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精选集

高晓声精选集-高晓声
系心带
乡村汽车站的下午是宁静的。小小的候车室里，散散落落放着几张靠背长椅，只有五六个旅客寂寞地在那里等车。他们的车票都已经买好了，但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搭上车子；如果汽车在前一个站头已经满载了，到了这里又无人下车，它就直驶而过，不再停顿。这样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今天下午就出现过两次。眼睁睁望着别人在前进，自己却停留在原地不动，总觉得有点怅惘。但焦急毫无用处，有了车票并不等于就有了位置，位置是需要正有得空，或者别人让给你，才能获得的。经常在乡村车站上下的旅客，大都有这种经验。然而他们并不失望，因为他们知道时间越晚车越空，归根到底总有位置给他们。因此他们干脆不去盘算，有的看书，有的躺下假寐，有的就细细地欣赏贴在墙上的宣传画；实在无事可做的人，则充当临时的数学家，先数清房顶有几根椽子，再算算有多少块铺地砖……尽量对时间的逝去表示毫不介意。
因为误点，李稼夫同志把来送行的人都推回去了。在家都忙着工作，没有必要为他耽误生产。他要对他们讲的话都已经讲过了，要讲的话终究也不能都想到并且都讲过。一切都应该有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束，然后也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开始。他在这里的时候大家都认为非有他不可，他一旦走了，或许别人会发现：不依赖他倒反容易进步。历来如此。
汽车终于又来了，他走出车站，车却又开过去了。他不想再回到那个寂寞的候车室里去，就在公路边树底下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他呼吸着鲜洁清香的空气，让和煦明丽的阳光透过枝叶扶疏的枫杨，一线线射在身上。他抚摸着花白的头发，抬起瘦削而显得苍老的脸庞，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晴朗而高远的天空，眼光随着一只盘旋的苍鹰落到附近的几座小山上。他第一次惊异地想到：在那宽阔的平原上面，怎么会有这几座孤零零的隆起的山头。它们似乎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倒像是童话里的神仙，带了礼物出门作客，偶尔经过这里，一时疏忽掉落下来的几块点心。山头被平原上快要成熟的金黄色的稻海包围着，一座座村庄，一丛丛树木，也像腾空漂浮在海面上。李稼夫望着这熟悉的一切，忽然升起了一种无法克制的眷恋之情。
李稼夫在这块地方整整生活了十个年头。他不是抱着希望，而是希望被毁灭了之后来到这里的。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也不大光彩，自从搭上社会主义这条船之后，倒是努力要做一个好的水手的。他的努力受到过称赞，于是有一天就跟着称赞他的人倒霉了。他既被当作“走资派”用人不当的证据，又被当作凡重用了他这样的人就是“走资派”的证据。被这样用过之后，他就失去了价值，被从船上拎出来，抛进了“大海”。在这一刹那之间，他忽然明白：有人驾船载着他迎着礁石开去，因为自己不愿意毁灭，于是就先毁灭他。而他也明白，即使自己还待在船上，也没有力量扭转方向，好像他的毁灭已经注定了。
他记得，那时候他木然地被推上火车，然后又被汽车载到这里扔下来。一路上他看到无数匆忙来往的旅客，似乎他们都坚定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知道去哪儿和去做什么，知道有什么样的人在等待他们。只有他什么也不知道，空空漠漠，似乎走出了这个世界。他从汽车上下来，望着这个陌生的小车站，陌生的走路人，以及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的村庄和茫茫的田野，感到寒冷，感到颤抖。他不知道这里的人会怎样对付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不知道将把他遣送到哪一个村庄，在哪一个屋顶下生活和怎样生活，真像被抛进了大海般苦寒和窒息。
很久以来，他已经忘记了这种情景，就是在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想起。因为现在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在临上车站之前，还紧张地想着一切必须交代清楚的工作，接着又是欢送他的人群在车站上伴了他许久……可是，汽车却似乎故意不肯带走他，要他在这个地方单独地多留一点时间，强迫他去想一想来时怎样？去时怎样？
“总以为被丢进大海里淹死了，结果双脚却站在坚实的大地上。触礁毁灭的不是任何一个无辜的人，而只是那些大大小小罪恶的舰队。”他微笑地看着被阳光照亮的山头，想道，“生活好像要结束了，其实它永远不会结束。不过是推移到了一个新的站头，向你展示出另一个方面而已。一切企图毁灭生活的人都是徒劳的。这个运动把我们许多同志推到生活的反面去了，粗浅地看去该是多么不正常。狞笑着做这件事情的人，现在哀泣已为时太晚，因为这无非使我们的人多认识了生活的一个方面，从而变得更加聪明和更加有力量了。我们再也不会停滞在过去的生活里。”
他望着那蓝湛湛的天空，望着那只还在盘旋的老鹰，不禁想起了那一架著名的三叉戟飞机和那只天马。他总觉得从那次事件以后，我们就有了测定“天才”的经验了。那是并不费事的，以后凡遇自称“天才”者，只要请他坐飞机升到高空，然后俯冲下来同大地相撞，苟能脑袋完整，自当刮目相看；如果天灵盖也成齑粉了，那也只好表示惋惜而已。后来的那四个，本来是早该请他们去试一试。无奈死皮赖脸不肯去，一屁股坐在地上打滚，满以为撞不着头了，却让地火烧烂了屁股。李稼夫有趣地想着这些，独个儿悠悠地笑了起来。
是的，混乱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他早就该离开这里。调令已经下达了近一个月，他原来的机关里还派了同志来找过他，催他尽可能快一点回去。他也已经允诺了。但是一直拖到今天，他才下决心离开这里，因为他在这里已经很习惯了。十年来，他在这个小汽车站上上下下乘过多少次车，总是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都是为了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民在忙碌。这里的人民已经把他像纸鸢营一样放到一个位置上了，而他也习惯于让人民用一条线牵住他，使他能够固定在那个位置上；以至于他想象不出万一这条放纸鸢的线一断，他会飞到什么地方去。一直到他终于想明白，无论他在什么地方，这条线再也不可能断掉，即使他这次走了再没有机会回来，他也不会忘记这个地方永远是他的起点。他和人民的关系将始终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一条红绸丝带将随时传递双方脉搏的跳动。于是他才决定离开。
这时，他注意到山顶上腾地飞起了几只小鸟，随即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他马上猜想到崖壁上的岩石又剥落了一层，仿佛看见大块大块的岩石怎样被震裂，慢慢地倾斜，然后迅速地倒坍下来；小石块又怎样飞溅到半空，雨点般落下来，同地上的岩石铿铿相撞。采石厂的生活真像一锅开水般沸腾翻滚。李稼夫记得、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古老的荒山还沉睡未醒，人们还习惯于派出船队到一百多里外的地方去运回石块，来适应建筑的需要；使他这个陌生人一开始就觉得奇怪。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他向公社党委书记讲到了开发当地山石的可能性，讲到公社与其千方百计、煞费苦心去筹办其它工厂，倒不如办一个采石厂来得容易，而且稳当可靠。想不到这个建议同书记的意见不谋而合，很快就动用了全公社的劳动力，开辟了一条三里路长的河道，沟通了山脚同外界的运输。一个小型采石厂建立起来了，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年收入二百万以上的工厂。那开辟的三里路河道，不仅仅是沟通了运输，最终还证明它使他同公社领导人之间的心胸也沟通了。他们虽然无权把他解放出来，但是他们却有权表示出对他有所谅解的态度。他愉快地回忆起自己如何参与了那个开发的计划，以及怎样教会那些刚刚丢掉锄头柄的新工人科学地使用炸药。他也就看到了那个古老的山头怎样第一次开花。
现在，这老山上的石头已经被当地人方便而廉价地广泛运用，并且还供应了邻近两个城市的用材。平原上星罗棋布的村庄，越来越多地建造起一幢幢下半截用石头砌成的、坚实的新房子，被绿色的树丛衬映得更加鲜黄醒目。在这个小小的汽车站上，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搬来了一块平整得可以当凳子坐的黄石。有无数个旅客曾坐在它上面等待过出发，从来不曾有谁感觉到自己的裤子受到过黄石的磨损；但黄石的粗糙的表面确实已经被这些旅客的裤子磨擦得平滑了。持久的生活以这样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一切，李稼夫显然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他脸上添加的皱纹并不是树木的单纯的年轮，新增的白发更不是为了显示他的苍老，风霜和劳动给了他智慧，也给了他力量，这里的人民终于教会了他，使他懂得并且坚定地相信，他这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人民有用处。往后他不会害怕什么了，尽管到现在为止，他仍旧设有学会保卫自己的那一套“本领”，但勇敢的人根本就无需那一套。今后的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他再被抛出来，他也能够马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他坐下的这一块黄石，它诚然是孤零零地放置在这个小小的汽车站上，但是它每天让旅客得到休息，每天都感觉到坐在它上面的人的心跳和呼吸，它终于也看尽了人世的悲欢离合，洞悉了过往的一切。它是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紧靠着人民而感到满意的。
人的尊严为什么要受到那么残酷的侮辱？假使事前想到可能遭受的侮辱尽管比后来实际碰到的还轻十倍，也会觉得无法忍受。但是，李稼夫实际受到的侮辱比他事前能够想象到的要恶毒百倍。为什么倒又能够对付过来？这是因为他遭受的一切太野蛮了，太兽性了，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不是社会主义的行为了，不是毛主席、不是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在制裁他了。摧残他的不过是一批野兽、一批法西斯恶棍、一批穷凶极恶的封建恶霸。因此他再也不肯轻率地自杀，他要活着，愤怒地去消灭他们呢。他永远记得一九六七年秋天的那个晴朗的早晨，他胸口挂着用铁丝吊在颈上的一块二十七斤重的牌牌，站在市场上示众的时候，来来往往有许多人停下来看着他；可是只要他也抬起头来望望他们，他们就都低下头去匆匆走开，连眼光都不敢同他相碰。他马上就知道他们不是来嘲笑他的，他们是在同情他，甚至因为看到这种情形而羞耻，为了无法制止这种暴行而惭愧。他们是完全站在他一边的。他意想不到自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第一次这样深刻地理解了人民。他也就是依靠了这个认识，度过了当时精神的危机。
人生竟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他被拖到社会上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被踩脱了一只鞋子，他不曾有抬回的自由，只好赤着一只脚走去。会前他被单独临时禁闭在靠近会场的一间小屋里。他紧张地等待着即将施加到他身上的狂暴。这时候他发现外面有人透过玻璃窗在窥视他。他立刻敏感到这是把他当作笼子里的困兽在欣赏；他忍受不住这种动物园的游戏，猛地。站到了窗口。他看到那个人的脸刷地涨得通红，羞涩而痛苦地低垂着眼睛，惶遽地闪走了，而窗台上却放着他被踩落的那只鞋。这件事给李稼夫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因为他看到了那个人的脸上流露出来的感情比他自己还要难受。他同他素不相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他长得同大多数人一样的身材，一样的脸型，穿着大多数人一样的衣服，毫无特色。但是他却在李稼夫的脑海里占据了那么特殊的地位，十年来无数次清晰地而且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再看到这个人，但是李稼夫总觉得这个人在每一个群众场合里面，似乎一直伴随着他，而使他终身难忘。
山头那边的远空里缓慢地飘过来一缕轻纱似的白云，它无声无息，高高在上；但宽阔的天空却似乎只有作为它的背景才能证明自己确实存在。李稼夫不禁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他想到自己过去的研究工作正像这一缕白云，它和人民不发生任何直接联系，以至于许多人不知道他搞的是什么名堂。太专门了，太尖端了。然而也只有同他相类似的那些专门的、尖端的科学研究，才能够最终地对人民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实也首先体现在这个方面，它保证了在比较穷困、比较落后的现实条件下进行最先进的科学研究，从而保证了它的前景会变成现实。它就是作为这样的“白云”的背景而存在，一旦“白云”没有了，人们也就失去了对它的实感。认识到这一点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阵劲风吹散了迷雾，走破了脚底才发现自己仍站在原地，不得不忍着苦楚，咬紧牙关向前追赶。这一切该是多么令人遗憾呀！
白云渐渐地飘过来，自然地散成一条条越来越细的云丝，最后在天空中消失了。李稼夫确实还感觉到它的存在，就像他自己在那个研究工作中消失而仍旧确实存在一样。假如不消失，它也许会发展起来下一场好雨，润湿干燥的土地，旺发遍野的翠绿。但是它的消失终于还是作为物质存在，它的水分至少也增加了空气的一点湿度，空气也总会到达温度的饱和点下起雨来的。十年来，李稼夫虽然一点也没有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但总也像消失了的白云一样，给这里的空气留下了一点湿度。人民在生活中对现代知识的需要迫切到了如此程度，使李稼夫使用他的一般常识就能够替他们做很多事情。他无法想象仅仅是一点最普通的技艺，竟拆除了他这个 “劳改”的“反动权威”和当地人民之间的那堵厚墙。他曾经为了使长期生病的爱人（她已经长眠了）治疗方便，学会了打针（注射），而他到这里来了之后，却发现人们一旦生病需要打针时，必须跑五里路赶到公社医院。于是他就非常轻易地得到了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机会；一直到几年以后，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出现为止。人们也就一下子认识到他是一个善良的、有用的人了。原来像站在高处用怀疑的眼光把他当怪物透视的群众，就忽然变得亲近了。一个老妈妈爱护地强迫他必须戴了凉帽下田，说他的皮肤太嫩，当心被太阳晒得额角头上起泡。小伙子们也热情地把着他的手教他劳动，似乎都要尽快地让他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花了不多的时间就学会了生活和劳动。他的知识马上促使他开始改进这种生活和劳动。他利用煤油灯罩的形式，改进了煤球炉膛，达到了使煤近乎完全燃烧的程度；他发现了刈麦的速度决定于劳动者如何以自己为轴心，拉大扇形面积；他总结了提高莳秧的速度在于尽可能地缩短两手之间和手与泥面之间的距离的经验……一切细微的但是显然经过精心思考的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获得了大家由衷的赞扬。接着而来就出现了一个反复多次的奇特的情况，一家家社员分别地、默默地但是十分执拗地把他拉回家去，关起门来陪着他吃一点专门为他准备的饮食。他们秘密地做着这一件事情，似乎有所顾忌，但又坚决要这样去做。李稼夫很快就明白了，这就是人民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在对他表达感情，表达他们对迫害他的人的抗议。这种抗议的形式又表明人民也是被迫害者，而他则毫无疑义被他们看成自己人了。他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人民实在是太好了。他深深谴责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谴责自己的工作至少做得太少、大不好了。特别是他自认为还不曾有足够的行动，证明自己可以得到他们的信任，而信任已经给予了他；他就更加相信他们的正直。正是这种正直使他们非常实际和非常聪明，所以也就有非凡的判断能力。从那时候起，他就对他们不再有任何保留，愿意让自己成为一面纸鸯，而把线的一端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来处理自己的位置。并且认为只有这样，他的位置才能适当而且得到固定。从这一点来说，他倒是希望自己是一朵已经消散的白云，毫无影踪地融合在他们中间。
十年的往事像汹涌的波涛，一霎时扑满他的胸膛，思绪像一条条涧水，清晰地淌流出来。他带着人民的恩情走上新的征途，心底里会永远蕴蓄着故地的怀念。一双双布满老茧的大手伸出来向他道别，叮嘱一句山重海厚的话：“今后若再有三长两短，你就到这里来！”
啊，我的亲人啊！……
公路远处飞扬起一阵灰沙，一辆客车疾驰而来，这已经是今天的末班车了。他一定能够乘上去。这时候他腾地升起一股怒火：十年了，按照原来的计划，已经会有几十个、成百个新人可以站上他的位置，可以把他的工作推到一个新的境地。可是，时代的列车纵然隆隆地开着，却骇人地只见一个个老的旅客下车，稀疏地缺少新上的乘客，他那个位置始终还是空着，有谁能容忍这滔天大罪！
汽车停下来，打开门让李稼夫拎着行李登了上去，于是又关门开动了。这时他忽然觉得掉了东西，伸出头来瞧了瞧车站，他不禁笑了，原来他有意要把那块石头带走……
李顺大造屋
一
老一辈的种田人总说，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说来似乎容易，做到就很不简单了。试想，三年中连饭都舍不得吃，别的开支还能不紧缩到极点吗？何况多半还是句空话！如果本来就吃不起饭，那还有什么好节省的呢！
李顺大家从前就是这种样子。所以，在解放前，他并没有做过买牛的梦。可是，土地改革以后，却立了志愿，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
造三间屋，究竟要吃几个“三年粥”呢？他不晓得，反正和解放前是不同了，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确有得积余，因此他就有足够的信心。
那时候，李顺大二十八岁，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材，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一家四口（自己、妻子、妹妹、儿子）倒有三个劳动力，分到六亩八分好田。他觉得浑身的劲倒比天还大，一铁耙把地球锄一个对穿洞也容易，何愁造不成三间屋！他那镇定而并不机灵的眼睛，刺虎鱼般压在厚嘴唇上的端正阔大的鼻子，都显示出坚强的决心；这决心是牛也拉不动的了。
别说牛，就是火车也拉不动。李顺大的爹、娘，还有一个周岁的弟弟，都是死在没有房子上的。他们本来是船户，在江南的河浜里打鱼，到处漂泊，自己也不知道祖籍在哪里。到李顺大爹手里，这只木船已经很破旧了；钉头锈出漏洞，芦棚开了天窗，经不起风浪，打不得鱼虾了。一家人改了行，有的拾荒，有的用糖换破烂，有的扒螺蛳，挣一口粥吃。一九四二年，李顺大十九岁，寒冬腊月，破船停在陈家村边河浜里。那一天，云黑风紧，李顺大带了十四岁的妹妹顺珍上岸，一个换破烂，一个拾荒。走出去十多里路。傍晚回来时，风停云灰，漫天大雪，顷刻迷路。幸亏碰着一座破庙，兄妹俩躲过一夜。天亮后赶回陈家村，破船已被大雪压沉在河浜里，爹娘和小弟冻死在一家农户大门口。原来大雪把船压沉前，他们就上岸叩门呼救，先后敲过十几家大门。怎奈兵荒马乱，盗贼如毛，他们在外面喊救命，人们还以为是强盗上了村，谁也不敢开门，结果他们活活冻死在雪地里。天没有眼睛，地没有良心，穷人受的灾，想也想不到，说也说不尽……没有房子，唉！
李顺大兄妹俩哭昏在爹娘身边，陈家村上的穷苦人无不伤心。他们把那条沉船拖上岸来，拆了一半做棺材埋葬了死人；剩下的半条，翻身底朝天，在坟边搭成一个小窝棚，让李顺大安家落户。
抗战结束，内战开始，国民党抽壮丁，谁也不肯去。保长收了壮丁捐，看中李顺大是六亲无靠的异乡人，出三石米强迫他卖了自己去当兵。他看看窝棚，窝棚上没有门，怕自己走了，妹妹被人糟蹋，就用卖身钱造了四步草屋，才揩干眼泪去扛那“七斤半”。
他怎么肯替国民党卖命！隔了三个月，一上前线就开小差达了回来。到了明年，保长又把他买了去。前前后后，他一共把自己卖了三次。第一次的卖身钱，付了草屋的地皮钱；第三次的卖身钱，付了爹娘的坟地钱。咳，如果再把自己卖三次，钱也都会给别人搞去的。
然而还亏得有了四步草屋，总算找着了老婆。他出去当兵时，妹妹找来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讨饭姑娘同住做伴，后来就成了他的妻。一年后生了个胖小子，哪一点都不比别人的孩子差。
土改分到了田，却没有分到屋。陈家村上只有一户地主，房子造在城里，没法搬到乡下来分。李顺大只有自己想办法了。他粗粗一码算，兄妹两人两个房（妹妹以后出嫁了就让儿子住），起坐、灶头各半间，养猪、养羊、堆柴也要一间，看来一家人家，至少至少要三间屋。
这就是李顺大翻身以后立下的奋斗目标。
二
一个翻身的穷苦人，把造三间屋当做奋斗目标，也许眼光太短浅，志向太渺小了。但李顺大却认为，他是靠了共产党，靠了人民政府。才有这个雄心壮志，才有可能使雄心壮志变成现实。所以，他是真心诚意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一直到现在，他的行动始终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主要也是造房子。不过，他以为，一间楼房不及二间平房合用，他宁可不要楼上要楼下。他自己也只想造平房，但又不知道造平房算不算社会主义。至于电灯，他是赞成要的。电话就用不着，他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要电话做什么？给小孩子弄坏了，修起来要花钱，岂不是败家当东西吗。这些想法他都公开说出来，倒也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是。
陈家村上的种田汉，不但没有轻视他的奋斗目标，反而认为他的目标过高了。有人用了当地一句老话开头，说：“‘十亩三间，天下难拣’，在我们这里要造三间屋，谈何容易！”有的说：“真要造得成，你也得吃半辈子苦。”有的说：“解放后的世界，要容易些，怕也少不了十年积聚。”
这些话是很实在的。当时沪宁线两侧，以奔牛为界，民房的格局，截然不同：奔牛以西，八成是土墙草屋；奔牛以东，十有八九是青砖瓦房。陈家村在奔牛以东百多里，全村除了李顺大，没有一家是草屋。李顺大穷虽穷，在这种环境里，倒也看惯了好房子。唉，这个老实人，还真有点好高骛远，竟想造三间砖房，谈何容易啊！
在众多的议论面前，李顺大总是笑笑说：“总不比愚公移山难。”他说话的时候，厚嘴唇牵动着笨重的大鼻子，显得很吃力。因此，那说出的简单的话，给人的印象，倒是很有分量的。
从此，李顺大一家，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它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拚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他们每天的劳动所得是非常微小的，但他们完全懂得任何庞大都是无数微小的积累，表现出惊人的乐天而持续的勤俭精神。有时候，李顺大全家一天的劳动甚至不敷当天正常生活的开支，他们就决心再饿一点，每人每餐少吃半碗粥，把省下来的六碗看成了盈余。甚至还有这样的时候，例如连天大雨或大雪，无法劳动，完全“失业”了，他们就躺在床上不起来，一天三顿合并成两顿吃，把节约下来的一顿纳入当天的收入。烧菜粥放进几颗黄豆，就不再放油了，因为油本来是从黄豆里榨出来的；烧螺蛳放一勺饭汤，就不用酒了，因为酒也无非是米做的……长年养鸡不吃蛋；清明买一斤肉上坟祭了父母，要留到端阳脚下开秧元[注]才吃。
只要一有空闲，李顺大就操起祖业，挑起糖担在街坊、村头游转，把破布、报纸、旧棉絮、破鞋子等废品换回来，分门别类清理后卖给收购站，有时能得到很好的利润。废品中还往往有可以补了穿的衣裤、雨鞋等物，就拣出来补了穿一阵，到无法再补的时候仍纳入废品中，这样也省了不少生活费用。那换废品的糖，是买了饴糖回来自己加工的，成本很便宜。可是李顺大的独生儿子小康，长到七岁还不知道那就是糖，不知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八岁的时候，被村上小伙伴怂恿着回去尝了一块，就被娘当贼提出来，打他的屁股，让他痛得杀猪似地叫，被娘逼着发誓从此洗心革面。娘还口口声声说他长大了要做败家精，说他会把父母想造的三间屋吃光的，说将来讨不着老婆体要怪爹娘！
最可敬佩的事情，是发生在李顺大的妹妹顺珍身上。一九五一年分进土地时，她已经二十三岁了。当时政府还没有号召晚婚，按照习惯，正到了结婚的妙龄。她不但肯苦能干，温顺老实，而且一副相貌，也长得出奇的漂亮。细细看去，似乎和她哥哥一模一样，只是鼻子小了一点。嘴唇薄了一点；就在这两个“一点”上，造化却又显露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把高挑个儿、鹅蛋脸型的李顺珍衬出了一派清秀俏丽之气。当时，附近村上一些小伙子央人登门求婚的，也不是三个两个。可是。不管对方条件怎样，人品如何，顺珍姑娘只是说自己年纪还轻，一概回绝。她是哥哥抚养长大的，她决心要报答哥哥的恩情。她知道离开她的帮助，哥哥的奋斗目标就很难实现；如果她出嫁，哥哥不但少了一个坚强可靠的助手，而且还得把她名下分到的一亩七分田让她带走。这样一来，她哥哥的经济基础和劳动能力都会大大削弱，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造出三间屋。因此，她甘愿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 称得上是青春中的青春，留给她哥哥的事业。
一直到了一九五七年底、李顺大已经买回了三间青砖瓦屋的全部建筑材料，李顺珍才算了却心事，以二十九岁的大姑娘嫁给邻村一个三十岁的老新郎。新郎因为要负担两个老人和一个残废妹妹的生活，穷得家徒四壁，鹑衣百结，才独身至今。所以，迎接李顺珍的，仍然是艰苦的生活。因为她已苦惯了，所以并不在乎。
三
办过妹妹的婚事，就跨进了一九五八年。李顺大这时候还缺少什么呢？还缺些瓦木匠的工钱和买小菜的费用，再有一年，问题就可完全解决了。而且公社化以后，对李顺大很为有利。土地都归公了，他可以随意选择一块最合适的地基造屋。这不是太理想了吗。
可是，李顺大终究不是革命家，他不过是一个跟跟派。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能坚决做到，而且品全落实，随便哪个党员讲一句，对他都是命令。有一夜李顺大一觉醒来，忽然听说天下已经大同，再不分你的我的了。解放八年来，群众手里确实是有点东西了。例如李顺大不是就有三间屋的建筑材料吗？那么，何妨把大家的东西都归拢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呢？我们的建设完全是为了大家，大家自必全力支援这个建设。任何个人的打算都没有必要，将来大家的生活都会一样美满。那点少得可怜的私有财产算得了什么，把它投入伟大的事业才是光荣的行为。不要有什么顾虑，统统归公使用，这是大家大事[注]，谁也不欺。
这种理论，毫无疑问出自公心。李顺大看看想想，顿觉七窍齐开，一身轻快。虽然自己的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自己的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最后，剩下的瓦片也上了集体猪舍的屋顶，他也曾肉痛得籁籁流泪。但想到将来的幸福又感到异常的快慰。近来的经验也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他认为楼房比平房更优越了。因为粮食存放在楼上不会霉烂，人住在楼上不会患湿疹。看来以后还是住分配到的楼房好，何必自讨苦吃，像蜗牛那样老是把房子作为自己的负担呢。所以，他的思想就彻底解放了，不管集体要什么，他都乐意拿出来。如果需要他的破床，他也会毫不吝惜；因为他和他的老婆，都不是困在床上长大的。他的老婆，那个原先的讨饭姑娘，说真的倒比他多了一个心眼。但十二级台风早把大家刮得身不由己了，她一个女人家又有什么用！多一个心眼无非多一层愁。不过究竟也藏下一只铁锅，没有送进炼铁炉里熔化，所以集体食堂散了以后，不曾要去登记排队买锅子。
后来是没有本钱再玩下去了，才回过头来重新搞社会主义。自家人拆烂污，说多了也没意思。不过在战场尚未打扫之前，李顺大确实常常跑去凭吊，看着那倒坍了的炼铁炉和丢弃在荒滩上的推土车，睁着泪眼，迎风唏嘘。他想起了六年的心血和汗水，想起了饿着肚皮省下来的粮食，想起了从儿子手里夺下来的糖块，想起了被耽误了的妹妹的青春……
四
政府的退赔政策，毫无疑问是大得人心的。但是，把李顺大的建筑材料拿去用光的不是国家，而是集体。这个集体，当然也要执行退赔政策。可是集体也弄得穷透了，要赔材料没材料，要赔钞票也困难，当干部的只好尽一切力量去做思想工作，提高李顺大这类人的政治觉悟，要求他们作出自我牺牲，以最低的价格落实退赔政策。
李顺大的损失是很不小的，但政治觉悟是确实提高了。因为在这以前，从不曾有人对他进行过像这样认真细致的思想教育。区委书记刘清同志，一个作风正派、威信很高的领导人，特地跑来探望他，同他促膝谈心；说明他的东西，并不是哪个贪污掉的，也不是谁同他有仇故意搞光的。党和政府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纯粹是为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让大家早点过幸福生活。为了这个目的，国家和集体投入的财物比他李顺大投入的大了不知多少倍，因此，受到的损失也无法估计。现在，党和政府不管本身损失多大，还是决定对私人的损失进行退赔。除t共产党，谁会这样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只有共产党，才对我们农民这样关心。希望他理解党的困难，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分担一些损失；经过这几年，党和政府也有了经验教训，以后发展起来就快了。只要国家和集体的经济一好转，个人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你要造那三间屋，现在看起来困难重重，其实将来是容易煞的。不要失望。最后，刘清同志又帮助他和供销社联系，要供销社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尽量供应给糖，使他能够换破烂，多挣一点钱。
李顺大的感情是容易激动的，得到刘清同志的教导和具体的帮助，他的眼泪，早就扑落扑落流了出来，二话没说，呜咽着满口答应了。
另有两万片瓦，由生产队拿去盖了七间五步头猪舍，现在还完整地铺在屋面上，应该是可以原物归还的。但是，如果拆下来，一时买不到新瓦换上去，猪就得养在露天；瓦又是易碎物品，拆拆卸卸，损坏也不会少，还是不拆为宜。后经双方协商同意，互相照顾困难，决定不拆，而由生产队腾出两间猪舍来，借给李顺大暂住；等将来李顺大造新屋时，队里还瓦，他也让出猪舍。那猪舍也比李顺大住的草屋强，两间共有十步，够宽敞了；屋脊也有一丈一尺高，就是后步比人矮，但房主人也没有必要挺起胸膛在屋里逞威风，无妨大局。况且李顺大是从小钻惯船棚的，他自然不嫌。
退赔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尽管李顺大衷心接受干部们的开导，但是，他从这一件事里也吸取了特殊的教训。在这以前，他想到的是旧社会的通货膨胀，钞票存放在手里是靠不住的；所以，一有余钱，就买了东西存放起来。现在有了新的体验，觉得在新社会里，存放货物是靠不住的，还是把钞票藏在枕头底下保险。老实说，从这种主张里，嗅觉特别敏锐的“左”派是闻得出“反党”味道来的。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靠了“六十条”，靠了刘清同志特别照顾的饴糖，李顺大又积聚了差不多能造三间屋的钞票。但是他什么也没有买，他打定主张：要么不买，要买就一下子把材料买齐，马上造成屋，免得夜长梦多，再吃从前的亏。
这个李顺大，真和许多农民一样，具有这种向后看的小聪明。因此，当他认为有把握不再吃老亏的时候，转眼又跌倒在前边路上了。说真话，扶着这种人前进，手也真酸。
那时候，物资丰富，什么都敞开供应，他偏不买。过了几年，物资样样紧张起来，没有点“三分三”的人什么都买不到了，他倒又想一下子样样都买全，岂不又做了阿木林！其实怪他也冤枉，谁又是诸葛亮呢？
五
在通常情况下，李顺大觉得自己做一个跟跟派，也还胜任，真心实意，感情上毫不勉强。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就跟不上了。要想跟也不知道去跟谁，东南西北都有人在喊：“唯我正确！”究竟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真谁假，谁红谁黑，他头脑里轰轰响，乱了套，只得蹲下来，赖着不跟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话口气挺大，其实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太天真了。你总不能光看人家在台上唱什么，还得看看在台底下干的什么吧！“好恶之心，人皆有之”，这倒也还有理，李顺大就是有一点不高兴。这不高兴和他想造房子有密切关系。他看到那汹汹的气势，和一九五八年的更不相同，一九五八年不过是弄坏点东西罢了，这一次倒是要弄坏点人了。动不动就性命交关。这房子目前是造不成的了，谁知道明天会怎样呢！他为此真有点厌恶。转而又庆幸自己住到村中心的猪舍里来了，如果还孤零零地呆在河边的草屋里、他枕头底下的造屋钱只怕还要遭到盗劫呢。
李顺大想得太落后了，在文明的时代里，文明的人是无需使用那野蛮手段的。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在光天化日之下，腰里插着手枪，肩上挂着红宝书，由生产队长陪同，到李顺大家作客来了。原来他是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很讲义气，知道李顺大要造房子买不到砖，特地跑来帮助解决困难。他大骂了一通走资派刘清不替贫下中农谋利益，现在则轮到他来当救世主了，只要李顺大拿出二百一十七元钱来，他负责代买一万块砖头，下个月就可以提货。这话说得过分漂亮，原是值得怀疑的。但李顺大却认为，彼此都住同一大队，虽然没有交情，也三天两头见面，从前也不曾听说过这人有什么劣迹，现在出来革命，总也想做点好事，不见得一上马就骗人。况且又是生产队长同来的，还有枪有红宝书，真是讲交情有交情，讲信仰有信仰，讲威势有威势。李顺大虽然当过三次逃兵，还没有经过这种软硬兼施的场面，心一吓，面一软，双手颤颤数出了二百一十七。
到了下个月，大概本来是可以提货的，想不到李顺大交了厄运，被公社的专政机关请去了，要他交代几件事：一，你是哪里人？老家最什么成分？二，你当过三次反动兵，快把枪交出来；二、交代反动言行（例如他说过“楼房不及平房适用，电话坏了修不起”的话，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后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那是人人皆知的。他自己出来后也没有多言。不过有两点颇有性格，第一是他吃不消喊救命的时候，是砖瓦厂的文革主任解了他的围。作为报答，事后私下商定从此不再提起那二百一十七。第二是关押他的那间房子造得相当牢固，他平生第一次详细地在那里研究了建筑学，对自己将来要造的屋，有了非常清楚的轮廓。
等到放出来，他扶着儿子（已经十九岁了）的肩胛拐回家。流着眼泪的老婆、妹妹问他为了什么事，吃了什么苦？他嘶哑着喉咙说了两个莫名其妙的短语：“他们恶啊！我的屋啊！”
之后有一年多时间不能劳动，腰里不好受，碰到阴天和交节气，浑身骨头痛。他有点奇怪，虽然这顿生活从前不曾挨过，但毕竟从小就苦苦拉拉、跌跌掼损过来的，怎么现在这样娇嫩了？莫非也变“修”了吗？他有点吃惊，觉得自己变牛变马都可以，但是不能变“修”。“修”是什么东西呢？是一只黑锅，是一只不能烧饭、只能驼在背上的装饰品，是一个没有生命因而不会死亡、能够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儿子今年十九岁了，如果背上这只锅，到哪里去讨媳妇呢？而房子又没有造，一点条件也没有。
李顺大想到这一点，心中恐慌又迷信。他从小听过不少老故事，其中就有说到人会变成多种东西的。讲的人总这样说：“一夜过来，他变成了××。”而且在变化之前，也总有异样的感觉，比如浑身骨头痛，热皮暴躁等等。所以，李顺大一碰到身子难受，就怕黑夜，怕自己睡着了。他总是睁大眼睛，以防在昏睡中不知不觉变成一只黑锅。他的警惕性一直很高，所以至今还不曾变过去。
在那些不敢睡着的夜里，李顺大为了打发掉肉体上的痛苦，也想过一点使人开心的文娱生活。他没有收音机，想读书又不认几个字，而且也浪费火油；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去回忆从小听过的故事、看过的戏文和老一辈教给孩儿们的俚歌。后来身体好一些，他挑起糖担出去换废品，嘴里常常不三不四唱着一个小曲儿，招惹孩子们。据他说这就是他在那些夜晚回忆出来的。从这些就可以看出他当时究竟想的是什么。他唱道：
希奇希奇真希奇，
老公公困在摇篮里；
希奇希奇真希奇，
八仙台装在袋袋里；
希奇希奇真希奇，
老鼠咬破猫肚皮，
希奇希奇真希奇，
狮子常受跳蚤气；
希奇希奇真希奇，
狗派黄鼠狼去看鸡；
希奇希奇真希奇，
天鹅肉进了蛤蟆嘴；
希奇希奇真希奇，
大船翻在阴沟里；
希奇希奇真希奇，
长人做了短人梯。
哎呀呀，瘌痢头戴西瓜皮，
蚌壳兜里一泡尿，
皮球肚里装个屁，
穿袍的邪神一胎泥。
希奇呀，希奇呀，真希奇，
火赤链[注]过冬钻在菩萨肚皮里，
闻着香火装神气。
这确是一只公认的装满一兜肚“希奇”的儿歌，而且老掉了牙。不过，各人兜肚里的货色是不同的，总要把自认为希奇的东西装进去。但如果追查起来，李顺大决不承认自己加进了什么。他又不是作家，不会有黑字落在白纸上，是不怕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里的。他虽然笨，究竟也经过锻炼了，晓得当时那一班人——造反的当权派和当权的造反派，如果要触你的霉头，倒不在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要达到一个这样那样的目的，例如他的二百一十七。
有一天，他在邻村换糖唱歌，偶然碰到了在那里劳改的走资派——老区委书记刘清，悲喜交集，久久不忍离开。最后刘清央求他再唱一遍希奇歌，他毫不犹豫地唱起来，那悲惨、沉重、愤怒的声音使空气也颤抖，两个人都流下了眼泪。
六
一年病拖下来，李顺大有点心灰意懒了。他常常想自己还能活几年？何必要再操心造屋！愚公立下移山志，也是靠后代去完成的，为啥一定要亲手造成功！再说也算积有一笔钱，也有点汗马功劳，不算坍台了。可是凡胎未脱，尘心难破，儿子已经二十出头了，房子造不出，媳妇就找不着，猪舍做新房，谁肯来住！要像自己那样拾个要饭姑娘做妻子，现在也没有这种好机会了。那可不行，没有媳妇哪有孙子？没有孙子哪有重孙？将来建成共产主义过幸福生活，焉能独缺他李顺大的后代？看来房子还是非造不可，而且要抓紧时间，就算这样，儿子恐怕也得拖到政府规定的晚婚年龄以后才有婚结了。
经过动摇之后又坚定下来，立即开始行动。他挑起拾破烂的箩筐，悠悠地从这个市镇晃荡到那个市镇，县城里大小街巷也几乎跑遍，却从不见有建筑材料出售，询问有关商店，才知道买一块砖也得有本地三级证明，更无空口说白话的余地。他晓得再瞎跑也没有用，只有向当地生产队、大队、公社申请了。幸亏自己是带了箩筐出来的，虽不曾买到造屋材料，拾到的破烂倒也卖得十几元钱，不算白误了工。
接着自然是找生产队、大队干部打证明，人家听了笑笑说：“打证明有什么用，民用建筑材料，有时稍会有一点，有时简直就没有。给了证明，你也买不到。”李顺大不肯信，以为是干部筑坝。又不敢反驳，怕弄僵。就耐着性子赖着不走，搞变相静坐示威。谁知人家倒并不放在心上，到吃晚饭时发现他没有走，就说：“走吧，锁门了。”他也只得回去。到了明天，又去坐。如此三天，干部不耐烦了，说： “好话你不听，瞎缠。你以为有用，就打个证明给你！”果然打了。他高高兴兴上供销社。营业员看了证明，也和大队干部一样笑笑，说：“没办法，无货供应。”
“几时有呢？”
“不晓得。”营业员说，“有空你就常来问问。”
从此李顺大就如学生上学校，七天里去问六次；半年下来，还是不曾买到一块砖。那营业员是个好心人，暗地里叹息李顺大太笨，却也被他的精神感动了。终于有一天、悄悄告诉他说：“你还是省点工夫吧，不要来跑了。这几年革命革得厉害，地皮都快革光了，难得有点东西来，干部都照顾不周全，哪会轮到你。真要有你的份，也都是经过千拣万拣拣剩的落脚货，价钱倒和拣走的好货一样大，你也不划算。我劝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李顺大得了这个忠告，十分失望，又非常感激。因此由不得要请教：“另想别的什么法？”
营业员沉吟半晌，说：“可有至亲好友当干部的？”
“没有。”李顺大沉重而吃力地说，“只有一个种田的妹婿，没有第二个亲戚。”
“那就没有路了。”营业员惋惜道，“现在是‘圆圆头’不及‘点点头’[注]，你没有亲友可靠，除了买黑市，还有什么办法。”
李顺大信以为真，从此想办法买黑市材料。哪晓得营业员倒也并无这方面的经验，不懂得黑市交易的复杂，一万块砖头，市价二百一十七元，黑市要卖到四百元左右，而且必须先付钱，过上一年半载才能提货，往往还会碰到骗子手。李顺大已经上过一次当了，钞票当然是不肯轻易出手的。所以，跑了千里路，说了万句话，过了三年也不曾买成。倒还是那个营业员肯帮忙，替他买了一吨官价石灰。那石灰原是分配到蚕室里用的，只为近年来一个劲儿旱改水，许多桑田改行水稻了，剩下几颗癞痢毛桑树，还能养几条蚕！也就用不了那么多石灰；倒给营业员钻了空子，李顺大拾着了便宜。为此他想买包好烟请营业员的客，却又买不到。偶然碰见砖瓦厂的原“文革”主任（已当上厂革委会主任了），想起他从来是吸好烟的，他亏待过自己，现在请他买包烟总肯吧。就老着脸皮上去拉交情。主任倒也爽快，拿了他五角钱，从袋里掏出一包还没有开封的“大前门”。但是，在递给他之前，竟自作主张拆开来拿一支抽了，并且说：“我就这一包，要不是你，我谁也不给。”
李顺大拿了十九支去送给营业员，营业员坚决不收，拗不过面子，才抽了一支。其余十八支，硬是让顺大带回去了。
李顺大回家路上，想到自己今天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欠妥事情，他竟请了自己的恩人和仇人各一支烟。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真的发怒了，骂他的儿子没出息，二十五岁了，还吃荫下饭[注]，害他老子在外面受罪。
七
闹腾了许多年，李顺大房子没造成，造房的名气倒很大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仅感动了营业员，而且还感动了上帝。这上帝不是别人，就是他未来的媳妇，名叫新来。新来姑娘住在邻村，早就同李顺大吃荫下饭的儿子小康有串联活动。她倒不在乎房子造了没有，反正看中了人，过了门造屋也行。可是她爹筑坝，怎么说也不肯把女儿嫁到猪舍里去。他以自己的模范事例教导女儿，因为他尽管穷，也想法造了两间屋，才讨了第一房媳妇。他骂李顺大是孱头，是阿木林，不会做事情。可是，想不到老天爷爱开玩笑，喜欢打说满话人的嘴巴。事隔一年，公社里一班打倒了走资派的当权派，为了要把山河重安排，看着一条河像老家伙似的弯着背，很不舒服。硬是动用了几千民工，花了几万个劳动日开出一条笔直的样板河，足以使火星上的高等动物看了，称赞地球人的伟大。新来姑娘家那两间新屋，偏偏就在样板河的河床上（当然也不止两间），只好拆了搬走。公社补贴搬屋费每间一百五十元，拆拆造造，又借了三百元添进去，才勉强重新搭起一间半来。新来爹瘦了两个膘，头发白了七八成。而且还要老来做小，听新来姑娘的教育。新来建议他应该向李顺大伯伯学习，人家就是精明，不盲动，钞票放在枕头边，一个也不少。要造房子，也该看准了形势动手呀！他说不响嘴，只得服输，任凭女儿婚姻自主。
李顺大不但有了儿媳妇，而且也知道儿媳妇在理论上对他的实践作了充分肯定，非常的高兴。因此，在儿子结婚那天晚上，喝了几杯酒，灵机一动，对着亲家公说了两句神来之话，他说：“现在是地牌吃天牌，烂污二封王，你的房子造得太急了。天天闹地震，大家宁愿住牛棚，还要房子做什么。我一万块砖头给窑鬼吃在肚里，也比你省心。”……他还想说下去，幸亏老婆警惕性高，为了挽救他，当着新亲的面，开口就训他：“灌了点酒就像吃了尿，说话没有关拦，骨头痛的日子忘记了！” 这才转话收场，皆大欢喜。
从那时开始，李顺大不再白花心计去买东买西，他挑着糖担，东转一天，西转一天，替国家收废品，赚一点生活费。可是，事情也怪，造房子的人家，还真多着呢。他看了不禁眼馋，往往就要打听打听，这幢那幢是谁家造的，哪里买的材料。得到的答复也真千种百样，细细说来，每一幢屋都能写一本书，但也不惹人看，无非是“大官送上门，小官开后门，老百姓求别人”而已。那些吃尽苦头的人，反而羡慕起李顺大来，说还是他乖巧，不曾钻进这苦胆里头去，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有个熟人竟不忌讳，忿然对他说：“我这一块砖、一片瓦，没一样不是黑市货，造两间屋，用了四间的钱。上梁那天，靠造反起家的大队书记来吃了我一顿，还说我这房子，没有‘文化大革命’，哪能造得出。×他娘，我这房子又不是他那官衔，是用拳头打得来的吗！”
到此为止，李顺大对于建筑学的知识，本来已经登峰造极，叹为观止了。想不到天地渊博，造化无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如长江浊流，滚滚而来，竟无法忍心不看。那鸡零狗碎的事，恕不细说，但值得大书特书的奇迹，放过未免可惜。例如有一个大队，要把全部民房拆了，合并到一个地方去，造一列式的楼房，名日 “新农村”。民房拆下的材料，折价归公，谁要住新房，重新出钱买。李顺大听了，大为振奋，认为“楼上楼下”果然要实现了。耐不住挑着糖担，飞奔去自费参观。
那个地方，李顺大从前也常走过，此番看去，果然大不一样，村村巷巷，都有人家在拆屋，拆了把材料运到公路边头一块大田里，那里正在造第一排楼房。那些拆屋的人家，议论非常热烈，甚至到了激烈的程度，都说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像这样的事情，从未有过；因此有人流出眼泪来，大概过于兴奋了。有些屋上卸下来的瓦，还沾着窑里的煤灰，分明盖了上去还没有经过雨淋，倒又翻身了。看了这些，李顺大觉得自己二十几年来空喊造屋没有造成，倒是平生做的一件最正确的事情；不过想着拆屋主过去的一番心血，也不禁有点眼酸。他慨叹着一路低头走去，忽听有人喊道：“喂，换糖的。”
李顺大抬头一看，见一个老头带着个女孩站在公路旁看造屋。十分面熟，却想不起是谁了。那老头笑道：“怎么，不认识了？”
李顺大恍然大悟，忙道：“原来是你，老书记。还在劳改吗？”他忽然伤心起来。想不到，几年不见，竟老得认不出了。可见老书记的心境不直落。
老书记笑笑说：“劳还在劳，改却未改。你呢，又来搜集希奇歌材料吗？”
“唉唉，老书记，你取笑我。”李顺大难为情地说，“这可是‘楼上楼下’，搞‘新农村’。我到今天才晓得，原来这农村分新旧，就在这房子上。倒不在集体化不集体化。”
老书记轻轻地嘘了口气，说：“唉，有话你就说清楚点吧。”
李顺大笑笑说：“自然，说给你听听没关系。不过也不能知法犯法。从前我说过楼房不如平房适用的话，已经当反动言论批过了，现在看了这种样子，倒还真有点想法。蛮好的屋，有的还是新的，倒又拆了再造，何必呢？有这个力气，不好把田地种种熟吗！这种事情，阳间里人不敢说，阴间里鬼看了也要盯白眼呢。”
听了这“反动”话，老书记不但不驳斥，反而点了点头，严肃地搭腔说：“ ‘何必呢？’你问得对。告诉你吧，有人想把这个当上天梯。你倒也明白，晓得集体化是新农村的根本，可是人家搞起复辟来，公社这个组织形式也是可以利用的。你的眼睛还要睁大些。你看看吧，贫下中农吃了二十多年苦造了点房子，一声拆就得拆，还管群众死活吗。可是公社不仍旧是公社！”
李顺大听了，虽有所悟，也不能完全领会，只得张开嘴巴，睁大眼睛，尊敬地看着这个老人，默默无言。
老人愤怒地哼了一声，也不再说，低头看了看小女孩，指着李顺大说：“叫公公。”
小女孩亲热地叫了一声。李顺大大为感动，连忙敲下一块糖塞在她小手里，称她是最乖最乖的小囡。他今年五十四岁，一个拾破烂的外乡人，还第一次有人叫他公公，这给了他非常有力的鼓舞，竟把别的念头都冲淡了。
从此以后，他同老书记交了朋友。
八
到了一九七七年春节，李顺大带了几块糖去看老书记，才知道老书记重新上了任，又在区里办公了。李顺大喜出望外，把糖给了小固，吃了小因妈烧出来的点心，兴冲冲就往区里跑。他觉得如今有了区委书记做朋友，总弄得着造屋材料了。
老朋友一见面，果然十分亲热。可是一提到材料，老书记沉吟不语，打起嗝顿来，弄得顺大心也一颤，觉得不妙。只听老书记慢腾腾地说：“老弟，你的困难，我都知道。从前你唱希奇歌，我十分赞成。现在你我总不能做希奇事了吧。”
李顺大忙说：“老书记，别人不做，我也不做。现在不是还通行吗，为什么唯独你我不做，岂不太吃亏！”
老书记笑笑说：“十一年混乱，积习难改。现在应该拨乱反正了。否则的话，建设国家的计划，就成了空话，别人做，我们是不能做的。全区干部来说，第一应从我改起，群众来说，先从唱希奇歌的人改起，你说合理不合理？”
听了这番话，李顺大心里糖罐醋瓶，一齐打翻，一方面感到书记要同他一起带头整风，不禁自豪；一方面又想到好不容易交了个大官朋友，竟又不能拉私人关系，不禁怅然。他经过“文化大革命”，也学得很乖了，不愿吃这个亏。想了一下，振振有词道：“老书记，你讲的道理我眼帖，不过，话说在前头，叫我不做希奇事，一定照办。你可也不能动摇，不要以后碰到交情比我深的，面子比我大的，就帮他开后门，让别人笑我同你白交了一场。那我是要造你的反的。”
老书记哈哈大笑，拿过纸笔，迅速把顺大的话写了下来，说：“我念一遍，你听。”他念了，和顺大讲的一字不差，然后说：“你拿去请人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我的办公室里。”
李顺大愕然道：“我不，这不是要你的好看！”
老书记说：“哪里哪里，这才叫帮了我的大忙，我还真怕有大面子的人来开臭口呢！你贴了这个，就不用我作难了。”
李顺大高高兴兴真地照办了。
到了一九七七年冬天，李顺大家忽然忙碌起来。老书记刘清同志，在那位“文革”主任出身的砖瓦厂厂长身上做了点工作，让他把李顺大的一万块砖头退赔了，公社革委会也批准了李顺大的申请，同意供应十八根水泥行条。那位好心的供销社营业员，通知李顺大，现在椽子已经敞开供应了。这一次，李顺大的房屋，会有把握造成了。要运回这么多东西，李顺大一家四口，哪里忙得过来，只得把妹妹、妹婿、儿媳妇的兄弟妯娌都请来帮忙，摇船的摇船，推车的推车，连年老的亲家公也高高兴兴地流了几身汗，大大热闹了一番。
不过，在高兴的时候，也还发生了一点扫兴的事情。运回那一万块砖头，曾经过一些波折。大船停在砖瓦厂，人家不发货，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你的桁条还没有买，砖头拿回去白堆在那儿没有用，再等等吧。”李顺大同他吵了个脸红耳赤，说桁条已经落实了。那个人却比李顺大更懂李顺大，一口咬定他没有桁条。幸而他的亲家公跑来，凭自己买过砖头的经验，暗地里告诉李顺大什么叫“桁条”。李顺大这才恍然大悟，马上到供销社买了两条最好的香烟送过去，这才皆大欢喜，砖头下船。后来到水泥制品厂运桁条，李顺大再不用别人开口，就散发了一条香烟，免得人家说他还没有买到椽子。
做了这些腐蚀别人的事，李顺大内心惭愧，不敢告诉老书记。但是他的灵魂不得安宁，有时候半夜醒过来，想起这件事，总要骂自己说：“唉，呢，我总该变得好些呀！”
“漏斗户”主
欠债总是要还的。现在又该考虑还债了。有得还，倒也罢了，没有呢？
陈奂生背了一身债，不是钱债，是粮债。近十年来，他年年亏粮，而且越亏越多。他约摸估计，等今年口粮分下来后，还清债，连做年夜饭的米都不会有。但是，宁可没有吃，还是一定要还的。他总是这样对老婆说：“我们已经是‘漏斗户’了，还能再失掉信用吗？”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很平板，但心里却禁不住要颤抖，他真愧对老婆孩子，自己没有养家活口的本事。他力气不比人家小，劳动不比别人差，可他竟落到了这个地步，在人面前连头也抬不起。
同他相好的一些人，都替他着急，常常忍不住要替他叹息说：“奂生呀，到哪一年你才够吃呢？”
陈奂生听了，总是默不作声，别人也就不说了。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
年轻的时候，陈奂生有个绰号，叫“青鱼”。这是赞美他骨骼高大，身胚结实；但也有惋惜他直头直脑，只会劳动，没有打算的含义在里面。他往往像青鱼一样，尾巴一扇，向前直穿，连碰破头都不管。性格未免有点危险。这几年来，在“青鱼” 上面，又被加上了“投煞”两个字，成了“投煞青鱼”。这就不仅突出了他的性格，而且表明了他的处境；他确实像围在阿里的青鱼，心慌乱投了。常有这样的情形：他和社员们一起从田里劳动归来，别人到家就端到饭碗了；而他呢，揭开锅一看，空空如也，老婆不声不响在纳鞋底，两个孩子睁大眼睛盯住看他，原来饭米还不知在哪家米围里、他能不心慌乱投吗！
“漏斗户”主是不好当的，哪个“漏斗户”主不是“投煞青鱼”呢？亏了粮，要能借得着吃也真不容易。每年分配，各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粮，谁也不特殊；若要借，不肯的人会说：“你不够吃，我就够吃吗？”这句话，陈奂生不知听过多少遍了。集体的储备粮，年年有得借一些，但是有时间性，总要到快要农忙的时候才借。其他时候想借就难了，有的干部会说：“别人够吃，为什么独你不够？”这句话，陈奂生也不知听过多少遍了。这些人似乎都认为陈奂生是傻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而陈奂生却奇怪他们为什么老爱念这种“紧箍咒”，却不肯看一看简单的事实。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情况本来不是一样的，为什么竟说成是应该一样的呢？
但是，他总是体谅他们，他们是有他们的难处。大多数干部通常是为他尽力的，曾经替他豁免过一百五十斤借粮，年底里也往往有一点经济照顾；不过他们只能做职权范围内能做的事。他们有时候对他态度不好，其实也有替他烦恼的情绪在里边。现在粮食没有过关，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啊。有的人这样对他说：“亏粮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有一大批人呢。如果光是你一个人，倒又容易解决了。”这种话虽然并不实惠，他听了却也有些心安，不但不埋怨“也有这个问题”的那一批人连累了自己，倒反欣慰有许多同伴。此外，心底里也有一个模糊的疑问，却又塞在胸口说不清楚而不惬意。那疑问大概是说：“为什么牵涉到了一批人的问题倒反不去努力解决？”
一九七一年本来大有希望，因为这一年又重新搞“三定”了。当时陈奂生还只是个“新生”的缺粮户，仅仅是因为老婆过门时娘家“忘记”把她的口粮带过来造成的。那时候，关心他的人劝他说：“奂生，你应该去把口粮要过来，不好客气哪！” 他却极动感情地回答说：“他们连人都肯给我，这点粮叫我怎好开口呢？”这句话把劝说的人也打动了。他们都清楚，奂生确实是一无所有，他父母生下四男四女，女的嫁了不说，三个男的都和女的一样嫁了，单留他一个养老。而他尽了一切责任以后，父母却只遗留给他一间破屋，拖到三十四岁才算找到了这个对象，他对岳家感激不尽，还提什么粮不粮呢？况且岳家并非故意为难新女婿，也是实在拿不出来啊！可是想不到，老婆生过脑炎，有后遗症，不大灵活，不大能劳动，这就成了大问题。但事已如此，奂生却能想得通，他觉得这个女人如果十全十美，他也没有条件同她配对了。因此，有些关心的人劝他应该钳制老婆下田劳动时，他为难地说： “她是个没用的人，嫁了个我这样的男人，也算得可怜了，我怎能再去勉强她呢。” 如此，别人除了感动以外，就只有叹息了。女人呢，也晓得体贴奂生，虽然不大会做，但据岳母来后的观察，则说：“比做姑娘的时候会多了。”这已足够他高兴。以后就是生孩子，三年两个，不巧又都生在正月里，按当地的规定当年的口粮没有供应，于是粮食又亏了一层。七一年是增产的，按年初的“三定”分配，生产队除了公粮、余粮、平均口粮、饲料粮和种籽以外，还多四万六千斤超产粮。照“四六” 开的办法，国家购去四成，计一万八千四百斤，其余的二万七千六百斤，应该留队作为社员的劳动奖粮。陈奂生的工分是五百四十七工，占总工分的百分之二点三，得到的奖粮数是六百三十四斤八两，已经足够使他踢开“缺粮户”的帽子了。想不到这竟是骗骗人的，结果仍旧照“有一斤余粮就得卖一斤”的公式处理了。真是吊足了胃口，骗饱了肚皮。
“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呢？”陈奂生心里有疑问，但是不肯说出来，怕人家笑他饿昏了，连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可是毕竟也还有不买账的人提出来了。得到的答复却更不买账：你们要这么多粮食做什么？吃不掉还卖黑市吗？还是贡献给国家好！
陈奂生听到了，心里并没有服，他明明是不够吃，为什么偏要冤枉他吃不掉呢？
这也罢了。偏还有雪上加霜的事情来。公社派到生产队里来的那位“包队干部” （好大的口气，惊人的名称，眼里还有群众吗？）为了争取产量达到一千斤，稻子轧下后不晒太阳就分给了社员，等到晒干可以上机加工的时候，一百斤只剩下八十九斤。面对这个事实，陈奂生毛骨悚然，他不愁自己少分了粮食，而是担心这样一来，大家的口粮更加紧张，他就更难借到了。
于是，他禁不住要叹口气：“唉——！”
这一声长叹，偏偏被他的堂兄、小学教师陈正清听见了。
“还叹什么气？”陈正清似恼非恼地说，“现在，‘革命’已进入改造我们肚皮的阶段，你怎么还不懂？连报纸也不看，一点不自觉。”
“改造肚皮？”陈奂生惊异了。
“当然。”陈正清泰然道，“现在的‘革命’是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同肚皮绝对矛盾而和肺部绝对统一的，所以必须把肚皮改造成肺，双管齐下去呼吸新鲜空气！”
“能改造吗？”陈奂生摇摇头。
“不能改造就吃药。”
“什么药？”
“蛊药，是用毒虫的口水炼成的，此药更能解除人体的病痛，你吃下去就发疯，一疯，就万事大吉！”
“唉，老哥，你真是……还有兴趣寻我的开心！”
“是正经话。”正清大声说，“就是我们办不到！”
是的，办不到。那就做“漏斗户”吧。
可是，使陈奂生耿耿在心的，偏偏就是某干部在拒绝借粮后骂了他一句：“你这个‘漏斗户’！”
“这个帽子是哪里来的？”他常常忿忿地想，“这是富人嘲笑穷人，地主嘲笑农民。共产党的干部，能这样看待困难户吗？我种了一世田，你倒替我定了个‘漏斗户’的罪名。你就只晓得我粮食不够吃，却不晓得我一生出了多少力！”然而，时间一长，这种忿忿也没有了，陈奂生彻底认输，当上了“漏斗户”主。
陈奂生越来越沉默了，表情也越来越木然了。他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劳动，默默地走路。他从不叫苦，也从不透露心思，但看着他的样子，没有一个人不清楚，他想的只有一件东西，就是粮食。有些黄昏，他也到相好的人家去闲逛，两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默默坐着，整整坐半夜，不说一句话，把主人的心都坐酸了，叫人由不得产生“他吃过晚饭没有？”的猜测，由衷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而他则猛醒过来，拔脚就走，让主人关门睡觉。这样的时候，总给别人带来一种深沉的忧郁，好象隔着关了的大门，还听得到夜空中传来他的饥肠辘辘声。
陈奂生的思想虽然并不细密，但也能感受到这种无言的同情，他和相好的人一同默默坐着的时候，他总觉得别人也在想着他心里想的事情。如果这时候他说一句 “再借几斤米给我”的话，他总是发觉对方早就准备好了尽量使他满意的答复。他又是感动，又是惭愧。他和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经历（包括他们自己和祖辈）使他们的感情都早同旧社会决裂了。现在，在新社会里，许多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他却愚蠢地没有找到。尽管这样，他还是一点没有办法怀念过去，能够寄托希望的只有现在。所以他一刻也没有失去信心，即使是饿得头昏目眩，他还是同社员们一起下田劳动，既不松劲，也不抱怨。他仍旧是响当当的劳动力，仍旧是像青鱼一样，尾巴一扇，往前直穿的积极分子，这使同情他的人十分心痛。但是，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种美德，刻薄的人却说：“他还能不做吗，不做就更没有吃了。”
而且还不止此！陈奂生本来是勤快而乐于助人的，别人央求他帮忙做一点事情，他几乎从未推倭过，历来如此。谁也不否认这一点。可是他也有一点嗜好——吸烟。在他有钱买烟的时候，别人请他做事，请他吸支烟，谁也不以为奇，决没有人认为他帮助别人做事是为了一两支香烟；因为他劳动的代价决不是那几支烟能够抵消的。但是，到他当了“漏斗户”主，无钱买烟的时候，刻薄的人却竟会这样说：“只要给他一支烟，他能跟你转半天。”甚至一个星期只烧一顿米饭，背后也有人指责他 “有了就死吃”，“饿煞鬼一样，吃相真难看”。因而就说这种人不值得同情，是 “提不起来了”的。为了使这个结论有绝对的权威，就牵牵拉拉地说到“猪也养不壮”，“鸡鸭养不大”，“新衣裳穿上了身也不晓得换，一直到穿破了才歇”等等。真同一个笑话里责怪穷人“没有米吃为什么不吃肉”的那种混蛋逻辑一样。
看来，当了“漏斗户”主。名誉也能轻易毁掉的。
陈奂生能说什么呢，自己吃苦果，自己最晓得滋味。他的思想本来是简单的，当了“漏斗户”主之后，这简单的思想又高度集中在一个最简单的事情——粮食上，以至于许多人都似乎看透了他的脑筋。可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正因为他想粮食的事情想得比别人多，他的见解也就很丰富，只不过是没有能力把那些萌动的思想表达清楚罢了。他不相信“粮食分多了黑市就猖撅”的说法，认为像自己这样的人家也有了余粮的话，就不会再有黑市了。在口粮紧张的情况下，他不相信用粮食奖励养猪是积极的办法，因为大部分社员想方设法养猪的目的已是为了取得奖粮来弥补口粮，小耳朵盼大耳朵的粮食吃，养猪事业是不会有多大发展的。他不相信“有一斤余粮就得卖一斤”的办法是正确的，因为它使农民对粮食的需要，同收成的好坏几乎不发生关系，生产的劲头低落了。他不了解国家究竟困难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到了已经有许多人家寅吃卯粮的情况下还不放宽尺度？这样下去，农业生产不会上，只会落。最后，他还不相信分配口粮的办法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只考虑了一般情况而不考虑特殊情况。他自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假使他能无粮食之忧—— 哪怕稍微紧一点也无妨——那么，他就会有成倍成倍的力气去进行劳动。他做梦也指望自己能像英雄那样去大干一场，爹娘生就他一副好身材就是为了和大地搏斗的；当然也希望鸡鸭成群，猪羊满圈。却想不到竟被“漏斗”箍住了手脚，窝囊得血液都发霉了。用不到别人说闲话，他自己都觉得不争气，自己都觉得穷困在拖着他堕落。他向来心地光明，从不偷偷摸摸；可是，这几年来，忙于奔走借粮，工分比别人少做了一些，负担又重，分配时不大有现金收入了；因此不得不从不够吃的粮食里面再拿出一点来，卖了黑市价，换几斤盐回来煮菜吃。他做这种事，真觉得比做偷儿还心虚，万一被人发觉，他就再也借不到粮食了。就会被许多人更看成是“提不起来”的户头了。但不干又不行，粮不够，瓜菜代，瓜菜里总得放点盐啊！所以，为了稳当起见，仅仅卖五斤米，他得天不亮就动身，赶到远离家乡的市场上去出售，以免碰到熟人。他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像有人拿着保险刀片在一小块一小块地割他的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否则盐钱哪里来？搞副业吗，已被判为资本主义道路了，他还有点自尊心，不肯犯这个“错误”呢。
“漏斗户”主真难啊！特别是那些还有自尊心的“漏斗户”主。
有一天晚上，陈奂生终于忍不住了，他跑到小学里去找堂兄陈正清老师，想请他写封信给报社，反映反映他的情况。
陈正清一本正经地摇摇头说：“不能写。”
“为什么？”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事实。”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还会骗你吗？”
“我知道你不骗我，”陈正清忽然生气道，“可是你不懂，事实是为需要服务的，凡是事实，都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是天堂，所以你说的都不是事实，我若替你写这种信，那就是毒草，饭碗敲碎不算，还会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的！”
陈奂生吓了一跳，忙说：“不写就不写吧，你别恼，我不害你，”说着，拔脚要走。
陈正清一把拉住了他，原想笑着向他道歉，却忽然湿了眼，悲怆地说：“熬不下去啊，特别是我也懂一点……”
艰难的岁月啊，只有那些不仅关注上层的斗争，而且也完全看清陈奂生他们生活实情的人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林彪、“四人帮”把国家害到了什么程度。
陈奂生没有这种觉悟，他也没有心思去考虑这样大的大事，但陈正清也终于努力使他懂得一点，他比以往更明白，他是不该吃这样的苦头的。他弄不清也没有能力追究责任，但听了那么多谎言以后，语言终究也对他失去了魅力。他相信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事实。
“四人帮”粉碎了，他的平板的脸上也出现过短暂的笑容，但跟着肚子里一阵叽咕就消失了。他还是当他的“漏斗户”主，最相信的还是事实。
尽管陈正清的情绪变好了，同他讲了好几次充满希望的话；也尽管陈奂生信任他，但却实笃笃地问道：“现在你能替我写信了吗？”
这就把陈正清难倒了，即使形势变得如此之好，他也还没有胆量把陈奂生的情形在社会上摊出来。因为有许多的人还不肯承认这种现实，而且似乎也和当前的大好形势不相称了。尽管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白地指出我们的国民经济已濒于垮台，但一个小人物也说这样的话却照样会被某些人指责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这就是当代的玄学。
看到正清如此为难，陈奂生平板的脸上自信地笑了，他说：“还是再看看吧。”
这句话，使他有足够的资格当“漏斗户”的代表。
一九七六年冬季分配过去了，一九七七年又过去了，一九七八年夏季分配又过去了，双季稻的前季稻又分配了，一切如旧，政策不动。陈奂生的“漏斗”里又增亏了一个数字。唉，有什么仙法能改变他的情况呢，从前不是有人已经对他讲过吗，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大批人的问题啊。
陈奂生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自己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可是有一点，只是一点点，陈奂生却又着实不满，大家明明知道，双季稻的出米率比粳稻低百分之五到十，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替农民算算这笔账。他陈奂生亏粮十年，至今细算算也只亏了一千三百五十九斤。如果加上由于挨饿节省的粮食也算这个数字，一共亏二千七百十八斤。以三七折计算，折成成品粮一千九百○二斤六两。可是十年中称四双季稻六千斤，按出米率低百分之七点五计算，就少吃了四百五十斤大米。占了总亏粮数的百分之二十三。难道连这一点都还不能改变吗？
陈奂生却不想说出来，因为这太小算了，真是只有他这样饿慌了的人才会这样小算。而且这又不是欺他一个人。按照他历来的看法，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也就不算是欺他。就算是真正的不公平，也会有比他强得多的人出来鸣冤，他有什么本事做出头椽子呢。
“还是再看看吧。”他肚里寻思，不敢再想下去，也看不到希望。
他看不到希望是对的。原来希望竟在他身后追赶着他，不在他的前面要他去追赶。
有一次，陈正清告诉他说：“要搞三定了。”他马上想起了七一年，坚决地摇摇头说：“空心沥团。”
“你不相信吗？”
“还是再看看吧。”他说，心里想：饿倒也罢，别再引诱我去想肉的味道了。
“你看好了，这次是一定的。”陈正清努力要说服他。
奂生闷闷地回答说：“再饿了一年看。”这意思是说，“三定”作为计划，也只有到七九年春才会制订，制订后会不会兑现，要到七九年冬才见分晓。远着呢，猪还没有生下来，倒想吃肉了！
秋忙过去了，分明是继夏熟大丰收以后的又一个大丰收，一大堆一大堆的粮食耀花了大家的眼睛，可是，陈奂生却在想着今年的年夜饭米去向哪家借。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陈正清从学校回家，兴奋地大声对奂生说：“看你再不相信吧，今年就要照七一年的三定办法分配！”
这个声响是巨大的，即使不能把奂生心头的冰块融掉，也该把它震碎了。但震碎的冰块仍旧是坚硬的，他不愿意上当，也高声回答说：“说得太好听了！”
陈正清笑了：“我不来和你争，横竖是眼前的事情了。”
“看看再说吧。”他还是那句话。
可是，晚上他睡不着觉了。“要是真的呢？”这个念头缠住了他。但在别人面前却不肯问起，怕给人家笑。
谣传却愈来愈多，终于很快就证实了，队长传达三级干部会议公布的分配办法，同陈正清说的一模一样。陈奂生的心激动了，甚至一想到这件事就颤抖，他的希望炽烈地猛烧起来，又怕万一再被冷水泼灭。十年来额三倒四，倏忽万变的政策在他心上的投影还那么清晰而乱七八糟，使他迷信地感到“七一年”这三个字不像好兆。生怕再被一场恶梦缭绕。他强忍住心底的健羡，告诫自己说：“还是再看看吧。”
几天之内，生产队的方案造好了。在造方案的那几天，会计家里出出进进的人流整日不断，有的人一天去了七八次，最后会计只得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工作。但是一个总的数字大家都知道了，照七一年“三定”算，今年生产队超产了六万七千一百斤粮食。
“六——万——七——千—————百斤”，这个庞大的数字立即成为统治全体社员思想的权威，成为田间、场头、饭桌上。枕头边的唯一话题。每一个当家人都在灯光下拨着算盘珠子约摸估道计算着自家将会分到多少粮食，算完一遍又一遍，一遍一次惊怪地诧异是不是算错了，似乎不是他们自己在拨动算珠，而是有一个童话里那样可爱的神仙在暗中帮他们加到了一个巨额的数字。就这样他们反反复复地做着这个游戏直到深夜，在普遍的喜悦中共同忧愁着没有足够的容器盛放那么多的粮食。
酷热的炎夏被人们认为将有一个严寒的隆冬，但是到现在为止却一直很温暖，天气的变化当然也难预料，说不定也会出现冻结大地的酷冷；可是不管它冷到什么程度，也不能影响人们心中早开的鲜花了。大家感到现在已是春天，大自然只得无可奈何。
就在这样的暖冬里，一天上午，在背风向阳的地方，社员们被召集来听取会计造好的分配方案。这是一个难得见到的社员会议，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动作，他们都聚精会神地伸长脖颈、睁大眼睛静静地听讲，有些则张大嘴巴似乎想把会计的声音吃进肚里。会计的平静的语调像一支魔笛吹响的神曲，攫住了全体听众的灵魂。他们在享受如此美妙的音乐的同时，直感到一个新的时期已经具体地来到了自己的面前，不仅看得见而且摸得着了。
他们心底的激动和欢乐，用文字来描摹是徒劳的，可是在几亿社员随着这支乐曲的节奏迈开舞步时，大家会惊异地看到我们的远景忽然一下子推近到身边，将马上发现我们伟大的农民无一不是耍弄粮食的超级杂技演员，能够用他们各自特有的方式将它变出千百万种无穷无尽的奇珍异宝。
现在，乐曲还在演奏着，陈奂生的那个音键捺响了。在陈奂生名下，一共分配到三千六百零五斤粮食，比去年的二千二百五十九斤多了一千三百四十六斤，这个标准同大多数社员比较起来还显得低了一点，因为他缺乏饲料，全年只养了二百九十斤猪，仅仅超额完成任务九十八斤而没有得到更多的超产奖，即使如此，光是这二百九十斤猪，也比去年多分到三百六十五斤粮食。
会计把方案读完了。停了三分钟以后，大家才知道他真的读完了。这才哗啦啦地吵闹起来，就像早晨打开了鸭棚，嘈嘈杂杂，已经无法听清哪一个在说哪一些话了。但也有天生喉咙大的，在喊着：
“大解决了。年年巴望粮食宽一点，宽一点，一直巴不到，现在一下子宽得叫我们想也想不着！”
“养猪养鸡尽养吧。”
“拔光了毛的翅膀这一回又会长出毛来高飞了！”……
陈奂生什么也没有说，他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动，像是傻了。一会儿，他决然站起来，朝主持会议的队长走近去，闪雷似地问道：“凿定了吗？”
“当然。
“不变了吗？”
“还变到哪里去！”
“那么，”陈奂生挑战地说，“现在就分给我。”
生产队长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明白了。“好。”他爽快地说，“大家回去拿箩担，马上就分。”
禾场上，晒干扬净的金黄稻谷堆成山。大家聚拢了，队长说：“开秤吧！”他向人丛里看了看，瞧见了奂生，喊道：“奂生，第一个称给你！”
这时候，人群忽然静下来，几百只眼睛静静地看着陈奂生，让路给他走上来，好像承认只有他有权第一个称粮。
陈奂生走到过秤处，司秤员开始工作起来，一箩箩过了秤的粮食堆放到陈奂生指定的另一块干净的空地上，堆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陈奂生默默看着，看着…… 他心头的冰块一下子完全消融了；冰水注满了眼眶，溢了出来，像甘露一样，滋润了那副长久干枯的脸容，放射出光泽来。当他找着泪水难为情地朝大家微笑时，他看到许多人的眼睛都润湿了，于是他不再克制，纵情任眼泪像瀑布般直泻而出。
陈奂生上城
一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垄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
他去卖什么？卖油绳[注]。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自己动手做成的。今天做好今天卖，格啦嘣脆，又香又酥，比店里的新鲜，比店里的好吃，这旅行包里装的尽是它；还用小塑料袋包装好，有五根一袋的，有十根一袋的，又好看，又干净。一共六斤，卖完了，稳赚三元钱。
赚了钱打算干什么？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呱呱叫的帽子。说真话，从三岁以后，四十五年来，没买过帽子。解放前是穷，买不起；解放后是正当青年，用不着； “文化大革命”以来，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虽说年纪到把，也怕脑后风了。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七八年决分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今年好像变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顶帽子不行。好在这也不是大事情，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
陈奂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他还不满意么？他满意透了。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围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像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
提到讲话，就触到了陈奂生的短处，对着老婆，他还常能说说，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可说。别人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非常羡慕。他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碰到那么多新鲜事儿，怎么会想得出那么多特别的主意，怎么会具备那么多离奇的经历，怎么会记牢那么多怪异的故事，又怎么会讲得那么动听。他毫无办法，简直犯了死症毛病，他从来不会打听什么，上一趟街，回来只会说“今天街上人多”或“人少”、“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之类的话。他的经历又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既不特别，又是别人一目了然的，讲起来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的屁股，爹倒不凶”、“也算上了四年学，早忘光了”、 “三九年大旱，断了河底，大家提鱼吃”、“四九年改朝换代，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成亲以后，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索然无味，等于不说。他又看不懂书；看戏听故事，又记不牢。看了《三打白骨精》，老婆要他讲，他也只会说： “孙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老婆不满足，又问白骨精是谁，他就说：“是妖怪变的。”还是儿子巧，声明“白骨精不是妖怪变的，是白骨精变成的妖怪。”才算没有错到底。他又想不出新鲜花样来，比如种田，只会讲“种麦要用锄头抨碎泥块”。“莳秧—蔸莳六棵”……谁也不要听。再如这卖油绳的行当，也根本不是他发明的，好些人已经做过一阵了，怎样用料？怎样加工？怎样包装？什么价钱？多少利润？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买客多、销路好？都是向大家学来的经验。如果他再向大家夸耀，岂不成了笑话！甚至刻薄些的人还会吊他的背筋：“嗳！连‘漏斗户主’也有油、粮卖油绳了，还当新闻哩！”还是不开口也罢。
如今，为了这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黄昏空闲时，人们聚拢来聊天，他总只听不说，别人讲话也总不朝他看，因为知道他不会答话，所以就像等于没有他这个人。他只好自卑，他只有羡慕。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这一个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有一次大家闲谈，一个问题专家出了个题目： “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他忍不住也答了腔，说：“陆龙飞最狠。”人家问： “一个说书的，狠什么？”他说：“就为他能说书，我佩服他一张嘴。”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于是，他又惭愧了，觉得自己总是不会说，又被人家笑，还是不说为好。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
二
当然，陈奂生的这个念头，无关大局，往往蹲在离脑门三四寸的地方，不大跳出来，只是在尴尬时冒一冒尖，让自己存个希望罢了。比如现在上城卖油绳，想着的就只是新帽子。
尽管放慢脚步，走到县城的时候，还只下午六点不到。他不忙做生意，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然后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三爿店查下来，他找到了满意的一种。这时候突然一拍屁股，想到没有带钱。原先只想卖了油绳赚了利润再买帽子，没想到油绳未卖之前商店就要打烊；那么，等到赚了钱，这帽子就得明天才能买了。可自己根本不会在城里住夜，一无亲，二无眷，从来是连夜回去的，这一趟分明就买不成，还得光着头冻几天。
受了这点挫折，心情不挺愉快，一路走来，便觉得头上凉嗖嗖，更加懊恼起来。到火车站时，已过八点了。时间还早，但既然来了，也就选了一块地方，敞开包裹，亮出商品，摆出摊子来。这时车站上人数不少，但陈奂生知道难得会有顾客，因为这些都是吃饱了晚饭来候车的，不会买他的油绳，除非小孩嘴馋吵不过，大人才会买。只有火车上下车的旅客到了，生意才会忙起来。他知道九点四十分、十点半，各有一班车到站，这油绳到那时候才能卖掉，因为时近半夜，店摊收歇，能买到吃的地方不多，旅客又饿了，自然争着买。如果十点半卖不掉，十一点二十分还有一班车，不过太晏了，陈奂生宁可剩点回去也不想等，免得一夜不得睡，须知跑回去也是三十里啊。
果然不错，这些经验很灵，十点半以后，陈奂生的油绳就已经卖光了。下车的旅客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伸手来拿，把陈奂生搞得昏头昏脑，卖完一算账，竟少了三角钱，因为头昏，怕算错了，再认真算了一遍，还是缺三角，看来是哪个贪小利拿可油绳未付款。他叹了一口气，自认晦气。本来他也晓得，人家买他的油绳，是不能向公家报销的，那要吃而不肯私人掏腰包的，就会要一点魔术，所以他总是特别当心，可还是丢失了，真是双拳不敌四手，两眼难顾八方。只好认了吧，横竖三块钱赚头，还是有的。
他又叹了口气，想动身凯旋回府。谁知一站起来，双腿发软，两膝打颤，竟是浑身无力。他不觉大吃一惊，莫非生病了吗？刚才做生意，精神紧张，不曾觉得，现在心定下来，才感浑身不适，原先喉咙嘶哑，以为是讨价还价喊哑的，现在连口腔上爿都像冒烟，鼻气火热；一摸额头，果然滚烫，一阵阵冷风吹得头皮好不难受。他毫无办法，只想先找杯热茶解渴。那时茶摊已无，想起车站上有个茶水供应地方，便硬撑着移步过去。到了那里，打开龙头，热水倒有，只是找不到茶杯。原来现在讲究卫生，旅客大都自带茶缸，车站上落得省劲，就把杯子节约掉了。陈奂生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双手捧起龙头里流下的水就喝。那水倒也有点烫，但陈奂生此时手上的热度也高，还忍得住，喝了几口，算是好过一点。但想到回家，竟是千难万难；平常时候，那三十里路，好像经不起脚板一颠，现在看来，真如隔了十万八千里，实难登程。他只得找个位置坐下，耐性受痛，觉得此番遭遇，完全错在忘记了带钱先买帽子，才受凉发病。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弄得上不上下不下，进不得退不得，卡在这儿，真叫尴尬。万一严重起来，此地举目无亲，耽误就医吃药，岂不要送掉老命？可又一想，他陈奂生是个堂堂男子汉，一生干净，问心无愧，死了也口限不闭；活在世上多种几年田，有益无害，完全应该提供宽裕的时间，没有任何匆忙的必要。想到这里，陈奂生高兴起来，他嘴巴干燥，笑不出声，只是两个嘴角，向左右同时嘻开，露出一个微笑。那扶在椅上的右手，轻轻提了起来，像听到了美妙的乐曲似的，在右腿上赏心地拍了一拍，松松地吐出口气，便一头横躺在椅子上卧倒了。
三
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陈奂生肢体瘫软，头脑不清，眼皮发沉，喉咙痒痒地咳了几声；他懒得睁眼，翻了一个身便又想睡。谁知此身一翻，竟浑身颤了几顿，一颗心像被线穿着吊了几吊，牵肚挂肠。他用手一摸，身下贼软；连忙一个翻身，低头望去，证实自己猜得一点不错，是睡在一张棕绷大床上。陈奂生吃了一惊，连忙平躺端正，闭起眼睛，要弄清楚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好像有点印象，一时又糊涂难记，只得细细琢磨，好不容易才想出了县委吴书记和他的汽车，一下子理出头绪，把一串细关节脉都拉了出来。
原来陈奂生这一年真交了好运，逢到急难，总有救星。他发高烧昏睡不久，候车室门口就开来一部吉普车，载来了县委书记吴楚。他是要乘十二点一刻那班车到省里去参加明天的会议。到火车站时，刚只十一点四十分，吴楚也就不忙，在候车室徒步起来，那司机一向要等吴楚进了站台才走，免得他临时有事找不到人，这次也照例陪着。因为是半夜，候车室旅客不多，吴楚转过半圈，就发现了睡着的陈奂生。吴楚不禁笑了起来，他今秋在陈奂生的生产队里蹲了两个月，一眼就认出他来，心想这老实肯干的忠厚人，怎么在这儿睡着了？若要乘车，岂不误事。便走去推醒他；推了一推，又发现那屁股底下，垫着个瘪包，心想坏了，莫非东西被偷了？就着紧推他，竟也不醒。这吴楚原和农民玩惯了的，一时调皮起来，就去捏他的鼻子；一摸到皮肤热辣辣，才晓得他病倒了，连忙把他扶起，总算把他弄醒了。
这些事情，陈奂生当然不晓得。现在能想起来的，是自己看到吴书记之后，就一把抓牢，听到吴书记问他。“你生病了吗？”他点点头。吴书记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他就去摸了摸旅行包。吴书记问他：“包里的东西呢？”他就笑了一笑。当时他说了什么？究竟有没有说？他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吴书记好像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和驾驶员一同扶他上了车，车子开了一段路，叫开了一家门（机关门诊室），扶他下车进去，见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晓得是医生了。那医生替他诊断片刻，向吴书记笑着说了几句话（重感冒，不要紧），倒过半杯水，让他吃了几片药，又包了一点放在他口袋里，也不曾索钱，便代替吴书记把他扶上了车，还关照说：“我这儿没有床，住招待所吧，安排清静一点的地方睡一夜就好了。” 车子又开动，又听吴书记说：“还有十三分钟了，先送我上车站，再送他上招待所，给他一个单独房间，就说是我的朋友……”
陈奂生想到这里，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的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这个吴书记真是大好人，竟看得起他陈奂生，把他当朋友，一旦有难，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救了他一条性命，实在难得。
陈奂生想，他和吴楚之间，其实也谈不上交情，不过认识罢了。要说有什么私人交往，平生只有一次。记得秋天吴楚在大队蹲点，有一天突然闯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听那话音，像是特地来体验体验“漏斗户”的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的。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那还算什么交情呢！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官不曾忘记老百姓。
陈奂生想罢，心头暖烘烘，眼泪热辣辣，在被日上拭了拭，便睁开来细细打量这住的地方，却又吃了一惊。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墙，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子来；紫檀色五斗橱，嫩黄色写字台，更有两张出奇的矮凳，比太师椅还大，里外包着皮，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呱呱叫三层新[注]。陈奂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
到了走廊里，脚底已冻得冰冷，一瞧别人是穿了鞋走路的，知道不碍，也套上了鞋。心想吴书记照顾得太好了，这哪儿是我该住的地方！一向听说招待所的住宿费贵，我又没处报销，这样好的房间，不知要多少钱，闹不好，一夜天把顶帽子钱住掉了，才算不来呢。
他心里不安，赶忙要弄清楚。横竖他要走了，去付了钱吧。
他走到门口柜台处，朝里面正在看报的大姑娘说：“同志，算账。”
“几号房间？”那大姑娘恋着报纸说，并未看他。
“几号不知道。我住在最东那一间。”
那姑娘连忙丢了报纸，朝他看看，甜甜地笑着说：“是吴书记汽车送来的？你身体好了吗？”
“不要紧，我要回去了。”
“何必急，你和吴书记是老战友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大姑娘一面软款款地寻话说，一面就把开好的发票交给他。笑得甜极了。陈奂生看看她，真是绝色！
但是，接到发票，低头一看，陈奂生便像给火钳烫着了手。他认识那几个字，却不肯相信。“多少？”他忍不住问，浑身燥热起来。
“五元。”
“一夜天？”他冒汗了。
“是一夜五元。”
陈奂生的心，忐忑忐忑大跳。“我的天！”他想，“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
“你的病还没有好，还正在出汗呢！”大姑娘惊怪地说。
千不该，万不该，陈奂生竟说了一句这样的外行语：“我是半夜里来的呀！”
大姑娘立刻看出他不是一个人物，她不笑了，话也不甜了，像菜刀剁着砧板似的笃笃响着说：“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横竖到今午十二点为止，都收一天钱。”这还是客气的，没有嘲笑他，是看了吴书记的面子。
陈奂生看着那冷若冰霜的脸，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人，哪里还敢再开口，只得抖着手伸进袋里去摸钞票，然后细细数了三遍，数定了五元；交给大姑娘时，那外面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了，尽是汗。
这时大姑娘已在看报，见递来的钞票太零碎，更皱了眉头。但她还有点涵养，并不曾说什么，收进去了。
陈奂生出了大价钱，不曾讨得大姑娘欢喜，心里也有点忿忿然。本想一走了之，想到旅行包还丢在房间里，就又回过来。
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道：“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
他饿了，摸摸袋里还剩一块僵饼，拿出来啃了一口，看见了热水瓶，便去倒一杯开水和着饼吃。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 试了三次，也没有坏，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便安心坐着啃饼，觉得很舒服，头脑清爽，热度退尽了，分明是刚才出了一身大汗的功劳。他是个看得穿的人，这时就有了兴头，想道：“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
啃完饼，想想又肉痛起来，究竟是五元钱哪！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山[注]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因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从昨半夜到现在，总共不过七八个钟头，几乎一个钟头要做一天工，贵死川真是朋错阳差，他这副骨头能在那种床上躺尸吗！现在别的便宜抬不着，大姑娘说可以住到十二点，那就再困吧，团到足十二点走，这也是捞着多少算多少。对，就是这个主意。
这陈奂生确是个向前看的人，认准了自然就干，但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他出了五元钱呢。——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
可是他睡不着，他想起了吴书记。这个好人，大概只想到关心他，不曾想到他这个人经不起这样高级的关心。不过人家忙着赶火车，哪能想得周全！千怪万怪，只怪自己不曾先买帽子，才伤了风，才走不动，才碰着吴书记，才住招待所，才把油绳的利润用光，连本钱也蚀掉一块多……那么，帽子还买不买呢？他一狠心：买，不买还要倒霉的！
想到油绳，又觉得肚皮饿了。那一块僵饼，本来就填不饱，可惜昨夜生意太好，油绳全卖光了，能剩几袋倒好；现在懊海已晚，再在这床上困下去，会越来越饿，身上没有粮票，中饭到哪里去吃！到时候饿得走不动，难道再在这儿住一夜吗？他慌了，两脚一踹，把被头踢开，拎了旅行包。开门就走。此地虽好，不是久恋之所，虽然还剩得有二三个钟点，又带不走，忍痛放弃算了。
他出得门来，再无别的念头，直奔百货公司，把剩下来的油绳本钱，买了一顶帽子，立即戴在头上，飘然而去。
一路上看看野景，倒也容易走过；眼看离家不远，忽然想到这次出门，连本搭利，几乎全部搞光，马上要见老婆，交不出账，少不得又要受气，得想个主意对付她。怎么说呢？就说输掉了；不对，自己从不赌。就说吃掉了；不对，自己从不死吃。就说被扒掉了；不对，自己不当心，照样挨骂。就说做好事救济了别人；不对，自己都要别人救济。就说送给一个大姑娘了，不对，老婆要犯疑……那怎么办？
陈奂生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化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了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化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
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元钱一天的高级房间。”……公社农机厂的采购员有一次碰着他，也拍拍他的肩胛说：“我就没有那个运气，三天两头住招待所，也住不进那样的房间。”
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1980．1
陈奂生转业(1)
哈哈，这世界真是个万花筒，千变万化，好看煞人。（“漏斗户”主）陈奂生，人人都认定他要在农业上干一辈子，他自己也从未打过别的算盘。想不到忽然被大队领导看中了，要把他调到队办工厂去。
这种好事情，有些人求之不得。可陈奂生脑筋忒死，看那厂里的工作，轻轻巧巧，细吹细打，自己一身力气，到那里去也使不出来，肌肉要发胀，骨头要生疼；工资倒可以多赚些，但风雨落雪，天天要上班，身子就卖在那里了；想上市场去卖油绳，就没得自由。若叫老婆去卖，她脑子不灵，连本钱也会错脱。自己一进厂，这副业就只好收摊。“啧！吼！”他实在有点舍不得。
还有那孩子妈，别看她傻乎乎的，听了这个消息，也紧张了。近两年来，她吃饱了肚子，穿暖了衫，别的不懂，也懂得了丈夫本事不小。她是又敬又爱，生怕被旁的女人勾引了去，两只眼睛，就把他盯紧了。陈奂生到别人家去坐黄昏，讲空话，稍迟一点。她就要喊回去。那五元钱住一夜栈房的事，她总怀疑是有人陪丈夫困的。要不是队长骂她污蔑新社会，要不是陈奂生摸出吃剩的药片给她看（后来那药片又吃好了她的感冒），她不知要吵几次才完呢。现在领导要丈夫进工厂，可见是吃香了；料想他去了之后，自然更加风光。自己看不住他，怎么得了！外面花花世界，女人雪白粉嫩，这“投煞青鱼”直来直去，一投投进人家的网兜去，岂不就会把老婆抛弃掉！“喔唷，还是不让他去好！”
这对夫妻，二心一意，都舍不得锄头柄。他们哪里晓得，这是大队的既定方针；这方针又是以陈奂生的光辉历史为根据的。陈奂生已经注定要为大队的工业化作出贡献。他怎么可以不去呢。怎么还可以拖沓呢？于是干部们。特别是大队书记就来劝导他，一趟、两趟、三趟，三请诸葛亮。干部们对他真心实意，说的话叫他称心满意：“奂生、奂生，你应该出来帮帮忙哪！”“奂生、奂生，大家都看中了你呀！” “奂生、奂生，大队待你不差呀！别人要进厂我们也不要呢！”“奂生、奂生。不要疑三惑四啦，我们还会让你吃亏吗？”“奂生、奂生，你不出来干，叫谁出来？喔唷唷，架子搭得这么大，亏你好意思啊！大家诚心诚意，为你跑酸了腿呢！”……
哎呀，这叫陈奂生怎么担当得起！他也四十八岁了，年纪并不活在狗身上；别的不懂，难道连“干部比爹娘还大”这个道理还不懂吗！爹娘打骂儿女，历来理所当然；这比爹娘还大的干部，倒反为请他出山跑酸了腿，岂不要折了他的阳寿！况且，他能搭什么架子呢？他为什么要搭架子呢？他和老婆都是鸭，有架子也不会爬呀！
陈奂生心里暖烘烘，脸上红彤彤，头上像蒸熟了馒头的蒸笼一样腾腾冒气，戴那二块五角的帽子，从来也不曾有这样热。
他还有什么话说？他老婆还有什么话说？
得！得！得！陈奂生走马上任了。
陈奂生上任去干啥？他去做采购员。咦呀，他怎么能做采购员呢？第一，他不会讲话，第二，他不会交际，第三，他外面没有“关系”，无“路”可走。
但是，陈奂生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的思想是容易打通的。
“采购员是个重要人，不是随便哪个能够做得的。”厂长抬他的轿子说，“所以我们才看中你。”
“倒是。”陈奂生点点头。有人看重他，他倒也并不心虚，他至少是个老实人，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为什么不该被人看重呢。“吃亏我没有做过。”他犹豫地说。
“不关事。”厂长壮他的胆说，“哪个采购员是天生的？你看，农机厂的王样大，胶术厂的刘玉林，我们厂的施龙大……哪个不是种田的，现在照样打出天下来。”
“这班人，”陈奂生动心而又羡慕地说，“倒真有本事！”
“你本事不比他们小！”
“我？”
“当然。”厂长十分正经，那口气的严肃性把声音都压低了，“你的路子比他们大得多。”
“哎！”陈奂生愕然。
“唔。”厂长点点头，微微一笑，伸出一个指头点了点奂生说，“你有一条大路。”
“大路？”
“你去找吴书记——吴楚。”
“吴楚？”
“他现在到地委去当书记了，主管工业。”厂长说，“我们要的东西，只要他一点头，就有。”
“他肯点头吗？”
“你去找他，就肯。”
“真的吗？”
“我敢包，他很看得起你。”
“真的吗？”
“他不是到你家来吃过饭吗？他不是送你一斤块块糖吗？他不是坐汽车陪你去看病，还送你住招待所吗？你看这交情……”
“真的！”
“还有好的呐！”厂长兴奋得轻轻一拍陈奂生的肩胛说，“你们的交情不是写在小说里了吗，外面议论得热闹透了。吴书记升官，还沾着点光呢，他会亏待你吗！”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咦……”
“哎……”
“呀哈哈……”
一个人的脑壳子，都是电灯泡，谁摸着了开关，一揿就亮。陈奂生现在的脑门顶。毫光万道，简直是一盏探照灯；住在几百里外地委干部宿舍里的吴书记，说不定会有感应，弄得心血来潮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果然是亲得很的。陈奂生好像重新找到了一个外公了。
陈奂生转业(2)
定下来要做的事情，陈奂生是从来不疑三惑四的。
例如：吃不饱肚子要不要劳动？要。定下来了，他一干就是十多年。难，也难惯了。所以觉得难也容易。没有做过，是因为不曾去做；只要做，就“过”了。一年前头，油绳也不曾卖过，现在也“过”了。哎哈，世界上的事，简单极了，笔直一条路。有饭吃，就吃。没有饭吃，就吃粥。没有粥吃，就瓜菜代。没有瓜菜，就吃榆叶、马兰。陈奂生不都“过”了吗！种田，就种田。种了田还可以卖油绳，就卖。卖过油绳又要他当采购员，就当。咦，这有啥了不起。船到桥下自然直，就像人死了进火葬场，都会归口过去。万一歪了，把船碰翻，也无非是落水。困在芦扉上，还怕滚到地下去吗！青鱼产卵，尾巴一扇，一直线窜出去几十里，顺利的也有，撞死的也有；横竖要如此做，管他！何况当采购员，也不至于拼性命，做得成就做，做不成就算，又不碍。吴书记自然是好人，会不讲交情吗！这交情又是天下人都晓得的。不瞒天，不瞒地，没有一点要忌讳；把心碾成粉，也找不出一粒黑星星。此番去找他，纯是为公事；是请他关心关心我们集体的利益。他当然要照顾。他的头一点，事情就成了。有什么难呢！容易容易。否则厂长还会看准他这把钥匙吗！万 —……万一吴书记不点头，又怎么办呢？唉、唉，假使他不点头，也只好拉倒，总不能像造反派那样把他揿得低下头来。吴书记是大官，他陈奂生是社员，大官对社员不讲交情，陈奂生也不算丢脸；他的脸丢了也无人会拾得去。吴书记就是不讲交情，总也会讲道理。那么，陈奂生回厂就有了交代，就没得干系了。
“唉！”陈奂生想到这里，不禁叹息了：“总不至于吧！吴书记啊，吴书记，天下的大官多得很，认识我陈奂生并且有点交往的只你一个。我可只有你这一条路，倘若你打官腔，关门，那么，我跟你们这班大官的一切关系就算全部一刀断。”……
陈奂生想了一通，晓得自己去倒去得，包票是打不得的。倘若办不成功，这工分和费用，怎么个说法，自然先要讲妥。否则，用亏了，卖老婆没人要，拿什么去抵？他直截了当，就向厂长说了。厂长说：“这个是有定规的，采购员搞回来这种材料，每吨奖金一百五十元，例如你奂生这趟出去，替厂里搞到一吨，你就得一百五十元。搞到二吨，就是三百。你出外一天，搞到了，也给这许多，十天半月，也是这些。工分、花费都在这里边，厂里不另贴。”
陈奂生摇摇头说：“我不去。”
厂长忙笑道：“不要急，你刚开头，我们不用这个办法。可以照老规定：工分照最强的劳动力靠，车旅费实报实销；在外一天，再补贴八角伙食。你就是搞不到，这笔钱一个也不少你的“。搞到了，就照新规定奖你。总之只让你沾光，不让你吃亏！”
厂长的话，说得溜滚圆绽，陈奂生像吃了挂粉汤团，喉咙里再也不打嗝顿。接着，厂长便把这次出去要办哪些事，如何办，一切细关末节，统统关照清楚。陈奂生着实得益非浅。最后讲到交际费用，却发生了一点小小争执：厂长说此番出去，全靠陈奂生和吴书记的老交情，除了带两包香烟在身边方便方便以外，不必再花费什么。陈奂生听了，一口咬定要给吴书记送一份厚礼。厂长连忙摇头说：“送礼要看对象，给吴书记送礼，是用黑漆棺材抬新娘子，错透又错透。”陈奂生不但不听，反而摆出穷大爷的架子说：“我陈奂生穷虽穷，面子是从来不失的，两手空空跑上别人家大门，我宁可敲断脚胫坐在家里。何况这次又是公事，又要去求人，空口说白话，我不干。”厂长咂咂嘴，抚了抚面孔，无可奈何说：“老实告诉你吧，他在这里蹲点的时候，我们送了点东西给他，吃了个大批评，弄得现在不敢去见他，才请你出面的，再带礼去，不是讨苦头吃吗！”陈奂生反驳说：“这个我不管，吴书记这个人，我晓得；他到我家来吃顿便饭，都带来一斤块块糖。他都讲究礼貌，我倒能不讲吗？”厂长还是摇头说：“算了吧，送也没用，不骂你，就算交情，受是决不会受的！”陈奂生又顶住道：“人情大于债，受不受由他，造是不能不送的。” 争了半天，没有结果。厂长见他固执，沉吟了半晌，试探道：“那你说要送些什么贵重东西呢？”陈奂生胸里似乎早有成竹，不加思索说道：“三斤豆油，一只鸡婆。”
之后两三天，陈奂生忙着打介绍信，到公社工交办公室及县工业局转介绍信（这里面又出了一些事情，以后会看到），领路费，打听乘哪一班汽车接哪一班火车，到了哪个站头下火车乘什么车子到地委。礼物也硬是准备了，不过听了厂长的劝告，把三斤豆油改成三十斤山芋，因为吴书记晓得乡下吃油比城里紧张；又决定这礼物是陈奂生私人送的，和工厂无关。
一切打点就绪。谁知出门隔夜，陈奂生的爱人忽然发起嗲来。不许陈奂生在外边住夜，事情办不完，也要天天赶回来。陈奂生骂她痴婆，这又不是上城，只要跑三十里。几百里呢！能天天回来吗？他爱人见行不通，就吵着要和他一同出去。陈奂生骂她发疯：猪呢，羊呢，兔子呢，孩子呢，哪个弄给他们吃？爱人不听，还是嗲来嗲去。陈奂生这才弄懂了她的用意，他火冒三丈，破口骂道：“昏了你的头，我这人参果，猪都不吃。天底下只有你一个人当宝贝，只管放心！”
陈奂生转业(3)
公路上驶的是汽车，铁路上跑的是火车，上上下下，转转盘盘，陈奂生竟一点没有摸错，顺顺当当，到了目的地。他在地委机关的传达室里，先自报家门，然后指名要找吴楚书记。
地委机关的大门有它的严肃性，传达室具有传递信息和保卫安全两重任务，工作人员当然小心谨慎、一丝不苟地值勤，他们在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写“主动下车，出示证件”八个大字，但是对轿车和吉普则尊敬而多礼，即使那上面藏有机关枪甚至大炮，也可以直驰而过。步行而派头奇大的人物，眼里根本没有传达室，传达室也等于自动让步。只有那些看去不大上眼的来访者，才受到严格的盘问；有的受到阻挠不得进去，或先坐一阵冷板凳再说。陈奂生当然是很不起眼的，而传达员因为从不看小说，又不知道他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按理不会顺利通过，但是，这传达员偏偏独具慧眼，他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一番之后，便断定陈奂生有些来头，因为他穿戴得过分随便，送的礼物又轻又土，这说明他和吴书记的关系既亲密又古老，不是姑表，总是姨表；不管哪一表，都怠慢不得。所以连忙拎起话筒，就往里面挂。哎哈，他想得一点不错，接电话的办公室刘主任，竟像听到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消息，兴奋得大声喊道：“快叫他进来，快叫他进来！”
陈奂生按照传达员的指示，走到地委办公室，刘主任早已满脸笑容，在门口等他。见他来了，一把紧握他的手，连连摇着说：“不错，不错，你果然是这个样子！” 一面说，两只眼睛盯紧了奂生的鼻子，好像要认出吴楚的指纹印来。陈奂生只觉得鼻子都被看酸了。办公室里另外几个同志，也都十分亲昵，接过他的山芋，接过他的鸡婆，请他在沙发上坐下，请他吃茶。陈奂生已见过世面，不再怕沙发坐坏，倒也安然。只有那鸡婆似乎烦躁，拍拍翅膀，咕咕叫着，好像不舒服。因此引起大家注意，问起乡下鸡婆的价格。陈奂生见大家对他带来的东西有兴趣，觉得鸡婆只有一只，无法分赠各位，便撑开袋口、拿出几个光溜溜的大山芋来，请大家尝尝。大家都说不要，陈奂生哪里肯听，便说这山芋锛出土来已经两个月了，吃来雪嫩笋甜，赛过鸭梨，城里人是难得吃到的。不由人不依，硬是每人送了两个。还说：“天冷了，这东西容易冻坏，我都是拣好的拿来。再冷下去，就不会有了。”
可也奇怪，这些话，陈奂生在农村里从来想不到说，因为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现在倒细细地说给干部听，好像他们连小孩子也不如。而干部们听了，都认真地点点头，一点不笑。于是陈奂生就觉得寻得着话说了。
只停了片刻，吴楚就来了。陈奂生连忙站起，喊了一声：“吴书记”
吴楚呵呵笑着说：“奂生，你这家伙，怎么跑这么远的路来？带油绳来卖吗？唔！”
陈奂生只是笑笑，说不出话。
刘主任说：“他是看你来了，还带了礼物呢。”
吴楚连忙说：“唔，什么礼物？山芋！好好。还有老母鸡？它生不生蛋？自家养的吗？拿来送给我？你老婆晓不晓得？她舍得吗？不跟你吵吗？”
陈奂生申辩说：“我老婆呆是呆，总不痴，好丑也晓得。那趟你来我家后，一直念你呢！”
“哈哈，说得好听，还念我！骂我吧？”
陈奂生急道：“我家小丫头，看见别人家吃糖，就要问她娘：‘吴书记怎么不来？’”
“真的吗？”吴楚连连摇头说：“我不相信。一夜天花了你五元钱，你老婆总要骂我一世了。你这家伙，碰上你，我就倒霉。招待所问你要钱，就说我吴楚去付嘛！你付了，又肉痛，回去又吹牛皮，被人家写到小说里去，通天下都笑话。你这家伙，你还来看我，还送礼来，又要弄得议论纷纷了！这山芋、这鸡，要多少钱？我算给你。还有那五元房钱，也算我的。”
陈奂生急巴巴说不出话来，他拎起鸡和山芋，没轻没重地说：“喔唷，吴书记，你官做大了，老百姓巴结你也巴结不上了。真是……”他犟着劲说：“你到我家来，也带东西的；准你送，我就送不得？只许州官放火，勿许百姓点灯，亏你说的！走！”
“哪里去？”
“送到你家去。我还拿回去吗！”
吴楚哈哈大笑，看了看表说：“好好好，客人我总要招待。你不要急，看你额角上汗都出来了。那帽子还是去年住招待所买的吧？都旧了！我有一只呢帽子，尺寸买大了，送给你吧。”说着，要去拎山芋袋。陈奂生不让，他只得空着手，陪他同走。
两人出了地委大门，往西走过两百来米，落北进了弄堂；再走二、三分钟，跑出弄端，便是一片空地。空地北端，有五、六丈围墙，正中有个门堂，吴楚带着陈奂生走了进去。奂生一看，里边只有两间老式楼房；楼房东、南两边，好一大片空地啊！足有一分多面积，两个人的自留地也没有这么多，却是一片荒芜。陈奂生不觉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吴楚猜准他的心理，便指着说：“你看，这里种熟了，一年四季的菜就吃不完。我一直想把地翻一翻，就是没有空，来了半年了，只翻了那边一只角。”奂生看去，果然那边翻了一小块，却拾出了许多砖角瓦片，可见这地，收拾起来也不容易。
两个人进了屋，吴楚就喊阿姨，楼上答应着，走下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吴楚说：“阿姨，乡下有朋友来了，夜饭够吗？不够就再烧点。那边房里空铺收拾收拾。”又对奂生说：“这个阿姨，不是请的，是我的真阿姨，就是我娘的小妹子。一直在帮我做家务。”
陈奂生见吃住都安排了，一片放心，说：“家里人呢？”
吴楚说：“老婆还不曾调来，孩子都跟着她；我老爹、老娘在这里，一个八十一，一个七十八，天气冷躲在房里不大能出来，全靠阿姨。”
闲话了一阵，吃晚饭时，吴楚邀奂生喝了点酒，听奂生谈了些农村里的情况，便问起奂生来的目的；因为他估计到没有正经大事，奂生不会跑那么远的路来看他的。
奂生见问，就把书记、厂长找他，他如何进了工厂、如何被派当采购员，想买什么，老老实实，告诉吴楚。
吴楚哼了一声，说：“他们也认识我，为什么要叫你来？你面子大吗？”不等回答，又笑了笑说：“嘿，鬼主意还真不少呢！”
陈奂生没法开口，吴楚顿了片刻，又问：“他们不曾叫你送礼吧？”
“没有，没有，不好冤枉他们的。”奂生忙说。
吴楚说：“不冤枉，他们送过的。否则，你那山芋袋里会塞手表进去的。”
陈奂生吓得不敢响。
又饮了杯酒，吴楚忽然笑着说：“你这个‘漏斗户”，有吃有穿了，还想发洋财吗？”
“发什么洋财！”陈奂生申辩。
吴楚摇摇头，说：“我也不来查。你嘛，是老实人，叫你空手回去吧，说不定别人要唱你的空曲。不过这东西紧张，我还要了解了情况才能答复你。你住下来再说吧。”
睡觉的时候，陈奂生正在解衣扣，吴楚拿了一只崭新的呢帽走进来，笑着说： “你看，我嫌大。”他往头上一套，果然遮到眼睛上。脱下来戴到奂生头上去，恰是正好。便说：“给你吧。”陈奂生心头的暖气，一直流到脚趾上。吴楚走后，陈奂生把那帽子放在手上，足足抚了两个钟头。
明早起来，吃了早饭，吴楚匆匆上班去了。陈奂生闲来无事，便出去逛大街。一路上车水马龙，花花绿绿。想到要回去吃饭，已经走出好远，来不及了。只得买了一斤羌饼，到老虎灶讨一碗开水，填饱了肚皮。索性不再回去，去那百货公司、食品公司细细看了一遍；只见吃的、穿的、用的，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眼也看花了，心也看野了。想着这世界上竟有这么多好东西，可叹自己辛辛苦苦做了一生，也不曾能买得几样，真是苦哇！
等到看完，天将黑了，陈奂生有点诧异，怎么城里时间这样容易过去？便匆匆忙忙，奔回吴楚家去。
吴楚不在家。老阿姨见他回来了，舒出一口气，说以为他摸不着家门了。赶快盛出饭来，还叫他到这里来了就别客气，以后不要到外面去买了吃，横竖家里是准备了的，不回来吃反而剩了，吃隔夜食。
奂生连连应着，问道：“吴书记吃了吗？”
“他上半天接到电话，回来吃饭收拾收拾，又到省里去开会了。”
“哎呀，”陈奂生叫出声来，“几时回来呢？”
“他也说不定。”
“他说什么没有？”
“吃饭时查你的，你又不在。”
陈奂生一口饭含在嘴里，目瞪口呆。
陈奂生转业(4)
这天晚上，陈奂生平生第一次失眠了。那软软的被子，软软的枕头，比家里的好得多，偏偏竟觉得手脚无处安放；横翻一个身，竖翻一个身，横竖总是不舒服。想自己从不贪玩，难得放任一次，却误了大事。吴书记是个忙人，此番出去，几时才能回来。他对自己这件小事，会放在心上吗？说不定过几天就忘记了。岂不糟糕！
清早起身后，陈奂生心绪不宁，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是好。也没有心思出门去玩，想找个人商量商量，却一无亲戚，二无朋友。问得发慌，便帮着阿姨淘米洗菜，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吃过饭，困了一个午觉，起身后找不着事情做，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吹凉风，消散那胸中的闷气。坐了一阵，又不舒服，浑身肌肉紧绷绷，催他出力。他看看空地，忽然想起上午扫地时东屋里有一把钉耙，立刻高兴起来，便拿了去锄地。这地里碎瓦断砖极多，锄了两耙就得弯下腰去拾了丢在旁边；也不敢用力，怕碰坏了钉耙；所以干了一阵，使不出力，出不得汗，照样不痛快。第二天不想锄了，但没有事，想想吃了吴楚的饭，不帮他做点什么，总过意不去，还是翻地吧。翻着翻着，想起事情不曾办好，书记。厂长还在等回音，在外耽搁久了，空手回去不好交代；又想起老婆、孩子、猪、羊，不禁归心如箭。这陈奂生除了小时候舅舅娶舅母在外公家住过一夜，再就是在招待所耽搁半夜之外，从不在外住宿，自然不习惯了。
第三天一早，尽管阿姨殷勤挽留，陈奂生千恩万谢，说要回去看看再来。然后上楼别了吴楚的爹妈，把吴楚送给他的呢帽和装山芋来的布袋，塞进从前卖油绳的旅行包，走出堂屋。在天井里，又看到那只鸡婆悠闲地在他翻过的土地上觅食。不禁深情地恋恋留眼，唉，他不是舍不得送给吴书记，而是习惯了和它在一起呀！
出了小弄，他摘下棉帽塞进包里，把新呢帽戴在头上。跑过百货公司，他记得那里有一面大镜子，特地弯进去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尊容”，果然神气了不少。陈奂生笑了一笑，然后扬长而去。……
回到大队，陈奂生满怀未能完成任务的歉意，唯恐受责；他家都未到，就先找书记、厂长汇报。谁知书记、厂长听了，把手一拍，劲道十足地说：“哎呀，奂生你呆，回来做啥呢！吴书记待你这么好，还怕他不替你想办法吗！快点再去，快点再去！今天来不及就明天一早动身，你给我坐在那里，十天八天，半月一月，也要等得吴书记回来。”
“去了没事做，等他回来了再去不好吗？”陈奂生不愿意。
“你知道他几时回来？你不去等他，他还会等你吗？他东一天，西一天，错过了机会你就寻不着。快去快去！”
陈奂生听着也对，只得答应。回去住了一夜，不顾老婆嘀咕，带了几斤上白米，一捆大青菜，又匆匆就道。
此番已是熟门熟路，原不必再有周折了；但陈奂生下了火车，经过一家旅馆门口，却触动了心机：人贵有自知之明，吴书记家虽然有吃有住，也该知趣；况且不是一天两天，不如住在旅馆里妥善。横竖费用厂里可以报销，何必去揩吴书记的油呢。踌躇半晌，便走进旅馆，在服务台旁看了片刻，学会了办理手续；便拿出介绍信来登了记，说明要一个最便宜的铺位；付一元钱钾金，拿了钥匙，住进了214号房间。那房间放了六张单人铺，挤得很；陈奂生不打算在那里拉场卖拳头，自然不嫌。躺了一会，想起那一捆鲜嫩的青菜，应该当天送到吴家，吃个新鲜。便提着走到吴家。书记还不曾回来，阿姨拿了菜，听他说住了旅馆，想他是个老实勤快的人，有心帮忙，劝他还是住到这里来，因为吴楚万一夜里回来，早上又跑了，住在旅馆就碰不着，白等。奂生觉得有理，连忙答应。吃过夜饭，就到旅馆去取东西。拿了东西，到服务台去还钥匙，服务员告诉他，铺位每天一元二角，钥匙押金一元，还应再付二角。奂生不懂，服务员才告诉他，这铺位不管他住不住，都应付一天的钱。陈奂生心里叫声：“苦呀，又碰到鬼了！”他不肯吃亏，赌气不还钥匙，决定住一夜再走。又怕阿姨等他，只得再跑一趟，顺便把米也带了去。
等到回来，房间已经有两位旅客在那里交谈，一个年轻的，呢制服笔挺，皮鞋贼亮，长头发在电灯底下油光闪闪，派头十足。一个中年人，打扮得平平常常，面容却和善，见奂生进来，还微微点了点头。奂生不会交际，无话可说，便往床上一坐，看着电灯发呆。听了一阵，听出那两人也在谈生意经，不禁问道：“你们也是采购员吗？”
那两人见问，回头细细看了他一眼。年轻的便说：“你也是？”陈奂生点点头。年轻的又问：“干了多久了？”奂生回答：“刚刚头一趟。”年轻人便看不起，再瞧他那寒酸相，更不入眼，头就别过去又和中年人谈话了。那中年人虽不说什么，眼里却漾着关切的笑意，好像要同他攀谈。只是在听那年轻的讲，不便张开嘴来。
后来，年轻的有事出去了，中年人便坐到陈奂生的床沿来，先自报家门，姓林名真和，是×县×公社×大队×厂的采购员，然后请教了奂生的姓名、单位，笑道： “我们是同行嘛，要搞的都是那种原料，现在很紧张。刚才那年轻人，也和我们一样。不过他们厂大，手段大、路子大，搞起来是有把握的。陈老兄，你搞到没有？”
“没有。”陈奂生高兴地说。他觉得林真和很看得起自己。
“局里边、厂里边有熟人吗？”
“没有。”
“你没有路，又不曾搞过，厂里为啥叫你出来？”
“不瞒你说。”陈奂生轻松地舒了口气，“我有个朋友在地委里。”
“做啥？”
“书记，管工业的。”
“喔！”林真和恍然说，“怪不得，怪不得。”便从袋里摸出一包大凤凰，抽出一支敬奂生。奂生推不过，只得接了。林真和便喀峻打亮火机，帮他点着，自己也燃了抽起来。然后又问：“老朋友吗？”
“他以前一直在我们那里工作。”
“你跟他交情怎么样？”
陈奂生见人家这样看重自己，就像杀猪的给猪吹了气，自觉胀得大了。忍不住要摆一摆海，便把自己同吴楚的关系，吹了一遍；末了，又把帽子摘下来指指说： “这就是他送给我的。”
林真和听了，着实羡慕，对陈奂生十分看重，一连请他吸了几支香烟，说碰巧认识他，也是缘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以后大家要互相帮助，奂生有什么为难，只管找他。又声明，他晓得奂生是初次出马，他不指望靠奂生搞什么，倒愿意帮奂生出出主意；因为他多少有点经验，山是高的）江是长的，吃亏沾光，不在一朝一夕，能够真心实意交上一个长远的朋友，大家都有好处。
陈奂生见他说得动听，倒反有点疑心，因为他也常常听说外面有骗子。但看看林真和，额头宽阔、脸色正派，特别是那双善良的眼睛，好像流露出一种委曲求全、叫人怜悯的光彩，想来不是坏人。也就欣然赞成了。
临睡之前，林真和端来一盆水，问奂生洗过脚没有？匀了半盆给他。等到奂生洗好，林真和已穿了鞋，随手就把两盆水并在一盆里拿出去倒了，做得非常自然。陈奂生十分过意不去。便也拿出自己带来从未抽过的“牡丹”，抽出一支硬要他吸，这才安心睡觉。
早晨起来，见那年轻人还在打呼，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林真和早已起身，两人又热络了一番。”奂生说了吴楚的地址，叫林真和有空就去找他，然后走了。
从此，陈奂生住在吴楚家里，等书记回来。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清早起来，就代阿姨上街买菜，家里事见什么就做什么。阿姨非常高兴，几天下来就觉得脸上胖些。每天下午，奂生就锄那空地，拣出的碎瓦断砖，一齐搬到南墙下，堆得整整齐齐。地翻过来，晒了几天太阳，便做了垄，上街买菜时，买了些高在秧和三月白，种了几垄。林真和来看过他两次，还帮他拾砖瓦。他晚上也去看林真和。最后一次，林真和着急地悄悄告诉他，那年轻人厉害，几爿大厂都答应给他货色，如果吴书记再不回来，到时候货色给别人弄走了，面子再大，也只能以后有了再说，那要等到几时？林真和又说那年轻人习，看不起人，请他帮点忙，硬是不肯。林真和只搞到半吨，再无办法，自己都不够，所以也不能帮奂生的忙。
陈奂生听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早盼夜盼，望穿了眼睛，吴书记却影踪全无。那省里的会，一正不知要开到几时。
陈奂生转业(5)
吴楚回来了。
他九点多钟到了地委，连忙就通知开会。十点一刻会议就开始，一直到下午五点结束，饭也没有回家吃。
回家的时候，他把旅行包放在办公室里，不曾带走；因为明天一早，他就要带几个人下去检查工作。在外面换下来的脏衣服，在宾馆里请人洗过了。老阿姨年纪一大把，行动已不大方便，烧点吃的已经够累了，再要从外面带脏衣服回来给她洗，也作孽。
吴楚两手空空，悠悠然踱着慢步走进院门，眼前忽然一亮，他吃了一惊：原来院子里完全改了一个样子，已经变成极好的菜畦了。泥块敲得极细，垄沟做得笔直，一棵棵菜秧，种得疏密匀称，一片片嫩叶，已经竖了起来（活棵了），显然是内行人干的活。
“这是谁干的？”吴楚一时想不起来了，但马上猜到，“哎呀，一定是陈奂生！” 他很高兴，心里暖暖的，甚至感激了。接着就内疚起来，骂自己道：“该死，我把他的事忘记了！”
吴楚快步走进堂屋，想看奂生在不在。却碰到老阿姨从厨房里出来，她打开电灯，见进来了吴楚，喜得两手一拍围腰布，说：“嗨呀，楚楚，你到今天才回来，奂生在这里等你，人都等瘦了，真要急出毛病来呢。”
吴楚说：“他人呢？”
“他今朝只吃了半碗饭，就困了，还没起来呢。”
吴楚连忙打开房门。奂生床上空了，人不在，原来他借了附近菜农的粪桶，给莴苣浇了一次肥，还粪桶去了。
“哪里去了？”吴楚问。
“不会到哪里去，总在近旁。”阿姨说，“这个人真是老实勤快，样样都做，不肯歇。他在这里，我动也不要动，享福了。你看看，我自己都觉得胖了呢！”
吴楚看看，老阿姨真的胖了。
老阿姨说了奂生一番好话。又说：“他在这里横等竖等，做完了事，就呆钝钝坐在门槛上望着院门口，好像你同他约好了马上就回来的；那可怜相，我看得也心酸了。我就想，不晓得楚楚可曾帮他办哪？楚楚，你办了没有？你可要帮他办。他是个好人，又难得求你，你不能推哪！”
吴楚连忙应着，因为老阿姨是个知趣人，从不轻易代人求情的，如今说了这样动情的话，吴楚自然感动了。他心里很高兴，不禁好玩地想：“嗨，这陈奂生，还真厉害呢。”
说话间，陈奂生还掉粪桶，像青鱼一样投进屋来；一见吴楚，喊了一声书记，就说不出话来。顿了顿，才自顾自说：“还好，幸亏今天不曾回去，回去了就白等了。”
吴楚看看奂生，觉得他的眼睛变大了，吃惊地想：“哎呀，真瘦了一圈啦！”
“真的，我原打算今天回去的；幸亏不曾回去。我又拖了一天，明天是凿定要回去了。幸亏你今天回来了。要是你明天回来，我凿定已回去了。……”陈奂生反反复复唠叨这几句话，除此以外，他好像没有说的了。
这单纯的、真挚的、深沉的情感，强烈地震撼了吴楚。这个做报告从不带稿子的地委书记，忽然也讷讷起来，连声说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好像也找不到别的词儿。
等到坐下来吃夜饭，喝了一点酒，空气才活跃起来。吃过夜饭，吴楚想了一阵，便问奂生可曾带介绍信来。
陈奂生高兴了，他想也没想，直通通说：“有，有两封呢。”
“怎么有两封？”
陈奂生这才知道说错了话。又一想，反而理直气壮，觉得不错：应该老老实实告诉书记嘛！他伸手到胸口内衣袋里，掏出来两张纸，摊开来认了一认，说：“这一张是厂里开的，说好只要买两吨。”他递给吴楚。
“那一张呢？”吴楚问，觉得奂生还有别的话。
“这一张是公社工交办公室开的。”奂生迟疑了一下说，“我拿厂里的介绍信去转关系，工交办公室的老陆说他们也要，替我另外开一张，要五吨。”
“牛吃蟹！”[注]吴楚骂了一句，“这又不是河泥、猪灰，能随便要吗！”
“我也不肯。”陈奂生申辩说，“可是老陆开了，不肯在我们厂里的介绍信上盖印，叫我拿了他开的介绍信到县里去转。我到县里，县里也不肯在我们厂里的介绍信上盖印，倒说是老陆那一张合法。我就只好拿它来。老陆说，买了五吨，我们厂里的两吨就在里边了，不必另外再买。”
“你上他的当！””
“我没办法。他说：‘你难得去找吴书记，两吨是一趟，五吨也是一趟。吴书记有的是办法，他若肯答应你，二吨、五吨还不是一样！”陈奂生原原本本转告说。
吴楚看奂生傻乎乎的样子，赫赫笑了几声，说：“奂生呀，你总是牛皮吹在外边，大概人家以为我吴楚有半个家是你当的了。不行，你别理他们。”吴楚把工交的介绍信丢给奂生：“这种原料现在很紧张，二吨也不见得有；一吨也还要看人家有没有办法节约下来支援你。”他说着，拔出钢笔，在工厂介绍信上写了几个字，递给奂生，交代道：“明天上午，你乘九路公共汽车（到百货公司门口去乘），一直到底，下车顺马路往南跑半里多路，就是××厂，你去找朱明源朱书记，拿这介绍信给他看。这东西已经分配给他们厂里了，他如有得多，能给你一吨就一吨，二吨就二吨，我也不能勉强他。”
吴楚说罢，又沉吟半晌，交代说：“如果一点也没有呢——你就到办公室去找刘主任，我明天一早就要下去，又不知几时回来。走之前，我再和刘主任讲一讲吧！”
“你莫忘记了！”阿姨说。
“不忘记，不忘记。”吴楚连忙说。
陈奂生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到了明天，就照着吴楚说的路线，到了××厂。经过几道关口，才在一个办公室里找到了朱明源朱书记。朱书记看上去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待陈奂生倒很亲切。他把那介绍信反复看了几遍，又眯着眼睛看看奂生说：“吴楚怎么肯给你写这条子的？”那口气，好像他很了解吴楚，又好像吴楚是他的下级。
奂生虽笨，也晓得这句话有分量，连忙申辩说：“完全不为别的，吴书记晓得我们困难。”
朱明源就不再问，说：“材料的事，不是我管的。也不晓得有没有，我来问问看。”说着，正要打电话，就进来了一个人。朱明源不打了，对那个人说：“老王，我正打电话找你。”又对陈奂生说：“王厂长。”
“什么事？”王厂长问。
“吴书记介绍来的。要支援他们一点材料。厂里能不能解决？”朱明源一面说，一面递过介绍信。
王厂长看了介绍信，又看了看陈奂生说：“就是他吗？”
“唔。”朱明源点点头。
“没得办法。”王厂长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自己都不大够。”
陈奂生紧张了。
“一吨半吨都抽不出来吗？多少支援他们一点也好。”朱明源说。
“唉，朱书记。如果有一点办法，吴书记的批示我会不执行吗！”王厂长委婉地说，“前几天也有一个单位来求援，还是老关系，我同供销科商量了半天；他们不答应，一点拿不出。”回过身来，王厂长对奂生说：“我们不是不肯支援，吴书记是难得开口的，只要有一点松动，我都会想办法批给你；现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请你回去向吴书记打个招呼。过两个月，等下季度的材料分配下来，我想天法也给你们一点。”
话说得这样圆转，朱明源也不好开口了。他心里明白这不一定是真话，这样大一爿厂，多少是能够拿出一点来的。但自己并不彻底了解情况，吴楚也知道不能勉强，信上是介绍陈奂生来求援，是请厂里酌情支持。现在主管人不答应，自己就不好做主了。只得也跟着姓王的劝奂生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过两个月你再来看看吧。”
王厂长那番话，有真有假。他前几天为了一个老关系，确同供销科纠缠了半天，要五吨材料。他知道厂里二吨、三吨能抽得出，紧一点抽五吨也行。但是供销科长不答应，回说即使多下那么一点，已和××单位讲妥，要交换另外一些材料。其实供销科长已看出蛛丝马迹，晓得王厂长供应别人材料，是拿回扣的。那个老关系，本来和供销科长先搞上，说实在话，供销科长也得过一些好处，后来看到那老关系忒豁，报纸上又常揭发贪污这一类事，自己怕出纰漏，就收敛了。谁知那老关系倒搭上了王厂长，那暗底里的交易，供销科长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所以就不肯松口。但材料多在厂里，王厂长晓得，也不肯就此罢休。供销科长正在设法同其他厂协作换材料，把它处理掉。这个斗争，暗地里着实激烈。
只是难为了陈奂生。吴书记的大面孔都派不上用场，他灰心丧气，没精打采告别了两位领导，走出办公室。王厂长随后也出来了，他看看陈奂生的背影，心里骂道：“穷煞胚！乡下人！衣裳没一身好的，还出来跑供销。呆头木雕，好话不会说一句，香烟不会递一根……你就是吴书记的小舅子，我也不睬你！”
陈奂生转业(6)
陈奂生搭上九路车，到百货公司门口下来，再无闲情逸致去大镜子前照自己的 “尊容”，急急忙忙，就往地委机关里跑。走过一段路，忽然被人一把拉住，那人叫道：“奂生兄，投什么！”
奂生一看，原来是新交的朋友林真和。奂生忙停住说：“哎呀，我都没有看见你。”
林真和说：“你倒快，去了回来了吗？”
“你怎么晓得的。”
“我刚才到吴书记家去找你，碰着老阿姨，说你到××厂去联系了。怎么样，答应多少？”
陈奂生把头一犟说：“屁！”
“怎么？”林真和不信，“书记批了，会打回票？”
陈奂生直爽地把介绍信摸出来给他说：“我还骗你吗！”便把在厂里碰到的情形，一一二二，统统告诉林真和。林真和把脚一跺说：“老陈，碰着姓王的那只猢狲，你算倒了霉。那个人你同他空口说白话，不给他好处，你就是他爹娘，他也不会认。我是吃过他的亏的。唉，你也不晓得，难怪你。若早上同我商量了再去，我事前会提醒你避开他。候他出门了，你再去找朱书记；朱书记就会直接问供销科。只要供销科说声有，就好办了。现在弄僵了，怎么办呢！”
奂生见林真和一片诚心，比自己还着急，十分感动，说：“吴书记说过，打回票就找地委刘主任的。”
林真和忙说：“那好，只要有这句话，刘主任办起来比书记着力。书记是领导，有些话不好说，转一个弯，让刘主任出面，当任务压下去也没关系。走，我跟你同去，怎么样？我在门口等你，听你的回音，再有什么周折，也好给你出点主意。” 说着，也不等奂生同意，跟着就走，一面悄悄地说：“要快。这里只有几爿厂有这材料。那个年轻的采购员，和××厂的王厂长恐怕有关系，前几天他露了点风，说有一爿厂答应给五吨，正在谈判。说不定就是××厂的。等他们谈妥了，你就完了。” 然后又坦率地说：“我这个人没有歪心思。你只管放心。我看你也是老实人，诚心交一个朋友。采购员这碗饭，真不好吃，我们厂小，手段小，人家看不起。我又没有什么门路。我开始出来跑，这里有一个远亲，是靠他帮忙。后来调走了，我就瞎了，要想搞点东西，一直是磕头跪拜求人的。哪个有办法，要我服侍也肯，跑腿也肯，化小钱也肯，用得着我只管喊我，我做小媳妇做惯了。只要别人搞到材料以后能回给我一点，我就把他当老子待。那个年轻人忒狂，我同他认识两年了，只要碰在一起，香烟总是吃我的……衣服脏了我都替他洗。他一直答应给我点材料，到现在不曾给一斤。这一趟他已经搞到了三吨，还在搞五吨，我开口要回半吨，他说自己还不够，一推精光。还说他黑龙江有个朋友手里有点货，他没空去取。如果我等着要，他写封信去商量，给我半吨，自己去拿。嘿，赶几千里路去拿半吨材料，光路费都算不来，他真把我当小孩子，弄我的白相了。”
陈奂生听他这么说，知道是和自己一样的可怜人。自然信得过了，到了地委，林真和果然在传达室等他，让他一个人进去。
陈奂生跑进办公室，刘主任正在写东西。奂生在背后叫了一声，刘主任回头见他来了，放下笔，说：“怎么样，他们给不给？”另外几个同志，也都回头来看。
陈奂生一听，知道吴书记交代过了，心就放宽了一点，把到××厂的情况，详详细细向刘主任又说了一遍。
刘主任听了，好像很生气，重重地说了一声。“好！”便问着长久不开口。
刘主任把手里半支烟吸完了，才抬头朝奂生笑了笑说：“不要急，介绍信呢？”
陈奂生连忙递给他。刘主任看了看，便拿起电话筒，拨了号，开始讲话。“物资局吗？我找唐科长……啊，你就是老唐，好，吴书记有点事，要拜托你呢。…… 不是客气，难哪……事情很小，就是吴书记不会烧香……你来？不要不要，我来吧，我来吧。”
电话挂断，刘主任对奂生说：“你坐在这里等一等，我去了就来，很近。”他出去了。不到一分钟，又跑进来对奂生说：“你还有介绍信在身上吗？随便什么介绍信都行。万一仍旧到××厂去拿材料，他们看见这是打过回票的，会改不过口来，最好换一封。”
陈奂生说：“有倒有一张，就是上面开了五吨。”
“五吨就五吨，管它！”刘主任说。拿了一看，又说，“这一张好，是经过县里转的，合法。”拿了就走。
不到一个钟头，刘主任兴冲冲回来了，大声说：“奂生，挑挑你[注]，给你五吨。你拿这介绍信，上面有物资局的印，仍旧到××厂去拿，直接找他们供销科的高科长，已经联系好了。不要去找那姓王的。”刘主任见大家在听，就告诉大家说： “还是那姓王的鬼，连供销科对他都一肚皮意见，那家伙邪得厉害，家里二十寸彩色电视机，冰箱，空调都全了，手还伸得老长，人家说他还缺一口水晶棺材！”……
陈奂生喜出望外，走出来，在门口碰着了林真和。林真和看了介绍信，听陈奂生一说，就和奂生商量道：“这件事，我来帮你办，那姓王的认识你，别碰着了，你别进去，我去。你在门口等我，我办起来比你有经验，包你不出纰漏。”
陈奂生原怕再碰壁，乐得听他。两人一同到了××厂，林真和进去，陈奂生就在门口等。他提心吊胆，生怕再生枝节；等了几分钟，就像等了几十年。但急也无用，只得耐着性子，蹲在那里拾一块砖角在地上划痕痕，划了一阵，再一条一条地数清它，等到林真和出来，他已经等得心都烂了。其实还不到半个钟头。
林真和一见奂生，连连说：“成了，成了，只要回去把钱汇来，就好开票提货。”
两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乘车到百货公司下来后，林真和一把拉住奂生，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饭馆，硬要请客。把陈奂生按在朝南坐位上，要来了两斤黄酒，一个拼盘，三个炒头，一只砂锅。两人边吃边谈。足足坐了三个钟点，那林真和当了七年采购员，经验丰富，讲了许多苦处；也讲了一个采购员应该懂得的各种事情，诸项关节；描绘出社会上各种人的嘴脸，把那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搽了红粉，藏着黑心；开口为人民服务，伸手捞黄金钞票；婊子装正经的伪君子，骂了个狗血喷头。
末了，林真和以商量的口吻，问陈奂生能不能看朋友交情，回一吨材料给他救急。陈奂生从未受人如此尊敬，想着他许多好处，觉得小队里本来只要二吨，公社给二吨也说得过去了；反正有得多，自然一口答应了。林真和又劝他不必回去取款，只要打电报把汇款账号，汇多少款子，告诉家里，就可以了。如果奂生不会打电报，他包办就是。这样，还可以在这里玩玩名胜古迹，开开眼界，他也没有事了，打算陪奂生到处走走。
出了饭店，林真和又拉着奂生到旅馆里吃茶，揩面，洗脚。然后告诉他，这五吨材料，将来的发票，自然只能开奂生厂里的抬头，所以要拿出一吨，还要奂生厂里的领导点头，这就要看奂生回去能不能说服领导了。其实这也不难，只要说是吴书记和刘主任的意见，厂里就没得话说。
陈奂生听他说得在理；其实是被他教会了，否则，回去就想不到要这样说。现在有了主意，晓得不会有困难，连连点头称是。
“至于钞票，”林真和说，“我马上打电报回厂，叫他们汇到你们厂里，以后再来提货。”
两人刚刚说完，房门打开，那个年轻的采购员也吃得面孔红彤彤的闯了进来，他眼里像没有看见奂生，朝林真和瞪了瞪眼，狠狠地骂道：“×他娘，老子倒霉！”
“什么事？”林真和忙问。
“唉，别说它了。那五吨东西，明明要到手了，不知给哪个狗×的抢了去！”
“哪个厂的？”
“××厂，他们厂长和我老交情，一口答应的。供销科横撑船，作梗。拖来拖去，拖到今天，被物资局一口吃去了。不知他们私底下塞了多少钱！娘的，挑人家吃饱了。”
陈奂生一听，分明是说的自己，正想说话，被林真和轻轻踢了一脚。
林真和不动声色地说：“唉，你也会被人家吃瘪，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办法！难啊！”
陈奂生转业(7)
陈奂生回来了。
火车到达县城的时候，已经万家灯火了。陈奂生一点也不着急，他悠闲得很，好像已经到了家里。不，不是到了家，而是陈奂生心里太舒服，因此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很亲切，到东到西，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一路上碰到所有的人，都觉得很亲爱；那些老人，那些孩子，那些老汉，那些妇女，都像是自己人。在火车上，坐在陈奂生对面的一个中年女人，漂亮极了，使陈奂生想起了自己的老婆；不错，老婆是很丑的，但总觉得那个漂亮女人有些地方很像自己的老婆。是眼睛吗？鼻子吗？还是嘴巴呢？好像是，又好像都不是；总之吃准了有些相像的地方，不过是吃不准什么地方像罢了。陈奂生因此就开心，想象着自己的老婆如果也和那漂亮女人一样细细地打扮起来的话，一定也会把男人的乌珠儿吊出眼窝来的。
走出车站，陈奂生知道已经没有汽车下乡了。他横竖不想乘汽车，也不要住旅馆，早早晚晚只要两只长脚晃荡晃荡，到家极容易。所以他一点不急，像了结了人生的一切大事，可以随便游转了。他走过一向摆摊卖油绳的地方，依恋地逗留了一会，好像在寻找那少掉的三角钱；他又去看了看那次病倒、落难困着的长椅，想起和吴楚的邂逅，谁知道这竟是他命运的转机。咦呀，一个人活在世上，原不必穷凶极恶，苦也罢，乐也罢。总要凭良心过日脚，要吃、要穿、要钱用，就老老实实出力气去赚，不要挖空心思去转歪念头。自己想发财去害别人，到头来总没路好走。吴书记这条路，大队书记、厂长自己不能走，却叫他陈奂生走，也就能看出“天意” 了。
想到这里，陈奂生心里坦荡荡，无忧无虑；天气虽冷，胸中滚热。他划着两只长脚，提着卖过油绳的旅行包，轻悠悠地摸黑走回去，看那夜空里的寒星，也觉得明亮清爽。他确实很满意，回顾自己的生平，也找不出一件快事能和今天比较。他不禁想起大队里那个说书的陆龙飞，讲过薛仁贵征东，岳武穆抗金；大将军旗开得胜，班师还朝，也不过像今天我陈奂生这样吧！当然，那些人是骑了高头大马回来的，不像自己靠“11”号；威风虽然威风，其实大官也不容易做，从来伴君如伴虎，皇帝一变脸，午朝门外就杀头，真不及自己安稳呢。
陈奂生手里拎的旅行包，装得满鼓鼓的，不是金，不是银，也不是油绳；而是老阿姨送给陈奂生老婆穿的几件旧衣裳。陈奂生把它看成了宝贝，不是值钱，而是情重如山哪！这是他用勤俭老实换得的关切和尊重，凭这就证明了吴书记一家对自己的情意。他回来的时候，吴书记还在外面检查工作；假使吴书记在家，也许会有更多关心的表示。因此，陈奂生竟然想到了买上一斤块块糖，他要告诉老婆和他的孩子，这糖是吴书记给孩子们的礼物。这不是骗人，因为吴书记定会这样做，这叫知情着意，方称得上知己呀！
胜利是胜利了，但是陈奂生觉得自己实在干不了这个行当。外面的世界这样复杂，如果碰到坏人，把自己卖掉了，也会不自知。他决不想吹牛皮，他在外面一共十六天，除了整理好一块菜畦之外，什么事情都不是他干出来的。没有吴书记、刘主任、老阿姨以及新交的朋友林真和的帮忙，他会连属屎都摸不着茅坑的，还能干什么。所以，林真和那一吨材料，不给他还有良心吗！
……
果然，回来以后，书记、厂长都把他捧得几乎上天，工交办公室原来也并不真指望他能办成功，不想居然也拿到了两吨，也喜出望外；拿他做例子，在全公社的采购员面前吹嘘。陈奂生成了香狸猫的卵子。
但是，陈奂生在外面出了大力气干的一件事情，回来却碰了壁。那是开了提货单以后，要把材料运到火车站去托运。叫一辆汽车，要六十元钱，叫板车拉，算算也要五六十。按林真和的意思，根本不在乎，横竖回去报销。但陈奂生舍不得，他想想，这六十元钱，一个农民要辛辛苦苦做上二三个月才赚得到。这五吨材料，自己借一部板车来拖，顶多两天也拖完了，与其让别人把钱赚去，自己不好赚吗！所以他主张和林真和两人动手拖。板车他早已看在眼里，地委大院里有几部停在那儿，问刘主任借一借，不会不肯。林真和不同意，说是多花掉的力气；自己拖了，没有发票，回去报销会说不清。会计根本不会肯报。陈奂生哪里肯听，没有发票有啥关系，难道材料没人拖，它自己能跑到火车站去吗。会计又不是呆大，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即使有意见，他陈奂生也可以便宜些，不要六十，算个三十、四十，也好嘛！这样厂里、个人都沾光，为什么不干。说来说去，林真和见他不肯听，也只好随他。但朋友交情，又不能不帮忙，只得跟在板车后面帮他推一把。声明自己不想要这脚钱。两个人整整拖了两天，汗水流了几碗。可是陈奂生向会计报账，会计竟然一文不付。气得奂生骂山门，问会计可是吃饭长大的？会计也不示弱，声明制度如此，谁也不能破坏。还笑奂生小算，贪小利，谁叫你出那么大力气去运呢，都像你这样，运输公司不要关门吗！你只想独吃饭，饭也应该留点别人吃吃嘛！公说公理，婆说婆理，钞票还在会计抽斗里。陈奂生火也没用，只好破口骂娘，说什么“早晓得行了好心没有好报，倒不如省点力气同老婆困觉”。唉！真不相干。
哪知过了三天，会计竟把他叫了去，拉开抽斗，数出一大叠钞票，一共五百八十三元二角，叫奂生当面点清，说这是按厂里规定，付给他的奖金：一吨奖一百五，连工交办公室的一共四吨，就是六百元，扣除了陈奂生十六元八角预支的路费。
陈奂生惊呆了，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摊在他的面前，不由他不信。他数着那票子，两只手瑟瑟地发抖。他活了四十八岁，从来不曾数过这么多的钞票。更别说占有了。假使在农业上，就算现在工分单价提高了，至少也要起早磨夜做一年。陈奂生把钱拿回去，好一阵心里不落实，他反反复复在想：“难道这是应该的？”
村子上的人都羡慕他，谁也没有说他不该拿。陈奂生却比以前更沉默了，他认定这一笔飞来横财不是他的劳动所得。他拿了，却想不出究竟有哪些人受了损失。
为什么出力流汗拖板车却没有报酬？为什么不出力气却赚大钱？为什么吴书记写条子求援两吨搞不到？为什么刘主任跑一趟就答应了五吨？这些问题在陈奂生脑子里转来转去，像摆了迷魂阵。没有人向他解释，他也不好意思请教，怕别人说他笨。常常半夜里醒过来，推推老婆唠叨这些话，也不过是想让心头轻松些。但是老婆看见家里有了钱，心宽了，夜里困得特别沉；好不容易被推醒了，听奂生一唠叨，就骂他十败命，只配做一“漏斗户”！然后翻一个身，又睡着了。
1981．1于常州
陈奂生包产(1)
采购员陈奂生，首次出马，便大获全胜，班师还朝，也不亏是一员福将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他在回来的火车上，就已经晓得采购员这饭碗不是他端得长久的，应该适可而止，功成身退，仍旧去干那种田、卖油绳的老本行。这主意原是打定了的，但回来之后，出乎意外，一次竟拿到了六百元的奖金。他高兴之余，总感到不自在。觉得这么容易得来的钱，多少有点不正路。现在没有人说什么，将来政策一变，说声“退赔”，你陈奂生就逃不脱。“文化大革命”的样子还没看见过吗！弄不好还要害吴书记呢。将来打倒吴书记，就会从你这条藤藤摸上去。还是赶快洗手不干妥当。但是钞票的诱惑，也不是轻易能够摆脱的。穷了大半辈子的陈奂生，难得碰上一个发财的机会，如果打错了主意，放了过去，以后懊悔都来不及。这样的大事，是不能随便甩手的。加上老婆也像扭股糖似的缠着他，一个劲儿怂恿他干下去，活着也好享点福。所以，陈奂生便像蚊子粘在蛛网上，挣扎着想飞，可飞来飞去飞不脱。厂长、书记又不断鼓动他。因为吴书记那里，原来是两扇铁门关得严严的，如今好容易靠陈奂生去挤开一条缝，正要靠他继续努力把门打开（最好是把门都掮下来，做到夜不闭户），工厂才能大发展。所以，对陈奂生十分照顾，说他立了大功，辛苦了，叫他回家休息休息，横竖目前没有任务。又教育他不要以为拿了六百元钱就发了大财，可以用一生了。惬意日子还在后头呢！六百元算得什么，够造房子还是够买彩色电视机！你儿子也十五六岁了，眼睛一霎就要娶媳妇了，你能拿得出什么来？想做公公，还要出把力呢！现在这好机会，赤了脚也找不到。奂生呀奂生，你是个四十九岁顶在头上的人了，为什么一直生活不及别人好过？你懒吗？浪吃浪用吗？还不是因为你太笨，脑子不灵巧，不会打算盘！？现在总算走上正路了，你倒还想打退堂鼓！
陈奂生被训了一顿，回头想想，人家也是一番好意。看来，这件事只好拖一拖再说了。陈奂生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被一些人当成了香狸猫的卵子，被一个劲儿吹捧起来。不但在本大队被说得神乎其神，公社的主交办公室也大会小会表扬他，那主管工业的李书记还特地接见他，谈了几个小时的话，央他细细地把吴楚书记如何招待他，吴书记家中的情形等等讲来听。连公社的头把手赵书记，见了他都笑呵呵地主动打招呼。陈奂生上一趟街，来回路上同他搭腔的人就数不清。陈奂生上街回到村里，别人也不再问他“今天街上怎么样？”他也不再说“人挤，猪行里有猪，青菜卖不掉。”等一类的话。却一问一答讲些：“去工交办公室没有？”“去的。” “见到赵书记没有？”“赵书记不在。”“下次碰着了，那件事请你同他讲讲。” “好的。”……等等。有人还惋惜陈奂生出山迟了一年，否则稳选上乡人民代表。有一次，赵书记要广播员王小蓉在广播里通知在乡下蹲点的副书记张和生回公杜开紧急会议。当时她正在听人家讲陈奂生的业绩，回身进去，对着话筒反复讲了三次要陈奂生迅速来公社开紧急会议，而竟没有发觉错误。一直到陈奂生晕头转向赶来，她还莫名其妙。幸而张和生恰巧回来，才没有耽误工作。可见在王小蓉的脑子里，陈奂生竟把张和生赶跑了。广播的时候，群众正捧着饭碗在填肚子，大家听得清清楚楚，简直就轰动了。全公社果真形成了“陈奂生热”。陈奂生的脑壳子并未经过冷处理，于是也就有点发热了，有点飘飘然了。在家里不大肯做事，一天三餐，要老婆端到桌上来吃。摆起家主公的架子来。队长王生发，是个见钱眼红的人，尤其看不得社员发财。他不管陈奂生有多红，横竖还是他手下的社员，犟不到哪里去。一再放出话来，要陈奂生表示表示。陈奂生心里虽然不满，也只得请了他一次客，才算安稳。盯着陈奂生钱包的人，也不止一个，试探着想开口借钱的人，不断放出风来。陈奂生几乎失了主意，倒还是老婆厉害，常常在大庭广众之间，骂丈夫没有算计，手里有几个臭钱，就东借西借，趸档打成零碎，要买砖头修房子都凑不全，才把别人的口塞住。但是，到了年底，陈奂生的堂兄，小学教师陈正清，还是跑来开口。因为他家缺乏劳动力，负担又重，挣几个工资，生活已够清苦了。没想到今年县里规定口粮提价，要照国家收购的粮价付。他原来准备的钱就不够了，还缺六十元，口粮还押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不得不借。陈奂生一直同他要好，念着兄弟之情，不顾老婆叽咕，满足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公社里又掀起一个浪潮，要搞生产责任制，陈奂生知道了，不免又担心起来。
陈奂生早就听说过农村里要起大变化，怎么变法搞不清。干部也不宣传，问问他们，他们眼一瞪说：“把田分给你自己种，你要不要？”那神态和口气，就像他们的腰包被动了一动，正要查扒手呢！陈奂生看着听着就难受。他虽然笨，也晓得共产党历来主张集体化。土地、土地，种了几十年田的庄稼人充分懂得它的好处；为它喜，为它愁，为它笑来为它哭，它是社员心头一块肉。哪个不想把它抱在怀里困觉。好容易经过二十几个年头，才勉强断了私情。虽然有时候看着它受糟蹋，弄得肚子吃不饱，心里又会枯并重波。但单干就是反对共产党，陈奂生饿死也不会唱这对台戏。他已经考验过来了，何必吹胡子瞪眼睛！这样大的事情，能开玩笑吗？听到谣言，问个清楚不应该吗？不该问，不问就是了。分也罢，不分也罢，横竖他又不作主。真要分的话，他也不会第一个伸手接，也不怕少了他一份。他要想那么远做什么。狗捉老鼠，多管闲事！这两年吃饱了肚皮，穿暖了衣，安稳日脚不过，找什么麻烦！分了就凿定好到哪里去吗？！弄不好会烦死，寿也要矮几年！陈奂生从此把它丢在脑后。一动不如一静，捏牢锄头柄就算。过一阵又听说真要分田。而且是中央的政策，要社员包种生产队的土地，让社员有更多的自主权，有更大的积极性。陈奂生倒犯愁了。他想，这田叫我如何包法？记得二十岁前，那时单干，倒也独当过一面。后来集体化了，自己一直吃的荫下饭；队长指东就东，队长叫西就西，跟着他的屁股转了二十八年了。自己只管做就是。至于各种稻、麦品种的特性，栽培技术，不同性能的化肥、农药的使用方法，要说心里有谱，也都搞乱了弄不清。一年两熟，弄错了收不着，又不能重来，吃西北风！还有那种田家什，在队里劳动呢，十样缺八样也不碍。队长把工种派给你，你没有家什，就改派别样，工分照样赚。如今夫妻两个，家里只有镰刀两把，锄头一把，铁囗一把，罱网一口，铁锨一把，扁担一条，土筐一副。碰到下雨，只有笠帽，没有蓑衣，也照样一年一年混过去。若要一变，还得了！光是禾场上用的，就有翻耙、扫帚、丫枪、搔耙、大小备箕、箩筐、小扁，……买一半也要几十块，哪里来的钱！还是大呼隆隆，混混算了，横竖大家的事，我又不想过好日脚。何必另起炉灶，既没有本钱，也烦不来那种心思。他把这想法，说给老婆听，这位贤德的夫人，一口赞成。还说她上次回娘家，娘家村上东边的生产队，就在闹分田。出头的人尽是些“尖钻货”，只想自己发财。最后还撂上一句：“你看好了！他们‘想发财，必倒霉！’”她真是陈奂生贴心的好同志，无愧是困在一头十多年的人。
陈奂生担心了一阵，后来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一忽儿又说要收了，接着又有叫做“不要一刀切”的话。陈奂生虽笨，也琢磨出干部不赞成，顶住了。陈奂生这才放心。他觉得好，中央在北京，天高皇帝远，管不着。只要干部不动，荫下饭照吃。
这已是将近一年前的话了。后来陈奂生忙着卖油绳，早就丢光忘记。谁知如今当了采购员凯旋荣归不久，“陈奂生热”还未过去，忽然异军突起，全公社热火朝天地宣传起包产责任制来。原来他老婆娘家村上的东头生产队，包产一年大增产，不仅是几个“尖钻货”突破了历史上最高产量，百分之九十三的人都大幅度增加了收入。全公社的干部群众都轰动起来，原来反对的人也只得服贴。可是陈奂生一打听，那百分之三减产和百分之四平产的户头，竟有两家和自己的人品、条件差不多，于是他的心头顿时沉重起来，好像搁上了一块磨盘大的疙瘩。
那就难啦！要是不当采购员，到明年年底，不就归进那百分之七里头去了吗！
陈奂生包产(2)
公社里虽然出了一个包产责任制的好榜样，但等到大家晓得，秋种早已过去，麦田都加工了两遍。这时再分田包产，本无不可。但陈奂生生产队的那个工队长，主张要包就该在下种之前，如今种上了，麦苗出得好坏不等，分着好的没话说，至于坏的，哪个肯舔屁股？再说已经花的工，下的肥料，没法算帐，还是拖到麦收以后包产为宜。陈奂生听了，十分赞成。可是急着要分的人不同意，不管陈奂生红到什么程度，人家抢白他说：“你倒靠着吴楚，捞得到外快；我们呢，就别想过好日子了！”陈奂生马上吃瘪，无话可答。他们又同王队长吵起来。王队长骂他们是 “尖钻货”，想发财想得等不及了，不死有得发呢。别人也骂王队长“尖钻贷”，多吃多占惯了，舍不得变。闹来闹去，没有结果，便告到大队里去。陈奂生很放心，他知道大队周书记也是反对包产的。记得两个月前，周书记动员他出山当采购员，就曾在他思想上打过防疫针。周书记说：“你别赖在家里等分田，那是刘少奇路线（天晓得，那时少奇同志已经平反过了），要弄得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两极分化。像你这种胚子，弄得过那班‘尖钻货’吗？”
想不到过了一天，周书记就到队里来开会，一出口就表示赞成包产责任制，而且支持大家积极去搞。这可叫陈奂生大吃一惊。接下去周书记才谈到这个工作不容易做，要充分酝酿，做好准备工作，确实需有一段时间。只希望在麦收以前，把包产任务落实到户，就可以了。这和王队长的意见相同。陈奂生这才觉得周书记仍是周书记，又放下心来。
谁知会议结束之后，周书记便拉了工队长到陈奂生家来交换意见。这就是有心同陈奂生表示亲昵了。因为通常应该是到工队长家去坐的，现在移到陈家来，说明在周书记眼里，把陈奂生看得比王队长还重。这种荣耀，就连奂生的志同道合的老婆都感觉到了，高兴得连忙抹桌子、扫地、烧开水。
两个干部交换意见，想不到竟也顶起牛来。陈奂生这时才明白周书记确实变了。他很严肃地指出，。包产责任制是中央的政策，一定要搞。麦收以前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不能借口麦收以后再包产就把准备工作拖下去，弄得夏种又包不成。王队长反问他：“什么叫‘不要一刀切’？”周书记说：“要看社员愿意不愿意，社员要搞，就该搞。”王队长吵嚷道：“周书记，这‘一把刀’究竟捏在谁手里？捏着刀把子去切什么人？以前你不赞成包产，就说‘不耍一刀切’，顶住上面，这刀把子是你捏的。现在你顶不住了，就把刀把子交给社员来切我，我是刀砧板上的肉吗？那就切吧！”
王队长一吵，周书记倒笑了，说：“意气用事。我几时顶上面的？啥叫‘顶不住’？人总是跟形势走的嘛！不信你就一直这样啦？”
工队长气咕咕地坐着不响。片刻，站起来说：“好了，不说了。你想得通的原由我也晓得，我想不通的原由你也晓得，还不就是那么回事。”说罢，把头一摇晃，走了。
陈奂生不晓得他们彼此互相晓得的是什么，也不便问。王队长走后，周书记也没多坐，他关照陈奂生：“你看看你们生产队，就是搞了包产，要上轨道还有几年呢！横竖现在不关你的事，你替我安稳点跑跑供销吧！”说完，也就走了。
这两个人，从前都骂过陈奂生“漏斗户”，陈奂生也都愤慨过，现在都同他平起平坐了。“君子不念旧恶”，总还要念新恶的。陈奂生比君子更胜一筹，他连新恶也不大念，打了他之后马上替他拍拍背，他立刻就不怨；骂他的时候只要态度好一点，他就认为你是好心，而不抱怨。所以他是个超级的君子。一个使劲拉他在工厂里，心肠好得让陈奂生有苦难言。假使真有能力把供销干下去的话，他肝胆涂地也要报知遇之恩。另一个虽然最近还敲过他的竹杠，但顶住不包产，使陈奂生真要不干供销时照样有大锅饭吃，这交情也就不浅了。
果然，书记、队长没讲妥，王队长屁股一拍，甩手不管。虽然有人着急，但如砻糠搓绳，起不出头来。加上年关脚下，许多人都想收拾点农副产品，上自由市场去卖，捞点过年盘费，东窜西窜很忙；至于娶亲嫁女的人家，置备喜事用品，早就前门后门，搞得七荤八素，包产的准备工作，眼看也只好搁一阵再说。
陈奂生虽然心里有个疙瘩，但他从来就不是担得起忧愁的人，他若要担忧愁，过去早就愁死了。他这个人碰到忧愁，担着担着就丢光了。“管它呢，船到桥下自然直！”“愁什么，活着就快活点，谁晓得几时死！”家里没得米下锅，只要眼看田地还能种出粮食来，为什么要发神经寻死！所以，陈奂生很快就把“疙瘩”挖出来当(米困)子给狗吃了。哈，你们看，八○年江南农村年底年初是什么情景呀，猪满圈，鱼满糖，咕咕呷呷是鸡鸭，白白胖胖有兔羊，到时候都成了砧上肉。缸里米酒沉清了，东邻西合，三朋四友，碰在一块，高兴就吃，随便那家都一样。等到大年夜，还要纪念纪念祖宗，然后拆猪头；小孩子东家西家乱窜，进厨房拣猪骨头啃，到一家吃一家。家家燉酒，吃年夜饭，爱热闹的成年人又串门，一家家把酒吃过去。最后吃到萝卜汤，老年人轻松地舒口气，总算无灾无病，一年又活到了头；做父母的轻轻敲着孩子的后脑勺，过门交代清楚：马上又长一岁啦，乖点！等到炮仗一响，新年来到，一律穿新衣，戴新帽，着新鞋。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如龙灯，东边西边团团转，然后在亲戚朋友家团团坐下吃年夜饭，讲山海经……来回往复，日复一日，直到吃光了准备好的年菜。这时如果还有客来，那么，有句老话，叫“新鲜(米困)子腌咸肉”，只得从简了。
这种热烈丰盛的境况，虽然每年都有（只是程度不同），但陈奂生的家境能和大家融和一致的，还只是第三年。今年是在上乘了，有米、有肉、有酒、有新衣不算，枕头边还有一厚叠花花绿绿的钞票，五百多块。确实从未有过。陈奂生哪里还愁得起来！他乐，还不止是这样的乐，更有劲的是人家把他看成台面上的人物了，请客的时候都要拉他去坐坐。陈奂生从不拿架子，一拉就去，这实实在在不是贪嘴（以前他就不肯去），倒是想到别人看得起他，不能不识抬举。他从不曾因为别人捧他就真的以为自己了不起，倒是觉得人家把他捧错了，有点诚惶诚恐。所以，别人拉了不去，就更对不起人家了。况且他也有力量回请，并不白吃。这样一来，整个年底年初，陈奂生几乎天天有肴馔吃，光自己家里，就请了三次客，有一次书记、厂长都来了。有个老吃客，当面称赞陈奂生的菜肴丰盛，肉有簸箕大，一块就把人打倒了。周书记大笑说：“今年能这样不错了，明年就有细货吃。”陈奂生没听懂，光知道是说的好话，开心得很。
这样吃了一阵，陈奂生觉得很精神，睡觉脱衣服，抚抚身上的皮肤，比以前光滑。有一次在东屋山头晒阳光，他堂兄陈正清坐在旁边看他，看着看着就笑起来。陈奂生问他笑什么，陈正清说：“从前有个张良，骑着纸鸢飘到女儿国。女儿国里的人看他白白胖胖的，想杀来吃。张良说，我不胖，应该养胖了再吃我。人家问他养到什么程度才算胖，张良说，要等肚脐眼凸出来。”说罢，戳戳陈奂生的肚子，问道：“凸出来没有？”陈奂生这才觉得自己真的胖了。
真的胖了。陈奂生想起这一阵的生活，也颇得意。特别是小除夕那顿夜饭，是厂里聚餐。乖乖，那个吃法：整鸡、整鸭、整蹄、整鱼，八大盘炒头都是细货，不识得名堂。陈奂生一面吃，一面想到过去社员请干部吃东西，干部去了，说起来就是歪风邪气。其实社员哪里办得起这样的肴撰！现在办了工厂，才吃得更好呢。
说来也巧，酒酣耳热之后，周书记讲话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今年马马虎虎聚一聚算了。明年大家出点力，把厂办好，有得吃呢。现在农业上包产了，我可以少管些，集中力量来办厂。”接着重点突出，竟点了奂生的名：“奂生呀，现在就要看你的啦！”
陈奂生听了，肩胛上顿时像被千斤重担压了一压，几乎叫出来……
等到吃完，陈奂生已经八分醉，脑子里已经不能连续想什么了。哪里还把书记的话放在心上。
回到家里，灯还点着，老婆已经睡在床上，见他歪歪斜斜走到床边，乜眼瞪着他骂道：“醉了。少灌点！”陈奂生眯眼望望老婆，没搭理她，顺手一拉灯线，上床就睡了。
陈奂生包产(3)
一九八○年虽然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减了产，但是苏南农村的气氛却新鲜而活跃。盲目的开河、筑路、移山填海、平整土地，把房屋搬到一块去建设“新农村”等等，都停下来了。社员们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对党的政策已有所了解，有了信任，对今后该怎么办已经明白了。这就使社员们胆大放心地各自根据自己的条件去种植，去饲养。去编织、去引进新的技术、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精明的社员，在年底年初的走亲访友活动中，已经为全年的家庭副业画好了蓝图，然后便忙碌地、很有信心地埋头于去了。
陈奂生却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活不多，无非是锄一次草，修理排水沟，轮班罱河泥，为秋种积肥，做不着工分，春天变得很空闲了。陈奂生没有别的手艺，只能养些家畜家禽，也上城卖过几次油绳，生意却大不如前。车站上的小吃品种多了，挑担卖小馄饨的、卖豆腐脑的、卖煮熟了的鸡蛋的……比比皆是，很少人再买那吃了口于的油绳。这背时的活儿就不能于了。原来他不想再到厂里去。年底里厂长叫他休息，开了年他也没有去。自己既然干不了，就不要挂名揩油拿工资。后来看看不行，这样下去没出息。况且生产队的包产责任制势在必行，自己还拿不定主意，还是先在厂里呆下去再说，横竖眼下厂里还有原料，暂时还不用出门采购。况且采购员也不光他一个，并不全靠他，可以拖一段时间。去了之后，其实也没有事情做，他倒闭不住，尽量插手进去，什么都干，例如搬运、扫地、上街买零碎。心里还老是忐忐忑忑，生怕有一天打发他去找吴书记。
开头几天，并不曾引起别人注意，后来厂长就找他谈话了，说：“奂生，你来上什么班！你是采购员，应该出去跑，跑着了货，厂里付奖金；跑不着，你的工资和出差费厂里付。其他事情，有别人做。你做了，工资也不好开支的。”
陈奂生听了，例说不出话来。厂长又说：“家里安排安排好，还是去看看吴书记吧，要带些什么礼物去，只要你认定吴书记肯收，只管告诉我，给你带去就是了。”
陈奂生也没有回答，从此只好呆在家里，想拖一拖再说。世界上的事情实在太复杂，陈奂生真是弄不懂。
尽管陈奂生不够关心国家大事，但时代的新风依然不断地吹进他的胸膛。自从 “文革”以来，大约有十年的光景。每到春天，总有一群群外省的农民流到这里来，要求帮助他们一点粮食。那时候陈奂生自己肚馁，无法解囊，但同病相怜，总是打了稻草地铺，留他们住，照顾是很周到的。七九、八○年，就不再有人来。陈奂生先例想着他们，后来也忘记了。现在他们又来了，不是因为饥饿，倒反带了各种各样的土产来这里兜售。他们三三两两在村头上转游，既卖这里缺少的土产，又讲他们近两年来的变化。其中居然有过去住在奂生家里的人，念着旧情，找上门来，送了奂生五斤花生。奂生留了他一宿两餐，当天晚上谈了半夜。原来他们那里早已包产。那人兴高彩烈，反反复复地说：“各人包种一份田，收多收少自己负责，你别想沾别人的光，别人也沾不着你的，哪个还能不起劲！这才真是多劳多得呢。不光多劳，还要多动脑筋。农民有了自主权，哪个不会种田！哪个不晓得学好经验！哪个不想往好路上走！眼睛一眨，我们不就好起来了吗！要在过去，就不行，光听干部指挥，明知不对也不能犟，饿肚皮自己倒霉。有难同当倒也罢了，偏偏有些干部靠手里有权，手臂直伸，多吃多占，捞得结结实实，叫社员还有劲吗？！现在他们捞不着了！”又说：“你们这里怎么还不包？干部不肯吗？社员倒甘心把亏吃下去？”
陈奂生听了，不觉心动。疑疑惑惑问道：“这算不算资本主义道路呢？”
“当然不算。土地还是集体的，你又不去剥削别人，倒还把有些干部的剥削行为堵塞了，才真是社会主义道路呢。”
从那以后，陈奂生心里就常常盘算这件事。深更半夜，困不着觉，和老婆嘀嘀咕咕商量。老婆说：“分了田，你在厂里，哪个来种？收不着要赔呢。”奂生说： “这厂里的饭，我看也吃不长。”“为什么？”“吴书记……”“吴书记什么？” “你莫跟别人讲。上次吴书记就说了，这碗饭不是我吃的。”“只要他肯开条子，你就只管定心。”“唉，吴书记说那话，意思就是叫我下次不要开口了。”
老婆听了，也发慌起来说：“这头刚开，倒又斩断了。”接着嘴一噘，嘟囔道： “吴书记也真是，他晓得你忠厚，就不肯再帮帮忙！”
陈奂生叹气道：“现在都反走后门，他是个正派人，倒去开？”
“哼！”老婆痴不痴，呆不果，忽然说了句绝话：“关了后门，前门为啥不拿货色出来卖？”
陈奂生不理她，自顾自说：“再去，我也说不出口。”
“我晓得你是知趣人。”老婆奚落他道，“肚子饿到不得过的时候，你也照样开口借米的。现在脸皮倒嫩了。你跟他单个单说一说，就是求求他，也不碍。”嘿，别看这女人平时不响，枕头边有了钱，人就变得精明了。
“上次我也不曾在喇叭里喊。”
“不喊？一个天下都晓得了。”
“说了他不答应呢？”
“也不算坍台！”
“白跑一趟，空着手回来，就坍台了。”
“坍什么台？买不到也作兴的。”
“人家会说我和吴书记的交情也不过如此。笑我！”
“由他去笑好了。又不是没被人家笑过。”
“路一断，厂里还要我做啥？只好回来了。”
“做啥，你又不曾犯错误。”
“人家不要你，你老着脸皮挨在那里。男子汉大丈夫，做得出吗！”
“厂里人也不都是采购员，你不能做别的事情吗？”
“自说自话。”陈奂生被缠得懊恼起来：“你去做，你能干。”
“我去好了。扫扫地总会的。”
争来争去，哪里有结果。陈奂生只得独自盘算。
就在这当口，陈奂生看见王队长家里常常请客。厂长来过，书记来过，就连厂里几个数得着的头面人物，也都分别在队长桌子上红过面孔。真叫人猜不透是什么原因。请客就该集中一次头，分散了岂不多花钱，这就不像精明人干出来的事。看来分明是有事情同他们个别商量。
想不到过了几天，王生发竟一脸挂笑来拉奂生吃酒。陈奂生吃过亏，料想黄鼠狼拜年，没有好事，推托不去。谁知队长拉住不放，说什么“吃了你的，还要还还礼。”不由他不去，拉到家里就倒酒。一顿吃下来，嘻嘻哈哈也不曾说什么正经话。直到黄昏深了，送他出门时，王队长才正经地说：“奂生，你帮帮我的忙！”
“帮啥忙？”
“我要到厂里来。跟书记、厂长讲过多次了，不答应。今天总算口气里有点松劲，趁热打铁，你也从旁帮我说几句。”
陈奂生诧异道：“你不当队长了？”
“再下去队长还有啥当头！”王队长说。他自己一怔，知道失口了，想了想接下去道。“哪个社员还会听队长的话，生产不好管，将来减产了，倒要剋我。还是进厂安稳。”
这些话，往常陈奂生是听不懂的，这一次心里倒也有些明白。便说：“我说话有什么用，又没得权。”
“嗨，你现在是红人，有用。反正你也别管，有用没用不关你事，只要说了就算帮忙。刚才我也同书记把话说到底了。只要答应我进厂，我马上积极把队里的包产工作搞完。否则我就拖，大不了辞职。就是辞职了，照往常的规矩，大队里也要安排我！”
说罢，王队长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务请关照的意思，这才送他出门。
陈奂生心里着实震动了一下：“哎呀，这‘尖钻货’连队长都不要当，一定要钻到厂里来，他是看准了这是块肥肉呢。”
陈奂生包产(4)
春风马蹄，又快又香；吃过了甜蜜的春酒，照例就应该各奔前程了。大队工厂里的另外两名采购员，已经上了征途。陈奂生上班不能去，找吴书记又怕去；包产吧，一则吃着了甜食，舍不得丢脱那好差事；二则左思右想，拿生产队社员的情况，挨家排户，同自己比较，总觉得别人都比自己精明、能干、条件好，会发上去，自己只会落在后头。心中闷闷不乐，不想做事，躺着困大觉。
生产队里倒热闹起来，王队长的劲头忽然很高，成天嚷嚷，找大家讨论包产的事。陈奂生心里明白，一定是书记、厂长已经答应他进厂了。不由得更升起一股烦恼。干部究竟是干部，有办法。要是自己买不到货，不当采购员，想在厂里做别的，恐怕就办不到。这王生发也做得绝，自己反包产，倒又起劲地叫别人包，真是屙了屎不打算擦屁股的人。不过他离开了生产队，又是一桩好事。自己在厂里，要和他共事，只怕还要当心呢。
这些思想，在陈奂生脑子里兜来兜去直转，转不出名堂来。书记、队长倒一趟趟又上门来了。
“奂生呀，闷在家里做啥呀！”
“没得事。”
“没得事，那就收拾收拾出去吧！”
“哪里去？”
“去看看吴书记呀！”
“看他又没得事。”
“怎么没得事？要他批材料呀！”
陈奂生沉默了。半晌才说：“厂里不是还有得做吗。”
厂长连忙开导说：“你莫看现在厂里有材料，工作是要赶在前头的。否则，一脱空，生产停下来，大家要吃西北风。你的收入，也全靠搞到材料呀！快点，趁早动身。”
书记说：“你想，吴书记待你这么好，你就要多跑跑。去了，帮他菜畦上做做，也是好的，莫显得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有了关系，也要靠自己去搞热络。”
劝了几次，陈奂生还是不去，倒反说：“没得事去做啥，我的嘴笨，又不会同人家热络。”
厂长劝道：“没得关系，我晓得吴书记也不欢喜花言巧语的人。他欢喜勤快的人，你帮他种菜，这个主意很好，真是开了一个好头。他欢喜你，你只要常去跑就是了。惯了，就会像自家人一样。”
横说，坚说，陈奂生还是不动身，但也被弄得愁死了。白天书记、厂长来说，晚上老婆还唠叨，日夜不得安稳。几天下来，头里昏沉沉，浑身没得劲，真的病了。
他一病，厂长就轧出苗头来了。一面关照赤脚医生天天来看病，自己就对症下药做思想工作。他打开天窗说亮话，说：“奂生呀，我也晓得你的难处。吴书记虽然对你好，但毕竟不是你的爹，不是你的舅，去一趟就求他一趟，你也开不出口，对吗！”
“就是。”陈奂生感激地说。
厂长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老实得没法跟你说。你就不晓得，做采购员的工作，就靠一股韧劲。看准了，就要蚂蝗叮螺蛳；就是石头，也要钻它一条缝。你同吴书记的关系，若换了别人，早就搞得要啥有啥了。吴书记很明白，社、队办工厂，材料须有计划供应，弄来弄去，总还是到公家的仓库里去挖出来；他若不批，我们工厂还是要寻别的路走。那么，他又何必难为你，只要方便，还会不照顾你吗！所以，你不要愁。我也不逼你，你病好了就去。到了那里，你也不要就开口。吴书记问你来做啥？你就说：‘没有事情，来看看你的。’他心里自然就有数，你不说，如果吴书记也不说，你也不要急，就在那里住几天，帮他做做家务，再回来。回来以后，过几天再去。几趟一跑，吴书记保险会帮你解决。因为他就是有心也急不来，要有了货才能给你批呀！你看，这有什么难！做事情就是要开窍，包你不会坍台。”
厂长这番话，真把传统的世道人情，放在太君炉里，炼得铿锵作响了。将来写 “关系学”教科书，是要放在总纲里面的。陈奂生听了，一肚子疙瘩统统从肚门里屙出来，果然药到病除，十分轻快。
过了三天，陈奂生打扮就绪，决定去找吴书记。这三天中，真也花了一番心计。为了要带点礼物去，夫妻两个拿不定主意，连书记、厂长也都跑来精心策划。他们都晓得，对吴书记，不能送洋，不能送好，不能进多。想来想去，还是只有送土产。土产送什么？这里是稻麦产区，春天里青黄不接，自留地上也没得东西。后来还是奂生想起吴书记下酒爱吃花生米，便把外省人送给他的那五斤花生拿出来剥光了壳，用塑料袋装了带走，既不显眼，也讨得吴书记喜欢。
出得门来，总觉得有点心虚，不免放慢脚步，停住而行。这也是他本性老实，不会改变的了。他包里的那袋花生米，好像在作怪，沉重得就像压在他的心上，气也难透。只想着这番送礼，别有用心，已不光明磊落。少虽少，拎在手里，却像偷来的一样，生怕人看见，左右不是味道。正在这时候，只听那边有人喊道：“奂生，你到哪里去？”奂生竟一吓，连包也落在地上。抬头去看，原来走过小学校，是他堂兄陈正清在招呼他。
陈正清走近来，注视着他说：“怎么这样瘦，一场病生到这样吗！我听说了，今天原打算来看你呢。你这样子还出门吗？”
“我去找吴书记。”陈奂生老实地说。
“吴书记。”陈正清盯着他说：“你还去开口？”
陈奂生忽然觉得委屈，心中有泪。忍一忍，摸出香烟来，两人都点着了，便在路边坐了下来。
陈正清看奂生像有话说，便等他开口。吸了半支香烟，奂生却一言不发。陈正清就问了：“奂生呀，你见了吴书记，那六百块钱的事，告不告诉他。”
陈奂生脑子里表的一声：“哎呀，倒没有想着！”他答不出。
“说不说？”陈正清又问。
“该说不该说呢？”陈奂生反而讨教起来。
“你不说，就是欺骗他。横竖他也会晓得，瞒不过的。”
陈奂生点点头说：“要跟他说。”
“好。”陈正清说：“你讲了，他就要问你：‘奂生呀，这趟你来，打算回去再拿多少奖金呀？’你怎样回答？”
陈奂生的脸红了。
陈正清毫不放松地说：“你想发财叫别人犯错误，这不是缺德？！”
陈奂生把头低下去，双手捧着，耳朵像被热水烫着了。
陈正清见他那样子，也就不说了。一支烟抽光，摸摸自己袋里，竟没有带，便向奂生再讨一支。奂生伸手到袋里去摸香烟，陈正清才看到他哭了。
“说重了吗？”陈正清问他。
“我呀……想不到是这样的。”
陈正清叹了一口气，抽着烟缓缓地说：“本来呢，我也早该劝劝你了。倒不是怕你不听，就相人家以为我存心拆台。上次我问你，肚脐眼凸出来没有？我倒不是看你胖了不欢喜，我是说你是被别人吹胖了。要当心被吃掉！人家捧你，是要利用你，你当你真的本事就大了？你不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吗！嘿，还好，幸亏只当了采购员，“文化大革命”里，还有被捧上天的，就真当自己是神仙了。结果呢，梯子一抽，跌个半死。想不到你也给捧得自己下不了台！我看你趁早醒醒吧！”
陈奂生一面掉泪，一面捧着头呜咽着说：“我不去了。”
陈正清笑了，更加缓和地说：“你真糊涂，还跟着王生发反对包产。我晓得，你是怕包不过别人，这有什么关系？跟着大家学就是了，还怕学不会吗！一包产，王生发却站不住脚了，你还愁什么。长手臂截短了，大家高兴。”
……
陈奂生醒过来了，他果然没有再去找吴书记。想着包产以后，只要勤快、肯学，总能赶上大家的。他记得，从前的油绳，自己也不会做，也不会卖，都是向人家学来的，难道以后倒反不能学了吗？！
于是，陈奂生又信心十足了。
我的两位邻居
落笔写我的两个邻居，很觉为难；总说远亲不如近邻，一个人和邻居的关系，实在忽视不得。相处得好，是很舒服的，倘若见面就碍眼，那就尴尬了。比如，清早起来，都是差不多时候去上班，往往你刚走出大门，他也正跨过门槛，如果相好，便会微微一笑，一个说“你早”，一个说“你好”，大家快乐，带来整天高兴，工作累些也不觉得，那效果赛过一碗参汤；如果相恶，就糟了，本来是吃完早点，和亲爱的孩子妈贴了贴脸，鼻子上沾满了香味儿，被柔情蜜意陶醉着，满面春风跨出门来的，扑面碰着邻居，蓦地便如在冰天里宿了一夜，一脸霜花，一个向东别头颅，一个朝西扭脖颈，一件件陈账宿怨涌上心头，十亿八千万个细胞都像生错了位置，浑身没一块地方舒服，精神受挫，身体受损，一年三百六十天，难得一天不是如此，谁能受得了？何况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呢。
所以，我历来主张，同邻居应该和睦友好。我像汽车驾驶员一样，坚决遵守 “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的交通规则，至今从未发生过“撞车”事件。有朝一天，居民委员会想到要评选睦邻模范，我是大有希望的。但是，这次写小说，我异想天开，要把俩个邻居写出来，真担心会出点纰漏。从来写小说，总要有褒贬；一褒一贬，会引出一喜一怒，一爱一恨，三家人家，闹出两派；尽管我笃定是在多数派一边，心里也不受用，万一以后吵出事来，我就有“拉一家，打一家”的嫌疑。倒不如各各表扬一番，落个皆大欢喜。可是这也很难，古来论功行赏，也不曾有几回做得公平，哪能就没有意见了！说了东邻十分好，西邻好到九分半，那半分也能掀起风波。自然，全批满分也可以，不过小说写成那样，便如一九七八年的奖金了。世界上的事情，难煞过多少皇帝，我一个握笔杆的，焉能做到八面玲珑！拍马吗，也不容易，一拍沾上一身屁臭，自己因可以假装闻不见，或者闻惯了不在乎，但在人群里就难混了。有风的时候还好，只有下风头的人闻着了骂，一旦风停，四面八方就都会骂过来，岂不成了过街老鼠！所以此路也是不通的。怎么办呢？我不禁又想起从前的皇帝来，他们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索性面孔一板，各打五百个屁股，不怕你不伏地谢恩，三呼万岁。这是我能做得的吗？
千难万难，真是写邻居最难，左思右想，还是三十六着，不写为上着。因此，两年多来，一直未敢动笔。
最近，我的东邻方铁正同志不幸病故，哀伤之余，我的心又萌动起来，为了纪念他，忍不住不写了。但这种情绪，必然会使我过誉老方而疏慢西邻的刘长春同志。老刘呀，这可要请你原谅了。人类的感情总倾向于怀念死者的好处，一个人的缺点随着死的到来会被宽恕，一个追悼会上总免不了看到同死者生前相恶的人，由此可知死对人们感情的变化起着多么伟大的作用！而你和我，确实是老方的好朋友，我们同过患难，经常互相帮助，都为友谊建树过功勋。为了他的过世，我们至今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即使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我们也有充分谅解的基础。这次老方同我们永别，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了死神把手伸进我们里边来了，我们不能不想到自己也总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今天对你的称赞j比老方逊色，便觉得不乐；那么，我郑重保证，只要我能死在你后头。我一定有机会像称赞老方一样称赞你的。如果倒过来，要劳驾你参加追悼我的会，那也幸甚，像我上面说的那样，你也只会叨念我的好处了。我充分理解我们都能够顾全大局，所以我毫无后顾之忧。
一
我和我的邻人——东邻的方铁正和西邻的刘长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体都搞垮了。那原因无非是挨了些无情棍，受了些窝囊气。现在也不必再多说。一四人帮”粉碎以后，各种冤案、假案、错案，逐步清理，平反昭雪，活着的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死了的也不亏待，都开追悼会。报纸上不断登载这一类消息，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热烈。老百姓受“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的影响极深，对忠臣的被害，虽然忿忿不平，但现在看到了大出殡，满足于死后的荣耀，心中也就释然了。对于追悼会上，偶然夹杂个对死者实有罪责的人，有时也会引起一番议论，但都宽宏大量，并不学“四人帮”的样子，把他拎出来；认为他既然能在死者灵前同大家一起默哀，也是一种追悔的，表现。当然，有人也谈到这可能是装腔，而装腔是牵涉到究竟算“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这个原则的，未免放不下心，或有余气，或有余悸；既而想到一个人终于不得不煞住气焰，装出“腔”来，又何妨看他今后如何把戏演下去，暂不计较也罢。人民总是乐观的，对前途充满信心，自古以来，坏人从来就有，一旦绝种，生活就显得单调了；鳄鱼、老虎，现在都要重点保护；最杰出的医生，在癌细胞面前束手无策；最平庸的生物学家，却高喊禁止破坏生态自然，你看这世界有多矛盾！坏人能够存在，是因为有好人可以欺侮；好人能够存在，是因为终于能不让坏人得势。你看，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三个人，都关心这种带有运动势头的追悼会。有时一起闲聊，痛骂一顿 “四人帮”之后，便往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讲一点心酸的话，开几句苦楚的玩笑。有一次，刘长春长叹一声说：“唉，十年‘文化大革命’，想做的事情不曾能做，现在老罗，好时光错过罗，身体垮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替我开追悼会罗！”
我看着他红润的脸色，已经发胖的身体，比三年前年轻了十岁，正在返老还童，心里十分羡慕，嘴里却说：“老刘，我们三人中，论年纪是你最大，按理你应该先死。你的儿女都成人了，自己也当过几年（区房管所）主任，虽然‘文化大革命’ 中丢了官，例证明你同林彪、‘四人帮’没瓜葛，落得一身清白。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算虚度一生，人困难免一死，你我谁能破例，细想起来，的确还是你先死为顺。”
我说罢，自己先笑。方铁正睁大着近视眼，在镜片后盯着我，那苍白清瘦的脸，正儿八经，先张开嘴巴“哧”的一笑，然后又骂我说：“扯淡。”便抿紧了尖瘦的嘴，不再理睬。老刘听罢，皱起眉头，半闭着眼睛瞅住我，半恼半笑地说：“你看你，我一说死，你就巴我第一个，尽念咒语，再没一句好话。”说罢，抚了抚脸，挺了挺胸，还做了个扩胸的动作，好像听到了晦气话，要为自己壮胆似的。
我笑得更甜了，连忙分辩说：“哪里哪里，原是你自己不好，要我们参加你的追悼会，你不先死，这会我能有价吗？我倒希望走在你们两位前头，免得为老朋友伤心掉泪。”
于是，老刘也跟着我笑了。但这笑，就像敲错了琴键一样，随即戛然止住。因为我们都看到老方没有笑，他啄着嘴，一脸不屑的神气，分明在骂我们言不由衷。因为他明明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他是最可能走在我们前头的。他看出我们故意回避不说，就生气了。好像我们要瞒着他把状元抢走似的。
这无声的责备，逼得我和老刘互相使了个眼色，一时沉默了，后悔不该开这种霉气的玩笑。起初，我们到并非有意，后来确实是存心不说他的。现在被他看穿，真觉得亏待了他，有点过意不去；好像只有赞成他第一个升天，才对得起他似的。
要在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我是个低能儿，我竟说：“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这分明是废话，本来就已经不再说了嘛！这更是蠢话，难道“不说”还要发表声明吗！
老刘毕竟当过主任，会做思想工作，他倒似乎认为我的话揭开了盖子，便抓住战机，直截了当摊牌了。他板着脸，又正经。又严肃地说：“老方。你确实应该当心，你看你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叫你吃药不吃，叫你休息不休息，叫你锻炼不锻炼，一天到夜还在狗一样叫，猫一样跳，你究竟还想不想活下去？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不听，你要做顽固派；再不改，你的命就要顽固掉了，有好处吗，唔？”
这些话，听来狠得过分了，但却明显地是为了一个同志的生命担忧，狠得越过分，就是越关心的表示。我自愧不如，我不能这样做；我也很感动，我承认老刘对老方的感情确实胜我一筹。于是我连忙说：“是啊，老方，大家都很关心你啊（我不敢说‘我很关心你’，真惭愧），你的身体，是要赶快修理修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活着，还怕没有事情干吗！何必急得那样子，像来不及了似的，白天忙了不算，还磨夜呢。”说到这里，老方好像不耐烦了，简单明白地插话道： “我睡不着。”
我不甘心地说：“睡不着，就吃点安眠药，总不能任它去，一个人有多少精神呢……”我还想说下去，忽然被老方睁大的眼睛盯得有点吃不消，好像他在责问我： “你刚才声明‘不说了’，还噜嗦什么？”我连忙闭上了嘴。
这时候，老方才把眼睛望着别处，毫无表情地说：“我只想再活五年。”
“五年？”老刘大声说，甚至站了起来：“你这个聪明人，给什么迷住了心窍？你今年几岁了？四十六，比我小八岁，难道连我这点年纪都不想活？孩子还小，老婆还年轻，你能死了吗？”老刘说着，忽然愤怒起来：“‘四人帮’要整死我们，我们都挺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就是不死，要活着看到他们垮台，这不是，他们垮了。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省委书记老周被关起来的时候，‘四人帮’想害死他，又不敢下手，他们一面装腔作势，告诫他不许自杀，一面却在关押他的房里放了绳子、小刀、安眠药、敌敌畏……诱他上钩。可老周哪，就不上当。你想想，你还能……” 说到这里，老刘忽然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连忙看了看表，说：“总是为了你，又过了五分钟了。”说罢转身就走，还连连回头说：“你想想，你舍得，我还舍不得你呢。”
我也看了看表，二十一点过五分，唔，不错，老刘上床的时间是二十一点，真超过五分了，这是难得的、三四年来，老刘定了个作息时间表，执行得极严格，他的身体明显地健康起来。唉，假使老方也能像他那样，何至于叫人担优呢！
老刘走了，我又不敢再讲话，沉默了片刻，老方站了起来，一面走，一面咕噜道：“我只想活五年。”
他一点也没有听我们的劝告。
二
我想着这两位邻居，当天夜里竟失眠了。
这两个人，都是犟脾气，从来不听劝。各人还自以为是，要求对方听话，真是怪极了。更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抱成见，反而很合得来似的，一向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为了老方的健康，老刘一再劝他像自己一样，有计划地进行持久的体育锻炼，要他早晨起来跑步，下午打太极拳，晚上做气功，并且把买来的有关资料送给老方。老方不听。老刘不灰心，有一次便请人从吉林买到一斤人参，他按原价让半斤给老方，老方不要，他就送了两支。到下一年过了梅雨天，竟发现都霉烂掉了。他把老方狠狠地骂了一顿，声明从此不管他了。可是，有一次老方病重，一时住不进医院，他却千方百计走后门让他住进去，而老方却待不住，治疗得稍有好转就出院。老方呢，一贯主张老刘在落实了政策以后应该去上班，老刘至今不去，他说： “这算落实的什么政策，我本来是第一把手，被‘四人帮’坑害了这些年，反倒叫我去当第二把手，我咽不下这口气。”老方就说：“第一也好，第二也好，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老刘大笑道：“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呆，也难怪，没有当过头头，不懂。第一和第二，相差十万八千里呢。”老方不赞成说：“你是受过‘四人帮’ 害的人，竟也会沾上‘权迷’的习气。”老刘不满道：“不是我去夺人家的权，是我的权被别人夺了，不还给我，我就不上班，我是受害者。现在降职使用，倒像是犯了错误，这不是颠倒了吗！”老方也不满说：“就算你有理，人民总没有亏待你，不做事，白吃人民的，总说不过去。”老刘一挥手说：“算了，你是个迂夫子，同人民的账，也不是一天两天结算的，死下来总算吧。我身体不好，现在就锻炼锻炼，这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讲来讲去，就是这样。老刘不但不去上班，反过来倒要老方代他起草递给组织上的报告，老方也居然会答应，两个人常在一起，细谈情况，斟字酌句，花掉不少时间。这种报告前后打过几次，老方白天没有空，都是熬夜写出来的。更动人的是老刘的儿子，功课本来极差，七七年高考低于分数线很多，后来跟着老方补习，七八年竟考取了大学。现在，老刘的女儿，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拿了课本上老方家去，老方也从不厌烦。我在旁边看了，着实感动，又觉得老方耗费的精力太多，实在有点替老刘说不过去；也难怪老刘会对老方如此情重。说到根上，总是既然住在一起，不会没有这些往来，也说不上谁沾了光，谁吃了亏，反正是为大家好。都值得称赞。
但是，老刘毕竟是很会照顾自己的人，不仅用不着我担心，倒是更值得我羡慕。我的身体，本来比他强，由于他坚持体育锻炼，我竟不如他了。确实，我们是很聪明的，终于找到了延年益寿的最好办法。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每天从清晨三四点钟开始，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跑步声。青年人最有雄心壮志，他们岂止为了健康，还力争当出色的运动员；中年人就不同了，无非是为了加强抵抗力，保住朝气而已；至于老年人，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实在不忍离去，也参加了这个行列，因为即使做不动什么，活动活动筋骨也是好的。我深深被这种精神所吸引，所感动，觉得个人的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实在无权玩忽，也常想参加到锻炼的队伍里去；有时候真的做了，但总是一天捉鱼，十天晒网，坚持不下去，而且起得过早，锻炼得过分一点，反而早饭以后想睡觉，上班也差劲，人家笑我炼的不得法，而我则模模糊糊地想到锻炼也要具备条件，我一天到夜很忙，体力消耗得多，本来就累了，再锻炼岂不更累。但又怕别人误会这理由是为自己意志薄弱辩护，自然不说出来。
可是，老方是脑力劳动者，意志又坚强，身体这样差，为什么不肯听老刘的话呢，锻炼锻炼，对健康应该有好处啊！他是我们之中最年轻最有作为的一个，如果这样下去，岂不糟糕！想起来，老方的经历，也真叫人感叹，他四九年就参加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就在党委部门工作；五七年反右后，就调到中学里去教语文。他是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工作干得很出色，但从未受过表扬，他也从不计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翻他的档案材料，才查出五七年调来中学的原因在于思想严重右倾，有同情右派的言论。这样重大的政治结论，他竟像被蒙在鼓里。这时候别有用心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说他是内定右派。他当然不承认。他性格本来就犟，竟硬顶起来，于是从灵魂到肉体，被斗得七荤八素。从此竟一蹶不振。起初还坚持劳改，在学校里打杂，从扫厕所到拉板车都干；后来躺倒了，又被认为是装死，罚他站在冰天雪地里请罪，一直到失去知觉。之后便常发气喘病，不久又查出心脏不大好，自然是肺心病了。他又不懂得肺心病的厉害，平生也不曾学会照顾自己，一旦让他工作，他又拼命地干，发病的时候，喘得躺不下去，就干脆备课或批作业，往往几乎整夜不睡，看了真叫人心痛。近两年来，精神上愉快了，更是不要命地干。我有时半夜起来解手，总见他房里的灯还亮着，凑进玻璃窗一看，他还在埋头批作业，喉管里“叽儿叽儿”的喘声，竟响出窗外来。我怜惜地说：“老方呀，你不要命啦，还不休息！”他便说：“快好了，就睡就睡。”却不动身。我看不过，有时推门进去（他从不闩门，爱人在邻县做妇女工作，难得回家），合掉作文本不让批。他忙揪住，笑着说：“你看你看，这个学生想得有趣，但不会写。” 我当然不肯上当，干脆灭了台灯。他拗不过我，叹一口气，坐到床上去说：“睡，睡。”然后又咳嗽，喘着说：“这些学生，都快高中毕业了，作文还写不顺，错别字好多，他们同我们一样错过了光阴，再不抓紧些，将来怎么办？”我非常感动，功道：“你也要替自己想想，身体再垮下去，怎么办？”
我的话完全没有用。他不但没有改，从去年十二月，他那“内定右派”错案得到改正以后，整个寒假，他几乎门槛不出，成日成夜伏在桌子上写着写着。问他在干什么，他起初腼腆着不肯说，后来才告诉我，他在写一本反映学校生活的小说，他要用自己的体验去感动学生，他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要推动学校的工作更好地为四化服务。我又高兴又忧虑，说：“好虽好，你吃得消吗，该量力而行啊！”他笑着说：“劲道上来了，倒放不下手；这小说一动手写，就像发了神经病，旁的事都想不进去，脑子里想的尽是这事儿，梦也做着它。”我说：“这可糟了，你还是不要写吧。”他摇摇头说：“已经上了马，总要跑到头才能歇了，否则，就是手停了，心也停不住。”
寒假过去，他显然又瘦了不少，但那时候穿了棉衣，还没有彻底暴露出来，只是更像老头子了，佝偻着背，脚步拖沓，右手时时按在下肋骨处，好象那里生疼。天一热，脱棉换单，使人大吃一惊，他真是皮包骨头了。他却开玩笑说：“这里边也有学问，课文里有‘精瘦’这个词；什么叫‘精瘦’，以前我只会解释成‘瘦极了’；可是，‘瘦’到什么程度才算‘极了’呢？总还不懂，现在可明白了：只要用手指按住肋骨推皮肤，若推得动，那还不算‘精瘦’，要真正推不动，皮贴牢在骨头上，夹层里不再有一点肉，才叫‘瘦极了’。”说罢，竟开朗地哈哈大笑。我也算是个乐天派，也想说几句俏皮话，竟干了嗓子，讲不出声音来。……
想到这些，我怎能入睡。睁眼看看，他的房里仍亮着电灯。我躺不住了，穿衣下床，悄悄走近他的窗口。我看见他伏在桌上，正在全神贯注地用笔指点着一篇作文，向站在桌边的老刘的小女儿讲解。不知为什么，我竟留泪不住，心里又酸又甜，又爱又怨，又苦又痛，不辨所以了……
三
一个人，像老方那样夜以继日地劳累，即使有强健的身体也是不能持久的。我和老刘都十分后悔没有能及时把他阻止住。
实在说来，我们还不够关心，也不完全懂，存在着盲目的侥幸心理。一天过去了，老方好像和昨天差不多；十天过去了，老方好像还是那个样子；一个月过去了，老方也并没有躺下来。于是就认为大概还不要紧吧，有意无意之间就让他一天又一天地拖下去，姑且看看再说。我们好像在做着一种试验，试试一个人的生命力能顽强到什么程度，究竟具有多大的战胜疾病的能力，究竟死亡怎样才能够靠近这个坚强人物的身体。……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我是这样的残酷！我枉为老方的老邻居，几十年亲密的接近竟不曾使我认清他的品格；我竟没有想到这个人从来没有叫过苦，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他从来就是甘愿烧尽自己的油脂、照亮别人的火烛，从来就是慷慨剖开自己胸膛，提供甘泉的甜瓜。我早就不应该指望他会向病魔屈服，早就不应该认为他有一天会喊吃不消而躺倒。……我们总是容易关心那些有一点病痛就大喊大叫的怕死鬼，而忽略了甘为人民赴汤蹈火的英雄好汉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这样愚蠢！
老方在寒假里写的小说，三月里在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评论家还写文章，称赞他写得好。我们这个小县城，立刻轰动起来。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小说里的那些人物，是指实际上生活里的哪个、哪个，甚至还来向老方讨谜底。学校里更加热闹。那些被猜成正面人物原型的，心情舒畅，十分有劲，拼命要做出更大贡献，好让老方再写一篇。少数几个被怀疑是犯有官僚主义或对教学工作不负责任的模特儿的，不免暗暗闹了一阵情绪，深怪老方出他们的洋相，过后想想，大都能够觉悟，有所悔改。只有极个别的人，竟怀恨在心，盼望第二次反右，好把老方打下去。还有一些人，虽然自己身上明明也有小说里指出的那些毛病，却连声称赞老方写得好，说那种人确实应该批评，否则就妨碍四化，自己却偏偏不改。这种人大概也是受了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早就练老了脸皮，或者是长期被触灵魂把灵魂触僵了。这些都瞒不过学生的眼睛，都是他们告诉老方的，后来老方又把这话告诉我和老刘，并且谦逊地说：“总还是我技巧不够，热情不炽，不曾能够感动这些上帝。”
总之，老方成了人所共知的作家。内容尽管有争论，文字功夫却无人不说好。学生像一群蜜蜂似的绕着他，他教的又是毕业班，谁都知道现在考大学有多紧张，认准了好老师，个个都希望多受点指导。所以，每到晚上，穿梭似的上他家来，拿出作文请他面批。他们总是把他团团围住，就像是茧皮困住了蚕蛹，顾不上这蚕蛹快要把丝吐尽了。他强喘着气，耐心地讲解，有时还发出带喘的“呼哧，呼哧”的笑声。……就这样一天一天忙碌着，一直到把这批学生送去考完大学。他看来一直很兴奋，脸色常常发红，眼光很亮，好像腰板也挺直了一点。我和老刘都暗暗惊奇，觉得生命实在伟大，实在神秘，以为奇妙的精神力量会使他在千锤百炼中健康起来，我们忘记了他的躯壳也是物质，忘记了任何物质承担压力都不能超过限度。谁都体会不到那个时期疾病究竟怎样在折磨着他，他又用怎样巨大的毅力同病魔抗争。
高考揭晓，他教过的两班学生，语文成绩没有一个不及格，平均分数是全专区最高的。老刘的小女儿，也考取了大学。这些消息，就像是一支支强心针注射进老方的身体里，使他有可能作最后的一跃，暑假以后，他毫不犹豫地又登上了讲坛。
终于有一天，他像一张硬弓的弦，铿锵一声绷断了。
那天早晨，我去上班，像往常一样，他也走出门来。打过招呼，我就见他身子微微一颤，咳了几声。我以为是今早上比昨天稍稍冷了一点，并未引起特别注意。我们还同走了一小段路。街边的梧桐，落叶增多了，但街心花园的菊花，却正盛开。我们就在那里分别，这时一天晴朗，阳光已经照到树头，高空里飞过几只鸽子，响起一派轻淡缥缈的哨声，老方抬头看看，还微微笑了一笑，好像非常欣赏这美妙的天曲。这一天我非常愉快，因为工厂要新建一个车间，决定派我到外地去参观同类工厂，收集参考资料。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也可以见识见识外地的风光。下班后，我一路轻快走回来，一进院门，就觉得有些异样，三家人家，寂静无声，不见一个人影、喊了几声，无人答应。突然，老刘流着眼泪出现在我的面前，呜咽着说：“老方死了。”
我顿时如遭天打雷劈般呆住，似乎大叫了一声“怎么会呢？”其实这句话并没有说出来。
“已经送殡仪馆了。”老刘接着说：“我们两家的人，都在帮忙。”
我一头冲进老方的房间，好像偏要在这儿再找到他似的。……我像扑进了大海，被波涛颠簸得摇晃起来。我支撑在一张椅背上，眼泪无声地哗哗直淌。
我立刻想起了老方一年前说过的那句话：“我只想再活五年。”我觉得我们真傻，当时竟一个人也没有听懂，他这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已经活不到五年了吗！可我们……我们真傻呀！
我抬起泪眼，看看老刘。老刘站在台前，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的几张纸，脸色非常难看。我不禁也伸头去看，很快就弄明白，那是老刘请老方代笔却还没有写完的一份申诉书（据我晓得，这已经是第六次申诉了）。我不禁想起昨天晚上的灯光，这应该是老方最后的笔迹。
当时我确实没去想别的。但是，老刘忽然像女人一样大声地哭起来，我惊异地呆望着他，因为从未见过他这种样子。我这种态度不知道触动了他哪一根心弦，他竟哭哭啼啼朝着我喊道：“我要把儿子、女儿都叫回来参加追悼会！我要把儿子、女儿都叫回来！……”
…………
为了替老方治丧，我请了三天假，开过追悼会以后，领导上就催我赶快出差。
我隔天买好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打算五点起身，吃点东西动身。这样时间也很充裕。
这天清晨，我按时起身了。孩子妈也被吵醒过来，她睁眼看了看表，就说： “还早呢，才四点钟。”
我连忙再看看，果然只四点。不禁苦笑一声，觉得自己这几天真有点昏头昏脑。但既然已经穿好衣服，也就不想再睡。嗽洗完后，打开炉子烧早饭。坐着无事，就走出门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深秋的早晨，气候已经凉了，穿着绒线衣，仍觉单薄。这时天色浓黑，门前广场四周有几盏路灯，透过梧桐枝叶，一线线射到广场上，明暗相间，有一二十个人，已经在那里锻炼身体，有的跑步，有的打拳。我真自愧不如，又一次想起了老方，便更羡慕这些强健的人了。
我一面深呼吸，一面信步走去。我看到近处梧桐树下，有一个人在原地跑步，上身一件汗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头，气喘吁吁，一线灯光照在他的脸颊上，看出那晶亮的汗珠，如雨点般滚落下来。我钦佩得五体投地，不由得再靠近去细细欣赏这位杰出的锻炼者的神态，我很快就发觉他竟是老刘。
这时候，我心头蓦地涌起一股非常厌恶的情绪，几十年来我第一次失礼了，竟不曾招呼他就迅速回身走开。我愤怒，我憎恶，我顿时背叛了我一贯称羡的东西，我诅咒这种锻炼！当时我的神经显然出了毛病，我竟辨不清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不知道我的两位邻居，活在世上的究竟是老刘还是老方。我强制自己不再想下去，以免真的发起疯来。
1979．11．8——15
高晓声精选集钱包
一
春天的江南是美丽的，风很柔和，空气很清新，太阳很温暖；大田里的麦苗像一片海，星罗棋布的村庄是不沉的舟；纵横交错的弯弯曲曲的河道，河边的柳枝吐了嫩芽，芦笋也钻出来放叶透青了；河道里平静的水，从冬天的素净中苏醒过来，被大自然的色彩打扮得青青翠翠；真是山山水水都爱娇，好不动人。在阳光明丽的中午，还可以看到水底一群群的游鱼，一动不动地正儿八经停在那儿，好像待命出发的潜艇队伍，这时候整个昆虫界，正在掀起一个极其庞大的解放运动，在每一秒钟里都有无数亿个生命在冬眠的壳壳里冲出来，于是春天才有了活力，春天才如此繁富呀！
一条小河从黄家村旁蜿蜒绕过，曲曲折折向西边伸出去，约摸离村里把路，有一座小石桥架在河面上，把南北两边的大路接通了。现在，就在那小石桥下的一片河面上，有二十多个人，杂七夹八地蹲在河里，细细地踹着、摸着、慢慢地移动着，把那里的水搞混了。那混水随着一个个涟漪向四外扩展，就像黑暗在吞吃光明，邪恶在侵蚀正直，叫人看了很不舒服。
从桥上走过的人，看了都不免好奇，因为这时候水牛还没有开青[注]，春水还是冰凉的，为什么这些人把衣袖、裤管撩得高高的，冒着寒冷泡在水里呢？于是便不禁要问：“你们在摸什么呀？”
不管问多少次，没有一个人肯回答，神秘极了。连老实的黄顺泉，都会惊怪地抬起头来看看提问的人，认为他是个痴鬼，怎么可以问这样的话！要晓得，连这些泡在水里受罪的人，也不曾有谁说过他们在干什么呀！
……
当然，黄顺泉也并不是傻瓜，他在世界上也活了四十年了，虽然经历简单得就像只活了一天，无非是劳动、吃饭；但毕竟又复杂得说都说不清楚，因为世界上实在没有比劳动、吃饭更艰难的事情了。对于这一点，他甚至从来没有想清楚，仅仅依靠一种本能，要让自己能生活，要让全家活下去。他老是感觉到这个基本的要求经常受到威胁，要花最大的气力去挣扎、去斗争。正由于这种原因，他希望大家都生活得轻松些，不要互相妨碍，而要互相支持；最低限度，不要让自己挡住别人的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多么不容易，你不想妨碍别人，别人却偏来妨碍你，抢走你的米，逼走你的钱，叫你累得晕倒在田里也吃不上粥，叫你除了劳动所得之外不得不另外设法谋生。这“另外”的办法又是什么呢？去抢吗？去偷吗？黄顺泉这号人当然不肯干；他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去讨饭，是现实的；另一个就是希望有一天拾到一笔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幻想实在太无聊、无幼稚，难道天上真会落下米来吗，守株待兔有哪个不上当受骗呢！世界上从来不曾有哪一个胃是靠幻想喂饱的。
但是，人们的幻想却并不因此绝灭，反而会更加活跃。黄顺泉他们今天到这儿河里来受苦，也是听到了一种传说。去年冬天，日本鬼子打进来，国民党军队逃走了，县里的警察局长陈龙生拉了一支队伍，自己当司令，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他不去打日本鬼子，却在附近蚕食农民保家保村的自卫武装。有一天，就在这黄家村西打起仗来。农民自卫军厉害得很，把陈龙生的队伍打败了。就在这座小石桥上，一个农民抡着大刀追上了陈龙生，一刀砍下去，陈龙生不及躲避，把手里的皮包挡了一刀，总算没有砍着。人逃脱了，一只皮包却掉在河里，那包里还装着三百块银洋呢。不知怎么一来，这件事不久就在黄家村上传开了。谁看见的？不知道。谁第一个讲出来的？不知道。那皮包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皮包里的钱谁数过的？不知道。但众口一辞，都说确有其事。黄顺泉当然也听说了，与其说他相信这件事，倒不如说他希望确有其事，因为“有”比“没有”实际，更有刺激性，更能带来思想的活力。后来听说有几个人架了小船去用罱网罱过，不曾罱着、于是就又说没有这回事。纯属谣言。谁知黄顺泉倒反而更加相信真有其事了，他和某些上过当的老实农民一样，有点经验主义的鬼聪明，往往听了传说，不大相信，认为是谣言。但是，一旦有人出来证实那“传说”是“谣言”时，他又猜想这是“别有用心”，认为事情显然是真的，无非是有人要骗得大家不相信，才故意说成是“谣言”。黄顺泉认定自己决不会上当，也不肯说明，说明了就没有意思了。他希望别人都相信那是假的，唯独自己认定是真的。这样一来，他首先就在思想上独占了那个信念，把三百块银洋当作偶像岂不比泥塑的菩萨更实际吗。它会让你产生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细致贴切的盘算，要知道那是一笔多大的财富问！当时一石米（一百五十斤）只要七元银洋，三百元钱等于四十三石米，黄顺泉劳累一生，也积不起那么多的钱财，他怎么能不动心呀！其次，只要大家认为是假的，也就不会有人去捞那个包，黄顺泉就可以慢慢地想办法去摸到它。当然，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不相信自己有那么好的运气，不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福气，也许他毕生都会落空，但也决不抱怨，即使到了临终的时候，他还要交代儿孙们继续去摸索，就像老式故事里常常讲到的祖上传下来的银窖，等待后代人去开挖。它反正藏在那里，至于谁得到它，就看谁有福气了！在黄顺泉看来，福气和运气，是祖祖辈辈给后代的遗产，积一的荫德，这叫做 “根基”。这根基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东西，收成的好坏，寿命的长短，子女的孝逆，出门的安然……无不受它的制约；如果根基浅薄，丰收了还会生病呢。李自成不是做皇帝的命，所以他坐在金銮殿上就要头晕。黄顺泉也没有把握能摸到那个皮包，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根基厚不厚。他不是个自信的人，他宁愿承认自己不配享福，但从此以后，他立志要终身积善积德，尽力为子孙培植能够享有那笔财富的深厚根基。啊，中国真是一块仙地，作用如此奇特，它竟使空想产生伟大的灵魂，使希望变成崇高的精神。
既然如此，还有谁来回答过路人的提问呢，这纯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行动啊！
二
上面那些想法，完全是真的。所以，他们这天来摸皮包，也并不是约好了一起来的。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当然十分明确，但是到现在为止，还从未有人把那句话说出来。
这一天黄顺泉吃过早饭以后，已经在门口坐下来搓土笠绳了，左邻右舍，有的在装铁钯，有的闲散地说着家常话，迟吃早饭的，手里还没有放下碗，大家都没有想到要做什么正经大事。忽然，住在村东头的荣福老爹，经过小桥从街上回来了，他匆匆穿过禾场，在大家身边走过，却反常地没有说一句话，似乎紧张又生气。眼看他进了家门，又背了一只篮很快走出来，仍旧往上街的那条路走去。于是大家注意起来，才看见小石桥下面有两。三个小孩子在河里摸东西。荣福老爹走到那里，毫不犹豫，也下河去了。大家愕然，立即就想到……原来已经开始了。有人咂了咂嘴巴，有人明知故问说了句“干什么？”有人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了句“去看看。” 立即分散开来，各自归家，拿了自认为合适的工具，一个个出门，陆陆续续往小石桥走去。
黄顺泉完全没有估计到事情竟会这样突然干起来，事前谁也没有透露出一点话风，就一下子各顾各使劲抢在前头……黄顺泉觉得自己的希望幻灭了，原来黄家村上的人，谁都没有上“谣言”的当，都和他黄顺泉一样秘密地坚信有那个皮包，都希望能够摸到它。这能怪谁呢？他们都和黄顺泉一样穷呀！他们早就有足够的经验，晓得在那样的世界上靠种田无法温饱，也从来没有找到过温饱的正当途径，而这一次却有一种可能，可以不损害任何人获得一笔财富，又怎么肯轻易放弃呢。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看到大家都关注那件事，也都会像黄顺泉一样不满的。黄顺泉毫无理由怪罪别人，他很快就醒悟过来，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有同大家一样，下河去摸，碰一碰运气。
黄顺泉拿了一只篮子，很快也参加了那个摸的行列。水的确还是冰冷的，如果是娇生惯养的人，脚一伸进去就会像被妖怪咬住了，吓得跳上岸来；但黄顺泉毫不在乎，他磨练惯了，大概是老天爷将降大任于他吧，所以从小就给他苦头吃，让他吃够，他才担当得起粮食供应部长，老实说，交了春还怕水冷，干脆就别当农民！看那河里的人，一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不用指挥，就能各就各位，摆开战场。每个人对钱包存在的位置，各有猜测，有的认为反正在石桥两侧，便在两侧摸，有的认为既然里面有三百银洋，分量很重，一定已陷入河泥深处，便用竹竿探测，有的认为水是流动的，钱包受水力影响，可能已移到较远的河底（否则为什么用罱网罱不到呢），便到远处去摸；黄顺泉则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如果命中注定归他，又何必自作聪明，别人不去摸的地方，他就低头摸去。真是散散落落，各自为阵。黄顺泉很讲究实际，他知道摸皮包是很渺茫的事，为了捞个饭钱，从下河开始，碰到河蚌、螺蛳，就无样不要，一拣进篮里，很快就摸了半篮，心里就比较踏实，明早上街卖了，工夫钱还是赚得到的，尽可奉陪大家。他希望大家都摸个落空，从此歇了念头，不再胡思乱想，剩下他一个坚定的人，以后细细来摸。今天他不存任何希望，他到场是因为他不到不放心，到场的目的就是巴望大家失望，他自己不想摸到它，也巴望大家不要摸到，别人摸到了，他的希望就破灭；自己摸到了，别人的希望要破灭；在大庭广众之间，不管是谁摸到都将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很容易引起一场风波。老天爷如果有灵，就该让大家空手回去。
黄顺泉一边摸，一边想，一边注意着旁人的动静。这时候他摸到了一块大石头，于是就在石头的四边摸螺蛳，后来觉得这块石头很大，很平整，捞上来抬回去放在门口做阶沿石倒很好。便沿着石壁把手插入河泥去测量它的厚度，忽然间就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双手倏地抽出水面，双脚倒退几步，把水搞得哗哗直响。惊动了大家，一河的人，眼睛都朝这边看过来，一齐问道：“什么，什么？”
黄顺泉惊魂初定，连忙遮掩道：“唉，一条绘鱼，不曾揪住，倒给刺了一针。”
大家马上失去兴趣，不再注意他了。但是黄顺泉的心却颤抖不停：真要命，他摸着了那只皮包。是的，紧靠着石头，河泥里有一个光滑柔软的物件……
黄顺泉定下心来，又开始怀疑，生怕自己想得太急切，错认了。便又小心翼翼再弯身摸去，细细地把那东西四围抚了几遍，一点不错，是一只皮包。捏着它，包里还真有几卷硬梆梆的东西，一担便滑动了。
黄顺泉紧张极了，这可怎么办呢？怪不得李闯王坐龙庭要头晕，他黄顺泉摸着个皮包就没得主意了。他既不能公开取出，又不能稍或离开，他像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围着那块石头摸索打转，刻意要想出一个稳妥的办法来。他琢磨来，琢磨去，长久一筹莫展。太阳已到烧饭时光，看来只有拖到大家回去吃饭，才能把皮包转移。再一想，也靠不住，一则吃饭时间并无定规，眼看这种场面摆在这里，不得结果，恐怕谁也不肯先期撤离；二则家家都有灶头，不像军队统一开饭，谁饿了可以回去吃了再来，谁不饿可以摸了一阵再走，轮流往返，也不会断人。哪里就能依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想着怎样就怎样了呢？
正在万分无奈的时候，忽然河里一阵扰动，水声哗啦啦不住价响，大家喧闹着向一处地方围拢。原来那边有人摸着一堆石块，隙缝间竟藏着鱼群，一经触动，便乱窜乱撞，乱跳乱蹦，龙腾虎跃，泼水掀波，把一河的人，都吸引了过去。黄顺泉碰着这样一个天造地设的机会，迟钝的脑筋居然马上灵敏起来，趁大家把屁股朝着自己的忙乱时刻，迅速拎起皮包，窜上岸去，拣一处麦苗茂密的地方，把皮包藏在麦城里，连看都来不及看，便急忙回到河里，神不知，鬼不觉，像没事人一样，照旧弯腰在水里摸索。
鱼群被驱散了，消失在茫茫的深水里。于是大家也安静下来，分散开去，重新去摸索那个皮包。
从这一刻起，黄顺泉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心境之中，他人在河里，心却在麦垅里，生怕皮包藏得不好，被别人发觉了拿走，因此，忍不住过了一阵就爬上岸来，假装蹲在那里抽烟，监视着那个地方。甚至要跑到那里去看一看，是否确实还藏在那里。他本来可以乘人不备，把皮包装进篮子，拿回家去；但又心虚得很，怕别人见他第一个离开，马上就会怀疑他已经摸到了，否则怎么舍得呢？他不得不装模作样，去摸那已经不存在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欺骗别人，他觉得非常痛苦，因为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不起他的村坊们。黄顺泉是个渺小的人物，他没有“宁我负天下人”的气魄，他哪里晓得，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有多少正人君子、帝王将相撒的漫天大谎，比银河里的星星还多，常常骗得天地混沌，乾坤倒转，也一向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可惜黄顺泉不懂“历史”，继承不着“伟大的策略”，他的天真的心，忍受不了虚伪的折磨，他希望这尴尬的局面赶快结束。他作这种孽做什么！他不过为了不伤害任何人独自得到那一笔财富，他要瞒住大家并不是昧了良心，因为宣扬出去可能是一场灾祸，会招惹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麻烦。时代不太平，任何人都不是露富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曾指望现在得到这笔财富，可是他不幸得到了，是运气吗？悔气吗？该笑呢，还是该哭？真猜不透啊！
黄顺泉思绪缭乱，怔忡发呆，他终于忘记了当时的客观环境，居然有一次竟没有想到避嫌疑，在分明有人窥视的情况下，又去探望了那个心爱的皮包。
间隔了片刻，他再次上岸假装抽烟，慢慢走过去，蹲下身来检查皮包，证明确实存在，站起想回河里去时，忽然发现他被包围了，二十几双眼睛——不满的、轻视的、惊奇的、羡慕的……一齐盯住了他。他的精神一下子垮台了，他对不起大家，他直感到必须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想表态……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二十几个人，竟没有一个人瞧得起那个皮包——尽管大家都知道里面装着三百元银洋。他们一齐谴责黄顺泉说：“什么了不起，你摸着就是你的，你尽管讲明白好了，为啥还让大家饿着肚皮摸不完……”
黄顺泉当然生气了，他把皮包一下打开，拎着皮包底豁朗朗一声，把圆溜溜、白花花的一大堆光洋一股脑儿倒了出来，嘶哑着喉咙喊道：“哪个要，就拿！”
只有到了这时候，大家才猛然明白，黄家村上的人，一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他们谁都不在乎，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摸一摸。
那一刻，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就只剩下了人的自尊心。
黄金——粪土！
三
黄家村上的人，在一堆银洋面前把自己塑成了一群巨人；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大错已经铸成。普遍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觉得黄家村上就要出事，黄顺泉危险了。
他们想到，当时根本就不应该责怪黄顺泉，因为不管是谁，摸到了那只皮包以后，惟一的妥善办法，就是把它隐藏起来，不让大家知道，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祸患。所以，黄顺泉做得绝对正确。想不到大家竟这样愚蠢，硬要戳穿他，硬要认为他做了对不起大家的亏心事，在官塘大道旁边演出了那样一场品质崇高的好戏，让往来的行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快地传播出去……实在是把黄顺泉害了。
地方上的情形，大家都很清楚，政府已经没有了，乱世正在出“英雄”，十几里路方圆之内，就有十几股武装势力，各据一块小地方，有的是流氓集团，有的是土匪势力，有的是地主武装，有的是迷信会门，少数本来是农民的自卫武装，也很快被坏人掌握了，他们一律打着抗日招牌，四处搜刮钱财武器，扩充实力，凡是小康以上人家，都被敲诈勒索，倾家荡产，有的实在拿不出钱来，人被绑去就撕了 “肉票”[注]。黄家村上倒还算安稳，因为这个村庄是穷出名的，没有油水，无人眼红。现在，黄顺泉居然家里横着三百大洋，传开去后，会招来什么祸患，并不难猜。去年冬天（其实只隔了三个多月）在浚河工地上，有人挖到一个金色小人像，一下子传开去，说是“金像”。不到半天，竟有十一个武装集团派了荷枪实弹的勇士来攫取，围住了那个河工不让转身，好像要把他撕成碎片后各取一块。所有这些勇士，不管原来关系如何，在“金像”面前。都竖眉瞪眼，准备撕拚到底。当时幸亏有几个识货的匠人来看了，一致说这不是金像而是铜像，并且架起炉子来，当场把它熔化掉，以证明他们的鉴定绝非虚假，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否则的话，真要死一批人呢。
所以，黄顺泉非常明白，他等于抓了一手屎，等于抱了一个定时炸弹，尴难危险已把他缠住，无法脱身了。
他没有数清楚究竟有多少钱，他拎着回去，走过那短短一段路程，忽然觉得这世界是多么荒凉，麦苗也好，刚透青的芦尖也好……都龟缩在地里，一个人要躲藏起来的话，竟找不到屏障。村头上散散落落几棵杂树，都还没有放叶，黄家村上几十户伸前缩后的房子，本来还不如王宝钏的寒窑，现在却像琼楼玉宇，突兀地显露在平原上，光棱棱地变得十分惹眼，山羊咩咩，家犬汪汪，好像都在向歹徒通风报信。黄顺泉的心颤抖了，啊，这险恶的乱世，没有钱要饿死，有了钱要遭劫，叫人怎样活下去！黄顺泉尽管根基浅，也不曾作过孽，为什么要受这种折磨！
他把皮包拎到家里，往堂屋里的破桌上一放，就呆呆地在门口一张小凳上坐下来，长久不动不响，村子上的人，默默地走来看看，然后又默默地走开，连小孩子都变得小心谨慎，空气沉闷极了，随手捞一把像能挤出水来，所有的心似乎都被一个问题镇住了：“怎么办呢？”
黄顺泉想不出办法。好人创造的上帝，是站在恶人一边的，乱世把什么都剥光了，让最笨拙的人都看透了世道，痛快而可悲，失望得要自杀，彻底得要革命。
黄顺泉的老婆要把皮包藏起来，黄顺泉一抛手说：“你省点力气吧！”
他好像在等待着有人来把它拿走。
消息传播得很快，很快，整个下午，那边小石桥沿河一带，附近四面八方村庄上都有人跑来看现场，黄顺泉掩藏皮包的那块麦田，几乎被踩平了，居然还有个人拾到一块银洋。他们在那儿大议大论，说那块麦田里上午堆满了银洋，黄家村上的人用箩担挑了半天，家家发了大财。有些人甚至下河去摸，他们一面骂黄家村上人心眼坏，有财不让大家发；一面又不相信黄家村人能把河里的银元摸干净，他们也要碰碰运气呢。这就把黄家村人闹慌了，有的人怕羊肉没吃着惹上腥，跳出来洗身清，交头接耳，把真情如此这般传开去。于是，有几个懂得当地局势的包打听就摇摇头说：“白欢喜。黄顺泉用了这笔钱，命都要丢脱。”
“为啥？”
“我们这里的几个大亨[注]，已经拜了陈龙生做先生[注]，现在我们这地方，就是陈龙生的势力范围，他若晓得了，会饶你吗？派个弟兄来，拿不到钱就拿你的头！”
黄昏的时候，黄家村上就来了几起陌生人，在村子里游转了一阵，然后又走开。村子里和黄顺泉相好的人们，包括荣福老爹在内，都紧张地跑来，把一切都告诉顺泉，劝他逃走。
那一夜，黄家村上没有一家上灯，很早就吃了夜饭，把门关紧了，穿着衣裳钻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睡觉。
那一夜，黄家村上的脚步声和狗叫声一直闹到天亮。
黄顺泉一家，都没有住在家里，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躲过了这可怕的一夜。
荣福老爹清早起来上街去，走过黄顺泉家门口，大门敞开着，居然还有两个腰里飘着红绸带[注]的人坐在那里。出了村一段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黄顺泉从沿河一个河泥塘里跑了出来，手里拎着那个皮包。
“躲好，躲好，别回去。”荣福老爹急忙说。
但是黄顺泉却毫不在乎，大大方方走近来，笑笑说：“我送去。”
“送到哪里去？”
“给陈龙生送去。”黄顺泉毫无表情地说：“求个安稳。”
“唉！”荣福老爹长叹一声，便像昨天赶去摸皮包那样，紧张又生气，匆匆上街了，没有再说一句话。他当然也想到这祸是他惹出来的，昨天他千不该、万不该引动大家下河去。他何止使黄顺泉受难，他还把整个黄家村上人的希望破灭掉了。但那算什么希望，难道一个钱包就真能包住了人心吗？让它破灭吧，不破灭又哪来新生呢？
黄顺泉跑了二十多里路，把皮包送到陈龙生那里。他肚子很饿，又没带干粮，总以为陈龙生会给他吃一顿饭。想不到陈龙生打开皮包数数银元，硬说少了五十一元钱，要黄顺泉赔出来，黄顺泉说也说不清，赔也赔不出；陈龙生就叫手下人拿板子来打了他五十一个屁股板，一个屁股权抵一元钱，抵清了才放他走。
黄顺泉回来以后，就生了一场大病，从此变得又痴又呆，再无用处。他常常在街坊、村头游转，站在别人家门口不声不响长久不离开，讨着吃就吃，讨着钱就放进口袋，傍晚回家，走到小石桥那里，把钱一个一个丢人河里。孩子们有时看见了，下河去摸。他等着他们上岸，就捉住了打屁股。这样过了三年，才死去。
1980．2
高晓声精选集鱼钓
江南的黄梅天。
大雨哗哗下着，像有千针万线，把天地密密实实缝合起来。
世界一片水汪汪。
漆黑的野外，伸手不见五指，空间像狭窄得仅能容身。各种水的响声——雨点打在烂泥地里的叭哒声，落在水面上的卜笃声，碰在阔叶树上的撒啦声，以及田水欢腾地经过缺口冲入河里去的轰轰声……像一支永远演奏不完的乐曲。
江水还在倒灌进来，它从一条笔直的小河里奔腾向南，一路泼啦啦打着漩涡，冲进那十多丈宽的大运河里来，气势汹汹，一直撞到运河的南滩；然后大翻一个身，回旋着随大流滚滚东去。
就在这丁字河口偏旁的运河岸沿头，雨点响着一样嗒嗒窸窸的声音，好像滴落在硬物上，同时又滴落在软物上。
原来那儿站着一个穿戴着蓑衣笠帽的人。一眼看去，像个不成形的怪物。他面河而立，不动也不响，好像凝神关注着什么。
不久，他伛下身子，伸出手拎起一根竹竿，用力把竹竿的另一头往上提。原来是一口网，他在扳鱼。
鱼网提出水面，空空如也。他一松手，冈又沉入水里。
“×娘的，”他悻悻地低骂一声“今朝碰到鬼了！”说着，在衣襟上抹干了手，伸进怀里去掏出一支香烟，熟练得几乎随手一抛就叼在嘴唇上，喀嚓一声燃亮了打火机，凑到烟头上去。火光照出了一张轮廓清晰的长方脸，正皱着眉心吸烟，使那乌黑发亮的眼睛、隆准的鼻子和尖起的嘴巴都凑紧在一起，变得难看了。
像呼应一样，运河对岸，火光也门了一下，燃出了一个亮点儿。原来那儿也有人，被惹上烟瘾来了。
在这样的雨夜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勾引到河边来，散落在各自认为合适的地方捕鱼。因为这时候河里的鱼多起来了。一部分是随着江水涌进来的；而运河里原有的鱼本来伏在河心的深水里，如今发大水，沿岸被太阳晒干了的泥土和嫩绿的草叶，没进水里，散发出诱惑的芬芳，吸引它们游到岸边来觅食、来产卵、来嬉戏……然后便轻率地当了俘虏。上刀山，下油锅，葬身于人腹。
“泼啦啦、泼啦、泼啦啦……”分明又是一条鱼落在对岸网里了。接着水声消失，鱼已脱水上岸。手电筒亮了一阵又熄灭。想象得出，那条鱼已被绳子穿住鳃口，就像苏三上了枷，系在木桩上，国养在河里了。这样，明天上市场卖活鱼，价钱大。
“什么鱼呀？”北岸的人忍不住问了一声。
“鲢壳子。”[注]南岸的人回答。
“多大？”他真想跑过去看看，可惜附近没有桥。
“斤把。
“贼说贼话！”北岸的人骂道：“听声音就不止！”
南岸的人不再答话，嘿嘿笑了。
这笑声，刺伤了北岸人的心。他生气地低声骂道：“老子扳鱼败在你手里，除非鬼摸了头！”
沉默了一阵。南岸的渔人显然兴致很高，耐不住寂寞，他喊道：“贼王，贼王！”
嘿，这吓人的称呼！
北岸人不答。
南岸人不肯歇，又喊起北岸人的真名来：“才宝，才宝！刘——才——宝——！”
刘才宝生气了：“叫什么魂！”
“今天怎么啦？”南岸人的口气有点揶揄：“听不见你网里有声音哪？！”
这是贼王刘才宝前两夜嘲笑南岸人的话，现在人家回敬过来了。好大胆，在捕鱼这个行当里，居然有人敢爬到他姓刘的头上拉屎！他忍住气，不屑地哼了一声，反唇相讥道：“哟，闻着点腥味就神气啦？老子提过的鱼，比你吃过的米还多呢！”
“嘿嘿嘿嘿。”对方并不反驳，但那笑声里，显然奚落的味道很浓。
刘才宝也不再说下去了。他今天一直很纳闷。他在这里扳了三夜鱼，前两夜几乎网网不落空，可是，今天晚饭后到现在，两、三个钟头了，该死，他一共只扳到一条鳗鱼，一只乌龟。一个是举世闻名的滑头，一个是尽人皆知的臭货。按照渔人的迷信，这是今夜不会再捉到鱼的先兆。是倒了霉了。但是，刘才宝天生不是疑神疑鬼的人，要知道他不是一般的渔夫，而是这一行的状元。他精于这个行当，他一贯来靠自己的过硬本领捕到比别人更多的鱼，所以决不相信什么命运。难道他的命运有谁能主宰吗？难道他当状元是河神的恩赐吗？否。假使真有迷信，那么，河神又算个什么东西呢？无非是和土地菩萨一样大小的职司罢了。而状元则是天上的星宿，河神能管得了吗！况且自己的衔头早已不止是状元，已经封了王了。虽然王之上冠了个“贼”字，难听而不协调。但一个人的技能精到状元的程度，如不配以贼心，怎么能发得了财！岂非胸无大志！王而不贼，不乘机捞一把，才是呆子！滑头的鳗鱼和臭货的乌龟舍命来投，凭哪一点能算晦气？滑又怎么样？老婆从前做姑娘时，还不是嫌原来的对象老实才嫁给自己的么！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难道应该浑身长着把柄让人捏在手里，而不应该像一粒玻璃珠那样光溜滚园吗？至于乌龟身上的臭气，也只有放过屁才闻得到。那么，请问谁的屁是香的？谁又是不放屁的？区别无非是有的放了屁不赖，就成了屁精、臭货；有的矢口否认，甚至放了夹屎屁，闻得人恶心，都还像煞是干净的。做贼又怎样呢，难得做一次，被捉出来了，人家会大惊小怪，说什么“好端端的人怎么去做贼！”像自己这样偷惯了又从未被捉住的，成了王，还臭到哪里去！清官误饮一杯酒，有人骂他变了质；贪官长享万民膏，有人说他本领大。兜肚里有钱，照样有人眼红。顶多背后给骂一声“娘的，偷发财的” 就是了。凡事只要看穿，好官、好贼就都可以“我自为之”的。刘才宝早经深思熟虑，决不因鳗鱼、乌龟而上当受骗，他要坚持下去，设法扭转局面。
但从乌龟落网以后，确实再无来者。除开那迷信的传说，要另找原因，颇费斟酌。刘才宝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认定是乌龟就擒之时，在网上放了一个臭屁，污染了这块地方，惹得游鱼不肯来了。
“啧！”刘才宝不禁咂起嘴来。在这种严重的形势面前，真有点棘手。当然，他并不是不会动脑筋的人，起先他打算换一个地方去扳；但一想到那屁臭是粘在网上的，网到哪里，臭到哪里，搬也无用。因此不禁恼恨起来，咒骂那河里的乌龟心不齐，为什么一只放了屁，别的竟不放？全体龟族若能同时放起屁来，把一河水都搞臭了，那么，游鱼也就无可选择，网臭也不会碍事了。左思右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耐心等待流水把网臭慢慢冲洗干净，才能东山再起了。不想等了好久，也不曾有半点起色。刘才宝好不焦躁。一个人的耐心最好，也总有个限度。他不禁又咒骂起来：“×娘的，今朝真碰着鬼了吗？”
“泼啦啦、泼啦啦……”又是一条鱼落在南岸网兜里。电筒光亮了一阵，那鱼又被绳子系住了养人河里。
刘才宝虽然刚满四十三岁，却有二十四年捕捞的经验。他毫不怀疑他选择的这个落网地点要比南岸那个地方好得多。前两夜的捕捞实践也证明他选得正确。为什么今夜兜底起了变化，把全部优势转到南岸去了呢？难道乌龟那个屁真能决定局势吗？也不见得。臭气固然难闻，但刘才宝明明晓得，鱼类中也不乏“逐臭之夫”；鲢鱼就爱食人粪，未见得会拒屁于千里之外的。现在为何一反常态，它也专去南网作客呢？
在刘才宝看来，世上得意事，莫过于自己捉到鱼，别人捉不到。而最惹气的，莫过于自己握不到，眼睁睁看着别人捉。他是个得意惯了的人，现在弄到这步田地，如何忍得住。时间越长心越暴躁，终于动摇了。不想继续守株待兔。他提出网来，向了字河口移近了约一丈，把网落入激流中去。
网还没有沉入河底，突然网杆竹被猛烈地击撞了一下，凭经验知道撞上了一条大鱼。好家伙！刘才宝的手脚真快，几乎在同一秒钟之内，就迅速把网提了起来。但是来不及了，“轰隆隆”一声，那鱼吃了一惊，腾空跃起，落在网外几尺远的河里。
刘才宝一楞，网还不曾放下，懊悔还不曾结束，“南岸却连续响起了“轰隆隆、轰隆隆……”的声音，分明就是刚才那条大鱼，落入南岸网里了。
刘才宝恨得把手一松，任网落下去，眼睛盯着南岸。那边手电筒亮了很长一阵，隐约看见那条鱼有半人来高，被抄到河边养起来了。
“这条鱼本来是我的。”他咬咬牙说。恨得好像是别人从他手里抢走了鱼。
他重新去提网，发现网被冲得翻了一个身，歪在旁边。他吃了一惊，打亮电筒仔细察看，这才看到今夜的水流太急了，网都停不住。刘才宝的心一沉，他确实从未碰到过这样的激流，他没有经验，他无能为力。他第一次失去了把握，他猜想在这样的激流中鱼也存不住脚，只能被一直冲到南岸去。这大概就是今夜颠倒错乱的原因。那么，除了鳗鱼、乌龟他将一无所得，他这条大船要翻在阴沟里，落得个笑柄遗留在众人嘴里了。
“嘿嘿。”他忽然冷笑了。心里想：“我的鱼竟被他捉得去！唔，提得去就算了吗？老子……老子不会让你爬到头顶上去屙屎的！”
他把右脚伸到河里去，猛然划了几下：“轰隆隆，轰隆隆……”真像有条大鱼落在网里。
“娘的，你到底来啦！”他装得快活地说。还亮了片刻电筒。
“什么鱼呀？”南岸人信以为真。
“不识得。”他装得不屑回答。
南岸人不愿再问了，却更相信它是一条大鱼。
过了片刻，刘才宝又如此做了一次。不过把水踢蹬得更响些，似乎又捉着了一条更大的鱼。然后，他安然在湿地上坐下，燃起一支烟，悠悠地抽起来。
他无声地笑着，显得很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己摆脱了无把握的状态，正在干着非常熟悉而有丰富经验的勾当。
这时候风轻了一点，雨也小了一点，周围的一切杂声，似乎都想停下来，默默地注视这位状元、这位贼王的艺术表演。
刘才宝看了看手上的夜光游泳表，已经十点五十七分。照前两夜的规矩，大约不用过半点钟，南岸那位老兄应该回去吃半夜餐了。不过今天也许兴致很高，会忘记或推迟。必须自己带头引导一番；同时也是避免嫌疑的一着棋。想罢，不再停留，打亮了电筒，爬上了岸头，晃荡晃荡，故意闪动着电光，朝自家村上走去。一路还唱着动情的山歌。他唱道：
黄梅落雨妹发愁，
情哥捉鱼在外头；
深更半夜不回来，
饿坏肚皮要短寿。
黄梅落雨妹发愁，
情哥捉鱼在外头；
深更半夜不回来，
小妹怕他轧姘头。
…………
歌声越唱越远，电光越打越暗，刘才宝煞脚停住，“咕咕”一笑，便熄了电光，轻手轻脚摸黑回头往河边走来。
他还没有回到原来的地方，就看见南岸也亮起了电筒，走回去夜餐了。
刘才宝看到一切尽在意料之中，十分适意。加快步子到了河边，迅速把身上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悄然滑下河去；顺着水势，很快就到了南岸。然后沿滩摸去，寻找囚鱼的所在。目标就是那条大鱼。本来是他（逃脱）的，竟被别人捉去了，当然应该收回来。
他先摸到了桩。桩上系着好几条绳头。他把每一条绳都拉一拉，试准了抗力最重的一条，然后顺绳摸下去。他摸着了那条鱼。真精，一接触，就知道是条草鱼；从头到尾一摸，就吃准重量在十二斤到十三斤之间。他随手从桩上解下绳子，把鱼像牛一样牵在手里。
目的物到手了，一切如他干过了的千百次一样，平安无事。
现在，只要把这条鱼拿到北岸，这趟生意就算成功。
但是，运河上没有桥。
对于刘才宝来说，这次整个行动，不过是无数次战役中的一次战役；如何把战利品运回去不过是打扫战场中的一个细关末节。即使是真正指挥百万大军的英明统帅，对这样普通的技术问题，也难免偶或忘之。若评历史功过，又焉能涉及若是之末端！所以，精明如刘才宝，也难免犯千虑之一失。没有桥，是极简单的事实，刘才宝决不想临时造一座。他从北岸下河伊始，从未想过要爬上南岸。他偷的是水营，劫的是水寨；只要得了手，就打算带着俘虏游回北岸去。这里面显然并不存在什么困难，无需认真考虑。应该是轻而易举，可以马到成功的。可是，现在将鱼牵在手上，刘才宝却感觉到了这个俘虏在水中游窜的力量。
“该死的，它还真有点劲道呢！”刘才宝嘲笑地想，觉得那鱼犟得有趣。他兴奋起来，他的自负心是很强的。他是个捉鱼精、是状元、是贼王；二十多年的打鱼生涯，他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也练出了一身本领，网、叉、钓、罩，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鱼、鳖、虾、蟹，千百种习性无不洞悉。他能把它们玩于股掌之上，玩得轻巧离奇，神出鬼没。甲鱼很凶猛，伸头要咬人，他能一下子揪住它的颈脖；鲙鱼浑身刺，张开便伤人，他能一把握牢它的肚皮；鳗鱼最滑溜，双手都难捉，他能用三个指头夹得它脱不了身；七八斤重的黑鱼，即使上了岸，平常人双手也揪不住，他能用两根手指捏着它的眼窝从水里拎出来……至于青、草、鲢、鳙，不过是些普通角色，一旦被他捏着，便如粘在手上，再也逃不脱的了。他早就把鱼类看作他可以随意处置的驯服臣民。他平生提到的鱼比别人吃过的米粒还多，这给他带来财富，带来出人头地的名声，带来精神上的愉快。他真是“与鱼斗争，其乐无穷”，只要有鱼可捉，哪管病在床上，也会奋然跃起，执戟上阵。看着那水里的畜生被自己逼得乱蹦乱窜，慌不择路，拼命挣扎，终至无路可逃，束鳍就擒，他会兴奋得冒出一身大汗，把伤风病治好。他是个嗜腥如命，乐此不倦的人物。如今面对着一条十二斤重的小小草鱼，若把它看成是一个劲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他并没有多想，就决定牵着鱼泅渡。
但是，刚开始浮游，那只牵鱼的手就被鱼拉住了不得自由。刘才宝不得不重新站在河边水中。他想了一想，就把绳子打了个葫芦结，把左脚穿进去，让绳子勒紧在脚踝上，腾出双手，便于划水。然后毫不犹豫，一蹬脚，向深水中游去。
他从未想到有什么危险，因此根本不觉得这行为的勇敢。他只相信自己强有力。
他一鼓作气前进着。他确实是个强者，在那样的急流里，脚上绑着巨大的抗拒力，游出三四丈远，方向笔直，一点没有歪斜。
只是，他觉得他的手必须划得快一点，更快一点，才能够压制住那股拉力。于是他开始喘粗气。
那条鱼一忽儿拉着他往斜刺里去，一忽儿拉着他往水底下沉。他游得很吃力，有时偏离了方向。
“它居然还想拼一拼呢！”他在心里骂那鱼。想起去年秋天有一次在内湾里钓鱼，一条八斤七两重的青鱼吞了钧子，拉着钧线往河心里钻。他怕线断，不肯硬拉，就沿着河岸任鱼牵着自己跑。纠缠了近两个钟头，把沿岸菜畦上的作物都踏光了，那青鱼才力乏，终于任他钓上岸来。
是的，他同鱼拼过不知多少次，从未失败过。他习惯了胜利。他是有毅力的。
现在的情形很像那次钓鱼，又是鱼在拉着他兜圈子了。
他仍旧没有感觉到危险，他搏斗着，在河心的激流里连连打转。困难已经非常明显，情况显然和钓鱼有所区别，现在是鱼在河里，他也在河里，双脚离开了坚实的土地，他的劲使不足。
草鱼拼命挣扎着，把绳子拉得急腾腾。箍在刘才宝腿肚子上的葫芦结，越抽越紧；勒得他越来越痛。刘才宝忽然想到，自己都痛了，鱼嘴勒在绳子上能不痛吗？他高兴起来，使劲把脚伸缩，要让鱼嘴痛得不敢再拉他。可是，那鱼也像斗出了性子，竟吃得住痛，一步也不让。
经过这一番搏斗，刘才宝力乏了。他马上后悔不该白花这么大力气。他喘着，为了省力，他把仰出水面的头颅没到水中去，只是在透气时才抬出来。
他被鱼拉得沉下水去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真正感到了危险。他动摇了，觉得犯不着同这畜生争胜负，他决心要解开绳子。把鱼放开，饶它一条命。
草鱼却不想求饶。它要斗争，它拼命直窜，把绳子拉得像一根铁棒，没有一点松动，刘才宝解不开那个结。
连续三次，刘才宝憋住气，任鱼拉着走，他一手拉住绳，让脚和手之间的那一段绳子松弛，另一只手去解结。但是时间来不及，一口气憋不得那么长，只得放开手，再拼命挣扎着泅上水面换气。
这个企图，终于彻底宣告失败。他刘才宝和这条鱼，结下了不解之缘，不是人死，就是鱼亡。
刘才宝看到了这一点，真正的决战开始了。他很坚强，一点不后悔，他根本看不起这个畜生。别说是鱼，就是人，他也不放在眼里。在无数次偷鱼活动中，他不是没有碰到过危险。人们发现了他，像逐浪似的叫喊着追赶他，他也从未慌张过。他腰里绕着一张丝线结成的大眼撒网，等到别人追近来，他就解下撒网撒出去，把成群的人裹缠在撒网里，使他们跌跌撞撞，滚成一团。自己则从容离开。谁也近不得他的身，谁也没法缚住他。何况是一条鱼！
他咬紧牙关，使出绝力，发疯似的挥舞着双臂，把河水拍拉得轰轰直响。但是，前进不到五尺，他沉下去了。
他觉得出了汗，又觉得彻骨凉。
他又一次拼命泅上水面。然后又沉下去。又冒出来……
他张嘴喊救命，却吞了一口水。
他的脑袋保持最后清醒的时刻，想到的并不是他竟死在鱼嘴上，而是后悔自己竟不曾抛得开这畜生，以至人们最后终于要把他连同赃物一起捉住了。
之后就开始昏迷。他似乎觉得身体发胀得难受。这感觉带着他迷迷糊糊记起了流传在渔人中的一个老故事。据说鲙鱼善于装死，它翻转白肚皮，朝天躺在水面上，水蛇看见了，悄悄游近来，迅速把它绕住。这时候绘鱼活起来了，它轻轻动了动身体，水蛇马上用力箍紧，不让它逃走。于是鲙鱼就鼓足气，让身体发胀，奋力展开利刺，一下子把水蛇划成几段。然后从从容容，把蛇体吃个精光。
于是，刘才宝觉得发胀变得舒服了，箍在脚上的似乎不是绳子，是一条水蛇。
他想象着要拼命胀一胀。但是，刺呢……
1980．10
高晓声精选集飞磨
姚祖荣说他家里有八千石碎米，人人都知道是吹牛。但这“牛”吹得很带劲，很保险；既将了许炳林的军，又因为上头规定要捐大米，他根本就不用拿出来。
谁家能有八千石碎米呢？一百斤稻子加工后，顶多也只能筛出五六斤碎米来，要积聚八千石，那该碾掉多少稻子呀！
不错，姚祖荣是吹牛。说老实话，姚祖荣的历间里，真能凑出八千石大米来（这也是别人不大相信的）；却绝没有那么多碎米。没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没有。他是个倒腾粮食的专家，自己碾的稻子极少有碎米。即使有，也随时拌和在粮行粜出去的米堆里用光了。
他有八千石大米的底子，所以他的话也不能算吹牛。如果对他有好处，他可以拿出大米来抵充。姚祖荣早就潜望有一天能做成一笔交易，用他的财力去换得权势，才可以站稳脚跟，扬眉吐气。可是始终找不到机会。不想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现在送上门来了，自然求之不得。只是不来便罢，一来竟来了金銮殿上的大菩萨，却是吃惊不小。早知如此，姚祖荣干脆就捐出八千石大米得了，何必虚报碎米呢。现在可麻烦了，皇帝开了金口，恩准他捐碎米。君无戏言，违抗不得。姚祖荣弄巧成拙，他得把大米碾出八千石碎米来，才能交出去。哄得皇帝老子喜欢，让他论功行赏。有个一官半职也好，哪管讨个封号也好，便也荣宗耀祖，世代受荫了。
姚祖荣的运气真是好极了，太阳光终于照亮他的家门。他竟碰着了皇帝，而且亲口答应封赏他。试看天下之大，历史之久，有几个人拾着过这种便宜的？想来五百年总也只有一次吧！哎呀，了不得，了不得！畜生修行，千年不成，讨得皇帝一封，便也成了正果，何况人呢！人被一封，便成了什么呢？自然是人上人了。这不通常就叫“提拔”吗！一提一拔，自然两只脚就在人头上走路了。姚祖荣真叫命大福大，祖坟的风水好，眼看今后的柳塘镇，定然是他的天下了！哎哈，大将军攻城夺池，抢一块地盘，要死掉多少人马！可姚祖荣不动一兵一卒，光花八千石碎米，就占了柳塘镇，还有什么不值呢！值、值、值！
从那一天开始，姚祖荣的全副精力，就用在碾碎那八千石大米上。他必须在两个月之内碾好；否则的话，乌纱帽还不曾戴上头，脑袋会先离开颈根的。好事可不能变坏事。它若要变，又是怎么变的呢？还不就从皇帝脸上变起的吗！所以一点儿戏不得。
姚祖荣在三天之内排好了二十部石磨，组织了十条牛，一百四十个人。看磨的看磨，搬运的搬运，昼夜不息。他自己总督全局，还和两个儿子亲自管一部磨子，拼命地打着牛屁股，要磨出最多的数量，叫别人努力追上他。
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一个月，就这样日日夜夜磨着。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那磨群飞转发出的隆隆声。好像大地都震动了。
期限一天一天迫近，需要磨出的数字还有很多。眼看只要一松劲，到期就会交不出。可是，牛疲乏了，人疲乏了，一切都在放慢下来。姚祖荣觉得自己也像被放进了磨眼里捱磨一样难受，他发疯似地赶着大家快、快、快！亲自抢着鞭子在磨槽里跟着牛一路抽打。
石磨转着，转出碎米来……
姚祖荣的脑袋转着，转出纱帽来……
石磨、碎米、脑袋、纱帽在一起旋转，越旋越快。
突然，那石磨的上爿旋得腾空飞起来。飞过姚祖荣的头顶，飞出磨坊，飞过禾场。轰隆一声，落在禾场南边的池塘里。
据说从那以后，下到这池塘里去游泳的人，往往有不明不白死掉的。于是便谣传那石磨还在水底里旋转，人一碰着就死了。
这个真实的故事竟结束得如此荒唐。
（此小说根据民间传说写成，基本情节没有变动，人物是经过加工的。）
1981.8.19于苏州
泥脚(1)
张青青家的大黄狗，最近一到晚上，就常在朱坤荣家山墙外兜圈子。那里堆放着一大跺扎扫帚的原料——毛竹节枝，冷冰冰的、硬绷绷的，根头参差像锥刺，没有任何值得迷恋的地方。也许是黄鼠狼钻在垛里做窝被大黄狗发现了吧？可现在还未交白露，天还热，黄鼠狼钻在垛里找罪受吗！那么，是不是和邻村的大花狗约在这里幽会呢？这样的事情以前确实发生过，但现在不行了。地方上缺少狗种，生下来的小狗可以卖钱；大花狗变得金贵了，主人看出它怀了孕，就管起来，不让它乱跑。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只有朱坤荣知道。
每天晚上，朱坤荣一家都要扎扫帚扎到半夜，别人去睡了，朱坤荣独自还要坐一阵子，等到熄了电灯，还轻轻开了大门到山墙边看一看，看见大黄狗的身影闪过，他就无声地笑，心里高兴得很。
这个朱坤荣呀，他打了大黄狗的主意，耍了点手腕，把大黄狗吸引住了。
这只大黄狗，曾经在一篇题名“陈家村趣事”的小说里出现过。当时，陈家村上的懒汉陈龙宝，偷吃了寡妇顾招娣的儿子陈苦生养的大白兔，在屋后挖个坑把兔骨埋了。大黄狗在村前村后游转，闻出了味道，把骨头发掘出来吃，无意中揭了陈龙宝的阴私，破了偷兔案。
这一赫赫战功，奠定了大黄狗在陈家村上的重要地位。有些贼手贼脚的人，干那小偷小摸勾当的时候，就会虚着心四面打量，怕被大黄狗看见。好像它就是福尔摩斯。可见已产生了一股威慑力量。所以，公社刘书记来检查工作，也常会想到它，总要问一声：“大黄狗呢？”这就不同凡响，可见名声之大。大黄狗的肚子，自然比从前容易填饱。不光是陈苦生、国生、张青青、生产队长陈洪泉的二儿银生、三儿禾生、朱坤荣的小儿子金顶，以及兴兴、洪洪、华大、小芳这一班老朋友宠爱它，常往它嘴里塞面饼、馒头甚至糖果；就连成年人也慷慨起来，碰到大黄狗来串门，总拍拍它的颈项，一碗半碗新鲜粥饭供它受用。所以，到头来连大黄狗也懂得了责任制的好处。终究是粮食多了，人们才有这么大的气量呀！
至于朱坤荣，大黄狗一直知道他吝啬又凶狠，它清楚地记得，有生以来，从未尝过他家一口汤水，就连门都不许进。前年偶然溜人他家猪圈屋，舔了舔猪食桶；还没有来得及品出味道，朱坤荣就拿了根粗木棍赶来，凶神恶煞般拦在门口，扑地一声打下来，真如泰山压顶。幸亏大黄狗学过武术，脚疾眼快，一纵身躲闪过了；否则早就被剥了皮。吃了肉。还有几次，大黄狗匆匆和朱坤荣在路上扑面而过，竟闻出他身上有一股极其可怕的味道，那分明是大黄狗的同胞们被他杀掉吃了，肚子里透出那狗肉的发酵味来。看这有多残酷，简直胜过刽子手。从此，大黄狗见了他又恨又怕，屙屎也离他三个麦垅头。但奇怪的是，最近一阵，这朱坤荣似乎也信了佛，发善心了。只要看见大黄狗走来。就像弥勒佛一样眯着眼睛、嘻开阔嘴献媚地笑，还发出一串啧啧啧的声音，引诱大黄狗靠近他。有几次甚至倒了大半碗白米饭在阶沿石上，招呼它就餐。大黄狗始终弄不懂朱坤荣为什么会表现这种高姿态，认为内里必有阴谋，所以总乜着眼睛，侧身走开，不敢造次。
其实，朱坤荣倒真是一片好心。他同大黄狗本来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过去是穷急了，不但养不起狗，甚至还不得不偷偷摸摸杀来打牙祭。扪心自问，难免内疚。特别是现在，朱坤荣很需要狗的帮助（天哪，谁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自然就会有过分的热情。他买了一百五十担毛竹节枝，家里堆不下，堆在山墙边，这可不能锁在保险箱里，若有人打主意，背走三捆四捆，挑走一担两担，是极容易的事。这类小偷小摸的事情，报案都不够条件，睁着眼睛吃了亏都没得话好说。朱坤荣的心事可担得重呢。老话说：“只有千年做贼，没有千年防贼。”“眼睛一霎，老鸡婆就会变鸭。”朱坤荣尽管提高警惕，还是怕打呵欠被割了舌头。所以他想起狗来了，能有一只看家狗，夜里帮帮忙，一有动静就汪汪叫几声，把贼吓走；那么，他睡觉会落(目忽)得多，免得困着了也心惊肉跳。
但是，狗也不是要有就有的，“文化大革命”里，狗种都快吃光了，一时竟无觅处。张青青家的那只大黄狗，是陈家村上独一无二的幸存者，大难未死，劫后余生，真还是个宝贝呢。但这东西是讲义气的，你不待它好，它就不理你。朱坤荣过去虐待了它，现在陪礼道歉还找不到共同的语言。
怎样打开这个僵局，朱坤荣确实动了一阵子脑筋。他果然不愧为万物之灵，轻而易举就想出了一个绝招。他把后墙根供猫进出的小洞，增设两道铁窗，外商是固定的，内窗可以开阖，朱坤荣就在这两窗之间，经常放几块骨头或其他荤腥。哈，陈龙宝埋在黄土中的兔子骨，大黄狗能够唤味而来，那么，朱坤荣家的墙洞仓库，难道还会不被发现吗！天可怜见，大黄狗果然上钩了，它闻着味道，看到食物，就是无法到嘴。于是，有许多时间，它在这里兜圈子，不忍离去，或徘徊，或低吟，或怒扑，或长叹，几经挫折之后，则瞪目长坐，俨然像个伟大的哲学家在思考。朱坤荣不费一兵一卒，就达到了目的。大黄狗做了许多义务工，还不懂是什么回事。应着“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这句话。朱坤荣自然不计较它有没有觉悟，只要它“身在曹营”就管用。
泥脚(2)
大伏天，稻田烤了苗，田间管理刚告一段落，朱坤荣就赶到百里外的山区去买回来两大船毛竹节枝。从那以后，全家就日夜忙碌，吃饭大小便都要算算时间。真正于得白天流汗，晚上流血（蚊虫咬），全不顾惜。朱坤荣的小儿子金顶，被爹管得没法脱身，跟着做辅助工——将竹叶从竹枝上勒下来。“管制”起来了，完全没有自由。先是手上起了泡，然后破了皮，碰着就痛，眼泪流出来洗脸，朱坤荣不但不让休息，反而骂他“没得出息”，教训道：“你当饭是容易吃的吗？一个人不肯吃苦，将来能做什么？做贼！”就凭这个理，不许儿子讨价还价，强迫他负了伤也要坚持下去。
晚上，别人家的孩子坐在门板上乘凉、吃瓜、猜谜语，金顶却跟着全家在门口露天地里苦干。因为这儿风凉。有月亮的晚上，连灯都不点。董火虫到处飞，闪着一明一暗的微光。金顶真羡慕它的自在劲儿，心里便计算着还有几天才开学，自己也就可以飞开了。
金顶听见小伙伴们又在唱起了那只老掉了牙的儿歌：
萤火虫，夜夜红；
阿公挑担卖胡葱，
阿婆沿门做裁缝，
儿子、媳妇种租田，
还要出门做短工；
四时八节无空闲，
一年到头还是穷。
金顶却不肯唱了，他抱怨小朋友不懂事。他想：“哼，你们也来尝尝这‘无空闲’的味道！”
可是，朱坤荣愈是辛苦，劲道却愈足。他主持着这个一家五口（其余三人是老婆、大儿金发、女儿金秋）组成的家庭工场，心里高兴得很。他就是在“四时八节无空闲，一年到头还是穷”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披一块、挂一块，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衫；有一顿，没一顿，没有吃过一餐像样的饮食。冷冷热热，稀稀汤汤，似乎谁也没把他那条小性命当一回事。可是偏偏穷人命大，他苦苦拉拉，跌跌爬爬，像条小狗似的无毛无病地长大了。而且，祖祖辈辈数他运气好，才过十六就进入了新社会。三五年之间，大展鸿图，确实翻了个身。凭他精神、勤劳又吃得来苦的习性，本来很快就可以富裕起来。但是忽然竟被捆住了手脚，连陈家村上这扎扫帚的传统副业（而且是农业生产上必须用到的工具）都被一刀砍掉了。从那以后，朱坤荣想了许多年，盼了许多年，心都想酸了，眼都望穿了。想想，望望，熬不住了，也曾经大着胆子冒险去碰，鸡蛋碰石头，碰碎一次又一次，真要有“过了十八年又是一个好汉”的气魄！难哪，实在难！金山银山不许你靠边，困在米屯上白白饿肚子；只许穷，越穷越光荣！就这样挨着挨着，一直到心枯了，眼干了，朱坤荣自认不久就要做棺材里的馅心，不敢再存希望了。而希望，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变成了现实。打开金山银山的钥匙，拿在自己的手里了，朱坤荣怎么能不高兴，怎么能不精神振奋呢！如果他懂得文艺，一定也会说出“生命之树常青”之类的话。
他一下子变得年轻了，他干得好厉害哪，就像战士冲锋！
原来四十八岁的人，还有这么大的力量哪？！他长久把自己忘记了，现在像第一次发现那样惊异。
只要田间劳动一结束，朱坤荣就坐在矮板凳上干起来。毛竹节枝和铁丝在他的手里灵活地翻滚，发出轧轧的声音，好像要被捏出油来。扎成的扫帚，像是模子里压出来般坚实。朱坤荣不知不觉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手臂上的肌肉像青蛙般跳动，他的心情是多么舒畅呀！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过几十年，错过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好不容易总算盼来了好时光，再也不能让它白白溜走。朱坤荣有了自信心，他知道自己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懂得生命的价值，他要干出一番事业来。让子子孙孙传下去，晓得曾经有过他这样一个创业的祖宗。
颠颠倒倒的日子终算过完了吧，朱坤荣是个开朗的人，现在回想起来，痛苦的感觉已多半淡去，被坚持过来（或者说‘熬过来’）的自豪感代替了。他想着想着就开心地发笑，笑那些曾经斗他、批他、罚他的人，笑那些声称他迟早要犯法吃官司的人，……
唉，究竟是在干什么呀，大家都一个劲儿同自己过不去，一个劲儿闹穷，一个劲儿同自己人撕破脸……就连生产队长陈洪泉，这个同朱坤荣一起长大的光屁股兄弟，拖鼻涕朋友，居然也翻脸无情，实在叫人伤心。当然，做了干部，也有难处，不能全怪他。但是能够通融的地方不通融，就是他的刻薄了。那一年，朱坤荣织了三百双芦花靴，大队书记下命令没收，归生产队，斩断资本主义尾巴。好，命令应该服从，表面上可以这样做，但过后就应该私底下还给我。因为你对我是完全清楚的，这一切都是我起半夜、磨黄昏。苦熬出来的劳动果实。可是不但不归还，连成本也充公了。还有……还有那整整七个月不许我离开生产队，哼！现在呢？究竟是谁做错了！如果你错了，为什么不检讨？如果我错了，为什么你也走了这条路？当然，你愿意走就公开走吧，为什么又遮遮掩掩？上趟我进山买货，你请我带些原料；可以嘛，君子不念旧恶。但你自己不出面，派儿子禾生来同我商量，这是什么意思？别说年龄、辈分、在家庭里的地位都不相称，不宜交谈这类金钱往来的大事，何况这小子在“勾引”金秋，……(口扎)，挖劳动力，这缺德！
事情没成功，这不能怪他朱坤荣，是陈洪泉不对。
泥脚(3)
陈禾生在“勾引”朱金秋吗？是的。
这也很自然，他们同是一年生的，同在一个村上，从小在一起长大，他们彼此都很熟很熟，如果他们爱上了，那有什么奇怪呢。说真的，倒是因为太熟悉了，早就习惯得像兄弟姐妹一样，所以好久不曾想到他们之间竟还要恋爱，因为这从小建立起来的亲密、纯正的友谊，常常使异性的吸引力失去光彩。他们总是很信任，很亲爱，总是心贴着心，直来直去，有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曾发生过疑虑或尴尬。直到一年前，有一次晚上看电影，回来路上，该死的小金顶竟发生了一次超龄求知欲。
看电影回来，一路都是人，金秋、禾生、金顶就在这个列队里。大家看了电影，自然会有感想；三人一群，四人一排，各说各的。禾生同金秋也在谈。金顶忽然问道：“他们吃的什么呀？”
“谁吃什么了？”
“电影里的那个国均。”
“那个男主角吗？”
“对”
“他没有吃什么。”
“吃的，你们怎么没看见！”
“我没看见，他吃什么了？”金秋奇怪极了。
“那么，为什么他和那个女的两张嘴合在一起呢？”
“别瞎说，你懂什么！”禾生连忙说。
“你才不懂呢，看见了还说他们没有吃什么。不吃什么为什么嘴对嘴？你懂你就说出来！——嗜，说不出吧！还骗我懂呢。”
他们果然“不懂”。剩下的一段路，竟都不再开口了。
明天早晨，禾生上码头挑水，碰着金秋洗好了衣服往回走。
按理金秋就会说禾生起晏了，但是今天竟不曾说。有那么很少几秒钟，两人自然而然面对面停滞了一下，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珠悠悠地转一圈，然后眼光溜到旁边去，连看都不敢再看一看，就擦身走过了。
不必再说了，该死的金顶，全是他惹出来的！
从那以后，他们就担了心事，知道两家老人有疙瘩，不大容易称心如意地结合。陈禾生很想讨这位未来丈人的欢心，他知道朱坤荣喜欢能干、俭朴、吃得来苦的人，这些陈禾生自认还够格。也许朱坤荣还不曾看出他的精明处，他倒是摸着了朱坤荣有些贪多算小的弱点，他随时都在找机会扮演“努力为你服务”的角色，尽可能让朱坤荣接受他这无偿的劳动。应该说，小伙子做得相当成功。
陈禾生估计也没错，朱坤荣对他的德性倒并无异议，但一听到有那么回事，就别扭了，恼火了，闷着一肚子不快。但又不肯发作。孩子是自己从小看他长大的，而且长在自己身边，就在他爹狗屁倒灶同自己闹矛盾的时候，也没有影响孩子之间的来往。他也不曾对他有另外的看法。现在自然不便对他说什么了。他只有生陈洪泉的气，从前亏待了自己，如今又坏着心计来讨朱家门上的便宜。女儿养到这么大，正好帮着自己挣家业，况且又碰着了好时代，有多少能力尽管可以使出来，收入能成倍成倍地增加，陈洪泉倒使个招儿来挖他的墙脚了；走着瞧吧，没有那样的便宜事。朱坤荣不打算把女儿看成赔钱货。现在提倡晚婚，晚婚好嘛！朱坤荣举双手赞成，第一，女儿应该帮父母多做几年生活，报答养育之恩。第二呢，将来出嫁的嫁妆也要靠自己挣出来。当然做父母的也有一份心意，但不能靠这一点成什么气候。将来朱坤荣怎样打发女儿出嫁，就全看女儿自己的努力。现在，八字还没写一撇，早着呢，对象是天皇老子，也得先穿破几件龙衣再说。至于到陈家门上去做媳妇，那得多看看情况，不光考验女婿，还要考验考验公爹呢。
一句话，朱坤荣要难一难陈洪泉。你陈洪泉是共产党员、大队支委、生产队长，十多年来一直领导大家走那个“集体富裕”的道路，结果把大家弄穷了。你算是个正派人，并不曾像有些干部那样“集体不曾富，自己倒富了”。你同大家一样穷，但总不能再穷光荣了吧！这两年大家在富起来，真正要集体富裕了，你也该显显自己的能耐！你的能耐在哪里？你还不及我朱坤荣，身上穿的、碗里端的不说，你那三间破屋几时才更新？我女儿不是王宝钏，休想把新房做在寒窑里。你的任务重着呢，自顾自忙几年再说吧，别先把眼睛看着人家的姑娘！
朱坤荣是向前看的，并不记他，不过因为过去有过不愉快，现在要求苛刻些罢了。这也算通情达理了。真的，他对陈洪泉也像大黄狗一样，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嘛。
朱坤荣这样想着的时候，往往同陈禾生的出现联在一起。有时候，是陈禾生站在自己面前了，他才想起这些来。而另一些时候，则好像是一种感应，往往是“想到曹操，曹操就到”。
这真是缘分。
自从朱坤荣买回毛竹节枝以后，陈禾生虽然自家不曾买到，但却得到了一个为朱坤荣报效的大好机会。扎扫帚是陈家村上的传统副业，陈禾生从小就跟着大人们到供销社的作场里去做过加工活，天下无没用的技能，现在可给他大开了方便之门。靠了这一点，他可以随时随地走进朱坤荣家大门，在那儿同心爱的金秋姑娘一起操劳，爱待多少时间就待多少时间，决不会成为讨厌的人物。
聪明的陈禾生把这种机会利用到艺术化的程度，每当朱坤荣吃完中饭，打着饱嗝，努力克服午睡的渴望坐到矮板凳上去扎扫帚时，陈禾生就潇洒地走进来了。他常常穿着天蓝色的西短裤，印有红字的白背心，轻轻快快地叫了一声伯伯，并不在乎朱坤荣是否答应，就走过去把愁眉苦脸的金顶从坐位上推到一边，一面动手操作，一面说：“去午睡吧！”他做得自然而亲昵，完全像一家人。金顶得了空，扑刺就往外飞，可以玩一会，朱坤荣呢，也听出“去午睡吧”那句话是对着他说的，虽不肯答话，脸上平板板地像不曾理会，其实心里像吃了杯冰淇淋那样舒服。
这种时候，他会对懒散地坐着还未动手的儿子金发不满地说：“还不曾歇够哪，这像是给自家做事吗？”一句话泄露了天机。他本无心，别人却听懂了。
“不怕猪头不烂，就怕火功不到。”陈禾生想起这句不大恭敬的话，其实倒也确切。他有的是工夫，他舍得工夫替朱坤荣赚钱。他不在乎，他要人！他相信胜利一定属于自己。
泥脚(4)
朱金发不像陈禾生那么乐观、浪漫，他比禾生大两岁，“对”的“象”还同受高频干扰的电视图像一般，模糊不清。
那个姑娘读到高中毕业，相貌普普通通，朱金发本来不存妄想，自认配不上她，因为他只读完小学，人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可是朱坤荣看中了她，觉得她会做，有耐心，又是独女，家中就只母女两人，没有什么拖累。一旦成事，把岳母养起来，那边一份家业也就归女儿女婿了。有一件事情朱坤荣一直感到遗憾，就是不曾让儿子、女儿读中学。那时候眼看上学也是乱弹琴，倒不如让儿女在家养羊养兔。想不到乱中也有稳的人，那姑娘倒有真学问，去年一笔账，会计不会算，还让她算清了呢。朱坤荣明白儿子的弱点就是不大会谋划，只会死做；要能有那么一个贤内助，就文武全才了。这件心事，前几年一则内虚，一则“资本主义的尾巴”抓在人家手里，没有条件说话。近年来兜底翻身，钱也有了，屋也造了，心也宽了，人也香了，就自信娶那么个媳妇，也不算高攀。于是就叨念起来。一家人稍稍交换意见，自然无不赞成；所以就托人传过信去。那边倒也客气，虽未允诺，也未拒绝；只说女儿还小，家里人少，要过几年再说。朱坤荣听了，一来合理，一来也提高了信心。他设身处地想想，这姑娘十九还是嫁在同村最好，母女随时有个照顾。过几年就过几年，横竖自家今后条件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能使姑娘动心，那就耐心等一等吧。因为两家传过这种信息，之后表面上很客气，暗底里倒很注意动静。
农村里的青年男女，大都是这样先说破了再谈恋爱的。双方一开始似乎也都有意要接近。可是朱金发三趟一跑，就不敢去了。一则嘴拙，找不到几句话说，二则姑娘文化高，说的事他不大接得上茬，像学生上考场，发虚了。朱坤荣知道了，心里说，对，这就是我的儿子。谈恋爱什么的，本来就不是空口说白话。老婆不是靠嘴巴骗得来的。归根到底要讲条件。老话总说‘柴米夫妻’，很实在嘛！因为我们都是凡人，不能吃西北风过日子。现在儿子年轻力壮，碰上了这个好时代，第一就是要把家底垫扎实，这就叫根基。家底有多厚，根基有多牢，屋顶上的毫光就有多高，额头上的皮肤就有多显！不用宣传，别人一看就晓得。别怕没有媳妇，到那时候，送上门来的有的是。
朱金发不敢去，并不是不想去，他同姑娘待在一起，心里觉得甜、觉得实在、觉得有一股清泉在潺潺地流，也许这就叫做幸福吧。他就怕这幸福不长，才不敢去。到了这时候，他才同妹妹金秋一样埋怨他父亲了。为什么你不让我们多读几年书？现在连谈恋爱都不够用啊！
他心里觉得苦，就发狠干活，省得多想。朱坤荣给他安排的生活是永远干不完的，朱金发陷了进去，永远也拔不出来。他也常常想要赶快做一阵，把一切做完了之后就去探望那位心上人。但逐渐变成了一种不断延期的托辞，是自己安慰自己，自己给自己希望。要等空下来了再谈恋爱，他父亲决不会作出这个安排。他能说什么呢？为了他的幸福，父母都在拼老命，他能不发愤图强吗？世界上有“舍己”、 “忘我”的说法，但“舍己”、“忘我”都有一个“为什么”？那么，朱金发这种 “舍己”、“忘我”是为了什么呢？是为自己。这有多矛盾呀！可世界上都有这样的事，而且自认为很值得。为了别人的事，多干了会喊苦；可为了自己，倒是做死了也不怨。真叫为自己而毁灭自己。为什么呢？就是朱坤荣那句话；只要手里有钱，就有老婆送上门。
事情就这样拖下来了，姑娘始终不曾像陈禾生那样自动送上门，朱金发的吸引力显然不及朱金秋。如意算盘不好打；而且也有难题，例如手里究竟要有了多少钱之后，才会有老婆送上门？有几个？有几等？钱数、个数、等数的比例关系怎样？恐怕大数学家陈景润也算不出。朱金发就不知道自己该有了多少钱之后，心爱的姑娘会送上门。也说不清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有那么多钱；因为人家不曾开过口，就没有价。倒是事情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村子里起了谣言，有说金发是个呆子，连谈恋爱都不会；有说金发眼睛大，谈恋爱都摆架子。更叫人不安的是邻近村上看中那姑娘的不止金发一个，人家可活动得厉害呢。眼看这桥不但造不成，连砌了的桥墩都要拆了。朱坤荣这时才慌了，他不怕肉痛，叫老婆怂恿金发花工夫去缠住对方。金发不去，他没那一手本领，去了更尴尬。他问声不响，谁说都不听，一个劲儿埋头扎扫帚。真是一个好劳动力，朱坤荣这时候总算尝到滋味了。
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朱坤荣心里明白，村子里只有一个人最能帮他扭转局面，但要请得动他，却不容易。
这个人就是陈洪泉。
泥脚(5)
朱坤荣有一条适宜繁殖任何菌类的热线，能够一直通进陈洪泉的灵魂里去。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婆，老婆便告诉女儿金秋，金秋便告诉禾生，让禾生去央求自己的爹。这些嘴巴和耳朵都绝对保险，总是畅通无阻，毫无后顾之忧。人类历史上靠了这一类热线曾经创造出奇迹，但比奇迹多出万倍的则是肮脏。面对这夫妻、母女、恋人、父子、未来的翁婿和亲家这一连串至为亲密的关系，一个人的灵魂几乎总是赤裸裸显现出来。
朱坤荣交代老婆说：“你同金秋讲的时候，不要说是我的主意，是你的。我只当不晓得。”他对金秋同禾生的关系，还不曾拿定主张，不肯留下把柄。否则，万一将来陈家不争气，自己不让女儿嫁禾生，人家会骂他过河拆桥。再则就怕陈洪泉知道了是他的主张会起反感，本来肯帮忙的事也不肯了。
母亲交代女儿说：“他对你究竟好不好？真好还是假好？就看他答应不答应帮忙，能不能办成功！乘这机会也算是考他一考。如果连这样的事情，在你们还不曾凿定[注]的时候就不听你的话，将来你过了门，还有什么事情会听你？我女儿可不到他家去做丫头！”
金秋却向禾生说：“这都是我爹娘作的孽，眼皮薄，见识浅，生了儿女，不会替儿女前途打算。哥哥小学毕业时，成绩挺好。老师都来动员他升学，我爹拿定主张不让读。他说：‘一个人书读得越多，越容易变坏，你看共产党一次次搞运动，揪出来的人，十九都是知识分子。可见读了书能做好人的不多。就算我儿子好，但在坏人沟里待久了，总沾不着光。弄不好连祖宗八代都挨骂，亲戚朋友受牵连，还不知到哪一代子孙才能安稳。算了吧，顶好还是不识字；像我这样，尽管他们割我的尾巴，就不能叫我写检查。我不会写嘛！光这就省掉好多麻烦呢。’结果我哥哥现在就变成这种样子，只知道死做，别的计算一点也没有。其实他心地好，老实又勤快，不过世面见得少就是了。真正了解他的人，谁都不会嫌他，你说不是吗？”
“我能说‘不是’吗？”禾生开着玩笑。
“谁强迫你了？”
“你最民主了。”禾生继续开玩笑说：“我们两个正在民主地商量干涉别人的婚姻大事呢。”
“这不是干涉，是帮忙。”
“帮一方干涉一方。”
“你顶坏了。不肯就拉倒！”
“别‘拉倒、拉倒’的，我在爹面前不香，你朝‘公公’说去。”
“你坏死了。”
“你说声我顶好。”
“你顶坏！”
“顶好！”
“顶坏。”
“坏就坏，坏得刚巧配得上你。”
过了三天，吃晚饭时，陈禾生才碰到从城里建筑工地回来的爹，他一面吃，一面就把这件事简单地告诉了陈洪泉。然后笑着说：“我声明，我把话传到就算了。你肯不肯帮忙，与我无关，别当同我有啥利害关系。”
这父子俩的关系，就这么显得不大协调。儿子像老子，都是硬性子。
陈洪泉平静地听着，一直没有开口。等到吃完晚饭，洗了脸，坐到矮凳上抽了几口烟，这才眼睛看着别处说：“同你有关系，我也没办法。”
“就是。”儿子说：“别让人家背后说你是为了儿子才帮他忙的。”
“那倒没有什么大不了！”陈洪泉有点生气地说：“不靠关系，也要出卖劳动力！他们同你说清楚没有，‘长工’该做到那一年？”
“哎呀，老一套又来了。”儿子不屑地笑着说：“我几时耽搁了家里的事情了？”
陈洪泉鼻子里哼了一声，心里烦，真不想多说，随口指点道：“我是叫你清醒点！”这意思，陈禾生早就明白了，无非是因为朱坤荣在等着他家能不能造三间新屋。而自己却吊儿郎当，去帮朱坤荣挣家业，完全没有自己的算盘。
陈禾生哈哈一笑，针锋相对回答说：“我清醒着呢！”这意思是说，我同金秋完全有力量、而且能够提早完成结婚任务。诸位父老千万不要糊涂，自寻烦恼。
陈洪泉可不懂儿子的意思。想了想，认真地说：“你告诉他们，我倒不是怕议论。我倒是有点觉悟了，靠包办办不好事情。一个生产队，我管了十七八年，花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水，总是巴望办好的，谁知道会出毛病！包办办不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信仰集体化的人，害了集体化，自己的年纪丢在水里流走，一事无成。早知如此，倒不如一开始就出去做瓦工好得多。现在大家的事大家办，搞责任制，就好了。我这就叫想通。朱坤荣要人家的姑娘做媳妇，谢谢他想到要我做介绍人，这自然是晓得我从前搭救过这寡母幼女，我总算也还做了这么一件好事，我可不愿让她再被我毁了，让她自己作主吧。”
道理虽简单，但陈洪泉是经过了整整一年半时间痛苦的思索之后才想通了的。世界上难事不算多，真能认识错误却是其中之一。要说不错也难，事实在驳斥你，你的哨子不吹了，出勤却比从前早；你的拳头放松了，把握却比从前牢，算盘不再包打了，完成任务却更好，……事实胜于雄辩，已是无话可说。说落后，陈洪泉是落后了，能干的人开始富起来，一般的人已经跟上去；等到他想通了，时间又错过了那么多，现在朱坤荣他们睁着眼睛看着他，这个领导他们近二十年，几次三番保证社员生活逐年高却高不起来的能干人，现在能不能赶上来？别弄得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笑话——或者说悲剧呢。
然而，一旦想通了的陈洪泉，觉得自己损失了那么多宝贵的东西之后，回过来再想着如何个人发财实在毫无意思了。说真的，这二十年里当干部发财的真有一批呢，别看生产队长官儿小，他想发财，只要心一黑，也早就发了，不至于会穷得年年超支、欠生产队的钱；也不至于使老婆累得不能睡午觉，去捞水草淹死在河浜里，把一个家搞得散散落落，凄凄惶惶了。失去的这一切都不是有钱就能赎回来的。
那么，经过努力，能够读得回来的东西是什么呢？也许是想方设法使全队社员尽快地超过像朱坤荣那样先富起来的人吧！是要让朱坤荣们看到集体有力量比他富得更快些吧！
但这又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而且，现实又是多么无情，过去总觉得劳力缺乏，耕作误农时。责任制以后，偏偏劳动力竟有剩余了，包下几亩田不够种，当队长竟也有时间加入公社修建站去重操旧业当瓦工。
这顶好，多几个收入不是小事，儿子眼睁睁望着成家呢。再说，在城里砌房，听到的事情多，他真希望多看看这伟大时代的各个方面啊！
泥脚(6)
朱坤荣一家，在秋忙之前，是来不及把一百五十担毛竹节枝全部扎成扫帚的。剩下来的，过了秋忙，一时再无人要买，得拖到明年四、五月里才能脱手；别说赚钱，那本钱搁死了，连银行利息也损失掉。尤其吃亏的是，这原料堆放久了，发干发枯，损耗很大，颜色也变灰了，扎成扫帚就不惹看，销不过现货。所以，朱坤荣想尽天法，也要争取在秋忙前全部完工售出，才能赚更多的钱。
所以，朱坤荣全家一定要超额完成任务才行。在生产队里，朱坤荣绝对不赞成生产队长陈洪泉过去那种开早工、磨夜工、大权独揽、说怎样就怎样的做法；可是在家庭里，他却比从前的陈洪泉更霸，无论是老婆儿女，都没有开口的余地，谁要累了不干，他把脸一沉，就骂：“我还不是为了你们！我死都快死了，创了家当带到那里去，棺材都没得困，都掉给你们的！难道倒是我要靠你们吗，要讨价还价？！”
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立秋之后是处暑，处暑匆匆赶白露，晚稻抽穗一崭齐，已经扬花灌浆，等到秋分一交，都含羞低头了。只在这一个月内，就要成熟、收割。扎扫帚的日子已剩下不多了，朱坤荣的毛竹节枝却还剩着一半，虽然不曾有短缺，但大黄狗也会拆烂污，吃不着肉骨头，却常常留几堆屎在捆好的毛竹节枝上，朱坤荣去掮来加工时，便弄得一手脏。他哭笑不得，倒不是怕脏，却怕耽搁时光清洗。他现在不但浪费不起时间，而且最好有人帮忙，可是说也奇怪，社会上的风气，说变就变的，两年以前，私人造屋、运输，要别人帮忙十天八天，只要开口，有的就是人，吃饭不要钱，顶多再供应些烟酒，便当得很，可现在，一切都讲钱，连至亲来帮了一两天忙，也辞谢说什么家里竹子要赶快做成篮，去赶下次集，叫你无法挽留。朱坤荣还算有办法，除了陈禾生自愿义务劳动之外，还有两家曾经请他进山带买毛竹节枝的人，自家扎完了，被央来帮着扎几天，也碍着情面，不好推却。所以，这一阵子，朱坤荣家的作坊，人丁兴旺，十分热闹。看那架势，一天能出一、两百把扫帚，值百多块钱呢。真是太阳东西转一圈，家中长出金银来，说声富就富，容易煞的。
谁知干了几天，金秋姑娘就病倒了，先是说肚痛、头晕，躺了半天，朱坤荣就急了，骂女儿偷懒，这样能富起来吗？赚钞票可不容易，也是打仗哪！你是个共青团员，为什么不学学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才是好样儿的。可你不但不肯拚命，连一点苦都吃不来，娇得像个千金小姐，一点点不舒服就躺着不起来，肚痛有什么关系，饿一顿不就好了，还省点粮食呢！至于头晕，更不能算病，扎扫帚的生活是坐在凳子上做的，又不用奔跑，还怕跌筋斗吗！金秋姑娘被骂得气不过，又让亲爱的陈禾生在旁边听见了，特别不受用，一赌气就干开了。没能坚持满两天，就发了高烧，再也爬不起来。赤脚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一连来看了两次，就不轻不重地数落朱坤荣夫妇说：“女儿是你们养大的，总是心头一块肉吧，多顾惜些！钞票好虽好，究竟还是人要紧，年纪轻轻做败了身体，要苦一世呢，不要害了她啊！”朱坤荣这才不再咒骂；但心里总是不快活，觉得生病也该看个黄道吉日，早不病，迟不病，偏偏要在这紧要当口病，似乎居心同做爹的他过不去。换个情况，倘使她嫁了，自己当家过小日子，就未见得有点小毛小病就安心躺下来。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啃爹娘的老骨头罢了。加上陈禾生又乘此机会，时常跑进女儿闺房去献殷勤，不但浪工费时，而且也容易出纰漏，惹得朱坤荣更加烦躁。有一次陈禾生进房看金秋，似乎待得长久了一点，他就心神不定，禁不住要跑去监视。他一进去，分明看到陈禾生的右手迅速从女儿的额头上缩回来，气得他的脸紫不紫，黑不黑，像刚同讨命的小鬼打了一架，好不容易才把口气转过来。大概陈禾生也有点难为情了，当天直到夜工结束，不曾再进金秋的房门。
可是，等到半夜里，朱坤荣出门查看堆放在外面的毛竹节枝，转过山墙，就听见后包檐有切切的细语声，还有一股煮熟了的鸡蛋香味，赶忙抢过去看，黑暗中呼地跳出只畜牲扑他来。他吓呆了，等到弄清是大黄狗，听到脚步声早就跑远了。不用说，是陈禾生送好吃的给金秋补身体来了。这“小贼胚”，要不是金秋房间的窗子上装了铁栏杆，什么事干不出来！想着这点也叫人出一身虚汗呢。……因此，扎扫帚的进度就明显地放慢了。
最可怜的是三年级小学生朱金顶，一个暑假不曾捞到一个玩得痛快的日子。现在早已开学了，可还不得安生。每天天不亮就被朱坤荣从帐窝里拉出来，要勒完一捆毛竹节枝的竹叶才允许吃早饭上学去。下午放学回来，又要陪着大人劳作到深更半夜才能去睡觉，两眼熬得红通通，头脑敲得昏冬冬，跌跌撞撞跑到学校，上课一坐定，眼睛就直闭，忍不住就伏在台上呼呼大睡，老师喊也喊不醒，推也推不醒；摸摸他的额头，又不发热。好容易把他弄醒了，问他为什么这样贪睡，他把嘴巴张了几张，不知是有口难言，还是不屑回答，没有发出声音来，脑袋一歪，又迷迷糊糊睡着了。老师拿他没有办法。
如此三天，老师断定他有毛病，等他来了，就赶他回去叫爹娘同到医院去看看。他死也不肯，定要挨在学校里，表现出对学校高度的热爱。可是一坐上位置，又很快就睡着了。在他看来，这里作为休息场所实在太好了，连爹娘也管不着。老师毕竟好说话，不会像爹一样穷凶极恶动手打人，顶多不过批评几句而已，况且他又不影响别人，元妨大局。老师有那么多学生要管，不会花许多工夫在他一个人身上，所以容易混过去。如此，他后来干脆连书包都不带了，反正学校就是他的床，还带那干什么呢。
大约过了近两个星期，老师才了解到真相。一天下午，就陪同金顶回家，访问朱坤荣。劝他要关心孩子的学习和健康。这时的朱坤荣，又早把文化知识丢在九霄云外，他算算自己每月的收入，比一般教师职员强多了。文化还是无啥用处，花本钱上学还是不合算。老师来的时候，他正盼着金顶回来劳作，现在老师劝他，他心里不耐烦，嘴里却满口应承下来，赶快把老师支走。回头就把金顶打了一顿屁股，说他装死腔，要抽掉他的懒筋。逼着他马上勒竹叶。然后就叽哩咕噜骂老师，说教师不识时务，多管闲事，他朱坤荣的儿子何在乎“学”什么“习”！文化值几钱一斤？就算学到同你老师一样，也当老师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一不掌权，二不经手货物钱财，开后门都没得本钱。说到底无非是陪小孩儿玩一世，到死还是个老师。真是当了老师到老死，没有出头的一天，还有哪个瞧得起！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家舍不得粮食喂狗，狗倒是少了，一时找也找不到，可是老师算什么，一喊就有一大群。到了“文化大革命”，有的老师挂着牌子。双脚双手在地上爬，完全狗化了；又不如真种狗神气。比如张青青家那只大黄狗的娘，就曾几次咬伤过那些企图狗化者。
可怜那老师就这么被牵丝攀藤骂了一顿。
泥脚(7)
转眼之间，就到了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天，陈家村上的小学生们，上午各自在家里做完了作业，下午就集合在五年级学生陈国生家里，练习为国庆演出的文艺节目。张青青家的大黄狗也参加了，因为它要扮演一只老虎，由英雄的主人公牵着上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细节，观众看了就会明白那主人公不同凡响，于是英雄人物就被创造出来了。
张青青为了把大黄狗化装得像只真老虎，很用了一番功夫。现在她摸到了窍门，只要在黄狗身上用墨汁画几条虎纹就可以了，看上去还真像呢。
大家在屋子里蹦蹦跳跳，各干各的。而陈国生却把青青和银生找来，蹲在屋角里、研究一个严重问题——解放朱金顶。因为朱坤荣太不讲理，对新中国的儿童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金顶已经沦为他的奴隶，没有一点行动的自由。他的手脚已经被朱坤荣钉上了“镣铐”，锁在家里，不能前来参加集体的活动。功课已经一塌糊涂，身体也不行了。原来活泼泼，现在呆钝钝，如果再不想尽一切办法去解放他，他就可能牺牲。历史的责任显然已经落到了以陈国生为首的小朋友们的肩上，他们必须行动起来，进行抢救。
但是，究竟怎样行动，是文来还是武来？文来罢，老师的话都没有起作用，朱坤荣难道还会理睬他们这班小头鬼吗！看来讲理等于嘴上搽石灰，白说。那就要动武罗！这武又怎么个动法呢？论打，他们又打不过朱坤荣；如果冲进去“劫狱”，无奈朱坤荣家的阔门总是关着的，好像怕元宝滚出来，所以小英雄也无法闯进去。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复杂，不动武不行，要动武又动不起来。弄得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候，别的孩子也想起了金顶，因为金顶历来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没有他参加就显得冷清了，苦生和兴兴两个，不懂得利害，莽莽撞撞就去喊金顶。
走到朱坤荣家门口，见半闼关着，里边啪啪、叭叭、嘻嘻直响，正忙着呢。苦生双手抓住半闼栓格，爬上去透过栓格一看，家里毛竹节技摊得满地，朱坤荣、金发、金秋、金顶都在，哼，别说了，陈禾生像药里的甘草，当然在。苦生做了个鬼脸，心里顶瞧不起他，觉得这禾生哥哥往时也不愧是个英雄，现在变得熊极了，尽钻女人的裤裆。另外还有几个人，也吃家饭、屙野屎，对朱坤荣比队长还服贴，实在不像话。苦生把头一撇，全不看了，单看那朱金顶。
哈，好样儿的！别看朱金顶萎萎地苦着脸坐在屋角里勒竹叶，其实一肚皮鬼念头，他手里捏一根毛竹节枝，眼睛却盯在朱坤荣的脸上，朱坤荣不朝他看，他就一片竹叶、一片竹叶地慢条斯理摘着磨洋工，惹得苦生都笑了。
这时候金顶也看见了印在栓格外苦生的脸，便低头搔搔脖子，想办法要脱身。却又找不出理由来。
苦生不耐烦了，轻轻地唤了他一声。他抬头看看苦生，又看看坐在门边的朱坤荣，摇摇头，还是不敢动。
苦生看着，很有点瞧不起，索性提高了喉咙喊道：“金顶，出来！”
金顶巴不得脱身，刚一动，朱坤荣把眼睛朝他一瞪，他又不敢动了，连忙勒竹叶。
“金顶。”苦生又喊。
“金顶。”兴兴也喊。
“金顶。”
“金顶。”……好像非喊出来不可。
“金顶没有空！”朱坤荣火了。
苦生是顶头货，他不卖朱坤荣的账。又大声喊道：“金顶，你出来！”
“不要来喊魂，他要勒竹叶。快走！”朱坤荣把毛竹节枝朝闼门一挥，表示赶他们走。
“今天星期。”兴兴理由十足地开口顶他。认为星期天应该玩嘛！
“屁个星期，滚，滚！”朱坤荣站起来，打开闼门，毫不客气地把苦生、兴兴推开，随手乒的一声，又关上了闼门。
这可把苦生惹火了，他顿了一顿，把兴兴一拉，说：“走，去喊人来。”
他们回到国生家里，苦生嚷道：“朱坤荣不让金顶出来，还骂人！”
这时，司令员们的作战方案还没有定下来，见前线已经接火，连忙就问：“他骂什么了？”
“滚、滚、滚……倒像赶狗。”
大家都生气了。陈国生不愧是领袖，他想了想，就厉害地说：“我们少年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他凭什么叫我们滚，走，跟他讲理去！”
“他同你讲理？”兴兴提醒说：“他理都不会理你！”
“我们也去骂，骂翻本。”最小的洪洪说。
“不能骂。”国生老练地说：“少先队员不可以骂人。”
“那怎么办？”
怎么办。陈国生灵机一动，有了。就说：“我们还是去喊金顶出来，喊不出来不歇。朱坤荣再骂我们滚，我们就说他破坏庆祝国庆节，看他敢凶！”
“他打人呢？”有人不大相信这个办法。
“他不敢打人。”有人壮自己的胆。
“他打了呢？”有人打破沙锅问到底。
一时竟没有人能回答。最后还是小洪洪老实地说：“他打，我们就逃。”
“好。”大家竟一致同意了。
于是，这一群小英雄出发了，雄纠纠，气昂昂，来到了朱坤荣家门外。那只刚化装成老虎的大黄狗，特别欢跃，围着张青青又蹦又跳，也跟着来了。
大家停下来，一片寂静，显得沉重又庄严，众小将的眼睛都看着陈国生，陈国生知道伟大的任务已落在自己的肩上，作为一个领袖，当然义不容辞，于是他像唱国际歌似的喊道：“朱金顶，快出来！”
喊过之后，没有动静。
“再喊，再喊！”啦啦队鼓动着。
陈国生又喊了一遍。还是没有动静。大家的胆子就大起来，竟你一声、他一声的喊起来：
“金顶、金顶、出来呀！”
“金顶、金顶、演戏啦！”
“金顶。金顶、出来吧！”
“金顶不要怕你爹！”
……
但是，朱坤荣家里一片劈劈啪啪的扎扫帚声音，闹得欢腾如常，没有人理睬这些小英雄。
朱坤荣当然不是没有听到，他早就听到了，明白是两只小活猕去拉了帮手来闹事。大人同小孩子纠缠，沾了光要被人骂刻薄，吃了亏还不能说，总之是大人的不是；所以他决心不理。只是严肃地交代金顶老老实实，莫要幻想，别指望做爹的会放他出门，也就算了。
谁知孩子们的决心，也是很大的。果然就不歇地呼喊。对于这个，朱坤荣比如在街上听卖狗皮膏药的人叫唤，没有什么大不了，倒是家里几个成年人的态度，把他激怒了，那陈禾生老是低着头在笑，似乎在笑他败在无名小卒手下了，甚至还朝金顶那边投过去同情、鼓动的眼色，女儿金秋更不像话，同禾生眉来眼去，分明都在搞他老头子的鬼。朱坤荣一狠心，噗啦丢了手里刚扎好的一把扫帚，一把拉开阀门，像金刚般冲出去大声骂道：“操你的祖宗，操你的祖……”
两句话还没骂完，突然发现有只老虎从孩子们那里直扑过来，朱坤荣吓得正要逃走，却见它并不扑向自己，竟一头冲进了大门。随即就听得金秋一声惊叫，禾生 “哎呀，哎呀”喊了几声，又一阵忙乱，那老虎被禾生追出来，嘴里却衔了一块骨头，分明就是昨夜放在墙洞里作为诱饵的那一块。这时朱坤荣也认出是张青青家的大黄狗了，不知是谁把它扮成老虎来吓人，真是又气又恨，想不到这畜生也通灵性，居然乘机夺门而人，抢走了骨头，可见它也是蓄谋已久的。啊，这该死的畜生，打死你才泄恨呀！
朱坤荣把一腔怨气都发泄在大黄狗身上，奔过去追着要打，想不到还没走三步，陈禾生慌慌张张指着朱金秋走出门来了。那金秋就像个棉花塔袋，软绵绵地伏在禾生肩胛上。
“怎么怎么？”朱坤荣又惊又气地问。
“金秋昏过去了，送医院，送医院。”禾生匆忙地说。
“金秋，金秋！”朱坤荣急了，看着女儿抱在禾生怀里，实在不像样子，但又不能怪禾生，只得叫道：“我来背她，我来背她。”
“还是我来吧，还是我来吧，”禾生舍不得放，急匆匆跑得像一溜烟。
“慢点，慢点，别摔跤，等等我！”朱坤荣在后面追赶着。一面叫道：“谁作的孽？该死的狗！”
金秋姑娘已经醒过来了，她听见爹爹在骂狗，也知道自己被禾生抱着。她觉得很舒服，她装傻……
苦生不管这些，朱坤荣一走，他就赶忙去把金顶拉出来。
“金顶，金顶，快去练节目。”
金顶打着呵欠，懒洋洋地说：“我要睡觉。”
从那时候开始，朱金顶便失踪了，等到朱坤荣发觉，派老婆去找没找到。天夜了不见回来吃夜饭，一家子出动也没寻着。
朱金顶被藏在村头的张桂泉老公公家，一团整整困了两天两夜。因得张桂泉老公公流了眼泪，他从不骂人，这时也禁不住骂了一句“这该死的朱坤荣”！
泥脚(8)
就在朱金顶呼呼大睡了两天两夜醒来的那天傍晚，陈洪泉从工地上赶回来取粮食。他来往一趟要跑六十里路，所以平时宿在工地上，既省力气，也多挣工分。他离家出门做工，也实在勉强；无论对生产队的社员或自己的三个孩子，他都觉得抱歉。他一走，社员有事就找不着他，家里也冷一顿、热一顿不像过日子。大的管耕作，拼命挤出时间来到朱家去鬼混，两个小的从学校里回来，不但要烧，要洗，还有猪、羊、鸡、兔要喂，累得叫大人看了难受。可是，陈洪泉却不能不出门做工，因为光凭包几亩田，生活不见得会有多大好转。生了儿子就是欠了债，不得不替他们作个打算，尽管这打算似乎已经太晚了。做父亲应该完成的责任不得不让儿子来分担。
陈洪泉今天回来，心情也极不愉快，最近在工地上听人家说，地鳖虫有的地方降价，有的地方已经停止收购；蚌珠的价格也比去年减了许多。这些原来大家都认为很有前途的副业似乎又不景气了。一切都还不稳定，时下流行的德国毛兔，精明人赶在前头，已经发了财，不知有几年鼎盛期，后来的人会不会吃亏？这两年来，陈洪泉也曾劝社员干这样干那样，现在看看，又没有多大把握了。如今的情形真奇怪，东西只要少一点，就紧张得不得了；可是，东西只要稍稍多一点，就没有地方容纳，就糟塌掉。那么多人口的国家，好像在过着现做、现卖、现用的临时日子。少养了几只猪，吵着没肉吃；多养了几只猪，食品公司就限制收购。今年夏熟大丰收，社员的麦子没处存放，市里几爿面粉厂，以每百斤二十三元的贸易价收购小麦，一天就堆满了仓库……这里面都有很大的投机性，常常还是老实人吃亏，奸巧人沾光。想想真叫人生气。
陈洪泉回到村上，已是掌灯时分，天气热，月色好，大家端着碗，在屋前一边吃，一边乘凉或闲话。洪泉走过，一一打了招呼。走到自家门口，见山羊还系在树下，便跑去解开，牵进家来。到家一看，鸭子没有上棚，母鸡还缩在门角里；冷锅冷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估计禾生一定在朱坤荣家，但两个孩子哪里去了呢？
陈洪泉又跑出门，见各家孩子都已在门口乘凉，问他们银生、云生在哪里，都说不知道。
陈洪泉也没有空四处去找；孩子没娘，野惯了。横竖天夜了，总该回来了。那就等他们回来烧夜饭吧，自己还要上自留地去浇苞菜呢。别人家的苞菜早就剥叶喂猪了，自己的苞菜还只有碗口大，眼看山芋藤快过时了，再不把苞菜栽培好，青饲料就接不上手。禾生他几时想到这些了？还不懂当家过日子呢！
陈洪泉回身进屋，去挑粪桶。可是粪桶只剩了一只，扁担。料勺也找不着。他心里一动，莫非两个孩子去浇菜了？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
想到这里，他丢了浇菜的念头，出门朝菜畦走去。那块菜畦靠近河边，陈洪泉沿岸走着，心里忽然冒起了不祥之兆。他先是走得很快，后来惊怕似地慢了下来。
但也终于靠近了。
在月光底下，他分明看见，河滩上有一只粪桶。
陈洪泉吓住了，他想起了那只翻了的小木船和妻子的遗体。
他提心吊胆地轻轻走下河岸，沿河滩来到粪桶跟前。粪桶里满满一桶水，一把料勺横在河滩边，一支扁担靠在河岸上，两个孩子却影踪全无。
陈洪泉呆住不动，有片刻时间，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停止了活动，地球也分明不转了。他看看河面，河面上波光泛寒；看看天空，天空中云彩苍白，柳荫深处，约约绰绰，野草丛中，秋虫唧唧。青蛙扑通一声，跳入河里，把陈洪泉惊出一身汗来。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之间，陈洪泉发觉有轻微的呼吸之声。细细听去，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好像就在岸上附近。
陈洪泉怀着一线希望，轻轻爬上岸头。这时薄云退尽，蓝天高远；一地明月，分外皎亮。他看见菜畦那边，灰塘囗上，在嘤嘤的蚊子声中，云生的头枕住银生的右臂，银生的左手拉着云生的右膀，两个孩子倒在一头，呼呼大睡。
原来，苞菜快要浇完，孩子劳累过度。银生再去河边舀好一桶水，喊云生来扛，不见答应，上岸一看，云生已经睡着。银生弯下身去，一手操起云生后脑，一手拉住云生手臂，想扶他起来；想不到一个瞌睡，自己也倒在旁边睡着了。
陈洪泉心头涌热，他伸开臂膊，跑过去弯下身子，把孩子们一把拥在怀里…… 顿见一串珍珠，滚到孩子脸上，在月光下晶莹闪亮。
“孩子呀！”陈洪泉在心里大声喊道：“不是你们拖累了我，是我害你们吃了苦啊！”
夜风拂拂，凉露点点，青草如茵，野花吐香。蛙鸣田间，鱼跃河心；几只迟归的鸽子，从夜空中轻轻飞过，发出一串铃声，叮叮然发人深省。
老清阿叔(1)
老天爷的面孔还极模糊，长伯伯就起来了。起来了不干事，开了大门坐在门槛上，抚着膝头吸旱烟。片刻吸完，边站起来边把烟杯插在裤腰头，然后跨下阶沿石，就近站定，仰起头呆呆看着远方，好像在想什么。其实什么也不想，他那眼光是散神的，一看便知道他没有心事。不过这时候他的样子显得特别高，村子上的人不知为什么把高说成长，都叫他长伯伯。只有我不。他是我爸爸的亲弟弟，应该叫他叔叔，叫伯伯就叫乱了。但是叫叔叔他往往不答应，以为是叫的别人，所以我只好连着他的名字叫，叫他老清阿叔。那时候我年纪小，以为老清就是他的名字。其实错了，他的大名是清泉，因为排行最小，才照“老来子”的惯例，在名字上冠个老字，叫他老清。这“老”其实就是“更小”的意思，常州人把孩子称“老小”，很有小看对方的味道。所以，老清这名字，只该让他父辈或同辈叫，不该让我小辈叫，然而我却一直如此叫他。我们都不懂这规矩，不以为悖。奇怪的是旁人也从不曾纠正我，连做老师的爸爸也如此。这大概是因为我的老清阿叔，众人都没把他当大人看，虽然他的女儿还比我大一岁。
总之，老清阿叔是村子上起身最早的一个，可是他并不多做事，一定要等到别人做了他才做，别人叫他做他才做。否则他一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想不到该做什么。这还是生活在旧社会，并非是吃了生产队的大锅饭才养成的惰性。从小他有一对能干的父母和两个能干的哥哥，四根柱子顶天立地，别说小小一个家，就是一个村，一个乡，他们的肩膀也都扛得起。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中国历史上，从农家走出来的显赫人物就有的是。老清的两个哥哥，一个从种田开始逐步开粮行、油坊发了财。一个先当老师、后来在县里边做了科长，都能干得很嘛！所以，老清或老清之流就命里注定了只能当小伙计，绝轮不到他当家，当家人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叫他做什么就不知道做什么，即使想到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去做——还是不做也罢。反正锅里有，碗里也会有，吃现成饭省得多操心。如此看来，吃大锅饭思想也不是农业学大寨学出来的，倒是大寨的大锅饭思想是从老清阿叔那儿学得去的。不过老清阿叔当然不知道后来的事。他在大家庭里当小伙计，家事不作主，可也有无需当家人作主的事可以做，比如捕鱼、捉蟹、钓黄鳝、摸鸟窝、追兔子、斗蟋蟀、做弓铡黄鼠狼、架钢丝圈扣野鸡……他就把过剩的精力，消耗在这些上面。捉着了大家吃，提不着也不计较合算不合算。有时玩出了神，丢了应该干的正经活，给骂一顿甚至打几拳，也不在乎。不过这都是小孩子干的事，小孩子当正经事干都不要紧，可老清阿叔长大了还这么干。兄弟们分立了门户，他当了家，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孩子长成十多岁了还这么干，当正经事儿干，就脱脏了。弄得田都种不熟，年年欠收。所以村上人都说他还是个孩子。背后有人讥笑他是暗败子。而他始终不觉悟。也许就靠了这些，他倒保住了一颗童心。大人不喜欢，孩子可喜欢。他在干那些玩意儿的时候，总有一群孩子跟在他屁股后头。他同孩子相处极自然，不摆架子也不厌烦，充分自由平等。他并不灵活，而且捕、捉、钓、套、追、铡……总难免有失误，因此有的孩子竟怪他手脚不快，这时候他也会提高喉咙反驳一声：“你的本事（领）大？你倒来试试！”可也只是说说而已，并不真的罢了工要孩子的好看！我是最佩服他的，有一次亲眼看到捉在篓子里的一条大鲫鱼跳落水里去了，老清阿叔急忙纵身跃进水里，居然手到擒拿，又捉了上来。简直像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酒尚未冷，便提了人头去也。
我父亲跟他很不一样，架子大，爱教训人，把我教训得离他远远的，更加觉得阿叔的好处。只要他有空，我就像尾巴一样跟着他。他玩什么我也玩什么。玩得忘了吃饭，父亲也不便说什么，因为是他弟弟带着我呀，他能说弟弟带坏了我吗！况且他也难得在家，对我知之甚少。凡涉及我和老清阿叔的事，我母亲也不向他告状，因为家中有许多事情，都还得靠老清阿叔帮忙呢。我母亲是从镇上嫁过来的，不大懂农活，连装一把镰刀或锄头柄，菜畦整好了下种籽，她都要对我说：“去叫阿叔来帮忙。”可见阿叔对我家是不可或缺的。况且真正到了关键时刻，他也会背叛我而维护我父母的利益。例如有一年春节以后，快开学了，我父亲在晚餐时丢给我五角钱说：“把赌帐还掉，明天不许出门了，在家温课！”这话并没说错，他知道我春节里赌博（那时候是极普遍的现象，因为是旧社会嘛），怕我输了钱拖了债读书不安心，愿意替我还，用心良苦。可是他那种施舍的态度却伤害了我；再说我也没有输钱，无债一身轻。心气完全硬得起来。当下便把钱一推，说：“不要，我不欠别人的。”这一来。我也把父亲激怒了，他伸手就狠狠打了我一耳光。待第二记打上来，我已像兔子般溜了。溜了自然就要坚持不回去，吓一吓父亲，让他以后收敛点，莫随便打人。父亲果然急了，又不好意思来找，于是又用上了老清阿叔。老清阿叔当然很容易找到我，叫我跟他回去。我不依。他居然企图强迫。我一看不妙，拔脚就逃。他就追，我们在昏暗的麦苗地里赛跑，大约跑了二千米，还是我得了金牌，他空手回去了。我却不敢再上村去，无可奈何，就在坟圈里躺下来睡觉。一睡就熟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快要下雨了。这下子我再无办法，只得往村上跑，想找哪家屋檐下躲一躲。谁知刚到村头，猛不防上墙边头窜出一个人来，一言不发，把我拦腰一抱就走。吓得我大叫一声，随即马上知道了，这是老清阿叔；因为他身上的气息塞进我的鼻孔来了。
他把我挟持回去后，当夜我被父亲揿在床上狠狠打了一顿屁股。恨得我长久不理老清阿叔。但从此以后，我的长跑倒出了名。人家取笑老清阿叔说：“长伯伯，你的脚生得那么长，连个小孩子都追不着，算什么？”老清阿叔就提高喉咙反驳道： “你也去追追试试看！脚长有什么用！他溜得比兔子还快，像野鸡一样埋着头朝前直攻……你倒说得容易呢！”
老清阿叔可以算做我童年时代最有影响的伴侣之一。我有许多爱好，就是受了他的熏陶。比如捕鱼吧，后来简直成了我的癖好。五十岁离开农村以前，凡碰到有捕鱼的机会，不管寒冬腊月，我都甘愿赤脚上河去捉，不是为了嘴馋，主要是想过一过捕鱼的清头。很小的时侯，我就背着鱼篓跟着老清阿叔转，不久就玩起力所能及的各种渔具来，终至于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有一次几十个人在一条长河里捕鱼，老清阿叔用网赶，我用渔罩。老清阿叔眼尖，看见长河另一头有条大鱼尾巴出水扇了一下，便招呼我跟他跑过去。到了那里，我第二次下罩，便激动地大喊：“老清阿叔，在里面了！”我的意思当然是“鱼被我罩在里面了”。当时却有人描了一句： “老清阿叔在里面了”，弄得许多人笑话我。这样兴奋的事情，不知有过多少次。然而捉到了鱼也并不都有好结果，就拿那一次说吧，我记得回家以后，失业在家（当时已沦陷了）的父亲毫无兴趣地说：“捉什么鱼呢，没有一滴油，怎么烧？白起劲！”母亲心软，见我气得要哭，连忙说：“送到外公家去吧，外公爱吃。”我就拎着鱼跑到镇上外公家。外公看了很高兴，但是摇摇头说：“今天六月十九，观音菩萨生日，不吃荤腥的。天气这么热，这鱼又留不到明天吃，怎么办呢？”大家眼睁睁看着这条鱼，倒像平添了许多愁。我真的流出了眼泪，一串串的，这才使大舅舅的脑袋瓜像上了点油一般活络起来，他说：“去送给街北的杨先生吧！”杨先生是外公的老朋友，外公马上说：“对，杨先生是基督教，不信观音菩萨的。”于是大舅舅便送去。回来说：“杨先生收了，还说谢谢你家大外甥。”就这样，一条大鱼被基督教吃去了。
我十岁那年冬天，为了捉鱼的事，还同老清阿叔大闹了一场。有天晚上，我找他不见，听婶婶说：“他会（同）了几个人，到河对岸蒲沟里扉水捉鱼去了。”我听了就动气，他提鱼为什么不喊我同去呢？回去告诉母亲，母亲说：“回水要有一夜才能提鱼呢，你明天早晨去看看吧。”我想这是个好主意h全没想到人家辛辛苦苦商干了水，我是不该去捉鱼的。大概以为有老清阿叔在那里，我就去得。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那儿，隔着一条河看见他们还在回水，鱼还没有捉，来得正是时候。便喊阿叔摆渡。谁知喊来喊去，他全不理睬，只管库水。我就哭，一面哭一面喊，一面喊一面吵，一直吵到我明白他不会来摆我了。于是气极而骂。骂得心头火起，全不顾天寒地冻，穿着棉袄棉裤就往河面一跳，狗爬式游过去。游到一半，裤袄里全吃进了水，游不动了。这时才见老清阿叔的船划到河心，他大概是吓坏了，脸白得脱色，一伸手便把我拎上了船。我仍骂不绝口，可是在水里还好，一上船，西北风像尖刀，刺骨地冷，冷得马上要冻住了。牙齿得得地打架，骂人的话也不连贯了。老清阿叔很快把我送到岸上临时搭的草棚里，剥了我的衣服把我狱在被窝里，气急地哑声说了句：“不讲理，没见过你这种老小！”便出去回水了。我冷得没收罗，一路抖下去收不住，用控制不住的嘴巴大骂了老清阿叔半天，究竟骂了什么却一点也记不得了。只是从此以后，老清阿叔捉鱼再也不会忘了叫我。我的名气也闹大了（那时候还没有冬泳这个运动项目，我是创世纪的），都知道我脾气丑，不好惹。尽量同我拉开距离，敬鬼神而远之。
老清阿叔(2)
孩子们跟在长伯伯的屁股后头转了几年，随着年龄逐渐增大，长伯伯在他们心中所占的地位就越来越微不足道。一旦成年，便觉得长伯伯忠厚，无用，可怜，可笑，反过来认为长伯伯是个小孩子，自己倒比他成熟得多了。好在孩子们长大了一批，又有一批小的来接班；所以长伯伯的日子过得依旧还热闹。不过这一批批来了又去的孩子全都一个样，到头来很少不叛离长伯伯的。长伯伯全然没有觉察这一点，不是气度大，不是有修养，而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活在世上还要同别人去比什么长短。尽管村上的人无不有意无意同他比长短，他却连“这究竟是为什么”也从不曾想一想。
我也从没有想到要拿老清阿叔去同别人比，荒唐的是，突然之间跳出来一个不相干的人，竟拿我和老清阿叔比上了。
那时我还只十一岁，是日本鬼子侵入家乡的第三年。大概是秋季吧，有一天下午，老清阿叔要我帮他划船一起把肉猪运到镇上去卖。那时候都是私商开的肉铺子，老清阿叔的肉猪就卖给他认识的一位肉铺老板。老板买下了，付钱给老清阿叔，叫他当面点清，免得差错。那也不过很薄一叠钞票，多少我也记不得了，按照当时斗米三斤（肉）的例价，就算一百五十斤猪，杀得九十来斤肉，最多也不过三石米的价钱。可是老清阿叔接过了那笔钱，钱就在他的手上活起来，要翻翻不动，不翻它乱动。老清阿叔的手很大，茧很厚，劲很足，几百斤重的石碌碡，他翻得轻飘飘；七斤重的大铁囗，一天锄到夜；握刀杀得鸡羊，提叉叉得鱼鳌，空手捉得雉鸡，两指捻得蛇尾……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手这样窝囊，拿了票子就发抖了，抖得那么厉害，再也数不清究竟是多少钱。我本来不想惊动他，让他心定下来慢慢数就是了，总能数清的嘛！可是，我看见那老板翻着白眼，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我就说：“老清阿叔，让我来帮你数。”老清阿叔把钱给了我，我很快就数清了。“不错。”我对他说，“我们走吧！”
我们已经转身前铺子外面走去，想不到就在这时候那老板取笑老清阿叔说： “你还不如你侄儿！”
这句话使我终生难忘，它把我们叔侄两颗心全都刺伤。从此以后，我们彼此的看法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或无心，或有意，身不由己。
不久以后，老清阿叔夫妻又吵架了。这种吵架是常常发生的，吵架的理由也极其简单，或是因为没有钱买油盐肥皂了，或是水缸干了没有及时挑，或是孩子被人欺了不曾帮，或者是烧好了饭等他回来吃他却在外玩得忘记了，或者是被三朋四友拉去赌博，或者上街多用了几个钱，或者什么都不为，光想着他不及别的男人精明能干就有气，就忍不住埋怨，唠叨……从这些可以看出我那婶婶是个极平庸的人，没有知识，心胸狭窄，却又总不知足。这种女人原没有自立的能耐，出嫁了就要靠丈夫过日子，只要丈夫当得有校有角，她就服服帖帖，夫唱妇随，做个奴隶。她嫁过来头两年，原也不识得老清阿叔的脾性，看他人高高的，力气大大的，脾气好好的，同孩子们玩得欢欢喜喜的，跟他过日子倒也满满意意的。后来出于一些好心人的告诫，大概也包括我母亲在内，私下里要她多看着点儿丈夫，因为他是个没有心计的人。总说“吃勿穷，着勿穷，没有计算一世穷。”“不识字还有饭吃，不识人就要饿肚皮了。”所以，做了他的妻子，如果不多帮他盘一点心思，就会出大大小小的纟漏，不得太平。除此以外，婶婶自然也听到一些风风雨雨的背后谈论，也尝到了丈夫对于家庭漫不经心的味道，特别是头胎女儿生下来，老清阿叔趁她坐月子，被三朋四友拉去赌输了两百米钱，伤透了她的心，确认这家庭的重担不能让他挑下去。看他种地不像种地，玩耍不像玩耍，成人不像成人，孩子不像孩子，过日子随随便便，衣服脏了不晓得脱下来洗，破了不补也无所谓，没有荤菜吃素菜，没有素菜酱油汤，没有酱油盐花汤……捉了鱼虾野味回来，大人小孩子一大群呼啸而来，你一筷他一筷，嘻嘻哈哈一扫光……她如果不挺身出来当家，如何得了。这庄严的使命，便历史地落在了她的肩上。然而她既非能征惯战的将军，也不是运筹帷幄的谋臣，所以，她那庄严的历史任务也是命定不能完成的。她的唯一基本家策，就是管住丈夫。要管住丈夫，第一就要抓财政大权。这也罢了，反正老清阿叔全不在乎。比如卖了肉猪，绝对百分之百内交。如果肉铺老板不叫他数一数，他绝对不数。他输掉过两担米钱，那是赌场里的朋友借给他的，然而当时每担米价多少？他不知道，朋友给了他多少钱，他也没有数，所以老婆愿意管财政，他还求之不得呢。可是我婶婶管的是死钱，她决无办法把一个钱变成一个半或者两个，她绝无开源的能耐，只有节约的美德。说穿了也无非是让全家过得更苦一点就是了。即使这样，她还怕丈夫不甘心，会阴谋篡夺她的领导权。比如钱由她管辖以后，丈夫要用自然得朝她伸手，她就看作是危险的信号，图谋复辟的新动向，绝不愿满足他的要求，总是千方百计把他挡回去。实在挡不回去的时候，起码也要打个七折八扣才给……她出于妇女具有的那种传统自卑心理，不自觉地去打击丈夫的尊严来提高和维持她的地位。因此她常常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同丈夫吵架，尽管老清阿叔不会斗嘴，难得同她纠缠，她却总要大吵大闹，以为不同她拌嘴也是看不起她，而老清阿叔有什么本事敢看不起她呢？神气些什么呢？不就是个成不了大人的孩子吗！不就是个种不熟田禾的懒汉吗！不就是个家都当不了的暗败子吗！……这些话，别人只是背后暗底里说说，到了她嘴里就像戏一样唱出来了。老清阿叔在众人眼里本来位置不高，但总还是个堂堂男子汉，如今被老婆说得一无是处。过去背后的议论都被经验过的老婆证实，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了，于是刻薄的人便又用他老婆说出的话当面取笑老清阿叔，没有什么顾忌了。尤其难堪的是，老清阿叔卖了肉猪，或者新谷登场粜了些谷（尽管不够吃，总得某一点，才有得零用），捉了鱼虾卖出了……别人知道他有了钱，手头紧的人往往来开口借几个，这也是人情之常，总有往来的，老清阿叔当然答应。但这时候钱已经到了我婶婶袋里，老清阿叔得向她讨出来。她的逆反心理作怪，十九不肯，硬叫老清阿叔丢失信用。而借钱的人，看出老清阿叔无能，干脆跳过他，直接找我婶婶商量。她偏又慷慨得很，总肯借给。她信得过别人，独独信不过自己的丈夫。真算是把老清阿叔的脸皮都剥了。于是他有时突然也狂怒起来，便砸锅摔碗，却从不打人，这样可以吓得婶婶暂时闭上嘴。到了明天，老清阿叔便仟悔地悄悄从镇上把锅碗再买回来。这更给人家瞧不起，说现成话讽刺他道：“准备买，还砸什么呢？不是白砸了吗？何必把钞票丢到江水里去呢！”
那时候我还是孩子，全不曾想到这些，有许多情形也不知道（比如借钱的事）。我只是出于本能，总是站在老清阿叔的一边。我从不曾觉得他窝囊，倒反像英雄一样崇拜他。他有那么多能耐，我全学会了就好了。我从不听人们的那些诬蔑之词，他们凭什么呢？谁能够像他那样干出许多使孩子们神魂颠倒的业绩来？我也极欣赏他对婶婶的宽容态度。他肚量大，好男不与女斗，要不然，只一拳头不就把婶婶的嘴巴打瘪了吗！可是从那次卖猪以后，我的看法就变了，觉得老清阿叔老实得可怜。这一次，同样是看到婶婶骂他，全不以为他大度，确认被可怜地欺负了。
就在下一年冬天，婶婶又生下了第五个孩子，坐月子的时候，老清阿叔竟被人勾搭去赌场，一夜天输掉了一亩田。
那是落下了纸笔的。
婶婶晓得后，吵得乌天黑地，鬼哭神号。但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老清阿叔一声不吭，变傻了。有一次我背着草篮别草，经过他输掉的那块土地，看见他佝偻着背，低头坐在麦田一角，一动不动。我有点害怕，悄悄地走近去看，才知道他在哭，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眼泪却像潮水般涌出来，把一片麦苗都湿润了。我年经虽小，也有过几年农事的经历，也曾帮着老清阿叔在这块地里劳动过多次，这里的每一粒泥土我都拨弄、抚摸过，每一寸土地都有我的手印足迹，都浸润过我的汗珠。它是我的宝贝，也是我的命根啊！我的心头涌起一股酸楚，跟着老清阿叔大哭起来。
我和老清阿叔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我的情绪越哭越复杂，想起了许多大人们的事情，那么窝囊，那么尴尬，那么残忍。说有理人人有理，说无情个个无情。善善恶恶，不可开交；模模糊糊，难辨形影。我还来不及去想我自己，我只为他们伤心。我是为前辈而哭。而在这里面，我当已感到了人世的悲凉。
老清阿叔(3)
沦陷区混乱、紧张、痛苦的生活促使孩子们普遍早熟，走马灯似的一批批渐渐同老清阿叔疏远淡漠。我十一岁那年，夏天和老清阿叔一起在村外静静的芦塘边头布网拦鱼，偶然踩到了一个软绵绵的泛起血色污水的麻袋。这就像火山口突然冒出了滚滚的浓烟，把我纯净如春天的心地抹黑了一大片。从那以后，稚嫩的躯壳里跳着的已经不是洁净的童心了。十三岁，我母亲不幸死去，父亲又在后方抗日，家中丢下我们四个孩子在一起过日子，既忙于争吵，又忙于照顾。我再读一年初中就毕业了，千方百计也得想办法借钱去把它读完。我肩挑的担子、思考的内容把我一下子送进了青年时代。我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同老清阿叔亲密相处。纷繁复杂的世事向我的脑袋瓜子冲击过来，得寸进尺，蚕食和侵占地盘，一步步企图把老清阿叔排除出去……我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常常想到他了。亏得我的学校是在农村里，在学校周围，还常常能够碰到提问、垂钓、把叉、架弓、设圈套之辈，便能联想到老清阿叔，联想到自己童年生活的情趣，心里便觉着温暖香甜的滋味。我知道老清阿叔很苦。我又何尝好呢，母亲死下来，也是卖脱一亩水田才买得棺材人殓的。升人初三读书，我走亲访友跑酸了腿也没借到钱（谁有钱存着呢，都穷啊），结果只得强行入学，学费挂欠。我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何而苦，甚至不知道究竟什么才算真真的苦。也根本没有见过奢华的生活。周围虽然有比我好过的，但又何尝没有比我更苦的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能忍自安，知足常乐，好像人生无非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过下去而已。祖祖辈辈不就这样过来的吗。我实在还不懂什么，能想的东西太少而且想得很幼稚。我天赋平庸，所以想到老清阿叔，也只是浮光掠影，一晃而过，并没有多少感情的波动。
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进入大学，我离开农村去到小城又进入大都市，虽然各方面同老清阿叔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回想起童年的生活，老清阿叔的形象是那么突出，明显地超过了我的父亲。
我已经只有暑、寒假才能够回到家乡去了，后来父亲和后母搬到小城里住，有时我暑、寒假也不一定全在乡下过。有时在回去之前，先写了信给姐姐；告诉了行期，到那一天乘船到了镇上上岸，到码头来接我的总是老清阿叔。他穿得很破旧，冬天也裸着头，脸总是习惯地朝天仰着，手里提着一根扁担，过分正经地大声喊着我的名字。等我听见了，看到了，跟他打了招呼，他才高兴地嘻开嘴笑。然后不管我带了多少行李，都上了他的扁担，少了不说，若是多了，他就料事如神般说： “我说要来接哪，你姐姐还说不要呢。你看，这么多东西，怎么叫你拿得动！”他显然平时不大上街，偶尔碰到熟人，人家就问：“老清呀，怎么上街来啦？”他就神气地回答说：“喏，来接我家侄子的，他学堂里回来！”那样子，好像很光荣很满足。
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苍老得也快。整个农村已经破产了，不是他一家困难，有些原来笑他种不熟田禾的人，比他更糟，竟有许多人吸毒上了瘾。不买肥料不买农药，虫害蔓延，大面积欠收。有一年老清阿叔一亩田只收了十二斤稻子，其余尽是白莠。通常年景，老清阿叔的米回到麦收时就空了，奸商趁机放米账，讲定一石米换三石麦，到冬天讨账时，一石麦价已等于一石米，转眼三四个月就被剥削了二倍去。老清阿叔年纪一年大一年，又身亏，做事不能像小伙子那样有使不尽的力气了。他原有个大儿子全生，只比我小一岁，原可以是他的好帮手，可是国民党抽壮丁，地方上的乡长、保长，固然看我父亲的面子，不会抽他去，他的壮丁捐是照例要缴的，一年没有二石米过不去。他哪里交得起？只得央我父亲介绍全生去城里学生意，省得在家得眼。这样，壮了捐不交了，家里也损失了一个劳动力。学徒没有薪水，除吃饭外，老板只给些零用钱剃头洗澡，家里得不到一点补贴。
尽管这样，我每次回家，老清阿叔总还要请我吃一顿饭。有时候没有米了（比如暑假），烧不出饭来，捉到了鱼、“虾、黄鳝。青蛙就送到我家让姐姐烧给我吃。不让亲侄儿吃一点他的东西，就会内疚得不能自安。
我记不起是否曾经有过一次（哪管一次吧）对老清阿叔的款待做过回报。我仔细搜索过我心脏的每一只角落，每一条缝隙，没有任何“受之有愧”的记忆储存，我居然认为理所当然，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收入的消费者，我可以视而不见地在穷得没有衣服穿的亲人身上剥下一层皮来。生活中许多先例早就向我做了示范，只不过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并且自己也跟着干出来罢了。
悠久的历史形成的心态和习惯，使自私的人能够在社会上不知羞耻地活得坦坦荡荡。等到觉悟，人已物化，我也老了，悔之晚矣。
大学没有读毕业，我随大流参加了革命。革命到了胜利的时候参加进去，也像我对老清阿叔的态度，那样觉悟得过迟了。况且我又有一个国民党员和科级干部的父亲，我的行动从坏处想，轻则是投机，重则是混进来别有阴谋。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如万马奔腾，一下子需要千千万万个工作人员，不可靠的人利用一阵也无不可，纵有阴谋也尽可让它暴露出来了再说。要证实自己的忠诚自然并不靠语言，我参加了工作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每次填写表格，填到社会关系一栏，我便想到了老清阿叔，我就感到轻松，因为他在政治上是一清二白的。正为了这个缘故，我从来没有把他填上表格。然而每一次填表，我总算又想念了一次我的老清阿叙了。有一次机关里需要增加一名炊事员，找不到人，我还曾想把他介绍来。竟不曾成功。原来他已五十出头，哪里还肯背井离乡啊！金窝银窝，不及家里草窝，外边千好万好，不及全家团在一起好。他不但自己不肯出来，就连解放前在城里当学徒的儿子全生，在土改中也回到农村分了土地。五二年春天，全生还赶到省城来找过我，已经完全是个壮实的小伙子了，性格同老清河叔一样憨厚。他来找我的原因，只是为了要买一本农村剧团的演唱材料，这种材料各地新华书店都有供应，全不用找我。可是全生有全生的理由，他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对我说：“我要你帮我拣一本最好的。”可见他对我何等的信任。谁知到了五三年春天，我刚从农村蹲点回来不久，有一天传达室传呼有人找我，我走去一看，竟是老清阿叔。他一身旧黑布装，面目黧黑，不仅过分地苍老，而且像经受过一场大灾难弄得枯败了。他见了我，只说了一个“全……” 字，眼泪便籁籁落下来，泣不成声。
原来这一年中，家里起了大变故。春天里我婶婶患了重病，看病吃药，拖了一屁股债，当时虽然参加了互助组，也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就搭上了社会主义的大船，经得起风浪颠簸。他们少做了工分，全年收支差了一大截，再无来处。他们不曾抱惯债，又没有把公家的东画当成自己的那种主人翁气魄，心理上受不住债务的压力，急着要赚钱来还。那时候村上还有一爿私人开的小车油坊，两爿豆腐店。依靠政府定量供应的一点大豆，开工不足。他们贪心重，嫌供应太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当地产豆量有限，农民私下里拿出来做交易的不多。于是油坊、豆腐坊老板就唆使一些缺钱用的农民做私贩子。全生中了糖衣炮弹，也去干那勾当，凭一副肩膀，两只脚板，花整夜工夫，来回走五十几里地贩一挑大豆，赚得三、二块钱。出了绝力，还担心惊。倘在路上被检查的干部捉住，就会连本搭利一起充公。所以大路不走走田埂，田埂不走踩查垅，不知要多花几倍力气。全生就因为有一夜挑着一百五十斤的担子逃检查，逃脱了力，回来就病倒了。偏偏请来了一个中医学不好，赶时髦改学了几天西医的全能大夫，夸口西法治病好得快。三言两语，便拿出家什来替全生挂盐水。挂到一半，全生就发抖了。全能大夫说：“不要紧，有点反应是正常的。”后来抖得手臂都快把针头摔出去了，全能大夫还硬捺住了他把盐水挂完。等到针头拔出，全生竟从床上窜起来，跳了几跳，几分钟就死了。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许多人怂恿他去控告医生，他想想，他虽然不敢高攀把医生当朋友，总也是见了面就打招呼的熟人。他们之间，无冤无仇，更无财产纠葛。他老清有几亩薄田已进了互助组，几间破屋全不起眼，整个家产抵不上医生一个脚趾头，谁都不相信这是谋财害命，那还费神去追究什么呢？谁能没有失误？木匠会截短一根料，瓦匠会砌斜一堵墙，农民会插歪一席秧，谁叫医生面对的是人的性命呢？我老清阿叔叹了一口气，认了命。他想死的已经死了，再无办法叫他活转来，而活着的还在要死，还有什么闲工夫去计较没有意思的事情呢！我婶婶的病刚有点好转，哪里再经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病情复又加剧，不几天便又归天了。老清阿叔连续死了两个亲人，一句话没有，只是哭。后来不哭了，一天到夜发傻，给他吃就吃，不给就忘记了。他那比我大一岁的女儿已经出嫁，回来陪了他一阵，也没法解他的闷。刚巧婆家村上有人到省城来走亲戚，便劝老清阿叔跟着来找我散散心，老清阿叔倒肯，所以就来了。
听了老清阿叔断断续续的诉说，除了微微点头表示我在认真听着之外，我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我的情绪。在老清阿叔谈到全生挑着重担拚命逃避检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就在那个阶段，我刚巧在农村里工作，也常常带着几个乡里的工作人员在离家千里外的一处村道口巡夜，查侦私贩粮食的“宵小之徒”。
这种莫名其妙的巧合，把原不相干、毫无牵连的两件事联在一起，像口同一样罩住了我的思绪，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老清阿叔(4)
一晃又过了几年。我再次同老清阿叔见面时，已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那时候，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都早已有了应得的下场。我在这场斗争中虽然不能算是积极分子，但也是坚决跟着党走的，我的言论和行动无可指责。就是交心也交不出什么东西来，我是表里一致的人。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我坚信只要跟着党走，听党的话，照党的意见办事，就不会犯错误。这是五十年代革命青年最基本的政治品质，它绝对是正确的。过了三十年，到了现在的八十年代，我也相信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在八十年代里，我常常碰到一批年纪比我略大或相差无几的领导干部，他们就这样教育他们的子女和接班人。他们以现身说法，指出他们几十年来所以一直工作顺利不犯错误，始终正确，唯一的原因就是坚决照党的意见办事。其实他们是过分谦虚了，如果说得到家一些，还应该补上一句“即使党犯了一些错误他都也还是正确的”。共产党并没有说自己永远正确，以为永远正确自信的倒是这些人。反右斗争扩大化了，而他则声称“我并没有搞扩大化”……唉，不多说了，家丑不可外扬，留点余地吧。其实我说这些，完全不是谴责别人，而是检讨自己。因为按照我的设想，原也应该成为他们那种人的，问题在于我的设想没有实现。在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关口前面，右派被挡住了，反右斗争中表现不坏的我也被挡住了。我被挡住的原因经说明是“不适宜在上层建筑工作”，但究竟为什么不适宜却并未进一步指出来。这也可以算作朦胧派的杰作，可以使当事人更加耐想一些，不至于像主题鲜明的小说那样浅薄也。上层建筑既然不让我待，我自然听党的话到基层里去。基层很好，劳动光荣嘛！工资没有就没有吧，好在年纪还轻，身体也还硬朗，总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做些事情的。
决定了荣归的日期，我不得不先写封信回去，因为这不是回乡作客，而是迁去落户，虽然作为无产阶级，并没有多少行李，但两箱书的份量却是沉甸甸的。
到镇上码头来迎接我的，仍旧是老清阿叔。
班船还没有靠岸，我就看见他站在码头高处了，他还像从前一样，提根扁担，仰着头笔直地站在那儿，也许瘦了，更显出挺拔的髂骨。我们这一族人，都是老年也不伛偻的。他看见了我，像过去一样，正经地大声喊我的名字说：“回来啦，我在这里呐！”于是便来帮我搬书箱。这时我才看清他满脸皱纹，一头花白。我心中一热，两眼竟湿了。侧过身去咬了咬嘴唇，才忍住了没有掉下眼泪来。
我婶婶和全生死后，老清阿叔就只有一个七岁的小儿子兴生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养了不少，成活率不到一半）。合作化以后，虽然种田已用不到老清阿叔动脑筋，只须听领导安排就行，自己不必再被钉在暗败子的十字架上；但开门七件事，少了个内当家，穿戴吃喝，烧补晒藏，乱不成套，套套都乱，日子过得还是很糟。倒是前几个月动了秋忙以后，生产队办了食堂，管了他父子的吃喝，不但无需再忙着烧那一天三餐，而且猪羊鸡鸭全不用私人饲养，他一老一少简直变成大爷小爷，舒服得很了。老清阿叔年近六十，不用再干重活，队里给了一条牛让他饲养，极其轻松。兴生还只十四岁，原来为了赚工分，已经在队里挂了个号，经常参加劳动了。现在生活有了保障，读书又不要钱，而且省力气，他为什么不乘机学点文化！便进了小学一年级，同七、八岁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起坐之间，显得出奇地魁伟。所以，老清阿叔是热忱拥护大跃进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甚至懂得了一点世道。他猜想我这次丢掉饭碗回来，大概是为了我父亲（他已经死了）的缘故，十分感叹，却不直说，反埋怨外头的饭难吃，蹲在那儿受气，倒不如回家来安稳。“回家来，苦是苦点，饭总有得吃的。”他自信我比他懂得多，原不该他来开导我，就装着自言自语地说。然后起劲地一挥手，略略提高了喉咙道：“我还巴不得你回来呐！回—— 来——好！骨肉在一起，暖暖热热！”
他说得那样真挚动情，好像真有一股暖暖热热的气流飘过来裹住了我。
然而，我心头的优问、疑惧、冤怨，不是老清阿叔能够排除得了的。生活的骤变虽然没有击垮我，使我失去信心，失去希望，但是我也知道始于足下的道路将是艰难而漫长的。我回乡以后便迅速追上大跃进的步伐，尽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劳动中去，求得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自己。所以，我仍旧很少想到要关心老清阿叔。我能给予他的只能是他付我的十一，我也万万没有料到，这已经使他感到满意了的生活，他都无福同别人一样过下去。我回乡不到半年，江南的风还没有把麦穗吹黄，他忽然就病倒了。
大家都忙着积肥下秧、准备夏忙，对于不参加主要劳动的老清阿叔生病，全没注意。连我也是他病倒三天以后，早上偶而发现小弟兴生在代他放牛，问了兴生才知道的。兴生也和老清阿叔一样憨厚，从不知道央求别人什么，难得没法也只会发呆。我中午端了饭碗边吃边跑去问候，见老清阿叔用被角盖着腹部躺在床上，两眼失神，一脸灰暗。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摇摇头。摸摸他的额角头，似乎并不发烧。我还是不放心，把了他的脉，发觉太粗太快，我怀疑说：“老清阿叔，出什么事了？” 他定神看看我，仍摇头不答。我估计没有什么大不了，便安慰了他几句。回去放了饭碗干别的去了。到了晚上，我再去看他，他正在吃兴生去食堂领回的薄粥。见我在床沿边坐了下来，默默喝了几口，忽然哽咽地说：“侄呀，我只怕要死了。”
“怎么呐？”我吃了一惊。
“我倒霉，碰到鬼了！”他绝望地说。
“努！”我立刻放心地说，“别瞎说，鬼是没有的！”
“哼！”老清阿叔第一次这样不屑地对待我。然后想了一想，极严重地悄悄说道：“你不要说出去。我告诉你，鬼是有，我看见的！”
我虽然还是不信，但看他那么紧张，也有点发怔。
“仓库后面的河潭边头。”老清阿叔确凿地说，“我碰到的。是初四夜里，我晏睡，架了口网想弄点鱼吃。走近河潭那边，就听见有响声。”
“什么响声？”
“啜啜啜啜啜啜啜……好像喝水，声音很大，又不像喝水。”老清阿叔出神地说，“我心里就发毛，便揿亮了手电筒，想看看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呢？”
“老鼠，都是老鼠，数千数万，大得像小猪。河潭边头上上下下蹲满了，拥过去抢水喝。”老清阿叔紧张地说，“电筒光一射，马上大乱。它们不逃走，反而对着我冲过来。我逃都来不及，有几只追到我身边，爬上我的身，咬了我的腿，又一阵风朝仓库那边跑，一眨眼就没有了。”
“啊，”我想了想便安慰他说，“那不就是老鼠吗，怎么是鬼呢？”
“有那么大那么多的老鼠吗？”
“最多些最大些还不总是老鼠吗？”我说，“吃了食堂，家家没有粮食储存了，老鼠没有了吃的，大概都搬到仓库里去了，吃住方便些。”
“别骗我了，那是鬼！”
“你不明明看到的是老鼠吗？”
“你傻了。”老清阿叔胸有成竹地说，“你当鬼就不能像老鼠一样吗？你说，鬼究竟是什么样子？”
“哎呀，你……”我觉得老清阿叔想得太可笑。可是又找不到话说服他。
“你还说老鼠都去了仓库呢。你来看。”老清阿叔倒说得精神起来，他把右脚露出来，抬高了腿指指脚跟让我看。那脚跟后头半块老茧，像个冷团子的皮子，被啃掉了厚厚一层，齿痕细碎，分明是老鼠咬的。
“要不是碰到了鬼，老鼠它敢咬我吗？”老清阿叔证明自己有理却又悲凉地说， “我晦气透顶。被老鼠咬过了，活不长久的。”
老清阿叔(5)
不管我怎样劝说，劝说了多少次，我没有劝醒老清阿叔。他显得异常地固执，认为一切早注定了，他的期限已到，老鼠咬他脚跟上的老皮等于是阎王在他身上做了记号，不久就会差小鬼来带他走。他不必要指望什么了，等着鬼来就是。
他的精神再也振作不起来，他等待着，越等越萎恹，而克却没有来。他原本是害怕它到来的，因为等不到，反而倒在盼望了。于是便常常有梦，常常跟我说他梦见了我的祖父、祖母，梦见了我的妹婶、爹爹和大伯，唠叨着要祭奠他们。我们家有个惯例，每逢过年、清明和七月十五，都要用两张八仙桌并起来祭祖先。祭祖也有一套程式，这程式我大伯和父亲都没学会，独独老清阿叔内行，这都是祖父教会他的，也算是派他分管的一项家务。那两张并起祭祖的八仙桌摆着十六副盅筷，表明祭十六位祖先。每人一个座位，最老的祖宗坐在首位，但是如果阳间又有子孙跟到阴间来了，那坐首位的祖宗就该撤走，让次座升上首座，用不到选举，其余跟着提升一座，空出末位让新鬼去坐。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倒不是流水无情，只有这样才有出路，才能运转。新陈代谢的道理，大概阴间也是通行的。为了完成交接班，新鬼来后的第一次祭奠，首座还是不换祖宗的，只是在末位以后加上第十七副盅筷，表示新客来了。那盅子倒盖着，表示新客还没有座位，站在那儿恭候老祖宗引退。到第二次祭奠时，就恢复原状，表示该退的已退，该升的已升，该就坐的已就坐了。当然这纯粹是一种形式，内容是空的，当真还有什么一个不退一个要抢的戏做，活人也看不见。可是老清阿叔却说得出每个座上祖先的名字、辈份。如今祖父母、父母、伯父母以及婶婶都已坐在席上了，所以老清阿叔的脑子里是有鲜明的形象的。只要他一讲，那些人我也很熟悉，也会在我的脑子里活起来。于是便升腾起一团鬼气，老清阿叔魂萦梦回，经常睡不好觉，身体一天虚弱一天，放牛的时候会坐在田埂上打瞌睡，那牛便乘机偷吃田里的庄稼，乱了套了。
生产队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放开肚皮吃饱饭是二十四小时实现共产主义的产物，已经变成历史的陈迹，接下来便是定量供应，又经过了供应不足，粗粮细粮并举等阶段，逐渐进入瓜菜代的新时期。过去总说稻场底下六十日饱，五九年秋收就像没有收到粮食一样，很快就饿肚皮吃健康粉。一天只有半斤定量，烧三碗粥照得出人影子来。老清阿叔和兴生领了两份，兴生年幼不懂，老人又顾惜孩子，常常自己只吃四分之一，将四分之三给了孩子。孩子也不曾觉得受了恩惠，因为反正还没有吃饱。
老清阿叔的活动量已经很少了，然而他还是很早就起身，开了门坐在门槛上吸旱烟，然后呆呆地站着昂头看天。这样的时间越来越多，常常是靠在山墙上这么发呆，似乎站着也力乏了。
秋冬之际，凉气已经很重了。有一天午后，公社渔业队的网船，开到村外河浜里来捕鱼，老清阿叔远远看到了，又勾出瘾头来，便拖了两条疲倦的腿走过去，坐在河岸上看，当时大家都忙，只他有空。看捉鱼的除他而外，几个小孩而已。那网船上的人，也认识老清阿叔，知道他有捉鱼的瘾头，少不得在这渔业队管辖（占山为王）的河浜里偷过鱼吃，虽然不同他认真计较，却也不尊敬他。老清阿叔看那同下了又收，收了又下，倒也捉到了上百斤鱼。后来一网下去，收着收着，下面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咬住了，再也收不上来。船上人用钩篙横拨竖卸，累出一身汗，一无用处。
老清阿叔一看就明白了，这儿河底里有几根木桩，本桩上钉着爬头钉，原是防偷鱼贼的，渔业社的人笨，把网挂牢在爬头钉上了。他很有点瞧不起他们。看他们白费了半天力气，便冲动起来，突然说：“下河吧！”
捕鱼的也知道非下河不可，但是天气冷，身体是自己的，网是公家的。
“我替你们下去卸！”老清阿叔英勇地说。
“冷！”有人提醒。
“不碍，他骨头老，经冻。”有人促成。
“什么条件？”船老大问。
“让我拣一条鱼。”
“可以，再贴你半斤烧酒。”船老大加码。
“不要你的酒。”老清阿叔说。他当时大概烧得厉害，脱光了就下河，潜水下去只分把钟，就把网卸下来了。
他拎了一条四五斤重的鱼回来，没有油，没有酒，光放了些盐把它煮熟了，一顿把鱼肉全吃光，只剩了个鱼头盖在锅里。兴生回来时他已睡着了，没有告诉兴生。兴生不知道，才没吃掉。
这完全是反常的行为，完全不似他平时的为人了。若在平时，他先想到的是兴生和我。决不会独吞。
第二天早晨，老清阿叔依旧是起得很早的，不过他坐在门槛上吸了几筒旱烟之后，却不想站起来了，他把兴生喊醒，叫他到牛圈头去烧水，刈草喂牛。
整个上午，他都躺在门前稻草堆上享太阳，那大太阳持别好，似乎是特意让他享用的，他就在太阳底下吃了一碗稀汤当午饭，始终没有离开那温暖的草堆。后来看见队里派工挑了山芋上窖去储藏，他似乎受了引诱，站起来拖拖沓沓，三步一停两步一歇跟到了窖上。坐在挑来遮盖山芋窖的干柴堆旁，吸着旱烟，看别人藏山芋种。那种子里夹有带伤残的山芋，藏种人便剔出来丢在旁边，老清阿叔便随手拿一个大的来，拉把草壳擦擦，就着他们拿来挖土的铁锨口削了皮，生咬着吃。藏种的人肚子都饿，剔出来的伤残山芋原就是打算充饥的，见老清阿叔先吃了，有人只说了声：“你倒比我们还老诚呢。”便由他去吃，全不阻止，大家知道他饿，猜他可能就是为此而来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吃了几个山芋？猛不防那堆干草竟烧起来了，等到发现，火势已旺，难以扑灭了。几个藏种的人抢上去，把还没有烧着的柴捆搬开，着了的只好由它烧去。这时才注意到老清阿叔手里捏着一根烟杆，还一动不动僵立在火边。这下把大家惹恼了，七嘴八舌，把他骂了一顿：“吃昏了头，定是把烟灰撞在柴草上了，才会烧起来！烧了自己不救，也不喊救。怎么着，死人吗？真该死了！等歇回去告诉队长，跟你算帐！斗。你！”
老清阿叔听了，也不曾说话，仍旧像段木头，呆在那里。大家也是气头上吓吓他的，等到火熄灭了，便又窖藏山芋去，不再理他。也没有注意他是怎么回去的。
我一整天都不在队里，队长派我用条小船运五百斤稻草到镇上饲料加工厂去轧成粉做猪饲料用。这本来不是我干的事，应当由饲养员去，但这是件很苦的差使，又累又脏，那轧出来的粉又不能揩油来填肚子，回来的时候说不定会饿瘫在半路上，所以才让我去。食堂里给了我两个用健康粉做的团子，我靠它一直熬到晚上才回来。小船靠了码头我几乎站不起来了。队长派人来帮我卸粉的时候，他们才跟我谈起老清阿叔下午火烧山芋窖的事。我正在饿得发昏，立即联想到老清阿叔当时一定也饿糊涂了。于是走过他家的门口，顺便就去看看他。推门进去，只见兴生一个人静静的在幽暗的煤油灯底下吃一个鱼头。兴生说老清阿叔从容上回来就睡了，这鱼头是他看见野猫老是悄悄偷跑来爬锅盖，起了疑心，才在锅里发现的。兴生讲的时候很有情绪，因为他爹吃得只剩一个鱼头了。他也有气量，把个鱼尾巴从脊骨上折下来给了我，那上面还有一些些肉。我也极馋，拿过就吃。果然是仙丹，原来干渴的嘴巴，一抿那鱼尾巴就生津。舌头也活络了。我喊了几声老清阿叔，他没有答应，提了煤油灯进屋看了一眼，他确是躺在床上，于是我安心离开，不会出什么事情的，他吃了一条鱼呢。
那一晚我睡得很沉，早上还睡过了头，起身后匆匆忙忙拿了只大陶碗上食堂打糊糊吃，却碰到了兴生。这时别人早打过了，我便问兴生，怎么会这么迟。兴生说他早晨代爹去烧水铡草喂牛，回来爹还躺在床上，连早饭也不来打。
“你喊他了吗？”我忙问。
“我喊他做什么，他要困就困好了。”兴生随便地说。
我忽然觉得异样，因为老清阿极从来不睡懒觉的。便一路喝着糊糊跟兴生去看他。没到他家糊糊就喝光了。
我走进屋里，老清阿叔朝天静静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我喊了几声他不响，才发觉脸色变了，走近去用手一摸额角，冰冷。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昨晚来看他的时候就已经——煤油灯暗得实在也看不清。兴生同爹困在一张床上都没晓得，孩子毕竟还小。
按照生产队的老规矩，老掉了人应该吃一顿丧饭。这丧饭原该家族去办了请社员吃，既然口粮不分到户，自然由食堂去办。现在是冬天，新一年的口粮刚刚开始吃，老清阿叔的全年口粮还剩得多呢。这些口粮虽然因为“天灾”的缘故没有落实，但计划还是有的。生产队里多少总还有点伸腾的办法，于是大家靠着老清阿叔的过世吃了一顿很饱的丧饭。
“唉，又老掉了一个人。”年纪大的人叹息了。
“还是他福气！”这话的内涵就丰富了。
兴生也没有哭，他还不懂。奇怪的是我也并不怎么伤心，反想着他死前吃了一条大鱼，倒很得到些安慰。
虽然总说“隔夜饱，只是饱”，但再隔一夜也就彻底消化掉了。所以过了几天，人们只能够想着那一顿饱食了。于是青年人在田里劳动的时候，便嘻嘻哈哈拿队里的老人排队，看下一次会吃哪一个的丧饭。
我也奇怪地常常想起，下次祭祖的时候，应该替老清阿叔添上一副盖着的盅筷了。老清阿叔一时还不能接受小辈的孝敬，不过他肚里有一条鱼，当不致饿坏的。
1987．8．19——27
高晓声精选集送田
在南周村上，最不会算帐的人，也明白现在种田是出大力气赚小钱的职业。同住一个村上，多年来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在厂的人过什么日子？在采石场的人过什么日子？做小生意的人过什么日子？搞运输的过什么日子？凭技术做包工的过什么日子？干部过什么日子？种田人过什么日子？全都清清楚楚。瞎子看不见，哑子不会说，心里都明白。
南周村是个富村，从外表上一眼就看得出。只要看那房屋，新房子把旧房子挤进地下了，挤在缝里了。可怜它们从前也住过人，如今能幸存下来，却是甘心受委屈做猪舍柴屋。它们原来的主人都住到新房子里去了。难得还有几家住老房子，那也并非特别念旧，不过是没有造出新的来罢了。而这样的人，自然越来越少，所以形势越来越好。更加难得的是，有一批造了新房的人，竟像造出了痛头来，每过三年四年，就要大动土木。比如周锡林，就最有代表性。南周村上是他第一个造新屋，十步两开间，足有七十五平方公尺。过了三年，看见造的人多了，竟赶上他了，这就显不出他独阔。好，干脆拆了重造楼房。造楼房先造二层，可是他有预见性，估计过几年村上二层楼又会普及，所以造二层楼的时候，墙脚里就下了大本钱，打的五层楼基础。果然，再两年，许多人造二层楼了。他便在二层上面轻轻巧巧加一层，变三层。到去年，村子上好些三层楼出现了。他又不慌不忙在三层上面加一层，变四层。造来造去，房子越造越高，越造越好，形势可真不是小好，是大好。而且最好最高的，还是周锡林那一幢。真了得！时代不会埋没英雄。
南周村上的人靠什么赚到钱造房子？说起来简单，最初无非是靠几块石头。石头是天天看见的，可是想到它能让许多人过好日子却不容易。苏南这块地方，工厂也多，土地也肥，赚钱的门道多得很，谁的眼睛也不轻易会去瞧上那些又硬又冷又重又呆的石头。南周村所在的丰裕乡，有几座光秃秃的小荒山，上肉瘦薄，山坡上的青草像唐痢头上的毛，没一点神气；种了树都不长，没一点出息。不知被大家咒骂了多少年。五八年大跃进，虽然我们没有提出以石为纲，但到处造桥、筑路、盖厂房，还要修补被英雄们踢破的地球和戳破的天，石头一下子也便像粮食一样，变成了基础的基础，宝贝中的宝贝。
好家伙，这儿可不是四川峨眉山，整个地区都缺大量的石头。这儿的石头却在脚底下睡大觉，实在太冤了！于是，一点儿没有出息的荒山一下子就变成了使不完。用不尽的金山银山。乡里办了个采石厂，各村各队都调人上山采石。采石工全年的工资，比在生产队种田的社员高三倍、四倍。可惜不能让大家都去，农业是基础，粮食是个纲，田地要人种哪！咱们不能光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哪！
那么，该谁去，该谁不去呢？极复杂，说不清楚。
这不奇怪，世界上说不清楚的事情比说得清楚的事情多得多。在说得清楚的事情里面还有许多不该说清楚、不便说清楚的，连不该和不便说清楚的原因也有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呢。所以干脆莫说它了。反正去的、不去的，吃亏的、沾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和外国人没有关系。
且举两个代表人物做例子吧。比如周锡林，那自然是要去的。不但去，而且负点责任，因为他觉悟高，有经验，到任何什么地方去都能负点责任，到任何什么地方都能表示还可以多负点责任。在村里是这样，上采石厂是这样，后来又调去其他单位，也全是这样。而且虎父不生大子，精明人家的门闩都是能够容出白米来的榔头，挺出息。两儿两女两媳妇，没有一双手捏锄头柄的。领导、供销、会计、技术员、工人，这一家门都占全了。所以不管有没有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事实上他早就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占了先。他那幢房子不就说明问题了吗？！他一家倘若在田里苦，到哪一年才能闯出这个场面来！真是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呀！谁说文化知识没有用呢，这要有阶级分析。要看文化知识掌握在谁手里，资产阶级把字典背熟在肚里也没屁用，他周锡林能识得《人民日报》上一半铅字，在乡里摆擂台也没人敢上去打了。赵匡胤做皇帝，靠半部《论语》治天下[注]，那么，凭周锡林肚里那点墨水，还有什么涂不黑的呢？！总说“文官动动笔，武官干一日”，真是不错。那生活悠闲的情趣，冬天龟缩在屋子里不容易让外人看到，夏天就表现得非常清楚。天还不曾夜，一家子已经洗头洗脚洗身子，弄得干干净净香喷喷，坐在屋顶上吃晚饭。屋顶是钢筋水泥浇的，四周围着栏杆，还点缀有花卉盆景，真可算得是个屋顶花园了。吃过晚饭纳凉，周锡林就坐上一张特制的椅子，这椅子的四只脚装在两根抛物线型的木棍上，人坐在上面，只要重心略略变动，那椅子便一前一后摆动，俯仰之间，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全过了目。像看一朵朵放光的花一样，舒舒服服，安稳得叫人不想动脑子。
真开心。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房子高了不光威风；风还大，蚊虫也少（下面有血吸，它花力气高飞干什么），再一个好处呢，就是看得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
一说那么多，真弄糊涂了。我是在举两个代表人物，说到这里还只说了一个。另一个是谁呢——就说周炳南吧。周炳南就是该不去的，就是该让别人去的。有许多人争不着干采石厂的长工，农闲时还可以去做一阵临时工，一年也能收入三四百，周炳南连这也不能够，干临时工也该让别人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周炳南该的只有一样，就是侍候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别的都该让别人去干。若问为什么，不必写出来，一则被人写烂了，二则事情过去了，三则说出来反而挂一漏万。要知道南周村上像周炳南那样一贯忠诚于种田事业的还有好几家，各有不同情况，写了周炳南一个，别人就会骂不公平，为什么不写他们呢？
还是直截了当说结果吧！结果是什么？就是周炳南一家五口子造不起新房子，还住在同别人家做了猪圈一样的老屋里。
写到这里，应该特别声明的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周炳南本人没有一丝一毫抱怨情绪，你叫他是阿q也好，你鼓励他从阿q的翅膀（不知道阿q什么时候长出翅膀来了？原来不是只有一条辫子吗？）下飞出来也好，甚至你鄙弃他、认为不能写人小说也好，都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替他打抱不平，你打不了，他也不需要。他也跟着大家，在新社会里活到现在了，一点不比你差。他风格高，见好处就让，见困难就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知道水涨船高，他横竖也在船上呢。这看法完全没有错，现在就轮到他有钱造房子了。
周炳南有钱造房子，也是到采石厂去做工赚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完蛋，周炳南“该不去”的理由忽然没有人再说得出口（可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不过没有了该他不去的理由并不等于该他去。该他去还有别的原因，那是因为乡里办了些比采石厂还要好的工厂，那儿安全、干净、轻快，赚的钱更多，原来在采石厂工作的人，有办法的都钻到新工厂去了，比如周锡林一家，原来有三个在采石厂，现在剩了零。采石厂缺人，抬高工资公开招工，还招不足。许多人嫌吃苦，费力气，脏，不小心还会伤筋动骨，打炮的时候万一砸死了更是倒楣。这时候周炳南去干，自然开着大门表示欢迎。
也不过是四年不到，三年多点时间吧，周炳南父子俩在山上干着干着，一天天把钱积聚起来，就足够造两间二层楼房了。他们究竟积了多少钱，一角一分都有数。可是他们究竟流了多少汗呢？
谁量过！谁称过！
周炳南父子在采石厂干了这几年，最重要的结果，其实并不在挣到了一笔造房子的钱，而是把两个农民变成了工人。他们一家的主要收入，不靠包种生产队那几亩田里的出产，而是采石厂的工资。所以他们的精神气质变了，有气魄办事情了。要是在过去，周炳南积了这么些钱，还不敢造房子。他会想着万一碰上天灾怎么办？母亲万一倒下来怎么办？儿子良良找到了对象怎么办？造房子造亏了要借债怎么办？现在就不在乎这些了，他有了靠得住的来源，用不到留后步，敢于放开胆子豁出去了。
“不管他，惬惬意意先把房子造了再说。倘若又碰着要用钱的事情，先借了，以后还。”周炳南有了这样的自信心。
“快造吧！”村子上的人都支持他说，“你看，全村还有几户不造房子的？也该轮到你了。”
“哈哈，太阳光也有照到我家门前的一天。”周炳南心里很乐。
他原不是没有计算的人。前几年分田包产的时候，他就想到了造新房的地皮。离他家老屋不满五十公尺，有块大约一分半的空地，其中六厘是他的老自留地，另外九厘是周锡林的老自留地。当时周炳南要求生产队把周锡林的九厘也划给他做屋基，生产队没法同意，因为有个公约，划给屋基之后，一年之内要把房子造出来，周炳南没那个财力，只好作罢。有人还笑周炳南说：“你能在原来的六厘地上把房子造满了就不差了，那也靠近四十个平方呀！”周炳南又要求划给他做自留地，周锡林当然不肯，他说：“你老弟若是造房子呢，我不能不成全你，只好让。倘若拿去做自留地，那我种着不是一样吗？况且是我种惯了的，为什么让给你！”周炳南没有理由，输了。
等到现在，村子上的地皮都造得差不多了。还是那块地，因为自己占了六厘，剩下的九厘别人不够造，总算还空着。也只有这块地，出路宽敞，走水快，同前后左右的邻居不会有“你遮了我的阳光，我被你挡了风”的矛盾。所以周炳南旧话重提，向村民委员会提出了要求。
没有疑问，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村民委员会有义务满足周炳南的合法要求。可是世界上每一件事都牵涉到许多方面。不错，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但使用权却在社员手里。村主任感国平年纪轻，上台不久，论资格别说同周锡林比，连周锡林的儿子都不如。于是个人和集体、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关系都得换一个位置。他很客气，开口就称“炳南叔”，说：“你要那块地，村委会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要和锡林伯商量，要他答应才行。”
“那就请你同锡林去讲讲吧！”炳南说。
“你去，你们直接商量好了就行。”
“你去！”
“你去！”
推来推去，非常客气。炳南不是笨人，越见主任客气就越觉得里面有难处，就更加不敢直接找周锡林，怕当面弄僵了没有转弯的余地，便央求说：“主任，你帮帮忙，无论如何你去同锡林说一说。说得通也好，说不通也好，哪管探一探他的口风也好，我都感谢你，你就把他的意见告诉我，让我心里有个底，然后再商量。能让这块地给我，我不会白沾光，有什么条件，只要我办得到，我都办。总不让别人吃亏。”
话说到这个地步，村主任周国平点点头，答应了。
三个月没有回音。同在一个村上，见面不难，周炳南白天上山，没有空，只好晚上做工作，上门找主任。他深知“皇帝都不差遣饿兵”的道理，先行起“东风” 来，巴望有“夏雨”。主任也为难，情面难却，无法沽名钓誉，只得顺水推舟。不过“虽然在一个村上，大家都很忙，”他这样说：“我有空的时候，他没有空；他有空的时候，我又没有空。我找过他几次，都不曾碰着。有两次我约了他来，他倒真来了，我又不在家。在路上还碰到过两次，他去上班，又没时间细谈……你别心急，我上个劲……”
到了第四个月快过完的时候，周主任主动跑来找炳南说：“我同锡林伯谈过了，没有问题，他绝对不要你什么，不让你受一点损失，你当面去同他商量就行。”
周炳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事情能够这样容易地解决，毕竟是新社会。
“不错。是新社会。”周锡林在自家的四层楼房里接待周炳南，三言两语就提了这个纲：“要是在旧社会，老弟，别说你我同姓一个周，就是同一个娘肚里出来的，我也不答应。”
“那自然。”周炳南感恩戴德地说。虽然同在一个村上，虽然同姓一个周，周炳南从来没有到这儿来坐过，如今是第一趟，算初见世面，开了眼界：“好！”他暗叫一声，肚里寻思，“总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话还不曾说到家。金装的佛还要住在大雄宝殿里才相称，这多舒服！房子就要造得这样气派，长人的威风。” 跟周锡林比一比，他的根基实在差。
“造房子的地基是寸金地呢。”周锡林轻轻松松地说，“买的话，比普通水稻田贵三倍价，还是客气的。”
“那是旧社会，我也造不起。”
“我是讲旧社会。”周锡林声明，然后内行地说，一碰到这种事，难得讲客气的。村东洪富家那六间老屋，现在不像什么样子了，以前他祖父造这六间房，有八厘地基是水田填出来的，光做墙基就多花了几倍钱。可是那水田在人家手里，你谋他们的宝，他们不肯。你买，他不说价。你知道洪富的祖父怎么做的？他在一棵稻根桩上放一块银洋钱才买下来。好大的气派！”
“是气派。”周炳南点点头。这是老故事。
“这种尴尬事情多呢。当年刘根大房子造好了，大门外面是别人的地，要买一条出路，硬硬头皮任别人敲竹杠。吴志洪呢，他父亲造那两间房，只为了后包檐檐头水滴下来滴在别人家地方，花了十担米，办了两桌酒，才真真叫做寸金地呢。”
一讲好多，周炳南只能唯唯，插不上嘴，谈不上正经事。好不容易让周锡林说完了这些，夜都深了，周炳南起早要上工，赶忙告辞，说：“老哥，谢谢你了。”
“为啥谢我。”
“谢谢你答应把地基让给我。”
“这个不用谢，你去同国平主任具体商量好了。”
“国平说他没意见，你答应就行了。”
“他没有具体同你谈吗？”
“谈什么？”
周锡林笑笑说：“你去找他谈。我的意见都告诉他了。他怎么没有同你讲呢？总是年轻，做事不到家。你问他吧。”
送客，关门。周炳南的心掉在门里了。他晓得不顺遂。
究竟有什么话要，转个弯才能说呢？不弄清，周炳南睡不着，白躺。他当天夜里就去敲国平主任的大门。
“他并不想你什么。”周国平披了衣服开了门，对着炳南尴尬地斟字酌句地说， “滩南有他包产的两亩三分田。他没人种。你要他九厘地皮造房子，他答应。条件是连那两亩三分田都让给你。”
周炳南听说，就“哎”了一声，呆住了。
半晌，周国平轻轻叹了口气说：“你看呢？”
周炳南两手是汗，在布衫上抹着说：“我能受吗？”
周国平轻轻地说：“我也晓得你的难处。所以他要我告诉你，我都不曾肯；劝他当面同你说。你看，他还是推我开口。”
一时间，两个人都不知说什么好。
世道变得多快，五年十年就连底翻了个身。大家都是世世代代的种田人，田地历来当做命根子。远的不说说近的：十年以前，谁把田地包产到户是反革命；四年以前，田地分户包产还怕分不公平打破头。可现在呢，田地成了许多人的累赘，送都送不掉。周锡林的做法，是学的官商做生意，把滞销商品搭在紧俏商品一起强迫顾客买。虽然这里是奉送，但毕竟搭得太多，多得连他自己都内愧。内愧也还要这么办，可见机会太难得。
周国平还是要帮周锡林说话：“他也实在难，你看他家六大一小，哪一个还会下田去做！”
周炳南苦着脸说：“他要把尾巴装到我身上来，我也吃不消。自家已经有五亩，加上这两亩三，我父子两个就得从厂里抽一个人回来种田了，这一年要亏多少？！”
周国平没话。听他说。
“算粗一点吧。”周炳南说，“一亩田统算全年做三十天工，两亩三分田就要做六十九天。我上山推石子每天七元钱不用开口，在田里做一天呢，能保住二元五角就差不多了。做一天我要损失四元五角，六十九天一共要三百一十多元。这又不是一年两年的事，长久下去得了吗？”
“话是不错。”
“况且滩南那地方离村又那么远，施肥的话，一天能挑几担呢！”
“那倒不要紧，一路都是大道，可以开拖拉机运。”
“为那两亩地，我还搞机械化吗？我没那个本钱，安安稳稳上山做工不好吗？”
“那怎么办？”
是呀，那怎么办？
周炳南没有能耐回答。
没有办法就拖着再说吧。历史不就是“拖着”才那么长的吗？厌烦死了！
周炳南原也没有同周锡林硬到底的骨头。尽管他有理，但是周锡林有权，谁胜谁负明摆着，怨命吧！此处不能造，总有造屋处。另找一块地方怎么样？当然可以，向村主任周国平申请就是了。
谁知道这也行不通，周国平嘴里一口答应，却今天推明天，这月推下月……横竖不落实。一拖又是几个月。周炳南这才尝出味道来了，原来情况又翻了个儿了，现在不是他要不要那块地皮的问题，是周锡林看中了他，粘着他不放了。这么一来，周国平他听谁的话，听周锡林还是听周炳南，不是明摆着的吗？嘿！
谁说“拖”不是办法呢？
糊涂！“拖”不正是办法吗！
周炳南牙齿一咬，低头认输。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的意思。
经过了一番微妙的较量，不但没有死人，没有伤筋动骨，没有擦破皮肤，就连脸蛋儿都没有红过，双方便都得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这好比是少林寺的武术大师同三岁小孩儿比武，高低、胜负最容易显出来，倒反一点不会惊动社会舆论，影响社会治安。
不过，前前后后，时间几乎拖了一年。是上年秋后闹出的矛盾，到下一年大暑，周炳南才答应接受对方“割地求和”。他选择这个时间也有原因，那时候青苗都抽三眼了，周锡林总得收了这一熟才麻烦他去种麦子，也算讨得半年的便宜。
有了地基，说造就造。稻子还没有成熟，周炳南两间新屋就落成了。钱是用了不少，可不曾用亏，好像还挺能再花费点，意外地显示出底子挺厚呢。
过了霜降，大秋全收完了。周锡林把滩南那块田空在那儿，由周国平出面通知周炳南去种麦。这自然用不到举行什么仪式，就算把使用权无偿奉送给他了。
究竟是新社会啊！从前谁肯！？
周炳南说话算数，接受了。可是，过了小雪也不曾去种麦。
让它荒掉吗？不，大家都知道周炳南不是这种人。周国平走来劝他不要赌气，周炳南笑笑说：“我赌什么气？还早呢！”
“还早？”
“对，我要种的东西还早。”
“你种什么？”
“我种什么？我可不能同锡林哥比。你记得滩南那块田，原来就是旱田改成的水田、能改吗？改了这些年，年年收不着几斤稻。它盛不了水，通底都漏！集体嘛，横竖不在乎，周锡林嘛，横竖也不在乎，都亏得起。我可亏不起，我要改过来。”
“种旱田更费工，一夏一秋浇不及！”
“我不浇。”
“不饶就干死！”
“有干不死的。我种树。”
“种——树——吗？”周国平大出意外，觉得挺别扭。怎么种树呢，不是已经习惯了种稻子吗，管它收成多少呢！
可是他没有反对。不好反对，时代不同了，反对也没有用。周炳南肚里也装着对付他的话。他不反，也就不说出来了。
说干就干，只要一有空，只要忙里能抽得出空，必要的时候哪管向厂里请了假，周炳南带着一家人冒着尖利利的钻骨寒风，在冻土上挖出一个个穴，点人基肥，栽上树苗。整整辛苦了一整个冬天，在二亩三分地里栽了三千棵树苗。密是密了一点，但也不会棵棵成活的，有一部分是后备军。
对一个家庭来说，完成这样一个工程并不容易。现在看上去还都是光秃秃的枝条，很不起眼。但只要到了春天，气候暖起来，下几场春雨，树苗苗的枝条便转青、发芽、放开嫩叶，那么，这田里就会像聚了许多孩子的幼儿园一样活泼、欢腾。这该多美！
一家人忙忙碌碌，没有想到历史的车轮还在转，不知不觉“又一村”。真没完。
树苗栽好不久，临近春节以前，有一天傍晚，周炳南父子俩下了班，从采石厂走出来。刚上了回家的大路，便听到前面有人在喊炳南老弟。周炳南抬头一看，不觉惊疑。那不是周锡林吗！要说是周锡林，他叫人的声音怎么这样顺耳好听？要说不是周锡林，岂不是自己眼睛出了毛病。就在这判断不定的刹那间，周锡林已经扑面到了身边。没有错，是他，无可怀疑。他原来就有这种好听的声音和好看的面孔的，只是以前周炳南没有看见听过罢了。
“炳南老弟。”周锡林亲热地眯着眼睛说，“我找你，找了好半天，人家告诉我，你在这里，我却不相信。都快过年了，你还天天上班。真亏你！”
“没有办法呀！”周炳南从没戴过高帽子，这会儿手脚无措，应付不过来， “你……
“有办法，有办法。”周锡林抢着话头说，“有共产党领导，都有办法。你老弟造两间楼房，还不是说造就造了，干干净净，屁股后头没有一分钱债。”
“锡林老哥，你找我有什么事？”周炳南要不来嘴唇皮，不会绕弯子，想快点问清楚了好回家。不是年底了吗，忙着呢，况且肚皮还饿在背上。
“没事，我们一同走。”周锡林说。他回身就和他们一起走，一面说，“真没事，回家去，同到我家去，你老哥请你吃顿年夜饭。大侄子也一道去。”
这不是颠倒了吗？周炳南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半晌才说：“不能呀，老哥，该我请你才是。怎么你请我呢？”
“一样。”周锡林马上截住说，“同宗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你来、我往，完全应该。今天你来了，明天我也上你家尝尝弟媳烧的菜味道。客气什么，总不成你怕我上门吃你的！”
周炳南是个忠厚老实人。尽管厚实到了他那把年纪，也能懂得点世故，闻出点气味，但却如身人囹圄的囚徒，无法摆脱镣铐的束缚，一面唯唯诺诺跟着别人走，一面咒骂自己连推脱的话语都找不到。他原想最低限度应该让儿子逃出这口罗网的，结果连这一点也不曾办到，竟被锡林老哥揪住了不放。
“什么话！你是嫌伯伯家烧得不好吃？不行，尝也得尝一尝，不肯尝也得进去坐一坐！你放心，伯伯家的凳子咬痛了你的屁股，都不用你出一分钱医药费，放心好了！”
父子俩像一对呆瓜，一个都没走脱。其实一切顾虑都不必。幸亏被拉进去了，一进去，他们就肃然。客堂里坐着六个人，除了周锡林的大儿子大媳妇以外，其余四位都是父母官。官衔最小的就算周国平了。另外三位，因为平时在路上碰到了都胆怯，不敢招呼，他们见了周家父子进来，居然也含笑点头打招呼，使周炳南父子的骨头也加重了四两，一抬腿，一举手，只怕闹笑话，都呆板了。心里只是想着莫让人家看不起。别的念头都丢了。
这是一套绝妙的催眠术。华丽的堂屋，高贵的客人，精致的餐具，丰盛的酒菜，使周炳南父子像两个木偶一样，被钉在桌子边头。周锡林非常熟悉这种精神状态，他非常喜欢他们，他对于自己习惯了的虚伪早就找到了充足的辩护理由，想当然地把装腔作势当作真诚的感情。
“老弟我敬你一杯酒。”周锡林郑重地站起来，举杯向周炳南说，“来，来，你别客气。今天我请的就是你，书记，主任，都是陪客。你一定要先饮一杯。老哥我这是向你做检讨，你饮下了，就算是肯原谅我。”
“老哥你……”
“凭道理讲呢，我是欠缺了些。考虑不周全，没想到你也不愿意要田。早知道呢，也就算了，你又不肯说明。田拿过去了，种麦呢，不显眼；一种树哪，就起舆论了。不错，是要有舆论，是你老哥亏待了你。”
“老哥，我可不是……”木偶被牵着说。
“我晓得，你不是有心要拆台。是别人利用了这件事大做文章。我们兄弟俩不能让别人钻空子，我向你认个错，那块田你让我收回，莫让旁人说我欺了你。”
“老哥你……”
“老弟你只管相信，我都是说的真心话。书记、主任都在这里，我是诚心诚意要挽回这影响。我原本没有想在这里边图谋什么个人利益，何必让别人说得那么难听，我吃点亏就是了，你让我收回来。就是我没空去种，荒掉一年赔几十块钱公粮，算不了什么，两个朋友上趟饭店就吃掉了。”
周锡林越说越有感情，越表现出无可怀疑的诚意，使周炳南忽然内愧起来，觉得自己也许从前真的把他看错了，也许他真的不是想沾什么光（实在无光可沾哪，又不曾拿他的钱），不过是省一点麻烦罢了，看来倒是自己用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想着这些，便期期艾艾地说：“老哥呀，你怎么不早些说呢？我把树都种上了哪！”
“没有关系，我早替你想过了，决不让你吃一点亏。你买树苗花了多少钱？肥料花了多少钱？人工一共花了多少？你只管告诉我，我付给你。”
这真是考虑周到，公平交易，仁至义尽。兄弟之间，还能不答应吗！
这时候，一直不敢开口的周炳南的儿子为难地说了一句话：“老伯伯，别的倒有帐，只是人工花了多少，谁还记得。”
“这个没关系，大行大情，估得出来的。你请人估，估出来了我再加你一成。工钱呢，照采石厂的标准算给你。”
天，有这么好的事情吗？！都叫人不敢相信。
“唉，我是做了不妥当的事。”周锡林非常了解对方的心理，故意沉重地努了努书记、主任低声说，“是我们内部不允许，有文件的，能不执行吗？”
周炳南父子都哦了一声，这才恍然。
“这件事办好了，我也不会忘记你们的。大侄子，采石厂是件苦差事，你青年人在那儿，前途不大。我以后有机会，让你转到好一点的工厂去。”周锡林关心地说。又看看周炳南，“还有个女儿在家里吧？几岁了？一有机会我来安排她进厂。”
……
成功了。地球是照着周锡林的意志旋转的。
周炳南植树是挺认真的。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三千棵树苗几乎都长出了绿叶。之后不久，滩南那一片土地，一共三十八亩四分，包括周锡林种了树的二亩三分在内，都被国家一个大工厂征用了。征用单位付了村委会一笔征用土地的款子，答应安排三十九名社员进厂做工。那些土地的包产户得到了一年产值的赔偿费，大家都觉得很满意。周锡林言而有信，把应该归他的两个进厂当工人的名额让给了周炳南的儿子和女儿。一度有过的误解消除得干干净净，相互之间的感情十分亲昵。
又过了几个月，传出了一些谣言，说周锡林那二亩三分田地里的三千棵树，是论棵让征用单位赔钱的，有说一棵赔五元，有说一棵赔十元，有说是二十、三十…… 甚至五十的。议论纷纷，又掀起了如浪般汹涌的舆论。为此周锡林不得不辟谣，村主任周国平也说是谣言，不要相信。但对知己人则私底下说道：其实也只拿到十元一棵，也不是锡林一个人装进去的。
这话很难说是真是假。
周炳南当然也听到了，不免也起了疑心。怪不得这位老哥要把尾巴拿回去，大概当时已经知道有了出路。自己种的树，倒他得了很大的好处，很觉得不平。转念又想，这也是周锡林的能耐，倘若这田在自己手里，也不会想到去敲国家的竹杠，这财不是他发得的。周锡林毕竟也做了好事，儿女两个都得益。他周炳南不能贪得无厌，也该心满意足了。
于是他心里也坦然。不管怎样，大家都是在好起来啊！好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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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得非常离奇，许多过门关节我当时就懵懵懂懂，现在再也交待不清，我只记得是我老婆起的头。那天我躺在床上，老婆来催我起身去买菜，我懒着不肯去，说这类事一直由她分管主办的，我绝不插手。老婆反驳说：“你又变了，不是早就商量好的吗！”我说：“什么时候商量好什么了？我全不知道。”老婆说： “你弟媳妇今天出院，前天你弟弟出差前特地跑来要我们到时去接，不是答应过吗？” 这么一说，我才记起弟媳妇是生了个孩子，于是我就说：“你可以买了菜再去接她，何必增加我的麻烦。”老婆说：“我来不及，上班迟到要扣奖金，你不去买菜我去买，医院里就由你去，横竖你要做掉一件事。”我一想，做大伯的到医院去接弟媳妇，还要抱孩子，有点尴尬，还是转让给老婆干吧，于是我就答应去买菜。
我恍恍惚惚跟着老婆出门，经过菜场两人就分手了。她还要往前走一段路才到医院，剩下我一个人在菜场转游。这时候失去了主见，因为我不知道我该买多少才够吃；又觉得那些菜没有碗里的干净和可爱。在想买又没买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奇迹，原来我既没有带袋子也没有带篮子，买了没法拿。我大为高兴，老婆毕竟犯了错误，她分配我工作但不给我工具，我只能罢工。现在我可以心安理得在这儿等她回来，难题让她解决。于是我站到路边，睁大眼睛瞧着人流，不让老婆漏掉。没有多久她果然重新登场。她很能干，连车都没有雇，把弟媳妇安置在熟人的自行车书包架上，自己抱着孩子跟在车屁股后头。这一次同我会面已明白无可指望，她吩咐自行车先走，然后把孩子塞进我怀里便去买菜，于是我就蹲在路边等她。
我抱着孩子浑身不自在，好像我在菜市场上卖孩子似的。我当然舍不得，不禁对他仔细端详，孩子长得挺好，挺像我弟弟，我弟弟又挺像我，所以越看越惹看，后来忽发奇想觉得这很像一支燃着的手制卷烟，孩子的头发是刚燃过的烟灰，红红的脸孔像点着的烟头，外面的包裹是燃得参差不齐的烟纸……就在这一瞬间，孩子仿佛真的变成烟卷了。我老婆不早不迟，偏在这时候招呼我过去帮她拎一扎青菜。我匆匆忙忙走过去伸手接住，等到转过身来，便发觉手里的孩子不见了。
我很惊慌，连忙四边张望，要把他找回来，但奇怪的是我并不在找孩子，却全神贯注于别人手指缝里夹着的香烟，看那香烟是不是我的侄儿。我没有找到这样的香烟，于是就注意地上的烟屁股，希望在烟屁股里还能找到我侄儿没有烧掉的余体。结果了无踪迹。
我知道出了大乱子了，这怎么向我的亲人交代？想到这里便出了一身大汗。这一来头脑清醒了，发现自己还躺在被窝里，便料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纵有发生也无非是在被窝里罢了，无关大局。
细细算来，我戒绝香烟已近9年，吞云吐雾的生活早就淡忘了。想不到有朝一日，还会把侄儿夹在指缝里当香烟燃着，而且，我推断当时一定猛吸了几口才去接过我老婆的菜来。不然，为什么会想到要去烟屁股里寻找踪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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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王的小子跑进屋来，屋里只有老许一人，老许晓得他找的是老朱，不理他。
姓王的犹豫了片刻，就说：“老许，跟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
“借我6块钱！”
“做什么？”老许晓得他本来是找老朱借的。
“买条裤子。”
老许看看，姓王的裤子是破了。想了一想，点头说：“6块钱，有。”
“好，我看你原不是小器人。”姓王的高兴了。
“慢着。”老许笑笑说：“裤子要不要穿？要。6块钱多不多？不多。不多借你送你都可以，不过这算什么？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是三反分子，我借你送你钱，算不算丧失立场？如果都不算，马上拿去。”
姓王的脸一灰，悻悻地说：“算了算了……”转身就走了。
老许称赞说：“对了，还是算了好，我是怕害你。”
老许知道，姓王的说他不是小器人，其实就是说老朱小器。不错老朱吝啬出名，由此可知他拿钱来敷衍姓王的该多肉痛，姓王的不懂，反把老朱当肉头摸，老朱真屈。
第二天老朱来了，老许把姓王的来借钱买裤子的事告诉他，老朱颤颤嘴巴说： “这个小赤佬……”老许想起老朱花了钱也是得了好处的。趁机问道：“你也了不起，今年双抢[注]时，全五七干校的学员，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请长病假待在宿舍里，独阔！”
老朱跟着老许笑了一笑，便皱起眉头，低声说：“敲掉我这个！”老许看他送到自己面前的右手，伸直了四个指头。
40块，差不多6条裤子呢。
下一个礼拜天，老许和老朱都请假回家。礼拜天上午，两个人在大街上碰到了，他们虽然在五七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挨斗挨批，但是在校外都自觉不搞串联，已经记不起何年何月单独见过面了，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幸会，幸会。”
说了几句高兴话之后，老朱就把这次幸会推上高潮说：“难得碰到，我们上馆子吃顿饭，聊聊天。”
“好呀，谁请客？”老许料想他舍不得。
“当然我请客。”
“你请客？”老许仍旧不信任。
“我邀你的嘛。”
“那好呀，你打算请我吃什么？”老许不会轻易上当。
“吃什么由你决定，我请客，你点菜，这是老规矩。爱吃什么你就点什么。”
“好。”老许大叫一声，决定跟他走。
两个人在馆子里坐定，老朱把菜单递给老许，今天果然气派十足，好像豁出去了。老许想也许这一场革命果然触动了老朱的灵魂，要不然，他肯为躲一次双抢劳动被人敲掉40元竹杠吗？从前是一钱如命，现在大概也懂得这毕竟是身外之物了吧。
可是老许仍旧摆脱不了老观念，真真下笔点菜的时候，还是怕老朱多花了钱肉痛，只点了一荤一素一汤两碗饭，一共2元1角6分，可算最简单节约的了。
“好，好，好。”老朱看了连连称赞，把单子交服务员送进厨房。
老许见大局已定，便要和老朱聊天。这时老朱忽然忙碌起来，一双手从上身摸到下身，外衣口袋摸到内衣口袋，最后裤袋里那只手捏着一张5角票伸到桌子上来，愁眉苦脸地说：“糟糕，上街换衣服，把钱丢在家里了。”
老许看了他一眼，忍不住把脸扭到一边去，把笑也忍住了，把气也忍住了，然后平平淡淡抬手把服务员叫过来，让他进厨房把刚送进去的菜单取出。
“不吃了吗？”老朱连忙问，不由得脸露喜色。
老许沉吟片刻说：“不吃了。”他把开的菜划掉，然后一面写一面对服务员说： “2角5分一碗盖浇面，来两碗！别的不要了。”
“啊……好好好。”老朱呻吟说。
服务员拿走。老许看着老朱还肉痛，暗暗发笑，他硬不让老朱把5角钱缩回去，他晓得，对老朱来说，2元豆角6和5角一样肉痛，今天哪管老朱只摸出来5分钱他也照吃，因为老朱照样肉痛。
老朱还是老朱，原封未动。
真不知那40块是怎样被逼出来的。
跌跤姻缘(上)
“当年要是不出那桩意外事故，我也不会弄成现在这种样子。”魏建纲（就是那个魏老头）常常这样说。
这种想法，已伴了魏老头大半辈子。起初，是一种痛苦焦灼的呻吟，有觉悟和挣扎的趋向。后来，便纯粹成为低调，仅仅为后梅和遗憾咏叹。是自己需要这种回声，当作一服治懊悔病的药吃下去，求得舒服些。时间长了，再说这种话，就变了味，竟是为了安慰自己，那弦外之音是说：不出那意外事故，生活该多么美好！
这完全不是空想。那时候，他是名牌大学的工科毕业生，在著名的单位里工作，而且还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历史清白，成份也不差（父亲是工厂职员），这样的条件，也算百里挑一。相貌也长得并不难看。缺陷倒不在哪个部位长得俊，哪个部位长得丑；而在于线条和轮廓勾勒得不明朗，不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常在一起之后，也不容许你不承认他的存在。他有理智，也有感情，都是一种力量，会起作用。当时他心里确实爱上了自己的团支部书记李瑛，但又为全单位最漂亮的姑娘胡丽王动情。他犹豫过好久，不曾想清楚究竟谁最合适。也出于谨慎，一直把感情深藏在心底。一个是政治上比他强，一个是漂亮得使他馁，总怕说了“我爱你”，别人不搭理，下不了行动的决心。有时又自以为也值得被人爱，说不定挨下去，她们中间倒会有哪一位先把话说出来。那就省劲得多。值得等一等。况且参加工作又不久，热情应该放在革命上，不能放在恋爱上，别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熬着吧！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他还没有迈出任何一步，还没有等到别人有任何进攻，那个意外事故突然发生了，竟让他走上了一条从未想到过的路。真怪！
事故发生之前并没有任何预兆。天气很晴朗，很暖和；单位里的工作很正常，很顺利；魏建纲的心境很平静，很和蔼。吃过午饭，他也并不要睡午觉，准备把前几天换下来的衣、裤洗一洗，才发现肥皂用完了，便上街去买。饭后散散步，也有利于消化，一当两便。谁知毛病就出在这里了。如果不是考虑到饭后散步，光是买肥皂，他就会走得快一点；如果不是要买肥皂，光是散步，他就会走得更慢一点。快呢，也只要快一秒钟，慢呢，也只要慢一秒钟。横竖只要避过这一秒钟就行了。可是偏偏避不过。那一秒钟，注定他刚巧要走到出事地点。后来成为他老婆的赵娟娟，偏偏就在这时候从二楼窗台上（她站在窗台上擦玻璃）失足跌下来，把他撞翻在地，当褥子一样垫在她的身底下。
他吓得以为是天塌下来，接着便受到猛然的一击，之后就不知道还发生了什么了。他的头颅，碰在人行道的水泥板上，碰昏了。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医生已经替他作过检查，外伤已经包扎，可能就是伤口拭过酒精把他痛醒的。头部、颈部、肘部、膝盖，都火辣辣地痛，痛得他又要晕过去，完全没有情绪去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护士看他难受，就给他打止痛针，服安眠药。不久就又让他睡着了。
这一忽儿不知困了有多久；但一醒过来，脑子就很清楚，立刻明白他之所以这时候会醒，是受到了一种香味的刺激。这种香味一闻就知道是从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魏建纲不止一次在李瑛和胡丽玉的周围闻到过，只是没有现在这一股来得浓郁，浓郁得甚至觉得暖热。因此他被诱得用力去睁开沉重的眼皮。他的眼乌珠一和外界接触，立刻便疑心自己又到了梦里。在他床沿旁边的凳子上，端坐着一个非常时髦、非常漂亮的女子，这时候她正照着一面圆镜，在把右耳后面稍有参差的几根头发轻轻捋顺，再左右顾盼几回，这才带着满意的神色，浅浅一笑。魏建纲看得眼乌珠被粘住了不转，却又怕被对方看见了，正想合上眼皮，那女子已发觉他醒了，两颊上顿时涌起红潮，一直浸润到眼梢。就在这个时候，她朝魏建纲竟微微笑起来，水盈盈的眼眶嵌着闪光的眼珠子，一漾一漾，妩媚极了。她一点也不回避魏建纲的注视，竟像自家人一样连忙凑近来，居然伸出那纤白的手去抚魏建纲的额头，一面极柔和地说：“谢天谢地，你醒啦，还发烧吗？”说了，并不盼他回答（他已经吓得把眼睛闭上了），就替他把颈项头的被子盖得更严实些，以至于闹着眼睛的魏建纲分明地觉得那双手在他的双肩肩窝里轻轻地揉捺过，那香味像在饭锅上炖热了扑到他的脸上来。特别惹人。猜想得出那吐气的嘴巴（或者叫腾出热气来的锅）靠得自己很近，慌得他的心怦怦乱跳，再也不敢把眼皮弹开来。
“这个女子是谁呀！”他大惑不解地想。他是读过《聊斋志异》的，莫非那些故事竟有真的！
这女子自然就是赵娟娟了，她原应该摔得半死不活的；偏偏运气好，不曾直接碰着铁骨实硬的水泥地，却落在一个稍有弹性的中间体上。自己不曾受伤，让别人替她痛。她自然很对不起人家。人跌到这种样子，会不会再醒过来？会不会医得好？会不会留后遗症？她从未碰到过也没有一点经验。她慌慌的央邻居打电话叫救护车，自己上楼整了整面容（当然也有些地方跌得很痛的），关了窗，拎了个小手包，锁了门，就上救护车送病人上医院。
到了医院，她不曾说出是自己把人压伤了……原因很多，这也难怪，不过因此她被看成“见困难就帮”的人，也是身不由己的。她去后一直守在他的旁边，听到他痛得呻吟，她难过得掉下眼泪。因为他在为她受罪，她却不能把那痛楚移到自己身上来。之后魏建纲闻到香气醒过来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洗过脸，把泪痕揩掉了，重新涂上香脂，才扩散出那么浓郁的刺激味。
她和医生都是从魏建纲的口袋里找到了工作证才晓得他是什么人的。医院里打了电话给他的单位。单位来人的时候，魏建纲正在昏睡之中。来的五个人中有男的也有女的，赵娟娟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了病人还没有家属。这五个人一同来又一同离开，女的中间也并没有哪一个人表示特别的亲昵。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向赵娟娟用 “你们是亲戚吗”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使赵娟娟不必说一句谎话就点头度过了这一难关。而他们又因为都很忙碌，看到有这样一位年轻、漂亮、温柔的亲戚在旁边照顾病人，那生病也简直变成了一种幸福，毋须他们耽误了革命工作再去关心了。
这个并不特别的细节到后来发生过异乎寻常的作用。二十多天以后，魏建纲伤愈出院，向单位领导上和团支部书记李瑛请示，他要住到亲戚家休养一阵，那儿方便，会照顾得好一些，随便什么时候想到要吃些什么，都容易，不像吃食堂。大家都相信这是实在的，的确是比较合适的。那到医院去探视过的李瑛见过他的亲戚，自然不会异想天开，疑心老实的魏建纲会假造出一个亲戚来。
赵娟娟和魏建纲的关系既然一开始就这样不同寻常，他们亲密起来也是很自然的，发展到感情上白热化的程度也用不到多少时间。魏建纲没有任何经验能够区别出一个青年女子究竟是妇人还是姑娘，也没有研究过这些大城市里女人的外形能叫人错看多少年纪。他知道了原来就是这个美丽的赵娟娟使他吃了这一趟苦头，就觉得她的热情和亲切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他并不回避一般初交时显得过分的接近。他的肩胛，他的额头，他伸在被子外面的手臂，有时候同她的手接触，并不认为女方过于随便。虽然他不会这样做，但别人主动做出来（当然在有意无意之间）则明明吻合他的需要。赵娟娟每天等到他吃过晚饭才离开，明展早餐以后就来了。每天都烧了可口而富有营养的菜肴带来给他吃，脏衣裤一换下来她就给洗干净……偶然来探望魏建纲的同志们都称赞这个好亲戚。而魏建纲已经从赵娟娟那里知道了这 “亲戚”两字的来由，竟也含笑着不加否认。到了第四天的晚上，魏建纲已经吃过晚饭好久，赵娟娟还陪着他没有走。后来她侍弄他躺下去，替他拿开披在肩上的夹衣，又把他按在被子上的手握着要放到他的被窝里去。那手实在是被握得太长久了一点，以至于魏建纲害怕她还会做出什么别的来，眼睛竟直朝另一张病床上看，怕有人注意，原来那床上的病人出去了。赵娟娟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竟心领神会、大方地笑笑说：“不好意思吗？我的身体都压过在你的身体上呢，那是在街边，许多人都看见的。”
这真是一把火，把魏建纲的畏缩、顾虑都烧光了。况且他也毫无疑问是一个极有感情的人，那感情因此就被炼成油，让那把火旺烧不熄。
“真正是天上掉下来给我的。”他从此就这样想。就觉得惬意，就有一种占有的冲动。他已经明白了这女子并不仅仅是为尽义务而来，很够他兴奋的了。所以后来那放在被子外面的手，就随便地让她握，而自己也常常悄悄地回握得紧一些，把热情传递给对方……
总而言之，魏建纲现在的表现同过去也并没有什么两样。照样有情感，照样有爱慕，照样心目中有几个想爱的人，比如李瑛和胡丽玉等等。赵娟娟不过是增加在这个行列里的一个新人。所有这一系列的人物，魏建纲没有勇气在任何一个人面前说出“我爱你”的话，自然更没有胆量把思想转化为行动。光从现象上看，他是可以被当作事业心很强，不肯在爱情方面浪费时间的超人；实际上他非常脆弱，经不起那个行列里任何一个人的任何挑逗，他会身不由己地一头扑进先下手者的怀抱，因为他像进攻一样缺乏拒绝的勇气。
赵娟娟并没有欺骗魏建纲。魏建纲出了医院住到赵娟娟家里去之前，赵娟娟已经把自己平生的重要大事都告诉他了。当然，赵娟娟爱他，一开始就爱得很痴心；所以告诉他的时机和气氛都选择得很适当。但内容却是实在的。因为爱他而不能不说，又要做到说了能够不失去他的爱。赵娟娟的用心也是很苦的。天老爷让她得罪了这个人，她一开始就非常难过。送到医院里的当天，她从单位来人的谈话中，知道了他的情形，她几乎马上就相信这是“天作之合”。她原来的丈夫是个资本家，解放前夕带着大老婆逃到国外去了，把她和她生的一个三岁女孩子抛弃了。解放以后这三四年来，在她周围转来转去的，都是些哀叹命运不济的没落商人，一些没有喝过几瓶墨水却装风流胡调的流氓阿飞。像魏建纲这样的人她是难得碰到的，碰到了也没有任何可能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马路上的人走过去，左邻右舍指点给她看，说是什么、什么人，这些人值得尊敬，值得爱戴。但是她却没有理由去同他在一起站一分钟，说几句话。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可是这个魏建纲却非常具体。肯定老天爷给她的机会只这一次。她居然因为自己给了他痛苦才能够同他呆在一起。那么这呆在一起的时间就只有给他刮蜜来补偿那痛苦才称心了。所以她很快就下了决心，不让机会错过。她知道在这个值得她尊敬和献出一切的人跟前，除了自己生得漂亮之外没有别的长处。没有一样可以同他匹配（连年纪都大了五岁呢）。所以她对他的爱情主动得不考虑自尊心。如果她得到了他，那么，她今后会把所有的能量都奉献给他，融化为他的一个部分。她真是愿意做他的奴隶的；因为她相信这样的人可靠，不会像那个资本家，把她玩弄了一阵就一脚踢开。
毫无疑问，赵娟娟也同所有的人一样，在这一场热恋中完全展示了她在教养方面的长处和缺陷。假使魏建纲只看到她的长处，没有看到缺陷，或者径直就把那缺陷也看成是优点，那和赵娟娟无关，完全是魏建纲自己的问题。是他自己的教养在这一特定事件里的反映而已。
这些都毋庸把它说得过于明白，关键是魏建纲一出医院就直接住到赵娟娟家里休养去了。他冒了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欺骗了组织，欺骗了领导，捏造了亲戚关系。他敢于迈出这一步真也“了不起”，恐怕只有爱情才能赋予这懦弱可怜者如此的胆量。
也许他当时井不认为自己在说谎。他的确是住到亲戚家里去。不信可以调查核实。在出院前一个星期，赵娟娟曾经把七岁的女儿带到病房里来过，那小女孩让她母亲教着称呼魏建纲做干爹的。
要是他们真有足够的勇气，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公开宣布爱情，登记结婚呢？在赵娟娟方面，她是求之不得，还不敢向魏建纲提这件事。她是想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再补结婚。而魏建纲呢，就模模糊糊说不清了，他是有点明白这件事公开了会招惹出些麻烦。但又想婚姻原说该自主的，并没有违反什么原则，未见得就会碰破他的头。他真是爱赵娟娟；爱她的美，爱得很人迷。赵娟娟也知道自己长得美，但是在热恋中她那美的升华所特具的异常焕发的光彩，对于魏建纲有何等巨大的吸引力，则是她自己并不知道的。尽管魏建纲自认这种爱情并不怎么正确，倒也是真诚而热烈的。热烈得甚至认为爱情问题不能从理论上去讨论它的否泰，因为如冰的理论和如火的热情不能相容。
在魏建纲决定去住赵娟娟家之前，他就知道赵娟娟家只有一个房间，只有一张床。所以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早就是没有疑问的。
魏建纲经不住那种诱惑。他同赵娟娟一样要先造成事实，不同处只是一个很明确，一个想含混；一个是怕说明白，一个是想用它来壮胆量。
等到领导上发现这件事，魏建纲的儿子在赵娟娟的肚子里已经这么大了。
其实是早就应该发觉的。出院的时候，医生只给魏建纲开了一个月的休养假，满了以后，魏建纲就来上班。他印堂有亮色，身体很健康，一切正常，原应该搬回到单位的单人宿舍里住。结果问题发生在这个单身汉的行李太简单。而且住院的时候，同事们只送去给他洗脸漱口的用具和替换衣服，住到亲戚家里去也不必回单位打了背包带走，所以不存在搬回不搬回的问题。人回来办公，大家就以为他回来了。谁想到他竟常常不住在宿舍里呢。
换到别人，倒也罢了。偏偏竟是这个魏建纲，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忠厚老实人，在女同志面前一向循规蹈矩，莫说随便调笑，连正经话都讷口。难得节日有个舞会，甚至还是团组织主持的，他都不曾参加过。工余时间，就见他捧一本业务书籍。文艺小说之类的花样镜，从不沾边；否则的话，出了批漏还追得着根。现在呢？现在呢……这情形实在叫人恼火。原当他是个泥塑的，木雕的，自个儿蹲着不会动、任着别人摆布的；怎么眼睛一眨变成了孙悟空，一个筋斗翻出去了十万八千里呢？
“他倒装得像，我们都上了他的当。”大有人如此忿忿然地骂。
原来好像很了解他的人，现在也变得很不了解他了。他们作了种种的思索之后，说：“也不奇怪，莫看他老实，究竟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受的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灵魂沾染了许多肮脏的东西。我们过去看他看得太简单，其实他是很复杂的，还会有更多的东西我们没有发现……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有的同志则极耐味地说道：“以前呢，总觉得这个人清清楚楚，一句话就能把他说明白。现在呢，才晓得根本不是的。莫谈性情脾气了，就是他那副相貌，也模模糊糊，很陌生。再仔细想想，连他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说不出来。”
这些意见是实在的，特别在这几个月里，魏建纲的确给同志们的印象很模糊，但是等到人们觉得模糊的时候，倒是已经清楚了。那件事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可见魏建纲的模糊无非是心怀鬼胎而已。工作单位是同志们温暖如春的大家庭，也是一座圣洁的殿堂。魏建纲毫无疑问把它玷污了，他怎么还配享受春的温暖？环境的面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现在对于魏建纲就变成了庄严的法庭，一副副脸孔，一双双眼睛，或冷漠、或失望、或气恼、或温怒、甚或至于憎恨。而年轻的女同志们，则避免同他见面，避不开就默默地低头而过，有的则端庄得目不斜视，干脆就等于不曾看见他。魏建纲那颗脆弱的心，经不起这样的冷酷，早就发抖了。领导上、组织上并没有妨碍他的自由，在发现了这件事的端倪之后，自然免不了有几次严肃的谈话。内容纯粹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凡犯过错误的人都听到过的，而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又没有。所以不用写出来便人人皆知。关键当然在于改正错误罗！改正错误首先就要看行动。而行动自然极简单，一句话：别再往那儿跑！
跌跤姻缘(中)
已经交代清楚了，魏建纲他还敢吗！
该他上班的时候，他规规矩矩地去，低着头坐在那儿，像已无颜见人。一下班就灰溜溜地把自己关在单人宿舍里写检查。
忙着吧！组织上，行政领导上，都在等着看了他的检查才决定怎样处理他呢。
团支部当然抓得更紧，专门为他开了几次会，有时候党支部也派人参加指导。气氛极其严肃，极其沉重。一到这种场合，不必别人开口，魏建纲已经无地自容。
批评极尖锐，而且政策性很强，有说服力。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青年人可不可以找对象？可以。该不该谈恋爱？该。要不要婚姻自主？要。这些全不成问题。这些成问题岂不滑稽！岂不是封建了！坏是坏在一个革命干部，一个青年团员，找对象什么人不可以找？偏偏竟同一个资本家的小老婆搞到一起去！实在不像话。是可忍，孰不可忍！甚至还有更坏的，那女人连做资本家的小老婆都不够资格，已经是被抛弃了的。革命干部、青年团员魏建纲居然会抬得来当宝贝，真把同志们的心都气伤了。伤心得不愿意同他坐在一条板凳上；因为同他坐一条板凳，就等于同那个资本家都不要的女人坐在一起。有人指责魏建纲中了糖衣炮弹，有人则说他是本性如此。这些意见在会上并未发生争执，但会后却有引申和过分的议论。比如说到糖衣炮弹，有人就认为那女人也不够资格，只能算炮弹壳。给糖衣炮弹打倒了还别说它，魏建纲被个炮弹壳就打倒了，也实在不起眼，鄙薄得很，毕竟是内地小城里出身的人。再比如说到出于他的本性，便有人建议再查一查他的家庭成份，并诧异当时怎么会把这样的人吸收到团里来。
等而下之的议论就更多了，甚至说到“犯错误也要犯得值得……”“竟馋得拣破鞋……”之类不登大雅之堂的话。最后则有一致的公论，断定魏建纲并非没有认识，而是明知故犯。所以一开始就私偷贼摸，遮天瞒地，居心不良，理应罪加一等。
总而言之，魏建纲做到了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诚诚恳恳接受批评，彻彻底底承认错误，规规矩矩低头认罪。他实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在一起革命的同志，如果打他的屁股可以消同志们的气，他马上会主动趴下来凑着。
还能再去看看赵娟娟吗？他敢！
那么，爱情呢？这斩不断、关不住、研不碎、理不清的、说不明白的东西，难道就完结得这样容易，这样简单，这样快？
要真是这样，就不叫爱情了！
那么，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它呀，它就是满满的一桶，它就是重重的一挑，它就是长长的一生。
假使用桶来盛，那么，双方都有一只；假使用秤来称，那么，双方都有一担；假使用时间来计算，那么，双方都有那几十年。
最好是一样的满，最好是一样的重，最好是一样的长。
然而这不可能，天底下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总有满一点。浅一点；总有重一点、轻一点；总有长一点、短一点。如果他往浅里减，你就要往满里添；如果他往轻里卸，你就要往重里加；如果他往短处缩，你就要往长里伸。不要让一滴掉在地上，不要让一片飞到空际，不要让一寸变成乱给、你要把自己当做海，准备他把那桶水全都倒进来；你要把自己当做大地，准备他把重量全部压上来；你要腾出你全部的心房，准备贮藏他源源送来的欢乐或痛苦。
也许这些话都是白说，爱情的精义就妙在说不出。
但是，至少有这么一个赵娟娟，她就像上面说的那样去做了。
魏建纲第一天没有回来，赵娟娟等到烧在锅里的夜餐冷了才吃。但并不担心，因为这种情形常常有，为了掩饰，有时不能不在单位里住一住。不过往常总先要告诉娟娟。这一天却不曾。
魏建纲第二天没有回来，赵娟娟把热了又冷、冷了再热的夜餐烧了三次，等到女儿饿得哭了才吃。但还不是太担心，因为这种情形过去也有过，那是单位里搞什么突击，忙不过来开夜工。
魏建纲第三天没有回来，赵娟娟烧的夜饭，就只有小女儿一个人吃得下了，这种情形还不曾有过。赵娟娟担心了，一夜没睡着觉。
魏建纲住到她家来，左邻右舍都知道。有人问起，她就直截了当说是她的男人。还有人认出就是那天摔伤的，不问就猜到了，以为奇缘，十分称赞。说从前绿珠坠楼是悲剧，现在娟娟堕楼定终身。在这个大城市里，要是在解放前，这种男女关系，邻居是不过问的。近在飓尺而老死不相往来，也是常事。解放以后，彼此才互相关心。大家都知道赵娟娟受过资本家的欺侮。弃妇孤女，又没有职业，纵有点积蓄，也无非是一点首饰，贷换不着几个钱。能靠它过几年？用个一尺来宽、二尺来长的木盘子，在街头摆一个香烟摊，两张嘴巴靠在上面也极难。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买她的香烟是为了同她胡调。她板面孔，有人还讽刺她假正经，笑她是“被老板用旧了丢到街上来的货色”。她不得不保卫自己，日复一比也学会说脏话，敢撕破脸皮以牙还牙。这样的日子当然不好过，更不是长久之计。现在重新爱上一个男人组成家庭，丝毫也不奇怪。况且大家看到魏建纲是个有根基的正派人，所以都称赞赵娟娟选得好。他们夫妻俩也确实恩爱。娟娟自不必说，只要魏建纲愿意，她什么事情都尽心尽力做到他满意。魏建纲则得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欢悦，迷醉在幸福之中。他们爱得很浓，比四十三度的蜂蜜还要浓得多，所以，很快就结晶。赵娟娟的肚子，已大得谁都看得出。那时候《婚姻法》颁布不久，群众还没有“登记”的习惯。已经同居了，就算结婚了，就算造成了既成事实。赵娟娟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书，又不懂什么叫组织生活。自然没有一点组织观念。并不晓得《婚姻法》上写明的“婚姻自主”的条文，还有不曾写出来的内容。总以为是合法合理的了。魏建纲当然意识到并不这样简单，这里边存在着立场、观点问题。恋爱问题，在旧社会里完全是乱搞，新社会则不允许胡来，对于要求进步的人来说，尤其显得庄严而神圣。他们心目中认为必须遵守的原则，无法列举，如数牛毛。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大事，倒有人肯漠然无动于衷，若看到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就很少不过分地关心。而且总肯多往坏处想，绝不错过指责或帮助当事者的机会。很可以誉为“国德”。因为此事不比遗传工程；圣贤和盗寇，巧人和傻瓜，天生都懂一点，有这个本领。“婚姻自主”当然已经成为法律，惟其如此，便只能是最起码的条件，仅仅对全国人民适用；而对于一个革命干部，一个共青团员，自然应该有更高的要求，用更高的标准去衡量，不能降到群众的水平。所似，魏建纲是不容易过关的。君所爱者，人将恶之；你眼里的西施，会在别人眼里变为画皮。君所认为爱者，人们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爱。他们责问：“你们的爱情建筑在什么基础上，同资产阶级的臭婊子（就是这种极有教养的口吻）混在一起，搞什么名堂？”……兴趣极为广泛，纠缠无穷无尽，影响无边无岸，后果也可大可小。所以魏建纲宁愿瞒天过海，私结姻缘。麻烦是省掉不少，可是心里总怀着鬼胎。因为他并不超脱，也是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一株。别人不来帮助他，他会先帮助自己；别人不来打倒他，他会先打倒自己，他实在是非常的能于。所以赵娟娟爱之弥深，也深信魏建纲爱她不疑。
到了第四天下午，赵娟娟再也忍不住了。她晓得魏建纲不曾同单位里讲过，不讲的原因也明白。她原不该到单位里去找他，以免惹出麻烦来。但心爱的人不明不白一去不回来，不去找他还能有情绪做别的吗？摊头上的香烟，昨天就被谁偷走了两包，她都不晓得，大概那小偷已看出了她走神的样子才下手的。所以，她决定把摊头早收两个钟点，到单位去问问他是怎么回事。总不见得又被别的女人从窗台上掉下来压坏了吧。
心中急得无法安宁，她也就顾不了许多。遮瞒也不是长久之计，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孩子都在肚里了，还有什么不能说。合法的事情，怕什么，干脆摊开来就算。她就拿了这个主张。对着衣橱上的大镜子换衣服、梳头、搽面油。涂口红，按照自己的设想尽量打扮得漂亮些，因为这还是第一次到他的单位里去，第一次让她丈夫的同事看见她，她得让别人称赞，可不能坍了丈夫的台。
打扮妥帖，正要出门，听见楼梯上杂杂沓沓响上来，像有几个人的脚步声，女儿在喊：“妈妈，有人来！”
“谁？”
“陌生人。”
房门并没有关上，说话间，陌生人就已经走进来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年轻，女的比男的更年轻。
在赵娟娟家里，以前也有陌生人来过；但来过的陌生人，和这两位比起来，就不算陌生。这两位才真正陌生。他们走近来，俨然像两根柱子般木立，脸铁板着，眼乌珠盯着人不转，也不打任何招呼。就像花三元钱买了一张票看稀奇，进来一看，发现上了当，三角都不值，气得想把那看的吃了才够本。
赵娟娟是见过世面的，并不怕。但也敏感得很，脑壳子里闪电般一亮，马上想到恐怕和丈夫有关系。便问：“两位是哪里来的？找谁？”
那男的嘴巴一张，倒想说话。可是那女的却使了个眼色，回身就走。男的也就闭了嘴，两个人噔噔噔下楼走了。
气得赵娟娟把窗子打开，朝那两个人喊道：“谁得罪你们了，自己摸错了门，客气话都不会讲一声吗？”那两人全不理睬，只顾走了。只见隔壁的老太在向她把手，娟娟就下去。老太便告诉她，刚才两个人是魏建纲的单位里来的。来调查。问别的也罢了，还问有哪些男人和赵娟娟有往来……什么都问了，最后是要亲眼看一看赵娟娟。
赵娟娟气坏了，破口就像骂流氓一样骂了句脏话。抬头喊女儿把房门关了，在家看着，不许出去。又托老太照应照应。自己就奔丈夫的单位。她晓得一定出了事，莫非魏建纲捉去吃官司了？他犯了什么法？定了什么罪？怪不得不能回来呢！她要去问一问清楚。
没有人能猜出赵娟娟重新见到魏建纲是在什么时候。
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是如此复杂，动不动就出大纰漏，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一时一刻都得抓紧，要真真能把他们改造过来，谈何容易。像魏建纲这样的人，历史清白，成份不差，又有专业知识，党和人民是很需要的。他平时工作也还认真胜任，肯听话，是一个培养的对象，可是忽然扑通一声下了河，实在可惜。因此大家下了决心要挽救他。在一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一位原则性很强的领导同志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对这件事发表意见说：“我们平时常常讲：资产阶级用尽种种手段在和我们争夺下一代。究竟怎样争夺法？体会不深刻。这一次，大家都亲眼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的确无孔不人，防不胜防。但是，我们毕竟发觉了，清醒过来了，采取措施了。我们不会让自己的同志落水淹死，被他们拉过去。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用最大的热情和耐心把我们的同志从资产阶级的手里夺回来。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还能建设共产主义吗！”
所有到会的同志听了这番话无不动情，充满了幸福感和自豪感，觉得我们生活在新社会，就像生活在保险箱里一样安全。即使难免失足落水，也是落在一个不沉的河里；跌进去了，总是浮在水面上，决无灭顶之灾，很容易救上岸来的。所以，单位里的同志们，立即就行动起来，无私地伸出自己的手，争着去拖魏建纲。拖着什么就是什么，拖着手的就拖手，拖着脚的就拖脚，拖着头发的就拖头发，拖着耳朵的就拖耳朵，牢牢不放，免得他被资产阶级拉过去。当时那一股势头，称得上一个抢救运动。魏建纲并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多少也接受过几年党的教育，有那么一点觉悟和革命的感情。看到由于自己的错误，使组织上耗费那么大的精力，感激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那时候还没有发明请罪的种种仪式，古代的五体投地又不适用，所以那感激就无法表达出来。只得诚惶诚恐，捺在心里。
的确，为了使魏建纲受到教育，幡然悔改，连领导上事先也没有估计到要花那么大的代价。如果把这些精力和时间用到业务工作上去，全年承担的任务，也许早就能够完成了。这次资产阶级对魏建纲所施的拉力，竟有一种垂死挣扎的拼命精神，又软、又硬、又粘、又韧，无穷无尽的纠缠，反反复复开展拉锯战，一直拖了三四年之久。魏建纲感受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可是也已经足够他心悦诚服了。作为一个青年团员，把自己的思想行为提到两个阶级，两种立场，两条道路，两个前途的高度去认识，还有什么不通的？当然通！没得话好说。不过人有天生的弱点，大概也是应该承认的，否则圣贤也太容易做。男人对于女人的需要，确有无可代替的方面，而魏建纲又已经经验过了，特别又是赵娟娟那样一个女人，尽管说得她一无是处，在魏建纲心目中却比一切女性都更女性化，所以尽管决心要断绝关系，但思想上的斗争，则既激烈又有反复。有时是英雄气长，有时是儿女情重，特别是那肚子里的一块肉，又调动了“不孝有三”这个皇皇古训。固然“大义灭亲”可以流芳百世，可是“弃妻杀子”而遗臭万年的，不乏先例。天平究竟哪一头翘起来？哪“头垂下去？魏建纲好像又觉得糊涂而没有把握了。
说服教育毕竟不及让事实说话起的作用大。漂亮的赵娟娟，做梦也没有想到竟做了魏建纲的反面教员。她一趟趟往单位里跑，要求同丈夫见面，要求让她的丈夫回家。接待她的人，早就料到没有一番折腾，她决不会死心塌地。所以有充分的准备。但是这准备竟不曾有用，不管是多么正确的道理用多么合适的口气说出来，赵娟娟完全不接受。在她听起来就极简单，无非是一句话，要她同魏建纲断。她能听就不来了，她来就是为了不听这种话。双方都有良好的愿望，一方是为了抢救同志，一方是要求夫妻团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谁有理？就要看讲的究竟是什么理？从谁嘴里讲出来？何况小道理还要服从大道理。所以讲个理也十分复杂。赵娟娟注定要输，因为她是为私，那一方面是为公。赵娟娟就认输算了吧！她偏又不认。不管有理无理，天天到单位来胡闹。表现也越来越泼，开始同接待她的人吵架，发展到拍桌子、骂人、说脏话，把所有接待她的人都得罪了。因此引起公愤，弄得有时候许多人不得不丢开急待完成的工作来参加这现实的斗争，这时候赵娟娟寡不敌众，就要无赖，形状是不能算漂亮的。最后则门卫这一关不许她通过去了。起初她也不买帐，动手掀胸脯，但也无非是匹夫之勇，何况又是女流之辈，自然用不到几个回合，就被轰出去了。
总而言之，随着斗争的越来越激烈，赵娟娟的本性就赤裸裸的暴露无遗。这一个过程，从头到尾也延续了四个多月，研究所的同志，大都亲眼目睹，确实受到教育，书呆子习气有所改变，公开的舆论是一致的（不公开的就听不到），没有一句话同情赵娟娟。魏建纲非常自觉，只管埋头本职工作和写思想检查，不敢超越雷池一步去同赵娟娟接触。但如山一般的舆论却压过来，赵娟娟种种丑恶的表现，他总没有失去耳闻的机会，而且听人说得非常详细，比亲眼看到的印象还鲜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耳濡目染，感情自然会有所变迁，否则岂不成顽固派了。所以那思想检查的虚假和敷衍成分逐渐减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灵魂深处的肮脏，也像赵娟娟一样得到了尽情暴露的机会。这期间使他最震动的是两件事，一是有人告诉他，团支部书记李瑛接待赵娟娟的时候，苦口婆心晓以大义，赵娟娟不但半句没有听进去，反而倒栽赃，竟然说是李瑛爱上了她的丈夫，把她的丈夫抢走了，要李瑛还出人来。魏建纲一听就心惊肉跳。立刻想起他和赵娟娟有一次夜半无人私语时，确曾讲到过李瑛。当时他是怎么讲的呢？心里很清楚，原话也不能再说出来了，反正一方面表示并非没有人爱他，一方面又让赵娟娟明白得到他的爱就值得夸耀。而赵娟娟对着李瑛会怎样讲呢，如果把他的原话搬出来，岂不是等于挖了他的舌根吗！为此提心吊胆了好一阵。还有一次是被带到临近大门的一座楼上，被吩咐朝窗口下面看，那里站着七八个本单位的同志围成一圈，圈子里是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坐在地上，一面哭，一面骂人，呼天抢地，口口声声要讨还她的男人。样子无赖极了。领来观看的人对魏建纲说。“你看看，她来讨丈夫，如果你是她的丈夫，你就下去见她，跟她回去。免得她在这儿吵，影响极坏。”魏建纲低下头，不动。于是那个人又接下去说，“这种女人是什么货色，看清楚了吧！真不懂你怎么昏了头，会糊涂到这种地步。你说，究竟算是抢了她的男人呢？还是算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呢？”
魏建纲肃然动容，点点头，声称：“我哪里晓得她的脾气这样坏。”于是那人拍拍他的肩膀，称赞他还不失为一个青年团员。
一阵风浪就这样过去了。魏建纲的身子也像他的灵魂一样，躲躲闪闪羞于见人。单位里的保卫工作很成功，尽管赵娟娟穷凶极恶地表现出种种丑态，也没有能见到魏建纲的面。魏建纲也吓得不敢出门，一则怕出门碰到赵娟娟，二则怕单位里的人怀疑他去找赵娟娟；横竖都不好交代，左右都难以做人。活在世界上可真不容易。有许多时候，干倒是凭着血气之勇干出来了，过后就并不那么心安理得。也不是永远能够找到理由宽慰自己的。试看历史上许多英雄豪杰，逐鹿中原，屠杀无辜，笑唤人肉，渴饮人血。他们的脑袋瓜，自然都是钢铁铸成，不会有一点软弱处。却也往往做“还我头来”的梦。可见也有天良发现的时候。因此就不得安宁了。何况魏建纲这样的书生，除了软的肉之外，剩下来的骨头也并不硬。即使认识了真理，做了理直气壮的事，过后腿肚子也往往发软。真理总依其对立面而存在，魏建纲所坚持的真理的对立面，又是一个漂亮的，温柔的，香软的，崇拜他、爱他的女性，这个女性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他，并且会直到终生。魏建纲难道就真能站稳立场，同她一刀两断吗？那逐浪高的心潮，有时候也会退得很浅，浅得愁船搁着过不去呢。道高还是魔高，起伏不定；后浪推前浪，越推越远，觉得像苦海无边了。因此就有 “回头是岸”的诱惑。稍有空闲，脑袋里就放电影，从跌倒、住院、被香味刺激得醒过来、接触到手心的温暖……住进她的家，困上她的床……该死的老片子，一遍一遍放不完。
“不要垂头丧气，有什么舍不得！”有人这样开导他，“你抛弃的不过是一块绊脚石，这样你才会进步，年纪轻轻的，还怕找不到好对象吗！”
不错不错，魏建纲也未始不这样想。但是那好对象在哪儿？李玫吗，早得罪完了。退一万步说，就算人家从前对他真有点意思，现在也消散了。难道能被赵娟娟道着，真抢了她的男人吗！何况李疾做梦也没有想过呢。还有那个胡丽玉，其实同赵娟娟一比，她就不算漂亮，现在倒神气了，看见他就绕道走，好像怕哈着脏或闻着臭似的。姑娘家似乎都在他面前摆架子。“那个人下作。同坏女人搞腐化。”她们私底下就这么议论着，因此就觉得自己毕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其实感情也很复杂。要说是隔着一条河，总量得出有多宽，要说是隔着一重山，总量得出有多少高。可是隔着的不是河也不是山，而是一个赵娟娟。那就没办法说清楚。
赶走了她的人，赶不走她的影子，尽管把她说得多么坏，她还是搁在大家的心上。
“抛弃的不过是一块绊脚石。”魏建纲有时候回味这一句很有教益的话时，竟会想到那个逃走的资本家。那时候，他大概也认为“抛弃的不过是一块绊脚石”吧！
他真不大敢深思下去。一个搞自然科学的人，对于政治思想天生有幽微难明的恐惧感。
他既害怕坚持下去，又害怕自己动摇。他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几个月过去了，再没有人提到赵娟娟，好像风暴已经过去，一切归于平静。解放以后，赵娟娟虽然被资本家遗弃，但确实也有一种解脱感。从自主的生活中恢复了自尊、生活虽然苦一点，精神倒是向上的。她和那个资本家搞在一起，至少不是出于爱情。所以离开之后也并不眷恋，无非是回过头来做点小生意过日子吧。但今后的终身大事，究竟落到何处，总觉焦虑。想不到意外碰着了魏建纲。她是一心一意爱他的，而且也真感到还是第一次真正爱上一个人，第一次真正被人爱。她想不出有什么不正当，她非常吃惊于那些单位里的人怎么这样聪明，会想出那么多理由来活拆他们夫妻。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同他们斗，她一个女人家凭什么斗得过人家呢。果然她只有失败。可是她死不甘心，她虽然同魏建纲生活在一起不长久，但也晓得他是个怕事的人，断定他躲着不见她决非出于本心，她相信他是爱她的，她只要能见他一面，招一招手，他就会回到她的怀抱里来。吵吵闹闹，没有结果，她苦得心都碎了。左邻右舍了解她的底细，都很同情她。便有人帮她把经过情形写出来，印了几十份，有的贴在街边墙上，有的寄到报馆和法院里去，呼吁主持正义。她怎么懂得，这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是煽动群众闹事。幸亏群众觉悟高，不曾闹。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收到材料的单位，当然也为此花了些工夫的，看法也不见得一致。大概也正因为不一致，也就只能研究研究再说。那么赵娟娟还能怎样呢？她不能够再一天一天地到那个单位吵下去，她和她的女儿要生活，那个虽然赚钱很少的香烟摊子不能不照料。她没有条件无限制地白白浪费时间，白天没有空，于是每天吃过晚饭，她就和她的女儿一同跑到那个单位的附近，悄悄地站在一旁，不让单位里的人发觉，期望这时候魏建纲能够走出来。那么她就可以见到他了。她相信这种机会一定是有的，魏建纲总有一天会在这个时候走出来，总有一天会碰到。这种信念比之那一次坠楼巧遇，就显得很现实而有把握。所以她就一晚一晚的按时到那儿去等他，等到很晚很晚，孩子吵着要睡了，才眷恋地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回去。
如此一直等到快要临产，也不曾见到魏建纲的影子，但是她并不曾灰心。她是打定主意要等下去的，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她务必要等到他，哪管要等到死。
孩子生下来了，是一个男孩子，很可爱很可爱的。赵娟娟看着孩子，就越发想念孩子的父亲。她想魏建纲应该知道孩子已经出世，他一定也是非常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的，也许他会悄悄地偷跑出来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吧？可是三朝[注]没见来，五朝没见来，满了月还是没见来。难道单位里的人竟把他看守得这样紧吗？还是病了呢？赵娟娟真想再吵上门去，然而她知道那是没有结果的。她还是只有到那儿去候他。满月以后，她就抱着孩子每天晚上仍旧站到那儿去。她还没有给孩子起名字，名字要留给孩子的爸爸起。爸爸是个有学问的大学毕业生，会给孩子起一个很好的名字的。
就这样，又是一个晚上，又是一个晚上……
跌跤姻缘(下)
有一个这样的夜里，她抱着孩子在那儿徘徊，眼看今天又不能等到他了，已经过了九点半，只得踽踽地往回走。迎面有两个男人跑过来，她也不曾注意。一直到靠近身边，她打算让路，才抬起头来，看到走在前面的，竟是千等万等的魏建纲，她的丈夫，她痴心地朝思暮想的亲人。真是出乎意外。乍一见面，地球便不转，什么都呆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赵娟娟的眼泪，无声无息地大滴大滴往下淌，流了许多，才低下头去，迸发出一声回肠荡气的呜咽，真能把人的魂魄都撕碎了。连孩子也似乎感染了母亲的痛苦，哇啦一声哭起来。
魏建纲不曾想到会在这儿碰到她，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情绪冲动，把原则、立场、前途、思想改造的计划和向组织上递的保证全部丢光，赤条条现出一个人的形状来，扑上去一把抱住了赵娟娟，眼泪也籁籁地流。
这一段夫妻久别重逢戏，原应该大锣大鼓唱上一阵子，谁知仅仅过了分把钟，魏建纲就猛然清醒过来。身旁还有人在注意他呢（这是单位里和他一同出差回来的同事老周），老周的眼睛拍下了这个镜头，如果回去放出来给单位里的人欣赏，那魏建纲岂非屡教不改吗！
他松开手，回头去看老周。老周的头正向他凑过来。低声对他说：“我先走，不坏你的事。”说罢，不等回答，便飘然而去。
那语气是很恳切的，魏建纲非常感动。
魏建纲的那位同事老周言而有信，没有打小报告，也没有对任何人泄露出半句话，实在难得。须知我们的同胞，在这方面的好奇心，是没有什么可以比拟的。夏夜乘凉，如果一个人讲机器人的奇特作用，一个人讲某某和某某怎样私订终身后花园。那么，前者的听众往往很少，后者的听众往往很多。而前者那很少的听众中间，一定还有一部分人是在等着想听机器人怎样搞男女关系，否则早就走了。要抬高自己又无所抬，则贬低别人也可以间接达到目的，而这类事的神秘性又极易用一星点儿暗示得到随便的扩展。猪狗如听得懂，也会想到它自己是怎么干的。因而就觉得人也无异于它们。而它们能讲的话，也会如此类人讲人类。
这类事也实在复杂，比如魏建纲的那位同事，可以把自己看到的那件事保密，固然难得。但另一方面，却是壮了魏建纲的胆量，错误地以为有群众的同情，更容易走到老路上去。会越滑越远，越陷越深，以至于出大纰漏，丧失光明的前途。那么，罪魁祸首就是那位同事了，因为他没有把住第一关。
魏建纲也确实如此，主客观双方花了那么巨大的力量筑起来的马其诺防线，被突然从天而降的伞兵一下子粉碎了。这以后，从他的单位到赵娟娟家那一段路，便又因为魏建纲时常偷偷地往近玷污了。吸引他的不仅仅是男女之爱，还有那骨肉之情。他这时候已过了二十五岁，小家庭的生活对这样年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有很大的魅力。魏建纲的头又逐步逐步被搞昏，使他有时候疏忽大意而忘记保密，或明知可能被人注意却抱着侥幸心仍旧跑去。所以，隔了几个月，就又败露了。这就不同于第一次，是一犯再犯，而且是对同一个人（好像换一个倒可以减轻罪名似的）用同一方式犯同一性质的错误，已经完全不是什么认识问题了。虽然没有法律依据，可以罪加一等；但造成的影响，恶劣透顶，简直不齿于人类。羞恶之心特别了不起的人，觉得自己的脸皮都被他剥光了。负责团结、教育、改造魏建纲的同志，虽然不是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但也不是等闲之辈。原则性之强，品格之纯正，工作之主动积极，成绩之卓越，是一向称著的。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黄卓正。如果要谈到他在男女关系上的态度，则早已超凡脱俗了，甚至，单位里有位六十七岁的学者因他而想到了一本叫做（七真人）的书，那书里有一位李真人，是在妓院里修成正果的。所以不但视秀色如骷髅，而且经验之丰富，甚至远隔千里，也足以洞察秋毫之末。所以尘心未脱的芸芸众生，一想到有他在身边，就自惭形秽，恨不能把自己那污染的心，挖出来洗一洗，洗而不净、再在酒精里泡一泡。魏建纲事件发觉以后，黄卓正曾经禁止年轻的男同志宿舍里张挂美女像，以免受到诱惑。但是单位里活生生的女青年工作人员是否对男人也有魅力，应在清除之列？并未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出于疏忽，还忘记了禁止青年女同志宿舍里张挂美男像，可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以后应吸取教训，千万不要再忘记，免得自陷于重男轻女的污染之中。魏建纲重蹈覆辙，竟未及早发现，防患于未然，固属千虑之一失，但也有其客观原因。总是魏建纲装得太老实，总觉得已经完全把他提在手里了，该是要他怎么就怎么的。没有想到可塑性越强的东西往往越烂、越软、越滑，如水一般，便以容器的形状为形状了，到了这个地步，手已捏不住，而魏建纲可塑性达到的程度，也能从手指缝里漏出来了。竟……唉……这也难怪，比如打仗，就是常胜将军，也不能一战而定天下，否则将何以显其胜之常？
吃一堑，长一智，现在对魏建纲的性质就比以前弄得更清楚了。他其实是应该密封在瓮头里的（那时还没有塑料袋，如有，则装人塑料袋比较轻便）。但那样就不能派用场。连瓮头都糟蹋了。倒不如像榨酒一样，把他装在丝布袋里架到榨床上去榨，把水榨干了，剩下渣滓，看他还滑到哪里去！
于是魏建纲就上了榨床。这种工具能创造出来，也充分表现出我们祖先的智慧，特别是用那丝质的布袋装料，使发腻的酒糟能滑爽地被挤出液汁来，真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位黄卓正同志，能想到把它用之于魏建纲，也可算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聪明到了绝顶。
当然，魏建纲也知道自己是一堆烂污泥，捞不起来了。他原也想不到自己生而为人，竟潜伏着一条这么长这么臭的劣根，一旦发觉，触目惊心，内部的水分，已经从十万八千根毛孔里自动流出来。他想起从前也确曾下决心改正错误，如今却又犯了，足见那决心是很成问题的。内在的动力不足以排污，则外部能增强些压力，除了衷心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就是吃点苦头，也是天降大任于他的先兆。希望有锦绣的前途，也足以自慰于今天。更何况自慰的理由，还有很多很多……困在榨床上的魏建纲，是不愁过不去的。在单位内，最着急的倒不是他，而是上次和他一同出差回来，在街上目睹他们夫妻相会的那位同事老周。老周知道魏建纲的德性，怕他顶不住，会把别人替他隐瞒的事情都交代出来。这老周也真叫尴尬，原本是他可以揭发别人的，不揭发。现在倒又怕别人反戈一击。老周若是聪明灵活些，原也不必担心，抢先揭发还是来得及的。但是他太古板，又不肯那样做，就只得去央求魏建纲，莫牵连到他。这倒像牛牵着人的鼻子走，完全颠倒过来了。一直到魏建纲的检查书写了几十万字，领导上宣布告一段落之后，老周才算放了一条心。因此觉得魏建纲也还够朋友。
最苦恼也最会替魏建纲帮倒忙的，自然仍旧是赵娟娟。不过闹天宫的孙行者，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赵娟娟一个妇道人家，又有一段臭得不可闻的历史，讲道法也罢，讲魔法也罢，都是没有什么根基的。她的浑身本领，早在第一次交锋时就全部施展出来了。分明是水平不高，招数有限的。单调而重复的表现，已经出现过多次了。例如一到晚上，躲在单位外面的街角上等候，长长几个月，天天老一套，并没有玩出什么新鲜来。现在是第二次交锋，她又多了一个男孩子，更束缚了手脚，连从前那几招，也几乎拿不出来了，就像名角儿老来演戏，多演一场，多一次叫人失望。写在小说里，也没有人要看。不过，一个人经过种种磨练之后，如果不把心磨灰，就会把心磨坚。磨坚了之后，就更加不怕磨。就更有耐心磨下去。它会使一些人越来越讨厌。也会使另一些人变讨厌为同情。久而久之，又会使同情者越来越动情，甚至于尊敬。不管如李真人的黄卓正有多大的能耐，这样的变化却悄悄地发生了。
经过了一阵剧烈的争吵，赵娟娟比较快的就平静下来。因为她经验过，这是没有用处的。最有效的办法，仍旧只有一个，就是等待。她已经等待过了，等待了那么久，终于把他等到了。等到了还不算，而且证明了他是爱她的，不曾要她说什么话，他就跟着她回家了。而且很恩爱。所以，赵娟娟这一次就更有信心等待他。他虽然老实、软弱、胆小，但他的爱是真的，赵娟娟迟早总能等到他。
于是等待就重新开始，不过不是老一套。如果是老一套，也不必再写，倒是有了新发展。赵娟娟的家，离开魏建纲的单位并不远，就在同一条街上。一在东头，一在西头而已。所以当初魏建纲吃过饭一面散步、一面去买肥皂，就会走过那儿。倘若离得很远，倒不会发生那回事了。赵娟娟摆小摊，领有区商业局的摊贩证。证上注明设摊的地段，就在这一条街上。东头也可以摆，西头也可以摆。赵娟娟因此触动灵机，聪明起来，干脆就把小小的摊头，摆到了他那单位的门口，既做生意，又等丈夫，一当两便。用心就更加专注了。谁知摆了两天，就被黄卓正发现。按理说大门外面，街道之上，不属他们单位管辖范围。但既然是单位，也总有若干机密；这个女人，表面上在这设摊，骨子里谁能担保她不是敌人的耳目？所以赶走她自有充足的理由。赵娟娟没法，只得逐步撤退，从马路这面退到马路对面围墙下，沿着围墙再往偏旁移去，一直退到离开单位的大门一百来米远，围墙已到尽头，一再移过去一尺，就有住家。那黄卓正竟还要撵她，这就惹怒了近旁的居民，一齐起来帮赵娟娟说话。因为这已经不是赵娟娟一个人的问题了。如果赵娟娟在这儿摆摊被认为有碍保密，那么，同赵娟娟一样的那些居民就人人自危，害怕有朝一日也会被赶走了。他们也是迫不得已，并非是故意捣蛋。赵娟娟因此总算在那儿站住了脚跟。
对于赵娟娟来说，这一件件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值得宽慰和高兴的。说不定过了几天，又会有新的磨难降临到她的头上。黄卓正吃的是公家饭，有的是时间，而且把时间用来对付她就是革命，就是为人民服务（这都是黄卓正同志自己这样说的），就是履行天职。所以赵娟娟无论如何也是搞不过他的。她现在有三张嘴巴要吃饭，全靠她喂，光这一点就足够她鞠躬尽瘁了。当然，魏建纲是有薪水的，以前也给过她；但是现在她不在乎，她想不到那儿去，她只想着要他的人，要同他生活在一起，别的就什么都丢得开。一天见不到他的面，她就一天挨在苦海里。她完完全全是一个弱者，是受了欺凌、反抗无用的弱者。这样的日子也许她得一直过下去，只有强者肯开恩，才会改变她的命运。所以，如果有人告诉她情况已经起了变化，弱者同强者的位置正在交换，她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说来也巧，赵娟娟的香烟摊，被黄卓正撵来撵去，最后站住脚跟的地方，却在黄卓正上下班经过的路上。所以每天都要和赵娟娟照四次面，上午上班一次，中午回去吃饭一次，下午上班一次，再下班一次。别人走过，赵娟娟会有忽略的时候，惟独黄卓正走过，赵娟娟闭着眼睛也感觉得到。有时正有人来买香烟，赵娟娟低着头数钱找给买主，可算是用心专注，不能旁属的了。可也会忽然眼皮一抖，果然就猜准是他走过去。真是通神般灵验。赵娟娟别的也奈何不得他，不过横竖是翻了脸，还动过手，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脏话舍不得骂出来。看他迎面走过来就开始骂，一直骂到看不见背脊才歇。起初呢，黄卓正也停下来放开喉咙较量较量。街面上来往的人多，一较量，就围上一批人看热闹，就有好事者说冷话，风言风语，黄卓正一开口，就似乎身份顿失，可见“较量”不是适当的措施。之后便退而求其次，凡听到骂，便冷笑。那样子，似乎他在认真从谩骂里抓辫子，想逼人气馁。赵娟娟偏不馁，男人都被他抓了，还怕抓辫子吗？骂得愈凶。于是他便不冷笑了，任赵娟娟骂，他平板着脸，目不斜视走过去，只当听不见，让旁人不知道是骂的他。再后来，他嫌跑回家吃饭麻烦，在所里食堂吃了。赵娼娟就每天少了两次骂他的机会，真不过瘾。
原来圣人也有怕惧呢。
赵娟娟选择这块地方来摆香烟摊，从生意角度上说是并不合算的。她原来的家门口比这儿热闹，这儿一带多有长围墙，里面是大单位，例如魏建纲工作的单位便是。常常有几百号人，内部就有小卖部。所以，赵娟娟想赚他们的钞票。是要等小卖部赚余下来（比如小卖部每天只开门三小时，其余时间关闭）才轮到她。赵娟娟决心把摊子摆到这里来，原也准备在经济上受一点损失的。起初的确很萧条，过一阵逐步有了起色，慢慢好起来了。这好起来的因素，似乎大有那位黄同志的功劳在里面。由于他的不耻下斗，抬高了赵娟娟的身价。这小小的香烟摊便渐渐地大大的有名了，生意越做越兴旺发达起来。赵娟娟自己倒也并不曾去想是什么原因，后来因为有些人买的次数多了，才注意到这些顾客的态度是很友好的。很有礼貌，很有教养，不但不同她说笑话，而且即使他们吃惯了某一种香烟，赵娟娟摊上一时没有，分明只要再跑不多一些路就能买到，他们也不去，却在赵娟娟摊上买另外一种牌子的。这就使赵娟娟觉得不同于一般了。别看赵娟娟同黄卓正斗争时像个随便骂街的泼妇，但对一般的人，不但有礼貌，而且总保持一定的距离，眼睛都不多看人家一眼的。到了这时候，她心里暖起来，不免要多注视人家一眼了，这才发现他们中间，有不少是买了香烟走进魏建纲那个单位的大门去的。这使赵娟娟大受感动，明白了那儿有许多好人，像黄卓正那样把她当妖魔欺侮的，细细想来，也只有几个。至于舞指挥棒的，则似乎就只有黄同志一人了。以前赵娟娟写那单位的大门是“黑漆大门”，显然是骂错了，冤枉了许多好人。赵娟娟这种内愧的心理，更使她倍动情感。有一次孩子睡熟在她的怀里了，一个中年的老顾客买了香烟，站在那几点着一支抽着，细细的看了那孩子一刻，轻轻地说了一句：“很像很像。”这句话立刻扣响了赵娟娟的心弦，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忧怨而焦灼的询问：“他人呢？”
从那次以后，单位里好些老顾客就开始做她的情报员和参谋。她陆陆续续知道了魏建纲的许多情况，她知道他在写那写不完的检查，她知道他在认那认不完的错误，她想象出他的愁容，想象出他的萎靡，想象出他的畏缩，想象出他的消瘦。她可怜他，又恨他没有气性。她知道他在这种苦恼的情形下是非常需要她的爱抚的；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情报传进去了）她就在附近却不敢闯出来见一面。男子汉，大丈夫，胆小如鼠！其实杀头也无非碗大个疤，有什么可怕的呢！究竟犯什么法了？就是犯了法，判了刑，坐了监，也允许家属亲戚朋友探望。绑到法场去杀头，也还允许祭一祭。为什么他们夫妻要活拆，面也见不得？真不争气，真窝囊，这种男人不配做丈夫！
有时候，里面传出消息，说因为魏建纲检讨比较深刻，领导上已经说了几句鼓励他“振作起来，好好工作，做出成绩”的话，赵娟娟便又心软起来，原谅他那种忍气吞声的怯懦性格；因为这毕竟赢得了上帝的慈悲，改善了他的境遇。那么，做妻子的还有什么可以埋怨的呢。他愿意怎样就怎样罢，只要他能够安稳、真能够做出点事业来，妻子受点孤独也愿意，也心甘，也能够谅解，而为他牺牲一切。
再后来，魏建纲的经过考验的同事老周给赵娟娟带来了钱，带来了魏建纲的信。证明形势果然松下来了。而魏建纲则仍旧不能来见她，因为这次所以得到原谅，就在于立了军令状，保证不再犯。再犯的话，可真是不用刀枪，会把他活活磨死的。老周也劝赵娟娟不要急，不要愁，说魏建纲确实有难处，并不是变心。总是为了求得有个前程，不能不忍着点。别以为真的立了军令状就永远得听他们的。关公放走了曹操，诸葛亮还是不曾杀得了他呢。等着吧！
再后来呢。果然等到了。泛滥的洪水是堵不住的，只要一有可能，它就冲垮一切。
世界上最无聊、最可惜的事，莫过于损坏和阻挠真挚的爱情。而且作这样的事，没有一个不失败。千万不要以为也有成功的，须知那暂时的成功，要付出遗臭万年的代价。不是有历史作证吗！谁愿意再试试都可以，这种人历来都不缺，不是也有历史作证吗！
正正当当的事情，偷偷摸摸地干着；本来不用遮掩，偏偏害怕泄露；魏建纲和赵娟娟，就这样无可奈何地过下去。虽然同情他们的群众越来越多，但是魏建纲还是不愿公开和黄卓正较量。他之所以能够容忍，除了性格的原因之外，也是为前途着想。固然大家都明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那位黄同志教育魏建纲的时候，口口声声说魏建纲吃了共产党的饭却去和资本家的小老婆搞腐化，魏建纲却不能不悟为真理。因为既然一个人离开了党就没有出路，可见得肚皮也是靠党来喂饱的了。所以你只要听话或装作听话，坐着吃就是。这日脚多惬意，叫做生活有保障。魏建纲当然是不肯轻易失去这种条件的。如果他敢触犯那位黄卓正，就可能丧失自己的 “优越性”，所以三十六着，忍为上着。
然而要遮瞒也难。我们的祖先，早就具有“只怕不做，不怕不破”的本领。这基因遗传下来，后代自然就绝顶聪明了，天文、地理、人和，早已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总说“在被头窝里做的事，也瞒不过别人”。而魏建纲和赵娟娟的事，恰巧是在被头窝里做出来，当然就轻而易举赤棵棵马上暴露了。这很丑恶，自不必说，但反复的次数多了，神秘性和稀奇感却在逊色，有议论也不怎么热烈了。单位里边原来纯洁的姑娘如李瑛和胡丽玉，现在都结了婚，生了孩子。自己经验得多了，竟也淡然不以他们的事动心了。至于黄卓正，虽然并不放弃自己的职责，但更多的已是灰心失望，认为魏建纲自甘堕落。
“有什么办法，教育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黄卓正这样为自己辩。
“光靠教育也不行，教育并不是万能的。”有时候，黄卓正又这样为自己争，磨刀霍霍。
不久便碰到五七年整党，运动伊始，黄卓正毕竟是黄卓正，别人还没有觉悟，他就觉悟到自己对魏建纲过去是处理不当了。看到有些地方已经鸣放，生怕魏建纲不会放过他，不如主动转个弯，别弄得难堪。于是便在接近魏建纲的一些群众中间，隐隐约约放出了话风，表示出一种歉意。然后又选中了老周（这一选就看出黄卓正之明察秋毫了），重点地个别交换意见，意在请老周把信息正式传递过去。做了这些以后，发现魏建纲的态度大出意外，不但没有向他提意见，反而仍旧口口声声承认自己的错误。黄卓正倒有点摸不着底了。他研究来研究去，觉得按魏建纲的性格，确有可能既往不咎，会习惯地就那么过下去。但又怕到了火候上，突然来一下子，那就吃不消。比如门外边那个摆香烟摊的女人，就不是省油的灯芯。还是动作大一点，姿态高一点，画个圈安稳。所以，他决定亲自出马，找魏建纲诚恳地谈一谈，打消他的顾虑，让他把意见提出来，自己适当做几句口头检查。有误会就解释清楚，有过头的地方也可以说一说当时不得不过头的客观原因……反正两个人谈心，人面对着肉面，总得留几分情，是容易和解的。况且从主观上来说，他也是为魏建纲好，并不是一脚踢开他，踢开他还劳这么大神干吗！
这位黄同志正打着腹稿，谋划找魏建纲谈些什么话。没想到他还不曾想妥，就有几位老工人出来说话了。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他们的权威性无可争议，现在他们开口了，再好没有，省得黄同志再说。到了这时候，魏建纲还算什么东西呢？清清楚楚，不就是一再甘心做资产阶级俘虏的胚子吗！幸亏是早就把他看穿了，花那么大力量挽救他。他还能怎么样？他是应该肝脑涂地、报答救命之恩的！还好，让他翘尾巴的时候他不曾翘，这就是平时教育抓得紧的效果了。妈的，说到底还是好了他！
真的，算魏建纲运气好，竟沉得住气，肯死心塌地把亏吃下去。除了承认错误，任什么意见也没有。饶了他吧，况且并不是缺，已经超额了。缺呢，补他顶省劲。超了就让他沾点光。横竖尾巴那么粗，鸣放固然不曾鸣放，但那一阵他也趁着乱，同赵娟娟明目张胆往来。这是用行动来反党，要算帐随时可以算。下一次还有百分比要完成呢，仓库里不能一次都出空了。
这个预见英明极了，不过那一批走了几个月，就又接着了任务。这一次，魏建纲就被用上了。
有一天下午，黄卓正同志踱着方步，含着笑意，悠悠然走到赵娟娟的摊头跟前，买了一包香烟。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行为，赵娟娟心里马上想到要出事了。这些时候，她一直提心吊胆，怕魏建纲逃不过去。她的老顾客里边，有好些个买过最后一包烟……
甚至连老周也不曾同她说明白，就再也不见了。原来这看不见动刀动枪的太平世界里，是有另外的险情伏着。赵娟娟怕了，早就不敢对黄卓正同志放肆，可现在他竟来买香烟……
黄卓正不急，买了烟，拆开，抽出一支点着，吸了一口，把烟轻轻地慢慢地吐出来。然后再吸一口，再吐出来。两只眼睛瞧瞧赵娟娟，嘿嘿笑着说：“好了，你算吵到头了，以后不必再吵了。”
这两个人，虽然不曾有过一次友好往来，但交道已打了好几年，彼此没有一天不关心对方是否还存在，因为这关系已经非同一般。他们自然也晓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所以也尽心着意研究对方的一举一动，便于有一个相应的措施，警惕心向来是很高的。现在赵娟娟一听这话，就晓得魏建纲出事了。她像怕黄卓正逃走似的一把拉住他说：“你说清楚，他怎么了？”
黄卓正大度地说：“没有什么，不戴帽子。我们是按政策办事的，不搞打击报复。”
赵娟娟抢着说：“打击报复也没有关系的，不必洗身清。我只要晓得他怎么了？”
黄卓正把一口烟朝天慢慢吐出去，脸色变得很正经地说：“没有办法呀，按他的情况，不能留在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里面。”
赵娟娟这就吃亏了，她不懂什么叫上层建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逼着他继续说下去。黄卓正倒并不故弄玄虚，因为反正大局已定，便直截了当说：“已经批下来了，同意让他回家。”
赵娟娟一想，大概就是“歇生意[注]”的意思了。赵娟娟明白这打击不小，从前老板“歇”掉职工的“生意”，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现在全国就只一个 “老板”（这该死的赵娟娟竟这么说），“歇”了就找不着另外的“生意”了。但想着天无绝人之路，年纪轻轻的，好手好脚，不信就会饿死。况且自己还有这个摊子呢，夫妻俩在一起干，除了香烟再批点糖果卖，也活得下去。反倒自由自在，省得受他的气。想罢，就觉得不值得愁，更不值得在他面前显出愁来。她把手一拍说： “回家好，我巴都巴不到，真谢天谢地。”
黄卓正陌生地望着赵娟娟，觉得这女人毕竟简单，便冲冷水说：“不要高兴，他没有工资了！”
赵娟娟这才开心地大笑了。
黄卓正明白自己说了蠢话，恼羞成怒说：“不要笑，你当他回哪儿的家？回老家！”
赵娟娟一怔，认为这分明是故意刁难她，魏建纲老家里根本没有人了，她是他的妻子，名正言顺应该回到她那儿去。否则命也拼得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横竖饭碗已经砸碎，还受什么气！
于是赵娟娟破口大骂。把黄同志骂逃了。
过了不多一刻，单位有老顾客来买烟，赵娟娟就把这消息告诉他，请他马上告诉魏建纲，叫他别忍了，骨头硬点，一定不能回老家去，夫妻俩死也死在一块。
魏建纲到了这一步，果然也硬起来了。
后来居然如愿以偿，魏建纲同赵娟娟合用一个户口簿了。但这并不是他们拼来的，黄卓正同志绝不会因他们争吵就手软。问题是魏建纲的老家没有人接受他，当地的老百姓谁也不承认和这个人有什么关系。而上面对这类人的规定，也明明只说 “处理回家”。按情况是应该和赵娟娟在一起的。
这件事不管怎么处理，也并没有什么议论。这样的事要有议论，那议论的事岂不太多了！
不过，凡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包括黄卓正在内），有时内心也不免有各种疑问。究竟是谁胜利了？究竟是谁失败了？也许是这一方胜了，那一方败了。也许是那一方胜了，这一方败了。也许双方都胜了，也许双方都败了。也许连双方都没有…… 那就玄了。
后来呢？后来一直没有发生过震撼人心的大事。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这一家子都普普通通，不声不响地度过去了，写出来也不惹人看。当然，夫妻常在一起，恩爱得过头的时候也有，埋怨得吵架的时候也有，都不及从前同黄卓正交锋时热闹。魏建纲读的专业，在小摊上当然没有用处，但是香烟很紧张的时候，他也做了卷烟机卷烟。后来摊子扩大，兼售水果，他还改进过买来榨甘蔗的榨汁机。所以，严格地说，这也还和他的专业有点关系呢。
因为他的遭遇，好像和各项运动没有什么关系。过去反正叫他走，他就走了。不但走，赵娟娟还抢他呢。二十三年以后，又有人想到了他，要替他平反。但平反什么呢？没得内容。若说他同赵娟娟搞了腐化，谁说这话，谁的儿女就会怀疑谁神经错乱了。即使是那位黄卓正同志，也没法说，要说也说不清了。何况，要他说清楚的已经不是这个问题，还有他自己的问题在麻烦他说清楚呢。
所以就别计较了，本来魏建纲做梦也没想到要计较什么。他被请回原单位，搞他原来的专业。
现在可到了他发挥专长、大显身手、拿出成绩来的时候了！
结果并没有。旧的忘记了，新的学不会。虽然发愤，精力不够了。尽管很多人同情他，却也不免失望。他不像有些小说里写的科学家，离开专业工作几十年，一旦归来，就又是权威，又是尖子，又成了台柱子，甚至全靠他才攻下了某某尖端— —这样的人才叫棒，经得起折磨。再搞他几下都没关系。若都像魏建纲，以后就没得搞头了。没得搞的了。
其实呢，魏建纲也不是完全没有用。他努力过的，是实情。效果不大，也是实情。因此也苦恼，找刺激，常喝点酒。喝着喝着便总结自己的生平，说出这篇小说开头那个警句来。还真不赖！
高晓声精选集觅(1)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一块得天独厚的地方，号称长江三角洲。它不但肥沃、瑰丽、繁富，而且结构特别紧凑、坚固。前些年闹地震，闹得“全国一片红”般厉害；这儿也只是闹闹而已，并没有震起来，足见这块地皮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莫说地震了，这地方只要下一场透雨，就了不得。那泥会烂得像糯米团子一样粘，能把人们的脚底板胶住了。前进一步很费力气，还要当心滑跤。
同聚合得如此紧密的粘土细粒一样，这里人口的密度，也算举世无双，把金奖包下了。下面讲到的范家村，就坐落在这块土地上。
这范家村约莫有三百来户人家，难得有不姓范的。所以进得村来，不能叫“老范”或“小范”，一叫就会有许多人以为叫着了自己，弄得一呼百应。必得叫名字。有时叫名字都不行，比如有人找范荣生，村上人就会问：是东村的范荣生还是西村的范荣生？老范荣生还是小范荣生？又比如说找范国梁，村上人又会问：是找社员范国梁还是会计范国梁？是找楼屋里的范国梁还是矮屋里的范国梁？……问讯的往往被问得目瞪口呆。好像进了花果山，碰着了孙行者，他又拔了撮毛下来，变了许多个同他一样的。更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猴子精通分身法。范家村上摆了这么个迷魂阵，陌生人测不出有多高多深多博大。
但是，如果提起范浩林和范浩泉，谁也不会弄错，因为这名字各为一人所独占，向非两人所共有。
这范浩林和范浩泉，是嫡亲兄弟，是同一个爹娘生下来的，决非冒牌货。连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都不是，硬是亲到最亲的程度。他们尽管相差九岁年纪，长相却很像。都是冬瓜头、长脸盘、高短适中，五官端正，普普通通，既无异相，也不丑陋。
尽管是嫡亲兄弟，他们的脾气，却并不同长相那么类似。这也并不奇怪，天下多有这样的同胞。别看出生于同一个家庭，具备同样的养育条件。其实再相同的条件都存在着差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自有形成不同性格的原因。
浩林生下来的时候，他父亲范焕荣还刚和伯伯范焕良分家。他的爷爷和奶奶都还健在。爷爷范全根是个创家立业人，在小辈中有很高的威信。他拿自己年轻时代的作为，和两个正当盛年的儿子比较，就觉得他们不肖。有点看不起他们，不放心他们。细想起来，也是自己忙于创业，不曾有心力用在他们身上。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从前不管错了，所以后来就偏于严厉。虽然给他们娶了亲，成了家，倒把他们当小孩子一样管教。两个媳妇，见了公爹也怕。所谓分家，小辈是不敢提出来的。全是范全根的主意。他想趁自己还能够把小辈管住的时候，让他们练出当家作主的本领。即使不能够大展鸿图，总也要守得住阵脚。莫让自己毕生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家业，眼睛一闭，就被弄得倾家荡产。所以，这分家带有试验的性质。他把土地、房屋、农具、家具以及粮食柴草等什物，三份均摊，自己拿一份，两个儿子各一份。至于积蓄的钱财，却一个也没有拿出来。倒是他那一份土地，又一分为二，叫儿子各拿一半去种，他老两口就由儿子轮流供养。小辈供养长辈，当然不能有意见。但是长辈手里白花花的银元不分给他们，就觉得长辈太霸道了。儿子是见过那些银元的，虽然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但总猜有几瓮。因为小时候就听伯叔们常埋怨范全根积了许多私房钱。现在不分就不见底，越不见底就越往多里猜，拿不到手虽然不敢吭声，但儿子毕竟是儿子，晓得父亲决不能够把银钱带到棺材里去，现在不肯给，总有一天给，将来定然会到手，耐心等着就是了。
这么一来，儿子心是很宽，知道将来有福可享，现在又何必吃苦操心！所以虽然做了一家之主，却松松垮垮，并不求上进，勉强撑持一个门面，用亏了就私下借债，等父亲死后还就是了。
能干的范全根过于自信，他不能够发现自己的做法不得儿心，只看到小辈已分明摆出了一副“吃长辈”的架势，反而更加灰心；因此便寄希望于更下的一代。大媳妇陈惠莲，是个极贤良的人，连范全根都公开说她嫁给焕良嫁亏了。可惜一连两胎都是女娃，将来都是别家的人，不能做范家的千里驹。弄得陈惠莲像做了错事一样，十分内愧。范全根心里虽然失望，却不怪她，他知道自己的积蓄，迟早总要传给后代，大儿子的一份，他放心交在陈惠莲的手里。
接在陈惠莲生了两个女娃之后不久，进门不到两年的范焕荣的妻子李玉媛一炮打响，头胎就生了个大胖儿子，就是范浩林。对于范全根来说，这就是他的长孙，是他能够寄希望于第三代的第一个实体了。按照惯例，长孙本来就在家庭中占有特殊地位，他有权利直接从祖父、母手里继承一点产业，例如“长孙田”之类的东西。所以，像范焕良这样的明白人，是能够猜到他父亲会有点东西给长孙的。是什么？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范全根对于长孙是特别宠爱的。甚至使做母亲的李玉媛不知所措。这李玉媛的娘家是个穷户头，兄弟姐妹又多。李玉媛又是大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帮娘做家务，不但一般的活计都能干，连纺纱、织布、绣花都行，特别是做鞋，在地方上出了名，每扎出一双鞋底，妇女们会拿在手里传观，正面反面看上半天，十分的称赞。范全根也是慕她的名，才不计较门第，降格要她做儿媳妇。但进门以后，有一个陈惠莲在旁边，同她一比，就比出她见识少，心眼小，气量小，不会做人。范全根就不大看得起她了。其实这李玉媛也有点反常，进了范家的门，原很自卑，想表现出自己能干罢，又常常出洋相，想不显露自己能干罢，又怕别人瞧不起她，弄得很尴尬；因此心中也有点怨恼。浩林生下来之后，固然提高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几个月，公婆把她宠得像千金小姐，把最好的东西给她吃，补她的身体。但公婆又不放心她带孩子。常常因为孩子哭了，生了些风风火火的小毛小病，就唠唠叨叨，甚至给她脸色看。她也只好受这委屈，心里边的不舒服，暗底里反而发泄在小孩子身上，认为孩子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烦恼。等到浩林断奶以后，公婆就领去亲自抚养了。一直到十岁，范全根谢世为止，浩林的童年时代，一直在爷爷的影响底下，过得非常美满。这一年，他的弟弟浩泉，还刚刚生下来。
范全根一死，家道便走下坡。当时沦陷已经一年了。社会风气极坏。范全根的两个宝贝儿子，果然知子莫若父，很快就变烂了。大儿子焕良吸毒、赔钱，小儿子焕荣吸毒又是酒鬼，两个都是无底洞。家里有什么，就拿什么出去玩。号称一对玩郎。焕良的妻子陈惠莲大方得出奇，不管丈夫，任他胡来。李玉媛就不同了，她好不容易高攀了范家，总指望后半生有好日子过，丈夫败家，她不能忍受，就吵闹，打架。打架当然是女人吃亏，长头发被范焕荣一把揪住了，一直掀到地上。但李玉媛不讨饶，跟他拚命。范焕荣毕竟理亏，慢慢就软下来，怕她了。便瞒着李玉媛，干起窝窝囊囊的事来——悄悄地偷，钱也偷，米也偷，织的土布也偷，真到了急处，连柴禾也偷。这也横竖不够，总是欠满一身债。到了年底，自己往外一躲，家里面天天坐满一屋子讨债的人。李玉媛对付这班债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哭。今天哭，明天哭，一天一天哭下去，把眼睛哭肿了，把喉咙哭哑了，连烟囱都哭倒了。孩子看着娘哭，不知所措，肚子饿了，便也哭起来。一片哀声，乌天黑地，好不凄惨。那讨债人中间，也有心软的，便愿意过了年再说，自打退堂鼓走了。心硬一点的不肯罢休，但欠债的当事人不露脸，跟女人也纠缠不清楚，几次落空，也只好忿忿地骂骂人，出口气，到别处收帐了。还有些极有韧性的，则天天来讨，似乎非要见到范焕荣不可，他们认为这是赖债的诡计，特别气愤，半夜三更，搞突然袭击，来捉 “上棚鸡”。可是也落了空，范焕荣真的连晚上都不住在家里。还有一些气派大的债主，自己不上门，派了个地痞坐在范焕荣家，坐一天，要李玉媛付一天工钱，不付的话，就拿她家里的东西，连锄头、钉耙。铜勺、铲刀、碗盏都拿，决不空手回去……直闹到大年夜过了亥时，新年的鞭炮响起来了，才结束了苦难的一幕。
就这样，李玉媛苦苦地守住家业。固然有时候也不得不卖田还些债，但不像大房焕良那样弄得年年卖田。这样一年一年下去，范焕荣欠债不还、失去信用，弄得大家看不起他，里外都不能够做人了。
范全根的老婆，年纪很大了。哪里还管得住小辈，连自己的私房钱都被偷了许多。银元放在瓮头里靠不住，埋到地里去又挖不动土，要别人帮忙自然更不放心，只得瞒了小辈，陆陆续续换成了轻便的钞票，藏在一个缝得极精致的布袋里，挂到颈上，贴胸藏着，才算安心。这件事虽然做得机密，但日子一长，自然也瞒不过儿子、媳妇。都知道钱就在那儿。不过谁也不知道那袋子里有多少钱，是什么样的钱、总以为是金银首饰，绝不曾想到是纸币。一直到抗战结束，国民党打起内战，老人八十一岁过世了。大小儿子和媳妇都在场，当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启开那个宝贝布袋一看，才知道是一大堆连手纸都不如的过期票子。这就大大增加了小辈心中的悲痛。因为他们同时受到了双重的损失。特别是两个儿子，这些年对老人有过许多指望、猜疑和误会，现在一并涌上心头，酸、涩、麻、辣、苦……十分的难过。当年他们也知道吸毒是个无底洞，但为什么对方有钱吸，总以为老娘私下贴出来给他，或者那布袋总归有指望。谁会想到老娘竟这样白白地把钱糟蹋个精光。
就这样，范浩林从十岁开始，范浩泉从一岁开始，逐步品尝了生活的艰辛。父亲不成器，明显得连浩林也看得清。李玉媛教育孩子，一贯来就拿他们的父亲做反面教员。一个女人，做姑娘的时候，靠父母；出嫁以后靠丈夫；丈夫死了靠儿子。现在李玉媛不但不能靠丈夫，而且受他的害，要花心思去钳制他，进行永不罢休的斗争，那苦楚是无法形容的。她不得不把一家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够勉强把日子过下去。但是她也很害怕，总是怕吃亏，总是怕有人计算她，总怕有一天会过不下去。她全力要守住这个家。等儿子长大了，她就宽心了，有依靠，也对得住他们了。不过儿子长大了会不会像他们的父亲呢？公爹当年是全家的栋梁，她靠公爹吃口荫下饭。但是，公爹死了不久，丈夫的劣性大发作，一无收拾，烂成一堆鼻涕，捞也捞不起来，舀也舀不起来。就想到公爹能干虽能干，却误了后代。总说 “爹爹懒汉儿勤快，能干父母养懒虫”。怪不得秦始皇那么厉害，到了儿子手里就会失天下。
丈夫已经是这种样子了，无可挽回。儿子浩林呢，虽然小，也被公婆娇养了近十年，也惯坏了。如果公爹不死，再把他宠下去，怕将来就要跟他父亲一个样子。想着这些，可真叫做母亲的发愁啊。现在公爹死了，孩子回到自己手里，将来好便罢，不好，人家只会说是她做母亲的没教好，不会怪到公爹头上去。她可得从严管教这孩子，不能再宠他。让孩子吃点苦吧。吃着了苦头才懂得世界上的事。总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所以，李玉媛认为家道中落，浩林吃点苦，是应该的，有益的，她不心痛。浩林在成长的过程中，大概也真全亏这样，才发展得比较正常。他从爷爷那儿养成的脾性，被后来的生活和母亲的管教羼和了。尔后办事，高低长短，都还得体。
可是，李玉媛的思想，又极其矛盾。她对小儿子浩泉，就截然不同了。她觉得老天爷是那么不公平。一样的孩子，一样是她生下来的，为什么浩林生下来就有得福享？浩泉生下来就应该吃苦。李玉媛很心痛，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小儿子，欠了这小儿子的债，不知道怎样还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还清。浩泉很小的时候，李玉媛就常常亲昵地拍着他的屁股感叹地说：“小乖乖啊，你投胎投晚喽，你是在哪儿耽搁了的呢，错过罗！你哪里及你哥哥运气好，生下来就一直跟着爷爷享福，你命苦啊！”
后来，家里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三天风，两天雨，夫妻间吵闹当饭吃，每日里大起大落，感情激荡，如“文化大革命”一般。李玉媛哭哭啼啼搂紧浩泉喊着： “苦命哇，苦命哇……前生作了多少孽，要在今生遭灾殃！”那哭喊声叫人听了发颤，真能把别人的心都撕碎了。
母亲的爱心是无限的，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还尽量想让小儿子的童年过得美满些。做团子的时候，把拌在青菜馅里的碎肉或油渣拣起一些，包几个馅心特好的团子，做了记号，蒸熟了给浩泉独个儿吃。煎饼的时候，煎几块加油的饼，两面煎得黄澄澄，也专门给浩泉吃。难得上街买点好吃的东西，就藏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塞在从被窝中伸出来的浩泉的小手里，还低声嘱咐说：“不要告诉你哥哥。”
“为啥？”
“总共只买这一点，给他看见了，又要剥你的份子。”
小孩子不懂，说：“不好再买吗？”
“这是金贵的东西，多买谁买得起。不是地里的青菜呀！能买了大家吃吗！”
小孩子的心肠好，又说：“哥哥没有吃，要馋的。”
“他从前吃过许许多。”李玉媛安慰小儿子说，“他和你比，早就吃过头了，都吃厌了，还馋吗！再说，他又不晓得，就想不着，馋什么呢！”
于是范浩泉独个儿享用了，心安理得。
不几年，哥哥浩林就长成大小子了，家里田里，什么事情都干。小学毕了业，就不再上学，当了母亲最得力的劳动助手，干得一天到夜都没有休息。母亲看了就高兴，觉得大儿子不会走他父亲的道路了。但是小浩泉读到小学四年级，李玉媛还不让他帮着做点事。小孩子好动，从学校里回来吃饭，看见哥哥田里回来一身汗，母亲不叫吃饭，却先叫他扫地，便也拿了笤帚在旁边帮着扫。李玉媛走来看见了、一把夺下他的笤帚，心痛地骂孩子说：“你嫩青青的骨头，豆芽菜似的，经得起做吗？做坏了，会害你一生呢。”
家里养了两只羊，刈草原本是小孩子的事，浩泉的同学，放了学回家，合伙儿背着草篮，拿着镰刀上田埂去。这对浩泉当然有很强的诱惑力，母亲不许，他也得偷偷溜去。但是母亲看见了，总要拉住他不放，怕他累病了，割破手脚了。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要受累啊！他哥哥浩林当年还被公爹宠着要月亮就得有月亮呢。
对于浩泉，李玉媛的心是那么善良，那么关切，那么慈爱。对于浩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也纯是出于一片爱心。虽然是严厉了一点，苛刻了一点，但这是为了接受教训，教好他呀！哪一个不是母亲身上的肉？心眼儿怎么可能对一个好，一个坏呢！
不过，也就是这么一些平凡细小的事情，便使兄弟俩的心上长出的那棵树显出了区别，他们的性格从这里分野。有人说浩林是他爷爷全根教出来的，浩泉是他母亲教出来的。浩林的性格是慷慨型的，浩泉的性格是吸收型的。其实尽是胡扯，天下哪有如此简单的事。社会怎样形成一个性格，种种复杂的因素是无法分开的。不是切蛋糕，一刀两块。
高晓声精选集觅(2)
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是很不平凡的。但过惯了。不平凡也就变得平凡了。所以不必夸大其辞、言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通常过的总是一连串平凡的日子：工作、学习、吃饭、睡觉、进行社交活动和料理家务，如此而已，很少值得一提。中学生天天记日记，最苦的就是找不着材料。这倒是实情。这才是正常的生活。如果经常发生剧烈的变化，掀起疯狂的激动，那么，地球就会吃不消，会像西瓜一样碎成几片。那可不甜，也不解渴。谁也不需要，还是让它自在地旋转吧。人们习惯于自然和平凡的生活，所以并没有每天都发生值得记下来的东西，只是过了若干时候，偶一回首，蓦地觉得起了大变化，竟是如此的不平凡。
所以，写小说也总要跳过许多平凡的日子。
这范家的情形，除了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孩子越来越长大，母亲越来越操劳，失去威信的父亲范焕荣越来越沉默，沉默得会多少天不说一句话，沉默得使别人习惯了不同他说话（因为他总不回答），只有偶然喝了过量的酒，才杂七夹八地胡扯个没完。解放以后，严禁吸毒贩毒，范焕荣这等人想吸也买不到了，以前总当戒毒要戒死人，现在都戒掉了，都没有戒死，有的成了响当当的劳动力。不过范焕荣并不曾重新硬起腰板来，他从前过分地消耗了自己，过早地衰老了。其他就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可被当作新闻。一直到一九六二年范浩泉向范浩林坚决要求重新分家，才引起了人们的某种注意，带出了一串的回忆。
那一年，范浩林三十四岁，弟弟浩泉二十五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十三个年头。这十三年里，范家村上的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勇敢地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确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举。他们刚刚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萌发出复苏的苗头。道路虽然曲折，前途总是光明的。
说也凑巧，这一年，刚巧也是范浩林和陆存秀结婚后的第十三个年头。假使当年国民党不跑，这个婚就结不成。因为，范浩林就得跑——跑壮了。他逃在上海做零工、打游吃。国民党跑了，范浩林就不用跑了，就回来成亲了。所以，他们倒也算是一对地道的解放夫妻。只可惜生儿育女，都必须有十月怀胎的阶段。他们的大儿子，虽然提个名字叫先来，也不曾在一九四九年就生下来。比那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小了一岁，未免英雄气短，少了一句可以说的豪言壮语。接着，先来便有了弟弟正来，正来又有了小弟再来。再来之后，又添了一个女娃叫好妹。男女齐全，真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一家子过得很热闹。不管锅子里烧的是稀是干，是荤是素，都能够趁热吃掉。尽多尽少，拿来就是。当时总觉得，一对夫妻，生下三男一女不算多，因为多惯了，不是叫“鱼龙多子”吗！况且，好妹生下来之后才开始大跃进，原可以再生几个放卫星的。遗憾的是负担太重，养不得了。而且房子也挺紧张，再养，要叠罗汉了。
提到房子，在范全根时代是很宽敞的。范全根亲兄弟三人分开的时候，各人分到八间房。分开以后，范全根还陆陆续续造了几间，改建了几间。到焕荣和焕良分家时，好好坏坏，拼拼凑凑，折算起来，还能有六间一家。并不算紧张。焕荣的房子，一共是两间厅屋，一间楼屋，一间半平房和合并在一起共有八步的双侧厢。但是布局都极零乱，那间楼屋拖在两间厅屋东边一间的后屋，像一个生偏了的大尾巴，歪在一边。双侧厢的檐头朝东，横生在厅屋西间的前檐，小小的山墙，挡住了西边那间厅屋朝南天扇窗格中的四扇。至于做柴屋和畜舍的那一间半平房，则脱开厅屋二十多米，另外生在一处。这些房屋，除开那个双侧厢外，同别人家同墙合山头，穿了连裆裤似的，一家很难单独进行拆建改造。这种既零乱又粘结的状态，就是一代一代兄弟们分家分出来的毛病。虽然祖祖辈辈，想努力为儿孙造福，无不以造几间房子为光荣。人死了，房子留下来了。子孙住了，指着房子再告诉后代说，这是上代某某手里造的。不容易呀，光是做粥菜的黄豆，都吃掉三石呢！
这就是这块色彩绮丽的江南平原上祖先们为自己创造的树碑立传的方式。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真是不错，祖辈的荫德，实在是不该忘记的。但后人之多，并非祖宗始料所及。往往弄得大家要去树下纳凉的时候，竟被挤出汗来，甚至打出血来。
自然，范焕荣家还不至于弄到这步田地。他虽然败家当卖过田，但房子一点没有动，被妻子霸住了。大儿子范浩林结婚的时候，弟弟范浩泉还只有十二岁，人中上的鼻涕垢还没有揩干净，要做“皇帝”的话，坐在金銮殿上还要跌筋斗。多了一个嫂子，做母亲的也决不会替他们兄弟分家的。父亲没有用，母亲强煞也是女流之辈。做弟弟的总归要靠哥哥带领才会出头，自然应该在一起过日子。况且，娶亲是要花大钱的，浩林娶亲，是公内（即还没有分家时）的钱，那么，浩泉也应该娶过亲才分家，这才公平。
当然，事情总是要起变化的，小孩子到了十二岁以后，就像树一样长得疯快。至于青年人结了婚繁殖后代，只要允许，那就比做衣服还容易。到了一九五三年，范浩泉就满了十六岁。老话总说：“男子十六，扛车捐轴。”最重最大的农具都能摆弄了，那就算已经能够独立。从外表看去，也确实像个男子汉了。而且活脱脱是一个小范浩林，不过嫩些，不大爱说话，走路喜欢低着头，一副沉思的样子，看上去不糊涂，是个会动脑筋会过日子的人。
这时候，这个大家庭（所谓“公内”）已有了三代人马，七口人。第一代是范焕荣夫妇，第二代是范浩林夫妇和小叔浩泉，第三代就是先来和正来。先来毕竟还是先来，他赶上了土改，土地证上，在他名下有一亩六分田（这就是平均数）。正来就退生了三个月，没有了。他们家的士地，以前是超过人口平均数的，好在焕荣败掉了几亩，已经够不上平均数了。假如正来也能赶上分田的话，就可以补进，迟了，就只好落空。不但如此，眼看陆存秀的肚子又微微往外凸，分明不久就又要增加一个不带土地就出娘胎来的无产阶级，那就显得麻烦了。
做小叔子的，因为自己年纪还小，童年的生活还靠得那么近，还十分亲切。看着一个个侄儿生下来，先是哇哇哇的不知所云，然后呀呀学语，然后摇摇摆摆如鸭子般学步，他觉得很有趣，很熟悉，就像他们在代替自己复习功课一样。倒也还不曾认真去想别的。但是范家村上，也有各种各样好事的人。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家的长短，既不存什么坏心眼，也并不想沾什么光，仅仅是一种发表欲。发表的内容也不涉及政治，又是私下口传，黑字不落在白纸上，所以是最百花齐放，创作自由的。这些议论，像微风一样，一阵一阵吹到了范焕荣一家人的耳里，引起了各人不同的思索。这很像是鼓吹分家的启蒙运动。为将来的行动做好舆论准备。范浩泉开始考虑“分开好还是不分好”，就是被那些舆论触动的。个人的得失，要比国家大事容易看清。哥哥到乡里的粮管所里去做事了，嫂嫂本来很能干活，经不起三年两头重身，生孩子带孩子就把她拖住了，田里的活再不能依靠她。现在家里是他和沉默的父亲两个劳动力，做当家母亲的台柱子。就他个人来说，明摆着是吃亏了。究竟吃多少亏，他还没有数。但是他是把钱看得很重的，母亲从小就教会他要看重钱。母亲同父亲吵架是为钱，看不起父亲是为钱，年底里债主来收帐，弄得母亲寻死上吊般折腾也是为了钱。他已经确定无疑把钱当成命根子了。在这上面他是不想马虎的。不过分家的事，他还想不清楚，还要靠母亲出主意。只是做生活不及从前起劲了。陆存秀因为自己拖累的确重了，不能像刚过门来的时候那样下田干活，有点对不起小叔。所以对小叙照顾得特别好，替他洗衣，做鞋，有好点的尽量留给他；没什么好的也尽量让他吃热的。除此以外，她这个做农民又不当家的嫂嫂也没有别的了。范浩林是个不肯沾光的人，但认为兄弟之间，重要的是互相体贴关心，互助互谅，不能在一时一事上考虑谁吃了亏，谁沾了光。他现在刚参加工作，工资虽然不高，也拿三十三元，值三百斤米，比做农民好多了。当然，自己在外面，花钱要比从前多些，他是尽量节省，包括伙食等一切费用，只留下十二元，其余都上缴给当家的母亲。他认为，家里边男女老少和和睦睦勤俭些，就能做到不亏吃穿；再有，自己这点钱拿回去补贴，就比别人家宽裕了。节下些钱来，也是为弟弟成家打算。因为，往后过下去，除了万一发生意外，家里边要花钱办第一件大事的，自然就是弟弟的婚事了。他的这种想法，有机会就常常正面说出来。这本来是很好的打算。可是好事也会被人误解，就弟弟浩泉看来，则是哥哥嫂嫂明显地不肯分家，原因自然是他们得益。他反而更想分开了。李玉媛的心，是一直偏向浩泉一边的。她有她偏的道理。从前是因为浩林享过公爹的福。现在又有新的理由，做长辈的，已经替大儿子成了家，就算尽过责任了。往后的日子，是要集中精力帮小儿子成家。在没有做完这件事之前，如果两个儿子之间有矛盾，她是只许小儿子沾大儿子的光，不许小儿子吃大儿子的亏。更何况，大儿子赚钱轻巧，小儿子赚钱吃力，自然应该让吃力的去沾轻巧的光。现在，陆存秀肚里一个个小孩滚下来，这些小孙孙虽然是李玉媛的亲骨肉，但供养他们并不是祖母的责任。祖母将来也吃不着孙儿的饭。她不会像从前公爹范全根那样把钱花在第三代身上。至于做叔叔的范浩泉，自然更不相干。如果睁着眼睛吃亏，为什么不分开！只不过浩林出去工作这件事，却使母亲动心。就她所知，他们这一家，四代以来，从不曾有人能够赤手空拳出门去赚工资的。而且共产党的饭，吃上了就是铁饭碗，不会失业的。本来浩林也不过是高小毕业生，有什么本领出去闯天下，就靠运气好，一解放大量要人工作，给了他机会，现在可能干了，进办公室帮着做会计工作呢。可惜浩泉当时年纪太小，现在高小毕了业，谁也用不着他了。相比之下，又吃了一层亏。所以，浩林每月拿回来的钱，母亲宁肯苦大家，也要存下一半来，准备贴给浩泉。浩林手里的铁饭碗不是祖传的，母亲没法子要他让给浩泉，但用这个办法，也是把那铁碗里的饭，挖一半出来给浩泉吃，补偿补偿。如果分家了，就不能这样做了。
为了这个，母亲犹豫着在拖。但是，陆存秀心里也有一本帐。丈夫每月把工资给了婆婆，自己袋里布叠布，要用一个小钱，得伸手向婆婆讨，她又不是小孩子，很不乐意，更何况婆婆还扣紧了不大肯给。那么，钱又用到哪儿去了？她也算出了婆婆的开支，是存心在积钱，积钱给谁，当然不是给她。是给小叙。给小叔是应该的，因为哥嫂有责任帮小叔成家。但是给多少？要有个数。应该给在明处，不要给在暗处。陆存秀也苦得来，也愿意咬咬牙齿让孩子们苦些，但是苦要苦得值得，婆婆的做法，陆存秀就觉得苦得没有名堂。因此也就有了意见。婆媳俩就用开了心思。村子上有小贩来卖糖的，卖水果、饼干的，卖儿童玩具的，往时孩子要买，陆存秀总不许。现在变了，凡孩子要，她就说自己没有钱，钱在婆婆身上，让孩子去纠缠婆婆。自己也开始发牢骚，有一次浩林回家，三言两语就说起了重话，宣称进了范家的大门近五年了，衬衣短裤没有做过一件，都穿娘家带来的嫁时衣……李玉媛一听，自然十分明白媳妇要当家了。眼看浩泉也有分的意思，只剩洗林不赞成，少数服从多数，那就分一分吧。
这时候母亲已经有了主张，而且事前同浩泉说过了。后来分开，就完全是照着母亲的主意分的。全家虽然已经有七口人，但土地证上有名字的只六个，只能按六份分。浩林、存秀、先来共得三份。浩泉没有成家，按惯例分开后就同父母在一起过，所以也有三份。家具农具等什物也分了。另外则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将来活泉结婚的时候。浩林要贴出一半费用；另一个则是儿子有供养父母的义务，既然两个人都跟着浩泉过日子，浩林就应该贴出一个人的粮钱给浩泉养老人。这条件似很有理，其实极不公平，因为父母都能劳动，他们跟着浩泉，并不是浩泉的负担，而是把自己的一份上地和劳力都贡献给了浩泉，这已经沾足光了，难道还要浩林供养着一个人替浩泉服务吗？陆存秀不能接受这一点。吵起来。但是被丈夫劝住了。浩林对存秀说：“我们做小辈的，总是继承了祖业，这么多年败落下来，能够剩下这些给我们，已经不容易了。你不要怪娘，如果没有她，这些房子田产也败光了，还要分点债你还还呢。现在算很好了，要想开点，比如替父母还债吧！”于是就答应下来了。
出乎意外的是，住房却并没有计较。浩林结婚的时候，新房是做在厅屋后面的楼上的。现在这一间楼屋和楼屋前东面的一间厅屋，由浩林使用。哥东弟西，也是兄弟分房的惯例。西面一间厅屋、连同双侧厢和另开的一间半畜舍柴房，由浩泉使用。父母也住在浩泉的房子里。这种分法，浩林的房子好，沾了浩泉的光，但浩泉和李玉媛都没有提出意见。倒是浩林自觉说不过去，要再贴钱，他也贴不出。因此建议房子分了暂时住下再说，以后有了钱，造了新的再调整吧。对方也赞成了。
分开后各开炉灶。但是不到一年，就都进了初级生产合作社。再霎了霎眼睛，初级社就转成了高级社，于是，分家时浩泉在上地方面占着的一点优势就没有了。进社以后，父母在社里劳动，都有工分帐，到决分的时候，口粮也有标准，做了多少，还缺多少，浩林应该拿出多少钱供养一个老人，都可以从合作社帐面上得到答案。范焕荣虽然照样是沉默着，但是人社以后，因为劳动有工分帐，就比单干时积极得多，倒不是觉悟提高了，他的心也是偏的。和老婆偏反了方向。是向着大儿子浩林的。他是为浩林出力，减轻浩林的负担。浩林对父亲是好的，但是不理解他，世界上大概谁也不理解他，只似为沉默是他的习性，不知道沉默是他的悲哀。他也有自尊心，但是他已无可自尊，只能够沉默着，少受些奚落。现在他工分多了，浩林几乎就不用贴钱了。浩泉也无话可说。这也不是哥哥亏待他，是时势造就的。哥哥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干部了，分家以后对浩泉一直很友好。浩泉也觉得以后会有许多事情要仰仗哥哥，所以也乐意和好。哥哥不在家的时候，嫂嫂在劳动上有什么困难，也常主动过来帮忙。例如卖大猪、分口粮、轧米和加工饲料，他都豁出肩膀帮着挑担子。每次来，陆存秀必认真当一件事，如待匠般待，买菜、买烟酒、留饭。请小叙吃饱吃好才走。浩泉也从来不客气，明知哥嫂家不宽裕，自家就在隔壁，有母亲烧现成了给他吃，原不必破费哥嫂。可是他却认为出了力气，拿报酬虽然说不出，吃一顿就天经地义了。哪有吃了自家的饭替别人出力的呢！皇帝家都不差饿兵；哥嫂再大，总比不过皇帝呀！
只要有空，只要有一点酬劳，范浩泉还是肯帮别人的忙的。但是讲到钱，就绝不通融，侄儿要做大刀，做手枪，只要拿木料来，他可以抽空做一把。剩下来的木料边子，当柴烧。侄儿嘴馋要买块糖吃，要他掏一分钱，那就办不到。能节约一分钱的地方，他绝对节约，甚至节约两分才舒服。积成了角就换角票，角票积成元就换元票，积成十元就换张大团结，换成了大团结就牢牢地团结着，非到万不得已，决不散开。他积聚钱财的毅力是惊人的，好像他活在这世界上就为了这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钱也没有见过什么好东西。也不相信还有比钱更好的东西能够吸引他。新民主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集体富裕也好，个人富裕也好，在他看来极简单，总是要钱，否则什么都是空的，天上不会掉下来。小抽斗里多存一张大团结，倒是同社会主义又近点儿了。他母亲极称赞儿子这种格调，物极必反，有了个不把钱当钱的父亲，才有这把钱当磨盘的儿子。母亲总夸耀说：“我家浩泉是一分钱都要正面反面看了几次才舍得用的，为啥？那钱上面有他流的汗！”
这都不假，都是真情实话。
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极其狭窄的务实心理，范浩泉十四岁高小毕业以后，原是可以继续升学的。关键在于母亲在影响他莫去读。那时候母亲当然还一点不懂新社会的事，也没把浩林去粮管所做临时工当一回事。认为是空串。在家不好吗？又不是没有吃，又不是没有穿，又不是没有住，到外面空串做什么！她更不愿心爱的小儿子离开她，她一再教他说：“种田钱，万万年，还是祖传的现成家当最牢靠。念书又怎么样？念上了，也不过是到外头去端别人家的饭碗，听别人家的吩咐，看别人家的脸色。哪里有在家里自由！要怎么就怎么。半夜三更饿了，要吃东西爬出来烧就是了。要面有面，要饼就饼，要蛋就蛋……再说你出去了，你该得的一份家当，倒挑了你哥哥，不是睁着眼睛吃亏吗？要是念来念去仍旧念不上，在外面立不住脚，回家呢，身体倒念书念懒了，种田也种不来了，倒反要苦一生。”这些话，像老和尚念经般不知念过多少遍。晨钟暮鼓，晓雾夕烟，平原上丰茂的田禾和古老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又实际，又坚固，不含一点水分，没有一点空隙，只有捏在手里的，踏在脚下的，含在嘴里的，才是实在可靠的。
母亲传给浩泉的东西，竟是如此的复杂。
高晓声精选集觅(3)
一九六二年，范浩泉向哥哥浩林提出来要求重新分房子，事前并不曾有一点预兆。当年分开来过日子的时候，确实说过“住了再说”的话，不算正式分定。所以，范浩泉要求重分，是合乎情理的；但仍旧使人感到突然。为什么早不提出，晚不提出，偏偏在过了九个年头，度过了解放以后第一次破釜沉舟的灾难，刚刚出现转机，使范家村上的社员重新安定下来的时候，浩泉、浩林兄弟间会发生这样不安定的情形呢？
长江三角洲尽管是一块得天独厚、极其富饶的宝地，但是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现在想起当年的情况，还会陡然变色。老百姓听说书的讲历史故事，讲到历史上的大荒灾，用了“赤地千里，寸草不生”的话，大家便目瞪口呆，不能理解。因为这儿的地，决不会赤。就是在冬天，田埂上也还有青草。荒灾再大，树皮草根，总还有吃。想不到灾难一来，果然也会饿死人。有一年春天，要不是靠紫云英帮忙，是会弄得饿殍遍野的。
其实，当时的情形，何止关系到一个人的肚皮呢？难道它不影响一代人的精神吗？经历过这段生活的人们，思想上无不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各种灵魂在这一个大灾难里会合了，显露了，分野了，成型了。他们纠缠着，争纷着，跑着，拖着，飞着，爬着，不断地公演一出出的悲、喜剧。
浩泉原也想得不错，他哥哥浩林果然是用得着的人。一九五八年以前，他已经调到乡供销社去工作了。社会上物资丰富的时候，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在人们的眼里并不见高。他们不过是做生意的，顾主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不幸而物资紧张、短缺到了可怕的地步，这时候，他们有资格做衣食顾主的父母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是开过眼界、见识过这样的“父母”的。不过，也有不少像范浩林这样动情的人，他能把大家的苦难挑在自己的肩头上。他没有什么革命的经验，也不大懂革命的理论，但是为人民服务，倒是懂得的。也极想做到。他的职位不高，肩膀不宽，能量不大，能替大家做的事情很有限。可是生活用品的匾乏倒像是无限的。一块肥皂半斤糖；，要时磕头求也无。火油、手纸都要计划供应。有时还供应不上。世界就像冬天的田野，一片空荡荡的，看得人发冷，孤寂无援。范浩林每次回家（他经常回家帮妻子劳动），左邻右舍。总有一些人要托他买一点这样，买一点那样。真是买一点，绝不想多。比如有人生病了，要增加营养，请买一点肉。一斤也行，半斤也行，三两二两也行，没有肉就买斤骨头回来熬碗汤也行。比如小青年出门去相亲，要买一点礼物，有糖就糖，有桃酥就桃酥，有变蛋就变蛋，有水果就水果，有啥就是啥。但是一定要买香烟，最少一包，定要前门或飞马……浩林总愿意代人家买到。不管谁托他，他都尽力去办。其实他也很不容易，比如买肉，最紧张的时候，他也要赶早去排队。各种物资都有人分管，他到别人那儿去求情，就欠了人情债，以后别人总不缺乏机会讨还；要他帮个什么忙，他就不得不答应。诸如此类的事，不知花费了他多少时间。一个范家村，前前后后，没有哪一家不曾托他买过短缺的东西。他极有耐心，总是认真的听着，记住了给买。实在没法买到的，也说明原因。有的物品，一时无着，过了一年半载，有了，他马上代买回来。别的不说，光凭记住别人的托付这点心念，很多人就被他感动了。
他的妻子陆存秀，原本一字不识，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和嫂嫂学会做蒲包。那种活计很委屈人，总是长年低头蹲着，眼睛只看自己面前编织的一小块地方…… 除此就没有开过眼界。所以她从来就不曾觉得自己有什么比别人高明的地方，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美德。但是夫贵妻荣，也是难免要接受的光荣传统。商品的逐步紧张使得范浩林的地位在范家村的乡亲眼里日见重要，陆存秀便觉得光彩而荣耀。每每听到别人想买什么又买不到时，她就会主动兜售生意似的说：“等浩林回来了，我跟他说，让他去帮你买好了。”别人听了，自然千恩万谢，因为刚才说的那些话，原本是想她帮忙呢。否则说来做什么。而陆存秀居然就记住了，同浩林说了，浩林自然也总代买。于是，陆存秀的胸脯也渐渐挺得高些了。头颅也抬得平直了。她虽然已是一群孩子的母亲，但样子还挺匀称。特别是那圆圆的头颅，端正的脸庞，被一头又浓又乌的头发衬托着，真有一种富态。从前大家不曾注意。现在挺高了胸脯，仰起了头，大家竟觉得她比从前还漂亮。不过像她这样的年纪，范家村上的人习惯地不会说她漂亮了，而是说她比从前还年轻。那就更有味道。
至于已经分开过日子的范浩泉，能有浩林这样一个亲哥哥，要买什么东西，自然比别人方便多了，真可算是在紧要关头交了好运，令人艳羡不已。也不知道他前世里敲穿了多少个木鱼，才修得来这份福气。这些年他已长成了大小伙子，手里有点积蓄，正在逐步振兴家业。他的经济情形比浩林好。浩林负担重，有时手头周转不过来，还要向他借一点。他也总是肯的。他晓得浩林绝对可靠，不但不会少他的，而且也不会放谣言说他有钱。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算差。后来商品紧张了，浩泉借钱给浩林，就不再让浩林还钱。总是说：“钱放在你那里，我要买什么就替我买。”浩林自然只好答应。不过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替他买了一条湖绸被面，原价十元，因为是次品，打了七折，只算七元。那被面被列为次品的原因，不过是有只角落上约摸铜板大一块地方，颜色染淡了些。浩林给他的时候说：“这是次品当中选出来的最好的一条，同正品几乎没有差别。”想不到这话就说坏了，到下一次浩林回家，浩泉竟对他说：“哥，那条被面，你拿去替我换一条吧。”浩林一听就奇怪道：“上次不就同你说了么，你那一条是次品中最好的一条。”浩泉却点点头说：“对，你说同正品几乎没有差别！”浩林说：“是呀，还换什么呢？” 浩泉说：“所以我想拿它去换一条正品。”浩林这才明白了，弟弟的算盘精得转了弯，便笑了笑说：“次品正品，早都卖光了，还换什么？”浩泉当时没有再说什么。其实本来就不该再说什么了。谁知他还不相信，吃过晚饭，又叫母亲来找浩林。这时候的李玉媛，已像花木被严霜打过几次，比从前枯萎多了，她其实还五十刚出头，又是劳动惯了的人，只要吃饱穿暖，还能像牛马一样做它十年八年。可是她过去毕竟已付出了很多，不再有青壮年那种应变的能量，一旦受到灾难的折磨，就很快衰败下来，削弱了体力。母亲的心，即使到了这时候，还只想着孩子的困难，宁可再让自己饿一点，甘愿再节省些下来让儿子吃饱一点。又因为衰老提早到来，依靠儿子的心理就增强了。“养儿防老”固然是理直气壮的古训，但想到要成为儿子的累赘，却又使自己的精神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她从一个教养者变成了一个被教养者。在旁人看来，她已经很可怜，因为她那么深爱的小儿子浩泉对老之将至的父母实在刻薄。有一件事情不幸传遍了全村，沉默的父亲范焕荣敲下了一小块豆饼放在灶膛里偎了吃，被浩泉看见，就从他手里夺走了。弄得议论纷纷，可是做母亲的李玉媛却出来替浩泉讲话，硬是说她的丈夫“贪嘴，不晓得艰苦，还像从前一样做败家当的事情。豆饼是储存着等母猪养了小猪做饲料的。现在那么金贵，买都买不到，能偷着吃吗？饿又怎么样，又不是他一个人饿，饿的人多着呢。有几个人能吃到豆饼的？他是个老死胚了，还不知趣，自然要管住他。”李玉媛这些话发自内心，她真心诚意认为浩泉是对的。她一生的心血，就用在熔铸浩泉的性格。现在，这种性格已经按照她的愿望表现出来，决不会像范焕荣那样，而是一个精明的创业人了，这就是她的最大成功。即使这种性格对于亲生父母都难免冷酷，李玉媛自会心甘情愿去领受。母爱是伟大的，没有止境的，不讲道理的。烧了极稀的粥，还要先捞出干的来给儿子吃，自己尽吃汤，浩泉有时还心软，说：“娘，你也要稍微吃几粒，不要光喝汤。”她却毫不动摇，还劝儿子说：“你别管娘。娘都老了，还吃好的，你养不起。娘是黄鳝命，没有关系的。”大儿子浩林和媳妇陆存秀看不过去，劝父母跟他们在一起过一阵。李玉媛不肯，说现在横竖一样苦。其实她还要把自己的一份口粮省些下来填浩泉的肚子。浩林常常买一斤半斤肉给父母吃。李玉媛拿来烧了，老夫妻两个最多各吃一块，其余全给浩泉吃。李玉媛看着浩泉吃，比自己吃舒服得多。范焕荣想多吃也吃不到，李玉媛不让吃。他多吃了，浩泉就少吃了，李玉媛心里就难过。
李玉媛对浩林也是不一样的。在她看来，现在的浩林已经羽毛丰满，是只大鸟了。凭他的能耐，日子原应该过惬意的，可惜他的手臂太直，花在别人身上的力气，是没有进帐的。他发不了家。李玉媛当然也爱这个儿子，大家都称赞他，她也光彩，她最爱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幸亏有一个浩泉；浩林不发家，倒有本领帮助浩泉发起来，浩泉发家就更有把握了。所以，只要浩林不满足浩泉，她就难受了，就忍不住要同浩林来纠缠，完全用不到浩泉央求她，只需说一句轻微的怨言就行了。这一次，浩泉在晚餐的时候，提到那条被面，并没有看母亲，而是看着碗里的薄粥说的。他说：“换一条，又不难。他还怕麻烦，不肯。”于是李玉媛晚上就找浩林了。
“换一条，又不难。”李玉媛对浩林说，不知不觉重复着浩泉的话，“你们是亲兄弟，这一点儿事情还推掉吗！你帮别人做事都不嫌麻烦，帮弟弟倒嫌麻烦了？你答应吧，哎！”浩林说：“不是怕麻烦，是没有了。”她还不相信，摇摇头说： “街上的生意，你们供销社独霸。那么大的店，会一点没有存货？你答应吧，哎！” 浩林告诉她的确没有了，又说：“浩泉是要拿次品换正品，就是有，也不能够换。” 她就说：“不得，就那角上一小块淡色，不细心的人看不出来，当正品卖得出去的，公家也不会吃亏；你答应吧，哎！”……就这样纠缠不清，浩林自然没法答应她。可是浩泉另有办法，他私底下卖给别人了，售价十一元。过了一阵，又向浩林开口，等有了货，再替他买一条。
一条又一条，浩林都无法拒绝。他也无心去记牢一共替他买了几条。反正弟弟没有成家，娶亲的时候要用。弟弟的理由是名正言顺的。
可是好人也难做。在供销社里，范浩林渐渐成了问题人物。有些人说他觉悟不高，“烂好人”一个，有人则认为“烂好人”是表面现象；他这么起劲帮别人开后门、捐皮箱，总得到什么好处。甚至有人揭发他丧失阶级立场，因为五类分子央求他代买商品，他居然也帮忙……这样风风雨雨，每年或多或少都有点谣言，说范浩林犯了什么错误，吃了什么批评，受了什么处分，有一阵竟说要下放。这种谣传很胁迫人，因为当时供销社的工作，是有很多人眼红的，难保没有人想撵他出去。陆存秀听了几次雷声，虽然不曾见真的落雨，她就紧张了，害怕了。试想她那三男一女，除开穿衣吃饭，别的都还不曾学会，纯粹是消费者，倘若范浩林出了事，一家岂不都挂在风口里！她开始埋怨，埋怨范家村上的人只顾自己要买这样，要买那样，全不顾人家的难处，全不想到会拖累人家。这些话，先是在几个人的小范围内咕咯，继之则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哇哇地说出来，虽不指名道姓，也让听的人心里有数。听了外面传来供销社批评范浩林的话，不管是真是假，一概相信，并且加入些佐料，把喉咙提高到发尖声的程度转播出去，然后表态说：“你们听听，行了好心，没有好报。我家浩林替别人买东西，得了人家什么好处的？要吃这冤枉批评，让人家嚼舌根，你们大家，有许多人是托浩林买过东西的，你们是见证，浩林可曾吃过你家一顿酒，一餐饭，可曾受你家一点东西？可曾赚你家一分钱，可曾少你家一点斤两，现在好话无人说，恶水有人浇。赶紧谢谢，我磕头拜菩萨买不到香烛，菩萨不闻到香不见到烛光是不听不看的，我光磕头，菩萨也不会晓得，我只有求求大家再也不要托他买什么，莫要拿范浩林害得吃官司！”
起初，大家也能体谅她，也晓得范浩林的难处，心里原是很内愧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本来最好是像范浩林那样能够有本领帮别人解决一点困难，即使做不到，也总要尽量不增加别人的麻烦。麻烦了人家，被怪罪了，原也无话可说，只有内愧。然而奇怪的是，人总难免求人，特别处在盐粒、火柴都供应困难的时候，求人的频繁和原因的琐碎，叫将来的人知道了，决然会当作荒诞无稽之谈。所以纵有自知之明，仍有蝼蚁之请。范浩林却一如既往，仍做一个“烂好人”。他并不糊涂。他有自己的主见，认为商品虽然紧张，总还有些供应。有的商品是连计划供应也是分派不开的，但也并没有烂在仓库里，倒是在计划外打发掉了。总还是到了一部分人手里罢。总还是人消费了的罢。那么，范家村上的乡亲们真真有难处，他为什么不尽力从那些里面替他们买到一些呢？他不买，不是同样由别人去买了吗！所以买与不买，实际上完全一样。他又不贪污，不受贿，怕什么！能做好人，为什么不做！能给人方便，为什么不给！有些人藏着那难买到的东西专门供应上级领导干部，又算什么鬼把戏？好人明明大家都做，说他烂，无非就是拿紧张商品供应了老百姓。这就等于亏待了非老百姓，自然要吃批评了。这批评虽然被范浩林看穿了，但是照样有压力。不过也终于使范浩林觉得冤屈，不服气。他虽然不公开反批评，却也并不想改。只稍稍停过一阵，又替乡亲们买东西了。他要停也停不下来，乡亲们需要他帮忙。不过怕陆存秀骂背皮，有意回避着她。比如范浩林回来了，晚上便总有些人来看他，陆存秀在场的时候，他们讲空话、聊天，等陆存秀有事离开了，才跟范浩林咬个耳朵。陆存秀心里也有数，等人走了，她就问浩林：“他们来做什么？”浩林便老实告诉她。她就反对，说：“他们倒轻巧，开声口，要这样要那样，就不晓得害人！总是要把你害得下放回来了才歇！”范浩林说：“难得的，总是没有办法才开口求人，你当人家是愿意的吗！”陆存秀说：“你也难得，他也难得，全村人轮到一次，也就把人害得差不多了！”范浩林说：“不要大惊小怪，没有什么了不得。”陆存秀说：“当然啦，天塌下来有你顶着，关我什么事。我是多操心。你高兴你干就是了。还难得呢，我不晓得吗，有的人不是难得开口，是难得不开口，存心害人！”浩林一怔，便明白妻子说的是谁。连连摇手说：“莫要说了，莫要说了，莫要说了……”那神色使陆存秀不敢再说下去。她原是心直口快，随口说出，却把潜意识里的东西抖出来了。浩林确实为浩泉吃过批评，但他从未向妻子透露过一句，想不到妻子居然有这样的想法，足见自己替弟弟办的事的确太多了些，难怪别人说闲话了。于是他也有了些戒心。
隔墙有耳。陆存秀说出来那句话，当时李玉媛和浩泉也许没有听到。但一则不能保证没有别人听到，不能保证没有人传话，也不能保证陆存秀以后就不说。因为一句话说出来了，第二次就更容易嘴漏。所以事隔不久，浩泉和李玉媛也知道了。他们可不曾生戒心。浩泉发表意见说：“害什么人呢？我是出钱买东西，又不曾沾什么光，公家也不曾吃亏，哥哥也不曾吃亏。其实说得明白些，就算做弟弟的要沾哥哥的光，或者要靠哥哥沾点光，也不算过分。”李玉媛听了，就像这声音是从自己心里响出来的，连连赞成道：“对，你爹爹是个废人，只哥哥有用，不靠他靠谁？应该靠的。你别听了几句闲话就惹气。别！哎！做人要图实在，省点精神，莫生闲气！”
果然，浩泉是好样儿的，他冷冷一笑，哼了一声，眼睛盯着碗里慢吞吞地说： “饭是我自己挣来吃的。生别人的闲气，他又不贴我，不蚀本吗？！”
本来，打开的闸门，不把水放平了，关起来是顶费力的。浩泉是扳住了闸门不让关的人。浩林也没有决心关，要关也关不住。这不是几个人的事，不是一个闸口偶然发生的事。
一九六○年春节，正当大家在食堂里每天饱餐四两健康粉过活的时候，范浩泉同邻村的姑娘周吉娣结婚了。新房里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没有一件不是浩林经手替他买的。结婚那天还办了两桌酒，那可像天上的月亮，捉到手真不容易。别说菜肴了，拿出那点米来烧饭，就很不简单。范家村上的人啧啧称赞说：“真是个富户！”
有人私下议论：“范浩泉平时屁都不肯丢脱一个，怎么舍得办两桌酒？”
“别奇怪，除了平时节省下来的柴米，没有一样不是官价的。”
“官价不官价，东西总是金贵的。到了他手里，就都成了他的命宝，何必让别人吃！”
“不奇怪，”有人动情地叹气说，“人生一世，究竟只有一次呀！”
周吉娣在地方上也是个有名的能干姑娘，小时候父母双亡，剩下她姐弟两个。所以周吉娣很早就当了一家之主。钱粮进出，人情冷暖，都锻炼出了经验。不但在精神上可以和范浩泉匹敌，而且身材也同范浩泉不相上下，在姑娘队伍里，可算得出类拔萃。两个人真是合适的配偶。
结婚那天晚上，等到闹过新房，亲友邻人退出去以后，两个人还没有上床，周吉娣的头发就被弄得像个乱草窝了。她从台上陪嫁来的镜箱上那面镜子里照见了自己的形象，便红着脸推开了新郎，拉开镜箱抽屉，拿出木梳来梳头，忽然想起了什么，开了“金口”说：“喂，给你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周青娣把镜箱最下面一层的抽屉抽出来、在最里面的一格里，捆着一个极小的红绸包。
范浩泉好奇地注视着周吉娣把那红绸包拿出来，放在手心里，郑重其事地轻轻把绸包打开来，刚一露馅，范浩泉就看清楚了，眼睛便朝了天。
周吉娣见他那个样子，以为他不识，便说。“你别看它发黑了，不是铁，是龙洋。”一面说，还把那表层氧化了的银洋轻轻地碰了一下说，“你见过吗？”
范浩泉司空见惯了似的毫不希罕，他点点头说：“是银洋，几块啦？三块……” 他顿了一下，慢吞吞地说，“我还当真有什么宝贝呢。”
周吉娣把嘴一撅说：“你有吗？”
范浩泉却轻蔑地重复说：“有几块啦？三块吗？……”那神态，傲然使新娘再不敢问。
高晓声精选集觅(5)
在那些日子里，生活本来已经够艰苦的了。尤其这艰苦是突然不明不白地来到的。前些时还在喊放开肚皮吃饱饭，粮食多了怎么办？眼见得美好的日子就在眼前，谁知道历史的车轮滚着滚着……又碰上了一道沟。轮子还在飞快地转，它要消耗掉自己，转得越快，溅出的泥点越多。也让自己陷得越深。许多的人，他们的信心被飞溅的泥点玷污了，性格变得脆弱，生命变得虚软。他们要活下去，就要饿着今天的肚子，去为明天的口粮干活，这干活又不得不尽可能节约精力，不要消耗掉自己…… 尽量让变虚软了的生命延长一些。它必得延长，因为不知道灾难几时结束，它总得比灾难延续得更长些。
历史是精致的，现实是精致的，人的生命，则是更加精致的。它们总会得到某种和谐。范浩泉也是一个精致的人。在那些日子里，他可称得上是一位降低消耗、保护生命的高级技师。他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积极分子，通常吹了哨子，他就下田去。去了就坐在田埂上等着，一定要等到人马到齐了，都已经劳动了，队长叫他他才反问一句：“我早就来了，你再查查，可还有人没来？别先叫我。”于是队长再查一遍，证明齐了，再叫他。他自己还要查一遍，证明确实都到了，这才劳动。假使今天是锄田，他的铁囗锄了一刻钟，就一定坏了，柄脱落了。于是只好再回到田埂上去装柄。幸而装上了，还要拿着上河边去浸一浸，等到再下田，半小时早过去了。倘若装不好，少了垫头，就只好回家去寻找个合适的再装，那就说不定看见大家收工回来时，他才刚巧下田来。假使是挑担，挑不满十担，他的土箕绳一定挑断了。于是只有停下来，重新接牢它。假使雨天要出工，他一定没有蓑衣。假使队里开夜工，他一定参加，报了一个到，就躲在暗处睡大觉，等着领半夜餐……他是会动脑筋的，会打算盘的，会出点子的。所以他确实比别人把自己保护得好些。但是为延长生命打算得精致的人，毕竟也比别人多花了谋划的时间，也就是多消耗了生命。而最精明、最会计算的人，也常常忘记了把这一种消耗计算在内。这大概是习惯于体力劳动的人，总不把动脑筋当作一种劳动，因此就否认有消耗。
现在，一个在体力劳动方面的降耗高级技师，却在脑力劳动方面不自觉地大量消耗自己的精力。他朝思暮想，日夜不安，不断地提出一个一个疑问，企图得到明确的解释。有些事情他实在不能理解，爷爷固然不相信他的爹爹，但同样也不相信他的大伯伯，为什么爷爷埋藏的那笔钱，偏偏大伯倒知道了，花掉了，可是受爷爷信任的大伯母却不知道呢？倘若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大伯伯就不能够单独偷偷花掉。是大伯母一个人知道，大伯母就更不会让大伯伯去浪费。足见爷爷毕竟是爷爷，到头来还是相信儿子胜过媳妇。怪不得大伯伯一向气量大。原来是有这点底子。但这样推想下去，就危险了。难道爷爷埋藏的另一笔钱，知道的人不是他母亲李玉媛，倒是父亲范焕荣吗？那就糟糕，一则是他已经死掉了，就是知道，也没法再叫他开口。二则他和大伯伯一样，是一个败子。他倘若知道，也会像大伯伯一样把它偷偷花光。不过细细想来，又不可能，因为他同大伯伯完全不同，从未阔气过，从未发过阳，从来就因为家里不肯替他还债才被人瞧不起，失去信用，才弄得抬不起头来的。怎么可能会占有那笔钱呢！而最可怕的则是范焕荣不像李玉媛，他心里怨恨的是小儿子，喜欢的是大儿子。如果他果然知道那笔钱，如果他果然没有败掉它，那么，他一定会告诉大儿子浩林。现在这笔钱就落在浩林手里了。这真是天道好还，又把事情弄颠倒了。该得的大笔钱他没有得，不该得的小笔钱他拿了；还一直自以为得计，吃了亏还当沾着了大便宜。头等的滑稽戏，让人笑歪了嘴。
可是再想了几天，范浩泉又不相信了。因为哥哥的为人，他是深知的。倘若浩林真拿着了那笔钱，他倒是不会像自己那样不声不响独吞的。当年分房子就是一例，自己并没有提出来，还是他不肯沾光，说了公平话。这些年分开了，也从不曾亏待过自己。想他近几年来在工作上也不是没有办法发财，他却不要发，宁可拖着一家大小东挪西借过日子。这总不见得做假。浩泉就经常是他的债主，有过几次，因为借多了些，浩泉都不大肯再借了。做哥哥的不是不知道，但一时没有别的办法，还是硬着头皮来同他商量。这也不是假装得来的。所以，哥哥不可能知道那笔钱。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范浩泉想来想去，同妻子周吉娣商量来，商量去，终于认为最可靠的情形是爷爷埋藏了这些钱，不曾告诉大伯伯，也不曾告诉大伯母。不曾告诉他父亲，也不曾告诉他的娘。他一个也不曾告诉，这才是他爷爷的精明处。这才是他爷爷的为人。他看不起他的儿子，也不知道孙子会怎样。反正告诉了他们，这些钱就容易失散。要长久保牢，只有不让大家知道。反正总是埋藏在自己家里嘛，总有一代子孙会发现的。与其告诉了他们，让他们吃现成食，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吧。傻瓜不找或找不着活该，财产原该属于精明人，精明人拿在手里才可靠。
这真是一个最有大志的精明人的一种最最古老的精明算盘。
所以，大伯伯并不知道埋藏在哪儿，但是他相信有。他肯花工夫，他是靠自己找到了那笔钱。他真精。可是并不可靠，随手光了。
想清了这一点，范浩泉很受鼓舞。他可高兴了。不是有这样一句口号吗，叫做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
好，说得好，真正说得好！
这也是传统，我们一向来习惯于派人上天去把月亮摘下来给孩子当灯笼玩。
范家村上的人，也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范浩泉夫妻俩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他们都是生产队里的强者，从不肯吃一点亏，为了争一分工，为了争一件轻活，为了自留地上被偷了两棵青菜……他们都会吵上半天。但是现在好像成了一对隐士，除了不得不下田去干那扯皮的活，平时就关了大门，双双躲在家里，人影也不见。有人敲门，总无人来开。让人敲久了，才会答应。把门打开一点，露出一个头或半个身子来，和外面人答话。不让外人进去。这是他们的窝，不让进就不让进，外人也就不稀罕进去。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干什么。只是人明显地瘦了，脸色青灰，特别是那一双眼睛，乌珠里透出一种异样的光，贼鬼般一转一闪，他们全不再关心周围的事情，好像砌起一道围墙，把自己圈起来了。
范家村上的人，除了晚上能够觅到半夜餐吃的特殊人物（这些人白天同社员吃的一样，晚上就聚在一起打牙祭补身体了），大都一吃过晚饭，趁着可以当镜子照的两碗粥汤还在肚子里咣当咣当的时候，就赶快上床睡觉了。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会在半夜里饿醒过来。假使他们的住房靠近范浩泉家，就会隐隐约约听到一种响声，舂米不像舂米（粮食这么紧张，哪儿有米舂呢），捶蒲不像捶蒲（肚子是水灌饱的，谁有气力捶呢），有时碰出一个尖音，好像铁器捶在石头上了，有时则轻微地嘎嘎，像用千斤[注]在起出什么来……断断续续，杂乱无章，真不知这家在做什么。
范浩泉夫妻，连同老娘李玉媛，三个人像发疯似的，辛苦得不顾性命，把地板一块块撬起，把地皮一块块深翻三尺，连山墙上砌的砖头都块块仔细地敲击过，最后把烧饭灶也拆了，灶基下面也筛洗过……收获是有一点，例如地板底下，墙脚边头，灶脚帮里，零零碎碎，拣出来七块银元，五个当十铜钱，十七个铜板，和三十一个小铜钱。可见祖上的底子，的确是殷实的。真叫“穷虽穷，家里搜一搜，还有三担铜”。至于窖藏，却没有发现，不但未见大瓮头，连小瓮头，黄泥罐，也一个未见。
三个人都累垮了，像散了骨架，像劈开了脑袋，像瘫在地上的沉塌塌三堆泥。
既然自己家屋子里找不到，自然只会在哥哥那边了。
怎么办呢？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不如意的事！
究竟在不在哥哥那边呢？如果在？该埋在哪儿呢？前面一间厅屋，从来就是大家走动的场所，里里外外的人，经常像走马灯似的在那儿旋转，决不是埋藏宝贝的地方。要埋，只会埋在后厅那间楼屋里。
真的会在那儿吗？尽管推断合理，毕竟还是推断。范浩泉是最讲究实际的，只有亲眼目睹才可靠。空讲无益，到手为财。亲眼看到了，才能设法弄到手。
这一家人，疲劳还没有消失，又商量下步的办法了。
范浩泉住房的后包檐，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窗，大约二尺见方，一对窗格，四块玻璃。透过窗子朝外看，隔开一尺多阔的一个天井，斜对面就是他哥哥范浩林家楼房前沿的六扇花窗。这花窗原做得十分精致，一个个不同花样的小窗格，都是用大木条锯成刨光了的。窗子下端一个框档里，还雕有山水花鸟人物各类，用桐油油了。簇光锃亮。然后再用磨薄了的蚌壳镶嵌窗格的空档，不知花了多少工夫。那薄薄的蚌壳，半透明地，透光不透视，质地还带来灰白、乳白、淡黄、肉红几层颜色，被阳光照了，一闪一闪，很像就要发生一个童话里的故事。现在这些花窗都旧了，就像一块褪了色的黑布。那美丽的蚌壳，也都改装成玻璃的了，这现代化的东西是透明的，一眼就看穿里外，失去了神秘感，因此和下面将要发生的故事不大协调，如果还能保持从前的样子，那么，布景和演出就配合得精彩了。
范浩泉不但凭推断，并且要证实那楼屋里确实有害藏，他既没有“测窖仪”又没有遥感设备。现代化的一切工具，一切知识，一切条件他都不具备。能够利用的就是这些窗口。有利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窗子上已镶了玻璃，不再是蚌壳，视线已经没有遮拦了。
按照古老的传说这就已经足够。
古老的传说里留下的许多经验都这么说：
“黄家村黄顺荣家，在他太公手里，还是穷光蛋。有一天到亲戚家去吃喜酒，深夜里回家，路上看见刘巷街梢城隍庙前头一棵白果树上开了一树的白花，他就晓得运气来了。赶回家喊了老婆儿子拿了家什就到白果树下去挖。挖开一层薄泥，就是白花花的银子。真是快透天了……他就靠这个发了大财。”
还是老娘李玉媛在说这个老故事，范浩泉当然听说过几遍了，但是这一遍听得最人神一，就像考试迫在眉睫，老师在帮他复习功课，使他终于有了悟性。
“我外婆讲，她娘家村上有一家人家，姓陆。穷得连一片瓦都没有，住在村东头祠堂里，大家叫他‘看祠堂佬’[注]。有一天洗了衣服，晾在天井里忘记收了。到半夜里，刮了阵风，下起雨来，才想起了衣服，急忙起身去收，看见地上有一群白老鼠在嬉戏，见有人来，顿时乱窜，马上选得无影无踪。姓陆的奇怪。到了第二天半夜里，再起来看，果然又有白老鼠。姓陆的一连看了几天，摸准了白老鼠的窝膛，天亮后拿锨去挖，只七八锨，一个瓮头就露出来了，里面全是银元宝。那白老鼠就是银元宝变的。”
这个故事，范浩泉自然也不止听过一遍了。他长到这么大，这一类故事听过不少，平时放在一个叫做脑海的仓库里发霉，现在都被调动起来。范浩泉不愧是个维顶聪明人，能够温故知新，融会贯通，立刻把那发霉的东西，擦得油光发亮。他发现，原来这能够埋下一切的泥土，虽然也能够让银子藏起来，但藏得了它的身，藏不了它的神，那白光就是银子的精神，它是掩盖不住的，会穿过泥土射出来。只要细心观察，耐心等待，总会发现的。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范浩泉想明白了，就有决心干下去。他把家里挖撬得乱糟糟的地面和地板，重新弄平整了。然后，每天夜里，就在北檐头的玻璃窗前坐下来，圆睁着眼睛，注视着哥哥楼屋底层那六扇窗子，期待那银子的精神— —白光，从地里冒上来。
一夜又一夜，范浩泉坚韧地坐定在窗口瞭望。开初几天，李玉媛和周吉娣都坐在他的身边，陪他半夜。总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三个人，六只眼，都盯着看，只要有白光闪出来，就再也不会错过。可惜却不曾出现。他们不灰心，他们是很能忍受时间的煎熬的。只要抱着希望，他们就能够等待。哪管要等很久很久。即使在等待的过程中间，已经越来越觉得无望了，他们也往往能够不愿相信那无望是真的，还能够继续等下去。尤其是李玉媛，她经受过许多的磨练，从前光是应付那些接踵而来的债主，她耗费的精力和时间，就足够让她坐在这儿坐到老死都不在乎。因为这实在不算什么，不用吵闹，不用啼哭，不用怕丢了什么，也不用花多大的力气，不过是安安静静的耍一双眼睛就是了，有什么熬不下去呢。
可惜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不是钢铁做的。虽有心比天高，无奈脚踏泥土，不能随意飞翔。白天下田劳动，晚上窗前探宝，日子一长，两者就不能兼顾。范浩泉有时在田里捏着锄头柄，会把它当拐杖，拄着打起瞌睡来。有一次双脚一软，竟躺了下去，害得大家吓了一跳，营养不良是普遍现象，一个个都瘦得像猴子。瘦是正常现象，谁也没有觉得范浩泉瘦下来有什么奇怪；可是他竟站不住了。他可比别人吃得饱呀，怎么会弱到这般地步呢！
不管怎样，一件事开了头，不干到底，死了口眼也不会闭的。范浩泉决不肯半途而废，他改变办法，把一夜天裁成两个半夜，前半夜让周吉娣、李玉媛婆媳两人值班，后半夜就让他单干。他怕她们会不经心、打瞌睡，两个人在一块儿要妥当些。结果还是不放心，每晚都要嘱咐了才去睡；睡了又惦念莫让她们疏忽大意误了事，竟不能落(目忽)，往往像被弹簧弹出来般坐起，瞧瞧暗中静坐的两个，才又慢慢躺下去。
时间越拖越长，工夫越花越深，一家三人越拖越累，周吉娣的心活了，对范浩泉说：“不要死守吧，吃不消的。守到几时呢？”范浩泉讥笑说：“你们女人就是没有决心。要做成一件大事，原是很难很难的。毛主席得天下，打了多少年？现在不过叫你坐着，你坐了几年了？就让你发财啦？这样容易让你发财？哼！”周吉娣连忙说：“倒不是我怕苦，我是看你越来越瘦，别弄坏了身体。”范浩泉说：“我不碍，人又不是豆腐做的。我们花了那么多工夫下去了，能歇吗？”周吉娣说： “不歇，再把工夫花下去，不是越花越多吗？”浩泉点点头说：“当然。”吉娣说： “花了下去，凿定能找到吗？”浩泉说：“我看逃不脱。做事总要有信心的。你去提鱼，就不要打算网网都捉到。九同落空。一网成功。我们种田，也不能打算年年丰收，碰上荒年，不能懊悔，不算上当，只有再种下去，才有丰年。倘若九网落空不下第十网了，今年荒灾不种明年的田，那才是白花了钱财工夫。”周吉娣听了，也就明白了许多，坚定下来了。
真了不起，他们仍旧一天天坚持下去。范浩泉的心境，好比一个走路的人，走了十里，回头容易，走了一百里，虽然仍旧弄不清还要走多少路才能到达目的地，但回来就不大容易了。心想已经走了一百里了，总不会太远了吧！等到走了五百里，回头就非常难了，一回头，不是又一个五百里吗！多远，好不累人！倒不如干脆朝前走吧，说不定再走十里、三十里、五十里、一百里……就达到目的地了。作最坏的打算，总不至于还有五百里吧。所以宁可向前走的了。
范家村上的人，要不是大家都饿得变了形状，那么，范浩泉的异样会使大家惊怪了。他那冬瓜头、长圆颈，像到另一个模子里去压了一压，变成一条狭长的丝瓜了。原来毫无特色的一双眼睛，眼乌珠儿闪着一丁点儿鬼火似的亮点，不敢正眼看人。现在像被漫画家重新画过，把以前的一双眼，全涂成了眼珠，然后再在外面装上一副眼眶，大得成了嘴巴了。朝他脸上望去，脸都没有了，只剩了那双眼睛。那乌珠也不再问鬼火点子，竟是特别的亮，总是直瞪瞪地盯住一个目标看，狼一般贪婪。
这时候李玉媛那颗母亲的心，比周吉娣敏锐得多，它开始颤抖了。她疼浩泉，觉得儿子已经顶不住了。她的心又炽热地燃烧起来，把她推到还像从前能够当家作主一样的位置上去。她不许浩泉再坐夜了。她抱他去睡觉，说他是一家之主，是全家的脊梁骨，不能够断，一断全家都完了。现在就让他这个老太婆来代替他吧，横竖年纪老了，死也死得着了。倘若能够替儿子做一点事情，死也值得。所以，后半夜的班，她抢着去值。可是，娘是英雄儿好汉，范浩泉哪里肯把位置让出来。他说： “娘，你不要逞能干，这件事你做不好的。你拼掉老命也没有用。你那双眼睛不好，白天都模模糊糊，夜里还能看清什么呢！让你守在这里，就是白光出现，你也看不清。况且又不知道它有多亮，能亮多久。它总不会像电灯那样一清二楚的，说不定只是幽幽地一间就过去了，我能放心你干吗！错过了怎办？”说罢，把李玉媛从窗前的椅子上赶开，自己占领了，从长夜守到破晓。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其实何止金石，上帝不是也可以感动的吗！我们想看太阳的时候，太阳的眼睫毛也会忽然一跳呢。可见精神的感应能力，高深莫测。银子埋在地下，它的精神就埋不住，会化成白光穿过土层亮到地面来。范浩泉的精神，经过如此的磨练，自然是更加奇妙的。一根棒褪，给人拜了三年，棒槌也有了灵性。气功大师，可以运用已有的特异功能，影响别人的体质。由此可见，精神从来就可以转移到客体上去的。即使银子并没有化为白光的精神，而范浩泉只要磨练到某种程度，练出了特异功能来，也可以使银子放出白光来的。所以，在精神的境界里，是什么情景都可能发生的。这只要看作家（比如本人）如何塑造人物，就能悟出它的奥妙来。
范浩泉的眼睛练大了，眼珠子练亮了，练得像银子一样放出亮光来。
奇迹终于出现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傍晚就变天了。密阵阵的乌云，分不出层次，涂得天空像一只大铁锅。始终没有风。细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空气的分量加重了，世界特别静，好像一切的声音，都被沉重的空气压进地底下去了。范浩泉在吃晚饭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脑子轻微地震动了一下，好像被揿了一下开关，通体一亮。他就预感到今晚上要发生不平常的事，兴奋异常。吃过晚饭，就不要母亲和妻子瞭望，决心自己干一个通宵。他静静地坐着，全神贯注，眼睛一眨也不眨。他觉得今夜自己的眼睛特别尖，在漆黑的空间，他都能辨得清那极细的无声的雨线。约摸过了夜半，他眼前忽然有亮光一闪。定睛看时，又一闪。对了，就是在楼屋里放出来的，幽幽的亮光。不错，这下子看得更清楚了——又一闪。
范浩泉狂喜，连忙轻轻把周吉娣和李玉媛都叫起来看，他们屏息静气，坐了片刻，范浩泉又看见闪光了，他悄悄地问：“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哪里哪里？”
“唉，你们不注意，过去了，等等、等等。”范浩泉紧张地说，刚说完，又轻叫起来：“又问了，看见没有，你看，又闪了一闪……”
李玉媛并没有看见，她知道自己老了，眼睛不行了。浩泉看见了，那就行，也就等于自己看见了。于是她也很兴奋，连连说：“真的，真的，一闪一闪的光。”
周吉娣揉了几次眼，拼命睁着看，眼珠都快跳出了眼窝。过了好一阵，才说： “怎么我看不见呢？”
“你又不是瞎子，娘都看见了呢！”浩泉回答她说。
“这倒奇怪。”周吉娣自言自语地说，“是怎样的光呀？”
“一闪一闪的。
“看不见。
“它现在不闪了，闪的时候你不当心，所以我就怕你们看夜会马马虎虎错过了，幸亏今天我在看着。”
李玉媛想到这么多时间银子不曾闪光，大概就是周吉娣没有福气看到。所以它才不闪。现在闪了，也不让周吉娣看见，周吉娣居然还脸厚，不觉得难堪。李玉媛简直有点愤怒了。
“这要有缘分。不是随便哪个都能够看见的！”李玉媛权威地说。她难得有机会在媳妇面前得到这样的优势，所以一发挥，显得特别强烈，会让人记住很久。
高晓声精选集觅(6)
一九六二年，范浩泉的哥哥范浩林，是家庭负担日趋沉重的阶段，他的三男一女已经降生，大儿子先来十二岁，二儿子正来十岁，三儿子再来七岁，收梢一个女娃名叫好妹，也已经五岁了。一个个像台阶般排在那里，等待父母去照料。范浩林、陆存秀夫妻俩，好比一对老燕子，刚孵出一窝乳燕，占满了窝堂，他们会鸣叫了，会撒娇争宠了，会吵闹了，会嬉耍了。但翅膀是软弱的，乳毛还没有脱落，一只也飞不出窝去。全靠一对老燕，在外面觅了食回来，一一喂饱他们。他们虽小，食量很大，因为他们不仅为了抵消付出，而且靠它长身体，长血肉筋骨。所以，喂饱他们是很不容易的，辛苦的老燕子，衔得嘴角边常常带着破损的伤口，渗出殷红的色泽。
范浩林和陆存秀，集中精力，一心扑在供应孩子们的衣食上，根本没有心思和能力去考虑其他的事情。三年的灾难弄得他们焦头烂额，把他们背上的负荷增加到不断喘息的程度。一九六一年冬天稍稍缓过一点气来，真希望一九六二年春天能够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他们需要的是乐业安康，再不要风火变幻，生命的弦拉紧了那么久，再下去，不断也会松弛。所以，当范浩泉提出重新分房子，范浩林一时竟反应不过来，他含含糊糊地没能说清什么，只是觉得这个时候干嘛要分房子呢，没有任何必要嘛。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偶然想起，也不曾想下去，累得很哪，脑袋瓜一碰着枕头，就睡着了。
他哪里晓得，这一夜他弟弟一家非常紧张，仍旧轮流值起班来，监视着楼屋里有没有动向，生怕提出了分房子以后，哥嫂会把窖藏挖出来拿走——假如他们知道的话，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第二天早晨，陆存秀天不亮就起床，她要烧一点东西让浩林吃了赶到供销社去上班。她刚打开门，就看见浩泉从隔壁过来了。
“阿嫂，哥哥呢？”
“还没有起来呢，叔叔，你倒早！”
正说着，浩林已经从后厅走出来说：“谁呀——是浩泉。”他立刻想到分房子的事。
果然，马上开口了，说：“哥哥，不耽搁你，你是要赶去上班的，我只是想听你一句确凿的回音。这房子你究竟同意还是不同意重分？”
浩林一怔，又随即一笑：“慢慢来吧，急什么？”
“不是急，我是要弄一弄清楚，你肯不肯？”浩泉的眼睛看着地面说。
浩林沉吟了一下说：“这有什么不肯呢？当年还是我提出来的，房子住了再说，分不开，等以后造了新房再分。现在呢，新房子没有造，还是那几间老的。不是分不分的问题，其实是没有什么分的，你说呢！”
“不，哥哥。”浩泉胸有成竹，不假思索就说，“亲兄弟，近算帐，当年分开来过日子，哥哥你是说了那句话的。我也赞成的。谁想会碰到这断命的大跃进，把东西弄光了，肚皮都顾不及。这一跤跌下来，我们几时才积得起钱再造房子？我看等下去已经没有意思了，还是趁早正式分了吧。”
“这个嘛！”浩林想了一下，无可无不可地说，“你要是主意拿定了，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分了就分了、你等我有了空，再坐下来商量吧，这一阵我忙。”
“哥哥，你说过几天有空？”
“这么急做什么？”浩林惊讶了。
“横竖要分，就快点分掉，了脱心事。省得再在心里盘来盘去。”
范浩林无话可说，只好点点头：“好，我这几天里抽空再回来一趟。”
这些话陆存秀也都听见了，浩泉一出门，她就说：“刚刚好了一点，饱了几天了，太太平平过一阵再说好不好！”
浩林没有响，便吃早饭。陆存秀又说：“有什么好分的呢，其实不就是我们住的房子好，要说定了贴他多少钱也就是了，他可是这个意思？”
浩林含糊地应了一声。陆存秀又说：“那也用不到这样急忙。他晓得我们没有钱，还借了他的债。就算现在说定了贴他多少钱，一时间也没法给他。他要急也没有用。”
浩林笑笑说：“你也不用猪心思，兄弟之间，该了的事情，总是要了的，至于一时没有钱，他也不会逼你的。欠一欠就是了。”
陆存秀喉咙里咕了一声，忍住不说了。丈夫在单位上工作，家里的事情，很难同他说清。算了。
这兄弟两家的关系，倾斜度一直很大，哥哥对弟弟，向来仁至义尽，毋用多说。浩泉刚开始自立的时候，年纪很小，对哥哥无可还报，情有可寡。但后来逐渐长大了，因为没有负担，比浩林富裕，却并没有想到要体贴哥嫂。特别是刚过去的三年，浩林固然因为在供销社工作，买东西算得方便，但是他最缺又最需要的一样东西，供销社却没有，就是粮食。家里孩子的口粮都是低标准，如果不想别的办法，全家的嘴巴，一年要有半年挂在风口里。浩泉多少是可以帮一点忙的，可是，他连父亲烤点豆饼吃都舍不得，又怎会拿出来（那管也是豆饼也很好）支援哥嫂呢？有一次新麦上场，浩林星期天在家休息。陆存秀高兴，忙碌了半天，做一顿馄饨来吃，让孩子端过三碗送叔叔家去，这也是农家通常有的习惯。可是过了片刻，浩泉竟端了两碗还来说：“哥哥。嫂嫂，现在粮食金贵，不能客气的。娘吃了一碗，这两碗还是侄儿吃吧，你们人多，我家人少，来回端动了，我是端不起的。”这真是荒年断亲邻，使人心发冷。他自己家里弄什么好食吃，总是闩了大门。看都不让人进去看的，所以每逢范浩林受托替他斩了一刀肉带回来，陆存秀派孩子送过去，就特别交代儿女们今天不许到叔叔家去串门子。虽然不吵不闹，隔阂也不算不深了。背后陆存秀的叽咕一大堆。浩林听着，也并不是一点不动情的。不过他识大体，总劝存秀说：“我弟弟就是这种人，钱财看得太重，你由他去，他赚到一个钱都不容易，自然要看重。这也好。总比有一个败家当的弟弟要缠牢哥哥，吊在哥哥的裤带上好。”
浩林去了供销社，第三天浩泉带了信来，问哥哥几时有空回来，说定一个日子。第四天陆存秀也带了信来，说周吉娣在田里劳动的时候都不着边际骂山门了。第五天快午餐的时候，他娘李玉媛拐着一双缠过后放大的脚跑来找他了：“浩林，无论如何，你抽身跟娘回去一趟。哎呀，娘为难哪！他们夫妻两个在家里骂人，怪熬我这娘，好像你不回去是娘教你的。”她知道这样说，最使浩林动情。
浩林果然着忙了，他尽量张罗使娘吃了顿美餐，让她睡了个午觉，自己安排好了工作，向领导上请了个假，扶老娘坐在自行车书包架上，骑着回去了。
到了村头，李玉媛便下来，关照浩林说，“你先回家，不要告诉存秀说我来叫你，她晓得了也要骂我的。我像夹骆驼，两面都受气。”
浩林叹了口气，笑笑点点头，先走。回到家，存秀田里去了，还没有回来，等到她回来浩泉和吉娣也都回来了。存秀进门，看见了他，就气恼地说：“快点分分清楚吧，自家人都没有商量过，外面倒飞飞扬扬了。”浩林奇怪道：“有什么好议论的呢？”陆存秀正要回答，浩泉就进来了，存秀便说：“喏，叔叔来了，你们亲兄弟商量吧。”拿了一篮猪菜，上河边洗去了。
这么一来，空气就有点僵。范浩林摸不着头，不好说，等浩泉开口。浩泉因为被存秀明显的不满刺激了一下，要缓一缓情绪，也沉默着。这时候有两个老人进来了，一个叫范连生，一个叫范良春，都有靠七十岁年纪，是近房里边最重要的长辈。他们一进来，范浩林马上就晓得是浩泉请他们来做中人[注]的。连忙请坐、寒暄几句以后，还是浩林开口向浩泉说：“两个长辈来了，最好不过，你就说吧。”
浩泉低着头，眼睛看着地，慢吞吞地说：“这几天你没有空回来。我一边等你，一边也同几个长辈通了通口；只是不曾同你商量，也没详细同他们说。现在当大家的面，我都说了，好不好？”
这真是一副私事公办的神气，十分的顶真。浩林点点头说：“你讲吧。”
浩泉说：“哥哥你从前说过，照现在分开住的房子，你是应该贴出钱来的。”
浩林又点点头说：“对呀，所以我要讲明不算正式分房。我也贴不出钱来。”
浩泉：“你也说过，这房子要搭配成两份分开，总是搭配不公平的。”
“对。”浩林说，“所以我总说还是建了新房再分。”
浩泉摇摇头说：“造新房到何年何月？不等了。我想着几个办法，说给你听听。第一呢，照原样不动，哥哥你贴我钱，你也没有钱贴。如果换一换，我住你那一厅一楼，贴你钱，我也算不来，有钱不如造新屋，何必贴在旧房上。再说，换过了，你住我的，你人多，也住不下，那一间半畜舍柴屋和双侧厢，都不是住人的地方。所以，即使我肯贴，你愿意，我做弟弟的心里也不安。旁人也会说我势利，把哥哥逼去住坏房子。我想把房子重新搭配一下，后(广带)一间楼房，和一间半畜舍搭在一起，算做一份，前面两间厅屋，和双侧厢搭起来，另算一份，这样就差不多了。就是吃亏沾光，也极有限。这点高低，兄弟之间是可以通融的。”
浩林一听就笑了，说：“老弟，这可不好办，一楼一厅，没法拆开，后(广带) 的楼屋，要从前席那间厅屋里出进。如果拆散了分到两家去，势必砌断，住在楼屋里的人，就没有路进出了。”
两个长辈也说，浩林的话对，没有出路，走天上飞吗？
浩泉却笑笑，觉得自己的想法就精彩在他们想不到。便从从容容说：“这就是老房子的弊病，总要走破，我的想法，就是要砌断它，不让厅屋走破，就管用了。”
“那住在楼屋里的人，走哪儿呢？”
“容易，西山墙外头就是空地，只要在天井的西围墙上开一个门，就可以进出，墙外的地方，如果像从前那样属于私有，那主家是不让走的。现在是队里的，公有了。当然可以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不利用！”
浩林听罢，不禁笑着注视了浩泉一阵，觉得弟弟的算盘，真有独到之处。但还是摇摇头说：“门是可以开，不过这样一来，从楼屋到言舍去，要转一个圈子，不大方便吧！”
浩泉不在乎地说：“兜那么个小圈子算什么？方便。城里那些工人上班，住远的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还不是照样干！”
浩林沉吟不语，觉得有点为难了。半晌才说：“我呢，横竖不大在家，方便不方便，是你嫂嫂的事，等我同她商量了再说好不好”
“哥哥你不用同嫂嫂商量的。”浩泉连忙说，“我不会让嫂嫂觉得不方便。她一个妇女劳动力，带一堆孩子，我不能把麻烦推给她。我同你们换一换，我分楼房和畜舍，你们分两间厅屋和双侧厢。这样，你们就方便，而且也住得宽敞些。”
这一番话，说得两个长辈，点头簸脑，十分称赞。范浩林倒呆住了：这不像弟弟的为人哪！他心里寻思。
“哥哥你不用为难。”浩泉表明心迹，“我是说的真心话，你只管放心。哥哥嫂嫂一向来待我也不差，我心里有数的。况且吃亏沾光，横竖都是自家人。”
他说得非常诚恳，偏偏这范浩林最会感动，最受不了别人有心要给他好处。他连连摇头说：“老弟，这个我不答应。我是老大，倘有出入得失，我理应该让小的三分，怎么能占了好的呢。再说这八九年里，我住了好房子，也没有贴你什么，已经沾了你的光了，还能继续沾下去吗？不，若要这样分的话，我一定还是住楼房，把厅屋分给你。”
浩泉连连摇头说：“哥哥你不要替我争，这分房搭配的办法，是我提出来的。倘若我沾了光，倒像是我为了沾光才这样搭配了。我还有什么意思呢！住了进去，旁人还要骂背皮。不，我宁可住楼房。”
浩林感动地说：“不，我不会答应你的。哥哥的脾气你知道，越是别人让我，我越不领情，我一定让你住厅屋。”
“厅屋一定让你住。”浩泉说。
“我还是住楼房。”浩林说。
“我说了，我住楼房。”
“我也说了，我不住厅屋。”
“我也不住厅屋。”
“我住楼房！”
“我不搬，不让你住！”
……
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高。争论的用语越来越短，似乎很激烈。左邻右舍，都闻声来看，蹲了一屋子的人，陆存秀上河边回来，以为他们为争夺什么吵起来了。看见大家都在笑，她走进去，隔着板壁在灶下听了一会，才弄清是这么回事，觉得很诧异，想这浩泉吵着急急要分房子，总是要留点好处的，怎么倒像是为了吃亏呢？实在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不过也好嘛，他自己愿意，就由他住楼房好了。同他推让什么呢。就算沾了他的光，也是难得一次，我进范家的门十三年了，看着他长大的，手脚工夫也不曾少花在他身上，委屈他一点不见得雷打电劈的。
陆存秀想罢，便在灶下放开喉咙喊道：“阿叔，阿叔。”等他们听见了，停下争执，她才说：“阿叔，你可是真心？”
“当然真心！”
“真心嘛，我是要答应下来的。”
话刚说完，就听浩林喝了一声：“你不要横兜里插进来好不好！等歇我同你说，别先答应。你答应我也不答应。”
大家听了，嘻嘻哈哈，七嘴八舌，乱哄哄热闹了一阵。因为他们都是谦让而不是争夺，自然没有严重性，不构成什么威胁，所以挺乐。但这样下去也没意思，不及打架好看，就陆续散了。两个做中人的老辈，也觉得这事好办，很轻松。建议他们再合计合计，不忙。想周全了，免得以后反悔。范浩林自然赞成。起身送客，临出门，浩泉还说：“我是想周全了，哥哥，我不反悔的。”才回去。
当天晚上，陆存秀就同范浩林怄气，说他眼里没有老婆，分家的事，她陆存秀为什么不能开口，这家是什么人的？你范浩林往供销社一溜，高兴回来就回来一趟，不高兴回来就寻不着你的影踪，如果分家分得不好，还不是她陆存秀受害！难得浩泉这么开通，说了些像大丈夫说的话，自然就该答应。让什么呢？说不定过了一夜，他就改口了。
范浩林这时早冷静下来。他历来不同老婆口角，所以一只碗也丁当不起来。他回味今天浩泉的意思，也不免怀疑。不懂是为点什么。这时他就回答陆存秀说： “你都想到他过了一夜会改口，这件事还能照他的话办？不是小孩子闹着玩吗！”
“我马上接口答应他，他改得了口吗？”
“唉，你倒看得容易，极麻烦的，这老弟！”
“反正我不管他为什么想这样分，我就答应照办。”
“反正我不弄清楚他为什么想这样分，我就不能答应。”
“不亏他，这是他自愿的！”
“他自愿，我也不能亏他！”
……
两个人争了几句，也不曾有结果。谁知声音大了点，隔墙本是有心人，正尖着耳朵在听。一听见，倒安心了，晓得自己想的事情，浩林和存秀全没猜着。那么，要劝浩林答应，也就不算难了。当夜浩泉和吉娣商量了一会，便去把老娘叫来低低同她说了几句。那李玉媛像得了令箭似的一面连声答应，一面还拍了拍手，轻轻地说：“哎呀，我都没有想着，这倒也是真的，是一件头等大事，我去同浩林说，他不能不答应。”
李玉媛打了包票。她很有把握，一夜睡得好熟。早晨起身，看见浩林家的门开了，就走过来。见存秀在灶下烧早饭，叫了她一声娘。李玉媛说：“浩林呢？”存秀说：“在楼下吧，有什么事？”李玉媛神秘地说：“有几句话，浩泉、吉娣都说不出口，所以叫我来告诉他。喊浩林出来，我全都告诉你们。”
正说着，浩林听见娘的声音，就从后屋走来说：“娘，你要说什么我听？”李玉媛说：“我昨天听你们争了半天，浩泉也不曾把话说出来。你晓得他究竟为什么要住楼房？”
“就是不晓得呀，娘，你说呢？”
“你想想，浩泉娶亲也两年了，为什么没有孕？”
浩林无从回答，只好静候她说。
李玉媛压低声音，却加重语气说：“命也算过了；风水，也看过了。浩泉的新房做得不好，是一块不育之地。”
陆存秀连忙问：“真的？”
“真的。都这么说。”李玉媛有根有据地说：“想起来，你们的爹和大伯伯，是现在分给你大伯的那间老屋里出生的，当年我嫁过来，新房是做在你们现在住的楼上，生了你们兄弟俩。后来让给你们做了新房，又生了三男一女。浩泉的那新房，真想不起来谁在那儿生育过，大概老辈早就晓得了，是不能做房的。”
浩林听了，笑着摇摇头说：“这是迷信，不会的。”
“怎么不会，你看他们可养了？”李玉媛严重地说。
“哦！”陆存秀终于彻底明白，“是为了这个。那就直说了嘛，何必兜圈子！害得你忠心耿耿的大儿子还怕他吃了亏。这么一说，他是想借一块传宗接代的宝地，浩林，你肯不肯换？”
范浩林抚了抚脸颊，像抹掉什么粘着的东西一样，正想开口，李玉媛却抢嘴说道：“这还能不肯的吗！你们已经四个了。还养吗？不换给他，就是绝了我一房人马。”
这话如果说对了，那范浩林不肯换房，简直天理不容！
范浩林只好点头。虽然他明知是迷信，但是迷信还是这样的普遍。假如不换，范浩泉能生下孩也罢。当真不生，那么，舆论会谴责范浩林居心绝小房的后，独占祖产，要成为范家千秋万代的罪人。
高晓声精选集觅(7)
因为有了这样正经而且庄严的理由，世界便按照着范活泉的意志被征服了。新社会里分家，事情本来就极简单，因为有许多身外之物，早已被革除了。范家兄弟，别的早已分得清清爽爽，没有任何纠缠，没有任何一方要提出复议，无非就是换一换房子，议定了就可以搬，搬好了就算完成了。
可是，这毕竟是范氏兄弟完成正式分家的一件大事，所以一切都按传统的规矩来办。免得以后再有话说。陆存秀以前就埋怨浩林当年分家的时候多说了一句话。这一次范浩泉要换她的宝地，她可不能保险这对夫妻住进去之后就会出后代。若再要改悔，她是不答应的。范浩林要马虎办，她也不答应，定要做得郑重其事。双方商定以后，请了一个本家叔公写了一张分家契纸，定了一个佳期，办下两桌酒，请了娘舅、公亲、族里的长辈、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和会计来坐坐，在分家契纸上签个名或画个押，盖个图章做中人，才算功德圆满。
随后就是搬家。迁人新居。一开始总要修理、粉刷，甚至改变屋内布局结构。范浩泉的工程更大，除了在天井的面墙开门外，还把天井的一半架了两步矮屋做厨房，前前后后，两家的人，都忙碌了十天半月。
范家村上的人，对于范浩林兄弟在分家中表现出来的谦让风度，有过各种各样的议论，对范浩泉特别感兴趣，简直当作一个谜语在猜，但是酒席一摆，分家纸一写，中人的印章一盖，便成了铁的事实。天下既定，两家已在各搞建设了，议论也就很快平息下去。
此事过后还不到两个月，范家村上的人，忽然又越来越关注起范浩泉来，先是有人发现，房屋整修以后，陆存秀、周吉娣都下田参加劳动了，独独不见范浩泉，便开玩笑说浩泉住到楼上去，就成了千金小姐了，楼也不下。有人说搬家以后，只在那新开的侧门口碰到过一次范浩泉，好瘦，脸皮白里泛青，看上去吓人。后来又有人看见村西头的范老医生——一个中药店的退休店员被请到范浩泉家去看病，大概就从他那里传出范浩泉的病是中了邪气。于是关心的人便抽空来探望，果然见范浩泉形销骨立，神情惰疲，眼睛看着客人，心思明显地不知用在什么地方。三两句话说过，就像忘记了面前还有人在，独个儿不声不响想什么了。问周吉娣究竟是什么病，吉娣说没有什么病。医生连药方都没有开，说休息休息，再增加些营养，就好了。
这话也很确实，周吉娣和李玉媛，三天两头都上街去，买些鱼、肉回来。那时猪肉还相当紧张，自然又是请浩林去买的了。浩林听说浩泉病了，也回来看过他，送过一斤奶粉，一斤糖，都是紧张品，当时已算贵重的礼物了。但从那时候起，陆存秀在田里劳动时牢骚就多起来，讲分家花了多少钱，耽误了多少工分，费了多少神思，受了多少委屈……人都给累死了。幸亏人生一世，只有一次，否则的话，寿也要促矮一半呢……接着，便隐隐约约有人传出小道消息，说范浩泉后悔了，想搬回原先的房子里去住、自己不好意思开口，叫娘和老婆上供销社同浩林说。浩林没有答复。此消息是供销社的干部传出来的。街上人都知道了，当笑话说。都叫浩林莫再依他弟弟。范家村上的人上街去，街上的居民还打听这件事。没想到本村的人倒还不知道，真叫照远不照近。简直令人气愤。因此回村来就起劲地传播，让大家都晓得，免得再有人不知道，上街去出洋相。
这件事从供销社传出来，倒是事实，但并不是范浩林要臭他弟弟。范浩林是个烂好人，从不臭别人，更不愿臭弟弟，倒是他母亲和弟媳妇那阵子忽然来得非常勤。今天母亲，明天弟媳，轮流地来，来了就缠着他咕咕咕地讲。如果是难得一两天呢，范浩林还能够抽出身子来蹲在宿舍里耐心听他们说，但次数多了，他有时很忙，不能耽搁，只能去办公室做事情。这一老一少的妇女，还是缠住他，就在办公室也忍不住要诉说。而且神情优郁苦楚，甚至眼眶里还有一汪泪水。自然就要引起旁人的好奇，尖着耳朵听了几句，知道了因由。过后不免要问问，浩林也只好简单说明了。同事们对范浩林当然是了解的，一听就抱不平，不说说都在心里受不了，倒也不是故意同范浩泉过不去。
散布这些消息，对于当事人并不算什么，他们不在乎，也不关注。因为他们忙着制造更新的消息。范浩林这一阵回来得比平常勤得多，不像平常那样随和，见人就打招呼，倒变得有点像他弟弟范浩泉了，老是低着头走路，不关心碰着谁了。也不见陆存秀像往常那样，范浩林一到家，动作立刻轻捷柔软，眼睛里光闪闪，用肥皂洗头发，然后上菜畦寻菜、从瓮头里掏腌鲜，吭吭吭铲刀在铁锅上炒得直响，香味儿热腾腾冒出来，引得邻居直流口水……不，现在一反常态，陆存秀像一头愤怒的女神，仰着满脸怒容的头，冷落范浩林，任他一个人间坐。她走出走进，睬也不睬他。有一次吃过夜饭，竟突然吵起来，陆存秀的喉咙拉开来，声音又尖又高，简直在呼喊着说：“我不答应，只要我活着，我就不答应！我不曾见过有这样作弄人家的，就没有理讲了吗？”……
范家村上的人，挺关心这件事，不知闹到多严重的程度了。在田里劳动的时候，有些人挺机智，旁敲侧击，欲擒故纵，故意同陆存秀开玩笑，问昨天范浩林回来吃了几个氵普鸡蛋？可曾高兴高兴？陆存秀心直，不知就里，就吞饵上钩，一发火，就失去控制，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还吃氵普鸡蛋呢，要么给鸡屎他吃，我不要他回来，他这么起劲三天两头做啥，给狐狸精迷住了吗！”狭隘的农村妇女，恨起心爱的丈夫来，是不顾一切的。
这边夫妻谈不拢，闹矛盾，后面楼屋里像装了偷听器，真正是“同步”，马上反映出来了。他们倒不闹矛盾，只是一片沉默，不但范浩泉不出门，连周吉娣、李玉媛都不大见，都躲在家里，偶然出来，一脸愁容，怕地震天用似的。范老医生也来得勤了，还开了药方，周吉娣上街去抓药，其中有一味叫天麻的，缺货。找上了范浩林去药店说情，实在是没有，不曾买到，谣言进一步传开，有人说范浩泉发神经病。有人说他自从住进楼屋以后，屋里一直闹鬼，夜里边通通通乞乞乞，嚓嚓嚓…… 发种种怪声。有人说他住进楼屋就失眠，他是想困呢，但只要一闭上眼，就有狐仙压到他的身上来……他总是没有住这楼屋的福分。各人各说，有同情的，有疑惑的，有莫名其妙的，有觉得好玩的。有的人连看都不敢看范浩泉了，怕他发了痴打人。痴鬼打人不管轻重，挨了打还最不合算，旁人不同情，反会笑话，你“怎么被痴鬼打了呢”，只有最关心的几个人才去探望他。见屋里乱糟糟，地无人扫，台无人揩，衣无人洗，柴仓无人收罗。李玉媛像只偎灶猫，蜷曲着坐在灶下的小板凳上，两只眼睛干巴巴，似乎再挤不出水来了。周吉娣蓬头散发，在楼上伴范浩泉，范浩泉像个青皮罐头，难看得叫人心酸。一副刚柔失调、呆头木雕的样子。见人来了，点点头，笑笑，也不说话。那笑很惨，比哭还丑，全是一种筋肌的抽动，不是一种表情。引他讲话，他就比较清醒，也就开口说。总是这样讲：“你们不用来的，别耽搁你们的工夫。我又没有病，别人都瞎说。你们看，我不是很好吗！我看见你们来的呢，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否则我也不会相信。我不骗你们，我要骗你们做啥呢！这不是我瞎说，我娘也亲眼看见的……”接着便往往一吓，惊诧地说：“又晃了，又晃了……”什么晃了？周吉娣苦着脸说：“他老说这楼屋在晃。”于是客人的汗毛也竖起来，悄悄地走了。
他真痴了吗？
“其实他早就有点痴。”有人表示他有先见之明，“他的眼睛一直鬼门鬼门的。他那分房子的主意也忒特别，怎能那么个分法呢。活颠倒！”
“不过还好。”去探望过范浩泉的人贴出安民告示，“是文痴，不是武痴。”
要赶快医呀！这是不能耽误的。范老中医来过多次后，情况也摸着些了，他同周吉娣的看法一样，最有效的医法，就是把房子调回来。
可是陆存秀把牙咬得紧腾腾，水也泼不进。道理全在她一边，范浩林都奈何她不得。吃了酒，画了押当了中人的，不管是娘舅，公亲，旅里的长辈，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和会计，心里都非议范浩泉，不肯管。
李玉媛可作孽了。她一个一个去央求他们帮忙。真求他们去看看范浩泉。劝劝范浩泉。大家也没法表态，只好咂嘴。
范浩泉老叨念那些话，叨念得周吉娣终于找到了打击对象；她一天到夜在家里骂李玉媛。说这祸全是李玉媛闯出来的，她丈夫是眼花，才看见有白光的。李玉媛呢，你也看见了吗？你讲讲，你说老实话，你这害儿女的，你的良心呢！
“……这不是我瞎说，我娘也亲眼看见的……”范浩泉每天都在唠叨，李玉媛不用媳妇骂她，早已痛得心如刀割。
她一次次去央求浩林：“浩林呀浩林，你娘对不起你。你娘有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是，还要求你一句话。”她的喉咙很沙哑。
“娘，你别这样说，娘总是娘，有什么对不起儿子的呢！快别去想那些。”浩林连忙安慰她说。
李玉媛张了嘴巴，喘了几口气，才发出低哑的苦声说：“浩林，娘也不要你安慰，娘是对不起你的。你是吃了娘一生的亏，娘还要求求你再吃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了，你就算吃亏吃到底，答应了吧！”
范浩林用最亲切的软语说：“娘，我是你的儿子，我怎么会不答应你呢！实在是我答应了也没有用啊！存秀不肯，我也没办法。就算我不在乎过什么日子了，同她闹，同她打，她横竖不让，还是解决不了啊！”
李玉媛流着眼泪说：“娘也不想睁着眼睛看你弄到这步田地，娘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范浩林连忙说：“有办法的。娘，你别急，等一阵，让我慢慢劝劝存秀，会劝醒的。”
“要等到几时呢？”
“唉，娘，你也要劝劝浩泉，不能够依着自己要怎么就怎么啊！”
“我还劝啥呢？他都痴了，还劝得醒吗？”
浩林顿了一下说：“娘，不见得就痴了。他要是真痴了，换房不换房，他都想不着了。他还想着，就不痴，劝劝他，有用。”
可是李玉媛没法劝。她一回家，周吉娣的眼睛就像两颗钉子把她钉死了。一连串的责骂就像排炮般射出来。“你说呢，他答应不答应，哼，一看你的样子，就晓得你没用。老东西，你还当他们会听话呢！屁，你死也没有用，你只会害人！”
于是李玉媛就只好前南地说：“我只会害人我只会害人。”
早早晚晚，她在灶神前点三炷香，磕三个头，默默祈祷：“灶神爷，你保佑我的儿子好起来。他是个苦人，没有糟蹋过钱，没有享过福。他没有罪，不曾作过孽，作孽的是我。倘若要怪罪，就怪罪我。就算他有错，也怪在我身上，我愿意替他受这份罪！”
“灶神爷，全靠你的大力，保佑我的浩泉好起来吧！我的大儿子已经答应换房子了，过一阵就换，你让他度过这难关吧！”
……
一有机会，她也去央求陆存秀：“存秀呀存秀，我来求你一句话……”
陆存秀一见她来，不管自己在做什么，连忙叫了一声娘，就急急忙忙走开，既不得罪她，也决不答理她。
陆存秀绝不松口，李玉媛知道再去求浩林也没有用。有时候看见浩林回来了，她也不去，她知道只要陆存秀一答应，浩林马上会来告诉她的。
她走投无路，不想吃，不想喝，整天像一枯木，靠墙坐在小板凳上，默默无声。周吉娣咒骂她，她似乎也听不见了。
她真是精疲力尽，睡倒以后，每次都几乎爬不起来，但那颗做母亲的心，却旺烧着她仅存的一点燃料：“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呀！”就因为这一点，还能使她撑持下去。
她日日夜夜在想着一个办法，但是下不了决心，反反复复受着煎熬。
刚巧碰到她公爹范全根的忌辰。往年常常会忘记，今年想到要祖宗保佑，买了点酒菜香烛（烛买不到，是用油盏代替的），祭了一番。李玉媛百感交集，跪伏在拜垫上长久不起身，默默视道：“公爹，你显显灵，救救你的孙儿罢！我没有做过对不起范家的事。我拿走那一百块银元，成全了一对姻缘，也是替你们范家积的阻德。我受到这样的报应，天理不公！公爹，你告诉我，你究竟有没有给小房留下窖银？如果有，埋在哪里？如果没有，也说个清楚。不要折磨我们了。三天之内，你托个梦给我吧！”
三天过去了，静静的，没有梦，没有一点征兆，没有一点灵性。
一切都逼着她走那条路。
如果她竟要那样做，实在太……即使是一个快要死的农妇，一个偏心眼儿的，谁也看不起的老太婆。但是她不能够……
能够吗？……不能够吗？……
不能够又怎么办呢？
她终于不顾一切，下了决心。
她知道再不能拖下去，她的时间不多了。
又过了两天，李玉媛看见浩林回来了，等到傍晚，她梳梳头，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往浩林家去。
她走进门，见浩林一家六口——浩林、存秀、先来、正来。再来和好妹，都围着桌子，坐在那儿喝稀饭。浩林看见娘进来了，正要招呼，还不曾来得及开口，李玉媛已经端端正正朝着大家跪了下去。
范浩林大吃一惊，慌忙站起，连手里的筷子掉落在地上都不知道，说了一声： “娘，你怎么……”便赶过去扶她起来。
李玉媛伏到地上，不动不响。一头白发，一片凄怆！
范浩林扶住她的肩胛说：“娘，你起来……”
但是李玉媛像散了骨架似的瘫在地上不动。范浩林吓得浑身直冒大汗，扑步朝李玉媛跪倒说：“娘，你快请起来。你看，你儿子浩林给你跪下了，你孙儿先来、正来、再来给你跪下了，你孙女儿好妹给你跪下了，你媳妇存秀给你跪下了……”
范浩林说这些话，并没有看任何人；但是随着他的话声，孩子们一个个都跪下了。陆存秀从凳边站了起来，她只呆了一瞬间。这一瞬间，冷得浑身打颤，热得头发全湿；感情的激荡把一切都变得单纯了，不管李玉媛做过多少错事，可是她总是陆存秀的婆母，这一跪毕竟惊天动地！陆存秀眼眶一湿，跪下去了。
“婆婆你快起来啊，这叫媳妇怎么好做人！”陆存秀冤屈地说。
“娘，你起来，你起来，有话起来说。”
“我没有话说啊！”李玉媛伏在地上呜呜哭着，断断续续说，“我原想，我是不必来求你们了。我没有话说，也没有脸面。我只要一死就完了，最便当不过，我活得那么累，那么受罪，想着死我就很轻松。可是我又想，我不能够死啊！我死了，房子还是不会换，浩泉的毛病还是不会好。旁人还要说是浩林、存秀不肯换房才把我逼死的……我怎么死得了，死了我的小辈都不能做人啦……所以，所以我还是来求你们……”她说着说着，泣不成声……
“婆婆啊！”陆存秀扑倒在李玉媛身上，哭了……
范浩泉得救了。没有多久就重新换了房子，搬好了家。分家的契约撕毁了，并没有再订新的契约，没有人相信这样的历史再能重演一次，重演就太滑稽了。搬家以后，一切如原先一样，范浩林仍住原来的一间厅屋，一间楼房。
搬家后不久，李玉媛就死了。她拒绝看病吃药，她说她没有病，只是累。她真不是病死的，而是消耗掉了维持生命的一切，干瘪掉了。
范浩泉将养了一阵，病就除了。能吃，能睡，也能够劳动了。周围的人，也并没有讲他什么，因为他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还讲给谁听呢。他的妻子周吉娣，仍旧一心一意，对他十分体贴。倒是他自己明显地变了，走起路来，头低得更下，眼睛里不再闪光，步子却越来越拖沓了，特别是那张嘴巴，一越来越闭得紧，沉默得快赶上他死去的爹爹范焕荣了。
至于那间房，倒完全是受了冤枉。它其实一点也不是绝地。过了两年，周吉娣就生了一个儿子。从此，家庭里稍稍恢复了一点活气。
那位创立家业的范全根，究竟有没有替小房范焕荣一家埋下一份窖银呢？按理说应该有。他给老婆留了一份，替大房留了一份，他就没有理由亏待小房。但是，他把大房的一份告诉了陈惠莲，也应该把小房的一份告诉李玉媛呀！他为什么不交代？他有理由不交代吗？难道他真的发现了李玉媛私下贴钱给娘家了吗？这只是一种可能，永远无法证实。还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只是出于一种狡猾。他用两笔窖藏做了两种试验，要试试哪一种对子孙更有久远的影响。大房那一笔，早就完了。小房这一笔呢，它让小媳妇和范浩泉摔了致命的一跤。可是，它还没有被发现，还显得那么迷人，那么深不可测，那么幽微难明。它还在引诱他的更下一代去为它消耗精力甚至生命吗？那真是太残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