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柏

李树柏-流年-李树柏
第1章 街头的那个孤儿(1)
　　１９２４年，隆冬时节的一大清早，天气干冷，北风透骨。疾风卷起房上的霰雪，打在人脸上，生疼生疼的。
　　宽阔的北顺城街，青石马路两边堆着半人高的雪墙。这是冬天下的雪，来不及运走，临时堆在马路和人行道之间。雪是黑的，雪墙上积满灰土。雪墙靠人行道的一面，一处处被临街的住户泼出的脏水冲出来的雪坑，里面积满泔水渣，尿水冲出的深洞，泛着黄色。
　　一个十五六岁的干瘦男孩，光着头，右手提着一个一尺多高的圆铁桶，从胡同里出来。他左手掩着破空心棉袄的前襟儿，破棉裤下，露出一双脏脚，脚下趿拉着一双破棉鞋。男孩提着铁桶，向马路边的下水道走去。下水道口早已冻成了一个小冰山，它高出地面一尺多，中间一个冰洞，像火山口，四周冻着许多垃圾和粪便，甚至有一只死猫。男孩吃力地提着桶，一褴一滑地走上冰坡，将桶里的深褐色液体，倒进冰洞。这是大半桶陈茶似的尿液，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臊臭气。男孩倒完尿桶，往回走时，路过一个小吃摊儿，他站住了。小吃摊儿卖油茶、烧饼、果子、豆沙包。摊旁的长桌边，有两个人在吃早点。冲油茶的细嘴大铜壶，在火上喷着白气，鸣着响哨儿。摊主在冲油茶时，故意卖弄技巧，把左手的油茶碗放得很低，离茶壶嘴足有二尺远，让从右手铜壶中倾出的开水，扯着白烟儿，直冲油茶碗。冲出的油茶泛着红褐色，香气直冲鼻翼。
　　提着空尿桶的男孩瞪大双眼，咽着唾沫，贪婪地盯着油茶碗……
　　突然，“啪”的一声，男孩只觉右半拉脸直到耳根子，被重重地一击，整个人斜刺里向雪墙摔去，空尿桶被甩出老远。他坐起身来，只觉得半拉脸火辣辣地疼。
　　等到眼前金星散去，他这才看清，原来掌柜的朱富贵正站在他面前几步远的地方，瞪着两只小圆眼，满脸怒气，龇牙咧嘴地冲他吼叫，但吼些什么，他却听不见。他的耳朵里满是“吱儿——吱儿——”的尖叫，像钢钻似的钻着他的脑仁儿。
　　这男孩叫吴森茂，是顺城街东胡同里“朱记鞋铺”的小学徒，一大清早出来给东家倒尿桶，因贪看小吃耽搁了时间，被赶出来的东家发现，挨了一个大嘴巴。
　　小森茂挨了打，一声没吭，捡起空尿桶，一手捂着脸，绕过小吃摊，向胡同里走去。小吃摊上的几个人，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走过。只见他的棉袄前襟敞着，露出干瘪的前胸和搓板儿似的两肋。跟在小森茂身后的朱掌柜，戴着皮帽，穿着长袍，蹬着厚底儿棉毡窝，倒背着手，嘴里骂骂咧咧……
　　吴森茂，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为什么要来给人家当学徒，受这个气呢？
　　吴森茂曾经有一个完整的家，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妹妹。然而，在他六岁的时候，父亲因吸毒死在了伪满洲国的大狱里。
　　母亲为了养活孩子，只好上街“缝破穷”。六岁的吴森茂则整天到火车站去捡煤核；捡来的煤核除了家里烧，余下的，还可换点儿杂和面儿。
　　这样的苦日子一直熬了七年。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冯师傅。他不仅供吴森茂一家吃穿，还叫吴森茂上了半年学。在这期间，妹妹吴耐霜，改名换姓，成了冯耐霜，并且叫起冯师傅“爸爸”来了。可是吴森茂却拒绝改姓，也不管冯师傅叫爸爸。转过年来，冯师傅要回铁城老家做买卖，提出把吴家母子三人带去。母亲自然同意，妹妹还小，听妈妈的，只有吴森茂坚绝不去，因为他不想当“带葫芦子”。
　　十三岁的吴森茂一个人留下，家徒四壁，除了两间空房，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只好重操旧业，到火车站去捡煤核，捡破烂，换斤杂和面儿，换盒火柴，买斤盐，饥一顿、饱一顿地勉强度日。
　　一晃儿，两年多过去了，街坊邻居看他这样过日子，实在可怜，便有好心人替他打听事由儿。可他年龄太小，又啥都不会，直到他十六岁那年，才有人给他说成了一家，到“朱记鞋铺”去当学徒，并讲明：学徒三年，管吃管住，不给钱。吴森茂答应了。
　　改天早晨，吴森茂由介绍人带着，自己背个小行李卷儿，兴冲冲地来到朱家。
　　“朱记鞋铺”的黑漆大门紧关着，敲了半天，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介绍人管他叫“李案头”。那人带他俩进到院子里，正好一个“大块头”从北屋迎出来，“李案头”冲“大块头”说：“东家，起来啦？这是刚来的小学徒。”
　　吴森茂给东家行了个礼，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东家！”
　　“嗯。”这位东家从鼻眼儿里哼了一声，接着吩咐道，“把行李放到东屋去，回头到西屋账房来一下。”说完，和介绍人一起向西屋走去。
　　吴森茂跟“李案头”来到东屋，环顾四周，见屋里只有一铺北炕，炕脚下有个地炉子；炕头上铺着一张狗皮褥子，枕头没收，被子没叠；地上连个桌子椅子都没有。“李案头”对他说：“把行李放炕上，你睡炕梢儿。”
　　吴森茂放下行李，返身来到西屋。西屋两间房，一明一暗。明间儿，朝门放张长桌，桌后一把旧太师椅上坐着东家，他正和介绍人说话。吴森茂不敢插嘴，规规矩矩地站在屋子中间，从眼角往四外看，只见南墙边放着许多鞋盒子，屋角堆着麻袋，还有许多做鞋的材料；通里间的门紧关着，还上了锁。这时，太师椅上的东家开口了，他操着浓重的山东腔说：“叫亨么？多大啦？家在哪哈？家里是作嘛行子的呀？”
　　“我叫吴森茂，虚岁十六，家住北顺城街１２０号，家里没别人，就我一个。”
　　“这俺都知道。”东家说，“听着，学徒三年，管吃管住，不给钱。”
　　“是。”吴森茂答应道。
　　“中了！干活去罢。”东家说，“先把北屋门起的尿桶倒了，倒街哈儿的下水道客。记哈，出去关门儿，回来把门儿插上。尿桶在井哈儿涮了，放回客。完事儿，扫院子，劈柴，再到北屋帮着烧火做饭……去罢！”
　　“‘去罢’？”吴森茂不解，心想，“就这些，完啦？拜师呢？学艺呢？也许明天……”
　　但是，吴森茂没敢问，也没敢停留，而是顺从地干活去了。他一边干活，一边想：“也许是因为太早，师傅们还没来？等一会儿师傅们来了……但不知是哪位师傅教我？”
　　一早上，吴森茂干着活儿，心里想的净是这些。吃完早饭，师傅们陆续到了，加上“李案头”，总共五个。他们都进了西里间，不久就从那里传出了“叮叮咣咣”的敲打声和一阵阵说笑声……
　　吴森茂真想进去看看，可是，手里的活干不完，哪容他卖呆儿！他在等着东家叫他，当然是叫他去拜师傅，而这老东西进进出出，不知从他身边走过多少遍，却睬也不睬他。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下午仍复如此，直到傍晚，师傅们下工走了，东家也没提让他拜师学艺的事儿。
　　第二天也一样。吴森茂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他想问问东家，可又不敢。小孩子学艺心切，下午实在憋不住了，就趁手头没事儿，抽空扒西里屋窗户，往里看，还没等他看清里边的情景，冷不丁屁股上挨了一脚，疼得他差点儿跌倒。他扭项回头一看，原来高他半截的东家，正对他怒目而视。
　　“你个狗日的，倒闲在，有空在这里卖呆儿！你个小养的，这屋里是你看的？
　　老子雇你来，是叫你干活的，不是让你养肥膘儿的……”
　　这老东西，张口一个“小养的”，闭口一个“狗日的”，骂起来没完。一边骂，还一边推推搡搡，踢踢打打。吴森茂刚辩解了一句：“您叫我干的活儿，我都干完了。”东家照他脑袋就是一巴掌。“干完了？这院儿里的活儿，还有干完的时候？
　　狗日的，你不是说干完了吗？那好，我给你找点儿活儿干，保准你这辈子干不完！”
　　说罢，东家大步奔进西屋，从里边搬出一个足有尺半高的旧汽油桶，“砰”地看热闹。
　　一声，放在吴森茂面前，顺手从桶里抓出一个圆木墩和一把铁锤往吴森茂脚前一丢，说：“去，到东屋给我直钉子去！你个小养的，我日你姐，这回我叫你说‘干完’！”
　　东家气哼哼地走了。吴森茂低头一看，洋铁桶里是大半桶洋钉子，再一细瞧，个个都是弯的。
　　鞋铺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弯钉子呢？吴森茂一时还搞不清楚。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算是把这个钉子桶挪到东屋去了。是啊，这回可有得他干啦！直钉子，只要有一点儿空闲，他就得去直钉子。他一天直出的钉子，还没有师傅们弄出的弯钉子多。不管他怎么干，桶里的弯钉子只能越来越多，要不，东家怎么说，要给他找一件他一辈子也干不完的活儿呢！
　　原来，这鞋铺绱鞋，必须先把鞋帮儿套上木楦，再用小洋钉把鞋帮儿的底边儿钉在楦子上，而后再缝鞋边儿，上鞋牙儿，这叫“上楦”。做好的鞋帮，在绱底儿之前，还要从鞋楦子上起下来，这叫“起楦”。钉子经过这一钉一起，十之八九都变成了弯的，不能用了；若想再用，必须把它直过来，否则就得用新钉子。直钉子这个活儿，费时费力，又不值得，所以，哪家鞋铺也不花钱雇人干，而是叫家里的闲人，比如妇女和小孩，没事儿的时候干点儿，直多少算多少，有一搭无一搭，没空儿就不直。弯钉子积多了，当废铁一卖完事儿。
　　吴森茂虽不是朱家的闲人，但却是个光吃饭不拿钱的徒工，他的工夫不值钱，所以，在他空闲的时候，朱掌柜才叫他直钉子。朱家的饭不是好吃的，能叫他闲着！
　　这是自来朱家后，吴森茂首次挨打，这个头儿一开，可就没头喽！像这样打一巴掌踢一脚的小打小闹，那是家常便饭，隔三差五就得来那么一次。至于大打，倒也挨过两次。一次是，吴森茂看孩子不小心，把朱富贵的宝贝孙子摔了。朱富贵一见，火冒三丈，几步冲进西屋，见账桌上有一摞刚收上来的鞋底子外件儿，便猛扑上去，抓起一只鞋底子，从西屋出来，直奔吴森茂，拉过来，抡起大鞋底子就抽，足足抽了十几下。由于吴森茂躲闪挣扎，这十几下有打着的，也有没打着的；有着轻的，也有着重的。不管怎么说，反正把吴森茂打得够呛！
　　还有一次，吴森茂帮掌柜的进货，从门外的马车上，往账房里搬东西。搬完以后，朱富贵叫他把搬进来的货码齐，把弄脏的地扫了。像这样在账房里干活，对吴森茂来说，为数有限，除非必要，朱富贵是很少让他进账房。他的主要任务是干家里的杂活儿，当小使。至于和账房相连的里间儿，吴森茂从来没进去过，因为通里间儿的门，总是关着。即使仅有的几次进账房，也是说完话，干完活儿，立马被掌柜的轰走，根本不让他有机会挨近里间的作坊。刚来时，他只是隔着窗户往里间儿看了一眼，就挨了一顿臭揍。这次，吴森茂在账房干活，掌柜的不在身边，他码完货，扫完地之后，一股好奇心驱使他不由自主地拉开里屋门。屋里地方不大，一张两三尺宽、四五尺长的矮木条案放在地上，“李案头”和另外四个工人，围坐在案子四周，缝的缝，钉的钉，正干得热闹。师傅们身后，堆着成摞的皮底、布底、胶底和各种鞋帮，还有一排排上着楦子的成鞋、半成鞋……靠北墙，一溜木架上，分码按号摆着大大小小的鞋楦子；靠西墙，一张齐腰高的长案上，扔着长刀、剪子、尺子、鞋样儿……地上，碎皮边儿、破布头儿、烟头儿、烂纸，到处都是，脏得一塌糊涂，好像从来就没人打扫过。手脚勤快的吴森茂，想进去帮他们打扫打扫，又怕妨碍师傅们干活。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朱富贵进来了。吴森茂赶忙上前说道：“东家，我是不是也把这屋打扫一下？”
第2章 街头的那个孤儿(2)
　　然而，朱富贵一见他站在半敞开的作坊门外，立时小眼儿瞪圆，脸也涨红了。
　　他只在屋里扫了一眼，立马像老狗抢屎一样，向刚码好的材料堆上的一摞鞋底子扑去，由于用力过猛，鞋材料被他撞得七零八落。他一把抓起四五只大鞋底子，没头没脑地向吴森茂打去。吴森茂用胳膊一挡，朱富贵手里的鞋底子被挡得满天飞，有两块直向鞋案子砸去，吓得几位师傅直躲，整个作坊乱成了一锅粥！朱富贵不管不顾，捡起地上的鞋底子，继续抽打吴森茂，一直把他打出西屋。他一边打，一边不停地骂：“你个狗日的，没记性，不叫你往这屋看，你偏看。反了你，小养的，想偷艺，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吴森茂被东家从西屋一路打到东屋，但他没有哭。他在想：自己为什么会挨打？他真的想不出，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清楚地记得东家责骂他的那些话，除了脏话，就是骂他“偷看”、“偷艺”。
　　看来，东家打他，是因为他看错了地方。西里屋不能看，更不能进，就是这么回事儿！可这是为什么呢？西里间儿不就是做鞋的地方吗？自己是来学做鞋的，怎么连看看都不行，更不准进呢？掌柜的还骂他“想偷艺”，难道他不准自己进作坊，就是怕他“偷艺”？可“艺”是什么？他偷它干嘛？他连“艺”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偷？吴森茂百思不得其解。
　　这天晚上，吴森茂上炕睡觉，他脱下衣服，验看自己被抽紫了的胳膊。先他躺下的“李案头”瞥眼看见，忍不住问：“白天东家打的？”
　　“嗯。”
　　“手真狠！这要抽到脸上……”
　　“他是抽我脸，我一挡……他个狗日的，”吴森茂学着朱富贵的腔调骂道，“为啥打我，我做错了什么？”
　　“错就错在你不该进作坊！”“李案头”说。
　　吴森茂想弄清其中的缘由，于是问：“那为啥？我进去是想扫地，收拾屋子，您看里屋那个埋汰！”
　　“埋汰就叫它埋汰，”“李案头”说，“你别去收拾，他怕你借机偷艺。”
　　“偷艺？”吴森茂不解地问，“手艺为什么要偷？手艺不是学的吗？我是光明正大地来学艺的，干嘛要偷？”
　　“那好，我问你，”“李案头”一本正经地说，“你不偷，你学，谁教你？”
　　“不知道，”吴森茂说，“我这不正等着东家让我拜师学艺呢吗？”
　　“等着罢——”“李案头”拉长声儿说，“等到猴年马月！”
　　“怎么？”吴森茂惊讶地问，“听师傅的话音儿，是不叫我拜师学艺？”
　　“拜师？学艺？”“李案头”反问，“你拜师学艺，谁给他干活——端屎端尿、烧火做饭、看孩子？”
　　“合着我是给他当小使来啦？”吴森茂生气地说。
　　“当不当小使，那是你的事儿。”“李案头”说，“手艺，怕是学不成，起码这三年不成；要学，也得三年以后。”
　　“三年后再学，那得学到啥时候？”吴森茂惊讶地问。
　　“至少再学三年。”“李案头”说。
　　“六年！”吴森茂目瞪口呆。
　　“对，六年！”“李案头”说，“在别处，三年；在这儿，六年：三年学徒，三年白干。”
　　“我可不给他白干！”吴森茂恨恨地说，“三年我就十八九啦！六年？我还急着学成手艺养自己呐！”
　　“你估摸着办罢，干不干在你。”说着，“李案头”打个哈欠，躺下了，心说：
　　“这小子还挺倔。”
　　“朱记鞋铺”的掌柜朱富贵，五十多岁，人长得又高又大，特别是他那颗大长脑袋，四棱八股，没有一根头发，只长着一层稀疏的白色绒毛，显得锃光瓦亮。小眼睛，没有眉毛；眼睛上边只有两道肉棱子。瘪瘪嘴，扁鼻子，肉下巴，若不是多了两个兜风耳，整个脑袋，远看活脱脱是个大冬瓜。朱富贵祖籍山东，家里有房有地，十分殷实。高小毕业的时候，他来沈城学买卖，后来自己开鞋铺，靠吮吸工人血汗，干到如今这个规模。“朱记鞋铺”不设门面，不做零售，只给商家做批活，赚工本材料钱，所以，克扣工人就成了他敛财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又以巧使学徒为甚。他虐待学徒是出了名的，因为他打人惯用鞋底子，所以人送外号“朱大鞋底子”。
　　朱富贵现有长活儿师傅五人，忙时临时雇工不算，外带一个学徒，就是吴森茂。五位师傅里，李师傅手艺最好，会全活儿，在朱家干活的时间也长，资格老，所以才被朱富贵指定为案头儿。吴森茂刚来时，听人叫他“李案头”，还以为这是叫他的名字呢，其实这只是他的“官称”。案头儿，顾名思义，就是做鞋案子上的头儿，所以，他在工人中，算是个说话顶用的人物，就连朱富贵也不能不让他三分。在“朱记鞋铺”，也就李案头还敢和朱富贵掰扯几句，替工人说几句公道话，所以，他在工人中还是有点儿威信的。李师傅家住农村，一个人撇下妻儿老小，到城里来挣辛苦钱儿，也确实不容易，除了逢年过节回家探亲，一年到头就窝在朱家的东厢房里自己一个人睡，一个人吃。朱家雇人从不管饭，为的是不请大师傅，省一个人的开销。其他师傅上班儿，是吃了来，中午自带干粮，晚上回家吃饭。只有李师傅在这儿起伙，自做自吃，不能和东家一家轧伙。学徒也是如此，管吃管住，那是为了让他多干活。这样，吴森茂和李师傅就只好“一锅搅马勺”了。吴森茂和李师傅同吃同住。李师傅为人正直、老成、和善，相处几个月，他对吴森茂的印象不错：这小子勤快、能吃苦、能忍耐，又实在，还有那么点儿倔脾气，挺对他的劲儿，所以这天晚上才对吴森茂说了几句实话，告诉他东家巧使唤学徒的把戏，无非是想让他早做打算，以免吃亏上当。根据以往十几年的经验，他认准这个孩子也不会干长，所以也只能点到为止，不便深说。
　　不想，吴森茂不仅没被朱富贵这几顿鞋底子打走，反而越呆越安稳了，这是后话。
　　单说几天之后，又一件令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早晨，吴森茂照例第一个起来。他收拾房间，扫院子，等北屋送出尿桶，再去倒尿，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等他回来，东家已经起来，正准备进账房安排一天的活计，吴森茂则进北屋明间生火、烧水。朱富贵的小脚老太婆和孙子还要赖在炕上玩一会儿，等水烧好了，才起来，天天如此，习以为常。
　　突然，北屋出事儿了。正在账房忙活的朱富贵，猛听得北屋一阵大乱，老婆骂，孙子哭，咳嗽连声……朱富贵不知后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放下手里的营生，几步冲出门外，一看，好家伙！北屋门大敞着，一股股浓烟正从房门往外冒，他老婆正在破口大骂：“你个×养的，想熏死老娘！这生的是什么火？”
　　又听见孙子一边干咳，一边号叫……
　　就在这时，被烟呛得涕泪横流的吴森茂，从浓烟中钻出来，蹲在门口，边咳边喊：“东家，倒烟，炉子生……生不着……”
　　朱富贵一看，全明白了：这小子不好好生火，灌得满屋子生烟，把没起炕的老婆和孙子呛着了。朱富贵气由胸中起，恶向胆边生，小眼瞪圆，长脸涨红，疯了似的，反身直扑西屋……
　　“坏了！”吴森茂透过泪水，眼见东家冲进西屋，不由得肝儿颤，“这老东西，准是抓鞋底子去了！怎么办？是等着挨揍，还是走人……”
　　吴森茂主意尚未拿定，猛听得西屋里杀猪似的一声号叫，倒把吴森茂吓了一跳。没等他明白过来，只见朱富贵踉踉跄跄地从西屋出来，龇牙咧嘴，秃脑袋上汗珠子滚滚……东屋的李师傅，北屋的老太太和她的孙子，一齐闻声赶来，一看，朱富贵左手托着右手，像拽爪子一样，右手垂着的五指，简直成了刺猬：一只带把儿的大钩锥子斜插进大拇指肚儿，其余几个手指上七扭八歪地钉着大大小小的钢针，有的针上还穿着线，几个瓦蓝儿的秋皮钉挂在手指上，悠悠荡荡……
　　“天哪，这是咋啦？”老太婆叫。
　　“哇——”孙子哭。
　　朱家里里外外乱成了一锅粥！
　　“上医院！”
　　“上你妈个什么医院！”朱富贵一跺脚，“那得多少钱？自己拔！”
　　“自己拔？东家，那可疼啊！”李师傅说。
　　“疼？老子忍了。”朱富贵恶狠狠地说，“拔！”
　　李师傅和吴森茂手忙脚乱，又搬凳子，又拿水。朱家老太婆找药，找布，连孙子都顾不上了……
　　朱富贵斜坐在凳子上，平伸着右手，脸扭向一边。李师傅小心翼翼地给他起针，揪钉，拔锥子……甭说，朱富贵还真有点儿忍劲儿！头上豆大的汗珠子直滚，龇牙咧嘴，硬是不叫，就是最后拔那根钩锥子的时候，把老东西疼着了！带倒钩的锥子扎进大手指肚，要拔出来，谈何容易！倒勾儿钩着肉，不能生拔硬拽，得慢慢儿退出来。李师傅小心翼翼地推一推，拽一拽，左扭扭，右……朱富贵这回挺不住了，他又是叫，又是骂……足足折腾了好几分钟，好歹算是把钩锥子弄出来。
　　朱富贵瘫在地上，最后上点儿鱼骨粉，用破布包扎一下，算完事儿。
　　以后的一些日子，就是东家在后边养伤，前边的一摊儿，全交给李师傅了。
　　事情暂时是过去了，可这底里根由，一时却难以弄清。
　　自打朱富贵伤手之后，这个问题就成了李师傅和吴森茂每晚必谈的话题，当然也是李师傅和另外四位师傅闲聊的主要内容。
　　吴森茂生火倒烟，呛了东家的老婆和孙子，朱见状大怒，于是冲入西屋，想拿鞋底子打人，不想被扎。
　　情况可能就是如此，这一切都符合朱富贵的性子：气大，生起气来不管不顾，打人专爱用鞋底子，而且他抓鞋底子又猛又狠，像前边说的，犹如饿狗扑屎。但奇怪的是，他怎么没抓到鞋底子，反倒被扎成那样呢？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局外人是解释不清楚的。让李师傅和另外四位师傅焦心的倒是：日后小森茂怎么办？东家手好了，肯定要整治他。不管怎么说，事情是由他引起的，虽说炉子倒烟是老天爷的过，可炉子毕竟是他生的，这个干系，怎么躲得过？推给老天爷？怕是朱大鞋底子这里过不去，他不能找老天爷撒气，这个“出气筒”十有八九该是他吴森茂。甚至可以说，实打实是他，跑不了。问题是，朱富贵会怎么拿他出气？打一顿，这是轻的；让他卷铺盖卷儿滚蛋，还是生出其他什么法子？估摸不出来，伤脑筋！
　　“要么，干脆不干了，另谋生路？”有的师傅提议。
　　吴森茂也说，“当面锣，对面鼓，事先讲明。愿意，干；不愿意，不干。这倒好，明一套，暗一套，说是来当学徒，实际上成了使唤人，这个当，谁上？我走，我找能学艺的地方去！”
　　“话又说回来了，孩子，”李师傅说，“到哪儿学徒也不易，吃苦受罪，挨打受气……”
　　“我说过了，”吴森茂继续说，“这些我都不怕，但得叫我学手艺，为这，我什么罪都受得！”
　　“看来，你是真想学点儿东西。”李师傅自言自语。
　　“大爷，几位师傅，”吴森茂说，“你们这就挺好！不怕刮风下雨，有钱挣，能养家。再说，要是干好了，就不许咱也弄个小鞋铺儿开开？”
　　“嚯，好小子！有志气！”
　　几位师傅同声赞道。
　　“好啦，咱爷们儿不开玩笑。”李师傅严肃起来，“我认真地问你一句：你是不是真想学做鞋？”
　　“想，真想！”吴森茂斩钉截铁地说，“一进这个门儿就想，可……”
　　“这我们都知道。”李师傅打断他的话，说，“我再问你，苦学三年，你顶得住？”
　　“顶得住！”吴森茂回答得十分干脆，“漫说三年，就是六年，也顶得下来！不过……”
　　“不过什么？你说！”李师傅问。
　　“得真学，”吴森茂呐呐地说，“像现在这样……我也想快点儿学成，好挣钱儿不是！”
　　“这倒是真话，”李师傅认真地说，“这么着吧，你要是真想学，打从明儿起，我们老哥儿几个教你！”
　　“那咋教？”吴森茂急切地问。
　　“偷偷教，”李师傅说，“你偷偷学。”
　　“行！”吴森茂信誓旦旦地说，“只要师傅们教我，我死活也要把这门儿手艺学成！”
　　这几天，几位师傅和吴森茂趁东家不在，利用午饭时间，反复磨叨的，就是这套嗑儿，今天总算有了个结果，吴森茂高兴自不必说，李师傅更是得意，其他几位也乐得帮忙。可以说，皆大欢喜！只有朱富贵被蒙在鼓里，他此刻正在龇牙咧嘴，抱着烂手“哎哟”呐！
第3章 修鞋开始的人生(1)
　　后来吴森茂才知道，几位师傅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决定，都是李师傅事先谋划好的。
　　要说李师傅这个人，那是真有心计，也真能沉得住气，他看中吴森茂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想成全他，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硬是思谋了好几个月，这才吐口儿。
　　要说他对吴森茂好，也很难说是缘分，而是他几个月细心考察的结果。想当初，朱富贵收来吴森茂做学徒，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来朱家干活的学徒，走马灯儿似的，这个来，那个走，长的，一年半载；短的，十天半月；不是被打跑了，就是被累走了，大家早已司空见惯。按照鞋铺的规矩，学徒平时是不能回家的，因为学徒早晚要干活，只有每月两天的休息日和逢年过节放假，才能回家。吴森茂和其他学徒不同，他家里没人，回家没人管饭，自己又不挣钱，所以，即使是休息放假，他也得在东家这儿混饭吃。当然，饭不能白吃，得干活，所以，吴森茂自打进朱家门儿，就一天也没歇过。在吴森茂，这是迫不得已；而对朱家来说，节假日有个光吃饭不拿钱的小使，也是便宜事儿，但这样一来，就使孤身一人客居在外的李师傅，有了个常伴儿。不仅如此，两人共处一室之后不久，李师傅就发现，这回这个小学徒和以往那些大不一样。以往那些孩子虽然也和他住在一起，但很少见面和他说话，因为白天各干个的，碰不到一起；晚上李师傅睡得早，小伙计要么等他睡着才回来，要么回自己家睡去了，等休息日李师傅闲了吧，人家又走了。再说，也没有几个干长的，大都没等混熟，人家就不干了。
　　这个叫吴森茂的可不一样。一开头，李师傅还没太在意，可是没过两天就发现，又脏又乱的小下屋变了：地扫了，桌儿抹了，窗户纸上的破洞糊上了，桶里的水总是满满的……更令李师傅惊讶的是，他那床从不归拢的铺盖，现在被叠得整整齐齐；有几次他回屋晚点儿，被窝都给他焐上了。这还不算，有一天晚上，李师傅刚想睡觉，小森茂突然端来一盆热水，说：“李大爷，给北屋烧的水还剩点儿，您烫烫脚吧。”李师傅进朱家十几年，从来没受过这种优待。他除了月间洗一两次澡平时没机会烫脚，偶尔烫一次，觉得舒服极了，李师傅很感动。然而，更难得的是，自此以后，隔三差五，吴森茂就给他打热水烫脚。李师傅心里过意不去，嘴上却没说什么。他是师傅的身份，跟徒弟倒也不必客气，更何况，还不知道这小学徒哪天走人呢！几个月过去了，这其间发生了许多事情，首先是吴森茂几次挨打，对此，李师傅虽然同情和可怜他，但却没说什么。因为他始终认为，这孩子早晚要让朱富贵打跑，说什么也没用。直到吴森茂为打扫作坊而挨打，李师傅再也憋不住了，这才把掌柜的打学徒的真正原因，如实地告诉吴森茂，让他明白，他在这儿的头三年是学不到手艺的，并且劝他，晚走不如早走，但吴森茂硬是没走。这使李师傅颇感不解，心说：“怎么，这么打，还打不走？为了吃朱家这口饭，他就这么受下去啦？”不想，几天后，朱富贵的手被扎，而罪魁祸首正是吴森茂，由此，这才引出了他的去留问题，于是就有了几位师傅和吴森茂几天来的午间大讨论。其结果，不仅决定了吴森茂的一生，也决定了他和李师傅日后非比一般的特殊关系。
　　李师傅，大号李志忠，家住沈城东南五十多里远的李千户屯，离沈抚铁路上的大井子站八里地，家里只有老伴儿李王氏和三个闺女。老伴儿比他大八岁，三个闺女，最大的十四，老闺女才七岁。李志忠是个穷大户人家的孩子，兄弟姐妹六七个，他是老大。他的寡妇妈为了给家里找个干活的，在他十岁那年，给他领来一个十八岁的童养媳。这个大他八岁的大媳妇，就是如今的李王氏。李王氏一进门，就担起了全部家务：侍候婆婆，照顾小丈夫和一大堆小叔子、小姑子；洗衣做饭，喂猪喂鸡，碾米磨面，挑水种菜……她吃不饱，穿不暖，整天挨打受骂。老婆婆常常当着孩子们的面儿，扒掉她的裤子，倒骑在她的背上，用笤帚疙瘩打她。夏天，让她跪在院子里淋大雨，冬天让她穿着单衣在外边挨冻，甚至把家里养的猫，塞进她的裤裆里，让憋急了的猫抓她下身……开始，李志忠并不在意，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怜惜起自己的大媳妇了。在李志忠十五岁那年，他和二十三岁的大媳妇圆了房。这以后，母亲再虐待他媳妇，他就不干了。因此，李志忠常和母亲吵架怄气。
　　转年，李志忠索性走了，眼不见为净！经同村人介绍，到大井子站上的一个皮铺，当了学徒和伙计，三年满徒，李志忠就留在皮铺当了皮匠，干些缝拢套、做马鞍等捋锥把子的活计。虽说李志忠在外边讨生活，倒也经常回家。大井子离李千户屯不过八里地，走腰道儿，用不了两袋烟的工夫，就到家了。李志忠每回一次家，都少不了跟老家儿怄气。看到媳妇受罪难过，特别是在弟弟们相继成家之后，母子婆媳一起欺负大媳妇，李志忠再也忍无可忍了。在一次和母亲大打大闹、大摔大砸之后，李志忠带着媳妇走出了家门。那一年，李志忠二十，李王氏二十八。狠心的老娘因嫉恨媳妇，抱怨儿子，竟没给李志忠片瓦寸地，让他们两口儿几乎净身出门。
　　李志忠租了半间房，安顿媳妇住下，自己照旧到大井子干活，挣钱度日，生活十分艰难，但是，李王氏愿意。她在王家当了五年童养媳和五年大媳妇，过了整整十年牛马不如的生活，现在虽然清苦，但舒心！平时，自己在家种点儿菜，养几只鸡。
　　想吃，吃；想睡，睡；想歇，歇。多自在！简直是从地狱升入了天堂！人心情舒畅，身体也滋润了。人们都说，志忠媳妇自打出来单过，好像变了个人。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李家，圆房五年不生养的李王氏，单过的第二年，居然生养了。有了孩子，李志忠两口自然高兴，可是添了一张嘴，这对靠耍手艺挣死钱儿的李志忠来说，无疑是增加了负担，将来再有第二、第三个，怎么办？李志忠不得已，只好另谋高就，找挣钱多的地方。后来经人介绍，来到沈城，先是作皮匠，后来改作鞋匠。这对李志忠来说，倒也不难，反正都是捋锥把子，一通百通。以后，辗转来到“朱记鞋铺”，一干就是十几年。庄稼人，能学成一门手艺，也算是有出息啦！在鞋窠里滚，能混上大鞋铺的案头儿，算到顶了，还往哪儿奔？再说，奔四十的人了，还能咋地，就这样啦！美中不足的是，李志忠没有儿子。媳妇开怀晚，子女稀，十多年，生了三个，可惜都是女的。李王氏早已停怀，小女儿都七八岁了，李志忠早就死了得儿子的心，认准自己是绝户气的命。可是，将来三个女儿嫁了人，剩下他们老两口儿，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怎么办？自己总有蹦不动那一天，那时指靠什么，谁给他们养老送终？
　　再说朱富贵，自打扎了手之后，他就一直在后屋养伤，头几天疼得吱哇乱叫，后来不疼了，但也不好。老东西舍命不舍财，不愿意在手上多花钱，开始疼得厉害，还去了两次小医院，后来不去了，他自己买点儿野药儿，胡乱上上，几个小指头很快就好了，可大拇指却烂了，倒是不痛不痒，可就是流脓打水儿，不封口儿。
　　现在他已经能出来活动了，也没见他有整治吴森茂的意思。其实，朱富贵要想整治吴森茂，早整治了，还用等手好，动动嘴，一句话就把他开了，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整治法儿？至于朱富贵为什么不整治吴森茂，其原因不得而知。不过，这样挺好。
　　原来李师傅还担心教不成吴森茂手艺，现在可以放心了。既然朱富贵暂时还不想把吴森茂怎么样，那就利用这个时机，抓紧时间教他吧，免得夜长梦多。
　　话休絮繁，一晃快一年了。由于吴森茂学艺专心，也由于师傅们耐心授艺，认真指点，他还真把鞋窠棱里这点儿玩意儿学到手了！不仅如此，几位师傅还利用各种机会，想方设法从朱家往外倒腾东西，送给吴森茂。现在吴森茂的家里，做鞋的家什一应俱全，细小材料应有尽有，开鞋铺谈不上，摆个修鞋摊儿，绰绰有余。于是，李志忠话里话外就鼓动吴森茂离开朱家，自己单练，靠吴森茂眼下的本事和家底儿，足以养活自己，何必再在朱大鞋底子这儿受气，让他白使唤？！
　　一天晚上，爷俩躺下之后，开始聊起了这件事：
　　“茂儿哇，你最近很有长进，手艺学得差不多了，修修补补不成问题，家什和材料也能凑合用一阵子，你就听大伙的，自己出去干吧，师傅们这都是为你好！”
　　李师傅语重心长地说。
　　“这我都明白，”吴森茂说，“可是，大爷，我就是开个修鞋铺，又能出息到哪去？还不是靠耍手艺吃饭，这和吃劳津有什么不同？”
　　“那你打算咋办？”李师傅问。
第4章 修鞋开始的人生(2)
　　“大爷，您甭急，”吴森茂开始解释，“您听我说，您还记得朱大鞋底子挨扎那件事吗？”
　　“那咋不记得！”李师傅说。
　　“那好，”吴森茂说，“咱就从这儿说起，他的手扎了，而且一直不好，大拇指流脓淌水，就是不封口，一拖半年，到底把个大拇指烂掉一节。在这一年里，他先还托着一只手，坚持跑外，后来实在不行了，就叫我帮他，几次下来，他就把取、送外件这类小事儿，全交给我了。”
　　“我说呢！”李师傅若有所思，“我还在纳闷儿：怎么这老家伙一直没找你算账呢？原来他在叫你帮他跑外！”
　　“什么跑外？”吴森茂说，“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苦差事，过钱的事儿，从不让我沾边儿！”
　　“那是，”李师傅说，“他对你哪会放心！”
　　“是，”吴森茂答道，“可您不知道，这得费多大劲！得一件件细查慢验：偷工减料的，以次充好的，偷换材料的，搞夹带的……什么花样都有，都得查出来，要返工，包赔，补换……当然，怎么赔，怎么扣，那是东家的事儿，但我得查出来，告诉他，不然，他罚我！”
　　“可是，茂儿哇，”李师傅若有所思地问，“你弄懂这些干什么，有什么用？”
　　“嗨，大爷，”吴森茂异常兴奋地说，“这用处可大啦！做大买卖，不懂跑外可不行！”
　　“什么？”李师傅吃惊地瞪大眼睛问，“我说，茂儿，听这话儿，你是要做大买卖！”
　　“想！”吴森茂斩钉截铁地说，继而又小声道，“不过，现在还不行，我现在连个修鞋摊儿也未必支得起来，还谈什么买卖！不过，我有这个想头，想把买卖上的事儿摸清楚，也许有一天用得着，也不一定。”
　　“嗯……”李师傅沉思片刻，神情凝重地说，“行，你小子有志气！干成干不成咱先不说，你能这么想，就比你大爷胜强百倍！”
　　１９２７年秋，沈城北顺城街路北１２０号的两间铺面，多少年来一直关着的门板和窗板第一次打开了。西屋的两扇木板门，半开半关；东屋的玻璃窗，擦得雪亮。
　　玻璃上醒目地贴着一溜白纸方儿，上面用黑笔工整地写着四个大字：“修鞋补鞋”。
　　透过下面的玻璃，可以清楚地看见，在宽敞的里屋地上，紧靠低矮的窗台，摆着一个一尺多高、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旧木箱。箱子上摆着一个长方形的浅木盒，盒里分格儿放着银白色的洋钉儿、瓦蓝的秋皮钉和各种各样的鞋掌钉。木盒旁整齐地放着各种锥子、钳子、刀子、剪子等修鞋的小工具，还有线团儿、线轴、胶水儿、染鞋水儿、擦鞋油儿和刷子之类，整个木箱上，摆得满满当当。木箱朝里的一面儿敞开着，里边堆着破皮边儿、碎布头儿、废车胎、前后掌儿等各种修鞋的材料，一物两用，一个破木箱，既当案子，又当箱子。
　　吴森茂就坐在这小小修鞋案子的后边，腿上垫块旧帆布，在一个旧钉拐子上，修一只破皮鞋。他又钉又缝，修好一只，又修另一只。鞋修好后，他用破布把鞋擦干净，上上色，打上油，擦得锃明瓦亮，而后，鞋尖儿朝外，往窗台上这么一摆。
　　无形中，这矮窗台上整齐摆放的一双双修旧如新的鞋子，就成了吴森茂这无名无号的小小修鞋铺最能吸引顾客的无字招牌！
　　两个月前的一天，吴森茂被叫到朱家的北屋。朱富贵盘腿坐在炕桌旁，他老伴儿带孙子在外屋做饭。吴森茂一进屋，朱富贵破例放下了盘着的双腿，虽说没站起来，但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啦！朱掌柜让吴森茂在椅子上坐下，脸上露出难得的假笑，吴森茂没有坐。
　　“东家，有事儿？”吴森茂不冷不热地问。
　　“没什么大事儿，”朱富贵扬起冬瓜脑袋，故意挑起肉棱子眉，装出笑脸儿说，“森茂哇，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记得。”吴森茂淡淡地说。
　　“傻蛋！”朱富贵故作亲热地笑骂道，“咋就忘啦？到今天，你在我这儿整满三年！打从明儿起，叫你正式学艺，再过三年，保你成个好鞋匠！”
　　说着，朱富贵像变戏法儿似的，一张手，抖出几块大洋，接着一翻手，将大洋拍在炕桌上，还故意捋得大洋摞子“哗啦啦”山响，显得钱很多似的，其实就三块！
　　“孩儿，拿去吧，明儿歇一天，玩儿玩儿，买点儿当用的东西，后天叫你拜师学艺，要上心，好好干！”
　　吴森茂没等朱富贵唠叨完，趋前两步，抓起大洋，啥话没说，扭头就走。吴森茂进东屋，一边收拾行李卷儿，一边把在上屋发生的事情，三言两语地告诉李师傅，说他马上就走。李师傅也只说了一句：“走吧，得空儿我去看你。”
　　等朱富贵下地，穿鞋，赶出北屋，吴森茂已经出院了。朱富贵只听见“咣当”
　　一声摔大门的声响。
　　吴森茂离开朱家，径直来到自家门口。他丢下铺盖卷儿，马不停蹄，直奔商场，采办过日子的东西。从第二天起，除了鼓捣三顿极其简单的饭食，就是打扫屋子，糊顶篷，修门面，砌窗台……一切收拾停当，他就琢磨钉个鞋案子。转天早晨，吴森茂把关闭多年的门板和窗板打开，把朝街的玻璃擦得雪亮，在上排玻璃上，贴上事先求人写好的四个纸方——“修鞋补鞋”，于是，吴森茂这个没名没号的小小修鞋铺儿，就算正式开张了。
　　再过一年，玻璃上的纸方儿被撕掉，窗框上增加了一块长木牌，上边白漆红字，写着“修鞋补鞋绱鞋订做小孩鞋便鞋皮鞋”，但这修鞋铺却仍然没名没号。
　　１９３１年，也就是吴森茂二十三岁那一年，入秋后的一个晚上，他特意到馆子要了一桌酒菜，托人捎信儿，把仍在朱富贵那里干活的李师傅请来。俩人面对面坐在炕桌两边，边吃边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吴森茂开门见山，说：“李大爷，咱爷俩不见外，我有啥说啥。我六岁死爹，娘多年守寡，把我拉扯大，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改嫁去了铁城。娘和后爹都叫我去，我没去。我一个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不愿当‘油葫芦子’叫别人养活。妈拗不过我，给我留下这两间房，自己带妹妹跟人走了。十六岁那年，经人说和，我进了朱家鞋铺，一干三年，这期间的一切，您都亲见，用不着我说。我吴森茂不会客套，咱爷俩也用不着这些，可我心里明白，我吴森茂能有今天，全靠大爷和几位师傅拉帮。今儿，我请大爷来，不为说‘谢’，要说谢，我一辈子也谢不过来！我今天请大爷来，是要跟大爷商量一件大事，请大爷帮忙，拿主意。”
　　“森茂哇，”李师傅说，“大爷我没文化，我只会做鞋，能给你拿什么主意？你有啥让我帮忙的，直说吧，只要我办得到。”
　　“大爷，”吴森茂说，“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我从朱家出来，这都四年了，从掌鞋，到做小孩鞋，到现在做皮便鞋，混得还算可以，可我不能就这么一辈子零打碎敲哇！单靠我自己两只手，能混出啥名堂？我想图个发展，您看咋样？”
　　“发展，”李师傅问，“你想咋发展？说说看。”
　　“我想开鞋铺！”吴森茂斩钉截铁地说。
　　“开鞋铺？”李师傅吃惊地瞪大眼睛，盯着吴森茂说，“开鞋铺可不容易！森茂，你想过没有，开鞋铺得有本钱：买家什，进材料，雇工，做外件，哪不得要钱，你行吗？”
　　“大爷，”吴森茂给李志忠斟上酒，说，“这我知道。我是这么想的，这开鞋铺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不是！得一点儿一点儿来，由小到大。开头干小点儿，我一个人，加个帮手，先干起来。必要的工具，非置办不可；材料，可以买点儿，也可以赊。有批活，放点儿外件，等交了鞋，再给工钱，临时雇帮工，也可以后付钱。忙时就这么应付，淡季俩人支撑着就行。能挣下钱，再往大里干，赔了，左不过再回过头来掌破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本钱么，不瞒大爷说，这四年我也攒下了点儿，不够，再串换着借点儿，我看差不多。难是难，可事情总得有个开头哇！眼下我愁的不是本儿，是找不到好帮手。我今天请大爷来，就是为这。我想请大爷……”
　　“……给你拿主意？”李师傅听到这儿，已经明白个八九不离十儿，他故意接茬问，“我看不像！听话茬儿，大主意你早拿定了。我估摸着，今天这酒，你不会叫我白喝！我问你，你小子该不会是打你大爷我的主意吧？”
　　“嘿，嘿……”吴森茂傻笑两声，低下头，假装吃菜。
　　“森茂，”李师傅盯着吴森茂问，“你这是要把我从朱家挖出来，给你干，是这话儿吧？”
　　“嘿，嘿……”吴森茂又是两声傻笑。
　　“小子呵，”李师傅也笑了，“你这手可够狠的呀！朱家的案子上是我当家，我不在，等于拆了他大半个台子。等你买卖做大了，该不会把那老几位也挖过来吧？”
　　“没准儿，”吴森茂抬起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我雇得起，只要他们愿意。”
　　“好小子，”李师傅一仰脖儿，灌下一盅酒，抹抹嘴，搓着两手说，“我没看错！自你十几岁进店，我就看出你不是等闲之辈：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什么气都能忍，有一股子拗劲，也有志气。行，比我强，到底出息出来了！说吧，啥时候？只要你一句话，我立马儿拍屁股走人！朱大鞋底子那儿，我早呆够了，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早不给他干了！”
　　听完这席话，吴森茂兴奋地跳下炕，一揖到地，说：“大爷，我的好大爷啊，我给您磕一个吧？”
　　“你小子别跟我来这套！”李师傅也有些动情，眼里热乎乎的。
　　“好，好，好！咱喝酒！”吴森茂说。
　　爷俩一边儿吃饭，一边儿又商量了一些开鞋铺的细节。讲明，李师傅明天就跟朱富贵辞活，完事儿，立马过来，但先不讲到哪儿去，编个瞎话，糊弄过去再说。
第5章 观音一样的媳妇(1)
　　“森茂鞋店”经营两年，一靠吴森茂能干，二靠李师傅活儿好，买卖一天好过一天。开业借下的债还清了，铺底子厚实了。平时有做不完的零活，有批活，还要雇几个帮手。放出的外件，从不拖欠工钱。鞋做得好，绝不偷工减料，交活及时，顾客满意。“森茂鞋店”生意红火，信誉大增。
　　只是苦坏了吴森茂。两年里吴森茂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没吃过一顿安生饭。揽活、送活，送外件、取外件；进材料，请帮工……“跑外”的一大摊子事儿，全是他一个人儿！买米买菜，烧火做饭，记账管钱，家里这一堆乱事儿，也是他一手包办。夜里，李师傅睡下了，吴森茂还得裁帮儿铺底儿，为第二天的活路做准备……吴森茂这两年能撑持下来，靠的是年轻气盛，靠的是一股心劲儿。可吴森茂这么熬自己，等“森茂鞋店”将来真的熬出头，他还不得油尽灯枯了！
　　这一切，李师傅全看在眼里了。他心疼吴森茂，也更喜欢吴森茂了。八年前，在朱家，李师傅是从旁观察，爱的是吴森茂那股子倔劲儿，而今，他和吴森茂是贴在一起。他深感，吴森茂有心计，善经营，能吃苦，肯下力，的确有出息，加之他讲信誉，不搞坑蒙拐骗，信得过。特别是吴森茂对他的那份情分，让李师傅十分感动。按理说，李师傅和吴森茂现在是东家和伙伴关系，过去吴森茂和他也没有师徒名分，但在这里，吴森茂却从未把他当伙计看待，而是当作师傅、合伙人，甚至当老家儿！李师傅也很喜欢吴森茂的节俭劲儿。吴森茂当学徒的时候不挣钱，不去说它。现如今，吴森茂大小也算个鞋铺掌柜，可他还是不抽烟，不酗酒，不赌，不嫖，不乱花一个铜板，每一分钱，都用在买卖上。这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说，实在难能可贵。李师傅在沈城干活二十年，什么没经见过？光是他认识的年轻人，就有好几个毁在吃喝嫖赌上，尤其是嫖。沈城光窑子街，就有好几条，更不用说那些暗门子、半掩门子和满大街的“野鸡”了。最近几年，日本人又在这里办起了东洋窑子，里边养的一色全是十五六岁的日本花姑娘。听说日本的黄花闺女，必须在满洲国的日本官窑子里“服役”三年，而后才能回日本结婚生孩子，为的就是给大日本帝国赚钱。那时，有多少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最后把赚到的一点血汗钱，全送进东洋窑子里去了。
　　可是，像现在这样，吴森茂既忙里，又忙外，长此以往，就是铁打的身子，也顶不起，李师傅实在看着不忍心，他要给森茂找个当家理财的帮手。再说，吴森茂都二十好几的人了，也该成家啦！
　　李师傅名为吴森茂的伙计，实则无异于他的老家儿。李师傅一心一意，只想帮扶吴森茂。可他能帮什么呢？他只会做鞋，要帮，也只能在干活上多下点儿力气，别的忙，他一点儿也帮不上。近来想到吴森茂成家的事儿，李师傅倒有了个主意：
　　把自己的三闺女嫁给吴森茂，而这也正是为了了却一桩苦恼了李志忠一辈子的心事——给自己和老伴儿找个养老送终的人。
　　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有所交代。
　　李志忠离家在外，扛活挣钱。家里先前还有老伴和三个女儿，后来大女儿和二女儿相继出嫁，现在，家里只有老伴和小女儿。娘俩养鸡种菜，生活还算过得去。
　　确切些说，过得比一般农家还好些，这是因为人口少，又有一个人在城里挣活钱儿。按说李志忠没什么可操心的，然而俗话说：“各家都有难唱的曲儿”。李志忠难，就难在他这个绝户气的命上了。年轻时，李志忠也没怎么想老了怎么办的问题。那时他对没儿子虽也略感美中不足，但却并未十分在意。对嫁女儿、选女婿的事儿，显得随便了点。大女儿被他糊里糊涂地嫁到黑龙江北去了。一去七八年，再没见过面，更不用说得济了。这时，李志忠才品过点儿味儿来，懂得选女婿对一个没儿子的家庭的重要性，所以，在嫁二女儿时，他特意选了一个近处的人。可惜，天不遂人愿，这个家住大井子村的二女婿，后来又带着老婆孩子跑北满去了，而且也是一去不回。合着李志忠把两个大闺女全白给人家了，自己一点儿济没得着。这下李志忠可急了，家里只剩了一个老闺女，这个若是再嫁到老远去，自己可就一点念想儿都没有啦！更加不幸的是，大女儿不到三十，就得什么急病死了，从此，黑龙江这一支儿，算是断了捻儿。
　　去北满的二女婿倒是出息了，听说当上了什么大满洲国的“旅长”。“旅长”
　　大概是个官儿？可是，唯其官大，所以更不把他这个皮匠丈人放在眼里。而且，谁不知道，满洲国的官，就是小日本儿的奴才。李志忠虽说只是个穷鞋匠，可还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尝够了当亡国奴的滋味，宁愿受穷，也不想沾这位“三鬼子”女婿的光儿。何况，自人家当官以后，就再也不睬他了。倒是二女儿还想着他们老俩儿，隔个三年五载，偷偷托人捎个信儿来，带点儿东西。可这只不过是点儿念想，与老两口养老不沾边。有一阵子，老两口也曾闹腾过继个儿子，或是认个干儿子，结果都不了了之。因为不论是过继的儿子，还是干儿子，终究不是自己的儿子。他吃你喝你可以，但心里想的还是人家的亲生父母。喂不熟的狼崽子，何必去喂它？所以，试着找了那么一两个，不成，最后也就放弃了。虽然如此，但李志忠的这份心思并没有死，只不过随着三女儿长大成人，他思谋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选三女婿上来了。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嘛！既然自己没儿子，过继儿子和认干儿子又那么难，那就捡半个儿子吧。半个虽不如一个，但也聊胜于无哇！不过，鉴于前两个女儿的教训，这选三女婿的事，一定要慎之又慎。
　　现在，李志忠老汉终于准备作出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最庄严，也是最难作的决定了：把自己仅剩的一个宝贝女儿，嫁给吴森茂。李志忠作这个决定是基于他对吴森茂九年的观察，用这么长的时间观察一个人，如果还看不准，那他李志忠这四十多岁可就白活了。说书的讲得好：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对，就这么决定了！而且，说干就干，眼下正是大好时机，给吴森茂找个内当家，对这小子如同雪中送炭，难道他还会不依？反过来说，把三丫头给吴森茂，也不亏她。论吴森茂的人品，那没挑儿；论长相，也拿得出去，蛮配！
　　“论家业，也算门当户对。”
　　想到吴森茂的“家业”，李志忠几乎是带着一种敬佩的心情，回忆起他的立业过程，越想，越觉得他有出息，由今天的有出息，联想到明天的更有出息，李志忠不禁心气儿大增：“有三丫头帮衬，买卖还会有大发展！”李志忠想，“像咱这样的穷人家，还能给闺女找啥样的好主儿？”
　　“大姑爷、二姑爷是指望不上了，说不准这三姑爷才是我的养老女婿！”想到这儿，李志忠心里美滋滋儿的，脸上也浮现了笑容。“就是年龄差得太多，怕不有七八岁！”李志忠仔细一想，老闺女刚满十六，吴森茂二十四五，相差八九岁，是差得多了点儿。不过，满十六，就是虚岁十七，这么一算，也就差七八岁了。
　　“七八岁就七八岁吧，哪有那么合适的？男的大点儿，还懂得疼人呢，挺好！”
　　李志忠就这么反反复复，磨磨叽叽想了好些日子，终于有一天，他下了决心了：跟吴森茂摊牌！
　　这天下午，吴森茂到大南关去送货。李志忠早早收拾完活儿，到小饭馆儿要了四个菜，二斤肉丁包子，一壶酒，也学吴森茂当年请他的样子，想边吃边谈。他把馆子送来的饭菜用碗扣好，焐在炕头上，专等吴森茂回来。
　　吴森茂回来很晚，没想到，进屋后，洗把脸的工夫，炕桌上摆出了四个菜一壶酒。
　　“哦——”吴森茂一边擦脸，一边盯着桌上的菜说，“大爷请客，有喜事儿？”
　　“请客说不上，”李志忠说，“事儿是有，还真是喜事儿！”
　　说着，李志忠先坐到桌边。吴森茂也在李志忠对面坐下，给两人斟上酒，单等李师傅开口，自己也不急着问。俩人默默地吃菜喝酒，不推不让，倒也随便。三盅酒下肚，李志忠说话了：“森茂哇，我看这鞋铺是立住啦！眼见得活越做越多，买卖越来越好。可就是你……怕顶不住哇！这么跑里跑外，忙吃忙喝，没日没夜，吃不好，睡不好，长此以往，身子骨儿非拖垮不可！”
　　“您是说这呵……”吴森茂直起身，眼盯着手里的酒杯说，“听这话儿，您是想让我进人？这事儿，我也想过。跑外吧，熟门熟路熟人，非我不可，不能交给旁人。请个管账师傅？一是没有靠得住的，二是，咱也没什么账好管呐。要是大爷愿管，就交给您！”
　　“唉，我不行！”李志忠连连摆手，“我斗大的字不识二升，数过十个数，就得脱鞋，掰脚丫子，哪管得了账！”
　　“要不，请个大师傅？”吴森茂说，“专为咱俩做饭，划不来呀！再说，进个人花钱不说，咋住哇？就这两间房！”
　　“是呵，”李志忠说，“你说的都对，可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这总是事实吧？”
　　“是，”吴森茂说，“不过，我还顶得住，一时半会儿垮不了。”
　　“等垮了可就晚啦，森茂！”李志忠说，“人，不是铁打的，日子长了不行！这都熬几年啦？”
　　“那您说咋办？”吴森茂放下筷儿，挺起身问。
　　“到底让我领上路了！”李志忠心想，于是笑着对吴森茂说，“今天，你大爷我，就是为了给你解这个难，才请你！”
　　“哦？”吴森茂兴致大增，“给我解难，不敲我一杠子，反倒请我？这我倒要听听，您是怎么个解法？”
　　“很简单，”李志忠傻笑着说，“俩字儿——成家！”
　　“成家？”吴森茂问。
　　“成家，娶媳妇，添内当家！”李志忠一迭连声地说。
　　“哎哟，我的李大爷，”吴森茂苦笑着说，“闹了半天，就这？我还以为您有什么好主意呢！”
　　“怎么，这主意不好？”李志忠问。
　　吴森茂没有回答，他只顾心不在焉地用筷子扒拉着菜，低着头，心事重重地说：“大爷，咱爷俩不见外，我也用不着藏着掖着，实话告诉您吧，我早想过多年啦！我二十大几，没病没灾儿，怎么不想，还用别人出主意？可是……大爷不会不知道，娶媳妇得花钱呐！过去不说，就现在这小鞋铺……买卖刚活泛点儿，有那个闲钱？难不成，再为这拉一屁股饥荒？”
　　“是这话儿，是这话儿。”李志忠同情地看着吴森茂说。
　　一阵沉默之后，李志忠语调凝重地说：“森茂哇，若是大爷给你说个不花钱的媳妇，你干不干？”
　　“大爷，”吴森茂丢下筷子，苦笑着说，“您醉了吧，哪有不花钱的媳妇？”
　　“你先别说有没有，”李志忠说，“你先告诉我愿意不愿意。”
　　“愿意，”吴森茂挺直腰杆说，“当然愿意！这不明摆着么，您方才也说了，家里缺人，添个帮手，我跑外也放心，买卖一准更好！”
　　“着哇，咱爷俩想一块儿去了！”李师傅高兴地搓着手说，“你说吧，要什么样的人家？什么样人？有挑没挑？”
　　“看您说的，白给的媳妇，还挑！”吴森茂爽快地说，“不管家穷家富，不论长相好坏，只要人老实、能干、没大灾病，不缺胳膊少腿，就行。”
　　“这没问题，保证是个全乎人儿，”李师傅说，“就是年岁差得多了点儿。”
　　“也行！”吴森茂说，“大我个三岁五岁的不算啥，就是二婚……”
　　“嘿，你别糟践人！”李志忠有点儿急，“我给你说的可是真正的黄花大闺女。
　　我说的大几岁，也不是人家大你，而是你大人家太多。”
　　“哦，大多少？”吴森茂问。
　　“大个七八岁吧。”李志忠故意轻描淡写地说。
　　“什么？”吴森茂大惊，道，“才十六七岁，黄花闺女，嫁给我，还不花钱？大爷，您不是拿我逗闷子吧？”
　　“你看，又来了！”李志忠佯作不满地说，“我啥时逗过你！我说十六七，就是十六七；黄花大闺女，不花钱，白给你！你就说，要不要吧？”
　　“要，我要，一准要！”吴森茂一迭连声地说，“这好事儿，我做梦都梦不到，大爷，我要！”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李志忠说，“明天咱歇业，你跟我去相人，说办就办！”
　　吴森茂一听李师傅这口气，真不像是开玩笑，再看今天打酒买菜这个架式，倒像是真的要给他说媳妇。可又觉得这好事儿，好得有点儿离谱，叫人有点儿不敢相信，“大爷，真有这好事儿？”
　　“屁话！”李志忠筷子一丢，生气地说，“合着我费了一晚上唾沫，是跟你扯闲白儿呢？不信拉倒，算我没说！”
　　说着，李志忠就要下炕走人，急得吴森茂赶紧跳下地拦挡。他一边打躬作揖赔不是，一边把李志忠重新推上炕，又斟酒，又布菜，然后坐下，语调深沉地说：
　　“大爷，您别生气。我是没把您当外人儿，您就像我的老家儿，我身边就您这么一个近乎人，您的话我不信，还信谁？只是这件事……好得有点儿过头儿，我想信，又不太敢信，你老能不能说得再……”
　　李志忠见吴森茂真着急了，满脑门子流汗，觉得怪可怜的，于是下决心给他交底儿。他把吴森茂刚给他斟上的一盅酒，脉到嘴里，正儿八经地说：“森茂，你听着。你大爷我虽是穷鞋匠，但我凭力气吃饭，从不干坑蒙拐骗的勾当。方才我说了，我是见你家里确实需要个人，买卖要发展，也非有个内当家不可；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所以我才跟你提这事儿。我也知道你现在成家有困难，办不起。
　　折了买卖娶媳妇，你准不干；借钱成家，欠一屁股债，你也不愿意。就这么干耗，搞坏了身子不说，买卖也发展不起来，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讨个不花钱的媳妇，这才能三全齐美。你以为，不花钱的媳妇，不是二茬货，就是老太婆，要不就缺胳膊少腿？你小子心眼儿太多！可你就是没想到，我给你说的，偏偏就是个黄花大闺女，而且比你小七八岁，不仅不缺鼻子少眼儿，还得满配得上你。你不信有这好事儿？它就有！你想知道，这到底是谁？我明白地告诉你吧，她就是我的三闺女！”
　　“啊——”吴森茂大叫一声，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摇着头说，“这……这……这不行！”
　　“怎么，不愿意？”李志忠问。
　　“不，不，不是……”吴森茂语无伦次，“我……我是说，她，大妹子……不，老妹妹……”
第6章 观音一样的媳妇(2)
　　“好了，你别说了，”李志忠打断吴森茂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现在是难，拿不出什么来。三丫头么，凭她的年龄、长相也满可以找个更好的人家。可谁叫咱爷俩碰到一块儿了呢，这就是缘分！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别的。三丫头嫁给你，不会受气。就冲你这几年的干法，她跟了你不会遭罪，闹好了，说不定还能享福！我么，也有我的图想。我这辈子天生绝户气的命，没个儿子，我图的是女儿离我近点儿，将来我们老了，有个照应。眼下，我什么都不图，只图我动不了那一天，你们能给我口饭吃！”
　　说着，李志忠低下头，他已经泪眼模糊了。
　　“大爷，别这样……”吴森茂也有些鼻子发酸，“咋这么说？我从来没把你老当外人！我森茂有今天，多半靠大爷。有今天这事儿更好，没今天这事儿，我也给您养老。我吴森茂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我就是看中这，才……”李师傅还在哽咽。
　　“真这样，您就名副其实地成了我的老家儿，我能不给您和大娘养老送终？”
　　吴森茂说。
　　“好！”李志忠一拍大腿说，“有你小子这句话就行，咱就这么定了。废话少说，吃饭，吃完睡觉，明儿跟我出城相人。”
　　“大爷，还相个啥？您说行就行吧！”吴森茂嗫嚅道。
　　“屁话！”看着吴森茂二十大几的人扭扭捏捏的样子，李志忠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说是我说，人，还得你相中才行。相中了，咱办事儿；相不中，闺女还是我的，今晚这话算白说。回来，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就当没这回事！”
　　“好，明儿我跟您下乡。”吴森茂头也不敢抬，只顾往嘴里填包子……
　　乡下，美！大庄稼郁郁葱葱，满目青翠。李志忠浑身都透着痛快！
　　下火车这八里地腰道儿，他几乎是一路小跑儿。吴森茂呢，就像是被“拍花子”拍了的孩子，紧跟在李志忠屁股后头，迷迷瞪瞪，像丢了魂儿似的。他满脑袋想的，就是琢磨这位“三姑娘”的样儿。他不敢往好里想，只想坏到什么程度，他才会不要。瘦高？矮胖？行！黑不溜秋？行！眯糊眼，塌鼻子，大瓢嘴，小包牙？行！秃头？只要不秃得一根不剩！麻脸？只要不像筛子……哪怕比他想像的强点儿，哪怕是一点点儿，他也就心满意足啦！
　　没想到，进了李家，他只用眼角儿瞄了一下三姑娘，就傻了！这一天，吴森茂也不知是怎么过的，晕晕乎乎，飘飘悠悠，耳鸣眼花，不辨西东，直到晚上回到家里，他也想不起自己在李家是怎么过的，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就连李家的大门朝哪儿开，他都记不清了。满脑袋记下的，就是他对三闺女那一瞥，而且只有那一瞥，连第二眼也没敢看，生怕再看会走样儿。晚上，吴森茂一闭眼，白天摄下的那个“三闺女”像，就如照片一样，浮现在眼前：上中等个儿，花袄蓝裤青布鞋，瓜子儿脸，尖下颏，高鼻梁，大眼睛，小嘴儿红唇儿，雪白的皮肤，一条过腰的大辫子……
　　天哪，这哪是什么农家姑娘，这简直就是九天仙女儿！他吴森茂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三闺女”这么漂亮，漂亮得吓人，像小时候看庙里的观世音菩萨，让人敬畏，让人不敢直视，好像能吸魂摄魄。吴森茂真不敢想像，这个人间的观音大士，怎么能给他当老婆？
　　以后的一段日子，他仍然有一股晕晕乎乎的感觉，根本不知所从，一任李志忠摆布，叫干啥干啥，叫买啥买啥，叫穿啥穿啥，完全像个木头人儿。直到新媳妇娶到家，坐到他的炕头上，他仍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他傻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该干什么。倒是比他小八九岁的“三闺女”比他大方，也懂得多。
　　李师傅的这位三闺女，大名叫李爱媛，农村丫头，从小和光屁股男孩儿一起玩儿，什么没见过？乡下孩子之间，本没什么性别秘密可言，男女间的禁忌也比城里人少得多。加之，乡下人整天和鸡狗牛马混在一起，对活物间阴阳交合的情景，见得多啦！就是人世间的男女私情，所见所闻，也不在少数。乡下人粗，说话没忌讳，一铺大炕，几代人一块儿滚，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所以，新婚之夜，十六岁的李爱媛，反比二十四五的吴森茂更显得从容不迫。到时候，她大大方方地铺炕放被，脱衣服，进被窝，一切都做在头里。吴森茂这个大男人反而事事被动，处处消极，不推不动，不打不摇，完全是大生茄包子一个！还得李爱媛催他上炕，叫他脱衣服，拉他进被窝……
　　第二天，李爱媛起来，穿好衣服，叠好被，下炕梳头洗脸，收拾屋子，烧水做饭……吴森茂却只管坐在炕沿上发呆。看着李爱媛忙里忙外，吴森茂不禁纳起闷儿来：经过昨夜那件事儿，她怎么还能像没事儿人似的，该干啥干啥呢？可是，不像没事儿人似的，又该怎么样？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左一眼右一眼地瞄着李爱媛，想在她身上发现点儿什么变化，可又看不出来。至于他自己，他觉得，他确乎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新人。新在哪儿？他闹不清楚，反正他已不再是那个光杆子吴森茂，他已经和眼前这个女人掺和在一起，掰不开了。吴森茂就这么坐在那儿胡思乱想，看着自己的小媳妇进进出出，身上一阵阵发燥。血，好像在不时地沸腾，搞得他心慌意乱，烦躁不安，不知干什么才好，于是，他只好什么都不干，只能在那儿发呆。想来想去，吴森茂总觉得，这都是昨晚那件事儿闹的！可那件事儿是怎么发生、怎么进行、怎么结束的，他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他当时好像是晕了，没魂儿了。要不，他怎么会啥也不记得呢？
　　他想试着回忆回忆，他玩命地想，他只记得，昨天好像乱哄哄地忙了一整天，到了晚上，他刚想坐下歇会儿，屁股刚沾凳儿，猛听李爱媛在炕上叫他：
　　“我说，都啥时候啦，还在地下傻坐着，上炕睡觉哇！”
　　吴森茂听了这话，一激灵，答应一声，站起来就要上炕，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洗漱，就到外屋洗脸刷牙；完事儿又要洗脚，刚倒上水，想起自己下晌才洗的澡，就把水又倒了；转身要回屋，又想上厕所……转了半天磨磨，就是不敢上炕。在过道儿，又没话找话地问李师傅：“大爷，您咋在这儿睡？”
　　李志忠没好气地说：“睡你的觉去！”
　　顺手推了他一把，这才把他送进屋。吴森茂回到屋里，又要往椅子上坐，屁股没挨座，又蹦起来了——原来他发现，炕上的李爱媛正盯着他笑：
　　“还坐，傻啦？睡觉哇！”
　　这回没辙了，吴森茂只好应声一屁股坐在炕沿上……
　　“上炕，脱衣服！”李爱媛扯了他一把。
　　吴森茂手忙脚乱，脱了上衣就上炕……
　　“裤子！”
　　吴森茂又胡乱扒掉裤子，身上只剩下衬裤和汗衫儿，没的脱了，这才进被窝。
　　他刚伸进被里一条腿，就停住了，心想：炕上不是两床被子俩枕头么，叠得好好地，怎么剩一床了？而且李爱媛早已先他钻进去了，他在哪儿睡？
　　“快进来呀，看冻着！”
　　说着，李爱媛伸手拉他一把。一条细长、圆润、雪白的光胳膊在他眼前一闪。
　　吴森茂激灵灵打个冷战，接着就是燥热、出汗……吴森茂扭扭捏捏，磨磨蹭蹭，好不容易拱进被窝。被边儿欠着老大的缝子，呼呼直灌风。
　　“你往里，把被掖严！”李爱媛说。
　　吴森茂一点点儿地往里蹭，好歹把被子盖上了。人板儿直地挺着身子，仰躺着像根木头一动不动。一边儿，李爱媛身上的热气，暖烘烘地透过衣服炙烤着他；一边儿，小冷风钻进没掖严的被子，冻着他。这和受刑也差不到哪儿去！特别是热的一边儿，李爱媛稍一动弹，什么地方碰他一下，他就像触电似的，打颤、冒汗，没一会儿工夫，人就僵了，麻木了……就在这时，李爱媛发话了：“怎么，就这么睡啦？”
　　没等吴森茂回答，李爱媛就把他的大手拉到了自己的身上。温热、滑腻、细软……吴森茂像摸着刚剥了皮儿的熟鸡蛋。他猛然醒悟，他身边这位三姑娘原来一丝不挂，光赤精溜……于是，一股沸腾的热血往上一涌，他只觉脑袋“嗡”地一声变大了，变空了，变没了，他天旋地转，迷迷糊糊，飘飘悠悠……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他就记不清了。好像他和她肌肤相接，血肉相通……一整天，吴森茂就这么迷迷瞪瞪地瞎琢磨，啥也不知道干，也不想干。
　　到晚上，他的精神头儿来了！
　　等一切收拾停当，李爱媛铺好被，出去洗脸。早已洗漱完毕等在那里的吴森茂，哪用别人招呼，自己早跳上炕，三下五除二，就把自己剥了个精光，钻进被窝等着去了！
　　李爱媛端着半盆热水进屋，一看那位已经躺下，不禁哑然失笑，心说：今天倒痛快！她把水盆、毛巾、肥皂放在炕上，说：“洗！”
　　“我洗完脸了。”
　　“下边！”
　　“昨儿洗的澡。”
　　“那也不行，洗！”
　　李爱媛出去了。吴森茂精赤溜地起来洗下身，嘴里小声磨叨：“讲究还挺多！”
　　吴森茂胡乱洗两把，擦了擦，又等着去了。李爱媛回来，倒了水，收拾完东西这才上炕。吴森茂瞪着眼，等着看媳妇脱衣服。不想，李爱媛先把灯给关了，弄得他想看看不成，心里怪痒痒的。等李爱媛躺进被窝，他用手一摸，李爱媛和他昨天一样，内衣内裤穿了个全！吴森茂急了，说：“你咋不脱衣服？”
　　“脱啦。”
　　“这个？”
　　“这个，穿着睡！”
　　“那不行！你昨天怎么都脱啦？”
　　“昨天是昨天，昨天你还没脱呢！”
　　“今天我脱啦！”
　　“你脱，我不脱！”
　　“不行，今天你还得脱！”
　　“我今天就不脱！”
　　……
　　吴森茂急不可耐，也不再争辩，自己动手，上去硬扒，李爱媛又推，又躲，俩人在被窝里打闹起来，可又不敢出声，怕被外屋的老爹听见。俩人就这么别着气儿，笑闹一会儿。李爱媛终于服软了，她驯服柔顺地躺在那里，任由丈夫一点点儿地把她扒光扯净……
　　其实，今晚李爱媛不过是成心逗弄吴森茂，想看看自己的丈夫是否真是个木头疙瘩，生茄包子一个？经过这番挑逗，她确信他不仅不呆不木，而且情急似火，力大如牛，自己心里一喜，身子早酥软了。
　　第二天，日上三竿，李爱媛才醒。她一骨碌爬起来，边穿衣，边叫吴森茂起炕。俩人收拾完，双双走出屋外。正在干活的李志忠，头也没抬，说：“起来啦？
　　饭在锅里，壶里有热水。”
　　小两口刷牙洗脸，回屋吃饭。饭桌上，李爱媛轻声说：“我说，当家的，往后咱可不能再起这么晚，让老爷子伺候咱们。”
　　“嗯！”
　　“也别那么折腾，扒天儿似的，没完没结。日子长着呐，我又跑不了，还能没你玩儿的？就像这吃东西，好吃的，也得抻着吃，狼吞虎咽地，也不怕噎着、顶着！”
　　吴森茂被媳妇说得情动，禁不住打个干嗝，说：“噎……不着。”
　　外屋的李志忠隔山跳海地听到几个零星的词儿，什么“吞”哪、“咽”呀、“噎着”、“顶着”的，还以为自己做的饭不合适，忙大声问：“怎么，饭不好吃？”
　　屋里的小两口听老爹这一问，知道他是会错意，想笑，又不敢笑。吴森茂含着一口饭，说：“没……事儿，挺好！”边说，边急着咽饭，脸憋得通红。
　　李爱媛忙把一口饭吐回碗里，手捂着嘴。俩人只强忍了片刻，便“哗”地大笑起来，闹得李志忠莫名其妙地直摇头。
　　吴森茂二十大几，自成熟以来，十多年，干活混饭，做买卖挣钱，从不敢在女人身上动脑筋，漫说没沾过女人的边儿，就是平日见着大姑娘小媳妇，也不敢正眼看看。别人以为他腼腆，实则，他和别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心火盛着呐！不同的是，他懂得如何把火压住。他的肚子里也总是洪水一般翻腾，他只是不让它泛滥罢了，就像叠坝防洪一样，使劲堵。而今，压了十几年的火，堵了十几年的水，一下子放出来，恰似火山爆发，洪水决堤，再想控制，难喽！他恨不得一下子把十几年亏欠自己的，都找补回来。
　　李爱媛呢，她和吴森茂不同，她才十六岁，正像盛开的花朵，大敞着蜜蕊，等着蜂儿采，蝶儿吸。这种事情，天经地义。连鸡儿狗儿都会，何况人。
　　自打李爱媛过门儿，吴森茂夜夜折腾个够，一连十几天。以后他渐渐安静下来，虽说还是一天不拉，但总算知道累了，懂得够了，能安生地睡觉了。这天晚上，俩人痛痛快快地玩完，舒舒服服躺下睡觉。突然，李爱媛用屁股拱了一下吴森茂，问：“睡着啦？”
　　“没有。”
　　“跟你说个事儿？”
　　“说吧。”
　　李爱媛侧转身，半压在丈夫胸脯上说：“这件事我琢磨几天了，得赶紧办。”
　　“我知道，开板儿，做买卖，我一半天就出去。”
　　“不是，开板儿不急。我说的事儿，得赶在开板儿之前。”
　　“啥事，这么急？”
　　李爱媛咬着吴森茂的耳朵说：“外屋，咱爸！”
　　“爸咋啦？”
　　李爱媛一偏腿，和身压在丈夫身上，用手指划着他的胸脯说：“你不知道，咱爸一辈子睡惯了热炕头儿，现在咱把他丢在过堂屋，睡冷板铺。眼看天儿凉了，叫他怎么过冬？”
　　“哎哟，我怎么把这事儿忘啦！”
　　“你除了一件事忘不了，啥事没忘？”
　　李爱媛点了丈夫脑门一指头，翻身从吴森茂身上下来，平躺着，佯嗔着。
　　俩人调笑一会儿，李爱媛正儿八经地说：
　　“盖间房吧！”
　　“盖房？在哪儿？”
　　“后院！那么大地方，盖几间不行？”
　　“哎呀，盖房可不简单！”
　　“是不简单，但非盖不可！你想呵，就这半间前屋，西屋又是过道，又睡人，咋做买卖？要做好买卖，至少得先把这两间都腾出来！”
　　“还真是！我咋没想到？光这半间屋，加上西屋巴掌大块地方，无论如何也扒拉不开，是得把西屋腾出来，再腾这屋，就得盖两间，那工程可就大啦！再说，咋盖呀？朝南？挨厕所；朝东？挡门；朝西？挡北窗户……”
　　“要不，明天咱先看看，比划比划，量量？”
　　“我看，还是先跟老爷子商量，说不定他有办法。”
　　“定了？”
　　“定了！”
　　“盖？”
　　“盖！”
　　第二天，在早饭桌上，吴森茂把盖房的事当作自己的想法，一本正经地提出，还要李志忠吃完饭跟他去后院量量。没想到，李志忠早已成竹在胸：“用不着量，我估算过啦！单为我压一间，在哪儿都行，但解决不了问题！只要还在外屋做饭，就腾不出多大地方。最好是盖两间：一来，我有个热炕头；二来，有个做饭放东西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把整个外屋腾空，用来做买卖。”
　　“两间，咋盖？一间都把我们难住了，两间往哪儿盖？”
　　“接！别另盖。”
　　“咋接？”
　　“借这两间房的北墙，往外接，省一面墙的工料不说，四间连起来也好用。如果不起脊，盖平房，又能省仨‘山’，盖两间的花销，未必比单盖一间多。空出整装院子，用着的时候，还可以再盖。平房顶上可以放用不着的东西，等于没占地方。这么盖，最合适！”
　　李志忠讲得头头是道，吴森茂两口儿听得津津有味。俩人不约而同地想：
　　“姜，还是老的辣！”
第7章 红火的鞋铺(1)
　　吴森茂是个讲实干的人，十几天来，歇也歇够了，瘾也过足了，该干正事儿了！吃罢早饭，他骑上自行车，直奔建筑行，请泥瓦木工师傅，买砖木灰沙，下手盖房。
　　事情办得挺顺，没用小半晌，一切就绪，单等来料动工。回家的路上，刚好经过小西门，吴森茂想起，张师傅家就住在这儿。几年不见，怪想的，顺便看看，也不枉师徒一场。一进张家门，就看见张师傅正坐在那儿发呆呢。俩人说了几句客套话，吴森茂一访听，原来“朱记鞋铺”要塌架，朱大鞋底子裁人，张师傅“家儿蹲”了。吴森茂听罢，大吃一惊：“偌大个鞋铺，怎么说垮就垮了呢？”
　　“问谁？”张师傅说，“还不是你小子使的坏！”
　　“我？天地良心，我可没给他使坏！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
　　“说得轻巧！李师傅不是你挖走的？”
　　“您说这呀，怨不得我！李大爷和我对劲儿，愿意跟我干，他管得着？谁也没卖给他！”
　　“是这话，没错！”
　　“可话又说回来了，走了李师傅，还有你们老几位在，怎么就能垮呢？”
　　“唉，人哪，坏就坏在心活。”
　　“怎么讲？”
　　“你想呵，原来几个人一起干活，谁也不觉得什么，冷不丁走一个，跟你享福去了，剩下的还能坐得住？”
　　“我插您一句，张师傅，您这话可说错了，李师傅到我那儿可没享着福，吃不好，喝不好，干的比以往还多……”
　　“这，我信，可人，图个啥？就图个愿意。李哥给你干，再苦，再累，他愿意。
　　这谁都看得出来，给朱家干，不行！”
　　“也许是这样，那你们呢？”
　　“他一走，我们心就散啦！活也干不好了，也不出活了。没这两项，啥鞋铺能不垮？”
　　“那倒也是，可光说垮，垮到什么程度啦？”
　　“各奔东西！对了，方才你说成家了，我还没问，媳妇咋样，啥人家？”
　　“一句话告诉您：李师傅的老闺女。”
　　“好哇，这老东西，我说他享福去了，你还一百个不认。这不，当上老太爷了，哪天我找他去！”
　　“去吧，巴不得您去，他准高兴！不过，这当老太爷，还是近几天的事儿，前几年，他可真没享着福。”
　　“是享福！对劲儿，顺心，就是享福。”
　　“那好哇，咱爷俩也对劲儿，要不，您也上我那儿去享福？”
　　“怎么个话儿？听你的意思，是叫我给你干？”
　　“不是您说的，在我那儿享福吗！”
　　“此话当真？”
　　“我是一口唾沫一个坑，就这么定了。我眼下要盖房，等开板儿，我叫您。”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你啥时候盖房？”
　　“明天。”
　　“那好，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我明儿先帮你盖房，当小工，搭下手，我还行。”
　　“也好，我正愁人手不够，那就从明天算起，我先给您开一个月工钱。”
　　“那不行，当小工算帮忙。”
　　“都是干活，工钱照算，按长年工，先支一个月，就这么定了！”
　　“爷们儿，你是可怜我，还是救济我？”
　　“都不是，干活挣钱，这是规矩。您也用不着客气，咱爷俩的账算不清，若真算，当年您教我手艺这笔账怎么算？”
　　张师傅一听吴森茂还记得这些，心一软，鼻子发酸，再没说什么。
　　“张师傅，咱‘亲父子明算账’，从明儿起，您就是我的人了，您得听我的。”
　　“这个自然！”
　　“那好，您明儿先别去我那儿，您帮我干件大事！”
　　“你说吧，什么事？只要我干得了。”
　　“干得了，而且非您不可！您听着，明天您给我去找王、赵二位师傅，说我用人，看他们愿不愿来，亏不了他们，准比在别家强！”
　　“行，这件事我还真能办，而且不用等到明天，我下晌就去，说不定明天就有准信儿！”
　　“好，那就拜托您啦！”
　　说罢，吴森茂掏出几块钱，撂在桌上说：“您把家里的事安顿一下，钱，明儿从月支里扣。”
　　下晌，材料陆续运到，怕丢的砖木也搬进了后院。第二天，一位姓段的泥瓦匠师傅带个帮手，早早来到吴家，丈量划线，分派人挖墙基，和泥拌灰，搬砖运土……帮忙的左邻右舍还没开干，张师傅领着王、赵二位师傅赶来了。吴森茂一见，忙迎进屋，又是让座，又是递烟，又是介绍媳妇……李志忠也赶过来，老哥儿四个一见面，各问寒温，少不了要取笑一阵。接着，吴森茂和四位师傅谈正事，讲明工钱都从当日算起，先支一个月，而且立马叫李爱媛给钱。四位师傅收好钱，开始随李志忠到后院干活。
　　四个捋锥把子的好手，现在捋锹把子，给别人当小工，搭下手。李志忠前后支应，像个总指挥。李爱媛专管后勤，沏茶送水，递手巾把儿……吴森茂管买东西付钱，还是本行——“跑外”。
　　家里三口，三位师傅，三个泥瓦木工师傅搭仨徒弟，再加上帮忙的邻里，二十来人，进进出出，吵吵嚷嚷，大呼小叫，热火朝天，一副大兴土木的气势！
　　吴森茂、李志忠和张、王、赵三位师傅六年不见，久别重逢，格外亲热。干活之余，他们总是凑在一起，忆忆过去，讲讲后来，说说现在。言谈之中，少不得提起他们的老东家——朱富贵——这个臭名昭着的朱大鞋底子。大家对他从无好感，但恨归恨骂归骂，有些事情还是应当掰扯清楚。比如，三位师傅一直闹不明白，朱富贵在吴森茂身上吃那么大亏，后来怎么没报复？这不合情理，更不合朱大鞋底子的脾气。还有一宗，吴森茂满徒后，不辞而别，自己开鞋铺，和他对着干，后来又挖走了他的案头儿——李师傅……就他那暴脾气，哪件事都足以让他和吴森茂玩儿命，他怎么就都忍了呢？而吴森茂最感兴趣的却是：“朱记鞋铺”那么大个买卖，怎么说垮就垮了呢？张师傅说，这是因为李师傅一走，人心散了。吴森茂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人走了，可以再请别人；人心散了，不好好干，可以换人。他怀疑，搞垮鞋铺的，不是别人，八成是朱大鞋底子自己！几个人想来想去，说来说去，怎么也弄不明白。据三位师傅讲，吴森茂摔门走掉之后，朱富贵跳着脚大骂，非要抄家伙追出去不可，还是李师傅和大家一起把他拉住了，才没把事情闹大。李志忠没有把这告诉吴森茂，完全是为了息事宁人。后来，李志忠辞活，朱富贵得知是吴森茂把他挖走了，也曾暴跳如雷，但闹过以后，也就自消自灭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楚。
　　再说朱富贵，以这老东西的臭脾气和他对学徒、伙计的狠劲儿，吴森茂叫他吃了那么大的亏，真是杀了他的心都有！手刚被扎时，他疼得睡不着觉，背地里曾跟老婆发狠，说手好后，非把吴森茂的皮扒了不可！他老婆的一席话，让朱富贵安静了许多：“报应！你用手打人，佛爷就扎你的手。打别人行，打茂子不行。你没见，他的命多硬！爹，克死了；妈，克走了；除了个妹妹，一个弟兄没有，全叫他克了，你惹他？”
　　朱富贵的老婆吃斋念佛，供个泥菩萨，一天三叩首，早晚一炷香，虔诚得很。
　　她也看不上小茂子，瞧不起臭工人。她也骂他们，但每次骂完，她都要在菩萨面前悔罪，求菩萨原谅，别叫她掉大牙、生舌疮……朱富贵也迷信，但他不光信佛，他什么都信：狐仙、黄仙、白仙、长仙……老伴儿的几句话，还真把他吓了一跳：
　　“还真是这么回事，这小子就是命硬！人也硬，吓不住，打不服，我用了这么多个学徒，就没见这样的！”
　　朱富贵只是这么想，其实他没整治吴森茂，并非完全出于迷信，怕报应只不过是个借口，给自己找台阶。真正的原因，是他惧怕吴森茂本人和他那几位师傅。明摆着，吴森茂是个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个头儿不比他矮，虽没他块头大，但比他结实。刚来的时候，打他几回，满以为能把他镇住，现在看来，不行！这小子忍是忍了，但没服，心里在憋劲儿。真把他逼急了，动起手来，他朱富贵未必准占便宜。再说，还有那几个伙计呢！看得出来，李案头和这小子挺对劲儿，那几个又和姓李的一个鼻孔出气，真打起来，他们虽不至于跟他动手，但拉偏架总会吧！他朱富贵纵有三头六臂，也抵不住他们五六个呀！这样一来，暴打吴森茂的想头也就搁下了。至于开他，不光朱富贵自己舍不得，他老伴也不干哪！上哪找这么勤快的人去，又有眼力劲儿。叫他干的，不用说二遍；没叫他干的，他找来干。就没见他喊过累，偷过懒。这么好的佣人，又不花钱，为一点儿皮肉之苦，把他开了，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就这样，朱富贵不仅没开吴森茂，反而用起他来了，让他替自己跑外。
　　阿弥陀佛，这一来，倒成全了吴森茂！
　　满徒那天，吴森茂愤然离去。为此，朱富贵大发雷霆，表面上看，他是气，实则是悔。按他的本意，他是想用三块大洋收买人心，再用学艺作诱饵，拢住吴森茂，让他起码再干三年！他满以为，一个没见过钱的孩子，拿到白花花的银圆，会喜形于色，加之他学艺心切，听说叫他拜师，肯定会眉飞色舞。万没想到，这小子抓了钱就走，头也不回。他哪知道吴森茂的想头？吴森茂给他白干三年，漫说拿他三块，就是三十三百，也该！想用这点儿钱买他的好，这不是哄小孩儿吗？想用学艺留住他，早干什么来着？现在晚啦！手艺么，人家已经学成，自己能干为什么叫人家使唤？何况又是朱大鞋底子这种拿人不当人的家伙！果然，没过多久，吴森茂的修鞋摊支起来了，朱富贵还纳闷儿：“在这儿三年，他连锥把都没摸过，凭啥给人掌鞋？”
　　嘿！吴森茂不仅掌了，不久还做了！小孩鞋、便鞋、皮鞋，全活！
　　“真他妈见鬼！胎里会？不能啊！”朱富贵也怀疑过，是不是哪个伙计偷偷摸摸教过小茂子？他估计，若是有这么个人，那就准是李志忠！因为他俩对劲儿，又吃住在一起。可他啥时候教哇？夜里肯定不行，就没有摸黑做鞋的。学手艺，光说不练不行，得动真家伙！果真如此，能不被人发现？巴掌大的地方，几间房，墙靠墙，山挨山，下屋明火执仗地学做鞋，北屋愣没察觉，都是死人？躺在被窝里说说是可能的，但那教不成徒弟。白天，趁他不在的时候教？那怎么没耽误做活呢？要知道，他朱富贵可不是傻子，早防着他们这手了。就是没有这档子事，他们也别想在他外出的时候偷懒儿。多少时间能出多少活，他一清二楚！既然如此，自己没停手，怎么教得了别人？光让茂子在旁边看看，能把手艺学去？不可能！朱富贵绞尽脑汁，好歹想不出，吴森茂在他家三年，是怎么把手艺偷去的，更闹不清是谁教的，不知该找谁算账。最可疑的李志忠吧，他又惹不起，怕闹翻了，老家伙给他撂挑子，那就更抓瞎啦！再说，也没有真凭实据呀！好在吴森茂只修破鞋，成不了大气候，碍不着他什么。后来，吴森茂日见发达，翅膀越来越硬，不仅开了自己的鞋店，还把他的“顶梁柱”——案头儿李师傅挖走了。这下子朱富贵可真急了，骂吴森茂是“养不熟的狼崽子”，骂李志忠“忘恩负义”，骂张师傅他们“吃里爬外”……朱富贵只知怨天尤人，殊不知，他自己才是败家的罪魁祸首！养虎遗患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没有他的成全，吴森茂能学会跑外？能成气候？敢跟他唱对台戏，拆他的台？要骂，他该骂自己才对。可不管骂谁，也只能是磨嘴皮子，管啥用？晚喽！现在他还敢把吴森茂怎么样！惹不起走的，他就拿留下的撒气，到底把三个不吃硬儿的师傅挤兑走了，剩下一个刘老蔫儿，顶什么用？再进人？哪那么容易找到合适的！只好老调重弹，糊弄个小学徒。从此，“朱记鞋铺”一蹶不振，勉强又凑合了半年，朱富贵只得关张，带老伴和孙子回山东，从此一去不返。
　　没出半月，吴家的房子盖好了。三七的墙红砖到顶，南借老房北墙，北面一门一窗，青灰盖顶，房上像个小广场，放什么不行？里边，纸棚粉墙，当中一面隔山墙下砖上木，玻璃门窗，里外屋一般亮堂。东里屋一铺东炕，和前里屋的北炕，一窗之隔。炕下靠北墙砌了个尺把高的地炉子，做饭带烧炕。隔山墙里，立着水缸、酸菜缸、泔水缸……北外屋，靠西墙一溜米柜、面柜、碗架柜……总之，原来前外屋的东西，都搬到后屋来了，整个前外屋被腾得干干净净。
　　这一来可好了，四间房成田子形，两前两后，两里两外，前后屋，门对门，窗对窗，仨门一线，从后院，一眼能看到大街上，整个一条大走廊。三扇窗，前边橱窗是死的，中间和后面两扇是活的，夏天打开来，小凉风从后院穿过北屋一直吹到前里屋。中间的窗户，连着两铺大炕，前后里屋不用走门，跳过窗户，就能从这铺炕上到那铺炕，递个东西倒省事儿！
　　“森茂鞋店”歇业两个多月，就要重新开张。这两个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为鞋店日后的扩大和发展，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首先是，李志忠把自己的宝贝女儿“白给”了吴森茂。这不仅给他省下了扩大买卖所必需的资本，还给他解除了后顾之忧，使他可以一心一意做买卖。更重要的是，吴森茂有了一个精明强干的贤内助和贴肉贴心、知冷知热、消愁解闷、加油鼓劲的伴儿。新婚蜜月之后，整个吴森茂像换了一个人：胖了、鲜亮了、精神了，走路都摇着膀子，迈步一踮一踮的。其次是，新盖的这两间房，是李爱媛的主意。她的本意是让老爸能睡上个热炕头儿，实则为鞋店日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吴森茂为鞋店拉来三个可靠的、能干的、有本事的鞋匠师傅。鞋店要发展，没有几个顶硬的师傅作中坚，那是不行的。
第8章 红火的鞋铺(2)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就是开板营业。活儿，吴森茂这两天已经揽下几宗，够干一阵子的。材料现成，家里存货不少。关键还是人手，说是五个人，实际做鞋的就三个。李志忠已经不上案子，他成了鞋店的总管，收发外件，收货验货，派活验活……店里的事情，他全管。跑外是吴森茂的事，其中又以揽活和进料为主。如今吴森茂跑外，已经不比从前。现在他跑外，可以一门心思，再不必为家里的乱事分心；相反，现在他不论啥时候回家，进门就有热汤热水，热饭热菜。然而，活揽得再多，料进得再好，做不出鞋来，也是白费！凭张师傅他们仨人，手再快，能出多少活？增加人手，这才是当务之急。所以，开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添人。吴森茂不仅自己跑，还动员张师傅他们，利用工余时间走亲访友，找老关系、老伴当，能拉来的全要。连李志忠也抽空往外跑，找老伙计、老朋友、老熟人。大家“齐下火龙关”，没出半月，森茂鞋店的长年工就增加到十几个，其中就有刘老蔫。原来在朱记鞋铺的那老哥五个，算是在吴森茂这里聚齐了。
　　后来又陆续进来几个，其中就有听说森茂鞋店要人，自己毛遂自荐的，还有送自己的孩子来当学徒的……到这年年底，季节工、临时工不算，森茂鞋店已有工人近三十，外加三个学徒。说到学徒，吴森茂对他们的态度，与朱大鞋底子大不相同。一是，他给学徒工钱，尽管少些，但绝不白使。二是，他不叫学徒干自家的活，只管给师傅们搭下手，干店里的活。最重要的是，他不怕学徒“偷艺”，店里的活计随便看，随便问，只要不耽误师傅干活就行。与朱记鞋铺不同的另一点是，森茂鞋店的外件，店里一概不管取送，全由做家儿自取自送。这都是因为吴家给的工钱高点，信誉好点儿——从不拖欠工钱。当然，活儿必须做好，交活必须准时，否则不再给活。就这样，也有不少人家争着要活，挣这份闲钱。既然上门要活的多了，吴森茂自然也就不必四处寻做家儿啦！这可不是小事，偌大个鞋店，光跑外件，一个人都干不过来！再就是准备外件，这个活很细，又很繁琐，以往都是店家自己干。
　　婚前，吴森茂白天跑外，晚上自己熬夜，裁帮贴里儿，裁底包边儿，一干半夜。婚后，有李爱媛陪着，点灯熬油一块儿干。现在改了，裁帮裁底的活，由刘老蔫全包。因为这个活细，弄不好，毁材料，非行家干不可。刘师傅是这行的老手，在朱家，下料的活就是他兼着干。这儿的活多，老蔫就成了专职的下料工。下好的面料还要贴里儿，然后才能送出去轧成鞋帮，而布底子则要包边儿，还要贴底儿，然后才能送出去纳。过去，这些活也是自家干，现在吴森茂把它改革了，他把这些活也当外件包出去。虽说花点工钱，但省他和李爱媛大量时间，小两口再不用打夜作了。这些变革，都是吴森茂琢磨出来的，他很为自己这点小聪明而感到骄傲！
　　李爱媛呢，现在成了森茂鞋店名副其实的“内当家”。她文化水平高，比吴森茂高十二倍！吴森茂满打满算念了半年书，李爱媛可好，正经小学毕业。虽说是乡村小学，可那是六年呐！李爱媛学得又好，鞋店这点儿豆腐账，不在话下，吴森茂怎么比得上？所以重新开业以后不久，李爱媛就执掌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吴森茂倒也乐得当甩手掌柜，省心！
　　买卖这东西，说来也怪。说个不好，咋整也不行，眼见稀里哗啦，完了，就像朱记鞋铺；可要好起来呢，又拦也拦不住，现在的森茂鞋店就是如此。真叫人琢磨不透！这真有点像打麻将，顺了，咋打咋有，上吃下碰，要啥抓啥，上停就能和，不是自摸，就是有人“点炮儿”；背了吃不着，碰不上，净抓废牌，停三四张，和不过人家单钓、砍当，还净“杵锅子”。
　　现在，吴森茂的买卖就像麻将打顺了一样，怎么做怎么有理，做什么都挣钱。
　　钱挣大发了，小钱儿还就懒得挣！原来吴森茂不敢揽皮鞋的批活，因为做皮鞋材料贵，做工细，成本高，闹不好，赔个底儿掉！零星的订做活，他还敢接，大批量的，他就不敢了。再说，就是敢接，他也没那么大的本儿啊！现在，吴森茂是专拣皮鞋做，而且最爱揽大活。大商店，几十几百的要，他也敢应！也是，一批活做下来，印有森茂鞋店字样的花鞋盒子一摆半屋，送货，一拉好几马车，叫人看了咋不高兴？对了，吴森茂如今有自己的包车了！外出办事，专车来去。只不过，这专车除了四个轱辘，还多四条腿——马车。就这也不简单，大皮后座上一坐，有人驾着，神气！现在的吴森茂，不仅出入坐车，而且谈生意上馆子，结完账进戏院。到家，成捆的钱，成包的大洋，往老婆面前一放，那什么劲头！
　　入冬后，李爱媛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她心里明镜儿似的，自打一过门儿，丈夫就把吴家的种儿，种到自己肚子里了。
　　转年秋天，李爱媛要生养了，这可是件牵涉全局的大事。平日，李爱媛管家，做饭，伺候丈夫，为买卖记账，理财。她若“趴窝”，这一摊子事交给谁？当然，她最好是在家坐月子，这样，她不动手，还可以动嘴。可是，这就必须有人伺候。
　　请人，可以，但不如自己的亲妈靠谱。把李王氏接来，这就是吴家三口最初商量的结果。为此，李志忠还专门跑回李千户屯一趟，只可惜，人没接来。
　　“老乞婆说死不来，理由一大堆，我有啥法？又不能捆来，绑来！”
　　至于老乞婆的理由，一是，她进不得城。李爱媛嫁到吴家，姑爷接丈母娘进城住过。老太太在城里勉强呆了三天两晚上，好歹闹着走了。这还是大伙按着，不然，一天也不住。她闻不得城里的臭气，挨不得城里的拥挤，听不得城里的喧闹。
　　她女婿那个家，她更不能呆：臭皮子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一屋子人敲敲打打，像锣鼓点儿，叫人咋活？二是，她离不开自己的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虽说她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但她有她的鸡呀、猪呀、菜呀……哪个离得开她？三是，不能让女儿在城里生孩子。在城里，生下的孩子，不是给震聋了，就是给震傻了，说不定还把脑袋震瘪了。乡下多好，清爽、干净、消停。孩子没睁眼，先听见鸡鸣狗吠，长大能不活蹦乱跳？再说，女人坐月子，在乡下吃的是新米新面，刚从窝里掏出的鸡蛋还热乎呢，吃了能不养人？城里能吃得着这些？更主要的是，她的三个孩子都生在乡下，一个赛一个。因此结论是：把女儿交给她，她保证母子平安，到时给吴家抱回个大胖小子！
　　“到乡下去生，不行！”吴森茂不同意。
　　“咋啦，乡下人不生孩子？”李爱媛愿意，她想家，又想妈。
　　“也行。”李志忠也同意。
　　二比一，就这么定了。
　　产前不到一个月，李志忠回家，叫老伴收拾屋子，做好准备。他借了一辆胶轮大车，回城接人。大车铺得厚厚的，软软的。挺着大肚子的李爱媛，被几位邻居大嫂搀上车，围上被。马儿懒洋洋地拉着大车，走得很慢，很慢……
　　几天里，李志忠城里城外，走马灯儿似的往返几次，可把老头累坏了！
　　留在家里的吴森茂更惨！内当家走了，老掌柜也走了，里里外外，他一个人单挑。冷清不说，他自己的饭食也好凑合，工人咋办？三十多张嘴呢！买煎饼，大葱蘸酱，白开水。买大饼，熬粥切咸菜。就这，还得请人帮忙。这一年，吴森茂享福享惯了，光知道吃现成饭，漫说叫他做，就是粮、菜、家什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李志忠回店，吴森茂一见老丈人，头一件事，就是商量吃饭问题：“老爷子，您可回来啦，赶紧想办法！”
　　“啥事这么急？”
　　“吃饭，几十人，咋搭对？”
　　“是这？我们商量过了，三丫头担心的就是这。临来特别嘱咐，叫我跟你说，立马雇大师傅。”
　　“雇人？”
　　“对！不雇咋办，谁做？对了，你们这几天是怎么对付的？”
　　“买！大饼，煎饼……”
　　“不行，不能总买着吃，又不是三天五天，雇人吧！”
　　吴森茂也明白，是得雇大师傅。明摆着的，他得跑外。他一走，李志忠就成了家里的大总管。他俩，谁也没工夫做饭，也做不好这么多人的饭。经过这几天，吴森茂算明白了，这做饭的差事，可不是好干的。难为他那小媳妇，这一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天天饭哪，菜呀，汤啊，水呀……后来还拖个大肚子！她自己不叫苦也罢，怎么老爷子也不吱一声，就那么看着女儿受累？也怪自己，光知道进门就吃，四平八稳一坐，饭来张口，水来伸手，叫媳妇伺候，也不想想，媳妇累成了啥样！
　　不行，再不能叫她这么干了，就是回来，也不干，何况还得奶孩子！想到这，吴森茂下了决心：
　　“雇，早该雇，咱又不是雇不起。这回，咱还雇下去了，不能再叫爱媛累死累活地给大伙做饭！就是不知道咋雇，急急忙忙的，上哪找合适的去呀？”
　　李志忠更是没谱，爷俩磨叨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
　　“干脆，大家的事，就交给大家去办。‘三个臭皮匠，凑个诸葛亮’，咱这现摆着几十个臭皮匠，还想不出个办法来？”
　　说完，吴森茂来到前屋，往当地一站，冲两边一摆手，说：“爷们，停停手，先别梆当了，我和大家商量个事。各位眼见，内当家坐月子去了，我得在外边跑，老爷子也挺忙，没人给大家张罗饭，光叫大家啃干煎饼，也不是长远之计。我想给大家请位大师傅，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在座的，哪位认识人，帮忙说合一个。要能干，干净，最好会两手，叫大家吃饱吃好。工钱和其他条件，好商量。”
　　这是好事，大家自然愿意效力，人们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你提张三，我说李四……就属张师傅提的人靠谱：孤老头，住他同院，知根知底。此人一辈子当大师傅，前年赋闲。他虽不是名厨，却也会几手。附近人家有个大事小情，红白喜事，都请他掌勺，听说还行。他还在铁路上给老毛子做过饭，也在日本人家里做过饭，看来，啥都能对付，为主的是，干净。大家比较一阵，都觉得这个合适，吴森茂和李志忠也赞成。刚要决定，张师傅又二乎了：“怕是不成！不是别的，是他那姓，让买卖家膈硬。”
　　“姓，啥姓，做饭管姓屁事！”李志忠打趣说。
　　“李哥，森茂，你们不知道，他那姓，叫起来别扭，丧气！”张师傅说。
　　“到底姓啥？”吴森茂问。
　　“裴！”张师傅答道。
　　“赔！有这姓？”吴森茂不解。
　　“不是赔赚的赔，是姓裴的裴。”张师傅解释道，“《隋唐演义》里不是有个使大锤的裴元庆吗，就是那个裴。”
　　“咋写？”吴森茂问。
　　“上边一个非，非常的非，下边一个衣服的衣字。”张师傅说。
　　“是这个，”吴森茂说，“那还怕它干啥，做买卖还怕这！若是这也灵，那还做啥买卖，干脆满世界找姓赚的、姓挣的，就得了！”
　　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张师傅把老裴领来了。
　　这老裴，姓不咋的，人倒真帅！大高个，胖乎乎的一头银发，像茧丝，显得那么干净利索。老头能说会道，全身透着精明。吴森茂和他一谈，几句话，成了，干脆利落！月薪和张师傅他们一样，包做三顿饭，菜钱另给，月底结算，多退少补。
　　先不在这住，早晨来，晚上收拾完回去。
　　老裴这一来，吴森茂爷俩可省心了，顿顿热饭热菜，热汤热水。工人也满意，因为老裴是正儿八经的大师傅，不像女东家只会烙饼、窝头、大炖菜。人家就是会掂对，时不时来点花样，既叫大家口味常新，又不多花钱，月底还有点节余。老裴头把个小本子往吴森茂面前一摆，哪天买的米面，每天买的菜，单价、数量、金额，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月间花多少，月底剩多少，算得明明白白。
　　“说是多退少补，”吴森茂说，“剩这几个，还算个啥，不值当的，你留下打壶酒吧！”
　　“这可不行，”裴师傅说，“我拿了工钱。节余的，您若不收，我挪下月，攒起来，犒劳大家一顿。”
　　“犒劳大伙的钱，我另给。”吴森茂。
　　“那我也不要，我不能从伙计们嘴里扒食儿！”老裴说。
　　“那就挪下月。”吴森茂说。
　　吴森茂觉得，裴师傅不仅精明强干，而且人也正派，他决定用下去。
　　老裴看掌柜的挺实在，估摸能干下去，就给吴森茂递过话，自己搬过来住。他和李志忠一块儿睡小下屋，他不用跑路，李志忠也有个伴，两好！
　　李爱媛回娘家，没几天，生了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吴森茂去看过两次，当天去，当天回。孩子满月后，李爱媛又住了几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她是真惦记她那个城里的家和她那个打单儿的丈夫！好歹算是把老爹等回来了，李爱媛二话没说，收拾东西，准备跟老爸回城。
　　回到自己的家里，李爱媛发现，好些事变了。首先是，家里的活不用她干了，一天到晚，她除了哄孩子，啥事没有，净吃现成的。李爱媛虽然早就知道家里雇了大师傅，但做惯了三顿饭，冷不丁让人伺候，还真有点别扭。其次是，吃食变了，东西还是那些，但做法大不相同，吃起来味道更是不一样。大炖菜减少了，炒菜增多了，饭食的花样多了。特别是东家一家的早晚两顿，变化更大，时不时还来点洋菜：牛奶列巴（面包）、火腿蛋、稀（一种俄国汤）、别列（土豆泥）、罗松汤……
　　这是西餐，还有日式的，像蛋窝饭、寿司、生鱼片……过节，裴师傅把他在南满铁路干活时落下的一套俄式镀银餐具拿来，教吴家三口用刀叉，吃什么猪排、牛排。
　　乍一听，吴森茂还以为“排”就是排骨，其实它就是大块瘦肉。李爱媛则怕扎了嘴，始终不敢用刀叉。
　　总而言之，自打裴师傅来了以后，吴家的日子变了，吃食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一家三口可以各司其职，全力以赴，不必为日常生活操心，免除了后顾之忧。
　　这对吴森茂的买卖来说，无疑帮助巨大。吴森茂一家十分感激裴师傅，待他如亲人；裴师傅也尽心竭力，毫不系外。三姓一家，和睦融洽，正所谓和气生财。
第9章 他就是马扒皮(1)
　　从１９３１年森茂鞋店开张，到１９４１年，整整十年，吴森茂的买卖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这钱可就赚大发了。他知道，钱这东西不会下崽儿，放着是死的，用着才是活的，才能让钱生钱，所以他一直琢磨，也经常和李爱媛、李志忠商量如何扩大生产，发展买卖。他想过就地盖房，添案子，加人手，甚至想过买地，建厂，装机器……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吴森茂的买卖像夏天拔节的庄稼，一节节往上蹿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场“掐脖旱”——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为了“以战养战”，小日本加大对占领区的搜刮，大搞所谓的“经济统制”，今天“统制”金属，明天“统制”粮食……没几天就“统制”到吴森茂头上来了。像橡胶、皮革、布匹这样一些做鞋必不可少的材料，全在“统制”之列，这买卖还怎么做？两三年的工夫，森茂鞋店由三四十人，逐渐减为三五个人，最后，连亲如一家的裴师傅，也只好卷铺盖走人。
　　时局不稳，世事险恶，吴森茂扩店建厂的美梦是破灭了，小买卖也日渐败落。
　　加之，李爱媛以平均两年多一个的速度给吴家添丁进口，吴森茂的负担是越来越重。如今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儿子已经上学，大女儿过两年也要上学，二儿子三岁，下一个也快来凑热闹了……买卖半死不活，勉强维持，弄不好，不知啥时候就得动老本，坐吃山空。为此，吴森茂整天愁眉不展，想不出个万全之策。万一买卖垮了，退路何在？这些年是挣下不少钱，可也架不住一大家子花呀！孩子气吹地一样往大长，穿衣吃饭不说，还要念书识字，他吴森茂总不能让孩子们也和自己一样，一辈子当睁眼瞎吧！将来呢，还要娶媳妇，嫁闺女，得多少钱？自己年岁日大，也不能不想想后半生的着落吧？
　　“屋漏偏逢连阴雨，破船专遇顶头风。”就在吴森茂为买卖犯愁，为日后担忧的时候，一场意料不到的灾祸，突然落在他的头上了！
　　东北光复前一年的夏天，沈城流行一场大瘟疫，俗称“虎列拉”，就是霍乱。
　　人们缺乏医学知识，闹不清“虎列拉”是啥病，只知道被“拉”上的人，上吐下泻，没几天就玩完。日本人也搞防疫，宣传画上画的大苍蝇，满身红毛，嘴里叼着人，画下边的小人儿一点点儿，个个吓得魂不附体，四散奔逃，横尸遍野，叫人看了毛骨悚然。人们看见苍蝇，就像见了鬼，吓得“吱哇”乱叫。家家户户的墙边屋脚，特别是厕所和垃圾堆，被勒令撒上生石灰；人们被告诫，不许喝生水，不许吃生冷的东西，饭前便后要洗手，如此等等。日本人也组织防疫队，给各家各户打过几回药水。但是，“虎列拉”照样“拉”人不止。日本人防止瘟疫扩散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把病人拉出去烧掉。日本卫生车四处乱窜，穿着防疫服的日本宪兵和防疫人员，挨门逐户搜查，发现躺在炕上的病人，二话不说，拉上汽车就走。拉到哪，不告诉你，反正是一去不复返。有人说是给烧了，有人说是给埋了，也没地方打听实信，反正亡国奴的命也不值钱！
　　就在这时，吴森茂被“拉”上了。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屎”，吴森茂一天拉七八次，最后就只能泻清水儿，挺大个活人，不到两天，瘦得皮包骨，连炕也起不来了。李爱媛只会守着丈夫哭，里里外外，只有李志忠一个人张罗。他让鞋店歇了业，打发了伙计，关门上板。他安排森茂两口重新搬回前屋——因为这里亮堂些，他也重回后屋，带三个大孩子住。这样既可照管孩子，又能就近照顾病人。但最令人头疼的是，人得病了，不敢上医院，不敢请大夫，也买不着好药——西药也叫日本人“统制”了，一家人只能看着病人等死。李志忠倒也四处托人，淘换了几副偏方野药，但病人吃了，一点也不见效。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人的卫生车来。若是病人被日本人发现，一准会给拖上卫生车，拉走烧掉。李爱媛急得直哭，李志忠也一点辙没有，再就是四个不懂事的孩子，老小子才三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岁，能干什么，只能跟着裹乱。一家人就这么守着吴森茂，等他咽气儿。
　　吴森茂得病后的第三天，吴家西邻张春生领着顺城街管片的巡警韩镇山，来到吴家。张春生搬到这儿没几年，但因两家是近邻，他和吴森茂又年龄相仿（吴森茂比他大两岁），性格投缘，加之一个卖鞋料，一个做鞋，生意上常有来往——当然是做鞋的照顾卖鞋料的，所以俩人关系不错，平日称兄道弟，常来常往。两家的内眷和孩子，也混得很熟。现在吴家遭了难，张家自然十分关心。张家两口，每天几次到吴家探视，看望病人，打听病情，安慰家人，帮忙找药……现在，眼看吴森茂不行了，吴家人对救人已经不抱希望，只求病人别被拉走，活活烧掉，能叫吴森茂安安稳稳地死在家里，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张春生就把韩镇山找来了，想请他帮吴家这个忙。照理说，吴森茂是这条街上几十年的老住户，他认识韩镇山，要比张春生早得多，关系应当更密切才对，要找，也应当吴家人自己去找，何必转托别人？怪就怪吴森茂这个人只会一门心思做买卖，天生不善交际，立身处事，只讲信誉，凭的是本事和良心，从不拉私人关系，尤其不愿跟当官的套近乎。
　　在他眼里，巡警大小也是个官，而且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官，他就更加敬而远之了。
　　所以，韩镇山当巡警多年，吴森茂和他相识多年，俩人也只有公事往来，平时见面，不过点头为礼。倒是刚搬来两年的张春生，和韩巡警的关系，反而比吴森茂和他的关系好得多。张春生和吴森茂邻里关系不错，加之张春生感念吴森茂照顾他的买卖，所以在他得知吴家的难处和想法之后，就主动帮他们去请韩镇山。韩镇山和吴森茂虽无私交，但却知道吴森茂是个实实在在的买卖人，在公事上从未难为过他，也没给他找过任何麻烦，所以，张春生一说，韩镇山就答应了。
　　俩人来到吴家，韩镇山看吴森茂已经瘦成皮包骨，连欠身打招呼的劲儿都没有了，李爱媛两眼跟桃儿似的，只知道哭，特别是那挨肩儿的四个孩子，偎在炕上，小眼盯着他，叫他鼻子直发酸。还就是李师傅能帮着招呼一下，替他们诉诉苦。
　　“我看这样吧，吴老弟，”韩镇山大致了解了实情之后说，“你的死活我管不了——我既不会看病，也不会抓药。现在日本人搞药品统制，我也没处搞药。你们自己有法子，自己想去，我帮不上忙。至于说日本的卫生车，这个你们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你给他们拉去烧了。怎么办嘛……我去想想，到时你们听春山的就是了。”
　　听了这话，李志忠忙不迭地打拱作揖，李爱媛恨不得趴在地上给韩巡警磕几个响头。
　　“行，韩巡警，”李志忠说，“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我们不指望您救森茂的命——现在谁也救不了他。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就是死，只要不是被日本人活着烧死，能让他死在家里，留个全尸，我们也就心满意足啦！为这，我们全家感谢您……”
　　“感谢的话别说，”韩镇山拦住李志忠说，“这年月，谁家没点难处？你们就想办法给森茂治病吧，日本人的事，我来应付。”
　　说完，韩镇山拉上张春生走了。
　　算来，日本人已经好几天没挨家挨户搜查了。吴森茂躺下三天，愣没碰上卫生车，真是幸运！按常规，日本人早该来了，说不定，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果不其然，当天下午两三点钟，日本卫生车在街西口出现了。吴家还没听到信儿，张春生慌慌张张跑来，进门就喊：“吴嫂，来啦！快给大哥穿好衣服，叠被，收拾炕。”
　　转头又对李志忠说：“大爷，快摆炕桌，拿麻将，装出打牌的样子，我去叫人。”
　　说完，张春生转身就走。他前脚出去，他媳妇跟脚进来，风风火火地，又帮李爱媛收拾炕，又帮李志忠摆麻将桌……这边正忙着，张春生领着左邻右舍三四个人拥进屋来，二话不说，不打招呼，不脱鞋，跳上炕就玩麻将。张嫂帮李爱媛和李志忠，把穿戴好的吴森茂架到牌桌旁：两边挤着，后边撑着，硬把他戳在那，装出看打牌的样子。张春生点烟送水，一通瞎忙。桌上的四个，骨牌拍得“噼啪”响，吆五喝六，胡吃乱碰，可劲儿折腾。等韩镇山领日本人进屋，这里已是乌烟瘴气，一团混乱。日本人只在过道里往东屋看了一眼，就奔后屋去了，见后屋、后院空无一人，转身往外走。韩镇山把他们让出门外，又领他们到下家检查去了……
　　张春生扒门缝往外看，直到卫生车转进东胡同，这才叫屋里撤牌桌，安顿吴森茂躺下。
　　又过两天，吴森茂已是昏迷不醒，手脚冰凉，只剩一丝游气儿。李爱媛早已不哭了，她正在给吴森茂准备装老衣服，单等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就给他穿戴上。李志忠则为吴森茂搭对好了一应后事，就差买棺材了。就连左邻右舍也不再作任何他想，只等吴家报丧，好过去帮忙。总之，凡是见过吴森茂病态的人，对他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奇迹却出现了。
　　天刚傍黑，吴家就熄灯睡觉了。屋里黑咕隆咚，一片死寂。大人孩子，睡着睡不着，全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连出气的声音都难得听到。自打吴森茂病倒，吴家天天如此。
　　突然，前面传来敲门声，声音不大，但很急促。李爱媛翻身坐起，忙穿衣服，后屋的李志忠和两个大孩子也起来了。李志忠叫李爱媛别动，看好吴森茂，他自己跑到前边。只听他和外边嘁嘁了几句话，就把门打开了，接着便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好像一下子拥进好几个人。李爱媛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又不敢大声问，怕惊吓了病人。就听李志忠关好门，把来人领到了后屋，让后屋的两个大孩子抱上老三，到下屋去睡。一切安排妥当，这才来到前屋，悄声儿对李爱媛说：“你二姐一家来了，你去看看，我守着森茂。”
　　李爱媛一听十几年不见的二姐来了，忙蹬上鞋往后屋跑，进门一看，好家伙，一炕人！若不是二姐迎上来，她还真认不出来。姐俩见面，执手而泣，互道寒温之后，二姐一一向妹妹介绍：大大咧咧在炕上盘腿而坐的二姐夫、偎在炕里的二女一男三个孩子。而后二姐悄声问李爱媛：“听爸说，老妹夫病了。啥病，厉害不，咋治呢？”
　　李爱媛听二姐这一问，眼泪刷地流下来：“你妹夫……快……不行了！”
　　“这是咋话说的？”
　　“已经五六天不起炕，”李爱媛抽抽噎噎地说，“就剩一口游气儿。”
　　“啥病，这么快？”
　　“虎列拉。”
　　……
　　“我看看！”二姐夫突然冒出一句。
　　这位满脸连毛胡子的大块头，撂下长腿，就要拉李爱媛，嘴里拉长声说：“老妹子，走，让我看看。”
　　李爱媛赶忙一闪身，拉上二姐往前屋走，大胡子跟在后边。
　　李志忠见他们来了，忙起身让地方，同时小声嘱咐：“轻点，别惊动他。”
　　一边是姐俩，一边是大胡子，仨人围着吴森茂。惨淡的电灯光下，吴森茂的一张脸，白里透黑，没有一点血色，瘦得吓人。眼睛微闭，半张着嘴，已经看不出喘息的动静。大胡子二姐夫俯下身，左看看，右看看，一会摸头，一会把脉，最后用大手探了一阵鼻息，站起来说：“死不了，有救！”说完，两步跨出门外，向后屋走去。剩下的仨人，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你看我，我看你，就连二姐也不知道丈夫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是来正经的，还是在扯淡？一会儿，大胡子回来了，大手里托着个小油纸包，嬉皮笑脸地对李爱媛说：“老妹子，你放心，妹夫死不了，你姐夫我有灵丹妙药。拿杯开水来！”
　　屋里人不知他玩什么把戏，一个个愣怔怔地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
　　“拿水呀，听见没有？”大胡子嚷道，“还有勺、筷子！”
　　李志忠好像被大胡子喊醒了，一边惊异地盯着他，一边机械地倒水，递筷子、羹匙儿。大胡子背对大家，在小地柜上鼓捣半天，最后弄来一匙黑水。他小心翼翼地把羹匙儿端到吴森茂面前，左手捧起他的头，右手举着羹匙说：“老妹夫，我这药可金贵，你必须把它喝下去，不能糟践了。也就是你，换别人，我可舍不得。喝吧，它能救你这条小命儿！”
　　吴森茂两眼微睁，他已无力答应。大胡子慢慢地把药给吴森茂灌下，末了，还用清水把小勺涮干净，把涮勺的水也给吴森茂喝了，这才把他放下，嘴里唠叨道：
　　“躺着吧，这就算行啦！”说罢，大大咧咧地坐在炕沿上，用右手的小勺敲着左手，作着怪相对李爱媛说：“老妹妹，我救了你当家的命，你咋都不谢谢我呀？我们可是一天没好生吃饭啦！”
　　李爱媛没理他，但听说他们还没吃饭，忙对二姐说：“你们还没吃饭？这是咋说的，我这几天愁得呀……唉，我给你们做饭去。”
　　“我跟你一块去。”二姐说。
　　姐俩相携着到后屋去了。
　　坐在炕边的这位二姐夫，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两个女人的屁股，又补上一句：
　　“弄点好吃的！”
　　李志忠显然对他这位二女婿没有好感，但碍于面子，只得留下来陪他。
　　“我说……”李志忠招呼二姑爷。
　　“什么？”大胡子抬眼瞅着李志忠问。
　　李志忠朝炕上的吴森茂一努嘴，问：“睡着了吗？”
　　“睡着了，”大胡子扭身看了一眼吴森茂说，“睡得好着呐。这一觉，明儿早见啦！”
　　“我问你，”李志忠又问，“你给他吃的那是什么药？”
　　大胡子向四周瞄了两眼，右手做出一个六字的手语，中间三指攥着小指直伸，大指贴嘴，神神秘秘地压低声音说：“大烟！”
　　“啊！”李志忠发出一声惊叹。
　　李志忠向来对这位二女婿不怀好感，十分后悔自己把女儿嫁给了这个畜牲。今天一见面，瞅他那副熊样，就知道他“狗改不了吃屎”，本性难移。开始，这个家伙说他能救吴森茂，李志忠根本没往心里去，以为他又在胡吹乱侃，及至他给吴森茂灌药，李志忠也没指望他救人，不过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应付一下而已。现在听他说给吴森茂灌的是大烟，李志忠真有点惊呆了，一颗心也“咚咚”地跳起来。李志忠知道，大烟这东西可是止痛止泻的灵丹妙药！但这年月，他打哪儿弄来的大烟呢？这东西可比金子还贵，平常人连想都不敢想，再有钱，也没处淘换去。再说，多危险哪，这要叫日本人知道了，准没命！
　　“真要是大烟，说不定森茂还真能捡回这条小命儿！”李志忠想。
　　吃罢饭，二姐一家被安顿在后屋。李志忠只好和吴家的三个大孩子，挤在小下屋的半铺炕上，勉强凑合一夜。其实，这一晚李志忠根本就没有睡，一是太挤，三个孩子早已横躺竖卧地睡着了，炕上根本没他容身的地方，他又不想惊动他们，所以只能在炕边坐坐，靠墙打个盹儿。二是，他满脑子都是大烟，大烟，大烟……再不就是那只做成六字儿手语的大手，还有那盛满黑水的羹匙儿……这一匙黑水真能救活他三女婿的命？他可是死停当的人啦！一只脚已经迈进阎王殿，那个畜牲能把他拉回来？能！李志忠不由得喜极而泣，流下几滴老泪；不能！李志忠怒不可遏：
　　“你个兔崽子，拿要死的人搓球，敢忽悠我，老子今天跟你拼啦！”
　　李志忠就这么时喜，时怒，时哀，时乐，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整整折腾了一夜。
　　同样是这一夜，吴森茂却睡得格外地安稳。他既没像前夜那样抽搐，也没走水，叫肚子疼。
第10章 他就是马扒皮(2)
　　李爱媛几天来，一直寸步不离地守着丈夫，哪夜都得爬起来几回。她好像得了精神病，不管她睡多死，只要身边的吴森茂有一点儿动静，她立刻醒来。今天可怪，她一觉睡到大天亮，等她翻身坐起，看见从窗板缝透进的强烈阳光，意识到自己一夜没醒。她一下子呆住了，一股紧张的劲头，让她出了一身冷汗。她胆儿突地俯下身，探看丈夫的鼻息，发现他呼气均匀、吸气有致——没死！李爱媛一屁股坐在炕上，长出一口气，自己用手一摸胸脯，一颗心还在怦怦乱跳。李爱媛原以为吴森茂一夜没动静，是人过去了，这着实吓得她半死！眼见得吴森茂睡得挺好，自己这才舒了口长气。想起昨晚二姐夫给吴森茂吃了一勺黑药水，觉得丈夫可能还有一丝生还的希望，于是赶忙下地，想去做早饭。到后屋一看，二姐一家却正吃着呢。原来，老爸和二姐早把饭做了。这时她才想起看钟点，好家伙，快九点了，这一觉睡的！李爱媛确实太累了，难得吴森茂一夜没闹，能让她睡个囫囵觉。
　　吃完早饭，大胡子二姐夫又给吴森茂灌了一匙黑药水，还留下一个羊屎球大小的黑药丸，嘱咐李志忠，说如果他晚上不回来，就在临睡前，把这丸药给吴森茂吃了。说完，急匆匆出去——他是回乡下给自己一家人安顿房子去了。
　　现在，吴家除了躺在炕上的吴森茂，就剩李志忠父女三人——两家的孩子早已在后院玩作一团。三个大人正好守在病情稳定的吴森茂身旁聊家常。
　　父女姊妹十几年不见，自有说不完的体己话。李志忠向女儿讲述他们的母亲和乡下家里的情况。李爱媛给姐姐讲自己嫁到城里的经过，讲吴森茂得病的前前后后。轮到二姐讲她这十几年的生活和此次回乡的情由，她不由得一阵欷，掉下两串眼泪来：“唉，这十多年，我跟他过的那是啥日子！遭罪，我遭罪，孩子也跟着遭罪。他马扒皮这辈子不得好死！”
　　“马扒皮？”李志忠和李爱媛同声问道。
　　“马扒皮，”二姐重复一句，“就是马三驴子，马广志。”
　　“马广志外号马三驴子，这我知道，怎么又叫马扒皮？”李志忠问。
　　“那边的人都这么叫他，唉，造孽呗！骂他狠，打人杀人，恨不得扒人皮，抽人筋！”
　　“真的呀？那么狠！”李爱媛吃惊地问。
　　“就那么说呗，还真扒皮抽筋？不过，这小子是真够坏的：吃喝嫖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光是丧在他手里的人命，我知道的，就不下六七条。”
　　“他在那儿到底干什么，听说是旅长，还是团长？”李爱媛问。
　　“屁的旅长！”二姐狠狠地啐了一口说，“听他吹！他当的是破闾长，大概像乡长、镇长什么的吧，不是团长旅长那个旅长。”
　　“既是小闾长，他怎么敢欺男霸女，杀人害命？”李爱媛打破砂锅问到底。
　　“说小，也不小，”二姐说，“管一镇人呢！合双杨镇，就他一个人说了算，土霸王，比土匪还厉害。你没见他那块头，打人狠着呐。大嘴巴是轻的，皮带、枪托、镐把，得什么，抡什么，双杨镇有几个没挨过他打的？”
　　“那人命是怎么回事？”李爱媛又问。
　　“我也是听大兵说的，”二姐说，“我听到的是六七个，究竟多少，我也不知道。其中有两个，是他的卫兵亲口跟我说的。那是前年秋天，他带兵下乡征粮，看上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要糟蹋人家，她老爹不干。他就叫大兵打这老头。老头急了，要和他玩命。他抄过大兵手里的枪，一枪托子，把老头闷死了！然后他就作践那个姑娘，整整半夜，生生把姑娘作践死了。这一下子，就是两条人命！”
　　“咋就能作践死？”李爱媛问。
　　“谁知道？”二姐说，“也许不止他一个，还有其他大兵呐。不过，也难说，你没见他那大块头，牲口似的。十几岁的小姑娘，经得住他折腾！反正这么说吧，双杨镇有模有样的女人，都叫他糟践遍了。”
　　“满镇人，就这么受着？”李爱媛问。
　　“不受着咋办？”二姐说，“他有兵，有枪，又有日本人做靠山。”
　　“那也得想法整治他呀，不能由着他这么胡来！”李爱媛说。
　　“也别说，还真有人整过他一次，可惜，没整了。”二姐说。
　　“咋回事？”李爱媛问。
　　“就是去年冬天，”二姐说，“天冷得很。一天夜里，我正睡着，突然，一阵‘噼噼啪啪’声，把我惊醒了。原来是玻璃被人砸碎，好几条枪从窗外伸进来。有人喊：‘马扒皮，把枪扔出来，乖乖跟我们走！’他一边虚应着，一边把我和孩子推下炕，让我们在炕沿下猫着。他自己光巴赤溜爬出去，也不知是死是活。就听院子里一片乱嚷，枪响得爆豆儿似的，子弹溜子满屋飞，整打了大半夜。傍明天儿，胡子跑了，窗下留下两滩血……原来马三驴子一个人光屁股冲上炮楼，抄起机枪，乱扫了半夜。第二天，炮楼子上，光子弹壳就捡出一簸箕。”
　　“那大兵呢？”李爱媛问。
　　“大兵？”二姐一愣神，“你是说卫兵吧？都叫人家堵屋里了。这班人，可怜，差点没叫他打死！十几个人，排成排，他，大耳刮子从这头，到那头；再从那头回来，直打得他自己抬不起胳膊。他还不解气，又叫他们排两排，两个两个地对抽……”
　　“我饿了……”
　　李爱媛姐俩听了这仨字，互相对看了一下，又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李志忠。
　　李志忠呢，这时也在愣怔怔地瞅她们。仨人都以为谁说了话，可又好像谁都没说。
　　李爱媛猛然想起，屋里还有第四个人——躺在炕头的吴森茂。她急忙过去，俯身轻声问：“他爸，是你说话？”
　　“我饿了……”
　　吴森茂这仨字一出口，屋里的三个人全跳起来了！
　　“好，想吃东西啦！”二姐说。
　　“有门儿，知道饿啦！”李志忠凑过来说。
　　“想吃啥？我去做。”李爱媛说。
　　吴森茂两眼微睁，嘴半张着，无力再说什么——方才的半句话，似乎已经把他累坏了。
　　“别问他，”李志忠说，“就熬粥，小米粥，稀溜儿的。你守着他，我去熬。”
　　李志忠高兴得一路小跑，到后屋熬粥去了。李爱媛喜极而泣，她泪眼模糊地瞅着丈夫，脸上露出了近日难得一见的笑容。她已经好几天没听见他说话了，也忘了他还能吃饭。到这时，她仍然不敢相信，方才那三个字——“我饿了”，是眼前这个等着穿装老衣服的人说的。她真想叫他再说一句话，哪怕是一个字也行，可是她不敢；她怕，怕眼前这个瘦得像灯草儿似的人，会因为再吐一个字，把劲用完了，没气儿了……她高兴，高兴得有点糊涂了！
　　粥熬好了，李爱媛喂吴森茂，像喂吃奶的孩子：一勺勺，吹凉了，用自己的舌头试了，送到他的嘴里……李志忠和二姐围在旁边，紧张地盯着吴森茂的嘴。他每咽下一口，他们就发出一阵谨慎的欢呼。一口，又一口，吴森茂吃两口，歇一气儿，再吃两口，再歇一气儿……
　　吴森茂能吃东西了，虽然只是半小碗小米粥汤！
　　晚上，马三驴子没有回来。晚饭后，吴森茂又吃了半碗的鸡蛋羹。临睡前，三人把马三驴子留下的“羊屎球”，用温水研开，喂给吴森茂。夜里，吴森茂又吃了一点东西。第二天早晨，他能倚着被子，自己坐起来吃东西了。
　　吴森茂活过来了，这可是奇迹！整条鞋料街都被震动了，尤其是曾帮吴森茂躲过日本卫生车的老邻居门，原本在家等吴家来报丧，等来的却是喜讯。一个死定了的人，怎么又活过来了呢？谁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吴森茂命大，是他命不该绝，阳寿未尽？是天理昭章，好人好报……不管怎么说，吴森茂到阎王爷那儿溜一圈，又回来了，这总是喜事。于是，东邻郭家，西邻张家、岳家、于家兄弟……纷纷带上日本人统制的稀罕物，米呀，面呐，糖啊……跑来探望，道贺。人家知趣得很，都是明事理的场面人，进门轻手轻脚，说话细声细气，多数人只隔窗看一眼，和李志忠、李爱媛说几句话，生怕惊扰了大病初愈的吴森茂。只有张春生两口，趁没外人，进屋看看吴森茂，说几句安慰话，也是适可而止。
　　至于两家的孩子这两天早已打成一片，裹作一团，后院、下屋、小楼是他们的天地，人家根本不到前边来！前屋剩下四个大人，除了照顾吴森茂，没事就是聊马三驴子的事，反正他也不在。有时吴森茂也坐起来听听，偶尔还能插上一句。
　　谈到马三驴子和二丫头结婚的往事，李志忠一脸悔意：“唉，都怨我，瞎了眼，找这么个畜牲！可当初……”
　　李志忠开始回忆“当初”的情景：
　　马三驴子，本名马广志，家住紧挨大井子火车站的大井子屯，离李千户屯八里地。马家是庄户人家，家境并不富裕，有几亩薄地，自种自收，闲时也给大户人家打工。马广志排行老三，家里的活，都是两个哥哥干，他念书。高小毕业，他不愿在家挨累，整天游手好闲，在车站上鬼混。也不知怎么搞的，没两年，竟让他混上了个路警，穿起了官服，人模狗样的，还挺神气！其实就是查查票，维持维持车站的秩序。那时，李志忠正在城里干活，进城、回乡，少不了要坐火车。偏僻的乡村小站，能有几个人上下车，车站上穿官服的又有几个？没几次，李志忠和这位路警就认识了。所谓认识，无非是李志忠知道大井子站有这么个大个子路警，马广志呢，知道有这么个老头，常在这上下车。俩人见面，不过点头为礼，实际根本没过过话。
　　也是天缘巧合，偏偏有一次李志忠回城，二丫头惠媛和老丫头爱媛，非闹着要跟他上车站去看火车。李志忠本不想让她们去，姑娘家的，疯跑什么？可是，女儿求一回，姐俩做伴，都老大不小了，又是大白天，就八里地，能出啥事？心一软，就带她们去了。李志忠领两个女儿来到车站，买了票，在等车的当儿，带她俩四处转转，逛逛站前的小街，看看火车……等他那趟票车进站，李志忠叮嘱女儿两句，自己也就上车走了。李惠媛姐妹玩了一会儿，也平安回家，啥事没有。
　　没想到，第二年过年，马广志摸到李家拜年来了。原来，李志忠带两个闺女去火车站玩的时候，他们一进站，就被马广志盯上了。这小子一眼瞅见李志忠的两个姑娘，心里不由得一惊，哎呀——真漂亮，真水灵，真白净！他像丢了魂儿似的，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这两姐妹，寸步不离，看她们嬉笑，打闹，蹦跳，心里紧张地盘算着，怎么才能把这大的弄到手。直到火车进站，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从老头子下手！不然又有什么办法？他马广志现在是一无钱，二无权，既不能买，又不敢抢，幸好他还认识这老的，常见他坐这趟车，干脆找个由头，拢住他吧！于是有了拜年……直到托媒求亲。
　　李志忠没有贸然答应，而是转弯抹角地打听了一下马广志的家世人品，知道他家是老实庄稼户，他本人念过书，小学毕业后，一直在车站干事，没发现他有什么劣迹。李志忠想，自己是穷手艺人，比庄户人家好不了多少，自己的闺女能嫁个有点文化，又是吃官饭的人，已经不错啦，还攀什么高枝儿！再说，马广志家近，二女儿能留在自己身边，不像大闺女，嫁到老远的黑龙江北，一辈子见不着面，一点济得不着。马广志人长得也帅气，和二丫头满配，岁数差点，不多，一个二十，一个十五，行啊！就这么着，李志忠答应了。
　　照说，李志忠做得没错，想得也在理。马广志呢，年轻人，怜香惜玉，不足为奇，想讨个好老婆，动点小心眼，也不为过。
　　不管怎么说，这门亲事还算门当户对，小两口也说得上是郎才女貌。李惠媛嫁过去的第二年，给马广志生了个千金，三口人生活蛮好。马广志也常带老婆孩子到丈人家走动，李志忠老两口也挺满意。可是，世事难料，谁承想，这种安泰的生活仅仅过了两年，情况逐渐变了。说起来，这都是小日本害的！乡下人也闹不清为什么，日本人突然要搞什么“强化治安”，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支援“大东亚圣战”。
　　这下子马广志来劲了：逮逃票的，抓扒车的，查经济犯，整反满抗日分子……谁犯到他手里，他一整一个半死，平时看谁不顺眼，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很快就成了个“万人恨”。“马三驴子”，就是那时人们送他的“雅号”。可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爱什么鸟”，老百姓不待见马广志，日本人喜欢，也就在这时，马广志因在“强化治安”运动中表现突出，成绩显着，被日本人破格提升为巡长。
　　正所谓“官升脾气长”，自打马广志当上巡长，他就成了沈抚线铁路上的一霸。
　　这些事情不光李惠媛清楚，李志忠也知道个大概，就连李爱媛也听到一些。至于马广志离开大井子站以后的情形，就只能听李惠媛讲述了。
　　那是在马广志当上巡长两年后，因北满局势不稳，抗日武装活动频繁，为加强那里的治安管理，日本人又把马广志这个“声名卓着”的治安干员，调到了吉林铁路局；一年后，又调到双杨镇任闾长。就是在那里，他又得了第二个“雅号”——“马扒皮”！人，就是这样，不坏便罢，一坏，准坏个透。马广志在外边无恶不作，在家里也好不到哪去。随着他步步高升，他对李惠媛也越来越坏。原本被他视为心肝宝贝，现在只能算是他的生孩子机器，是他的出气筒、泄火药。你想啊，他现在是双杨镇的地头蛇、土霸王，合镇的大姑娘小媳妇，他挑着干，拣着睡，还在乎家里这个黄脸婆？包括孩子在内，家里的几个人，他是非打即骂，对哪个他也不待见。到双杨镇以后，马广志还添了一个毛病，那就是，每当他在外边糟蹋了一个女人，回家必定在李惠媛身上逞逞余威。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家里是否有孩子，院里是否有人，骂一声“都他妈给我滚开！”按倒李惠媛就扒衣服，每次都把李惠媛折腾个半死。这还不算，后来竟动起了自己亲生女儿的邪念。李惠媛说到这儿，眼泪“唰”地一下涌出来了：
　　“可怜我那大闺女和二闺女……”
　　“怎么，给糟蹋啦？”李爱媛问。
　　“没，”李惠媛说，“人是没糟蹋成，可一个跑了，一个眼睛……”
第11章 他就是马扒皮(3)
　　“可说呢，”李爱媛说，“咋没见大姑娘？二姑娘的事，我也没好意思问，挺俊气的，怎么就坏了一只眼睛？”
　　“造孽呗，这个鳖犊子，杀千刀的！”李惠媛恨得咬牙切齿。
　　“怎么回事？”李爱媛问。
　　“唉，也怨我。”李惠媛未语先叹，“那天我上街，怎么就没把孩子带上！可谁又想得到哇？这个畜牲，趁我不在，竟要对自己的女儿下手？他把小的支出去，留下大丫头，把她按在炕上，用枕头捂住嘴，就扒衣服，撕裤子……也是凑巧，二丫头本已出门，又回来拿什么东西，正碰见她爸和她大姐在炕上撕搏。她还以为她爸是在打她姐，就敲门，就喊叫。那个畜牲一看事情干不成了，就丢下大的，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握着皮带，开门出去，没头没脑地照二丫头就是一脚，反手又是一皮带。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寸，皮带卡子正好抽在二丫头的左眼上，眼珠子当时就冒了……”
　　讲到这里，李惠媛“呜呜”哭出声来，李爱媛也陪姐姐抹眼泪。
　　“就这样，”李惠媛仰着泪脸继续说，“没过几天，大丫头就跟一个姓丁的班长跑了，至今下落不明，二的不就成了这样！这才几天，就是前年夏天的事，那时，老大还不到十四！”
　　姊妹俩欷唉叹一阵，又咬牙切齿地痛骂一阵。
　　李志忠对两个女儿的话虽然没有从头听起，中间也因他进进出出而没能听全，但他还是听了个大概，心里非常难受，觉得自己对不起二女儿和她的孩子，仿佛这一切都是他造的孽。因此，他对马广志也比别人更强烈。听了二女儿的哭诉之后，李志忠真不知道自己怎么还能见马广志那张丑脸。他怕自己一个控制不住，会用拉皮刀，捅了这个狗日的！不善掩饰的李志忠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了，也被女儿察觉了。李爱媛还没太在意，李惠媛却被吓坏了。
　　“爸，”李惠媛带着哭声劝老爸，“你可不能乱来！马广志那个驴脾气你还不知道，惹急了，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身上有枪！我们娘们事小，连累了老妹夫一家，我们可担待不起。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他还敢胡来？这不，听说日本人要败，北满他都不敢呆。过两天躲到乡下去，他也就老实了。你老忍几天吧！”
　　李志忠闷头抽烟，没有吭声。
　　“他姥爷……”这是吴森茂的声音。一听他要说话，屋里的三个人全围过来了。
　　吴森茂自打有了孩子，就一直随着孩子这么称呼李志忠。这个五岁就没了父亲的人，始终无法改口叫李志忠一声“爸”。从马广志一家来这儿那晚算起，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吴森茂的病情一天天见好，他现在基本上可以正常进食，只不过不敢吃得太多，也不敢给他太硬、太油腻的东西吃，只能少吃多餐，吃些烂乎的，有营养、好消化的。人，虽然还是那么瘦，但嘴唇已经有了血色，特别是精神头很好，自己能坐起来，动动胳膊、腿，还挺爱说话，只是时间不能太久。现在，吴森茂就是自己坐起来的，坐得还挺好，既不用人扶，也无须垫枕头。
　　“这不，她二姐也在，”吴森茂慢声细气地说，“我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这三天，你们爷仨到一块就讲马广志，我躺在这，都听到了。要说他干的那些事，是够缺德的，杀了他，剐了他，都该。可听他姥爷和他二姨说，这个人当初也不那么坏，后来变坏了，还不是日本人宠的，跟日本人学的？如今马上日本人完蛋，他还敢胡来？这是其一。二者，俗话说，‘一好顶千坏’，怎么说他对家里人，还是好的时候多。他在大的身上造了孽，还有小的呢！一大家子，没个男人不行！还有一宗，不管他对别人咋样，他救过我一命，对我，算是有恩，而且是大恩。就冲这一点，你老也得忍下这口气。等他回来，您就当什么也不知道，不理他还不成吗？他在我这能住几天？房子修好他们一走，咱这的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往后，他爱咋咋地，咱管不了。在我这儿这几天，咱图个太平，行不行？”
　　李惠媛姐俩连连点头，李志忠还是一脸的气不过，他跺着脚说：“我怎么瞎了眼，看上这么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双杨镇的人也是，叫他跑了，早该把他扒了皮，给人出口恶气！”
　　“双杨镇的人是否找他算账，还很难说。”吴森茂又道，“在我这儿，咱大面上总得过得去，二姐一家毕竟是客。您放过马广志这几天，给我个面子。”
　　“得，森茂，”李志忠说，“你别说了，病没好，说多了，看累着。你躺下歇会儿，咱放他走，我不给你惹事就是啦！”
　　这天晚半晌，马广志回来了。他说，他大井子的房还在，他已经安排好，正在修理，还得个三五天。到时候他再去看看，若行，就搬过去，不会在这打扰太久。
　　听这几句话，还算是人话。
　　吴森茂也满客气，先谢了他的救命之恩，应许他愿住几天住几天。连襟俩的关系，大体上还算说得过去。
　　李志忠不行，马广志这番回来，他硬是不照面，有时俩人碰见，马广志主动问候，他也不理。马广志脸皮厚，倒也不在乎。
　　没想到，后来几天可坏菜啦！吴家被马广志搞得鸡犬不宁，直到吴森茂忍无可忍，下逐客令为止。
　　马广志自下乡回来，整天就窝在家里，哪也不去。一开始，他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等睡足了，想找人说个话吧，又没人理他，于是他就逗孩子。孩子也都是男孩、女孩都躲着他。按说，姨父逗外甥，也没什么，无非是掏“小鸡儿”，揪“家雀儿”，胳肢胳肢，用胡茬子扎几下……可是，闹腾得狠，孩子们“吱哇”乱叫，满炕滚，满屋躲，弄得人心烦意乱，耳根子疼。李惠媛说过他几次：“你别逗孩子叫，妹夫没好，让他再静养几天。”
　　马广志知道这是在别人家，也不好意思对老婆发脾气。李志忠也指着孩子说过几句，指桑骂槐地骂几声：“小兔崽子，家里有病人不知道，闹什么？”
　　马广志听了，安静一会儿，没几分钟，又来了！直到李爱媛出面，他这才老实，不闹了。就这样，马广志和孩子们闹闹停停，停停闹闹，折腾了两三天。后来，玩腻了，马广志又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这倒不错，孩子们安静地听他讲，别人的耳根子终于清静了。吴森茂隔着窗户听了听，知道马广志是在后屋炕上给孩子们讲《西游记》，也就没再理会。一开始，讲得还算靠谱，无非是“神猴出世”、“拜师学艺”、“龙宫借宝”、“大闹天宫”之类的老段子，可是马广志讲着讲着，就下道了，专挑荤段子说。这倒也罢了，反正孩子还小，似懂非懂地，吴森茂也不好意思过多干涉，就叫他讲吧。谁想，讲到第二天，后屋突然又闹起来了。只见两家的三个男孩子缠着马广志问什么，马广志笑得满炕滚，孩子们不依不饶，非要问出个究竟。四个人滚作一团，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吴森茂把自家的孩子叫过前屋一问，这才知道，原来马广志在给他们讲“盘丝洞”，说到一群母蜘蛛精下河洗澡，猪八戒变成一条泥鳅鱼，钻进去了……然后就不讲了，就“下回分解”了。
　　孩子们正听到兴头上，想叫他接着讲，他死活不讲，问他猪八戒钻进哪里去了，他也不说，只是笑。孩子们问得越急，他笑得越凶；他越笑，孩子们越问。于是，大人和孩子就滚到一起，闹作一团……吴森茂问清情况后，也没生气，只是嘱咐自己的两个孩子到别处去玩，别总缠着二姨父。
　　吴森茂现在的情况不错，身体康复得很快，已经能下地走动了。从吴森茂喝马广志的“神药”算起，日子已经不少了：马广志下乡三天，回来又有五六天了，加在一起，就是小十天，该好啦！只是吴森茂人还挺瘦，身子也太虚，每天还是以静养为主，小得溜地活动活动，无非是下地溜溜，后院晒晒太阳，最远也不过到隔壁张春生家坐一会儿，聊聊天。改天，吴森茂从张春生家回来，就见自己的二小子和马家的老小子满世界追赶，嘴里一递一句地嚷：“我老姨”怎么怎么，“我二姨”怎么怎么……看来，俩孩子是在争什么，而且都在说对方的妈妈怎么了，谁也不让谁。小孩子打闹是常事，再说，又只是嘴头子叫劲，没真动手，何必管他们。可是，吴森茂进里屋后，听见马广志在炕上大笑，又是笑得满炕滚，这才引起他的注意，返身出来仔细听，原来孩子唱的是：“我老姨（二姨），花肚脐，馒头似的奶子，柳叶儿的……！”吴森茂一听，立时火冒三丈，他大声喊过李爱媛问：
　　“他们唱的这是啥？”
　　“啥，”李爱媛没好气地说，“问他二姨父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去，把老二给我叫来！”吴森茂大眼珠子都气红了。
　　“好我的祖宗嘞，”李爱媛见丈夫真生气了，吓得赶紧劝解，“小孩子懂什么，只知道唱着顺口，我不叫他们唱，他们不听。你可不能为这打孩子，那不是给他二姨父好看？我再去吓唬吓唬他们，叫他们不唱就是了。你可千万不能动气，病刚好，看气坏喽！”
　　没等李爱媛去说，孩子们已经不唱了，马广志也停止了浪笑。大概是李惠媛听见吴森茂真生气，吓唬住了孩子，也告诉了马广志。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还算安静。晚饭后，又来事啦！自打马广志二番回来，李志忠就不再上桌吃饭，自己在小下屋吃，平时也不到上屋来——他懒得见马三驴子。饭刚吃完，李爱媛姐俩收拾碗筷儿，到外屋去洗碗。其他人还没有走开，马广志突然心血来潮，要给孩子们破闷儿。
　　“听着，看是什么？”马广志憋着笑脸说，“‘离地三尺有道沟，沟中有水水不流，沟里无人去洗澡，只有爷们去洗头。’猜吧，是什么？猜中了，有赏！”
　　马广志谜面一出，马家的俩姑娘立刻拉上弟弟走了，临出门还叫上了吴家大丫头。后里屋就剩下马广志和吴森茂，还有吴家的仨男孩。孩子们争先恐后，乱猜一通。这个猜“井”，那个猜“水龙头”，嚷成一片。马广志笑得满炕滚，眼泪都笑出来了，一迭连声地说“不是”。连吴森茂都在琢磨，这到底是个啥东西。
　　马广志见大家猜不着，接着又破一个：
　　“听这个，说‘远看柳叶一片，近看莲花两瓣，竖吞瘦肉半斤，横洒珍珠一串。’猜吧。”
　　孩子们又乱猜起来，你猜“狗”，他猜“蛤蛎”……马广志又是一通大笑，笑罢，提醒儿说：“我这两个闷儿，破的是一个东西。这玩意儿，咱这就有！不过，咱爷们没有，你们的妈有，你们的二姨也有。猜吧！”
　　吴森茂似乎回过点味了，刚想说点什么，只听李惠媛在外屋喊：
　　“你们别听他胡吣，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满嘴喷粪！”
　　马广志此番挨老婆骂，不仅没生气发火，反而大笑不止。吴森茂一下子明白了，他再一看李爱媛满脸涨红，低头不语，一副窘态，就知道她从姐姐那得到了谜底。吴森茂的脸立时拉下来，厉声对自己的孩子吼道：“都给我滚到外边去！”
　　孩子们猜谜的兴致正浓，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怒吼，不知出了什么事，一个个呆若木鸡。
　　“聋啦？我叫你们出去，滚！”吴森茂瞪着眼珠子骂道。仨孩子吓得屁滚尿流，下炕，穿鞋，一溜烟跑了。
　　“我说老马，二姐夫，”吴森茂站在地上，面带怒容，冷冷地说，“你哪来那么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几个不懂事的孩子，你不教他们好的也罢，干嘛整天教坏？”
　　“这算教坏？”马广志脸上淫笑未退，“说个笑话，逗逗乐呗！”
　　“你最好别在我的孩子面前逗这个乐！”吴森茂仍然冷冰冰地说。
　　“好，好，好！”马广志厚着脸皮说，“你不爱听，我不说，行了吧！”
　　“你若是闲劲难忍，就到外边走走。”吴森茂语气缓和下来说，“要不然，我给你在外边找点事干？”
　　“得，得，得！”马广志头摇得像拨浪鼓，连连摆手说，“我哪也不去，你也别给我找事做。我明天就回村，看房子修好没有。修好，我立马走人！”
　　“我可没撵你们，”吴森茂说，“只要你好生呆着，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愿住多久，住多久。”
　　“不，不，不，”马广志说，“我和你二姐早说好了，我明天回村，看房子修得咋样？原本说好了的，得五六天，这也差不多了，该回去看看。”
　　“那好吧，”吴森茂说，“你们自己掂对着办。”说完，吴森茂转身要走，又被马广志叫住了：“老妹夫，”马广志嬉皮笑脸地说，“割斤肉吧，几天没见荤腥，怪难受的。”
　　吴森茂没吱声，苦笑一声，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心说：“这人，脸皮可真厚！”
　　第二天，吴森茂起早溜达到小北门早市，割了二斤肉，顺带买了一扇板油，准备炼出来，留炒菜用。从家里到早市，总共不到半站地，累不着吴森茂。病好快十天了，他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上午，李爱媛在后院炉子上炼油，炼到半路，水还没干，马广志就自己动手盛了一碗豆腐似的白油块子，撒上点儿盐，稀里呼噜全吃了。吃得满嘴叉子流油，叫人看了都想吐！中午在饭桌上，他又一个劲地挑肉吃，叫人真替他这四十来岁的大老爷们害臊！
　　吃完午饭，马广志坐晚车回乡下去了。家里的几个大人，不免议论起他来。正说着，马广志回来了，他满头大汗，神色慌张。大家都很纳闷，说好了，今天不回来，怎么回来啦？再说，也没有这么快的，这是没去？
　　没等别人问，马广志自己语无伦次地说起来了：“不行，站上有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妈的，这么快，追来了。孩子他妈，赶紧收拾东西，明早就走。房子，回去再说，反正城里是不能呆，一天也不能呆！”
　　“怎么回事？”大家七嘴八舌地问。
　　显然，马广志看见了什么人，被吓坏了。等他安定下来，才把事情说清楚。原来，马广志下午一到车站，就发现几个熟悉的面孔，再看穿着打扮，他认准这是双杨镇的人，而且看得出来，他们身上都带着“家伙”。这可把马广志吓坏了，他连票房都没敢进，混在人群里察看一会儿，发现这样的人还不止一拨，他哪还敢买票坐车？赶紧跑吧！就这么着，他又回来了。
　　“我在北边有仇人，他们跟来了，想在车站憋我，我得走。这么着吧，明天老妹夫帮我把你二姐和孩子送上站，我起早打旱路走，从下站上车。”
　　李志忠沉着脸说：“森茂不行，他身子还弱，明天我送他们。”
第12章 伪满皇宫的总管太监(1)
　　二姐一家走了，吴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吴森茂的身体日渐康复，只是比过去显得消瘦一些。回想起来，吴森茂这次没叫“虎列拉”拉去，真是命大！老天有眼，神冥暗助，让他捡回了这条小命儿！
　　也许是因为吴森茂经过这场大病，领悟了“人生无常”的道理，想开了，要享受生活？也许是因为大病初愈，无事可干，闲的？也许是因为大烟救了他的命，对烟有感激之情？不管怎么说吧，吴森茂病好以后，学会抽烟了。他抽烟，也和他喝酒一样，没瘾，也不知道好坏。来人送客，大事小情，他也能陪人喝两盅，平时没事，也不想。烟也一样，想抽，抽一支，不抽，也无所谓。酒，有辣味就行；烟，冒烟儿就算。但是，不管怎么说，病好之后，吴森茂是添了毛病，多了嗜好。
　　不过，倒也不耽误正事。
　　眼下，吴森茂一等一的大事，就是拿上薄礼，和李爱媛一起，到帮他躲过日本卫生车的各家各户，登门道谢。算来，该去的几家，都去过了。现在，就只剩一家还没去。这家，对他恩情最大，还非去不可，这就是韩镇山家！可是，怎么去呢？
　　一者，韩镇山不住在顺城街，吴森茂不知他家在哪；二者，吴森茂和这位巡警过去素无交往，生分得很，这次是事急抱佛脚，现请神，现烧香，见面说什么？难不成，撂下果匣子，说声“谢谢”，转身就走？这可是救命之恩！当然，演出那场“麻将戏”，帮吴森茂躲过一劫的，不只是韩镇山一个。但是，不可否认，韩镇山才是这场戏的总导演，别人都是配角和跑龙套的，就连张春生也只能算个牵线人。
　　何况，张春生等人和吴森茂原本就是街坊邻里，平时互有往来，也说不上谁欠谁的，只有韩镇山，吴森茂往日没维下，急难之中，求到人家，人家二话不说，就担着天大的风险，把事情办了。这个大恩大德，岂是一个“谢”字可以了得的？
　　为此，吴森茂愁得什么似的，不知如何谢他才好。最后，还是李爱媛想出了一个办法：问张春生去！
　　“对，问问春生，他和韩家特熟！”吴森茂如梦方醒。
　　时局混乱，买卖不景气。张春生一间门面的小店，冷冷清清，根本没有顾客，只有张春生一个人，坐在柜台后发呆。吴森茂进来，张春生迎出。他把吴森茂让到后屋炕上，陪伴他喝茶聊天，前屋丢下不管了——反正也没有买卖可做。俩人问过寒温，聊了一会儿闲话，吴森茂很快把话转入正题。张春生一听他是为答谢韩镇山的事情发愁，不禁失笑道：“我的老哥，你咋这么怕见官？再说，老韩不过是个跑腿当差的，算个屁官！你和他没交往，不了解他。那个人，老实着呐，你尽管去好啦！”
　　“去是要去，可见面说个啥呀？”吴森茂仍觉作难，“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总不能说个‘谢’字，就走吧？”
　　“那倒也是，”张春生说，“总得坐坐，说说话。”
　　“我说什么呀？”吴森茂说，“平日挺生分，上哪找嗑去？不像咱哥俩，无话不谈。”
　　“要不……”张春生琢磨，“把大嫂带上？”
　　“是要带，”吴森茂说，“但那是礼数。论说话，她还不如我呢！”
　　“有啦！”张春生一拍大腿，高兴地说，“把孩子带上，准行。”
　　“带孩子？”吴森茂不解。
　　“对，带孩子！”张春生斩钉截铁地说，“大哥，你不知道，老韩两口没孩子，稀罕孩子，稀罕得要死！你们把孩子带上，不用你们说话，保证冷不了场。”
　　“唉，是个办法。”吴森茂像得了锦囊妙计，高兴地起身就走，“我得赶紧跟你嫂子商量去，看带哪个？”
　　吴森茂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吴松年，十一岁，正在小学四年级念书；大女儿吴梅龄，八岁，念二年级；二儿子吴柏岁，六岁；三儿子吴槐寿，三岁。女孩子可以排除，也许是因为吴森茂重男轻女吧；小小子也不在考虑之列，因为他太小，派不上用场。现在就看两个大小子，哪个合适了。论长相，大的耐看，大眼睛，高鼻梁，白净，到哪都拿得出去，但就是性子蔫，闷不吃地不爱说话。二的倒是机灵，小嘴刀子似的，脑子来得也快，可就是长得差点，大脑瓜，小细脖，小鼻子小眼儿，而且特别淘气，没一分钟安静的时候。考虑到韩巡警两口没儿没女，肯定特爱干净，喜欢清静，所以吴森茂觉得，还是带大的比较好，李爱媛也同意。于是，吴森茂两口就这么决定了：带大儿子松年去韩家。
　　吴森茂两口选了一个韩镇山不当班的礼拜日，早起来，一切收拾停当，把松年打扮得漂漂亮亮，自己穿得整整齐齐，提上果匣子、烟酒和水果，坐马车到韩家去了。韩镇山虽在北顺城街公干，家却在离管片很远的西大洼。吴森茂两口按张春生给的地址，找到韩家。韩镇山两口果然在家。倒是没儿没女的清闲人家，干净，屋里屋外，几乎一尘不染！哪像吴家，被几个孩子造巴的，像个狗窝！现在歇业了还算好的，若是干活的时候，那简直就是破烂市，整天敲敲打打，吵吵嚷嚷，垃圾遍地，尘土飞扬……看人家这家，和庙宇神堂差不多，清静得可以叫人修炼成佛！不过，吴森茂两口还是觉得这儿冷清了点，人气不旺，居家过日子，还是热闹些好。
　　不管怎么说，吴家三口的到来，着实给韩家带来不少生气，尤其是十一岁的吴松年，简直成了宝贝！韩镇山夫妇一见，高兴得眉开眼笑，这个拉过去瞧瞧，那个搂过来看看；这个给找玩的，那个给拿吃的，忙得不亦乐乎！韩家老两口围着松年团团转，会面的气氛轻松、欢快、自然。吴森茂两口打心里感激张春生，主意出得好，他算是把韩家孤老的脾气摸透了！
　　吴森茂本来就觉得，韩镇山的救命大恩，不是一次拜访就谢得过的。现在眼见韩家夫妇这么喜欢孩子，就有心把松年过继给他们。他趁韩家两口不注意，悄悄把李爱媛拉到外头，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她听，征求她的意见。李爱媛二话没说，一百个同意。于是，吴森茂叫出松年，让他在院里玩。二人二番进屋，吴森茂就把话挑开了。谁知韩镇山听了，坚绝不干：“森茂老弟，弟妹，这万万使不得。你们的心思我明白，想用这来感谢我。其实，用不着！我帮你，那是因为你我都是中国人。我虽给日本人当差，吃满洲国的俸禄，可我也不能叫他们活活烧死你呀！对你这样，对别人，也是如此。我这样做，谁遇上这种情况，也都会这样做。你我虽认识多年，但过从不密，这是实情。可我知道，你是个本分老实的买卖人。要不，怎么春生一说，我就答应帮忙呢！就因为这是我该做的，能做的。我不是施恩，压根也没想图报。我若要了你的孩子，岂不让人戳脊梁骨，说我当初帮你是另有所图？
　　再说，松年是你们的长子，我岂能夺人所爱？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过继孩子的事，别提！”
　　“韩大哥，大嫂，”吴森茂说，“我是穷手艺人，没文化，讲不出您那一大套说词儿。咱们今天把什么‘恩’哪，‘报’哇，一概抛开——说这些就显得远了。咱往近了说，行不？”
　　“你说吧，咋个近法？”韩镇山问。
　　“您方才说得对，”吴森茂说，“过去咱们交情不深，这都怨我太死性，而今，身经了，眼见了，认准大哥大嫂是好人。咱今后往好里处，总可以吧！咱谁也瞒不了谁，你们年岁这么大了，身边没个人，怪冷清的。我们呢，别的没有，就趁孩子，过继给你们一个，我们还轻松点，有何不可？你们要觉着领老大不好，我们还有二男一女，你们随便挑，咋样？”
　　“咋样？”韩镇山若有所动，语气放缓说，“不咋样！孩子再多，是你们的。那是你们的福分，我们哪个也不能要。”
　　吴森茂和韩镇山在那里争持不下，李爱媛和韩大嫂却在这边咬起了耳朵。俩人嘀咕一会儿，李爱媛就坐过来，揪吴森茂的衣襟，要和他出去说话。吴森茂摆了一下身子，说：“有啥话，就这儿说！别藏藏掖掖的，这儿没外人。”
　　“瞧他这倔脾气！”李爱媛看一眼韩大嫂说，“这事儿，咱就不能先商量商量？”
　　“商量吧，”吴森茂说，“你现在就把你和大嫂商量的意思说出来，让我们也听听。”
　　李爱媛欠起身，凑到吴森茂耳边小声说：“韩大嫂的意思是……认干亲。”然后她坐回来，抬高嗓音说，“省得你们争持起来没完：一个非给不可，一个说死不要。”
　　“要说，可也行，啊？”吴森茂仰脸，歪头，好像在问身后的李爱媛，“就不知大哥……”
　　“我都听见啦！”韩镇山低着头，手转着茶碗说，“我总觉得，平白无故地要……”
　　“这算什么要哇？”吴森茂打断他说，“儿子还是我的，一不更名，二不改姓。
　　这您要是还不答应，可就说不过去啦！”
　　韩镇山没再吭声。
　　吴森茂知道他同意了，干脆趁热打铁，来爽快的。他大步出屋，叫回吴松年，在门口嘱咐几句话，进屋后把松年戳在地中央。李爱媛早已把韩大嫂拉过来，叫她和韩镇山并排坐在炕边。吴森茂对大儿子说：“松年，跪下，磕头，叫干爹，干妈！”
　　吴松年倒也听话，他扑通跪倒，“咚，咚，咚”就是三个响头，嘴里甜甜地叫道：“干爹，干妈！”这一声，直叫得韩镇山两口热泪盈眶。韩大嫂喊一声：“我的儿！”燕儿似的扑过来，一把把松年搂在怀里。韩镇山则翻身上炕，到炕柜里掏钱，也不数多少，胡乱一卷，就往孩子兜里塞，算是干爹、干妈给干儿子的见面礼。
　　接着就是打酒买肉，做菜做饭……
　　原本打算说几句话就走，这下反倒走不了了；原来担心没话说，怕冷场，现在有说有笑，热火朝天；当初想的只是一次答谢，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而今成了结干亲的庆典，吴森茂两口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这都得感谢张春生主意出得好，把孩子带来了。不过，吴森茂自己觉得，他的眼光也不错，带了松年，而没带柏岁。若是柏岁来，还不知咋样呢？叫他磕头认干爹、干妈，他不尥蹶子才怪，至少也要问你几个“为什么”，哪会像松年这么听话，这么乖。
　　言归正传，吴森茂两口在韩家吃罢饭，后半晌才回家。从此以后，吴韩两家走动频繁。韩镇山来顺城街公干，三天两头到吴家来看干儿子。吴松年星期礼拜总往韩家跑，特别是寒暑两假，在干爹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吴松年真的成了韩镇山两口的半个儿子，后来更成了他们老俩的唯一指望和寄托，这是后话。
　　自从吴森茂得病，至今已俩月有余。闹闹腾腾的客人走了，为救自己的小命而欠下的人情债还完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只是停业的买卖，还没有重新开业。这倒不是因为开业有什么困难——一切都是现成的，和吴森茂得病前没什么两样，只要他愿意，随便哪一天，叫来伙计就可以继续干——而是因为时局不稳：太平洋战争越打越大，日本人败局已定，眼看着又要改朝换代，谁知道日后是个什么样子？
　　再者，吴森茂本人的心境也变了，自打病好后，做买卖的劲头小了许多。他觉得，做买卖就像骑自行车，非得紧蹬才行，不然它就要倒下。这是吴森茂从这次得病中，自己悟出的道理。他一病，买卖马上就得歇业，今后呢，再有个天灾人祸怎么办？他老了，蹬踏不动了怎么办？必须想到退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趁现在自己手里有钱，赶紧另打一个根基，不能把全部老本儿，都压在买卖上，这样风险太大！多一个根基，多一份保险，狡兔还有三窟呢，何况人！买卖么，迟早还是要做的，他吴森茂就是靠做买卖起家的，他现在这份家业，也是做买卖挣下的。
　　今后养家糊口，栽培儿女，娶媳妇，嫁闺女，乃至自己后半辈子的生活，也都得依靠买卖，但近几年的事变告诉他，单靠买卖不行。个人的买卖再大，经不起时事变迁，风吹雨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一个“经济统制”，像是釜底抽薪，一下子把个蒸腾火爆的鞋店，搞得半死不活。今后时局再乱，再来个改朝换代、兴兵见仗什么的，买卖怕是想做也做不成！
　　有没有个万全之策呢？有！
　　买地！
　　土地一向被中国人视为根本。土地，风吹不动，浪打不摇，不怕水淹，不怕火燎，贼偷不去，匪抢不走，还不怕有地的主儿得病，只要种下，地里的东西自己就长。买卖则不成，买卖太娇嫩，太脆弱，它什么都怕，一有个风吹草动，或是哪出点差错，不是赔本，就是黄摊。这是他眼见的，亲历的。对，买地！吴森茂的主意拿定了。至于怎么买，在哪买，买多少？他脑袋里，还一点儿谱都没有。
　　这两个多月，吴森茂整天就琢磨这个，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也不知道在脑子里折腾了几个个儿。反正他现在是个大闲人，没事可干，瞎琢磨呗！吴森茂还就有这么个怪脾气——爱琢磨，啥事都要想出个道道来。而且，他琢磨事儿，不是在家里闷头寻思，而是喜欢在路上瞎想，这也是他多年养成的老毛病。远的不说，自打他自己开鞋铺以来，跑外就是他的本行。在外边跑，不论坐车、骑车、步行，路上总要耽误很多时间。对商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他不能让宝贵的时间这么白白地浪费掉，他得利用这个机会想事儿，琢磨生财之道。久而久之，吴森茂就养成了这么个坏习惯：在路上想事儿，想事儿必须在路上。做买卖的时候，他是在跑外的路上想；现在不做买卖，他就在“外跑”的时候想。“跑外”是出外办事，“外跑”
　　是没事闲溜。到过去的师傅家串门，找老伙计唠嗑，拜望昔日的客户，走访旧有的厂家。一者活动筋骨，锻炼身体；二者，联络感情，维持关系。这都是为东山再起，重开买卖做准备。吴森茂的“狡兔三窟”之策，就是他在“外跑”的路上琢磨出来的。
　　可是，就在吴森茂刚想出个头绪，准备公开他的置地方略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怪事”。
　　秋头子上的一天，吴森茂步行闲逛到城北。时近中午，吴森茂走得又热又渴，恰巧路边就有个西瓜摊儿。吴森茂来到摊前，接过摊主递给他的马扎，坐下歇凉，顺便叫摊主切了半个西瓜。吴森茂一块接一块地吃瓜，瓜皮顺手就被他丢进了身后的草地里。开始他还没注意，因为太渴了，吃得急，也没顾上看别的。三块西瓜下肚，腰都直了，再吃，未免有点犯难，想歇一会儿。半个西瓜，切五块，还剩两块，花钱买的，好歹得吃了，反正就是两泡尿的事儿！恰在这时，他发现有人在身后，捡他丢掉的西瓜皮。此人怪得很，大热天，穿一件长棉袍，敞胸露怀光着腿，里边就一条短裤。这算啥着扮？再看他溜西瓜皮那个吃相，恨不得把老皮也嚼巴嚼巴咽下去。吴森茂看着这个人，给卖西瓜的丢了个眼神。卖西瓜的摊主头也没回，说：“天天如此！”
　　“这能吃饱？”吴森茂吃惊地问。
　　“度命儿呗！”摊主扇着扇子说。
　　“嗨，”吴森茂回头朝那人喊，“你过来！”
　　穿棉袍的闻声过来。
　　“老兄，”吴森茂说，“我这剩两块，你吃了吧，算你捡着！”
　　此人一听这话，连个“谢”字也没说，捧起西瓜就吃，两块瓜转眼下肚，瓜子不吐，瓜皮也是啃得精光。吴森茂看着此人吃瓜，心里不觉纳闷起来。看他的样子，好歹不像个要饭花子：虽说瘦些，但细皮嫩肉，白白净净；稍显花白的头发，长而不乱；衣冠不整，却还干净……这是什么人，如何沦落到这般地步？
　　吃完瓜，吴森茂给了摊主一块钱。摊主把找头递给他，他接过钱，再看啃瓜皮的人，见他又蹲回草地，正用一块黄绸手绢擦嘴。这倒新鲜，没见过这种要饭的，还挺讲究！他吴森茂，堂堂的鞋店大掌柜，用的也不过是块布手绢，他居然使绸的！要饭的倒比给饭的气派，这是怎么回事？吴森茂好奇心起，想弄个明白。他把已经抓到手的找头，又放下了，扭头对穿棉袍的人说：“老兄，我好人做到底，索性管你一饱。这儿有点零钱，你拿去买几个烧饼吃吧。”
　　穿棉袍者过来，抓起钱，直奔马路对面的小吃店，仍没道谢。
　　“您可真是个好心人！不过，救不了他，仨人，死俩啦，现在就剩他一个。”
　　“你认识他？”吴森茂问。
　　“认识，也不认识。”
　　“此话怎讲？”
　　“说认识嘛，他就住俺村，天天见。说不认识，是他们几个月前才来。从哪来，干什么，到哪去，一概不知。”
　　“姓甚名谁？”
　　“我们都叫他‘叽嘹’。”
　　“这是啥名姓，像鸟叫。”
第13章 伪满皇宫的总管太监(2)
　　“哈，哈，哈！说对啦，就是鸟叫。”
　　“咋回事？”
　　“听他说话就知道了。”
　　……
　　俩人正在闲扯，“叽嘹”回来了。他人没过马路，烧饼已经进肚儿一个，现在正在吞第二个，怀里还抱着一纸包。“叽嘹”回到瓜摊旁，蹲在地上，继续狼吞虎咽。吴森茂打趣说：“慢点儿吃，没人抢你的，要不要再来块西瓜？就一就，看噎着！”
　　“叽嘹”摇摇头，没顾上说话。三个烧饼下肚，“叽嘹”照例用绸手绢擦擦嘴，然后把剩下的烧饼用纸包好，再裹上手绢起身要走。吴森茂也站起身来，他歇够了，该回家了。他喂饱了别人，自己还没吃午饭呢！吴森茂刚离开西瓜摊，没走出几步，突然发现“叽嘹”跟来了。吴森茂以为“叽嘹”要谢他，或是向他要钱。
　　没想到，“叽嘹”追上来，对他说了一声“跟我来！”就独自向前走去。吴森茂犹豫了一下，去，还是不去？他一想，“叽嘹”也不像个截道打闷棍的，就他那岁数，又几天没吃饭，光溜西瓜皮，能把自己咋样？去，看看他到底是什么“鸟”！
　　“叽嘹”脋着小碎步在前边走，头也不回，吴森茂大步跟上。二人来到一个小村子，吴森茂举目观看，村子不大，紧挨大路，一面有高墙挡着，墙那边好像是个大工厂。村里没有一幢像样的房子，多是临时搭盖的棚屋。道路七拐八弯，泥泞不堪，完全没有大村庄整齐有序的街道，更没有砖瓦门楼的大宅院。看来，这是闯关东的关里人，新聚起来的小村落。吴森茂跟“叽嘹”来到一处棚屋前，“叽嘹”开锁推门，先进屋，点亮一盏油灯，这才把吴森茂让进屋。吴森茂进门，“叽嘹”又把门关上了。大白天，有门有窗不开，点油灯；灯火如豆，人影阑珊，怪人的！
　　吴森茂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找个地方坐下，看“叽嘹”一个人忙活。自打进屋，“叽嘹”就没再理吴森茂，他一个人只顾四下里翻东西。屋子不大，挤着三张床，全是条凳铺板搭起来的。吴森茂想：连个炕都没有，现在还能对付，入冬咋办？过了好半天，“叽嘹”终于停止翻找，他坐在一张床上，归拢着一堆东西，说：“老弟，看见这堆东西了吗？我想把它交给你……”
　　这是吴森茂自见到“叽嘹”以来，第一次听到他讲话，果然号如其人，声音和鸟叫差不多，难怪人家给他起这么个外号。再看他细皮嫩肉的长相和光滑的下巴，吴森茂断定他是个“没把的”。吴森茂想罢，好奇地接过话茬问：“啥东西？”
　　“你先别问，”“叽嘹”说，“先听我慢慢讲，说来话长……”
　　“你可别话长，”吴森茂打断他说，“你三个烧饼下肚了，我可是从早晨喝碗粥，一直顶到现在，只……”
　　“喔，饿了，先垫个烧饼。”
　　“烧饼是你的饭……”
　　“有你在，我不怕没饭吃！”
　　“咋，你还吃上我啦？”
　　“照这话说吧！”
　　“叽嘹”把烧饼包递给吴森茂，又给他倒了一碗凉开水。吴森茂啃烧饼，听“叽嘹”的“说来话长”。
　　“烧饼，嘿嘿——西瓜，嘿嘿——”
　　“叽嘹”一阵冷笑，笑得吴森茂有些发毛，烧饼都不吃了，心说：语出惊人呐，这“说来话长”怎么从烧饼、西瓜讲起？
　　“就这烧饼、西瓜，”“叽嘹”拍着他身边的那堆东西说，“随便从这里边拣一件，就能买它几火车，怕还不止！”
　　“哦，这么说，你是捧着金碗要饭吃？”
　　“何止呦，我是守着金山要饭吃！”
　　果不出吴森茂所料，接下来“叽嘹”便坦然承认，他是阉人，而且自称，他是“大满洲帝国”新京皇宫大内太监总管。因“抗联”逼进，苏联出兵，关东军败走，新京危在旦夕，所以他才奉皇命，携国宝，由两名小太监护送，回北京藏宝。不想，路途艰险，多所阻滞，他们东躲西藏，风餐露宿，几经周折，这才辗转来到这里，但他们已是盘缠用尽，走投无路，求告无门，举目无亲。三人租住这间破房，先还可以变卖随身的东西，勉强度日，后来就卖身上穿的衣服……实在混不下去了，小太监就想动这些东西。开始，他坚绝不许，后来为了活命，勉强同意他们试试。万一哪件东西能变钱，不仅三人衣食有着，还能有足够的路费返京。于是，“叽嘹”便选了一个小物件，着一个小太监拿出去变卖，叫另一个跟踪保护。
　　东西只亮出一次，便被人盯上了，抢走了，人也被打死了。跟踪的小太监，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杀，东西被抢，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回来哭鼻子。但因实在挨饿不过，又急于回京，“叽嘹”二番又命剩下的这个小太监，出去卖东西。“叽嘹”
　　千叮咛，万嘱咐，叫他务必格外谨慎小心。然而，这个小太监又是一去不回。“叽嘹”估摸，这个十有八九也是叫人作了。要说卷物潜逃，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
　　像这样的家生小太监，一切都掌握在皇家手里，“叽嘹”说一句话，官家能灭了他的九族！剩下“叽嘹”一个人，咋办？卖东西，他连想都不敢再想。不卖东西，拿啥填饱肚子？更不用说回家了！“叽嘹”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靠溜西瓜皮度命，守着他的宝贝等死。
　　“宝贝，宝贝，他视作金山的这堆东西，到底是啥玩意儿？”吴森茂心里嘀咕。
　　“叽嘹”像是猜到了吴森茂的心思，他说：“老弟，我身边这些东西，是大清的宫廷珍藏中的一小部分，后来被皇上带到满洲，而今又着我送回北京。你都看见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把它弄回去？就凭你赏我的两块西瓜和这几个烧饼，我断定你是个可以信托的人，所以我想把它留给你……”
　　“不行，不行，”吴森茂连连摆手，说，“这可是皇上所托，是你的‘金山’！”
　　“金山，不错，”“叽嘹”继续说，“可我弄不走啦！我早晚饿死在这，你是叫我一把火把它烧掉，还是留下，任其散落？至于皇命，唉，恐怕是连皇上自己也保不住啦！”
　　“我明白了，”吴森茂说，“你就是要钱，几个盘缠钱我还出得起。你叫我看看你的宝贝，我给你路费。”
　　“老弟，”“叽嘹”叹口气说，“你错会了我的意思。不错，我是想朝你要盘缠。
　　可是，东西我带不走。当初，三个人，有车有马，我们才鼓捣到这儿。现如今，剩下我一个孤老头子，空手走，尚不知能否到得家里？带上这些东西……至于看……
　　我觉着还是先不看为好。”
　　“这是为啥？”吴森茂问，“你既叫我保管东西，总得叫我知道它是啥呀！”
　　“这个自然，”“叽嘹”不紧不慢地说，“我告诉你，这是画，八十四幅传世之作，国宝，国宝哇，你懂吗？硕果仅存！没一件，少一件，不可再得。我这把老骨头可以暴尸荒郊，死无葬身之地，老祖宗留下的这点好东西，我不能让它毁在我的手里！呜——”
　　“叽嘹”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别，别，别，老哥，”吴森茂赶紧劝解，“你这是干啥？有事慢慢商量，凡是能做到的，我答应你就是啦！”
　　“那好！”“叽嘹”抹一把脸，直起腰说，“你给我盘缠路费，我只身回京。我不求别的，只求落叶归根。东西，留给你。以后的事，我就不管了——我管不着，也管不了。你方才说，替我保管。不，东西不是我的，是皇家的。如今皇家没有啦，大清气数早尽，满洲国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给日本人当傀儡，让国人当亡国奴，这种事，我这辈子不干啦！”
　　“行！老哥，”吴森茂一竖大拇指，赞道，“是条汉子，有种！”
　　“你碜我！”
　　“哪里，这是真心话。”
　　“好，咱不说这个。”“叽嘹”严肃起来，说，“有句话，我必须告诉你。”
　　“你说。”吴森茂说。
　　“这几十幅画是座金山，一点不错。”“叽嘹”语气凝重地说，“但它不一定叫你暴富，反而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你想过没有？”
　　“我觉出一点儿，”吴森茂有些紧张，“你们出来仨，没了俩，还不都是它惹的祸？”
　　“没错！”“叽嘹”肯定地说，转而又放缓语气，“不过，你也不必害怕。我既把它交给你，就得告诉你破解的办法。不然，我这不成了移祸于人，恩将仇报的小人啦？”
　　“你言重了。”吴森茂说。
　　“不，不是言重，而是言中！”“叽嘹”开始咬文嚼字，“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不是福，我不知道，但它可能是祸，这我是清楚的。古往今来，毁在这些东西上的人，恐怕不只是我那两个吧！至于破解的办法……我觉着，你自己应当想到一二。”
　　“不卖！”吴森茂果决地说。
　　“着哇！”“叽嘹”如释重负，兴奋地说，“行，老弟，我没看错人！不过，改个字儿就更保险了。”
　　“啥字儿，咋改？”吴森茂急不可耐地问。
　　“露！”“叽嘹”故作神秘地说，“改‘不卖’为‘不露’。”
　　“不露？”吴森茂在紧张地思索。
　　“对，不露！”“叽嘹”进一步解释道，“拿回家当然得看看，看完一藏，该干啥还干啥，就当没这码事儿。再也不翻不看，不提不念，就当没它。能做到这一点，我保证你平安无事。”
　　“这……”吴森茂仍有疑问，“老哥，就算我做到了这些，可是，我又怎么能叫这些国宝重见天日呢？”
　　“等！”“叽嘹”斩钉截铁地说，“等太平盛世到来，一股脑儿献出去，干净利落地把它甩掉，不计较得失利害，从此一身轻松。”
　　“好主意！”吴森茂高兴地说，“我听你的，大哥，这东西我接了。不过，你能不能把你的大名和地址……”
　　“我知道，你迟早要提出这个问题。”“叽嘹”铿锵有力地答道，“我的回答是：
第14章 伪满皇宫的总管太监(3)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告诉你我的姓名住址，也不问你的。你把东西拿走，我回北京，咱俩从此一刀两断，这才是保护这些东西的上上之策，别的，啥也别想，没指望。你就等着天下太平吧，我是等不着啦！”
　　“那好吧，”吴森茂有些伤感，“大哥，你等着，我回家一趟，去去就来。”
　　吴森茂离开“叽嘹”，上大路，雇马车，直奔顺城街。来到门口，他本想叫马车等着，又觉不妥，就把马车打发了。他进得家来，二话不说，就叫李爱媛找他的衣服，不管新旧，单、夹、棉各一套，要上下里外俱全。他自己则炕上地下四处敛钱，能收罗到的，全拿上。谁问什么，就是一句话：“回头再说。”李爱媛收拾好东西，吴森茂看也没看，拎起包袱就走，出门叫车，二番来到“叽嘹”的住处。
　　“叽嘹”早已把画用被单包好，等着他了。吴森茂一进屋，“叽嘹”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怎么来的。当吴森茂说明，他是车去车来，每次雇的都是新车，拉他来的车被他打发走了，回去重雇。“叽嘹”这才长出一口气说：“我就担心这个，怕你为了省时间，让同一辆车跑来回。”
　　“我是打算这么的来着，后来觉得不好，就改了主意。”吴森茂说。
　　“行，有心计！”“叽嘹”说，“怨我，走时，忘了提醒你。”
　　“咱不说这个了，”吴森茂说，“大哥，这是几件旧衣服，你换上；这是点钱，不多。”
　　“哪要得了这许多！”“叽嘹”提着衣服包，掂着钱说。
　　“不多，看路上有耽搁。”吴森茂说。
　　“衣服，我拿着，”“叽嘹”说，“不能叫你再拎回去。钱，不行，这也太多啦，恐怕百十块都不止！我只要盘缠。”
　　“不行，多少你都得拿着。”吴森茂说，“就算路上不耽搁，回去你也得重新安家，用得着。”
　　“这你都为我想着？”“叽嘹”十分感动，说着就要矮身下拜。
　　吴森茂赶紧双手相搀，连说：“别介，别介，我可承受不起。”吴森茂笑着说，“咱爷俩别在这没完没了地客气啦，办正事要紧！您收拾东西，我走人。”
　　“叽嘹”说：“钱，我收下，大恩不言谢。落难之人，得遇知己，我……”
　　“叽嘹”语声哽咽，有些说不下去。
　　“大爷，别这样，赶紧收拾东西，尽快上路，兵荒马乱的，早点到家，比什么都重要。”
　　“是这话，”“叽嘹”抹一把脸说，“我有什么可收拾的，算完房钱就走。倒是你，还不快走！”
　　“我走，那我就祝您一路平安，咱们再……”吴森茂刚想说“再见”、“后会有期”之类告别的话，不想，“叽嘹”突然像换了个人似的，声色俱厉地吼道：“没有‘再’，你走吧！”
　　吴森茂有些恋恋不舍，“叽嘹”几乎是把他和东西一起推出了门外，然后“咣当”一声，关上屋门……吴森茂出来，缓步向大路走去，他几次回头，透过泪水，向后看。
　　那扇门，始终紧关着……
　　吴森茂回得家来，扛着东西，直奔楼上。他想把东西藏在箱子里，不想，哪个箱子也装不进去。有几个长画轴，比大号衣箱还长出半尺。无奈，吴森茂只得暂时把它们塞在鞋料堆的后边。事不宜迟，吴森茂下楼，谁也没理，马不停蹄，直奔木匠铺，订做特大号樟木箱，要求结实、漂亮。
　　这回再回到家里，吴森茂可就软喽，腰酸腿疼不说，这个饿呀，恨不得一口气吃下一头猪！直到一碗粥、俩大馒头下肚，这才顾上说话。李爱媛和李志忠早已急得不行，俩人只见他早晨吃了饭出门，中午回来找衣服拿钱，饭也不吃，又走；下午快两点了，他二番回来，上楼放下一捆东西，返身又出去了；这阵才回来，快四点啦！
　　“我说，伙计，你这是干啥呢？”李爱媛见吴森茂不再头不抬眼不睁地狼吞虎咽，知道他已经缓过劲来，这才问，“来回三趟，饭不吃，话不说，脚不沾地，看把你忙的！”
　　“可说呢！”坐在椅子上的李志忠也数落他，“饭也不吃，身子要紧！溜溜儿一天，水米没沾牙，这怎么行！”
　　“好了，我知错，别说了。”吴森茂说，“我问你们，孩子在哪？”
　　“大的还没放学，”李爱媛说，“俩小的在后边，你问这干嘛？”
　　“这就好，”吴森茂说，“他姥爷，您坐过来。”
　　李志忠把椅子挪到炕边，吴森茂小声对家里这两个大人说：
　　“今天这事，你们就当啥也没看见。没人问更好，有人问，就说我是出去办货，准备重新开业。见我扛回那捆东西了吧？就说那是布料，别的，一个字别提。”
　　“提啥呀？你还啥都没说呢！”李爱媛说。
　　“瞎操心，谁管别家的乱事？放心吧，没人问。”李志忠说。
　　“那就好，那就好。”吴森茂说。
　　吴森茂吃饱喝足，盘腿坐在炕边，给老丈人敬上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这才一五一十地把他这一天的奇遇，和盘托出，最后嘱咐道：“这可是关乎国宝存留和我们身家性命的大事，你们千万要记住‘不露’二字，对任何人都不能提一个字，包括咱家的孩子。”
　　“到底是些啥值钱的画？还金山银山的！”李爱媛问。
　　“不知道，”吴森茂说，“我也没看。”
　　“啥？”李爱媛蝎蝎蜇蜇地说，“你连看都没看，就把那么些钱扔给他了？不行，我得看看去，别叫人蒙了！”
　　“不能，”吴森茂十分自信地说，“‘叽嘹’是好人，他都那样了，还顾得上骗人？”
　　“那也不行，”李爱媛坚持说，“走，你把东西藏哪了，带我去看看。”
　　“看啥，一会儿孩子回来了。”吴森茂说，“要看，明天看。”
　　“就今天看，”李爱媛说，“哪怕看一眼，不然我睡不着觉。”
　　“看就看吧，”李志忠发话了，“我在下边守着，你们看看就下来。”
　　既然如此，少数服从多数，吴森茂只得不情愿地带李爱媛上楼，搬开鞋料，抱出那捆东西。吴森茂打开包东西的床单，里面果然是轴画。他信手拿起一轴，打开来一看，是一幅山水，画的空白处，印着大大小小的印章。吴森茂没敢多看，赶紧收起画，对李爱媛说：“这回放心了吧！”
　　“放什么心，就这破玩意儿，值一二百大洋？”李爱媛说。
　　“嘿，你可别小看了这东西——宝贝！”吴森茂说。
　　二人一边说话，一边收拾东西，然后，匆忙下楼，到得前屋，吴森茂说：“明天，等大孩子上学，咱上楼细细看，也数数，看是不是八十四幅。”
　　“你们上去看吧，”李志忠说，“我在下边把两个小的哄住，免得他俩闹腾。”
　　“您不看看？”吴森茂问。
　　“我看不看不吃紧，”李志忠说，“想看，啥时候不能看？”
　　“行。”吴森茂和李爱媛都同意。
　　一晚无话，第二天早晨，两个大孩子上学去了，李志忠把两个小的领出去，把门从外边锁上，家里就剩下吴森茂和李爱媛。俩人把下边收拾停当，上得楼来，翻出画捆，腾空板炕，打扫干净，相向而坐，打开床单，开始四平八稳地看画。一张张，一幅幅，一轴轴，溜溜看了一上午，无非是些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还有许多字画。字画，没得看！俩人一看是字，立马卷起，放在一边，连看也不多看一眼。
　　山水也没什么好看，全一个样，黑乎乎一片，除了山，还是山，好不容易见个人，一丁点儿，连鼻子眼睛都分不清。只有一个横幅，吴森茂挺喜欢，老长一大卷，叫什么《江山万里图》，有山有水，有地有天，有远有近……像站在高处看风景，一景接一景，连绵不断，蛮有意思！一看作者，吴森茂傻眼了，“赵孟……”吭哧半天，念不下来。李爱媛爬过来，撅着屁股看半天，也不认识。这是个什么字？左边一个“兆”，吴森茂看着像“北”；右边一个“页”，和起来是“瞓”，这念个啥？
　　不知道。吴森茂还喜欢那幅最长的轴画，轴长，实际上是画宽，和单人床的床单差不多。可李爱媛不喜欢，因为上边画的全是鬼，怪模怪样，龇牙咧嘴，吓人！吴森茂认识，这是书里说的十八罗汉。《十八罗汉斗悟空》的戏，他看过，什么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长眉罗汉……吴森茂一个个指给老婆看，还真有大龙、老虎、耷拉着白眉毛……丈夫说的没错，可她还是不喜欢，而且画太破旧，好些地方模糊不清，有啥看头？李爱媛喜欢好看的，像花鸟鱼虫，飞禽走兽，还有人物。她觉得那幅菩萨像不错，人俊气、富态，衣服飘飘，像是有风吹动，活了一般，叫吴森茂看看是谁画的，他说是唐演。李爱媛信不过，非要自己看。果然，不是唐演，演字有三点水儿，这个字没有。吴森茂硬说，没三点水儿也念演，是“旱演”，有三点水儿的是“水演”。二人一边看画，一边调笑，终于叫李爱媛找到了两幅好看的，一幅是《百马图》，一幅是《孔雀开屏》，都是一个人画的。此人姓郎，名世宁。姓有点怪，但画得真好，马毛雀翎，丝毫毕现，那叫细，活灵活现，真的一样。这些画，不论是字，还是画，上边都有一大堆章子，巴掌大的方章，奇形怪状的小章，一个挨一个，连边边框框上都是。挺好的画，盖个乱七八糟，把画都糟蹋了，这一点，叫吴森茂两口，很觉可惜。时近中午，孩子们快放学了，李爱媛匆忙下楼做饭，留下吴森茂收拾这个乱摊子。别的还好说，那些原来装在锦盒或红木盒子里的画，放不回去了，弄乱了。他只好能放进哪个放哪个，胡乱塞巴上，捋齐，包好，放回炕里，周围堆满包包裹裹，箱箱盒盒，上盖一摞整张的大牛皮。一切收拾完毕，吴森茂下得楼来，大孩子放学了，李志忠领小的逛公园也回来了。
　　几天后，特大号樟木箱子送来了。这箱子真漂亮，黄牛皮漫包，铜包角，盘子似的大铜锁垫、铜锁鼻、铜锁扣，加上黄铜锁，金灿灿、黄澄澄；打开，香味扑鼻……“叽嘹”的重托，吴森茂的宝贝，皇家的珍藏，民族的骄傲……从此躺进这里，一睡就是二十年，直到它被毁……
第15章 买房置地和败家子(1)
　　从此，吴森茂又添了一个毛病——逛破烂市，当然还有夜市和鬼市。因为他相信“叽嘹”的话，认为日本败局已定，满洲国垮台在即，新京皇宫里的东西，必有许多流失在外。吴森茂想，自己常到小市儿转转，说不定哪次，就许“瞎猫碰上死耗子”，叫他遇着一两件。其实，吴森茂对古董之类的东西，一窍不通，不知好坏，不辨真假，然而，凡事就怕入迷，一迷上，就成了累，成了病。吴森茂现在就这样，每天都要跑两趟破烂市儿，不跑就抓心挠肝的难受。至于东西，倒也胡乱买了几件，都放到他那两只聚宝箱里了。吴森茂对李爱媛多次郑重声明，他那两只大箱子，只能放他的“宝贝”，不许放任何其他东西。李爱媛倒也爽快，她有的是地方，那两个懒龙似的大家伙，就留给他装他的“破烂”吧！吴森茂和李爱媛这两口子，一向夫唱妇随，妇唱夫随，唯独在这两箱东西上，总是两拧：一个心中的“宝贝”，一个眼里的“破烂”。
　　吴森茂虽然醉心于寻宝，但却没有忘记正事：买地。
　　前文说过，吴森茂为此思谋了好几个月，主意早已拿定，只等和老婆、老丈人商量具体实施细节了。这些日子，他除了跑破烂市，就是和李爱媛磨叨这事。吴森茂担心，怕李爱媛不同意，所以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而是采取外围包抄的战术，文火慢熬。他先从自己得病说起，讲到买卖的娇嫩、脆弱和风险，再讲土地是根本的道理和“狡兔三窟”的谋略……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反反复复，絮絮叨叨，讲了几天几夜，直讲到自己的将来，“他姥爷”和“他姥娘”的后事……
　　“你不是就想买地吗？那好哇，买吧！”李爱媛说。
　　吴森茂还在“外围”兜圈子，倒被李爱媛一语道破了主题。吴森茂真是哭笑不得，早知李爱媛会答应得这么痛快，他何必费这些唾沫！
　　“你同意啦？”吴森茂兴奋地问。
　　“我为啥不同意？”李爱媛说，“若是买你那些破烂，我倒要考虑考虑，买地，正经东西！”
　　“那好，咱不扯别的，就说买地。我想好啦，咱买地，还就在李千户屯买。先买房，安顿他姥爷、姥娘——老爷子在外漂泊大半辈子，也该有个自己的窝啦！然后……”
　　“他爸，你真好！”
　　李爱媛一声大叫随即翻身，跳到丈夫身上，又咬又啃。
　　吴森茂既已和媳妇商量好买地，也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第二天，他和李爱媛一起，把俩人的想法说给李志忠听。李志忠自然一百个点头地同意，你想呵，老爷子一辈子撇家失业，在外做活，愁的就是没有儿子，怕晚年生活没有着落，而今有人出钱买房置地，让他现成的，他咋会不高兴？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天大好事！虽说产业不在自己的名下，但有女儿在，吴森茂的，还不就等于是他李志忠的。他李志忠虽是臭皮匠，大字不识，但他并不缺心眼儿，这天上掉馅饼的事，一辈子也就碰上这一回，他焉有不同意之理？不过，李志忠有他自己的想法：买地，他自然同意，只是不必操之过急。按他的意思，还是应当先买房——把“窝”筑下，根扎稳了，再买地不迟。吴森茂和李爱媛都觉得这样也好，事情就这么商量定了。
　　“房子，我相中了一处，也下了定。”李志忠对女婿和女儿说，“在后街中段，离咱家很远，咱家在中街东头。房主也姓李，不过，和咱这门八竿子打不着。房子么，虽有五间，但不能住，太破旧，有三间都快塌了，买了也得重修，或是重盖。
　　倒是那块地方，是真大，真好，前边的院子不下二亩，后边的园子，十亩有余，只是院墙都颓了——”
　　“不管它，”吴森茂听了，高兴地说，“买啦，您看中就行！旁的不说，单凭这十多亩地的地方，错不了！明儿我就跟您下乡，买了房，您留下，拆旧盖新，咱原地起三间大瓦房，您尽管往好里盖，再把墙打了，砌个大门，让它像模像样，是户人家，对了，还得买地，要好地，价钱不拘，数量不限，您相中了就行！”
　　吴森茂高兴！高兴得他在屋地上直打转儿，又搓手，又顿脚，嘴里不住地嘀咕：“好哇，买下！盖，往好里盖——买地，要好地——”
　　李志忠和李爱媛看着他像小孩子得了香饽饽似的高兴，直想笑。
　　也难怪，吴森茂高兴，自有他高兴的道理。一者，他认为，买这块地方，是他自己置下的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正儿八经的产业。别人会问，这北顺城街１２０号不也是吴森茂的吗？是，是他吴森茂的，不过，在他眼里，这不能算是他自己挣的。明摆着，这是他的老家儿留给他的。再说，这房子也太旧，说不清住几辈人了。别看门面还像样，里边全糟朽了，只能靠修修补补，保持不塌不漏。这几年虽说也盖了几间房，但那都是七拼八接，算不上正经东西。吴森茂早就打算买地盖楼，也想过就地儿起楼——拆了这些破房，原地盖房，哪怕是起个小三层，也比现在胜强百倍。可是，天不遂人愿，时局的变乱，使他终不能如愿，后来再一病，买卖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开起来，哪还顾得上起楼？现在要买下的这块地和地上要盖的房，才正儿八经属于他自己，是他吴森茂用自己挣的钱，为自己置下的一份产业。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他自己是这么看！二者，这也了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愿——给自己多建一“窟”。再说，他在乡下盖房，也并非专为躲灾避难，主要的还是为了给自己留“根”。什么“根”？“根基”的“根”。万一城里的买卖有个三长两短，这乡下就是他一家子的退路。就算他的买卖不出问题，可他自己总有老的那一天呀！到那时，他还指望靠乡下的产业享清福、当员外爷呐！
　　有了这两条理由，吴森茂为在乡下置地而高兴，就不难理解了。
　　以后的事，不必细说，无非是交钱过契，拆旧盖新之类。这一切全由李志忠操持，吴森茂只管掏钱就行了。这期间，中人又给李志忠说成了一块地。李志忠虽然放了定，但却没急着叫女婿来买。因为眼看房子要盖好了，索性等几天，待新房落成，叫他来，一锤子买卖，又看房，又买地。果然，没等出夏，房盖好了。李志忠先把自己的家搬过来，安顿好，把屋里屋外，院里院外，弄得像模像样，这才进城，亲自出马，把姑爷，也就是新房的正主儿，接到乡下来。
　　单说吴森茂，此次下乡，他的心情，与以往几次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很大不同。相同的是，高兴！吴森茂觉得，李千户屯是他的一块福地。可不是么，他几次下乡，办的都是好事。他到李千户屯办的第一件事，是到这儿来相姑娘，娶媳妇。这自然是天大的好事，而且是第一大好事。二番下乡，是来看媳妇给他生的大儿子和接她们母子回家。这无疑也是大好事，大喜事。此番下乡，是来看自己买的地，盖的新房，而且还要买几十亩耕地。这同样是好事，是他免除后顾之忧，实现员外梦的第一步，他自然喜不自胜。但这次下乡，吴森茂在高兴之余，又略感自信和骄傲，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来这儿的情景，那简直是活受罪！相媳妇，未来的媳妇啥样？能不能相中？再说，你相人家，人家还相你哪！
　　你相不中人家，自己自然是白高兴一场，白跑一趟。不过，这还没啥，不过再多当几天光棍儿。更令他担心的是，他相中了姑娘，姑娘看不上他，这可咋办？所以，他什么都怕，什么都担心，也就不足为怪了。好在都过来了，皆大欢喜！现在回想起来，倒是蛮有趣的。二次来接儿子，吴森茂也少不得有些担心。虽说他早已得到了母子平安的喜讯，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到底长得咋样，心里还是没谱。缺胳膊少腿？大概不至于；缺鼻子少眼？也不太可能；可会不会是个丑八怪，他就拿不准了。光听别人说好，不行，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现在要眼见了，吴森茂心里还真有点儿胆儿突地。儿子是自己下的种，这不假，但他长什么样，可就由不得他了。
　　男人嘛，第一次当爸爸，为儿子的健康和长相担心，这也是人之常情。当然啦，结果不错，大儿子全须全尾，又白又胖，吴森茂自是喜出望外，原有的满腹狐疑，一扫而空。尽管如此，吴森茂事前毕竟担心过，怀疑过，苦恼过。这次则不然，什么担心、疑虑、害怕，一概没有。这回，吴森茂面对的是死物。人和物的关系，就好比主和奴，一切，人说了算！现在，吴森茂有的是钱，正所谓财大气粗，腰包鼓，底气足。房子算什么？哪儿不好，改；缺什么，添；全不中意，推倒重盖！所以，吴森茂此次是以员外爷的心态，踌躇满志地踏进李千户屯的。
　　他大摇大摆，昂首挺胸，倒背着双手，迈着四方步，头摇得像拨浪鼓，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眼前，一条大路直贯东西，两道车辙迤逦远去，看不见尽头；身后，几行高大挺拔的榆树在风中摇曳，树叶儿飒飒作响；树趟子前边，一泓池水，微波荡漾；树后，掩映着无边无际的秋庄稼；左边，中街人家的后园墙，高高矮矮，参差不齐，连成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黄色长龙；右边，一户户人家的院墙，低矮破败，豁口连连，甚至完全坍塌，成了土埂，留有人们踩出的小道；房子，一眼所见，全是老旧低矮的草房——吴森茂看了小半条街，居然没看见一间瓦房。突然，吴森茂眼前一亮，一溜大墙闪现在他前面。远远看去，这墙，比两边的土墙高出一倍还不止。从那深暗的颜色看，这墙新砌起不久，尚未干透。吴森茂加快脚步，赶到近前一看，这墙足有一人高，为黄泥加稻草垛成，铲平墙面的叉痕，整齐有序，煞是好看；墙上有青转砌就，用以挡雨的墙脊；墙中偏右，留有一处宽阔的敞门。所谓“敞门”，实际上就是没有门，而是两边的墙头，各砌一个墙垛，两个墙垛之间的空处，就是大门。即便如此，这在吴森茂进村所见的院墙中，也算是最气派的了。何况这高出墙头尺许的墙垛还是砖砌的，而不是像别家那样，只有光秃的墙头作大门。不错，吴森茂挺满意。来到大门前，没等进门，一座大瓦房就闪现在吴森茂的面前了。吴森茂顾不得看别的，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这房子。好家伙，这房，真高大，和他前边看过的草房相比，简直是羊群里的骆驼，鸡群里的凤凰！三间房，一明两暗，青砖到顶，灰瓦通脊，大玻璃窗——若不是丈母娘迎出来，把吴森茂让进屋，还不知道他要看到啥时候呢！
　　吴森茂进得屋来说了会儿话，喝了口茶，又急不可耐地要求老丈人，领他再四处转转，看看。出得屋门，李志忠指给吴森茂看，偌大个院子，也是空荡荡的，只在东南角，有个不大的柴禾垛，三五只鸡散养着，一头半大小猪，拴在东山墙边，连个猪圈都没有。再就是，院西南角的大粪坑；比屋地还大的粪坑，一人来深，里边积了些垃圾和脏水。据李志忠说，这粪坑不是特意挖的，而是盖房和剁墙时，取土留下的。墙外靠西还有一个，比院里这个还大，也是这么形成的。李志忠原来说，院子有两亩多地，现在小了三分之一。因为在原来五间房的根基上，只起了三间；新房离东墙丈巴远，李志忠是留下盖茅房和猪圈的地方；西边空出来的地方可就大了，而且和后边的园子连成一片，显得空旷不说，院子看上去也不规矩。于是，李志忠就在离房子的西山墙丈巴远的地方，剁起一道与原来的西院墙平行的矮墙；矮墙剁到房子西边，拐个硬弯儿，和西山墙相接，再开个小栅栏门，把院子和园子隔开。这样，院子显得比较方正，房子座北居中，正对大门，中轴对称，严紧，好看。不仅如此，这样一隔，无形中多隔出多半亩园子，矮墙和栅栏门还可防止鸡猪祸害园子。很好，吴森茂十分满意。可不是吗，两口人住，没车没马的，要那么大的院子干什么？还是这样好，院子好看了，隔出的园子种菜，也实惠。吴森茂由李志忠领路，绕过西山墙，穿过矮墙的栅栏门，来到房后的园子。好家伙，这园子可真大，东西窄，南北长；秋庄稼长势喜人，红高粱、黄玉米，成垄成行，密密实实；一块块菜地，花花绿绿，青豆、紫茄、红柿、绿茭，挂满枝头架下；房后，杂树成林，日影婆娑，只是园墙低矮，破败不堪，几多坍塌，几多豁口，不过，所有吴森茂不甚中意的地方，李志忠都应许他“以后再说”。吴森茂倒也不怎么着急，反正以后的日子长着呐，他会不会来这儿住，什么时候来住，这都是没准的事。不过，当办的事，还得办。比如，院里，垒猪圈，盖鸡窝，凿碾子，安盘磨；屋里，打地柜，做炕柜，添家具碗盏——这都是居家过日子、迎来送往少不了的。吴森茂一一嘱咐，李志忠答应事事照办。吴森茂参观完，吃罢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李志忠叫来卖地的主儿和中人，吴森茂交钱过契，买下五十亩地。他自己连新买的地看都没看一眼，过契的喜酒也没喝，给丈人家留下些置办和打做东西的钱，就赶晚车，匆匆回城了。乡下的这一摊，就全交给李志忠了。
　　说起吴森茂新买的这块地，那可是李千户屯数一数二的“地核”，一等一的好地，一把攥出油来的黑土，三年不上粪，照样收好庄稼，跟俗话说的一样，“乌龟背上的地”，随水长落，旱涝保收，特别是离村近，地块整。穿过园子，跨过村北大道，隔一块地就是它，方方正正，五十垄地巧合五十亩，不多不少，一垄地一亩，所以这块地叫“大五十垄”。
　　自从李志忠在村里盖了房，买了地，他这个长年在外吃劳津的穷鞋匠，可就成了李千户屯的小地主。虽说房子和地都不在他的名下，但房由他住，地由他收，得实惠的却是他。李志忠从不讳言，他借的是姑爷的光。可那又怎样？女儿是他生的，女婿是他选的，得女婿的济，顺情顺理，应该的。要赞，就赞他李皮匠的眼光高，不攀高，不图利，敢把自己的黄花大闺女，白给一个穷光蛋！现在怎么样，得好报了吧？这是本事！——可惜，他在大女儿和二女儿身上，没使出这本事。
　　要说李志忠的本事，还真不咋的。除了选中了这个三女婿，再就是做鞋，别的任嘛不会。现在他有了房子，有了地，该使真本事了吧？他反而傻眼了！屋里屋外这几件未了之事，他已经当着女婿的面应承下来了，可是真干，他不行！他连个鸡窝怎么盖都不知道，更甭说干别的了。好在他弟兄多，子侄成群，找人帮忙，不过管饭出钱。院里这摊子事儿，好歹算是叫他对付下来了。可园子和地怎么办？今年好说，买园子和地的时候，人家早种上了，青苗是折在地价里一起买来的，等着秋后收粮就行了。可明年怎么办？别说大五十垄，就这十几亩园子，他也伺候不了。把锥把子换成锄把，说说容易，真干，难！让一个一辈子躲在屋里坐马扎、不着风、不着雨的人，一下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啃土坷拉，刨地球，他受得了？等着吧，有热闹看！
　　再说吴森茂，自打李志忠回乡以后，吴森茂家里缺了一个主事的人，他自己也少了一个大帮手，加之时局越来越乱，根本无法做买卖，所以，重张开业的事，只能往后拖，等太平了再说。吴森茂闲来无事，还和以往一样，照旧跑他的破烂市，四处寻“宝”。
　　秋后，街面上盛传，小日本完蛋了。一天，吴森茂吃罢早饭，想去西关的破烂市逛逛。他刚过马路，往西走出没几步，就觉得街西口的人比往日多，而且乱糟糟的，连跑带让，也不知是为什么。吴森茂加快脚步往西走，两眼注意观察，发现好些人肩上扛着东西，也看不清是什么。吴森茂正自纳闷，一个瘦猴似的年轻人，扛着两袋白面，向他迎面走来。就在此人走到离吴森茂几步远的时候，一个趔趄，把肩上的面全折地上了。看来，这小子累坏了，他站在那里，一手擦汗，一手捶腰，见吴森茂走近前，不住地打量他，他喘着粗气说：
　　“大爷，算您福气，‘见面，擗一半’，给您一袋。两袋，实在太沉，我是鼓捣不回去啦！”
第16章 买房置地和败家子(2)
　　“怎么回事，说给就给，像白捡的？”吴森茂问。
　　“和捡的差不多，”小伙子说，“抢的。”
　　“什么，”吴森茂大吃一惊，“犯抢？”
　　“您别害怕，”小伙子解释道，“没人管。大爷不知道，日本投降了，人跑了，大伙砸了小西仓库，正搬东西呢。那东西，海了去了，随便拿——”
　　“等等，”吴森茂开始认真起来，“你这是往哪拿？”
　　“家，”小伙子说，“扛家去，还能上哪？”
　　“你家住哪？”吴森茂问。
　　“大东门，咋啦？”小伙子说。
　　“太远啦！”吴森茂讶然，“一天也跑不了俩来回！”
　　“是远，”小伙子说，“要不，我怎么给您一袋，弄不动啦！”
　　“这么的，爷们，”吴森茂说，“你看见马路对面那一排商店没有？中间那个挂着白底红字招牌，写着‘森茂鞋店’的门脸，就是我家。爷们信得过我，把这两袋面放这儿，我扛回家。你赶紧回去再拿东西，回头我在半路给你打接应，完事咱再分，准比你一个人强，你看咋样？”
　　“行！”小伙子答应得很干脆，“面放这儿，我回去啦！”
　　“别急，”吴森茂说，“你报个大名，咱先认识一下，我叫吴森茂。”
　　“我姓古，古老的古，”小伙子说，“您就叫我满月吧。”
　　“好，满月老弟，”吴森茂说，“我问你，仓库里还有啥东西？我看有人拿布——”
　　“有，”古满月说，“有布，还有——”
　　“布！”吴森茂说，“就拿布，一匹布，顶你这面好几袋！”
　　“行，我走啦！”古满月说着，撒腿就跑。
　　这里，吴森茂把两袋面夹回家，放在过道里，又和李爱媛交代几句，反身出来，一路小跑直奔小西仓库。他刚拐过街西口，就见古满月弯腰弓背，扛着布匹子，一溜歪斜地过来了。吴森茂赶忙迎上去，一边接布，一边说：
　　“好家伙，你可真没少拿！”
　　吴森茂一数，总共六匹，其中四匹花洋布，两匹花达呢。
　　“还有这个？”吴森茂指着花达呢，吃惊地问。
　　“有，啥样的都有。”
　　“好哇！拣厚的拿。布，越厚实，越值钱，下次别拿花布啦！”
　　“好嘞，拣厚的拿。”
　　古满月一边唠叨，一边帮吴森茂把布拿上，而后，俩人就又各奔南北了。吴森茂二次返回，老远就看见古满月扶着一大捆东西，站在那里喘粗气。他快步来到近前一看，直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戳在地上的是一捆齐胸高、一搂粗、用粗白布包着的一捆日本军用大衣呢！
　　“好家伙，这东西可值钱。”吴森茂赞道，“行，老弟有眼力！”
　　“嘿，嘿，嘿，”古满月傻笑道，“您不是叫我拿厚的嘛！”
　　“没错，”吴森茂笑着说，“就照这样的拿！”
　　说着，吴森茂矮身，让古满月帮他把呢子扛起，俩人又分头走开。
　　就这样，到后半晌，仓库里的东西差不多被抢光了，吴森茂和古满月也累得爬不起来了。俩人拖进屋最后几匹布，就地躺在布垛上，一动不动，光剩倒气儿了。
　　李爱媛叫他们炕上歇，他们不理；叫他们洗脸，他们不应。足足过了半个点儿，吴森茂才坐起来，拉上古满月，到了里屋。俩人勉强洗把脸，见炕桌上有茶，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过碗就喝。一壶茶水，被俩人一口气喝个精光。等李爱媛续上水，俩人这才有工夫说话。
　　“哎呀，我的吴大叔，”古满月先张口，“可把我累坏啦！今天这活，比我前半辈子干的加在一起还多——”
　　“等等，”吴森茂插言道，“我说满月，咱改改口行不行。”
　　“咋啦？”古满月未解其意。
　　“咋啦？”吴森茂说，“你一会儿一个‘大爷’，一会儿一个‘大叔’，我听着别扭。我问你，你今年多大？”
　　“二十九，快三十了，怎么？”古满月仍有些不解。
　　“不怎么，”吴森茂说，“你二十九，我三十七，咱俩差不了几岁。你别‘大爷’、‘大叔’的，叫我大哥吧。”
　　“也行。”古满月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那好，”吴森茂说，“你接着说，怎么今天把你这半辈子的活都干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古满月吞吞吐吐，“我——不知道。”
　　“嘿，有你的！”吴森茂憋不住笑，“自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有意思！”
　　“我是说，”古满月嗫嚅道，“我——什么都干，也不干。”
　　“此话怎讲？”吴森茂不解。
　　“没的吃了，我什么都干。”古满月说，“有的吃，我什么也不干。”
　　“哦，我明白了。”吴森茂笑着说，“没个正经营生。”
　　“那有啥法，”古满月低着头说，“没本事，身子弱，懒——”
　　“古老弟，别这么说，”吴森茂道，“你今天不是挺卖力气的吗！”
　　“大哥笑话我，”古满月自嘲地说，“白捡东西再怕费事，那我就只有等着饿死啦！”
　　“是这话。”吴森茂说，“不过，你要知道，这可是横财，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不能指望。这种事，一辈子甭想碰二回。”
　　“这我知道，”古满月说，“不过，捞上这一票，也够我吃一阵子的了。”
　　“哦，”吴森茂很感兴趣地说，“那我倒要问问，你到底打算怎么个吃法？”
　　“变钱，”古满月答得很干脆，“有了钱，就有得吃。”
　　“咋变钱？”吴森茂又问。
　　“卖呗！”古满月说。
　　“咋卖？”吴森茂问。
　　“谁买，卖谁。”古满月说。
　　“卖多少？”吴森茂问。
　　“给钱就卖！”古满月说。
　　“一匹，给一块。”吴森茂说。
　　“卖！”古满月说。
　　“给五毛。”吴森茂说。
　　“卖！”古满月说。
　　“哈，哈，哈，”吴森茂听罢，忍不住大笑起来，“我的古老弟，这哪是卖呀，这是白给！”
　　“那咋办，我又没卖过。”古满月一副为难的样子。
　　幸好，恰在这时，李爱媛把饭菜端来了。古满月一见饭，脸上愁云尽散，精神头立时上来，两腿磨上炕，头也不抬，一顿猛开，哪还顾得上说话。也难怪，古满月打早晨到现在，水米没沾牙，又干了半辈子没干过的活，早饿得像个瘪臭虫了。吴森茂也饿了，但他吃得很慢，边吃边说道：“满月老弟，早晨我叫你不要拿面，拿布，为什么？因为布值钱。挺沉的一袋面，官价也不过一块大洋。布呢，就算最贱的花布，一匹也值几袋面，你把这布又仨瓜俩枣地卖出去，那不白挨累了吗！你若是真想这么白扔，我倒有个主意：干脆，这买卖咱哥俩做，与其便宜了别人，还莫如便宜了我，你看怎样？”
　　吴森茂见古满月光顾吃饭，顾不上答话，索性继续说下去：“当然啦，你这不是布店，不能按正价卖，得贱卖，再贱也总比你白给人家强。你把布留给我，我给你折个价，准比你卖得多，你看怎样？”
　　稀里呼噜三碗饭下肚，古满月已经饱了。虽说他还舍不得撂筷儿，但已有工夫说话了：“听大哥的意思，是你要买这布，那就留下吧，不要钱，我拿袋面就行。”
　　“哦，”吴森茂惊奇地看着古满月，说，“老弟够大方！”
　　“这算啥！”古满月说，“就当你雇我干一天活，我挣顿饭吃。”
　　“行，够意思！”吴森茂笑了，说，“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还非给钱不可，而且还得仔细算算，看到底该给多少。”
　　“算个啥劲！”古满月撂下筷儿，眼盯着空碗说，“要给，就给两块罢。”
　　“两块？”吴森茂说，“这布里可有你一半！”
　　“啥一半，”古满月说，“要不是碰上大哥，我就是再打个来回，也只能扛两袋面。给几块花花，行啦！”
　　“话虽这么说，但一半就是一半，咱有话在先，我不能自食其言。你喝点水，过会儿，咱把布数一数，我核算核算。”
　　“数啥！”古满月说，“要数，你数，我懒得去。”
　　“那好，我去。你喝你的茶，等我——”吴森茂说着就要下地。
　　“别去啦！”李爱媛在旁边插话道，“大兄弟不去，你去个啥劲。你们吃饭的工夫，我都数过了，也分类码好了，总共是花洋布五匹，各种料子三十七匹，呢子四捆，外带面粉两袋。料子里又分华达呢、礼服呢、人字呢、卡叽——”
　　“得，得，得，”吴森茂说，“没那么较真儿，就按你报的数算。”
　　吴森茂算字刚出口，李爱媛早把算盘递过来了。
　　吴森茂“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十”地边扒拉算盘边报数。算完，直起腰，对古满月说：“常见的，像洋布、花达呢之类，我还能说出个大概的价；像军用大衣呢，市面上见不到，只能冒估。所有这些，咱都按估价折半算，一总是三百六十六，折半是一百八十三。咱俩再半儿劈，你该拿九十一块五毛。我图个吉利，给你凑整儿——一百！我给你一百块，你看咋样？”
　　“多少？”古满月猛听得这个数，惊得把喝到嘴里的一口茶，又吐回茶碗里去了。
　　“一百！”吴森茂平举着算盘给古满月看。
　　“一百——”古满月一边喝他吐回去的那杯“回龙茶”，一边说，“我不要。”
　　“咋啦，”吴森茂放下算盘问，“多，还是少？”
　　“多——少，反正我不要。”古满月嘬着空茶碗嗫嚅道，“要给，就两块——三块也行。”
　　吴森茂和李爱媛见古满月这副傻小子样，忍不住都笑起来了。
　　也难怪，古满月平时哪见过大洋，能弄个毛儿八分地买口吃的，就算不错。一百块整封的大洋，他已经有年头没见过啦！现在，一张口要两块、三块，在他看来都是大数目，一百块，他连做梦都不敢想。
　　“要说，两三块大洋也不少，够你吃一阵子的。”吴森茂忍住笑说，“可是，像你这样光吃不干，有出没进，这一百块，早晚有你吃完的时候，到那时咋办？还抢仓库？怕不行吧！”
　　古满月没吭声。
　　吴森茂要过古满月手里的空茶碗，给他斟上水，接着道：“古老弟，咱哥俩头次见面，我看你真是个老实人，老实得有点儿傻，任事不懂。看样子，你也任嘛不会，我就是给你几百几千，你也是吃光了算，啥事不顶。”
　　“那咋办？”古满月好不容易挤出这仨字。
　　“咋办？”吴森茂说，“办法是有，就怕你不干！”
　　“我干，”古满月一挺胸脯说，“单从今天这事，我就看得出来，大哥大嫂是好人。换了别个，管我一顿饭，给两块钱，早把我打发了。大哥这么待我，实心为我打算，你们的话我若是再不听，那我还算人吗？你们说吧，干啥？”
　　“满月呀，”李爱媛插言道，“你挺机灵，也挺能干，别糟毁了自己。”
　　“唉，”古满月真的动情了，他说，“大哥大嫂瞧得起我，你们说吧，叫我干啥？”
　　“那好，”吴森茂说，“按理，第一天认识，我不该说三道四。可谁叫咱哥俩有缘呢！刚见面，就合伙发了一注小财。你说一百块大洋多了，我实际上比你赚得更多，但钱不在多少，关键是用在哪。像你说的那样，干吃，这点钱可不经一造。可若是拿它干点正事，不说足够，也差不多。百十块大洋，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看你咋用了，白白吃了，实在可惜！”
　　“可我——”古满月一听干事，就又犯愁了。
　　“我知道，”吴森茂打断他，说，“你想说，你干不了，啥也不会，这我看得出来，干大事，出大力，挣大钱，你大概干不了，可也有你能干的呀！有一件事，你准能干。”说着，吴森茂扭头问李爱媛：“我说，郝拽子的小铺顶出去没有？”
　　“没有，”李爱媛说，“头晌我去买东西，老两口还在为这事着急呢。”
　　“那好，”吴森茂转回头对古满月说，“是这么回事：咱这西胡同口，有一家小杂货铺，卖油盐酱醋，烟酒糖果。掌柜的姓郝，是个拽子。老两口都六七十了，蹦不动了，想把铺子顶出去，拿上钱，回家养老。两间房，前店后家，和存货一起顶。货，按进价打折算，值不了几个钱，为主的是那两间房，胡同口，把角，三交近，是做买卖的好地方。你说，你家在大东门，不知你有没有房，什么房能不能卖——”
　　“有房，两大间，我自己的，能卖。”古满月抢着说。
　　“那就好，”吴森茂说，“这一百，盘货足够，就不知你那两间房咋样，能不能卖出这两间的价？算啦，你要想卖，不拘多少，多了更好；少了，我补。你把铺子顶下来，一切都是现成的，开板就卖，准比你守着这一百块钱，坐吃山空强。”
　　“那是，”古满月歪头皱眉，面有难色，说，“就怕我干不了——”
　　“没出息！”吴森茂故作生气地说，“这事你若是再干不了，那你就啥也别干了。就看个柜台，有人来买，就卖。别的不会，卖盒烟，卖瓶酒，打斤醋——你不会？”
　　“大兄弟，”李爱媛插嘴说，“别小看了自己，你得争气。我就不信，你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还不如一个六七十岁的拽老头子！”
　　“可说呢！”古满月来劲了，一拍大腿说，“我还不如一个糟老头子？”
　　“着哇！”吴森茂也拍着大腿，高兴地说，“这就对啦！”
　　“可是，大哥，”古满月又有点二乎了，“这——这些，卖完了，咋办？”
　　“你是说进货？”吴森茂问。
　　古满月点点头。
　　“咳！”吴森茂说，“这不用你操心，有厂家和批家上门找你，你只要告诉人家进什么，进多少，就行了。他们给你送来，货到交钱。”
　　“那就成，那就成！”古满月搓着手，兴奋地说。
　　“行！大兄弟，”李爱媛打趣道，“以后，你就是杂货铺的老板啦！”
　　“嘻，嘻！”古满月腼腆地傻笑。
　　“你先别笑，”吴森茂说，“这事还八字没一撇呐！第一，过会，我得去找老郝头，问个准信，确定铺子没兑出去，然后还得讲价钱，定时限——哪谈不拢，这事也搞不成。第二，你那房子到底咋样，能不能卖出去，啥时卖出去，能卖多少，这都是未知数。卖不出去，这事算吹。太晚，郝拽子等不急，吹！钱太少，我搭不起，也不行——”
　　“这——”古满月这回反倒有点急了。
　　“别急，”吴森茂说，“这事，得两说着：有可能吹，但成的面大，咱先看看。
　　你呐，今儿回家，先打听有没有人买你那房——先叫他给价，别立马答应，千万别给钱就卖！”
　　说得仨人都笑了。
　　“我呢，”吴森茂继续说，“过会儿就去找老郝头。明后天，你来听信，也把你那头的情况，给我们说说，最好有个准信。”
　　古满月起身要走，吴森茂一把把他拉住，说：“别忙，把这个带上。”
　　说着，吴森茂拿起那一封大洋，塞给古满月。古满月接过钱，一掰两半，从中捏出三块，其余的，被他往炕桌上一丢，大洋撒了一桌子一炕。古满月急步出门，头也不回……
　　古满月走后，吴森茂起身去找老郝头。
　　这老头子，别看拽着一只手，可一点儿也不缺心眼儿。虽说六十大几，耳不聋，眼不花，头脑精明得很，嘴茬子也快，说起话来，一点儿不让人，连房子带货一包堆，一口价，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吴森茂仔细看了房子，大概点了点货，觉得老郝头出的这个价，还算合理，也就没和他过分争讲，但有一宗：时限必须放宽。为什么？吴森茂实话实说，他得卖房筹钱，急了不行。对此，郝拽子倒也通情达理。
　　“卖房嘛，大事！”老郝头说，“不像卖烟，卖酒，哪能不给工夫！就说我这铺子吧，都几个月了，还没兑出去呐！不过，总得有个期限吧，我总不能在您吴爷这一棵树上吊死——”
　　“看您说的！”吴森茂笑着说，“宽限不是无限，总不能拖一年半载，那不耽误了您？我给您说个准限：俩月！俩月之内，凑到钱，铺子归我；凑不到钱，您另寻好主。咱还有话在先，这其间，有出更高价钱的，您尽管卖！”
　　“不能！”老郝头说，“就这个价，俩月内，就是有人给我个金山，我也不卖。
　　人嘛，无信不立，哪能出尔反尔！”
　　“好，老爷子，痛快！”吴森茂说，“那咱爷俩就算说定了，您立个字据，我放定。”
　　“咱爷俩用得着这个吗？”老郝头说。
　　“公事公办！”吴森茂说。
　　于是，俩人立了个简短的字据，写明价钱、定钱、期限之类，双方盖章，这边就算说成了。
　　古满月那边也挺顺，只过一天，他就来了，还挺高兴，说是房子找到买主了，可是一听价钱，吴森茂傻眼了，李爱媛也泄了气——五十块！
　　“什么？五十？”吴森茂气不打一处来，“两间房卖五十块钱，你那是房子，还是猪——”
　　吴森茂想说，他那是卖猪圈，不是房，可语出半句，他又打住了，转而说：
　　“走，我跟你去看看，什么破房？两间五十，能住人？”
　　古满月屁股没沾炕，立马打返程，领吴森茂来到大东门，拐弯抹角走进一个大杂院。这地方，那叫乱！东一家，西一户，扒墙当门，堵路盖棚，全无章法；瓦砾成堆，垃圾成片，到处脏水，连个下脚的路都没有。可是，等吴森茂踉踉跄跄来到古满月的房前，他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好家伙！半人高的房基上，赫然两间高大的瓦房。房基前，青条石的高台阶，四五尺宽，尺把厚二三尺长的房脚石，青砖到顶，磨砖对缝；廊柱成排，廊檐高挑，雕梁画栋——只是，年久失修，油彩剥落，破旧得很。
　　“这是你的房？”吴森茂吃惊地问，“咋来的？”
　　“原来就有，”古满月轻描淡写地说，“这一片，本来就是我家，后来陆续卖了，现在就剩这两间。”
　　吴森茂登上台阶，顺古满月手指，向四周看。嚯，好大的一片！在私搭乱建的木棚土屋中，依稀可辨：这是个三进的宅院，偏、耳、门房俱全。
　　“这原来是你家？”吴森茂不无感慨地问。
　　“是。”古满月答。
　　“有多少间房？”吴森茂问，“我是问原来。”
　　“不清楚，”古满月说，“总有几十间吧。”
　　“后来呢，”吴森茂又问，“都卖啦？”
　　“嗯！”古满月答。
　　“也是给钱就卖？”吴森茂继续追问，“五十块钱两间？”
　　古满月没吭声。
　　“败家子儿！”吴森茂恨恨地骂道。
　　直到此刻，吴森茂方知，古满月原来是大家子弟，不过，也是个破大家的不肖子孙。吴森茂懒得和这种人打交道，他一句话没说，转身走出大杂院，心事重重地返回顺城街。
第17章 日本人、苏联红军(1)
　　“真是，‘人的命，天注定’。”吴森茂一路走，一路想，“没福的，死挣活拽，混口饭吃多难！有福的，投生达官显贵，要啥有啥，反而不知珍惜。古满月多大的家业，就这么仨瓜俩枣地踢蹬光了。那么大的两间房，五十块，干脆白给人算啦！”
　　吴森茂正自低头走路，胡思乱想，猛然间，听到前边一片喊声。吴森茂醒过神儿，抬眼观瞧，但见前面离他几丈远的大街上，一群人正用防火钩子，钩一个骑在马上的日本军官。十几条丈把长的防火钩子，没头没脑地乱钩一气，几下子就把这个日本人钩下马。人群一拥而上，棍棒石头加拳脚，转眼间就把人砸巴死了。人群一哄而散，剩下三四个年轻人，在那儿摘他的军刀，扒皮靴，掏兜——大洋马也不知哪儿去了。看样子，不像拦路抢劫，因为人多，打完就走，留下的只不过是少数几个趁火打劫的混混儿。这是怎么回事？吴森茂左右看看，可不是大街面！他方才只顾闷头走路，也没注意自己在什么地方。现在才明白，自己正站在小东门去中街的道上。在这繁华的路段上，大白天打死人，没人管不说，这个日本官也不反抗。
　　他腰里就挂着刀，八成还有枪，咋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就叫人砸巴死了。
　　回家以后，还没等他讲路上的见闻，李爱媛倒先唠叨起来，说他和古满月走后，街上已经陆续跑过几拨人，个个拿着家伙，有镐把、斧头、铁锹、扁担，最多的是防火钩子，嘴里嚷着杀日本人，报仇雪恨，也不知到哪儿去了。还说，西邻张大嫂过来告诉她，西胡同的阳沟里有两具尸体，从穿着打扮上看，是日本人，其中一个还是个孩子。她因为害怕，没敢去看。吴森茂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他想，要么是别人疯，要么是他自己疯了，怎么他和别人就想不到一块去呢？他吴森茂也是中国人，他也和其他东北人一样，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当了十四年亡国奴，受尽了日本鬼子的冤枉气，买卖被“统制”得半死不活，自己还差一点儿被日本卫生车拉去烧了。他也恨日本人，但他知道“冤有头，债有主”的道理：要解恨，要报仇，先得弄清谁是罪魁祸首哇，怎么能不分好歹，见着日本人就杀呢？日本人也并不都是坏人，他们也和中国人一样——其实哪国人都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他就见过不少日本苦力，还有东洋窑子里的那些日本官妓，来中国服役的小兵，来中国干事的人的家属，总不能把他们都看成坏人，都一锅煮，赶尽杀绝吧！
　　吴森茂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日本人，但也无法阻止别人去杀人。
　　吴森茂听完李爱媛的唠叨，讲了自己在外边看到的情景，发表一通议论，也就把这事放下，转而谈古满月。这也是李爱媛很想知道的，因为她对古满月的印象不错，很想让自己的丈夫帮帮这位古老弟。谁知，一提起古满月，吴森茂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咬牙切齿，大骂古满月是败家子儿，捶胸顿足，起誓发愿，声言再不管这个窝囊废的事。
　　“给他那一百块钱，”吴森茂发狠说，“我和他一刀两断。没出息的东西，我懒得和他打交道！”
　　“你这是何苦！”李爱媛劝道，“从你所见看，古满月出身大户，说不定，这位公子哥是从小给人惯坏了，这可怨不得他。人么，还是老实人。就说这钱吧，你恨他败家，两间大房，五十块就要卖，可你不想想，你和他搬来这么些东西，他讲钱啦？一百块，还是你硬塞给他的，他也没拿呀！依我看，他是不懂钱，不会赚，也不会花，他根本就没把钱看在眼里。大概是小时候，饭来张口，水来洗手惯了，他哪知道赚钱的难处？说他懒，我看不像，瞧他抢东西那劲！他不是懒，是不会。就冲你说的他家那三进院子，仆夫丫鬟少不了，用得着他干活？时间一长，可不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毛病？得慢慢来，你拉他一把，保不齐他从此就改邪归正了呐！
　　别小心眼儿，日本人恶不恶，差点儿把你烧了，你都容得，咋就容不得一个败家子儿？”
　　“屁话，”吴森茂故作生气地说，“两码事！那是杀人，这是处人。”
　　“一个理儿，”李爱媛笑着说，“人，不能一律相看，要分好人，坏人；人，也不能一眼看死，谁没短处，谁又没一点儿长处？”
　　“他古满月还有长处？没看出来！”吴森茂说。
　　别看吴森茂嘴还那么硬，实际上，心里已经服了。古满月抢东西卖劲，是他吴森茂自己眼见的，还亲口夸过他。再说古满月对钱的那个大方劲儿，叫整天钻在钱眼里的吴森茂，也不得不竖大拇指。
　　“你没看出来？”李爱媛接茬说，“我看出来了。”
　　“看出啥来啦？”吴森茂问。
　　“我看呐，”李爱媛拉长声说，“这小子八成有学问。你想呵，那么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能不念书？古满月快三十了，家败，估摸也是近年的事，就算十年前开始败落，还有十几二十年呢，那时候他干什么？你说他窝囊，我看倒有点儿书呆子相。”
　　“倒也是！”吴森茂嘴也开始变软了。
　　“这世上万物呵，就属人最难看透！就说那个马广志吧，谁把他当人？整个一个畜牲！可就是他，成了你的救命星。说来也怪，怎么就那么寸？刚好在你咽气儿前，他来了，身上还就有大烟。若不是他那三个‘羊屎球儿”，你早上西天啦！他个马扒皮，倒成了你的救星。人呐，哪儿看去？说不定，这个古满月又是你的一个福星。这不，一见面，就叫你发了一注小财。你咋能把人家看死，你就认准人家这辈子不会有出息，就担保你用不上人家？噢，日本人，你容得；马三驴子，你容得；就古满月是败家仔儿，你容不得！”
　　“得，得，得，”吴森茂笑了，“说我碎嘴子，你的嘴比我还碎。就为这点事，看你成本大套地，唠叨起来没完，不就是帮他卖个房吗，我帮就是啦！”
　　“唉，这就对啦！”李爱媛也笑道，“多个朋友多条路，别像对韩大哥似的，平时不维下，事到临头现拜佛，现烧香——”
　　“你还有完没完？”吴森茂佯怒道，“我不是说了嘛，我帮！我明天就去找买主，帮他卖房、盘店。”
　　然而，好事多磨，吴森茂虽然答应第二天帮古满月卖房，但却没有去成。直到个把月后，吴森茂才把古满月那两间房卖出去，帮他盘下郝拽子的杂货店，让他当上了掌柜。
　　这是后话。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把吴森茂绊住了呢？原来，就在这天晚上八九点钟，外边下着阴冷的秋雨，吴森茂躺下，李爱媛也收拾完了，正准备上炕睡觉。突然，前边传来一阵轻微但十分急促的敲门声。李爱媛反身来到外屋，手握门插，小声问：
　　“谁呀？”
　　“是我，”门外答道，“大嫂，开门的。”
　　李爱媛听出外边是个女人的声音，又听见她叫自己“大嫂”，虽然一时还不能辨明是谁，但也失去了戒心，她一边开门，一边唠叨：“这是谁呀，拿腔拿调的！
　　这么晚了，啥事？”
　　门外没有答腔。门开了，一个黑乎乎、湿漉漉的人踉踉跄跄地走进来，倒把李爱媛吓了一跳。因为她看不见来人的头脸，只觉一个黑影在眼前一闪，擦了她一身冰凉的雨水。李爱媛不禁惊叫道：“啊，你是谁？”
　　“大嫂，”来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怕的——不要，你的——关门的——”
　　李爱媛哆哆嗦嗦地关好门，回头再看，来人背着灯影，仍是黑黑的一团，她的一颗心不禁又“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吴森茂听见外面来人，已经起身，正在穿衣，猛听李爱媛惊叫，不等衣服穿好，赶忙跳下地趿拉上鞋，跑出里屋。迎着灯亮，吴森茂见外屋地上站着一人，身穿帆布雨衣，雨帽遮着大半个脸，也看不清是谁。他一边扣衣扣，一边没好气地问：“你到底是谁，把雨衣脱下来行不行？”
　　来人没有答话，也没有动，她在瑟瑟发抖，她的身体在摇晃，雨水仍在从她的雨衣、雨帽上往下滴——“我说，”吴森茂对已经站到他身边来的李爱媛说，“你帮她把雨衣脱了，看看她究竟是谁？”
　　李爱媛有些犹豫。
　　“怕什么？”吴森茂有些不耐烦，“我在这儿，她还能把你吃了？”
　　李爱媛胆儿突地过去，哆哆嗦嗦地先帮来人拉下尖雨帽。惨淡的灯光下，现出一张惨白的脸，也不知是被雨水还是汗水打湿的头发，散乱地贴在脸上，嘴唇发青，牙齿在打颤——李爱媛被吓得倒退半步。
　　“别怕，”吴森茂命令道，“给她脱雨衣！”
　　李爱媛脱掉来人的雨衣后，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吴森茂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原来，来人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而且怀里还抱着个睡着了的孩子！
　　吴森茂二话没说，绕过日本女人，大步冲到门前，重新插好板门，又把二道的玻璃门也关上，这才回里屋。此时，李爱媛已经把日本女人扶进里屋，把睡着的孩子——是个小女孩——安顿到炕上，正在帮她擦拭雨水。李爱媛发现，这个女人不仅衣服完全湿透了，而且脚上根本没穿鞋，一双大脚趾分开的布袜子，上面满是泥水——李爱媛不得不把刚进屋的吴森茂请出去，让日本女人上炕，脱掉湿衣湿袜，换上她找出来的自己的旧衣服，而后再把吴森茂叫进来。吴森茂一进屋，炕上的日本女人马上匍匐在炕，以额触席，这倒把他弄得手足无措了。他赶忙叫李爱媛把她扶起来，给她倒杯热水。日本女人换了干衣服，喝了热乎水，又在暖炕上坐了一阵，才暖和过来，脸上有了血色，嘴唇也红润了。于是，吴森茂远远地坐到她的对面，点上一支烟，开始审问来人：“说吧，你是谁，大半夜的，找到我的门上来，到底要干什么？”
　　日本女人操着协和语——半通不通的日本式中国话，里嗦，反反复复，比比画画，不清不楚地说了老半天，吴森茂两口好歹算是听出了个大概意思。
　　她是说，她丈夫是个日本文官，来中国干事，不是来打仗，从未杀过人，因此是“大大的好人”。她跟丈夫来中国，已经十多年了。她家住城里，离这不远。今天晚上，丈夫回家，叫她连夜收拾东西，准备明天到一个叫什么“卡米拉”的地方集合，集体回国。不想，刚收拾一会东西，一群中国人就闯进她家，她丈夫迎出去，被那群人围在院子里，肯定“死拉死拉的有”。她吓得抱起孩子就跑怕被人认出来，临出门，顺手抓起丈夫回家时脱下的雨衣——幸好天黑，下雨，加上她有丈夫“掩护”，还真叫她溜出来了！她慌慌张张地抱着孩子夺路而逃，不知怎么瞎闯误撞，刚好来到这条街，又刚好来到这个门前，又刚好听见门里有响动——正赶上李爱媛出来插门，她就大着胆子，敲起门来……
　　而后，日本女人就是不住地匍匐行礼，看样子，是要吴森茂两口救她们母女的命。李爱媛刚把这个猜想说出口，日本女人又“咿里哇啦”地说开了。她指指自己，说“她的，救命的不要”，她去“卡米拉”。她又指指孩子，说“她的，留下的”。听她的意思，是要把孩子留在这儿，她一个人回国。
　　“我的天！”吴森茂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心想，这听日本人讲中国话，真比在日本宪兵队坐老虎凳还难受！
　　“可我干嘛救你？你们日本人作孽还少哇？为个日本崽子，再惹出事来，我犯得上吗？”吴森茂没好气地说。
　　不想，日本女人听懂了吴森茂的话，她毕竟在中国生活十几年，中国话虽然说不好，但听力却很强。
　　“日本的有罪，孩子的，没有。我的，她的，走，通通死拉死拉的。我的走，死拉死拉的。她的，你的给——你们的，好人大大的，我的死拉的不要，我的，她的，取——”
　　“行了，行了，你别费劲了。”吴森茂打断她的话，说，“我明白，你是说，你们母女一起走，都得死在路上，你想自己走，把孩子留给我们。你死了，孩子算我的；不死，你以后再来取，是吧？”
　　日本女人一边不住地磕头，一边连声地“咳依，咳依！”
　　“怪可怜的！”李爱媛说话了。
　　“可怜？”吴森茂说，“我得病时，日本人可怜过我？”
　　“两码事，”李爱媛说，“那和她们没关系！”
　　“听这话，你是想救她们？”吴森茂问。
　　“大人，咱救不了，”李爱媛说，“是死是活，由她去，孩子——”
　　“你自己的孩子还少哇？”吴森茂说。
　　“我自己的孩子不少，才不在乎多她一个！”李爱媛执拗地说，“日本多远，漂洋过海，是好去的？这么大点儿的孩子，路上非折腾死不可！”
　　“你这是自找麻烦！”吴森茂气儿不打一处来。
　　“又麻烦不着你！”李爱媛固执地说。
　　“好，好，好，”吴森茂无可奈何地说，“你留吧，我送大人走。”
　　说完，吴森茂走出屋外，李爱媛给日本女人找外衣、裤子、鞋袜，把她打扮得像个中国农村的小媳妇。吴森茂也穿好了雨衣、胶靴，准备上路。临走，日本女人又“咿里哇啦”地说起来，还直比画，看意思是要写什么。吴森茂找来纸笔，放在炕桌上。日本女人果然写起来，写了半篇，又是中国字，又是日本字。吴森茂两口看着，谁也不认识。日本女人写完，又用协和语解释半天。意思是说，她叫稻田尤子，她丈夫叫稻田四郎，孩子叫稻田樱子。孩子四岁，留在中国人吴森茂家。上边写有吴家的详细地址和当天的年月日。然后，她把纸一撕两半，把写有吴家地址的一半自己揣起来，把写有一家三人名字的一半，交给李爱媛。很清楚，这是日后领孩子的凭证。最后，日本女人亲了亲熟睡的女儿，留下一包东西在孩子身边，含泪出屋。在过道上，李爱媛帮她穿好雨衣，递给她一包匆忙打点起来的干粮。日本女人给李爱媛深深鞠躬，然后，满含热泪地随吴森茂走出屋门。
　　外边，冷冷的秋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下半夜，吴森茂回来了。他脱下湿漉漉的衣服，打着冷颤钻进李爱媛的热被窝。他告诉李爱媛，他一直把日本女人送到郊外没人家的地方，下边的路咋走，能不能找到“卡米拉”这个鬼地方，就看她自己啦！就是到了集中点，能不能顺利回国，也很难说。老天保佑，但愿她能平安到达日本！李爱媛也告诉丈夫，说日本女人留下一个小包，是金银首饰。吴森茂和李爱媛都认为，这些东西不能动，应该留给孩子，日后作个念想。吴森茂两口子说了一会儿话，眯瞪一觉，天也就亮了。
　　早晨，前屋人没起炕，后屋的三个孩子就过来了，吵吵嚷嚷地闹着问，昨天夜里谁来了。一见炕上的槐寿身边多出个小孩，又问是谁，而且围上去又看又摸，一下子把小女孩弄醒了。这下可好！这个叫樱子的日本小姑娘，一见生人，“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而且哭个没完，嘴里还“咿咿呀呀”地净讲谁也听不懂的日本话。
　　这可把吴森茂和李爱媛吓个半死！这可咋办？一大清早，又哭又叫，这要叫外人听见，说吴家藏了个日本崽子，那还有好？还不叫那些专找日本人复仇的人，把他们一家子当汉奸，连同樱子一起，给砸巴死。那些人都杀红了眼，可没工夫听你们解释！李爱媛吓得直冒冷汗，赶紧上炕，抱起樱子，又哄又劝带吓唬，可怎么也弄不住——小丫头拧得很，哭起来没完，谁的话也不听。吴森茂急得在地上打转，直和自己的孩子发脾气。两个大的，让他瞪着眼睛，一顿臭骂，都赶到学校去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小的。突然，樱子不哭了，张着小手要哥哥，原来她是在够柏岁。柏岁一过去，她果然和他玩起来，也不要妈妈了。这可真是怪事！这孩子怎么和柏岁这么投缘？柏岁也真行，爬过去，一把搂过樱子，说：“走，哥带你玩去，不理他们。”小姑娘真就从李爱媛怀里挣脱出来，随柏岁上炕里玩去了，嘴里还甜甜地叫着“哥哥”——原来她也会说中国话！
　　樱子暂时安静下来了，但吴森茂和李爱媛的心却还悬着。
　　“都是你，没事找事。”吴森茂抱怨李爱媛道，“这不是办法，一会儿那丫头再犯起脾气怎么办？哭爹喊娘，满嘴日本话，万一叫人听见，麻烦可就大啦，赶紧想辙！”
　　“事已至此，你就别埋怨啦！”李爱媛带着哭腔说，“你想个法吧，我听你的。”
　　“我想，”吴森茂说，“只有一个办法：送她下乡，马上送走，先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行吗？”李爱媛担心地问，“路上被人看出来咋办？”
　　“管不了那么多啦！”吴森茂说，“先离开家，路上，随机应变吧。”
第18章 日本人、苏联红军(2)
　　“要不，把柏岁也带上？”李爱媛说，“有他做伴，这丫头老实得多，只要混出城到乡下就没事了。”
　　“我也这么想，”吴森茂说，“你赶紧给他们准备准备，我去叫车，找刘大个子请他帮忙跑一趟。”
　　“行！”李爱媛答应一声，转身去给两个孩子收拾东西，吴森茂出去叫车。
　　李爱媛先给两个孩子找穿戴，准备路上的吃食，打成包袱，然后给樱子洗脸、梳头、换衣服，把她打扮成中国姑娘的样子，还叫柏岁带上他的“宝贝”——无非是些弹球、画片烟盒、糖纸之类，没什么像样的玩具。李爱媛一边打扮樱子，一边对她说：“樱子，听话。一会儿爸爸带你和柏子哥下乡，坐大马车，去看姥爷、姥娘——”
　　樱子一听，又要哭，她要妈妈。柏岁一听却高兴得一蹦三尺，在炕上跳着圈嚷：“下乡喽，坐大马车喽！”
　　柏岁这一折腾，樱子反而忘了哭，柏岁又跪在炕上，脸对脸地跟樱子说：“坐马车，可自由啦！乡下，才好玩呐，有大鸡、大猪、大马，还有好吃的，苞米、香瓜、姑娘、黑天天——”
　　“那有妈妈吗？”樱子问。
　　“有！”柏岁信口答道，“还有姥爷、姥娘、舅舅、小姨——你去不去吧？反正我去！”
　　“那我也去！”樱子现在反而闹着要去了。
　　经过李爱媛精心打扮的樱子，真成了一个“中国”姑娘：齐耳短发，乌黑油亮，刘海儿又平又齐，衬着她的小脸，愈显得白净细嫩；一双黑豆儿似的大眼睛，乌亮乌亮的；小鼻子小嘴，越看越喜人，再穿上大姑娘梅龄小时候穿过的花袄、花裤，活脱脱一个“中国”洋娃娃。只要她不讲“咿里哇啦”的日本话，任谁也看不出她是日本小孩。
　　吴森茂回来了，马车就停在门外的马路上。他和李爱媛交代几句，又嘱咐柏岁哄好樱子，然后拿上包袱抱起樱子，看街上没人，急忙跑上车，再拉跟在身后的柏岁上车，没等自己坐好，就叫刘大个子快走。马车拐到马路对面，吴森茂回头看，左邻右舍还没开门，街上也没人，只有自家门口，有李爱媛探出的头，在盯着他们，他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李爱媛送丈夫、儿子和樱子出门后，一直看着他们，看他们上马车，看马车拐过马路对面向东走去，直到它隐没在街东口，这才眼泪吧嚓地关门回屋。屋里一下子冷清下来，家里只剩下她和四岁的槐寿，空落落的。虽说李爱媛仅仅带了樱子一个晚上，但她对这孩子已经有了感情，猛然离开，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她怕这一路上出事，因此在家里心急火燎地等着，有点坐立不安。
　　雨过天晴，秋阳高照，四轮马车在青石路上缓缓行进，硬胶轮在石块上滚动，铿锵作响，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樱子蜷缩在皮靠座的一角，动也不敢动，她的那双大眼睛，随着车子的颠簸，一闪一闪的，显出惊惧的样子。柏岁则完全相反，他恨不得马再跑快点，车子再颠高点，那才过瘾！小孩子，难得坐一回马车，好不容易坐上了，你看把他高兴的，简直疯了！他上蹿下跳，左顾右盼，一会也闲不住。若不是对面坐着他那凶巴巴的爹，他敢爬上车夫的高座，夺过鞭子，猛抽几下，让马跑快点。这马车若是跑起来，那该多“自由儿”！
　　吴森茂坐在马夫高座下的一条木板长凳上，面对两个孩子，神情紧张，面色凝重。他今天只有一个心思：把樱子安全地送走，别的，他一概不管。至于柏岁，由他折腾去，反正有他在，那个就不哭、不闹、不讲“鸟语”，这就挺好。
　　马车走出城区，踏上土路。雨后，土路松软，车行平稳。樱子坐了小半天的车，大概累了，想活动活动。柏岁因车子不跑不颠，觉得没劲，也不折腾了，于是，俩人开始在宽大的后座上玩起来。
　　等大车到李志忠家门口，太阳也快下山了。
　　吴森茂拎上东西，领两个孩子进院。李志忠和老伴早已迎出来了。吴森茂给俩老家儿行礼，让两个孩子叫“姥爷”、“姥娘”。李志忠接过吴森茂手里的东西，领他和柏岁进屋，李王氏一把抱起樱子，嘴里不住地唠叨：“这是咋话说的，这阵晚才到，咋不早来？就你们爷仨？他妈呢？那几个孩子咋没来？”
　　吴森茂一一作答。李王氏进屋，把樱子放到炕上又摸又亲：“这是老几呀？这么俊气，这么白净！二丫头上次添的不是个小子吗？啥时候又有了这个丫头？都这么大了，咋没听说？”
　　李王氏见没人理她，回头一看，女婿正和老伴说悄悄话儿，她还想问什么，只见老伴在给她使眼色：“光听你喳喳啦，还不快去做饭！有啥话，让他们吃饱了再说。”
　　李王氏闹不清这是咋回事，看老伴的眼色，知道这里边有名堂，也就不再问什么了。她转脸对樱子说：“这丫头，真乖，叫什么呀？”
　　“樱子。”柏岁代答道。
　　“哦，樱子，好听！”姥姥说，“樱子听话，好好在炕上玩，姥姥给你们做好吃的去。”又摸摸柏岁的头说，“这是小柏子，上炕去和妹妹玩。”
　　李王氏返身出屋，李志忠跟脚也出来了。他对老伴说：“老东西，瞎问什么！”
　　接着便把女婿关于孩子身世、遭遇的话，三言两语，转告给她，并叮嘱道：“只管给她弄吃的，哄她玩，千万别提她妈——现在她妈就是咱爱媛！”
　　李王氏听着，一边点头，一边抹眼泪：“这么点儿大，真可怜。”
　　吃完饭，天早黑了。李王氏带两个孩子在北炕睡，李志忠和吴森茂在南炕睡。
　　北炕的两个孩子在车上颠了一天，早累坏了，沾枕头就着，南炕的爷俩可有得话说。城里，除了樱子这件事和相关的杀日本人之风，没什么别的变化，倒是乡下，要讲的事情很多。李志忠先说前边的院子，他告诉女婿，按他的意思，该添置的东西，大体上都添置完了：西矮墙边新添了一盘磨，一盘碾子；东房山和东邻间砌起了墙，盖了猪圈，养了三头猪，一大两小，大的已经百十多斤，年下就可以宰；东屋窗下盖了鸡架，养着二十几只鸡。园子前院隔出的那块“刀把地”和后园子的前半，因为离屋子近，留下自己种菜，吃着方便；其余的地方种粮，主要是玉米；房后栽了几排树，已经长起来了。“大五十垄”，由他和侄子大来子分种，他出地，大来子出工，秋后咋算，没说。吴森茂的意思是，他不懂种地的事，眼下城里也不指望这个，该怎么办，李志忠自己拿主意，他不管；只要李志忠愿意，白给人种都行，总比撂荒强。地，还得买，多少不拘，只求地好，近便；买，先买下；买了，就是攒下了；怎么管，到时候再说。有了吴森茂这话，李志忠心里踏实了，他答应继续给女婿访听着买地。
　　第二天一大早，孩子还没醒，三个大人就相跟着起来了。吴森茂坚持今天就走，因为李爱媛带仨孩子在家，他不放心，再说，他不尽快回去，给个准信，李爱媛的心也得揪着。看样子，俩孩子在这呆下去没问题，还是走吧，李志忠老两口只得同意。趁李王氏做早饭的工夫，李志忠带女婿到前院和后边园子转了转，还想叫他去看看“大五十垄”，他好歹不去。也是，吴森茂又不懂地，更不会务弄庄稼，看了有啥用，白耽误工夫。既如此，李志忠只好放女婿走。他回屋拿口袋，叫吴森茂帮着，到园子里掰了些青棒子，摘了些青瓜青茄，拿回家去尝鲜儿，这也算是吴森茂第一次享受到了自己置地的果实！再加上昨天那一觉，这房子也可以说没白买！
　　坐上回城的火车，吴森茂就觉得车厢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劲。人们始尔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继而大叫大嚷，闹闹哄哄，一条子和声，也听不出个个数，但听来听去，人们话里话外，总离不开仨字：“老毛子”。
　　“俄国人又叫老毛子，这我知道，可为什么老提他们？”吴森茂纳闷。
　　“你老弟像是刚从乡下来，”坐在吴森茂对面的一位中年人对他说，“难怪你不知道，这两天，沈城都叫他们闹翻了天！”
　　相对而坐的四五个人马上议论开了，说“老毛子”前天进了城，从昨天开始抢东西，糟蹋女人。这个说亲耳所闻，那个说亲眼所见，活灵活现，有姓有名，叫人不得不信。
　　吴森茂有些急了，心“嗵嗵”直跳，心想：“我昨天才离开，一天的工夫，咋就变成这样啦？”他恨不得火车飞起来，叫他一步踏回沈城，看个究竟，他在为家里担心。吴森茂道：“日本人才跑几天，怎么‘老毛子’就来了？”
　　“日本人就是被苏联红军给打跑的，”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说，“可不脚跟脚就追来了。”
　　“没的话，”一位中年人说，“小日本是吃了美国原子弹投降的！还红军？就是‘老毛子’！”
　　“没错，”有人出来帮腔，“听说，老美的两颗原子弹，把小日本炸飞了一半！”
　　“原子弹没那么厉害，”有人反对，“关东军不是两颗原子弹能吓跑的，没苏联出兵，打不跑日本人！”
　　于是，几个人分成两派，争得面红耳赤，吵得口沫横飞。
　　吴森茂不想介入亲苏派和亲美派之间的争论，他在想：不管小日本是怎么跑的，反正苏联人是进来了。至于说“老毛子”是不是比日本鬼子坏，他没法比较，光听谣传不行，必须眼见为实。他现在一门心思，就想尽快回家，看看老婆孩子是不是平安无事！
　　火车终于到站了。吴森茂把布袋里的东西往两头撺撺，像背褡裢似的，扛在肩上，前抱后背走下火车。他果然看见车站里有一些俄国人，他们拿着枪，一动不动地在站岗；站前广场上，也有三五成群的俄国兵在走动。除此之外，没见什么异样。吴森茂心想：车上那些人说得也太邪乎了，也没见怎么着哇，可见传言不可信！
第19章 日本人、苏联红军(3)
　　吴森茂出广场，上大路，迤逦来到北市场。这条往日十分繁华的商业街，今天变得冷冷清清，所有大铺面，全都关门歇业，只有几个小吃摊和菜摊，还在卖东西。这倒使吴森茂警觉起来：情况是有些异常，像闹兵灾的样子，还真得小心点儿，赶快回家！正想着，吴森茂猛然见三个人，迎面走来。他们身穿黄呢大衣，头戴有护耳的尖帽，脚蹬满是泥土的脏皮靴，肩上扛着尖刺刀的大枪，嘴里“呜哩哇啦”地说着话——“老毛子”！想到这仨字，吴森茂立时惊出一身冷汗，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只见仨“老毛子”长腿大步，直冲他走来，使他不由得心跳加快，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没想到，仨“老毛子”走到他前边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原来他们瞄着的是果子摊。只见仨人停在那里，抓起刚炸得的油果子就吃，边吃边把油果子往怀里揣，往尖帽子里放——吃够拿足，也不给钱，说说笑笑，一阵风似的，从他身边掠过，一股浓重的腥膻气，直冲鼻子！可怜卖油果子的，只会跺脚大骂。
　　经这一吓，吴森茂有些腿软，他只得强打精神继续往前走。没走出多远，吴森茂又见俩“老毛子”在“抢”一个菜车，也不管是黄瓜青椒，还是洋葱西红柿，只顾往怀里、兜里塞。临走，一个年纪大的“老毛子”甩给卖菜的一把纸票子。
　　吴森茂估摸一下，这把钱，起码能买几车这样的菜！
　　吴森茂迷惑不解地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背后的布袋一沉，把他拉了个仰背。吴森茂下意识地抱紧前半拉口袋，扭身回头一看，布袋从他的肩上掉下来，抓着袋子另一头的竟是个小“老毛子”！好家伙，这回可叫吴森茂看了个真！
　　俩人各抓布袋一头，脸儿对脸儿。只见这个小“老毛子”也戴着尖尖帽，帽檐下露出一簇黄头发，金黄金黄的；黄眉毛，黄眼毛，连脸上都长着一层金黄色的绒毛，日光一照，闪闪发光；一双眼睛，瓦蓝瓦蓝的，像汪海水，深不可测。黄毛下的面皮像粉墙皮，比女人的屁股还白；大鼻子两边，一片雀斑，像黑胡椒粒儿——“这小‘老毛子’，胎毛还没蜕净，跟我抢！”吴森茂心想。
　　“打歪，打歪！”小“老毛子”嘴里嚷着。
　　他俩手猛夺布袋，吴森茂死揪住不放，俩人就这么对扯起来。小“老毛子”
　　见硬拽不行，就腾出一只手来掰吴森茂的手，吴森茂顺势抓住他的手，俩人各用一只手掰起腕子来了，直掰得骨头节子“咯嘣”作响。只较了几下劲，小“老毛子”
　　就挣脱了手，接着又把另一只手松开，龇牙咧嘴地用一只手揉着另一只手，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吴森茂。吴森茂见状，解开口袋嘴，兜底一倒，玉米、茄子、豆角——滚了一地。
　　“打歪，打你妈的歪！”吴森茂骂道，“生的，你能吃？你是牲口哇！要要，你拿去！”
　　吴森茂边骂，边用脚往小“老毛子”前边踢这些东西。小“老毛子”歪头瞅瞅地下的菜，又看看吴森茂，撇撇嘴耸耸肩，揉着手腕，走了。
　　吴森茂气呼呼地蹲下来，往布袋里捡东西，嘴里还在不清不楚的骂着。路边门脸里的一个老头过来了，他也蹲下来，一边帮吴森茂捡菜，一边说：“行啊，爷们，把老毛子镇住了！可你想过没有，就为这几个青棒子，这点青菜，叫他捅你一刀，撂你一枪，划得来吗？”
　　正说着，远处突然传来“噼——啪”两声枪响。
　　“快拿上东西走吧，爷们，”老头说，“再遇上老毛子，要抢，就给他们，别为这点东西送了小命，不值得！”
　　“唉，大爷，我听您的。”吴森茂说。
　　吴森茂这回还真小心了，他背着布袋，尽力穿胡同，走小巷，七折八拐，倒也没再遇上“老毛子”，只是听见几回枪声。顺西胡同回到顺城街，他先在胡同口停了停，眼见大街上清静得很，连个人影都没有，厂家铺户都关门上板，他这才快步来到自家门前。吴森茂撂下口袋，敲了半天门，喊了好一阵，竟然没人答应。吴森茂有些急了，幸好这时西邻张春生家门开了。吴森茂刚想过去问问，只见张春生打开个门缝，伸出半个头，正冲他招手，叫他进屋。吴森茂一头雾水，不知自家出了什么事，只好拎上口袋，先挤进张家再说。吴森茂进屋以后，正碰见大儿子松年迎出来，松年身后还跟着古满月。这就更让吴森茂觉得“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啦！
　　“松年，你在这干嘛？”吴森茂忙问，也顾不上跟别人打招呼，“你妈呢？”
　　“我妈在小楼上。”松年答。
　　“她上楼干什么？”吴森茂问。
　　“没事儿！”关好门后跟进来的张春生说，“都没事儿，你放心。你先坐下，听我慢慢说。”
　　张春生让座，倒茶，扭头对松年说：“去，告诉你妈一声，说你爸回来了，啥事没有，叫她们老实呆着，别动。”
　　松年答应着，跑到后边去了。这里，吴森茂被让到后屋炕上，张春生和古满月陪着，刚要说话，张家的西邻岳世盛从后边进来了，进门就嚷：“听孩子说，大兄弟回来了，我过来看看。真叫人担心，这下好了，人全齐了，大伙一块抗吧，森茂能主事——”
　　“等等，”吴森茂打断岳世盛，问，“这都咋啦？我们家松年，满月，还有岳大哥，都在这干嘛，这唱的是哪出戏？楼上是怎么回事，干嘛别动，在那干啥？”
　　“别急，我这就告诉你。”张春生说。
　　他先让大家坐下，给每个人斟水递烟，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是这么回事，昨天，你刚走没多久，城里就闹起了‘老毛子’。厉害！见东西就抢，动不动就开枪杀人，特别是糟害女人！大家吓坏了，就琢磨把女人集中起来。咱这也是跟人家学的，都这样：就近的三五家，把女的聚在一块。你不在，岳大哥年岁大，家里也没有顶硬的人，我就挑了这个头，把三家的女人全集中到你家楼上，那儿最僻静，前门顶死，都走后边。咱这三家的隔墙矮，蹬个梯子板凳的，就能来回过。满月呢，是来你家串门，赶上你不在，我们又缺人，大嫂就把他留下了，让他各家跑跑，帮着照看照看，就这。这下，你回来了，要咋办，听你的吧！”
　　“依我看，”吴森茂说，“死聚不如活聚。平时，各归各家，没事更好，有事现聚，这样活泛。比如，‘老毛子’砸岳家，你们就往我那跑；砸我家，咱就往岳家聚；砸春生家，你就往两边跑。反正咱前面严实，后边来往方便，等他们砸开门，咱早躲了。多躲一步是一步，总比窝在一个地方强。再说，三家的女人，加上离不了手的孩子，六七口子，整天挤在楼上，吃不得吃，拉不得拉，睡不得睡，时间长了怎么行？”
　　“是这话！”在座的都同意。
　　“不过，”吴森茂继续说，“咱三家的前门还得加严，该封死的封死，该顶牢的顶牢。中门和后门也上锁、加栓、顶上。咱在街面上，大白天，他们也未必敢砸门，就是砸，没一个点，也砸不开。砸开了，抢东西，由他去！再往里来，他们还得砸，那时，咱早躲了。我就不信，他们就认准了咱们，能挨家砸？退一万步说，真到那一刻，咱爷们可就得拼了！”
　　“那是，该拼就得拼！”
　　“预备家伙！”
　　“大棒子闷！”
　　“铁锹劈！”
　　……
　　几个人一递一句，真有点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的架式！
　　“话是这么说，”吴森茂放缓语气说，“咱不能不往坏处想。叫我说，不至于，自古兵灾就是一阵风，不出三天，准过去！”
　　“管它呢，”张春生说，“就照你的主意办，把人叫回来，咱分头准备。”
　　几个人来到后院，冲吴家小楼叫喊。小楼上慌作一团，因为她们只听见下边喊，听不清喊的是什么。吴森茂见状，敏捷地登凳子翻墙，在楼下喊：“梅龄，叫你妈，你岳大娘，还有你张婶，都下来，各回各家。”
　　这回，楼上听清了。可是，出现在小楼门口的一张张脸，却把吴森茂吓了一跳。她们的脸，全都是黑的，分不清眉眼，认不出谁是谁。一个个像包公，像门神，像灶王爷，咧嘴一笑，黑脸白牙，比哭还难看！
　　“这是搞什么名堂？”吴森茂不解地问。
　　“啥名堂？”是春生媳妇的大嗓门，“咱弟妹脸蛋儿白，‘老毛子’见了，准先‘扶鲁’她！”
　　“你不怕‘扶鲁’，干嘛也抹黑了？”这是李爱媛的声音。
　　“这不是瞎扯么，”吴森茂哭笑不得，“当是唬小孩子呢，管啥用？快洗了！”
　　“还不快滚过来，”张春生站在凳子上，朝媳妇喊，“这是啥时候，还有闲心斗嘴！”
　　女人爬过墙，孩子递过墙，各自回家。
　　吴森茂回到前屋，坐下歇乏。李爱媛洗罢脸进来，给他沏茶倒水。吴森茂问：
　　“满月呢？叫他过来喝水呀！”
　　“满月？”李爱媛说，“叫岳家拉去了，他现在可是这儿的香饽饽！”
　　“咋回事？”吴森茂问。
　　“你先别管他，”李爱媛说，“他的事，等会儿我慢慢告诉你。你先说说孩子，送去没，路上咋样，在那没闹？”
　　“净废话，”吴森茂说，“没送去，又没带回来，能丢哪？路上嘛，还算顺利。
　　在乡下，也行。我看，有柏岁陪着，能呆下去。我挂记家里，就急着回来了，没想城里这么乱，在北市场，我差一点儿叫俄国大鼻子捅了！”
　　“咋回事？”李爱媛脸都吓白了。
　　吴森茂大概地讲了讲回家路上的见闻。
　　“多玄！”李爱媛说，“还好，回来了。这一天多，闹的呀，没把人吓死，可算过去了！”
　　“谁说过去了？”吴森茂问。
　　“不是下来了吗？”李爱媛不解地问，“各回各家，也洗了脸——”
　　“那也没过去！”吴森茂说，“只不过改个法子。”
　　吴森茂不得不把他在张家和大伙商量的办法，又跟媳妇说了一遍。
　　“这样好！”李爱媛也赞成丈夫的办法。
　　午饭后，吴森茂和大儿子松年加固前边的门窗。
　　晚上，“老毛子”一般不敢出来。各家都在天黑后开门，相互问候，打听情况，传递消息。机灵的小贩，也瞅准这个时机，晚上出来卖东西。两天过去，情况在逐渐好转，街上的“老毛子”明显减少，再也听不见枪声，也没人说再出什么事。看来，吴森茂估摸的没错，这阵风过去了，谢天谢地，又躲过了一劫！
第20章 别样的狩猎风情(1)
　　沈城东五十里，有一个树木掩映的大村子，名叫李千户屯。顾名思义，李千户屯绝大多数人肯定姓李。至于“千户”，无非是形容其大，倒也未必真有千户，实际上，三五百户是有的。不过，这也算是大堡子啦！李千户屯东西长二三里，南北宽一里多，呈长方形，座北朝南。东西向的四条大路，将村子隔成三条大街：前街、中街和后街。村东和村西，还各有一条南北大道，和四条东西大道相接，形成一幅整齐的棋盘格。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围着村子，其中却只有南大道是官道，其余都是为方便行走，自然形成的土路。所谓的官道，其实也是土路，只不过是因为它直通大井子火车站，走的人和车多些罢了。要说不同，那就是它比东西北三条路都高些。其实，它和周围的地面一般高，只是另三条路低了。据说，这是因为当年建村时，人们盖房取土时有意挖成的。当初，人们计划在这里建村时，大概先规划了个村子的轮廓，就是现在这个长方形。而后约定，盖房取土，一律在村外，不许在村里乱挖。同时规定，留出南边作路。于是，村庄建成后，东西北就形成了三条沟，再经人走车压，就成了今天低洼不平的三条大路。还有一个佐证，那就是，在村东北和村西南，在村子和路中间，各有一个大水泡子，东大泡子长，几乎和村子平齐，但遇旱天，大泡子会一断为二，形成南长北圆两个泡子，样子正像一个“！”。南大泡子又深、又大、又圆。两个泡子周围都种着许多树，东大泡子，榆柳成行；西大泡子，杂树成片。遇上发大水的年月，东大泡子水满外溢，大水顺大路往北流，汇入一条小河，继续向北——西大泡子有一条人工开出的“运河”，直通村西南二里外的南河沟子。干旱年月，其他村只能听天由命，李千户屯的园子却可以从两个大泡子里就近取水。这样，李千户屯就成了旱涝不侵的一块风水宝地。
　　前文说过，李志忠的新家，就坐落在这个村子后街偏东的地方。尽人皆知，李志忠原本不过是个臭皮匠，长年在外吃劳津，老婆在家租房住，他自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突然间，这个穷手艺人，又盖房，又买地，俨然成了村里数得着的小财主。这在李千户屯，可是轰动全村的一件大事。李皮匠是在哪捡到了狗头金，还是挖出了大元宝？很快人们就弄清楚了，原来李志忠不是发了横财，而是选中了一个好女婿。就这也不易，这得有多大的福分，怎么修来的？房由他住，地归他收，还不和自家的一样！
　　要说李志忠享福，那倒是真的。自打他回村，除了动动嘴皮子，几乎啥也没干。房子，雇人盖，连个猪圈鸡窝都找人垒，院里和屋里的添置，或买，或做，有钱就行。西边的刀把子菜园，有老伴侍弄，他笨手笨脚的，想干也干不好，谁叫他干？后边的大园子，该犁的时候有人帮着犁，该种的时候，有人帮着种，该收的时候，有人帮着收。这个人是谁？就是他的侄儿大来子。他的大五十垄，就是他和大来子分种，名为分种，实际上他啥也不管，秋后只管现成的。李志忠在李千户屯是大辈，弟兄多，亲子侄不下几十个，谁不盯着他这块好地，巴结着要帮他种？李志忠之所以选中大来子，一是看他人老实，身体棒，会干活；二是因为他离自己的家最近——就在村东北角。
　　俗话说，人生闲最苦，特别是像李志忠这样的人，一辈子干惯了活，冷不丁的，能干的，没得干，有得干的，又干不了，你说难受不难受？刚回来那阵子，还不觉得怎么的，张罗着买地、盖房、添东西，但是，诸事完毕之后，还干什么。不知道。只好吃了睡，睡了吃，闲得浑身酸懒，骨头节子生疼。李志忠实在闲劲难忍，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想去看望自己唯一的姐姐。姐姐家在离李千户屯二三百里的大东山，交通十分不便。自打姐姐嫁过去以后，几十年了就没再走动过，只是隔个三年五载，有个口信捎来。算来，姐姐也快六十了，不知老成啥样，生活境况如何？现在自己生活安在，闲来无事，干脆看看她去，说不定，这回不去，这辈子就看不上了。于是，李志忠和老伴商量一下，和几个兄弟打个招呼，各家打点些东西，什么布哇、糖啊、酒哇，反正都是山里稀罕的，攒巴了一袋子。李志忠打点行装，带上东西，坐火车，搭大车，搭车住店，住店搭车——好不容易来到东山，进山口还要爬二十里山路，到姐姐家，屈指一算，路上竟耗去三天！
　　姐姐冯李氏早已经成了老太婆，脸上皱纹堆累，浑身干瘦，但人很精神，很结实，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牙口也好。姐夫冯大山比姐姐大三岁，身板硬朗得很，什么都能干。老两口生有三儿一女，全都成家立业了，下边，孙男孙女一大群。全家人住在山旮旯里，虽是各住各的，但却并没有分家：活，伙着干；收获，按人均分。日子过得清苦，倒也和和乐乐。全家人种着巴掌大的几块地，都是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房子一律石墙石顶，倒也结实敞亮。住家四周，极目所及，除了山，还是山。山上，树木森森，沟壑纵横，上顶积雪，终年不化。房前不远处，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水清见底，冰冷刺骨。溪边，一条小路通往山下。家里，不养猪，不养鸡，只喂着几匹大牲口。一家人除了务弄那几小块地，主要是靠山吃山。
　　木材、药材、干鲜山货，采得来，驮到山外就能变钱，换回穿的和用的。只是山路难走，出一次山，起早赶晚，不容易。再就是打猎，尤其是冬天，农闲，没其他事可干，大雪封山，动物的踪迹可寻，皮毛质量好，值钱，所以，冬天，几乎全家人都为打猎而奔忙。
　　李志忠来到姐姐家的时间，正是开始为打猎做准备的秋末天。一家人正在收拾家伙：擦猎枪——成年男人一人一杆猎枪，补网子、栓套子、做夹子、修弓子、配毒饵……
　　李志忠在姐姐家住了十几天，别的没学会，打猎的营生，倒叫他学到了三成。
　　怎么辨识野兽的足迹，怎么寻找动物的巢穴，怎么下夹子、埋套子、挖陷阱、架网子、支拍子，怎么做饵投毒——样样都见识一下，摆弄摆弄。其间，还跟姐夫和外甥们进过一次山，虽说连根鸟毛也没打着，但毕竟放过几枪，学会了使用大抬杆。
　　临回来的时候，李志忠估摸平原能用得上的，跟姐夫要了几件小家什，像竹夹子、钢丝套之类。平原上没有熊虎之类的大动物，用不着大家伙，带几样小物件，也是为了回家仿造。姐夫赶骡子，驮了一驮山货，送李志忠下山。在山外的杂货店里，李志忠请姐夫帮他选了一杆镶铜活的漂亮猎枪，买了一小桶火药和两盒铁砂子，还买了一包氰川加里（氰化钾）。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平原上也有的买。
　　从山里回来之后，李志忠一下子变了一个人——由大闲人变成了大忙人。他找出了他的“十八般兵器”：刀子、锤子、锥子、钳子、剪子……让中街的三木匠给他刨了一些木条，他自己到大井子街上买了竹批子、铁丝、钢丝、细绳——一天到晚，头不抬，眼不睁，锯呀、锉呀、绑啊、扎呀——也不知道他在鼓捣什么。几天后，他的第一个劳动成果终于出来了，那是一个打黄鼠狼之类小东西的竹夹子。老头高兴得像个孩子，现巴巴地拿给老伴看，还试了试，“啪——啪——”响，挺灵！李志忠整天鼓捣这些玩意儿，直到柏岁和樱子到来。
　　李志忠的家，从来就不像个家。远的不说，因为那时租房住，他又长年在外，离多聚少，就是搬进新房之后，这个家也缺少“人气”。老两口，一个闷头鼓捣东西，一个围着锅台转，平时连话都很少说，更不用说笑声了。三间大屋子，孤零零的俩人，冷冷清清，死气沉沉，一点儿活气都没有，连猪和鸡都蔫儿巴叽的，没一点儿精神。
　　自从柏岁和樱子来了以后，这个家完全变了样！
　　打闹喊叫之声不绝于耳，歌声笑声远近可闻，炕上乱七八糟，地下乌烟瘴气，院里鸡飞狗跳，园子里的瓜菜东倒西歪——城里的孩子，哪见过这些？柏岁又正是六七岁，讨狗人嫌的时候，你看把他疯的！樱子呢，干脆就是他的跟屁虫、应声虫，他到哪，她跟哪；他说啥，她应啥，俩人一块儿疯，简直要翻天！李王氏现在可有事干了，跟在俩孩子屁股后头收拾罢！追这个，喊那个，按住一个，跑了一个——李志忠只是在旁边看热闹，一边干自己的事，一边抿嘴笑：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这才像个家！
　　下雪了，李志忠等的就是这一天！雪晴后，李志忠悄悄出去了。村西北的坟茔地，村四周的土坡沟坎、小树林子，凡是他认为可能有小动物的地方，他都下上了夹子、套子，压拍子——这么说吧，反正是把他秋后雪前鼓捣出来的家伙，全用上了。第二天一大早，李志忠前去查看，非但连个耗子都没逮着，还丢了几个夹子。
　　以后，李志忠又试了两回，回回如此。这下他终于明白了，在村子附近，别想逮到东西，即使逮到了，恐怕也会被路人或村里人，连夹子、套子，一起拿走。李志忠下决心，奔远处去，找那些没人烟的荒郊野地、山沟、树林、草甸。但这样一来，第一，他必须准备在野外过宿，也许两三天回不来；第二，必须有伴，互相照应，确保安全；第三，必须有代步的工具，靠腿腿不行。想来想去，李志忠就想到了大来子。因为大来子跟他磨叨过，明年种地，没大牲口，不好办，借人家的车马，不能白借不说，还得等人家用完，怕耽误了季节。这回好，干脆自己买马拴车，农忙种地，农闲打猎，一举两得！想到此，李志忠毫不犹豫，出门直奔大来子家。
　　大来子是李志忠四弟的小儿子，今年二十一，刚成家两年，还没有小孩。他自己种着从家里分得的二亩薄地，闲时打工，以维持生计，日子挺艰难。李志忠把五十亩上等好地交给他，名为分种，实际上还不是他交多少算多少。李志忠是他亲大爷，能和他计较？谁不知道，李志忠根本不指望这个，地主儿吴森茂更没把它当回事。这对大来子来说，是他改变命运的大便宜，大爷叫他占，是照顾他，其他叔伯兄弟，哪个不眼红？这回，大爷又亲自上门，和他商量添牲口，这是给他治心病来了——他愁的就是明年种地没车马。李志忠讲明，由他出钱，大来子去买；马，要好的；车，旧的、能用就行；买回来，咋养，咋用，他一概不管。他的条件只有一个，他要用车，大来子必须随叫随到——当然是农闲的时候。大来子又不傻，他心里明镜儿似的，这不等于有人出钱，替他买牲口、拴车，给他使么！他正为开春种地犯愁呐，就有人雪中送炭，他岂有不收之理？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他太感谢李志忠啦，恨不得打个龛，把他这位好大爷供起来！李志忠也真爽快，当时就把钱留下了。现在正是冬闲时节，牲口好买，没出半月，车马配齐。大来子赶着新置的胶轮大车，来到李志忠家，鞭子甩得“嘎——嘎——”响，车没进院，清脆的鞭声先传进去了。李志忠闻声出门，一看，好一匹白马，又高又大，油光水滑，膘肥体壮；车么，惨了点儿：一边的车牙板坏了，车牙帮活动了，车底板还有两块漏洞……趁李志忠看车的工夫，大来子停好车，拴好马，然后俩人进屋。大来子先报账，又简单地讲了讲买车马的过程，把剩下的钱放在炕上，算是汇报完了。李志忠说：“马，没得挑，是好马，就是车太破旧了。不过，已经买了，就先凑合用吧，以后再拴新的。找回来的这些钱，你也别给我了，你拿着，把车修修，再有富余，就添点车上当用的物件。反正，钱，我是不要了，怎么花，你看着办吧。”
　　大来子拿上钱，高高兴兴地走了，临出大门，回头对送出来的李志忠喊：“大爷，啥时用车，您言声，我随叫随到！”
　　就在大来子买马的同时，李志忠又在中街的三木匠那儿，订做了一副爬犁。他要求三木匠下好料，尽量往宽大结实里做。东北的乡下人，谁都知道爬犁的用处。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车和爬犁，各有短长，不能相互代替。当然，大车的用项更大些，春种秋收，拉人载货，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啥时候都能派上用场。不过，一到冬天，大雪封地，大车就不如爬犁使着便当了。因为大车只能走被雪压实了的大道，一到荒郊野地的深雪里，它就趴窝了。爬犁就不同了，有路没路，哪都能走，只要有雪，而东北，啥都可能有缺，就是不缺雪，这就使爬犁有用武之地了。要知道，李志忠的心思，主要不在种地，而在打猎。打猎的季节，主要是冬天，大雪封山之后，而且要避开大道，漫山遍野地去找。这样，对李志忠来说，爬犁就显得比大车重要多了，所以，李志忠才在买车的同时，又做了一副爬犁。其实，李志忠拴车的主要目的，也不在车，而在马，要不，他怎么叫大来子，一定要买好马，而车，能对付着用就行呢！他要好马的本意，是为了用它拉爬犁。
　　李志忠动的这个小心眼儿，大来子哪里猜得出来？
　　看完车马的几天以后，一个下午，三木匠和他的大儿子，把新打得的爬犁拖到了李志忠家。好家伙，这架爬犁，小旱船似的，又宽又大；一色硬杂木的框子，足有胳膊粗，下铺白楂松木板；两条红松滑木，小檩子一样；两根杉木杠，直溜溜斜伸在前，上安架马的铁活、皮件……活做得地道、干净、漂亮！
　　李志忠跟三木匠结完账，又请他儿子帮忙，去大来子家跑一趟，叫大来子把马牵来。送走三木匠，李志忠一边欣赏他的新爬犁，一边兴冲冲地对老伴说：“伙计，去拿东西，把爬犁铺上，我拉你们出去转一圈！”
　　李王氏拿来麻袋、狗皮褥子和棉被，层层铺好，给柏岁和樱子围裹严实。
　　大来子牵着马来了，他看见爬犁，不免大吃一惊：“大爷，又整了一副爬犁？
　　不是有车了吗？这家伙，倒是真结实、真漂亮。大冬天的，您出去干啥？开春雪一化，它可就没用啦！”
　　“你小子少跟我嗦！”李志忠神秘地笑着说，“先拉上我们跑一圈，看看咋样？”
　　“好嘞！”大来子边套马边说，“上来吧，这家伙，错不了！”
　　李志忠坐上爬犁，李王氏安顿好柏岁和樱子，她自己却好歹不去过这个瘾。大来子磨过爬犁，出大门，自己坐上去，鞭子一甩，大白马顺大路，直向村西跑去。
　　出村右拐，再右拐，掉头向东，沿村北大道，一路小跑。爬犁的滑木压在雪上，“咯扎”作响，“咝啦”有声。北望原野，满目皆白，万籁无声。爬犁在雪道上平稳滑行，恰似宁静湖面上的一叶扁舟。小风“呼呼”刮过，夹着被马锳起的雪尘，打在人们的脸上，凉凉地，让人感到有点儿疼。
　　大白马拉着爬犁，绕后街一圈，返回李家大院。李王氏出来抱起樱子。樱子小脸冻得发红，全身刺猬似的缩成一团，只有黑眼珠在闪动，惊异地看着大马发愣。
　　李志忠把柏岁抱下来，柏岁一瘸一拐的，好像腿坐麻了。看来，俩孩子坐了半天爬犁，除了冷，也没觉出什么好来，只有李志忠高兴得直搓手：“这家伙，真来劲，贼快，又稳当！”
　　李志忠让大来子卸爬犁，拴好马，然后拉他进屋，抽烟说话。李王氏把俩孩子送上炕，出去收拾被褥。李志忠四平八稳地坐在炕头，这才把他打爬犁的真正用意，如实地告诉大来子。大来子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年轻人，哪有不爱玩的，又值冬闲，能打打猎，真是天大的趣事！
　　“行，”大来子满口答应，“我，随叫随到！”
　　“别随叫随到了，”李志忠说，“明天咱俩准备，你穿暖点，咱可能在外边过夜。吃的我拿，后天一早，你牵马过来。”
　　大来子答应着，高高兴兴地走了。
第21章 别样的狩猎风情(2)
　　隔天一大早，大来子就来了。他穿着老羊皮筒子，棉裤外加皮套裤，狗皮帽子，棉乌拉，狗皮手闷子，马背上驮着草料袋。李志忠身穿吴森茂送他的貉绒大氅，也是棉裤加皮套裤，脚蹬鹿皮面羊皮里的趟趟牛，狐皮帽子，皮手套。爬犁上铺着狗皮褥子和棉褥子，外带一床厚棉被，还有吃的和喝的，自然也少不了酒。
　　李志忠专门有个袋子，装着他的所有家伙，大抬杆压在褥子底下。俩人这天早晨顶星星走，第二天晚上顶星星回来，在外边呆了两天一夜，只带回一只死兔子！大来子当然得把兔子留给他大爷，自己悄眯儿回家，只说出去替大爷办事，打猎这个茬，连提也没敢跟媳妇提，好在离家时他也没说去干啥，只说大爷找他有事。
　　李志忠则不然，他高兴得很。别看只有一只兔子，可这是他自迷上打猎以来，第一次有所斩获。尽管老伴唠叨、抱怨、挖苦，他该干啥还干啥：剥兔皮、绷兔皮、晾兔皮、解兔子、剁兔肉、炖兔子……比他还高兴的是柏岁和樱子。俩孩子可不管别的，他们只知道兔子好玩。死兔子拿回来，他俩先摆弄个够：胡噜毛，揪长耳朵，拽小尾巴，掰三瓣嘴儿……直到他们玩腻了，李志忠才拿去收拾。吃饭的时候，俩人更是你争我夺，谁也不让谁。李志忠看外孙和外孙女喜欢吃自己打来的野味，心里美！吃完饭，李志忠把兔子的头骨、肋骨和腿棒骨洗刷干净，用他那双巧手，给俩孩子做了一个小胯车儿。只可惜，俩孩子没玩多会儿，小车就零碎了，李志忠的工夫算白费！自此以后，李志忠隔三差五就去找大来子。大来子也不瞒着媳妇了，大张旗鼓地跟李志忠出去打猎。短的，像第一次一样，两天回来；长的，三天。随着出去的次数增多，收获也越来越大。猎获最丰的一次，爷俩出去三天两夜，在一大片野林、土岗和一条深沟里，套住两只狐狸，夹了七只黄皮子，大来子用李志忠的大抬杆打了三只野鸡。每次打猎回来，其所得，不管多少，爷俩大都半儿劈。有时，李志忠少要点，甚至只拿样新奇的，也就是以往没逮着过的，为的是哄孩子，大部分都叫大来子拿去变钱了。一冬下来，光兽皮，李志忠就攒了一大摞。别忘了，李志忠还叫李皮匠，熟皮子，做皮活，可是他的拿手好戏。这一冬，柏岁和樱子可来着了！俩人不仅玩到了几种小动物——虽然都是死的，吃到了多种野味，而且闹了一身好穿戴：兔皮手闷子，狐皮帽，整条黄鼠狼皮的小围脖……这样的日子，城里孩子做梦都想不到！特别是柏岁，身边没有了整天横眉立目、吹胡子瞪眼的爹，那个没收没管的自由劲，真叫人痛快！樱子呐，她虽不懂这些，但她听柏岁的，她就是柏岁的一个影儿。所以，年前，李志忠要给城里送些东西，原打算顺便把柏岁和樱子带回去，叫他们在自己的家过个团圆年，可柏岁说死不干。樱子则只有一句话：“柏子哥不回，我也不回。”李王氏也坚决反对把孩子送走。李志忠无奈，只好叫大来子套车，拉上东西，自己一个人进城。
　　来年正月，一天中午，柏岁和樱子在外边疯够了，回家一进门，发现炕上多了两个人，是爸爸和妈妈！姥爷正陪他们说话，姥娘在外屋做饭。柏岁一下子愣住了，他在门口站住，斜倚门框，不清不楚地“呜噜”了一声：“爸，妈！”樱子躲在他身后，俩手紧紧地拽住他，小眼偷偷瞄着炕上的两个陌生人。
　　李爱媛一见孩子，立马转过身，伸出两手，叫道：“樱子，过来，到妈这来，让妈看看。”
　　樱子瞪着大眼睛，瞅着李爱媛，只管揪住柏岁不放。柏岁把她拖出来，连推带抱地把她送到炕边，说：“快去呀，妈叫你呐！”
　　李爱媛挪到炕边，招手接樱子：“樱子，快过来。柏岁，你也来。”
　　柏岁把樱子托上炕，李爱媛一把把她揽在怀里，亲得不行：“樱子，姥姥这好吗？”樱子点点头。
　　“柏子哥欺负你了吗？”李爱媛问。樱子摇摇头。
　　“你想妈了吗？”李爱媛又问。樱子没动，小眼睛瞄着身边的柏岁。
　　“说，想啦！”柏岁趴在炕沿上，头也不抬地告诉樱子说。樱子又点点头。
　　“想啦！”李爱媛笑着说，“告诉妈，哪想啦？”樱子低头不语。柏岁说：
　　“说，心里想啦！”樱子用一个手指，点点心窝。大家都笑了。
　　“柏岁，”李爱媛问，“你想没想？”柏岁低头揪炕席，拉长声说：“想——啦！”
　　“想啦？”李志忠说，“你是用脚后跟想的吧？”
　　人们哄堂大笑，樱子也跟着“咯咯”笑。柏岁捅了她一下，说：“你笑什么？”
　　樱子用小脚丫回踢着说：“就笑，就笑！”
　　“樱子，”李王氏不知啥时候进来了，她靠着门框说，“你叫妈了吗？”
　　“对啦，”李爱媛接茬说，“樱子，你还没叫妈和爸呢！”
　　樱子小眼睛滴溜乱转，瞅一眼姥娘，抬眼看看李爱媛，好像觉得自己是有个妈，但又拿不准是不是这个。她在李爱媛怀里忸忸怩怩地咕容半天，才冒出一句：
　　“那柏岁哥还没叫呐！”
　　“对！”几个大人齐声叫道，同时诡秘地互递眼色，“樱子说得对，柏岁是哥哥，应当先叫。”柏岁一点儿也不打憷，他头也不抬，哑着嗓子吼道：“妈——爸——”
　　大家憋住笑，屏息宁神地等着，樱子只好羞答答地小声叫道：
　　“爸爸，妈妈！”
　　这一声蚊子似的轻叫，像按了电门一样，让几个大人“哗”的一声，全笑开了。大伙一迭连声地夸赞，叫好，还拍巴掌，羞得樱子直往李爱媛怀里扎。李爱媛搂紧樱子，又亲又摇，喜得热泪盈眶。李王氏也扭过头去，用围裙抹眼泪。
　　李爱媛自己生有四个孩子，十几年来，她听叫“妈”已经听烦了，唯独樱子的这一声，叫得她热血沸腾，就连一向对孩子冷漠的吴森茂，也有些动情了。
　　接着，李爱媛就是忙不迭地翻东西，她把她带给俩孩子吃的、穿的、玩的，全折腾出来了，而且和他们一起在炕上摆弄起来，好像她自己也回到了童年时代。
　　吴森茂此次下乡，是李志忠托人捎信，叫他来买地的。李爱媛借口几年没回家，想妈了，非要跟来看看，实际上是想看樱子。这个日本小丫头虽然只和她呆了一个晚上，但她却怎么也放不下这孩子了。也不知是出于可怜，还是真的喜欢，反正李爱媛的心里总是记挂着她。这次一听说丈夫要下乡，她就心急火燎、不管不顾地跟来了，而且，李爱媛已经和丈夫商量好了，如果可以，这回就顺便把俩孩子带回去。
　　这天下午，李志忠领吴森茂见卖地人，看地，讲价，忙了半天。第二天又找中人交钱，过契，吃饭，过晌才回来。吴森茂又置下八十亩地，现在，他已经是李千户屯数得着的小地主了，吴森茂很有些志得意满的劲头！因为他在乡下算是有了点根基，如今城里也太平了，民国政府接管了沈城，日本人跑了，苏联人走了，该是他重整旗鼓，再开买卖的时候啦！所以，吴森茂一天也不愿耽搁，下午就要赶回去。可是，李爱媛却磨磨蹭蹭，不想动地方。她先是说，她问过了，俩孩子都不愿走，而后又说二老好歹不放他们。话里话外流露出的意思是，孩子不走，她也想多呆两天，因为她还没和孩子亲热够哩！
　　“那好，”吴森茂说，“你们都不走，我走！家里留下仨孩子，那怎么行？再说，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办呐！买卖不做啦，一大家子人，就这么坐吃山空？”
　　“那你自己先回去吧，”李爱媛说，“我再住两天，就两天！到时候，若是俩孩子想走了，我再叫爸送我们。”
　　“我反正是不回去呀！”柏岁闷声闷气地说。
　　“小兔崽子，”吴森茂佯怒道，“你还来劲啦！你不回去？好哇，学也别上，就由着你在这儿疯！今年你可七岁了，该上学了你知道不知道？”
　　“这儿也有学校。”柏岁嘟哝道。
　　吴森茂二目圆睁，刚要大发雷霆，李王氏说话了：“我说森茂哇，你就别逼他们啦！柏岁还小，那么早上学干啥？再等一年，叫他和樱子一块上，还有个伴儿不是？”
　　“非要今年上也行，”李志忠也插进来了，“村西就有初小，让他俩在那先上着。”
　　吴森茂一看两位老人发话了，他知道拗不过，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二老的面子不能不给，尤其是丈母娘，难得张一回嘴。算啦，让步吧，便宜了两个小崽子！
　　“要上，就得像个上学的样，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二老可不能光惯着他们，到时候我要检查。学不好，看我不扒了他们的皮！”
　　说完，吴森茂又俯身对樱子说：“樱子，好好在姥姥家呆着，要听话。你柏子哥若是胡闹，不念书，你告诉我，我揍他。爸走啦！”樱子听话地点点头，柏岁直劲撇嘴。
　　吴森茂一个人坐火车赶回城里去了。
　　晚上，吃罢晚饭，李王氏仍和往日一样，扒了一火盆棒子核烧成的炭火，放到炕上。天黑后，一家人早早吹灯上炕。李志忠照旧睡他的热炕头，他钻进被窝前，照例要先挠一阵痒痒；进被窝照例要喊一句：“好热，屁股烙煳啦！”逗俩孩子笑一阵。
　　这边，炕中间，娘四个围坐在火盆四周唠嗑。
　　入冬以来，李家几乎每晚如此，李志忠先上炕，表演完他那老一套，躺在那儿，仰脸看房箔，听别人说话，自己很少插言。这边，李王氏带俩孩子围着火盆唠嗑，讲古儿，吃东西。这是这个家，这一冬天每晚必不可少的节目，只不过今晚多了一个人——李爱媛。
　　今夜多了个李爱媛，气氛自然比往日热烈许多。李爱媛久住城里，忙买卖，忙丈夫，忙孩子，整天手脚不停，哪有工夫享这份清闲？难得有今天，李爱媛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做姑娘的时代，心里不免感慨万千。她和自己的老娘说体己话，讲家，讲丈夫，讲孩子，讲樱子。
　　一天早晨，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李王氏在堂屋做饭，李志忠还赖在热被窝里没起来。柏岁和樱子倒是起来了，可俩人头不梳，脸不洗，在炕上胡折腾一通。突然，透过结满霜的窗户上捂出的“玻璃镜儿”看雪景的樱子，尖着小嗓大喊起来：
　　“姥爷，来人啦！”
　　柏岁一听，赶紧爬到窗前，透过他的“玻璃镜儿”往外看，同时大叫：“姥爷，真来人啦，一身雪！”
　　李志忠翻身坐起，忙穿衣服。院里传来“咯吱咯吱”的踏雪声，门口传来“空空哐哐”的跺雪声和“噼噼啪啪”的拍雪声，紧接着是“咣咣”的敲门声和“吱——”的开门声。
　　“您做饭呐，他姥爷在吗？”一个大嗓门问。
　　“广志呵，”李王氏故意大声说，“他在。”
　　马广志没等人让，自己撩长腿，推门进了西屋：“才起？”
　　“来啦？”
　　爷俩就这么两句，算是打了招呼，显得很生分。
　　这也难怪，远的不说，自打马广志回大井子，就没怎么和他这个老丈人家走动过。李志忠呢，早已认准他这个二女婿是个畜牲，根本不想和他来往。二女儿惠媛搬回大井子，李志忠一次也没去过，即使上站，路过他们村，他也过门不入。这个倔老头，因为讨厌女婿，连女儿和外孙都忍心不看。马广志呢，因怕撞见冤家仇人，回乡以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糗在家里，只陪老婆孩子来李千户屯一次，而且藏头不露尾地，悄眯来，悄眯走，像做贼似的。今天不知怎么了，大白天，明火执仗，大趔趔地来了。进屋以后，也不像前次那样，蔫茄子似的闷在那里，而是粗门大嗓，指手画脚，有说有笑。李志忠就觉着有些不对劲儿：这小子怎么突然来神儿了？肯定有变故！他一边叠被，一边偷眼观察马广志。他发现，这老小子虽是在逗柏岁玩，两只贼眼却始终瞄着樱子不放，好像在琢磨什么，弄得他直发毛。
　　“这小子准没憋什么好屁！”李志忠心说。
　　李王氏端着一盆热水进来了，她叫过两个孩子，给他们洗脸，给樱子梳头。李志忠趁机把马广志叫过去，问：“有事？”
　　“没啥正事。”马广志说。
　　“没正事，大雪天跑八里地？”李志忠问，“那有啥闲事，快说！”
　　“想玩玩，嘿，嘿！”马广志嬉皮笑脸地说。
　　“玩玩？”李志忠板着面孔问，“你玩，找我干什么？”
　　“是这么回事，”马广志说，“我有一个朋友，前天从沈城来看我。他原是我手下的一个班长，现在是国军的连长——”
　　“等等，”李志忠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说，“你从前不是替日本人干事吗？你的人怎么当上了国军连长？”
　　“这您就不懂了，”马广志不无得意地说，“我们那时是‘曲线救国’，明着是给日本人干事，实际是为反满抗日积蓄力量，所以，那时的伪军，现在就成了国军。”
　　“这么说，”李志忠冷笑着问，“这里边也有你？你给日本人当闾长，也是在‘曲线儿’？看这意思，你又要出来当官，而且还小不了——你的手下都是连长了嘛！”
　　“那倒也不一定。”马广志说。
　　“不一定？”李志忠反问道。
　　“好，好，好，”马广志转换话题说，“咱不说这个了，咱还说我这位朋友，他这次来，一是公干，二是看我。老朋友嘛，两年不见，想多住几天。咱这儿呢，地方穷，又赶上大冬天，冰天雪地的，哪也去不了，整天关在屋里，有多少话好说？
　　我琢磨着带他出去打打猎，他一听，贼高兴！特别是听说，您是这十里八村打猎的好手，就死缠着我，叫我立马来找您，我这不就来啦！”
　　“原来是这么回事，”李志忠语带嘲讽地说，“叫我去陪大连长散心，这我可不敢高攀！再说，这打猎可不是什么好玩的，头天下夹子、套子，第二天取，逮着算，逮不着拉倒，有什么好玩？”
　　“我不是说这个，”马广志说，“这是没什么好玩。”
　　“那玩啥？”李志忠问。
　　“玩真家伙！”马广志诡秘地冲李志忠一笑，说，“咱玩带响的。”
　　“啥带响的？”李志忠问，“炸弹，还是地雷？”
　　“都不是，”马广志伸出大二两只手指，做个“八”字说，“这个！”
　　“枪？”李志忠惊讶地问。
　　马广志笑而不答。
　　“是猎枪？”李志忠想摸摸马广志的底，故意说，“我倒是有把大抬杆，可打不着什么东西。”
　　“不，不，不，”马广志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是火枪，是真正的美式快枪，五发连放，还有德国二十响大镜面和张嘴等，子弹管够！”
　　“是吗？”李志忠感到自己的心在狂跳，“让我想想。”
　　“行，您慢慢想，”马广志笑嘻嘻地起身，说，“晚上我来听您的回话。”
　　说着，马广志又去逗了逗柏岁和樱子，临出门，还撂下一句：“这小丫头，长得不错，和那个老小子一般大！”
　　马广志走后，李志忠可就犯起合计来了：“这个马扒皮，他是啥意思？亏他看得出来，我过去怎么没在意？这里边是有茬口：樱子和二丫头的老小子可不一般大，都四岁，他肯定猜到了，樱子不是吴家的孩子，多了，多出一个；岁数也不对，媛子没生过双棒。他知道，一块住那么些日子，他啥不门清？可这关他屁事！
　　他管得着吗？枪，还有枪的事。他哪那么些枪和子弹？他要枪干什么？就为打猎？
　　还有那个连长，他原来的手下人。难道马三驴子还能东山再起，当比连长更大的官？这种人，当个破闾长就敢杀人害命，这要是当了……”
　　李志忠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他和李王氏都知道马三驴子的德行，都听过二女儿一字一泪的哭诉。
　　“什么他妈的国民政府！明明是汉奸，非说是‘曲线儿’；明明是卖国，愣说是救国，不枪毙他们就是便宜的，怎么还给官当？”
　　李志忠搞不清这里边的葫芦绕，他只是模模糊糊地预感到：要出事！像马广志这种畜牲，在家猫着还老实点，这要放虎归山，那还了得！知道哪方遭难？他想到了二女儿一家，想到城里的吴家，想到这里的俩孩子……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伴，李王氏的脸都吓白了。
　　“这咋办？”李王氏惊魂未定地问。
　　“咱有啥法？”李志忠说，“马广志出不出山，咱管不了。他日后还会干啥伤天害理的事，谁说得准？我不过是瞎担心，你不用害怕，这不还没临到头上么，看把你吓的！我犯愁的倒是眼下，他叫我陪他们去打猎，你说我陪，还是不陪？”
　　“要我说，”李王氏想了想，说，“你还是陪他们走一趟吧。这号人，咱惹不起！”
　　“我不怕他们，”李志忠的倔劲上来了，“漫说是个小连长——”
　　“不关那个连长什么事，”李王氏坚持说，“我是说马广志。”
　　“我怕他？”李志忠吼道。
　　“你是不怕，”李王氏说，“我也不怕。咱这两把老骨头，有啥可怕的？可你不想想，你得罪了马三驴子，他拿别人撒气咋办？二丫头和她的孩子，受他的气还少哇！还有——”
　　“你别说了，”李志忠说，“再让我想想。”
第22章 别样的狩猎风情(3)
　　李志忠出外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对李王氏说：“我想好了。他晚上不是来听信吗？我答应他，带他们去！”
　　“这就对了，”李王氏说，“反正你也要出去玩，带他们转一圈，应付过去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行，”李志忠说，“不能应付，应付，叫他看出来，反而不好。白跑一趟，叫他在客人那丢面子，他能善罢甘休？要么不去，要去，就得来真格的，左不过一回，何必应付！”
　　“那你打算带他们上哪？”李王氏问。
　　“我想过了，”李志忠说，“我原打算带他们上东山，那儿最好，是打猎的正经地方，打着打不着，都没得说。可我又怕给姐姐家惹麻烦，我想，还是不去的好。”
　　“那你上哪？”李王氏有点儿急。
　　“上老狼窝，”李志忠说，“大甸子，我去过，认识人。”
　　晚上，马广志果然如期而至，一听李志忠带他们进大甸子，高兴得什么似的，赶紧按李志忠的嘱咐，回家准备去了。
　　第二天天没亮，大来子拉着大白马，来到李志忠家。二人铺好爬犁，套上马，带上应用的东西，离开家，顺村东大道，一路向东。晨光微曦中，远远看见黑松林前，站着俩人，一高一矮，正在活动取暖，看来，他们已经等一会子了。两个人看见爬犁，立刻迎面跑来。大个子，自然是马广志，小矮个肯定就是那位连长了。马广志头戴皮帽，身穿大氅，脚蹬毡靴。小个子也是皮帽、大衣、长筒靴。不同的是，人矮，衣服长，大衣拖至脚面，下摆沾满了雪。两个人来到爬犁前，爬犁停下，四人见面，马广志把那位连长介绍给马广志和大来子，说他姓王。李志忠也把大来子介绍给马广志和王连长，四个人就算认识了。李志忠让他们上爬犁，马广志上来前，先从大氅里拽出一支步枪，塞在褥子底下，然后，和王连长上爬犁，坐好。李志忠和大来子一左一右，坐在爬犁前沿。
　　一声鞭响，爬犁起动。
　　没走几步，马广志就是一大串问题：多远？打什么？怎么打？……
　　“别急，”李志忠磨回身说，“路长着呐，有的是时间，你们不问，我也得告诉你们。咱去的这个地方，叫野狼窝。实际上啥窝也没有，就是一片漫无边际的大草甸子。这月份，恐怕连草也见不到，光是雪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雪海。大雪封山，狼找不着吃的，全下平原了，而且成群结伙，特别多，所以才叫野狼窝。你们方才问，打什么？打狼！你们说，来玩。我说，打猎，尤其是打狼，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不说别的，就说这一天的路，就够你们受的。你们问，多远？实话告诉你们，我也说不准，反正得跑一天。你们估摸着，能去，去；不能去，咱原路返回。别弄不好，猎，打不成，冻掉几个手指、脚趾，再落个残疾！”
　　“看您说的，”马广志说，“我们按您的意思，全穿戴好了，从头到脚，一身毛的、皮的，冻不着。嘿，嘿！”
　　“至于打狼，”李志忠继续说，“怎么打还在其次，为主的是跑。”
　　“跑？哈，哈，哈！”马广志大笑。
　　李志忠没理马广志，他接着说：“跑得赢，就打得着狼；跑不赢，就被狼吃掉。理儿，就这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
　　“咱有枪！”马广志说。
　　“有枪？”李志忠不屑地说，“有炮也没用！就咱这四个人儿，四条枪，对付别的东西也许行，打狼，白给！跑不赢，一准叫狼群撕了，连个骨头渣都不剩！”
　　“他姥爷，”马广志不服，“您说得是不是玄了点儿，啥狼不怕枪啊？”
　　“一点都不玄！”李志忠冷冷地说，“狼是怕枪，那是一对一。咱们四个人，明儿遇到的狼可是一群，也许十只八只，也许十只二十只，甚至几十只。你能打死几只？都打死，怕你没那个能耐！打不死的照样往上扑，你咋办？冬天的饿狼群，可不是你打几枪就能吓跑的！死几只，它们根本不管，非追你个底儿掉不可，不把你吃了，它们绝不罢休！”
　　听到这儿，马广志老实了。那位王大连长，嘴咧得像个瓢，就差没哭出来了。
　　“那咋办，”马广志好半天才挤出半句话，“咱——来喂狼——”
　　“废话！”李志忠不客气地说，“合着我带你们来，不是为打猎，是为了拿你们喂狼？”
　　“可您说——”马广志嗫嚅道，“我说？”李志忠说，“我啥也没说，是你说，你有枪，狼怕你的枪！”
　　“得啦，老爷子，”马广志这回真的服软了，“我说错了还不行嘛！您说吧，咱是回，还是去？”
　　“这可是你说的！”李志忠说，“来，是你要来；回不回去，我也听你的。你说回，咱立马掉头。”
　　“可不回去，打不着狼，再叫狼吃……”马广志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不知如何是好。
　　“我可没说打不着狼——打不着，咱来干啥？”李志忠说，“当然啦，打猎靠几分运气，打不着的时候也不少。至于说叫狼吃了，决计不会！”
　　“您方才不是说狼群——”马广志还是没明白。
　　“怎么又我说？”李志忠说，“我是接你的话茬，说按你的打法，非叫狼群撕了不可。”
　　“我说的不算，我放屁！”马广志几乎是在央求李志忠，“听您的，全听您的，您说咋办，就咋办！”
　　“那好，听我的。”李志忠也放缓语气说，“不过，我还得先问一句，你，还有你这位朋友，是不是想回去，是不是怕了？要怕，要想回，别不好意思，咱回去，免得来回折腾，要不，你们俩商量商量？”
　　马广志真就厚着脸皮，和那个姓王的商量上了。倒也没商量多会儿，马广志说话了：“去，还是想去，就怕——”
　　“被狼吃了，是吧？”李志忠接过话说，“那倒不会。你们愿意给狼吃了，我们还不愿意呐。别忘了，咱们在一个爬犁上，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对呀，去！”马广志和王连长才明白过来。
　　李志忠忍不住要笑，大来子憋不住，先笑起来了。
　　“行，”李志忠说，“那咱就去！打法么，一时也说不清楚，反正到时候听我的就是了。打着打不着狼，我说不准——这狼又不是我家养的，啥时候要，啥时候有！但让你们囫囵个回来，这话我敢说！”
　　“那就成，那就成！”马广志和王连长连声说。
　　李志忠磨回身，小声骂了一句：“德行！”
　　天清气爽，冬日的阳光照在雪原上，反光刺眼。天气干冷干冷的，阳光显得那么微弱，不能给人带来一丝暖意。周围的景色——不，这里根本没有景色，只有白色。偶尔可以看见一棵光秃的树，几丛雪埋半截的灌木，想找个沟沟坎坎，坡坡梁梁都难。十里八里见一个村子，也大半掩在雪里，连个人芽也看不见，狗也不叫一声。一切都被积雪填平了，覆盖了——仿佛天地间，就只有这一副爬犁上有会喘气、能出声的，其余的一切，全死了，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活的。爬犁上的人虽然活着，但和死人也差不多：除了冷，僵硬麻木的身躯，什么感觉都没有；除了自己的喘气声，埋在毛皮里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除了惨白的雪，被结霜的睫毛遮挡的两眼，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李志忠觉得有人在捅他，他直起身一扭头，见马广志正冲他嚷嚷，给他什么东西。李志忠掀起帽耳，听马广志说：“老爷子，给你这家伙！”
　　李志忠接过“这家伙”一看，是支手枪，又听马广志说：“这叫‘张嘴等’，好使着呐！十响，小心，顶着门儿呐！”
　　“马闾——”蜷缩在车尾的王连长也“活”了，他想叫“马闾长”，觉着不妥，忙改口道，“老马，这家伙怕不有十几年啦，你还带着……”
　　马广志在围着他俩的被子下，蹬了王连长一脚，忙岔过话说：“他姥爷，会使吧？简单！满巢子儿，顶门活，一搂就得！”
　　李志忠相着枪说：“放我这儿。我还得先使我的长瞄子，劲大，声响。”
　　“劲大声响不管用，”马广志说，“大抬杆打不死人！”
　　“你们打人，”李志忠反唇相讥，“我打狼，管不管用，到时候就知道了！”
　　马广志没再言声。不想，没过多会儿，马广志又凑到李志忠身边来了：“我说他姥爷，我问你个事儿。”
　　李志忠没搭理他。
　　“您说，”马广志接着道，“他姥娘带的那两个孩子——”
　　李志忠一激灵，忙问：“孩子怎么啦？”
　　“不怎么，”马广志挤眉弄眼地说，“他姥娘说，那小丫头是吴家老五。我琢磨着，不对。我在他家住那么些天，没见有这个，年龄也不合，柏岁下边有个小子，和这个一般大，双生？没听说呀！”
　　“你管那么些干嘛？”李志忠决定反击，“捡的，要的，偷的，关你屁事！”
　　“不关我事，”马广志说，“好信儿，随便问问。”
　　李志忠没再吭声，以为这事就算搪塞过去了，没想到，过会儿，马广志突然冒出一句：“八成还是个小东洋——”
　　“啥？”李志忠大吃一惊，他几乎跳起来，扭身怒斥道，“你胡吣什么？你才是日本人的——”
　　“得，得，得，”马广志低头举手，忙不迭地拦阻道，“老爷子，老爷子，别生气，算我没说，我放屁，行了吧！”
　　李志忠又惊又气，转回身坐下，手还在哆嗦。他还真闹不明白，马广志这小子怎么这么贼，他就能看出樱子是东洋种，更不清楚他憋的是什么歪屁，想在她身上打什么坏主意？
　　“其实，这也没啥。”马广志躲开李志忠，表面上是和王连长说话，实际上是给李志忠听，“我们村一个扛长活的穷光蛋，四十来岁取不上老婆，去年秋天，硬是白捡了一个二十多岁的日本小媳妇。你知道咋回事儿？原来日本投降，那个日本娘们怕给人打死，在我们那下火车，逃到村里，藏在一个柴堆下。你说多巧，她这个藏身之所，正是这个老光棍家。就这么，他白捡了个媳妇，现在不也生儿育女！
　　我们站上有个厨子，给儿子捡媳妇，还要挑，看不上的不要，三天捡俩！他妈的，要是我，全——”
　　马广志话到嘴边，觉着不对劲——老丈人在身边，忙把后半句咽回去，只干噎了两口唾沫。
　　马广志的这席话，倒使李志忠安心了许多。因为听他的话音，眼下他还不至于在樱子身上，打什么坏主意，反倒像是用嘴皮子解馋，过干瘾，看人家捡老婆，自己眼热，由此想到樱子。李志忠觉得，如果马广志只是出于好奇，想知道樱子是不是捡来的日本孩子，那倒也没什么。别人能捡日本老婆、日本媳妇，他为什么就不能捡日本外孙女？至于将来咋样，马广志一旦重新得势，会不会以此为借口，欺负吴森茂？等等，等等，都在未知之数，现在想也没用。干脆啥也别想，一心打猎，先应付了这件差事再说。这样一想，李志忠心宽了，觉得浑身轻松许多。尽管如此，但此后听到的马广志与王连长谈话中的只言片语，还是叫李志忠有些紧张。因为他听到，王连长力劝马广志“出山”，马广志虽然答应了，但俩人为什么“名分”，却一直争执不休。王连长还讲到什么“形势吃紧”，什么“反共救国”之类的新词儿。这些话，李志忠既听不清，也弄不懂。
　　中午，好不容易到了一个集镇。四个人歇下打尖喂马。下午爬犁重新上路，直到晚半晌，他们才到达目的地——天盛大车店。
　　大甸子，全名叫清水河大甸子，俗称野狼窝。大甸子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有人说它方圆几十里，有人说百十里，有人说数百里……实际上，这大甸子和李志忠他们今天走过的雪原，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一片白，都是雪。要说区别，就是一个还有点儿东西：一个村子，几棵树，一条雪路，另一个，啥也没有。就像一个是斑秃，一个是全秃，反正都是秃子。
　　天盛大车店就坐落在大甸子边上，是平原进大甸子的必经之地，也是歇脚点。
　　老板，大名程天盛，当地人，年龄和李志忠相仿，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财主，也是个打猎迷，特别是在野狼窝打狼，他可以说是专家，各种逮狼的套路，没有他不会的。李志忠这次要用的打狼方法，实际上就是从程天盛那学来的，算是现学现卖。
　　李志忠来这之前，说他在大甸子有熟人，指的就是程天盛，也正因为这里有个程天盛，李志忠才决定到这来打狼。那么李志忠和程天盛又是怎么认识的呢？这还要从去年秋天说起。那时，李志忠在家，穷极无聊，闲劲难忍，决定去大东山看姐姐。
第23章 别样的狩猎风情(4)
　　前半段路，他坐火车，后半段路只好搭车住店，住店搭车，走了三天，才到姐姐家。在他那次住过的店里，就有天盛大车店。天盛大车店地处交通要冲，来往的人多啦！程大老板每天不知要招呼多少客人，哪会注意一个普通过客？问题是回程，二次住店，李志忠带了一只漂亮的大抬杆，这引起了程天盛极大的注意。所谓爱屋及乌，因为程天盛喜欢枪，所以对枪主人也产生了兴趣，以为李志忠是打猎高手，所以故意和他套近乎，多方关照，处处优待。可真聊起打猎的事来，程老板才发现，拿新枪的主儿，原来是个棒棰，对打猎一窍不通，但李志忠得知程天盛是打猎高手，反而把他赖上了，非要和他学打猎不可。程天盛也乐得有个玩伴，所以满口答应，但因李志忠急于回家，那次却没打成。不过，李志忠应许，过些日子再来。
　　果然，等李志忠买了马，打了爬犁，他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应约来找程天盛。这里自然也少不了大来子——他赶爬犁。只可惜，俩人来回四天，在天盛住了两个晚上，累个贼死，啥也没逮着！这倒不是因为大甸子没东西，也不是因为本事差，而是因为时间少，家伙不顶劲。打猎这行当，简单！说白了，无非是两种方法：一是等着拿，用文话说，就是“守株待兔”；二是追着打，又叫“主动出击”。“等着拿”很简单：下夹子、套子、网子、压拍子……隔三差五检查一遍，有，拿上；没有，拉倒；没饵的，补补饵；犯了的，再支架上……省事，但费时间，也许几天才见东西，也许压根儿就啥也逮不着。十个二十个架设，能打着一个，就算不错！若是点点不空，那世上的活物还不早给打光啦！李志忠陪程天盛在冰天雪地里转了一夜，察看了几十个点，连根毛也没见着！这么守和待，李志忠没时间，耗不起，再说，天天去看，也没用。算啦，来省事的吧，等不来，我找你去——主动出击！于是，第二天夜里，程天盛带李志忠进了大甸子。大来子驾爬犁，拉他俩在雪原上转了一个大圈子，听到了狼叫，模模糊糊好像也见到了狼，枪也放了，就是没打着。
　　也许打着了，但当时没打死，当然也就捡不到，算白忙活一夜。要知道，火枪虽然响动大，但打不着大动物，对付个鸟，绰绰有余，打兔子也可以，打狼，差点。所以，这次李志忠一决定带马广志他们出来打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打法。因为他们有真家伙，保不齐就能打着。打不着，转一圈，听听狼叫，放几枪，也算过了打猎的瘾。省时省力，一个晚上，回去了，他也算尽了心，可以交代过去。
　　此次李志忠带人来店，程老板自然是热情接待。可是，一说打大猎，有快枪，麻烦来了：程天盛非要跟去不可！这可把李志忠难住了，不带吧，面子上过不去；带吧，确实不方便，而且爬犁也坐不下，没法，李志忠只好抬出国军大连长：“程哥，不是我驳您的面子。人家是大官，不好侍候，咱得罪不起！打枪？你问我打得上打不上？人家能把真家伙给我？我还得用我那把大抬杆！”
　　程天盛一见打不上枪，兴趣大减，也就不再赖着要去了。李志忠没把自己有枪使的事告诉他，也是出于无奈。不过，尽管自己去不成，打猎的准备工作，程老板还是要做，因为他和李志忠是好朋友，老搭档。
　　这晚，大家吃完晚饭，早早就休息了。李志忠和程天盛睡一块儿，俩人唠了小半夜，无非是谈些打猎的事情。程天盛少不得要嘱咐叮咛，因为在大甸子上和冬天的饿狼群周旋，不是儿戏，弄不好，将人马无归，他可不想从自己店里出去的人，闹个有去无回，特别是像李志忠这样的朋友。
　　第二天，程老板安排李志忠等四人吃过早饭，专门派一个熟悉大甸子情况的伙计作向导，带他们去踩路。爬犁按上次打狼走过的路径，在漫无涯际的茫茫雪原上，兜了一个几十里地的大圈子，又原路返回，像是在一张硕大的白纸上，写了一个“Ｐ”字。一路上，向导利用雪海中少有的参照物——一个土岗，一处雪坡，一棵老树——指导行进路线，避开一切障碍，时时提醒客人，特别是大来子，记住，在哪儿歇脚做准备，在哪儿拐弯，在哪儿折返，在哪儿重回原路——大来子和李志忠来过这里，这回是分毫不差地重走老路。上回走过两趟：一趟是踩路，一趟是打狼，算上这次踩路，这已经是第三趟了。应当说，他俩对这个“Ｐ”字已经了如指掌。但是，程天盛不放心，还是嘱咐伙计，务必把路上看到的一切，都重温一遍，不能出任何差错。爬犁在雪地里跑了一上午，回到大车店，已是吃中饭的时候了。
　　下午，人马休息。
　　晚饭前，程老板已经帮李志忠做好了打狼的一切必要准备。其实也很简单，铺的盖的全部撤掉，把爬犁腾空，放上一个柳条筐，里边扣个半大的活猪，就算齐了。个人的准备工作也不难，主要是擦拭武器，带足弹药，穿戴整齐，不要冻着。
　　傍天黑，四人饱餐以后，蹬上爬犁，各就其位，安然坐定。大白马养足了精神，吃饱精草细料，饮足水，大来子一抖缰绳，大白马撒着欢儿，走出大车点，向北，沿熟道，一路小跑——夜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大白马仿佛是在循着白天留下的气味跑。正所谓老马识途，人根本看不清前方的路。天气干冷，冷得“咯吧吧”响，人们的胡子上结了冰凌，眉毛和眼毛凝了霜。空旷的大甸子，万籁无声，只有马蹄踏雪的“噗噗”
　　声和爬犁橇板滑雪的“沙沙”声。
　　约摸一个时晨，爬犁已经来到大甸子中央。此时，月亮升起，周围景物的轮廓依稀可辨。四人停下来，做最后的准备，让马好好休息。李志忠指挥大家干活，四人齐动手，把草料袋横在爬犁后沿，用绳子捆牢；扣猪的柳条筐挪到李志忠原来坐着的地方，也用绳子绑上。每个人都最后检查一遍自己的枪，子弹满堂，推上顶门子儿，打开保险锁……李志忠叫俩客人坐在爬犁后部，面朝后，以草料袋为依托。
　　二人不坐，而是跪在那里，王连长拎着大张机头的二十响，马广志把大枪担在草料袋上，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李志忠自己坐到爬犁中间来，守着他的柳条筐。大来子还坐在他赶爬犁的老地方，手里紧握鞭杆，随时准备挠杠。
　　一切准备就绪，李志忠开始折腾带来的那只可怜的小猪，也不知他用的什么损招，反正猪是叫起来了。那凄厉刺耳的惨叫，划破静寂的夜空，在毫无遮拦的大甸子里回荡，哀婉悠长，久久不散，声声不断，令人毛骨悚然！爬犁上的人也不知是紧张的，还是被吓的，就觉脊梁沟子发凉，浑身冒汗。
　　突然，李志忠一声惊叫：“听！”
　　这一个字，恰似平地惊雷，那三个人听了，全一哆嗦。小猪不叫了，几个人掀起帽耳，仔细聆听，远处似乎有隐约可闻的哀嚎。四人异口同声地惊呼：“狼叫！”
　　“仔细听，”李志忠说，“务必认准方向。它们最好是从后边来，从两边来也行；若是迎头扑来，咱们只好掉头挠杠，今天算吹！”
　　声声狼叫传来，时高时低，时断时续，悲凄、苍凉、悠远、漫长……
　　仔细听来，还好，叫声是从右后方传来的，几人长出了一口气。
　　隔了一会儿，狼不叫了，李志忠说，这是狼群已经聚拢，正朝这里袭来。人们更加紧张，有人在发抖，牙齿磕得“咯嘣”响，清晰可闻。
　　李志忠再次给小猪动刑，猪叫声重又开始在夜空中回荡。
　　猪叫声停止，人们屏息凝神，睁大眼睛，注视着右后方。夜，似乎比刚才亮了些，雪原四周泛起淡白，雪地上，人影依稀可见。人们拢着耳朵，搜寻着每一点声音。周围好像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耳朵里又好像轰响着各种声音。几个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身子似乎僵硬了，浸出的汗水变得冰冷，手心湿漉漉的。
　　“来了！”李志忠低声吼道，“准备跑！”
　　他说的是“准备跑”，而不是“准备打”，但他自己却丢开小猪，操起了火枪。
　　远处隐约传来细碎杂乱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大，听得出是踏雪声和喘息声。
　　又过一会儿，丈把远处似乎有黑影在晃动。
　　“都扶好，”李志忠大叫，“跑！”
　　喊声未落，鞭子响，大来子一声“驾——”，爬犁起动。与此同时，耳边发出“当，当，当”几声枪响。
　　“谁打枪？”李志忠吼道，“先别打，快跑！”
　　大白马跳着脚地狂奔起来，掀起阵阵雪尘。黑影越来越近，仿佛一跃就会扑到人们的脸上。说时迟，那时快，“轰——”一声巨响，一片火光，李志忠的大抬杆用上了。黑影不见了。爬犁在飞奔，黑影再次出现，“轰——”李志忠又是一炮，黑影又没了……如此反复，间隔时间只够李志忠给枪装药，三四个来回之后，黑影上不来了。李志忠叫大来子放慢速度，大白马改为小跑。李志忠放下大抬杆，让猪叫几声，他自己拿起“张嘴等”，冲后边喊：“你们俩，做好准备，听我的命令，照黑影打！”
　　果然，黑影又逼近了。李志忠大喊一声：“打——”
　　三支枪一齐开火，三股火舌直指黑影，无数条火溜子向黑影飞去……
　　子弹打完，爬犁再次飞奔起来，猎手们借此时装弹，换梭子。李志忠让小猪再叫起来，等大伙准备好，爬犁二次放慢速度，等黑影上来，又是一阵排枪……如此反复三次，李志忠把装好子弹的手枪递给大来子，他自己接过鞭杆，爷俩换位。李志忠对大来子说：“去吧，你也过过瘾！”
　　打完第五轮，李志忠和大来子换回位子，收回枪，把鞭子交回给大来子，让后边的俩人收好家伙，坐稳了，准备撤。大白马时快时慢，跑跑歇歇，并不算累。爬犁来到昨天看好的拐弯处，突然右转，快马加鞭，一路狂奔，兜起昨天画好的大圈子，等于在写那个“Ｐ”字的“Ｄ”字头。等他们绕回原路，狼群还不知在哪“溜达”呢，就是沿路追来，没个把时辰，也休想赶上！
　　原路返回，马儿信步由缰，不紧不慢，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怎么，完啦？”坐在后边的王连长突然问李志忠。
　　“什么完了？”李志忠故意反问。
　　“打狼啊！”王连长急叨叨地说。
　　“完了！”李志忠说。
　　“那，狼呢？”王连长问。
　　“狼？”李志忠装傻，“大概在我们后边跟着呐！”
　　“我是问，”王连长说，“咱们打的狼呢，在哪？”
　　“不知道！”李志忠不耐烦地说。
　　李志忠话音未落，猛听得大来子一声惊叫：“狼！”
　　王连长被吓了一个屁股儿，马广志急忙抓枪，俩人都以为狼群又上来了。李志忠见他们这个熊样，禁不住“哈哈”大笑。与此同时，爬犁也停下来了，弄得马广志和王连长“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傻愣着干什么？”李志忠指着马旁的雪地说，“狼在那！”
　　马广志和王连长顺李志忠所指的方向一看，爬犁右前方两步远的雪上，果然躺着一只狼。马广志和王连长一见，“嗷”的一声大叫，赶忙跳下去，连滚带爬地向狼跑去，但到狼的前边，俩人又停住了。
　　“抬上来吧，”李志忠不温不火地说，“早死停当啦！”
　　马广志好像还不放心，慢慢上前，踢了死狼两脚，见它早已被冻得棒硬，这才和王连长一起，把它拖上爬犁。
　　爬犁继续前行，走走停停，隔个三五里，捡起一只或两只死狼。到达大甸子中央的打狼出发点时，爬犁里已装满死狼，人只好坐在狼身上。下半夜回到大车店，卸下死狼一数，竟有七只！这一战果，惊动了整个大车店。程老板和伙计自不必说，连住店的老客都起来了。一个个冻得“咝咝哈哈”的，在寒冷的冬夜里围观，啧啧称道，议论纷纷。
　　四人休息小半夜加一上午，吃完中饭，李志忠算完店钱，外带一只狼，算是对程老板借猪给他们的答谢，喜得这位老猎迷眉开眼笑。
　　爬犁顺大路返回，先要经过大井子村。马广志和王连长在那儿下去，带走两只狼。回到李千户屯和大来子爷俩半儿劈——一家两只。
第24章 乡土中的童年(1)
　　打从这一天起，李志忠就开始鼓捣这两只死狼。他拣最大、最漂亮的一只，先剥皮，剥得那叫仔细，可以说毫发无损，连耳朵、眼皮儿、嘴唇儿和鼻子都完好无缺，只留下四只小腿没剥。第二只可就不同了：狼头一割，小腿一卸，当胸一刀，肚子划开，像脱衣服似的，三下五除二，剥完了。狼皮绷好，晒上。没等开膛破肚，先割下一块好肉，叫老伴给孩子炖上了。李志忠一只狼没拾掇完，李王氏的狼肉炖好了。她端上一碗，俩孩子只尝了一口，不吃！原来，这狼肉又酸涩，又粗硬，一点儿也不好吃。干脆，李志忠也不拾掇了，两只狼，连整带零，一股脑儿全给了大来子：愿吃，吃；愿卖，卖，由他去。大来子高兴！人家说，狼肉挺好吃，他爱吃；卖也行，四只狼，足有二三百斤肉，能卖不少钱！
　　两张狼皮熟好，李志忠把那张没头的，丢给老伴，叫她缝一床褥子，留着铺爬犁，他自己则开始鼓捣那张完好无损的。李志忠年岁大了，眼皮松弛，遮蔽视线，干活时必须用儿把眼皮撑开。他照例取出他的“十八般兵器”，使出浑身解数，头不抬眼不睁地干了十来天，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一只完整的大狼皮筒子。李志忠高兴地站在地上，胳膊平伸，提着“大狼”一抖，灰黑色的长毛翻飞，露出片片白亮的细绒，又粗又长的狼尾巴左右乱甩，尾巴尖儿扫着地面。好大的一个狼皮筒子，从鼻头到尾尖，足有齐肩高！李志忠停止抖动，他一手托起狼皮，一手掐着狼嘴，狼脸冲着樱子和柏岁。只见大狼黑鼻头儿发亮，两眼烁烁生光，大嘴一张一合，“啪啪”有声。原来，李志忠给大狼安了一双玻璃假眼，嘴里嵌进一个自制的竹夹子。竹夹鳰把长，上死下活，用手一捏，狼嘴张开；手一松，狼嘴“啪”
　　的一声，自动合上。这么说吧，这只狼，除了没有尖牙利齿和血红的舌头，简直活灵活现，跟真的没啥两样。所以，它一张嘴，直吓得樱子“吱哇”乱叫，赶忙躲在柏岁的身后。柏岁虽然贼大胆，但他看见这张大嘴，也不由得往后一闪。李志忠捏了几下狼嘴，又让它“咬”了两下自己的袖子，这才把狼皮筒子往炕上一扔，说了声：“给，玩去吧！”
　　自李志忠打狼回来至今，柏岁和樱子就没离开过姥爷一步，成了两个名副其实的跟屁虫。他俩整天围着姥爷转，看他剥狼皮，看他剔狼肉，看他熟狼皮，看他做大狼。现在，大狼终于做成了，而且和活的差不多，有鼻子，有眼，会咬人，太好玩啦！俩人一见姥爷把大狼扔到南炕上，“嗷”地一声扑过去，这就抢起来了，你争我夺，吱哇乱叫。李志忠听着，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笑。李王氏听屋里闹翻了天，进来一看，俩孩子在炕上滚作一团，抓着狼皮，互不相让，只好出面干涉。她要过狼皮，自己先欣赏一会儿，然后交给樱子，冲柏岁骂道：“臭小子，不懂得哄妹妹玩儿！”
　　自此以后，柏岁和樱子大部分时间都糗在屋里，轮换着装大狼玩，你咬我，我咬你，炕上地下，里屋外屋，满世界追打，满屋子笑声……
　　冬去春来，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
　　一天，中街四姥爷家，也就是李志忠的四弟家的两个孩子，给姥姥家送来四个小鹅崽儿。这是李志忠半月前要的，那天他去老四家串门儿，见他们在孵鹅，就事先定下几只，小鹅出壳几天了，正赶上孩子今天去村北剜野菜，四姥爷就叫他们把小鹅装在菜筐里，顺便带来了。小鹅真好玩，绒球似的，黄嘴，黄脚丫，“咕咕”
　　直叫，喜得柏岁和樱子，不知拿什么喂它们才好。听说他们爱吃野菜，而送鹅来的小舅小姨，就是去给他们自家的鹅挖野菜，柏岁和樱子就非闹着要跟去，姥娘被缠不过，只好给他俩也找了一个小筐，一个镰刀头，放他们走，但她也少不了要多叮嘱侄儿和侄女几句，求他们照看好她的小外孙和外孙女。两个大孩子满口应承。其实，说大，也大不到哪去，舅舅和姨儿，比柏岁顶多大一两岁，还都是孩子，大家混在一起，也不分个辈大辈小。
　　这次出去剜菜，可叫柏岁和樱子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原来外边的天地这么大，新鲜玩意儿这么多！从此，这三间房子算装不下他们喽！送鹅来的那个小舅，小名“干巴”，柏岁和樱子叫他“干子舅”，三天两头来找他们，有时甚至带一大群孩子，来把他俩勾走。春天，正好挖鹅草，剜猪草。大地上的积雪已经完全融化，只有背阴处还留有少许落满灰尘的残雪。早发的树木吐叶，大地返青，到处是鲜嫩的苣荬菜芽儿、荠荠菜、车轱辘菜……柏岁和樱子不认识野菜，必须由小舅或小姨来教，告诉他俩，什么是不能吃的草，什么是能吃的菜，都叫什么名字，怎么挖——是平铲，还是带根；怎么吃——吃叶，吃茎，还是吃根儿……每次剜菜回来，姥娘都要夸他们几句。然后，李王氏留下一把鲜嫩的自家吃，其余的，让他俩拿去喂鸡，喂鹅，喂猪。
　　春耕大忙开始了，现在，柏岁和樱子整天泡在园子里，看大来子舅赶马犁地，帮姥爷点棒子，跟姥娘一起种瓜点豆……为了两个孩子，李志忠专门在园子西北角种了半亩香瓜，在地边种了半垅甜秆儿。就连李王氏侍弄小园子都留个心眼儿，在拔草时，特意把本该拔掉的黑天天、红姑娘、白姑娘、酸娘娘留下来，因为小孩子喜欢这些野果。
　　柏岁和樱子帮姥爷点的棒子，尖尖的绿叶钻出土了。他们看着姥娘种下的芸豆、倭瓜，肥厚的籽儿夹着小芽儿顶破了地皮儿；栽下的茄秧，支棱棱站起来了；菜畦里撒下的菜籽儿，长出一片片密密麻麻小叶子，也记不得它们是什么了。
　　春耕大忙过后，村里的小学开课了。李王氏把柏岁和樱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叫老伴送他俩去上学。柏岁背着他的小书包，李志忠扛个条凳，拉着樱子出门向西去……
　　村小学就在村西南的大泡子边上，那里有一块光秃秃的台地，台地中央，坐北朝南有一座大殿，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殿顶，掉檐缺瓦；墙面，风蚀剥落；北墙，原有的窗子全用泥坯砌死——大概是为了抵御北风烟儿雪；南墙，门窗全无，大敞口，倒也豁亮。大殿里，西山墙正中有一块桌面大的“黑板”——白墙皮抹上锅底黑。说是黑板，实际上已经完全花白了。黑板下的地面上砌了个半尺高的砖台，边沿的砖头不翼而飞，形成一溜土坡。土台上有一张勉强支得住的小桌，这就是老师的讲台。面对讲台，有四排学生的课桌。这些桌子，全都缺胳膊少腿，掉底儿没帮儿，没一张好的。至于凳子，压根儿没有——要不李志忠怎么扛板凳来！砖垛，木墩，土坯上搭块板儿，都能坐人。要么干脆站着，照样上课。像柏岁和樱子这样自带座凳的，不多。别看桌椅不咋的，这四排座位可是全初小——一排就是一个年级。柏岁和樱子刚入学，坐最里边的一排，依次往外，二年级，三年级，靠窗的四年级。再上，就得去大井子了，那儿才有高小。四个年级，总共不到三十个孩子。一年级最多，有十二个，四年级最少，才三个人。四个班儿同时上课，老师教完这班教那班，一点不耽误。老师？看不出！离开这屋，和农民一样。他高个儿，又黑又瘦，白褂蓝裤，裤腿儿卷到膝盖上，光着两只泥脚——显然是下地干活才回来。这位先生两手空空，啥也没带——没书，没本儿，没教具，连个粉笔头也没有。站到讲台上以后，倒是从后腰上抽出件东西——长杆铜锅旱烟袋，烟袋杆上拴个黑布烟口袋。老师没开口，先抽烟，烟油烧得“吱啦啦”响，烟味又辣又臭，直呛人；唾沫一口接一口，“卟叽——卟叽——”，像鸭子蹿稀。
　　大北方，春耕结束晚，天一热，农民挂锄，学校就放假了，中间还要刨去星期礼拜、节假日，加上刮风下雨不去，天灾病业不去，家里有事不去——剩下的，还有几天书好念？
　　挂锄歇伏，多好听！把锄头挂起来，不干了；入伏，天太热，歇了。
　　歇伏，这是庄稼人一年里最清闲的季节之一。庄稼全种上了，该铲的铲了，该耥的耥了，只等着秋后收获了。只要老天见怜，风调雨顺，不愁庄稼自己不长。三伏天，夜深人静，蹲在地里，能听到庄稼“咯吧咯吧”蹿挺拔节的声音。地里一天一个样，要不怎么说“夏庄稼，沙沙沙，一天一夜长一鳰”呐！若是老天爷不心疼人，非闹个什么灾呀病的不可，那也没法。老天爷的事，谁管得了？反正是种上了，是丰是欠，只能听天由命！凡事不可强求，知不能为而为之，那是傻蛋，顶屁用？干嘛和自己过不去，“热在三伏”嘛！地里又晒又蒸，受那罪？
　　大人一歇，孩子也歇了——学校放假。
　　柏岁和樱子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玩。一大早，踏着凉森森的露水，跟姥娘进园子摘菜。绿莹莹的茄子和青椒，成倍地长：一个，两个，四个，八个——越往上，结得越多。这叫“一佛当中坐，二鬼把大门，四面斗，八面风……”旱黄瓜，挨根的已经老了，上边的小黄瓜刺儿，还顶着花儿。芸豆角，一嘟噜一串，摘也摘不完。倭瓜的叶子有蒲扇大，晃花赛过樱子的小巴掌，母花带着小瓜妞，最大的已经像小饭盆儿了。姥爷给他们种的甜秆，长得比他们高半截。他们的那一小片香瓜地，密实得让人下不去脚，红黑道的“顶皮脆”，灰白绿的“青羊头”，黄白棱的“一兜蜜”，黄绿花的“老头乐”——有的已经快熟了。姥爷在瓜地边用玉米秸秆搭了个小窝棚，垫上干草，铺上褥子，柏岁和樱子在里边，一玩就是小半天儿。过午，老爷儿当顶，天气贼热。柏岁和樱子穿过园子，翻过园墙豁，直奔东大泡子，在那儿学搂狗刨儿、学扎猛子，和小舅们一起打水仗，拍“香油儿”，扦蛤蟆。每次柏岁和樱子到大泡子玩，总要带回一串蛤蟆腿。这里边有柏岁扦的，但更多的，是小舅们给樱子的。蛤蟆大腿被剥了皮，白白净净的。姥娘把它们洗干净，放在菜锅里带上，或是单独用油炸一下，这肉又细又嫩，非常好吃。
　　一天，干子舅领来七八个孩子，说大泡子玩腻了，要带柏岁和樱子一块儿到远处去。十来个人出门往西走，穿过村子再向南，走了二三里地，来到一个叫“南河沟子”的地方。这个河沟子的河岸，又陡又宽又深，但沟底的水却很浅，顶多齐腰，水边长着许多七扭八歪的柳树。干子舅带一帮孩子一到，就急不可耐地冲下岸去，边跑，边脱衣服，到水边，把衣服随便往地上一甩，就“扑通——扑通——”跳下水了。男孩女孩，个个光赤精溜，狂呼乱叫，又打又闹。宁静的小河沟，顿时沸腾起来。柏岁没有急着下水，这是他第一次到活水里玩，他看水流挺急，心里不免有些害怕，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学会水，更不敢把妹妹一个人留在岸上。索性，他和樱子都当旱鸭子，留在岸上看别人玩吧。干子一伙打够水仗，玩够水，开始向两边散开，各找河弯水汊，在水草或柳根下摸起鱼来。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摸的，是办法好，还是鱼太多，反正没多会儿，就有人往岸上扔鱼；有鲫瓜子，撅嘴鲢子，更多的是大嘴鲶鱼——干子光屁股上岸，在岸边挖了一个深坑，里边灌满水，叫柏岁和樱子把大家丢上岸的鱼，捡到水坑里来。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水坑里已经满是鱼了，一张张大大小小的鱼嘴，在水面上，吞咽着空气——捉够了鱼，孩子们呼啦啦跑上岸，闹闹嚷嚷，四散开来，有的掐麻叶，有的拾干柴，在岸边用木棍挖土坑。人们陆续回来，开始七手八脚地鼓捣鱼。他们用麻叶把鱼囫囵个包上，用麻批儿捆扎一下，外裹河泥，摆在土坑里。摆完后，上覆干土，架柴点火……柏岁和樱子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一切。过了好长时间，柴也加了几次，最后终于不烧了。干子舅用木棍把余火灰土扒掉，坑里露出一个个干泥团；泥团裂缝里“咝咝”冒气，浸着油沫，香味扑鼻。干子舅把泥团扒拉出来，大小搭配，分给大家。柏岁和樱子分得的，自然是最大的两个。干子舅帮他俩把泥团敲碎，把里边的东西放在新麻叶上，刮掉烂麻叶、鱼鳞和鱼皮，露出鲜嫩的白肉，抹上带来的大酱，递给柏岁和樱子。俩人捏起一点肉，尝尝，“哇——”香死人！柏岁和樱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吃完一面，把鱼骨和鱼肚肠扒掉，再吃另一面。吃完，把剩下的东西一丢，了事！
　　接着，孩子们又玩了一会儿水，就拿上衣服，陆续上对岸了。柏岁和樱子由干子舅领着，到上游不远的浅水处。干子舅把樱子背上，柏岁拉着小舅，锳过没膝深的河水，也来到了对岸。这里是个土岗子，上面杂树丛生，其中多为长绿的松杉。
　　林间空地不大，但很平坦，上面长满厚密的嫩草野花。林子里、阴凉、安静、清爽，确是夏天纳凉的好地方。几个孩子集中到这里以后，干子舅开始领他们玩“过家家”。这七八个孩子，不管男女，全都精赤溜光，一丝不挂。几个小的压根儿就是光着来的，几个大的，来时虽然穿着衣服，但下河前脱了，就再没穿。只有最大的干子舅，背樱子过河时蹬上了裤子，现在也脱了。干子舅指定自己和另一个大些的男孩当“新郎”，叫两个大点儿的姑娘当“新娘”，其他人帮忙采花揪草，做“嫁妆”。他们给两个大妞子戴花环，抬“轿子”，让新郎“骑马”（就是骑柳树枝）。而后，就是让新郎新娘拜天地，入洞房。接下来，男孩便开始“爬”女孩，“爬”完就该“生孩子”了。“孩子”就是青酸枣儿！怎么生？把酸枣放进女孩的阴户里，过一会儿拿出来，身边的人再学几声婴儿的哭叫，就完了。再往后，无非是过日子呗：给“孩子”铺片树叶当褥子，盖片树叶当被，让他睡觉，给他喂奶，哄他不哭，以及做饭、吃饭之类……玩什么，商量着办，全凭大家的心意。
　　像这样的游戏，柏岁和樱子别说没玩过，连见也没见过。新鲜，有趣！可他俩只能在一边看着，和一群光赤溜的男孩和女孩混在一起，他们还不敢。他们才来这里几天，离农村化还远着呐！柏岁和樱子虽然暂时和他们还玩不到一起，但天生的野性，已经叫他俩对光屁股过家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他俩也很想一试。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柏岁和樱子还在死睡，李志忠有事，出去了，李王氏想趁空拾掇拾掇院西的小园子。那里的草太多，再不拔，快把菜欺死了。李王氏把一碗煮熟的鸡蛋放在炕上，自己就进园子去了。李王氏干了个把时辰，太阳当顶，天太热了，还得做午饭，就带上一粪箕子野菜野草回来，准备丢给猪鸡吃。李王氏出了园子，跨过栅栏门，拐过西房山，想偷眼看看两个孩子在不在屋里。这一看不要紧，直吓得李王氏丢开粪箕，就往屋里跑。原来，玻璃窗里边，柏岁正光赤溜地“爬”樱子。进里屋一看，樱子也把短裤扒了，只穿一个小兜肚。没等李王氏问，俩孩子先“招”了：“姥姥，我们在玩过家家！”
　　李王氏对乡下孩子玩的过家家，知道得太清楚啦！她完全明白，他们脱光了衣服在干什么。她连连呵斥，带吓唬，拉过樱子，给她穿衣服，也叫柏岁把衣服穿上。李王氏再一看，炕上满是从墙上的旧年画上撕下来的花花纸，还有穿门帘用的草珠子，就猜到了它们的用项。一问，果不其然，花纸是樱子扮新娘戴的花和给“孩子”铺盖的被辱。“孩子”呐？就是草珠儿！李王氏叫道：“我的小祖宗，谁叫你们玩这个，这是哪学的？”
　　“干子舅他们都这么玩。”柏岁和樱子说。
　　“他们，”李王氏吼道，“他们是野孩子，你俩跟他们学？咱是城里人，不能玩这个，听见没有？下次我要是再看见你们玩这种过家家，看我不打烂你们的屁股！”
　　“不玩就不玩！”柏岁满不在乎。
　　李王氏又对樱子说：“樱子，咱是大闺女啦，以后不许随便脱裤子！”
　　“那柏子哥晚上睡觉怎么不穿裤子？”樱子问。
　　“他是臭小子。”李王氏说。
　　“小姨她们不是臭小子，”樱子又问，“怎么也不穿衣服？”
　　“她们光惯了，不知羞。”李王氏说，“她们再大些就穿了。”
　　“那我比她们还小呐！”樱子说。
第25章 乡土中的童年(2)
　　“小也不行！”李王氏有点儿不耐烦，“叫你穿，你就穿，问那么多干什么！”
　　从这一天起，柏岁被责令穿裤子睡觉，他和樱子也不能挨着睡了。姥娘像堵墙似的睡在俩人之间，樱子被丢到炕梢，柏岁被夹在姥爷和姥娘中间。从此，这两个原本纯真无邪的孩子，便被“男女有别”的紧箍咒牢牢地套住了。
　　夏末，来了一场好雨。这雨时大时小，断断续续，下了一天一夜。老话说：
　　“开门雨，关门晴；关门雨，开门晴。”说的是，早晨开始的雨，往往要下上一天，而晚上开始的雨，则大概要下一夜。这场雨，既是“开门雨”，又是“关门雨”，所以连上了，一天一夜没开晴。正是庄稼抽穗灌浆的时候，真是一场及时雨！雨过天晴，出外一看，好家伙，整个村子都叫大水包围了！一眼所顾，处处沟满壕平。
　　积水泄去之后，李志忠急不可耐地去找大来子：“大侄子，你看路能不能走车？要是能走，咱出去遛一圈。这么大的雨，上边大库里准有大鱼流下来。”
　　李志忠所说的“大库”，是指河流上游的大水塘，或是天然水库。遇上大雨，水库水满外溢，或是决口，会有大鱼顺水游到下游。现在的大来子，捕鱼打猎的兴致一点儿也不比李志忠小，又赶上农闲，自然满口应承：
　　“没问题！咱这一带全是沙土地，雨一过就能走车。再说了，就咱那大白马，又没啥重载，有点儿泥坑水洼，也误不住咱。”
　　“那好，我回去准备，下晌咱走，我在家等你。”
　　第二天一大早，李志忠和大来子爷俩出发了。天清气爽，湿润温凉，太阳出山前的气候，叫人感到十分舒服。但是，没过多久，老爷儿升起来，可就不好过了。
　　阳光暴晒，热气蒸腾，走在空旷大地上，连个遮荫的都没有，也感觉不到一丝风，俩人很快就受不了了。晌午前，李志忠终于找到了一个可意的地方。这是一条估摸有两丈宽的小河，河岸平缓，水边长满垂柳，岸上杂树成林。大来子下去试了一下，水深齐胸，水流很急。按照李志忠的说法，这条河的上边，一准有大库走水，否则，雨停了一天半，水流不会还这么急，他决定就在这儿下钩。李志忠叫大来子把马卸了，拴在一边树上，把马车前檐支起来，车杠上苫起雨布，地上铺上蓑衣等物，权当窝棚，供二人休息过夜。而后，李志忠就是一门心思地拴钩子。这可是个细活，需要认真、小心，否则，没钩到鱼，倒先钩了人！他把一条几丈长、小手指粗细的大绳，绑紧在两树中间，然后再在大绳上拴带钩子的小绳。小绳很细，但很结实，一头事先已经拴好了鱼钩。钩子钩在小断儿秫秸秆里，以防伤人和乱缠，现在只要捏住秫秸一抽，小绳就出来了。像这样的小绳钩，要拴好些好些，隔鳰把远一个，一直拴出两丈（和河宽大体相等）。小绳长短不一，短不及尺，长不过丈（略小于水深）。拴好后，由大来子拽着一头儿，锳水过河，拉到对岸，贴水皮儿，拴在岸柳上。这边李志忠把大绳绷紧，同样贴水皮儿拴在树上。余下的大绳，继续拴钩。就这样，李志忠用了整整一下午，一共拴了四条。四条大绳下到水里，间隔尺许，就形成了一堵宽、高略小于河水截面，后达三尺的“钩子墙”。“钩子墙”，又叫“围钩”，这东西可厉害，慢说是鱼，就是人，着上，也断不能跑。要不怎么说，玩围钩危险呢！只可惜，这个玩法，很难逮到鱼，除非肯花时间，放上几天，逮着了算。而李志忠他们，恰恰耗不起时间，顶多一夜。所以，李志忠玩了几回，劲费了不少，吗没逮着！这次，不知运气如何？要么别叫他逮着，要逮着，还就是个大的！因为钩子墙钩不着小鱼，这东西本来就是专为逮大鱼琢磨出来的。鱼钩不上饵，全凭大鱼撞，但只要有大鱼过，不论哪儿叫一个钩子搭上，它就难逃活命！
　　他越挣巴，挨钩的地方越多，越翻腾，钩得越牢，最后准叫钩子缠住。
　　钩子墙“砌”完了，李志忠和大来子也累瘫了，好在接下来就是一个“等”
　　了。天亮前等着了，就还有活干，等不着，收摊走人。抽烟，喝酒，吃东西，睡大觉——没别的事可干，用不着看着、守着。真钩着了，放到明儿早上也跑不了。后半夜，真有动静了，河水“稀里哗啦”响，水里有东西“噼里啪啦”翻腾——大来子要起来，李志忠叫他别动，听着，啥时候没响动了，再起来不迟。过了好一会儿，河里安静了。李志忠起来，叫大来子过河，把对岸的大绳解了，拉过来。这头，李志忠也把大绳解了，爷俩把鱼拖上岸，感觉着，这鱼个头不小，天太黑，看不清。李志忠叫大来子撤下支车杠，瞄准鱼头，给它几棒子。大来子打了鱼头几下，李志忠仍不放心。一直等到天放亮，大鱼死停当了，僵挺了，这才叫大来子和他一起摘钩子。也难怪李志忠如此小心，这大鱼若是来个垂死挣扎，回光返照，一扑腾，钩子满天飞，可不是好玩的！摘钩子和拴钩子同样费劲，而且既不能事先拴好，也不能回去再摘，必须现场拴和现场摘，否则，拴在小绳上的上百只钩子纠缠在一起，形如乱麻，那是没法择开的。小绳钩必须钩上秫秸秆，单独放。俩人从空钩摘起，摘了足有一个点儿，才摘完，剩下的就是钩在鱼身上的十几个了。这时，天也大亮了，李志忠和大来子才顾上欣赏他们的“战果”。俩人一边翻腾大鱼，摘最后几只钩子，一边议论它的个头和斤两。究竟有多长？说不准，反正斜对角放麻袋里，勉强装得下。有多重？同样说不准，反正李志忠拿不动，大来子拿，费劲。
　　有人说，打鱼的不吃鱼，主要是为了玩儿，李志忠就是如此。大鱼拿回家，他只旋下一块好肉，够四个人吃一顿的，其余的，全叫大来子拉走了。大来子也满够意思，晚上还给柏岁和樱子送来些小孩子爱吃的鱼肝、鱼籽，还有一个一尺多长，一头圆，一头尖，像两节藕似的银白色大鱼鳔。只可惜，大鱼鳔第二天自己就瘪了。
　　夏去秋来，三伏天一过，小学校又开学了，可是没上几天，秋收大忙开始，孩子们要帮家里干活，学校就放秋假了。
　　秋收时节，孩子们要干的活，主要就是捡地。东北地面大，庄稼种得粗放，收得也不细，粮食抛撒很多。也是，一种几十上百大亩，细收，哪有那工夫？没几天下雪了，不赶紧收完，遭毁更多！正因为有得捡，所以捡地的人才特别多。收秋那阵子，地里热闹得很，到处都是人。当然，主要是孩子，还有妇女和老人。不过，农村也有农村的规矩，虽不成文，但必须遵守，人们也能自觉地遵守。这个规矩就是：不管是谁家的地，也不管地里种的是啥，只要人家没把东西拉走，谁也不能进地；反过来，只要拉秋的大车一走，不管地里还剩多少，都可以捡。所以，往往是，地，割了，庄稼码在那儿，绝对没人靠近；大车一来，人们立马跟上，车拉到哪儿，人群跟到哪儿，寸步不离。地多的主儿，自己干不过来，多是雇短工收割，活儿自然干得毛草，留茬多；更有那怜贫嫉富的，和东家有过节儿的，故意抛撒。
　　一堆堆割倒的豆棵子，趁东家不在，装装巴装巴就走，地下留一层。犁土豆，铧子一偏，就许留下小半垄，工人才不会费劲给东家去抠呐！
　　柏岁和樱子跟小舅小姨们捡地，纯粹是为了玩，姥姥家哪指望这个！但是，今天一背豆楷，明天一筐棒子崽儿，后天半口袋小土豆——一秋下来，东屋半铺北炕，全叫他们铺排满了。因为别的孩子，都有自家的事情要干，只能隔三差五，抽空捡捡。只有他俩，谁捡跟谁去。这样一来，倒是他们比别人捡得多了。
　　柏岁和樱子很为他们的劳动成果而自豪，不论是剥出的小玉米、黄豆、绿豆，还是土豆花生、小地瓜，必须单独放，由他们自己支配：
　　“用我们的小豆焖饭！”
　　“用我们的包米喂猪！”
　　“烧我们的土豆吃！”
　　……
　　姥爷姥娘再夸上几句，他们就更是美得不知道姓什么了！
　　秋忙过后，又上了几天课，天一冷，没门没窗的大殿里坐不住人，就又放寒假了。柏岁和樱子这一年级的学校生活，就这么轻轻松松地度过了。年末大考，柏岁年级第一。樱子考了个第七。不管怎么说，一年的学是上完了，该轻松轻松了——本来这书念得也不累。
　　俗话说：“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现在正是捉蚂蚱的好时候，它们又大又肥，而且不爱动弹，好逮。村西北有块荒草甸子，那是块义地，专为埋村里自己没地的死人，所以也叫“乱葬岗子”。那里杂草丛生，灌木密集，中间隐没着座座秃坟。那里的蚂蚱，那叫多，扑脸！尖脑袋的扁担勾，长尾巴的三叫驴，大肚子蝈蝈——啥都有。孩子们抓住蚂蚱，穿在细长的草梗上，一会儿就穿一大串儿。樱子不敢捉，也不会穿，她只管提蚂蚱串儿。回家后，把蚂蚱从草梗上捋下来，丢给鸡和鹅吃。他们的“小绒球”，早已长成了大白鹅，也下蛋了，咸鹅蛋他们都不知道吃多少了。
　　无奈，季节不饶人。天，一天冷过一天。大泡子早就下不去人了，很快，蚂蚱也捉不成了。也不知咋回事，一夜之间，像风吹的似的，蚂蚱全没了。好在干树枝上有“羊喇子”。羊喇子壳像小鸟蛋，花生米大小，上面有黑白条纹。柏岁跟小舅们学着找羊喇子，樱子跟在后边帮他拿着。她够不着羊喇子，就是够着了，也掰不下来，因为羊喇壳粘在树枝上，很结实，但她眼尖，一发现羊喇子，就扯着脖子喊：“柏子哥，快来，这有一个！”
　　柏岁听见，就得来给她掰，不然，她喊起来没完。有时柏岁离得远，身边的其他人就帮她掰了。半天下来，俩人能找到几十个，足够吃一顿儿的。回家来，把羊喇壳敲破，能从里边捏出个小肉虫来。小虫圆滚滚的，浑身焦黄，长着细小的黑眉眼儿，黑嘴儿。姥娘用小铁勺烧点油，把剥出的羊喇儿放里炸，小虫很快鼓胀起来，接着“噗”的一声轻爆，又瘪了。炸熟的羊喇儿很好吃，外焦里嫩，甜丝丝的。柏岁和樱子不仅吃过这种肉虫，还吃过大蚂蚱。前些时逮蚂蚱的时候，干子舅逮到一只“青头愣”，送给柏岁了。这家伙，足有一小鳰长，姥娘管它叫“沙达虫”，把它放灶坑里烧了，去掉硬皮给他俩吃，还真香，一肚子籽，还烧过大肚子螳螂和水鳖虫吃，也都挺香。
　　入冬后，东大泡子全冻实了，四周高，中间洼，像个大浅底锅，光滑如镜。岸柳的枝条，裹着银白的霜挂，随风飘摆，霜花飞舞煞是好看。近岸的薄冰下，大大小小的“水牛儿”，在人脚下，四处乱蹿，分分合合，形状千变万化，不时有小鱼儿，在透明的冰层下游过。冰面上，到处是打滑溜，戳冰穿子的孩子。所谓的冰穿子，就是自制的简易冰车。人坐在上边，两手拿两根带木把的铁钎子，一撑，就滑起来了，腿伸在前边，当方向舵和刹车杆。
　　柏岁和樱子想玩冰穿子，只能跟小舅们借，不然，就得干看着，这使他俩很感不快。这件事叫李志忠知道了，他二话没说，拔腿直奔中街三木匠家。第二天，三木匠果然派他儿子送来一个新打的冰穿子。这家伙真漂亮！白茬松木板，有边框，有扶手，带靠背，个头比一般的长半截，足可坐俩人。特别是滑木，下边嵌的不是铁丝，而是一分厚的钢板，打磨得溜平锃亮。柏岁和樱子把新冰穿子拉到大泡子的冰上，大家都来争看，个个夸好。可是，新冰穿子没玩几天，一场鹅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夜，一尺多深的积雪，把大泡子盖个严严实实。其实，何止大泡子，整个世界都被这场大雪封死了。前院，除了几条铲出的小道，到处是雪堆、雪墙。后园，更是一片银白。扒后园墙往远看，东大泡子成了一个大雪坑，西北的乱葬岗子成了一片雪丘，矮树被埋半截，蒿草只露个头儿，北边，满目皆白银光刺眼，远村近树，无不陷在雪中。大地上的一切，全被大雪封固了。雪，到处是雪。雪原接天连地，无际无涯，真是天大人小，地旷物微。
　　入冬后，大雪封地，室外是没得玩了，可是家里，李志忠这三间房，还能像去年那样，把两个跑野了的孩子圈在里边，靠李王氏倒她那些陈年故事，猫过这一冬吗？难，太难啦！现在的柏岁和樱子，可不是刚到乡下时的柏岁和樱子啦！那时，他俩见什么都觉得陌生，干什么都怕，除了这三间房和前院、后园，别的地方，哪也不敢去，加上怕暴露樱子的身世，就是他们想出去，大人也不让啊！这一年可好，他们哪没去过，啥没玩过，就差没上天了！今冬咋办？硬把俩孩子按在屋里，又怕把他们憋屈病了。没办法，李志忠这位十里八村知名的大猎手，只好屈尊降贵，玩些小把戏，哄两个孩子高兴，以熬过这个漫长而又枯燥的冬天。他找大来子，叫他从大白马尾巴上，揪一绺马尾毛。李志忠回家，用马尾毛做了几个活套，嵌在一块木板上，放到屋后的雪地里，木板上撒些碎米子，让柏岁和樱子在后窗户里守着。冬天，玻璃窗上结满了厚厚的霜花，本来啥也看不见了，柏岁和樱子在玻璃上又抠，又焐，又哈气，弄出许多“玻璃镜”，其实就是弄掉霜花露出的一小块玻璃。他们每天都要透过玻璃镜，想看几次看上几次，尽管院子或园子里啥也没有，只有雪。现在俩人都挤到北窗来了，各自过自己的玻璃镜，盯着那块小木板，这倒真能让他们安静一会儿。突然，柏岁和樱子咋咋呼呼地喊道：“来啦，别出声！”
　　其实，这屋里，就他俩在出声，李志忠只是在偷偷地笑。
　　过会儿，俩人又是一阵惊叫：“套着啦！”
　　柏岁和樱子一边喊，一边往地下跑，发了疯似地冲出门外……一会儿回来，带着冷风，满身是雪，拎着木板。木板上吊着的老家贼，还在扑棱。
　　李志忠帮他们解下麻雀，拴好套。柏岁和樱子风风火活地跑出去，放好木板，撒上米，再回来，又是一通折腾。屋里热气全无，冷得像冰窖；带进来的雪化了，地上湿漉漉的；俩人上北炕也不脱些，弄得满炕泥水，然后他们自己再把泥水滚在自己身上——你说这份儿乱呐！
　　腊月初的一天，早饭后，家里来了三个人。李志忠召唤他们喝茶、抽烟、说闲话。过会儿，李志忠带他们出去了。柏岁和樱子也要出去，被姥娘按住了。她把樱子搂在怀里，还帮她堵耳朵。柏岁猜出来了，这是要杀猪。他很想看，可又不太敢看。他记起来了，去年就是这个时候，也是来这么几个人，姥娘也是这样把他和樱子按在北炕上，堵起他们的耳朵。姥爷和来人把家里的大猪宰了，他啥也没看见，只听到几声猪叫，接着就是拣着样儿地吃肉。这回不行，他得看看，不敢出去，就在屋里看。柏岁主意拿定，不顾姥娘的阻拦，跳下北炕，爬上南炕，来到他的玻璃镜前。他看见，姥爷已经把大猪赶出来，正在喂它老玉米。突然，上来俩人，一把抄起猪后腿，姥爷和另一人抓猪前腿，把它撂到。四个人七手八脚，就把大猪四码团蹄地捆上了。大猪咧着长嘴，“吱儿——吱儿”号叫。柏岁被吓坏了，心“嘣嘣”直跳。接着四个人把大猪抬上矮炕桌，一个人按头揪耳朵，一个人揪尾巴按屁股，一个人拿来一把一尺多长的、寸巴宽的钢刀……后边的情景，柏岁没看见，因为此人背对着他。他只看见姥爷拿过去一个瓦盆，一边接猪脖子里喷出的血，一边用秫秸棍猛搅。大猪不叫了，不动了，四个人离开了，但留在圈里的三只半大猪，却还在惊叫不止……柏岁出去了，他来到大猪前边，看它在那侧躺着，脚上的绑绳已经解掉，四腿直停嘴微张，一只眼睛大睁着，眼白上翻，昏暗、浑浊、呆滞。柏岁不愿再看下去，他转身去看小猪。三只半大的猪，紧紧挤在猪圈最里边的一角，“哼哼”地喷着粗气，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丢给它们玉米，它们都不敢吃。
第26章 乡土中的童年(3)
　　柏岁在想，那么老实，那么听话的大猪，怎么就给人杀了呢？去年那只，杀就杀了，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这只则不一样，这只大猪是他喂过的，他还给他挠过痒痒，捉过虱子……那还是秋天，他和樱子去捡地，捡回好些小玉米穗儿，还有土豆、黄豆、绿豆……他和樱子要用他们捡的粮食喂大猪，姥娘说猪圈里脏，又是泥水，又是猪的屎尿，不叫他们把东西丢进去喂。她把大猪唤出来，叫他和樱子在院里喂。他们把小棒子、黄豆丢给它，它咬得“咯嘣”响，吃得可香啦！吃完，姥娘用小棍儿给它挠痒痒，一挠，它自己就趴下了，显得那么舒服、自在。姥娘还给它捉虱子，她把虱子丢在地上，小鸡就跑来抢。鸡的眼睛真尖，那么小的虱子丢在土地上，它们也看得见。柏岁和樱子也给大猪挠痒痒，捉虱子。大猪真懂事儿，没挠几回，它就记住了。再喂它，它吃完食儿，自己就躺下了，小鸡也围过来了。
　　现在完了，什么都完了，大猪叫人杀了，它死了，死了还大睁着眼。那只眼白上翻的大眼睛，让柏岁久久不能忘怀。
　　快过小年的时候，李志忠准备进城，问柏岁想不想家，愿不愿回去？柏岁的回答很干脆：不！问樱子，她还是那句话：柏子哥在哪儿，她在哪儿。李志忠只不过问问而已，他和老伴哪舍得放俩孩子走哇！
　　李志忠进城，主要是为给城里送东西。两角肉，几只煺好了的老母鸡，一筐鲜蛋，一筐咸蛋，有鸡的，也有鹅的；几口袋米面杂粮，半麻袋土豆，一面袋粘豆包，以及白菜、老倭瓜之类，反正是有什么，拿什么，当然也少不了要带上几扎冻麻雀。
　　除了送年货，李志忠此次进城，还有一桩心事。那就是，他想把马广志的事儿，跟女婿和女儿磨叨磨叨，告诉他们，马广志看出樱子不是他们的孩子，而且认准了她是日本人，要他们注意点儿，以防马广志使坏，还要跟他们说，马广志可能东山再起，说不定要当上比连长还大的官——连长都是他原来的老部下嘛！还有打狼的事和打狼路上他们说的那些话，也该说说，有用没用不管，先通个气吧。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
　　一天早晨，柏岁和樱子正在炕上玩，突然听见外屋有说话声，好像姥爷领来个什么人，正和姥娘打招呼。他俩刚想下地看看，来人进屋了，姥爷和姥娘也跟脚进来了。柏岁和樱子不看还好，这一看呐，立刻傻眼了：一个撅着屁股呆住不动，一个缩回炕里去了。
　　“怎么，”姥娘冲着柏岁和樱子说，“方才还吱哇乱叫，这会儿哑巴啦？怎么不叫人？”
　　樱子爬在炕上抠炕席，头也不抬。柏岁坐在炕里，低着头，不清不楚地“呜噜”一声：“爸！”
　　樱子也回音儿似地叫了一声。
　　“爸！”吴森茂故作生气地说，“你们还认得我这个‘爸’？怕是早把我忘到一边去啦，一年多不回家，就这么呆下去了，是吧？”
　　“就你这个儿子，还知道想家？”李志忠说。
　　“这个也一样，”李王氏说，“好不到哪去！”
　　“是吗？”吴森茂脱掉大衣，坐到炕上，说，“樱子，过来，告诉爸，你想家了没有？”
　　樱子扭扭捏捏，柏岁又推又拉，李王氏俯身过来，抱起樱子，交给吴森茂。吴森茂拉过樱子问：“樱子，想家了吗？”樱子点点头。
　　“想爸了吗？”吴森茂问。樱子又点点头。
　　“想妈了吗？”吴森茂问。
　　樱子还是点头。
　　“好哇，都想了。”吴森茂抬头问，“那你呐，柏岁，想了吗？”
　　“想啦！”柏岁哑着嗓子喊。
　　“好！”吴森茂说，“既是你们都想家，那我今天就带你们回家。行吗，樱子，跟爸回家？”
　　“那柏子哥呢？”樱子问。
　　“不管他！”吴森茂故意逗她说，“咱回去。”
　　“那不行，”樱子吭吭叽叽地说，“我回，他也得回。”
　　“那为啥？”李王氏也来凑趣儿，“他总欺负你，让他留下，你自己回去。”
　　“不嘛！”樱子急了，反身扑到姥娘怀里，说，“他不回，我也不回！”
　　三个大人忍不住哈哈大笑。
　　“拆不开喽！”李王氏抹着眼泪说，“别看斗鸡似的，天天打，可谁也离不开谁。”
　　“反正我是不回去！”柏岁说。
　　“你个小兔崽子，”吴森茂吹胡子瞪眼，“又是这句！不回去，就这么住着，还上学不？”
　　“我上了，”柏岁说，“还考第一呐！”
　　“第一？”吴森茂说，“第一百也不行！”
　　“听这话茬，森茂，”李志忠开始认真起来，“这次你是真要把他们带回去？”
　　“那还有假，”吴森茂也认真地说，“我这次就是专为接他们来的。我和他妈商量过了，趁这会空闲，把他们接回去，收收心，没几天就要开学啦！”
　　“上学，上学，”李王氏大不悦地说，“那学就非上不可？不上，就不活人啦？”
　　“尽说废话！”李志忠斥道，“城里能和这儿相比？现在的孩子，不念书不行，又不是念不起。”
　　“念，念，念，”李王氏又要抹眼泪，“要念，还在这念，干嘛非回城？”
　　“你少说几句吧，”李志忠劝道，“森茂有心计，咱这学校，他去看过，也打问过老师的情况。咱这条件，是不行，回去念吧！”
　　“念书，念书，”李王氏仍不甘心，“又不是念学校，念老师，念好书就行了呗！”
　　说完，李王氏一个人到外屋抹眼泪花子去了。
　　“您看，这——”吴森茂对李志忠说，“没来，我就知道，这事难办。”
　　“别理那老太婆，”李志忠说，“由着她还行？”
　　“您千万别这么说，”吴森茂说，“麻烦是我给你们送来的。您二老刚把他们带熟，我又给领走，是怪闪人的。这么着吧，我给个保证，等他们一放假，我立马把他们送来！”
　　“行，就这么着吧！”李志忠说。
　　于是，李王氏含着眼泪给孩子打点东西，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们暑假一准来。李志忠出去找大来子，订车，准备下午上站。
　　李王氏做午饭的时候，李志忠和吴森茂谈正事。吴森茂先把城里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其实也就是报个平安。李志忠年前才从那里回来，大概的情况他都知道。李志忠也把他这里一年来发生的大事小情，大致叙说叙说，接着，话题转入土地。李志忠刚讲几句关于前两块地的租种、收益的情况，就被吴森茂打断了。吴森茂对这些似乎一点儿不感兴趣，他只关心买地的事。李志忠一听就急了：“啥，还买地？你饶了我吧！就这一百三十亩，我已然抓挠不过来了，还买，咋管？”
　　“管它干嘛？”吴森茂说。
　　“不放佃，不收租？不管，你买它干嘛？”李志忠反问。
　　“买，就是买，买下来，就是攒下了。租不租的，不在这两年，为主的是先攒下地。”吴森茂说。
　　“那种不种，给谁种？”李志忠又问。
　　“谁愿种，就给谁种。”吴森茂说，“没人种，就撂荒，反正地在那，谁还偷了去？”
　　“也不要租子？”李志忠大惑不解。
　　“别不要，也别强要。”吴森茂说，“给，就收着；给多少，算多少；不给，也行。”
　　“我明白了，”李志忠说，“你是要我先帮你把地置下，放那搁着，等——”
　　“对喽！先买下。”吴森茂说，“地契攥在咱手里，到啥时，地也是咱们的。眼下咱不指望它，多少收点儿，够你们二老吃用就行。”
　　“这不成问题，”李志忠满有把握地说，“光和大来子分种的大五十垄，我就吃花不愁，还有那八十亩呐，去年没种好，也收了不少。今年大来子实在种不过来，我交给别人。”
　　“这不就结了！”吴森茂说，“都是您的子侄，论什么多少？便宜，也没便宜外人！”
　　“他们倒不至于坑我这孤老，”李志忠说，“就是想坑，也坑不了。我不说话，还有别人看着呐。像大来子这样的亲侄儿，这村就不下几十个，谁不盯着我这两块好地？”
　　“那就成！”吴森茂说，“买吧，敞开儿买，您把地契收好就行。”
　　“地契你放心，绝没问题。”李志忠说，“倒是你，啥时候能来管，买那么些地，总不能大撒羊吧？”
　　“快！”吴森茂满自信地说，“原来我想，等大小子大了，把买卖交给他，我就过来。现在看来，不行。老大松年，根本不是做买卖的材料。柏岁还小，等不及。
　　反正如今买卖也不好做，再这么半死不活的，我干脆把那摊收了，一扑心儿地到乡下来当我的员外爷。”
　　“那敢情好！”李志忠说，“我巴不得你快来。”
　　“到那时，别说柏岁和樱子，就连爱媛也来喽！”吴森茂笑了。
　　“真有这事？”李王氏也破涕为笑了。
　　“那还有假？”吴森茂肯定地说。
　　原来，李王氏一直在听屋里人说话。
　　说实话，去年还真有几份卖地的，李志忠都没敢搭茬。虽说吴森茂讲过，他还要买地，可李志忠不愿管，他也管不了，所以就没告诉女婿。现在晓得女婿的意图了，再有卖主，搭各着买吧！
　　下晌，大来子赶来大车，李志忠送吴森茂爷仨上站，柏岁和樱子在乡下的自在日子，也就到此为止了。
第27章 乡土中的童年(4)
　　吴森茂把俩孩子领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樱子的出身来历找个说词，不然没法交代。吴森茂家里有几口人，都是谁，街坊邻居知道得一清二楚，就是整个鞋料街，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家里冷不丁多出个孩子来，没个合理的说法，是糊弄不过去的！为此，吴森茂和李爱媛简直是绞尽了脑汁儿！说是自己生的，肯定没人信；说是捡的，也有些勉强：哪儿捡的，啥时捡的？大活人，又不是小猫小狗，也不问问谁家丢的，就这么私密下啦？说要的，更说不清。要谁的？总得有个主吧。可上哪儿找这个给家子去呀？自打樱子来家，吴森茂两口就做下了这么块心病。这个病不除，就别打算往回接孩子。柏岁和樱子之所以能在乡下呆这么久，除了他们自己不愿回来，姥爷和姥娘不放，还有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吴森茂夫妇没为樱子的身世编好说词。现在时局变了，吴森茂两口倒也不必再担心暴露女儿的秘密。狂热的民族复仇之风，已经过去了，而今没人再找日本人的麻烦，更不会因为救下个日本孩子而被打成汉奸。李志忠见马广志对樱子感兴趣就发毛，纯属多余。
　　尽管如此，吴森茂夫妇还是决定，暂时不把樱子的真实身份说出去。这样，至少对樱子本人有好处，免得外人说闲话，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至于樱子的日本妈，吴森茂两口子认定，她是不会来认亲了，万一来了，到时再说明真相也不迟。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尽快为樱子的到来，准备好应对的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办法终于叫李爱媛想出来了。她不是有个大姐嘛，远嫁黑龙江北，前些年死了，姐夫是铁路工人，已经续弦，这门亲戚算是断了。这些情况，还是光复那年，她从来家的二姐嘴里听来的。至于大姐有没有孩子，她根本不知道。干脆，就把樱子栽在大姐头上，说她是大姐身后留下的，因年龄小，怕受后妈的气，她爸就把她送这儿来了。吴家呢，又因孩子多，李爱媛伺候不了，就又托付给姥姥家了，柏岁到姥姥家住，就是为了陪他的小表妹。这样，接回来上学，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套说词，可费了吴森茂和李爱媛不少心血。主意虽是李爱媛首先提出来的，但一开始说的可是漏洞百出，是吴森茂反复核对，李爱媛和他几经修补，才编排成这个样子。
　　虽然还不是尽善尽美，但大体上还算说得过去，于是李爱媛便开始找机会，四处放风，跟人讲她苦命的小外甥女儿，苦得呀，跟《小白菜地里黄》里唱的一样。说到动情处，李爱媛每每要掉几滴眼泪。说她这全都是装的，也有点儿屈枉人。樱子确实可怜，她小小年纪就被抛弃，想到这里，难免叫李爱媛伤心落泪，但这是李爱媛心中的真实樱子，而不是她嘴上的小外甥女儿。不过，邻居们还是叫她感动了，大家都说他们两口子心眼儿好，做了一件积德的事。这也是实情，因为外甥女虽然是假的，但救人却是真的。李爱媛还要大家替他们保密，别说漏了嘴，免得孩子知道了自己身世伤心，人们也都信誓旦旦地向她做了保证。
　　现在，吴森茂真的把樱子领回家了，街坊邻居少不得要来看看这个苦命的“小白菜儿”，背地里跟李爱媛说些关切爱怜的话，李爱媛应对得也很得体。
　　这件事算是暂时应付过去了，但是上学的事怎么办？柏岁今年满七周岁，非上学不可，否则就晚了。可樱子才五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在乡下，俩人一块上，那是瞎凑合，学好学坏，跟得上，跟不上，无所谓。现在叫他俩一块上，能行吗？
　　正规学校，谁跟不上，是要留级的！可不一块儿上，樱子不干不说，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谁看哪？一个四岁多的槐寿已经叫李爱媛手忙脚乱了，再来一个五岁的，她看得过来嘛？别的事还干不干？
　　“看来，只能把樱子交给柏岁，”吴森茂发话了，“叫她跟柏岁一块儿上学去，她听柏岁的；叫柏岁归拢她，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就是她现在上学早了点儿，她还小。我看，小就小点儿吧，跟不上，就留级，先混一年再说。”
　　这事定了，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小孩子上学报名，要户口。樱子这户口可怎么上啊？日本这个茬，自然不能说，可说是外甥女，又没有齐齐哈尔那边的必要手续，是寄住，还是过继，本来就是没影的事，是瞎编的，怎么说得清？说是自己的孩子吧，又对不上茬口，吴家就四个孩子，李爱媛更没生过“双棒儿”，哪儿跑出来个和他家老四一般大的“二丫头”？这可难坏了吴森茂两口！没办法，“得病乱投医”吧——找韩镇山去！这也是李爱媛的主意，韩镇山是这一带的巡警，上户口的事，他正管，叫他想办法。他要是没辙，这事还真就不好办了！
　　转天，吴森茂去找韩镇山。为了说话方便，他连人家的干儿子松年也没带，一进韩家大门，问候过大哥大嫂后，就开门见山，一五一十地将樱子的事情和盘托出，请他帮忙，看能不能给她上上户口。
　　韩镇山两口还是老样子，干净利落，精神头十足。虽说他在日伪时期干过事，但没什么劣迹，口碑不错，所以民国政府还是留用了他。这两位孤老对孩子的事特别上心，一听樱子的遭遇，眼圈都红了。他们对吴森茂两口的所作所为，也十分理解和赞许，所以，韩镇山痛快地答应帮忙。吴森茂也不多耽搁，又聊了几句家长里短，就回来了。两天后，韩镇山来到吴家，交给吴森茂一张卡片，那上面写明，吴樱子是吴森茂的“次女”。太好啦，樱子堂而皇之地成了吴家的一员！不过，韩镇山走后，吴森茂两口仔细一琢磨，觉得还是有点儿不对劲。这明显是“两张皮——整不到一块儿”啊！户口上，吴樱子是吴森茂的“次女”。啥叫“次女”？
　　第二个女儿呗！亲生的？没错！“次女”，就是自己亲生的二女儿，只有这一讲，没别的解释！可李爱媛对外边又是怎么说的呀？什么“可怜的姐姐”，什么“小白菜儿”，什么“后娘”……还哭天抹泪儿，像真的似的！忽悠得个个同情，人人相信。这下可好，和户口两叉，对不上了，咋办吧？现在是真没办法了：户口，户口不能改；说出去的话，覆水难收。现在再补办过继或领养手续，恐怕也不现实。俗话说：“两姨亲，不算亲，死了姨娘断了亲。”大姐李淑媛早夭，吴森茂两口压根儿没见过这位大姐夫，你去找他，人家认不认你都很难说，更何况叫人家“顶缸”，认下人家根本就没有的“女儿”，还要办什么过继手续，这不是胡思乱想吗？
　　门儿都没有！老话说得好：“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假的，再怎么精心编排，也编不圆。李爱媛关于樱子身世的说词，和户口本对不上，这个大窟窿，无论如何也堵不上。怎么办？干脆，堵不上就不堵，两层皮就叫它两层皮，糊弄一天算一天，糊弄不过去再说！然而，这毕竟是吴森茂两口子的一块心病，是他们心里的一个解不开、又早晚得解的大疙瘩。
　　还有一个大窟窿，也没法堵，那就是樱子的年龄。户口本上写得清清楚楚：吴樱子，吴森茂之次女，六岁，但是，翻开下一页，赫然在目的又是：吴槐寿，吴森茂之三子，六岁。次女和三子都六岁，这只能理解为双胞胎。可双胞胎为什么不一块上户口，中间要相隔五六年？这个问题，对邻居们来说不难理解——樱子是吴家领养的，和人家的小儿子同龄，纯属巧合。可是，对派出所怎么说，查户口查出来怎么办？果真如此，那是非露馅儿不可！其实，吴森茂和李爱媛这是庸人自扰，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吃官饭的，谁吃饱了撑的，管他家这些闲事儿？
　　新学期开学，吴柏岁和吴樱子一起报名，一块儿上了小学一年级，进了一个班，同坐一张课桌。两个人，上学手拉手走，下学手拉手回，形同一人形影不离。
　　上课，柏岁认真听讲，樱子在下边玩。回家，柏岁做作业，樱子照抄。考试的时候，柏岁充当老师，帮樱子临阵磨枪；樱子闹个不快也光——勉强及格。期末考试，柏岁和在乡下一样，照例全班第一，樱子却再也进不了前八名，因为现在不是十来个人，而是四十多。人多了，名次靠后，情有可原。四十几人，樱子考三十九名，就算不错！别忘了，她实岁才刚五岁。在吴森茂和李爱媛的眼里，樱子的第三十九名，比柏岁的第一名，要金贵得多！她没降级，这就已经让吴森茂和李爱媛喜出望外了，她若是降级，那可咋办？不论上学、下学，还是在校、在家，麻烦都少不了，能让她和柏岁在一起，他们省多少事！所以，柏岁考第一得的奖品：铁铅笔盒、铅笔、各种本子，得尽着樱子先挑，她挑剩下才是柏岁的。
　　放暑假了，吴森茂遵守诺言，送柏岁和樱子下乡了。乡下，一切如故：他们走时的两只半大猪，已经长成了大猪，而且又添了两只小猪；鸡，好一大群，仍然不要公鸡；四只大鹅也在，还认识他俩；园子里的姑娘儿、黑天天、酸娘娘，也都给他们留着呐；姥爷又给他们种了香瓜和甜秆——听说他们来了，那些小舅小姨们蜂拥而至。柏岁和樱子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礼物，有铅笔、橡皮，本子；有弹球、画片、烟盒；有糖果等零食……他们则带柏岁和樱子满世界玩，除了过去常去的东大泡子、西大甸子、南河沟子……又多了一个大井子火车站。他们成群结队走腰道儿，穿高粱地，钻玉米地，找乌米，撅公玉米秆，跑八里地上车站，逛完站前大街，看够火车，再原路回来。放假一个月，柏岁和樱子在乡下疯了三十天，开学前，李志忠把他俩送回沈城了。
第28章 又要打仗了(1)
　　吴森茂自打被“虎列拉”拉上，他的买卖一歇业就是一年多，小两年。光复后的第二年（１９４６年）春末，“森茂鞋店”重新开业，到１９４８年夏买卖二次关张，满打满算又干了两年零点。就是这两年，他的鞋店也是勉强维持。算上他自己，也不过三四个人，这还得说是旺季，闹不好，这么几个人也没活干。按理说，光复了，小日本被打跑了，再没有什么“经济统制”，时局相对平稳，应当百业俱兴才对，怎么大中华民国的买卖，比日满时期更难做呢？是民国的国民都不穿鞋了？当然不是。人们照样穿鞋，只不过穿中国鞋的人少了。随便进哪个商店、鞋店看看，架子上摆的，全是洋鞋，土鞋难得一见。洋皮鞋都是机器活，漂亮，价钱也不贵。
　　尤其是胶鞋，又结实，又好看，又轻便，还特别便宜。手工活，根本没法跟人家相比，恁你是做鞋的祖宗，单凭一把锥子，也锥不出机器活的样子来。再说了，就是锥出来又怎样？你就是赔上血本，也卖不出人家那个低价来。买卖实在难做，要不吴森茂怎么说，要收摊下乡呐！
　　现在可好，想不收摊也不行了，时局变了，没安生两年，又打仗啦！对阵的双方，一个是台上的国民党，一个是台下的共产党。
　　沈城还在国民党手里，这儿传出的话，自然都是作践共产党的。他们说，大山沟子里出了个“朱毛”，建了一个“共党”。“共”党嘛，就是共产，共妻，什么都共。这个党有一支队伍，叫“八路”，就是日本话骂人的那句“八各牙路”，去掉中间俩字，好记。八路都是些土包子，所以又被称作“土八路”，使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片儿，但是国民党兵的洋枪洋炮就是打不过他们，别的地方不清楚，反正东北是丢了大半，就连沈城也成了三面被围的一座孤城。
　　吴森茂对这些传言，完全采取一种“姑说之，姑听之”的态度。你在这儿关起门来骂共产党，那边共产党还不知道怎么骂你呐！听说人家就管国民党叫“刮民党”，管蒋介石叫“蒋该死”、“蒋光头”。噢，许你“剿”人家，“杀猪（朱）拔毛”，就不许人家“刮”你，割你的光头？土包子怎么了？梁山好汉大都是土包子，穷光蛋，本事大啦！官逼民反，谁敢说共产党不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其实，共产党是好是坏，吴森茂也不知道，但国民党操蛋，他是深有体会。旁的不说，就说这老百姓的吃穿用吧，全他妈是外国货，弄得中国脚不愿穿中国鞋，他的小鞋铺，都要被洋鞋挤黄了。还有，就是国民党兵太窝囊，全副美式装备，那叫漂亮！可打起仗来，要多熊，有多熊，吴森茂似乎不偏不倚，既不说谁好，也不说谁坏。吴森茂爱听评书，他只相信书中的道理，叫作“成者王侯，败者贼”。老蒋胜了，那是“剿匪”成功，共党不是匪也是匪。共党胜了，八路就是正义之师，以有道伐无道，老蒋就是桀纣。他是小商人，谁来，他给谁当顺民。他们两党的事，他管不着，管不了，也不想管。反正他不想讨好谁，但也不愿招惹谁，他只做他的买卖。可是，他这买卖还真就做不成了，他不招惹人家，人家来招惹他！
　　国民党在八路兵临城下的危难时刻，想到了他吴森茂，叫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保卫大沈城”贡献一份力量。钱，吴森茂早出了，现在又叫他出力——去修地堡，“森茂鞋店”只好关门大吉！吴森茂自带铺盖，被赶到城外去修碉堡。好家伙，那堡垒筑的！比大拇指还粗的钢筋做骨架，木板做模，三合土（水泥、沙子和石子儿）满灌，整体浇注，囫囵个成形，四壁尺把厚，别说枪子儿，就是炮弹，怕也打不透。高的，两层，像小塔；矮的，只出地面二尺，地下一人深。碉堡四周，留有外大内小的漏斗形枪眼。碉堡与碉堡之间，有战壕通连。就这东西，不远就修一个，里三圈，外三圈，把沈城围了个严丝合缝。铁路两边，也是一个接一个，不知要修多少，修到哪儿？八路想进城，先得突破碉堡圈，这得死多少人？真得海了去了！等吴森茂干完半个月，换班回城，发现城里也变了样。所过之处，凡是十字路口，中央都建有地堡。这地堡不像城外的，铸得就成，毛坯子一个，城里的碉堡，洋灰漫抹，溜光水滑，比城外的好看多啦！再看高大建筑，像机关大楼、银行大厦，门前全用沙袋封死，一二层窗户用砖砌牢，留下枪眼……吴森茂边看边想：这八路要闯的可不只是城外的碉堡圈，就是进了城，要想对付这满城的地堡和大楼里外的枪炮，也不太容易，那又得死多少人？还是那句话：海了去啦！到家再看，不仅东西十字路口趴着灰色的“乌龟壳”，对面的老城墙上也安了炮。看来，在这条顺城大街上，非打一场大仗不可。八路要从这儿过，难！
　　吴森茂进得家门一看，七口人，一个不少，全在。因为要打仗了，学校停课，上学的孩子全猫家里了。
　　要打仗了，怎么办？是在家等死，还是出外躲躲？都出去，家留给谁，不要啦？不都出去，谁走，谁留？问题是，这仗到底打得起来，还是打不起来，什么时候打，打多大，打多久？谁也说不准。眼下，共产党是围而不打。围到什么时候，就这么围下去，把沈城困死？果真如此，那就是不打了，还躲什么？可是，要真打起来呢？就凭守军这个架式，非把沈城打个稀巴烂不可，这顺城大街上的人，恐怕一个也跑不了！所以，等仗打起来，再想跑可就来不及喽！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叫人委绝不下，进退两难。
　　就在这个当口，柏岁和樱子提出，要下乡看姥姥。一开始，吴森茂和李爱媛都不同意。本来嘛，要打仗了，瞎跑什么？再说，下乡没人接，这里不能送，他俩自己怎么去？可是，架不住柏岁和樱子整天磨叽，说他俩自己绝对能去。说得也是，平时，孩子们上南北两个火车站，像锳平道似的，谁管过？家里孩子多，吴森茂和李爱媛一向不太在意他们，加之做买卖太忙，哪顾得上看管他们。所以，平时孩子去哪，干些什么，俩人基本上不闻不问，只要不叫他们饿着、冻着，就算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了。现在，两孩子要自己下乡，去车站，肯定没问题，买票上车、坐车，也好说，关键是下车后那八里旱路，怎么走？能不能找到姥姥家？据柏岁说，他们走过多次，没一点儿问题。光柏岁说，吴森茂还不敢全信，这小子贼大胆儿，没走过他也敢走，可是樱子也这么说，吴森茂就不能不信了。樱子这孩子老实，绝不会撒谎。吴森茂有点儿犹豫了：不叫他们去吧，他们闹腾起来没完，怪烦人的；叫他们去吧，又叫人有些担心。再一想，柏岁已经上二年级，都九岁多、虚十岁了，应当叫他闯闯。想自己，九岁的时候，早自己挑门脸儿过日子，自己养活自己了。再说，家里少俩坠脚的孩子，打起仗来，是跑是藏，也少一份累赘。干脆，叫他们去吧！于是，吴森茂给了柏岁和樱子车钱，李爱媛给他们收拾些东西，嘱咐几句，就放他俩走了。当然，柏岁和樱子也忘不了带上自己的书包，还有那些“宝贝”——准备送给乡下的小玩伴们的礼物。
　　八路包围沈城，不仅围而不打，而且，就是围，也只围南西北三面，留下东面一个大缺口。有人说，这是八路的计谋：网开一面，吓跑守军，兵不血刃，空手得城。有人说，这是因为沈城以东有抚城，二城成掎角之势，相互策应，八路不敢围，怕被左右夹攻，“包饺子”。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城东的路还通，火车照样运行。
　　柏岁和樱子出得家门，兴致勃勃，一路小跑，直奔北站，买票上车，一切顺利。沈抚线上的车，全是慢车，大概是因为路途近吧。坐车的人，大都是来往两城之间坐通勤车上下班的工人。“瓦罐”，就是闷罐子车，改成“硬板”，简陋得很，连个乘务员都没有。因为不是早晚上下班的高峰期，所以车上人很少，这倒合柏岁和樱子的胃口，他们可以到处乱跑，这儿坐坐，那儿躺躺，左右看景儿。
　　下了火车，柏岁和樱子顾不得逛街，马不停蹄，穿过大井子村，顺腰道，钻进庄稼地。夏天，时近正午，高秆庄稼地里，闷热难当，高粱玉米的长叶，扫着他们的脸。相距尺许的垄台儿，两步不够，一步有余，俩人一脚高，一脚低，跳跳蹦蹦，一会儿就是满身大汗。来到庄稼地之间的一小片儿熟悉的荒草地，柏岁和樱子不约而同地先后躺下，四仰八叉，舒坦得很！身下是松软的青草，头上是蓝天白云，凉风吹过，带来阵阵草味花香。柏岁顺手摘下一片大麻叶，盖在脸上遮阳，麻叶凉爽清香，柏岁沉醉了，他有些昏昏欲睡。突然，盖在脸上的麻叶被揭掉，强烈的阳光刺得柏岁两眼生痛，他眯着眼，坐起身，只见樱子一手甩着麻叶，两腿一蹦一跳地越过草地，嘴里喊着：“走喽，回姥姥家喽！”柏岁懒洋洋地爬起来，不紧不慢地跟着樱子，向李千户屯走去。当柏岁和樱子悄悄潜进姥姥家，恶作剧地扑向躺在炕上睡午觉的姥爷姥娘时，李志忠和李王氏着实被吓了一跳！
　　“柏岁和樱子！你们怎么来啦？”李志忠和李王氏一边问，同时扭头看院里，说，“谁送你们，咋还没进来？”
　　“没人送，”柏岁答道，“我们自己来的。”
　　“啥？”李王氏大惊失色，“你们自己！”
　　“咋来的？”李志忠也很吃惊。
　　“坐火车呗。”柏岁若无其事地说。
　　“那下车后的八里地呢？”李志忠又问。
　　“走呗！”柏岁轻快地说。
　　“走大道？”李志忠追问。
　　“不，走腰道。”柏岁说。
　　“天哪，穿庄稼地？”李王氏急得直拍大腿，“这要遇上——”
　　“遇上啥？”柏岁头也不抬地说，“啥也没有。”
　　“连个人影儿也没见。”樱子给柏岁敲边鼓。
　　“还说，你个疯丫头，”李王氏用手指点着樱子的头说，“遇上咋办？你爸也真是，还有你妈，简直是疯了，都疯了。这兵荒马乱的，就敢放你们两个孩子自己出来，这要出点儿什么事儿，可咋办？”
　　“这不来了嘛，”柏岁说，“也没出事儿！”
　　“等出了事就晚啦！”李王氏蝎蝎蛰蛰地说，接着又数落柏岁和樱子，“你个贼大胆儿，就没有你不敢干的！你也一样，哪还像个小姑娘，简直——”
　　“算了，你也别说他们啦！”李志忠语气平和了，“我再问你们，那边谁送你们上站？”
　　“没人送。”柏岁说。
　　“我们自己买票上车。”樱子补充道。
　　“那，上车以后呢？”李志忠又问。
　　“上车以后——”柏岁不知如何作答，“就坐着呗！”
　　“我们还躺着呐，”樱子说，“车上没人！”
　　“哦，我明白了。”李志忠沉思着说，“这就是说，一路上，从始至终，就你们两个。”
　　“你们该不是自己偷着跑来的吧？”李王氏又急了。
　　“姥娘，不是！”柏岁说，“是我爸和我妈叫我们来的。”
　　“车钱还是我爸给的呐！”樱子说。
　　“好，好，好，”李王氏说，“你爸你妈是真敢撒手哇，他们倒放得下心！”
　　“可说呢，”李志忠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还真得给城里捎个信儿，告诉他们，孩子到了。”
　　“别告诉，”李王氏气儿不打一处来，“反正他们也不在乎！”
　　“看你说的，”李志忠说，“哪能不说一声？算了，他们不是来了嘛，来了就好！他们大概还没吃饭，你给他们弄点儿吃的，我出去一下。”
　　李志忠走了，可李王氏却还在嘟哝：“他们还知道饿？像这样的，就得饿他们几顿，看他们还敢疯跑！”
　　说归说，李王氏还得给外孙子和外孙女做好吃的。
　　秋后的一天，时近正午，柏岁和樱子在外边疯跑，还没有回来。李志忠在屋里鼓捣他那些夹子套子，准备冬猎。李王氏在小菜园，忙活她的葱姜蒜。突然，院里传来一阵鹅叫和人的喊声，也听不清是喊什么，好像有人叫“妈”，又有人叫“姥姥”。听声音肯定不是柏岁和樱子——他们的嗓音，李志忠和李王氏听得出来，而且也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好几个。李王氏首先直起腰，隔着园墙往院里看。老太太老眼昏花的，也没看清是谁，只瞧出高高矮矮三四个人边喊，边低头轰鹅。李志忠眼神更不济，撂下东西跑出屋，只顾帮来人赶鹅，也没抬眼看看是谁，及至二人来到切近，这才认出，进院的是老闺女李爱媛和仨孩子。
　　“我的天，咋是你们？”李志忠和李王氏不约而同地惊叫道。
　　李志忠急忙上前，接过孩子手里拎的东西。李王氏就用她那双沾满泥水草屑的手，来拉女儿和小外孙，嘴里不住地嘟哝：“你们这唱的又是哪出戏？上次，放两个孩子出来，隔山跳海地，让他们自己坐车下乡。这回更好，让一个女人拖大带小的跑来。他爸是缺心眼儿咋的，就不怕出事儿？”
　　进得屋来，李王氏扶外孙们上炕，拉女儿坐下，开始审问：“说吧，怎么回事儿，森茂为啥没来？”
　　“森茂得留下看家。”李爱媛说，“妈，那边一大摊子，总不能丢下不管吧？”
　　“那好，他看家。”李王氏继续审，“你们来干啥，说！”
　　“我们？”李爱媛说，“我们来躲仗啊！”
　　“什么账，欠谁的，欠多少？说！”李王氏问。
　　“不是欠账，是打仗！”李爱媛苦笑着说。孩子们开怀大笑。
　　“打仗，什么仗？说！”李王氏不理别人，只顾问下去。
　　突然，她好像明白过来了，开始瞪大眼，盯着女儿大叫：“仗——打仗，城里要打仗？”
　　“我的妈呀，您才明白？”李爱媛哭笑不得地说，“城里都翻天了，您还在这问个没完！那街上的地堡，城墙上的枪炮，不为打仗，设它干嘛？城外已经打起来啦，那炮响的，成片，几个点儿不断捻——”
　　“他爸不怕死？”李王氏还没顺气儿。
　　“不是还没打进城么！”李爱媛说，“真打进来，是跑是藏，他一个人好办，所以，趁现在还有车，他就叫我们先来了。”
　　“枪子儿不长眼，”李王氏说，“叫他也来吧，保人要紧，那摊儿，不要啦！”
　　“净说废话，”李志忠发话了，“那么大个家，说不要就不要啦？让他先看着吧，实在不行，我去换他，我不怕——”
　　“不用。”李爱媛说，“我和他爸商量好啦！他留下，是指望这仗打不起来，真打起来，城里一见响儿，他立马走人。就咱那条街，打起来，非平了不可，留多少人也保不住那个家。他一个大老爷们，没我们拖累，要跑还不容易？这五十里地，凭他那两条长腿，走也走来啦！”
　　“那倒是，”李志忠说，“先这样吧。你和你妈把北炕收拾了，让孩子们先歇下。我去掰棒子，有话，吃饱了再说。”
　　沈城东边，至今听不见炮声，火车照常开行，人们感觉不到被围和战事临近的气氛。十几天过去了，李爱媛母子住在这儿，倒也安闲自在。只是城里的家和守摊儿的丈夫，叫她放心不下。为了安抚女儿，李志忠进城了。转天回来，李志忠讲了城里的大致情况。地堡、枪炮到处都是，但能否打得起来，谁也说不清。城外的炮声早停了，八路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打下城外打城里，而是始终围而不打。据传言，八路是想困死沈城，迫使守军缴械投降。不打自然比打好，可是，就这么围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谁知道八路会围到啥时候？谁知道誓言要与沈城“共存亡”
　　的国军，会不会投降？现在城里已经买不到粮食了，只能靠定量供应，还要搭配麸子和豆饼。往后，只能越来越糟。打不死，饿死，滋味儿更难受！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赶快给“固守”的吴森茂送“给养”去。现在，吴森茂一人吃全家的“定量”，暂时饿不着，不过，豆饼和麸子可不是什么好吃的，何况，自从“虎列拉”
　　病好了之后，吴森茂的胃，一直毛病不断，无论如何不能叫他吃“猪食”。于是，从这天起，全家总动员，穿苞米，淘麦子，碾米磨面，打点吃食，准备送李志忠二进沈城。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天半夜，屯子里出事儿了。
　　这天晚上，李志忠一家人刚睡熟，就被一阵乱枪和满村的人嚷狗吠惊醒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家人坐起来，静听外边时起时落的嘈杂声。李志忠起身穿衣，悄悄出门察看。外边一片漆黑，街上人影全无，李志忠仔细聆听，判定人声从前街传来。李志忠回屋，叫老伴儿把柏岁和樱子也移到北炕，南炕的被褥也搬过去，全家在那儿集中。他让李爱媛和孩子猫在脚下的被子里，不许出声，不能乱动，李王氏守在炕上，地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由他一人支应。嘱咐完，李志忠又出去了。
第29章 又要打仗了(2)
　　狗仍在此起彼伏的不停吠叫，人声越来越近，已从前街转到了中街。李志忠听了足有一袋烟的工夫，二番回屋，对大家说：“看来是胡子洗屯儿，抢东西，现在在中街，可能很快就过来，你们千万别动。”
　　说完，李志忠再次出屋。中街的嘈杂声越来越大，李志忠已经基本判定，胡子是先抢前街，由东往西；现在是抢中街，由西往东；轮到北街，该是自东向西。果不其然，没过多会儿，北街东头闹起来了。李志忠一阵紧张，马上转身回屋低声吼道：“三丫头，你和大姑娘还有樱子，藏脚底下被子里去，其他人睡下，不许出声！”
　　说完，李志忠又来到院里，竖起耳朵，听东边的动静。不知过了多久，东邻传来嚷叫声，中间还夹杂着人的狂笑。李志忠赶紧进屋，把门关上。就在这时，院子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接着就是敲门声。李志忠绷了一会儿，这才应声：“来啦，来啦，别敲。”
　　李志忠故意把门弄得“叮咣”响，把门打开。外边的人一拥而入，把李志忠撞了个趔趄。
　　“快点灯！”有人喊。一个拿手电的人在四处乱照。
　　“就点灯，各位别急。”李志忠边说，边摸火柴——其实，火柴就在他手里。
　　李志忠点上灶台边的豆油灯，对来人说：“各位，东屋没人住，请西屋坐吧。”
　　两个人进了西屋，一个人站在西屋门口，拿手电的进了东屋。李志忠把油灯放在地柜上，请来人炕上坐，自己递烟，还叫李王氏起来给“客人”烧水。
　　“别麻烦，”坐在南炕边的人说，“炕上的人都别动！我看柜子上还有一盏灯，点上！”
　　李志忠忙去点地柜上的煤油灯，等他把灯点着，罩上灯罩，屋里立时亮堂起来。这时，正好拿手电的人进来报告，说东屋检查过了，是放粮食和杂物的地方，确实没人住。这工夫，李志忠偷眼观瞧，认准这不是胡子，而是大兵。因为他们各个着军服，地下的三个端大枪，炕沿上的那位肯定是官儿，穿大衣，短家伙就%在腰里。听完报告，炕沿上这位点点头，开始说话：“老爷子——”
　　“哎吆，可不敢，我姓李。”李志忠赶紧答礼。
　　“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穿大衣的自问自答地说，“我们是国军，弟兄们抗战八年，而后又剿共安民，可以说出生入死。现在干够了，想回家过几天安生日子，不知李——财主能不能借点路费给我们哥们？”
　　“好说，我虽不是财主，倒也有三间房，几亩地。弟兄们劳苦功高，我应当帮忙。别说借，我这屋里、院里的，老总们看啥有用，尽管拿，没二话。”
　　“好，痛快！”穿大衣的说，“不过，你可别把我们当土匪，见啥抢啥，我们是借路——费！”
　　李志忠一听到拉长声的“路费”俩字，立时明白了——其实他早就明白。他立即跳上南炕，从炕柜里取出一个木匣，兜底儿一倒，十数块大洋、一叠纸币还有一些零钱，摊在炕边。
　　“用多少，你随便拿，剩下是我的。”李志忠说。
　　坐在炕边的军官站起身来，看一眼炕上的钱，随即敞开大衣，问：“有这个没有？”
　　李志忠跪在炕上，歪头朝此人怀里一看，只见他的大衣里，斜肩带背地挎着一个过腰的铁丝圈儿，上边穿着大半串金银首饰，有金镏子、金耳环、金手镯、宝石戒指等物，穿大衣的人一动，铁丝圈上的首饰“咯楞楞”响。
　　“老总，”李志忠故意作出笑脸说，“您看我这个家，像有这种东西的样吗？再看我和老伴这岁数，像戴这种物件的人吗？”
　　“是真话？”穿大衣人看看李志忠，又看看北炕上的一老两小，也笑了。
　　“你们随便翻呐，”李志忠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就这间房有几个箱箱柜柜，我给你们打开看看，耽误不了你们多少时间。”
　　“算了，我信你啦！”穿大衣人转身往外走，说，“行，你还算实在，不像有些家，非叫弟兄们动硬的。”
　　李志忠跟在此人身后，说着恭维话，送他们出门。李志忠见四个大兵出大门，向西走去，这才回屋，插门。等他进里屋一看，炕上的大洋和纸币，不知啥时候叫他们拿走了。李志忠未及细问，马上把两盏灯先吹灭，这才对老伴说：“没事了，叫老丫头他们出来吧！”
　　没等李王氏叫，炕脚下的李爱媛一掀被，坐起来，先长吁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可把我憋死啦！”她摸黑儿拉过李王氏的手，说，“妈你摸摸我这一头汗！”
　　“你那是吓的！”李王氏说。
　　这时，柏岁也把炕里的大姐和樱子从被子里叫出来了。这姐俩也通身是汗。
　　经过这番惊吓，谁还能睡着觉，索性摸黑儿说话吧。
　　狗叫声渐渐平息，夜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
　　“到底是咋回事？”李爱媛首先打破沉寂，问，“我听他们说，是国军？”
　　“啥国军？”李王氏说，“是土匪，胡子，专为抢东西。”
　　“不，”李志忠说，“是国军。”
　　“国军还犯抢？”李爱媛不解地问。
　　“我估摸，是逃兵。”李志忠说，“从沈城来，走东边八路留下的口子，顺路抢东西。”
　　“都抢了些啥？”李爱媛问。
　　“没啥，”李志忠说，“几块大洋和一些纸票，我都没看见他们是咋拿走的。”
　　“你送他们走后，门口那个人进来拿的。”李王氏说。
　　“没抢东西？”李爱媛又问。
　　“他们不要东西，只要手镯、金镏子——”李志忠说。
　　“我的吗呀！”李爱媛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手镯、戒指和耳环，“幸亏他们没翻！”
　　“是呵，”李志忠说，“这伙人就是一走一过，抢点黄货，不然，没那么爽快。”
　　“他们还会来吗？”李爱媛担心地问。
　　“这拨不会来了，”李志忠说，“不过，这逃兵可不会就这几个。八路围得紧，城里没吃的，军心一散，逃跑的会越来越多，还都得从东边跑，我们这官道——”
　　“那可咋办？”李爱媛急得要哭，“这不比城里还邪乎么，城里好歹还没明抢。”
　　“话不能这么说，”李志忠说，“城里不是要打仗嘛！你别急，你先把身上值钱的东西收收。还有大姑娘，一个学生，戴耳嵌子干什么，还有你和大小子手上的表，在乡下，多扎眼！”
　　李爱媛一听，忙摘自己身上的零碎儿。她自己摘完，想摘孩子的，扭头一看，几个孩子横躺竖卧，挤在一起，睡得死死的。
　　天亮了，起来做饭，李志忠披件衣服出去了。吃早饭的时候，李志忠回来了。
　　他甩掉皮袄，上炕坐下说：“没错，是逃兵，我三条街都走了一遍，问了几家，情况和我们这里差不多，只要干的，拿上就走。总共十几个人分三拨，一户挨一户，轮着抢。专抢大户，穷人小家，看一眼就走。像咱家，东西少，没摆设，一袋烟的工夫，完了！亏得是黑天，没看见咱这大瓦房，不然，就冲这三间房子，也得翻腾一阵！”
　　“爸——”李爱媛拉长声说，“你别吓唬我！”
　　“我吓唬你？”李志忠说，“前街陶大头，老婆、媳妇、女儿，身上的首饰全叫人撸走了，家里给翻了个底朝天，两只大狼狗也给打死了。中街的大叫驴，因为篬翅儿，被捣了好几枪托，现在还躺者呐，老婆直哭，还有几家也被折腾够呛！”
　　“没糟害人吧？”李王氏问。
　　“那倒没听说，”李志忠说。
　　李爱媛一听“糟害人”仨字，激灵灵打个冷战，看看大女儿和樱子，显得坐立不安。
　　“我也去大来子家看了，”李志忠说，“他那没事儿，大兵压根儿没去。他家在村外，僻静，又隔着东大泡子。我跟他说了，不行，你们上他家去睡，他那儿也有地方。”李爱媛未置可否。
　　白天在准备粮食的忙碌中过去了，夜幕降临，全家又陷入紧张焦躁的等待之中。几个大人和衣而卧，两眼望天，谁也睡不着。农村的秋夜是那么的静，静得可怕。这该死的兵灾，真比水火之灾更加厉害，因为他们是人，而且有枪，真是没躲没藏，防不胜防。后半夜，人们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突然，静夜中响起一片狗叫声，接着就是一阵排枪。李志忠一家人全被惊醒，李王氏和李爱媛立即学昨天的样子，挪孩子，上北炕，钻被子。李志忠下地，穿皮袄，出屋……村里，除了阵阵狗叫，再听不到别的声音。李志忠耐不住秋夜的冷风，躲进屋来。也不知过了多久，早已停歇的狗叫声重新响起。李志忠二次出去，除了狗叫，仍然听不到别的声音。
　　大约过了一袋烟的工夫，狗叫声渐渐平息，屯子里又复归安宁。李志忠进屋，关门，说：“听枪声是前街，也许是在官道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好像已经过去了，明天打听打听再说吧，先睡觉。”
　　鸡叫二遍，天快亮了，狗叫声又起。这回没听见枪声，但人们还是被惊醒了。
　　“天哪，这可咋办？”李王氏唠叨起来，“还叫不叫人睡觉？”
　　“你们先别动，”李志忠说，“我出去看看，有上后街来的动静，我告诉，那时再搬不迟。”
　　李志忠来到院里，听不出啥名堂。他篬着胆子绕到中街，中街十分平静，但从这里能听到前街东头隐隐约约有人声，时断时续，时高时低。李志忠又往东头凑凑，听见有人哭，还有笑声和骂声，接着是两声清脆的枪响。李志忠被吓了一跳，转身往回跑，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在后街守着，直到天蒙蒙亮。早晨，李志忠第三次出去，家里吃完早饭，他才回来。李志忠进屋就说：“这样下去不行，得想办法，这也太邪乎啦！”
　　“到底咋回事儿？”李王氏和李爱媛急切地问。
　　“这家伙，”李志忠脸煞白，打着冷战说，“抢东西，祸害人，还杀人！”
　　“天哪，谁……谁家，抢……”李王氏连话都说不上来了，李爱媛只顾在炕里哆嗦。
　　“前街一家，咱不认识，家被抢个精光，这是头一起儿。二起儿，白大仙姑家，老丫头也认识。那年，你在这生松年，孩子的长命锁还是她给请的呐！”
　　“她咋啦？”李王氏急了，“你倒是说呀，扯旁的干啥？”
　　“咋了，”李志忠说，“叫三个大兵轮着……他男人挨两枪……”
　　李志忠所说的第一家，也是李姓，但和他没什么瓜葛，更没交往。人家是大户，对他这个臭皮匠不感兴趣，李志忠也不想巴结他。这一家，倒霉就倒在他那门楼子上了。合李千户屯，就他家墙高门阔，青砖门楼，黑漆大门，又正当官道旁，平时是能显出财主的气势，但荒乱年月，它就成了盗抢的目标，难怪逃兵专门找上他家。上次是一走一过，敛些大面上的黄货，他家所受的损失不大。这回则不然，五个大兵在他家翻腾小半夜，所有值钱东西，几乎被席卷一空。
第30章 又要打仗了(3)
　　李志忠所说的第二家，即白大仙姑家，并不是财主富户。白大仙姑只不过是个跳大神儿的，也叫巫婆。这娘们从小就跟着自己的母亲装神弄鬼，假借请神治病，骗人钱物。也许是来钱容易吧，她作闺女的时候就特爱打扮，描眉擦粉，妖里妖气。老娘死后，她女承母业，继续干她的神婆营生，后来自己招了个倒插门的女婿，仍然不安分，而今快四十的人了，还要穿红挂绿，涂脂抹粉，难怪大兵们看上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可惜她那个上门女婿，那么老实的人，受她连累，白白丢了条小命！
　　李志忠正在磨叨这两家的事，李爱媛突然丢下怀里的樱子，起身说，“不行，我得走！”
　　“走，上哪儿去？”李王氏问。
　　“回城！”李爱媛说着就下炕收拾东西。
　　“老丫头，”李王氏急了，“咋说走就走，城里不是要打仗吗？”
　　“打就打，”李爱媛带着哭声说，“现在不是还没打么，别城里没打起来，我们逃出来的反而遭了难！”
　　“要打起来呢？”李王氏也急了。
　　“真打起来再说，”李爱媛说，“‘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矬子。’打不死算命大，打死算倒霉，大家死在一块儿倒好，省得牵一个，挂一个。”
　　说着，李爱媛哭起来了。李王氏急得直拍大腿，说：“老头子，咋办？你倒是说话呀！”
　　坐在炕上抽闷烟儿的李志忠，早在打听昨晚的情况时，就有这个想法，现在女儿先吐口，他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女儿和他想到一块了，这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果断地说：“走，趁现在还能走，再晚，恐怕想走也走不成了。仗么，打得起来打不起来还很难说，这兵灾可是咱眼见的。依我看，这两天还只是一个开头，往后，逃兵只会越快越多，闹得也会越快越厉害。兵灾么，三五天是它，十天半月也是它，谁知闹到啥时候？城里可有几十上百万的守军！军心涣散，这要跑起来——话又说回来了，国军跑的越多，仗越打不起来，起码打不大，打不长。兵败如山倒嘛，一打就‘哗啦’了，还打什么？既然如此，我看还是先躲兵灾要紧。老丫头说得对，别城里的仗没打起来，他们逃到这儿的反而遭了罪。真那样，咱可没法向森茂交代。退一步说，万一打起来，再躲也不迟。虽说枪子儿没长眼，但总比长眼的人好躲些。”
　　李志忠之所以嗦这么些话，一是因为他想到了这么多，昨晚连续出事，他就开始寻思女儿的去留问题，到这时，他都不知想过多少个儿了；二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老伴，这老乞婆犟得很，不把她说服了，她绝不会叫你安生。
　　“走，”李王氏心有不甘地说，“她走，孩子呢？”
　　“都走，一个不留！”李志忠态度坚决，“剩我们俩老棺材瓤子，还怕什么？”
　　“对，”李爱媛说，“是不能留。留别个，呆不住。要留，只能留柏岁；留他，就得留樱子。这——这绝对不行！”
　　“就这么着啦！”李志忠说，“可怎么走呢？坐火车……”
　　“就坐火车！”李爱媛说。
　　“就不知火车还通不通？”李志忠一时拿不定主意。
　　“通也不行！”李王氏发话了，“坐火车怎么带粮食？”
　　“对呀，”李爱媛说，“我咋把这茬忘了！”
　　“粮食倒也不一定非跟人一块走，”李志忠说，“我还可以专门送一次嘛。”
　　“不行，”李王氏来劲儿了，“粮食一定得带，那么一大家子人，没粮可不行。”
　　“那就坐大车？”李爱媛也吃不准，“就不知路上太平不太平？”
　　“大车也一样，”李王氏坚持，“这年月，哪儿太平？听天由命吧！”
　　“是这话！”李爱媛一狠心，说，“就坐大车，连人带粮，一锤子买卖，爱咋咋，认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那好，我送你们走。”李志忠起身说，“你们装粮食，我去叫大来子套车。”
　　李志忠走了。李爱媛收拾东西，李王氏带几个孩子灌粮食，全家人忙作一团。
　　李志忠回来了，他说大来子一会儿就到。他和大伙一起装粮，把装好的粮口袋搬到院里。李志忠不仅把这两天来准备的米面全装上了，连来不及磨的棒子粒儿也带上，还装了两麻袋没脱粒儿的老玉米棒子和一口袋黄豆。他一边搬东西，一边说：“先拉去再说，劲儿的时候，烀老玉米豆儿，煮黄豆也能饱人，总比没粮强。”
　　大来子赶着大车进院了，他帮李志忠装车，麻袋、布袋、面袋五六个，还有李王氏打点的筐筐篮篮，李爱媛的包包裹裹，整个大车被塞得满满当当，人只好坐在粮食口袋上。大车驶出院子，向东走去。大门前，只留下李王氏一个人站在那儿抹眼泪。
　　大白天，走官道，一路上顺顺当当，没遇到什么阻滞。
　　李爱媛带孩子没走几天，又回来了，这使吴森茂大惑不解。听完李志忠和李爱媛的解释，吴森茂也觉得他们回来对，乡下呆不得。第二天送走李志忠和大来子之后，吴森茂开始为一家人的安全想辙。城里是没逃兵，吃的也有了，可打起仗来咋办，就这么睁着眼睛等死？干脆，挖个防空洞吧！好在后院大，有的是地方，材料也差不多，不够，拆下屋！吴森茂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李爱媛听，李爱媛自是赞同：
　　挖一个总比不挖强，起码能挡挡枪子儿弹片、砖头瓦块。万一老天不开眼，让炮弹落在地窖上，那也没法儿，全家人死在一起，倒也干净痛快！
　　说干就干，吴森茂带男孩子挖洞，李爱媛和大女儿做饭、烧水、看小的。几天工夫，后院正中，已经挖出了一个七八尺见方，一人多深的大坑。吴森茂拆鞋案子、货架子，锯木板，把大坑四壁围严，用木楞子顶牢，坑底铺砖，坑顶架梁，把凡是能用上的木头，都担在坑上。其上再铺木板，连破门旧窗都用上了。什么破席子、麻袋片、硬纸板儿、碎油毡，一切能挡土隔水的，全往上招呼，最后盖土，于是吴家后院就出现了一个小山包。土山下是吴家自己的小地堡，地堡有台阶供人上下，地堡门正对后屋门，进出方便。地堡里没有任何摆设，反正是临时藏身之所，谁也不想在里边过日子。那里唯一存放的东西，就是粮食。八路围城，保粮就是保命！
　　防空洞挖好了，吴森茂长出一口气。不管它管用不管用，也不管它用上用不上，这对他至少是个安慰，对一家人，也算有个交代。该做的，能做的，他都做了，其余的，他管不了，只能听天由命。
　　令吴森茂始料不及的是，他这一挖，把一条街都“挖”动了。“吴家在挖防空洞”这句话，经过吴家的左邻右舍，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在顺城街传开了。
　　于是，家家刨坑，户户挖洞。像张春生这样没院子的户，就在屋地上挖，弄得屋里不像屋里，外头不像外头。岳世盛更有稀的，他家既没院子，屋里，他又挖不动，干脆，挪柜子，搬桌子，在屋里搭“地堡”。反正好歹得弄个“避难所”，不然，别家都有，自家没有，心里总觉得不安生。一时间，吴森茂成了避战保家的楷模，来吴家参观求教的有之，劳吴森茂大驾亲临指导的有之。
　　八路围城日久，城里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工厂停工，商店停业，一切经济活动都中止了。市面上早已买不到任何吃食，定量供应似有若无，很多家庭只能以米糠麦麸度日，能吃顿豆渣、豆饼，算是好的。
　　吴森茂家虽没到这个分儿上，但日子过得也很艰难。仅存的一点点细粮，轻易不敢动，棒子面也得匀着吃。幸亏李爱媛回城时，李志忠给她装了两麻袋玉米棒子，现在就靠它当家，否则也免不了要吃豆饼米糠。现在吴森茂一家的大人孩子，没事就是搓棒子粒儿。他自己也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台小“机器”，这东西有点儿像绞肉机，但比绞肉机长，黑黑的，四腿固定在木板上，中间有个碗大的漏斗，可以往里续粮食。前边有一个带绞齿的喇叭口，齿距可以调节。里齿由一根中轴和后边的摇柄相接，一摇摇柄，内齿转动，就可绞碎棒子粒儿，从绞齿里出来的就是棒子渣。如果嫌一次绞出的棒子渣太粗，可以调小齿距，再绞两遍。多绞两次，甚至可以绞出很细的棒子面，但吴森茂嫌这太费劲，太慢，所以他往往绞一遍就得。用这种大棒子渣熬粥，也满不错。一些日子以来，棒渣粥就成了吴家的当家饭。至于菜，就是盐豆、咸菜、大酱和秋后泡的两缸酸菜，至于上次带回的一袋土豆，几颗白菜，几个萝卜，是哪个要坏吃那个，得放且放，谁知道八路围到啥时候？一家七口，还指望这些东西度命呐，可不敢有今没明儿地胡吃海塞！
　　初冬的一天，李志忠冒着好大风险，给吴家背来一面袋吃食。这点东西，把老头累个半死！时局越来越乱，大车是不敢出来了——怕被征用，大鸣其鼓地拉粮食，也怕饥民或饿兵动抢。李志忠也只能叫大来子帮他把东西扛到大井子车站，他不敢叫大来子进城，怕遇上拉夫或抓壮丁的，万一大来子出点事，他没法向大来子媳妇交代，所以，李志忠只能自己把东西送来。虽说他拿来的东西不多，但这可是雪中送炭。尽管如此，吴森茂还是坚决不让李志忠再往城里送粮食了，因为家里还有吃的，起码还有老玉米棒子，足以支撑俩月。实在不行，他自己去取，这么折腾老丈人，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李爱媛最关心的是乡下闹兵灾的情况。据李志忠讲，李爱媛他们母子走后，兵灾闹得更凶了，每天几拨几拨的过，不仅夜里过白天也过。小抢不算，光洗村子，就洗了三四次。当然，最惨的还是紧挨官道的前街，那里被抢的人家最多，后来，前街的人几乎都跑光了，家家关门闭户。中街挨抢的也不少，后街好些。倒是没再死人，挨打的有几个，东西损失不少。至于他家，洗村子的时候也被抢过，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他家也没什么值钱的玩意儿，无非是些吃的。可惜的是，那四只大鹅全被抢走了。所幸的是，时间不长，前后不到十天，这阵风就过去了。
　　李志忠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赶早车走了。
　　吴森茂心细，就家里仅存的这点粮食，他还和李爱媛商量，匀出一部分，叫松年给韩镇山送去。韩家老两口真可怜，孤身俩人，没亲没故，没人接济，全靠配给的一点“猪食”度命儿，眼睛都饿蓝了。俩人见到松年拿去的细粮，高兴得孩子似的，恨不得把生米生面吞了。松年看着，忍不住直掉眼泪。自此，隔个十天半月，吴森茂和李爱媛就叫松年给韩家送些粮食去。韩镇山两口用这些细粮和配给粮搭配着吃，总算没有饿死。
第31章 解放军进城(1)
　　初冬的一天，天气格外晴朗。
　　连续多日，顿顿棒渣粥，吃得几个孩子见饭就皱眉。李爱媛心疼孩子，狠了狠心，中午蒸了一锅二米面（棒子面掺白面）馒头，炖了一锅白菜土豆。虽说也是粗茶淡饭，但在当时，这已经算是精食美味啦！全家人在后屋，围着炕桌吃饭，吃得那叫香！突然，后院传来一声叫喊，听动静，是西邻张春生的声音。吴森茂一时没听清，刚要下地去问，隔墙又传来一声大喊：“吴大哥，快去看，八路进城啦！”
　　这回吴森茂听清了，他急忙下地，穿上鞋往外跑。几个孩子也丢下饭碗，吵吵闹闹地要下地。李爱媛不知外边的情景，不想叫孩子出去，但她拉住这个，跑了那个，顾了小的，顾不了大的，转眼间，全跑光了，她也只好跟出去。
　　大马路上空空荡荡，连个人影也没有，街两边的住家铺户门前，却涌出了许多人。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自家门口，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目光一律朝西。吴森茂来到门外，也下意识地随大家往西看，只见街西口一片土黄。密扎扎、乱哄哄的人群，把整个十字路口，挤得水泄不通。土黄色的人群中，有星星点点的亮光在闪烁——那显然是阳光下的刺刀。人群中还有几辆绿色的大卡车，车上也都坐着兵。
　　“这就是八路？”吴森茂想着，回手掩上板门，向张家窗下凑去。那里已经聚起一伙人，其中就有张春生，还有岳世盛和于大明兄弟俩。吴森茂和他们点头招呼，问：“啥时候进来的？”
　　“不清楚，”张春生说，“我喊你的时候，街上已经满是人了。”
　　“这么快，”吴森茂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有啥动静？这边降啦！”
　　“那可是几十万大军！”
　　“全部美式装备！”
　　“八路可都是土枪土炮！”
　　“‘三八’大盖儿都少见！”
　　“真他妈的！”
　　……
　　几个人一递一句地议论着。
　　“这么说，这些碉堡就白修啦！”吴森茂说着，用手往西一指，西边的碉堡被人群遮挡，根本看不见；往东一指，东边十字路口的碉堡在阳光下泛灰白色，像个死乌龟壳。吴森茂这扭头一看不要紧，正好发现自家的板门半开着，四五个脑袋，由大到小，上下一串儿，正挤在那里往外偷看。吴森茂朝脑袋串儿一瞪眼，大吼一声：“滚回去！”
　　脑袋串儿没了，板门关上了。
　　“那碉堡，结实！全是洋灰灌的。”
　　“钢筋，水管子粗！”
　　“几炮打不透。”
　　“打不透！”
　　“这要是在里边架上机枪，还想过去？”
　　“过不去！”
　　“还有城墙，那上边那枪，那炮，就西边这点儿人……”
　　“一个剩不下。”
　　“剩不下！”
　　“一枪没放！”
　　“真他妈怪！”
　　……
　　几个人正自议论，猛然见马路中央，有一个人，自西向东走来。他们立时停止议论，都把目光集中到来人身上。只见此人，身材矮小，胖鼓伦墩，光着秃头，敞着土黄色棉袄大襟，右手拎一把驳壳枪，枪把子上系着一尺多长的红绸子。他迈着大步，摇着膀子，走在马路中间，好像在说：“大沈城，我的啦！”走到切近，吴森茂听出，这个八路是在抱怨：这么大个沈城，居然找不到一辆车，这算什么省城？浓重的南方口音，夹杂着“老子”、“娘”和哇、“蛋”的骂人话，听起来叫人别扭。人过去了，“娘老子”和“蛋”还留在后边……
　　“这就是八路，这就是共党？”人们不约而同地都在琢磨这个问题。
　　实则，他们对这个问题，也并不十分在意。他们是市民，厂主或商人，只要能叫他们过上安生日子，谁来都无所谓。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反正都是中国人，又不是洋鬼子，再怎么折腾，沈城还是握在中国人手里。外国人又怎么样？小日本来了，还不是当了十四年亡国奴？小老百姓有啥办法？恨归恨，光恨有什么用？小日本不是他吴森茂这样的人恨跑的，是叫苏联人打跑的——当然啦，也有人说，小日本是老美丢原子弹炸跑的，不管怎么说，反正日本人跑了，中国，又是中国人的了。至于谁上台，那全是天意。老蒋不好，可也没把他吴森茂怎么着，买卖虽然不景气，他一家也没饿着。共产党好坏，他不知道。他们不是才来嘛，共产党的日子他还没过过呐，过了，不就知道啦！国民党不是谁的姐夫小舅子，共产党也没抱谁的孩子下井。老蒋败了，是他无能，活该！老毛胜了，那是本事，天意人心！给共产党当顺民，未必比给国民党当顺民差。等着瞧！
　　晚半晌，人们又在张春生家窗前聚拢起来。毕竟又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大事件，众人难免议论纷纷。要唠的嗑儿很多，眼下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吴森茂自有其不同凡响的高论：
　　“依我看，这里边有鬼。”
　　“什么鬼？”人们不约而同地问。
　　“你们想呵，”吴森茂煞有介事地说，“就凭国民党的装备，打不过共产党？新一军我见过，一色美国卡叽布的新军装，黑皮鞋，绿钢盔，美式卡宾枪，一‘突突’一大片。行军坐十轮大卡，上有飞机，下有坦克、大炮……你们再看八路！”
　　吴森茂说到八路，直摇头。他身边的人，也一个劲儿地撇嘴。不用说，是觉得八路太惨了，别说武器七齐八不齐，根本不能和国军相比，就看那穿戴吧，撅腚棉裤，破棉袄，老棉鞋……“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
　　“怎么国民党的军队，就打不过土八路呢？”吴森茂自问。
　　“是呵，咋就打不过呢？”大家追问他。
　　“几万，几十万的被缴械，”吴森茂故意卖关子，“别说是人，还有枪有炮，就是赶鸭子，几十万只，也得赶几天，怎么说‘包饺子’，就被八路包了呢？”
　　“是呵，咋就包了呢？”大家问。
　　“就说咱沈城吧，”吴森茂仍不作答，继续说，“你们都眼见，那地堡，那炮楼，那掩体，修了多少？成千上万！我修过，去了二十来天，那个结实，别说八路没炮，有炮也轰不动！还有这城墙，啥工事能比？别说上边还有枪炮，就叫你们随便爬，你们爬得上去？不信，谁爬一个，我看看！”
　　“说的是呐！”大家也有同感。
　　“结果呢，”吴森茂越说越玄，“一枪没放，丢了，甩了，白给八路了，你们说，这里有鬼没鬼？”
　　“啥鬼，你倒是说呀！”大家急着问。他们全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准备听这里边的“鬼”。
　　“依我看呐，”吴森茂诡秘地说，“这鬼就是——老蒋和老毛可能是一伙的！”
　　“咳——”大家全笑了。
　　闹了半天，就这么个“鬼”！合着老蒋和老毛打了几十年，死了不知多少人，到头来是假打！这不是“狗戴嚼子——胡勒”，“猪八戒耍耙子——瞎抡（论）”吗！
　　“你看，你看，”吴森茂急叨叨地说，“你们笑啥？听我把话说完嘛！”
　　“好，你说，你说。”人们忍住笑。
　　吴森茂进一步“胡勒”道：“说书的常讲：兵不厌诈。打几十年怎么了？你们咋知道他们当初不是串谋好了？一个充红脸儿，向老美要枪，要钱；一个充白脸儿，反美，反蒋。到战场上，老蒋来个佯输诈败，把东西丢给共产党，回头再要，再丢——等于把东西从老美那儿要来，转手交给共产党。共产党是什么人？中国人。两拨中国人这么一打，美国的东西，落到中国了。等东西捞足，不打了。这就叫‘国共合作’，听说过吗？谁敢说，将来他俩不会平分天下？到那时，老美知道上当，晚啦！”
　　吴森茂这通云山雾罩的胡侃，弄得大家晕得乎的：信吧，觉得有些太玄；不信吧，一时又没有用以反驳的证据。在这帮人里，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侃家，能把“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道理”，说圆乎喽！
　　沈城国民党守军投降，共产党的八路军进城，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这叫沈城“失守”，但从共产党方面讲，叫“解放”，八路也有新的称呼，叫“解放军”。
　　沈城虽然解放了，但才“解”一天，还没什么变化，依然是座“死城”，而人却真的被“放”了——敢出来了。街面上的人，明显增多，这似乎又给这座百业俱废的死城，带来了一丝活气。不管怎么说，仗，不打了；围，解了。这总是好事，起码不会被打死，也不会被困死了。沈城解放，人们最为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吃的。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就是沈城的新主儿最好的“安民告示”。还不错，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然而，就在人们刚刚踏出家门的第二天，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发现，城东的天空中，出现了许多白色的烟圈，高高的，圆圆的，大大的，在蓝天的映衬下，经久不散。一人发现，大家争看，很多人涌上马路，个个朝东，抬头望天。一会儿，白烟圈附近，开始出现草帽大小的黑烟团儿，而且越来越多。人们不晓得这是咋回事儿，都在好奇地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突然“轰隆隆”连声巨响，震得破房掉瓦，玻璃粉碎。正在仰头望天的人们，一下子被吓蒙了，不知如何是好，个个呆若木鸡。又是一阵“轰隆”声——突然有人大喊：“轰炸，飞机轰炸！”
　　一个人喊，大家都跟着喊；一个人跑，大家都跑。一时间，大街上鸡飞狗跳，哭爹喊娘，乱成一片。本街的人，往家跑；过路的人，四散奔逃。人挤人，人撞人，掉帽子丢鞋。有些人干脆往地上一趴，两手抱头，屁股撅老高……
　　正在门口看热闹的吴森茂见此情景，二话没说，拉起身边的孩子就往屋跑，边跑边叫李爱媛，全家人推推拉拉，一起挤进防空洞。过了好一会儿，只听见断断续续的“轰隆”声，却没见房倒屋塌，烈火浓烟，甚至连自家玻璃也没碎一块。
　　“不行，不能这么干憋着，”吴森茂说，“我得出去看看。这叫啥事儿？你们先别动。”
　　吴森茂钻出防空洞，来到门外一看，好嘛，街上又站满了人。一个个悠然自得地欣赏着天上的白圈儿黑烟儿，听着东边“隆隆”的声响，交头接耳，谈笑风生，像没事儿似的。
　　“得，”吴森茂叹口气，自言自语，“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么！”
　　吴森茂转身回去，叫出地窖里的家人，自己出去继续卖呆儿。大约又过了一个点儿，“轰隆”声停止了，人们渐次散去。碧蓝的东方天际，白烟圈变形，黑烟团散开，很快形成一片散乱的烟云。
　　乱了半天，人们不仅没挨炸，甚至连个飞机的影子也没看到。下午，消息传来，说挨炸的是东郊兵工厂。东郊兵工厂？人们一想，那儿离顺城街起码有三十里地，这不是虚惊一场么？虚惊虽然是虚惊，但毕竟是一惊。沈城的老百姓还从未听到过这么大、这么长时间的爆炸声呐！再说，谁又知道，炸完兵工厂，还炸什么？
　　有人说，飞机只炸军事目标，不炸老百姓。可啥又是军事目标呢？兵工厂是，其他工厂是不是？沈城的大工厂多啦！市府大楼算不算？那可是沈城的首脑机关，心脏！提起市府大楼，顺城街的人们脸都白了。市府离这儿才三站地，电车的三站，可不是三十里！炸弹没长眼睛，飞机拉没准儿，屁股一歪，就许差出几里地去。若是真炸市府大楼，那和炸他们可就差不多啦！他们越想越怕，由怕而怨，由怨而恨，他们开始骂街了：“老蒋真操蛋，净来这‘马后炮’，有本事当初打呀！
　　干嘛一枪不放，把个大城白白丢给人家，现在来炸，顶个屁用！”
　　一个人骂，大家都跟着骂。其实，老蒋挨骂才冤枉呐！当初不打的哪是他呀？
　　他巴不得他的国军能好好打一仗，把共产党全打光才好，就是打不赢，也要来个玉石俱焚，杀身成仁什么的，表示为党国效忠，是他的国军不争气，是沈城的守城官兵不愿打，这才保住了大沈城。当然，这里也有八路的一半功劳，人家围而不打，若是他们硬打强攻，沈城也早平了，还用他来炸？老蒋的心思，可想而知：“我保不住，也不留给你。我炸平它，咱谁也别要！”所以，老蒋每丢一个城市，事后都要炸一通。老一套啦，没什么新鲜的！
　　人们看了几天烟儿，听了几天响儿，腻了。老蒋炸了几天，觉得心满意足，也就不炸了。
　　危险一过，老百姓又有心思闲扯了。有人说，老蒋还不错，够哥们，不炸老百姓，但也有人说，老蒋的心没那么好，他不炸，是因为他没那么多炸弹，要是有，他非把沈城炸平不可，他绝不会因为怜惜老百姓，就把沈城这样的大都会，原封不动地留给共产党！看来，老蒋和老毛是货真价实的死对头。他俩不可能合谋从美国佬那儿骗东西，这不明摆着么，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平分天下。相反，共产党还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可见，不论是老蒋，还是老毛，都不给吴森茂面子。他这回是栽到家了，他的那套歪批国共合作的“理论”，只能成为人们的话把儿和笑柄，难怪吴森茂这几天见人，总是讪巴达的。
　　不管怎么说吧，仗是不打了，飞机也不炸了，沈城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沈城解放了，对顺城街的人来说，这被解放的感觉，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真正被解放的，倒是那些孩子。以吴家来说，自打逃兵灾回来，他们基本上就没出过门，先是怕打仗，后来是躲炸弹，他们整天被圈在家里，哪儿也不能去。吴森茂没事干，窝在家里，像门神似的努着大眼睛，盯着他们。现在天下太平，吴森茂又出去张罗开买卖的事了。“门神”一走，“小鬼儿”可就翻了天！说起吴家的小鬼儿，实际上就是指柏岁、樱子和槐寿三个。大姑娘向来不出门，她除了帮母亲干活，整天就是抠书本，就这么头不抬，眼不眨地看，也只能混个班里的下中等——梅龄念书太费劲！松年呢，生性木讷，少言寡语，不爱动弹，喜欢一个人看闲书，或是画点什么，学习么，还可以——上中等。只有柏岁，从来不看书，却年年考第一。樱子呢，也不看书，但家里对她要求不高，能及格，不留级就行。槐寿也一样，能跟上班就行。这三个孩子，正是“七八岁讨狗人嫌”的时候，被圈了几个月，憋坏了，这一“解放”，可自由啦！三兄妹整天不着家，不饿急了不回来，不到天黑不进门。偶尔中间回来一两次，也是来去匆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然而，等到李爱媛发现他们干什么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几乎无法收拾的地步，以至于吴森茂不得不亲自出马，处理此案。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这天，吴森茂早早出去了，三个小的吃完早饭，拿着空书包出去了，中午回来，急匆匆，直奔后院，“嗵嗵嗵”上楼，半天才下来，吃完中午饭又走了。后半晌回来一次，藏藏掖掖地穿过堂屋，钻进地窖去了，过会儿出来，又走了，直到天黑。仨孩子鬼鬼祟祟的行藏，引起了李爱媛的怀疑。晚上，她偷偷告诉吴森茂，说三个小的一天到晚在外边跑，不知干什么，好像在往家搬腾东西，几天了，天天如此，该问问。吴森茂说他太忙，明天还得出去见人，叫李爱媛先看看，没什么就算了，有事儿再说。第二天，三个孩子走后，李爱媛先下地窖，搬开破烂东西一看，直吓得目瞪口呆！原来，地窖早已成了他们的军火库！
第32章 解放军进城(2)
　　李爱媛没敢多看，更不敢动。她返身出来，又爬上楼，掀起鞋材料堆再看，也是武器弹药。李爱媛一屁股坐到地下，浑身打颤，腿都软了，差一点儿下不了楼。中午，三个孩子回来，立刻叫李爱媛按住了，一搜，好家伙，一人半书包子弹。李爱媛脸儿都白了：“我的小祖宗啊，你们这是找死啊，哪儿弄来的？”
　　柏岁想解释，李爱媛拦住他说：“你别跟我说，等你爸回来，你们跟他说。说得过去，最好；说不过去，让他收拾你们。这回，他扒了你们的皮，我都不管。你们也太大胆啦，这些东西，你们也敢往家拿？”
　　过午，三兄妹被关在家里，哪也不叫去，只等吴森茂回来，接受审判。
　　晚半晌，吴森茂回来了，听完李爱媛的“陈述”，又看了看那三书包子弹，二话没说，直奔小楼和地窖，从这两个地方搜缴的武器弹药计有：装在破木箱里的迫击炮弹六颗，大小手枪四支，各种子弹四鞋盒子，各色火药三瓶子（说明：是和暖壶差不多大小的玻璃瓶子）。这还不包括李爱媛中午当场人赃俱获的三书包子弹，和无数的空子弹壳。吴森茂顾不得审问孩子，赶紧用报纸把四支手枪包上，藏在衣服里，偷偷摸摸地丢进东胡同的公厕。令吴森茂惊讶的是，大便坑里已经有了几支手枪和一些子弹，黑暗的墙角里，还戳着几支大枪，堆着不少子弹。晚上，吴森茂又摸黑儿将炮弹连同木箱一起，丢进了西胡同的阳沟里。第二天一大早，吴森茂特意到阳沟边看了看，那儿的深草里，除了他扔的破箱子，还有许多花花绿绿的炮弹，各种枪支，以及无数的子弹，有几支枪，还被砸坏了，或者扭弯了枪管儿。
　　吴森茂看到这个情景，不禁暗自纳闷：“我整天在外边跑，怎么就没注意这些东西？”
　　其实，八路进城后的那几天，沈城到处都是被丢弃的武器弹药，除了厕所和阳沟，小胡同的犄角旮旯，荒僻的城墙根，瓮城的城角，破败的城墙上边，到处都是，郊外就更多了。只不过，吴森茂外出办事，走的都是阳关大道，而且来去匆匆，自然难见这些东西。
　　吴森茂想，他今天哪也不去了，就在家审问这三个亡命徒，好好给他们松松皮，拿拿隆。可是转念又想，自己一打，孩子准哭，惊动了邻居，咋说得清啊？干脆，和平谈判吧！吃完早饭，吴森茂盘腿往炕边一坐，脱下鞋放在身边，大鞋底子亮在外面，以示威慑。他把仨孩子叫到面前，命他们立正站着，开始审讯：“说吧，咋回事儿？”
　　地上没人吭声。
　　“说呀，这么多东西，哪弄来的？”
　　“到处都是，捡呗！”柏岁代答道。
　　“捡呗？”吴森茂拿出第二问，“捡它干啥？”
　　“倒药，攒壳儿。”还是柏岁代答。
　　“也攒弹头。”樱子补充说。
　　“倒药？什么药？攒壳干什么？”吴森茂被儿子牵着走了。
　　“药就是药，子弹、炮弹里边都有。”柏岁说。
　　“倒它干嘛？”吴森茂问。
　　“玩儿，放哧花。”柏岁答。
　　“啥哧花，咋玩儿？”吴森茂问。
　　“就这样！”樱子站出来了。
　　樱子从兜儿里捏出一点儿黑面面儿，撒在地炉子盖儿上，那儿立刻火花频闪，“哧哧”作响，紫莹莹的，还挺好看。
　　吴森茂刚要喊“好儿”，一想不对，这是审问呐！于是重新板起面孔，问：
　　“那攒壳和弹头儿干什么？”
　　“卖钱。”柏岁答。
　　“不是。”樱子纠正道，“是‘破铜烂铁换糖稀’！”
　　“噢——”吴森茂明白了，“我再问你们，药，在子弹里，咋倒？”
　　“弹头儿一别就下来，”柏岁说，“就倒呗！”
　　说着，柏岁拿过一颗步枪子弹，把弹头插到炕檐下的砖缝里，一别，弹头下来了，弹壳里是满满的黑药面儿。
　　“你小子别胡来，”吴森茂叫道，“看炸喽？”
　　“炸不了，”柏岁指着弹壳说，“不撞火门儿不炸！”
　　“那炮弹呢？也有火门儿？”吴森茂问。
　　“哎呀，”柏岁有点不耐烦，心说：“啥都不懂，还审我们哪？”但他还是作了解释：“炮弹没火门儿，头儿上有引信儿。我们捡的都没引信儿，炸不了。”
　　“我再问你们，那枪呢？你们捡它干嘛？”吴森茂继续审问。
　　“小枪，好玩儿。”还是柏岁回答。
　　“枪好玩儿？”吴森茂来火了，“你个小兔崽子，到处放枪？”
　　“不能放。”柏岁说。
　　“为什么？”吴森茂问。
　　“没子弹。”柏岁说。
　　“胡说！这是什么？”吴森茂指着满书包子弹问。
　　“装不进去。”柏岁说，“没那么小的。”
　　“你还敢顶嘴？”吴森茂说着，抓起大鞋底子，“怎么，有小的，装得进去，你就打？”
　　“不是说了吗，没有！”柏岁连眼都不眨。
　　柏岁早看出来了，他老子今天怕得很，绝不敢大折腾。果不出他所料，吴森茂又把鞋放下了，说：“好，好，好，今天我先不打你。你们三个，都给我记住，以后不许再往家拿这些东西，再叫我看见你们往回拿，看我不剥了你们的皮！”
　　说完，吴森茂走了。
　　嘿，这兄妹仨这个高兴啊，就甭提了。今天不仅没挨揍，而且没把弹药没收。
　　只要不再捡炮弹、捡枪，估计捡子弹和倒药，还可以继续，这真叫他们喜出望外。
　　然而，仅仅又过了一天，像被一阵风吹跑了似的，随处可见的枪支弹药，一夜之间全没了，再也见不到了，接着便是贴满全城的收缴枪支弹药的《告示》。
　　吴家没有枪支，也没有弹药，有的只是不在收缴之列的哧花药、空子弹壳和废弹头。而且，没两天，弹壳和弹头也没了，它们都变成糖稀了。
　　这时候，街上的国民党大兵突然多起来了——当然是没了枪，扯下青天白日徽章，但还穿着军装的大兵，即不是兵的兵。他们常常在街上问路，找吃饭的地方。鞋料街上，不乏头脑灵光的商人，他们看出这是赚钱的好机会，于是，就有人在自家门口摆起了小摊儿，卖窝头、小米粥、咸菜，掏大兵的腰包，赚“解放钱”。所谓“解放钱”，意思和人们常说的“发国难财”差不多，就是借机会发财。你想啊，八路不来解放沈城，哪来的这些国民党降兵。不过，想在他们身上发财，不可能，只能赚几个小钱。更主要的意义，还在于试探和热身。干几天，看看共产党有什么反应，怎么管。长时间战乱，买卖关张，一切都生疏了，先干点儿小活，练练，为重操旧业做准备。反正也用不了多少本儿，干不成，也没什么损失。于是就有人干起来了。一家干，大家都跟着干。这叫“前边的乌龟爬着走，后边的乌龟跟着爬。”一两天工夫，鞋料街支起了一溜十几家粥摊，鞋料街一下子变成了粥摊街。
　　吴森茂也是其中之一，他家门前摆起两张方桌，几把椅子、条凳，蒸一屉窝窝头，小铁炉子上熬着棒渣粥，老咸菜条子随便吃。李爱媛忙里，吴森茂忙外，孩子跑腿搭下手，生意还不错。
　　于是，鞋料街顿时热闹起来，整天闹闹嚷嚷，人头攒动，卖什么的都来了。卖烟卷洋火的，卖旧衣服的，卖烧饼、果子、油炸糕的……还有买钱卖钱的，他们嘴里喊着“大头小头”，手里的银元抖得“哗啦啦”响，好像是拿银元换纸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换，怎么赚钱。反正“鸡有鸡道，狗有狗道”，大家都是冲着大兵的兜儿来的。大兵也不含糊，他们也有自己的赚钱方法。他们卖军毯，卖大衣，卖美国军靴、美国打火机……只可惜，没几天，大兵过完了，粥摊陆续撤掉，小贩也不来了，鞋料街又平静了。
　　事后，人们不免议论起来：八路进城，国民党的几十万守军一下子全没了，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怎么突然又出现了？这到底是咋回事？有明白人说，这些日子，国民党降兵全叫八路集中起来，“洗脑”去了。洗完脑，愿留的，参加解放军，上前线，去解放全中国，活捉蒋光头；愿走的，就地遣散，发给路费。鞋料街的粥摊和蜂拥而至的小贩，就是瞄着他们的遣散费来的。这些大兵背井离乡，扛枪打仗，谁也没随身带着锅灶，回家的路上，总得找个吃饭的地方，这就是鞋料街上支粥摊的由来。可这些人只不过是一走一过，没几天走完了，粥摊自然也就散了。
　　不是兵的散兵过完，开始过解放军的大部队。宽阔的北顺城街大马路上，一队队解放军，排着整齐的队伍，肩着步枪，扛着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迈着“咔咔咔”
　　的整齐步伐，由东向西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天要过几次。每次过兵，顺城街的老百姓都要出来看热闹。他们三五成群指指点点，品头论足，议论纷纷。赶上开赴前线的队伍高兴，就兴许给路旁的观众“来一个”——唱支歌。走在队伍旁边的官儿，喊几声“一二一”调整好战士的步伐，起个头，队伍就唱起来了，什么“想钱，想钱，想钱”，什么“三只鸡，八头猪”，人多声杂，也听不出个个数。
　　不过，调子还算可以，蛮好听的，再和上“咔咔咔”的脚步声，还真叫人长劲！
　　有时听得不过瘾，路边的人就会鼓掌，要求后边的队伍也“来一个”。有时队伍闷头走，路边的人就会喊“来一个”。一个人喊，大伙也跟着喊，还一个劲儿地鼓掌。队伍就可能应邀，真的“来一个”。当然，也有不理不睬，只顾赶路的。总的来说，气氛还不错，满和谐、满欢快的。而且，听得次数多了，歌词儿也辨清了，原来人家唱的不是什么“想钱”，是“向前”，就是前进，当然也没有什么“鸡”
　　和“猪”，而是“三个纪律”和“八点注意”，讲的都是约法三章，秋毫无犯之类的事儿，还挺可老百姓的心。
　　在路边的旁观者中，自然也少不了张春生窗前的几个人，他们之中就有吴森茂。
　　一天傍晚，街上又过兵了，大家照例出来看热闹。张春生家窗前和往日一样，又聚起了五六个人，其中也包括吴森茂。几个人一边卖呆儿，一边闲扯。突然，从行进的队伍中，走出三个人来。头里的一个，身带短枪，显然是个官儿，他身后跟着两个背大枪的兵。三人离开队伍，走上人行道，直奔张家而来。那个官儿来到几个人面前，扫视他们一眼，抬手一指，两个兵上来，架起吴森茂就走。其他人不知吴森茂犯了啥事，全吓傻了。只见当官的向身后的吴森茂一指，对大家说：“你们都是他的邻居吧？请你们告诉他的家里人，就说我们请他去支前，过几天就放回来，不用担心。”
　　说完，官儿赶队伍去了，吴森茂则被裹进队伍里，早已不见踪影。张家窗前的人一哄而散，只有张春生等几个近邻去吴家作传声筒，他们几乎一字不差地转告了解放军的话。李爱媛听了感到莫名其妙：“支什么钱，给谁支钱？”
　　“不是支钱，”张春生急叨叨地说，“是支前，就是支援前线打仗！”
　　一听说“前线”和“打仗”这两个字眼，李爱媛差一点儿晕过去，接着便是号啕大哭，嘴里不住地唠叨：“完了，完了，这可咋着，这可咋着！”
　　张春生忙做解释，说支前不是上前线，更不打仗，而是像拉夫，帮军队干活，过几天就回来。他还反复强调，这是人家的大官说的，肯定算数。
　　李爱媛哭起来没完，众人百般劝解，直到她不哭了，人们才相继回去。
　　从此，这一带的人家，再也不敢出去看过兵了。
　　吴家更是大门紧闭。李爱媛整天以泪洗面，吃不下，睡不着，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半疯似地磨叽那几句话，无非是：一个家，没了主心骨，这日子可怎么过？孩子他爸没离开过家，一个人在外边，咋受得了？八路真够狠的，这么两步路，咋不叫回家看一眼，说句话？老吴也真是的，不老实在家呆着，没事看什么过兵，闲的！可一块儿看过兵的，起码有五六个，咋就偏把他抓了呢？也难怪，他郭大爷和岳大爷都老头子了，他张叔虽然年轻，可麻秆似的；于家哥俩，一个矮胖，一个罗锅——这里边，还真就他爸像个样，人家不拉他拉谁？要真是拉夫倒也罢了，左不过受些苦，挨些累，总还能回来，可几时才能回来啊？支前，“前”在哪儿？“支”
　　到啥时候是个头？再说了，要不是拉夫，是抓兵咋办？天呐，可别叫咱家老吴去打仗，枪子儿没长眼睛——菩萨保佑，解放军说话算数，支前就是支前，我们愿意支，支到哪儿都行，就是别叫老吴扛枪打仗。那位官儿呵，你老金口玉言，说过几天放他回来，就过几天放他回来，到时候我替你烧高香，求菩萨保佑你官上加官，连升三级……
　　李爱媛整天魂不守舍，一惊一乍的，睡觉都不安稳。孩子们也被闹得没了玩的心思，连话都少了。整个家，死气沉沉，白天不开门，天没黑就睡觉。所幸的是，邻居们天天有人来看他们，陪李爱媛说说话儿，宽慰宽慰他们。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晃就是半个月。
　　一天下午，吴家的板门被敲得“咚咚”响，门外一片嘈杂声。李爱媛被吓呆了，不知外边又出了啥事，还是有什么坏消息。还是老二柏岁耳朵尖，他从杂乱的说话声里，听出了他爸爸的嗓音。
　　“妈，我爸回来啦！”柏岁一边叫，一边跑去开门。进来的果然是吴森茂，他身后还跟着左邻右舍的四五个人。
　　李爱媛喜极而泣，抹着眼泪迎接丈夫，招呼邻居。她两眼不时瞥向吴森茂，好像是在察看，他是否缺了胳膊少了腿。李爱媛看了几眼，发现丈夫还全可，没少什么，只是黑了许多，这才把心放下，破涕为笑。真是难得，半个多月，李爱媛第一次露出了笑脸儿！李爱媛忙着给客人沏茶、倒水、递烟。一向嘴快的张春生媳妇说话了：“吴大哥，你可回来啦，再不回来，非把大嫂熬糟病了不可！”
　　“咱不说别的，”张春生说，“让吴大哥给我们讲讲这几天的经历吧！”
　　大家都同意。
　　吴森茂盘腿坐在炕沿上，一边抽烟喝茶，一边讲他的故事。
　　那天，吴森茂突然被俩八路架走，当时就懵了。他被裹在队伍里，和先前拉来的两个民夫，轮换着挑一副担子，一直挑到晚上，可把他累苦了！吴森茂啥活都干过，就是没挑过担子。那家伙，没一百，也有八十，把他压的呀，哭心都有，还不能慢，不能歇，得跟上队伍。晚上歇下，累不说，就这俩肩膀，全磨破了。还好，第二天，没再挑，也没再走，是在一个大货场搬东西。那东西，海了去啦，小山似的，一堆挨一堆，一眼望不到边。他们民工只管推手推车，装货卸货，往火车上搬。搬的是啥？不清楚，不让问，也不许看。肯定是军需物资，支前嘛！活挺重，但有时有点儿，到时候干，该歇，歇。吃得不错，高粱米豆干饭、窝头、大饼子、大炖菜，可劲儿造！隔三差五还犒劳犒劳，吃顿猪肉炖粉条子，大包子什么的。
　　待人也还算客气，不打不骂，张口“老乡”，闭口“老乡”，还说得过去。就是看得严，不许随便走动，干活有人看着，睡觉有人守着。听说八路不信任城里人，特别是新区的。人家从山沟里起家，依靠的是农民。总之，在这个货场，一干就是半个多月。昨天后半夜，他们上了一节闷罐子车，拉到沈城。天亮一打听，下车的地方离北站没多远，他们就各自回家了。
　　刚解放，就遇上这事儿，吴森茂心里沉甸甸的，他对解放后的新生活，没一点儿底儿。
第33章 土地没有了(1)
　　八路进城已经一个多月了，眼下就要过阳历年，也就是１９４９年的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这也是沈城解放后迎来的第一个阳历新年，新政权自然要隆重庆祝。
　　这叫双喜临门：一喜，迎接新年；二喜，欢庆沈城解放。按理说，这沈城解放是早该庆祝，但是，也许因为八路进城伊始，诸事繁忙，一时顾不上；也许因为沈城老百姓刚被解放，还没做好思想准备，不管怎么说，反正当时并没庆祝。现在正好，捎带脚，连过年，一块儿庆了。怎么庆祝，恐怕形式多得很。顺城街的人能看到的，就是大游行。游行的队伍，通常都是朱德和毛泽东的高大画像在前，四周红旗卫护，紧接着是彩旗飘扬，游行队伍高喊口号，除了庆祝口号，喊得最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游行队伍后边，少不了文艺大军：秧歌、高跷、狮子、龙灯、跑驴和旱船。秧歌的前导是工农兵，工人身穿连体工作服，手拿纸板做的大锤；农民手握新月形大镰刀，男的头包白手巾，女的裹花头巾；兵，自然是军服长枪。他们后边，才是戴眼镜的“学”和拿算盘的“商”。其他的，都是老一套，像高跷和大秧歌里的猪八戒背媳妇，戏曲人物和必不可少的丑儿，跑驴里的傻柱子接媳妇，人们早就熟悉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挺热闹，像个过年的样子，而看热闹的人呢，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
　　临近小年儿，李志忠坐着大胶轮车进城来了，给他掌鞭的自然还是大来子。大车停在马路边，李志忠进门，二话没说，先叫大伙搬东西，原来车上堆满了麻袋、布袋和筐筐篮篮。李爱媛招呼李志忠和大来子休息吃饭，吴森茂领孩子们卸车。麻袋里装着两角猪肉和一些头蹄下水，都冻得“”的，一条麻袋装着几条冻鱼、两只大雁和几只煺好的鸡，一筐鲜鸡蛋，一筐咸鸡蛋和咸鹅蛋，当然也少不了米面、土豆、萝卜、白菜——看到这些，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
　　大来子吃完饭，赶车走了，他要到大车店去住。他和李志忠说好了，等明天他进城办完事，顺路来接李志忠。
　　白天，李志忠和女儿、女婿扯些闲白，唠点儿家长里短，和孩子——主要是柏岁和樱子亲热亲热。晚上，孩子们都在后屋和下屋睡下了，李志忠开始和女儿女婿谈正事儿。李爱媛先还听着，不时插上几句，后来挺不住，自己就先睡了。剩下李志忠和吴森茂俩人，话题开始严肃起来，气氛也显得过分凝重。两个人隔着炕桌对坐，喝茶，抽烟，说话。李志忠问吴森茂，城里的买卖为什么还没开，啥时候开，是接茬做鞋，还是干别的。这个问题，也是吴森茂整天考虑的头疼问题。买卖迟迟没做，时局不稳、乱事太多是个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决定不了到底干啥？重操旧业，当然好，轻车熟路，可是，开鞋店要大本呀！去年一年，吴森茂几次下乡买地，手头的几个闲钱，几乎叫他折腾光了。开鞋铺，要进料，要雇人，要做外件——哪儿不得用钱？可他现在没钱，他几十年攒的那点家底儿，都买地了，到底买了多少，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不过，他觉得，地，就是钱，地是钱买的，卖了地，就有钱。实在拨拉不开，他就卖几亩地，先把买卖做起来，挣了钱，再把地买回来，里外里，一回事，背着抱着一般沉。
　　“地，怕是卖不成啦！”李志忠说。
　　李志忠一直在听女婿的设想和打算，听到卖地，他不能不说话了。李志忠此来，送东西还在其次，最主要的，就是来和吴森茂说地。可这地的事儿，还真不好说，他几次话到嘴边，都咽回去了，他是真难开口哇，他怕说出来，女婿受不了。
　　果不其然，此句一出，吴森茂立时呆住了。
　　“您说啥？”吴森茂皱着眉头问。
　　“我说，”李志忠低着头说，“地，卖不成。现在乡下，别说卖地，就是白给，也没人敢要！”
　　“那是为啥？”吴森茂问。
　　“为啥？‘打土豪，分田地’，”李志忠说，“乡下都闹翻了天！这么大的事儿，城里人没听说？”
　　“听是听说了，”吴森茂说，“可我总不相信，天下就没这个道理！人家的东西，怎么能说分就分？从古至今，历朝历代，没见过，再说了，我们也不是土豪。”
　　“不是也不行，都得分。”李志忠说“道理？跟谁讲？跟共产党讲？这道理就是他们出的。跟贫雇农讲？他们巴不得早点儿把你分了！”
　　“这么说，”吴森茂说，“是非分不可啦？”
　　“恐怕是这样，”李志忠说，“听说不光分地，还要‘扒锅卷炕席’，‘扫地出门’……”
　　“啥玩意儿？”吴森茂没明白。
　　“不是‘玩意儿’，”李志忠说，“是啥，我也说不清。大概的意思，是要把地主赶出门，啥也不许拿，光身走人。”
　　“那你们——”吴森茂想问，丈人和丈母娘会不会也叫人家“扒”了，“扫”了？
　　“不知道，”李志忠说，“听天由命吧！”
　　“那其他家呢？”吴森茂又问，“村里还有几家地主？”
　　“不知道，”李志忠说，“还没划呐，只是瞎嚷嚷。有人说陶大头是，大叫驴也跑不了，还有几家，还没定，也有定富农的，都是说说。我么，可能算‘经营地主’，因为地不是我的，我只是替人经管。”
　　“可说呐，”吴森茂转换话题问，“我一直没问，咱到底有多少地？”
　　“有个千儿八百亩吧。”李志忠答。
　　“那么多？”吴森茂猛一听，大吃一惊。
　　“你算呐，”李志忠开始给他算账，“不都在那儿嘛！光复那年，你买个大五十垄，来年春天，买那块刀把地，八十。其后我就再没搭格。转年你去了，说不行，还得买，就是去年，你下乡几次？买了几回，你不记得啦？像疯了似的，有多少买多少。几十垧几十垧地买，可不千儿八百亩！可话又说回来了，那地也真便宜，白捡一样。现在可好，又白给人家分——”
　　“这么多，您是咋管的？”吴森茂问。
　　“我可没管！”李志忠说，“咱有言在先，我说过，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你还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话吧？‘先买下，谁爱种谁种，没人种，撂荒也行。’现在忘啦？”
　　“没忘，”吴森茂说，“我不过随便问问。这么多地，总得有点进项不是？”
　　“进项，有！”李志忠说，“那十几亩地园子，大来子帮我耕、种、犁、收，这就够我们吃用了。和大来子分种的大五十垄，每年都收点，我也不细算，他拉来多少，我收多少，也没个准数。刀把地也是大来子种，他干不过来，几次求我转给别人种，我没答应。左一家右一家的，我嫌麻烦。收多少我不管，给不给随便。对了，我差一点儿忘了：就因为种咱的地，有人说，要给大来子划‘二地主’！”
　　“啥？”吴森茂问，“咋又出来个‘二地主’？”
　　“那叫一百三十大亩！”李志忠说，“加上他自己的几亩，就他们两口，哪儿种得过来呀！大忙的时候，他请过几回帮工，说是剥削。就为这，要划他。至于‘二地主’，大概是说，地不是他的，到底咋回事，我也说不清。”
　　“这——这不害了人家吗？”吴森茂懊丧地说。
　　“先别管他，”李志忠接着说，“不还没划嘛。我再说后来买的那些地，老实告诉你，我可压根儿没管，我只管给你收地契。去年买下地后，还真有人来找我，说他原来租的地，现在归我了，他想继续种，问我咋个租法？我说，过去你咋租的，还咋租。那年买的都是青苗地，人家早种上了，我就没太较真儿。秋后还真有几家交租的，我连看也没看，就叫他们扛东屋去了。谁家交了，谁家没交，我哪儿知道，我连哪块地在哪儿都不知道！今年这一闹解放，闹分地，谁还交？交了，谁敢要？有来交的，我都叫他们拉回去了。有的非给不可，我也收。你那些地呀，就那块园子，我还真得了济。大五十垄也收了三年，刀把地种两年，也没好好种，至于后来买的，满打满算，不过半季，和没收差不多，白买！”
　　听到这儿，吴森茂略有所思，他在想，他当初为什么要买地？买地也行，可干嘛要买这么多呢？但他没有继续想下去，而是问：“没说啥时候分？”
　　“今年大概不会，”李志忠说，“听说要先摸清情况，还要来工作队，现在主要是农会在瞎嚷嚷。”
　　“什么会？”吴森茂问。
　　“农会，”李志忠说，“就是没地的贫雇农组织的会，专管分地的事儿。天天开会儿，嚷嚷分这个，划那个，眼睛都红了，巴不得明天就把地分到手。这都是大扁头告诉我的，他在会。”
　　“大扁头是谁？”吴森茂问。
　　“你没见过，”李志忠说，“是我们家老二，就是爱媛她二叔的小儿子。这小子有文化，高小毕业，在会里还是个头。
　　听大扁头说，不光分地分房，还分浮财——”
　　“啥叫‘浮财’？”吴森茂问。
　　“就是东西，”李志忠说，“大概是指车马农具、家具摆设、衣服被褥——”
　　“那你们……”吴森茂欲言又止。
　　“不知道，”李志忠说，“扫就叫人家扫吧，有什么办法。倒是你们……”
　　“我们？”吴森茂更觉莫名其妙，“地随他们分，还咋的？”
　　“不行！”李志忠说，“有人说，还要进城分你们。”
　　“什么？”吴森茂真有点儿火了，“还要分我？除了那些地，您看，我还有啥？”
　　“人家可不这么说，”李志忠说，“有人说，分你的地，只不过是从一缸水里舀出一瓢！”
　　“放他妈的狗屁！”吴森茂再也忍不住了，“这一瓢，舀得我都见底儿了。再分，只能分我！把我切——”
　　“你别急，”李志忠劝道，“这不还没分嘛！到时候再说吧。别的说不准，依我看，房子和地，十有八九是保不住啦！”
　　话多伤神，李志忠说了这么些话，实在困了，加上白天坐车劳顿，年纪又大，早就顶不住了。吴森茂见此情景，赶忙撤掉饭桌，安排老爷子在炕头躺下，他自己也挨着早已酣然入梦的李爱媛睡下了。可吴森茂哪睡得着哇！李志忠已经鼾声大作，他还在折烙饼。干脆，不睡了，吴森茂披衣坐起，在炕沿边抽烟，想心事。
　　李志忠从乡下带来的消息，对吴森茂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往远了说，他那一向自鸣得意的“狡兔三窟”之策和当员外爷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从近处讲，他重开鞋铺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现在咋办？一家七口人，七张嘴，拿啥填？想到这儿，吴森茂突然觉得不对，他家日后恐怕还要添人口。你想呵，若是乡下真分了地，他姥爷姥姥被扫地出门，他们能上哪儿去？还不得他养活！到那时就是九张嘴，天哪！还有五个上学的孩子呐，用什么供？硬是没辙！吴森茂一筹莫展，他开始怨共产党了。这是搞的啥名堂？没见过，也从未听说过，世上哪有这事，平白无故就敢分人家东西！看来，共产党真要杀富济贫。可是，从来救急不救贫。这贫是“济”得了的吗？你今天把地平分了，可是，分得平，干不平，用不了几年，干好的，又发了，干不好的，又穷了，到那时咋办？再分？照这样“平分”下去，还不把大家都“分”成笨蛋、懒蛋、穷光蛋？就说他吴森茂吧，当初只不过是个掌破鞋的，可以说一无所有，后来做小孩鞋，慢慢发展成个小鞋铺，再往后，由于得到他今天的老丈人李志忠的拉帮和媳妇的襄助，终于开成了一个像样儿的大鞋店，挣下了钱，买了这些地。这一切，可是来之不易！那是他、李爱媛和李志忠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想当初，和他一样摆掌鞋摊的，哪条街上没有？
　　开小鞋铺的，不说成千上万，也有几百上千！真正混好，能买房子置地的，有几个？我买房置地，是靠心血和汗水挣来的，靠的可不是剥削。吴森茂深知被剥削的滋味。吴森茂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断定，没人愿意被剥削。他不就是为了摆脱朱大鞋底子的剥削，才煞费苦心地偷艺，想方设法支起自己的修鞋摊的嘛！可是，这受不受剥削，可不在你愿意不愿意。当初他孤身一人靠捡煤核活命的时候，能进朱富贵的鞋铺当学徒，他可是求之不得！在朱家挨打受气三年，他也得忍着，后来他发达了，也使唤起人，开始“剥削”了。可是，他对雇工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啊！早知如此，他干嘛那么起早贪黑，苦挣苦曳，省吃俭用，给别人攒这些东西？还不如啥也不干，胡吃乱造，甘心当他的穷光蛋，等着分别人，也闹他一份房子、地。这多省事儿，可不像在炕上翻个身那么容易！可是，共产党也不想想，你这么搞，平时谁还肯劳心费力往前奔，大家都等着到时候“吃大户”啦！这样下去，你能把国家搞好，能保得住天下？共产党打江山，不含糊，说明他们那里有能人，怎么连这点儿简单道理都不懂？不，他们肯定懂。
　　既然懂，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
　　吴森茂就这样翻来覆去地胡思乱想，觉得自己头疼得很，像要裂开一样，他不能再这样瞎想了。吴森茂摸黑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似睡非睡地躺了一会儿，发现窗板缝里透进阳光，知道天已经大亮了。他索性起来，打开门，摘下窗板，屋里立时亮堂起来。他反身回屋，猛然见炕沿下一片灰白。“这是谁把地弄得这么脏？”吴森茂刚想发火，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脏东西就在自己的枕头下方，再一细看，全是烟头和烟灰。吴森茂恍然大悟，不由得自言自语：“昨晚我怎么抽了这么些烟！”
　　第二天，李志忠吃罢早饭，收拾停当，只等大来子来接他回家。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直到晌午，大车才赶到。据大来子说，他在城里办事耽搁了。李爱媛赶忙给大来子热饭吃，给老爸打点东西，准备送他们上路。不想，柏岁撺掇樱子，双双闹着要跟去看姥娘。依着李爱媛，不叫他们去，可架不住老爸向着外孙，而且抬出了李王氏。李志忠说，老乞婆发话了，若是没开学，一定得把俩孩子给她带去。李爱媛在多方夹攻下，只好同意了。吴森茂对这种事，又从来不管，但他有一个条件，城里一开学，他们必须马上回来。柏岁和樱子答应得十分爽快。既已说定，李爱媛趁大来子吃饭的工夫，赶紧给俩孩子准备东西，而柏岁和樱子呐，却早已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上路了。可见，二人蓄谋已久！
　　大车上路了。柏岁和樱子坐在车里，身下垫着厚厚的棉被，身上穿得暖暖的，想躺就躺，想坐就坐，高兴！大车来到东郊，一幅战争留下的可怕画面，突然展现在孩子面前：断壁残垣、砖石瓦砾、烧焦的门窗、震碎的玻璃；一座大楼，下角被炸飞，上层悬空，裸露的钢筋，挂着大块水泥板，在半空悠荡；地上，弹坑累累，路边的一个大弹坑，比篮球场还大，里边冒出半坑水，已经结冰……
　　大车穿过工厂区，走上乡村土路。蓝天雪原，无涯无际，晶莹的白雪，在阳光照耀下，闪着耀眼的银辉。马儿欢快的小跑，胶轮碾着积雪，发出有节奏的“吱咯”声。大车轻轻地颠簸着，像和风细浪中的小船。空气凉凉的，吸进嘴里，让人感到一丝甜润。
　　日头偏西，大车来到沈河边，驶进大车店。李志忠午饭吃得早，柏岁和樱子中午又没好好吃饭，大家都饿了，马儿也得休息，准备踏冰过河，河东还有二十里地呐！
　　吃完饭，爷四个重新上路。老爷儿挂在西边树梢上，黄亮黄亮的，几近平射的余晖，照得人影老长。柏岁和樱子来到河岸边，看着自己落在雪地上的阴影，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觉得十分有趣。
　　宽阔的沈河，笼罩在河岸的阴影里，灰茫茫一片，两边高，中间洼，像半拉雪筒子。大来子牵着马，拉着空车过河。李志忠领着柏岁和樱子，踏上冰面。冰上的积雪不多——都叫顺河筒子吹来的大风刮跑了，许多地方露出了光滑的冰面。钉了防滑掌的大马依然一褴一滑的。大来子在拼命吆喝牲口。李志忠紧紧拉住两个孩子，小心翼翼地在冰上挪步，脚下偶尔会发出“咯吱吱”的冰裂声。
第34章 土地没有了(2)
　　人马爬上对岸，都累坏了。人们粗重的呼吸，凝成一团团白雾，在头发、眉毛和眼毛上结成霜。李志忠的胡子上，结了几个小冰凌儿，柏岁和樱子看了，觉得很好笑，也很好玩儿。
　　人马歇了一会儿，继续上路。太阳已经落山，但天还挺亮。人显得疲惫不堪，马也无精打采。马儿垂耳拖蹄，信步由缰。人缩在皮袄或棉被里，谁也不出声，像是在打盹儿。周围是那么静，好像一切都被冻住了。
　　突然，前边传来一阵嘈杂声，是麻雀！它们在人马踏烂的泥雪里刨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黑压压一片，把大路都遮住了。大车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大马来到近前，它们也不怕，马都快踏着它们了，它们才一哄而起，懒洋洋地飞出几步远，就又落下了，显出懒得理睬这辆大车，可又不得不给它让路的样子。打盹过后的柏岁和樱子，见到这么多不怕人的傻麻雀，顿时来劲了，他俩站在车上，手扶车帮，摇摇晃晃，大喊大叫。麻雀们像没听见，仍然飞起落下，落下飞起，就是不愿离开大路。
　　大来子跳下车，说：“你们俩坐好，别叫，看舅舅给你们打几只老家贼吃！”
　　大来子说着，抓过大鞭子，掩在大白马的侧后，等马再次接近雀群，雀儿们不得不起飞让路的瞬间，他猛然窜出，抡起鞭子，冲着刚离地的雀群，“噼噼啪啪”
　　一顿猛抽。鸟儿“轰”地一声，腾空而起，大来子跑上去，对前头上的麻雀又是几鞭子。天上羽毛纷飞，死鸟“啪哒啪哒”往地上掉……
　　“打着啦，打着啦！”柏岁和樱子在车上欢呼雀跃，接着便连滚带爬地先后下车，又连滚带爬地满地寻找死鸟。李志忠和大来子也帮着捡，一共捡到十多只。
　　大车重新起动，天已经黑下来。识途的大白马不用人催，自动加快脚步，小跑起来。它也知道，该是早点儿回家的时候了。大车随着马的步伐颠簸，舒缓而又有节奏，像摇篮一样。当大车驶进李家院子时，玩腻了死麻雀的柏岁和樱子，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柏岁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出他的“万宝囊”，摆弄那里边的东西：烟盒、糖纸、玻璃球、子弹壳、子弹夹，成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一百单八将和《隋唐英雄传》的画片儿，还有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品，单等他的玩伴们像前几次那样，拥上门来，堵着他的被窝子争抢。可是，今天不知咋了，日头已经老高，还不见人来，难道是大来子舅没把他和樱子到来的消息传出去？不会呀！
　　大来子舅一回村，准有人知道，他们到来的消息，也会像一阵风，很快传遍大半个村子。
　　柏岁焦急地等待着，直到晌午，仍不见人影儿。柏岁有点儿忍不住了，他急于见到干子舅和其他小舅小姨，因为他们应许过他，说等他再来，他们带他到远处去围兔子，带他蹬梯子上房掏家雀，带他穿冰窟窿钓鱼……他撺掇樱子，让她跟他一起去找干子舅。俩人刚要出门，就被姥娘厉声喝住了：“上哪儿去？都老实儿在家呆着，哪儿也不许去！”
　　“我们去找干子舅。”柏岁和樱子说。
　　“什么干子舅湿子舅的，”李王氏没好气地说，“咱谁也不找！”
　　“干嘛？”柏岁不解。
　　“不干嘛，”李王氏说，“不找就是不找，就在家里玩儿！”
　　“为什么？”柏岁问。
　　“为什么，”李王氏怒冲冲地说，“和咱家划清界限！你们没见，这回谁都不来！往常，早挤破门啦！要烟盒，要画片儿，要铅笔……”
　　“不找就不找，”李志忠冲李王氏说，“跟小孩子说这些没用的干啥！”接着又对柏岁和樱子说，“你们别去找他们啦，找，他们也不会来。咱就在家里玩儿，姥爷陪你们下压拍，打兔子。”
　　柏岁见姥爷也这么说，知道事情严重，就不再坚持了。
　　“姥爷，什么是划清界限？”柏岁问。
　　“划清界限——”李志忠想了想，说，“就是不许和咱们近乎，不许和咱们走动。”
　　“那为啥？”柏岁又要刨根问底儿。
　　“因为咱成分不好？”李志忠说。
　　“啥是成分？”柏岁问。
　　“成分么——”李志忠语塞了，“我也说不好。”
　　“那咱是啥成分？”柏岁打破砂锅问到底。
　　“还没定呐，”李志忠说，“大概是地主吧。”
　　“啥叫地主？”柏岁问。
　　“地主，”李志忠说，“有地呗。”
　　“有地就不好？”柏岁又问。
　　“这个——”这回李志忠是真的答不上来了。
　　“没地就好？”李王氏插言了，“穷就好？”
　　看来，这个问题是太难了：到底是有地好，还是没地好？到底是穷好，还是不穷好？李志忠不想回答，他也回答不上来，他到外屋和泥去了。上冻前备下的黄土，和成泥巴，摊在压拍上，不用等泥干，就拿出去，在园子四周，在见过小动物脚印儿的地方，用一根拴着短绳的小棍儿，把压拍支起来。短绳的一头绑节小玉米，放到压拍下边，就算齐了。李志忠把过去用过的、今冬新做的和今天才做的十来个压拍，一股脑儿全支上了，有的还放上了肉——死麻雀，大概是想逮狐狸、黄皮子之类吃肉的东西。
　　除了每天早起查看压拍，柏岁和樱子几乎无事可干。像过去玩过的“嘎拉哈”、大狼皮什么的已经引不起他们多大兴趣，现在唯一能圈住他俩的，就是那些打猎的小家什。柏岁成天鼓捣那些玩意儿，樱子就跟在他屁股后头，寸步不离。
　　俩人把园子和院子，全踏遍了，到处都是他们下的“机关”。地角、墙边、粪坑旁、碾道上、猪圈外、鸡窝下、柴堆后、厕所里——无处不是他们下的夹子、套子、拍子——。几天下来，野物没逮着，倒套住了“家物”——两只鸡。李王氏倒也不在乎，反正得给孩子吃，套死，倒省得杀了，还落个哄孩子玩儿，就叫他们做去吧，不然，叫他们干啥？
　　这个冬天过的，真没劲！姥爷天天糗在家里，连猎也不打了。姥娘就知道瞎唠叨，晚上连陪他们熬夜的心思都没有。也难怪，一到晚上，就能听到有人满村喊：
　　“开会喽，贫下中农，一户一人，到小学堂开会喽！”喊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冬天，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开春后，柏岁和樱子也没等城里的信儿，不管开学不开学，就自己坐火车回去了。
　　１９４９年春，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像听到惊蛰雷声的虫豸一样，鞋料街的人陆陆续续地都动起来了。除了古满月早已开张的小杂货铺和于大海的小饭馆，代表鞋料街的十来家鞋料店，也相继开张。只有吴家的“森茂鞋店”，至今还门板紧闭。但是，吴森茂并没有闲着，相反，他比别人还忙。别家卖的是鞋料，原有的货在那儿，有啥卖啥，一切都是现成的，只要选个时机，开张营业，坐等顾客上门就行，什么货卖缺了，再进也来得及，一般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吴森茂开的是鞋铺，要重张旧业，除了准备材料，他还必须雇好伙计，联系好买家，安排好外件……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其实，吴森茂动手还是比较早的，沈城一解放，大局已定，他就开始做准备，整天在外边跑。几个老伙计，他都见了，也说定了，只等他招呼，就来干活。做外件的几家，他都去了，他们巴不得早点儿取回活儿来。城里的老客户，几家大鞋店、大商场，他都拜访了，他们也都愿意继续和他签单，订他的货，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是什么？就是钱！吴森茂的“森茂鞋店”，名为“店”，实则是“厂”。他做鞋，并不是自做自卖，而是按订单成批做给商店，商店再加价零卖。这样一来，在和商店交货结账之前，吴森茂是见不到钱的。不管订单多大，完成订单的一切花销，都必须吴森茂自掏腰包，这个本儿可就大啦！首先是雇人，吴森茂用的都是老伙计，叫人家来给你干活，你总得先给点儿安家费吧，都闲在家里这么长时间了！这是一笔。做外件，又是一笔。特别是进材料，那是个无底洞！你知道有几家客户下订单，订什么鞋，订多少？你得随时准备好钱，依据订单进料，少一点儿，也做不成鞋。订单多，订数大，还得随时准备添人。除此而外，鞋店每天的挑费，家里的用度，哪儿不得用钱？钱从哪儿来？吴森茂手头的闲钱，都叫他买地了。现在用钱，只好卖地。可是，李志忠年前的一个口信——土改，让他重开鞋铺的所有前期准备工作，都白干了。像是扬花吐穗、正待灌浆的庄稼，遇到了掐脖旱，只能颗粒无收。吴森茂在鞋店上，已经无戏可唱，为了一家人的饭碗，他只好另谋生路。想来想去，吴森茂觉得，还是开个小鞋料店比较合适。一是本儿小。二是，夫妻店儿，不用雇人，可以免去剥削之嫌。
　　三是，和大家扎堆儿，不显山不露水，还可以借上鞋料街的名气，招揽顾客。于是，吴森茂开始双管齐下，积极为开鞋料店做准备。一方面，翻家底儿，卖东西，筹集钱。另一方面，改门面，变鞋店为鞋料店。他先是叫李爱媛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找出来：两根准备给女儿打首饰的金条和几个小宝儿，拿出去卖了。卖到哪儿，卖多少钱，吴森茂不说，李爱媛也不问。再就是吴森茂光复前后泡破烂市儿淘换来的那些“宝贝”：美制的成套修汽车工具，俄国三十二件套的银餐具，日本黑红漆套装木碗碟，闹不清真假好坏的所谓“古玩玉器”……凡是能卖的，全卖。只有“叽嘹”留给他的东西，他一动没动。吴森茂一边折腾东西凑钱，一边收拾屋子，准备开他的鞋料店。本来他还想等一等，怕人家舀完他乡下那一瓢，再来舀他城里的缸底子。不想，共产党给他吃了“定心丸”，说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地要分，城里的产业不动，吴森茂这才下定决心，重开买卖。光复前为了供二三十人干活腾出的前屋，后来因买卖不景气，早已恢复了原样：前里屋重又打起了隔断，前半间供三四个人干活，后半间吴森茂两口住。后屋给四个男孩子睡，大丫头和樱子住小下屋。后院的防空洞，在发生柏岁私藏军火事件后，早就平掉了。现在吴森茂要干的，就是把前里屋的前半间和前外屋拾掇出来。
　　初夏，一个晴和温暖的早晨，鞋料街上，又一家新的鞋料店——“森茂鞋料店”开张了。
　　店老板吴森茂，身穿崭新的蓝卡叽布四兜干部服，头戴蓝制服帽，脚蹬千层底黑布鞋，一副新中国商人的打扮。开板后，少不得要放一通鞭炮，以示庆贺，街坊邻里都来道喜，吴森茂打拱作揖，连说“同喜，同喜”，笑脸应酬。
　　等人散去，吴森茂坐在那里，看着货架，心里却空落落地，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吴森茂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底细，店是开起来了，大面上也还看得过去，但进货却少得可怜。橱窗上，看得见的，确实摆满了货，可货架子上呢？五层的货架子，只摆满了中间三层；就这三层，还又半数是鱼目混珠的空盒子……货，摆到橱窗里了，装货的空盒子摆在货架上滥竽充数；或是盒子里的货摆在货架上，盒盖儿扣在旁边占地方——一盒货当两盒摆。就这样，也只能勉强摆满三层。货架子的上层，摆了一些能占地方的匹布和整匹的料子，看上去挺扎眼，实际上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谁都知道，鞋料店是不卖面料的，面料在布铺卖。吴森茂摆上它们，根本没指望卖出去，他完全是为了装点门面，免得货架空着难看。反正这是做鞋剩下的，也不花本儿，权且拿来充数，但这也只能摆一层，最下边的一层还得空着。这回吴森茂没办法了，连聊以充数的东西也找不到了，万般无奈，吴森茂只得用布帘遮上，就说是怕下层东西在扫地的时候着土，掩人耳目呗！
　　可是，吴森茂仔细一琢磨，不禁自问：这是糊弄谁呐？是糊弄顾客，还是糊弄自己？做买卖，货源不足、货种不全、货码不齐，顾客要嘛没嘛，要仨有俩，要一斤没八两，这买卖怎么做？拿什么赚钱？他现在虽然还不是“要嘛没嘛”，但也不过是“有嘛卖嘛”，离“要嘛有嘛”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呐！凭他现在这点儿货，好说能应付几个掌破鞋的和个体户；稍微像点样儿的大买主，他一个也答对不起。更主要的是，没有值钱货，像皮底胶底，皮掌胶掌，大宗的牛、猪、羊皮；丝线、蜡线、渔网线。没贵重货，靠卖几把锥子，几两秋皮钉，怎么能赚钱？要赚大钱，就得下大本。这个道理，是人都懂，可凭吴森茂现在的实力，大本，他肯定拿不出来；可是，再翻翻箱底儿，想法充实充实货架，或许还行。可是，再翻箱底儿，就只能动李爱媛的穿戴，不知媳妇愿意不愿意。吴森茂有点儿犹豫，心说：算了吧，先卖几天看看，实在不行，再说。
　　吴森茂的小店开张后，买卖还不错。这或许是因为新店，开市大吉，人们喜好图个吉利，凑个热闹；或许是因为吴家的门面宽敞，大橱窗显眼——在这条街上，像这么豁亮的店铺，仅此一家。可是，几天下来，吴森茂越来越觉得不行，从表面上看，小店生意兴隆，人们进进出出，实则卖不出几个钱来。吴森茂访听了一下，他一天的营业额，还顶不上人家的一笔大买卖，这怎么行？无论如何，必须筹钱进货。于是，吴森茂下定决心，讪着脸找媳妇商量，没想，一开口，李爱媛答应得挺痛快。第二天，吴家没开板，等孩子上学走了，李爱媛开始翻箱底儿。她首先从炕柜里掏出一个和点心匣子差不多大小的红漆木盒，拉开盖儿，倒出一大堆首饰，什么金、银、玉镯，金耳环、金戒指，孩子们的金的、银的长命锁，吴森茂拴金链子的老怀表，几块东洋手表……吴森茂拣巴拣巴，包成一包，放在一边。接着，李爱媛开始翻炕柜，开皮箱，开木箱，找皮货：几个水獭领子，一顶貂皮帽子，一件狐腋大氅，四个整火狐围脖，一件用整条黄鼠狼尾巴缀成的上衣，还有一些连李爱媛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皮的长袍短褂……李爱媛只给自己留下一件羔皮长袍，给吴森茂留一件貉绒大衣，其余的，全给丈夫包起来了。
　　吴森茂在一旁看着，觉得有点儿不忍心。“要不，你再多留几件衣服？还有首饰，拣你喜欢的。”
　　“别，”李爱媛说，“不留了，反正也穿不出去，戴不出去，还是先顾买卖吧。”
　　“也好，”吴森茂陪着笑脸儿说，“以后买卖好了，挣下钱，咱再买。”
　　“那倒不必，”李爱媛说，“首饰，我总共没戴过两回，整天泥呀水的，咋戴？
　　至于毛皮衣服，好些我压根就没动过，放那鼠咬虫嗑，还不如卖了。”
　　话虽这么说，但吴森茂心里明白，媳妇还是有点儿舍不得——女人嘛，哪有不爱攒东西的？果不其然，李爱媛发话了：“倒是你那些‘破烂’，早该卖了。这些东西，好歹还有点儿用，你那些破画能干啥？”
　　“画？”吴森茂瞪大了眼睛，“你是说‘叽嘹’留下的那些？”
　　“是呵，”李爱媛说，“你不是说，哪一张都值半条鞋料街吗？卖一张就足够进货了！”
　　“不行，不行，”吴森茂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儿，“那东西，绝对不能动！‘叽嘹’
　　大哥……”
　　“‘叽嘹’，‘叽嘹’，”李爱媛有点急，眼泪都出来了，“你的‘叽嘹’大哥还不知道在哪呐！说不定早死……”
　　“人死了，画还在。你别忘了，他那些画可是几条人命换来的！你给我记住了，俩字：‘不露’，以后千万不要再提这事儿！”
　　以后的几天里，吴森茂整日在外边跑，小店就留给李爱媛看着，反正也做不成什么像样的买卖。没出十天，“森茂鞋料店”整个变了样儿。装点门面的空盒、空筒，一扫而光；滥竽充数的布匹撤掉了，挡在货架下层的布帘摘去了；三面墙的五层货架，摆得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大至整张的牛皮，小至钉钉扣扣，无所不有，而且存货充足，有些东西，前屋放不下，还搁到了小楼上。
　　看着自己货物充足的小鞋料店，吴森茂几个月来一直阴沉的长脸，头一次露出了笑容。
第35章 历朝历代都干不成的事(1)
　　这一年夏天，鞋料街相继出了两档子事，这在人们的心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第一件是，街西头的严文井被抓起来，下了大狱。
　　严文井，外号严大个子，又叫严大杆子，顾名思义，此人又高又瘦，一家三口——两口子带个要来的闺女，他们自己没生养。严文井原是开大烟馆的，后来烟馆关张，他赋闲在家，啥也不干。他家的三大间门面房，整天关着，连他家的人也很难见着，谁也不知道他何以为生。夏天，严文井突然做起小买卖来。卖什么？说来可怜，卖烀苞米。早玉米“六月鲜”下来，他个柳条筐，早出晚归，说是卖老玉米，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卖。一家三口靠这生活，难点儿！但严文井卖得挺上心，一夏天，早晨筐出去，晚上筐回来。一天就卖一筐老玉米？咋不见他中间回来上货？人们不免有些议论，可议论归议论，谁也不管这种闲事。加之严文井为人闭塞，和谁也不交往，所以没人过问此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嘛！
　　入秋，严文井果然出事了，听说，他是以卖苞米为幌子，偷偷倒腾大烟，结果被人告发，蹲大狱去了。
　　第二件是，于大海的饭馆因不正当经营，被查处。
　　于大海，外号于胖子，排行老四，他有个三哥，叫于大明，是个罗锅，和他毗邻而居，也是开小鞋料店的。于胖子自幼学厨，手艺不错。他自己开了一家小饭铺，也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饭铺，买卖兴隆，后来发达了，还盖起了一座二层楼。解放后，这条街上第一个开张营业的，就是他的小饭铺。两间门面，摆四五张桌子，橱窗上摆几样小菜儿，后屋做厨房，楼上住家，买点饺子、面条，炒几样便宜菜。于胖子一人忙前忙后，既当大师傅，又当跑堂的。半年多的时间，于胖子起来了！他重修门面，腾出二楼，请来大师傅，雇了跑堂的，要干大的了！原来“于记饭铺”的小木牌，换成了“大海饭庄”的金字横匾；玻璃窗上写着“家常便饭，经济小吃”的纸条，变成了“南北大菜，包办酒席”，“红楼雅座，文明招待”
　　的大匾联。最招惹人的，是他那些“文明招待”：七八个女人，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有客陪客，没客就在门外叽叽喳喳，扭来浪去，招徕顾客。于胖子的买卖，一下子火了。衣冠楚楚的男客，纷至沓来，楼上楼下，人头攒动。一天到晚，炒勺的“叮当”声，跑堂的叫座声，饭客的猜拳行令声，女招待的尖叫浪笑声，不绝于耳，搞得鞋料街乌烟瘴气。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女招待们白天黑夜的吵架，互相对骂，那叫难听！你骂她是“骚货”，她骂你是“狐狸精”，这个说那个叫人啃了，那个说这个叫人摸了……啥解恨骂啥，吵得人白天不得安生，晚上睡不着觉。
　　街坊邻居对于大海颇有微词，吴森茂更看不惯：“挺大个老爷们，靠女人赚钱，吃软饭，不地道！”
　　终于有一天，吴森茂忍不住了。因为他发现，他的大儿子松年，也挤在人群里，看女招待们吵架。这还了得，伤风败俗，搞臭了这条街不说，带坏孩子可是大事！吴森茂责罚了松年，训斥了其他孩子，到晚上，他去找于大海了：“于四哥，咱们都是朋友，又街坊邻居地住着，我说话不见外，直来直去。你开饭馆，我管不着，可你不能这么闹腾，吵得四邻不安，还有你那些女招待，花里胡哨的，又扭屁股又飞眼儿，像啥样，你就不觉得寒碜？她们吵架骂出的那些话，你听了不脸红？
　　你就不怕人说，这‘大海饭庄’是个什么地方？四哥，这事你得管，管好了，咱们相安无事，管不好，可别怪我不客气！我把话说在头里，这条街上，看不惯你这一套的，可不只是我，大家碍于面子，都没说什么，心里可都憋足了火。你真把大伙逼急了，看你这买卖还能不能干下去！我不是吓唬人，信不信由你。”
　　于大海胖脸涨得通红，鼻头浸出了汗，连连点头，一迭连声地说：“我信，我信，你吴老弟说的话，我咋能不信？我管，我一准管，明天就管。这几个骚货，不要脸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她们！你老弟放心，不出三天，我准叫她们规规矩矩。
　　我的好兄弟，你无论如何得帮哥哥一个忙，叫老少爷们宽限我几天，过后我请客，跟大家陪不是！”
　　“你不用请客，也不必陪不是，”吴森茂说，“只要你安生儿的，没人不叫你发财，更不会砸你的饭碗。”
　　说完，吴森茂起身要走，于胖子死活拉住不放，非要亲自炒几个菜，和他的“吴老弟”喝几盅不可，吴森茂没答应。
　　过了几天，“大海饭庄”果然安静了，而且安静得有些过分，不仅没有了女人的吵骂声，连食客们的猜拳行令声也听不见了，甚至停业多日。等到再次开门，“大海饭庄”的横匾和板联摘下来，又换上了“于记饭铺”的木牌儿和“经济小吃”的贴纸，二楼关掉，大师傅和跑堂的走了，又只剩了于大海一个光杆司令。
　　这是怎么回事？吴森茂纳闷儿，是他找于大海时，话说重了？话再重，也不至于让他的买卖垮下来呀！他不过叫于大海管管他那些女招待，不要扰民，败坏这条街的风气，也没叫他不干呐！这是何苦，吴森茂有些后悔。
　　其实，于大海买卖败落，和吴森茂没有一点儿关系。此事与吴森茂找于大海谈话碰到一块儿，纯属巧合。实际上，于大海是叫共产党“整治”的，说他搞“不正当经营”，使用女招待揽客的做法被取缔，叫他停业整顿，还罚了款。究竟罚了他多少，他自己不说，别人也不好问，反正“大海饭庄”塌架了。
　　对这两件事，鞋料街的小老板们反应不一。对严大个子被逮，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他罪有应得，共产党干得对。对于于胖子的扰民饭馆么，大多数人也都觉得该管，认为这是共产党为鞋料街扫除了一害；但也有少数人，其中就包括吴森茂，又觉得对于胖子的整治，有点儿太过。他的那些女招待是不像话，可是，她们行为不端，可以管嘛，而且于大海也说了要管，何至于全部赶走？哪儿没有女招待员、服务员、售票员，乃至女工人？至于罚款，也应该，但罚款是为了教育，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怎么就把一个火爆的饭店，罚趴架了呢？这未免有点过分。由此想到他们自己的买卖，不免产生一丝兔死狐悲之慨。
　　接着传来的消息，更是叫人震惊不已，说是四城八门的所有窑子街，全被查封了。老鸨、“王八”被抓，妓女被教育改造，择偶从良，连散见各处的暗娼、“野鸡”和“半掩门子”，也全被一扫而光。大烟馆被取缔，制毒、贩毒、吸毒的，全逮。重者，像严文井，判刑坐牢；轻者，管制教育，改造后释放。全市的赌窝子都被端了，抓赌头，收赌具，管制赌棍，教育赌徒……据说，这叫清洁城区，整顿市容，准备迎接重大庆祝活动，但不知庆啥，祝啥？
　　鞋料街的小商人，都是正派人，他们一不嫖，二不赌，三不抽，共产党禁毒禁赌禁娼，禁不到他们头上。相反，抓走害人的严文井，赶跑扰民的女招待，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根本不了解共产党，他们对共产党既无好感，也无恶感。国民党骂他们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八路进城半年多了，也没见人家乱来，可见国民党所言不实。至于共产党杀富济贫，和他们关系也不大，因为他们虽不是穷人，但也不富；杀他们，济不了贫，看样子，共产党也没有杀他们的意思。就是传说要搞的土改，对他们是个打击，因为他们大都有地在乡下，不过，人家要分，他们也没办法，好在他们都不指望它，分了地，还不至于断了他们的命根。不管怎么说，新政权还没碍着他们什么。倒是这“三禁”，共产党干得是真漂亮！就连因土改而对共产党没有好感的吴森茂，也不能不为它竖大拇指。
　　“漂亮，共产党这几手干得就是漂亮！”吴森茂又要神侃了，“也真他妈邪门儿，历朝历代禁不住的烟、娼、赌、盗，共产党说禁就真禁了。就说这烟吧，大清国、满洲国、国民党，哪个不禁？又有哪个禁住了？小日本儿厉害吧，宪兵队、辣椒水，打呀，杀呀，还不是卖的照卖，抽的照抽。老蒋搞‘新生活运动’，带头喝白开水，决心多大，还是没用。要我说呀，不是禁不了，是不想禁。真禁，像共产党这样，来真格的，不就禁啦！就说日伪时期吧，小日本儿自己办官窑子，它能禁娼？国民党的官吃喝嫖赌抽，它能禁什么？”
　　“话是这么说，”郭万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程咬金还有三斧头呐，关键是看后边还有没有续招。”
　　“是这话，”张春生说，“就看这三把火烧完，下边还咋办啦？”
　　是啊，那就等着瞧吧。不过，共产党这头三脚，算是踢开了，至于下一把火咋烧，烧谁？那也只能等着瞧。
　　这一年的秋末，鞋料街的人们终于明白了，共产党前一段时间，为什么搞“三禁”、“清洁城市”，为什么花大力气，“整顿市容”。原来为的就是十月一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天，整条北顺城街被装点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临街的工厂、商店、铺户、住家，门前都挂起了崭新的五星红旗。第一次挂出的新旗，带着清晰的折压痕迹，在秋风中猎猎飘扬。巨大的领袖画像，长长的大红横幅，成片的彩旗，铺天盖地的花花标语——像过年贴对子，贴门神，贴“福”字，贴门挂，怪红火，怪喜庆的。
　　北顺城街直通市府广场，市政府大楼前新搭的主席台，是此次庆典的中心，接受检阅的队伍要去市府，必须从这里通过。
　　上午十点，阅兵开始。陆、海、空三军，排着严整的方阵，踏着军乐的节拍，迈着齐刷刷的步伐，新人、新衣、新枪，威武雄壮。马队过来了，一队队白马排成的方阵，白得像一片雪；一队队黑马排成的方阵，黑得像一摊煤；一队队红马排成的方阵，红得像一团火。马蹄踏响青石路面的声音，震得人心突突乱颤。机械化部队过来了，一辆辆崭新的六轮大卡，上面端坐头戴钢盔、手握卡宾枪的战士，疾驰而过。一队队马拉炮车，铿锵驶来，马上坐着御手，小炮炮口平指，大炮炮口朝天，马蹄，车轮滚滚。一排排坦克，“突突突”喷着黑烟，履带把电车道中间的碎石，卷起一房多高，漫天飞舞，青石路面，被轧出一道道白痕……
　　群众游行开始了，形式和庆祝元旦时差不多，阵势比那大。成片的领袖像，红旗的海，彩旗的浪，举着镰刀、斧头、钢枪的工农兵，花花绿绿的秧歌队，蹦蹦跳跳的高跷，滴溜乱转的旱船和跑驴……除了这些老节目，还增加了洋乐队，队员穿得像民国的大总统，大喇叭有酱缸盖子大，绕脖子好几圈儿；大鼓不是平着敲，而是竖着挂在肚皮上，横着打；吹拉的家伙稀奇古怪，挺新鲜。还新增了花棍儿和花鼓，特别是大彩车，上边有整座工厂，山川田野，甚至有整台大戏……整个游行过程，口号声震耳欲聋，歌声此起彼伏，鼓乐喧天，鞭炮齐鸣，真叫热闹！
第36章 历朝历代都干不成的事(2)
　　从这一天起，一个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家诞生了，这一天也就成了中国人最大的节日。自此以后，每年的这一天，都要这样举国庆祝，而且要一直庆下去，直到永远，要不怎么游行队伍要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呐！但现在它还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嘛。以前那个中国，是旧中国。新的就比旧的好，这是常识。鞋料街的人们，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成了新中国的公民，开始过新生活。
　　新生活，是挺新鲜，首先是喜事多。自此以后，隔三差五就游行，不是庆祝某战大捷，就是庆祝某城解放，举城欢庆，万人空巷。
　　不久，顺城街也搞起了自己的秧歌队。每到庆祝什么的时候，游行队伍就拉出来，在当街转一圈。前边有写明庆祝什么的横幅打头，后边是红旗、彩旗和街道干部、积极分子组成的游行队伍，最后是秧歌队。秧歌队的响器很简单：一面小鼓，两只喇叭，两三个小镲。扭秧歌的人自备行头，有什么穿什么，啥也没有就穿平常衣服，从街道领一根彩绸系在腰上，也能凑合。游行开始，有人领着喊口号，无非是“庆祝”、“欢呼”之类，当然也少不了一大串的“万岁”。喊完口号，鼓乐声起，秧歌队就扭起来了。会扭的，扭；不会扭的，跟着走也行，只是不要忘了，时不时地甩几下绸带子。因为每次都是举国欢庆，所以每次都要家家动员。在鞋料街这十来户里，别人家老的老，小的小，都可以推脱，唯独吴森茂推脱不过，因为他有五个孩子。街道干部来的次数多了，吴森茂总是回绝人家，怕自己吃罪不起，只好转求孩子。大小子松年和大丫头梅龄死活不干，小小子槐寿不会扭，小丫头樱子胆小，最后只剩下柏岁了。柏岁没等父亲开口，自告奋勇，挺身而出，答应出去参加秧歌队。这让吴森茂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也让李爱媛忙得不可开交。她找出大女儿小时穿过的花旗袍，翻出自己作姑娘时蓄下、结婚上头时剪下的二尺多长的大辫子，给柏岁穿装打扮，涂脂抹粉，扮成一个花姑娘。这下可出彩喽！秧歌队有他而增色，街道干部因他而增光，围观者为他而增加。鞋料街的人，谁不想看看吴家的假丫头。还别说，吴家这个假丫头，不仅扮相好，扭得也浪，不时引来阵阵喝彩。
　　吴森茂和李爱媛自然也要带着孩子出来看，一家六口，排成一排，像检阅似的，指指点点，有说有笑。吴森茂挺直腰板儿，倒背双手，脸上露出一种矜持的微笑，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得意得很！特别是樱子，一见柏岁过来，弯腰弓背扯着脖子喊：“吴柏岁，假丫头！假丫头，吴柏岁！”
　　整个鞋料街，笑声一片。
　　偏巧，这一学年的年末考试，又叫吴柏岁考了个全班第一。不仅如此，吴柏岁还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队。据说，这还是全国的头批，因为沈城解放早，比建国还早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所以，建队也早。还有人说，这儿童队，就是过去的儿童团，是小共产党，一个班评不上一个，全校也就那么几个，人里拔人，这是多大的荣耀！共产党坐江山，吴家出了个小共产党，这可是件大事，这说明，共产党的红色江山，也有他们吴家一份儿。顺城街１２０号的上空，突然升起一颗小五角星，红红的，光芒四射，这叫吴森茂足足晕乎了好几天。
　　１９５０年春，阴历年前，一天上午，李志忠突然来到吴家。只见他身穿一件黑色的长棉袍，腰系一条黑布带，棉袍的前襟掖起一角，露出白花花的棉袍里子，脚上穿一双厚底矮腰白毡窝，戴一顶褐色有毛皮护耳的毡帽头儿。头两眼，吴森茂还真没认出来，以为是打听道的乡巴佬。吴森茂认出自己的老丈人以后，赶紧把他让进屋，自己则习惯性地往外看，见路边啥也没有，这才反身进屋，和李志忠说话。
　　“您自己来的？”吴森茂问。
　　“可不自己，”李志忠一边把一个小筐交给吴森茂，一边回答，“还能有谁？”
　　吴森茂接过小筐一看，棉垫下是多半筐用谷糠楦着的鸡蛋，筐梁上拴着两只煺了皮的冻兔子。
　　李爱媛帮父亲脱掉外衣，安顿他在炕头坐下，给他手巾擦把脸。吴森茂沏水，倒茶，递烟。等李爱媛到后屋做饭的工夫，吴森茂急不可耐地问：“怎么，土改的事儿完啦？”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李志忠说，“土改没完，咱家的事儿，大概就这么着了，怕你们不放心，我先来说一声。”
　　“那就说吧，”吴森茂急于知道详情，“到底咋定的？”
　　“你不在农村，没你的事。”李志忠说，“我呐，原来不是说要定我个‘经营地主’么，结果没定。因为我压根就没经营，也不会经营。多数地，我连在哪儿都不知道，咋经营？就是大五十垄和刀把地，我和大来子分种了两年，实际上我啥也没管。大来子不错，净给我说好话，为这，差一点儿叫人家定成‘二地主’。”
　　“那到底是定上了没有？”吴森茂迫不及待地问。
　　“定啥？”李志忠说，“我都没定，能定他！”
　　“这就好，这就好。”吴森茂长出一口气说，“可我还是不清楚，总得定个啥吧？”
　　“你是说我？”李志忠说，“没定，不是‘经营地主’，就完了，没我的事儿了。
　　大来子么，好像是贫农，我也没记清。”
　　“这么说，”吴森茂略加思索，说，“农村没给您定，那您还是皮匠，手艺人。
　　好，不定好！”
　　“是有人这么说，”李志忠说，“我才回村几天，可不一辈子在外吃劳津。”
　　“这就好哇，”吴森茂直起腰，觉得轻松了许多，“了了我一块心病。这要是给您定了，再给大来子定了，我得悔一辈子！”
　　“地主成分没定，”李志忠转换话题说，“地可得分！”
　　“咋分的？”吴森茂又紧张起来，“你们，‘扫——’”
　　“‘扫地出门’？”李志忠说，“没有，和大家一样，也分一份儿。只分掉咱们的地和牲口大车，对了，房也得分。”
　　“那好，不‘扫地出门’就好！”吴森茂放心了，“别的先甭管，先说地，到底有多少要给分掉？”
　　“原来不知道，”李志忠说，“人家把地契要去，一总，我才清楚——”
　　“多少？”吴森茂急于知道自己的家底儿。
　　“一百零五垧。”
　　“多少？”吴森茂惊得大张着嘴。
　　“一百零五垧，”李志忠重复道，“就是一千零五十亩！”
　　“有那么些？”吴森茂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还说呐！”李志忠说，“上回我估算，就说有千儿八百亩，你不信，结果咋样？比我估的还多！”
　　“这么多……”吴森茂陷入了沉思。
　　“这么多？”李志忠说，“你不想想，前年你下了几回乡？发了疯似的，有地就买，少则百儿八十，多则二三百亩，加起来，可不一千多！”
　　“是呵，”吴森茂好像在回忆，“那阵子，那地，也不知为啥那么贱！”
　　“贱？”李志忠说，“你买的那是‘上当地’！”
　　“啥？”吴森茂没明白，“啥叫‘上当地’？”
　　“听工作队的人说，”李志忠解释道，“就是人家知道要土改，赶紧卖地，贱卖，给钱就卖。你呐，见地就买，买完被分，这不是上当嘛？”
　　“这么说，”吴森茂苦着脸说，“我是当了冤大头！”
　　“要不咋说‘上当’呐！”李志忠说。
　　“总不会都是‘上当地’吧？”吴森茂心有不甘地问。
　　“差不多吧，”李志忠说，“听人说，解放前三年的都算。”
　　“解放前三年，”吴森茂掐指一算，“四八年解放，四七，四六，四五，合着光复后买的地都算，我那些地可不都是——”
　　“还算个啥劲儿？”李志忠说，“地都分完，就等着划界了。哎，也多亏是‘上当地’！”
　　“这话咋说？”吴森茂不解。
　　“你不想想，”李志忠说，“要不是‘上当地’，我这个‘经营地主’还跑得了？准叫人家‘扫地出门’。你那可是一百多垧，阖屯就你的地最多，我们又没劳力，百分百地剥削，不划地主才怪！”
　　“原来是这样……”吴森茂无话可说。
　　“也亏得我不会管，”李志忠继续磨叨，“我要是真把你那些地都管起来，放佃收租，心黑手辣，就是‘上当地’，也得把我划喽！其实，划不划我，我还真不在乎，我怕的是划你。后来听说，城里的买卖人不划，不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
　　“这——”吴森茂讷讷，“我早知道了。”
　　“爸，”李爱媛插言了，“您还没说咋分的呐，您和我妈有没有份儿？”
　　“有份儿，”李志忠说，“都有份儿，不分男女老少，均分，有一个算一个，每人十二亩半。”
　　“哪块地？”吴森茂问，“离家远不远？”
　　“就是大五十垄，”李志忠说，“说是照管我们俩孤老。”
　　“噢——”吴森茂又问，“那房子呢？”
　　“也分了，”李志忠说，“四户，每户半间，东西屋都隔断开；堂屋，一家一角儿；院子，四家共用；园子，西边小的归我，后边大园子，那三家平分。分，是这么分，人还没搬进来。”
　　“好哇，好，”吴森茂虚点着头，自言自语，“全分啦！”
　　“没全分，”李志忠打叉道，“‘浮财’没分，只把车马分了。”
　　“噢——”吴森茂明白了，“不过，还算好哇！”
　　时近中午，李爱媛端来酒菜，让吴森茂陪李志忠先喝着，等孩子疯跑回来一起吃饭。
　　“还不是因为李家人多，”李志忠说，“大扁头他们几个侄子又在会，说了我的实情，可怜我们两个孤老，要是由着大白眼那些‘赤贫’，非把我‘扫’了不可。
　　不光‘扫’我，还要进城分你们。”
　　“他敢？”吴森茂来气了，“共产党有政策，城里——”
　　“是呵，”“现在知道了，城里不许分，当时嚷嚷的可凶！”
　　“爸，您看看，”李爱媛插话了，“城里还有什么？除了七拼八凑开起来的这个小店，啥也没有啦！舀走一瓢？那一瓢是他大半辈子的积蓄！他买那些地，容易吗？起早贪黑，一个汗珠子摔八瓣儿，忙时，连我也得搭上，一干大半夜——钱是挣下不少，您问问，他敢随便花吗？自己做了一辈子鞋，他就没舍得穿一双像样的。夏天吃苞米，一个孩子给半穗儿；秋天买回香瓜，掰开分；吃个咸鸡蛋，一切四瓣……他的哪一分钱，不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挣呵，抠哇，攒呐，攒到一块儿，叫人家一气儿分个精光！呜——”
　　李爱媛说着，哭起来了。
　　“哭！”吴森茂说，“哭有啥用，能把地哭回来？认命吧，天生不该咱有地。”
　　接着，李志忠又讲了一些土改的情况，说地基本上分完了，就等着划界，丈量，插牌子了。他还特别告诉吴森茂，说大白马分给了四家，一家一条腿。
　　“什么？”吴森茂大为吃惊，“把大白马杀啦？”
　　“杀它干嘛？”李志忠不解，“没杀。”
　　“不杀，咋分一条腿？”吴森茂问。
　　“噢，”李志忠忙作解释，“是分给四家合用，一家核一条腿，不是杀了再分。”
　　“是这样。”吴森茂终于明白了。
　　孩子们赶饭点儿回来了，柏岁和樱子一见姥爷，跳上炕，一边一个，又搂又抱，亲热得不得了。李志忠自打进屋，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吴森茂大半辈子攒下的这点儿产业，就这么被分光了。去年乍听到这个晃信儿那个晚上，吴森茂简直痛不欲生，觉睡不着，整天心惊肉跳，只要一想起此事，心窝子里就一剜一剜的疼，足足闹了半个多月。后来很长时间，他都不敢想及此事，一想就犯晕，浑身冒冷汗。今天，事情真的发生了，吴森茂反而平静得很。因为，该悔的，都悔过几百遍了；该心疼的，也疼过劲儿了。明知道这都没用，还去悔，去痛，这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嘛！与其这样，还不如认命。不然咋办？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想法把自己的小店开好，今后全家的七张嘴，可就指望它啦！
第37章 情殇与婚变(1)
　　１９５０年夏，一个惊人的消息四处传开：朝鲜战争爆发了。一时间，谣言四起，纷纷扬扬，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啦”，什么“美国又要丢原子弹啦”，“联合国军已经打到鸭绿江边，就要进入东北”，“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闹得人心惶惶。
　　１０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运动，在全国展开。街上，几乎每天都有游行示威或宣传队伍通过。吴森茂的五个孩子，整天不着家。他们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队，到处去唱歌、跳舞、演“活报剧”，宣传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意义。
　　沈城的老百姓，通过报纸、电台和街头宣传，都知道美国是侵略者，中朝人民是亲兄弟，大家都懂得了“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全城动员，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响应高岗主席的号召，节约八百万吨粮食，支援抗美援朝”的大标语，贴得满城都是。鞋料街的工商户们也不甘落后，他们慷慨解囊，争相捐献，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
　　吴家除了捐钱，还要为孩子们买慰问品，做慰问袋。按照学校的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要给“志愿军叔叔”写一封慰问信，装在慰问袋里，寄给他们“最可爱的人”。吴家有五个学生，吴森茂每次必须买五份慰问品，李爱媛则要做五个慰问袋，真够他们忙活的！
　　一天，吴森茂正在念初中三年级的大儿子吴松年，很晚才回家，进门就哭丧着脸对父亲说：“爸，我不念书了！”
　　“啥？”吴森茂吃惊地问，“想休学？”
　　“反正不想念了，”吴松年说，“学校要征兵，我不想去打仗，打算退学。”
　　“征到你啦？”吴森茂问。
　　“还没有，”吴松年说，“不过，等征到头上，可就晚啦！”
　　“这个——”吴森茂有些委绝不下，“退学——你可想好喽。”
　　“有什么可想的，”李爱媛讲话了，“退就退，反正咱们不去打仗！”
　　一提到打仗，李爱媛就肝儿颤。别说自己的孩子叫人打死，就是缺个胳膊少条腿，她也受不了。别看她孩子四五个，她可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去为别人挡枪子儿！
　　吴森茂一看媳妇也替儿子说话，便转换话题问：“退了学咋办，干啥去？”
　　“我已经联系好了，”吴松年说，“我到北关图书馆去工作。在那儿，我还可以继续学习——自学。”
　　“你看着办吧，”吴森茂不再反对了，“不过，可别后悔，到时候别怨我。这可是你自己不念，不是我不供你！”
　　吴森茂对待孩子，一向态度分明：五个孩子，不分男女，有一个算一个，没偏没向，谁愿意念书，他供谁；只要有本事，念到哪儿，他供到哪儿——只要他还供得起。谁不愿意念，随便。现在大儿子闹退学，他也不想“牛不饮水强按头”，反正自己的路，自己走。“儿孙自有儿孙福”，他管不了那么多。
　　就这样，吴松年初中没毕业，就辍学，进区图书馆工作去了。
　　其实，吴松年执意退学，和征兵没有一点儿关系。说他怕征兵，只不过是为退学找借口，因为他知道父母，特别是母亲，怕打仗怕得要死；以征兵为借口，最容易说服他们，以达到自己退学的目的。
　　那他为什么非要退学呢？为情！
　　事情是这样的。
　　吴松年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同座的女同学叫张丽云。小姑娘长得挺秀气，白白净净，细皮嫩肉，活泼可爱，学习也不错。后来，松年的个头猛蹿，座位越来越靠后，俩人也就不再同桌，但仍是同班，直到小学毕业，整整六年。尽管如此，但俩人毕竟年岁还小，一般同学关系，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天缘巧合，小学毕业后，松年考上了沈城二十一中，报名的时候，却和张丽云不期而遇。原来鬼使神差，俩人不约而同地都报考了同一所学校，而且还被分在了同一个班。这回和在小学时可不一样了，两个老同学，在一个新环境里再次相遇，不免有些“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中学生了，已经用不着老师安排座位，在几十个陌生的新同学里，吴松年和张丽云这两个“老相识”，自然要坐在一起。老友相逢，备感亲热，共同语言也多。在一个新的集体里，吴松年和张丽云的关系，很有些引人注目，不久，他们就成了同学眼中的“一对儿”。那时，学校里的思想禁锢还不十分严厉，还允许男女同学自己交往，只是同班同学，不免有些闲言碎语。不过，这倒也没什么，反正吴松年和张丽云规规矩矩，又没影响班风，破坏班纪，谁能说出什么？一晃两年过去，到了初三——毕业班，情况急转直下，吴松年和张丽云真的开始谈情说爱了。俩人不仅一块复习，准备毕业考试，而且在一起商量毕业后的安排了。这也难怪，吴松年都十七了，早已长成了大小伙子，而且还是班上的美男子：高高的个，足有一米八多，体魄健壮匀称，长瓜脸，高鼻梁，心灵手巧，学习也好，成绩优秀。张丽云和吴松年同岁，也已经出落成个风姿绰约的大姑娘了。像他们这个年龄，放在农村，怕不孩子都有了，还不该谈婚论嫁？可是，就在吴松年和张丽云甜滋滋，火辣辣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全班同学正在作考前复习的模拟试卷，校教导主任突然来到教室，把张丽云叫走了，而且一去不返；不仅当天没“返”，第二天没“返”，而且以后也不再“返”了。这是怎么回事？同学们对此大惑不解，问谁，谁不知道；问老师，老师讳莫如深，只字不漏。吴松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听，可什么也打听不着。相反，别人还都来向他打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张丽云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使吴松年又急又烦，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要知道，吴松年还只是一个青春刚刚萌动的少年，唯其如此，他那种想尝爱的禁果的劲头也就特别大。他和张丽云之间的关系，多是倾心和爱慕，很少有爱的表白，更无爱的行动，唯其如此，他心里的那股暗劲，也就特别强烈。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剩下这么一个孤零零的痴情少年，这滋味能好过？张丽云临走，连句话都没留，打听吧，打听不着，到她家里去找，先是不让进门，后来干脆搬走了，这可叫他如何是好！吴松年就这么懊悔、烦恼、担忧、思虑、想念……整天神不守舍，连毕业复习也没心思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位对吴松年印象颇好的老教师告诉吴松年，叫他死了那条心，别再想着张丽云了，因为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大官，当上了团长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吴松年的心里，像“腊月天吃冰棍儿——一凉到底”，人也像破皮球被人捅了一锥子，完全泄了气。如果抢走吴松年爱人的是蹬三轮儿的，或是开小铺的，他至少还可以找他理论理论，甚至可以和他玩儿命，一听说是大官娶了他的女朋友，吴松年连个扁屁也没敢放。别说他不敢找人家，就是敢找，也摸不着人家大门在哪儿，所以，吴松年只好把这口恶气，憋在自己的肚子里，拿自己撒气，干脆，书不念了，离开这该死的学校，于是借口怕征兵打仗，说服父母，退学进了图书馆。
　　世上的事情，真是无独有偶，就在吴森茂的大儿子为失去女友而失魂落魄的时候，吴家西邻的张春生家也打成了一锅粥。
　　张春生，今年整四十，比吴森茂小两岁。此人长得又高又瘦，满嘴镶着金牙，所以，人送外号“大金牙”。“大金牙”原籍山东，小时念过几年私塾，文化底子不薄，二十来岁出来学做买卖，先是关里关外地跑单帮，后来在沈城成家，在顺城街开了这家小鞋料店，现在，一家四口，生活过得满安定。最近给张春生家添乱的，不是外人，正是他自己的亲弟弟张春发。
　　张春发比张春生小五岁，今年三十五，人长得也比哥哥秀气，匀称。张春生出来混事儿的时候，张春发还在念书，而且念的是省城的洋学堂。高中时期，按照家乡的惯例，张春发早早讨了老婆，生了孩子。张春发结婚两年，孩子不满一岁，高中一毕业，也出来了。他说出来找哥哥，学做买卖，从此音信皆无，山东和沈城，两头不见人，也不知他跑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一晃十几年过去，沈城解放，一天，张春发突然来到哥哥家，这倒把做哥哥的吓了一跳，以为是活见鬼了！细一唠扯，这才知道，原来当年张春生根本没来沈城找哥哥，而是投奔共产党，干革命去了！先是抗日，后来反蒋，一直在南满一带做群众工作。沈城解放，张春发随军进城，当上了区长。现在来看哥哥，这也算“衣锦还乡”！哥哥嫂子自然为弟弟高兴，为张家高兴，更为乡下的弟妹高兴。
　　“弟妹不容易，”张春生龇着满口金牙说，“一个人在家，侍候小的，孝敬老的，家里地里，紧忙活。这十多年，咱家全靠她啦！”
　　“兄弟，”张春生媳妇说，“你这儿安顿得咋样啦？啥时把弟妹和孩子接来？”
　　本来张春生两口和弟弟聊得挺好，没想到，他俩一提弟妹，张春发的脸，“唰”地沉下来了，而且没再多说什么，借口公务繁忙，起身就走，只是临出门，答应过几天有空，再来看望哥嫂。
　　张春生两口不明就里，以为弟弟真的官大事多，没敢强留。送走弟弟，张春生也没多想，高高兴兴提笔写信，立马把弟弟健在，而且当了科长的喜讯，告诉山东的家人。
　　出乎张春生意料的是，没过几天，山东的那位弟妹自己跑来了。
　　这位弟妹，大号孙月娥，三十有三，长相姑且不说，她那身儿着扮，实在不着看：上身一件黑棉袄，旁开襟，镶浅蓝色边儿，那叫怯！黑棉裤，扎白裤腿带，那叫土！一双民国后改造的脚，比裹了的脚大，比没裹的脚小，把一双鞋穿得扭扭歪歪；头上一个牛粪盘似的大鎝髻，落满灰尘草屑；说起话来，一口山东腔，嗓门儿还特别大。
　　自从孙月娥来到张春生家，张家可就乱了套。头一天还好，第二天张春生把弟弟叫来，本打算叫十几年没见的两口亲热亲热，然后就叫弟弟把弟媳接到单位去。
　　没想到，俩人在小后屋没呆上多会，就大闹起来，张春发骂，孙月娥哭。过会儿，张春发出来，说他和孙月娥是父母包办，封建婚姻，非要离掉不可，还抱怨哥哥不该把他老婆弄来。张春生未及申辩，孙月娥又追出来了，扯着大嗓门，又喊，又哭。张春发一气之下，甩袖子走了，丢下孙月娥一个人干号：“俺是明媒正娶，他自己上门相亲，哪个包办哩？他一走十几年，闪下俺在家守活寡，为他管老的，养小的，地里刨，家里干，现如今，他当了官，在城里享福，就要抛撇咱，他那心长到肋巴骨去啦？良心叫狗呔啦？要离，早十年他咋不离？现在想离，作你娘的大逑梦，俺就是不离！”
　　孙月娥满心欢喜地大老远从山东赶到沈城，满以为和丈夫久别重逢，能有一出大团圆的好戏，没想到，等着她的却是大吵大闹和离婚。万没想到，自己苦守“寒窑”十多年，等来的不是薛仁贵，而是陈世美，这口气，叫她如何咽得下去？
　　她憋足了劲，只等张春发再来，好好和他理论理论。实在不行，她就和他见官，公了此事，告他个喜新厌旧，忘恩负义！你道这女人为何如此了得？原来人家也非等闲之辈。孙月娥虽是农村妇女，但人家家在革命老区，自幼受革命思想熏陶，很早就参加革命工作，资格恐怕比张春发还老；抗战时期，支援游击队打日本，当过村妇救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支援八路军打老蒋，当过支前模范，参加过县里的劳模大会；现在还是村妇女主任、村党支部委员……只可惜，张春发只来过那么一次，就再也不来了。孙月娥等了好几天，没等来张春发，等来的却是区长的大秘书。此人姓董，年轻，也就二十多岁，机灵，会来事儿，能讲，有理论，有涵养，总是笑呵呵的，从不耍态度。
　　一开始，孙月娥气大劲足，见面就吵，又哭又闹。董秘书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满怀同情地听孙月娥诉苦，很少插话，更不劝解。来过两次，等孙月娥闹够了，说累了，董秘书开始心平气和地给孙月娥摆事实，讲道理：“大嫂，你说的都对，我也都懂。这十多年，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我完全想像得出来。明摆着，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外头，公的、私的，全你一人，容易吗？不容易，太不容易啦！可以说劳苦功高，劳苦功高哇！要知道，你这苦可没白吃，你这是在为革命作贡献，大贡献。你自己亲身参加革命工作，咱先不说，就说你管这个家吧，那是为啥？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不，那也是干革命，为革命作贡献。你想呵，若是没有你日夜操劳，维持那个家，张区长能安心在外边干革命？单凭这一点，这革命的胜利，就有你一份功劳，所以我们大家，当然喽，也包括张区长，都非常感谢你，敬重你。你是革命老区妇女的杰出代表，是我们的解放事业的大功臣，我得好好向你学习。
　　“可话又说回来了，这十几年，张区长他容易吗？也不容易。他那可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出生入死。现在革命胜利了，他当上了一区之长，这就享福了吗？没有！你是不知道哇，区长是那么好当的吗？几十万人的事，事事都得管，担子重得很！辛苦呵，那是真辛苦，你想都想不出有多辛苦——”
　　“他辛苦？屁！”孙月娥突然打断董秘书，气呼呼地说，“他那么辛苦，还养得白胖白胖的！”
第38章 情殇与婚变(2)
　　董秘书听了，先是一愣，眼珠一转，随即笑道：“嘿，嘿，嘿，大嫂，这你就不明白啦！正因为首长太过辛苦，所以才更需要好好保养，不然，怎么坚持革命工作呀？”
　　董秘书看得出来，孙月娥并没有搞通为什么区长越辛苦越胖的道理，但他也没再作进一步的解释，而是把话转入了正题：“大嫂，我这几次来这儿，一是为了看你，了解一下，你有什么困难，帮你解决解决；二呢，是想和你商量商量你和我们首长离婚——”
　　一听“离婚”二字，孙月娥像被电打了一样，立时火冒三丈：“离婚？没得门儿！他当官啦，就嫌弃俺，想抛撇俺，当陈世美？不中，俺就是不离呀！”
　　“大嫂，你别急嘛。”董秘书耐心地说，“凭良心讲，咱区长提出离婚，那绝不是因为嫌弃你。我们区长常说，你贤惠，孝顺，能——”
　　“屁！”孙月娥打断董秘书，说，“他说？他才没说哩，是你替他拣好听的说，给我灌蜜哩，我可信呐？”
　　“你看，大嫂，”董秘书继续道，“我干嘛骗你？真是我们区长说的。他不光夸你，还十分感激你。他提出离婚，绝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万不得已！”
　　“革命工作需要？”孙月娥又要发火，“什么革命需要陈世美，什么工作需要换老婆？”
　　“大嫂，”董秘书解释道，“这革命工作，有时确实需要——”
　　董秘书想说“需要换老婆”，但又觉得“换老婆”太难听，于是扭转话头说：
　　“革命工作是十分复杂的，一区之长，要管很多事情，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开会，要出访，要接见，要参加庆典——有许多场合是需要夫人出面应酬的。你以为这区长夫人是那么好当的？那是个苦差事！要有文化，要懂礼节，要善于交际，要——”
　　“你不用说了，”孙月娥说，“我明白，你是说，我拿不出去，上不了台面。不过，我告诉你，做姑娘的时候，我也是有眉有眼，细皮嫩肉的。我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我干的是什么活，又为什么那么干？现在嫌弃我了，他张春发还有没有良心？”
　　说着，孙月娥“哇哇”大哭起来。
　　“你不要这样嘛，”董秘书百般劝解，“我说过了，我们首长不是嫌弃你，他确实是出于工作需要。其实，做首长夫人是很难的，也很苦，但革命需要，再难，再苦，总得有人做吧。所以，这结婚，离婚，做夫人，不做夫人，全都得从革命的需要出发。你是老区妇女模范，当然懂得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这个道理。当然啦，离婚并不是什么好事，可革命需要，咱总得服从吧。说心里话，张区长是真不愿跟你离婚，可他也是没办法——”
　　“屁，”孙月娥又来气儿了，“他不愿离？鬼才相信！他个龟孙巴不得离了我，好另寻个梳大辫子、不穿裤子的！”
　　“是穿裙子的吧？”董秘书纠正道。
　　“一码事儿。”孙月娥说，“董同志，你不用说了，俺全明白。俺拿不出去，革命工作需要他换老婆，换个时髦的，好往场面上带。那好，要离，他离，俺不离。
　　你告诉他，叫他别想甩掉我，自己又不当陈世美！”
　　倒是老区妇女，见过世面，在这么个能说会道的大秘书面前，说话一点儿不打憷，真叫人佩服！
　　董秘书又来过两次，唾沫费了不少，可一点儿用都没有。孙月娥就是咬住一句话不放：“要离，他离，俺不离！”董秘书对孙月娥毫无办法，往后干脆不来了。
　　大约半个月后，董秘书再次来到张家。这次，他并不是为了说服孙月娥，而是给她下通知：张区长和她的离婚手续办完了。
　　孙月娥闹了半天，白费劲了。孙月娥咽不下这口气，自己关在张家后屋，痛心地哭了一场。哭够了，气儿平了，孙月娥走出后屋，对张春生两口说：“哥，嫂，俺的事，你们都清楚，今后咋办，还望你们给我拿个主意。”
　　张春生两口知道自己的弟弟和孙月娥离婚以后，也正在为孙月娥的将来犯愁。
　　按理说，孙月娥和张春发离婚后，她也就不再是他们的弟妹了，他们完全可以一推六二五，把她赶走了事。可是，情理上说不过去，良心上也下不去。不是么？人家守十几年活寡，侍候老的，抚养小的，为谁？老的，也是他张春生的父母；小的，是他张家的后代。要说欠情，他张春生也欠着人家孙月娥一份哩！再说，让人家守十多年活寡，末了又甩了人家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的亲弟弟。弟弟做了缺德事，自己心里就够愧的了，再落井下石，赶走人家，这也太不是人啦！可是，让一个已经不是弟妹的弟妹就这么呆下去，这也不是个事儿呀！这可真把张春生两口难死了。正在这个时候，孙月娥出来了，非叫他们给她拿主意，这不是难为人么！张春生咧着嘴，龇着大金牙，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才冒出一句：“月娥，老二做下的事，我们……”
　　“你家老二的事莫提，”孙月娥抢着说，“俺知道，不干哥嫂的事。现在只说我，我咋办？”
　　“你说咋办就咋办，俺们听你的。”张春生两口异口同声地说。
　　“哥嫂，”孙月娥说，“俺跟你们明说吧，俺是绝不再回山东啦！”
　　张春生两口一听这话，眼都直了。
　　“哥，嫂，别急，”孙月娥继续道，“你们听俺慢慢说。你们想呵，俺临来的时候，乡亲们都说，俺守了十几年，没白守，总算熬出头了，如今进城享福去啦。要是他们知道，俺叫人休了，那还不把俺笑话死，俺还有脸活吗？再说，他张春发这么无情无义，俺还回去给他养老的，带小的，俺贱哪？俺闲的？俺该他的？他的爹妈，他的孩子，叫俺养活？俺就够冤大头的啦！哥，您别生气，二老也是您的老人，我不是冲着您。您没少尽孝，二老对俺也不错，按理说，我不该这么做，可是俺没办法，俺得活人，谁没一点儿小性？谁也不是一团泥，人家爱咋捏鼓，就咋捏鼓。他不管俺，俺还管他？叫他自己养活那一家去吧，俺活俺的，从此各不相干！”
　　“月娥，”张春生说，“你说得对，都对。不回，就不回。家里的事，你别操心，叫他管；他不管俺管。就是你，留在……”
　　“哥，嫂，”孙月娥接过话茬说，“俺明白，哥这个家也不富裕，拉家带口的，挺难。俺在这，虽说不会白吃饭，可也帮不上大忙，不能呆长。俺想过啦，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请哥、嫂尽快帮俺找个主儿，不拘老小，不管孬劣，只要人家要俺，俺就跟他去；吃苦受累，挨打挨骂俺都不怕，俺认命了。只求大哥、大嫂在俺走道之前，留俺多住几天，呜——”
　　孙月娥说着，又捂着脸，大哭起来。张家嫂子也陪她一起抹眼泪，张春生则手忙脚乱地一通劝：
　　“莫哭，莫哭，哭啥子哩！有话好说，你不是要找人吗？俺和你嫂这就帮你找。要住，也中，想住多久住多久。”
　　从这时起，张春生两口就打定了主意，啥也不干了，一心一意帮孙月娥找对象，哪怕是上天入地，也要给他找个可心的人儿。两口子安顿好孙月娥，马不停蹄，一个往东，一个奔西，打算满世界找光棍去。单说张春生，他第一个造访的就是吴森茂。吴家没有老光棍，张春生此来与其说是找人，莫如说是散心。这些天，可把张春生烦死了，天天吵，夜夜哭，搞得家里鸡犬不宁。正好，现在还早，买卖没上人，吴森茂也坐在柜台后边，百无聊赖地望房箔呐。吴森茂一见张春生进屋，非常高兴，马上把他请进里屋，递烟倒水。张春生自然要讲他弟弟离婚惹出的那些烦心事儿，吴森茂不着边际地议论一番，最后劝解道：
　　“已然离了，那就是前世无缘，那就‘离了，离了，你好我好’吧！”
　　“‘你好我好’？”张春生气哼哼地说，“说说容易！咋个‘你好我好’？那边好了，离这个，娶那个，巴不得的！这边咋办？人家守了十几年活寡，又千里迢迢地跑来，结果叫丈夫蹬了，弄得回，回不去，住，住不下，你说咋办？”
　　“是呵，”吴森茂沉思着，说，“你们那边的事，我这也听了个大概。再回去，是不好办——‘唾沫星子淹死人’，叫她咋出门呀？”
　　“说得是哩！”张春生说。
　　“可住下去，”吴森茂继续道，“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你说愁人不愁人！”张春生说。
　　“依我看，”吴森茂说，“这个主意，还得你家弟妹自己拿。”
　　“拿啦！”张春生说，“老家，她肯定是不回去。她要改嫁，要我们在这儿给她找主。可我们，急切间，上哪——”
　　“等等，”吴森茂打断张春生的话，问，“弟妹真有这话？”
　　“这还有假？”张春生说，“她不说，别人谁敢出这种主意？”
　　“那倒也是。”吴森茂好像在琢磨什么。
　　“人家说了，”张春生继续说，“不讲条件，谁要她，她跟谁。”
　　“是这样——”吴森茂在考虑。
　　“怎么，你有人？”张春生急不可耐地问。
　　“人么，倒是有一个。”吴森茂欲言又止，“就怕——”
　　“谁？你说。”张春生使劲催促，“怕啥？这边没挑，老小，美丑，贫富——都中！”
　　“古——满——月。”吴森茂拉长声说。
　　“是不是那个开小铺的？”张春生问。
　　“没错！”吴森茂说，“年龄相仿，都三十多。两间房，一个小杂货铺，去了就当家，保管一切她说了算。你别小瞧这个古满月，那可是官宦家子弟，文化底子不比你薄，而且还是没开过荤的童男子！”
　　“这——”张春生心里没底儿，“这条件是不是太高啦？就怕俺那弟妹拿不出去呀！”
　　“未必！”吴森茂好像满有把握，“谁看不上谁，现在还很难说。干脆，咱趁热打铁，我这就去问，你等着。咱先探探他的口风儿，不行，就当没这回事儿，咱另想办法；行，咱再思谋下一步。”
　　吴森茂风风火火地出去了，李爱媛留在屋里陪张春生说话。
　　“古满月，你认识，”李爱媛说，“只是交往不多。老吴说的是实情，不过，这个人的毛病也不少：懒，笨，任嘛不会，就那个小铺，早晚叫他搞黄摊儿！”
　　“管不了那许多，”张春生说，“只要人家不嫌弃咱就行。他们的日子，他们过，我只图个清静。”
　　“成啦，成啦！”吴森茂回来了，他进门就嚷。
　　“怎么个成法？”张春生问，“快说说。”
　　张春生媳妇来了，一脸的兴奋之色。
　　“是这样，”吴森茂说，“我跟满月说了，他同意。那边也没条件，只要这边不挑他就行。”
　　“这可不是成啦？”在座的其他三人异口同声地说。
　　“话不能这么说，”吴森茂说，“我方才想了一下，虽然双方都说没条件，但还是应当叫他们见见面，那时两人同意，才算真成，所以我想，这婚姻大事，不能太草率，更不能操之过急。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春生和弟妹先回去，帮月娥收拾收拾，我呐，和你嫂子再找一趟满月，叫他也准备准备，咱们叫他俩下午见个面，若是他们都没意见，那就是成了，咱再考虑下一步咋办。”
　　大家都说好，于是，两家分头行动。吴森茂两口叫古满月出去洗澡理发，换身干净衣服，准备过晌相亲。张春生媳妇带孙月娥去洗澡，把大鎝髻剪掉，留起齐肩短发，换上城里人常穿的衣服，还专门给她那两只民国后改造的脚，买了一双小孩鞋。这一脋饬，还别说，孙月娥真像变了一个人，有模有样，起码年轻了十岁，挺耐看。古满月也不含糊，扁脑袋理个小分头，一身新干部服，白白净净，就是瘦点儿，也挺精神。过午，古满月来到吴家，吴森茂两口把他领到张家，张春生媳妇再把他送到后屋，让他和孙月娥见面。俩人在后屋不知说了些什么，没十分钟，古满月出来了。吴、张两家四口赶忙上前打问，古满月低着头，红着脸说：“就按大哥意思办吧！”
　　吴森茂故意打趣说：“你的终身大事，咋能按我们的意思办？得你自己说话，行，还是不行？”
　　“行！”古满月有些不好意思。
　　听了古满月这个字，四个人哄堂大笑。张春生媳妇和李爱媛急忙往后屋跑，转身回来，边笑，边说：“成了，这回真成了，里边也同意！”
　　下边的事情很简单，张家作娘家人儿，给准备了两套铺盖，算是嫁妆。无非是旧被褥，换个新里儿新面，没一个时辰，做完了。吴家权充婆家，这边没给东西，就包了点钱，算作给新媳妇的彩礼。古满月那边收拾收拾里屋，打扫打扫外屋，上街买点日用的东西，添些过日子的家什。两边稍作准备，向晚儿，张家两口把孙月娥往古满月那儿一送，吴家两口和古满月一接，货架上现成的糖果，一人吃一块，留下小两口，两对老两口走人！
　　从张春生提出给孙月娥找主，到孙月娥和古满月成亲，满打满算，不到一天。
　　这速度，够快的吧！至于登记，那是他俩的事儿，有空再说吧。
　　晚上，张家两口专门到吴家登门道谢，自打孙月娥提出留下就地找主改嫁，可把他们愁坏了。找对象不像买东西，掏钱就买。这大活人，哪那么容易就找到合适的，找到何时是了哇？没想到，吴森茂一接茬，当天就解决问题。一天云彩散尽，既治好了他们的心病，又卸下了他们身上的大包袱，他们能不千恩万谢？可在吴森茂看来，这根本就没什么。古满月是他的好兄弟、老相识，孙月娥无家可归，怪可怜的，成全他们，是应该的，是给自己积了一份功德。
　　要说孙月娥，不愧是革命老区的劳动模范，人家是真能干！结婚没俩月，她把古满月那个半死不活的小铺的存货，全倒出去了，落下几个钱，装修了门面房，盘起两个炉灶，架起两盘鏊子，摆上两张桌子，开起了“古记煎饼店”，门口挑起一面日本膏药旗似的幌子，玻璃上写着“正宗山东大煎饼”，带卖油条、豆腐脑。
　　生意那叫好，早中晚饭点儿，买煎饼的排队。孙月娥半夜起来磨豆子，点豆腐脑，天没亮就炸得了一大盆油果子，煎饼现摊现卖。这些活，全是孙月娥一个人干，古满月只能搭下手，收收钱。
　　人世间的事情，真是没法看，谁会想到，古满月这么个“有的吃，啥也不干；没的吃，啥都干”的二流子，居然当上了甩手掌柜，人模人样地，得意得很。转年，孙月娥又给他生了个千金，你说把他美的！
第39章 马扒皮的末日(1)
　　这一年的秋天，白天依然很热，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秋老虎”吧！
　　一天，吴森茂吃完早饭，骑上他的自行车，去东郊厂家联系进货。他不紧不慢地穿城而过，出小东门，绕大东门，刚刚走上城东大道，来到城郊。突然，一辆自行车飞快地从吴森茂旁边擦身而过，差一点儿剐着他，他下意识地一搂闸，单脚点地，停下了。没想到，后边跟着又是一辆，速度同样快，自行车“咯啦啦”响，几乎要被骑散架。吴森茂不由得扭头瞟了一眼。只见此人，弯腰弓背，半伏在车上，两眼紧盯前方，两腿玩儿命地蹬车，一阵风似的从吴森茂身边驶过，他只来得及和骑车人打个半照面儿。然而，就在这一瞬间，吴森茂却认出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一双贼眼，满腮连毛胡子，一脸横肉——马广志！
　　“马三驴子来这儿干什么？奔丧似的，车子骑得这么快，这是要去哪儿？”
　　吴森茂想着，不由得好奇心起，蹬起自行车直追上去。反正也顺路，而且就这一条大道，想不跟着走也不行，除非调头返回。
　　大路上，人少车稀，除了前边那两辆车，没别的车，吴森茂盯住目标，紧追不舍。突然，前边的两辆车停住了。吴森茂不敢停——他停，你停；他走，你走，那不是明告诉人家，你在跟踪。吴森茂只得放慢速度，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蹭。距离越来越近，吴森茂有点儿紧张，怕马广志他们再不走，他又不能停，叫他赶上。
　　“嗨，赶上就赶上，骑过去不就得了，就当没看见。”吴森茂自己安慰自己，自行车继续慢悠悠地往前走。吴森茂老远就看见，最前边的车上，下来个矮胖子，好像在车后边捡什么，显然是车上掉东西了。马广志虽然也停下了，但他没下车，而是单腿着地，侧弯腰，左手扶把，右手也在捡什么。马广志一边捡，一边往右边衣兜里装。看来，是头车上掉了东西，抛撒一溜，俩人再从两头捡。可他们捡的到底是什么呢？吴森茂继续前行，相距二三十米，他终于认出来了，他们捡的是钱！
　　花花绿绿的，整捆整捆的，而且都是大票子。吴森茂一见，差一点儿惊叫起来。恰在这时，小个子回到了自己的车旁，正在把捡回的钱，往挂在车把上的大旅行袋里塞。好家伙，一口袋全是钱，涨鼓鼓地，拉不上拉链。显然，钱捆子就是从那里滑出来的——塞得太满了。后边的马广志还在捡剩下的最后两捆钱，他一哈腰，装满钱捆的右衣兜往下坠，把衣服扯上去，露出裤腰。吴森茂清楚地看见，马广志后腰上别着个黑家伙——枪！吴森茂吓呆了，几乎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就在这时，小个子的头车启动了。紧跟着，捡完钱的马广志也蹬车走人，连头也没回，直向东方疾驰而去。
　　吴森茂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车骑到路边，停下，自己下车，腿一软，就近坐在马路牙子上了。吴森茂掏出烟，点上一支，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衣服全叫冷汗湿透了。吴森茂站起身，抖抖衣服，透透风。他仔细一看，这才明白，自己根本没骑出多远。从他认出马广志，到现在停车，骑出没有二百米，满打满算，用不了五分钟。可在吴森茂看来，就好像骑了几个点儿，跑了百十里，累得浑身要散架子。吴森茂知道，他这不是累的，是吓的。他太紧张了，骑在车上，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人僵僵的，像块木头，全身绷着劲，再加上一次次的惊吓，可不身心俱疲？
　　吴森茂抽了支烟，落落汗，衣服凉凉的，想站起来继续赶路，腿酸酸的。吴森茂早已没心思办货，干脆向后转，回家吧，好在出城还不远。等吴森茂嘎悠到家，都快晌午了，他一进门，二话没说，倒在炕上，就成了一摊泥。
　　李爱媛问他话，他不应，叫他吃饭，他不动，弄得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以为他病了。直到孩子们吃完饭，上学走了，吴森茂这才坐起身来，头一句话就是：“伙计，你猜我今天碰上谁了？”
　　“谁？”李爱媛反问。
　　“马——广——志！”吴森茂一字一顿地说，“马三驴子，马扒皮！”
　　“他！”李爱媛问，“你咋会见着他？说话啦？”
　　“说话？”吴森茂说，“我还敢搭理他？这一见，没把我吓死！能爬回来，就算我命大！”
　　“咋回事儿？”李爱媛不解。于是，吴森茂便把他去东郊办货，路遇马广志，他如何跟踪，如何发现钱和枪，一五一十地讲给李爱媛听。李爱媛脸都吓白了，说：“我的妈呀，他这是在干啥？”
　　“干啥？”吴森茂说，“准不是好事儿！那么多钱，全是整捆的新票，哪儿来的？”
　　“该不是抢来的吧？”李爱媛说。
　　“难说，”吴森茂说，“我看不像好来的。”
　　“幸亏你没理他，”李爱媛说，“这种人可招惹不得。”
　　“上次他姥爷来，”吴森茂回忆道，“说他陪马广志和一个什么小个子王连长打猎。你说，前边骑车的那个小个子，会不会就是王连长？他姥爷还说，他们都有枪，要组织什么地下军，说不定真干起来了。”
　　“那可咋办？”李爱媛很担心。
　　“有啥咋办的？”吴森茂满不在乎，“不干咱啥事儿，不沾他们的边儿就是了。”
　　吴森茂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他一出门，就听人说，昨天上午，城里的中街银行被抢，还杀了俩人。吴森茂只听了一句，转身就往家跑。
　　一进门，吴森茂立刻把李爱媛叫到里屋，对她说：“伙计，坏啦！中街银行被抢，还有人命，准是他们干的。时间对，昨个上午；地点也对，中街过去就是小东门，往城外跑，非走城东大道不可。”
　　“咋样，猜对了吧！”李爱媛吓得直哆嗦，“钱，就是抢的。胆儿真大，俩人敢抢银行！”
　　“俩人？不见得！”吴森茂说，“说书的讲，响马、胡子抢东西，先要派人踩盘子，到时候还要分工：有抢的，有望风儿的，有掩护的，有打接应的……得不少人，说不定是一伙。”
　　“那咋办？”李爱媛问。
　　“啥咋办？”吴森茂反问。
　　“你看见啦！”李爱媛说。
　　“看见咋的，我又没抢！”吴森茂说。
　　“可你知道是谁抢的呀！”李爱媛说。
　　“那咋啦？难不成还举他？”吴森茂说。
　　“举咋的，不行？”李爱媛说，“就他干的那些缺德事，枪毙他也不多！”
　　“不行！”吴森茂不同意，“没法举，我又没看见他们抢银行！”
　　“可你看到钱啦！”李爱媛坚持说。
　　“钱，什么钱？”吴森茂说，“谁的钱？多少？哪儿拿的？送哪儿？咱啥也不知道哇！”
　　“可你知道拿钱的是马广志呀！”李爱媛不依不饶。
　　“缺心眼儿！”吴森茂佯怒道，“人家若问：‘你怎么知道他叫马广志？你们认识？’我说啥？说‘我和他是连襟。’这不是惹火烧身吗，还叫我别沾边儿！”
　　“可说呐，”李爱媛明白了，“是不行！要不，不举？反正他也救过你的命，替他瞒下，算报恩吧。”
　　“这话不对，”吴森茂反驳说，“恩是恩，怨是怨，恩怨分明嘛。我的命是命，双杨镇人的命就不是命？他害了那么多人，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现在又抢银行，还杀人，怎么不该举？”
　　“怎么话都叫你说了，”李爱媛来气儿了，“你到底是想举，还是不想举？”
　　“想举，”吴森茂说，“但得有个举法，怎么才能既举了他，又不连带咱们？”
　　“那好办，”李爱媛说，“写信，不留姓名，不落地址，寄出去完事儿，不管了，谁找得着咱？”
　　“是这话，”吴森茂兴奋地说，“要不，咱写？”
　　“写！”李爱媛态度坚决。
　　“可有一宗，”吴森茂又犹豫了，“举了他，你二姐——”
　　“这你不用担心，”李爱媛说，“二姐的事儿，我知道的比你多。她巴不得早点儿灭了马扒皮，二姐恨他恨得牙根儿直！再说，那个家，压根儿就没指望过他，只能跟他遭孽。现在他又干这个，闹不好，得牵累一家子，赶紧把他除了吧，这个灾星！”
　　“要这么说，”吴森茂说，“咱还就真写了，只不过我这笔字……”
　　“咳，管它呢！”李爱媛说，“尽管写，错字、白字一起上，能看明白就行。其实，要紧的话，就几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了什么，最重要的是马广志这个名字和他的住址，有这些，他就跑不了。共产党的公安，可不是吃干饭的！”
　　“那——咱写？”吴森茂还要叮问一句。
　　“写！”李爱媛斩钉截铁地说。
　　于是，吴森茂两口开始攒信，俩人合计着写，写完了念，念完了改，改完了抄……百儿八十个字的一封信，俩大活人，足足折腾了一天。晚上，吴森茂骑车跑出老远，才把信偷偷塞进邮筒里。
　　１９５１年夏，学校放暑假了，柏岁和樱子又闹着要下乡。
　　算来，俩孩子已经足足有一年多没下乡了。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那个冬天，乡下正闹土改，他们自然不便去。１９５０年夏，一是土改刚完，乡下还乱，大人因为土地被分，心里窝着口怨气，谁也不愿意给他俩去裹乱；二是正赶上抗美援朝运动，学校搞宣传，他们没空，想去也去不成。那年冬天，李志忠倒是来了，可看样子，老头土改后的日子并不好过，人老多了，又黑又瘦，精神头也不济。柏岁和樱子倒是也闹着要去，但姥爷破天荒头一次把他们拦下了，说家里只住半间房，地方太小，院里又挤进三家，乱得很，没叫他俩去。现在是１９５１年暑假，土改带来的伤痛淡漠了，孩子从小生活在乡下，和那里有感情，再说，那里还有从小带他们长大的姥娘呐，一年多不见，孩子能不想？姥爷、姥娘能不想孩子？唉，算啦，别委屈了孩子，特别是樱子。想到这儿，吴森茂松口了：“去就去吧，去看看，能住，住，不能住，马上回来。”
　　“哎！”俩孩子答应着跑了。
　　柏岁和樱子坐了两个多小时火车，又走了八里旱路，兴冲冲地踏进姥姥家大门，一下子全愣住了。
　　原来干净、整齐、宽敞的大院，现在变得拥挤不堪，杂乱无章，肮脏得很。七八个柴草垛，堆在院子两边，高高矮矮，大小不一，乱柴禾满地都是。柴垛间夹杂着一个个肮脏的猪圈和鸡窝，臭气熏天。猪在圈里乱拱乱叫，几群鸡到处乱飞乱刨。房前原来的一溜整齐排列的大缸小坛，如今变成了乱糟糟的一片。进屋一看，堂屋里平添了三个锅台、三个柴堆和几口大水缸，把屋子四角全占满了，地下到处是脏水和柴草叶子……原来的东西屋两扇两开门，现在变成了四扇一开门。
　　柏岁和樱子悄悄地走近西南屋门，扒窗户往屋里看，见姥娘正一个人坐在炕上缝什么。俩人推开门，姥娘连头也没抬，问了声：“回来啦？”
　　“姥姥！”柏岁和樱子大叫一声，双双向姥娘扑去。
　　“天哪！”李王氏丢开手里的东西，转身迎过来说，“是你们俩，我还以为是你姥爷回来了呐！”
　　李王氏一手揽过樱子，一手拉着柏岁，问：“你们是怎么来的？”
　　“坐火车。”柏岁和樱子同声回答。
　　“怎么，没上学？”李王氏问。
　　“放假啦！”柏岁和樱子说。
　　“来，叫姥娘看看，”李王氏拉住樱子的手说，“樱子还那么俊，成了大姑娘啦！”又扭头端详柏岁，说，“柏岁可长高喽——”
　　两个孩子抬头看姥娘，发现姥娘满脸泪水。
　　“姥娘，你哭啦？”柏岁和樱子问。
　　“没，”李王氏一边用衣袖擦眼泪，一边说，“我是高兴的。”
　　“姥爷呢？”柏岁和樱子问。
　　“下地啦，”李王氏说着，磨身下炕，“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俩上炕吧，我去做饭。”
　　柏岁和樱子没上炕，他俩在到处看。
　　先看到的是西北屋两口，男的也姓李，四十多岁，也是柏岁和樱子的姥爷辈。
　　女的和他俩年龄相仿，俩人身后跟个十几岁的姑娘。柏岁一见，认识——她就是小亮子姨，就是那个在南岗子玩过家家，装新媳妇，跟干子舅对屁股那位。更令柏岁惊讶的是，这位只比他大两三岁的小姨，已经定亲，明年就要出门子了。她要嫁的居然就是那个小干子，那个领他们玩的孩子头。这不是弄假成真了吗！
　　“姥娘，”看了半天的樱子小声问，“那几家咋没人？”
　　“都下地了，”李王氏说，“晌午回来。”
　　李王氏一边张罗做饭，一边没完没了地提问题：这个好吗？那个好吗？家里人问了个遍。问完家里，问买卖；问完买卖，又问他们去年为什么没来？柏岁和樱子都一一作答。突然，柏岁拉过樱子，悄声儿对她说：“走，咱找姥爷去！”
　　樱子听了，高兴得一蹦，扭头对姥娘喊：“姥娘，我们找姥爷去啦！”
　　柏岁和樱子出屋门，转过房山，跨过栅栏门，来到房后，发现大园子也变了：
　　原来成片的玉米，整垄的瓜豆，不见了，而是东一块，西一块，长一截，短一截，零乱得很，像一床满是补丁的破被，十分难看，特别是园子四周的荒地，全没了，被开成地，种上菜了。他们钟爱的野果：红姑娘、白姑娘、黑天天、酸娘娘……被一扫而光。见此情景，柏岁和樱子不免有些难过和失望。俩人兴致索然地穿过后园，跨过园墙豁，踏腰道，直向大五十垄跑去找姥爷。
　　来到地头儿，柏岁和樱子看见这块地里有三个人在干活。他们都淹没在齐肩高的玉米棵子里，头上戴着尖草帽，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柏岁和樱子没有贸然喊叫，而是躲在庄稼的阴影里等着。近午的太阳毒得很，火辣辣的，晒得人冒油，蹲在玉米地边的柏岁和樱子，早已通身是汗。好不容易等到其中的两个人来到地头，柏岁跑出来一看，里边没有姥爷，于是他拉起樱子说：“这俩人不是，走，咱找姥爷去，地里那个准是他。”
　　两个孩子认准李志忠所在的方位，一头钻进苞米地。苞米棵子里密不透风，像蒸笼一样闷热，苞米叶子像大刀似的，拉得人胳膊和脸上满是红道子，汗水一浸，贼辣辣疼。柏岁和樱子来到姥爷近前，左右分开，悄悄向他包抄过去。他们透过层层玉米叶子，看见姥爷正吃力地前递后拉一把大锄头，脸上汗流如注，小褂和裤腰全湿透了……柏岁和樱子忍不住齐声叫道：“姥爷！”
　　李志忠听见喊声，先是一愣，他直起腰，看看周围，没人。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刚想继续干活，耳畔又是一声“姥爷”。这回李志忠听清了，但他听不出是谁在喊他，因为李千户屯的人，管他叫“姥爷”的多啦！
　　“这是谁呀？”李志忠问，声音苍老而嘶哑，“是叫我吗？”
　　“姥爷，是我们，柏岁和樱子！”柏岁和樱子喊道。
　　“是柏岁和樱子来啦？”李志忠说，“你们在哪儿，出来吧！”
　　“姥娘叫你回去！”是柏岁的声音。
　　“姥娘不叫你干啦！”是樱子的尖嗓儿。
　　“哎，不干啦！”李志忠答应道。
　　李志忠知道两个孩子在跟他捉迷藏，他扛起锄头，独自向前走，弯腰弓背，步履蹒跚。走出玉米地，李志忠把锄头砍进土里，自己坐在地头，眼睛盯着玉米棵子。一阵苞米叶子响动，柏岁和樱子先后从地里钻出来，跌跌绊绊、连滚带爬地扑向李志忠。李志忠赶忙张手去迎，不知先接哪个好。两个孩子一迭连声地喊“姥爷”，叫得李志忠老泪纵横。李志忠想揉揉眼睛，发现自己的上眼皮还支着细儿。
　　李志忠拿下支眼皮儿，刚想揉眼睛，支眼皮儿却被樱子抢走了。樱子把细儿支在自己的眼皮上，这使她本来就大的眼睛，变得更大了，怪模怪样的，逗得李志忠大笑不止。
　　从这天起，柏岁和樱子开始在乡下过他们土改后的第一个暑假。不过，看来他们过得并不十分快活。
　　首先是，他们那些昔日的玩伴，现在全不来和他们玩了。因为，在农村，十四五岁的人，已经不再是孩子，而算是大人了。他们要干活，甚至像干子舅和亮子姨那样，结婚，生孩子。至于新的一茬小孩儿，和他们又玩不到一块儿。因为柏岁和樱子虽然在城里人的眼中，还不算大人，但他们却是大孩子了，再跟穿开裆裤或光屁股的小崽子在一起胡闹，也会叫人笑话。所以，柏岁和樱子不管到哪，都没人陪着，只能他们俩人，大眼瞪小眼，显得很孤单，很冷清，索然无味。倒是大来子，听说柏岁和樱子来了，还过来看看，也拉他俩去过他家两次。有一天，大来子专门给李志忠老两口和俩孩子送来一块肉。这肉红红的，非常瘦，没有一点儿肥肉，肉丝也粗得很，既不像猪肉，也不像牛肉。李志忠禁不住问了一句，没想到，大来子经这一问，竟哭起来了，这使李志忠一家人，大感意外。追问之下，大来子终于道出了真情。原来这肉是马肉，是他和李志忠“分养”的那匹大白马的肉！
　　“什么？”李志忠一听此言，大叫一声，“大白马死啦？”
　　“死了。”大来子说。
　　“啥时候死的？”李志忠问。
　　“就昨天。”大来子答。
　　“咋死的？”李志忠又问。
　　“呜——”大来子又哭了。
　　磨叽了老半天，大来子才说清原委：
第40章 马扒皮的末日(2)
　　土改的时候，大白马也在被分之列。按理说，这匹马是李志忠和大来子“分养”，应当一家算一半。可是他们自己心里清楚，这大白马，还有那挂大车，实际上是李志忠出钱，买了给大来子使的，李志忠只是偶尔打猎用用。但在名义上，却是“分养”，算大来子一半，这固然好——他能落下半匹马，可是成分呢，怎么划，难不成大来子真要当个“二地主”？无奈之下，李志忠和大来子爷俩商量，还是叫当大爷的，把一切都揽下来了——车马都算他的，大来子只说是他雇的养马使车的长工。这样，凭大来子自己那几亩薄地，落了个贫农成分。可是他养的车马呐，却要被全部分掉。农会念他养马多年，和它有感情，他又是贫农，所以也分给他“一条马腿”——四家合用一匹马，所有权各占四分之一。谁想到，分得大白马的其余三家，对大白马是只知道使，不知道喂。用起来，没白日没黑夜，累趴下算。轮到他们养，能吃饱就不错，哪有什么精草细料？这不，才一年多，生生把个大马累死了！你说大来子这个心疼哟！大白马是大来子自己选的，自从买回家后，对它简直比对自己的儿子还亲——只可惜，大来子结婚多年，媳妇一直没有生养，所以，大来子压根就没儿子。整天精草细料喂着，恨不得自己少吃一口，也要多给它加点儿料，干活有时有晌，生怕把大白马累坏了。大白马来家五六年，大来子就没舍得打它一鞭子——也多亏了这匹马，不然，大来子怎么种那十几垧地？说来，这大白马可是给大来子当着半个家呐！土改一分，大白马成了四家的共产，谁管得了谁？四家的，就不是谁一家的，敞开用吧，累死不心疼。喂，我喂肥了它，给别人使，我傻呀！就这样，大来子眼看着大白马越来越瘦，自己干着急，使不上劲，只好等轮到自己喂养的时候，叫他吃好点，多歇点儿。可是，他管得了大白马的一条腿，管不了那三条腿，到头来，还是被折磨死了。
　　大来子边讲，边抹眼泪。李志忠也怪难受的，他虽没亲手喂养过大白马，但他多次坐它拉的爬犁和大车打猎捕鱼，特别是那次打狼，那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就连柏岁听说大白马死了，心里都酸酸的。大白马毕竟拉他下过乡，进过城……只有樱子对大白马的死，好像无动于衷，这有些叫人感到意外。至于李王氏，她对此反应平淡，倒是情有可原，因为她和大白马没挨边，没感情。
　　这几天，柏岁和樱子没玩伴，显得很孤单，很寂寞。另外是，除了没外人，就连姥爷也不能整天陪着他们了。现在姥爷必须“自食其力”，他成天就知道鼓捣他那二十五亩地。就这样，他那块地里的庄稼，也比人家矮一截。这不，都快歇伏了，别人家的地都铲完三遍了，他的地，二遍还没铲完。你想呵，攥了一辈子锥把的手，突然撸起锄把，谈何容易！而这还是他干得了的，像犁呀，耙呀，耥呀……
　　还有收、割、运、打，哪样他自己也干不了，全靠和人“换工”。这些活，叫别人帮他干了，他拿什么“工”跟人家换？他什么也干不了，又没有车马和大农具顶工。所有这些欠工，都得秋后折成粮食，还给人家。就他种的这二十五亩地，收上来的粮食，还完欠工，还能剩下多少？够不够还工？难说！尽管如此，活，还得照干。李志忠为了侍弄他那些毫无指望的地，没日没夜地干活，一把老骨头累得几乎散架，每晚躺下，都要“哼哼”半夜，哪还有心思陪孩子玩儿？什么打猎呀，逮鱼呀，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那些捕鱼打猎的家什，不是叫子侄们陆续抄走了，就是风吹雨打，鼠嗑虫咬，坏掉了。
　　姥娘也是如此，一天到晚忙里忙外，累个贼死，哪还有闲心躺在被窝里讲古儿？就是想讲，谁还爱听？她那些故事，已经糊弄不了柏岁和樱子喽！
　　尽管如此，乡下的一切对柏岁和樱子还是有着无限的吸引力。那广阔的天空，那无涯的大地，葱郁的庄稼，翠嫩的青草，娇媚的野花，欢快的鸟叫，悦耳的虫鸣；那凉爽的朝露，那艳丽的晚霞，草舍、土路、小溪、松林、土岗……无不引起他们对美好童年的回忆，令他们感到亲切、快慰和欢悦。但这甜美的回忆，也使这两个正在跨越童年期的孩子，不时产生几分莫名的惆怅、恐慌和茫然。
　　柏岁和樱子的这个暑假，这次告别童年的乡下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结束了。
　　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李志忠又来到了吴家，一副老农的打扮，浑身泥土，拖着一面袋青棒子和一些青瓜青茄。据他说，那头那八里地，是大来子送他上的火车站；这头，出车站他雇了一辆倒骑驴，好歹算是把这点儿东西鼓捣来了。
　　李志忠此番进城，不为别的——土改的事儿，早已磨叨够了，自家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小事儿，不值一提，他此来的主要目的，是受二女儿惠媛之托和老伴的催逼，来吴家打听点儿信儿，所以，李志忠屁股一沾炕，头一句话就是：“马广志被抓起来了。”
　　“什么？”吴森茂一时没转过弯儿来。
　　“双杨镇的人找到他啦？”李爱媛问。
　　“抓是抓了，”李志忠说，“不过，抓他的不是双杨镇人，而是政府，是公安。”
　　“公安？”吴森茂和李爱媛惊叫。
　　听到“公安”这两个字，吴森茂和李爱媛想起那封寄给公安局的信，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儿，俩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
　　“是公安。”李志忠说，他两眼盯视着吴森茂夫妇小声问，“马广志的事儿没牵扯到你们吧？”
　　“牵扯我们？”吴森茂“做贼心虚”，脸都白了，“牵扯我们——什么？”
　　“公安就没来找你们问问？”李志忠问。
　　“问啥？”吴森茂反问。
　　“我们压根不知道他被抓。”李爱媛也说。
　　“那就好，那就好。”李志忠说，“你二姐和我们就担心这个，就怕马广志给你们惹麻烦，非叫我来看看。行了，这我们就放心啦！”
　　“可我不明白，”吴森茂问，“马广志的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怎么不明白？”李志忠说，“他不是你二姐夫？他没在你这儿住过？人家就不兴调查调查，找你问问？你二姐怕的就是这！她跟我们哭，说：‘老妹夫是好人，他那么一大家子，这要叫那王八犊子的事给扯上，可坑了人家！’死活非叫我跑一趟，问个清楚。这下好啦，你们没事儿，我回去有个交代，她们也就放心了。”
　　“原来是这样，”吴森茂松了一口气，说，“瞎操心！压根就没人来问过。”
　　“算啦，不说这个。”李志忠转换话题说，“我再问你们，马广志这二年找过你们没有？”
　　“没有，”吴森茂和李爱媛齐声说，“自打走后，压根儿没再照面。”
　　“那太好了！”李志忠长出一口气，说，“这也是你二姐最担心的，怕马扒皮把你们扯上。”
　　“扯我们干什么？”吴森茂问。
　　“干什么？”李志忠说，“听你二姐说，那个王八羔子这两年可没闲着。他三天两头往外跑，在家的时候少。他在沈城有落脚的地儿，你二姐怕他来找你们。那小子脸皮厚，蹭吃蹭喝不说，就怕他找你们办事儿——那小子可不干好事！”
　　“对了，”吴森茂说，“说了这半天，您还没告诉我们，马扒皮被抓，到底犯的是什么事？”
　　“那可多啦！”李志忠说，“罪名不小，是什么‘反共救国军’的少将师长，‘一贯道’的点传师，还是什么‘八大金刚’中的一个‘金刚’……”
　　“听这话，还真不是在双杨镇犯的那些事。”李爱媛说。
　　“不是，”李志忠说，“是现行！听说这小子恶得很，杀人放火扔炸弹，抢银行……”
　　“抢银行？”吴森茂和李爱媛又偷偷交换了一个眼色说。
　　“是呵，”李志忠说，“他啥坏事都干。刚回村的时候，老实了几天，猫在家里，不敢出门。自从那个什么王连长来过之后，马三驴子就又来神儿了。家里常来人，他也总不着家，谁知道他们是干这个呀？这回好，玩儿到头啦！”
　　“看来，”吴森茂说，“马三驴子回来之后，又转投了国民党，解放后是专门留下来搞破坏的。”
　　“还不是要翻天，推倒共产党！”李爱媛说。
　　“是这码事儿。”李志忠同意女儿和女婿的看法。
　　“那二姐呐，”李爱媛问，“有没有事儿？”
　　“她没事儿，”李志忠说，“公安清楚得很，马广志在外边干事，从来不叫家里人知道。”
　　“那她是啥态度？”吴森茂问，“我是说，对马广志被抓这件事。”
　　“啥态度？”李志忠说，“解恨呗！”
　　“可今后的生活——”李爱媛问。
　　“该咋过还咋过，”李志忠说，“有房子有地，孩子也都大了，你二姐的身板儿还行。再说了，有马广志在，也指望不上他。他啥时候干过正事儿？”
　　可见，李志忠此来的目的，一是报信，告诉吴森茂两口，马广志被公安逮走了；二是打听信，看马广志犯事，是否牵累了吴家。现在知道女儿一家没事儿，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为了尽快回去回话，李志忠没敢多呆，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因为他得回去交差，那边还悬着一颗心等他呐！
　　说起来，共产党从去年年末开始镇压反革命，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街上几乎天天搞宣传，可是吴森茂一直没把这当一回事儿。因为他是买卖人，他没革过命，但也不反革命。因此，不论怎么镇反，反正反不到他的头上。然而，事有凑巧，这一年夏天，偏偏叫他碰上了马广志，看到了他们拿的那些钱，接着就听说“中街银行”被抢，于是他就和李爱媛商量，告了马广志的密状。打那以后，吴森茂开始关心起镇反运动了。走到街上，看见新贴出来的宣传品，自己也停下来看看。一来二去，他对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也了解了不少。一般的烧杀抢掠不说，单说那些新鲜的，简直叫他不敢相信。有小报说，反革命分子往人群里扔炸弹，炸死多少人；在戏园子里泼硫酸，烧伤了多少人。你说他们搞这个干啥？他们反的是共产党，救的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碍老百姓什么事儿？他们炸老百姓，烧老百姓，图的是啥？老百姓又没招他们，惹他们，这不是吃饱了撑的，管什么用？整死几个老百姓，就能反共救国？这不是瞎掰嘛！
　　本来吴森茂并没把“镇反”和自己联系起来。就是马广志抢银行，他也是往响马、胡子那儿想，没把马广志和反革命扯在一起。他告马广志，是告他行抢，不是告他反革命。他根本不知道马广志是不是反革命，就是李志忠说过几句马广志和王连长的事，那也是只言片语，而且毫无证据。
　　现在不同了，马广志真被逮起来了，而且还是“反共救国军”的少将师长，这可是地道的反革命，大反革命！看来，共产党没瞎说，还真有反革命，而且这反革命还是他的一担挑——连襟。本来主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吴森茂，这下子反倒被卷进来了，这可是他没想到的。不过还好，他吴森茂没站在反革命一边，而是站在反反革命这边。大反革命马广志虽是他的连襟，但他和马广志没关系，相反，他大义灭亲，他是镇反的有功之臣。不过，吴森茂并不想领这个功，他还是老实儿地眯着吧，只要政府不找他的麻烦，他就念“阿弥陀佛”啦！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却叫吴森茂感到，“镇反”对他来说，并非“事不关己”。
　　那是一个礼拜天，吴森茂的大儿子吴松年回来了。吴松年本来是住区文化馆的宿舍，平时不常回家；偶尔星期礼拜回来，也是早晨来，过晌走。今天突然在大后晌回来，吴森茂两口就觉得奇怪，再一细看，儿子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而且脸上留有明显的泪痕。俩人被吓坏了，不知大儿子出了什么事儿。吴森茂一问，吴松年哭起来了，而且泣不成声，光哭，不说话，你说急人不急人！问了半天，吴松年才连哭带说地讲了个大概。原来出事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干爹韩镇山。据吴松年讲，他趁休息，一大早就去西大洼看望干爹去了。谁想，他一到韩镇山家才知道，干爹已经被抓走好几天了，家里只有他干妈一个人。老太太一见干儿子，大哭起来。吴松年劝也劝不住，问啥，她也说不清，反正韩镇山不在了，被人带走了。谁带走的？不知道。带到哪儿？不知道。为什么带走人？还是不知道，真正是一问三不知。
　　“到底是从哪儿抓走的，这总该知道吧？”吴森茂焦急地问，“是从家里抓走的，还是在厂子里没回家？”
　　“是在厂子里，没回来。”吴松年答道。
　　“那你老妈就没去厂子问问？”李爱媛问。
　　“问了。”吴松年说，“那天老爹没回家，老妈晚上就去问。人家说，老爹去哪了，他们不知道，叫老妈回家等着，还叫她和老爹划清界限，揭发……”
　　“噢，我明白了，”吴森茂说，“这是叫厂里的镇反组扣起来了。”
　　“扣他干嘛？”李爱媛问。
　　“一准是他干巡警的事儿。”吴森茂说。
　　“干巡警怎么啦？”李爱媛不解。
　　“怎么啦？”吴森茂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干的是伪警，《镇反条例》
　　说，以前的军、警、宪、特，都是历史反革命，都得镇压，还有现行，马广志就属现行。”
　　“要枪毙吗？”李爱媛问。
　　“不知道——”吴森茂说。
　　“他老爹当巡警那会儿，可没干过坏事儿！”李爱媛说。
　　“这我知道，不过——”吴森茂欲言又止。
第41章 马扒皮的末日(3)
　　“你们别说了，”吴松年急得又要哭，“赶紧去看看呐！”
　　“对，对！”吴森茂答应着对李爱媛说，“咱俩去一趟。”
　　说完，吴森茂吩咐孩子上板关门，自己匆匆收拾一下，就和李爱媛一起，跟大儿子走了。天黑后，吴森茂和李爱媛回到家里，吴松年直接回了文化馆。吴森茂两口去韩家一趟，了解的情况，并不比吴松年讲的多多少。韩大嫂只知道哭，一问三不知。吴森茂想去韩镇山的厂子问问，又觉得没啥用处。明摆着嘛，人家对被扣人的家属都守口如瓶，对他这么个不相干的人，又能说什么？再说，韩大嫂和大儿子也不叫他去。他们都说，去了也没用。韩大嫂去过几次，人家就是那几句话，多一个字也问不出来。吴松年也去过，不仅啥也没问出来，自己还叫人家盘问了个溜够，吓得他再也不敢去了。既然如此，吴森茂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好言相劝。李爱媛更是只会陪干亲家母掉眼泪，想叫老嫂子到吴家住几天吧，韩大嫂又死活不干，非要守在家里等老伴儿的消息。天色渐晚，万般无奈，吴森茂两口和吴松年只得离开——第二天他们还要上班呐！
　　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吴森茂两口除了星期礼拜叫吴松年过去看看，送点儿吃食，也帮不上别的忙。
　　“这是咋说的，”吴森茂心急火燎地对李爱媛说，“当年我得病，人家韩大哥舍命相救，这才保住咱这条小命，如今人家遭难，咱却干瞅着，有劲使不上。”
　　“谁不说呐，”李爱媛说，“真急死个人！这都十多天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何时是了哇？哪怕有个确信儿呐，也好哇！犯了啥事？关在哪？是杀是剐，说个明白，这么糊里糊涂的，真能把人憋死！”
　　一晃又是十几天过去了。
　　一天上午，吴松年汗水淋漓地跑回家，进门就嚷：“我干爹回来啦！”
　　“咋样？”
　　“没事儿吧？”
　　……
　　吴森茂两口子一迭连声地问。
　　吴松年站在地上，眼含泪水，也不作答，最后只挤出一句：“你们自己去看吧。”说完，吴松年只顾埋头痛哭。
　　吴森茂两口一见儿子这样，知道韩镇山准是情况不好，俩人也没再问，抬脚就走，坐电车，雇三轮儿，马不停蹄，直奔韩家。
　　吴森茂和李爱媛一踏进韩家屋门，俩人全呆住了。
　　坐在炕上的韩镇山，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个多月不见，韩镇山原本乌黑的头发，全白了；一张脸，白里透绿；人瘦得皮包骨头，和骷髅架子差不多；两只死鱼般的眼睛，木呆呆地盯着地面——吴森茂和李爱媛进来，他连头也不抬。
　　“大哥！”吴森茂站在门口叫了一声。
　　没想到，韩镇山像被电打了一样，“腾”地跳下炕，光着脚，规规矩矩地立正站好，低头弯腰，嘴里连说：“是，是，是！”
　　“大哥，是我，”吴森茂来到韩镇山面前，拉着他的手说，“我是森茂哇！”
　　韩镇山仍然立正低头，嘴里又是几个“是”。
　　吴森茂见此情景，只好把韩镇山强拉到炕边，按他坐下，脸对脸地问：“大哥，你怎么啦？”
　　“是，你怎么啦。”韩镇山学说一遍，又要站起。
　　吴森茂一边按住韩镇山，一边和李爱媛交换眼色。
　　吴森茂问了半天，韩镇山除了说“是”，就不会说别的，而且总想站起来，立正低头。吴森茂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放下东西，又留几个钱，说些安慰的话，拉上李爱媛走人。
　　不管怎么说，韩镇山给放出来了，人们心上压着的这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然而，一个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和一个压根儿没工作的老伴儿，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据吴松年后来讲，他为此事去工厂问过，工厂的答复是，给三十二万块钱的生活费。看来，韩镇山老两口今后就得靠这点钱度命啦！
　　秋末的一天上午，吴森茂骑车到东郊去办货，回来的路上，眼见得旅旅行行的行人，急匆匆地往城外跑，像赶庙会似的，挤得他骑不成车。吴森茂只好推着车，在人群里，一步步往前挪，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吴森茂心烦，索性不走了。他支上车，蹲在地上抽烟，等人过过再说。恰在这时，有一位老兄过来借火。
　　吴森茂一边帮他点烟，一边好奇地问：“老哥，你们这么急着往城外跑，这是去干啥？”
　　“噢，你不是出城？”借火人不答反问。
　　“我是进城，”吴森茂说，“这不，人太多，走不动了，停下来等等。”
　　“等啥？”借火人说，“出城啊，看热闹去，枪毙反革命！”
　　“在哪儿？”吴森茂问。
　　“苇坑！”借火人只说了俩字，急火火地走了。
　　吴森茂心想，苇坑没多远，反正骑不了车，莫如调头，咱也去开开眼，这辈子还没见过宰人呐！
　　想到这，吴森茂起身，丢掉烟头儿，推上车，随人流往城外走去。人稀，他就骑上车；人稠，他再下来，就这样骑骑走走，没多会儿就到了。好家伙，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想往前挤，门儿都没有。吴森茂只好学别人的样子，把自行车推上一个小土岗，支好车梯子，自己再爬上去，站在车后边的货架子上。这回行了，居高临下，一目了然：一眼望不到边的苇子坑边，一大片荒草甸子，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围出个大圆圈，圆圈里空无一人，圆圈外人挤人，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地，密不透风。周围的坟堆、土丘、小树，上面也都是人。通城里的路上，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往这儿赶。
　　时近中午，随着人们的一阵骚动和叫喊，大路上驶来四辆敞篷大卡车，还有几辆吉普车。车队在士兵隔出的人胡同里缓缓前行，正好从吴森茂所在的土岗前通过。吴森茂近水楼台，看得一清二楚：开道和压后的吉普车不说，单说大卡车，车厢四角各站一个大兵，他们军装整齐，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面朝车里，枪口朝下。车厢下挤满了人，他们倒背着被绑的双手，头触地跪在那里。车队穿过人胡同，进入空场。四辆卡车并排停在空场中央，解放军战士打开后车厢板，车上的犯人被一个个地拉下来。他们被抛下车后，大都就地瘫倒，一动不动，要由士兵俩夹一个地架到刑场。刑场是远处的一道土埂，犯人被拖上土埂，跪成一溜。有人在拿大喇叭喊话，大概是在宣读判决书，吴森茂一个字也听不着。宣判完毕，一队军人出来，一个对一个地站在犯人身后，步枪的枪口，顶着犯人的后脑勺。突然，枪口一冒烟，犯人便栽到土埂下不见了，接着传来一阵沉闷的“嘭嘭”声……
　　跟着又拖第二拨……
　　几天以后，沈城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新鲜！谁见过？都说“金枪大戏，活马上台”好看，但那毕竟是戏，这可是真人真事儿！而且不是普通的人，一般的事儿，而是展览皇帝和他的全班人马。这可是百年不遇，沈城被轰动了，人人争看展览，万人空巷。
　　吴森茂原本也憋足了劲，要好好看看这场好戏，可是，事到临头，他又变卦，不想去了。你道为何？原来，他听看过的人回来说，这次展出的是个自诩“神龙下凡”、“真命天子”的假皇帝，名叫朱云金。朱云金谎称自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八代玄孙，借以煽惑民心。他选宰相，任大臣，设文武百官，登基坐殿，临朝听政；他组织“一贯道”，自任道首，下设“点传师”纠集道徒，愚弄道众；他建立“地下反共救国军”，委官职，赐军衔，招兵买马；他统领“八大金刚”，指挥“十三太保”，砸仓库，抢军火，扩大武装；他抢银行，打家劫舍，积聚活动经费；他埋地雷，丢炸弹，杀人放火，制造混乱……他设“三宫”，置“六院”，选“七十二偏妃”，极尽奢华，荒淫无耻……
　　展览会上，除了用讲解、图片、说明和连环画，历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罪行，斑斑血债，还有一场压轴好戏——活人展览：假皇帝，他的王公大臣、各级道首、将校军官、八大金刚、十三太保、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悉数登场，供人观瞻。
　　吴森茂越听越觉得不对味儿，什么“反共救国军”，什么“一贯道”、“点传师”，什么“八大金刚”、“十三太保”……这些词儿，怎么这么熟悉，怎么和他老丈人进城磨叨的一模一样？天哪，这里边该不会有马广志吧？想到这里，吴森茂不禁浑身乱颤。马广志，马三驴子，马扒皮，吴森茂这辈子是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不管是在他发迹的时候，还是在他落魄的时候。现在马广志成了阶下囚，示众的对象，万一他瞧见他吴森茂在参观他，像在动物园观赏猴子一样，一气之下，喊出他的名字：“下边那个人，我认识，他叫吴森茂，和我是亲戚！”他可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还不叫人逮了，送苇坑去？一想到苇坑的情景，吴森茂又是一阵颤栗。
　　再说了，马广志抢银行，携款潜逃，他吴森茂是亲眼所见。马广志和他擦肩而过，他又跟了他们那么长时间，保不齐马广志当时就认出了他，只是碍于环境，不便声张。现在他败露了，想起当时的情景，说不定会怀疑他吴森茂告的密，一见到他，盛怒之下，反咬一口，他可咋办？俗语说得好：“狗咬一口，入肉三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没得说，又是苇坑！
　　吴森茂就这么胡思乱想，自惊自诈，坐立不安，直到展览结束，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儿。
　　什么叫“庸人自扰”，此之谓也！
　　几天后，朱云金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被悉数处决。据说，唯独“八大金刚”
　　里，少了一个“金刚”。后来听乡下来人说，沈城的活人展览刚一结束，马广志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双杨镇人领走了——马广志必须去那里偿还血债。
　　因为活人展览影响巨大，所以，随后出版的一本详述朱云金反革命集团覆没过程的连环画宣传册——《假皇帝覆没记》，一时间就成了畅销书。
　　吴森茂家也有这么一本，不知是哪个孩子弄来的。吴森茂见到了这本小人书，他挺感兴趣，就要过来看。小人书画得不错，画下附有简单的文字说明。书中把朱云金反革命集团的形成过程、种种劣迹、种种罪行写得清清楚楚，画得活灵活现。
　　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人物的真名实姓，说得明明白白，很有意思。画得也像，别人，吴森茂说不准，但是马广志，他一眼就认出来了，真像，这大概是因为作者见过真人吧？吴森茂正手指蘸着唾沫，一页页翻书，看得来劲儿，突然，他愣住了，原来他正看到这个集团如何败露这一节。书中写匪徒们抢劫“中街银行”，得手后，“八大金刚”之一的马广志和“十三太保”之一的王可成携部分赃款骑车潜逃，被一位也在这条路上骑车的市民碰上了。接着便写王可成掉钱，他和马广志下车捡钱——骑在他们后边的这位市民无意中发现，前边的两个骑车人在捡钱，车上还驮有大量成捆的大面值新币，并发现第二个骑车人身上有枪，于是产生怀疑，写信举报，致使匪徒阴谋暴露，导致该反革命集团全军覆没……吴森茂越看越紧张，越看越兴奋，他甚至把李爱媛也叫来，和他一起欣赏自己的“英雄”行为。
　　俩人反复翻看这一节，都觉得写得不错，和吴森茂经见的一模一样，也和他们告发的过程差不多，美中不足的是，画里的“市民”一点儿不像吴森茂。此人身材高大，体魄魁伟，粗眉大眼，方脸阔耳，穿一身工作服，戴一顶前进帽，十足的钢铁工人，而绝非小店主，年龄也就二三十岁，比吴森茂年轻十几二十岁。这也难怪，人家画家没见过这位“市民”本人，如何想像得出他的长相？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书中既然详述了这一过程，何以不说马广志的姓名和住址也是这位市民说出的呢？
　　这可是破案的关键，没有这两点线索，怎么能这么容易就抓到马广志，迅速破案？
　　吴森茂两口琢磨半天，好歹搞不清个中的奥秘：是怕暴露检举人，还是怕惊动这位市民？不知道。算啦，往下看。下面更神，小人书作者硬说检举人是什么“无名英雄”，还叫他“勇敢地站出来”，政府对这样的“模范市民”，一定会大加褒奖，等等。吴森茂看到这些溢美之词，喜形于色，很有点儿要挺身而出，作个“有名英雄”的架式，结果被李爱媛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你傻呀，你去承认，检举马广志的是你，人家问，你怎么知道他叫马广志，还知道他住哪儿，你们认识？转了一大圈，这不又回到举他时叫咱犯难的老问题上去了吗？与其这样，当初干嘛不亲自去举，就是写信，干嘛不留姓名？”
　　“这——”吴森茂心有不甘，“这不是把他们抓了吗？咱现在是英雄——”
　　“屁，缺心眼儿！”李爱媛说，“你是英雄，英雄怎么认识反革命，怎么和抢匪成了连襟？噢，你还收留过他，他也救过你的命，怨不得你包庇他！”
　　“我——我和他——”吴森茂一时语塞。
　　“你什么你，”李爱媛说，“你说得清？要能说清，还费那些事儿干嘛？又是隐姓埋名，又是绕大圈到远处去寄信！”
　　“说得也是。”吴森茂信服了。
　　李爱媛坚持说：“这件事咱不能认，这个英雄咱不当，这份奖赏咱不要。”
　　“我也没说认呐，”吴森茂退却了，“更不想当英雄，领赏。”
　　“那就好，”李爱媛说，“咱就当没这回事儿！”
　　吴森茂没再吭声。
第42章 送终与养老(1)
　　１９５２年初，鞋料街逐渐热闹起来，学生们的队伍一拨接一拨，围成圈儿搞宣传：唱歌子，说快板儿，演活报剧。
　　活报剧还是抗美援朝时候演的老一套，只不过，那时的大鼻子“美帝”，换成了现在的“大老虎”；那时的小个子李承晚，变成了现在的“贪污分子”、“受贿干部”或“官僚主义者”。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出来，摇头晃脑地说几句顺口溜。接着出来三个大腹便便的“资本家”，一个往“干部”兜里塞纸做的钱捆子，一个往他手里送纸板做的、比烧饼还大的大手表，一个往他怀里推“美人”，这位“干部”
　　则亲亲这个，拍拍那个，冲第三个挑挑大拇指，然后拿出一张大大的“经济情报”
　　送给他们。这时突然涌出一大群“工农兵”，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一场戏就算演完了。也有象征性的表演，一只身穿虎皮、张牙舞爪的“大老虎”，代表大贪污犯，出来转两圈，被“武松”三拳两脚打趴下，人群欢呼，演出结束。
　　“三反”运动搞得声势挺大，但对鞋料街的商户，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场运动是共产党自家“清理门户”，抓自己内部的腐败分子。虽说天津揪出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只“大老虎”，对商户们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但那毕竟是人家党内的“家事”，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他们还是感到震惊：共产党号称自己是“先锋队”，党员都由“特殊材料”制成，居然也出“大老虎”——大贪污犯，而且他们原来还都是党政要员。但共产党能拿自己开刀，动真格的，不护短，真抓，真杀，这倒使他们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敬重之情。
　　然而，接踵而至的“五反”情况可就不同了。因为这几反，都和他们工商户有关。鞋料街上的小店主们被招去开会，要求自查、自报“五毒行为”。这些小资本家全不自觉，个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都说自己奉公守法，惨淡经营，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了。于是，政府就派税务官员来核查。这位税官顺着鞋料街，由西往东捋，一家挨一家地只管查账，啥也不问，也不说话。几乎是一天一户，没出半月，账，查完了，家家都是“基本守法户”，只是多少不等地叫各家补了些税款，少数几家还被罚了点儿款。不过，去财免灾，花点钱，心甘情愿，能度过这一劫，总算皆大欢喜吧！只是对于那位税务官，人们不免有些议论。这位国家公职人员工作并不负责，每天晚来早走，中间卡个午饭的饭点儿。也不知是西头哪家开的头儿，中午这顿饭总是在“于记饭铺”里用，吃完抹嘴就走，饭账由被查户代结。
　　这个头一开，大家只好“前边的乌龟爬着走，后边的乌龟跟着爬”。这一“爬”，倒便宜了于胖子。好在查账员口味不高，“于记饭铺”也没有什么“南北大菜，生猛海鲜”，不过是半斤饺子，两个小菜，一壶酒之类的“家常便饭”。尽管如此，但在“三反”、“五反”期间，这可叫“顶风上”，知法犯法，是要罪加一等的！
　　“这小子胆儿真大，”吴森茂替人家结完账，不免议论起来，“看来，枪毙刘青山、张子善这两只‘大老虎’，并没有使这个税官收敛，该吃的照吃，该拿的照拿。这小子，查了我仨钟头账，白吃我一顿不说，临走还抄上两双胶皮底。他妈的，还不是因为他手里有那么点儿权！”
　　吴森茂是大老粗，说不出关于权力和腐败之间关系的格言警句，但他能模模糊糊地悟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已属难能可贵。不过，他对这种现象却毫无办法。反革命，他敢举，但革命干部，他却不敢告。
　　这一年夏天，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柏岁和樱子根本顾不上闹下乡了。一来，乡下已经没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了；二来，学校里事也太多。这倒不是说功课忙，而是说活动多。上边一搞运动，就拿学生当义务宣传队。今年又是“三反”，又是“五反”，学生不上课，整天满大街去唱“猴皮筋儿，我会跳，一打三反运动我知道……”，到机关、工厂、商店去“打老虎”……连暑假都不歇，哪还有闲工夫想下乡？
　　吴森茂常发牢骚：“自打解放，学生就没安生儿念过书，今天庆祝，明天游行；刚打完‘纸老虎’，又打‘活老虎’，合着我花钱送孩子上学，就为让人拿他们当猴耍！四周围一大堆人，他们在里边又演又唱，给卖呆儿的解闷儿，还念什么书，干脆演杂耍去算了！”
　　不过，说归说，孩子们的书还是得念。运动再多，宣传再忙，总还有上课的时候，少学点儿，总比不学强，好歹混个文凭，有个学历，怎么也比“白丁”好听不是！两个大的不去说了，一个已经半途而废，另一个压根就不是念书的材料。松年自进文化馆，生活基本可以自理，虽说工资微薄，不足以接济家里，但家里少了一张嘴吃饭，也算帮家里减轻负担。梅龄现在已是中学生，但学习很吃力，估计出息不到哪去。不过，只要她还想念，吴森茂就继续供下去。供孩子念书，供到他们不想念为止，而且不论男女，一视同仁，这是吴森茂的一贯主张。至于柏岁和樱子，那可是吴森茂的希望所在！柏岁这小子，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见他认真看过书，可是，年年考第一。说来也怪，这小子的机灵劲儿是哪儿来的呢，莫非真的是“文曲星”下界？说不定将来真能金榜题名，中个“状元”什么的！还有樱子，谁不念都行，她不能不念。自家的孩子不念书，那是自家的事儿，没人管；樱子是领养的——这谁都知道，亏了人家孩子，会落闲话。再说，万一有那么一天……让人家接回个“睁眼瞎”，他也没法交代呀！
　　柏岁和樱子现在念小学五年级，明年就将升入中学。在吴森茂眼里，中学已经算是大学问。吴家若是真能出三个中学生，三个里再出一两个高中生，甚至大学生，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难道吴家的祖坟真的冒青气啦？其实，吴森茂根本就不知道他家的祖坟在哪——也许压根就没有！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吴森茂供俩孩子念书的决心是下定了。
　　柏岁和樱子呐，也真给吴森茂作脸。吴柏岁不仅学习好，他还是班长和少先队的中队长，在班里乃至年级里，大小也算个“人物”。吴樱子也不错，虽说学习不太好，太贪玩，不用功，但聪明劲还有。每回考试，靠柏岁给她临阵磨枪，她还都能凑合个下中等。这就不错，别忘了，她可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唯其如此，加上她长得漂亮，活泼可爱，所以，不论同学、老师，都很喜欢她。她现在也成了班里的“人物”，因为社会活动多，经常搞宣传演出，什么合唱呵、集体诗朗诵呵、集体舞蹈哇……凡有这些文艺节目，领唱的、领诵的、领舞的，非吴樱子莫属。这样一来，吴家兄妹就成了班里的两个“人尖子”——一个是学习上的尖子，一个是文艺活动的尖子。
　　然而，老师和同学对班里的这两个“尖子”人物，却并不十分了解。开始，人们都以为他们是亲兄妹，后来听同学传言，说他俩是异姓的表兄妹，说吴樱子本不姓吴，是到吴家后才改的，她原本是吴柏岁的姨的闺女，是他的小表妹。这就勾起了这些半大孩子的好奇心。因为他俩总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所以就有那些淘气的学生，管他俩叫“小两口”。对此，吴樱子不以为然，但吴柏岁却坚绝不干，必要跟人家吵嘴打架，有时甚至打到老师面前。尽管老师多是向着自己的好学生，斥责淘气的学生，但仍不免有人拿他们开玩笑。就连街坊邻居中，也不乏饶舌的大婶、大妈，什么“天生的一对儿”呵，什么“姨作婆，亲上亲”呐——说啥的都有。时间长了，听得多了，这就引起了李爱媛的注意，看着他俩出双入对，自己不免胡思乱想：“要说也是，樱子已经是个大姑娘啦，十二三岁，这要在农村，也该说人家了，再过两年，可不是出门子啦！柏岁这小子有点儿傻福气，猴头八相的，几个孩子里，就数他丑，偏偏叫他白捡一个俊媳妇——呸，还不是哩，不过，早晚得是，跑不了！要说，柏岁这几年也长开了，个头儿猛窜，身体匀称多了，也不像小时候那么小鼻子小眼儿了，满看得过去！十三四岁，大小伙子啦！”想到这个“大小伙子”，再想想那个“大姑娘”，李爱媛不禁激灵灵打个冷战：“天呐，闲话这么多，该不会是这两个小冤家亲密得过分了吧？”
　　一天趁家里没人，柏岁也不在，李爱媛把樱子拉到身边，单刀直入地问：“樱子，听说有同学管你和柏岁叫‘小两口’，有这回事吗？”
　　“有，”吴樱子张口就来，“他们都这么叫。”
　　“那你们呢，”李爱媛问，“就让他们这么乱叫？”
　　“叫呗，”吴樱子满不在乎。
　　“啥叫‘叫呗’，”李爱媛又问，“你就这么听着？”
　　“那咋啦，”吴樱子反问，“我和柏子哥本来就是小两口！”
　　“你说啥？”李爱媛大吃一惊，“再胡说，看我削你！”
　　“本来嘛！”吴樱子不服，“我和柏子哥在乡下就玩结婚，他当新郎，我当新娘，还生孩子——”
　　“妈呀！”李爱媛像被蝎子蜇了，“你们玩过这个？”
　　“玩过，”吴樱子轻描淡写地说，“大家都这么玩，干子舅爬亮子姨，对屁股，生小孩，过家家——”
　　“等等，”李爱媛拦住樱子，“我问你，你和你柏子哥也爬——”
　　“爬！”吴樱子说。
　　“也生孩子？”李爱媛问。
　　“生！”吴樱子答得很干脆。
　　“怎么生？”李爱媛又问。
　　“就那么生呗，”吴樱子随口答道，“放进去，再拿出来，就生了。”
　　“放什么？”李爱媛紧追不舍。
　　“我们放草珠，”吴樱子说，“他们放酸枣，放草棍，放——”
　　李爱媛一屁股坐到炕上，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乡下小孩子玩的“过家家”，她是再熟悉不过了。她自己小时候不仅看过无数次，也多次玩过，这一点儿也不稀奇。出乎她意料的是，她万没想到，她的两个城里生、城里长的孩子，也会对这种野孩子的游戏感兴趣，也玩“过家家”，也“结婚”，“生孩子”！
　　过了一会儿，李爱媛让自己清醒清醒，又接着问：
　　“樱子，你们常玩这个吗？”
　　“不，”吴樱子说，“就玩过一次——姥姥不叫玩。”
　　“噢，”李爱媛问，“那回城以后呢？”
　　“也没玩过，”吴樱子说，“男女有别！”
　　“这你也知道？”李爱媛说。
　　“咋不知道？”吴樱子说，“姥姥说的，柏子哥也常说，他还叫我和他划清界限。”
　　“是这样，”李爱媛仍不放心，“樱子，妈再问你，你可得说实话。你说，除了那次玩‘过家家’，你柏子哥还碰过你没有？说实话，不许撒谎。”
　　“没碰过，”吴樱子说，“柏子哥从不碰我，也不许我碰他。”
　　听了这话，李爱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颗心算是放到了肚子里。
　　这一天，吴柏岁和吴樱子放学回家，没到门口就发现，窗板只下了两块，门板没下，门关着。
　　“这是怎么回事，咋没开板儿？”两个孩子议论着，脚跟脚走进家门，一看，柜台里边没人，前屋也没人。俩人来到后屋，见妈妈坐在炕沿上，两眼红红的，好像在哭。两人未及细问，又看后院，后院没人，小下屋里，姐姐和弟弟在做功课，哪也见不着爸爸。
　　两个孩子返身回后屋，一边丢下书包，爬向饭桌，一边异口同声地问：“妈，我爸呢，咋没开板儿？”
　　“今天不开板儿，”李爱媛回答道，“你爸有事出去了。你们俩快吃饭，下午还得上学呐！”
　　当晚，吴森茂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吴森茂仍然没有回来。李爱媛在偷偷地抹眼泪……
　　吴柏岁和吴樱子什么也问不出来，急得团团转，好像全家人都在瞒着他们什么。
　　五天以后，吴柏岁和吴樱子中午放学回家，老远就看见，家里开板了。他们料定，这是爸爸回来了，于是，一阵疯跑，冲进家门。俩人进屋，没见着人，先喊“爸爸”，可是爸爸不在前屋，到后屋一看，一家人全聚在炕上，爸爸就坐在炕沿上抽烟哩。吴柏岁和吴樱子叫“爸爸”，樱子向吴森茂扑去，柏岁愣怔怔地站在屋地中央。樱子刚想和爸爸撒娇，问他这几天上哪儿去了，话没出口，猛然见爸爸身后坐着一个人——姥姥！吴樱子马上丢开爸爸，大叫一声“姥姥”，便挤开吴森茂，向炕里的李王氏怀里扑去。站在地下的吴柏岁见此情景，不由分说，也跳上炕，嘴里一迭连声地叫“姥姥”。
　　“姥，你怎么来了？”
　　“姥，你咋来的？”
　　“姥，我姥爷呢，咋没来？”
　　……
　　柏岁和樱子连珠炮似的问起来没完。
　　李王氏没有回答，她在流泪。柏岁回头看妈妈，妈妈也在无声地啜泣，看爸爸，爸爸在闷头抽烟。柏岁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一下子从姥姥怀里挣脱出来，跪在炕上，两眼盯视着姥娘问：“姥姥，你怎么啦？出啥事儿啦？你干嘛哭？”
　　接着，柏岁又转头问妈妈和爸爸。他们谁也不说话。李爱媛经儿子这一问，竟至哭出声来。
　　“你姥爷，他——死了”吴森茂哽噎着说。
　　只这一句话，便引得李爱媛大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嘴里喊着：“我那可怜的爹哟，你死得好惨！”
第43章 送终与养老(2)
　　李王氏也哭出了声，嘴里磨磨叽叽，好像在骂谁，可又听不清骂的是什么。樱子抱着姥姥，边哭，边替她擦眼泪。柏岁直僵僵地跪在那里，泥塑木雕一般，泪水涌出，顺脸颊直流到腮下……吴森茂眨巴着眼，撇着嘴，站起身，独自走出屋去……
　　原来，五天前的那日上午，孩子们都上学了，家里只剩下吴森茂两口，他们和往常一样，一个在柜上，一个在里屋，各忙各的。突然，大来子不期而至，他风风火火，气喘吁吁，进门就嚷：“老妹子，老妹夫，我大爷死了，大娘叫我来报信。”
　　“什么？”吴森茂惊呆了，“他姥爷死了？啥时候？”
　　从里屋迎出来的李爱媛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谁死了？我爸，他怎么啦？”
　　吴森茂一边问，一边把大来子拉进里屋，让他坐到炕上，他自己反身出去，把柜台上刚沏好的茶拿进来，给大来子斟上，又给他点上烟，让他歇口气儿，慢慢把事情说清楚。李爱媛站在一旁，心急火燎地问个没完。大来子歇过气儿来，这才一五一十地讲诉了详情：
　　本来，李志忠身体满好，没病没灾的，只是这几年，自己下地干活，风吹日晒的，人显得黑瘦了许多。这种情景，柏岁和樱子夏天来玩儿，已经见到了，大家也都晓得。今年已经是他自己种地的第二个年头，谁也没觉出他有什么不妥。秋收大忙，可能累了，加之他的地收成不好，过粮还工以后，打的粮食没剩下什么，他心里有点儿急火，精神头有些不济。李王氏以为他是大秋累的，歇歇就好了，也就没太在意。昨天，白天还好好的，晚半晌，他突然说自己头晕，还有点儿疼。李王氏叫他躺下歇着，她自己忙着做晚饭。这工夫，李志忠起身去了一趟茅房，回来的时候，在门槛上绊了一跤。李王氏好不容易把他弄到炕上，这人没一会儿就不行了：
　　胳膊、腿不能动弹，说不出话来，没等天亮，就把个人没了……
　　“哎，”大来子讲完上述情景，叹口气说，“要说这病，来得是真暴，一夜没过，就——”
　　“这——”李爱媛急得在地上打转儿，连哭都忘了，“这叫啥病，咋这么快？”
　　“听人说啦，”大来子说，“叫什么——脑溢血。”
　　“那咋不治呢？”李爱媛急火火地问。
　　“来不及，”大来子说，“大晚上犯病，找谁治，屯里连个大夫都没有？过去谁病了，就找白大仙姑跳神，现在也不许跳啦！原说等天亮送大井子，那儿有个小诊所，谁想，后半夜就——”
　　“我说，”吴森茂插嘴了，他没好气地冲李爱媛说，“你少说点儿废话行不行！
　　人都死了，还问这些，有啥用？”
　　李爱媛被吴森茂这么一说，仿佛才明白过来——她老爸已经死了，于是便大哭起来，嘴里不住地叫着她那“可怜的爹”，还有她那“可怜的妈”。吴森茂不去管她，他转头问大来子：“大兄弟，我问你，现在人咋办了，停在哪儿？你大娘叫你来干啥？就为送信儿？”
　　“是为送信儿，”大来子说，“也为别的。你想呵，我大爷没了，后事得办吧！
　　还有大娘呐，今后咋过，总得商量商量吧！人就停在屋地儿，也穿戴好了，就等你去拿个主意。这月份，虽说凉，也不能长放，还有那三家呐，咱还真得快点儿去！”
　　“来得及，”吴森茂说，“你大老远跑来，先歇歇，吃点东西，也容我想想，我这就去给你弄饭，吃完，我跟你一块儿走。”
　　说着，吴森茂出去了。
　　剩下叔伯兄弟大来子，李爱媛开始号啕大哭，大来子劝道：“老妹子，别哭啦，看哭坏身子。大爷呀，也算有福，回村这几年，挺清闲的。要说死，谁还没这天！像大爷这个死法，可说是修来的，一点罪没受。这要是躺上几年——漫说几年，就是一年半载，得遭多大的罪！倒是大娘，得想个办法。剩她一个，是能刨，还是能种？还有日后呐，身边没个人儿，动不了了，咋办？”
　　“咋办？”李爱媛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实在不行，就把她接过来，我养她。”
　　“那敢情好，”大来子说，“就怕老妹夫——”
　　“是呵，”李爱媛说，“你老妹夫也不容易。如今不比从前，就这么一个小店儿，养着一家六口，供四个孩子上学，已经够艰难的了，再——”
　　“是呵，”大来子说，“也真够难为他的。要不，先叫我大娘一个人过？有我们这一大堆子侄，怎么也不能叫她饿着，冻着；将来，到了她动不了的时候，再想别的办法。”
　　“真到那一天，”李爱媛说，“我就豁出去了！他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我不能叫我的老妈一个人受罪，暴尸荒郊。”
　　两个人正说到这儿，吴森茂买饭回来了。他把盛饭的小盆儿放到炕桌上，里边是热腾腾的锅贴。李爱媛忙去拿来碗筷和酱油、醋。大来子闷头吃饭，李爱媛坐在炕边抹眼泪，吴森茂坐在椅子上抽烟。一时间，屋里鸦雀无声，只能听到大来子吃饭的声音。一支烟抽罢，吴森茂站起身来，把烟头儿丢在地上，用脚碾碎，斩钉截铁地说：“这事儿，我想过啦！他姥爷好办，死了，死了，找个地方一埋，入土为安嘛。难的是他姥娘，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把她接这儿来住，别的办法，都不是长远之计。就算他老人家能凑合一时，将来咋办？与其来回折腾，莫如砂锅子捣蒜，一竿子插到底，反正早晚也是这么回事儿！”
　　吴森茂倒背双手，两眼望天，神情严肃，嘴里滔滔不绝，一字一句，落地有声，直听得大来子忘了吃饭，李爱媛止住了抽噎。两个人，全都用吃惊的目光，盯视着吴森茂。吴森茂说完话，把目光从房箔上移下来，发现俩人呆痴痴的样子，不禁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咋啦，干嘛直勾勾地瞅我，我这办法不行？”
　　“行，行，就这办法好！”大来子和李爱媛同声说。
　　俩人相互对视一眼，大来子舒心地笑了，李爱媛长出一口气，眼里浸出了泪花。着头说，声音有些哽咽，“我大爷算没白把我老妹妹给你，没想到，你能给他们老两口养老送终。你这女婿，胜过儿呀！”
　　“大兄弟，”吴森茂说，“这话，你可说错了。我给他姥爷养老送终，可不是因为他把女儿给了我。有她，我这么做；没她，我照样。我们爷俩的关系，可是非比一般哪！你说，他得了我的济，这不假。可你不知道，当初若是没有他老人家照顾，说不定我这条小命早没了！后来若是没有他的拉帮，我也学不成手艺，更甭说开鞋店了！这些事，都在我娶她之前。那时候，我就答应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我吴森茂说话算数，就是后来他不把女儿给我，我也会这么做。再说了，他老人家把女儿给我，可不全是为了让我给他养老送终，说到底，大半还是为我。他若不把女儿给我做帮手，我哪会有后来的……唉，算啦，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也罢。你吃饭吧，吃完，咱早点儿走。”
　　大来子吃罢饭，歇了会儿，抽支烟，喝点儿水。趁这工夫，吴森茂收拾柜台，锁账桌，关门上板儿，又和李爱媛交代了几句话，这才拿上钱，和大来子一起走出门去。
　　吴森茂来到李千户屯，直奔李志忠家，进堂屋门一看，西南屋里，顶门放着一张灵床，李志忠的遗体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头里脚外，一身黑：黑土布便服衣裤，黑千层底便鞋，黑礼服呢帽头儿，脸上蒙一块白布。吴森茂没顾得和炕上的李王氏打招呼，几步冲到床前，伸手揭开蒙脸布，一看，立时目瞪口呆。吴森茂原本熟悉的李志忠，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李志忠一张皮包骨头的瘦脸，黑里透白，黑白相间，花里胡哨，像戏台上黑底勾白的鬼脸儿。吴森茂上次见到李志忠，是去年秋天，这才一年没见，他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时，李志忠只是有些黑瘦，现在怎么脱了相？吴森茂不明白，那时李志忠是活人，如今他死了，而且已经在这里停了一天，大概是因为脱水吧，人显得格外干瘦，几近骷髅，原本又黑又皱的脸，抬头纹、松垂的眼皮和脸上的死褶子一散，留下了一条条白道子和两个白眼圈儿……吴森茂只看了一眼这张可怕的脸，就不敢再看了。他赶紧盖好蒙脸布，转头和李王氏说话。但是，李志忠这张花脸儿，却深印在吴森茂的记忆之中，久久不能忘却。
　　吴森茂一面安慰李王氏，一面请大来子召集他的一干亲戚，分头出去为李志忠办理后事：买棺材，做孝服，挖坟坑，组织抬杠的，安排烧水做饭的……合族人等，忙了整一天。到第二天晚上，总算把李志忠盛殓起来。白茬松木棺材，就停放在院子里的两张条凳上。第三天早晨，给李志忠送殡的亲邻陆续赶来，同屋的两个女人帮李王氏分发孝衣。所谓孝衣，实际上只有李王氏和吴森茂各穿了一套，其余子侄辈，无非是一顶白帽子、一条白腰带和鞋上绷的一块白布。至于那些帮忙的、参加葬礼的和凑热闹的，就只能系条白腰带了。
　　新社会、新风尚，共产党不讲迷信，所以，李志忠出殡，没动任何响器，更没有和尚道士念经做法。但因李志忠在李千户屯辈分最高，他又是四兄弟中的老大，子侄众多，加之平日人缘很好，所以，来给他送殡的，不下百十号人。就连村里的头头脑脑、党员干部，也来了几个。这大概是因为李志忠没被划成“经营地主”，也没给他定别的成分，所以他还应该是皮匠——无产阶级、工人老大哥，农民兄弟的干部，自然要敬他三分。这些“大人物”的到来，给李志忠的丧事增色不少。
　　大来子的一声“起杠”，由八人组成的杠子班，在小干子的号子声中，迈着整齐的碎步，缓慢而平稳地向村外走去，后面跟着一溜白衣、白帽、白鞋、白腰带，哭声一片……
　　大五十垄地的地头，由大来子指挥人挖好的坟坑，正敞着大口等在那里。
　　李千户屯村北广阔的田野里，又添了一座孤零零的新坟。
　　出殡回来，吴森茂特意留下李志忠的一个当村长的侄子——李云发，和他商量他大爷的“后事”。李王氏，吴森茂要接走，破烂东西好说，房子和地怎么办，能不能卖，卖多少钱？土改刚过，买房卖地的事，李云发没经见过，也不晓得“上边”的政策，再说了，谁敢买呀？因此，卖房卖地的事，只好留给李云发日后处理。余下的事情就好办了，无非是几件小农具、破箱烂柜、衣服被褥、坛坛罐罐，除了李王氏能带走的，一律送人。第四天，由吴森茂出钱，大来子操办，同屋的三家帮忙，四家大小八口锅，同时开活，在院子里摆了一场“流水席”。“大六碗儿”从中午开始，直吃到日落西山，算是吴森茂代表死去的和活着的，对李千户屯乡亲们深厚亲情的答谢。
　　第五天，村长李云发借给吴森茂一辆大车，由大来子驾车，把李王氏连人带东西一起拉进了沈城。从此，李千户屯里，李志忠这一户，算是彻底绝根了。
　　李王氏进城了。乍一离开她的那些猪呀、鸡呀、瓜呀、菜呀，陷到这拥挤不堪、嘈杂混乱的人群之中，还真不习惯，处处都感到不自在。好在她根本不出屋，白天在家有女儿陪着，晚上有下了学的柏岁和樱子缠巴着，倒也不太寂寞。时间一久，也就慢慢地习惯了。来年春天，吴森茂又在后院西北角靠墙的地方，给她开出单人床大小的两块地，叫她种点儿葱呵、蒜呐、韭菜什么的。不为吃菜，只为给老太太找点儿事儿干，消磨时间。后来，李爱媛又在门口给她买了十只小鸡崽儿。这一来，李王氏可有事儿干了，种菜喂鸡，喂鸡种菜，一天到晚，忙忙活活，过得蛮有意思，也顾不上骂“杀千刀的”了。
　　住的更不成问题，松年住文化馆宿舍，李王氏来了，等于没添人。吴森茂两口仍住前屋后半间的北炕。小下屋由梅龄独占，她爱点灯熬油地看书，怕影响旁人。
　　李王氏和三个小的睡后里屋的东炕，她睡炕头，挨着她的是樱子，隔张炕桌，那边是槐寿，柏岁睡炕梢。
　　李王氏对她的小炕头挺满意，冬暖夏凉——冬天在北屋炕炉子上做饭，炕头总是烧得暖烘烘的；夏天改在院里做饭，打开北窗，屋里满风凉。所差的就是，太憋屈：巴掌大的后院，四面高墙围堵，像蹲监狱似的；出门就是大街，人挤人、人碰人，电车、汽车、自行车疯跑，晃得人眼晕；轰轰隆隆、叮叮咣咣的声音，震得人脑浆子疼；整天乌烟瘴气，臭味熏天……所以，李王氏自到吴家，平时根本就不出门，甚至都很少到前屋去，一天到晚就是炕头——后院，后院——炕头。至于逛街，那还是她刚来的时候，梅龄、柏岁和樱子领她去了一趟中街，去逛“沈二百”。结果是，老太太只上了一层楼，就死活不再上了，非回家不可。回来以后，李王氏这个唠叨哇：“这哪是逛景，哪有个景啊？全是人，挤、碰、踩放着平地儿不走，爬那些大台阶子。上那么高了，还要上，上哪儿？跌下来咋办？再说，上边有啥？花里胡哨的，净是些没用的玩意儿……
　　李王氏唠叨，孩子们就笑，李爱媛更是笑得肚子疼，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吴森茂，这回也给她逗乐了。
　　打这以后，李王氏再不上街了，她还有她自己的说词儿：“去干啥？光看人，连个别的活物都没有。我要不是没辙，才不稀罕你们这大城呐！我们屯那么些人，没进过城的多啦，不也活一辈子！”
第44章 古满月成了人物(1)
　　１９５３年秋，吴柏岁和吴樱子小学毕业，双双考入灰塔中学。这样，明年吴森茂家就有三个中学生了：上初一的吴柏岁和吴樱子，还有初中即将毕业的吴梅龄。
　　一家出三个中学生，这在鞋料街，乃至整条北顺城街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吴森茂这个“斗大的字不识几升”的大老粗，常常因此而受到不少赞许，他自己也为自己能培养出三个中学生而感到美滋滋的。
　　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５４年，吴梅龄初中毕业。鉴于家庭生活拮据，更主要的是因为自己学习太过吃力，吴梅龄决定不升高中，而是报考中专。因为中专减免学费，食宿由国家全包。这样，吴梅龄既可减轻家里的负担，又能尽早工作，免除学习之苦。吴森茂对大女儿的决定没有意见，但他有言在先：只要他孩子愿意念，不管是谁，也不管他（她）能念到什么时候，他都供，只要他还供得起。而今是大女儿自己不想上高中念，要上中专，他自然不能勉强。再说，大女儿是一番好意，而且很有些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的味道，吴森茂也就成全她了。不过，吴森茂还是反复提醒女儿，要她想好，日后不要后悔，更不能埋怨谁。吴梅龄态度坚决，义无反顾地考取了沈城铁路专科学校。
　　也就是在这一年，东北人心中的大“英雄”，他们那位位高权重的“高主席”——高岗垮台了。
　　吴森茂没见过他的这位“高主席”，只听说是国家的副主席，又是东北的什么主席，到底是什么，他也不清楚，也搞不懂。吴森茂还听人说，高岗有个外号，叫“高大麻子”，也许是吧。不过，这也没啥，脸上有点儿麻子，也并不妨碍人家当主席。现在高岗垮了，垮就垮吧，正像他吴森茂不关心台上的高主席一样，他也不关心高岗的下台。
　　吴森茂爱搬杠，会讲歪理儿，偶尔能说出个道道，十有八九是“狗戴嚼子——胡勒”。不过，吴森茂现在也学乖了，再怎么高谈阔论，也只说给李爱媛一个人听，可不敢在外边胡吣！但是，有时遇到些事儿，他还是憋不住，还要犯他的牛脾气。就说这高岗垮台吧，他就闹不懂，高岗人倒了，和“高岗”牌儿的东西有什么关系？
　　说是为了肃清高岗的余毒，消除高岗的影响，街道干部走家串户，清理“高岗”牌的东西。偏巧吴森茂家就有一块“高岗”牌的电表，也在清理之列——要把旧表砸了，另换新表。吴森茂一听就火了：“我的电表走得好好的，干嘛砸了？
　　高岗垮了，我的电表可没垮，用不着换！”
　　街道干部给他讲道理，说高岗反党，罪不可赦，不能留下他的名字。
　　“那好，”吴森茂说，“不就是个名字么，我把它糊上，再不行，我把它刮掉，反正我不换。高岗反党，我的电表又没反党！”
　　吴森茂是够倔的，他到底没有更换这块电表。尽管如此，高岗事件还是让吴森茂感到很不愉快，然而，不愉快的事还多着呐！
　　不久，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吴森茂不晓得它的伟大意义，也不十分了解它的具体内容，他只是感觉到，过日子不如从前自由了，买个米面粮油都计数限量。
　　接着，买布也定量了。吴森茂对这项政策虽然不满，牢骚话说了不少，但他并不十分反对。虽说买东西不自由，但对他家的影响并不大。粮食、棉布虽然限量，但还够吃够穿。吴森茂一向节俭，从不讲究大吃大喝；穿也一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大改小，旧翻新，穿烂了当抹布。这一限量供应，倒对了吴森茂那抠牙鬼的脾气。
　　紧接着就是农业合作化，刚成立了合作社，又来了一个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掀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吴森茂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他的地早已经分光了，合不合，怎么合，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上边却十分重视这场运动，区里发给各家商户许多论述合作化的大书，叫他们自学，还要定时组织讨论。吴森茂没事的时候，捧着一本儿大书，看着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觉得农村搞得挺热闹，但对什么土地入股，按股分红，集体劳动，按工记分之类，他又不甚了了。所以，吴森茂虽然整天抱着书本，但他看书的时候少，胡思乱想的时候多。
　　一天，鞋料街上的小店主们被召集起来开会，一位公家的干部通知大家，说这条街上的十来家鞋料店的账簿，要由公家派出的会计统管起来。
　　说到账簿，小买卖铺户，一向不太重视。鞋料街上的这几家小店，账目齐全的不多，满打满算，也不过两三户：一户是郭万宝，他的买卖最大，专门从老家山东叫来个有文化的侄子给他记账，账簿全，账目清；一户是张春生，他文化底子厚，自小出来学买卖，账记得也不错；第三户就得算岳世盛了，他念过几年私塾，记账不成问题，余下的几家就难说了。
　　就说吴森茂吧，开了几十年买卖，就没建过正经八百的账簿，顶多是随便找块纸儿，也许是哪个孩子没用完的破本，甚至是在日历上，记一下该谁欠谁的，谁该谁欠的，一俟清账，勾掉或撕掉也就算了。什么每天的流水，明细账目，日清月结，根本不懂，反正“一锅搅马勺”，“肉烂在锅里”，自己挣自己花，记不记账有啥大关系？再说了，就吴森茂那小学半年的文化，叫他记账，那不是赶鸭子上架嘛！就是文化水平比他高的李爱媛进门以后，也只能帮他记个大概，拉蛋鸡似的，过后就丢，哪有个什么账啊！其余的几家就更是“马尾儿穿豆腐——提不起来”
　　了。大字不识的“睁眼瞎”，懂什么记账？“三反”、“五反”的时候，这几家鞋料店都被定成了“基本守法户”，那也不是查出来的——因为好些家根本无账可查，而是凭审查人员的一句话。大概是因为这儿的商户本小利薄，搞不出什么大的“五毒”行为，顶多也不过是缺斤短两，偷税漏税，数额也有限，大估摸地罚点儿款，也就算了，但是运动过后，再这么胡里八嘟地做买卖可是不行了。上边明文规定，各家商户必须建立明细账目，进货要有单据，卖东西要开发票，日清月结。这对商家来说，本是好事一件，进出明白，盈亏有数，做起买卖来，心里也踏实。可是，真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拿吴森茂来说吧，卖东西开发票就是个难事儿。十个洋字码好说，“合计（大写）”就不行了，壹贰叁肆……笔画那么多，写起来真费劲，不过，好在只有十个字儿，慢慢学吧。“品名”也好办，有进货单，实在不会写，可以照抄，好在货物有数，日子长了，“照葫芦画瓢”也能画像了。
　　再说了，真字儿不会写，还有白字呐，“锥子”写成“追子”，“钉子”写成“丁子”，对付呗！最难的是“单位名称”，购货的什么主儿都有，千奇百怪，字数又多，咋填？实在没辙，就只好劳动买主的大驾，请他们自己填写。再说了，吴森茂家里还有好几个学生呐，赶上谁在家不能伸把手？只是月末结账，真把吴森茂难住了。他和李爱媛不会，孩子没工夫，万般无奈，只得求人。求谁，整条街上，会结账的只有那三家，岳世胜年岁大，老眼昏花，慢手慢脚，忙活自己那几本儿账还自顾不暇呐，哪有工夫帮别人？只有郭万宝的侄子和张春生，还能抽出时间，帮忙拢一拢，但那也要等人家自己的账结完才行。加之，结账都赶在月底月初那几天，求他们帮忙的户太多，张这个口求人，真不容易！于是，吴森茂就想到了游手好闲、在家当甩手掌柜的古满月。
　　古大少过去可是跟他们两口吹过，他小时候念书，有老先生上门教他，有丫环仆役伺候，四书五经背过，诗词歌赋作过，琴棋书画练过，后来又上洋学堂，虽说没念完高中，可也懂些天文地理算数几何。可是，古满月的学问到底如何，谁也没见过。
　　吴森茂出于无奈，只好请古满月过来试试。没想到，这位往日的公子哥儿还真行，不仅写的一手好字，而且算盘打得连珠响，吴森茂积了数月的乱账，成堆的票据，整本整本的发票，哪消两天工夫，被他理得清清楚楚，算得明明白白，归拢得有条有理。吴森茂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后来，吴森茂每月都找古满月帮他结账，古满月也乐得一显身手，听几句夸赞，还落个好吃好喝好招待。
　　出人意料的是，这件事经吴森茂一传，倒把个鞋料街轰动了：那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那个差一点儿把小杂货铺搞黄的懒虫，那个靠老婆的山东大煎饼养活的屎蛋，原来是个大秀才！这下，那些为结账犯愁的商户可有救了，纷纷找上吴森茂，托他的人情，请古满月帮忙结账。古满月呐，来者不拒，他不能驳吴大哥的面子，何况这个营生，他不仅干得来，而且也爱干。再说了，到谁家帮忙，谁家能不好生招待，少不得混顿嚼裹，解解馋。只可惜，一个月只有月底那么几天！
　　现在，上边要派会计，把整条鞋料街的账都统管起来，这还真是件好事儿，至少不用再为账目的事情犯愁了。只是，吴森茂有些替古满月惋惜：“才风光了几天，完了，吃蹭，也吃不成了，这都是命呵！”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吴森茂正在柜台里边收拾货物，没想到古满月来了。只见他上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黑裤子，黑皮鞋，稀薄的头发，梳得倍儿齐，进门一声“大哥”，冲里屋一声“大嫂”，礼数不缺。吴森茂没在意，以为他的古老弟没事可干，又来串门子，便随口答了一句：“满月来啦，屋里坐，我就来。”
　　“不了，我先看看。”古满月说。
　　古满月往常来，总是打个招呼就奔里屋，等吴森茂和李爱媛进来陪他说闲话，从不进柜台转悠。这回不同，古满月不仅没钻里屋，反而倒背着手，东瞧瞧，西看看，迈着四方步，踱到柜台里边来了。吴森茂对此，大惑不解，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古满月。
　　“吴大哥，把账拿出来，让我看看。”古满月说着，来到账桌前，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一只手弹着桌面，两眼瞅着天花板。吴森茂见状，大吃一惊，心说：
　　“今天这是怎么了，这小子犯神经，跟我拿大！”但他嘴上却说：“还没到月底呀，不是结账的时候。”
　　“不是结账，是看账，”古满月拉长声儿说，“随便看看。”
　　“随便看——”吴森茂莫名其妙。
　　“哈，哈，哈！”古满月跺脚拍桌子，一阵大笑。
　　吴森茂呆若木鸡。古满月突然跳起，拉着吴森茂往柜台外边走，又把他推进前里屋，边推边说：“怎么样，大哥，把你唬住了吧？”
　　“怎么回事？”吴森茂仍感惊魂未定，“你这是搞啥名堂？”
　　“大哥，”古满月把吴森茂按到炕沿上坐下，他自己站到地上，一边搓手，一边高兴地说，“让我管账啦，管咱这条街！”
　　“什么？”吴森茂似乎明白了，“这么说，前几天上边说的统管会计是你？”
　　“是——是我。”古满月这时显出腼腆劲儿了。
　　“哎呀，天哪！”吴森茂转惊为喜，“古老弟，你这下子可出息大发啦，没想到，真没想到，这统管整条街的大会计，竟然是你！我说古老弟今天怎么这么神气，原来……”
　　“大哥，”古满月说，“我那是逗你玩儿，在大哥面前，我敢神气？”
　　“咱不说这个，”吴森茂说，“你快坐下，给我说说，你是怎么当上这大会计的。”
　　“快说说。”李爱媛听见前边大呼小叫，也凑过来了，“我给你们沏水。”
　　“我今天来这儿，”古满月说，“就是要告诉大哥大嫂，我是怎么当上这统管会计的。说来，我这‘官儿’，还是大哥你给的。”
　　“我？”吴森茂点着自己的胸脯，不解地问，“我这么个大老粗，能封你这统管会计？”
　　“唉，说来话长，”古满月说，“没大哥提携拉帮，哪有我今天？”
　　于是，古满月便开始给吴森茂夫妇说“因果”：
　　原来，自打建账起，上边的税务部门就开始不定期地查账。一般是，隔个三两个月，上边就下来人，把各家商户的账拢起来，拿到区里去查看，过后再送回来。
　　区里查账的是税务局的一个科长，姓曹。据曹科长后来对古满月说，他查了几次，发现鞋料街的账，记得十分蹊跷：除了郭万宝等三户记得好，结得清；其余各户都是记得乱，结得好，而且，从这些家结账人的笔迹看，工整清秀，一模一样，所以，曹科长断定，帮记乱账的各家鞋料店结账的，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能人。
　　于是，曹科长命令收账的区通讯员，暗中察访此人。
　　通讯员在下次收账本时，一访听，没费劲儿就问清楚了：帮他们结账的人叫古满月，是当街一家煎饼铺的小掌柜。于是，有一天，区税务局的这位大科长亲自出马，登门拜访古满月。稍加询问，曹科长便认定，古家两口是自己人，是党在鞋料街上的依靠对象。孙月娥自不必说，老区妇女、党员、妇救会主任、支前模范，古满月虽是旧官宦家庭出身，可是解放前早已沦为穷光蛋，算是城市赤贫、地道的无产阶级。难能可贵的是，古满月还是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队伍里，不乏知识分子，但他们大都出身不好，而在党的主力——无产阶级里，又大都没有文化，所以，古满月这个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成员，在曹科长的眼里，就成了这支队伍里的凤毛麟角。可惜的是，古满月还没有参加革命，因为他没有接受过革命的熏陶，阶级觉悟不高。于是，曹科长便和孙月娥一起，联手对古满月进行阶级启蒙，提高他的革命觉悟，千方百计要把他拉到革命队伍中来。
　　古满月这个人，自小懒散惯了，而且对政治向来不感兴趣，按他自己的本意，他是不愿革命的，也不想出去工作，就像现在这样，当个小煎饼铺的甩手掌柜，自由自在，挺好，可是，古满月架不住家里家外的两面夹攻。曹科长暂且不说，就说孙月娥吧！自从见过曹科长，听了他给她和古满月戴的“高帽”，她就像疯了一样，一天到晚说个没完，又是批评教育，又是启发引导，把山东老家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全搬出来了：什么送子参军，送郎上前线；什么独轮车推出了鲁南大捷，拥军鞋锳出个新中国……
　　“你看把她能的！”古满月越说越来气儿，“她和那个姓曹的，一唱一和，有说有笑。依我看，他俩倒很般配，像一家子，我倒成了外人儿。你们听曹科长说的那话：‘大妹子，满月不出去工作，你别叫他上你的炕。’这——这叫人话吗？”
　　吴森茂和李爱媛听了，不禁哈哈大笑。
　　不管怎么说吧，最后古满月还是答应了。于是，曹科长送他进了一个什么“工商管理干部学习班”，集中学习一个月，半天学政治，半天学业务，晚上自由活动，但平日不许回家。就这样，古满月被“熏陶”了三十天，昨天才回家，今天就到他吴大哥这“诉苦”来了。
　　吴森茂听罢古满月的牢骚话，站起身来，搓着手说：“老弟，这是好事儿呀！
　　曹科长那叫‘慧眼识英雄’。他上门找你，那是学诸葛亮，‘三顾茅庐’，叫你大展宏图。至于弟妹，无非是望夫成龙，让你给她长脸，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呀！你看，一个扶你上马，一个马上加鞭，他们可都是在帮你，叫你出人头地，你可千万不能错会了他们的好意！现在就看你的啦，老弟，借此东风，你可要青云直上啦！”
　　李爱媛也为古满月高兴不已。可是，古满月自己却高兴不起来，他心里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满月呀，”吴森茂劝道，“这可就是你的不是啦，这个统管会计你若是再干不好，那你可就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是呵，大兄弟，”李爱媛也帮忙劝解，“谁不想出息自己？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好机会，你该高兴才是！”
　　“我高兴不起来。”古满月讷讷地说。
　　“那是为啥？”吴森茂问，“总得有个理由吧！”
　　“为弟妹和曹——”李爱媛瞎猜。
　　“不，不，”古满月忙作解释，“不为他们，我——我——”
　　“说呀，到底为啥？”吴森茂和李爱媛齐声问。
　　“我是为——你们！”古满月吞吞吐吐。
　　“为我们？”吴森茂和李爱媛目瞪口呆。
　　“是这么回事儿，”古满月开始解释他不高兴的原因，“我从曹科长的几次谈话里，从学习班老师的政治课里，还有首长在学习班毕业典礼上所作的报告里，听来听去，总觉得他们是要整治你们。噢，当然不是专指大哥大嫂，是指资产阶级。”
　　“是这样！”吴森茂陷入了沉思。
第45章 古满月成了人物(2)
　　“快说说，他们都是咋讲的。”李爱媛催问。
　　“就说曹科长吧，”古满月回忆道，“他说，叫我出来工作，是为了迎接一场战斗——一场和资产阶级进行的生死之战。”
　　接着，古满月便把他从曹科长那里听到的和在学习班上学来的，拣重要的、估摸吴森茂和李爱媛能听懂的，简单说了几条。无非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之类，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吴森茂和李爱媛听了，更是糊里糊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共产党下一步是要拿资产阶级开刀。至于怎么开刀，从哪儿下刀，砍成啥样？古满月说不清楚，吴森茂和李爱媛也想不出来，只能等着瞧。不过，古满月和吴森茂下面的一段谈话，倒是救了吴家一命：“话就说到这儿，”古满月说，“大哥心里有数就行了！”
　　“有数？”吴森茂说，“有什么数？只能听天由命！”
　　“话不能这么说，”古满月说，“知道点儿，总比两眼一摸黑强。就说这下一步定工资吧，我劝——”
　　“等等，”吴森茂拦住古满月的话头，说，“定工资？定什么工资，给谁定工资？”
　　“给你们定工资！”古满月答。
　　“什么？”吴森茂大惑不解，“给我定工资？嘿——嘿嘿，新鲜，买卖是我的，我给我自己定工资？”
　　“对啦，”古满月说，“就是自己给自己定。”
　　“照这么说，”吴森茂一脸不屑地说，“我也得花工资啦？”
　　“是这样。”古满月说。
　　“那钱呢？”吴森茂气儿不打一处来，“我挣的钱？咋办？不能花，笑话！给谁，还是没收？”
　　“不给谁，”古满月说，“也没说没收，好像，钱还是你的，只是不能随便花，得见账。”
　　“好哇，见账吧，”吴森茂越说越气，“你是统管会计，账本儿攥在你手里！”
　　“孩子他爸！”李爱媛数落道，“你跟满月发什么脾气？大兄弟告诉咱这些，是为咱们好，政策又不是他定的。”
　　“没什么，”古满月大度地说，“大哥也是急的，他不是冲我。”
　　“古老弟，”吴森茂压住火说，“你知道，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我也不是急，是气，我就没听说过自己给自己定工资的？简直是‘脱裤子放屁——没事儿找事儿’，世界上就没这个道理！”
　　“有没有这个道理，我不知道，”古满月说，“反正就这么办了，大哥若是信得过我，就听我一句劝：啥也别说，叫定就定，还要给自己定高点儿，最好也给大嫂定一份儿。话就说到这儿，咱哪儿说哪儿了，千万别外传，我走了。”
　　吴森茂和李爱媛要留古满月吃饭，古满月好歹不干，说现在不比从前，他是公家的人了，得事事检点，注意和商户划清界限。说着，古满月已经出屋，到大门外，还回头高声嚷了一句：“你们的账，还得往细里记，过几天我还来查！”
　　古满月走后，吴森茂和李爱媛可犯起了嘀咕。两人索性把前门关了，躲到里屋炕上，琢磨起古满月的话来。可是，琢磨来，琢磨去，始终琢磨不出个头绪。吴森茂总觉得，自己给自己定工资是扯淡，没事儿找事儿，瞎掰。李爱媛虽然也闹不清这中间的道理，但她却认为，古满月现巴巴来家告知此事，绝非随便说说，肯定另有深意，但又不便明说。因此，李爱媛极力主张，照古满月的话去做：吴森茂的工资往高里定，再给她也定一份儿。
　　“好，好，好！”吴森茂同意了，“就照满月说的办。”
　　事情商量定了，吴森茂还要嘱咐李爱媛几句：“咱可说好，此事不可外传，什么张大妹子郭大嫂，一概不能告诉。咱可不能给满月惹麻烦。”
　　“跟我说呐？”李爱媛一撇嘴，“还是管好你自己那张破嘴吧！”
　　几天后，区里召集鞋料行业的业主们开会，要求他们定职定薪，三天后，分片讨论，自报公议。会上说得很清楚，定职定薪是为了加强管理，做到进出有数，收支明细，这对商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钱么，是谁的，还是谁的，一分也少不了。自定么，要合理，适当宽打；定多了，花不完也没用；定少了，不够花，可以续支……
　　会后，业主们议论纷纷：“自己给自己开薪，有意思！”
　　“定不定有啥用，反正‘肉烂在锅里’。”
　　“‘切糕改粽子——折腾枣’哩！”
　　“‘脱裤子放屁——白费事’！”
　　……
　　“咋定？”“定多少？”这是后来的三天里鞋料街上的主要话题。大家问的多，答的少。虽说谁也没拿这当回事儿，但真要定个数，还挺犯核计。最先报出准数的是张春生：“咱沈城的最低生活费是七元，我家三口人，三七二十一，上边叫宽打点儿，我加倍，四十二，凑个整儿，我定五十。”
　　“若照你这个算法，”岳世盛说，“我四口，该拿五十六。”
　　“我五口，”郭万宝说，“该七十。不过，我大侄儿给我管账，还管采办，得给他定一份儿，他也是三口之家，定四五十元吧。其实高了，哪开销得了这么些，不做买卖啦？”
　　“我不行，”吴森茂说，“我家人口多，还四个念书的，我得定高点儿。”
　　大家都说应该，反正钱是各家自己的，定多定少，和别人没关系。每回议论，大体都是这个内容；每次议论完工资，都少不了对此次定薪发几句牢骚。
　　三天期满，顺城街这片儿的十几家鞋料店开定薪会，各户自报，大家公议。
　　“自报”很简单，说个数就行了，也有讲理由的，话也不多。从自报的数目看，大体和事前议论的数目一致。只有吴森茂特殊，不仅自己报得高，还给老婆报了一份。但是，不管报高报低，到“公议”的时候，听到的都是一个词儿——“同意”。十几户，连自报带公议，总共没用一个点儿，完了，纯粹是走过场！自报公议结束，下一步自然是等候上级审核的意见。原先还有人估计，上边会做些平衡，调整。吴森茂甚至担心，自己报高了，会叫人家削平，报两份，会被砍了。谁知，没过几天，批文下来，一宣布，原来报上去的数目，丝毫没有改动，原数照批，吴森茂白担心了。就这样，吴森茂给自己定了个全行业最高的工资——一百零八块，还给李爱媛定了个四十六！工资定完了，别说旁人没拿这当回事儿，就连吴森茂自己，也觉得没意思，是扯淡！然而，就是这当时看似扯淡的工资，到后来，也就是到了他们要靠工资吃饭的时候，才明白它的重要性。
　　１９５６年。一天，古满月突然来到吴森茂家。他一进门，就冲吴森茂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说完，转身就走，头也不回。弄得吴森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李爱媛在里屋，透过门窗，看见古满月进来又走了，觉得奇怪，便出来打问。吴森茂说：“怪事儿，进门说了一句话，转身就走，不知搞啥名堂！”
　　“说了句什么？”李爱媛问。
　　“说不叫我进货了，”吴森茂说，“没头没脑的，不知是啥意思。”
　　“不叫你进货？”李爱媛在琢磨，“肯定是有事儿呵！”
　　“啥事儿？”吴森茂问，“买卖不叫做啦？不能呵！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变了？要没收，还是要分？”
　　“你别瞎琢磨，”李爱媛说，“没用！依我看，听满月的没错，他肯定知道什么，上回定工资，他不是说准了么。”
　　“说准了又咋样？”吴森茂不以为然，“工资定了，哪月咱也没如数拿，有啥意思？”
　　“有没有意思不说，”李爱媛坚持说，“定还是定了，说明满月的话有准儿。这回也一样，没事儿，他不会现巴巴地跑来，说这么一句话就走。”
　　“倒也是！”吴森茂说，“要不，我再找机会问问他？”
　　“问也没用，”李爱媛说，“能说，他早说了。别给人家找麻烦，你就先别进货，看看再说吧！”
　　吴森茂果然不再进货，不仅如此，就连原来已经订下的货，也都叫他退掉了。
　　这个月的月底，古满月又来结账，吴森茂想借此机会，再套套他的话。没想到，古满月还是那句话，多一句也不说：“叫你别进，你就别进，我还能坑你？问那么多干啥？没好处！还有，你知我知，千万别告诉外人。”
　　古满月说完这句话，再不吭一声，只顾闷头干活，完事儿走人，像没这回事儿似的，以后也是如此。吴森茂两口也不好意思再问，只能自己瞎嘀咕。
　　一晃，俩月过去，吴森茂有点儿顶不住了。眼见得存货越来越少，买主要的，他不是没有，就是数量不够，这买卖可怎么做？吴森茂不免有些心慌，可是，每当吴森茂犹豫动摇，思谋进货时，李爱媛总是出来挡驾：“不进，啥也不进！这回你听我的，再信一次满月。我怎么琢磨怎么觉着，满月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这背后肯定大有文章。”
　　“可这货底儿——”吴森茂仍不死心。
　　“货底儿怎么了？”李爱媛说，“再不济，也比你刚开张时胜强百倍。再挺俩月，黄不了摊儿！”
　　不用吴森茂再挺俩月，这次谈话以后，没过半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开始了。
　　有人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成熟，太幼稚，这话一点儿不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经大张旗鼓地搞了好几年，农村不仅实现了合作化，而且完成了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大转变，而这只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内容之一，其中的另一大改造对象，就是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旗帜鲜明，无产阶级光明磊落，人家没藏着，没掖着，事事摆在明处，报纸天天登，广播日日讲，大力宣传，生怕你不知道。
　　鞋料街上的小商户，连日来，天天丢下买卖去开会。上边给每个业主发一个红皮笔记本，本子的扉页上用红字印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一化三改”的详细内容。干部们给他们读文件，念报纸，请首长作报告，组织他们学习讨论，交流思想，谈心得体会。让他们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讲小日本儿、国民党的坏，念共产党的好；让他们讲家史，谈身世，叙述发家史，认识剥削的反动本性；组织他们参观工厂、合作社，让他们明白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给他们展示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描绘共产主义天堂的美好前景——这一切，都是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让他们认识到总路线的伟大意义，明白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最后落实到一句话：愿意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要说真话，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向党交心嘛！只要是心里话，咋说都行。愿意，我们热烈欢迎；不愿意，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共产党讲的是自觉自愿，绝不强迫！”这就是首长在总结报告中讲的一段话。
　　包括吴森茂在内的所有与会的业主，无不表示愿意，而且是“真心诚意”地愿意，“出自内心”地愿意，并且郑重声明，他们说的绝对是“真话”、“真心话”、“心里话”、“掏心窝子的话”、“出自肺腑的话”……
　　光说不行，还得写：写自传，写履历，写经营史，写学习心得，写思想汇报，写决心书……
　　这几“写”，可苦坏了吴森茂。写笔画少的字，笔记本一格正好；写笔画多的字，两格装不下。十个字，倒有八个不会写，只好写白字：“伪满”写成“为满”，“鞋楦”写成“鞋宣”，“老蒋”写成“老将”，“美帝”写成“美的”……有时连白字也写不出来，就只好空着。
　　这些日子，吴森茂像着了魔，喝了迷魂汤，整天晕得乎的，忘了自己是谁。每天，他都是兴冲冲地去开会，口沫横飞地谈心得，痛哭流涕地忆过去，眉飞色舞地想未来，指地对天地表决心，仿佛自己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天堂，把他的那桩小买卖看得一钱不值。别人也和他差不多，有的比他还激烈。有个小老板当场发誓，自己的买卖不要了，从此作个“无产阶级”！
　　“这可不行，”领导他们学习的人说，“谁的买卖还是谁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不同于官僚资本和地主封建经济，对它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我们党对改造民族工商业，有明确的政策，那就是赎买。”
　　赎买？赎买是什么意思？据解释，赎买就是，国家按你的买卖的实有资本，如数付钱，在一定年限内付完，而且追加利息。这叫还本付息，国家没那么小气，绝不会占他们的便宜！具体形式么，就是公私合营，把私营资本主义改造成国家资本主义，一旦还本付息结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胜利完成了。那时，像吴森茂这样的资本家，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一年夏天，顺城街上格外热闹，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报喜队伍，一拨接一拨，走过顺城街，直趋市政府。这其中，就有鞋料街上的这十几家开鞋料店的小店主们的队伍。
　　报完喜的第二天，吴森茂和鞋料街的商户们的兴奋劲儿还没有过去，统管会计古满月领着一位估价员和一位监督员来了。三个人，在鞋料街上，由西往东，挨家挨户地给这十几家鞋料店盘点估价，登记造册。没估到的户，在家等着。
　　下午，估价组来到吴森茂家。估价员连个招呼都不打，进门就估。古满月跟在他屁股后头记，监督员到处乱看。这位估价员是个矮胖子，四十多岁，看样子挺随和，一双眯糊眼总是带着微笑，像弥勒佛。吴森茂对他的印象不错，觉得他和蔼可亲。可是一估起价来，吴森茂就傻眼了。几十元一张的牛底皮，被这位估价员一估，变成了五元一张。古满月按事先准备好的商品目录，报出存货数量，一计算：
　　五十三张，五五二五，三五一五，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五？”吴森茂又气又急，“还不够买这几张零头哪！五元一张，那不是买整张底皮，买双皮底还差不多！”
　　吴森茂生气的工夫，估价员已经又估出好几项了，等估价员估到渔网线，吴森茂再也忍不住了。几元钱一斤的美国渔网线，二斤一团儿，被估成一元钱两团！吴森茂两眼冒火，浑身出汗，正要发作，估价员身后的古满月踢了吴森茂一脚，半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古满月的举动像一针镇静剂，使吴森茂立时安静下来。他索性躲到一边儿，不看也不听，随他们怎么估吧。哪消半个点儿，主要货物还没估到一半，估价员说了一句：“其他，三百！”吴森茂这一户就算估完了。估价员和监督员到门口去抽烟，古满月坐在账桌前拢数，没一会儿，总数出来了，吴森茂的资产，总计一千六百七十八元九角三分。古满月报完数出去，跟估价员和监督员说了几句话，就带上他俩去下一家了。吴森茂送走估价组，回到柜台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面红耳赤，一头虚汗。他眼里的货架左右摇摆，东倒西歪，奇形怪状的货物，漫天飞舞……吴森茂两眼发直，脑袋里一片空白。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吴森茂听见有人叫他、推他，他这才从眩晕中清醒过来。
　　“老吴，你怎么啦？坐在那儿翻白眼儿，咋叫也不应。”原来是李爱媛和他说话。
　　“我没事儿，”吴森茂愣怔怔地说。
　　“估完啦？”李爱媛问。
　　“完了，”吴森茂揉着眼搓着脸说，“全完了！”
　　李爱媛还想问问详情，吴森茂理也不理，推开李爱媛，独自一人走出门去。
　　吴森茂像个无头苍蝇，漫无目的地瞎闯，心里乱糟糟地，一路胡思乱想。他首先想到的，是方才结束的货物估价。估价不合理，估得太少了。不过，接受赎买，是你自觉自愿的，参加公私合营，是你自己提出的，决心书是你自己递的，欢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是你捧着送去的……从哪一点讲，也不能说是被强迫吧？谁也不会料到，估价估得这么低。远的不说，就说鞋料街上这十几家鞋料店吧，不用打听也清楚，各户都是这个估法。你吴森茂的小店既不是被估价的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也没见谁对这种估法有什么反应。算啦，认命吧！
　　吴森茂再也想不下去了。他停下脚步，清醒清醒自己，四周看看，见自己已经糊里糊涂地来到了城里的中街，左右全是店铺，马路对面就是沈城有名的“马烧麦馆”，吴森茂突然感到自己饿了。可不是么，自己为估价的事儿犯急，连午饭都忘了吃。
　　“老子一辈子省吃俭用，不敢错花一个大钱儿，今天我也痛快痛快，享受一回！”这么想着，吴森茂大模大样地走进去，往椅子上一坐，扯着嗓门喊：
　　“伙计！”
　　跑堂的过来，抹桌子，布碟，歪着脑袋问他要什么？
　　吴森茂昂头挺胸，一只手敲着桌子，拉长声说：“半升啤酒，半斤烧麦——”
　　“还要什么？”跑堂的问。
　　“还要——”吴森茂犹豫了。
第46章 古满月成了人物(3)
　　吴森茂看着墙上的菜谱，琢磨了半天，想点几个菜，又觉着太贵——像样点儿的菜，都得块把两块，一个菜的钱，够全家吃几顿的，不划算。他咬了几次牙，狠了几回心，还是没叫出来：“先来这些吧。”
　　堂倌斜了吴森茂一眼，没说什么，扭头朝里边喊：“半升啤酒，五两烧麦，不够后续！”
　　“啤酒、烧麦来啦！”堂倌放下东西，客气地找补道，“您慢用。”
　　“慢用？”吴森茂心说，“再慢用也是半斤烧麦，半升啤酒。就这，也叫享受？
　　真真是令人可发一笑哇！”
　　吴森茂这是拿说书人常用的一句套话自嘲。他想：“吴森茂哇，吴森茂，可真有你的！使老大个劲，就放这么个小屁儿？现在想享受，晚啦！早干什么来着？想当初，漫说几个菜，就是买下几个这样的馆子，也不费吹灰之力！而今啥也没有了，才想到享受，马后炮啦！”
　　吴森茂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吞烧麦。他是真饿了，啤酒没喝几口，半斤烧麦吃得只剩了四个。吴森茂吃饱了，啤酒却还有大半杯。丢下，怪可惜的；喝了吧，越喝越温吞，越苦涩。吴森茂一口一口地慢慢嘬啤酒，想心事儿。好在这时已是大下午，饭馆里没人，跑堂的不催不撵，吴森茂乐得在这儿享清闲，可是他的脑子却片刻也闲不住，他在想：“要是照这个吃法，他的小买卖卖得的一千六百多块，还真够他吃一阵子的！可是，这钱在哪？听说是不给现钱，是变成定息，慢慢还，是十年呐，还是二十年，才能还清。还完这一千六百多块钱，买卖可就是公家的啦！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这买卖就已经不是我的啦？这一合营，一切都由公方管起来，一切都由公方说了算，我们这些人只能上班干活，吃死工资，这不是公家成了东家，我们只能算是吃劳津的吗？”
　　吴森茂越想越气，浑身发燥，头上冒汗。他喝下最后一口啤酒，用手帕包上四个剩烧麦，走出饭馆。吴森茂平日不喝酒，冷不丁灌半升啤酒，酒劲儿上来，脑袋还真有点儿晕得乎的。他晃晃悠悠，一溜歪斜地走到家，把几个剩烧麦往迎出来的李爱媛手里一塞，二话没说，进里屋，一头扎到炕里，倒身便睡。这一觉，吴森茂由下午一直睡到后半夜，连晚饭都没顾得吃，衣服也没有脱。吴森茂起来，看看表，才一点多，本想脱了衣服再睡，可是肚子不饶人，“咕咕”直叫——饿了。他下地，喝了几口剩茶，想到后屋找点儿吃的。他摸黑来到外屋，冷不防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人没摔着，吓了一跳。吴森茂用手一摸，发现自己是跌到牛皮摞子上了。他索性坐在牛皮上，用手摸着光滑的皮面，鼻子里闻着熟皮子的气味儿，想心事：“多好的整牛皮，怎么才给估五块？”
　　吴森茂摸着摸着，突然摸到一处平直的切割茬口，发现这是一块零卖剩下的半张。吴森茂激灵灵打个冷战，猛地站起来，吃饭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他顺手拉开灯，直扑外屋，抄起一把拉皮刀，返身回来，拉过那半张牛皮就割……吴森茂原本不想开灯，怕惊醒了李爱媛，此刻他也顾不得这些了，割罢。从这半张上割下一块，再从另一张上割下一块，哪块都够裁两双鞋底子的。吴森茂割了五六块，手都割疼了，干脆，不割了，拣半张的拿吧！他把几个小半张的牛皮，连同割下的几块，一股脑拿到楼上，塞到木炕底下，藏了起来，返身回到前屋，发现李爱媛站在那里。
　　“你怎么起来了？”吴森茂问。
　　“你这么折腾，我还能不醒？”李爱媛说，“我还以为你晚饭没吃，饿了，自己找吃的呐！对了，你又开灯，又前屋后院地乱跑，满头大汗，你这是在干啥？”
　　“我割了几块皮子。”吴森茂说。
　　“人家可是过了数的！”李爱媛有些担心。
　　“我知道，”吴森茂说，“我在场，都看见了，只是报个数，估个价，没认真核对，大部分东西，连看也没看，都归到‘其他’里，一总估了个三百，哪有准数？”
　　“查不出来？”李爱媛问。
　　“查个屁！”吴森茂没好气地说。
　　“那好，你藏，”李爱媛说，“我给你弄点儿吃的去。”
　　李爱媛转身走人，临了还找补一句：“丢了西瓜捡芝麻！”
　　吴森茂在前屋，疯了似的，见啥拿啥，用得着用不着的，一通猛抄，各种线、麻绳、磨刀石、小工具、小零件……一盒盒、一包包、一捆捆，到处乱塞。
　　忙活够了，吴森茂洗把脸，进里屋吃饭。也许是吴森茂饿过劲了，吃什么都没味儿，他嚼着干馒头，想起了李爱媛方才说过的那句话：“伙计，你方才说什么‘丢了西瓜捡芝麻’？”
　　“我是说，”李爱媛说，“买卖都合了，拿点子东西管啥用？”
　　“是没用，”吴森茂说，“可我咽不下这口气！就我这两屋子货，怎么就给我估出那么点儿钱？”
　　“你这个人呐，”李爱媛劝道，“就是‘大头不算小头算’，说你是‘丢了西瓜捡芝麻’，一点儿都不屈。你不想想，乡下那百十垧地值多少钱？一分没给你，白分了，也没见你像今天这样，丢了魂儿似的！这不还给你几个么，就是不给，你又能怎样？你就想开点儿吧！”
　　“是呵，”吴森茂叹道，“我是‘丢了西瓜捡芝麻’——不，我是‘西瓜’、‘芝麻’全丢了，我——我这是在捡芝麻皮——”
　　吴森茂声音哽噎，两眼含泪，低头啜泣，李爱媛也在抹眼泪：“孩子他爸，别这样，叫人看见多不好。合就合了吧，没了买卖，咱不是还有工资嘛！按时上班，到点儿下班，每月开工资，咱还省心呐！”
　　“可你知道，”吴森茂说，“除了这百十多元工资，我现在可是啥也没有啦！这一家子的挑费，吃喝穿戴，孩子上学——”
　　“这好办，”李爱媛说，“钱么，多有多的花法，少有少的花法，人家能过，咱也能过，‘到哪河，脱哪鞋’，光发愁没用。”
　　“是呵，是这话。”吴森茂似乎想通了，他抹一把泪脸，语气凝重地说，“我说伙计，你说，土改分地，拿走了我大半辈子的积蓄，等于扒去了我一层皮，可我也没觉得咋的。倒是也痛，也悔，可没多久就过去了。这回不然，对我这小买卖，我是真心疼。我这心，怎么就像挨刀扎，一剜一剜的，钻心地疼呢？”
　　“也许是因为‘眼不见心不烦’的道理吧？”李爱媛说。
　　“有点儿道理，”吴森茂自言自语，“这大概就像打针，背过脸去不看，总要好些。”
　　吴森茂垂头丧气地把碗筷一推，也不收拾炕桌，只是胡乱脱掉衣服，关灯躺下，想继续睡大觉。可是，心里有事，他哪睡得着哟？何况他从下午就睡，已经睡了八九个小时！睡不着咋办？想心事呗！心事这东西，你想不想也不行。人活着，有三寸气在，脑子就闲不下，睁开眼，就得想事儿，就是睡着了，还做梦呐！那就想吧，想啥？想来想去，还是离不开那个老问题：为什么合买卖比土改分地更叫他心疼？
　　吴森茂想来想去想不通，总在这“看着不看着”、“割多割少”、“扒皮割肉”
　　上打磨磨。突然，吴森茂灵光一闪，联想到了修脚！他预感到，问题的答案似乎就在这修脚上。可是，具体的答案是什么，他一时又想不清楚，他必须仔细回忆以往他修脚的情形。
　　吴森茂年轻时整天跑外，跑遍八门八关，城里城外，凭的就是一双铁脚板儿。
　　因此，吴森茂脚上长了好些脚垫儿、鸡眼之类的东西。每次洗澡，吴森茂必定要修脚，而每次修脚，一开始，他都不觉得怎么疼，尽管修脚师傅总是大刀阔斧地割。
　　因为他知道，开头割去的，都是老茧厚皮，再往后，那可就要疼了，特别是露出鲜皮儿嫩肉儿，只要稍微一碰，那就是一阵钻心地疼！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的修脚工，最后割深了一刀，把他疼得浑身冒汗，现在一想起来，脊梁沟子还会发凉，直打冷战儿。
　　“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吴森茂几乎叫出声来。
　　这回，吴森茂觉得自己是真想通了。就和这修脚时的感受一样，土改虽是分去了他大半辈子的积蓄，但那虽多，毕竟还都是“老茧厚皮”，所以疼得还不算厉害；而今被合去的这个小买卖，却是他最后仅存的一层菲薄的“油皮儿”，剥去它，那可就出血见肉啦，焉能不痛彻心肺？是呵，如今的吴森茂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啦！没有了地，不要紧。地是哪儿来的？做买卖挣钱买的。地被分了，买卖还在。只要有买卖，不管多小，就能发展，就能买房子置地。吴森茂就是凭着一只破木箱支起的小修鞋摊起家的！现在完了，全完了！买卖没了，而且不能再开了。
　　吴森茂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足足想了小半夜，直到天快亮，他才二次眯糊过去。等他这回醒来，不仅天已红日高照，而且街上早已乱成了一锅粥。没等吴森茂收拾停当出去看，听见有人敲门，赶紧出去开门，他这才明白，原来是古满月领着一队人，拉着带车子，蹬着“倒骑驴”，在挨家挨户地拉货。吴森茂见自家门前也停着三四辆车，五六个小伙子正堵在门口，吵吵嚷嚷等着进屋搬东西。吴森茂手忙脚乱地开门下板，搬货的人已经陆续进屋。吴森茂原以为会有人来查点过数，然后再搬货装车，没想到，他的门板还没下完，进屋的人已经干上了。这几个年轻人，像当年吴森茂和古满月抢小西仓库似的，进屋就搬，见货就拿，一股脑儿地往车上装，装满就走。这几辆车还没走完，打回头的空车又来了。哪消顿饭工夫，两间屋子的货物被搬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四壁立着的空货架和一地的烂纸、破盒子……
　　刚听说搬货，吴森茂还真有些心跳，他怕人家一清点，他昨夜偷货的事儿会露馅儿。没想到是这么个搬法，一群生面孔，不知是从哪儿拉来的“苦力”，进门就搬，别说带队的、负责的没见到，就连古满月也没出来打个照面儿。此时的吴森茂甚至有些后悔，他想：“早知这个搬法，我应当多藏点儿东西！”
　　李爱媛见此情景，倒是长出了一口气：“老天爷，幸亏没过数！”
　　不管怎么说，这场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运动，算是宣告结束了。从此，鞋料街名存实亡，原来的店铺改为住家户。这条街上的小老板们，摇身一变，全成了城里新成立的“沈城公私合营永安鞋料店”的私方员工。
　　以后的日子，对吴森茂来说，可以说是轻松自在：按时上班，有活干活，没事儿聊天儿，到点儿下班，省心！
　　一晃，快到月底了，算来，吴森茂作合营店职员接受自食其力的劳动改造已经快一个月了，自我的感觉还不错！
　　这一天，正赶上吴森茂头天夜里值夜班，白天在家休息，下午，他刚刚睡醒午觉起来，没想到，古满月登门拜访。古满月现在可成了人物，原来的鞋料街统管会计，如今成了偌大个合营店的主管会计，公方的大干部。世事难料，沧桑变化，谁会想到，几年的工夫，古满月竟出息成这样！和人家相比，吴森茂不过是店里的资方员工，连站柜台这样的台面活儿都干不了，只能当勤杂，看仓库，守夜。这可是天上地下！而今古满月登门，可不比从前，吴森茂得降阶相迎。冲什么？不是冲的他这个人，冲的是他公家干部的身份。不过，话说回来，就是当初古满月落魄的时候，吴森茂两口子也没有慢待他。古满月呢，不管自己出息成啥样，对吴森茂和李爱媛一向恭而敬之，从不拿大，但人家是大会计，公务繁忙，像今天这样，专程造访，可是近年少有的。吴森茂两口觉得，来者不善，必有要事。果然，古满月抽了几口烟，喝了几口水，聊了几句闲天，慢慢可就把话转入了正题：“大哥，大嫂，我今天大白天来这儿，可不是单为串门儿，我这是受上命差遣，来找你们谈公事。”
　　“好哇，”吴森茂说，“有什么公事，大兄弟尽管说，咱交情归交情，公干归公干，不能因私废公。什么事，你说吧。”
　　“是这么回事，”古满月说，“这不，月底快到了，店里准备给大家发工资。”
　　“是吗？”吴森茂喜不自胜，“这可是大好事儿！”
　　“是好事儿。”古满月说，“别人的工资都定了，大体上就是过去自定公议的那个数，只有大哥的——还需商量商量。”
　　“怎么？”吴森茂急了，“不给那些？”
　　“不是。”古满月说，“大哥一准还记得，那次定工资，绝大多数人定的都是四五十，最高不过六十几，只有郭万宝高些，但也不到一百。可大哥呢，定了个一百多。至于你定高的缘由，咱就不说了。大哥，大嫂，你们可别小看了这个数，它是咱店书记和经理工资的两倍！”
　　“嫌高，要抹？”吴森茂红脖子涨脸，要发火。
　　“你急什么？”李爱媛插话了，“满月兄弟，我想问问，当时定高的不是还有郭家吗，他现在定多少？”
　　“还是那些，没动。”古满月答。
　　“那你大哥——”李爱媛说。
　　“大嫂，我明白你的意思。”古满月说，“给郭万宝保留高工资，那是因为他的成分高——资本家——”
　　“那我呢，是啥成分？”吴森茂急切地问。
　　“别人都是啥成分？”李爱媛也来凑热闹。
　　“这条街上的鞋料业业主，除了郭万宝是资本家，其余都是小业主，个体商户，算小资产阶级吧！”
　　“大家都差不多，为啥定的成分不一样？”吴森茂问。
　　“这里边有个标准，”古满月说，“政策规定，资本——就是合营时估价的数目——达到两千的，定资本家；不够两千的，定小业主。”
　　“我不够两千——一千六百多，”吴森茂抢着说，“我和大家一样，也是小业主。”
　　“行呵，”古满月说，“当小业主还不容易？再说，你资本不够两千，本来就该定小业主。只不过，这小业主么，就得拿劳动工资。”
　　“啥？”吴森茂问，“啥叫劳动工资，拿多少？”
　　“你想呵，”古满月说，“小业主属于个体劳动者，有的有点儿剥削，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自己劳动为生，大概就像农村的中农吧。既然是劳动者，当然就要拿劳动工资。至于拿多少——大体上和其他各户持平，估摸也就四五十元，不会再多。我说了，咱店的公方书记、经理才拿这些，你总不能高出他们太多吧？”
　　“四五十？”吴森茂真急了，“不行，绝对不行！古老弟，我的古大会计，你清楚，我得填饱七八张嘴，还要供三四个学生念书，眼下就有两个初中马上毕业，明年升高中，四五十元，给他们交了学费，我们咋办，喝西北风？”
　　“大兄弟，”李爱媛也急了，“四五十，是太少，日子没法过呀！”
　　“我这不是来和你们商量吗！”古满月说，“嫌四五十太少，大哥也可以选择拿高工资。”
　　“多少？”吴森茂和李爱媛同声问。
　　“保留原工资。”
　　“还拿一百零八？”吴森茂笑了，“行！”
　　“这还差不多！”李爱媛也转忧为喜。
　　“不过，”古满月面色阴沉地说，“大哥，大嫂，这一百零八可是剥削工资！”
　　“啥？”吴森茂不解地问，“剥削工资？怎么讲？”
　　“这还不明白吗？”古满月说，“按劳动，你看仓库，当勤杂，比书记、经理的劳动还重要？你凭什么拿人家两倍多的工资？这一百多块里边，有剥削！共产党承认你这剥削，你可以拿，给你。不过，你记住喽，这剥削和劳动可不是一回事儿，差别大啦！”
第47章 古满月成了人物(4)
　　“咋个差别？”吴森茂和李爱媛齐声问，“你讲讲。”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古满月说，“反正是不一样。你们想呵，现在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共产党反对的就是剥削，将来还要消灭资产阶级。这劳动和剥削差多大劲儿，你们就自己琢磨去吧。”
　　这可是个二难的选择：当劳动者吧，工资少；拿高工资吧，就得当资产阶级，这可咋办？吴森茂和李爱媛一时间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况之中，不知如何是好。古满月不急不躁，喝茶抽烟儿，耐心地等候吴森茂两口自己做出决定。吴森茂和李爱媛嘀嘀咕咕，磨磨叽叽，半天商量不出个结果。
　　古满月说：“大哥，大嫂，要不，你们慢慢商量，我明天再来听信儿？不过，你们记住，离月底可没两天了，大家都等着发工资呐，没大哥的工资数，我做不成工资表。耽误了大家的事儿，我可吃罪不起！”
　　“别，”吴森茂发话了，“满月，大哥不能叫你为难，不用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决定了：拿原工资！”
　　“拿原工资？”古满月有些惊讶，“决定啦？大嫂的意思呢？同意？”
　　“我——”李爱媛似乎还在犹豫。
　　“没商量，”吴森茂咬牙说，“就这么定了！什么剥削不剥削的，先顾这七八张嘴吧！四五十元？给个劳动者当，又有什么用，能把大脖扎起来？”
　　“也是，”古满月说，“这一大家子人，还有好几个念书的，四五十元是少点儿，除非家里有——”
　　“有什么？”吴森茂简直火了，“老弟，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是纯牌儿的穷光蛋一个，买卖一合，我啥都没了，以后全得靠这点儿工资过活，管他什么资本家、剥削，顾命要紧！”
　　“那就拿资方工资吧！”古满月说。
　　古会计还想问问李爱媛，见她在一边抹眼泪，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古满月自己的鼻子也觉得酸酸的。
　　“那好，”古满月抬起头，一本正经地说，“大哥保留原工资，那你们就准备补钱吧！”
　　“补钱？补什么钱？”吴森茂和李爱媛吃惊地问。
　　“嘿，”古满月苦笑道，“合着这半天，我的话都白说啦？拿资方工资，得有资本家的身份。够这个身份，资本得上两千。你们够吗？忘啦？当初你们家的估价数是一千六百几，还差着小四百呢！”
　　“一千六？”吴森茂气哼哼地说，“我的货，怕不值几个，甚至几十个一千六！
　　什么狗屁估价！”
　　“我的好哥哥，”古满月说，“这话就别说啦，说它有啥用？已经定下来的事儿，无法更改。高也好，低也好，你的资本是一千六，就是一千六。要拿资方工资，你再补四百，说别的，没用。”
　　“可你叫我上哪弄这四百块去呀？”吴森茂是真急了。
　　“大哥，你别急，”古满月说，“我倒有个主意。前一阵，我给你们汇账，记得大嫂有几个月工资没支。按说，这个钱算欠你们的，合营店应当给你们补上。店里没说补，你们也别要了。借着这个茬口，我给你们折到那四百差额款里。大嫂虽然定了工资，好像从来没有认真支取，特别是合营前的一段时间，连续四五个月没支，我估摸，算下来，总共不下二百。所差的四百，这就去了一多半。还有，店里闹腾仓库里货架不够用，要打新的，还没打，我看你们不做买卖了，留着这一屋子货架也没用，干脆叫店里搬去，我作价时再打宽点，估计也就够了，你们看行不行？”
　　“行，就这么办！”吴森茂高兴了。
　　“赶情好，还是大兄弟想得周到。”李爱媛也笑了。
　　这样，吴森茂为了保住这一百零几元的高工资，七拼八凑，好歹补足两千资本，给自己买了一顶资本家的帽子戴上了！
　　这年秋天，吴柏岁和吴樱子初中毕业，双双考入高中。吴柏岁升高中，是因为他学习好，是个可造之材，辍学太可惜了。吴樱子呢，是因为她年岁太小，刚满十五，除了继续念书，干不了别的。加之，二人从小一起长大，整天形影不离，硬要棒打鸳鸯，怕他们受不了，大人也不忍心，干脆算了，叫他俩一块儿升学吧。于是，吴家就出息了两个高中生，加上念初一的老小子吴槐寿和念中专的大闺女吴梅龄，吴家五个孩子，除大小子吴松年已经参加工作，倒有四个正在念书。吴松年虽然工作了，但因学历浅，又无一技之长，又是在区文化馆那种清水衙门，所以挣的钱很少，一个月二十几元，勉强够他自己花销，根本谈不上资助家里。吴梅龄读中专，虽说学费、吃住不要钱，但大姑娘家，穿点儿戴点儿，再俭朴，家里多少总得给个零用钱。这样，吴家一家的生计，可就全指望吴森茂的一百零八块啦！那么，吴森茂混了一辈子，买卖做那么大，他就没有点儿积蓄？有！有多少？不多，三五千块吧。就这点钱，还得感谢古满月，要不是他那句没头没脑的话——“不要进货”，吴森茂连这点儿家底儿也没有。这几个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是不管多也好，少也好，吴森茂平时是一分钱也不敢动。这是吴森茂和李爱媛两口子商量好的“金科玉律”，雷打不动！将来花钱的地方多啦，劲儿的时候，能派上大用场。旁的不说，就说孩子吧，松年娶媳妇，靠他那二百几十大毛，能办事儿？梅龄要结婚，家里能不给添点儿嫁妆？还有柏岁和樱子呢，若是真考上大学……这点儿钱，哪够一花哟！
　　于是，吴森茂就只能靠这一百零八块养家糊口，要想把日子维持下去，他的办法只有一个：一个大子儿，分成几瓣花——省！
　　光阴荏苒，转眼合营已是一年。
　　一天中午，古满月外出公干，路经北顺城街，顺便来到吴家，想看看大哥大嫂。古满月一进门儿，正听见吴森茂在教训孩子：“放那么些，不怕鞬着？刚买的一瓶酱油，才用了几天——”
　　吴森茂正在大吼大叫发脾气，一见来了贵客，赶紧丢下孩子，招呼古满月。
　　“咋啦？嘈儿八火的，跟谁生气呢？”
　　“还不是孩子，”李爱媛忙打圆场，“你大哥嫌他们吃酱油太费。”
　　古满月这才注意到，原来柏岁、樱子和槐寿正在吃午饭。三个孩子围着地桌，一人抱一碗籼米饭，饭里拌的是酱油，连个咸菜儿都没有。柏岁低着头，大口扒饭，满头大汗……
　　古满月见此情景，心里咯噔一下，鼻子都酸了：“大哥，孩子放学就吃这？”
　　说罢，古满月转身就要往外走，被吴森茂一把拉住了：“大兄弟，你干啥？”
　　“干啥？”古满月含着眼泪说，“给孩子买点儿菜！”
　　“不行！”吴森茂拉住古满月不放，“中午，凑合啦，晚上再说。”
　　吴森茂强拉硬拽，生把古满月按到炕边坐下了。李爱媛眼泪吧嚓地说：“大兄弟，你都看见了，这紧巴日子，可咋过？”
　　“咋过？”吴森茂气哼哼地说，“人家咋过咱咋过！”
　　“人家？”李爱媛也来气儿了，“人家咋过的，你见啦？我看，谁家也不像咱，六七口人，就靠一个人的工资，咋活？”
　　吴森茂还要争辩，古满员突然发话了：“大哥，大嫂，你们先别吵，大嫂一提工资，倒叫我想起来了：大嫂在咱店里，那是在册的呀！”
　　“什么‘在册’？”吴森茂和李爱媛齐声问。
　　“大哥大嫂应该记得，”古满月说，“合营前，搞自定工资，你们定的可是两份。”
　　“没错，”李爱媛说，“这个主意还是大兄弟出的呐！”
　　“着哇！”古满月说，“那次自报公议的结果，是登记造册了的。合营后，店里的职工录用和工资发放，大体上就是依据这个。”
　　“那又怎样？”吴森茂不解地问。
　　“怎样？”古满月兴奋了，“这就是说，在合营店的原始职工名册里，还有大嫂一号呐！也就是说，大嫂应当算是咱店的职工。”
　　“就这呀！”吴森茂不以为然地道，“她算职工又咋样？当时给她定工资还不是为了多支点钱，咱压根儿也没想叫你大嫂真干。合营的时候，干脆就把这个茬儿给忘了。”
　　“话是这么说，”古满月说，“但定了工资，就算正式职工，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当时店领导讨论职工名单，考虑大嫂没提出工作的要求，以为您不想出来，所以就把大嫂撂过了。不过，我亲手造的原始名册还在，那是算数的。大哥现在生活挺艰难，若是大嫂能出去，倒是可以多挣一份儿工资，就怕——”
　　“怕啥？”李爱媛急切地问，“怕店里不准？”
　　“那倒不至于，”古满月说，“咱有原始名册为据，我再说说你们家的情况，估计问题不大。我是怕大嫂干不了，上班可辛苦！”
　　“有什么呐！”李爱媛说，“柜台我站过，东西我卖过，就算不干这个，像他干的那个勤杂，我就不信，我干不了？上班，不就八小时么，在家也闲不住，还不如出去挣钱！”
　　“说得轻巧，”吴森茂说，“家不要啦？”
　　“就这个破家，”李爱媛说，“有什么可守的？”
　　“那——孩子上学——”吴森茂说。
　　“孩子上学用谁管了，谁又管啦？”李爱媛说。
　　“那，总得做饭、吃饭吧？”吴森茂说。
　　“做饭？”不知啥时候凑过来的李王氏插嘴了，“你们家这饭还用做？籼米饭、窝窝头；窝窝头、籼米饭，大酱当家，泼一盆盐豆儿吃三天。就今天中午这籼米饭拌酱油，还叫做饭？说得出口，不怕人笑话！”
　　吴森茂无言以对，李爱媛哭笑不得，古满月直咧嘴。
　　“满月，”吴森茂转换话题问，“你嫂子出去了，若是别人也跟上——”
　　“别人？怕没那么容易！”古满月说，“大嫂和别人不同，她是咱店的在册职工。别人要出来，那是新找工作。就咱那店，大哥知道，售货员比顾客还多，再进新人，不可能！”
　　“那就试试？”吴森茂终于吐口了。
　　“交给我了，”古满月说，“你们听信儿吧！”
　　古满月起身走了。
　　隔天晚上，八点多了，古满月兴冲冲地跑来，进门就喊：“成了，大哥，大嫂！我刚开完会，店领导决定，请李爱媛同志上班。”
　　“这么快就决定啦？”李爱媛高兴得跳脚儿。
　　“快说说，”吴森茂也挺兴奋，“咋决定的？”
　　“是这么回事，”古满月坐下说，“昨天，我先偷空儿分别给书记和经理透了风，说你们家生活如何艰难，又提到大嫂合营前就开一份工资，合营时是在册职工，能否给大嫂恢复工作，以缓解你们的难处，他们答应考虑。这不，今天下班后，店领导开工作会议，书记叫我讲讲你们的情况。我介绍了你们家的情况，讲了你们的困难，还把合营时我造的原始职工名册拿出来了。书记和经理全表了态，同意大嫂上班。别人也没意见，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书记叫我通知你们，还叫我代他们向你们致歉——”
　　“什么致歉？”吴森茂和李爱媛没听明白。
　　“致歉，就是向你们表示歉意，道歉。”古满月说，“就像书记说的，合营时他们考虑不周，以为大嫂出不来，没叫你去上班，并不是不想要你了。经理也说，他们官僚主义，不了解你们家的困难，对不起你们，现在，欢迎你出来工作。”
　　古满月说，“工资嘛！不是原数——四十六，是拿工人工资——二十六元。”
　　“唉呀，”李爱媛兴奋地大叫，“二十六！给我十六，我都干！”
　　“那就给你十六！”吴森茂调侃道。
　　“你说了不算，”古满月说，“会上定的，二十六就是二十六！”
　　“那我就拿二十六吧！”李爱媛说。
　　三个人都笑了。
　　自此，李爱媛就成了“沈城公私合营永安鞋料店”的正式职工。转年，李爱媛又被调到“沈城第二棉纺厂”当工人，而且是检验工。于是，吴家就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无产阶级”。
　　吴家凭空多出二十几元的月收入，这使一家人的生活多少得到了一些改善，起码不必再吃籼米饭拌酱油了。这件事使吴森茂感慨万分，他现在才真正懂得了工资的重要性。当然，那些当初和吴森茂一样，把自定工资视为“儿戏”，自己定得既低，又没把家里人算上的大多数小业主，现在就只有后悔的份了。难怪有人说：
　　“工薪，工薪，工人的命根！”而今，本来就拿高工资的吴森茂，家里又多了一个拿工资的人，这真叫他们羡慕不已，又嫉妒万分：“吴森茂这小子真行，当初‘自定’时，他就比别人定得高，还定了两个，现在真拿两份钱。他是不是能掐会算？”
　　听了这些“闲话”，吴森茂心里挺得意，但他知道，这不是他的本事，这得感谢古满月。可是，在古满月面前，吴森茂就不能提这个“谢”字。一提，古满月准急：“谢？咱哥俩没这个！还不知道该是谁谢谁呢？”
　　话虽这么说，可事情是明摆着的：现在，吴森茂虽不富裕，但他能养活六七口人，供四个孩子念书，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份工资！要是没有古满月的提醒，吴森茂也拿一份低工资，这日子可怎么过？起码得有几个孩子的书念不成！
　　入秋后的一个上午，正是星期天，全家人都在，吴森茂的大女儿吴梅龄突然回家了，还带来了一个小伙子。原来，吴梅龄中专毕业了，而且分配了工作——留在大连市的一个工厂当技术员，而且已经工作两三个月了。跟她同来的人叫钱益三，以前是吴梅龄的中学同学。三年前，二人“合谋”在毕业后，一起考入了大连的这个中专学校。现在毕业了，俩人又被分配到同一个工厂。这样的工作分配，显然带有“照顾”的性质，因为学校知道，吴梅龄和钱益三在校三年，自始至终都是一对儿，学校也不愿意干那种“棒打鸳鸯”的缺德事儿。这次二人一起回家，就是来和父母商量他们的婚姻大事。
　　据吴梅龄讲，先一天，她和她的钱益三已经到了离吴家不远的钱家，昨晚就住在钱家。钱家没外人，只有钱益三的一个寡妇妈，地方宽敞。吴梅龄和钱益三在沈城逗留的这几天，就准备住在钱家了。钱家老太太见过吴梅龄，很喜欢这姑娘，对吴梅龄和自己的儿子结婚一事，她自然是一百个点头同意。现在，吴梅龄带钱益三回家，自然是征求吴森茂和李爱媛的意见。其实，这个意见，不征求也罢，因为吴家对孩子们的事情，从来不管不问，听之任之。何况，对吴家来说，钱益三早已不是“外人”——初中毕业讨论升学问题的时候，钱益三几乎踏破了吴家的门槛儿；考入中专后，哪次放假回家，俩人都是同来同去，形同一人。现在提出结婚，那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吴森茂和李爱媛自然是只有同意的份儿。接下来的事儿，就是给吴梅龄准备嫁妆。女儿请的是婚假，没几天。李爱媛忙不迭地腾出两只樟木箱子，吴森茂抽空打磨一下，重新上油，漆成大红色。李爱媛和吴梅龄一块儿，起早贪黑儿，赶做了两床缎面棉被褥，加上做鞋剩的泥子头儿、料子块儿，勉强装满了俩箱子。临走，李爱媛又征得吴森茂的同意，从仅有的几千元存款中，取出五百元，塞给了吴梅龄。合着，大女儿工作几个月了，前后总共给家里寄了几十块钱，这一结婚，嫁妆不算，吴家还倒赔了五百。将来，大女儿再有了孩子，就凭她和钱益三两口那六七十块钱工资，还得养活一个寡妇婆婆，能顾上娘家？看来，大闺女是白养白供，指望不上啦！
　　吴森茂嘴上不说，心里着实有些不快。
　　吴森茂的心事，逃不过李爱媛的眼睛，但她看在眼里，憋在心里，只能装作没看见。
第48章 恋爱路上的绊脚石(1)
　　在李爱媛肚子里，还装着另一件烦心事儿，那就是大儿子吴松年的工作和婚姻问题。
　　那还是在李爱媛出去工作之前，一天早晨，上班的吴森茂和上学的孩子刚走，吴松年回家来了。这一天不节不假，又是上午上班时间，大儿子突然回来，令李爱媛深感奇怪。再看吴松年那个样子，进门只叫了一声“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再无二话，李爱媛就预感到有事。她看着大儿子阴沉的面孔，关切地问：“松年，怎么这时候回来？病啦？”
　　“没病。”吴松年吭吭叽叽地说。
　　“那怎么这时候回来，没上班？”李爱媛有些着急。
　　吴松年没有回答，他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急得李爱媛连声催问，调门越来越高，把后屋的李王氏也招引过来了。李王氏和李爱媛娘俩一齐逼问，吴松年吭哧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不在文化馆干了！”
　　李王氏和李爱媛问他不干的原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问了好一会儿，吴松年才说：“我犯错误了。”
　　吴松年那么老实的孩子，能犯啥大错误，以致把工作都丢了？李王氏和李爱媛急得抓耳挠腮，满地乱转，最后终于问明白了，吴松年所犯的错误是隐瞒成分和“同情右派”。
　　据吴松年讲，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数月前，文化馆的领导突然召开大会，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顾名思义，就是整顿作风，整肃风纪。党支部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讲，共产党执政以来，犯了许多错误，党组织和某些党员作风不正，官僚主义严重，需要认真整顿，不仅党自己要整，更要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大会开过，开小会，分组讨论，征求意见。会上发言的不少，不过意见不多，而且都是浮皮潦草，着轻不着重，不痛不痒，而好话却说了一大堆：共产党英明伟大、上级领导一贯正确、文化馆党支部作风正派、党员个个堪称表率。这哪是提意见？明明是评功摆好！这样的“表彰会”开了两天，不开了，又开大会，来个二次动员。这次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专门请了个“首长”来作报告。这个报告，言辞恳切，推心置腹，声情并茂，感人至深：
　　“现在，我们的党就像个病人。一个人病了，请你帮他看病，你明知他有病，却不告诉他，这不是害他吗？他越病越重，将来无药可治，你看着，心里不难受？
　　趁现在他的病还轻，你给他指出来，帮他对症下药，把病治好，这才是爱护他——”
　　“有人有顾虑，怕打击报复，这怎么可能呢？你们帮党治病，党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呐，怎么会恩将仇报？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日后真有人搞打击报复，给提意见的人穿小鞋儿，是干部的，撤职查办，是党员的，开除党籍！”
　　在后来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党员干部不仅号召群众提意见，他们自己还率先垂范，带头提意见，而且言辞尖利，听起来怪吓人的。这么一来，群众可就坐不住了，真就有人张嘴了。谁知，这个头一开，这批评和意见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泻千里，想收也收不住了。小自本单位的党员作风、支部工作，大至国家的内外政策、方针大计，什么意见都有，而且越提越厉害，越尖锐。个别人甚至主张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公然要求和共产党“轮流坐庄”，让共产党主动“让贤”！
　　文化馆是个文人集中的所在，文化人学究气十足，容易头脑发热，忘乎所以。
　　一些人觉得会上说不过瘾，于是便写，便画，一时间，大字报、小字报、漫画、打油诗——贴的到处都是。馆里的党员、干部不拦不阻，只是闷头抄写，像是在收集意见。
　　吴松年为人老成，胆小怕事，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虽说他也能写会画，但却始终没被卷进这股风潮，而是甘当整风运动中的落后分子。然而，吴松年毕竟是年轻人，血气方刚，虽说出于谨慎而没在公开场合提意见，但在宿舍里，和同室而居的伙伴，却不免小有议论：谁的发言切中要害，谁的批评是隔靴搔痒；哪张大字报言辞太过激烈，哪张漫画画得挺有意思——谁想，就在大家提意见正提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意见不许提了，整风会不开了，满院的大、小字报也在一夜之间全不见了，接着便是开大会，动员反右，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这个意思是说，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帮党整风之机，以给党提意见为名，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以图推翻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于是，大会小会接连不断，动员讨论、坦白交代、认罪自首、揭发检举、声讨批判——一出接一出的好戏接连上演。最后的一出压轴大戏，就是定案处理。结果，那些提意见的、写大字报的、画漫画的、编打油诗的，一个也没跑，全数被打成右派分子。“老右”的帽子一戴，接下来便是因人而异的惩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降职降薪、遣送回乡、就地劳动改造……
　　吴松年没有公开参加反党活动，没有反党言论的会议记录，更没有白纸黑字的反党“铁证”，所以够不上公开的右派分子，但他对右派言论评评点点，背后议论，有赞同反党言论的倾向，也有右派之嫌。不过，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吴松年出身资产阶级家庭，骨子里就有反党的遗传因素，他不说不写，那是“咬人的狗不叫”；他背后议论，说明他更隐蔽，更阴毒，因此也更危险，主张对他“严加处置”，但大多数群众毕竟还有个公论：
　　“吴松年挺老实，少言寡语的，就知道看书。”
　　“议论毕竟是议论，和公然进攻就是不同。”
　　“出身不好也不一定就反党，不能唯成分论嘛！”
　　……
　　正因为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所以当时就没有把吴松年明确定为右派分子，而是作为同情右派的准右派或右派边缘分子呈报，下放工厂，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和监督。
　　事已至此，李爱媛也懒得多问，她现在最关心的，莫过于大儿子今后的出路：
　　“你说，你不在文化馆干了，要下放，这是咋回事儿？”
　　“下工厂，”吴松年说，“劳动，改造。”
　　“妈呀，怎么就劳改？”李爱媛大惊失色。
　　“妈，”吴松年说，“不是劳改犯那种劳改，是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和常人一样，就是干活，不坐机关了。”
　　“那咱也不去，”李王氏插嘴了，“咱松年身子骨弱，哪经得住这一改一造。”
　　“姥姥，”吴松年有些不耐烦，“这已经定了，由不得咱。工厂的活儿，多啦！
　　能干，干；不能干，不干，累不死人！”
　　“下哪个厂？”李爱媛问。
　　“‘五一’重型机械厂。”吴松年说。
　　“妈呀，还是重的！”李王氏叫道。
　　“姥姥，妈，”吴松年突然站起身来，说，“我得走了。明天就得下去，我得回去准备准备。”
　　“这都快十一点了，”李爱媛说，“吃了午饭再走，我就去做。”
　　“不了，”吴松年说，“我不愿意叫别人看到我这副倒霉相。”说着，吴松年迈步出屋，头也不回地走了。
　　中午，吴森茂回家吃午饭，李爱媛只字没提大儿子的事儿。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了，李爱媛才把松年被下放的事情，说给吴森茂听。吴森茂对什么“整风反右”
　　压根儿不感兴趣，倒是对儿子隐瞒成分一事，耿耿于怀。当然，吴森茂对吴松年的做法不满，并不是因为儿子对党不忠，而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这不明摆着么，嫌我成分高，给他丢脸，不愿大大方方地往表上填。没良心的，他也不想想，我当这个资本家是为谁？还不是为他们？”
　　李爱媛百般劝解，吴森茂根本听不进去。李爱媛再替儿子辩解，吴森茂索性不听了。他大被蒙头，背过身去，一个人钻在被窝里生闷气。李爱媛两头为难：她既可怜丈夫，又心疼儿子。回想儿子讲的那些事儿，话里话外，是有些抱怨父亲的意思。可不是么，光是议论议论别人的意见，没有家庭成分的拖累，儿子何至于被打成“边缘分子”，下放劳动？可是，这怨得着自己的丈夫吗？他何尝不想当劳动者！他之所以争着抢着要当资本家，还不是为了保住那一百零八块！现在怨他成分不好，他能不觉得委屈？能不伤心？看来，丈夫和大儿子之间的疙瘩是结下了，这可怎么办？
　　从此，吴森茂和大儿子吴松年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李爱媛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
　　再说吴松年。
　　自打下放以后，吴松年准时到重机厂上班，从不迟到早退。虽说他身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从不偷懒儿。吴松年老实听话，安分守己，从不说三道四，惹是生非，除了干活，有空就是读书。所以，没过多久，车间里上上下下，就都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虽说车间领导都知道他是下厂劳动改造的内控对象，但却没把他当成坏人，相反，还都认为他表现不错。特别是在他们知道吴松年是知识分子之后，更加另眼看待。要知道，在文盲成堆的工厂里，像吴松年这样喝过墨水的，可是凤毛麟角！所以，不久以后，吴松年就被调到厂夜校，当老师去了。众所周知，工厂的夜校，实际上和扫盲班也差不多。吴松年在这儿教书，那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有鉴于此，数月后，厂方又把吴松年从厂夜校，调到了厂职工子弟学校，转年，再调数厂合办的职工业余大学，专教外国文学，并且由厂方出面，把吴松年由文化馆调到业大，使他成了业大的正式教师，安排了宿舍，增加了工资。吴松年可以说是因祸得福，青云直上！难以想像，区文化馆里的一条“虫”，到工厂竟成了一条“龙”！下放不足一年，吴松年连跳三级：由工人而夜校老师，接着职（工）子（弟）中学教师，再到业大讲师。吴松年天资虽不甚佳，但他心无旁骛，踏实好学，在区文化馆工作期间，几年如一日，潜心钻研西方文学，特别是俄苏文学。馆藏的此类书籍，几乎叫吴松年读了个遍，有些名着，甚至研读多遍，不能说倒背如流，但大体上都能了然于心，如今讲起课来，那真是驾轻就熟，如鱼得水，旁征博引，通古达今，洋洋洒洒，口若悬河。吴松年的外国文学课，不知道倾倒了多少业大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女生。
　　工厂的业大学生，大都是些有中等文化，想继续深造的人，或是学了技术，又想提高文学修养的人。他们当中的女生，除少数有夫之妇，大都是些老姑娘。所谓“老姑娘”，也是相对而言。当时法定的最低结婚年龄，是男二十，女十八。大姑娘过十八不结婚，就算“老姑娘”，所以，吴松年身边的“老姑娘”，其实并不老，一般也就二十多岁。这些有文化的大姑娘，要想在工厂这种地方找个如意郎君，谈何容易！这回可好，学校里来了一位体貌出众、才华横溢的年轻讲师，年方廿几，尚未娶妻，这不是天上掉下了个司马相如，又能是谁？这一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勾起了多少大姑娘的才子佳人美梦！致使吴松年这个区文化馆的“处理品”，一下子成了联合业大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以求教为名，毛遂自荐，主动送货上门的有之；托长舌大嫂牵线搭桥，相约见面的有之；好事的大婶、大妈乱点鸳鸯谱，强拉双，硬配对的有之……一时间，求亲者如百鸟朝凤，趋之若鹜，吴松年大有应接不暇之慨。这其中，还真有几个双方看对了眼的，而且花前月下，传书递简，两情相悦，甚至如胶似漆，很有点儿成其好和的样子。然而，到头来，却都是不欢而散。究其原因，不在别的，只在吴松年出身不好。那年月找对象，什么人品才貌，工作职务，工资收入等，全都在其次，为主的是看阶级出身。不管吴松年其他方面条件多好，也不管双方谈到何种程度，只要他一亮明出身——资本家，女方准跟他吹！谁不知道，现在是共产党掌权，无产阶级当家，资产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出身该等阶级的子女，有何前途可言？哪个志向高远的姑娘，会愿意委身于一个行将灭亡的阶级的后代？除非她缺心眼儿！
　　经过几次痛苦的感情挫折，生性孤僻的吴松年，变得更加抑郁沉闷，偶尔休息回家，总是一副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哭丧相。谁一问起他有什么心事，他不是不理不睬，很不耐烦，就是恶声恶气，乱发脾气，弄的全家都不愉快。
　　一次，吴松年回家，李爱媛和李王氏趁家里没人，连说带劝，力逼他说出心情不好的原因，吴松年这才道出事情的真相，话里话外，多有埋怨父亲的不满情绪。
　　李爱媛和李王氏多方劝解，吴松年似听非听。他没在家里吃午饭，也不等父亲回来，虚应了姥娘和母亲几句，就匆匆忙忙地返回学校了。
　　晚上，李爱媛照例把大儿子的话，学说给吴森茂听。吴森茂听罢，大脸耷拉老长，半天不说话。他在想：地，是他买的；买卖，是他开的，可他拼死拼活地做买卖挣钱，买房子置地，为的是啥？还不是为的这个家，为这几个孩子，为他们的前程！他自己能吃多少，花多少，等他两腿儿一蹬，这份家业，还不是他们的！至于地被分，买卖被合，那也不是他的错呀，只能怨他命不好，再说，他虽有地，而且不少，不是没划他地主吗？既然没划，他就不是！不过，这资本家可是实打实的，而且是他千方百计争来的。按理说，他的资本不够两千，根本就够不上资本家，而且，古满月当时就提醒过他，说成分重要，影响深远，可他硬是放着现成的个体劳动者不当，非抢这资本家的帽子戴。为啥？为了多拿几十块钱养家糊口，供孩子念书。现在可好，大儿子大了，要成家立业，娶不上媳妇，怨他这个当老子的成分不好。将来，大女儿嫁不出去，也怨他成分不好，还有二儿子、二女儿、三儿子呐，都来怨他！找不上对象，怨他；还有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入不了党，提不成干——都怨他！他还活得成吗？当初自己真是瞎了眼，鼠目寸光，只看到几个工资，咋不看远点儿？可他当时就是看不远，那有啥法？现在后悔，晚了。世上啥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吴森茂自认自己没错，干嘛自己给自己添堵？可话又说回来了，儿子找对象，那也就是给他们吴家找儿媳妇，给他找孙子！儿子娶不上媳妇着急，他这个当爹的就不该着急？他不急着看儿媳妇，还急着抱孙子呐！可没儿媳妇，哪来的孙子？所以，他应当比儿子更急才对，怎么还能怨自己的儿子呢？吴森茂自己也有一肚子苦水，可又倒不出来，他也是满腔的怨气，但又无处发泄；他也有许多牢骚话要说，又觉得说不清，道不明。万般无奈，吴森茂只好不说，不道，把一肚子苦水、一腔怨气、满腹牢骚，通通压在心底。为此，吴森茂的办法只有一个——蒙头大睡，睡着了就如同死人一样，什么烦恼都没了。
　　自打合营以来，睡觉已经成了吴森茂的一大习惯。李爱媛说他这是病，担心他迟早睡死。可是，不睡觉，你叫他干什么？没有买卖操心，吴森茂简直无事可干。
第49章 恋爱路上的绊脚石(2)
　　刚去合营店上班那些天，吴森茂下班回家，或是节假日休息，总是坐立不安，抓心挠肝，像丢了魂儿似的。一个忙了一辈子的人，突然闲下来，无事可干，那个滋味，真叫难受！实在不知道干什么，吴森茂只好睡觉。一开始，吴森茂只是躺着，在硬土炕上“折烙饼”，根本睡不着。后来，日子长了，吴森茂不仅睡得着，而且还非睡不可了。只要在家，就想往炕上躺，躺下还就能睡着。到大儿子松年出事，吴森茂知道他怨自己成分不好，心里窝火，这觉可就更多了。用吴森茂的话说，这叫“一睡解千愁”！这次，大儿子又因为找不上对象抱怨他，吴森茂一肚子委屈无从宣泄，只好故伎重演——蒙头大睡。李爱媛想劝解劝解吧，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替儿子辩驳几句？老头子准不爱听；宽慰丈夫？人家未必听得进去。再看吴森茂那个架式：背过身去，弓腰撅屁股，大被蒙头，李爱媛就是有话，也得咽回去。在这种情况下，李爱媛只能长吁短叹，自己犯愁，偷偷摸摸地抹眼泪。事情虽然过去了，吴森茂和吴松年父子之间也没有发生公开冲突，但二人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深，心里的疙瘩也越结越大，以致吴松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父子难得见面，就是偶尔碰上，也是一叫一应，没话好说。李爱媛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既不敢点破，也不能跟其他孩子说，只能背地里和李王氏磨叨几句。
　　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半年。
　　１９５８年国庆放假期间，吴松年突然回家来了。可以看得出来，吴松年这次回家，与往日大不相同：神采奕奕，喜笑颜开。吴松年进门，先主动跟家里老老小小打招呼，接着就是掏东西：有给父亲的好酒，有给姥姥和妈妈打的点心匣子，还有给弟弟妹妹的大包糖果。不仅如此，吴松年还亲手给父亲敬上一支好烟，亲自给点上，又亲手剥糖敬献给姥姥和妈妈……这突如其来的一连串儿举动，闹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家里人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道吴松年这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是去年的什么处分免除了？是升职，调薪，涨工资？是调了更好的工作？要不就是当官儿入党？大家胡乱猜想，但是谁也没想到，原来是吴松年结婚了，确切些说，是已经结完婚了。吴松年此言一出，举家大惊；六双眼睛，倒有五双直勾勾地盯着吴松年，只有吴森茂两眼望着房箔——“结婚了？”李爱媛打破沉寂问，“啥时候？”
　　“昨天。”吴松年答。
　　“在哪儿？”李爱媛问。
　　“学校宿舍。”吴松年答。
　　“你媳妇呢，咋没一起来？”李爱媛问。
　　“她回自己家了。”吴松年说。
　　“叫什么？”李爱媛问。
　　“赵靓。”吴松年说。
　　“多大？”李爱媛问“和我同岁，”吴松年说，“也是二十四。”
　　“干什么工作？”李爱媛问。
　　“技术员。”吴松年答。
　　……
　　娘俩正自一问一答，李王氏突然插进一杠子：“照亮？我看什么也没照亮！”
　　开始，大家都是一愣，没明白李王氏嘟哝什么，只有吴松年猜到了姥姥的意思，他忙解释道：“姥姥，不是照亮，是赵靓，赵钱孙李的赵，青字旁加个见字的靓。”
　　“我不管她是哪个照亮，反正没照个亮儿给我看看！”
　　吴松年这一解释，加上李王氏这句牢骚话，终于使大家明白了，李王氏说的“照亮”，原来是指赵靓。别人还没咋的，吴柏岁、吴樱子和吴槐寿憋不住了，三个孩子“哈哈”大笑，笑得满炕打滚儿。
　　吴森茂趁这股乱劲，抬屁股走了。吴森茂生气，这回他可叫大儿子气着了！
　　“他妈的，”吴森茂暗自骂道，“什么玩意儿，人事儿不懂！还讲师呢！结婚，这么大的事，连个招呼都不跟老家儿打，好像他娶媳妇和我们没关系，合着我这二十来年白养他了，翅膀硬了，用不着我们了。怕我们干涉他的自由？我吃饱了撑的，管他那些闲事儿。他爱娶谁娶谁，娶猪八戒他二姨，我都不管。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才说，管屁用！根本就没把我们当爹当妈的放在眼里。”
　　吴森茂边走边想，气得浑身直打哆嗦。
　　再说家里，吴森茂这一走，显然是给大儿子好看。李爱媛明知道这回事，可又不便阻拦。她怕捅破他们父子之间的这层窗户纸，让爷俩撕破脸，公开对抗，将来更不好收场。李爱媛索性装没看见，继续问赵靓的情况，以图把大儿子的注意力，从丈夫离开这件事上引开。
　　“妈，我这有她的照片。”吴松年说着，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儿，从中抽出一张赵靓的四寸半身照，递给李爱媛。李爱媛瞄了一眼，赶紧递给李王氏。没想到，李王氏只斜了照片一眼，一撇嘴，说：“照片有什么好看，纸上的影儿，又不是活的。”
　　李爱媛没理自己的老娘，拿过照片，仔细端详起来，三个孩子也围过来，抢着看。
　　“这姑娘长得不错嘛！”李爱媛看着照片品评道，“瞧这双大眼睛，水灵灵的，还是双眼皮儿、高鼻梁、大嘴——嘴大有福。这两条大辫子，头发真重。不错，挺好看。”
　　李爱媛光顾看照片，没注意身边的孩子，也不知道是啥时候，三个孩子全走了。他们这时正围着李王氏在“哧哧”地笑，继而又变成哄堂大笑，笑得又是满炕滚，也闹不清他们笑什么。
　　原来，李爱媛在炕边品评照片，李王氏就在炕里给女儿打“破头楔”，女儿评一句，她驳一句。老太太声音虽小，却叫三个孩子听见了。他们索性丢开照片，围过来听姥姥小磨叨。李爱媛说赵靓“眼睛大”，李王氏回一句“牛眼睛大”；李爱媛说赵靓“鼻梁高”，李王氏回一句“猪鼻子高”；李爱媛说赵靓“头发重”，李王氏回一句“马尾巴才重呐”，说得孩子们忍俊不禁，终于大笑起来。李爱媛没理会他们笑什么，还在那里对照片评头论足，问姑娘的身高、胖瘦、家住哪里、父母情况……
　　其实，李爱媛早就看出丈夫和老娘对大儿子不满，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找对象，结婚，这是何等的大事！对象，可以自己找，自由恋爱嘛！可是，找到以后，总得带家来给老家儿看看吧？好也好，歹也好，反正媳妇是你娶，谁还会干涉是咋的？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对象，无非是知会一声，免得家里人为你的婚姻大事着急。再说，像赵靓这样的姑娘，哪都挺好的，又不是拿不出手，为啥不早点儿带家来，和大伙见见面？这且不说，对象嘛，正处着，不见也罢。这结婚，总得告诉家里一声吧？好嘛，人家那边悄眯儿的结完了！合着自己的儿子找对象、结婚，把他爹、他妈和家里的一干人等，全甩在一边，好像这一家人和他们俩结婚没有一点儿关系！只等婚结了，这才回家告诉一声，给块喜糖吃。这也罢了，先斩后奏就先斩后奏，你倒是把媳妇带来呀！噢，一个人回来说一声，这就算完了，这叫什么事啊？可是，不满归不满，李爱媛却不能表现出来。她要也像吴森茂和李王氏那样，把不满写在脸上，挂在嘴上，那还叫大儿子怎么呆？他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不说，闹不好，还得吵起来，结果肯定是两掰，今后还怎么见面呀？吴森茂抬屁股走人，李爱媛只能装没看见；李王氏在炕里骂骂咧咧，李爱媛也只能装没听见。她的办法就只有一个：大谈照片，把这一切都岔过去，让这场大儿子导演的蹩脚戏，不散自散。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否则，情况可能更糟。果不其然，吴森茂离开不久，李王氏也撤了——她从隔墙的窗户爬到后屋，还把三个孩子也拉走了。前屋就剩下李爱媛和吴松年母子俩，李爱媛对儿子可就不客气了：“我说松年，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找对象、结婚，是你的事，可也是吴家的事，而且是大事！你怎么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悄眯儿把婚结了？你眼里还有老家儿吗？难怪你爸生气，我心里也不痛快。再说，就算结婚不用我们管，结了婚，你总该把媳妇带来，叫我们看看吧？别人不说，你姥姥可是娶头一个外孙子媳妇，下一个她还不知道等得着等不着呢！你说你这几件事办的，叫我说你什么好！”
　　“妈，您别说了，”吴松年语带哭声说，“我知道，这件事我做得不对，惹我爸生气，您和姥姥对我也一肚子意见。这些，我都料到了，可是，我这么做，确实是出于无奈，我没办法。您儿子不是混蛋，不知道好歹，要是有办法，我何至于这么做？至于我这么做的原因，三五句话说不清楚，下次得空，我仔细讲给您听。我今天有事，非办不可，别的，我顾不上了，谁愿意骂，就骂吧。我和赵靓约好了，中午会面，我得走了。”
　　说着，吴松年两眼含着泪水，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李爱媛想拦，拦不住；不拦，没从儿子嘴里问出个像样儿的说法，怎么和自己的丈夫交代？再说，还有个老妈呐，更难对付。李爱媛真被难住了，更难的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大儿子？现在的李爱媛，要安抚的已经不再是两个人——丈夫和老妈，而是又多了一个——大儿子。本来，李爱媛对大儿子松年也是一肚子火儿，可是女人心软，特别是做母亲的，听了儿子几句不明不白的解释，看到儿子的泪眼和那一副痛苦的表情，李爱媛的火气一下子全没了，反而同情起他来。
　　“我说么，咱儿子不是不明事理的浑人，绝不会干出那种‘娶了媳妇忘了娘’
　　的混账事，他是有难处！”可这难处到底是什么，李爱媛就想不出来了。她也想到了她们家的成分问题，可这成分这么可怕，她还真没想到：它不仅和儿子被下放有关，还耽误儿子找对象，而今又叫儿子结婚时不敢对家里言声。这该死的成分，怎么把人整成这样？李爱媛想到了成分问题，但在吴森茂面前，她却不敢提这俩字儿。对气头上的吴森茂提成分问题，无异于火上浇油。上次因为说他的成分影响大儿子搞对象，他就发过火，生了几天闷气。这回再提，还不把他气死？再说，这还只是她的猜想，又不是出自吴松年之口，还是不提为好。可是，除了成分问题，还会有什么原因，能叫吴松年这么做？能把一个快三十的大老爷们难成这样？李爱媛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叫儿子如此无奈。李爱媛现在的心情，与其说是担心丈夫生气、老娘不满，倒不如说是对大儿子的可怜。但是，面对丈夫或老娘，李爱媛还得装出生气的样子，也骂儿子不懂事，同时尽力宽解丈夫，安抚老娘，而把自己对大儿子的怜惜，深藏在心底。
　　几天以后，吴松年趁父亲上班，弟弟妹妹上学，悄悄儿回家。来家后，吴松年只到后院简单地问候一声姥娘，就一头扎进前里屋，整整和母亲磨叨了一上午才走。这次长谈，总算叫李爱媛明白了儿子背着家里结婚的真正原因。
　　前文说过，吴松年自到联合业大任教，前后搞了几个对象，结果都因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半途而废。就在吴松年情场失意，屡遭挫折，有些心灰意冷的时候，赵靓出现了。
　　赵靓，沈城第二印刷厂技术员，２４岁，中专毕业。为了深造，赵靓自进厂以来，一直在业大听专业课，算得上是学校的老学员了。但赵靓学的是技术，和吴松年讲的外国文学，本不沾边。可是，天缘巧合，一天晚上，技术课老师因事调课，原来安排的两节课，只上第二节，第一节课改日再补。这样一来，第一节课的时间就空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没事干，咋办？回家？来回跑路，不值得。逛街？没意思。干等着？烦人。有几个女同学嚷嚷去听外国文学课，说那个课有意思，老师讲得好，人也漂亮。几个人说说笑笑就要走，其中一个和赵靓要好的姑娘，非拉上她一起去。反正没事干，听点别的课，打发时间吧，赵靓也就随大溜去了。可就是这么一节为打发时间而随便加听的一节课，却成就了一段难以成就的姻缘。
　　自从听了吴松年的这一节外国文学课，原本只迷恋技术的赵靓，突然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她除了听技术课之外，又加修了外国文学课，而且，一旦两门课程发生冲突，她宁肯舍弃技术课，也不漏听文学课。她的理由很充分：技术课有正规的课本，漏掉，可以自学；外国文学只有简单的讲义，详细的内容，全凭老师临场发挥，漏了课是无法补救的。加之，这门课内容复杂，漫无边际，而赵靓过去对它又知之甚少，又是中途插班，所以亲聆指导，请老师释疑解难，这是必不可少的，还有阅读原着，更是不可或缺，而外国名着浩如烟海，从哪儿入手？读什么？怎么读？乃至怎么弄到这些书，是借，还是买？对赵靓这个初涉此道的生手来说，都是问题，而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途径，莫过于请教老师。这样一来，赵靓和吴松年接触的机会就增多了。但是，对吴松年来说，赵靓只不过是他的数十个学生中的一个，而且认识较晚，印象不深。至于咨询、求教、辅导之类，对他更是家常便饭，哪节课下来，都有成群的学生围着他问这问那，不新鲜。直到有一天放学，等人散尽，赵靓单独请求吴松年带她到他的宿舍，参观他的私人藏书，选书，借阅……这才真正建立起二人之间的“单线联系”。这个头儿一开，吴松年的“蜗居”，可就成了他和赵靓二人的天下。不久，吴松年和赵靓之间的交往，便由课堂和宿舍，发展到了马路、商店、公园、电影院……话题也由莎士比亚、泰格尔、托尔斯泰……
　　一变而为“小生年方三八（二十四），尚未娶妻”，“妾身二十有四，待字闺中”之类。这已经不是探讨学问，而是谈情说爱啦！然而，一到这步，吴松年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他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更何况，这“蛇”已经“咬”了他几次啦！根据以往的经验，吴松年知道，谈恋爱的时候，卿卿我我，甜言蜜语咋说咋好，一到谈婚论嫁，你就必须把自己的政治、经济状况，家庭历史，出身阶级，社会关系，包括祖宗三代，坦白得清清楚楚，否则就没有下一步。这一关，非过不可！而吴松年以往的灾难，就是过不了这个关口。而且，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这里，一点儿用也没有。不管你前边翻过几次车，有什么经验教训，只要一说你爸是资本家，你那温柔可爱的恋人，立马翻脸不认人，甚至转身就走，头也不回。这样的冷水浇头，当头棒喝，吴松年已经经过几次了，怕了，神经了。吴松年对此情此景好有一比，他把这比作拆炸弹：家庭出身就好比是一颗定时炸弹，向女方交代自己的家庭成分那一刻，如同拔掉炸弹的引芯；拔是非拔不可，炸弹炸与不炸，却由不得你。
第50章 恋爱路上的绊脚石(3)
　　以前吴松年拆卸的几颗定时炸弹，是全都准时准点儿地爆炸了，炸得他是焦头烂额，体无完肤，狼狈不堪，精疲力竭……眼下面临的又是一颗大炸弹，吴松年又要去冒险，他能不紧张吗？特别是想到以往百分之百的失败率，他能不肝颤？然而在通往结婚的道路上，这又是一个必经的关口，绕是绕不过去的。吴松年豁出去了，决定闯这一关！长痛不如短痛，晚痛不如早痛，一锤子买卖，一咬牙，一闭眼，跳，哪怕它是万丈深渊！平时胆小怕事的吴松年，此刻倒真有点儿义无反顾的男子汉气概。不过，吴松年早已暗中告诫自己：成败在此一举，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他是真的折腾不起了。就好比一个装满开水的玻璃杯，一下子把它扔到冰水里，它能不炸？吴松年这颗几次被爱的火焰烧得滚烫的心，又几次被投进冰水里，早已经破碎了。这次吴松年如果还闯不过这一关，他绝不再干了。他不愿当永不言败的英雄，更不想做屡败屡战的无赖。当然，吴松年所说的到此为止，并不是说，如果这回再失败，他就去出家当和尚。他还没参悟到六根清静的程度，他仍然凡心不死，娶妻生子，是他的人生追求之一。吴松年是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人，“爱情至上”、“爱情永恒”是他信守的箴言。如果实在追求不到“崇高的爱情”，吴松年只好退而求其次：讨老婆。作为一个男人，如果吃不上女人的“禁果”，岂不枉来一遭人世！怀着这样的想法，吴松年决定在赵靓的身上，做最后的一拼。假若赌输了，他就公开宣布：他，吴松年，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老爸是资本家，谁愿意屈尊俯就嫁给他，敬请惠顾，条件面议，来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吴松年是再也不想受这种“水深火热”的折磨啦！
　　于是，这一天，吴松年事前选好了地点——小胡同，阴影里，没行人，没路灯，趁当晚的月黑夜，把赵靓拉来，他要拔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了！吴松年把赵靓领到这里，聊了没有几句，便把话题引到了自己的身世。他借黑夜盖脸儿，一铆劲，猛地拉断了“引信”——说出了他最不想说，又非说不可的一句话：
　　“我出身不好，我爸是资本家！”
　　说完，吴松年一咬牙，一闭眼，堵住耳朵，按住心跳，单等那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此刻的他，脑袋里一片空白，浑身酸软，真想躺下。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情况，更不知自己该干什么，吴松年就这么晕晕乎乎地站着，甚至连自己在哪儿都忘了……突然，吴松年觉得有人在叫他，在拉他的手，在摇晃他。过了好一会儿，吴松年才慢慢清醒过来。他发现，赵靓正站在他的面前，紧握着他的双手，在摇晃他，在叫他的名字，在和他说话。
　　“松年，你怎么啦？松年，不舒服？病啦？”赵靓急切地呼叫着。
　　吴松年已经清醒，他记起了，他是在这里和赵靓约会，他说出了自己的出身成分，他拉掉了“炸弹引信”，他在等待“爆炸”。
　　“没有发生‘爆炸’！赵靓没走，她在和我说话！”吴松年想到这儿，眼睛突然睁得老大，他想确认一下，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他的靓，只可惜，他选的这个倒霉地方太黑，啥也看不见。吴松年壮着胆儿，叫了一声：“靓！”
　　“天哪！”赵靓长出了一口气，“松年，你可把我吓坏啦！你没病吧？怎么我叫你好几声，你也不答应？看你这身子抖的，手心里全是汗。”
　　说着，赵靓又抬手摸吴松年的额头：“好家伙，这一头冷汗！”赵靓说，“松年，你是不是真病啦，要不要——”
　　“不！”吴松年说，“我没事儿。”
　　吴松年使劲晃晃头，让自己完全清醒。他记起了方才发生的一切，他明白了，他似乎已经闯过了生死关头。不过，吴松年还想落实一下：“靓，我说了，我出身不好，你不嫌——”
　　“松年，”赵靓说，“你什么也别说，我全明白了。你是想说，你告诉了我，你出身不好，怕我嫌弃你，和你吹了，所以你才这么紧张，这是何必？大叔是资本家，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出身无法选择，路是自己走的。再说，我爱的是你这个人，又不是出身！我的出身比你还差——我家是地主，你也嫌弃我？”
　　“啊——不，靓！”吴松年惊叫一声。
　　吴松年长这么大，今天算是真正遇到了知心人。他眼前站着的哪是什么赵靓？
　　这明明是南海观世音，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吴松年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这时他仿佛才发现，拉着他的手的这个人，是他的赵靓。吴松年活了二十四岁，从不曾和异性如此贴近，甚至肌肤相接——尽管只是拉拉手。吴松年不觉热血上涌，心跳加快，脑袋一热，便不顾一切，把赵靓紧紧搂抱起来。赵靓并未反抗，而是就势倒在吴松年怀里，头埋在他的胸前。吴松年直觉得，赵靓的浓发，在拂着他的脸；赵靓的娇喘，在吁着他的肩……心火正盛的吴松年，哪里经得起这番撩拨，一个把持不住，便捧起赵靓的头，狂吻起来，接着就是一通抚摸……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两个爱火中烧的年轻人，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俩人手拉手走出黑胡同，谁也不看谁，低头不语，在路灯下，信步由缰，漫步起来……
　　可以想见，吴松年和赵靓各怀心事，感触良多，要说的话，几天也说不完。但是，他们不急。有了今天这一晚上的经历和体验，吴松年和赵靓的关系已经确定，这是千真万确的。有了这个保障，还急什么？余下的话，可以慢慢说，接下来要做的事，可以从容不迫地做，今后的所有时间，都是他们俩人的！
　　赵靓，暂且不说，单说吴松年，这个晚上，真可谓生死攸关，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如果赵靓也和吴松年曾经约会过的几个姑娘一样，在听说他出身不好以后，转身就走，吴松年非跳河不可，就是没河可跳，他恐怕也会以额触墙！他那脆弱的神经，哪还经得起折腾？万幸的是，当吴松年使出吃奶的劲儿，讲明自己的出身以后，赵靓不仅没有愤然离去，反而百般宽慰，竭力温存，让他享受到了他有生以来从未享受过的、最甜美的爱怜！这就像神话故事里讲的一样：一个被绑赴刑场执行死刑的人，在开刀问斩的一刻，突然被一个女神救走了，而且是直接把他从刑场带到了温柔乡。这个死里逃生的人如何震惊、激动、兴奋，自不必说，他对救命恩人的感念之情，何异于面对观音大士？吴松年此时此刻眼中的赵靓，就是他的活菩萨、女观音、女神！以后的一切，诸如有关二人终身大事的一应安排，尽皆由赵靓决定，这恐怕是不言而喻的，吴松年只有回“(”的份儿，焉敢说半个“不”字？
　　再说，吴松年也乐得如此！这小子现在恨不得打个龛儿，把赵靓供起来，顶礼膜拜犹恐不及，何谈犯言违拗！更何况，在吴松年看来，赵靓的每个想法、主意、打算、安排，都是那么入情入理，绝对正确，无懈可击，他就是想驳回，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就说这结婚对家里秘而不宣吧，那简直是太有道理啦！你想，如果知会家里，父母能不张罗？就是不花红彩礼，大娶大聘，大操大办，也得送个箱箱柜柜，穿穿戴戴，铺铺盖盖吧，这如何能说“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还有婚礼，你如果公开举行，肯定得请双方家长到场，不然怎么“二拜高堂”啊？可他们这是什么“高堂”？一边是资本家夫妇，一边是俩地主！看，赵靓说得多么在理，简直一针见血，天衣无缝，吴松年想不听都不行，更何况他想听，想听得很！吴松年之所以对赵靓言听计从，俯首贴耳，那是因为他佩服她，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赵靓呢，说她老谋深算，有点儿不恭，权叫她是深谋远虑吧。
　　这姑娘可不简单，她不像吴松年，交往几个月，除了谈情说爱，整天就知道琢磨如何过出身成分这一关。赵靓不然，在和吴松年单独接触之前，她早把她的意中人的情况摸了个底儿透，连他历次恋爱失败的前因后果，都了然在胸，而且对恋爱结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在外国文学领域，吴松年是老师，赵靓是学生；在生活中，吴松年只不过是个刚开蒙的孩子，而赵靓才是真正的老师。论年龄，吴松年还比赵靓大几个月，可是论生活经验，吴松年只配当个小弟弟，赵靓是老大姐。还有一层，在经济上，吴松年几乎一无所有，而赵靓则基础雄厚。前面讲过，吴松年自初二辍学，一直在图书馆工作，低工资一拿就是七八年，这点收入，自身挑费尚且不足，何言积蓄？涨工资，那还是今年他被调到业大任教以后的事儿，满打满算也不过几个月，能攒多少钱？就是这点儿仅有的积蓄，还叫他在谈恋爱期间，买手表了。吴松年毕竟是年轻人，爱美，爱面子，加之工作需要，所以，戴块手表也不为过。不过，要结婚可就难了。吴松年现在几乎一无所有：除了白天穿的，晚上盖的，就剩那几架烂书，拿什么结婚？原来吴松年还可以指望家里支援，赵靓这一“约法三章”：结婚不告诉家里，在经济上和家里划清界限，不举行婚礼，彻底断了他的这个念头，弄得他一筹莫展。幸好赵靓早有准备，才使婚事顺利完成。
　　赵靓这姑娘是真有心计，她之所以敢于在结婚问题上大包大揽，那是因为人家有实力做后盾。赵靓工作时间虽然比吴松年晚四年，但人家是中专毕业，当的是技术员，工资本来就比吴松年高，工厂的福利也比文化馆多得多，所以，几年下来，可是攒下不少钱！人家一个大姑娘，省吃俭用，积物攒钱，为什么？就为结婚！人家赵靓的出身，比吴松年还坏，可人家从不怨天尤人，明知不能指望家里，干脆自力更生！所以，今天赵靓这样安排她和吴松年的婚事，那是早有成竹在胸啦！吴松年对赵靓只有佩服的份儿，焉敢说“不”！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人，腰杆子硬不起来，完全可以理解。吴松年一分钱没花，白捡个老婆，落下个“气管炎（妻管严）”的病也值得！
　　不管怎么说，吴松年的婚结了，家成了，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吴松年溜溜地讲了一上午，终于把他和赵靓背着家里结婚的底里根由、来龙去脉磨叨完了，余下的事儿，就要看李爱媛啦！
　　听完大儿子松年的叙述，李爱媛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她心疼儿子，可怜儿子，也理解了儿子的苦衷。作为一位母亲，她是很容易原谅自己孩子的过错的，更何况，吴松年的所谓“过错”，确有其难言之隐：他之所以背着家里结婚，实在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李爱媛在听了松年的解释之后，原有的一腔怨气，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只是怜惜和同情。可是，吴森茂呢，他可不是李爱媛，这个倔老头子自打大儿子回家“报喜”之后，一直气鼓鼓的，话更少了，觉更多了，火儿更盛了，弄得全家人谁也不敢提吴松年结婚一个字儿。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礼拜，吴森茂好像消了气儿，可是一想到替儿子辩白，李爱媛心里还是胆儿突的——别劝解不成，反而把老头子本已平息的怒火，再重新勾起来！这是李爱媛最为担心的。可是，总不能就这么看着老伴儿和大儿子继续顶牛吧？何时是了哇？
　　于是，一天晚上，李爱媛终于下定决心，要做老伴儿的思想工作了。
　　按吴森茂的老习惯，晚上，他是吃完就睡。这一晚，李爱媛有意把晚饭拖晚，饭后又给吴森茂找了点活干，等吴森茂干完活躺下，李爱媛也收拾停当上炕了。为了稳住老伴儿，让他有个好心情，李爱媛今晚特意把自己扒了个精光，主动钻进了吴森茂的被窝，未曾开言，先温存一番。虽说只是磨磨蹭蹭，挨挨碰碰，还没来真格的，但这也足以叫吴森茂睡意顿消啦！“准备工作”做完之后，李爱媛开口了：
　　“老头子，我跟你说个事儿：今儿头晌松年回来了。”
　　吴森茂没吭声——开局不错！吴森茂听了这话没发火，意味着李爱媛可以继续说下去。于是，李爱媛翻身，半趴在吴森茂的身上，一边用最温存的爱抚，让老伴儿舒服，一边用最和缓的语气，转述大儿子松年和赵靓恋爱结婚的过程，以及他们的难处和苦衷。谁想，李爱媛没讲多会儿，吴森茂把她的话头拦住了：“我说，伙计，你别说了。”
　　李爱媛一愣，以为吴森茂又要发火儿，可是，听他的口气，又不像生气。李爱媛一时间呆住了。
　　“其实呵，”吴森茂接着道，“你不说，我也想像得出来，咱儿子不是混蛋，不是万不得已，他干不出那种混账事儿。赵靓也是个好姑娘，凭她一个人，又是结婚，又是成家，不容易。松年的家底儿我知道，没有家里支持，他娶不起媳妇，肯定是赵靓包揽一切，真能干！”
　　李爱媛听了吴森茂这一席话，简直是目瞪口呆。她万没想到，几天的工夫，老伴儿怎么像换了一个人儿？自己原打算替儿子和媳妇说几句话，宽解宽解老伴儿，让他消消气儿，别嫉恨两个小辈儿，不成想，老伴儿竟如此开通，如此深明大义，好像有什么神明点化，突然立地成佛了。李爱媛这个高兴，一偏腿儿，和身儿趴在吴森茂身上，又是啃，又是咬，又是揉，又是搓，闹得他浑身刺痒，直想笑。
　　“老头子呵，”李爱媛喜笑颜开地说，“说说，你的气儿是咋消的？没见谁跟你说什么，你怎么就想通了？是不是遇到了神仙？”
　　“遇到了神仙？”吴森茂说，“还遇到鬼呐！气归气，静下心来一想，可不明摆着的事？年轻人，特别是大姑娘，哪个不想攀高枝儿，谁愿意找包袱背？松年搞不上对象，着急上火，情有可原。赵靓肯嫁给他，他还不把她当菩萨供，言听计从？
　　这都在情理之中，我能想通。再说，松年给吴家娶媳妇，又不叫咱花一分钱，咱何乐而不为，我还生哪门子气呀？不气啦！只要他们过得好，我，无所谓喽！”
　　“你能想开，”李爱媛说，“那可太好啦！我本想劝你，现在看来，不用啦，咱睡觉。我今天好好陪陪你，让你高兴高兴！”
　　李爱媛说着，翻身躺下，把吴森茂往自己身上拉……
　　吴松年背着家里结婚引起的风波，总算平息了，日子又恢复了正常。几天后，吴松年把赵靓带到家里，见了公婆，拜了姥姥，认识了小叔子、小姑子，气氛还算和谐，大面上都过得去。临走，吴松年和赵靓还热情邀请全家人去他们的小家做客。李爱媛还真的带着孩子去过一次。李王氏没去，吴森茂也坚绝不去。
　　过后，李爱媛又和吴森茂商量，想给儿子和媳妇几个钱儿，算是婆家的一份心意。吴森茂同意了：“前有车，后有辙”，和大女儿一样，不偏不向，也是五百。
　　等下次吴松年来家，李爱媛把钱塞给他，他还真接了，也没嫌这是“剥削钱”，更没提在经济上和家里“划清界限”。
第51章 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1)
　　这一年冬天，临放寒假的头一天晚上，天已经很黑了，吴柏岁还没有回家。
　　吴柏岁和吴樱子同在灰塔中学高二三班念书，吴樱子下午早早回到家，说是放假了，二哥在开团会，过些时回来，说完，吴樱子就出去疯跑去了。吴樱子不是团员，不开会，早放学，理所当然。可是，学期末的最后一天，吴柏岁还开会，而且开到这晚儿还不回来，叫人难以理解。全家人都要睡觉了，吴柏岁才回来。他一进门，丢给吴樱子一个纸卷儿，就直奔饭桌——看来，他是饿坏了。李爱媛在给二儿子拾掇饭的期间，吴樱子匆匆溜了一眼纸卷上的字，然后举着纸卷叫道：“二哥得奖啦，优秀团员！”
　　吴樱子这一喊，全家人都围过来了。只听吴樱子念道：“‘奖状：兹有我校高二三班学生吴柏岁，因在全民办电和大炼钢铁运动中表现优异，成绩出众，特评为校优秀青年团员，以资鼓励。沈城灰塔中学团总支，×年×月×日。’”
　　全家人听了，无不为吴柏岁获奖而感到高兴和骄傲，大家议论纷纷，只有吴森茂面无笑容。说来，最该为吴柏岁获奖高兴的，理应是吴森茂，因为在他自己的四个孩子中（吴樱子不算在内），他最得意的就是老二，寄希望最大的也是老二。而今，二儿子得了奖，被评为优秀团员，吴森茂非但不高兴，反而面色阴沉，默默不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想当初，吴柏岁参加解放后的第一批少年儿童队，吴森茂是何等的自豪，以为吴家出了个小共产党，仿佛共产党的天下，将来也要有他家一份儿。去年，吴松年在反右运动中犯错误，被下放，因而把全部责任都归罪于吴森茂成分不好，怨天尤人，弄得父子俩关系紧张。后来，吴松年又因找不上对象，回家大发牢骚，让吴森茂生了不少闷气。可就在这时，吴柏岁却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这不仅给吴森茂争了光——吴家的小共产党变成了中共产党，而且给吴森茂大大地提了气：
　　“我是资本家，咋了？我二儿子照样入团。他妈的老大，犯错误，怨我；下放，怨我；娶不上媳妇，还怨我。他咋不反省反省自己？没出息的东西！说我成分不好影响了你，我咋没影响柏岁？”
　　其实，吴柏岁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团，还真要感谢大哥吴松年，正是哥哥的前车之鉴，使弟弟避免了后车之覆。吴松年隐瞒家庭成分，结果被人查出，受了处分。
　　这个教训让聪明的吴柏岁悟出了一个道理：家庭出身是客观存在，既改不了，也瞒不住，与其藏藏掖掖，躲躲闪闪，自怨自艾，还不如大大方方和盘托出，丢掉包袱，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干。于是，在高一学年的末尾，也就是１９５７年秋，吴柏岁就提出了入团申请，并在后来的思想汇报中，把家庭情况，包括父亲开鞋铺，雇工，买地，买房和合营时被定为资本家等一应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表示，坚决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政治界限，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做党的忠实儿女。也许是因为吴柏岁的表现确实突出，也许是因为团组织要拿他做榜样，以吸引更多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背叛出身的阶级，跟党走，反正年级团支部和班团小组只考验了吴柏岁几个月，就在１９５８年初，即高二学年开学不久，吸收他加入了青年团，成了吴森茂所说的“中共产党”。
　　很明显，在吴森茂和吴松年父子斗气儿的过程中，吴柏岁的入团，是助了老爸一臂之力，是给在大儿子面前觉得心虚理亏的吴森茂，打了一针强心剂。
　　当然，时过境迁，现在吴松年已经结婚，他和父亲的矛盾大为缓解，这也许就是吴森茂不太看重二儿子获奖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孩子在校得奖，对父母来说，毕竟是件大事。哪个做父亲的，看到儿子从学校捧回一个大奖状，会不喜形于色？吴森茂面对二儿子拿回家的奖状，面无喜色，这其中的原因，只有吴森茂自己知道。
　　吴森茂想的是：为了这么一张尺巴长见方的花纸片儿，荒废一个学年的学业，不值得！
　　别忘了，这可是１９５８年，跃进年，“三面红旗”抖得“哗哗”山响，“超英赶美”、“苦战六个月，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口号满天飞！全国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吴家最先被“鼓”起来的，就是吴森茂的两个宝贝高中生——吴柏岁和吴樱子。据两个孩子讲，社会主义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为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党号召全民办电。灰塔中学响应党的号召，要办一个沼气发电站。从此，吴柏岁和吴樱子整天泡在学校，十天半月不回家。先是挖沼气池，就是在学校小操场的西边，挖一个半拉篮球场大小、一房多深的长方形大坑。坑底遍夯木桩，就是把一米来长、碗口粗细、小头削尖的木桩，一根根夯进池底，横竖成行，间距一米，密密麻麻地夯进池底，以加固地基。余下的技术活，诸如灌三合土，抹水泥，加盖封顶，修机房，安设备等项工程，则由专业施工队完成。在此期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拉马粪，为沼气发电准备“燃料”。
　　那些日子，身为班长兼拉马粪队队长的吴柏岁，每晚都带着全班几十个人出去，一干一个通宵，一连干了个把月。他们的口号是：“歇马不歇人，歇人不歇车！”意思是说：生产队白天用车用马，到了晚上，马歇了，车，由学校借来用；学生，人拉车，上下半夜两班倒，车不能闲着。一辆大车，六七个人拉：一人驾辕，两人把杠，两三个人拉套，还要有一个人坐在车上当“砝码”，以保持粪车平衡。吴樱子因为人小体轻，就一直高高在上，充当“砝码”的角色。在发电那段时间里，学校的食堂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火，学生随到随吃，吃饭不要钱，大饼子、稀粥、咸菜，可劲儿造。吃饱了，回教室倒头便睡，并课桌，搭椅子，席地而卧，得哪睡哪，沾地儿就着。睡醒了，接茬儿干！
　　一晃，大半个学期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吴柏岁和吴樱子喜笑颜开地回家了。
　　据他们说，学校的沼气发电站顺利竣工，晚上要召开庆功大会，校方特邀他们的家长参加。因为吴家有两个孩子在校，贡献颇大，加之吴柏岁又是班长兼劳动队长，表现突出，是庆功会上提出表彰和奖励的先进分子之一，所以才给其家长以出席庆功大会的殊荣。
　　说心里话，吴森茂和李爱媛是真不愿意去凑这个热闹，可是，架不住吴柏岁和吴樱子死纠活缠，生拉硬拽，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只去吴森茂一个。
　　吴柏岁和吴樱子把吴森茂拉到灰塔中学，按到椅子上，二人就匆匆离开，到班里集合去了。剩下吴森茂一人，前后左右看看，所谓的贵宾席，就是摆在学校小操场中央的几排椅子；贵宾席两边，用白灰划出格子，写明班级，这显然是留给学生的地界；正对贵宾席，即在教学楼的前边，搭有宽大的主席台，有几个人正在上边忙于布置；小操场的西边，就是今晚庆祝的主角——沼气发电站。
　　天色渐黑，教学楼灯火通明。在灯影里，洋灰漫抹的沼气池呈灰白色，显得苍白而又惨淡。沼气池后边，一间矮小的机房，窗户里透出昏暗的灯光……主席台上，试音的麦克风发出刺耳的尖叫，贵宾席上陆续坐进人来，学生的队伍被带进操场，站进各自的格子里。随着麦克风的一声听不清楚的呼喊，校园里掌声四起，一队人鱼贯而入，登上主席台，各就各位，庆功会开始了。少不得校领导讲话，区首长致词，兄弟学校祝贺，学生代表发言——吴森茂坐在贵宾席后排，加之操场回声重，麦克风又有杂音，所以，台上讲些什么，他十句倒有八句听不清。突然，随着司仪的一声大喊，全校的灯火全熄灭了，整个校园变得鸦雀无声。接着，麦克风里传出一句还算清晰的话：
　　“请大家往沼气池上方看，现在请区首长——合闸送电！”
　　吴森茂扭头向西，西边，漆黑的夜空中，突然有亮光一闪，亮光时隐时现，时强时弱……
　　校园里的灯火重新亮起，吴森茂看见，主席台上的人正在互相握手祝贺，台下一片欢呼，台上台下，掌声雷动，口号震天……
　　吴森茂坐在椅子上，两眼盯着机房旁的高杆上昏黄的亮光，呆若木鸡：“他们在干啥，发了疯似的，就为点亮这么个四十瓦的小灯泡？”
　　吴森茂不住地摇头叹息，他没等散会，也没和自己的两个孩子打招呼，独自一人偷偷溜出了学校……
　　接着，吴柏岁和吴樱子又为“超英赶美”和“生产一千八百万吨钢铁”而大干去了。吴柏岁整天带着一班人，拉上五六辆破带车子和倒骑驴，挨家挨户到同学家里收集废钢铁。吴森茂家自然是首当其冲，家里的铁东西被拿得一干二净。后来街道成立人民公社，办起食堂，实现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于是，吴森茂家余下的几件有用的铁器——锤子、斧头、铁锅、铁铲，也被街道抄走，大炼钢铁去了。吴家再没有铁制的东西了，估计别的同学家里，大概也是如此。可是，学校给各班下的收集废铁定额，却一涨再涨。班长吴柏岁急得团团转，做梦都梦的是捡废铁。情急之下，吴森茂给二儿子出了一个好主意——到工厂去要。这一招果然高明，沈城有那么多大工厂，废钢铁堆成山，随便要点铁屑，就够吴柏岁装满他带的那几辆小车。高二三班的捡废铁定额，提前超额完成，吴柏岁也受到了学校的表扬。学生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用一种叫作“一脚踢”的土办法，把收集来的废钢铁炼成了铁。为此，学校照例召开了庆功大会，还办展览，组织参观。
　　然后，校领导领着学生，把他们炼出的“钢铁”装上带车子，披红戴花，敲锣打鼓，像嫁闺女似的，把车队领到钢铁厂。厂方组织工人夹道迎接、道贺、庆祝。仪式结束，厂方请师生们受累，原封不动地将带车子直接拉到了废铁堆……
　　大炼钢铁这个活儿，一直干到第二个学期开学后，中间连暑假都没歇。学校在第二个学期，也只上了几天课，大秋过后，学生又被拉到农村去搞土地深翻。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地挖多深，根扎多深。”意思是说，地挖得深，庄稼的根也扎得深，根深则叶茂，自然多打粮食。有一位“大跃进”画家，画了一幅画，画的是公社的大萝卜，根子扎进了阎罗殿，弄得房倒屋塌，吓得阎王、判官和小鬼儿四散奔逃。这就是对深翻这个奇妙想法所能做出的最贴切的艺术写照。一群中学生，在地里滚了一两个月，把地翻了个乱七八糟，把肥沃的黑土地，翻成了生荒地，直到上冻，实在挖不动了，这才打道回府。都入冬了，学生还有几天书好念？
　　别忘了，１９５８年的第二个学期，可是吴柏岁和吴樱子的高三上学期，明年再念半年，夏天就要考大学啦！高二下，高三上，这是多么重要的两个学期！吴森茂好不容易供出的两个高中生，却把大考前的一年时间，全用到拉马粪、捡废铁和撅地上了，换来的就是二儿子的一纸奖状，他怎么能高兴得起来？
　　来年，也就是１９５９年，吴柏岁和吴樱子进入高三下，再过不到半年，他们就将迎来他们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高考！吴柏岁问题不大，虽然“大跃进”挤占了他不少时间，但被耽误的不只他一个，大家彼此彼此，只要考试的范围不超过教学大纲的范围，考上个一般大学，可以说十拿九稳。令人担心的是吴樱子，好像压马粪车、捡废铁和深翻地还没让她疯够，都高三下了，她还那么贪玩儿。老师和家长都拿她没办法，能降住她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她的柏子哥。至于为什么，恐怕连他俩自己也说不清。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最后一个学期，没上几天课，就开始了高考前的总复习。不少学生因家里条件不好，都到学校去用功。吴柏岁也动起了真格的，他拉上吴樱子，带上饭，眼盯着她做练习，在教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天天如此，硬是把她困在学校两三个月。吴柏岁和吴樱子决定考文科。文科的考试科目有时事、作文、语文、历史、地理、俄文等。各科老师都发下了大量习题，让学生做。这里免不了有压题的成分，可是时间紧，根本来不及全面复习，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之策。就是这些重点中的重点，吴樱子也大都作不上来。无奈，吴柏岁只好拿出自己的答案让她抄，抄完了背，背完了复述。总而言之，“牛不饮水强按头”，吴柏岁总算让吴樱子把高考应付下来了。至于吴樱子能不能考上，那就只能看她的运气啦！
　　高考结束，吴柏岁和吴樱子真是轻松自在！可是，随着发榜日期的临近，俩人的情绪开始日渐紧张起来。就在这时，他们的大姐吴梅龄回来了。
　　吴梅龄已经结婚两年，这次是怀着四五个月的身孕来家的。吴梅龄和钱益三同在一个厂当技术员，结婚后住进工厂宿舍区的两间平房，房前还自己开了一小块儿菜地，生活虽然清苦，但还算和美。前不久，钱益三把自己的寡妇妈接去同住，理由是叫他妈帮吴梅龄看孩子，因为再有几个月，吴梅龄就要生养了。老太太快六十了，身板儿挺硬朗，啥都能干。吴梅龄对老婆婆来家，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她知道，就是没有她生孩子这个由头，钱益三迟早也得把他妈接来。原因很简单，老人多年守寡，孤身一人，而钱益三又是独子，不到儿子这儿来，谁给她养老送终？正因为家里有个老人，所以吴梅龄才下定决心，回娘家多住几天。以往她总是和钱益三一起回沈城，而且总是来去匆匆，或当天，或隔夜，就得赶回大连，因为家里需要有人照顾。现在好了，有婆婆在，吴梅龄可以放心大胆地住下去，不必担心丈夫的饮食起居。所以，吴梅龄这次准备把过去攒下的假和现请的假，一股脑全用上，在沈城住他个十天半月，好好和老妈说说话，和家里人亲近亲近，一旦有了孩子拖累，再想回沈城，可就不容易啦！
　　高考发榜那一天，吴森茂和李爱媛一早上班去了，吴柏岁拉上弟弟槐寿一起陪樱子在后屋玩儿，李王氏在后院鼓捣她的小菜园，只有吴梅龄一个人在前外屋洗衣服。这一天，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实际上一家人都很紧张，因为这是决定两个孩子一生命运和吴家荣辱的大事。对两个当事者——吴柏岁和吴樱子来讲，自然比别人更加紧张。吴柏岁似乎好些，因为他考上的把握大，信心足，但凡事都怕有个“万一”。吴柏岁做事与众不同，他报志愿认准了一门儿——上北京，所以只报一个志愿——北师大。他的意思是，要么进师大，要么进工厂，凑合的学校不念。这虽是信心的表现，但也有些冒险，真到发榜的时候，就是吴柏岁，也无法从容对待。至于吴樱子，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几天就没有好好地吃饭睡觉，今天更是如此，天不亮就起来，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让人十分担心。所以，李爱媛在临去上班的时候，特别嘱咐吴柏岁，叫他啥也别干，只守着她，陪她玩。
第52章 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2)
　　大约九点钟，在前屋洗衣服的吴梅龄，突然听见门外有人喊：“吴柏岁，信！”
　　吴梅龄急忙跳起，甩着水淋淋的双手，两步抢出门外，接过信，签了名，反身回屋，一看，一尺多长、鳰巴宽的大信封上，赫然写着吴家的地址和吴柏岁的大名，落款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的红色印记。吴梅龄明白，这是二弟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她兴奋地朝后屋喊：“柏岁，来信啦！北京师范大学，你考上北师大啦！”
　　吴梅龄这一叫，把后屋的三个人连同后院的李王氏，都招到前里屋来了。吴柏岁跑来从大姐手里抢过信，只溜了一眼信封上的字，就动手拆信，而后连抽带倒，一股脑把信瓤全拆到炕上了：一张盖有北师大官印和校长私章的《录取通知书》，一大张折了几折并附有彩色照片的《校况介绍》，还有介绍其他情况的几个活页和纸片。大家围着那份花花绿绿的《校况介绍》，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细心的吴梅龄突然发现，围观《校况介绍》的人堆儿里，缺少了一个重要人物——樱子。
　　“咳，我怎么把她给忘了？”吴梅龄心说，“这儿还有一个没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呐！”
　　于是，吴梅龄站起身，四处寻找樱子。她发现，樱子正一个人蜷缩在炕里，手捧着一本小册子，做出认真研读的样子，表情却很难看。吴梅龄赶紧捅鼓柏岁，一边朝炕里的樱子嘴，一边悄悄把他拉到外屋。
　　“傻弟弟，”吴梅龄对吴柏岁说，“你们别闹腾了，赶紧散吧！咱那二妹妹要是接不到录取通知书，闹起来，我可摁不住！”
　　“没事儿，大姐，”吴柏岁不以为然，“通知要下好几天呐，每天也有几拨，不着急，樱子能考上。”
　　“你那么有把握？”吴梅龄问。
　　“差不多！”吴柏岁说。
　　“那也不行，”吴梅龄说，“得赶紧把爸妈叫回来，谁知道那丫头什么时候犯浑！再说，这么大的事，也该叫他们知道。”
　　“那好，”吴柏岁说，“我去叫——”
　　“你不能去！”吴梅龄拦住弟弟，说，“我叫槐寿去，你留下，给我守着那个姑奶奶！”
　　没多会儿，吴森茂先到家了，不久，李爱媛和吴槐寿也回来了。吴森茂和李爱媛先后看过吴柏岁的录取文件，自然都为二儿子考进北京而高兴，但同时也为吴樱子担心，怕她考不上大学。若是真像吴梅龄担心的那样，吴樱子只是因为高考落榜而发点儿小脾气，那倒好说了，令人伤脑筋的是，吴樱子万一考不上，你叫她干什么？继续念书、补习功课准备来年再考？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啦）！”有吴柏岁按着，她都不玩活儿，叫她一个人补课，那不是白扯？工作？她是十七八了，可以工作，可就她那个吊儿郎当的样子，能干啥？不念书，不工作，咋办？就这么整天“放羊”，没收没管，那还不学坏？吴森茂和李爱媛，还有大姑娘吴梅龄，为这事儿愁得什么似的，连吴柏岁“金榜题名”这么大的喜事，也顾不上高兴了。可是，方才还“阴云密布”的吴樱子，这时却早已“雨过天晴”了：她在后屋“叽叽嘎嘎”，又说又笑，和吴柏岁，还有吴槐寿，玩得还真高兴。李爱媛听着吴樱子的笑闹声，不由得骂了一句：“这个没心没肺的疯丫头！”
　　就在这时，门外又是一声大喊：“吴樱子，信——”
　　吴梅龄又要起身出去拿信，被李爱媛一把拉住了。李爱媛一边给大女儿和吴森茂使眼色，叫他们别动，一边朝后屋喊：“樱子，你的信！”
　　“腾腾哐哐”一阵乱响，三个孩子跌跌撞撞地从后屋跑出来，直奔前门。到得门口，跑在最前面的吴樱子不知为什么，突然站住了，她连拉带推，非叫吴柏岁出去接信。吴柏岁开门出去，取回信，进门就喊：“沈城大学，樱子考上沈大啦！”
　　听到这句话，吴森茂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李爱媛抹眼泪，吴梅龄直捂心窝子。
　　信拿进前里屋，大家全围过来了，李王氏也来凑热闹。一家人那个兴奋劲儿，比此前吴柏岁接到信时大多了。
　　“沈大，那可是全省数一数二的名牌！”吴梅龄说。
　　“主要是近便，就在本市，多好！”李爱媛说。
　　“柏岁，”李王氏发话了，“你也和樱子一块儿上这个沈大吧，北京有什么好，还得出城，怕不比李千户屯还远！”
　　大家哄堂大笑。
　　可是，打开信封仔细一看，人们又有点儿犯嘀咕了：怎么是东语系日语专业？
　　没听说樱子报这个系这个专业呀！
　　然而，吴森茂和李爱媛对此却另有想法：让樱子学日语正对路，也许这是老天的安排。然而，吴森茂和李爱媛只能用交流眼色，来表明各自的想法，而绝不敢吐露半字。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的痛苦也越大。”反过来呢？也可以说，希望越小，实现希望以后的快乐则更大。吴樱子的情况，刚好是后者。对她考上大学，全家人，包括她自己，几乎谁也没抱什么希望。但是，人家考上了，而且考上的是全省的名牌大学——沈大。全家人的高兴劲儿，自不必说，吴樱子本人简直要喜极而泣。吴樱子看重的是沈大这块响亮的牌子，至于学什么专业，她才不在乎呐！她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好，更没打算学好她考上的什么鬼专业。她的唯一目的，就是考上。“吴樱子考上了！”有这句话就行，别的什么都无所谓。何况她现在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不仅考上了，而且考上的还是沈大，还管专业干什么？
　　总而言之，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吴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在鞋料街，乃至整个北顺城街，都是一件亘古未有的大事——谁也没听说过，这条街上一次点过两个状元，甚至没人记得，这条街上是否出过状元。于是，吴家一时间就成了这里关注的中心，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登门道喜者有之，当街祝贺者有之，甚至吴森茂和李爱媛工作的两个单位都知道了。吴森茂那个得意劲儿就甭提了，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
　　说来也是，十多年了，吴森茂就没怎么遇见顺心事儿。尽是叫他伤心、痛心、揪心、烦心的事儿。古语云：“哀莫大于心死。”吴森茂的心，怕不早死几回了。
　　但吴森茂心死，人却没死。一个心死而人没死的人，大概就像如今的吴森茂：吃了睡，睡了吃，行尸走肉，半死不活，木头疙瘩一个。晚上上班看仓库，实际是去单位睡觉；下班回家，还是睡觉；星期礼拜连轴转，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不起炕儿，也不知他哪那么多觉！有时，李爱媛真怕他一觉醒不来，睡过去了。她背地里常和孩子们唠叨：“你爸这是咋了？一天到晚，昏天黑地的，睡起来没完！”
　　吴柏岁和吴樱子同时考上大学这件大喜事，像一针强心剂，让半死不活的吴森茂，似乎又活过来了：觉，好像少了点儿；话，比以往多了些；偶尔也能屋里屋外地走走，上街溜溜，如此而已。至于干活，家里不用他干；外边，无事可干。由此可见，吴森茂那颗死了的心，并没有死灰复燃，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堆残烬，被拨弄出几点火星儿，散发出几丝热气儿。殊不知，一堆残灰余烬是经不起拨弄的，越拨弄，余火灭得越快，余热散得越快，离完全熄灭、变成一摊死灰也就不远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个孩子考上大学，终究还是让吴森茂精神了几天，他在想：
　　“要说，我这辈子也算没白曳挣！地被分了，店被合了，可我供出了五个孩子。这是什么？这就是家当，就算攒下了。当然啦，五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呐，五个孩子也并非个个金贵。老大，窝囊废，和我仇人似的，指望不上啦！大丫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儿’，小技术员，拉家带口的，不叫你拉帮她，就算好的。老五，更没戏，连高中都不想上，能有啥出息？还就是老三老四，现在是一个状元，一个榜眼，谁知道将来放个什么官，点个几品？真有那一天，我岂不成了老太爷！要说这老太爷，可也不比员外爷差！嘿，嘿……”
　　这就是让半死不活的吴森茂重新振作起来的原因。
　　自此以后，吴森茂有空就为二儿子和二女儿打点行装，就像是娶媳妇嫁闺女一样。女儿还好说，本城本市，星期礼拜可以回来，缺什么，现拿都赶趟。儿子就不同了，那是进京，而且，一去至少半年。要知道，北京可不比沈城，那是首都，是毛主席呆的地方！吴森茂不能让进京上大学的二儿子太土，太过寒酸。所以，吴森茂和李爱媛尽其所能，为吴柏岁做远行的准备，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把该做的都做了，直到大学开学。
　　送走吴柏岁和吴樱子，吴家又少了两口人，一时显得冷清许多。
　　吴森茂又没事儿干了，于是，吴森茂旧病复发，又开始昏天黑地地睡大觉！
　　这一天，李爱媛突然对吴森茂说：“老伙计，槐寿要进工厂，你看咋办？”
　　“我不管，”吴森茂说，“随他去！”说完这句，吴森茂倒头便睡。
　　吴槐寿，吴森茂和李爱媛的老儿子，今年刚刚十八，怎么就进工厂？原来，就在吴柏岁和吴樱子闹腾考大学时，吴槐寿也刚好初中毕业，正是准备升学考试的时候。吴森茂一家人的注意力，全被两个考大学的吸引住了，谁也没在意吴槐寿在干什么。事后得知，吴槐寿既没考高中，也没像他姐姐那样考中专，而是不念了。不念就不念，反正谁都知道，吴槐寿生性愚笨，又不肯用功，在班里，学习成绩始终处于下中等，没啥大出息。吴柏岁和吴樱子上大学后不久，闲逛了几个月的吴槐寿提出要进工厂，李爱媛要问问一家之主吴森茂。吴森茂不管，叫老儿子“随他去”，李爱媛也只好叫老儿子“随他去”。于是，吴槐寿就进了沈城机车车辆厂，当上了工人。
　　一天，吴松年回顺城街看望父母，闲话间，李爱媛突然想起吴松年的干爹干妈——韩镇山老两口，就顺便问了一句：“你老爹老妈现在咋样？几年没见了，怪想的。”
　　没想到，李爱媛这随便一问，倒问出话茬儿来了。只见吴松年听了李爱媛这一问，眼圈立时红了。他低头不语，一副欲哭无泪的痛苦表情，这着实吓了李爱媛一跳。李爱媛情不自禁地追问：“咋回事儿，你老爹老妈到底出了什么事？”
　　“也没出啥大事，”吴松年嗫嚅道，“反正是不好，怕是——”
　　一听这话，李爱媛更急了，立逼着吴松年把韩镇山两口这几年的状况，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不许隐瞒。下面就是吴松年提供的有关韩镇山两口的大致情况：
　　自打镇反以后，韩镇山一直就是痴痴呆呆，半疯半傻，不言不语，木头疙瘩一样，见人就起立，低头……韩镇山的老伴儿，也就是吴松年的干妈，整天为丈夫哭天抹泪儿，熬糟得不成样子。韩镇山虽然还不到五十，但从身体状况看，显然已经无法工作，于是厂方就叫他提前退休了。自此，韩镇山两口，就只能靠他每月三十几元的退休金艰难度日。不久，厂里要扩建厂房，拆迁宿舍，韩镇山两口又被赶出工厂，送还原籍——小石桥村了。小石桥，离城百十里地。为了几十元退休金，韩镇山的老伴每月都要进城一次，真是苦不堪言！还是吴松年见此情景，亲自去厂里，找领导，又哭又闹，这才迫使厂方不得不派人给韩镇山送退休金，后来又改为邮寄。今年吴松年结婚后，他带赵靓去过韩家一次。也许是因为赵靓看到韩镇山夫妇，联想到了她自己在乡下挨斗的地主父母，一见韩镇山老两口，就哭个没完，回家后，还是想起就哭。这可吓坏了吴松年，从此，他再也不敢在赵靓面前提起韩镇山夫妇，当然更不敢再带她去看望他们。不过，吴松年每月还是要跟赵靓撒个谎，以出去办事为由，到小石桥看看。其实，赵靓心里明镜儿似的，知道吴松年是去看干爹干妈，她只是不点破罢了。俩人心照不宣，吴松年从小石桥回来啥也不说，赵靓同样只字不问，都像没这码事儿一样。至于韩镇山夫妇的具体生活情况，吴松年对父母没有细说，吴森茂和李爱媛也不曾多问。可以想见，两个孤老，靠三十几元退休金生活，日子能好到哪儿去？吴森茂和李爱媛都说，韩家大哥大嫂怪可怜的，多年不见了，抽空他们也去看看。没想到，吴松年听了这话，竟是百般阻拦，推说路远，不通车，好歹不叫他们去。这倒使吴森茂和李爱媛产生了疑心：莫不是韩镇山两口出了什么事儿？于是，吴森茂和李爱媛力逼吴松年说出有关韩镇山夫妇的真情，讲清不叫他们去看的理由。
　　“有啥可讲的，好也好，歹也好，谁能帮上忙？看了也糟心，不如不看。我是没办法，不得不去，我不忍心叫他们天天在井台儿上守着往东看——”
　　“你这是说什么？”李爱媛有点儿急了，问，“没头没脑的！什么井台儿，什么往东看，看什么？”
　　“看——看——”吴松年刚说个“看”字，鼻子一酸，“哇”地一声，竟大哭起来。吴松年这一哭，弄得吴森茂和李爱媛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
　　吴松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边哭边说：“我那老爹老妈呀，一天到晚，就坐在村口的井台儿上，一动不动，睁着两眼往东看。天天如此，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看什么？看我呗！盼我能在村东的大道上出现。可我也不能总去呀！来回二百多地，骑个破自行车，天不亮出城，天黑回来，累得我上不去炕，我也难呐！可我若不去，就叫他们那么等，我又于心不忍。去了，又怎么样？还不是看他们哭！去一回，哭一回，末了还得走。我走了，他们更盼，又是等……等……等到何年何月是个头哟！呜……呜……”
　　就这么几句话，吴松年哭断了几回，李爱媛跟着抹眼泪，吴森茂也怪难受的。
　　“按说，咱俩是该去看看，”吴森茂和李爱媛商量，“可这来回二百里地咋走哇？不通车，你又不会骑车，就我，当天打来回也难。”
　　“去啥？”吴松年仍然反对他们去，“眼不见为净吧！见了，叫人更难受。他们过的那哪叫日子，简直是活受罪，生不如死，我这个做干儿子的，看了都要心碎，你们就别自寻烦恼啦！”
　　“看是该看，”吴森茂说，“等机会罢。让我想想，看有什么办法。人家救过我的命，再远，咱也得去。”
　　然而，没等想出如何去小石桥的办法，韩镇山两口已经没了！
　　这年初冬，一场大雪过后，天气格外的冷。吴松年冒着寒风，骑了百十里地，来到小石桥村，却没有看见往常在井台上等他的韩镇山夫妇。吴松年以为干爹干妈怕冷，没出来，就直奔韩家老屋去了。吴松年进院一看，韩家的屋门锁着，屋里没人。这大冷天，老两口能上哪儿去呢？吴松年推着车，四处打听，转了半天，连个人也没瞧见。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老人，一问，吴松年这才知道，韩镇山夫妇早在半月前就先后去世了，中间相隔也就四五天。吴松年再想问些详情，老人一概不知，他只知道，韩镇山死后，村里的老弱病残帮着把他埋了，几天后又送走了他的老伴，给他们并了骨，坟头就在村北的乱葬岗子。吴松年想找个村干部问问，又找不着。据老人说，干部都带队开山放炮，修水渠去了——难怪吴松年见不到村里人。
　　吴松年没法，只好推着自行车到村北的坟地，想看看干爹干妈的坟茔，给过世的二老磕个头。没想到，乱葬岗子被大雪覆盖，根本分不清新旧坟头。无奈，吴松年只好冲着整个乱葬岗子，倒身下拜，磕了三个头，而后起身走人。
　　这就是吴松年最后一次去小石桥村的情形。
　　韩镇山老两口终于得到了解脱，吴松年也得到了解脱，大家都解脱了。
第53章 饥荒岁月(1)
　　要说，这一年可是紧接着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持续跃进年。然而，这“跃进”没持续多久，刚入冬，就搞起了“劳逸结合”。顾名思义，“劳逸结合”就是说，不光要劳动，还要休息。不是提倡“大干、苦干、拼命干”么，怎么又要“逸”呢？因为不“逸”不行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荒。”
　　也许是因为“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吃饭不要钱，吃过了。也许是……老百姓知道个啥？反正不知为什么，食堂突然解散了，白吃的“大锅饭”吃不成了，而且粮食开始限量供应。没过几天，这限量供应的口粮又要“自愿”缩减指标，而且一缩再缩，直到缩减为人均每天四两“毛粮”。啥叫“毛粮”？“毛粮”就是带壳儿的粮食。油呢？定量为每人每月三两，副食也定量。那时，每家都有一个购粮证，一个副食本，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票券，花花绿绿，令人眼花缭乱。这么说吧，买什么都要票，就连买块豆腐，都要拿“豆腐票”。而且，大多数东西是有票没货。所以，一旦商店有点什么，人们就会蜂拥而至，排起长队。那时候，排队成了人们的习惯，见着队，先排上，然后再打听排队干什么。长队成了街头的一景，随处可见。试想，在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持续跃进”？男人浮肿，女人闭经，走路都打晃，别说“大干”，坐着都冒虚汗！还什么“劳逸结合”，说得好听，咋“结合”？于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能停的全停了。人们一门心思，只为填饱肚子。实际上，哪里填得饱呦！人们只不过是为多吃一口而战，甚至不惜一切，生死相搏！
　　顺城街上，第一个为食而亡的，就是外号大洋马的刘大个子，刘有成。说来可怜，一天四两毛粮，还不够人高马大的刘有成塞牙缝呐！实行粮食定量没几天，刘有成就把媳妇吃跑了。提起刘有成的媳妇王玉芬，在这条街上，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王玉芬，大闲人一个，上无老，下无小，整天就知道满大街串门子，见谁都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在“整治”男人方面，王玉芬是规拢丈夫的高手。可以说，大洋马被王玉芬整得服服帖帖，使得团团转，当然，也侍候得舒舒服服。然而，老婆再好，终究不能当饭吃。面对四两毛粮，刘大个子连小媳妇也顾不得了。
　　王玉芬饿不起，只好走人，从此一去不返，不知所终。没了王玉芬那份定量，刘有成单靠自己的口粮，日子更难过了，整天饿得“哇哇”叫，恨不得吃人。有一天，也不知道刘有成用的什么法子，弄回来二斤小玉米儿。刘有成把这二斤纯粮一股脑全煮上，熬了一锅半生不熟的棒粥。刘有成一口气造了十来碗，稠粥足脖儿，几乎要往外涌。喝完粥，刘有成起身，挺着腰没走几步，只叫得一声“肚子疼”，一头栽倒，人就不行了，没等人们送他去医院，早已一命呜呼！刘有成死了，不过，死得还好，临了做了个饱死鬼！
　　自此以后，隔三差五就有死讯传开。不过，死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残。说他们完全都是饿死的，有点儿言过其实，不如说饿是催命鬼，加速了他们的死亡，这样才更公允。
　　要说死得最惨的，那就得算徐眼镜的儿子了。
　　徐眼镜五十多岁，老伴儿早死，光杆子一个人，带个儿子。儿子小名柱子，快三十了，也没娶上媳妇，又因为没文化，人也木讷，连个正式的工作也没有，所以，这一老一小两个光棍儿，实际上就靠徐眼镜的小摊儿维持生计。也许是因为这种小摊儿太没油水？也许是政策允许？不知为什么，合营的时候没把它和了，徐眼镜由冬历夏，一直摆着他的眼镜摊儿。在人均每天四两毛粮的日子里，最难过的就是徐眼镜这样的家庭。人口多，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一背拉，总好过些。像徐眼镜这样，一家两个大肚汉，硬碰硬地死盯着这点毛粮，那可就惨啦！所以，徐家爷俩就为这口吃食，三天两头吵架，不是当爹的说儿子多吃了一口菜窝头，就是儿子说爹爹偷喝了菜粥。就为这，有一天爷俩竟动起手来。徐眼镜追打柱子，柱子往外跑。徐眼镜路过眼镜摊，气急之下，抓起摊上的东西就往柱子身上砍，什么锤子、钳子、铁砧子……一股脑地向柱子飞去。柱子一边跑，一边回头躲避“飞弹”。这小子刚跑上马路，回头一看，只见一颗“飞弹”正向他迎面飞来。他猛地向后一窜，只听“咔嚓”一声——也是合该柱子倒霉，恰巧有一辆“气包车”从他身后疾驰而过，把他撞个正着，接着又从他的头上碾过，“咯咯扎扎”，头骨碎裂之声清晰可闻……
　　吴森茂家虽然也吃不饱，但情况多少要好些，其原因就在于人多势众，大家齐心协力。首先是吴森茂本人，为了给家人弄点儿吃的，不惜拼光家底儿。能卖的，卖；能换的，换，吴森茂啥都舍得——顾命要紧。他用自己仅有的一件貉绒皮袄，换了一麻袋白菜根；用李爱媛给自己留的唯一一件滩羊皮大衣，换了几带车子稻草。可能有人会问，白菜根和稻草怎么吃？能吃！农民头年冬储大白菜，砍下白菜根造粪，现在再把它从雪堆里刨出来，跟城里人换东西。城里人把换来的白菜根洗净，扒去硬皮，吃里边的嫩心儿。至于稻草，吴森茂换来的不是上垛的稻草，而是整捆整捆戳在地里的稻草。这种稻草只打过头遍，上边多少还有一点儿残存的谷粒儿，上垛前，农民是要打二遍的。现在吴森茂把它换来，一根一根地拣，一车稻草，说不定就能弄出几把谷子。这在人均每天四两毛粮的时期，可算是“大丰收”！后来，吴森茂又换过几次稻草，至于他是拿什么换的，抑或是买的，就连李爱媛也不大清楚。反正，吴家的后院，很快就被稻草占满了。
　　吴森茂这些日子火气特别大，动不动就骂街。这也许是因为睡不成觉了——他得四处奔波，为家里人找吃食；也许是因为心疼他那些东西，拿貉绒皮袄换白菜根，谁心里也不会好受；也许是因为饿的，整天吃猪食，还吃不饱，心情自然愉快不了。吴森茂这辈子就没受过这个罪！小时候捡煤核，也能混上三顿棒子面儿；日本人搞经济统制，杂合面儿、橡子面儿也能填饱肚子，如今居然挨饿，饿得眼蓝：
　　“真他妈的，喊口号，谁不会？什么他妈的大干，干了半天，全是没用的，瞎折腾！一天到晚地吹，吹破天！水稻亩产十万斤，谁见过？地瓜亩产二三十万斤，怎么长？甭种，一亩地光堆地瓜，也得堆起几尺厚！还真有人信，还上报纸，糊弄鬼！这不是发疯，是什么？现在好，饿肚子，当初吹的那些丰收粮哪去了？才吃了几天饱饭，就吃饭不要钱了，如今可好，有钱也吃不上饭了，要饭都没处要去！”
　　现在，吴森茂除了到外边奔吃儿，偶尔发顿牢骚，余下的时间就是睡觉。在他看来，干什么也不如睡大觉，人一睡着，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也不觉得饿了。
　　吴家，除了吴森茂不惜一切地弄吃食，他们还有一些“外援”。
　　一是吴森茂的大女儿吴梅龄，她和丈夫钱益三同在大连的一家工厂当技术员。
　　他们的宿舍在市郊，是成排的平房，每排宿舍前边都有宽敞的空地，职工往往都把这些空地辟成菜园，种些瓜菜。钱益三还在房前挖了一个菜窖，贮藏一些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蔬菜，准备过冬，年年如此，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省钱。不想，遇上灾荒之年，这小菜窖却派上了大用场，成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钱家四口，除了钱益三饭量较大，其余三人——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老太婆，加上吴梅龄——吃得都不多，怎么都能匀出点儿东西，接济沈城的一家。虽是几棵白菜，几个萝卜，些许土豆，但却可以活人！
　　二是吴森茂的大儿子吴松年的老丈人——赵靓的娘家。前文说过，赵靓的出身比吴家更差——她爸是地主，她妈是地主婆，两个弟弟因为是地富子弟，至今讨不上老婆。一家四口虽然名声很臭，但在“大跃进”的年月，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没资格参加那些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壮举——怕他们搞破坏。
　　所以，很多时候，社员们干得热火朝天，他们却被丢在一边，闭门思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家生性贪婪的老小地主，看着丢在地里没人管的庄稼白白烂掉，觉得可惜，于是就去“捡地”。捡地，本义是指，地主收完庄稼，穷人去捡拾地里遗留和抛撒的零星粮食。这一年的“捡地”可是非同小可，社员都跃进去了，顾不上收庄稼，小麦倒伏，稻谷掉粒，雨水一浸，遍地谷芽麦苗；土豆、地瓜烂在地里，就地儿造粪……在这样的地里“捡地”，和自己收庄稼也差不到哪去。虽说赵家四口只是偷偷摸摸地捡点儿，但是一秋下来，也是收获颇丰。等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解散，大家开始饿肚子的时候，赵家刚好坐享其成。当然，赵家四口自己吃饱了，也不能忘记沈城的女儿家。赵家的女儿有了吃的，也得想着分给婆家一杯羹。
　　虽然吴松年和赵靓早已严正声明，坚决和剥削阶级家庭严格划清界限！
　　尽管有这些“外援”，但在普遍缺粮的年月，单靠别家接济，是解绝不了问题的，要想不被饿死，还得自力更生。
　　一天，吴松年跑回家来，进门儿就嚷：“爸，妈，后院的稻草有用场了。我淘换来一个法子，可以把它做成吃的。”
　　吴松年边说，边把用自行车带来的一包东西打开，并从里边拿出一盘石磨。这盘磨很小，直径也就一鳰多，两个磨扇合起来不足半尺。吴松年和吴森茂爷俩到后院抱稻草，洗净，剁碎，上磨磨，磨完下锅煮；煮完，用火碱烧；烧烂后淋出汁儿，最后下锅熬。吴松年带领一家人，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弄出了小半盆“吃的”。这东西，怎么说呢？有点儿像鼻涕，半透明，滑巴叽溜，不香也不臭，啥味儿没有，营养，恐怕谈不上，糊弄肚子还行，比白水强。
　　吴樱子的表现也不错，人家毕竟是省一流大学的学生，有国家给的二十多斤定量。她一个女孩子，饭量本来就小，加上爱美，故意少吃，以保持身材苗条，所以每月她都能省下几斤粮票。别小看这点儿粮票，那时候，它可比钱还金贵！
　　吴森茂的丈母娘、李爱媛的老妈——李王氏，现已年近八旬，不能动弹，整天躺在炕上，苟延余生。
　　吴家剩下的两个成员——吴森茂的二儿子吴柏岁和老儿子吴槐寿，身在外地，不能回家。吴柏岁，前文讲过，他正在北京念书，寒假未到，自然回不了家。那么吴槐寿呢？前文说他初中毕业进了沈城机车车辆厂，为何说他身在外地？原来，吴槐寿进厂后没几天，正赶上军队秋季招兵，于是他就报了名，结果还真就加入到人民子弟兵的队伍里去了。如今，吴槐寿所在的部队在哪儿驻防，家里根本不知道，因为这纯属军事秘密。
　　以上就是吴森茂一家八口在困难时期的基本状况。身在关内的吴柏岁和不知在哪儿的吴槐寿，有国家养着，自然用不着家里人担心，再说，担心也没用。留在关外和沈城的六口，只好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然而，风烛残年的李王氏，到底还是没能闯过这一关。
　　李王氏毕竟已是七十七八的人了，早年受苦太多，身板儿本就不济，如今光靠菜粥、白菜根儿、稻草糊填肚子，能撑几天？撑不住，也好，早死，少受罪。对于这一点，李爱媛倒是想得开，只是李王氏至死没吃上一口纯面儿窝头，叫她想起来就心酸流泪：“我那可怜的老吗呀，从小受罪，到老又赶上这日子！那人，一辈子不争吃，不争喝，临了，就想吃一口窝头。那天喝菜粥，她躺在后屋炕上对我说：
　　‘老丫头，这要是咬上一大口纯棒子面窝头，往下一咽，那该有多舒服！’我想给她蒸一个吧，几次把面抓在手里，又都放回去了。一个窝头得几把面，我哪舍得？
　　我们一家三口，熬一锅菜粥，才勾一把面，一个窝头的面，够我们吃几顿的。我想，还是等等吧。谁料，等到真有好吃的，想叫她好好咽一口吧，她又——”
　　每说到这里，李爱媛总要掉几滴眼泪。
　　那么，李爱媛所说的“好吃的”，又是指什么呢？那是指吴柏岁过年寄回家的一盒点心。
　　原来，１９５９年冬天放寒假，吴柏岁并没有回家。一是他知道家里的生活苦，他回去会给父母添麻烦。吴柏岁是首都北京的大学生，定量二十八斤半。就这，他还吃不饱，每天都要用大酱汤糊弄肚子。回去，家里给他吃什么？这肯定会叫父母十分为难。二是他觉得，在这种困难时刻，糟蹋路费不值得。所以，吴柏岁决定不回家，而是用回沈的路费，买吃的，寄回家去。要说，吴柏岁的想法不错：寄回家些吃的，要比回去一张嘴好得多！于是，吴柏岁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以学习紧张为由，说自己决定不回沈城，要在北京过年。信寄出后，吴柏岁立刻拿上家里邮来的二十元路费和他半年来节省下的十几块钱，直奔商店。那时的北京也和全国一样，买什么都要凭本儿，票儿。吴柏岁吃学校食堂，本儿、票儿一律没有，他能买什么？不过，北京毕竟是首都，特殊！所以，只要有钱，还是能买到吃食的，而且不要票儿，随便买，只不过价格太高。北京人俗称卖这种东西的地方为“高价商店”
　　或“高价柜台”。那里有热咖啡、热牛奶、巧克力点心、奶油蛋糕和高级糖果，总之，全是凭本儿凭票儿买不到的东西。吴柏岁看了看，觉得东西是真好，可就是买不起，价钱贵得吓人。凭他手里这点儿钱，买不了多少东西。吴柏岁在大街上转悠了半天，跑了不下十家商店，拣最普通、最便宜、最占地方又最不压分量的点心，诸如蛋糕、冰燎花、沙琪玛之类，倾其所有，勉强装了一个小点心盒，包裹好，写明地址，寄回家去，自己连块点心渣儿也没敢动。
　　春节前，吴家连续收到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邮包。信，吴森茂看了，知道二儿子不回家过年，也就算了。这个邮包可是非同小可！那个年月，能收到“北京糕点”，真比收到前门楼子还金贵！打开点心匣子，李爱媛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她的老娘——李王氏。
　　说来，李王氏入冬以后，基本上就起不来炕了。近些天，李王氏总是昏昏沉沉，也不知道要东西吃了。李爱媛捧着点心盒子来到后屋，进门就嚷：“妈，柏岁给你寄好吃的来啦！你不是总嚷嚷要咽口干的嘛，这回你吃吧，北京点心！”
　　李王氏听到柏岁的名字，还真的醒过来了，而且咬了一口李爱媛送到她嘴里的蛋糕。可是，李王氏含着这口蛋糕，试着咽了几次，就是咽不下去。终于，一口气没上来，两眼一闭，李王氏咽气儿了。临死，李王氏嘴里还含着那口蛋糕，干涩的眼角夹着一滴老泪……
　　李王氏死了，说她是饿死的吧，有点儿勉强。李王氏毕竟还有菜粥喝，也有稻草糊聊以充饥；说她不是饿死的，似有后辈避嫌之嫌。试想，如果晚辈孝敬，拿好吃好喝浆养着，李王氏就是再活个三五年、七八年，也不算多。不过，人已经死了，再叫这个真儿，也没大意思。总的来说，李王氏之死，还算是寿终正寝吧。比起顺城街的其他老弱病残来，李王氏能熬过一冬，实属不易。不论是做女儿的李爱媛，还是作女婿的吴森茂，都可以心安理得，足以自慰了。
　　李王氏突然过世，李爱媛免不了要大哭一场，在沈城的吴松年两口和吴樱子也被叫回家来，帮忙办理李王氏的后事。困难时期，一切从简——送火葬场，一烧了事儿！骨灰，托人带到李千户屯，往大五十垄地里一埋，连个坟头都不用起（反正李志忠也没有坟茔——搞机耕时叫生产队给平了），就算是和李志忠“并骨”了。
　　至此，吴森茂给李志忠老两口养老送终的诺言，算是全部兑现。
第54章 饥荒岁月(2)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李王氏生前最疼爱的外孙吴柏岁，竟然没能在她临死时，和她见上一面，甚至连她的死讯，家里也没敢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学习。然而，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李王氏最疼爱的另一个人，她的外孙女吴樱子，见到她的遗容，竟然连个眼泪瓣儿都没掉，这个养不熟的狼崽子！
　　最为难熬的漫长冬天，终于熬过去了。开春后，背阴处的残雪尚未化净，向阳的坡地和平地上，已有新草吐绿，各种野菜陆续出土。沈城人开始像蝗虫一样，蜂拥出城向野外扑去，见什么，挖什么，只要是绿的。城里挖野菜的大军，从城郊挖起，一路向农村推进，所过之处，长叶的芽苗，被扫荡一空。不久，人们就不得不搭乘长途汽车，甚至坐火车，出去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为野菜、柳叶或榆钱儿而“远征”。
　　吴家现在只剩下吴森茂和李爱媛两口，没有老的和小的拖累。一开始，老两口干脆锁上门儿，一齐出动，到郊外去挖野菜。在这方面，李爱媛是行家里手，什么菜都认识，也知道怎么挖，怎么吃，吴森茂则完全是门外汉，他连哪种菜能吃，哪种菜有毒都不知道，还得李爱媛把着手教。等吴森茂学会了辨识野菜，李爱媛也就不去了，由他一个人单独“作战”，偶然赶上礼拜，吴樱子就去给他做伴儿——她可是挖野菜的高手！
　　沈城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自己挖过野菜吃？就有那么一些“城巴佬”，以为什么野菜都能吃。他们到了郊外，见绿的东西就挖，回家吃了，轻者得病，重的，甚至搭上了小命！顺城街上的于大明和于大海兄弟，就是一例。这两家人吃了自己挖回来的“野菜”，个个浑身浮肿，满脸青紫，继而起泡，流黄水儿，落了一脸一脖子疤瘌，差一点儿死人！据李爱媛讲，她小时候见过，这是误食灰菜所致。因为灰菜和苋菜样子相近，难以辨认，苋菜是野菜中的上品，而灰菜却有毒。
　　到了夏天，沈城的挖菜大军已经向农村推进了一百多里。
　　１９６０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吴柏岁，回家过暑假来了。
　　吴柏岁此次回家，算不上衣锦还乡，但却称得上满载而归。他带回家的东西计有：北京有名的豆制品二斤、北京糕点一盒、糖果一包、玉米面蛋糕一斤、猪肉两块儿。先说这二斤豆制品。当时，北京的大学生，每人每月补助半斤豆票。吴柏岁只有当月的豆票半斤，这二斤豆制品，还是饭量小的女同学听说他回家探亲，支援他豆票买的。再说糖果。一次，商店来校配给免票糖果，每人半斤，吴柏岁排了两个多小时长队，买到一份，自己没舍得吃，带回家了。那一斤蛋糕则是火车上供应的免票午餐和晚餐。吴柏岁坐了十几个小时慢车，吃的就是这个！说是蛋糕，实际上比砖头还硬，足以作防身武器！至于北京糕点和猪肉，本非吴柏岁力所能及，那是北京籍的同学听说他要回家，又晓得沈城供应困难，特意帮他买的，而且是平价。有些同学就是神通广大，据说，他们不仅能平价买到糕点和猪肉，甚至能买到市面上许久不见的黄鱼、大虾。只可惜，人家能弄到的东西，他吴柏岁却没钱！令吴柏岁百思不得其解的倒是，市面上没有的东西，有些人为什么就能弄到？他要花高价买的东西，别人为什么能平价买到，而且东西还更好？社会真是个无底洞，任凭吴柏岁是大学生，却始终摸不清这里边的种种鲜为人知的奥秘。
　　不管怎么说，吴柏岁回家了。吴森茂和李爱媛又见到了离家一年的二儿子，还有大半年没见过的肉。这可是大事，于是，吴森茂和李爱媛赶紧打电话，写信，通知所有家人，打算团聚一下，得到的回信却是，大女儿吴梅龄有吃奶的孩子，来不了；老儿子吴槐寿调防了，新的军队驻地不便告知，不能回家。结果，能聚到一起的就只有吴森茂和李爱媛两口，吴松年小两口，吴柏岁和吴樱子。吴柏岁在姥娘死后不久，就从吴樱子的信中得到了消息。现在一家人聚在一起，谈起李王氏之死，仍然欷不止。
　　团圆饭自然是以吴柏岁从北京带回来的东西为主，其中尤以猪肉为重。肉是两块，加在一起整二斤，李爱媛咬了咬牙，把较小的一块切了，加上家里贮藏的土豆白菜，满满地炖了一锅。困难时期，能吃上有肉腥的菜，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大餐！
　　吃完饭，吴松年两口走了。李爱媛把剩下的那块肉抹上盐，放进筐里，吊在后外屋的房梁上，准备慢慢消遣。谁也没料到，第二天发现，那块肉没了！这是怎么回事？被谁拿走了，偷吃了？不能啊！家里没外人，也没有偷嘴吃的小孩儿。再说了，这是块生肉，也不能吃呀！别看这只是斤把重的一块肉，这可是块“心头肉”，要多金贵有多金贵，这一丢，可把一家人心疼坏了，也急坏了！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吴松年来了。
　　现在是暑假期间，吴松年也放假在家，昨天和媳妇一起来，忙忙活活，没顾得上和二弟说话，今天又来，是想和吴柏岁好好聊聊。没想到，吴松年一进门儿，遇到的竟是这事儿！这年月，那么大一块肉丢了，是怪可惜的。吴松年听了家里人的情况汇报，又亲自勘察了失窃的现场，于是决然判定：肉是被野猫叼走了！
　　“肯定是野猫！”吴松年开始分析案情，“现在，人都喂不饱，谁还喂猫？所以，家猫也都成了野猫。它们四处踅摸，找食儿。偏巧昨天咱家有肉，叫这只猫闻到了，来了。咱家呢，昨晚刚好又没插门，叫它挤进来了。进来就好办啦！先跳上桌子，再跳上碗柜，就够着筐了……”
　　这简直就是福尔摩斯探案！
　　大家正在惊叹，谁想，吴松年的话还没完：“别着急，这肉么——咱还能找回来！”
　　“找，”吴森茂没好气地说，“上哪儿去找，早变成猫屎啦！”
　　大家都笑了。
　　“别笑！”吴松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寻找的找，是找补的找。”
　　“什么意思？”
　　“咋找补？”
　　“丢了的肉还能回来？”
　　……
　　大家七嘴八舌。
　　“猪肉是找不回来啦，”吴松年慢条斯理地说，“咱可以从猫身上找补回来！我呢，今天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柏岁，樱子，今晚跟我捉贼！”
　　这回大家全明白了：吴松年今晚是要打猫！
　　吴柏岁和吴樱子劲头儿满大，吴森茂和李爱媛只得悄然离去，留下那兄妹仨，随他们折腾。
　　晚上，前屋熄灯睡觉，后屋，吴松年领着吴柏岁和吴樱子，正忙作一团。
　　首先是收拾屋子。把锅碗瓢盆儿一应怕碎的、带响的东西，统统搬走，收好；把碗柜、米柜关严，插好。总之，凡是怕磕怕碰、碍手碍脚的东西，一律清理干净。
　　再是武装自己。兄妹仨屋里屋外、楼上楼下、犄角旮旯，四处翻找，什么铁锹、镐把，什么锤子、榔头，什么木头板子、半头砖、柳条筐子、麻袋片儿……见啥拿啥，一律搬进后里屋。
　　最后是布设机关。晚上，临睡觉，吴樱子代表后屋向前屋的吴森茂和李爱媛说：
　　“爸，妈，今晚后屋发生什么事，你们都别管，只管睡你们的觉，过会儿我就把中门插上。”
　　吴樱子插死中门，吴松年和吴柏岁扯绳子。他俩把一根长绳的一头拴在后屋门的把手上，给门留条缝儿，另一头穿过隔扇门，倒进后里屋，由吴柏岁和吴樱子轮流守着。吴松年坐在后里屋和外屋之间的隔扇窗下，透过玻璃，监视后门的动静。
　　屋里的灯全熄了，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后屋门缝依稀可见……三个人屏息宁神，竖起耳朵，静听外屋的动静……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后屋门传来一丝轻微的响动。吴松年弓起身，引颈观瞧，只见一个黑影在门缝下一闪……吴松年压低声音叫道：“拉！”
　　话音刚落，猛听得后门“哐”地一声关死。吴松年一个侧身儿，冲出隔扇门外，顺手把门带上。这时，吴柏岁和吴樱子也已来到后外屋，并且打开了后屋的所有电灯。吴松年手执木棍，吴柏岁拿着一根炉钎，哥俩四处划拉，乱截乱捅，却始终不见猫的踪影。吴樱子只知道在一旁瞎指挥，乱嚷嚷。突然，吴松年似乎在米柜底下捅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他大叫一声：“在这儿，快堵！”
　　吴柏岁和吴樱子明白大哥意思，赶紧拿来木板、砖头，七手八脚地堵柜底。吴松年则是一个劲儿地猛戳乱杵，柜底下不时传出猫的惨叫声。突然，随着一声嚎叫，野猫撞开木板，窜出柜底，直吓得吴松年和吴柏岁抱头鼠窜，吴樱子“吱儿哇”乱叫。所幸的是，野猫上蹿下跳，折腾一圈，又钻回柜底去了。这回吴松年改变策略，指使吴柏岁和吴樱子，搬来所有可用的东西，把柜底堵了个严丝合缝，不管是砖头瓦块，还是破布麻袋，一股脑地往里塞，把个柜底塞得满满当当，没一点儿空隙。野猫被挤到一角，动弹不得。而后，吴松年探准野猫的所在，一阵猛杵，野猫的叫声终于由大变小，由小到无……吴松年丢下木棍，揩着满头大汗，狠狠地说：“我再让你叫！”
　　野猫不叫了。吴柏岁又试着捅了几下，柜底下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估计这“偷肉贼”是没命了。三个人小心翼翼地把米柜底下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拿走，最后用炉钩子钩出那只猫。这哪里看得出是只猫呦！简直就是毛、血、泥、土混杂的一团。面对这团东西，兄妹仨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碰，好像这乱糟糟的一团，会突然跃起，扼住谁的颈项咽喉！
　　就在这时，过堂门被敲响了，接着传来吴森茂的声音：“开门吧，都下半夜啦，你们去睡觉，这摊儿留给我。”
　　吴松年开了中门，三个打猫人如释重负，分头睡觉去了。
　　其实，前屋的吴森茂和李爱媛也是半夜没合眼，他们都在静听后屋的动静，对后屋捉“贼”的过程一清二楚，只是因为后屋的人插上了中门，他们不便过问。
　　现在知道后屋的仨人犯难，对死猫束手无策，吴森茂这才出面援手——来得正是时候！
　　吴松年兄妹三人，一觉睡到中午，若不是李爱媛叫他们起来吃饭，他们还不知道要睡到啥时候呐！
　　这顿饭照例是一人一份，管了，不管饱：每人一个菜窝头，不够，喝菜粥。不同的是，这顿有菜，而且菜里有肉！吴森茂和李爱媛早已吃完，剩下这兄妹仨，各揽一份儿。三个人忙了大半夜，早饭没吃，此刻见到饭菜，恰似饿狼一般，哪消片刻工夫，便如风卷残云，吃个磬尽。吃完之后，三个人还舔嘴抹舌地不住叫香。菜里有肉，自然是香。只可惜这肉太瘦，若是大肥膘，吃得满嘴叉子流油，那多过瘾，多解馋！
　　“光嫌肉瘦，”吴森茂说，“你们也不问问，这是啥肉？”
　　啥肉？吴柏岁带回来的猪肉，吃了一顿，剩下的叫猫叼走了。猫！这时，吴松年兄妹仨，似乎才记起昨晚他们打猫的事儿。
　　“是猫肉？”吴松年兄妹三人异口同声地问。
　　“没错！”吴森茂说。
　　听了这话，吴松年干咽了一口唾沫，吴柏岁咂咂嘴，吴樱子眨眨眼睛，谁也没说话。三个人仔细感觉一下，也不觉得肚子里有什么不适，既没反胃，也不想作呕。这猫肉，吃起来还挺舒服！
　　这只猫，真经吃！这么说吧，除了猫毛和猫屎没吃，余下的，啥也没剩，就连骨头都吃了——只要嚼得动。嚼不动的大骨头，砸碎，熬汤喝。为了多出“货”，吴森茂甚至连猫皮都没舍得扒，而是像杀鸡那样，用开水煺。这顿吃过，剩下的，或淹或晒，熬冻炸酱……带带拉拉，直吃到立秋。就是一只猪，怕也未必吃得了这么久！
　　小一年了，吴家人这几天算是吃上了两顿饱饭。可是，吃完这两顿怎么办？人均四两毛粮的日子并没有改变，人们还得为填饱肚子而战。
　　这一天，吴森茂和往常一样，照例要起大早，赶火车，出城去挖野菜。所不同的是，今天他不是单干，而是带了两个大学生——吴柏岁和吴樱子。两个孩子一大早被父亲从被窝里拉起来，迷迷瞪瞪地跟他上了火车，出去百十里地，等下了火车，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吴森茂爷仨随着沈城的挖菜大军，东一头，西一头，四处乱闯，但却处处碰壁。因为乡下人叫这帮“城巴佬”害苦了，不许他们进地了。不难想像，这潮水似的挖菜大军，一拨接一拨，得糟蹋多少地，得毁坏多少庄稼？还有那手脚不干净的，顺手牵羊，把刚结荚的豆子捋走了，把正灌浆的苞米掰去了。于是，各村各屯都组织起了“护青队”，杈把扫帚一起上，甚至重新扛起红缨枪、老套筒，端起“三八大盖儿”，见人就撵。这些“城巴佬”也真黏糊，像蝗虫似的，这边轰，那边落；那边赶，这边跑……
　　吴森茂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头儿，他只能带着吴柏岁和吴樱子，拣没人看守的荒地，老老实实地挖野菜。时近中午，吴森茂爷仨已经挖了三个小半袋儿。他怕累着两个孩子，就带着他们回家了。
　　在回城的火车上，吴柏岁无事可干，满车厢四处溜达。他无意中发现，他们坐的这趟车，正好是沈抚线，回程要经过大井子站，这使他一下子想到了李千户屯。
　　李千户屯，这个留有吴柏岁童年美好记忆的地方，他已有多年没去了。物是人非，姥爷和姥娘不在了，他曾经熟悉的玩伴，现在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子？他自己如今也长成了大人，李千户屯的人们，还能认出他吗？但是，那里的遍地庄稼、没人的青纱帐、柳树环绕的东大泡子、开满野花的西大甸子、流水潺潺的南河沟子、树木掩映的黑松岗子……勾起他那么些往事的回忆，这使吴柏岁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他恨不得马上下车，来个故地重游。吴柏岁一边想着，一边急不可耐地返回座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吴樱子。吴樱子一听，高兴得跳脚儿，拉起吴柏岁，立马就要下车。
　　“到站还早呐，”吴柏岁安抚吴樱子说，“再说，咱也得跟爸商量商量啊！”
　　吴柏岁和吴樱子虽是两个人“咬耳朵”，但是，坐在他俩对面的吴森茂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想下车，去大井子？”吴森茂先发话了，“看谁？还有谁呀？在哪儿落脚哇？”
第55章 饥荒岁月(3)
　　“找大来子舅，他准在！”吴柏岁说。
　　“还有干子舅、亮子姨！”吴樱子。
　　“要去，就找大来子舅，”吴森茂说，“别的家就别去啦！记住，别给人家添麻烦。能呆，呆一晚；不能呆，赶晚车回去，别叫家里担心。”
　　吴柏岁和吴樱子痛快地答应了。于是，爷仨开始折腾东西。他们把三个小半袋的野菜合在一起，留给吴森茂；吴柏岁和吴樱子拿上两个空面袋，准备抽空到地里挖些像样儿的野菜。熟人熟地，总不至于也被撵得东躲西藏吧！
　　车到大井子站，吴柏岁和吴樱子跳下车，一路小跑，穿过大井子村，上了他们曾经无数次走过的腰道儿。俩人横垄耙斜，蹦蹦跳跳，时走时跑，高兴得像儿时一样。可是，走着走着，吴柏岁渐渐觉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小时候，这个季节，走这条道，根本别想见人！豆棵子齐肩，谷棵子没顶，玉米、高粱有他两三个高。
　　如今虽说他自己也长高了，但矮秆庄稼仍应没腰齐肩，高秆庄稼也得高他半截。再说了，那密层层，大砍刀似的打脸的高粱、玉米叶子，那火红的压弯高粱秆的高粱穗子，那棒锤似的玉米棒子，怎么都不见了，哪儿去了？吴柏岁停住脚，四下观瞧，发现自己其实就站在一大片玉米地中间，只是这玉米——怎么说呢？如果这也叫玉米，那它也只配连秆带叶轧了喂牲口！高不及腰，矮不盈尺，高高再过一矮矮，参差不齐，稀稀拉拉，又黄又瘦，偶尔见个结穗的，小穗儿不足一鳰长，和胡萝卜差不多。
　　“这是庄稼？”吴柏岁自言自语，“简直等于撂荒！”
　　再过一片高粱地，情况亦复如此，其他地块也一样，难见一处像样儿的好庄稼。
　　“这地是咋种的？”吴柏岁自问，“社员吃什么？来年恐怕连种子都没有。”
　　吴樱子只顾在前边活蹦乱跳地跑，不时回头催促吴柏岁快走。吴柏岁一边走，一边观察四周的景物，直到李千户屯村边，他才看见几块长得还算像样儿的庄稼。
　　吴柏岁想，都是一样的地，村子附近的，长得好些；远处的，几近撂荒。这说明，庄稼长不好，不是自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侍弄不到，是人为因素使然。正想着，吴柏岁和吴樱子已经走进李千户屯。村里的情景，更是叫吴柏岁惊异不止：一家一户的院子里，房前屋后，巴掌大的地方，老玉米顶房檐，黑森森的油光发亮，秆子足有小胳膊粗，老玉米棒子赛过大棒锤，一尺多长，小腿肚子粗细。架上的瓜豆，地上的蔬菜，果实累累，郁郁葱葱……
　　这里的庄稼和大田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反差太大啦！这使吴柏岁更加坚信，老百姓饿肚子，绝不是什么天灾造成的，也很难说是赫鲁晓夫搞的鬼，真正的原因，十有八九是我们自己没把地种好。至于世代种地的农民，为什么突然不会种地了，吴柏岁可就想不明白了。
　　吴柏岁和吴樱子绕过村东，直奔村东北角的大来子家。一进院，吴柏岁看到的情况，跟他在村里看到的几户人家差不多——一派丰收的景象。可是，等吴柏岁见到迎出来的大来子舅，他一下子呆住了。在吴柏岁的印象中，大来子舅是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几年不见，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儿：原来的高挑个儿，让“虾米腰”弄得好像比吴柏岁还矮半头，脸上皱纹堆累，又黑又瘦，一头乱发，满脸胡茬，破衣烂衫，满是灰土汗迹……进得屋来，情况也和大来子本人差不多……
　　又脏又乱：碗不洗，地不扫，被不叠……更令吴柏岁感到奇怪的是，大来子家里好像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老婆和孩子哪儿去了？
　　没容吴柏岁多想，大来子已经在地上踢出一条道，领客人进了里屋。此刻他正在把炕上的破枕头、烂被子、脏衣服，一股脑地推到炕里，给客人腾地方，让吴柏岁兄妹坐下，自己忙不迭地到外屋去烧水做饭。
　　吴樱子是真累坏了，起个大早，挖了半天野菜，又横垄耙斜地走了八里腰道，现在是腰酸腿疼，又饿又困。她也不管干净埋汰，磨腿上炕，靠着炕柜，闭目合眼，一会儿就眯着了。
　　吴柏岁虽然也累，但却精神头儿十足。他带着满脑瓜子问题，来到外屋，蹲在地上，一边帮大来子烧火，一边跟他唠嗑：“来子舅，舅妈和根柱呢，下地啦？”
　　“下啥地，”大来子木然地回答，“没啦！”
　　“啥没了？”吴柏岁问。
　　“人没了，”大来子说，“死啦！”
　　“舅妈和根柱死了？”吴柏岁吃惊地问，“好好的，才几年，咋就死了？”
　　“饿死了，”大来子说，“没吃的，可不就饿死了。”
　　舅妈和根柱的死，固然叫吴柏岁吃惊，但是，更令他吃惊的是，大来子在说起老婆和儿子的死时，竟是那么一种木然的表情，好像死者不是他的亲人，而是猫儿、狗儿。吴柏岁真想一探究竟，想知道舅妈和根柱为什么会饿死，更想知道大来子舅为什么对老婆和儿子的死，没有一点儿哀伤之情。除此之外，吴柏岁还有许多问题，想从大来子的嘴里得到答案。所以，吴柏岁决定，先不追问大来子什么，让他一心做饭，自己则安心休息，等吃饱喝足，歇够睡够，再问不迟。可是，等到吃完午饭，吴樱子却急着要走，吴柏岁坚持留下过夜，并答应带吴樱子到几个地方旧地重游，吴樱子才勉强同意了。下午，睡完觉，吴柏岁果然带吴樱子到村外转了一圈，顺便也挖了一些野菜。晚上，吃完晚饭，大来子特意在北炕清出一块地方，铺上他媳妇留下的被褥，让吴樱子睡，他自己和吴柏岁睡南炕。吴樱子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而吴柏岁却和大来子整整唠了半夜。吴柏岁把自己心里留存的问题，一股脑全提出来了，大来子的回答则是断断续续，里嗦，颠三倒四，不着边际。下面就是吴柏岁对大来子唠叨半夜的嗑，经过去粗取精，整理出来的大致内容：
　　要说“大跃进”那年的年景，那是真好，种什么，长什么。小麦地，豆子地，进不去人，那叫密实！老玉米，棒锤似的。高粱，钩子穗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
　　地瓜，大的像小枕头。土豆，一刨一窝，个个拳头大——可惜哟，全糟害喽！小麦倒伏，麦粒子掉了，和泥带水，厚厚的一层，稻子也是如此。豆子着上雨水，在棵上就出了芽子。地瓜和土豆，干脆就烂在了地里。还就是老玉米、高粱，收了个大荒，棒子秸和高粱秸还留在地里。怎么不收？顾不上呗！人？人都搞水利、炼钢铁去了，还有什么赛诗会，赛歌会……这么说吧，干啥的都有，就是没人收庄稼。都吃食堂了，要啥有啥，随便吃，谁还收庄稼？你们没见，那个吃法，简直就像有今天没明日一样！大庙食堂，就是你们念书的那个小学，整个改成了食堂。吃饭不要钱，谁吃都行……本村的、外村的、临时路过的、专程赶来的，赶上就吃。我们也一样吃别人，啥好吃啥。哪村都有“吃喝队”，又叫“吃喝专业队”。像我们村，经常参加吃喝队的，就有几十口子，大都是年轻人，我还是吃喝队的车把式呐！听说哪村吃好的，几辆大车，拉上人，赶去就吃。咋知道人家吃什么？当然知道——事前早把“消息人”放出去了！消息人，就是说书讲古里的探马，哪村都有几个，专为打探消息，摸清四周各村都吃什么，然后回来报告。东村吃饺子，西村吃烙饼……一吆喝，爱吃饺子的上东，爱吃烙饼的奔西，呼啦啦上车，赶去就吃呗！别村也一样，赶上我们吃好嚼裹，人家也来，干部带队，打个招呼，进门儿就吃。可是，好景不长，没吃几天，吃不下去了——这个吃法，能吃几天？食堂开始吃“定量”了：一人一个窝头，一勺粥。吃不饱，想拿回家，和点菜填肚子吧，家里连个锅碗瓢盆都没有——锅，炼钢铁了；碗盆，食堂收走了。再说，天冷了，一碗粥，没等拿回家，早冻上冰茬了。就这，也没吃上几天。食堂丢米丢面，粮仓被盗，全村吵成一锅粥，都说干部贪污。可不，管食堂的都是干部家属，仓库钥匙都在干部手里，不是他们偷拿盗抢，还能有谁？饿红了眼的社员气儿大啦，都闹着要砸食堂，抢仓库。谁知，没等社员砸抢，食堂解散了，仓库的粮食分了，又各回各家起火立灶去了。食堂和仓库剩下的粮食本来就不多，一家分那么点儿，能吃几天？吃完了，社员又闹。没办法，队里只好分种子。分吧，反正不分也剩不下，早晚得叫人偷走。至于来年种什么，就管不了那些了，先顾嘴吧！等种子吃完，可就只能挨饿了。这时候再想到地里的庄稼，晚啦！冰里雪里，泥里水里，怎么抠？就这样，先是根柱，后是根柱妈，全去了，好歹没熬过冬天。
　　好，不说这些，咱唠点儿别的。你是问村外那些地？你都看见了，那也叫地？
　　你小时也在咱这儿呆过几年，你见过这样的地？你知道，地是侍弄出来的，不是糊弄出来的。俗话说：“人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人一季。”今年也特殊，没种子，等播下种子，季节又过了。再加上没人侍弄，又缺肥，可不就长成那样。再说干活。
　　敲钟上工，没个把点儿，人齐不了。等人来齐了，到地头，先歇一气儿，男的抽烟，女的纳底儿。干不了多会儿，到地那头又歇。先到的先歇，谁不往前赶，活儿能干好？下工前，又是一歇。这叫“一晌三歇”，雷打不动。不管是一头晌，还是一下晌，都不过几个点儿，刨去这“三歇”，还有什么时间干活？再说，那哪叫一天两晌啊！老爷当顶才出工，太阳没落就下工，中间再去掉午饭俩点儿，满打满算，一天也不过几个钟头。再去掉上下晌的两个“三歇”，你估摸估摸，能干多少活？时间长短还在其次，为主的是活怎么干。就说铲地吧，铲四指深是铲，刨地皮儿也是铲。十几、几十个人排成队，铲一块地，谁都往前赶——先铲到地头的先歇嘛！谁还耗时费劲地往深里铲？再说，干好干坏又咋样？大伙儿一轰隆，分得出谁好谁坏？秋后分东西，也不会因为你干得好，就多分你几个，说不定刚好相反，干得不好的，甚至不干的，反倒拿大头，还不如省下力气，回家干自己的。这叫“上工歇气儿，回家使劲儿”！你没见各家的院子里，房前屋后，那庄稼长的！若是大田也种成这样，那粮食还吃得了，还会挨饿？
　　静？什么静？噢，你是问这堡子，可不是静！这么说吧，如今这里，除了还能喘气儿的人，再没有别的活物了。你想呵，连人都饿成这样，还能剩下鸡、狗、猪？都吃啦，活人要紧。大牲口更不用说，人都没得吃，哪有草料喂它们？饿死一个，分吃一个，早没啦！再说，办食堂那阵，各家各户就不养鸡养猪了，全给“割尾巴”了。哈，哈，不是割鸡或猪的尾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上边说，自留地和私养的家畜、家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整个资本主义都被消灭了，现在就剩下这么个“尾巴”，把它割掉，资本主义就算彻底被消灭，就共产主义了。所以就收自留地，就禁养——唉，要是自留地在，要是准养，也不至于——现在就剩自家院子、房前屋后这点零星地方，还能种些东西。这不是自留地，自留地大得多，一人好几分。还不是因为自留地种得好，集体的地种得孬，才叫人家割了“尾巴”。上边说得对，这自留地、家畜、家禽，是看得见的资本主义，这个“尾巴”好割，社员脑袋里看不见、摸不着的“资本主义尾巴”，不好割。原以为割了“资本主义尾巴”，断了私有的念想，人们就会一心扑实地干集体。结果怎样？还是不行！集体的地照样种不好，自留地又没了，可不干等着饿死？这点东西，他们还管？这是我自家的院子，再管，我种到炕头上！我的老婆、孩子已经死了，再要断我这点儿活路，我就拼了，豁出去了。左不过山墙根那百十棵棒子，房前那几块儿菜地，还有啥？但这可是我的命根子！若是根柱和他妈能熬到今天，也不至于——呜——呜——大来子语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以上就是留在吴柏岁记忆里的大来子的话，也仅仅是留存下来的而已，没留下来的还有很多。尽管如此，单凭记忆里仅剩的这点儿东西，也足够吴柏岁“消化”
　　一辈子的了。
　　老实说，如果不是大来子在这里给吴柏岁讲这些东西，而是换个人，换个地方，他会毫不迟疑地把讲话人交给党支部，或干脆扭送派出所，告他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今天不行。跟吴柏岁讲这些话的是看着他长大的大来子舅，一个地地道道的贫雇农，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又是在这么个地方，这个他曾经十分熟悉，而今却变得格外陌生的李千户屯。自打吴柏岁进屯，除了大来子，吴柏岁就没见过一个人，而且听不到一声鸡鸣狗吠。吴柏岁在死一般的静夜中，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听着这位三十几岁的“老汉”杂乱无章的哭诉，不由得他不信。因为大来子那张皱纹堆累的脸，叫他信；大来子那弯弯的虾米腰，要他信；屋里缺失的舅妈和根柱，强迫他信；甚至路上的半撂荒地和宅院里的庄稼，都使他不得不信。可是，信了大来子的话，又将怎样？想到这儿，吴柏岁不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信了大来子这些充满“大子味儿”的土话，让他不得思考现实中一些做法的真理性。
　　吴柏岁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昏昏沉沉地熬过了下半夜。早晨，他起得很晚，吴樱子和大来子都不在屋里。
　　吴樱子，这位女大学生，回到她熟悉的李千户屯，除了吃，就是睡。昨晚一觉睡到天亮，一大早，她就出去了。吃早饭的时候，吴樱子拎回了半面袋野菜。在院里忙活的大来子，见吴樱子回来，吴柏岁起炕，赶忙进屋拾掇早饭。吃完饭，吴柏岁和吴樱子出屋，见大来子舅正在窗前往他俩的口袋里装东西，有青棒子，还有青瓜、青茄等蔬菜，吴樱子好不容易挖来的野菜，则被大来子倒在一边了。大来子也没留他俩多住，给他们每人揣上两个煮熟的老玉米，就送他俩上路了。
　　吴柏岁和吴樱子这次旧地重游，到此结束。他们身后留下的，就是那个他们曾经度过自己快乐的童年，而今却毫无生机的李千户屯……
第56章 自我保护的“护身符”(1)
　　１９６３年初秋，一天，吴森茂家来了一位客人。此人年纪轻轻，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他身穿一套半新不旧的蓝色干部服，外表上看不出是干什么工作的，说起话来，言语不清，表情呆滞，让人觉得别扭，好像什么地方有点儿不正常。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随中和，是吴槐寿的战友和好朋友，家住小西门外，今天特为来看吴家二老。
　　听了随中和的这番自我介绍，李爱媛不免疑窦丛生：此人既是槐寿的战友，必为军人；既为军人，何以不着军装，而穿便服？何以不在部队服役，而有闲空串门儿？李爱媛正自怀疑，原本推说身体不适躺在炕上的吴森茂，听到来人是老儿子的战友，也坐起来了。可是这位客人却只讲他自己的事情，只字不提吴槐寿。随中和没头没脑地上来就讲他受伤，说他被炸弹炸了，脑袋里现在还残留着一块弹片；说他是残废军人，已经退役，如今在家养病；他讲美国飞机如何厉害，“地毯”没法躲，都炸死了……随中和讲到这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龇牙咧嘴，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显然是可怕的回忆在折磨着他。
　　吴森茂和李爱媛本来还想从随中和的嘴里，打听出一点儿儿子的消息，现在倒有些二乎了：这小子是军人吗？讲的可是真话？什么美国飞机？“地毯”是什么？
　　怎么就都炸死了，莫不是“地毯式轰炸”？这倒听说过，可现在也没听说和老美打仗啊！想问问随中和吧，他又只顾自己颠三倒四地胡说，根本不让别人讲话。李爱媛好不容易插上一句，请随中和讲讲吴槐寿的情况。随中和只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他死了，都死了！”接着，又是没完没了地讲飞机轰炸。
　　吴森茂和李爱媛乍一听儿子死了，还真吓了一跳，可是一琢磨，又觉得随中和的话不靠谱。这小子神神道道的，说话不可信，再问，又插不上话了。吴森茂和李爱媛正自着急，随中和猛然站起来，抬屁股就要走人。李爱媛起身，一把把随中和拉住，非要他讲清，吴槐寿到底怎么了。问了半天，好歹算是问出了个大概。原来，随中和和吴槐寿同在一个高射炮团，后来上了前线，打了几次飞机，被炸得人仰马翻，人死得差不多了，才晓得他们是在越南，帮助胡志明打美帝。随中和和另外两个人因伤下了火线，其余的一个不剩，全叫“地毯”捂到那儿了。
　　吴森茂和李爱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从随中和嘴里问出这么多，其中有多少话可信，谁也拿不准，想自己到部队打听个究竟吧，参战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又属军事机密，跟谁打听都是一问三不知。弄得吴森茂和李爱媛毫无办法，只能悬着一颗心，无望地等待。
　　没过几天，吴森茂和李爱媛还真等到了准信：一份解放军战士的阵亡通知书。
　　下通知书的是一位穿军服、不戴军阶的中年人。据他说，吴槐寿入伍后，表现一贯良好，还是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今年六月，随高炮团南下，参加抗美援越战争，在美军的一次大规模空袭中，不幸光荣牺牲。接下来就是什么“节哀顺变”、“保重身体”之类的套话，说完，这位军人站起身，敬个军礼就走了。
　　剩下吴森茂和李爱媛，看着这份阵亡通知书，可就只能以泪洗面啦！吴槐寿，吴家的“老疙瘩”，一个活生生的大小伙子，怎么几年没见，就变成了一张纸儿！
　　李爱媛哭得泪人儿似的，吴森茂却只知道蒙头大睡。
　　吴槐寿天资平平，向来不受吴森茂待见，但他毕竟是吴家的“老疙瘩”。吴槐寿的死，何况又是暴死，足令李爱媛痛不欲生，也让吴森茂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自此以后，吴森茂蒙头大睡的时候更多了。
　　然而，街道的小脚老太婆们却不叫吴森茂安生。没过几天，这些街道干部就领着人，敲锣打鼓，在吴家的大门框上，钉“光荣烈属”的小红牌牌儿。逢年过节，又是送慰问品，又是给优待券。街坊四邻看着，还挺羡慕，吴森茂却老大地不自在。
　　说得也是，吴森茂老两口刚把老儿子牺牲的事儿忘了，心情平和了，生活正常了，他们就来闹腾一阵。他们一走，李爱媛又得哭天抹泪儿，熬糟几天。等你再缓过劲儿来，他们又来了，这不是折腾人么！慰问品？慰问品是那么好吃的？这是吴家用二十几岁的大儿子换来的！吃慰问品？这是吃自己儿子的肉！
　　“一来就夸槐寿这好，那好。人死了，你越夸他，我们越难受，这不是往人家伤口里撒盐么？”吴森茂就这么胡思乱想，自己冲自己发牢骚。可不这样，他又能咋样？他又不能像老娘们似的，大哭小叫，除了背地儿骂街，他无从发泄。如果这也不行，那他吴森茂就只有等着憋死！
　　光阴荏苒，一晃五年过去，１９６４年秋，吴家的两个大学生同时毕业，又都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教师。吴樱子留在吴森茂夫妇身边，在母校任教。吴柏岁留在毛主席身边，在一所中学教书。当吴森茂夫妇第一次收到二儿子吴柏岁寄来的四十元钱，又接过吴樱子孝敬的二十元钱时，正经高兴了一阵子，倒把因吴槐寿之死而带给他们的痛苦，淡忘了许多。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吴森茂对吴柏岁的工作不甚满意。吴森茂原来以为，二儿子在北京读名牌大学，毕业后能当个大官儿，就是不能作总理，也应当弄个部长当当。谁曾想，当了教师，还是中学教师，连他妹妹都不如——吴樱子还闹个大学助教干，将来保不齐能升教授！再就是他俩的工资，不多不少，都是四十二块，据说，这是国家的统一规定。
　　“这也太少啦！”吴森茂跟李爱媛发牢骚，“我供了他们小二十年，花了多少钱？四十二块，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还没我一个人的多！我还指望靠他们享福，当老太爷哩！看这个架式，指望不上啦！”
　　牢骚归牢骚，吴森茂每月接到二儿子寄来的钱（除了头一个月四十，以后是每月二十）和接过吴樱子塞给他的二十元，总要买点儿好菜，打二两“散白”或“地瓜烧”，和李爱媛一起享受享受。按理说，凭吴森茂和李爱媛自己的收入，这样的“享受”，他们自己也享受得起。吴森茂之所以这么做，为的就是体会得儿女济的滋味儿，满足一下供出两个大学生的自豪感。吴森茂老两口每次在酒饭之间，都少不得议论几句吴柏岁和吴樱子的事儿。自打吴樱子来到吴家，她和吴柏岁耳鬓厮磨、出双入对近二十年。大学期间二人虽身处两地，但书信频繁，无话不谈，且逢寒暑二假，吴柏岁回家，俩人一年至少见上一面。可以说，吴柏岁和吴樱子俩人，正是天生的一对儿，结婚成家只是早晚的事儿。对此，吴家的人，早已心照不宣。现在，条件成熟了，给吴柏岁和吴樱子办喜事，那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俩人都二十大几，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挣钱了，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啦！美中不足的是，俩人身处异地，一个在沈城，一个在北京，婚后必然两地分居。尽管如此，婚还是要结，就先叫他们两头跑吧，好在都有假期，一年总能聚上两次，往一块儿调的事儿，只好日后慢慢想辙。俗话说：“好事多磨。”吴森茂和李爱媛想叫吴柏岁和吴樱子工作以后就结婚吧，看来还不行。听这两个孩子说，国家又有了什么新规定，说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后，要先劳动锻炼一年。据吴柏岁来信说，他马上要到湖北农村。吴樱子回家也讲，她要在沈城就地下厂。也好，既是国家规定要劳动一年，那就再等一年吧，家里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给他们攒钱。
　　这俩孩子结婚，得安两个家，又得北京-沈城来回跑，花钱的地方多着呐！自此以后，凡是吴樱子交回家的钱和吴柏岁寄回家的钱，李爱媛一分不动，全部给他们存上。吴森茂对此，毫无意见：“存吧，咱眼下还花不着他们的钱。就他们每月那几十块钱，够干啥？到时候，十有八九还得咱俩支援支援。”
　　这话还真叫吴森茂说着了，而且不用等“到时候”，现在就开始掏你的腰包！
　　原来，吴柏岁和吴樱子如数、按时给家里寄钱的美事儿，仅仅坚持了两三个月，再往后就“缩水”了：不是这个借故少给，就是那个找理由不寄。说来，也都合情合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吴樱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买件新衣，总不为过吧？这月不给了，下月保证补上。下月？下月又要买鞋了！吴柏岁更干脆：乡下没个准钟点儿，得买块表，暂时不给家寄钱了。暂时？谁知道“暂”到啥“时”！
　　为此，吴森茂不免大发议论：“看来，我这五个孩子，三龙（男）二凤（女），是一个也指望不上啦！小的没了，不说。大的，学没念成，连个正儿八经的工作都没有，不是干夜校，就是干业余，没出息。几个月不给家里一回钱，好不容易给个十块、二十块，全是小票儿，恶心人！大丫头更不用说，结婚六年，孩子生了仨，没来刮吃你，就算不错！实指望两个二的能出息出息，现在看来，也就这样了。四百二十大毛，自顾不暇。咱俩的晚年，还得靠老六！”
　　“老六？”李爱媛大惑不解，“哪儿来的老六？”
　　“老六就是老六，”吴森茂佯装正经，“你的二十六块，我的一百零八，都是谁给的？”
　　“单位发的！”李爱媛说。
　　“着哇！”吴森茂大笑，“这就是咱的老六！”
　　养老的事情也就这样了，吴森茂两口儿近来唠扯较多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公开吴樱子身世。其实，对家里这几个人来说，吴樱子的来历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小樱子刚来吴家时，吴森茂和李爱媛还瞒着家里人，只说樱子是他们的外甥女儿，就是李爱媛对街坊邻居讲述的那一套。但是，那一套嗑，外人听了似乎天衣无缝，但对家里的两个大孩子——吴松年和吴梅龄来说，就怎么也说不圆。明摆着，小樱子是从吴家送走，两年后又接回来的。李爱媛对外说，小樱子是她和吴森茂直接从乡下姥姥家接来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这一点，瞒得了外人，瞒不了家里人。但是，李爱媛严禁两个大孩子对外泄露这个秘密，也不许他们打探樱子的真实身世。
　　直到几年后，他们成人了，懂事了，李爱媛才把实情告诉他们。至于吴柏岁，则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小妹妹是日本人。这小子猴精！樱子来吴家后的第一天早上，她又哭又闹，“咿哩哇啦”说的全是听不懂的洋话。后来，父亲叫他哄她，叫他陪她下乡，目的就是叫他跟她说中国话，免得她又冒出洋话。什么洋话？就是日本话。是父亲自己说漏了嘴：“哄她玩儿，别叫她讲日本话。”日本话！樱子是小日本儿。吴柏岁心里明镜儿似的，可嘴上啥也不说，他知道，他爸和他妈怕说这个。吴森茂和李爱媛还以为吴柏岁这个傻小子啥也不懂呐！
　　吴家六口，现在就只有吴樱子本人，不知道自己是日本种儿。
　　自打李爱媛编排的吴樱子身世由她传播出去以后，吴樱子自己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甚至有淘气的孩子，公开叫她和吴柏岁是“小两口儿”。对此，吴樱子一概不往心里去。不管别人说什么，反正她是认准了，吴家就是她的家，吴森茂和李爱媛就是她爸她妈，还有哥哥、姐姐和弟弟。有时，李爱媛想给吴樱子讲讲她编排的故事，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免得受闲话的影响，可她呐，根本不听！李爱媛拿她这个二女儿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有时她甚至怀疑，这丫头是不是缺心眼儿。如今要把实情告诉她，说她不仅不是吴森茂和李爱媛的女儿，甚至也不是他们的外甥女儿，而是白捡的日本姑娘，吴樱子会是何种反应？坦然处之，还是大哭大闹？或者是别的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拿不准！
　　除了家里这一摊儿，还有外边呐！对街坊四邻要作解释：怎么外甥女儿，一下子变成了毫不相干的日本人？还有街道和派出所呐！户籍簿上明明写着，吴樱子是户主吴森茂的“次女”，现在要改成“养女”，再变成“二儿媳”，而且是日本籍。
　　要跟邻居和派出所说清这些，得费多少口舌？幸好现在是新中国，共产党主张中日人民友好，再不会有人说他们窝藏小日本，判他们个汉奸罪。说不定，战乱时期，收养日本遗孤，还是对中日友好的一大贡献哩！
　　除此之外，探探吴樱子的口风也很重要。尽管她和她的柏子哥是“天生的一对儿，地造的一双”，尽管他俩早已形同一人，结婚似乎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这毕竟是他俩的终身大事，别人不能越俎代庖，必须他们自己亲口应承才算数。
　　所以，李爱媛找了个礼拜天，趁吴樱子回家休息，顺口搭牙地问起她的婚事：“樱子，你也老大不小了，工作了，就不想想自己的事儿？”
　　“啥事儿？”吴樱子反问。
　　“啥事儿？”李爱媛说，“大事儿！你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
　　“你是说结婚呐，”吴樱子满不在乎地说，“我和柏子哥早结了！”
　　“什么？”李爱媛惊得瞪大了眼睛，“胡扯，看我抽你嘴！”
　　“本来嘛，”吴樱子美滋滋儿地回忆道，“在乡下，我们结婚，生孩子，喂奶——”
　　“天哪，那是玩儿，”李爱媛急了，“现在是叫你真结婚！”
　　“一个样，”吴樱子说，“反正我已经嫁给他了。”
　　“那不成，”李爱媛解释说，“得正式登记，办喜事儿。”
　　“那就登，就办呗！”吴樱子说。
　　“这丫头，倒痛快！”李爱媛真是哭笑不得。
　　不管怎么说，这也算得到了吴樱子的准话儿。至于吴柏岁，早在夏天回来时，李爱媛就探问过了，吴柏岁没意见，而且母子二人商定，等吴柏岁回京报到上班以后，就找机会请假，回来和妹妹成亲。
　　自此以后，吴森茂和李爱媛就开始为二儿子和樱子的婚事作准备，单等吴柏岁回来，敲定日子，吴森茂去派出所给吴樱子改过户口，他们俩就可以登记了。至于街坊四邻，李爱媛得空说说就行，吴樱子是啥出身，关他们屁事儿！
　　这就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啥是“东风”？“东风”就是等吴柏岁回来。
　　可是，这一等就是一年半，而且吴家等来的不是回家结婚的二儿子，而是最终把吴森茂送上了不归路的“催命信”！
　　这话还得从吴柏岁进京说起。
　　１９５９年秋，吴柏岁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在校五年，吴柏岁学习努力，成绩优异，连任过四年学习班长。他工作积极，政治上要求上进，是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凭这样一份鉴定，吴柏岁被分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甚至留校任教，几乎不成问题。
　　这一天终于来了，吴柏岁被叫到系主任办公室，系主任代表“应届毕业生工作分配领导小组”宣布：鉴于吴柏岁同学一贯的良好表现和优异的学习成绩，特分配其到“育红学校”工作。
　　“你原本是我们内定的留校生。可是，不行呵！人家‘育红’亲自上门挑人。
　　人家看上你了，非要不可，我们也没辙，只好割爱。不过，去‘育红’也不屈枉你。不管从哪方面看，它都不比大学差，起码要比我们‘师大’好。它是‘一贯制’，你去了就知道了，好好干吧！”
　　离报到上班还有二十多天，吴柏岁在校无所事事，决定回家看看。
　　吴家现在只有吴森茂和李爱媛两口，平日俩人上班，就只有铁将军（门锁）看家。下班后，吴森茂就是两件事：吃饭和睡觉。李爱媛除了做饭，似乎也无事可干。星期礼拜和节假日，吴樱子回来，家里还能添点儿活气。可是，吴樱子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家里，根本呆不住。吴柏岁的归来，着实让家里热闹了一阵。可是，这股热劲过后，吴家重又陷入了死寂。就是吴樱子回来，也多是和吴柏岁俩人出去转悠，回到家里，俩人又猫到后屋说悄悄话，前屋照旧和往日一样冷清。
　　也是吴柏岁运气不好，此次回家，又恰逢沈城闹“面灾”。
第57章 自我保护的“护身符”(2)
　　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吴柏岁大老远从北京回来，还得跟家里人四处奔波，到百十里以外去挖野菜。这几年情况大有好转，虽说还定量，还凭票供应，但基本上能吃饱，副食也过得去，起码不缺豆腐白菜。就是油水太少，每人每月三两油，鱼、肉之类荤腥难得一见，只逢年过节配给点儿。所以，想方设法弄点油腥，就成了当时沈城人家的第一要务。
　　此次吴柏岁回家，愁的不是吃不饱，而是光吃面。按理说，大米白面可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吃食。不过，再好的东西，天天吃，不换样，也不是好事儿。若是没得换，不得不硬着头皮没完没了地吃下去，那就成了灾。据家里人说，他们吃白面，已经吃了小半年儿，现在见了白面就头疼。吴柏岁听了，大不以为然，他反而觉得，沈城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三年前若是有白面吃，还不抢破头！如今有白面吃，反倒想粗粮了。人呐，真是难侍候！”
　　可是，没过几天，吴柏岁自己也变得“难侍候”了。一到饭桌上，吴柏岁见着面就皱眉，吃面比吃药还难，一口面食含在嘴里，像嚼棉花套，直反胃，就是咽不下去，满心想的，就是能吃上一碗高粱米饭，或是棒粥，甚至困难时期吃过的菜粥都行。如今，吴柏岁再也不说别人嘴刁了：“面，面，面，顿顿面，面条、面片、面疙瘩、白面馒头、白面饼……烦死个人！真难为他们，这大半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幸好，有吴樱子陪着吴柏岁，偶尔，俩人偷偷钻进大饭店，花高价吃顿高粱米豆干饭，换换口味，解解馋。如今的沈城高档饭店，当家菜不是山珍海味，而是粗杂粮，一般饭馆，你想吃，他们还没有！
　　假期总算过去了，吴柏岁终于从沈城的“面灾”里熬过来了。临报到的前两天，吴柏岁告别家人，坐火车回北京。一路上，吴柏岁不停地琢磨他和樱子结婚的事儿。临行前，母亲探问过他的口实，问他愿不愿意跟樱子结婚，啥时候结婚？吴柏岁当然愿意娶樱子做媳妇，这不用问。吴柏岁和吴樱子的想法一样，认为他们本来就该是一对儿，结婚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至于什么时候结婚，三人的看法各有不同。按李爱媛的意思，他们俩早该在一起了。吴柏岁和吴樱子高中毕业，李爱媛就想成全他们。可是，碍于大学生不能结婚的政策，她只好放弃这个念头。好不容易等到今天，他们大学毕业了，就要工作了，挣钱了，再不结婚，还等什么？所以，李爱媛主张，叫吴柏岁报到上班后，立马请假回家，和吴樱子完婚，越快越好。吴樱子呐，对什么都无所谓，反正她和她的柏子哥早就是两口子了，结不结婚都是一回事，啥时候结婚，听她柏子哥的！至于吴柏岁，他自然也希望尽早和吴樱子生活在一起，可是他又有诸多考虑：首先，结婚、安家、生活，都得用钱，可他现在没钱。才去报到，还没工作，一分钱没拿到，怎么结婚？难道全靠家里，掏父母的腰包？他做不来，也不想这么做。即使老家儿愿意，他也不敢答应，有哥哥姐姐比着呐！可是，有什么办法让他把婚期往后拖呢？哪怕是拖半年也好啊！只要他手上有个百把二百的，他回家的路费、他和樱子简单的安家费、十几二十天的挑费，基本上也就够了。结婚的花费，还有樱子那一份工资呐，家里再支援点，就能对付过去。然而，一想到婚期后拖，吴柏岁又有些失落——他是真想尽快和吴樱子生活在一起，哪怕是仅仅在短暂的假期。吴柏岁和吴樱子共同生活二十年，情同兄妹，但是，吴柏岁也和吴樱子一样，一直把他这个小妹妹，当成是自己的小媳妇。他俩早晚是两口儿，这是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无可更改的。但是，一想到他和吴樱子真成为两口，吴柏岁免不了还是有些激动。吴柏岁是个规矩人，除了小时候，少不更事，在和吴樱子过家家儿时，和她有过毫无意义的“肌肤之亲”外，他就再也没动过她一个指头。当年那个白嫩的，如同剥了皮儿的熟鸡蛋一样的娇小躯体，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一个完全成熟了的女性。在她那身严丝合缝的衣服里，那个小嫩人儿究竟变成了啥样？这个谜，对吴柏岁可以说具有无限的吸引力。为了早日揭穿这个谜底，让吴樱子衣服下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他面前，吴柏岁不知做了多少画饼充饥的美梦！看来，这种醒来一场空的美梦还要继续做下去，但愿吴柏岁能早日梦想成真！
　　吴柏岁回到学校，只呆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收拾好东西，准备去“育红学校”报到。说到东西，很简单，吴柏岁在北京的全部家当，不过是一捆行李，两纸箱书（其中多半是旧讲义）。吴柏岁雇了两辆三轮儿，一辆拉他，一辆拉他的“财产”，直奔“育红学校”。
　　吴柏岁找到办公室主任赵姐，办理报到手续。而后，赵姐亲自领吴柏岁到教工宿舍，给他安排好房间和铺位。这是一个两人间，房间很宽敞。从另一张床上的情景看，吴柏岁的室友已经先他住下了，只是眼下人不在。
　　吴柏岁回到宿舍，发现室内有人，原来他的室友正在吃饭。两人打过招呼，各自作过自我介绍，算是认识了。吴柏岁的这位新同事姓马，大号马龙生，北京人，１９５９年北大物理系毕业，比吴柏岁整整早来五年，是个老“育红人”了。马龙生听说吴柏岁是北师大的应届毕业生，今天才来报到，知道他对学校的情况一无所知，便主动借给他饭票，告诉他第二教工食堂的所在，叫他先去买饭，有话慢慢再说。吴柏岁拿上自己在大学用了五年的饭碗袋和室友借给他的饭票，直奔食堂，要了一份红烧带鱼和四两米饭。等饭菜拿到手，吴柏岁又傻眼了：“这是带鱼？”吴柏岁看着菜碗疑惑地自问。
　　吴柏岁吃过带鱼，而且吃过多次，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宽的带鱼块儿，足有四指。吴柏岁回想起前年春节回家，过年发一回带鱼，一人半斤，最大的也不到三指宽，小的二指不到，烂糟糟的，哪像个鱼？米饭也好，不是吴柏岁常吃的机米，而是油亮的大米，香喷喷的，看着就好吃。
　　回到宿舍，吴柏岁一边吃饭，一边和马龙生聊天：“马兄吃过了？”
　　“吃过了。”
　　“今天的带鱼不错，你没吃？”
　　“我吃的鸡块儿。”
　　“今儿的伙食不错。”
　　“家常便饭。”
　　“这么宽的带鱼！”
　　“不新鲜。”
　　“从来没见过。”
　　“‘特供’嘛！”
　　……
　　“特供”，啥叫“特供”？没听说过。吴柏岁不得不请教他的马兄。其实，马龙生对“特供”也是一知半解。据他说，“特供”早已有之，只不过困难时期，物资匮乏，这种措施显得更加必要罢了。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虽说地大物博，但这物，还没有“博”到人人有份的程度。大路货，生活必需品，比如柴米油盐，可以大家分；那些稀罕物，分不过来，怎么办？只好便宜少数人，这就叫“特供”。
　　“难怪！”吴柏岁感叹道。
　　这天早晨，一直紧闭的学校大门敞开了。不久，一辆辆小汽车鱼贯而入。一时间，前操场成了临时停车场，什么“大红旗”、“小上海”，还有吴柏岁叫不上名字的各种外国车，黑压压一片，数也数不过来。吴柏岁哪见过这个阵势！他只有发呆的份儿，但他知道，车上下来的孩子，就是他未来的学生，尽管他现在还一个都不认识。不过，吴柏岁并不着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他这个老师，还愁见不着学生？果不其然，第二天上班时间一到，吴柏岁就被通知去办公楼某室开会。吴柏岁以为这是要给他分配工作，乐巴颠儿地跑去了。办公室里已经来了三个人，看样子也是新来的大学生。四人未及打招呼，一位自称是副校长的中年人进来，简单地讲了几句表示欢迎新同事的客气话，给每人发了一本《毛选》，要他们自学《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几篇文章，时间自行安排，明天讨论。布置完，这位副校长就走了，分配工作的事儿，压根儿没提。
　　课间休息的时候，吴柏岁又被叫到总务主任的办公室。吴柏岁以为这回是给他分配工作，结果也不是，而是给他发工资。吴柏岁不免有些奇怪：自己满打满算才到校三天，怎么就拿工资？等工资拿到手，吴柏岁一数，更是吓了一跳：他拿到的不是试用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工资——四十二块，而是八十四块！吴柏岁以为学校发错了，他赶紧去找办公室主任赵姐，想问个究竟。没想到，赵姐听他一说，反而笑了：“很好，吴柏岁同志，你很诚实，不过，工资没错，每月四十二不假，可你是上月二十九号来校，算上月。今天是九月一号，是这月。我们是月初发薪，你拿俩月工资，正对，没错！”
　　“这——”吴柏岁讷讷。
　　上班三天，拿两个月工资，吴柏岁虽然把钱揣起来了，但心里总是有些不落底儿。
　　“管它呢！”吴柏岁自言自语，“反正是自学《毛选》，时间自行安排，索性直接上邮局，先给家里寄四十块钱再说。”
　　这就是吴森茂第一次接到二儿子寄来的四十元钱的缘由。
　　吴柏岁和他的三个新同事，自学讨论了三天《毛选》，然后就被统一编入北京教委组织的新教师队伍，被拉到鄂西北山区某公社劳动锻炼去了。这一去就是一年，这是国家的规定，雷打不动的政策——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后，必须先劳动锻炼一年，以防脱离群众，被敌人和平演变。吴柏岁对这次劳动锻炼的伟大意义理解不深，但对这下乡的一年时间却十分珍视。原因在于，这个政策如同雪中送炭，来得正是时候。前文说过，回京前，李爱媛正在逼吴柏岁结婚，严令他报到后，尽快请假回家，和吴樱子成就百年之好。而吴柏岁呢，苦于囊中羞涩，又不想过分依赖家里，所以很想拖一拖，等自己工作一段时间，积攒些钱，再结婚不迟。而今听说下乡劳动一年，岂不正中吴柏岁的下怀！所以，吴柏岁不用学习动员，就乐滋滋地去了。劳动虽然艰苦，贫苦山区的生活也很困难，但为了攒钱，吴柏岁忍了，甚至春节放假，吴柏岁也没有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参加留守队，在公社给回家探亲的同志看摊儿。吴柏岁在湖北劳动不到一年，正赶上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于是，下乡锻炼的这拨新教师，就被编入“四清”工作队，就地参加运动。一晃又是半年多，直到１９６５年初夏，才奉命回京，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运动。
　　１９６５年６月初的一天早晨，吴柏岁下了武汉直达北京的火车，他和他的三个伙伴刚走出车站，就被一群孩子围住了。这帮孩子，各个穿军衣、戴军帽、腰扎板儿带，臂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箍。他们抓住吴柏岁等人，非要给他们剃头不可。吴柏岁“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为什么给我剃头？”
　　“少废话，”一位扎小辫、握大剪子的姑娘说，“都得剃。”
　　“我的头发又不长！”吴柏岁辩解道。
　　“不长也不行，”还是那位姑娘说，“学生都得剃寸头！”
　　“原来如此，”吴柏岁笑了，“这位同学，我可不是学生！”
　　“不是，”姑娘也愣了，“那你是什么，拿出证件来！”
　　吴柏岁急忙放下手里提着的东西，给学生们掏证件。扎小辫的姑娘看了一眼吴柏岁的工作证，二话没说，带着她的剃头队走了。吴柏岁哭笑不得，他收起证件，准备走人，可是低头一看，吴柏岁不免大吃一惊：他脚边的旅行袋少了一个，再看那帮小“军爷”，他们正忙着给别人剃“寸头”呐！显然，拎包的不是他们，是另有其人，趁火打劫。好在吴柏岁身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行李集体托运了，身边只有两个旅行袋，一大一小，小的里边有个半导体收音机，算是吴柏岁的值钱物，大的里边，全是些脏衣服、臭袜子。也是小偷不长眼，以为是偷瓜哩，拣大的挑！
　　吴柏岁等四人走出车站，取出托运的行李，而后各奔东西。那三个人都是北京住家，只有吴柏岁家在外地，所以他只能搭车回学校。吴柏岁离京一年有半，现在看来首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比过去更乱了。北京站前剃头的一幕就是个例证，大街小巷也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再就是满墙满地的标语传单，内容全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砸烂封资修”、“揪出‘黑五类’”……吴柏岁对这些口号似懂非懂，还有许多人在围观贴在墙上的大小字报，吴柏岁也不知道那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第58章 自我保护的“护身符”(3)
　　回到学校，吴柏岁更加惊讶，这里比大街上热闹多了！学校大门敞开着，大门和高墙上糊满了大标语。校园里更是如此，原来十分整洁的办公楼和宿舍楼，被贴得花里胡哨。进得宿舍楼，吴柏岁被吓呆了：楼道里，到处是大字报，指名道姓，要“揪出某某某”，要“砸烂某某某的狗头”，还有什么“打倒”、“脚踢”、“火烧”、“油炸”……所有被点的名字上，全都被打上了红色的××。吴柏岁连看也没敢细看——再说，他也不认识这些被揪出来的人，赶紧一头钻进宿舍。还好，他的室友马龙生在。吴柏岁丢下行李，气呼呼地问：“这是怎么了，乱七八糟的？”
　　马龙生赶忙探过头，用一个手指点着嘴唇说：“嘘——小点儿声！”
　　接着，马龙生抢步走到门外，看了看走廊上的情况，返身回屋，关紧屋门，说：“你问我怎么了，我问谁去？反正是乱套了！”
　　“怎么个乱法？”吴柏岁问，“我下乡一年多，两眼一抹黑，只听说开展文化革命，到底怎么革，革什么？你快给我说说。”
　　马龙生简单地讲了一些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打倒封资修的情景，吴柏岁想要细问，马龙生自己也说不上来。
　　“那走廊里的‘揪出’、‘砸烂’、‘火烧’、‘油煎’，又是怎么回事儿？”吴柏岁问。
　　“那是咱教职员工中的‘黑五类’，被揪出来了，挨斗了！”马龙生说。
　　“啥叫‘黑五类’？”吴柏岁问。
　　“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造他们反的是‘红五类’。‘红五类’——大概就是‘工、农、兵、革、干’吧，我也说不准。”
　　“怎么‘打倒’、‘砸烂’、‘油煎’？”吴柏岁问。
　　“我只知道，”马龙生说，“大字报上点了名的，打了×的，全被抓走了。有的，当众被剃了光头，有的被戴了高帽。经过批斗，少数人从此一去不返，踪影皆无；多数人被劳动改造：扫厕所、拔草、搬砖——搬砖也不是为什么，只为折腾人，搬过来，再搬回去。等着吧，你会看见，他们早晚两次游街认罪，几十人排成一队，戴着各色纸帽，为首的戴珠帘皇冠，自敲小锣，自报家门：‘我是叛徒特务！’后边的跟着报：‘我是历史反革命’、‘我是反动权威’、‘我是狗地主’、‘我是大流氓’……转完圈儿，面对大墙，低头反省，然后干活，天天如此。晚上，红卫兵给他们办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就是刑讯逼供——”
　　“还刑讯？”吴柏岁吃惊地问。
　　“甭着急，晚上你自己听。”马龙生说，“透过音乐的间隙，能清楚听到一声声惨叫。”
　　“怎么还有音乐？”吴柏岁问。
　　“有，”马龙生说，“还都是西洋音乐，外国名曲。”
　　“这也太恐怖啦！”吴柏岁脊梁沟子有些发凉。
　　“对，”马龙生说，“‘红五类’们要的就是恐怖——红色恐怖。明儿你去大礼堂看看，迎门的墙上就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那可是用鲜血写成的！”
　　“鲜血！谁的？”
　　“不知道。”
　　“那么说，死人了。”
　　“肯定！”
　　“多吗？”
　　“不知道。”
　　……
　　俩人一问一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沉默一会儿，吴柏岁突然问：“你没事儿？”
　　“暂时没事儿。”马龙生答。
　　“会不会殃及池鱼？”吴柏岁问。
　　“难说。”马龙生说。
　　“你不怕，”吴柏岁说，“我够呛！”
　　“怎么？”马龙生问。
　　“我出身不好——资产阶级。”吴柏岁说。
　　“哈——”马龙生一声苦笑，“我有伴儿了！咱们不仅是室友，还是难兄难弟，我也是资产阶级子弟。”
　　“可我们不是地富反坏右。”吴柏岁说。
　　“但也不是工农兵革干！”马龙生说。
　　“那又怎么样？”吴柏岁说，“总不能‘唯成分论’吧！”
　　“你说错了，”马龙生说，“人家就是要‘唯成分论’！你看！”
　　说着，马龙生从抽屉里拿出一摞花花绿绿的传单和小报。吴柏岁翻了翻，看标题，稀奇古怪，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什么《试论“龙生龙，凤生凤”》，还有《二论》、《三论》，什么《我们来了，还就不走了！》……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吴柏岁怒斥道，“乱七八糟，胡说八道，典型的‘血统论’！”
　　“没错！”马龙生道。
　　谈话就此告一段落。吴柏岁和马龙生各干各的营生，再没说话。
　　吴柏岁读了几份传单和小报，越读越来气。他索性丢下小报，到校园里去舒口气。校园里的情景，和马龙生介绍的情况大体一致，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小报满天飞，还有人在聚众演讲和辩论，操场上不时能看到三五成群劳动的人，他们胸前都挂着写明自己反动身份的纸牌子。吴柏岁初来乍到，根本不认识这些人。他转了一圈，又回到宿舍请教马龙生。据马龙生讲，被揪出来的大都是学校的老教职员工，他们历史复杂，出身不好，小辫子多，和学生多有积怨，于是就成了“红卫兵”小将们的第一批“革命对象”。他认为，就学校这个范围讲，基本上就是学生整老师。这使吴柏岁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自己也是教师，显然也在被整之列，而且出身不好，因此不免有些担忧，当然也为马龙生感到担忧。但是，马龙生对此似乎倒有思想准备：“听天由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就不能想个积极的办法？”吴柏岁问。
　　“有办法，”马龙生说，“反戈一击！有人‘重上井冈山’，成了红卫兵的团结对象。”
　　“什么意思？”吴柏岁不解，“怎么反戈一击？击谁？上哪个井冈山？”
　　“怎么说呢？”马龙生说，“打个比方吧：咱俩在这儿说话，过后，你把我的话写成大字报贴出去，揭发我的反动言行，就算你站到革命队伍一边啦！就这个意思。”
　　“那你也可以‘击’我呀！”吴柏岁说。
　　“我——不！”马龙生说。
　　“那你怎么知道我会？”吴柏岁问。
　　“不知道。”马龙生说。
　　“马兄，”吴柏岁认真起来，“这种玩笑还是不开为好。我们应当想想，有没有什么更可行的自保之法。”
　　“我是没辙，”马龙生意志消沉，“坐吃等死吧！”
　　说着，马龙生起身，拿碗袋，准备去吃午饭。吴柏岁也拿上碗筷，俩人一前一后，默默地向食堂走去。食堂前一片混乱，有人在演讲，有人在辩论，有人在演活报剧……食堂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墙上贴满了，就横七竖八地扯绳子，挂大字报……马龙生和吴柏岁目不旁顾，低头穿过大字报林，直奔卖饭窗口，打完饭，径直返回宿舍。俩人隔桌对坐，闷头吃饭，谁也不说话，吃罢饭，倒头便睡。
　　一觉醒来，吴柏岁见马龙生不在，便拿起散放在桌上的小报，随意翻看。小报上写的，都是一些“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之类的狗屁文章，说什么“老子播下革命种，儿孙在娘肚子里就革命”；说“红五类”该上台了，他们上来，还就不走了；其他非“红五类”，一律靠边站；“黑五类”通通要被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吴柏岁想，像他马龙生这样的资产阶级子女，最好的命运，也不过是靠边站，闹不好，还要被“砸烂”、“火烧”或“油煎”，这却如何是好？据马龙生讲，许多出身不错的老教师，仅仅说了几句不赞成血统论的话，就被揪出，从此一去不返。还有些老师，因为劝学生安心学习，就被说成“反对造反，阻碍革命”，而被“劳教”。更有甚者，那些平日对学生要求较严，或是批评、惩戒过学生的教职员，也被无缘无故地逮走了，而马龙生只不过是在苟延时日，坐以待毙。吴柏岁再想想自己，自己也好不到哪去，这么提心吊胆地等人揪，总不是长远之计，必须想个稳妥的办法，先躲过这一劫才行。
　　马龙生回来了，他手里拿着几张传单，神色慌张，进门就说：“快找找，有没有什么犯忌的东西，赶紧毁掉！”
　　“什么犯忌？”吴柏岁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一个女教师，”马龙生气喘吁吁地说，“宿舍里藏有俄国大披肩、什么大教堂的模型，还有留苏时的影册……被抓走了。”
　　“为什么？”吴柏岁不解。
　　“里通外国，”马龙生说，“被怀疑是苏修特务。”
　　“岂有此理！”吴柏岁怒冲冲地说。
　　“还有更离谱的，”马龙生说，“一位老教师因为撕了一张报纸，被——”
　　“撕纸也有罪？”吴柏岁问。
　　“报纸背面有两位主席的巨照，”马龙生解释道，“红卫兵说，这是他在发泄阶级仇恨。”
　　“无稽之谈！”吴柏岁说。
　　“少嗦，”马龙生说，“快找，凡是封资修的东西，一律毁掉。”
　　吴柏岁新来乍到，本没多少东西，翻了半天，只翻出几本外文书，其中一本插图《圣经》，似乎有犯忌之嫌。吴柏岁拿给马龙生看，马龙生捧着书，脸都吓白了：“天呐，你有这个，快撕了！”
　　吴柏岁有些犹豫，他很喜欢这本书里的故事，更喜欢其中的铜版插画。无奈，马龙生死命催逼，吴柏岁只好忍痛割爱。吴柏岁一边撕书，一边想：这么被动防御，终究不是个办法，天下大乱，防不胜防，必须想出个妥善的办法。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跟马龙生说了，马龙生反倒向他要主意。
　　“听了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吴柏岁说，“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站队问题。
　　只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保准平安无事。”
　　“这用你说？”马龙生没好气地说，“可你别忘了，我们不是‘红五类’！”
　　“这我知道，”吴柏岁平静地说，“可是，我们可以按你介绍的经验，反戈一击呀！”
　　“我们也反戈一击？”马龙生吃惊地睁大眼睛，停下手里的活儿问，“击谁？你击我，还是我击你？”
　　“咱俩谁都不击谁，”吴柏岁说，“咱们各自击自己。”
　　“击自己！”马龙生大惑不解，“怎么击？”
　　于是吴柏岁开始解释“自击”的道理。这是他在撕书时，灵光一闪，想到的一招，也是他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那就是，每到政治考验的关键时刻，就拿自己开刀。他吴柏岁不是出身不好么，那就自己批判自己的出身和家庭的影响，批得越狠越好。入团、高考和分配前的政审，他使的都是这一招，而且屡试不爽。吴柏岁之所以能闯过这一个个险关，混到现在这一步，“自我批判”可以说是他得以自我保全的“护身符”和安身立命的“法宝”。
　　“直面自己的坏出身，严厉批判剥削阶级，清算家庭的恶劣影响和毒害，坚决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誓作无产阶级的追随者，不作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这样一纸声明，足以表明我们站过去了，用你的话说，这就是上了‘井冈山’！”
　　“高！”马龙生直挑大拇指，“到底是年轻人，脑子满灵光！”
　　“过奖，”吴柏岁故作谦逊，“一点儿被逼出来的小经验。”
　　二人相视一笑。
　　说干就干，这一下午和一个晚上，吴柏岁和马龙生全力以赴，精心构思他们的自我反击声明。第二天，学校食堂里果然出现了一张轰动一时的大字报：《脱胎换骨上井冈》，署名吴柏岁、马龙生。当他俩把这一声明抄件递送“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指挥部”驻校办事处时，果然受到了热烈欢迎，当即被编入红卫兵的外围组织——“赤卫队”，成了红卫兵的得力助手和团结对象。
　　吴柏岁和马龙生那叫美！俩人一身轻松，不是帮红卫兵抄大字报，就是替造反派写标语，或是蹬上三轮儿，拉上糨糊桶，满世界去刷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再就是跟在造反派屁股后头摇旗呐喊，给演讲或辩论的人站脚助威。俩人俨然成了准造反派，自我感觉出奇的好。特别是吴柏岁，他很为自己的聪明头脑而感到自豪……这个自我反击的点子出得太好啦！只可惜，吴柏岁这是耍小聪明，又叫抖机灵，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原因就在于，吴柏岁和马龙生太过自信，以为红卫兵年少可欺，殊不知，人家都是革干子弟，从小受家庭熏陶，政治素养高得很！就吴柏岁和马龙生这点儿“猫腻”，人家早已了然于胸。他俩上井冈，人家自然表示欢迎，但对这两个非“红五类”，人家也存有戒心。所以，在观察了他俩几天后，为了断其后路，也为了考验他们，吴柏岁和马龙生被叫到办事处。一位女红卫兵头头命他俩当场各抄写一份他们自己发表的声明，装进信封，分别写好自家的地址，准备直接寄送他们的家里。这下子，吴柏岁和马龙生全傻眼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混淆了。他们自以为反击的是他们自己，其实是反击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理当明白这一点，事先跟家里打好招呼，然后再发表声明不迟。现在要把声明寄到家里，这才显出他们这个“小小的疏漏”，可能造成的后果会多么严重！可想而知，家里一旦接到这纸声明，会有什么反应——非炸了锅不可！怎么办？赶紧补救吧！当晚，跟着造反派革了一天命、累得筋疲力尽的吴柏岁和马龙生，一进宿舍，二话不说，立马想辙！
　　“咋办？”马龙生哭丧着脸问，“都是你出的好主意！我的信，说不定已经到了，家里还不翻了天！”
　　“回家，”吴柏岁说，“连夜回家，好好解释。”
　　“叫他们抓住咋办？”马龙生说。
　　“死无对证。”吴柏岁说，“万一被发现，你一口咬定，说是回去和家里一刀两断去了。”
　　“那你呢？”马龙生关切地问。
　　“我写信，”吴柏岁说，“马上写。”
　　“那可是白纸黑字，”马龙生担心地说，“万一……”
　　“顾不得那么多了，”吴柏岁说，“听天由命吧！”
　　“不行，”本已准备要走的马龙生又坐下了，说，“今晚我不能走，你也别出去寄信。”
　　“为什么？”吴柏岁问。
　　“你想呵，”马龙生说，“人家考验我们，能不有所准备，防着点儿？我们现在行动，十有八九会落入圈套，那明天可就有好戏看啦！听我的，咱忍一夜，你写好信，把它交给我，明天出去，我趁乱溜回家，说上三言两语也就够了，顺便把信给你寄了，人不知，鬼不觉，这多稳妥！”
　　事情就这么定了。第二天，指挥部组织大游行。队伍一进城，马龙生不见了。
　　游行队伍在城里兜了一个大圈回来，马龙生又出现了。吴柏岁和马龙生的目光一碰，心知肚明——齐活！
第59章 乱世归宿(1)
　　再说吴森茂最疼爱的二女儿——吴樱子。
　　自打吴樱子上了大学，一切表现均属正常：平日在学校念书，星期礼拜回家。
　　虽说学习不算太好——属中下等，但在文体方面表现突出：歌咏、舞蹈、艺术、体操——样样都行。专业课也并非一无是处，别的课程都很差，唯独口语特棒。老师都说她在日语发音和会话方面有特殊的天赋。不管怎么说吧，人家念完五年毕业了，而且留校，当了大学老师。原因就是她日语发音标准，口语好，最适合教低年级学生。至于毕业后的情况，前文说过，先是下去劳动锻炼一年，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那可是吴樱子的用武之地，简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论出身，她“亲爹”是火车司机，无产阶级，她属“红五类”；养父虽是资产阶级，但那是他自己“买”的（这个问题组织已经调查清楚），对她没啥影响。而她的年龄小这个优势，则是没人能比的：在老师里，她是绝无仅有的适龄红卫兵；在红卫兵里，她是难得的年轻老师。加之她多才多艺，活动能力强，敢说敢做，敢打敢拼，所以说很快就成了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头，继而又成了市属高校红卫兵联合组织的副司令兼“红色娘子军”的军长。这下子吴樱子的风头可出大啦！你看她，一身戎装，皮靴板儿带，腰别手枪，精神！前呼后拥，一呼百应，出入汽车，气派！打砸抢抄抓，事事带头，能干！吃在司令部，干在司令部，睡在司令部，几个月不回家，忙！
　　对于吴樱子的情况，吴家大概有所了解。吴森茂夫妇对此虽有不满，也时常发牢骚，比如抱怨女儿不回家，不满她在外边胡闹，等等。可是，家里拿她又毫无办法——因为你根本就摸不着人家的边儿，见不着人家的影。
　　很快，红卫兵运动这股风就刮到了顺城街。
　　而第一个被殃及的，这就是吴家的东邻郭万宝。
　　郭家原是这条街上最大的一家鞋料店，资金最大，货底儿最厚，销售额最高。
　　“三反五反”时，他家也是“基本守法户”，可在合营时，他却拒绝改造，甚至公开对抗，结果被打成了反动资本家。这回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是首当其冲，甚至可以说是“奇货可居”。那些造反派，什么“革造”、“红造”，什么“风雷激”、“从头越”，什么“揭老底”、“金箍棒”……谁不想抓个大的、典型的“牛鬼蛇神”？于是，这个揪，那个斗；这个借，那个抢，简直成了“香饽饽”。只可惜，老家伙经不起皮靴板儿带“坐飞机”（当时惯用的一种体罚形式）的折腾，没几天儿就“呜呼哀哉”了。他死后，他家的墙上被贴上了一条大标语，说郭万宝“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死了喂狗，狗都不吃，吃了跑肚，吃了拉稀——”
　　最后，这股“风儿”刮到了吴家。
　　这天晚上，吴松年神色惊慌地跑回家，进门就嚷：“爸，你那些破烂呢？赶紧烧！”
　　“什么‘破烂儿’？干嘛烧？”李爱媛不解地问。
　　“就是那些黄缎子匣里的东西，”吴松年说，“圣旨、诏书、古董，还有画——”
　　一听到“画”这个字，吴森茂一下子坐起来，眼睛瞪得老大，问：“什么画？”
　　“就你买的那些画。”吴松年说。
　　“画怎么了，”吴森茂打断儿子的话说，“干吗烧？”
　　“我的老爸呀！”吴松年急叨叨地说，“外边都闹翻了天，你们还不知道？”
　　于是，吴松年就把红卫兵被“四旧”的那些传闻，拣吓人的、邪乎的简单历数几件，然后继续说道：“就您那些东西，哪件被红卫兵抄着，都够杀头的！就您那大碗，洪宪碗！洪宪是谁，您知道吗？袁世凯，袁大头，洪宪皇帝，大卖国贼！
　　还有您那书画，你喜欢的郑字。郑，郑孝胥，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汉奸！还有日本人画的四扇屏，八扇屏……”
　　听到这些，李爱媛的脸都吓白了。可吴森茂呢，就是不让烧。他脸红脖子粗，吹胡子瞪眼，张牙舞爪，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简直是疯了一样，不可理喻。
　　其实，吴松年所说的这几件古董，还都是吴森茂从鬼市上淘换来的“杂碎”，根本没涉及他那些真正的宝贝——“叽嘹”给他留下的八十四幅轴画。可吴森茂却以为，大儿子是冲他的轴画来的，于是他发疯了。吴松年见老爸软硬不吃，于是不得不照准他的“命门”狠命一戳：拿老爸的“活宝贝”制服老爸。
　　“爸，”吴松年说，“您珍惜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也很理解。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人命关天。您豁出去了，可以！妈、我和赵靓搭上，也行，我们认了。可是您没想想，真要出了事儿，您那宝贝‘女司令’、‘女军长’怎么办？您那身在北京中央的‘中’共产党（吴森茂心目中的青年团员）怎么办……”
　　听到这话，原本跪立在炕上的吴森茂，一屁股坐在炕上，红脸变得蜡黄，喷火的牛眼，变得灰暗无光，连嘴角都耷拉下来了，两行老泪扑簌簌流出，接着便咧开大嘴，号啕大哭起来……
　　吴松年见此情景，知道老爸已经被制服，使眼神叫老妈好好照顾老爸，自己则抽身出屋，直奔后院……
　　这里，吴森茂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嘴里不停地唠叨：
　　“我那可怜的老哥哟，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那几个屈死的兄弟。我没本事，保不住你那些画，我说话不算数，应承你的事儿没办好。我愧……”
　　身边的李爱媛听到这里才听明白，原来老头子哭的不是他那些“宝贝”，而是哭他那位“老哥”——“叽嘹”！
　　“原来如此！”李爱媛对老件儿的磨叨已经不感兴趣，她开始强按吴森茂睡觉，“别哭天抹泪啦，睡吧，睡着就啥也不想啦！”
　　谁想，吴森茂突然不哭了，也不唠叨了。他跪立起来，挺直腰，扯开喉咙，声嘶力竭地大吼一声：“天哪，别折腾啦！”吼完，吴森茂眼一翻，脖一梗，像折断了半截朽木桩子，一头栽到炕上……
　　李爱媛吓坏了，她又哭又喊，手忙脚乱。其实，吴森茂并没有死，他只是一时昏厥。不过，自此以后，吴森茂再也不下炕了——除非非下炕不可。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他基本都在炕上躺着，只是偶尔坐起来卷根“大炮”，抽几口，接着就又躺下了。
　　这天上午，十点多钟，随着一声“吴森茂，信——”，李爱媛快步出屋，从门缝儿里抽出一封信，看了一眼说：“柏岁来信啦！”
　　这时，赖在炕上的吴森茂已经坐起身来，正在卷“大炮”。李爱媛斜坐在炕沿上，半扭着上身拆信。按照老规矩，家里来了信，总是李爱媛念，吴森茂听。她拆开信封，展开信，刚念闻一句：“声明：坚决和剥削阶级家庭断绝一切关系——”
　　听到这儿，吴森茂丢下“大炮”，一把夺下信自己看起来。突然，吴森茂甩掉被子，跪起来，二目圆睁，怒吼道：“他妈的，和我断绝关系！早干嘛来着？”
　　吴森茂说着就要下地，李爱媛急忙按住他，说：“你想干啥？”
　　吴森茂说：“干啥？我找他去，我得问问他，我剥削？没我剥削，你能上大学？现在——”
　　说着，吴森茂推开李爱媛，扭身下地，弯腰穿鞋——突然，吴森茂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下……
　　李爱媛急忙俯身察看，只见吴森茂面色惨白，两眼紧闭，口吐白沫，浑身抽搐……李爱媛吓得大哭大叫，手足无措。幸亏隔壁张家两口儿闻声赶来，帮李爱媛把吴森茂抬上炕，让他躺好，又帮忙打电话给吴松年，这才让李爱媛安静下来。张家两口儿问是咋回事儿，李爱媛只说是吴森茂下地不小心，摔了一跤，根本没敢提信的事儿。
　　中午，吴松年赶来，一看父亲的样子，就知道这是中风不语，无药可治，再说，现在外边这么乱，医院也在停止闹革命，上哪儿去看？只好在家养着。吴松年问明了父亲发病的缘由，看了弟弟的声明，心里已经有了数，说：“这是写给人看的，咱们出身不好，为了免灾，可以理解，你们不必当真。”
　　“那也该先打个招呼哇。”李爱媛说。
　　“不容空呗，”吴松年说，“我敢说，不出三天，准有信。三天不见信，我上北京，一准问出个子午卯酉来。”
　　就这样，吴森茂终于叫他自己最宠爱的二儿子撂倒了。
　　吴森茂接到二儿子吴柏岁的断绝关系声明，仿佛当头挨了一闷棍，立时瘫倒，口吐白沫，苏醒后已是半身瘫痪，中风不语，口眼歪斜。
　　二儿子的一纸声明，为何能引起吴森茂如此强烈的反应？这不仅仅是因为吴森茂特别喜欢二儿子柏岁，从小就偏向他，器重他，还因为他和吴樱子这两个大学毕业生，现在是吴森茂唯一的希望——吴森茂不仅指望他俩给吴家光宗耀祖，而且也指望靠他俩安度自己的晚年，当老太爷呐！如今柏岁要和他“断绝一切关系”，他花在儿子身上的心血白费了，他的指望落空了，焉能不急？一个急火攻心，就把老爷子放倒了。可是，吴森茂平静下来以后也想，他的二儿子不至于如此绝情啊！从柏岁工作后的种种表现——又是寄信，又是寄钱——看，他还是恋家的，他心里还是有他这个爹的，怎么突然——也许大儿子松年说得对，柏岁是为了消灾免祸，故意作给别人看的？看来是应该等等，让老大去北京探个究竟。可是，如果老大问实了，老二就是要和我们断绝……想到这儿，吴森茂突然感到浑身燥热，嗓子眼儿冒火。他扒衣服，掀被子，他用冷水浇头，他捧雪擦脸……这只不过是吴森茂头脑中的幻象，实际上，吴森茂什么也没干——因为他根本不能动。他只是躺在那里微微扭动了几下，接着就又晕过去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吴森茂再次醒来。迷蒙中，吴森茂只觉得自己浑身发冷，冷得缩成一团，上牙磕下牙，恨不得一头钻进火堆里，扎进热水里……等他勉强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就躺在自家的房箔下的土炕上……
　　说来也怪，吴森茂虽是时常昏死过去，但是每当他清醒过来，他的思维还是清晰的，敏捷的，此刻他又开始瞎琢磨了：“这次这个鬼运动就是个混账，运动到家里来了，弄得老百姓自己‘窝里反’。女儿在外边打打杀杀，成月不着家，让人揪心。大儿子烧他老子的‘宝贝’；二儿子和他‘断绝关系’，这不是成心要老子的命么！不用别人像土改和合营那样打我的闷棍，我这三个孽种就把我踢蹬了……”
　　吴森茂是大老粗，说不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样睿智的话，但他感觉到了这场运动的某些特点。
　　夜里，吴森茂昏昏沉沉，似睡非睡，一时明白，一时糊涂。他的脑袋里像过电影一样，时断时续、杂乱无章、模模糊糊地闪现出一幕幕奇奇怪怪的景象，他的情绪也随之忽喜、忽怒，时哀、时乐……
　　火车站，铁路旁，一群破衣烂衫的孩子在捡煤核，时而烈日高照，骄阳似火，时而霰雪纷飞，狂风劲舞……
　　一个硕大无朋的冬瓜头，龇牙咧嘴，怒目圆睁，举着大鞋底子，向他猛扑过来……
　　一溜青灰色的门面房，一块白底红字儿的长匾高竖其上，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那么鲜亮，那么喜庆……
　　无边的田野，油绿的庄稼，鲜嫩的蔬菜，圆圆的瓜果，热闹的场院，明净的瓦屋……土墙里，屋檐下，两位老人笑呵呵地迎出来……两位老人没了，变成了一个美丽无比的大姑娘，花袄蓝裤，大辫子垂腰……大姑娘又变成了小媳妇，辫子没了，身上的衣服也没了，光赤溜的……
　　白，一片惨白，晃动的孝衣，飞舞的孝带，满天的纸钱儿……
　　一辆接一辆的带车子，满载着乱七八糟的货物，一群人连拉带拽，乱乱哄哄……
　　广袤的大地上，一群蝗虫似的人，飞来飞去，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火，火，火，轴画在燃烧，一个光腿穿棉袍的老人在哭泣……
　　信，雪片儿似的信，漫天飞舞，其大如席的信，迎面扑来，上面赫然写着“断绝”……
　　随着幻象的不断闪现，躺在炕上的吴森茂，时而觉得如赴汤锅的热，时而觉得如坠冰窟般的冷；时而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时而痛不欲生，捶胸顿足；时而柔情似水，飘飘欲仙，时而怒火中烧，暴跳如雷……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幻觉引起的感情波动，实际上，半死不活的吴森茂躺在那里，什么也没做，也不可能做。他那跌宕起伏的情绪变化，只不过让守在他身边的李爱媛，觉得他这一夜睡得不安稳罢了。因为他那被痉挛的肌肉扯歪了的脸，根本没有表情，无法表示喜怒哀乐；他那尚未完全瘫痪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也只是稍微动动而已，很难用肢体语言发泄情绪。李爱媛在漆黑的夜里，只觉得身边的丈夫时不时哼哼几声，一只手抓挠几下，一条腿踢蹬踢蹬。对此，李爱媛根本不知如何是好，她虽心急如焚，但却无可奈何，欲哭无泪，求告无门。
　　后半夜，吴森茂精力耗尽，再次昏睡过去。身心俱疲的李爱媛支撑不住，也睡着了。
　　说起吴森茂的病，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吴柏岁的绝情信，只不过是个“导火线”促其爆发而已。没有这纸声明，吴森茂迟早也要趴架。实际上，吴森茂早已积劳成疾。小时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自不必说；年轻时虽能吃上一口稳当饭，但因心高气傲，过于好强，干活从不惜力，生活过于节俭，对自己要求太苛，以致严重内亏。就是一架机器，成年累月超负荷运转，又不给足油，时间久了，也得趴架，何况血肉之躯！再说精神，吴森茂的神经几乎时刻处在亢奋的紧张状态。他太爱思谋了：捡煤核的时候，思谋找点事儿干；当学徒的时候，思谋做小买卖；成了鞋铺掌柜，思谋当员外爷；员外爷当不成了，又想当老太爷……除此之外，他还喜好瞎琢磨，提出老蒋和老毛是哥俩的歪理，就是一例。类似的胡思乱想，对当时的吴森茂来说，还只能算是一种消遣，他的绝大部分精力，还是用在他的正事上了。至于合营以后，无事可干的时候想的那些东西，只能说是惯性使然。
第60章 乱世归宿(2)
　　用吴森茂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的脑子就是用来想事儿的，不想不行，大脑就和心肺一刻也不能停止活动。脑、心、肺，这就是吴森茂所谓的精气神。吴森茂也知道，思虑过度会伤神。既然非思不可，那就要找个缓解脑子疲劳的办法，这就是消遣。年轻时，吴森茂唯一的消遣，就是听书。他的处世哲学和处世本领，大都也是从书场上学来的。结婚以后，吴森茂把自己仅有的这点儿嗜好也戒掉了，转而把舒缓神经的消遣，放在了媳妇身上。殊不知，这种消遣是要花力气的！果不其然，由于房事过频，没过多久就闹得吴森茂精神萎靡不振，体力不支。正如人们所说：
　　吴掌柜被他的小媳妇给掏空了。可见，用这种方式排解精神压力，无异于饮鸩止渴。至于那场大病，说是小日本儿故意放毒也好，说是自然灾害也好，毕竟没有夺去他的小命，他好了，而且很快复原了。倒是后来的种种事变，如土改、合营、三年困难、小儿子暴死、二女儿造反、大儿子烧画……像一把把刀子戳在他的心上，让他那颗本已衰弱不堪的心千疮百孔，不堪一击。吴柏岁的绝情信，对吴森茂来说，只不过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没有这封信，吴森茂垮架子倒下，也只是早晚的事儿。实际上，此前吴森茂那种昏天黑地的睡法，就是不祥之兆，说明他早已力竭神衰。他在耗自己，等待油尽灯枯的一天。
　　这样一个命悬一线的人，怎经得起吴柏岁的声明这一沉重的一击？
　　然而，吴森茂的生命力，顽强得很！他现在虽然被二儿子无意中打倒了，半个人已经死去，但剩下的那半个吴森茂，还在苦苦地挣扎，好歹舍不得咽下最后这口气。
　　油尽了，灯还没灭，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在烧灯捻子。这个时候，只要再有一丝风，或是谁冲它哈口气儿……
　　风儿来了，冲吴森茂这盏枯灯吹最后这口气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另一个心肝宝贝——二女儿吴樱子！
　　无巧不成书，就在吴森茂被二儿子吴柏岁的信击倒的第二天下午，街上突然传来一阵阵由远及近的“哒哒”声，像是机枪在扫射，紧接着便是机器的轰鸣声和嘈杂的人声……
　　北顺城街对面的马路上，一溜七八辆大卡车，由西向东，疾驰而来。头车的驾驶棚上，一挺轻机枪，不时喷出股股烟火，子弹溜子冲天飞去，漫无目的。车队后边，一大帮孩子闹闹嚷嚷，连滚带爬地满地抢捡子弹壳。被吓蒙了的沿街住户，关门闭户，躲在屋里。为数不多的行人，吓得屁滚尿流，四处躲藏。骑车的，丢下自行车就跑；蹬三轮的，钻到车下；有些人，干脆就地卧倒……
　　车队来到吴家对面，戛然而止，车上的机枪也停止了扫射。跟在车队后边的孩子们，纷纷跑上前来，嘴里嚷着：“嘿，造反派，再来几梭子！”
　　路上的行人陆续从藏身处走出，上前围观。有几家胆大的住户，也开门出来看热闹。
　　看来，车队此来，并非针对什么敌人，机枪扫射也不想伤人，而是造势。路人躲藏，只是一时受到惊吓，弄清情况以后，也就不害怕了。
　　显然，车队是在示威，是在炫耀武力。
　　再看这个车队，果然好不威风！一辆辆崭新的“解放牌”六轮卡，车厢四面全焊着上齐驾驶棚顶、下掩半个车轮的厚钢板。每两车的驾驶棚上，都架着机枪。
　　车头两边各站一人，他们一只胳膊挽着车门，一只手拄着一根长家伙。这东西有两米多长，矛不像矛，枪不像枪，明晃晃，锃光瓦亮。仔细看，它们不过是无缝钢管，只是一头切了个大抹斜，于是就变成了可怕的杀人武器，俗称“钢管枪”。更人的是，他们每人嘴里横叼着一把短刀，敞胸露怀，腰间各别两把大肚盒子。车厢里，黑压压挤满了头戴军帽的女兵，麻林似的钢管枪在军帽上晃动，银光闪烁……
　　车队中间，还夹着两辆吉普车，车上坐的全是女兵。前边的小吉普上，女兵一律佩戴短枪，后边的中吉普上，每人挎一支冲锋枪。
　　车队停稳后，从小吉普上下来三个人，跑步向吴家走来，并且敲响了吴家的板门。
　　守在吴森茂身边的李爱媛正在为街上的枪声纳闷儿，突然听见门响，自是吓了一跳，及至来到门前一问，方知敲门的是“大联总”的人，说是她们的“军长”
　　看望他们来了。李爱媛一听，明显是女人的声音，她似乎明白了：“‘大联总’？女儿不是在‘大联总’吗，听说还是个头儿，莫非是樱子？”
　　想到这儿，李爱媛赶忙开门。随着一片刺眼的光亮，门外闪进三个人，她们好像在给她敬礼，接着就走开了，一个进里屋，另两个向后屋跑去，接着又进了后院。几分钟后，三个人先后回来，相互耳语几句，其中一个向车队跑去，另两个留在了吴家门口。一会儿，从中吉普上下来一群人，平端冲锋枪，横马路站成两排，在车队和吴家之间，组成了一个人“胡同”。小吉普上的短枪手簇拥着一个人，快步向吴家走来。到得吴家门前，原已在此守候的两个女兵向来人敬军礼。来人回礼后，走进吴家，短枪队留在门外。
　　来人进屋后，直向里屋走去。不明就里的李爱媛正坐在炕边胡思乱想，猛然见外边走进一个兵，急忙站起，不免有些手足无措。来人来到李爱媛面前，笔挺挺地站住，举手敬礼，弄得李爱媛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来人甩掉帽子，抖开头发，扑向李爱媛，叫道：“妈，你愣着干啥？我是樱子！”
　　李爱媛整日在关门闭户的屋子里，习惯了昏暗的环境，猛然看见来人，又是背光，一时辨不清来人的面相，只看出是个兵，连男女都没分清。此刻听见来人的叫声，贴近细看，可不是她的宝贝樱子！只见吴樱子，短发齐耳，一身戎装，腰缠板儿带，足蹬马靴，一个小巧精美的红色牛皮枪套紧贴腰旁。人，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稍微晒黑了点儿。
　　“樱子——”李爱媛刚想问女儿点什么。
　　吴樱子打断李爱媛，问：“爸呢？听说他病了？”
　　李爱媛扭头向炕，吴樱子推开老娘，向炕边扑去：“爸，你怎么的啦，干嘛躺着，咋不说话？”
　　吴森茂已经醒了，他一只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小樱子，干嘎巴嘴，轻轻“呜噜”几声。
　　李爱媛在一旁抹眼泪，她几个月没见女儿的面，家里又出了这么些大事，她真想好好向女儿吐吐自己的一肚子苦水，更想知道女儿这阵子都在干什么。可是，只看了瘫倒在炕的父亲一眼的吴樱子，没容李爱媛张口，转身就走：“妈，我有任务，路过看看，马上得走，你们多保重吧。”说着，吴樱子已经戴好军帽，走出屋了。等李爱媛赶到门口，大队人马已经上了马路，直奔车队而去。女兵们拥上吉普车，马达启动，车队继续向东驶去，留下一路烟尘……
　　车队走了，顺城大街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是吴家却热闹起来了。
　　这么大的阵势，早已惊动了整条街，吴家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和街谈巷议的主题。待一切消停之后，吴家右邻的张春生两口，悄悄溜进了吴家。
　　张家两口先看了看吴森茂，问候了几句，接着便跟李爱媛唠扯起来。
　　“大妹子，”张婶问，“女儿回来啦？”
　　“回来又怎么样，”李爱媛语带哭声，“屁股没沾炕，走了！”
　　“咋这么急？”张婶问。
　　“说是有任务，路过。”李爱媛说。
　　“是去打仗！”张春生插言道。
　　“什么？”李爱媛吃惊地问。
　　“呜，呜——”炕上的吴森茂对张春生这句话似乎也有反应。
　　张婶试图阻拦张春生讲下去，但张春生却坚持说：“大哥大嫂和咱们像一家人，不系外，这么大的事，又直接牵涉咱的孩子，理应叫他们知道。”
　　听了这话，李爱媛更加急不可耐：“他张叔，你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别顾忌我们，你大哥已经那样了，我也经得住。你让我们明白明白，心里也有个底儿。”
　　于是，张春生开始给吴家两口讲述外边的情况：
　　这几天，沈城几乎闹翻了天，小报、传单满天飞，人人都在议论打仗的事。原来沈城的两大派，正在酝酿一场生死大决战。一派是“工总司”，大概是“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之类名头的简称，号称有几十万人，一色的产业工人，以沈城这个重工业基地的大工厂（其中有不少是兵工厂）为后盾，势力强大。另一派是“大联总”，全称是什么，说不清楚，全是大中专的学生，人数也不少，年轻气盛，背后有军队支持。吴樱子就是这一派的，听说还是个什么副司令，娘子军的军长。说到这儿，张春生眉飞色舞：“好嘛，这气势！亲兵卫队十几二十个人，满满两吉普，双匣子跟随，冲锋枪夹道保护，够意思！这丫头，神气！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从小看着她长大嘛！”
　　赞完吴樱子的派头，张春生继续讲。据他所知，这两派是死对头，一派是造反派，就是吴樱子所在的“大联总”，另一派是保皇派。不过，两派都宣称自己是正确的，是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虽然如此，两派却斗得你死我活。先是抡镐把，事先商定时间、地点、人数，然后对掐，后来进步了，改成钢管枪对戳，再后来开始动枪，动手榴弹。现在，机枪、大炮一起上，还有坦克、装甲车——今晚是大决战，听说要一战定输赢，决一雌雄。
　　“那就没人阻拦，”李爱媛听不下去了，“就叫他们这么死拼？”
　　“说得是呐！”张春生说，“一帮愣学生，一帮傻工人，喊着‘保卫毛主席’，就这么对戳、对射，这叫啥事？‘保卫毛主席’，用他们？几百万解放军是干吗吃的！”
　　“不知今晚会打成啥样？”李爱媛忧心忡忡地自语。
　　“这可说不好。”张春生说，“胜败——”
　　“什么胜败，”张婶插嘴了，“没败，樱子他们准赢！”
　　说着，张婶拉上丈夫走了。
　　剩下李爱媛一个人，面对半死不活的吴森茂，不知如何是好。她心急火燎，百爪挠心，坐立不安，她开始发牢骚了，先是抱怨吴森茂不该瞎“呜噜”：吴樱子回来，他“呜呜噜噜”；张春生说话，他“呜呜噜噜”，问他要干啥——要撒尿，要喝水，还是要翻身？他都表示不对，也不知道他到底“呜噜”个啥！接着，李爱媛又骂大儿子吴松年，说他没良心，只知道护着老婆，这劲儿上，也不回家来看看。她就他这么一个亲人在身边，紧要关头，却指望不上。如此这般，唠叨起来没完。傍晚，吴松年果然被李爱媛念叨来了。其实，吴松年也是听说沈城两派今晚决战，担心妹妹，才来打听消息的。可是，吴松年来了又能怎样？对躺在炕上的父亲，他无计可施。这事儿早商量过了，现在外边那么乱，医院都停诊闹革命了，就是想给他治病，也没地方送。至于吴樱子，吴松年更是爱莫能助，总不能叫吴松年去把她拉回来吧！他知道这一仗在哪打呀？于是，李爱媛和吴松年母子只能大眼儿瞪小眼儿，守着病人，眼巴巴儿地等消息，听动静。半夜，李爱媛和吴松年母子被吴森茂闹醒，打开灯一看，只见他一只眼半闭，一只眼圆睁，一只手乱指，一只脚猛蹬，面部肌肉抽动，歪嘴“腪腪”连声。问他要干什么，他都一概用愤怒表示否定，弄得李爱媛和吴松年母子心烦意乱，手足无措。折腾了足有半个小时，李爱媛终于弄明白了，吴森茂这是要她听什么。可这大半夜的，听什么呢？屋子里就这么三个人，只要他吴森茂不闹，就没一点儿动静。外边？外边夜深人静，有什么可听？突然，吴松年惊叫一声：“妈，是有声！”
　　这时的吴森茂早已不再乱动，也不“腪腪”，他硬挺挺地躺着，一只眼直勾勾地盯着房箔，听着外面的动静。李爱媛也不再唠叨，而是静下心来仔细聆听。
　　暗夜里，遥远处，似乎确有一种微弱的声音，隐约传来。吴松年急忙下地，向后院跑去。院子上空，月暗星隐，一切似乎都在沉睡之中。吴松年屏息静听，果然有沉闷的“轰隆”声，从远处传来。这声音时断时续，时密时疏，微弱悠远，隐约可辨。吴松年急忙返身，跑回前屋，小声对李爱媛说：“妈，是有声，听起来像打炮。”
　　吴森茂急忙制止儿子，不让他讲下去，可是已经晚了，吴森茂听了儿子的这句话，又开始折腾。其实，李爱媛早已听出这是炮声，而且想到了樱子。她也知道，丈夫是在为女儿担心。可是，李爱媛又有什么办法？她只想稳住病人，能拖一时算一时，尽量不要挑明。现在儿子既然说出这是打炮，她也无法再遮掩了，只能劝病人安心躺着，静等明天的消息。实际上，吴森茂心里明白得很。白天，吴森茂见到了数月不见的女儿，也听到了张春生的全部讲话，知道女儿今夜要去玩儿命。他心急如焚，他想拉住女儿，他要制止女儿出去冒险，可是他除了“腪腪”和不断地踢蹬抓挠，别的，他什么也干不了。他想叫老伴或儿子替他叫回女儿，可是他说不出来，也没人理他，所以他只能自己干着急。夜里，吴森茂正在沉沉昏睡，突然有一股声音，钻进他的耳朵。在别人而言，这声音似乎十分遥远，而且十分微弱，在他，这声音，却显得无比强烈，就仿佛是天崩地裂，闪电雷霆，敲击他的耳骨，震撼他的心弦。吴森茂一下子惊醒过来，像即将熄灭的油灯，突然一闪，也不知是哪儿来的精神和劲头，开始大肆闹腾，然而，不久吴森茂就安静了。也许是因为精疲力竭，也许是因为绝望和无奈。静夜里，悠远的炮声越来越稀疏，吴森茂那一直在烧着的生命灯也越来越弱。终于，随着炮声的逐渐沉寂，这残火也慢慢地熄灭了……
　　第二天早晨，被吴森茂折腾的疲惫不堪的李爱媛母子一觉醒来，发现吴森茂不知何时已经咽气，身体早已冰冷僵挺。李爱媛没有哭天抢地，她只是眼含热泪，默默地为老伴儿准备后事。吴松年守着父亲，在小声啜泣。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叫喊：“吴森茂，信——”
　　吴松年应声出去，未及开门，一个白色的信封已经从门缝塞进。吴松年拿过信，只看了一眼落款——北京，就已经猜到了寄信人，并且能料到信里的大概内容。吴松年把信交到母亲的手里，并且告诉她，这肯定是二弟柏岁解释他的绝情声明的信。李爱媛接过信，看也没看，就缓慢而有力地将它一撕两半，接着又撕，直到把信撕成小块儿。随之，细碎的白色纸片儿，从她手中缓缓飘落，悠悠荡荡，撒向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