。最大的缺憾，当然是鲁迅青少年时代的照片迄今一幅未能发现，对这个时期的叙述因此无从措手。
　　系统解读鲁迅照片，也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对鲁迅这些照片的拍摄缘起、时间、地点、其中人物的经历及其与鲁迅的关系等做简要的说明，告诉读者以前不大被注意的信息，看来确实必要，或能引起读者的兴味。因为细读使照片的背景更为清晰，让过去一些不太被人们注意的事件、人物凸显出来，鲁迅的人际关系因而更立体和多彩。例如，与中国世界语运动有关的苏联作家爱罗先珂到中国后与鲁迅等文化界人士交往，留下一些照片，就让我们对鲁迅与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又如，鲁迅晚年颇多与日本人交往，过去的传记中可能一笔带过，或者简略介绍，现在为了解说照片，就不免较多着墨。为什么见面，在哪里见面，拍摄了几张照片，摄影者是谁，有什么馈赠，报纸上有何报道，文坛上对此有何反应，等等，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而意外发现报刊上鲁迅的照片，自然更令人欣喜。几十年来，虽然鲁迅研究着作汗牛充栋，但其中鲁迅照片方面的讹误还有不少。任意剪辑、修补，使鲁迅形象失真；此外，年代错误，人物张冠李戴等现象至今仍不时发生。这次解读，纠正了以前一些对鲁迅照片的误读，也是一个收获。
　　总之，鲁迅的照片富有历史价值，记录了他个人的风貌，透露出他的个性，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人际交往。而鲁迅身后人们对这些照片的运用，也反映了鲁迅的影响，时代及人们意识的变化。
　　本书的写作难度其实很不小。因年代久远，有些照片无法确定拍摄日期，只能粗略地说春，或秋，或某年，甚或某几年间。有不少照片中人物无法说明其身份，只好暂付阙如，期待见闻更广的专家学者。
　　我几年前开始搜集鲁迅照片相关资料，2009年撰写了一篇《“开麦拉”
　　之前的鲁迅——鲁迅照片面面观》，通过对鲁迅现存所有照片的概括性描述，介绍了鲁迅对照相的一般看法，他本人照相的特点，他对自己及他人照片的观感，同时代人及后代人对其照片的评论和使用情况等等。文章在《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2期发表后，二三友人鼓励我对鲁迅照片做更详细的解说。
　　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为了弥补没有鲁迅赴日留学之前照片及解说的缺憾，我把几年前写的一个鲁迅小传放在卷首，作为代序，俾使读者对鲁迅一生有个概括的了解。
　　搜集、翻拍这些照片，得到很多友人和同事的帮助，文字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贵州人民出版社樊庆标先生对本书出版给予关注和支持，责任编辑武波先生自始至终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和耐心，谨致衷心的感谢。
　　2012年12月9日于天水围
第36章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鲁迅全集》（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鲁迅译文全集》（8卷），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鲁迅着作初版精选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鲁迅研究动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
　　《鲁迅研究月刊》，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
　　《鲁迅研究资料》（24辑），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文物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回望鲁迅》（22卷），孙郁、黄乔生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关于鲁迅及其着作》，台静农编，北京，未名社1926年版。
　　《达夫全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
　　《鲁迅的印象》，王志之着，上海金汤书店1936年版。
　　《鲁迅先生二三事》，孙伏园着，重庆作家书屋1942年版。
　　《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寿裳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回忆鲁迅》，冯雪峰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着，北京，人民古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周建人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鲁迅的故家》，周遐寿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周遐寿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启明着，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357《鲁迅回忆录》，许广平着，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
　　《花甲录》，内山完造着，日本岩波书店1960年版。
　　《关于鲁迅》，梁实秋着，台北，爱眉文艺出版社1970年版。
　　《知堂回想录》，周作人着，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73年版。
　　《鲁迅评传》，曹聚仁着，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73年版。
　　《我在旧中国十三年》，埃德加·斯诺着，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版。
　　《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仙台鲁迅的事迹调查会编，日本平凡社1978年版。
　　《鲁迅回忆录》（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许广平忆鲁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鲁迅的印象》，增田涉着，钟敬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周作人集外文》（《亦报》随笔），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
　　《鲁迅仙台留学9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文化讨论会报告论集》，1994年版。
　　《历劫总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潮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铃木大拙全集》，日本岩波书店2001年版。
　　《良友忆旧录——一个画报与一个时代》，马国亮着，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我的父亲沙飞》，王雁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许广平着，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顾颉刚书信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着，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