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枪宝刀

老枪宝刀-莫言
老枪宝刀倒立
沿着灯光幽暗、树影婆娑、用大理石碎片砌成的小路，我朝宾馆深处最豪华的一号楼走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今晚在一号楼西餐厅的五号包间设宴招待我们——他的中学同学。
孙大盛人没到笑声先到了。听到他的好像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我们慌忙站了起来——不对不对，除了我之外，他们本来就是站着的。听到孙大盛的笑声他们松散的身体突然地紧张起来，所以感觉上就好像是从沙发上突然地站了起来一样。连看起来平静如水的谢兰英的腰身也微微地挺了挺，扶在椅背上的两只手也挪下来，交叉着放在肚子上。真正慌忙站起来的其实是我，我原来是不想站起来的，但我身体自己站了起来。
那个英俊青年推开门，然后迅速地闪到一边，腰微弓着，脸上挂着训练有素的微笑。就像名角登台一样，孙大盛光彩夺目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只见他上身穿一件金黄色的半袖体恤衫，下穿一条黑裤子，肚子有点凸，但是不大，头有点秃，用边上的毛遮掩着。他的头发一根是一根，看起来十分珍贵。那个二十多年前的孙大盛的猴精怪样执拗地从我记忆里跳出来，与眼前的大干部孙大盛对比。我总觉得眼前这个家伙不是从那个偷樱桃掉到我家猪圈里的孙大盛成长起来的，就像一匹老驴是不可能从一头牛犊子成长起来一样。但他的独具特色的、任谁也学不像的笑声又说明眼前这个丰满的大干部的确就是孙大盛这个从小就偷鸡摸狗的坏蛋。
"咯咯咕咕咯咯"孙大盛欢笑着对着我们走了过来，那扇厚重的包了皮革的房门无声地掩上，那个英俊青年像股白烟一样消失了。
"咯咯咕咕董良庆"孙大盛握着董良庆的手，笑着说："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也不走咯咯"
"咯咯咕咕张发展"孙大盛握着张发展的手，笑着说："要想富，先修路。"
"咯咯咕咕桑子澜"孙大盛握着桑子澜的手，笑着说："三等人戴大檐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咯咯咕咕小茅房"孙大盛握着"小茅房"的手，笑着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孙大盛笑眯着眼，站在谢兰英面前，把她从上到下打量了几遍，然后将目光停在她的粉团般的大脸上，笑着说"徐娘半老嘛！"
谢兰英的脸唰地红了。
孙大盛伸出手，说："多年不见了，来，握握手嘛！"
谢兰英犹豫着把手伸出来让孙大盛握着，她的脸却别到了一边，那羞羞答答的劲头儿很像一个小姑娘。
"小茅房你把谢兰英管得太严了吧？"孙大盛握着谢兰英的手，歪着头问"小茅房"。
"冤枉啊，孙部长，""小茅房"夸张地说，"你看看我样子，哪里能管得了她？"
"有什么冤屈尽管对我说，"孙大盛紧盯着谢兰英的脸道，"本官为你做主！"
孙大盛松开了谢兰英的手，笑眯眯地对着我走来。我本来想喊他一声"弼马温"——这是上小学时我亲自给他起的外号——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的肥胖的小手大老远就伸了过来，我的手迫不及待地自己就迎了过去。我的手感到他那只小胖手像一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又软乎又温暖。
"魏大爪子，你今晚上可是焕然一新啊！"孙大盛用手捻着我的衣袖，笑着说，"没先过过土？"
"这个狗日的宾馆，全部用水泥糊死了，找点土不容易！"我大大咧咧地说。"小茅房"说："我们来时，他正脱光了身子，把西服放在地上用脚揉搓呢！"
众人哈哈大笑。
"好了，好了，别欺负老实人了！"孙大盛招呼着众人说，"坐下坐下！"他拍拍身边的椅子，说，"谢兰英，你靠着我坐。"
谢兰英别别扭扭地说："我坐在这里就行了"
"不行，"孙大盛说，"现在讲究跟西方接轨，女士优先。"
"孙部长让你坐，你就坐吗！""小茅房"说。
"挪过去，挪过去！"董良庆把谢兰英拉起来，将她扯到孙大盛身边的椅子上按坐下去。
圆桌太大，六个人坐得很稀。
"靠近一些吗！"孙大盛说。
大家没有动。
一个美丽的服务小姐转到孙大盛身后，轻轻地问："孙部长，喝什么酒？"
孙大盛扫了我们一眼，说："老同学聚会，当然喝白酒！"
"我不喝白酒。"谢兰英说。
"你又扫兴！""小茅房"瞅了谢兰英一眼。
"白酒有茅台，有五粮液，有酒鬼，有汾酒，请问用哪一种？"小姐问。
"酒鬼！"孙大盛说。
小姐启开酒瓶，往每个人面前的酒杯里倒酒。谢兰英护着酒杯说："我真的不能喝！"
"不能喝也得倒上看着！"孙大盛说。
"听孙部长的，"张发展从谢兰英手里夺出酒杯，说。
在一个小姐倒酒的工夫，几个小姐将那些大虾、螃蟹、海参、鲍鱼用大盘子端了上来。
孙大盛端起酒，说："各位老同学，多年不见，这杯酒我敬你们，都干了！"
我们都端起酒杯，站起来，探着身体与孙大盛碰杯。孙大盛用杯底敲着桌子说："过电过电，免站免站！"
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将杯子倾倒，让大家看。
这点小酒算得了什么，我一仰脖子就干了，张发展"小茅房"他们也干了。惟有谢兰英没干。孙大盛低头看看她的酒杯，说："你连嘴唇都没沾湿吧？这样可是不行！"
"我真的不会喝"谢兰英道。
孙大盛把她的杯子端起来，举到她的面前，说："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是不是？"
"我真不会喝"
"你会不会喝水？"孙大盛问。
"喝水当然会了。"谢兰英说。
"会喝水就会喝酒！"孙大盛说。
"这样吧，"桑子澜道，"让肖茂方替你一点。"
"不行，"孙大盛说，"酒桌上没有夫妻！"
"就是一杯耗子药你也喝下去！""小茅房"恼怒地说。
"你这是什么话？"孙大盛瞪着眼说。
"小茅房"一怔，马上皮着脸说，"走了嘴了，该罚酒三杯！"说完了，伸手就要抓酒瓶子。
"你别转移斗争大方向，"孙大盛说，"谢兰英，你喝不喝？你不喝我们也不喝了！"
"你真是的，"谢兰英说，"喝醉了出洋相你们可别笑话我。"
"谁敢？"孙大盛道，"有我在这里谁敢笑话你？再说，也不会让你喝醉的。"
"那好吧，"谢兰英道，"我豁出去了。"她端起酒杯，先喝了一小口，龇牙咧嘴地说，"真辣，"然后一仰头，就把杯中酒喝干了。她将杯子倒过来，扣在桌子上，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什么你的任务完成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大盛用公筷将一只火红色的大虾夹到谢兰英面前的碟子里，说，"吃点东西，继续战斗！大家也吃啊！"
三杯酒过后，谢兰英晃晃荡荡地站起来，说："我可是一点也不喝了！"
孙大盛拉着她的胳膊说："你到哪里去？"
"我不喝了，真的不喝了"谢兰英说。
"不喝也得坐在这里！"孙大盛说。
"好好，我坐着。"
董良庆端着一杯酒，转到孙大盛身边，说："孙部长，我敬您一杯！"
孙大盛说："酒桌上只有同学，没有部长，也没有局长，谁破了这个规矩就罚谁三杯！"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董良庆说。
"先罚！"孙大盛说。
"孙部长"
"又来了！"
"好吧，"董良庆说，"我认罚！"
董良庆连喝了三杯，然后又倒满一杯，说："老同学，我敬您一杯！"
大家轮流向孙大盛敬酒。轮到"小茅房"时，他自己先喝了三杯，说："我先罚了，孙部长，老同学敬您一杯！"
"这不行，"孙大盛说，"故意犯规，加罚三杯！"
"三杯就三杯！""小茅房"雄壮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还在乎这三杯酒乎？"
"神经病！"谢兰英低声说。
"心疼啦？"孙大盛说。
"谁管他呀！"谢兰英红涨着脸说。
"小茅房"连干三杯，说："二三得六，三三见九，孙部长，现在可以敬您一杯了吧？"
孙大盛与"小茅房"碰了杯，说，"数学学得不错嘛！"
"我当了十年书店会计，当了八年副经理，还兼着会计！""小茅房"似乎有点伤感地说。
"还好意思说，"谢兰英道，"你混出了个什么样子？"
"肖兄情场得意，官场自然失意了，"张发展说，"不过也算不上失意，兄弟我不也副了许多年了吗？如果谢兰英是我的老婆，让我去挖大粪我也心甘情愿！"
"你们别拿我开心！"谢兰英红着脸说。
"呵嗬，谢兰英生气了！"董良庆说，"你生气的样子好看极了！"
"不许你们欺负谢兰英！"孙大盛说着，端起酒杯，说，"谢兰英，来，老同学敬你一杯。"
"我已经喝了三杯了，再喝就醉了。"
"知道自己喝了三杯就说明还没醉，再说了，喝醉了又怎么样呢？人生难得一次醉吗！"
"对，人生难得一次醉，""小茅房"说，"孙部长让你喝，你只管喝就是！"
"我真地豁出来了！"谢兰英端起酒杯就干了。
"好，到底显出庐山真面貌来了，"孙大盛说，"怪不得人说酒场上有三个不可轻视，红脸蛋的吃药片的梳小辫的。"
"还梳小辫呢，"谢兰英拍着脑袋说，"老白头啦！"
"你还算是风韵犹存吧，"桑子澜说，"我们可是真的老了！"
"我也老了，"谢兰英说，"男过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
"你是嫩豆腐，我们是豆腐渣。"张发展说。
"都是豆腐渣！""小茅房"硬着舌头说。
"你小子吃嫩豆腐吃撑了！"董良庆说。
"你们都拿我开心！"谢兰英说。
"怎么会呢？"孙大盛端起酒杯碰了一下谢兰英的酒杯，说，"干！"
"还干？"
"干！""小茅房"说，"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干！"
"谁都可以发牢骚，就是你小茅房不能发牢骚！"孙大盛说。
"为什么？""小茅房"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发牢骚？"
"你小子把我们的校花拔了！"孙大盛说，"大家想想谢兰英在校宣传队里那会儿唱就唱，跳就跳，还能倒立着行走那时候，全县的人民都知道一中有一个女孩子能倒立着在舞台上转十八圈！"
在我脑海里，出现了二十多年前的谢兰英在舞台上倒立行走的情景。她扎着两根小辫子，辫梢用红头绳扎着，双手撑地，双脚朝天，露着小肚皮，在舞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舞台下一片掌声
"老了"谢兰英眼睛闪着光说。
"你不老"孙大盛眼睛闪着光说，"怎么样，给老同学们表演一个？"
"你要让我出洋相？"谢兰英说。
"来一个，来一个！"大家齐声附和着。
"不行了，老了，你们看看我胖成了什么样子？成了啤酒桶了"
"来一个"孙大盛直盯着谢兰英，执拗地说。
"不行了再说，我也喝多了"
"大家鼓掌吧！"孙大盛说。
"真的不行"
大家鼓掌。
"给我们个面子嘛！"孙大盛说。
"你们这些人呐"
"让你来你就来嘛！""小茅房"说。
"你怎么不来？！"谢兰英说。
"我能来早就来了，""小茅房"说，"孙部长难得跟我们一聚，二十多年了，才有这一次。"
"真不行了"
"你真是狗头上不了金盘托！""小茅房"说。
"说得轻巧，你来试试！"
"我能试早就试了。"
谢兰英站起来，说："你们非要耍我的猴！"
"谁敢？"孙大盛说。
谢兰英走到那个小舞台上，抻抻胳膊，提提裙子，说："多少年没练了"
"我揭发，""小茅房"说，"她每天都在床上拿大顶！"
"放屁！"谢兰英骂着，拉开了架势，双臂高高地举起来，身体往前一扑，一条腿抡起来，接着落了地。"真不行了。"但是没有停止，她咬着下唇，鼓足了劲头，双臂往地下一扑，沉重的双腿终于举了起来。她腿上的裙子就像剥开的香蕉皮一样翻下去，遮住了上身，露出了两条丰满的大腿和鲜红的短裤。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谢兰英马上就觉悟了，她慌忙站起，双手捂着脸，歪歪斜斜地跑出了房间。
大家安静了片刻，孙大盛端起酒杯，对"小茅房"说："老同学，我敬你一杯，希望你能好好爱护谢兰英"
"孙部长，""小茅房"眼睛里闪着泪花说，"谢兰英跟了我，真是委屈了她。我这人能力差，进步慢，虽然一门心思想为党多做些工作，但总是有劲使不上"
"还是毛主席那几句老话，"孙大盛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摘自《中华文学选刊》2001年第2期）
儿子的敌人
一
黎明时分,震耳欲聋的连串巨响把正在恶梦中挣扎的孙寡妇惊醒了。她折身坐起来,心里在嘭嘭乱跳,头上冷汗涔涔。窗外,爆炸的强光像闪电抖动,气浪震荡窗纸,发出嗦嗦的声响。她披衣下床,穿上蒲草鞋,走到院子里。没有风,但寒气凛冽,直沁骨髓。她抬头看天时,有一些细小冰凉的东西落在了脸上。下雪了,她想,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儿子平安吧。
攻打县城的战役在村子西南二十里外进行,大炮的阵地设在村子东北十五里的河滩柳树林里。炮弹出膛的红光与炮弹爆炸的蓝光在东北和西南方向遥相呼应,尖利的呼哨把它们联结在一起。三天前,民兵队长带着人来把院门和房门借走了,说是绑担架要用。他们噼哩喀啦地卸门板时,她的心情很平静,脸上没有难看的表情,但民兵队长却说:大婶,您是烈属,又是军属,卸您家的门板,我知道您不高兴,但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村要出五十副担架呢。她想表白一下说自己没有不高兴,但话到唇边又压了下去。此刻,在抖动不止的强光映照下,被卸了门板的门口,就像没了牙的大嘴,断断续续地在她的眼前黑洞洞地张开。她感到浑身发冷,残缺不全的牙齿在口腔里各尽所能地碰撞着。她将左手掖在衣襟下,用右手的肥大袖筒罩着嘴巴,在院子里急急忙忙地转着圈子,脚下的草鞋擦着地面,发出踢踢踏踏的声音。每一声爆炸过后,她都感到心头剧痛,并不由自主地发出长长的呻吟。从敞开的大门洞里,她看到炮火照亮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十几只黄鼠狼拖着火炬般的肥大尾巴在街上蹦蹦跳跳,宛如梦中景物。邻居家那个刚刚满月的孩子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哭嚎,但马上就没了声息,她知道是孩子的母亲用乳房堵住了孩子的嘴。
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孙大林前年冬天死在打麻湾的战斗中。那次战斗也是黎明前发起的,先是从东南方向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荡得房子摇晃,窗纸破裂,然后就是爆豆般的枪声。当时她与现在一样,也是把左手掖在衣襟下,用右手的袖筒罩着嘴,在院子里一边呻吟一边急急忙忙地转圈子,好像一头在磨道里被鞭子赶着的老驴。她的小儿子小林披着棉被、赤着双腿从屋子里跳出来,眺望着东南方被火光映红了的天空,兴奋地嚷叫着:打起来了吗?打起来了,好极了,终于打起来了!她用长长的像哭泣一样的腔调说: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啊,打起来有什么好?你哥在里边呐!小林今年十九岁,是个号兵,此刻他正在攻城的队伍里。从大儿子当了兵那年开始,只要听到枪炮声她就心痛、呻吟、打嗝不止,只有跪在观音菩萨的瓷像前高声念佛,这些症状才能暂时地得到控制。
她进了屋子,点着豆油灯盏,找出一束珍藏的线香,引燃三柱,插进香炉里。如豆的灯火颤抖不止,房梁上的灰挂飘飘摇摇地落下来,三缕青烟变幻多端,屋子里扩散开浓郁的香气。她跪在菩萨瓷像前的蒲团上,看到蓝色的闪光中,低眉顺目的菩萨脸庞宛若一枚绿色的光滑贝壳。她仿佛听到菩萨在轻轻地叹息。她闭着眼睛,大声地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她的嗓音颤抖,尾声拖得很长,听起来像哭诉。念着佛号,她渐渐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炮声不再进入她的耳朵,打嗝也止住了。但此时她的脑海里出现了大儿子血肉模糊的脸。她极力想忘掉这张其实并没有看见过的脸,但它却像浮力强大的漂木一样,固执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麻湾战斗结束后,在村长的陪同下,她与小林一起赶到了东南方向的一个村子里,一位用绷带吊着胳膊的军人,将她带到了一片新坟前。受伤的军人指指一座新坟前的写着黑字的白木牌子,说:就是这里了。她感到脑子里突然变得迷糊起来,木木地想着:大林怎么会埋在这里呢?心里想着,嘴里就说了出来:大林怎么会埋在这里呢?受伤的军人用那只好手握着她的手说:大娘,您的儿子非常勇敢,他用炸药炸开了敌人的围墙,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道路。听了军人的话,她还是有点迷糊,茫然地问着:你说大林死了?军人沉重地点了点头。她感到好像有人在身后猛推了自己一把,糊糊涂涂地就趴在了眼前的新坟上。她并没感到有多么难过,只是喉咙里甜甜咸咸的,像喝了一口蜜之后,接着又吞了一口盐。她甚至还亲切地嗅到了新鲜黄土的醉人的气味。只是当村长和受伤的军人将她从新坟上拉起来时,她才嘤嘤地、像个小姑娘似的哭起来……大林的脸像鱼儿似的沉了下去,小林的面孔紧接着浮现出来。这孩子有张生动的娃娃脸,面皮白净,口唇鲜红,双目晶亮,两道弯眉就像用炭画上去的。大林死了,小林成了独子。她原以为独子可以不当兵,但村长杜大爷让他去当。她跪在了村长面前,说:他大爷,开开恩吧,给我们老孙家留个种吧。村长说:孙马氏,你这话是怎么说的?现如今谁家还有两个三个的儿子预备着?我家也只剩下一个儿子,不是也当兵去了吗?她还想说什么,但小林把她拉起来,说:娘,行了,当就当吧,人家能去,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去?村长说:还是年轻人思想开通……
三天前小林回来过一次,说是连长知道他是本地人,特批给他一天假。她看到当兵不满一年的小儿子窜出了半个头,嘴唇上那些茸毛胡子变黑了也变粗了,但还是那样一张笑盈盈的脸,生动活泼,像个没心没肺的大孩子。她的心中充满了欣喜,目光就像焊在了儿子脸上似的,弄得他不好意思起来,说,娘你别这样看我好不好?她的眼泪哗哗地就流了出来。他说:你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她抬起手背擦着眼,笑了,说:我是高兴呢,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儿子说:下午就走,连长给了一天假。她的眼泪又冒了出来,儿子不耐烦地说:娘,你怎么又哭了?她问儿子在队伍上能不能吃饱,儿子说:娘,你好糊涂,难道你没听说过:旱不死的大葱,饿不死的大兵!她问儿子吃得好不好,他说:有时吃得好,有时吃得不好,但总起来说比在家里吃得好,你没发现我胖了,高了?她伸手想去摸摸儿子的头顶,但儿子像一匹欺生的儿马蛋子一样往后退了一步。接着她问儿子,当官的打不打人,儿子说:不打人,有时候骂人,但不打人。她还有许多问题想问,儿子却问了小桃。她说小桃挺好的。他说娘我去看看小桃,然后撒腿就跑了。
小桃是宋铁匠家的老闺女,黑黑的面皮,乍一看不怎么的,但这闺女耐看,越看越俊。小桃跟小林从小就要好,还扎着小抓鬏时,大人们问她:小桃小桃,长大了给谁当媳妇?她说:小林!儿子进了家门说了没有三句话就急着去看小桃,多少让她有点心酸,但她的心很快就被幸福充满了。人哪,谁没从年轻时过过呀?亲爹亲娘,那是另外一种亲法,与姑娘小伙子的亲不是一回事。她看到儿子斜背着一把黄铜色的军号,号把子上拴着一条红绸子,很是鲜艳。儿子穿着一套灰色的棉衣,腰里扎着一根棕色的牛皮带,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如果单从后边看,倒像个大人物了。她将埋在杏树下的一小罐白面刨出来,去邻居家借了三个鸡蛋、一小碗油,从园子里掘了一把冻得硬梆梆的葱,就忙碌着给儿子做葱花鸡蛋油饼。半下午时儿子才回来。他的脸上蒙上了一层尘土,但眼睛却像火炭一样闪闪发光。她没有多问,就赶紧把热了好多遍的油饼从锅里端出来,催着儿子吃。儿子有些歉意,对着她笑了笑,然后就狼吞虎咽起来。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不时地把盛水的碗往他面前推推,提醒他喝水,以免噎着。转眼间儿子就把两张像荷叶那般大的油饼吃了下去,然后端起水碗,仰起头来喝水。她听到水从儿子的咽喉里往下流淌,咕嘟咕嘟地响着,就像小牛喝水时发出的声音。儿子喝完了水,用手背擦擦嘴巴,说实在对不起,娘,连长让我回家帮您干点活,可是我忘了。她说没有什么活要你干。他说娘我该走了,等打完了县城我就回来看你。他突然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忙说,娘,这是军事秘密,您千万别对人说,我连小桃都没告诉。她忧心忡忡地说:怎么又要打仗?话未说完,眼泪就流了出来。他说娘您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我们连长说过,越怕死越死,越不怕死越死不了。上了战场,子弹专找怕死鬼!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用衣袖擦眼泪。儿子吭吭吃吃地说,本来想给您买顶帽子,但我的津贴让老洪借去买烟了,等打完了仗,他说,我一定攒钱给您买顶帽子,我看到房东家一个老太太戴着一顶呢绒帽子,暖和极了。她只是擦眼泪,说不出话来。儿子说,我走了,我跟小桃说好了,让她常过来看看,娘,您觉着她怎么样?让她给您做儿媳妇行不行?她点点头,说,是个好孩子。儿子说,娘,我走了,我还要赶三十里路呢!她急忙把锅里剩下的两张饼用包袱包起来,想让儿子带走,但等她把饼包好时,儿子已经走到了大街上。她拐着小脚跑出去,喊叫着:小林,带上饼!儿子回过头来,一边倒退行走着,一边大声地喊着:娘,您留着自己吃吧!娘,回去吧!娘,放心吧!她看到儿子把手高高地举起来,对着她挥动。她也举起了手,对着儿子挥动着。她看到儿子转回了头,好像要逃避什么,飞快地跑起来。她追了几步,便站住了。她的心痛得好像让牛用角猛顶了一下,连喘气都感到困难了。
黎明前那阵黑暗过去了,她在院子里,转着圈子打嗝、呻吟。往常里只要跪在菩萨像前就可以心安神宁,但今天她无论如何也跪不住了,只好跑到院子里转圈。大炮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从西南方向,传来了一阵阵刮风般的枪声,枪声里似乎还夹杂着人的呐喊,而军号的声音似乎漂浮在枪声和人声之上。她知道,只要有号声,就说明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小雪还在飘飘地下落,地上积了薄薄的一层,她的草鞋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大圈凌乱的痕迹。她嗅到尖利的东北风送来了浓浓的硝烟气味,这气味让她想起了儿子走后自己去柳树林子里找他的情景。她听村子里那些来征集门板的民兵说,村子东北方向的柳树林子里有部队。她将儿子吃剩下的葱花鸡蛋油饼揣在怀里,走了半上午,找到了那里。她看到灰蒙蒙的柳树林子里,有几十门大炮高高地伸着脖子,一群小兵蚂蚁般地忙碌着。没等走到柳林边上哨兵就把她挡住了。她说想见见儿子。哨兵问她儿子是谁?她说儿子叫孙小林。哨兵说我们这里没有个孙小林。她说让我过去看看,我儿子在哪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哨兵不让她过去,她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呢?要是你的娘来看你,你也不放她过去吗?哨兵让她问得一时语塞,这时一个帽子上插满柳枝的黑大汉走过来,问:大娘您有什么事?她说找儿子,找孙小林,她说我儿子是个吹号的,个子高高的,脸很白。黑大汉说,大娘,我们团里没有叫这个名的,我是团长,不会骗您,您的儿子,很可能在围城的步兵部队里。如果您想找,就到那里去找吧,不过,团长说,您最好别去,大战当前,部队忙得很,您去了也不一定能见到他。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团长说:大娘,放心吧,我们现在有了大炮,跟打麻湾时不一样了。那时候攻城,步兵死得多,有了大炮之后,步兵发起冲锋前,我们的大炮先把敌人打懵了,步兵冲上去抓俘虏就行了。团长的话让她感到欣慰,也很感激,她将手里的包袱递给团长,说:团长,我听你的,不去给小林添麻烦了,这是他没吃完的饼,您要不嫌弃,就拿回去吃了吧。团长说:大娘,您的一片心意我领了,但这饼您还是拿回去自己吃吧。她说:您还是嫌脏。团长慌忙说:大娘,您千万别误会,我们有军粮,怎么好意思吃您的口粮?她怔怔地盯着团长的脸,团长接过包袱,说:大娘,好吧,我拿回去,谢谢您老人家。
西南方向响了一阵枪,但很快就沉寂了。她又跪在菩萨面前,磕头,念佛,祷告。她相信那个炮兵团长的话,心里确凿地认为,儿子的队伍已经攻进了城市,战斗已经结束了。但大炮又一次响起来,她跑到院子里,看到许多炮弹在空中就像黑老鸹一样来来回回地飞翔着。有一颗炮弹落在了村子中央,发出一声惊人的巨响,她的耳朵就像进了水一样嗡嗡着,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听到声音。她看到一根灰色的烟柱从村子里升起来,一直升到了比树梢还要高的地方,才慢慢地飘散。她听到村子里响起了女人的哭声,男人的叫喊声,还有杂沓的脚步声,好像有许多人在大街上奔跑。她嗅到早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比大年夜里村子里所有人家一起放鞭炮时的气味还要浓。就在大炮轰鸣的间隙里,枪声、呐喊声、军号声,又像潮水一样,从西南方向漫过来。听到军号声,她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她回到屋子里,给菩萨上香,然后磕头、念佛、祷告。就这样她在院子和屋子里出出进进,不渴也不饿,脑子里乱哄哄的,耳朵里更乱,好像装进去了一窝蜜蜂。
中午时分,又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过,但这一次她没有听到军号声。她感到裤子里一阵发热,过了一会儿她明白自己尿了裤子。一群黑色的乌鸦从她的头顶上怪叫着飞了过去,一个不祥的念头占据了她的心灵。她手扶着门框子,浑身打着哆嗦。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了,军号不响,就说明儿子已经死了。她晃晃荡荡地出了家门,走到胡同里。她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了,但她知道自己正在向前走。她走到大街上,看到一匹黑马从西边飞奔过来。马上骑着一个人,身体前倾着,黑色的脸就像一块生硬的铁,闪烁着刺目的蓝光。黑马像一股旋风从她的面前冲了过去。她的心里有些迷惑,迷茫地盯了一会马蹄腾起来的黄尘,然后继续往前走。街上出现了一些穿灰色军衣的兵,她知道他们是和儿子一伙的。他们的脸都紧绷着,一个个脚步风快,谁也顾不上跟她说话。她还看到从那间临街的碾屋里,拉出了几十根电线,有很多人在里边大声地喊叫着,好像吵架一样。一个穿着黑色棉袄、腰里扎着一根白布带子的男人弓着腰迎面过来。她感到这个人似曾相识,但一时又记不起他是谁。那人拦在她的面前,大声问:你到哪里去?这人的声音也很耳熟,但她同样记不起这是谁的声音。那人又问:您要去哪?她哭着说:我去看看儿子,军号不响了,我儿子死了……那人伸手拉住她的袖子,往路边的屋子里拖着她。她努力地挣扎着,说:放我走,我去看看小林,大林死时我就没看到他,这次说什么也要看看小林……她放声大哭起来,我的儿子,我的小林,我的可怜的小林……在她的哭声里,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松开了拉住她的衣袖的手,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一些闪烁不止的光芒,似乎是泪水。她摆脱了男人,对着西南方向跑去。她感到自己在奔跑,用最快的速度。没等她跑出村子,络绎不绝的的担架队就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看到第一副担架上抬着一个脑袋上缠满白布的伤兵,他静静地仰面躺着,身体随着担架的起伏而微微抖动。她感到心中一震,脑子里一片白光闪烁。小林,我的儿子……她大声哀号着扑到担架前,抓住了伤兵的手。在她的冲击下,前头那个抬担架的小伙子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担架上的伤兵顺下去,庞大的、缠着白布的脑袋顶在了前头那个小伙子背上。这时,一个腰扎皮带、斜背挎包、乌黑的头发从军帽里漏出来的女卫生员,从后边匆匆跑上来,大声批评着:怎么搞的?当她弄明白担架夫跪倒的原因后,就转过来拉着她的胳膊说:大娘,赶快闪开,时间就是生命,您懂不懂?
她继续哀号着:我的儿啊,你死了娘可怎么活啊……但她的哭声很快停止了,她看到伤兵的手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而自己的儿子手上没有疤。卫生员拉着她的胳膊把她从担架上拖开,然后对着担架队挥一下手,说:赶快走!
她站在路边,看着一副副担架小跑着从面前滑过去,担架上的伤兵有的呻吟,有的哭叫,也有的一声不吭,好像失去了生命。她看到一个年轻的伤兵不断地将身体从担架上折起来,嘴里大声喊叫着:娘啊,我的腿呢?我的腿呢?她看到伤兵的一条腿没有了,黑色的血从断腿的茬子上一股股地窜出来。伤兵的脸白得像纸一样。他的挣扎使前后抬担架的民夫身体晃动,担架悠悠晃晃,就像秋千板儿,前后撞击着民夫的腿弯子和膝盖。
担架队漫长得像一条河,好像永远也过不完,但终于过完了。她铁了心地认为小林就在其中的某副担架上。她哭嚎着,跟着担架队往前跑。一路上跌跌撞撞,不断地跌跤,但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她跌倒后马上就能爬起来,继续追赶上去。
担架队停在了高财主家的打谷场上,场子中央搭起了一个高大的席棚,担架还没落地,就有七八个胸前带着白色遮布的人从席棚里冲出来。放下了担架的民夫们闪到一边,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不管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都张开大口喘粗气。那些医生冲到担架前,弯下腰观看着。她也跟随着冲过去,大声哭喊着儿子的名字。一个戴眼镜的男医生瞪了她一眼,哑着嗓子对那女卫生员说:小唐,把她弄到一边去。卫生员上来,拉住她的胳膊,粗声粗气地说:大娘,行了,如果您想让您的儿子活,就不要在这里添乱了!
卫生员把她拉到一边,按着她的肩头,让她坐在一个半截埋在土里的石磙子上,像哄小孩子似的说:不哭不哭,不许哭了!
她把哭声强压下去,感到悲哀像气体一样,鼓得胸膛疼痛难忍。她停止了哭叫,就听到了伤兵们的呻吟和哭叫。伤兵们一个个地被抬进席棚,她听到一个伤兵在席棚里大叫着:不要锯我的腿,留下我的腿吧……求求你们,留下我的腿吧……
做完了手术的伤兵陆续从席棚里抬出来,放在场院中央,她逐个地观看着,心里满怀着希望,不断地念叨着:小林啊,我的小林……她既想看到儿子,又怕看到儿子。这个下午在她的感觉里,漫长得像一年,又短暂得像一瞬。伤兵一批批送来,几乎摆满了整个的场院。她在伤兵之间走来走去,那个姓唐的女卫生员好几次想把她拉走,都没有成功。黄昏时刻,做完了手术的伤兵大部分抬走了,那些神情疲惫、胸前血迹斑斑的医生和嗓音嘶哑的女卫生兵小唐也随着担架走了。留在场院里的,除了几个看守的民夫,便是死去的士兵。天依然阴沉着,但西边的天脚上出现了一片杏黄的暖色。零星的枪响如同秋后的寒蝉声凄凉悲切,拖着长长的尾巴滑过天际,然后便如丝如缕地消失在黄昏的寂静中。还是没有风,轻薄的雪片在空中结成团簇,宛如毛茸茸的柳絮,降落在死者的脸上。她一遍遍地看着那些死人,从一具尸体前挪到另一具尸体前。为了看得更加真切,她用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拂去他们脸上的雪花。她感到自己手上那些粗糙的老皮,摩擦着那些年轻的面皮,就像摩擦着绸缎。有时候她发现一个与儿子有点相似的面孔,心便猛地撮起来,接着便嘭嘭狂跳。她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但她总怀疑儿子就在死人堆里,是自己粗心大意把儿子漏掉了。后来,村长和几个民兵架着她的胳膊,提着马灯,把她送回了家。一路上她像个撒泼的女孩,身体往下打着坠儿,嘴里大声喊叫着: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坏种,放开我,我要去找我的儿子……村长把嘴巴贴在她的耳朵上说:大婶子,你家小林没受伤,更没牺牲,您就放下这颗心吧。村长吩咐民兵硬把她抬到了炕上,然后大声说:睡觉吧,老婶子,小林没死,这一仗打下来,最不济也得升个连长,你就等着享福吧!
她嗫嚅着:不,你们骗我,骗我,我家小林死了,小林,我的儿,你死了,你哥也死了,娘也要死了……
她还想下炕到场院里去找儿子,但双腿像两根死木头不听指挥,于是她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
二
她刚刚闭上眼睛,就听到胡同里一阵喧哗。一个清脆的声音问讯着:
“这里是孙小林的家吗?”
她大声答应着坐起来。然后她感到腿轻脚快,就像一团云从炕上飘下来,随即就站在了被卸去门板的大门口。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一点重量也没有,地面像水,总想使她升腾起来,只有用力把住门框,才能克服这巨大的浮力。胡同里一片红光,好像不远处燃起了一把冲天大火。她心中充满了惊讶,迷惑了好大一会,才弄明白,原来并没有起火,而是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邻居家的土墙上,一只火红的大公鸡,端正地站在墙头上,伸展脖子,看样子是在努力啼鸣,但奇怪的是一点声音也不发出,公鸡啼鸣的雄姿,就变得像吞了一个难以下咽但又吐不出来的毒虫一样难看。土墙下大约有二指厚的积雪,白得刺目,雪上插着一枝梅,枝上缀着十几朵花,红得宛如鲜血。有一条黑狗从远处慢慢地走过来,身后留下一串梅花状的脚印。黑狗走到梅花前便不走了,坐下,盯着花朵,默然不动,如同一条铁狗。她看到,那个昨天在场院里见过的女卫生兵手里提着一盏放射出黄色光芒的马灯,身上背着一个棕色的牛皮挎包,挎包的带子上栓着一个伤痕累累的搪瓷缸子,还有一条洁白的毛巾。她带领着一副担架从胡同口儿走了过来,清脆的声音就是从她的口里发出来:
“这里是孙小林家吗?”
她说是的,这里是孙小林家。她的心里有很多怀疑,这个女子,昨天晚上还是一副嘶哑的嗓子,她像破锣一样,怎么一夜工夫就变得如此清脆了呢?接着她就听到了墙头上的公鸡发出了撕肝裂胆般的叫声,公鸡也就趾高气扬、充满了英雄气概。随即她还听到了墙根上的狗叫和邻居孩子沙哑的哭声。从听到了公鸡啼叫的那一刻,她感到那股要把自己的身体飘浮起来的力量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沉重无比,仿佛随时都会沉到地下去。刚才只有把住门框才能不漂起来,现在是不把住门框就要沉下去了。随着担架的步步逼近,她的身体越来越沉重,脚下俨然是一个无底的黑洞,身体已经悬空挂起,只要一松手,就会像石头似的一落千丈。她双手把住门框,大声地哭叫着,企望着能有人来援手相救,但卫生员和两个民夫都袖着手站在一旁,对她的喊叫和哀求置若罔闻。她感到手指一阵阵地酸麻,逐渐变得僵硬,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然后她就感到身体飞快地坠落下去,终于落到了底,并且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巨响,身体周围还有大量的泥土飞溅起来。她在坑底仰面朝天躺着,看到一盏昏黄的马灯探下来,在马灯的照耀下,出现了女卫生兵的涂了金粉一样的辉煌的脸。那张脸上的表情慈祥无比,与观音菩萨的脸极其相似,感动得她鼻子发酸,几乎就要像一个小孩子似的放声大哭。随即有一条黄色的绳子伸伸缩缩地顺下来,绳子的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疙瘩,很像毒蛇的头颅。她听到一个声音在上边大喊:
“孙马氏,抓住绳子!”
她顺从地抓住绳子。绳子软得像丝棉一样,抓在手里几乎没有感觉,好像抓着虚无。同时她也感到自己的身体很轻,像一个纸灯笼的壳子,随着绳子,悠悠晃晃地升了上去。
女卫生兵身体笔挺地站在她的面前,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与刚才看到的菩萨面庞判若两人。两个身穿青衣的民夫抬着担架站在她的身后,两张脸皮宛如青色的瓦片。她看到绑成担架的门板,正是自家的门板。门板的边缘上刻着两个字,那是小林当兵前用小刀子刻上的。她不认字,但知道那两个字是“小桃”。门板上放着一个用米黄色的苇席卷成的圆筒,为了防止席筒滚下来,中间还用绳子捆了一道,与门板捆在一起。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她的心头,但这时她的心还算平静,等了一会儿,那个女卫生兵从怀里将一把金黄色的铜号摸出来时,她知道,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女卫生兵将那把黄铜的军号递到她的手里,严肃地说:
“孙大娘,我不得不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儿子孙小林,在攻打县城的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
她感到那把军号就像一块烧红了的热铁,烫得手疼痛难忍,并且还发出了滋滋啦啦的声响。她感到自己的双腿就像火中的蜡烛一样溶化了,然后就不由自主地坐在了地上。她把烫人的铜号紧紧地搂在怀里,就像搂住了吃奶的婴儿。她嗅到了从号筒子里散发出的儿子的独特的气味。女卫生员弯下腰,伸出手,看样子是想把她从地上拉起来。她紧紧地搂着铜号,屁股往后移动着,嘴里还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女卫生员无奈地摇摇头,低声说:
“孙大娘,您节哀吧,我们的心里与您同样难过,但要打仗就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女卫生员对着那两个民夫挥了挥手,他们心领神会地将担架抬起来,小心翼翼地往院子里走去。他们抬着担架从她的面前走过时,她嗅到了儿子身体的气味从席筒里汹涌地洋溢出来。她被儿子的气味包围着,心里产生了一种暖洋洋的感觉。抬担架的两个民夫个子都不高,担架绳子又拴得太长,过门槛时,尽管他们用力将脚尖踮起来,门板还是磨擦着门槛,发出了干涩锐利的声响。民夫将担架抬到院子当中,急不可耐地扔到地上。担架发出一声闷响,心痛得她几乎跌倒。女卫生员恼怒地批评他们:你们怎么敢这样对待烈士?那两个民夫也不说话,蹲到墙根下抽起旱烟来。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他们黑色的棉衣和黑色的脸膛,焕发出一圈死气沉沉的紫色光芒,光芒很短促,像牛身上的绒毛。青色烟雾从他们的嘴巴和鼻孔里喷出来,院子里添了烟草的辛辣气,部分地掩盖了儿子的气味和雪下泥土的腥气。女卫生员站在她的面前,用听起来有几分厌烦的口吻说:
“孙大娘,您的儿子牺牲在冲锋的队列里,他的死是光荣的,你生养了这样的儿子应该感到骄傲。我们还很忙,我们遵照着首长的指示,要把牺牲了的本地籍战士送回各家去,您儿子是我们送的第一个人,还有几十具尸体等着我们去送,所以,我请求您赶快验收,腾出担架,我们好去送别人的儿子回家。”
她尽管心如刀绞,但还没到丧失理智的程度。她觉得女卫生员的说辞通情达理,没有理由不听从。于是她就站了起来,往担架边走去。这时,她听到一个女人的像高歌样的哭声在大街上响起来。哭声进了胡同,越来越近,转眼间就到了大门外。她擦擦眼睛,看到那个用一条白色的手绢捂着嘴巴、跌跌撞撞哭了来的女人是铁匠的女儿宋小桃。小桃身披重孝,腰里扎着一根麻辫子,头上顶着一块折叠成三角形的白布,手里拖着一根新鲜的柳木棍子。按说没过门的媳妇是不应该戴这样的重孝的,但她戴了这样的重孝,可见对小林的感情之深。她心中十分感动,随着小桃大放悲声。
小桃走到担架前,一屁股坐下,双手拍打着
“这怎么可能?我亲眼看着把他卷进席筒的,这怎么可能?他根本没穿这样的衣服,他的连长还亲自把他的大睁着的眼睛合上了,如果你们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他们俩。”她指了指两个抬担架的民夫。民夫们摇着头,不肯定也不否定。女卫生员着急地说:“你们说话呀!?”
民夫摇着头,躲到一边去了。
女卫生员问她:
“那么,大娘,您说吧,这是不是您的儿子?”
她低下头,更仔细地观看着担架上的尸体,并且努力回忆着儿子的面貌,但奇怪的是,她竟然记不起儿子的面貌了。
民兵队长冷冷地说:
“好啊,你们竟然把一个敌人抬了回来!你们把敌人的尸体抬回来了,就说明你们把烈士的遗体抛弃了,很可能你们把烈士的遗体卖了,然后拉一个敌人的身体来冒充!这可不是个小问题!”
女卫生员声嘶力竭地大喊着:
“你胡说!”
民兵队长把大枪往肩上耸了耸,说:“村长,我看这事得赶快往上汇报,出了事我们可担当不起!”
“别急,”村长老练地说,“也许是临时换了套衣服?这种事情打扫战场时是经常发生的,去年我就看到咱们的一个营长,穿了一套这样的衣服在大街上骑马奔跑,头上还戴了一顶大盖帽子。大婶子,你好好认认,这是不是小林?”
她努力回忆着儿子的模样,但脑子里依然一片空白。
“打仗前他不是刚回来过吗?”村长说,“小桃,你年轻眼尖,你说吧,这是不是小林?”他又对民兵们说,“你们也想想,孙小林是不是这个模样?”
小桃迷惑地摇着头,一言不发。
众民兵也摇着头,说:
“平时觉得怪熟,但这会儿还真记不起他的样子了……”
村长说:
“大婶,您说吧,您说是就是,您说不是就不是。”
她把自己的眼睛几乎贴到了士兵青年的脸上,鼻子嗅到一股熟悉的奶腥气。她畏畏缩缩地将死者额上那绺头发拢上去,看到他双眉之间有一个蓝色的洞眼,边缘光滑而规整,简直就像高手匠人用钻子钻出来的。接着她看到他的脖子上蠕动着灰白的虱子。她大着胆子,抓起了他的手,看到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手掌上生着烟色的老茧。她心中默念着:也是个苦孩子啊!于是她的眼泪就如同连串的珠子,滴落在她自己和死者的手上。这时,她听到一个细弱的像蚊子嗡嗡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大娘,我不是您的儿子,但我请您说我就是您的儿子,否则我就要被野狗吃掉了,大娘,求求您了,您对我好,我娘也会对您的儿子好的……”
她感到鼻子一阵酸热,更多的眼泪流了出来。她把脸贴到士兵的脸上,哭着说:
“儿子,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子……”
村长说:
“行了,小唐同志,您可以放心地去了!”
那个姓唐的女卫生员感动地说:
“大娘,谢谢您……”
“这里边有鬼!”民兵队长怒冲冲地说:“孙小林根本就不是这副模样,这分明是个敌人!你们把敌人当烈士安葬,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她看着民兵队长气得发青的脸,说:
“狗剩子,你说小林不是这个样子,那么你给我说说,他是什么样子?”
“对啊,”女卫生员说,“你说他是什么样子?难道母亲认不出儿子,你一个外人反倒能认出?”
民兵队长转身就往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来说:
“这事没完,你们等着吧!”
村长说:
“好了,就这样吧。”
村长大踏步地往外走去,民兵们跟在他的后边一路小跑。
女卫生员招呼了一下那两个民夫,急匆匆地走了。两个民夫跟在她的身后也是一路小跑,好像身后存在着巨大的危险。他们连担架都不要了。但转眼之间女卫生员又折回来,从怀里摸出一个黑色的呢绒帽子,戴到她的头上,说:
“我差点把这个忘了,你儿子的连长说,这是你儿子是给你买的礼物,连长说你儿子是个孝子。”
她感到头上温暖无比,眼泪连串涌出,流到脸上马上就结了冰。
女卫生员抖着嘴唇,好像要说点什么,但没有说。她只是伸出一只手,摸了摸那顶帽子,转身就跑了。
小桃脱下孝衣,夹在腋下,没忘记提着那根柳木棍子,对着她点点头,转身也走了。
院子里只剩下她和躺在担架上的年轻人。她蹲在担架旁边,端详着他的虽然冻僵了但依然生气勃勃的脸,大声说:
“孩子,你真的不是我的小林吗?你不是我的小林,那我的小林哪里去了?”
死者微笑不语。
她叹息一声,将双手伸到他的身下,轻轻地一搬就把这个高大的身体搬了起来,他的身体轻得就像灯草一样。
她将他安放在观音像前,出去拉了一捆柴禾,回来蹲在锅前烧水。她不时地回头去看他的脸。在通红的灶火映照下,死者宛若一个沉睡的婴儿。
她从箱子底下找出一条新的白毛巾,蘸了热水给他擦脸,擦着擦着,小林的面貌就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她将脑海里的小林与眼前的士兵进行了对比,越来越感到他们相似,简直就像一对孪生的兄弟。她的眼泪落在了死者的脸上。她将他身上的绿衣剥下来。衣服褶皱里虱子多得成堆成团。她厌恶地将它们投到灶火里,虱子在火中哔哔叭叭地响。死者赤裸着身子,脸色红晕,好像羞涩。她叹息着,说:在娘的眼里,多大的儿子也是个孩子啊!她用小笤帚将死者身上的虱子扫下来,投到灶火里。死者瘦骨嶙峋的身体又让她的眼泪落下来。她找出了小林穿过的旧衣裳,给他换上。穿上了家常衣裳的死者,脸上的稚气更加浓重,如果不是那两只粗糙的大手,他完全就是个孩子。她想,无论如何也得给这孩子弄副棺材,不能让他这样入土。她把墙根上那个木柜子拖出来,揭开盖子,将箱子里的破衣烂衫揪出来,扔到一边。她嘴里嘟哝着:
“孩子,委屈你了……”
她把他抱到箱子里。箱子太短,他的双腿从箱子的边沿上探出去,好像两根粗大的木桩。她抱住死者的腿,试图使它们弯曲,但它们僵硬如铁,难以曲折。这时,走了的小桃又回来了。她看着小桃哭肿的眼睛,低声哀求着:小桃,好孩子,帮帮大娘吧,把他的腿折进去。小桃噘着嘴,气哄哄地走到墙角,提过来一柄大斧,用手指试试斧刃,脸上显出一丝冷笑,然后她紧了紧腰带,往手心里啐了两口唾沫,抓住斧柄,将斧头高高地举起来。她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托住了小桃的胳膊。两个人正在僵持着,就听到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喊叫:
“孙马氏,你出来!”
三
她听到有人在胡同里大声喊叫着:
“这是孙小林的家吗?”
她急忙从炕上爬起来,下炕时糊糊涂涂地栽到了地上。顾不上头破血流,她腾云驾雾般地到了大门外,看到昨天见到过的那个女卫生员手里提着一盏马灯,身上斜背着一个棕色的牛皮挎包——挎包带子上拴着一个伤痕累累的搪瓷缸子和一条洁白的毛巾——急匆匆地走过来。在女卫生员的身后,两个身穿青衣的民夫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捆着一根粗大的席筒。女卫生员站在她家门口,满面悲凄,低声问讯:
“这里是孙小林的家吗?”
（此文原载于《天涯》1999，5）
蝗虫奇谈
1927年4 月的一天，我爷爷扛着锄头到田里去锄小麦。从头年秋天开始，跨过一个漫长的冬季和一个荒凉的春天，几乎没下一点雨雪。河流干涸，池溏见底，一堆堆蝌蚪干死在臭水坑里。井水落下去一扁担。街道上尘土飞扬。南边胶州岭地人畜饮水发生了困难，早几日已有马车拉着大缸和牛皮口袋来村里拉水。村长马大爷看看村里那口唯一能饮用的井中水日渐下落，便派人手持棍子站在井边护着。任凭那些拉水的胶州人怎么样苦苦哀求，马大爷也不许他们再从井里打水。爷爷扛着锄头走在街上，有人问他：管二，还锄啥呢？麦苗子都能点着火了。爷爷说：闲着心烦，到田里去转转。走进自家的麦田，爷爷感到心灰意懒。他看到那些麦子只有一虎口高，顶上挑着一个苍蝇那么大的穗。完了，爷爷想，大歉收已成，连种子也收不回来了。爷爷对我们说：咱家的麦子还是长得好的呢，甭管大小还算有个穗儿，弄好了兴许还能打上半斗“蚂蚱屎”，大多数人家的麦子连穗子都没秀出来就“鸡窝”了。爷爷站在麦田里，放眼望去，看到三县交界处的宽广土地一片荒凉景象。往年这时候，应该是麦浪翻滚、禾苗葱绿；可今年此时，只有那些极其耐旱的茅草和小蕲顽强地挑着一点绿。干旱使土地返了碱，沟畔和荒地里一片银白，好像落了一层霜。爷爷坐在黑土地上，装上了一袋旱烟。苦辣的烟雾呛出了他的眼泪。爷爷的心里比那旱烟还要辛辣。擦擦眼泪，看到眼前那几棵垂死挣扎的野草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蚜虫。几只火红色的大蚂蚁扛着蚜虫跑来跑去。爷爷挖了一把黑土，用手攥着。他感到黑土又硬又烫，好像从热砖窑里抓出来的。田野里热浪滚滚，阳光毒辣，令人不敢仰视。高远的天空万里无云，只有在遥远的地尽头，好像有一些似烟似雾的东西在袅袅上升。一声乌鸦叫，声如裂帛。天越旱鸟越少。前几天还有成群的麻雀跟着胶州拉水的马车低飞，这几天也不见了踪影。村子里那眼水井壁上，每天都撞死若干鸟儿，有麻雀，有燕子。为了保持井水的卫生，不得不用一个木轮车的花轱辘盖住了井口。现在麻雀没了，燕子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些黑乌鸦和人作伴。干渴已极的乌鸦经常跟人从桶里抢水喝，但抢到水喝的机会并不多。它们晕头转向地瞎飞着，有的飞着飞着就死了，像石头一样掉在地上。远处响起了枪炮声，不知是谁的军队跟另一个谁的军队打仗。天灾加人祸，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也就没有心思去管打仗的事。就在这一天，爷爷亲眼看到了大批蝗虫出土的奇景。这种奇景，所有的书上都没有记载。因为是我爷爷亲口所说，所以我深信不疑。
爷爷在他的有生之年起码给我们晚辈讲述过一百遍关于蝗虫出土的情景。
他攥着一把滚热的黑土，坐在麦田里抽烟，不经意地一低头，忽然看到脚前有一片干结的地皮在缓缓升起。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急忙搓眼定睛，那片地皮还是在缓缓上升。紧接着，那片地皮像焦酥的瓦片一样裂开，一团暗红色的东西长出来，形状好像一团牛粪。爷爷心中好纳闷。他是他农业知识相当丰富的人，也不知道地里冒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他蹲起来，仔细观察，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那团暗红色的牛粪似的东西竟然是千万只蚂蚁似的小蚂蚱。这些东西虽小，但一切俱全，腿是腿眼是眼，极其袖珍。三步之外看，是一团牛粪在阳光下闪烁怪异光芒，近前一看，只见万头躜动，分不清个儿。爷爷胆战心惊地看着那团蚂蚱慢慢膨胀，好像昙花开放。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发现奇迹的兴奋促使他转动头颈想找一个人交流惊叹，但田畴空阔，渺无人迹。地平线犹如一条银蛇在翻腾起舞，阳光炙热如火，高空鸟鸣惊心，军队在远处开枪放炮，没有人来关心蚂蚱出土的事。但我的爷爷还是跳起来，大叫一声：蚂蚱！蚂蚱出土了！
爷爷一声未了，就听到眼前那团膨胀成菜花形状的小蚂蚱啪地一声闷响，向四面八方飞溅。它们好像在一分钟之内就学会了跳跃。顷刻之间，爷爷的头上脸上褂上裤上都沾满了蚂蚱。它们有的跳，有的爬，有的在跳中爬，有的在爬中跳。爷爷脸上发痒，抬手摸脸，脸上顿时黏腻腻的。初生的蚂蚱很是娇嫩，触之即破。爷爷手上和脸上都是它们的尸体。爷爷闻到了一股陌生的腥臭气。他拖着锄头，仓惶逃出麦田。他看到，在麦垄间东一簇、西一簇，都是如牛粪、如蘑菇的暗红蚂蚱团体从干结的地皮下凸起来。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它们就爆炸。在四周的嘭嘭爆炸声里，低矮的麦秆上、黑瘦的野草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蠕动的小蚂蚱。有一只小蚂蚱停留在爷爷的指甲盖上，好像故意让他欣赏似的。爷爷仔细地观察着它，发现这个暗红色的小精灵生长得实在是精巧无比。它那么小巧，那么玲珑，那么复杂。做出这样的东西只有老天爷！爷爷浑身刺痒起来，起初他还摸肩擦背，后来便乱蹦乱跳。他的心中，又是烦躁又是恐怖，仿佛身临绝境。尽管远近无人，但他还是又一次大声喊叫：
出土了！出土了！神蚂蚱出土了！
在他的眼前，又有一个马蹄那么大的蚂蚱团在膨胀，随时都会爆炸。他挥起锄头，对准那团蚂蚱砸下去。只听到啪唧一声响，像稀牛屎一样溅出去。锄刃也从锄钩上脱下来。低头捡锄刃时，他又一次嗅到了那股陌生的腥气。他被那腥气熏得迷迷糊糊，一手捏着锄刃，一手拖着锄杠，六神无主地往村里走去。他目光迷茫，丢魂落魄，嘴里念叨着：毁了，这下毁利索了，神蚂蚱出土了……
爷爷带回村的消息令村里人更加惶惶不安。那时我们的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当下就有人跑到田野里去看究竟。我父亲对我们说他也跟去看了，那一年他才五岁，刚刚有了记忆力。他们没看到蚂蚱出土的奇观。他们只看到在耀眼的阳光下，被干旱折磨得死气沉沉的田野突然活了。所有没死的植物上都有蚂蚱在跳跃，一阵阵细小但是极其密集的悉簌声在茫茫大地滚动。观看的人都感到浑身发痒，眼花缭乱，说不清哪里不舒服。
从田野里观蝗归来，父亲看到他母亲也就是我们的奶奶在堂屋里摆起了香案。两根蜡烛三柱香，烛火跳跃，香烟缭绕，鬼气横生。奶奶跪在香案前，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磕头不止。奶奶说蚂蚱就是皇虫，是玉皇大帝养的虫。造字的人在‘皇’字边上加了个‘虫’字，就成了‘蝗’虫。蝗虫就是皇虫，皇虫就是蚂蚱，翻过来也一样。
几天后，东南风浩浩荡荡，大团的乌云也滚滚而来。空气变得潮湿了，傍晚时村前的池塘里散出恶臭。被褥粘腻，跳蚤肆虐，爷爷难以入睡。他对我们说那年的一切都不正常，人们总感到大祸就要临头。蚂蚱出土以后，田野更是一片白地，连那些硬草棍儿也被啃光了。那些小神虫牙口可真好。爷爷说，前几天村里还有人到叭蜡庙里去烧香磕头，乞求它们能够口下留情，事实证明，这种活动毫无用处，它们根本不领这份情。男人们对女人的迷信活动不管不问，他们知道地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供神虫们吃了，求不求都一样。它们总不能吃土吃人吧？吃光了能吃的，它们就该迁移了。
东南风一起，人们有了希望，但也有了忧虑。希望能下一场透雨，好种上秋苗。令人忧虑的是那些把草梗都啃光了的蝗虫们恋恋不肯离去，就好像等待着啃秋苗似的。
爷爷睡不着，便到院子里踱步。东南风吹着人的胸膛，破窗户纸在他身后啪啪地响着。风里满是腥气，有土腥、水腥，更多的还是那种令人作呕的蚂蚱腥。雨来了，雨真的要来了。尽管有蝗虫在，但被干旱熬苦了的村民们还是兴奋异常。雨越来越近了，天边上已经有了抖动的电光。爷爷知道那不是兵们在打炮，而是雷公在摇晃手中的破扇子。爷爷暗中祷告：希望天老爷能下一场特大暴雨，抽打死那些害人虫，同时也就解了土地的干旱。
那夜果然下了大雨，雨里还夹杂着杏核大的冰雹。村民们都欢欣鼓舞，感谢老天爷，既解了酷旱，又消灭了害人虫。但天亮后到田野里一看，才知道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乐观，雨水和冰雹的确要了一些蝗虫的小命，但更多的蝗虫却在茁壮地成长。它们在雨后的数天里，便把各自的身体扩大到和大粒的花生米相似。它们一个个生龙活虎，腻腻嫩嫩，肉感强烈，令人望之生畏。现在，满眼都是它们蠢蠢欲动的身体。那么多的触须在抖动，那么多的复眼在闪烁，那么多的肚子在抽搐。喝饱了雨水的大地，为苦熬了一冬一春的植物提供极好的生长机会，所有的植物都在萌生新叶，所有的种子都在破土发芽。但是，新长出的一切，都变成了蝗虫们的美餐。它们决不挑食，它们不怕中毒，无论是有怪味的薄荷，还是有剧毒的马钱草，只要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就啃吃干净。它们龇着两瓣紫色的大牙，嘴里喷吐着绿色汁液，让田野里洋溢着腥臭。蝗虫的气味毒化了空气，粉碎了人们的勇气。
雨后的大地依然光秃秃的，生出来的绿叶还不够填蚂蚱爷的牙缝。植物们生了气，去你妈的，我们不往外长了，看你们还怎么吃。有本事你们变成拉拉蛄，钻到地下来吃我们的根。它们说不往外长就不往外长了，蝗虫们也有些焦躁不安了。它们焦躁不安的表现就是由田野往村子里转移。它们爬墙上屋，吃光下树上那些新叶就开始啃树皮。风传丰村头上李大人家的小儿子被蝗虫们啃掉了半个耳朵。这个问题爷爷持否定态度。他说：蝗虫的确很凶，但也没凶到啃人耳朵的程度。
村头的叭蜡庙里和村后的刘猛将军庙里的香火又大盛起来。
据爷爷说，叭腊庙的正神是一匹像小驴似的大蚂蚱，塑得形象古怪，人头蚂蚱身子，令人望之生畏。刘猛将军庙的正神自然是刘猛。我查了资料，得知刘猛是元朝吴川人。曾授指挥职，带兵剿灭江淮盗贼，乘舟凯旋，正值蝗虫成灾，民不聊生。刘猛率队灭蝗，但越灭越多，气得他投江自杀。有司奏于朝，授刘猛将军之职，列入神位，专门负责为民驱蝗。但我感到这里边有矛盾：既然蝗虫是玉皇大帝养的家虫，那刘猛灭虫不是要遭天谴吗？怎么还给他加官晋爵呢？这事说不清楚，我们不去管他，我们还是说蝗虫的事。老百姓对付蝗虫，就像朝廷对付老百姓一样，有收买有镇压，软一手，硬一手。有时单用一手，有时软硬兼施。
我们村对付蝗虫的手段是抚慰。先是在叭蜡庙里烧香磕头，供献香草，看看无效，又到各家凑了点钱，在村中搭起戏台，请来一个草台班子，为蝗虫们献上了三台大戏。说是为蝗虫献戏，其实还是演给人看。我父亲是那三台大戏的最热心的观众。几十年后他还对当日情景记忆犹新。他说那三台大戏是：《陈州放粮》、《捉放曹》、《武家坡》。父亲对我们说当年演戏的盛况，四乡的百姓都来看戏，台下人山人海。儿童的印象总是放大的。我不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下，荒凉的高密东北乡能集合起“人山人海”，在我的想象中，六十年前的那场为了蝗虫们的演出大概是如下的情景：在空旷的原野里，搭起一个低矮的土台子，台上活动着几个涂脂抹粉的人物，台下坐着或是站着几个无聊的闲人，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那个头上扎着抓鬏就是我的父亲。在演出的过程中，那些蝗虫就蹦到舞台上，蹦到演员们的脸上，有的还蹦到演员们的嘴里，让他们无法开口唱戏。
也许是百姓的真诚感动了蝗虫，也许是刘猛将军的钢鞭发挥了威力——最可靠的解释是蝗虫们同心协力地把我们高密东北乡吃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它们终于开始迁移了。这又是一个奇观。看到这个奇观的就不止我爷爷一个人了。十几个村中的老人，包括我的父亲，都给我讲述过蝗虫过河的情景。
我们村子后边是一条胶河，村子前边有一条顺溪河，蝗虫们要迁移，必须越过这两条河流。大雨过后，河里又有了半人深的水。蝗虫们当时都有三厘米左右长，脑袋硕大，背上背着两个‘小包袱’（发育中的翅膀），正处在既笨又丑的跳蝻阶段。让我们听听它们是怎样越过河流。
据说，那天，村里人都站在河堤上，观看蝗虫过河。人们先是听到田野里响起了低沉的嘈杂声，然后便看到田野里抽搐起来。光秃秃的土地上翻滚着蝗虫的浊浪。蝗虫结成浪，一浪接一浪，涌到河边来。小孩子们生怕大人看不到似地大叫着：来了来了，蚂蚱神来了！这时，河里是滚滚的流水，蓝色水；河外是蝗虫的浪涌，红色浪。大人们面色如土，痴呆呆地看着那蝗虫的长浪追逐着涌上河堤。飒萨洒撒，沙煞嗄唼……一批接着一批，一列跟着一列，几千几万匹压着几千几万匹，层层叠叠，层出不穷。爷爷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蝗虫吃土，吃掉一条河堤也不算难事。
目睹了蝗虫过河情景的老人们补充说：蝗虫们互相搂抱着，数不清的嘴巴里往外喷吐着墨绿色的汁液，濡染着数不清的蝗虫兄弟。数不清的蝗虫肢体相互磨擦着，发出惊心动魄的巨响。在河堤上看热闹的人都吓破了胆，想逃跑，但是腿脚酥软，挪不动脚步。
话说那蝗虫的长龙在河堤上停顿了一会，好像整顿队伍一样。龙体眼见着就收缩，变得坚硬、紧密，像一根根粗大松木，轰隆隆地响着，滚到河里去了。河中顿时水花四溅，河面上远远近近都响起了水面被龙砸破的声音。时当1927年5 月18日，中华民国战火连天，弹痕遍地；官僚趁火打劫，贪赃舞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土匪风起云涌，兵连祸结，疫病流行；老百姓在水深火热里挣扎。
蝗虫们在河水中翻滚着，犹如一条条长龙。原本如蓝缎子似的河水此时变得千疮百孔。满河色彩，浊浪腾起，一片欢腾。
它们在众人的密切注视下靠近对岸，然后突然迸裂，分散成千千万万的个体，顿时改变了对岸河堤的颜色。
最终，它们消失在对岸的茫茫原野里。众人长吁一口气，心中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同时又感到怅然若失。
当天下午，爷爷便到地里去播种。
半个月后，青翠的小苗子给大地披上了一层轻薄的绿装。接下来的日子里，天遂人愿，风调雨顺。到了古历的七月份，高密东北乡的广袤大地变成了绿色的海洋。虽然麦季颗粒无收，但只要不出意外，再过两个月，丰收的秋季足可以解决百姓一年的嚼谷。
谁也不敢乐观，春天时神逝在胶河对岸的蝗虫们留下的巨大阴影，始终笼罩在高密东北乡上空。对蝗虫的恐怖像石头一样压着百姓的心，当然也压迫着我爷爷的心。
在劫难逃。
蝗虫们卷土重来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初九。那天阳光很好，天空很蓝，鸟儿很多。满坡的高粱都晒红了米。秋风吹拂，高粱前呼后拥，宛如大海的波浪。爷爷用木轮车往田里运粪，他一手扶住车把，另一手提着长鞭，便不时地抽一下在前头拉车的黑毛驴。推车送粪不用赶牲口的，这是爷爷的绝活，村子里只有他一个能，别人不能。爷爷推了几车粪，天已近正午。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拉车的黑驴也横冲直闯，不听招呼，好像被什么猛兽惊吓了似的。木轮车在驴子的斜拉下歪倒了。倒了车子，对爷爷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他扔开车把，挥起鞭子，正要教训毛驴，忽然看到从西北方向的天空飘来了一片暗红色的厚云。爷爷心中一惊，手中的鞭杆落在地上。转瞬之间，那片红云便飞到了村子上空，又迅速地移到了田野上空。爷爷听到那团红云里发出了卡卡嚓嚓的巨响，好似甲胄磨擦之声。那团红云转了一会，好像进行地面侦察似的，然后，便猛然炸开，一天黄雨，万千金星，箭矢般落了地。眼前的一切，红色的高粱、金黄的谷穗、绿色的树木，都变成了刺目的红褐色。毛驴将硕大的头颅钻到车子下边，屁眼里呲呲地往外窜着稀屎。田野里有十几个农人惊慌失措地奔跑着，一边跑一边恐怖地喊叫着：回来了……蚂蚱神回来了……
爷爷僵立着，像一棵枯死多年的树木。两行热泪从他的脸上淌下来。
第一批是先头部队，随着它们的降落，大批的蝗虫源源不断地飞来。天空中翻滚着一团团毛茸茸的云，无数的翅膀扇动，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巨响。天空昏黄，太阳被遮没，腥风血雨，宛若末日降临。
村人们惊魂稍定之后，纷纷跑到自家的庄稼地边，敲打着铜盆瓦片，挥舞着扫帚杈杆，大声呐喊，希望蝗虫们害怕，不要在这里降落。但蝗虫们根本不害怕，它们依然铺天盖地降落下来。数月不见，它们背上已生出发达的翅羽，后腿变得坚强有力，春天时柔软的肢体现在好像用铁皮剪成的一样。它们疯狂地啃嚼着，田野里响起急雨般的声音，满坡丰收在望的庄稼转眼间便消失了。
爷爷说：春天时它们是往肚子里吃；现在它们不吃，只是咬，咬断就算完。前者是为了生存，后者仿佛存心破坏。见识过飞蝗之后，回想起春天时的跳蝻，才感到它们实在是温柔善良。
天过早地黑了，大批的蝗虫还从西北方向往这增援。它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好像永远不会穷尽。偶尔有一缕血红的阳光从厚重的蝗云缝里射下来，照在筋疲力尽、嗓音嘶哑的人身上。人脸青黄，相顾惨淡。就连那血红的光柱里，也有繁星般的蝗虫在煜煜闪烁。
入夜之后，田野里滚动着节奏分明的嚓嚓巨响，好像百万大军在操练。人们关闭门窗，躲在屋子里，忧心忡忡地坐着，连小孩子也不敢入睡。人们听着田野里的声响，也听着冰雹般的蝗虫敲打房顶的声响。村庄里的树枝卡巴卡巴地断裂着，它们被蝗虫压断了。
第二天，人们费劲地推开房门，看到村里村外都被蝗虫覆盖了。片绿不存，连房檐上的枯草都被啃光。蝗虫充斥天地，俨然成了万物的主宰。既然它们把可吃的东西全都吃光了，村人们也就不害怕了。你们总不能吃人吧？！在爷爷的号召下，村民们被动员起来，与蝗虫展开了大战。他们操着铁锹、扫帚、棍棒，铲、拍、扫、擂。他们越打越愤怒，越愤怒越打。蝗虫啃草木充满了破坏的快乐；村民们打蝗虫充满了杀生的快乐，充满了报仇雪恨的快乐。但蝗虫是打不完的，人的力量却是有限的。死亡的蝗虫堆集在街道上，深可盈尺。被人的脚踩得格格唧唧响，黑汁四溅，腥臭扑鼻，令大多数人呕吐不止。
爷爷说村里有个名叫五乱子的人在村头上点燃了一个柴草垛，烟柱冲天，与蝗虫相接；火光熊熊，蝗虫们纷纷坠落。村人们添柴加薪，增大着火势。柴草烧光了，就往里投木料，木料投完了，就卸下了家里的门板。为了与蝗虫斗争，我们的先人豁出一切。我们不求叭蜡发善心，不求刘猛显神威，要保护老百姓的庄稼地，全靠我们自己。人们还把那些死蝗虫用铁锹铲进火里去，于是油烟滚滚，恶臭冲天，几个老人当场晕倒，并且再也没有醒过来。
十几天后，像来时一样突然，遍野的蝗虫消逝了。它们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只余下光秃秃的树木和坚硬的植物根茎在秋风里瑟瑟颤抖。
蝗虫，这种小小的节肢动物，一脚就能捻死一堆的小东西，一旦结成团体，竟能产生如此巨大而可怕的力量，有摧枯拉朽、毁灭一切之势，号称万物灵长的人类，在它们面前，竟然束手无策，这里隐藏着发人深省的道理。
蝗虫，这肮脏的昆虫，总是和腐败的政治、兵荒马乱的年代联系在一起，仿佛是乱世的一个鲜明的符号。这里同样隐藏着发人深思的道理。
1927年高密东北乡的蝗灾，给爷爷们带来了灾难，但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惊愕印象。爷爷们看到的仅仅是头上的一角天空，实际上，在这一年里，蝗虫像飓风一样横扫了山东大地，又波及了河北、河南、安徽数省，受灾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灾民数百万人。爷爷们亲眼目睹的情节已让我惊讶不止了，更令人惊讶的情景爷爷们没有看到。据一位在胶济铁路上当过火车司机的老人说：那一年，蝗虫伏在铁路上，累累如山丘，挡住了火车的去路，胶济铁路交通中断了七十二小时。
我们只能想象那惊人的情景了。
拇指铐
一
临近黎明时，阿义被母亲的呕吐声惊醒。借着窗棂间射进来的月光，他看到母亲用枕头顶着腹部跪在炕沿上，双手撑着席，脑袋探出去，好像一只鹅。从她的嘴巴里，吐出一些绿油油的、散发着腥臭气味的东西。他跳下炕，从水缸里舀来半瓢水，递过去，说：“您喝点水吧。”母亲抬起一只手，似乎想接住水瓢，但那只手在空中抡了一下就落下了。她抽搐着身体，又搜肠刮肚地吐了一阵，然后呻吟着说：“阿义……我的儿……娘这次犯病，怕是熬不过去了……”阿义的眼里悄悄地涌出了泪水。他鼓着气力，雄壮地说：“您不要说丧气话，我不喜欢听您说丧气话。我这就去胡大爷家借钱，借了钱，去镇上搬医生。”母亲抬起头，脸色比月光还白，双眼幽幽，盯着阿义，说：“儿子，咱不借钱，这辈子……不借钱……”她从脑后拔下两根银钗，递给阿义，说：“这是你姥姥传给我的，拿去卖了，抓两副药吧……娘实在是活够了，但我的儿，你才八岁……”她从炕席下摸出一张揉皱的纸片，说：“这是上次用过的药方……”阿义接过药方，看一眼母亲半掩在散发中的明亮的脸，说：“我跑着去，跑着回。”他将水瓢中的凉水一饮而尽，将银钗和药方仔细地揣入怀中，然后投瓢入瓮，抹抹嘴，高声道：“娘，我去了。”
在明晃晃的月光大道上，他看到自己瘦小的身体投射出摇摇晃晃、忽长忽短的浅薄暗影。村子里一片沉寂，月光洒在路边的树木上，发出飒飒的响声。路过胡大爷家的高大院落时，他蹑手蹑脚，连呼吸都屏住，生怕惊动了那两条凶猛的狼犬。但倒底还是惊动了那两条狼犬。它们从铁门下的狗洞里钻出来，昂着头咆哮着。在清凉的月色里，它们的眼睛放出绿光，它们的牙齿放出银光。阿义手里抓着一块砖头，胆战心惊地倒退着。那两条狼狗并不积极追他，叫嚣着送了他一段，便退了回去。阿义松了一口气，扔掉了手中的砖头。刚走出村子，他便撒腿奔跑。凌晨的凉风鼓舞着他的单薄衣服，宛若沾满银粉的黑蝶翅羽。
跑到著名的翰林墓地时，他的步子慢了下来。他感到急跳的心脏冲撞着肋骨，像一只关在铁笼中的野兔。他抬头看到，八隆镇榨油厂里那盏高高挑起的水银灯遥遥在望，仿佛一颗不断眨眼的绿色晨星。他跑得汗流浃背，腹中如火。沿着杂草丛生的道路斜坡，他下到马桑河边。连年干旱，河里早失波滔。河滩上布满光滑的卵石，在月下闪烁着青色的光泽。断流的河水坑坑洼洼，犹如一片片水银。他跪在一汪水前，双手撑住身体，脑袋探出去，低下去，像一匹饮水的马驹。喝罢水立起时，他感到肚子沉重，脊背冰凉。
重新上路后，他的肠胃咕噜噜地响着，腥冷的水直冲咽喉，促使他连连打嗝。他用手挤着肚子，吐出一些冷水。吐水时他想到了跪在炕沿上吐血的母亲，心中不由的一阵酸痛。摸摸怀中的银钗和药方，硬硬软软的都在。起步又要跑时，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的脊背一阵酥麻，毛发根根竖起。猫头鹰一叫就要死人，老人们都这样说，母亲也曾说过。母亲惨白的脸浮现在他的眼前。她一张口，吐出了黑色、粘稠的血，仿佛溶化的沥青。猫头鹰又一声叫，似乎在召唤他。他不由自主地回过脸，看到高大的石墓前，那两匹肥胖的石马，那两只臃肿的石羊，那两个方头方脑的石人，还有那张光滑的石供桌。去年为母亲抓药归来时他曾坐在石供桌上休息过。据说墓地里原有几十株参天的古柏，但现在只余一株碗口粗的松树。在黑黢黢的针叶间，有两点儿火星闪烁，那是猫头鹰的眼睛。它发出一声严肃的鸣叫，华羽翻动，无声地滑翔出去，降落在流金溢彩的麦田里。“啊呜——”阿义大声嚎叫着，以此驱赶恐惧。他的脑袋膨膨，耳朵嗡嗡，忘掉了肠胃疼痛，飞跑月下路，向着水银灯，向着已经能望见模糊轮廓的八隆镇。
阿义跑进八隆镇时，红日尚未升起，但瑰丽的霞光已把青石铺成的街道照亮。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行人。街两边的店铺都关着门。被夜露打湿的酒旗死气沉沉地垂挂在酒店门前。光溜溜的劣质模特在服装店的橱窗里忧悒地蹙着眉头。阿义听到自己的赤脚踩着湿漉漉的街石，发出呱呱唧唧的响声。他高抬腿，轻落脚，小心翼翼，生怕惊了人家的梦。
药铺大门紧闭，里边无声无息。阿义蹲在门前石阶上，耐心地等待。他感到很累、很饿，但一想到很快就能抓到药又感到很欣慰。蹲了一会，他感到腿酸，便一屁股坐在石阶上。他的眼睛渐渐蒙胧起来。一辆细轮的小马车从街东头跑过来，拉车的是一匹火红色的小马，赶车的是个肥大的女人。蹄声清脆，车声辚辚。小马目光明亮，宛如一个清秀的少年。女人睡眼惺松，张开大口，打着无遮无拦的哈欠。在药铺门前，马车停住。女人从车上提下两瓶牛奶，走过来，看着阿义，说：“闪开，鬼东西，好狗不卧当门。”阿义跳起来，闪到门口一侧，看着女人把奶瓶放在门前石阶上。从她半掩的宽大衣服里，抖擞出一些热烘烘的气息。“别偷喝，小鬼。”她说着，回到车边，赶马前进。阿义专注地盯着那两只水淋淋的玻璃奶瓶，肚子隆隆地响着。牛奶的气味丝丝缕缕地散发在清晨的空气里，在他面前缠绕不绝，勾得他馋涎欲滴。他看到一只黑色的蚂蚁爬到奶瓶的盖上，晃动着触须，吸吮着奶液。那吸吮的声音十分响亮，好像一群肥鸭在浅水中觅食。
药铺的门怪叫一声，门扇半开，一个脑袋半秃的男人探出半截身体，出手如钳，将那两瓶牛奶提了进去。令阿义昏昏欲睡的蚂蚁吮吸牛奶的声音停止了。他咽了一口唾沫，畏畏缩缩地将脑袋从半开的门缝里探进去。他看到秃头男人正在店堂里洗脸，一只母猫站在墙角堆积的药包中伸着懒腰；在它的身下，几只毛绒绒的小猫还在酣睡。男人洗完脸，端着脸盆出来。阿义疾忙闪到门边。一片水在空中拉开一道帘幕，响亮地跌落在街石上。阿义不失时机地凑过身去，哀求道：“大叔，我母亲犯病了，抓两副药。”秃头男人冷冷地说：“门外等着去，八点才上班呢。”就在秃头男人要将身体挤进门里时，阿义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襟。“干什么，黑小子？”男人说。阿义漆黑的眼睛望着男人褐色的眼珠，顺势跪在地上，说：“大叔，行行好吧，我母亲病了，她如果死去，我就是孤儿。”那男人嘟哝着：“看不出还是个孝子。药方呢？”阿义急忙把药方和银钗递上去。男人道：“这不行，药铺要现钱，你得先把这钗子换了钱。”阿义的脑袋很响地叩在石头台阶上。他抬起头，说：“大叔，我母亲吐血了……她如果死去，我就是孤儿。”
二
提着两包捆扎在一起的中药，像提着母亲的生命，阿义跑出了八隆镇。赤红的太阳迎着他的面缓缓升起，好像一个慈祥的红脸膛大娘。道路依偎着马桑河弯曲延伸，仿佛永无尽头。快跑，慢跑，小跑，跑，跑，跑，虽然腹中饥饿，但心里充满幸福。河流两边展开着无边的麦田，路边的野草上挑着露珠。青草的气味很淡，麦子的气味很浓。他不时地将中药放到鼻边嗅着。香气弯弯曲曲，好像小虫，钻进了他的心。他抬头看到，温柔的南风像丝绸一样拂拂扬扬；低头听到，辉煌的天空里回旋着野鸟的叫声。
跑到翰林墓地时，从河的对岸传来了嘹亮的喊号声。他看到在紫红的大道上，狂奔着一群金光闪闪的牛，一个瘦长的男人在牛后拖鞭奔跑着。跑啊跑，跑回家，先去王大娘家借来熬药的罐子。他嗅到了煎熬中药的浓烈香气。他想起了那只猫头鹰，不由自主地歪头看那株松树。他看到松树笔状的树冠绞动着，变成了一簇跳跃着的金色火焰。树下的石供桌上坐着两个人。他又回头看了一眼，果然在石供桌上坐着两个人。
“喂，小孩，你站住！”
阿义站住。“你过来！”他听到石供桌上人喊叫，并且看到那个人高抬着一只手。阿义怯怯地走过去。他这时清楚地看到，坐在石供桌上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满头银发，紫红的脸膛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他的紫色的嘴唇紧抿着，好像一条锋利的刀刃。他的目光像锥子一样扎人。女的很年轻，白色圆脸上生着两只细长的、笑意盈盈的眼睛。男人严肃地问：“小鬼，你贼眉鼠眼，偷看什么？”阿义困惑地摇摇头。“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男人提高了声音，威严地问。阿义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父亲……”那男人怔了一下，然后突然仰起头来，爽朗地大笑着：“哈哈！你听到了没有？他说他没有父亲，他竟然说自己没有父亲！”那女子不理男人的话，只管一个人龇牙咧嘴，对着一面长方形的小镜子，修补她的嘴唇。阿义感到腹中痉挛，强烈的尿意突然袭来。为了不尿在裤头上，他把双腿紧紧地夹在一起，腰背也不自觉地挺得笔直。他看到那男人从衣袋里摸出一个灰白的小瓶，对准嘴巴，嗤嗤地喷了几下，又歪头对身边的女子说：“这小杂种！”女子懒洋洋地站起来，对着阳光打了一个喷嚏。她打喷嚏时五官紧凑在一起，模样很是古怪。打完了喷嚏，她的双眼泪汪汪的。她身穿一件紫红色的、皱巴巴的裙子，裸露着两条瘦长的、膝盖狰狞的腿。女子把一本绿色封面的小书摔在石供桌上，拍拍屁股，不声不响地走进麦田。男人站起来，身上的骨头发出“卡叭卡叭”的响声。阿义看到他高大腐朽的身体背着灿烂的朝阳逼过来。他想跑，双腿却像生了根似的移不动。男人伸出大手捏住了阿义细细的手腕。阿义感到那只大手又硬又冷，像被夜露打湿的钢铁。他挣扎着，想把手腕从那人的大手掌里脱出来。但那人用力一攥，他的手腕一阵酸麻，两包中药落在地上。他大喊着：“我的药……我娘的药……”但那男人聋子似的，对他的喊叫不理不睬，只管拖着他往前走。他被拖到那株松树下。男人把他的另一只手腕也捉住，往前用力一拽，阿义的鼻子就碰在了粗糙的树皮上。泪眼朦胧中，他看到松树已在自己怀抱里。男人用一只手攥住他的双腕，用另外一只手，从裤兜里摸出一个亮晶晶的小物件，在阳光中一抖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小鬼，我要让你知道，走路时左顾右盼，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阿义听到男人在树后冷冷地说，随即他感到有一个凉森森的圈套箍住了自己的右手拇指，紧接着，左手拇指也被箍住了。阿义哭叫着：“大爷……俺什么也没看到呀……大爷，行行好放了俺吧……”那人转过来，用铁一样的巴掌轻轻地拍拍阿义的头颅，微微一笑，道：“乖，这样对你有好处。”说完，他走进麦田，尾随着高个女人而去。阳光和麦浪被他伟岸的身影分开，留下一道鲜明的痕迹，宛如小船刚从水面上驶过。
阿义目送着他们，一直望着他们的背影与金色麦田融成一体。微风从远处吹来，麦田里滚动着层层细浪。结成团体的鸟儿像褐云般掠过去，留下繁乱的鸣叫和轻飘飘的羽毛，然后便是无边的寂静。
阿义脑袋里乱糟糟的，适才发生的事仿佛梦境。他晃晃脑袋，试图把这些可怕的恍惚感觉赶走。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药。他想走，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他挣扎着，起初只是用力住后拽胳膊，继而是上窜下跳，嗷嗷怪叫，仿佛是一只刚从森林里捕来的小猴子。终于，他累了。他把脑袋抵在树皮上，呼噜呼噜地哭起来。随着一股眼泪的涌出，心中的暴躁渐渐平息。他从树干的一侧往前探头，看到那两个紧密相连的铁箍放射着扎眼的光芒。它们紧紧地箍住了拇指的根部，勒得两根拇指充血发红，动一动就钻心痛疼。
他小心翼翼地把胳膊撑开，身体绕着树转了一圈，面对着了马桑河和河边的道路。十几只油亮的燕子紧贴着河面飞翔，暗红的肚皮不时碰破水面，激起一些白色的小浪花。河的对岸也是连绵的麦田，麦田的尽头，有一些凝重的村落，村落的上空，笼罩着膨松的烟云。他低头看到那两包躺在草丛中的药，母亲的呻吟声顿时如雷灌耳。他的鼻子一酸，眼泪又涌出来。他感到这一次涌出的泪水又粘又稠，好像松树上流出来的油脂。
三
在随后的时间里，不时有提着镰刀的农人从河边的土路上走过，他们都匆匆忙忙，低着头，目不斜视。阿义的喊叫、哭泣都如刀剑劈水一样毫无结果。人们仿佛都是聋子。偶尔有人把淡漠的目光投过来，但也并不止住匆匆的步伐。
他苦熬到半上午。高悬东南的太阳红色褪尽，变成灼目的白亮。曾经在麦田里飘荡过的薄雾早已消逝得干干净净。干燥的西南风一波催着一波吹来。熟透的小麦摇晃着沉甸甸的穗子。麦芒纵横交叉、茎叶反复磨擦，麦粒蚕屎般落地。田野里涌动着使人心痒难捱的声。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焦香和呛人的尘土。汗水像胶油一样从他头皮上冒出来，流下去。他感到口渴难忍，肚子里像有一团熊熊的火焰，鼻孔里呼出的气息灼热如烟。他又一次挣扎起来，强忍着拇指根部骨断皮裂般的痛苦。他靠着双腿和腹部的力量，一耸一耸地爬到树干高处，幻想着能让树冠从自己的怀抱中滑过，然后便能获得自由，但松树繁茂的枝杈顶住了他的脑袋，粉碎了他的幻想。他的肌肉一松懈，整个人从树干高处一滑到地。粗糙的树皮把他的肚皮和小腹拉得鲜血淋漓，锁住的手指更是爆炸般的奇痛。他惨叫一声，昏晕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震耳欲聋的机器声把他惊醒了。他努力睁开被眵糊住的眼睛。睁眼时他听到睫毛被拔离眼睑的哔哔声。泪眼模糊，往树皮上蹭蹭。他看到，从早晨跑过的那条路上，开过来一辆鲜红的拖拉机。道路崎岖不平，拖拉机蹦蹦跳跳，宛如一匹不驯服的马驹。开车的人一头乱发，戴着墨镜，腰板笔直，坐在驾驶座上，活像一尊石雕像。车头后灰色的挂斗里，坐着三个人。看不清他们的脸，但能听到他们猖狂的歌唱。他用胳膊夹住树干，艰难地站起来。竭尽了全力他喊叫：“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拖拉机在墓地前停住，挂斗里的人停止了歌唱，但机器还“空咚空咚”地响着。车头上直竖起的铁皮烟筒里，喷吐出一环顶一环的、刚劲有力的烟圈。阿义不停地喊叫，并且把脑袋从树的一侧极力前伸。车上的人僵了一会，都把头歪过来，看着他的头。车后挂斗里的三个人一个随着一个跳下来。当头的是一个身体矮小、动作敏捷的男人，紧随着他的是个高大魁梧的汉子，走在最后的是一个皮肤漆黑、留着短发的女子。他们集中在松树前，仔细地看着那拇指铐，继而交换了一下迷茫的眼神。小个子男人眨动着灰白色的冷冰冰的眼睛，严厉地问：“是谁把你锁在这里？”阿义怯怯地回答：“一个老人。”小个男人瘪起缺齿的嘴，轻蔑地哼了一声。他从衣兜里摸出一个放大镜，低下千沟万壑的头面，专注地研究着拇指铐，好像一个昆虫学家在研究蚂蚁。高个男人拍了一下他隆起的脊背，瓮声瓮气地问道：“老Ｑ，干什么你？装神弄鬼吗？”他抬起头，掏出一块砖红色的绒布，仔细地揩着放大镜，赞叹道：“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地地道道的美国贷。”“老Ｑ，瞎编吧你就！进口彩电有，进口冰箱有，就是没听说过进口手铐，”高个男人说着，也把脸凑上去看了看，“不过这小玩艺儿，的确是精致。”黑皮女子用充满同情的腔调问道：“小孩，你怎么搞得呀，是谁把你铐起来的？”
阿义说：“一个老爷爷。”
老Ｑ问：“他为啥把你铐起来？”
阿义困惑地摇摇头。
老Ｑ夸张地笑了几声，转脸对同伴们说：“怪事不？一个老爷爷，竟然无缘无故地把一个少年儿童铐了起来？！”他伪装出一副凶恶面孔对着阿义：“你一定干了什么坏事！是偷了他家的母鸡呢，还是砸碎了他家的玻璃？”
阿义委屈地说：“我没有偷母鸡，也没砸玻璃。我的母亲病得不轻，吐血了，我去抓药……”
老Ｑ咤道：“住嘴！你以为我们是谁？你以为撒个小谎就能骗我们替你打开铐子？哼！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个不良少年。你一定做了特别坏的事，被警察铐在这里的！”
阿义哭着喊：“我没有，我没有……我的母亲快要死了，救救我吧……”
老Ｑ厉声道：“你以为几滴眼泪就能骗过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眼泪见得太多了！眼泪后面有虚伪也有真诚，但更多的是虚伪！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老实交待！”
“行了吧你老Ｑ，对着个孩子耍什么威风？”黑皮女子怒斥小个男人，转脸又对大个男人说：“大Ｐ，想法解放他。”
大Ｐ为难地嘟哝着：“这怎么解？”
黑皮女子道：“想想法子嘛，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老Ｑ冷笑道：“如果这里锁住的是条狼，难道也要救吗？”
黑皮女子道：“我看你才是一条狼，一条灰眼狼，一条色狼。”
大Ｐ笑着，走到松树前，抓住阿义的两条细胳膊，道：“忍着点，看能不能劈开。”
大Ｐ用力一劈，阿义杀猪似地嚎叫起来。
老Ｑ冷冷地道：“劈吧，把两条胳膊劈下来，那铐子也是连着的。”
黑皮女子踢了大Ｐ一脚，骂道：“笨熊，你想把他五马分尸吗？”
大Ｐ道：“我这不也是着急嘛！”
黑皮女子招呼正在车边紧螺丝的司机道：“小Ｄ，你过来看看。”
小Ｄ吹着口哨，从车旁踱过来。他弹了一下阿义的头，道：“你这是玩的什么鸟？伙计！”
黑皮女子道：“你帮他弄开吧，也许只有你才能帮他弄开。”
小Ｄ回到车边，提过来一只工具箱。他从箱子里拿出钳子、锉子、锤子，在那拇指铐上比划着。
老Ｑ道：“枉费心机。”
黑皮女子道：“你自己无能，就滚到一边去，别在这里泼冷水。”
小Ｄ皱着眉头，想了想，突然他面有喜色，从工具箱底翻出一根钢锯条，道：“也许能锯断，小兄弟，你忍着点。”
小Ｄ分开阿义的拇指，把钢锯条伸进去，别别扭扭地锯起来。阿义咬紧牙关，一声不吭。锯条磨擦钢圈，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折腾了几分钟，低头看时，那铐子上没留下半点痕迹，钢锯齿却磨秃了。
小Ｄ对黑皮女子说：“黑姐，没办法，这玩艺，太硬了。”
老Ｑ幸灾乐祸地道：“说吧，你们嫌我多嘴。这东西，是合金钢的，比你那根锯条硬十倍。”
小Ｄ无奈地望着黑皮女子，一脸歉疚表情。他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嘿，有了。我真笨。咱们把这棵树砍断不就行了吗？”
“休怪我又要多嘴——这树，能砍吗？”老Ｑ指着墓前一块刻着字的石碑道，“这翰林墓，是市级重点保护文物。砍树？吃了豹子胆啦？砍吧，只怕他的拇指铐没解下来，你的拇指铐也戴上了。”
黑皮女子道：“这么说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看着他在这儿受风吹日晒，慢慢地风干，死掉，像一只挂在树枝上的青蛙？”
老Ｑ道：“也许他有好运气，会有高手给他开铐。”
小Ｄ道：“我听人说，惯偷‘草上飞’能用细铁丝捅开手铐。”
“‘草上飞’？”老q冷笑着说：“三年前就给毙了！”
大Ｐ道：“我们何不去找个锁匠来？”
小Ｄ道：“我估计用气焊枪也能烧断。”
大Ｐ道：“那还不把他的手指给烧熟了。”
“伙计们，别操闲心啦，解铃还靠系铃人。”老Ｑ说着，抬头望望太阳，又道，“再吵吵下去可就误了酒宴了。”
老Ｑ率先朝拖拉机走去，其余三个人也沮丧地离开了。
拖拉机缓缓移动了。老Ｑ在车上喊：“小孩，老老实实待着。这种铐子，里边有弹簧，越挣越紧，当心勒断你的骨头。”
大Ｐ道：“你就别吓唬他了。”
黑皮女子恼怒地大叫：“都给我闭嘴吧！”
四
拖拉机蹦蹦跳跳地开走了，留下了一路烟尘。阿义用额头碰着树干，呜呜地哭了。他的眼睛已经流不出眼泪，只有额头上流出的血，热烘烘地流到嘴边。他的眼前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一幅可怕的图像：一只被绑住后腿的青蛙，悬挂在树枝下，一个斜眼睛的少年，用火把烧烤着它。它的身体滋滋地响着，冒着白烟，渐渐地，白烟没了，火把也熄了，它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首。他闭上眼睛，身体软下去。
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他听到路上又响起了脚步声。鼓足了勇气他睁开眼睛，看到一团暗红的火从路上缓缓地飘过来。他摇头、咬牙，集中心神，幻影消失。果然是一个人走来了。是一个身着酱红色上衣、头戴着大草帽的女人迎着阳光走来了。他喊叫：“救命……”
那个女人怔了一下，立住脚步，摘掉草帽高举在头上，向这边张望着。阿义继续喊叫，但喉咙里只发出一些嘶嘶啦啦的奇怪声响。他焦躁不安，恨不得举手撕破好像被麦糠和猪毛塞住了的喉咙。
女人发现了他，对着墓地走过来。她的脸一片金黄，宛若一朵盛开的葵花。她一步一步地近了。阿义先是嗅到随即看到了一股焦黄的浓郁香气，从她的身上，一团一团地散发出来，又一片一片落在地上。他被这香气熏得头晕脑胀，飘飘欲飞。女人穿行在焦黄的香气里，时隐时显。她的脸时而椭圆时而狭长，时而惨白时而金黄，时而慈祥如母亲时而凶恶如传说中的妖精。阿义既想看到她又怕看到她，他时而睁眼时而闭眼。
他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确凿的女人站在自己身旁。她左手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镰刀，右手提着一把古老的、泛着青铜色的大茶壶，两条黑色的宽布带，成斜十字状分割了她丰硕的胸膛，与布带相连的，是伏在她背上的一个大脑袋的婴孩。那婴孩吮吸着拇指，嘴里发出呜哇呜哇的声音。女人慵懒地走到松树前，粘粘糊糊地问：“你这个小孩，在这儿闹什么呢？”说完话，她也不期待回答，放下茶壶和镰刀，匆匆走进坟墓后边的麦田蹲下去，接着响起了明亮的水声。那顶金黄的大草帽，仿佛漂浮在水面上。过了一会儿，她从墓地后走出来。她背上的孩子哇哇地哭起来，越哭越凶，好像被锥子扎着了屁股。女人歪头说：“小宝，小宝，别哭，别哭。”孩子哭得更凶，高音处如同鸽哨。女人慌忙把孩子转到胸前来，一边拍着，一边坐到石供桌上。她解开胸前的带子，揪出一个黄色的奶袋，把一个黑枣状的奶头塞进婴儿嘴里，婴儿顿时哑口无声。墓地里安静极了，两只浅黄色的小松鼠，旁若无人地追逐嬉戏着。它们从石马的背上跳到石人的头上，又从石人的头上跳到石羊的角上，然后踩着阿义的脑袋，蹿到松树上去。它们一边追逐一边尖声吵闹。女人也忘了阿义的存在，只管低着头，慈爱地注视着怀中的婴儿。她的嘴唇哆嗦着，从鼻孔里哼出柔软绵长像煮熟的面条像拉丝的蜂蜜像飞翔的柳絮一样的曲调。这曲调使阿义十分感动，恍恍惚惚感觉到自己就是那吃奶的婴儿，而那坐在石供桌上的肥大妇人就是自己的母亲。阿义感到自己口腔里洋溢着乳汁的味道，既甜蜜又腥咸，与血的味道相同。他祈盼着这情境凝结，像几朵玻璃球里的黄色小花。
那婴孩叼着乳头睡着了。女人小心翼翼地把奶头从孩子嘴里往外拔。他叼得很紧，奶头拉得很长，像一根抻开的弹弓胶皮，拔呀拔呀，抻啊抻啊，“卟”地一声响，膨胀的奶头脱出了婴儿的小嘴。一群漆黑的乌鸦突然从死水般寂静的麦田里冲起来，团团旋转着，犹如一股黑旋风。它们一边旋转一边噪叫，呱呱的叫声震动四野，腐肉的气味在阳光中扩散。阿义看到女人仰望着鸦群，他也仰望着鸦群，直到它们溶在白炽的光海里。
女人把孩子转到背后，扎紧了胸前的带子，提起镰刀和茶壶。阿义嘶哑地鸣叫了一声。女人侧目望了望他，肿胀的嘴唇哆嗦着，脸上显出惶惶不安的神情。她似乎犹豫不决，目光躲躲闪闪。阿义捕捉着她的在草帽阴影里的眼睛，送过去无限哀怨和乞求的信息。女人踉踉跄跄地走近了。她伸出一根肥嘟嘟的食指，戳戳那泛着蓝色的物件，又拨弄了一下阿义青红的拇指。阿义哆嗦了一下。她好像被热铁烫了似的，迅速地缩回食指，嘴唇又是一阵大哆嗦，眼睛里像蒙了一层雾，像是问阿义，更像是自言自语道：“孩子，这是怎么弄的？是怎么弄的呢？”一边倒退，脚后跟被杂草绊了一下，身体摇摇晃晃，仿佛一架超载的马车。阿义紧盯着她，眼睛里沁出了血。她尴尬地咧嘴一笑，露出了两颗分得很开的门牙，显得既可怜又丑陋。“我也没法子，你这孩子。”她倒退着说：“这物件儿，不是一般物件儿，孩子，你这可怜的孩子……”她猛然转过身，笨拙地往前跑去，背上的孩子和臃肿的臀部，颤颤巍巍地耸动着。阿义的头颅像被鞭子打折的麦穗一样，沮丧地低垂下去。但那女人跑了十几步就停住了。她转回身，望着阿义，呆板的大脸上猝然焕发出一种灿烂的光彩，像朝霞、也像晚霞。“你也许是个妖精？”她紧张的喉咙发出扁扁的声音，“也许是个神佛？您是南海观音救苦救难的菩萨变化成这样子来考验我吧？您要点化我？要不怎么会这么怪？”她的眼里猛然饱含着橙色的泪水，腿脚利索地扑到松树前，放下大茶壶，双手抡起镰刀，砍到树干上。镰刀刃儿深深地吃进树干，夹住了。她摇晃着镰柄，累得气喘吁吁，才把刀刃拔出来。她看了一下镰刃，顿时变了脸色。把镰刀递给阿义面前，她说：“看看吧，镰刃全崩了，这让我怎么割麦子呢？你这小孩！”她哭丧着脸，弯腰提起茶壶，又说：“你亲眼看到了，我的镰刀崩了。”她走了几步，却又折回来，叹息着说：“管你是神是鬼呢，也许你只就是个可怜的孩子。”她扔下镰刀，一手提着茶壶的提梁，一手托着茶壶的底儿，将稚拙地翘起的壶嘴儿插进了阿义的嘴里。“你一定渴了，”她说，“喝点水吧。”阿义顺从地含住了壶嘴，只吸了一口，干渴的感觉便像泼了油的火焰一样轰地燃烧起来。他疯狂地吮吸着，全身心沉浸在滋润的快感里。但是那女人却把壶嘴猛地拔了出去。她摇摇水壶，愧疚地说：“半壶下去了，不是我舍不得这点水，我的男人在地里割麦，等着喝水。他脾气暴，打人不顾头脸。对不起你了，小孩，你也许真是个神佛？”
女人走了。走出十几步时她回一次头。又走出十几步时又回了一次头。虽然她没能解开拇指铐，但阿义心中充满了对她的感激之情。因为喝了水，他的眼里盈满了泪。
五
下午一点多，阳光毒辣，地面像一块烧红的铁。松树干上被镰刀砍破的地方，渗出了一片松油。阿义喝下的那半壶水，早已变成汗水蒸发掉。他感到头痛欲裂，脑壳里的脑浆似乎干结在一起，变成一块风干的面团。他跪在树干前，昏昏沉沉，耳边响着“笃笃”的声音。声音似乎是头脑深处传出来的。那两根被铐在一起的手指，肿得像胡萝卜一样，一般粗细一般高矮，宛如一对骄横的孪生兄弟。那两包捆在一起的中药，委屈地蹲在一墩盛开着白色花朵的马莲草旁。粗糙的包药纸不知被谁的脚踩破了，露出了里边的草根树皮。他嗅着中药的气味，又想起了跪在炕上的母亲。母亲痛苦的呻吟，在半空里响起。他歪歪嘴哭起来，但既哭不出声音，又哭不出泪水。他的心脏一会儿好像不跳了，一会儿又跳得很急。他努力坚持着不使自己昏睡过去，但沉重粘滞的眼皮总是自动地合在一起。他感到自己身体悬挂在崖壁上，下边是深不可测的山涧，山涧里阴风习习，一群群精灵在舞蹈，一队队骷髅在滚动，一匹匹饿狼仰着头，龇着白牙，伸着红舌，滴着涎水，转着圈嗥叫。他双手揪着一棵野草，草根在噼噼地断裂，那两根被铐住的拇指上的指甲，就像两只死青鱼的眼睛，周边沁着血丝。高叫母亲。母亲从炕上下来，身披一块白布，像披着一朵白云，高高地飞来，低低地盘旋，缓缓地降落。草根脱出，他下坠着，飘飘摇摇，似乎没有一点重量。母亲一伸手抓住了他，带着他飞升，一直升到极高处，身下的白云，如同起伏的雪地，身前身后全是星斗，有的大如磨盘，有的小似碗口，都放光，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母亲搂着他，站在一颗青色的星上，星体上布满绿油油的苔藓，又滑又冷。他仰望着母亲，欣慰地问：“母亲，您好啦，您终于好啦。”母亲微笑着，伸出一只手，摸着他的头。他的头上一阵剧痛，像被蝎子蜇了一样。他看到母亲的脸扭曲了，鼻子弯成鹰嘴，嘴巴里吐出暗红色的分杈长舌。他惊叫一声，脚下的星斗滴溜溜地转起来，好像漂在水面的皮球。他头脚倒置，直冲着大地降落，轰然一声，钻进了泥土中，冲起一股烟尘……
阿义被恶梦惊醒，额上布满粘腻的油汗。眼前依然是松树、墓地、一望无际的麦田。西南风刮大了，像从一个巨大的炉膛里喷出的热气。汹涌的麦浪层层叠叠，无边的金黄中，有一泓泓银亮，像银的液体在金的液体里流动。一台烫眼的红色机器，在金银海里无声无息地游动着，机器后边，吐出一团团黄云。路上又走来走去着人，男人，女人，但无人理他。他心中燃烧起怒火，疯狂地啃松树的皮。树皮磨破了他的唇，硌酸了他的牙。他恨，恨锁住拇指的铐，恨烤人的太阳，恨石人石马石供桌，恨机器，恨活动在麦海里的木偶般的人，恨树，恨树疤，恨这个世界。但他只能啃树皮。他的牙缝里塞进了碎屑，嘴巴里满是鲜血。松树一动不动，不痛也不痒，不怨也不怒。他想到了死，用额头碰撞树干，耳朵里嗡嗡直响，眼前出现了一条通往地狱的灰色道路……
阿义再次苏醒过来时，浓厚的乌云布满天空，太阳藏匿得无影无踪。
难忘那带着口罩接吻的爱
回头看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我认为写得最真的部分就是关于爱情的部分，因为作家在写到这些部分时，运用的是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社会的思想。一般说来，作家们在描写爱情的时候，他们部分地、暂时地忘记了自己的阶级性，忘记了政治，投入了自己的美好感情，自然地描写了人类的美好感情。
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故事各异，但思想只有一个，作家只是在努力地诠释着什么。但他们在篇幅很小的爱情描写中，忘记了阐释领袖思想，所以这些章节我认为实际上代表着作家们残存的个性。所以如我们上面列举的那些爱情片段，就显得异彩纷呈，非同一般。
如丁尚武与林丽的爱情，就写得爽朗潇洒，不同凡响。这是美女爱英雄的典型，丁尚武是一脸的大麻子，刺人的小眼睛，而林丽是天生丽质，多愁多病。两家还有血海深仇，丁尚武一直不用正眼看人家林丽，还老是当着人家的面磨他那把大刀片子。当年我读这本书时，杀死也想不到林丽竟然会爱上丁尚武，但人家就是爱上了。当我看到林丽在月光下向丁尚武这个粗鲁丑陋的家伙袒露情怀时，我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我替林丽遗憾，应该去爱史更新史大侠呀！但人家偏偏不爱史大侠，人家就爱丁大麻子。现在回头想起来，这个作家真是会写爱情，如果让林丽和史大侠谈情说爱，那就没劲了。
白茹对少剑波的爱情，也是女追男，那种多情少女的微妙细腻的心态，写了整整一章，标题就叫“白茹的心”。少剑波起初还假正经，可能是重任在肩，生怕误事，但打下威虎山之后，这老兄也顶不住了，站在雪地里，说了不少梦话。当年我是一个少年，我姐姐是一个大姑娘，因为她的文化低，看书有困难，让我给她读这两个章节，在我母亲做针线的油灯下。我害羞，不给她读。她生了气，说她牺牲了自己，不上学，出大力挣工分，养活我们，让我们读书识字，可让我给她读小说我都不愿意，实在是忘恩负义。我母亲也帮着我姐姐批评我。我就说，娘啊，您不知道她让我读的是什么东西！母亲说，什么东西？连你都读得，你姐姐比你大许多，反倒听不得了？读！于是我就说，读就读，但是中了流毒别怨我。我就给我姐姐读“白茹的心”，听得我姐姐眼泪汪汪，听得我母亲忘了手中的针线活儿。我母亲就说起了当年在我家驻扎过的游击队里那些军官和那些女兵的故事。说男的如何地有才，吹拉弹唱样样行，写就写画就画，那些女的个个好看，留着二刀毛，腰里扎着牛皮带，挂着小手枪，走起来像小鹿似的。我以为母亲说的是八路军，但长大后一查文史资料，才知道当年驻扎在我们村子里的那支队伍是国民党领导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姐姐还是中了流毒，她听了“白茹的心”之后就跟村子里的一个小伙子谈起了恋爱，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招来了村子里的纷纷议论，把我父亲气得半死。我躺在被窝里蒙着头装睡，听到父亲和母亲在训斥我的姐姐。我知道姐姐是让“白茹的心”给害了。
《三家巷》里周炳和区桃的爱情也写得动人心魄，把我迷得几乎死去。我躲在我家磨房里读到区桃姑娘死去时，眼泪夺眶而出。现在回头想起来，周炳这个人物贾宝玉的影子重了一点，但就像与初恋的情人相逢一样，固然有许多的失望，但那份感情还是难忘。
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
中国人向来喜欢才子佳人的老套子，影响到作家，就愿意让英雄美女终于成为交颈鸳鸯并蒂莲。《苦菜花》里，杏莉和德强端的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作家把他们的爱情写足、让读者在心理上享够了艳福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就把杏莉给写死了。杏莉这一死可是惊心动魄，这一死对残酷的战争，对残酷的阶级争斗都是有力的控诉，让人充分地体验了悲剧的快感，体验了美好事物被毁坏之后那种悲剧的美。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漫长得要命的国度，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毒素在每个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每个人的屁股上都打着封建的纹章。在作家的爱情描写中，一般来说不愿歌颂甚至不愿以同情的态度来描写男女之间的偷情。《苦菜花》在这方面却有重大的突破。作家用绝对同情的态度描写了长工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这种爱情带着一种强烈的、震撼人心的病态美，具有很大的征服力。我认为，冯德英这一招远远地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作家，他通过这一对苦命鸳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深邃的、被社会视为禁忌的道理。冯德英还写了花子和老起的爱情，如果说他对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更多地是持一种同情的态度，那么，他对花子和老起这种充满野性力量的爱情，就完全持一种赞美的态度了。我非常敬佩作家的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即便是爱情小插曲，作家描写得也不同凡响。如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我读书时就感到，姜永泉与绢子的年龄差距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还有美丽多情、才貌双全的卫生队长白芸主动向战斗英雄王东海求爱，这是多么好的一对啊，但是作家竟然让王东海拒绝了白芸的求爱，竟然让战斗英雄选择了寡妇花子。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抱着大白菜，乳房肥大，动作粗俗，怎么能与白芸相比呢？当年看小说看到此处，我感到真是遗憾极了。这种遗憾说明了我根本就不懂爱情，而冯德英是真懂爱情的。这种遗憾还说明即使在我一个小孩子的心中也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在我的心中，花子是一个拖着“油瓶”的寡妇，用农村的话说就是一个“半货子”，而白芸却是一个黄花大闺女，两个人简直不能比较。冯德英却让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身腰窈窕、亭亭玉立的白芸把花子抱起来，连叫了几声好姐姐，让王东海抱着花子和老起生的孩子站在一边观看。这个场面简直力量无边，不但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没有，在文革后截止到目前为止的小说中也还没有。另外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七子和病媳妇的爱情，也都写得很有感觉。《苦菜花》在对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他确实把装模做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十七年的爱情描写，是有成就的，但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限制了作家的思想和才力，使这本来应该大放异彩的东西，被挤到一个憋窄的角落里，宛如在断墙边上偷偷地开放的小花，苦菜花。
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和阶级性，更由于强烈的政治风雨把作家们抽打得缩头缩肩，他们在动笔前，钢笔里就灌满了“阶级斗争”牌墨水，无论他们主观上采取什么样子的态度，这种墨水留下的痕迹里，无法不散发出那种可恶的阶级斗争气味。因此，十七年中的大多数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很少有人去描写除了无产阶级之外的别的阶级的爱情，即使有，也是写他们的淫荡和色情。好象只有无产阶级才懂得爱，而别的阶级都是一些畜生。仿佛只有无产阶级的爱才是爱的最完美的形态。所谓阶级的爱情，其实是个很荒唐的说法，我觉得，爱情里反映出的阶级斗争是很少的，尤其是在爱之初。
落后的道德观念也粘滞了作家的笔，使作家只有在那种符合道德的轨道上迅跑，而不愿意下到生活的蛮荒里，去搜寻一下桑间濮上的爱情。作家只能吟唱既符合现时道德又符合传统道德的小夜曲，而不敢描写掩藏在道德唾骂中的恶之花。这样就画出了一幅幅经过了高温灭菌的爱情图画，图画中的人不食人间烟火，男的如天父，女的似圣母，他们怀抱中的婴儿，不但体无血污，而且没有肚脐眼。在这样的图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道德化了的爱情，爱情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被彻底地阉割了。这样的爱情是虚假的，与生活中的爱情大相径庭。
小说中，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几乎不能缺少的性爱描写，在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这除了前面所讲的道德的、政治的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科学上的、美学上的深刻原因。我们中国人，由于受到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影响，对性心理、性生理一直讳莫如深，视为洪水猛兽。这种现象至今存在。这种科学上的落后，导致了整个社会在性方面的愚昧，这种愚昧又导致了变态疯狂和道貌岸然。作家一是无力与社会风尚抗衡，二是往往自己也被这种落后的社会风尚所毒害。钢笔里除了灌满“阶级斗争”牌墨水之外，又灌进了“真封建伪君子”牌墨水。另外，我们一直不能把性爱当成一种美好的事物来欣赏，总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总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科学和道德上的落后，表现在文学上，一是可能出现极端的色情描写，来发泄被扭曲了的情欲；二是出现带着口罩接吻的爱情描写。这两种现象都是不正常的，前一种是真堕落，后一种是假正经。这中间还有一条路，还有一种对性爱的描写方法。
当代文学正如江水向前流淌，性爱描写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会成为衡量某一时期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十七年中我们还有一部《苦菜花》，何况现在，何况将来。
老枪宝刀牛(1)
一
那时候我是个少年。
那时候我是村里调皮捣蛋的少年。
那时候我也是村里最让人讨厌的少年。
这样的少年最令人讨厌的就是他意识不到别人对他的讨厌。他总是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不管是什么人说什么话他都想伸过耳朵去听听；不管听懂听不懂他都要插嘴。听到了一句什么话、或是看到了一件什么事他便飞跑着到处宣传。碰到大人他跟大人说，碰到小孩他跟小孩子说；大人小孩都碰不到他就自言自语，好像把一句话憋在肚子里就要爆炸似的。他总是错以为别人都很喜欢自己，为了讨得别人的欢心他可以干出许多荒唐事。
譬如说那天中午，村子里的一群闲人坐在池塘边柳树下打扑克，我便凑了上去。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我像猫一样蹿到柳树上，坐在树桠里学布谷鸟的叫声，学了半天也没人理我。我感到无趣，便居高临下地观看牌局。看了一会儿我的嘴就痒了起来。我喊叫：“张三抓了一张大王！”张三仰起脸来骂道：“罗汉，你找死吗？”李四抓了一张小王我也忍不住地喊叫：“李四手里有一张小王！”李四说：“你嘴要痒痒就放在树皮上蹭蹭！”我在树上喋喋不休。树下的人们很快就恼怒了。他们七嘴八舌地骂我。我在柳树上与他们对骂。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了，停止打牌，纷纷地去四下里找来砖头瓦块，前前后后地站成一条散兵线，对着树上发起攻击。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跟我闹着玩儿呢，但一块断砖砸在我头上。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响，眼前冒出许多金星星，幸亏双手搂住了树权才没掉下去。我这才明白他们不是跟我开玩笑。为了躲避打击，我往树的顶梢蹿去。我把树梢蹿冒了，伴着一根枯树枝坠落在池塘里，弄得水花四溅，响声很大。闲人们大笑。能让他们笑我感到很高兴，他们笑了就说明他们已经不恨我了。尽管头上鼓起了血包、身上沾满了污泥。
当我像个泥猴子似地从池塘里爬上来时，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其实我是故意地将柳树梢蹿冒了。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为了赢得他们的笑声，为了让他们高兴。我的头有一点痛，似乎有几只小虫子从脸上热乎乎地爬下来。闲人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脸上露出了一些惊讶的神色。当我将摇摇晃晃的身体靠在柳树干上时，其中一个闲人大叫：“不好，这小子要死！”闲人们愣了一下，发一声喊，风一样地散去了。我感到无趣极了，背靠着柳树，迷迷糊糊地很快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时，柳树下又聚集了一群人。我本家的一个担任生产队长的麻脸的叔叔将我从树下提拎起来。“罗汉，”他喊叫着我的乳名，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头怎么破了？瞧瞧你这副模样，真是美丽极了！你娘刚才还扯破嗓子的满世界喊你，你却在这里鬼混，滚吧，液回家去吧！”
站在耀眼的阳光下，我感到头有点晕。听到麻叔对我说：“把身上的泥、头上的血洗洗！”
我听了麻叔的话，蹲在池塘边上，撩着水，将自己胡乱洗了几下子。冷水浸湿了头上的伤口，有点痛的意思，但并不严重。这时，我看到生产队里的饲养员杜大爷牵着三头牛走过来了。我听到杜大爷咋咋呼呼地对牛说：“走啊，走，怕也不行，丑媳妇脱不了见公婆！”
三头牛都没扎鼻环，在阳光下仰着头，与杜大爷较劲。这三头牛都是我的朋友，去冬今春饲草紧张时，我与杜大爷去冰天雪地里放过它们。它们与其它本地牛一样，跟着那头蒙古牛学会了用蹄子刨开雪找草吃的本领。那时候它们还很小。没想到过了一个冬天它们就长成了半大牛。三头牛都是公牛。那两头米黄身体白色嘴巴的鲁西牛长得一模一样。好像一对傻乎乎的孪生兄弟。那头火红色的小公牛有两道脊梁骨，是那头尾巴弯曲的蒙古母牛下的犊子，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双脊。双脊比较流氓，去年冬天我们放牧时，它动不动就往母牛背上跳。杜大爷瞧不起它，认为它跳也是白跳，但很快杜大爷就发现这家伙已经能够造孽了，急忙用绳子将它的两条前腿挂起来，拴起来也没挡住它跳到母牛背上，包括跳到生它的蒙古母牛背上。杜大爷曾说过：“骡马比君子，牛羊日它娘。”
“老杜，你能不能快点？”麻叔大声吆喝着，“磨磨蹭蹭，让老董同志在这里干等着？”
蹲在小季家山墙下的老董同志抽着烟卷说：一役事没事，不急不急！”
老董同志是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大个子，黑脸，青嘴唇，眍眼窝，戴一副黑边眼镜，腰有点虾米。他烟瘾很重，一支接一支地抽，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吐痰。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焦黄，一看就知道是老烟枪。他夹烟的姿势十分好看，像唱戏的女人做出的那种兰花指。我长大后夹烟的姿势就是模仿了老董同志。
麻叔冲到牛后，打了两个鲁西牛各一拳，踢了双脊一脚。它们往前蹿了几步，就到了柳树下。
杜大爷被牛缰绳拖得趔趔趄趄，嘴里嘟哝着：“这是怎么个说法，这是干什么吃的……”
麻叔训他：“你嘀咕个什么劲！早就让你把牛牵来等着！”
老董同志站起来说：“不急不急，也就是几分钟的活儿。”
“几分钟的活儿？您是说捶三头牛只要几分钟？”老杜摇摇他的秃头，瞪着眼问，“老董同志，俺见过捶牛的！”
老董同志嘴里叼着烟，跑到柳树后边，对着池塘撒尿。水声停止后他转出来，劈开着两条腿，系好裤扣子，搓搓手，眯缝着眼睛问：“您啥时见过捶牛的？”
杜大爷说：“解放前，那时候都是捶，先用一根油麻绳将蛋子根儿紧紧地扎了，让血脉不流通，再用一根油汪汪的檀木棒槌，垫在捶布石上，轻轻地捶，一直将蛋子儿捶化了，捶一头牛就要一上午，捶得那些牛直翻白眼，哞哞的叫。”
老董同志将烟屁股啐出去，轻蔑地说：“那种野蛮的方法，早就被我们淘汰了；旧社会，人受罪，牛也受罪！”
麻叔说：“对嘛，新社会，人享福，牛也享福！”
杜大爷低声道：“旧社会没听说骟人的蛋子，新社会……”
麻叔说：“老杜，你要是活够了，就回家找根麻绳子上吊，别在这里胡说！”
杜大爷翻着疤瘌眼道：“我说啥了？我什么也没说……”
老董同志抬起腕子看看手表，说：“开始，老管，你给我掐着表，看看每头牛平均用几分钟。”
老董同志将手表指下来递给麻叔，然后挽起衣袖、紧紧腰带。他从上衣兜里摸出一柄亮晶晶的小刀子。小刀于是柳叶形状，在阳光下闪烁。然后他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着红色的小瓶子，拧开盖子，夹出一块碘酒棉球，擦擦小刀和手指。他将用过的棉球随手扔在地上。棉球随即被看热闹的吴七抢去擦他腿上的疥疮。
老董同志说：“老管，开始吧！”
麻叔将老董同志的手表放在耳朵边上，歪着头听动静。他的脸上神情庄严。我跑到他面前，跳了一个高，给他一个猝不及防，将那块手表夺过来，嘴里喊着：“让我也听听！”
我刚把手表放到耳边，还没来得及听到什么，手腕子就被麻叔攥住了。麻叔将手表夺回去，顺手在我的头上扇了一巴掌。“你这熊孩子怎么能这样呢？”麻叔恼怒地骂道：“你怎么这么招人烦呢？”骂着，他又赏给我一巴掌。虽然挨了两巴掌，但我的心里还是很满足。我毕竟摸到了老董同志的手表，我不但摸到了老董同志的手表，而且还将老董同志的手表放到了耳朵上听了听，几乎就算听到了手表的声音。
老董同志让杜大爷将手里的三头牛交出两条让看热闹的人牵着。杜大爷交出双脊和大鲁西，只牵着一条小鲁西。老董同志撇着外县口音说：“好，你不要管我。只管牵着牛往前走。”
杜大爷就牵着牛往前走，嘴里嘟嘟哝哝，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
老董同志对麻叔说：“老管哪，你看到我一弯腰就开始记时，我不弯腰你不要记时。”
麻叔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董同志，实不相瞒，这玩艺儿我还真有点不会看。”
老董同志只好跑过去教麻叔看表计时，我只听到他对麻叔说：“你就数这红头小细针转的圈数吧，转一圈是一分钟。”
这时杜大爷牵着小鲁西转回来了。
老董同志说：“转回去，你只管牵着牛往前走，我不让你回头你不要回头。”
杜大爷说：“回头溅你一脸血！”
这时阳光很是明亮，牛的皮毛上仿佛涂着一层油。杜大爷在牛前把缰绳抻得直直的，想让小鲁西快点走，但不知为什么小鲁西却不愿走。它仰着头，身体往后打着坐。其实它应该快走，它的危险不在前面而是在后面。老董同志尾在牛后，跟着向前走了几步。我们跟老董同志拉开了三五米的距离，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背。我们听到他急促地说了一句：“老管，开始！”然后我们就看到，老董同志弯下了他的虾米腰。他的后脑勺子与小鲁西的脊梁成了一个平面。他的双手伸进了小鲁西的两条后腿之间。我们看不清楚他的双手在牛的两条后腿之间干什么；但我们都知道他的双手在牛的两条后腿之间干什么。我们只看到与老董同志的后脑勺子成了一个平面的小鲁西的脊梁扭动着，但我们弄不明白小鲁西为什么不往前蹿几步。我们还听到小鲁西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但我们弄不明白小鲁西为什么不尥起蹄子将老董同志打翻。说时迟那时快老董同志已经直起了腰。一个灰白色的牛蛋子躺在滚烫的浮土上抽搐着，另一个牛蛋子托在他的手掌里。他嘴里叼着那柄柳叶刀，用很重的鼻音说：“老管，好了！”“三圈不到，”麻叔说，“就算三圈吧！”
麻叔一直定睛看表，没看到老董同志和小鲁西的精彩表演，他嚷起来：“怎么，这就完了吗？”他随即看到了地上和老董同志手中的牛蛋子，惊叹道：“我的天，三分钟不到您就阉了一头牛！老董同志您简直就是牛魔王！”
杜大爷转到牛后，看到小鲁西后腿之间那个空空荡荡的、滴着血珠的皮囊，终于挑出了毛病：“老董同志，你应该给我们缝起来！”
老董同志说：“如果你愿意缝起来，我马上就给您缝起来。不过，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缝起来不如不缝起来。”
麻叔嚷道：“老杜，你胡嚷什么你，人家老董同志是兽医大学毕业的，这大半辈子研究的就是这点事，说句难听的话，老董同志编出的蛋子儿比你吃过的窝窝头还要多……”“老管呀，你太喜欢夸张了！您是一片‘燕山雪花大如席’！”老董同志说着，用一根血手指将眼镜往上戳了戳，然后很仔细地将地下的那个牛蛋子捡起来，然后他将两个牛蛋子放到柳树下边凸出的根上，然后他说：一老杜，牵条过来。”
杜大爷将小鲁西交到一个看热闹的人手里，从另一个看热闹的人手里将大鲁西牵过来。杜大爷眼巴巴地看着老董同志，老董同志扬了一下下巴，示意他牵着大鲁西往前走。杜大爷就牵着大鲁西往前走。大鲁西与小鲁西一样不愿意往前走。我心里替它着急，大鲁西，你为什么不往前跑呢？你难道看不到小鲁西的下场吗？老董同志一声不吭就弯下了腰。
麻叔也不看表了，直着眼盯着老董同志看，我们脚步不由自主地都跟着老董同志往前走。我们看到一个灰白的牛蛋子落在了滚烫的浮土上抽搐。我们紧接着看到老董同志手里托着一个牛蛋子、嘴里叼着那柄柳叶刀站直了腰。我们听到麻叔拍着大腿说：“老董，我服了你了！我他妈地口服心服全部地服了你了！您这一手胜过了孙猴子的叶底偷桃！”老董同志将大鲁西的两个蛋子拿到柳树下与小鲁西的两个蛋子放在一起，回转身，用血手指将黑边眼镜往上戳了戳，然后扬扬下巴，示意杜大爷将双脊牵过来。杜大爷可怜巴巴地看看麻叔，说。“队长，不留个种了？”
麻叔说：“留啥种？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看住它，可你们干了些什么？只怕母牛的肚子里都怀上这个杂种的犊子了！”
老董同志将柳叶刀吐出来，吃惊地问：“怎么？这头牛与母牛交配过？”
我急忙插嘴道：“我们队里的十三头母牛都被它配了，连它的妈都被它配了！”
杜大爷训我道：“你一个屁大的孩子，插啥嘴？你知道母牛从哪个眼里撒尿？”
我说：“我亲眼看到它把队里的母牛全都配了。这事只有我有发言权。杜大爷只看到双脊配它的妈。他以为给它把前腿拴起来就没事了。所以他让我看着牛他自己蒙着羊皮袄躺在沟崖上晒着太阳睡大觉。热闹景儿全被我看到了。大鲁西和小鲁西也想弄景，但它们的小鸡鸡像一根红辣椒。它们往母牛背上跳，母牛就回头顶它们。双脊可就不一样了，它装做低头吃草，慢慢地往母牛身边靠，看看差不多了，它轰地就立起来，趴在了母牛背上，我用鞭杆子戳它的屁股它都不下来……”我正说得得意，就听到麻叔怒吼了一声，好像平地起了一个雷。
我打了一个哆嗦，看到麻叔的麻脸泛青，小眼睛里射出的光像锥子一样扎着我。
“我们老管家几辈子积德行善，怎么还能出了你这样一块货广麻叔一巴掌将我扇到一边去，转过脸对老杜说：“牵着往前走哇！”
老董同志说：“慢点慢点，让我看看。”
老董同志弯下腰，伸手到双脊的后腿间摸索着。双脊的腰一拧，飞起一条腿，正打在老董同志的膝盖上。老董同志叫唤了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麻叔慌忙上前，把老董同志扶起来，关切地问：“老董同志，要紧不？”
老董同志弯腰揉着膝盖，咧着嘴说：“不要紧，不要紧……”
杜大爷拍了双脊一巴掌，笑眯眯地骂道：“你这个坏蛋，怎么敢踢老董同志？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老董同志瘸着一条腿，跳到小季家屋山墙的阴凉里，坐在地上，说：“老管，这头牛不能阉了！”
麻叔着急地问：“为什么？”
老董同志说：“它交配太多，里边的血管子粗了，弄不好会大出血。”
麻叔说：“你听他们胡说什么？！这是头小牛，比那两头还晚生了两个月呢！”
老董同志伸出手，对麻叔说：“给我。”
麻叔说：“什么给你？”
老董同志说：“手表给我。”
麻叔抬手看看腕上的表，说：“难道我还能落下您的手表？！真是的！”
老董同志说：“我没说你要落下我的手表。”
麻叔说：“老董同志，我们把您请来一次也不容易，您听我慢慢说。咱们这里不但粮食紧张，草也紧张，要不寒冬腊月还能去放牛？就这些牛也养不过来了。牛是大家畜，是生产资料，谁杀了谁犯法。杀又不能杀，养又养不起。去年我就对老杜说，如果你再让母牛怀了犊于，我就扣你的工分。谁知道这家伙让所有的母牛都怀了犊。老董同志您替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把这个家伙阉了，我们生产队就毁了。我们去年将三头小牛扔到胶州集上，心里得意，以为甩了三个包袱，可还没得意完呢，它们就跑回来了。不但它们跑了回来，它们还带来了两个小牛，用棍子打都打不走。我们的保管员用棍子打牛还被人家告到公社革委会，硬把他拉到城南苗圃去办了一个月的学习班——宁愿下阴曹地府，不愿进城南苗圃——说他破坏生产力，反革命，打瘸了一条腿，至今还在家里趴着……”
老董同志打断麻叔的话，说：“行了行了。老管，您这样一说，我更不敢动手了，我要把这头牛阉死，也要进城南苗圃学习班。”说完，抓起一把土搓搓手，站起来，瘸着腿，走到自行车前，蹬开支架就要走。
麻叔抢上前去，锁了老董的车，将钥匙装进口袋皇，说：“老董，你今天不把这头牛阉了你别想走！”
老董同志脸涨得青紫，嘴唇哆嗦着起了高声：“你这人怎么这样？！”
麻叔笑着说：“我这人就这样，您能怎么着我？”
老董同志气呼呼地说：“你这人简直是无赖！”
麻叔笑着说：“我就是个无赖，您怎么着？！”
老董同志说：“这年头，乌龟王八蛋都学会了欺负人，我能怎么着您？贫下中农嘛，领导阶级嘛，管理学校嘛！”
麻叔说：“老董同志，您也别说这些难听的话，您要是够朋友，就给我们把这个祸害阉了，您要是不够朋友，我们也拿您没办法。但是您的手表和自行车就留给我们，我们拿到集上去卖了，卖了钱去买点麦穰草喂牛，把人民公社的大家畜全都饿死，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老董同志说：“老管你就胡扯蛋吧，饿死牛与我有屁的关系？”
麻叔说：“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全公社的牛都饿死了还要您们兽医站干什么吗？还要您这个兽医干什么，人民公社先有了牛，才有您这个兽医。”
老董同志无可奈何地说：“碰上了你这号的刁人有啥办法？怪不得人家说十个麻子九个坏，一个不坏是无赖！”
“随您怎么说吧，反正这块形势就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干不干都随你。”麻叔笑嘻嘻地说着，把手腕子夸张地举到耳边听着，说：“好听好听，果然是好听，一股子钢声铜音儿！”
老董同志说：“你把表给我！”
麻叔瞪着小眼，说：“您有什么凭据说这表是您的？您说它是您的，但您能叫应它吗？您叫它一声，如果它答应了，我就还给您！”
老董同志恼怒地说：“今日我真他妈地倒了霉，碰上了你这块滚刀肉！好吧，我阉，阉完了牛，连你这个王八蛋也阉了！”
麻叔说：“阉我就不用您老人家动手了，去年春天我就让公社医院的快刀刘给阉了。”
老董同志摸出刀子，说：“麻子，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头牛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可要负完全彻底的责任！”
麻叔说：“有个屁的三长两短？那玩艺儿本来就是多余之物！”
老董同志扬起脸，对我们说：“广大的贫下中农同志们作证，我本来不想阉，是麻子硬逼着我阉的……”
麻叔说：“好好好，是我逼着你阉的，出了事我承担责任。”
老董同志说：“那好，你说话可要给话做主。”
麻叔说：“老先生，您就别啰嗦了！”
老董同志看看双脊，双脊也斜着眼睛看他。老董同志伸着手刚想往它尾后靠，它甩了一下尾巴就转到了杜大爷背后。杜大爷急忙转到它的头前，它一甩尾巴又转到了杜大爷背后。杜大爷说：“这东西，成了精了！”
老董同志看看麻叔，说：“怎么样？麻子，不是我不想干。”
麻叔说：“看刚才那个吹劲儿，好像连老虎都能骟了，弄了半天连个小公牛都治不了！把刀子给我，您到一边歇着，看我这个没上过兽医大学的老农民把它阉了！您哪，白拿了国家的工资！”
老董同志脸涨得青紫，说：“麻子，你真是狗眼看人低！老董我今天不阉了它我就头朝下走回公社！”
麻叔说：“您可别吹这个牛！”
老董同志也不说话，弯下腰就往双脊尾后靠。它不等老董靠到位，就飞快地闪了。老董跟着它转，它就绕着杜大爷转。牛缰绳在杜大爷腰上缠了三圈，转不动了。杜大爷鬼叫：“毁了我啦……毁了我啦……”
老董趁着机会，将双手伸进了双脊后腿间，刚要下手，小肚子就挨了双脊一蹄子。老董同志叫了一声娘，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然后双脊又反着转回来，尾巴梢子抡起来，扫掉了老董同志的眼镜。老董同志毕竟是常年跟牛打交道的，知道保护自己，当下也顾不了眼镜，一个滚儿就到了安全地带。麻叔冲上去，将老董同志的眼镜抢了出来。几个人上去，将老董同志扶到小季家山墙根上坐定。老董同志小脸蜡黄，憋出了一脑门子绿豆汗。麻叔关切地问：“老董同志，不要紧吧？没伤着要害吧？”老董同志不说话，好像连气儿也不敢喘，憋了半天，才哭咧咧地说：“麻子，我日你老娘！”
麻叔充满歉意地说：“真是对不住您，老董同志。不阉了，不阉了，走，到我家去，知道您要来，我让老婆用地瓜干子换了两斤白酒。”
老董同志看样子痛得轻点了，他从衣兜里摸出了半包揉得窝窝囊囊的烟，捏出一支，战战抖抖地划火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憋了足有一分钟才把吸进去的烟从鼻孔里喷出来。
“真是对不住您，老董同志，”麻叔将黑边眼镜放在自己裤头边上擦擦，给老董同志戴上，然后摘下手表，摸出钥匙，说：“这个还给您。”
老董同志一摆手，没接手表和钥匙，人却忽地站了起来。
“哟哈，生气了？跟您闹着玩呢。”麻叔道：“走吧走吧，到我家喝酒去。”麻叔说着，就去牵老董同志的手，同时回头吩咐杜大爷，“老杜，你把牛拉回去吧广然后又对我说：“罗汉，把那四个牛蛋子捡起来，送到我家，交给你婶子，让她炒了给我们下酒。记住，让她把里边的臊筋儿先剔了，否则没法吃……”
遵照着麻叔的吩咐，我向柳树下的牛蛋子跑去。杜大爷眼睛盯着柳树下的牛蛋子，拉着牛缰绳往前走。这时，我们听到老董同志大喊：“慢着！”
我们都怔住了。麻叔小心地问：“怎么了，老董同志？”
老董同志不看我们，也不看麻叔，眼镜后的青眼直盯着双脊后腿间那一大团物件，咬着牙根说：“奶奶个熊，今日我不阉了你，把董字倒过来写！”
麻叔眨眨眼睛，走上前去扯扯老董同志的衣袖，说：“算啦算啦，老董同志，您这么有名的大兽医，犯不着跟这么头小牛犊子生气。这一蹄子蹬在您腿上，我们这心里就七上八下的难受了；它要是一蹄子蹬在您的蛋子上，我们可就担当不起了……”
老董同志瞪着眼说：“麻子，你他妈的不用转着圈子骂我，你也甭想激将我出丑。别说是一头牛，就是一头大象、一只老虎，我今日也要做了它。”
麻叔说：“老董同志，我看还是算了。”
老董同志挽起衣袖，紧紧腰带，打起精神，虎虎地往上凑。双脊拖着杜大爷往前跑去。杜大爷往后仰着身体，大声喊叫着：“队长，我可是要松手了……”
麻叔大声说：“你他妈的敢松手，就把你个狗日的骟了！”
麻叔追上去，帮着杜大爷将双脊拉回来。
老董同志说：“看来只能用笨法子了。”
麻叔问：“什么笨法子？”
老董同志说：“你先把这家伙拴在柳树上。”
杜大爷将双脊拴在柳树上。
老董抬头望望柳树，说：“去找两根绳子，一根杠子。”
杜大爷问：“怎么，要把它捆起来？”
老董同志说：“对这样的坏家伙只能用这种办法。”
麻叔吩咐侯八去找仓库保管员拿绳子杠子。侯八一溜小跑去了。
老董同志从衣袋里摸出了一支烟，点着。他的情绪看来大有好转。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支烟扔给麻叔。麻叔连声道谢。杜大爷贪婪地抽着鼻子，想引起老董同志的注意，可老董同志根本就不看他。老董同志对麻叔说：“去年，国营胶河农场那匹野骡子够厉害了，长了三个睾丸，踢人还加上咬人，没人敢靠它的身。最后怎么着？我照样把它给骟了！”
麻叔道：“我早就说过嘛，给您只老虎您也能把它骟了！”
老董同志说：“你要能弄来只老虎，我也有办法。有治不好的病，没有骟不了的畜生。”
杜大爷撇撇嘴，低声道：“真是吹牛皮不用贴印花！”
老董同志扫他一眼，没说什么。
侯人扛着杠子，提着绳子，飞奔过来。
老董同志将烟头狠劲吸了几口，扔在地上。
我扑上去，将烟头抢到手里，用指尖捏着，美美地吸了一口。
小乐在我身边央求着：“罗汉，让我吸一口行不？让我吸一口……”
我将烟头啐出去，让残余的那一点点烟丝和烟纸分离。
我很坏地笑着说：“吸吧！”
小乐骂道：“罗汉，你就等着吧，这辈子你总有用得着我的时候！”
麻叔把我们轰到一边去。几个看热闹的大人在麻叔和老董同志的指挥下，将那根木杠子伸到双脊肚皮下，移到它的后腿与肚皮之间的夹缝里。老董同志一声喊，杠子两头的男人一齐用劲，就把双脊的后腿抬离了地面，但它的身体还在扭动着。老董同志亲自动手，用绳于拴住了双脊的两条后腿，将绳子头交给旁边的人，让他们往两边拉着。老董同志又掀起它的尾巴，拴在绳子上，将绳子扔到柳树权上，拉紧。老董同志将这根绳子头交给我，说：“拽紧，别松手！”
我荣幸地执行着老董同志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拽着绳子头，将双脊的尾巴高高地吊起来。
杜大爷嘟哝着：“你们这哪里是上庙？分明是在糟蹋神嘛！”
双脊哞哧哞哧地喘息着。那几个抬杠子的汉子也喘起了粗气。其中一个嚷：“队长，挺不住了……”
麻叔在他头上敲了一拳，骂道：“看你这个囗样！把饭吃到哪里去了？挺住！今天中午，每人给你们记半个工！”
老董同志很悠闲地蹲在地上，嘴里念叨着：“您蹦呀，踢呀，你的本事呢……”老董同志将一个硕大的牛蛋子狠狠地扔在地上，说：“我让你踢！”
老董同志又将一个硕大的牛蛋子狠狠地扔在地上，说：“我让你踢！”
老董同志抬起腰，说：“好了，松手吧！”于是众人一齐松了手。
双脊一阵狂蹦乱跳，几乎把缰绳挣断。杜大爷远远地躲着不敢近前，嘴里叨咕着：“疯子，疯子……”
双脊终于停止了蹦跳。
老董同志说：“蹦呀，怎么不蹦了呢？”
黑色的血像尿一样滋滋地往外喷。双脊的两条后腿变红了，地下那一大片也洇红了。双脊脑袋抵在树干上，浑身打着哆嗦。
老董同志的脸顿时黄了，汗珠子啪嗒啪嗒地落下来。
杜大爷高声说：“大出血，大出血！”
麻叔骂道：“放你娘的狗臭屁！你知道什么叫大出血？”
老董同志跑到自行车旁，打开那个挂在车把上的黑皮药箱子，拿出了一根铁针管子，安上了一个针头，又解开了一盒药，提出了三支注射液。
麻叔说：“老董同志，我们队里穷的叮当响，付不起药钱！”
老董同志不理麻叔的嚷嚷，管自将针剂敲破，将药液吸到针管里。
麻叔吵吵着：“一头鸡巴牛，那么娇气？”
老董同志走到双脊的身边，很迅速地将针头扎在了它肩上。双脊连动都没动，可见这点痛苦与后腿之间的痛苦比起来，已经算不了什么。
老董同志蹲在双脊尾后，仔细地观察着，一点也不怕双脊再给他一蹄子。终于，双脊的伤口处血流变细了，变成一滴一滴了。
老董同志站起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麻叔看看西斜的太阳，说：“行了，都去地里干活吧！罗汉，把牛蛋子送给你婶子去，老董同志，走吧，喝二两，压压惊。”
老董同志说：“从现在起，必须安排专人遛牛，白天黑夜都不能停，记住，千万不能让它们趴下，趴下就把伤口挤开了！”
麻叔说：“老杜，遛牛的事你负责吧！”
“牛背上搭一条麻袋，防止受凉；记住，千万不能让它们趴下！”老董同志指指双脊，说：“尤其是这头！”
“走吧，您就把心放到肚皮里去吧！”麻叔拉着老董同志的胳膊，回头骂我，“兔崽子，我让你干什么了？你还在这里磨蹭！”
我抱起那六个血淋淋的牛蛋子，飞快地向麻叔家跑去。
老枪宝刀牛(2)
二
我窜到麻叔家，将牛蛋子往麻婶面前一扔，气喘嘘嘘地说：“麻婶，麻叔给你的蛋子……”
麻婶正在院子里光着膀子洗头，被那堆在她脚下乱蹦的牛蛋子吓了一跳。她用手攥住流水的头发，眯着眼睛说：“你这个熊孩子，弄了些什么东西来？”
“麻叔的牛蛋子，”我说，“麻叔让您先把臊筋儿剔了。”
麻婶道：“恶心死了，你麻叔呢？”
我说：“立马就到，与公社兽医站的老董同志一起，要来喝酒呢！”
麻婶急忙扯过褂子技到身上，弄条毛巾擦着头发，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呢！老董同志可是贵客，请都请不来的！”
正说着，麻叔推着老董同志的车于进了院。老董同志虾着腰，头往前探着，脖子很长，像只鹅；腿还有点瘸，像只瘸鹅。
麻叔大声说：“掌柜的，看看是谁来了？”
麻婶眉飞色舞地说：“哟，这不是老董同志嘛，什么风把您这个大干部给刮来？”
老董同志说：“想不到您还认识我。”
麻婶说：“怎么敢不认识呢？去年您还给俺家劁过小猪嘛！”
老董同志说：“一年不见了，您还是那样白。”
麻婶道：“我说老董同志，咱骂人也不能这个骂法，把俺扔到煤堆里，才能显出白来。”
麻叔道：“青天大白日的，你洗得什么鸡巴头？”
麻婶道：“这不是老董同志要来吗？咱得给领导留下个好印象。”
麻叔道：“洗不洗都是这副熊样子，快点把牛蛋子收拾了，我和老董同志喝两盅；还有没有鸡蛋了？最好再给我们炒上一盘鸡蛋。
麻婶道：“鸡蛋？我要是母鸡，就给你们现下几个。”
老董同志说：“大嫂，不必麻烦。”
麻婶道：“您来了嘛，该麻烦还是要麻烦。老董同志，您先上炕坐着去，我这就收拾。”
“对对，”麻叔推着老董同志，说：“上炕上炕。”
麻叔将老董同志推到炕上，转出来说：“罗汉，快帮你婶子拾掇。”
“陪你的客人去，别在这里添乱！”麻婶说，“罗汉，帮我从井里压点水！”
我压了两桶水。
麻婶说：“给我到墙角那儿割一把韭菜。”
我从墙角上割了一把韭菜。
麻婶说：“帮我把韭菜洗洗。”
我胡乱地洗了韭菜。
我蹲在麻婶身边，看着麻婶将那几个牛蛋子放到菜板上，用菜刀切。刀不快，切不动。麻婶把菜刀放到水缸沿上镗了几下，嗤嗤嗤，直冒火星子。拿过来一试，果然快了许多。将牛蛋子一剖两半，发现里边筋络纵横，根本没法剔除。偏这时候麻叔敲着窗棂子叮嘱我们：“把臊筋剔净，要不没法子吃！”麻婶高声答应着：“放心，不放心自己下来弄！”麻婶低声嘟哝着：“我给你剔净？去医院把快刀刘请来也剔不净！”麻婶根本就不剔了，抡起菜刀，噼噼啪啪，将那六个牛蛋子剁成一堆肉了。麻婶还说：“这玩艺儿，让蒋介石的厨师来做也不能不臊，吃的就是这个臊味儿，你说对不对？”我连声说对。这时，麻叔又敲着窗棂催：“快点快点！”麻婶说：“好了好了，这就下锅。罗汉，你去帮我烧火。”
我到了灶前，从草旮旯里拉了一把暄草，点着了火。
麻婶用炊帚将锅子胡乱涮了几下，然后从锅后的油罐子里，提上了几滴油。香气立刻扑进了我的鼻。
这时，就听到大门外有人喊叫：“队长！队长！”
我一下就听出了杜大爷的声音。
紧接着杜大爷就拉着牛缰绳进了大门，那三头刚受了酷刑的牛并排着挤在门外，都仰着头，软着身体，随时想坐下去的样子。
麻叔从炕上跳下来，冲到院子里，道：“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老董同志也跟着跑到院子里，关切地问：“有情况吗？”
杜大爷不搭老董同志的话茬儿，对着麻叔发牢骚：“队长大人，您只管自己吃香的喝辣的，我呢？”
麻叔道：“老杜，您这把子年纪了，怎么像个小孩子似的不懂事？国家还有个礼宾司宴请宾客，乔冠华请基辛格吃饭，难道你也要去做陪？”
“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杜大爷焦急地说。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麻叔问。
杜大爷说：“老董同志反复交代不能让它们趴下尤其不能让双脊趴下对不对？一趴下伤口就要挣开对不对？伤口挣开了就好不了对不对？可它们就想趴下，我牵着它们它们都要往下趴，我一离开它们马上就趴下了。”
麻叔道：“那你就不要离开嘛！”
杜大爷说：“那我总要回家吃饭吧？我不去陪着老董同志吃牛蛋子总得回家吃块地瓜吧？再说了，生产队里那十三头母牛总得喂吧？我也总得睡点觉吧？……”
“明白了明白了，你什么也甭说了，党不会亏待你的。”麻叔在院子里大声喊，“罗汉，给你个美差，跟杜大爷遛牛去，给你记整劳力的工分。”
麻婶将牛蛋子下到油锅里。锅子里吱吱啦啦地响着，臊气和香气直冲房顶。
“罗汉，你听到了没有？”麻叔在院子里大叫。
麻婶悄悄地说：“去吧，我给你留出一碗，天黑了我就去叫你。”
我起身到了院子里，看到红日已经西沉。
三
杜大爷将牛们交给我，转身就走。我追着他的背影喊：“大爷，您快点，我也没吃饭！”杜大爷连头也不回。
我看看三头倒了血霉的牛。它们也看着我。它们水汪汪的眼睛里流露出深刻的悲哀。它们这一辈子再也不用往母牛背上跨了。双脊还算好，留下了一群后代；两个鲁西就算断子绝孙了。我看到它们的眼睛里除了悲哀之外，还有一种闪闪发光的感情。我猜想那是对人类的仇恨。我有点害怕。我牵着它们往前走时，它们完全可能在后边给我一下子，尽管它们身负重伤，但要把我顶个半死不活还是很容易的。于是我对它们说：“伙计，今日这事，你们可不能怨我，我们是老朋友了，去年冬天，冰天雪地，滴水成冰，我们在东北洼里同患过难。如果我有权，绝对不会阉你们……”在我的表白声中，我看到牛们的眼里流露出了对我的理解。它们泪水盈眶，大声地抽泣着。我摸摸它们的脑门儿，确实感到非常同情它们。我说：“鲁西，双脊，为了你们的小命，咱们还是走走吧。”我听到鲁西说：“蛋子都给人骟了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说：“伙计们，千万别这样想，俗话说得
好，‘好死不如赖活着’，咱们还是走吧……”我拉着牛们，沿着麻叔家的胡同，往河沿那边走去。
我们一行遛到河边时，太阳已经落山，西天上残留着一抹红云，让我想起双脊后腿上那些血。河堤上生长着很多黑压压的槐树，正是槐花怒放的季节，香气扑鼻，熏得我头晕。槐花原有两种，一种雪白，一种粉红，但它们现在都被晚霞映成了血红。
我牵着牛们在晚霞里漫步，在槐花的问香里头晕。但我的心情很不愉快。牛比我更不愉快。我时刻挂念着麻婶锅里的牛蛋子。那玩艺儿尽管臊一点，但毕竟是肉。而我还是在五年前姐姐出嫁时偷吃了一碗肥猪肉。我不愉快因为吃不到牛蛋子，牛不愉快恰恰是因为丢了牛蛋子。我们有那么点同病相怜的意思。
暮色已经十分地苍茫了，杜大爷还不见踪影。我跟这个老家伙共同放牛半年多，对他的恶劣品质十分了解。他经常把田鼠洞里的粮食挖出来，装进自己的口袋，他还说要把他的小女儿嫁给我做媳妇，骗得我像只走狗一样听他招呼。他家紧靠着河堤那块菜园子里，洒满了我的汗水。那园子里长着九畦韭菜，每一茬都能卖几十元钱。春天第一茬卖得还要多。想着杜大爷家的菜园子，我就到了杜大爷家的菜园子。园子边上长着一圈生气蓬勃的泡桐树，据说是从焦裕禄当书记的那个兰考县引进的优良品种。那九畦韭菜已有半尺高，马上就该开镰上市了。我一眼就看到杜大爷正弯着腰往韭菜畦里淋大粪汤子，人粪尿是公共财产，归生产队所有，但杜大爷明目张胆地将大粪汤子往自留园里淋。他依仗什么？依仗着他大女婿是公社食堂里的炊事员。他大女婿瘦得像一只螳螂。据说前几任炊事员刚到公社食堂时都很瘦，但不到一年，身体就像用气吹起来一样，胖得走了形。公社书记很生气，说食堂里的好东西全被炊事员偷吃了。所以那些很快胖起来的炊事员都被书记给撵了，惟有杜大爷的女婿干了好几年还是那样瘦，书记就说这个炊事员嘴不馋。杜大爷私下里对我说，其实，他这个瘦女婿饭量极大，每顿饭能吃三个馒头外加一碗大肥肉。啥叫肚福？杜大爷说，我那女婿就叫肚福，吃一辈子大鱼大肉，没枉来人世走一趟。我满腹牢骚，
刚想开口喊叫，就看到杜大爷的小女儿，名叫五花的，挑着两桶水，从河堤上飘飘扬扬地飞下来了。
杜大爷就是将她暗中许配给了我，我也围绕着她做了许许多多的美梦。有一次我从麻叔的衣袋里捡了两毛钱，到供销社里买了20块水果糖，我自己只舍得吃了两块，将剩下的18块全部送给了她。她吃着我送的糖，乐得格格笑，但当我摸了她一下胸脯时，她却毫不犹豫地对着我的肚子捅了一拳，打得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说：“毛都没扎全的小东西，也想好事儿！”我越想越感到冤枉，白送了18块水果糖，还挨了一个窝心拳。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傻的人了。我哭着说：“你还我的糖……还我的糖……”她啐了我一脸糖水，说：“拉出的屎还想夹回去？送给人家的东西还能要回去？”我说：“你不还我的糖也可以，但你要让我摸摸你！”她说：“回家摸你姐去！”我说：“我不想摸我姐，我就想摸你！”她说：“你说你这样一丁点大个屁孩子，就开始耍流氓，长大了还得了？”我说：“你不让我摸就还我的糖！”她说：“你这个熊孩子，真粘人！”她往四下看了看，低声说：“非要摸？”我点点头，因为这时我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她隐到一棵大槐树后，双手按着棉袄的衣角，不耐烦地说：“要摸就快点。”我战战兢兢地伸过手去……
她说：“行了行了！”我说：“不行。”她一把推开我，说：“去你的吧，你已经够了本了！”她说：“今晚上的事，你要敢告诉别人，我就撕烂你的嘴！”我说：“其实，你爹已经将你许给我做老婆了。”她愣了一下，突然捂着嘴巴笑起来。我说：“你笑什么？这是真的，不信你回家问你爹去。”她说：“就你这个小东西？”我突然想起麻婶讲过的一个大媳妇小女婿的故事，就引用了故事中的几句话，我说“秤砣虽小坠千斤，胡椒虽小辣人心，别看今天我人小，转眼就能成大人！”她说：“这是谁教你的？”我说：“你甭管。”她说：“那好，你就慢慢地长着吧，什么时候长大了，就来娶我。”讲完这话她就走了。
这件事过去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我痛苦不堪的事。说好了等我长大娶她的杜五花竟然跟邻村的小木匠定了婚。小木匠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他龇着一口黑牙，头上生了七个毛旋，所以他的头发永远乱糟糟的。这家伙经常背着一张锯子一把斧头到我们村里来买树。他的耳朵上经常夹着一支铅笔，很有风度。我猜想杜五花很可能因为他的耳朵上夹铅笔才与他定婚。杜五花定婚那天，村里很多人围在她家门口，等着看热闹。我也混迹其中。我听到那些老娘们儿一起议论，说老杜家的闺女个个胖头大脸，所以个个都是洪福齐天。老大嫁给公社的炊事员，天天跟着吃大鱼大肉。老二嫁给了东北大兴安岭的林业工人，回来走娘家两口子都戴着狐狸皮帽子，穿着条绒裤子、平绒褂子。老三嫁给县公安局的狼狗饲养员，虽有个不好听的外号叫“狗剩”，但狼狗吃剩的是肉。老四更牛，嫁给了公社屠宰组组长宋五轮，宋手里天天攥着几十张肉票，走到哪里都像香香蛋似的。老五嫁给小木匠，那孩子一看就是个捞钱的耙子。正说着，小木匠家定婚的队伍来了。我的天，一溜四辆“大金鹿”牌自行车，每辆自行车后驮着三个大箢斗，箢斗上都蒙着红包袱。车子一停，老娘们儿呼啦啦围上去，掀开包袱，看到了那些庞大的馒头，馒头白得像雪，上边还点着红点儿。杜大爷和杜大娘都穿得时时务务地迎出来；对着小木匠家的人嬉皮笑脸。我就想着看看杜五花是个什么表现，但她隐藏得很深，像美蒋特务一样。后来还听人家说，小本匠家送给了杜五花三套衣服，其中有一套条线，一套平绒，一套“凡尼丁”。还有三双尼龙袜子，其中一双是红色，一双是蓝色，还有一双是紫色。三条腰带，其中一条是牛皮的，一条是猪皮的，还有一条是人造革的。还说杜五花对着小本匠的爹羞羞答答地叫了一声
爹，小木匠的爹就送给了她一百元钱。听到这些惊人的财富，我原本愤愤不平的心平静了许多。我想如果我是杜五花，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嫁给小木匠。
现在，我的前未婚妻杜五花挑着两桶水像一个老鹞子似的从河堤上飞下来了。她什么都大。大头，大脸，大嘴，大眼，大手大脚。她的确能一巴掌将我扇得满地摸草，她的确能一脚将我踢出两丈远。我要娶她做老婆，弄不好会被她打死。但我的心里对她的处处都大的身体充满了感情，因为她曾是我的未婚妻。那时候她有一个外号叫“六百工分”，其实她一年能挣三千多工分。她是我们生产队里挣工分最多的妇女。她还有一个外号叫“三大”，当然不是指大呜大放大字报，据说是指她的大头、大腚、大妈妈。我不喜欢她这个外号，我知道她也很反感这个外号。她与小木匠定婚后，我在河边遇到她时，曾恶狠狠地喊了一声“三大”。她举着扁担追了我足有三里路。幸亏我从小爬树上房，练出了两条兔子腿，才没被她追上。我知道，那天我要被她追上，基本上是性命难保。后来她见了我就横眉立目，我见了她就点头哈腰。她挑着水飞到我身边，说：“小罗汉，你在这里转什么？是不是想偷我们家的韭菜？”
我说：“稀罕你们家这几畦烂韭菜！”
她说：“不稀罕你在这里转悠什么？”
我说：“我来找你那个老浑蛋的爹！”
她顾不上回答我的话挑着水就飞进了菜园子。她家的韭菜马上就要开镰了，我知道，每次开镰前她家就没死没活地往韭菜畦里灌水，为的是增加韭菜的分量。我看到她扁担不用下肩就将两桶水倒进了韭菜畦，这家伙真是山大柴广力大无穷。她挑着水桶昂首挺胸地从我面前过，我拉着牛横断了胡同，挡住了她的去路。她瞪着眼睛说：“闪开！”我瞪着她的眼睛说：“我给生产队里遛牛，你搞资本主义，凭什么要我给你让路？”她说：“小罗汉，知道你肚子里那个小九九，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怎么可能呢？”我说：“自从你跟小木匠定了婚，我发现你越来越丑。”她说：“我原来就不俊，你才发现？”我说：“你嘴唇上还长出一层黑胡子！”她摸摸嘴唇，无声地笑了。然后她低声说：“我五，我嘴唇上长了胡子，我是‘三大’，行了吧？放我过去吧？”我说：“你骗了我……你说好了等我长大了跟我结婚的……”说完了这话，我的眼泪竟然夺眶而出。我原本是想伪装出一点难过的样子，趁机再占她点便宜什么的，没想到眼泪真的出来了，而且还源源不断。这时我听到从她宽广的胸脯里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随着这声叹息，她的脸上显出了一丝温柔的神情，她的脸上显出一丝温柔的神情她立刻变得美丽无比，在我的眼里。她迷迷瞪瞪地说：“小罗汉，小罗汉，你真是人小鬼大……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怎么不想想，等你长大了，我就老成白毛精了……”我说：“好姐姐，好‘三大’……你跟小木匠定婚是完全正确的决定，就冲着那些大白馒头你也该跟他订婚，可是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馒头
吃呢？”她笑道：“吃了馒头你就不生气了吗？”我说：“是的，吃了馒头我很可能就不生气了。”她说：“那好办，咱们一言为定。”我说：“我还想……”“你还想干什么？”她瞪着我说：“你别踩着鼻子上脸。”我说：“我还想摸你一下……”她说：“那你去找小木匠商量一下吧，现在我身上的东西都归他管，只要他同意，我就让你摸。”我说：一我怎么敢去找他？”她说：“我谅你也不敢去，他那把小斧头比风还要快，一下就能把你的狗爪子剁下来广
“五花，你不快点挑水，在那儿嘀咕什么？”杜大爷直起腰，气呼呼地喊叫。
“杜大爷，是我，”我高声说：“你光顾了搞资本主义，把三头牛扔给我，像话吗？您这是欺负小孩！”
杜大爷说：“罗汉，你再坚持一会儿，等我吃了饭就去换你。”
我说：“我从中午就没吃饭，肚皮早就贴到脊梁骨上了！”
杜大爷说：“咱爷俩谁跟谁？放了一冬半春的牛，老交情了，你多遛一会儿，吃不了亏。”
我心里话：老东西，还想用花言巧语来蒙我？我可不上你的当了。于是我扔下牛缰绳，说：“双脊可是马上就要趴下了，死了牛，看看队长找谁算账！”
我这一招把杜大爷激得像猴子一样从菜园子里蹦出来。他说：“罗汉罗汉，你可别这样！”
杜大爷将牛缰绳捡起来，交到我手里，说：“你先遛着，我这就回家吃饭。”
杜大爷回家去了。五花冷冷地说：“你对我爹这样的态度，还想摸我？”
我说：“你如果让我摸你，我能对你爹这样的态度？”
四
我们拉着疲乏至极的牛，在麻叔家那条胡同里转来转去。转到麻叔家大门口，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竖起耳朵，听着屋子里的动静。杜大爷的眼睛在昏暗中闪闪发光。他嗤哄着鼻子，说：“香，真他奶奶的香！”我确实也闻到了一股香气，是不是炒牛蛋子的香气我拿不准。但除了炒牛蛋子的香气还能有炒什么的香气呢？我把鲁西们的缰绳扔给他就往麻叔家里跑，我什么都忘了也不能把麻婶许给我的那碗牛蛋子忘了。麻婶说给我留出一碗，还说等天黑了就来叫我。但现在天黑了许多，她也没来叫我。我何必等她来叫我？想吃牛蛋子还等人家来叫我？我怎么这么大的架子？我要是现在不借机冲进去，那碗牛蛋子很可能就要被不知道什么人吃掉了。杜大爷不但没接我扔给他的牛缰绳，连他自己手里的牛缰绳也扔掉了。他扯住我的胳膊，怒冲冲地问：“你想到哪里去？”
我说：“我进去看看麻婶在家炒什么东西。”“那也轮不到你去看，”杜大爷说，“要看也得我去看。”
“凭什么要你进去看？”我努力往外挣着胳膊，大声说。“我比你年纪大，”杜大爷说：“我还有事要向队长请示。”
杜大爷把我推到牛头前，说：“好生看着，别让它们趴下！”然后他就虎虎地闯进麻叔家院子里去了。
我感到一股怒火直冲头顶。我仿佛看到老杜把那碗本来属于我的牛蛋子吞到了他肚里。大小鲁西，双脊，你们这三头丢了蛋子的牛，你们愿意趴下就趴下吧！你们不怕把伤口挣开你们就趴下吧！你们活够了就趴下吧！我是村子里恶名昭著的不良少年，我可不能把属于我的美味佳肴让老杜抢去。我扔了牛，悄悄地进了院子。但我毕竟怕麻叔，不敢硬往里闯。我需要观察。我避开灶间门口射出的光线，弯着腰摸到那扇透出光亮的格于窗前。窗棂上蒙着白纸，我仿照故事里说的，伸出舌尖，舔破了窗纸。我从这个小洞眼里看进去。我首先看到的当然是那张红木炕桌上摆着的盘子。炕桌子摆着三个盘子，一个盘子里残留着一点韭菜炒牛蛋子。第二个盘子里残留着一点韭菜炒牛蛋子。第三个盘子里还剩下小半盘韭菜炒牛蛋子。除了这三个盘子，炕桌上还有两个绿色的酒盅子。除了这两个绿色的酒盅子，还有两双红色的筷子。桌子上还放着一个盛过农药的绿瓶子。当然现在这瓶子里盛的不是农药而是烧酒。那时候我们喜欢用盛过农药的瓶子装酒。我们用完了农药就把药瓶子扔到河里泡着，泡个三五天我们就把瓶子提上来装酒。麻叔说用这种药瓶子装酒特别香。炕上，麻叔与老董同志对面而坐，中间隔着一张红木炕桌。那张红木桌子像茄子皮一样发亮，这是麻婶与麻叔结婚时，麻婶带过来的嫁妆。这炕桌是麻叔家的镇家之宝，除非来了贵客，否则决不会往外搬。我心里想老董同志您的面子可是不小哇！在麻叔这边，麻婶侧着身子坐在炕沿上。她的嘴上油嘟漉的，看样子她也用麻叔的筷子吃了一点。她的脸上红扑扑的，看样子她也就着麻叔的酒盅子喝了一点。最后，我不得不看到了坐在炕前长条凳上那个坏蛋老杜，那个明明说把他的女儿杜五花许配给我做老婆但却食言让杜五花跟
邻村小木匠定了婚的老浑蛋杜玉民。杜玉民是他的官名，但我们根本不叫他杜玉民，我们叫他杜鲁门。杜鲁门坐在长条凳上，双手扶住膝盖，腰板挺得笔直，活像个一年级小学生。他下巴上留着一撮花白的山羊胡子。他的脸很长，上嘴唇很短，下嘴唇很长。他的下嘴唇不但很长而且很厚。他的双眼一只大一只小。那只大眼之所以大是因为他年轻时眼皮上生过疖子。他那只小眼睛滴溜溜转，那只大眼睛却直直地不会转。他穿着一件对襟黑棉袄，当胸一排铜钮扣。他说这排铜钮扣是他的爷爷传下来的。铜钮扣闪闪发光，他的头也闪闪发光。他的厚嘴唇哆嗦着说：“老董同志，队长，我向你们报告，大小鲁西的蛋子不流血了，吃晚饭的时候，双脊的蛋子也不流血了。”老董同志说：“好好好，只要不流血，就不会出问题了。”
老董同志的灰白色脸已经变成了紫红色脸，看样子已经喝了不少。他是公家人，不会像麻叔那样盘腿大坐。他的两条长腿别别扭扭地，一会儿伸开，一会儿蜷起。麻婶说，“老董同志，您要是不舒服就坐着我们的枕头吧！”
老董同志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怎么好意思。”
“您客气什么呀？”麻婶说着，从炕头上拉过一个枕头，塞在老董同志屁股下。
老董同志说：“这下舒服了。”
麻叔拿起酒瓶子，给老董同志的盅子里倒满酒，说：“多喝点，今日让您吃累了。”
老董同志端起酒盅，吱地一声，就把酒吸干了。
杜鲁门舔舔嘴唇，说：“队长，我有个建议。”
麻叔不耐烦地说：“什么建议？”
杜鲁门说：“牛割了蛋子，是大手术，我建议弄点麸皮豆饼泡点水饮饮它们，给它们加点营养，让它们好得快点……”
麻叔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痛，鼓皮，豆饼，能从天上掉下来吗？队里穷得连点灯油都打不起了。”
杜鲁门说：“老董同志您说，割了蛋子的牛要不要补补营养？”老董同志看看麻叔，说：“有条件嘛，当然补补好；没有条件，也就算了。牛嘛，说到底还是畜生。”麻叔说：“你还有事吧？没事就去遛牛吧，罗汉那皮猴子精，靠不住。”
“我这就走。”杜鲁门站起来，突然想起来了似地说，“你看你看，光顾了说话，差点把要紧的事给忘了。”
麻叔盯着他，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
“俺大闺女女婿听说咱队里阉牛，特意赶了回来，”他盯着桌上那盘牛蛋子说：“俺女婿说，公社党委陈书记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蛋子，让他回来弄呢！我说，你回来得晚了，这会儿，别说六个牛蛋子，就是六十个牛蛋子也进了队长的肚子了！俺女婿怕回去挨训，我说，你就说队里把那牛蛋子送给烈属张大爷吃了，陈书记心里不高兴，也不好说什么了不是？俺女婿说，爹，您真有办法。俺女婿让我来告诉你们，做牛蛋子，应该加点醋，再加点酒，还要加点葱，加点姜，如果有花椒茵香最好也加一点，这样，即便是不剔臊筋也不会臊。如果不加这些调料，即便把臊筋剔了，也还是个臊。”他从老董同志面前拿起一根筷子，点点戳戳着盘子里的牛蛋子块儿，说，“你们只加了一点韭菜？”他又拿了一根筷子，两根筷子成了双，夹起一块牛蛋子，放到鼻子下闻了闻，说：“好东西，让你们给糟蹋了，可惜啊可惜！这东西，如果能让俺女婿来做，那滋味肯定比现在强一百倍！”他把那块牛蛋子放在鼻子下又狠狠地嗅嗅，说，“臊，臊，可惜，真是可惜！”麻婶说：“杜大哥，您吃块尝尝吧，也许吃到嘴里就不臊了。”
麻叔骂麻婶道：“这样的脏东西，你也好意思让杜大哥尝？杜大哥家大鱼大肉都放臭了，还喜欢吃这！”
杜大爷把那块牛蛋子放到盘子里，将筷子摔到老董同志面前，说：“说我家把大鱼大肉放臭了是胡说，但你要说咱老杜没断了吃肉，这是真的，孬好咱还有一个干屠宰组的女婿嘛！”
老董同志说：“老杜，您是我见到的最有福气的老头，公社书记的爹也享不到您这样的福！”
“托您的福，”杜大爷说着，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头道，“队长，我年纪大了，熬不了夜，前半夜我顶着，后半夜我可就不管了。”
麻叔说：“你不管谁管？你是饲养员！”
杜大爷说：“饲养员是喂牛的，不是遛牛的。”
麻叔说：“我不管你这些，反正牛出了毛病我就找你。”
杜大爷说：“你这是欺负老实人！”
杜大爷骂骂咧咧地走出来了。我生怕被他发现，一矮身蹲在了窗前。但他从灯下刚出来，眼前一摸黑，根本看不到我。我看到他头重脚轻地走了出去。我趁机溜到灶间，掀开锅，伸手往里一摸，果然摸到一个碗。再一摸，碗里果然有东西。我一下子就闻到了炒牛蛋子的味道。麻婶真是个重合同守信用的好人。我端着碗就窜到院于里。这时，我听到杜大爷在大门外喊叫起来：“队长，毁了！队长，毁了！牛都趴下了！”
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蹲在草垛后边的黑影里，抓起牛蛋子就往嘴里塞。我看到麻叔和老董同志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我听到麻叔大声喊叫：“罗汉！罗汉！你这个小兔崽子，跑到哪里去了？”我抓紧时间，将那些牛蛋子吞下去，当然根本就顾不上咀嚼，当然我也顾不上品尝牛蛋子是臊还是不臊。吃完了牛蛋子，我放下碗，打了一个嗝，从草垛后慢悠悠地转出来。他们在门外喊成一片，我心中暗暗得意。老杜，老杜，你这个老狐狸，今天败在我的手下了。
我一走出大门，就被麻叔捏着脖子提起来：“兔崽子，你到哪里去下蛋啦？”
我坦率地说：“我没去下蛋，我去吃牛蛋子了！”
“什么？你吃了牛蛋子？”杜大爷惊讶地说。
我说：“我当然吃了牛蛋子，我吃了满满一碗牛蛋子！”
杜大爷说：“看看吧，队长，你们是一家人，都姓管，我让他看着牛，他却去吃了一碗牛蛋子，让这些牛全都趴在了地上，不死牛便罢，死了牛我一点责任都没有！老董同志您可要给我做证。”
老董同志焦急地说：“别说了，赶快把牛抬起来。”
我看着他们哼哼哈哈地抬牛。抬起鲁西，趴下双脊；拉起双脊，趴下鲁西。折腾了好久，才把它们全都弄起来。
老董同志划火照看着牛的伤口，我看到黑血凝成的块子像葡萄一样从双脊的肿胀的蛋子皮里挤出来。老董同志站直腰，打了一个难听又难闻的嗝，身体摇晃着说：“老天保佑，还好，是淤血，说不定还有好处，挤出来有好处，留在皮囊里也是麻烦，不过，我要告诉你们，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千万千万，不能让它们趴下了，如果再让它们趴下，非出大事不可。老管，您这个当队长的必须亲自靠上！干工作就是这样，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麻叔说：“您放心，我靠上，我紧紧地抓住不放！”
五
麻叔根本没有靠上，当然也就没有抓住不放。送走了骑着车子像瞎鹿一样乱闯的老董同志，他就扶着墙撒尿。杜大爷说：“队长，我白天要喂牛，还要打扫牛栏，您不能让我整夜遛牛！”
麻叔转回头，乜乜斜斜地说：“你不遛谁遛？难道还要我亲自去遛？别以为你有几个女婿在公社里混事就忘了自己姓甚名谁。杀猪的，做饭的，搁在解放前都是下三滥，现在却都人五人六起来了！”
杜大爷冷冷地说：“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不如解放前！？”
麻叔道：“谁说现在不如解放前？老子三代贫农，苦大仇深，解放前泡在苦水里，解放后泡在糖水里，我会说现在不如解放前？这种话，只有你这种老中农才会说，别忘了你们是团结对象，老子们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毛主席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你明白吗？”
杜大爷锐气顿减，低声道：“我也是为了集体着想，这三头公牛重要，那十三头母牛也重要……”
麻叔说：“什么重要不重要的，你把我绕糊涂了，有问题明天解决！”
麻叔进了院子，恍当一声就把大门关上了。
杜大爷对着大门吐了一口唾沫，低声骂道：“麻子，你断子绝孙广
我说：“好啊，你竟敢骂我麻叔！”
杜大爷说：“我骂他了，我就骂他了，麻子你断子绝孙，不得好死！怎么着，你告诉他去吧！”
杜大爷牵着双脊，艰难地往前走去。双脊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像二个快要死的老头子。想起它在东北洼里骑母牛时那股生龙活虎的劲头，我的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我拉着大小鲁西跟在双脊尾后，我的头脸距双脊的尾巴很近。我的鼻子与双脊的脊梁在一条水平线上，我的双眼能越过它的弓起了的背看到杜大爷的背。
我们默默无声地挪到了河堤边上，槐花的香气在暗夜里像雾一样地弥漫，熏得我连连打喷嚏，双脊也连打了几个喷嚏。我打喷嚏没有什么痛苦，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精神振奋的意思，但双脊打喷嚏却痛苦万分。因为它一打喷嚏免不了全身肌肉收缩，势必牵连着伤口痛疼。我看到它每打一个喷嚏就把背弓一弓，弓得像单峰骆驼似的。
杜大爷不理我，都是那碗牛蛋子闹的，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他把双脊拉到一棵槐树前，把缰绳高高地拴在了树干上。为了防止双脊趴下，他把缰绳留得很短。双脊仰着脖子，仿佛被吊在了树上。我不由地佩服他的聪明，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想不出呢？我学着他的样子，将大小鲁西高高地拴在另一棵槐树上。我也获得了自由。我说：“杜大爷，您的脑子可真好用广
杜大爷蹲在河堤的漫坡上，冷冷地说：“我的脑子再好用，也比不上你老人家的脑子好用！”
我说：“杜大爷，我今年才14岁，您可不能叫我老人家！”
杜大爷说，“您不是老人家谁是老人家？难道我是老人家？我是老人家我连一块牛蛋子都没捞到吃，你不是老人家你他妈的吃了一碗牛蛋子！这算什么世道？太不公平了！”
为了安定他的情绪，我说：“杜大爷，您真的以为我吃了一碗牛蛋子？我是编瞎话骗您哪！”
“你没吃一碗牛蛋子？”杜大爷惊喜地问。
我说：“您老人家也不想想，麻叔像只饿狼，老董同志像只猛虎，别说六只牛蛋子，就是六十只牛蛋子，也不够他们吃的。”
杜大爷说：“那盘子里分明还剩下半盘嘛！”
我说：“您看不出来？那是他们给麻婶留的。”
杜大爷说：“你这个小兔崽子的话，我从来都是半信半疑。”
但我知道他已经相信我也没吃到牛蛋子，我从他的喘息声中得知他的心里得到了平衡。他从怀里摸出烟锅，装上烟，用那个散发着浓厚汽油味的打火机打着火。辛辣的烟味如同尖刀，刺破了槐花的香气。夜已经有些深了，村子里的灯火都熄灭了。天上没有月亮，但星星很多。银河有点灿烂，有流星滑过银河。河里的流水声越过河堤进入我们的耳朵，像玻璃一样明亮。槐花团团簇簇，好像一树树的活物。南风轻柔，抚摸着我的脸。四月的夜真是舒服，但我想起了地肥水美的杜五花，又感到四月的夜真真令人烦恼。大小鲁西呼吸平静，双脊呼吸重浊。它们的肚子里咕噜咕噜响着，我的肚子也咕噜咕噜响着。因为我跟牛打交道太多，所以我也学会了反刍的本领。刚才吞下去的牛蛋子泛上来了，我本来应该慢慢地咀嚼，细细品尝它们的滋味，但我生怕被比猴子还要精的杜大爷闻到，所以我就把它们强压回去。我的心里很得意，这感觉好像在大家都断了食时，我还藏着一碗肉一样。现在我不能反刍。我往杜大爷身边靠了靠，说：“大爷，能给我一袋烟抽吗？”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抽什么烟？”
我说：“刚才你还叫我老人家，怎么转眼就说我是小孩子了呢？”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人哪，只能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他把烟锅子往鞋底上磕磕，愤愤不平地说：“退回20年去，别说它娘的几只臊乎乎的牛蛋子，成盘的肥猪肉摆在我的面前，我也不会馋！”
我说：“杜大爷，您又吹大牛啦！”
“我用得着在你这个兔崽子面前吹牛？”杜大爷说，“我对你说吧，那时候，每逢马桑集，我爹最少要割五斤肉，老秤五斤，顶现在七斤还要多，不割肉，必买鱼，青鱼，巴鱼，黄花鱼，披毛鱼，墨斗鱼……那时候，马桑镇的鱼市有三里长，槐花开放时，正是鳞刀鱼上市的季节，街两边白晃晃的，耀得人不敢睁眼。大对虾两个一对，用竹签子插着，一对半斤，两对一斤，一对大虾只卖两个铜板。那时候，想吃啥就有啥，只要你有钱。现在，你有钱也没处去买那样大的虾，那样厚的鳞刀鱼，嗨，好东西都弄到哪里去了？好东西都被什么人吃了？俺大女婿说好东西都出了口了，你说中国人怎么这样傻？好东西不留着自己吃，出什么口？出口换钱，可换回来的钱弄到哪里去了？其实都是在胡弄咱这些老百姓。可咱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胡弄的。大家嘴里不说，可这心里就像明镜似的。现在，这么大个公社，四十多个大队，几百个小队，七八万口子人，一个集才杀一头猪，那点猪肉还不够公社干部吃的。可过去，咱马桑镇的肉市，光杀猪的肉案子就有三十多台，还有那些杀牛的，杀驴的，杀狗的，你说你想吃什么吧。那时候的牛，大肉牛，用地瓜、豆饼催得油光水滑，走起来晃晃荡荡，好似一座肉山，一头牛能出一千多斤肉。那牛肉肥的，肉膘子有三指厚，那肉，一方一方的，简直就像豆腐，放到锅里煮，一滚就烂，花五个铜子，买上一斤熟牛肉，打上四两高粱酒，往凳子上一坐，喝着吃着，听着声，看着景，你想想吧，那是个什么滋味……”
我咽了一口唾沫，说：“杜大爷，您是编瞎话骗我吧？旧社会真有那么好？”
杜大爷说：“你这孩子，谁跟你说旧社会好了？我只是跟你说吃肥牛肉喝热烧酒的滋味好。”
我问：“你吃肥牛肉喝热烧酒是不是在旧社会？”
他说：“那……那……好像是旧社会……”
我说：“那么，你说吃肥牛肉喝热烧酒好就等于旧社会好！”
他恼怒地蹦起来：“你这个熊孩子，这不是画了个圈让我往里跳嘛！”
我说：“不是我画了圈让你往里跳，是你的阶级立场有问题！”
他小心翼翼地问：“小爷们儿，您给我批讲批讲，什么叫阶级立场？”
我说：“你连阶级立场都不懂？”
他说：“我是不懂。”
我说：“这阶级立场嘛……反正是，旧社会没有好东西，新社会都是好东西；贫下中农没有坏东西，不是贫下中农没有好东西。明白了吗？”
他说：“明白了明白了，不过……那时候的肉鱼什么的确实比现在多……”
我说：“比现在多贫下中农也捞不到吃，都被地主富农吃了。”
“小爷们儿，你这可是瞎说，有些地主富农还真舍不得吃，有些老贫农还舍得吃。比如说方老七家，老婆孩子连条囫囵裤子都没有，可就是好吃，打下粮食来，赶紧着祟，换来钱买鱼买肉，把粮食糟光了，就下南山去讨饭。”
我说：“你这是造谣污蔑老贫农！”
他说：“是是是，我造谣，我造谣。”
我们并排坐着，不言语了。夜气浓重，而且还有了雾。河里一传来蛤蟆的叫声。
他自言自语道：“蛤蟆打哇哇，再有30天就吃上新麦子面了……新麦子面多筋道哇，包饺子好吃，擀面条好吃，烙饼好吃，蒸馒头也好吃……那新馒头白白的，暄暄的，掰开有股清香味儿，能把人吃醉了……”
我说：“杜大爷，求您别说吃的了！您越说，我越饿！”
“不说了，不说了，”他点上一锅烟，闷闷地抽着，烟锅一明一暗，照着他的老脸。
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他也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罗汉，咱不能这样傻，”他说，“反正咱不让牛趴下就行了，你说对不对？”
我说：“对呀！”他说：“那咱们俩为什么不轮班睡觉呢？”
“万一它们趴下呢？”我担心地说。
他站起来检查了一下牛缰绳，说：“没事，我敢保证没事。缰绳断不了，它们就趴不下。”
我说：“那我先回家睡去了。”
他说：“你这个小青年觉悟太低了，我今年68了，比你爷爷还大一岁，你好意思先回去睡？”
我说：“你这个老头觉悟也不高，你都68了，还睡什么觉？”
他说：“那好吧，我出个题给你算，你要是能算出来，你就回家睡觉，你要是算不出来，我就回家睡觉。”
不等我答应，他就说开了：“东南劳山松树多，一共三万六千棵，一棵树上九个权，一个权里九个窝，一个窝里九个蛋，一个蛋里九个雀，你给我算算一共有多少雀？”上学时我一听算术就头痛。十以内的数我掰着手指头还能算个八九不离十，超过了十我就犯糊涂。杜老头子开口就是上万，我如何能算清？再说了，我要能把这样大的数算清楚，我还用得着半夜三更来遛牛吗？
我说：“杜老头，你别来这一套，我算不清，算清了我也不算，我凭什么要费那么多脑子？”
杜大爷叹息：“现如今的孩子怎么都这样了？一点亏都不吃。”
我说：“现如今的老头也不吃亏！”
杜大爷说：“碰上你这个小杂种算是碰上对手了。好吧，咱都不睡，就在这里熬着。”
杜大爷一屁股坐在地上，巴嗒巴嗒地抽烟。
我背靠着一棵槐树坐下，仰着脸数天上的星星。
六
在朦胧中，我听到三头小公牛骂声不绝。它们的大嘴一开一合，把凉森森的唾沫喷到我的脸上。大小鲁西骂了我几句就不骂了，双脊却不依不饶，怒气冲天。它说：你这个小杂种，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说我把十三头母牛都跨了一遍？你让老董同志下那样的狠手。把我的蛋子骟了。你不但让老董同志把我的蛋子骟了，你还把我的蛋子吃了。大小鲁西帮腔道：他把我们的蛋子也吃了。双脊说：“想不到啊想不到想不到你这个小杂种是如此地残忍。我大喊冤枉，但我的喉咙被一团牛毛堵住了，死活喊不出声来。双脊对大小鲁西说：伙计，咱们这辈子就这么着了，虽然活着，但丢了蛋子，活着也跟死了差不了。咱们以前怕这小杂种，现在还有什么可怕的？大小鲁西说：的确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双脊说：既然没有什么好怕的了，那咱就把这小杂种顶死算了，咱们不能白白地让这小杂种把咱们的蛋子吃了。大鲁西道：兄弟们，你们有没有感觉？当他吃我们的蛋子时，我的蛋子像被刀子割着似地痛。我真纳闷，明明地看到他们把我们的蛋子给摘走了，怎么还能感到蛋子痛呢？双脊和小鲁西说：我们也感觉到痛。双脊说：他们不仁，我们也不必讲义。我
看咱们先把这个小杂种的肠子挑出来，然后咱们再去跟麻子他们算账。我把身体死劲地往树干上靠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大喊，但只能发出像蚊子嗡嗡一样的小声音。我说：牛大哥，我冤枉啊……我也是没有办法子呀……队长让我干，我不能不干……双脊，双脊你难道忘了？去年冬天我用我奶奶那把破木梳子，把你全身的毛梳了一遍，我从你身上刮下来的虱子，没有一斤也有半斤，大鲁西，小鲁西，我也帮你们梳过毛，拿过虱子，如果没有我，你们早就被虱子咬死了……你们当时都对我千恩万谢，双脊你还一个劲地用舌头舔我的手……你们不能忘恩负义啊……我的声音虽然细微但它们听到了。我看到它们通红的眼睛里流露出了一丝温情。我抓紧时机，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尽拣那些怀念旧情的话说。我看到它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好像有放过我的意思。我说：牛兄弟们，只要你们饶了我，我这辈子不会忘了你们，等我将来有了权，一定把最好的草料给你们三个吃。我保证不让你们下地干活，夏天我给你们扇扇子，冬天我给你们缝棉衣。我要让你们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牛，最最幸福的牛……在我的甜言蜜语中，我看到大小鲁西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双脊说：我们不用你扇扇子，你也不可能给我们扇扇子；我们不用你缝棉袄，你也不可能给我们缝棉袄。你自己都找不到个人给你缝棉袄。你的好话说得过了头，所以让我听出了你的虚伪。你的目的就是花言巧语地蒙混过关，然后你撒开兔子腿儿，跑一个踪影不见。我说：牛大哥呀，村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可对天。双脊道：你甭给俺唱戏文，您这几句俺们从小就听。接下来是“擒龙跟你下海，打虎跟你上高山”，对不对？我连声说对。双脊对大小鲁西说：伙计们趁着天还没亮，咱们把这小杂种收拾了吧！它们竖起铁角，对准我的肚皮顶了过来。我怪叫一声，睁开眼，看到一轮红日已从河堤后边升起来。
一轮红日从河堤后边升起来，耀得我眼前一片金花花。我搓搓眼，看看眼前的情景，不由地叫了一声娘。我的娘哟，三头牛都趴在了地上，尽管缰绳没断，但它们把脖子神得长长的与树干并直，龇着牙咧着嘴翻着白眼，好像三个吊死鬼。我更加仔细地看了一眼，它们的身体的的确确是趴在了地上。我不顾被夜露打湿了的身体又僵又麻，蹦起来，跳过去，拉牛缰绳。牛缰绳挺得棒硬，如何拉得动？拉不动我就踢它们的屁股，我踢它们的屁股它们毫无反应。我的心里一片灰白。我想坏了事了，这三头牛死了。这三头牛一定是趁着我睡着了时，商量了商量，集体自杀了。它们这辈子不能结婚娶媳妇，所以它们集体上了吊。这时我就想起了杜大爷，这老东西趁我睡着了竟然偷偷地跑了。他想把死牛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我心中顿时充满了对杜大爷的恨，忘了我对杜五花的爱。杜鲁门！杜鲁门！我明知杜鲁门不可能听到我的喊叫，但我还是大声喊叫。杜鲁门我饶不了你！如果杜鲁门此时在我眼前，我会像狼一样扑上去把他咬死。三头牛其实是死在他的手里。我扑上去把他咬死实际上是替牛报仇雪恨。我撒腿往杜鲁门家跑去。
我跑到杜鲁门家的菜园子，看到杜鲁门正猴蹲在那里割韭菜。刚割了韭菜的韭菜畦就像刚剃了的头一样新鲜。他女儿杜五花也在园子里忙活。杜鲁门把韭菜捆得整整齐齐。杜五花把杜鲁门捆好的韭菜一捆捆地往水桶里放，一捆也不落地放到水桶里用水浸泡。用水浸泡过的韭菜既好看又压秤，这家人的脑子个个好用。杜五花从水桶里把韭菜提上来时韭菜真是好看极了，一串串的水珠像珍珠似的顺着韭菜梢流下来，流到水桶里，发出撒尿般的响声。往水里浸韭菜的杜五花也很好看，尽管此时我对她的爹恨得咬牙切齿，但我还是没办法不承认她的漂亮。根据我的经验，女人只要跟水一接近马上就会变漂亮。漂亮的女人跟水一接近会变得更漂亮，即便是不漂亮的女人跟水一接近也会变漂亮。譬如说女人在河里洗澡，譬如说女人在井边洗头，譬如说女人在水桶边浸泡韭菜。红太阳照耀着杜五花肉嘟嘟的四方大脸，好像一块红玻璃。她留着两条又短又粗的辫子，好像两根驴尾巴。如果没有杜五花在场，我肯定会大喊：杜鲁门，王八蛋，牛死了！因为杜五花在场，我只好说：“杜大爷，坏了醋了！”
杜大爷抬起头，问我：“罗汉，你不在那里看着牛，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说：“您快去看看吧，杜大爷，我们的牛死了……”
杜大爷像豹子一样蹿起来，问我：“你说什么？”
我说：“牛死了，我们的牛死了，我们那三头牛都死了……”
“你胡说！”杜大爷弓着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说，“你胡说什么呀，我离开时它们还活蹦乱跳，怎么一转眼就死了？”
“我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死了，看那样子，好像都是自杀……”
“你就胡编吧，我活了68岁，还没听说牛还会自杀……”
杜大爷往我们挂牛的地方跑去。
杜五花问我：“罗汉，你弄什么鬼？”
我说：“谁跟你弄鬼？你爹把牛扔了不管，跑回家来搞资本主义，结果让三头牛上了吊！”
“真的？”杜五花扔掉韭菜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就往河堤那边跑，她的手像铁钩子一样，她的胳膊力大无穷，我几乎是脚不点地地跟着她跑，边跑她边说：“你是怎么搞的？
我爹不在，不是还有你吗？”
我气喘嘘嘘地说：“我睡着了……”
“让你看牛你怎么能睡着呢？”她质问我。
我说：“我要不睡着你爹怎能跑回家割韭菜？”
我还想说点难听的话吓唬她，但已经到了槐树下。
杜大爷拽着缰绳想把牛拽起来，但拽不起来。我心里想，牛都死了，你怎么能把它们拽起来呢？杜大爷掀着它们的尾巴想把它们掀起来，但掀不起来。我心里想，你怎么可能把一个死牛掀起来呢？虽然他没把牛弄起来，但经他这么一折腾，我看到双脊的尾巴动弹了一下。老天爷，原来双脊还活着。既然双脊还活着，那么，大小鲁西更应该活着。果然我看到大鲁西晃了晃耳朵，小鲁西伸出舌头舔了一下鼻孔。发现三头牛都没死让我感到很高兴；发现三头牛都活着又让我感到很不高兴。那时候我正处在爱热闹的青春前期，连村子里的狗都讨厌我。我希望村子里天天放电影，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希望村子里天天有人打架，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希望天天能看到红卫兵斗坏蛋，但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了上边所说的这些大热闹，那么生产队里的母牛生小牛、张光家的母狗与刘汉家的公狗交配最好能天天发生，但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老董同志来给牛割蛋子这样的热闹能够每天发生吗？当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如果这三头牛一起上吊自杀，这个大热闹足可以让全村轰动，而这令全村轰动的大事与我直接有关系，你想想这会让我的生活多么充实，这会让我多么令人关注，人们必定眼巴巴地望着我、盼着我讲出事情的前因后果，那会让我多么神气。可是，三头牛一个都没死。杜大爷瞪着一大一小两只眼，对着我和他女儿吼：“你们俩死了吗？”
老东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让我跟他的女儿死在一起是什么意思？这话虽然不是好话，但我听出了亲近，好像我跟杜五花有着特殊关系似的。我又想其实我跟杜五花的关系就是不一般，我曾经……
“别傻站着了，帮我把牛抬起来呀！”杜大爷说。
于是我上前揪住了双脊的尾巴。
杜五花一把将我读到一边，什么也没说，她什么也没说就弯下腰，自己揪住了牛尾巴。
我上前抱住了牛脖子。
杜大爷把我推到一边，亲自抱住了牛脖子。
最后，我只好站在杜五花身边，握住了她的手腕子。
我们一齐努力，将双脊抬了起来。
我很担心把牛尾巴从牛屁股上拔下来。其实我是有点盼望着将牛尾巴从牛屁股上拔下来。能将牛尾巴从牛屁股上拔下来肯定也是一件大事，甚至会比死三头牛还热闹，但牛尾巴还在牛屁股上我们就把牛抬起来了。
抬起了双脊我们紧接着把大鲁西抬起来。
然后我们又把小鲁西抬起来。
我们把三头牛抬起来后，杜大爷马上就转到牛后，弯下腰去仔细观察。
我和杜五花也弯腰观察。
大小鲁西的蛋皮略有肿胀。
双脊的蛋皮大大肿胀，肿成了一只饱满的大口袋，比没阉之前还要饱满。颜色发红，很不美妙。而且这伙计还在发高烧。我站在它的身边就感到它的身体像一个大火炉子似的烤人。
老枪宝刀牛(3)
杜大爷解开了牛缰绳。他把大小鲁西的缰绳交给我，他亲自牵着双脊的缰绳。他对五花说：“你回去吧，让你娘擀一轴子杂面条，待会儿我和罗汉回去吃。”
杜五花好像不认识似地看看我，我也好像不认识似地看看她的爹。我心里想，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我又看看杜大爷，我看到他老人家的脸慈祥极了。我活在人世上14年，还从来没见到过像杜大爷这样慈祥的老头。
我们拉着牛，在胡同里慢吞吞地走着。杜大爷咳嗽了几声，说：“罗汉小爷们儿，其实，你是咱村里最有天分的孩子，他们都是狗眼看人低，我把这句话放在这里，20年后回头看，你保证是个大人物！”
杜大爷的话我真是爱听。
他说：“咱爷俩一夜都没合眼，双脊的蛋子还是肿成了这样，可见这头牛不能阉，人家老董同志也说不能阉，这头牛配过牛不能阉了，你麻叔非要阉，所以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责任也落不到咱爷俩头上，你说对不对？”
我说：“对极了！”
七
那天早晨，杜大爷没有食言，他果真让我到他家去吃了一碗杂面条。他的老婆也就是杜五花的娘对我还挺亲热，我吃面条时她一个劲地往我的碗里加汤，好像怕我噎着似的。杜五花态度蛮横地对她娘说：“你一个劲地往他的碗里加汤干什么？”她娘说：“吃饭多喝汤，胜过开药方。”杜五花不理她娘，把一个咸鸭蛋几乎全抠到我的碗里。那黄澄澄、油汪汪的鸭蛋黄滚到我碗里时，杜大娘对着杜五花挤鼻子弄眼的。使眼色，杜五花装作看不见，连杜五花都装作看不见，我更没必要冒充好眼色。我毫不客气地一口就将那个鸭蛋黄吞了，免除了杜大娘再把那个鸭蛋黄抢走的危险。仓皇之间没顾上品咂鸭蛋黄的味道，这有点遗憾，但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因为在我吞蛋黄的同时，杜大娘抢蛋黄的手已经伸过来了。杜大娘气呼呼地说：“你这孩子，真是有爹娘生长无爹娘教养！人家都是一丁点一丁点地品品滋味，你竟然一口吞了！”杜五花替我帮腔道：“不就那么个鸭蛋黄嘛，您嘀咕什么？！让人吃就别心疼！”杜大娘愤怒地说：“不是我心疼，我是怕他吃坏了嗓子。”我说：“大娘您就放心吧，我跟方小宝打赌，空口喝了一斤酱油，嗓子还像小喇叭似的。”杜大娘撇撇嘴，转身走了。杜五花对我眨眨眼，鬼鬼地笑了。这一笑让我感到她和我心连着心，这一笑让我感动了许多年。那个白天，我和杜大爷牵着牛在村子里转。时而杜大爷牵着双脊在前，时而我牵着大小鲁西在前。我在前时我的心情比较好，因为看不到双脊的蛋子。我在后时我的心情很恶劣，因为我没法不看到双脊那越肿越大的蛋子。转入大街转小巷，起初我们身后还跟着几个抹鼻涕的孩子，但一会儿他们便失去了兴趣。小孩子们走了，苍蝇来了。起初只有几只苍蝇，很快就来了几百只苍蝇。苍蝇的兴趣集中在双脊的蛋子上。它们叮住不放，改变了那地方的颜色。苍蝇让双脊更加痛苦，我从它的眼神里看出了它欲死不能的神情。我折了一束柳条，替它轰赶苍蝇，但那地方偏僻狭窄，有很多死角，另外还要拂蝇忌蛋，所以也就干脆不赶了。
杜大爷让我看着双脊，他去向麻叔汇报双脊的病情。
杜大爷回来，气呼呼地说：“麻子根本不关心，说没事没事没事，他妈的巴子，他没看怎么知道没事？”
这天夜里，大小鲁西开始认草了，但双脊的病情越来越重。
第三天上午，我们不管大小鲁西了，放它们回了生产队的饲养室。我和杜大爷把全副精力放到双脊身上。
我们一前一后，推拉着它在街上走。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着，才能防止它像堵墙壁一样倒在地上。
我们把它拉到生产队饲养室门外。杜大爷提来一桶水，想让它喝点。但它的嘴唇放在水面上沾了沾就抬起来了。它的嘴唇上那些像胡须似的长毛上滴着水。清亮的水珠从它嘴唇上那些长毛上啪哒啪哒地滴下来，好像一滴滴眼泪。它的眼睛其实一直在流泪。泪水浸湿了它眼睛下边两大片皮毛，显出了明显的泪痕。杜大爷跑进饲养室，用一个破铁瓢，盛来了半瓢棉籽饼，这是牛的料，尽管这东西牛吃了拉血丝，但还是牛最好的料。只有干重活的牛才能吃到这样的好料。杜大爷把那半瓢棉籽饼倒进水桶里，伸进瓢去搅了搅。杜大爷温柔地说：“小牛，你喝点吧，你闻闻这棉籽饼有多么香！”双脊把嘴插进水桶里，蘸蘸嘴唇就抬起来了。杜大爷惊异地说：“怎么？你连这样的好东西都不想喝了吗？”拴在柱子上的那些牛们，其中包括大小鲁西，闻到棉籽饼的香味，都把眼睛斜过来。杜大爷说：“罗汉，你去跟麻子说吧，你是他的侄子，你的面子也许比我大。你去说吧，你就说双脊很可能要死。你说他如果不来，那么，牛死了他要负全部的责任，你去吧。”
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生产队的记工房里看到了麻叔。
我说：“双脊要死了，很可能马上就要死了……”
麻叔正和队里的保管、会计在开会，听到我的话，他们都跳了起来。
麻叔嘴角上似乎挂着一丝笑容，问我：“你说双脊要死？”
我说：“它连香喷喷的棉籽饼都不吃了，它的蛋皮肿得比水罐子都要大了。”
麻叔说：“我要去公社开会，王保管你去看看吧。”
王保管就是那位因为打牛进过苗圃学习班的人。他红着脸，摆着手，对麻叔说：“这事别找我，跟牛沾边的事你们别找我！”
麻叔狡猾地笑着说：“吃牛肉时找不找你？”
王保管说：“吃牛肉？哪里有牛肉？”
麻叔道：“看看，一听说吃牛肉就急了嘛！”
王保管说：“吃牛肉你们当然应该找我，要不我这条腿就算白瘸了！”
麻叔说：“徐会计，那你去看看吧。”
徐会计说：“要不要给公社兽医站的老董同志打电话？”
麻叔说：“最好别惊动他，他一来，肯定又要打针，打完了针还要换药，换完了药咱还得请他吃饭喝酒，队里还有多少钱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徐会计说：“那怎么办？”
麻叔道：“一个畜生，没那么娇气，实在不行，弄个偏方治治就行了。”
我们在徐会计的指挥下，往双脊的嘴里罐了一瓶醋，据村里的赤脚医生说醋能消炎止痛。我们还弄来一个像帽子那样大的马蜂窝，捣烂了，硬塞到它的嘴里去，据徐会计的爹说，马蜂窝能以毒攻毒。我们还弄来一块石灰膏子抹到它的蛋皮上，据说石灰是杀毒灭菌的灵药。
我真心盼望着双脊赶快好起来，它不好，我和杜大爷就得不到解放。但双脊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它的蛋皮流出了黄水，不但流黄水，还散发出一股恶臭。这股恶臭的气味，把全村的苍蝇都招来了。我们牵拉着他走到哪里，苍蝇就跟随到哪里。它的背弓得更厉害了。由于弓背，它的身体也变短了。它身上的毛也战起来了，由于戗毛，它身上的骨节都变大了。它的泪水流得更多了。它不但流眼泪，还流眼屎，苍蝇伏在它的眼睛周围，吃它的眼屎，母苍蝇还在它的眼角上下了许多蛆。它的蛋皮上也生了蛆。
第四天早晨我们把双脊拉到麻叔家门口。麻叔家还没开门，我捡起一块砖头，用力砸着他家的门板。麻叔披着褂子跑出来，骂我：“浑蛋罗汉，你想死吗？”
我说：“我不想死，但是双脊很快就要死了。”
杜大爷蹲在墙根儿，说：“麻子，你还是个人吗？”
麻叔恼怒地说：“老杜，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连句人话都不会说了？”
“你逼得我哑巴开口，”杜大爷说：“你看看吧，怎么着也是条性命，你们把它的蛋子挖出来吃了，你们舒坦了，可是它呢？”
麻叔转到牛后，弯下腰看看，说：“那你说该怎么办？”
杜大爷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赶快把老董叫来。”
麻叔道：“你以为我不急？牛是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的命根子，死个人，公社里不管，死头牛，连党委书记都要过问。”
杜大爷问：“那你为什么不去请老董？”“你以为我没去请？”麻叔道，“我昨天就去了兽医站，人家老董同志忙着呢！全公社有多少生产队？有多少头牛？还有马，还有驴，还有骡子，都要老董同志管。”
杜大爷说：“那就看着它死？”
麻叔搔搔头，说：“老杜，想不到你一个老中农，还有点爱社如家的意思。”
杜大爷说：“我家四个女婿，三个吃公家饭！”麻叔说：“这样吧，你和罗汉，拉着双脊到公社兽医站去，让老董给治治。”
杜大爷说：“简直是睁着眼说梦话，到公社有20里地，你让我们走几天？”
麻叔说：“走几天算几天。”
杜大爷说：“只怕走到半路上它就死了！”
麻叔说：“它实在要死，咱们也没有办法，连县委书记都要死，何况一头牛？”
杜大爷说：“我去了，家里那些牛怎么办？”
麻叔说：“同志，不要以为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让你去你就去，家里的事就甭管了！”
杜大爷说：“好好好，我去，丑话说在前头，这牛要是死在路上，你们可别找找麻烦。”
麻叔道：“还有小罗汉当见证人嘛！”
八
我们拖着双脊，走上了去公社之路。
我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包着一个玉米面饼子，一棵大葱，一块黑酱。这是因为我要出门，家里对我的奖赏。如果不出门，我的主食是发霉的地瓜干子。杜大爷背着一个黄帆布书包，书包上绣着红字，这是很洋气的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知识青年才能背这种书包。我做梦都想有这样一个书包，但我弄不到。杜大爷很牛气地背着一个只有知识青年才有的书包拉着牛缰绳走在牛前头，书包让他生气勃勃。我背着古旧的包袱，拿着一把破扇子跟在牛后头。我用破扇子不停地轰着双脊蛋皮上的苍蝇。我扇一下子苍蝇们就嗡地飞起来，苍蝇飞起来时我看到双脊那可怜的蛋皮像一团凉粉的形态、像一团凉粉的颜色。我刚一停手苍蝇们就落回去，苍蝇落回去我就只能看到苍蝇。我们出了村，过了桥，上了通往公社的那条沙石路。夸张点说我们走得还不如蛆爬得快。不是我们走不快，是双脊走不快。双脊连站立都很困难，但我们要它走，它就走。它已经连续三天没捞到趴下歇歇了，我猜想它的脑子已经昏昏沉沉。如果是人，早就活活累死了，累不死也就困死了。想想做头牛真它妈的不容易。如果我是双脊，就索性趴下死了算了。但双脊不是我。我和杜大爷一个在前拉着，一个在后催着，让它走，逼它走，它就走，一步，一步，一步更比一步难。
太阳正响时我们走到了甜水井。甜水井离我们村六里地。杜大爷说：“罗汉，咱爷们儿走的还不算慢，按这个走法，半夜十二点时，也许就到兽医站了。”
我说：“还要怎么慢？我去公社看电影，20分钟就能跑到。”
杜大爷说：“已经够快了，不要不知足。歇歇，吃点东西。”
我们把双脊拴在井边的大柳树上。我解开了包袱，杜大爷解开了书包。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块玉米面饼子，我从包袱里也摸出了一块玉米面饼子。我摸出了一根大葱，他也摸出了一根大葱。我摸出黑酱他也摸出黑酱。我们两个的饭一模一样。吃了饭，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个玻璃瓶子。玻璃瓶颈上拴着一根绳。他把绳抖开，将瓶子放到井里，悠一悠，荡一荡，猛一松手，瓶子一头扎到水里，咕咕嘟嘟一阵响，灌满了水就不响了。杜大爷把灌满水的瓶子提上来。我说：“杜大爷，您真是有计划性。”杜大爷说：“让我当生产队长，肯定比麻子强得多。”
我说：“当生产队长屈了您的才，您应该当公社书记！”
杜大爷说：“可不敢胡说！公社书记个个顶着天上的星宿，那不是凡人。”
我说：“大爷，您说，我要有个爹当公社书记，我会怎么样？”
“就你这模样还想有个当公社书记的爹？”杜大爷把瓶子递给我，说，“行了，爷们儿，别做梦了，喝点凉水吧，喝了凉水好赶路。”
我喝了一瓶凉水，肚子咕咕地响。
杜大爷又提上一瓶水，将瓶口插到牛嘴里。水顺着牛的嘴角流了出来。
“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它喝点水，”杜大爷说，“否则它病不死也要渴死。”
杜大爷又从井里提上一瓶水，他让我把双脊的头抬起来，让它的嘴巴向着天，然后他把瓶子插到牛嘴里。这一次我听到了水从双脊的咽喉流到胃里去的声音。杜大爷兴奋地说：“好极了，我们终于让它喝了水，喝了水它就死不了了。”
我们离开柳荫，重返沙石路。初夏的正午阳光其实已经十分暴烈，沙石路面放射着红褐色的刺眼光芒。我建议歇一歇，等太阳落落再走。杜大爷说多歇无多力。而且他还说阳光消毒杀菌，而且他还说其实双脊冻得要命，你难道没看到它浑身上下都在打哆嗦吗？我相信杜大爷的生活经验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我就不跟他争辩。我更希望能早些到了公社兽医站，让双脊的病及时得到治疗，我其实是个善良的孩子。
我从路边拔了一把野草，编成一个草圈戴在头上。我看到杜大爷的秃头上汪着一层汗水，便把头上的草圈摘下来扔给他。杜大爷接了草圈戴在头上，说：“你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年轻人，就应该这样。”杜大爷一句好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我说：“大爷，您活像个老八路！”杜大爷叹息道：“人哪，可惜没有前后眼，要有前后眼，说什么我也要去当八路。”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当八路呢？”他说：“说句不中听的话，那时候，谁也看不出八路能成气候。八路穿得不好，吃得也不好，武器更不好，就那么几条破大枪，枪栓都锈了，子弹也少，每人只有两粒火，打仗全靠手榴弹，手榴弹也是土造的，十颗里铁定有五颗是臭的。国军可就不一样了，一色的绿哗叽军装，美式汤姆枪，红头绿屁股子弹开着打，那枪，打到连发上，哇哇地叱脆生生地，听着都养耳朵。手榴弹一色是小甜瓜形状，花瓣的，炸起来惊天动地，还有那些十轮大卡车才能拖动的榴弹大炮，一炮能打出五十里，落地就炸成一个湾，湾里的水瓦蓝，一眼望不到底。爷们儿，那时候不比现在，现在都打破头地抢着当兵，那时谁也不愿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嘛。就是当兵，爷们儿，我也不去当八路，要当我也去当国军了。当国军神气，国军吃得好，穿得好，还能关到银两。八路，不是正头香主，爷们儿，说起来好像在撒谎，一直到了1947年咱们这块地方还不知道八路的头是谁，后来才听说八路的头是朱毛，后来又说朱毛是两个人，还是两口子，朱是男的，毛是女的。但那时谁都知道蒋介石，蒋委员长……”
我说：“那你说说国军为什么被八路打败了？”
杜大爷说：“依我看，八路的人能吃苦，国军的人不能吃苦。八路的人没有架子，大官小官都没架子，国军的人架子大，国军的大官架子倒不大，小官反倒架子大，官越小架子越大。俺家东厢房里住过国军一个少尉，连洗脚水都要勤务兵给端到炕前，但八路的团长还给俺家扫过院子。还有，八路的人不跟女人粘糊，我看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国军的人就不一样了，见了漂亮娘们儿，当官的带头上。就这几条，国军非败不可。”
我说：“你既然看出国军必败，为什么还不去当八路？”
“那会儿谁能看出来？那会儿我要看出来肯定当了八路。”他说：“我要是当了八路，熬到现在，最次不济也是公社书记，吃香的，喝辣的，屁股下坐着冒烟的。不过也很可能早就给炮子打死了。人的命，天注定，这辈子该吃哪碗饭，老天爷早就给我安排好了，胡思乱想是没有用处的。人不能跟天对抗，我是很知足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我们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胡扯着，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往前挪动。我们说累了，就沉默。在沉默中我们昏昏欲睡。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幅很有情调的画面：一轮艳阳当头照，沙石路在阳光下变成了金黄色，一个头戴草圈、斜背书包的老头子，迎着阳光眯着一大一小两只眼，肩膀上背着牛缰绳，神着黑色的脖子，一步一探头地往前走着，像我后来看到过的在江上拉纤的船夫。在他的身后，是被缰绳拉得仰起来的牛脸。牛脸上有泪水还有苍蝇。再往后是弓起来的牛背，夹起的牛尾。牛蛋皮太难看，就不要画了。重点应该画画我。我很丑，我很丑却缺乏自知之明，喜欢扮鬼脸，做怪相，连我的姐姐都曾经质问我的母亲：娘，你说他怎么这样丑？简直是气死画匠，难描难画。母亲对姐姐的质问当然不高兴。母亲说狗养的狗亲，猫养的猫亲，你们不亲他，所以就觉得他丑。当然母亲生了气时也骂我丑。我趴到井台边上看自己的模样，确实有些问题。譬如说我嘴里生着一颗虎牙，姐姐说我锯齿獠牙。我一怒之下，找了一把铁挫，硬是一点点地将那颗牙挫平了。挫牙时整个牙床都是酸的，好像连脑子都给震荡了，但是为了美，我把那样长的一颗虎牙给挫平了。我把这事说给村里人听时，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又在胡说。我留着那种头顶只有一撮毛的娃娃头，脸上是一片片铜钱大的白癣，那时候男孩子脸上爱长这种白癣，据说用酸杏擦能擦好，我们就去偷酸杏来探，也没见谁擦好过。我斜背着一个蓝布包袱，穿一条大裤头子，脚上拖拉着一双大鞋，手里摇着一柄破芭蕉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牛的蛋皮。我们都不好看，人不是好人，牛也不是好牛。但我们很有特色。如果愿意，其实还可以画画路两边的树。路两边的树多半是杨树，杨树里夹杂着一些槐树。杨树上生了那种名叫“吊死鬼”的虫，它们扯着一根游丝在风里荡来荡去。路两边的麦子正在开花，似乎有那么点甜甜的香气。这幅图画固然很好，但我的肉体却很痛苦。我头痛，眼前有点发黑，口里是又干又苦，脚也很痛。但我的这点痛苦跟牛比起来肯定是不值一提。牛受的罪比天还高，比地还厚。它的头不痛是不可能的。我们多少还睡了一点觉，可它却一点觉都不能睡。现在我想起来，其实不让间过的牛趴下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一条没闯过蛋子的牛，让它四天四夜捞不到趴下，也是一桩酷刑，何况它身受酷刑，大量失血后，又伤口发炎。它的腿已经肿了，它血管于里的血也坏了，它那个像水罐一样的蛋皮里肯定积了一包脓血。与牛相比，我受的这点小罪的确是轻如鸿毛了。杜大爷难道就好受了吗？他也不好受。他是68岁的人了，那时候68岁的人就是高龄了，也就是说，杜大爷的大部分身体已经被黄土埋起来了。他嘴里的牙几乎全掉光了，只剩下两个特大的门牙，这两个长门牙给他的脸上增添了一些青春气象，因为这两个门牙使他像一匹野兔，野兔无论多么老，总是活泼好动的，一活泼好动，就显得年轻。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在路上捡到了一把刀子。
那是一把三角形、带长柄的刀子。因为我曾经在生产队的苗圃里干过活，所以我一眼便看出那是一把嫁接果树使用的刀子。这种刀子很锋利，跟老董同志使用的阉牛刀在外形上有些相似之处。我捡起这把刀子后，就忘了头痛和脚痛，鬼使神差般地就想把双脊那肿胀的蛋皮给豁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里边全是脓血。我听到双脊也在哀求我：兄弟，好兄弟，给我个痛快吧！我知道这事不能让杜大爷知道，让他知道了我的计划肯定不能实现。借着一个小上坡，我捏紧刀子，心不软，手不颤，瞄了个准，一闭眼，对着那东西，狠命地一戳。我抽刀子的动作很快，但还是溅了一手。
杜大爷惊喜无比，说：“罗汉，你他妈的真是个天才！你这一刀，牛轻松了，我也轻松了。你要早来这么一刀，双脊没准早就好了，根本不用到公社去……太好了……太好了……我见了老董同志一定让他把你留下当学徒，我的眼光是没有错的，我看准了的人没有错的……”
杜大爷折了一根树枝，转到牛后，将树枝戳到牛的蛋皮里搅着。牛似乎很痛苦，想抬起后腿蹬人。但它仅有蹬人的意念，没有蹬人的力气了。它的后腿抬了抬就放下了。它只能用浑身的哆嗦表示它的痛苦。杜大爷真诚地说：“牛啊牛，你忍着点吧，这是为了你好……”蛋囊里的脏物哗哗地往外流，先是白的、黄的，最后流出了红的。杜大爷扔掉树枝，说：“好了，这一下保证好了！”
我们拉着它继续赶路。它走得果然快了一些。杜大爷从槐树上扯下了一根树枝，树枝上带着一些嫩叶，递到它的嘴边，它竟然用嘴唇触了触，有点想吃的意思。尽管它没吃，但还是让我们感到很兴奋。杜大爷说：“好了，认草就好了，到了公社，打上一针，不出三天，又是一条活蹦乱跳的牛了。”
太阳发红时，我们已经望到了公社大院里那棵高大的白杨树。我兴奋地说：“快了，快要到了。”
杜大爷说：“望山跑死马，望树跑死牛，起码还有五里路。不过，这比我原来想的快多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多亏了你小子那一刀，不过，如果没有我那一根树枝也不行。”我们越往前走，太阳越发红。路边那个棉花加工厂里的工人已经下班，一对对的青年男女穿着色彩鲜明的衣服在路上散步。他们身上散发着好闻极了的肥皂气味。那些漂亮女人身上，除了肥皂气味之外，还有一些甜丝丝香喷喷的气味。
杜大爷对着我眨眨眼，低声说：“罗汉，闻到大闺女味了没有？”
我说：“闻到了。”
他说：“年轻人，好好闯吧，将来弄这样一个娘们儿做老婆。”
我说：“我这辈子不要老婆。”
杜大爷说：“你这是叫花子咬牙发穷恨！不要老婆？除非把你阉了！”
我们正议论着，一对男女在路边停下来。那个一脸粉刺、头发卷曲的男青年问：“老头，你们这是干啥去？”
杜大爷说：“到兽医站去。”
男青年问：“这牛怎么啦？”
杜大爷说：“割了蛋子了。”
男青年说：“割蛋子，为什么要割它的蛋子？”
杜大爷说：“它想好事。”
男青年问：“想好事？想啥好事？”
杜大爷说：“你想啥好事它就想啥好事！”
男青年急了，说：“老头，你怎么把我比成牛呢？”
杜大爷说：“为什么不能把你比成牛？天地生万物，人畜是一理嘛！”
女青年红着脸说：“毛，快走吧！”
女青年细眉单眼，头很大，脸也很大，脸很白，牙也很白。我不由自主地想看她。男青年跑到牛后，弯着腰，看双脊那个地方。
“我的天，”男青年一惊一咋地说，“你们真够残忍的，小郭小郭你看看他们有多么残忍！”
男青年招呼那女青年。女青年恼怒地一甩辫子，往前走了。男青年急忙去追女青年。我的脖子跟着女青年转过去。我看到男青年将一只胳膊搭在女青年肩上，奇怪的是女青年竟然让他把胳膊搭在肩上。
杜大爷说：“转回头吧，看也是白看。”
我回过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杜大爷说：“刚才还说这辈子不要老婆呢，见了大闺女眼睛像钩子似的！”
我说：“我看那个男的呢！”
“别辩了，大爷我也是从年轻时熬过来的。”杜大爷说，“这个大闺女，像刚出锅的白馒头，喧腾腾的，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呀！”
公社的高音喇叭播放国际歌时，我们终于赶到了兽医站。那时候公社的高音喇叭晚上七点开始广播，开始广播时先播东方红，播完了东方红就预告节目，预告完了节目是新闻联播，播完了国家新闻就播当地新闻，播完了当地新闻就播样板戏，播完了样板戏就播天气预报，播完了天气预报就播国际歌，播完了国际歌就说：“贫下中农同志们，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了，再会”，这时候就是晚上九点半，连一分钟都不差。我们在兽医站前刚刚站定，播音员就与我们“再会”了。杜大爷说：“九点半了。”
我打了一个哈欠说：“在家时播完国际歌我就睡了觉了。”
杜大爷说：“今天可不能睡了，咱得赶快找老董同志给双脊打上针，打上针心里就踏实了。”
兽医站铁门紧闭，从门缝里望进去，能看到院子里竖着一个高大的木架子，似乎还有一口井，井边的空地上，生长着一些蓬松的植物。一只狗对着我们叫着，屋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问：“大爷，咱到哪里去找老董同志呢？”
杜大爷说：“老董同志肯定在屋里。”
我说：“屋里没点灯。”
杜大爷说：“没点灯就是睡觉了。”
我说：“人家睡觉了咱怎么办？”
杜大爷说：“咱这牛算急病号，敲门就是。”
我说：“万一把人家敲火了怎么办？”
杜大爷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再说了，老董同志吃了双脊的蛋子，理应该给双脊打针。”
我们敲响了铁门。起初我们不敢用力敲，那铁门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铿铿锵锵地，像放炮一样。我们敲了一下，那条狗就冲到门口，隔着铁门，往我们身上扑，一边扑一边狂叫。但屋子毫无动静。我们的胆壮了，使劲敲，发出的声音当然更大，那条狗像疯了似的，一下下地扑到铁门上，狗爪子把门搔得嚓嚓响，但屋子里还是没有动静。杜大爷说：“算了吧，就是个聋子，也该醒了。”
我说：“那就是老董同志不在。”
杜大爷说：“这些吃工资的人跟我们庄户人不一样，人家是八小时工作制，下了班就是下了班。”
我说：“这太不公平了，咱们辛辛苦苦种粮食给他们吃，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们？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你是人民吗？我是人民吗？你我都是草木之人，草木之人按说连人都不算，怎么能算人民呢？”杜大爷长叹一声，“我们好说，可就苦了双脊了！双脊啊双脊，去年你舒坦了，今年就要受罪，像大小鲁西，去年没舒坦，今年遭的罪就小得多。老天爷最公道，谁也别想光占便宜不吃亏。”
我看看黑暗中的双脊，看不到它的表情，只能听到它的粗浊的喘息。
杜大爷打着打火机，围着双脊转了一圈，特别认真地弯腰看了看它的双腿之间。打火机烫了他的手，他嘶啦一声，把打火机晃灭。我的面前立即变得漆黑。天上的星斗格外灿烂起来。杜大爷说：“我看它那儿的肿有点消了，如果它实在想趴下，就让它趴下吧。”
我说：“太好了，大爷，好不好也不在趴下不趴下上，大小鲁西不也趴过一夜吗？不是照样好了吗？”
杜大爷说：“你说的有点道理，它趴下，咱爷俩也好好睡一觉。”
杜大爷一声未了，双脊便像一堵朽墙，瘫倒在地上。
九
黎明时，我被杜大爷一巴掌拍醒。我迷迷糊糊地问：“大爷，天亮了吗？”杜大爷说：“罗汉，毁了炉子……我们的牛死了……”听说牛死了，睡意全消，我的心中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兴奋。从铁门边上一跃而起，我就到了牛身边。这天早晨大雾弥漫，虽是黎明时分，但比深更半夜还要黑。我伸手摸摸牛，感到它的皮冰凉。我推了它一下，它还是冰凉。我不相信牛死了，我说：“大爷，您怎么能看到牛死了呢？”大爷说：“死了，肯定死了。”我说：“你把打火机借给我用用，我看看是不是真死了。”杜大爷将打火机递给我，说：“真死了，真死了……”我不听他那套，点燃打火机，举起来一照，看到牛已经平躺在地上，四条腿神得笔直，好像四根炮管子。它的一只眼黑白分明地盯着我，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捂灭打火机，陷入黑暗与迷雾之中。”
“怎么办？大爷，你说咱们怎么办？”我问。杜大爷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等着吧！”一等什么？”“等天亮吧！”“天亮了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是死了，顶多让我们给它抵命！”杜大爷激昂地说。我说：“大爷啊，我还小，我不想死……”杜大爷说：“放心吧，抵命也是我去，轮不到你！”我说：“杜大爷您真是好样的！”
杜大爷说：“闭住你的嘴，别烦我了！”
我们坐在兽医站门口，背倚着冰凉的铁门，灰白的雾像棉絮似的从我们面前飘过去。天气又潮又冷，我将身体缩成一团，牙齿得得地打战。我努力克制不去看死牛，但我的眼睛却忍不住地往那里斜。其实那里也是浓雾弥漫，牛的尸体隐藏在雾里，就像我们的身体隐藏在雾里一样。但我的鼻子还是闻到了从死牛身上发出来的气息。这气息是一种并不难闻的冷冰冰的腐臭气息，像去年冬天我从公社饭店门前路过时闻到的气息一模一样。
雾没散，天还很黑，但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猛然响了，放东方红。我们知道已经是早晨六点钟。喇叭很快放完了东方红。喇叭放完了东方红东方并没有红，太阳也没有升起。但很快东方就白了。雾也变淡了些。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脚。杜大爷背靠着铁门，浑身哆嗦，哆嗦得很厉害，哆嗦得铁门都哆嗦。我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他说：“没病，我只是感到身上冷，连骨头缝里都冷。”我立刻想起奶奶说过的话，她说，人只要感到骨头缝里发冷就隔着阴曹地府不远了。我刚想把奶奶说过的话向杜大爷转述，杜大爷已经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
我尾随着杜大爷，绕着死牛转了一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它了。它死时无声无息，我和杜大爷都没听到它发出过什么动静。它可以说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它侧着躺在地上，牛的一生中，除了站着，就是卧着，采取这样大大咧咧的姿势，大概只有死时。它就这样很舒展也很舒服地躺在地上，身体显得比它活着时大了许多。从它躺在地上的样子看，它完全是一头大牛了，而且它还不算瘦。
杜大爷说：“罗汉，我在这里看着，你回家向你麻叔报信去吧。”
我说：“我不愿去。”
杜大爷说：“你年轻，腿快，你不去，难道还要我这个老头子去吗？”
我说：“您说得对，我去。”
我把那个包饼子的蓝包袱捆在腰里，跑上了回村之路。
我刚跑到棉花加工厂大门口就碰到了麻叔。麻叔骑着一辆自行车，身体板得像纸壳人一样。他骑车的技术很不熟练，我隔着老远就认出了他，一认出他我就大声喊叫，一听到我喊叫他就开始计划下车，但一直等车子越过了我十几米他才下来，而且是很不光彩地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后从车下钻出来的。我跑过去，沉痛地说：“麻叔，咱们的牛死了……”
麻叔正用双腿夹着车前轮，校正车把。我认出了这辆车子是村里那位著名的大龄男青年郭好胜的车子，因为他的车子上缠满了花花绿绿的塑料纸。郭好胜爱护车子像爱护眼睛一样，能把他的车子借来真是比天还要大的面子。郭好胜要是看到麻叔把他的自行车压在地上，非心疼得蹦高不可。我说：“麻叔……”麻叔说：“罗汉，你要是敢对郭好胜说我把他的车子压倒过，我就打烂你的嘴。”我说：“麻叔，咱们的牛死了……”麻叔兴奋地说：“你说什么？”我说：“牛死了，双脊死了……”麻叔激动地搓着手说：“真死了？我估计着也该死了，我来就是为了这……走，看看去，我用车子驮着你。”麻叔左脚踩着脚踏子，右脚蹬地，一下一下地，费了很大的劲将车子加了速，然后，很火暴地蹦上去，他的全身都用着力气，才将自行车稳住，他在车上喊着我：“罗汉，快跑，蹦上来！”我追上自行车，手抓住后货架子，猛地往上一蹦，麻叔的身体顿时在车上歪起来，他嘴里大叫着：“不好不好……”然后就把自行车骑到沟里去了。麻叔的脑袋撞在一块烂砖上碰出了一个渗血的大包。我的肚子挤到货架子上，痛得差点截了气。麻叔爬起来，不顾他自己当然更不顾我，急忙将郭好胜的车子拖起来，扛到路上，认真地查看。车把上、车座上都沾了泥，他脱下小褂子将泥擦了。然后他就支起车子，蹲下，用手摇脚踏子，脚踏子碰歪了，摇不动了。麻叔满面忧愁地说：“坏了，这一下坏了醋了……”我说：“麻叔咱们队的牛死了……”麻叔恼怒地说：“死了正好吃牛肉，你咕哝什么？生产队里的牛要全死了，我们的日子倒他妈的好过了！”我知道我的话不合时宜，但麻叔对牛的冷漠态度让我大吃了一惊。早知道生产队的当家人对队里的牛是这个态度，我们何必没日没夜地遛它们？我们何必吃这么大的苦把它牵到公社？我们更不必因为它的死而心中忐忑不安。但双脊的死还是让我心中难过，这一方面说明我的善良，另一方面说明我对牛有感情。麻叔坐在地上，让我在他对面将车子扶住，然后他双手抓住脚踏子，双脚蹬住大梁，下死劲往外拽。拽了一会儿，他松开一只手，用另一只手，摇动脚踏子，后轮转起来了，收效很大。他高兴地说：“基本上拽出来了！再拽拽！”于是他让我扶住车子，他继续往外拽。又拽了一会儿，他累了，喘着气说：“他妈的，倒霉，早晨出门就碰到一只野兔子，知道今日没有什么好运气！”我说：“您是干部，还讲迷信？”他说：“我算哪家子干部？”他瞪我一眼，推着车往前走，哗了几口唾沫，回头对我说，“你要敢对郭好胜说，我就豁了你的嘴！”“保证不说，”我问，“麻叔，牛怎么办？”他微微一笑，道：“怎么办？好办，拉回去，剥皮，分肉！”临近兽匠站时，他又叮嘱我：“你给我紧闭住嘴，无论谁问你什么，你都不要说话！”
“要我装哑巴吗？”麻叔：“对了，就要你装哑巴！”
十
麻叔一到兽医站门口，支起车子，满脸红锈，好似生铁，围着牛转了一圈，然后声色俱厉地说：“好啊！老杜，让你们给牛来治病，你们倒好，把它给治死了！”杜大爷哭丧着脸说：“队长，自从这牛阉了，我和罗汉受的就不是人罪，它要死，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说：“我们四天四夜没睡觉了。麻叔说：“你给我闭嘴！你再敢插嘴看我敢不敢用大耳刮子扇你！”
麻叔问杜大爷：“兽医站的人怎么个说法？”
杜大爷道：“直到现在还没看到兽医站一个人影子呢！”
“你们是死人吗？”麻叔道：“为什么不喊他们？”
杜大爷说：“我们把大铁门都快破烂了！你要不信问罗汉。”
我紧紧地闭着嘴，生怕话从嘴里冒出来。
麻叔卷好一支烟，伸出舌头舔了一下烟纸，华出舌头上的烟末，顺便骂了一句：“狗日的！”
杜大爷说：“队长，要杀要砍随你，但是你不能骂我，我转眼就是奔70岁的人了。”
麻叔道：“我骂你了吗？真是的，我骂牛！”
杜大爷说：“你骂牛可以，但你不能骂我。”
麻叔看看杜大爷，将手里那根卷好的烟扔过去。杜大爷慌忙接住，自己掏出火机点燃。他蹲下抽烟，身体缩得好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刺猬。
这时广播停了，雾基本散尽，太阳也升起来了。太阳一出头，我们眼前顿时明亮了。公社驻地的繁华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兽医站对面，隔着一条石条铺成的街道就是公社革委的大院子。大门口的两个砖垛子上，挂着两个长条的大牌子，都是白底红字，一个是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是公社党委的。迎着大门是一堵长方形的墙，墙上画着一轮红日，一片绿浪，还有一艘白色的大船，船头翘得很高。红日的旁边，写着一行歪三扭四的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公杜大门左边，是供销社，右边是饭店。饭店右边是粮管所；供销社左边是邮局。我们背后是兽医站；兽医站左边是屠宰组；兽医站右边是武装部。全公社的党政机关、商业部门都在这一团团，我们的牛几乎就躺在公社的正中心。我感到那些机关的大门口一个个都阴森森的，好像要把我们吞了，这种感觉很强烈，但麻叔已经不许我说话，我只能把我的感觉藏在自己心里。石条街上的人很快就多起来。机关食堂的烟囱里冒出白烟，很快就有香气放出来。这些气味中最强烈的、最迷人的就是炸油条的香气。我仿佛看到了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翻滚的情景。我随即想起，杜大爷的大闺女女婿不是在公社食堂里当大师傅吗？如果杜大爷进去找他，肯定可以吃他个肚子圆。杜大爷可能因为死牛的事把这门亲戚给忘了。他还有个四日女女婿在屠宰组里杀猪，杜大爷要进去找他，肯定也能吃个肚儿圆。杜大爷把这门亲戚也给忘了。更重要的是，杜大爷的女婿们很可能把我和麻叔也请进去，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老丈人沾光吃个肚儿圆。我看着杜大爷，用焦急的眼神提醒他。但杜大爷的眼睛眯着，好像什么也看不见。话就在我嘴边，随时都可能破唇而出。这时麻叔说话了：“老杜，你没去看看你那两个贵婿？”
杜大爷说：“看什么？他们都是公家人，去了影响他们的工作。”
麻叔道：“皇帝老子还有两门穷亲戚呢！去看看吧，正是开饭的时候。”
杜大爷说：“饿死不吃讨来的饭。”
麻叔道：“老杜，我知道你那点小心眼，你不就是怕我跟罗汉沾了你的光吗？我们不去，我们不会去的！”
杜大爷咧着嘴，好像要哭，憋了半天才说：“队长，您这是欺负老实人！”
“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了真了！”麻叔别别扭扭地笑着说；突然又严肃地说：“老董同志来了！”
老董同志骑着自行车从石头街上上窜下跳地来了。他骑得很快，好像看到了我们似的。他在牛前跳下车，大声说：“老管，是你？”他看了看我和杜大爷，又说：“是你们？”然后他就站在牛前，说：“这是怎么搞的？”
老董同志蹲下，扒着牛眼看看，蹲着向后挪了几步，端详着牛的蛋皮，好像看不清楚似的，他摘下眼镜，放到裤子上擦擦，戴上，更仔细地看，他的鼻失几乎要触到牛的那皮上了。他伸出一根手指戳戳那儿，叹了一口气。他站起来，又把眼镜摘下来擦擦，眼睛使劲挤着，一脸痛苦表情。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早来？”麻叔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敲门把手都敲破了！”
老董同志压低了声音说：“老管，如果有人问，希望你们说我抢救了一夜，终因病情严重不治而死！”
麻叔说：“您这是让我们撒谎！”
老董同志说：“帮帮忙吧！”
麻叔低声对我们说：“听清楚了没有？照老董同志吩咐的说！”
老董同志说：“多谢了，我这就给你们去开死亡证明。”
十一
麻叔叮嘱杜大爷看好牛，当然更忘记不了叮嘱杜大爷看好郭好胜的自行车，千千万万，牛丢不了，活牛没人要，死牛拉不走，自行车可是很容易被偷、甚至被抢，这种事多得很。然后他拉着我，拿着老董同志给我们开好的牛死亡证明，走进了公社大院。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公社大院，大道两边的冬青树、一排排的红瓦高房、高房前的白杨树、红砖墙上的大字标语，等等，这些东西一齐刺激我，折磨我，让我感到激动，同时还感到胆怯。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偷，像个特务，心里怦怦乱跳，眼睛禁不住地东张西望。麻叔低声说：“低下头走路，不要东张西望！”
麻叔问了一个骄傲地扫着地的人，打听主管牛的孙主任的办公室。刚才老董同志对我们说过，全公社的所有的牛的生老病死都归这位孙主任管。我心中暗暗感叹孙主任的权大无边。全公社的牛总有一千头吧？排起来将是一个漫长的大队，散开来能走满一条大街。这么多牛都归一个人管，真是牛得要死。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如果能让我管半个公社的牛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麻叔身后，进了孙主任的办公室。一个胖大的秃头男子——不用问就是孙主任——正在用一根火柴棒剔牙，用左手。他的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缝里夹着一根香烟。我知道那是丰收烟，因为桌子上还放着一盘打开了的丰收烟。丰收烟是干部烟，一般老百姓是买不到的。丰收烟的气味当然好，那支丰收烟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我盼望他把烟头扔掉，但我知道他把烟头扔掉今天我也不能捡了，如果我捡了，麻叔非把我的屁股踢烂不可。我还是有毅力的，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克制自己的。麻叔弯了一下腰，恭敬地问：“您就是孙主任吧？”
那人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麻叔马上就把老董同志开给我们的死亡证明递上去，说：“我们队里一头牛死了……”
孙主任接过证明，扫了一眼，问：“哪个村的？”
麻叔说：“太平村的。”
孙主任问：“什么病？”
麻叔说：“老董同志说是急性传染病。”
孙主任哼了一声，把那张证明重新举到眼前看看，说：“你们怎么搞得？不知道牛是生产资料吗？”
麻叔说：“知道知道，牛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牛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
孙主任说：“知道还让它得传染病？”
麻叔说：“我们错了，我们回去一定把饲养室全面消毒，改正错误，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让阶级敌人高兴让贫下中农难过的事……”
“饲养员是什么成分？”
“贫农，上溯八辈子都是讨饭的！”
孙主任又哼了一声，从衣袋里拔出水笔，往那张证明上写字。他的笔里没有水了，写不出字。他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又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过墨水瓶，吹吹瓶上的灰，拧开瓶盖子，把水笔插进去吸水。水笔吸水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你们的牛在哪里？”
麻叔没有回答。
我以为麻叔没听到孙主任的问话，就抢着替他回答了：“我们的牛在公社兽医站大门外。”
孙主任皱了一下粗短的眉，把墨水瓶连同水笔往外一推，说：“传染病，这可马虎不得，走，看看去！”
麻叔说：“孙主任，不麻烦您了，我们马上拉回去！”
孙主任严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革命工作，必须认真！走！”
孙主任锁门时，麻叔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的牛前围着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孙主任拨开人靠了前。他扒开牛眼看看，又翻开牛唇看看，最后他看了看牛蛋子。他直起腰，拍拍手，好像要把手上的脏东西拍掉似的。围观的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好像病人家属期待着医生给自己的亲人下结论。孙主任突然发了火：“看着我干什么？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一头死牛有什么好看的？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头牛得的是急性瘟疫，你们难道不怕传染？”
众人一听说是瘟疫，立即便散去了。
孙主任大声喊：“老董！”
老董同志哈着腰跑过来，站在孙主任面前，垂手肃立，鞠了一躬，说：“孙主任，您有啥吩咐？”
孙主任挥了一下手，很不高兴地说：“既然是急性传染病，为什么还放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不怕传染吗？同志，你们太马虎了，这病一旦扩散，那会给人民公社带来多大的损失？经济损失还可以弥补，而政治影响是无法弥补的，你懂不懂？！”
老董同志用双手摸着裤子说：“我麻痹大意，我检讨，我检讨……”
孙主任说：“别光嘴上检讨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赶快把死牛抬到屠宰组去，你们去解剖，取样化验，然后让屠宰组高温消毒，熬成肥料！”
麻叔急了。抢到牛前，说：“孙主任，我们这牛不是传染病，我们这牛是阉死的！”
我看到老董同志的长条脸刷地就变成了白色。
麻叔指着我和杜大爷说：“您要不相信，可以问他们。”
孙主任看看老董同志，问：“这是怎么回事？”
老董同志结结巴巴地说：“是这么回事，这牛确实是刚阉了，但它感染了一种急性病毒……”
孙主任挥挥手，说：“赶快隔离，赶快解剖，赶快化验，赶快消毒！”
麻叔道：“孙主任，求求您了，让我们把它拉回去吧……”
孙主任大怒：“拉回去干什么？你想让你们大队的牛都感染病毒吗？你想让全公社的牛都死掉吗？你叫什么名字？什么阶级出身？”
麻叔麻脸干黄，嘴唇哆嗦，但发不出声音。
十二
我们的牛死后第三天，也就是1970年5月1日，公社驻地发生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三百多人食物中毒，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发烧、呕吐、拉肚子。中毒的人基本上是公社干部、吃国库粮的职工和这些人的家属。这件事先是惊动了县革委会，随即又惊动了省革委会，据说还惊动了中央。县医院的医生坐着救护车来了，省里的医生坐着火车来了，中央没来医生，但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送来了急需的药品。小小的公社医院盛不下这么多病人，于是就让中学放假，把课桌拼成病床，把教室当成了病房。正好解放军6037部队在我们这块地拉练，部队的医生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抢救。据病人说，解放军的医生水平真高，那些打针的小女兵，扎静脉一扎一个准，从来不用第二下。我们公社医院那些医生扎静脉，扎一针，不回血，再扎一针，还不回血，一针一针扎下去，非把病人扎得一手血，自己急出一头汗，才能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当时可没想到是食物中毒，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那儿还没听说食物还能中毒。公社革委会往县革委会报告时就说是阶级敌人在井水里投了毒，或是在面粉里投了毒。县革委会往省革委会大概也是这样报告的。所以这事一开始时弄得非常紧张、十分神秘。领导们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破案上，二是放在救人上。据分析，下毒的人，一可能是台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二可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
马上就有人向临时组成的指挥部报告，说夜里看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还有的人发现敌人扔掉的电台。指挥部的人都是从县里和其它公社临时调来的，我们公社的领导全都中了毒，而且病情都很严重。于是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让各村的贫下中农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个村就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关到一起看守起来，连大小便都有武装民兵跟随。同时各村都开始清查排队，让“四类分子”交待罪行，打得这些冤鬼血肉横飞，叫苦连天。解放军也积极配合，封锁了公社驻地，每条路口，都有英俊威武的战士持枪站岗，夜里还有摩托兵巡逻。有一次他们巡逻到我们村后，可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开了眼界。大家谁也没看到过能跑这样快的东西。先是看到一溜灯光从西边来了，还没看清楚呢，震耳的摩托车就到了身边，刚想仔细看看，还没来得及呢，人家已经窜得没了影。真是一道电光，绝尘而去。折腾了几天，既没抓到特务，也没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大多数的病人也病愈出院。县卫生防疫部门在省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终于找到了使三百多人中毒的食物，这食物就是我们的双脊，他们说我们双脊的肉和内脏里含着一种沙门菌，这种菌在三千度的高温下还活蹦乱跳，放到锅里煮，煮三年也煮不死它。找到沙门菌后，阶级斗争就变成了责任事故。公社革委会沙门菌中毒事件调查组的两个干部到我们村里来调查，把我、杜大爷、麻叔全都叫到大队部里，一个问，一个拿着笔记录。我是杀死也不开口，问急了我就咧开大嘴装哭。杜大爷也颠三倒四地装糊涂。于是一切就由着麻叔说。麻叔先是说老董同志给双脊做手术时故意地切断了一根大血管，又说他拖延着不给双脊打针，他和公社孙主任早有预谋，想把我们的双脊搞死，搞死我们的双脊，他们好吃牛肉，过“五·一”。谁知道老天爷开了眼，麻叔说。
调查的人回去怎么样汇报的我们不知道，但这件大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们知道。
最后，所有的责任都由杜大爷的四女婿——公社屠宰组组长宋五轮承担，是他不听孙主任的话，把有毒的牛肉卖给了公社的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各位职工，导致了这次沉痛的事件。尽管宋五轮本人也因为食牛肉中毒，而且是重症患者，但还是受到了撤消组长职务、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地、县、公社各级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308个中毒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308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发心脏病而死的那个人就是杜大爷在公社食堂做饭的大女婿张五奎。我们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吃牛肉撑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