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札记

非洲札记_严歌苓
行路难
一到尼日利亚就发现行路难。国家政府收纳了人民的税务，却连公共交通设施都不提供。这个首都城市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奥卡达”，意思是“摩托计程车”。奥卡达在大街小巷游串，招手即停，迅速贼快，生死由天。司机不戴头盔，顾客当然就更不戴了。阿布贾城市特色为多弯、坡大、石头遍地（这是个出产各种昂贵石料的国家，一堆击碎的铺路石，也是花岗岩）。一部奥卡达从坡上冲剌下来，遇急弯滑翔而过，灵巧如耍马戏。我从来统计不出每天奥卡达的交通事故率，因为媒体放眼大事，民间对生命似乎也看得很开，乘奥卡达丧生的危险和虐疾、艾滋、上层社会的压榨、警察的“误杀”相比，应该算是最小的。所以奥卡达的危险只对惜命者而言。我出去散步，常看见路口聚着一群人，一打听，都是拦截奥卡达的。奥卡达就稀少了，假如要搭乘它去教堂或回寺，大概会在上帝和真主那里常做不守时、不守纪律的人。
有一次我烧菜烧了一半，发现买来的红辣椒不辣。这是个不辣不美味的菜，做出来也会煞风景。我便和我的女管家希望小姐说：“这里买辣椒像是摸彩，不切开来不知是辣还是不辣。”的确如此，当你需要不辣的辣椒时，常常也会事与愿违。卖辣椒的小贩们很会察颜观色，两句话的交流，他就能断定你是想买哪种，断定出你想买辣的，他见风使舵，告诉你他的辣椒如何之辣。奇怪的是本地辣椒从外型和气味上很难判断它的滋味，除非你有着本地的采购经验，如希望小姐。过了二十多分钟，希望小姐拿出一包红辣椒，放在洗菜池里。我问她哪里找来的，她说她刚去了一次市场。市场离我家开车得半小时，她二十多分钟已经满载而归。我问她怎么来去得如此神速，她笑着跳到一边，大声说：“你不让我乘奥卡达，但你看看，它有多快！”有时碰到堵车，奥卡达便到人行道上去开，大车进不去的路，对奥卡达畅通，除了丧生之险，奥卡达一身美德。
再一看希望小姐的装束，我又不解了，她穿一条长裙，很难骑坐在奥卡达后面。她避开直接回答，说：“坐惯了就好了。”非洲女子的裙子十分典雅，全都长及脚踝，从腰到膝是紧裹的，只在膝盖以下散放开来，形状像美人鱼的尾巴。这个国家食物紧缺，没有发胖之忧，女孩子们都苗条秀丽，穿上长裙，优点更被强调出来。当然，她们穿长裙也有宗教上的原因。街上从来看不见超短裙或短裤，我们这些休闲装到处穿的人，一定会被她们看做不够检点，有伤风化。可长裙子如何骑坐奥卡达，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个谜。大街上的奥卡达来如风去如电，很难看清女子们解决长裙的麻烦，处理腿与裙、裙与座的关系。
上了大街，一有奥卡达的声响远远传来，我便站下来等。有一次碰巧看到一个年轻姑娘，头上顶个大塑料盆，盆里装满冰块和鲜鱼，站在街边等奥卡达。我牵着爱犬可利亚，站在她身后。这出表演会是高难度的，她即便人上了车，鱼怎么上车？我很有耐心地陪她等车，有些居心不良，看好戏的感觉。
终于从通往高尔夫球场的土路上飞车而来一辆奥卡达。土路口横拦一块大木牌，几乎封锁了进与出，上面的字写道“私人地产，禁止一切车辆、行人、牲口通过”。但从来没见这段警语生过效，大家照样自由穿行，尤其奥卡达，畅通无阻。人还得小心翼翼从木牌旁边穿过，奥卡达杂耍似的一溜边就过来了。停得也漂亮，眨眼间已停在卖鱼女子身边。两人悄声抬价杀价，交易达成，卖鱼女子一提溜长裙，紧箍在大腿上的那一截被提高到臀部，膝盖下如喇叭花的裙摆便到了大腿上，不知怎么腿向后一偏，如同稳坐马鞍一样骑在了后座上。她做这一套动作只用一只手，另一只手还得扶住头顶上的小型水产商店，看上去不轻，有二三十斤的鱼再加冰块。
我为他们“双人飞车加顶盆”的绝技给震了，目送他们向无路灯的大街驶去。那个卖鱼女子双手大撒把，头顶上还有辎重，两腿被长裙约束，真是惊险至极！一百米外是大街，奥卡达车身偏斜，转过弯去，前后配合之默契，仿佛经多次排演。司机的身体与乘客在转那个急弯时，形成的完美平衡让我目瞪口呆。这动作需要多彻底的信赖才能完成？首先乘客得完全信赖司机，让他为她的性命负责，再是司机信赖乘客的顶盆技术，万一失重，破坏了他的平衡，也会人仰车翻。既然都无法信赖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大家只能把信赖给予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另一天的清晨，我看见一个女孩顶着一锅煮熟的玉米乘坐在奥卡达后面，刚下过雨，地上一洼洼积水，奥卡达左右绕着水洼舞大龙，从锅里冒出的水蒸气很是温暖香甜，逶迤一路。还有更绝的：两个女子想分担一份车费，招了一部奥卡达，司机面有难色，又不甘心放过这笔生意，让她们各自添一点钱，便叫她们上车。毕竟已经是晚上八点，生意清淡下去。我马上站下来，想看“三人飞车”怎样进行。两个女子全穿长裙，这个难度就够了。我看第一个女子右腿曲起，先跪在后座上，腿再从座位另一边伸下去，两腿踩到前面的杠子上。第二个女子把自己硬挤进几英寸的空座，身体紧紧靠在前面女子背上。三个人合成了一个人，车子照样灵巧如燕。
听我们司机说，一个奥卡达司机每月可以挣三四万尼拉。算一算他至少可以养三个孩子，租一处不错的住房，孩子也上得起学。我们司机挣得还不及一个奥卡达司机。问他为什么不买部摩托车，也做奥卡达生意，他回答买不起车。只要买得起车，就等于保障了小康生活。乘奥卡达便宜，再穷的人都乘得起，所以生意一跑就很旺。
虽然奥卡达不安全，但它填补了政府公共交通的空白。邻近阿布贾的一个州极其贫穷，州政府为创造就业机会进口了五千辆摩托车，低价卖出来。不过五千辆上了奥卡达牌照的摩托车很快在那个州消失，在阿布贾浮现。阿布贾车费高，雇车的人也多，所以他们开着故乡政府为他们创造的就业机会，直奔首都。
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女人乘坐奥卡达，前面抱个婴儿，后面背带里背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这是一道奇观。奥卡达飞车表演，看到此，叹为观止。没想到前几天又看到一个更绝的：乘在后面的男乘客带了一件巨大的行李，有一立方米的体积，包裹在中国流动人口常用的尼龙市场包里。这种包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大陆，极其牢固，分量又轻，盛装量大，盛行在做服装买卖、进城找活干的流动人口中。它们一律白底、红蓝条为饰，便宜耐用。在尼日利亚，这种包也流行得很，各种小贩，流浪者，邻国的偷渡客都用。有一度加那经济萧条，而尼日利亚的经济还不像当今这么惨淡，大批加那人偷越国境，来尼日利亚谋生。加那人都是带着这种包过来的。那一阵这种包在尼日利亚被叫做“加那人必滚蛋包”。我看见的奥卡达乘客便是用的这种包，不过比一般的大许多。看上去他是个卖民间织物的小贩；把织品从民间收搜上来，到大都市走家串户，卖给收藏异国情调工艺品的外国使者。他和奥卡达司机商讨了一个价钱（大概要多付一倍车费），然后自己骑在后座上，把一立方米体积的大包衹搁在司机怀里，他的双手再从司机后腰抄到前面，扶住大包。司机的下巴搁在大包顶上。身子和车把之间，隔着大包袱，好在非洲人体形好，长臂长腿，否则这样的双簧飞车是不可能的。
写到此处，听见墙外小道上奥卡达鸣笛而过。天色极暗，一场热带大雨正在逼近，全城不知积压有多少奥卡达司机和乘客将破雨飞驶，那将更加惊险。我想哪天也惊险一回，乘一次奥卡达，但美国大使馆有禁令，不准它的官员和家属乘任何本地人的车。
地上宫阙
在阿布贾这个首都城市到处能见到建筑史上各种文化的实验品。当然移民史和各种族文化的融合痕迹也都在建筑上体现得很明显。之所以说它们是建筑的实验品，因为建筑设计师们以它们发挥了最大胆的想象力，使一个建筑往往要承载他太多的光荣与梦想，因此画龙点睛的、画蛇添足的都有。每幢建筑物都不胜其累，既要体现别出心裁，又要体现雍容华贵，还要体现民族文化传统。想想也真不易，建筑设计实现了如此多、如此宏大的企图，还得顾及到实用性。有时实用性就在主次关系排列中往后推移了。邻近我们住处的一幢巨宅华厦（不知什么原因，它的工期长达一年，还没有竣工的迹象。我猜想设计蓝图在实践中正被大大涂改），高出围墙数米，大门的巨大罗马柱威风凛凛，柱子撑起宫殿似的拱门，结构之烦琐，工料花费之浩大，将来的宅主可以大过豪华之瘾。何止豪华，几乎是帝王之气。每次乘车从它前面过往，都为它遗憾：这么豪华的拱门廊柱，却开错了方向。我计算了一下门与围墙的距离，只有不到五六米，也就是说，墙与大门之间，没有任何空间让你举头瞻仰它的宏伟、高大、凌人之势。建筑师忘了，空间是豪华的一部分。正如受佛教哲学影响的中国画家，把空白作为笔触块面的一部分。没有哪一座著名的帝王建筑不借空间造势。也许是房主造得起房买不起空间，也许是他是个实惠之人，买多大地就用多大房把它占满，一寸土地也不浪费。不过无论他怎么设想的，给我的感觉是他太不懂如何豪华了。
几百年殖民主义的影响深远，殖民者当时在英国享用不起的豪华，到此地都要享用，因此这类豪宅便是上流社会的象征，是本地人可望不可及的去处。它之所以坚持几百年前豪宅的风格，尽管在当代生活中显得堆砌、臃肿、虚张声势，就是因为它代表贵族生活。所有有钱的本地人都要拥有一座如此的住宅。所有没什么钱的外国要人，也会租赁一幢如此的住宅。英国人在哪里殖民，就会传播它迂腐的等级制，就会培养一大批醉心贵族的平民。
这段殖民历史不仅在建筑外观上体现充足，房宅内的设计更令我啼笑皆非。我们的房子全是不厌其烦地设有双门，双通道，刚搬进去，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把好好的整体切割得支离破碎：一个大厅有一个拱门不难看，弄出肩并肩两道拱门，看上去既琐碎又多余。我当时想：一个拱门上应标有“男”，另一个标有“女”。或者一个作“entrance”，一个作“exit”。不然怎么来理解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呢？后来我才明白：主人走右边的门和通道（抑或左边的），用人走左边的（或右边的），贵贱绝不容混淆。前门归主人走，用人是没有钥匙的，侧门归用人走，主人也没有钥匙，主仆不必担心有打个照面、嘘寒问暖、谈谈天气的时候。大概这种建筑设计的理想是把仆人变成隐形的服务者和劳动力，因此无论美国人英国人怎样以粮食、药品、教育援助非洲，这样的住宅设计会永远提醒非洲人和他们的本质关系，永远不会忘记黑是黑、白是白，只要一有引发点，全体揭竿而起。在心灵上没有尊敬的物质援助价值又如何？因而，接受援助的一方也缺乏尊重。我们所住的房子都带有“boy'squarter”，即“仆佣居室”，面积窄小，没有空调，炎热无比的非洲，全指望他们祖祖辈辈袭承下来的抗暑性。同一院墙内，贫民窟和华厦并存。并且“boy'squarter”的叫法，也让我深思：不论男女，不论长幼，皆“boy”也，似乎人一卑贱，在优越者眼里就永远是半个人，是无法平等对待的未成年“boy”。厨房和洗衣房也没有空调，意思就是这两个地方主人不必涉足，碰上我这样爱烹饪的人，等级制度派生出的这种建筑设计就祸害到我了。四十几度摄氏高温的季节，厨房里假如两个冰箱一块儿用，加上烤箱、炉灶，每次在家里大宴宾客，我自己先蒸成一只红头龙虾。
因为城市的坡地多，我喜欢在高处看市容。应该说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是热带丛林中的都市，大自然与工业文明（尽管极其有限）没有明显接壤处。最辉煌的建筑都不属于人，而属于神。不是教堂，就是回寺，最大的回寺是阿布贾的自豪，远看真是与朝日夕阳同辉。最大的天主教堂架构已经落成，等竣工后将何等气魄，完全可以想象。但我看见四周几辆大吊车始终静止，也从未见任何建筑工人出没，就向一个朋友打听。回答说这座教堂和全城无数未完成建筑物一样，是腐败系统的牺牲品：一般公共建筑得到资金之后，层层官员贪污此其一，还要用于贿赂各个部门，如买器材、工料。若什么器材必须进口，就更惨，因为海关雁过拔毛，不满足他们，器材将被长久扣押。尼日利亚几乎没有重工业，许多材料和器材想必是要靠进口。因此资金预算便开始透支，建筑的速度远远不及挖墙脚的速度，于是一堵墙一堵墙被贪污者揣进了腰包，这两天我终于看见大吊车开动了，听说国内国外捐款的人很多，但愿建筑能加速，赶在贪污者把墙脚挖塌之前。
我发现只要风格单纯，建筑就好看，一旦设计师想在建筑里实现种族大团结、各文化大统一，结果就是不伦不类，似是而非。一座简简单单的楼，偏要装上阿拉伯式的葫芦形门窗，颜色又漆成非洲人的大红大绿、鲜黄翠蓝，看了让我捶胸顿足。有一座巨型办公楼完全是按远洋客轮的形状建造，甲板、船舷全有，连颜色都仿照远洋客轮漆的，远看就是泊在绿色丛林中的轮船。由于求形状逼真，楼内必然被切割出许多无用的零碎面积，以及死角。设计师只顾让他的想象力疯狂起舞，把实用性忽略了。还有一些楼房，通体贴满花哨的大理石，有些土红色大理石本来很美，做了这种用途不但不显得华贵，而显得艳俗。而且任何豪华的东西大面积堆砌的效果等于一个女人浑身挂满首饰，让看的人目不暇接，气都喘不上来。我的趣味当然不能替代大众。但我相信审美是有一定原则的：比如能用一根线条达到效果，不应该再多加一根线条。真正贵气的东西，往往在外观上内敛、沉着、大拙若巧。还有一点，就是人性化，即无论建筑设计的追求怎样伟大，它应该为人服务。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玛克（libraryofsanmarco）图书馆建于文艺复兴时代，以它的宁静、朴素、极度和谐使人感到人性化的高境界。意大利北部的尔比诺，有一座宫殿角杜考（ducalpalace）也是线条流畅，开阔而和谐，一反宫殿的繁臃。它们之所以成为建筑史上的经典，并使当代人在欣赏它时没有身处文物的感觉，就因为它的简约、明快、人性化。并不应该排除华美，只要是华美得精致、细腻、工序到位，也是精品。华美的建筑典范在东方和西方都很多。华而不美的例子也很多。最可悲的是醉心豪华又对美完全麻木，后果就是住起来麻烦，看起来丑陋的建筑败笔。
看来最早的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影响是很难肃清的，而且这并不是贵族的影响，而是醉心贵族的人的影响。我可以想象，离开英国，来到安危未卜的黑非洲开种植园、进行贸易的探险家们都属于什么社会等级。贵族是不愿意来的，他们离开了上流社会圈子、离开他们的生活方式很难生存。只有不怕输光的人，也就是，没什么可输的人，才会在危险中寻找机遇。也不排除生性不安分的人，他们好奇心过剩，生命的追求在于揭晓他们心目中一个又一个疑谜。这类人是人类精英，占极少数，而大部分殖民者是为生存所迫。
大概刚刚落成的美国大使馆办公楼是全城最现代的建筑了。银灰楼体，线条简约，造型具有几何感，大气中不乏精致。里面装饰墙面的画都很抽象，全是经过了精心的整体设计。家具也非常酷，流线体，色彩是这几年流行的明朗色彩。楼体离马路很远，全部铺着水泥，烈日之下光辐射令人目眩。一眼望去，这座建筑有一点未来世界之感。像是世界毁灭之后，再生出来的全新的异化的文明。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一座工业大国的建筑代表作。但我只去过两趟，为了使用大使馆时常畅通的email（我家里的线路时常不通），就再也不愿意去了。反省起来，我想我反感这座建筑冷酷无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大部分设施不是为了人在里面自在和愉快，而是为了防范。精力财力不为游人花费，而是为敌人花费。周边的开阔地绝不是因为审美所需的距离，而是为了防弹。一旦人肉炸弹冲进去，可以有足够距离周旋。还有就是要以如此的冷面吓退本来就心中打鼓的签证申请者。所以非人性化的建筑，辉煌是空泛的、无机的，再精致也不美，至少在我是这样认识的。
古染坊
卡诺是尼日利亚的第二大城市，排位仅在拉格斯之下，并且很古老，有一段千年城墙。从中国回到阿布贾，我一下飞机听说一帮朋友要去卡诺，也不顾三十几小时旅途的折磨，拿了几件衣服就跟着上了路。一部中型商务车里坐了七八个人，看来是想以人多壮胆。卡诺在几个月前发生了一场血战，出动了上万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牺牲者有几百。而且公路上有土匪出没，有时歹徒装扮成警察，提着卡宾枪，借口搜查逃犯，停不停车都在劫难逃。同路有一位刚从美国来的实习生，说她昨天早晨四点从机场出来，不久就碰上了土匪，幸好有武装警卫押车，闯了过来。我问：那又怎么区别土匪和警察呢？有人回答：没有区别。大家常常在阿布贾的马路上碰到一群警察，荷枪实弹，截下车就把巴掌伸到你鼻子下，说行行好吧，这年头当警察太苦了，午饭钱都挣不来。他们倒不完全是胡扯，政府常常欠发工资，他们的制服费用、摩托车油费、饭钱都得靠他们在马路上劫持车辆；挑到毛病的罚款，找不出碴子的就软硬兼施地伸手，逼人为善。
进了卡诺城就觉得气氛和阿布贾不同，一些地方有“美国人必须走！”的标语。看来是需要靠人多壮胆的。穿过城区，到达王子酒店，门口见一群卖水的人，坐在手推车旁边，车厢里装满巨大的黑色塑料方桶。一桶水花十个尼拉，周围居民就靠这样买水过活。王子酒店是当地的五星级，房间里搁一张大床，剩的空间就只容人侧身横一行。我和来瑞都变得多礼起来，动一动就相互咕哝“对不起”。浴室倒是赏心悦目，一片天蓝色，但毛巾只有一块。水是从一个悬吊在浴池上方的大桶里出来的，但并不是你想叫它出它就出；它不出也早有对策，屋角放了个塑料桶，盛了些备用水，请你自己动手。餐厅非常讲究，蜡烛、假花、雪白的台布，至少是美国假日酒店的规格，菜的价格却是伦敦的或巴黎的。当晚是大使馆做东，请当地的几位名流。客人一到场，我吓了一跳，男的一身名牌，女的素雅高贵，让我错觉是在曼哈顿。一路进城时，说到卡诺的富人，谁指着树林深处告诉大家：巨宅豪门，在此地都是隐蔽的。看来客人们都是从那些隐蔽的住处来的。谈话内容也是高尔夫、欧洲和美国。他们是黎巴嫩人，拥有一个工厂，设计和印染非洲的传统花布。
第二天我们到了黎巴嫩人的印染工厂。厂部设在不比一个公寓大多少的店面房里，朝街的一半放了几部计算机，坐着几个工作人员。后面的走廊里陈列了几百种设计布样，一条一条悬挂在架子上。老板的办公室就在走廊拐弯处。没有坐的地方，大家就围着办公桌站着。一会儿，黎巴嫩的早点和咖啡送进来了，我们站着吃喝起来，一面听老板介绍了几种在非洲女人中最盛行的花色，说它们从织到染再到印的一系列工序。一块布的完成，竟需要两个礼拜。可惜工厂很不景气，因为中国人的仿制品冲进了市场。两个礼拜的工序，仿制只需要几小时。老板的悲剧原来和我的同胞有关。
卡诺还有一个古老的染坊，有五百年历史。染坊是一个大院子，地面上布满一个个染坑。染坑有一丈多深，大小相当于中国的水井，只是没有井沿儿。院子里跑着一群群羊羔和孩子，都敏捷地在坑上跳跃。染浆绝大部分是深蓝，相仿于中国民间的印花布颜色。我们小心翼翼地绕着坑走，怕一失足就改了肤色。染浆都很陈，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上面浮着落叶、虫尸、花瓣、纸屑。富有的染匠一家拥有几口染坑，大体上能从染坑里捞是衣食住行。但多数染匠都很贫穷。染匠们坐在坑边，把一块布料浸没在染浆里，然后把它拎起来，在空中待上几秒钟后，再将它浸入水中。这两个动作要重复八九天，一块布才能染成。把布料拎起，为使颜色在氧气的作用下产生化学反应。我以为染布都靠煮，颜色是煮上去的，这儿的染法似乎更古老。美国人看见古老的东西不照相是不行的。于是都找上那个形象最古老的染匠合影。老染匠一下子就把头挡起来，张开没剩几颗牙的嘴，笑着嚷了句什么。翻译告诉我们，他说相不能白照，得给钱！翻译说现在已经够开通了，过去照相是犯忌讳的。我们全傻眼了，问他要多少钱。照一张两百尼拉。一百怎么样？一百就一百。非洲人喜欢漫天要价，你杀价杀得再狠也不伤和气。
穿过染坑，有几间矮房，里面的人是专门给布抛光的。十六个汉子盘腿坐成四排，两人一组，面对面，中间搁着折成四方的布料，两人的木锤就往布料上抡。木锤一头大一头小，有些像中国洗衣的棒槌，只不过粗数倍，也稍短，木料是非洲特有的硬木，木质极硬，木色温润，长年把握在人的手里，它们也都借了人气，透出皮肉般的圆熟来。汉子们全部上身赤裸，黑色的皮肤泡足了汗水，便有了他们手中木锤的质感。我们都上去试了试木锤的分量。好几十磅重的木锤举是举得起来，但落下就狼狈了，砸的东一处西一处。胡乱碰了几下，师傅又返工，整齐密集的棰打形成一排一排波浪形花纹，锤过的地方闪亮如锦缎。非洲不长桑树，养不了蚕，绸缎靠进口，人们都是穿麻和棉，据说这种打上去的绸缎光泽是很经久的。抛光房没有窗，泥墙上溅起木锤的回音，便有一种舞步在里面。十六个人你起我伏，必须十分讲究节奏，否则就会碰在对方的木锤上，或砸到对方的手指。这是个依赖节奏生活的民族，捣木薯、砍香蕉、织布、染布、锤布，都可以成为丛林篝火旁的鼓音，都可以抒发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歌舞。
染坊后面是个居民区，失修的窄街两边，密集地坐落着低矮的房子。门全都大开，磊落地展示着房内的赤贫。大部分人家没有家具，坐就坐在水泥地面上。住宅区的生计似乎也是从染坊里挣来，街上晾晒了许多染出的布料。女人们坐在门口的地上，把白布用针线打起皱褶，皱成一圈圈网形图案，这便是扎染的第一步。她们缝一块布需要一天时间，可以挣两百尼拉。扎染和蜡染的工序和中国很接近，隔着两大洋和一大洲，不知最初是谁向谁取的经。一条街走到了头，我们中的某人指着一块晾在绳子上的扎染布料，随口向一个大嫂打听价钱，她不会英文，表情却极其兴奋，打发一个孩子去叫人。很快一条街的人都来了，大人孩子，男女老少，手里都抱着扎染布料。我们给包围起来，看他们一块一块地展示作品。布料的确很漂亮，但这种供与求的巨大悬殊令人恐怖，一旦买开了头，大概就更难脱身了。几次突围失败后，我们最终买了十多块床单和长条桌布。后面还有人抱着布料跑来，没做上生意的人跟着我们往街外走，不时举一下手里的布料，希望我们中的某人再给他（她）一次机会。由于逃得惶恐，大家都没听清翻译介绍的处理布料方法，似乎是先用盐水泡，然后用醋水，使颜色永驻。
走出染坊大院，看见一只小羊羔，灰褐色，大概刚刚断奶，头上还没有长角。不知为什么，染坊里外都没什么青草，却养了一大群羊。灰褐色的羊羔从地上叼起一根玉米皮，已经干枯，它嚼了嚼，吐出来，味道一定是太差了。但它看看周围，不吃的话连这片玉米皮也没得吃了。它再次叼起玉米皮，一点一点地嚼着，吞了下去。我看不出这只小羊活着的乐趣是什么。正如我很难看出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染坊里几百年如一日的艰辛生活。但我坚信，毫无乐趣的生命是绝不会延续和繁衍。
回阿布贾的路上，有一个沿公路摆开的集市。停了车大家就从车窗买一些水果、蔬菜、鸡蛋，一个朋友还买了些草药。交易刚刚开始，突然听见一片噪杂声，往车子的另一边看去，只见一大群人向我们狂奔过来，头上顶着大盆，里面装着冰块冰着的鱼。还有顶着牛肉和羊肉的。苍蝇也来了，司机吼叫：“快关窗！”但有的人拿了货还没付钱，有的人付了钱还没拿货。车子一时动不了，渐渐关上的车窗玻璃上满是黑色的面孔，白色的眼睛，粉色的手掌。司机说：“他们知道美国人有钱，见了美国人的车就堵上不让走。”车子被围得不见天日，司机连声按着喇叭。再来看看人群已不都是小贩了，许多乞丐正穿过马路拥来，孩子们架着残疾的父母，少女搀扶着瞎眼的老人，我们的车像是舍饭棚，点个铆就有分儿似的。司机一再嘱咐不能给钱，不然车子今天真的动不了了。得了钱的人会去召集更多的老乡来，那就要出乱子了。还是有人扔了些小钱出去。终于突围出来，一群盲人仰着面孔，“目送”我们的车离去。老远了，还看见残疾的人群歪歪斜斜地站在灰尘里。难怪美国人那么容易对自己救世主的角色信以为真。
来瑞拿着买回的蓝色扎染布料去一位裁缝那儿。下一个星期五，是大使馆便装日，他把裁缝做的非洲行头披挂起来。下班之后，他脱下袍子，发现自己的肤色成了蓝的。在染坊逃得太慌，大概把洗布的配方弄错了，反正不是少了盐，就是多了醋。据说头一次的泡洗非常重要，好比冲洗相片的药剂，错了就难改过来。果然如此，后来那身袍子穿一回，人就要蓝一回。
可利亚
世界五大洲，可利亚去过三个。不到七岁的狗，它已然是个老江湖倦客。早晨遛它走在阿布贾的街头，它是一副哪儿都逛过的神气，要不是我手里牵的狗链拴在它脖子上，大概就成它遛我了。街口上有个荒弃的楼房，二层楼没有顶，荒草从黑洞洞的窗口伸出来。弃屋里住着四五户人家，大概相当于中国称为“盲流”的一类人。他们有一大群孩子，可利亚一出现在街上，这群孩子就欢呼：“快看啊！我们的狗来啦！”他们背上驮着弟妹，或者头上顶着大水桶，一下子跑上来，眼睛看着可利亚，再来看我，希望得到允许能碰一碰它。可利亚却有点儿势利眼，爱答不理的样子，或干脆就跑到一边翻他们家长扔出来的垃圾。孩子的情绪丝毫不受挫伤，跟在我们后面叫：“拜拜！可利亚！”一直叫到我们远去。有一次，我带可利亚到几英里外的地方远是，路上碰到两个穿校服的小学生，一男一女，看上去是一对兄妹。他们站下来，瞪着可利亚。我赶紧捋住狗链，怕吓着他们。但两个孩子突然叫道：“可利亚！”可利亚居然有这样大的名气，令我大大吃惊。想来那群盲流孩子和这两个孩子同上一个学校，可利亚的名声就那么流传开来。
一路走过许多大使馆的住宅，碰见门卫和杂工们，也都会跟我开玩笑说：“把你的狗赏给我吧！”我一来就发现尼日利亚人不用“give”，而多用“dash”，似乎是一个不经意、随手一掷的动作。给小费，就是“dash”几个小钱。若送礼，也是“dash”。我把一个收音机送给我们的司机，他跟来瑞说我把收音机dash给他了。我脑子里不由出现这样的画面：某人把几个铜板随手往身后一抛，镜头切过去：一双手接住这些铜板，镜头上摇：接钱者感恩的脸。我久久玩味这个词，认为应该把它作为“赏”来理解。仅仅一个动词，就把这地方的传统表现出来了。一个多世纪的殖民历史，提炼出这样一个动词。现在满街的人要我把可利亚dash给他们。难怪可利亚更加狗仗人势，浑身的优越自在。
三个月后，可利亚不自在了。它常常坐卧不宁，前爪后爪一起开弓，满头满脸，浑身上下地挠痒。我扒开它头上又长又卷曲的毛发检查，发现了我最不想发现的东西。它居然长了癞痢。可利亚没有交上过任何狗朋友，哪儿来的传染途径呢？想必是非洲活力无限的细菌可以空降。从黄页上查到了几位兽医的名字，马上和他们取得了联络。不巧接电话的都是护士小姐，告诉我兽医全出诊去了。一位朋友说最好不要病急乱投医，在阿布贾做任何事都要有熟人推荐。找兽医一定要在外交人员中打听，等谁推荐一位医术医德可靠的。被推荐的兽医叫默罕默德，一打电话，他也出诊去了。看来此地的兽医服务十分到位，全是行医上门。我说我可以去兽医院，省得医生跑腿。护士小姐口气犹豫起来，但最后还是把地址告诉了我。医院就在很有名的超市旁边，想来兽医院的招牌也不小。
我的司机对阿布贾熟悉至极，再偏僻的门牌，他毫不费劲就能找到。而他开车在超市前面的马路上走了几个来回，仍是找不着这家兽医院。忽然一开窍，他把车拐进了一条小巷。巷子里荒草丛生，荒草上晾着洗干净的衣服。两旁不规则地坐落着一些棚子，挂有饭店、酒吧、发廊的牌子。依照门牌号码往里走，兽医院应该就在小巷深处。路过一家礼品店，是由一个集装箱大货柜改装成的。据说尼日利亚什么都可能在一夜间消失，不知是否包括此类大货柜。它从某个地方一夜间消失了，再从另一个地方一夜间冒出来时，已经成了个礼品店了。等司机把手里的门牌号码和眼前的对照时，我想他这回一定找错了门。一个锈迹斑驳的大货柜，门框上用白漆懒洋洋写了个门牌号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门内昏暗中一声喝问传出来：“找谁？”一听是个女人，我释然了。我说找一家兽医院。她说：“这就是兽医院。”
假如不是顾虑民族礼节，不愿给她难堪，我肯定转身就上车走了。她问我是不是今天约诊的那位，说医生出诊回来，已经等候多时了。一时找不出逃跑的理由，只好把可利亚带下车来。护士小姐请我替可利亚登记，她要为它建立病例案宗。我看看周围，连个座位都没有，只好站着登记。我一面在表格里填写，一面打量这个医院。迎门摆一张旧书桌，上面有一部电话，一个登记簿，相当于美国医院的接待台。靠墙立着两个架子，腿还站不稳，上面陈列的是本地产的各种狗食品。集装箱货柜内的空间本来已经局促，还用一块布帘隔出了另一间屋来，想来里面是医生、手术床、各种医疗器具。布帘早先是白色，眼下的颜色似是而非。帘子一撩，出现了一位面无表情的年轻男子，个子十分瘦小，穿短袖汗衫和牛仔裤。我心里祈祷，这位可别就是默罕默德医生。小个子一点儿寒暄都没有，指着可利亚问：“来了？”我心想，谁来了？我说：“您是默罕默德医生？”他说正是。我发现他眼睛根本不和我对视，只看着可利亚。可利亚给他看得心乱，尾巴在两个后腿间夹没了。他这时看着我了，问道：“听说是癞痢？”我又想，谁是癞痢？看来他倒是把我在电话里告诉护士的症状记得颇清。因为大货柜里温度高，他和护士小姐的黑皮肤油亮油亮。
他抱起可利亚，凑着门口的光线，翻看了一下，似乎自己跟自己说：“还是打一针吧。”这时从门帘里又出来一个男子，一样的瘦小，面无表情。他们捉起可利亚就要往门帘里面走。我这时顾不上给他们留情面了，说可利亚长到七岁从来没打过针，为什么一定要打针？默罕默德医生说他不认为可利亚得的是癞痢，而是被它自己抓伤之后感染了。假如打针制止了炎症，就证明不是癞痢。如果不好呢？那就是癞痢。他的逻辑没有错，但怎么听也有点荒谬。我跟着他们往帘子内走，他们想阻止我是妄想。至少我得确保他们用的是一次性针管针头。这个艾滋病猖獗的地方难说没有狗艾滋病。进到里屋，我倒吸一口冷气：里面除了一张长方桌，什么也没了。地面上铺的塑料地板已有多处破洞，破了的地方卷了皮儿，没破的地方染着红药水、紫药水、碘酒、血迹。他们其中一个从抽屉里取出注射包。可利亚预感到处境不妙，锐声叫喊起来。
我问是不是非打针不可。他们不答理我，只是将可利亚按在那张桌上。白色的桌面更不堪目睹，上面布满的各色斑点立刻在我脑子里刺激出一连串恐怖画面。但他们的果敢和毫不解释的态度莫名其妙地镇住了我，我退到了布帘后面，听可利亚的惨嚎拔着高调，最后到达了它的音域极限，嘎然而止。我心里想，料理后事吧。
不久默罕默德医生抱着可利亚出来了。我一看，它除了抖跳蚤一样哆嗦，其他无恙。医生说明天若不见好就再来一针。我心里说，你想得美。我问他怎么判断它是否好了呢？他说没有变坏，就是好了。
第二天，我发现可利亚的病症的确没有变坏。第三天，伤口结出一层薄痂。又过了几天，可利亚痊愈了。我不由对那个集装箱大货柜里的医生刮目相看起来。货柜是货柜，不耽误人家在里面治病除痛，救死扶伤。一个月后，收到默罕默德医生的一封信，说可利亚定期检查寄生虫的日子到了。信里没有美国兽医千篇一律的煽情滥情的语言，直统统的一句大实话，听不听在你。此后可利亚在那个大货柜得到各种保健和预防，没有再发生其他不妥。
一天我把它遛到一个门口，从里面蹿出两条狗来。第三条原地不动，只是在两个同伴后面狂叫促战。它们一看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狗，瘦骨嶙峋，身上保留着狗类捕食的敏捷和凶残。两条狗直扑可利亚而来，像当年森林部落突袭外来的殖民者一样。可利亚没经历过真正的民族冲突，它充其量也就跟美国中产阶级的狗们有过一些内部矛盾，吵闹几声，也都是闲来无聊、调侃斗嘴罢了。而它马上就断定这两条瘦狗绝不是同它调侃，它们的进攻带着种族尊严。我一直把可利亚牵了老远，两条狗还紧追其后，一路呐喊。丛林民族擂着战鼓、带着面具、挺着长矛的冲锋，就这样让外邦人心虚，无论他们多么自视优越。
可利亚比在大货柜的兽医院还胆怯，拉开四条胖腿疯跑，我给它拖在后面，拖成一挂没有舵的货车。按分量，这些狗并不占可利亚多少上风，但它们对自己领土的拼死捍卫态度，使可利亚不战而溃。在此之前，可利亚优哉游哉，享尽做宠物的福分，一点也不反感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现在它从那个不苟言笑的本地兽医和三条好战善战的本地狗身上知道了一点儿好歹。以后我再牵着它往那一带走，离开三条狗的居处还有一大段路时，可利亚就把狗链朝回拽，说什么也不肯前进了。它算是识时务的狗，多少懂得原住民和外来户的关系。虽是简陋寒碜的医院，要活下去还得上人家那儿求助；虽是饥寒交迫的一窝狗，可你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盲流户的孩子们再碰上可利亚，它也少了几分优越，偶然有某个孩子让它握手、起立，它也不会像当初那样白人家一眼，意思说：“看我杂耍？就你也配？”它也会不情愿地从命，给孩子们露两手了。
我们一次又走过那三条狗的地盘，没敢走门前，而是回避到马路那一边。狗还是冲了出来，但少了一条。过了几天，我发现确实只剩了两条狗，第三条消失了。据说尼日利亚人爱吃狗，我怕那条狗消失在大铁锅里了。有时晚上出门，从车窗里看见无路灯的街上亮着煤油灯，旁边支开一个炉子，以各种废纸或树枝作燃料，上面一块铁皮，摊放着几块紫黑的肉。过路人用手直接抓起肉来，论肥评瘦，根据肉的大小给钱。有个美国朋友告诉我，那种摊子上有可能会卖狗肉。尼日利亚的牛肉比美国还贵，人均收入却不到美国的六十分之一。我很想问狗的主人，他们是否把那条狗给吃了。但我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呢？要谴责人家吗？告诉人家吃狗有多野蛮吗？又是一个外来户对原住民的优越态度了。一个挣扎在温饱线的民族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次，也自有他们的善恶准则。可利亚在我们这儿做宠物，上人家那儿说不定就得做肉，我们不能强求别人把他们的狗也做宠物。可利亚大概直觉里早已认识本地的一切都不好惹，所以它不像刚来时那样牛气了。
快乐时光
在阿布贾的外交官圈子里，有一种普遍的社交活动，叫做“快乐时光”（happyhours）。“快乐时光”不需发邀请，只在大使馆自印的小报上登个消息，来不来随你便。因此每个星期五晚上，无处消遣的驻外人员们都到小报上寻找消息，然后便去某处混掉一段“快乐时光”。酒是管够的，但也够劣的，包管你在两杯之后对所有人都生熟不忌，畅所欲言。食物常常不够，因此大家是半饱而来，或半饱而去。“快乐时光”的主人和客人也往往不认识，客人和客人也最多似曾相识。有次一个女友告诉我，她的丈夫不懂快乐时光的规矩，每回都堵住一个人猛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和人家讨论，弄得对方怕他，拼命找借口逃走。“快乐时光”的理想交流方式是手拿酒杯在人群里行云流水，和每个人都道声安，问声好，谈话不超过五句，无论别人对你还是你对别人都应该是走马灯。
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快乐时光”，东道主是比利时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问问周围人，都说不认识他。他的房子离我们不远，隔着突尼斯大使馆的宿舍和伊拉克大使馆的宅邸就是了，步行才不到两百米。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事可做，便厚了厚脸皮出席了。主人叫保尔，四十出头，仍打着光棍，有条牛犊大的黑狗，竟也很给我们面子，一声不叫。看来常出没这里的客人陌生的比熟悉的多。保尔职位一定不低，院子有我们五个大。院子里摆开七八张桌子，上面放着坚果和甜玉米花，有点中国农村办红、白事，吃满月酒的气势。所有的酒都集中在靠廊檐的一张条案上，种类远多过出席者的人种。啤酒一打一打叠罗汉，从地上叠得半人高。似乎是谨防大家结伙深谈，院子里没有摆椅子。保尔一视同仁地接待每一个人，递上他的名片，招呼大家喝酒。
八点钟左右，头一批客人喝得站不稳了，开始告辞，另一批客人恰好刚到。不久每个人都边喝边拍头打脸，因为成千上万只指甲盖大的飞虫把灯都遮黑了，到处都是沙沙作响的虫翅声。抬头看看月亮，白亮的月盘上也生满雀斑似的。有人说飞虫是冲灯光来的，灭了灯就清静了。保尔立刻采纳意见，熄灭了院子里所有的灯。虫子顿时消失，但再来的客人连主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一片黑暗中，有没有混进来的伊拉克人和美国人友好碰杯都难说。大概因为那次伸手不见五指的“快乐时光”，人们对保尔的长相都印象不深。后来我去超市买东西，我的司机挨了一个白人的骂，我上去帮司机的腔。但等那个白人把车开走，我一阵后悔，因为我想起他就是保尔。保尔实在亏得慌，破费那么多酒钱，却没让自己在客人中混成个半熟脸儿。
各大使馆的内部小报上有时也登其他的夜晚节目。比如土耳其大使馆在一个星期五请来了模特表演队，展示几位当地服装设计师的作品，多半是根据非洲部落的土著服装创作的时装。人们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开始奔走相告，订座位约朋友，为这个稍微高尚些的消遣而兴奋。这和“快乐时光”不一样，不能有“混”的态度，一袭裤衩汗衫就算衣冠周正了。在阿布贾没有歌剧院可去，更没有交响乐和芭蕾，去看这个时装表演，大家权当是去听歌剧。所以女人们也都憋着劲要盛装一回，珠宝也都要佩挂起来。一般的酒会和餐会在阿布贾时有发生，而且在哪个酒会上都碰得到熟人，出过风头的衣服就不能再出，所以先是要自我设计一番时装。出席酒会，女人们一到场先看看自己的服装是隆重过头，还是太过草率，有时所有人似乎串通好了来捉弄你，一色的便装亮相，而你衣冠楚楚成了个唱大戏的，晚上又累又傻又孤立。而这回看时装表演，大家终于不必有“过头”之虑了。
土耳其大使馆离我们的院子也不远，隔着五个大门而已，步行过去应该十分钟也用不了，开车反倒要对付停车的难题。但阿布贾的街道像黄河，说改道就改道。昨天好好的人行道，今天很可能堆满建筑用的沙土石块或者铺草坪的草皮、砍伐下来的树枝、未被拉走的垃圾，人行道就改到了马路上。有时水管或下水道漏了，马路也改道，成了运河。有几次我早起按老路线跑步，被人喊住了，说我怎么可以穿过他们的祈祷场。原来那一段人行道被他们改成了清真寺，只不过墙和屋顶是非物质的，好比中国戏曲舞台上的写意性房舍，因而我这异教徒不慎闯入。所以我和来瑞早早吃了晚餐，换了衣服，提前向土耳其大使馆出发。我们把时间留得非常宽裕，怕我的高跟鞋遭遇意外改道。到了土耳其大使馆门口，大门还紧紧闭着，一个看表演的人都没有。等了十分钟，仍然不见人来。马路对过，是一块巨大的荒地，由垃圾场形成的。荒地那一面有几间草棚，住着几家人，也养了几条狗。这时人和狗都站在棚子外面，看着我们两个盛装的异族男女。我们的服装和这片荒地以及他们的草棚形成了不知是谁对于谁的讽刺。又过了一会儿，总算来了几个人。离开演时间还有十分钟，大门却还是紧闭着。有人沉不住气了，说即便不开门，也该有一点时装表演的气氛啊。这时就有人敲门了。一个警卫吃惊地跑出来反问大家：“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们说知道什么？他说：“取消啦！”大家气坏了，说怎么可以说取消就取消呢？这不是拿人开心吗？警卫说取消的通知刚刚下发，因为装时装的大卡车在公路上被土匪劫持了，设计师和司机好不容易才脱险打电话过来。大家都惊得半张开嘴，一直到警卫再三安慰，说设计师们确实脱险了，才惶惶地散伙。
有一个星期五，荷兰航空公司要举办一次“快乐时光”，以吃牡蛎为主题。虽然不像其他“快乐时光”一切免费，但鉴于牡蛎在阿布贾的稀贵程度，三十五美金一个人差不多就算免费了。据说牡蛎将在当天从荷兰乘飞机，再经过七小时的冷藏旅行到达阿布贾，新鲜程度可想而知。很多人来阿布贾几年也没吃过一次牡蛎，所以都觉得荷兰航空公司功德无量。晚上和几位美国大使馆的朋友一块儿来到希尔顿饭店，找到了那家意大利餐厅。我们被安顿到一张长形大桌，桌上摆着荷兰航空公司的招牌，并有欢迎字样。点了酒和开胃小菜之后，大家问服务生牡蛎怎样点：按份还是按个，或者是自助餐，吃多吃少凭食量也凭良心。服务生表情奇怪地退了场，不久餐馆经理出来了，笑嘻嘻地说，你们可以点牛排大餐，或者龙虾大餐，价钱同样。我们说我们就是图一顿牡蛎大餐才来的。他代表荷兰航空公司沉痛道歉：牡蛎现在还在拉格斯，被海关扣住了。一个朋友说，一定是没有给海关行贿。经理说，行贿是行了，但钱数大概不够分给每个管事的海关官员，所以没得到好处的人就找事了。海关提出要荷兰航空公司付一笔税，航空公司一听那价码便说，牡蛎你们留着慢慢吃吧，这边改吃牛排大餐了。然后经理说，酒钱全算在航空公司账上。
我们依然每个星期寻找各种各样的“快乐时光”。一次听说法国大使馆每星期放法国电影，对于我这个电影迷来说，总算找到了真正的快乐时光。我和来瑞议论，看看人家法国人，精神享受还是高于物质享受啊。整个尼日利亚一共有一家电影院，在拉格斯，但禁演绝大部分西方电影。好莱坞的电影一部也不准演，怕尼日利亚人受精神污染。据统计，尼日利亚人和世界各国人相比是最快乐的人，也许和不看好莱坞的电影有关。此地之所以盛行“快乐时光”，也是因为没有电影院可去。听说法国电影在法国文化中心的露天广场上放，所以我们都换上长袖衣服和长裤。在阿布贾生活，基本不穿皮鞋袜子，天天赤脚穿凉鞋、拖鞋。但这天晚上我们都严严实实地穿上袜子皮鞋，并且在脸上手上涂满防蚊药水。在阿布贾的自然食物环链中，人类捕食蜥蜴，蜥蜴捕食蚊子，蚊子捕食人类，无论奈何与否，大家都责无旁贷。法国大使馆的文化中心并不好找，我们开车在小街里转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进去不久，一些法国人来了，拖儿带女，又是食品又是水果，看来这场电影对他们也是一桩大事。但管理人员很快亮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致歉的话：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有雨，不得不取消电影。
在阿布贾住得时间长了，发现最靠得住的娱乐还是“快乐时光”。
尼日利亚
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跟来瑞啰唆，叫他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的，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发现房子和家具丑陋得无以复加，但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在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有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强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佣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痩，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躬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像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偌大个锅，干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竖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拱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干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干净。他又笑，真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我问他难道不累吗？他说习惯了就不累了。说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梁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听见他的扫帚刷地皮的声音，就赶紧出门去。我把他叫到门岗看不见的地方，怕警卫知道他干私活，对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的起千倾橡胶园，我也会发财。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像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
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地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子大有讲究，像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豆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豆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当做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分内工作，说好他的工钱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没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来之后，就全归我自己经营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鸡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黄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干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分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像孩子玩过家家了。但来瑞一吃就吃出了不同。他问这是什么菜，怎么这样鲜嫩。我说就是后院的产品。一直对我的农场打趣的他，这下才重视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他却说他不会用化肥。尼日利亚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儿，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卖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豆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得过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像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看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有的扁豆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分，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他似乎把这事看得很重，像是闯下了大祸，足以导致解雇的大祸。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罢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娄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豆。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豆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端，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枝蔓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豆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戒　荤
我戒荤戒了好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二〇〇四年去河南农村搜集素材，下榻的村子里有户农民，以养奶牛为业。春天下的两头小花牛，一公一母，憨态可掬，我每次见到它们就走不动路了。它俩总是拴在桩上，只能吃脚边的草，远的够不着。我从别处扯来草喂它们，喂了两天就认识我了，如果手里没草是别想走近它们的，它们会叫得又赖又娇。离开村子之前，我最后喂了它们一次，看我走远，小母牛四只蹄子一块儿蹦，一面仰脸直吼。小公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光傻乎乎的。牛的主人曾经告诉我，小公牛长到一岁，就把它杀了卖肉卖皮子。公牛不产奶，不产犊，养它就图一堆好肉。我脱口问牛的主人，假如买下一个月大的小公牛，他要价多少，他一愣，然后说三千来块吧。当然我不会那么疯，到北京大街上去放牛去。不过想到小公牛年底要变成一堆肉，我觉得所有的肉都和小公牛有关。那是我第一次戒荤。
到了尼日利亚，我的素食主义坚持了两个月，实在不得不开戒。尼日利亚没有豆制品，没有蘑菇，总之是我“食之以当肉”的东西统统买不到。皈依洋食，我又吃不来起司。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健身，不久就身心两干枯。并且来瑞是个肉食动物，我不能顺便也把他的荤给戒了，加上我常开家宴，不吃肉而每天大肆烹肉，这都对我的戒荤初衷是莫大嘲讽。于是想通了：“坦诚的恶要比虚假的善好些。在美国时，有时会碰到一群动物保护者，见到穿“千金裘”的女人，她们弄不好会上去动剪刀。有一次我问她们：“你们穿的皮鞋是谁的皮做的？”我的意思是：貂皮、狐皮是皮，牛皮、羊皮也是皮，不要在动物里搞种族歧视。一种原则若不能贯彻始终，那就别费事贯彻了，这是我戒荤失败时找到的自我平衡方法。
阿布贾的肉食其实非常紧缺。假如请客拟的菜单上有糖醋排骨，必须一个月前从离阿布贾四小时车程的肉食公司预订，送来的货里也许恰恰没有排骨。阿布贾一共三家超市，展示在玻璃货柜里的肉往往色泽惨败，质地僵死，看上去牲口们去年就变成了肉。问问售货员肉是否新鲜，她会说：“新鲜。”若问：“是这星期进的货吗？”她会回答：“是的。”她是一副被多次戳穿、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好态度。因为海鲜的新鲜程度更差，加上禽流感的恐惧，所以不管肉类多么像文物，还是得拿它在家常菜和家宴里翻花样。
一天我在书房里写作，听见隔壁院子里冒出一声惨嚎。我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嚎叫声凄婉绵延，完全是一个妇人在哀哀求生。隔壁是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我想起他们有时会欺负欺负女人，不高兴起来拿女人不当人。我冲到墙根下，对墙那边大喊：“你们在干什么？！”没人理我。惨叫还在继续。我们院的一个门卫跑过来说：“没事，就是杀羊。”我吃惊羊的哭喊竟比人更惨，表达力更丰富。我接着对墙那边喊：“喂，你们在对羊干什么？！”又过来一个门卫，说：“没干什么，就是杀它。”他们见我失魂落魄地站在毒太阳下，为我的不可理喻偷着乐。我听着羊的叫喊，四十几度的气温，我越听越冷。原来羊也会哀哀求生。我回到屋里，泪流满面，女管家希望小姐进来，想安慰我几句。我却抢先开了口，说：“从今天起，再也不吃肉了！”大概希望小姐认为吃得起肉而不吃比较无聊，也比较矫情，晚饭时她对我说：“那时母羊下羊羔。”但我坚信门卫们告诉我的是真情，所以铁嘴钢牙，发誓饿死也不吃肉了。
过了一阵又在家里大宴宾客，一位中国客人带给我一把茴香和一把韭菜。茴香和韭菜在非洲的气候几乎不生长，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两把蔬菜更珍贵的礼物了。第二天我用韭菜加鸡蛋做了一些饼，茴香和上猪肉，包了几十个饺子。煮饺子的时候，茴香久违的香味漫开来，让我像犯了毒瘾一样不能自持。住在美国的十几年都没有吃过茴香饺子，我对自己说：就尝一个吧。一个饺子吃下去，我后悔莫及：只吃一个比一个不吃要残酷多了。意志一沉沦，人马上就破罐子破摔。我坐下来，跟来瑞一块儿吃到盘中最后一个茴香饺子。这时幸福对于我一点也不浪漫不虚无缥缈，它就是对准茴香饺子咬上去的刹那。
戒荤又是一次大败。不过这次自责较少。好比常入监狱的人，出出进进久了，也就生出平常心来了。朋友们常在饭桌上问我：“最近在吃素？”他们也不大看好我的戒荤前程。
在我们房子附近的小街上，徜徉着一群自由自在的山羊，啃啃青草，嚼嚼垃圾。小羊们见了人，会把头一埋，用两个拇指大的犄角对着你，像是好战的活卡通。母羊和公羊对人的认识比较深刻，知道这种两足兽比所有的四足兽都厉害，见了人拔腿便跑。小羊们不跑，它们回头又叫又撵。企图亲近小羊们的我，在它们爹妈看来就是直立行走的大灰狼。穆斯林新年临近，街上的羊群还是无忧无虑的漫步。我天天点数，怕谁做了新年盛宴的一盘菜。这天我又听见羊的凄婉求救声传来。我拿起睡觉堵耳朵的耳塞把叫声堵住。羊叫得太惨，怎么也堵不住，我抱着手提电脑跑到了二楼，跑进主卧室里的浴室，把门关严。也许是心理作用，羊的叫声仍然不绝于耳。一上午过去，我又赌咒要清心吃斋。希望小姐劝我，肉还是要吃的；我一个人戒肉羊一头也不会少死。而且她给我分析：“假如杀羊，一刀下去就完了，它叫什么呢？当然是母羊产羔。”门卫来自畜牧部落，希望小姐来自海边部落，我当然更信门卫的话。
吃了一阵素，觉得有点无趣。有时做了上海狮子头，或者绍兴醉鸡，我就感到誓言又要崩溃。这时我拼命地让自己相信，希望小姐的哄慰是真的。心里动摇来动摇去，实在叫做“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穆斯林年关越来越近，我问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一个门卫，过年他们会不会杀羊。门卫看了我一眼，反问我：“怎么了？”也许他知道我是上次为了羊而管闲事管到他们地界上的东方女人。所以我听得出他的言下之意是：“这还用问吗？你不是找抢白吗？”我又问他街上那群羊是不是他们养了吃的。他回答说那群羊根本就不是沙特大使馆的。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一个傍晚我牵着可利亚出去遛，路过那幢盖了一半停盖的烂尾楼。羊的惨叫从楼后面传来。楼中有几家“蹲点户”（漂流到城市在这类无主建筑里落户的人），有一家是穆斯林。那群羊是他们的。他们也在准备年货呢。我拔腿便逃，一直跑进我们的院子，才甩掉了令我腿软的哭嚎声。我吃肉的胃口再次败下去。
第二天我看到那个山羊的家庭，少了一只公羊。公羊不产羔，不产奶，首当其冲到了锅里、盘子里。我走到烂尾楼旁边，恰好穆斯林家庭的主妇在街边卖饮用水，我装着闲聊，和她打招呼：“过年了？”她笑着回答：“是啊。”“杀羊了？”“杀了一只。”他们没有冰箱，吃一只杀一只。我想问他们下面会杀哪一只羊，但及时克制了自己的愚蠢。因为我打算说：“别杀了，那只我羊买下了。”我如果真那样说了，在她眼里或许就是顶可笑可恶的人，财大气粗，到吃一年木薯才吃上一回肉的人中间为山羊们买生路来了。这个烂尾楼里朝不保夕的生命可不只山羊，有本事你都花钱买下吧。那群羊终于从街上消失了。后来发现它们的主人也消失了。烂尾楼的主人突然弄到了一笔钱，可以给楼添砖添瓦，但能不能了结工程，还得看工程进程中贪污的人是否手下留情。或许蹲点户们把大大小小的羊都杀掉、风干、驮走，这样漂流起来会方便一点。
女　佣
杰克从纽约来，前半生从事证券交易。以他的话来说，那是男人们穿着衣服能玩的最刺激的游戏。杰克退休后被美国联储局反聘，到尼日利亚帮助这个国家建立信贷系统。杰克和我们一见如故，到达阿布贾的第二天我就设家宴招待。跟纽约人相比，美国其他地方的人都是乡巴佬，所以从花卉到菜肴再到甜食，都凑合不得。我的女管家希望小姐（后来我认领她做女儿了）进进出出给我做帮手，杰克不免羡慕她的聪明伶俐，打听能否通过希望小姐为他介绍一个同样能干的女管家。
希望小姐稍一沉吟就说她有三个候选人。杰克马上说太漂亮的不行。他哈哈大笑，说他深知自己好色，又是刚刚离婚，生怕和漂亮女管家日久生情，演出室内剧来。在三个候选人中，杰克果然挑中了五短身材，相貌平平的伊梅邦。据说她是符合杰克条件的：英文扫了盲，有做女管家的工作经验。第二个周末，杰克就笑呵呵地“告状”来了：伊梅邦按照杰克的指导吸尘，拖着吸尘器楼上楼下地仔细打转，可是灰尘只是扬起落定，丝毫不减。杰克发现她原来并没有插上电源，就把一个沉重的机器满房子推拉了几遍，徒然忙了大半天。
杰克教会了她吸尘后，又出了一件事。伊梅邦熨烫的衣服全是领子朝内翻，商标在外面，并且商标都熨烫得异常平整。问她为什么要让杰克后脖梗上顶着商标，她憨笑不语。我们猜她大概认为白人男性衣服缺乏色彩，非洲人是不能容忍无色彩生活的，因此她做主把唯一有色彩的商标翻出来，点缀调剂一下杰克的背影。
不久杰克就夸奖伊梅邦的勤劳好学，多么的闲不住，把他别墅里里外外的玻璃门窗都擦得透亮，前几任外交官留下的尘垢，全部抹除，玻璃门窗亮得苍蝇和鸟天天误撞，时时出现微型的“911”撞机事件。可以想象杰克家附近飞绕着多少满身乌青、头上带包的苍蝇和小鸟。
一天杰克设晚宴招待我们。伊梅邦已经很有模样，脸上带着空中小姐式的对事不对人的微笑，给客人们倒水倒酒。啤酒也像水一样被她倒入大杯子，立刻泡沫满溢，倒流到她的胳膊上，接着她一双洁净的赤足，也洗起泡沫浴来。杰克便给她做示范：把啤酒杯倾斜成七十五度，再把瓶嘴抵在杯沿上，让啤酒缓缓顺着杯子内膛注入……伊梅邦学得很投入，眼睛都不眨动，接下去给其他客人倒啤酒，刚学来的招式马上奏效，一滴酒一点泡沫都没有漏出。
隔了一阵，杰克又设宴。我这时候已经发现，这个纽约人在来尼日利亚之前，花了两千多块钱买厨具，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各种烹饪锅。吃了我的家宴后，大有和我打擂台的趋势。但我挑衅他说：“用那么贵的烹饪器具烧菜有什么稀奇？有本事像我一样，废旧利用的锅也能做出大席！”我并不太夸张，我厨房里三分之二的锅子若碰上大跃进大炼钢，一定会被当废铁扔进炉膛。其中有两三个锅还是来瑞一九八六年在沈阳当领事的时候买的，那是他有一个厨师给他烧中国菜，添置了一套中国锅碗瓢盆，它们一直跟着他，比我陪伴他的时间长多了。
杰克这天晚上做的是印度餐。只要照本宣科，杰克可以做任何一个种族的菜肴。这又是我挑战他的地方：我的菜谱全在脑子里，并且常常有新创意，每次做都充满偶然性，同是一个菜，一回和另一回绝不一样，失手和突破都有可能，就像创作作品，很难如法复制。进了杰克的家门，第一个小时照例是鸡尾酒、聊天时段。伊梅邦更加进步，穿着幽雅，举止轻盈，微笑高贵，并且懂得了，好的侍者是不见人的，只是一份关切、殷勤、温暖的无声存在。我杯子里的葡萄酒少下去，她马上就无声地上来，给我添加同样的酒。但我对她的动作百思不得其解：她把高脚的红葡萄酒杯倾斜成七十五度，让红色酒浆小心翼翼地进入酒杯，注入的速度不比输血快多少。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倒葡萄酒。她说：“唉，上回杰克教会我的呀！”她学会了倒啤酒，以为天下的酒都该那么倒。
杰克这才注意到了事情的荒诞，再一次做了倒葡萄酒的示范。
之后就没再听杰克说到伊梅邦。我猜想她终于变成了另一个希望小姐，聪明好学，勤劳勇敢（希望小姐和我们家一个看家大耗子搏斗，用登山棒的尖端把它插在地上），只要提供一本食谱，她可以做出各国菜肴。
但一年后的一天，杰克发现他存放在家里的好几十万公款没了（一千尼日利亚尼拉相当于七元美金）。他是把钱锁在壁橱里的，因为没有保险箱。试想那是多大一堆钞票，即使有保险箱也得特大号才能装得下！杰克第一个反应是联络警察。在尼日利亚，人们到处说警察的坏话，但这种时候也只能找警察了。警察的第一个反应是拘捕伊梅邦。杰克跟警察火了，说伊梅邦那么老实，他们真强盗逮不着，尽挑软柿子捏。警察说无论如何伊梅邦也是主要嫌疑人。杰克问他们有什么证据，警察说没证据才要逮回去好好把证据审出来呀。伊梅邦倒是不害怕，对警察十分地配合，自己进了警车。
一天半过去，杰克得到警察的通知，叫他去一趟警察局。伊梅邦平静地坐在那里，似乎跟杰克还能重逢让她感到安慰。警察告诉杰克，伊梅邦的交代是这样的：她在市场买东西的时候碰到两个男人，他们跟她说了什么她已经完全失忆，因为他们给她施了巫术。这种厉害的巫术可以洗脑，把他们的坏脑筋输进来，然后他们的坏脑筋就会指使她干任何事，好事坏事都由不得她。她正是在他们坏脑筋的指使下，敲开了杰克的壁橱，拿走了里面的钱，然后又回到了市场，把钱如数交给了这两个人。
杰克目瞪口呆，半天才说出话来。他说：“你指望我相信这种鬼话？”
伊梅邦说：“你必须也被他们施了巫术，才会相信我的真话。”
杰克想，她是有逻辑有道理的。
杰克又说：“我对你这么信任，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
伊梅邦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干这事的不是我，是那两个人！我又没得到你一块钱！”
杰克回来，觉得所发生的一切太魔幻了。这就是之所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不能产生在经过工业革命、以理性发达为荣的美国。他跟我们一群朋友讨论了这个事件，一时愤怒，一时好笑。
第二天，伊梅邦说如果警察和杰克不相信她，她可以带他们到市场去找那两个男人。等大家领教他们的巫术有多厉害，就会还给她诚实的名誉。警察果然跟她去了市场，兜了好几天圈子，也没找到那两个巫师。巫师若道法高明至此，就可以隐身，这是唯一的解释。
伊梅邦的表现始终是坦然无辜的。她被巫术变成了一只延长的贼手，伸到了她敬爱的、有恩于她的杰克的壁橱里，她有什么罪过呢？
杰克问警察，他们是否相信这种巫师和巫术。警察们说他们并非不相信。
这个国家的二百多个部落，认为他们靠天靠地生活了几千年，远比殖民者靠政府有把握，所以他们相信天地间充满未知的能量，总有一天会替天行道，替他们推翻他们那个腐败透顶的政府，替他们报复用国家丰厚的石油养了自己的贪官，替他们清算受贿赂在国外买置一栋栋楼房的公务员。他们对于未知能量的祈求，大概也包括杀富济贫，一群群肥肥大大的白种人来到他们的土地上，做了几世纪的老爷，以他们财产的一点儿零头，去养活他们半个部落的老幼残弱，也未尝不可。
既然警察都这么说，杰克只好认了。他能做的就是立刻结束跟伊梅邦的雇佣关系，因为他怕下一次她被巫术作用，就不再是撬壁橱的锁，而是以他手把手教会的优雅姿势，往他的杯子里倒掺了毒药的啤酒。
信则灵
清晨五点左右，我就会在咏颂祈祷的声音中醒来。穆斯林教徒们开始每天的日出祷告了，领颂者在电喇叭里的长啸在黑沉沉的城市上空回荡，听上去竟苍凉得很，把人带到了古老的中东大漠。假如在这时出门，就能在我们的街口看见一群群祈祷的人跪在简陋的回寺里膜拜。街边的回寺简陋得只有一圈半截墙，人跪下时从外面只能看见一排排头顶，一旦他们趴下，外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刚到阿布贾时，我对这些半截墙很好奇，还往不雅的方面猜过。墙内的地上涂了漆，都是庄重但绚烂的颜色，有的还勾画出地毯的图案。还有比半截墙更简陋的，那就是在街边拦下一块地方，清扫干净，两头挡上长板凳。这样无论谁走过，赶上祈祷时间，马上就可以加入进去。也就是阿拉之下，不分亲疏，皆兄弟也。我刚来此地时，看见人们无论走到哪里，手里都提一把塑料小茶壶。后来知道那壶里装的水是随时供他们净手净脚，准备一天五次的跪拜的。我们的司机伊布拉罕姆是穆斯林教徒，十分虔诚，我给他的瓶装矿泉水，供他出车路上喝，若途中遇上祈祷，又找不着水洗手洗脚，他便从嘴里省下水净化一番。他还在车子里放一块小毯子，祈祷时就拎下车，找块干净也清静的地方铺下跪拜。有时我进商店，或图书馆，出来便看见他跪在他的流动回寺里，闭眼祷告。他一旦感觉我走近，就会一纵身跳起来，脸上有一点过意不去的笑容。我总是告诉他不急，我可以等他完成祷告再走。他却从来不让我等，说他能在有空时补拜。他过去开银行的押款车，常常一整天都没空，晚上要花很长时间把五次祷告都补齐。
中午到下午的祈祷比较频繁，有时走进店家，会发现店里一个人也没有，都去清静的地方祷告了。一次我走进一家礼品店，货架上的东西全是开放式陈列的，体积很小，最容易让人顺手牵羊。尼日利亚的窃贼世界有名，可以从欧洲偷本次轿车海运回来倒卖，尽管回教教规有剁手的惩罚。而这家礼品点居然让人长驱直入，各取所需。我看中了一条有土著图案的桌布，大声问：“有人吗？生意做不做？没人回答。我想这个老板要么就是个马大哈，要不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神甫那样的人物，相信慷慨最终会教给人“活着是为了给，而不是为了收。”我向门口走的时候，吓了一跳，门后的角落里跪着一个中年男人，口中念念有词。假如谁偷了什么，肯定是出不去这扇门的。也许他相信在他和上帝对话的时候，小偷会不看僧面看佛面，暂时提高一下境界，光大一番美德，对他的人性缺陷加以克制。我见店主如此专注，就轻手轻脚地跨出了店门。刚坐上车，司机说：叫你呢。顺着他摆头的方向，我看见店主已跑到门口来了，想把一桩几千尼拉的生意挽回。不过我的购物热情远不如他的宗教热情持久，眨眼间就过去了。
有一天我们的管家希望小姐宣布从此往后的五天里她都不吃饭，因为她参加了教堂每年一度的斋忌周，每天晚上祈祷结束才能进一点素食。她白天的劳动量颇大，楼上楼下地搬吸尘器，我问她何以吃得消。她承认体力是差一些，但一旦吃了东西，违反了斋忌规定，她会很不愉快。到了第五天下午，她向我请假要早下班，说他们教堂要守夜，并且唱一夜诗。过了一会儿，我见她从院子里穿过，脸上化了妆，穿着他们民族的节日盛装，匆匆走去，情绪非常好，步子都是弹跳的。第二天我问她一夜不睡累不累，她说开心极了，累也不在乎。
这天晚上又路过蹲点户的荒楼，所有窗户黑洞洞的，大孩子背着小孩子在门口的空地上忙碌家务，炉子里的火光是他们唯一的照明。我发现常和我说话的那个姑娘也在黑暗里忙着什么，就走过去和她打招呼。走近我才看到她胸前的布袋里包着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婴儿。我问她的孩子多大了，她说不是她的孩子，是她的弟弟。她至少有二十岁了，还有个那么小的弟弟，大大小小排下来，她一家有七八个孩子。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和邻居们去回寺了，她因为要做饭而留在家里。我顺便问了一句，晚饭吃什么呢？她高高兴兴地说，你看，我们吃蔬菜色拉。她手里拿着小半棵卷心菜，向我扬了一下。还有木薯，她补充说。回去的一路我都在想，她可以把那一点点卷心菜叫做蔬菜色拉，可以兴高釆烈地拿它当一顿丰盛的晚餐等待母亲从回寺归来。
这时我走到一条大路旁，路灯坏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灯下徘徊着卖香蕉的孩子们，头上顶着摞成宝塔形的香蕉等待交通堵塞发生。一旦堵车，他们就会拥上去兜售。路基下是一大片荒草，荒草深处有一座矮房子，一个粗糙的木头十字架表明这是一座教堂。教堂面积不小，没有门窗，因为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出。有些墙面是塑料布围成的，另一些墙面是破碎又拼合的石棉瓦。房子里挂着一盏大灯，电来自于一部老发动机。在马路上行走的人可以看到里面整整齐齐坐满了人。教徒们正在进行一星期三回的圣经学习。教堂尽管简陋破烂，但属于那里面的大集体会很充实很安全。
一个周末，我和来瑞出去长途步行，路过那座教堂。我叫他猜那是什么地方。他看了一会儿，说：“看起来像个教堂的废墟。”我告诉他不是废墟，里面活动繁忙着呢。几个星期之后，大雨刚过去，天地间还有一层雾气。我们打算去教堂里面参观一下，却发现它消失了。来瑞告诉我：“政府正在拆除违章建筑物，可能用推土机把它夷平了。”看来无家可归者连精神家园也没有了。又过了几天，教堂又出现了，原来是雨季里的植物都长得过分高大，加上雨雾，把它遮住了，所以从马路上看，它便消失了。但无论如何它逃不过被夷平的命运，因为城里比它像样得多的建筑正在被夷平。政府似乎也相信我们曾口口声声说的“不破不立”，但“破”的能力很大，“立”就得慢慢地等，等钱，等原料，等贪污的、受贿的，各路神仙都揣满衣兜。但愿政府的推土机也发生目障，让那座无家可归人的教堂永远隐没在丰厚的热带植物里。
玻璃车站
刚到尼日利亚时，我们的房子附近有条笔直的大街，叫做ibrahimbabangida。像阿布贾大部分街道一样，它也是以一个昔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路基下面，就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自由生长的芭蕉树和蒿草形成层层叠叠的绿色，与远处的阿索岩连接起来看，恰恰是绿色大漠中的黄色沙洲。一次在ibrahimbabangida大街上散步，看见一架破旧的小型发电机在路边轰轰作业，这才发现它发的电是输送到雨林深处的一个教堂去的。教堂是用从旧房残骸中打捞的零碎局部拼凑而成的，因而四面来风，八面采光。看久了，反倒觉得它与它的背景呼应成趣，别具一种风情。前一阵再路过那里，教堂消失了，消失得一点痕迹也没有，让我怀疑我曾经看到的是绿色大漠上的海市蜃楼。尼日利亚政府正在实行“夷平政策”：凡是有碍观瞻的建筑，一律以推土机夷平。这座教堂的几百教友大多数属于赤贫阶层，教堂被夷平后，他们去哪里过礼拜、听说教唱圣诗呢？政府的意思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们的前任司机伊布拉罕姆一日登门拜访，说他租住的房屋也是夷平对象，为了不带着老婆孩子住大街，他希望我们能给他一些“赈灾”贷款。按照尼日利亚的租赁规定，房客在入住之前必须把半年甚至一年的房租交给房东。伊布拉罕姆是那种最中规中矩的良民，去年底就付了全年的房租。我问他房东是否会退还他十个月房钱，他说没那事，房东说他的损失更大，眨眼间失去了房产，失去了也白失去，他找谁去？政府倒是痛快，推土机四处走一趟，阿布贾将只剩那些特给他们挣面子的楼宇，至于千万个从废墟上走出来的伊布拉罕姆怎样避暑避雨，他们还是那个意思：你们自己看着办。伊布拉罕姆对这个政府早就没了脾气，问他纳了税给政府，政府拿税收为他做了些什么，他笑呵呵地说：“不做什么。”问他为什么在电源紧缺、常常断电的阿布贾看到大白天点路灯，而夜晚黑灯瞎火，他也笑呵呵地说：“一直那样。”再问他为什么满大街的孩子买香蕉、擦车窗，而不上学，他也毫无脾气地说：“上不起学啊。”
推土机推着推着，美国大使馆的当地雇员也开始人心惶惶。即便他们自己的住房幸免于夷平，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总有住在那类“有碍观瞻”的房屋里的。大家开始筹钱，准备接应走出废墟的三亲六故。不仅当地雇员慌乱，美国外交官们也忧心起来：一些便宜餐馆也许会进入被夷平的黑名单。一个周末，大家相约去最好的一家印度餐馆，叫wakki's。wakki's不仅菜好吃，装饰情调也好，是用粗毛竹搭起的小楼，外面蒙着一层细纱网，以免竹子有缝隙，漏进蚊子。尼日利亚属于半沙漠，旱季从撒哈拉来的灼热干风能把树叶和草都吹焦，因此不是产竹子的气候。但为了这座竹楼的设计，wakki's的老板显然从国外进口了竹子。阿布贾没有影院、剧院，没有商场、书店，可消磨周末的无非是几家餐馆，wakki's应该居第一或第二。我们长长一溜车队开到wakki's所在的小广场，却怎么也找不着它了。天已黑了，一个人在多弯的阿布贾迷路的可能性或许存在，但集体迷路就比较魔幻了。大家下了车，拒绝接受wakki's也在推土机履带下粉身碎骨的事实。因为它既不丑，也不陋，比起阿布贾许多煞有介事、不伦不类的豪宅，它漂亮多了，也人情味多了。不久我们在英领馆举行的苏格兰舞会上，嗅到了wakki's的浓郁香气：虽然被夷平成一行电话号码加订餐广告，英国总领馆依然雇用wakki's提供自助餐。印度老板和员工们平和地向大家证实，政府为了确保阿布贾的市容更美丽，把的竹楼夷平了。这样一个精彩的餐馆，连同它的tandoori吧台（吧台内厨师们当众表演印度烤肉和飞饼），连同它的进口毛竹以及东方情调一块儿被夷平了。像所有被夷平的建筑一样，wakki's的一切损失都是活该，别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的补偿。几个月过去，阿布贾的外交官们对wakki's的缅怀足以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新上任的人从已离任的人那里得到wakki's的口碑，一来阿布贾便打听它，人们不得不一再向后来者重复wakki's的壮烈殉难过程。
我们住宅大院的一些门卫也开始秘密地向院内的美国外交官借钱。一个门卫某天拦住了一个年长的美国官员，塞给他一封信，信里称他“爸爸”。年长的美国人理解门卫被绝望所逼而认他这个陌生人做父亲，所以慈祥地忍住了不适。门卫的住宅将被夷为平地，他希望他认做父亲的人可以借一笔钱给他。年长的美国人来到尼日利亚不久，不知怎样处理这种局面，想请教管理处的负责人。但过了几天，这个门卫便从大使馆消失了。门卫向大使馆的美国工作人员借钱是违反规定的，这一点那个门卫很清楚，只是人在绝望中，连失业的危险也甘心去冒。
夷平政策从城市向郊区推进。女管家希望小姐的未婚夫叫阿奇邦，有志于教育，大学毕业后自己开办了一个小学校。他一个人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穷得读不起书的孩子。最困难时期，阿奇邦连教室的租金都勉强支付，但他一直坚持了好几年。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学校也将被夷为平地。既然政府嫌穷校长为穷孩子们租的校舍难看，那么是否提供好看些的校舍，来支持阿奇邦这样的教育志士呢？政府是由一帮贪官组成，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高尚看成十分可疑的东西，所以阿奇邦的申诉得不到理会。夷平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从阿奇邦的脸上，我就能读出那个荒谬悲哀的倒计时。终于一天，他穿得十分整洁，路过我窗口时告诉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他的学校；他和他的学生们就要在这天告别。过了几天再见到他，他似乎变了个人，没有半点曾经的踌躇满志，眼睛也躲着人。失业的他，难免成为希望小姐的负担，现实对他这样十多年寒窗读出大学文凭的男人无疑是难堪的。不久他去了驾校，但在一个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家，驾驶员的位置也是千载难逢。于是他又去学修理，想在美国大使馆干一点修理的零工。却是连这样的屈就愿望也不可能实现，他们小两口仍然只能靠希望小姐一份工资生活。后来听说阿奇邦到教堂的孤儿院给孤儿们上课去了。那是个不挣钱、相当于义工的工作。我的理解是做义工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饭吃有房住，一无所有的阿奇邦做义工的心情一定和黛安娜王妃有所不同。每次阿奇邦从我窗前走过，都是个匆匆的影子，头埋着，希望自己尽快淡出画面。他一直想攒够了钱迎娶希望小姐，失业后只能无限期推迟婚期，并挤住在希望小姐十平米的小屋里。阿奇邦的样子让我感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夷平运动，在他的个性中也夷平了什么。
沿着大马路走，能看见一个个崭新的公共汽车站，看上去从质量到设计都超过旧金山的公车站：钢筋架子镶茶色玻璃，玻璃里面偶尔还装有广告。胜过旧金山的是玻璃上没有愤怒的涂鸦。它们出现在阿布贾已有好几个月了，却始终没见有公车停靠。阿布贾的人没有房子可住，但公车站比旧金山人更好，可以站在里面里等待梦幻的汽车。不久发现玻璃车站成了供人避雨或等待计程摩托（奥卡达）的地方。如此造价昂贵的摩登玻璃车站至少证实了一个辩证法：不破不立。
每次去超市总在红绿灯路口碰上一大群汗流浃背的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六七岁，提着大罐头盒做的小桶，里面放着刷子，肩上搭着抹布，红灯一亮，他们就一拥而上，往车窗上刷肥皂水，再用抹布擦拭。碰到心软的人，就会给他们十元，二十元的小钱，但绝大多数人都在他们蜂拥而至时，赶紧打开雨刷，使他们无法涂肥皂水。这些人也没错，孩子们擦完的玻璃只能带来昏天黑地的视觉效果。我常想到这些孩子们穷得连衣服也穿不起，还要花钱买肥皂水，结果钱也白花了。尼日利亚或许有许多类似阿奇邦的教育志士，企图把这样的穷孩子纳入教室，只是他们的志向和努力都被夷平了。
鱼　吧
尼日利亚河流并不多，却盛行一种餐馆，叫“fishbar”。顾名思义，就是“鱼吧”。在那里可以喝酒、吃烤鱼。因为它随便，不讲究着装，打烊又晚，不但吸引在阿布贾的驻外人员，也是本地人结伙作乐的地方。客人喜欢它是因为它低廉的价钱，店主喜欢它是因为客人常常多付钱：这种鱼吧一律没灯，每个桌上一支蜡烛，账单看不清，就会按口头报的账买单。再说付账时客人一般都醉了，好脾气，醉眼朦胧加烛光朦胧，少找点零钱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计较。在阿布贾吃晚饭平常时间耗时两三小时，在鱼吧最少也得四小时。讲究的鱼吧还有乐队歌手，到半夜十二点拉出来，一直狂欢到天明。没有去过鱼吧的人等于白来了尼日利亚，没有在鱼吧待到天明的人等于白去了鱼吧。
鱼吧一般设在一条小溪旁，水边长着厚厚的丛林植物，水是从来看不见的，所以是小溪还是水沟不得而知。在芭蕉树下开一块地，坑洼不平的地面摆上塑料桌椅。有的鱼吧沿着边缘搭出棚子，用棕榈叶铺顶，首先是防雨，其次是添加情调。靠近门口放着几口搪瓷大浴缸，里面盛着鱼和冰块。鱼都叫不上名字，味道却极其鲜美。只有一种叫“脱皮亚”的鱼是我们熟悉的，所谓的“非洲鲫鱼”。体积却比我们在美国见的要大很多，所以开始是不敢相认的。敢吃也是因为看不清楚，只有舌头当家。烤鱼的涂料很辣，就着冰啤酒和酸洋葱一块儿吃，非常可口。我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去鱼吧，把三四张桌子拼在一块儿，点上蜡烛，人人面前一瓶啤酒，用手指捏起鱼肉，吐出的鱼骨头也可以随手扔在泥土地上。有时鱼吧的生意火，来不及烤鱼，三四瓶啤酒下肚，鱼都没端上来。客人抱怨，就会有侍者过来打招呼，说：“yourfishisonfire（你们的鱼着火了）。”第一次大家都吓了一跳。但很快明白按照尼日利亚英文的意思，是说鱼正在火上烤着。
一天晚上大家又在鱼吧聚会，由于客人多，鱼“着火”的时间特别长，因此都已经提前喝醉了。烛光里看见一位动人的非洲姑娘坐在角落，穿得比鱼吧的食客都漂亮雅致。别人说笑她不答话，只是自斟自饮，自得其乐。在座的人悄悄打听她是谁，回答说大概是某某带来的，常常见她出现在聚会上，上周五在英领事馆的“快乐时光”酒会上也见到过她，前几次鱼吧都有她。但是和某某一对证，某某说不对呀，这姑娘并不是他的朋友，但看着她脸挺熟，总是和哪个朋友一道来的。在阿布贾的驻外人员圈子里，也有交非洲女朋友的年轻外交官，但这个姑娘确实没有主。我们互相看看，一群人有二十来个，到底谁把这个神秘女郎带来，还不认账。有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顾及到保密和安全，便假装聊天对她盘问起来。问了几个回合，她似乎说不清因为谁的关系她出现在此地，但她似乎又叫得上所有人的名字。
鱼上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就是否撵走她悄声争论起来。大部分人说光线那么暗，面孔都看不清，万一真是谁的熟人，撵错了人以后多尴尬。一小部分人坚持要揭示她的真实身份，认为她说不定坐错了桌，看错了朋友，抛错了情分，黑灯瞎火的，弄出性骚扰冤案来，就麻烦了。我们交头接耳时，姑娘毫不察觉，从容地用染着蔻丹的手指尖捏起鱼，往涂着唇膏的嘴里送去。渐渐地，鱼只剩下一个头，一个尾，一条长长的骨架了。想从上面捏起肉来第一要眼睛好，第二要耐心。这两条看来姑娘都具备。我们都静下来，听那个主张揭秘的人说：“小姐你大概坐错桌子了吧？我们这个桌上的人一致否认认识你。”姑娘看了周围一眼，大眼睛波光粼粼。她说她绝对没有坐错地方。“那你是跟谁来的呢？”她看了左边又看右边，似乎带她来的人把她丢在这里跑了。我们发现她不如刚才那么从容了，有一点慌乱和窘迫。我们这位朋友又对她说，在如此光线昏暗的地方，坐错桌子也在所难免，及时纠正就是了。姑娘不说话，也停止吃喝了。另一个说既然是坐错了地方，就请离开吧。姑娘看了所有人一下，样子有些可怜，像是想找个人为她求求情。女性们不忍心了，小声说算了吧，她能吃多少喝多少。
男人们却坚定原则，认为问题不在于吃喝。大家都沉默下来，情形对姑娘可谓残酷。又有一个人说：“小姐，真对不起你。你看我们的记性实在很坏，谁也想不起和你做过朋友。只好再见啦。”
姑娘从窘迫变得惊讶，又变得悲哀。她简直不能相信，天下会有如此吝啬的一群人，吃都吃了一半了，还要请她离席。吝啬不说，还绝情，即便不是朋友，一块儿肩并肩，肘挨肘地在鱼吧也吃过好几回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难道就不能给她留点面子，让她体面地吃完这一顿？她又看了所有人一眼，真的找不出一个心肠软些的，稍微好客些的？哪怕一个肯为女士担当的汉子也行，此刻挺身而出，账算在他头上，把她留住？所有希望终于全落空，她慢慢站起身，大大的眼睛里充满哀怨：你们可真够狠的，可真做得出来！她整理了一番细长裹身的裙子，姗姗走了。我们确实感到悲哀，只是不止是为她的厚颜，还是为我们的狠心。
据说在阿布贾混这类酒会餐会的人并不鲜见。是因为尼日利亚收入太低，人们想吃点免费菜喝点免费酒，便出现了这种现象。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找不到解答。我们中有人说，也许当地女人想结交外国人以脱离这个贫穷的国家，便设法进入各种聚会。试想那个漂亮姑娘常常装扮一新，闯进陌生人群，靠几杯酒壮胆，随时冒着牺牲尊严的危险，寻找一份渺小得几乎不存在的机会，是容易的吗？实在太难为她了。得益于鱼吧的昏暗，姑娘的面目至少没有被赤裸裸揭示出来，给她以后潜入其他聚会保留了余地。从那以后，再去昏暗的鱼吧，大家都左右看看，别又糊里糊涂替一个陌生的美貌女子付了账。
绿菜与红鱼
在美国住了十年，后果是对吃的兴趣越来越淡。站在如山如海的食品中，人大概就失去了对食物的原始激情。激情的产生往往与紧迫感、危机感有关，因而越轨的恋爱往往由于绝望而惊心动魄。文学作品中不朽的爱情，有几桩发生在恩爱夫妻之间呢？人和食物的关系也如此。不是人去追逐食物，而是大批食物围追堵截人；人对食物有了超安全感，食物的滋味也就寡淡了。
回到中国，也是很累嘴巴和肠胃的。天天吃不过来，被一餐餐宴席追着跑。一次和北岛交流吃的辛苦，他说：“我吃瘦了十磅！”
我一到阿布贾就发现，原来制造美食的最好方法就是匮乏。我天生嘴刁，不吃的东西比吃的多，很多肉类、海鲜都不碰。关于我的挑食，我爸爸总结了三条：“第一是不明真相的东西不吃。”意思是我执箸前我必定会很严肃地问：“这是什么？”假如回答是：“你先尝尝。”我是打死也不吃的。“第二是模样不端的东西不吃。”小时候我只吃鲫鱼，嫌带鱼、桂鱼、黄鱼长得不像鱼。“第三是带气味的东西不吃。”牛、羊、兔，不是太膻，就是土腥。童年时家里吃羊肉，我和哥哥就会要五角钱出去混一顿饭，并且会鄙夷地嘀咕长辈们：“好了，这个房子要让他们弄好几天了！”那时我妈妈常说我：“以后送你去当兵，看你还挑食不挑食！”十三年兵当下来，我仍然不屈不烧，保持着挑食人的气节。
阿布贾首先没有我吃惯的青菜。偌大个市场，好不容易找到一种绿色东西：长长的茎，下圆上尖的叶片。我觉得叶子有点像上海人称呼的“米苋”，但它们的块头实在太大了，应该算米苋灌木。我用英文问菜贩它叫什么菜。回答是一个本地话的名字。又走了几个摊位，看见了另一种青菜。打听它的名字，得到的却是同一个回答。怎么两种不同的青菜叫的是同一个名字呢？经翻译之后，明白了：第一种叫“绿菜”，第二种也叫“绿菜”。凡是绿的菜，就都叫绿菜。不会弄混吗？不会。因为一共两三种“绿菜”。那怎么吃呢？煮一煮。第二种呢？也煮一煮。
我什么也没敢买。煮一煮的绿菜实在违背我的“不明真相者不食”的原则。最后买的是西红柿和卷心菜，这两样至少是老相识了。接下来我包的水饺、锅贴，炒的菜和煮的汤一律用卷心菜。在美国我从来不吃卷心菜，认为它从样子到滋味都太苍白。何况我还有一点有关卷心菜创伤性的记忆。曾经去西藏的时候，唯一能吃到的新鲜蔬菜就是卷心菜。一次在一盘清炒卷心菜里吃到一棵棵“迷你卷心菜”，口感很怪异，有些胶皮的韧性。突然发现那是一条条大青虫炒熟后卷缩一团，圆圆的很像“迷你卷心菜”。大概那次遭遇要对我日后的“卷心菜生理/心理障碍”负责。但我在阿布贾一下就和卷心菜亲热起来了。
第二个礼拜我买了那种“米苋灌木”，只揪下叶子，用大蒜清炒，又加了一勺鸡汤。端到桌上，来瑞问：“这是什么？”
“绿菜。”
他疑惑地夹了一筷子，咽下去，发现自己还活着，分析说：“不难吃，就是咬不动。”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本地人的烹饪方法是“煮一煮”了。
来瑞对品尝食物永远有一颗勇敢的心。这次他表现出的疑惑让我觉得很滑稽。我告诉他这种绿菜很能能是我小时爱吃的米苋。但“很可能”不足以打消他的疑虑。我渐渐找到了烹饪这种绿菜的方法：“少留多扔，半炒半煮。在大陆的餐馆常常点“上汤某菜”，不如就叫它“上汤绿菜”。只是吃了一个多月，我仍是没法确定它的身份，不知它到底是不是米苋。
另一种绿菜后来被证明是木耳菜。这里的木耳菜真是肥头大耳，叶片上附着着一层绿色凝脂，滋味和口感都没得说。可惜我只吃到一次。再到市场上去买，就没找着。但愿不是下市了。在这个四季常绿的国度，不知有没有上市、下市一说。
渐渐和其他外交官的妻子们有了往来，从她们那儿学了些“吃经”。比如怎样到一个农场去订菜。她们给了我一张订货单，其中居然有韭菜。订菜要提前三天，因为农场离阿布贾有四小时车程，并且价钱比市场贵得多。菜一到，我像对待珠宝一样，把它们仔细用棉纸包起来（为防腐烂），再仔细摆进冰箱。每天数出几颗茄子，几根青葱，几条豆角来吃。炮制也精心多了，因此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可口的蔬菜。订来的菜里也有生菜，虽然我和来瑞都酷爱生菜色拉，但此地吃生菜色拉却很冒险。菜农用的都是有机肥，一旦消毒不严格就会吃进寄生虫和其他病菌。为了使这些吃惯生菜的美国外交官们能继续美国生活方式，大使馆的护士专门讲解了怎样洗涤消毒生菜。假如我临时决定饭桌上添一个生菜色拉，那是来不及的。生菜要透彻地洗上三遍，再用消毒水浸泡至少十五分钟，之后再用饮用的纯净水冲洗，浸泡，再捞出来晾干。一个过程下来，我头也晕了。所以我宁愿去本地人的市场探险，找到更多不明真相的“绿菜”。
上个星期得到喜讯，说是法国超市每星期五上午十点出售海鲜。二十年来我上午的时间都是锁定给写作的，火警、匪警都不管，天王老子也不接待。上星期五上午九点半，我居然停止了写作，请司机把我载到了超市，挤进了等海鲜的人群。柜台里空空荡荡，只有昨天的鸡和不知何日的火腿，并未见海鲜。阵式很像70年代的大陆，排队买肉或买带鱼，货还没影，已挤满一群鸟为食亡的人类。你若向旁边人打听，是否真有货卖，回答一定是“不清楚”。这里也一样，我问一个意大利口音的胖大爷，海鲜的信息确切与否，他说：“不清楚。”显然怕供不应求，粥少僧多，驱退一个竞争者算一个。我只好问面无笑容的售货员：“不是说今早有海鲜卖吗？”她回答：“没有。”简直像是在为一位要人接机，对他的到达保密到最后一秒钟。我看看表，离十点还差十分钟，连海鲜的味儿都还没闻着，更是没有任何大开张大出售的预兆。我二十年才舍得拿一个早晨出来，容易的吗？我又去问一位男售货员：“海鲜呢？你们不是有海鲜卖吗？”他说：“有啊。”他指指拐角，“那里。”
我赶紧跑过去，发现那是一个大冰柜，里面不是海鲜，而是海鲜化石。我不止一次在那个冰柜边打转，想豁出去买几只对虾化石回家吃吃看，说不定会对对虾吃出新认识来。但我实在不敢。男售货员笑眯眯地把我指向歧途，是调虎离山。我在超市里买了几样其他东西，回到原地，坏了，海鲜已售出去大半了。我看看剩下的鱼全是生面孔，也顾不上忌讳了，一下子买了五条。意大利胖大爷买足了自己的一份，不安全感带来的敌意荡然无存，成了个亲善热情的老头，对我指教“买红颜色的那种鱼，味道最好！赶快，还剩四条了！”我马上换了两条红鱼，跟绿菜一样，我对鱼也不求甚解，就叫它红鱼。
十点半不到，海鲜已售完了，真惊险。这时发现人群里还有几个上海人。阿布贾几乎碰不上中国同胞，却在海鲜面前碰到了老乡。
躺着的阿布贾
到阿布贾的第二个礼拜，参加了我的女邻居乔安萨组织的清晨远足。所谓组织，也不过只有三个人：乔安萨、摩尼卡、我。尼日利亚的犯罪率极高，我正在发愁户外活动如何进行。一看两位女伴身材高大，纯粹非洲血统，万一碰上当地歹人，也许会给她们面子，放我们一马。
清早鸡一鸣，我就起床了。一身短打，一顶棒球帽，夹在一左一右两位女伴中间，狐假虎威地上了路。天尚未全明，清凉的空气含有滋养万物的润泽。当然也滋养垃圾。当我们走过一对白头偕老般紧挨的大垃圾箱时，一股丰富的气味一直陪伴我们到第二个垃圾箱的气味热烈地迎上来。摩尼卡说，夜里要是下了雷暴雨就没有气味了。
这一带是使馆住宅区，都是高墙深院，而就在路口便有个流浪人的据点。我们走过时，三个女人和一群大小不等的孩子向我们道早安。他们的营寨是一栋盖了一半的房子，一层有屋顶，二层地板朝天。随着我们的远足，我常常看见这样半途而废的建筑。有的是建得相当考究的回寺，有的是天主教堂，也有写字楼或住宅。建筑者像是被一个不成熟的念头驱使而动了工，不久便留下不成熟的作品离去了。我们邻里的这个流浪部落就住在这样一座胚胎状态的豪宅里，也不知他们怎样水洗如厕，每个人都显得那么整洁鲜亮。部落里的女人们似乎是生产者，男人们像是统治者和消费者。女人们清早支起灶，架一口大锅，里面沸沸腾腾总是炸着什么食品。那是他们作为生计的早餐生意，一只只油炸的面球卖二十尼拉，等于一个半美分。早餐时间过后，她们销售鸡蛋、面包、棕榈油等日常用品。本地烹饪离不开棕榈油，我们院里的女佣也会去那里购物应急。几天的远足，我注意到女人和孩子们都是天天换衣服。
走出去一里路，进入一个奇怪的声音和气味的氛围。声音是高调子的长啸，像一个本钱不错的男小旦在吊嗓子。不久便看见四个孔雀大摇大摆地在马路上鱼贯而行。美丽的禽类能发出如此的嗓音，不免有些恐怖。这回的气味远比垃圾来得生猛，必定发自某个活物。再一看，离孔雀不远站了一匹大牲口，脸像骆驼，头带犄角，毛像两藏的牦牛，却是浅驼色。想问两个女伴，但她们正在激烈声讨上司，我插不上嘴。细分析一番它的气味，不就是羊膻吗？原来那只“三不像”便是非洲山羊。终于得空和摩尼卡讨论大山羊了，她说“可不是吗？那该死的羊能让你一公里外就知道它的存在”。
摩尼卡是我们三人中唯一的识途者。无论她每天选择哪条路线，总是在一小时后准时领我们回到驻地。不重复路线也是防备的策略，万一有人居心叵测，他也难摸准我们的行动规律。除此之外，我们还装备有报话器、饮用水，真有点军事出击的意思。一旦被绑架还来得及呼两声救。我们当然不会远足到城市外面去，但阿布贾的城乡界线是很模糊的，常常看见一片无人区般的野地里，长出一座极摩登的楼房来。虽然摩登，却免不了也像此地的一切，总是野生野长、自生自灭的样子。
远足很快使我认识了这个首都城市。一个在腐败、无能的政府控制下度一日算一日的地方。人们是乐观而尊严的，因为爱自己的家人和爱上帝或真主而充满求生的力量。若时间碰得巧的话，我们在远足途中会碰见早祈的人群。他们肃穆地跪成一片，伏下身去，念诵祷词。他们此时是与世无争的，是坚强而健康的。
城市的一半是外国使馆的住宅、办公楼，另一半，基本是贫民窟。这两个极端相互拼让，组成一道怪诞而奇异的都市风景。走上高处，可以看到辉煌的总统府，绿色的拱堡给植物园般的城市环境烘托成一个天堂。我想，频繁的政变倒没让它建到一半停工，不然它可以容纳多少流浪部落。
在中国和美国，我们会用“城市绿化”，一听就是人为的，而阿布贾即便始于人为，现在也基本回归自然了。所有植物都具有疯狂的生长能力，我们若是三天前走过一条小路，三天后就不能走了，花和树的枝蔓已把路给封住了。换了其他东西也一样。不久前是一个洗干净的垃圾桶，一小时之后就让苍蝇繁殖得一片白茫茫。流浪部落的女人们假如不把鸡蛋及时卖出去，我猜想要么会孵化出鸡仔来，要么就孵化成肥料了。在这样有强度和烈度的生态环境中，所有生命都得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活出浓度和力度来，并打出最夺目的活着的标志。花开花落都是转瞬之间，但开放是就怒放、就垂死挣扎般地争艳。
阿布贾没有纽约、旧金山那样的金融区以及多事区所特有的遮天蔽日的高楼群。除了峻拔的阿索岩，阿布贾是舒缓的。假如说我们熟悉的城市全是严阵以待地立着，那么阿布贾是躺着的；它醒来了，正在回味一个古老的梦。起身已是不可避免，但她还没有起身的紧迫感，也看不到起身的必要性。仅仅因为纽约、旧金山，甚至北京都扎着架势站立着，她就不能躺着吗？
每个清晨，当我走入躺着的阿布贾，就意识到我终于走出高楼大厦，也走出了多年来无法摆脱的紧迫感。
消食长跑
hash是国际性的长跑兼啤酒饮用：跑两个小时的路程，喝两到三升啤酒。据说这个运动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帮啤酒徒对他们日益增厚的啤酒膘忧心起来，聚到一块儿边喝啤酒边跑步。所以我把叫做“消食”。阿布贾的消食长跑者上星期六下午三点半集合在希尔顿酒店，打眼一看，果然个个超重，都有消食的需要。组织者是个略带小儿麻痹症残疾的中东男子，负责介绍当天的长跑路线，带领队伍，执行惩罚。消食长跑有一套清规戒律，比如不准用右手端啤酒杯，喝酒只准用左手，同时摘下帽子，必须唱hash队歌，跳hash队舞，等等。违规者，惩罚极其不雅，必须坐冰冻马桶，里面堆满冰块，跑步结束后，受罚者便当众坐上去，边喝啤酒边供大家取闹。当然，冰块和肌肤间，隔有内裤外裤，还不至于从不雅降格到粗鄙。路线是头一天预设的，设定好的路线上铺撒着白色纸屑，但长跑者们最怕的是假路线；它把你诱入歧途，让你走投无路再折回。一般设计路线者会布置六到七条作弊的假路线，铺撒同样的白色纸屑，一眼看去前途光明。所以我有了经验后常常避开这类光明大道，舍易求难，舍近求远，往往结局是柳暗花明。
在旧金山看见的hash长跑是在市区街道，一次正逢“红裙日”，无论男女，一律红色晚礼服，当时我以为疯人院造反，闹出这一场狂喜大逃奔来。在阿布贾市区长跑目标太大，常常使街上的所有人、所有动作愕然定格，看这群营养过剩的白人吃如此苦头消耗营养。因此长跑地点便改在城外，往往开半小时车才能抵达。长跑也甩不起腿，荆棘古藤覆盖着人迹稀少的小径，两小时下来，个个都是轻度皮开肉绽。叫它长跑已不恰当，该叫它丛林跋涉。到了这里我才明白，跨出阿布贾，几乎是无人区，至少看上去所谓的文明还没有征伐至此。
下午三点半，四野积压了大半天的毒暑，空气燃烧一般，触在身上一层细痛。听说是摄氏四十二到四十五度的气温，但丛林里要温和些，树欲静，风不止。从几十个国度来的驻外人员大多数是白种人，个别非种血统和中东人。起点一般是一个村庄的开阔地，供人们停车。起点是有仪式的：大家围成一圈，唱hash队歌，一面跳着类似卡通或木偶的舞蹈。倘若没人做伴，我相信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会为如此的歌舞窘死。据说这个仪式非常重要，歌舞不但增强盟誓感，使大家在两小时之内生死与共，还存活络筋骨的热身作用，所以我也就加入进去，自我丑化地手舞足蹈起来。
跑步开始后，个大腿长的自然冲锋在前。按规矩先锋们要不断地在拐弯处向后面的队员高喊暗语，表示道路至此畅通。我仗着长期的长跑训练，和这些一米九零左右先驱者结伴，但很快发现不划算，因为假路线都是让这些捷足先登者吃亏的，让他们误入歧途后向后来者发出纠正路线的信号。假定长跑距离为十英里，先锋队员往往要跑三四英里的冤枉路。这游戏规则把身强力壮者不时扯回来，和体力上劣于他们的人拉到同一起跑线上。残酷的自然淘汰被缓冲了，减少了掉队的可能性。路上几乎从来见不到人，有时会有三两只牛闲在树荫下嚼草，但放牛娃却不在画面中。只有一两次，队伍经过溪流，碰上浣洗的村女们，个个瘦削秀丽，瞪大原本就极大的眼睛看着这群庞然的白人，她们无法猜测他们进犯丛林是为高血脂、高胆固醇所驱；她们做梦也想不到当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食物丰足到极点，就会产生白讨苦吃的人们。他们不是在健身房，就是在野外虐待自己，让自己腰酸腿疼，上气不接下气，大汗如洗。人通过饱足的饮食蕴涵的能量在这自我虐待中毫无功利地得以释放，这就是文明。
河水一般都很浑浊，一种晦昧的灰绿色，稠稠的，却很湍急，我们踩着凸在水面的石块过河，生怕一失脚落水，有鳄鱼巨大的口腔张在下面。村女们也都是用塑胶桶将水打上岸，搓洗衣服，可见此地确有鳄鱼出没。我对她们喊一声“哈罗”，她们窃笑不答，才知道她们说豪萨语。林子稀疏之处，便可见大沙堡似的土丘，有的比人还高。起初我以为是地质现象，后来明白那是白蚁城堡。白蚁是当地人的食物，用烟火伸入白蚁城廓，熏焦的白蚁在风中一扬，如同扬麦粒那样，蚁肢随风扬去，剩在箩里的蚁肉油性颇大，接近坚果的味道。听说有一种食蚁兽蹲在河边，张开的鳞甲分泌出一种液体，很对白蚁的胃口，成群的白蚁飞落下来，片刻便粘在食蚁兽身上。然后兽往河里一扎，白蚁顿时漂浮在水面上，再由兽慢慢享用。白蚁有这么多天敌，还能筑出如此辉煌的王国，真是顽强的生命。生物不可思议的本性，在此多了一项见证。据说战争时人类在大量损员的情形中，生命力陡增，生殖的存活率也高出和平时期数倍。愈被迫害的种族，愈经历战乱创伤的人民，愈会人丁兴旺，气壮势众，难以灭绝。
尼日利亚的岩石很有名气。其实西非都有这种巨大的岩石景观，一座小山坡常常就是一整块岩石。所以我们的消食长跑到此又变了性质，变成了岩石攀登。好在设路者们都还仁慈，攀登不算太险，又时常把啤酒摊子设在顶峰那一端，士气便如此被鼓舞；这里的花一开就是满树，点染着浓稠的绿色。不知名的花美得惊人，却对自己的美浑然不觉，开得天真烂漫。忍不住折下几枝，刚刚带进室内插入花瓶便凋谢了。它们能承受华氏一百多度的曝日，却会被人们温存的目光晒死，或许是对贞操的坚守，在被霸占之后自尽了。
有一种浅黄的花，从树枝上一串串垂挂下来，花形和色彩都美丽极了。但据说黄颜色的花往往有毒，看来它们是烈性子的一类，对把玩它们的人不甘心“死给你看”，它们是要拼个鱼死网破的。极偶然碰上当地土著，用豪萨语问他们花的种类，从来没有答案，他们对花从不想占为己有，所以有一种坦然的淡漠态度。或许土著人最懂得尊重这些花，那就是由着它们的性子，任它们自生自灭。
花不干预人类，人类对花也是平等共存，此地没有改变物种基因的伪造物主插手，给予“为你好”的说辞。工业文明的人们缺乏想象，只能设想出人类的唯一进化途径，就是把途径强加给所有人，因此，流血和杀戮天天发生。我们为这里千古盛开的花找一个带空调的文明去处，而不屈的花儿立刻就自绝于人类。
有一次跑到途中下起雨来，有一位队友掉了队。他是个美国人，走乱了方向后流落到一个小村庄里。村民围在四周打量他，他感到了恐惧。后来他打听出了方向，找到了同伴，大家问他恐惧什么，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我想推广文明的人深知他们索取了多少代价，刹那间他也怀疑这两百年血淋淋的“推广”的正义性。还有一次，两名美国外交官迷途了，误入了当地的军事林区，当场被抓获。好在其中一人带了大使馆出入证和外交官身份证，尼日利亚官兵们才客气一些。但他们拒绝释放他们，坚持要美国大使馆武官出面领人。星期六晚上，大使馆没人值班，两个被拘者又不记得武官的电话，只能软硬兼施地求饶。军事重地的负责人铁青一张脸，毫不松口。这是在一个孤立的山顶上，四周野树枯草没人，蚊虫如沙子一样击打在人的脸上身上。好在他们也有忌口，对带有葡萄酒和奶酪味道的血嫌弃，所以三小时的囚禁之后，两人还不至于体无完肤。终于联络到武官，已经夜色四合，两个身高近七尺的白种人大叹捡了一条命似的庆幸，诅咒再不做长跑急先锋了。
队伍到达终点也有仪式。一番歌舞后，新队员要向大家作自我介绍。新队员也常常受捉弄，说错口令或做错规定动作，抑或用右手拿啤酒瓶喝酒，便受罚坐在冰马桶上。一次听一个新来的女队员自报家名：中国华为贸易公司职员，来自四川重庆，我心里一热：没想到在非洲丛林深处，遇到我第二故乡来的同路人。
非洲的花草
阿布贾没有鲜花卖。唯一像样的超市是法国人开的，合营的还有一个法国家具店，里面卖的是做得极其精美、高雅的假花。我一向和假花不共戴天，但法国人在审美上毕竟世故，他们做的假花假得非常诚实，绝不制造哪怕是一刹那的乱真效果。在简洁到极致的现代家具中，三两枝插在玻璃筒里的假花竟比真花看上去更相宜。像所有现代主义的艺术一样，假花在这里有种离间感。好比布来希特的戏剧，它不要你完全进入情境；它使你在现实和仿造的现实中保持绝对的冷静。也使我想到现代艺术大师们的绘画，正是画中人物那种对于规定剧情的超然感觉奇妙地震撼了我。如马奈的名画《林间的午餐》，并不是裸女的出现使人诧异，而是她超然度外的中性神情造成的离间效果，给作品带来了一个新的审美层次。
在这个无人光顾的家具店里，我突然改变了对假花的一贯恶感。但我还是不能允许自己买这些假花，因为我无法为它们提供一个冷冷的舞台。我们粗陋的房子里装着艳俗的壁灯，塞满线条烦琐的仿殖民时期的深色家具，每次坐在其中，我就苦笑：美国外交官们被派到非洲已经有放逐的意思，还要拿如此丑恶的居住环境来惩罚他们。我一到阿布贾就被这样的丑陋给镇呆了，每天清晨四点起来，坐在客厅里苦思，把哪件家具扔出去，或砸掉哪一盏壁灯。来瑞请示了大使馆的内务部门，问可否将我们自己的家具从美国运来，回答是“不可以”。那么可不可以退还大使馆公用的丑陋家具，我们另买自己的呢？回答是“库房没有空间存放退还的家具”。并且内务部门觉得我的要求很无理，这些家具是某某牌的呀，某某牌的家具怎么会丑陋呢？一旦某件东西有了公论的丑与美，人们在审美上就放心了，反正丑或美的责任大家一块儿负。你要掀翻某物在审美上的地位，你是要得罪公众的。我对外交官的形象也就有了一点幻灭感，按说他们见多识广，怎么也存在这样的审美盲？全世界有多少美的东西啊，熏也熏出好格调来了，可他们对如此丑陋的室内布置毫无异议。
我相信眼睛离心灵最近，眼睛长久被糟蹋，心灵也就逐渐被毒害了。
一连几天，我在法国家具店里沉默地打转。我们的住宅面积很大，应该可以拿出一间屋子来堆放公家家具，再用自己买的重新布置一番。家具店里的东西全是设计师的作品，价钱昂贵无比，加上尼日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本土经济，将家具的进口关税提得很高，一套沙发的价格高达一万五千美元，所以一再权衡，实在买不下手。何况我们在美国的家具也是我精心选择，买得件件称心，不过是存放在库房里，不允许运过来，再花偌大一笔钱在家具上，买个暂时眼福，恐怕太奢靡了。
但眼福对于我来说比口福重要。在旧金山湾区住的时候，我常常拿着钱跑步去超市，原意是要买当晚的菜回家，一见到好花就什么都忘了，总是买上几把百合和郁金香，蝴蝶兰花或鸢尾，剩下的钱够吃什么吃什么。我站在花前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一定不亚于色徒看见少女。由于硅谷的经济衰退，来瑞所在的投资公司倒闭，他失业了近两年，而我的买花恶习照旧。口福可以欠缺些，眼福多些满足，也免了发胖的忧愁，两全其美——这是我给自己主持的公道。东坡“不可居无竹”，我没有他那样的风骨气节，并且旧金山的气候也不适于养竹，就自甘俗气吧。有时嫌买来的花太温情，太“小布尔乔亚”，我也会偶然做花贼趁夜色去偷花。在旧金山湾区我们的房子离海湾很近，开发商想造成个“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环境，把海水引来，形成小小运河，绕着人们的前院后院。风景中白鹭起落，绿颈鸭荡漾水面，加上两岸种满了花，是个人工仙境。三月花就开得十分繁盛，晚上带我的爱犬可利亚出去慢跑，实在经不起诱惑，便偷窃几束，和市场买来的花插在一起感觉马上不一样了。野外来的花无拘无束，伸枝展蔓，似乎把一阵野外的风和一片野外的天空也带到室内来了。我对花草有一些肤浅知识，但我不知它们的英文名字。有一次和来瑞一块儿散步，我向他打听某某花和某某树在英文里叫什么。他告诉我几个名字，但说他也不是很有把握。过了几天，他下班时从包里取出一块秦砖似的植物大百科全书，说它包括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花草。书呆子来瑞对于花草这样鲜活的东西也求知于平面的、印刷的准确论述。这么多年翻查过那本百科全书多次。
一到了非洲，我首先关注花草。阿布贾户外有很多花草我都陌生。花的色彩也都狂热得很，从院墙内一直泄到院墙外。它们是唯一自由逾越锋利的铁丝网的生命。处处是花的阿布贾却没有花商，大概正因为随地有花。有时我们的车停在红绿灯路口，一下子会拥上来一大群卖手机卡的人。还有卖手表、卖零食和饮料的，我真想劝他们改行卖鲜花。
到了阿布贾一个月后，终于发现了一个植物园，那里可以买到一种鲜花，就是天堂鸟。植物园坐落在一条主要的街道旁边，地势从街道的高度一直向下延去，有两三亩地的面积。两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是园中雇员，告诉我们植物园主要经营室内室外的装饰性植物。问他们有没有玫瑰、百合出售，他们说玫瑰、百合在这样的气候里都不好好长，说着就指着一丛玫瑰让我看，花朵果然只有核桃大。我往远处看，问他们那边金黄耀眼的一片是什么，他们飞奔过去，砍了几枝回来，我才看明白它们是“天堂鸟”。准确地说，是“天堂野鸟”，远不及它们在美国和中国的表亲那样肥硕，姿态规范。“天堂野鸟”捆成劈柴似的一大捆，看起来气势磅礴，回家插在近一米高的玻璃筒里，那四射的金黄在沉沉暮气里开了个天窗，把非洲的烈艳的生命注入了老殖民者暗色的梦想。一个淤滞的环境搏动起来，我意识到，花可以挽救多少丑陋啊。
等这一捆“天堂野鸟”败谢（注意：我改变了单位词；不再是“一束花”，而是“一捆花”），我又去了那个植物园。这回是老板娘在当班。老板娘问了我上回买花的价格，也就按同样价格卖了一捆“天堂野鸟”给我。我很纳闷，老板娘怎么会不知道自己花朵的价格。就在这时，我发现两个男孩的表情怪异，但不便问什么，揣揣地离去。下个礼拜再去时，又只剩两个男孩了。他们说头一次卖给我花是破例的，这个园子并没有卖鲜花的业务，原先想瞒着老板娘挣几个小钱，做车马费和午餐费，他们的工资太菲薄了，常常是免吃午餐的，经我无心叛卖，他们私下赚的小钱将被老板娘从工资里扣除不算，还险些砸掉饭碗。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几回来往，我看出植物园基本是没有生意的，也不知老板娘自己的午餐从哪里挣出来。夹在主雇之间，我的同情心灵不知该向着谁，所以我决定不再去那里买花了。
跳蚤市场
今天早晨，大使馆派了一辆中巴把我们载到了当地有名的wuse市场。
尼日利亚跟所有热带国家一样，一年只有两季，半年旱，半年雨。眼下雨季刚到，据说天气要转凉了。但下午也有四十度。风雨总是起在晚上，切断电视接收，毁坏电脑网络，但每个早晨都是雨过天晴，大路小路除了更干净以外，一点风雨的痕迹也没有。
wuse是个露天大市场，有一平方公里的地盘，货物从布匹、化妆品到活孔雀、刚出屠宰场的畜生。一进市场，就看见两个少年头上顶着剥了皮的整羊在游走兜售。羊肉很新鲜，似乎还带体温，肥嫩的部位随着少年的步子一颤一颤，鲜红的血珠子顺着他们乌黑的额头滴下，一大群黑麻麻的苍蝇抢购似的紧追不舍。在阿布贾购买食物和日用品除了这个大市场，就是几家外国人开的超市了。昨天去了一家法国人开的超市，东西都很有质量，用具也品位高尚，但价钱太霸道，一瓶小花露水大的辣椒汁要八块美金，一公斤鸡腿胆敢要四块五角美金！在美国这个人人都胖得发愁的国家，鸡尤其不值钱。所以我才向来瑞的同事打听，是否有“抵制法货”的办法。大使馆便派了一位向导，带我和另一位新到的外交官妻子来到了wuse。我们的向导叫玛丽亚，是一位女外交官，第一语言是西班牙语。砍价对拉丁人来说等于是调侃，所以派了玛丽亚来，免得我们两个新来的外地佬吃本地人的亏。
玛丽亚先把我们带到一个水果蔬菜摊位上，对很精神的黑人小伙子说：“这两位是我的新朋友，以后就是你的主顾了。怎么样？得让我面子上特别好看吧？”我们已经为摊子上种类繁多的瓜果目不暇接了，没有注意年轻的摊主怎样回答了玛丽亚。在wuse做买卖是不用称的，所有东西都是论堆，论个儿，或用盆、碗量。比如大米，卖家量给你一盆，大约有五斤，算你一百七十尼拉；卖炒花生米，则是盛在瓶子里。一只只空酒瓶于是便成了花生米的包装，付一百二十元，你提一瓶走，大家都省事。如果是买杧果和橙子，就是论打，还有菠萝、木瓜、香蕉、西瓜，多一个少一个，谁都想得开，wuse似乎没有斤斤计较的人。困难的是算账，全得口算，我们三个女人都算得不灵，算几回得出几回不同的得数。黑人小伙子弃权，看着我们算，最后似信非信地接受了我们的钱，那表情像是说：反正我们是算不过你们这些外地佬的。
第一个摊子逛下来，我们都走不动了：货物已在脚边堆了一大堆。两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跑过来，一人推一辆铁皮三轮车，用生硬的英语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做我们的脚夫。他们并不提价钱，玛丽亚说：“完了你们看着给他们点钱就行。”
男孩们精瘦而结实，为了刚刚成功的一份求职，乌木雕塑般鲜明的脸上浮起得意的笑容。他们推车走过仍在空车待雇的同伴身边时，双方都笑着大声说了句什么，要么是打趣，要么是嘲骂。
玛丽亚告诉我们，有个卖民间工艺品的小铺就在附近。找到铺子时，铺主锁了门，不知去了哪里。玛丽亚叫我们稍等，她去把铺主找回来。可见她和铺主熟悉的程度。她回来时后面跟着一个中年男人，一脸的阴沉使他的肤色显得比其他黑人更黑。打开门之后，我一眼看中了几个巨大的葫芦，上面都有极漂亮的绘画和浮雕。还有一些非洲图案的大草篮，也编得地道。只是这位铺主比较狂，价开得特陡，一个葫芦要一千五百尼拉。玛丽亚唠叨他不够朋友，他不动声色地站在一边，抱定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态度。“五百！”玛丽亚说。我以为这个价钱会得罪他，不想他平心静气地说：“不，一千三。”双方的期望值相差太远，我差不多想背叛玛丽亚，给他个一千二，把葫芦拍下来了。玛丽亚似乎猜中了我的心思，对我使了个西班牙女性的泼辣眼色，又转向铺主，拉开了政治攻势：“你看我每次都把人带到你这里吧？其实我也认识其他卖同样东西的人。”铺主沉吟着，似乎对白人种族之所以有今天的贸易成就陷入了深思。一分钟之后，他开窍了，说：“一千。”
我们最后成交在一千尼拉上。玛丽亚和铺主都感觉很失败。近十点钟，太阳把空间都要点着了似的。我躲进一家家带棚的铺面，装着看首饰或衣料，其实是偷点阴凉，等两位女伴结束购物。有些铺子已打烊了，关起了铁皮或木板或塑料包装布的铺门。流动的小贩们头上仍顶着整猪、整羊，成匹的布料、成串的美丽的珍珠鸡、长尾巴野鸡，在烈日下继续兜生意。苍蝇越来越多，你向哪个方向转脸，打任何一种手势，都能和它们掩上。我注意了一下，非洲的苍蝇是沉默的，来多大一帮也悄无声息。并且也没有那种大块头的绿蝇子；它们小小的，黑黑的，看上去有种吃苦耐劳的样子和正当谋生的自信。
走出wuse已近十一点，两个推车的男孩脸上身上都汗透了。我取了三百尼拉，塞进一个男孩的手里。他腼腆地道了谢，却还不离去。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要等我们的车开过来，他替我们上了货再走。他非常腼腆，也许早早失学了。
我回到家就把葫芦摆放起来，果然精彩。在非洲，去买西红柿、白菜、洋葱，顺便买回了艺术品，就这样自然而简单。
给父亲的信
亲爱的爸爸：
昨晚到达阿布贾（abuja）时，发现我们的飞机是这个首都机场唯一的降落者，可见此地的寥落。停机坪上可以开荒，一群不知名的黑鸟（不是乌鸦）扑向尚未发光的月亮。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离机场有一小时的车程，到达住处已很晚，正好邻居送来意大利面和蔬菜色拉，吃过就休息了。
清晨醒来，一夜暴雨停了，窗外是陌生的鸟语，这才意识到已身在非洲，真觉得不可思议。天还不全亮，坐在大门边打盹儿的非洲哨兵被我惊醒，迷蒙中礼数也是周全的：“尼日利亚欢迎你！”他用带浓重乡音的英文说，眼睛非常好奇，显然中国女人在这里是少见的。
游泳池其实就在我们后院，但因为找不到后门钥匙不得不从前院绕行。没走近就看见一池子艳红的落花，是被昨夜风雨扫进池内的。周围墙头上，花仍不减繁荣，并没在风雨后“绿肥红瘦”。犹豫了一会儿，决定还是下到池里，不然很难消磨这个人人睡懒觉的星期日清晨。
马上就发现这是一种极难领略到的美境。潜入水中，仰脸能看见深桃红色的花瓣，盖子一样覆在水面，低头，是一池底的绿叶。什么样的原理主宰了这红与绿的沉浮，不得而知。天亮之后，满池的红花绿叶就是垃圾了，将被清洁工清理出去。
从池的另一头浮出水面，看见两只彩色蜥蜴伏在池边，一只是橘红尾巴紫灰身体，另一只有条粉红尾巴，淡赭色身体，都有七八寸长，竟然像四爪兽那样蹲坐。昨天刚下飞机，看见一条小蜥蜴还吓得惨叫，今早已能近距离地观赏它们了，可见我的生存本能足够强健。在非洲，不能与其他动物开展外交，休想生存。对了，不知这两只蜥蜴是不是我们常常说的“变色龙”？我对非洲动物的知识等于零，您常常看美国“国家地理”的“发现”频道，说不定能给我解答。不止是蜥蜴，仔细看水面上的落花，我发现不少鲜红的蜻蜓尸体，也不知它们为什么要集体投水。也许是在风暴前飞得太低，被雨打进了池内。游泳池一头朝东，一头朝西，东边是拔地而起的阿索岩（asorock），形状有些像桂林的山峰。太阳其实已升出地平线，由于阿索岩的屏障，从我的角度看，东面的天空还是太阳橙红色的投影。不知名的大树举着肥大的叶片，梢子上已经镀有亮色。一个浓艳的非洲早晨，因为它我顿时原谅了这个外交官院落不近情理的一切：宽大丑陋的房子，蠢笨的殖民时代家具，轻易就被打断的电视网络……虽然大使馆有自己的供电供水设备，昨夜还是几次断电。刚刚下飞机时，新鲜感所驱，我对来瑞说：“我们在这里待三年吧！”（他的任期或两年或三年，选择在自己。）但一看到我们的房子和内部陈设，我又说：“两年！最多待两年！”离开北京前，谈到安排您来尼日利亚旅行，现在我担心了：这样缺乏审美趣味、保守的室内布置连我都吃不消，更何况您了。听说大使馆常常有当地民间艺术展销，我想买一些织片和木雕来，也许可以抵消一些装潢的平庸。在一个如此有文化特色的自然环境里，弄出如此乏味的居住环境，在我看，真是罪过。您常常说：“喂肚皮容易，喂眼睛难。”而非洲是一片多神奇的土地啊，它的人民从来没有喂饱过肚皮，却从来不让自己的眼睛饥渴，并用他们生命力无限的艺术品，去喂整个人类的心灵。没有非洲的艺术，就没有毕加索。
我坐在游泳池边，面对着阿索岩，心想，人造环境的平庸，被自然环境的美丽加倍补偿了。热带的天空和阳光，热带的奇花异木，组合成的风景也那么热烈浓郁，尽管被墙头上密实的铁丝网切割碎了。我们院落的墙头上都圈有这样的铁丝网，满是倒刺，可以设想它能让逾越者刹那间皮开肉绽。正是铁丝网提醒了我，此院中的人们可能正被院外的一些人视为大敌，因为这个国家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穆斯林。七点刚过，来瑞穿着游泳裤来了。我提议早餐就开在池边，他欣然同意。我回家煮了一大壶咖啡，又烤了法式牛角面包，用托盘端到池边的小桌上。我对来瑞说：“好吧，就在这里住三年吧。”他太了解我了，因此他听出了这句话的真意；他把它当做“我现在很快乐”来听。他明白我每一分钟的情绪都可能左右我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不能当真的，他吃亏就吃亏在他已经太当真了。但他情绪昂扬起来，乐意接受我这一分钟的决定。
上午来瑞的同事上门来展示他的车。一辆八成新的银色“subaru”越野车，非常漂亮，正是我喜欢的一种。他马上要离任，急于出售他的车。美国外交官都是相互买卖车辆，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下一个国家是否允许带车进入，或者，那个国家的车是左方向盘还是右方向盘。有了车，我就能真正地深入非洲，去走访二百多个讲不同语言的部落，去大象、狮子徜徉的野生动物园。对于您这位非洲迷，我的信不知会不会让你失望。也许我的第一印象不够公道，等有了进一步感受我再给您写吧。
（全辑完。请欣赏下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