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
晋商-吕叔春 第1章 哥哥你走西口——晋商的发迹之路(1) 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但走出去不一定就能闯出一翻事业来，晋商的发迹除了有天时，地理等客观因素外，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脱颖而出和经营意识。 1．“被迫”走西口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势南北狭长，东西较窄，西临黄河左岸，东靠太行山西侧，属盆地地区，盆地内部海拔的高低，由北向南递减，呈阶梯状，从最北的大同盆地海拔1000米以上，下降到晋南盆地的海拔400米左右。全省地形面积，山地占73．8％，黄土丘陵地占11．7％，盆地平原占14．5％。陆地地表水源十分贫乏，属干旱缺雨地区，因而有地瘠民贫、十年九旱之说。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自唐宋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山西成为一个少地缺粮的省份。唐武德七年（624年）山西实行均田，规定：“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三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说明人多地少。 由于人多地少，再加上权贵和地主阶级的剥削，以致山西民众无田可耕，就连当时的皇帝也发出感叹。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三月，当时的皇帝就叹道：“闻山西田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这一情况历时300余年。 到了明朝，据当时的官方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田地14．05亩，而山西平均每人只占有田地10．28亩，少于其紧邻陕西（13．61亩）、山东（13．78亩）、北直隶（30．23亩）、河南（75．81亩）各行省。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山西人均田地又减为6．92亩。人多为患，所产粮又不够食用，生计艰难。为缓解这一矛盾，明洪武到永乐年间，多次从山西太原、平阳、潞安府和汾州、沁州、辽州向南直隶的凤阳、滁州府和河南、山东、北直隶及北京城移民。从平阳等南部地区移民，洪洞县大槐树是个集散地，故流移外省的山西人说起他们的原籍时，都说：“若问吾家是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 这便是山西之人外出谋生的大环境所在，由此可以看出，其之所以走出西口，经营为生，开始并不是基于什么营利意识。 民以食为天，不论是古是今，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地位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古代把农业视为“本”，现代把农业视做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任何忽视农业，甚至弃农就商、废弃土地的做法都是不对的。但是，事物毕竟还有其客观的一面，如果在既定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或者客观的政治条件下，即使精耕细作，所产仍不敷所用，并且有大量劳动力闲置时，过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不敢外出打工或者经商，那也是极其错误的。在原地无力改变而又固守本土农业的人，实际是思想守旧、价值观念落伍、无所作为的表现，长此以往，必然积重难改，以至永远无法摆脱贫困。明清两代，山西人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州县百姓，对其土地所产不足以生存的景况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敢于打破传统的单纯经营农业的模式，走四方，或打工，或经商，或垦殖，最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这是基于被迫的，试想如果所产足够其好好生存，那么恐怕就没有以后威镇华夏的晋商了。 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 古老的民歌《走西口》就是对山西人被迫外出陌生状况的真实写照。它的歌词讲的就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情话。因为两人分别之后就可能相见无期，所以说的话就直白甚而“肉麻”一些。 虽然不愿意，虽然舍不得，但山西人还是咬者牙勇敢的走了出去，因为他们知道呆下去只会继续过着贫困的生活，不但不会给自己带来幸福，子孙后代也会受到连累，只有走出这块被上天遗忘的土地，在广阔的天地中奋斗、努力、追求，才可能有朝一日扬眉吐气的走回来，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大院来。 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线大体上是这样子的： 从山西中北部出发，有两条路通望宽广的蒙古草原：一条往西，经杀虎口出关；一条往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然而，不论走哪条路，山西人首先要面对的都是巍然挺立在其面前的万里长城。 雁门关是长城所有关口中地理位置最为险要的一处，向有“天下第一关”的美称，它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雁门关之所以得名，穿说就是因为这里的位置太高了，关口建成之后，连在空中肆意翱翔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越而过。而在二三百年前，山西人就是踏过这些坎坷的山路，翻过这些几乎高不可攀的大山，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蒙古草原，他们往往又必须选择在寒冬腊月就开始这种漫长而艰苦的旅程。 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过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紧紧拉着哥哥的手，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 2．三得“天、地、人” 明代是山西商人走向辉煌的时期。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天时，地理，人合。 天时 天时是指明朝实施“开中制”，为晋商发展提供了契机，上文说过山西人原本不想经商，他们恋家也保守，山西人之所以能经商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公元193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改元洪武，定都南京。明朝初年，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势力全部结束，但退居上都的北元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且不断南下与明王朝发生战争。山西由于地处北国边缘，为明政府的主要防守屏障，大同在辽时就已经是“西京”了。因此明政府在设立九边重镇的同时，特别注重山西北部军事防御体系的设置，这些防御体系的设置直接影响到了山西的政治与经济。 明朝建国后，改元朝的“行中书省制”为“承宣布政使司”。后来，又分全国为京师、南京两直隶府、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三省），而山西即为十三省之一，另设太原都指挥使司与山西布政使司同级，山西的地位由此更加重要。 此后明政府为了防止外族入侵而大修长城，山西一段又是长城的关键部分，故在此驻扎了将近八十万大军，这样其军需补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政府颁布了一个叫“开中制”的优惠政策，鼓励商人运粮换盐，而山西人由于近水楼台，故自然而然的首先涉足了商海，接受了初步的商业启蒙，为以后晋商三、四百年的繁荣揭开了序幕。 地理 地理是指山西在当时处于南北交通的要道，南来北往的货商都要途经山西；其次是山西地产丰富，矿产加工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为晋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有史以来，河流山岭的地质外貌就对山西历代政区的沿革与经济区域的变化起着重要的影响。首先说政区，山西四周皆为山河所环绕，与邻省接壤多以山河为主。其东和东南，与河北、河南以太行山为划分；西和西南，与陕西、河南两省隔黄河而望；北方的界线尽管历代多有变化，明清时甚至包括了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但从地理要素的不同和人文经济的差异上讲，真正起作用的是明长城，所以说，明长城基本上就是山西北部与内蒙古默认的分界线。 明太祖朱元璋本来把南京定为都城，但是他死了以后，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把都城迁到了北京。这样，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又重新确立起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正好是北京到陕西必经的陆路交通要道，而包括平遥、祁县和太谷等地的太原周围地区地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谷地，所以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于是该地区的经济就逐渐地发展起来。 从资源条件上看，山西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中间是汾河。悠久的历史使得汾河两岸形成了稠密的人口，但是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山西的农耕用地相对贫乏。人多地少，使得山西人不得不走出家门去从商。所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人多地少的状况是晋商起步的基本背景。 人合 人合是指山西商人除了注重团体发展、注重与各地商人的和谐相处外，还注重与官府的交好，这些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 晋商，尤其是山西票号，十分重视人和的作用，重视与各方面的和谐共处。山西商号之间是讲相与、讲帮靠、讲互济，而与官府的联系更为密切，当时山西著名的商号大多与清政府的要员来往甚密，以其为发展后台：如蔚盛长票号交好庆亲王，百川通票号交好张之洞，协同庆票号交好董福祥，志成信票号交好粤海关监督，三晋源票号交好岑春煊，门升昌票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 结交政府官员，给晋商尤其是票号带来了巨大利益，使官商之间达到了共存共荣的程度。官员得到晋商财物上不遗余力的支持，使自己的仕途畅通无阻，平步青云；而晋商也因此声威大壮，并获得了大量低息或无息存款，赚取了巨额利润。就拿百川通票号来说，据史料记载，渠源浈投资30万两白银开办了票号，起步阶段每个帐期的分红也就是每股1万两左右的白银，后来存入了满清旗人的一笔存款，数额达3000万两白银，利息分文不要，在这之后生意越做越好，放款日益增多，利润大长，每股分红高达2．23万两，共计30股，这次分红利润达66万多两白银，百川通票号共开办59年，赚得利润近千万两白银。由此可见，官商相合之威力！ 有了天时、地理、人合的相助，再加上晋商独特的经商头脑和勤奋的经商精神，很快的，晋商就开始“威震”全国。 3．特色制胜：商帮，团队，票号 显而易见，晋商之所以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不是因为“引车卖浆”或“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一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 晋商中取得成功的人非常之多，而且他们都是“比邻而居”，从这一点上看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并且他们还有着一种或几种通行天下的“利器”，那这些利器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晋商经营的三大特色法宝：商帮，团队，票号。 商帮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他们用传统的同乡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爷的方式，加强相互间的认识，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交往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这种的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团结和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块，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其意即在让众兄弟团结互助。 在家族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在长期异地奔迫的条件下晋商的地缘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团队 晋商将群体精神充分运用到商业经营的各个方面。他们的许多做法，即使现在看来仍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价值。 晋商鼎盛时期在全国各地都有会馆设立，以地域同乡关系为纽带结成许多商帮，较为著名的有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在雄踞国内市场的同时，晋商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他们东至日本，西抵俄国，形成了特色鲜明三大经营性商帮“票帮、驼帮、船帮”。这些不同的商帮，在帮内互相扶助，共同进退，颇似现代的流行的“战略同盟”、合作伙伴。 晋商还发明了著名的“联号制”，并创立了“股份制”的雏形。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一管理一些小商号，这样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就能充分发挥了企业集体效能。这已经具备了现代集团制母子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山西商人具有大商业才能，现代美国托拉斯式的跨国企业集团，在19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有了雏形……”。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员工的团队作用。 票号 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的经营实力了。但这句话不只是夸耀票号的经营实力，它同时也说明了票号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数量无疑是巨大的，即使按轻重算，也有近一吨之重。要带着这么多白银去往返各地实在是麻烦致极、危险致极，而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兑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安全方便，而且使原本流通滞慢的商业血脉瞬间通畅起来，而整个社会的财富也随着这种通畅得以迅速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对票号的历史贡献，曾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到了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近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共450家分号，经营的数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的，山西票号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逃。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政府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5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是想比别人开得更为规模浩大，更加的大把赚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经验老到、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 第2章 哥哥你走西口——晋商的发迹之路(2) 那一年的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宫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赴晋劝暮矣。” 票号经营的成功，连西方人也为之惊叹不已。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给本国的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经手，它的作用几乎与比英国银行还要大。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4．四海为家，不拘于一隅 如今看来，晋商当初能勇敢的走出家门确实是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我们知道，进行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前提就是有勇气走出家门，面向全社会甚至是全世界，投身于市场洪流之中。而这在当时，对于上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信奉土地就是立家之本、财富之源的传统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再加上历代王朝统治者大多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歧视、限制商人。道路的闭塞，旅途的艰辛，各地风土人情的千差万别都为传统的中国人出外经商设置了重重障碍。很多中国人因此固守乡土、老死故里，终生没有迈出自己的家乡。 山西商人最先冲破了地域的局限，开阔了视野，看到了缤纷多彩的外部世界：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敢于闯荡四海的观念，“若问我祖来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这是一句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民谣。在华北地区很多乡村居民的家谱、族谱中，把山西洪桐大槐树定为自己祖籍所在的数以百计。这种现象昭示世人：在很久以前，山西商人的脚步就开始迈出了家乡，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 山西商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找到了兴旺发达之路，也找到了乐趣。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 只将心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 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 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 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 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 这首描述商贾乐于四处飘泊的诗篇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心态的反映。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曾这样描述山西风俗：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王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 明朝官员葛守礼曾记述了他所经历的一件往事，可作为纪昀描述的旁证。明朝立有山海关法，往来商贾必须交验文引（类似今身份证）。当时往来于山海关内外的商人中，山西人占大多数，而汾州人居其半数以上。这些山西人通常都在辽东地区娶妻生子，长年不回家乡。本来，过关所用文引必须在原籍处签发，这些商人往往在京师购买假文引，蒙混过关。葛守礼到任山海关后，严格勘验，必得真引方许过关。对此，汾州父老对葛守礼感恩戴德。因为这些山西商人为取真引，必须回归故里，这样，不少人家父子、夫妻得以团聚。明清时期徽州地方有谚云：“一世夫妻三年半”，这对于山西商人家庭来讲，同样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中间不知包含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山西人的家乡观念可谓淡薄矣！ 经商这条路是有一定风险的，也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没有一种敢闯、敢创、敢冒险的精神，是走不出家门，闯不出州县，跨不过崇山险关的，在山西的各州县志中都有许多关于节妇、孝妇的记载，都是男子外出经商遇险或因病而客死他乡，也有因财货俱失而遁入空门杳无音讯，家中妻子孝养父母，抚育子女，终生苦不堪言。山西商人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敢向现实挑战，在重重艰难困苦面前没有退缩，不仅敢于走出故乡，还要闯出数千里或万余里外去寻找经商致富之路，去创造宏伟的业绩。 明代时，晋商活动范围已经“半天下”，到了清代，就是“足迹遍天下了”，特别是在北部蒙古地区和西北地区尤为活跃。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等商埠则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同时漂泊四方的山西人还把脚足伸到了俄国、日本、中亚等地区。难怪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迹。虽然这只是形象之语，但可见山西商人经营天下的气魄。 5．经营精神：进取、敬业、群体 晋商之所以能经营天下，最为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其经营精神。 一、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推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走千里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北人赴南省办茶，把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却坦然不惧，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第3章 哥哥你走西口——晋商的发迹之路(3)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在清代屡次有人参加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文章精妙为时人所重。长大后却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 6．舍身取利，在战火中寻找“银子” 山西票号的创立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创举，然而，山西票号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屡经战乱，饱受考验。每次战乱都经受了不小的冲击，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停滞不前甚而畏缩后退的境地。战乱中山西票商们依然伸缩有道，不放弃任何一次能“捞银子”的机会。他们根据形势的需要，或放手经营甘冒风险，或收缩业务，护己营利。 清咸丰初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拉开了序幕。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村起事后，向北挺进，所向披靡。进人两湖地区后，经过浴血奋战，占领了武汉三镇。清兵调集重兵弹压，汉口一带便成为硝烟弥漫的交战地，结果造成这一地区商贾逃离，很多铺号荡然无存，此时武汉设有多家山西票号，如果坚持经营，必受战乱之灾，于是，当地的山西票庄伙计也遵照总号指示，携资返回山西。《协同庆汇兑记》稿本记载：“适值发逆、（太平军）不靖，汇兑家各撤外庄。”这便是1853年山西票号史上有名的一次大撤庄。大批商贾逃之天天，造成汉口一带凄惨的萧条景象，“富室迁移贫户毙，十家倒有九家空”。 分庄的撤回就意味着票号对某地区的经营业务的暂时中止，这对善于“操奇计赢”的票商来讲，是一件非常不情愿的事情，他们一直苦苦地寻找着机会，局势稍为平稳，他们就会设法恢复分号的运转，不肯放弃赢利的机会。当太平军的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下游地区时，山西票商看到有机可乘，立即恢复了汉口分庄的营业，可谓“见缝插针”。但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整个太平军活跃的日子里，山西票商十分警觉，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收缩撤庄。但只要局势平和，山西票商会马上开始营业。如1861年初，驻汉口的各家分号为重振旗鼓，开拓局面，调集资金五六十万两，为来往客商提供服务。不料，三月中旬，距汉口不远的黄州（即黄冈）为太平军再次攻破，汉口富商闻讯大乱，仓皇四奔。山西票商更是不敢迟疑，装点货款出外躲避。以日升昌票号为例，平遥总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发函，指示南方各分号：“各处总以归结，赶快回铺为要，愈早愈妙，早回一天，即算成功，万万不可霸占不舍，至悔于将来。”山西票号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得到发展，的确付出了不少艰辛。 时局动荡不安，对于经商的人来说事业必然会受到阻碍。但山西商人经营的票号在承受冲击的同时却大胆经营，寻觅到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一经爆发便势不可挡。 太平军从广西进入两湖地区，沿长江而下，最后定都江宁（今南京）。势力全盛时，横贯华夏中部，将大清王朝的统治区域斩截为二。许多南方省份与北京的联络因此受阻，尤其是两广地区的饷银无法转运到北京。而此时清政府调集大军进行镇压，急需大笔的经费。1862年初，情况最为严重，除太平军之外，北方捻军的活动以及回民的起事更让清政府焦头烂额，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为了能迅速的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清廷诏旨不断，急如星火地催促各地官府全力支援中央。离京最遥远的广东由于各种困难，反应最为迟缓，时任两广总督的刘长枯为此受到清政府多次督责。户部一方面责令刘长枯限期送到饷银，另一方面不得不略为通融，给刘长枯三种选择：“或绕道行走，或由商人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广东地方官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票号汇兑是最为简便稳妥的方法，于是就委托在广州的山西票商负责汇解这批饷银，数额达一百余万两白银。这是由清廷允准的首批由山西票号汇兑的官款。从中可以看出，官款较之一般款项，在数量上具有霄壤之别，而且保险系数较大，决无倒账的危险。 然而，清廷万万没有想到，此例一开，顿成不可收拾之势，其他边远省份也借口运饷困难，纷纷仿效广东的作法，托付山西票号向京师汇解公款。如同治二年（1862）十二月，湖南将京饷银5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4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此后，还有大批京饷由山西人汇兑到北京。太谷帮票号协成乾广东分庄经理马应彪的墓志铭上写道： （同治年间）公赴岭南路经上海，适发逆（指太平军）扰乱，江南年饷，碍难转运，公协力汇运数十万两，兵得足饷，功获告成。 山西商人眼光极为“毒辣”，迅速抓住了这次机会，勤加照应，再加上资本雄厚，能够满足清政府需要，从此大大方方承接官款。此后，不仅饷银，其他一些地方政府之间的经费往来，也开始合理合法地交山西票商汇兑或存储。据不完全统计，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31年中，山西票号仅汇兑京饷银一项就高达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189万两，难怪著名票商李宏龄骄傲地说： 洪氏之变，南七省用兵筹饷，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转运艰难。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于是军饷丁粮胥归汇兑。同治以后，基础愈固，规模愈宏，即边陲之协款，内地之赈抚，皆资票行以为挹注，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钜款立集。 从此，山西票号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大批官款的汇兑为票商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 第4章 足迹遍天下，享誉海内外——晋商的花样年华(1) 晋商足迹遍天下。凡是有集镇的地方，差不多都有晋商在那里经营各种行业，过去就有“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的说法，那么晋商在鼎盛时期到底是怎样一个“花样年华”呢？ 1．海内首富山西省 “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这是明清时期山西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在商居于末的“士农工商”式传统社会结构中，山西人当时这种对商业利益毫不掩饰的追逐，令时人为之恻目不已。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山西，这里是全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的全国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也是来自山西的商人。 在清朝晋商富甲天下的时代里，财主多集中于平遥、祁县和太谷，而不是太原，其中又以平遥最多。民国以后，到日军侵华时期为止，由于当时中国的一些重要银行家多于太谷定居，所以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把太谷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康熙末年晋商大盛魁，下辖千余家分号，现代学者认为其总资产至少是清道光年间国库储备的两三倍。极盛时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峰。故民间素有“南有胡雪岩（徽商），北有大盛魁（晋商）”之说。 18世纪时国内有洋船十五艘左右，山西介休皇商范氏就拥有六七艘，往返于长江口和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铜的贸易七八十年。 明清山西人因商致富，积累了大量资财，其富已经超过著名的徽州（古称新安）商人，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地方性商帮。“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五杂俎》卷4）。这既说明晋商之富超过徽商，又说明山西人致富除经营盐业与徽商相同之外，还包括经营丝织、铁冶和各种货物的贩运贸易。所以，山西的富商集中在南部地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晋录》）。如果与全国富户比较，在“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中，除王室王公、贵族、宦官等以外，属于商人者只有7姓，而“山西（有）三姓”。 山西由商致富并且成为一个富省，严格地说是清康熙、乾隆以来的事。在康熙前期，皇帝曾两次巡幸山西北部和南部地区，所得印象是北部贫寒，南部稍为充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康熙帝“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艰难”，才改变了他巡幸直隶、山东、江南、浙江时“见地方人民，皆各安生业”，“以为他省类皆如此”的印象。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康熙帝巡幸畿南四府（徐州、淮安、凤阳、颍州）、河南、山西、陕西后说：“惟秦晋两地民稍充裕，畿南四府及河南一路，殊觉生计艰难。”这就是山西南部和北部社会经济和商人发展的差别。也正由于南部民稍充裕，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为广仓储，曾派官员各带25万银两，赴山西平阳府和陕西渭南、西安府向富户劝谕照市价卖粮食给国家。 山西由商致富成为富省，还表现在那些富商州县的城镇和乡村，建筑房舍改观，一座座高楼大院矗立其间。山西太平县西贾村、介休县北贾村和北辛武村、平遥县达蒲村和邢村、祁县乔家堡村、太谷县北洗村、榆次县聂店村和车辋村，以及介休、平遥、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城，一座座高楼大院、一排排店铺建筑，宏伟富丽，显示着主人的富有，如今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名城和旅游景点。像平遥城和祁县城皆为明清建筑，是国家批准的文化名城。祁县乔家堡乔家大院、太谷北洗曹家大院、榆次车辋常家的一条街等都被开发为旅游景点。建筑是一个城镇和乡村的外观，即使不了解山西情况的外省人，只要他途经此地，也会得出那些州县富裕的印象。如贵州省一位官吏进京述职，由贵人川，经陕西，渡黄河入晋，沿官道行走，当光绪十三年（1887年）行至介休县义棠镇和介休县城时，在日记中写道：“街市极繁盛精整，渡河后至此始见富实气象。” 2．有麻雀处皆有晋商 “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晋商曾经独领风骚、叱咤于中国的大地上，他们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号，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他们对中国商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资格在中国金融史上大书特书。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巅峰。 晋商足迹遍天下。凡是有集镇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山西人在那里经营工商业和金融业。由于山西人经商形成一个庞大群体，足迹又遍天下，所以从明代开始就有了“晋商”这个名词。宁夏镇招商纳粮买盐，因当地缺乏商人，特招“晋商”，并以每引盐减收一斗五升到二斗米谷给予优待。明朝在陕西设有茶马司，“与西番易马”充军用。当商人参与以茶易马后，“各番不中马而得茶”，边吏想要禁止商茶都办不到，而且官茶也需经过商人收买。在这种情况下，明大臣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时，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开始，出榜诏谕山陕等处富商收买官茶，一次就达25万公斤。由明及清，“山西商人”或“山陕商人”就更流传普遍，并被称为“晋帮”、“陕帮”。其之所以有“山陕商人”之称，既源于秦晋之好，又与山西人与陕西人共同经营某一行业有关。如茶叶，山西人和陕西人都经营这一行业，故在甘肃把山陕商人经营的茶行叫“东柜”，甘肃回民经营的茶行叫“西柜”。 山西商人的足迹随着当时政府统辖地区的扩大而伸展开去。在明代，长城以南的地区无处不有山西商人，他们去湖南湘江一带和福建武夷山等茶区贩茶，去江苏松江贩运棉布，去吴越贩运丝绸以及棉花至西宁。清王朝建立后，随着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统一及对其实现管辖，山西商人又去了黑龙江城船厂（今吉林）、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巴里坤、塔城、乌鲁木齐、阿克苏、叶尔羌和拉萨等许多地方。 由于山西人去全国各城镇经商的人很多，而且在一个城镇经商的又包括着多种行业为区分，为了联络乡谊，约束行内行为和抵御外帮的侵欺，他们在各城镇建立了山西商人会馆或者山陕商人会馆，作为议事、祭神的场所，许多地方又把会馆称作关帝庙。资料显示，在京师（今北京），直隶省的通州、天津、保定，山东省的济南、聊城、馆陶、东阿、恩县，奉天省的沈阳，江苏省的苏州、扬州、镇江、南京、上海、吴江县的盛泽镇，浙江省的杭州，福建省的福州，安徽省的芜湖、温阳、亳州，河南省的开封、洛阳、淅川、舞阳和南阳的赊旗镇，湖北省的汉口、沙市、江陵、公安、钟祥、当阳、郧西、随州，湖南省的长沙、湘潭，广东省的广州、佛山，四川省的成都、重庆，陕西省的汉中，甘肃省的兰州、西宁、宁夏、天水等城镇都建有会馆，有的建有两个会馆。如洛阳有潞漳会馆、山陕会馆；而在京师或以州县、或以行业建有30多个会馆，像临汾商人就建了临汾东馆和临汾西馆两个会馆；临汾、平遥、襄陵、潞安等会馆建自明代。几百年的沧桑，绝大多数会馆已不复存在，但聊城、苏州、亳州、开封、洛阳、舞阳、赊旗店、西宁等地的会馆仍完好无缺，其建筑之宏伟、画栋雕梁之精美堪称一绝，成为当今各地旅游景点或做博物馆使用。 山西商人在各个城镇，有的处于垄断市场的地位，有的虽与各省商人共占市场而又以山西商人为多。清咸丰三年（1853年），清王朝强令各地大商号捐输助饷，并按捐饷数额不同给予一些虚衔的奖励。在天津的长芦盐商中山西人开设的有103家（介休县50家、灵石县33家、汾阳县17家、盂县2家、曲沃县1家），在奉天的大商中山西有130家（太谷县69家，祁县25家，榆次13家，徐沟县11家，文水县4家，盂县2家，平遥、太平、太原、交城、介休、广灵各1家），在京城57家茶庄中山西17家（介休8家、祁县6家、汾阳2家、太谷1家），159家当铺中山西108家（介休59家、灵石23家、平遥10家、太谷5家，文水、汾阳各4家，孝义、榆次、阳曲县各1家），268家账局中山西210家（介休118家、平遥21家、太谷15家、阳曲14家、祁县12家、榆次8家，孝义、文水各5家，灵石、盂县各3家，崞县2家，汾阳、忻州、偏关各1家）。像黑龙江城（爱珲）、张家口、归化、包头等市场，可以说完全是由山西商人控制的。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今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创制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3．官商相合，财势通天 晋商早在明朝就开始在边疆经营各种贸易，在清入关以前，曾以贸易方式为清政权输送军用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于是得到了清政府的器重。山西商人也顺势做起了皇商，他们以皇商的身份领取政治资本，享有深入蒙地贸易的特权，每年向皇室提供所需要的物品。 明朝末年，当范永斗等八家山西巨商以张家口为经营基地，往返于关内外进行频繁的商贸活动之时，他们已敏锐的觉察到社会动荡不安和明王朝统治的日趋腐败以及满清政权的崛起和强大，遂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清政权输送军需物资，提供关内各种情报，在从事商业经营的同时搞起了政治买卖。满清入关厉，给予其的回报是赐产、入籍、赐职，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商，还特准贷给资本，经营一些垄断性商业。 如果说此时的范氏家族选择的政治后盾，同时代的步伐合拍还有些偶然因素影响的话，后来清康、雍、乾三朝军队远征，在随军运送军粮的过程中，范毓髌这个不负父望具有卓越经济头脑的范氏家族主持人，则是毫不犹豫，摆出一付完全与政府同赴难，共存亡的架式，竭尽全力将家族的财力和智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其具体情形是：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蒙古准噶尔部再度发动叛乱。清廷派军远征，所经之地，茫茫黄沙，荒无人烟。军粮供给自然成了这次远征胜败的关键事务。康熙皇帝鉴于三十五、六年间御驾亲征准噶尔叛乱未成大功的教训，正在为此事犯愁：运粮艰难权且不说，运粮官吏层层盘剥舞弊，运一石米竟需一百二十两白银。即使以如此高昂的代价运粮，也恐难保证如期供给，况且还有贻误军机的危险。范毓髌闻讯后，依仗自家熟悉塞外之路的经历，经过仔细筹划核计，便与四弟毓复联名奏请康熙，要求自费筹办军粮。康熙阅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髌经核算：运一石米之价，只需官吏运价的“三分之一足矣”，“遂以家财运饷万石”，运费“一如所计”“刻期五后者，且省国费以亿计”。粮饷得到保证，清廷大将富安宁如期率兵进至吐鲁番，牵制住叛乱者的兵力，然后乃得以护运达赖六世喇嘛由青海安全入藏。 到了雍正五年（1727），清廷再次征讨准噶尔的叛乱时，范毓髌得到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允祥的举荐，仍命其兄弟肩负运送北路军粮的重任。此次讨伐叛乱中，范氏兄弟为朝廷运输谷米百余万石，节省国库支出的运费六百余万两白银。其间虽辗转万里沙漠，多次遭到敌袭，或中途运输线路有所变更，数次蒙受损失，但仍出色完成任务，做到“幕府所在，储胥充裕，军得宿饱”。 雍正九、十年间（1731—1732），清廷又一次对准噶尔用兵，此次范毓髌虽因被准噶尔叛军阻截，全军溃退，损失谷米十三余万石，但他辞谢了雍正帝准其“据实报销”的恩偿，再拿出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补运失数，全力支持平乱，为平乱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平乱结束后，清廷对其它各路承担运输军粮的运户追索多付的运费，然而各粮运户均将所领运费花尽，无力偿还。范毓髌此时慷慨解囊，为各路运户补交齐四百余万两白银。 到乾隆年间，清廷随军运粮仍离不开范氏兄弟。朝廷越来越感到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办法。既可为政府垫款，又节省大量运费，还能减少大量的国库开支。从中斡旋的范氏兄弟自然也深知其中的奥秘。既可以获得功名和高官，又能为家族的商业活动获得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做的是此处不赚甚或小赔，彼处大赚的垄断性超额利润生意。 范氏家族凭借“皇商”的特殊身份，再加上朝廷封赐的各种官讳护身，其经营活动从清初的委托边地贸易，到后来扩展到大规模的铜、盐运销以及对外贸易等其他商业领域。其经营活动依然是在朝廷“委托”下进行的独占性贸易，并享受一般商人得不到的种种优惠特权，使他们在与清代两淮盐商、江南铜商、江浙外贸商的竞争角逐中，占尽优势。经内务府特许，范氏可以运销河东、长芦盐引，在河南、直隶20多个州县开有盐店，直接批发盐引，成为大盐商。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往日本贩运洋铜的官民商船共15只，范氏占了3只，后减为13只时，范氏反增为5只，二年后又增加为7只，范氏又成为大洋铜商，并有领取皇币为资本的特权。此外，凭内务府和工部所发凭票，范氏还经营张家口外穆斯峡、胡苏台等地伐木业，砍伐并运输大量木材到内地销售，范氏又是大木材商。 范氏不仅得到许多经商特权，还得到清政府的特别信赖与倚重。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范氏代表清廷在宁波与英商谈判议订进口玻璃契约；第二年，范氏又以“熟谙经济”，得到陕西总督推荐，清廷令其“酌带熟练人员”前往新疆，与哈萨克议订在乌鲁木齐的贸易事项。 第5章 足迹遍天下，享誉海内外——晋商的花样年华(2) 范氏家族当时经营的方面很广泛，不论京畿腹地，口外边疆，不论内贸、外贸，都有着这个家族经商的记录。所有这些商业活动，都是在清王朝的特许和支持下节省了无数的交易费用情况下进行的。 从清初到乾隆初年约百余年间，范氏家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走着一条上升的发展道路。它在清王朝的羽翼下，在商业活动中与普通民商相比，因节省了大量的交易成本费用，而纵横捭阉，称雄于商场，成为崛起的豪贵之家。 范氏家族相比，旅蒙商人的杰出代表大盛魁也有自己独特的经营策略，它曾经盛极一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其主要原因是大盛魁获得了朝格勒尔权贷。什么是朝格勒尔？此乃蒙语也。它是蒙古草原上的一种会议的名称。这种会议由清政府驻蒙代表，蒙古王公代表和山西旅蒙巨商大盛魁的代表联合组成的，一般每年开会一次。会议内容是：由蒙古王公根据上贡清室和自己消费的需要，确定各盟、旗牧民所应承担的贡赋份额，然后以票据形式写明，交付给大盛魁去向牧民索取所负担的债款和利息。而且，在这种会议上，还讨论确定每年牧民以物抵债时，马、牛、羊、皮毛、药材等价格。一旦经朝格勒尔会议确定了的价格，任何人都无权修改。所以，实质上，朝格勒尔是一种议定大盛魁特权贷款的会议，大盛魁凭着朝格勒尔在蒙古草原上大搞垄断性经营和不等价交换，这是它成为头号旅蒙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朝格勒尔特权贷款的需要，大盛魁专门开设了印票所，印制了大量的贷款票据，这些票据一经朝格勒尔会议通过，就都盖上了蒙古王公的大印，故人称印票。按照印票的数额，大盛魁要保证蒙古王公们的一应生活需求，王公们可依数向大盛魁支取现款，各王公向清政府上交的贡金，也由大盛魁统一办理。这样，大大方便了蒙古王公。事实上，没有大盛魁做中间人，哪位王公也无法向牧民们征集几十万两银子。因此，蒙古王公们对大盛魁特别感激，仿佛是他们的财政部。久而久之，王公们对大盛魁形成了绝对的依赖关系，简直到了离开大盛魁就没法活的地步！ 在蒙古的众多农民眼中，对大盛魁的这种特权贷款是极其反感的。但是，又无法摆脱它，甚至还得依赖它。大盛魁的店员们每年要凭印票向牧民们讨债，而多数牧民难以现金支付债款，只好用马、羊、皮毛等产品偿付。大盛魁一律折价，照单全收。然后拿去投入与内地的交易。这种不等价交换，给大盛魁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由于它的印票是朝格勒尔议定的，故其它商号也无法染指到牧民中去做生意。 大盛魁不仅凭印票向牧民们收取牧产品，而且也常凭印票向牧民赊销货物，付不起现款的牧民们只要在印票上画个押，扛上三分利，就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但到期还不上钱的，要将本息一起作为贷款重新写在印票上，成为本倍本，利滚利，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 可见，大盛魁的兴盛与生意上依赖当地的王公贵族是分不开的。 清朝中后期，社会矛盾冲突极为激烈，如果缺少清政府和大清官员的支持，山西商人想做汇通天下的买卖是不可能的，山西商人深谙此理，交好社会贤达，巴结达官显贵是他们应酬的主要内容，也成了他们每人的必修课。 马应彪是山西榆次城内人，自幼受兄长经商的影响，进入太谷协成乾票号当伙计。他聪明肯干，尤擅应酬，被委任广东分号经理后，与当地官员打得火热，不仅普通衙门胥吏对他极为恭敬，就连广东地方最高官长，也与马应彪过从甚密。有一次，马应彪在街头遇到与其素有交往的当地商人马阿相，见他神情沮丧绝望，便关切地询问缘由。原来，平日安分守己的马阿相被诬谄杀人，一家五口被官府关押。马阿相束手无策，只好坐以待毙。了解情况后马应彪很快拜访了广州巡抚，希望衙门暂缓对此案的最后发落，继续迫拿真凶。不久，凶手果然被拿获，马阿相一家重获团聚。如果没有山西商人的介入，马阿相可能冤沉海底了，由此可见山西票商对社会影响力之大。 日升昌票号分庄经理邱泰基也是善于与官吏交际的票商。邱泰基是平遥城内人，自幼非常聪明，且仪表不俗，进入日升昌票号后很快就得到了提拔。在他任开封分庄经理时，仅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人物，他巧言令辞，非常精于应酬之道，不仅与一般社会名流亲密无间，后来竟与开封的抚台、藩台八拜结交，称兄道弟，这对于一个普通商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给日升昌票号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开封分号成为当地衙门和各级官吏的金库。邱泰基对他取得的“业绩”得意忘形，甚至也坐起了只有朝廷官员才能乘坐的四抬大轿。一次，邱泰基坐着四抬大轿回平遥总号。进人县境之后，驿站的兵卒以为官差路过，连忙飞报平遥县知县。知县闻讯，忙不迭地带领众衙役出城门迎接，走近方知原来是日升昌票号的邱老板，双方未免有些尴尬。当时日升昌票号的总经理是张兴邦，得知此事后，为给知县挽回面子，在日升昌总号内大摆筵席，犒劳知县与衙门僚属。 这种事情在邱泰基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也没有引以为戒。邱泰基后来又被委任西安分号经理，依然招摇过市，大讲派头。外出之时，他不仅坐绿围四抬大轿，而且还有仪仗为其开道。不料一天正撞上长安县知县。当知县得知轿中人乃是山西票商时，不免怒从心头起，立刻命手下将邱泰基拿下，带回衙门治罪。但当陕西抚台得知此事后，马上命人将邱泰基请进客厅，待为上客，毫无怪罪之意。这正应了晋中地区流传的一句民谚：“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其实一点也不足为怪，“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时朝廷命官也得求助于腰缠万贯的票商。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赔款二亿多两白银，使清政府一时国库空虚，大举向外国银行借款，无奈外国银行趁火打劫，百般刁难，清政府最终决定发行内债，这就是所谓“昭信股票”。在商民无人认购的情况下，朝廷只好按省分摊。各省大员又只得借助于名誉颇佳的山西票商。邱泰基表现得很积极，负责筹集到40万两白银，让陕西巡抚等大喜过望，到处吹嘘邱泰基的出众才干。既然邱泰基为官员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官员们自然在各方面给予他特权和方便。难怪他出入衙门如同自家一般。 票号号规本严禁职员奢侈，但为了交结官僚、开通财源，各大票号的老板竟也不惜违反号规。像邱泰基这样善于交际，能与各级官吏建立起密切关系的经理在山西各大票号中大有人在。票号兴盛之时，各大票号分庄经理往往成为当地商界的领袖人物。被利益驱使，法令严谨的号规也只有任其破坏了。严慎修《晋商盛衰记》曾载： 昔有某君（即邱泰基），为某票庄分号老板，聪明干练，优雅宜人，到处官场往来，大有饮醇自醉之风。惟天性豪爽，不吝小费，起居衣食，亦备极讲究。忌之者以奢侈说于总号长。号长曰：“某之奢，非奢也，其意实为号事计耳。盖不如此，则交游不广，官路不通而利微矣。如伊之奢，又有何害也，请退勿言。”闻者皆谓号长知人而善任。而票庄老板，各号中如此人者，尚多多也。 论起与清廷上层大员的关系，大德通票号的总经理高钰有一番很不一般的经历。高钰是山西祁县子洪镇人，他在大德通票号服务将近半个世纪。高钰在任京师分庄经理时，与当时有名的大官僚赵尔巽关系非同一般。赵尔巽私人积蓄大部分存在大德通票号中。这还不算，赵尔巽调任四川巡抚，高钰也前往四川分号任主持，赵尔巽转任东三省，高钰也随之到东北分庄任经理。 由于高钰认识大批清廷显贵，在其周围已形成了严密的关系网，慈禧和光绪西逃到达太原后不久，时任大德通票号总经理的高钰就收到内阁学士桂春的一封信，信中说： 日前握别，想旋里迪吉为祝，銮舆定于初八日（即1900年10月8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阁，即侯内安，拟到时趋叩不尽。 高钰花费大量精力与财力结交官员就是为了获取常人得不到的东西。接到这封信他兴奋异常，急忙找祁县知县商量，而这位县太爷却还蒙在鼓里，一时惊慌失措，匆匆准备迎接圣驾。大德通总号房屋宽敞，整洁明亮，即在此设置临时行宫。慈禧、光绪到祁县后，就在大德通总号内安歇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就急忙向西安方向急行而去。虽然慈禧、光绪等人只在大德通小住一夜，而这真龙天子和太后的恩幸却使山西票商兴奋不已，大德通票号从此名声大噪。 不仅大德通如此，其它山西票号也一样，协同庆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清大臣张之洞未发达前，想谋取更高职位，送礼打通军机大臣和掌握实权的宦官。到京后的第二天，便坐轿拜访票号日升昌。寒喧后即开口借银十万两。日升昌老板想：不借给吧，张是官场上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万一他日后真谋得大官，岂不是赶走了财神爷？借给吧，如果谋不得大官，如何还得起这笔钱？因此说话吞吞吐吐，没爽利答复。张看到这种情况便告辞而去。日升昌邻近还有几家票号，张为了颜面，没有进去，却绕到另一个胡同，到协同庆票号。协同庆老板很机灵，张拜访日升昌时，已暗中派人探听消息，得知日升昌没有借给张，即想出了巧妙的方法。张之洞来到协同庆，这位老板亲自出迎，十分恭敬，满口应许，并说：“十万两银子算什么，但大人不会一下都用，最好立一取银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老板这样说，有自己的打算，因他宫廷有耳目，如果张花上三、五万，皇帝确有委派的心愿，那么比十万再多也借给；如果花上三、五万，宫里没有什么好消息，或者皇帝流露不愿重用的意思，那就不再继续借与张了。张闻言，很满意，立了一个取银摺子走了。银子没有借到三万两，张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了。 张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各票号都到张的住所贺喜。协同庆老板抢先赶到，似开玩笑地说：“当日大人到京时，日升昌看大人连十万银子都不值，小看大人甚。而小号则由大人随便取用。那时是大人用小号之处，现在大人高升了，小号可要沾大人的光了。”张之洞不谈报答，反问：“你们两广有庄没有？”协同庆老板答道：“没有。”张即嘱咐道：“你们派两人随我到广东，今后两广的财粮国税，完全由你一家经手解交。”这时，各票号贺喜的都到了，张均挡住不见，据说协同庆就因结交了张之洞，三、四年间就赚了百十万两银子。 在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长期的密切来往中，各大票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关系网，找到了自己较固定的靠山。如大德通交好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票号交好岑春煊；志诚信票号与广东海关监督官员关系甚密。这里面最有势力还要数日升昌。日升昌票号与广东海关打得火热，广东海关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交票号汇兑。日升昌与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显贵关系也非同一般。由于生意上的联系，票商经常与户部库吏打交道，因此票商为经营顺达，要时常贿赂管事人员，自库兵到郎中，都得送到。每逢年关时节自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每日派出两三辆轿车拉上红包送礼。送礼名单上，不仅有管事，而且还有老妈子。 第6章 足迹遍天下，享誉海内外——晋商的花样年华(3) 官吏的许多欲为之事没有票号的帮助是难于成功的。他们要想升官发财，必须有票号予以运筹。同治年间，左宗棠降服了董福祥，任以新疆陕甘总兵，后升提督，军饷调拨频繁需要有人经办，遂通过朋友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营汇存董福样军队军饷，蔚丰厚票号积利甚多，董福祥私蓄亦达十几万两。安徽芜湖道童某卸任返乡时，将在任所搜刮的赃款10万两，交蔚丰厚票号汇回原籍重庆，每年支取1万两，十年取完，不计利息。有名的光绪八年（1882）“户部云南贪污案”，也是由票号参与进行的。在捐职监生、天顺祥票号经理王敬臣和捐职布政使理问、平遥乾盛亨票号经理阎时灿的积极帮助下，云南省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会潘英章通过办理云南报销，由昆明汇京白银18万5千两，以8万两贿赂户部、工部官员十六人，其中包括太常寺卿、御史、户部云南司主稿、掌印、主事、书吏和工部书吏等等，打通关节，崔、潘二人除在京购买奇珍异宝及挥霍浪费之外，还有部分银两又汇回原籍藏人私囊。 4．百业俱全，享誉海内外 明中叶以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就生产关系来说，是封建生产方式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缓慢发展的时期。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缓慢发展，使商品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直至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高度，或者说是一个活跃期。山西商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享誉海内外的。 山西商人能享誉海内外，除了其“足迹遍天下”的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晋商经营行业广泛，某些行业在全国独占鳌头。经营行业广泛而且一些行业为其垄断，使其信誉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商帮。 在当时，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铁器、铜器、陶器和粮食、食油、盐、茶、棉布、丝绸、烟酒、纸张、皮货、颜料、煤炭、药材、干鲜果、酱菜等商品山西商人无所不经营。山西商人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长途贩运者和销售者，容工商业为一体。山西盛产各种铁器，从开矿、冶炼、打造、销售提供全程服务。铁货散布全国，造锅、造船所用铁钉名扬海内。临汾、襄陵一带的麻纸制造业，既供民用，又供应官府，并曾作为咸丰宝钞的用纸。曲沃县盛产烟草，制造旱烟的烟坊数十家，旱烟行销京城、内外蒙古和俄罗斯，而在京城的河东烟店就有500多家。山西酿酒有着悠久的历史，山西商人把生产技术传播到我国北方各地，像东北三省和直隶省的酒坊（东北称烧锅），绝大多数为山西人开设。平遥县的颜料商人在平遥和京城设有颜料加工工场，由明及清一直操纵或垄断着京城的颜料和桐油市场。山西不产茶叶，而商人除到各茶区贩运茶货外，还在湖北蒲圻、湖南临湘一带设置茶场制茶，产品行销我国北方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正因为山西人经营的工商行业广泛，并注重商品质量，所以，其产品可以名扬各地，而且在各市场上保留下一批名牌名店：汾酒、龟灵集、定坤丹以及京城的六必居酱菜店、都一处饭馆、万全堂药店、洪吉纸号等等。 在明代以前，中国的金融业只有古老的典当铺。明中叶以后，虽兴起了钱铺和银号，但因它们是从事货币兑换和铸造银元宝的行业，仍属于商业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直至19世纪50年代以前也不是金融业。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是山西商人从明末到清前期依据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先后创办了印局（放印子钱）、账局和票号等新的金融业。直至19世纪末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之前的300年间，中国居民生活资金的调节和工商业资本融通和划拨，可以说基本是由山西商人控制的。也正因为山西商人执掌着中国金融之牛耳，因而名声更盛于以前，从而山西人会经营、善理财的说法传遍九州。 总之，由于山西商人足迹遍天下，经营的行业十分广泛，又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劲旅，享誉海内外也就是不言而喻的。山西商人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显赫地位和作用，深为外国人所称道。19世纪60年代，在华英国人把票号比做英国的银行，认为其作用与英国银行一样。20世纪初，驻华日本各领事在市场调查中，把晋商比做日本的近江商人。日本人岩崎继生在《大同风土纪》一书中又说：“山西商人，有着原来近江商人那样的对于商道的机敏和毅力……其商业组织与其他地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也是单独经营的与共同经营的两种。单独经营的，与日本的情形相似；共同经营者，有财东（资本家）和掌柜的（管理营业）之分。商店的一切营业，全部委托掌柜的经管。在店里适当地配置有小掌柜的、伙计（店员）等等。而这些人相互之间通过连锁关系，保持着一种团结局面，以便实现维护商业利益，防止同业间的竞争，在采购及销售方面相互扶助，处理纠纷等项目。乍一看，同其他的一般中国商人并无任何不同之处，然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资本流通等方面，其经营手段是十分巧妙的。”德国人李希霍汾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5．号规严谨，称霸商界 晋商之所以能称霸商界长达二百余年就在其制定的票号规则极严密，杜绝了票号中人可能会造成的疏漏与损害，也尽可能地堵塞了诈骗活动的发生，把经营纳入了一个严谨规范的轨道。 用“疏而不漏”来形容票号号规极其恰当，票号中有“上下班”的说法，伙计被派往分号是谓“上班”，回总号是谓“下班”，班期一般定为三年，后减为二年半，其间无特殊原因禁止私自回家。为防止伙计利用“上下班”机会营私舞弊挟私，号规规定上班伙计临行时必须将自身随身所带衣物交总号人员检查登记。下班之时，不能私自先回家，而必须先在总号报到，核实所携带衣物有无出入。如有差错不符之处，即按违反号劫处理。另外，分号伙计如要往家中汇款或寄物，必须经过总号转手，不准私自汇寄家中，以防有挟私犯科之嫌。 另外，号规还严格规定了票号中人必须遵守的禁律，以防微杜渐，不致因小失大，如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小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沾染不良嗜好。对于违规者，无论经理还是伙计，都要严加处理，甚至开除出号。 下面特举光绪十年（1884）大德通票号号规部分内容为例： （1）在各分号互相之间，规定虽以结账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未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2）在业务经营上。规定买空卖空，是大犯号禁，倘有犯者，立刻出号。强调生意之中，以通有无、权贵贱为经营方针。 （3）对于工作人员，规定凡分号经理，务须尽心号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凡一般工作人员，强调以和为贵，职务高者，对下要宽容爱护，慎勿偏袒；职务低者，也应体量自重，不得放肆。 （4）严禁陋习。规定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犯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各分号难免有赌钱之风，今后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一概不准，犯者出号。游猖戏局者，虽是偶蹈覆辙，亦须及早结出，刻不容缓，严行禁之。 由此可见，号规的严谨、细致确是到了极处，更令人叹服的是票号中人无论上下都必须遵守号规。 张石麟是“蔚字五联号”中蔚泰厚票号的业绩卓著的分庄经理，他在担任福建分号经理时，交游甚广，在当地商界官场中风头极足，生意因而也相当兴隆，前后获利达60多万两，名列各分号前茅。但他在交际场合中，不知不觉地染上了了赌博的恶习，而且积重难返，成为赌场上的常客，不免影响了业务的开拓。有一年张石麟因丧母回家，总经理毛鸿瀚当面严厉斥责他违反了号规，沾染赌习，理应出号，张石麟当即提出要按其顶身股份额将他为票号营利部分给他。毛鸿瀚爽快答允，张石麟就此负气出号。因违规而将商界精英“炒鱿鱼”，在票号界并不乏其例，由此可见山西票号业管理之严格。 由于19世纪后期鸦片在山西泛滥，不少票号中人也沾染此习，因此光绪十年（1884年）大德通票号号规特别指出：“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犯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 票号中人都能严格遵循这些规则。伙计与经理在号规面前，一视同仁，谨守号规者受奖赏，违反号规者受处罚。百川通票号长沙分庄经理范明杰是平遥城内人，自幼因家贫进入票号，勤勉苦干，很快得到提升，在作了长沙分号经理后，收入自然丰厚得多，但此后范明杰就变得异常喜欢挥霍，生活服饰上相当讲究。在夏天，他买的昂贵的丝绸衣衫不下几十件，而且日换一件。这种挥霍奢侈的作风，为同行人等所指责。总号知道后，立即作出罚其半年俸银的决定，谁知他仍不思悔改。不久之后，总号又给予他罚俸的处理，他才有所收敛。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大票号主持人员基本上能够做到赏罚分明，有成绩奖励，违反号规坚决处理。 当然也有些特例。张振绪是平遥城内人，进入蔚丰厚就业后，吃苦耐劳，精明能干，深得总号经理的赏识。他在20多年的票号生涯中，四处飘泊，成绩卓然，但也因此而骄傲自满，放纵不羁。在汉口分号时，张振绪的同仁范某私纳一小妾，这是违反号规之事，范某在“下班”之时，自然不敢带小妾回平遥，让总号人员得知左思右想难之后，他就把这一小妾让给了张振绪，张振绪欣喜万分，正值两情相悦之时，张振绪要下班回平遥了。张振绪虽知号规难犯，但仍带着几分侥幸心理回到了平遥。然而不出票号同仁所料，蔚丰厚总号股东与经理得知此事后，立即开除张振绪出号。与张振绪共事多载的朋友们都十分惋惜，但也无可奈何。 张振绪出号不久，新疆地区发生事变，大量清军被派往这一地区，驻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将军是董福祥。蔚丰厚票号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董福祥军中大量饷银无处存放，十分不便，如有票号前去接洽，获利将十分可观。但这一地区情况复杂，形势也特别动荡不安，寻找合适的人选十分困难。 当时总号经理范凝晋想到了张振绪。张振绪精明强干，为人心细，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范经理就向东家推荐，东家十分为难：“张振绪已被开除出号了，票号怎能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呢？”范凝晋道：“张振绪违反号规，被开除是合情合理。但现在号中有事，如果他能同意到迪化去开设分庄，将功赎罪，咱们就有理由许他返号了。”东家看到别无良策，只好答应。张振绪出号之后，闲居在家，百无聊赖，不想范经理亲自上门相邀，自然感激涕零，立刻答应愿去迪化效力。山西到新缰之间交通非常不便，正值兵荒马乱之时，到迪化设庄谈何容易！张振绪已过知天命的年纪，抱定一去不复返的念头，从家中带上准备好的寿衣，其大智大勇之神状溢于言表。经过半年的旅途奔波，张振绪到了迪化。没想到票号生意开展的相当顺利，盈利可观，张振绪主持迪化分庄达六年之久，当下班回到平遥时，他携带不少贵重的衣物。按号规，总号要检查核实，范凝晋连忙阻拦，说道：“张经理劳苦功高，如果谁能像他一样竭尽心力于号事；我们同样也不再检查他的行装。”由此，山西票商既知人善任，又严守号规的精神一览无遗。 总之，相当严密且有些苛刻的山西票号号规为票号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保证了票号内部的秩序以及生意的顺利进行，山西票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票号号规的严密。 第7章 高楼深处锁斜阳——晋商的未落之因(1) 晋商的成功与辉煌在整个中国商业史上都无与伦比。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最后的应变中，晋商未能表现出崛起时那种对局势的把握和对经营市场的自信，再加上的客观环境的残酷及晋商自身早已蕴藏的败因，最终他们还是走向了衰亡。 1．外患：国乱商亦乱 晚清社会极为动荡不安，战乱连年，而晋商是战乱的直接受害者。 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则有农民起义不断，晋商持续发展壮大的机会每每被战乱所毁。遭遇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晋商的损失尤重。“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省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山西籍官员徐继畲的痛惜不无激愤之词，他把晋商所遭受的损失全归之于太平军，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这其中其实危害最大的反而是官军的趁火打劫及地方官吏的肆意敲诈勒索。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战乱期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确实给晋商带来一定的危害，然而，归根结底，晋商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是清政府的腐败堕落所致。 晋商当时的惨状，在“日升昌”总号给汉口分号要求撤庄的信中、就有反映：“昨接重、成两处来信，军务甚是紧急，成都左近四面贼匪扰乱不堪，兼之省城勒捐输，以致生意之家实难存站，平已寄信去矣，即着成伙速归重号，暂作躲避。至重地一二百里，亦是贼匪搅扰，人心亦属惊惶，如再不妥，亦要迁动。祁为见信之日，万不可做成、重两处收交主票。至于京、口、汴、沙、长均已定收庄，不可做此几处收交之票，亦不可存银，总以寻下交项再可做收项，以待时势而动，若成、重之地如不碍事，我号尚可暂行小小而做，收南交北。重、成若坏，我号各码头亦得暂行归结。”，有“天下第一票号”之称的日升昌尚且如此惨淡维持，其它各票号的现状就可想而知了。 南方纷纷撤庄，北方各票号也难以支持。而作为中枢的京津地区更是首当其冲，“窃于数日之间，京师内外接连关闭钱铺将及百家，实为骇人听闻”。“现在粤匪四窜，人心惊恐，所有在京富商，俱提本还乡，大半关闭。”而这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晋商。“逆气未靖，西商卷括而归，京城各铺户疲敝不支，纷纷歇业；其未歇业者，皆身负重累，有不能歇业之势，非有所利焉，而故为观望也。”京师的晋商所遭受的损失，由这些当时的真实记述可略见一斑。 天津也一样。作为京师的门户，受战乱的祸害也尤为深重。“窃维天津为四方辐辏之地，河海两道俱通舟楫而利往来，是以百货云集，仰食者众……今闻贼匪直逼天津，商旅逃散，此十三人（指十三类商行）等皆已失业，虽有勇敢之气，亦无所施。” 战乱对商业的摧残并不亚于直接的杀戮。不流血的摧残往往比流血的杀戮更痛彻魂灵，犹如慢性毒药一样。商业的凋敝没落、商人的无力营生表面看来损失的只是白花花的银子，但银子正是商人的根本、命根子，丢失了银子，商人还能活吗？ 面对如此困境，晋商该如何选择下一步路呢？ 生性坚毅、忍耐的晋商，除了勉力维持外，还能有何避战良策？ 战乱连绵不绝，经历一场浩劫，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就算万幸，但元气尚未恢复，又一场更为悲惨的浩劫迎面而来！ “自法国与我争越南以来，二年余矣……票号、钱庄不能流通，百业资本愈形竭蹶。”（《申报》1885年7月11日），而这才仅仅只是开始。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晋商几乎不能翻身。“南北客商，货未畅销，款多停滞，不能周转”，辽东、直隶的直接损失重大。而战败的苦果，还要商家和百姓吞咽。“现在和论虽成，军事赔款二万万两，合之洋债之利，已非数十年所能清偿。重以内地通商，民生日蹙，倭船所至，税厘全亏，以后出款则日益加多，进款则日益减少。” 这还不算最大的浩劫，不久，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晋商的景况更为惨淡。“抢劫之后，继以焚烧”，“十室九空，生计殆尽”，在京晋商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撤庄、避难。蔚盛厚某位经理自北京返回平遥，在保定被劫；蔚丰厚则更惨，“贵号起巨万现银回家，行至彰仪门，全行覆没”；蔚泰厚“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而银两的损失已司空见惯，只要人能平安，就算万幸了。“所有敝号驻京津伙友，蒙上苍默佑俱获平安回祁”，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在信中的祈愿，庆幸中颇多无奈。 “惟有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一时遽难统一，各庄遂大受损失。”（《北洋政府档案》 战乱接踵而至，把晋商推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晋商在战争中，失去的不只是银子，更是市场和发展的生机！ 清末之前的战争，都是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心地区以外进行。战争不仅不会影响晋商已成功运作的商业活动及已趋成熟的商业区域，反而会使晋商随之开辟新的市场。明朝初期，长城沿线“九边”对蒙古的战争，清初期及中期所进行的大大小小的统一战争，都是对晋商有利的。晋商因“开中法”而崛起，因运送军粮和捐输助军而获利。对蒙古及新疆地区市场的开拓，也得益于清廷多次的用兵。那时候，晋商所经营的军粮等军用品皆实行垄断，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包办的。经营风险是有，但毕竟不是完全由自己自主经营的。可以说，晋商是发了些不义财的。 到了晚清，战争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这些对晋商只有摧残。首先，这些战争几乎都是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心区域进行。战乱直接毁灭的，是晋商的经营市场。因而遭受的打击也是最致命的。像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对辽东、山东及直隶的破坏，大平天国农民起义对湖南、湖北的影响，八国联军对京津的劫掠等对晋商的中心商业区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同时，所有外战的战败，不仅仅损失了难以计数的银子，更严重的是，原本属于晋商的中心商业区域也一一被列强侵占了。丧失了那么多的主要市场，晋商的生路越来越狭小了。 此外，清末的战争，比起以往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烧杀淫虐到了极点。“中兴四杰”之一的曾国藩就深谙此道，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每占领一座城镇，便纵兵“大掠三日”，以鼓舞士气，然后再去攻打另一座城镇。这位“曾大人”极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他究竟杀过多少人，恐怕连自己也记不清了。不过，从他的一个绰号“曾剃头”就可知其杀人之多、杀人之随便了。“曾大人”既然专以杀人多闻名，“曾大人”率领的兵杀人还不如割韭菜一般？所以，“曾剃头”早就是绝对恐怖的代名词。民间妇人吓唬不听话的小孩时，常说：“曾剃头来了。”可见，“曾大人”的滥杀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在中国古代，火是凶兆，而烧更让人胆战心惊。要不战争为何也叫做战火呢？战争中的烧，一种是交战带来的，另一种是有意放火的。而有意放火的，往往居多。“曾大人”纵兵“大掠三日”的时候，肯定是在烈焰熊熊、浓烟滚滚中，让士兵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见女人就奸淫的。而抢劫的对象，自然是富有的商家居多了。先把商家的财物抢劫一空，然后奸淫其妻女后再杀害，最终放火掩盖其罪行。如此，“大掠三日”，又有哪一家商家可以幸免？在“曾大人”的湘军与太平军争夺武汉的拉锯战中，包括山西会馆在内的商号皆“荡然无存”，正是“大掠三日”的“战果。” 据说，“曾剃头”这一绝招极灵。每占一座城镇都“大掠三日”，湘军的土气便倍受鼓舞，战斗力也为之增强。 “大掠三日”，并非单纯的违犯军纪军规，而是将帅筹饷、养军的“谋略”。兵匪一家，在军饷没有保证的时候，手里有刀有枪的军人，会变得比土匪还疯狂。抢，当然要抢富有的商家。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在生命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刀和枪似乎是最有发言权的。土匪往往劫抢富家之人，或妻妾，或千金，或儿孙，或父母，作为人质，然后送信索要巨款，谓之绑票。若富家满足其贪欲，便可放人；若不能，便开始撕票。但毕竟杀人只是手段，要钱才是目的。因此，劫匪撕票一般慢慢进行。今日割一撮头发，明天可能会断一根手指，后天就撕下一只耳朵，如此慢撕，还是为了能要到钱。 旧军队索饷也是这样。绑票勒索商家是常见的“筹饷”方法，甚至连“政府”也敢敲诈，真可谓兵胆包天了。“甘肃都督赵唯熙前因军队欠发饷项甚多，曾电请国务院接济百万两，业经照准。嗣因借款中梗，国务院无法拨凑，乃电该督就地筹集。甘军猝得此耗，兵心嚣动，因此聚谋劫掠，幸甘督事前发觉，竭力镇压，故仅一营倡变，焚掠数冢，旋归扑灭。现赵督急电国务院与参议院，请即将前认之百万两，由票号汇去，并先行电知，以安民心。并谓如不能速行汇款，则变乱仍在目前，云云。”（《大公报》1912年6月16日）要钱一时拿不到，便去劫掠，并以此相要挟，这样的军队与土匪何异？而这对商家的伤害又何其之深！ 2．内忧：创业难守业更难 一个人，手里没钱的时候，他的理想可能就是赚些小钱，勉强度日，能够活命就行，但即便如此，他也要加倍用心，不敢有丝毫大意。因为这时候，生存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发展还谈不上。但当小钱到手时，他可以暂时吃饱肚子了。于是，没有生存危机的他，就可能想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去挣一千元和一万元，力求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困境。这时候，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任何气馁，都会使前功尽弃。当成了“万元户”的时候，按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可以说衣食无忧了，已进入了温饱型阶层。这一阶段，从小钱至大钱，犹如在一张白纸上画画，需要的是耐心和灵感。也是人们过上好日子的必经阶段，商人发财致富的关键所在，但接下来怎么办就有两难了。一难为保本。即原有的“万元户”及相关的一切都不能失去，否则，就会又要退回到为挣百元而奔忙的困境中去了。另一难为“做大”，如何把“万元户”变成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这要求就多了。如何审时度势，如何运筹帷幄，如何奋勇出击，如何大获成功等等，不一而论。能创业者是英豪，能守业者更是俊杰。 前几代晋商创业的艰难在各大商帮中是独一无二的。无论餐风露宿向长城边防运粮，还是牵牛驾车去俄罗斯贩茶；无论涉河过江下岭南，还是西出阳关进新疆；无论跨东海去日本贩铜，还是深入戈壁荒漠劳军，其艰辛远非常人所能想像。白手起家创业，需要的是忍耐、坚毅、果敢和聪慧。被创造财富的激情所驱动，他们会义无反顾、矢志不渝，最终走向成功。 创业之难是尽人皆知的。守业不易就不一定是人人会明白的。 有“天下第一乔”之称的祁县乔家，鼎盛时资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属晋商中屈指可数的富商大贾。其最初财富是先祖乔贵发只身一人去塞外，靠磨豆腐一点点磨出来的。如此创业，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乔家子孙要想守住祖先一点一滴积聚的家财，首先要继承祖先艰苦创业的精神。同时，还要有变通之术。 因为时势在变，赚钱之道不得不变。 乔贵发白手创业之时，适逢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全国性的市场在形成，有很多发展的机遇。尤其是乔贵发所去的塞外，正处于新开发的区域，赚钱的机会自然不少。他能靠磨豆腐发家，与当时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个人的务实和机敏也极为重要。 等到了乔家第三代、第四代乔致庸、乔映霞当家时，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势衰微，内忧外患，原有的市场份额不断被分割、挤占，想做成生意比其先祖乔贵发时要难多了。一难在时势巨变。晚清对商业的限制和盘剥越来越重。再加上外国经济势力的大肆人侵，晋商所面对的，不再仅仅只是同行业的竞争，还有清廷的压迫和列强的欺凌。二难在市场巨变。过去祖先所经营的商业、店铺等传统产业，获利越来越微小了。只有开设诸如票号之类的暴利行业，才有源源的红利可得。这就要有新的经营头脑和手段，尤其是投资新式工业，就要求要有新管理、新人才、新经营，而这些一朝一夕是显然难以做到的。特别是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恃武力逐渐把中国拉人其经济体系之中。面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守祖业、光耀门庭容易吗？ 在这种局面下，乔致庸勇敢的承担起了守祖业，光耀门庭的艰巨任务，他找到的应变药方是以儒为商。他继承了先辈重信义的优良传统，在商场上也有过一翻大作为。但时代需要的，恐怕除过信义外，还有很多。可惜乔致庸未找到。 继承他当家的乔映霞也算一个半新派人物。曾参加过同盟会，他治家严谨，身体力行，遵守家规。重教兴学，开设新式私塾，力图使乔家子孙后代包括女人都能受到新式教育。对教师的尊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乔映霞还兴办家族工厂，试图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式产业的转换，但由于客观环境的恶劣，他最终失败了。 他还力主严禁鸦片，并因禁烟牵涉进了官司。 乔致庸、乔映霞的努力不能不说是积极的和尽力的，但终未能挽救乔家的衰败，为何？除前边所说的时势变化带来市场的变化，个人无法改变以外，经营不能跟上时代变化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乔映霞也算是很有才干的，在乔家及所有晋商中也不能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时代需要更优秀的人，才能再创辉煌。这样的人，既要守家有道，还要变通有术，自然是极少的了。 另一方面，像乔家这样的传统家族企业，家财达到了千万两以上，应该算已经做得相当大了。虽不敢说已达到了极限，但其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确实已再难有所发挥了，除非其能打破传统的牢笼，然而，这却是他们所办不到的！他们所做的只是尽力去完善，而不会有所创新。但企业经营的本质是：若要有突破性的发展，就只有创新。不脱胎换骨，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要想守业，必再创业，没有再次创业，守业也是不可能的。 乔家及所有晋商，在晚清及民国初年这一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创业乏术，衰败也就难免了。 创新守业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在这一点上，晋商由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未能做到，那么当今的企业或团体能做到吗？ 3．根性：走不出的大院高楼 平安是福，这是中国人共同的观点。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从城市到村镇的地名和人名中有多少安字，就会明白这种观点是多么强烈了。北京地名中的安字恐怕是最多的。天安门、地安门、西安门、安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平安里、安惠北里等等，只要走上北京的街道，几乎随时都会遇到这个安字。北京以外的地名中的安字也不少。西安、安东、安庆、安阳等举不胜举。有的并未直接出现这个安字，却都是这个意思，如西宁、南宁等等。安稳、安定的生活，是所有中国人世世代代做的梦。连起名字也不能忘。希望有安国安民的鸿鹄之志者，名叫安国、安民；希望能继承祖业的，叫安祖、安先；不求闻达只愿平定的，叫安定；由乱到定的，叫新安；由弱到强的，叫宏安；由穷到富的，叫金安。总之，一切以安为主。 第8章 高楼深处锁斜阳——晋商的未落之因(2) 传统观念中的所谓“安”有两层意义：一要有房子，二要有孩子。有了房子和孩子，既能安居乐业，又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完成古人所谓的成家立业两件大事。安字的结构正好表达了这两层寓意，上为房子，下住女子。“娶媳妇、盖房”不就是在图一个安吗？传说，西汉汉武帝刘彻为太子时，长公主想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他。刘彻高兴地说：“若能娶阿娇，我将修建一座金屋，让她愉快地住在里边。”这便是成语“金屋藏娇”的来历。皇帝固然可以造金屋、娶公主，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高标准”呢？ 他们在贫穷的时候，想的是温饱；在温饱的时候，想的是安定；在安定的时候，想的是富有。 只有在温饱了的时候，人生的两件大事才有指望；只有在富有的时候，人生的两件大事才能办得更好。 晋商作为“先富起来”的一代人，自然有条件、有能力把人生的两件大事办得更风生水起，非同凡响。他们不仅在当时备受艳羡，就是在今日，人们提起来也羡慕不已。现代人的两件大事如果能办到晋商那样的程度，就足以为自己骄傲了。 兴修大院，是晋商所办人生两件大事中最为世人所称道的，也是他们留给今人的一大笔遗产。 在晋中汾河平原上，晋商的富商大贾所建的大院由北向南依次形成了一个大院分布带。从榆次常家大院到太谷的孔家大院、曹家大院，从祁县乔家和渠家大院到灵石的王家大院，那一家大院不是富丽堂皇、雄伟壮观？那一家大院不是庭院春深、冬日苦长？ 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上，崛起了一大片一大片飞檐翘壁的房子，在今天也是非同凡响的，在一二百年前，那不是奇迹是什么？ 在残烂不堪的矮小茅屋中，鹤立鸡群地矗立着一座高楼深院，这样的反差，是何等的强烈？ 把祈求平安、幸福美满的心愿，全部寄托在大院之中。乔家大院的整体布局是一个“喜”字，祈求每一间房子、每一位主人，每一堵墙及阳光，每一株花草及柔风，每一个日日夜夜，都喜气洋洋、喜不胜喜、喜出望外、喜从天降、喜上加喜。同样，曹家大院的整体布局也是一个大大的“寿”字，想让这高楼深院里的人都能长寿，人脉绵延不断，这是曹家巨商的美梦。而乔家大院正门砖雕影壁上的“百寿图”，那一百个字形、字体各异的“寿”字，不正表达了所有晋商百倍祈安、百倍祈稳、百倍祈长久的心愿吗？ 让木头说话，让石头呼吸，大院凝聚了晋商全部的激情和希望。 融南方的秀美、北方的雄浑于一体，大院体现了晋商所有的灵性…… 但“喜”真能在大院中常在吗？ “寿”真能比南山吗？ “福”真能如东海吗？ 乔家堡、王家堡、毛家堡，堡堡厚重却阴森；大院、大院还是大院，院院高墙拱卫却暮气沉沉。 一房挨一房，一座四合院又一座四合院，但祈求平安长寿的梦，真的能实现吗？ “北京看故宫，晋中看大院。” 无疑，在大院和故宫之间，是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豪华奢侈的宫廷与富丽堂皇的大院，皇帝老子与巨商豪富，这两者存在着怎样的相同之处？ 百官朝贺与儿孙满堂，三宫六院与妻妾成群，这又有何区别？ 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主奴有别；对有的人是天堂，对有的人是地狱；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无论是白与昼还是生与死。 皇帝们住进故宫，就不愿再出去了。那里倾尽天下之财、天下之美、天下之梦，足够享乐和满足的了。但宝座下，可能藏着陷阱；金銮殿上，往往充满了杀机；御宴中，也会下了毒药；美女手里，有时也紧攥着绳索……乐极生悲，富极必衰，说的不仅仅是品性，更是哲理。沉湎于享乐的皇帝，总以为天下太平了。孰不知，此时民变蜂起，生灵涂炭，他升天的大限也已不远了。 家国一理。 常年累月深居大院中的晋商们，也已经“蜕化变质”了。由走南闯北、叱咤商场的大商人，变成一个个养尊处优、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大老爷，难道仅仅只是改换了一下称呼吗？ 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江南的货源，焦虑的不再是塞北的行情，盼望的也不再是海外的客商了。整天“饰亭台，聚古玩，买娇童于吴闾，购美王子燕赵”，哪里还且点商人的味儿、商家的风习呢？ 他们看的不再是可以生银子的货物，而是只花银子才肯粉墨登场的戏角儿；谈论的，也不再是市场的动态，而是鸦片烟的味道；怀抱的，不再是千里贩运的行囊，而是千挑万选出来的粉面、酥胸和玉腿……这样躺在美色上的安乐，又怎能长久呢？ 虽然也有家规号规约束，但与那时的所有法规一样，还不是一纸空文？ 如果说故宫是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源的话，那一家又一家大院正是晋商衰败的象征。 在如此富丽堂皇的高楼深院住惯了，又怎能再穿餐风露宿贩运货物时穿的粗布烂衫了，怎能再吃服牛架车时勉强充饥的粗茶淡饭了，怎能再安步当车、长途爬涉了，怎能仅仅与兄弟、与父子、与朋友为伍了，怎能不一呼百应了，怎能不为头上增添光环了……而每一种“高消费”，每一次“上档次”，都得由银子来完成。但窖藏在大院中的银子再多，也是有数的。只出不进，坐吃山空，是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的。 大院这样的兴衰与故宫上演的改朝换代闹剧不是一样的吗？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位女诗人慕名造访曹家大院，回来后，她由衷的感慨有三：如果让她长期住在那里，她会有三种结果，一是自杀，二是发疯，三是狂抽鸦片。这样的结果，其实正是所有“逍遥”在大院中晋商的结果。他们哪一个例外了呢？ 4．一言堂：错失机遇的罪魁 “敬启者：我晋人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乃自甲午、庚子以后，不唯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见萧疏。推其原故，因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权利；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竞争。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至之处，官款即全归其汇兑，我行之向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吾等焦灼万分，徬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诸执事久涉界家，阅历最深，于世事变迁更已洞若观火，即无吾等刍言，必已成卓在胸。思为改良之计，吾等睹此变局，悚心骇目，谨合词妄陈，望垂察为幸。专此敬请台安，立候回示为盼。”（《京都祁太平票帮公启》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申） 如此诚恳而强烈的呼吁，如此激切而恭谨的企盼，如此真知灼见，从京都，从各地历经千山万水到了晋中那些安居大院中，悠然听晋剧、抽鸦片的东家和大掌柜手里，但得到的不是一阵无情奚落，就是束之高阁、被灰尘埋没的结局。 在这些手握票号命运的人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昔先辈创办票号时，那种勇往直前、南征北战、开拓业务的决心和信心了。幽深的高楼大院和已有的成功，消磨去了他们的进取精神，绵延的太行山已挡住了他们的视线，看不到天下时势，满足于分享大院夕阳的余辉，岂能再像初升的朝阳那样光耀神州？ 危在旦夕之间，他们却仍无丝毫警戒之心；厄运已经来临，他们却仍在自我欣赏和陶醉，悲剧怎会不发生呢？ 他们对来自京城的再三呼吁尚且如此淡漠，对来自其他地方的建议就更是置之不理了。 营口分号吁请：“祁太平票号诸位乡台大人阁下：敬启者，月初接得京庄我帮公函，去岁前后寄过祁太平公信底一纸，平帮寄过公信底三纸，内云我帮意欲公立银行一事，此举尽美尽善，诚为当务之急务，其中节略已早在诸翁鉴中，谅有主见，弟等曷敢昌渎。惟是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急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也。” 奉天分号吁请：“银行之立，盖我晋人命脉之所系，急宜筹办，而不容稍缓者耳，谅无不在乡台烛照之中。感蒙及早筹划，合力研究，勿守旧章，决更新法而成立，则我帮之幸甚！仰亦晋人之幸甚！” 汉口分号吁请：“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 广东分号吁请：“各执事名高商界，才裕等谋，对此自设银行之举，当必早有成见。务希联合同志，协力实行，不胜企望之至。” 重庆分号吁请：“倘若再不见机而作，恐将来有无机之叹。” 成都分号吁请：“全晋后辈幸福，全赖平祁谷老号执事成议。” 这样难得的远见灼识，这样可贵的满腔热情，这样异口同声的吁请，足以让顽石动摇，足以使死灰复燃，足以让乌云尽散，但却不能使那些手握票号大权的“乡台大人”动心，却难得到那些“各执事”给与一个满意的回复，难道这些“乡台大人”、“各执事”真的对风云突变的时势视而不见、闭目塞听到了极点，难道他们看不见时势变化，也看不到进账的银子越来越少了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各分号异口同声的吁请与各总号不约而同的漠视，决非“某号某公”一人之偏执，而在于所有票号本身之致命弊病使然。 从组织结构上看，晋商各票号都实行联号制。其开拓和占有市场的优势显而易见，总号统辖分号，分号只是总号派出的附属机构，只负责所在地的业务经营。在资金支配、人员调整以及重大业务项目上，皆要听命于总号。同时，还实行完全的总经理负责制，把东家的所有权和总经理的经营权有效地分离开来，自然极为有利于经营和票号发展，但在赋予总经理经营权的同时，却没有建立严密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作为票号所有者的东家对总经理的约束仅仅只靠双方所订的合约及号规。其中，最严厉的便是辞退了。虽有担保制度，但那都是以防万一。平时对总经理的监督措施几乎没有。东家签了合约，订了号规，商定给总经理的顶身股后，便把票号的经营管理大权悉数交给总经理了。票号经营的亏盈、人位的增减、项目的选定，皆由总经理独裁。总经理以下人员，皆是总经理委任的办事者，只有听命于总经理的义务，而无参与决策的权力，实际上连提建议都不被“允许”。总经理犹如一个封建君主，是不会倾听别人的建议的，尤其是票号内伙计的建议更不会听。即使伙计说的对，也不会听。若听了，不是证明总经理不如伙计吗？就是东家，有什么经营的想法，也只能与总经理商议，否则，就违犯了东家不得干预号事的惯例。显然，总经理全权负责制对东家特权的限制是严格和有效的，而对总经理充分放权的同时却未能有效限权。尤其是从法规和实际上，完全剥夺了总经理以下伙计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权力，这与现代公司制度相比，是极大的弊病。 在平时，若总经理的经营策略是正确的，那这种制度的优点尽可得到充分发挥，甚至一时能够创造出比现代公司高得多的效率，进而更深地掩盖了其弊病，但如果总经理的决策出现严重错误，危及整个票号的发展的时候，那这种制度的弊病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谁来监督总经理？ 是东家，还是其他伙计？ 伙计显然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是“干活的”，只有惟命是从的权力，谁也不敢去监督“大掌柜”！东家倒是有这个权力，但在总经理聘任期间，东家轻易是不过问号事的，这是惯例，更是规矩，东家如果自己首先不遵守自己订的号规，以后谁还会再受聘于东家呢？ 按说，对总经理最有效的监督是市场！赚不回来银子，说什么都不管用，撤庄、亏损的教训，足以证明总经理经营的错误，但那都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亡羊补牢犹为晚矣，不能防患于未然，这样的监督又有何意义呢？更何况，拿票号的命运换一个教训，所付出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 改组为银行，这件关乎整个票业乃至晋商未来的大事，在这种缺乏活力的制度面前，一次又一次被延误就不奇怪了。上情可以下达，这是这种制度的长处，可以保证总号对各分号的有效统辖，尤其是总经理的决策能够贯彻执行；下情难以上达，是这种制度致命的弊病。一家票号决非一人之票号，若难以集思广益、集众人的智力、共谋发展，是断难以真正“做大”和持久的。而下层在任何时候都是大多数，是最有发言权的，忽视了下层，实际上等于断了根，上层也就不能生存了。票号的下层就是分号和伙计，不仅人数上占了绝对的大多数，其所做业务也几乎是票号整个业务的全部。在总号直接做的业务量很小的情况下，分号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分号只有听命总号的权力，而无参与重大决策甚至建议的权力。这样，总号的决策者们，躲在晋中小县城和山村中所作出来的决策，往往就与通都达邑甚至海外市场的变化相差甚远，有的简直就是格格不入的。就说这办银行，无论京都及各地分号怎样吁请，总号的决策者们就是不为所动，奔走呼号归奔走呼号，没有决策权，到头来就只有遗憾而已了。 与其说这是人为之误，不如说是制度之弊更为确切些。假若已显僵化的联号经营制和总经理全权负责制有所更改，增添一些“下情”，赋予一些下层的权力；假若总号搬离封闭的、远离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晋中大院；假若总号的决策者变成是对市场动态极为敏感的、富于进取者，那整个票号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如果”，其实是一枚只能想不能吃的“禁果”，都不能送给幼稚园的孩子，怎能用来设想“汇通天下”的票业的命运？！ “根本毫无动摇”，在陈腐的理念和运营模式面前，任何吁请，都会如石沉大海一般，这便是悲剧之所在！ 当然，那些晋中黄土高坡上的决策者们，可以不理会来自各地急切的吁请，但不能不管一天比一天少的银子！ 银子是命根子！对银子的重要的认识，他们与分号和所有的人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可是他们有一种错觉，他们认为进账银子的日益减少不是由于票号本身的弊病所致，而错误地坚持是承揽官款业务未做到家。因为票号及他们的辉煌，几乎全是官商相合的杰作。所以，这些决策者潜心尽力所为者，依旧在继续结交官吏上，而非研究金融市场的变化。他们笃信，过去结交官吏可以包揽大宗官款业务，现在乃至将来永远会是这样。这才是他们久久不为那么多的吁请所动的最主要的根源。至于其他，都在其次。因为他们再保守、再僵化，也不会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何况，交通日益发达，信息越来越灵，最主要的是银子越来越少，他们岂能不有所思、有所动？ 思，肯定是思了，但思路仍在老路上，还是官商相合，而这已经越来越走不通了，可他们却看不透。官款生意的厚利和容易，让他们难以割舍，何况，对于新式银行以工商信贷为主的经营模式，他们也心里没有底，走新路哪里有走老路轻松？因此，他们对此项建议的漠视并不是意气用事的偏颇，而是对“祖业”的维护。 第9章 高楼深处锁斜阳——晋商的未落之因(3) 动，肯定也动了，不过，不是向前动，而是原地踏步甚而倒退一步。转回到过去，他们认为此时的危机与“长毛作乱”一样，虽然巨大但终会过去，亏损甚至撤庄会随着时局平稳而好转和恢复。孰不知，此一时彼一时，处于外国银行和大清银行的两面夹击之中，票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若不断然变革，那连补救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但他们不相信时势变化，不相信各地的吁请是实情，只凭已经过时的经验就想应对危局，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5．用人：失一士而商亡 1914年阴历9月，发生了一件令山西票号及全中国商界都永远难以忘怀的事情。号称“天下第一票号”的日升昌轰然倒闭了。初创时，它曾像一轮红日一样升腾，辉煌无比，败落时，却也用一末残阳苦诉着自己的无奈。 资金雄厚、信誉卓著的日升昌票号，为何这么快、这么早、这么惨地走向倒闭呢？ 据《大公报》分析：“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原因为广西之官款……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而不得东家之欢心，梁无耐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亦为之瓦解。第三，京号之股东（应为经理）有赵邦彦者，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代理人侯垣（侯资格甚浅，又因作保合盛元一案，合盛之执事人逃匿无踪，检察厅屡向侯垣索人，如无被保人即将保人押起等语。侯外遭检察厅之逼迫，内受各债主之追索）遂私携带伙友账簿逃归。有此三种近因，二百余年之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矣。”不难看出，日升昌开始倒闭的直接原因是用人失误！ 首先，选聘赵邦彦这样一个不能独当一面，遇难即退，既无才干又无勇气的人，在面临危机之时去充任至为重要的北京分号经理，无疑是其总经理和东家用人的一大失误。其次，在极不称职的赵邦彦“托病回晋，一去不归”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再派一位“资格甚浅”的侯垣接替。正由于侯垣“资格甚浅”才冒然牵涉到“作保合盛元一案”，成为日升昌开始倒闭的最直接的原因。同样，这位侯垣与赵邦彦一样，遇难不是设法周旋，寻求解决的良方，而同样是逃之夭夭。这无疑是其总经理和东家用人的第二大失误。 那么，在连连用人失误、危及整个票号生存的危急关头，郭斗南作为“总领号事”的总经理，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该号之正经理郭斗南见事不祥，托辞觅取，逃避无踪，故外间有郭已投井之谣传……此处之各执事人，更纷然若鸟兽散矣。”北京分号经理一个个都逃跑了，连总经理也“逃避无踪”，日升昌又怎能不倒闭呢？ “其副经理梁怀文已经辞号年余，闻此消息知东家李五典等破产在即，无人出来料理，心不自安，乃挺身而出，自谓年已六旬，久蒙东家豢养，今当急难，若袖手旁观，良心何在，乃随同冀体敬等四人投往县中，来京料理债务之。”（《大公报》1915年1月23日）在“今当急难”之时，一个“逃避无踪”，一个挺身而出，对比是如此的强烈，差别是如此的明显，选聘错了总经理是日升昌最大的失误！ 郭斗南虽能“得东家之欢心”而任总经理，但既无总经理之才又无总经理之德，在“今当急难”之时，不顾号事，竟一逃了之，是一点也不称职的。由此可见，他既能“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提供方便，其他违犯号规的事肯定也干了不少。比如像接连选用赵邦彦、侯垣这样和他一样毫无责任感的人，其中的“方便”还会少吗？ 而用人失误的根子在东家李五典身上！ 他明知梁怀文“为人公正朴实”，“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论资格应居正”，却弃梁怀文，而让郭斗南做总经理。显然，在对票号经营和发展有决定影响的总经理聘任上，东家李五典私心起了关键作用。他仅仅看到了郭斗南会以违号规提款讨自己欢心，对于他的无能和缺德缺乏应有的预防和制止。以致于造成了票号内“人心为之瓦解”的严重后果。在“今当急难”之际“纷然若鸟兽散”的，正是那些平时会讨“东家之欢心”，为东家违犯号规提供方便，更为自己违犯号规设置掩护的人。 因此，用人当用那些“公正朴实”之人，“素为大家所推崇”之人，知恩图报、“心不自安”之人，决不能用背信弃义、违背良心的人。 品德和才能同等重要。 如果东家李五典在总经理聘任上，能量才录用，出于公心，让梁怀文做总经理，那日升昌可能就是另一种局面了。梁怀文是一位正直且极有才干的人，他做总经理，赵邦彦、侯垣之流就绝不会受到重用。那来自北京分号的危机，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如果东家李五典能够洁身自好，自己不带头违犯号规，而是让藏有私心的赵邦彦等人“出号”，那何至于“人心为之瓦解”，“纷然若鸟兽散”呢？ 公生廉，廉生威。东家李五典用人不公在前，郭斗南等误号事于后，也算得上因果报应吧！ 所幸的是，尚有梁怀文这样有良心、有才干的人为日升昌善后。当时，梁怀文等抵京“辗转两月，开会数次，与在京各债权筹商办法，再三斟酌，与其破产于债权无甚裨益，何如别开生路或有挽回之望。”（《天津商会档案》1914年） 希望总是有的，全在于争取。 梁怀文等的努力没有白费。“京外债权人多数赞成复业”，给濒临倒闭的日升昌带来了一线生机。 这无疑全赖梁怀文之功！ 《中央银行月报》对此已有公论：“更有票号一家倒而复起者，为日升昌。日升昌本于民国五年倒闭，所欠外款约二百万，经理逃避。赖副经理梁怀文君出面与债权人周旋，开诚布告，和盘托出。除将东家李姓宣告破产外，复将该号内外财产清理明白，尽其所有交代债权。于是债权人感其诚恳，佩其正直，遂将该号财产仍托梁君经理，恢复营业，票号首创者日升昌之招牌因以保全。” 由此可见，成在用人，败在用人，实乃千古不移之至理名言。 从现实的角度讲，当今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不仅要有经营才干，还要有良好的品德，两者缺一不可。 人才能够兴业，庸才只会毁业，有些晋商中很多票号之所以败落，大都与日升昌相似，犯了用人上的错误。 6．取利丧身：国难财可以发吗？ 在晋商发展史上，有这样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让人感慨万千。那就是，民族危难越深重，晋商似乎就越发达。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加上所谓的赎辽费共约二亿多两白银，在财政人不敷出、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清政府靠举借外债偿还了这笔对日赔款。这便是所谓的“俄法借款”和“英德借款”。 清廷在1895年和1896年两次向俄法英德等国银行借款折合白银一亿九千多万两，支付了前两次赔款。后来，感到这几国银行是在趁机勒索，便筹发行内债券，“昭信股票”就出笼了。但由于认股有限，同时，由于“英德续借款”又借了一亿多两白银，对日赔款才算全部赔清了。 那么，这么多的外债，又如何尝还呢？ “臣等昼夜焦思，万不得已计，惟有先将俄法英德二款本息，由臣部库与各省及各海关分别认还，庶几犹足集事。拟以每年应还俄法英德二款作为一千二百万计算，先尽部库内有之西征洋款改为加放俸饷一款，并新筹之盐斤加价一款，及应提之广东闱姓捐输一款，三款内凑银二百万两，各省司库分认五百万两作抵外，下余……而派令各海关分认五百万两，量其物力定以等差，开具清单，恭呈御览……”（《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六下）这样，就等于把战败赔款的负担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这就是腐败无能的清廷所谓的“皇恩浩荡”吧！只要能克扣就克扣，只要能加征就加征，“于各省所收地丁、盐课、货厘、杂税及各海关所收洋税、洋药税厘项下，除常年应解京饷、东北边防经费、甘肃新饷、筹备饷需、加放俸饷、加复俸饷、旗兵加饷、因本加饷、备荒经费、内务府经费、税务司经费、本关经费、出使经费等项仍照常分别批解留支外，其余无论何款，俱准酌量提划，各照分认数目按期解交江海关道汇总付款。”（《同上》） 分摊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地方官员的负担加重了，而各地官员应对的方法就只会是搜刮民众。以第一期总数为一千二百万两赔款的分摊中，摊派还款最多的广东为例：仅盐斤加价就多达十万两，地丁盐课、盐货厘等多达六十二万两，捐输多达四十八万两，加放俸饷十万两，总共多达一百三十万两。其他地方虽总数没有广东多，而各项征收都在成倍增加，百姓之苦可想而知了。 犹如抽血一样，百姓之血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抽走了。 而获暴利的，首先不用说是列强了。日本依恃武力一次就掠夺二亿多两白银，无疑比强盗还强盗。其国势的日益强大，显然，有赖于此次“大输血”。俄法英德四国虽未动武，却挟银勒索，获利不见得比日本少。 除列强外，票号便是最大的获利者。前文虽已提到过战乱给晋商带去的是破坏，但面对这种破坏，“聪明”的晋商却能于火中取栗。 战前，清廷曾多次明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或仅仅只默许部分地方的官款交票号汇兑，相当多的官款仍按老办法现银解运。 但这次变了。 还外债皆集中于江海关，有两难不得不依靠票号：一是外债不同于内债，是绝对不可拖延或抵赖的。拖延日期就要加罚金，洋人的淫威会让清廷惧怕万分。因此，按过去的现银解运肯定难以准时，惟有交票号汇兑才不会延误。票号汇兑的便捷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向票号借垫。尽管各地都分摊了认还的银两数额，但这只是纸上的数字，要想一一变为白花花的现银，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在税捐本身就已极重的情况下，再成倍加收，老百姓身上会有多少血汗，能供如此疯狂地吸榨呢？ 但还外债是一两银子都不能少的。 而摊派认还的款总又收不上来，怎么办呢？ 向票号借垫！先应对外债，等各种摊派认还银两收齐了，再还票号。这样，汇兑分摊债款，就基本上由各地票号包揽了。 四川的还款，由协同庆等票号承汇。在四川总督奎俊奏为汇解俄法借款本息片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兹查光绪二十五年限期已届，奴才督饬司道竭力筹措，凑得司库裁减兵丁节省银二万两，减扣六分平银一万两，截留滇饷案内二十五年捐输二万两，加增税契银三万四千两，盐库盐筋加价银三万两，官运局盐筋加价银十万两，重庆关洋税银二万两，共银二十三万四千两，由司体铸。库码一付，于二月十八日支交协同庆等商号承领，限令三月十七日解赴江海关交收。”（《军录》财政类卷号46—48）从这笔款项的来源不难看出，这位总督大人是如何减扣、截留、加增各种税捐的了。而刻意盘剥百姓成为官员和政权的职责的时候，其腐败、丑恶就达到了极端。 惟有票号，能在汇兑这类债款中获利。 说票号在发国难财，一点也不为过。 与协同庆票号承汇四川债款一样，同庆丰票号承汇了云南的、百川通承汇了广西的、合盛元承汇了安徽的，蔚盛长承汇了江西的，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共同承汇了湖南的，蔚泰厚、源丰润承汇了福建的，蔚盛长、新泰厚、日升昌共同承汇了河南的，合盛元、蔚盛长、日升冒共同承汇了山西的……几乎各地的分摊还款都被票号包揽，这些“大宗业务”都是甲午战败的直接“战果”。在老百姓被敲诈勒索的时候，票号却“业务”剧增，获利丰厚，不是发“国难财”是什么？ 而“庚子之变”，国难益深。《辛丑条约》赔款达四点五亿两白银，成为列强对中国最大的一笔勒索。 与《马关条约》对日赔款一样，清廷还债的办法仍旧是依样画葫芦，大借外债。四点五亿两白银的赔款转变成为年息四厘、借期三十九年的外债，就增加了一倍多，本息高达九点八亿两了。按当时中国的人口分摊，等于每人被勒索了二两白银。 挟款侵权，英、德、俄、法等国在成为清廷最大的债主的时候，还攫取了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及盐税和厘金的征收与支配权。名义上是以这些税收作为还借贷的保证，实际上列强借此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进而操纵政治，国家的主权横遭侵害，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庚子赔款再加上还日本的“四国”借款等，共八项借款，总数多达十几亿两白银。“据全权大臣先后来电并还款表一纸，计此赔款论定四万五千万两，前数年每年本利银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两，嗣后按年递加，每年二千余万两及三干余万两不等。光绪三十九年止，总共本利银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另有允缓半年付利银九百万两，分三年带交，由西历明年正月初一日，即华历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照数付足。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然和议既成，赔款既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须竭力支持。” 票号在汇兑中，所获利一为汇费，二为得空期放贷的利息，三为平色。究竟有多少呢？1906年，是票号发展的极盛时期。这一年，各票号汇兑总额约在八亿两多。其中，仅日升昌票号一家就多达三千多万两。可见数额之巨大。而汇费也就更多了：同治年间，“适值军务未靖，路途多有阻滞”，由奥海关汇兑京饷，“议定每千两给汇费银四十两”，后增加到了六十五两。到了光绪年间，汇兑京饷汇费每千两仍在四十多两左右不定。汇兑江海关的赔款汇费，“广东至上海，每万汇费二百两，浙江汇上海，每万汇费六十两……其山东；福建、广西三省汇上海之费，尚未议有定章……至借用商号银两，每月以一分五厘利息……（《军录》财政类卷号三十五，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汇费是根据距上海的距离及数额议定的。各地差别很大，比如光绪二十六年安徽汇往上海，每万两汇费为九十两；同年，广西汇往上海，每万两汇费为二百两。广西是安徽汇费的两倍还多。这其中，除必要的支出之外，便是纯利润了，像日升昌的总汇额达三千多万两，那毛利一算便知了。 茬子三二夏、三事夏蓑暮黾：适蔓篡万、数十万前言款，按月息六七厘的利息放出，获利之多，可想而知。而存期越长，获利就越多。从1904年开始，虽然存官款开始计息，存贷的利率之差仍不小，再加上平色所得，票号在承汇赔款中，所获暴利就成了天文数字了。 这样的暴富，对票号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了。但对百姓和国家而言，这样的赔款越少越好，最好没有。倾国家民族之财、之命脉，断送的，不仅仅是根基，更有生机和希望。 全民备受困苦、备遭灾祸之际，独独票号从中渔利，决非民族之福！ 而随着造成这一切灾难的制度的毁灭，这样的“业务”也就无从做起了。 现实给晋商也给所有的商人上了一堂课：发“国难财”是难持久的。 第10章 以末起之，以本守之——晋商的生存秘笈(1) 晋商盛及五百余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传统观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存有道：他们勤俭持家，艰苦创业；他们打破传统，主张学而优则商；他们分工协作，团队制胜，他们……。总之，他们关于企业生存的秘诀即使今天看来，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勤俭持家，生财有道 晋商经营天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无处不在，他们无时无地不是在市场风浪中拼搏。晋商历经拼搏的结果是，从明万历时的“非数十万不称富”到清代“百万者比比皆是”。但事实上，晋商之所以能纵横天下，并不是靠财雄势大，欺行霸市，其中主要靠的是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经营精神。 古往今来，许多成功的经营者，都十分注重节俭。商人们虽然积财数千万计，但勤俭既是经营的正道，也是修身、正己、立志、创业之精神的体现。“世事无奇，唯忠唯恕；治家有道，克勤克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在《尚书·大禹谟》中最有教谕。一国一邦的兴衰也往往是“成由勤俭败由奢”。山西商人从创业到获取成功的极富时代，始终克守勤俭，留下了晋商俭约的美誉。 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晋俗勤俭，养殖于外”，“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故其居奇能饶。”明末清初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曾到山西做过实地调查，他在书中这样评论山西：“昔人言：山西厥土硗薄，故发多贫；厥俗勤俭，故用仅足。”也就是说山西恶劣的自然环境是促使山西人依靠勤俭维持生存的条件。 更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么恶劣的环境与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山西人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用暴力行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困境。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竟没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发源于山西的！即使是大灾大难之年也是如此。山西人把暴戾的破坏性心理化解成了节俭的民风，换来了三晋大地的数千年平静安宁。 山西人的节俭之风落实到了极处，即使对死人也是如此。山西人在埋葬亲人时，不是一人一墓，而只是分别男女异穴而葬，以节省宝贵的土地资源。三晋富有的大户人家，也是没有宾客上门不上酒肉，爱打扮的妇人也不穿价格昂贵的丝绸服装，对可能的自然灾害始终保持着警觉。 明朝灭亡，清人入关后，山西人依然保持节俭之风，“国初，民无他嗜，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积千金者，宫墙服饰，窘若寒素。”即使中等人家，也要亲自做一些砍柴、挑水的杂活。即使是千金之家，从外表上看，也和贫寒之家没什么两样。 山西人身上，自然脱不开黄土地上民风民俗的影响。许多县志中记载当地“土风朴实，民性勤俭”，“晋俗之俭，自古而然”，“民勤耕稼，务蚕桑。男多商贾，女多纺织，士勤诵读”，“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民性质朴，好尚节俭，力田绩纺，尤尚商贾”，“山西民俗勤俭，古称唐魏之遗”，“晋省风俗朴厚，民间习于勤俭”，“非贸迁为业，即专事力田，一切非分之财，从不妄求”……有一个叫寻金材的商人，临终时还告诫其子：“他日苟有寸进，薄积当体。”清代山西的许多富商大家，还把祖先创业时的讨饭篮子、打狗棒、算盘、扁担、货箱、背褡子供奉在祠堂里，警戒后世子孙永远记住创业维艰，保持勤劳节俭之风。祁县乔家富倾一方，然而乔家大院老宅门上的“慎俭德”三字，迄今犹存，不禁使人想到，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商岁月中，它对乔家子孙曾起过怎样的约柬作用。 山西商人的节俭之风还曾得到康熙的肯定。据《东华录》记载，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在康熙看来，吴越州郡市肆被晋省商人占领的原因，就是他们勤劳节俭，善于积累所致。 勤俭之风是山西人在艰苦中保护自我，造福后代的本能，也是山西商人积累财富的有效途径，在晋商发迹的初期，山西人给省外人士的印象是“陋而实”，不尚奢华的风尚也确实避免许多浪费与挥霍，每当外省人讥讽山西人吝啬、小气时，山西人理直气壮的回答足：“说小气就小气，各人心中有主意。”这一点也显示出山西人的精明和有主见，而这在现代山西人中仍有遗留。 2．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晋商，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商业历史上称雄500多年，除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外，更为重要的是山西商人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那就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山西商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曾得到康熙皇帝的肯定。据《东华录》中记载：“夙闻东南柯臣商大贾，号称辐辏。今联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在康熙看来，南方邢巾被山西人占领的原因，是由于山西人勤劳节俭私累的缘故。《康熙南巡秘记》中也这样说：“晋俗勤劳朴索。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3．学而优而商 山西商榆次县常家，在当地是无人可比的富商，即使在整个晋商群中也是赫赫有名，常家鼎盛时期南起福建、武汉，北至内蒙古和当时的外蒙古、恰克图、莫斯科到处都有常家开设的商号、票号，被推崇为山西商人中最早进军恰克图的外贸世家。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 常氏家规甚严，男子或商或学，或书法或医务均有所成，女子也脱离封建礼制的枷锁而读书学习。凡常家子弟严禁吸食鸦片，并刻有家训石碑，世代为戒。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在常氏兴盛的200多年中，其重商而不轻学，重学更不轻商，学为经商之才培养基础，商为求学之人提供条件，整个家族中没有商与学的界限划分，只有商学互补，商学互通，商学互长。 虽然常氏一门知名学者辈出，如常立教，既中举业，学贯经史、天文，地理尤佳，后为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山西三举人之一，变法失败后自称“盛世遗民”，过着隐居生活。其子弟中亦有进入仕途者，如常运衡，以贡生任清户支部主事，后为袁世凯农工商主事，曾赴日本考察银行税务，回国后在中国银行任职，继任张家口银行行长、山东省银行佥办，直隶财政厅厅长、北洋众议院议员。但他并不醉心于官场功名，而选择“学而优则商”，使常氏的商号、票号代不乏人。如常威的儿子常万圯、常万达及其后代，几乎家家盖书房，设置家塾，延请省内知名举人、拨贡住馆授课，尊师重教，蔚为风气，但最终都弃科举而从商，随父至张家口创业，常万圯创立十大德称北常，常万达创立十大玉为南常，二人虽未入仕途，却为常家200年的基业奠定了的基础。 继任常家金融事业的常立训，青年时本已读书有成，入选为贡生，并授封朝议大夫。但他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汁”的祖训，弃官从商，把所学知识用于商业经营。庚子之变时，常立训临危不乱，指挥若定，面对骚扰宜化、抢掠张家口的德国军队，他据理力争，胆略过人，终于保住了张家口常氏与晋商的大笔财富，被推为晋商领袖。1909年前后，他又审时度势，呈请清政府委任，挑起了常家两个票号、四个账局的重任。他常说：“人处其逸，我任其劳，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所以常立训立志继承祖训，以工商经营为致富的大业。 常氏虽以书香门第传世，但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维新思想的影响，对科举仕途本不热衷的观念迅速转化为学以致用，实业救国的新思潮。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五年，即1903年，常家率先废陈了私塾，设立新学堂，成立了“常氏笃初小学堂”，在当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鲜事。 从立私塾到办学堂，从学习八股应制文章到引进新学，紧跟时代的步伐，学以致用，主要目的不在于仕途显赫，而在于承继祖业，发展工商。说他们是“儒商”家族，也不算牵强附会。由于他们奉行一条“学而优则商”的原则，或弃官从商，或弃文从商，才使常氏家族写下了数百年久盛不衰的历史。 4．从小做起，小相公变成大资本家 晋商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内，既有出资开设店铺的大小资本家，大掌柜、二掌柜和三掌柜，又有管账、跑业务、管信、接待顾客的先生，但大多数是大小伙计，车夫、拉骆驼和做杂务的小相公。高高在上的只能是资本家和掌柜们，他们在店铺中处于领导地位，是剥削广大伙计的剥削者。掌柜们所以也属于剥削者，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在店铺拥有一个小份额的资本和更多的人力股，具有双重性质，既被资本家剥削，又剥削其他伙计。、 第11章 以末起之，以本守之——晋商的生存秘笈(2) 但是晋商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论大小伙计，甚至掌柜和一些资本家，大多都是从小相公做起的。大多数都是从小相公熬成先生、掌柜，最后成为资本家，当然也有不少的人连小相公都做不好。这是因为做小相公是店铺中最苦和最低层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吃苦、不勤劳、不敬业，钱财上公私不分，那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商人，或早或迟总会被店铺辞掉。所以说，做小相公也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相公”一词，在古代是对宰相和他人的尊称。店铺中把刚进号学徒的少年称为“相公”，是取其贬义，类似古代的“男妓”，是专门侍候人的。如此低贱的行当，如果不能忍辱负重，甘居人下，肯定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对山西人来说要想做一个商人，就必须熬出相公这个阶段。 相公在店铺的工作，除每日打扫庭院、揩抹桌椅等极平常的劳动外，还要给先生、掌柜们倒茶、递烟袋、涮烟袋，更甚者要为掌柜每日铺床叠被、提夜壶、倒夜壶。所有这些活计，不是掌柜们吩咐去做，而是站一旁静观掌柜的举止，主动去做；掌柜们从这里考察相公是否有心眼和勤劳与否。掌柜们午睡，相公得守着，每日起早摸黑，没有消闲的时间。一旦杂活做过，就得静坐在那里练毛笔字、练打算盘。3年学徒期满，才能跟随先生们学做买卖、学记账、学写信。倘若在日常杂务中，掌柜们认为相公不机灵、不勤劳、不敬业，即使介绍人与掌柜关系好，那也会毫不讲情面地将相公辞退出号。 既然当相公如此低贱，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把有文化的少年子弟送去学生意呢？这里面有多层原因。在山西普遍有一种观点，认为去学生意，首先能把子弟培养为一个勤劳的人，机灵的人，守规矩的人，有本事有才干的人，商界是教养人的好地方，因为商界各项规矩都是很严格的。比如，商界不准假公济私，不准贪污，不准占别人便宜，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在店铺做个人生意和放账，等等。一个人能做到这些，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有益于社会和家庭的人。凡望子成龙的人，无人不愿意送儿辈去学生意。其次，为着改善家庭生活，以至发家致富，也愿意牺牲小我而成大我。做小相公，店铺只管伙食，不管衣着，多数又没工钱；这样，在三年熬相公期间，不仅家庭没收人，还要为儿辈衣着花钱。可是当熬出相公成了伙计，就有了工资，若被派往外埠还有衣资；再过几年，如能熬得顶上生意，有了一厘、几厘的人身股，除工资外，遇账期还能分红，倘若是有才干的能当上大掌柜，人身股可增至一股（即十厘），那分红就更多了，确实可以发家致富。正由于从商的利益驱动，所以山西经商的人多，崇商习俗浓，商成了士农工商四民之首。 由做学徒当相公，渐渐有了积蓄，以至成为资本家和商界的头面人物，在山西人数颇多。这里介绍介休县洪山镇乔世杰。 乔世杰（1857-1911年），字英甫，介休县洪山人。兄弟二人，世杰居二。幼年不幸，襁褓丧父，六岁丧母。被外祖父家抚养，由舅父樊贡生教育成人。世杰少年就有远志，能书善文，十四岁就被舅父送到京师一家介休商人的店铺中当相公。学徒期满，十七岁成为伙计，在与商界交往中，才识益进。后来改就京城捐号事，并被委派成都办理捐务，件件办得井井有条，渐渐有了积蓄。 捐号，清王朝捐纳制度，即卖官的产物，是办理有钱者捐纳叙衔的中介性的商业组织。这种组织做的两种买卖： 一是取捐纳中的小费、平色等差额谋利。封建社会的官吏身份，一种是通过各种考试取得的，名为正途；一种是捐纳取得的，名为异途。捐纳，除举人、进士能捐得外，国子监生（简称监生）的资格，是任何人都可以用钱买来的。有了监生的资格，就能再捐各种实职和虚衔。捐纳实职或虚衔，京官最高能捐到郎中，外官最高能捐到道员。虚衔是为不准备做实官，仅希望虚荣耀祖的人而设的。有虚衔就可以穿戴品官的服色、兰翎顶戴等。虚衔以外有封典，得到封典的祖父、父亲也都可以使用品官服色。 捐纳这种制度，无官衔之人可以捐纳，有官有衔的人也可捐纳。官阶低的靠捐纳能加高职衔或者升到高的宫次，受处分的官员靠捐纳可以抵消处分，被革职的官员靠捐纳能升复原官。总之，只要肯出钱，就可以取得一定的官位或官衔，说的难听就是“买官”。 清王朝为了搜刮民财，设有各种官衔捐银的数额及各项费用。如一个人要由俊秀捐纳监生，由捐号为他办理一切手续和领凭转照等事宜。按捐纳制度规定，俊秀捐监生折合正项银两106．38两，换照费银10两，加监照费银2两，但其中，除正项银以外，有许多项目捐号与捐纳人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同时各省结费用不同，捐纳者并不甚了解，捐号更可以上下其手。这样，捐号收捐纳者银两多些，按规定交官府银两少于收捐纳者，就成为它的赢利收入，是它的一种生意。 另一种生意是做捐输者与未捐输而想得官衔者之间的中介交易。卖官制度，除自愿交银买官衔者外，清王朝遇事（如军费、皇差、赈饥等等）常常要绅商捐输，派至地方，地方再摊派至户，强迫大家捐钱。而清王朝这种本是无偿的捐银，只是为了奖励捐银者，按捐银多少给予不同的官衔。有的捐输者对官衔没有兴趣，想低于捐银数将其捐输应得官衔卖出换回部分银两，这是一面；另一面，有些在职的或不在职的有官衔之人，又想少花钱使官衔加高，成为买官衔者。有了这两种人——卖官衔者和买官衔者，捐号从中做中介人，或收取佣金，或低价买高价卖，获得赢利。比如，归化一位官员叫沈端卿，打听到在祁县办军赈，捐输有六万银两之多，他想买捐得衔，曾写信给祁县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为其察问有无卖捐的富户，“若各富户不愿请奖，似可移奖外人，省中诸友，怂弟购觅数千，得以过班”。高钰写信告他，“奈祁地暂乏卖者，惟闻太谷钱行有捐款数千，欲以三成转售”。可见，富户捐银一千，以三百卖出，捐号或以三成一二，或以三成五，转卖给买者，获得利益。 乔世杰既在捐号任事，熟悉捐号生意，投资资本不多，只要聘用几位熟悉捐纳业务又善于社交的人，就可开设字号经营。于是，当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宫西巡，各省水旱频繁，清王朝捐例大开之时，世杰意识到自己开捐号的时机已到，故辞去京城捐号之事，自己去成都开设捐号。果然，时来运转，不数月捐输者特别踊跃，捐号业务猛增，获利匪浅。由于捐号代办捐输，与地方大员交往，故而四川布政使许涵度敬服世杰有济变之才，长于理财。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商部令各省成立商会时，乔世杰被推为四川成都商会总办，与地方官交往更深。故又于同年与布政使许涵度、次帅赵尔丰两人合股，资本26万两，在平遥县开设宝丰隆票号，聘请宋聚奎为总经理，设分号二十余处。由于赵尔丰后又专办川滇边务，故宝丰隆票号的分号又设在雅州、打箭炉、巴塘、里塘、西藏拉萨，为其他票号从未去过的地方。 乔世杰财运亨通，又有声望。四川总督锡良奏准设立四川浚川源银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世杰又被任命为浚川源银行总经理。 短短十余年间，乔世杰由自己开设捐号，到与许涵度等人合开宝丰隆票号，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又是成都商会总办和四川浚川源银行总经理，真可谓小相公熬到顶了。 5．各尽其出，各伺其职 晋商家族之所以能盛及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古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族内部兄弟团结一致，共同经营，各自从事的行业互相补益，决没有瞬间衰败的可能。 明代，山西大同府天城卫有薛氏三兄弟，他们分别务农、做官和经商，各尽其业，互补互益最终成为当地著名的富户。 薛氏的祖先在明初被征兵入伍，征战多年，后来定居大同府天城卫。薛氏一家在大同，边耕边读，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而且人丁渐旺，仅四代之后就成了一个大家族，薛纶薛缨等兄弟三人就是第四代中佼佼者。 薛纶从小聪颖，记忆尤其过人。少年时同长兄一起在私塾读书，兄尚未读完一句，他已看过很多行，兄再读时，薛纶已经熟记，背诵如流。薛纶才思敏捷，数百言文章可立刻写就，且文采不凡。长兄对薛纶的才华深为佩服。便放弃学业，继承父业屯田耕作，资助薛纶读书，一心让薛纶成为薛家出人头地的人。薛纶在长兄自我牺牲精神的鼓舞下，越加发奋读书，常常深夜才睡，第二天天不亮又起床诵读经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隆庆二年（1568）登进土第，进入仕途。万历十年（1582），任陕西按察司副使。不久，辞官回籍。很多人都替他惋惜，薛纶说：“我很庆幸继承了祖先的产业，兄长种田，弟弟经商帮助我求学做官，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地位，我已经很满足了。” 薛纶的弟弟薛缨是两淮盐商。明中叶，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商入在边疆屯田纳粮换取盐引的开中制度，渐被纳银的折色制度所代替，盐商也分化为边商和内商。边商专纳米、豆、草束，依靠贸易盐引谋利。内商则控制盐场，进行交易或转售他人。由于内商处在支配盐的运销的地位，获利多，资本增殖快。所以，山西、陕西、安徽等地的大盐商，纷纷寓籍淮安、扬州，薛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定居扬州的。 薛缨在经营中，善于根据市场的变化，采取相应的经营措施，资产越积越多。为薛家成为显赫的大家族立下了大功。 薛氏家产五世没有分开过，就是为了能让兄弟共同经管。自从薛缨经商两淮在扬州置产后，薛家在大同和扬州两地都有家产、人口。为了照管两地的子弟、田宅、奴婢等事，薛纶辞官后，经常往返于大同和扬州之间。可见，薛氏当时在大同和扬州的产业已相当可观。更可贵的是兄弟三人始终团结一心，从不因私利而吵闹，让世人既羡慕又敬佩。 薛氏一家，长兄务农，三弟经商，以资助老二读书。老二登进士第，得授高官。后又辞官回家，振兴家业，这种耕读商三业俱进互为增补的方式，有力地保证了薛家家业兴盛，历经几代不衰。 6．读书做官皆为经商 祁帮商人是山西商人中一支劲旅，而渠氏则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总资产达三四百万银两。 渠氏祖先渠济原来是个小本生意人，从上党肩挑潞麻、梨到祁县，再把祁县的枣挑回上党往返贩卖。他的三个儿子持之以恒，循环往复，居然有了积累，遂于明初洪武二年（1369年）定居于祁县。渠家发展到第17代源字辈时，成为祁县有名的百万富翁之家。 渠源祯是渠氏商人中胆识过人的一个，他不仅是票业老手，而且长于官场的交往应酬。但与胡雪岩拼命结交清大臣左宗棠相比，他不轻易地与某官员结为生死之交，避免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下场。虽然他也曾捐官买衔，先为资政大夫，后升为法部员外郎，也曾深研过刑律，但毕竟不是他的本行，只为他经商所助而已。他虽然受到过曾国荃的礼遇，曾随曾国荃驻兵东亭，为其管理军需，但他的理想与愿望在商场，而不在官场。与官府的大小官员的结交，不过是借官之威，壮己之势，目的是更好的抓住商机，发展自己的商号和票号，所以他看不起那些昏庸官宦，也不愿让他唯一的继承人渠本翘走入仕途，混迹于官场。 渠源祯的儿子渠本翘是渠氏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也是晋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26岁中举，为山西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渠源桢曾为此感到欣慰，商家子弟一样是仕儒根基，真为商家争了口气。四年后，渠本翘又会试连捷，中了进士，曾被清政府委任为驻日本横滨领事，仕途顺利。这在山西商界子弟中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不过渠源祯看到儿子入仕途为官，与那些贪官腐吏为伍，则大不以为然，并不觉得有多大荣耀，倒是担心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的商业会后继无人。 渠本翘的想法比之父亲更深一层，多方面的积累不但无损于经商，反而会有助于商业上发展。读书有什么不好？做官又有什么不好？读了书，做了官，可以使眼界更宽广，更能深通世故人情之道，更能把治国安民用人之道转化为经营谋略。为官亦可为商，只要恪守信义之教，官商之途便可相通。果然，渠本翘身在仕途却处处留心商务，最终还是以京官身份落脚于商务。 渠本翘除接管渠氏票号、商号外，还于1900年投资兴办双福火柴公司，建立了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1903年被派驻日本横滨领事时，以了解世界各国商务为己任，时时未忘商家本业。1907年，山西商人为抵抗英商独占三晋权利的侵略行径，成立了保晋矿务公司，渠本翘被公推为总经理，承担起保矿护路保晋爱国的历史重任。 渠本翘从私塾到中举、中进士、入朝为官甚至远渡东洋，走的是一条仕宦之路，但做官不是读书的唯一目标。重学乃是重业的体现，重工商之业才会更重读书。丰富的人生经历使渠本翘眼界开阔，经营手段更高一筹，同时他更深深地懂得了读书对人生的重要性。1904年时，渠本翘与本县乡绅商定共同集资办学，他本人捐资2万余两，在祁县昭余书院旧址创办了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还附设蒙养学堂，是山西省最早的县办中学之一。1909年，开明乡绅孟步云在渠本翘的大力资助和支持下，力排众议，在祁县东门外创办了县立女子学校，这在山西省乃至全国教育界都属创新之举。此后，清廷还曾委任渠本翘担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后因山西保晋矿务公事务繁忙不得已于第二年辞职。当山西商人开始走向衰落的时候，渠家于弟和其他山西商人仍寄希望于教育，企望通过办学育人，培养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商业人才，重振晋商昔日雄风。 第12章 经商先做人——晋商的做人准则(1) 经商即就是做人，晋商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就在于其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商业的运作中，至诚的做人之道使得其在商场中所向披靡。 1．诚信第一 山西商人崇信尚义，名闻四海。 在历史上，蒙古牧民只要看到刻印有晋商“三玉川”、“长裕川”字样的砖茶就争相购买，他们甚至以砖茶代替银两作为货币在交易中使用。 自古以来，从经营思想上看，商人可分两类：一是诚商，又称廉贾，良贾，良商；二是贪商，又称任商，佞商，奸贾，奸商。前者薄利多销，货真价实；后者压价、抬价、造假掺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其区别在于诚商以信义为重，奸商做生意不讲信义。山西商人则是重信义的一个代表群体。近代名人梁启超就曾经说过：“晋商笃守信用。” 历史上，山西商号信用卓著，贸易双方产生了一种由信用交易产生的特殊结算形式——标期。太谷为全省商业中心，标期每季一期，届期结算旧债，再生新债，有借有还，体现了商人与主顾间建立的互相信赖关系。过标之期，名商云集，“通衢为之狭”。倘若有人不按规定执行，就要受到所有商号的指责，并采取一致行动，中止与他的贸易往来，让他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晋帮商人中有许多深孚众望的商家，“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在山西商人中，许多人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就因为他们讲究信义，才得以如此。 即使在当今社会，由于山西商人在经商实践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成绩卓著，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因此，与山西人做生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大胆放心，他们不会玩欺诈，也不会见利忘义。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山西票号在历次动乱后，都能谨守承诺，全数归还存款，这使得他们信誉大增，而且在动荡之时还敢于向官吏贷款，使满清朝廷上下感激涕零。 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庚子事变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城大乱，各大票号均遭抢劫，号内伙计相伴逃回平遥。原来蔚盛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刘某也带各种账本离京返平，在途经保定时，又遭土匪抢劫，刘经理所携银两和账本全被抢走，这使得山西票号遇到了很大困难。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离北京后经山西到西安，随同的许多官员都曾存款于票号，此时就手持存据到三帮总号来提取，各家票号均予办理。蔚盛长总号特命雷士炜在平遥当地特设京庄办理处，负责兑取和借贷。雷士炜在北京分号担任过多年的司帐，他凭记忆，重拟账目，费时几个月竟获成功。按照账簿，兑付白银，新旧顾客大受感动。山西票号临危不乱，谨守信用的品格因而为远近颂扬，有口皆碑。 同时，在庚子事变中，不少京官逃往上海，由于仓促离京，囊中羞涩，持有票号银两存券的就往各大票号的上海分庄要求提取白银以解决在上海的花费。许多钱铺、银号犹豫不决，暂停支付，当时任蔚丰厚上海分庄经理的李宏龄则与众不同。京师动荡的消息一传来，许多商号都将白银挖窖深藏，关铺停业，李宏龄也接到总号暂停营业的通知，但他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依然坚持营业，有求兑取者，依然营业不误。这种临危不乱的气度深得顾客的赞赏，因而许多顾客还将银两存入他的票号。局势稍一稳定，蔚丰厚票庄的营业额猛增。山西商人在历次动乱中都有所成长，良好的信誉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之一。 2．同舟共济，天下晋商是一家 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但是山西商人没有因为利益上的竞争而相互倾轧，反而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都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家在河东经营盐业，张四维之父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以乡人为主体形成了山西商人群体。 到了清代更是如此，越是在关键时刻，山西商人越会挺身而出共同渡过难关。 晋中平川的祁县、太谷、平遥，是山西著名的商业兴盛区。祁县县城内的渠家，乔家堡的乔家，太谷北冼村的曹家，都是闻名遐尔的大富商，他们大都是明末清初发家致富的，每家都经营过许多种类型的生意，在全国各地遍设商号。同治、光绪年间，这些富商受平遥日升昌票号的影响，都投资办起了票号，染指于金融界。 由于发家之初就已占有市场的历史原由，祁县的渠家和乔家在内蒙市场上较有势力，而太谷曹家系由东北起家，在山海关外名声显赫，渠家、乔家在东北也设有不少商号，但较难与曹家匹敌。 渠、乔、曹三家陆续开办票号后，各票庄都发行一种原始纸币，俗称钱帖子。这种钱帖子的发行全凭票号信用来支撑。光绪朝的某一年，祁县乔家、渠家因市面上发行钱帖子较多，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社会上散布出渠、乔两家钱帖子要黄了，将承兑不起的谣言，造成了一股群起挤兑旋风，东北尤盛。乔、渠两家面对这一突然袭来的挤兑旋风，确实很难应付。而此时，太谷曹家的钱帖子仍然信誉甚好。于是，渠、乔两家财主亲赴曹家去求援。曹家此时本可抓住这一机会打击别人，扩展自己，设法把乔、渠两家从东北挤出去。但曹财东没有这样做，而是慨然应允了乔、渠两家的钱帖子兑付现金。社会上一得此消息，挤兑风潮便渐渐平息下来，因为一来曹家钱帖子当时信誉正佳，特别在东北名声很大，有曹家作保，人们对乔、渠两家钱帖子的使用就有了安全感；二来人们感到这三家殷实的财东能互相联手，财势就更大了，不愁钱帖子贬值。 这次挤兑风潮过后；乔、渠、曹三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子女间通婚的更多了。在东北市场，乔、渠两家处处谦让曹家，使曹家在东北的势力更加扩展。 山西商人正是依靠这种同舟共济、互惠互利的群体意识才能盛极一时。 3．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 山西商人之所以善于理财，名扬海内，与他们善于揣摸顾客的心理是分不开的。每个消费者的心理，除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商品外，即所谓买的称心，还希望买的顺心，受人尊敬不被人欺。而买的称心和买的顺心，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的人来说，又各有所不同，晋商在这几个方面都摸得比较透彻，故能针对不同顾客而区别对待。就以称呼来说，对妇女有老太太、太太、大姐、小姐、大娘、大嫂之别，对男士则称老爷、先生、少爷、大爷、大哥等多种。这些称呼，并不是商人与顾客的辈分之称，而是对顾客的尊称。因为人人都喜好吃“顺心丸”，有礼貌地称呼，既体现着商人对顾客的尊重，是“仁”的表现，又对经营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山西商人礼貌待客，在一些老店、大店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店堂门口多有专门接待顾客的人员，迎上前去，鞠躬寒暄，问买些什么，主动领顾客到柜台；顾客离开店堂，鞠躬送往，总要道一声：“请再来，慢慢走！”顾客到柜台，售货员喜容迎接，先问买什么，很快从货架取货让顾客验看挑选，特别是对买绸缎花布的不同顾客，还要主动介绍适合其穿着的花色，让顾客一一验看挑选，一直达到顾客满意为止。热情接待，百挑不厌，使购买者买得顺心。商店多备有顾客休息的桌椅，还供茶水、递烟袋，如果顾客众多，一时抽不出空接待，就让顾客先坐稍待片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取得顾客的欢心，能使进店的每个顾客都能有所买，做好生意。 经商者在论及生意时，常爱说“天时地利人和”这句话。虽店铺所遇的天时地利条件都很重要，但晋商更重视“人和”。因为能做到“人和”，即使店铺不在繁华闹市，顾客宁愿多走几步路也愿意来。这个道理，孟子和荀子说得很清楚。《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曰：“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充分说明“人和”的重要性。 方便顾客不怕麻烦 一切企业都是依赖顾客而生存的，没有顾客的企业就不成其为企业。生产企业依赖商品赢得顾客，才能不断扩大商品产量，取得利润，有所发展。商品销售企业，依赖顾客盈门，才能扩大销售，赚取批零差价，生意兴旺发达。银行业依赖顾客存款，才能扩大经营资本量，放出款项，获取存贷利差，不断壮大和发展。因为山西商人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总是时时处处“想顾客之想，急顾客之急”，“宁肯自己多麻烦，不让顾客有一点不方便”，以此来对待顾客，为顾客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这恐怕就是当今人们把顾客看做是企业的“上帝”的根由。 山西商人所处的时代，商品多是论斤论尺，即使有部分商品成包成件，为便利顾客，不仅散货要包装好便于顾客提携，成包成件者也可化整为零来销售。比如，经营旱烟的店铺，虽每包烟只1两、5两多和10两重，16两秤合当今10两秤也不过6钱多（即37．3克）、3两多（即199克）、6两多（即373克），却可切片零卖。旱烟能切片，是因为烟块压得瓷实，切片后烟丝不散。后来卷烟流通，虽每包只10支或20支，但也可以几支几支地卖。经营茶叶的，红茶多压成圆柱型，像根短粗木，锯成小段并破开零卖、砖茶同样可以切片。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便利顾客，也是当时一些消费者购买力低下的反映。像卷烟，当今怕没有几个人会去买了。 山西商人开设的店铺，可以说都没有固定作息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使这样，夜间有顾客来敲门，他们也是照样接待。清末，政府颁布银行法规，开始规定每日营业时间和星期日休假制度，而有的银行业仍然登报声明星期日不休息。在他们看来，星期日休假，是让钱休息，与谋利相悖。 票号是中国的银行业，而且长期占据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票号之所以具有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工商业资本的作用，其决定的因素是依赖客户的存款，资本与存款之比，大约是1：10，即全体票号资本号称500多万两，而存款却有5000多万两。因为票号深知，自己的利润主要是靠放出存户的存款取得的，所以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存户提供提取存款和利息的便利，做到一处存款多处可以支取；同时，为了照顾存款户的利益，在存款未还本之前，允许存款户分阶段（一两月或几个月）支取利息，这又适应了“食利者”的需要。票号给予存户的方便，在那时账务完全靠手工操作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不待说，就是在当今电脑联网实现同域或全国通兑的时代，有些也不可能做到，如提前分段支取利息，这或许就是存款制度的变更。 日升昌票号开给存款户的票据分两种：一种叫存银折，登记存银数和付息还本事项；一种是票券和取利折，票券是存银的凭据，取利折则是记录历次支取利息数的。这两种折据，不论存银折还是取利折，平遥总号开出的，却可在其他分号支取（行话叫“代付”），再由平遥总号记入折据内。为了明白起见，举三个实例： “孝友堂存银折”，光绪三十二年（19跖年）平邑日升昌记立。 九月廿日收借红封库平足纹银贰千两整，言明每月四厘行息，期至来年对日归还，无砝。 三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取付二千两上二十三个月利足银一百八十四两，付至本月廿日止，红封库平。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取付二千两上十个月红封平足银八十两，付至本月廿日止。 八月初一日取付二千两上二个月红封平利足银一十六两，付至七月二十日。 宣统二年四月初六日取付二千两上八个月利红封平足银六十四两，付至本年三月廿日止。 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取付二千两上十个月利红封平足银八十两，付至本年正月廿日止。 六月初三日取付二千两上五个月利红封平足银四十两，付至六月廿日止。 八月十七日取付二千两上三个月利红封平足银二十四两，付至八月廿日止。 壬子（民国元年）十月初九日取付二千两上一年利红封平足银九十六两，付至本年八月二十日止。 民国二年二月初四日取付二千两上四个月利红封平足银三十二两，付至阳历二年一月廿六日止。 民国三年一月廿一号取付二千两上一年利红封平足银九十六两，付至本年一月二十六号止。 “五福堂存银折”，光绪三十一年（1叨5年）十月平邑日升昌记立。 初五日收借九九七平足纹银贰千两整，言明长年四厘行息，期至来年对日归还。无砝。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取还九九七平足银二千两，又付二千两上六个月利足银三十六两九钱二分。 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收借九九七平足纹银贰千两，无砝，常年四厘行息，至来年对日归汴清还，此批。 十二月二十七日取二千上九个月利足银陆拾两，汴号注，付至腊月初五日。 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取二千上十二个月利九九七平足纹银捌拾两，广号代，付至十二月初五日。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取还九九七平足纹银贰千两整，洋号代还。 又取九九七平足纹银壹百肆拾肆两四钱四分，洋号代，付自元年六月初五起至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利。 此折如数还讫作废。 “何自树堂取利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二十三日平邑日升昌记立。 冬月初五日取六千两上二个月利足银五十七两六钱，平市平。 元年四月初七日取二千两上三个月利足银二十八两八钱，付至本年正月二十日止，本银由陕用过，平市平。 同日取四千两上十个月利足银一百九十二两，付至本年七月二十日止。平市平。 民国二年七月十一号取议平银二百两，由西安号用。 三年四月十八号取议平银伍拾两，由西安号用。 五月二十二号取议平银八十两，由西安号用。 八月六号取议平银四十三两二钱六分，由西安号用。 补宣统二年五月十四日取议平银二百两，原日有立永字据寄平存。 此折利银并本银如数算结，陆续使用清楚，票、折均撤销无事矣，此批。 以上列举的存银折和取利折，给予存款户的便利与实惠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存入时原定存期为一年，即“来年对日归还”，而实际上有的六个月即归本取息，有的则是几年期。由此说明，似乎对存款期执行并不严格，只要够月就可以，这就给存户用钱提供了方便。同时，不论提前还本，还是延期还本，执行四厘月息都是不变的。这与当今银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按活期付息，过期支取，过期部分按活期付息形成鲜明的反差，孰是孰非，由人们去评说。 第13章 经商先做人——晋商的做人准则(2) 第二，一年定期存款，或演变为几个月或几年期的存款，但都可以在还本前支取利息，既适应了“食利者”的需要，也为一般人提供了用钱的方便，是有利于扩大存款业务的。提前支取的利息，既有以往“上几个月”的利息，也有包括取息日以后几个月的利息。比如，四月初七日取4000两上十个月的利，却是“付至本年七月二十日止”，提前支取的利息有三个半月。票号这种支付利息的方法，按说也符合核算的原则，运用存款放出款项已经取得利息收入，把存款人应得的存息付给，票号并不吃亏。如果像四月初七日即把至七月二十日的利息付给当然就有点吃亏了，但这总是个别现象。还本前允许存户多次支取利息，是中国古代或近代前半期银行业的传统文化，有无继承的价值以及对发展存款业务利多还是弊多，人们还没有研究得出结论。反正当代银行业不执行存款提前支付利息的办法，而一律是还本时才付息。存款到期前不付息，而当代银行业放款却是贷款不到期前却要按季计收利息，这与票号恰恰打了一个颠倒，合理与否，孰是孰非，应该评说。 第三，不管是存银折或取利折，都是日升昌票号平遥总号开出的，或者注明由汴号（开封）归楚，但存户却可在开封、广州、上海（洋号）、西安四个分号支取利息或收回存银。各分号代付的利息或本金，通过书信报告平遥总号，再由平遥总号记人存户的存银折或取利折。由此看来，各分号代付的利息和本金，并没有原始折据，而是凭总号书信或是存款人信用支付的，其难度比当代电脑联网的方式要难得多。即使如此，票号为了便利存户支取，再难再麻烦也是不惜的，其为存户服务的精神不仅可贵，也是当代银行业应该学习的。 4．乐善好施，绝不忘本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省全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生活极端艰辛，由于当时消息的传播非常缓慢，再加上交通不便，当全国各地得知山西境内严重遭灾的消息时，山西各地已是村落荒凉，饥民携子奔走，走到途中，往往全家饿死在道旁。 田野中，草根被挖绝了，树皮被剥光了。甚至有的饥民把石头磨成粉和土掺在一起，吃下去充饥。每天每时都有因饥饿死在路边的人，卖儿卖女的悲景随处可见，真是残不忍睹。 曾目睹山西旱灾惨况的外国人在其报告中说：“在这恐怖的峡谷中，夜间更无法通行，沿途到处是人畜尸骨，任何人只要倒下喘息或病死，就会很快被狼、狗和狐狸吃尽。” 据当时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在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有900万到1300万人因饥饿、疾病或暴力而丧生。其中山西占相当大的比例。当地民谣有云：“光绪三年，死人一半。” 因为灾情极为严重，人口减耗过大，清廷指示全国各省全力支援，调集粮款，运往山西。各省官员接到指示，纷纷筹款、筹粮，设法火速运往山西。 而此时，遍及全国各地的山西商人尤其票商，生意发展兴旺，如日中天，资金也相当雄厚，在商界中首屈一指。家乡所遭受的灾难，使他们再也无法安心地经营，每时每刻都在惦念着自己的父老乡亲。于是纷纷组织起来为家乡出力。 各大票号及股东成为捐输赈款的骨干。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各家票号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荫昌捐出1万两，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曾为此送给他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元丰玖票号的东家孙淑伦为了救护乡亲先是出银一万六千两，此后又捐米数千担，真可谓雪中送炭。 山西票商在大灾之时博得了良好的声誉。乔致庸一人向家乡捐输3．6万两白银，在当地富户中表现很突出。曾国荃大加赏识，亲笔题写“福重琅环”的巨幅匾额相赠。乔家与此同时还开仓赈济当地百姓。 山西商人不仅捐钱捐粮，票商更承担了各省赈灾款的汇兑重任，如：平遥县令约请了蔚丰厚经理范凝晋协助办理本县救灾事务。范凝晋为平遥本地人，在平遥当地士绅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时，范凝晋受县令之托，主持捐赈局，号召当地士绅捐款、捐物，挽救危难中的百姓。他在负责筹集钱物、粮食的同时，还尽量迅速地把食物分发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连续几个月的劳作，范凝晋却从不懈怠。有的同行对他如此热心公务感到费解，甚至以为他有“沽名钓誉”之嫌，对此，范凝晋也顾不得计较。范凝晋以他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同乡百姓，尤其是那些得到救济的乡亲们的尊重。 与范凝晋一起协办赈灾事务的还有日升昌票号经理张兴邦。张兴邦也是平遥城内人，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鼓动亲朋好友多多捐助。在张兴邦、范凝晋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平遥县的赈灾工作取得一定成绩，许多灾难中的百姓，因为得到了及时救助而存活下来，张兴邦为此受到地方官府的表彰，被赠予一块“急公好义”的匾额。 光绪三年的大饥荒中，山西票商中最早倡议捐款捐物的是协同庆总号经理刘庆和。刘庆和十分热心公益事业，地方官吏也对他十分器重，诸如修桥补路、组织团练、开设书院等，他都热心支持。在光绪三年和四年大灾荒期间，他首先站出来号召乡绅捐银、捐谷，为当地百姓所称道。 “患难见真情”，不仅在山西本地的票商积极投入救灾行列，而且在全国各地分号的人员也为解救家乡的危难而奔走。时任蔚丰厚票号金陵分庄经理的是范家俊，他接受两江总督的委托全权负责募集赈款之事。范家俊四处游说，劝人捐银捐粮，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筹集到十余万两白银。 与范家俊情况类似的还有温佩琛。温佩琛是平遥阎良庄人，长期在四川分号任职，与当地政界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光绪三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向各省求助时，四川总督丁宝桢感到十分为难，原因是当时四川地方藩库存储不多，很难提出较多银两支援灾区，同时对募捐工作也没有什么把握。这时手下官吏力荐温佩琛主持协办此事。温佩琛以故里情重，责无旁贷，慨然应允先由其票号垫借10万两，发往山西以应急。此后，温佩琛积极在四川士绅中筹募银款，陆续收到的赈灾捐款达数十万两。家乡人民的苦难，使有良知的山西商人无法专心经营，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报答这块养育他们的土地和人民。 在这场罕见的大灾难中，山西票商急公好义、慷慨解囊既体现了山西人良好的群体意识，又为自己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5．注重公道，为商不奸 一般商人往往见利就取，不顾其他，所以有“无商不奸”之说，但偷奸耍滑也许能得一时之利，却绝对无法长久维持。骗人只能使自己面对被顾客唾弃的困境。山西商人正是重视信誉的建立才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立于不败之地。 山西祁县乔家复字号仅在包头就有几十家店铺，经营范围广泛，其发达兴旺的局面维持长达二百年之久，票号、钱庄亦是其经营范围之一。乔家各处店铺在其东家的指导、督促下形成了自己诚朴、踏实的经营风格。有一次，复盛公油铺进来大批胡麻油，这是本地紧俏物品，一位自作聪明的伙计知道有厚利可图，往一桶油中偷偷地掺入劣质油，以为会讨得掌柜的欢心，没想到掌柜知道后大动肝火，立刻命其将这桶油倒出重装。此事一传出，在当地传为美谈，来复字号购货的人川流不息。 咸丰年间，乔家复字号面铺为招揽顾客，在售货时把斗称放大，十分加一，变相地降价销售，普通市民得知其中奥秘后，纷纷涌到乔家复字号购买所需物品，复字号财大气壮，薄利多销，充分占领了当地市场。 第14章 经商先做人——晋商的做人准则(3) 祁县乔家在经营作风上的宽容大度、眼光高远，还表现在它对于“相与”（即有生意来往的商号）的选择。乔家复字号在选择“相与”时非常谨慎，势必弄清此家商号的根基与信誉后，才决定是不是与其来往，然而一旦成为乔家商号的“相与”，乔家即宽容以待、真诚合作。“商场如战场”，生意中的盈亏增欠乃是常事，遇到“相与”亏欠倒闭之时，复字号绝不落井下石，竭力相助之余不再苛求债务。 1922年，包头市面上有名的财东杨老五经营的双盛公、双盛茂停业封门，这两个商号还欠乔家复字号5万两白银，杨老五无力偿还，亲自到乔家请罪。当时的乔家主持人乔映霞，丝毫不予怪罪，反而竭力安抚。杨老五过意不去，当堂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此后乔家再也不提此项债务了。另外还有一件令乔家声誉大振的事被包头人到处传颂：大顺公毛店亏损倒闭时，欠复盛公现洋1000元，无力偿还。复盛公的经理去其店中取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就算了结。这种事情还不少，乔家经营的原则是“该外的一文不短，外该的听其自便”。这种了不起的商业精神在包头一带妇孺皆知，远近百姓都以能和乔家复字号交往为荣。复字号发行的钱票，当地人们看得比银钱还重。这种崇高的信誉自会导致财源大开，据说其他商号在开张之时都要获得复字号的承认方可营业，否则即使开张也门庭冷落，无法支撑门面。 就这样，乔家凭借良好的信誉牢牢地控制住了包头的市场。而乔家只是晋商的一个杰出代表。晋商信誉满天下，被世人所称道。 6．义利相通，修身正己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明清山西商人讲究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义利相济相通。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虽逐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成为晋商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所以在山西商人会馆中突出地崇敬关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关羽是山西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以义气为重，故敬奉关羽，把关羽作为义利观的精神偶像。著名皇商介休人范硫宾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欠83万银两皇银，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加额赔补”。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老，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沧者故太公管仲之盐荚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干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 除此之外，晋商还非常重视修身正己。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明清山西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响下，很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自身经商的特点，提出了经商与人才的关系，主张用儒意通商，择人委任。因而晋商用人唯贤是举。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故所选拔之人多为佼佼者，颇具重望。与此同时，山西商人还很重视勤劳节俭。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思孝说：“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这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因此，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7．博大为怀，宽厚待人 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和晋商群体赖以发展的精神支柱。 博大是指山西商人胸怀宽广，眼光远大，善于审时度势，洞察机遇，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 宽厚是指山西商人宽厚待人，以义取财；善于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善于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 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只是一个占有土地的地主与开店的东家。雍正、乾隆时期，尉家的主人尉佳瞄准江苏、安徽、山东、陕西等民富物丰的地方，从山东、陕西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收购丝、茶转销内地，使家族的商业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随后一步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到新的行业当中去，扩大了经营范围。他家的商号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苏杭等富庶地区。经营品种也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成为了一个集团式的家族企业，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 以上是尉家博大的地方，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宽厚待人。尉家不但很尊重顾客，对待员工，也是平等宽厚，并为员工配备股份，让员工有归属感与荣誉感。 过大节的时候，为安抚商号员工的思乡心理，尉家每年请来家乡的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过年的时候，尉佳与家人还到各地的商号里去，顶替多年未回家的员工，让他们回家探亲。或者由商号出钱，让店员的家人到店员的驻处去，共享团圆之乐。 此外，尉家还注重培养员工的素质，为了提高员工素质，尉家出钱请私塾老师，教店员识字、算帐。其中，就有在扬州靠卖画度生的郑板桥。 尉家有300年左右的兴旺家业，与他们博大宽厚的经营策略不无关系。 博大宽厚的精神还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并蓄，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于人。 山西太平王家是一家老字号。清朝初年，由王太来发家致富，此后一直业绩平平，到乾隆年间，其子孙王协中举，方始走向辉煌。 王协中举后，恪守家训，宽厚待人，不久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乾隆南巡时，王协承办接驾差务，礼待大贪官和珅，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相互排斥的夹缝中与人容忍共处。由于官声极佳，得到乾隆的赏识，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一跃成为大官，资政大夫有一个特点，亦官亦商，这意味着王协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 王协开始大展手脚，充分显示了一个商人后代的精明，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这一下，打开了王家发展的瓶颈。王协在两淮地区以及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在山西商帮中，成为仅次于尉家的富商大家。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外商染指山西盐务的野心，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王家七代都受过清朝皇帝的封赏。他家有这样的成就与宽厚的风格不无关系。 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其做法体现了大柔至刚的经营思路。 第15章 看我七十二变——晋商的经营谋略(1) 晋商之所以能在屡次变乱后迅速恢复生气，其原因就在于经营策略的灵活得当，能准确的把握市场脉搏，做出相应的经营决断，在市场变化中求生存，在自身变化中求发展。 1．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战国时大商人白圭把他的营商之道总括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其要旨是商人应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做出与常人相反的应变策略。山西商人对此也深有心得，他们总结出商谚：“屯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人叫人，观望不前，货叫人，点首即来。” 晋商商谚与白圭的话在本质上含义是相同的。 明代著名晋商王海峰就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当时有很多商人到淮浙、四川经营盐业，他经过一翻深思熟虑之后，看中了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 当王海峰决定去长芦盐区的时候，他跟家里人发生了争执。他的大哥对他说：“长芦盐区达官显赫、势豪奸绅沆瀣一气，封锁运销，你能不能将盐运出来还是一个问题，又怎么能去做这种生意呢？” 王海峰回答道：“长芦盐区最近来了一个清官，据我了解，他在别的地方向来以吏治清明著称，那里的情况是会有所改变的，所以现在去是最好的时机。” 他大哥又说：“现在那里的商人纷纷离去，没有人气，那里就发展不起来，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 王海峰说：“形势好转了，人自然就会来了，现在别的商人走了，我正好低价收购他们的盐田。” 王海峰大哥见劝他不住，也就只好听之任之。 到长芦之后，王海峰先是低价收购了一些盐田，之后，不断地向政府上书，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开始几封信都被当地的贪官污吏所扣押，王海峰于是直接到那位清官家里去，那位官员收到王海峰的上书后，大怒，马上大刀阔斧对长芦盐区进行整顿。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重新聚集于此，王海峰顺势而起，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 王海峰的经营谋略，连明代大学士张四维也钦佩有加，说：“海峰王公者，雄奇人也。……胸中有成筹矣，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 晋商中，能像王海峰这样善于审时度势的人绝对不是一两个，而是有一大批。 山西盂县商人张芝在这方面也是能手，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晋商张芝，尤善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 还有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已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 阳城王重新“性沉厚，饶智略，少贾于外，不数载，资雄一方。” 上面这些例子都说明，晋商经营时善于审时度势。 晋商不但善于审察局部的市场走势，还善于观察国家大势。他们深知，国家大势一定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作为一个商人要顺势而动，顺势而为，生意才能越做越大。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国的商人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大肆倾销洋货，国内市场洋货盈市，民族商业举步唯艰。 在山西地带，因为与京津等地区相近，洋货迅速渗入，国货滞销。如何顺应时势，调整自己，振兴商业，制约洋货泛滥？这是摆在山西商人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对此，山西商人没有一味地抱怨，没有麻木地等待死亡，而是知难而上，振臂而起。在这个奋斗不息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晋商是太平家刘笃敬。 刘笃敬，字辑臣，号筱渠，光绪乙亥科举人，光绪三十三年，任山西商会会长。是维新派著名人物“六君子”之一杨至深的好友，他自己也深受维新派的影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各地洋布、洋面、洋烟、洋煤油、洋火柴、洋丝线、洋纸张以至洋画、洋书等洋货，几乎独占市面，洋商、洋号遍布各处。 当刘笃敬察觉到洋货已经威胁到晋商的利益时，他大声疾呼，高举抗争的大旗，希望山西商人认清形势，锐意改革，勇于同洋人竞争，成为一个新式商人。 为了振兴山西工商业，刘笃敬远赴日本、欧美考察，然后回到故乡，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商战思路，对刘家祖代在晋、陕、甘、豫开设的300多家商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一方面加强对刘家原有工商厂店的经营管理，积累原始资本，另一方面又大胆投资现代工业。光绪三十四年，他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即太原电灯公司。办起发电厂之后，他又办起矿业、纺织业与盐业等实体，跟洋商展开竞争，成功地打破了洋商的垄断格局。 1911年，山西票号领袖渠本翘建议刘笃敬接任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一职，他的手下对他说：“保晋矿务公司已是荆棘丛生、负债累累了，先生如果接任，将有可能陷于泥淖之中。” 刘笃敬沉思了一会后说：“保晋矿务公司的状况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根据西方的经验来看，矿务公司是一个香饽饽呀，这个公司是一定有前途的。” 刘笃敬独排众议，以超人的魄力，接下了保晋矿务公司这个“烂摊子”。在他的经营下，保晋矿务公司很快摆脱了危机，走上了盈利之路。 在刘笃敬的带动下，一大批山西商人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了新式晋商。 2．掌握信息，紧跟市场 信息是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晋商非常重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信息、各地物资的供求关系及其他影响经营的因素。晋商商谚称：“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民国《太谷县志》序称太谷商人“至持筹幄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逢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能够“持筹幄算，善亿屡中”，与他们掌握正确的信息，紧跟市场有关。 晋商掌握市场信息的渠道有多种：当各地商号了解到市场信息的变化后，便通过书函等形式，及时汇报总号，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总号掌握着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事变动等信息。然后进行综合研究以决定下一步经营措施。如清咸丰年间山西襄汾县丁村丁氏商人从陕西泾阳商号寄给总号的信中说道：“敬启者，……泾地于初一日午后，凡下面之信俱报。前月初十日打了一仗，杀土匪二千来人。……信到囤户风息，这几天冬大布再无行情，各干布街上无货，零星之价照前。自初一日至此，泾兰帮就有人往东大路下去，俱带银不多，赶办贱货。”从山西襄汾县丁村氏发去的信则称：“又办菜油二百篓，价八百三十八，俱发下水。……耳闻曲沃一盘卖永顺止号，菜油三百篓，价五百五十，腊月交银。杜镇到油不多，零卖出价五百五十，就是绛州行情未打听着实。”由于山西商人重视行情信息，因而在商业活动中能及时采取经营措施。 山西太谷曹家在沈阳开设的富生峻钱庄中有一位精明强干的掌柜，他平时操心号事，非常忙碌，很少回太谷老家。光绪年间某日，这位掌柜因家中有事，乘铁轮车由沈阳急返太谷。晓行夜宿赶了两天路程后大车在东北平原上疾驶，这时掌柜忽觉腹中难受，便急令车夫停车，要找地方解手。 那时正值中秋季节，车道两旁的庄稼正是上浆成穗的时候。高粱杆粗叶壮绿油油一片，长势十分喜人，丰收在即。掌柜钻进高梁地出恭，一边还思忖着钱庄的生意如何进一步拓展。他无意间顺手折断了一株高粱，忽然发现粗壮的高梁内爬满了虫子。他心里一动，方便完之后，连续折断高粱杆观察，结果都是如此。掌柜心中暗惊，脸上却不露声色。上车后，即令车夫拨转车头返回沈阳。车夫十分纳闷，本来是急着南下，怎么大便了一下突然又北返呢！真不知掌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掌柜返回沈阳后，立即派出伙计们到粮食市场上大量购买高梁。当时本是新粮即将登场的季节，各粮店都在大量降价出售陈粮腾库。富生峻此时购粮，人们都不明就里。有的粮贩子甚至暗中笑话富生峻是搞钱庄的，不懂粮行的行情。可是，没过一个月，秋粮收获时，高梁因虫害大幅度减产，价格一个劲往上涨，粮商们个个叫苦不迭，可富生峻却在那里高价出售高粱。一出一进，一里一外，富生峻人赢利一大笔。事后，掌柜才向人们透露出真情——高粱生虫的情报是在高粱地里出恭时获取的。人们闻知，纷纷翘起大拇指，称赞这位掌柜是个肯动脑筋有心机，且忠心号事，又善于把握机遇的人。 3．薄利多销，买卖就赚毫厘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认为货物只有在市场中流通才能产生利润，而薄利多销是让货物快速流通的最好方法，为此，他们总结出许多关于薄利多销的商谚，如：“不怕不卖全，就怕货不全”；“买卖争毫厘”；“生意没有回头客，东伙都挨饿”；“能打会算，财源不断”；“买卖不算，等于白干”等。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是山西太原车辋常氏家族的常威。其商号叫瑞隆裕。 常威最富有的时候，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光看看他的宅院就可以想象他有多少财富。其宅院占地150亩，共有房屋1500多间，鼎盛的时候有3000多人生活在大宅院内，其中，常氏家族的成员有800多口，其余的都是服侍他们的佣人和仆役。 清末文人徐珂在他的《清稗类抄》中曾估算过常氏家族的财富，他认为常威是一个百万富翁。事实上他是大大低估了常氏家族的财富。光绪初年，常氏家族在全国十几个城市遍设商号，仅汉口一地，大的商号就有12家。常家拥有的白银数量最少都在1000万两以上。 虽然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但是常威对自己经营的商品仍然没有丝毫马虎，无论做大生意还是小生意都很严谨。 常威的商品在与别人竞争时，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薄利多销，二是质量。以上两点是他的致胜之道，其做法颇似现在的沃尔玛超市。 降价首先把住的是进货关，进货时他一要质量好，二要进价低。 例如进砂锅的时候，他一定是要去平定，因为平定的砂锅质量好，耐用，热得快；他磨香油的时候，一定得去平遥调芝麻，因为平遥的芝麻个儿大、皮薄、出油率高、油质好；他进麻的时候，要去东山一带，东山的麻结实，将麻调回来以后，自己雇技工打麻绳。人家一条绳子用三年，他家的麻绳可以用十年。 常威在进货的时候，由于货量庞大，他就拼命地压对方的价，一直压到对方不能接受为止。他的这种做法为自己创造了很大的利润空间，也使自己的货物具有了强势竞争力。 第16章 看我七十二变——晋商的经营谋略(2) 货物上市之后，常氏执行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大肆倾销。由于质好价廉名气大，同行的产品根本卖不出去，往往是等他卖完了之后，才将商品摆出来抛售。 山西祁县乔家也是如此。 乔家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坚持薄利多销，不图谋暴利，其所售米面，从来不会缺斤短两，不会掺假使诈；不但如此，他还让利于民，乔氏所用的量器——斗称，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称略大些，这样，顾客用同样的钱可以买更多的米面。所以，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乔家的生意越做越兴隆。 4．就地取材，多元经营 晋商是因为明初开中制的颁布，才兴起于商界的。但是开中制是以盐业为中心开展经营活动的，随着开中制的废除，这种经营活动必然受到限制，所以晋商除了继续进行盐业的运销外，也开始努力拓展其它的商品市场，扩大经营项目，走出了多元化经营的道路。 山西地藏丰富，晋商就地取材，使自己的经销有了扎实雄厚的根基。 在明代，山西的煤炭生产比较发达，有不少山西商人经营煤炭生意。山西煤炭还向外销，北京是晋煤的主要销售地，故在北京有“烧不尽山西之煤”之说。贩运煤炭的晋商还参加了在北京的山西潞安会馆的建立。山西商人往北京贩运煤炭还留有不少有趣的故事，这里单举一例，说的是景泰初年，山西太谷县商人房氏，往北京贩运煤炭10大船，值银28000两，由于煤炭运去时正是蒙古也先部围困北京后撤离不久，京师煤炭十分缺乏，所以房氏所贩晋煤十分紧俏，最后净获银10万余两，利润超过成本的两倍之多。 明代山西盛产铁，这自然又成了晋商经营的重要商品。明朝初期在全国共设立了13个铁冶所，管理各地的官办冶铁业，山西占5个，当时交城产的铁质量最好，时称“云马铁”，专用于制作兵器。明人王崇古说：开大同马市后，可贩运潞锅，潞锅含铁量低于广锅，出售给蒙民以后没有用铁锅造兵器之虞，也能解决蒙牧民炊灶锅釜之缺。大同十一州县使用的铁器耕具，也由山西商人从潞州贩运而来。马市交易之铁锅，自然也主要是由山西商人贩运而来。有的山西商人还把铁货贩运到全国各地，如在北京营销铁货者多为山西潞安府人。山西人张全伦，在苏州专门贩卖铁货。 山西不仅地下蕴藏资源丰富，为山西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地利”条件外，山西的其他手工业产品在明清时代也有迅猛的发展，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重要商品。 潞绸业曾在明代万历年间达到颠峰，晋东南地区的长治、高平、潞州共有织机达13000余张，从业人口有数千家。据估计，年产潞绸当在10万匹以上。明末除按规定数额完交、贡纳、互市外，商运于河北、内蒙等地，还作为外贸商品流通到国外，号称山西的“利薮”。因此，潞绸生产区成为闻名天下的海内殷富地区。康熙年间，潞绸贡纳部分维持在三四百匹。乾隆三十年（1765年），陕甘总督因喀什噶尔贸易需要，特请准从山西采办潞绸、泽（晋城）绸，由驿传递送到甘肃。由长治县办解红色缎20匹、绿色缎20匹、酱色缎20匹、蓝色缎15匹、灰色缎1．5匹；高平县办解宝蓝色绸15匹、库灰色绸1．5匹、古铜色绸1．0匹、青色绸10匹……这反映了潞绸品种之多及其采办途径和外销情况。此后，山西的泽绸一直被列人运往新疆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伊犁、乌什、叶尔羌等地的指定产品。乾隆四十年（1783年），指定运往新疆的各色绸缎中，晋省备办的洋绸200匹，专用于“购买哈萨克牲畜”，以解决清政府在新疆军屯所需马牛。嘉庆时，山西每年上解户部的农桑布300匹，生丝绢1200匹，大潞绸30匹，小潞绸50匹。特别是双丝泽绸，以织工精细，质地精良，色泽鲜艳，而畅销西北等地，每年仅销往新疆的泽绸约在100至300匹之间。 晋商对木材的贩运很活跃。嘉靖初年，真定府同知胡泽曾令山西巨商伐采皇木，买至三十余万。“山西商自五台山运木，徭新落河，至赵堡口。” 烟草生产在明代发展很快，晋商中不乏大烟草商。据载：明中叶以来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出入资本岁十余万金。 此外，马尾主要是和北方蒙族交易，如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载：“榆次人李孟阳，与虏私易马尾。” 人参，包括东北参和山西的党参，崇祯五年（1632）晋商泛海往日本贩运的商品，就是人参，价值十万金。 油、纸张、干果、杂货、铜、锡、烟袋等，也是山西商人经营的商品，在北京的山西“临襄会馆”、“临汾东会馆”（临汾乡祠），就是经营上述商品的山西商人创建的。 山西制盐、煤炭、铁冶、丝织等商品生产的历史悠久，对山西境内及境外的商品流通活动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人清以后，山西商品生产的总体水平也同全国一样，超过了明代。山西人由开始的因穷困而被动地卷入商品经济，到后来形成称雄全国市场的集团性商帮。其中多元化经营为山西商人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市场条件。 5．奇计度难关 晋商纵横商场500余年，其间自是经历过不少坎坷挫折，也经历过许多重大磨难，而他们之所以能起死回生，保得身家，就在于每当危难时他们能濒出奇计。 “侯家的运银车来了！” “侯财主家的车队一字排开十几辆呢，已经进了下西门了！”人们熙熙攘攘，四处观望，传着、告着、说着、叫着，把那些围在蔚泰厚银柜前兑银子的人弄得六神无主。其中有人将信将疑地从拥挤的人群中退出来，站到店门口张望，有的人把刚交给伙计的银票又要了回来，店堂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了。站柜台的伙计们，终于可以擦擦汗，喝口水了。坐在柜后指挥的二掌柜也悠闲地捧起了水烟袋。 果然没多久，那运银的车队真的来了，浩浩荡荡的十几辆大车占了平遥下西门街的半条街。那车上整齐地排放着青一色的大木箱，伙计们开始卸车了。木箱看上去极为沉重，两人抬它不动，还得请人搭个手。侯家的车队在蔚泰厚卸下几车，又到蔚丰厚卸下几车。侯家的蔚字五联号中，家家都堆满了银箱，看门护院的人也新增了不少。看到这种情况，各号挤兑银子的人自然都不再兑现了，他们相信侯家是能熬得过这长毛之乱的，那自己又何必把不到期的银子提前取出来呢？ 解了燃眉之急后，侯财东马上召集五联号的掌柜们研究下一步的对策。原来，自广西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来，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两湖、江西、江苏等处先后遭受战火，蔚字五联号在东南各省的分庄确实遭到了不小的破坏。消息传回平遥城，自然引起了储户的极大震动。他们担心侯家票号要倒台，怕自己受经济损失，所以才来挤兑。面对挤兑狂潮，说实在的，侯家财东确实是无银可付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了稳住银根侯财东想出了箱子里装石头，上面摆上一、两层银子，然后从介休北贾村拉进平遥城来迷惑世人的办法。于是才有了上面叙述的那一幕。现在大车进城了，挤兑风总算刹住了。剩下的事就是要严格保守这个秘密，并千方百计地收缩南方战乱区域各分号的业务，加大北方各大城市中分店的业务量，努力把窟窿补起来，各联号掌柜会议后，五联号运进的白银箱统统堆放在各自的银窖里，并派十分忠心的伙计悄悄把石头腾出来。由于当时票号号规非常严谨，所以实没有走露什么风声。不久，清政府利用曾国藩等地方军阀势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侯家的票号又渐渐地振兴起来。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若干年后，侯家以石代银的做法还是被人揭破。只是时过境迁，已经不会影响侯家的生意了。 同侯家一样，晋商正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因时而异采取不同的经营措施，才得以昌盛明清两代。 6．刚柔并济，竞争有道 商业经营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放出的款收不上来，而欠债人品格优劣，不一而足，一旦债讨不上来就会造成企业运转困难，甚至亏本倒账。晋商在做生意时并不一味讲求“忠厚”、“吃亏”，为避免号中不应有损失，运用自己的机敏才智，据理力争，更成为票商的看家本领之一。 山西票商在讨债中经常运用宽容的“感化之策”。曾任天成亨票号广东分庄经理的著名票商任立诚，是一个追还欠款的老手。当地知县曾借票号白银1万多两，几年过去仍无归还的迹象。票号伙计十分焦急，然碍于情面和其身份，一直不敢上门追讨。任立诚得知此事后，谋得一计，他一连几次携带礼品到知县家探望，嘘寒问暖，弄得这位县官大人尴尬不已，不久便设法归还了所欠票号之款。 据票号伙计回忆，有一年，汉口市面上出现一桩令当地山西票商头痛的事：总督大人的小舅子先是到各大票号借款，票商畏其权势，只得出借。不想此人品行不端，拿这笔钱尽情享乐，从不提归还之事，票商追讨，他就躲进总督府内。面对这样一个无赖，宽容无异于助纣为虐。票行同仁推举任立诚和蔚泰厚副经理宋聚奎二人为代表，声称有事求见总督大人。进入总督府后，出其不意，抓住总督的小舅子要帐，总督心知理亏，痛斥小舅子之后，拿出白银来替其偿还了事。 任立诚任票号经理之职后，又曾遇到一件棘手的事。一天，有位顾客手持一张8000两白银的汇票到号内来兑取，但经查对这张汇票已经被人兑取过了，可是当班的伙计一时疏忽，竟忘了把收回的汇票销毁。票号中人与此人反复交涉，甚至许诺千金，可此人坚持要兑取。任立诚得知此事后，从容不迫，借口要验汇票真伪，取过汇票后迅速用毛笔将汇票注销，那个人看得目瞪口呆，因账面已有注销的根据，此人只得溜之大吉。 除了应付一些棘手之事外，任立诚还料理了一笔呆债。债主姓刘，原本号中一执事，他挪用公款买官入仕。上任后把还款之事扔到脑后不问。任立诚对此大为恼火。他认为，此乃违犯号规之举，岂可纵容！他亲手撰写了一份告官的状子，又给其人写了一份严词谴责且语重心长的私信，促其速归号款。这次，任立诚虽未亲自出马，但他要求讨债人上门后要立等提款，果然刘某见信迅速归欠，并向任立诚和天成亨财东承认错误，表示谦意。 除此之外，任立诚还非常重视商业信息，防止造成拖欠。一次，任立诚获知与天成亨交往甚多的某布商老号严重亏损的信息，便急忙找该号凉州的布客，大量收买其布，答应货到后付款。布刚运完，布商破产的消息也到了。任立诚找来布客，宣布以布顶债，并给他百元川资，助其速走。结果，天成亨丝毫未受损失，而其他债权人找布客讨债时，已是卜去台空，一无所获。 第17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晋商的用人之道(1) 晋商在用人方面虽有弊端，但却也非常重视人才，他们的用人原则是：避亲用乡，择优保荐，不论出身，有能力就要用。 1．英雄不问生处 马荀原是祁县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西粮店下属一个小粮店的掌柜，其卜虽大字不识一个，却善动脑筋，又能吃苦，在他的管理下这个小粮店生意做的是十分兴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复盛西商号却经营不善，连续两三个账期都是赔钱，反倒要粮店给复盛西贴补财务窟窿。而复盛西商号的伙友，虽然连续赔钱，却待遇好、地位高；粮店伙友虽然赚了钱，待遇、地位都不能与复盛西相比。粮店伙友难免为此发牢骚。马荀心想如果长此下去，人心不和，买卖必定难以维持，经过再三考虑，下决心在回家探亲时向财东乔家反映真实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马荀是山西祁县姜堡人，离财东住地乔家堡仅五六里路程，但他求见东家心切，在探亲回家时先径直到了乔家堡乔家大院。时值寒冬腊月，马荀风尘从身披一件破烂皮袄，又是长途旅行，看上去极为邋遢，到乔家大院时竟被看门的当作乞丐拦在了门外。马荀急中生智，让门房赶快去禀报老爷，就说有一位马大掌柜从包头回来，有急事要面见东家。门房一听马大掌柜，不敢怠慢，急忙禀报。老财东乔致庸听说有人自称马大掌柜，不由得心中发愣，因为还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自称是大掌柜，倒想看看这位大掌柜是何许人，便传话请进。马荀见到威名赫赫的财东乔致庸并无毫不胆怯，他把复盛西商号与粮店的经营情况讲得一清二楚，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乔致庸见马荀讲的头头是道，十分欣赏马荀之才能。既是人才，岂有不用之理。又听说马荀千里迢迢从包头回家，却过门而不人，更是增加了对他的钦佩。时正逢腊月底，于是吩咐家人：“备一份厚礼，套上我的轿车，先送马掌柜回家探亲。”马荀一听，感激不尽，知道事情有成，便风风光光坐上财东轿车回家去了。年前，包头复字号掌柜向乔财东汇报营业状况，乔致庸详细询问了复盛西和粮店的情况，知道马荀所言属实，便给包头掌柜作了交待，拨付马荀所在粮店一笔资金作为本钱，独立经营，由马荀全权处理粮店事宜。 年后，马荀得到乔致庸的准信，心中十分欢喜，决心大干一场，不能辜负乔掌柜的信任，想到这些，他再也无心留在家中，便提前来到包头主持粮店买卖，马荀成了真正的粮店大掌柜。 此后，他起早贪黑，苦心经营，粮店的生意做的愈加红红火火，粮店有时候需要掌柜签字，可他不识字，便请账房先生替他写好马荀二字，他照猫画虎来写，可字又难免写得缺胳膊少腿，竟把马荀二字写成了马苟，成了伙计们的笑料，被伙计们戏谑称作“马狗”掌柜。不过这位“马狗”掌柜可真有本领，心算口算又快又准，业务经营生气勃勃，人又有德性，勤勤恳恳，在他主持粮店业务的数十年中，为乔家赚了大量的银子。而马荀的成功，与乔致庸善于识人，不拘一格的提拔是分不开的。 2．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说起用人，太谷曹家在晋商中可谓典型，留下了许多关于用人的佳话，让人感受颇深，给人许多启迪。当年，曹家在沈阳开设富生峻钱庄时，曹财东对掌柜人选进行了慎重的选择。一方面求人推荐，一方面自己亲自探访应聘人的身世、家世，多方面考察其品行、道德、能力，最后又找到一位德高望众的、家道殷实的保荐人之后，才正式聘用了一位掌柜，并将七万两白银交付给他做本钱，打发其赴沈阳上任。 但曹财东万万没有想到，这位掌柜在沈阳经营了没几年，不仅没有为他赚到钱，反而把他投入的七万两本银也赔了进去。后来，这位掌柜回太谷向东家汇报这几年钱庄的经营状况。他一一分析了赔钱的主、客观原因，申明不是自己不称职，实在是有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导致亏损，但自己应承担全部责任，被东家辞退也是毫无怨言的。 曹财东在听了掌柜的全面汇报，感到他讲的赔钱原因符合实际，入情入理，心中认真考虑一番厉，不但没有生气和责怪掌柜，反倒问他：“还敢不敢继续干？”掌柜回答说：“只要你东家信任，我当然敢干！”于是，曹财东又给他拨付了第二笔资本。得到东家的鼓励后，这位掌柜携资再赴沈阳。不料几年过后，他又给赔光了。掌柜感到十分羞愧，一再向东家表示歉意，决定引咎辞职，可曹财东在听了他的第二次赔钱报告后，做出了令他感到震惊的举动，竟然又拿出了第三笔本钱，并鼓励他千万不要灰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相信他一定能经营好富生峻钱庄。掌柜面对曹财东对自己的如此信任，感激涕零。他决心一定要干成干好，报答东家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否则无颜再见家乡父老！ 回到沈阳后，掌柜重振旗鼓，大力整顿人事，在总结前两次赔本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市场实际改变了经营方法，很快就见到明显的效果。没几年，富生峻不仅赢回了前两次赔的钱，而且获得巨额盈利。掌柜感念曹家的恩德，不敢居功自傲固步自封，而是想办法扩大经营。他用赚来的钱，根据东北盛产高梁的优势，为东家在四平街新开办了富盛泉、富盛长、富盛成、富盛义四家酿酒店，富生峻钱庄在沈阳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大户，为曹家赚取了大量的白银。 曹财东选人谨慎，用人不疑，惜才爱才的经商作风在晋商中传为美谈，为众多财东所仿效，形成了晋商独特的“用人风格”。他们那种识人、用人的眼光；以感情重托使其殚精竭虑以图报效的领导艺术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很值得借鉴的。 3．慧眼识人，礼贤下士 山西票号业在商界兴起后，祁县最有实力的富商乔致庸眼看着财源滚滚流向他人，但自己却因缺乏票号经营管理人才，无法开办自己的票号而万分着急。乔致庸心里十分清楚虽然票号赢利丰厚，但如果没有精通票号业务的人才是万万不能涉足的。 就在这时，蔚长厚票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原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祁县籍人阎维藩，因给年轻军官恩寿垫支银10万两作为其升官活动费，受到总号的责难，并准备查处阎氏。不想恩寿官运亨通，不久将擢升为汉口将军，以后给票号带来的好处自在不言中，总号查处阎氏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阎氏已为此心中极为不快，决心离开蔚长厚，另谋高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位经营票号业务的能手，当他得知阎氏有离开蔚长厚的意向时，就拿定主意要将阎氏拉过来为己所用。恰巧这时，阎氏要返乡。乔致庸认为时机已到，便命其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氏。地点定在子洪口，子洪口为晋中交通要道，是阎氏返乡必经之地。乔景仪等人在子洪口一连住了几天，才等到阎氏。阎氏见乔景仪迎接他的盛况，非常震惊。当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感动不已。心想：“蔚长厚待我如此之薄，而乔家财势赫赫，富名远扬，有如此敬重我，若能为其效力，可谓三生有幸”。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氏乘轿，自己则骑马驱驰左右，并言明这是乔致庸特地嘱咐。阎氏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比他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氏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这下可便宜了抬轿子的，16个轿夫轮换抬一空轿，抬起轿来如脚下生风。接到下人报信的乔致庸早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将阎迎入屋内先不说别的，只是问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氏，见他仪表堂堂，举止有度，谈吐有节，精明而不失稳健，自信而不失谦逊，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当乔致庸得知阎维藩年仪36岁，正值“当打”之年时更是赞不绝口。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氏也决心报答乔家知遇之恩，愿为乔家商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此后，阎维藩主持乔家大德恒票号26年。阎氏身怀雄才大略，善于经营，果然使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荡，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氏主持有方，每逢变故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所以说，阎维藩为乔家商业的繁荣立下了卓越功勋，而乔家也确是慧眼识人才。 4．得一士而商兴 晋商视人才使用为创立基业之根本，主张“事在人为，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而杰出的人才也确实在晋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晋商的用人原则，可以归纳为三点：一避亲用乡；二择优保荐；三破格提升。避亲，即用人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经理也都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这就避免了许多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入号。这虽有排斥外省人才，保守封闭之嫌。但实际效用却是加深了乡人之间亲情上的维系。一方面，表示财东恩泽于乡里。另一方面，伙友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店铺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事成。”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底。择优保荐，指录用人须有保证人推荐，被保荐者入号后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这种择优用人制度，杜绝了人情干扰，优化了人员素质。破格提升，即一旦发现人才，就打破常例，破格提携，委以重任。仅此一条就为山西商人创造了许多发展的机会。 第18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晋商的用人之道(2) 山西票号第一家为日升昌票号，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由于用人得当，日升冒的生意极为昌盛在，多年的票号经营中光分红达200万银两以上。 李氏经商和其他晋商相同，对商号的经理实行聘任制，所以李氏最重视对经理的挑选。经理人选一经选定，便任其行事，平时概不过问。只是到结账时，方听取经理汇报，最后分红取利，确定经理是不是继续留任。 在经理的任用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引人深思的事情：李氏聘任雷履泰出任票号经理后，对雷十分信任。雷氏对票号业务不论大小都悉心而为，在他生病时也是权力不放手。二掌柜毛鸿翙对雷的这一做法很有意见。一次，毛氏趁财东家李箴视看望雷履泰病情的机会，向财东建议因雷氏病重，可让雷暂时回家休息养病。李箴视向来不问号事，一切交雷履泰掌管，年终结账时，也只是听总号账房先生给他念念清单而已。他对雷、毛矛盾全然不知，误以为毛鸿翙出自一番好意，便即劝雷回家养病，雷只淡淡应道：“我早有此意，今天就回。” 几天后，李箴视去探望雷，只见雷家案头放着一摞给日升昌各地分号的书信，都是要分号尽快结束业务，撤回人马。李箴视大吃一惊，忙问何故，雷回答道：“日升昌字号是你东家的，各地的分号是我安置的，我要撤回来向你做个交待，我亦从此告退。”李箴视虽然不知内情，但也知道如果分庄撤回来，票号的生意就京等同于名存实亡了。于是苦苦请求雷履泰收回决定，不要告退。雷不答应，李急得扑通一声跪在雷的脚下哀求道：“你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不起来了！”于是雷追问道：“让我回家养病是姓毛的那小子怂恿你干的吧？”李道：“是的。”雷又道：“我不撤分号了，你起来吧！”李箴视走后，雷履泰仍在家养病。李每天给雷送去酒席一桌，白银50两，表示慰问和信任。毛鸿翔看此情景，已知无法取代大掌柜位置，遂告退出号。 从此，雷履泰更加奋力经营日升昌。几年以后，山西票号纷起，并形成平遥帮票号、祁县帮票号、太谷帮票号三大晋帮票号，遍布国内外的票号在125处设号575个，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山西票商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商人”。但是，在天下林立的票号中，雷履泰开创的日升昌始终独占鳌头，在国内设立分号34处，居全国票号之首。为财东李家赚了大量的银两。 雷履泰70大寿时（1840），平遥绅商送他一块写有“拔乎其萃”四个金字的大牌匾，盛赞其人，盛赞其始创票号业的伟绩。雷履泰确实名副其实，但他的伟绩之中也有东家李氏知人善任的功劳。 5．选贤用能，不讲私情 李宏龄是山西票号进入没落时期，思想解放，奋起图存的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他长期担任蔚丰厚票号住外庄掌柜，在北京、汉口、上海等地都任过职，并取得过显著成绩。他在北京分号任职时间最长，在总号中也很有影响和地位，但他在任用人员上从不凭资格、徇私情，始终出以公心、举贤荐能，受到全号上下的同声称赞。 李宏龄在长期经营管理中，深深认识到：“号事之兴衰，全在人位之高下。”“事在人为，得人则兴，失人则衰。”作为票商，李宏龄在用人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从古兴衰之别在乎用人，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反得夤缘而进，成败所关，岂浅鲜哉！”他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在用人上，特别注意选贤任能，裁汰平庸。 李宏龄在北京分号任掌柜时，重用侯中杰管理业务，粱鸿基管账务。一个跑外拉存贷，一个管账不出错，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但他并没有因此把这两个人压在自己的翅膀之下，而是积极向总号建议破格提拔此二人，哪怕调往外地也在所不惜。他手下还有个叫刘承基的人，写书信很有功底，业务也非常熟练。总号提出要调刘去扬州分号管书信。李宏龄见未予提拔，就公开向总号表态不放人，坚决把人留住在北京。等待有更好的机会，再承担重任。 李宏龄不仅对自己手下人公正对待，重用贤能，而且对总号的用人也十分关注，经常向总号提出自己的用人建议。成都分号掌柜郭某不守号规，造成经济损失，被免职调回总号，可总号二掌柜又把其派往天津当二掌柜，李宏龄闻讯，不顾层层关系网，向总号仗义执言，请总号收回成命。总号不听，结果郭某在天津又滥放贷款三、四十万两，造成坏账，使蔚丰厚遭受了巨大损失。 身为蔚丰厚执事的李宏龄，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主张选用能随机应变之才，布置于各码头，所以平日留心物色，一旦发现中意的人才，便敢于破格提拔。他听说百川通票号的毛兰亭由分号下班回到总号平遥，因东家所给顶身股不合己意，意欲他往，立即信告总号，介绍“其人颇能办事”，希望能延请到蔚丰厚来。总号采纳李宏龄意见，聘请毛兰亭到常德主持分号，后来李宏龄通过巡察各地分号情况的人汇报，了解到毛兰亭抽鸦片“嗜好太重，诸多未妥”，便立即建议总号派汉口分号冀起文前往清查，如果属实，即可另派妥善之人前往。他说号事以妥实为主，不可因为是我介绍来的就可以袒护。“凡事秉公不必瞻徇也。”“无论为何人所荐，均不能姑容也。”后来李宏龄为此事再三敦促总号派人清查，以期水落石出。李宏龄对伙友疾苦也非常关心。票号派往各分号的伙友，规定不准携眷，三年回家探亲一次，老少皆然。李宏龄认为这种号规有许多不近人情之处。故积极建议总号改进或灵活掌握。比如有位孔老台，住京数十年，勤勤恳恳，于号事裨益不少，担荷亦属甚重，且年逾花甲。李宏龄认为这种情况不能与少年相比，建议可一年回一次家，但“他人不得援以为例”。总号原来的郭倍瑾来京已经两年，按号规离下班期尚有一年，可郭临行时完婚才一个月，他建议总号准予提前归里探亲。由于各分号伙友少年颇多，客居异地日久，气候生活等不适应，不少人身体虚弱，“饮食减少，彻夜不眠，服药无效，医家言阴虚火盛，将成痨症”，鉴于这种情况，李宏龄大声疾呼，建议总号对此情况应予以照顾，不必拘于三年才能回家的惯例。 李宏龄还建议总号设学堂，学业务，学外语，培养人才。他说：“自五口通商以来，明为中外两益，实则开一商战世界。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实因外交而起。”因此李宏龄认为票号“亦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洋文者，更可保持全号，不较之携帐而逃又高一筹乎！” 李宏龄后来给总号的信中又特别强调了对号伙的考核，他说：“故知人用人为整顿号事第一要义”，“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全在平日留心体察，临时方可得人。”并且提出，对人的考核应与对顶身股的“加股减股”结合起来，根据其人的才具劳绩秉公行之，不能存一毫私意情面。只有这样，真正才干的人才能奋夹，各码头分号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不考核则不能知人，“不知其人，安能用之得当；用之不得当，则号安能得手！“所以顶身股的股份制度，必须建立在选用贤才的基础上，倘若凭私意任人唯亲，让庸碌之人进入号内，即使只作一个普通伙友，最终也会导致不良后果的。这一点正是山西商人特别谨慎的独到之处。 聘用信义卓著的人总领号事，又能在号内广用人才，同时号规谨严，察核秉公，这就保障了山西商号号内上下人等都能同心同欲，朴诚稳妥，齐心协力，凝聚成“人和”的力量，“天地之性人为贵”，正是贵在“人和”，贵在人的价值，贵在群体的力量。人和万事兴，山西商人的成功之中，处处体现出了人和的威力。 6．从小培养学徒 晋商商号在经理的选用可谓一丝不苟，要求极为严格，不仅如此，在对店员甚至是学徒的录用上也是极为谨慎，不敢有丝毫大意。商号所录取的学徒年龄必须在15到20岁之间，身高、五官、仪态、谈吐等各方面都要合格，家世务必清白，懂基本礼貌，精珠算，善楷书，要肯吃苦，不怕长期远行在外。 学徒入号时，一定要有担保人。入号前，还有经过一翻试考。由主考人当面出题测试其智力及应变能力，试其文字和口才。考试合格者，方可择日进号。进号称请进，表示人才是请入的，前途不可限量。学徒入号后，由总号派资深员工前往任教师对其进行严格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二个方面：一是业务技术，包括珠算、习字、抄录信稿、记账、写信等，学习蒙、满、俄语，了解商品的性能，熟记银两成色。二是职业道德培训，主要教导其经营要重信义、戒奸诈、节性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在培训有一定成效后将其派往繁华商埠进行实践，看其是否能经受住考验。晋商的商谚就充分证明了其对学徒录取的要求之严。晋商商谚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台”；“人有站相，货有摆样”。在晋商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学徒工作规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条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由于学徒制执行非常严格，从而为晋商培育了不少人才，成为晋商发展的骨干力量。 第19章 大气还是小气？——晋商的个性特证(1) 谈起晋商，人们多有“小气”之说，然而事实上，晋商决不仅仅是一个“小气”就可一概括的，单看那些气势恢宏的大院阁楼，就知道他们骨子里有的并不只是小气，在需要“大气”时，他们绝不会吝啬于自己的银子。 1．晋商的大气魄 一、两百年前，在北平、上海、汉口这样一些大都市，曾广泛流传过一首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这是在讽刺挖苦晋商，把他们看做“沐浴而冠的猴子”，有了钱就只想着赶快衣锦回乡，盖起一座座让人羡慕的大宅院。 山西省祁县乔家堡乔家大院伴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已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这座气势不凡，巍然屹立于晋中平原的大院让人惊诧。 乔家大院是在乔家发家始祖乔贵发的手上开始兴建的，期间经历了乔氏家族的六代人的共同努力，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建才最终落成。它的兴建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750年左右，也就是清乾隆中后期。而最后一次修建则是在1937年。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形式日益紧张，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已经伸向中国，所以这次修建刚刚着手，就因为中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 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乔家大院占地面积大约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这样的规模即使放到现在，同那些世界级的富豪住宅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晋商所修建起的深宅大院并不止这一处，乔家大院的规模也不是最为浩大的。仅乔家大院所在的山西祁县，占地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院落就有十七座之多。据粗略统计，山西境内保存基本完好的深宅大院大概有一千多座。 这些古老的院落虽然散落在山西各地，由不同的家族在不同的年代修建而成，但它们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就是建筑规模都十分庞大。曹家三多堂建筑占地6700平方米，房屋276间。常家大院占地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房屋1500余间。在大院之内，仅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就有40多座。王家大院虽然地处偏险的吕梁山区，但它的规模并没有受到地形的限制，相反由于大院依山而建，看上去更加雄伟神奇。 晋商如此大的气魄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从目前散落在全国不同地域的明清居民建筑来看，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占地面积或者房屋的富丽堂皇，与晋商修建的大院相比都是甘拜下风。 由此可见晋商气魄之大，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晋商具有如此之大的气魄呢，他们为什么要化这么大的气力去修建这些只是用于居住的房屋呢？ 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晋商的心理因素，对于以前的中国人来说，落叶归根几乎是每一个游子心灵深处最大的愿望。四处奔迫，忙碌辛劳，不就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荣归故里？而晋商又恰恰是所有离乡背井的游子中，走得最远，漂泊时间最长，受苦最多的一群人。他们中许多人从十几岁就离开家去当伙计，学生意。不论是哪里的晋商票号，其伙计制度都是三年才允许回家探亲一次。如此计算，当一个60岁的晋商告老还乡时，他在外飘零的时间大约是四十二年！ 那么在外发财的晋商在回到故乡后用什么是最能体现他的“荣耀”的呢？答案自然就是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盖起属于自己的宅院。 所以在晋商修造住宅时，做得往往比别人更投入，更加不惜工本，随着晋商的崛起，山西中部开始了此起彼伏地大规模修造房屋。数量众多的高墙大院密集地坐落在晋商的祖荫之地，既昭示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又摆明各自的实力，故其气魄不可谓不大。 2．实业求国，力挽狂澜 同其他地区的商人相比，晋商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近代工业，1900年，山西商务局就曾主办了一个晋升火柴公司，但由于经营不善而效益不佳，濒临破产。 消息传出之后，各地晋商纷纷作出反应，意欲接管此企业，而最终“抢标”成功的就是杰出的晋商、爱国民族资本主义家——渠本翘。他与其亲戚乔雨亭以5000两银子的价格把这个官办企业盘过来，又注入13000两银的资本，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当时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值庚子之变后百业凋零之际。渠本翘的大胆作为给山西近代工业带来了希望，注入了极大的活力。 十年后，也就是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虽使山西票号商人受到冲击，但渠本翘一面筹备山西保晋矿务公司事宜，一面为双福公司继续购添排杆机，改进生产工序，扩大生产规模，使日产量增加到100～120箱，产品畅销陕西、山西两省及周边地区。十几年间，公司总值积累增至40万元，渠、乔两家各得红利20万元。渠本翘以他当时的官吏身份，开辟了一条民办企业的路子，使他成为山西最早的民族工业家，同时开了山西民族资本工业的先河。 双福火柴公司创办的巨大成功，引发了晋商中有识之士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兴趣。与渠本翘共同筹办保晋矿务公司的刘笃敬，是山西有名的富商之一，号称刘百万。曾任清政府刑部主事，后又任山西商会会长。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先在阳曲县创办永泰煤窑；宣统元年（1909年），投资20余万元，创办太原电灯公司；同时于电灯公司附设机器面粉厂，此后又创办大同面粉公司。刘笃敬在辛亥革命前后还曾在筹办同蒲铁路时担任总办；他还接任渠本翘但任保晋矿务公司的第二任总经理，对保晋公司的管理制度进行过大胆改革。称得上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先驱和奠基者。 继双福火柴公司之后，山西火柴生产企业迅速发展起来。闻喜商人段连岭筹集资金10万元，自办荣昌火柴公司；平遥商人赵鸿漠等集资9万元，创办金井火柴公司；新绛商人王廷甫集资10万元创办毓华火柴公司；平遥富商冀全义集资6．3万元，在汾阳创办昆仑火柴公司。前后经20多年，晋商几乎垄断了中国大半个火柴市场。 不仅是火柴业，在其余新兴行业，晋商也都做了初步探索和不断的努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官办新绛纺织厂宣告破产。十年后，晋省绅商集股重办，也未能奏效。但晋商始终没有放弃努力，1922年，徐子澄等人集股150万元，创建了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7年，新绛程关庄商人李通、李玉山父子在前人的遗址上，成功地建立“大益成纺织厂”，拥有6048枚纱锭。山西终于有了自己的近代纺织工业。 山西商人以卓越的远见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又一次走到了其他商人的前列。 山西近代工业最有影响，成效最大的还是渠本翘、刘笃敬筹办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渠本翘本人入股银5万两。继渠、刘之后，第三任总经理崔廷献，是一个窖主兼地主的士绅，他毕业于山西大学，有一定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第四任总理是常氏家族的常旭春，曾任山西大学教授。另外协理白象锦、总工程师张景良，均是留学海外的商材生；总稽核杨仁显是英国伦敦帝国大学毕业生。保晋公司领导层的总体素质很高。总公司的职员75名中，光大学生就占了17名；阳泉各矿厂职员68名，大学生5名。这样的人才和知识结构，使保晋公司具备了引进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管理经验的条件，这在当时国内企业中是绝无仅有的。 从组成模式看，保晋公司已初具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条件，公司的股份制在吸取晋商过去实行的银股身股股俸（份）制的基础上，按照新的资本主义企业有限股份制的办法加以改进。股东大会是保晋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大会分常会和临会两种。常会于每年度结账后举行，负责报告上年营业情况、结算情况、分配盈利、筹补亏损等，并选举董事和监察人，由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即是保晋公司的领导机构，由董事会选出主任董事主持工作。主任董事、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一般由13人组成。监察人经股东常会选出，由8人组成监察小组，任期一年。凡公司账目、财产、业务可随时检查，年终负责查核公司账务、并署名报告。这对于营私舞弊、侵吞公款，或伪造账目、股票、图记等诈骗行为，是个极好的自我约束机制。 经理、协理都是在董事会上共同推举而产生的。经理按照董事会共同意见，具体主持公司事务。改变了过去经理权力至上的办法，经理要对董事会负责。1916年至1932年保晋矿务公司又针对公司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减少中间剥削，缓和劳资矛盾，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对平时工作谨慎的工人，以增加工资作为奖励，年末还给以额外分红。对招用职员，由推荐制改变为正式考试录用制，为此公司明文规定：“凡有荐举职员者，必须用函件通知本公司，先行登记，遇到急需人才时，由公司定期召集，分别考试，如能合格，再行录用。”这在山西商号、票号中就曾严格实行过，如今在近代企业中又不得不严格申明，以抵制并杜绝官僚作风的浸染。 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在当时是全国民族资本创办的最大煤矿公司。它除了在阳泉大规模开采煤矿外，还先后在大同、寿阳、晋城成立了分公司。同时还开采铁矿，建立了一座炼铁厂。 在20世纪初期，全国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民族工业在轻工业生产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在重工业方面，却面临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举步维艰，而晋商在护矿保路，争回利权的特殊背景下，于极其艰难的处境中挑起了向开矿冶炼这一重工业方向投资的重担。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投入资本多，资金周转期长，利润率低，技术、管理水平要求较高，没有一定的资本和过人的胆略是不敢冒此风险的。然而，晋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再次体现出来，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第20章 大气还是小气？——晋商的个性特证(2) 他们不但敢于以票号垫借巨款赎回矿权、路权，而且敢于和洋商面对面地较量竞争，维护国家荣誉，保护国家利益，同时也善于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西为中用，抛开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清除旧有企业中的不良制度，为山西近代工业发展树起了一面旗帜。也为中国民族企业开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3．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港口，上海成为外商侵华的重要据点，也是国内最大的国际国内贸易和金融市场，这里华洋商人聚集，西方的尔虞我诈的商业行为泛滥，使华商累累受害，于是华商共同抗御外商的事也就不断发生。 晋商在上海的力量，以山西票号为大，通常设有分号二十四五家，并在上海建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山西汇业公所”。 票号相当于现在的银行，是从事储蓄和汇兑业务的。汇兑分为票汇、信汇和电汇三种。票汇，又分为即期票汇和远期票汇，是汇兑业务的主要汇种。票号自诞生经营票汇之日起，不管汇票上书写抬头还是不书写抬头，只要确认汇票无假，也不管谁来兑取，一向是执行“认票不认人”的凭票兑付的制度。这种制度，赵三的汇款张四也可兑取，便于汇票转手和流通，免去了收款人兑款再向售货人交款的麻烦，深得商界称赞，堪称一良法。 票号一开始在上海设立分点，由于初来乍到，一切都不是很熟悉，再加上对客户群不清楚，有时因为兑付汇款资本准备不足，曾发生过“每有验票无误，转瞬饰词抵赖”延期付款的事，引起商界不悦。同治七年（1868年）商办状告上海县衙门，经县知事断定并出榜晓谕：“凡有远近汇票，无论本人或隔手向收，均应如期兑银，永远遵守，以杜流弊，而免滋讼。”自后30多年来，各地汇票到沪，往往并不兑款，或向洋商购货，或向钱庄抵划银钱，便利客商，大家确信无疑。但是，当汇票成为市场流通的信用工具后，在辗转流通中，遗失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当华商汇票遗失向票号挂失后，有一种牟利之人拾得汇票，或与洋商勾结来号兑款，或请洋人出场恫吓挟制，票号多有受亏。在这种情况下，票号运用“山西汇业公所”的力量规定，凡遗失的汇票，除向票号挂失外，还要登报声明和向英美租界会审委员声明转饬各洋商一体遵照，藉以防止再发生假外商势力坑骗票号之事。 然而，在中国横行已久的洋人根本不吃这一套，继续坑骗票号银钱。票号为彻底抵御外商的侵略行为，通过众票号共同议决，由“山西汇业公所”董事白云纬、范家俊出面，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1898年5月3日），具禀呈送英美租界会审委员，改“认票不认人”为“认票又认人”的制度。为给其改“认票又认人”提供根据，故意将其过去说成是“认票又认人”的。 “山西汇业公所”的禀文中这样样写道：“禀为汇票各有原主，若非人票两认，不得支取，预杜盗冒，而免讼端事。窃职等向在治租界分设汇兑庄号，专汇各省埠银两生理。凡汇票往来，必于汇券开头写明收银人之姓名或字号等字样，其持票来取，必须查明来人与此票所出抬头之人是否相符。假如汇给甲处之款，乙处持票来取者，即为人票不符号规，不得支取。是既认其票，并认其人，与本埠钱庄、银行之银票通行市面，认票不认人者不同。查汇项远处为多，原主带寄汇票每有疏失，或被盗窃，或被串骗，讼案累见。沪上为各国通商总会，中外云集，人类不齐。职等恐有前项假冒情弊，票落他人之手，或转向中外商人以票抵押银两货物，致丢失和争讼之端，环恳批准立案给谕，并乞照会各国领事存案，知照各洋商：此后凡有各省埠汇券到沪，但有抬头人名、字号字样之票，其银必交本人，既不能代人支取抵押货物，更不能如钱庄、银行之银票一律行用。人票苟有不符号规，即停支取，票落他人之手，便成废纸。职等为陈明号规，杜绝弊端起见，伏乞大老爷恩准批示施行，商贾均感实为德便。” 把以前汇票兑付制度改为“认票又认人”，与外国银行的汇兑制度是相符的，故而把以往“认票不认人”就说成是“认票又认人”，以此来瞒混外商与租界官员也是可以混过去的。但明眼人和了解票号汇票制度的人，一看就会明白，它是专门对付外商串骗行为的，所以只禀呈英美租界会审委员要其照会各国领事转饬洋商遵行，而并不要求华商一体遵行。此中的故事，租界官员并没有发现，于是租界委员详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并照会律法官备案，英美租界委员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给谕山西汇业职董。其谕文如下： “军机处存记花翎补用直隶州正堂、办理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分府张录批谕知事。案据该董禀请照会各国领事知照各洋商，凡有各省埠汇票到沪，但有抬头人名、字号字样之票，必交本人收取，既不能代人支取抵押货物，更不能如钱庄、银行之银票一律行用，人票苟有不符号规，即停支取，票落他人，便成废纸，杜绝弊端等情，业经批示并据情详请道宪照会在案。兹奉道宪批开，已据情照会租界领袖德总领事并法总领事查明饬知，暨函知正副律法官一体备案矣，仰即知照，缴，等因奉此。合行录批谕知。为此，谕仰该董禀便知照。此谕。右谕山西汇业职董白云纬、范家俊准此。” 到此，改“认票不认人”为“认票又认人”的法律程序已经完成。 山西票号反抗外商侵夺和敢与正面抗衡的精神，深得舆论界称赞。《中外日报》1898年9月14日载文说：“幸票号力量较各号为大，故能齐心一力向各宪呼诉，以雪此数十年暗中之亏，以为后者百年之基。想见其办事人之毅力为不可及，其识见亦非专斤斤于目前者也。然票号如此，其类于此者，租界之上，恐尚不知凡几，其默默不言，不能向公堂一呈诉者，必其力薄而心志不齐故也。然若竟听其自然，则常此受亏安有终极，何不力诉之于官长，伺不登之于各报，以明同其此例，同受此亏，则宜同视此案办理，当亦有欣然愿从者乎！”这说明票号的民族情感和力量，胜于其他华商。 票号改行“认票又认人”的兑付制度，对于杜绝外商的坑骗行为，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但是执行一段后，华商尤其是上海钱庄感到不便，本来由钱庄转手向收的汇票，钱庄不能再做了，影响到钱庄的业务与利益，于是钱业董事屠成杰、谢纶辉、孙广鑫、刘秉耀等代表钱业向上海道申诉：“窃维西帮在各省开设汇兑票号，向须收到现银，或素所相信，方始出给汇票。比如天津某号所出之票汇至上海本号兑银，牌号上下相符，即使转账隔手，到期兑银，向来如此。怎奈，上年四月间，山西汇业职董以此后各省埠汇票到沪，但有抬头人名、字号字样之票，必交本人收取，如有不符即停支取，票落他人即成废纸，禀由会审委员张牧祥立案，实与商务不便，拟请恢复原案。”经上海道审议，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1899年5月7日）出示，废止了“认票又认人”的汇票兑付制度。 “认票又认人”制度的确立，前后历时近一年之久，由于票号只顾及反抗外商侵夺而忽视了上海市场的规律和钱庄利益，最终被无情的废止了，但它至少说明了票号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畏强暴，具有反抗侵略的中华民族精神，敢于运用“山西汇业公所”力量与外商抗衡的，虽然时间不长，也是值得把这段历史书写下来的，也是值得晋商为之骄傲的。 4．货真价实，不欺童叟 “货真价实”和“童叟无欺”，这在很多老店、大店的店堂都能看到，是店铺对顾客的承诺。而晋商在这方面做的最为彻底，他们虽有吝啬之称，但在这一点上却绝不打马虎眼。 经商言利，天经地义。但晋商却绝不赚昧心不义之钱，他们的发迹是靠优质的商品，公道的价格，薄利多销所致。古语说：“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仁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亲相爱，不称霸，不凌弱，故而“童叟无欺”。“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含义。 一个店铺要赢得顾客，取信于顾客，固然有诸多因素，如店堂华丽，礼貌待客，服务热情等，但最根本的是靠优质的商品和公道的价格取胜的。因为消费者是为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才来光顾的。只有物美价廉才不怕“货比三家”，也只有物美价廉才会有回头客。如果以次充好，漫天要价，顾客也只是上当一次，下次必不再来，故为商家所忌。所以山西商人以“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为其经营最重要的原则。正是这种原则，使山西的老店、大店，都有自己固定的长期的客户，对这些客户可凭购货单送货上门，货钱不方便还可赊账。 义利相通是晋商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核心思想的一个表现，就是山西商人崇祀关羽，不仅因为关羽是山西人，主要因为关羽重义气，是义利观的典型代表，因而山西商人会馆普遍敬奉关羽，有的会馆馆名索性就叫关帝庙。山西商人的义利观，对待顾客已如上述，对待家族和同行之间亦是诚信不欺。介休县的侯氏兄弟分为两支，资财亦分拨清楚，“既而有耗减不支者，又两次混合而匀拨之”，后来因战乱，“商号折阅已甚，各房又有拮据者，乃以有余补不足，使之不相悬绝。三分三合，乡里皆传为异事”。袁嘉盛，其祖在明代自山西洪洞移居张家口为商。“嘉盛富而能仁，一夷商某来口贸易，嘉盛与之相识。康熙中，用兵厄鲁特，道阻，商欲急归，乃以资十万寄嘉盛所。且约曰：‘倘公欲营运者，启此无妨，后三年我来，但以原数归我可也。’”事后许久夷商不来，嘉盛探得夷商已死，不负朋友，如数将钱还给夷商之子。高平县在明代有个王珂，“服贾远出，抵扬子江，夜邻舟被劫。珂奋身往救，盗贼散，商船分金以谢，珂坚辞不受，一时高其义”。清代马村人王文宇，贸易直隶完县，“与葛东岗友善。东岗有子，惧不克自立，阴以八百金托文宇。无何东岗死，文宇教其子，将所遗金还之。完县令孔君，为立碑表其事”。凡此种种说明，尽管商人中不乏“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之人，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始终是山西商人的主流，从而造就了一支称雄商界五百余年的商人群体，为山西人赢得了声誉。 第21章 以商为镜，可以知经营——晋商兴衰的启示(1) 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商为镜则可知经营，晋商的兴衰历程对现代企业管理者来说，就是一面极为清晰的“照妖镜”。在这面镜子里，不仅可以看到晋商的兴衰，也可以看我们自身的优劣。 1．观念一变，财源不断 晋商的兴衰史可用一句话概括：成也观念，败也观念。 关于晋商的兴起败落，历来就有各种说法。有兴于地理人合说，有亡于辛亥革命说；有兴于勤俭创业说，有亡于外商剥削说；有兴于李自成遗金说，有亡于与别的商帮竞争失利说……凭事实而论，这些都是原因，但却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晋商的兴衰只在于“观念”二字！ 首先，正因为有了崇商观念的产生，正因为把传统社会士农工商中居末位的商放在了第一位，正因为以“学而优则商”取代“学而优则仕”，晋商才能走上发迹之路。晋商在观念上已不再是“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传统农民了。他们已告别了视商业为末业、视商人为奸人的传统观念，已经具备了真正的商人的思维和精神。 崇商，就等于崇尚冒险，不满足于安逸；崇商，就等于崇尚竞争，不满足于平稳；崇商，就等于崇尚财富，不甘心于贫穷；崇商，就等于祟尚才能，不依赖于资历；崇商，就等于崇尚创造，不甘于平庸；崇商，其实就等于正在构建和进入更富有、更文明、更高级的商业社会，从根本上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崇商，已经开始从农业社会中蜕变、脱离出来了，在观念上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的创造之中。 正由于崇商观念的形成，晋人才义无反顾地“走西口”，才前仆后继地“闯关东”、“西出阳关”、北上俄蒙、跨海东去日本。崇商是一种观念的革新，更是一种务实、创新的精神的形成。 志短人穷，人这所以穷，首先在于其精神的贫穷。 观念的枷锁是无形的，是异常牢固的，砸烂也是极其不容易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山西人观念的改变，使其从根本上超越了当时别的地方的农民，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秀才学生意——改邪归正！”从这句在山西流传的带有调侃意味的歇后语中可以看出，那里的正和邪，与别的地区刚好相反。山西人所说的正道、正事是学生意；邪道、邪事则是“读书做官”。这一正一邪的颠倒，表明山西人把经商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惟一选择和人生价值最大的体现。 山西人不只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晋商人数众多，而与这种商人傲视天下、雄霸商场形成反差的是，山西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甚至不足计划录取名额的零数。当成千上万的晋商走南闯北、汇聚成财富的巨流的时候，那僻静的一角“四书五经”的诵读声是那样的稀少，当然，稀少的诵读声也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银子。 山西人教育下一代，为的是会经商。商人在山西，是最有能耐、最受尊崇的人；商业是山西人安身立命之业。所以，山西商人能够雄霸市场，山西一地也能富甲天下。 在山西人的观念里，官场上能得到的，商场上也能得到；官场上得不到的，商场上却能得到。 商场既能获取财富，又能赢得尊敬，既能造福社会，又能为自己谋得利益，那么何必在黑暗的封建官场里互相倾轧呢？ 晋商率先彻底砸烂了观念的枷锁，他们通过经商成就了自己！率先做边贸，率先争盐利，率先开拓塞北市场，率先创立票号，靠的还不是更新观念！ 观念使山西人名振华夏，富可敌国。同样，观念使晋商迅速败落，几百年不得翻身。 当票号改组银行一次次失败，当传统产业凋敝、新的产业未能开发，当经济中心区域转移之后，晋商之所以束手无策，无可奈何，不就是因为传统观念的束缚吗？ 观念在变，当时的“新”观念如今已不适用了。变则活，不变则死，没有任何等待的时机。 有一则笑话说，有一个人总觉得自己在用绳子捆绑自己。他时而在紧缩，时而在痉挛，时而在狂喊，看见他的人都说，他身上什么也没有。他却煞有介事地告诉人们，他身上绑着一千条绳子！ 挣断一根绳子，身上又添了十根绳子；挣断十根绳子，身上又多了一百根绳子……总想挣脱，总在增加绳子，而捆绑自己的，竟是自己的观念！ 2．人才如何用？ 经商的优势、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优势，而人才的优势不可能只来自仅有的那些“自己人”，而是蕴藏在众多的、更为优秀的“外人”之中。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欲成天下之事，当用天下之才，谁有魄力用天下之才，谁有胆识用天下之才，谁有用天下之才的欲望，谁就一定能成功。 商者无域。欲做大商人，当用天下之大商才。 任何对用人的条件限制，都不利于做成大市场。 因为真正的大市场，是不能设置任何人为障碍的。 晋商的商贸活动范围是以国内市场为主，有限地涉足国际市场的，应该也算在做大市场了。“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指的正是晋商经营市场的大格局。 而按照做大市场的要求，必须也要有相适应的大人才。晋商用人范围，也应像他们的市场那样广阔，不应人为的划地为牢，把比“自己人”更优秀的商才拒之门外，这样只会丧失了人才优势。 而人才优势，是市场优势的前提。 没有优势的人才，是不会做成真正的大市场的。 纵观晋商、徽商、浙商、粤商、鲁商、秦商、赣商、闽商、川商等传统商帮的用人，尤其是晋商就会发现，他们的一些用人观是很不适应市场需求的。 “朝里有人好做官”，“打仗兄弟伙，上阵父子兵”，旧官场只用“自己人”的传统，在晋商用人中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他们所选用，所举拔的虽有良才，但前提却都是“自己人”，“乡里人”。徽商以家族经商为特色，举族外出，举族商贸，举族迁徙，似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只用“自己人”，就把那些比“自己人”更优秀、更众多的“外人”排斥在外了。一个家族，无论历史如何悠久、人才辈出，也难以有比“外人”更多的人才。何况，“自己人”之间的内讧，往往比与“外人”的争斗更触目惊心，所造成的伤害也更深、更难以弥合。晋商比徽商在用人上前进了一步。“用乡不用亲”，把用人的范围扩大到了同村、邻乡、邻县，乃至山西全境。但山西以外的人，晋商是不用的，用也只是小用。他们认为用外人没有用乡人那样知根知底。晋商用人的长处在于，“总揽号事”的总经理，几乎全聘用“外人”充任。东家“自东自掌”者不多。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成功分离，避免了徽商那样全由家族的“自己人”把持一切的弊端，从制度上保证了商号运作的高效和防止腐败的产生。“东家出资，伙计出力”的东伙制经营管理模式，无疑是晋商辉煌的一大保证，也是晋商的一大贡献。尤其是明确规定不用“三爷”（少爷、舅爷、老爷），“东家不得干涉号事”，为商号聘用的“外人”充分发挥才能创造了宽松的、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在那个到处都已习惯用“自己人”的时代，是极其难得的。但晋商“用乡”同样有极大的局限性，就拿总经理来说吧，虽不是本宗族人，但却都是乡亲邻里。“乡亲”知根知底固然不错，但有才干的“乡亲”与“乡”以外的“外人”相比，毕竟还是太少了。何况，“乡亲”与“乡亲”都在习俗和思维上相近，极容易在商号内形成“一致”，很少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路子出现，这是极不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的变化的。因此，晋商“用乡”比徽商只用家族的人有所进步，但局限仍旧很大。始终没有形成人才优势，这是晋商走向衰败的一个巨大原因。 纵观古今中外之成败，成在用人、败亦在用人。 秦孝公时，秦处西陲，“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大用商鞅、李斯、吕不韦这样的“客卿”治国安邦，把人才优势转换成了军事、政治优势，才有一统天下之伟业；唐朝“胡风”盛，京师长安“胡人”多达二十多万，占百万人口的五分之一强。“胡人”经商、游历，还能人朝为官。盛唐之盛，无疑有“胡人”之功。而清初，只重用满人，汉人全被排斥在中枢之外。故清朝上下多奴才，少人才。后来，不得不启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才有“中兴”之局。可见，用人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 一个只用奴才的政权只会覆亡，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企业也是如此，用人如果不能打破成见，不允许自己的员工提出不同意见，那也就只会覆亡。 用最广大区域里的人才，用最有用的人才，就能成就最辉煌的伟业。 上海，本是一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小镇，之所以能够一跃成为东方的大都会，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上海汇聚了大半个中国的人才和财富；美国人之所以自以为在“领导世界”，就在于其拥有举世无双的高科技和巨额财富，而这两者，皆为人才所发明和创造。美国以其独特的文化强势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才，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强大到“领导世界”的地步的一大主因。 因此，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用人都不应有限制。人才和科学一样是无国界的。 那种只用“自己人”的习惯已越来越落伍于时代了。天下一家，全球一体化，外面的世界全是“外人”、关起门来只认“自己人”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经商要重用“外人”，“外人”和“自己人”已没有区分的意义了，最重要的还是看才干。 3．机遇不是等来的 机遇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但很多人对机遇只是被动的等待。等来了就去抓，等不来了就继续等。没有去寻找机遇的信心和能力，任何机遇都是等不来的，即使等来了，也抓不住。 举凡成功者，无不都是机遇的创造者，而不是机遇的等待者，机遇只有去创造，去主动的寻找才能得到。 第22章 以商为镜，可以知经营——晋商兴衰的启示(2) 晋商的崛起，缘于明初“国防线”位移长城、“开中法”的实行，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一个以军需品粮食、被服等为主的大市场，这是客观因素，但起决定因素的，是他们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纳粮换引”，大做盐生意而获暴利。 但如果说单凭这样的机遇，就足以称霸商场五百年，那是对晋商兴衰历史的曲解。晋商的群体崛起，辉煌并不是在“开中法”实行的明初，而是在改“折色法”之后。这时候，时势造成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晋商已享受不到什么“优惠政策”了。但他们没有消极等待机遇的再次降临，而是以披荆斩棘、矢志不渝的开拓精神，自己为自己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形势是，资本主义萌芽已在东南地区稀疏地出现，商业发达的域镇在这一区域呈现群体式崛起。而占尽天时、地利的徽商，正在攻城掠地，势力遍及全国各地，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与徽商硬拼，那晋商可能失败，顶多争个两败俱伤，谁也不会利用这一机遇获利、有所作为。因此，晋商一面奋力继续与徽商在江淮争盐利，一方面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在没有“优惠政策”提供发展机遇的时候创造机遇，英雄造时势。 塞北的蒙古、俄罗斯地域辽阔，是天然的游牧经济文化区，与中原的农耕经济文化区存在着极大的互补需求。晋商没有把那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视为畏途，而看到了那是难得的发大财的机遇。这一机遇，并非地理环境带来的，而是做市场做出来的。如果晋商不主动出去，不去积极地创造，那远在蒙古、俄罗斯的发财机遇，等上一千年，也不会轮到晋商头上。 机遇是含辛茹苦、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走出来的，绝对不是等出来的。 同样地，“闯关东”也是闯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一年一年地闯，一辈一辈地闯，闯过了多少风风雨雨，闯过了多少险滩、难关，才闯出了大市场、大成功、大辉煌。如果不主动去闯，蹲在黄土高坡上的小山村里，关东发财的机遇，无论怎样，也不会属于这些晋商所有。 由此可见，创造机遇虽然艰难，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做大”，也可以“调整”、“整顿”；可以大举进击，也可以守住已有的阵地、积蓄新的实力。还有什么比机遇属于自己更重要的了。 机遇不会主动的落在每个人的手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的。 没有洞悉时势的眼光，没有必胜强者心态，没有促使变化的实力，是不会创造出任何机遇的。 晚清社会走向末落的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洋货冲击的“外力”更强大的“内变”。随着火车、汽车逐渐取代老牛破车；随着电报电话变成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随着“洋货”潮水般地涌进来，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了，沉重的银子流通起来就不那么方便和适应了。这种需求，长期做长途贩运生意的晋商最为熟知，他们知道那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和百姓都需要更为轻便的金钱。于是抓住这个机遇首创票号从此“汇通天下”！ 晋商有创造机遇的优良传统、晋商有联号经营的遍布各地的网络，晋商有足够的银子和信心，然面却缺乏汇通的渠道，没有汇通的渠道；浙商首创了民信局，邮传四方，刚好被晋商所利用。这时候的浙商在资本和市场占有的份额上，尚不足以与雄霸市场的晋商较量，故首创票号的机遇被晋商抓去了，浙商只扮演着“补充”的小角色。 但一次创造机遇成功，并不等于永远能创造机遇成功。 浙商利用“五口通商”的机会，加强了宁波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海运的传统优势，在促进南北及中外物流中，大获暴利。更重要的是，浙商牢牢抓住上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镇崛起为大都会这一时机，全面介入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中。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使自己蜕变为现代商人。从整体素质上，此时浙商已超过了过去难望项背的晋商和徽商，避免了衰亡的厄运。 当外国资本大举入侵时，浙商不失时机地率先组建了自己的银行，既顺应了时势和市场发展的需求，自己也大获其利。并不像晋商票号迟迟不能改组为银行，除旧布新、再创辉煌的机遇一次次都错过了。 与此时的浙商相比，晋商真的是落伍了，他们没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没能创造出创新发展的机遇。故此，等待他们的只有末落与消亡。 4．成由勤俭败由奢 富起来很难，但穷起来却很容易，金银再多，一旦流失起来，就比流水还快。晋商的衰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失去对财富的爱惜，比没有财富更穷。 财富也是有灵性的。 谁对财富有诚心，谁就应当拥有财富。 那些视财富如粪土的人，自己首先变成了粪土，财富是不屑于与他们为伍的。 富不过三代。 这是一句人人皆知的古话。就事实而言，想要发财致富的人，无不勤俭节约、矢志不渝，靠艰苦创业的精神和非凡的智慧达到目的。自身无疑是进取的一代。作为继承者，深知前辈创业的艰难，手中的银子都是从汗水中泡出来的，故也能兢兢业业、勤俭持家。有的还能把先辈的奋进精神发扬光大，创造出远胜于先辈的富足。不过，这样的毕竟有限。更多的是，继承先辈财富的时候，也就继承了其创业的艰难，惟有勇往直前，别无其他选择。所以，第一代若算创业的一代的话，那第二代就是继承的一代了。 等到了第三代，那情况就与前两代大不相同了。这时候，艰难的财富原始积累阶段已过，创业有成，前两代人的努力留下了极为难得的财富。他们完全可以坐享其成，躺在祖先的遗产上养尊处优，何必再去奋斗呢？ 这个时候，人们内心贪图安逸的欲望便偷偷溜了出来，这种欲望一旦形成，那就再也无法回头。 有动物学家作过这样的实验：关在笼子里的大白鼠，只要眼前还有一粒米，就躺着不动。那怕白菜叶就在身后，只要一转身就能吃到，它也懒得动一下。直到什么食物都吃完了，才慌恐起来了。 人的懒惰和大白鼠一样。 由于有了先辈的积攒，一生可能也不会有衣食之忧，再创业不创业，对他们而言，似乎意义并不大。所以，第三代往往是“垮掉的一代”、堕落的一代、走向衰败的一代。 艰苦创业、继承发展、走向衰败，这样的“三段式”兴衰规律，似乎成为了一个定律，晋商虽打破这个定律，其中有很多都富过了三代，甚至五代、十代，然而最终他们所走的仍然是这样一个过程。 晋商大多是家族制企业，其兴衰史对这一定律有所打破，但多是符合的，是这一定律的验证。 “介休有个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民谣中所说的侯奎是介休赫赫有名的富商侯荫昌的侄孙。这位阔少，之所以与另两家富商冀家冀国宝的长孙和郭家郭可观的弟弟一起成为谁也不敢管的恶棍，就在于他们一个个都是为富不仁、横行霸道的纨绔之徒，是介休的一大公害。三恶少平日沉醉于声色犬马、斗富、吸鸦片之中难以自拔。他们身上，哪里还有其曾祖辈来字辈开设“蔚字五联号”票号的气魄和胆识？更找不见其先祖人称“侯百万”的侯兴域等走南闯北、艰苦创业的精神！甚至连其祖辈侯荫昌等的昌字辈那种勉力维持的忍耐也没有。 他们根本就是其先辈财富所衍生的寄生虫，既无守祖业之能，又无做人之德，把几代人辛辛苦苦积累的家业，交给这样的不肖子孙，侯家的几代积聚起来的财富“何愁”不能耗尽？ 富可敌国的家业在他们手中葬送了，连自身也被活活冻死了。这样的结局让人觉得可怜而又可耻。 侯家的兴衰，是过了三代，但却未跳出“三段式”规律。事实上，晋商大多都是如此。 平遥毛氏的兴衰同侯家相差不远。 毛氏家业的创始人毛鸿翙原为日升昌票号副经理，因与经理雷履泰不和，便去介休侯家开办蔚泰厚等五家票号，称为“蔚字五联号”，与日升昌争雄。由于毛鸿翱创立的票号为侯家带来了滚滚财富，使侯家家业大发。为表其功，侯家除在其票号蔚泰厚、新泰厚各为毛鸿翱顶身股一股外，还特许毛氏子孙世代在其票号中参股。 这样，毛家的家业开始勃发了。除过每个账期丰厚的身股分红外，参股获利就更多了。到了光绪初年，毛家股份占到了蔚泰原股份的近五分之一。 到了毛鸿翙之孙毛履泰时，毛家进入了极盛期。除过继续持有蔚字票号的参股外，自己还开设了永泰庆和永泰裕票号、永泰昌钱庄、晋泰昌布庄、日生烟店。富丽豪华的“毛家堡”的修建，足以显示毛家的富有。 但毛履泰之后，毛家子孙却都成了败家子。他们只会吃喝玩乐、大吸鸦片，把其祖先积攒的所有财富挥霍殆尽还不够，连自身也沦落街头，整日为能否苟延残喘而担忧。如果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票号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毛鸿翙的后代，恐怕无人会相信。 他们连命都保不住了，哪里还会去创业？！ 毛家的兴衰，虽然也过了三代，但仍未逃脱“三段式”规律。 成由谦逊败由奢。贫穷固然可怕，富足却更让人胆寒。贫穷时，可怕的是由贫穷导致的困苦，难以忍受；富足时，可怕的，不再是困苦，而是奢侈。 挥霍财富是浪费、是犯罪，更是对自身心性、灵魂的侵蚀。一旦进取心丧失了，财富还会有吗？堆积如山的金银，如果流失起来，那比流水还快。所以，没有进取心比没有财富更穷！ 现今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现象，颇能发人深省，那就是穷人、很穷很穷的人，一旦“阔起来了”，尤其是一夜暴富起来之后，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腐败”。由过去的爱财如命变为挥金如土的时候，自身也就由物质贵族变为精神乞丐了。 无疑，这是一种社会病。 与其说是富贵病，不如说是典型性贫穷病。一味只追求财富与肆意挥霍财富，所宣泄的，都是对财富的强烈的占有欲。得不到的时候只想得到，得到了就要挥霍，却不愿让别人也得到，这是疯狂的私心在作崇。 第23章 商道代有材人出——晋商的十大代表人物(1) 江山代有材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在晋商兴衰数百年的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商界奇才，业界领袖。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人生基本上代表了晋商历史发展的轨迹。 1．乔致庸：乔家大院三代掌门 乔致庸，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其父是祁县大名鼎鼎的大财主乔全美，由于兄长早丧，乔致庸为了继承家业而弃儒从商。在他掌管复字号时，买卖越做越发达，红利也相当可观。同治元年（1862年）创立大德兴票号（1884年改名大德通票号），光绪七年（1881年）创设大德恒票号。晚年时崇奉道家学说，相信清静无为的道家哲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去世，享年89岁。 一、出身显赫，承家业弃儒从商。 乔致庸，1818年出生在祁县乔家堡。为乔家第三代掌门，其祖父乔贵发从小走口外，艰苦奋斗，在包头创立了乔家的产业。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乔贵发告老还乡时，将他创立的产业一分为三，分给大儿子乔全德、二儿子乔全义、三儿子乔全美。大儿子全德为德星堂，二儿子全义为保和堂，三儿子个美为在中堂。在这三堂中，保和堂和德星堂发展都比较缓慢，只有在中堂发展迅速，资本最雄厚。后人们讲的祁县乔家，实际上就是指乔全美在中堂的后代。包头复字号，也主要是由乔全美的后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乔全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生于祁县。不到20岁就去包头子承父业经营商号。他是乔家包头复字号的创始人，也是包头复字号发展壮大的奠基人。他继承了父辈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又从秦家（与乔贵发合伙经营的人）的败落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乔全美为子孙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如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等。并在经营实践中，摸索制订了一套比较严格的号规和各种经营管理办法。乔全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乔致广，早逝而且无后，二儿子就是后来声震华夏的乔致庸。乔致庸，人称“亮财主”。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出生，是乔家甚至晋商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青年时曾考中秀才。父亲乔全美1825年去世，由于其兄乔致广早丧，家族产业无人主持。于是乔致庸弃儒从商，而且很快在经商中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华。 二、主掌乔家，大力发展“复字号”。 乔致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家政，才能出众。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乔致庸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先是独立投资在包头财神庙街西北路增设了复盛全商号，后又增设了复盛西商号于包头瓦窑沟口路西，经营业务与原来的复盛公相同，以经营油、酒、米、面“六陈行”为主，还经营当铺、绸缎、副食杂货等。咸丰年间，又以包头“相与”抵债的280亩土地，在南龙王庙一带，开垦出复盛菜园，种植蔬菜，供应来往客户和市民，每年获利颇丰。在乔致庸的大力推动下，乔家在包头的产业迅猛发展，就这样联动发展，到光绪初年，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等字号的业务一直都很好，利润一年比一年增多。当时，他的字号一般是以三年一结账，按股分红，每股分红都有几千两白银。几十年的经营，乔致庸为乔家增加了无数的财产。乔致庸经营的乔家复字号，一直繁荣昌盛，长盛不衰，有其独特的经营之道，其中资金使用上的奥妙就是统一调度和使用。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的公积金都存在统事德裕永堂名下，平时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甚为紧急需款时，才准支用。此外，还把“德裕永”三字拆开，由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各占一个字，称为复盛公德记、复盛全裕记、复盛西永记的联合组织，以复盛公为总领导，做一些三号合伙买卖。在各号内部，资金运用更为得当，如复盛公资金雄厚，经营行业多，运筹相当灵活，春天当铺赎货收进现款做菜园开支，秋天菜园进款，订做购买粮油之用，其不失时机、循环利用、相互支持，其他商号根本不能相比。当时的包头市场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有19个分号，四五百名伙友，实力强大，门路又宽，加上号规严格，组织健全，乔致庸对掌柜们非常信任，使掌柜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复字号兴盛后，在包头商界也逐渐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在道光、咸丰年间，包头商业兴旺发达，人口逐渐增多，地方上的诉讼和行政治安等等事项颇为零杂，当时清政府对此并未加大管理力度，而包头巡检的职权又有限，面对这种不断发达的市面，包头的商人渐感无力应付。随后，他们不得不自行组织自治机构，维持市面；复字号当时是居领导地位的，联合各行业组织的“大行”机构，一面解决商民大小纠纷，一面处理巡查弹压以至拘押人犯等街市治安事宜。后来，“大行”改为商务会，商务会的会长长期以来都是由复字号的掌柜轮流充任的。复字号也曾利用其优越的地位，扩大了经营规模，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三、创立票号，后发制人。 在乔致庸主持乔家产业时，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也都发展起了不少金融组织，特别是山西的票号，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几乎统治了全国的汇兑业，故后人有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之说。乔致庸在票号产业上是落后于当时潮流的，但他却能后来居上，先后在祁县开设了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原名大德兴票号，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它虽然是一家建立较迟的票号，但是资本雄厚，声誉较高，持续时间也较长。这个票号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到光绪十年（1884年）时，发展为12万两，后来资本增至22万两，到歇业时，资本达35万两。由于大德通票号资金雄厚，人手齐备，经营有方，在商界信誉甚高，开出的银票能长期在市面流通，存款源源涌进。先后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包头、济南、西安、汉口、沙市、上海、开封、重庆、苏州等地设有分号。这个票号业务量很大，盈利日益增多。特别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乔致庸破格聘用高钰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后，高钰受财东之重托，决心要报知遇之恩，精心料理号事，使大德通票号很快在金融界打响，成为全国的重要票号之一。一次账期分红，共盈利74万两白银，每股分红达1．7万两白银，这在大德通票号的分红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甚至在整个票号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乔致庸建立的第二家票号是大德恒票号，这个票号创建于光绪七年（1881年），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最初资本为6万两白银，后增加到26万两：这个票号的经营情况一直比较好，特别是将阎维藩聘请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后，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展，不但有汇兑、存款、放款，还发行银票、代办捐项。并在北京、上海、天津、安东、汉口、平遥、太谷、介休、忻州，禹县、盂县、博爱、清化、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号。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建立后不久，乔致庸就将这两个票号交给其孙乔映霞管理。之后，这两个票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晚年崇道，信清静无为哲理。 乔致庸注重教育，经常督促儿孙学习，本人也十分的谦虚好学，经常手不释卷。他为人颇有善行，经常周济贫苦乡邻。光绪三年（1877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光绪三年，死人一半”。当时，乔致庸曾开仓济贫。为此，光绪八年（1882年）版《祁县志》予以记述褒奖。其晚年崇尚道静，信清静无为的哲理，故长寿而终。 五、兴修大院，形成规模宠大的建筑群。 祁县乔家大院，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那时，乔家堡村的街道结构，并非后来的格局，乔家大院座落的地方，正好是大街和小巷交叉的十字路口。乔致庸之父乔全美和两位哥哥分家后，在十字路口东北角头买了若干院落，在此基础上建起楼院。格局是里五外三的穿心楼院，主楼造型为硬山顶屋顶，有窗棂而无门户，是封闭式统楼，因而该院又叫统楼院。主楼与倒座门楼隔二进门遥相对峙，很有气势。并在主楼东面修盖了附属偏院。这就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 纵观乔致庸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也曾想“以儒求昌门阀”，但又感到那种舞文弄墨耍笔杆子的生涯毕竟是舍本逐末，即便考取一官也没有多大油水，再加父兄早死，于是，他决心继承祖业，在商界大展拳脚。由于他能灵活应对，善于筹谋，使乔家资产大有发展。如果说乔贵发是乔家基业的开创者，那么，乔致庸就是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他还谆谆教导儿孙：经商之道，首在重信，即以信誉赢得顾客；次讲义，不以权术欺人，该取一分取一分，昧心黑钱坚决不挣；第三才是利。必须戒三个字：骄、贪、懒。另外，他治家颇严，将《朱子格言》写在屏门扇上，以作日日之鉴。儿孙若有过错，则令其跪在地上承认错误，再从头到尾背诵《朱子格言》，然后还要训斥一番。为了教育后代，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写好刻成，挂在内宅门上。上联是：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下联是：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时刻注意勤俭节约和做人的道德，千万不能贪图安逸。到了晚期，乔致庸一改以前的对经商的热衷，超脱得很，将家产交给儿孙主管，自己却终日以诗书消遣。他非常欣赏王维的诗，特别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这一句。在70岁大寿时，他还亲自录了邹梧罔的辞寿诗：“天与我年屈古稀，自惭老去转增痴。花生眼底书抛久，棘着手中笔运迟。愚戆难容招物议，偏衷偏执任人嗤。从今过此当何若，眼食是安学小儿。”此时，乔致庸对于家族中的事已不太过问了，一切听其自然，发挥儿孙们的作用。后来，他又崇奉道家学说，特别是对清静无为的哲理更加崇拜。因此，特让其孙女婿赵铁山书写了《省分箴》为座右铭，“物禀乎性，人赋于命”。他深知“满招损”、“乐极生悲”的道理。他晚年对其六个儿子做了分析，认为没有一个能当他的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天资聪颖，性情忠厚，因而对其十分器重。经常对其进行人生哲理教育，从而使乔映霞很快成熟，小小年纪就成了一个很有才干的人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乔致庸87岁时，最小的儿子乔景僖去世，当时乔景僖才20多岁，他的去世，对乔致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由于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一气之下，乔致庸染病卧床不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离开了人世。 2．雷履泰：中国私家银行第一人 雷履泰，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山西平遥县洪保村人，他首创了山西票号，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雷履泰自幼在私塾读书，后弃儒经商，办事干练，极具才华。清嘉庆年间，他受雇于人称“李二魔子”的李箴视家，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自此，他就与掌柜结下了不解之缘。“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作坊，是一个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地设有其分庄。 日升昌的诞生完全源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天，一位山西同乡到西裕成商号，委托雷履泰办一件事情。他想把钱交给这在平遥的总号，然后让其家人在京城的分号支取。大掌柜雷履泰一想，这样既方便了同乡，又结交了朋友，百利无一害的事情，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便点头答应了。 俗语说“凡事开头难”，走出这第一步，周围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后，于是就都到西裕成汇兑钱财，但是西裕成商号并没有提供两地汇兑的义务，于是开始收取一定的费用，雷履泰收费的原意是一旦收费，他人就不会来汇兑了，想不到，恰恰相反，来汇兑的人越来越多。 雷履泰刚开始有点不解，为什么要交纳费用，他们还乐此不疲地来汇兑？但没有几天他就想通了。 他是站在顾客的角度上去盘算清楚的。 山西人在外经商的人很多，年终结账，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负责运款，不仅运费高，还有很大的风险，常常会遇到土匪劫去银两。他们将银钱存入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此法不但保险，而且方便，愿付一定汇费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雷履泰想通了之后，认为这是生财大道，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便结合了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商号间商业汇兑业务。 1826年，雷履泰同西裕成的东家李箴视共创“日升昌”票号，并制定了一套规范严格的取款制度，日升昌自创立起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他们甚至还掌握了先进的水印技术，但因为没有出现假票冒领的现象，所以水印技术还没使用于票据制造上。 第24章 商道代有材人出——晋商的十大代表人物(2) 创立日升昌后，京晋两地之间的汇兑业务愈来愈多。聪明非凡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想到其他省市的山西商人托镖局寄钱亦有很多不便之处，何不连他们的生意也一起做。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着手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对晋商的处所进行摸底。雷履泰派人深入到晋商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的地方，了解晋商的分布与他们的活动规律。二是设立票号分庄。掌握了晋商在各省的情况之后，雷履泰亲自挑选精明可靠的伙计，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立票号分庄。 雷履泰的做法与现在的银行扩大经营网点是一样的，将网点深入到商人的生活区。 雷履泰设立网点之后，广泛地与各地商人接触，招揽业务，因日升昌的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的商人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日升昌”的业务蒸蒸日上。随着汇兑业的扩大，雷履泰决定开展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这样一来，利润大增，“日升昌”真的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到日升昌进行资金周转，后来竟然挂出“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招牌，大肆招揽生意。 各地的山西商人在看到“日升昌”生意兴隆如此发达后，纷纷效尤，投资票号。从此山西票号业大盛。 日升昌在雷履泰大掌柜的经营下日益红火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影响业界的大事，那就是二掌柜毛鸿和雷履泰的矛盾爆发。 日升昌除了大掌柜雷履泰，还有一位非常精明能干的二掌柜毛鸿翙。但是，由于雷履泰独断专行，二人的矛盾也积累已久。 随着“日升昌”业务日益繁荣，根基日臻巩固。雷履泰认为“日升昌”的产生与发展壮大为一己之功，有了骄狂之心，平日行事，唯我独尊，分配人员，处理业务，每每颐指气使，独裁独断，这引起了毛鸿翙的强烈不满。两人的矛盾随着日升昌的兴起而加剧，最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最终，两人的矛盾彻底爆发。 有一次，雷履泰病了而且卧床不起。其实，他的病对日升昌的生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还有二掌柜毛鸿翙可以把持大局，然而，雷履泰怕毛鸿翙掌权，就在这个时候还是不肯放权。 毛鸿翙心里大怒，决意借机打倒雷履泰。 几天后，毛鸿翙趁日升昌的大股东李箴视来看望雷履泰的时候，悄悄地对李箴视说：“雷掌柜在号上养病，号里嘈杂喧闹，不如让他回家静养一段时间。” 李箴视根本不知道二人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以为二掌柜是出于一番好心，便劝雷履泰回家养病。 数日后，李箴视再去探望雷履泰时，只见雷履泰案头上放着一摞给各地分号的信，李箴视拿起来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李箴视魂飞魄散。信的内容都是要分号尽快结束业务，马上撤回。李箴视大吃一惊，忙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雷履泰说道：“日升昌字号是你东家的，各地的分号是我安置的，我要撤回来向你做个交代，向你交待完后，我从此告退。”李箴视一听，马上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苦苦请求雷履泰收回决定。雷履泰不答应，李箴视万般无奈之下，跪在雷履泰的脚下哀求道：“你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不起来了。” 雷履泰看到这个情形，也就明白让他回家养病不是李箴视的意思，于是问道：“让我回家养病的是姓毛的那个王八蛋说出来的吧？” 李箴视回答：“是的，我还以为他是一片好心呢。” 在李箴视的极力挽留规劝下，雷履泰于是答应了其不再撤回分号，继续在家养病，同时在家里构思如何反击毛鸿翙。李家每天送去酒席和银两表示慰问和信任。二掌柜毛鸿翙看到此情景，心知已经无法取代大掌柜的位置，就写信告退了，李箴视马上同意了他的请求。 从此，雷履泰更加奋力地经营日升昌。 毛鸿翙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了一家商号的礼聘，创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号，其号址就选定在日升昌隔壁。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意思是要与雷履泰一较高低。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毛鸿翙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它们声势相通，互相帮助，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蔚字五联号”的产生让日升昌有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自此，两家商号战争不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好戏。最后，两家商号搞起了恶性竞争，甚至朝病态的方面发展。例如，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 总的说来，“雷毛分手”是一件好事件，蔚泰厚的成立让竞争也进入到了票号业，打破了日升昌的垄断地位，它不仅对日升昌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还可以说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促使了山西票号不断地改进。 道光二十年，雷履泰70大寿时，日升昌在总号修建纪念楼，为表彰雷履泰的功劳，总号将“拔乎其萃”四个金字大牌匾悬挂于楼中央，以褒扬其首创票号之业绩。 日升昌也在雷履泰的日夜操劳下，赢得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称号。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此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停业清理。 作为封建时代的商界天才，雷履泰长于顺势而动。他能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办了我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第一家金融机构，而且总结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法则，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这些法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山西票号业的蓬勃发展与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3．孔祥熙：绰号“圣人”的晋商 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太谷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时，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才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是个贡生，曾在票号担任过文案，因染上吸鸦片恶习，家境逐渐衰落。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他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请中医治疗未见功效，后来溃烂成疮，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不久溃疮痊愈。治病期间，孔与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处得很熟，曾去参观教堂、诊所、学校等教会所设机构，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也使得孔祥熙的商业之路与别的晋商大为不同。 1890年春，前街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首肯，但是族人多反对，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传统，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学。1894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打算，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教师魏禄义的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和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孔受教会宣传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同学探讨新思想。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首当其冲，潞河书院也被迫停课，孔祥熙暂时回到家乡。当时山西巡抚毓贤，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烧教堂杀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祥贞也躲进福音教堂避难。由于形势日恶，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乡亲的掩护才先后逃离险境。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则在半月后均被杀害。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并与同学张振福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晋谈判。在办理太谷教案事毕之后，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推荐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不久经潞河书院教务会议通过，由该校资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麦美德教士护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paull·corbin）最为友好，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回太谷宏扬教会事业。孔返国之前，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为死于庚子教难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孔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纪念意义更佳的意见，当场得到一致赞成。随后，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派人来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回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sansimemorialschool），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到1909年春，铭贤的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址不敷应用，经研究后于这一年的秋天把学校迁到太谷东关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并在这里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学校建设。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晋商中少有的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由于上年丧偶后心情不佳，于是答应耶鲁校友、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那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实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担任游览山西晋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应命。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老同学、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统治，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与冯等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 1925年初，为解决革命军北上的问题，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孔担任孙中山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其后，北方政局更趋混乱，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于1926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金100余万元，解决了“铭贤”的发展和常年经费的来源。 第25章 商道代有材人出——晋商的十大代表人物(3) 孔祥熙在美国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了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掌握了政治、军事实权；五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从而夺得国民党中央的实权；七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作战顺利，北洋军节节败退。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孔祥熙曾自我赞许说，当“做大官”的“时会机遇”翩然来临，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 随着北伐的进展，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三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可是孔却于是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4月1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辍合两人的“合作”。“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在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 1927年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二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其为“国府委员”。从此，孔的官运、商运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等。孔主持并制定了工商法规100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极缺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除1928年把奉系势力逐往关外，对内仍坚持搞军事独裁，各军事实力派之间为争权夺利常兵戎相见，以致内战连年不断，对工农红军则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内忧外患使“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自然没有力量去进行工商、实业建设，正如孔自己所承认的，“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国内各反蒋政治派别，则要求蒋介石下台。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对此，孔祥熙除了替蒋联络各方力量外，决定和蒋同进退。年底，行政院改组，孔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由于孙科、陈铭枢没有力量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孔祥熙则于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蒋的秘密委托，向德、意等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等事宜。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空军可较快发展，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孔在德国和捷克时，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剿”红军效力。孔在英国时，曾和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孔于翌年3月回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因加紧“剿共”而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达700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和不满。九月，当宋子文在伦敦开完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6000万元新亏空，使南京财政困难更为严重。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 孔在抗战前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1934年4月，孔祥熙前往长江中游皖、赣、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剥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案。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据统计到1938年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6700万元，客观上起了“稍苏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和意外”。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944年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孔抵美国后除参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孔去美国之际，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后虽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但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孔辞财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七月离美返国，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中国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而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生意，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究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孔复出无望。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1948年一月，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纵观孔祥熙一生，与其说是一名商人，倒不如说是一名政客，他的商道生涯除了早期称得上经营外，后多为强取豪夺，但虽然如此，作为晋商中的一名，他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4．李宏龄：泽庇后世的金融改革家 李宏龄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字子寿，平遥源祠村人。 李宏龄的先祖原本颇为富有，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渐破落，到李宏龄该上学时，家里已经很穷，迫于生计，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到一家钱庄当学徒。后来这家钱庄败落。同治七年（1868年），他经人介绍进了蔚丰厚票号。蔚丰厚票号是道光六年（1826年）由绸缎庄改组而成。财东是介休北贾村侯家，总号设在平遥城内，最初资本17万两白银，中期发展到20万两。李宏龄进入蔚丰厚票号时，正值这个票号的黄金时期。除蔚丰厚票号外，侯家还开设有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另外还有大量房产、土地、骡马，并在外地开设商号60多处。当时，侯家财产已有七八百万两白银。想在这时进入蔚丰厚票号是非常困难的，不仅要有可靠的保荐人，而且还要进行严格的业务考核。经过同乡曹惠林介绍，又经考核，李宏龄以业务精湛而被录用。之后，又由于能力出众，给票号创造了很好的效益，渐为财东与主事者器重，被派往分号供职，继而充任分号经理。李宏龄经营票号45年，前后担任过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号经理，是一位杰出的金融企业家。 一、选拔人才，不讲私情 第26章 商道代有材人出——晋商的十大代表人物(4) 无论是做什么生意，重用人才都是很重要的一条。李宏龄在用人上不徇私情，从不论资排辈，始终出以公心举贤荐能，受到全号上下的齐声称赞。他认为：“码头之兴衰，全持一头仁人”，“号事之兴衰，全在人位之高下”，“事在人为，得人者兴，失人者衰”。所以，在他任职期间，为总号用人提了不少好的建议。刘承基是李宏龄的主要助手，经营票号功夫扎实，业务能力强，多年在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专写书信。一次，总号要调刘承基去扬州分号管书信，李宏龄认为：既然仍让管书信，而不是提拔当管事，去那里人地两生，还不如留在北京好。于是他寄信总号，极力要求留下刘承基。郭某因不守号规，从成都调总号，总号又派其到天津做副经理，李宏龄知道郭某不能胜任，致函劝阻。“从古兴衰之别，在采用人。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反得备禄而进，成败所关，忌浅鲜哉！”，李宏龄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用人上，特别注意选贤任能，裁汰平庸。京号侯中杰和梁鸿基是分管业务和帐务的，干了一年多，勤勤恳恳，从未出错，内务皆可指靠。李宏龄于是主张破格提拔，或薪金额外从丰，不必拘泥三年班期住满再议，遂向总号建议：“现在时事多艰，国家用人尚且破格，我帮又岂可拘守成例，其二人与弟非亲故，亦不能容推。至于他人，无论为何人所荐，均不能姑容也。”这些建议总号颇为赏识，大多成为全号用人之准则。 二、注重大局，顾及整体。 李宏龄经办票号，不仅能考虑到本号的利益，而且顾及与本票号发生业务关系单位的利益；是一位顾及整体、注意全局的金融企业家。当与本号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发生危机时，李宏龄不是釜底抽薪，落井下石，而是设法给予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他这样做，可以避免因连锁反应而带来的损失，是为了长远的利益。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宏龄主持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时，市场上因谣言四起，人们纷纷向炉房提兑现银，炉房旦夕即败，政府忧之无计。面对炉房所处的困境，李宏龄以为：如不即早帮助炉房渡过难关，必将影响到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的业务及整个市场的稳固。于是，李宏龄带头出面，联合动员山西票号在北京的众多分号，以巨资接济炉房，使北京的市场逐渐稳定下来。这样做，不仅对北京的市场有好处，而且保全了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的既得利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去世，北京银市再次动摇，炉房因此又发生危机。这时，李宏龄又一次联合山西票号在北京的分号给炉房以大力支持，因而很快又稳住了银市，得到了北京各界的交口称赞。 三、审时度势，紧抓时机。 李宏龄办票号，能依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进取。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李宏龄由北京分号调往上海分号任职，在他还未动身之前，中国和日本宣战，史称中日战争。当时，人心惶惶，京官携眷出京，各票号都停止收交款项。李宏龄根据形势，决定采取适当对策。他通电各分号照常收交，不过要加大汇费，而且交款时间要适当延长。与此同时，还将收汇的款项和收进的存款调到南方有关分号放账，形势稳定后，再调回北京，结果使蔚丰厚票号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收入。同年9月，李宏龄由京到沪，到达扬州蔚丰厚票号的分号，正遇到山西蔚丰厚票号总号电令扬州分号：将所有的存款退还，不准再收汇上海和江宁（今南京），如不遵办，则以违犯号规沦处。扬州分号本来主要靠做上海和江宁的生意赚钱，接到电令后，扬州分号经理白子直非常为难。正遇李宏龄到此，便征求李宏龄的意见。李宏龄听后说：“旧存款不但不还，有新款尽管收存，皆归上海借用，如有汇沪款项，若扬州不能放出赚钱，也尽管收汇上海。如总号以违令见责，与扬号无干，宏自能回复。”扬州分号按照他的意见做了，结果生意发达，年终总结盈利3万多两。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凡听李宏龄劝说而办的事，没有一件不成功的。因此，他受到了同行好友的不断赞誉，也得到了山西票号蔚丰厚总号经理的称赞和赏识。总号经理称李宏龄是一位能够审时度势适时进取的好经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宏龄从上海下班回平遥，总经理夸他：“狼行千里吃肉，阿伙计此番住申大为出力，可嘉！可嘉！” 四、诚信第一，照顾主顾。 李宏龄还是一个能诚信经商，照顾老客户的票号企业家。李宏龄认为，主顾对票号，好比是观众对演员一样，如果没有观众，演员演得戏再好也没用。没有主顾，也就谈不上票号的利益。因此，主顾和票号，主顾是第一位的。票号要争取和吸引主顾，就必须对主顾负责，对主顾讲信用。这样主顾就会增多，生意也会愈做愈兴隆，达到“人己两益”的目的。如果对主顾不讲信用，就不会有更多的主顾。顾客不来找票号，票号还有什么业务；没有了业务，票号从何处挣钱。由于他遵循这样的原则，诚信待人，票号的主顾日益增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北京陷落，官员纷纷逃往上海，持北京票券要求在沪兑换银两，而上海的诸票号皆不予兑换。这时，李宏龄正主持蔚丰厚票号上海分号的工作。他力排众议，主张应当照顾主顾的利益，酌量予以兑换。因此，山西蔚丰厚票号在上海的名誉益显，生意越做越活，赚了很多钱，当时的上海人，一谈起李宏龄来，便伸出大拇指，称赞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金融企业家。 五、存款不分大小，多存即能取利。 经过多年票号经营，李宏龄深知，作为以汇兑、存款、放款的票号业，获利靠的是多存款，多收汇兑，才能多放款、多盈利。所以，李宏龄能使用各种策略，想方设法多做业务。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宏龄调往上海，就是因为蔚丰厚票号上海分号有困难，业务难做。李宏龄一到上海分号，就与伙友们座谈，询问从前杨叶荣主持分号时业务极多，而现在为何甚少？伙友们反映：某掌柜主持工作时，不准收汇零款，不准从钱庄揽银两信汇，日久人人皆知，故不来分号汇兑。至于官款的汇兑，是因为某掌柜连领汇、交汇的库费和平码都不知道，哪里还能做官款业务。李宏龄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上海分号的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做了这样三条规定：第一、凡有零星汇款，不可过于较量，应权宜收之；第二、银两信汇要勤办，不得耽误时间；第三、官款汇兑要熟记库费和平码，因为官款汇兑，肥厚最多，不可不抓。李宏龄认为，上海汇往北京的信汇银两，多是京官，往往款项不用，立一个折子，不知何日取完，这样可以增加浮存。由于李宏龄主持上海分号能做到款无巨细，一律承办，因而业务日益增多，赚了大量利润，得到了总号经理的夸奖。 六、先理旧帐，再营新资。 票号分号的经理，一般都是三四年一换。李宏龄认为，每到一个新的商铺主持工作时，都应先清理旧账，收回放款，防止呆账，然后再开始经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李宏龄调职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号主持工作。到达汉口分号后，他指示，所有外放款项一律收清，而后再放。是年9月，汉口遭灾，伤人数千，烧毁货物、房舍难以计数。灾后，各货帮皆因火灾损失，困难重重，事业很不景气，有的甚至歇业。各票号吃亏的很多，而由李宏龄主持的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号却未曾分毫受累，还能照常营业，因此获利颇丰。原因何在呢？李宏龄曾对伙友讲：“我有此举，原是受前辈张徽五的指教。当年，张微五曾对我说，‘凡改住码头（指票商活动的商埠），前任所放款均宜收清，以后再徐徐去做’。”李宏龄遵照张徽五的指教去做，主持号事多年，获益匪浅，从无倒欠事故发生。 七、总结前人经验，凡事多做预测。 吸取前人的经验，注意预测，从决断中取胜，这也是李宏龄经营票号几十年的一条可贵经验。民国元年（1912年），李宏龄又到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主持工作。当时，处于民国初年，政局不稳，经济比较混乱，各地市场银根较紧。特别是长沙，现银奇缺，若换千两现银，就要贴水七八十两。李宏龄由此想到清朝问治初年湖北沙市的情形。当时，沙市因现银紧缺，开头每千票据贴水数两，后来竟增至700两。他想：长沙倘若像沙市那样，亏损何堪设想。于是他立即发信汉口，请汉口分号速收长沙银十来万两，以应不测。汉口分号经理认为，宏龄建议正确，以每千两票据贴水90两，很快收回长沙现银12万两。后进入腊月，长沙贴水每千两票据增至400两，以12万两计，即省银5万两。其后每千两票据贴水增至800余两，千两票据只当现银100多两使用。汉口分号经理很感激李宏龄，赞扬李宏龄的建议高明。 八、关心伙友，平易近人。 李宏龄对伙友是非常爱护的的。票号规定：各分号伙友，不准携眷，三年回家探亲一次。李宏龄认为这种规定有些不近人情，因此积极建议总号改进或灵活掌握。比如有位孔老台，住京数十年，勤勤恳恳，且年逾花甲。李宏龄认为，这种情况不能与少年相比，建议可一年回一次家。还右一例，一个叫郭倍瑾的，来京下作已两年，按规定，离下班期尚有一年，可郭临行时，完婚才一个月，他建议总号准予提前归里探亲。由于各地伙友少年颇多，客居异地日久，气候生活等均不适应，不少人身体虚弱，有的将成痨症。鉴于这种情况，李宏龄大声急呼，建议总号对此情况应予照顾，不必拘于三年才准回家。李宏龄不但关心伙友的生活，还很关心伙友的进步，积极主张总号应设学堂，学业务、学外语，培养人才。 九、扩大业务，不惜资本。 民国初期，社会形势不稳，很多商人对经商所获利润，不是用在扩大业务上，而是把银两窖藏起来，或挥霍浪费。李宏龄反对这种做法，他主张把所获利润用在扩展业务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宏龄回到北京，一个朋友对他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贵票号怕战乱受损失，曾预先将数万银两起运回原籍（山西）、不想标营刚出彰义门，就被歹徒抢掠而去。我想当年若是老弟在京主持，断不会将这么多现银运回山西，而是在京接济众商，这样时至今日生意变化将无穷矣！”友人的肺腑之言，使李宏龄颇为感动，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的确如此，李宏龄不但在业务顺利时能想到扩大业务，就是在形势不利时，想的也是扩大业务，如庚子事变后，票号业开始走向衰败，国内外银行相继成立，票号业竞争的对手林立，面临着被排挤掉的危险，李宏龄充分认识到了这种危险。这时，他想的不是收拾残局，而是拓展业务。李宏龄主张改革票号，组建银行，他认为，要使票号立于不败之地，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股份大银行。为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与渠本翘一起联合北京各票号经理，共同商定组织山西汇业银行。他先后数次向各地总号上书，又与全国各重要商埠票号联络，让其分别就外面情形上书总号，说明组合银行之必要。他的努力得到了各地票号的积极响应，但终因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翙不察时势，极力阻拦，所以票号改革遭到失败。 十、改革难行，告老归乡。 毛鸿翙是蔚泰厚票号的总经理，此人主持票号资历颇深，在票号界影响很大。渠本翘为了帮李宏龄改组票号，也对毛鸿翙进行了说服工作，但事与愿违。毛鸿翙不为所动，在看到各地票号力劝改组银行的信函后，竟然怀疑李宏龄有不良个人企图，乃愤然曰：“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宏龄至是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而筹办银行之议，烟消云散矣。票号改革失败后，李宏龄于民国2年（1913年）由京下班回晋，归里闲居。这期间，将他任分号经理期间向总号报告的部分信件和合组银行的信函，经过整理，冠以序言，于1917年自费由太原监狱石印《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两书传世。1918年6月28日，李宏龄病逝，终年71岁。 5．李彦宏：来自山西的亿万富翁 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是搜索无处不在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搜索引擎寻找自己所关心的一切信息。使用专业搜索引擎查找资料已然成为一种时尚。 为了梦想的实现 大千世界，能人志士何其多也，比李彦宏更具才华、更有天分的人也多如牛毛，但能像李彦宏那样为了心中的梦想而放弃华尔街高薪的人又有几个呢？ 1987年，在山西小城阳泉19岁的李彦宏填报高考志愿：高中时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问地喜爱计算机，但他的第一志愿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四年北大生活使他学会独立思考。毕业后，已决定“走出去看世界”的李彦宏如期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 留学读研期间。导师这样的一句话震醒了他：“搜索引擎技术是互联网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应当有未来”，这时候是1992年，互联网在美国还没开始普及，更别提搜索引擎了，但李彦宏已经开始行动——从专攻计算机转回来，开始钻研信息检索技术。并从此认准了搜索。 在松下研究所实习期间，商业的无穷魅力使李彦宏决定放弃攻读博士学位，进入华尔街，开始做金融信息检索技术。在华尔街，李彦宏看到：“一个有知识的人如何利用知识发财致富，在泡时间读硕士博士当教授之外，另有一条明亮的成功途径”。 接下来，意识到华尔街最有前途的是金融家而不是计算机天才，而自己的热爱和长处只在计算机时，他来到硅谷当时最成功的搜索技术公司infoseek。在infoseek，李彦宏见识了一个每天支持上千万流量的大型工业界信息系统是怎样工作的，并写成了第二代搜索引擎程序。 此外他还非常善于倾听，详细地了解infoseek成立两年就红火上市的后面的艰辛，成功之前必须历练的谨慎和勤俭——这，先是被李彦宏写成畅销书《硅谷商战》，然后这个意识又让“百度”初期的他“心满意足地”，不租嘉里中心，不坐商务舱，也不住五星酒店。 如果我们从“百度”创业向前，追溯李彦宏本人的成长往事，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渐进：实用的理想主义或者理想的实用主义，缜密的自我设计里有对环境的敏感和参照，亦步亦趋里不忘自信自我；而为了放飞自己的理想，才是驱使李彦宏走向创业之路的原动力。 第27章 商道代有材人出——晋商的十大代表人物(5) 坚韧不拔才得以飞跃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如果没有李彦宏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意志坚定，决不放弃，就不会有今天的百度。 接着是回美国找钱。本来不爱开车的李彦宏整天开车在旧金山沙山路（sandhill风险投资集中地）走门串户。拿到钱的那一刻，却也没什么好激动的了：有生以来拿到的数额最大的一张支票，120万美金！激动不已的更像是投资人，动听的故事——“中国市场＋李彦宏雄厚的技术背景＋李彦宏愿意放弃优厚待遇创业的决心”，让本来只要求100万美元的李彦宏多得了20万。 立即买机票，圣诞节之日降落在北京。 然后的开张，也没有红绸子没有红气球，甚至牌子什么时候挂的都模糊不清了——2000年1月1日清晨，李彦宏把1个财会5个技术员叫到自己和合作伙伴徐勇合住的北大资源宾馆房间，说：我们这就开始了，办公室两条纪律，一是不准吸烟，二是不准带宠物。 再然后就是网络泡沫破灭后的第一个春天，李彦宏开始找第二笔钱。有压力，但不怕断炊——当初按6个月拿到的钱，李彦宏留着心眼儿，按12个月来花的。说服投资人比年前要难，但也没多难——老实地讲现状，更老实地预期前景——9月1000万美元顺利到位。 钱不用愁了，客户与日俱增——几乎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在使用“百度”搜索的服务。但李彦宏开始了“不相干”的忧虑：市场份额已占到80％，还不能挣钱，商业模式肯定不对头。参照一直关注的美国同业overture的经验，李彦宏提出转移经营方向——做自己的网站。 再接下来是2001年8月，李彦宏“固执己见说服董事会”。董事会电话会议，因为李彦宏一改平素的温和、民主、安静，忽然变得激烈、决绝、大嗓门——深圳总经理办公室外，“百度”的员工们只听见，一个人，一直一直，在说——董事们终于有保留地投降了：李彦宏，并不是你的道理让我们信服了，而是你的态度——既然你这么坚决这么有信心，我们只能让你去试了！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没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李彦宏的梦想将永远都是梦想，而百度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心态平和铸辉煌 心态决定命运，如果不是那种平和的心态驱使，李彦宏很可能像其他匆忙投入创业大海中的人一样，在海中呛了几口水后又颓然游回岸边。而李彦宏清醒地认识到创业途中的惊涛骇浪，坦然以对，从而游向了成功的彼岸。 在回忆百度创业初期如何取得投资的技巧时，李彦宏认为关键就是，摆正位置、有自知之明。譬如，idg投资“百度”，投资人最后下决心不是因为李彦宏让他们认识到“搜索在中国巨大的前途”，而是，他们发现这个30来岁的年轻人，一直在滔滔不绝的不是自己如何厉害，而是如何去找“比自己强”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怎么怎么组建最好的团队。 李彦宏这种平和的创业心态不仅赢得了投资者的看好，而且也延续到其对企业的管理上，李彦宏认为：“管理者不过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氛围，让有才能的人愉快充分地发挥潜力创造。”这种低姿态，具体到公司日常管理，有细小温暖的体贴。比如，2000年公司开业，“百度”的办公室就开始提供免费早餐，虽然不过是白粥煮鸡蛋，但让早上爬起来就上班的年轻人不至于一个上午饿肚子；前年年初搬入理想国际大厦，不准做饭了，“百度”在大厅里摆上了咖啡机，开始提供免费咖啡。 对他人，是平和与体谅；对自己，对心中梦想，李彦宏的态度也没有多么的高调，他始终坚持的就只是两个词：专注、坚持——“认准了，就去做，不跟风、不动摇。” 认准了搜索引擎，认准了竞价排名，认准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认准了前途利益所在。接下来的执行，哪有徘徊迷茫的工夫，“我是个心理素质不错的人，自我调整能力很强，能比较快地走出低潮。” 根据最近的美国调查机构alexa统计，“百度”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独立搜索引擎商，在中文搜索引擎中位居第一。而2004年新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上，李彦宏以10亿元位居第156名。这个出生于山西阳泉的中国搜索引擎的领跑者，为了理想，仍在不懈地奋斗着！而作为当代晋商的代表人物，他的成功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晋商的一种复苏。 6．渠本翘：爱国民族资本家 渠本翘，原名本桥，字楚南。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逝于1919年。渠本翘之父渠源浈，字小舟，人称“万财主”。渠源浈有三个儿子，渠本翘是长子，自幼随母在祁县乔家堡外祖父家居住。乔家设有私塾，本翘在此受到良师指教，学业优异，见识非凡，享有“神童”之名。光绪十一年（1885年），渠本翘考中头名秀才，次年在太原岁试，又获头榜，为山西学政吕瑞田赏识，谒见时，学政将其原名本桥改为本翘，字以楚南，一时传为佳话。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又中了解元，光绪十八年（1892年），再中进土，以内阁中书用。当时慈禧太后专权，政治腐败，渠本翘耻于钻营官场，故八年未任官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逃往西安，本翘为救亡御侮，抱病疾驰而往，深受朝野敬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始以外部司员，派任日本横滨领事。宣统二年（1910年），又授其“典礼院直学士”，从此，有了渠学士之称。民国8年（1919年），渠本翘逝世，享年58岁。渠本翘一生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特别值得称道的有四件事。 一、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培养新式人才。 渠本翘曾与晋商中的一些有志之士计议，筹集资金，将祁县城内原有的“昭余书院”充实基金，改为祁县中学，并附设蒙养学堂。渠本翘为此屡捐巨款，并负责将所集款项存于有实力的商号，以养生息，供学校逐年开支。为了培养人才，他于祁县中学开办之初，亲自制订规章制度，从大学以月薪百元的重资聘请一位数理教师，并让其兼任监督（校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祁县中学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共收50名，编了一个班。宣统二年（1910年），祁县中学学生到太原提学使署毕业复试，除体育、国画两科因无专职教师授课，成绩较差外，其他各门功课都取得了好成绩。渠本翘得知这一情况后，又让其学校监督，各科都请优秀教师，这样来提高教育水平，培养更多的人才。除此之外，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他还在祁县中学设立了奖学金制度，奖励优秀学生。渠本翘为了培养新式人才，还积极参与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工作，光绪三十年（1904年），渠本翘从日本横滨回国后，调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即校长）。在《渠本翘墓志铭》中记载：“时大学堂尚与外人合办、当之者每苦棘手，君处之年余，中外无间言”。《山西大学史稿》中也记载了渠本翘和胡均等“也都为山西大学堂的创建作出了贡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祁县籍人士孟步云，在太原创办私立光华女子学校时，渠本翘也曾积极捐资赞助。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渠本翘对兴办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他为山西培养人才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二、投资实业，创办火柴公司。 渠本翘办的第二件好事是创办双福火柴公司。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西布政使胡聘之，派了一名侯补道为总办，拨款2万银元，在太原城内三桥街办起了太原火柴局，开始生产“双羊牌”火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胡聘之卸任后，火柴局改为商务局管理，改名为晋升火柴公司，可是经营状况不佳，赔累严重，无法进行生产。商务局以5000两银子的售价，将晋升火柴公司卖给了渠本翘。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本翘与其亲戚乔雨亭合伙创办了双福火柴公司，乔雨亭出资5000两白银，渠本翘又出资3000两白银，开始生产火柴。公司由乔雨亭主持，当时，由于没有动力设备，也没有排杄机，全厂百余名工人靠人力排杄，日产火柴四五箱，辛亥革命后，增设排杆机，日产量增加到100箱至200箱，生产有盈余，年年有分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暇东顾，外国火柴不能进口，国内火柴供不应求，渠本翘和乔雨亭创办的双福火柴公司的火柴遍销秦晋两省及北方地区。于是，双福火柴公司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黄金时代的到来，而进入了经营上的兴盛时期。后来，双福火柴公司的财产增加到40万元，为最初投资的10倍以上。渠本翘和乔雨亭两家各得红利20万元。双福火柴公司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先驱。此后，山西有了工人阶级和民族工业资本家。双福火柴公司经营的成功，也引起了山西社会各界人士对投资近代工业的兴趣，山西近代工业也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解放后，双福火柴公司和汾阳火柴厂合并迁移到平遥，易名为山西平遥火柴厂。 三、搞集资，兴交通，修筑同蒲铁路。 渠本翘办的第三件好事是为同蒲铁路集资。当时，山西各界人士认为，山西地居右辅，北控边荒，煤铁之绕，久为外人窥伺，若不及时造路，恐受人要挟。因此，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前，就已有自筹款项，自行修筑同蒲铁路的计划。但由于用人不当，筹款维艰。后各界人士公推渠本翘出面，向各票号宣传。在问蒲铁路总公司换人后，各票号慷慨解囊，认购同蒲铁路股票60万两门银。准备先将太原到平遥段先行开筑，以主商办铁路之基础。这样，使修筑同蒲铁路这个行将搁浅的计划，又开始有了希望。渠本翘虽然没有完成修筑同蒲铁路的任务，但是，在修筑同蒲铁路中起过重要作用。 四、争矿权，兴开采，创办保晋公司。 渠本翘做的第四件好事是争矿斗争与创办保晋公司。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大量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英国商福公司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对山西矿产开采权的掠夺，就是明显的一例。 争矿斗争是清政府与英国福公司签订两个条约开始的。条约规定，英国商福公司开采盂县、平定州、泽州、潞安矿产60年。尽管清政府做贼心虚，严守秘密，没有公诸于众，还是被人发现，各地纷纷反对。但清政府不予重视，反而大胆出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铁路、矿山的运动，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作为祁县票号财东的渠本翘，在争矿运动中，成了主要领袖人物之一。这也说明，已经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渠本翘，对创办近代工矿业的积极性很高。渠本翘参与争矿斗争的原因，既不同于封建地主阶级保守闭关思想，也不同于阳泉附近封闭土窑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直接抗争的劳动群众。前者没有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任何前进迹象，后者则是由于危及生计。而以渠本翘为首的代表，一开始就提出建立山西新的近代工业的采矿业，维护民族权利，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相抗衡。这次争矿运动的组织者，就是由票号财东已经转化为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渠本翘，以及冯济川、刘懋赏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开明士绅，也参加了争矿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当正太铁路修到阳泉平潭村时，英国福公司的勘测队立马到山西阳泉勘测矿产，并且让山西巡抚下令，禁止山西民矿开采，他们要垄断山西矿业。消息传出，民情激愤。据当时的一位老工人回忆说：三矿卖给洋人，名叫福公司，老百姓不让洋人占，赛鱼、前庄、蒙村三村老百姓，在某一士绅的指挥下，打锣聚众到了三矿所在地，某士绅说哪里能开，就在哪里开，于是开了许多小煤窑。在阳泉地区争矿运动掀起的同时，山西大学和太原的中等学堂也纷纷罢课，市民罢市，举行集会，要求收回矿权。当时，正在太原海子边与山西商务局谈判的代表，竟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发起抖来，不久就逃回去了。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英国人敦崇礼，也因为没能够阻止学生集会抗议，而被气死。由于当时在太原出版的《晋刚公报》刊登了争矿运动的消息，运动迅速传到全省各地，以及全国各地，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远在国外的留日学生也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山西籍的留日学生在日本神田江户亭召开大会，并打电报、发宣言，同时派代表梁善济、景梅九、王用宾等回国争矿，阳高籍留日学生李培仁痛晋矿之将亡，伤祖国之不振，遂蹈海以殉，遗体被代表们送回，太原、阳泉各界召开追悼会，在宣读李培仁绝命书时，闻者无不泪下，会议决定向北京外务部交涉收回矿权，由本省筹款自办。在这次争矿运动中，渠本翘起了很大作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20日，在北京签订了《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决定英国商福公司方面由山西省商务局备银275万两，将潞、泽、平定、盂县、平阳府各地矿产赎回，并将原定的各种章程、合同全部作废。但当时库无余银。于是渠本翘挺身而出，组织银两，向各票号筹集白银，才把矿权赎回来。所以，渠本翘在这次争斗中，起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表现了他积极的爱国热情。 争矿运动胜利后，如何去经营又是一个难题。当时，山西省政府提出了创建保晋公司的意见。在创办保晋公司过程，渠本翘又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他曾多次讲述过保晋公司成立的问题。保晋公司成立后，渠本翘受全省各界拥戴，出任了山西省保晋矿务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当时还任命王用霖为协理。总公司设在太原海子边，阳泉为本号。其资本除本省公款外，拟集资300万两白银，每股5两，共计60万股。由于库款无着，只好请票号暂时代垫。票号除积极代垫赎矿款外，还积极认购股票。当时一位口本人说：民间有志之士普遍认为经营企业是收回利权的最好手段，关系国家命运的兴衰。 第28章 商道代有材人出——晋商的十大代表人物(6) 渠本翘在争矿运动中，独排众议，力解万难，动员各商界力量，组成保晋公司，建立起了山西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堪称山西民族工业发展的先驱。以渠本翘为首创立起来的保晋公司，主权机关是股东大会，领导机关是董事会，每年会议一次，董事会分主任和监事两种职务。由13人到20人组成，三年一届由选举产生。董事会除每月15日召开会议一次外，平时很少到矿上来。执行机关是公司里的正副经理。经理下面设四课：会计、工程、总务和营业。课下而是各矿。钎矿由坑主任负总责。下设测绘、电机、杂务、米面和领事。下层还有管理工人的组织。 总的来说，渠本翘是晋商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重视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后进之士，是把商业资本积极投向民族工业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在创办双福火柴公司、修筑铁路、争矿斗争和创办保晋公司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给渠本翘一个评价：他是山西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民族资本家。 7．申树楷：海外票号创始人 申树楷，字培植，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 申树楷小时候家境贫寒，故15岁就进入祁县合盛元票号谋生；由于他聪明好学又勤奋能干，18岁便已担任分号经理；31岁时自荐开创海外票号；44岁单干，开设杂货铺；1950年去世，享年74岁。 申树楷是晋商在海外设立票号的创始人，开创了中国金融业国际汇兑的先河。然而，他虽然才能出众，有胆有识，但由于时局动荡不安，海外票号在挣扎了一翻后最终倒闭，而他只好在44岁时就被迫回归故里聊以终生。 一、出生贫困，少年入号。 申树楷出生于山西祁县申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家里穷，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不得不中途退学务农，成为一名少年农民。但是，不论农活多苦多累，生性聪颖而又渴求知识的申树楷，在农忙之余，仍然酷爱读书。家里的老人，看到他手不释卷，也总想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光绪十四年（18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申树楷到了太谷县商业学校学习。在校的三年中，申树楷半工半读，即便这样，他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知识大有长进。光绪十六年（1891年）经人保荐，年仪15岁的少年中树楷进入祁县著名的合盛元票号当了学徒。合盛元票号，创建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最初只有10股，每股6000两白银，共有资本6万两，后增加到50万两，公积金650万两，财东是祁县荣任堡村的郭家。历任总经理有祁县李窑村人渠寿昌、祁县人贺洪如。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安东、西安、成都、开封、上海、汉口、安庆以及后来在日本东京、神户、大阪和朝鲜的仁川等地设有分号。合盛元票号起步早，资本雄厚，红利高，申树楷小小的年纪，能到合盛元票号当学徒，生活大有改善，优于常人。看到股东和经理的生活水平更高，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家致富，不能让祖父卖房度日的悲剧重演。申树楷视票号如家，一切言行以号规办事，从来山不敢有丝毫差错。在兢兢业业干好工作的同时，他刻苦钻研业务，三四年后，他就对票号全套业务和往来过局等奥秘了如指掌，而且能精细干练地处理票号所下任务，深得财东和经理的器重，当时的申树楷年纪虽然很小，但有胆有识，常常能为财东和经理提一些合理化建议。因而财东和经理开会时，经常吸收申树楷参加，而他凡参加会议议事，都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 二、年轻有为，担当大任。 申树楷进入合盛元票号三年，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农历甲午年发生了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方不败而败，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北侵营门、南霸澎湖，合盛元票号设在营口的分号与其他中国的金融业、商业都大受其害，不少企业纷纷倒闭，为此，合盛元票号财东专门开会商讨应急措施，提出派人前往“阅边”的想法。所谓“阅边”，就是到边远地方查看业务。这时，申树楷在财东的询问下，谈了他的看法：“营口被占，外国银行大有挤进之势，我票号面临极大挑战，如不对分庄进行整顿，人胆开拓，将有倒闭之危险。但祁县据营口千里之遥，遇事互通情况必然耽误时日，况且以阅边身份到营口，遇事只能侧面了解，从旁建设，不便当机立断。如果东家知人善任，应给赴营口者以名正言顺之职权。”财东和经理都认为申对楷所言极为正确，同时也感到申树楷确实是一位有胆有识的难得人才。经过研究，当场任命18岁的申树楷为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经理，并让他立即走马上任，接替原分号经理的工作，还准许他到分号之后，一切事情均可自己决定。年仅18岁的申树楷，能胜任营口分号的经理吗？不少人为他担心，特别是申树楷的家长，更是为他捏着一把汗。 但是，申树楷很自信。到了营口后，他先用心了解号内号外情况，做到胸有成竹。号外的情况是：甲午海战正起，营口地区人心不安，存款者纷纷提现，借款又无法收回，再借者也不敢借予；接着，日寇侵占营口，又引起社会混乱，各票号的大宗业务基本没有了。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业务停顿，濒临倒闭；各票号对接踵而来的日商，不仅不敢交往，而且怀有极大的敌对心理，日商对中国商民更怀有戒心。营口票号号内的情况是：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原本实力雄厚，支垫能力颇强，借贷期限都可适度放宽。但由于前任经理在急剧动荡不安的形势面前，畏首畏尾，谨慎有余而胆气不足，故使分号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申树楷在调查了解到上述情况的同时，又对号内其他人员进行了详细考察。办完交接手续后，申树楷便对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他起用了熟悉营业情况的原管账先生为协理，协助整顿号务；其次，他力排甲午战争后中日双方的敌对情绪，鼓励伙友放大胆：广与日商开展金融业务，为消减中日商人疑虑，他还专门雇用了几个日本人为其跑街上市，招揽日商生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的生意日渐好转，很快复苏回生，并且逐步扩大，重新兴盛起来，营口票号成为合盛元票号十四个分号中效益最好的分号之一。从此，申树楷在财东和总经理的心目中，信任度逐渐增加，这也为申树楷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基础。 三、毛遂自荐，赴日本创海外票号。 申树楷任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经理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吉林边陲城市丹东设立支号，不久又在朝鲜的新义州设立了代办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将新义州代办所改为支号，并增设南奎山支号。这时，他看到了洋人在中国大肆开办什么丽如、汇丰、麦加利、汇理、道胜、德华、正金等名目繁多的银行。这些银行盘踞了中国的京、津、沪三大要地，以及汉口、广州、重庆、哈尔滨、昆明、营口、青岛、济南、大连、旅顺、长春、铁岭等各大城市，而且有增无减，于是产生了到日本设立票号分号的想法。其后和财东、总号经理研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海外设立分号。他们觉得自己办的票号，和银行一样。洋人可以在中国设立银行，其利在彼，不仅各国的财政借其得到扩张，而且我国的权利也被其侵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到他国设立票号？当时，我国在国外从事商业的人日趋增多，去外国的留学生也不少。特别是中国到日本的留学者更多，出使日本的人员也较多，日本商界对华贸易频繁。这些都得通过外国的银行汇兑，因此利源外流，中国商务大受其阻，所以有必要到日本开设票号，与日本展开金融争夺。可是，让谁去日本承担开创票号的征途呢？申树楷看出了财东和经理的难处，自荐愿去日本。他说：“洋人在我国遍设银行，挤我票号，夺我权利！我们的票号为何不能到外国设庄呢？日本与我国隔海相望，商务交往义多，若东家和大掌柜信任我，我愿闯闯日本，把咱合盛元分庄开起来！”财东和总号经理在仔细研究后，同意让申树楷去日本设立分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申树楷率若干伙友，携带一笔巨款，去日本创办票号。到达日本后，一切都是陌生的，面对的困难非常大，但他毫不退缩，不厌其烦地向日方呈办各种手续，四处奔波，寻找关系，打通关节，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30日把合盛元票号神户分号创办起来，当时，在日本叫“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接着，中树楷便着手在东京等地设立出张所。不料，日本政府不准外籍商人在东京私自开设银行，必须报清该国政府最高机构核准方可。面对阻力，申树楷毫不动摇，终日奔波于日本官方各署，四处呈文申请。同时，不得不再次恳请中国驻日本领事及驻日本朋友在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中周旋，花费了很多资金。经过半年的时间，终于在清廷总理外务部和硕庆亲王签准下，日外务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意向，又经中国驻日本领事再向日本的大藏大臣坂谷芳藏再次转达并递交证明书后，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了重重阻力，申树揩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相继在东京、大阪、横滨及朝鲜的仁川等地设立了出张所。这些支店和出张所，皆由申树楷经理统管。支店和所有的出张所除汇兑出使人员的经费及官生留学费用外，也为日本商界搞汇兑。当时，在日本的这些分号汇兑银两，多往上海和天津等地。日本出口的主要是火柴、海味、杂货等，中国出口的物品主要是豆油、豆饼、大豆等。由于中日贸易不断增多，汇兑额也不断扩大。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及次年，汇兑额达到2000多万两白银。从此，合盛元票号日本分号在日本站稳了脚跟。由于申树楷办票号有方略，日本、朝鲜及我国东北等地的分号比原先扩大了三倍，合盛元票号这个账期红利创下了每股1．4万两白银的最高记录，创造了合盛元票号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昔日，合盛元票号在山西同行间就负有“人材称盛”的盛名，申树楷在日本设立分号后，同行又称其为“识时者”。合盛元票号之所以能够取得以上这些成绩，是和申树楷等人用开拓进取的精神，创设海外票号分不开的。 四、票号关门，回归故里。 申树楷在日本创立票号后，积极性很高，成绩也很大。然而，正当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渐成规模，以待进一步察看形势，准备将日本办票号的经验推向西洋南洋各埠，继续扩大业务，以挽回中国利权之际，中国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清朝政府垮台，接着是军阀混战。在天下大乱之际，有的票号被抢，有的票号被烧，有的票号经理携银潜逃，再加上纸币不断毛折及各种保守思想的阻挠，终于将票号推向了衰亡的深渊。在劫难逃的合盛元票号自然也无法逃脱厄运，先是贷者不还，债者相逼，继而运调失灵，经理、伙友潜逃，甚至分号经理被官方拘捕。此时，虽有申树楷挣扎其间，也无济于事。最后，合盛元票号只好撤尽国内外分号，宣告歇业。从道光十七年（1837年），山茶庄改组为合盛元票号，到民国3年（1914年）歇业，历经77年。 合盛元票号歇业后，申树楷还为郭财东处理若干散伙的事务。经过几年善后工作，于民国9年（1920年）为合盛元票号苦苦收拾完残局后，申树楷回到他的故乡祁县申村，时年仅44岁。回家后怎么办？种地不会，干其他行业不熟悉，于是，申树楷在申村开了一个叫“永祥泰”的杂货铺，以此为生。但开杂货铺也不好办，先是军阀混战，后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后来又是阎锡山的残酷统治，“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在这样的战乱年月，经商也是困难重重。好容易到了全国解放，但申树楷年事已高，于1950年在家病故，享年74岁。 申树楷创立的合盛元票号日本分号，虽然随着国人票号倒闭而倒闭了，但申树楷那种不畏强手，敢于闯入日本腹地创设票号，争夺利益的魄力和精神是伟大的，是长我志气的爱国之举，是中国资本家竞争实业之先声。然而，山西票号就在这个时代变革的浪潮中，出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没有能把握住自身改革的历史时机，最终走向了失败。但是，申树楷这位敢闯东瀛，在海外创立票号的历史功臣的功劳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8．乔贵发：乔家发迹始祖 乔贵发，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出生于山西祁县乔家堡。少年时父母双亡，由外祖父养大。18岁时，只身奔赴口外，先拉骆驼，后来自己做买卖，卖豆腐、卖豆芽、开草料店，后又开广盛公店，发财后回家乡娶妻生子。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乔贵发69岁时告老还乡。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乔贵发72岁时去世。 一、出身贫寒，父母双亡。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乔贵发出生于山西祁县乔家堡一个只有几亩旱地的农民家庭，7岁丧父，10岁时母亲去世，从此成了孤儿。无依无靠的乔贵发，不得不寄食于祁县东观镇外祖母家。但是，外祖母和外祖父很快也相继去世。舅母不喜欢他，不情愿让他在家里白吃白喝，因此，对乔贵发十分歧视。舅母的一举一动，小贵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但是由于年龄还小，不能独立生活，只好忍受舅母的羞辱一天天地长大。 乔贵发年纪尚小，但整天不是推磨做豆腐便是做其他杂活，因此不能上学读书，更难得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然而，这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将其击倒，反而磨炼出了乔贵发坚强的性格，同时他也学会了做豆腐的简单技术。稍大后，能独立生活了，他便离开了舅父家，回到了祖居乔家堡。从此，自立门户，开始了他孤独的生活。回到乔家堡后，种养只够维持自己生计的几亩旱地。地里的活儿不多，他就给人家打短工，一方面能挣点钱，另一方面还能混口饭吃。这样的生活也挺自在。可是，由于年龄一天天长大了，同龄人一个个娶妻成家了，却没有人给他操持婚姻大事，乔贵发逐渐变得沉默寡言了。祁县农村，每逢红白喜事，行互相帮忙的习惯，乔贵发回到乔家堡村不久，便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在帮工时，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也很快乐，但看到别人成家结婚，自己老是光棍一条，心里总不是滋味。乾隆元年（1736年），有一天，比乔贵发小两岁的侄儿结婚，他头一天干了一天活，帮忙到很晚才回家，回到家里又想了好多不愉快的事，睡得迟了，第二天醒来赶到喜宴上时，迟到了，恰巧被席宴上的总管看见，遭到了总管冷言冷语的讽刺。乔贵发本来是新郎的叔伯辈，又上着一份礼，吃中午饭时，本应该给他安排一个体面的席位，但总管却并没有这样做，乔贵发心中很不高兴，晚上回到家里，思前想后，心中闷闷不乐，觉得在村里处处被人小看，实在没有自己的活路了。血气方刚的乔贵发，受不了这口气，一怒之下离村出走，只身到了口外。 二、背井离乡，独闯口外。 第29章 商道代有材人出——晋商的十大代表人物(7) 也许是不满现状，早有外出谋生的打算；也许纯粹是因为光棍一条，无牵无挂，一怒之下的冲动之举。宴席受辱后不久，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乔贵发背上行李，离开了乔家堡，既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人陪伴。他只身悄悄地去了祁县的贾令镇。这里地居官道要冲，是南来北往的商队必经之地。因为这些商队中，常有祁县人来往，乔贵发一听到祁县口音，便给人家帮忙，混熟了后，他便随这些商队去了口外。到了口外后，脑子聪明伶俐、身体又结实的乔贵发很受人欢迎，听他又是祁县口音，是山西老乡。在山西商人集中的地方，很容易找到事情做。这时的乔贵发，不怕苦也不怕累，选择了吃大苦而挣钱多的拉骆驼的活计。他一年四季走在路上，吃在路上，睡在路上，风餐露宿，风雨无阻，不停地运送商品。北起归化城，南到汉口等地，由北向南途经内蒙古、山西的右玉杀虎口、宁武关、太原、祁县子洪口、武乡、沁州、潞安府、河南开封等地到达汉口，这是乔贵发常走的路线。乔贵发在这条商路上走了几年，愈往北走，条件愈差，愈往南走，条件愈好，虽然他这几年遇到了种种痛苦的遭遇，但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悟出了一些经商做买卖的道理。后来，乔贵发又到了萨拉齐厅老官营，用多年积攒下的钱开了一个豆腐铺，同时还做生豆芽生意。这是他小时候在外祖母家学的手艺。由于这里没有做豆腐、生豆芽的，独家买卖上市，故此吸引了不少顾客。特别是山西人，在蒙古能吃到豆腐、豆芽，很不容易。因此价格看好，利润可观。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乔贵发急需找个帮手。这时，他想起了种菜卖菜的老秦。老秦是徐沟县大常村人，和乔贵发也算半个老乡。他找到老秦，把合伙做买卖的事情一谈，老秦满口答应。于是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合作做起了磨豆腐、生豆芽出卖的小生意。从此，二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意也很快兴盛起来。可是由于别的人群起跟风，做豆腐这种买卖，在萨拉齐很快就发展了好多家，打破了他们独家经营的局面。乔秦二人合计，准备放弃做豆腐的营生，另谋别的生意。 三、经营草料店和杂货庄。 乔贵发和老秦决定放弃做豆腐生豆芽的生意后，离开萨拉齐，去包头一带的西脑包（今包头市东河区西部），这里是山西商人做买卖到蒙古西部草原再到宁夏的必经之地。当时这里还不繁华，但前景可观。乾隆六年（1741年），乔秦二人在这里置地盖房，开设了一个草料店，并兼做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后来又进一步兼营打造银器。当时规模不大，也没有什么正式字号。但由于二人同心协力，精打细算，苦心经营，加上待人接物态度好，生意日渐有了起色，买卖颇为兴隆，为以后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当然，他们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中间曾有几年，由于种种原因，生意做不下去了。乔贵发回到乔家堡老家种地，只留下老秦一人在包头看守摊子，维持惨淡经营的门面。乾隆二十年（1755年），包头一带粮食大丰收，粮价一降再降，特别是黄豆，价格更便宜。老秦为了给以后做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购存了大批黄豆。不想，到了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黄豆竟成了缺货，价格不断上涨。这时，老秦看到有利可图，就把购存的黄豆，售出了一批。这样就赚了一笔钱。老秦认为买卖已有了转机，便亲自回到祁县把乔贵发接到了包头。乔贵发再到包头后，二人一商议，为他们的店铺起名为“广盛公”店，也就是一个杂货庄。经营了一段时间，生意较为红火，但他们发现，商业中心逐渐向东河区转移。随后，乔秦二人又将广盛公店迁移到了东前街（今包头解放路），经营范围也有了扩大，加上经营有方，收益一年比一年好。几年后，在东门大街路北购买了几亩地。修建了一座屋宇广阔的大房院。从此，结束了广盛公店，新开了广盛公号，成了包头一家颇为像样的商业字号了。这时，乔秦二人也结束了他们既是东家，又是掌柜，事事都亲自干的小店铺的局面。聘请了经理（掌柜），主持全面业务，扩大了经营范围，绸缎、布匹、副食杂货，不分行业，能赚钱的应有尽有，但主要还是油、酒、米、面“六陈行”，也做些粮盘、钱盘等投机买卖，有时还贩运马匹到河南等地出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年已48岁的乔贵发回原籍祁县乔家堡准备娶个老婆，这时有一个姓程的寡妇，还带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名曰全德，这个寡妇愿意嫁给他。本来，乔贵发这时已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在包头娶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但他觉得自己年龄已经大了，长年在外，家里又无亲属，屋里需要一个内当家的。为了顾及他能在外安心经商，家中又能有人主持家务，乔贵发想定主意便和寡妇程氏结婚了。婚后又生了两个儿子，那就是乔全义和乔全美。 四、搞投机赔本，起死又回生。 乔贵发在包头做买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做过一次赔本的买卖。 乔贵发来内蒙古后，谋什么成什么，尤其是率先买树梢（农民春季急于用钱，向商号借支银钱货物，以种青苗庄稼作抵，议定极低廉的价格，到田禾收获后，照议定的价格交粮，俗称这种投机买卖为“买树梢”），得了暴利。人们称赞他，羡慕他，他的头脑便开始发热。有一次，他把店铺生意交给老秦管理，自己再一次搞起了“买树梢”。他带上了足足够的银两，到了土默特川上，这次“买树梢”，他既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秋后粮价是涨是降，也没有过去买树梢时那种辛苦扎实的农田收成察看，在具体定价付钱时精明的讨价还价也没有了。像这样漫不经心地做买卖，对乔贵发来讲还是第一次。粗心大意的结果，造成了秋后的市场粮价大大低于他买树梢的定价结果。乔贵发终于在这次买树梢中栽了个大跟头，几乎把老本都赔光。幸亏平时声誉较好，再加上顾主和同行的支持，乔贵发才有了喘息和恢复的机会。这件事本来是乔贵发一人所为，他也觉得自己应负主要责任，承担全部损失，但老秦很厚道，还是共同承担了这次亏欠。从此以后，乔秦二人一致努力，把他们的广盛公号办得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不仅还清了巨债，而且买卖越做越好，生意越做越大，很快乔秦二人的买卖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时期。这时，乔贵发已经快70岁了，乔秦二人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告老还乡，由三儿子乔全美继承父业，主持了业务。乔秦二人告老还乡后，虽然脱离了商业字号，但是，身心也没有完全闲下来。老秦在徐沟城内购置了大片土地，起房盖屋，过起了财主的气派生活。对吃穿极为讲究，就拿吃来说，不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中游的，山上长的，树上结的任何美食，秦家都要享受。乔贵发告老还乡时，年龄已69岁，但他没有像秦家那样大兴土木，大吃二喝，只是在其院址上盖了个比较像样的四合院，吃的也很普通。另外，乔贵发和老秦做买卖时，他是老大，吃苦多，动脑筋也多。特别是买树梢赔本，更使他终生难忘。几十年的商业经营，使他深知做买卖的艰难，也懂得了做买卖有赔有挣，必须做到既能赚得起，也能赔得起，思想上要做到有备无患。因此，他把能挣下的钱储存起来，以防不测。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教育三个儿子，教给他们做买卖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他还再三强调，乔家必须代代不忘艰苦创业的辛酸。乔贵发常给儿子们讲他艰苦创业的历史，讲他粗心大意、“买树梢”赔本的历史，让他的后辈永远保持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习惯。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乔贵发去世，享年72岁。 乔贵发是乔家大院的发迹始祖，乔贵发后是他的儿子乔全美，乔全美后是他的孙子乔致庸，等等。从清朝乾隆年间，在包头经商起家，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中华民国，到全国解放，历时200余年。据有关资料记载，乔家商业最兴盛时，在全国各地的商业字号就有200多个，特别是大德恒、大德通票号，更是全国闻名。当时，乔家仪流动资金就达1000多万两白银，连同固定资产计算在内，恐怕就有数千万两白银的财产。这些虽然是乔贵发之后发展起来的，但和乔贵发这个创业始祖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乔贵发的背井离乡，只身走口外，创设草料店，又改广盛公，就不会有后来的复盛公、复盛菜园、复盛西、复盛全商号等众多商号，也不会右大德恒、大德通票号，更不会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谣。 9．阎维藩：被选为首席议员的票号经理 清咸丰八年（1858年），阎维藩出生在祁县下古县村一个贫寒人家，光绪元年（1875年）人开始在平遥蔚长厚票号当学徒。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经营思想与东家有了冲突，故谢辞回乡，后又任祁县大德恒票号任经理。民国8年（1919年），山西省银行成立，阎维藩任经理：除此以外，阎维藩还做了许多有益于公众的事业。1946年，被选为首席参议员。1949年1月13日病故，享年91岁： 一、弃儒从商，初入蔚长厚。 阎维藩，字竹圃，祁县下古县村人，出生后因家境贫寒，一直没有上学读书，在家里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治七年（1868年）阎维藩10岁那年，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父亲才让他上了学。但几年之后又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后经人介绍，到平遥蔚长厚票号当了学徒，走上了弃儒经商的道路。到了平遥蔚长厚票号后，由于虚心好学，故进步很快。又由于他应对如流，非常灵巧，深得伙友的好评，掌柜对他也极为器重。出徒后，被派往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当伙计。之后，他有幸结识了福州都司恩寿，并与之拜了把子，结为金兰之交，终于获得了公款的经营权。从此，福州地方经费和军饷调拨全由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经办，从而使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的生意出现了连年盈利的局面。阎维藩和恩寿交往，一方面带来了很多好处，使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的盈利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给阎维藩添了不少麻烦，当时，清政府统治腐败透顶，买官卖官风气盛行，恩寿为了升迁，需要一笔钱进行贿赂，便求助于阎维藩。阎维藩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恩寿还是有前途的，便同意给他垫支。他问恩寿需要多少，恩寿举了一下拳头，又伸了一下巴掌，阎维藩以为恩寿要垫1．5万两白银，就答应下来了。可是，恩寿说要借15万两，这下难住了阎维藩。借吧，数额太大，不借吧，两人又是拜把子兄弟，而自己也已经答应了。最终，他认为恩寿前程肯定会前景光明，将来不会亏待蔚长厚票号，就私下拿了15万两白银，让其进行了贿赂。这件事，后来让平遥蔚长厚总号发现了。阎维藩违犯了号规，总号派人前往查处。可派去查究的人到达福州时，正遇上提拔恩寿为汉口将军的圣旨下达。因此，查处之事也只得从此作罢，不了了之。但是这件事后，阎维藩思想颇为恼怒，总觉得丢了面子，如果继续在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呆下去没什么意思，便准备离开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另谋出路。 二、受挫回乡，又入大德恒票号。 第30章 商道代有材人出——晋商的十大代表人物(8) 阎维藩觉得要福州无法干下去了，便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寿将15万两白银的本利还清后，辞职还乡。当他路经汉口时，恩寿亲自带领大队人马隆重迎接，并行过街，好不威风，一路有说有笑，进人恩寿私邸。在汉口，恩寿对阎维藩设宴款待，临别时，恩寿又亲书一札，让阎维藩带信给山西巡抚胡聘之，托其关照。谁知阎维藩回乡，又经恩寿隆重迎送之事，很快传到了祁县。大德恒票号财东乔致庸，欣赏阎维藩杰出的才能，而自己的票号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派孙子半路上将阎接回乔家，并聘为大德恒票号经理（掌柜），全权负责大德恒票号的业务，并与之结为儿女亲家。这时，正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国内政局不稳，阎维藩为报乔致庸的知遇之恩，殚精竭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分别采取“少存多放”、“南存北放”或“多存少放”、“北存南放”的策略，应对了当时的局势，从而使大德恒票号不仅没有受到战争损害，反而大获其利。很快，大德恒票号就成为晋商中最有活力的票号之一。账期由四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账期最高年份每股分红曾达到1万多两。各地分号也有了增加，这时，共有25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天津、安东、汉口、平遥、太谷、介休、忻州、禹县、周口、孟县、博爱、清化、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当时的业务，不仅有汇兑、存款和放款，还发行了银票与代办捐项。在经营管理上也不断完善，分工更细致，职责更加明确，各方面要求更严了，并且严格了规章制度。诸如收学徒川人要挑眉眼、看门弟，学徒三年不给发工资、换班（班期）回家（返里）须先到总号检查，不准单人出去看戏，不准赌博宿娼，不准挪用号银，不准自办店铺等。由于阎维藩为大德恒制定了严格的号规；又能认真执行，所以培养了不少人才。如贾继英就是一名代表。贾继英人大德恒票号后，在阎维藩的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阎维藩发现贾继英精明干练，有胆有识，能够独挡一面，便将他提拔为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号的跑街。贾继英担任跑街后，社会交往日广，在太原逐渐有了声望。1900年慈禧、光绪等人西逃路过太原时经济拮据，贾继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大清江山短期内不会灭亡，万一大清江山亡于旦夕，票号也难于生存。于是，当场答应借银30万两，这件事向阎维藩汇报后，不但没有受到批评，阎维藩反而更加赏识这位青年人。后来，慈禧回北京后将沿路收的银两，存入大德恒票号，对大德恒票号的业务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阎维藩大胆使用贾继英，后来贾继英进步更快了，成了大清银行的第一任行长。阎维藩还非常重视发展实业，力主发展地方经济，在渠本翘等人领导的赎矿斗争中，阎维藩积极响应其的号召，开由大德恒票号出资白银3万两，支持赎矿斗争。民国3年（1914年），阎维藩又兼任了祁县益晋公司董事，后来，外国在中国设立银行，中国也设立过银行，阎维藩就向阎锡山提出建议，应将铜元局改为银行，这一建议被阎锡山采纳了，成立了山西省银行筹备处，由阎锡山任处长，让阎维藩具体筹办，征集股本，制定章程，编定营业计划。认定山西省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官私两项共集资本120万元，于民国8年（1919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地址在太原市鼓楼街。首任总经理阎维藩，协理齐梦彪。山西省银行成立后，很快建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选举，选出了乔尚谦、鲁奎儒、徐一清、王玠、贾继英、李步青、严慎修七人为董事；赵戴文、崔廷献、杨兆泰三人为监察；郝清照、阎毓芹等7人为候补董事；张汉杰等三人为候补监察。阎维藩将董、监事会建立起来后，又组建了组织机构，在太原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下设总稽核、总文书、总营业、总会计及司券、司库，时称“四总两司”。另设太原分行对外营业。在各主要县城及地区也设了分行、办事处和寄庄。后来又在天津、上海、汉口、北京、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山西省银行的用人制度，由于是曾任票号经理的阎维藩领导，所以也就沿袭了票号的一些封建旧习，如行员人行必须有社会名流或政界有声望的人推荐，找殷实铺保；人行后当练习生（即学徒），当学徒期间，只能站柜台，不给设座位，还必须给总经理、经理、协理等人铺床叠被，提茶壶、倒便壶、点烟沏茶、端饭、打手巾把。如不照此办理，就可能被辞退。行员的待遇也是三等九级，学徒期间每月只发3元津贴费，一等一级月薪140元，三等九级月薪6元。此外，在山西省银行，也和票号一样，实行了人身股制度，根据工作能力和贡献大小而评定人身股的多少，总经理最高，有的行员没有人身股。山西省银行一开业，民众信不过，阎维藩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信誉度，如延长营业时间，搞好服务态度，到处作宣传等。还采取了办票号时的特殊办法，那就是假运货，用骡驮假货，出出进进，来往运输，表示山西省银行资本雄厚。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营业额逐渐上升，盈利也逐渐增多。阎维藩尽管为阎锡山的山西省银行出了很大的力，但阎锡山还是对其不太信任。很快将徐一清（阎锡山的叔丈人）聘任为山西省银行总经理，换掉了阎维藩。 三、为国为民，入选首席参议员。 阎维藩还是一名为国为民尽心竭力的仁人志士。民国25年（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时，阎维藩为抗日救亡捐献了5000元，并当众销毁了1000余元的借据。他说：“国难当头，身家性命难保，还谈什么你借的、我借的！”1938年春，日军战领了祁县，想利用阎维藩的声誉，统治祁县人民，在汉奸带领下，日本军的铃本团长专程来到下古县村，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要阎维藩出任日伪祁县县长。阎维藩绝意不去，又不想硬抗，便采取了软的办法，装聋作傻，30分钟上了四次厕所，语无伦次，胡言乱语。铃本看着面前的“精神病”患者阎维藩，大为所望，将带领他的汉奸训斥了一气，扫兴而归。阎维藩不但不给日军卖力，还暗地里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经常向抗日军民献粮捐钱，并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希望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把日军早日赶出中国去，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积极为根据地的民众办了很多好事，得到了革命政府和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所以，1946年3月，共产党领导下的祁县革命政府在祁县下古县村召开的全县代表大会上，选举参议员时，阎维藩被选为首席参议员。当选为参议员后，他革命热情很高，对解放事业表现了高度的热情，积极参加参议会，提供合理化建议。并捐助政府白洋4000元，小麦3万斤。在秋天的土地改革中，以开明绅士对待。1949年1月13日，阎维藩病故。 10．乔映霞：参加过同盟会的晋商财东 乔映霞，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祁县乔家堡乔家，乔致庸之孙，乔家第五代掌门人。乔映霞青少年时，正值康梁维新变法，他崇拜康梁并对孙中山推崇备至，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倡办教育，改革陋习；主张禁烟，破除迷信；经商有方，善于筹划。民国10年（1921年），移居天津，1956年在北京病故，时年81岁。 一、生于富商之家，追求思想进步。 乔映霞，字锦堂，乳名成义，乡人称其为成义财主。乔家世代经商，到乔映霞的祖父乔致庸时，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富商巨贾。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乔家的生意。乔家的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市面，“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一直流传至今。乔映霞的父亲是乔景仪，过继给伯父乔景岱，人称“务财主”，为人机警，善于交往，久住北京，经商之道熟谙，是一个行家里手，后因在包头做霸盘遭忌恨，被人暗害身亡。乔映霞叔伯兄弟共十一人，他排行居长。乔映霞从小受过多年的家塾教育，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追求思想进步。在他青少年时期，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企图通，过光绪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史称“戊戌变法”。他对康、梁十分敬慕。同时，向往西方文明，从而信奉了西方传来的耶稣教。乔致庸在世的时候，儿子辈仅剩三子景俨，乔致庸死后，本来由乔景俨当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乔景俨性格内向，不爱言语，不愿和人交往，所以，乔致庸一直没有让乔景俨掌握家政管理商业。而景俨也对乔家的商务不感兴趣，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长孙乔映霞，脑子灵活，善于交往，而且从小学习用功，成绩优良，知书达理。所以，乔致庸把希望寄托在乔映霞身上，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培养，言传身教，并让映霞处理一些商务。因而，乔映霞在商务方面很快就成熟了。但是，儿子辈还有一子，不能把家产全部交给映霞管理，更不可能让其掌握家政。所以直到乔景俨去世后，乔映霞才正式当了家。他当家时，正赶上辛亥革命。由于他思想进步，倾向西方民主，所以他积极地响应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率先剪掉象征大清子民的长辫子，又脱掉了长袍马褂，穿上了西眼洋装，被人们称为“洋少爷”。乔映霞非常仰慕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还在天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的举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有的人反对，有的人支持。总之，他的这些行为，在晋商人物中是少有的。 二、提倡国民教育，改革封建陋习。 三、善长谋划，再振乔家产业。 乔映霞，从小受祖父乔致庸偏爱。乔致庸将大德恒、大德通两个票号创立起来后，就交给了乔映霞。在乔映霞的精心管理下，这两个票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乔映霞管理这两个票号期间，其账期由过去的四年改为三年，账期分红，最高年份每股曾分红1万多两白银，一般情况下，每股每次分红也在七八千两，期限短了，但分红少于过去。所以，这两个票号在当时票号界影响很大。据《申报》1914年5月10日报道：“大德恒号，昔为茶帮，嗣后改汇业，财力雄厚，与三晋源等，尤足称者，壬子春间各汇庄微显动摇之兆，而该号掌柜陈照章早于债权接洽，历历认可，同时联号之大德通亦接洽成功。迨各帮或形难涩，或致破裂，而大德恒独见优裕，资力之雄固其一端也。”大德通票号的情况也很好。全国各地的票号于辛亥革命后，很快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衰败了，惟有大德恒、大德通等少数几家票号一直坚持到1940年后改为银号。为什么乔家票号能坚持时间最长呢？除了其资本雄厚外，就是因为乔映霞善于谋略筹划，会用人，所以在他掌管家政时能再创辉煌。首先，乔映霞会用人，使各号的掌柜能诚心诚意为乔家服务，给乔家赚了大量钱财。第二，乔映霞还十分注意用制度管人，他掌权后，曾于1884年、1888年、1901年、1904年、1913年、1921年，六次修改和制定新的号规，这些号规对号内经营、人员管理以及财东都作了详细而又严格的规定：第三，能善待相与。关于这点有一段这样的记述：“民国11年（1922年）的一天，在包头复盛全后院里，乔家财东乔映霞双手扶起一位老泪纵横的人。这个人是包头双盛公、双盛茂的东家杨志五。杨财东在包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最近他的商号赔了个一塌糊涂，拖欠复盛全（乔家商号）的6万两白银，实在无力偿还，他上门向乔财东哭诉，乔映霞看他可怜，竟答应将欠款一笔勾销，杨志五立即伏地磕头，于是便留传下这段磕一头清欠6万两的故事。”在包头是这样，在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由于他能善待相与，和他的商号打交道的人也能善待于他，这也是乔家商业票号能冉创辉煌的原因之一。 乔映霞妻子去世后，在民国年间，他曾续弦娶了一个知识分子，因年龄悬殊，感情不合，结果离异，乔映霞受此打击后，精神不振，于1921年精神失常，虽然在天津、北京、家乡多处进行过修养和治疗，但仍不见效，于1956年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