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雀群
黑雀群-陆天明 一、 先随便扯上几句 一百年前，吱吱扭扭地赶一辆俄式的“六根棍”马车，带几个羊皮水囊，两条黑白花毡子，一小袋奶疙瘩，一大摞硬硬的发面饼，再带上几捆干苜蓿草，一麻包苞米豆子，二三十个洋葱，从哈拉努里镇出发，走白杨河，野骆驼泉，过红山口，马把子，横趟李将军戈壁，直插那个口宽一百六十六公里的麻西坝苇湖，又称唐乌梁海子的——你竖直了耳朵根儿，给我听清楚了，这会儿工夫不管自己有多困多累，都别给我在苇子深处那些窝棚里打盹歇脚。我不是说，每一个在那达打盹歇脚的人都会遭劫杀，但你必须给我赶紧走，裹紧了裸露出你那棕黑色肩膀头的老山羊皮大衣，给我赶紧走，扎扎地一脚穿过帕拉贡嘎拉戈壁，顶着在第二十一天头上依然焦黄、灼热、耀眼的日头，再抬起你那早已起皱打蔫的眼皮子，这时你就能看到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个冈古拉荒原了。你就狠狠地冲它啐上一口唾沫星子吧，冈古拉，这个到老也不死心的寡妇，坍塌了多一半却还耸立在风雪转场道上的破羊圈，长途班车站里那个永远开不大的售票窗口，被杂草和累积起来的喜鹊粪卡住了轴毂因而再也无法转动却总也想转动的旧水轮……哦，冈古拉，它又像一个残存的古堡，永远在辉煌的灰黄中，似隐似现……每年四月，它都会从那条嵬然凝固了三百五十亿年的地平线上慢慢隆起。啊，那是条什么样的地平线啊，破损、坚硬，而又顽固。而就在这条地平线上，一百年前分明还耸立着一大片茂密的黑杨林，盘旋着一大片黑雀群。至今没人说得清这片黑杨林到底有多大，到底是从哪一朝哪一代的哪一年开始挣扎出地面的。也没人说得清这个黑雀群里到底有多少只翻飞的黑雀，更没人说得清这些黑雀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说不清。没人说得清。但只要你站在高地底下，眺望那片高高的黑杨林，并追寻那在四月的天空下翻飞窜掠的黑雀群，你一准儿能发现，顶着成团状翻滚的云阵，冈古拉它晴天一个样儿，阴天一个样儿，刮风下雨、电闪雷鸣又一个样儿。母狼拼命吼叫时，它一个样儿，母狼们不吼时，它，又一个样儿……是的，它总是那么的变化无常，变幻莫测，让人捉摸不定，却又让人割舍不下…… 冈古拉啊冈古拉，每一回瞧见你，我都想哭。每一回瞧见你，我都浑身发紧，心头打颤，嘴角生烟，舌尖僵硬——韩起科不止一次地这么跟我念叨过。每一回都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暴了皮的厚嘴唇上，同时挣开一道道焦裂的血口子，颤抖着的眼眶里满盈一汪咸咸的泪水。 二、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 接下来再跟你说说我和韩起科这狗屁孩子的那点狗屁关系……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 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还在哈拉努里镇政府机关当一名普通办事员。那天，从贝加尔湖方向平推过来的第一场寒流，裹挟起鹅毛般大的雪片，把满世界搅得浑浑噩噩，沟平渠满。下午，果然通知下来，分烤火煤。镇政府机关里的绝大多数人赶紧抄起箩筐、麻袋、扁担、抬把子和破铁桶，紧着往小食堂后院跑。那一阵不分男女老少、级别高低、职务大小的谑笑和打闹，把一大群正蹲在院墙外大杨树上观雪景的黑老鸹惊飞了。机关干部中自有少数几个人不上前去跟着“哄抢”这头一车拉来的烤火煤，其中之一，就是我。我像往常一样，掂着自己那个柳条编的破抬把，默默地在一旁瞅着，安心地等待着，任凭越下越紧的雪帘儿铺白我黑棉大衣的肩膀头和那顶已经很旧了的“三块瓦”狗皮帽。（当地一种尖顶、不带帽檐儿的皮帽。多数用野兔皮缝制。）我不急着上前“哄抢”，并非因为我生性清高谦和。不是。并非因为我屋里已经有烧的了。也不是。并非因为今后自有人会给我往屋里送。更不是。你想啊，谁会给一个进机关才两三年的普通办事员送烧的？不会。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出于自己多年来的一个人生信条——但凡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并善于在关键的时刻，在人前低一下你自以为尊贵的头，或后退一步，适当地给别人让出一部分空间，去挣吃挣喝，到最后，你绝对吃不了亏。你也许瞧不起我这种人，更瞧不上我这人生信条。我不跟你争论。有言道：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哩。我不强求你跟我一致。我也强求不成。但我要告诉你，这句充满我辈人生辛酸的话，其实千百年来只被国人说出了一半，而它更重要的另一半却往往无数次地被忽略了，那就是：十个手指必须不一般齐，这世界方成正局。而我，天生就是一个在后头稍着站的“小拇指”。那又怎么样呢？小拇指再小，也是呆在了手上，总比那捂在黑臭黑臭的鞋窠里的大脚拇趾强啊！您说呢？ ……对不起。扯远了。咱们接着往下说。 ……十来分钟后，保密员小哈穿着一身紧身的小花棉袄，小心翼翼地冲我走了过来，以她独有的那种矜持和木然，在我面前站定，细声细气地通知我：“领导找。”小哈比我大一岁，或两岁。我一直挺喜欢她。她其实长得并不好看，但我还是喜欢她。我还喜欢她身上那一股气味儿。那是一种由蛤蜊油、百雀灵和廉价香皂无意间调和成的气味儿。这种混合气味儿，在哈拉努里镇那条惟一的街道上（如果它还能被称作是“街道”的话），并不稀罕。但只有闻到她身上的这种气味时，我才会隐隐地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一阵隐隐的几乎又是无法抑制的心跳，总会想起她床上铺着的那条深蓝色的塑料床单和深秋时分帕拉贡嘎拉湖面上那冰冷刺骨的波纹。但，无论是这种“晕眩”，还是那种“心跳”，我都没跟她表白过。我不跟她表白，绝对不是因为我生理上不行，或心理准备还不够。不。我生理上心理上都挺行。之所以不跟她表白，说穿了，很简单：我们有位年轻的镇长跟她关系不一般。镇长姓宋，名振和。宋镇长虽然早已有妻室家小，但他还是超常规地跟她确立了某种不一般的关系。据说，在他还没当镇长前，他俩就开始了这种“不一般”的艰难历程。而尤其让人感到无奈而又悲壮的是，天性矜持和木然的她，居然会接受这种“不一般”，而且据说，她就是为了这种肯定不会有结果的“不一般”，才执意地坚持不婚不嫁，独身到如今。为此，我不是没苦恼过。但，正如机关主管后勤生活的协理员大叔劝慰我的那样，“这瓜，不是你老弟摘底咧！”我虽然私下曾跟他激烈辩论过，但最后还是平静地无奈地接受了他老人家对事局的这种“冷酷”而又中肯的结论，把所有内心的躁动，都深埋掉了。只当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为什么这“瓜”就不该我“摘”？为什么我就不能去“摘”？假如再走到月色撩人的树影底下，张望保密室的窗户子——因为工作需要，那窗户子上加装了很粗的铁栅栏，左一道右一道，竖一道横一道，把天空分隔成许多块较小的长方形——再看到她站在窗户子后头用一种淡漠空洞但又固执矜持的眼神，呆望窗外白杨树上一个个干黑干黑的大鸟窝，我心里依然会有点难过，有点怅惘，也有点无奈，胸臆间还会有点隐隐作疼…… 那天派小哈来找我的领导，就是那位年轻的宋镇长。领导传唤，我自不能怠慢，赶紧扔了抬把子，弯腰去抓一大把雪，使劲搓净手上的煤屑，慌慌地上那土楼里去了。 我们这幢土木结构的办公楼，说是“楼”，其实一共只有两层。但当年那也是哈拉努里镇上惟一的“楼”了。镇长办公室在二楼尽东头。我敲开门时，屋里还有别人，好像是从口里来推销什么种子化肥办公用具，或拖拉机零配件的。见进门的是我，宋振和朝门旁一个半人高的大木箱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在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这小子只比我大四五岁。所以，只要面对他，或者，每每地坐定下来一想起他，我总免不了会有许多的沮丧或忌恨。而让我感到特别沮丧和忌恨的是，即便我铆足了劲儿，再干个三四年，四五年，也绝对干不到他现在这份儿上——原因，很简单，这小子确实比我能干。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干到这份儿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当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爹。其实这话说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他的确有个老资格的爹，当年随大军打过来，后来留下做地方工作，一直干到县的组织部副部长。有这么点“本钱”的他，跟没这点“本钱”的我们相比，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别说搁在“封建”了几千年的中国，就是搁在“民主”了几百年的欧美各国，我想也会是有所不同的。但，他的这点“本钱”，实际上并没帮上他太大的忙。第一，他的老爸只是个“副”部长。人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又说“副官副官，吃饭转圈”。第二，这个“副官”还是“邻县”的。这和在本县当官的效用又差一大截。第三，也是最操蛋的一件事是，当他跟我现在似的，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政府办事员，特别需要他这位老资格的爹提携帮衬的时候，他这位老爹却病倒了，紧接着就病退了。更操蛋的是，他老爹还不是就地病退，而是一脚就退回几千公里以外的老家去了。特别操蛋的是，还把一家老小全办回去了。原先就只不过是邻县的一个副部长，现在又走了，而且全家都走了，跟这儿完全切断了关系。你想啊，他还能留下多少余威、余势、余荫……来提携和帮衬他这个儿子？当时他老爹就顾虑到了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执意地要把他也一起办回去。老爹说，全家都走了，我肯定也没多少日子能活的了，剩你自己一个人呆在这么个边远地区求发展，会很难的，还是跟家里人一块儿走吧。他死活不走，说老家的羊肉没法吃，说老家的空气太腻歪人（潮湿），说老家的房子太拥挤街道太弯曲地平线太短小天空太低矮，老家的人瞧外来户都斜着眼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狗屁理由，总之，不走。果然就独自留了下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步步走上公社团委书记和镇长的位置、包括跟那位哈采英同志确立非同一般的两性关系等等等等，应该说全靠他自己。正如他老爹临死前给他的评价那样，这小子，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着实不容易啊。我经常在想，假如，也给我这么一个爹，也让我经历他后来经历的这一切，我敢保证自己能干得像他这样见成效吗？我的答复是：不敢。这正是长久以来，每每面对他，我总多多少少会感到一点沮丧，一点自卑，一点忌恨……但又没法不让自己敬佩他的主要原因。 几分钟后，他匆匆把那俩家伙打发了，又朝其中一位坐过的那把破椅子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上那儿坐着去，那儿能离他近些；然后一边把那俩推销员“顺便”捎来的一点“见面礼”悉数收拾进自己身后的铁皮柜，一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镇临时党委昨晚黑里连夜召开了个“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要提拔使用我，调我去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当校长。“该在你小子底肩膀头上压点儿担子啦，不能让你老那么底悠闲舒坦了。啊？咋样咧？”他锁上铁皮柜柜门，然后回转过身子，让自己那刚开始有一点发福的身子重重地落回到座位上——你想啊，他才比我大多点儿？我瘦得跟麻杆儿似的，他却开始发福了——并端起搪瓷茶缸，啜上一大口浓茶，咕嘟咕嘟地漱了漱嘴，咽下，再掏出一块还不算太脏的手巾，抹去嘴角上那点茶迹，这才斜起眼，很快地瞟了我一眼，微笑起等待我的反应。机关里的人都把他的这绺微笑称作“火狐子般的亲切微笑”，意思是说他“狡猾”，“聪明”，“机灵”，假如要用东北话来说，那就是“贼聪明”“贼机灵”。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兜得转！”但也有人对他的这种机灵精明劲儿，表示过不同看法。比如一位领导过他多年的老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这小子咧，但凡能再学得憨厚点儿，肚子里莫长恁些弯弯肠子，那，这会儿，他最起码底，也得在副县长那把交椅上坐着底咧。”这话，许多人都信。官场上也许就是这样，不聪明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最好的选择是让自己聪明得非常“憨厚”。 ……对于他突然间向我宣布的这个任命，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口气顿时也就憋在了胸膛里。让我去冈古拉当“高级中学校长”。“中学校长”，哈哈，真他妈的好听。前边我已经捎带着跟你们把冈古拉描述过一番，是的，冈古拉就是这么一个狗不啃骡不蹶，连公猪都懒得往上爬的糟心地儿，更别再说什么“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之类的狗屁气话了。整个高地绵延起伏在一片由盐化草甸土、氯化物硫酸盐碱土和青黑色戈壁片石、乳白色细砾石、焦黄色大小沙包、深浅莫测的苇湖沼泽、还有那些苦豆子、骆驼刺、铃铛刺、梭梭、芨芨、琵琶柴和旱獭黄羊野兔……一起构成的荒原之上。只有较少一点让人瞧着比较舒心的灰漠土。这灰漠土上办起了一个农场。整个农场只有两千来人。两千来人只拥有两部外线电话（其余的都属于那种“场内分机”）。也就是说，在那么一个遥远偏僻的角落里，两千来个活人只能靠两部电话机跟外部世界沟通。而这两部电话机还都处在场长同志的直接控制下：一部安装在他办公室，一部安装在他家。也就是说，在冈古拉，不经这位场长同志点头批准，任何人都别想接近这两部电话机，更别说用它跟外界联络了。而惟一的公路交通，是十天一趟的长途班车。惟一的邮路来往，是七天一趟的邮班。要我去执掌的那所所谓的“高级中学”，就隶属这个狗屁不是的农场。整所“高中”只有三十六个学生……这就是对我的“提拔重用”？就是“往我肩膀头上压担子”？真谢谢了！谢了……我竭力镇静下微微颤栗起来的身子，尽量不动声色地去打量镇长同志，希望从他脸上那绺正在消失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中，能得到证实，这所谓的“提拔重用”只不过是他闲来无事跟我开的一个无聊“玩笑”而已。但打量结果却明确地告诉我，这不是玩笑。这是真事儿。他们是真的在把我往那棵“歪脖子树”上吊啊。 “收拾收拾，明天黑早动身。镇里派车送你。”他说。 “干吗恁急？又不赶着去救火。”我赶紧问。 “告诉司机，车走西坝河子黄沙梁那条路。晚上歇三五零八兵站。已经跟那边打过招呼了。他们负责接待。”他又说。 “干吗非得歇三五零八？”我又问。 “一会儿就去组织组把调动手续办了。”他又说。 “我从来没当过教师。这一下子，急不棱登地就让我当校长……是不是……是不是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我试着再问，想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任命推托了。 “还有啥问题没有？”说着，他居然站起来要走了。 操！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直奔头顶上去了。什么叫“还有啥问题”？我提的所有问题，你一个都还没回答哩。还有啥问题？！我呆站在那儿，直愣愣地看着他。他却已经走到铁皮柜旁边，从楔在土墙上的那根粗大木钉上，去取他那件狐皮领大衣和那顶剪绒皮帽了。“小伙子，咋底啦？走啊走啊，我还有事哩。”他催促着，以为自己在打发另一个土鳖推销员哩！ 三、啊，冈古拉…… 一出他办公室，我就愣那儿了，琢磨半天，越琢磨，觉得这事儿越蹊跷。蹊跷之一，假如冈古拉真缺一位校长，机关里有的是教师出身的人，干吗非指着我？蹊跷之二，去一个只有三十多个狗屁学生的学校上任，干吗还要限定我出发时间和行走路线？去冈古拉有无数条路线可选择。而西坝河子黄沙梁这条道儿，可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糟糕、最没名堂的一种选择。那是一条五十年代中期修建的等外级公路，失修多年，路况极差，布满了大坑小洼不说，有些路段早让洪水冲断，还有些路段则早已消失在铃铛刺、芨芨草和苇子窝之中。特别让 我不能理解的是，从那儿走，得多绕出好几十公里去。放着黑油铺就的省道国道近道不走，风雪征程地，偏要我绕那么个大弯，多受那一份大罪，干吗？故意耍我咧？当领导的再无聊，再下作，也不应无聊下作到如此地步。不，不会的。别人我们且不去说，最起码，宋振和这家伙不会。他也有许多毛病，但绝对不是那种无聊下作的领导。从刚才分烤火煤时的表现，你们也可看出，我也不是那种肆意得罪领导，无端惹同事们讨厌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不会。我这人虽然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但也没有视我为“仇敌”的对手。在一般情况下，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当然，也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无端地来伤害我。所以，我确信，他们的这种安排不是一种“耍弄”。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而且，跟“西坝河子黄沙梁”，“三五零八”又有一定的关系。 那……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大事”呢？机关走廊里光线十分暗淡。难道，就像当年摩西必须穿越沙漠，才能拯救犹太人似的，我这回非得要走一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住一住三五零八兵站，才能办得了这档子“大事”？但最近也没听说出了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啊。哈拉努里的平静依然像啸叫的雪后狂风，虽然可恨，却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变的面孔。再说，我是“摩西”吗？不是啊！我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永远也当不了“摩西”啊。至于那个“三五零八兵站”，据我所知，这是军区下了文件要撤消的单位。几个月前，那儿大部分的营房已开始拆迁，大院里断垣残壁，荒草凄凄，一片颓败杂芜景象。非“指定”我上那儿去过夜，难道还想让我在那断垣残壁间，秘演一出新“聊斋”故事？哦哦，这一切，真的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但直觉又在告诉我，这件事跟荒唐和无聊绝对无关。宋振和这小子被我们机关里的年轻人一致公认为是那种“干大事”的人。他轻易不胡来。他也有那种气度，不以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人和谋划事。这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愿意跟他一起干事，也愿意替他去办事。还有一点，关键时刻，这家伙只用他瞧得上的人；而且，他一旦做了决定，那就绝无更改的可能。他说他这一生，最欣赏的两句话是李大钊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不过得改仨字，把“著文章”改成“治天下”。那就是“铁肩担道义，辣手治天下”。他常把机关的这帮年轻人找到他屋里去喝酒。三杯下肚，他就会开讲他那“辣手治天下”的宏论。因此，机关里这一帮子年轻干部都特别清楚，对于宋镇长做出的任何决定，你要么低头认命，要么就准备着，跟他对抗到底。您觉得，像我这样的，会有那样一份心气儿跟他对抗到底？所以，即便对这回的新任命琢磨半天我依然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只能有一个：低头吧，去冈古拉。 去冈古拉……走吧。走吧……青山何处不埋人？只待马革裹尸回哦！！ 吃罢中午饭，我赶紧抽身回家去打招呼，准备赶第二天黑早起程赴任。虽然心里还是在动荡不安着，但既然已决定受命，晚走就不如早走了。（事后证明，这里的确是隐着个名堂，而且是个“大名堂”。） 我家离哈拉努里镇还有十来公里。老爹是那儿一个畜牧防疫站的兽医助理。老爹正经是个中专毕业生。专业化程度正经比我高。但他一生嗜酒如命，一天两顿酒是天坍地陷也不能少的。他这人就那么怪，好酒，偏偏又沾酒就晕。一天得不着这份晕，他都没法活。晕了，又没法工作——一沾酒，他手就抖，抖得不听使唤，听筒针筒捣药面用的石杵什么的，全都拿捏不住。所以，很多年了，他只能在上午干个三四个小时。中午晚上喝罢酒，就没法再干了。虽说是给牲口看病，好像没人那么要紧，但在咱这地方，牲口往往又是许多老乡的命根子。你要治死了他的坐骑，他的奶牛奶山羊，比治死了他本人还要紧。要那样，真还不如一刀把他自己给劈了呢。就是这传统。我这老爹，不仅医术高明，对牲口、对老乡还都特有感情，绝不允许自己在给牲口瞧病时，干出那类二不跨五的烂糟事儿，把老乡们一生的心血和寄托都晾到了干河滩儿上。所以，只要一喝了酒，总挺自觉地躲到他自个儿那个小屋里去放倒了，绝不出来应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让我刻骨铭心。那年，他五十大寿，呼朋唤友，必有一通好醉。院子里，临时加砌的三个柴火灶上，咕嘟咕嘟地煮起好几大锅白水羊头。到下午三点来钟，好几大塑料桶的散白酒全喝空了，屋里院内，果然呼呼啦啦躺倒一大片。霎时间，西边云团紧涌，天色骤然昏黑。电闪雷鸣，狂风卷起巴掌大的砾石，直奔帕拉贡嘎拉河对岸的野麻滩而去。紧接着，拳头大的老雨点挟带着浓烈的土腥味儿，砸得人两眼直冒金星。那群或醉或半醉的亲戚朋友，被冰冷的老雨浇醒，强撑着打颤的双腿，纷纷地，或逃进我们家的屋，或逃回他们自己的家。只有我老爹四仰八叉躺在院中间的凉棚底下，怎么搡怎么唤，也不理不睬，只是睡他那自认人生最为享受的酒后觉。不一会儿工夫，只听院门外响起轰轰隆隆一片杂响。家里人都以为这老雨引发山洪，直奔咱家来了。惊瘫了的娘张了张嘴，居然没叫得出声，只是指指依然熟睡的爹，要我们背起他赶紧往后院高处跑。这边我刚抄起爹死沉死沉的身子，那边院门却訇地一声被许多人撞开。这时，全家人才闹清，那响声并非源自“山洪”，是野麻滩种马场的人赶着十来辆大车，拉着二三十匹突然中毒的纯种马，找我爹救命来了。据说在种马场另外还倒着四五十匹良种马，而这二三十匹只是中毒最为严重的。听说马中毒了，我爹一下就惊醒了。他努力睁开眼，但还是站不稳身子。他哆嗦，头晕，结结巴巴说不清话。我娘跟着我爹这多半辈子，兽医方面的事也略知了一二，瞧着这些马情况严重，便让这些人别再耽搁了，赶紧把病马往别的兽医站送。但是，最近的兽医站也得有四五十公里。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转院”。再说，这些乡民也不信，除了我爹以外，这世界上还能有谁救得活此刻嘴角鼻孔里已经在流黑血的病马。这时，这些一个个全让大雨浇透了的、并在焦虑中脸色已然变得青白了的乡民，突然齐刷刷地给我爹给我娘跪了下来，一个个都抱住自己的头大声呜咽，抽泣，求我爹不管咋的也要“开恩”，救他们的纯种良马一命。屋里顿时极度地安静了。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了我爹身上。可以看得出，此刻他的头脑正在清醒之中。他拼命地在跟自己挣扎，在尽一切努力，让自己能不哆嗦，不颤抖，能挪动脚步，走到病马跟前去，能准确地判断出是什么有毒的东西酿成了这场大灾祸……最起码，能听清这些病马的主人对马发病史的叙述……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办不到。后来，他几次用颤抖的手对我指指存放在一旁白色小医柜里的兽用注射器。我拿起那金属制作的大家伙，但不明白他到底要想干什么。他突然踉跄着扑过来，把自己的手按在了那硕大的针头上。他想让那一阵钻心的疼痛来让自己完全清醒，完全镇静。针头因此扎进了他宽大多肉的手掌心，浓浓的血随之便汩汩地直往外淌。那一刻，由于惊吓，我骤然松开手，并往后大大地倒退了一步。金属针筒因此也就那样吊挂在他手掌心上，不住地晃动。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能制止住自己全身的颤栗、酥软和晕眩。他捂着流血的手，倒了下去，倒在红砖铺的地面上，还在一个劲儿地颤栗。但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哭了……或者应该说，从他还不能完全睁开的眼角里，确确实实地流出了一颗颗浑浊的似乎是内疚的泪珠…… 那天，紧急拉来求治的二三十匹良种马全死了。死马拉回去的时候，全种马场的男人都哭了。女人们抱着娃娃，围站在同一个空场上，默默地看着男人们给死去的种马办葬礼。 后来，老爹破天荒地足足戒了一个星期的酒。在这一个星期里，我们全家人紧张得几乎都不敢喘大气。谁也说不清我们到底紧张什么害怕什么。一个星期后，全家人发现，他又喝开了酒，全家人因此都沮丧得要命，但却莫名其妙地松下了一大口气。 开戒的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找老人家谈了一次话。我知道在畜牧兽医中等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也曾十分优秀过。毕业那年，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他，是主动要求分配到哈拉努里这个“最艰苦”的地方来工作的；工作初期，也曾打过好多次入党报告。原先他并没有这嗜酒的恶习。说起来，他这一生的确遭遇过不少糟心事，甚至包括他和我母亲的这场婚姻，可能也不算十分理想。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准备跟他好好谈一谈“男人”这个话题。比如“男人”的责任和义务等等等等。听我一说起“男人”，他一直耷拉下垂的眼皮突然略略地抖动了一下，然后就抬起了头。我以为引起他探讨这致命话题的兴趣来了，便赶紧往他跟前挪了一下板凳，又赶紧给他上了颗纸烟。没料想，他在稍稍地犹豫了一下之后，却说了句：“再说这个，有意思吗？”然后就一直怔怔地盯着我，好像在打量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我只能一愣。然后他起身就走了，连那颗纸烟都没拿，就那样撂在了桌子上。以后，我们再没有单独谈过。只要一回想起他说那句话的神态，我整个的心就起皱，两腿会止不住地晃动，就像我自己走到了个悬崖边似的，雾似的云带正从我腿边蹭过。很多次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会无缘无故地在黑暗中流泪。我会惊觉地问自己，有朝一日，我也会这么反问我的儿子：“……再说这个，有意思吗？” 如果到那一天，我也会有一个儿子的话…… 这回回家跟他告别，给他带了两瓶好酒。他破天荒道了声“谢谢”，并亲自掌勺给我炒了两个小菜，在晚饭桌上还跟我对饮了好几盅，趁自己还没昏睡过去，泛着满脸的红晕，嘟嘟囔囔地跟我说：“不错……不错……你小子比你爹强咧……强咧……好好干么……好好干。莫嫌那底学校小咧。三十来人底校长也是校长咧。反正……反正比你爹强咧……强咧……”他破天荒头一回承认我比他“强”。这一晚上，他显得特别兴奋，又显得特别郁闷，居然在喝够了量之后许久，仍没昏睡过去，只是端酒杯的那只手，照旧抖得厉害；并一直翻来覆去地跟我念叨我小时候干过的许多“特操蛋”的“浑球事儿”。而多年来，他早变得寡言少语，尤其很少跟我这个当儿子的扯闲篇。再后来，他就自顾自地歪在那把破椅子里睡了过去，彻底把我晾在了一边。娘要留我在家过夜。我说，不了，还得回机关收拾一下行装，要不，赶明天黑早就动不了身了。娘只得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我书包里塞许多地瓜干和自家腌制的黄羊肉干。走出院子时，我又将它们悄悄地留在了院门洞里。我知道，爹喝酒，一般都不舍得用下酒菜，只抓几片地瓜干嚼嚼，他就能喝掉一公斤用苞谷豆烧制的散装老白干。只在最高兴的时候，才会让娘在蒸馍的笼屉里捎带蒸上一小碟腌黄羊肉干，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 策马走出很远了，我还缓辔回过头，试图在朦胧月色中，再度寻找这个“家”的轮廓和灯光中的回忆。那灯光是从被厚厚的土墙挤扁了的窗户子里依稀透出的。我也曾无数次这么跟它告别过，惟有这一夜，却特别让我感到心酸，心重。真的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回到镇上，收拾行李。其实我并没有多少东西要收拾。这三年我并没给自己攒下些啥。就那点工资嘛，除添置了一副铺盖卷儿、几身换洗衣服，对付每月的烟钱，再给些家用，剩余的都买了书。偶尔，也上街里小饭馆，要上一个白水羊头，解解馋。前年民兵集训，县武装部的高参谋送了一把老式刺刀给我，说那还是当年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下的。“哟，他们也驻防过哈拉努里，也够辛苦的！”记得当时我还跟他开了这么一句玩笑。刺刀是老式七九步枪上使的，扁刃，开着一道挺深的血槽子，还带一个牛皮刀鞘。给我时，刀还没开刃。我让镇上五金店的经理替我开刃。两天后，他给还我刀，赞不绝口：“嘿，这球底钢火，毁我好几片砂轮咧。”上高地，带把短刀，还是必要的。收拾完东西，还一点都没睡意，看看床头的小闹钟，还不算太晚，想，再去宋振和家坐会儿吧。平时很少去领导家“磕头烧香”，这回真的要走了，最后去“烧炷香”，给他留个印象，并非不重要，便狠狠心，带上那套刚买不久的《汉书》，又揣上两盒平时不舍得抽的好烟，去了宋家。但他家里人却告诉我，他早走了。“走了？去哪儿了？”“去三五零八啦。还不让我到处去乱说咧。听老宋说，你不是也要去三五零八吗？啥时候走呢？”我一愣，当下里没多想，把那套书和那两盒烟给留下了，便赶紧往出走。回到我住的办公室，心里不平静了。“他怎么也去了三五零八？这算咋回子事么？”嘀咕半宿没睡着，翻过来，折过去，怎么琢磨，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直折腾到凌晨两点来钟光景，才渐渐有了点睡意，赶紧往炉膛里添足煤，又坐上大半壶水，熄灯，倒下；却没料想，刚眯盹儿了不大会儿，“哐哐哐”，却有人来紧急敲门了。 敲门声来势凶猛，吓我一大跳，赶紧从床上跳起，光脚探进冰凉的大头鞋鞋窠里，却睡意朦胧地只知在床边沿上呆坐着了，迟疑好一会儿，才嗦嗦地问出一声：“谁啊？恁讨厌！”门外答了声：“我。”听不真切是谁，但已能让我确认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不速之客，便跟他嘟哝起来：“我知道你老舅子是谁？大半夜的！”“开门咧，你个臭小子！”门外又喊了一声。这下听真切了。操，是协理员大叔。昨天上午，我办完所有调动手续，临回家前，上他屋里去打了个招呼，让他一定把车准备妥，再通知小食堂今天早点起火，做两个人的饭，让我和司机热热呼呼地吃了，黑早好动身。“才几点呢？就是往死里收拾我，也用不着恁早嘛！”我一边继续嘟囔，一边披上大衣，晃晃悠悠地打着哈欠去开门。 外头，雪倒是不下了，月色也还清朗。门刚虚出一条缝，雪后冻死人的那股寒气，裹成白森森的一团，跟个夜鬼似的，呼地一下往里扑来。我赶紧钻回被窝，顺便还嚷了一声：“进门不关门，不是西北人！”大叔他默默一笑，只是躬身把棉门帘理顺了，再用力带上门；进得屋来，先什么话也不说，直奔火炉那儿，习惯性地在灼热的火炉盖上把手来回翻烤那么几下，再找到火钩子，把已经被我封上了的煤火撬旺了，这才放心大爷似的，慢慢地摘皮帽，卸大衣，拖过一把椅子，凑到火墙跟前坐下，说：“今天你走不成了，咋底也走不成了。”“啥意思嘛？我昨天跟你打过招呼的！领导让我黑早必须起程哩。”我肯定是嚷嚷起来了，因为他随后也跟我大声嚷嚷起来：“你能小点声说话不？黑咕隆咚底，让人听到耳朵壳里，以为我入户劫物了咧。”“那，走不成是啥意思么？”我挺直上身，稍稍压了压音量，继续追问。“我咋知道哩？当头头的打电话来这么通知底咧，让你改成明天一早动身。”“咋又改明天了呢？”“我咋底知道呢？”“谁打的这电话？”“宋镇长呗。”“他不是去三五零八了？”“去三五零八就不能打电话来了？”“还让我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么？”“没听说要改路线咧。”“半道上还让我住三五零八么？”“那是吧。”“那你这黑早的来吵醒我干球？！”“昨黑里我来找过你底，莫见人嘛，锁着门咧。”“那不能等天亮了再来通知我？”“我怕你一早又找吃的又找车，把全机关人都吵醒了咧。”“那你这样，就不怕把我吵醒了？”……我跟他一递一顶嘴地抬杠，直把“大叔”气得够呛，“行行行，你小子的事，鸡巴我再不管了。”一甩门，走了。 四、“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一直挨到出发的那天，平静了一天一夜的风雪又暴烈起来。既然出发时刻已到，下刀子也得走。那个叛逃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是这么说的：“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一直挨到出发，平静了一天一夜的风雪却又暴烈起来。但既然出发时刻已到，下刀子也得走。那个叛逃的“林副统帅”当年就是这么说的：“枪声响，老子上战场！” 镇里出动了一辆老式的嘎斯六九来送我。那是一种八座的苏联车。当年，在哈拉努里，算得上是辆好车了。发动车的时候，初冬的早晨天色俨然还黑得很。保密室的窗户子也黑得很。整个机关，除了协理员“大叔”，再无别人来送行。最后关上车门前的那一刹那，我再度探出多半个身子去看了看保密室的窗口。我希望它此刻能奇迹般地亮一下，但是，奇迹终究没出现。没出现就没出现吧。我轻轻地叹了口气，用力握了一下“大叔”的手，断然命令司机：“走人。”这一路，果然遭罪，比我预料的还要糟得多。车到西坝河子，人没颠垮，车彻底不行了。司机说，油路堵了，再发动不了了，找个马爬犁送你吧。我差一点跟他嚷嚷起来。前边足足还有七十来公里。而这时已是下午时分。风的吼叫和雪的劈头盖脸全都一阵猛似一阵。在这样的天气里，让我靠四条腿的马，怎么可能在天黑前赶到三五零八？万一在这茫茫大沙窝的风雪黑夜天里迷了路，那后果就更难料了。再说在这荒天野地里，上哪儿找马爬犁？谁会准备好了马和爬犁子，在这儿候着你？而天黑前必须赶到三五零八，这是领导下的“死命令”。 哈拉努里的司机基本上都是老油子，根本不屑于跟我干嘴仗，只是猫腰从后备箱里取出一件油了吧唧的军皮大衣，往自己身上一裹，便深一脚浅一脚，冲着不远也不近的一片次生胡杨林，在头里走开了。我只得赶紧跟上。我不能在这严冬的荒野傍晚，把自己一个人撂在这再也发动不着的车子里。没料想，居然在这片不大点儿的林子里还真找到一个马爬犁站。十来个胖瘦高矮不一的车夫，挤在一幢低矮宽敞的大土房子里，围坐在火墙跟前，默默地卷着各自的莫合烟，并在火炉盖上啪啪地爆着共同的苞谷豆。等雇下个壮实汉子，赶着辆大爬犁回到那辆破嘎斯六九跟前，再把我的行李卸到爬犁子上，继续往三五零八赶去，已快耗去一个多小时了。我认定是这个司机懒得再跟我一块儿遭罪，才故意搞的这鬼。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车恰好坏在爬犁站跟前？临分手时，我都没稀罕再跟这老油子打声招呼，都没正眼瞧他一下。即便这样，赶到三五零八，也已经是后半夜了。这几十公里路走下来，真把我冻惨烈了。整个下半身已经完全找不着感觉，甚至都不知道冷了。最后，我直想笑，直想好好地睡他一觉。我甚至认为这世界已经跟我完全没一点关系了，心里特别轻松，合上眼，蜷曲起腿，伸出双手，紧抱住自己，整个人飘飘然地，真有一种驾鹤仙游的感觉，特别特别舒坦。但突然间，我想起，好像有人跟我说过，冻死的人都是在一种充分解脱的恬静中睡过去的，脸上无一不带着轻松的笑容。想到“死”，我赶紧睁开眼，猛地一抽搐，就有泪水拼命往外迸溅……接着便哆嗦开了；接着，那种透心凉的感觉又回到了后脊梁上，又能感觉爬犁的颠簸，又能听到车夫的喘息，喘息声里还混杂着一股浓烈的劣酒的辣味儿和马汗的骚臭味儿……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还活着。活着，真好。 啊，真好，活着，真他妈的好！！ 最后，我是像个冰砣子似的，被四五条大汉从马爬犁子上抬进兵站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兵站里居然聚集了大小一二十个官员，正焦急万分地“恭候”我的到来。其中果然就包括宋振和这小子。进了有火的屋子，整个冻僵了的身子居然没一点感觉。那些人先往一张大长桌子上铺一条很粗糙但又很厚实的毡毯，然后三下五除二，把我脱了个精光，撂在这张大长桌上，抓起大把大把的雪，往我腿上脚上手上脸上身上一个劲儿地搓擦。好大一会儿工夫我仍然没什么感觉。我想那时候假如他们把我直接扔到焙红了的火炉盖上，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的。然后，渐渐有了一点冷热感，便开始剧烈抖动，抖个不停，抖到吃不住劲儿了，紧咬住牙关，直哼哼，直呻吟：“受不了了……真受不了了……”到底什么时候才不抖了，从哪个时候起浑身上下才又重新开始感到火燎火灼般疼痛，完全说不清楚了。再往后，那些人便把我埋进大厚被窝里，再封盖上好几件老山羊皮袄，并咕嘟咕嘟地灌了我十来口散装的高粱烧，我便满颊生云，云山雾罩，如一团烈火般地死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特别踏实，酣畅。可以说，八辈子都没这么踏实过。 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我还想睡。宋振和在我耳朵跟前吆喝：“嘿，你小子别太舒服了！所有领导都在等着哩。”这才赶紧爬起。一睁眼，才得知，正等着我的一大帮子官员中间，除去宋振和，还有镇党委的张书记，区县临时班子的主要领导，还有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一些什么领导。甚至还有六七个穿着正规军服的现役军人。他们是各级人民武装部的军官。还有两位军人，据说是专程从北京飞来的。据说这一二十人在这儿已秘密地开了一天半的会了。前天，之所以让我推迟一天出发，就是因为那二位北京来的领导临时发生变故，没能及时赶到。也正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才选中这个“偏僻”“简陋”“不为常人所知”和“已经下令撤消”的“三五零八兵站”做会址。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去寻思这许多官员秘密聚集在这儿到底在商议些什么，他们商议的这事儿跟派我去冈古拉当那个狗屁校长到底又有啥关系，而是为兵站的司务长担心。他怎么能在这么一个狗屁地方完成这么高级别一个会议的后勤保障任务呢？住的问题还比较好办。虽然大部分房子都拆了，院子里还长满了半人多高的枯草野蒿，好在兵站除办公室外，还保留了两排营房，门窗和屋里的取暖设施都还齐全着，再收拾出三几间办公室，专供北京和省里来的同志做“高间”，这么一凑合，也还能过得去。最难办的是吃的问题。虽然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还没像现在的这样讲究吃喝，但毕竟也是一二十张嘴啊。多高的标准不去想，文件规定的四菜一汤，你总得全面落实吧？再不讲究，这四个菜总得以荤为主吧？但兵站的猪圈里，当时一共就剩那两个半晃晃悠悠特别缺钙的架子猪。说它是“架子猪”，因为这“哥俩”真的只剩一副骨头架子在顶风傲雪，却不见有半点儿肉膘来安抚人心。更不好办的是，由于会事必须严格保密，不能提前通知人去搞突击采购。所以，这“吃”的问题确曾让会议组织者一度好愁了一阵。所幸，宋振和的小脑袋瓜够用。他当然知道，会议在他管辖的地面上召开，招待好八方宾客，是他这位当镇长的应尽的“地主之谊”。临出发，他果然从某处搞来一头足以让人眼明心亮的育肥猪，秘密地宰下，刮洗干净，精选其中最动人的那一部分，约七八十公斤左右，带了过来。这样，再加上兵站平日里养的那几十只鸡，攒下的那几十斤鸡子儿，自己试种成功的一点韭黄，再加上地窖里那点“老三样”存货：白菜土豆萝卜，那点紫皮独头大蒜，那一大堆剥了外皮以后个个都晶莹如玉的波斯种洋葱，会议的伙食基本得到了保证。（省军区也给兵站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好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 匆匆填下几口早饭，宋振和便把我带进“会议室”。几分钟后，我就得知，冈古拉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有一百五十名调拨充实到冈古拉农场去的退伍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共三百二十三人，（其中还有六七个老人和十来个婴幼儿，）突然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军方派出的正团级护送干部。总数为三百二十五人。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三百来人是因为在冈古拉农场“闹事”，冲击场部机关，被冈古拉农场的场长高福海下令“拘押”起来了。“秘密”拘押在一个什么地方。事态有扩大的趋势。消息传出，军地各级组织十分震惊，迅速派人到冈古拉核实，直接找到这位姓高的老场长。但他矢口否认。说这几百人活得好好的。所谓“失踪”和“拘押”纯属造谣。调查人员提出要见见那些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还要见见那两位北京来的正团级护送军官，以核实他那所谓的“活得好好的”说法。这位高姓场长却怎么也不让见，说，他刚把他们安置好，他们也正在逐步适应冈古拉的生活工作环境。一见外人，又会乱了心境，还是以不见为好。调查大员一定要见。老家伙说，信不过我？那好，一边说，一边稀里哗啦拉开他办公桌的破抽屉，取出农场的大红公章，农场党委常委会记录本，并从裤腰带上的那一大串钥匙里取下办公室和文件柜上的钥匙，往调查大员面前一拍，说，可以让你们见，但你们既然这么信不过我，那就先把我这场长兼书记给撤了，咱们再说别的。 “撤呀！死了张屠夫，还真吃活毛猪咧？啧！”我撇了撇嘴，大声说道。我了解这些人，在基层一把手位置上呆了多年，往往就觉得自己比天还大了，就以为这世界真的离不开他们了。其实，有什么呀！ “不了解情况，先莫瞎嚷嚷底咧。事情有恁简单，还要花这工夫，召集恁些人，上这鬼地方来开这秘密会咧？”张书记笑笑道。他一直在用搓得很细很长的一根纸捻子，来回擦拭 着他的那个烟嘴子中的烟道。他那个烟嘴子倒是个好东西，看样子是用新疆和田玉雕制的。嘴头子上还加了个黄灿灿的铜箍。只是他烟抽得太厉害，那条烟道里常腻满了烟油，必须得经常擦拭。 冈古拉的这位高场长，我也曾有过耳闻，是个老资格，打过仗，曾经是个战斗英雄，转业到冈古拉以后，又多次被省地县各级评为劳模，还被某个部口树为全国性的先进人物。早些年，不仅在全省，而且在全国都造成过一定影响。虽然这些年，再评劳模时，他已经落选了，但在他家大屋的正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跟中央领导合影的黑白照片。那照片，扁扁的，差不多有一米多长。几千个英模排列在上头，每个人的脸只有大米粒儿那般大。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在没有完全搞清搞准情况前，当然是不能轻易地说撤就撤的。因此，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一个人去“摸清情况”。而这个人，就是我。 “那……那……让我去当校长是假，实……实际上是要我去‘卧’……‘卧底’，搞‘情报’呐？”霎时间，我便觉得唇干舌燥，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我听说这位高场长这两年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如果他轻易地连刚退伍来的一百五十多名老兵和北京来的两名正团级护送干部都敢收拾，那我这么个小白面书生，一旦有啥闪失，他还不把我当个小鸡娃子，给随便收拾了？ “莫急。莫急。听下去。耐心点。”宋振和这小子轻轻地笑道，并伸出他那根粗大而有点发黄发褐色的手指，朝我略略地晃了晃。这小子就是这样，越是在高层领导面前，他越是沉稳，越是明慧，也越是谦和。 “‘卧底’这提法不好。‘情报’的提法也不好。我们和高福海同志之间的矛盾到目前为止，还是人民内部的。这个政策底线，你们一定要把握好。”另一位领导好像刚从党校毕业，言谈举止间还留着许多的文气，一张嘴就跟我交代政策。 “你的任务还不仅仅是去摸情况哦。要比单纯摸情况，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另一位领导说道。 “可原先说的是，让我去当校长……”我迟疑了好大一会儿，问。 那位领导笑了：“这任命依然有效啊。你还是要去当校长的啊。交给你的具体任务，和你去当校长，并不矛盾啊。” “好了，情况嘛，大致上就这些。至于，你的具体任务到底是什么，‘当校长’和完成这次具体任务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去了之后，又怎么跟组织上保持联系，当然还有你的人身安全，这一系列的具体问题，我们都做了充分的研究，下来由你们镇党委的同志再详细跟你交代。”另一位领导说道。然后，这些领导同志就先期撤回他们各自的房间去了。他们一起身，大小秘书们纷纷上前来，把领导们使用的那些产自前苏联的装饰有镀银镂花铜外套的玻璃茶杯和印有各级政府绝密标记的硬壳封面笔记本一一收拾走。然后，偌大个会议室里，就只剩了宋镇长、张书记和我三人了。然后，张书记随便说了点安慰和鼓励的话，揣起他那两盒黑烟卷和和田玉的烟嘴，也走了。而真正跟我交代任务的是宋振和。 宋振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你，不想问点啥？” “问啥……”我苦笑笑，习惯性地谦虚道，“组织上可能高看我了，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我这人实际上没这么大能耐……” “你？”宋振和默默地一笑，（仍然是那种“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再一次低下头去沉吟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抬起头，流露出平时很少见的一种江湖气，说道，“……小顾啊，你小子城府好深咧，我注意你已不是一天半天了。”然后，突然咬着牙说道，“你信不信我说的这句话吧，你小子这一回要跟我打退堂鼓，临阵脱逃，坏了组织上这么件大事，我非捋死你狗日底不可，让你下半辈子后悔得光想啃自己底大脚拇趾。”我愣了一下，没马上回答他。但我绝对相信，他会这么干的。 “这一百多名退伍军人的去向问题，现在已经惊动了中南海，由最高层直接在过问。昨天一天之内，最高层好几位领导就此事都做了重要批示，口径是一致的，要求军地双方充分协同合作，务必妥善处理好此事，不得有误，而且要求把处理情况及时准确地报中央。这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做的每一件事，当天，或第二天都有可能被大大小小的秘书写进各式各样的情况报告里，最终都会报送到最高层领导跟前。你知道这对你，也对咱们这哈拉努里，包括对咱们这些祖祖辈辈……真是祖祖辈辈，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管流血流汗做什么，都没有可能去惊动中国最高层的狗屁玩意儿，意味着什么？！” “……”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再次唇干舌燥起来。心脏也好像陡然停跳了似的，稍稍定了定神，喘过一口气来，怔怔地答道：“我明白。” “你不明白！”他用力挥动了一下手，断然截断我的话头，大声说道。 “……”我干干地咽了口唾沫，没再作声。心想，既然你当领导的认为我不明白，那就算我不明白吧。我还说啥呢？ “我和张书记都有这种感觉，你小子到机关后，一直把自己缩头缩尾地掖藏得挺好。” “我……” “别解释。我赞赏你这种不露锋芒的做法。但是，不露锋芒，终究是为了有朝一日大露锋芒。对不？” “我没啥锋芒可露的……” “别跟我玩太极推手！” “我……” “你我都是哈拉努里的土著民……” “我……我还算不上。也就一个外来户吧。”机关里有这样的说法，汉人在哈拉努里待过三代，即算“土著”民，就算是这儿的“老资格”。拥有“土著”民身份的，在“外来户”们跟前，那感觉，大约跟老兵油子浑不吝地站在那些哆哆嗦嗦的新兵蛋子们跟前一样，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是要享受各种“特权”的。 “别跟我较这个劲儿。哈拉努里真正的土著，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戈壁，大干沟，黑杨林，还有冈古拉的黑雀群。相比它们，谁都是后来人，外来户。但我们下决心在这儿扎根续代。我们的父亲在这块土地上奉献，我们的儿女或者已经、或者将要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就得算是这儿的土著民了。哈拉努里的将来，就看我们怎么干了。”他越说越激昂，“我哈拉努里地区的人口只有二十来万，但它的面积却差不多要占去全省的四分之一。冈古拉只有两千来人，但它的面积却占去我哈拉努里的二分之一。因此……”说到这里，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眯起眼，在深深地打量了我一眼之后，嘴角上又淡淡地浮起那绺让人莫测深浅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突然说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把冈古拉的事情办好。” “那当然……”我摸不透他，这时突然抛出这样一番“高论”，背后究竟暗藏一个什么玄机，便只能泛泛地应了一句，并暗自从他的声色言词间咂摸他的真实意图。 “很好。很好。你能同意我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谈了。”说着，他伸手过去端他的搪瓷茶缸。趁他低头啜茶的工夫，我忙说：“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问。” “任命我去当校长和跟搞清这伙退伍军人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为什么不直接派我到高福海身边去工作，比如当个秘书，或者给他当个副手什么的，那样不更有利于搞清情况？”我说的这个“高福海”，就是前边已经提到过的冈古拉那个“高姓场长”，那个捅了大娄子的“老家伙”。 “看来你对冈古拉的情况，的确还欠了解。”他啜了口浓茶，淡淡一笑道，“高福海现在不接受上边派去的人到他身边去工作……” “那这校长……” “这校长是他自己提出来要的。” “你们只不过是在顺杆儿爬？” “可以这么说。” “怎么可以容忍高福海那么嚣张，居然可以狂妄到不接受上边派干部去他那儿工作？他把冈古拉当啥了？他高家的私人财产？独立王国？” “这里有个情况，刚才那些领导同志都不便跟你说。前些年，上边派过一些同志去工作。当时大家对高福海这个人就有这样的预感，如果不派人去加强那儿的工作，冈古拉早晚要出事。两三年里，派过四五位同志，有的去当政委，有的去当副场长或临时党委的副书记。希望是，这些同志能在那儿把情况熟悉了，掌握住局面了，就把高福海撤换下来。可这些同志实在不争气。几乎没一个干长久的……” “为什么？高福海排挤他们？” “根本不用高福海排挤，他们自个儿就‘开溜’了。” “为什么？” “有啥为什么的？还不都是口头革命派呗，嫌冈古拉条件差，生活苦，一开始心里就犯嘀咕，经过做工作，勉强接受了任命，却死活不肯带家属。去吧，干个半年数月，你就瞧着吧，隔三差五地，一个劲儿地往上递病假条子，再往后，就上省人民医院干部病区找个床位住下了，说啥也不回冈古拉了。你还别说，还就这个高福海，虽然招人烦，但他在冈古拉坚持干下来了，一干就是二十年，真还没听他叫喊过啥。所以这也就成了他骄傲的本钱，所以他就敢冲着谁都拍桌子瞪眼。他也正是拿了这做理由，再不接受上边给他派人。这两年变得越来越没个人样儿了，已经到了这地步，上边开会，一般的他都不屑来参加。专门安排了个副场长，啥事也不干，就是替他上外头开会、听报告、学文件……唉……”他叹口气，重重地放下他手中那个特大号的茶缸说道。那个茶缸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纪念，是五十年代初的军用品。淡黄色的缸体上印着鲜明的八一红星，下边还印着一行红色的小字：“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搪瓷片多有脱落。整个茶缸子可谓体现了一种历史的重载和沧桑岁月的回忆。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来问：“刚才说到哪儿了？” “高福海派人替他到上边来开会学习。” “是啊是啊，这人已经变得不成个样子了。不愿上外头来开会学习，拒绝接受上边派去的人，自己呢，稀里哗拉提了一批犯过错误，历史上有污点的人，放在自己身边当宝贝使。这二年，他还出了个邪招，在自己身边组建了一个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什么‘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专门接受他交办的急事和大事。小分队也只对他一个人负责。别人谁也管不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精心挑选的这帮子‘小分队’男女队员，全都是只有十五六、十六七岁的狗屁娃娃。而且一水儿的都是冈古拉土生土长的。用农场老职工的话来说，这帮子娃娃‘全是生喝冈古拉狼奶、生嚼冈古拉牛羊肉长大的’。小分队成员虽然不在国家正式编制，但高福海却对他们包吃包住，每人每月还另发十五元生活津贴。小分队的队长可以列席场长办公会和场临时党委会。而这个小分队队长也只有十六七岁……” “是吗？”我惊叫。“他列席临时党委会，他是党员吗？” “狗屁，才十六七岁，什么党啊？” “这高福海，真敢干哩！” “高福海一直不愿在冈古拉办高级中学。因为，冈古拉需要上高中的娃娃不太多。从经济上考虑，自己办这么一所高级中学划不来。所以，多年来，冈古拉的娃娃上高中，一直都是不远百多公里，来咱们镇完中寄宿。也真苦了这些娃娃。但去年，为了能就近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培养提高他‘小分队’的这帮子娃娃，高福海一反往常，不惜工本，很快在冈古拉办起了一所高级中学，而且一直在打报告，要求上边尽快给他派一个有能耐的人去当这个高级中学校长。他甚至还放出过这样的话：谁能当好我冈古拉高级中学校长，谁能替我管好带好这帮子小分队队员，谁将来就有可能当了我高福海的政委。” “你们……不会也有这样的打算，日后时机成熟，顺势就把我留在冈古拉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顶替这个高福海了？”我忐忑地探问，同时联想起，刚才一开始时他说的那番“高论”，反复强调，我们这些人必须对冈古拉这块土地负起责任，莫不是，他早有这个打算？霎时间，我又有些唇干舌燥了，心也扑通扑通地乱跳起来；干干地咽了口唾沫，便直愣愣地看着他，等他回答我这探问。但他并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才淡淡一笑道：“怎么，吓着你了？不至于吧？”他挥了挥手，又淡淡地一笑道，“还有个情况，也得让你掌握，万一将来真发生让你留在冈古拉顶替高福海那样的事，你得明白，这事儿的起因，可真不在我们这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忙问。额头上马上渗出一片冷汗。 “你可能还不知道，这回是高福海指名道姓地要你去当他的这个校长。我们可真是完全顺着他的杆儿在爬咧。” “不可能！我跟他都没见过面，没打过任何交道。他知道我是老几？！”我叫了一声。 “那么，你的意思是，我在诓你？”他很平静地反问。说着，取出早就准备在那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信封里取出一页摺好的公文信笺，抖开后，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上边盖着冈古拉农场的大红印章，还有高福海的亲笔签名。是高福海以冈古拉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的身份，正式向上打的一个书面报告，报告标题就是《关于要求委派哈拉努里镇镇政府机关干部顾卓群同志来我场高级中学任校长的请示报告》。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完全不可能嘛。”我完全蒙住了。 宋振和笑道（哦，他那该死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我和张书记看到这份报告，当时脑子一下子也有些转不过弯来，心想，顾卓群这小子行啊，居然在背后悄悄地跟高福海挂上了钩，把我们瞒得一愣一愣的……愿意去冈古拉工作，是件好事嘛，我们支持嘛，完全可以公开跟组织上谈嘛……” “没有。根本没有啊。”我再次嚷嚷了起来。 “我们又琢磨，高福海怎么就看上我们的小顾了呢？” “这真是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我一巴掌抹去从额角上直往下流淌的冷汗，连连说道。真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位高福海怎么会看上我了呢？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我跟他完全“不搭界”啊。 “高福海看上你，是件好事……” “宋镇长，你别再挖苦人了……”我忙说。 他做了个有力的手势，截住我的话头，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然后说道：“冈古拉也不是一条不归路。别把它想得那么可怕。我在冈古拉干过。我清楚！”他说这话是有资格的。当年他父亲走后，他也曾被支到冈古拉去“锻练”了两年。在一个连队里当统计员。还跟一帮刑满释放人员在一个屋子里住过几个月，在同一个班组里劳动过几个月。他就是在冈古拉认识小哈的。（小哈的家在冈古拉。）那时候，他还不认识他现在这个妻子。“就我个人来说，派你去，其实还有一个用意。”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啥用意？” “别急。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想过哈拉努里的将来吗？” “……”我心里咯愣了一下，一时间没吱声。 “咋了，没听明白？” “……”我冲他翻翻眼皮，还是没作声。我的确有点不明白。不明白这小子突然间问这话的用意何在。 “装傻充愣咧？” “不是不是不是……”我忙打哈哈。 “那干吗不作声？” “我在想……想……将来不将来的问题，是你们当领导考虑的。我们这一号人，考虑了也没用。” “是吗？”他突然弯缩了上身，眯起眼，冲着我坏笑了一下，然后定定地瞅着我，然后 慢悠悠地又说了这么一句，“我原以为你小子不仅是个明白人，还能是个不错的明白人。”“我当然想做个明白人。只要组织还信任我……”我赶紧顺着他的意思说道。但他已经不想跟我再说下去了，说了句：“好吧。那就这样吧。不谈了。”便站起，神情中甚至还渗出许多的失望和不满，匆匆收拾起自己的笔记本和茶杯，向外走了。 好大的脾气。干脆就不跟我谈了。就这么把我晾那儿了。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在从悬崖上往下坠落，惶惶地慌慌地有些不知所惜，只能呆呆地坐着。过不大一会儿,这小子突然又拐回头来,连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只是闷闷地说道:“到冈古拉后，有个人，提醒你要特别注意。” “你说，我应该特别注意谁？”我怕进一步得罪了他，忙站起，恭敬地问。 “一个叫韩起科的娃娃。” “韩起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韩起科”。第一感觉，这名字挺土。没把“它”太当一回事，便问：“这又是哪根藤上结的瓜？” “派你去冈古拉，还会有哪根藤？”宋振和显得特别不耐烦. “干吗要我去注意一个娃娃？他有多大了？”我继续用那种掉以轻心的口气问道。 “十六七岁吧。” “十六七岁？他是干啥的？” “冈古拉农场小分队的队长。” “……”我一怔，听说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小分队”的队长，开始有点当真起来了。 “你给我听清了，别以为他只有十六七岁，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儿。这小屁娃娃将来很可能是你的主要对手。别一根筋窝在他手里，丢罢荆州，再失街亭，回头让所有的人都笑话你！”说着，这小子依然连正眼都没瞧我一下，转身走了。走到会议室门口，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来似的，回过头来对我说道：“听说你上家去，给我扔下一套《汉书》？干啥呢？我在全机关大会上跟你们说过多少回？咱们都在一个屋檐下干活儿，喝的是一个锅里熬的粥。咱们之间不玩儿这一套。” 我赶紧解释：“我听说，你不止一次去电影放映队找过这套书。我只不过是……”当时哈拉努里镇上还没一家正规书店，历来都由电影放映队趁去县电影发行公司取电影胶片的空儿，上新华书店县中心店捎带拉些新书回来代售。 “行。就算你替我代买的。多谢。”说着，扔下几元钱，转身走了。 五、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身世 从那以后，我就记住这个狗屁孩子韩起科了。不少人给我讲过他的身世。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身世…… 韩起科…… 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这个狗屁名字。不少人给我讲过他的身世。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身世。据说，他是个弃儿，被他爹妈扔掉时，可能还没满月。当时就扔在冈古拉那片神奇的黑杨林里。是高福海在第十七棵黑杨树下捡回了他。那是从西头数起的第十七棵，并把他哺养成人。据说，高福海捡到他时，有一群母狼正围着这个狗屁娃娃。据说当时他嘴里正叨着一个母狼的奶头。所以冈古拉的人都说这狗屁娃娃是喝狼奶长大的。据说，这群母狼经常会回冈古拉来看望它们这个“奶孩子”。不管它们走得有多远，离开的时间有多长，只要韩起科往高处一站，仰起头，扯直了嗓门，长长地吼出一声，它们一定会急速地赶回冈古拉来看望他，救助他。而这个“喝狼奶长大的狗屁娃娃”，至今身上还保留着许多的“狼性”，比如，他只要穿件单薄的外衣就能在冈古拉过冬。而这在一般人，简直无法设想，因为冈古拉冬天的气温，常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之间。这狗屁孩子还特别喜欢生吃牛羊肉。这一点，据说哈拉努里镇政府里不少的人都亲眼看到过。平时，他沉默寡言，温文尔雅。总把双手插在他那条似乎永远也不换洗、但也永远不会怎么太脏的裤子兜里，静静地看着你。但你可不能惹他发火，一旦发火，他就会像十二头无助而又绝望的公狼似的，竖起全身的毛发，向你直扑过来。这时，能叫住他的，只有一个人——高福海。他从来没把高福海叫过“父亲”。高福海也从来不许他叫他“父亲”。十岁前，他管他叫“高伯伯”。十岁以后，他跟所有人一样，很正规地叫他“高场长”。这也是高福海要求的。但冈古拉的人谁都知道，这狗屁孩子一直把高福海当自己的亲生父亲对待。高福海也一直把他当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种亲情关系的建立，不仅因为高福海和他的老伴这一生没能生养儿女，他老人家一生都撕心裂肺地希望能有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这里还蕴含着一种几乎谁也没法描述得尽的知心知肺知冷知热知根知底知情知魂的东西。据说几年前，他俩的关系还没到这个程度。质的转变发生在那一年——人说是韩起科十二岁那年，还有人说是在他十三岁那年——在此以前，他“父子”俩的关系还有点生硬。高福海为人严厉，经常的，一不对头，就用鞭子跟小起科“说话”。据说韩起科的“沉默寡言”，还不是“狼奶”带给的，而是高福海的鞭子教导出来的。十一二岁前，人们经常能看到小起科的额头上肩膀头上带着一道道青紫的伤痕。但没人从他小嘴里听到过半句埋怨的话。人们只是觉得这娃娃越来越沉默，当然，额头和肩膀头上的青紫伤痕也一年比一年地少见。十二三岁那年，高福海下令让韩起科学开拖拉机。在此以前，他已经让他把所有的农活都学了。当十二三岁的小起科能独自驾驶着庞大的履带式拖拉机，带着笨重而又威力无比的五提犁，在直达地平线的条田里，轰轰隆隆走动起来以后，人们发现，高福海再也不打他了。不仅没动用过鞭子，甚至都没跟他动过一根手指头…… 当天下午，我离开三五零八，坐上一辆特意安排的解放牌大卡车，直奔冈古拉而去。我一直希望宋振和能再找我谈一次，能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个人对派我去冈古拉到底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用意”。但他没再找我。只是在过了很多年以后，在许多肯定要发生、可能要发生和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一地都发生之后，我都成了哈拉努里市市委副书记，他也早就被调到省里某个商业银行当了主管业务的副行长，我俩再度见面，回忆起这一段无法忘怀的生活时，他才感慨地告诉我，其实当时他最迫切的是希望我到了冈古拉后，能准确地深入地了解一下高福海这个人的为人。搞清楚这些年来，高福海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否真的像外头传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个非常傲慢、非常排斥、非常霸道、非常不能合作，非常自以为是的一个人？在曾经的一个长时间里，高福海曾是宋振和最敬佩的一个人。他坚毅，强硬，有主见，能吃苦。特别让宋振和看重的是，这家伙对冈古拉的未来有一套自己的设想和安排，并且长时间以来，顽强地，力排众议地在冈古拉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这套设想。这在众多基层主官中，实属少见。但后来为什么变了呢？他真变得那么“可怕”了？他怀疑。为此，两年多前，他曾亲自去冈古拉接触过高福海。从直接获得的印象看，高福海比起多年前，稍稍显得有些沉闷，固执，但依然坦荡，直爽。那一副自信的眼神中，依然闪烁着狡黠和探求的光泽。宋振和没法想象这样一个人近年来怎么会发展到只靠一批十六七岁的小娃娃和几个历史上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控制和管理冈古拉？而且居然还拒绝外出参加任何会议。最近这段时间，据说连家门都很少走出了…… 冈古拉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它地处边陲，原先有个边防军的现役建制团在那儿驻守。由于种种政治和外交的原因，这个现役的建制团后来后撤，在它的防区建起了这么一个不军不民、亦军亦民的“冈古拉农场”。农场人员虽少，但场长政委却仍享受县(团)级的待遇。而哈拉努里镇的镇长和书记只够到科（营）级。按说它本不该归属哈拉努里镇管辖。但它离所有本该管辖它的那些单位部门都太远太远，由省政府和省军区联合发文，做了这么个古怪的决定，把它交由离它最近的哈拉努里镇“托管”。而最近的哈拉努里镇离它也有一百六十八公里。有了这个“托管”，哈拉努里镇的所辖面积整扩大了一倍。在包容了这片神秘而又广阔的荒原后，哈拉努里在所有人眼里也变得神秘和重要起来。宋振和一直想在冈古拉做点什么。但碍于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一直没能早早地把手伸过去。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级别比他高、资历比他老、年龄也比他大许多的“高福海”。这是他不敢把手早早地伸过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他同样拿不准的是，我这个“年轻娃娃”是否也有这个志向，有这个勇气，跟他一起去“把握”那个高福海，在冈古拉好好做一点事情。所以，犹豫再三，那天，他还是没有来找我说明他的真实“用意”…… 吃午饭时，领导们还没走，但等吃罢中午饭，我歪在兵站司务长那个特别暖和、又特别杂乱的小屋里，稍稍打了个盹儿，醒来再一瞧，竟然全走空了。兵站再一次又只剩下了满院的荒芜和全部的空鸟窝，只有一阵阵很平淡的风在窗外林间的雪地上孤独而又凄清地来回穿梭，仿佛这儿从来也没接待过什么人，召开过什么将要左右冈古拉命运的秘密会议，也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连宋振和和张书记也走了。 傍晚时分，我到达沙黑里克老风口。翻过这个风口，就是冈古拉了。但不幸，我被告知，风口有风——哦，这话说得不够准确。因为，风口一年四季天天都有风，“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假如有人跟你说，今天风口没风，只是说那儿正常地刮着三四级、五六级的风。假如有人跟你说，今天风口有风，那就标明，风口正在刮的是特大级的风，是能够把拖拉机刮翻在路沟里的那一号风。那天，刮的正是这一等级的风。风口的雪已经堆到道班房房顶那么高了。两辆专门用来清道的斯大林一百号推土机，也已经让雪埋没。其中一辆，据说还让一阵瞬时风力达到十七级的狂风折翻在了路沟里。为此，交管部门宣布封路。两小时后，一二百辆过路货车客车把沙黑里克镇上所有能停车的空地都占得满满当当的了。镇上仅有的两三家旅社客店，连过道里都坐满了疲惫不堪的过客。凭着司机的老关系，我俩好不容易才在一家老字号的大碗羊肉汤面店的店堂里争到一个空隙；待安顿下自己，天色便渐渐暗淡了下来。因为风雪只在风口处肆虐，而高高耸立在西边地平线上的风口，离镇子还有三四公里远。所以，整个镇子显得异常安静。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气温，好像把一切都冻结了起来，狗不叫猫不蹿，一根根炊烟柱子，也都像是凝固了似的，笔直笔直地悬挂在空中。明净的四野，在晚霞回光返照的映射下，惟有风口处有一小块深灰色的云雾在那儿蠕动翻滚。那块云雾，浓淡不均，像一个软体妖魔似的，无声无息地，时而匐伏蔓延，时而又收缩凝聚，时而特立突兀得让人感到恐怖，时而又千姿百态得让人感到神奇无比。经验告诉人们，只要那团云雾消失，就说明大风已离开风口，人车就能安全通过。但，多长时间它才肯消褪？那就难说了，要看老天爷的兴致和肚量了。 我一直静静地坐在那羊肉汤面店里，静静地注视着那块默默地在跟世人较劲的云雾。后来，我就睡着了，趴在那张特别油腻、又散布着浓烈的羊肉汤味儿的餐桌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大会儿工夫，面店的经理从人堆里挤过来，用力晃醒我和司机，兴奋地告诉我们：“你们不是要去冈古拉农场吗？哎呀呀，我咋就没早想起这档子事呢？赶紧赶紧，这镇子上有他们的驻点站哩。我刚给那个驻点站打过电话去。奇怪得很咧，这会儿站里居然没 人接电话。你看，你们要不要先上那达瞧瞧呢？那达，肯定比我这儿宽敞哩。” 啊，有这等好事？赶紧，发动车。一二十分钟后，我俩颠簸着便赶到山跟前一面大漫坡脚下。那里四处并无人家，孤零零地只盖着两三间带个小院的土房子。小院里长着一两棵孤高劲瘦的白杨树。院门和房墙上都不见挂有任何单位招牌。但人们告诉我们，这就是冈古拉农场“沙黑里克镇驻点站”。扛起行李，敲开“驻点站”的两扇破木门，屋里居然已经有人了，还有灯光。 那“人儿”，就是马桂花。日后我第一任妻子。当时，她肯定也是刚进屋，刚生着炉子，所以整个屋子都充斥着逼人的寒气。而炉膛里的那点寒气又逼得大团大团的煤烟不断从炉子的各个缝隙处往外逃逸。所以，屋子里同时又充斥着呛人的烟气。那女孩一张嘴，简直让我吃一大惊，她说“您”，“您就是来给我们当校长的顾老师？请坐。快请坐。”完全一口纯正的北京普通话，真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进错庙门”了哩。女孩端着一盏煤油灯。这使这间也还算宽敞的屋子的许多角落，都处于一种柔和的幽暗和朦胧之中。女孩约有十六七岁吧。从外表看，她似乎跟别的同龄女孩并无多大的不同，但此时此刻出现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加上她特殊的气质和装束，就使我不得不对她有一点另眼的看待和感受。她脚旁的地板上扔着一件灰布面料的羊皮大衣和一双高腰毡筒。身旁的桌子上醒目地横陈一杆苏制七点六二口径的步骑枪和一条马鞭。脱了皮大衣，她上身只穿一件旧毛线衣（用四五种颜色的旧毛线混织成的），而下身在棉裤外却还加了一条特制的皮裤。这皮裤是用光板子老山羊皮缝制的，只有裤腿而没有裤腰，分别靠两根细细的牛皮带子系扣在腰带上。她的身材在女孩子中算起来，应该还是挺拔的，圆熟的，只稍显单薄。小小的乳胸也显得有点儿平坦。但，因为那件旧毛衣较为单薄，又比较小，绷住了她身躯，加上腰间还很紧身地束了根军用武装带，她那并不尖凸的乳胸，此时还是恰到好处地呈显出了本该的那种生命隆起，再加上刚脱去笨重的高腰毡筒，她脚上只穿着一双灰布缝制的旧袜，或许再加上跟她全身装束和全部的大环境完全不相称的那种文静和文雅、那点忧郁和从容，即便是一眼之下，也绝对能给任何一个陌生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她就是马桂花，冈古拉农场小分队的副队长，当时兼任冈古拉农场驻沙黑里克镇工作站站长。也就是说，假如小分队的一把手韩起科不在家，她就有权代他列席农场场长办公会和农场临时党委的常委会，并行使分队长的全部职权。 但我完全不能想象，高福海和韩起科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女孩，来担当这个重要职务。在我想象中，担当这个职务的，应该是嘴角上和牙齿缝里整天带着生肉屑和唾沫星子、横着走路、斜着瞧人的那种愣头青。怎么会是她呢？而且，哦，她长得还挺好看……既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芳香”，也有“丁香一样的哀怨”……过了许多许多年，我才会感受到，她还具有丁香所没有的那种坚强和固执……甚至生僻…… ……屋子很快烧暖和了。晚饭也很快端上桌子。一大锅苞谷糊糊，一笼屉新苞谷粉蒸的苞谷馒头，一大盘回锅肉炒洋葱，一大盆白菜炖老豆腐，四五头生蒜，一碟油泼辣子。哦，此时此刻，此境此景，你还想要什么？还能要什么？神仙也不过如此！在给我准备的房间里，床头的小桌子上，居然还放着一个扁扁的小铁皮盒子。按当地的惯例，这是用来盛放莫合烟的器具。我打开盒盖一看，里头盛放的果然是已经卷得的莫合烟。十支。用旧报纸卷成。一头尖一头粗。长短粗细完全一样。可谓卷功精到。另外还放着一个铁皮小盒，里头装的是散装莫合烟粒儿，黄灿灿，香喷喷。铁皮小盒下面压着一小摞卷烟使的旧报纸。假如你跟许多老烟鬼似的，只喜欢抽自己卷的莫合烟，那么，就这边请便…… 哦，她这个“站长”，当得真可以啊。 感慨之余，我又疑惑了。一个老人，能把自己贴身宠用的小分队成员训练得如此细腻周到，他真的会有传说中的那么暴烈？他真的会如此蛮横地对待一百五十名刚退伍的军人和他们的年轻妻子？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拘捕”北京总部派出的护送军官？我开始有些疑惑了。 （说到“拘捕”，我曾经对此表示过极大的怀疑。因为捕人是要经检察机关批准，再由公安机关派员执行才能得逞的。而高福海手下，并没有这些机关，只有一个“政法股”。后来我才搞清楚，上级曾经批准边远地区的像冈古拉那样享有县团级政治待遇的国营农场，由场政法股统一集中行使公检法的权力。也就是说，高福海通过自己掌管的政法股，既可以行使刑侦权，捕人权，也可以对人犯处以刑罚权——只在最后一点上，稍稍加了一点限制，它最高只能处人犯四年和四年以下的徒刑。为此，某些农场，既设有自己的拘留所，还设有自己的劳改队，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监狱”。而后来我知道，这二者，在冈古拉是都齐全的。） 夜深人静，我听到马桂花在电话里跟谁汇报这边的情况。十分钟后，她踮着脚尖走过来，轻轻敲了敲我房门，向我报告，高场长让她转告，冈古拉农场全体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都热烈欢迎我去那儿工作。高场长已经责成韩分队长，让他立即开车来驻点站接我。“立即？老风口不是正刮着特级大风吗？”我疑惑地反问。“不管风有多大，只要高场长下了命令，韩分队长都会亲自来接您。”她一脸认真地回答道。“可这时刻强行通过老风口，那是很危险的……”我说。“没事，韩分队长一定会来的。啥也挡不住的。这是命令。”她依然说得那么认真和肯定。我没再跟她争论。因为，“挡得住”，“挡不住”，几个小时后就能见分晓了。 然后我就睡去了。但没过几小时，我就被一阵嗡嗡的喧哗声闹醒。从被窝里折起身，向窗外看去，天色刚开始隐约放亮，但大面积仍然青黑着。那喧哗中掺和着杂乱的脚步声。备不住是风口放行了？被堵塞在这小镇子上疲惫不堪的旅人们正纷纷忙着起程？我赶紧起床，套上棉衣棉裤，又裹上棉大衣上外头去看个究竟。一出门，就看到马桂花已经在院子当间站着，正向风口方向眺望着。 “放行了？”我问。 “没呢。”她说。 “那，这些人在瞎起啥哄呢？”我问道，并仔细向她眺望的方向看去。浅灰色晨光中，有不少人涌出他们昨晚过夜的地方，纷纷聚集到大路边，也在向风口方向驻足翘首眺望。而风口那里，非常明显，风雪并没有消褪，它仍被一块翻滚着的灰色云团遮蔽着，只是那云团的颜色比昨天的稍浅白了一点，范围也稍稍缩小了一圈，翻滚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平缓。 “韩分队长强行通过风口接您来了。”她两眼只是盯着风口方向，并告诉我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打过电话来了？”我忙问。 “您看啊，车正往这边走呐。”她冲我多少有点忧虑地笑了笑，然后赶紧又转过脸去注视风口方向的动静了。我再去打量风口方向，才看到，在高处那块灰色色块中，果然出现了两个小亮点，时隐时现地向这边挣扎而来。这就是说，真有人开着一辆车（拖拉机？）妄图趁凌晨风势有所减弱的当口，强行冲过老风口。这家伙的冒险举动，显然引起了所有被堵人群的关注。 “真底在玩命咧……啥人嘛……”“二球货咧！”人们迸住气，在凛冽的晨空下，裹紧了大衣围巾，一口喷出一朵蒙蒙的白花，一边悄悄地议论着，一边无比紧张地把眼光盯住那两个小亮点从高处慢慢往下挪动。有一会儿，那亮点突然不见了，在场的几百号人几乎同时都“哟”地一声叫喊起来。我看到马桂花也好几次把捏紧的双手下意识地举到自己嘴边，以防止自己跟着他们一起惊惧叫喊。 “就是那车？”我忙问。 “是……是……就是他……”她抱歉似的笑笑，但眼睛却始终没离开那两个亮点。 十几分钟后，那亮点终于摆脱“灰色调”的拼死纠缠撕扯，开始大踏步向下冲来，人们松下一口气，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蜂拥过去，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敢于驾车（事后证实是一辆履带式东方红拖拉机）冲老风口的家伙到底长得一副啥“二球”样。 “快回屋吧，别冻着了。”已经完全放下心来的马桂花，最后又看了一眼那两道越来越晃眼的车灯光，这才回过神来照顾我这个“宾客”。看得出，她的身子还在微微地颤栗，她的内心还处在刚才那一阵紧张的余悸之中。 拖拉机在众人的哄围下，直接开进了驻点站的小院。机车上一共下来三个人，其中两位都穿着跟马桂花那件同一式样的灰布面羊皮大衣，也戴着灰色的野兔皮缝制的三块瓦皮帽，灰布棉裤外套着同样的皮护腿，脚下穿的也是同样的高腰毡筒。很显然，这一身，全是作为小分队的“制服”，统一制作的。拖拉机周身通红，驾驶室的门扇上用金黄的油漆画着一个大大的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又画着一只平展双翅的黑雀。后来我才知道，这五角星和黑雀，就是冈古拉小分队的“队标”。他们自视是“冈古拉高地上一群黑雀”。这句话出自他们的分队长韩起科的嘴。而三人中的第三位，正是这位“韩分队长”，也就是宋振和再三提醒我，要认真加以对付的那个“韩起科”。我仔细看去，却是一个长得白白净净书生型的娃娃。个头比我还稍许矮一点。眼神明亮随和，似乎在表明，他随时都乐意跟你交换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并乐意替你去做你需要他做的各种事情。如此寒冷的早晨，驾驶一辆没有一点取暖设备的国产履带式大马力拖拉机，冲击那风雪交加的老风口，他却只穿了一件很旧的浅灰色短呢大衣，大衣的长度也就刚刚能盖住一点膝盖；既没戴帽子，也没戴手套。这一身完全是秋装打扮啊。（后来我才知道，全体小分队成员中，只有他一人可以这么不按高场长的规定穿着，而这也是经高场长特批的。）如果一定要说，这一路超极限的酷寒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的话，那么，我发现他脸色还是有一点苍白。如果一定还要我说，那天一眼之下，从他神情中发现了什么跟一般十六七的娃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有那么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机车开进驻点站院子的时候，围观的人已经集聚得不算少了，说是里三层外三层都不算夸张。但他跳下机车，对那些完全是冲着他而来，冲着他而欣喜惊诧万分的人们，却好像什么都没瞧见似的，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头一低，就照直走进了我所在的那个大房间。那种经世之人才可能有的孤傲（如果能称之为“孤傲”的话）和淡漠（哦，久违了的“淡漠”，原先在我眼中它只应属于小哈独有），一瞬间，竟然在这个十六七的小男娃身上表现得如此充分和彻底，真的让我骇异。而让我更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一进屋，刚掩上门，他居然立即回头吩咐紧随他的那两个同伴，替他去招呼一下那些“老百姓”（是的，他称呼他们“老百姓”）：“让他们赶紧回去。大冬天的，跟着挤来挤去，有啥意思嘛？别冻感冒了。”这是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让我难以想象的是，他居然也跟马桂花似的，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纯正。 完全莫名其妙嘛！在冈古拉荒原上，一个据说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娃娃却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完全莫名其妙嘛！ 后来我才得知，所有小分队的成员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官话。这正是那位高场长严格训练的结果。高场长，一九二七年生于北京南城铁匠营胡同。祖父曾为一位落籍到北京当寓公的外省小军阀当过差。那个小军阀的长子从小酷爱听戏，稍有年岁，瞒着家里人，偷偷入科班，学须生。这事儿，在他那样的家庭里，怎么能长久得了？后来举家干涉，他不得不退出科班，拿着老子的赞助，在前门外办了家戏装厂，正经当起“厂长”来了。这家伙当厂长居然还行，渐渐发达，在西城东城分别都盘下些店面，并挤进京城为数不多的能趁起私家小汽车的时髦富户行列。高场长的父亲一早在他的戏装厂打过几天杂，后来因为为人勤谨实诚，手脚麻利，脑袋瓜又比较好使，眼里也有活儿，被那位长子聘为专车司机。但好景不长，那位长子妄图进一步盘下西四牌楼附近一家金店，惨遭一伙“京油子”暗算。而这伙京油子实际上又是替当时名噪一时的“京城几大衙内”跑腿的。长子不仅赔了个底儿掉，还在一场经年累月的官司中得了重病，差一点丢了性命，一气之下，连车子带厂子全卖了，连带戒烟戒酒，甚至都不再去烟花巷里找乐子，从此偃旗息鼓，看透人生。高场长的父亲从他手中得了一笔较为丰厚的“遣散费”，买下铁匠营那两间平房，安顿全家。拿现在的北京地图照量，铁匠营虽不算市中心，但毕竟还在三环以里，怎么说，也是城区的“繁华地段”。但那会儿，真真切切是在郊外落了大荒了。房基地原先是宫内哪位旗爷家的老坟场。天一黑，四周连个路灯都没有。六八月里，鬼火飘摇。所以，地价房价都特便宜。高场长父亲这人，精细，还会倒腾，没过多些日子，居然把两间平房扩大成了三正两厢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了几棵他们全家人久久向往的枣树，柿树和香椿树，直把长子一家人惊叹得不行。后来两家依然来往。长子经常来南城看望高场长一家人，并在酒后茶余，常跟年轻的高场长抚掌感叹“旧社会的黑暗”。现在回过头来说，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场长，他最早的“阶级教育”恰是无意间从这位旧军阀的后裔、倒霉催的资本家那儿获得的，绝不为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场长当然是不能这么说的。而事实上，他一九四九年参军时，父亲和祖父全反对，祖母拿着把锈了刀刃的剪子，生生对准自己皱褶密布的喉头，非要跟这位“奇出怪样，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居然要去当兵吃粮的孙子”拼命。倒是这位旧军阀的长子，败落的资本家，匆匆赶来，上下一通安抚，反复给做了不少工作，才艰难玉成。（当然，当时起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地下党人，就不去一一说他们了。）高福海一九五八年转业。当时有一批热血沸腾的年轻转业军官被分配到冈古拉荒原。那批军官，经过一年的锻炼，大部分都上调到别的厂矿县乡任职去了。只有三人“傻不唧唧”地主动要求留在冈古拉，继续干。高福海便是那三只“傻鸟”中的一只，也是那三人中惟一好好地活到今天的人。从那以后，他就一屁股坐定在了荒原上的这片黑杨林中，再没挪动过。照理说，他应该早就忘了那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北京南城。但是，事实上他却什么也没忘了，也完全忘不了。他那一口绝对标准的京腔和下了死命令也不许他的“小分队”队员们说话带半点土腔土调儿，就标志着他内心那股极强大的“京城意识”，历数十年都未曾稍有衰减…… 六、木头匣子 高福海的家坐落在一个高坡上，是一幢黑黢幽暗的大房子。那房子简直就是个放大了一千倍的木头匣子，而且是用无数块千年硬木板做成的木头匣子。 车子快驶近冈古拉场部时，直觉告诉我，我这是来到了天地的尽头，真是一派无边无际的落寞寂静啊。环顾四宇，浅灰色的阳光在无聊地晃来晃去。我只能听到自己在喘息，听到场部空地前那几棵高耸的白杨树在叹息。还有一种声音是间歇发出的，你无法找到它的声源 ，但它又无处不在。那是某一片树皮、某一块铁板、某一摞砖块、某一条出头椽子或某一根废弃了的烟囱……被冻裂时发出的“咔咔嚓嚓”声，一种很清脆，又很细微的声音，在天地间此起彼伏着。 这一天，走一路，我们几乎没遇见一个活人。路旁偶尔才会出现一两个散放的家养驼群，三三两两地，站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中傻呆呆地迎送我们。很多很多年前，我随老爸上这儿来过一次。也许因为那会儿小，心里关注的取向不同，那一回，我并没有感到这样的紧张和窒息。也许还因为季节不同，那回是深秋，多彩。而这一回的雪，既制造了无边的统一和单调，却也覆盖了它原有的荒芜。只是它实在太悠远了，地平线总是在那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发着光。一开始，一马平川，什么都没有。行驶了三四个小时后才开始出现一些起伏和沟坎，然后又是什么都没有，最后出现两三片不大点儿的林子，从林子里隐隐约约地还飘来一点点炊烟的味道。当时，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喉眼儿了——要知道，我不是条头顶小花的嫩黄瓜，我也曾不止一次深入过各种各样的荒原腹地，从小也生活在同样开阔宽广的哈拉努里戈壁滩上……但当我们的车队，由韩起科带来的那辆拖拉机和镇政府派来送我的那辆老解放，还有一辆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老式吉普组成的车队，依旧一往无前地向前驰去时，看看正在向地平线低头靠拢的那个黄白黄白的太阳，看看身后在雪地上拉得老长老长的车影，我还是出现了短暂的恍惚。我用力握紧面前的铁扶手，感到腹部水胀得厉害。我要求停车方便，悄悄镇静一下自己。而在后座坐我左手的那个叫“范东”的娃娃，虽然五音不全，却一直在低低地哼着列宁最爱唱的那首《华沙工人之歌》……在我右手紧挨着我的，是马桂花。她一路上一直在问我“冷不冷？”车行一小时后，她就脱下她的皮大衣，来包裹我的双膝。后来她又要给我她那条加长加厚的围巾，（我知道我应该拒绝，但它实在太暖和了，而且透着一股我从来也没有闻到过的那种青草汁儿和旧炕席的气味。这是一种特殊女孩身上的特殊体息。它非常强烈，也非常复杂。而且她老说：“您围着吧。它其实不脏。”我知道我再推脱就不好了。）韩起科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他老取一个姿势坐着，斜斜地靠在破旧得已露出棕絮的椅背上，抱着自己的双臂，即便全车的人都在某一时间段里瞌睡过去了，他都不会睡，一直在用一种深思的眼光注视前方路面，老在提醒司机，“有坑”，“收油门，下坡了”等等等等。最有趣的是那个叫“赵光”的娃娃，他独自在前边操控着那辆履带式拖拉机为我们开路。他每隔两三小时，就会突然停下车，大喊：“尿尿！”“尿尿！”然后，解开裤扣，掏出家伙，在雪地里一边跑，一边尿；顺着跑，倒着跑，有时还侧着跑；总是边跑边尿。有一回还钻进吉普车里来拉马桂花，非得让她下车跟他比试，看谁尿得高。马桂花红起脸冲下车，一下把他摁倒在雪窝窝里（他的个头还没马桂花高），抓起一大把雪塞进他的裤裆。赵光这狗屁孩儿笑着跳起，捂着自己的裤裆大叫：“哎呀，坏了坏了，冻硬了，真冻硬了。桂花姐，求您了，帮我暖和暖和它吧……”车行七小时零九分半钟，前方高坡上终于出现一个画着大红五角星和小黑雀的木牌。木牌足有四五平方米大。木牌子上写着“前方三公里→冈古拉农场”。我原以为，终于“到家”了，小分队的这几个娃娃兵该欢呼一下，雀跃一下，却没想，闹腾了一路的赵光这时反倒老实了。范东也不再哼唱他那个“华沙工人之歌”了。倒是分队长韩起科慢慢下得车来，缓缓地向前走两步，双手叉住腰，来回转动了几下上身，回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说道：“冻坏了吧？赶紧到招待所暖和暖和！暖和暖和！” 场部就坐落在一条大干沟的对岸。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被收拾得如此干净，整齐。场部所有的建筑物，虽然也都是些土块垒的“泥巴玩意儿”，但看得出，全经过一番精心统一的规划，房顶上一水儿铺着红褐色的瓦块，连烟囟的高矮大小都完全一致。但是在干沟底部却聚集着一大片杂乱不堪的土房。韩起科告诉我，这是“盲流”们聚居的地方。他们不属于农场的正式职工，既不在籍，也不在编，但归冈古拉农场管辖。他们是冈古拉的“黑户”，又是农场一支重要的劳动大军。他们中间很可能混有逃亡的“杀人犯”或“政治犯”。农场曾按他们自己填报的老家地址，发函去调查。百分之六七十的回函都只有一句话：“查无此人”。冈古拉过去还有一类人也是被要求“单独居住”的，他们被称作“新生员”，也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划分给他们“单独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作“新生队”。只是前些年，边境上不太平，常有或大或小的武装冲突发生。为安全起见，上边决定，内迁这些“新生人员”，一夜之间把他们后撤了五百公里。冈古拉这才不见了“新生队”这样的编制。韩起科这小子跟我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保持着一种很平静的微笑，甚至是很温和的微笑，真的让我难以想象他从小是什么“生喝狼奶”和“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后来，跟他混熟了，我拿这话问过他。他听罢，又一次温和地笑笑，旋即从腰间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刀，从一头刚宰了又剥完皮的羊身上熟练地切下窄窄一长片带血丝的肉条，放到自己的嘴前边，然后像吸面条似的，哧溜一声，将它吸进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大嚼起来，然后笑着劝我：“真的很好吃。不信，您试试？”那笑容依然是温和、平静和从容的。 但这小子肯定不是个可让人随意拿捏揉搓的生面团。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作证。这一路上，马桂花和另两个小分队成员，范东，赵光，很快就跟我厮混熟了，“校长”长“校长”短地叫个不停。就他，这个狗屁孩子，不管如何的平静温和，礼貌得体，就是听不到他叫一声“校长”。而且很明显地让我感到，他是在有意回避这个职务上的称呼。他是在等待，等待他那位“高场长”对我最后的认可。他不管上头怎么任命我、怎么称呼我，他要看高福海的态度，看他的高场长最后是否接纳我。果不其然，一到场部招待所，只等我安置好行李，草草地洗了把热水脸，端起新沏的茶，稍稍啜过两口，还没等我把冻僵的身子全部暖和过来，他便微笑着进屋来通知我：“可以的话，高场长想这会儿就请您上他家里去坐一坐。” 这么快就要“验明正身”？行动果然干脆利索。我赶紧去行李包里取出那些调动任职手续和粮油户口关系。他却说：“这些，您交给我就成了。”完全一派“大内总管”的架势和口气。说罢，他已经先期走到门口，闪在一旁，替我撩起了棉门帘；待我一出门，便反身“咔”地一声用一把一公斤重的铁锁，把门给锁上了，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钥匙交到我手上，并不紧不慢地在前边带起路来。到这会儿，他依然没叫我一声“校长”。真是“做出事来，滴水不漏”。 高福海家坐落在场部后头那片高坡上。高坡上有一片林子。他家就坐落在这片林子的前边。一踏上去高家的路，我又大感意外，这居然是一条完全用木板铺成的路。路虽然不宽，但来回也能过两辆大车，还一水儿地用某种我叫不上名来的硬杂木料铺成。那木料青褐中带些暗红，颜色跟老旧的血迹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黑杨树板子。）我去过很多县镇农场，在各种各样的中心街区里见过各种各样的马路，但真还没见过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几十年后，我有可能出访美国的大西洋城，在那儿也发现了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站在异国的木板路上，眺望不远处波涛汹涌而又浩瀚无边的大西洋洋面，在我心里一阵阵翻滚着的，却依然是对冈古拉的回忆…… ……难以想象，高福海的这幢大房子，整幢都是用黑杨树板子建起来的。它黑红黑红地耸立在一片洁白的雪窝窝中，像一个用千年硬木雕就的大匣子。屋里看不到火墙，但又特别暖和。以后我才知道，他自行设计了小锅炉送暖，暖气管道都预置在地板和天花板里头了。墙体板都是双层的，中间填塞了足够的石棉、石灰和玻璃纤维。绝对保暖，还防火防潮。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间用来接见我的大房间称之为“客厅”。这里没有沙发之类的奢侈品，但靠墙却个儿挨个儿地放着十把（十二把？）白松木做的靠背椅子，一水儿刷着橘黄色的油漆 。活儿全出自农场加工厂那帮无师自通的“细木工”之手。货真料实，却又粗糙笨重。包括那个两头沉带八个抽屉八个桌腿的写字桌，还有那个铺着墨绿色桌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腿一准有房梁那么顸，也都绝杀般地油成了橘黄色。另外一样陈设是我应该想到，但又不可能想到的是，这大房间里养着许多盆（许多桶？）在北京南城小胡同大杂院里特别多见的倒挂金钟、大叶海棠和石榴。足有二十盆左右吧。我没细数。那钟形的花骨朵，以经典的口冲下的形状，悠然地倒挂着。每一个萼片垂下后，又微微向上卷起，均呈红白双色，应该说是个名贵品种了。而那大叶海棠却是我也喜欢的东西。我喜欢它略显粗犷的大叶片上常常生泛出一种雄浑的紫色。以后我还发现，这位高福海同志还喜欢另一种带有紫色的东西——发了芽儿的土豆。冈古拉地处高寒，以出产土豆闻名遐迩。高福海特别喜欢在自己的案头上搁个大土豆，将它养在一个大糙海碗里。那土豆足有小孩儿脑袋那么大。土豆存放时间长了，得着潮气，自然会从芽眼儿里冒出一枝枝芽茎。那芽茎紫兮兮地，虽说鲜嫩，生脆，却粗大，茁壮，长着一点小刺儿似的东西，露出一副狰狞相，但极富生命的意味。他喜欢看它饱满的，充满肉体质感的那种紫色，喜欢看它们一天一个样儿地产生变化。每一枝都能长到手指那么长，那么粗，刺个棱棱地，虎视眈眈地向四下里张望。再长一阵，它就开始冒叶。一冒叶，它就秀气了。一秀气，他就把它扔了。再挑一个大土豆来养在那大海碗里。早先有人问：“场长，这土豆有啥可看底嘛？上边境的集市上给您买个巴基斯坦雕花铜瓶搁案头吧。”他啐他一嘴道：“你懂啥？啊？你懂啥嘛？！”以后就再没人多这份嘴了。 我还注意到，他使的那个水杯，跟这一带大多数官员使的一样，也是那种从苏联进口来的镀银镂花铜外套水晶玻璃玩意儿。大房子里这时光线暗淡，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个镀银的杯子外套，一直在桌子的这个角上，独自隐隐地发放出它幽深的亮光。（另一角上，摆放着的便是那个大土豆和它的糙海碗。） “你就是顾卓群？挺年轻么。”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韩起科把我领进屋时，他已经在他那把木质大圈椅里坐着了。没跟我握手，只是做了一个手势，请我在预先放置在他左前方的一把靠背椅上就座。他声音低沉，神情和蔼；也许因为耳背的缘故，一边说话，一边本能地象征性地挪动一下自己身下的椅子，好像是愿意更靠近我一些，以便能更清楚地听到我的回答。 “挺年轻么……”没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这么评价了一句，并很安祥地打量了我一眼。没有丝毫的揶揄和嘲谑，反倒还流露出些许的羡慕和感慨。这也是出乎我意外的。 这时，韩起科给我送来一杯刚沏的茶水，也想给高福海那只茶杯里再续点水。他却冲他略略地挥了一下手，当即拒绝了。韩起科立即乖乖地退到一边。在他挥手的一瞬间，本能地流露出一种完全不容对方违抗的威严，也让我一下屏住了呼吸。我注意到，他的个头并不高，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瘦小。但多年高寒地区的户外生活，使他的皮肤呈一种灰暗的深棕色，脸颊和额角上的皱纹同样深峻，眼袋极为松弛。我见过许多在基层当头头的人。他们第一次接触像我这样既年轻，但又是从上级机关派来的人，往往在周到的礼节中会故意显现一点矜持，或者在热情中保持相当的警觉。而他给我的却是一个完全不设防的温和长者的印象。从他的目光中，还能明显感受他内心的疲惫……和……和精神上的某种迟钝。他为什么不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陌生人掩饰自己这种“衰老”迹象？是他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衰老”？还是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外人防备？还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个同等量级的对手，觉得在我面前完全不必做任何掩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给对付了？假如这老家伙真是这种想法，那，我这次任务完成起来可能就要容易得多了。我这么暗自想道。 然后，他常规性地问了我一些个人和家庭的情况。正聊着，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响了好大一会儿，他没反应。（看样子，他耳朵的确有点背。）我和韩起科自然是早就听到了。但是，高福海不作反应，不发相关指示，我和韩起科自不便说什么。于是，电话铃继续顽强而固执地响着，终于传进了他耳朵。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要理会它。但这个打电话的人也够倔的。继续不停地在要着。他终于忍受不了了，脸带愠色地皱了皱眉头，拿眼光示意了一下韩起科。韩起科忙进里屋去接这个电话。韩起科对对方这时候打电话来“骚扰”高福海，也挺不高兴，一拿起电话就大声说了句：“你干吗呢？高场长正说着话哩。啥事？我是韩起科。快说话。”因为他把嗓门提得挺高，声调也挺冲，说的那些话，在门外的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谁？你是谁？大声点儿。再说一遍……”他继续喊叫。高福海便向我解释道：“可能是个长途。这狗屁线路质量不好，接个长途电话，真费劲。”但，紧接着，韩起科的声音马上降低下来了，好像是要说什么悄悄话似的，并且还把通外间的门关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神色匆匆地走到高福海身旁，附在他耳朵旁低声说了句：“您电话。”“什么大了不得的事，你接了不就完了？我跟顾校长正说着话哩。”“您还是去接一下。”“谁打来的嘛？”高福海瞪大眼逼问。“您……您还是去接一下。”韩起科怎么也不肯说出打电话那人的名字，只是低声地催促高福海去接电话。精明的高福海立刻觉出这电话非同寻常，便跟我打招呼：“你说当这场长受罪不受罪？整天陷在这没完没了的杂拌事儿之中。唉！你坐一会儿，喝口茶。赏赏我那些花。都是地道的北京品种。我连养花的土都是从北京拉来的。这里还是有些讲究的。你瞧瞧。瞧瞧。”说着，便支撑起行动略有点儿不便的身子，进里屋接电话去了。韩起科没跟着进去。不说别的，只按待客之礼，他也得在外头陪着我啊。但看得出，他人虽然在门外，心却还牵挂着里屋那个“非同寻常”的电话，颇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并且一俟高福海进了里屋的门，便过去一把把门严严地带上了，好似怕我“偷”听到什么。“出什么事了？”我心里暗自嘀咕。为了缓解现场突然紧张起来的气氛，我主动找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来跟他闲扯。他似乎也无心来应我的闲扯，老用眼角的余光去扫那里屋的门。过了不大一会儿，门突然开了，我跟韩起科都以为高福海打完电话了哩，便忙站起，去回应他。却不料他只是探出个头来，对韩起科嚷着：“你来替我接一下。这线路真没法再凑合了。”原来是他听不清对方说话的声音，让韩起科去替他接听这电话。 韩起科进屋后，外边这“大厅”里俨然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呆呆地坐着，不敢随意乱动。突然降临的寂静，使我越发不安起来。直觉告诉我，这个“非同寻常”的神秘来电，一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否则，刚才韩起科的神情不会显得那么的不自然，也不会死活不肯当着我的面跟高福海说明那个打电话人的名字。 “谁又在跟高福海通报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参加三五零八会议中的哪一位？”我暗自捉摸着，猜测着。高福海多年来虽然一直偏隅一方，但他有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分散在全省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对他的能量绝对不可低估。假如现在有人向他“揭发”，我此次来冈古拉就是来搞他的“情报”的，他会怎么对待我？想到这儿，我还真有点坐不住了。但我又劝我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吧，到冈古拉的头一天，居然就会被人“揭发”出来。如果真是这样，老天爷也跟我太过不去了。为了镇静下自己，一口喝干了茶杯里剩余的凉茶，起身上窗户子跟前去“欣赏”高福海那些心爱的“北京花木”。但等我刚走到窗户子跟前，身后的门扇吱嘎一声响了，韩起科大步从里屋走了出来，对我说：“出了点麻烦事。高场长一时半会儿可能跟您谈不成了。他请您先回招待所休息。真对不起。”说着，他用另一部电话机，跟谁说了几句。不大一会儿，马桂花便奉命匆匆赶来，把我带回了招待所。而一直到我离开那个黑杨树板子建起的大屋子，高福海居然再没露一下面，更没跟我招呼一下。韩起科也只是礼节性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最后的握别，也很敷衍了事，没等我转身，他却径自转身回里屋去了。后来还是马桂花追过去叫住他，低声问了些什么。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我已经走出门，开始往那个木台阶下走了，又不好意思站住了细听，只听韩起科对她吩咐了这么一句：“先按原先安排的做。有什么变化，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晚饭是马桂花陪我吃的。韩起科和高福海一直没露面。从马桂花偶尔说漏嘴所透露出的一句话里，我得知，这顿晚饭，原先高福海准备亲自来陪我。来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出了点儿事”。“不过也没啥。这些年，老有人对我们冈古拉有成见，瞧不起我们，想欺负我们冈古拉，但到了也没能把我们冈古拉咋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就是给这些人画的像。您吃。高场长说您不喝酒。您真不喝？在上头机关里待过的人很少不喝酒。高场长还说，您爸特能喝。他也奇怪，那样的老子生个儿 子怎么不喝酒，转种了？”马桂花说到这里，忍不住捂住嘴，一笑。但她这番话却让我听得“胆战心惊”。这位“高场长”还真把我了解了个“底儿掉”啊！她刚才说的那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是不是就是在影射我呢？但看她那副特别纯真的样子，好像对我没存什么戒心，更没半点恶意，又让我稍稍放下了些心。她一边劝我好好吃，一边自己不由分说就先干了两个大白面馍下肚。要知道，这招待所食堂里的白面馍，一个足有四两重。吃完了，看样子还没够哩。后来，等我娶了她，在结婚圆房的那个晚上，我跟她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桂花，你知道不，为了娶你，我可做了不少准备。最重要的一个准备，你知道是啥嘛？”“是啥？”她羞羞地问。我笑道：“攒了一百来斤粮票，准备供个大肚婆娘哩。”她刷地红了脸，扑过来要捶我，并啐道：“嫌我吃得多，就别娶我嘛。一百来斤，怎么够我吃啊？”说着，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唉，想起那一段跟她之间曾有过的单纯而舒心的日子，又怎知道后来会发生那样一些令人揪心的变故呢…… 吃罢晚饭，她又把我带回招待所。一路上挺神秘地保持沉默。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招待所不久前刚接待过那些退伍军人，处处还张贴着大幅欢迎标语，处处充斥着消毒用的石灰水气味儿。我们刚走进招待所大院那个月亮门洞，便听到有人突然从暗处大喊了一声：“敬礼！”。我忙抬头去看，院子里早已“黑压压”一片冒出三几十人的队伍。随即，路灯也突然间亮了。（哈，这帮狗屁孩子，还跟我玩“舞台效果”哩。）随即，从队伍里便齐声响起炸雷般的喊叫：“欢迎校长。欢迎校长。欢迎欢迎欢迎，校、长、同志！”然后，作为当天的“值班长”，那个一路上总用尿尿来逗乐别人的赵光，此刻却一脸严肃，用极正规的军事化跑操动作，跑到我和马桂花面前，“”地一下，向我敬了个军礼，并报告道：“校长同志，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全体学员（请注意，他说的是‘学员’，而不是通常说的‘学生’）奉命集合完毕。请指示！”完全规范，完全军事化啊，一扫我几个小时来内心的忐忑，甚至让我有点激动起来，下意识地整了下“着装”，上前两步，站到队伍正前方中央，也向“同志们”回敬了个礼。（据小分队成员后来回忆，我当时那个“敬礼”动作，做得特“臭”。要不是马副分队长事先给他们打过“防疫针”，他们最不济也要给我一大哄。他们告诉我，马副分队长事前是这么跟他们打‘防疫针’的：据了解，新来的这位校长既没当过兵，也没受过严格军训，但是，只要高场长不改变原先的决定，我们就得对他表示一百二十万分的尊重和服从。不管他在检阅我们时，在队列前出什么“洋相”，都得绷住劲儿，不得起哄。违者严肃处理。）然后，他们又以分列式的形式，分男队和女队，从我面前正步走过，再次接受我这校长的“检阅”。 ……房间提前就烧暖和了，热水也打来了，甚至还给找了双拖鞋，搁在了床前。我四下里一环顾，发现这招待所的房间里怎么没挂窗户帘子。所有的玻璃窗都明晃晃地直接冲着院子哩。我犹豫了一下，问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争着告诉我，从前都是挂窗户帘子的。有一度，高场长还特别要求冈古拉的各公共场所的窗户子上必须挂窗户帘子。尤其对招待所，高场长要求更严格。他希望让一路辛苦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晚上能放心大胆，舒舒服服地在这儿睡个安稳觉。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愿意上冈古拉来出差，办事儿。这窗户帘子一直挂到前年吧，出事了。两个自称是来“出差”的青皮汉子，到招待所要了一个房间，洗洗涮涮住下。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那房间的窗户帘子一直死死地捂着，也不见屋里有任何动静。一直熬到下午了，还不见有动静。管理员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敲敲门，没人应。敲三遍，还没人应。管理员急了，赶紧跑去叫政法股的人，一起撞进门去。一人已经被砍死在床上，另一人早跑了。茫茫冈古拉大荒原，跑一个人，假如他存心不想回头，也不顾及自己那个小命，你是绝对没法找得到他的。这桩杀人案至今没能破了。这也是自建场以来，少数几起没有能破得了的大案要案之一。从那以后，高福海下令，由场政法股发文，通令全场，凡是公共活动场所（含招待所）一律不准使用窗帘一类可能被“阶级敌人”利用来作案的“遮蔽物”。 “但我算阶级敌人吗？”我笑着问当时满满当当挤在我房间里的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也都笑了。虽然答案是明摆着的，他们心里也都明白，但却没一个人正面应声来回答我，只是把目光转向他们的马副队长。马桂花犹豫了一下，悄悄跟赵光说了句什么。赵光立即上管理员屋里给高福海打电话请示。十分钟后，赵光乐不滋滋地拿着两条雪白的床单，一溜小跑回来。队员们蜂拥上前，很快替我把这两块床单挂到了窗户子上。可以看得出，队员们非常愿意在我房间里多待些时候，非常愿意翻翻我的“书箱”（那是两只原先装运固本肥皂用的木板箱），摸摸我那把断了根弦的国产小提琴，轮着吹吹有两三个簧片已经在生锈的国光口琴，分析分析我那盆塑料花的制作“奥秘”——据说在北京上海知青来到之前，整个冈古拉都没一件塑料制品。还有两三位女队员，什么事也不做，就是跟蒜瓣儿似的相互挤靠在一个角落里，用一种特别好奇而又热烈专注的眼神地盯着我“看”。我想她们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一定是都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在旷野上长大的她们，在许多方面从来都不知什么叫“自我掩蔽”。她们这时候甚至都不会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的眼神已经有些发烫了。但，话又得说回来，她们同时又是羞怯的，或者不如说是“畏怯的”更准确。她们的这种羞怯也罢，畏怯也罢，同样也是天生的，出自本能的，完全无意识的。包括她们的队副马桂花，虽然她比她们在心理上要成熟得多，待人接物也更理智，但当时在我这个“陌生”的、还算是有教养的、特别是她认为已经得到她最崇敬的高场长认可的人面前，她也显得特别活跃，率性，说话的声音比平时高出八度，行为举止也比平时快了好几个节拍。（哦，你们要知道，“陌生人”，对她们有多大的吸引力。空旷的冈古拉高地上很少有陌生人来到。从小到大，她们很少能见到陌生人，更别说是陌生的男人，更别说是陌生的年轻男子。至于说到“教养问题”，女孩总是喜欢有点教养，有点文化的男子——我当然是指大多数女孩而言。） 这时候，韩起科突然走了进来。脸色有点苍白。神色显得有点疲惫。显然，在我离开大屋以后，他和高福海一直也没闲着。很可能一直在商议刚才那个“神秘电话”的内容和应对方案，连晚饭还没来得及吃。 “好了好了，该让顾卓群同志休息了。”(请注意，他在小分队全体队员面前称呼我的是“顾卓群同志”，而不是“顾校长”。)韩起科一声令下，在场的小分队队员立即恢复了常态，立即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即站起，一点都不表示遗憾地(虽然心里都有无数的遗憾)立即向门外走去。值班长赵光再次在院子里整队，报数，向左转，向右转，起步走，“嚓、嚓、嚓、嚓……”一行人渐渐浸入早已浓得抹不开的夜色之中。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两个女孩，在快要走出那极度昏黄的路灯光的光圈时，忍不住回过头来，留恋似的扫了我一眼。 韩起科也跟队伍一起走了。因为他还没吃晚饭，要去“随便找点东西填补一下。”但是，他马上就会回来的，因为，高场长还要他跟我说点儿事。 “啥事？”我忍不住地打探。 “嗯……”他犹豫了一下，敷衍道，“也没啥特别了不得的事。待会儿再说吧。我现在 实在太饿了。”然后，他又问我，要不要留一两个小分队队员下来陪我说说话。“或者让马副队长留下？”“不用不用。她这一天跟着我已经挺累的了，让她早点回去休息。”我忙回绝。 目送他（她）们渐渐隐去，我又在宽宽的廊檐下站了会儿。我不否认，有一瞬间我处在一种很有新意的兴奋之中。小分队队员们那一阵“众星捧月”般的相待，确实让我感到异常的自豪，舒服，充实和……满足。打小至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十个人同时向我“低头”、同时很乖地听我吆喝、由着我摆布——虽然，这几十人只不过是一些半大的“娃娃”。但你要明白，这些娃娃都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他们是冈古拉的实际控制者。我明白，暗自为有人向自己低头，围着自己转圈儿而兴奋，说明我这个人实际上也挺世俗，甚至也挺他妈的操蛋，但我还是挡不住要兴奋，挡不住地感到满足。况且，这一刻，周围又没别的人，高高的树影和浑厚的天穹是不会来责备我的“虚荣”和“轻浮”的，我何不稍稍放纵一下自己呢…… 稍稍有点遗憾的是，没答应韩起科的提议，把小桂花留下来，“说说话”…… 哦，冈古拉，冬夜的星空竟然是那么地澄澈，那么的原始…… 一个小时后，我突然打了个颤。我被一种声音惊醒。我问已经躺到床上的自己：我睡着了吗？我怎么躺下了呢？韩起科“还要跟我说点儿事”哩。都几点了，他怎么还不来？我振作起来，翻过身去，从简陋的床头柜上取小闹钟看时间。这时，那惊醒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哦，这一回听清楚了，是敲门声。有人来了。是韩起科？我猛地跳起。 七、有种，你把我拉出去枪毙了！ 我扯着嗓门对他喊道，有种，你把我拉出去枪毙了！ 敲门人，是……是马桂花。竟然是……是马桂花。她随身还带着两个小分队的男队员。 “顾卓群同志，韩分队长暂时来不了了。他委托我们仨来接你。”马桂花一脸的严肃。与一个小时前，离开我这儿时的那个马桂花相比，眼前这个马桂花，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不仅改了口，也称我“顾卓群同志”了，说话间，目光游移不定，还不敢正眼看着我。 我一愣。心猛地往下一沉。怎么回事？ “接我？上哪儿？”我稳住自己，问。 “没事儿。给你换个地儿住。请收拾东西吧。” 哦，连“您”也换成“你”了。咋的了？我匆匆收拾洗漱用品时，那两个同样一脸严肃的男队员已经把我的铺盖卷儿和两只书箱抬出屋去了。一辆硕大的马爬犁子正在门外等候着。然后由马桂花亲自赶着它，那两个男队员一左一右分坐我两旁，完全跟“押送”似的，我们便迅速离开了场部。 ……我想我们是下了大干沟。在干沟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干沟里风势凌厉凶猛，跟刀剐似的。然后又放慢了速度，摇晃着，爬上大干沟。走了一个多小时，马爬犁开始剧烈地颠跳起来。接着又下坡。连着拐好几个弯。甚至穿过很大一片玉米茬子地。眼前终于模模糊糊地出现一道高高的渠帮子。渠帮子上长着一排高高的旱柳。然后在一片开阔地上出现了十来间干打垒的土房。马爬犁终于停在了其中一间的门前。一路上，这三位一直保持着沉默，一直没拿正眼瞅我一下。我想，他们这真是在奉命“押送”“钦定人犯”哩？！ 可笑！！ 看得出来，屋子已经很久没住人了。完全是为了今晚“接待”我，才仓促间派人来草草赶着收拾归置了一下。所幸，荒原上历来有这么个好传统好习俗：屋子再残破，取暖用的炉子总是好使的。而且是一个用大铁桶改制成的炉子，只要一点着了，升温特别快，火苗也呼呼地嚎叫得特别欢实；再加上门窗也还算完整，让我忐忑一路的心稍稍得到了点安慰。屋里还安放着一张木板床。我想，这床大概也是为了我才临时拉来的吧。如果真是那样，也可以说是个“特殊待遇”了。否则，扔几捆麦草苞谷杆儿在墙角里，你就凑合着躺下吧。从马爬犁子上下来前，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屋子前的雪地上有一片新留下的车马人的杂乱痕迹。说明，赶在我到来之前，确有人先上这儿忙活过一阵。 “什么意思？”等他们把我的东西都搬进屋来后，我板起脸问马桂花，“你们那个韩起科呢？他在哪儿？他不是要找我说事儿的吗？” “……”她红红脸，只是忙着替我烧开水，铺被褥，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我被拘押了？”我再问。 “……”她依然不回答。 “到底咋回事？”我再问。很严厉。并且使用很高的音量。 “……”她还是不回答。 于是我抓起大衣，冲出屋去，跳上爬犁子，狠狠地踹了马屁股一脚，抖了下缰绳，大叫一声：“的！”赶着马爬犁就朝来的路上跑去。当然，我是跑不成的。说时迟，那时快，马队副和那两位男队员箭也似的蹿出屋。其实这时，我已经跑出一二十米去了。按说，他们只凭自己的两条腿是追不上我的。而当时除了拉爬犁的那匹马以外，现场再没别的马了。他们只能迈开自己双腿来追。只见那位“马队副”急追两步，便站下，冲着越跑越远的马爬犁拼足力气，尖厉地喊了声“吁——”那叫喊声穿破黑沉沉的夜空，脆悠悠地飘来。传到马的耳朵里。真怪了，马立即收住脚步，任凭我用拳头捶，脚踹，大声威胁，它也只在原地踏步，只是惊恐地扭转头来，用它玻璃弹珠似的大眼睛，不明所以地瞪着我，不断地向空中喷发出带腥臭味的鼻息。不一会儿，他们仨人便追赶上来。我跳下爬犁，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几十厘米厚的雪，趔趔趄趄地大步向场部方向走去。他们当然不依不饶地要拦截。 “顾校长，对不起，您不能走。”即刻间，“校长”和“您”又都回到她嘴里了。 “到底咋回事？”我喘着粗气，问。 “我不清楚。真的不清楚。韩分队长只说是让我们把您送到这儿。到底为什么，他没跟我们说。”马桂花委婉地答道。 “这是什么地方？看守所？劳改队？” “不是不是……您千万别瞎想……” “那这是什么地方？” “这……我真的说不清楚。” “那好，我找他去问问清楚。”我说道。 “这会儿工夫，您没法找到他……”她忙劝。 “……”我没再理会她，只是抓住两片大衣衣襟，把它们紧紧往身上一裹，大步踩着能没及小腿的雪，挣扎向前走去。但很快我就发现，因为刚才一时冲动，竟然忘了戴皮帽和围脖，这一刻，耳朵和脸颊早已冻得火辣辣地刺疼起来。而我那件棉大衣在这旷野的寒风里，简直就跟纸做的那般不顶事儿。“顾校长……”一直紧跟在我身后的马桂花低低地叫了我一声，并且把她的围脖递了给我。我还是没理会她。这时刻，我怎么可能接受她的“好意”？马桂花见我丝毫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便对那两个男队员使了个眼色。那两个男队员立马上前来架起我两条胳膊，硬要往回拽。我用力推开其中的一个，从大衣里头拔出那把国民党留下的刺刀，对准了他三个，大声叫了声：“你们！你们到底想干啥咧？！”这一下，果然见效。他们站下了。我慢慢往后退去。退着走了十来步，我见他们没再往前追，这才掉转身，继续向场部方向走去，手里仍然紧握着那把冰凉的刺刀。马桂花在我身后叫道：“行，我们不逼您。您穿上我的皮大衣再走。行吗？”我没答理她。她又叫道：“您不愿穿我的皮大衣，也行，那您也别往风窝窝里走啊。”她说的“风窝窝”就是戈壁荒原上特有的“风眼儿”：大戈壁滩上总会有那么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吸聚着大大小小的风，都往那处汇集。我依然没答理她，继续往前走。此刻，我已经不能停下来了。因为一停下来，会更冷，更受不了，会冻僵了，冻木了……我把刀插回到牛皮刀鞘里，双手交叉起，紧抱住自己，牙齿捉对地叩击，脖子和躯干基本上已失去知觉，耳廓也已从辣蓬蓬地刺疼转为麻酥酥地木胀。而我的走动，也已成了机械式的了……左腿……右腿……左腿……右腿……说老实话，这时，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但我必须这么走下去。我不能自动回到那个由高福海和韩起科设计来“拘押”我的屋子去。我必须让这些“浑球们”知道，也是在这哈拉努里大戈壁上长大的顾某人，绝对不是一个由得谁们可随意处置的“驴粪蛋”“牛屎饼”，更不是个“馍馍混卷子”的二半吊子窝囊废。我不知道又走了多久……我知道他们三人一直在我身后不远不近地跟随着。我觉得自己的眼睫毛已经让冰碴碴子冻结了起来……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了一声：“狼……狼群……”我哆嗦了一下，用力睁开眼缝去看，远远近近地果然有几盏暗绿色的“小灯”在风雪中晃动。有的蹲坐在高处。有的在左近焦躁地来回流窜。更多的则急迫地在往这儿赶来，远远近近对我采取了一个包围的态势。我屏住呼吸，一下站住了，本能地拔出刀，脑袋也嗡地一下热胀起来。对于我这么一个从小在哈拉努里长大的人来说，狼并不是个陌生的玩意儿。但是一下子跟那么多只狼遭遇，确确实实还是自出娘胎头一回。 “别动……别动家伙……”马桂花见我拔出刀了，忙扑了过来，抵近我，低声嘱咐，要我收起刀。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它们动家伙？”我诧异地问。 三个人谁也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瞪大了眼睛，直直地盯视着狼群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我也看出一点名堂来了。这群狼其实并不想伤害我们，走到离我们二三十米远的地方便不再往前走了，只是在那儿来回窜动，四处张望，仰头低声嗥叫，完全是一副等待什么人的模样。 “是它们！”这三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好像遇见什么老熟人似的。 “回屋去吧。韩分队长一会儿就到了……”马桂花忙上前来对我说道。 “你咋知道？”我忍住周身的寒颤，不信任地问。 “真的。不信，你一会儿瞧吧。”马桂花认真地说道。 “这群母狼先到了，一会儿韩分队长准到。”一个男队员悄悄跟我解释道。 “母狼？”我一怔。 “我们觉着这群狼，就是喂过韩分队长奶的那群母狼。我们见过它们好几回了。每回都这样，它们追踪着分队长的气味，跟他同时在大戈壁滩上出现……”一个男队员低声地告诉我。 “胡嘞哩！”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斥责道。 “你轻点！”他们三人几乎又一次异口同声地压低嗓门叫了起来。他们不希望我这种不敬的言词传到母狼们的耳朵里，更不希望为此激怒它们。我不吱声了。他们仨人也不吱声了，听便狼的嗥叫此起彼伏，嗥叫声里隐约夹杂着许多的不满和悲忿。再过一会儿，果真有马蹄声急促地向这边响来。而且来人果然就是韩起科，跟他一起来的还有赵光和范东等人。 “对不起。我来晚了。来晚了。马队副，你怎么让顾卓群同志在外头干冻着呢？屋子还没归置好？没笼火?”韩起科跳下马，(这狗屁孩子仍然只穿着那件薄薄的旧呢大衣，)好像啥事都没发生似的，径直走到我跟前，跟我寒喧。这时，再向四周看去，狼群已经不见了，只剩那一下下的嗥叫声，伴随一阵阵风的啸叫，渐趋渐远。 它们果真是那群母狼？果真是追踪着韩起科那小子的气味，“跟他同时出现在大戈壁滩上”？ 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回到屋里，这小子装得很热情，又让坐，又倒水。我让他“少来这一套！”并红胀起脸，让他“马上把高福海给我叫来！” “我俩先谈谈。”他说。 我冲他大声嚷道：“你去告诉高福海，我是组织派到这儿来工作的。我有正式任命。他没有权力这样对待我，也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他拘押了三百多位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现在又要拘押我？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你把他叫来。我还真不信这个邪！有种，把我拉出去枪毙了嘛！这冈古拉不是谁的独立王国。啊？不能由着他高福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他高福海以为他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呢？啊？”我狂暴地叫喊着，数落着。而这个狗屁孩子韩起科却一直毫无表情地看着我，那两个男队员几次想上前来打断我的叫骂，都让他制止了。我终于把心中憋闷的所有的愤怒和委屈都发泄了出去，便往一张板凳上一坐，不再答理他了。 稍稍沉默了一会儿，韩起科冲那几位挥了挥手，(天呐，这手势，尤其是这不容对方有任何违抗的神情，跟我在高福海身上所看到的简直是一模一样，)把他们都打发到隔壁那个破屋子里去了。那屋子可能还没个火。 “先要跟你说明一点，我们没拘押任何人，既没有拘押什么退伍军人，也没想要拘押您这位新来的高中校长。今天把你请到这儿，只是想把有些事情搞搞清楚……”等屋里只剩下我和他俩人了，这狗屁孩子把两只手往大衣口袋里一插，平静地说道。 “你们想搞清什么情况？”我瞪大了眼睛问。 “你，顾卓群同志，到底是来和我们一起好好地为冈古拉工作的，还是来跟我们做对的？”他说道。 “啥做对嘛？我干吗要跟谁做对？我受组织委派，来这儿当校长……” “是吗？”他冷冷一笑。“需要我给你提个醒吗？”说到这儿，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了四个字：“三、五、零、八。”然后又停顿了一下，直瞠瞠地看着我问道：“还要我再多说啥吗？你在三五零八到底接受了什么任务？嗯？你到底是干啥来的？嗯？”他突然间提出“三五零八”，我不禁愣怔住了。果然有人给高福海通报“内部情况”。(那个电话！我一下想起了在高福海家时，那个突然从外头打给高福海的秘密电话！应该说，正是这个“秘密电话”完全改变了高福海对我的态度！) 是谁在给高福海通风报信？是谁在背后捅了我这一刀？ 谁？！！ “不想跟我说点啥？”又沉默了一会儿，他用他那极为标准的“北京官话”，平静地追问。 “我要见高场长。” “高场长让我来跟你谈。” “我要跟高场长谈。” “瞧不上我？” “我要跟高场长谈！”我再次强调。 “那好吧……”他冷冷一笑道，“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地待着吧。告诉你，你还别瞧不起我。我把这话给你撂这儿，你信不信吧：只要我不点头，就没人敢把你从这儿放出去。我可以不理不睬地让你在这儿待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直到觉得让你待够了为止！哼，我太了解你们这些人了。实际上，你们也瞧不上高场长，更瞧不上我们这个冈古拉。这么些年来，你们总是在跟我们做对。跟我们过不去。嘿嘿……”他又冷笑了一下，“但，你们知道冈古拉到底是什么吗？你们知道，我们为冈古拉所做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吗？”他大声地叫嚷起来，脸色一下变得十分苍白，眼神中的恼怒和委屈，再加上唇边的那一绺冷峻，使这一刻的他看起来几乎跟一个三十多岁的“老青年”一样。 “你爱咋的咋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有种，你把我拉出去毙了！我等着哩。告诉你，韩起科，我还真不信你这个邪！”我用更大的嗓门，冲他嚷嚷了一句。这狗屁孩子的“蛮横”，还真激起了我天性中潜藏着那一股倔劲儿。 “那好。那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吧。”说罢，一甩门，他走了。 但当门扇哐地一声响过后，屋里只剩我一个人时，说实话，我真有些后悔了，为自己完全没必要的那种“置气”和“叫板”而后悔。我跟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叫啥板，置啥气呢？现在重要的是得赶紧设法让自己从当前这个被动局面中脱身出来。上边正急等着退伍军人的消息。如果因为我不能及时提供准确的消息，致使事件得不到及时处置，整个局面万一再发生某种爆炸性的恶变，这种悔恨也许就会跟随我一生，折磨我一生…… 我默默地望着挂在梁柱上的那盏马灯。在马灯幽暗的光影中默默地谴责着自己。二十年来，我一直是在为自己活着的。在为自己活着的同时，我又一直盼望着能获得这样一个机会，转换自己的人生角色和社会坐标点。冈古拉不是我向往中的理想的转换场所。但正如宋振和这小子说的，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但看来我基本上还没有适应眼前这个转换。我还是没有搞懂，或者说，我还没有真正体会到，人生角色和社会坐标点的转换总是要，也必须要伴随一种责任的转换和义务的转换，同时也要伴随一种代价的付出。(而且，这件事做到更深处，它还会必然和必须伴随一种人格和人性的变移和变异。这种深刻又痛苦的体认，则是要等过了许多年，摔过许多跤，碰过许多壁以后，才会慢慢累积成的。)其实，从向冈古拉走来的那第一刻起，我就应该明白，我再不能只为着自己而活着了，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图一时的痛快去嚎叫了…… 想到这儿，我不仅后悔，还多少又有了些沮丧…… 怎么办？去把韩起科那狗屁小子叫来，跟他低个头？对他说，刚才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现在，请赶紧问吧…… 用这样的方法去挽回局面？ 我犹豫不决。 我不是不可以低这个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这人在必要时，是可以低下自己这颗“高贵”的头颅的。我也不是不可以丢这个份儿。面子和虚荣，向来不能左右我的意志和行动。我向来认为大丈夫当能忍受胯下之辱。我甚至认为，没有受过胯下之辱的人，很难成为真正的“大丈夫”。但是……但是，要我向一个十六七岁的狗屁孩子低头，这实在是一口难以下咽的苦菜团子…… 十来分钟后，正在两难之中的我，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向这儿趟了过来，而且不止是一个人的脚步，忙振作起来。我告诫自己，不管来的是谁，即便来的只是小分队一个极普通的队员，我也要抓住这个机会，让他把韩起科找来，我要跟这个狗屁孩子“重开谈判”。决心一旦下定，人也轻松许多，忙躺倒在那个硬板床上，装出一副很不在乎的优哉游哉的模样，准备跟来人周旋。却不料，訇地一声，门被撞开，进来一群人，为首的居然就是高福海本人。在他身后跟着的，有韩起科，有马桂花，还有我早就听说过，却一直还未谋面的两位副 场长，朱某人和李某人，还有两位股长之类的干部。也就是说，这一刻，冈古拉地区最高领导层的全体人员一起走进了“拘禁”我的这个破土屋，同时出现在了我面前。我浑身一激灵，忙从床上跳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高福海早就到这儿了。比我到得还早。只不过在另一间破屋子里待着，在那儿等待着韩起科跟我谈话的结果。(第二天清早起，我走出屋，才看清，附近横七竖八，歪歪斜斜地坐落着好几幢土块垒的房子。还有一大片废弃了的地窝子。几棵历经乱砍乱伐、侥幸得以残存下来的孤树。他们告诉我，这儿就是冈古拉地区有名的丫儿塔荒原。高福海曾数次派出大队伍来开发它，但数次都遭遇失败，最后又不得不从这儿撤出。而眼前的这些残破土屋，便是多年前“征战”此地时无奈留下的“遗迹”。) 在接到那个“揭发”我真实来意的“秘密电话”后，高福海当然要下狠心搞清我来冈古拉的真正目的。在此以前，经多方“考察”，高福海对我的印象可以说是“极佳”，不仅点着名要我来担任他那个冈古拉高级中学校长，据说，甚至已经内定，要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日后接任他这个场长兼党委书记的职位。(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可以说感到万分诧异，也为此感到一百二十万分的震惊。他为什么没选择韩起科，而选择了我？怎么一回子事？我又有何德何能，让他如此看重？再说，在此之前，我跟他完全没有接触。他那些“极佳”的“印象”，又是从何而来的？真是完全的匪夷所思，完全的不可理解啊。) 刚才，他听了韩起科的详细汇报后，当即决定，马上过来，亲自跟我做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他开门见山，问；也不坐，也不寒喧，只是抱着自己的两条胳膊，在离我一两步的地方站定。他不坐，其他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当然也都不能坐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来谈问题，而且跟押犯人似的……”我稍稍沉吟，镇静了一下狂跳着的心脏，竭力用一种非常平和的口气，开始反问。我知道，这场谈话进行得怎样，最终将决定我在冈古拉的命运。我必须争取一点时间，哪怕只有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也行，来容自己判断一下眼前的局势，决定一下应该采取的对策。当然，最重要的是，再不要犯刚才跟韩起科犯过的那种“浮躁”和“意气用事”的幼稚病。 “这儿偏僻吗？”他淡淡一笑，用揶揄的口吻反驳，并回过头去扫视了一下毕恭毕敬站在他身后的那些老少“助手”们。那些老少助手们自然都立即附和着，用一种谑笑作为回应，表示“这儿其实并不偏僻”。 当时我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不要真真假假地先探一下他的虚实，看看他到底掌握我这边多少情况，再决定怎么跟他周旋。但我立即否决了自己这个极愚蠢的想法。我告诫自己，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搞那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小把戏。因为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只想跟你“玩小把戏”的对手。他曾经非常信任过我，（天知道他的这种信任是怎么来的，）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跟他重建信任。要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我对他是真诚的，最起码也是无害的；我到冈古拉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踏踏实实地干活儿”。这也是我那位可怜的老父亲多少年来跟我絮叨过无数遍的“金玉良言”和“肺腑之言”。无数次在喝了酒后，他恳切地对我说道，他知道他这一生过得“窝囊”。但，有一点，却是很值得他“自豪”的。他说：“你瞧咧，这一二十年，小小一个底兽医站，走了多少人咧？被整倒的，处分的，调走的，下放的，还有混不下去自己要求那个离开底……包括那些个当头头的，走马灯似底咧一茬接一茬换了多少茬？你回过头去掰着个手指头细细地数一数咧，只有一个人最终在这儿待住了咧。谁呢？就是你这个老爸，我。我没被调走，没被下放，也没被除名，甚至都没让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通报过……整个兽医站可以说只有我一个底人是端稳了这个‘饭碗’咧。我窝囊，但好歹在这个大杂院里为我们家占住了这两间平房。逢年过节，这不起眼底兽医站毕竟还能比别个单位多分一堆羊蹄子和猪下水咧……不容易呐……为啥呢？为啥我能做到这一点？就那么两条。你给我记住底咧，你老爸就是把握着两条：一、不管谁来当领导，我绝对底无害于他们，也无求于他们，我就是一个死心踏地‘干活儿’的人咧；二、我的确是真诚的，可信任的……我对谁，都没有野心。得让他们哪一个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这个人哩，不管搁哪儿肯定都没害处。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这就是我老爹的“人生经验总汇”。按说，像我老爹这样的聪明人，不该拿“无求于谁谁谁”这样的话去刺激领导。这话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傲慢，有点刺耳。但这就没法办了。因为，它也是我老爹为人的一条底线。他一生信奉这样两句话：低头不当奴才，干活只凭本事。凭着这两条，多年来，他的确成了兽医站医术最高明的人，工作年限最长的人，谁来当领导都离不开的人，又窝在“兽医助理”这个狗屁不是的位置上永远也得不到提拔的人。但他说他满足了，有那么两间平房，还有一个老伴儿能替他生一堆活蹦乱跳的娃娃，逢年过节还能比别人多分那么一堆羊蹄子和猪下水，还有一天两顿的酒喝……足矣……足矣…… 过去，只要我老爹跟我叨叨他这套“人生经验总汇”，我虽不便当面反驳，但背底里或心底里，却总在不停地撇嘴。而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既是本能地觉得，也是智慧地觉得，老爷子的这两条“人生玉律”显得那么地实在，那么地有用了……它也许能帮助我渡过眼前的难关……霎时间，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应对这个高福海了。于是，我不等高福海再追问，便毫不犹豫地把我所知道的三五零八会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完完全全地说了出来。我还强调了我这么个观点：不管是谁，参与“三五零八会议”，都是绝对正大光明的，绝对没什么错的。“高场长，请您设想一下，突然失踪了三百多人，而且是今年刚退伍的老兵和他们的家属，各级领导各级组织能不着急吗？能不派人来搞清情况吗？不派我，也会派别人。我是一个机关干部，一个在组织的人。古人说，在其位，谋其政。老百姓说，端谁的饭碗干谁的活儿。他们都是我的领导。派到我头上了，我能拒绝吗？这是他们的责任所在，也是我的义务所在，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里，根本不存在跟谁做对不做对的问题。况且，还有北京方面一天几个电报在催着……” “哦，北京那边也知道这档子事了？”高福海的眼睛突然一亮。听口气，他好像并不知道此事已经惊动了国家最高层。看来，那个暗中替他搞“情报”的家伙也不是全能的。要不，就是在故意使坏，对他隐瞒了这个最重要的动态。 他好像并没有因为惊动高层而感到震骇，反而还为此感到高兴。 为什么？ 这真是个怪人…… 这时，他不说话了，只是怔怔地望着我。但看得出，我的“坦诚”，打动了他。他打量我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了刚进屋来时那许多的猜疑和不满，许多的生分和忌恨。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道：“明天我带你去瞧瞧这批退伍军人。我让你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你先休息吧。”说着，他带着那一帮子人，转身走了。 八、不踏实 这一夜，我没睡踏实，也肯定睡不踏实。 这一夜，我没睡踏实，也肯定睡不踏实。我的“不踏实”，倒也不是在忧虑自己的安全。从各种迹象看，经过这一番坦诚的接触，我的安全大约是没问题了。因为，过了不一会儿工夫，赵光奉命给我送“夜宵”来。虽然那“夜宵”只是一大碗加了大量土豆的咸疙瘩汤。疙瘩汤里也不见半点油星子。但我判断，依高福海那熊脾气，他如果真的要跟我过不去，是绝对不会假模假式地还派人来给我送什么“夜宵”的。他那人不会玩“政客”那一套。赵光临出门时，还悄悄给我递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顾校长，您就踏踏实实地歇着吧。”然后，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补充道：“那几百口子人，就在这附近哩。把您带到这儿，也就是为了明天一大早能方便去看望他们。没别的事。踏下心，歇着吧。”他走了后，我忙裹上大衣，上门外去了望。借助雪的反光，我稍稍蹲下些身子望去，果然在大漫坡下，一两公里开外的地方，发现一片林子。还有些黑糊糊的长方块，正方块，大概就属于房屋那一类东西吧。在林子和黑黢黢的方块中间，隐隐约约地还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亮光。很像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高福海真是把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都“藏”到这儿来了？他无谓地跟上边玩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干吗？有病？！而且他还不想对我隐瞒，“明天一早就带”我“去瞧瞧”？ 这里肯定还有别的啥名堂。 但这“名堂”，又究竟在哪里呢？ 真让人费尽思量。 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想起铺盖卷里还捆着一件滩羊皮背心。那是当年我被举荐进镇政府机关时，老爸奖励我的。一直没舍得穿。这回临走前，我娘又拣出来，给了我。看样子，要想在冈古拉待下去，还真不能离了这皮玩意儿。我刚想回屋去取，却感觉到那片林子里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似乎有些躁动。是人声？马声？机车声？听不真切。那星星点点的亮光似也在晃动游移，时隐时现。但也看不仔细。是某种幻觉？因为高地雪夜太静，静得让我产生了幻觉？可能吧……还有人说，只要瞪大眼睛，盯着看一样东西，看久了，那东西就会变形。我是不是也过分关注那片被“藏匿”着退伍军人的神秘林子？我忙收回视线。进屋前，我忍不住回过头来又仔细打量了一下那片林子，又觉得那儿挺正常的，那黑糊糊的房子，星星点点的亮光，都很安静，并没什么躁动和异常。再看那黑蓝色的星空，依旧像我所熟悉的那样，以它原始的面貌，广阔地宽容地覆盖着这块厚实的高地荒原。一定是我过敏了。受三五零八会议的影响，老在疑神疑鬼。谁能在这一块沉静了几百万年的土地上掀起什么躁动呢？于是我自嘲般地笑了笑，进屋去了。 ……然后，我再一次睡着了。但睡得并不踏实。大约到天快亮的时候，做了个梦。好像是发生了地震。房子晃得厉害。许多比拖拉机还大的石块直冲着我滚来。发出巨大的声音。天空上浓烟弥漫。还有很多人在走动。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想睁开眼睛看个究竟。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睁不开眼睛。也动弹不了。就这样，我死死地平躺在那个由大小石块组成的洪流上，起伏，颠簸，随波逐流，向前流淌。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非常非常安静…… ……等我睁开眼来，满屋子都是金灿灿的阳光。“几点了？”我问自己。不知道。我呆坐了一会儿，忽然觉得，周围一点动静都没有。人呢？高福海不是说今天一大早带我去看退伍军人的吗？这满屋子的阳光，在大冬天里，可不止是“一大早”了，最起码也得有九十点钟了。九十点钟，怎么还没一点动静？我忽然想起昨夜的梦。那地面震动的感觉。那阵阵嘈杂。看来深夜时分，有人来包围了这几间屋子？又出事了？我忙冲出屋。茫茫雪原上反射的太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稍稍闭了会儿眼，再睁开来一看，果不其然有人来过了。屋前屋后的雪全让人踩平了。而且从杂乱的脚印来判断，这一大群人分明是从那片神秘的林子里向这边涌过来的。沿途的脚印连绵不断。是退伍军人们上这儿来过了？他们上这儿来干什么？我他妈的怎么睡得那么死性呢？！还梦见地震哩！操！再打量附近那几间土屋，似乎都没一点人气了，所有的烟筒都不冒烟了。但再仔细一看，在一个后坡下歪着的一座半地窝子顶上，还有一根只剩半截的歪脖子烟囱在半死不活地冒着一点烟。地窝子前停放着一个大爬犁，栓马桩上还栓着一匹黄马蛋子。 我忙冲过去喊叫：“有人吗？”从地窝子的破毡片门帘里，立即跑出三个人。正是马桂花和两个小分队队员。 “你总算睡醒了。”马桂花红红脸说道。 “人呢？他们人呢？”我问。 “快走吧。我们都等你半天了。”马桂花一边说，一边匆匆套爬犁。那两个男队员则快步去我那屋，取我的行李。 “高场长不是说今天一早带我去看那些退伍军人的吗？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再问。 “走吧。快走。”“去哪？”“回场部。”“怎么又回场部了？不去看退伍军人了？” “走吧。快走。”马桂花只是催促我赶紧动身，好像再晚走一步，脚底下这块土地就要发生剧烈爆炸似的。我问她，昨晚是不是出事了？有人上这儿来“闹”过了？她总回避着不回答。一直回到场部招待所，她什么情况也不跟我说，也不告诉我高福海和韩起科去了哪儿，当然更不会告诉我，那些退伍军人到底又怎么了。这一整天，她和那两个男队员一直“陪”着我。(说难听一点，是在“监守”着我。只允许我在招待所院子里溜达。只待我一出招待所的那个月洞门，他们仨中的一个准会上前来，非常有礼貌地阻止。)吃罢晚饭，我提出要“参观一下场部”，也让她为难了半天，最后总算勉强答应陪我去转了转，也只是到那个惟一的一家商店门前站了会儿，赶紧又催我回了招待所。临睡前，我跟他们开着玩笑道：“晚上你们咋办呢？这大冷天的，你们还轮流在我房门前站岗？”马桂花红红脸说：“我们不站岗……”我笑道：“不站岗，怎么看得住我这个‘犯人’呢？”她脸大红道：“顾校长，您快别这么说。没人把您当犯人。”“那你们看我一整天，算个啥呢？有这个必要吗？其实，我知道昨晚发生情况了。我听到声音了，而且是从退伍军人住的那片小林子里传过来的……我会很好地配合你们的，不会让你们为难。但你们也得告诉我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决定“诈”她一下。这一招果然有效。她不安地看看我，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真的说不清楚。当时，高场长和韩分队长出面去处理的，连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都没让掺和。下了死命令，让我们在屋里老老实实地待着。”“后来呢？”我问。“后来……后来，他们就都走了。”“高场长和韩分队长跟那些退伍军人一块儿走了？”“大概吧……”“什么叫‘大概吧’？”“韩分队长走的时候，没告诉我们，他跟高场长去哪儿了。只交代我们，等您醒了，赶紧把您送回场部。”“那昨晚，的确是退伍军人来找高场长说事儿了？”“大概吧……”“说的啥事，你们的确不清楚？”“是的。”“然后，高场长和韩起科又的确把那些退伍军人带走了？”“大概吧。”“带到哪儿去了，你们仍然是一个不清楚？”“是的。”“高场长和韩起科为什么突然间要带他们离开那儿，你们还是不知道？”“是的。”“那些退伍军人和他们和家属，这会儿肯定不在那片小林子里了？”“大概吧。”“好吧好吧。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回家休息去吧。不用在这儿再看着我了。”把他们仨打发了以后，我心里直着急，完全坐不下来，直在屋子里转圈打磨。我责备自己，昨晚怎么就睡得那么死。偏偏在最需要我醒着的时候，却偏偏睡死了。看来退伍军人们是忍无可忍了，在做最后一搏了。他们会怎么个“搏”法呢？会不会“搏”出什么更大的乱子来呢？事情又发生在我到达冈古拉以后，如果我对此毫无作为，听之任之的话，我这个人的形象就会在各级领导面前受到极大的伤害。必须做点什么。必须让上边知道这个最新动态。可是，怎么才能让上边知道这个最新动态呢？离开三五零八前，我向宋振和请示过，鉴于冈古拉一共只有两部可以直拨外线的电话，以后怎么跟他们保持联络，才能尽快把获取到的重要情况传递出来，肯定会是个大难题。请他给我一个联络的方法和渠道。宋振和却只答复说，到时候他会安排人主动来跟我联络的，让我沉着应对，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轻举妄动。 什么叫“万不得已”？怎么才算“轻举妄动”？这些当领导的，只会做原则指示，说那种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狗屁话。一到关键时刻，一句也用不上。说了等于没说。 我想知道，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哦，冷静，顾卓群同志，关键时刻千万要冷静。 高福海和韩起科这会儿都不在场部。这应该是个机会。我可以“溜进”高福海的办公室，打开那个小木匣，取出那部可以打外线的电话机，把刚发生的事报告出去。至于匣盖上的那把锁，我还是有办法对付的。我的这双手和我这个长得不算太大的脑袋瓜，从小就以灵巧出名。上初中时，就协助物理化学老师，“土法上马”，“白手起家”，做了不少实验器材和教具。进了镇政府机关，广播站的那两台破扩大器，就全指着我在维持它们的“生命”。我每年还要在省地以上的报纸上发表十五到二十篇有关哈拉努里的新闻、通讯和同样多的新闻照片。张书记曾在全机关干部大会上一点都不夸张地表彰我道，自从小顾到了机关以后，哈拉努里地区才开始在上级领导跟前露脸。我们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辛苦才没白辛苦。我自制暗房，建立了冲、印、放大一整套的设备。我自己动手修好了扔在宣教室仓库角落里的那台单镜头蔡斯相机和双镜头海鸥相机。每回召开哈拉努里地区临时党委扩大会议，都由我为领导起草开幕词和最重要的“总结报告”。那个总结报告，我都是直接写在蜡纸上的。也就是说，只要张书记和宋镇长大概给我一个思路，我压根儿都不用打草稿，就把蜡纸往钢板上一铺，手执铁笔，滋啦滋啦，直接就边写，边付印。一晚上轻轻松松搞它个一万五六千字，而且字字都是标准的仿宋体，赶明天开大会前，准时把装订整齐的总结报告稿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上，把张书记高兴得连声叫嚷：“这小子就是能体现领导底意图咧。赶紧，让协理员通知小食堂，给做一锅揪片子，往里卧两个溏心底鸡子，莫忘了再给剜上勺香油，撒上把葱花。叫他好好底喝了，赶紧到会上去给我做记录咧。”那时候，机关家属院里经常发生门锁打不开的事，便叫我去救急。所以，不客气地说，对付那种老式的弹簧弹珠锁，我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这么做，当然不会没有一点儿风险。但此时我已顾不得那些了。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后，决定冒险，便悄悄往外走去。我知道那两个男队员并没有应我所说的“回家休息”。真正“回家”的，只是马桂花。据说她家里出了点儿事，催她回去。而那两个男队员则在月洞门旁，找了间小屋子住下了，仍在守望我。我踩着墙根前的积雪，悄悄四处探查了一圈。这院子，除了那个月洞门，还真的再没第二个出入口了。我于是熄了灯，在屋里等着，等那小屋的窗户里也熄了灯光，估计两个狗屁孩子睡下了，便赶紧向外走去。却不料，刚走出月洞门，就听到身后有人紧跟了上来。回头一看，还是那两个狗屁孩子。我谎说睡不着，想出去走走。他俩怎么也要跟着。我只有在他们“陪同”下，胡乱地走了一圈，又回到招待所屋里；干坐了一会儿，从书箱里随手挑出本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摒却了一切烦恼，清静了六根，刚读了两页，便昏昏欲睡了。 也许是睡着了，也许并没有睡着，只是有些忘我而已，恍惚间，我又一次听到了敲门声。但这一回，我却懒得动，懒得去开门了。我料想还是那两个狗屁孩子，无事闲的又来“查房”哩。但那敲门声却顽固，而且极轻微，像一只可怜的小猫，在冻僵前，用小爪子不断地挠着门板，乞求着能允许它进屋来讨一点温暖。我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了。折起一点上身，侧耳听去，那轻微搔挠门板的声音是确实的，清晰的。我嚷了一声：“谁？”那声音消失了。再等了一会儿，声音又起。如此地有节制，顽强，又显得犹豫，带着几分歉意。我感觉不像是那两个狗屁男孩了。而且这一回听真切了，那人敲的不是门，而是我这屋的后窗。有人敲我的窗户子？啥事？我心里一紧，便赶紧起来去打开那扇窗。还真叫我吃了一大惊，窗外站着的竟然又是……马……马桂花…… “你……你……啥事？”我干干地咽了口唾沫，赶紧裹紧了大衣衣襟，瞪大了眼睛傻问。 “嘘……别吱声……”她站在屋檐下的黑暗中，忙低声请求；而后，没容我同意，就自作主张，一纵身蹿进屋。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打算让她进我屋。我也还没有从那一点残留的睡意中挣扎出来，一时间还没法判定，这种时候，用这种方法接待她，对于我，到底是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从父亲血管里继承的谨慎，和从几年机关工作的历练中获取的多疑，都让我在最初的几分钟里，一直在警觉地打量着突然又出现在我面前的她。 “对不住……打……打……打扰您了……”她显得异常紧张，浑身上下抖得厉害，双手一直紧抓住那件灰色皮大衣的胸襟，脸色一会儿胀得通红，一会儿又变得青白，好像特别惧怕我会扑过去撕扯她的衣服，会对她做出怎样一番粗暴无礼的举止似的。 “有事吗？”我渐渐清醒，问。 “对不住……我……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她一边说，一边却本能地透过前窗，向那两个男队员住的小屋探视了一下。她当然不希望有人窥知，都这么晚了，她居然还独自一人来找我。 “什么事？说吧。”我拿起炉钩子煤铲子，把炉子拾掇了一遍，然后点着支烟，找了个离她尽可能远的位置坐下。我刚进机关那会儿，协理员大叔就曾“谆谆教导”我说，以后下乡住点，晚上切忌单独找妇女同志谈话，迫不得已了，也要开着门谈。但按今天这情况，门外是零下一二十摄氏度的低温，我要是开着门，不出二十分钟，我俩都要冻成冰条条子了。所以，惟一的办法是，离她远一点，把衣服都穿整齐了。这样，即便有谁突然撞进门来，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会”。“重任在肩”，我还得谨慎从事为妙。 “能到我家去一下吗？”她哆嗦着说道。 “去你家，干吗？”我立即紧张起来，立即拧起眉毛，用极严厉的口气责问。 “有人要见您……”她脸色灰白，急急地说。 “谁？”“一个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哪儿的退伍军人？” “就是那一百五十个退伍军人中的一个。” “他们不是全被高场长和韩起科带走了吗？” “他……他是逃出来的……” “逃出来了？他从队伍里逃出来了？为什么？”我的心一紧，但又暗喜，直觉告诉我，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退伍军人“逃”了出来，而且主动地来找我，今晚即便打不成电话，我也不至于“毫无作为”了，就赶紧追问。 “他想找上头来的人谈一谈。” 想找“上头来的人”谈谈？好啊。我就是。我正要答应，但转念一想，这会不会是高福海和韩起科设计的一个“陷阱”，在对我做进一步的考察？很可能……操鸡巴蛋，还是得谨慎啊！想到这里，我忙收敛起激动的神情，改出一副持重的模样，问：“他咋会去找你？” “他说他是我妈的一个远房表弟。另外，他知道我是小分队的队副……” “你真有这么个表舅子？”“我不知道。”“你问过你妈吗？” “她说她也记不得了。”“那你怎么还相信了他？” “我爸说，他记得好像有这样一门亲戚。” “天下还真有那么巧的事，千万里，在冈古拉认了这门亲戚？” “是啊，我妈也说咋会那么巧呢？”她瞪大了眼说道，一脸的真诚。 “他干吗要找上头来的人？”“他想离开冈古拉。他想跟外头取得联系……” “你想帮他？”“……”没有回答。“你不想帮他？”“……”还是没有回答。 “这件事，你跟你们韩分队长汇报过没有？按组织原则，你应该向他汇报，或者直接去找高场长汇报。”我说了一句此时此刻我必须说的“官话”。是的，我必须谨慎从事。 “……”依然没有回答。 “你打死骆驼底都莫吭气咧，叫我咋弄弄嘛？”一着急，我用哈拉努里土话，撅了她一句。 “帮帮他……顾校长，请您不管咋样也得想个法子帮帮他……您是上头派来的人。您跟上头说得上话……”她突然低声叫了起来，两颗硕大的泪珠一下从眼眶里迸出。然后又用力叫了一声：“帮帮我们冈古拉……冈古拉要完蛋了……” “你胡说啥呢？什么‘冈古拉要完蛋了’？！”我板起脸狠狠地批评道。但心里却重重地咯登了一下。什么叫“帮帮我们冈古拉”？什么叫“冈古拉要完蛋了”？这样的话，怎么会出自她的嘴？我抑制住狂跳起来的心脏，认真地打量着她。 “……”她不说话了，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我，泪珠成串地往下滴嗒。 “……”我也不说话了。首先，我要排除她是被人派来跟我“演”这样一场戏的。当然，我立刻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说不出排除的任何理由，我只有这样一种直觉。这直觉告诉我，我应该信任马桂花的“真诚”。这样的女孩，从小在荒原上长大，她们不会“作秀”，不会“作假”。她们可能“幼稚”，可能“愚昧无知”，甚至可能天真、狂热、冲动、偏执、低能或一根筋儿，但她们绝对做不了假，也绝对“作”不了“秀”。你看她穿着的那件用四种以上颜色的旧毛线打成的毛衣……那么合身地紧裹着她那富有弹性而又苗条的身体……她怕毡筒上的雪水弄脏了我屋里的砖地，一进屋就把毡筒脱了。她的袜子上有两个洞，露出了她的脚后跟。对此，她毫无羞色。毫不扭怩。她觉得这没什么。冈古拉没人认为，穿一双破袜子是丢人现眼的事。就着袜底踩在砖地上会很凉的，我拿了一双我的旧布鞋给她。她一点都不推拒地‘趿’上了。在冈古拉，人就是这样，他们坦直，用自己的真心对付着一切艰难困苦。也许就因为她的这种质朴和真诚，几年后，她成了我第一任妻子——虽然她比我小那么多，但她还是成了我第一任妻子。婚后的生活，很抱歉……我俩都很痛苦。但痛苦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我很坏，会对她作秀，或她很坏，也会对我作秀，不是的。造成我俩痛苦的原因恰恰是我俩都太真实，都太不会跟对方作秀……或者说，是因为她太真实，太不会跟我作秀了……这又是后话了，暂且还是不去说它吧…… 既然排除了她是被派来跟我“作秀”的，我又陷入极大的疑虑中了：“这一两天，她都挺正常的。怎么一下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冈古拉要完蛋了？到底怎么回事？” “别哭嘛。先把事情给我说说清楚。”我从铁丝上拽下我那条并不怎么太干净的洗脸毛巾，递给她。（说句实话，它的用途不只是擦脸。方便时，随手拿来也擦过脚，或别的什么。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不能要求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人就生活得那么规范和严谨，就那么讲究生活小节。） “我那表哥说，如果场里再不给认真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要采取最后手段了。表哥说，一百五十个老兵要是不要命，别说你一个高福海，更别说你们这三几十个……三几十个……”说到这里，她突然打住了，不往下说了。 “三几十个啥？”我问。 “下面的话，他说得特难听……”她的脸略略地红了起来，还不好意思地瞟了我一眼。 “嗨，啥难听的我没听过？快照实说。” “他说，就你们这三几十个鸡巴小分队队员，能顶几个大馍馍啃？他说，告诉你吧，他们那些老兵，在部队里都是扛机枪使冲锋枪的。” “这话说过分了。扛啥枪，也不能用来对付自己人。再说，他们已经脱了军装了，枪也早上交了。这会儿，恐怕连火钩子煤铲还没置办齐哩，吹啥吹！” “那他们还可以干别的！”“他们还想咋样？” “那，只要是蛮干，可干的事儿就太多了……” “那倒也是。” “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蛮干呐。不行。真的不行啊。我那表舅妈才十九岁……他俩结婚还不到一个半月……”说到这里，她的眼眶又湿润了。 “你见你那表舅妈了？”“他随身带着他俩的结婚照片咧。” “……”这回轮到我沉默了。棘手，这件事确实棘手。真要把一百五六十老兵惹毛了，的确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但此时此刻我得平静。“你先别急，先跟我说说，高场长跟这些退伍军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抹不开的事，至于闹到这份上？” 有几分钟时间，屋里安静了下来。我觉得自己真的开始喜欢上了这个“一根筋儿”的小丫头了，喜欢她那剪着齐耳短发的模样，喜欢她的善良，她的真诚，她的质朴，她的土气，甚至喜欢她身上那件旧毛衣。这四种颜色的旧毛线，红，黄，蓝，黑，总能让人联想起那晾晒在麻西湖湖边的许多小木船，斑驳而遥远。旧毛衣遮不住内衣的袖口，而那内衣的袖口明显是破了又补过的。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她没想掩饰它的破旧，只是把它收拾整齐了，由它去显露自己的本来面目。我忽然想起了我的老娘，很多夜晚，在灯下缝补着很多双破袜子破裤子破鞋子（一个男孩多么会糟践鞋子袜子裤子，那是只有在那个年代里生养过男孩的母亲才能体会得到的），还有她很多声无奈的叹息……我的目光也许在她身上直愣愣地停留得太久长，太执著了，让她觉察出了我目光的灼热程度。她再次不安起来，并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拂了一下袖口上的补钉，然后连手一起，把它们都塞到那夹紧了的膝盖中间。 我忙收回视线，重新点着烟，叹了口气说道：“如果你信得过我，就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跟我说一遍。” 她犹豫了一下答道：“您跟我回家去见我那表舅子。我们一边走，一边说。行吗？” 我立即答应了。但我马上又想起了“把守”在月洞门旁的那两个男孩。她说，不怕。只是要我别灭了屋里那盏灯，这样可以让他们以为我始终还在屋里呆着；然后扶着我从后窗户跳出，又带我顺墙根往前走了一截，土围墙上便出现了一个不大的缺口。刚才她就是从这个缺口处跳入的，现在她又带我从这缺口处跳出。而后，我们就直奔她家而去。 九、路上 为了能在到她家前，大概把事情说出个头尾来，一路上，我俩故意放慢了步子，还专拣背静处走。 马桂花家安在干沟边上，居高临下，俯视着干沟底下那一大片“黑户区”。她家离场部不算太远，但也不算很近。走这一路，她果然跟我说了一路。为了能在到她家前，大概把事情说出个头尾来，我俩故意放慢了步子，还专拣背静处走，比如，走雪深风大的林带，或居 民点柴禾堆麦草垛的背后。但凡说到重要处，马桂花还会特地站下，以便让自己能说得更从容一些。 她告诉我，实际上，一直到昨天晚上以前，冈古拉从来也没发生过什么“拘押”退伍军人的事情。她说她“说的这些绝对是实话”，一直到昨天晚上之前，“你们都上当了，都上了高场长的当。关于拘押退伍军人的谣言，是他自己散布出去的。” “啥？冈古拉从来也没发生过什么“拘押”退伍军人的事情？你吱麻鬼叫个啥底呢？”我一下愣愣地站那儿了。当时正走到场部养鸡场背后的那个小高包上。那里有两三户人家住在半地窝子里，房顶上堆满了玉米秸。那昏黄的油灯光从被玉米秸压得扁扁的窗户子里挤出，像两头躺在地上的老狼，没精打采地眨着疲惫的眼睛。“他干吗要造自己的谣，干吗要在各级领导跟前糟蹋自己？他神经上有病呢？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 “不知道……可能只是想吓唬一下省里的那些头头吧……” “吓唬一下省里的那些头头？他是三岁娃娃？！他知道自己这么干的后果吗？啊？这事儿不仅惊动了省内各级组织，而且惊动了北京高层！他准备咋个收场呢？啊？！”我压低了声音，从咬紧了的牙缝里恶恶儿地挤出这句话。我实在太气愤了。闹半天，我们从上到下这一大帮人居然全被这老家伙当傻瓜耍了一把。操，这算怎么回子事嘛！ “那昨天晚上呢？又是怎么一回子事？”我控制住满腔的怒火，继续问。 “咱们还是一边走，一边说吧。我那表舅肯定等得挺着急的了。”她请求道。我们又重新慢慢走了起来。这时走到了果园队的葡萄园边上。入冬前，所有的葡萄藤和果树都用麦草苇子和土埋住。这时看起来，就跟一个个坟包似的，绵延在略有些起伏的雪原上。 “其实要是没发生昨天晚上的事，这事大概也就过去了。高场长让我们把您送到丫儿塔……丫儿塔就是我们昨晚待着的那地方……就是要让您亲眼看一下，冈古拉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拘押退伍军人的事件。这些退伍军人过得挺好，住得也好，吃得也好。一对对小夫妻都安置得舒舒齐齐的。赶开春，就准备让他们在丫儿塔犁地种小麦。这一点，一会儿，我那表舅也能给您作证。高场长就是想通过您的嘴，跟上头去说一声，冈古拉没事了，把这档子事画一个句号，万事就算了结……” “他想得倒简单!” “这事在他看来，本来就不复杂嘛。他就是想出口气……” “出口气？出啥气呢？” “这是我猜想的。高场长他心里是不是真这么打算的，我不太清楚。但我们都知道，这些年他心里一直不痛快，对上头一些领导老鼻子意见哩。” “那也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唉，那倒也是……” “你说‘这些退伍军人住得也好，吃得也好。一对对小夫妻都安置得舒舒齐齐的’，那昨天晚上又是怎么回子事？真安置得那么好，他们深更半夜的，闹腾个啥呀？你那位年轻的表舅又干吗要跑出来找人呢？”经我这么一问，马桂花脸微微红起，吱唔着不作声了。 “还是发生了一些事的，对不？”我追问。 “也……也……也没啥大事……”她偷偷地瞟我一眼，不好意思地搪塞。 “没啥大事，总还是出了点事。对不？”我再问。 “他们……他们……”她犹犹豫豫地，一副想说又不想说的样子。大概是因为没得到高福海和韩起科的同意，不敢跟我透露实情。逼也没用。还是别把她逼得太狠了，把她吓住了，不敢再接近我了，以后一点情况都捞不着，就更不好办了。于是我马上转换了个话题，以调节一下气氛。这时，离她家已经不远了。 “你刚才跟我说，冈古拉要完蛋了，那是什么意思？”我稍稍停顿了一下，问。 “……”她看看我，一时没说话，看样子，这个问题同样让她为难。 “你的意思是，那些退伍军人会闹出大事来？” “也有这方面的担心。但是……” “但是个啥？” “我们内部有人在捣乱，在跟高场长过不去。”犹豫之后，她突然激动起来，满脸胀得通红，眼眶里一下涌出泪花，并再次说了那句曾让我惊诧不已的话：“……冈古拉要完蛋了……真的要完蛋了……” “内部有谁跟高场长过不去？” “这会儿跟您说不清楚……”她说着低垂下头，双手紧抓住自己圆实的腿面，而整个身子却微微地颤栗起来。 “问题真有那么严重？” “您不知道……您真的不知道……冈古拉要完蛋了……真的要完蛋了……”她的身子又一次微微颤栗起来。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离她家只有一二十米的地方了，她突然站住了，一把拉起我，往一个柴禾堆后头躲去。我刚想开口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忙惊恐地冲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自己小心翼翼地从柴禾堆后慢慢探出头去窥视。这时，我看到，从她家里悄悄走出几个人。后来她告诉我，其中有朱副场长，有赵光的父亲赵大疤，还有两位“告诉您，您也知不道的”人，当然还有马桂花她父亲。还有一位，便是她的“表舅”，那个从“扣押地”逃出来的老兵娃子。这一群汉子出了她家门以后，便佝偻起腰，快步隐入林中暗处。 “咋的了？”我小声问。我不明白，深夜里走出这几个人，为什么会引起她如此大的惊慌。 “……”她赶紧冲我摇摇头，并惊恐地睁大眼睛，把颤栗的身子紧贴住柴禾堆，再用哀怜的眼神定定地看着我，祈求我千万别再作声。只等那几位闪进屋后深重的阴影里去以后，便拉着我，一溜小跑，蹿进她的家门。 屋里只有她妈在。一个比我妈年轻许多的中年妇女，也显得更有文化素养。 “爸把表舅带哪去了？”她急喘着问她妈，“表舅是来找我的。他干吗要带走他？” “这位是……”她妈端详着我，自问自答道，“是顾校长吧？” “是……”我忙微笑起，向她礼貌地点了点头。真的见到她的家人，我又多少有些尴尬。你想啊，深更半夜，跟着人家的闺女从这儿蹿到那儿的，会让人家家长咋猜度呢? “你爸带你表舅，去场部招待所了……” “去招待所干啥？” “别问我。” “妈。” “……”她妈稍稍犹豫了一下，又打量了我一眼，这才答道，“大概也是去找顾校长的吧。” “他带着表舅去找顾校长？干啥？” “不知道。” “他又把赵大疤、朱副场长都叫到咱家来，干啥么？他到底想干啥么？” “我跟你说了，别问我。我啥也不知道。” “您得帮着我劝劝我爸。他干吗非得跟那几位搅和在一块儿？！” “我怎么劝？啊？怎么劝？你们俩有谁会认认真真地听我来说一句？啊？”她妈心里似乎也存着天大的委屈。 “高场长到底怎么了，爸为啥一定要跟那几位搅和在一块儿来反对他？” “你别这么说你爸。你爸没反对高场长……” “您跟爸说了，我去找顾校长了吗？” “我多那嘴干吗？你们父女俩的事，谁的我都不管……” “我爸上招待所找不见您，他一定会想到，我把您带到这儿来见我表舅了……”她慌慌地转过身，焦急地跟我分析道。“快走。不能让他瞧见您在这儿……”说完，她又去求她的妈：“妈，一会儿，爸回来了，您别跟他说，我带顾校长来过这儿了。行吗？” “我不管。” “妈，求您了。” “我说了我不管。” “妈，我得罪过您老人家，也得罪过我爸他老人家。可顾校长初来乍到，他没得罪您二位老人家啊。您为什么一定要让爸去记恨他呢？” “我让谁去记恨谁了？我为什么要让谁去记恨谁？”她妈一下瞪大了眼睛，反问。“我真不明白呢，一个好好的家，一个好好的农场……怎么就会搞成这样……啊？好好的日子不过，你们到底想干啥呢……啊？”她妈哀切地摇着头，悲叹着。 “妈，求您了！”马桂花抱住她妈的双手，用力地摇晃着，恳求着。 她妈用力挣出自己的手，向里屋走去，一边走，一边嘀咕道：“你们父女俩谁也别来跟我说好话。我谁也不帮。我还是那句老话，总有一天，你们俩把我闹腾死了，这个家就太平了，你们俩也就太平了……” 望着她妈的背影，马桂花无奈地呆站了一会儿，然后赶紧拉着我，往外跑去。 十、屠宰场 月色皎洁，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带我急走了十来分钟，然后走进一座废置了的屠宰场。即便在冬季，我仍然闻到一股遗存的骚腥味儿。 由于月色皎洁，所以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带我急走了有十来分钟，还走了一大截下坡路，好像是到了干沟里头，然后走进一座废置了的屠宰场。即便在冬季，我仍然能闻到一股遗存的骚腥味儿。据说这两年，高地上可宰的牲口越来越少，已经关闭了好几个屠宰场。有的就此废弃了。有的，比如这一个，改作剪毛站。也就是说，到来年初夏时节，本场畜牧队和附近好些个牧业公社大队都会把羊群赶到这儿来剪毛。公家的人则开着一辆辆布满尘土的旧卡车，长途“奔袭”千百公里，从各地赶到这儿来收购高质量的羊毛。冈古拉会派出一大批出色的剪毛能手，聚集在各剪毛站上，为农场赚取这份辛苦的手工钱。剪毛站的收入（再加上农场自己卖羊毛的所得），能给农场发上两三个月的工资，应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高福海当然得重视这档子事，于是明令由小分队来管理各剪毛站。小分队还受各公社大队的委托，监督那些赶着羊群来剪毛的牧民，以防备他们趁远离公社大队领导之机，偷宰偷吃集体的羊只。这方面的工作，只是义务帮忙，并无酬劳。但你监督得好，羊只丢失得少，明年人家还上你这儿来请你剪毛，还让你赚这份手工钱。要不，人家就上别处去了。 马桂花匆匆把我带离她家后，一直紧张地下意识地拽着我的手。走出好远了，快要下大坡了，她才把手撒开。在她那只小手的牵握下，我的手从冰凉，微温，到发热发烫出汗。而她的小手却一直是冰凉的。她带我去的这个屠宰场（剪毛站）离场部最近，规模也最大，分工归她负责管理。她在这儿拥有一大间归她使用的房间。房门上挂着的那把铁锁，我想肯定也有一公斤重。门打开后，她抢先冲进屋，风卷残云般，把晾晒在铁丝上的某些不宜让男人看到的女性专用物件，还有一早出门时没来得及归置起来的一两件脏衣服，一两本旧书，一两页用来练习钢笔字的废纸，一两块放在火墙上早已烤得焦硬焦硬了的苞谷馍片等等等等，一古脑儿地抢收下来，扔进床底下那个用马口铁皮制作的大卡盆里。甚至把两双刚洗净晾起的袜子，也一并给收了起来。 “您坐……坐……我这儿挺脏的……”她自己却不坐，一直在屋子中央惶惶地直转圈；一会儿说：“给您烧壶水吧？”一会儿又呆呆地自言自语似的问：“我爸会找到这儿来吗？他这人看着憨厚，其实特别聪明……”并不时走到窗户子跟前去倾听外头的动静，显得特别的焦虑和不安。 “刚才听你跟你妈说，你老爸和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还有赵光的爸爸，暗中都在反对高场长。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这……这……”她的脸微微红起。说话的声音一下低了许多，底气也明显不足。她似乎蓄意地要跟我回避一点什么。 “你估计，你父亲他们这会儿带着你表舅上招待所去找我，是不是趁机想把事情闹大？” “不清楚……” “他们会找到你这儿来吗？” “很可能……”她心不在焉地答道，突然间紧张起来，冲到窗户前，听了一下，回过头来对我低声地叫喊道：“他们来了……您听到了吗？”我侧耳细听了一下，可什么也没听到。她却坚持说：“他们来了……我听到他们脚步声了。他们真的来了。你别出声。”她一把拉起我，把我送上“阁楼”，安顿在一个特别黑的角落里，然后又快速跑下去，从窗户里跳出，把房门反锁上后，又从窗户子里跳回来，插好窗户插销，灭了灯，一溜小跑，回到“阁楼”上，紧挨住我，屏住气，静静地坐下。 没过多大会儿工夫，窗户外的大空场上果然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直冲着这大房子而来。还果然就是马桂花她爸和朱副场长等人，拿着手电筒朝这屋子的窗户子和门扇上直照晃。有人在说话(好像是赵光他爸赵大疤)：“门锁着底哩。”一边说，一边还用力拨弄了一下那一公斤重的大锁，大概是在核实它是否真的锁上了没有。“肯定上这儿来了。”第二个说话的人便是马桂花她父亲。不知前边我是否已经介绍过，她父亲是场部子女校（小学部）的教务主任，其人经历不凡。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这是一个“圣徒”式的人物。无论长相，还是气质，还是多年来的行为，都很像西方早期宗教绘画中的“圣徒”。黝黑清瘦的脸庞，细长的身躯，略略地前倾着；深陷的眼窝里永远蕴含着一种疲惫执著而又麻木呆滞顽强的神情。给人总的一个感觉，他总是不知疲倦、毫无悔意地在关注着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惟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纪时留下的用粗亚麻布缝制的圣袍了。那是一种宽大的带头罩的深棕色的道袍。不记得我是否跟你们说过，他当年正经是个“黑户”。也就是说，他是个盲流人员。岂止是盲流，准确点说，他是“逃亡”来的。大约也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从老家“逃亡”到冈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还是河北获鹿，还是湖南桃源一所县中的教员，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个中学教员。当初不知因为了怎样的一档子事，跟县教育局的领导闹翻了。据说是他支持高中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查清这个研究会“幕后”，是由几个返乡度假的北大学生策划组织的。）他们还要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并且已经试印了一期，到处散发。刊物对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据说，这件事当时也是惊动了很高层面的领导，下令要力劝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么“研究会”，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么“油印刊物”。甚至动员了那些学生的家长出来做“说客”。最后只剩下几名学生和这位马老师，拧着脖梗，死活也不肯认错。上面的意思是，学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师不认错，就必须处置。学校领导找这位“马老师”谈话，希望他“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油印刊物上说的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县教育局的领导觉得他实在太幼稚，便联合县公安局一起，给他下达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决定。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很宽大了的。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却不签。他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你们可以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考验我的信仰，我的忠诚程度。如果我经受不了这种考验，再处分我也不迟。”由于态度不好，追加处分，开除教职，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再不老实，就可能会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全家人都劝他去认个错，他妈妈几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勉强我。我自有我的办法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忠诚。家里人说，你现在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忠诚？他笑笑。不答。没过几日，趁一个清早，天还没全亮，家人还都在熟睡之际，他悄悄地出走了，带上最简单的一点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也没向任何人说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方向走去，寻找一个最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程度。既没有带任何组织手续，也没有带任何身份证明，只揣着十斤粮票和仅有的十二元八角人民币，作为一个“黑户”，“盲流”，他在冈古拉落了脚……他当时是整个冈古拉高地惟一一个读过大学，又教过中学的人。高福海在组建场部子女校（小学部）时，把他调来当了“代课教师”。因为“黑户”身份，他的“代课教员”的身份一直转正不了，就这样“代”了十年课，拿了整整十年的十九元的月工资，也在干沟底下那个“黑户区”里住了整整十年。其实，从他进子女校的第二年起，就成了学校的业务骨干，很快又成了校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全校的课表是他排的；第一堂公开教学示范课是他执的教鞭；寒暑假期间对其他教员进行业务培训，进修，也是由他来组织进行的，等等等等，但他的正式身份却一直只能是个“代课教师”，也仍然只能住在干沟底下的“黑户区”里，以十九元的月工资领导着一群三十八元九角二和五十一元一角五的正式教员。对此，他一直毫无怨言。到第十一个年头上，高福海才下决心把他从干沟底下搬了上来，才摘去了他“代课教师”的帽子，入籍为在编的正规国家工作人员。那天，他们全家都抱头痛哭了一场。他才给老家的亲人发了一封信，这是自他出走，给家发的第一封报平安的信。信上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现在又成了国家正式承认的人了……我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我一切都好。我已经成家。你们的孙女也已经五岁了。我给她取名为‘桂花’，以纪念老家门前场院里爷爷栽下的那两棵桂花树……”那天，也许因为实在太激动的缘故，“圣徒”一动笔，居然把女儿的年龄都写错了。其实那年，马桂花已经快七岁了…… “门锁底咧，他们没在里头。”门外有人低声分析道。 “不。他们肯定在这里头。他们也应该在这里头。”马桂花的爸固执地说道，并用力地拍着门，叫喊：“桂花，你开门呐。桂花，你开开门呐……”那拍门声和叫喊声此时此刻传到阁楼上，真可谓令人“心惊肉跳”。马桂花直直地挺起上身，在黑暗中瞠瞠地瞪大眼，无意间把她的胸部紧贴住我肩膀头。我能通过她那不太坚实，但的确相当柔软的胸部，感觉到 她剧烈的心跳和急迫的喘息。 “必须要找到他们吗？”这好像是朱副场长的声音。 “当然。必须找到他们。”这是赵光的父亲，赵大疤的声音。这个供销股股长，据说是整个冈古拉最精明的人。据说每年年终结算，财务上做出年终报表，在正式上报前，高福海总要请他过一下目，把一下关。而他也总能从那几百上千个烦人心火的数字里，挑出一些或无关紧要，或有关紧要的毛病。人们说，这家伙的“脑子整天在过电”，说他特别能体会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的心情和需要，总能抢在社会的变化之前，先把自己变化了。比如说，关闭大多数屠宰场，将它们改作剪毛站来挣钱，就是他的点子。又比如说，高福海的那幢黑杨木大房子，除了设计图是李副场长给画的，其他一切，从组织施工，到室内装潢，都是这位赵大疤一手给操办的。最让高福海惊喜和意外的是，那天往新落成的大房子里搬，一推门，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居然在这幢建在荒原高地上的大屋子里，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在北京南城那个小院里看惯了的倒挂金钟、大叶海棠和石榴，甚至还在过道的两壁板墙上看到了那种画着胭脂豆娘旗袍美女的月份牌子。（后来，他很快让人把这仿制的月份牌给取下来，藏了起来，因为那会儿外头已经开始“扫四旧”了。）这让他一下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老北京，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这些温馨点子，都是赵大疤出的。甚至还有人说，组建小分队和严格控制内部人员使用外线电话等点子，也都是他出的。当然，所有这些说法，跟韩起科的呼唤狼群一样，都属于冈古拉人嘴上“言传”的东西。这里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只好由你们各位根据各自的人生体验，自个儿去慢慢判别了。但重要的是，以他这样一个聪明而又圆滑的人，居然也积极地掺和到“反对”高福海的幕后活动中来，这足以说明，冈古拉的局势，的确已经有它很“危急”的一个方面了。要不然，赵大疤岂肯以个人的身家性命为代价来做这样一种事？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让我疑惑不解的：这几位都是高福海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暗自联络起来，反对他们的“恩人”高福海呢？ 个中原由何在？ 冈古拉到底潜伏着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危机？ 黑暗中，我渐渐气急起来——既为高福海感到不平，也因为马桂花那越贴越紧的身子……它是那么的柔软和温暖…… “也许……我应该出去跟他们谈一谈？”我低声地向马桂花“提议”。 “嘘……别作声……”她立即制止了我。 又过了一会儿，外边静了下来，脚步声渐渐远去。说明“圣徒”他们走了。上别处去找我去了。 我们俩又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我当然还是有些遗憾。因为，那几个人一走，马桂花不由自主地松弛下来，整个身子也就不那么贴近我了，但还是离我挺近的。她盘起的腿，有一侧仍然紧挨住我盘起的腿的一侧。这所谓的“阁楼”，本来就不大，又堆放了不少剪羊毛时必须使用的工具和运输羊毛时打包用的粗布口袋，零七八碎的，留给我和马桂花的空间本来就不大。所以，我们只能近近地相挨着。 我愿意跟她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一直坐下去。我只要把手稍稍移动过去五六厘米，就能握住她那只圆实的小手了……或者再把嘴移过去十来厘米，就能吻着她那布满细软汗毛的脖梗了……哦，这时我已经完全能闻到她那带着浓重体息的汗味儿，那是从她衣领口里散发出来的，从她黝黑的短发上散发出来的……从她那件旧毛衣上散发出来的……只要再移过去一点点……一点点，我就能把她完全拥进怀里……肆意地抚摸她，亲吻她……但我不敢……也不能……我只能默默地享受着那种腿挨着腿的激动和冲动……默默地希望她能再一次“无意地”把胸部贴靠在我肩头……说实话，在哈拉努里镇，青年团搞很多次活动，有很多次机会跟各种各样的女孩都挨得挺近。哈拉努里镇上有一些女孩其实是挺“疯”的。有些三十来岁的“老”女人更“疯”。有一回，青年团组织镇上一帮子年轻人，去附近公社帮助麦收。回来的时候，四十来人挤在一辆破解放车上。当时有一两个三十来岁的“老”女人贴得我特别紧，也让我感到心动过速，气喘加急。但在她们故意依靠过来，用她们酥软却沉重的身躯肆意地揉搓我的时候，甚至有一两次还故意触碰我下边最敏感最燥热的部位的时候，我却感到了一阵恶心，一阵寒战。一种“被污辱”的感觉忿然而起。但这一刻，面对小桂花，我却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了。从体态上来看，她也许比哈拉努里镇街上那些个女孩、那些“老女人”都要壮实，但此时此刻，在我眼中，在我的感觉里，她却是真正“轻盈”而又“秀逸”的…… “走吧。”又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道。 “去哪儿？”我问道。 “把您送回招待所。”说着，她就先下“阁楼”去了。 “然后呢？”我跟着下了“阁楼”，赶紧再问。 “……什么然后？”她回避我直视的目光，不想直接回答我的追问。 “你啥都还没跟我说底哩。” “说啥？” “那批退伍军人啊。他们到底咋的了？” “……”霎那间，她的眼神中出现了某种闪烁不定的东西，整个人的神情也开始复杂化了。然后，她用一种希望得到我原谅的眼光，恳切地看了我一会儿。那神态告诉我，在没有得到高福海和韩起科的批准以前，她什么都不会跟我细说的。这是纪律，她必须遵守。 “那么……那批军人来到冈古拉以后，还是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并不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一切都好得跟到了天堂似的。是这样吗？”我希望通过改换一种问法，能先描画出事件的大轮廓。但这一招也没得逞。她依然用那种祈求我原谅的目光，默默地看着我，好像一个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嘴里无法表达而正处于极度的心理煎熬之中的聋哑人似的。 “我是高场长点着名调来给你们当校长的。你还信不过我？”我劝说道，并故意地把语调放得相当平缓。 “但是……但是……”她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最后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却又明白了许多事理的话。她说：“但是，你不是我们小分队队员。”听她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我没再问下去了。我一下全懂了，在冈古拉许多人脑子里，只有成为“小分队队员”，才能算作最值得信任的人。即便像我这样调来给小分队队员当校长的人，因为没有“小分队”的身份，仍然不能进入最值得信任的人的行列中去的。 我不作声了。那就走吧。大概我的脸色一下子也变得不太好看了，让她觉得自己伤害了我，但又无法对此做出补救。她愧疚地低下头，默默地又发了会儿呆，这才赶紧取了钥匙，仍从窗户子里跳出，从外边打开反锁着的门，把我放出，再把门锁上，然后一路匆匆把我送回招待所，再没说什么。其实，我俩有所不知，她父亲等人并没走远。这几个老家伙料定马桂花把我藏在屋里，便玩了个诱蛇出洞的小计，说是走了，其实一直在屠宰场大工棚的一个黑暗处悄悄地猫着，等我俩一出来，他们就在后头远远地跟着了。等马桂花把我送回招待所，转身一走，只剩下我自己在招待所那屋里傻不棱棱地发呆时，他们敲了敲门，并且不等我回应，就照直推门闯了进来。 十一、全都到场 先开口说话的是马桂花她爸，那位被我戏称为“圣徒”的人。而赵大疤、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另两个我叫不上名的股长，还有那位“表舅”，一个都不少地全都到了场。 先开口说话的是马桂花她爸。他说：“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扰。”赵大疤、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另两个我叫不上名的股长，还有那个“表舅”，一个都不少，全都到场了。虽然刚才我和马桂花背着他们没做任何亏心事，但这会儿，真的面对他们，我还是稍稍感 到了一些难堪。 “圣徒”打过招呼，我请他们一一坐下。场面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然后，仍是“圣徒”先开口。他问朱副场长：“你先说说？”圆滑的朱副场长忙摆摆手道：“你说。你说。”“圣徒”又回转身去问李副场长：“那，你先说两句？”李副场长也照样推辞了：“你说吧。说吧。赶紧。顾校长还得休息哩。”“圣徒”又周到地去瞧了瞧赵大疤和那两位股长，用眼神向他俩征询了一下。在得到赵大疤和那两位股长同样的回答后，他便轻轻地清了下嗓子眼儿，动用他那好听的男中音，低沉地说道：“那我就先说几句，也算抛砖引玉。这么晚了来打扰您，实在是出于无奈。我们几个也是商量了又商量，才下了这么个决心……” “也是赶上顾校长代表上级组织来解决我们冈古拉的问题，才使我们有勇气下这么个决心。”赵大疤讨好地补充道。这家伙的嘴就是好使。 “别别别，请各位千万别这么说。我可不是代表上级组织来解决问题的。绝对不是。”我忙声明。 “您是代表上级组织来做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澄清当前流传在社会上一些有关我们冈古拉的谣传。这么说，不为过吧？”“圣徒”把他一双晒得很黑的大手分别平放在自己的两只腿面上，挺直了上身，放慢了语速，句斟字酌地说道。“我们希望您能认真对待我们一会儿要跟您说的那些情况。希望你能赶紧地把我们跟您说的这些情况报告给上级组织，请他们赶紧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冈古拉的问题就很难得到彻底解决……”他怔怔地说道，两只眼睛也一直怔怔地，甚至可以说是灼灼地盯着我，就像两颗燃烧中的煤核儿；高高突起的颧面上不由自主地泛出两块很明显的红晕，使他本来就挺黑的肤色，这时显得越发的滞重和凝涩。那是肺结核的象征，还是只不过由于内心的不平静（或不平衡）所造成的？我说不好。但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瘦，还要善于“自我折磨”，这却是可以肯定的了。“一会儿，我说了那些情况后，希望您不要以为我们是出于某种成见，或某种个人之间的恩怨才来编造这些情况的……” 听到这儿，我已经有一点受不了这个“圣徒”了。啥情况还没说哩，就“”连着向我提了一大堆“希望”。干吗呀？！虽然论年龄、论阅历，你是长者，是前辈，但论职务，我是个“校长”，你只是个教务主任。而且我还带有“代表上级组织来做调查研究”的任务。看来，跟这群人打交道，得先跟他们正正名分了。“名不正则言不顺”。必须稍稍地“回击”他一下。“马主任，咱们这么着，先谈情况，再提希望。你看行吗？”我尽量微笑地提议。称呼他一声“主任”，也是在提醒他，你是在跟一位“校长”说话。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他好像没领悟我的用意，只是再度挺直了已经显出疲态的上身，生硬地反驳道，“我希望您能相信，我们将跟您说的一切，完全是出于公心……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私心杂念的问题将会困扰我们终生。但我敢保证，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今天来找您反映情况的所有这些同志，的的确确没有一点儿个人的打算……” “这，我相信。” “那就好……那就好……” 他又略略地沉默了一会儿，又清了清嗓子眼儿，然后郑重其事地说道：“我们想借此机会，向您反映一点有关高福海同志个人的情况……”他刚说出“高福海同志”这几个字，屋子里的气氛一下便紧张起来。在座各位的表情也一下严肃了许多倍。似乎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所有的杂音都随之消失了。一时间只听见柴火在炉膛里呼呼地响得厉害。“现在上面各级组织都认为，冈古拉的问题就是一个退伍军人问题。其实这完全是个错觉。或者说，这种判断完全是浅层次上的认识。应该说，一直到昨天晚上以前，冈古拉并不存在什么‘退伍军人’问题。而整个问题的严重性，恰恰也表现在这一点上……” “能具体地解释一下吗？什么叫‘整个问题的严重性，恰恰也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一边提问，一边扭动了一下身子，调整了自己的坐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更放松一些。显然，今晚的这场谈话，会是“马拉松”式的，我必须为此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您大概已经知道了咧，其实在昨天晚间以前，我们这儿并没有发生什么‘退伍军人事件’。所谓的‘退伍军人事件’完全是高福海同志自己炮制出来的。”李副场长无奈地苦笑了笑，轻轻地叹口气，补充道。 “也不能说退伍军人们那头就一点事儿都没出，大大小小还是出了点儿事的。”朱副场长这么更正道。 “退伍军人那头出了哪些事，能说得更详细些吗？”我看他主动提到了“退伍军人”，便赶紧抓住不放，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情况。 看来，退伍军人问题在这儿的确是个敏感话题。我一追问，他们就有些紧张，互相对视了一下，吱吱唔唔地，谁也不挑头来接我这话茬。他们毕竟都是些“老同志”，不能逼得太狠。过分地强人所难，也显得我不成熟。所以，我没紧着追问。一时间，在场的人都觉得无话可说。场面上便再度出现了那种让人难堪的沉默。后来还是赵大疤挑头打开了僵局。他说：“要说清我们对高场长的看法，也不必回避眼前这个退伍军人问题。而且，确实也回避不了。就跟刚才老马说的似的，‘整个问题的严重性，恰恰也表现在这一点上’。”说到这儿，他指着马桂花的“表舅”，又接着对我说道：“刚好，这位退伍军人同志也在场。可以让他先跟你说说。他是当事人。他嘴里的情况，应该是有权威性的……”接着他便把脸转向那位“表舅”，说道：“咋样，小伙子，你先给顾校长汇一下报吧。” “别别别，别说什么汇报。咱们随便聊聊。随便聊。”我赶紧客气了一句。 “表舅”是个二十四五岁的老兵，圆头圆脸，个头儿不大，跟许多刚退伍的老兵一样，在陌生场合，还显得有些木讷，说事儿也不怎么流畅。好在有赵大疤等人在一旁不时替他做些补充。细听下来，事情大致是这么一个经过： ……安置这批退伍军人的工作，一开始，确实挺顺。敲锣打鼓的阶段一过，按原定的计划，高福海把他们紧急转移到那个丫儿塔去开荒。丫儿塔离场部不算太远，大约六七公里。土壤多数为适宜农耕的草甸土和灰漠土，盐化程度不算高，自然环境还看得过去。跟场部一样，它也临近一条大干沟，沟帮子上长满了细高挑的黑杨树。一到秋天，红黄蓝绿，远近高阔尽染，风不冷不热地低徊游荡，那一股恬静，舒坦，神仙老儿家的后院也不过如此。高福海早有“野心”在这儿再建个分场，只恨自己没恁大的力量，颤颤地，干过几回，都没干成。这一回，再度把这支二三百人的队伍拉到这儿，他还有这么个打算：他想从这批退伍军人里头精选出三至五名场级领导干部和十来名分场、连队级干部的“后备人马”。是骡子是马，先拉到丫儿塔荒原上来溜一溜。为了打好这一“战役”，他从全场调集了好几台状态最好的推土机，特别组建了一个机修分队随行。提前还派出一个基建队，去搭建临时住房，并派出十挂马车来回跑运输，保证后勤供应，等等等等，这一切，有韩起科的小分队和朱、李、赵等人辅佐着，自不在话下。应该说，既“运筹了帷幄”，也“煞费了苦心”；应该说，能做的该做的，都做了……但未曾料想的是，由此却引爆了一个大“炸药桶”。 这支三百来人的开荒队一路浩浩荡荡，到达丫儿塔，已是当日下午的四点三十六分。秋末冬初的此刻，虽不算太晚，但也不能算早了。日头已然倦倦地向西斜去。荒原上最早的一抹暮色，已堂而皇之地染黑了蓝玻璃似的东边天际线。从全场征集来专程运送这开荒队的五十挂马车，卸下人和行李，便纷纷甩起一溜鞭花，打道回各单位去了。高福海已经提前跟他们把丑话说在头里了，这儿没法准备你们这伙人的晚饭，即便有那么些炊具，也没那么些肉和白面。所以，凑合着往回走吧。当然，给退伍军人及他们家属的晚饭是准备好了的。男女 分开，就在露天地里蹲着吃，十人一“桌”。一“桌”两大盆菜。一盆是老爷子最爱吃的北京南城家常菜：卤水豆腐虾米皮熬白菜，连汤带水热气腾腾起锅时，再往里扔一大勺胡椒面儿。再一盆是冈古拉农场的看家菜：回锅肉爆炒洋葱香干丝儿。每“桌”还上一瓶散白干。平时喝酒不多的高场长，那天居然端着酒杯，转圈跟那些军人们碰。高兴啊。好些年轻的老兵都喝晕乎了，摇摇晃晃往高包地上跑，然后端起酒杯，冲着着了火似的日头，扯破嗓子喊叫：“我日你妈的，到家啦！” 是的，到家啦。但先别高兴得太早。等他们扛起行李卷儿，各自拉着小媳妇的手，排着队，去找自己的“家”时，一个个却又都傻了眼了。这“家”咋是这模样儿？戈壁荒滩上一溜排列着十个当集体宿舍用的大地窖。男女分开。五个大地窖住男人。五个大地窖住女人。这怎么成呢？你想啊，这些年轻老兵绝大多数都是新婚燕尔，当初，多数人还没对象，纯粹是响应组织号召，为了来冈古拉落户，才匆匆忙忙回老家找的。当时部队只给了十五天假。一路急急忙忙赶回家，亲朋好友一起行动，好不容易相着亲，上公社登完记，差不多就到销假的日子了，又急急忙忙往部队赶，真可以说小两口连被窝还没捂热哩，又起程了。这一路上，天天守着自己的小媳妇，近看无法摸，远看不能闻，那火烧火燎的心情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盼着到冈古拉，能有个属于自己的“窝”。再说白一点，这会儿，吃啥喝啥干啥，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就是想进自己的“窝”里，跟自己的小媳妇亲热一下。假如到了冈古拉，你还不能为他们创造这么一点条件，你要让他们安心在丫儿塔安心开荒，难。这还不是难不难的问题，也的确太不近人情了嘛。住宿的问题，高福海当时是交给韩起科去办理的。他完全没有想到做事一向踏实尽责的韩起科，这回怎么这么没头脑，便立即把韩起科叫来责问。韩起科还挺不服气，他觉得，就算是退伍军人，就算是新婚小夫妻，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也不可能立时三刻在大荒原上变出一百五十幢独门独户的家属院啊。这早晚呵气成霜的天气，连土块都没法打了。（这地方建房都用土块。）能赶时间挖出十个那么大的地窖，就算是不容易了。还想咋的？怎么也得熬过这一冬一春去，到明年播完种，苞谷苗显行了，间完苗，锄过头遍草，浇过头遍水，地里的活儿也轻闲一点了，再腾出劳力来替他们盖房，也不晚啊。在这段时间里，小两口实在熬不住了，想亲热了，上戈壁滩去干嘛。红柳窝、芨芨草丛、小干沟拐弯处……哪儿不能亲热？非得摆那个谱住单间呢？高福海却狠狠儿地批评了韩起科：“你懂啥嘛？再过两年，你可能比他们还起急哩。别再跟我这儿无理搅三分了，赶紧的，组织力量，把这没擦净的屎给我擦了。”韩起科不再争辩，立即下令用场内那辆惟一一辆解放牌卡车拉上一车基建队的人，赶到丫儿塔，连夜摸黑改建这刚挖成的十个大地窖。在每个大地窖里隔出十五个小间来。每个小间里再给垒上一个双人床。高福海还跟基建队带队去的副队长开玩笑道：“你可得给我把这些双人床都垒结实了。它们要经不住那一夜的折腾，摔了我这些兵娃子，造成我战前重大减员，我可轻饶不了你！”基建队副队长还真动了一番脑子，把床垒成实心炕那样式，把炕沿砌得高高的，中间再铺上厚厚一层麦草。估计，足够这些兵娃子跟他们的小媳妇折腾通宵的了。但没料想，摁下葫芦跷起瓢，这些年轻的老兵带着各自的小媳妇，按分配的“房号”，在黑黢黢的大地窖里，拉拉扯扯地进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小隔间，迫不及待地放下布门帘子，扔掉行李卷儿，一把搂过媳妇，正要狠狠地亲上一口，又发现问题了——那小间与小间之间的隔断不是砖砌的，也不是板皮，而是用苇子杆儿编成，再匆匆糊了层麦秸泥隔成。而且这隔断也就一人来高。也就是说，超过这高度后，各“房间”仍然是连通的。这样的隔断，别说阻断说话声和必不可少的喘息声，连脱鞋穿衣呼吸放屁的声音都隔不断啊。那些老兵娃子当然不在乎，但他们那些媳妇可不行啊。她们才十八九岁二十刚出点头，家在农村，大都在这次出门前，连县城都没去过。过去家里来个陌生男人，她们都只有躲一边听大人说话的份儿，连正眼多看两眼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女孩，你让她们怎么可能在这种几乎等同于公共的环境里要求她们敞开了自己跟男人亲热？她们推推诿诿，如嚼涩果，千难万难，怎么也进入不了“规定”情境，让小伙子们心急如焚，沮丧万分。少数“蛮横”一点的，不顾一切，总算把要做的事勉强做成了，也是情趣全无，懊恼与愤恨共生。有少数的也想到了要去戈壁滩红柳窝或芨芨丛里“办事”。但这季节，在冈古拉，太阳一落山，就能冻掉耳朵壳儿，更别说这丫儿塔荒原了，风嗖嗖的，跟刀子一般，荒天野地里，怎么解得开衣扣啊！更让人恼火的是，这少数在第一天黑里总算办成事的兵娃子，到明天，还成了大家伙的“笑柄”了。为什么？小两口子昨晚发出的每一点声音，包括每一点恳求、每一点挣扎、每一点厮打、每一点埋怨、每一点饮泣……都让“邻居们”听得一清二楚。大伙就拿这做笑料，从大清早说起，一直说到天黑，让这少数“勇敢者”，做惨了一天的尴尬人。到第二天收工，吃罢晚饭，这些强忍了一天的年轻的老兵，带着各自的小媳妇再走进自己的“小间”，整个地窖里居然呈现一片寂静。是啊，谁还敢吱声？有的老兵娃子只是默默地握住小媳妇的手，“相执两怨望”“相拥到永年”；有的干脆抱头往炕上一躺，翻过来，侧过去地，长吁短叹；有的不知道该干啥，在炕沿和隔墙之间余下的那点寸尺空间里，转过来转去，光喝凉水也压不住心头的火，因为……因为离天亮毕竟还有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段……有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小媳妇，可能在老家当过几天大队妇女主任，有一点口才，也有一点抓“活思想”的经验，便凑到自己那口子身旁，低声劝道：“别这样。瞧你还是共产党员哩……”“共产党员咋了？共产党员又咋了？！”小伙子终于爆发，连件大衣都不披，硬起脖梗，吼叫了两声，就冲出小间去了。也许心情急躁了点，手脚也毛躁了点，竟然把自己家那个小间的苇子杆儿隔墙（如果也能把它称之为“墙”的话）带翻了一片。他那位妇女主任也终于忍不住了，大叫了一声：“至于吗？我又不是你租来的女人，一两天内跟你干不了那事儿，就把你急成那样？！你个狗日的，是个老骚驴呢，还是老骚羊？”大伙正不知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咋的一下把“共产党员”给扯上了，却又听那位妇女主任喊出如此坦露而又粗直的话，觉得好不痛快，跟着便哄堂大笑。但笑过之后，两天来堵在心口的那股子无名之火乘兴大增，有人带头叫了声：“走啊，找高场长去！”便呼呼拉拉涌出了一大帮人，随之又撞倒更大一片隔墙……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局面还没到失控的地步。因为，开荒队临时党支部在那两个现役护送军官的建议下，立即召开了支部扩大会。大家重温了离开部队前，部队首长的叮咛，也重温了自己在摘掉领章帽徽前的那一刻，面对军旗曾发出过的那一番铮铮誓言，集体向军旗敬最后一个军礼时心中翻滚的那股酸热和悲壮神圣……那天，高福海也参加了这个扩大会。但他一直没吱声，可能跟老寒腿疼又犯了，有点关系。另一方面，也确实，一种莫名的失落和失望，憋在他心里，让他难受得一时不想说什么。散会以后，他倒背起手，佝偻着腰，一瘸一瘸地，由韩起科陪着，去几个大地窖，默默地察看了一番，回来就把那个基建队副队长撤了，觉得他“坏了他的大事”，并要求基建队队长和指导员亲自带人去修复那些被毁了的苇子墙。“用寸板给我重做这隔墙。”“是光重做被毁底那点咧，还是整个儿底全都给换了呢？”“多问的！当然是整个儿的都换。”“那……莫指望咧，整个场部都淘换不出恁些板子底咧！”基建队的这两位主官当然清楚目前冈古拉还存有多少寸板。原先库存的一点寸板（一寸厚，经过炕干处理的木板），全在今年夏天那场老龙口清淤战斗中用完了。当时突然暴发的山洪挟带大量泥沙，把老龙口几十米高的一排铁闸门全淤死了。假如不能清除这些淤泥，及时开启闸门泄洪，接踵而来的流量更大的洪水就可能把几十公里长的引水渠给冲零散了。这个损失就不是一两个冈古拉农场能承受得了的。当时有二十二个干部职工牺牲在这场清淤会战中。其中包括七个盲流“黑户”。事后高福海下令做棺材厚葬他们。而且要用三寸厚的板子来做棺材。场里没那么厚的板子，就把库存的那点寸板全拿去跟人换了。还倒贴几大车好话，欠下无数人情。朱副场长婉转地劝道：“人已经死了，咱们着重在精神上纪念他们就行了……”高福海说：“他们是替我死的。”朱副场长说：“有关当局早不许土葬了。”高福海说：“那也得看是咋死的。”朱副场长说：“可文件上并没有规定，咱们可视死法的不同而作不同处置……”高福海说：“他没规定，就听我的。”朱副场长还要劝。他不听了，一扭头，倒背起手，瘸呀瘸地就走了。 没有寸板，高福海把牙齿一咬，下令拆他的木板路！这决心应该说下得不容易。木板路是高福海的一块“心头肉”。跟五角星和黑雀是小分队的标志和符号一样，这可是整个冈古拉的标志性建筑。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冈古拉的象征，也是高福海的骄傲。高福海说，我在冈古拉干了这么些年，就给自己图了这么点享受，在自己家门前铺了这么条木板路。多年来，人们只要提起冈古拉，除了它的偏远、高寒、冷寂……他们往往就会想起这条用黑杨木板铺成的路。现在，既然高福海下了决心要拆，那就拆吧。拆！ 果然就拆了…… 十二、事情并没有到此就完结 可惜，事情并没有到此就完结 得知高场长要拆场部的木板路来为大伙做房间隔断，退伍兵们还是十分感动的。（当然，只拆用了一部分，保留了一部分。）从拆路、运料，到新的隔断建起，抓得再紧，总也得花五六天时间吧。在这段时间里，小伙子们和他们年轻的妻子们白天正常出工，晚上依然住大地窖，睡那用苇子杆儿隔断的小间，却再也没人发牢骚讲怪话。小夫妻们居然渐渐“适应”了环境，“学会”了在这毫无私密性可言的环境里“亲热”，“办事”，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住进独门独院的新房子去。 应该说，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已经在自然地走向平静。那两位护送军官也打回电话来，请省军区的同志替他们订购机票，准备返京了。可惜，事情并没有到此就完结。订完票，他们找高场长去告别。高福海对他们说，这一段真辛苦二位了，今晚你们就别回丫儿塔了，我请二位吃点便饭，明天一早，我们一起上丫儿塔搞个活动。他俩也很高兴，说，搞活动好啊。这些退伍老兵们也干了好几天活儿了，也该让他们休息休息，喘口气了。当晚，高福海在场部小食堂“宴请”。七个碟子八个碗，自不待细说。 第二天的活动是，带领全体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去冈古拉墓地祭奠。高福海的用意自然是十分明确的，他想告诉这些兵娃子，冈古拉现有的这一切，虽说还不尽如人意，那也是前人用生命换来的。一切都来之不易。他希望这些老兵娃子不要把个人眼前的一得一失看得太重。 说是墓地，既没围墙，也没大门，只有一条砂石路还算看得过去。墓地设在一片向阳的高坡地上，白晃晃的雪耀得人睁不开眼。大部分墓都不立碑。有碑的，多数字迹也早模糊不清了。墓地里长满了多半人高的狗尾巴草，芨芨和野荆芥，还有一人多高的铃铛刺。坟堆上长的是青蒿，这会儿早已枯黄。高福海坚持说，这儿的每一座坟墓，都埋着一个摄人心魄的“故事”。那天，他让小分队的队员给这些老兵娃子当“讲解员”，讲述那些故事。每个队员均摊下来，能分到四五个、五六个老兵娃子，加上家属，约有十个左右的听众。赵光和范东被韩起科派出去办别的事了，剩三十名左右的老兵娃子和家属，就由韩起科给讲解。但韩起科这狗屁孩子口才不怎么的，本来能说十分钟的话，到他嘴里，往往三五句就完事儿。高福海在一旁听得实在耐不住了，便上前，让他“靠边站”，亲自给讲了起来。事情恰恰就发生在老人家亲自讲解的过程中。事后据当时在现场的人说，高场长讲了还不到十分钟，有个老兵娃子在底下小声嘀咕：“嗨，建农场就算有多了不得，也不能搞死这么些人……”高福海一听，立马就火了。当场追查。但后来也有人说，当时压根儿就没人说那话，完全是高场长耳背，情绪又有点激动，把现场杂七杂八的声音，比如风声、跺脚声、咳嗽声、哄娃娃声，或野獾噬咬树根发出的悉嗦声，野兔乱蹦乱窜的声音……听成了这嘀咕声，闹了一场天大的误会。还有人说，当时的确有人在底下小声嘀咕了，但话不是那么说的，没说“搞”死，只说也不能“死”那么多人。这份证词当然很要害，因为有没有一个“搞”字，这话的性质和分量就太不一样了。还有人则断定，这件事完全是一个阴谋，是高福海和韩起科串通一气，事先精心设的一个套儿，挖的一个坑，目的就是要藉此机会，收拾一下这些初来乍到、心高气傲，看啥都不顺眼、吃啥都不可口的老兵娃子，让他们学老实了。在后来多次调查取证过程中，韩起科一直作证，说他当时在场，他听到那个兵娃子确确实实说了这个“搞”字。我后来问他，你到底听到了没有？他说：“你啥意思么？那个兵娃子要没说，高场长会这么去讹他？”我说：“我问你听到没有？”他说：“我没听到，能跟调查组那么说吗？”“别跟我妈啊爸的玩这套文字游戏，正面地回答我，你到底听到没有？”“嘿……”“你嘿什么嘿嘛！”“嘿……嘿……你想让我干啥？组织人反对高场长？你觉得冈古拉这会儿还不够乱糊的？！”“可你想过没有？你这么作证，那个兵娃子就得担着一份恶毒攻击农场党委主要领导的罪名。”“……”他不作声了。“你到底听到没有么？”我继续追问。“……”他还是不作声，只是怔怔地看着我，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你真够烦人的！”转过身就走了。 但当时高福海的确气炸了，拨开众人，照直走到他认定的那个兵娃子面前，用马鞭指着那小伙子的鼻子尖儿，说：“你再吭气给我说一遍，谁搞死了这些同志？”那个老兵娃子一下子脸色刷白，大气不出，二气不喘地，只是呆呆地看着高福海，完全吓傻了。 “说！” “……”不吭气。 “说！” “……”仍然不吭气。 “说呀！” “……”还是个不吭气。 这样，居然僵持了好几分钟。一个退伍军官挤过来打圆场：“高场长您先别上火。我在边上待着哩。我可以跟您保证，他没这么说。他也不会这么说……他凭什么要这么说呀……” “你保证？”高福海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问。 “保证。绝对保证。”那位退伍军官上前一步，打了个立正，挺起胸，说道。 这时，高福海转过脸，略略地瞟了韩起科一眼。（这个细节，后来也在许多人嘴里广为流传。他们认为，这一瞟，意味着，他俩事先有约定，也就是说，这时候高福海暗示韩起科，你该站出来说话了。但也被一些人坚决否定。他们说，不止一个在场的人可以证明，韩起科当时虽然站出来说话了，但是，高场长没有向韩起科发过任何“暗示”。韩起科也绝对不是在接受了场长的暗示后，才站出来作证的。） 韩起科往前走了两三步，走出人群，走到圈子中央，作证道：“我听到了。他说了。” “我说啥了？说啥了？你说我说啥了？”那个兵娃子这一下子完全顶不住了，一下就毛了，炸了，脸盘胀紫，猛地上前一把揪住韩起科的领口，连声逼问。 “干啥干啥？你还想干啥？”高福海连声喝斥。这时，小分队的人已经闻声赶到，冲进人群，三个架一个地，把那个兵娃子从韩起科身边架开。而其他那些老兵娃子也沉不住气了，上前想拽回自己的战友，纷纷吼叫：“别动手嘛。有话好好说嘛。”现场的气氛一下像开弓的箭，紧张到了极度。还是韩起科做了个手势，让小分队的人松开手，放了那个兵娃子。几乎同一时间，北京来的那两位护送干部也立即上前拦住吼得最响、冲在最前边的那几个老兵，不让他们接近小分队的人。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我没准备高楼大厦来接待各位。”高福海说道。 “我们压根儿就没打算来住高楼大厦。”“想住高楼大厦，就不上这达来了……”有的老兵仍在委屈地嘟哝。 高福海却眼圈红润起来，他竖起眉毛，把宽大的手掌向墓地深处一伸，大声责问道：“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会这样看待这些牺牲了的老同志，还认为是我搞死了他们……” “我没这么说！”那个老兵娃子急得都快要哭了，赶紧叫了一声。他知道，这会儿再不说话，更不行了。 “你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听高场长说！”护送干部也急了，大声打断他的话。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似乎已经预感到一些什么，所以拼命设法，以控制住那正在失控的事态。 高福海淡淡地苦笑了一下，并且，很快地，那笑纹便从他冷峻的唇边消失，转身示意开荒队队长（也是一位退伍军官）：“把其他同志带回。至于你们……（他指指围站在自己跟前的这二三十位老兵和他们的家属）留在这儿，帮助这个小伙子一起回忆，刚才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啥时候回忆起来了，啥时候通知我一声。”说着，倒背起手走了；并把小分队留了下来，“看守”这二三十人。事后，许多老兵一说起高福海当场做的这决定，就特别不能平静。“您是老同志，老资格，又是我们的上级领导，您觉得我们做错了什么，怎么怎么罚，我们都可以接受。您让一帮小屁娃娃像看劳改犯似的看着我们，这算啥？”但即便这样，他们当时还是忍了。毕竟是老兵嘛。当时是下午三点二十三分左右。一直在雪地里站到六点，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气温急速地下降到零下。而下午出来参加活动时，这些老兵和他们年轻的妻子都没有穿大衣，在雪窝窝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小时后，又让荒原上的寒风连续吹了这么几个小时，的确已经有点受不了。其中还有两位退伍军官的妻子，急着要回去给孩子喂奶，奶胀得也不行了，自行流出的奶水已经把内衣都溻透了。 作为当事人的那个老兵娃子上前对韩起科说：“高场长认定犯错误的是我，跟同志们无关。我留在这儿继续‘回忆’，让同志们回去。” 韩起科冷冷地瞟了他一眼，不作声。 那老兵冲过去吼道：“她们还有奶娃要喂哩！” 韩起科依然不作声。他觉得没必要再跟他扯啥。高场长临走时，已经把要说的要规定的，全说清楚了，也规定妥了。回忆不清那句球话，就是不许走。谁也不许走。在执行高福海的决定方面，韩起科从来是十分坚决的。否则，还要小分队干啥？还要他这个队长干啥？！ 那老兵终于受不了了，冲过去，一把揪住韩起科的领口，骂道：“你这小屁娃娃还有点人性没有？” 韩起科一把反捏住老兵的手腕，平静地问：“你说谁没人性？” “说谁？说你呐！”老兵挣了一下。一直到此刻，他和其他那些老兵都还没把眼前这个个头不高、年纪不大、肤色也不算太黑、长得也还算清秀的“小屁娃娃”当一回事。但他们却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们“犯”了一个巨大的几乎是无法挽回的“错误”：你怎么骂韩起科都行，不经高福海许可，他一般是不会跟你翻脸的。因为，高福海临走时吩咐下的，只是“看住”这批老兵，让他们反省。高场长没说你可以对老兵们采取别的措施，韩起科就绝对不会胡来。这一点，也是小分队的伙伴们特别佩服他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他都能控制住自己。这对于一个只有十六七岁、又完全在戈壁滩上长大的“狗屁娃娃”来说，这阶段正是野性最足的时候，他能做到这一点，凿实也是难得。但有一条，你说啥也别说他“不是人”，别说他“不通人性”。他最忌讳这话，也是他最不能忍受的。还有一句话也是他不能忍受的，那就是：“你呀，你就不是你爹妈操的！”这两句话都触到他内心最不能碰的伤口，一个一直在流血的伤口。韩起科当然早就知道别人是在怎么议论他的。他并不在乎什么喝“狼奶”之类的屁话，他甚至暗自庆幸自己从小能在高场长身边长大。关于“狼奶”“母狼呵护”“第十七棵黑杨树下捡回来”之类的说法，他从来没当面去询问过高场长，（其实这么做，很容易。他就是不去问。）他觉得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或是“天方夜谭”，没必要把它真当一回事地去打扰高场长。但十几年来，他始终没法回避的一件事是，至今高场长一直没跟他说过他亲爹娘的事。他至今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爹娘。也不知道，自己这个“韩”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极度的自尊，加上极度的隐性自卑，让他一直在躲避着这个肯定无法躲避的“致命伤口”……因此，种种说法中，他绝对不能忍受的一种说法就是，他韩起科压根儿就“没有爹妈”，他韩起科压根儿就“不是个人”。一旦谁要触碰了他这“伤口”，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是好意还是恶意，那你就只好自认倒霉吧…… 所有这一切，那个老兵当然是不知情。那一刻，他只觉得那个“小屁娃娃”的手越来越用力，眼睛越瞪越大，嘴唇越抿越紧，脸色越来越苍白，（还有人传说，老兵这时还看到韩起科的眼睛里突然跟狼似的放射出两道绿光。这肯定是在说屁话了。）没等他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人居然已经凌空而起了，紧接着，便重重地摔倒在了雪地上。 你打我？老兵一下炸了，一骨碌翻身跳起，忙不迭地抹去脸上嘴上的雪粒儿，一面按部队教练的对打规程，拉开拳脚架势，一面急赤白脸地大喊：“你打人？你打人？”其他那些老兵也一起冲了上来。一开始他们还挺高兴，因为他们都懂得，只要不是自己开的“第一枪”，动的“第一拳”，只要是后发制人，往后怎么打都是有理的。再说，现在也不存在“军民关系”的问题，正好借此机会，教训教训这个在冈古拉简直是没人敢招惹的狗屁“小分队”。但三四个四五个老兵冲上前去，几乎都遇到了同样的困惑：瞧着韩起科这狗屁娃娃都没怎么挪窝，也没怎么伸胳膊动腿，自己怎么就噼里啪啦地，跟散了架的篱笆墙似的，倒一片啊。一轮下来，呼哧呼哧直喘，瞪瞪眼，想定了，再想要往上扑第二轮，不成了，因为这时小分队的人全都拉开了架势，围了上来，而且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起又是从哪儿抄上手的，反正这时刻他们人人手中都已经攥着根不长也不短，不粗也不细的柴禾棍了。但最“恐怖”的还是……（下面所讲的，又是“民间传说”了。我姑妄讲之，你们各位姑妄听之就行了。）韩起科突然冲到对面不远的那个高包上，向着空旷的大荒原，仰起脖子长长地吼叫了一声，不一会儿，傍晚那青紫色的天空深处便响起多次母狼的嗥叫声来回应他。又过了不一会儿，远远近近便出现了一大群饱经沧桑、毛色灰暗、步履矫健而又稳当有力的母狼，四处闪起一片发着绿光的眼珠子，突破黑幕的遮蔽，向这儿急速地包抄过来…… 多年来，冈古拉的人一直是这么言传的，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怀疑过自己这种言传的真实性。他们说：当年在黑杨树下曾经呵护过韩起科的那群母狼，一直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这个“孩子”。她们是不会允应谁来伤害自己的这个“孩子”的。任何时候，只要韩起科发出求助，离得再远，它们也会跑来保护他的。 信耶？不信耶？你当然可以自由选择。但是，韩起科这狗屁孩子只穿一件那么薄的旧灰呢大衣，里头顶多也就穿件旧衬衣，一件旧毛线背心，连个手套皮帽都不用，也没见他使过什么围脖，整天还敞着胸怀，就能在冈古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冬日里撒欢儿，你说，他是谁的孩子，他是喝什么奶长大的？ ………… 当时，老兵们既不敢走，又不敢留，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让他们的家属先回大地窖去。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实在冻得已经受不了了。据说就连这点要求，当时也没得到韩起科的同意。就这样，双方一直僵持到后半夜，一直到那个老兵娃子不得不“承认”自己说了这个“搞”字，承认自己“恶意攻击了农场党委的主要领导”，韩起科才把他们放了。据说，一回去，半数以上的家属都病倒了，这场高烧持续折磨了她们整整一个星期。第二天一早，高福海又派韩起科和小分队的人来，把那个老兵娃子带走了，说是要进一步“审查”他的这些“政治性言论”。实际上对这个老兵毅然决然地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这一下子，事情就白热化了。所有老兵和他们的家属都拒绝上工，要求立即“释放”他们的战友，并强烈要求上头派人来调查处理此事。（包括小分队队长韩起科“带头打人”一事。）他们要求高福海派车送他们的代表去省城汇报。高福海当然不会同意。他们要求使用场部的外线电话，直接给部队的首长汇报，高福海更不同意了。逼得他们没办法，于是，发生了所谓“冲击场部”和“冲击高场长办公室”的特大事件……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高福海就把他们转移走了。转移到哪儿，谁也不知道。即便在小分队里，似乎也只有韩起科自己知道。 “那各位为什么一开始要说‘冈古拉其实根本就没发生什么退伍军人事件’，还说‘这一切都是高福海自己制造出来的’？”听他们讲完，我这么问道。 “我们说莫发生啥事件呢，那意思嘛是说过程中莫出啥特别了不得底事。比如说，莫死人嘛，也莫流血嘛，更莫发生啥人员失踪之类底事嘛。假如高场长不故意往外声张，这事儿不也就像以往许多类似的事一样，蔫不唧悄没声地就这么过去了……”两位股长中的一位解释道。 “那……我就更搞不明白了，高场长他干吗要故意往外声张这事儿？这不是跟他自个儿过不去？！他干吗呢？”我问。 “这也正是我们几个发着愁底事咧。”李副场长叹道。 “高场长他……他……看起来的确有些不正常了咧。”另一位股长压低了声音，神色还多少有些紧张地说道。 “不正常？啥不正常？”我赶紧问。 那几位都不作声了。 “这……”“圣徒”犹豫着向在座的其他几位看了看，似乎在征询他们的意见似的。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有一定的难度。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在朱副场长身上，并跟他交换了一下眼色。那意思好像是在说，“回答这个问题，非您莫属了。”而朱似乎也看懂了他这个眼色里所包含的这层意思，又去慎重地用眼神征询了一下其他几位的意见。那几位似乎也一致同意由朱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朱副场长也曾是个好生了得的角色，脑袋瓜子嘴巴子还不是一般地行。三十岁刚出点儿头，就成了国家级某个歌舞团的总团团长，据说那会儿就已经是十三级高干了。后来他反复“乱搞男女关系”，反复受处分。怎么也改不了这毛病。妻子女儿因此都离开了他，职务也一路被抹，行政级别从十三级一直降到二十二级，人也从北京被贬到哈拉努里镇文化站来当了个普通干事。就这样，见了女人，还搞。他说他忍不住。最后他承认自己“有病”。最后，上头没法子想了，下决心要开除他干部队伍。这时，高福海“趁机”把他“捞”了过去，放在自己身边，用得还挺顺手，打报告要提拔他当副场长。上头当然压着不批。你不批，是吧？嗨，我就这么用了。老爷子居然就在全场干部大会上宣布，朱某人“参加场领导班子工作”，行使“副场长”职权。省农场管理总局的局长和党委书记亲自找他谈话。他矢口否认做过这样的宣布。总局的书记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老高啊，干部的使用和任免是个原则性组织性都非常强的问题。你也是个老同志了。在这一点上，我想用不着我们对你再说什么了。朱的事情，要是真的没宣布过，那就算了。要是宣布过，还是应该妥善处理的为好。”高福海忙点点头，应道：“是。是。我肯定把这档子事妥善处理了。肯定。肯定。”但回到冈古拉，却一切照旧，依然让朱“行使”副场长职权，“参加”场领导班子工作，只是告诉场机关的大小干部们，暂且别管朱叫“副场长”。以后，他每年都向上打一个报告，向总局领导描述朱在冈古拉工作如何勤恳，踏实，为人如何自律，刻苦。三年后，总局终于同意高的请求，对朱下达了正式任命…… “其实也不能说高场长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是……”朱副场长沉吟着，对我说道：“主要是有些情况想提供给各级领导做参考。应该说，高福海同志本质上还是个好同志。他的主要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来概括，嗯……”也许是因为这个结论太难说出口了，一生受过那么多次处分，应该说，早已把荣辱得失看得很透很透了的他，居然在要说出自己对高福海的真实看法时，还吭吭巴巴地犹豫了这么一会儿，最后才说道：“主要问题……嗯……应该说，高场长……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我们觉得他……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 什么？高福海的精神有些不正常？我先是干笑了一下，继而在确证了他们没跟我在胡乱开什么玩笑以后，我的心再次剧烈地跳动起来，身子也不由自主地一下挺直了。我甚至都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只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说一句实话，如果这时跟我说这话的换成另一拨人，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断定他们在搞“恶意攻击”，最起码也会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我会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通。但是……但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群在冈古拉担负着重要领导责任的人，而且此时他们的神情又都是那样的严肃和沉重。说话的朱副场长把话一说出口，他自己好像也被吓住了似的，哆嗦了一下，然后很机械地端起茶缸子喝了口水，本来还想多喝两口的，但端着茶缸子，居然就那么呆住了，探询般盯着我，看我对这话的反应。 “你们这么说，有什么理由？”为了让谈话能充分进行下去，我让自己尽量显得平静，从容，问。一种直觉告诉我，冈古拉确实出了大问题。这问题而且还远不是出在什么“退伍军人”身上。现在看来，如果不是高福海的神经出了问题，那眼前这几位的神经就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这倒要真的搞搞清楚。 “理由，的确很难说……” “那我怎么跟上头去汇报？就说冈古拉领导班子里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高福海同志神经不正常，但是，他们又说不出相应的理由来。我能这么去汇报吗？” “嗯……他有时显得非常自卑……”两位股长中的一位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谁自卑？高福海自卑？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他有时甚至很恍惚……”另一位股长立即补充道。 “你们到底在说谁呢？” “他的情绪常常波动得很厉害，会不断地怀疑自己刚做出的决定……并怀疑自己身边所有的人……怀疑他们……” “他怀疑别人什么？” “他老在怀疑别人瞧不起他……” “他怀疑冈古拉的人瞧不起他？” “他有时显得特别冲动。比如昨天晚上的事，就很有典型性，一分钟前跟那些退伍军人代表谈得还好好的，突然间就拍着桌子，下令拘禁那两位北京来的护送干部。当时我们全都傻了。这可是两个现役军人。正经戴着领章帽徽的团职军官。而且是北京总部大机关的人。”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啥事？”我问。 “退伍军人们希望在丫儿塔安两部能直接拨外线的电话机。高场长非常恼火，说他们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因为按规定，只有县团级的领导干部才能享受这个待遇……” “可是这两年，有条件的地方，都放宽了这方面的规定。过去做这么规定，也是因为受政治和经济大环境的约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解释道。 “高场长认为，在冈古拉，目前还需要这么严格控制。” “另外，他对韩起科那孩子的态度，也让人费解。” “他对韩起科怎么了？”我趁机追问。 “嗯……”大概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太高，他们几位迟疑着，却又不作声了。“我们把近年来发生的我们认为是不正常的一些事情，简单地列举了一下，请您带回去向各级领导反映。”“圣徒”说着，从一个细帆布缝制的背包里，取出一本用信纸写成的“材料”，递了给我。我随手翻了一下，上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些很难认的字。 “我的字写得不太好。你看起来可能会有些困难。但这里面所列举的事实，都是我们几位认真核计过的，可以说是有凭有据，真实可靠的。在转呈各级领导审阅前，如果有可能，请一位打字员重新把它打一遍，这样效果就会更好一点。当然，最好希望请一位保密观念较强的打字员来做这事。等你看完材料，我们再找个时间仔细谈一次。你看这样行吗？”“圣徒”郑重地建议道。 这时，赵大疤在一旁跟朱副场长凑在一起悄悄地嘀咕了几句什么，神情显得挺紧张似的。过了一会儿，朱副场长便抬起头来问我：“有个事儿，能不能跟您打听一下。马主任的闺女刚才跟您说了没有，她离开这儿，去哪儿了？” “怎么了？”我脸微微一红，反问道。不明白他俩突然间怎么又想起这么一档子事来了。 “没别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想知道，马队副离开您这儿，又去哪儿了？” “她说她要去找她爸。”我说道。 “找我？没见她啊。”“圣徒”忙说道。 赵大疤和朱副场长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又跟李副场长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把马桂花的父亲找过去，几个人低着头凑在一块儿，窃窃地商议了一会儿。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又快，听不清他们到底在商议什么。只能偶尔听到漏出的一句半句，好像是在讨论，马桂花离开这儿以后，会不会去找韩起科，或者，会不会直接去找高福海了。 “她要是真底去找高场长，我倒觉得还不用怎么太担心咧。高场长再咋样，也还不一定会对我们几个咋样。就怕她去找了韩起科那小子，那就很难说底咧。这小子有时浑不讲理咧……”年股长分析道。 “你闺女知道今晚我们几个在一起吗？”朱副场长突然回过头来问“圣徒”。 “应该知道。她回过家。她妈不可能不跟她说这情况。再说，我们去了屠宰场，砸过她的门。她应该是清楚的。” “我们几个怎么就不能在一块儿说说话了？”另一位股长不平地说道。 “问题是……问题是，我们带着这位同志哩。”李副场长指着那个从拘禁地“逃”出来的“表舅”，说道，“他们一分析，就知道我们几个聚在一块儿，到底在干什么。” “那咋办？我估计，桂花这丫头肯定是去找韩起科了。” “咋办……”朱副场长轻轻地叹了口气道，并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几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好像都特别担心马桂花去向韩起科报告。 “我去瞧瞧……”过了一会儿，赵大疤突然站起来说道。 “你去瞧啥呢？”“圣徒”问。他可能看出赵大疤的实际意思是想“溜”，便出来阻止。 “赵股长愿意出去看看，就让他去看吧……”朱副场长说道。他也看出赵大疤的意思来了。但他不想阻拦谁。他显然比“圣徒”大度。他觉得这世界上，最好谁也别强制谁。每个人需要制约的只是他自个儿。他最终相信，每个人的结局都是预定了的。任何外在的人为的强制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由着他们去吧。这样活着，也许能觉得稍稍顺畅些。人活着，最终不就是得一个感觉吗？除了自己的感觉以外，身外其余的一切，又都算得了什么呢？在被罚到冈古拉来以后的这许多年里，一个个无奈的深夜，一次次面对冈古拉浩瀚的星空和无法抗拒的旷古寂静，他是渐渐地为自己找到了这样一个开脱的理由和安置自己躁动灵魂的归宿。“还有谁想上外头去瞧瞧的？”他环视了一下其他几个人。那意思是在说，如果你们害怕让韩起科和高福海发现，也想走的话，都可以走。“老李，你呢？你老伴不还在打吊针么？回去瞧瞧吧。”他提醒李副场长。 “……”李副场长迟疑了一下，却说道：“我家里没啥可瞧的。” “我……我陪赵股长上外头去瞧瞧吧。”那位姓年的股长反而慌慌地站起，说道。 “走吧。”朱副场长说道。 年股长立即跟着赵大疤走了。朱副场长然后对留下来的那几位说：“我们得赶紧设法把这位军人同志安置一下。”他的提议立即得到在场人的赞同。因为，万一马桂花真的去向韩起科报告了，韩起科真的带人来，发现他们跟这位从“拘禁地”外逃的退伍军人在一起，事情顿时就会复杂许多。“你带这位同志去找个地方，暂时安顿一下。”朱副场长吩咐另一个股长。那个股长带着“表舅”拿起大衣，正要向外走去，就听到门外不远处传来一阵嚷嚷声。朱副场长忙向他俩做了个手势，让他俩先不要忙着向外走，他自己悄悄推开一点门缝，探出头去张望了一下，而后忙缩回屋来，低声叫了声：“是韩起科！”原来，马桂花从我这儿走了后，一时间没找到她父亲，就直接去找到韩起科，向他报告了今晚她所看到的一切。韩起科一琢磨，就断定这几人带着那个外逃的“表舅”到招待所来找我了，就急忙带着小分队的几个队员，往这边赶了过来，恰在月洞门前遭遇刚从这儿往外走的赵大疤和年股长。韩起科问赵大疤，朱副场长和那个外逃的“表舅”是不是还在我屋里。赵大疤矢口否认知道这事。他只说自己和年股长去场部库房查看当天夜里刚运到的那批化肥，并不知道什么外逃“表舅”，更不知道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在哪儿。韩起科冷冷地打量了他一眼，问：“二位股长是才去库房呢，还是查看完了化肥，已经从库房回来了？”赵大疤犹豫了一下答：“我们是查看完了，从库房那边回来。”韩起科冷笑道：“既然是从库房那边回来，雪地上应该留下你们从库房往这边来的脚印。可是，脚印呢？脚印在哪儿？”他指指在暗淡的月光下，通往库房去的那块光洁无痕的雪地，问赵大疤；然后不等赵大疤回答，又说：“脚印可能挪了地了。赵股长，能陪我去找找您二位失踪了的脚印吗？”说着，便要赵大疤和年股长，跟他一起往招待所我住的那间屋子过来。赵大疤怎么也不愿意过来，便大声嚷嚷起来。我们在屋里听到的嚷嚷声，便是这声音。 听到赵大疤的嚷嚷声，屋里的人自然都明白，这是赵大疤故意在向这边发的“警报信号”，是在告诉这边的人赶紧把那位外逃的退伍军人安置好了，别再让韩起科发现了他。于是，朱副场长立即让“表舅”从后窗户里跳出，然后便带着李副场长、马桂花的父亲从容地向韩起科走去。“啥事呢？起科，这么晚了，还没休息？”他微笑着跟韩起科打了个招呼。“您和李副场长也够辛苦的。”韩起科冷冷地挖苦道。 朱副场长故意不回应他的挖苦，只是对赵大疤和年股长说道：“你俩在忙啥呢？明天一早，高场长还要找我们谈丫儿塔备耕备料的事，你们还不赶紧去准备准备？” “那是那是……”赵大疤连连应声。他当然明白，朱副场长这是在替他搭台阶脱身哩。再加上，他看到朱副场长等人从我那屋里往外走时，人群中已经不见了那个“表舅”，知道他们已经把他安置妥了，心里就更是松下了一大块。他觉得，只要没让韩起科看到他们跟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纠缠在一起，韩起科就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于是，他就没再把韩起科放在眼里，一边应着朱副场长的话茬，一边就跟年股长一起，转身径直往场部家属院方向走去了。但他没料想，转过身去还没走出两步，韩起科就让两个队员扑过去挡住了他俩的去路。他刚想发作，却看到，另两位小分队队员(其中一位还是他的儿子赵光)，从我住的这排平房的后头，押着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待走近了一看，被押过来的，正是马桂花的“表舅”，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原来，韩起科听了马桂花的汇报，得知这几位不怀好意的场领导正跟那位外逃的退伍军人在一起嘀咕事情，便一边带人急急赶来，从正面堵住了往外走的赵、年两位股长，一边派赵光带一个男队员上屋后去堵可能跳窗再度逃跑的那个退伍军人。恰被他逮了个正着。 这时候，我觉得我该站出来说点什么，给这几位解一下围了。他们还没有把情况给我说透彻，但直觉告诉我，他们掌握的那些情况，可能对最后解决冈古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我不能让他们被韩起科这个狗屁孩子带走了，进一步恶化了冈古拉的局势。 “这位退伍军人是来找我反映情况的，跟两位副场长，和几位股长主任，跟桂花她父亲和赵光他父亲都没关系。”我急急地说道，还故意点了一下马主任和赵股长的“父亲”身份，想以此来缓和现场剑拔弩张的气氛，也企图使韩起科那小子能顾及这种特殊关系，而在处置他们时别太“不讲情面”了。但显然，这一招没起任何作用。不仅韩起科没对两位“父亲”有任何表示，连在场的两位子女，居然对“父亲”也没任何表示。这实在让我感到意外，更感到吃惊。 “顾卓群同志，能把他们带来的那些书面材料，借给我看看吗？”韩起科转过身来对我说道。在拿住了那几个人以后，接下来，他要对付我了。 “什么材料？”我装作茫然不觉的样子，反问。 “他们上你这儿来告高场长的状，总要带些书面材料之类的东西。告状总得有状纸啊。” “谁来告高场长的状了？我怎么不知道？再说，即便有人要告高场长，也不会上我这儿来啊。” “顾卓群同志，别把我当小娃娃看待……” “韩分队长，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把你当小娃娃看了？” “你可以瞧不起我韩起科。可是……” “嗨，我怎么会瞧不起你韩分队长呢？我初来乍到地……”我忙解释。 但韩起科这时根本不听我的解释，转身下令：“建国，树连！”那两个叫“建国”和“树连”的男队员便应声走到我面前，看样子是要搜我的身了。同时，韩起科又示意马桂花，让她带领另一位男队员，上我房间里去搜查。居然要跟我来这一套！我一个箭步蹿到房门口，大喝一声：“谁敢乱来？！”并狠狠瞪了马桂花一眼。马桂花只得站住了。 “马桂花！”韩起科在那边也大喝了一声，催促她下手。马桂花只得红起脸往里闯。我把手往对面门框上一支，断然挡住了她，并回过头去对着韩起科吼道：“你要搜我屋，带搜查证了吗？” “搜查证？”他冷笑着走到我面前，示意马桂花退后，而后逼近一步，对我说道：“搜查证？”说着，一把攥住我支在门框上的那个手的手腕，看样子是要跟我来硬的了。这时，我全身的血一下全涌到了头上，两只眼睛都跟着了火似的滚烫灼热。我决心要警告一下这个狂妄的狗屁孩子，起码让他知道，随意剥夺别人应该享有的自尊，随意违反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时应遵守的规则，包括在没有得到别人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地扼住别人的手腕，都是会受到惩罚的。我想借力发力，(这也是我小学时一位老师教给我的几招防身术之一)，利用他前倾了上身来抓我手腕，整个人的重心发生变化的那一瞬间，翻腕，跨步，别腿，击肘，即便不做进一步的动作，也得让他狠狠地摇晃着趔趄一下。这一整套动作后来我做过很多遍。在中学时，甚至还让一个总是对我们男生横眉竖眼，对女生嬉皮笑脸的体育老师接受过一次重大教训。(当然，为此我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初中三年的体育成绩始终及格不了。)但是，当我按动作要领去发力翻腕时，应该能轻易翻得过去的手腕，此时却怎么也翻不过去了。立刻感觉到，抓住我手腕的不是什么一只人的手，而是一把钢叉，或者是一段老树的树根。我一惊，本能地去打量了一下这个长得既比我矮、又比我瘦、年纪也比我小得多的韩分队长，居然会有那么大的一股内力。就在我完全不能动弹的这一刻间，马桂花趁机带人进屋，抄出了“圣徒”他们带给我的那本“材料”。然后，韩起科就松开了手，不仅带走了那个退伍军人，同时还带走了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马桂花的父亲。 十三、监视 他没把我带走，但却留下人来监视我，并明确告诉我，在查清问题以前，在没有得到他和高场长的允许之前，不得随意离开招待所这间屋子一步。 但他却没把我带走，只是留下人来监视，并明确对我说，在查清今晚这件事以前，在没有得到他和高福海的允许以前，我不得随意离开招待所这间屋子。我问他：“什么文件规定，一个新任命的冈古拉高级中学校长不可以和冈古拉的副场长、股长们在一起见个面说个话？什么文件规定，你可以随便带走人？而且他们都是国家正式任命的干部。韩起科，你也太无法无天了！”他默默地看了看我，那眼神仿佛是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外人似的，然后什么话也没跟我说，带着人就走了，留下马桂花和另一个男队员来监守我。我马上请马桂花放我去见高福海。她不表态。我问她，冈古拉到底谁说了算？是韩起科说了算，还是国家的法规说了算？我说得慷慨激昂。她还是不作声，不表态。但当我试图冲出房门去找高福海时，她和那个男队员却很坚决地挡住了我的去路，那架势就像是要跟我做拼死的决斗一般。“桂花，几个小时前你还想着要跟我认真谈一谈，你不希望冈古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你不希望你的表舅和你那才十九岁的表舅妈陷入更深的危机中。可是，你现在继续这样跟着韩起科胡作非为，冈古拉的局势就将不可挽回。你不明白？”我冲着她大声叫喊着。她只是怔怔地站在我面前，惶惶地看着我，一声不吭…… 嗣后，我俩相持着，足足沉默了十几分钟。现场气氛的确让人感到窒息。先是一连串的疑问无法解释。现在又增加了个“神经不正常”的问题。假如高福海真的如“圣徒”和朱副场长他们所说的那样，神经已经有些不太正常了，那，所有这些事情的处置和对待，都得采取另一种方式了，而且真得抓紧，真得赶快，真得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断然结束这么一档狗屁事了。原因很简单：如果整个局势的主动权果真是被一个神经不正常的老人控制在手中，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那，我们从上到下这一大串“神经正常”的人，千辛万苦，担惊受怕，挖空心思，并耗资巨大地跟他忙活周旋了这么长时间，岂不完全无聊，完全可笑，甚而至于又完全可悲？！ 假如不是呢…… 假如高福海所做的这一切在别人看来似乎都很不正常的事情，内里却真的都拥有它们发生和存在的必然和必要的因素，那，又在说明什么？换一句话说，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看来纯属不正常的事情，假如究其原因，发生在高福海身上，发生在冈古拉这个地方，恰恰是十分正常的，十分必然的，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些人的“神经”和“感觉”，以及对这世界的“认识”已经开始有些不正常了？是不是还说明“圣徒”和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的神经是不正常的？但是看那位“圣徒”又是那么的真诚、执著，有可能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吗？况且，他还是小桂花的亲生父亲。 哦，还有那个韩起科，他正常吗？ 这一群人怎么都集合在了冈古拉了？ 他娘的！ 我马上告诫自己，先别激动，顾某人，您先别激动。目前绝对不是需要激动的时候。千万要沉住气……千万别、激、动…… ………… 而让我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小时后，事情居然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变。 韩起科把朱副场长等人带到场部机关，集中在一个小会议室里，留下两个小分队员看守，把马桂花的“表舅”带到隔壁办公室，单独“关”着，就急急地去找高福海汇报情况去了。这时候，他得到报告，高福海在处理完退伍军人集体闹事“事件”后，哮喘病和腰腿病同时发作，经过现场紧急处理，病情暂时得到控制，现正在被送回场部来的途中。韩起科立即下令，让机修连发动着那辆惟一的解放牌卡车，去半道上接高福海。起程前，他担心哮喘病发作中的高福海受不了驾驶室的那个汽油味儿，也担心把他放到四处透风的车厢里，又经受不起这一路的酷寒。故而，让人从库房里扛来十几麻包头年剪了还没来得及拉走的羊毛，在车厢里堆出一个基本不透风，又可供高福海躺坐的“小高间”。并把卫生队那位秋大夫也从床上叫了起来，一起带上。没想到，麻烦就出在了这半道上。 韩起科是在离丫儿塔不远的四排子沟那个高坡上接到高福海的。高福海一上车，就一口接不上一口地喘急起来，询问这边的情况。韩起科一开始还不愿细说，只想赶紧把高福海拉回场部，先让他暖暖和和地躺下来再谈别的。反正，人证物证都已拿到手，不用着什么急了。这一段时间以来，韩起科一直在怀疑，冈古拉内部有一帮子人在背后“捣”高场长的“鬼”，在跟他的冈古拉过不去。近来，他还觉察出，马桂花的父亲和朱副场长他们暗中有一些不正常的来往。(这个迹象还不是马桂花提供的。)只是苦于拿不着确凿的证据，而没法站出来说话。他从来不信，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那样的人会真心实意地“善待”冈古拉。他从来就认为，这些人只是出于一种强迫，才会勉强在这儿干到了今天。在这一点上，他一直和高福海有根本的分歧。只是碍于高的面子和威望，也出于对高的感情，他才把跟朱李赵等人的关系，勉强维持到了今天。得到马桂花的报告，说这几个人居然和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凑到了一起，可能正在“密谋”什么。他特别高兴，觉得彻底揭开冈古拉盖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会儿，高福海如此急切地催问情况，他只得把其他无关人员全都支下车，只剩下他自己和高福海，才把那份“黑材料”递给了高福海。高福海掂起那份材料，随手翻了一下，问：“啥材料？” 韩起科怔怔地看着高福海，非常严肃地说道：“还是您自己看吧。” “你今天咋的了，非拿我一把？叫你说，就说嘛。”高福海面无表情地叱责。每回都是这样，到了接近发怒的地步，他平时较为丰富的脸部表情，会突然间变得木呆起来，眼神也会骤然间灰暗，仿佛雷暴雨来临前的大戈壁天空，一时间变得特别的沉闷而凝重，寂静而浑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到这时刻千万不能再往下招惹他了。韩起科当然是熟知他这特性的，便赶紧从他手中拿过那份材料，解释道：“不是我不说，而是我张不开这嘴……” “怎么张不开这嘴？不就是说我主观武断，大搞一言堂嘛，还能有啥？总不至于说我吃喝嫖赌吧？” “您……您还是自己瞧瞧吧。说得比吃喝嫖赌还难听咧。” “是吗？”高福海这下当真了，眼神中立刻掠过一丝疑惑和不快。“还能说我啥？啊？说嘛！” “我真的没法说。” “你狗日的！” “我驴日的也没法说！”韩起科跟着也大声叫了一声。 “……”高福海不作声了，慢慢直起脖梗，又深深喘了一口，然后稍稍抬起头，偏过一点眼角去细细地打量韩起科。他知道，韩起科激昂到这份上，说明他是真说不出口。那几位在材料里到底说了他一些什么糟屁话，居然让韩起科当着他的面都没法张嘴转述？他倒要认真瞧瞧了。韩起科赶紧把花镜给递了过去，又把那份材料递到他手上，并从挎包里掏出一只手电，替他把亮照着，再告诉司机，场长正在车上看材料，得把车开稳当点。其实，韩起科这话说得有点多余。司机是老司机了。他虽然不一定知道场长在车上干什么，但只要场长在车上，不用吩咐，他都会特别用心，尽量避免急踩油门急刹车，尽量绕过路面上的那些坑坑洼洼，这已是多年的惯例了。 没花太多的时间，高福海就把这一本材料大略地给读完了。让韩起科大感意外的是，高福海读完这份向上“密告”他“神经不太正常”的材料，竟然没发火，只是疑询般地看了看韩起科，呆坐了会儿，问了句：“这材料，你是从他们手上直接拿获的？”在得到韩起科肯定的答复后，稍稍愣怔了一下，又随手去翻了翻那材料，而后嗒然垂下头去，默坐了一会儿，问：“你把那几个人怎么处理了？”得知韩起科已经把朱、李等领导，连同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一起都隔离了，等着他回去处置，他居然都急了，忙命令韩起科赶快去把朱、李等人放了，甚至要他把那个外逃的退伍军人也赶紧给放了。 “这时候放了那个军人，他可能还会往外跑。”韩起科不等高福海吩咐完毕，就担心地说道。 “让他跑。” “高场长……” “我告诉你，他要愿意跑的话，就让他跑！” “高场长，这些人要搞垮我们冈古拉……” “你到底还听不听我的？” “高场长……” “快去！” “那……您咋办？” “我，你就别管了。那个顾卓群，你把他怎么了？” “我让马桂花带人把他限制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了。” “通知桂花，从招待所撤回来。” “高场长……” “你还担心那个顾卓群会跑了？他往哪跑？他怎么跑？你不逼他，他干吗要跑？做事情之前，怎么不动动脑子？你脖子上长着的那个玩意儿，是干啥使的？啊？赶紧，你坐这车先回场部去把这些人妥善处置了。” “……”韩起科不说话了。他显然满肚子的委屈和不通，但这时，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跟场长较劲下去了。虽然事关“冈古拉的命运”，虽然从来没看到自己最为佩服的场长居然会如此“糊涂”和“软弱”，但这时候自己已经不能再往下较劲了。一直跟在卡车后头的那几辆马爬犁，这时已经赶了上来。赶马爬犁的都是他带过来接高福海的小分队队员。他更不能当着那么些小分队队员的面，跟场长较劲。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后，他又亲自带领那些小分队队员，从卡车上搬下一包包羊毛，在一辆最大的爬犁子上重新为高福海布置了个抗寒抗颠簸的“座位”，然后对那个驾驭马爬犁的小分队队员，进行了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务必小心操控马爬犁，并请秋大夫一路上照顾好高场长，便跳上卡车，赶回场部去执行高福海的命令了。 待高福海赶回场部时，天色差不多快要转明了。他到家，只在火炉子跟前稍稍暖和了一会儿，匆匆喝了碗滚烫的山羊奶，几乎没等自己冻硬了的身子完全放松软和了，就把朱副场长李副场长等人找来说话了。也许是秋大夫早先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各种鲜奶，以山羊奶为最滋补。从那以后，高福海家的后院里，就一直喂着一群胯下垂挂着巨大粉红色乳房的奶山羊，并不断淘汰其中衰老瘦弱的，补充年轻丰美的，以保证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有山羊奶喝。在卫生队那一二十个大夫护士中间，他最信秋大夫的话。个中原因，不详。秋大夫早年，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营业执照，却在老乡公社各大队里行医多年，是一个极受周边老乡们敬重的“游方郎中”。 先回到场部的韩起科，原原本本向朱、李、马等人传达了高福海的“指示”，请他们立即回家去“休息”，但并没有按高福海要求的那样，向他们道歉，也没有把马桂花的那个表舅释放了；然后，打电话到招待所，通知马桂花，她和那个男队员可以撤了，但天明以后，让她到小分队队部来接受新的任务。“啥新任务？”马桂花问。“性急啥？到时候就知道了。”韩起科答道。这时候，这小子已经预感到冈古拉整个事情要发生某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为这即将到来的“变化”做着相应的准备了；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给自己煮了半锅苞谷糊糊喝了，又吃了十来片烤得脆脆的苞谷馍，和衣躺下，沉沉地睡去。 朱、李、马等人在得到解禁后，却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立马欢天喜地地回家走了。没有。他们谁也没走。即便在韩起科走后，他们几位也没走，相反，显得越发地沉闷，紧张，困顿，一动不动地呆坐在机关那个冰凉的小会议室里。好大一会儿后，朱副场长才首先开口打破了这让人窒息的沉寂，艰难地对那几位说道：“你们几个走吧。我留下承担责任。总得有个人为这事承担责任……”“如果是这样，干吗要让你一个人承担全部的责任呢？”马立安(马桂花的父亲)反驳道。他的目光再度炯炯起来。干瘦的脸庞上也再度布满了“圣徒”们独有的那种专注和大无畏的神情。“不要蛮干了。学学赵大疤吧。快走。”朱副场长焦急地站起，向窗外探视了一下，回头来催促。李副场长却无奈地苦笑笑，轻叹了一声，摇了摇头。他的意思是，现在怎么做，都晚了。谁走，谁留，都无济于事了。马立安激动起来。他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既是对冈古拉负责，也是对高福海他本人负责。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任何人。”“可以面对任何人？！你还是先去面对面对你那位宝贝闺女吧！”李副场长不无有些怨气地堵了他一下。这位李副场长显然对整个事情一下“败露”在马桂花手中，依然感到忿忿。“既然这样，那我们都留下，赶紧商量一下，一会儿怎么面对高场长。我们必须跟他强调，我们只是在担心他的身体，只是对他做的许多事情，有些不理解，有些跟不上趟，除此以外，我们绝对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和说法……”朱副场长赶紧说道。“没有？材料上白纸黑字写着这样的字样：我们郑重提请上级组织注意，高福海同志的精神有些不太正常。”李副场长又苦笑道。“这个好办。”马立安忙说，“材料是我起草的。材料上的笔迹也是我一个人的。我就说，这都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材料并没有经你们几位过目……”“我记得我好像在材料上动过笔，留下过一点笔迹。”朱副场长忽然想起这一点，颇有些紧张地说道。“我好像在材料上也勾勾画画过。”李副场长说道。“没事没事。”马立安忙安慰道，“材料从你们那儿拿回来时，我仔细复看过。你们的确动过笔，但只是在某些字句下面画了些杠杠，没批过字。” “一个字都没批过？”朱和李忙问。 “没有。” “能肯定？”朱副场长一下站了起来，紧张地追问。 “能肯定。反正我印象中，你们是没留任何批语。当时，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对这份材料的具体意见，所以复看时相当认真，以为你们总会留下一点批语。但始终没找到。当时还觉得挺遗憾，还想着要再去找你们一回，就如何进一步修改这份材料的问题，再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所以这个印象比较深。” “那就好。那就好。”朱副场长几乎抑制不住地松下一大口气。然后，又把那二位叫到一个角落里，低声地就一会儿跟高福海的对话中，如何统一相互间的口径问题，认真进行商讨。 高福海喝完山羊奶，从老伴手里接过热毛巾，大略地抹了一下脸和手，便照直去了机关，亲自去把朱、李等人叫到自己办公室里，请他们一一坐下。那态度和神情，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这确实让朱、李等人大为意外，大为震骇。他们勉强地坐下，内心却越发地忐忑，不知道这位“高老爷子”一副大度平和的笑脸后头，正在酝发一场怎样的“暴风骤雨”。按刚才他们紧急商量下的应对策略，总的方针是四个字：“伺机后发”。只看高福海今天跟他们怎么摊牌了。 应该说，这几位这一回凑到一起，做这么一档事，无论在谁看来，几乎都可以说是在拿个人身家性命做抵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事先都没想过要这么干。他们都是高福海身边的重要人物。虽然进入这个“核心圈”的时间各不相同，但进入以后，都被授以重任，各自负责着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工作。也许因为他们的前半生都挺“坎坷”的，被发落到冈古拉以后，一度也悲观过丧气过(马立安例外)；一旦再度被赏识，还能进入“核心圈”，虽然只是冈古拉这芝麻粒儿般大地方的“核心圈”，他们也都为自己深感庆幸。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他们都是真心感激高福海的，并竭尽全力地去完成高福海交办的一切任务。他们从不东张西望，只看高福海的脸色办事。互相之间也很少来往。偶尔应邀串个门，喝个酒，事先也总要很巧妙地去跟高福海打个招呼，既不让高福海觉得他们过于胆小怕事，故意在他眼皮子底下装出一副举步维艰的熊样，更不希望高福海产生那样一种致命的误解，以为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得意忘形了。他们深知，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知识、经验、才干，都要比高福海强，甚至要强出许多去。但他们同样深知，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永远不及高福海——那就是对冈古拉的感情。他们自知，对于冈古拉来说，他们永远只是一只“候鸟”。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能会在冈古拉这片荒原上终老一生，但从心理状态上来说，他们仍然是一只“候鸟”，甚至可以说，永远只能是一只“候鸟”。因为他们始终还在暗中企盼着再度起飞，祈求着“回归”的那一天到来。而高福海就不同了。在他心里，他就是冈古拉。冈古拉就是他。他早就把自己这颗心深埋在这片荒原里了。这也是他们面对高福海，面对冈古拉，常常感到“自愧弗如”的主要原因。 按说，“候鸟”是不会为“临时栖息地”里发生的问题去操心的。即便偶发奇想，要去操一回半回心，也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做代价。除非，“临时栖息地”发生的这个问题，已经威胁到它们当下的栖息了……而朱、李、马、赵这一回密谋着向高福海“发难”，其根源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高福海身上这个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精神状态问题”，不仅已经“威胁”到整个冈古拉的生存，也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生存。 最早提出要向上边“密告高福海”的，还不是马立安，更不是朱、李，而是赵大疤。赵大疤多年来一直把高福海伺候得挺好，其实他一直背着高福海，在暗中使劲，想调离冈古拉。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回老家天津去，是不可能的事，但周旋一下，调到哈拉努里镇，或县农垦局谋个差不多的差使，他觉得还是有指望的。这么做，一是为了赵光日后能进个好学校，将来最起码也能考回天津去。再一方面，也是为自己。他想到，自己也四十出头了。“晚年”也是早晚必须考虑的事。委屈了这一辈子，到老，别的不说，总得找一个稍稍有点人气儿的地方把自己安顿了，那样，实在闲来无事，找人喝个凉茶，拉个胡琴，唱个小曲儿，或上“供销合作社”转转，也方便自在。(当地人习惯把百货商店称作“供销合作社”。)头几年，他觉得条件和时机都还不太成熟，这几年，觉得再不抓紧实行，可能就有点晚了，便开始着手疏通各种关系。身为冈古拉的供销股股长，他有这个有利条件。他外出机会比谁都多，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花公家的钱请各种关系户吃饭，送礼。尤其跟县镇两级主管领导和具体操办干部调配工作的那些人，混得特别熟。大家对他的热情周到豪爽和百折不挠的办事风格，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甚至都知道，好几回，他的调动问题已经被提到县镇两级常委会上去讨论了。但最后又都被搁置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高福海不放人。他说，你要调我的人，可以啊，拿同样的人来替换。没有人来替换也行，那就干脆把我也调走。 “这爷！硬是要我们给他殉葬哩！”赵大疤心里忿忿地怨恨不已。 至于马立安和朱、李等人参与其事，倒是更多地在为冈古拉的前途担忧。他们的脑子也许不如赵大疤的那么活泛，那么灵便，但无奈中，他们却更多地把个人和家人的前程都捆绑在了冈古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当然不是不想离开冈古拉，只是不敢去做这样的设想罢了。 大约半年前，朱副场长曾约了李副场长，一块儿到高福海家，跟他专门谈过一回他的“身体问题”。当时他俩建议高福海回口里找个疗养地，“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啥叫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到底得多长？嗯？啥又叫‘好好地休息’？要我完全甩手不管冈古拉的工作，是这意思吗？嗯？那，我不管，谁来管？你管？还是他管？”他分别指着朱和李，问。“我还非得回口里去‘休息’才行，留在冈古拉都不行。是这意思吗？我留下，碍你们谁的手脚了？嗯？”高福海一连串的反问，吓得朱、李二位再没敢说第二句话，赶紧找了个别的话题，岔开去。后来，李副场长怕高福海产生误会，特地另找了个时间，单独去跟他作了一番解释，说他跟朱副场长之所以提议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只是觉得他这些年实在太累了，又有十来年没回老家探过亲，无非就是想让他出去转转，瞅瞅，放松放松，真没有别的意思。肯定没有别的意思。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一连诚惶诚恐地跟他说了三个“没别的意思”。 但后来，高福海还是在各种会议上，当着朱、李二位，多次有意无意地提出：“有些同志希望我离开冈古拉，躺倒休息。看来，我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该彻底休息啦。”他每一回这么说的时候，朱、李二位都会如坐针毡般地紧张和不安。尤其是李副场长，脸色一下就变得像死灰般惨白，头也立马耷拉下来，半天不再吱声。从那以后，他俩再没敢跟高福海谈什么身体问题，更别说去跟他提这个“精神状态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俩甚至都不敢上高家去聊天喝酒，但又不能不去。 高福海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就真的不需要休息和探亲，更不会愚蠢到那样的地步，认为自己真的就是个金刚不坏之身，到死也不会生什么病。事实上，这些年来，老寒腿、腰椎间盘突出，哮喘，胸闷，头胀，头晕，右手手指尖麻木，右眼视力减退……以及心脏不规则地间歇停跳，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直在纠缠着他，而且年复一年地在加重之中。对这些，他心里也是不痛快的，但真叫他担心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时候，甚至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一开始是老伴提醒他，说他怎么随便拿周围的人“开涮”，不把人当人。一点都不顾别人的面子，张嘴就骂：“你怎么笨得跟猪一样呢？”他一开始还没把老伴的这话当个话，只是笑着反驳：“你又没事儿给我找事儿。上纲上线。我怎么不把人当人？我什么时候骂人猪了？”老伴就给他举例，说：“昨天，五连的杨连长带了几个亲戚来看你。这些亲戚都刚从口里来，老杨也有好多年没见他们了。人家高兴，带他们来看你，也是希望你在这几个亲戚跟前给他长点面子。你倒好，一见面，就紧着拿人家老杨开涮，说人家五连前几天整的那几块地跟猪啃的一样，说人家老杨不像个连长，倒像个猪头，就知道张了个大嘴，吧唧吧唧四处去拱。说完了，自己还哈哈大笑。一点都没瞧见人家杨连长当时脸上那副尴尬相。”“五连那几块地就是没整好嘛。我批评他几句，又怎么了？”老伴立即反驳道：“你这个当场长的可以找一百个时间去批评他，干吗非得在人家亲戚跟前批评人呢？还说人家是猪头，有你这么批评下级的吗？”“我怎么就不能在他亲戚跟前批评他？他把地整成那样，我说他一声猪头，又怎么了？他还有脸尴尬？他要知道尴尬，难受，就先把地给我整好嘛！他还是个老连长哩！嗤！”“行行行。不跟你呛呛了。你自己瞧着办吧……”老伴转身上菜地去了。以后，他渐渐发觉自己确有这样的“毛病”：只要自己愿意的，往往张嘴就来，根本不顾忌场合和对象。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把这看作是自己的长处：直率嘛，坚持原则嘛，不讲情面嘛。后来也想有所收敛，但看到那些被他批评、嘲弄的部下们，往往也只是一笑了之，有的人甚至还会附和着他那些对他们带有某种侮辱性的嘲弄，变本加厉地把他们自己挖苦上几句，他心里便洋洋自得起来，认为这充分表明，在他这儿，“上下级关系融洽”，“大家伙都跟他一条心”，也就由着它去了。以后，在冈古拉反而传出这样一种说法，高场长越是挖苦你，越是嘲弄你，对你越厉害，越不讲究方式方法，越不把你当个人对待，就证明他越信任你，越把你当成了“他的人”。大伙这么说，当然是有理由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那就是韩起科。高福海最信任韩起科，韩起科百分之一百是高场长的人，这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但高福海对韩起科也最严厉，最不讲方式方法，嬉笑怒骂完全由着他性子来，这也是全冈古拉的人都有目共睹，绝对确信不疑的。对这种说法，高福海是默认的，甚至感到高兴。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如果一个下级，不是他十分信任的，没被他列入“他的人”的范围之内，他对他总是会有所顾忌，有所防备，他对他相对就会变得“客气”一点；反之，就会“无所顾忌”，嬉笑怒骂，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久而久之，他周围的人，为了能得到他完全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他的人”，就追求这种“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的状况，甚至纵容他“嬉笑怒骂由着他性子来”。一直到去年的年底，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他才开始有所警觉，有点害怕了…… 那天，他突然接到宋振和的一个电话，通知他去省城参加一个座谈会。他已经很长时间没亲自去上边开会了。但那天，宋振和在电话里一再强调，座谈会是应省政府的一个主要领导的要求召开的。参加座谈的人员名单也是这个领导亲自圈定的。没有天大的理由，不许请假。因故缺席者，必须得到这位主要领导的批准方可。他很勉强地去了，很自觉地在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悄悄坐下。与会的大多数人，他已经不认识了。别的与会者似乎得到一些内部消息，显得特别激动，都忙着相互问好，寒喧，叙旧，低声议论什么。中央驻省新闻单位和省报的记者则忙着在他们中间做穿梭采访。他却完全被“冷落”在一旁。偶尔有位年轻记者从他身前走过，停下，问清他的身份，也只说声：“冈古拉？挺远的，是吧？”就赶紧去采访别的与会者了。他知道不是别人故意要冷落他，但他还是难受。委屈。在冈古拉，他是被众人抬举到头顶上过日子的。而在这儿，完全没人理睬。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也是他不愿意走出冈古拉到外头来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天开会前五分钟，会场上突然灯光加倍明亮，会议组织者极庄重而又兴奋地宣布，今天到会的不仅有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还有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会场上立即响起一片掌声和喧腾声，一些本来被安排在后座就坐的与会者，立即躁动起来，都想往前挪动一下自己的位置。但他没动，只是跟着大伙一起起立，有节制地拍着巴掌。他原以为，这一切都会在这样一种很平静的内心状态中度过。但没料想，当那位经常在报纸上露脸的副总理，在省里两位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步入会场时，突然间他控制不住地烦躁和激动起来。是的，他有十多年没见到北京高层领导人了。差不多也有十年光景，没见到过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了。但这能成为他烦躁和激动的理由吗？不能……当然不能……他告诉自己，平静，千万要平静下来。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见个面，说几句官话套话，然后合个影，握握手，鼓鼓掌，走人。这日子该咋过，还咋过。这些年，地处高寒区域的冈古拉，自然条件恶劣，生产上一直拿不出骄人的数字，他作为冈古拉的主要领导，不管到哪儿开会，受到的批评总要比受到的表扬多。他也多次和有些领导顶过嘴，说他们的批评不公道，不实事求是。后来，他们顾及到他的资历，也不批评他了，但也不理会他了。他在会场，就跟没在会场一样。不管说什么，这些领导连提都不提一下冈古拉，更不提他高福海。仿佛在他们辖区内，从来就没有这样一块亘古荒原，也没有这样一批人，这样一个叫高福海的干部奋斗在那个荒原上。这让他更难受，更委屈。那天，突然面对一个从最高层来的人，一个可以参与决策决定中国亿万生灵命运的人，一“把”实实在在的“尚方宝剑”，他的心跳加速，然后便跳得非常凶猛起来，血也直往脑袋上冲，瞬间唇干舌燥，整个胸膛仿佛要爆开似的……这时，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出现了：他突然想喊一句……一句很反动很过时的话……一句会震动整个会场、整个省，以致震动整个中国的话……比如“打倒×××”，或“×××万岁”，或别的什么带有强烈刺激性的话……这些狗屁话翻来复去地在他嘴边滚动，占满了他整个脑海。他浑身像着了火似的，呆呆地僵站着，不敢让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动一下。他怕一动，那些话会自动地从他嘴里爆出。他告诫自己，这样的狗屁话，你不能说。说了，你这一生就彻底完蛋了。但，这些话还是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轰鸣。他太想刺激一下眼前的这些人了。后来，多亏一个长得很苗条，脸蛋却并不怎么漂亮的女服务员，过来给他倒水。“水……水……对，喝口水……”他喃喃地重复了一句，赶紧挣扎出来，跑出会场，跑进卫生间一个马桶隔间里，用力拉了一下抽水手把，那轰隆一声的巨响，和继后淅沥不断的流水声，让他终于清醒。他这时才发觉自己整个的内衣都已经被冷汗浸透……整个人都酥软虚弱得站立不稳……他这时才惊悸地意识到，自己刚才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真正是从“鬼门关”里趟了一回出来……那天他在那个不仅干净明亮而且布满了卫生香味的马桶隔间里呆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直至今天，他仍然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会产生那样一种完全不可理喻，又是那么危险的冲动……都五十岁的人了，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怎么还会那样呢？ ………… 怎么还会那样呢？这个问题极痛苦地折磨了他一年多。事发的那天晚上，他没去参加省文化厅和省文联联合组织的文艺晚会，独自走出地区驻省办事处的小院，上著名的九道湾公园附近，找了个特别清静的地方，溜达到半夜。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信，桀骜不驯的高福海也会进行痛苦地、甚至自虐般的内省。那天夜间他就一直在追问自己：“怎么还会那样呢？” 当时他肯定没找到答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没找到答案。他怕自己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真的在各级领导面前，叫出一句半句很反动的话来，酿成后果不堪设想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他就更不敢去上头参加会议了。从那以后一年多时间里，他衰老得很厉害，不仅头发花白了，腰佝偻了，走起路来，也很明显地一瘸一瘸的了。而最大的变化，是学会了“退让”。“忍让”。这正是韩起科最不能接受，最无法理解，并为之感到最痛心的。比如说这一回吧，拿着那份“密告”材料，赶回场部，他不仅立即“释放”了朱、李、马等人，释放了那个要外逃的马桂花表舅，同时也撤消了对我的“监管”令，反过来严厉处分了韩起科，说他“目无党纪国法，未经请示，擅自拘押场一级领导”，停职反省三个月，以观后效。停职期间，由马桂花代行小分队队长一职。该处分决定宣布后，全冈古拉一片哗然。 十四、处分决定 据说，该处分决定是由朱副场长去向韩起科宣布的 据说，该处分决定是由朱副场长去向韩起科宣布的。朱副场长告诉韩起科，实在不该由他来宣布这个决定。但高场长非要他来，他只得来了。韩起科说，没事。你来就你来吧。谁来都一样。朱副场长说，我们也没想到他老人家最后会这么结束这件事。韩起科说，结束了吗？你们真的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朱副场长说，他把那两个北京来的护送干部也放了。退伍军人们重新表过决心了，要在丫儿塔真正扎下根，好好干。这件事，应该说结束了。韩起科只是木木地看着朱副场长，没做回答。朱副场长说，三个月后，等他再把你的小分队队长一职恢复了，冈古拉就还是原样了。韩起科低下头淡淡地苦笑了一下，似乎并不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冈古拉不可能是原样了。一年年，一天天，它一直在改变着。一百年来，一千年来，一万年来，都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不懂。他看着那位眉目间仍留存着一点俊俏之气风骚之气的朱副场长，心里这么想着，但嘴里却还是啥都没说。朱副场长见他只是不说话，闷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走了。刚走到门口，回过头来问，有啥话要带给高场长的？韩起科说，有啥话，我自己会找他去说的。朱副场长说，他让我转告你，最近他不会再见你了。要有啥话，就让我带去。韩起科说，那就算了。朱副场长问，算了，是什么意思？韩起科说，算了就算了嘛。还能有啥意思。朱副场长说，韩分队长，你还年轻。比起我们这些半拉身子已经入土的人来说，你真是年轻得很啊。受一点处分，不算啥，千万不能自暴自弃了。尤其是在冈古拉，更是要不得；你在冈古拉一旦自暴自弃了，那真跟掉到炉碴子堆里的豆腐脑似的，就再没法子收拾了。我和李副场长，马主任，赵股长，从来没在高场长跟前说过你半句坏话。他这回怎么想起要停你的职，我们几个也是实在找不到个头绪。百年大树留个桩。你前途不可限量哩。人生路上一点小磕绊，就只当喝水呛了，吃饭噎了。老虎作威作福还要打个盹咧。千里马就不失前蹄了？真是的！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他一口气说了十来分钟，很真心诚意的样子，也很感慨万千的样子，后来就走了。 当天下午，马桂花到招待所来找我。把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详细跟我叙说了一遍。 “祝贺你啊。”我说道。 “祝贺我啥嘛？”她说道。 “听说你爸给你找了个好对象。”我顺口跟她开了个玩笑。 “不说笑话底咧……”她着急地跺了一下脚，一着急，口音都变了。 “祝贺你当了小分队队长了。”我忙收敛道。 “快别提这事了。”她的脸立马胀得通红，眼眶里也当即闪动起泪水，表示了极大的不安。 “坐下说话嘛。我这儿又不卖站票。”我笑道。尤其是跟马桂花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不想把场面搞得太正经。但她还是没坐，用她那一对特别明净、此刻又显得特别困惑和无所适从的眼睛看着我，那并不显得怎么饱满的胸部同时却频频起伏着。过了一会儿，她犹犹豫豫地请求道：“您能跟高场长说说吗？韩分队长他一心一意为着咱冈古拉咧！”她着急地说道，见我没有马上回应她的请求，忙追问道：“您不信我说的？”脸色一下变得青白。忽然间，一个念头从我心间冒起，并且灼灼地刺痛了我：“备不住……备不住……这丫头一直在暗恋韩起科？”我忙去打量她，不知是“总觉得隔壁邻居偷了斧头”的那种心态在起作用，还是这小丫头天生地不会掩饰自己，她此时流露出的那种焦虑、怜悯和关爱，似乎在百分之百地证实我刚才的猜想。 “你……你大概喜欢上韩分队长了吧？”我故意拉长了音调，问。 “顾校长，咱们说正经事儿，不说这笑话咧。”她的脸再次大红起来，慌慌地惶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强使自己平静下来，赶紧背过身去，把手伸到炉盖上去，装着在烤火的样子。她的手指并不算修长，这反倒使她的整只手显得特别圆润丰满结实。 “全怪我……全是我不好，沉不住气，把事情搞糟了……”她忽然抽泣起来。 “别这样责怪自己。谁也料想不到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谁也别说自己对明天到底能负什么责，该负什么责。” “是我不好……”她捂住脸，大声哭了起来。这时，门外廊檐下传来一阵快速的脚步声，并明显往这边响来。我忙对她做了个手势，让她赶紧别哭了。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刚接替韩起科当了小分队队长的马桂花跑我这儿来哭鼻子。这要传出去，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冈古拉处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关键时刻，还是少一点猜疑和误解为好。这对谁都一样。 马桂花还算是懂事的，忙停止了哭泣，拽过我那条毛巾，赶紧把泪痕擦了，端端正正地坐到火墙跟前那张板凳上。等敲门声起，她还主动迎上前去开门。来人是招待所的牟管理员。他说他刚接到高场长的电话，让他赶紧来通知我，让我马上去他家。 “没说啥事吧？”我问。 “有啥事他也不会跟我说啊。只说让您这就去，一点也别耽搁了。” “行。我这就去。”我站起来，一边往外送他，一边应道。临出门了，管理员也没忘了趁机讨好一下刚得到提拔的马桂花：“马分队长，今后多上招待所来指导工作，多提宝贵意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甭管是啥吧，尽管吩咐。” “吩咐啥么？我不就是临时替人管几个月家吗？以后，等我不管这个家了，你牟管理员还能认得我这个小丫头，就谢天谢地了。”马桂花挖苦了他一句。 “马分队长，瞧你说的！我老牟可啥时候都没亏待过你。不信，你回家问问你老爹去，去年我就跟他打过招呼了，啥时候给你办喜事，我给张罗酒席，管保又便宜又体面。”说着，迈着他那外八字的鸭子步，哈哈地走远了。马桂花立刻又变得非常严肃，急切，一下逼到我跟前，说道：“高场长一定是找您去谈韩分队长的事。你一定得帮他说几句公道话。真的真的，起科这人心里绝对没半点歪的邪的。要说他再不可信任，那冈古拉就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人了……” “你那么肯定？”我心里略有点酸涩地问道。 “我跟他打小一块儿长大的。”她委屈地叫道。这一刻她脸上的神情，让我明显看到了一个年轻“圣徒”的形象。天呐，又一个“圣徒”。我不禁略略地哆嗦了一下。 “可……高场长能信我说的？” “他信。他肯定信。” “你怎么那么有把握？” “他调查过您……他亲口跟我们说过，他说您也是打小在戈壁滩上长大的，说您这个人挺实在。他还说你在宿舍里挂着一副您自己写的字。那上边写着什么……什么‘这一生决不飘浮，还要把扎扎实实的人生脚印留在我心爱的哈拉努里’之类的话。有这事儿吗？” 我惊讶。无比惊讶。我的确写过类似特别小资的话。那是当年，刚进机关的时候，为了婉转地向机关里的老同志和镇党委的领导表示我的决心和态度，写来压在我办公桌那块玻璃板底下的。（不是挂在宿舍里的。这一点，跟她说的有出入。）但是，一年后，我就把它撤了。在经历了十来个月机关生活中种种人事风波的磨炼和刻蚀，逐渐老到起来的我，也受不了它那股稚嫩的奶味儿和几乎要让人倒掉牙根的酸味儿了。机关里的一些老大哥老大姐们还为此笑话过我。再后来，玻璃板也裂了，渗进的茶水把那张纸条洇黄了……我在裂缝处贴上很宽的胶条，把那张纸条遮盖住了。再后来，我就把它撤了。谁会把我这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透给了冈古拉的高福海？还真帮了我一个大忙！ “高场长不会亲眼看到我写那张纸条的吧？”我婉转地探问。 “那当然。是你们机关里的人跟他说的。” “谁呀？” “那我不能说……”她调皮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你瞧你瞧，还要我到高场长跟前去替你为韩起科求情。可你……不过这要是真让你特别为难，那就算了……”我故意退让了一步，并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轻轻地叹了口气。这 一招果然见效，她马上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我似的，愧疚地瞟瞥了我一眼，然后，吐吐吞吞地说道：“听说是你们镇机关的一个什么人。” “镇机关的人？谁？” “这，就不太清楚了。高场长也没细说。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 镇机关的人？谁？谁会留心收集我早年的这种生活细节，来向高福海报告？机关里真有高福海的“线人”？有趣！联想到高福海能那么详尽地掌握“三五零八会议”的情况，这个“线人”应该是张宋二位身边的什么人。谁呢？忽然间，一个嫌疑对象一下在我视线里蹦出——小哈。哈采英同志？对，我怎么把她给忘了呢？她是宋振和身边的人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还是冈古拉人。是的是的，她亲口跟我说过她是冈古拉人，她一大家子人在冈古拉生活过许多年，后来是宋振和这小子把她和她的一家子调到镇上去的。离开哈拉努里前的那天晚上，她来给我送行，还送了一本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给我。临了要走了，她还突然说了一句，她这些年一直挺怀念冈古拉的……她说外头的人都不了解冈古拉荒原，更不了解长年生活在这荒原上的冈古拉人。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冈古拉荒原和冈古拉人。她说外头的那些人卑视冈古拉，瞧不起冈古拉，只表明他们是一帮特别自以为是，特别自作聪明的家伙而已。在她看来，这些家伙一个个都特别可笑等等等等。哦，她还说什么了？记不住了……当时，只顾着欣赏她说话时的那种特殊神情了——因为，平时很少看到比较沉默寡言的她一口气说那么多的话，也很少见她能把话说得如此“咬牙切齿”和“淋漓尽致”。一旦真的看到时，认真体会了一把一个长得并不好看的小女子，一旦“恶向胆边生”时，那种从每一个骨节眼儿里焕发出的神采魅力，还真就被她完全吸引住了。 “高场长没跟你们说，那个给他透消息的人是男是女？”我再向马桂花追问。我得落实这个“线人”到底是谁。 “没说……” “也没说是在机关干啥的？比如，在保密室什么的……” “没说……” “哦……”我很失望地叹了口气。但我还是认定了这个“线人”就是小哈。因为有一回——大约是半年多前吧，这位哈采英同志到我办公室里来通知什么事，说完事，居然呆着没走，一直盯着我那破玻璃板看，过了一会儿才问：“原先你这儿压着的那张纸条呢？”我笑道：“干吗？早撕了。”她还不信：“不会吧……”我当即把玻璃板起开，验证给她看。她还惋惜地叹道：“撕了干吗？那句话说得挺好的。”第二天中午，去食堂打饭。先行已经在那儿排着队的她，破天荒地招呼我过去，让我加塞儿到她的前头，并在后边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她说：“喂，‘脚印’同志，你真把那么好的一段话给撕了？” 机关里，除了她，没人会认为这段话真有多好。那么，一直“深藏”在哈拉努里镇机关，为高福海提供种种“情报”的，就是这位小哈同志了？！！ 我下意识地再次抬起头去打量马桂花，下意识地拿眼前这位“小桂花”去跟我记忆中的“哈保密员”做比较。这时，“小桂花”恭恭敬敬地坐在我那张招待床的床沿上，双腿并拢了，两只脚也并拢了，两只手撑在床沿上，完完全全像一个荒原深处人家初入洞房的新娘……她和小哈一样，神情中都有一种我非常熟悉、又特别需要的东西，那是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又总在撩拨我心尖，让我躁动而又在渴求着。从远处看，你会觉得，她们对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绝对认命的。但走近了再细看，她们也有渴求，也是不满，更在祈望。我真想轻轻地走过去，轻轻地握住她的手，跟她说……说一句什么……我忽然想起，在“屠宰场”她那个大房间里，她那张床，床腿是土块垒的，床板是用苇把子，或红柳把一类东西替代的。印花床单早已褪成淡黄色的了，床沿上也铺着一块塑料布，但不像小哈床上铺着的那块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她这一块更像是用运送化肥的包装袋改制的。床前整整齐齐地并排放着四块红砖，红砖上放着一双带搭襻的黑布鞋。“抢着在我进屋前，连自己的袜子都给收起来了，为什么没想着把这双布鞋收起来呢？”当时我还暗笑了一下。但后来，我总不住地要去注视她那双放在砖上的鞋。感觉中，好像她悄然隐身坐在床沿上，故意只露着自己那双脚和鞋，在倾情注视着这冰冷的“屠宰场”以外正发生的一切…… 当时，我还暗自告诫自己，她还没满十七岁，而你又刚到冈古拉，还肩负一份重要使命。感情这种事尤其不能操之过急，更别过分放纵了自己。但我马上又反驳我自己：我怎么放纵自己了？又怎么操之过急了？更何言“过分”之有？我不就是看了两眼她这双鞋嘛（而且还是悄悄地看的），暗自想象了一下她整个的人和她那双脚……悄悄地寻找了一下弥漫在她这屋里的干草（青草？）气息……哦，你闻到过，刚进入夏日的那头一个十天里，鲜嫩的苜蓿草还没开花时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香吗？你闻到过成千上万公顷紫木樨长到你齐胸高以后，一下子绽放出那无数小胡蝶般大小的紫色花朵时，发出的清香吗？不，不是让你远远地嗅一下，而是让你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整个“淹没”在那紫色小花的大海深处，你所能接受到的那种气息，那种非常非常浓烈，却又非常非常清淡悠远的气息…… 哈哈，你没有吧？啧! 十五、包围 就在我刚要离开招待所，去高福海家的那一刻，事情急转直下，小分队的人忿然包围了高福海家…… 就在我刚要离开招待所，去高福海家的那一刻，从招待所管理员老牟的嘴里，我们得知，小分队的二十来个队员在范东和张建国的带领下，包围了高福海家，要求高福海“宽恕”并“留用”韩起科。老牟还说，高福海刚打电话过来，让马桂花赶紧去他家，帮着处理这件事。“这些死娃子，咋弄的嘛，脑袋瓜子里都长满了碱蒿蒿呢？！”马桂花苍白着脸，一路上都在惴惴地埋怨着她的那些小分队队员。 听说小分队队员包围了高场长家，场部直属连队不少的职工家属和一部分场机关干部也都赶了过去。不过，他们还算懂事，并没有都堆到高家的大门口，只是远远地挤在高家周边林带里，站在那齐脚脖子深的雪窝窝之中，静静地等着看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每个人脸上都显露出一种极度困惑和极度兴奋的神情，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场机关组织组的一个干事奉高福海之命，在大门外迎候着我和马桂花。 “那帮不长脑子的家伙呢？”马桂花一边问，一边向屋里大步走去。进了屋，果然看到那帮“不长脑子”的家伙，乌泱泱地挤在大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一个个垂眉耷眼，屏气敛息地，没半点“请愿”和“申诉”的气势，反倒是像一伙受训斥的“小媳妇”。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马桂花狠狠瞪了他们一眼，低声埋怨道：“你们想干啥呢？是嫌高场长给韩分队长的处分太轻了，还是怎么的？”非常了解高福海为人的马桂花担心，小分队的人这么一闹，反而会激怒高福海，使他加重对韩起科的惩处力度，结果就会对韩起科更加不利。小分队的这些娃娃刚才也是一时冲动，有人带头一吼叫，就都跟着来了，但等真的走进高福海这大屋，一旦真的面对了高福海，他们不仅不敢有丝毫的不恭，还习惯性地紧张和哆嗦起来，脑子里一阵阵地发胀，发木，空白，原先准备好的那许多话，嘀嘀嘟嘟地全说不清楚了。他们正为此感到憋屈和窝囊，可又无法自行从中解脱。马桂花的到来，又这么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他们这一下，恰好为他们启开了一个发泄口。他们正要冲着马桂花吼叫，韩起科缓步走了进来。 韩起科不是高福海叫来的。他自己要来。他想劝阻这些小分队的队员。他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尽的一点责任。事先他请示了高福海。高福海既没说你可以来，也没说你别来；只是默认了韩起科的这个请求。高福海默认，当有他的目的。一会儿，我们便就能看到他这里的用意了。 韩起科进屋以后，没人上前跟他打招呼。但所有正在大声嚷嚷的小分队队员，骤然间都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大屋里一下子变得很静。很静。他们都向着他站的方向，转过了身去，怜惜地忧虑地打量着自己的这位前任队长。一夜未见的韩起科，此时略显得有些憔悴，但仍做出一副很坦然的样子，把双手插在他那件单薄的大衣衣兜里。他没向这些队员们走去，同样只是略略侧过一点身子，向他们很平静地发出几声责问：“你们干啥呢？啊？干啥？” “……”没人作声。没人回应。 韩起科知道大伙心里难受。他心里也难受。他知道大伙心里委屈。他心里更委屈。他知道，无论是在冈古拉，还是在哈拉努里，或是在哈拉努里以外的那许多地方，相当多的人对他们小分队都有各种看法说法，有激烈的议论。尤其是在冈古拉，人们不敢谈论高福海时，便把心里许多的怨恨都宣泄到他们小分队身上，特别宣泄到他这位“队长”身上。替高福海承受这种宣泄，他觉得也是他应知应会应负的“职责”之一。他从来没有奢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能让高福海完全满意。他希望他能满意，但他不奢望。他知道自己还“稚嫩”。他知道自己惟一能做的是“尽责尽心”。也就是说，面对冈古拉，面对高福海，他要做到无愧。他特别相信这样一句话：尽力不尽力，是态度问题，做好做不好是能力问题。在两者无法兼得的情况下，他觉得首要的当然是要端正那个“态度”，先要做到“尽心尽力”。就像那黑杨树一样，千百年来，它求的就是一个“长着”。我在这儿“长着”。寥廓长天，苍茫荒原，我“长着”，我“活着”，我尽心尽力地干着。太阳啊，无论你怎样地东升西落，左躲右闪，在你辉煌的光彩下，总有我的一份影子在证明着我的向往和存在。他要求自己不去计较后果。不计较得失。我做过了，这就是一切。我可能有错，但我是尽心尽力的…… “听口令。立正……”韩起科即刻把队伍搞整齐了，让他们向右转，起步走，向大门外走去。但没等队伍走出几步，高福海突然开口了：“行啦行啦，就这样着吧。都给我站住。”从那些小分队队员涌进屋来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深陷在他那把木圈椅里，用右手托住自己的腮帮子，定定地看着这帮子娃娃，没吱过声。 “早就有人上我跟前来告状，说这个小分队，是老虎尾巴摸不得，大象屁股推不动。看来，还真是……”高福海说道。 “这个责任在我。”韩起科忙说。 “我说的就是你！你还以为我在批评谁呐？！”高福海一下把嗓门提高许多，紧攥住圈椅两边的把手，直起身，对着韩起科吼了起来。骤然间，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尖锐了。韩起科立即耷拉下脑袋，黯然不作任何反应。高福海当然不依不饶，继续数落：“哪来恁大的怨气？什么了不得的官儿，都不能停你的职了？你韩起科怎么就那么牛皮？嗯？！”高福海刚说到这儿，范东站出来想为韩起科做一点辩护，韩起科忙瞪了他一眼，并出力喝斥了一声：“范东！”让他不要再说什么了。但范东的话已经从嘴里蹦了出来：“高场长，小分队的错误，我们都有责任，这不能全怪罪到韩分队长一个人头上……”“听听。听听。还‘分队长’哩。你韩起科这分队长是真免不了，是不？”高福海冷笑了一声。“我说走嘴了。我不该再叫起科‘分队长’，是我不好……”范东忙认错。“范东！”韩起科再次大声喝斥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高福海一下站了起来，走到韩起科面前，断然说道：“停你的职，你不舒服。那好，我让你更加不舒服，彻底不舒服，我看你还能牛皮到什么地步。”说着，他转过身来指着马桂花说道：“你给我听着，我现在宣布，撤去韩起科的分队长职务，由你马桂花代理。再任命赵光为代理队副。这个命令，即刻生效。”然后又转身告诉一直远远地站在大门口的那个组织干事，让他马上回去起草打印一个正式的任免令，盖上临时党委的章子后，尽快下发给场内各单位。明天一早，让场广播站向全场广播。那干事觉得把这事放到广播站去广播，未免有些过分，但又不敢出声劝阻，只是站在那儿稍稍犹豫了一下，到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就赶紧回机关去贯彻落实了。 听着组织干事走远的脚步声，在场所有小分队队员全傻呆在那儿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片赤诚来为起科求情，却为他求得个如此下场。这时，他们才回悟到，刚才桂花一进屋时冲他们吼叫的那一声：“你们是嫌高场长给韩分队长的处分太轻了，还是怎么的？”确实是号准了高场长为人办事的脉的。但这会儿悟到，实在是太晚了。现在，说啥都已经不管用了。“还傻站着等啥好果子吃呢？走啊！快走！”马桂花觉得自己的眼泪都快要涌出眼眶了，忿忿地对这二十来个愣头青吼了一声，自己却先朝门外跑去了。 等小分队的人全走了，韩起科才对高福海表了个态：“我服从组织任何处分决定。撤我的职，我没意见。接下来，我干啥？是继续留在小分队里当普通队员呢，还是调到下边的生产班组去劳动？” “等通知吧。”高福海生硬地回答道。 “那行。我等通知。没事了吧？我可以走了吧？”他问。 “走吧。”高福海哼了声。韩起科又礼貌地转过身来对我点了点头，这才照直地走出门去。这时，马桂花和范东等人都还在大门外等着他。看到韩起科终于走出，这二十来个队员再也忍不住了，虽然没敢一下围上去，但眼泪却一下都涌出了眼眶。韩起科的眼圈顿时也红了。有两个女队员甚至唏嘘地抽泣起来。范东和建国等人走到韩起科跟前，想安慰两句，马桂花立即恨恨地冲过去，压低了声音对那两人吼道：“你们还没够？有啥话不能回去再说？”范东和建国再不还嘴，忙歉疚地冲她点了点头，连声说道：“行行行。咱们回去说。回去再说。”韩起科却说：“我就不跟你们回去了。”好几个队员立即围了过来，嚷道：“干吗呢？他还没宣布劳改劳教你哩！”韩起科忙冲这几个愣头青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大伙这才再一次沉默下来。过了一小会儿，韩起科勉强笑了笑，对他们说了一番话，仿佛在交代后事似的，一下又把在场的这些队员眼圈给说红了。他说：“我再说几句。这可能是跟你们之间最后的话了。第一，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点，到啥时候都不能含糊。下一阶段，冈古拉会非常动荡。所以，我要给你们说的第二句话就是，千万要记住，只有我们这些人是永远属于冈古拉的。恨我的人说我是这片荒原上的一头狼崽。其实你们也是。我们都是。除了冈古拉，我们没别的去处，我们必须真心想着冈古拉。想着冈古拉，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三，桂花这丫头不错。场党委既然已经决定由她来出任队长，大家伙就得帮着她一点。小分队的顶峰时期兴许已经过去了。但不管它今后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也不管别人还允许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事在人为嘛。你不干，啥也就没了……这就跟风一样。风原先就是一股空气。它自己要不动窝呢，看不见摸不着的，谁也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可要是抱成团，一努劲儿，变成了十级十二级大风，你看谁还能不把它当回子事了？这世界上的事，都是这一个理儿。最后再说一句，不管今后发生啥变化，希望大家能在高场长的支持下，在顾校长的具体领导下，坚持把三年高中读完了。假如高场长也能允许我继续读高中，那么，我们就还会是同学。到时候，咱们还会有一拼。到时候……咱们再见面……”说到这里，他突然哽咽了一下，忙低下脑袋，耸起肩膀头，把双手深深地插在大衣兜里，默默地站了会儿，转身走了。 后来的两天，整个冈古拉都变得出奇地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冬日蓝天上那一抹淡淡的白云和白云背后那一片碧净的蓝天。但我的心中却堆满了各种各样还没找到答案的疑团，尤其是对高福海这个人，真是越发地号不着他的脉了，搞不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这么忠诚于他的韩起科。他真的精神不正常了？哦，高福海…… 事发后，我又特别想再见见韩起科，不只是出于一片同情和好奇，恐怕也是想通过韩起科，真正地去了解高福海。同时也是想通过韩起科和高福海，去真正接近这个已然让我开始触摸到它的神秘和复杂、沉重而高远、贫瘠又丰腴的“冈古拉”。它像一只蠕动在一片浓雾之中的巨大无比的软体怪物，黑暗中伸缩着它那数也数不清的触足，把无数块片石构成的戈壁压碎在自己笨重的身躯下边……我不知道我还会在这个高地上生活多长时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不管要生活多久，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冈古拉绝对不是我原先想象的那么一个单一的地域而已。我不能只认为它是戈壁红柳的故乡，黄沙旱獭的福地。我想知道，对于人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知道它能给我们这种被称作人的物质一些什么特殊的待遇。它可能会让我们人失去什么，付出什么。而它在人的逼迫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畸变，它在发生这些畸变时，又会逼迫我们人发生什么变化……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要弄明白这一切，也许走近韩起科，恰是个关键。我想是这样的。而我真正再次见到韩起科，却已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这一个星期，简直把我忙坏了。忙到完全无暇顾及这个“狗屁孩子”的地步。那天，韩起科走后，高福海立即跟我交办了几件事。第一，当然是有关那档“退伍军人事件”。他说这档子“狗屁事件”应该让它结束了。他已经下令“释放”了那二位北京来的护送干部，并委托朱副场长去跟退伍军人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并邀请那二位护送干部一起参加了学习和座谈。退伍军人们在学习后，纷纷表示要继承前辈先生产、后生活的光荣传统，扎根冈古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实现农场临时党委今明两年在丫儿塔荒原新开耕地五百公顷的宏伟战略设想。他第二天就让马桂花带我去跟退伍军人们直接照了面。让我在“实地考察”后，“据实”给上头正式写了个报告，转告各级领导，“退伍军人事件”已经“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冈古拉一切趋于正常。请各级领导一百个放心。然后，他又让我立即去那个“高级中学”正式就任校长一职。他中止了小分队在外头的一切活动，把小分队的全体人员撤回学校搞“总结”和“整顿”。这“整顿”说起来容易，但真做起来，真是举步维艰。这三几十小分队队员，这些狗屁孩子，在情绪上顶着牛哩。他们想不通。他们也不习惯坐下来老老实实让人“整顿”。你想啊，这两年多，这些狗屁孩子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作为高福海依然派出的惟一代表，一会儿冲到这儿，一会儿又冲到那儿，执行着高福海交办的种种任务，总是在公众面前居高临下地处于一种高度的亢奋中，他们的心早就狂放得收不拢了。碍于“整顿令”是高福海亲自下达的，他们可以不公开对抗，但他们肯定也不会主动配合你的“整顿”。因此，不管你说什么、念叨什么，他们就是一个不吭气，一个个全灰头土脸地耷拉着个脑袋，就像是在枪口下被逼来参加追悼会似的。光是给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我和那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是上海支边青年，一位是天津知青，一位是省博物馆的下放干部），差不多就花了五个整天时间。这期间，也让马桂花难受着急得哭了好回鼻子。一直到前天，这帮家伙的态度才有所松动，我们几人才得以稍稍松下一口气，开始往下安排下一阶段的学习计划。这时，马桂花突然走进办公室，神色慌张。她说有一点小事儿要跟我“汇报”，便把我叫到了门外边，低声告诉我，韩起科病了，希望我能去看望他一下。我本能地叫了一声：“啊？！”这才想起，自己怎么把这么一档重要的事丢在脑后了呢？连连说了两声：“该死。真该死。”便在当天下午，放下手头一切急办和不急着办的事，赶往韩起科的住处去了。 十六、一万年前的这个地方 韩起科住在场部对面一个并不太大的高地上。高地上有一口泉眼。他告诉我，一万年前，这儿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草场，连片的湖泊和沼泽。这才是他真正出生的地方。 韩起科住在场部对面一个并不太大的高地上。离场部有两三公里吧。高地上有一口泉眼。那泉眼比一间屋子大不了多少。泉眼四周长满一人多高的苇子，随风荡漾。据说每年夏初，都能在这口泉眼里，看到一种叫不上名来的鱼在扑腾。鱼身通体金红闪亮，像鲤鱼，比它长；像黑鱼，又比它宽；像鲤鱼和黑鱼的杂交后代，但生物学家中的鱼类学家们说，世界上还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杂交后代鱼，况且还是金红色的。开春时，苇子中间还会飞出成千上万只黑雀。只要你拖拉机一出动，那一群群的黑雀就会追踪着拖拉机的轰鸣声，在刚犁起的一条条垄沟上低低地穿掠，又不断回旋翻飞，场面极为壮观。而那种叫不上名的金红鱼，据说一到冬天，就不见了。当地的老乡都说它们从地下几百米处深的一条暗道里游回大海去了。他们深信，高地上的这口泉眼，是通着大海的。否则，你无法解释这鱼在这片亘古荒原上的来龙去脉。老人们还说，也许正因为有了这口泉眼，才会有这片苇子滩。有了这片苇子滩，才会有那片黑杨林和那群黑雀群。有了那片黑杨林和那群黑雀群，才会有冈古拉的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风雪雷电，斗转星移…… 高地上有两间小木屋，一大一小，那便是韩起科的住处。小木屋坐落在泉眼上边，离泉眼还有百十来米。大间住人，小间存物，还养了一匹马。两屋挨肩搭建。从远处看去，就像是一个老猎手带着一个小猎人，艰难地行走在这片苍苍茫茫的高地上。翻过这片高地，再往西北走七八十公里，就是国境线了。那儿耸立着一座巍峨的雪山。这两间小木屋是当年北京的一个考古队留下的。他们在这块高地上挖掘了大半年。据说挖出好些惊人的东西。后来因为经费问题，就再也没坚持下去。韩起科一开始就奉高福海的命令来给他们当向导和助手。他跟他们始终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临走时，就把这两间小木屋门上的钥匙交给了韩起科。他们说，等以后经费充裕一些了，还会来继续这一阶段的工作。韩起科对他们说，不管你们来，还是不来，我都会替你们看守好这两间屋子，会一直等着你们。后来，他们还把一些带不走的和用不了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他跟他们还要了一本已经翻得很破旧了的《新华字典》，还想跟他们要一块据说是旧石器时代的“燧石”。类似这种留有远古人类劳作痕迹的燧石、片石，他们在这儿挖出了好几十块。全都散放在一个笨重的木头架子上。而他只要其中的一块留作纪念。他们把那本破字典留给了他，却怎么也不肯把“燧石”送给他，还跟他说了许多关于地下文物不得由私人占有的道理和法规。说得十分严肃，十分恳切。但等他们走之后，韩起科再来收拾屋子时，却在那个木头架子的一个角落里，惊喜地发现了这块“燧石”，孤零零地呆在那儿。是他们故意留下的，还是无意间落下的？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它留下了。 这一点，可能谁也猜不到，更想不到：韩起科这么个只读过初中的狗屁孩子，却特别喜欢“考古”。他常常站在那些出土文物跟前发呆。面对这些文物，他的内心总会变得十分地不平静。这些文物总能引发他对自己前身和前世的无限联想。一块破瓷片、一根碎骨头、一个不平常的地面断层和岩石褶皱、一堆混杂在干涸河道上的木桩和一片朽坏了的木桨……他都会用很长的时间去“读”，去“品”，去“联想”；能收藏的，就当宝贝一样收藏到自己的小木屋里去。他说他只是在完备一种“家”的感觉和“家”的认识。因为在冈古拉，所有的人都有“祖籍”，只有他没有。或者说，只有他，“家”在冈古拉，“祖籍”也就在冈古拉。 跟所有十六七岁男孩住的屋子一样，小木屋里一片杂乱。但还是有一点不同，他叠了被子，也没把换下的衣服扔得满屋子都是。还有一点不同，也是我上面已经说到的，他收集了不少考古方面的书。虽然进门前，我已经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想不到，他对考古竟然会有这么浓厚的兴趣。韩起科见到我，显得特别兴奋，立即生火，（他平时屋里不生火。只是在做饭时生一会儿火。平时也不喝开水，只喝生水，）还坚持要煮一点泉水给我沏茶喝。我说，不一定非得煮泉水沏茶嘛，这四周一片积雪白花花，不都挺干净的吗？他笑着说道：“您来了，怎么还能让您喝这种‘俗水’？”接着就匆匆去泉眼里提了两大桶来；接着张罗着和面，还拿出一大块腌藏得很久很硬了的黄羊肉，一堆青萝卜、大土豆和洋葱头，要做拌面给我吃。我笑着说：“喂喂喂，我们俩到底谁是病人？谁在慰问谁呢？”他笑道：“你别听马桂花跟你胡诌。女娃娃总喜欢没事找事。我没病。”没要了多大会儿工夫，拌面做得了，还真挺香。一人一大盆，再撒上一把干辣子面，再把整个脑袋都埋在那青红黄白的面捎子里，用粗大的筷子不断地搅动着拨拉，稀里哗啦地吸，再大口大口地嚼着生蒜，哈出大口大口的肉腥味儿，吃出一身大汗淋漓。这时，这狗屁孩子才长长地喘出一口气来告诉我，这是他六七天来吃的第一顿真正像样的饭。再凝神仔细一打量，真是的，确实瘦了，而且瘦多了…… 吃罢饭，我说我来洗碗。他笑着摇了摇头，去门外抓了几把雪，便把盆和筷都擦了；回到屋里，静静地等我把那支烟抽了，开始打听小分队的近况。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只是装装样子的，后来才听出，他真的不了解小分队的近况。“这六七天，小分队的人都没来看过你？”我诧异地问。“这很正常。”他不无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并解释道，“高场长不让他们来看我。”但我还是觉得这有点让人没法相信，便追着问：“那总还会有人偷偷地来看你一下吧……”他摇了摇头苦笑道：“你还是不了解我们这个冈古拉，不了解我们这个小分队，不了解我们平时所接受的教育、训练，不了解我们一向以来所过的日子……”“你们接受啥样的训练？能跟我说说吗？”我问。他抬起头，异样地打量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就把眼睛转向窗外，整个脸色却瞬时灰暗了下来，从眼神中闪掠过的那种无奈、自嘲和失落，应该说，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十六七岁孩子的眼睛里的。但它们这一刻却凿凿实实地在这一个十六七岁“孩子”的眼睛里出现了。 “那……马桂花怎么知道你病了呢？”我继续追问。 “谁知道呢？女娃娃有时是挺鬼的。”他马上从刚才的阴沉中超脱出来，显露出一丝笑意，说道。从几次的接触来看，这小子绝对还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只要说到小分队的女队员，甚至说到身为副队长的马桂花，他都会流露出一副十分漫不经心，非常了了不然的神情，让人觉得其实他并不把她们太当一回子事。 “人家这是挺关心你。”一时间我反倒替马桂花感到有些委屈了，便稍带些嗔责的意思，跟他纠正道。 “……”他笑着挥了挥手，表示这个话题已经完全没必要再继续讨论下去了。那种本能地要左右谈话对手意志和主宰谈话现场气氛的那种强烈欲望和神情，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高福海。啊，这爷俩真有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这小子真没有扯闲谈的习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后，他就很一本正经地问我：“您来找我，是有啥事吧？”我淡淡一笑道：“不是来找你，是来看你，看一个病人。”他却仍一本正经地挺直了上身，问：“有啥事，您只管说。”“好吧，那我就说了。先问几个问题。行不？”我装出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竭力冲淡话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以便谈话得以顺利地进行。“我这两个问题，恐怕也是许多人都想来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和高场长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大了不得的事，使他突然间……突然间撤了你的职？” “不是‘突然间’。这不是突然间的事。不是。”他非常明确地答复道，并仍然保持着那种坐姿，用一种怔怔的目光看着我，只是下意识地从那目光中淡淡地闪过了一绺苦涩。 “但给大多数人的印象，这件事是‘突然间’发生的。大家伙都非常吃惊。非常意外。你觉得呢？” “那是因为大家伙，也包括您，都不了解内部情况。” “能让我了解一点这种‘内部情况’吗？” “……”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而后抬起头来，仍用他那种不容人违抗的口吻说道：“先说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嘛……当然是有关退伍军人的。现在看来，高场长和你跟这批退伍军人之间，并不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应该说，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让人费解的是，高场长本人为什么要对外夸大这件事的严重程度？他把这样一盆臭狗尿倒扣在自己头上，不惜搞得满城风雨，惊动最高层，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他考虑过后果没有？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做法吗？” “您是想知道我是不是同意那种混蛋看法，认为高场长的神经已经不正常了。是吗？”他的脸色一下苍白了，目光骤然间也严厉起来。 “你知道外头有人持这种看法？” “不是外头。哼……”他冷笑了一下，便把头低了下去，不再说话。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边我越来越担心他会拒绝回答这么一个十分敏感又特别“尖锐”的问题，正想着怎么用另一个话题来挽救这局势，他却站起来，说道：“我可以跟您说一点情况，但不在今天。” “怎么，还得挑个好日子再谈？” “一会儿，我要去办点事儿，原先就约好的……” “这么神秘？那好，你觉得咱们什么时间再谈？” “除了今天，哪天都合适。” “行。明天。明天赶巧是休息日。全场都放假。还是我过来。还来吃你的拌面。咋样？” 那时候，冈古拉实行的是十天工作制。也就是说，十天一休。农忙除外。这“除外”的意思是，赶上农忙，就没有休息日了。 第二天，我早早就往高地上赶，却遇见了一个冈古拉冬日罕见的大雾天。浓雾掩蔽了一切，让我差一点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那口泉眼儿和小木屋，木屋的门上却上着锁。大间小间的门都上了锁。那匹马也不在。我相信他是个守信用的人。肯定是临时出了什么事，迫不得已外出了。我在大雾里等了他一个来小时，浑身上下冻得都没法忍受了，才听见一阵马蹄声从远处急促响来。不一会儿，他就跟一团魔影似的出现在那一片深灰色的大雾之中。栓好马，进了屋，他却说今天谈不成了。得改天再谈。也不说原因，只说是临时出了点儿事，他是特地赶回来跟我打招呼的，打完招呼，就得走。至于改在哪天再谈，他说：“暂时还定不了。但一两天之内，咱俩肯定再谈一次。就这样吧。”他带着一点歉意，匆匆地说，显然是急于要从这儿脱身。我当然不能过于勉强他。看他重新锁上木屋的门，纵身上马，转眼间便隐没在大雾的浓密处。 已经被撤职了的他，还在忙啥呢？我站在木屋的屋檐下，打着寒战，思问。 即使被撤了职，仍会很不甘心地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必须要做的事，这才是真正的“韩起科”。我呆呆地望着他和那匹马的背影，继续思问着。 回到学校，已过了下午饭的档口（休息日，只开两顿饭）。我让伙房里赶紧给我热了两个凉馍，又打了点苞谷糊糊，从那排列在墙根儿前的一溜泡菜坛子中，挟了几根腌尖椒和酸豆角，吃完，便躺下，一觉起来再看我那块双铃马蹄闹钟，已然快五点了，觉得有点头昏脑胀，想找盆凉水来激激。再去伙房，人都走了。门也锁上了。一想，也是的，今天是休息日嘛；便赶紧舀回半盆雪，用力擦了擦脸，果然清爽许多，给炉膛里填满柴，再锁上宿舍门，四处去转了转，居然整个校区都空空荡荡，连根人毛也没见着；再回到宿舍里，独自坐着发了会儿呆，只是在想，什么事，逼得韩起科放弃对我的承诺，急着去处理？肯定不会是件小事。可能会是件什么样的事呢？我紧张地在脑子里梳理着，但到最后也没理出什么头绪。不一会儿，天色便暗得必须上灯了。这时还不到送电的时间，我又懒得去点那油灯，便让自己继续在黑暗中默坐，想着何不趁这机会去马桂花家走走，一方面可以去看看马桂花，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马立安那儿再打听一点情况，进一步熟悉熟悉她和她的家人，岂不一举几得？这么一想，倒也兴奋起来，忙端起搪瓷缸，把剩余的那半缸凉茶咕嘟咕嘟喝了，再带上那个能装四节一号电池的长把手电筒（关键时刻绝对能拿来当防身武器），再把那把老七九步枪刺刀揣进袖筒，推开门去，才发觉天上纷纷扬扬地又下开雪了。 我这“高级中学”的原址，是野战部队某师一个教导大队的驻地。边境烽火平息，众多野战部队调防，教导大队也跟着走了，空留下这个大院和一片营房，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操场。早有人要上这儿来拆砖和门窗，还有椽子和檩条。高福海制止了。后来又有人建议将它改作仓库，马场，驴圈，机修基地等等等等，高福海都没答应。就这样空关了两三年。常看见高福海独自一人上这儿来发呆，或站在那高耸的旗杆底下，或站在靶场的大土堆前，一动不动地目送落日西沉。许多人说，他是在追忆、怀念自己当年的军旅生活。也有人说，他这时的心情，就跟一个“土财主”似的，平空得了一大笔钱财，抑制不住那份激动和兴奋，总要半夜起来数数那叮当作响的银元，过一过发财瘾一样。但最后，人们才清楚，他把这个院子留给了他早就想办，但又一直没那个决心办的“高级中学”。那天，我到学校去报到，他还一再叮嘱：“别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就是院子里的一切设施，要尽可能地保持原样。边境上的事情谁也说不好。啥时候野战部队又要回来使用这大院，我们得保证人家及时用得上。枪声响，老子上战场。林彪倒了，他说的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耽误了打仗这件头等大事，谁的脑袋都别想保住！这一点，可不能含糊了。” ……原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找到马桂花的家。但走了一段，渐渐心虚起来。眼前一片空白。记忆中竟然也一片空白。咋回子事嘛？累了？太累了？还不至于吧？我忙睁大眼，努力地向四周看去，想在旷野中找到一点标志物，参照物，帮助自己恢复对路程的记忆。但此时，荒原上正处于月亮升起前最黑暗的时刻。除了看不见的风和不断从脸颊上擦过的雪花，别的，什么感觉也没有了。甚至必然会存在的狗吠声，远远近近地也都很奇异地一概消失了。虽然，从小在戈壁滩上长大的我特别清楚，每天天黑透之前和清晨天转亮之前，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世界的一切存在，包括有形的无形的，都会从你的感觉中隐去，消失，喑寂，包括你的心灵，瞬间也会产生一段暂时的空白；然后这一切才会一点点再从状态中恢复。周而复始。但此刻我怎么办？总不能因此就在这儿傻等着它恢复啊。我小心翼翼地试着向前移动，忽然听到一点声音。再听，是人的说话声。脚步声。而且是一群人，匆匆地向我这边走来。我本能地向他们跑去，想打听一下路。刚迈出一步去，却误踩到一个雪坑里，重心偏移，人便再不能支撑住自己了，一歪，“訇”地一声栽倒了。听到这声响，那群人一下站住了，也不说话了。这一刻世界真静。 “啥声咧？”人群中立刻有人惊问。 “雪坠坠底咧……”有人回答。这地方的人，把树梢梢承受不了那么重的雪团突然掉落，称作“雪坠坠”。 “啥底耳力呢嘛。雪坠坠咋能恁响？”一个女孩的声音。 “那是你底姨出来解小手咧，掉雪坑坑子底里咧。” “是你底姨咧！” “你底姨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一群喝罢面条汤，结伙外出串门的农场年轻职工，说笑过后，便又开始走动起来。人群中还晃动着三两个手电的光圈。我赶紧爬起，追上他们，打听马桂花家的位置，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快走到她家门口了。居然产生了恍惚和动摇。而这种恍惚和动摇，真可以说是离目的地只有一步之遥的恍惚和动摇，为此自己还摔了那么大一跤。可见人生的行走，有时确实需要坚定的自我确认和百折不挠的坚持精神的。 马桂花不在家。“圣徒”也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马桂花的妈妈。她一见我，居然大为惊愕，愣了好大一会儿，才发出让我“赶快进屋。暖和暖和”的邀请。而且不等我完全落座就问：“您见没见着桂花？”我说：“没有啊。今天不是场休日吗？学校也歇了。桂花没去学校。”她忙解释：“桂花刚接到高场长的通知，让她赶紧地去通知您，让您上他家去见他。高场长说，他给学校办公室打过几回电话，都没人接。”我说：“可能的。今天我一天都没进办公室门。”她说：“那您在屋里暖和着。我替您去把桂花叫回来。”我忙说：“不用不用。我直接去高场长那儿不就得了？高场长是要我去他家见他吧？”我又确认了一下。她说：“应该是他家吧。今天是休息日嘛。”她这么回答我。我于是赶紧出了她家门。但等我一走到门外，就又恍惚开了。这时，天色更黑，雪更大。四野真是一片寂静。没有半点星光的天空，压抑得人喘不过气。高福海家又在哪儿？他怎么又突然想起要见我？这和白天韩起科那头的“慌忙”有什么联系？马立安居然也没在家好好地待着。他冒着这越下越大的雪，在外头忙啥呢？是不是朱、李、赵等人又找他去秘密地进行新一轮的“谋划”了？哦，这遥远的冈古拉的夜晚啊，居然也“无人入睡”…… 十七、无法入睡 是的，这一夜高福海睡不着。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无法入睡”了。 是的，这一夜高福海睡不着。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无法入睡”了。以往，吃罢晚饭，照例，他要听一会儿广播——冈古拉广播站编播的本场新闻。但今天，高福海没听广播。很少感到胃不舒服的他，居然也觉得胃不舒服起来，胀满，同时还伴有强烈的灼热跳疼感。胸口也越发憋闷，跟塞了一大团棉絮似的，搞得全身都不得劲儿。他让秋大夫给自己号了一下脉，再开了几帖药。然后，他还要等哈采英的一个秘密电话——小哈头天晚上突然打回电话来，说是要向他报告一个重要情况。什么情况？电话里不便说。“……那咋办？那你就回来吧。咱们见面再说。”高福海提议道，“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挺想见你的。”“见面说，当然好。我也挺想见见您的。但一时半会儿我走不开。咋办？”小哈答道。其实她还担心，去一趟冈古拉，走顺了，也得两三天时间。要走得不顺，就难说了。四五天，五六天，七八天，都是它。情况紧急，她怕误事。会误什么事？高福海没紧着追问。既然小哈说这情况紧急，总有她的道理。他从不追问。年龄相差近三十岁的他俩，多年来相处得已非常默契。他深知哈采英这丫头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有时，她整个人都挺像阴霾笼罩下的帕拉贡嘎拉大戈壁，深远，神秘，让人无法揣摸。而且有许多话，也的确是不能在电话里细说的。冈古拉使用的这套有线电话通讯设备，还是四十年代后期的东西，特别老旧。串音串得厉害，根本谈不上什么保密。“……这样吧。我马上派人把那部载波机安装起来。明天，你在镇里也找一部同样的载波机，咱们在载波机里谈。”高福海答道。用载波机通话，就可以避免有人在线路上窃听。就是串了音，没使用同样频率载波机的别人，也还是听不到。这样就比较保险了。 冈古拉有人传说，小哈的妈妈曾跟高福海好过一阵，所以她跟高福海的关系不一般。后来我查实，并无此事。小哈的父亲早年病故，在冈古拉留下她母亲和小哈姐弟五人。当时，她和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哈拉努里镇完中住读。要让她妈妈一人负担四个孩子的住读费用，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她妈托人捎了口信去镇上，把姐弟四人全召了回来。她原想留个男孩在完中继续住读下去。但又一想，这么干，对两个女孩太不公平。索性都叫了回来。过一年看看情况变化再说吧。兴许会有啥转机呢？姐弟四个辍学到家的第二天，高福海带着他喂养的那条灰色黑背大狼狗（他就管它叫“黑背”），上她家去了。他告诉她妈，孩子必须回完中去念书。她妈说：“先把日子过下去再说吧。”他说：“过日子的问题，场里帮你解决。”“除了吃饭穿衣，还有一大堆难处哩……”“一大堆难处，你也得让娃娃们把学上了！”高福海牵着狗，在她屋里转了一大圈，临走时回过头来对她说：“听着，明天一早，我让黑背来送你那几个娃去上学。”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派“黑背”独自来了。“黑背”跟个小牛犊子似的，一米多高，一身紧巴巴的灰毛，耸着双肩，从嘴里晃出一根血红红子湿腻腻的舌条，颤儿颤的，一进屋就咬住小哈她姐弟几个往外拽。然后就一直围着她们，不让她们回屋。最后索性坐定在她家的屋门口，吠吠地狺狺地低声威胁，两只焦黄的眼珠子，狠狠地盯住她们，直到把她们逼上机车。当天下午它还来“检查”了一番，看看姐弟几人是否溜回来了。后来的三天，它天天上午来“检查”一遍，下午来“检查”一遍。检查完了，就坐在屋外斜坡上的那棵老榆树下，看守着。直到小哈她妈对它说：“黑背，哈娃子她们不会往回溜啦，快回去告诉场长，不用他再麻烦您老人家在这儿跟看贼似的看着我了。走吧走吧。”它这才抖抖全身的灰毛黑毛，昂着硕大的脑袋，快步走回那个黑杨树板子垒起的大屋子去了。后来，高福海隔三差五地来看望一下小哈她妈，慢慢就有各种闲话传出。小哈她妈是冈古拉最出色的裁缝。手巧，人也长得漂亮。长瓜子脸儿，厚嘴唇，高挑个儿，细皮嫩肉的，生了四五个娃娃，体形还没怎么太变；一开始只是场部缝衣组一个普通的缝衣女工，很快就当上了缝衣组的组长。缝衣组还托管着三个补鞋匠。她父亲就是这三个男补鞋匠中的一个，长得焦黄，瘦小，不爱说话。让整个冈古拉的男人都跺烂了脚掌，咬破了舌头，也想不通，一支鲜花咋就这么插在了一泡黑牛屎上了咧？生生地把全冈古拉那些风流男子都懊恼死完了。听说她爸当年是来冈古拉探亲，在火车上遇见她妈的。那会儿，她妈也就十来岁吧。身子板儿还没长开哩。人也瘦。饿的嘛。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嘛。一路上，她跟人也说是上冈古拉来探亲的，但怎么问，她也说不清她的那个“亲戚”姓甚名谁在哪个单位到底是干啥的。“你……你跟……跟我走吧。我帮你找……找那个亲戚去……”她爸结结巴巴地说道。（她爸其实不结巴。但怪就怪在只要一跟她妈说话，他就准定结巴。有人说他是装的，用自己的一副可怜相来搏取她妈的同情和好感。婚前，用这种手段来蒙一下对方，还说得过去。但结婚这么些年了，娃娃都那么大了，一跟小哈她妈说话，他还是结巴。这就绝对不是用“装”这一个字解释得通的了。）在火车上，她妈跟她爸躲躲闪闪地说道：“我跟你走，你别跟我使坏……”“使……使坏？”她爸老实巴交的，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在这件事情上，人还能使啥坏。他只知道自己喜欢眼前这个虽然穿得破旧，但长得好看，而又机灵聪明的小女孩。“使坏？”他又努力地想了想，赶紧把自己身上剩下的全部盘缠——大约还有十来元人民币吧，连同那个小白布包，一起交到她手上，说道，“……这是我身上所有的盘缠。我要对你使坏，你就全部没收，交给哪儿的治保主任……”“干吗呀。我又没跟你要钱。”她忙推开那小布包，并把两只小手一起藏到身后，害怕地看着她爸。这件事，以后让她妈说了好多年，说她爸这人，别瞧长着一副老实相，其实骨子里精得没法说哩，“就拿十来元钱，买我这一辈子。”“买？我咋买你了？你又咋卖的……”她爸一听她妈说这事，准要着急上火。实际上，当时在火车上，她妈赶紧四下里打量了一眼，低低地说了声：“你找死啊？车厢里那么些人，就敢把钱往外亮？”说着，就拽着她爸跑到车厢的接头处，替他把钱妥善地藏到内衣口里，又取出针线，把袋口死死地缝上。然后，她才问：“你干吗要帮我？”“我……我……不……不干嘛……”“不许撒谎。”“我……我瞧着你像……像我的小妹……”“你还有妹子？”“咋……咋的了？我不像个当哥的？”“你有几个妹子？”“六……六个。”“六个？哈……哈哈……”她捂着嘴笑了，“你那些妹子跟你急了，你也赶紧给她们掏钱？”“……”他摇摇头。“为啥？”她问。“没钱……”他说。“哦……”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笑纹一下从脸上敛去，又问：“那你咋办呢？”他呆站了会儿，慢慢脱下一条袖管，露出一只肩膀头来让她看。肩膀头上明显地有一些牙咬的“伤痕”。她一惊：“谁咬的？你那些妹子？”他点点头。“这又为啥？”“她们说，她们的牙痒痒了……”他傻傻地答道。她哈哈大笑起来。但笑完了，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暖暖地酸酸地，又涩涩地在心里漫散开来。他的忠厚，善良，诚恳，使离开家乡这么些日子来，一直处于焦虑、警觉、忐忑，以至于深陷无望之中的她，早已感到身心疲惫不堪，现在终于遇见了一个可靠的人，能让自己松懈下来，踏踏实实地喘口气了。她心里一阵酸热，忽然间非常想好好地哭一场。她慢慢地顺着车厢接头处的板壁，把身子出溜了下去，坐到了那冰凉的铁板地上，抱住自己的双膝，低下头，小声地饮泣起来。“咋……咋了？”他又慌张开了。“没事……”她一边流泪，一边摇摇头答道。“快起来。女娃娃屁股底下啥东西都不垫，就这么坐在冰凉地上，要坏事的哩……”显然，伺候过六个妹妹，他还是懂一点女性生理常识的。她不哭了，默默地看了他一眼，突然微微地红起脸问：“我……我能叫你一声哥吗？”“行……行……”他忙不迭地回答，赶紧扯开她刚缝上的内衣口袋，把那装钱的小白布包掏出来放在了她手上。他忽然觉得她微微地颤抖了一下，而后就攥住了他的手，但只是松松地攥着，他觉着她用她那根柔软细长的大拇指，轻轻地轻轻地抚摸着他粗糙的虎口。他不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他只是站着不敢动弹。然后，他就听到了一声清甜的呼唤：“哥……”他看到她怯怯地羞羞地看了他一眼，而后把目光慢慢移向他的那个肩膀头。他慌慌地忙褪下袖管儿，裸露出肩膀头来。她红着脸，便点起脚尖，把嘴凑了上去。当她的嘴唇和牙尖触碰到他肩头的皮肉时，他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像是着了火一般，又像一只已经被点燃、并正在爆炸的火药桶似的，隆隆地在往外膨胀，汹涌，喷发，震动……而她，却在抽泣的同时，肆意地吮吸着，咬啮着，舐吃着……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后来，她慢慢地慢慢地放下了脚后跟，仿佛累了似的，闭上眼睛，把双手和自己的脸都紧按在他的胸脯上，又一动不动地呆了很久很久……而后，她突然睁开眼，调皮地冲他笑了笑，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光溜溜、毛茸茸的后脖梗上，说了一句他一辈子为之感动，并永生难忘的话。她说：“你也摸一下吧，哥。” ……说一句实在的话，不管在小哈她爸死之前，还是在她爸死之后，她妈身边始终有不少男人围着。裁缝组在场部商店的大院里，一大一小占了两间屋。两间屋还是通联着的。大屋是缝纫女工们工作的场所。放着一张四五米长的大桌，六七台老式的缝纫机和烧烤熨铁用的炉子。里屋那个小间，那是组长，小哈她妈替人量体裁衣的地方。也有一张大桌子，比外头那张要小些。还有一个大木柜，半人多高，一人多长，六七十公厘米宽，也是用黑杨木板做成的，据说是陈放布料用的。但实际上，他们告诉我，这是小哈她妈跟相好们幽会的地方。据说，在小哈家，原先也有这么一个柜子，也是用黑杨木板做的。有一回，小哈分明看见她妈领着一位“叔叔”进了自己家的门，没隔多大会儿工夫，等她回去，却怎么也找不见她妈和那位叔叔了。后门分明是关着的。刚才也没见她和那位叔叔从正门出来。家里就这么两间土屋子。院子里那六七棵向日葵悄没声地沐浴在下午灼热耀眼的阳光里。斜坡地里那一片土豆正开着黄白色的小花。小小哈（那年她刚满十岁）正一筹莫展着，就听到她家里屋的那个黑杨木板箱里突然传出一阵只有闷头打斗时才可能发出的粗重喘息声。有男人在喘息，也有女人在喘息和叫喊。她知道是他俩，都被“困”在了板箱里。但不知道他俩在里头究竟在干什么。因为除了打斗声，喘息声，有时还夹杂着一阵她妈妈的嬉笑声和咒骂声。荒原上的娃娃，不管是男娃娃，还是女娃娃，对生物性灵之间的性事，总是懂得比较早，知道得也比较多。他们早就从马牛羊猪鸡狗毛驴子这些他们亲密的朋友身上，见识了雌雄之间这种特殊的交往方式。荒原上男人和女人直露粗野的打情骂俏挑逗，往往也不避他们的娃娃。但眼前的响动，毕竟涉及到自己的妈妈，她还是不明白（或潜意识的某种保护性意识“短路”，让她一下无法明白）自己的妈妈和那位叔叔在黑杨木板箱里到底在闹腾个啥。黑杨木板箱太高，箱盖也太重。由于营养不良，十岁的年纪，只长着个六七岁个头的她，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也掀不动那板箱盖。她只得呆呆地去搬来一张小板凳，静静地坐在一旁，静息屏气地等待。不久声音消失了。板箱盖“哐”地一声被掀开。从箱子里立起一个全裸的男人。她认出是东戈壁八连的副连长，光着他那精瘦黝黑而有力的屁股腚子，先从裤兜里掏出烟盒和火柴，点着支烟，舒舒服服地呼了几口，这才去一旁的地砖上捡起脏兮兮的花布裤头和别的衣服一一穿上，而后又抱上那件新做得的外衣，闷闷地对她妈说了声：“走咧。有事吭声咧！”就摇摇晃晃地出了她家门。他没瞧见小小哈。她在板箱的那头坐着。她妈也没跟他答话，好大一会儿都没动静，一直就那么静静地，静静地躺在板箱里。小小哈也没敢动弹，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过了好大一会儿，她妈才懒懒地坐起，卷了支莫合烟，点着后又躺了下去。然后，一件让她感到无比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她突然听到她妈妈躺在板箱里开始自言自语起来。开始声音很小，嘀嘀咕咕，嘟嘟哝哝，完全听不清她在数落什么。只觉得语速挺快，一句连着一句，中间既没有逗号，更不加句号，当然也不会有顿号和删节号。然后，声音越来越响，语速也越来越快。话里不断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提到一些事情。这些人名有小小哈听到过的，但更多的是她完全陌生的。这时，她妈突然坐了起来，头发零乱，脸色苍白，目光灼热，晃动着略有些松弛的乳房，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完全跟疯了一样——当时给小哈的感觉的确是，妈妈完全失控了，在泣血般叫了两声：“我操你们的妈！我操你们的妈！”以后，她又倒了下去。不作声了。被吓坏了的她以为，接下去妈妈会哭的，会嚎啕大哭。直觉告诉她，妈妈是受了委屈。而她知道受了委屈的女人总是要哭的。她等着妈妈的哭声。只要妈妈一哭，她觉得自己就应该站到小凳子上，踮起脚尖，够到板箱的边沿，再探下头去，跟妈妈说上一句：“妈，你别哭……”但她没等到妈妈的哭声。到末了也没等到。妈妈躺在箱子里久久地喘息着，呼呼地喘息着……像一头垂死挣扎中的老牛……后来……后来就平静了…… 第二天，那位副连长派人给她家送来半只羊。这年开春，化完冻，这位副连长又派人来替她们家重新上了房泥。小小哈记得特别清楚，上房泥的工人来干活的头一天，那位副连长还亲自来了一下，指着她们家屋檐下的那个燕子窝，告诉工人：“留点神咧，莫把它给捅底了咧。”但到这一年秋天，派人来帮她们家砍向日葵，收拾地窖的，则是另一位连长叔叔了…… ……而因此，她的父亲却越来越干瘪，越来越黑瘦，越来越沉默，甚至变得越来越矮小。他无力操持这家中的一切，到后来，甚至都无力责备自己，也无力去责备别人，更不要说去责备这个让他完全看不透的世界。他在家里，始终像一片阴影那样生活着。他痛恨自己像这样一片阴影……病倒以后，他一直不肯吃药。拒绝治疗。妈妈也没有劝过他。只是在某一个深夜，她听到他俩狠狠地吵了一架。她听到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当然更不会在她爸面前哭泣的妈妈，这一回哭了。她也听到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抱怨、当然也从不在她妈妈面前抱怨的爸爸，这一回却仍然没有抱怨，但却认认真真地跟着妈妈一起哭了一通。三天后，妈妈慌慌张张把秋大夫请到家里。过了一会儿，妈妈又慌慌张张地给了一点钱，让小哈去场部商店买半斤红糖。爸爸喜欢喝红糖水，这是他一生惟一的爱好，惟一的享受。但他很少张嘴向她妈提这样的要求。有一年秋天，也到了该砍向日葵的时候。当时，农场有一年多没发工资了。当时，农场自己印一种“代价券”，（大伙开玩笑说，高场长在发行“冈古拉币”哩。也有人简称“冈元”。）给每家发个一二十张，让大家伙儿上场部商店去兑换一点肥皂、盐和烟叶之类的日用品。那天，妈妈不知从哪儿搞到几张这样的代价券，等小小哈买回红糖来，爸爸将它沏成一大碗浓浓的甜水，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带着小小哈，上干沟拐弯处的高岸上坐着去了。拐弯处的那段干沟底部，也有个泉眼儿，泉眼儿周边也长着一大片芦苇。芦苇跟着像奶水一样往外溢出的泉水，坦坦荡荡地向远处生长延伸，形成了一大片苇荡荡子。每到深秋，芦花开了，金灿灿银晃晃，傍晚时分，就会随呼啸而起的大风哗哗地摇晃，鼓荡。而就在落日即将坠入地平线的一瞬间，从芦荡深处总会飞出成千上万只黑雀，吱吱叫唤着。它们或者低低地紧贴住芦花掠过，或者悠然地画出一条漂亮的弧线，一起向已然变得黑蓝黑蓝了的高空蹿去。你以为它们会继续向西飞行，却不料突然一个转向，又急速地俯冲下来，密密麻麻，乌乌泱泱，酷似一团突然坠落的乌云，并在快要接近芦花的梢梢尖的时候，它们又倏然地集体掉头，无遮无拦地照直向东边飞去……爸并不是来看黑雀群的。这时，他一手端着糖水碗，腾出一只手来紧紧握住小小哈的小手，并不时地催促小小哈：“你喝。你喝。”等父女俩你一口，我一口地把这碗红糖水都喝完了，爸会搂过小小哈，让她坐在自己怀里，然后轻轻地摇晃着她，轻轻地用小小哈并不怎么听得懂的老家的土话，哼着老家的歌谣，一直等天色完全黑下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会颤栗着哆嗦着，在她耳边轻轻地固执地连续不断地念叨着：“哈娃子……哈娃子……你是爸的亲亲闺女……你是爸的亲亲闺女……你是爸的亲亲闺女……”爸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不少人都在传说，小哈的几个弟弟妹妹，包括小哈在内，都不是他亲生的…… ………… 那天，小小哈含着眼泪，一溜小跑，跑到商店，买回红糖，爸已经不行了，牙关已经咬得铁紧的了，连水都一口也灌不进去了。她听说，她爸跟她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让我死……我……我……不想死……别让我死……我不想死……” 以后，妈妈再没改嫁。没有一个男人会收留一个身后拖着五个娃娃的女人。但他们却仍然没少来光顾她家那个用黑杨树板子做的大木柜。有一回，丫儿塔水管站的司务长在大木柜里跟她妈办完事，穿好衣服，走出她家时，小小哈刚巧放学回来。这家伙色迷迷地瞟了小小哈一眼，说道：“丫头，跟你妈一样，长得挺俊啊。”说着，摇摇晃晃走过来，拍拍小小哈的脑袋，掏出两颗水果糖，放在她手上，趁机又摸了摸她的小手。小小哈用力抽回手，并把那两颗当时极为罕见的水果糖扔到了猪食糟里。（那木质的猪食槽好几年没使了，早已干裂 了。）“嗨，这丫头！”司务长诧异地回过头来瞧了瞧小哈她妈。她妈这时刚穿整齐了衣服，出门来送这位司务长。她妈立即冲到小小哈跟前，指着猪食槽，非让小小哈把那两颗糖捡起来。小小哈低着头，不捡也不回嘴。她妈又催促了几声，见小小哈只是咬紧牙关不作声，便一个大嘴巴抽了过去。小小哈自然顶不住这样一个大嘴巴，一下子叽里咕噜跌出二三米去，倒在了那个同样有好几年没使了的“狗气死”的边上。（“狗气死”是一种喂鸡用的食器。可以在没有人看守的情况下，既能让鸡吃到食器里的东西，又能防止狗和猫来抢食。）她从地上跳起，带着一身的土，连头都没回一下，就跑了出去。她一口气跑下干沟，跑进那片大苇荡。她一直往里走，往里走，她感觉到了当年曾经在父亲身上产生过的那种颤栗。父亲曾把这种颤栗传递给了她。他用他冰凉的大手握住她温暖的小手。只有这时，她才第一次真正体会了父亲心底的无望和无助。她才体会了什么叫软弱和无能。眼泪一直在她瘦削苍白的脸颊上流淌。锋利的苇叶划破她细嫩的皮肤。同样锋利的苇茬茬子几乎要戳破她的鞋底。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跑到什么地方去。她同样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地方能让她去……十岁的她，失踪了……几乎要急疯了的妈，跑着去求高福海，让他派人寻找小小哈。最后小小哈被找到时，已是四五天后的一个中午了。为了找到她，接到求助的高福海几乎调动了全冈古拉的壮劳力，来回来去地在这片苇荡荡子里足足搜寻了好几遍。发现她时，她已经饿昏迷了。等她醒来，她妈静静地坐在床边，却只对她说了一句话：“你去镇上住读吧，别在这个家里待着了。”她挣扎着想坐起，问她妈，这住读的钱从哪来？她妈不等她开口，告诉她：“我会想法子供你读完中学的。我供你读完中学。一定供你……”说着就走了出去。接着她就听到，她妈在外间的大屋里，几乎跟疯了似的一样，继续大声叫喊，并且用拳头猛烈地敲击爸爸留下的那张旧桌子：“我供你上学！我一定供你上学！上学！上学！上学！！！”不久，她果然被送到镇完中去住读了。从那以后，她基本上就算是离开了这个冈古拉…… 她“仇视”所有那些有能耐而霸道的男人。她也“痛恨”那些没有能耐而“霸道”不起来的男人。她至今不嫁人，并不是缘于对宋振和的“钟情”。这一点，我曾经的猜度和感觉，包括我从别人那儿获得的那些“情报”都不对。她曾经试着跟镇里镇外好几位有能耐的男人交往过。但每每的，交往到一定程度，她就交往不下去了。交往到一定程度，不管这些男人是粗鲁的，（有时，她还真心渴望粗鲁，尤其在绝望时，）还是相对温和一些的，只要交往到一定程度，她就觉得自己再没法往前走了。她没法跟他们走得更近，没法跟他们进行肉体的交换和接触。只要他们伸出手来想跟她亲热，她总要想起那个黑杨树板子做的大柜子，想起那些一丝不挂地慢慢从大柜子里站起，而后又懒洋洋地往外爬去，而又无比猥琐、肮脏、疲软、淫猥的家伙，甚至会想起他们垂挂在腿巴裆中央的那根畏缩了的阳具。她会像嚼了一口狗屎似的，恶心得连连打着寒战，止不住地要想呕吐。而在哈拉努里，能让她平静而平等地交往下去，而不至于马上联想起大木柜里那种猥琐又肮脏的交易的，也只有宋振和了。虽然，她从他的眼睛里有时也能读出那种雄性的冲动，但，那是在被一种更为广阔的云霓般的氤氲包围着依托着的……多少年来，她渴望从另一个人那里能被告知，自己明天应该去做什么，并且在更遥远的将来，自己应该怎么活着。她希望知道这些。在漫长的冬夜，在一米多厚的雪堆积到窗户沿子上的时候，在狼群被狗群逼退到荒原腹地去以后，她喜欢独自听宋振和在她的保密室里跟她侃侃地谈论“明天”。更多的男人心里其实并没有“明天”。他们大都很可怜，实质上都像她父亲似的，在委曲求全地活着。这一点，她看得很清楚……她也知道，“明天”其实是挺虚幻的，不牢靠的。大多数人心里只有今天，只盯住自己眼前的这个“饭碗”。他们所做的奋争，也只是努力地在把已经吃到自己嘴里的那口“食儿”踏踏实实地咽到肚子里去。但她喜欢静静地听一个人对她谈“明天”，尤其是由一个能平等而又平静地对待她的男人，来对她谈“明天”……她也能容忍宋振和轻轻地吻她，轻轻地抚摸她。这种吻和抚摸，有时也能引起她的激动和隐隐的快感。但只要他把手往深处一探，她会立即痉挛般地收缩起自己整个的身子，用双手去拒阻他任何进一步的举动，并且会本能地用一种哀怨无助恳求和嗔责的眼神看着宋振和，同时又让自己慢慢地慢慢地往后退去……宋振和没有强迫过她，有时也会对她的这种“不合作”表示出不太高兴，或很不高兴。如果是这样，那次会面就会在一种特别尴尬的气氛中结束。她也会感到自己挺对不起“宋镇长”的，有时她甚至也想到过“让他一步”怎么样？有一两回她做出了这样让步的“战略决定”，但真的到了那时刻，本能的反感，还是使她没法执行自己的这个决定。她还是会推拒，会尖叫，会痉挛般地畏缩，浑身会像遭遇高烧袭击似的，剧烈地颤抖起来……闹得镇长同志再一次束手无策，连连叹惜不迭。但过了不久，他俩还是会偷偷地找个机会单独见面。她不能没有人跟她谈论“明天”。在遥远的哈拉努里，深夜一场真心的谈论，能让她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温暖和强大好多天。有时候，人的这种精神依赖现象近似于“可卡因”依赖，上瘾以后，很难摆脱。况且在哈拉努里，能充满激情地谈论“明天”的人，毕竟不是很多。而宋振和想见她，原因就要复杂得多。他不否认自己喜欢她那种特有的敏感和多感。这种敏感和多感表现在每每被他轻轻一触碰，她就会颤栗和呻吟。在老婆那儿，他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惊颤般的喜悦。即便在婚前，也没有。而婚后，她已经发展到每次都要催促的地步：“你能快点不？人家干了一天的活了，困死了。哎呀，你真够烦人的。快点快点。”当然，另外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小哈虽然从来也不许他越雷池一步，但每回一走进她那保密室，你都可以真切地感觉到她那种期待，由衷的期待。她的期待从不附加任何条件，比如，让你明天派个人替她送点烤火煤，不会的；或者替她搞一副猪下水，也不会的；或者搞一点机动粮票机动布票，或替她争取一次提前晋级的机会……都不会的。她等待的只是你本人。等待一点点温馨。而保密室一般人是不可以随便出入的。他喜欢保密室天生就带有的这种安全感，喜欢整个屋子被许多高大的铁皮文件柜充塞。它们一律地都油漆成墨绿色。它们让整个室内的气氛变得格外庄重和沉静，甚至还会有一点让人激动的那种压抑、窒息。只是在火墙的背后，有一块特别明净的空间。那里有她的小床，小桌子，小镜子，一把专为他准备的椅子。她煮好他喜欢喝的奶茶，一点镇上自己食品厂出产的饼干，一点当时不多见的酸奶酪。有时，她还能搞到一点更不常见的麻油馓子。这是一种当地少数民族的食品，而像宋振和、小哈那样打小就在哈拉努里长大的汉民，一般也特别喜欢吃这种少数民族的食品。他在她这里能得到一种必须的心灵放松。男人是需要经常放松的，用各种方式放松。有人说，无论从生理的角度，还是心理的角度，射精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放松。宋振和当然不同意这种无聊的说法。毕竟不能把男人等同于一头种公羊。还有一件事，使他挺感谢这位小哈同志的，那就是：她从来也没有要求他为了她而回去跟老婆打离婚。没有。甚至连一点点这样暗示性的提示都没有过。这的确让他很感动。男人在这一点上，跟许多雄性动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想既吃着碗里的，又要占着锅里的。当然，宋振和同志有时也会为哈采英同志着急。是啊，她既不让他得到她，又没在苦心孤诣地“谋划”着由她来最终得到他。那么，一个已然二十五六岁了的“老丫头”，到底在等待什么？期盼什么？又刻骨铭心地在图个啥呢？ 有时，他觉得自己真读不懂这个“老女孩”的心…… 认真说起来，她没在等待什么。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等待什么，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想“图个啥”。正因为如此，她经常有些恍惚，有些惶，有些害怕，有些茫然，会站在保密室那个装上了铁栅栏的窗户子跟前，发呆。但话又得说回来了，如果她真的什么等待什么企图都没有，她也不会恍惚，不会茫然了。所以，实际上，她心里还是有所向往，有所期待，有一个男人的影子，的确有那样一个蒙蒙的男人影子。但这个男人不是宋振和。而是……而是……我说出来，你们既别跟我跳脚，也别跟我唉声叹气，更别跟我说不可能——那男人是高福海。 十八、说不清道不明 是场长？是父亲？还是自己真正心仪的男人？都这么些年了，她依然说不清道不明…… 前面我提到过，冈古拉有人好编闲传，说高福海跟小哈她妈有一腿子。这纯粹是在嘴皮子上跑火车，吱嘛鬼叫唤哩。但要说高福海跟小哈她一家有一点特殊关系，这话还是有点道理的。小哈她妈和她爸，是冈古拉最好的缝纫女工和补鞋匠。近十来年，人们，尤其是城里人，已经很少再买布请裁缝做衣服穿了，大都上店里买现成的。但在当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尤其像冈古拉那样一种十分偏僻的穷地方，解决穿的问题，一是靠自己家的女人常年地缝缝补补，再就是去裁缝铺量体现做。因此，裁缝，尤其是手艺比较好的裁缝，在冈古拉那样的地方，虽然没有政治地位，但还是会有相当的“社会影响”的。因此上，小哈这一家子，自然会受到农场场长高福海的密切关注。再一方面，高福海天性喜欢娃娃，老伴偏偏又没能给自己生一个半个娃娃，而这个出色的工匠之家里却恰好有一大堆活蹦乱跳的狗屁娃娃。有事没事，他老人家少不了要上那儿去转转。冈古拉场部就那么点儿大，有人说，撒一泡尿就能从场部这头流到场部那头。这当然是在故意寒碜冈古拉。但最早那会儿，场部还没安电话，当场长的高福海就凭着自己办公室房顶上插着的那一杆儿小三角红旗，就能指挥场部各直属分队的行动了。你说这场部能有多大吧。所以，当场长的他常去各家各户串门，也就是常事。不光是小哈家，谁家，高老爷子都去。只不过，小哈家，去得多一点儿。他上小哈家，主要还是去看望小哈她爸的。当年，小哈她爸来冈古拉探亲，所探的那位亲戚，就是当年跟高福海一块儿转业到冈古拉来的三位军官中的一位。而且都是上尉。小哈她爸到冈古拉，没探上他那位“上尉亲戚”。因为已经牺牲了。牺牲得特别壮烈。那是开荒初期。有些地碱大，种啥，啥不成。必须得先用大水压碱，也就是用大水漫灌到地里，把那碱溶化了，再排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活儿。万古荒原土壤中的含碱层没见水时硬得跟铁疙瘩一样，一见水便稀松。荒原上还有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地洞，兽窝，经水泡过后，自然要塌陷。这种塌陷，有时是小小不然的，有时塌陷得很大很深，就会把正在地里引水劳作的人整个都“吃掉”。可以说一转眼间，整个人就不见了。后来，人们有了生命的教训，再去压碱时，都记着在腰里横起绑上一根扁担。只要这塌陷的洞口超不过扁担的宽度，往下陷时，就能保住性命。但那天，那位“上尉亲戚”偏偏遇上了一个特大号的塌陷口，大水漫灌进地，他在泥水中正干得欢实，踩着踹着铲着挖着，轰地一下，一片比房顶差不多大的地整个往下塌落，眼瞅着他带着那根扁担，整个陷进了那个泥坑，两边突然分开的泥浆又突然合上，“上尉”连一声“啊”都没来得及叫出口，就完全不见了……小哈的爸没探上这位“上尉亲戚”，当然挺难过，但更大的难题是，下一步上哪儿去？高福海对他说，你要有地方去另找一口饭吃，我不拦你；要是没呢，我这儿肯定能给你个饭碗。这个“饭碗”还挺光荣，挺重要，它叫：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小哈她爸就这么留了下来。当时她爸红红脸跟高福海说，我还带着一张吃饭的嘴哩。你也能给她找个饭碗吗？高福海笑着问道，一张嘴？太少太少。你要带一个团来才好哩。我这儿正缺劳力哩咧。小哈她爸又红红脸说，但那是个女娃娃。高福海忙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女娃娃，我们这儿就更欢迎了。她们自己是劳力，还能给我再生产劳力。好啊好啊。留下留下。全留下。 应该说，小哈她妈在后来的这些年里，在这位年富力强的场领导身上还是使了点儿心眼的。但同样要说句实话的是，高福海总在回避她，甚至有些故意冷落她。但不管高福海怎样地故意冷落她，只要听说他要上她家来，她总是赶紧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总是以十二万分的殷勤和周到，特别是以十二万分的知趣和得体，出现在高福海跟前。上完茶和烟，她总是一边乖乖地呆着去了。假如场长愿意留下来吃饭（这种情况千年难得有一回），她就赶紧上外头的小厨房去和面，剥蒜，上屋后的自留地里摘西红柿豆角，绝对不掺和在两个男人的交谈中。直到他走，（这时，小哈她爸会恭恭敬敬地一直送到路口。她当然不会跟着往外送，但是，）她会故意依靠在自家的门框旁，用一种特别留恋的眼光扫射偶尔还会回过头来跟她和几个娃娃告别的高福海。她会一直用这种目光，把这位场长同志送得很远很远。有一回，她爸不在家。高福海又来了。她惊喜，慌乱。高福海站在门口，听说小哈她爸没在家，转身就要走。她忙取了根皮尺追了出来，说是场部后勤处让她给几位场领导每人做一身上外头去开会时穿的制服，一直也没机会给高场长量尺寸，今天既然来了，就量一下吧。高福海犹豫了一下，回到屋里。她放下皮尺，取烟，沏茶，然后去关门。却听高福海冷冷地说了声：“开着门!”她一怔，忙微微红起脸，只得让门依然敞开着。她量得很慢，却快速地“倾诉”了许多平日一直深埋在心里的话，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对高场长的“崇敬”，“汇报”她从职工干部嘴中听到的许多对高场长的种种“反映”，感谢他这些年来对她一家子人的帮助，也埋怨自己家那位“补鞋匠”如何地不争气……甚至说到，要不是为了找机会报答高场长的恩情，她“真的没那个勇气和可能，在冈古拉的这个家里强撑强熬到今天……”“你还有那几个可爱的娃娃咧！”高福海冷冷地撅了她一句。“那是……那是……还有我那几个娃娃……也为了他们……”她忙拿起皮尺，重新又量了起来。这次，她故意让自己的手在高福海的身上慢慢地拂掠过。很有些男人，受不了她的这种“拂掠”，总是会做出她期待中的那种强烈的反应。等到量腰围了，她站在他身后，双手向前包抄过去，手指合围后，故意在一个瞬间里，没有动弹，并把自己的额头轻轻地轻轻地抵住高福海的后背。一开始，他不作反应。她壮起胆，抱得更紧了一些。他仍不作反应。她觉得，此时的不作反应，应视作为一种默认，便把自己的脸整个儿地贴到他的背上，双手使劲地去搂抱。猛然间，她觉得他有动作了，他抓住了自己的一只手腕。她暗喜起来。刚要进一步去贴近他，却觉得抓住她手腕的那只大手越来越使劲。手腕几乎要被他捏断了似的。那一阵钻心的疼痛，让她不得不倒吸口凉气，又低低地惊叫了一声，并摇晃着身子，忙倒退小半步去。这时，他这才松开手，却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依然一动不动地背对着她……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到最后，问了声：“量完了？”就走了。后来，他仍无事一般地常来看望她们一家，从来不提这档子狗屁事。直到小哈她爸病逝，直到她妈送小哈去哈拉努里镇完中住读，他又来过她家。他把小哈支开，要找小哈她妈“单独谈一谈”。他对她说：“最近不少人到我跟前来反映，说，白天黑夜都有人上你这儿来胡搞。”她妈冷笑说：“胡搞？那，你派人来抓奸啊。”“娃大了……”“哼，娃大了，也是我奶大的……”“今天下午，我要召开个连以上干部会……”“咋的了？想在会上当众处分我？好啊。处分吧。抓吧，干吗不早抓？早抓起我，早把我毙了，多好啊！我就不用费恁大的劲吃恁些苦拉扯这一群狗屁娃娃！你当场长的到今天才来跟我算账。那些公狗不腆着个脸使劲往上爬，母狗能撅屁股吗？嘿嘿……嘿嘿……”“在下午的连以上干部会上，我要当众处分那几个常上你这儿来胡搞的干部。”高福海板着脸说道。“然后就轮到我了，对不？好啊。抓吧。我等你来抓。我就等着去吃你劳改队的定量了。那多省事……哼……抓吧。一会儿我就把几个狗屁娃都送你高场长家去。我就等你来抓。谁要不来抓，谁就不是他爹妈操的！”“啪！”一声脆响，显然是有人打人了。显然是高福海打了她妈。肯定是扇嘴巴了。她妈哭喊起来：“你打我……你打我……”“啪！啪！啪！”连着又是三下。这下不作声了。双方都不作声了。她妈捧着两边顿时红肿起来的脸颊，呆呆地看着高福海。大颗大颗的泪珠不住地从她高耸的颧骨上往下淌来。高福海扔了几元钱在桌上，说了声：“扯点布，给娃做身干净衣服，让她体体面面的上镇上去住读。”就转身走了。走到外头，叫住小小哈，把她带到路口的林带里，跟她说：“你爸死了。往后你妈要是也不在了，有啥事，回来找你高伯伯。啊？”当时，小哈脑袋里还真的嗡地响了一下，人全傻呆在那儿了。她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刚才妈还好好的，怎么这一会儿工夫就“也不在了”呢？她赶紧撒腿往回跑，冲进自家的屋，大声叫：“妈！”只见她妈活得好好的，只是依然捧着脸颊，呆呆地看着高福海扔下的那几元钱，坐在那儿发愣。见小哈回来了，忙撤下手，捡起那几元钱，转身进了里屋。 足足有一两年的工夫，小哈一直不明白，当时高场长说她妈“也不在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说话时斩钉截铁的神态和大包大揽的气势，却让她幼小的心灵深受震撼和感动。这是父亲之外，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向她表明这样的意思：你只管好好地活着，你的一切，有我给担着哩。而这样的话，真的连父亲活着时，都没这么跟她说过。随着岁月的推延，她越发地体会，对于一个女孩，有一个男人能如此明确地表示要对她的一切负责，而且表示得那样的坚决和宏大，坚决和宏大得几乎不容置疑，会在她的生活和心灵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后来的许多年里，遭遇了许多困难，她并没有真的都去找高福海。但是只要想到，最后会有一个“高伯伯”在给她撑着，她几乎从来没有特别地沮丧过绝望过。冈古拉、黑杨林、那幢用黑杨木板建成的大屋子和那条用黑杨木板铺成的路，还有那双固执到有些偏激的眼睛，对于她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只要她去找高福海，高福海都能尽一切可能去帮她。比如，中学毕业后，是在高福海的帮助下，她才进了镇政府机关，也是在高福海的帮助下，很快把妈妈和弟弟妹妹们都迁到了哈拉努里镇——当然，这里也有宋振和的一分功劳。她只是没想到，一离开冈古拉，妈妈居然一下就老得那么快……人家都说，小哈她妈刚来镇子上时，怎么瞧着都像是小哈她姐。怎么没过多久，就瞧着像她的奶奶了呢？） 小哈月经来得特别晚。十六七岁才见初潮。晚上也总是睡不踏实。乱梦挺多。前边我已经说过，父母的人生际遇使她天生地对男人抱有戒心。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心理上对异性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那种精神上的戒备却始终未见减弱，这使她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有一段时间，不管遇见什么男人，她总是拿两个男人去比较。一个是自己的爸，一个就是“高伯伯”。她不希望自己也落到像爸爸那样窝囊的男人手中，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像“高伯伯”一样“可靠”。比较下来，这些男人的确都比她爸强，但这些男人又都不如“高伯伯”可靠。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总是在想念冈古拉，想念这个“高伯伯”。镇政府机关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出差去冈古拉。但只要说让她去冈古拉，她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有一回做梦。她常常做到这样的梦：大高坡。特别泥泞。弯弯的土路。向远方伸去。路口长着一棵特别孤独的小杨树。一团团乌云层次分明地叠陈在地平线上空。很多人在路上走着，也在高坡上走着。全都张着嘴在唱歌，但不出声。每个人自己心里明白自己在唱着什么。天上不断地下着小雨，但只湿头发，却不会淋湿衣服。但的确又很冷。他们走进一所学校。一所空关着的学校。后来就全挤在一张大炕上睡觉。乌乌泱泱地，人和人挨得特别紧。有的干脆拥抱在一起。相识的和不相识的，男的和女的，全挤在一块堆儿……她也躺在那个大炕上，闭着眼睛，却全看到了。她的心开始有点慌乱。这时，有人把腿搁到了她的腿上。腿，滚烫滚烫的……慢慢地在她身上蹭擦着。她想叫喊，却又叫不出声。她想挪动自己，却一点也动弹不了。这条腿的膝盖弯曲起来，渐渐顶到了她的阴部。她一阵惊挛，惊恐地颤栗起来，却又全身酥软得跟完全融化了一般。她求援似的躲进身后一个人的怀抱，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他，深深地嗅着他那淳厚温热的体息，仿佛在亲吻他似的，而那条腿却越发地向上蹭擦过来，几乎要接触到她的乳房了……她终于全身心地躲到了那个人的怀抱里，甚至把两条腿也蜷曲起来，收缩到那个人的怀里。她感到那个人的大手在慢慢地解她的衣扣。她不想动弹。她由着他解。她想抱住他硕大的头颅，更紧地贴近他……她看到了，（虽然她仍然闭着眼睛，）大炕上所有的人都在接吻。她回头一看，（虽然她还是闭着眼睛，）那个人居然是……是……是高场长……怎么会是高场长呢？她惊骇地羞臊得无地自容……却又酥软舒适得不想动弹…… 醒来后，她发现自己全身都湿透了……完全瘫软了，一动不动地，侧卧在床上，发了好大一会儿呆…… ……那天，宋振和去省里汇报完冈古拉的最新情况，回到镇上，都没回家，直接又去了保密室。他把两个卷宗往小哈面前一扔，说了声：“归档吧。”便满脸倦容地在小哈办公桌前的那把椅子上，重重地坐了下来。其中一个卷宗里夹着的就是我写的那份情况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里，我写上了：冈古拉有人认为“高福海精神不太正常”。 小哈收下卷宗，并在收发文登记簿上作了记载，又给宋振和煮了碗“甜糊糊”。宋振和笑着问：“啥甜糊糊呢？”小哈转身去自己床头的一个小柜子里取出一个印刷精美的小盒。宋振和一看，还是上回自己去杭州开会，给她带回来的西湖藕粉，便一边笑着问：“这玩意儿咋恁经喝呢？多长时间了咧？！”一边漫不经心地伸手去在小哈的屁股上轻轻拍了两下。小哈浑身一痉，忙拿炉钩子去拨他的手。炉钩子一直依靠在火炉旁，可能有点烫，他低低地惊叫了一声：“嗨，你搞啥底呢？”小哈笑着反问：“你搞啥底呢？”便只顾去“熬”那冰糖藕粉“糊糊”了，不再答理他。宋振和一回来就能来看她，当然让她高兴，但他每一回上她这儿来，又都让她感到一种说不清的苦涩。这家伙每一回上这儿来看她，总要找个借口做掩护，不是来送个文件啊，就是来通知个什么。从来也不会说是专门来看望她的。即便他会在这儿连续待上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即便最后总还要跟她非常亲密地接触一番，他也要如此这般地先把自己掩饰一下。小哈发现，机关里的人都这样，甚至哈拉努里镇上的人都这样。挺会掩饰自己。这几乎都成了他们的传统，成了他们的本能。绝对不像冈古拉人，粗野是粗野，“下等也是下等”，但喜笑怒骂爱恨全都做在脸上，洒泼在性子中。刚来那会儿，她真的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大的自制力，才慢慢习惯了、也接受了他们这帮人的这种狗屁习惯。 “嗨，你觉得高福海这人咋样？”过了一会儿，宋振和一边用那根漂亮的白瓷印花小汤勺，在那一小碗“冰糖藕粉糊糊”里慢慢搅动着，突然问小哈。 “咋了？挺好的一个老同志。”小哈答道。 “是吗？”他笑笑。 “又出啥事了？”小哈回头瞟了他一眼，心里略略地“咯登”了一下。这些日子，出自冈古拉的“新闻”不断，有关高福海的谣传也挺多。她的心一直被吊着，怎么也安宁不下来。 “没咋的……” “没咋的，你说话只说半句，拉屎只拉半截，干吗呢？真没劲！” “哎，我说人家高福海，你着的哪门子急、上的哪门子火？你跟这老家伙，啥关系？”宋振和折起身，故意做出一副油腻腻的坏样，笑着问道。 “……啥关系？别把谁都说得跟你自己似的……”小哈狠狠地啐他一嘴，说着，扭过了脸去。 “哎哎哎，我咋的了？啊？我又咋的了？你要不愿意听，我走。一会儿就走。”他嘴里这么说，却并不真的起身，只是拿眼睛盯住了她，然后从小哈床下那个盖着一块白布的脸盆里，又取出一个小碗，分出半碗“冰糖藕粉糊糊”，递给小哈。小哈没推辞，慢慢地把它喝了，但仍然没说啥话。宋振和见她保持了沉默，聪明的他当然不会去主动打破这种必要的沉默。他早有感觉，小哈近来显得有些烦躁，而且越来越烦躁。说不好哪句话哪件事不合她的心意，她就会狠狠地奚落你一通。有时，甚至是很莫名其妙的。他能理解她的这种“莫名其妙”。随着年龄一年年大起来，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又得不到确认，也不可能得到确认，肯定会使她越来越对现状的一切，感到不耐烦。但他又觉出，小哈似乎也还没有那个意思，马上结束他俩之间的这种往来。有时，他也隐隐地会觉得自己如此牵扯她，确实有些对不住她，但在这只要走出五百米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的小镇上，有时天色迟迟地不黑，风迟迟地不停，路迟迟地走不到尽头，地平线却总是高高隆起在一望无边的大戈壁上……他真的觉得自己非常需要有一个人能真心地来“倾听”自己的某种诉说。“小哈不漂亮……”他无数次地用这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并以此来证明，自己之所以寻找各种理由走进这个保密室，真的是因为小哈她能真心地、最起码也是能比较安静地来倾听他的“倾诉”。况且，是用一种忧郁的困惑的眼神来倾听。这使他感动。他向自己解释：他对她，主要不是生理需求。愿望并不卑劣。正因为如此，他常常把一些不该告诉她的事情，都跟她说了，以示他对她的信任。另一方面，她本身就是个保密员，说些内部的事给她听听，也无妨。 那天，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后，宋振和就在她喝这“糊糊”的时候，详细把我在报告里提到的高福海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他说：“我一直认为，搞不好冈古拉，哈拉努里就不会好到哪儿去。现在高福海处于这样一个精神状况，真让我灰心。” “退伍军人事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是结束了……” “那干吗还老想着要收拾人家高场长？” 宋振和淡淡地一笑，让小哈取出那份卷宗，又从卷宗里取出我的那份情况报告，用力抖了一下，将它展开，往小哈面前一放：“这是小顾写回来的最新情况报告。你看看吧。退伍军人事件是结束了。但是，他认为，冈古拉问题主要症结还不是在所谓的退伍军人事件上。是高福海。在冈古拉，不少人都认为高福海的神经不正常……” “胡说咧！”小哈一下站了起来，满脸胀得通红，大声地叫道。但聪明的她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再没跟宋振和往下较劲。又坐了一会儿，她只推说头疼，把宋振和打发走了，然后把那份我写回去的最新情况报告，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马上就给高福海打了那个电话…… 高福海得知我报上去的情况报告里居然写上了他“神经不正常”，大为震惊。这份材料在上报前，他亲自审阅过。审阅时，报告中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等报告送上去了，会添加了这样的内容呢？他在载波电话里问小哈：“看笔迹，加上去的这一段内容，跟其他内容，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小哈答道：“是同一个人写的。”“你看像谁写的？”“小顾呗。”“没搞错？”高福海还特地追问了一声。“绝对错不了。”她断然答道。这样，他大惑不解了。放下电话后，他呆呆地坐了好大一会儿，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便通知马桂花，赶快去叫我，他想当面对证此事。 其实这件事，的确是我干的。那天，高福海安排马桂花带我去“实地考察”退伍军人情况，当晚我就按他的意思写了个情况报告，告诉各级领导，退伍军人事件已经得到“妥善解决”，冈古拉一切恢复正常。报告写完后，经高福海过目，交专门负责机要交通的“军邮”送出。在交“军邮”时，我玩了个“掉包”花招。也就是说，发走的那个报告稿和呈高福海过目的那个报告稿，不是一个东西。当时我觉得，必须把朱、李、马、赵等人谋划密告高福海“神经不正常”一事报告给上面。这是不容忽视的最新动态。我在报告中，还表明了我对整个这事态的看法：“只有认真搞清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级组织才能为最后决策解决冈古拉问题，找到最坚实的依据。这件事远比当初搞清退伍军人下落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宋振和曾许诺过，关键时刻，他会派人来和我联络。但这个联络员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偏偏没出现。我又不能使用那两部外线电话去向上面报告情况。情急中，才想到了这个“掉包”计。我以为，这样的报告一旦被送到各级领导手中，必然会得绝密级的保护。掉包计是绝对不会穿帮的。没想此报告刚送到哈拉努里，就从宋振和的手指缝中露了出来，还偏偏露给了这位“哈采英同志”；更没想到这位“哈采英同志”还是高福海的铁杆“谍报员”…… “您准备怎么处置小顾？这小伙子本质上还是不错的……他打这报告，也是他本职之内的工作，没法子的事。您千万别对他太怎么样了。倒是那些在你身边舐着你，溜着你，又背底里向你捅刀子那些货，你得好好收拾一下。”小哈在电话里还特地这么叮嘱了一句。当时她听到高福海在电话里，声音逐渐变得短粗、急促、深重，间隔、沉默的时间也变得越发冗长时，她有些害怕了，甚至有些后悔了。她担心高福海会控制不住地对我施加严厉的报复，反而使刚趋于平静的冈古拉事态，再度恶化……从感情上来说，小哈对我也还是有相当好感的。只不过她天生不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性交往；而且潜意识地，总在渴望从年长异性身上获取她从幼年时就一直渴望而又从未得到过的那种强大的父爱式的“爱”和“保护”。但她并不希望我受到伤害。打完电话，再冷静下来想想，她也觉得高福海这些年有些事确实也做得让人费解。比如，她就曾多次劝说过他，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经常到上边来开开会，在领导跟前露露脸，听听新的工作精神。但连这一点，他也听不进去。其实他并不是不想了解上边工作精神，更不是不懂到上边来参加会议的重要性。他虽然不到上头来开会，但每一次会议结束后，他不仅要从与会的朱副场长那儿详细打听会议的情况，还一定会“秘密”地打电话给小哈，从她那儿了解会议的更多情况。（每次会议上的领导讲话记录、小组讨论简报，包括会后形成的正式文件和会议纪要，都会归档到由小哈负责的保密室保管。）连一些细节都不会放过，连续问个三五遍还不放心，一个电话能打两三个小时……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听会呢？她知道，他只是不想见上边的某些人。他对他们有意见，有看法。有意见，有看法，也没什么嘛。现在上下级之间有谁是完全和谐、完全一致、完全协调的？不和谐，不一致，不协调就不能在一块堆儿开个会了？当干部，最起码的素质就得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嘛。但小哈知道，这个高福海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心里有什么，他就要表现在脸上。这个为冈古拉人所特有“臭毛病”正是哈采英最替他担心的。如果说，这就是那些人所说的高福海的“不正常”之处，那么，她比谁都早地感觉到了他的这个“不正常”。而且一直也为这一点担着心。要知道，冈古拉有两个“基干民兵值班连”，都配备有武器。一个是机炮连，配备了六门能打坦克的三七炮，还配备了六挺老式的马克西姆水冷式重机枪；另一个武装连虽说是一般的步兵连，也都配有步、机枪。这些武器说起来都是二战时期的老家伙，但使用起来威力仍然巨大。比如步兵连配备的那种七点六二口径的苏式步枪，在六七百米开外，仍能射穿解放牌卡车的钢质轮箍。这些武器弹药平时都存放在场部的武器库里，但是，这“场部的武器库”，却直接归高福海管。只要他下令，是完全可以打开这些武器库的大门的…… 想到这里，小哈的心常常不禁皱缩到了一块，并且还会怦怦地快速跳动起来。 但是，事实证明，哈采英过虑了。在得知我跟他玩弄“卑劣”的“掉包计”以后，高福海并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暴跳如雷，虽然脑子里也闪过一丝要好好地收拾我一下的念头，但在呆想了一阵以后，他做出的惟一的行动，只是让马桂花把我尽快叫到他家。 等我赶到他家，他已经把晚饭吃完了。马桂花也到了。我俩在高家的过道里相遇。她气喘咻咻地压低了声音问我：“您没在学校吧？我找了好大一圈儿……听说您去我家了？有事吗？”我忙低声告诉她：“没啥事。就是想去看看你。”她一愣，似乎有些不太相信，我会只为了“看看她”，而特地上她家去找她。而后，她问高福海：“还要我找啥人吗？要没啥事的话，我就回家去了。”高福海没留她。待她走后，高福海也没马上就追问“掉包”的事；一般性地问了问学校的近况，这才婉转地问：“听说，你在那份报告里还夹进了我没看到过的一些内容？”当时一下子我就蒙了，整个人都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脸上却火烧火燎地红胀起来。脑子嗡嗡作响，同时又飞快地旋转起来，作出各种各样的推断，寻找各种各样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并且又急速地猜测，到底是上头哪位领导那么不顾大局地向高福海透露了我这份报告的内容，把我推到了“绝境”，猜来猜去，惟独没往哈采英身上猜…… 我只是想到，这一回，高福海绝对不会放过我了。我所有的关系（组织关系，证明我是个共产党员；行政关系，证明我是行政二十五级干部；户口粮油关系，证明每月我可以从国库里得到二十八市斤的口粮供应；还有工资介绍信，等等等等，）都已经转到了冈古拉。整个人都在他手心里攥着。掐着。卡着。他收拾我的办法多得很。最简单的一招，就是免了我校长的职，把我放到某个生产连队（甚至都不必宣布免职，就这样不死不活地把我长期“挂”起），放到某个积肥组，起圈，垫圈；或者给我一个爬犁（是人拉爬犁，而不是马拉爬犁），天天去二十公里以外的南山牧场，往回拉羊粪。入夏后，再把我放到某个浇水班。天天上夜班，喂蚊子，在漫灌的大水地里扑腾……他可以不说明任何理由地让我这样干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即便要说明理由，也很简单：“工作需要”，或者再堂皇一点：“革命工作需要。”在那个时候，谁能反对“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且为了狠狠地惩罚我，今后不管谁下令来调我，他都可以不放。让我一辈子这么窝死在冈古拉。只要他愿意这么干，下决心这么干，他完全可以办得到。 “我……我这个……那个……”我顿时唇干舌燥起来，一时间，含含糊糊地都说不清楚话了，既不知道自己嘟嘟哝哝地在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等最初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过去后，我稍稍镇静下自己。心想，不管他怎么处置我，我都要给自己这个行为留一个明确的坦诚的说法。即便不为今天，只为明天也要留下一个说法。我不想狡辩。狡辩没用。俗话说，越描越黑。我也不用狡辩，因为在我行为的动机里，确实没有掺杂任何自私的打算。我可以昂起头来坦坦荡荡地面对天地。虽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正大光明”，但也可算是“一心为公”。只是，分到冈古拉，自己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事，就不幸折翅……而自己还只有二十三四岁……后几十年的人生之路必将百倍千倍地坎坷艰难，一切都可能要从零开始，甚至还要从负数开始……想到这里，鼻子居然酸涩起来，眼眶也有些湿润了。好在那时还没送电。高家大房间的油灯也不怎么明亮。我这些情绪上的波动，并没有让高福海觉察。我赶紧再次镇静下自己，正要开口做一番申述，只见高福海从他那张木圈椅里吃力地站起身，去拉了一下他身后的灯绳。电灯泡居然一下亮了。（后来我才知道，通往高家的输电线是单列的。他家二十四小时都供电）这些灯泡都是超大瓦数的。很有些刺眼。 “你不要跟我解释。我也不想听你的解释。”放下灯绳，他面无表情地说道，然后又慢慢地坐回到圈椅里去。眼睛里也突然闪出一绺很严厉的光束，直逼我而来。然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轻轻叹了口气，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那两个灯罩，大概也嫌灯光有些刺眼，让我为他调整一下灯罩的角度，以减少灯光对他的直射。 “我可以处分你的……”他忽然又这么说道。 “是的。”我忙答应。 “我也应该给你一个处分。” “是……是的……”这一回，我答应得就不那么爽快了。 “但是，现在我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个问题……” “您说。”我赶紧应承。 “以你的观察，我……高福海，真有那么不正常？” “高场长，这不是我的观点。我压根儿就没说过这话。您可以找报告的原文来对证。我只是引用了他们说的话。我只是觉得，有必要让上面的领导知道，在冈古拉有这样一种动向值得……值得……”我本来是想说“值得重视”的，但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说成了“值得警惕”。 “我说过了，你别跟我解释！”他大声打断我的话。我马上闭上嘴。然后，他说道：“你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正常不正常？” 我一下有点急了，立马激动地站了起来，答道：“高场长，我真没说过这方面的话。这您得去找朱副场长他们……” “你别推托。你只说你自己的看法。你觉得我正常不正常？” “我……我……我没有这方面的看法……” “你这样一个人咋会没有看法？你想蒙谁？顾卓群，你要再跟我打马虎眼儿，我立马撤了你的职，以无理取闹判你三年劳教！你看我能不能办到？！”说着，他脸色铁青，一拍圈椅扶手，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你这么个聪明人，怎么就转不过弯来？我说这话是你说的了吗？就是你说的，也不用怕成那样儿嘛。原话出自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马立安他们几个人的嘴，我把他们咋样了？没咋样啊。我谁都没处分，处分的是我最信任的韩起科！我这么干，你们还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想搞搞清楚，我到底咋样了，我高福海在这儿干了几十年，到头来，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变得不正常了？我只想闹清楚这一点。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我得知道我到底落了一个什么结果。你是外来人，又初来乍到，跟冈古拉的谁都还没恩怨磨擦。你的眼光可能会比较客观，可能说出一些公道话。我没让你一定要偏护我。我只要你跟我说句公道话。说句公道话。明白不？！帮我搞清楚我自己。明白不？！！”说到最后，他几乎喊了起来，甚至都有些声嘶力竭了。 “能……能允许我想一想……想一想再说吗？”我忐忑地，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没马上回答我的请求，只是闭上眼睛，在木圈椅里疲乏地默默地靠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睁开眼，坐直身子，盯住我，用一种十分温厚，甚至都有些无助和无奈的恳切，慢慢对我说道：“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自己……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了……明白吗……”然后，他焦虑不安地站了起来，拖着疼痛的右腿，在大屋子里，颤颤地走动。走了大半圈，又回到我面前站住，依然用那种温厚、无助和无奈的恳切，对我重复了一声：“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我自己……” 这时，已多日没上高家来过的韩起科，突然冲了进来。 十九、又一场风波 又一场风波，又一场动荡。他说两个小时后，让我到他屋子里去找他…… 他是来向高福海报告，有几十名退伍军人正聚集在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那儿，好像又在酝酿什么新的行动。黑早起雾的时候，小分队队员张建国，孟在军向韩起科报告了这个情况。他才匆匆撇下我，骑马离去核实这个情况。小分队队员并没彻底断绝了跟韩起科的来往。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与韩起科保持着密切来往，一部分人仍根据韩起科的安排，用各种方法暗中“监视”朱、李等人，并且随时把所得的最新情况，报告给韩起科。 韩起科对朱、李、赵等这几位“老同志”一直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他看不惯他们在高福海面前那种唯唯诺诺的模样。比如，开全场干部大会，高福海上下主席台，朱副场长总要不失时机地上前去搀扶那么一把，以在众人面前表示自己对高场长的恭敬和谦卑。但这位朱副场长的年纪比高福海还要大好几岁，身体又比高福海虚弱得多，这么去搀扶，总让韩起科心里产生一阵阵说不清的酥麻感。而那位李副场长身边却老带着本子和笔，只要高福海张嘴，不管说啥，他都会立马掏出本子来，很虔诚地做记录，搞得高福海自己都浑身不得劲，好几次笑着劝阻他：“你干吗呢，我一张嘴你就往本子上记，想秋后算账呢？”但实际上，有好几回，韩起科发现这位李副场长在背后跟人一起悄悄地嘲笑高福海做出的某些决定。而那位赵大疤同志，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也是让韩起科真正感到“可怕”的一个人。赵大疤被下放到冈古拉来之前，曾有个非常文气的名字，叫“赵邦翼”。这名字是他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是清末秀才，志在仕途，国运中衰，无奈经商，一生郁郁不得志。让他最为郁闷的是，考察了家门后续的两代子孙，觉得里头没有一个能代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临终前，留下这么一个“邦翼”的名字，叮嘱，在重孙一辈中，如有有志者，当以此名冠之，激扬家风。在重孙一辈中，赵大疤最聪明，最能干，眼光最远大，也最有抱负，显得最有曾祖的遗风。这名字因此就落到了赵大疤的头上。大学只上了三年，他就修完了五年的课程，提前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不幸在一九五七年却被定为中右分子。下放劳动。他也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和锻炼，经过反复申请，才被批准来到冈古拉。动身前，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一是表示从思想上跟封建家庭划清界线，再是表示要永远记住这次所犯的错误在自己心灵上剜出的这一块“伤疤”，同时也表示自己这一辈子要认真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劳动人民靠拢，决心起用这么一个极富劳动人民气息的名字——赵大疤。据赵光说，他父亲原先很怕见血，家里杀鸡宰羊，都不愿靠前站。但自从得知高场长特别喜欢打猎，特别喜欢身边的人陪着他一起去打猎后，就下决心学会了开枪杀生。他原先不喜欢喝酒打牌串门，也学会了喝酒打牌串门。他原先极讨厌上市场跟人讨价还价，但看到在冈古拉，只有搞供销工作才有可能经常上外头去出差，去接触外头的社会，他便下决心学会了进货采购压价哄抬拖欠转账中介回扣等等那一套为过去的他极为痛恨的处世手段，并很快精通了这一套。在小分队成立前，他几乎成了高福海身边完全离不开的一个人，一个事事时时都能给高福海出点子的人，而且能把点子出到高福海心坎儿上的人。韩起科知道，高福海在用人问题上挺难。他也想使用那种历史上既没“污点”，又特别能干肯干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在冈古拉比较少。也就是说，这样的干部往往派不到冈古拉这样的地方来。为此他苦恼多年。后来他又真切地感到，自身条件越是优越的干部，就越难以把握，难以控制。久而久之，造成了他这样一个习惯，这样一个毛病，这样一个倾向，一个“嗜好”：偏爱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这样的人头上有“辫子”，好“控制”，也好“收拾”。就像多年来在荒原上流传的一句话说：劳改员比劳教员好管，劳教人员比新生员好管。新生人员比盲流人员好管。盲流人员比支边青年好管。支边青年比知识青年好管。知识青年比转业军人好管。而转业军人中，“头最难剃”的正是那种同时拥有三块“金牌”的人。这三块“金牌”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员，转业军人。这一号人最“傲气”…… 韩起科早就觉出对朱李赵要“小心提防”。但说不出什么特别真切的理由。他曾经多次单独跟高福海汇报过自己的这种感觉。但每次都遭到高福海的严厉斥责和警告。一直到最近终于发生“密告事件”，他才悟出，自己的担心，就是某种无法排除的预感。这预感告诉他，这几位“老同志”总有一天要“背叛”高场长，背叛冈古拉。他们的心从来也没真正安在了冈古拉这块土地上，也不可能安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更让他忧虑焦心的是，在发生了“向上密告”这样一种严重的事情后，高场长为什么还不能认识到这三个人的“真面目”？他一贯精明强悍能干。现在怎么会迷糊到这等地步了呢？难道他真的有些“不正常”了？韩起科不信。在接到建国和在军的报告，得知朱副场长家里突然又聚集了几十人，在“密谋”什么以后，他觉得最后说服高场长的好机会到了，便摆脱多日来难免的沮丧，立即振作起来，推迟了跟我的谈话，策马赶去朱家，在亲眼看到朱副场长家门前的林带里栓着那么多匹马、存放着那么多辆自行车，还有一些毛驴车后，便赶紧向高家跑来。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一定是退伍军人？”高福海在听了韩起科的报告后，想了想，问，“你亲眼看到他们进了朱副场长家的门了？” “这时候除了退伍军人，还有谁会几十人一起涌到他家去说事？”韩起科急切地答道，“门外林带里栓着十来匹马，扔着不少辆自行车，还有毛驴车什么的。这阵势明摆着哩。” “自行车？”高福海拧起眉毛问。 “有十来辆哩。” “新车，还是旧车？” “大都是旧车。” “那就是了！如果是自行车，还是旧车，就更不可能了。你这颗稀松脑袋！怎么不想想，那伙退伍军人买过自行车没有？！而且还是旧车！” “……”让高福海这么一反问，韩起科还真让他问住了。是啊，自打退伍军人到冈古拉的那一天起，他一直带着小分队负责他们的安置和转移，从来没见过他们有自行车。谁会万里迢迢带一辆自行车上冈古拉来呢？即便是刚置办的，也应该是新车，怎么可能都是旧车呢？蹊跷！ “那能是谁呢？好几十人哩。要不是那伙退伍军人，那……这事情就更复杂了。”韩起科不好意思地喃喃道。 “……”高福海往木圈椅的靠背上一仰，略略地叹出一口气，轻轻地追问道，“真有那么多的马和自行车，还有毛驴子车？” “这，肯定没错。我亲眼见着的……”韩起科忙答应。 “……”高福海不作声了。他闭上眼睛，粗重地呼吸，紧张地思考着。从韩起科报告的情况看，有几十人在朱家聚会，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了。虽然现在一时还闹不清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但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副场长家聚会，而他作为一场之主，事先居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事先、事中，朱也没来做任何报告，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允许的。尤其是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后，整个冈古拉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了。恐怕再经受不住这样一次新的骚动了。 自己近来做事是不是显得过于软弱了些？对朱、李、赵他们是不是也过于显得委曲求全了些？也许更不该一时冲动，把起科和小分队都收拾了，反而使朱、李、赵他们觉得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跟他“得寸进尺”了？ “但不这么做，我又能怎么做呢？几十年了，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我还能怎么着？”高福海呆坐着，紧张地默想着。“是的，我有许多可数落的地方。但是，我把自己整个儿地都搭进去了。他们真的就一点都没看到这一点？他们到底想把我怎么着？他们还以为自己真的能把我怎么着？”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地咬住牙关，恨恨地哼了哼。如果不是小哈向他透露了“三五零八”会议的情况，让他得知，这一回省地县三级领导都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他这个“冈古拉问题”，使他第一次真正感到那种“命运危机”，他大概还不会在朱、李、赵等人的“背叛”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和迁就。他知道韩起科这个狗屁娃娃对他这种关键时刻的“软弱”和“迁就”十分的不满。但他一个十几岁的狗屁娃娃，又懂得多少政治？几十年来，各种办法他都试过了，冈古拉才勉强维持到今天。起科这孩子是单纯的，坚定的，但在这关键时刻，只有单纯和坚定，又能管啥用？他只希望他别再给他添乱。但他已经感觉到，韩起科心中的那点“不满”，正在走向失控。一个失控后的冈古拉娃娃，也许更可怕。他必须在他完全失控前，先摆平了它。然后再伺机慢慢收拾朱、李、赵等人。朱、李、赵等人也真够恶的了，放出这样一种舆论，说我高福海“精神不正常”。我难道真的不正常了？我不正常？我为什么也要这样去追问自己？难道我真的也感觉到自己有些……有些……不正常了？我居然还跟顾卓群这么个年轻人去面对面地讨论这事儿……而这小子居然跟我玩了个掉包计，换掉经我批准审阅的报告，夹进私货，向上密报我“精神不正常”。我居然还要如此和气地把他找来说事儿。我真昏了头了？一点都把握不住自己了？这真是雪崩前的预兆？那种有如塌了大半边天的雪崩，跟放大了一万倍的妖魔似的，从嵬嵬群峰之巅，啸叫着翻滚着震动着，张开一千万只云遮雾罩的翅膀，以吞没一切碾碎一切摧毁一切裹胁一切的威势，直扑下来。 哦，我的冈古拉…… 想到这儿，高福海略略张开一点眼缝，偏过一点头去，情不自禁地从窗户子里向外瞅去。西沉的阳光这时已经显得非常非常稀薄，又非常非常寡淡了。高坡上的那片白杨林也急速地躲进灰暗中。仿佛有个正在空中移动的巨人，把眼前的一切，一点一点地都收进了他那只黑布旧袋袋子里…… 这时，张建国和孟在军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他俩是奉韩起科之命去朱副场长家进一步探听虚实的。两人进得屋来，见高福海脸色铁青，现场气氛不是一般的紧张，刚张了张嘴，又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赶紧咽了下去。 “有啥话，快说。”高福海厉声催促。 “我……我们……想跟起科说……说一点事儿……”孟在军结巴道。 “有啥，就在这儿说吧。当着高场长面说。”韩起科示意道。“你们最后搞清那群人是啥人了吗？” “搞清了。那群人既不是退伍军人，也不是咱本场的老职工和连队干部。是一伙知青……”张建国和孟在军最后报告道。 “知青？”韩起科一惊。高福海顿时也吃了一惊。当时省里各地的知青都在闹返城。冈古拉和哈拉努里地段偏僻，人心相对也迟钝一些，这地区的一万多名知青和支边青年，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虽说动静不大，但高福海一直为这事提心吊胆着，觉得这场风波的到来总是迟早的事。 “听说，出面联络这群知青和支边青年来开会的是朱副场长的儿子和李副场长的闺女。”建国和在军两人匆匆补充道。这两位副场长的子女当年并没有跟着受处分的爸爸一起来冈古拉，而是跟着他们的母亲，分别留在了北京和省城。后来“文化大革命”，要求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毕业了，都得到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他俩一想，去哪儿不是去，冈古拉毕竟还有当副场长的父亲做依靠，便红旗招展地跟着其他那些知青一起，来到了冈古拉。 “他们也要闹返城？”高福海赶紧问。最近他耳闻，各地知青和大城市支边青年为闹返城，有绝食的，还有冲击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的。难道朱、李等人还想利用这场风潮，在冈古拉进一步搞些名堂？还能搞什么名堂啊？ “详细的，还不太清楚。但有人在传，这两天，中央要派人到冈古拉来检查退伍军人问题。所以那些知青和支边青年，都想趁这个机会到冈古拉来找中央代表……” “谁说中央要来人？”高福海真的吃惊了。 “这事儿，外头已经传了好些日子了……”孟在军忙应道。 “那你们怎么不早报告？”高福海忙问，并很不满意地瞪了韩起科一眼。 “我没听说。”韩起科忙解释。 “我们也是今天才听说的。”张建国也赶紧解释道，“前些日子，我们不都按您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在学校里接受整顿来着？” 高福海迟疑了一下，又转过身来问我：“你从镇政府那儿听到什么了？” 我赶紧回答：“我也有好长时间没跟镇上联系了。打电话不方便……一点消息都没有。” “哦……”高福海慢慢坐回到他那把木圈椅里，呆想起来。 “场长，无风不起浪……”韩起科走上前，低声说道。 “你别多嘴！”高福海瞪了他一眼，吼道。 “……”韩起科忙退回去，呆立着，不作声了。 沉默了一会儿，高福海吩咐张建国和孟在军马上去叫马桂花。又吩咐我赶回学校，跟那几位知青出身的教员探探口气。探到什么情况赶快报告。我忙应下，取了大衣和皮帽，前脚刚出门，只见韩起科后脚就紧跟着出来了，只是阴沉着脸，从栓马桩上解下马来，也不骑，跟我一起慢慢走上了那条回程的木板路。他不吭声，我也没吭声。我心里也挺郁闷。高福海此时叫来马桂花，明显是要让她给镇上打电话，询问中央来人一事。按理，他应该让我去打这个电话的。马桂花认识镇机关里的谁啊？他不让我打这电话，说明他已经完全信不过我了。 唉…… 又走了一会儿，便遇见骑着马急驰而来的马桂花。一见我俩，她跳下马，打招呼，并问：“你们俩怎么走了？高场长那儿不是有急茬事儿吗？”韩起科对她挥了挥手道：“你快去吧。别嗦了。高场长等着哩。”马桂花疑惑地打量了他一眼，不敢多逗留，重新纵身上马，向着高家大屋急驰而去。 这时，韩起科突然抬起头怔怔地打量了我一眼，问：“你有办法核实中央来人的消息吗？”我苦笑着说：“高场长已经有安排了。你我着啥急嘛。” “马桂花她问不来。”他不无担心地说道。 “她问不来，就怪不着我们了。”我淡淡一笑道。 “话不能这么说。”他略有些嗔责地瞟了我一眼，说道。 “我也不想这么说，但我现在还能咋说呢？”我反驳道，“我们现在不是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我能找到这样一部跟外界直接说得上话的电话机，你能帮着核实这情况吗？”他问，并进一步解释道，“核实这个情况，现在对冈古拉非常重要。我们得防止冈古拉发生更大的动荡……要不然……要不然，冈古拉就真的要垮了……” “对了，你有高场长办公室那部外线电话机上的钥匙……咱们上那达去打？”我忽然想起这档子事来，便问。 “那不行。那样做，太危险。”他说。 “那用场长家的那部外线电话机打？” “你把我当傻瓜？嗤！” “那还能上哪儿找到可以打外线的电话机子？” “这你就别管了。我给你找到这样的机子，你肯定能给我把情况核实来吗？” “试试吧……肯定的话，不敢说……” “光是试试，不行。搞这样的机子，风险很大……”他沉思了一下，说道。 “好嘛。连你小子也怕风险啊！这样吧，我尽力去做，尽力去核实。万一核实不来，最后发生什么风险，我们共同承担。”我说道。 “行行行。就这样吧。”他立马同意了。“我去搞机子。你尽力去核实。问题的关键是要快。否则就来不及了。” “关键是看你什么时候能搞来这样的机子。” “嗯……”他犹豫了一下说道，“两个小时后，你到我屋里来。” “两个小时你就能搞到这样的机子？你是神仙？”我万分诧异地问。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到时候你来就是了。” 说罢，他纵身上马，用力抖动了下缰绳，那匹棕红色的儿马蛋子抻长了身子骨，猛地向前蹿去，很快就消失在那一大片已然变得十分浓重的夜色里了。 二十、冬夜的火 冬夜里突然燃起了一把不该燃起的火。在此前，一万多名知青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密谋麇集冈古拉场部 听着最后一串急促的马蹄声渐行渐远地消失，我又在木板路上呆站了会儿。“中央”这时刻派什么人来搞什么“退伍军人情况检查”嘛？！我在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退伍军人事件已经“结束”，现在解决冈古拉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要真正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也需要让冈古拉稳定一段时日。这时候派人来检查什么退伍军人事件，纯粹是没事找事，平空添乱嘛！是镇里那几个家伙没及时把我的情况报告呈交上去，造成上级错误决策，还是上边的人确实另有打算，另有部署？这时刻，的确非常需要直接跟上头的人通上话，哪怕能跟宋振和或张书记通上话，把此间的情况再强调强调，说说清楚，澄清所谓“中央来人”的谣言，以挽救时局于一旦。 要知道，如果整个哈拉努里地区的知青和各大城市的支边青年都涌到冈古拉来找所谓的“中央来人”，一万多人麇集冈古拉场部，万一遭遇强大寒流和暴风雪的袭击，就可能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便这些情况都不发生，只是把已经平静下来的退伍军人的情绪再度激发起来，事情也很不好办。再往深里想，从知青、支边青年，到退伍军人，再“引爆”其他人群的情绪，这局面就更不好说了。局势脆弱啊! 如果能及时劝阻那所谓的“中央来人”此时别到冈古拉来，就能有效劝阻那一万多人涌向冈古拉。（哪怕你缓来些日子呢？开了春再来，行不？那时，所有的公路都会泛浆，都成了泥巴汤窝窝。谁想来“闹事”，也闹不成了啊。） 韩起科这狗屁孩子是个明白人。他当然知道这里的利害关系。 但是，他真的能在两个小时内，给我找到一部能直接跟外界说上话的电话机？他有恁大的能耐？这可真是太有点“天方夜谭”了…… 但瞧他那样儿，好像挺有点把握似的。那就走着瞧吧。 想到这里，我赶紧骑上那辆临时从高福海家后院仓库里找出来的破自行车，回到学校去找教员中那两位上海知青了解情况。但看样子真要出什么大事了：那几位知青和支边青年教员全不在。平日里，天一黑，他们都很少出门的。真的都去参与“密谋”了？问那位从省博物馆下放来的教员，他也说不太清楚，只知他们几位是约好了一块儿走的，说是今晚全冈古拉的知青和大城市支边青年有“统一行动”。别的就不知道了。我赶紧去办公室，给高福海打电话，把这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顺便问他，是否已经跟镇里的领导通上话。他说正让总机在要哩。“不好要啊。每回要个长途，都跟女人难产似的。要死要活地得折腾好半天。唉……”他焦虑地说道，嗓门儿都有些沙哑了。 “还要我做什么吗？”我问。 “你……”电话里传来高福海拉长了的说话声，“先就这么待着吧。” “场长，我在情况报告里没经您允许，私自加进了不该加的内容，的确犯了严重错误……”我小心翼翼地检讨道。 “好了。这会儿不说这事儿。”高福海答道。 “您处分我吧。”我说道。 “我说这会儿咱们不说这事！你听不懂？”高福海突然火了。我忙知趣地闭上嘴。然后，他也不说话了。但只听他在电话那头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又问：“你能上朱副场长家走一趟吗？” “干吗？”我忙问。 他犹豫了一下，吩咐道：“你去请他上我这儿来一趟。” 我心里一咯噔。他们场一级领导干部家里都安着有电话。不使电话通知，为什么偏要我去走这一趟？是想试试我这个时候去跟朱李等人接触，会做什么小动作？他真把我顾卓群看成啥了？我控制住一时间涌上心头来的委屈和不快，长长地吐了口气，对他说道：“场长，这时候我不想上朱副场长家去。不想见他们。如果您一定要让我来通知他的话，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但我不去。”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三个字：“我不去”。他大概完全没想到，刚才还在请求处分的我，瞬间却又变得那么“不听话”了，便不由得愣怔住了，而后却用挺平和的口气对我说道：“那就算了。电话，我让桂花打吧。”而后他又问：“学校里还有多少小分队的人？”我答：“一个都没了。今天不是休息吗？”他“哦”了一声，想了一想，又说了声：“那就算了。”便挂了电话。我看了看那块双铃马蹄表，觉得该上韩起科那儿去了，便赶紧推出那辆破自行车，向高地上跑去。但没跑几步，想到上高地，骑自行车不合适，又把车子推回屋里，锁上，撒开了步子，大步流星地往高地赶去。 但等我赶到，却见两名小分队的女队员在韩起科的屋子里等着我。她们告诉我，她们是奉“韩分队长”的命令在这儿等我的。我忙问：“起科呢？”她们说：“在那边安电话哩。”我忙问：“那边？哪边？”她们笑笑，说：“您就放心大胆跟我们走吧。”然后她俩带我向屋后的高地上走去。这是个大漫坡。而且是颇有些起伏的大漫坡。两个起伏中间，形成一些倒马鞍状的地形，当地人俗称“槽子沟”。很快，我们就沿着一个这样的“槽子沟”，向高地纵深走去。走了十来分钟，未见尽头，而脚下的雪却越来越深。“槽子沟”也越来越开阔。两边形成越发平缓浑厚的高坡。只是天黑，只凭雪光，看不太清楚坡的那边还有什么坡。我开始起喘。而那两个女孩却一切都照旧似的，互相手拉着手，依然走得飞快。我只得大口地喘着，笑着叫喊道：“孙二娘哎，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才下手？要杀要剐，就近吧。别费那劲儿了。我已经不行了。”她俩愣了一下，回过头来很困惑地问：“您嘟嘟囔囔地在跟谁嚷嚷呢？孙二娘？孙二娘是谁？”我知道她们没读过《水浒》，也就作罢了，忙说：“没事没事。走吧。快走吧。只是求你们稍稍慢一点儿。” 又走了十来分钟，黑暗中，我觉得她俩把我引进了一个居民区。有树，有房子。但在这“居民区”里走了一会儿，才发现这儿所有屋子的窗户子都没灯光，黑灯瞎火的，挺有些人。再仔细一瞧，这些屋子居然没一间是完整的，断壁残垣，四下里甚至连一条野狗都没有，仿佛走进了阴曹地府。（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一处由于耕地严重次生盐渍化而被迫放弃了的居民点。）我左顾右盼，脚下不觉加快了步子。不一会儿，走上了这“居民区”后头的一片高地。这高地缓缓隆起，同样被厚厚的雪复盖着。并在这高地的最高处，居然出现了一点灯光，还隐约出现了几个在雪地上忙碌的身影。这让我的心顿时不由得轻快了许多。 灯光所在，是一个大地窝子。那两个女队员刚把我领进这地窝子，韩起科带着几个小分队队员就迎了上来，说道：“您先暖和暖和。一会儿就能通话了。”我打量这地窝子，足有二十来米长，七八米宽。前身很可能是个大菜窖。两根立柱上分别挂着两盏马灯。地窝子当间放着一张矮腿桌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这机子一眼就能看出是自己用零部件拼装起来的。外壳居然使用了一部老式真空管收音机的外壳。另外还有一个附件跟它相连。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个附件是做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所谓的载波装置。联上它，就能给通话加密，别人再也窃听不到你通话的内容了。在那个年代，它也应该算是一个“高科技”装置了吧。矮腿桌子上还放着一个老式的木壳座钟。硕大的镀铜钟摆在昏暗的灯光里，喑哑地响动着。我看时针的指向，两个小时的约定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开始通话呢？还在等什么？另外，这里怎么会有这样一部外线电话？它得到高场长批准了吗？我心里正暗自嘀咕，韩起科走过来告诉我，他派了些人去架线，也就是说架起一段线路，把地窝子里的这部电话机跟一条直通哈拉努里镇的电话线相连接上。这段线路大约有三公里左右。他安排了三个小组，分段去架。现在，其他两组的线路都已经架起，只剩赵光带领的那一组还没消息。“不会出啥事吧？这小子手脚挺麻利的。这么点儿活儿，早该完事了。”张建国担心地问。他是第一组的负责人，回来都好大一会儿工夫了。“要不，我带些人去找找？”范东问道。他是第二组负责人，回来也有一会儿了。见韩起科只是不表态，一个女队员悄悄地瞟了他一眼，低声嘀咕道：“赵光这小子最近情绪挺反常的。他不会带人跑了，去干别的什么了？”“你说他能带人跑哪了？他还能干啥去了？”张建国平日跟赵光关系最好，所以最听不得小分队里有人数落赵光。“不过，都这时候了，他们真该回来了。起科，我带人去瞧瞧吧。”范东再次请求道。韩起科迟疑了一下，说道：“别急。再等等。”韩起科嘴上说得平静，心里却比谁都紧张。晚饭前确定由建国、范东和赵光各带一组人马去架线，这三个组刚出动，他就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派赵光去当这组长的。赵光这小子这阶段的确有些反常。这小子跟他那个老爸赵大疤，都有点像泥鳅，浑身滑溜溜的，让人抓捏不住。韩起科被撤职后，他基本上就不怎么再跟韩起科来往了，今天说起架线安电话的事，不知道又动了他哪根筋，突然显得十分的积极。他这“积极”里，会隐藏着什么名堂呢？韩起科忐忑…… 不一会儿，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雪原上匆匆响来。还有马的嘶叫声。地窝子里的人忙迎出去。刚走到地窝子门口，就遇见赵光那组的副组长王连宝带着几个组员匆匆走进了地窝子。仔细一看，连宝等人脸上都带着新落下的伤痕。衣服也有撕扯的痕迹。建国范东忙把他们带到起科跟前询问。连宝把脚扣和电工工具包重重地往地上一扔，诉说道，赵光这小子带着他们，到了线路工地上，半天也不下令开工，然后就跟组里的这几个队员说：“偷架电话，是高场长最烦心、最痛恨的事。也不知道起科到底是咋想的。他自己被撤了职，还硬拽着大 家伙这么蛮干。这样下去，谁都没好下场……”连宝问他：“你刚才在起科跟前咋说得那么好听，一背过身到这儿，咋又说这些胡球日鬼的话。你是啥人嘛。”赵光说：“在韩起科跟前，你们这一大帮子没头脑的东西都跟着瞎起哄，我能说啥？反正这种事，我们不能干。”说着，招呼组里那两个跟他最要好的哥儿们就要走。连宝扑上去劝阻。双方各不相让，后来就狠狠地打了一架…… “他人呢？”韩起科听完连宝的叙述，忙问。 “走了。”连宝恨恨地答道。 “上哪了？”韩起科再问。 “可能上高场长那儿告状去了吧。瞧着像是朝那个方向走的。”组里另一个队员答道。 韩起科不作声了。赵光去高场长那儿告状去了！这正是他最担心的事。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就很难收拾了。高福海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有人背着他偷偷地安装外线电话的。不管这人是谁。多年来，高福海很明白，要想控制住遥远的冈古拉，就必须控制好这个“外线电话”。因此，如果他知道了韩起科偷架外线电话，绝对不会轻饶了他的。但这会儿已经顾忌不了那么多了。“哦……”韩起科强压下剧烈的心跳，又问：“线架上了？” “架上了。要不是那小子搅和，这点活儿，咱们早干完了。”连宝从桌上撕下一块旧报纸，擦了擦额角淌下的鲜血。两个女队员忙从一旁的搁板上，取下一只救急包，为他做紧急处理。“你们咋打得恁狠哩？”一个女队员心疼地问。一个脸上同样被打伤了的男队员咬着牙说道：“你可不知道，赵光那狗日的真打啊，抄起一把铁锨就往连宝头上砍哩。不过，那小子耍耍小聪明，动动嘴皮子还行，抄家伙打架，还差点劲咧！再说，他那边的人也没我们这边的人多啊！这不是自找吗？！”说着，在场的队员们又都开心地笑了起来。韩起科的脸色却阴沉得更厉害了，下令让所有在场的人赶快收拾起东西撤。包括我。他对我说：“顾校长，您也快撤。”我问：“不打电话了？”他说：“恐怕来不及了……”我忙问：“什么叫‘恐怕来不及了’？”他说：“没时间跟您解释了。你赶紧撤。快撤。”看样子，他是想留下自己一个人，用电话跟上边报告情况。即使让高福海发现了，也不会连累别人。他这么安排着，但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话音没落，高福海亲自带着一卡车的武装值班民兵，赶来包围了这个大地窝子。韩起科来得及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连宝和参与打架的几个男队员藏进了大地窝子最尽头的一个小间里。那里最早是存放时令鲜菜细菜的地方。他来得及跟在场的队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电话的事和打架的事，谁问你们什么，你们就死咬住一个不知道就行了。把所有的事情都推我身上。听明白了？！” 高福海这一回是真生气了。他冲进地窝子，抓起那个附带有载波功能的电话机，二话不说，就朝韩起科头上砸去。韩起科没有躲。他知道这时不能躲。越躲，高福海越生气。机壳里装有一块好几公斤重的磁铁。它就带着这几公斤重的家伙，在空中飞出一个并不典型更不优美的抛物线，直直地砸到了韩起科的脑袋上，让他连连倒退了好几步，要不是后退中的身体踉跄着被土壁挡住，他怎么也会被砸倒在地的。额角立马裂开了一道两三厘米长的口子。口子里立马汩汩地涌出了鲜红的血浆。几个女队员都忍不住地捂着嘴，一下惊叫了起来。 “你真能耐啊？！在这儿给自己安电话？！你是什么干部？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还是中央特派大员？啊？！退伍军人妄想违规安电话你还腆着个脸，代表我去处理他们。现在你自己在这儿偷着安电话……你还是个人吗？”高福海紫胀着脸，大声吼道。 “高场长，事情不是这样的……”闻讯匆匆赶来的马桂花忙插嘴解释。 高福海一下转过身来指着马桂花的鼻子吼道：“你给我闭嘴！我没迷糊哩！”他一边说，一边冲过去，从地上捡起沾着韩起科血迹的那部电话机，在马桂花眼前用力晃动着。马桂花怕他再用电话机砸她，便稍稍地往一边闪了一下，然后又赶紧站直了。 所有在场的人都不作声了。 额角上的鲜血流淌下来，已经把韩起科右边那只眼睑糊住了。但他却好像完全没有感觉似的，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怒不可遏的高福海。“你还有啥事瞒着我？说！你还背着我干了些啥？说！你这喝狼奶长大的野种！说啊！！”高福海再次冲到韩起科面前，大声吼道。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恨不能把各自的心都逼停跳了，害怕任何一点响动都会进一步激怒高福海，让他再次挥动起手中的那部电话机，向韩起科的脑袋上砸去。 “我没瞒您。我没再背着您干过啥。”韩起科低声说道。他这个回答让在场所有人感到意外。大伙知道，高福海最痛恨的就是有人背着他欺骗他。犯了这样的事，惯例是不管高福海怎么批评责备詈骂，你都别作声，只是低头站着，默默承受就是了。只有这样，才能缩短这种让任何人都会感到难堪的境遇。韩起科曾多次跟小分队的成员交代过这个“注意事项”。他自己从来也是这么执行的。今天他怎么破例了？他怎么还嘴了呢？他想干啥咧？想跟高福海破罐子破摔了？大伙越发地紧张起来。 “没再瞒过我了？哼，鬼话！”高福海继续吼叫道。 “不是鬼话。”韩起科又愣愣地冒出了一句，直接在反驳高福海。大伙惊呆了。这小子是给砸糊涂了，还是真豁出去了？大伙心里嘶嘶地倒吸了口凉气。 “你？！”韩起科的态度也让高福海感到意外。震惊。他大声吼道。 “在这儿准备一部话机，完全是为了以防万一。全哈拉努里的人都知道，冈古拉只有两部机子能跟外界说得上话。这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居心不良的人只要设法控制了那两部机子，我们就会因失去跟外界和上级的联络，而束手无策地在这万古荒原上等死。我作为您亲自任命的小分队队长，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去做一点事情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或者说，我有责任事先做好准备，万一出现这种紧急情况时，能不让您和整个冈古拉因无法求援而陷入坐着等死的困境……”韩起科平静地解释道。 “你事先为什么不跟我请示？事后又为什么不跟我报告？说！”高福海逼近一步，追问。 “……”韩起科哆嗦了一下，没回答。 “这件事既然依你说的那样正大光明，事先你为什么不请示？事后又为什么不报告？说呀！”高福海又逼近一步，大声追问。从他嘴里喷出的滚烫的呵气，几乎要直接烧灼到韩起科的脸面上了。 “……”韩起科再次哆嗦了一下，仍然没回答。他不是不能回答，只是照实回答了，就会更深地“伤害”高福海。以自己多年在高福海身边生活的经历，他当然明白请示汇报的必要和重要。一开始，他也想到过，就此事向高福海请示汇报。但经过反复考虑，权衡，他决定既不请示，也不汇报。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必须做得十分保密才行。否则，在关键时刻它就会起不到那种关键的作用了。而那时候，他已经觉察高福海的心态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他当然不会像朱、李、马、赵等人那样，认为高福海的这种变化预示着他的神经已经“不正常”了。但韩起科清楚地感觉到，高的这种心态变化，已经使这位他所敬爱的长辈在许多场合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话做事也越来越“任性”，越来越“即兴化”，看人论事的左右摇摆性也越来越大。为此，他忧心忡忡，但又毫无办法。他担心高场长一旦控制不住自己，就会把这个秘密透露给那些实际上“不值得信任”、所以就不该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比如像朱、李、赵等。（他对马桂花的父亲，那位“圣徒”，印象比较好。一直没把他划入“不值得信任”的那一类人中去。）为此，他决定独自保守这个秘密，并独自承担将要承担的一切责任。在今天以前，他甚至都没告诉过小分队的任何人，他在这大地窝子里装配了一部可以进行载波通话的电话机，并且在这个大地窝子里储备了几千米的十四号粗铁丝和几十根可以临时用来做架线杆儿的树棍子，还有众多的瓷瓶、十字板……他愿意独自承担“不请示不汇报”可能造成的任何后果。可以这么说，对于今天这个场面，他早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敬爱的“父亲”似的高场长今天居然会愤怒到用电话机砸他脑袋的地步。因为，他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没有挨过高场长的揍了。他以为父亲一样的高福海不会再揍他了。毕竟自己是那么地忠诚于他，而父亲一般的高场长也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没揍他了。 五年多了……他觉得，从此以后他不会再揍他了。而在自己心里，是真的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来对待的……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 随即，高福海宣布，自即刻起解散小分队，并隔离审查原小分队队长韩起科。所有原小分队成员集中学习，在说清楚自己跟“偷装电话机”和“殴打赵光等人”两件事的关系以前，不得离开学习班。当场，两名持枪警卫就把韩起科押走了。 韩起科提出，要带几本书走。高福海同意了。韩起科又提出，要单独跟高福海谈一谈再走。高福海说，没必要再单独谈了。他会派人来跟他谈话的。有话就跟他派出的人谈。韩起科说，必须单独谈，而且现在就得谈。如果不行。他就不走了。高福海说，你不走了？你还那么横？走不走，由得了你？韩起科说，对。我不走了。你就地把我毙了吧。高福海叫道，你以为我不敢毙你？韩起科说，您当然敢。这时，马桂花疯了一般地冲过来，揪住韩起科的衣襟，使劲地摇晃着，哭着喊着：“你吃错药了？踩着电门了？搭错哪根筋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你就活不了了？你平时怎么教育我们的？这时候你就给我们做这好榜样？！你还非逼着高场长下令向你开枪？这么些年，高场长对你多好啊。好好掂量掂量，你这糊涂蛋！二球货！愣头青！闭嘴吧！给我闭上你这张臭嘴！听到没有？我求求你了……”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 韩起科红起眼圈，也低下了头。 高福海默默地站了会儿，冲着两个场部机关的干事挥了挥手。那两个干事便带着持枪警卫和小分队的其他人上外头去了。马桂花要留下。高福海没答应。马桂花说，我得留下。高福海心烦地瞥了她一眼。她还是坚持道，我得留下。韩起科说，桂花，你走吧。我没吃错药，也没踩着电门，更没搭错哪根筋。你走吧，让我和高场长单独说一回话。这是我和高场长之间的事。你就别掺和了。相信我，我没吃错药。马桂花五内俱焚地看看高福海，又看了看韩起科，犹豫了一会儿，才没再坚持。 待马桂花走后，韩起科说：“高场长，别的事，我就先不说了。您隔离我多久，都是应该的。您要我做什么反省，检查，交代，我都会好好去做。我只是希望您别再跟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赵股长掺和在一块了。这些人……” 高福海立即打断他的话：“这不用你操心。” 韩起科忙说：“情况非常紧急。请您允许我先把话说完。” 高福海冷笑一声道：“情况怎么又紧急了？” 韩起科说：“如果整个地区一万多名知青和各大城市的支边青年都聚到咱冈古拉场部来，这事情就很难办啦。” 高福海说：“这跟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又有啥关系？一万名知青是冲着所谓的中央代表来的。” 韩起科说：“高场长，您还想不明白吗？要是真有所谓的中央代表，这可是件大事，上级党委和政府事先怎么会不通知您？冈古拉的最高负责人还是您啊！” 高福海问：“你打电话问过了，真没有中央代表这一码子事？” 韩起科说：“我在这儿正准备打电话问哩。但还没来得及打……” 高福海冷冷一笑道：“那你跟我扯什么蛋？” 韩起科说：“如果真有中央代表这样的事，就算上头组织不信任您，事先不给您通知，哈姐知道了，也一定会通知您的。但她给您通报了没有？没有吧？过去，比这小得多得多的事，她都知道给您通报。这回，要真有，她能不给您通报？” 高福海一愣。这话有道理啊。这两天他跟哈采英不还通了电话的吗？没听小哈说起这事啊。“要没这事，这消息怎么会传得那么邪乎？”他问。 “有人在添油加醋，扇阴风，点鬼火，撮弄知青起来闹事呗。” “你说谁呢？” “这还不明白吗？几十个知青和支边青年代表都聚在谁家里开黑会哩？” “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干吗要撮弄知青闹事？” “他俩两家的娃娃都是知青，都在咱场里。知青不闹事，他们的娃娃回得了北京、回得了省城吗？他们自己能离开冈古拉吗？” “你是说，他们是为了把自己和自己的娃娃弄回城市，所以在背后鼓捣着这些大城市的知青和支边青年起来闹事？” “我想不出别的理由来解释，像他们这么老资格的人，为什么要把知青召集到自己家里去开黑会。” “……”高福海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又问，“那……那你的意思是说，中央要派人来冈古拉……也是他们散布的谣言？” “这一点我不清楚。不敢乱说。” “搞不清楚这话的来源，就不能随便说朱副场长他们在煽动知青闹事。” “但现在也不能肯定，这谣言就一定不是他们散布的。” “你为什么那么恨他们？啊？为什么？” “他们心里压根儿就没有咱冈古拉。您看不出来？” “……”高福海颤栗了两下，不说话了。 “高场长……”韩起科急切地继续说道。 “别说了！”高福海突然恶狠狠地吼了一声。但韩起科觉得这场盼望已久的谈话好不容易才得以进行，谈到这儿，可以说才刚刚接触到一些要害；因此，无论如何，即便拼着命，付再大的代价，他也得把这层窗户纸继续给捅下去，直到完全捅破了为止。“高场长，请您允许我再说两句……”他真切地恳求道。高福海断然吼道：“我让你别说了！别说了！你听到没有？！！”他几乎再次要完全失控。他抄起那部依然还沾着韩起科血迹的电话机，差一点又要向韩起科的身上砸去。但这一回，也许是话机上的血迹给他了某种异样的刺激和提醒，使他在举起话机的最后一瞬间，忍住了，没再砸出去。但他整个颤栗的身子，抽搐的脸部肌肉，灼热而愤恨的目光和翕动哆嗦的嘴唇，以及像一只发怒的猫似的，整个都弓起的后背和绷紧的四肢，告诉韩起科，不能就眼前的这个话题，再跟他谈下了。 是的，不能再往下谈了。高福海不愿意听人说，他器重的人“心里压根儿就没有冈古拉”。他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就是不愿意听人跟他提及这一点。这就像一个明知自己快要死去的病人，不愿意听到耳旁总有人跟他唠叨，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一样。经过这么多年的苦苦挣扎，高福海觉得自己到底也没能搞好冈古拉，没能在各级领导跟前留下个好的印象。为此，他怨恨过这些领导，他甚至故意制造了并向外散布了“高福海拘押退伍军人”的消息，去刺激那些始终对他没有好感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在下边还会给大伙详细地交代原委和过程。）他知道自己这一生，不会再有大的起色了。已经定局了。他也认命了。现在有人千方百计地要离他而去，离冈古拉而去，他想责怪这些人，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和力气来责怪他们了。他甚至觉得自己都没有这个资格来责怪这些人。因为是他自己没这个能耐搞好冈古拉，没创造出好的条件来留住这些人的心。不管这些人为了离开他，离开冈古拉，使用了多么“卑劣”“恶俗”的手段，甚至……不惜把他说成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他都可以原谅……人嘛，本来就是个动物，说得再好听，都有自私和向恶的一面……他已经做了一切他能做的事。到此为止了。只能到此为止了。他本打算在有生之年，求个平和，只想着把小分队的这几十个娃娃调教得顺顺溜溜的，搁在自己身边，以保持住冈古拉不再出什么大事，也就够够的了……但没想到却是这么个结局……连自己调教了十几年的这个狗屁孩子也这么不听话，那么自有主张，那么地不给自己一点平静和安顺…… 他恨恨地看着韩起科。这种愤恨、怨恨中所包含的绝望，失望和无望，是韩起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这一刹那，韩起科好像突然闯进一片自己熟悉的敬若神明的原始森林。突然发现这片森林正在往天坑里倒塌。那一棵棵千百年的老树，发出震耳欲聋的咔嚓声，轰隆声，惊散无数的鸟群和兽群，升腾起一团团巨大的尘埃，一起东倒西歪地向几百米深处坠去…… 他觉得自己也在跟着坠落…… 他问自己，必须跟着一起坠落吗？ 他无法回答。他觉得头晕目眩。无所适从。心乱如麻。但又热血沸腾。他真想冲上冈古拉那面最高的大漫坡，冲着为黄尘和灰雾所弥漫的地平线，冲着那地平线上那几百万年前形 成的黑色岩层褶皱，冲着那在冬季里总要变得苍白无神的太阳和若有若无的天空，拉直了喉管，抻开了嗓门，大叫一声：“狗日的，你们到底想让我咋着嘛！我才十六岁啊……” 哦，我的狼群…… 我的冈古拉…… 为什么要倒塌呢？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百年之躯千年之躯去填那贪婪无底的天坑之缺呢？站住了。为什么不站住了？我的狼群。我的冈古拉…… 韩起科就这样，用一种同样怨恨的目光怔怔地回应着高福海的盯视。大约过了几分钟，地窝子门外传来一阵低哑的争执声。紧接着，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几位股长喝退了地窝子门口那些持枪警卫的阻拦，大步跑了进来。不一会儿，赵大疤也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赵大疤是来报告赵光和另一个小分队队员的伤情的，说他俩刚才突然昏迷，体症微弱，危在旦夕。请高福海批准动用场部惟一的那辆卡车，紧急把赵光等人送镇卫生院去抢救。朱、李等人则是请高福海去跟那几十位知青代表见面的。他们告诉高福海，一万多名知青和城市支边青年已经出发了。知青代表请高福海去商谈，那一万多名知青到冈古拉场部后，怎么安置他们。 “怎么安置？你们说怎么安置？你们不是已经跟这些代表在老朱家秘密嘀咕了好半天了吗？” “谁在那儿秘密嘀咕了？”朱副场长脸微微红起。 “反正不是我。”高福海冷冷一笑道。 “老高……大约有两千来人可能很快就要到了。随后那一万多名知青和支边青年都会到达。这时候再说这种气话，管啥用呢？归根到底，您是一把手，您不发话，我们不是啥也干不成吗？”李副场长劝道。 “你们还承认我是一把手？啊？黑陷阱都布好了，你们现在来找我这个一把手了，拽着我往里跳？”高福海瞪了他一眼。但这些带刺带棱角的话只是在心里咯愣咯愣地打了个转，并没说出口。他非常想斥责这二位一顿。但转念一想，这会儿确实不是跟谁怄气的时候，得抓紧时间先把这一万多名知青的事处理妥了，毕竟人命关天啊！便忍了忍，先给后勤上写了个条，让他们赶紧把卡车派给赵大疤，往大医院送赵光和另一个小分队队员；然后转过身来问朱、李：“那些知青代表还在你们家待着吗？”朱、李答：“还在。”高福海说：“那请你们二位赶紧跟他们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说中央要派人来冈古拉。能不能请他们给那些还没出发的同伴做做工作，千万不要轻信谣言，盲目往这儿涌。他们也都看到了，冈古拉场部这么一个跟挖耳勺似的小地方，别说安排吃住，就是给他们找个暖和地方干站着，也不可能。听说不少女知青还带着一两岁两三岁大的娃娃。这更不得了了……”“可他们一口咬定，中央已经派人过来了。”李副场长说道。“他咬定不行啊。我没得到通知啊。中央要派人上我这儿来，总得通知我吧？总得让我提前给中央来的人安排个吃住的地方吧？这么大的事，总不能搞突然袭击吧？这么个简单道理他们不懂？”高福海说道。“现在你说啥，他们都不会听进去的。他们一心想回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你们说咋办？”高福海厉声逼问。朱、李不作声了。高福海喘着，而且气着，呆站了一会儿，突然转过身来吩咐马桂花，马上给镇上打个电话，把这新情况报告给他们，并请示他们怎么办，最好请他们赶紧给各单位下死命令，让各单位派人到各交通道口拦截本单位后续还没出发的知青，“请他们千万别再往冈古拉来凑这份热闹了。”高福海恨恨地叫道，好像马桂花就是各单位那些还没出发的知青似的。马桂花愣怔了一下忙说：“这么重要的事，还是您自己跟镇领导说吧。我怕我……”高福海瞪她一眼道：“我懒得跟他们说话。这点事你都办不了，还有多大能耐？啊？”马桂花不敢再还嘴，只得乖乖地回场部去打电话了。这时，韩起科上前跟高福海提议道：“请别人打电话怕已经来不及了。还是我们自己派人上各道口去堵截。尤其是丫儿塔方向，来的人最多。可以请那些退伍军人出动，都穿上退伍前的军服，到道口去做那些知青的工作。解放军威望高，可能会起作用的。哪怕能减少一半的人进场部，咱们这儿的压力也会少多了……” “你脑子是进水了，还是怎么的？你把一半的人堵在场部外头，就算完事了？那戈壁滩上有你的招待所还是有你的家属院、大食堂？将来这些人冻死在场部外头的露天地里，就不是一件事了？你这是打的啥算盘？！出的啥馊主意？！”高福海训完了韩起科，让一名警卫把一直在门外待着的范东等人叫了进来，让他们赶紧通知全体小分队队员，到场部他的办公室集合。 “干啥呢？您不是已经宣布解散小分队了吗？”范东故意问道。 “范东！”高福海大声喝斥道。 范东似仍不甘心，对高福海说道：“如果您真觉得小分队在这关键时候还有点用，那就索性把起科的职务也恢复了吧。古话说，临阵换将，兵家大忌。” “范东！”高福海又大喝一声。 “高场长，我知道我不该再多嘴，但有句话我还是得当着所有在场领导的面说，在冈古拉没有比起科更听领导的话，更踏实肯干的了。他也许会给您出些馊主意，但是……但是……”没等范东把“但是”后面的话说出来，高福海已经倒背起手，带着朱、李等人向外走去了；快走到地窝子的口口子跟前了，忽然转身问韩起科：“是张建国那小子带人打了赵光？”韩起科说：“这事还得查实。”高福海说：“你赶紧把张建国给我交出来。”韩起科说：“俗话说，一个巴掌不响。这个架到底怎么打起来的，真还得问问双方当事人……”高福海却说道：“别跟我磨嘴皮子了。赶紧把张建国给我交出来。否则，不会有你的好。”然后，丢下两个持枪警卫，让他俩守住这地窝子，在韩起科交出张建国之前，不得让他随意离开这地窝子一步。 长途电话真是难要。一直要了一个多小时，马桂花才总算要通了镇政府总机，并最后要通了宋振和。宋振和耐着性子听马桂花把情况说完，什么话也不说，只是让她立即去把高福海找来说话。马桂花犹豫了一下，看看在一旁紧着对她摆手的高福海，只得说：“高……高场长病了……”宋振和口气强硬地说：“只要还没死，你都把他给我找来说话。告诉他，我这儿有重要的中央精神要给他传达。”马桂花立即对宋振和说道：“那好。您先别挂电话，我这就去找。”然后捂住送话器，低声把宋振和的话一字不落地告诉了高福海。高福海迟疑了一下，又故意待了几分钟，才拿起电话说：“宋镇长，找我？”宋振和连寒暄和挖苦的话都没说，直接就告诉高福海，中央的确派人来过问这一百多名退伍军人情况了，也已经知道这一万多名知青和支边青年的最新动向了。中央的口径是，各级组织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这一万多名知青不出一点事。至于退伍军人一事…… “退伍军人还有啥事儿？顾卓群不是已经给你们打了个报告么？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中央还冲什么退伍军人事件，往这儿派人？！这不是给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添乱嘛！”高福海不高兴地嘀咕道。 “你又在胡说些啥呢？都把牢骚发到谁头上去了？你高福海还有啥牢骚可发底？退伍军人这事儿，还不都是你闹底咧？！捅出这么大底一个窟窿，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的？”宋振和还从来没这么跟高福海发过火。高福海果然不作声了。这时闻讯赶来的张书记从宋振和手里把电话拿了过去，通报，据气象台预报，明后两天可能有雪，还可能是大雪，雪后普遍降温。降温幅度还相当大，可能会降到零下二十五六摄氏度左右。如果不能赶在大雪降温前及时疏散这一万多知青，后果就真的很难预料了。镇政府马上派人赶往冈古拉，协助高福海做好这疏散工作。“但是，万一赶不及，这疏散工作就完全得靠你自己了。老高啊，过去，我们之间产生过一些误会。有些剩余问题看来还没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和处置。我想，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对当前这件事的处理的。老同志了嘛……人命关天啊……”张书记最后语重心长地叮嘱道。 “不说那些狗屁话了！”高福海一下打断了他的话。语气的生硬和粗暴，把一直在一旁干待着的马桂花吓了一大跳。十年前，张书记那会儿还没到哈拉努里来当书记，只是县机关的一个普通秘书。那年，省地县三级组织决定再一次推荐高福海评选省劳模，派这位县委的主要笔杆子“张秘书”来冈古拉整理高福海的先进事迹。“张秘书”在收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冈古拉有严重的“瞒报黑地”现象。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多年来，冈古拉私自开垦和种植了数十公顷耕地，没有上报。作为一个省劳模，瞒产瞒地，当然是极严重的问题。高 福海忙向“张秘书”解释这些黑地的来历。他说，当时，因为各地闹“自然灾害”，但上面又不让下边减低单产指标。考虑到，秋后按这种不现实的单产指标上调粮食的话，冈古拉一多半的人就吃不上饭了。为了“临时解决本场职工干部的吃饭问题”，场党委才决定允许大伙在房前屋后种一点土豆苞谷之类的东西，以补充口粮的不足部分…… “高场长，我是刨土坷垃长大的。你瞒谁，也瞒不住我啊。房前屋后刨点地，能刨出几十公顷来？你把我当谁了？要不，咱们上一家家的房前屋后去丈量？你全场房前屋后这点边角地，撑死了，我给你这个数。”他说着伸出一个巴掌，来回翻倒了一下，表示“十公顷”。接着又说道，“那，还有六七十公顷呢？不会在各家各户的床上搁着吧？你们冈古拉小家小户的床也没那么大吧？”“张秘书”那会儿年轻气盛，说话做事，都跟扛完麦捆，留在汗衫肩膀头上的麦芒尖尖似的，扎得人浑身不自在。高福海只得承认，确实私下开了几大块完整的“黑地”种土豆了。但收下的土豆，也确实全当口粮按人头分到了全场职工嘴里去了。他说他记着账哩。你们可以查。我个人要多吃多占了一斤粮食，私分了一分卖粮款，就开除我党籍。“张秘书”让他把账本拿来，一一查清，记下数字，带回县里。两个月后，高福海就收到了一份通报批评，党内记过处分，责成他在当年的三级干部会上做公开检讨。从此以后，上头再也没有推荐过他去当劳模。他因此再也没当过劳模。这一点，高福海当然感到心疼，但还不是让他最痛心的。让他最痛心的是，县里做出决定，要他把私种黑地三年来收获的土豆，按十斤折一斤的算法，换算成麦子，全补交国库。冈古拉本来种麦子就不多，产量也不高。这么一来，在后三年里，冈古拉的人除了娃娃和病号，几乎全靠苞谷粉过日子了。全年，只在大年三十和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每家视人口多少，发三到五斤白面，包一顿饺子，蒸一屉白面馍馍，让全家人高兴一回。而那种高兴，激动，几乎又都凝固在一种让人心碎的静默中。当爷爷把第一个白面馍从热气腾腾的笼屉里拿给他最喜欢的小孙子的时候，全家人居然都会颤栗起来，那种从心底里涌出的喜悦，会让一个人几近崩溃而处于完全不知所措的境地……而第二天，在场部的商店门口，却总会有一些老职工，见到高福海，真心诚意地感谢他，感谢场党委，让他们过上了一个能有白面吃的节日。这时候，他真想狠狠地抽自己的一个大嘴巴，再躲到哪儿，捶胸顿足地大哭一场。当年秋后，他又下令开了几块“黑地”，索性将它们全种上麦子，并把收下的这些麦子全贴补到职工的口粮里。镇里县里知道后，居然也没把他怎么样。他们知道他跟他们犯上倔了。较上劲了。不再追究，并不是说那会儿政策已经变了，只是种黑地的单位和人太多，法不责众。那就睁只眼，闭只眼吧。当然，也就更不能给他“省劳模”称号了。他也逐渐地疏远了这方面的关系和冷淡了这方面的追求。只是每到五一劳动节前后，上头照例召集劳模们举行一些公开的宣传表彰活动，他或从报上见到，或从广播里听到，回想起当年的荣耀和喧哗，心里多少仍会有些郁闷和不平。后来，“张秘书”调到哈拉努里当副镇长。从副镇长到副书记，从副书记到这一回的临时党委书记，他俩从表面上看，相处得还挺好。每年入冬前，高福海都会托人给张书记捎一车最好的土豆去，再捎十五公斤最好的肉苁蓉干和几十斤黄羊肉。（冈古拉的大沙包上出产品质极好的野生肉苁蓉。这玩意儿，外观和颜色都像发育完好的男人阳具。数伏天，它们就那么一根根凸出在滚烫的茫茫大戈壁的沙包地上，显示着它那几乎可以说是无可压抑的生命力。据中医大夫说，它是一种极好的壮阳药物。）但谁都说，从发生“黑地事件”后，高福海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外表看，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不讲自制；而从内心来说，却一天比一天压抑，一天比一天不愿意走出冈古拉，不愿去接触外头的人，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这片完全属于他的高地上了…… 二十一、提前来的大雪 知青们如期集结了。所有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但仍没有阻挡住他们杂乱而异常顽强的脚步。同时，大雪也提前到来了…… ……知青们如期集结了。所有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但仍没能阻挡住他们杂乱而异常顽强的脚步。大雪甚至提前到来。只是最吓人的“大风降温”，暂时还没见踪影。下雪前的那个下午，整个气温还上升了好几度，风不动树不摇，灰沉沉的天空呆滞得就像场部邮政代办所小院里扔着的那辆破中巴车外壳儿。知青们一进场部，高福海就让场广播站反复播出寒流即将袭击冈古拉地区的预报，并出动所有的机关干部和小分队队员，在各知青群体头头们的协助下，往办公室、家属院、学校、库房、残破的地窝子里安置他们。先安置带娃娃的女知青，再安置病弱知青，最后把场部附近几个连队所有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菜窖、果品窖、羊圈牛棚马号全部腾出，也只容纳了五千来人。（猪圈实在太脏了，高福海没让人把知青往那儿安置。）这就是说，按最低的估算，也得有七千多人，今晚将要在露天地里过夜。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能把树冻裂的夜晚，人咋能受得了？！高福海在高音喇叭里反复劝说那些可能要在露天地里过夜的知青，尽快撤离冈古拉，即便先就近疏散到老乡公社牧场，也要找个地方躲一躲即将袭来的这场寒流。但是，感受着还在回暖的天气，星空晴朗闪烁，企盼着返城回家的浪漫温馨，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高音喇叭里发出的这“大风降温”警报。大部分知青表示，就是死，也要在冈古拉等着见“中央来的代表”。这个情况报到省委后，省委立即和已经到达省城的“中央来人”商量，改变中央工作组的行程，决定暂不去冈古拉了，改在哈拉努里镇接见知青和他们的代表。请知青立即争取时间，抢在寒流到来前，离开冈古拉。省委省政府也将组织大批车辆去半道上接运他们去哈拉努里镇。省委还通知民航，立即出动一架苏制伊尔十四飞机，把一名省委领导火速送到冈古拉，向知青们宣布“中央工作组”的这个决定和省委的应急措施。知青们这才开始相信，中央代表不会到冈古拉来了；也才开始相信，在突然转暖的天气背后，等待他们的，确确实实有可能是一场灭顶之祸的万世大劫难…… 其实这些知青也都在哈拉努里生活了这么些年了。只要冷静下来，他们是应该懂得，隆冬季节，天气突然不寻常地转暖，一般来说，总是预示着一场极残酷的寒流即将到来。既然中央来人已经答应在哈拉努里接见他们，他们为什么还要死赖在冈古拉呢？返航的伊尔十四把因一路劳累而迸发各种疾患，又发起高烧的十几个知青先行带走。几十分钟后，一部分知青也开始从陆上撤退。这时，天气还在继续回暖。进出场部的那条大车路上的积雪，在无数车马人的踩辗之下，居然极罕见地化解了。路面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冬日泛浆现象。雪水掺和着黏稠的泥浆，不断地有车马被陷在了路面上。没要得了多大会儿工夫，道路完全被堵上了。队伍撤退的步伐被迫停顿了下来。 “……告别狂热荒唐的青春年华，告别理想幻灭后的心灵火花，告别清醒时的绝望天涯，告别所有可以也应该告别的那一切豪言壮语，在向期盼的未来走去以前，最后再回过头来细细地看一看啊，看一看我亲爱的荒原，我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队伍中的数千知青，高举着早就准备好的横幅标语：“我们要见中央来的亲人”、“我们要回生我养我的故乡”，静静地唱着他们自己编创的“知青之歌”。 也有少数人坚持着不走。他们对大伙说，从冈古拉到哈拉努里，中间横着一块方圆好几百公里大的荒原哩。你能顶着这即将到来的狂风大雪，走出这片茫茫荒原吗？与其在“撤退逃跑”中丧命，还不如冻死在冈古拉，以向世人表示我们一定要返城的决心。他们狂呼乱叫，“中央工作组就在冈古拉！”“冈古拉领导把北京方面的人藏起来了！”“坚持啊。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最后的胜利就在这最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其实这少数人心里已经非常清楚，冈古拉没有中央工作组。这时，惟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快撤走这一万多条生命。但他们不愿意公开说出“撤”这个字来，更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这时最需要做的事，是组织大家“逃命”。我这一生，经历过多次类似这样的群众场面。理性的。非理性的。理性和非理性交织的。从理性走向非理性的。从非理性走向集体毁灭的……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前行不能没有“群众场面”。也不可能把每一个群众场面始终控制在理性的轨道上。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场面”，始终是考验一个政治家、考验一个领袖人物的良心和意志、信念和实践能力的试金石。但在很多次“群众场面”中，我痛感，总会有这样一些极少数的人，混在群众之中，在群众场面即将失去理智的关键时刻，以“群众领袖”自居，不惜拿大多数人的生命来做一己前程的基石，可以说是昧着良心地蓄意把火热的场面最终推导进毁灭的深渊。 不一会儿，歌声停止了。这些被堵在大路上的人群开始像活火山口里的岩浆一样，一部分在激烈地翻腾冒泡，不时发出尖厉的啸叫声和滚滚浓烟；另一部分则依然保持着可怕的灸人的沉默。而最后的爆发，显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就在这时候，有人又叫了一声：“下雪了！”紧接着，更多的人都感到自己的脸颊额头都被冰冷的东西灼着了。他们也叫喊了起来：“下雪了！”“下雪了！”随着叫喊声此起彼伏，漆黑一片的天空上果不其然纷纷扬扬地往下坠落更多的雪花。人群再次骚动了。这时，那几个喊叫得最为厉害的人便带着一部分人向外冲去。他们实际的目的是要赶在雪下大以前，走出冈古拉。这时他们想到了要“逃命”。但他们嘴里还在喊着最激进的口号：“走啊，去找中央工作组！”如果真的让他们带走这部分人，开始无目的地“逃窜”，其他人也会慌乱起来，向四下里一分散，势必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大灾难。这冰冷的夜晚，这伸手不见五指的荒原，这寒风凛冽的丛林，还有迷宫般向荒原腹地延伸的大干沟……那么，到明天天亮时分，您就四处去收尸吧……这么说，绝对不是在故弄玄虚，耸人听闻。别说现在天还没大亮，就是大亮了，只要你不是从小生长在冈古拉的，从小不是经常在这片荒野和戈壁上出没的，谁也没这个可能走出这片荒野戈壁。所以，当年设在冈古拉的监狱、劳改队，都不建围墙。甚至连铁丝网都不用拉。为什么？用不着啊。并不是这儿的犯人特别老实，都不想外逃，而是外逃的几乎没有一例成功的。不是渴死冻死饿死晒死或被狼群咬死在半道上，就是无奈之中，只得半死不活地挣扎着重新爬回大路上，在那儿垂头丧气地奄奄一息地等着来追逃的狱警，把自己拖回劳改分队…… 对于可能发生的“队伍溃散”局面，经验老到的高福海自然早已顾虑到了。他把两个连的武装值班民兵和小分队的全体成员都部署到了大车路的两侧，防止被堵在路上的知青向荒原上“溃散”。并且还做通了本场一些北京上海知青的工作，让他们顾全大局，去说服其他地方来的知青，此刻保持镇静，听从冈古拉领导的统一指挥。这些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毕竟难以维持长久，必须尽快疏通被堵的道路，让队伍走动起来，才能解决人群的焦躁和焦虑，才能防止由这种焦躁和焦虑可能引发的任何“爆炸局面”。 要疏通道路，就得改善道路泥泞的现状。改变泥泞的现状，通常的办法用砂石料垫路。但砂石料垫路，得用车辆去拉运。这会儿上哪儿找那么些卡车？就算能找来这么些车，这样的耗费，也不是高福海承担得起的。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至少要垫七八公里路面。而一卡车的砂石料卸下来，只能垫一两米两三米的路面。七八公里这得多少车砂石料？！！！这得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啊！！！但是，路必须垫起。这是一点都不能含糊的事情。这时，高福海想到了麦草。麦草不用化钱买，是自家现成的东西。麦草轻，是人都能抱得动。可以发动全场干部职工，甚至发动这些知青，去抱，去背，去驮，去搂，甚至还可以一面铺路，一面往前走。只要铺出这个七八公里，再往前去，那儿的路就有戈壁石在打底，基本不用再担心发生陷车陷马等让人恼火的问题了。 想到这里，高福海十分兴奋，立即在高音喇叭里向全场下达了搬运麦草垫路的命令。但命令下达不到一个小时，有人慌急慌忙地赶来报告说，有人在煽动老职工，反对动用这些麦草铺路。十几辆运麦草的车已经被他们拦截在大路上。双方嚷嚷着，几乎都要抄家伙打架了。 “是谁在捣乱？啊？是哪个混蛋东西？”高福海吼叫道。 “是……是……”来报告情况的人吞吞吐吐地，不敢明说。 “嚼烂你舌头了？”高福海焦急地催促道。 “是……是韩分队长……”那人说道。 “韩起科？！” 是的，韩起科反对动用麦草。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这点麦草是冈古拉畜群过冬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动不得。尤其是到开春时分，越冬饲草基本吃光了，那时又正值母羊产羔的关键时刻，如果再遭遇一场倒春寒，补不上饲料，不仅母羊小羊要死，其他牲口也会大批大批地因冻饿而倒毙。而农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畜牧业。畜群死亡，对于农场来说，就等于银行倒闭，就等于给全场干部发不了工资，等于场部卫生队没法进药，冈古拉的老人小孩生了病就没法抢救。而冈古拉已经有一年多没给大伙发工资了。再这么拖欠下去，怎么面对全场的干部职工？老话常说，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人哄牲口一时，牲口得哄人三年。这就是说，农业生产遭受重创，搞得好，一年后便可恢复元气，而畜牧业遭受重创，至少也得花三四年时间才能慢慢恢复起元气。而冈古拉又是一个经常发生倒春寒的地方。在这儿，一旦发生倒春寒，人们都用什么来给牲口补饲，来挽救畜群的性命呢？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麦草。 高福海立即让人把韩起科这狗屁孩子叫到他家。“你想干啥？”他指着韩起科的鼻子问。“场长……”韩起科刚想解释，高福海跳起来吼道：“现在要救这些知青的命！你知道不？”“我们的畜群咋办？”韩起科问。“你狗日的怎么那么混？是人重要，还是牲口重要？”“冈古拉的人算不算人？”韩起科再问。“这些知青支边青年也是冈古拉和哈拉努里的人嘛！”高福海大声说道。“他们现在不是了。他们要走了。他们要离开冈古拉，离开哈拉努里了。他们不愿做这儿的老百姓了。他们心里没有我们冈古拉，我们为什么要用冈古拉老百姓的命去换这样一群死活也闹着要离开这儿的人的命？为什么？”韩起科的眼睛里突然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 “为什么？这是命令！”高福海再次大声吼叫。 “命令？这些下命令的人太可笑了……”韩起科苍白起脸色，突然冷笑了一声。 “你说谁可笑？” “我说这命令可笑！”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说这命令太可笑了！” “啪”地一声巨响，高福海胀红了脸，用尽全力，抡起胳膊，狠狠地抽了韩起科一个大嘴巴子。所有在场的人——马桂花，范东，张建国、孟在军，还有通信班的两个小战士，全愣怔住了。韩起科似乎已经料想会有这结局的，只是略略地摇晃了一下，木木地看了看高福海，甚至都没有去摸一下立刻肿起的脸颊，然后……然后，就转过身，慢慢地向大门外走去了。他不想说任何话了。他知道，说也无用。 “韩起科！”高福海冲着他的背影大叫了一声。 “……”他站住了。一动不动。但只是用背对着高福海。 “你咋回事？啊？”高福海大步走到他面前，问。“到底咋回事？啊？中央和省委的命令。一万两千条人命。你想啥呢？你脑袋瓜里是进虫子了，还是进水了？” “……”韩起科不作声。 这时，高福海突然抓住韩起科的胳膊，用力一拉，让他转过身来面对着自己，而后对他低声说道：“他们要走，是因为我们没把冈古拉搞好，是我们没本事……明白吗？别再跟人置这个气了。他们本来就不属于冈古拉。让他们走吧！明白不？千万别再截留拉运麦草的车子了。啊？” 听到从来不会低头认错的高福海，居然说出这样近似恳求的话来，韩起科心里一下涌起一股酸热，抬起头认真地看了高福海一眼，脸一下胀得通红，整个人都发愣了似的呆站了一会儿，而后突然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大步走出高福海大屋。高福海以为自己已经把他说服了，还真松下了一口气。因为他太清楚了，这狗屁孩子要真犯起倔来，是什么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但他万万没想到，大约只过了几十分钟，又有人冲也似的跑过来，大声报告道，不好了，韩分队长把麦草点着了，大火烧起来了…… 高福海脑袋一蒙，也一惊，忙问：“谁……谁点着了麦草？” 那人刷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道：“是……是……是韩分队长啊。真不知道他到底咋弄的。他还往麦草上洒煤油。洒……洒……洒了煤油啊……”那人一边说着，一边急得双脚直跳，两行眼泪同时便哗哗地直往下流淌。 是的，韩起科走出高福海家门后，就去放了一把火，烧掉了刚铺起的麦草路。他听完高福海的解释，确实点了一下头。但他的这个“点头”，并不表明他赞同高福海的观点。其实那会儿，他似听非听着，一边在听高福海说，一边却在跟自己的内心商量着什么。经过这几天的思考，他要做一个最后的判断，下一个最后的决心。这个“点头”，其实是在跟自己点头。表明他的思考结束了，可以产生一个最后的判断了。这个最后的判断，滋生了一种最后的绝望。这个最后的绝望产生了一个最后的决心。这个绝望，这个决心，催成一个最后的行动：他要烧掉这条麦草路。走出高家后，他在雪地上默默地站了会儿。这时候气温已经开始下降，风势也逐渐转大。他觉得浑身燥热，解开最后几粒大衣扣子，上库房里找出一大桶煤油，向铺路的人群走去。一边走，一边向刚铺起来的那七八百米麦草路上洒煤油。大伙起先不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后来见他点火烧着了这条路，都傻呆着了。他又往好几辆驮运麦草的大车上洒了煤油，然后，用一卷同样蘸过煤油的旧报纸，把大车上的麦草引燃。火势借着风势，风势和火势又催赶着惊吓了的马匹；马匹们拉着着了火的大车，在几千名惊慌失措的人群中狂奔乱跑，就像十几个在人群中正在连锁爆炸，又在迅速游走移动的火药桶。这样燃起的一场大火，引发的一场混乱，没法不产生巨大的祸害。事后统计，一共烧坏、踩坏、摔坏三十七人。其中有十九名是各单位来的知青。八男，十一女。还有两个知青的娃娃；其余为本场职工家属娃娃，伤势也都比较严重，造成了一起当时全国最严重的“伤害知青事故”。当天，这事故就报到了北京。最高方面立即下达了三点指示：一、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特别是要确保受伤的知青和他们的孩子一个不死。二、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者。从快从重惩办肇事人。三、此事不得见报。 二十二、这些都是迷 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韩起科就被捕了。捕前，他失踪了几小时。没人知道，这几小时里他到底去了哪儿，又去干了些什么。也没人知道，那天他到底为什么要烧这样一把火，造成那么大的祸害……我再次见到他，已是多年后的某一天了。也就是说，是他刑满释放后的某一天…… 大火烧起来的那一刻，我不在现场。我早已从那个大地窝子里回到了学校。大地窝子里发生的那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一直睡不着。高福海和韩起科这两个人的面容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烁，回旋。我自以为已经开始熟悉这二人了，在经历了大地窝子那一幕以后，我才觉出，这二人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自己依然不了解他们。跟他们依然隔着好几层。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诧异，忐忑，惊骇，又好奇……后来就恍惚地听到了那大火的啸叫，那燃烧中的树木在噼噼啪啪地开裂，倾倒；还听到了慌乱中的人呼马嘶。等我赶到火场，天色已经微微转蓝，火也早已熄灭。整个火场在灰白色的曙光里，冒着一绺绺浅淡的青烟。没受伤的知青正慌忙地抬起受伤的知青，往场部卫生队送。路旁地头林带空地间，到处都遗落着鞋子帽子背包水壶大衣之类的东西。还有烧残的大车排子和撞坏的架子车轱辘。事故发生的第二天，韩起科就被捕了。捕前，他失踪了几小时。没人知道，这几小时里他到底去了哪儿，又去干了些什么。也没人知道，那天他到底搭错了哪根筋，居然会干出如此荒唐而又“残忍”的事情。失踪前，他好像来找过我。当时，我睡着了。在火场上忙了整整一天，接着又开了大半宿的事故分析总结会，人整个儿都累劈了。回到宿舍，脑袋刚挨着枕头，就呼呼地睡死过去了。睡梦中觉得有人在敲门。但我实在睁不开眼，手脚也酥软得一点都动弹不成。第二天，我悄悄地问小分队的人，昨晚你们谁来敲过我门了。他们全说没有。这样，我认定，敲门的就是韩起科。我想，这时间他来找我，一定感到自己走投无路了，一定是有什么“后事”要托付。也许还会告诉我一些平日里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事情。我怎么偏偏就在这时间睡死了呢？假如没睡得那么死，韩起科一敲门，我就醒了。在他最需要人帮他一把的时候，我能接待他一下，给他一点心理的安慰，或别的支持，后来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像现实中发生的那样让人痛心了。多少年来，我真的非常怨恨自己，也非常后悔…… ……立即逮捕韩起科的命令最早是传达给朱副场长的。（事情发生后，高福海完全病倒了。也可以说，精神上完全垮了。上头便责成朱副场长暂时代理他的职务，主持冈古拉的全面工作。）朱副场长担心小分队的人裹乱，在执行逮捕令前，派人先把小分队的人全都看管了起来。（考虑到那两个基干武装民兵连的人跟韩起科和小分队都比较熟识，他都没敢使用他们，而是调用了那批退伍军人来执行这个任务。）而后就发现，韩起科失踪了。找遍了整个场部，也不见他的踪迹。四处都可以见到他的脚印，但就是不见他这人。于是，没多会儿工夫，谣言四起。有的说，韩起科这狗屁孩子性子硬，就是死，他也绝对不会让人把自己抓走去坐牢的。很可能自杀了。上他的“诞生之地”第十七棵黑杨树跟前“抹脖子上吊”去了。（后来，追捕的人确实也在那棵黑杨树下发现了他的脚印。但没见“尸体”。）多数人却认为，他可能是去找他那些“狼妈妈”了。死了心的他，对冈古拉，对周围的这些“人”完全失去了“信心”。他想离开。一去不再回头了。甚至有人说，天亮前那一刻工夫，他们看到有一群老狼在他住的那口泉眼儿那儿转悠了老半天。他们还看到，韩起科那间小木屋的窗户子里当时还亮着灯。随后，灯灭了，狼群也不见了。他们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酷似韩起科的年轻人，背着一个包，随着狼群快速地消失在高地东侧那片起伏不止的大沙包里…… 仅仅过了几小时，人们看到，高地上的那两间小木屋突然起火了。冲天蹿出的火焰足有二三十米高。朱副场长得到此报告，涌上他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小子畏罪自焚了？忙带十来个退伍军人，带着轻武器，赶到高地上，却在那这两间正燃得炽烈的小木屋跟前，发现了韩起科。他默默地站在那儿，似乎正等着他们来抓他。当时，朱副场长等人还不敢靠近他。他们知道这小子的厉害。那些退伍军人端着枪，在他身后一二十米的地方，警觉地监视着他。他好像压根儿就不知道身后有人似的，只是一动不动地冲着那熊熊大火发愣。木屋渐渐地在火焰中垮塌。飞舞的火星子像镏金的小精灵，点缀着整个天空。火焰随后就暗淡了，缩回到那暗红色的灰烬中。他这才颤栗了一下，慢慢转过身来。人们发现，他已经把自己的双手捆上了。是他自己捆上的，还是谁帮着捆上的，那就没人知道了。反正人们从正面看到他时，他的双手已经是捆着的了。用一根黑白相间的羊毛绳捆起。这是生活在高地荒原上的牧人常用的一种绳子。然后，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两间完全烧毁了的小木屋，平静地向朱副场长和那些持枪的退伍军人们走了过去…… 后来在法院内部，关于他这个“自捆待捕”情节，算不算“投案自首”，量刑时要不要酌情减轻，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另一个引发争论的问题是：到底是按成年人来判他，还是按未成年人来判。在冈古拉，有一部分人非常恨他，说，从这小子一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绝对超过十八周岁了，这个没人搞得清他身世的浑蛋小子肯定一直在“装嫩”，现在就得“剥开他画皮”，还他“原形原貌”，按成人来重判。不狠狠判他一家伙，“不足以平民愤”。但多数冈古拉人的心情却十分复杂。他们说，他是他们眼瞅着一点点长起来的。怎么算，今年也不满十七周岁。以往的许多事，全怪罪到一个娃娃身上，是不公平的。纵火伤人，当然应该惩罚，但他纵火的动机和诱因始终没查清。考虑到，他还“未成年”，还是应该从轻发落。但说归说，法律看重的是证据。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来证实他的出生年月。在那个人人都有一份绝密档案的年代里，去查档的审判员发现，他居然没有档案。审判员们去找高福海。高福海也愣住了，说，他没档案？不可能不可能……后来，再想了想，又说，可能的。可能的……唉……是的，那时谁也没想到过，还应该为他建一份档案。就像从来不会有人想到要为冈古拉的哪一座沙丘、哪一片黑杨林、哪一条干沟、哪一个旱獭洞、哪一片天空……建一份档案一样。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狗屁孩子就跟这些沙丘、黑杨林、干沟、旱獭洞和天空一样，既不用问其来历，也不用考察其去向，更不用记载他的活动轨迹，他与生俱来就是属于冈古拉，最后也一定会归寂于冈古拉…… 在庭审中，他消瘦得厉害。他认罪。特别是当法警向他出示那几个被严重烧伤的孩子的照片时，他流泪了。但是他怎么也不回答这么一个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放这一把火？”马桂花的父亲马立安找法院认真地谈过一次，他认为，这孩子一直生活在高福海身边，受其左右。而高福海，很多年来由于身处特殊环境，心态失常，情绪失控，也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孩子的心态和情绪。纵火行为是这孩子在突发的精神失常状态下发生的。希望法庭充分考虑这一点，给于减轻或免于刑事处分。审判员们也找韩起科本人谈过。（当时还没有律师辩护一说。）法院要为他做一次“精神疾病”方面的检查，如果能确认他的神经不正常，那么，量刑时就可酌情考虑了。但遭到他断然拒绝。他说，我放火时是清醒的。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我是正常人。审判员说，正常不正常，你说了不算，我们说了也不算，得由精神病大夫说了才算。这是对你负责。他说，我是正常人。我不需要这种检查。所有那些说我、说高场长神经不正常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审判员说，如果你坚决不接受检查，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常人，那我们就要按正常人来判你了。你考虑过这个后果没有？他浑身颤栗着答道，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不管我做错过什么，还是做对了什么，在做的时候，我都是正常人。 “那你倒是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要放这一把火？”审判员又问。 “我已经说过多次，我不能回答你们这个问题。”他继续颤栗着答道。 “你说你是正常人，你为什么就不能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审判员再问。 “正因为我是正常人，我才不回答你们的这个问题。”他惨惨地一笑，答道。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一个审判员忍不住地训斥道。 “如果您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也没办法。”他答道，并低下了头去。 “那好吧，你就等着最后宣判吧。”审判员和书记员们收拾起卷宗，板着脸走了。 最后，法庭采纳了冈古拉几十位老人的“证言”，以十七周岁未成年来考虑他的量刑问题。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宣判后，他没上诉。我再次见到他，已是他刑满释放后的事了。在他服刑的那些年里，我曾驱车长途跋涉好几百公里，去他待过的一个劳改场所看望他。他不见。宣判后，由看守所押往劳改队服刑前，马桂花带领原小分队队员特地来给他“送行”。他也不见。病重的高福海多次托人给服刑的他送去吃的穿的，他全都退还了。甚至都不愿留在冈古拉的劳改队里服刑。十年后，我问过他，当时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冈古拉服刑，也不愿见我们这些熟人？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只说了一句话：“我想……那样……那样也许更合适一些吧……大概是更合适一些吧……”为什么那样更合适一些，他还是不肯细说。 韩起科实际上只服了八年刑。他是提前两年获释的。再次见到他时，他已获释好长一段时间了。八九年里，他始终拒绝面见任何熟人。我完全想不到，那天他居然还会主动来找我。那时，哈拉努里已经升格儿建市。我也早已回到哈拉努里，并且在新建的哈拉努里市市委担任副书记一职，也快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那天，快到中午时分，市委秘书科的一位副科长匆匆给我送一份第二天某个会议上要用的讲话稿，偶尔谈起，近来国企职工上访增多，市委市府信访办，甚至包括法院检察院的信访办都有些穷于应付。“现在但凡是个人，有屁大点儿事，都想直接找市委市府领导解决问题。都把领导当成啥了嘛？”副科长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前天还有个叫韩起科的家伙指名道姓要见您。传达室底同志跟他要身份证明手续，他哆嗦半天咧，您猜一下，最后他拿出一个啥证明来咧呢？刑满释放证。唉呀呀，唉呀呀，原来是个刚出大狱底刑满释放分子哩。连这样底人一张嘴，也要见市委底主要领导咧哩。这风气，您说……您说这风气，咋弄弄嘛……唉……”我没跟这位副科长多说什么，打发他走了后，先给传达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通知所有值班人员，以后但凡一个叫“韩起科”的人再来找，务必让他上楼来见我。我又给市公安局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尽快替我在全市范围内，寻找“韩起科”。但连续找了两天，找遍了市内各收容所、大小旅馆、车站，最后甚至找到市看守所里，也都没找见。 说实话，这八九年里，由于数次被韩起科拒见，碰了几回不软不硬的钉子，我就再没去探望过他了。不去，不光是不想再去碰这根“钉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年，全社会都在发生一系列超乎常人想象的急剧变化。夸张一点说，这些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年前还被认为是非常“反动”“可怕”的事情，一年后也许就成了非常“时髦”“得体”的“新生事物”了。昨天还只能偷偷地在暗处操作的事，今天也许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进行宣扬了。那边邓丽君的音带刚运进大陆，这边的李谷一便开始大红大紫。当大洋那边台球桌旁进行的依然是一项百年沿袭的绅士运动时，这边的台球桌已经迅速铺到了穷乡僻壤，连哈拉努里灰尘扑扑的街道旁，小棚子下烤羊肉串的炉子边，都支上了歪着腿的台球桌；而围着台球桌转的，往往是一些叼着烟卷、光着膀子的“痞爷”。第一批拥有私人摩托车的人纷纷因交通事故而伤亡，第一批因炒股而成为百万富翁新星的人转瞬间一个个销声匿迹，第一批因资本运作而成为亿万富翁的人相继在香港落马，第一批下岗的老工人离退休的老干部茫茫然中仍然坚定地寄希望于那不变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同样不变的，是这样一些关键词：“金融街”“高速公路”“超市”“托福”“双规”“it”“ip”和“mm”“ceo”……人们时时都在惊喜、诧异、困惑、忐忑、焦虑之中，忙着适应这不断袭来的新变化，并且给自己给社会争取一份越来越多的新变化。我自不能例外。也不敢例外。更不甘例外。谁要不能抓住这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赶紧变化，就会被这几乎再不会逆转的变化淘汰。在这严酷的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我当然不可能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一个已然入狱了的“劳改犯”身上，我想这应该是谁都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在那一个时间段里有意地去“疏远”那位韩起科，那就是：当时我已经娶马桂花为妻了。 马桂花一直喜欢着韩起科。（我不知道对于那个年代的十六七岁的少年，能不能用“暗恋”这样的说法。假如说，暗自喜欢，暗自崇敬，暗自关怀，暗自思念，也就是现如今说的“暗恋”，那么，我要坦率地说，当时还不满十七岁的马桂花一直在“暗恋”着同样还不满十七岁的韩起科。）虽然从当时的各种迹象来看，韩起科从来也没有把马桂花当作自己的什么人，从来也没对马桂花有过任何感情方面的表示或暗示，但在冈古拉，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将来的日子里，他俩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如果不是发生了纵火事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他俩日后是一定会成为两口子的。这几乎也是冈古拉大多数人的愿望。现在我把马桂花娶到了手，以我现在的身分和地位，不会有人认为不应该，不合理。也许更多的人会认为，在“韩起科之后”，由我来娶马桂花，应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一件事，也是“不幸中万幸”的一件事。应该说，我娶马桂花是堂堂正正的，即便去见韩起科，我也没什么张不开嘴，说不出口，抬不起头的。但是……但是……说真的，自从娶了马桂花，我心态上总有那么一种“乘人之危”“夺人所爱”，不好意思再去见韩起科的感觉，特别是这两年，和马桂花一起生活得远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和和谐，甚至越来越生分，越来越疏离，别扭，我为此也越来越苦恼，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为此，我也在尽量回避再见到冈古拉的那些老朋友，尽量不让自己去回想那段在冈古拉的生活。自然因此也就渐渐地淡化了要去看望韩起科的念头。即便时不时地也会偶尔地想起冈古拉，想起韩起科，那也只是一闪念的事情，也只是在计算，哦，他还在服刑，已经劳改多少年了，刑期还剩多少…… 八九年都不肯见人，这一回却主动上门来求见。干吗？是来找我为他“平反”？不会的。他是个明白人。他应该知道，当时只判他十年刑，还是算“宽大”的了，还是基于当时他“未成年”，也因为内部有人帮他说话，为他斡旋，（在最后关口，高福海上下找了不少人，做了不少工作。）甚至那些被烧伤了的知青，也都为他向公检法部门递交了请求信，“希望从轻发落这个一时感情冲动的娃娃”。审判委员会合议该案时，也慎重考虑到了事情的发生，有它的特殊性，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大环境之中”造成的，经请示批准，才做出了这个从轻判决的结果。否则的话，以故意纵火、烧伤几十人，恶意破坏中央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战略部署罪论处，从重从快，他是必死无疑。更惶论“平反”？！！ 那么，是来找我给他安排工作的？这倒不是没有可能。但我想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依我多年前对他的认识和感觉，这小子身上有一点东西，和高福海极其相似，那就是自卑和傲慢共生，谨慎和冲动并存。这一种特质，我们有时从其他人身上也能发现一二。但从没像这二人那么典型和强烈。这二人内心的“自卑”是用“傲慢”的形式外在出来的，而长期谨慎压抑的结果，往往又以极度的冲动来对自己进行反拨，并以此画上一个个扭曲变形的句号。也许十年的大狱生活，能把他“炼”得实在一些，世俗一些？也学会了要利用“关系”来给自己谋一点眼前的实利？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吃饭问题”“生存问题”来找我，我想这是没什么可责备的。把我放到这个处境里，我想我也会这么干的。因此，只要他提出，我想在可能的范围里，我会为他做一点事情的。我甚至还为此做了点准备，找过一两个街道社区的主管干部，打听在哈拉努里市内，有哪些单位愿意接收这样一类刑满释放的年轻人。但到末了，我还是相信，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一回，一定会有什么比他个人的“吃饭问题”“生存问题”更重大一些的原因，促使他来找我…… 这狗屁孩子的突然出现，骤然间使我又走近了那个对于我来说已然远去了的“冈古拉”，让我的内心又渐渐变得不平静起来…… 几天后，市公安局的领导告诉我，他们找到韩起科了。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是在臭名昭著的“灰鸭嘴村”里找到他的。 “灰鸭嘴村”位于哈拉努里西南方，离市区约四十来公里。上个世纪初，一个由英法两国探险家组成的探险队很偶然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蕴藏量巨大、而且埋藏很浅、极便于开采的优质无烟煤矿，名噪一时。当时在那儿云集过数千矿工和矿主。“灰鸭嘴”也因此成了当时东亚少见的大型煤碳生产基地。但由于当年开矿技术落后，矿主素质很差，管理极其混乱，地下煤层突发自燃，酿成一时无法控制的地下大火，矿井纷纷报废。这场大火在地下一直燃烧了近百年，烧到今天。方圆十数平方公里内，地面都是烫的。几乎所有的地缝里都在往外嘶嘶地喷射着一绺绺黄白色的烟气。大地被熏成了焦黄褐红色。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硫磺味儿。区域内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不是枯萎了，便是逃离了，只剩下寂静不动的天空和远山，死死地守护着它。因此，无论是离远了看，还是走近了看，它都给你一种极恐怖的感觉，跟个魔鬼峡谷似的。前些年，有人发现可以用电解的方法，从这些被熏黄蒸红了的土壤中（他们称之为“铝矾土”），提炼出高品质的铝来。一度又招来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矿主和从业者。但不久又发现，在无法解决能源的情况下，耗电量巨大的电解法，绝对只是纸上谈兵墙上画饼的事。于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矿主和业者又一窝蜂似的撤走了，只留下一片片简陋低矮的棚棚子和土屋。其中最大的一个聚居区，就是现在被人称为“灰鸭嘴村”的群落。现在，惟有这个“群落”里还居住着来历不明、身份不一的一二百户“人家”。（据说这一两年间，已发展到五六百户好几千人的规模了。）这些人，你可以认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盲流，新乞丐，新的犯罪团伙和新的“超生游击队”……但你却什么把柄也拿不住他们。这些人以灰鸭嘴村为依托，以收购废旧物品为名义，辐射周围各个城镇、矿山、油田，农场，做着他们或谋财不害命，或谋财也害命的勾当，成为威胁这地区社会治安的最大一块“毒瘤”。据说近来有人还谋划着在“村子”里开设时尚的“美容院”和“桑拿休闲中心”，正在招收各种各样的按摩技师和陪伺女郎，还想在那儿正经火火地经营一把…… 韩起科怎么会在那儿落脚？他在那儿干啥？市局的同志提议，如果我一定要去灰鸭嘴村，出于安全的考虑，能否由他们派人先去把这个“韩起科”的背景搞搞清楚，或者干脆把他弄到市里来见我。我断然拒绝了。我早就想去那鬼地方瞧瞧。兴师动众的，总不是好办法。我只是让他们把韩起科在那“村子”里的确切住址搞准了，第二天上午，顺延了原定所有的日程，自己一个人开着一辆丰田“巡洋舰”，独自去了“灰鸭嘴村”。 二十三、灰鸭嘴村 那是夏日里一个晴朗的上午。灰鸭嘴村以它独有的宁静和悠闲，独有的杂乱和不规则，独有的警觉和热情，迎接了我。 那是夏日里一个晴朗的上午。我驾驶着老坦克似的丰田“巡洋舰”缓缓驰进“灰鸭嘴村”。除了一地爽朗的阳光，阳光下汩汩流淌的污水，堆积如山的废旧钢铁，（一多半是偷盗来的，）同样堆积如山的废旧酒瓶，十几条栓在桩子上的恶狗，几十只闲散的白色来杭鸡，空气中消散不去的一丝淡淡的硫磺味，我几乎没看到一个活人，也没有看到一棵活着的树。后来便看到了女人。好几个。这也让我大为意外。我想，在这儿我应该先看到三五成群，贼眉鼠眼的狗男人。但我却先看到了一些平平常常的女人。神情很平和的女人，很平和地出入各自的门洞。也有个别的，中年以上了，却打扮得十分俗艳，眼神却十分阴沉。然后我在一些篱笆墙的拐角处，看到了几辆或新或旧的跃进牌卡车和桑塔纳轿车。在一个空场上还看到了一大堆报废的旧车。在那儿，我才看到了孩子。一群很脏，或不太脏的孩子，把我领到了韩起科住的那间土屋前。 （后来我才知道，当前这个“村”离真正的火区，还有三四公里路。） 这间用土块垒成的屋子进深足有六七米吧。从光线耀眼、又特别晒人、没有一点绿色的室外一下走进屋里，既觉得异常地凉爽，又觉得相当的阴暗。我必须呆站一会儿，让瞳孔慢慢放大了，才能适应这屋里的亮度，然后才看清，屋里并没有人。我忙转过身，迟疑着正要责问那几个领路的小娃娃，却看到两三个大汉型的男人急匆匆走了进来。 “是顾书记吗？”发问的，是其中一位。这家伙相比其他几位来说，个头较为矮小。留个平头。白衬衣很旧。蓝长裤很皱。黑布鞋却挺干净。如果他就是韩起科，那这十年间他起码长高了有二十多厘米。过去稍带些稚气的圆形脸庞，则完全长成了成年男子那种棱角极分明的国字形。皮肤虽然粗糙，黝黑，但目光的闪烁间还是显露出一点应有的精明和精到。 “韩起科？”我看定了他，迟迟疑疑地问。 “不。我不是。”那汉子忙歉疚地说道，“起科原先在这屋里住来着。这些日子他一直病着。烧得还怪狠底咧哩。我把他挪我屋里去了。刚才看到‘巡洋舰’哩，都猜是你来了咧。他赶紧让我们来接你。”做一番简短的解释，他们几人匆匆领我去看韩起科。而韩起科现在待着的那屋，正是我进“村”后，最早看到有女人进出的那个屋。那女人来给我沏茶时，我问韩起科：“你妻子？”韩起科忙笑道：“又错了。那是我嫂子。”他指着那个穿白衬衣蓝裤子的汉子笑道：“她跟他才是两口子。书记乱点鸳鸯谱，不怕闹出人命案哩？”在场的那几个大汉都怯怯地跟着笑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哥”，是韩起科服刑时的“难友”。他们在同一间号子里住了三四年。韩起科实际上只服了五年刑，就被假释。（这件事上，很可能高福海再一次起了作用。当然，韩起科自己在狱中优异的表现，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宣布他假释，让他回冈古拉。他却怎么也不肯走，非要留在监狱里。“这世界上还真没见过你这一号‘蠢猪’！”监狱管理局的领导和直接管辖韩起科的那位分监区长着实恼火了一把，“你小子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人牵着不走，鬼拽着飞跑咧！”但骂归骂，上自监狱长分监区长，下到区队长、管教，以致那些狱警，都挺喜欢这个韩起科。同一号子里的犯人也都挺服他。再说，也都知道他是个没家可去的孤儿。当时狱中正掀起学习文化的新高潮，正缺文化教员哩，就把他留下了。一直到第八年年尾，扣去减去的刑期，他才带着刑满释放证明，正式离开了监狱…… “你出来已经快两年了？”我不无惊讶地问。 “是的。” “那你怎么才来找我们？” “……”他默默地苦笑了一下，没回答。 “成家了没有？”我又问。 “咋说呢？有过女人，又散伙了。” “是吗？你小子还挺赶潮流，短短两年里，啥滋味都尝了，一点没耽误，都赶上当今最前卫的那伙年轻人了。” “……”他又苦笑了一下，不说话了。这时候，屋里只剩下我跟他两人了。看到我俩要说话，那几个大汉都挺自觉，悄悄地撤了，连那个“嫂子”，都不在屋里待着了。而且那几个大汉一出去，便在屋子周围主动设下了“警戒哨”，不让村子里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靠近这屋来打扰我俩谈话。看起来，这狗屁孩子坐牢出来后，在这“村”里还挺有点“人望”。 “没想到你在这儿还挺有威信。这两年一直在这儿住着？”我笑着问道。 “哪里啊。也就是偶尔过来玩两天……” “那你这两年都在哪儿待着了？” “哪儿都去了……满世界挣命呗……”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怎么？这两年过得不顺？” “……”他沉默了。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反问，“这两年，您遇到有过得很顺的人吗？”他问得很尖刻，但语气中却不带一点怨恨，仿佛只是在求证一个公理。这倒让我感到十分的诧异，甚至多少有些为之感动。以他这些年的经历，居然能不怨恨，还能保持一种清醒和冷静，保持一种必要的尖刻，实在难得。忽然间，我觉得他此刻的神情特别像一个人。像谁呢？马桂花的父亲马立安，像那位“圣徒”？知青返城后的几年间，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赵大疤那样的，过去被责罚到遥远的冈古拉来的干部，都回到了他们原先生活的大城市。马立安也回去了。但不久，就病故了。得知他病故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在那么艰难困苦的冈古拉，两眼仍能灼灼放光的他，回到老家，过上了条件优越许多倍的生活，怎么就突然病故了呢？父亲病故，对马桂花的打击特别大。当时她已经跟我结婚了。我明显感到她精神状态的变化，变得沉闷许多。她告诉我，有两个人，一直是她这一生精神上的支撑。这头一位的，就是她这位父亲了。“另一位是谁？”我问。“是……是……”她吞吞吐吐地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是“高场长”，说着，脸还微微地红了起来。我知道，她说的不是真话。她是想说“韩起科”的。她觉得当着我的面，不能这么说。她不能那么刻薄，也不愿意那么“刻薄”。 ……默坐了一会儿，韩起科才说道：“您的时间宝贵，咱们不说那些无聊的事了。那天我上市委大楼找您，其实也没什么多么了不得的事，就是……就是想跟您打听一下高场长的情况。听说他报病危了……” “高场长病危了？”我吃了一惊。我还真不知道这消息。 “您不知道？”他似乎有些不相信我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真不知道。” “马……马桂花她没跟您说？她应该知道这事。她跟高场长、范东、赵光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哩。” “她没跟我说。” 他的眉尖突然抖动了一下，并抬起眼睑，闪电般地瞟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打量我是否在说真话。我发现，这个下意识的质疑的神情，在这次时间不长的见面过程中，多次在他脸上闪现。可以看出，在下意识中，他总在警惕谈话的对手，戒备着谈话对手，警惕戒备对手是否在跟他说假话，是否在欺骗他。我想这应该是这八九年监狱生活在他心灵上烙下的痕迹之一吧？这在从前那个“韩起科”身上，是从来也不可能发生的。那时的“韩起科”，怎么可能会让自己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无效猜疑和戒备的被动境地呢？那个时候，他那么自信，总是认为跟他打交道的人都会跟他说真话。他也确信，他们谁也不敢欺骗他，也不敢对他说假话。 “我就是想打听一下高场长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您让马桂花给我打个电话。我暂时还没有固定的住地。不过您让她打这两个电话，他们都会及时通知我的。”说着，他从身后撕下一片糊墙的旧报纸，写上两个电话号码，递给我。我掏出我那本棕色小牛皮封面的《diary planner》,让他把那两个电话号码重新写在本子上，他忙说：“不用。不用。我那电话号码，不值得往您那样的本子上写。不用。不用。”然后，他又说道：“回头，可以的话，请代我问声马桂花好。你们……你们的孩子挺大的了吧？” “我们还没要孩子。”我说道。 “哦……”他似乎有些意外。 “这么些年，你一直没跟高场长直接联系过？”我问。 “……”他愧疚地看看我，不答。 “都这么些年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趟不过去的沟？还要回避什么嘛？全都成了历史了，既然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嘛。再说，在你这件事上，高场长后来还是出了很大的力，帮了不少的忙。这一点，你知道吧？”我诚恳地规劝道。在我劝说的过程中，他不反驳，一直很认真地看着我，认真地在听着，似乎也自感愧疚。但从他固定不变的眼神来看，他并没有真正听进心里去，甚至都不是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只是在这场合，这一时刻，他不想跟我争论这个已然有点陈旧，有点空泛，同时也令人有点尴尬的话题，更不想当场据理反驳，让我为难，所以才保持了这样一种礼节性的沉默而已。其实很多年来，很多人跟我一样，一直也没搞清，这个“狗屁孩子”，当时和高福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最后会激成那样一场纵火大难。我多次问过马桂花，她也跟我讷讷地说，她不清楚。 “假如高场长真的病危了，你打算怎么办？是去最后看他一眼哩，还是死拧着照旧不去理睬他？”我谨慎地问。他只是微微地红了下脸，没做任何回答。看样子，他心里还梗着个硬疙瘩。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就再没跟他就这个话题往下说什么了，又沉默了会儿，我问他，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什么需要我来帮他做的。他都委婉地谢绝了。我提议他跟我的车一起进城看看马桂花，在我家小住几天，叙叙旧。他也急急地拒绝了，红起脸说道：“不用……不用麻烦了……别这么麻烦了……”这时，我真有些恼火了，直起身子说道：“韩起科，你现在怎么这样了？变得跟个娘儿们似的，黏黏糊糊的一点不痛快！你没必要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劳改犯’嘛。朋友们，同志们，都没这么看你。大家一直挺想念你，挺关心你。你干吗非要把自己往死胡同里挤，要这么糟践自己？！”他顿时红起脸，抽动着他那圆实的喉结，干干地咽了两口唾沫，呆站起，瞠瞠地看着我，瞬间工夫，脸色便苍白了，而后，喃喃地说了两声：“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便不再作声了。 下午回到机关，处理了一些积攒在那儿的杂拌儿事，又陪书记和市长，去市农科所，和正在筹建中的市小商品批发市场，武警支队训练基地的工地看了看，在市农科所吃了晚饭，喝了点酒，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马桂花还在客厅里，边看电视边在等我；一见我进门，忙把电视机关了，慌慌地过来接公文包，拿拖鞋。我跟她说过一千遍一万遍，在这个家里，你也是主人，你想干啥就干啥，你愿意看那些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烂电视剧，尽管看，只要把新闻联播的时间档空给我就行，况且我能在家看新闻联播的日子，一个月里也就是那么极有数的几天。完全用不着一见我进门，就跟见了检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似的，赶紧换台关电视，更用不着慌里慌张地来接公文包，拿拖鞋。对于这个家，我需要的是一种融洽，一种默契，一种无拘无束的交流。你我都应是对方心灵的一个起点，一个交叉，一个相互契合的载体。但是，你融合进来了吗？ 结婚都这么些年了，给我的感觉，我和她好像依然还是一对陌路人。她依然站在我“人生大河”的对岸摇晃着。甚至还可以这么判定，对我来说，她充其量只是一个怯怯地站在房门外等待男主人召唤的“女佣”而已，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妻子”。她不仅从来不会过问我的政务（这一点不能责备她，她是按我的要求做的），而且也从来不会主动地对我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示一种应有的兴趣和关切（这就让我大伤脑筋了）。她不是冷漠，也不是空虚，她……怎么说才准确呢，的确是有一种内在的陌生和忐忑，在不可克服地阻挠着她完全有机地进入我的生活。小分队解散后，她惶惑了好大一阵，跟父母回老家生活了一年多，不适应，又回冈古拉来读了一年多高中，我就把她娶了过来。也就是说，我当时太心急了一点，应该让她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好好适应一个阶段的。但我迫不及待地娶了她。她心上的那层阴翳还没消除。她还不适应没有小分队的日子。或者说，小分队解散在她心里形成的那层阴翳，没得到根除，却又造成了一种新的自卑，大大减弱了她再造新生活的能力，也迟缓了那种再造的进度，使她总处在一种疑虑、惶惑和自责中。那不自信表现在方方面面，只说我们夫妻间的性生活吧。结婚这些年，她从来没有主动表示过要跟我那样“亲热”一下。一次都没有。她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看得出，她只是在配合我，满足我，适应我，无怨无悔，随叫随到。有时，在做的过程中，她也慌张，她也颤栗，她也喘息，她也激动，或显出某种程度的厌倦，但她绝不声张，绝不会有任何违逆的举动。她总是一动不动地由着你“操作”……是的，我一点都不夸张，不编造，她总是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由着你“操作”……我曾跟她认真地谈过这件事。而且不止一次。我跟她说，“夫妻生活”是两口子共同生活中非常重要、非常美好的一个部分。这种美好，这种重要，是只有在两口子之间才能得到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也无法、也不该来替代的。所以，作为两口子的两个人都要非常珍惜它，共同努力（是的，我确实是这样对她说的，“要共同努力”。有一回我甚至还使用了“享受”这个说法。我说，“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一起来享受这种美好”）她会很茫然，很迷惑，很惶，以至于很排斥，脸色都会变得很难看，挣扎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这样的话：“顾……顾校长，大……大白天的，您这是在说啥呢……”结婚很长一段时间，她总是叫我“顾校长”。不管我的职务怎么变迁，比如，我曾在高福海病休离职后，代理过冈古拉的副场长和场长，后来又担任过哈拉努里镇的副镇长。我还在农科所过渡了一下，担任了很短一个时期的农科所所长。撤镇改市初期，我是哈拉努里市委第一任市委秘书长。等等等等。但她总是称我“顾校长”。我说，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应该叫我“卓群”，或者，称我“老顾”也行。她立马大红起脸，喃喃道，那咋可以？我说，或者你就叫我儿时的小名“门柱”吧。她想了想，突然捂着嘴噗哧一笑道，这个好。门柱。后来转念一想。赶紧否定，不行不行，我咋能叫领导“门柱”？！我说我不是你领导。是你老公！她又笑了，说，老什么公呀，多别扭。有一天，下雨。按原先的日程安排，我要带几个人去西山林场检查工作，还定下要在那儿待两天，开一些相关的座谈会。出发前，那边来电话，报告说路让山洪冲了。进不了山，我就提前回家了。她挺高兴的，忙进忙出；等吃过晚饭，我让她坐下，坐在我身边。我轻轻地搂过她，轻轻地抚摸着她红扑扑的脸颊。然后就开始寻找她头发间、耳根后和脖梗上那种特殊的气息……她肯定意识到了什么，一下便有些紧张起来，一个劲儿地催我，赶我：“新闻联播时间到了。快去看你的新闻联播吧。”我赖兮兮地笑道：“今天咱们就不看新闻联播了……”“不看新闻联播，你想干吗？刚吃过晚饭……你这人咋这样……顾校长……灯还没拉哩……顾校长……哎呀，碗还没刷哩……”我当然没松手。那天完事后，她一动不动地在我身下躺了好久，似乎真有点生气了。等我起身，她一声不吭就去了卫生间。很长时间都不见卫生间里有任何动静，也不见她出来。我还真以为出什么事了，忙去敲卫生间的门，问：“怎么了？不舒服了？”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她在里边答道：“没事……”我推门进去，见她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闷闷地坐在浴缸边上。我又忙问：“到底怎么了？”她摇了摇头，又说了声：“没事。”就回卧室去了。这一晚上，我觉得她一直没睡着，怕吵着我，既不敢翻身，也不敢叹气。后来，在我再三追问下，她突然很激动地，也很有些伤心地问我，您就是为了要跟我做那事才找的我，对不？除了要我跟你做那种丢人的事，我在您眼里其实再没有别的用处了，对不？是这样吗？您跟我说实话。白天黑夜，您要我，就是为了要跟我做那种事。对不？她含着满眶的眼泪，用很响的声音喊叫。那声音透过窗户，能传出好几条街去。我赶紧把窗户关上，回头来压低了声音对她说道：“你胡说些啥呢？如果只是为了做那种事，我干吗非找你？世界上的女人多着哩！”“所以你后悔了嘛……”“我后悔……是的，我后悔了。但你为什么要让我后悔？你能不让我后悔吗？”这话刚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说过头了。但已经来不及了。她立即苍白起脸，怔怔地问：“你后悔了？真后悔了？”我赶紧解释，也不管用。然后她耷拉着脑袋，就坐在那儿怔怔地直发呆，而后就抱起她那床被子和枕头，上客厅的沙发上睡去了。第二天早上等我起来，她已经穿著梳洗完毕，并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两只蛇皮袋里，在那里等着我了。“你疯了？不去做早饭，在这儿裹什么乱？”我装作没瞧见她收拾的那两个蛇皮袋似的，低声说道。“早饭做好了……”她低声说道。“那你还在这儿干坐着干吗？去西山林场的路要是连夜抢修好了，我今天一早还得走哩。别没事找事了。吃饭。吃饭。吃了饭，上班。”我冲她挥了挥手说道。“我知道你挺后悔的……”她一边说，一边又默默地抽泣起来，“我不让您后悔。我这就走。”“你走？你去哪儿？”“我回冈古拉。”“冈古拉？冈古拉还有你谁？”我一边说，一边走了过去，把那两个蛇皮袋扔回卧室，“好了好了。俗话咋说的呢？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吵架不记仇。咱俩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以后不许动不动地就收拾东西走人。我俩的身份都变了。再一吵架就收拾东西要分手，你想让全哈拉努里的人都笑话咱俩？！”她擦擦眼泪不哭了，起身去给我舀豆浆端油饼。那天，吃罢早饭，我还真去了西山林场……后来的几个月里，我真的没再找她“做那事”。她也不再叫我“顾校长”，却改称为：“哎”。她依然闷闷不乐，常常不等我回来，就独自早早上床睡了。而且是真睡。我有时悄悄走过去，坐在床边，默默地打量着熟睡中的她，看着她渐渐消瘦的脸庞，眼窝下新起的那一圈淡淡的青灰色眼晕。睡梦中的她还不时抽动一下，窒息般地倒吸两口气……那一副小可怜的样子，我不知道从哪儿才能找回当年在沙黑里克驻点站所遇见的那个身旁横放着一杆苏式七点六二口径步骑枪的“马桂花”。我一直在回想，在追问，自己为什么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么个“马桂花”？只是因为进入遥远的蛮荒、偏僻地以后，生理上对年轻异性的那种过分的“敏感、冲动和需求”使然？我想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成分在起作用，但主要的，肯定不是的。就像我曾对马桂花辩解过的那样，如果仅仅因为那一时的需求，即便在冈古拉，女孩也远不止她一个。而且就像我早先描述过的那样，荒原上有些女孩表露自己的风情的方式，要比她强烈和坦率多少倍。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不是仍然只钟情她吗？认真回顾这一切，不管怎么说，我俩都不该走到这一步的。小桂花，我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能真切地告诉我吗？ 二十四、再见韩起科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告诉马桂花，我去了“灰鸭嘴村”，我见到了韩起科。那一瞬间，这消息在马桂花身上所引发的震惊和激动，使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告诉马桂花，我去了“灰鸭嘴村”，并且在“村”里见到了韩起科。那一瞬间，这消息在马桂花身上所引发的震惊和激动，使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韩……韩起科？你见到韩起科了？你又在蒙谁呢？他一年前就结束劳改，很奇怪地去了省城。后来，怪怪的，又回来了，跟赵光干了一段，后来突然说是病了，不少人去看他，他挺不乐意的，后来就突然又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咋会见您呢？”马桂花怔怔地说道。 “你很清楚他的情况？”我万分惊奇，“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故意的？”我恼火地追问。 “我不是故意的……”她委屈地解释。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韩起科一年前就已经刑满释放了？” “您没问我。” “天呐，这还要我来问吗？” “我想……我想……您对我们冈古拉的人和事情可能再不会感兴趣了……” “再不会感兴趣？哈哈。哈哈。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感兴趣，我会娶你？我不感兴趣，这些年里，我干吗要一次又一次跟你探讨高场长、韩起科和冈古拉的问题。你应该能明白，我心里是有你们这个冈古拉的，你这样瞒着我，太伤我的心了。要不然……要不然……就……就…… “要不然就咋啦？” “要不然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我有啥鬼？你说呀！” “嗯……” “您嗯啥嗯？！我怎么有鬼了？您这话是啥意思嘛？您是不是想说我跟韩起科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鬼事儿？我要跟他真有啥鬼，能跟您走到一个屋檐下来生活吗？我还能跟您做那种丢人的事吗？你把我当成啥啦？”一点都不能受黑白冤枉气的她，眼眶里一下就涌满了大颗大颗的泪珠，并声嘶力竭地喊叫了起来。 我不作声了。 我想就在这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早就应该明白的一切。马桂花不可能成为我真正的完全彻底的“爱人”。她生命的基点，永远留在了冈古拉，而且永远附着在了韩起科身上。我应该早就明白这一点的。其实，对这一点，我也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预感。我只是久久地不愿意承认它是个既成事实而已。这些年里，尤其是离开冈古拉的头几年里，我的确经常跟马桂花探讨在冈古拉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含意。我觉得我自己无法说得清楚高福海和韩起科的那些作为。我跟马桂花探讨这些，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只要谈起冈古拉，她就会变得无比生动、活泼、自信，就跟久旱的河沟地里突然遭遇一股凶猛的洪水，那蔫耷了脑袋的水杞柳、那无处可去的野鸭群、那干巴巴地晾晒在卵石滩上的枯树根一下全都欢腾鲜活起来。这时候的她，浑身上下都往外透着一股直逼你心灵的让你疼爱不尽的气息。它让你只想去抱她，抚爱她，却又不敢真正去触碰她……另一方面，我的确也想听听她对那些事情的看法。她毕竟是从小在冈古拉长大的。她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是那黑杨林中的一棵，黑雀群中的一只。凡是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也许她能从内部的另一个层面上，自觉不自觉地为我提供一条通往谜宫出口的“路径”。但是，每一回这样的探讨，几乎都要闹个“不欢而散”。因为我是同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等人的观点的。我怎么考虑，得出的结论都是，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问题，高福海和韩起科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可理喻的。是冈古拉那个特殊环境，让他们的内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必须承认，他们的某些行为是一种变态。而且是精神上的“变态”。 “你说高场长和起科变态，他们就变态了？我看你自己才是真正的变态！你们这些说人变态的人自己才是真正的变态！！”话每每说到这儿，她总会变得非常偏激，总是无法平静。她甚至会冷笑。会哼哼。眼角里还会渗出一丝丝“邪恶”的光泽。你难以想象，她居然会像一个“恶婆”似的，一手叉在腰上，另一只手则不停地在我眼面前挥动着，大声反驳：“要说环境起了作用，那环境就不对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赵大疤这些人起作用？他们就不变异，不变态了？你咋样？你虽然不是在冈古拉长大的。但你那个哈拉努里跟冈古拉又有多大的区别？你们在哈拉努里长大的人就那么正常？” “我没说别的地方的人就不会发生变异。” “那按你这种说法，这种思维方式和推理逻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所有的人都变态了，都不正常了？” “不是所有。但肯定有一部分。” “哈哈。一部分。好一个‘一部分’！”她嘴角上突然挂起一绺“刻薄而险恶”的微笑。 “好好好……好好好……”我只得苦笑笑，没法再跟她往下争辩了。 “好啥好？你们就是瞧不起我们冈古拉人。你们就知道欺负冈古拉那儿的人！”霎时间，她眼眶里突然又涌起委屈的泪花。 “谁欺负你们了？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还有赵股长，也都是冈古拉人啊。他们看问题就要比你冷静和客观得多。你得好好跟他们学一学。”我说道。 “他们？哼！”说着，她嘴角上再度浮起那种“刻薄而险恶”的微笑。从“委屈”到“刻薄”的转换，这中间几乎没有一点过渡，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完全是本色的，本能的。 “吵”上这样一架，我们会平静两三个月。双方都害怕再触及这样的话题。不愿意再伤及对方的感情。她依然会恪尽职守地为我尽她作一个妻子所应尽的一切义务。我自然也尽力地寻找和恢复在沙黑里克见她第一面时所升腾起的那种奇异的激情。她的义务倒是一天比一天尽得老练和周到，但我的激情，却在她这日复一日的“老练”和“周到”中，渐渐消失了那种本应潜在着的冲击力和爆发力。慢慢地，我终于发现，她炒的菜，其实除了咸味，辣味，就再说不上什么特色了。她所谓的收拾房间，也就是把干净衣物和不干净的衣物分别堆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而已。而她的任劳任怨，也就是表现在单位里。在那儿，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不公或冤屈，她都会忍受下来。但回家后，她总会找一个借口，把这些积攒的怨气和牢骚，冲着我狠狠地发泄一通。她也学会了逛商场，偶尔也买一点彩票试试自己的手气。这些年来，她的心情虽然并不是那么舒畅，但她还是一年比一年长得壮实了；守在电视机跟前，收看那些婆婆妈妈的烂电视剧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多了……还有一点，让我亦喜亦忧。忧喜参半。这一两年，她已经不再跟我“吵”了。是不屑于跟我吵了？还是从根本上觉得没必要再吵了，吵也不管用，吵也吵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是不吵也罢……或者说，她内心已然麻木，觉得这世界上已然没什么值得自己为它去争、去吵的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她不再跟我吵了，我说不清楚……也许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一点吧…… 当然，每月一次，或两次的“那种事儿”，只要我找她，她还是愿意“配合”的。 如此而已。 那天她告诉我，高福海确实报病危了。我还怪她：“怎么连这样的消息都瞒着不跟我说？”她还是那句话：“我以为你对我们的事不会再感兴趣了。”我忿忿然地回击道：“你以为！以后你能不能少跟我来一点这样的‘你以为’？！”然后她跟我说：“高场长非常希望在走以前，能最后见一见当年小分队的人。特别想见一见韩起科。你帮着做做他的工作吧。路费不成问题的。”我问她：“那你也要去北京了？”（高福海病退离休后，回北京南城定居了。）她很干脆地答道：“是的。我当然要去。小分队的大部分人已经到北京了。我没走，就是因为还没找到韩起科。小分队的人都希望我能找到韩起科，并且把他也带到北京。大家能最后再聚一聚。”我说：“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参加这次聚会，一起见见高福海？”她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请你别把它看作是一次聚会。”我再问：“不是聚会，能是啥？你自己刚才还说是‘再最后聚一聚’。”她愣怔了一下，沉沉地答道：“我这么说了吗？这不是聚会。是临终告别。”我说：“临终告别我也可以参加啊。说起来，我还是你们的校长哩。”她再次愣愣地打量了我一下，说道：“你跟我们不一样……”我说：“只要你们不把圈子划得太小，有啥不一样？”她突然激动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动了几下，重新回到我面前，大声说道：“当然不一样。人跟人能一样吗？我们跟韩起科就不一样。韩起科跟高场长也不一样。你掺和进来，会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特别别扭的。高场长要死了。你知道吗？他要死了。他想单独跟我们告别。单独告别！”她眼眶里又一次涌满了泪水。 当天晚上，马桂花按韩起科给我的两个电话号码，拨通了其中的一个电话。这还是个长途电话。从区号看，它应该是省城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子。听声音，大约有三十岁左右，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你是他什么人呢？”对方问。听声音，好像一边在说话，一边还在嗑着瓜子。“我……我是他老同学。”马桂花答道。“老同学？好家伙！这个小文盲还有老同学咧？哈哈……哈哈……”“老婆”尖刻地笑道，声音浑厚，中气很足，似乎应该是个个头不小，体形也壮硕，胸腔和胸部都特别宽大和绵软的那种胖女子。“我能跟他说个事吗？”马桂花小心翼翼地问道。“他早就不跟我一块儿过了，这个小文盲，咋还把我的电话号码四处乱给人呢？他自己是咋跟你说的嘛，啊，老同学？你是啥时间跟他同的学？北大时期，还是清华时期？哈哈哈哈……老同学……”挖苦对方的同时，那“老婆”还在不断吐着瓜子壳儿和嚼着瓜子仁儿。马桂花实在听不下去了，说了句：“那就对不起了……打扰您了……”就要挂电话。对方却赶紧制止：“别别别。你还没把话说透亮哩，挂什么电话嘛。到底有啥话要我带给他？他昨天还给我打了个电话来，说是有人要打电话到我这儿来找他，除了原先小分队的那些老同学，别的一概都替他回了……你是哪儿的？”马桂花见她絮叨个没完了，忙说了声：“没事没事。”刚想挂电话。对方忙说：“老同学，咋的啦？有话就说呗。他刚才还打来电话问，今天有没有人留话给他。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你到底有事没事？”马桂花还是说了声：“没事没事。”坚决地把电话给挂了。放下电话后，她显得特别的心烦意乱。我问她好几遍发生什么事了，她都没答理我。后来，她突然问我：“你见着韩起科时，他说没说，他结婚成家的事？”我说：“没有啊。一个字也没提到他结婚成家的事。怎么了？”她迟疑了一下，说道：“刚才……刚才那个接电话的人，是个女的……”我说：“女的又怎么了？”她说：“她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我说：“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以他的年龄，也该有老婆了。”她怔怔地说：“但是……但是……”我说：“但什么是嘛。你干吗不把要说的话跟她说了呢？韩起科既然留了她的号码，就说明他跟她关系不一般。她肯定能把话给你带到韩起科那儿。你还管她自称是什么呢！”但马桂花却再也没给这个“老婆”打电话，一直熬到第二天天快亮时，才拨通韩起科留的另一个电话号码。这回接电话的人是个男的声音哑哑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听起来像个老人。他说他是“哈拉努里市第一监狱管教科。”马桂花一愣，心想，这电话怎么打到“监狱”里去了?忙问：“您……您哪儿？市第一监狱？对……对不起，电话串线了。”忙放下电话，按纸条上写的号码认认真真又拨了一遍，接电话的却还是那个沙哑嗓门。这一回沙哑嗓门却笑了，说道：“喂，咋的啦？你是西大街发廊里那个做足底的小妞吧？谁让你往这儿打电话来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马桂花被他说得哭笑不得，咬着牙骂道：“说啥呢？！谁是做足底的小妞？你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对方挨了骂，一激灵，才从惺忪的睡意中完全清醒过来，连声说：“喂喂喂，你到底是哪一位姑奶奶啊，大黑早地吵了我的觉，还那么厉害？”“我问你，你这电话号码是不是……”马桂花把韩起科留的那号码给对方重新报了一遍。对方说：“没错啊。是这个号。咋的啦？”马桂花说：“韩起科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一听马桂花报出“韩起科”，对方的口气马上变得热情，亲近，并满口答应尽快找到韩起科，把高福海病危的情况和北京高家的确切地址转告给这个“小王八蛋”（他就是这么称呼韩起科的）。过了两个来小时，大约八点钟光景，我和马桂花刚吃过早饭，正要收拾收拾去上班，沙哑嗓门打回电话来说，他已经找到韩起科这“小王八蛋”了，并且把高福海的情况如实告诉给了他。但是，“这小王八蛋要走哩”。马桂花忙问，他去哪儿。沙哑嗓门说，去北京。马桂花忙问，他什么时间走啊？对方答道，不清楚。马桂花又问，他准备坐火车走，还是准备坐飞机走？对方答道，也不清楚。马桂花跺跺脚，怨恨地啐嗔道，你咋啥也不清楚啊？对方却说，你就是马桂花吧？书记夫人哦。嘿嘿。起科正经跟我说起过你哩。你还有啥事要我跟韩起科这小王八蛋说的？马桂花说了声，多谢了。我自己找他吧。就把电话挂了。 马桂花放下市第一监狱的电话，又赶紧给北京南城高福海家挂了个长途，先询问了高福海的病情，接着又把韩起科已经起程赴京的消息传递了过去。“你们一定得想办法让高场长挺过这一阵。一定得让他跟起科认真见上一面。付多大的代价也得让他父子俩最后见上一面……”桂花一边说一边抽泣，放下电话，简简单单地往一个旧旅行包里塞了几件换洗衣裤，拿上她自己的那个银行折子，也赶往北京去了。 据我后来了解，假如高福海那会儿没报病危，说一句实话，韩起科还是不会去看望他的。这里不存在服软不服软的问题，也不存在报恩不报恩的问题。不管你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是“小文盲”，还是“小王八蛋”，十年前，他肚子里确确实实憋着一股子气。他难受。他想不通。他无处发泄。那个时候，一生好强的高福海面对“危机四伏的冈古拉”，把发生问题的根源，竟然全都归结为他自己的“无能”。因为他的无能，冈古拉才常年发不下工资。因为他的无能，退伍军人们才会闹事。因为他的无能，朱李赵等人才会“勾结”起来“反叛”。也是因为他的无能，没有给知青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他们才会以死相抗，拼命要求“返城”……他不能理解高福海艰难困斗几十年，到最后时刻心中出现的那种绝望无奈和软弱，更不能理解（也不愿去理解）高福海在朱、李、赵等人“勾结”“反叛”时所做出的那种委曲求全的姿态。十多年来，他一直以高福海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高福海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和骄傲。在他心目中，高福海就是冈古拉，就是黑杨林，就是那片无边无垠的蓝天。其实他并不知道，外表孤傲和自强的高福海内心一直潜伏着一片软弱的阴影。这片软弱阴影的产生，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境地之中。在冈古拉，他能做他所有想做的事。他可以收拾所有那些胆敢违抗他的人。他能让自己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他恭恭敬敬，服服帖帖。但只要离开冈古拉，他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包括他自认为是真心实意为解决冈古拉老百姓一点实际困难而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所谓的“种黑地”），往往也做不下去，还会因此而被整得“头破血流”。这种时候，也没人来倾听他的诉说。他郁闷。他常常想喊叫一声。尤其是到上头去开会的时候，当那么多主宰他和冈古拉命运的人都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忍不住地要喊叫一声。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喊叫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为此害怕过，哆嗦过，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他害怕自己总有一天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捅出天大的漏子。为此，他不敢再去参加会议，也不想见到那些人。当他看到，自己一手提拨信任的主要助手“勾结”起来向上头“密告”自己的时候，看到成千上万的知青公然提出要离开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而得到上头的全力支持时，他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这一代人的时代结束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也没有那个必要再坚持下去了。于是，他适时地做了一些聪明人都会做的事情。而他的这些“聪明”的“理智”的行为，恰恰被韩起科认作了“软弱”…… 当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为了冈古拉的安全而秘密准备了第三部直线电话，居然不能得到高福海的认同和理解，反遭痛打时，他已经不难过了。他对高福海已经隐隐地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蔑视”和“怜悯”了，一种让他心碎的“蔑视”和欲哭无泪的“怜悯”…… 后来就发生了那个知青事件。他历来非常敬重冈古拉的那些知青。被亲生父母遗弃在黑杨林里长大的他，完全不能想象，什么是北京城，什么是大上海，什么是天津卫。后来，人们告诉他，从哈拉努里到冈古拉，走两天两夜，才只有一家商店。而北京上海天津城里的商店就像冈古拉林带里的杨树一样多，一家挨着一家，把大路两旁所有的空地全占满了。你这么一想，就知道什么是北京上海天津了。七岁的他长长地哦了一声。后来，他和知青的接触就很多了。因为他小学、初中时期的老师，基本上全是知青和大城市来的支边青年。后来，农场里大部分单位的会计、统计、文教，也都由知青担任。场宣传队主要的乐手、最出色的独唱演员，领舞演员，也都是知青。在知青们到冈古拉以前，冈古拉的女娃娃不知道自己发育到一定程度，还得戴一种叫“胸罩”的东西，更不知道应该用一种叫“丁字带”的玩意，来替代她们以前习惯使用的烂棉团和废纸片。这儿的小娃娃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大白兔”的糖果是用彩纸包装起来的。有一种衣服飘飘洒洒的叫“的确良”。这儿第一双塑料凉鞋是知青们带来的。这儿第一个大衣柜是知青们从老家托运来的。以后，甚至还知道了大衣柜居然还有双门、三门和四门之区别。而在这以前，冈古拉老职工家里都只用大木箱或小木箱存放衣物，或者干脆就把所有穿过或没穿过、准备要穿的或压根儿要等到冬季才会穿用的衣物都甩在那根早已开始生锈了的铁丝上，或把它们混堆在某一个木板箱上。小时候，冈古拉的娃娃除了玩羊拐骨，他想不起来，还玩过什么别的“玩具”。是知青们带来了第一颗玻璃弹子，第一张香烟纸片，第一本连环图画……他永远也不会忘，第一次看到“电影”这个古怪东西所给他产生的那种巨大的震撼和惊惧。他不断地从那块被人们称作“银幕”的白布前，跑到白布后，又从白布后，跑到白布前。他第一次看到另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另一批活生生的人从一个小小的轰鸣着的机器里蹿出，展现在那块白布上。那一晚上，他整整一夜没睡着，他不断地从床上起来，不断地再次走到早已散了场的电影放映场上去，寻找那个从来也没见过、并突然就这样消失了的“世界”。他曾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天天追随着电影放映队，到下一个放映点去。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都在发誓，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个电影放映员，他曾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职业。而冈古拉最早的两个电影放映员便是北京来的知青，一男，一女，他俩后来成了冈古拉最早结婚的一对知青夫妇…… 现在他们要走了。成千上万人一起来喊叫：“我们要回老家！”…… 而正是他们在做他老师时告诉他，要热爱这个叫“冈古拉”的地方。是他们告诉他，祖国每一片土地，不管它是如何的贫瘠，落后，我们都对它负有终生的责任。是他们给他讲述一个叫娃尔娃拉的苏联女教师追随革命家的丈夫，到那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传播文化的故事。是他们告诉他，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加上崇高的理想，就能抵御一切艰难困苦。他记住了他们在说这些话时明亮闪烁的眼光和动人深沉的表情。那个时候，高场长就跟他说过：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总有一天，老天爷还要把他们收回去的。他不信……他从来不信这些男男女女的“娃尔娃拉”们会抛弃他，抛弃冈古拉…… 但，他们现在真的要走了。就在冈古拉最困难的时候，真的要抛弃他和冈古拉了。而且是哭着喊着闹着非要走不可。连一天都不想待了，一个小时一分钟都不想待了。冈古拉有那么可怕可恨吗？它掘了你们谁家的祖坟了？你们曾闪烁过的那些明亮的眼光，动人深刻的表情，都哪儿去了？ 他想不通。 他第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要彻底抛弃他深深钟爱的冈古拉。他心里一下都空了。他不知所措了。十六岁的他，第一次发现，人，居然是那样一种不可靠的动物。他们可以说话不算话。可以今天用这副嘴脸活着，而只要隔一个晚上，连嗝儿都不打一个，就换成另一副嘴脸来继续往下活。包括他的那位高场长。哦，在心坎儿里，自己是一直把他当作父亲的啊。父亲啊……多少回做梦，自己追着一个高大背影的男人，叫喊着：“爸爸，等等我。我走不动了。抱抱我……抱抱我吧。爸爸……爸爸……”但那个高大的背影越走越快，越来越高大，升起来，扩大开来，几乎遮住了整个的天空。挡住了整个太阳和月亮。他哭着喊叫：“爸爸，我瞧不见你了。你在哪里？爸爸……爸爸……你别走啊……爸爸……”那天当他走出高福海家的时候，他自己都没觉察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了。他一路向人群走去。突然一个问题在他心中升起，他站了下来。他问：你们可以走，我们就活该得留下？爹妈在北京上海的就一定要回北京上海，爹妈在冈古拉的就活该得在冈古拉待一辈子？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人说，只有爹妈在冈古拉的才可以继续在冈古拉待下去，那么，到那时候，没爹没妈的他，又活该上哪儿去待着？到那时候，这世界还有一块能让他韩起科待的地儿吗？他知道，也许永远不会有人做出这种愚蠢而生硬的决定。但是，这世界怎么可以以爹妈的身份位置，来定儿女的前程呢？ 怎么可以？他问天，问戈壁，问黑杨，问大沙包，问黑雀群，也问自己，问这世界……但谁都不给予回答，谁都在跟他装傻充愣。 他像一头饥饿中的公狼，昂头伫立，四处环视，默默地站了几分钟，最后向存放煤油的库房走去了…… 火燃起来后，他就走了。回到那两间小木屋里。在黑暗中呆呆地坐着。他想拼命地喊一声，却怎么也喊不出。后来，他不知所措地在屋里来回走动，他开始心慌意乱。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时地走到窗户子跟前，去窥视远处的火场。他没有想到麦草还会引燃附近的林带。火苗从林带中蹿出，又引燃了附近的马号和几座旧的库房。几十匹红马黑马黄马挣脱缰绳，向人群冲去。他的心怦怦怦乱跳。几十米高的火舌抖动着伸缩着，从钻天杨的树梢上向夜空舐去，从远处看，活像一条条闪着红光的蛇信。他没法想象，能吐出如此巨大蛇信的蛇，自身又该有多大，又是怎样在这冈古拉的黑夜里移动自己那无比笨重的身躯，然后又能在人们绝望的注视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他突然感到了恐惧，身上发出一阵阵寒战。他甚至想到了逃跑。但两条腿酥软得一点都挪不开步去，同时又沉重得就像是灌了铅一般。 稍稍清醒过来后，天色已经放蓝。他走出小木屋去俯瞰火场。那里只剩一片寂静了，还有一片淡淡地飘浮在寂静之上的烟霭。一些烧焦的白杨树突出在这片烟霭之上，就像是西域古墓群里那些神秘的木桩，遥远地永久地耸立在沙漠深处。而后，他身后的电话铃这时突然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去拿起电话。电话是马桂花打来的。“你还没走啊？你还在傻等啥呢？”马桂花急得都快哭出来了。“烧伤踩伤好几十人咧。还有两个三四岁的娃娃伤得挺重的。这还都不算那些擦破了皮、崴了脚脖子的轻伤员。场部卫生队全都挤满了咧。起科，你真是昏了头了，活腻了。你到底想干啥呢？！天还没亮那会儿，省公安厅就打过电话来，要这边赶紧派人先把你扣起来再说。朱副场长李副场长的人带着家伙，正四处在找你哩。走吧……你在听我说吗？快走吧……起科……起科，你在听着吗？”韩起科一直没出声，呆站了会儿，仍一声不吭，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而后简单收拾了一下屋子，拣出十几本考古方面的书，几大册考古方面的图片，几块他自己在高地上找到的、自认为是十万年前或五十万年前“冈古拉人”使用过的“石器”，用一个塑料兜提着，向屋后的高坡走去。走过一条废弃的排干渠，走过一片碎石岗，又走过一大片芨芨草草原，在一个平缓的山前冲积扇沟的中部，走进一个伪装得就像是完全没经过伪装的地窝子。等他点亮了两盏马灯，我们方能看清这是个长方形的地窝子，四五米宽，十来米长。大梁全是用弯弯的老榆树架成。地窝子里光光净净没一点东西。但等你的眼睛适应了这儿异常昏暗的光线后，你就能惊异地发现，地窝子当间，还凹下去一大块。通过一个三四级的土台阶，你要是战战兢兢地一直走到这凹地的底部，再仔细一看，出现在你面前的竟然是两具年代非常久远的“尸骸”。这两具“尸骸”是以罕见的曲肢葬方式下葬的。“尸骸”直接躺在了地上。他俩下葬时有棺木。那是一棵粗大的黑杨树被掏空后，倒扣在尸身上，做成的。棺木的两头，用羊皮和草泥封裹。使用这种奇异的“独木舟”形状的倒扣式黑杨树树棺，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葬礼。“据民族学材料，在不少原始民族中存在一种宗教信仰，相信人死后灵魂要涉过一条大河才能到达‘彼岸’。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考古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为死者过渡往彼岸世界准备的舟形棺葬具。”（上述引文见周金玲著《新疆尉犁营盘古墓发掘记》。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p21—22）“尸骨”身下没有垫任何东西。也许当时他们的亲人是替他们垫了什么的，比如苇席、毛毡、蒲草之类的东西，到韩起科发现他们时，它们早已风化掉了。死者的头前还放着一个很大的木盘。木盘里盛放着羊骨和面饼，还放着些诸如木碗、木钵、木几一类的物品。他不知道他们活着时，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他在其中一具尸骨旁发现了一把弓，一把刀。他知道这一位肯定是“父亲”。而在另一位身旁发现了一个木质粉盒，还发现了一个木奁和木纺轮，一些碎羊毛，一把梳子。他知道“她”应该就是“母亲”了。那年秋天，他特别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内心感到特别孤独的时候，来到这一片广阔的芨芨草草原上探寻，跟随一群野驴来到这儿。看到了两根栽在沙土中的木桩。木桩上的疤节和裂痕告诉他，它是被人栽插在这儿的，至少也应该有一千四五百年了。细细一观察，他又发现，这木桩其实是古代一种船桨的演化品，比实用的要高大一些。他忽然记起在某一本考古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一时间他想不起来是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的那本《亚洲腹地旅行记》，还是俄罗斯探险家柯兹洛夫，或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的某本著作中看到的。）不少独木舟类的墓葬在地表上都会竖立类似的木桩。直觉告诉他，此处可能会有重大发现。他时断时续地在这儿挖掘了将近半年。（他当然不能天天泡在这儿。）终于让这一对一千多年前的夫妇重见了天日。发现这个墓葬后，他很多次拿起电话要报告给有关部门。但每一次都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知道只要一打通这个电话，这一对夫妇很快就会被打扰。很快就会招来很多的人，拍照，丈量，绘图，还有可能把他俩搬运走。他不知道这二位当年是怎样一群孩子的父母。但只要一走近他们，他眼前总是能出现一万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他把自己也想象成他们中的一员，想象自己也披着兽皮，或披着印金显花的圆领左衽袍服，行走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古大地上。每每在这个时候，他总是会很激动，也不再感到孤独。他知道自己是这一类真正的“冈古拉人”的“后代”。他是可以静静地跟他们“对话”的。他决定违规地把他们“隐藏”起来，化了极大的力气，秘密地为他们修建了这样一座简陋的“地宫”。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偷偷地上这儿来呆上一会儿。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心理上，他把这一对“夫妇”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那天韩起科把那一提兜书和图册放到“尸骸”身旁后，便在土坑旁歇息了一会儿，默默地注视着那两具“尸骸”，仿佛在跟他俩“告别”；然后重新拿芨芨草和苇子掩藏妥了这地窝子，便回到了小木屋跟前。也许是多年来一心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但又不敢当面去询问高福海的缘故吧，自从那年接触了那些考古队员后，寻找“远古冈古拉人的踪迹”，就成了这狗屁孩子惟一的“业余爱好”。按说，这种行为不该出现在一个还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身上。但是只要跟冈古拉历史有关的东西，都能深深地吸引他，甚至还能深深地震撼他。 然后他从小木屋里拣出一点日常用品，牙刷牙膏肥皂换洗内衣之类的，打成一个小包；再往木屋上洒了煤油；再在牙齿的帮助下，用一根黑白相间的羊毛绳把自己的双手捆起，掏出打火机，摁着了，却又久久地久久地下不了决心去点燃那两间小木屋…… 原以为，法庭一定会判自己死刑。得知严重烧伤了两个四五岁的娃娃，将给他们带去终生的残疾。那场火把场部的黑杨林基本上全烧毁了。他觉得自己真的该枪毙，真的应该拿自己的命去抵偿。那天公审，是在冈古拉农场场部的老俱乐部举行的。开春前的雨夹雪天气，使那天变得特别阴冷。烧焦的黑杨树湿淋淋地耸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看起来也特别的凄戚。那天冈古拉所有的人，不问男女老少，几乎一个不落地都到了，心情虽不尽然相同，但却一概地全都阴沉着脸盘，裹着淋湿了的老棉袄，老山羊皮大衣，踹着一脚黏稠的泥巴，把那个本来就不算大的俱乐部礼堂挤得满满当当。那天高福海病了。主持公审大会的是朱副场长。由哈拉努里法院的三位审判员和一位书记员组成的合议庭成员，端坐在泥土垒起的主席台正当间。小分队的全体队员，除了因伤仍在住院的赵光和仍然在“逃”的张建国孟在军以外，按通知的要求，全都到场接受教育，而且被安顿在最靠前的两排位置上。也许是为了以防万一，在他们座位的两端，大会组织者都安排了持枪警卫把守。后来才知道，在礼堂后身的化装间和道具间里，当时还预备了两个班的持枪警卫，在楼上电影放映间里还秘密地架着两挺机枪。主要就是担心小分队的人在公审开始后，会突然带领一部分老职工公然“作乱”。据说，大会组织者曾得到过这样的“情报”，小分队的队员在得知第二天要公审韩起科的消息后，当天晚间，互相走动得相当厉害，“一直在密谋着啥”。而一部分老职工频繁串门，也“躁动得可以”。 整个庭审过程中，韩起科一直带着手铐。（按说，庭审程序开始前，就应该除去被告身上的任何械具。但那个时候，不仅在冈古拉，可能整个中国都还没那些讲究。）大约是因为在看守所的这几个月时间中，一直没能见到太阳，他的脸色变得特别苍白。苍白到青白的程度。他一直尽可能地让自己站得规矩一些，把上身挺得直一些。他甚至都没有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小分队队员一眼。最后宣布，判处韩起科有期徒刑十年。一直保持着死一般寂静的礼堂里才突然升起了一阵潮水般的嘈杂声。小分队队员也一下都站了起来。但他们没有叫喊。因为坐在他们两旁的那些持枪警卫（全都是从那批退伍军人中选调来的）立即也站了起来，虎着脸，用枪指定了他们。除了几个女队员抱在一起，当庭哭了起来以外，几十名小分队队员一直都没有出声，也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举动。 二十五、事因 服刑五年，韩起科就获得了假释。当时他也还是想回冈古拉的。但就在他拿到假释证那天的中午，在哈拉努里长途客车站，发生了这样一回事…… 服刑五年，由于在狱中表现突出，韩起科获得假释。按规定，他本应回冈古拉，向当地的派出所报到后，继续接受监督改造。当时他也的确想回冈古拉。但就在拿到假释证的当天晚间，他去哈拉努里长途客车站买第二天回冈古拉的车票，却在那儿遭遇了这样一档子事，使他一下打消了回冈古拉的念头。那会儿，去冈古拉的长途班车，已从过去十天一趟，增加到隔天一趟，但车票仍然紧张得要命。黑市票黄牛票能比正常票价高出一两倍去。即便如此，车站候车室里仍然常常挤满了因为买不到车票，去不成冈古拉，而不得不滞留在那儿的人。他们枕着各自沾满灰土泥垢的行李包，躺在候车室同样积满泥垢和瓜子壳儿的水泥地上，等候车站里卖出加班车的车票。这趟线路突然走俏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人们发现冈古拉戈壁滩上的甘草肉苁蓉能卖大价钱；再一个就是，在冈古拉的西山里，据说发现了多处优质煤的矿藏。传说国家已经决定加大投资力度，开采这些矿藏。为此，要修路、要砍树、要架高压线、还要搭建无数的工棚……于是，各地的民工和盲流纷纷涌向冈古拉，长途班车票自然就走俏了。 那天，韩起科吃过晚饭不久，就向分区监狱长请了假，带上一个小马扎，一本《简明中国近现代通史》，还带一件夹外套，上车站通宵排队，购买去冈古拉的车票。到车站一看，售票窗口前已经排上了长队。每个人都带了一根短绳子，栓住自己前边那个人的裤腰，防止加塞儿。这四五年一直在监狱里渡过的韩起科哪会知道这样的规矩和窍门？再回监狱去取绳子，肯定来不及了，解裤腰带吧，既不雅观，也不方便。赶紧想别的办法吧。便跟身前身后两位也是来排队买车票的主儿，打了声招呼，就向车站外走去；一出车站，就瞧见附近各小商店的柜台上都挂着有这样的绳子出售，便赶紧买来一根，上队伍里去系上；又听说明天肯定会有加班车，再加上原定的那一班车，怎么也能有八九十张票供出售，再加上部分站票，总共可能会超出一百张票了。就算拿出一半来走后门，照顾关系户，那在售票窗口还能卖出五十来张哩。再探出头去数过两三遍，队伍排到自己这儿，也就是四十来人，应该说，不发生天大的意外，将将地买到票是不成问题的了。于是稍稍安下心来等待。到明天早晨，回头一看，队伍已发展到一百四五十人。关于加班车的说法也增加了许多个版本，有说压根儿就没什么加班车，有说绝对会有加班车，有说加一辆，还有乐天派的家伙说加两辆。有的还说，昨天深夜，改镇建市临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亲自来车站视察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已下令今天加三个班次的车开往冈古拉。全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全都满怀最后一线的希望。越是临近售票时间，大伙越发紧张。坐着躺着的人全都站起，一个紧挨住一个，手里还死死地攥紧了裤腰上的那根短绳。韩起科想到自己即将登上重返冈古拉的车，回到久久思念的冈古拉，他的心怦怦地剧烈跳动起来。看到往日落寞的冈古拉，今天居然成为众人如此向往的目的地，他感慨万千，又难免有一点忐忑和虚惘。他默默地打量着身边这些争先恐后涌向冈古拉去“发财”的人，一时间，甜酸苦辣，各种滋味都从心间泛起。北京时间九点准，半块板儿砖那么大小的售票窗口里终于有了动静。队伍即刻骚动起来，又赶紧往前压缩了一下。四十多分钟后，韩起科数着大约卖掉了二十六七张左右的票，一个车站工作人员拿着一块小黑板往售票窗口上一挂，大声告诉，窗口里只剩十张票了。其余人不必再排队了。队伍里顿时炸了窝。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在这儿已经折腾了两天两宿，有的甚至更长时间。他们蜂涌上前追问，今天到底发几班车？得到的答复是发两班车。大伙儿更不懂了，既然发两班车，咋会只卖三十来张票呢？这样的追问就得不到答复了。于是大伙儿大声吼叫，其余的票是不是都从后门走到那些黄牛票贩腰包里去了？那些黄牛票贩是你们的姐夫还是小舅子？而那个半块板儿砖一般大的售票窗口里的那只女人的手，矜持着，只是用手指若无其事一般地在轻轻弹击桌面。她默不作声，不加理睬。这一招最厉害。等了一会儿，她索性把窗口关了，挂出另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上写着：“今日票已售完”。连刚才还允诺的那最后十张票也不给卖了。叫你们嚷嚷！车是隔天发的。也就是说，剩下这一百来人必须在这又臭又脏又闷的候车室里，再等上四十八小时。到那时候还不一定保证能买到票。而这鬼地方，大碗茶都要卖到五毛钱一碗。而换任何一个地方，五毛钱都能买到一个上好的肉夹馍了。整个队伍霎时间在这两块小黑板跟前都呆傻住了。人们再一次品尝到了什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滋味。悲忿啊！无奈啊！自惭形秽啊！这时，有二三十人突然向票房的后门口冲去。韩起科忙抬头去看，只见从那门里走出三个男人。两高一矮。高个子们护卫着一个稍矮一点的男子。那个稍矮一点的男子提溜着一个真牛皮做的黑色手包，旁若无人地向停车场外走去。韩起科看了这个稍矮一点的男子一眼后，总觉得他有些眼熟。是谁呢？是谁呢？他反复征询自己。这时，大家吼道，这几个家伙就是黄牛票贩的头儿。车票就是让他们从后门弄走的。但那三个男子照旧没给予理睬，旁若无人地继续走他们的。眼瞅着这三人就要走出停车场大门了。大家再一次围了上去。有人声嘶力竭地喊道，车票儿就在他那底黑包包儿里哩。我知道底咧。每回回都是他来哩从后门把车票弄走了呢咧。我都见他好几回回了。不能让他走咧。票全在他那个底黑包包儿里藏着咧。那个喊叫的人挥舞着胳膊，蹦着跳着，发疯似的喊叫着。已经快走到停车场大门口的矮个子一下站住了（其实他个子并不矮，只是相对那两个大个子护卫而言，他确实是矮了一点，）回过头来冷冷地打量了那个喊叫的人一眼，甚至还向那人走了两步过去，不紧不慢地问那个人：“说啥呢？你见我给票贩子们票了？你见了？嗯？红嘴白牙的说啥屁话呢咧？”他说话的音量并不大，但无形中的确有一股震慑人的气势，扑面而来。那些人马上都不吱声了。而后他又冲着那个吼叫得最凶的人说了一句话：“你再胡说八道，我让你十天之内都走不成。你信不？”那人打了个咯愣，虽然没马上退缩进人群逃掉，脸上的神情却凿凿实实地一下萎顿了下来。在重新转过身向大门外走去之前，那个矮个子突然掉转脸，向韩起科投去认真的一瞥。也许在这众多的陌生人中间，在这么些他不屑一顾的人中间，他也感觉到了这么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容和目光，感觉到了一个不容他忽视的面容和目光。他需要确认一下。但一瞥之后，他却仍然不动声色地转身走了。只是走到他那辆停在大门外的黑壳子桑塔纳轿车跟前，他跟大个子中的一位，悄悄地耳语了两句。后来这位大个子，在送走了矮个子和桑塔纳轿车后，便回过头来装着上那边茶摊儿上买茶喝；等韩起科往外走时，便不远不近地跟在韩起科的身后，一直跟到第一监狱门口，亲眼看着韩起科进了监狱大门，才抽身离去。这一路上，韩起科一直非常纳闷。他总觉得那个个头稍矮一些的人脸熟。而且非常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他也觉出，那个大个子在自己身后悄悄跟踪着，却又搞不明白，他跟踪他又是为了什么。再不想惹事的韩起科，只得加快脚步，赶紧向市一监走去。一进监狱大门，却突然想起来了，那矮个子应该就是赵光啊。这一想，还真的越想越像。但这小子怎么会变得那么横，那么“牛皮”了呢？他都趁上桑塔纳了？不会吧？但越想，这人还是越像赵光。包括他身边的那两个高个子，其中一位应该很像张建国啊。没错。应该就是他俩。他忙拔脚往监狱大门外跑去，再四处寻视，那一直跟踪他的大个子却早已不见半点踪影了。 到晚上，他去找分区监狱长，（就是那个沙哑嗓门，张嘴就称他“小王八蛋”的家伙，）把今天买票的情况报告了一下，想再请个假，过一天再去通宵排队弄这个车票去。分区监狱长却跟他说，你不用再这么费心劳神了，一会儿，自有人给你送票来哩。“送票？给谁送？给我呀？”他自嘲地一笑，说道，“分监狱长，我这儿正窝着一肚子火哩，您就别再逗我玩了。”那沙哑嗓门笑笑道：“谁逗你玩呢？反正刚才我得到这消息时，也不信。不过，送不送，一会儿就知道了。”韩起科这才有点半信半疑地问道：“还真事哩？谁啊？”分区监 狱长笑道：“谁，你就甭问了。我在电话里问半天，人家都不肯说咧。这鸡巴玩意儿，还真玩深沉底咧。咱就等着瞧吧。我想没人那么无聊，拿咱监狱里的人涮着玩底吧？”等到八点来钟，大门口警卫室打进电话来说，有人找韩起科。经分区监狱长批准，韩起科急匆匆赶到接见室，只见那盏用铁丝网保护起来的电灯泡下，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张建国，女的却是马桂花。 车票是赵光请他俩送来的。在长途汽车站，回头的一瞥间，赵光立刻就认出对面排队购票的人群中站着的那人，就是韩起科。这几年，赵光和许多小分队的队员一样，曾多次带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去狱中探望韩起科，但都遭到韩起科的拒绝。此刻，他担心韩起科仍不肯跟他相认，虽然心里热热地涌动着，但还是镇静地控制住了自己，装作没事人一样，一头钻进桑塔纳，扬尘而去。回到公司，他立即打了一圈电话，先了解到韩起科已被假释，然后赶紧把这消息通知了能联络上的小分队成员。最后又给马桂花打了电话，委托她和张建国送车票去。他自己之所以不出面，还是担心性子刚烈的韩起科，依然不原谅他，不肯见他。 其实，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五年间，韩起科不只是不肯见赵光，而是谁都没见，这五年里，他心甘情愿地又万般无奈地把自己死死地封闭在“监狱”里了。 “假释了，干吗还不给我们一个信儿？”马桂花嗔责道，说话间，眼圈便红了。从走进这监狱接见室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颤栗。再看到韩起科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心里便酸涩得只想哭。 这些年来，我的确一直很难捉摸得定，也很难向各位描述作为我妻子的马桂花，对韩起科所具有的那种一往情深而又不带半点杂念的眷恋和崇敬。我一直在试图理解这种情感，要求自己“宽容”这种很难把握分寸的情感。我做到了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而且也常常在深夜里无奈地承认，自己在妒忌。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去妒忌，但还是要妒忌。隐隐的，拂之不去的，消蚀不掉的，总有那么一点点妒忌。 “挺好吧？”这时，张建国眼眶也略有些湿润发涩。他紧紧地握着韩起科的手，半晌工夫只问出了这三个字。 “你们来干什么？”沉默了一会儿，韩起科冷冷地问。 “你别这样！”马桂花终于叫了起来，眼泪也止不住地哗哗流了下来。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最后还是韩起科先开的口：“有事，快说吧。会见时间有限。” 马桂花诧异地问：“你不是已经假释了吗？” 韩起科说道：“假释，不是释放，还是要受某种管制的。再说，这里是监狱，我们必须遵守狱规。” “那就快说吧。”马桂花急急地说道。然后张建国就告诉韩起科，原先小分队的人，有相当多已经离开冈古拉，都定居在哈拉努里。约定要为假释出狱的韩起科搞一次聚会。聚会以后，他们派人派车送韩起科回冈古拉。 “派车？”韩起科诧异地问，“不是说给我送车票来的吗？怎么又说……派车了？谁派车？政府能派车送我？” 张建国笑道：“干吗要政府派。原先小分队的人，不止一个买了私家车。大车，小车，都有咧。” 韩起科沉下心，想了一想，再说道：“大家伙一起见个面，可以。但得等我跟监狱长报告以后再定。还有一点，我得说明，不管咋见面，对外都不能说是‘聚会’。我毕竟还只是假释犯。就是将来拿到正式的释放证，咱们之间也别搞这种集会性质的事情，会被人误解的。咱们就是熟人之间见个面，吃个饭，啥名义也别挂……” 马桂花忙应道：“行行行。就是朋友之间见个面，吃个饭，对外啥也别说。”张建国却没接韩起科的话茬。面对韩起科，听他言，观他行，张建国一时间反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韩起科跟所有那些前小分队队员一样，个儿长高了，人也长开了，脸盘上必然地出现了成年男子那种应有的棱角，眉目间也相应地流露出多年的监狱生活烙下的那种顺从和谨慎，克制和压抑……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张建国的预料之中，但真的面对了，他还是感到意外，心里还是涌动出一阵阵无法言喻的伤感。 到约定的那一天，韩起科还真的来了。原定要在新落成的哈拉努里大饭店预定一个带客厅的豪华包间，好好地坐一下，最后还是愣让韩起科给推掉了，说这事千万不能样做得太招人显眼。后来，马桂花提出上我家来坐。那时，我新任农科所所长。（就在韩起科在监狱里服刑的那四五年期间，我半脱产在省农大读了个专为在职干部开设的经济管理专业，拿到了对我一生来说可谓至关重要的大本文凭。）但韩起科还是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老话，他毕竟是个假释犯，找一帮人到一个党政领导干部家去闹腾，更不合适。最后定在了赵光家。那时候赵光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在哈拉努里近郊盖了一幢假三层的小楼。院后，很大的一个停车场里，除了那辆桑塔纳轿车，还停着几辆东风牌卡车。财大气粗的赵光当然愿意坐地做东，也想借此进一步弥合和消除自己跟小分队许多同伴多年来遗留的分歧和宿怨。他只怕韩起科不肯给他这个面子。他不想，只要韩起科不提出异议，那天的一切花销，都由他“埋单”。没想韩起科还真同意了。那天，我本来也想去的。但韩起科托马桂花带话给我说，我跟他的见面，最好还是等他正式释放以后更妥当一点。我一转念，觉得也是的。那时，内部已经开始酝酿改镇建市，我一方面主持农科所的工作，另一方面，按某些领导的意图，腾出相当大的精力，参与改镇建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不久还兼任了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并且逐渐地把工作的重心从农科所转移到了办公室那方面去。明白人都清楚，这个改镇建市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只要不出什么大问题，正式建市后，就是市府或市委秘书长副秘书长的既定人选。我想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也确实应该谨慎一点才是，便只让桂花带了个问候过去，并许诺，等他正式刑满以后，再单独请他。 那天的“聚会”应该说进行得非常顺利。原小分队的那一伙人也非常高兴。喝了不少的酒，说了不少的话，做了不少的回顾，发了无数的感慨，相互间对未来也做了许多重要的约定。尤其是对韩起科出狱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又做了种种慷慨激昂的承诺和担保。韩起科也喝得不少，但说得很少，大部分的时间都端着个酒杯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看着。有点儿发呆。他的视线随着发言者的转换不停地从一个人的身上转注到另一个人身上。“聚会”结束后，他甚至同意让赵光开着他那辆在当时的哈拉努里来说可算是“顶级版”的桑塔纳卧车，把他送回监狱。那天晚上，几乎所有参加“聚会”的小分队成员的心情都是愉快的，既为分手这么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而感到欣慰，也为韩起科经受如此重大的人生挫折之后，变得随和了、从众了，又在这随和和从众中，保持着一种必要的清醒而感到庆幸。只有马桂花从韩起科的沉默寡言中，从某个瞬间在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那种犹豫和迟宕中，看到了一点别人没看到的某种东西。虽然一时间她也说不清楚这种犹豫和迟宕到底标明什么，但这种深重的犹豫和迟宕，过去确确实实从来也没有在韩起科的身上出现过。这一点，马桂花是有把握的。她隐隐地为此忐忑，好像预感到又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似的。为了不扫大伙的兴，当场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回家以后，独自在厨房里闷闷地坐了好大一会儿，才走进卧室，没头没脑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您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特别执著的人，最后能走多远？”虽然她在话里没跟我点明这人是谁，但我立即就明白她这个所谓的“特别执著的人”，指的是谁。我只是不想跟她、也不想跟我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便笼统地答道：“那也得具体人头具体分析。得看这个人一辈子执著的是个什么东西，他又是在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执著的。不可一概而论。”她怔怔地打量了我一眼，似乎觉得我那些话，说了也等于没说一样，头等大事痴痴地发了会儿愣，便再没说什么，去卫生间例行公事般洗涮一番后，只顾上床躺着去了。但这一晚上，我发现她一直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折腾到天明，才不由自主地睡了一小会儿。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她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韩起科突然向监狱方面正式提出报告，请求继续留在监狱里“服刑”，居然不想“假释”，不想跨出这厚重森严的监狱之门。 所有的熟人都愣住了。马桂花、范东、张建国等人，包括赵光，轮番去监狱里找他，劝他改变这个“极糊涂”，又“极没名堂”的想法。这回，倒是有了点进步。谁来，他都见。谁说，他都听着。谁说个啥，他都认真地回应一句：“我考虑考虑。一定考虑考虑。”但看到他呆滞的神情和再次剃光刮青了的头皮，小分队的这些同伴们知道，他是不可能再回头的了。果不其然，过了半个月，这些人再想到监狱去劝他，他便不出来见人了。最后一个见到他的是马桂花。马桂花对他说：“你不能再待在这里头了。别傻拧着了。这几年，外头变化 太大了。你要不早一点出来适应外头的这个变化，再过几年，你整个人都会傻掉的，你会成为一个废人的。你听到我跟你说的话了吗？”他点了点头，而后……据马桂花说，而后他眼圈微微地红了，低下头去，默默地坐了会儿，抬起头来对马桂花说：“我知道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回去告诉小分队的同志们，请大家放心，有政府和队长的监督帮助，我会好好改造自己的。就这样吧。你走吧。”说着，就起身离开了接见室。 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想获得这难能可贵的“假释”的啊。他不是还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去长途车站通宵排队，千方百计地想买一张回冈古拉的车票的吗？那天，他不是还高高兴兴地来参加原小分队队员的“聚会”的吗？在聚会上，他不是还喝了不少的酒吗？当马桂花最后去劝说时候，他的眼圈不是还“微微地红了”一阵的吗？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档子变故，使他突然间改变了初衷，拒绝接受假释？马桂花非常激动地找那些原小分队队员查问过，问他们私下里到底跟起科又胡嘞了些啥，居然如此深重地刺激了他，挫伤了他？这些原小分队的队员拍着胸脯，扯着嗓门，指天跺地地跟她保证，他们既没有“私下里”跟起科有过任何接触，也不会去跟他说那些没边没沿的刺激话，更不会去做伤害他的事。他们干吗要刺激和伤害起科呢？他们自己也在为起科的这突然变故而感到无比的纳闷哩。 这样又过了两三年，经过一再的减刑，韩起科终于获准提前刑满释放。他没有任何理由再“赖”在监狱里了。小分队的那些同伴打听到，他在监狱里学了一手不错的汽车修理技术，就替他在哈拉努里市郊租下一间街面房，替他申领了一张营业执照，办起一家摩托车修理部。修理部后身，还盖了两间平房，圈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上了两棵不大不小的沙枣树。大伙还给他找了一个来哈拉努里探亲的四川小丫头，十八九岁，虽然文化上有点浅(只上过两年初中)，个头也有点矮(不到一米五零吧)，但人还算本分乖巧。想着这样，虽然说不上多么理想，但起码能让他开始过上一个正常男人的日子。说一千，道一万，在封闭了八九年之后，赶紧让他能像一个正常男人那样开始生活，现在对于他，恐怕比什么都重要。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出狱的那天，是又一个冬日。还照上一回似的，大伙又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聚会”场所就在摩托车修理部后院那两间平房里。这回“聚会”来的人比上一回多。因为这几年，原小分队的这些队员差不多都成家了，多数也都有了孩子。平日里，都顾着挣钱养家，互相之间也很少串门了。听说要为韩起科聚会，热情又高涨起来，都把各自的老婆老公和娃娃带上。每家还带一至两个自己的拿手菜。当然，也有的索性扛着半扇生猪生羊就过来的。但这回聚会的时间却比上一回短了许多。说了会儿话，喝了会儿酒，吼了会儿“卡拉ok”，便早早地散了。一方面因为那群狗屁娃娃太闹，也因为有的家属明天还得上早班；但更主要的是许多人都觉得，反正起科已经正式出狱，以后啥时间想见都能见了，可以不必在乎这一晚上相聚时间的长短了。但大伙走时，按事先商量的，留下张建国和马桂花，希望他俩再跟起科说说高场长的事。 这些年，韩起科一直“不理睬”高场长，这让小分队的这帮人既很不理解，又很不安。高福海虽然病退离休回了北京南城，但仍一直在关注着韩起科，一直托人捎话来打听韩起科的情况。大伙觉得，不管怎么说吧，论理论情，出狱以后的韩起科都应该主动去看望一下高场长。至于路费什么的，由他们解决。(这租房办修理部的钱，也是大伙凑的。原先赵光说他一个人承担这笔费用。大伙儿一合计，觉得这钱让赵光一个人出，怎么想也不合适。不是说赵光出不起，而是不合适。大家伙觉得，这是起科的事，他们都有责任抻头来承担。拿多拿少，都得尽这一份心。)马桂花张建国先帮着韩起科和那个四川丫头把屋子拾掇干净了。满地的酒瓶肉骨头啊，花生瓜子壳香烟屁股啊，也确实让他们好一阵子忙活；而后把韩起科单独叫到一个屋子里，委婉地劝了一阵。韩起科却只是不搭腔，也不说去看看高福海，也不说不去，就是一个没反应。想到他过去的那种自信执著从容，再看到他眼前的这份迟钝固执，马桂花和张建国的心恰如一片被山雨摧残过的荞麦，扶不起，又丢不下，既零落，又伤感。张建国只知道这位当年的小分队队长、冈古拉的风云人物、他们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经过这八九年的“折磨”，大概是“彻底不能像个样儿了”。他为之惋惜，哀恸，又多少有些为之泄气。他估计，韩起科的这后半辈子，好歹地能把这个摩托车修理站维持下去了，再把那个并不傻的四川小丫头“哄”住了，“哄”着那小丫头替他生一两个也不傻的娃娃，他这一生也就这么交代了。但马桂花却不这么认为。她明白韩起科心里还梗着个硬木疙瘩。一时半会儿，他还拧不过这个弯儿。什么时候能解开这个硬木疙瘩，拧过这个弯儿来，兴许拍拍脑门，三五天就成了；兴许三五个月、三五年，或十三五年，也难说。马桂花当然为韩起科着急。一个人还能有多少个三五年、十三五年？再说，从人生发展阶段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韩起科当前这个年龄段，正是至关紧要的阶段。二十五六到三十前后嘛，一生成败的关键时刻嘛。这阶段的人生要是再被耽误了，埋没了，扭曲了，走变了样儿，虽然也不能说这个人就彻底不可能再干出点啥名堂来了，但再要干出点名堂，那可真得费牛劲儿了。想到这里，马桂花心里就不只是着急，更多的是难过和焦虑，还充满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落寞。沉默了一会儿，马桂花说道：“顾校长听说你出来了，挺想来看你的。今天晚上市里有点活动，他实在走不开，让我带个话给你，一是致歉，再是另约个时间……他单独请你。”“别别别。还是我去看他……哪天我去看他吧。”一直低头不语的韩起科忙抬起头，应道。而后，他们约定，两天后再来看望韩起科。“你好好考虑一下，经营这个修理部，还有什么难处，需要大伙帮忙的，只管开口。至于高场长那边，刚才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你真得认真考虑一下。高场长这些年一直牵挂着你。当年抓你，也不是他的意思。前前后后，他还真没少为你说话。至于还有那种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过去就过去了。你也别那么死拧着脖子不回头了。”走出院门后，张建国还从自己的手包里掏出一小包东西塞给韩起科。韩起科借着院门前那昏暗的路灯光，仔细辨认了一下，却是一盒印刷包装都挺精美的“避孕套”。他脸立刻大红，电打似的，忙把那玩意儿塞还给张建国，讷讷道：“这……这干吗……”张建国笑着又把那玩意儿塞给韩起科，大声说道：“晚上折腾那小丫头，别光图痛快……知道怎么用这玩意儿吗？”“你……你……”韩起科拿眼角的虚光瞟了一下只在两步路外站着的马桂花，示意张建国小点儿声。张建国却完全没搭理韩起科的这点谨慎，仍跟没事人似的告诉韩起科：“我们跟那个小丫头把事情都讲明了的。小女孩挺开放。她懂我们的意思，让她来跟你一块儿生活，最后是希望你们成为一家人的。所以，只要你觉得是那意思，想干吗就干吗。知道不？”说着，张建国还故意带着一点男人固有的那点“邪性”，坏笑着拍了拍韩起科，然后压低了声音，说了句：“老兄，这么些年，还是个童男子吧？没开过荤呢？哎呀呀呀，这可不行。都小三十的人了，别憋出病来了。赶紧的，把这事儿办了。就是有一条，你可把住了：成家的事没想定前，别轻易把小丫头的肚子搞大了。记住了？！”说着，便招呼马桂花上车走了。 但没料想，过两天，等张建国和马桂花再来时，韩起科却已经走了。跟谁也没打招呼，就离开了这个修理部，离开了哈拉努里。他让那个四川小丫头把一封封得死死的信转交给马桂花和张建国。马桂花张建国忙拆开信来看，信上既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只写着这样一行字：“好意，全谢了。但请不必再为我费神了。”后头还有个小括弧。在括弧里又附了这么一行小字，尤其让马桂花和张建国感到吃惊。他写道：“那个小女孩，请赶紧另行安排。别把人耽误了。千万！千万！！” 他们去问小丫头。小丫头既说不清韩起科到底去了哪儿，也说不清他还回不回来，更说不清他为啥要走；只说是聚会后的第二天一大早，韩起科就走了，临走时，除了这封信，再的，什么话也没留。马桂花和张建国赶紧上里屋去查看。他居然把自己出狱时带出来的那点东西全带走了。两人又赶紧给在哈拉努里的那些原小分队队员打电话，问，韩起科临走时跟他们中的谁联系过没有，留下什么话没有。但一圈电话打下来，谁都说没接到过韩起科的电话；听说韩起科又不辞而别了，他们纷纷丢下各自手头的事情，赶到张建国的住处，商量对策。(赵光这时已经去省里搞“并购”一类的“扩张”去了。他把哈拉努里的一摊事儿，全托付给了张建国。)大伙决定立即动用各自的关系，查找韩起科的去向。但一直忙到晚半晌时分，得到的惟一可靠的消息是，他可能是去了省城了。而且据可靠消息说，这小子在省城有了一个女人。他就是奔那个女人去的。 这消息简直把大伙都震蒙了。韩起科已经有女人了？不会吧？想起他接触那一小盒“避孕套”时的紧张和惶恐，怎么能相信他已经有了女人呢？ 如此这般，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议论半天，也没议论出个所以然来。只有马桂花跟个傻子似的，张着嘴在一旁站着，一直没参与大伙的议论，只是在那儿自顾自地喃喃道：“这家伙，居然把对象也找了。他上哪儿找的对象？这监狱里还管找对象？这小子……” 二十六、韩起科的“女人” 那天，韩起科确实去了省城，而且确实是去见那个在服刑期间找到的“女人”去了。 事后大伙才得知，那天，韩起科确实去了省城，而且确确实实是去省城见他那个在服刑期间找到的“女人”去了。这个“女人”，也就是后来的某一天马桂花在电话里跟她说过话的、“大约有三十岁左右、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还口口声声称韩起科为“小文盲”的那个“女人”。她的确像马桂花在电话里感觉到的那样，“声音浑厚，中气很足，似乎应该是个个头不小，体形壮硕，胸腔和胸部都特别宽大、绵软和丰厚的那种胖女子”，而年纪却比马桂花判断的要大得多。她比韩起科要大八九岁、十来岁。韩起科去省城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已经有三十三四岁了。甚至还可能要更大一些。 韩起科怎么会在服刑期间认识这么个女子的？又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女子的？这话，还得从他那一回主动放弃假释，要求回监狱继续服刑时说起。按说，任何一个正在监狱里服刑的人，最大的愿望，大概就是走出监狱，重获自由了。假释，也是他们所急切期盼的。其实韩起科也不例外。当然，他和所有这些服刑人员一样，尤其跟一些被处以重刑的罪犯一样，在监牢里待了那么些年，一旦要走出监狱大门，重获自由了，都会有一种忐忑和恐惧在折磨他们。他们既盼着重新融入监狱外那个自由世界，但那一天即将到来时，他们也不无担心。相对来说，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眼前这个“不自由”和被管教的生活了。而“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反而变得很空洞很茫然，似乎又很没有“保障”……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被久违了的那个外部世界接纳。韩起科不是个重刑犯。但是在进监狱前，他的经历，说起来非常单一，他就是在冈古拉这么个偏远的地方生活过，就是忠诚地服务于高福海。他完全不知道人还可以以其他不同的方式生存，他更不知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生存，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会得到鼓励。当然，这个所谓的“不同方式”，前提是不触犯各项法律，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韩起科倔强。好胜。他曾经非常的自信。然而，几乎一夜之间，他的自信被彻底击溃，击得粉碎。他被捕的当天晚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朱、李二位曾到场部看守所看望他。在做了一些例行的政策宣讲后，朱、李二位突然对他说，你这回这个祸，实在是闯大了。现在有个法子还可以做点补救，那就是争取上头同意将他这案子留在冈古拉，交给朱李来处置。这案子只要能交到他二位手上，他二位会设法从宽处理。但要争取将这个案子留在冈古拉处置，需要他韩起科具结一份悔过书。悔过书里不仅要对自己纵火行为有深刻的认识，还要对冈古拉这些年的工作有一个全新的正确的看法。而后面一点，比前边一点，更重要。说白了，也就是要他在这份“悔过书”里，和高福海彻底划清界线。这样，上面才会放心地把他这个案子留在冈古拉，交朱李他们来处置。而划清界线的主要标志就是向组织上说清楚高福海的问题。韩起科断然拒绝了。他知道，在上下关注的“退伍军人事件”以后，又发生如此重大的“纵火案”，高场长的去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而高的去职，必将影响一批人的前程。而过去为高重用的那批人，更是首当其冲。朱李二人对这一点当然也是很清楚的。因此，尽快地和高福海保持距离，尽快地甩开这个高福海，对他二位，可说是至关重要。这一点，政治上颇为敏感和老到的朱、李，其实在发生“退伍军人事件”后，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现在只不过做得越发公开，越发加大了“工作力度”罢了，以至于想直接利用韩起科这“狗屁孩子”，收集彻底“打垮”高福海的“炮弹”。韩起科怎么可能向他们提供打击高场长的“炮弹”呢？！对于整个冈古拉来说，你朱某人李某人和高福海相比，又能算个啥嘛！虽然，想起高场长近来的许多做法，韩起科内心深处就会涌出一阵阵困惑，不适和迷茫，就会觉得特别的不愉快，特别的沉重，产生一种无比的缺憾…… 那天，朱李二位甚至把高福海都“支到”看守所来做韩起科的工作，以为这样就能最终说服韩起科，向朱李二人提供他们所需的“炮弹”了。事后知道，在朱李二位跟韩起科谈话的时候，高福海已经在看守所这间号子的门外等着了。不一会儿，高福海柱着手杖，步履艰难地走了进来。让韩起科大吃一惊的是，似乎只是一夜之间，高福海就老了十岁，或二十岁。眼神完全暗淡了下来，眼皮也完全耷拉了，嘴角也只剩下一丝淡淡的苦涩。 “我们错了……”他颤颤地说道，声音低微，气息短促。 “是我错了。这档子事跟你没任何关系。混蛋的是我。是我放火烧了知青的娃儿。”韩起科叫道。 “是我们错了……”高福海木木地重复道，似乎在精神上已完全崩溃。 “你别听他们的。他们别有用心。当时腆着脸溜你沟子的是他们，现在趁乱反戈一击倒打一耙的，也是他们。你要不顶住，咱冈古拉就真的彻底完了。”他大声恳求道。 “你就别再执拗了，听我说，按他们要求的去做。你这个案子只要能留在冈古拉，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都能想办法宽大了你……” “可你知道他们要我干啥吗？他们要我揭发您……” “那你就揭发嘛。” “那我成了啥啦？” “你成啥了、成啥了！到这份上，你怎么还不明白？成啥不成啥，现在还有什么要紧的？现在最关键的是把你眼前这一关渡过了。你懂不懂啊？难道你真是个狼崽啊？你这脖梗上长着的，真不是个人脑袋？你还要我说啥呢？你能别再给我添麻烦了不能？！！”一阵剧烈的咳嗽和喘息，中止了他激烈的詈骂。看得出，他完全把持不住自己了。那密布着血丝的眼底里，不时闪现着一绺绺慌乱和自责。 一时间，韩起科完全呆住了。 这就是我心里一向以来尊为“父亲”的人？ 一向以来被我尊为父亲的那个“人”哪儿去了？ 这就是一向以来，我把他当作“冈古拉化身”来尊奉的人？ 一向以来被我尊奉为“冈古拉化身”的那个人哪儿去了？ 他为什么要显得那么慌张？那么的拿不定主意？眼神中闪现出那么多的自责和惶惑，悔恨和愧疚？难道，天塌下来了吗？即便是天真的塌下来了，又能怎样？ 假如前边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沙丘，水源已然断绝，千年的胡杨树连片干枯，苇丛中的黑雀也骤然间销声匿迹，古驿道两旁只剩下焦黄的骆驼刺和半塌了的旱獭洞，因此，我们就应该不再往前走了？就应该跪下了？假如是这样，冈古拉在七千年前就不会再有任何活物了，它就应该完全寂灭。但它寂灭了吗？冈古拉因此垮了吗？ 哦，“父亲”…… 从那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他怕再见到高福海……怕再看到他那慌乱和自责的神情……从那时候起，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子劲儿，争取尽早地走出监狱。他常常想起他发掘的那个千年曲肢葬古墓。想起那两具古尸头前木盘里放着的那些炭化了的红枣，羊骨和面饼。他常常梦到他俩睁开了眼睛，坐起来叹气。他梦到他俩走出地窝子。地窝子外头停着一个车队，旌旗招展。他梦到车队的末尾还停着两辆带播种机的拖拉机。人们正在往播种机的机厢里填装拌过农药的种子。拖拉机突然吼叫着走动起来，带着庞大的播种机，一颠一晃地向路那边的深沟走去。而此时，他发现，驾驶室里根本就没人。他惊骇地喊叫起来。但那二位却不管不顾地只是冲他微笑。他再一看，才发觉，这二位的眼眶里居然没有眼珠，只有两个空空的黑洞。再看队伍里的那些人，眼眶里也只有个黑洞，也都在冲他呆呆地微笑着……他吓出一身冷汗，忙转身跑去，但一阵狂风刮来，他发现自己已然被刮到了空中，并且随风飘荡着，卷进了一个无底的空空洞洞的漩涡之中…… 但五年后，真的得到假释通知了，他的心情又跟刚入狱时那会儿大不一样了。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他知道他得做好别人需要他做的每一件事，自己才能安然地度过眼前的这一天。他相信自己会尽力去做。但，到底能不能做得像需要他做的那么“好”，他已经很没有把握了。五年前，他本能地只知道盯着一个人的脸色去做事。现在，他学会了品味所有人的脸色。五年中，他曾无数次地向往过监狱外那灿烂的阳光。五年来，他也不是没有走出过监狱。但今天揣着假释证，再走出监狱大门，沐浴在那灿烂阳光的照 耀下，他才发觉那明白无误的阳光竟然是那么“刺眼”。 “您说有没有这个可能，起科是基于一种恐惧，忐忑，才放弃了假释回冈古拉的机会？”有一天，在省师范专科学校政教系读书的范东，回哈拉努里来看我和马桂花。我们留他吃饭。喝了一点酒，范东叹着气，一边把玩着那只青花瓷的小酒盅，一边这么分析道。“他恐惧啥？他已经五年没回冈古拉了。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冈古拉变成了一副啥模样，暂时还知不道他自己到底能不能适应这已经变化了的冈古拉，他咋会恐惧咧。”马桂花反驳道。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为韩起科辩护的立场上说话。在这一点上，她多少年来可以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冈古拉去假释？”范东不解地问。“兴许是离家的日子太长了。有时，离别的时间太长了，也怕见面啊。你们就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感觉？”马桂花皱着眉头，反问道。“但他一开始是想回冈古拉的，后来才突然变卦的。如果仅仅是因为离家时间太长的原因，那么情况应该是倒过来的：一开始不想回，而后慢慢地又想回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啊。为什么？”范东端着酒杯的那只手做了个很大的动作，来强调他的推理和反问。因此，有许多酒都洒到了桌子上。一股强烈的酒香顿时在空气中弥漫开。马桂花回答不出范东的反问，也无法抵御他的推理，便去厨房里取了块抹布来，只顾低头去擦桌上的酒迹了。 应该说，范东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事后证明，对“回冈古拉”的恐惧，一直在困扰、折磨着狱中的韩起科。在失去了高福海这个精神支撑后，这个世界上，他惟一熟识、热爱、并且还可以说是属于他的，就只有冈古拉了。任何时候，只要说到冈古拉的黑杨林，冈古拉的黑雀群，冈古拉的高地，荒原，冰雪，芨芨草，冈古拉的那群母狼……他心里都会升起一股不尽的暖流。不管呆在任何地方，只要一想起冈古拉，他都会微微地颤栗起来。脸色都会变得特别的苍白。眼睛里都会发出一股灼热的光。有一回他带着几个劳改员去起猪圈。浓烈的猪圈味儿和猪圈外头那股同样浓烈的青草味儿，还有那股从白杨林深处刮过来的深秋的风，顿时让他想起了他的冈古拉，他的心皱缩起来，整个人也跟着颤栗了。他站立不稳。他翕张着嘴，微微地依靠在猪圈的土墙上。这时，那几个劳改员挑着担子走了过来，发现他这副模样，便非逼他承认独自躲在这儿“打飞机”(手淫)了，还要扒他的裤子验证。早已发育成人的韩起科，又在监狱那样的环境里过了这么些年，对那些成年罪犯的粗野黄色言行，应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了。但是今天自己正在思念冈古拉，这几只“烂公狗”的行为让他的确产生了一种吞下一把蛆虫的感觉。已经好几年没打架的他，当时就咬牙切齿起来，骤发“狼威”，把那几个比他大二三十岁的浑蛋家伙统统打得东倒西歪，眼青鼻肿；后来虽然受到了狱方加械具禁闭七天的严厉惩罚，(白天劳动时，加戴脚镣。晚上睡觉时，加背铐——左手弯向肩后、右手从腰背后向上，两手反铐在背后，)心里却痛快了好一阵子。这几年里，常有新入狱的人，告诉他外头的世界大变了，也包括他的冈古拉，“再也不是你进来前的那个球模样了。”他听这些话，就像一个重刑犯，老听有人在自己耳朵跟前叨叨，“你老婆在外头不正经哩”一样，他将信将疑，却又忐忑不安；忐忑不安，却又将信将疑。他想象不出，几年的时间，冈古拉能变到什么地步去。他更不敢想象，在失去高福海那样的精神支撑以后，如果再遭受冈古拉的“遗弃”，自己将“沦落”到一种什么样的境地…… ……得到假释通知后，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冈古拉去亲眼瞧一瞧。他去车站买票，亲眼看到赵光的“风光”和“牛气”，又参加了小分队的那个“聚会”。他脑子里开始进入一些“真实”情况：他知道在冈古拉掌权的，都换成当年那批退伍军人了。他知道冈古拉也跟周边那些老乡公社一样，把土地都承包给各家各户了。原小分队的这些同伴们提醒他，你回冈古拉，也得从承包土地开始。你可得好好地给连长磕头烧香上供。你可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小瞧那些连长。否则，他们不会把好地承包给你；到该使用机器作业时，不给你安排机力；到该浇水时，却把水先打到别人的承包地里……到秋后，你就尽等着倒挂欠账吧。有人还故意跟他说，冈古拉搞承包的头一二年，有些老职工端了一辈子铁饭碗，不习惯这种操作方式，到年终账上倒挂，欠下公家不少钱，心慌意乱地看不到前途，正经还有上吊自杀的哩。他从他们嘴中还知道，赵光现在发了，差不多成了冈古拉的一“霸”了，控制了冈古拉一多半甘草肉苁蓉的“进出口贸易”。每到甘草和肉苁蓉的采掘季节，这小子会雇用几百上千人，撒到冈古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上去挖这些野生的肉苁蓉和甘草。这时候，从哈拉努里开往冈古拉的长途班车的车票，一多半都会控制在这小子手里，用来运送他雇用的“盲流仔”和“盲流妹”。他当然也会给长途车站的那些领导和售票员们许多好处。他掏钱给长途车站每位领导的家里都安了一部程控直拨电话。就是这许多好处中的一种。而那时候在私人家里安一部程控电话，得交四千多元到五千元的初装费。而那个时候的四五千元，实实在在说，对一个靠工资过日子的人，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还知道了，过去一直瞧不上赵光，并老跟赵光做对的张建国，现在也“投奔”到赵光的门下，居然做了他的小车司机和“经理助理”，天天开着车拉着赵光东奔西跑地“作威作福”。就跟过去无比地忠诚于他韩起科一样，现在无比地忠诚于赵光。而孟在军也在赵光手下做了他收购部主任，每到夏秋两季，在军都会带着一帮人，开着东风牌卡车，在戈壁滩上四处设点，为赵光收购甘草和肉苁蓉。从今年开始，他们还将开设加工厂，对甘草肉苁蓉进行深加工，以从它们身上赚取更多的附加值。在聚会时，这些原小分队队员一个个都嬉皮笑脸地告诉他：“你就等着瞧吧，要不了几年工夫，赵光就能成为冈古拉新一代的‘高福海’，而且比当年的高福海还要牛皮，还要有钱！”他们哈哈大笑。但，谁也没注意到，从那以后，韩起科再也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直至聚会结束……他的脸色逐渐地灰暗起来，眼神也从陌生、好奇，到疑询、疏离，再到恍惚、呆滞……嘴角的笑纹似乎也显得有点苦涩、僵硬。 ……他真的开始犹豫了。他活这二十多年还从来没有犹豫过。就连那天被捕时，他都没有哆嗦犹豫。他心慌但并不犹豫，心里更没有任何迟疑。但是，到了这会儿，他开始疑问了，他问自己，冈古拉还是他韩起科应该回和能够回的地方吗？他，韩起科，还“回得去”吗？他开始预感到，过去自己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现在，则可能要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从看高福海的眼色过日子，到必须看赵光的眼色过日子，还能说，冈古拉真的是属于他韩起科的？ 他真的没把握了。他再也不是那个冲动起来就能不顾一切地向麦草路洒煤油扔打火机的那个韩起科了。他以一己之五尺热血之躯，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无能和无奈；于是，他决定暂时不回冈古拉。他要再想一想，再看一看，再等一等…… 是的，如果不回冈古拉，他只有重回监狱。他没别的地方可去。好在，他本人在这五年服刑期内，一直诚心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赎罪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接受惩戒和改造，能尽力帮政府方面做一点他们需要他做的、又是他能做的事，他总是拼命去做。再加上，政府方面的人都了解了他这案情的底细，因此，上上下下在情感上一直也没怎么太把他当刑事犯来看待。现在他愿意回监狱来接受“假释”，虽然这在哈拉努里第一监狱是破天荒的，但大伙也愿意接受他“回来”，经郑重请示批准，这事还真成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那位后来总叫他“小文盲”、并总自称是他“老婆”的那个胖女孩。这女孩——如果一个女孩过了三十，因为没正式成家，没生过娃娃，我们还能戏称她为“女孩”的话——原是那位分区监狱长（“沙哑嗓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小亲戚。她的正式职务是省城一家博物馆电话总机房的守机员。那时候省城还刚处在筹建程控电话网的阶段。绝大多数单位绝大多数街区使的还是那种老式的交换式电话。也就是说，都得先把电话打到一个交换总台去。由守候在总台上的女话务员，替你把电话转到你想找的那个人的电话机上去。她守着的是一台当年俄国人留下的一百门老式电话交换总机。博物馆的老楼据说也是按俄国人设计的图纸盖的。墨绿色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结实的天花板，和同样高大结实、直接砌在墙角里、显得极其笨重的圆桶状黑漆铸铁火炉，还有从那些高大的窗户里透进来的一条条诡异的光线，让博物馆里那些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旧地板，朝夕在这里忙来忙去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自己一年四季都在忙着参与拍摄那部百看不厌的老电影《列宁在十月》，或者是在拍摄后来又热闹了一阵的《两个人的车站》。有一年冬天，这个胖胖的女话务员(那会儿她还不到三十，最多也是刚过三十)，大老远地到哈拉努里监狱来，名义上说是看望她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舅”，其实是受一位朋友之托，来请“老舅”关照这位朋友的一个朋友的。这位朋友的朋友正在这座监狱里服刑。按说，她不该过问这种烂事儿的。省城离哈拉努里好几百公里哩。大冬天的，长途班车里哪儿都灌风。人挤人的，怎么着也好受不了，能闻到的全是那么一股劣质烟的烟味，劣质酒的酒味，正犯着牙周病的黄板牙的牙臭味，还有从黑棉胶鞋里长期捂出来的臭脚味。就是到了哈拉努里也不好受。这儿的气温要比省城整低十度。没扫雪的地方，雪都堆得比窗台还高。但谁让她是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呢？而且朋友还特别多。这里对她和她那帮朋友的情况和“社会背景”，我得稍稍地做一点补充介绍。她和他们都是地方大院或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她老爹是省军区司令部管后勤的一个科长。“文革”一结束，这些父母们大部分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重新掌管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这些老同志大都比较正统，再加上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多数人都不会去（少数的则还来不及去）去搞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名堂。所以他们的子女当时大多数都跟这位胖女孩一样，从事着非常普通的职业，话务员啊，保育员啊，会计啊、技术员啊，中小学教员啊，更多的甚至就是个普通工人和营业员，等等等等。但父母的恢复职权，还是使他们和别的那些普通从业人员发生了实质性的区别。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这种“普通”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有可能比别人承担起更多的一些责任，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而在别人眼里，他们也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到韩起科结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省博的总机房做她的“话务员”，但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去电话交换台跟前去上那个班了。 每回到哈拉努里，胖胖的“薛姐”都住监狱招待所。招待所有一个老大不小的院子。那天黑早，路灯还没灭哩，她裹着件军皮大衣，趿拉着鞋，哆哆嗦嗦地穿过院子，去那角上的厕所解手，却被一个清瘦的“鬼影”吓了一大跳，好大一会儿工夫都没敢动弹，差一点都尿裤子了。只待醒过神来，她飞一般地跑去敲开“老舅”值班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口咬定自己看到“鬼”了，一个年轻的“男鬼”，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薄薄的单裤，也没戴帽子，低着个光脑袋，耸着个肩膀头，从院子里飘也似的走过，一转眼便隐到墙犄角背后不见了。“肯定是夏天里冤死的野鬼，这大冷天都穿得那么单薄，他要不是鬼，我把他蘸蘸蒜泥，活吞了！一个活人大黑早地怎么可能穿得那么单薄，我穿着棉袄皮衣，还冻得直想哭哩。”她手舞足蹈地边说边形容着。正在值班室值班的“老舅”被她无端吵醒，心里正烦得没法处治，也不接她话茬，只等她说完，拿起电话，就让总机把电话接到文化室，然后跟文化室那边接电话的人吼了声：“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这儿有人见鬼了！”不一会儿，韩起科就匆匆赶到。“老舅”指着韩起科问那位远房外甥女：“鬼来了。你自己跟他说吧。”说着，又钻回热被窝里睡他的回笼觉去了。“老舅”一听她描绘的那“鬼”模样，就知道是韩起科了。那个胖女孩一见韩起科却傻愣在那儿了。一方面看韩起科的外形、衣着打扮，确实像刚才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个瘦“鬼”，另一方面，她怎么也想象不出，在“老舅”的这大牢里，怎么还会“藏”着一个这么眉清目秀、白白净净、还挺有气质、怎么看怎么算也都要列在“有模有样”这一档里的“小男生”？她迟疑了好大一会儿，只说了句：“对不起。刚才是你在院子里转圈吗？我错把你当鬼了。可是……可是，你……你真的不冷？啥也没穿……” “我怎么没穿？”韩起科恭敬地一笑，用两根细长的手指拈起那件薄薄的灰大衣反问。 应该说，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和韩起科“迅猛发展”的这层关系上，她是占据绝对主动的。那天一回到招待所房间，她就觉得自己眼前老晃动着这个“小男生”那副“小可怜”的模样儿。挥之不去，却之也不退。(这也是她这人一生可叹又可爱之处：她总觉得别人可怜，需要她去关爱、帮助，甚至需要她去“救援”。)于是她坐立不安，怎么也放不心来。那一个白天，她起码上“老舅”的值班屋里去了有三四回、五六回。每回去，都是打听询问这位“小男生”情况的。“你想干啥呢？”“老舅”警觉地问，“别在这儿跟我添乱呢咧！”她斜了“老舅”一眼，哼哼道：“我怎么了？”她不高兴了。“老舅”却正告她：“这个韩起科还在假释期间哩。你别在省城肥的吃腻了玩腻了，又上我监狱里来换什么口味。”听“老舅”这么说，她就更不乐意了，大声嚷嚷起来：“你怎么说得那么难听呐？！谁玩腻了吃腻了，上你这儿找个假释犯来换口味？你把我说成啥了？再说了，他也已经假释了。法律已经给了他跟人交往的自由了。你还能限制？嗤！？”她又斜了“老舅”一眼，然后又丢下一句：“一会儿，我上你们文化室去参观参观。通知你们那些牢头狱霸，到时候别跟我大惊小怪的。”掉转身就走了。后来的三几天里，她果然去“参观”了好几回监狱的文化室，招得分区监狱的大小干警们都有感觉了，也都反映到“老舅”那儿。“老舅”真生气了。她这才收敛了一点，继续又小住了几天之后，乖乖地返回了省城。后来，她常来。半年，仨月，总会来一回。但她不再去文化室“参观”，而是把韩起科叫出来，甚至叫出监区，叫到招待所她房间里“谈话”。因为他是“假释”的嘛，可以“自由”走动的嘛。一年多以后，在一次很偶然的谈话中，那位分区监狱长突然听到韩起科居然称呼他那个远房外甥女为“我薛姐”，好不吃惊，愣怔过后，傻傻地问：“你薛姐？嗨，叫得还怪亲热底哩！她啥时候认了你这个弟弟的？啊？一眨眼都‘薛姐’了？好嘛！”韩起科红红脸，强词夺理道：“叫个姐又有啥哩？我们又没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分区监狱长的两只眼瞪得更大了：“你还想干啥见不得人底事咧？啊？你小子也跟我学坏呢咧，啊？你们到底干啥事了没有？孤男寡女、烈火干柴的。快说。”韩起科当然不会跟他说实话。其实，那时候，他跟她（准确地说，应该是“她跟他”）还真干了一点“坏事儿”…… ……那是结识“薛姐”后第二年的春夏之交。工程规格不高的省道县道纷纷结束了让人极为头疼的泛浆期，中断了二十多天、小一个月的公路长途交通刚刚得以恢复。那天“薛姐”突然又来哈拉努里看望韩起科。说“突然”，是因为以往“薛姐”来哈拉努里，事先总要告知一声，打个电话，写封信什么的。但这一回，事先不仅没有发任何“通告”，而且到哈拉努里后，也没像往常那样，“下榻”监狱招待所，而是在离监狱挺老远的一个街区，找了个背静的小旅社住下了，真有点地下工作者搞秘密接头的味道。办完住宿手续，交完了预付 金，服务员带她进了房间（她特地要了个小单间），打开窗户子，前后左右上下仔细察看了一下环境状况，放下那两片并不干净的窗户帘子，换上自己带来的那双棉拖鞋，这才神神秘秘地打电话到一监的“文化室”，通知韩起科，赶紧去看她。 韩起科虽说感到十分意外，但异样的惊喜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个中原由的那种心跳，让他几乎是一分钟都没耽搁，撂下电话就跑到管教那儿，胡乱找了个由头，请准假，去了那个“红星旅社”。他感到意外，是因为“薛姐”刚走不多久。再次见面相隔的时间从来也没这么短过。这也是“薛姐”这一次来之前不敢声张的原因之一。她怕“老舅”因此而起疑心，怕他上她爹妈那儿去告状。老爹虽说只是个科长，但毕竟是军区的老同志，自己的闺女有事没事地老往监狱跑，去找一个假释的“男犯”，他能容忍吗？万一知道这情况了，这位文化不高，但原则性很强的老军人能有她好受的？那天见了韩起科，她跟他说的也只是，办事路过这儿，顺道拐过来看望一下。她不希望给韩起科造成一种印象，她是专门来看望他的，而且已经到了“迫不及待”想见他的程度。她不想在他身上惯出啥毛病来，把他宠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以后再没法相处。在韩起科之前，她交过男朋友。两三年里，交了好几个，但一个也都没存住。这也是那位“大舅”要说她“肥的吃腻了，想上这儿来改换改换口味”的原因。但那些男朋友之所以最后都没能“存住”，她觉得真的不怪她。这些男孩中，有干部子弟，也有平民的孩子。家境自然殊异，本人性格爱好相差也挺大。但相继都离开了她，她最后总结教训得出一条，如果一定要从她身上找原因，只能怪她为人太热情，待人太真心。一点余地都不留，把他们一个个都惯坏了宠坏了，以为自己真是他妈的啥“白马王子”，回过头来，又不把她放在眼里了。那天，她对韩起科说，她只能在这儿待一天一宿。她说她上一回去文化室的时候，就发现他老借用公家那个砖块式录音机听歌。“你这习惯可不好了。老公私不分，我不喜欢。一个录音机才多点儿钱嘛？咱们贪这便宜干啥？我跟你说过多少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掌勺的学大厨，跟着吹唢呐的吃豆腐。(以往，这一带雇和尚道士打鼓吹唢呐的上家里来做丧事，中午晚上吃“工作餐”时，菜肴多以豆腐为主。)你这个小文盲，自己在这种环境里，就得知道要管住自己。再说，我看你老喜欢听那种哥哥啊妹子啊你爱我我想你的歌。这种歌有啥意思么？叫你‘小文盲’，你还不警觉？得匀出点时间，多读读书看看报，不比啥都强？！”一边数落，（就像数落儿子那样，）一边从旅行包里掏出一个新买的卡式录音机，还拿了两套春夏际换洗衣服，往韩起科手里一放。韩起科的心就热辣辣地通通直跳。 那一段时间，韩起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老是很特别的一种感觉，慌慌地，痒痒地，又没着没落地老盼着能再见这位“薛姐”一眼。这在他，可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此之前，韩起科可以说从来没为女人动过心。在冈古拉的时候，他不想，是因为年龄还小，又一心扑在高福海托付的各种工作上。后来进了监狱，那帮子劳改员闲不闲的，嘴里倒是整天不离女人。但于他，也就是在一旁偶尔地听上一耳朵，偶尔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冲着遥远的地平线，发发呆，红红脸而已。但“薛姐”的突然出现，却让他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异样感。她的絮叨、体贴和专制，都让他心动，让他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酸涩。他忽然觉出，自己是那么地需要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絮叨他，“专制”他，同时又能给他别人替代不了的那种“体贴”。也许这跟他自己从小没有爹，没有妈，没有哥，没有姐，但从来又都以强者的嘴脸出现在冈古拉所有人面前，而现在又一下遗落在人生最低谷之中有关吧。“薛姐”每回离开，都让他感到怅惘。一生中他第一次感到什么叫“空虚”。从高福海那儿，他曾得到过“关心”。但那种“关心”更接近于“管教”。而且是强制的和强硬的。他赞成这种强制和强硬。他以为人需要的就是这种强制和强硬。十几年来，他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接触了这位胖胖的“薛姐”，同样有一种强制和强硬，但这里的的确确多了一份他从未经历过的“温暖”和“体贴”。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会那么的喜欢听她唠叨，为什么竟然跟个小狗似的，那么顺从地由着她叫他“小文盲”，心甘情愿地接受她的“专制”。在此以前，在高福海的安排下，他和人们的关系从来就是“管教”和“被管教”的关系。不是他被别人管教，就是他在管教别人。而那时候，别人的管教（包括高福海的管教，当然也包括这几年在监狱里受到的那些管教），只会让他紧张，有时还会引发一阵阵心的痉挛。但胖姐的“管教”却让他放松。这种放松让他找回当年走进荒原深处野林子里的一种感觉：四仰八叉，随地一躺，微微合上眼睑，放缓了丹田气息，松弛了身上每一块肌肉，设想自己好比一块太阳底下慢慢解着冻的油脂，正在脱皮懈骨地瘫软下来，融入身下这酥松的大地；这时节，由着黑蚂蚁慢慢爬上自己脸庞，听着林下风悄悄在四处游逛，而后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感觉一种暖暖的强大地气慢慢把自己托上蓝天的幻象……他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渴望见到那位胖姐姐。他甚至被自己的这种“妄想”震慑住了。“我想干吗？”他问自己。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狡猾”地掩藏起自己这种渴望，他不让自己在她面前流露这种“渴望”。他怕自己的这种“渴望”会吓跑了她。他觉得“薛姐”跟那些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只是来教育帮助他的。不管这种帮教是多么的贴心，细致，既然是“帮教”，就总是有时限的，也总是有局限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都搞不明白这位胖姐姐为什么要那么关心他？他总是在暗中告诫自己，知足吧，别太那个了，否则，“薛姐”下一回就不肯来了。 要是，她突然不再来了，会咋样呢？有时，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他甚至都不敢再想象下去。他会立即慌慌地去干别的事情，以努力驱赶掉这个能让人感到有点绝望的念头…… 但这一回，“薛姐”却在离开哈拉努里仅仅一个月之后，又“秘密”地来看他了。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做得这么“秘密”？因为……因为……因为她……他不敢再深想下去。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的惟一的回答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虽然仍不能最后确定“薛姐”把事情做得如此秘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一种狡猾的窃喜，一种无名的焦虑，一种惶惶的期盼，甚至还有一种舍命搏一把的赌徒心态，再加上放下电话时那种异常的心跳，都让他认定，不管等一会儿见了“薛姐”，听她为她的做法说出什么样的理由，他都肯定，这一回她只是为了看他而到这个哈拉努里来的。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他不敢深想下去…… “他们准了你几小时假？能在这儿跟我一起吃顿晚饭吗？”那天，他不无有些忐忑地进了“红星旅社”那个房间，“薛姐”便这么问他。 “不能……我还得回监号参加晚点名……”他讷讷地答道。 “点啥名哟！你在假释中，怎么那么嗦！不能吃晚饭就算了，赶紧把里头的衣服换换。你瞧瞧你，都跟个脏猴似的了！我看这旅社隔壁新开了个洗衣店，送那儿洗，也不算贵。刚才我去问了，这会儿送洗，赶明天一开门就能取。快换吧。”她催促。“别送洗衣店了。这钱……”他慌慌地说。“这钱我给你掏。瞧你这抠门样儿！快换呀。试试我买的那套衬衣衬裤。我瞧着可能有点大。”她再催。他只得放下手里的录音机，赶紧脱衣服。她却一下脸红了，走过来冲他那正在解衣扣的手，狠狠打了一巴掌，啐嗔道：“你冲谁脱衣服呢？光屁股好看？昏了头了？！”他大红了脸，赶紧抱着那两件新衣裤，跑到楼道里的公用淋浴间去了。等他洗完澡，又换了内衣内裤出来，她也已经把他扔出来的脏衣裤送隔壁洗衣店去了，然后又扔了个小木梳给他，让他把那些支愣着的头发收拾整齐。在梳理的过程中，她一直坐在一旁看着他。目不转睛地。后来又一把从他手里把木梳夺了去，“连梳个头都梳不像样！你说你还能干啥么？！”她一边嗔责，一边拽着他一条胳膊，把他一下拉到自己身前，要替他把那头发重新整理一遍。也许是她无意间用力太大，也许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那防备的准备，更也许他和她一百年都在等这一回，当他踉跄着跌坐过去时，几乎都要依偎到她怀里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个肩头触碰到了她上身特别柔软温热的那个部位。他听到她轻轻地哼了一哼，整个身子似乎都本能地回缩了一下。他还觉得有什么同样柔软的一绺东西从他汗涔涔的额角拂过。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便下意识地躲了一下，同时偏过头去看，却发现是“薛姐”的一绺头发。更加不知所措的他，为了稳住自己的身子不再向后倾倒，慌忙间伸出手去自己身后支撑，却没想支在了一个同样温软厚实的地方。一瞬间，他知道坏事了，可能把手伸到“薛姐”的腿上去了。他本能地赶紧缩回手来，却发觉自己潮热的手被抓住了，那是一只冰凉的手。他脑子里一下空白了。汗大颗大颗地沿着脸颊往下流淌。他绷紧了全身，一动都不敢动地依靠在“薛姐”那宽厚的胸怀里。他觉着“薛姐”那只冰凉的手在慢慢地抚摸着自己那只滚烫的手背。他感到了“薛姐”的胸部在剧烈地起伏，他听到“薛姐”轻轻地喘息着，在呢喃地数落：“小文盲，你咋也那么坏呢？啊？你咋也那么坏呢？啊？”喘息声越来越急促……“薛姐”的上半身像大雷雨时漆黑一团的天空，在发出几道耀眼的电光后，便整个都向他覆盖了下来，那同样冰凉的脸颊，同样冰凉的嘴唇，仓促地在他脸颊上眉目间游走寻觅。那只冰凉的小手抓捏得也越发地用力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被肆虐的狂风旋起的一股沙尘，在狂躁的旋转中扩张升腾弥漫，并隆隆地轰鸣，只想去吞没眼前这整个世界。在经受住了这第一波冲击后，他终于转过身来，但仍然不敢睁开眼来看“薛姐”，只是用那只没被她抓握的手，紧紧搂住了她的后背，全身心地贴近过去，全身心地感受那柔软的起伏，放肆地去呼吸从她衣领和脖颈间散发出气味儿。他拼命地跟自己这一刻突然萌发的渴望和冲动进行着殊死的挣扎。他告诉自己，不能再这么错误下去，得赶紧站起身，赶紧离开这个“温热柔软之乡”，赶紧……赶紧……但这时他已经完全动弹不了了。他渴望得太久了。在听到那些成年罪犯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的同时，他之所以不敢往深处想，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想象有哪一个女子会跟他这样亲近。也不能想象自己怎么能越过那一道道无比深峻的鸿沟，接近到那一片“孤岛”上的“玉楼琼宇”。而十几年来，太多的关于“女色”和“错误”，和“犯罪”紧紧相联结在一起的训戒和先例，也使他不敢往进一步的方向去思想。但这会儿他却这样被拥抱着。一个关心体贴他的“姐姐”。他内心居然一阵阵地哽咽起来，一种感激，一种感动，整个点燃了他所有的欲望。世界消失了。这时的他，只想用力地把自己或把她一起挤压进那个沸腾的无底黑洞里去，把自己完全消融到那片温柔之乡中去……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大概因为转身时太慌张，位置压根儿就没坐正确，“薛姐”的一只膝盖紧紧地顶住了自己的腿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感觉到这一点时，忽然……忽然……他浑身抽搐起来，剧烈地颤抖起来……他忙松开手，躲避似的离开“薛姐”，并呆呆地坐直了身子，脸色苍白，虚汗淋漓，低头不敢再看对方。“薛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呆坐了一会儿，才细声地问：“怎么了？弄……弄疼你了？”他忙站起，忍受着裤裆里的那片湿冷，只说了声：“对不起……对不起……”便抽身走了。 过后，他俩有一年多没见面。他怕。她也怕。但她还是有信给他。他当然是有信必回。只是双方都不提见面的事。一直到韩起科的刑期快满了，她突然又提见面的事了。只不过，这一回她是这么说的，省博物馆将要为建国多少多少周年举行一个本省考古成就展，她在信上问道：“小文盲，有兴趣来看看吗？我能替你搞到赠票，一张，两张都行（如果你已经有女朋友的话——“薛姐”这样注解道）。我还管报销路费。管吃住。一个人的，两个人的，我全管。想来学习学习吗？”他当然要去。立即试图写回信。写了几次，但最后都没发出去 。写着写着，他就为难起来。拿不定主意了。他不知道“薛姐”写这封信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接受这个“邀请”，去省城“学习”一下。如果“薛姐”没有别的意思，真的只是请他去看一下展览，“学习”一下我省考古最新成就，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那个必要，大动这个干戈。假如“薛姐”跟他一样，这一年多来，一直火急火燎地渴望着再见到对方，那么，一旦真的到见面的那一刻，他又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不犯任何“错误”……特别是万一做出什么过火的举动，伤害了这位“胖姐姐”，或者，即便没到“伤害”的程度，却让对方严重误解了自己，最终导致失去这位善良而热诚的“好姐姐”，如果结局真会是这样，只能是这样，他还不如不去。 他怀疑自己，真的走到“胖姐姐”跟前，自己还能不能保持“必要”的冷静和克制。八九年来，人们从他恭恭敬敬的态度里，谨小慎微的作风中，站在谁面前都垂手低眉的外表上，几乎早已忘掉了他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娃娃”。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在梦中，有时在深夜，有时在极端苦恼时，脑子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出现狼群在铃铛刺丛林中疾奔的场面，他会听到那一阵阵疾奔时的风哨声，灌木丛枝条在脚爪下嘎巴嘎巴折断的声音。他会真切地感受到疾跑时身子的晃动，鼻翼急速的翕合，四肢关节优美协调的伸张，感受到林子外那股特别清新的空气的召唤力，感到集体守望的焦虑和喜悦，还有那种你长嗥一声，我短吼一下的激奋……他害怕那一口狼奶和野性会让他在再度见到“薛姐”时，失去任何控制，就像那年的那一天，他向麦草路上洒煤油扔打着了的打火机…… 他真的不希望被“薛姐”误解，也不希望被她拒绝；他不希望在本不该由他来得到的那份情感面前陷住了脚步，但更不希望失去本该由他得到的那份真心和……和挚爱……他自己也拿不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一直到那天，他以自由人的身份，正式走出监狱，被原小分队的那些伙伴们接到那个“摩托车修理站”院子里，见到那个四川小丫头时，他终于明白，无论是这位十八九岁的小丫头，还是将来哪位二十八九岁的大丫头，都不可能消除了自己对那位三十多岁的“胖姐”的思念。因为这毕竟是自己在最艰难时刻从“女人”那儿得到的一份情感。那天，聚会散了后，等马桂花和张建国也都走了，他走到小丫头住的房间里。小丫头见韩起科突然大步向她走来，不无有些突兀。但她倒也镇静，只是稍稍后退了一步，指着身前的一把椅子，对韩起科说道：“韩哥”，坐。”韩起科坐下，平静地打量了小丫头一眼，只见剪着齐耳短发的她，脱去聚会时穿的那件粉色薄呢外衣，里头穿的是一件藕荷色的涤棉长袖衬衣，下身依旧穿着那条在任何一个农村集市上都能买到的武警绿女裤，中跟的黑皮鞋今天特地擦得锃光瓦亮，衬着一双带花边的白袜。整体看来，倒也细巧宜人。“我出去打个电话。”他说道。“家里有电话……”小丫头提醒道。“我得打长途。”他解释道。那时哈拉努里也已经能给各小家小户安装电话了。只要交钱就行。但自家的座机还是没有长途的功能。打长途还得到长话局的营业厅去。“都这么晚了。明天再打，不行？”小丫头劝道。小丫头见韩起科匆匆走来并非是跟她来亲热的，虽说多少有点失望，倒也暗自赞赏这位“韩哥”的“涵养”。“这你就别管了。睡觉前别忘了锁院门。”韩起科说着就向外走去。小丫头也就没再过问。小丫头原先是赵光公司里一个“打工妹”，来哈拉努里还没俩月哩。前些日子，张经理(张建国)和马姐(马桂花)找到她，说是要给她介绍对象，但说明了对方曾坐过几年大牢。当时她一听还正经紧张过一阵，也好别扭了一阵。还是看这二位大哥大姐的身份不一般，尤其是那位“马姐”，正经是市委副书记的老婆。经二位力劝，并做了最后的担保，保证她在结婚后的三个月之内，就能正式落上哈拉努里的城市户口，她才勉强答应。今天见面，看到韩起科眉目间并没有半点“犯人”应有的“匪气”，举手投足也十分有分寸；特别看到马姐张经理和在场那么些有头有脸的人都对他挺尊重的，心里又高兴许多，得到了许多安慰。 其实，那天晚上，韩起科也很清楚，都那么晚了，长话局早就关门了。再说，这些年，在哈拉努里，他也没走过夜路。他一个人也找不到什么“长话局”。但这一刻，他完全不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在屋里静静地等待天明。他要到最接近“薛姐”的地方去。他要找一位最亲的人，告诉他(她)我刑满了。我不再是个“罪犯”了。在失去了那个曾经的“父亲”以后，还有谁能倾听他这样的倾诉呢？只有她了……另外，在刑满释放的第一个夜晚，他也需要四处去走一走。他要证实，自己确实是被“释放”了，人身不再受限制了。他要认真享受一下、体味一下那种可以自由走动的可能和幸福…… 那天晚上找到长话局时，长话局的确已经关门了。但他没回修理部小院，而是在长话局门前高高的水泥台阶上美美地坐了一夜，享受那没人管制的空旷。不时有流浪的狗走过。不时有重载的卡车驰过。而后是送牛奶的拉水的车哐啷哐啷地晃荡过。空空荡荡的十字街口，逐渐地又重复昨天前天的热闹。后来他便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是扫大街的用竹条把把他给捅醒的。等长话局好不容易为他接通“薛姐”的电话，已经是上午十点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薛姐”的声音听起来很冷淡。“摩托车生意做得咋样了呢？我还得祝贺你啊，摘了劳改帽，又做新郎倌，双喜临门……”她怎么啥都知道了？难道他依然在被监视着？韩起科一紧张，便结巴起来：“薛姐你听我说……”“你还记得有这么个薛姐啊？”她冷笑。“我……我……”他慌忙解释，一时却又说不出啥话，憋了好大一会儿，只说道，“我明天就去看您。”“带着新娘子啊？”“薛姐”问。“哪有啥新娘子么。你咋这么看我呢？那都是小时候那些伙伴的好意。可我哪能抓到篮里都是菜呢？我韩起科再没出息，再没见过女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也不能完全由着别人摆布。我是那样的人吗？我知道我在您眼里是挺幼稚挺粗鲁挺没文化的，可我也没幼稚粗鲁没文化到那个地步……”突然间口齿伶俐起来，便急急地说了许多许多。后来就只觉得电话那头没声音了。又过了一会儿，才听到“薛姐”说：“你干吗那么着急上火的？我又没别的意思。只要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上人，我当然还是为你高兴的……”这时，他拔高了声音叫了一声：“薛姐，您咋还那么说呢？！别人不了解我，您还不了解啊？我哪儿去找心上人嘛。她在哪儿嘛？！”当时，他真想大哭一场。事后自己仔细想想，唉，韩起科啊韩起科，你他妈的也真是没鸡巴出息！ 当天，他带着自己全部的行李，上了去省城的长途班车。到省城后，他没马上去找“薛姐”。只是给她打了电话，说他到了。她说，那你还不来看我，磨磨蹭蹭地干吗呢？他说，我等安顿好了，再去看您。她问，安顿啥呢？安顿新娘子？他又急了，吼叫道，薛姐，你咋还那么说？就我一个人。听明白了吗？一个人。可就是我一个人也得安顿啊。我不能不吃不住啊！她说，你安顿啥嘛？我说了，吃住全管嘛。他说，您能管我一天，两天，管我十天八天。您还能管我一年两年？她笑着反问，为啥不能？他忙说，就算能管我一年两年，还能管我十年八年吗？就算能管我十年八年，我作为一个男人，能让你一个女人管十年八年？这样的男人，您愿意管吗？“薛姐”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很认真地问，听起来，你这回好像是不想走了？还十年八年的，问题好像挺“严重”咧。他断然答道，是。我不想走了。 关于“不想走”这一点，在正式出狱前，他已默默地在心中盘算了好长一段时间。假释后那段的冲击，曾让他恍惚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他一直在责备自己，当时怎么会那么没出息，怎么就不敢再回冈古拉了呢？比较外头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怎么就那么胆怯？真是中焦上火，百会发蒙了？居然还缩回监狱里去了！操！小分队有些人的变化自己确实看不惯。社会上的许多变化自己也确实看不懂。但看不惯，看不懂，就该躲开吗？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当时中气上涌，就决定，有朝一日刑满后，要勇敢地走出去试一试。没敢想去 北京上海，但想着就要在省城“试一试”…… 那天在电话里，他跟“薛姐”约定，在安顿自己的这段时间里，不管安顿得怎样，一定会每天跟她通一次电话。如实向她报告情况。即便遇到再大的挫折，也绝不隐瞒。“薛姐”要求他当天就去买一个bp机带上，以便她随时能联络到他；并提出要求，只要她呼叫，他必须立即回应。然后，她跟他介绍了一下省城几个著名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还给了他几个她朋友的电话。这是几个当了老板的朋友，都是跟她一起在军区和文联大院里长大的。假如实在没辙了，可以去找找他们。(“薛姐”的妈妈是文联的普通干部。所以，她从小在那两个大院里都待过。)最后，“薛姐”提出，能不能先跟她见上一面，再去安顿他自己。韩起科犹豫了一下，没答应。“薛姐”怏怏地悻悻地数落道：“我知道你压根儿就不愿见我。”韩起科答道：“不是不愿见。而是不愿像个讨吃讨喝的窝囊货那样去见您。”“薛姐”再没得可说的了，只得叹了口气道：“好吧，就算你有志气。”然后又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南城化工厂那一带你别去瞎逛。尤其不能进那些发廊洗浴中心的。有人拉你也别往里去。”韩起科听着觉得好生奇怪，便说：“这大的省城我就认识你薛姐。只要你不拉我去，谁还会来拉我呢？谁知道我韩起科是老几？！”“叫你别乱跟人跑，就别乱跟人跑。多问啥呀？”说着，“薛姐”挂断了电话。 二十七、不速之客 回到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跟前，掏钥匙去开门，那门却已经是虚开着的，再推门一瞧，屋里居然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 吃饱喝足。(那小饭铺里的羊杂碎汤，其中的“汤”，是可以免费添加的。末了，他还破例要了二两散装老白干，皱起个眉头，下了个决心，端起酒杯，一仰脖梗，一口全出溜了。)满脑门的晕热，满天的雨夹雪还在淅淅沥沥噼噼啪啪地响着。摇摇晃晃地回到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跟前，悉悉索索掏钥匙去开门，恍惚间发现那门是虚开着的。他呆了一下，想想不对头，这才吃惊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个马虎大意的人，现在又独自一人在省城漂泊，出门关窗上锁，走道看右防左，是既定养成的习惯。这门是怎么打开的？谁打开的？我没喝糊涂啊。出事了？他定定神，推门去瞧。屋里当然没开灯，但凭着从窗户子里透进的那一抹微弱的路灯光，他还是看到了床沿上居然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再仔细一看，还不是警服，是那种灰兔皮似的保安服。他忙后退，让自己一脚留在门里，一脚却退至门外，然后压住酒的晕热和心的惊颤，低声问：“你们是谁？”“你说是谁咧？”其中一个大高个儿一边起身，一边嬉皮赖脸地笑着反问。那声音听着耳熟，却一时间还是想不起来他们到底是谁。他一边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边忙伸手去门框旁摸索灯绳；拉亮灯再看，嗨，还真是熟人，是那个空调售后服务部的。那大高个儿是服务部的一个小头目，也是个“打工仔”，但管着一帮子保安。这小子一直住集体宿舍，曾跟他借过这小屋的钥匙，说是要上这里来“会一个刚谈上的女朋友”。后来这钥匙一直没还。听说韩起科被解雇了，这小子今天带了个保安方面的朋友来，想把韩起科介绍给一个新公司，也去当保安。 那天，韩起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应下了这份差使。他只是问了大高个一句：“我底子潮，给人安空调都不要，还能当保安？”大高个告诉他：“那家公司好像知道你的情况。但人家老板政策水平高，肚量大，就是不跟人计较这些。现在就有这一号老板。你就别哆嗦了。”韩起科追问了一句：“真的假的？”大高个立马不高兴起来，指着韩起科的鼻子骂道：“我操，我蒙你干球啊？”韩起科忙点点头，陪着一丝笑说道：“那就多谢了。这小屋的钥匙你就继续留着使吧。不过，有两件事，还得请你老哥多包涵。一、每回带女朋友来，最好再带个备用床单。考虑环保的需要，临走前，务必把你们各种各样的遗留物品帮着收拾净了。二、千万别每回都换新人。这样闹不好会给左邻右舍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这小屋是专门用来容留卖淫的。最后搞得派出所那帮爷们再来找我麻烦，我可承受不了。小弟我底子潮，蹲过十年大牢，胆儿小。您大哥千万多包涵。”大高个哈哈大笑，拍着韩起科的肩膀头，满口应承了下来。 也许真是那家公司老板的政策水平高，不计较起科有前科“底子潮”，在韩起科战战兢兢地渡过了试用的两个月后，他不仅没解雇他，还正式录用了他；不仅正式录用了他，还把他一家伙调到了公司营销部做了营销员。那天晚上韩起科又一夜没睡着。第二天早早地到公司在经理室门外等着了。见到那个同样很年轻的老板后，他把自己那份刑满释放证的复印件(正件他用一个塑料袋装起，压在褥子底下了)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老板问：“干吗？”他说：“公司领导那么信任我，我得让公司领导全面了解我……”那个年轻的老板无奈地摇着头苦笑道：“韩起科啊韩起科，你怎么还那么傻可爱呢？你是不是还想跟古时候的人那样，在自己脸上刻上‘囚犯’两字，在全世界人面前做这样一个广告？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增加别人对你的信任了？”韩起科忐忑地说：“我没想要增加谁对我的信任。但是……”老板一口打断他的话：“没啥‘但是’的！”韩起科不说话了。那位年轻的老板也不说话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老板说：“好好干吧。现在说啥也没用，就是好好干。”一个月后，因为走家串户跑推销而瘦得脸上只剩两只大眼睛了的他，营业额上到全营销部的前七名。那天老板又把他叫到经理室，让他把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退了。公司从下个月起为他提供一间两人合用的住房。他一愣，忙问：“规则上不是说营业额只有在前五名的营销员才能享受公司这样的奖励吗？”老板又苦笑道：“韩起科啊韩起科，你怎么老不长记性？谁能得奖励，谁不能得奖励，谁说了算？啊？是我在这儿当老板，还是你在这儿当老板？”韩起科忙闭住自己这张不争气的嘴，赶紧哑巴了，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乖乖地说了声：“谢谢。”便要告退。老板破例站起来跟他握了一下手，还特地叮嘱了声：“领到住房钥匙，城里有什么人得去看望、拜访的，就该去看望拜访了。”当时他只是随口答应了一声，待走出经理室，回过头来再一品味，觉得老板这话好像是有所指似的。心里不禁有些疑惑了。他干吗特特儿地要提醒我去“看望”和“拜访”谁呢？但当下里他兴冲冲地只顾着去领那奖励房的钥匙，去办那必须办的一应手续，就没再往下细想，回到营销部，端起茶缸子，刚喝了一口冰冷的凉茶，却接到“薛姐”的祝贺电话。这可真让他大惑而不解了。“您……您消息怎么那么灵通……”他诧异地问。“你以为你薛姐是干吗吃的？听着，拿到那奖励房的钥匙后，是你请我吃饭呢，还是我请你吃饭？”她爽爽地问。这时，他迟疑着放下茶缸子，呆坐着前思后想一番，开始真的觉察出，这件事里头可能多少会有些“蹊跷”了…… 后来，他终于觉得可以去看望“薛姐”了。省博离省军区大院并不远。走出省博大门，“薛姐”就指着军区大院里掩藏在大树丛林深处的一幢家属楼说，“那是我家。”他淡淡地应了声：“哦。”“薛姐”很不高兴地瞪他一眼，啐一口道：“我跟你说话哩，你咋不答应呢？”他说：“我应了。”她问：“就那么一下不咸不淡的‘哦’，算答应？”他说:“那我还能说什么？‘哎呀，薛姐，您家的环境真好。楼也气派。请您带我上您家去坐坐吧’。我能这么说吗？您会带我这样的人上您家去吗？”“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怎么老这么不自信？”“薛姐”反驳道，胖脸上同时掠过一绺他一时不好理解的阴影，并且在很深沉地瞟瞥了他一眼后，就不说话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没头没脑地叹气道：“我知道你小子前些年纯粹是在人跟前装老实。其实一肚子鬼机灵。嘴也能说着哩！”随后她招手要了个出租，径直向韩起科分到的那处住房驰去。上车前，她都不问一下韩起科刚奖到手的那套住房到底在哪儿，上车后，却一口就跟司机把去向说了，而且说得很详细很准确。车起步后，她也不说什么，只是紧挨住韩起科。车走了一会儿，她便暗中握住了起科的一只手，慢慢地捏弄着。她的手依然是凉凉的，潮潮的。属于多肉细嫩，却又挺有力度的那一种。 出租车开到离那处住房还有半条街区的地方，停了下来。再上不去了。房子太拥挤。街巷子太狭窄。不必到城市规划局的沙盘上去查看，你也能发现，这儿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而且有一种突然陡起的感觉。据说前清那会儿，都护府还在这高处设过点将台，秋风萧瑟时，龙旗猎猎。民国大乱几十年，这儿成了著名的刑场，刀光弹影中，月黑天高。解放又是几十年。这儿曾建过几个大型苗圃和工人住宅区。在“我们工人有力量”的雄壮歌声里，变刑场为“新生活的摇篮”，它曾是报纸电台宣传的重点对象。后来搞战备，从口里往这儿内迁来两三家几千人的所谓“三线”大厂子，这儿又成了省城一个重要的“工业区”。但这几年，这几家大厂全都面临重组改建。大部分工人下岗，大部分设备停产，大部分领导则另有重用。厂区是荒凉了。但厂区外，却“热闹”非凡。无数个由下岗工人自谋生路而建起的小摊儿小店小公司，拥满街道两旁。在这里你可以同步买到好莱坞任何一部最新影片的碟片(当然是盗版的)，也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奢华最富有身份地位号召力的名牌箱包、手表、佩刀和裘皮大衣(当然也都是仿制的)。在某个院落深处和拐角的阴暗地里，你甚至还可以淘买到成色不错的海洛因和闪烁着神秘烤蓝光泽的国产军用手枪。每年都有一些人在这儿攫取到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因而暴发起来，得以把家从这儿搬往城里新建的高档住宅小区。但每年仍会有更多的人往这儿涌入，企图在这儿为妻儿家室谋取一份糊口的钱财。要最简练地概括它的资质和面貌，惟有两个字最合适，那就是“生动”。当然，不可避免的，每年也都有一些人上这儿来混水摸鱼，疯狂作案，因而也在这儿束手就擒。公司给韩起科租下的那个住房，就在原先一家大型机械厂政治部大院里头。属于那个政治部大院的宣传科小院。宣传科小院也不小。院子里有两三棵粗壮的老榆树。没下雪前，树下已经积着厚厚一层黄黄的落叶。厂子改制，政治部的人最早被撤并。这院子已经有两三年没人打扫了。空地上还堆放着许多早已生了锈的生铁铸件。它们高大、斑剥，错落交叠，现在安卧在雪窝之中，却让韩起科时常想彷徨其间。那种感觉就跟在冈古拉高地上寻访古尸和原始陶罐一样，总有一星半点悲凉和壮烈由此渗出。 搬进来住以后，韩起科才知道，所谓的“两人一间”，起码目前，真正的房客还只是他自己一人。公司里的人还告诉他，你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那儿“折腾”。因为在可以想象到的时间段里，公司方面可能再不会安排人去那儿住了。他问为什么。公司里的人都笑笑，说，只要有人替你掏房钱水钱电钱，又没人半夜突然来敲门查你身份证、暂住证，你问那么多干啥呢？省点劲儿吧。事后，回过头来再想，他才明白，这些都是有迹可寻的蹊跷可疑之处。只要心态从容一点，早就应该瞧出这是一种故意的安排。但当时他没循迹再往深里细想细究。也许是在出租车上被“薛姐”捏住手以后，他便被“撩拨”得无法静心对待眼前的一切了，那天下了出租车，他甚至都没注意到，声称“一次也没来过这儿的”“薛姐”居然在弯曲背静的小巷子里走得相当熟练，甚至比已经搬来住了好几天的他，还要“熟门熟路”。公司替他租住的那“大屋”，其实就是当年厂子里宣传科的办公室。那家伙真不算小，但堆放了不少做展览用的三合板五合板和缺胳膊少腿的展台之类的东西。窗户玻璃大都破损了，又都用油毛毡封补了的。进屋后，有很长一段路，既暗，又窄，跟个阴森的夹道似的。他住的那间房紧靠里头。所以每回都必须通过这条“夹道”。一直在他头里走着，并唠叨个不停的“薛姐”，一走到这儿却踟蹰了，不作声了，重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而且还派出另一只手来紧紧地挽住他的胳膊。待等起科打开房门，她却干脆再不往前走了，赖赖地站在房门口，不知在等待什么。韩起科这时心也跳得快要冲破胸壁了。四处是那么的寂静和幽暗。他慌慌地看看“薛姐”。“薛姐”却只是低头站着，而后稍稍地挪了过来，拉住了他的双手，把整个身子都贴近了他。他颤抖了，气喘了，嘴里发黏，胸闷得厉害，两只膝盖都有些发软了……他觉得一座辉煌的宫殿大门正在他面前隆隆地打开。他知道自己不该走进去。但是他真的无法拒绝这样的“辉煌”。他慢慢地抬起被她抓着的双手，原意是想抵住她正向他倾倒的身躯，但一旦接触到那份柔软和温热，那份带着柔软和温热的沉重，他才感到自己这许多年的拘谨，许多年的委屈和不平，许多年的朦胧不解，竟是那样的辛苦、荒唐和无望……他颤抖得越发地厉害起来。这时他听到“薛姐”问道：“怎么了？冷啊？”他说了声：“不是……”“薛姐”又问：“那怎么了？”他忽然粗野地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不是就是不是嘛！”为什么一切都要交代得那么清楚呢？那年被捕后，公安法院检察院的人都来提审。一遍又一遍地就这么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什么，他们都不信。或者是故意地都不向他表示应有的那种信任。这的确曾让他沮丧万分。 ……“薛姐”不作声了。但他还在颤栗，牙齿甚至捉对地叩击，并一声声地低吟起来。已经深入接触过好几个男人的“薛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这样强烈的反应的。她想拧过身来仔细打量一下韩起科，想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拧了一下，却怎么也拧不动身。她发现自己的后腰被他的双手像铁箍似地搂紧了，而他整个人也同时倾倒了过来，并把滚烫的脸颊紧紧地贴在了她的脸颊和脖梗上。那两只铁钳似的手越搂越紧，并不住地在她的后背和腰际摩挲，神经质地呻吟，不知所措地用他干热的嘴唇在她脸颊上脖颈间搜索着什么……她却本能地绷紧了全身，本能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本能地躲避着他的搜索和抚摸，但又在他疯狂的抚摸和搜索中，一点点本能地颤栗起来，燃烧起来。“薛姐”在那多次的异性接触中，有过一次最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或者把那次经历说成是她的“初恋”也可。对方也是在军区大院里长大的一个男孩，比她大两三岁。那年，军区大院所有的干部家属和娃娃都被转移到塔克勒河干校劳动。他们一帮子十来岁的男孩女孩则单独被编在一个大班里，安排在离校本部还有几公里的一个马场的马厩里喂马。除了喂马，他们这些也曾是“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抽空替城里某一个造反派偷运长矛和单管火枪。余下的时间里，比如在下大雪的深夜，他们会裹着各自的被子，围坐在稻草铺起的地铺上，听那个男孩为他们朗读《牛虻》。无比感动的她，一直想象着他就是那个英俊多难而又高傲坚定刻薄的亚瑟，而自己就是那个悲天悯人而又热血沸腾的琼玛。大约在另一个下大雪的深夜，他们获知，得到他们由衷支持的那个造反派，突袭军区大院，而且动用了火器，逼得军区警卫连个别战士只能“违令”开枪自卫，造成了十四死五伤的全国特大惨案。初步查实，这次突袭事件是在军区内部一些支持这个造反派的人“默认”下发生的。这些人已经被摘掉领章帽徽，集中到学习班去，进一步接受隔离审查。(同时被隔离的还有那些“违令”开枪的战士。上头要查，是否有人在现场下令指挥了开枪。)而他们这个大班，大约有三分之一孩子的家长，卷入了这个事件，并都被隔离了。其中就有那个男孩的父亲和母亲。消息传来，班里一片沉默。而后是偷偷的饮泣。而后是发了疯似的大喊大叫。而后又是一片沉默。当天晚上，那些父母被隔离的孩子得到通知，他们将要被转移到离这儿更远的一个劳动班里，集中“学习”。而且连夜转移。那个男孩在转移的路上跳车“逃跑”了。他偷偷跑回塔克勒河谷，找到“薛姐”，向她“借”了些粮票和钱。他说他要到北京去，为自己冤屈的父母申诉，并为省里的这个“造反派”寻找北京方面真正的支持。“薛姐”把身上所有能找到的钱和粮票都给了他，并叮嘱他，不管申诉是否成功，一定要给她写信，告诉他的下落。为了防止泄密，他们约定了暗语。她提议，如果他在北京寻求支持成功，就写上当年意大利爱国斗士们见面时使用的那句口号：“为了自由！”他想了想，说，这个不好，资产阶级的色彩太浓，“咱们说‘为了人民’吧。这个比较符合伟大领袖的思想。如果不成功呢？”他问。她想了想，提议道：“那就说，亚瑟牺牲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好，亚瑟总有一天是要牺牲的。她赶紧说，不管亚瑟会不会牺牲，琼玛永远想念亚瑟。他感动地看了看她，突然眼含热泪地对她说：“能……能让亚瑟亲琼玛一下吗？”她迟疑了一小会儿，立即眼含热泪地点了点头，并马上在地铺上躺了下去。那次手忙脚乱的“亲吻”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书里的亚瑟和琼玛至死也没实现的肉体结合，他俩在那个晚上却在完全的恍惚中艰难地实现了。事后，他一边慌慌地替她扣上衣扣，一边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她却一直没说话。只是在他起身走出那个只有他俩的地窝子时，哽咽着说了一句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第二个男子说过的话：“能再亲我一下吗？” ……以后，那个男孩再没回这个省。听说，不久就跟着被迫脱军装转业的父母，回了老家。一九七七年后他上了大学，出国，拿绿卡，入美国籍。再后来做进出口代理商。在美国人那儿，代表中国。在中国人这儿，代表美国。一直到几年前，又一次聚会，才回当年的省军区大院。当时的政策，还允许军队经商，由一位早就从省军区调到省政府去任职、而且也退休多年的老领导出面，宴请他，想为省军区名下的三产企业在美国市场上谋一些出路。宴请的当天还找了一些当年同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作陪。她也在被邀之列。在一轮又一轮反复推杯换盏的同时，他跟在座的各位非常动情地描述了自己在国外的爱国思乡之情，讲了许多既慷慨激昂又悔不该当年的话。她却一直没说什么。最后，他来给她敬酒，微笑着问：“怎么一声不响啊？是把老朋友忘了吧？我还欠着你一笔债哩。”然后他大声地绘形绘色地跟在座的各位把那天晚上“逃跑”出来，向她借钱借粮票的事讲了一遍。(当然，他只讲到此为止。)并声称，这次回省里来，就是要归还这笔“债”的。“包括利息。”他故意做了个很夸张的表情，强调了最后这四个字，引起一阵善意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然后，他还用更夸张的语调大声说，今天晚上，不管“薛小妹女士”提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会满足她。于是，在座的各位就大笑着起哄，建议她，“跟他要十万美元！”“让这小子给你在开发区买一幢小楼。”“买一辆车吧。别的太不现实了。”她淡淡地笑了笑，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说道：“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你能满足我，就请你干了这杯酒。”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她略略地沉吟了一下，说道：“我只请求你，以后再回到这个大院里来的时候，怎么夸你自己都行，就是别夸自己爱国，更别夸自己还爱着这个大院。如果你这样的人都算爱国爱我们这个大院，那我们这些人又算怎么一回子事呢？能做得到吗？”此言一出，举座皆静。举座皆惊。见他一下子愣怔住了，她更是微微一笑道：“看样子这个要求对你来说还有点难度。你还得考虑考虑。那行，我先把这杯酒干了。你接着考虑。”说罢，一口饮尽杯中酒，抽身退回到原座位上，再不吱声了，而且没等上完最后一道甜点和果盘，她就先撤了。 ……所以当韩起科那天晚间在激烈的颤栗中，把手用力插进她内衣衣扣的缝隙间，去使劲揉搓她的乳房的时候，她本能地一把按住那只“罪恶的”手，并本能地用额头向韩起科的下巴颏用力撞去。韩起科闷闷地呻吟了一下，踉跄着，上身向后一仰，嘴里即刻便有血水鲜红地淌出。但他没有松开那只插进衣缝去的手，并很快重新站稳了身子，重新去搂住了她的后腰。那股血的腥味，加上她发间的清香和颈窝里那股带着汗气的浓重的体息味儿，更是煽起他无名的激愤和冲动。哦，黑杨林外的旷野……旷野中的黑杨林……黑杨林，还有那盘旋在金黄一片的深秋芦苇荡上空的黑雀群……你倒下吧……倒下吧……黑杨林……黑雀群……他用力撕开她的外衣，一把抱起她，进了房间。后来发生的事，他怎么也记不太清楚了。但她却始终记得清清楚楚。在后来多次单独在一块儿时，她总是要“逼”他回忆那天的细节。要他复述自己当时做过的每一个动作。他们总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他把她抱进房间，一下把她扔到床上以后，她的衣服是怎么脱掉的。是她自己脱的，还是他“强行”脱下的。她说他疯了一般扑过来就撕扯她的衣服。他说，把她扔到床上以后，自己就喘着粗气，在床沿上坐着了。他说他自己当时完全不知所措，浑身发烫，谴责和侥幸，惧怕和冲动，像地狱里的烈火，轮番地煎熬着他。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他抱住自己的脑袋，惴惴地坐着，既不肯就此罢休，但又害怕自己心里那一股沸腾的岩浆般的冲动，会完全失控。后来，他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发现她一只鞋掉在了床前，另一只鞋却还挂在胖胖的脚背上。他说就是这一只挂在脚上的鞋和那只穿着丝袜的胖脚背，让他发了狠劲儿。他吼了声：“脱！”他承认是他下令让她脱的。但执行命令的却是她自己。他一连吼了三声。她逐一地脱去了衬衣和外裤等。她说，即便是这样，也是因为他当时太凶狠了，那神情那语气，完全跟个恶狼似的，完全容不得别人反对。他承认，自己当时就是一条恶狼，一条完完全全的恶狼……他问她，你听说过有关我的传说吗？在冈古拉，所有的人都说我是喝狼奶长大的。我有一群始终关心着我的狼妈妈。我经常想着要像狼一样吼叫，像狼一样奔跑，你已经看到了，我冬天是不用穿棉袄的。我这一生都会像狼一样去守护我那片荒原…… “你会为我生个小狼崽吗？”后来他常常这样问她。甚至在呼哧呼哧地刚刚插入的时候，他也问。但她从来都不跟他好好回答，有时就哼哼唧唧地说些胡话来瞎打岔，回避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后来他发现她在吃避孕药(因为他从来不肯使用那种塑料套套子)，就感得特别泄气。有一天，他把她请到市内最阔气的一家韩国烧烤店，告诉她，他今天正式升任公司营销部的副主管了，而且公司把他的住房也换到了市内老城区的繁华地段来了。“啥繁华地段嘛，不就是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小楼里那间小屋吗？还不到二十平方米，卫生间里也没浴缸。我还嫌它窗户子太小，屋子也太矮咧。”她撇撇嘴说道。他一下瞪大了眼，惊诧道：“哎，你这人。我的事，你怎么全都知道，而且还知道得那么细啊？”她满不在乎地说道：“你的事，我能不关心吗？再说了，公司安置你，事先总会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跟我商量一下。我知道你的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嘛。”听她这么解释，他心里总还是有那么一点不舒服，只是一时又说不上来哪儿不舒服；只是问：“我的事，他们干吗都要跟你商量？”她油腔滑调地一笑道：“因为他们都知道你是我老公么。”他一愣，挺直了上身，忙问：“真……真的？他们真是这么认为的？”她哈哈大笑道：“瞧把你吓得！咋的了，不想做我老公？光想占便宜，不想承担责任？”他忙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还想你替我生个娃娃哩……我……我……”她把壮实的身子往靠背椅上一靠，微笑着问：“‘我’个啥呢？”“我……”他越发地结巴起来。“我啥嘛？快说嘛。”她娇嗔道。“我……我真的想娶你。想……想做你真正意义上的老公。”他努了把劲儿，把这段时间来一直在心里翻滚的那念头终于说了出来。“你开玩笑哩。”她笑笑，瞥了他一眼，端起那杯果汁，刚要喝，就看到韩起科一下把脸探了过来，非常严肃地说道：“谁开玩笑，谁就是小狗。”同时，好像怕她跑了似的，把自己那只大手从桌子底下照直地伸过去，一把抓住她的大腿。她忙惊叫了声：“哎哟，你这家伙！你不知道自己的手有多重吗？哎哟……”把烧烤店里几张餐桌上的顾客都惊愣了。他忙收回手，重新坐直身子。她假装果汁洒了，赶紧拈起几张餐巾纸去擦拭裤腿和桌椅，把周围那些疑询的目光一一打发了。“我是认真的，薛姐。”在接下来烤肉灶里发出的滋滋声中，他压低了嗓门，不断地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我是认真的，薛姐。”“快别胡说了。赶紧吃你的吧。”她也压低了嗓门，一直重复着这么句话，像是在糊弄着一个不听话的娃娃。这让他心里越发感到不是滋味儿。那天回到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那个小楼里，他就像个任性的孩子，由于自己的要求没得到满足，一直堵着气，不跟她说话。这样别别扭扭地僵持了一个来小时，她多次暗示他，该上床了，甚至脱了鞋，先上床去等着了，他也没答理她。自己无趣地在床上待了一会儿，她便苦笑笑自嘲道：“好吧，没人理睬，那咱就走。”说着，趿拉上鞋，拿起外衣和手包，还真往外走了。一直快要走到房门口了，他才呼地一下蹿起，冲到她跟前，截住了她，大声说道：“你别不说话呀。”她说道：“我没不说话呀。”他说：“那你说个痛快话，到底跟不跟我结婚？”她说：“你个傻二球蛋，干吗非得结婚？”他急了：“什么叫干吗非得结婚？不跟我结婚，你干吗要跟我上床？干吗……干吗还要跟我那样？”她却赖兮兮地逗着他笑道：“什么这样那样的，我跟你哪样了？啊？”“人家跟你说正事哩。别跟我嬉皮笑脸的。难道……难道……难道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在你心目中只是一个性伙伴而已？”她却立马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好嘛，还真能耐了，真有长进了，满口臭词乱蹦了，还‘性伙伴’哩……谁教你的？跟哪个大学教授学的？哈，你真闹明白了没有？跟我解释解释，啥叫‘性伙伴’呢？”见他只是傻愣在那儿，直瞠瞠地看着她，看样子是动真格儿的了，真不能再胡球日鬼地跟他打哈哈下去了，她便收敛了唇边那嘲讽似的笑纹，轻轻叹了口气，伸出她那只圆鼓鼓的小手，拍了拍他，说道：“好啦好啦，别啥事儿都那么当真。这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这人一生吃亏，就在这一点上。大男子汉一个，干啥事，都得既拿得起，也撂得下。站着是座山，躺着就是条河。怎么着都行。许多事，要慢慢再说。有句话咋说的，叫‘从长计议’。对不？你要不想睡觉，那我可就真走了。今天晚上，我还真有个安排。区扶贫办老主任的老伴昨晚上我家来叨叨半天，说区里那些管事的真不是个东西。她们家老头退休才几年，最近找他们要几辆车临时用一下，给他们家老闺女办喜事儿，打了几回电话，只答应，不派车。这找到我头上来。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嘛！”说着，还真走了。过了十来天，见他一直不给她回电话，约他，也不出来，有一天晚上，她又去找他了。他还是闷闷地坐着，只管翻他那几张满是花花绿绿广告页的烂报纸，不愿答理她。“嗨，跟我装啥蒜呢？”她笑着上前，一把把他跟前的报纸全胡撸到地上去了。他这才急了，“嗵”地站起，怔怔地瞪着她，呼呼直喘，半天说不出什么话，而后嚷出一声：“你！”而后却又坐了下来，自嘲地苦笑笑，摇了摇头，冲她说了声：“行了……行了……我明白了……全明白了……”“你明白啥呀？二球蛋！”她一边啐嗔着，一边抡起皮包带，调侃似的甩打了他一下。却不料他受不了了，一下又站了起来，冲到她面前，怔怔地逼问道：“够了够了。别再跟我玩这套真真假假的了！我全明白了！”她也来气儿了，双手叉在腰间，略略地歪起上身，斜眄着眼光，哼了一声说道：“你明白个啥嘛？！屁大点事儿，就跟我闹这别扭？！你还像个男人吗？！”这句话说重了。韩起科一下跳了起来，吼道：“我不像个男人。你去找像男人的玩儿去。你不就是要个男人跟你上床吗？去啊。上东门外美容一条街去找那些‘鸭’去呀。”“韩起科，你狗日的，说啥呢？啊？你说啥呢？”“薛姐”真上火了，气恼万丈地冲过来，抡起手包，没头没脑地向韩起科身上砸去。一边砸，一边骂道：“你让谁去找‘鸭’呢？啊？你让谁去找‘鸭’呢？你这没头脑、没心肝的劳改员，杀人抢劫强奸纵火犯！”足足砸了好几分钟。韩起科只是一动不动地由着她砸。后来她也砸不动了，就站在那儿直喘气；然后一偏脸，瞧见自己手包上的那些金属角角在韩起科脸上额头上脖梗子上砸出不少血红点点，有一两处还真砸破了皮，渗出一丝丝血水，正顺着韩起科油亮坚韧的皮肤纹络慢慢地往下蠕动。她便一下泄了那万丈无名怒气，从手包里掏出一包柔软的面纸，递给他，让他自己去擦那血水。他却不接。俩人就这样僵持了好大一会儿。她苦笑笑，往那把椅子上一坐，问：“真不想再答理我了？咋的了，开口说话呀，别跟活死人似的！”他依然闷闷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去打开房门，冷冷地对“薛姐”说道：“你可以走了。”这一招，可真出乎“薛姐”的意外，也极度地伤了她的心。一时间，她脸色由紫红转青白，由青白转惨白，人整个儿都傻在那儿了，甚至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是喘喘地冲着韩起科威胁似地喃喃道：“好你个姓韩的……你……你……你别后悔！”说着就从大开着的门洞里冲了出去。 ………… 第二天傍晚下班后，韩起科没精打采地回到这个小楼上，却极其诧异地发现，“薛姐”歪靠在他房门的门框上，正等着他。他以为经过昨天那样一场“战争”，性子刚烈而又好强争胜的“薛姐”是绝对不会再肯见他了，更不会主动来看他。昨晚气走“薛姐”以后，他心里空空荡荡，乱得厉害，说不上是一番什么滋味在那儿翻滚搅动。不是后悔。不是遗憾。也无所谓后怕。更不是那种自嘲性质的失落。他只是不明白，如果不准备跟他结婚，那么“薛姐”在床上的那全部“作为”、全部“疯狂”，那让他心悸心碎的全部“炽烈”，到底又意味着什么？男女肉体的结合，难道还可以在婚姻家庭、灵爱相契以外，再找到一个更合理合法的依托？“薛姐”不是那种“下三滥”的女人啊。她拒绝婚姻，却又向他彻底敞开一个女孩最圣洁的肉体和最珍贵的隐秘，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呢？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而胖胖的“薛姐”昨晚回到家，前思后想，觉得有些事情应该跟这“傻小子”说说清楚了。有一些当然是说不清楚的，比如，为什么一见韩起科这个“傻小子”，她居然就被“打动”了，“吸引”了。仅仅是一种“怜悯”？一种“猎奇”？或是一种“尝新”的欲望？不能说自己对韩起科那种来之甚猛的情感中，完全没有一点这些因素和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韩起科最早在她心中引发那种奇异“颤栗”感的，不是因为“性”。她第一眼看到韩起科那苍白的脸色和他单纯执著的眼神时，强烈直觉到的便是：这“孩子”与众不同。胖“薛姐”这几年忙着跟许多人打交道。她发现，这些年在她周围发生的那众多的变化中，变化最大的恰恰是“人”。“人”的基质，“人”的色彩，“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反差都变得相当丰富，相当巨大，也相当复杂了。目不暇接和始料不及，是人们普遍的感觉。人们抛弃的失去的，跟得到的忐忑的几乎一样多。人们——特别是她那个圈子里的人，不断地闯入各种各样的禁区。由此产生的那种兴奋和惊奇，几乎天天月月都可能袭击她的心头，使她处于那种裂变的惶恐和喜悦之中。但作为一个女孩，尤其是在接受“正统”教育中长大的女孩，她还是敏感到，或者也可以说是本能地敏感到，“单纯”而“执著”的人越来越少了。她还来不及对这现象和发展趋向做什么社会和道德价值的判定。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一个女孩、一个女人的“本能”。一个女孩和女人，无论她自身有多么强大，除非她是同性恋者，或者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她本能地对男人会有这样一种渴求，希望他(他们)既强大，又单纯执著。她希望他在对外时，是强大的，而在对内对她时，是“单纯”又“执著”的。她们对“单纯”和“执著”的敏感程度和需求程度，要远远大于男性。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表示男人就不希望他的女人单纯和执著。但她和她们在这方面的需求的确要更内在化，更本质化，也显现得更急切一些。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位胖胖的“薛姐”在哈拉努里，在韩起科身上，“天赐良机”地发现了一个“今世少有”的“尤物”——如果我们可以把“尤物”这个词挪用过来，也安在男人身上的话。 所以，那一瞬间，她心动了。而一向好为人师、好管他事的她，历来也喜欢跟年纪比自己小的男人交往。而从来没有得到过母爱的韩起科，从本能上说，也更能被这种充满母性的比较强大的女子吸附…… 当然，这一些，是不能跟韩起科说的。 那天晚上，两人先都默坐了一会儿，“薛姐”主动挨近了韩起科，一把拉住他的手，而后又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身子，贴在他的耳朵根前，说了一番几乎要让韩起科改变自己后半生生活路子的话。她说:“傻小子哎，你没仔细想想，我比你大多少，你算过这笔账吗？这三五年，你还可以叫我姐。再过些年，一结婚一生孩子，我就会老得非常快，到那时候，你就该叫我妈，叫我老外婆了……你别跟我起急，听我把话说完。到那时候，我们俩都没法一起带着我们的孩子上街溜达去。别人会说一个老太太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在溜达。到那时候，是你憋着好受，还是我忍着好受？还是亲戚朋友们瞧着好受？所以，咱俩，前世定下的，就这点缘分。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在这限度内享受这点缘分，不能贪心了。再说，你是一个有志气、有头脑的小伙子，你还有很长一段人生的路要走。走到哪儿才能告一段落，现在真的还很难预料。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用婚姻和家庭这把锁把你早早地锁定在我的裙边上，让你彻底变成我的人。我得问问我自己，我能拘得了你一时，还能拘得了你一辈子吗？要拘不了，那就是我后半辈子的悲剧。要拘了呢，也许就是你后半辈子的悲剧。不管是你的悲剧，还是我的悲剧，它总还是悲剧啊。咱们干吗非得手拉手地去演一场人生悲剧呢？咱俩真是有病啊，还是怎么的？我知道我是你这一生受用的第一个女人。你像所有那些还没变坏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能让任何一个女人都醉心的清气。你以为我不希望跟你过一辈子？不希望真真正正地当着众人的面叫你一声‘老公’？但这个世界上有几档事情是能让人遂心如愿的？尤其是能让一个女人遂心如愿的？无奈吧。知足吧。咱们就在这无奈中，知足吧。”说完这段话，她松开了韩起科的手，搂过韩起科的脑袋，在他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而后，拿起自己的手包，就走了。 韩起科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会儿，听着“薛姐”细软的平跟鞋发出的那悉悉索索声，一点点远去。他是被这番话真打动了，真说服了。但他哪里知道，这位胖胖的“薛姐”今晚并没有把所有想说的应说的都说出来。她跟他说的这些话，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那些，本应说，但又确实不能说。要知道，在婚姻问题上，胖胖的“薛姐”一直是很清醒，很冷静的。她“惊心动魄”地喜欢着韩起科，但她非常明白，韩起科并不属于她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她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并不会接纳这个“傻小子”，这个“小文盲”，这个有过九年大牢生涯经历的人。这个生活圈子既包括她的父母，她父母的战友，战友的战友，也还包括她本人的许多朋友——这些朋友遍布省城的各个重要岗位。他们拥有省城第一家西餐厅，第一辆宝马车，第一张高尔夫俱乐部贵宾卡，第一笔由民营公司做成的外贸生意，第一个由非官方名义经营的房地产公司，第一位三十五岁以下的省政协常委……他们虽然不一定拥有官方色彩和官方头衔，但都有相当深厚的官方关系。左右纵横。很容易就能把某位省领导的夫人或市委书记的儿子请出来吃饭。他们正在而且必将越来越广泛地深刻地影响这个城市的未来面貌。她的未来是和这些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那个圈子里，“执著”有时还需要，而“单纯”，简直就是一个很幼稚很过时的“笑话”了。她曾把自己跟韩起科之间的事，悄悄地讲给一两位当年的女同学听过。这两位女同学现在也在这圈子里活动。她们听了，默默一笑道：“你真行，玩出花样来了。”然后若无其事地劝了一句：“玩玩就行了。你不会当真吧？要当真，那可就傻得不能再傻了。”听到她们用“玩玩”形容这种关系，她心里既不舒服，也很不自在。她确信，自己是真的喜欢韩起科。绝对没有半点“玩一玩而已”的意思。但这也表明，自己是绝对没有那个可能把韩起科带进这个圈子去的，完全不可能。 韩起科既然进入不了这个她不可能离开的圈子，他们之间又怎么可能谈什么结婚和家庭呢？ 这些话当然是不能跟韩起科明说的。 二十八、难言之隐 后来的日子里，韩起科领悟到了“薛姐”的这些“难言之隐”了吗？应该说，仍然不是十分清晰，但毕竟还是有所觉察。后来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自己放在周边那些人的人生天平上去约一约，做一番掂量。聪明的他自然也就慢慢体味出了在“胖姐”的那份拒绝里所隐含着的那种似乎无法避免的“残酷”来了……而后他就慢慢地冷静了下来。按说，人是不能冷静的。人一冷静，那些一直被掩盖被遮蔽在深处的问题，就会一点一点地凸现出来…… 韩起科终于再度冷静了下来。二十多年来，他从没尝试着在个人的情感生活中“爆发”一回。现在刚遭遇一回爆发，又不得不冷静。人就怕“冷静”。一冷静，“坏事了”，那些一直被掩盖被遮蔽在深处的事情，就一一地都从恒常的“枯枝烂叶”或“锦团花簇”底下凸现了出来。许多事情的“真相”，也就从过去被自己忽视了的种种蛛丝马迹中，骤然地条分缕析地清晰起来。他惊讶地发现：这将近一年的时光，自己实际上一直处在“薛姐”的控制和操纵之中。小巷深处那个开澡堂的老板，环形路旁家具城的老总，火车货站装卸公司主任……以至于那个曾让自己“恨之入骨”的空调售后服务部经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目前自己供职的这个电子仪器销售公司年轻的老板，他们居然全都是“薛姐”的朋友。她让他们雇他背煤、蹬平板儿三轮，在呛死人的闷罐子车车厢里卸运散装水泥，爬到十七层高楼的窗外去替人安装空调机，然后又让他们一次又一次解雇他，“磨炼”他，让他品尝新生活的滋味，积累“与魔鬼打交道”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是她蓄意安排的。包括这两个月来他所得到的如此迅速的提升，虽不能说完全是她蓄意“安排”的结果，但还是少不了她个人的“面子”和“人情”因素在里头。再比如说，公司规定给业绩创优的员工提供住房是真，但他现在终于搞清楚，自己两次所分到的那住房，都不是公司掏钱租的。这钱都出自“薛姐”的腰包。如果仅此而已，韩起科还可以忍受，虽然“薛姐”的这些做法，都有伤他“大男子”自尊，但她毕竟是他喜欢的“薛姐”嘛，两人既然已经好到了那样一种程度，他能把这一切都理解成：她是“希望他过得比她好”。但是，紧接着，他又发现，还有其他人在跟这位胖姐一起操控他的生活。这个人居然是“赵老板”赵光！！再往下细究，他居然得知，开列在这份“操控者名单”上的家伙，还有：马桂花、范东、张建国、孟在军……也就是说，当他从哈拉努里“出走”后，这些小分队的原成员曾不遗余力地四处寻找他。通过不同的途径，最后都准确地把寻觅追踪的焦点定在了省博物馆上。他们找到了这位胖姐，并跟她秘密地“勾结”起来，充分利用了(准确点说，应该是“充分发挥”了)胖姐在省城某些圈子里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密谋”“策划”“制造”了这一切。 他(她)们想教导我怎么对待未来？而且还有赵光这小子！ 这的确让韩起科感到无比的沮丧。那天赵光直接打了个电话来找他，说，既然事情你都知道了，那咱们就别再躲躲闪闪的了，干脆见一面吧。他问，小分队的人，现在还有谁在省城待着呢？赵光告诉他，目前只有他一个。“如果你想见见他们，想在省城跟大伙聚一聚，我可以马上把他们叫来。这很容易办到。”韩起科说，“不用。”然后他又问赵光，我俩见面说啥？赵光说，那，可说的就太多了。比如可以谈谈你今后的生活安排。这一段，你适应得不错嘛。现在可以谈谈你下一步的计划了。赵光刚说到这儿，他很生硬地打断了赵光的话，说，我的事，不用麻烦。特别了解他脾气的赵光赶紧说，你先别挂电话。你既然可以接受“薛姐”的帮助，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们这些人的帮助？你要清醒，“薛姐”这人虽然挺仗义，对你也有一定的感情，但你别指着她能帮你一辈子，更别指着她会把你变成她的人……“我干吗要变成她的人？”韩起科立马反驳。“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是说……”赵光斟酌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是说，她不可能让你完全进入她那个生活圈子。就算她是真爱你，而且是非常非常地爱你，你也构不成她情感生活的核心。请原谅我说得那么残酷。但这确实是个事实。你不可能完全拥有她。她充其量也只能向你开放她情感的一个部分。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你将游离在她大部分情感之外。忍受这样的生活局面，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将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这也许不是她的本意，但她必须这么做。如果她真是个聪明人，她也就一定会这么去做的。她毕竟不像你我，她不是冈古拉人。她不会为你，为一个来自冈古拉的又没有任何事业根底的人，而感情用事地放弃自己最大一块利益。这跟她的人品没有任何关系……”“那跟啥有关系？”韩起科问。“也许……也许跟谁都没关系，只是……只是……一种天意吧。”赵光狡猾地回避了问题的要害。但真的要他说，他也真不一定说得清楚。“天意？”韩起科一愣。“算了算了。咱们就别费那工夫，谈论这些玄而又玄的事了。对于咱们这些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眼前的日子过好了。千万别再让可能的机会从我们的手指缝里溜掉。只要真正安排好了自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胖姐姐’向你走来的……这里头总有一个适合你的……”赵光还想继续说下去，却听到电话那头突然传来“咔嚓”一声响，接着电话便断了。开始他还以为是线路或者电话局方面的毛病，但再二再三地重拨，分明拨通了，但就是没人接。后来他才明白，刚才是韩起科听不得他说的这些话，故意挂断了电话。 一个多小时后，“薛姐”得到赵光的通报，匆匆赶来，看到他已经把所有的行李都打点起来了，便多少带着一点委屈和不解地冲他吼道：“你这是干啥咧？” 他不作声。他觉得再没啥说的必要了。 “我说你怎么还那么不懂事呢？现在谁都活得不容易。您老人家就多多包涵吧，别死抱着那么一点可笑的自尊心不放了。” “别跟我谈自尊。我没有自尊。没有。”他冷笑笑。 “说你是文盲死脑筋呆瓜榆木疙瘩，你还不服气！谁不让你自尊了？你去自尊呀，拿着你那‘自尊’上二房东那儿去付房钱呀，上宾馆饭店去埋单呀，上‘卡拉ok、舞厅’给小姐去付小费呀。你还可以把你那‘自尊’隆重地包装在礼品盒里，上领导家去敲门呀……去呀！去呀！看来判你十年刑太少了。应该再让你坐十年大牢的！”脸红耳赤地数落着，她就去解捆扎铺盖卷儿的羊毛绳。韩起科却冲过去摁住她的手，不让她解。 她夺不过韩起科，便气恼地扔开绳头，站起来问韩起科：“你走了我怎么办？” 他说：“你还用发愁？身边有那么些男人围着咧。” 她冲他狠狠地啐了一口：“啊呸！有那些男人怎么了？你见我跟那些男人怎么了？你这死脑瓜子，怎么就这么不开窍？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我不是不想跟你一块儿过……” “别说了。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他不耐烦地从她手里夺过捆绳，重新蹲下去捆扎铺盖卷儿，执意要离开。 “你知道个屁！”她用力一推，把他推了个仰天大跟头，不等他爬起，便把铺盖卷里的被褥全抱了出来，扔到空空的床板上。等他再纵身从地板上跳起，到床前来跟她夺那些被褥时，她却一把紧紧地抱住了他，低声说道：“留下。啊？陪我呆几年再说。呆几年，我……我为你生个小狼崽。行吗？” 明知道“为你生个小狼崽”之类的话是哄人的“鬼话”，韩起科那天却还是“留下”了。仔细想想，赵光和“薛姐”这些人说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薛姐”的确不可能无视她必须倚重的那个“圈子”里种种虽不成文、却沿习已久的“礼法章程”和“游戏规则”。当今世界，谁都活在一定的圈子里，谁都在构筑着一定的圈子。从根本上说，人本来就是个群生群灭、圈生圈养的“动物”。家庭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圈子”。这圈子无非小了一点。而“社会”不就是最广大意义上的一个“圈子”？它无非是所有圈子中最大的一个罢了。我们说“人”，更要说“人群”。我们说黑雀，也说黑雀群。人和黑雀是这样，狼，难道就不是这样吗？我们说“狼”，不也说“狼群”？回过头来说说最清高的学术界和硬装清高的文学界，不也充斥着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圈子吗？有几个人是只认公道为父？而又只以真理为自己学问人生的惟一秤星的？面对大大小小的圈子，我们惟一能做的事，大概就是应该努力设法不被某一个圈子所局限。既挣扎在某一个圈子里谋利，又能透过各圈子设下的壁垒和围拦，去悉心地真诚地关注别的那些或大或小的圈子，把他人的生死存亡事当做自己的生死存亡事来做。能这样做的，已然就算是大好人了。因为，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去做的。也许这正是在许多时候，许多的场合下，我们竟然会说，某些“人群”真的还往往不如“狼群”仗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该吃晚饭的时候，他和“薛姐”都没那心思自己做饭，上外头街边，随便找了个大排档，随便凑合了几口，回到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的那个小楼里，甚至都不想去开灯。那晚上，“薛姐”留下了。没走。上床后，他们头一回像一对陌生人似的，拘谨地躺在同一个被窝筒里，半天也不向对方伸过手去。黑暗中，他看到“薛姐”闭着眼睛，直挺挺地仰面躺着，缓缓地直喘着粗气，而后眼角处就亮亮地滚出两颗颤动的泪珠。而后她整个蜷曲了丰满结实的身子，索性侧转过去，背对着韩起科，大声地抽泣起来。他忍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不忍心 ，便伸手去抱她。她一把抓住他冰凉的大手，把它贴到自己滚烫的脸颊上，而后用牙齿尖使劲咬他的手指，并窒息般地恸哭起来。 那天晚上，他俩仍然做了一回爱。跟以往那无数次知冷知热掏心掏肺的“零距离接触”不同的是，这一回没等完事，韩起科就松了劲儿，并从那逐渐变得温软湿润扭动的身体上悄没声地滚落到一旁；而后赤身裸体地坐起，拽过一件衣服遮住自己的下身，并从衣服兜里取出一包新买的硬壳儿“红塔山”，小心地撕去盒面上那根细长的塑料封贴，取出一支来点着，默默地吸着。“薛姐”吃惊地一下坐起，问：“你学抽烟了？找死啊？！”说着，就伸手过来上他嘴边夺烟。她一扑，仍裸着的上身便整个白生生地一晃。她这是从“狼”嘴里夺食哩。当然要落空。紧接着，她又慌慌地夺了两回，都让他轻易地躲过了。“我跟你怎么说的？这一辈子别学抽烟赌钱，别跟那些男人似的，本事不咋的，先学一身臭毛病。我不要看你这样。”她微微地喘息着，脸却胀得通红，还嗔责，数落。他不还嘴，也不反击，只是一边小心地防备着她，一边却仍在一口一口地慢慢地吸。“你气我？好吧！”她一赌气，侧转身躺下了，继续咻咻地喘。他斜瞄了一眼她那在月光下显得越发柔软宽厚的光脊梁，却仍然保持着沉默，仍然在吸着他的那支烟。直至空气中月光中慢慢布满难闻的烟气，直至他自己都讨厌起那烟油的恶臭。但他没去掐灭它，只是由着它慢慢地在他手指间自燃下去，燃出一截浅白色的灰柱，陪着他一起在月光下，在也算黑暗的房间里，在“胖姐姐”赌气的喘息声中，默默地呆坐。后来，“薛姐”怕他着凉，也曾支起半边身子，想把他用力拉回到被窝筒里去的，甚至想把他重新拽到自己的身上来。但拉了一下，韩起科纹丝不动。再拉第二下，韩起科仍跟生了根的石墩子似的，一动也不动。再拉第三下，她真生气了，拽过件衣服，裹住自己的上身和腰部，便上卫生间去了。 ……一个多星期后，韩起科辞去公司营销部副主任的职务，正式投到“赵老板”赵光门下。这主意其实是赵光、“薛姐”和马桂花等人认真商量确定的。他们权衡了一下起科今后的前程，也不是说他就一定不能留在省城发展。但实事求是地说，以他的现状来权衡，他真还需要一个“进补”“见习”和“热身”的过程。假如现在就这样把他强留下，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高不成低不就，半死不活地做僵在一个相对低的层次上，搞得大家都会十分地遗憾和难堪。马桂花执著地认为，韩起科是一个有巨大潜在能量的人。在许多事情上，他能发挥他的巨大影响。赵光和“薛姐”没跟她争论。但在有一点上，这三人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韩起科的能量和影响，他相对的长项，目前还是在冈古拉和哈拉努里。而赵光留在哈拉努里的那个分公司，当前正缺这么一个真正能在那儿“压阵”的人。赵光到省城来发展后，把冈古拉和哈拉努里的公司业务暂时都交给了张建国。应该说建国干得挺勤谨，但在赵光看来，不是十分理想。“这孩子”……(这两年，原小分队的人发现，赵光这家伙说话口气越来越大，说到原小分队的伙伴，总是称“这孩子”，“那孩子”，好像他已成了他们的“爷”似的。对此，大家一开始总觉得特别别扭，在背后也有许多议论。但当面却谁也不说啥。只说是没必要跟这家伙去“计较”。时间一长，不仅不计较，对这称呼居然听着也不那么别扭了，甚至觉得也没啥不可以的了。唉，人呐。)赵光觉得张建国“这孩子”守成有余，拓展力不足。而，现如今，不能顽强拓展进取者，肯定也无法守成。如果把韩起科拿到那个位置上，都不止是“两全其美”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三全其美”。(既妥善安排了韩起科，又加强了哈拉努里分公司的领导力量，还不会太伤了张建国的自尊心。)三人商量下来，觉得最担心的当然还是韩起科愿不愿意屈尊去做“赵老板”的部下。赵光却大度地放量说，这好办，只要起科愿意上我的公司来干，他当老总，我当副手。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跟韩起科一提这事，他马上就同意了，不仅同意回哈拉努里，而且还斩钉截铁地不当那个“老总”。赵光又说，那就委屈你当副老总。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那你当什么？”大家问。他说：“我在这里是营销部副主任，上那儿还从副主任开干。我不想沾谁的光。否则，就免谈。”大家还想劝几句，赵光忙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咱们就听分队长的。别的我来安排。赵光这小子也是有办法。他立即以公司总部的名义给哈拉努里分公司发了道指令，改哈拉努里分公司为“总公司第二营销部”。该营销部暂时只设副主任两名。“现任命韩起科先生为该营销部第一副主任，全面主持公司在哈拉努里地区的工作。张建国先生为第二副主任。此命令自签发之日起立即生效……”这样，既满足了韩起科只当“副主任”的要求，又在实际上把哈拉努里分公司的操作大权交到了韩起科手上。这一点，正如赵光他自己在很多年以后很得意地总结的那样：拿我和韩起科相比，我承认，有许多地方我不如他。但有一点，是韩起科致命的，也是他永远及不上我的地方，那就是，在很难让各方都满足的关键时刻，我能做到既满足这个，又满足那个。在很难做到不伤害各方的情况下，我又能做到，既不伤害这个，又不伤害那个。您可别小看了这个“既……又……”的能耐，这可是在一个群体中当好领导者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之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善于妥协和善于斡旋的能力。说一句开玩笑的话，在这一点上，“狼”自然是永远也及不上“人”的。 回哈拉努里的前一天晚上，“薛姐”来给韩起科送行。韩起科备了一点酒菜，(特地买了红葡萄酒和专门用来喝葡萄酒的大肚子酒杯，)还点了两根白蜡烛，穿了件天蓝色的新衬衣。“薛姐”爽朗地笑道：“干吗呢，要跟我搞诀别仪式呢？”他笑笑，没多说话。“薛姐”一边喝，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她特别爱吃的那种蒜泥醋汁芥末凉拌海蜇皮，一边语重心长地说了不少嘱咐的话。他却仍只是笑笑，不说话。吃完，喝完，说完，满脸布满红扑扑酒晕的“薛姐”，喘着长气，先把鞋蹬掉了，再往床上一倒，慢慢地解开自己的衣扣，然后像个大白猫似的，慵懒地蜷曲起身子，冲韩起科招招手，让他过去帮她扒衣服。韩起科收拾了碗筷，在毛巾上把手上的水迹油迹擦净了，去坐到她身旁，握着她胖胖的凉凉的小手，低头坐了会儿，然后探过身去，抚平她散乱的短发，又替她把衣扣一粒一粒地慢慢扣起，说了声：“挺晚的了，回吧。”“薛姐”一愣，侧过脸来，考询似的打量了韩起科一眼，一声不吭，就从床上坐起，穿上鞋，拿起自己的那件纯毛风衣和名牌手包，板着脸向门外走去了，但走到楼道口却又站住了。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的这幢小楼，其实只是幢简易楼。房门外的走廊是敞开式的。楼梯也是敞开式的，直接挂靠在楼体外侧的山墙上。站在楼道口，越过那一片片高矮不一新旧不等的屋顶，就能看到老人民广场上那一丛丛浓重的树影和新省委大楼广场上璀璨的灯光。韩起科料到她会生气，也料到她会拿起风衣和手包，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但就是没料到她居然好像受了千万重委屈的小丫头似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在急火火冲下楼梯的那一刹那间，收住了脚步。于是他在她身后也静静地站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她粗粗地喘息。他知道只要他再往前移动半步，柔柔地贴住她后身，再把两只手从她腰后抄到她身前，或轻，或重地把她围抱住，甚至都不用说什么道歉的话，一切不愉快都会“灰飞烟灭”，一切又都会变得跟从前似的那么“简单”“明了”。她会立即尽释前嫌，返转身来，倒在你怀里，赐你一千个一万个“大嘴巴亲吻”。他知道，“薛姐”是真喜欢他，真需要他。但现在他已经同样很清楚，她不可能让他进入(或占据)她生活的全部。在这方面，她是那样的清醒，就像在装修布置一套新房似的，哪个家具哪件装饰品该陈放在哪个位置上，该占多大的一个地盘，该动用多大一笔预算，该在某个局部达到一种什么效果发挥一种什么作用……她心里绝对有数，都安排得恰如其分，不会发生任何一点错位、越位、不到位现象。而他，也就是她心中这幢“新屋子”里众多她“心爱”的“必要”的“家具”“装饰品”中的一件，永远只能是“其中之一”。他不责备她的这种“清醒”。但却无法接受这种“清醒”，也不能接受这种“清醒”。在要返回哈拉努里的前夕，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她生活中的“身价”和“位置”。其实，韩起科，你进一步想过这个问题吗？在现代社会中，谁又能占着谁的“全部”？想占全部，可能吗？应该吗？ “再也不跟我见面了？”她突然转过身来怔怔地问。 “……”面对这样一种伤心的逼问，他多少有些难堪，内疚，躲过她灼灼的目光，只说了句：“时间不早了。要不……要不，我叫个出租送送你？” “不用。”她很生硬地一口回绝了，噔噔噔噔地快步跑下木质楼梯板，然后连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深秋夜晚那种特有的雾霭和悲凉之中…… 二十九、灵境的再造 韩起科的事，也许打根儿上起，就不该由我来说，更不该说得那么多。但世界上的事情偏偏就那么怪，许多本不该发生的事，它就偏偏地就这么发生了。我们总是把握不了生活的舵轮。我们到底真的享受过“意志”这样一种灵境的再造吗？而打根儿上说，假如没有经历那样一种再造，我们又算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生物呢？ 韩起科的事，也许打根儿上起，就不该由我来说，更不该由我来说得那么多。我真的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客观准确地向你们描述这个“狗屁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他内心在这些经历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和层层回澜。但是我总想说说他。即便过了这么些年，也仍然控制不住自己这方面的冲动，也无法忘记了他…… 前边我说到，那天我从“灰鸭嘴村”回到家里，责怪马桂花，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隐瞒”“封锁”韩起科返回哈拉努里的消息，而马桂花居然也“稀里糊涂”地接受了我这通责怪。其实，事后我细细一回想，在此前，我曾见过韩起科一面，而且那一面还是马桂花“引见”的。为了她的这个“引见”，我还嘲弄过她，生过一丝妒意。只是那回的事情，发生得十分仓促，跟韩起科的那一面见得也有些“没头没尾”，时间又很短促，就像大地震前某一个村子的某一个麦垛背后突然闪过的一道白光，总是难以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只有在事后，大祸发生了，人们才会捶胸顿足地后悔，如果当时能重视这道白光的启示，可能就会减少多少多少损失。但谁会把某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一个更不起眼的烂麦垛背后闪过的那一道微不足道的光，跟一场天崩地裂、山呼海啸的大地震联系起来呢？几百万年来，伴随着人的生生息息，大大小小的地震已发生过多少回了？但有多少人重视过这一道游走在地平线上、高岗背后、丛林中间、洼地底部的白光？人们在攫取眼前实利的忙碌中，总是轻视了那些具有重大含意的“预兆”……在掂量“眼前实利”和“预兆”的天平上，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倾向前者。虽历遭惩戒，也一再表示“接受教训”，但还是“坚决不改”。这又能怪谁呢？ 那天的事情是这么发生的。当天，我约了马桂花回家来“谈话”。谈我俩的关系。到家已是午夜时分。那时，在农科所工作的马桂花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在家住了。我父母经我说服，前年总算同意搬离畜医站，进城来生活。但他们住的是我原先在市政府大院里使用的那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老两口不愿跟我们住一块儿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想看到我和马桂花老这么“别别扭扭”。他俩“心烦”。他俩怎么也想不通，像马桂花这样，长得又好，又懂事，又肯干的媳妇天下少有，我怎么就不能跟她处好关系？他们总觉得是我在“欺负”她，有“陈世美”之嫌，又不忍心跟我“打嘴仗”，便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政策，搬走，另住。 ……前一段时间，我跟马桂花也长谈过几回。我告诉她，我对她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不想你去拿文凭，不想你实现啥“自我价值”，更不希望你跟别的那些夫人似的，装出一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样子，帮我去争狗屁面子。我没这个要求。我甚至都不要求你有多么温柔，多么体贴。我只要求你一个“本色”。你别“自卑”。即便像我们头一次见面时那样，你只穿着那双有破洞的布袜，但依然无所顾忌地露着你那个时而粉红、时而苍白的大脚拇趾，踩着嘎吱作响的地板，无所顾忌地来回走动。我需要你那样一种自信。因为有自信就会有活力，有活力就会有魅力。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她描述，八九年前的那一天，你和韩起科从那个沙黑里克驻点站，把我接回冈古拉，那一路上的种种情景，当时你那么兴奋，甚至也很张狂。 “但来到我身边后，你还这么‘疯’过没有？没有了。你为什么不‘疯’了呢？你可以‘疯’啊……我的小桂花……” 我问过她“为什么”，“为什么会生活得那么别扭？”她惶惶地看着我，她说“不知道”。她说她“没觉着别扭”。我忍了又忍，终于问了一个积压在我心头多年的问题：“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或者说，你一直丢不下你过去喜欢过的什么人？”“没有！没有的事！”她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似的，叫了起来。“那我们……我们……”我喘着粗气，斟酌着下面所要说的每一个字，极艰难地跟她谈了自己思考多时才想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计：“我们暂时分开过一段日子。行吗？两个人都冷静地想一想，这些年，咱俩到底是哪儿错位了，并且对双方今后的生活，也都仔细掂量一下。”她当时一下怔住了，脸色立即苍白了，眼睛却干热干热的，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口接一口地倒吸着冷气。这时，我真希望她能大叫，能扑过来厮打，或者扑过来抱着我，或大声或小声地求饶……但她没有。她只是愣怔着，一口一口倒吸冷气，足足沉默了十来分钟，说了四个字：“好吧。随你。”就这样，我们“暂时”地分开过了。我让农科所的那位所长在单位附近给她找了一间房。我告诉那位所长：“别上外头乱说去。她只是想一个人有更多的时间读点书，熟悉熟悉业务。没别的事。”那位所长是我提拔的，自然是个明白人，连连点头答应，让我尽管放心。分开住后，我当然隔三差五地还经常去看她。她不时地也像那天那样，回来看看这个对她来说本来就一直是“陌生”的、现在应该说更“陌生”了的家……我们再没有亲热过，更没过过夫妻生活，不仅在心理上，在生理上好像都有了一层真正意义上的隔膜。有一回，也像那天似的，她回来看我，在“家”里待得很晚。她还做了我爱吃的揪片子，煮了白水羊头，切了一大盘香菜末，熬了满满一小碗花椒红油，捣了一碟蒜泥，当然也没少了她拿手的“拔丝土豆”和“（洋）葱爆回锅肉”。还开了一瓶当时在这一带卖得挺好的奎屯大曲。很少喝酒的她，那晚还特意陪我喝了两盅，陪我玩了一会儿“老虎、杠子、鸡”。我也许是喝得有点儿高了，颤颤地放下玻璃酒杯，直愣愣地瞧着她，心里感到无比的委屈，酸涩。在我看来，她依然是那么的秀丽，那么的健壮，那么的纯真，我轻轻地吻过她……纵情地抚摸过她……期待过她……也真正地得到过她……我知道，她是尊重我的，敬重我的，感激我的，她曾经为我展开过她的一切，我像一阵狂暴的热风从这片紫花苜蓿地上“劫掠”过。我向自己郑重做过承诺，我要做个最负责任的男人，要尽心呵护我的“小桂花”。即便在与她分开过的一段日子里，有过那么多的女子，（说“多”，也许有一点夸张了，说“很有几位”，却不含一点自负的意思，）向我表示要到我空关着的家里来“看望”我这位“领导同志”，替我收拾那个“可怜”的家。有一两位甚至明确暗示，她们在我这儿并不期待什么“结果”，只是希望能照顾一下“可怜兮兮”的我。对此“善意”，我都婉转地却决绝地“谢绝”了。我无意把自己塑造得那么“崇高”“圣洁”。但这的确是我那段时间里的真实写照。那天喝完酒，小桂花进厨房去洗碗了。她说已经太晚了，她得赶紧走了。我摇摇晃晃地跟着她走进厨房，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连我自己都听不清的话，大意总是：留下吧，别走了，何必呢，等等等等。她以为我在跟她开玩笑，也就没怎么搭理我，只是背着身，在水池子跟前洗她的碗。她一心一意地洗着。她做任何事都是那么一心一意。干净利索。而她一心一意的时候，正是她最吸引人的时候。早就过了换季的时候了，人都只穿单衣单裤了，她却还穿着毛衣。（估计下边还穿着毛裤哩。）大概也是因为从小就在荒原上生活的缘故吧。荒原上基本没有春秋天之说。往往脱掉棉袄皮袄，过个三五天六七天，就得“光膀子的干活”了。所以，她(们)对季节的感觉，远不如这边的人那么敏感。在衣服的换季方面，也远不如这边的人勤快。（当然，这边的人又远不能跟口里的人相比。）毛衣还是结婚时我给她买的。后来我说再替你买一件吧。她死活不要。现在看来，毛衣已经嫌小了。是的，这些年，她还是长大了。毛衣紧紧地绷着她。衬着她的结实，又衬着她的忧郁。一时间让我涌出许多许多的歉疚感。哦，小桂花，我真的没能照顾好你，没能让你过得像想象的那样舒心。小桂花……我走了过去，一把把她轻轻地揽了过来，然后握住她那双湿漉漉的手，轻轻地嘟哝着：“桂花……哦，桂花……桂花……”我感到她浑身上下整个都哆嗦了一下，然后惊恐似的用力抽回了手去，不知所以地看着我，并身不由己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地向后退缩去…… ……那天，她还是回她独居的小平房去了。以后，她还是会顺便来看看我，我也隔三差五地会去看她一下。但从那以后，我俩再也没在一起喝过酒。没有了…… ……那天晚上，马桂花一见我，就告诉我，韩起科回来了。我对她说，今天晚上，我俩不谈韩起科，也不谈任何人，只谈我们自己。她却固执地又重复了一句，韩起科回来了，他要见你一面。当时我真有点恼火。说老实话，我一直有这种感觉，马桂花之所以不能全身心 地融入我的生活，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因为她一直存在着一个怎么也消除不掉的“韩起科情结”。对此，我其实是一直“耿耿于怀”的，只是努力控制着自己，不把它表露在脸面上而已。为此，我做过一件挺“阴暗”的事：私下里派人调查她和韩起科过去的“关系”。但所有的调查结果都告诉我，他俩之间没那种“事”。即便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是马桂花作为十六七岁的一个女孩，内心朦胧的一种冲动和向往。(话又得说回来，那时节，在冈古拉荒原上，对韩起科有“冲动”和“向往”的女孩又何止马桂花一个哩？！) “想见我，干吗不直接给我打电话，走什么夫人路线哟！”我一边换拖鞋，一边不紧不慢、不阴不阳地问。回到家中，能看到马桂花，我自然是高兴的，但她一张嘴，又是“韩起科”，我心里的那点不痛快，遮拦不住地发作起来。 “啥夫人路线嘛？人家不是不敢直接来打扰您这位市委领导嘛？”她为他辩解，脸微微红起。 “他不敢来打扰市委领导，就敢打扰市委领导的夫人了？” “这咋能算打扰？” “不算打扰，你脸红个啥？”她这么精诚为他辩解，更激起了我的不快，便索性支起了眼角，直直地点戳了她一句。 “我怎么脸红了？”她大红着脸否认。 “你自己瞧。”我随手扔了一面小镜子过去。 “……”她没接镜子，也没往里瞧自己，只是直愣愣地看着我，那意思仿佛在说：“我又没做啥亏心事，我没必要脸红。我也不会脸红。”她常常这样。明明很自卑，却不承认。明明活得像个受气包似的，却总说自己挺自在。明明脸大红，又不肯承认。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真诚的。没有半点故意要掩饰或矫装的成分。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现状？还是略有所知，却惶惑地不想去承认它？这正是最让我伤脑筋的一桩事情。有时，我真的觉得她有点可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才好。我有时也想，当时假如不娶她，让她跟着父母落实政策回老家去，是不是会好一些？老家离冈古拉千山万水，那儿的一切不会那么容易地触动她记忆库中的那些陈货。那样，也许她就会比较容易跳出对冈古拉的这些顽固的记忆，比较顺畅地去接受和正视新环境所要求于她的一切，而“塑造”出一个新马桂花来…… 我是第二天下班前见到韩起科的。那时他刚回哈拉努里，在赵光那分公司里当他那个“副主任”。他有点拘谨。“喝茶呀。上我这儿来，还拘谨啥么？是不是要喝奶茶？我这可是最好的花茶。我去北京开会时，在他们那个马莲道茶叶一条街买的。那家伙，整个一条街都是卖茶叶的。听说华北几省的茶叶商都上那地方去搞批发。真是大手笔。”我指着那杯新泡的茶，对他说道。“是的……这茶挺好喝……挺好喝……”他端起茶杯，小小地抿了一口，附和着说了一句。“怎么样，当公司老总的味道，不错吧？”我往椅背上一靠，笑着问。“我哪是老总。不是的。”他忙声明道，“打工仔。赵光的打工仔。”“这个哈拉努里分公司不是已经明确由你来主管吗？”我问。“那也还是在打工。重大决策，还是得赵光说了算。这小子行呐。”他谨慎地说道。“你也不错嘛。”我夸了他一句。赵光这个分公司，是我们市里一个利税大户。现在既然交到韩起科手上了，我当然不能怠慢他，更不能小觑他。“不行。我不行。”他谦和地笑道。这时，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这小子这么些年，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人是充分长开了，好一副男人架子。上嘴唇上居然像西亚的阿拉伯人似的，留起一抹黑黑的胡髭。白净的国字脸上却总显出一种疲惫和忧郁的神情，恍恍惚惚，好像心事挺重。我猜着，他是遇到什么难题了，才找我来的，便等着。但他犹豫了一会儿，迟疑了一会儿，却说了这么一番话：“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可我还是回哈拉努里来吃这口‘回头草’了。看来，我真不是一匹‘好马’。回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真的是很难。不过，能找到顾书记这样一个老领导，老熟人，也算是我不幸之中的万幸吧。今后希望顾书记，多指点，多关照……”说到这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低下头去，又默默地坐着了。我模棱两可地哼哼着向他点了点头，却在暗自问自己，眼前这位满嘴说着这世界上最俗最俗的客套话的人，真是“韩起科”？几年前，我初到冈古拉，他“傲慢”得都不肯叫我一声“顾校长”，而今天，却以“找到顾书记这样一个老领导，老熟人”，为他的“万幸”。类似这样的客套话，狗屁话，我每天能从无数人嘴里听到无数遍。可以说，我早已不把这一类话当“人话”听了。只是从来也没想到过，韩起科有一天也会跟我来这一套。这一番风水轮回，还不到十年光景啊。这就是人生？我心间不禁微微地颤栗了一下。 默坐了一会儿，他歉疚地说：“如果顾书记要不嫌我烦，以后，我想常来向您求教。不过您尽可以放心……”说到这儿，他又说了句很滥俗、很没水准、也很不可笑的玩笑话：“我……我不会来跟您借钱的……” “哈哈哈哈，说啥呢？借钱？你们这些办公司的人跟我们这些穷官僚借钱？哈哈哈哈……” “……我也不会来特别为难您的。就是……就是……有啥想不通的事，请老师还给我指点指点，顾问顾问。”他又认真起来。 “顾问，可以啊。但那是要付顾问费的。”我跟他调侃道，并故意用一种咬文嚼字的语调，很夸张地把最后那句话强调了出来。 “付。当然要付顾问费。您说咋付吧？月薪制？年薪制？还是计件制？”他赶紧问。问得很认真。 “哈哈，顾问费，还有什么计件的？” “那就是……那就是……您对我们做一次指导，我们就付一次酬。或者这样，年薪制，再加计件。行不？我马上给您正式发个聘书，回去就办这件事，聘您为我们分公司高级顾问。”他向前挪动了一下身子，急切地探问，还跟我来真格儿的了，居然完全看不出，我说这话，只是在逗他“玩”哩。“哈哈哈哈……”我大笑起来，“跟你开玩笑哩。你不知道，党政领导干部是不可以介入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的，并且也严禁从企业获取任何报酬。你想害我呢？你这个韩起科！”他犹豫了一下，将信将疑地看了看我，问道：“明着不拿，咱们暗着拿。不行？” 这时，我立即从靠背椅上直起上身，伸出一根手指，直指他的鼻子，嗔责：“哎哎哎，你这个韩起科，怎么也学会这一套了？什么叫明着不拿，暗着拿？啊？谁教你的？” 他脸微微一红，说道：“赵光说……” 我立即打断他的话。这时，我非常想提醒韩起科，以我这些年对赵光这小子的了解，他绝对是一个“好人中的坏人”。他很聪明，很机灵，很会办事，也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也许从他行为总体的动机和目的来看，作为一个“人”可以说他是个好人。但他绝对能做得出“很坏”的事情来。比如韩起科说的“明着不拿，暗着拿”那一套，正是赵光玩得最顺手的把戏。这小子几年前就给市上好几位领导的亲属在他的公司里安排了个“虚职”。不用这些亲属去上班，他每月照样给他们开工资，每季度都给他们分红利。他用这样的方法，“合理合法”地报答那些领导一贯以来对他公司的支持和关照。那些领导因此也不会有贪污受贿之嫌。后来，纪委发文禁止领导干部的亲属在本地经商。他又想了一些别的办法，比如说，他又找到某一位领导多年前退休的老司机去他公司就职，通过这位忠诚的老司机，继续跟那位主管领导保持来往。等等等等吧。世界上就是有这样两类人最不好相处，也最难防范。一类就是赵光那样的“好人中的坏人”。另一类则是“坏人中的好人”。跟这两类人打交道，稍不留神，都有可能陷自己于不拔。回过头来，恐怕连叫爹叫娘的机会都找不见……但又觉得这些话在这时候从我嘴里说出去，很不合适。赵光毕竟还是哈拉努里市新补上的政协委员。多年的利税大户。而且的确也没发现他做过什么太出格的事。所以话到嘴边，又换了个说法：“赵光这小子有能耐，这些年眼光放得很开，头脑搞得很活，企业也做得挺大，应付方方面面的关系也很有点办法，很有点手段，不过……”说到这儿，我停顿了一下，略略地整理了一下思路，以求把下面的话说得更准确一点。“不过，起科啊，在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积累了一些人生经验以后，你应该懂得，凡事都应该开动自己的脑子，去过滤，澄清，严格地用党的方针政策去过滤，去澄清。过去盲从高福海是不可取的，现在……现在盲从赵光，恐怕也是不可取的吧？你说呢？” “是。是。”他诚恳地看着我，连连答应着。而后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当时不太理解，也不太愉快的事。在我说了那句“过去盲从高福海是不可取的，现在盲从赵光恐怕也是不可取的吧”以后，他就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了，有些坐立不安了。没过几分钟，突然起身说：“不耽误顾书记了。您时间太宝贵了。我……我下一回再来看您吧。”然后丢下两盒西洋参含片，两盒蜂皇浆口服液，两瓶茅台，两条云烟，就匆匆走了。当时，我还真有点纳闷，这小子干啥呢，怎么这么没意思呢？说走就走了？难道就是为了给我送这点根本不值什么钱的东西来的？在经历了那样一场大磨难之后，怎么还显得那样的不沉稳，不老练，不谙人情世故呢？当时，我真的认定这小子“完了”，不会再有什么出息了。甚至想，下一回再说要见我，我还真得考虑考虑，要不要拿出这点“宝贵时间”，搭在他身上哩！随后，杂七杂八的琐碎事一涌上来，也就把他彻底给忘了…… 事隔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正是我无意间说出的那句话，“过去盲从高福海不可取，现在盲从赵光恐怕也是同样不可取的吧”，极大地震动了他，甚至都可以说“震撼”了他。一下子让他坐不住了。关于“盲从高福海”的问题，他曾有过某种程度的反思；但“盲从赵光”……盲……盲从赵光？这可能吗？他韩起科盲从赵光？哈哈。哈哈。简直是滑稽可笑嘛。纯属无稽之谈嘛。起先的几秒钟时间里，对我的这种说法，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排斥，反感，只是碍于我的面子，他才没有加以反驳，但也愣怔了一下。而就在这格登一愣的刹那间，一种雾似的迟宕和莫名的疑虑从他潜意识中涌出，并慢慢攀升，扩散。“难道我真的没盲从过赵光？赵光……”他突然这么反问自己，脑子里迅速闪出回哈拉努里后这一段时间以来，跟赵光之间多次交往的画面、交往的感觉、交往的自省，以及交往中曾隐隐产生过的某些疑虑……他开始有点发呆了。 离开省城前，赵光曾找他长谈过一次。赵光亲自开车，把韩起科拉到公司驻省城的“临时办事处”。那地方离老人民广场不远，在一条大斜街的小巷子里。这个地段的房价高得出奇。赵光花高价在这样一个小院子里租了几间平房。重新做了一番装修。窗棂都改成了多格似的那种，很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为了求得整体的一致，征得房主的同意，他把没租下的那几间厢房的外墙，也都粉刷了。把它们的窗棂也做了同样的油漆和改装。他自己兼了这办事处的“主任”。院子应该说是相当的幽静。青砖墙上布满了很厚一层的爬山虎藤。深秋时节，藤子和叶子纷纷地都转换出那种橘黄和棕红颜色，给清凉的院子平添了许多热烈和明快。真可以说是难得一块闹中取静的好住处。“办事处”里还专雇了个厨师，雇了一个很年轻的女服务员。他俩刚落座，那个大约只有十八九岁模样的女孩便用托盘送来了两盅盖碗茶。女孩举手投足间，让人看出是受过相当的专门训练的。“省城里的业务还没怎么太开展起来，有必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在这样一个地段租房子来做这么个办事处？”进了屋，韩起科就小声地问赵光。院子的幽静，干净和房间里陈设的规范，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放低了说话的声音。赵光只是笑笑，并没做什么回答。后来韩起科才搞明白，正因为公司业务没怎么搞起来，赵光才需要这么一个“办事处”。这办事处，实际的用途就是招待一些关系户来吃住和“休息”的。吃好玩好的同时，再谈生意。搞文学的都知道一句名言，叫“工夫在诗外”。而在生意场上，就更得是这样了。几天后，韩起科回冈古拉，看到一系列让他惊喜、又让他瞠目结舌的变化，其中也有类似的东西，让他不胜感慨，这自然是后话了。 “一会儿，就在这儿吃中午饭。我这厨师，走的川菜路子。白案红案都行。很有几个拿手菜，能端得上桌面。你尝尝。”赵光笑道。 “嗨，啥川菜鲁菜的。大牢里呆这么些年，但凡有点油星子，有点肉片子，在我嘴里嚼起来，全都是好菜。那天在哈拉努里聚餐，你没瞧见？我一个人把餐桌上的肥肉块全包圆了。白花花的纯油膘，我足足吞了有大半碗。”韩起科也笑了笑，说道。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赵光笑着叹了口气，安抚道。 赵光今天特地把韩起科叫来，是要对韩起科有所交代。赵光为人精明。他懂得，“韩起科”这块牌子在哈拉努里、在冈古拉的相当一部人中间，会产生相当的商业效应。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力邀韩起科到他公司来做事，还不完全是一种“商业谋划”。这里还是有相当的情感因素。也就是说，他跟原小分队的那些人一样，对这位原先的“分队长”，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重”。(也许说是“敬佩”更恰当一些？)，一种“怜悯”。对他依然保有着一种“战友情结”。同样是冈古拉荒原上长大的他，在精明之外，依然保留着荒原人固有的那种“好帮助人”的“热血”劲儿。从这个角度说，他是真心地提供方便条件，以帮助韩起科改变目前的生活“困境”，并且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把哈拉努里分公司交到韩起科手上的“义举”。但是，真把哈拉努里分公司交给韩起科了，他又有许多放心不下的地方。或者说，冷静下来想一想，他还是很为韩起科担心，也很为自己那个哈拉努里分公司担心的。韩起科脱离现实社会已有八九年了。而这八九年间，正是这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八九年。除了国旗国号国歌没变以外，这些年，连宪法都在不断地修改补充之中。(有一度，有人提出要变更国歌内容，让当时的中央领导明智地制止了。)如果韩起科依然用他当年管理小分队的那一套办法来管理分公司，或者用他在监狱里获取的人生感受来处置分公司面临的重重复杂而又极其微妙的人际关系，那，事情一准要砸锅。赵光相信韩起科会付出非常人所能付出的那份努力，去重新“学习”。但有些必须打的“防疫针”，他还是得提前给这位原“小分队队长”见血见肉地打上。 他着重要给韩起科说清，“商”和“政”的关系。处理不好各种层次层面上的“政治关系”，你就绝对地不要设想着能把这个“商”经营好了。其次他要提醒韩起科，务必处理好公司业绩和地方行政长官业绩之间的关系。这是细化处理“商”“政”关系的关键项目。作为分公司的受托经营者，你当然要“惟公司利益为上”。但是，这个“为上”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千万不能伤及当地行政方面的利益。不仅不能伤及，而且还要“周到地顾及”。只有这样，你才能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为公司在当地的发展，求得一个必须的“大前提”。由此而“一顺百顺”。 “一顺百顺！”赵光说到这里，又特地用很重的语调，重复强调了这四个字。“否则，就‘一损俱损’。”然后他又补充了这样几个字，力图从反面来加深韩起科对这个问题的印象。当然，还有一句话，他非常想说，却又不能直露地说出口，那就是他特别想提醒韩起科，千万千万，不能再像过去似的那么“一根儿筋”了。赵光一向认为，当年韩起科放那把火，就是他那“一根儿筋”的思维方式产生的直接后果。“一根儿筋”让这小子犯了大罪，吃了大苦，出了“大名儿”，也总让人为他操着一把心。而后，这小子起身在他身后的那个大柜子里取出一大包扁扁的用旧报纸裹着的东西，让韩起科猜。韩起科疑惑地打量打量那包东西，再打量打量赵光，无论如何也猜不出这一大块“扁家伙”能是啥玩意儿。赵光嘻嘻地笑笑问：“真猜不出来？连这都忘了，分队长哎，我真该打你的屁股了。”他解开外头包着的几层旧报纸，露出里边的真家伙时，韩起科真的愣住了，心里还一热，一酸，差一点都把眼泪逼出来了——那里头包着的竟然是当年他小分队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他们小分队的队徽。一只伸展着双翅的黑雀和一颗通红的五角星。 “你收……收……收着它，干吗呢？”韩起科怔怔地问。他真不愿意赵光看到他此刻眼眶会忍不住地湿润起来。 “怎么了，我不该收藏它？”赵光故意问道。 “不不不不……” 赵光告诉韩起科，那年他被捕后，小分队办公室马上就被封掉了。当时小分队的人都非常紧张。不知道韩起科在办公室里还存放着什么文字材料，这些文字材料里记载的内容会不会加重韩起科的“罪行”，会不会连累小分队的其他成员或连累冈古拉别的什么人。决定连夜翻窗进去把相关的文字材料全部“偷”出来。偷了两回。头一回是张建国孟在军去的。偷出的东西没啥用。大伙还不放心。赵光又去偷了一回。还是没偷出什么有用的材料。应该说，办公室里本来就没什么能连累谁的材料。一帮十六七岁的狗屁娃娃，能攒什么“材料”？！大伙只是在当时那样的气氛下，神经有些过敏罢了。后来，韩起科正式被判刑了，事情也慢慢平静下来。赵光却又去“偷”了一回。那回的行动，谁也不知道。他自己决定的。他只偷出了这块“队徽”。一直把它当个纪念品悄悄带在自己身边。 “我们就是这样一群黑雀。来自冈古拉的黑雀。我不想让自己忘了这一点。你说呢？”很少让自己动情的赵光，说着，眼圈也略略有些红润起来。 当时韩起科没吱声。重新看到这块“队徽”他有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感。一时间居然不知说什么才好。那天在赵光整个说话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怎么吭声，赵光说的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极其新鲜，绝对新奇的。他生怕漏掉了什么。他想判断这些话中，哪些更重要，更紧迫，更需要他牢牢地记住的。但一时间他又没法去做这个判断。他没有做判断时必须的理论参照“标杆”，也没有做判断时不可或缺的经验依据。所以只能从赵光的表情上、语气上去猜测它们的重要性，因此就听得特别的专心致志，两眼也一直死死地盯着赵光。一直到谈话结束，到中午饭的餐桌上，他都没说什么话。一直在暗自消化、琢磨赵光说的这些话。他直觉到，赵光这是在跟他“交底儿”。这些话句句都带着赵光这些年挣扎奋斗时付出“血气”和“汗气”。都是“肺腑之言”。这里没有一句是空话虚话。句句都显得那么的沉甸甸。应该说，回到哈拉努里后，他之所以会那么着急、又那么虚心地通过马桂花来找我给他当“顾问”，也是因为在认真回味了赵光的这些经验之谈后，他担心自己领会不透，也落实不好，而把公司的事搞砸了。这方面他又显示了他那一贯的“一根儿筋”的执著了。 后来，他又去了一趟冈古拉。他去冈古拉是为了考察公司业务，同时又以他那特有的“一根儿筋”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思考、制定出一个适合他去做的“商”“政”结合方案。在冈古拉转了十来天。转的结果，可以说令他感慨万千。他几乎完全认不出那个曾经的“冈古拉”来了。过去人们常用一句老话“物是人非”，来形容时过境迁所给人产生的悲凉感。而在那十几天里，只用这个“物是人非”来形容冈古拉给他的感觉，显然是很不够的了。人，自然是已经没几个能认得的了，即便是物，也早不是曾经的那个“是”了。那条黑杨木板路早拆除了，只留了一点痕迹在磨坊拐角处的小树林里。自从场部通上了从外头大电网送来的电以后，就建起了由电力带动的面粉厂，那些个老式的用水做动力的磨坊在长满了蜘蛛网以后，必然就挨个儿地倒塌。替代那条黑杨木板路的是一条去年新修的水泥路。有一千来米长，八十多米宽，据说都可以起降波音飞机。（他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在冈古拉花这么多钱，修建这么高规格的一条水泥路？只是为了让上边来的领导惊讶一番，真切地感到此地“旧颜换新貌”而已？）场部机关、子女学校和幼儿园都正在翻盖新楼。一个个沸腾后又平静下来的石灰池和大堆大堆的红砖、杉木杆儿散布在各个工地的各个角落。而包围着工地的则是一排排一幢幢他熟悉的破土房和覆盖着枯黄杂草的土包。天气还不算很冷，四处依然是泥泞，寂静和空旷。而只有这些泥泞、寂静和空旷，是真正属于他记忆深处的东西。这两年冈古拉有钱了。几家世界知名快餐企业进军中国大陆后，都认定冈古拉的土质和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出产他们那“炸薯条”所必须的“马铃薯”。于是蜂涌而至，由他们提供技术，提供资金，提供当种子用的块茎，还派来专家手把手指导，在冈古拉相继建立了几个相当规模的专属“马铃薯种植基地”，这使得冈古拉土豆的产量和身价都急剧地往上翻了多少倍，成为冈古拉一大财富增长点。另一大项收入，就是赵光给搞起来的“甘草和肉苁蓉”买卖。这次回冈古拉前，还让韩起科进一步体会到了赵光在冈古拉的“声望”。原先对自己回冈古拉，他多少还是有些顾虑。因为当前在冈古拉主持工作的领导，大部分都是当年那批退伍军人。自己跟他们发生过直接的冲突。他们也都知道他的底细。他担心他们不会欢迎他到来，甚至还担心他们会暗中刁难他算计他。但事实上，当这些领导知道韩起科是作为赵光的全权私人代表，来冈古拉考察进一步开展“甘草和肉苁蓉”的深加工业务时，他们开着玩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韩总啊，你多年都不回来了。冈古拉人民想念你啊！来来来，一定要干了这三杯酒！”他们把他安排到特地给外国马铃薯专家盖的那个小楼里去住套间。一日三餐都由场长政委副场长副政委亲自陪着在专门的小餐厅里用餐。小餐厅里悬挂的是枝形水晶吊灯。那些外国专家每年只在“马铃薯”种植和收获季节来个一二十天。从理论上说，这小楼一年里总有十个月的时间是空关着的。但实际上，这小楼一年四季都在营业。五个年龄分别都只有十八九岁的女服务员、穿着紫红云纹团花织锦盘香扣中式上衣，深藏青板丝呢西裤，肉色丝袜和塑胶底坡跟圆口黑拉绒面布鞋，二十四小时轮班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这个“贵宾楼”有时候，连续几个月可能都接待不了一位外宾，但“内宾”却续续不断，都是农场的关系户，是场长政委请来的“贵客”。天天晚上得开好几桌麻将，得烤一两头全羊。(这一些，都让韩起科骤然间想起了赵光在省城设下的那个“办事处”。)韩起科看到，其中一位副场长左手的无名指和右手的中指上各戴着一颗巨大无比的“金镏子”。他还满嘴喷着酒气，指着左手上的那个金镏子，告诉韩起科，这是“我老婆”。又指着右手上的那个，说，那是“我小情儿”。(他不说“情人”，说“情儿”。)他还笑着问韩起科：“你……你……你有几个情儿？两个？三个？哈哈，别脸红。”他告诉韩起科，场里几位领导都在哈拉努里市中心买了房子。政委的房子买在省城。“我们不能跟他比啊。他快退了，他女儿女婿早把家安在了省城。”他让韩起科下一回一定上他在哈拉努里市中心的那个家去喝酒。但韩起科到连队去看时，连队职工住的，基本上还是十年二十年前的老土房。清静的阳光和同样清静的风在布满羊尿羊粪蛋气味和苇子草的空地上游荡。韩起科问那位副场长，场里经济条件好了，为什么不拨出一点钱来，改善一下连队职工的住房？那位副场长告诉韩起科，现在连队里的职工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概念中的“职工”了。那时的职工，老的差不多都退了，小的都上外头挣钱去了。现在在大田里干活的，都是新近从口里招来的合同工，季节工。他们也是冲着钱来的，跟候鸟似的，在这儿度过了它们需要的那个季节，拍拍翅膀，就会走。只待来年再见了。除了极少数的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任何长远的打算。所以，“这些家伙对住房没有很高的要求。有个窝，能遮风避雨保暖，就行。当然，你要愿意让他们住宾馆，更好。但谁会那么傻呢？韩总，让你在这儿当场长，你会把钱往那上花吗？”你还真不能说他说得没一点道理。所以，你上那些外来打工人员的“家”里去看，屋子里的陈设都特别简单。一张土块搭的床，铺板上胡乱扔着几条旧被褥；再加一个水桶，两袋米面，再加上一根擀面杖和一口铁锅。有的屋里连个桌子都不置备，因为他们随时都准备走，所有家当必须简化到用一个肩膀头能扛走的程度。“这样，他们会好好干吗？”韩起科疑惑地问。“不好好干就扣他钱呗，不给他们开支呗。这很好办嘛。”副场长笑道。还补充：“现在比你们那时候好管理得多了，简单明了得多。一切都归结到一个字上：钱。”说话间，他老自觉不自觉地挥舞他那只左手，金戒指的光亮因此也一直在韩起科眼前闪烁。 这使韩起科疑惑。因为他怎么看这位副场长，都更像一个工头，而不像经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广泛征求民意、内部严格考察并正式下文任命的“副场长”。踌躇之余，韩起科也试着问自己，“副场长”为什么就不可以像一个工头呢？也许现在的副场长就应该更像一个工头才对…… 韩起科没把这些疑问直截了当地向冈古拉的那几位领导提出来。他准备带回去跟赵光探 讨。在现场，他不知道再问些什么。但总觉得有满肚子的问题要问。 让他最痛心的一件事是，前些年刚开始挖这“甘草和肉苁蓉”时，为了搭建工棚，以安置那一批批潮水般突然涌入的民工，把冈古拉地面上现有的那些黑杨树白杨树胡杨树几乎全都砍光了。而每年这成千上万人，拿着成千上万把铁锹鸭嘴锄在荒原上，疯了一般地进行地毯式搜索挖掘，严重破坏了高地上的植被，也改变了小区域气候。沙漠化的现象正愈演愈烈。原先他住的那两间小木屋跟前的那口泉眼已经干涸了。金红鱼也不见了。据说是，这是第一口干涸的泉眼。往后还会有多少泉眼，多少湿地沼泽要干涸，还很难预测。如果那些泉眼湿地沼泽和苇子滩都消失了，那么，黑雀群也会离开这儿。如果对这种蝗虫般地“掠食”不加以紧急节制和制止，冈古拉以后还能不能剩得下一块半块好地让你们这些直立行走的“动物”来种土豆苞谷，同样是一桩很难说得准的事情啊…… 这现象已经引起各级组织的重视。从省里开始，包括冈古拉，每年都有一笔专项资金投入，修复原来的那些白杨林和草场。是的，白杨树是可以依靠人工栽培的方式，重新栽植起来的，但是要复活当年的黑杨林却是绝对地不可能了。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过可以用人工培植的方法来栽植黑杨树的。它完全是大自然造化的结果啊。完全是大自然精灵的结晶啊。亿万年的造化，天地日月的精妙结晶，居然毁于一旦。 现在重要的是要制止……起码也得节制对甘草和肉苁蓉的挖掘。 而组织人无节制地采挖野生甘草和肉苁蓉的，正是赵光。 “你说咋节制吧？我听你说说。”回哈拉努里，他赶紧找赵光。赵光在自己那幢假三层的小别墅里，这样反问韩起科。 “公司的钱赚得够多的了。你赵光个人啥也趁了，房子，车子，位子，（去年赵光成了哈拉努里市最年轻的政协委员，）高抬贵手吧，我的赵总。”韩起科一路没有歇息，和司机倒换着开车，只用了十来个小时，从冈古拉赶回了哈拉努里。离开冈古拉前，他就打电话给赵光，让他立即回哈拉努里。“啥事么？我这里还有点事儿，丢不开手哩！”当时赵光还在省城。“要不你来省城？”赵光建议道。“我不去。你回来。”他断然说道。“啥事么？啊？”赵光急着追问。“见面说。不费你手机钱了。”“哎呀，手机能花我多少钱嘛。快说。”“还是见面说吧。我还有别的问题，要跟你请教哩。”“嗨嗨嗨，到底出啥事了么，痛快点，别说什么请教不请教的屁话!”“还是见面说吧。”这一回他挺沉得住气。 见面后，听完韩起科激动的叙述（应该说“控诉”），赵光沉默了一会儿，冷静地反问了一句：“你以为这事儿只关系到我赵光一个人？” “这事儿还跟谁有关系，我不管，我也管不了。那些人跟冈古拉都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赵光，你有。我有。” “你在冈古拉就瞧见那些黑杨树消失了，白杨树减少了，草场有一定的荒漠化……” “不是‘一定的’荒漠化，而是‘很严重的’荒漠化，我的赵总！” “你为什么没瞧见那些新盖的楼房，新修的水泥大道？你听没听冈古拉那些老职工跟你说，现在冈古拉几乎家家都有万儿八千的存款？” “别跟我揣着聪明装糊涂。你知道我这会儿跟你说的是哪一档子事。” “起科啊起科，看来你还是没听明白离开省城前，我跟你苦口婆心掰扯的那一番话。商、政……商、政……这两者的关系……” “我不觉得这档子事，跟‘商政关系’又牵扯上啥关系。”韩起科直愣愣地反驳道。 “……”赵光轻轻地叹了口气，低下头，呆坐着了，过了一会儿，才苦笑了一下，抬起头问韩起科：“小时候，你玩过滚雪球的游戏吗？从大高坡上，往下滚雪球。一开始团上一个篮球那么大的雪球，鼓捣着往下滚。雪球越滚越大，往下出溜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没法制止那雪球了，只能跟着它跑。这时候的它，只服从一个法则，那就是重力加速度的法则。这时候，谁要去阻挡它制止它，它就会毫不留情地把谁撞到一边的路沟里去，让这个人脑袋开花，血流成河。但是……雪球还会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继续往下滚动……”说到这里，他稍稍地停顿了一下，然后本能地撩起衣服的一角，擦了擦左手中指上戴着的一枚黄澄澄的金戒指，目光却依然注视着韩起科，仿佛在观察他对自己刚才那一番话的反应。这戒指是他这回刚从省城带回来的。以前还没见他戴过。韩起科瞥了那戒指一眼，那样式跟冈古拉副场长手上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圆环环上顶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方框框，那框框里铸着的是一条昂首待飞的盘龙。韩起科从来都不喜欢“龙”这个玩意儿。他更不明白为什么华夏民族偏偏要拿龙这个东西来做自己的象征？他尤其不喜欢它那模样，嫌它霸气，凶煞。嫌它的那副“尊容”不带半点宽容和善良。龙从来只归皇帝一个人所有。它分明是千百年血腥皇权的象征。皇帝老儿把它刻在大殿上，绣在大袍上，印在圣谕上，吓唬文武百官黎民众小。它从来就不属于平头百姓。早已奋争着向民主共和的方向前行的华夏民族，干吗要以它来自喻自诩呢？说得不好听，就像是一个老实巴交的顺民，从古董店里买回一把沾满了他祖上鲜血的屠刀，居然欣喜万分地到处跟人说，看呐看呐，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啊，哎呀呀呀…… “是的，甘草苁蓉，最早，是我带人搞的。但搞到现在这个程度，早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甘草苁蓉项目已经成了哈拉努里重要的利税来源。大家太穷了。政府穷。老百姓更穷。实在是太穷了。穷的时间也太长了，长得让好几代人都麻木了，麻木得都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叫‘绝望’，叫‘后果’。只要有钱挣，都不顾后果。这状况，不用我说，你应该也是了解的。穷啊，有一点甘草苁蓉的收入，就跟疯了似的，一下全扑了上去。唉，（他又叹了口气）关起门来跟你说句悄悄话，包括哈拉努里地区的一些领导，也是我这‘甘草苁蓉’项目的受益者。这些年，地区gdp的数字上得很快，政绩‘明显’，不能说跟这个‘甘草苁蓉’项目没一点关系。你想啊，成千上万人涌入哈拉努里和冈古拉挖甘草苁蓉，同时带动多少三产项目跟着繁荣，得产生多大的连锁反应。这些领导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在暗中支持我这么干，他们也需要由致富而改变地区现状的政绩，否则怎么能争取再往上提一格，在现有的，或更高的岗位上多待几年呢？” “但是……”韩起科急切地想打断他的话。 “别跟我说什么‘但是’。我明白你这个‘但是’是什么意思。你无非是要说，我们得考虑考虑一百年后会怎么怎么样。这些当官的心里也非常明白。有的也在考虑一百年后的问题。但是，具体环境，具体情况往往逼得他们只能考虑眼前……把谁放到他们这个位置上，都得是这样。把你放上去，你会咋样？” “你倒挺会替这些当官的着想的。” “将心比心，都是人。” “那我们就这么继续挖下去？挖到冈古拉最后成一片沙荒？” “当然不会。自从得到这第一桶金以后，我就一直在考虑，做一点什么事情来赎赎我这个‘罪孽’。” 赵光告诉韩起科，对付眼前这场新的“大火”，简单地使用“灭”的办法，“堵”的办法，“压”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跟当年韩起科点的那把火毕竟有本质的区别。当年那把火，只带来伤害。而眼前这把“火”，确确实实给方方面面带来不小的“眼前实利”。上面要制定政策限制。下边他们这些人就得设法去“疏导”。要为这些疯狂的“刨土客”开辟新的谋生门路，以转移他们澎湃的能量，约束、减轻他们对冈古拉环境的直接危害；同时，还得把已经进行中的“甘草苁蓉”项目规范化，产业化，科学地进行药材采挖、药材深加工处理和药材的人工栽培研究，（比如说，把肉苁蓉中的有效成分进行提纯处理，做成拥有我们自己知识产权，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哥”系列产品。行不行？）(这里，我要稍稍为一部分缺乏中草药常识的读者做一点简单的说明。甘草是适用性极广的一味中草药。就其特定的药用性能来说，主镇咳、祛痰、解毒。因此，有些大夫，有事没事，都会给你在药方里加上一味“甘草”。而肉苁蓉这东西对男人来说就太好了。它是特效“壮阳药”啊。在众多的男科疾病中，往往都用得着它。所以我才会拿它跟走红欧美的“伟哥”来相提并论。)赵光接着又说道，这两种东西毕竟是冈古拉特有的东西。放弃不利用，也是傻×的做法。如果随后又能加上一些行之有效的恢复植被和修复自然环境的善后系统工程，这样多管齐下，正反面一起出击，“创造冈古拉的新繁荣，赎我赵光之不赦‘罪孽’，以谢天下人。” 但是，要做成这几件事情，没有个几千万的资金准备，就别想启动。 几千万呐！钱从哪来？ 赵光说，找银行啊。 但银行为什么要贷给你这么些钱？你比谁多长了个脑袋呢，还是多长了条腿？ 赵光说，我也没比别人多长个脑袋，也没多长条腿，但我比他们多长了个心眼儿。这事儿，首先得看你这项目过不过硬；项目不过硬，不上档次，当然一切免谈。这一点，你头脑一定得清醒，银行不是慈善救济总会，更不是你家私人小金库，可以随意开支。但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过得硬的项目都能如愿以偿拿到想拿的那点贷款，这还得看你关系过不过硬；其次，你项目再好，没有人替你说话，或者说的只是坏话，这不就跟当年的王昭君一样了？自身条件再好，长得再出色，只怨君王无缘识得真面目，只能远嫁塞外自哀嗟。再有，还得看你在游戏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玩这把‘关系牌’的本事过不过硬。“关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长期经营的结果。你去问问当下中国的那些企业家。他们有多少精力放在经营“企业”上，又有多少精力是放在经营“关系”上的？多数人都会极痛苦地回答你，三七开，或四六开。而这所谓的“三七开”“四六开”中，大头是放在经营关系上的，只有小头才放在了经营企业上。假如有人咬咬牙跟你说他是五五开，甚至说是倒四六开三七开，这话一多半是假话。有了这三过硬，别说几千万，就是几个亿，也能从银行金库里置换得出来。这并非没有先例。当然，“在游戏规则许可的范围内”，这句话说起来好说，但做起来就实在太难了……也可以说是太难太难太难了……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的界限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模糊”，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模糊”。一不留神，后患无穷啊…… 赵光的这一番“肺腑之言”再次把韩起科说傻了。一时间，甚至都让他真假难辨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讷讷地问：“那你……那你在上头到底是有人，还是没人？” 赵光淡淡一笑道：“当然有啊。” 韩起科忙问：“谁？” 赵光笑道：“这人你也认识。” 韩起科追问：“到底是谁嘛？” 赵光答道：“宋振和。” 韩起科一愣：“宋振和？当年哈拉努里的那个宋镇长？” 宋振和早就不当这个“镇长”了。哈拉努里撤镇改市之前，他就离开了哈拉努里，调到县和地区去工作了；干了一段县委副书记，又当了一段地委组织部长，都觉得不怎么得劲儿。这个干大事的家伙一直没忘了他心中那个“开发冈古拉”的大计划。他还是那样一种人，宁可在下一级组织当一把手，也不愿在上一级机关当重要的副手或幕僚。也就是俗话说的，宁为鸡头，不当凤尾，因为他很清楚，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尤其在基层，真正管用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一把手。只有一把手的那张嘴那支笔才能发生真正的实际效用。当时，他是县地两级领导班子中，主张哈拉努里撤镇改市最积极的人。他觉得，哈拉努里撤镇改市，能使它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去实施冈古拉的开发。为此，他出了不少的力，因而也得罪了一些人。（县和地区，尤其是县里的一些人并不愿意让哈拉努里撤镇改市升格儿。因为哈拉努里升格后，它将直接归地区行署领导，县里就管不了它了。而且看趋势，它还有可能成为一个计划单列市，直接归省管辖。这样，将来连地区行署的那帮人也得不到它的好处了。所以，即便在地区领导班子中，力主哈拉努里撤镇改市的同志，也不是太多。）哈拉努里撤镇改市成功，宋振和由于得罪了那么多的顶头上司，他的处境免不了“每况愈下”，自觉在这儿，政治上已无多大的发展空间，再不能勉强留在这儿了，就奋力去上边走动了一下，索性请求改行。省组织部一位熟人建议他去金融系统试试。那个熟人告诉他，随着改革的深入，金融战线会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央已经几次下文件，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严把金融干部关。但他当时确确实实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下决心改行搞金融。后来的事情，却应了那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也证实了省组织部的那位同志提示是“英明”的。他下大决心，去了省银行系统。不惜降格从一个信贷科副科长干起，埋头数年，迅速崛起，三十八岁那年，被任命为省某一个商业银行主管业务的副行长，是当时全省金融系统最年轻的一位副厅级干部，成了该系统一颗“耀眼的新星”。正式调离哈拉努里镇之前，他曾找小哈谈过一次话。他说：“我要走了。你怎么办？”小哈说：“你走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别这么说话么。”她说：“赶紧把自己老婆带走。别的不用你操心。”他犹豫了一下，说：“如果你不想在哈拉努里呆下去了，就给我打电话。我会尽力帮你的。”她说：“好吧。你就等着我的电话吧。”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也再没去找过他。两人再也没有单独见过面。宋振和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个人魅力的。他走以后，镇机关的不少干部，尤其是那些年轻干部，都觉得心里挺空的。小哈为此也暗自流过几回泪。甚至有人说，自从宋镇长走了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穿过那件粉底小花对襟棉袄了。这话说得有些不靠谱。因为，从宋振和走了以后，小哈不仅连那件粉底小花对襟棉袄没再穿过，连所有的浅色衣服——春夏秋冬各季的，只要是浅色的，她都一概地收作压箱物了。个中原因，据说跟宋振和的离去根本不搭界。协理员大叔曾悄悄拽着她袖子，凑近了劝过她：“你咋底了咧？把自己打扮得跟个老虔婆似底。有这必要吗？”她反问：“我咋底啦？”大叔指指她穿的那身深色衣服，说：“你才多大点儿？胡话拌汤咧，为一个‘潘冬子’就这么苦自己！”她说：“什么‘潘冬子’狗冬子的，我为谁呀？我就是觉得自己老了。没别的原因。”您瞧，她说她老了。而那年，她才二十八周岁整。 赵光告诉韩起科，宋副行长上任时间不长，很想做几件跟广大员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在系统里树树自己的威信。这时候如果能帮宋副行长一把，从他手里贷一点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那他也不可能一下贷给我们几千万啊。”韩起科说。 “干吗非得一下就贷几千万啊？能一下贷恁些，当然好；贷不了恁些，也不一定非得一口就吃出个大胖子来嘛。”赵光笑道。 “我们能帮宋行长什么忙？” “我跟宋副行长接触过几次，把他请到我那个办事处好好地聊过。他对我这个‘冈古拉再度繁荣计划’非常感兴趣，还跟我谈了许多他年轻时的设想。在聊天中，他突然说到，银行系统有几幢家属宿舍楼旧得不行了。一直想翻修。可老也顾不过来。如果我们能免费替他把这活儿干了……” “他说免费了？” “他当然不会开这个口。我们也不该让他开这个口啊。这点眼力见儿都没有，咱们还在场面上混个什么劲儿呢？得主动替他想到这一点。顺便，再替他们把几位行长副行长的家好好装修一下。” “这是宋副行长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我说起科，你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整个干下来，我们得往里搭多少钱？” “四五百万吧。也许还得稍稍地超一点儿。” “你手头有那么些钱吗？” “想办法呗。实在没辙了，最后还可以用他们给我们的那笔贷款充嘛。羊毛还是可以从羊身上铰回来的嘛。” “但是，这家属楼工程，总也得有一笔启动资金才开得了工。别的不说，总得先进一批材料，才开得了工。这得用现金吧？” “有些可以挂账。有些，当然得付现……” “付现的这部分，从哪儿出？” “我手头有一笔钱，原本是给你们分公司属下那帮合同工、民工结算上个年度的工资的。大约有一二百万吧。暂时借用一下。” “这……恐怕不合适吧？” “那你说，什么叫合适？怎么才叫合适？你给我说一个合适的方案。” “……”韩起科一下被赵光逼倒了，眨巴眨巴眼睛，完全答不上来。然后赵光告诉韩起科，近阶段，他和张建国的工作重点就是稳定这部分合同工和民工的情绪。不要让他们因为 “推迟结算工资”而产生不轨行动。这是关系到全局成败输赢的一着“胜负手”：只要能摁住这部分合同工民工，让他们能安心不闹事，他们就能动用这批工资款去买回急需的第一批建筑材料。有了这批建筑材料就能启动“银行家属楼的修复工程”。启动了这个“银行家属楼的修复工程”就有望贷到那一大笔款子。贷到了这一大笔款，才能启动整个“冈古拉再繁荣”的大计划。赵光一气儿说到这儿，才长长地吸了口气，收住话头。“到那时候，才能让天下人都不敢小瞧咱们这个‘黑雀群’。咱们站在谁跟前，才会都不矮人三分……才会不矮人三分呐……”他苦笑着摇了摇头，重重地拍了拍韩起科。 韩起科当时被说服了吗？似乎被说服了，似乎又没被说服。“重新繁荣”的说法是动人的。但未来过程中的艰难复杂，(这还仅限于赵光向他描述的这一些。还有赵光没描述到的，一时半会儿还描述不到的、想象不到的那许多“艰难复杂”呢？)却又使他不敢轻易地表示附会。十年来的遭遇，甚至于包括最近跟“薛姐”之间的这场离合，都告诉他，生活中有很多复杂因素是隐在自己直觉感官所不能闻见的另一些层面上的。即便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经历”，也不一定表示此见此闻此经历就绝对显现了事情的“真相”。吃罢中午饭，赵光想继续留他在办事处里午休，还想留他到晚上，陪几位建材批发商“蒸蒸桑拿”，他都婉拒了。忽然间，他有了一种坐不下来的感觉。一种烦躁感。一种不踏实感。一种忐忑的不安……他甚至迟疑地探问自己：我能把哈拉努里分公司这活儿干好吗？走出办事处的院门，走出很远了，他还回过头来打量办事处这新油漆成棕黑色的大门和大门前新坐上的两个石礅。他忽然觉出，这上半部浑圆的石礅上用浮雕的方式刻上了一些图案，非狮非虎，非龙非鱼，第一眼看它，心里就在捉摸这些图案，可当时还真没捉摸出个名堂来。这会儿再想，这石礅上刻着的该不会是“黑雀”吧？可能的……但赵光为什么要把“黑雀”刻在他办事处门前的石礅上呢？ 赵光的机灵，他是早知道了的。但从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还能有如此这般感应时局和勾画驾驭时局的能力。赵光大概还比自己小一两岁吧？也可能是同岁，但十年过去了，他现在却要比自己成熟老到多了。不，应该说比自己有活力得多，有朝气得多。站在他面前，自己显然就显得老旧了，过气了，怆然有种拉不开步子的“衰老”感…… 韩起科那天正是带着这种“忐忑不安”和“沧桑自惭”的感觉，回到哈拉努里，来找我这个从前的“顾校长”、“顾老师”，“询问明天”的。我无意间一句“不必盲从”也“不要盲从”，进一步惊动了他心中那一块已然被触动中的“痛处”，从这块“蛮荒处女地”上惊飞了一只惊颤中的“信天翁”。“我会盲从？说我韩起科盲从过高场长，这话还靠谱。说我现在又在盲从赵光，这从何说起？我韩起科难道历来就是个盲从的人？”回公司去的路上，他驾驶着那辆公司提供给他使用的破四档桑塔纳，连闯两个红灯，都没觉察。（好在哈拉努里市内的绝大多数路口，都只设灯而没布置交警。）然后他又漫无目的地将车开到了郊外，等再回到公司时，天已傍黑。院子里，静悄悄的，人都下班走了，除了那两只看门的大狗，就再没有别的喘气的活物了。他熄了火，拔了车钥匙，坐在“破桑”里，半天也没动弹。还是那个“盲从”的问题在困扰着他。一路反思过来，他恍然觉悟到，自以为一向非常自信和独立的自己，多少年来，在潜意识中，其实一直在寻找着一个心灵依靠。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托付给“自己”过。比如，先前的高福海。在一监时，有谁？哦，那个沙哑嗓门的分区监狱长。自己的心情也是随着他脸色的变化而在变化着。一早要看到这位分区监狱长的脸色平静些，自己一上午的心绪也就会平静些，到下午要看到他对自己不理不睬了，就会坐立不安地很难受地自行揣摸猜测半天……后来便是那个胖胖的“薛姐”。对于“薛姐”，他真的始终怀有一种深切的感激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她漂亮不漂亮，更没想过两人在一起合适不合适。总之，她出现了，向他伸出手来了，一个女孩的手，一只女人的手，慢慢地向他敞开那么珍贵的一幅“油画”，一种娇嗔，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她为什么要走向他。他像一个流浪儿拾到一张百万元的可兑换支票，人们还告诉他，这确实是你应该得的。一直到最后，他恳求她跟他结婚。现在又站到了赵光的身后……还有古墓里那一对古尸给我的震撼和向往……黑杨林外黑雀群。黑雀群和母狼群……说完了这些，就等于说完了“韩起科”。“韩起科”还有啥？他惊悚地追问自己。没有了。似乎没有了。我一直在依托着别人、别物。我嘴里一直在说着别人的话，我手里一直在做着别人的事。当我嘴里说不出别人的话的时候，手里做不成别人的事的时候，我会恐慌，我会无所适从，我会感到这一天特别漫长，这一天的太阳也格外昏暗无光……我能说自己其实是一直在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甚至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看不到别人脸色，别人不愿给我脸色看的时候，我也都会因此而心慌，因此而无所适从，因此而感到这一天特别的漫长，这一天的太阳格外地昏暗无光？ 世界上真正有过这么一个叫“韩起科”的活物吗？他站着，只是因为他有权这么独立地站着。是吗？ 是吗？ ………… 在这种心情中，他坚持着，带领工程队去把省银行的那几幢家属楼翻修一新，也替省行几位领导的家重新装修完毕，至于贷款的事，他再没去问过。赵光也没再主动跟他谈过这档子事。然后，他居然大病了一场。可以说是自出生以来，头一回生病。连在监狱里服刑时都没病过。这时他却病了。韩起科生病了——这在认识他、知道他的人中间，简直成了一个奇闻。人们——不管是熟人，还是不太熟的人，都来看望他，到后来，一些陌生人也探头探脑地到分公司的院子里来打听他的消息。人们感到无比地诧异，一 三十、北京，北京…… 列车晚点两个小时零八分钟，徐徐驶近北京站跟前的东便门立交桥时，韩起科就已经感觉到一股大城市所特有的浑浊空气，伴随着发光的夜空和异样的嘈杂，像滚滚热流似的向他挤压而来。对城市里那特有的“发光的夜空”，他一直不能习惯。不仅不能习惯，而且还常常感到无名的“恐惧”。在省城居住时，一旦空闲了，他会呆呆地坐在那个破院子的窗口，去凝视地平线上头那一抹总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天光”。他总觉得那是一只黑熊的肚子在发光。（因为小的时候，他总觉得夜晚，就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黑熊爬到天上去了，在那儿慢慢地移动着，喘息着。云影风声都是由此而起的。而那骇人的雷声只不过是这只大黑熊在吼叫而已。）黑熊的肚子怎么会发出亮光来了呢？它吞吃了天火？还是发誓要毁灭这个世界？它那庞大的不可一世的身躯，正在向何处移动？何处是它移动的终点？它总有一天会移出我们这世界的视域吗？会只留一片永远苍白乏味的天空给我们？而在那广袤的宇宙中，还有多少只这样的黑熊？它们就一直这样无休无止地在爬动吗？它们从哪里来，最后又要到哪里去？ 进北京的第一天晚上，在火车还没停稳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拥有一千多万人的特大型城市夜晚的天空，天空和地面的交界处，时时在闪动的那一抹光带，就跟那在天空中神秘地扭动着北极光似的，总让韩起科感到阵阵紧张和不安…… 他已经记不清高福海家到底是住在永定门还是安定门，是广渠门还是广安门，是东直门还是西直门，是左安门还是右安门，是复兴门还是朝阳门、是前门还是德胜门……当年的北京到底是个“皇城”啊，开了这么多的门，方便天下贤士进出，也方便皇帝老儿往自个儿家里抬搜刮来的天下财富。他只记得出租车过了前门牌楼，又一直往南走，往南走了又往西走，往西走了又往南走。往南走了，好像又往西走了一段，这才走进了一条背静的横街，或斜街。在一个非常老旧的宅院门前停了下来。院墙是深灰色的。院门也是斑剥带有裂缝的。门框上钉着一只小巧的牛奶箱，一只同样小巧的邮箱。两只崭新的小木箱上都工工整整写着“高宅”。那就没错了，应该就是“高场长”他家了。但是一种伤感却让他迟迟没照直地抬腿往那斑剥大门里跨。他左右打量。胡同是弯曲的，也是狭小的。胡同里的夜空同样闪发着那种诡异的光亮。十二级黑杨木寸板建成的高台阶呢？那用黑杨木建起的，气派非凡的大宅子呢？那从广袤的荒原上嵬然隆起的天空呢？那纯黑纯蓝纯黄纯白的天空，那种纯净……还有那只黑背大狗呢？这时，他还不明所以地回头去打量街对过那个冲洗胶卷、兼卖“ip”卡和烟酒杂货卫生巾的谦卑小店。高场长家的酱油醋常年地应该就是由它来供应的吧？忽然间，拥堵的心头微微地抽动了一下。 他随身带着两个旅行袋。一袋装着土豆，一袋装着葵花籽。土豆都是海大碗碗口那么大的上品。他精心挑选，自然都不带一点疤痕。别说将它蒸煮煎炒烤溜炸，会有多面多香多松多带劲儿，就是切片生嚼，那胜似水萝卜的脆爽，他估计就是把整个北京都抠遍了，也寻不来一个这么出色的土豆。而葵花籽的问题，则是他和高福海之间的一个“秘密”。那年他十一岁，刚学会开拖拉机。第二天是个阴天，高福海带着他跳上一辆东方红机车，向丫儿塔方向的荒原深处驰去。高福海说，要试试他的驾驶技术。在泥泞的土路、裂着缝的沟帮子和高低不平的卵石滩上，大上坡大下坡地纵情行驶了有三个来小时。在直穿过一片广阔的山前平原后，高福海下令让他拐弯。他马上拉动操纵杆。这样走了约十来分钟，韩起科眼前突然一亮。他看到了一个从来也没看到过的大裂谷似的地貌。远处棕褐色的土红色的陡壁，犬牙般错立。而雾似的雨云则低低地浮荡在那被犬牙们咬破了的地平线上。在谷底里展现的，竟然完全是高地上极少见的那种细黏沙壤土。而同时在裂谷间穿行的风，也是那么罕见地湿润和温和。十一岁的韩起科几乎要惊叫起来了。在冈古拉跟着高福海长大的他，当然明白，这风、这湿润、这沙壤土，加上这雨云般的雾，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能让许多许多人吃饱肚子啊。他刚想问高福海，这么好的一片地，怎么早不种上庄稼？高福海做了个手势，让他让出驾驶位置，高福海亲自驾驶着机车，从一片小杂树林里穿过，又趟过一条浅浅的小溪，拐过弯去后，韩起科再次要惊叫了，他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片几乎是没有边际的向日葵。向日葵啊，一片金黄，托着一片水晶玻璃似的蓝天……高福海把机车停在了向日葵地的边上，便带着韩起科大步向向日葵地深处走去。在他们的碰撞下，向日葵们不断摇曳着金黄的脸盘，向他们的身上撒下金黄的花粉。然后他们走到了一小片空地上。他看到了一个小窝棚。小窝棚搭建在高高的木桩上。窝棚顶是用厚厚一层干苜蓿草苫起来的。窝棚的后头高高地耸起一节铁皮烟筒。这表明，有人类那样的高等灵长类生物曾经在这儿生活过。而且绝非是几十万前的那种往事。韩起科甚至还看到了窝棚前的空地上，至今还栽着两根用来晾晒衣物的木桩。木桩之间栓起的那根粗铁丝，自然是早已锈蚀得不成样子了……一时间，高福海的神色忽然变得难以描述。他轻轻地拂去韩起科头上的那点花粉，示意他，跟他一起走上一节短短的木扶梯，然后走进那个窝棚。窝棚是空的，是阴暗的，凄凉的，有十分简陋的器物。整洁而原始。但直觉告诉韩起科，这曾经是个女人的住处。为什么偏偏是女人的住处？十一岁的他，当时怎么也说不上来。后来，无数次回想，就更说不清了。也许出于一种天生的灵性吧，十一岁的他忽然间觉得这小窝棚里充满着一股他特别熟悉的气息。一股让他窒息的气息。一股让他难过得想要嚎啕大哭的气息。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高福海。高福海脸色阴沉，两眼直直地看着陈放在角落里的那个梳妆台似的木头架子。那种阴沉，是严峻的，可怕的，又是神圣的。它可怕得神圣得只可能出现在军船沉没前，正在下达最后弃船令的老船长的脸上。而这位老船长自己却并不准备离开这条已经断裂、正在下沉的大船…… “我答应过一个人，等你学会开拖拉机了，像个大男人了，带你上这儿来看一看。”重新钻进拖拉机驾驶室以后，高福海这才闷闷地对刚才的那一番行为做了简短的解释。他说话时，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向日葵“丛林”的深处。 “她是谁？”韩起科问。 “……”他没回答。 “我妈？我姨？我姑？我嫂？我姥姥？还是我奶奶？” “……”他还是没回答。 “我以后还能来看她吗？” “不能。” “为什么？” “你别问。” 在高福海的操纵下，拖拉机开动了。韩起科却一直扒住驾驶椅的后背，拼命地扭过头去，透过驾驶室的后窗户，死死盯着那片越来越模糊的向日葵林，盯着那一小片在车身的颠动中，时而从向日葵林中显现，时而又“淹没”在向日葵林中的窝棚顶子。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他，这个神秘的小窝棚跟他之间一定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生身母亲。那一瞬间，他是那么地想疯狂地叫一声……叫一声：“妈……” 后来，的确也有人曾这么偷偷地告诉过他，他真正的生父就是高福海。而他的生母就是在这个小窝棚里生下他的。生母生他时，没有任何人在身旁，又是难产。好不容易生下他，没过几小时，等高福海赶到，她已经咽气了。孩子包得好好的，放在地铺的一堆干苜蓿草上。她应该就埋在那片向日葵林中。这也是高福海从来不许任何人上那儿去种庄稼的根本原因。而他的生母又是从哪儿来到冈古拉的，又是怎么跟高福海好上的，为什么偏要躲到这向日葵林里去生他，等等等等问题，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说法。当然，更多的人坚持说，他是那年高福海在第十七棵黑杨树下捡到的。捡到他时，有一群母狼围着他，它们在轮流地喂着他奶…… 后来，他曾不止一次背着高福海，偷偷地上峡谷里来找过这片向日葵林。但非常奇怪的是，而且让他感到非常恐怖的是，无论怎么努力，在走过了那片山前平原后，再也没有找到过那个奇异的大裂谷。按说他不会迷路啊。所有冈古拉的人都知道，韩起科打小就不会迷路。五六岁时，你把他一个人扔到荒原腹地里，扔进任何一片原始的胡杨林，铃铛刺林，或苇湖滩里，他都能找得到你们送他进来时留下的那条大车车辙印。他对方向的敏感和对路径的记忆，天生就跟一头狼一样。况且他寻找的是一片大峡谷，是丢不掉、化不了、风吹不走、雷电也摧毁不去的大家伙！还有那么大一片向日葵林，那么一座刻骨铭心的小窝棚!他甚至怀疑过，那天自己是否真的跟高福海去过那地方……或者是因为当时自己一时心慌，看走了眼？但这些都是绝对不可能的。说是看走了眼，那只可能发生在一眨眼之间。但那天，前前后后的过程，整整延续了几个小时啊！也许压根儿就是一场梦？是因为那天在拖拉机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做了这样一场梦？做这样的梦，是因为自己实在太想有一个亲娘了？实在太想向全世界的人证明，除了那一群母狼，他韩起科也是有一个拥有人类母亲的人？如果是梦，那这梦也做得实在太真切了。他不相信这是梦，也不愿相信这是梦，更不甘心这是一场梦。 他想问高福海来着。但真不敢问。很多次话都涌到嘴边了，又哆哆嗦嗦地咽了下去。是怕触疼高福海心里的某个伤疼之处？还是怕别的什么？他说不清。但有一个信念他是坚定的，那就是：既然高场长不想主动告诉他，那就说明，这件事不该他知道。那么，他也就不该主动去打听。那就不打听吧。当时也忙着别的事情，后来又有小分队一摊工作压在肩上，渐渐地也就把它淡薄了。只是偶尔地还会默默地想起那个大裂谷，那片向日葵林，那个小窝棚，去捉摸一下那种有亲妈的感觉，并独自一人默默地发一会儿呆。尤其是在哈拉努里第一监狱的那几年时间里，这种怀念和追忆频繁袭击，有时搅扰得他不知所以…… 听到高福海病危的消息，他当然是焦急的。愧疚的。高福海让他失望。这一点，他至今不否认。自己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应该接受惩罚。但高福海在关键时刻，在人格上表现出的那种“软弱”“优柔寡断”和“委曲求全”，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也是跟这位父亲式的人物多年来对他的一贯教育和训导背道而驰的。男人站着应该是座高山，躺下也该是条大河。况且我们还是冈古拉的男人哩。当他戴着手铐，最后让公安把他从场部押走的时候，高福海始终没有走出办公室一步，来送他一送。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不出来再看他一眼。即便是恨恨地上前来抽他一个大嘴巴子，也能让他走得痛快一点啊，也能让他在日后那监狱生活中更少一点后顾之忧啊。但“父亲”居然一直“猫”在办公室里，连头都没探一下。啊，父亲……现在他病危了，自己当然是应该去看望，告别的，也许还可能是最后的告别。带上这样一包具有暗示性的葵花籽，韩起科还有这样一个心愿，希望能引得病危的高福海下一番最后的决心，给自己揭开身世之“谜”。能不顾一切地告诉他关于那片“向日葵林”的秘密。他要知道，那个大裂谷，那个窝棚，那个女人和那个好不容易才来到这世界上的婴儿的秘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他相信，高福海在临终前，肯定特别希望能看到这样一朵来自冈古拉的向日葵。一个金黄色的慰藉和愧疚。可惜不是那个季节了。金黄色的向日葵早已无处去寻找了。带一包深灰色的冈古拉葵花籽，聊胜于无吧…… 韩起科放下手里的旅行包，略略地镇定下自己的情绪，伸手去摁响了门铃。不一会儿，便听到有人悉悉索索地走来开门。脚步轻软，急促。听起来像是个女人。但不像是个熟悉的女人。他的听觉一向是灵敏的。而后门檐下的灯亮了。开门的果然是个女人。但一眼之下，却又觉得有一点面熟。只是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的了。 “是……是韩起科？”她用一种探询的口气，急急地问道。 “是的。这……这是高场长家吗？”韩起科重新拿起那两个旅行包，谨慎地探问道。 “快进快进。哎呀，还问个啥么，大伙都在等着你咧。”那女人一边说，一边把韩起科让进院门，一边又伸手要去替韩起科拿东西。听她口气，好像早就知道有这么个韩起科要来似的。紧跟着，从院子南头一排房子里蹿出五六个男女，带头的那个便是马桂花，还有金兰、在军等人，一齐向韩起科扑来。据马桂花说，原小分队的队员已经来了有十好几个了。有两三人，跟着建国去机场接赵光了。有五六个，陪高场长老伴去医院接高场长了。老爷子知道起科和赵光今天到北京，说什么也不肯在医院呆了。听说赵光今天也到，韩起科心里不觉有一点格愣。前不久，他和赵光还闹了挺大一个矛盾。赵光正经还又找他谈了一回话。谈话总的意思是，你韩起科完全可以对各种问题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有一条界线，你韩起科必须划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你韩起科绝对不能再以十年前那个小分队队长的姿态和感觉来对待和处理当前你我之间的关系。你必须明确，目前，我是公司的老总。公司里的事，最后是我说了算。这话，我本来是不想挑明的。其实在一般情况下也是用不着说得那么明白的。但现在看来，不挑明，真还有点不行了。 “你的意思是，今后我就别说话了？”韩起科问。 “你瞧你。谁让你别说话了？我这么说了吗？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哎哎哎，现在跟你说话，怎么那么累啊？你干吗老拿你自己的想法往别人头上套啊？” “那就是说，我还可以说话，但不管说什么，都得顺着你的意思说，最后都得按你说的去做？我理解对了吗？” “不是要你什么都顺着我。而是在遇到有矛盾的时候，经过再三商量也统一不了认识的时候，但情况又不允许我们继续往下扯皮的时候，就不扯了……” “就得按你说的去干？对不？” “以后，你当老总，就按你说的去干。” “那，这跟高场长在位时的做法，有啥不一样呢？跟我当小分队队长时的做法又有啥不一样呢？” “你……你……行行行，咱不说了。韩起科，反正你记住一条，这个公司最后由我说了算。” 最后，韩起科“报病假”去“灰鸭嘴村”，跟吵这场架，也有相当的关系。 “刚才替我开门的那位女同志是谁？”等进了北屋那正厅，韩起科低声问马桂花。 “她？你不认识了？原先镇机关的保密员，小哈呀！高场长的干闺女。”马桂花答道。 “难怪哩，我怎么老觉得那么面熟呐。哦，她……她也来了……”韩起科当然清楚高福海跟小哈一家之间的那点老关系，但他并不清楚在他服刑期间，高福海正式认哈采英为干女儿一事。当时，上头已经正式通知高福海去办离休手续。哈采英却主动提出要认高福海为干爹。高福海说，我都要退了，已经成了一个没人搭理的糟老头了。你认这一号干爹不是太傻了？要认，也得上那门前院里仍然停着高档轿车的家里去认。小哈笑笑说，我倒是想进那样的家门哩。可又老又丑，我进得去吗？两人哈哈一乐，就把这干爹干女儿的事说定了。 “高场长还能动弹？”韩起科又问，“干吗非要回家来？我可以上医院去看他嘛！” “这两天，他的病情有点缓转。他自己特别想在家里接待你和赵光。可能……可能也是想最后在自己家里跟我们大家伙聚一聚吧(说到这里，马桂花的眼圈红了)……医院也拿他没办法。唉，也算是满足他最后一个愿望吧。” 马桂花跟韩起科正说着话，哈采英推门走了进来。她估计韩起科这时段下火车，肯定还没吃晚饭，便先去厨房把饭菜热上，再过来催他简单地洗涮一下，就去用餐。 “采英姐，刚才没认出您来。喝了两天北京的水，人也长白了……”韩起科忙起身跟哈采英打招呼。 “哎，你这不是变着法地骂我长得黑吗？韩分队长，我可没招你惹你！”小哈笑道。 “别别别……千万别再叫什么韩分队长。您这可是比骂我还厉害哩！”韩起科赶紧红起 脸笑道。 “快去洗洗吧，瞧你这一身的味儿！一会儿怎么跟人住一个屋？”马桂花也笑着催促。 “跟谁住一个屋？”韩起科忙问。这小子最怕跟人合住一个屋。一是，他受不了那股“人味儿”，二是，他怕热，没法消受别人整天儿的把火炉盖烧得通红通红。第三，更受不了同屋的人，有事没事凑你跟前来“翻江倒海”般地乱嚼舌头根子。他倒不是有什么静思瞑索的玄妙习惯，和修身养性的癖好，只是小时候孤独惯了，有时候就总想一个人独自静处，也就那么待着，啥也不想，不盘算，像一头吃饱喝足的跛脚狼，低着头在碱蒿子窝跟前毫无目的地慢慢转圈儿，然后支起两条前腿，静静地坐起，呆看那火红的月亮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在一监服刑的那几年里，最要他命的一条，就是必须跟二三十个服刑人员住一个大通间。开始那一段时间，充满在整个号子里的那股腌的“人味儿”，简直让他只想撞墙死了算了。后来狱方让他协助管理劳改车间的生产，算是给了他一点“方便”：收工以后，能找一点借口，在空空荡荡的车间里，磨磨蹭蹭地待到不能再待的那一刻，再回号子。 “还能跟谁住？跟你们原先小分队的那些男同胞呗。这院子再大，也不够你们一人一间的啊。凑合两天吧。”哈采英俨然用女主人的口吻，训示。 “快去洗洗吧。住的问题，待会儿再说。”马桂花是知道韩起科这“臭毛病”的，怕他为这点小事不愉快，赶紧催促韩起科从背囊里取出换洗衣袜，领着他往卫生间走。卫生间在后头一个小跨院里。廊檐下堆满了蜂窝煤块。靠墙还晾着一些尚未来得及窖藏起来的大白菜。这两年，北京城里几乎再没人干这营生了。但当时，以致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北京人入冬前，几乎家家户户都得买个几百斤白菜，留着过冬时吃。每年赶到十月底十一月初，无数辆拉运白菜的大卡车不分昼夜地涌入京城，穿梭在大街小巷中。这十天半月，说整个京城都笼罩在一片“白菜至上”的气氛中，也不为过。 “大夫咋说的？高场长能熬过这个冬天吗？”韩起科跟在马桂花身后，小心翼翼地走着，并问。 “反正是够呛。”马桂花轻轻地叹道，“他都念叨过你好几回了，老在问，起科怎么还不来？起科怎么还不来？这孩子真的就那么恨我？我都要死了，还不肯来看看我……”说着，马桂花便哽咽了。韩起科也低下头去，轻轻叹了口气。然后，马桂花又告诉韩起科，朱副场长李副场长他们都来看过高福海了。这两人也退了。一位去珠海落户了，据说房子是在那儿经商的儿子给买的。一位落在北京，退休前是中直文化系统的一个行政官员，也干到了副司局级。那天来看高福海，一个带着孙子，一个带着外孙女，在病床跟前坐了好大一会儿。“老人们到这份儿上，倒也都能把话心平气和地说到一块儿去了。”马桂花说着，又轻轻地叹了口气。 “是吗……” “你真的还在恨着高场长？” “我干吗要恨他？” “那你咋会留给别人这么一种印象？有这个必要吗？”马桂花忧郁地瞟了韩起科一眼。 “瞧你说的。我愿意让人这么看我？他们愿意这么说我，我有啥办法？”韩起科不高兴地反驳道。 马桂花不说话了，只是再一次忧虑不安地瞟了韩起科一眼。 卫生间不大，倒也干净。但还是堆放了一些杂物。马桂花替韩起科把热水器调节好，又替他把挡水的塑料围子挂起，把窗帘拉严实了，提醒了洗头水和洗浴液之间的区别，最后又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还问了句：“一会儿，要我来接你吗？自己能认得回大屋去的路吗？”韩起科笑道：“书记太太，我再不中用，也不至于窝囊到这地步吧。”“谁是‘太太’？！”马桂花不高兴地瞪了韩起科一眼，便带上卫生间的门，赶紧走了；但走到连接跨院和正院的抄手走廊上时，她却又呆呆地站下了。她比韩起科要早来两天。她已经不是头一回来这儿了。前些年，她曾上这儿来看望过高福海。这两天里，她相帮小哈，接待陆续到来的这些“客人”。（哈采英也没比她早来多少天。）大伙本想上外头找个招待所安顿的，可能还自在一些。但高福海愿意大伙儿都挤在他这院儿里。他希望这最后一回的“聚会”，能给大伙留下一种“回家”的感觉。这想法产生于一个自认为处在临终阶段的老人的头脑中，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给马桂花和哈采英增加的工作量就不是一点点了。不说一日三餐准备这十来个大男大女的饭菜，得多麻烦，只说为了凑齐这一二十床枕头被褥，反复地去跟周边那些小旅社的经理们讨价还价租借，就伤透了她俩的脑筋。到北京的这些天，每晚她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能重新忙碌在这些小分队的伙伴们中间，她却觉得特别的痛快，甚至是一种久违了的舒心。还有一点，是所有人都不会估摸到的：忙碌中，她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她忽然发现，当自己离开哈拉努里，离开那个交织过自己无数烦恼恍惚无奈的地方，当火车轰的一下，缓缓启动，向那遥远的目的地奔去的时候，自己就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尽快看到那个人。这些年，她心里也时常会隐隐冒出这种欲求。但她总是慌忙地告诫自己，不是的，不是那样的，韩起科对于自己只是“小伙伴”，“老同学”。自己怀念的只是那一段少年时代的忘情生活。她觉得她必须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她从来不允许自己把思虑过多停留在韩起科身上。但现在……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责任也远去……她心跳得厉害，她站在那个短短的、昏暗的抄手走廊里，心跳得厉害。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在这儿等着韩起科。她很想有一点点时间，单独跟韩起科呆一会儿。许多年来，只有跟原先小分队的那些伙伴在一起时，特别是跟韩起科在一起时才会有的那种踏实，放松，随和，自然，融洽的感觉，总是拂之不去，呼之又来，总在她心尖颤颤地躁动……有时她也怨恨这种“感觉”。她意识到，正是对这种感觉的向往，在妨碍着她结束过去，妨碍她义无反顾地去开始一次新的尝试……她知道，许多人跟她一样，珍藏着这种对以往的感觉，但他们却同时也能果断地了断这以往，并潇洒地开始新的一切。而她却做不到。那会儿，爸爸妈妈得到老家落实政策的通知，准备全家返回故乡。（“圣徒”一回到老家，就被任命为县教育局副局长。）爸爸妈妈反复征求她的意见。她却鬼使神差地选择留下。爸爸没跟她吵，一连好几天，只要进了家门，都显得特别沉重，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她：“再考虑考虑……再慎重考虑考虑……”妈妈则是不断地跟她发脾气，神经质一般地数落她，说她都这么大了，还不接受她爸爸年轻时的教训：“你们这父女俩，为啥都得用自己几十年的生命做代价，才能让自己变得稍稍地聪明懂事一点？我为老的熬白了头发，难道还得为你这小的把命搭上？”其实，马桂花当时还是跟着父母回老家去了。但最后还是回了冈古拉（哈拉努里）。这里当然有我起的“坏作用”。她走了以后，我不断地给她写信，打电话，向她“倾诉衷肠”，也给“圣徒”和她的妈写信，描述冈古拉哈拉努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和各级组织对我的“期待信任”。当然也少不了，用我的“生花妙笔”，向她详述，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细雨是如何跟冰雪一样刺疼了我的心”。最后，“圣徒”和她的妈妈一起得出结论：有我这个顾某人在哈拉努里为她“保驾护航”，马桂花肯定不会再像她父亲当年那样“吃苦受累”了。他俩这才勉强答应放她回了哈拉努里，正式跟我办了结婚手续。 但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闺女并不是冲着我这个“顾校长”“顾副书记”才回哈拉努里的。甚至可以说，当时连马桂花自己也都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真正揪着她心，让她魂牵梦想、不顾一切回归哈拉努里冈古拉的，是那个即使在嘎嘎巴巴冻裂石头的大冬天里，只需穿件薄薄的灰呢子大衣，就能满世界去追赶狼群的臭小子…… ……据后来马桂花告诉我，那天等韩起科洗完澡，吃完饭，以为很快就能见到高福海和 赵光，却接到张建国的电话，说他们已经接到赵光了，并且从机场直接去了医院，见了高场长。赵光现在正跟高场长说一点重要的事儿，可能要稍稍晚回来一会儿。让这边的人不要着急。最后又特别地问了一下，“起科这小子到了没有？”留守在北京南城这个青灰色大院里的一帮人，一听这话，立马七嘴八舌地埋怨起来，都说“赵光这小子也太不懂事了。高老爷子都啥模样了，还跟他说什么‘重要’事儿？多重要他也管不了了。这么干，不纯粹是在催命？胡球日鬼的，咋弄的嘛！”只有韩起科静静地坐着，等大伙吵吵完了，问马桂花一句：“建国在电话里还说啥了？”（电话是马桂花接的。）马桂花说：“没有。”韩起科长长地应了声：“哦——”然后那一帮人就又吵吵开了，赶明天怎么狠狠地“宰”赵光一把，让他好好出点“血”。有说去鸿宾楼吃“砂锅羊头”。有说去砂锅居吃“砂锅白肉”。有说去百年老字号金生隆吃爆肚。还有说，古人云：“京师妙馔，莫过于鸭。”来北京总得吃一回烤鸭，上全聚德转转。然而更多的人却吵吵说，现在到北京再吃烤鸭，就老土了。那是纯粹蒙老外的。现在全国哪个地方没有“全聚德”？难得来一次北京，就得吃哪儿都吃不到，惟独北京有的东西。于是又引发一轮更加激烈的争论，有的甚至还拿出了事先就准备下的“旅游指南”“天下名食”等小册子……这时，韩起科却又独自一人上院子里待着去了。马桂花也悄悄跟了出去。 “怎么了？”她问韩起科。刚才她就觉得，韩起科在听到赵光从机场直接去医院见高福海，跟老人说什么“重要”事情以后，神情一下就有些异常了，隐隐地还流露出一种惴惴不安的神色。“没事吧？”她关切地问。 “没事……”韩起科笑笑，然后又反问马桂花，“建国在电话里没告诉你，赵光在跟高场长谈什么重要事？”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啥也没说。” “哦——” “你哦啥呀？心事重重的！” “没事……没事……” “我问你，这回范东怎么不来？” “谁说他不来？他会来的，就是可能要稍稍地晚个一两天。” “建国说，是你派范东去办啥事去了。” “你听建国穷叫唤哩。范东现在是什么人？是省生命科学研究所得了课题奖的人。都上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名单哩。我能支派他了？嗤！” “别瞒我……” “嗨，我瞒你啥嘛？”韩起科说得跟真事儿似的。但实际上，据马桂花后来告诉我，韩起科当时还是有所隐瞒了。他几乎向所有人隐瞒了他和赵光之间不久前发生的那场“大矛盾”。那天，赵光一下飞机就直接去医院和范东的迟迟不到，都跟韩起科有关，跟他和赵光之间的那场大矛盾有关。赵光是情急之中，无奈之下，才去垂死的高福海那儿“告状”，“搬救兵”去的。他跟韩起科之间的确是发生了一档非常重大的事情。 这回来北京前，哈拉努里分公司财务部的主任到“灰鸭嘴村”来找韩起科，说省银行信贷部来了个通知，第一批四百万贷款已经划到分公司账上。他让财务部主任把其中二百五十万划到分公司劳动工资处账上去，立即补发因欠合同工和民工的去年工资。另外把十万元打入一个活期存折。把剩余的一百四十万元转入总公司账上，交赵总处理。财务部主任稍稍犹豫了一下，问了一句：“那张活期存折，用谁的名字？”他也犹豫了一下，答道：“暂时就用我的名字吧。”财务主任又犹豫了一下，问：“拿出二百五十万补发合同工和民工工资，要不要给赵总打个招呼？”他立即回答道：“不用。这件事，事先我们商量好的。先借用人家的工资去办事。事情一办成，马上还人家的工资。”财务主任就按他说的去办了。就在韩起科临去火车站前的那一刻，他接到赵光一个电话，急火火地追问这二百五十万款项的事。韩起科说，这钱不是早就说好的吗？搞到银行贷款，就先补发人家的工资。已经拖欠人家快一年了。这可是人家拖家带口的活命钱。赵光说，我说的是等三千万贷款全部拿到手以后，再还这些民工的工资。韩起科说，人家娃娃要上学，咋办？人家老婆要看病，咋办？人家老人要动手术，咋办？人家房子漏了要修要补，咋办？等你三千万全部拿到手，人家要死的人早死了，要塌的房也早塌了！赵光说，现在我一共只拿到四百万，你抽走我二百五十万，只给我剩那么一点，我是把它当胡椒面使哩？还是把它当眼药水使？我不还是什么事也办不成吗？你这不是要误我大事吗？韩起科说，银行既然划出第一笔了，我想第二笔就不会拖太久。有第二笔，第三笔也不会太磨蹭的。你就一点儿一点儿地办你的大事吧。但是，欠发的工资一定得先还上……这时，时间已剩无几，再不出发，就赶不上这趟火车了。韩起科匆匆对赵光说了句：“就这样吧。你那头反正还不是要死人的事。到了北京，咱们见面再细细商量。”赵光叫了声：“我这儿怎么不死人？我为了这些贷款，连上吊抹脖子的心都有了……”那头，韩起科却已经把电话挂了。因为韩起科临走前，跟财务部主任交代过一句话，没有他的亲笔签字，谁也不许把这二百五十万调走。否则，“我就让他好受！” 真是折磨人呐。赵光几次打电话给这位财务部主任，让他把这二百五十万立即划到公司总部来。财务部主任说，赵总，您是老板，我当然得听您的。钱我一定给您划过去。但是，在此前，您无论如何让“韩副主任”先给我发个话过来，否则，“您这位老同学真会捣腾着那一千来个民工把我的家给砸稀巴烂了。”“他敢！妈妈的，他想再坐一回大牢？！”赵光气急败坏地这么在电话里吼叫。但实际操作中，他还是没敢强来。那位财务主任见赵光最后也没能说服了韩起科，也就没敢背着韩起科把钱划转给赵光。他曾给赵光出过这样的主意：“要不，您现在就把韩副主任的职给撤了，还把分公司的行事大权拿回您自己手里去？或者另外再任命个分公司经理？但这么干，也不一定就稳妥。韩副主任现在跟那一千来位民工合同工混得熟着哩。他还跟‘灰鸭嘴村’的那些混球们有挺多的来往。真要把他给惹翻了，他都不用开口，只要稍稍给个暗示，那些家伙就会卸胳膊卸腿地把我们这些人收拾了。你没听说吗？原先在‘灰鸭嘴村’雇个杀手，得花一两万元，现在有五六千就有人干哩。赵总，您跟韩副主任不是多年的老同学吗？您现在是他的老板。他能不给您这点面子？求求您了，您别紧着逼我。我对您还会有啥二心了？还是先在韩副主任那儿疏通一下吧。只要哄他签了字，咱们怎么干都行。唉，赵总，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说一千，道一万，当初，您就不该只顾着老同学的情谊，把咱们分公司的大权交给韩副主任的。我不是说韩副主任这人咋样，但他的脑子确实跟别人不一样。换谁，也不会跟自己的老板较劲儿。这事儿，要搁在其他人头上，别说是二百五十万，就是三百五十万，五百五十万，一千五百万，也早把这字给签了。您说这公司是谁的？这钱是谁的？是谁把你放在分公司这位置上的？这点道理，现在连三岁娃娃都明白着哩，他怎么可以跟您赵总较这个劲呢？我说他脑子肯定进水了。平日里看他为人挺随和的么。这下妥了吧，咱们自个儿把自个儿套住了……唉，说到底，他还是喝狼奶长大的啊，不通人事……”“行了行了。你还有完没完？！”早已气得浑身哆嗦的赵光，心里烦得直起腻，在料理了手头一些紧急事情以后，便匆匆飞往北京去了。 三十一、“归宿”还是“结尾” 如果我们把这一章称为“归宿”，它的含义绝对不仅仅是“结尾”，甚至也不仅仅是“命运”这个俗词的另一种表述。虽然它既包含着“结尾”的意思，也包含着“命运”的最大含意…… 到晚上十点四十分左右，张建国突然从医院给韩起科打来一个电话，传达高场长的意思，让他立马到医院去一趟。“高场长有请”。韩起科问：“他老人家今天不回来了？”“谁知道啊。老人自有老人的安排。我们也不便多问。你就赶快来吧。”张建国回答。放下电话，韩起科跟马桂花和哈采英打了声招呼，又问清了医院的位置，就向大门外走去。马桂花忙追上去，叮嘱了声：“天黑，路又不熟，就打个出租吧，别省那点钱了。不过，你得多留个心眼儿。这儿有些司机特别黑，专门欺负外地人，拉着你瞎转圈儿。从这儿到医院，正经走表，最多不超过十九元。身边带零钱了吗？”“带了带了。”韩起科点点头道。马桂花追到院门外，拉住韩起科，又叮嘱了声：“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吧？”韩起科忙说：“至于吗？你真把我当乡巴佬了？”马桂花忙说：“不是那意思。”韩起科问：“那你是啥意思？”马桂花犹豫了一下问：“你跟赵光之间到底闹啥矛盾了？”韩起科苦笑笑，答道：“没事。”马桂花问道：“那他们干吗要把你叫到医院去谈话？”韩起科说道：“那你应该去问他们。”马桂花愣了一下后，突然又问：“你没留什么把柄在赵光手里吧？”韩起科一愣，反问道：“把柄？嗨，我能留啥把柄？一个刑满释放分子，胆小得跟个老鼠似的……”马桂花忙说：“跟赵光打交道，你可是不能大意了。这小子，在生意场上混了这么些年，完全混出两副嘴脸来了。你完全搞不清楚，他的哪副嘴脸是真的，哪副嘴脸是假的。好些人都到我跟前来说他，说他们都挺怕他的，也挺恨他的，可又不得不巴着他。你明白我说的这意思吗？”韩起科愣愣地看着马桂花，脸色突然灰暗起来，迟疑了一会儿，啥话也没说，转过身走了。 出租车司机跟韩起科聊了一路。由于受马桂花的影响，韩起科一路都在偷偷地注视那个不断在蹦字儿的计价器。但最后的报价，证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多数还是好的。付了十九元，撕了票，韩起科一下车就看到张建国在空空荡荡的医院大门口等着他。但张建国并没有带他进医院，却把他塞进一辆捷达车里，(这车是赵光在北京的一个朋友提供的。捷达历来在北京卖得特火。当然喽，买捷达的这些北京人，在北京这地盘上都还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款”和“腕儿”。)一气儿拉到一家三星级宾馆的一个套间里。韩起科推门一看，在套间的会客厅里幽暗的灯光下坐着的，却只有赵光。韩起科真愣了一下，怔怔地说：“赵光，你这是跟我在唱哪出戏呢？”赵光淡淡一笑，忙掐灭手中的烟，一手抓起“大哥大”，一手提溜起他那个时刻不离身的黑小牛皮手包，对韩起科做了个“请进里屋”的手势。韩起科迟疑地走进里屋一看，床上躺着一个人，那人正是高福海。身边除了高福海老伴伺候着，还有两位赵光雇请的特别护理。一边的椅子上还坐着两三个原小分队的队员。韩起科先跟高福海的老伴打了声招呼。赵光便冲其他那些人使了个眼色，待包括高福海老伴在内的那些人都知趣地起身离去，便弯下身，附在高福海的耳旁，低声说了句：“您爷俩先说会儿话，我呆会儿再来？”高福海一边缓缓地点了点头，一边气息虚弱地“嗯”了声，赵光也就马上离开了这房间。 房间里终于只剩下高福海和韩起科两人。 九年了吧？快十年了……这是头一回见面。见面时，两人中居然有一个已经快要不行了……韩起科心里一阵酸热，便沉沉地垂下脑袋。高福海也哽咽着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大概是受不了这见面时的激动，高福海突然喘急起来，脸憋胀得通红，上身一耸一耸地直往上挣。韩起科忙冲过去，抱住他，问：“咋的啦？我去叫护理来吧？”高福海嘶嘶地喘着，只是摇着头，一只手紧紧地抓着韩起科，过了一会儿，长长地出了口气，才得以慢慢平静。人却完全瘫软在韩起科的怀抱里。两颗老泪颤颤地在布满皱纹而又深凹的眼角里蠕动。 “你咋样？还好吗？”待重新躺回床上去以后，高福海勉强睁开眼睛，缓缓地问韩起科。韩起科拿热的湿毛巾替高福海轻轻擦去眼角的泪花，说道：“别说话了。您不能太激动。好好躺着。一会儿，您还是回医院去吧。赵光想干啥呢，出精倒怪地把您拽到这儿？” 高福海没接韩起科的话茬，只是默默地躺了会儿，等自己完全倒过气来，突然问韩起科：“给我带啥来了？带冈古拉的土豆没有？”韩起科忙说：“带了带了。咋能不带呢？”高福海僵硬地挣出一丝笑纹，说道：“还是你想得着。这么些人，带那些东西，什么人参鹿茸。唉，你说，我现在要那些玩意儿干啥呢？”韩起科说：“那些好东西，留着您以后慢慢用吧。日子还长着哩。”“我还有啥日子，啊？”“快别这么说。我看您今天气色就不错。除了土豆，我还给您带了一样东西哩。”“是吗？啥？”“您就别问了。说出来，您可能又要激动了。反正是您喜欢的。”高福海没再追问了。可能没那个力气再追问，也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到了这样的最后时刻，对过去曾经喜欢过的那些东西，也都不那么在乎了，有也罢，没也罢；喜欢又怎么样，不喜欢又能怎么样？所以就不想追问下去了。他们更看重的当然是眼前正在经历的每一分钟。两人便默默地又静坐了会儿。过了一会儿，高福海却问：“你还恨我吗？” 韩起科忙说：“快别说那个了。” 高福海侧过脸来，瞠瞠看着韩起科说：“也别恨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他们，别恨他们说我们精神不正常。也别恨所有那些要离开冈古拉的人。” 韩起科说：“我不恨。” 高福海攒足力气，慢慢地说了一段让韩起科特别吃惊的话：“……想一想，这几十年，有谁是真正正常的，完整的？说别人不正常，不完整，其实他们自己也挺可怜，也是挺不正常，挺不完整的。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正常，不完整。我们自己不也会离开冈古拉，去寻找新的生活吗？要承认我们做错了许多事，还做过一些让别人变得不正常不完整的事。但他们就没做过这一类缺德的事？在自己变得不正常不完整的同时，又常常会做一些事情，把别人变得不正常不完整。这就是我们这几代人共同的悲剧。谁也别责怪谁。要承认，让每个人都真正正常完整地活着，是包括我们儿孙后代在内今后几百年所有人一直要努力的一件大事。努力几百年，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所以，别跟任何人赌气，由他们说去……由他们说去……”说着，他又憋憋地喘了一会儿。韩起科以为他还会说一些只有临终时才会说的“大彻大悟”“大包大揽”“大空大透”的话，但高福海却不说了。他感到浑身乏力。手脚冰凉。眼前一阵阵发黑。后脊梁上湿腻腻的。黏稠的冷汗慢慢地从耳朵根后顺着脖梗往下流淌，濡湿了一片枕巾。休息了一会儿，他让韩起科告诉他现在几点了。韩起科说，快十二点了。他艰难地抬起右手，指指撂在一旁椅背上的一件上衣，对韩起科说：“口袋里有一块手表，你拿去。”韩起科忙问：“干吗？”“那是我爸留给我的……”“别这样……”“一块老式的欧米茄表。当古董存着，还是值一点钱的。”“您留着自己使吧。”“我让你拿着就拿着。”然后他又喘了一会儿，又问：“几点了？”韩起科看看那个表盘子上的罗马字和衬底都有点发黄发暗的欧米茄表，说：“十二点零五分了。您这表比我的快五分钟。”高福海说：“你那个什么表？电子的玩意儿。还是以我的表为准。以我的表为准……我就能多活五分钟。”说着，他自嘲般地笑了笑。因为极度的疲乏，他这所谓的笑也只是僵硬地抽动了一下嘴角而已。脸部其他的肌肉仍然是木然的。如果没看到他眼睛中同时闪过的那一绺活泼泼的光亮，人们一定会误以为他是因为不可忍受的疼痛骤起，才这么抽动嘴角的。然后他对韩起科说：“有些话我们得赶快说了。我们只剩四十五分钟了。”韩起科问：“什么叫只剩四十五分钟？有谁限制我们见面时间？”他说：“一会儿，赵光要来。”韩起科问：“这小子！居然利用您来要挟我！”高福海用力地想从枕头上抬起脑袋，但怎么也抬不起来。韩起科忙趋步上前抱起他，说道：“您就别再管我们的事了。我这就送您回医院。”高福海一把抓住韩起科，急急地问：“你拿了他十万块钱？”“我拿了他十万块钱？”韩起科的脑子一下子没抹过弯来。他以为赵光让高福海来做他工作，是为那二百五十万贷款的事。“他说你私下扣了他十万块钱。他有人证物证。”“有……有……有这么回事。”韩起科想起来了。“你真不明不白地拿了他十万块钱？”高福海瞪大了眼睛，问。韩起科把高福海重新安放到床上，替他整理好被子，然后在床前的那把椅子上坐下，笑着对高福海解释道：“什么鸡巴私下扣留了他的钱。我让财务主任留了这十万元，我还打了借条。”“你留这十万元干啥？”“我不想在赵光的公司干了。我想回冈古拉。”“你回冈古拉干啥？”“冈古拉能干的事情太多了。”“你去挖甘草苁蓉？你去替洋快餐种土豆？”“我不会去跟着起那哄。”“那你去干啥？”“我想办法去复活我们的黑杨林。”“那是不可能的事。”“试试嘛。不试试，怎么能断定它绝对不可能？”“你干吗要试这么一档子根本不可能有希望的事？”“高场长，只有让冈古拉重新长起黑杨林，重新让黑雀群飞翔起来，这块高地才会有将来。无论是洋快餐的土豆，还是甘草肉苁蓉的喧嚣，都只代表冈古拉的今天。可我们不能只有今天，而没有明天。但确确实实的，没有黑杨林，没有黑雀群，没有苇湖泉眼没有湿地沼泽没有母狼群，就没有冈古拉的明天。这话跟别人说，可能说不通。可您应该是能明白的……是您……是您……”他非常想说：“是您把我生在冈古拉的。”但忍了忍，还是没让话说出口。“你想拿这十万元去救黑杨林？”高福海问。“是的。我得花钱请一些技术专家去做研究。我打了借条，声明是借。我会还的。我不是私拿。我也有人证物证。”“现在赵光说他没看到你的借条。”“那就是他把我的借条撕了呗。可我有人证。”“你说的那个人证是那个财务主任，对不？但那个财务主任说，他也没看到你打的借条。他只知道你吩咐他把十万元打到你自己的活期存折上。他当时劝过你，让你别这么干。你说，我替赵光干了这么长时间，替他挣了这么多钱，拿他十万元，也不算过分。这位财务主任写了旁证材料。白纸黑字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别笑。你是让那个财务主任替你把钱存到你的活期存折上去了？”“是啊，我让他存了。”“现在那份活期存折的复印件，也在赵光手上。”“他们复印了那存折？”“财务主任还把你俩当时说的话搞了录音。”“那又怎么样？”“你个傻蛋！只要他去告，就凭这十万元，又能判你十年刑！”“威胁我？拿这件事来逼我把那二百五十万贷款交到他手上，随他的意思去花。”“赵光花这钱，也是为了冈古拉的将来。”“有一个情况，他没告诉您吧？为了得到这笔贷款，他派我带人去替银行干了些活儿……”“修缮家属宿舍，这也是集体福利。你们替银行解决一点银行暂时解决不了的困难，他们再帮你们解决一点你们暂时解决不了的困难。这种做法虽然并不提倡，但也没什么大的妨碍。”“这段时间里，我在银行接触了一些他们内部高层的同志，才知道，除此之外，赵光还秘密地进行了一笔不公开的交易。他现在特别着急需要这二百五十万块钱来堵这个漏洞。”“他花二百多万，替银行的几位主要领导，各买了一套住房。”“他跟您说了？”“这几位领导都是快要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工作了几十年，临了要退了，宋振和想替他们最后把住房问题解决得好一点。但从他们自己单位的住房福利费中支出，有相当的困难，就跟赵光商量……”“高场长，您知道，赵光要花的这二百五十万，是什么钱吗？是哈拉努里分公司一千多民工、合同工一年的劳务报酬。我们已经拖欠人家一年了。再拖下去，有些人家里，可能就要出人命案了。”韩起科说着说着，就一下站了起来。“别跟我扯起嗓门大声嚷嚷……我吵不过你……”高福海闭上眼睛，咻咻地只喘气，不作声了。一下子说了这许多的话，已经把他最后一点的力气都耗完了，脸色也越发地灰暗和焦黄。 说句心里话，在听完赵光的“诉状”后，高福海一开始并不想插手这一对“哥俩”的这些狗屁事儿。他已经没有这个气力，也没有这个兴趣，再来插手和过问了。是二百五十万，还是二千五百万；是落在你手里，还是落在他手里，于他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他需要一次平静的温情的会面和告别。一生“没有”子女的他、一生拥有过但最终又失去了冈古拉的他，需要在这一群冈古拉的“狗屁娃娃”们面前告别自己的人生。这愿望也许在别人看来，很奇特，但其实又很实在。以他的人生阅历，他当然会想到，这批“狗屁娃娃”们将来的一生也不会平坦。但他真的不愿意在自己走到人生终点前的那一刻，再被卷进他们痛苦的人生纠葛中去。他希望他们能“友好”地“平和”地手挽着手地来“送行”。即便是假装的，也请他们假装一回。在远离冈古拉的大都市一角，仿制一个近似冈古拉的宁静。虽然没有黑杨林，没有黑雀群，没有那用黑杨木板盖起的大宅子，但毕竟还有这一群“狗屁娃娃”，在他们的凝视下，平静地离开这人世，也算是画上了一个不算是太理想的理想句号。应该说，他这不算理想的一生，虽然也可以用一句俗套的时髦话来总结：“无怨无悔”，但深夜自问，还是会引发这样的惊悚：假如让我再活一遍，我会咋样？只是，这个世界的人谁也不可能“再活一回”。老天爷把什么好处都给了人，就是没给再活一回的可能。所以，他现在只求平静地离开。平静的自我心态。（这一点，他基本上做到了。）而平静的周围环境——偏偏是这一点，却让这两个“该死”的“娃娃”给搅乱了。 他本来也是可以不来掺和这档子事的。但是听完赵光讲完事情的本末，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告诉他，赵光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这种感觉还告诉他，赵光有意无意“隐瞒”的东西，可能比他讲出来的，要重大的多。以他对赵光的了解，如果不是为了那更重大的一部分事情，如果仅仅是为了那近千个民工被拖欠的工资，赵光不会如此不通人情地，把已然病到这等地步的他，从医院里搬出来，跟韩起科“对垒”。 那么，赵光到底还向他隐瞒了什么？韩起科又可能在一个什么样的重大事情上“招惹”了赵光？他们之间还可能发生什么？他放心不下。想问，却又实在问不动了…… 这两年，他越来越看重赵光。这是近年来，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看得出来的一件事。高福海在冈古拉辛苦经营几十年。几十年来，当然是有许多因素促成他、支撑他在冈古拉这么苦熬苦干。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内在的东西，而且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发挥着巨大的支撑作用。这一点，旁人是不知道的。他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汇报过，更没有跟人倾诉过。在很多年里，这种东西几乎是以一种潜意识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很多年里，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居然是这么一种东西，在他内心支撑着渡过了那艰难坎坷。让他面对那么些难以想象的艰难和坎坷，能坦然处之，安危度之。在那么多次他“向党交心”“向组织讲真话”的运动中，他都没有“交代”过。他没“交代”，倒不是蓄意要隐瞒什么。不是的。他不讲，是因为他觉得他这点东西完全跟政治无关（？），跟集体无关（？）。他觉得它纯属家族内的一点“烂事”。正经拿到桌面上来，兴许谁也不会把它当一回子事，但揣在自己心里，却实实在在起着“垫底儿”的作用。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他一直不能忘记童年时父亲带他去拜访那个旧军阀“长子”的情景。那天，拜访在很客气很融洽的气氛中结束，父亲带着他离开那高墙大宅。那位“长子”还礼貌三先地送他父子出了影壁大门。父亲执意地要那位“长子”留步，执意地要他先回屋去才肯走。“长子”稍稍推辞了一下，便回屋去了。父亲一脸的感动，一脸的感激，一脸的谦恭，定定地目送那位“长子”。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也不过几分钟吧），才怵怵然地收回视线，突然神色变得特别的黯然，拉着高福海的手，闷闷地向回走去。走出五六丈远了，父亲却又一次站定，回过头来打量什么。那时候已经有十一二岁的高福海，以为他们身后有什么熟人在叫他，也赶紧回过头去打量。但身后空无一人。初冬的胡同沉浸在一片灰淡的萧瑟中。然后他就注意到，父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长子”家那高墙又情不自禁地看了许久许久。脸上同样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的那种绝望般的仰慕和毕恭毕敬、谦卑自贱的神态，让高福海震惊。回家的路上，父亲一直保持着沉默。后来又感慨万分地捏着高福海的小手，没头没脑地连连念叨了几句：“一定要埋头苦干啊……不管怎么的，都要埋头苦干啊……儿子，要埋头苦干啊……”他知道父亲一生以那位“长子”的一切为尊为荣。不管说什么，都会提到这位“长子”家。“你瞧人家那八仙桌……那白瓷碗……那后花园……那两棵白腊树……”等等等等。父亲是带着那样一种期盼和失落离开人世的。所以，到冈古拉以后，当第一次接到任命，由他来主管一个分场（正营级单位）的工作。在遥远寒风的吹掠下，在缓缓起伏的地平线的延伸中，在不尽泥泞的纠缠中，在某些人埋怨这个分场遥远而不愿意服从分配到这个分场去工作时，他眼里看到的却是那个分场有四五百名职工，有一二十台机车，有五六百公顷耕地，有几十幢土块垒起的房子，上千只羊一百多匹马，还有奶牛场和猪圈……他总会想到父亲当年的绝望和谦卑，对比自己得到的，他总会感到某种安慰和满足，因为：我此时所拥有的，早已超过了那个让父亲绝望和谦卑的“高围墙”和“大宅院”……以后被任命为场长（正县团级），拥有了那黑杨木的大屋，黑杨木的木板路，场部商店、缝纫组和果园队……然后带着机关干部，策马奔驰在冈古拉荒原上，感受荒原上所有人对他的恭敬和服从时，他总会不时地想起父亲，想起父亲那个“绝望”和“谦卑”。他会一次又一次感到极大的安慰和满足。因此，他历来敬重也理解所有那些为了摆脱自己的“绝望和谦卑”而发奋斗争的人。为此，他不埋怨朱、李二人对他的“攻讦”，虽然这种“攻讦”的手法几近卑劣。他理解和支持成千上万知青的离去，虽然这种“离去”在他内心深处产生的感觉也几近于“背叛”。他一年老似一年，蹒跚地行走在冈古拉的泥泞之中。他曾经惟一的想法就是怎样让自己在这片荒原上善始善终。后来他之所以怨恨韩起科，就是因为他觉得，正是韩起科的那一把荒唐的“火”，使他那么快地，又是那么不光彩地结束了这几十年的“冈古拉生涯”。他赞赏过韩起科的倔强顽强和质朴坦诚。当他从自己的一生经历中恍然感悟到这样的倔强顽强和质朴坦诚，会给人生带来那么多的坎坷和曲折后，他又隐隐地开始厌倦韩起科的不听话和固执。他逐渐地关注那个机敏和灵巧、却又同样执著地在营构新一期的“高墙大宅”“良田沃野”的赵光。他感到自己没有在冈古拉做到的那一切，也许能由赵光这小子来实现……整个冈古拉都始终没能体现的某种人生况味，也许能在赵光等人的努力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他急切地想在自己离开人世前，最后告诉韩起科一些什么。但是这个“狗屁孩子”为什么总是那么不听话呢？啊，那种晕眩和寒冷的感觉又袭来了。千斤重的石块好像又压到了自己的胸口上。在如此令人窒息的重负下，血液好像被迫离开了心脏，离开了头脑，也离开了他整个躯体，只留一个空空洞洞的躯壳，在往下坠落……很快地，又很缓慢地往下坠落着……完全喘不过气来的胸膛憋闷得好像就要爆炸似的。他紧握住双手，用力地挺起胸口，瞪大了眼睛，大张开嘴，拼命地叫了一声。（其实他一动也没动。他已经根本动弹不了了。也没叫出任何声音来。所有这一切的幻觉，都产生在他痉挛般的想象和渴望之中。）而后，他感到有一股清凉的风，不知从何处透进屋子，而且一直透进了自己的心间。那千斤重的石块开始滑落。血液似乎又开始回流，空空的躯壳也停止了坠落……终于长长地透过一口气来了…… 沉默。 沉默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赵光走了进来。赵光从两人的脸色上看出，谈话进行得并不理想。高福海的直觉是准确的。赵光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高福海。没有说出口的原因是，后续的这点事情实在太重大了，他怕高福海心理生理上都承受不住。而且这档子事情，他也是才得知。一直到临上飞机了，哈拉努里分公司的那位财务总管才把电话打到他的“大哥大”上，匆匆说了一通。当时他也是整个儿有点发蒙了，脑子里嗡嗡地一片空白。过好大一会儿工夫，才缓过点劲儿来，呆呆地通过安检口，呆呆地坐在机舱里，竟然都忘了系安全带了，让那位长得并不漂亮、只是身材比较苗条的空姐提醒催促了好几回。哈拉努里的那位财务总管告诉他，他刚从内部得到消息，（这位财务总管原先是省农机局的一个年轻会计。新成立的省财经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办过刊物，跑过新闻，在大学里，就跟几个同班同学折腾着要“创业”办公司，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他说，宋振和出事情了。而且事情就出在那几幢“小楼”上。据说省纪委已经拿到当事双方“行、受贿”的确凿证据，虽然还没有正式立案双规宋振和，但已经找他谈过话了，“要他主动把问题说清楚”。而且暂时停止了他的职务，以便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把问题说清楚”。据说……据说……（说到这里，那位财务总管还迟疑了一会儿）“据说，是我们这位韩副主任向省纪委提供了那些行受贿证据。”“哪位韩副主任？”赵光的脑子一时间还没转过弯来，怔怔地问。“还有哪位呀，我们的韩副主任啊。韩起科！”韩起科向省纪委提供了公司向银行领导行贿的证据？他告发了公司，告发了“宋镇长”？扯鸡巴蛋嘛！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得到这消息时，也不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给我提供这个信息的是我大学里的同学，铁哥儿们。消息是百分之一百的准确。”“你那个同学是省纪委的，省高检的，还是省银行纪检系统的？”“这您就别问了。我不能把他也卖了。”“宋副行长已经正式被宣布停职审查了？”赵光赶紧离开机场的安检口，找了个背静的地方，追问道。“据说还没正式对外宣布，目前还只是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也就是说，目前对外还没宣布他停职。但在领导层内部，已经明确让他暂时别管工作了，集中精力把问题说说清楚。”“这说明他们还没有掌握啥确凿的证据……”“你可不能这么想。暂时不公布，也许是有别的方面的策略考虑。这一帮人，真真假假地，你是很难摸到他们的底牌的。”赵光不说话了。他得赶紧去安检了。否则就赶不上飞机了。在以后的几十分钟时间里，他脑子里简直就像是开了锅似的，灼热，混沌，牙齿咬得格嘣格嘣直响。这时候假如韩起科站在他跟前，他真能一刀捅了这狗“狼崽”。他真的不明白韩起科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段时间来，他一直让着韩起科。可以说还一直念着他是“原小分队队长”这点情面和情分，没做任何可能会让韩起科感觉不舒坦的事情。比如那笔二百五十万的款子。其实，哈拉努里分公司的财务部绝对还在他赵光牢牢的掌控之中。他完全可以越过韩起科的“阻挠”，拿到那笔他急需的二百五十万巨款。他没这么做，就是不希望把韩起科闹毛了。不希望因此而闹得满城风雨。当人们把利益的驱动器从魔瓶中释放出来后，它和“教义时代”（这是赵光的父亲赵大疤创造的一个概念）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教义时代”需要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需要人心沸腾、众望归一。而当前，操作这个利益驱动器，却应该尽可能地“单打独斗”地在“悄悄中”悄悄进行。利益驱动，它满足的完全是“个人需要”（？）。这从本质上决定了它必须“悄悄地进行”。它需要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静悄悄的“个别教练”。韩起科难道不明白，能在银行系统找到像宋振和那样的关系，对他们这个公司，对整个冈古拉和哈拉努里、以至于对他们这些人的一生，都意味着什么吗？他这么做，真的是疯了？颠狂了？这种关系一千年才能遭遇一回啊，韩起科，你这狗日的，你毁了的，岂止是“宋镇长”一个人的前途，你也毁了我赵光的全部梦想啊。 ………… 但经过仔细地了解分析和一番捉摸，赵光觉得，事情还有可挽救的一线希望。飞机降落后，他曾打了一圈电话，上上下下找了一些很关键的“朋友”，从他们那儿了解到，韩起科确实跟省纪委的人接触过，但他并没有提供出什么过硬的“证据”。因为事实上“替银行的每一位主管领导建造一幢住宅小楼”还没有最后形成事实。小楼还在建造之中，还没有交到他们手里。也就是说，宋振和和那几位领导并没有形成“受贿”的最后情节。所谓的“在小范围里宣布宋振和停职反省”一事，也并不确切。实际情况是：主管纪委方面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找宋振和曾经谈过一次话，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向宋振和了解省银行系统落实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干部自律方面的一系列规定的情况，只是“捎带着”谈到外头有关“住宅小楼”的“传闻”，“捎带着”了解了一下这件事的真实情况。谈话的整个气氛都非常好，根本不存在什么“让他别管工作”“集中精力说清楚问题”。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也要看到，宋振和在银行的领导班子里不是分管纪律检查这方面的工作的。按说这位副书记不会找他谈什么“干部自律方面的情况”。找他谈，而且很巧妙地用“捎带”的方式，提到了“小楼”的事情，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提醒，一种“警示”。他们肯定已经了解到“小楼问题”并非子虚乌有，但也还没有形成最后事实。所以采取这种婉转的方式，来向他表示省委的态度：希望事情能中止在必须中止的界线前。如果这时候，这边不再有人去“说三道四”，不再进一步“横生枝叉”提供什么“情况”，事态就不会“恶化”。一个多小时前，赵光接到过宋振和的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秘书在电话里并没有说到那个“小楼”的事情，只说是“宋副行长请赵总到了北京后，代他向高福海同志转告他的问候。”偏偏在这时候，宋振和打来这么个电话，而且他本人不打电话，让秘书给他打，却又一字不提“小楼”的问题，用心可谓良苦。宋振和一方面要通过这个电话，告诉赵光，他本人没事。同时又通过这么一个不提“小楼”问题的电话，提醒赵光，务必把“小楼”这件事的后遗问题，妥善“处理”好。说白了，就是要赵光把“屁股擦干净了，别再给他添乱”。赵光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宋振和此时此刻用此种方式给他打这样一个电话的全部用意。 ……赵光把韩起科带出高福海所在的那个房间后，对韩起科说：“还有两位你的老熟人，想见见你。愿意吗？”韩起科这时候自然也明白赵光这一系列安排的真实意图了，便笑笑道：“有啥话，你就直接冲我说吧。别再这么呲巴呲地,南极北极，拐一大圈儿，结果还是在自个儿家门口见。”赵光却说：“你还是去见见吧。”便顺手拉开隔壁一个套间的门，向韩起科示意，那位“老熟人”就在这里头等着哩。 韩起科好不疑惑，打量打量赵光，又打量打量那个套间，真不知道赵光这“葫芦”里卖的是啥玩意儿，便一步上前，侧转身去，推开门，向里瞟了一眼。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带会客室的豪华套间的长沙发上，竟然坐着赵光的父亲赵大疤，还坐着一位是那个胖胖的“薛姐”。赵光在机场接到哈拉努里财务总管的紧急诉告电话，在稍稍稳定下自己的心绪，又经过短短几分钟激烈的盘算，他马上给“薛姐”打了个电话。他觉得，在说服韩起科这一方面，“薛姐”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那种作用。他只跟“薛姐”说，有档子特别重要的事，要请她务必飞一趟北京。帮一下忙。机票已经在机场的售票处给她订好了。“薛姐”问，啥事那么着急。他说，你要是信得过我赵光这个朋友，就听我的，赶紧出发。到北京后，我再跟你细说。这事肯定跟经济债务纠纷无关，肯定不会让你破财。这一点，你尽可放心。赵光在商界是个很有人缘的人。既然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薛姐”也就不再问了，赶紧收拾了一点洗漱化妆用品，又要了个车，直奔机场而去。至于为什么还要动用父亲的大驾，来做韩起科的工作，赵光也是有考虑的。这倒不是因为父亲比他更能说。在这一点上，赵光不仅丝毫不逊色于父亲，甚至可以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同样的话，从他赵光嘴里说出来，韩起科会觉得这只是在为他赵光自己考虑。而父亲，既是当年韩起科的“老领导”，现在的身份又是中央某机关的部门领导，就可能具有更大的穿透力和威慑力。但这一点，赵光恰恰失算了。他完全不知道，韩起科这些年来，恰恰非常讨厌他的这位“父亲大人”。赵大疤知识渊博，能说会写，经历了那样一场“流放”经历后，重新回到中枢岗位，他具备了别人不具备的号召力，对现实和未来的感悟，也拥有非常人所具有的那种深度。(比如他提出的那个概念：“教义时代”。)头五六年，他还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发表了一系列大块的新潮文章。这本来是极激动人心、让人感到极欣慰的一档子事。但后来从圈子里传出的消息，渐渐地就有些不利于这位“赵大先生”了。也许是因为曾经坎坷，曾经失去，痛感“失去”“失落”是怎样一种滋味，在潜意识中，“赵大先生”绝对不能再容忍这种“失去”和“失落”再现。而在显意识层面上就表现为，绝不放过一次出头露面表现自己的机会。生怕被时代的快车再甩了下来。他异常紧张地注视着这列“快车”。不管谁到他家去，一落座，他第一句话总是会问：“有什么新消息？说说。快说说。”机关里有什么会议没通知他参加，他会感到非一般的不安。他一定会追问或追查，搞得他周围的人很紧张，自己也十分紧张……搞得相当一部分同事、部下都不愿接近他。这样的人，对韩起科来说，当然不会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当时，韩起科头一低，立即从那个套间门前快步走了过去。走到楼梯口，才回过头来对赵光又重复了一句：“你我都不是娃娃。有话，直说。”然后就下楼去了。其实那“小楼事件”根本不是他去“举报”的。是银行内部有人风闻此事，给省纪委和中纪委写了匿名信。纪委的人也知道小楼还没盖完，东西并没有落到那几位银行领导的手中。但小楼的的确确在盖着。这是事实。他们找韩起科只是了解情况。韩起科是这小楼工程的具体负责人。哈拉努里分公司的委托经营者嘛。不找他，找谁？第一步，当然得找他啊。既然说了，就得说实话。这事也没法瞒啊。银行的几位领导都来建楼工地“视察”过，对工程图纸提过“宝贵”意见。赵光对此有过指示，这些小楼，虽然外观和总体结构是有一个统一设计方案的。但内部的布局，还是应该听取他们个人的意见，加以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改动和处置。因为小楼毕竟是盖给他们居住的。当然得让他们个人感到舒服和满意才对。但是，楼还没有交付使用，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哈拉努里分公司跟银行的这几位领导也没有约定任何私下的交易，比如说，我替你盖楼，你给我贷款。等等等等。没有。他就说了这些。 等韩起科回到高福海家，赵光已先他到达了。韩起科本来想在外头找个地方跟赵光好好谈一谈的。赵光却对他说，回高场长家再说。然后，赵光去安顿高福海——得把他送回医院啊。还得安顿自己的父亲和“薛姐”。韩起科不认识路，只得叫出租。这一回却让那个出租车司机狠狠宰了一把。一上车，司机就问他：老板，咱们怎么走？走三环，还是二环？头一回到北京的韩起科，哪知道什么“三环”“二环”？还避孕环哩！但又不想露怯，犹豫了一下，随口说了句：“您瞧着办吧。怎么走着顺，不堵车，咱们就怎么走呗。反正上了您的车，我这一百多斤就全交给您了。”好嘛，这三十来岁的司机微微一笑，本来应该往南走，他先试着往北走了一截，见韩起科没反应，就撒开了直奔西三环，走北三环，再绕东三环，围着北京整走了一圈儿，本来十九元就打发了的路程，撕下票来一看，整五十。韩起科这个心疼啊。司机还一个劲儿地跟他“套瓷”：“您慢走。瞧着别落下东西了。大老远地来一趟北京，多不容易啊，再落点东西，心里窝着一把火，吃不好睡不好，又玩不好的，您说冤不冤得慌？好嘞，回见您呐！”出租车熟练地在小胡同里三把两把掉转头来，一踩油门，走了。这时，韩起科看到马桂花焦急地在小院门口正等着他。 “又出啥事了？”马桂花一脸的愁云。 “咋了？”韩起科一愣。这时他已经看到小院门外停着的那辆捷达车了，知道赵光已经先他一步到达。 赵光抢先回来，是有所安排的。所以等韩起科跟着马桂花一直走进高家的那个大屋，小分队的那些伙伴们都神色庄重地正襟危坐着。他们一致要求韩起科设法“保住”“宋镇长”。韩起科无奈地对大伙说：“不是我揭发的他。再说，宋镇长眼下也没受啥处分。”人群中有谁立马喊了一声：“我们要不采取进一步措施，宋镇长这次绝对就危险了。”许多人立马也跟着冲韩起科吼叫起来，好像宋振和的身家性命、事业前程，真的全捏在了韩起科的手中。这时，院子里又传来脚步声。进屋来的是张建国和“薛姐”。“薛姐”毕竟是外人。她的出现，使大伙刚激奋起来的情绪暂时得以抑控。“薛姐”下飞机后，还没捞到时间跟赵光细谈。但赵光安排张建国，在来高家的路上，已经把情况跟她简单地说了说。一进屋，她就照着赵光走了过去，对赵光说：“我得再跟起科谈谈。听听他的。我不能光听你们这一面之辞。再说了，赵光啊，不是我说你，这种事你怎么可以吵吵嚷嚷地闹到这么些人跟前来解决呢？”赵光忙说：“这，你就别操那心了。这儿都是自己人。”“薛姐”冷笑笑道：“自己人？哼，我说赵光啊，别以为现在有那么些人都在喊你‘赵总’，就以为自己有多么成熟了。自己人？告诉你，你还真别拿‘自己人’跟我说事儿！我还真吃过‘自己人’的亏。现在有多少事就害在‘自己人’手上。这你不清楚？我看你啊，真还得好好学着点！”说着，就要拉韩起科上外头什么地方去“单说”。但韩起科拒绝了。他转过脸来对赵光说：“咱俩先谈谈。你别一锅粥地把大家伙都搅和进来。刚才‘薛姐’也说了，这事，不宜七嘴八舌地议论……”“不。就在这儿说。在场的这些人，原先都是你的部下。这么多年了，你也该听听他们想跟你说些什么。这些伙伴都是从小跟你一块堆儿长大的，当年你如果能事先冷静地听听他们的话，我想你也不至于会放那一把倒霉催的火了……”赵光突然间又提及那把“火”，让在场所有的人都不免感到意外，同时也多少产生了一点尴尬和不舒服。但因为话是从赵光嘴里说出来的，也就没人去驳斥。但还是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冷场。 这个冷场并没持续多长时间，而接着发生的事情，更让韩起科意外，吃惊。“起科，你知道在上头有宋副行长这么一个熟人朋友待着，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别说这位宋行长还没有拿到这几幢小楼，就算拿到了，该为他打掩护的地方，我们还得为他打掩护。说到底是我们在求他为我们办事。求他为我们贷款。你现在这种做法，不是明显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吗？”“你真是这些年在监狱里呆傻了还是咋的了？”“那几位银行领导们的年龄跟我们的父辈差不多大了。他们工作的辛苦程度，肩负的责任，也远远比我们大，甚至可以说大得多得多得多。他们只要签一个字，就可以让我们的公司拿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贷款，让我们的公司充分运转起来赚到更大的利润。我赵光的存活，发展，年收入，在许多时候，主要就是靠这些领导在关键时候的一个‘签字’。但这些领导的年收入往往还不顶我赵光的几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拿起笔为你签字的时候，他们心理上能不产生一些不平衡吗？这种不平衡能完全免除吗？我赵光早几年就住上了假三层的别墅，而这些干了一辈子，临近退休的领导人希望我能帮助他们解决一点住房问题，你说我能拒绝吗？除非我赵光能不靠他们签字就能发展我的公司。但在中国，主要不靠行政官员签字也能发展公司的时代还没到来啊。它应该到来，但还没到来。只要‘签字’还在发挥主要的重要的作用，我赵光就不能对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置之不理。我也不愿这么做。但我又必须这么做。起科，你怎么就不懂这里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呢？ 最后，赵光是这么说的：“韩起科，你我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楼已经开始盖了。钱也已经花了。债已经背上了，如果再保不住宋副行长，拿不到后续的那两千六百万贷款，一切都完。我赵光以后就别再想在这地面上混了。起码五年十年之内，不得翻身。所以，我们必须保住这个宋副行长。为当前，也为今后。你必须帮这个忙。否则，我肯定拿着那张十万元的活期存折，带着分公司财务部主任的证言，完全走正常的司法程序，把你再次送进监狱,再判你十年！”说到这儿，在场的不少人还不知道韩起科还有什么“十万元活期存折”一事，顿时都不约而同地惊叫了一声，又都把目光盯住了脸色早已苍白起来了的韩起科。 “把你再次送进监狱。” “再判你十年！” 赵光就是这么说的。韩起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已经一再声明，哈拉努里分公司为省银行几位领导盖住宅小楼的事，不是他揭发的。在纪检委系统的工作人员向他了解情况的时候，他只不过如实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既没有夸大，也没有歪曲。他完全懂得，在上头拥有像宋副行长这样一个熟人朋友，对在场的所有的人会有多么重要，对他韩起科也同样重要。但他确实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如果说，十年前，他放的那把火，确确实实是伤及了无辜，在这片不平静的大地上留下了他罪恶的一道痕迹，接受十年的惩罚，他是心悦诚服的。那么，今天，他……他……却完完全全属于“无辜”一类中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他，要“把你再次送进监狱”“再判你十年”？！！ 韩起科看看在场的那些伙伴。他以为这些伙伴中，会有人站起来反驳赵光一下，起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这件事真怪不得起科……”但是，让他感到震惊的、感到惊骇的是，这些当年的伙伴、当年的“部下”，居然全都不作声。当时马桂花和金兰，还有一个女队员偏偏不在场。这也是赵光的安排。他知道马桂花在场，她一定会替韩起科说话的。他就让那金兰和那个女队员拽着马桂花去厨房给大伙准备夜宵去了。特别是赵光一再提到那“十万元活期存折”。韩起科真的是欲哭无泪。自己在十万元这件事上的清白，赵光应该是清楚的。像张建国那样的人也是明白的。他们应该起来为他说句话啊。为什么不吭气？听着赵光“胡诌”，保持沉默，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是两边都不想得罪？还是协助赵光“威逼”韩起科就范？还是无奈地以沉默表示对韩起科的同情和怜悯？一直到端来夜宵了，仍然没人说话。韩起科也怔怔地着沉默。默默地吃完夜宵，马桂花知道刚才发生的这情况了，跟赵光大吵了一场。韩起科告诉马桂花，别闹了。他收拾起自己的东西，要回哈拉努里。赵光居然不让走，说一定要给个答复。韩起科冷冷地瞥了这小子一眼，拿起东西强行往外走。他以为赵光会上来拦阻。只要赵光上来拦阻，他就想好好地揍这个小子一顿。但赵光特别乖巧。他由着韩起科往外走。上前来拦阻的，却是小分队的那些原队员。他们终于开了口，说，起科，你何必呢？把东西放下。放下。干吗要把事情逼到绝路上去呢？至于吗？把东西放下。放下。你应该主动再去找省纪检委的那帮家伙去，跟他们说，小楼的事情纯粹瞎掰。完全跟宋副行长没有一点瓜葛。说上一句这样的话，对你也没任何妨碍。你干吗不能去说一下呢？他们一边劝着，一边就把韩起科围住了，死活不让韩起科走出大门去。当然就凭这六七个小子，要想真正拦住韩起科，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知道，当年韩起科一个人打翻过十二三个退伍军人。打的结果是，其中三人眼青鼻肿，三人伤筋动骨，三人扭了脚脖子，三人倒在地上呜儿哇啦乱叫唤。坐了十年监狱，他可能打不了这么些人了。但收拾眼前这六七个小子，应该还不在话下。但他不想打这些伙伴。他陪着他们静静地站着。一直站到天快亮了。然后范东来了。范东受韩起科委托，刚去冈古拉转了一圈。韩起科是请范东运用他那“高超”的生物学专业知识，去冈古拉可能的区域，寻找可能还存活着的黑杨树的。范东告诉过韩起科，只要在冈古拉还存活一棵黑杨树，他就能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使用无性繁殖的方法，让那一棵黑杨变成千百棵、千万棵黑杨。范东进门后，韩起科立即问他，找到活着的黑杨树没有？范东连连说，找到了找到了，在一个棕红色的峡谷里，一大片自生自灭的向日葵地前头，他找到了三棵仅存的黑杨树。韩起科忙问，大峡谷？向日葵？范东忙点头答道，是的，大峡谷。向日葵。韩起科心头一热，再问，靠着这三棵活苗苗，你真能繁殖起一片又一片的黑杨树林？范东答道，应该可以。韩起科再问，真的可以？范东说，我想可以。韩起科高兴了，赶紧又问，我让你带来的那张收据，还有让你写的那份旁证，都带来了？范东再一次连连说道，带来了带来了。韩起科又问，我让你把它们复印一下。你复印了吗？范东说，复印了复印了。韩起科说，这样吧，你把原件交给我。把复印件交给赵光。 赵光问：“这是啥复印件？” 韩起科说：“我从公司拿的那十万元，给范东那个生物研究所去做科研经费了。让他们启动黑杨林复活工程。钱给了，我让生物研究所给我打了个收条。不知道这能不能证明我在这十万元问题上的清白？能不能免去我再一次的牢狱之灾？” “……”赵光格愣了一下。那张收据在他手里也哆嗦了一下。他没想到，坐了十年牢，韩起科居然还变聪明了。然后，韩起科拿着那两份原件，冲到原小分队的那些伙伴跟前，突然扯直了嗓门，对他们大喊道：“你们……你们……你们……” “你们”了老半天，他却没说出任何话来。伙伴们也不说话。后来，韩起科就闷头回屋里睡觉去了。到天色大亮，大伙儿又像没事人似的忙着新一天的吃喝拉撒时，发现韩起科不见了。随身的东西也都带走了。听说一早还去了趟医院，把一包很不值钱的葵花籽悄悄放在了高场长病房的门口，还留了张纸条，请值班护士转交给高福海。纸条上写道：“我走了。希望您能保重身体。这是给您带的葵花籽。它应该和大裂谷里的那个葵花是同一品种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但一直不敢问。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您。如果您现在觉得能把这问题的答案告诉我的话，请您把答案告诉值班护士，您只要说‘是’，或‘不是’就行了。火车开车的时间为上午九点二十八分。我会在九点准时打电话给值班护士，询问您的答案。我的问题是：消失在大裂谷那个窝棚里的女人，就是我的亲生妈妈吗？”九点准，电话果然从火车站打到病区护士值班室。但护士告诉他，没有答案。他愣怔了一会儿，再问值班护士，纸条转了交了没有？值班护士说，纸条转交了。他又问，老人看了纸条没有？护士回答，老人看了纸条。他又问，看完纸条，他没说任何话吗？护士回答，老人没说任何话。他问，老人是病重说不出话来了呢，还是不想说？护士回答，看样子老人是不想说。他不甘心地又问，您怎么知道他不想说，而不是说不出话来才不说的？护士回答，看完纸条，他还跟我说了声谢谢。我还特地问了老人一下，您有话要我转告吗？他摇了摇头，又说了声谢谢，就转过身去，闭上眼睛睡了。韩起科拿着电话机，呆站了好大一会儿，低低地也说了声谢谢，才把电话挂了…… ……后来就发现韩起科失踪了。上哪儿都找不到他这个人。上冈古拉那古墓跟前找过，上哈拉努里的“灰鸭嘴村”找过，上省博物馆“薛姐”那儿找过，甚至连四川小丫头那儿都去打探过，都没有他的踪影，也没有他的消息。这一下，大伙有些紧张，也有些纳闷了。他能上哪儿去了呢？难道他还跟中国几百上千万农民那样，上广州深圳，或去上海北京打工了？大伙觉得这不是不可能，但这不会是第一可能。也有人推测，会不会因为高场长最后“莫名其妙”地没给他一个明确的案底，赵光又如此“阴狠”地想“加害”于他，而原小分队的那么些伙伴当场又集体地不给他一个公正的支持，让他最后感到了无趣和无望……因而采取了……采取了……采取了什么？难道韩起科因而会去寻短见？扯鸡巴蛋吧！大伙一致认为这绝对是一种扯鸡巴蛋的猜测。尤其是范东找到了三棵可以发展出成千上万棵黑杨树的活苗苗来以后，韩起科更不会走什么绝路。在大伙胡乱猜测，一筹莫展时，马桂花却一直在一旁苍白着脸呆坐着。她忽然抬起头问范东，你说的那三棵还活着的黑杨树在哪儿？范东立马高兴地叫起来了，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这小子肯定是去那儿了。大伙也立马都跟着叫了起来，就像是已经找到韩起科了似的。这时“薛姐”忽然从省城打来电话，说她刚才接到了起科打给她的电话，问她能不能通过关系，在军区的哪个库房里给他找一辆报废的但又能使的小皮卡，再给找一些零配件，废旧的都无所谓，只要能使就行。“你问他这会儿在哪儿了吗？”“他说他在冈古拉。”“冈古拉！！”伙伴们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是啊，我们怎么没想到他会去那儿了呢？”于是就要立即行动，去冈古拉寻找那个大峡谷。但被马桂花制止了。“该干吗干吗吧，别再瞎起哄了。”马桂花说，她自己一个人先去那留存三棵黑杨树的地方瞧瞧，然后再说下一步的行动。去的人多了，也许又把起科吓跑了。“这意见正确。还是桂花姐自己先去瞧瞧，现在不清楚起科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别真又把他吓跑了。我总觉得，起科有点不正常，我们不能拿我们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来衡量他、推断他……”张建国正忧心忡忡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马桂花却一下站了起来，胀红了脸，冲着他大吼了一声：“谁不正常？你才不正常哩！别老拿不正常说事儿！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就那么正常？说啊！睁开你那布满血丝的眼睛仔细瞧瞧，昨晚你上哪去了？你正常？！”把大家伙儿整个都说愣了，说呆了。谁也没想到，马桂花会这么激动和愤怒。 马桂花随后就回到哈拉努里，很认真地找我谈了一次。把这一段时间来发生的这一切，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跟我说了，然后又说道：这些年，她特别对不起我。她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男人，也应该是非常好的丈夫，但她没做成一个好妻子。她请我原谅。她说一切都怪她。她耽搁了我这么些年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没能让我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家庭温馨。她不是不想做个好妻子。她也尽力为我付出了她能付出的一切。但是……但是……“这世界真的有许多事情，是我这样的人一时半会儿很难说得清楚，也很难看得明白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她要去冈古拉了，要去寻找韩起科。她知道自己这么干，会更加对不起我。但她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让自己真正平静下来，重新回到以前那个生活轨道上去。她不想再辜负我，伤害我，也不想强迫自己。她说她必须取走这些年她存下的那一点点工资。她不知道自己在冈古拉会待多久。她没法保证自己会尽快回来，甚至都不能保证自己还会不会回来。即便回来，还会不会回到我的身边。但寻找韩起科这件事，在原小分队的那些伙伴中，现在只有她才能去做……她一边说，一边像个罪人似的深深地在我面前低下了头，愧疚地胀红了脸，浑身又止不住地微微颤栗着。在她走后，她在我们卧室的书桌上，留下两封信。都是给我的。一封信上写道：“昨晚我想了又想，我忽然觉得，也许正如有些人说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确有些不正常。总是摆脱不了早已成了以往的过去。我从来不愿意别人说我们‘不正常’。但想到，这些年，我如此伤害了对我这么好的你，我想除了用‘不正常’，再也找不到更准确的说法，来说明我的行为了。现在我惟一要跟你说明的是，我只是要回冈古拉那个环境里去。那儿有没有韩起科，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还要请你相信我的是，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我绝对不是故意要伤害你。我想你也应该摆脱对冈古拉时期那个‘马桂花’的幻觉，应该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我想我们俩都应该正视这一点。正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留下了一份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在协议书上签上了名。如果你想好了，觉得自己可以开始一份新的生活了，你就去签上你的名。不管事情走到哪一步，我会永远对你感到歉疚，我永远会的……”在另一个信封里装的便是那份她已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 以后的事，还要我继续往下说吗？犹犹豫豫地拖了一年左右，我才在那份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找不到马桂花。更找不到韩起科。我通过赵光，通过范东，请他们通知她，我在协议书上签上了我最不愿签的一个名。他们说，他们能理解我的心情。也请我能原谅他们的“队副”。他们还告诉我，冈古拉植被的恢复工作进展得颇有成效。虽然真正恢复，还得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才行。但可以令人欣慰的是，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已经被有效制止。大规模人工栽培甘草和肉苁蓉的实验已经开始。最早一批黑杨树已经从实验室成功地移栽到荒原上。“赵总”和“范专家”现在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冈古拉那个实验基地上忙碌。原小分队的队员中，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回冈古拉从事这植被的恢复工作。只可惜高场长在半年前去世了。要不，他们还想把他老人家请回冈古拉，一起在黑杨林里重新聚会一回…… 我一直没打断他们的叙述，虽然我一直非常想打断他们的叙述。现在他们主动提到“黑杨林”了，我想我必须打断他们了。我问：“冈古拉又有黑杨林了？”他们笑道：“严格说起来，还不能称之为‘林’。它们是黑杨树的第一批‘试管婴儿’。但已经出世。很有希望……” 我又打断了他们的话，问：“韩起科和马桂花怎么样了？他俩有孩子了吗？” “孩……孩子？孩子？孩……”他俩一下都变得吞吞吐吐起来。是有意向我隐瞒什么，还是的确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还是现实中，这二位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孩子？如果这黑杨树的试管婴儿也能算起科和桂花的一个结晶的话，那……”他俩似乎在跟我打哈哈。我立即又打断了他们的话：“嗨，小哥儿俩，跟我打什么岔呢？听不懂我的中国话？要不要给你们再找个翻译？！” “嘿嘿……嘿嘿……”他俩只是干笑，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忘了是谁，是赵光呢，还是范东，突然大声告诉我：“对了，还有件事，忘了跟顾校长汇报了，母狼群和黑雀群都又回冈古拉了。它们已经在冈古拉消失好些年了。最近我们的考察组又发现了狼群的脚印。绝对是新留下的脚印。也能听到雀群的叫声了。” 我没再往下追问了。不管这二人出于何种原因在回避我的追问，但他们已经告诉我的，却肯定是最重要的——黑杨树“试管婴儿”的产生和黑雀群、母狼群的回归。只要有了黑杨树的复活，有了母狼群的回归，有黑雀群和沼泽湿地，有地平线上发自云团背后的雷声，有泥泞和落叶的纠缠，有一望无边的紫苜蓿和蓝木樨雾一般的涌动，有狐子和黄羊的跳跃，我们还担心没有“孩子”的诞生？不管是谁的孩子，是起科和桂花的，还是更年轻的更老一些的人的，“孩子”总归会产生的。一旦有了，那便是人类在冈古拉产生的第三代了。第三代。他们会比我们这些人活得更正常更完整吗？ 我忽然发觉，心间酸热酸热地有些难受起来，眼角也同时湿润了…… 算了，不去说它了！！ 二00三年九月十日初稿 十一月一日定稿 北京昌平北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