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

钟声-史铁生
第一章
钟声
b还不到一岁的那年，父母就离开了这块大陆，连爷爷也不知道他们最终去了哪儿。当时爷爷说，你们得给我留条根。那时爷爷已经看出这绝不是通常的分别，所以坚持要他们给他留下一个孙子。爷爷知道除此之外都已成定局，所以从始至终只提了这一个要求。父母日夜犹豫，临走的那天早上才决定下来，把Ｂ留给爷爷。因为Ｂ的两个哥哥已经大到能够哭着喊着片刻不离他们的母亲了，而Ｂ还不到一岁，世界还没来得及给他什么具体的印象。又因为爷爷说死说活不愿离开这块土地。
这是多年之后Ｂ对我说的。
Ｂ跟着爷爷在北方农村的一个镇子上长到五岁。镇子很小，只有两条纵横交叉的街。有一条长不成鱼而只可供人们洗洗衣裳的细水，从远处悠悠流来，挨一挨镇子的边缘，便又流走到很远去了。两条街上，杂货店、小饭馆、肉铺、粉房、豆腐房、铁匠铺、车马大店等等各有一家。杂货店里有两架挂钟，弄不清是哪代开明或是糊涂的掌柜进的货，从无买主问津；一架已经坏了，另一架就为镇上的人提供了一个观赏和赞叹的机会，也给小店的生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镇上没有电，没有学校，差不多没有新闻。终日不断的是粉房和豆腐房的石磨声，还有铁匠铺的打铁声。车马大店前永远站着几匹贪婪吃草的牲口。小饭馆门口则卧着一头肥硕无比的大狗，那狗自知全镇无敌，目光便不凶猛，而是流露了傲慢与昏愦，漠视并且蔑视那些四处流浪的同类。两条街的四端都伸入到不见边际的田地里去；冬天是褐色的不见边际的裸土，夏天是金黄闪耀不见边际的向日葵的花朵。小镇给Ｂ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向日葵，成百上千万素朴又肆无忌惮的花朵铺天盖地。天气晴朗时一派灿烂辉煌把小镇映照得愉快、安谧。遇到坏天气，所有的花朵一齐骚动癫狂起来，漫山遍野涌荡喧嚣，令种植它们的人也头晕目眩魄动心惊，整个镇子都随之惶惶然无所适从一般。
这都是多年以后Ｂ给我讲的，象是在讲述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他说：“你哪年出生？”我告诉他：“51年。”他说：“让我想。哦，这么说我第一次跟爷爷收获向日葵的时候，你可能刚刚出生，也可能你还没出生呢。”他说，当那些向日葵一棵一棵成片成片地被砍倒时，他忽然大哭不止。“为什么？”“不知道，”他说，“生命中本来有很多神秘的事。”
五岁的那年夏天，爷爷对Ｂ说：我带你到城市去。到县城去？不，可比县城大多了，也比县城远多了。爷爷给Ｂ和自己都带了几件换洗的衣裳，用一把老铜锁锁了门，爷孙俩便出了镇子，走在森林一样的向日葵地里了。干嘛要到那儿去？去念书，你该念书了，你到了得念书的年龄了。向日葵的叶子大如蒲扇，层层叠叠，圈拢起燠热而沉重的葵花香，蚂蚱醉醺醺地趴在葵杆上昏睡，蝈蝈则到处发着梦呓。在那条细水穿流的地方，偶尔生出几丝风来，蛇一样分头钻进葵林，闹鬼似地嬉戏游逛，郁郁寡欢的花香便被惊扰得四处流窜满大漂泊一阵，干枯的花蕊借机脱离花盘，细密如雨，灌进Ｂ的衣领。我父母是不是在那儿？不，不在，他们没在那儿。他们在哪儿？爷爷从来没打算骗你，爷爷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在哪儿。你跟着爷爷不好吗？可咱们到那儿去找谁？咱们就住在你姑家，还有你姑父，还有你的表妹和表弟。他们认识我？你姑和你姑父见过你，那时你生下来才几天你还不记事呢。
爷孙俩走了一个上午，还是没走出向日葵林。然后他们搭上了汽车，汽车开了一个下午，仍然随处可见盛开的向日葵花。直到第二天他们上了火车，Ｂ的注意力让火车里面的事物吸引了整整一个白天，那些向日葵才梦幻一般地消失了。当他又想起向日葵时，车窗外已是茫茫黑夜。姑知道我父母上哪儿去了吗？不，你姑也不知道。
问过她了？
问过了。他们是不是也坐火车走的？别再想这件事了，不再想这事了好吗？你说爷爷好不好？也许姑父会知道吧？咱们不说这事了，你该睡了，我担心这两天你要累病了呢，躺在爷爷腿上，对，睡吧。您没问问姑父？记住，以后不管谁问你，你就说，爷爷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记住了吗？窗外夜黑如墨。在随后的梦里，Ｂ仍没能勾画出父母的模样，而是整宿都在绵延不断的凄艳的向日葵花中间徘徊。
Ｂ醒来火车已进人城市。就是我在其中出生、长大、并一直活到现在的这座城市。Ｂ的姑姑家离我家不算太远。从我家往东再往北，再往东再往北，走过大约四五条街，有一座教堂，Ｂ的姑姑家就住在那座教堂旁，在教堂东约三四十米的地方。Ｂ在那儿住了差不多七年，不过那时我们并不相识。
“但那时说不定我们迎面相遇过，”Ｂ说。很多年后Ｂ故地重游，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冷饮店里，我们俩从午后一直坐到天黑。我说：“这很可能。”他说：“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结果我们就不把它算在内。”我说：“算在什么内？”他说：“你绝对数不清都是哪些事在对一个人的命运起作用。你不觉得生命中有很多神秘的事？”我点点头，不过说老实话我没太懂Ｂ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天气燥热，报纸上说已经连续九十几天没有降水了。我和Ｂ坐在冷饮店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太阳在外头隆隆作响，把路面烤变了形，树叶和纸屑被踩进黑亮刺目的沥青里去。Ｂ说：“你还记得那座教堂？”我说：“我光是听说过它。不过我记得它的钟声。”他说：“让我想。哦，你可能没见过它，你可能对那教堂还没什么印象那教堂就已经没了。”我说：“可我朦朦胧胧记得一种钟声，后来我长大了相信那肯定是一种钟声。那教堂是不是有钟声。”“要是你相信你听到的是钟声，那肯定就是它的钟声。有，它有钟声，它一天当中要敲响好几遍钟声。”“那声音缥缥缈缈，那声音至今给我一种安详的感觉。”
“你不觉得那声音很神秘吗？”“你指什么？”“同样的钟声，在清晨你会觉得那就是清晨的声音，在午后你会觉得那就是午后的声音，在黄昏你又觉得那就是黄昏本身所固有的声音了。别的任何声音都不可能这样。”我慢慢去回忆那钟声，一边喝着啤酒；而我觉得那是襁褓中一梦醒来时所固有的声音，是忽然展现的一片光亮和模糊景物（屋顶、窗口、窗外的树和我老祖母慈祥的面容）所随身携带的声音，是生命之初的声音。我没有见过那座教堂。在那教堂的遗址上后来盖起了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我问Ｂ：“你到那教堂里去过吗？”“当然，”
Ｂ说，“我姑父就是那儿的最后一任主讲牧师。”
姑父身材颀长，坐在一张很旧但是雕花的靠背椅上，坐在幽暗的排列如墙一般的书柜前面，白皙的脸和白皙的手臂又鲜明又沉寂，如同一幅悬挂于空室之中的古典派肖像。这印象的由来还在于，就在那一刻Ｂ平生第一次听见了那座教堂的钟声。那是晚祷的钟声。当然这些是后来Ｂ才知道的，包括知道什么是古典派肖像。还包括知道，在那个斯文而和蔼的姑父的身体里面并不乏火一样的热情。
姑站着刚好同姑父坐在椅子上一样高。姑蹲下来把Ｂ搂在怀里，一边说；唉唉——，那时候你生下来才一个月，那回我们去看你正是你满月的那天，那天我们去得正巧，约摸你该满月了结果正巧就是那天。今年都三岁了吧？五岁。五岁？唉，可不是么。姑的怀里非常温柔，象早秋向日葵地里的风。姑身上有种Ｂ从没闻见过的味儿，跟爷爷身上的味儿完全不同，这味儿让Ｂ有点羡慕和惊慌。五岁啦，爷爷说，得上学啦。爷爷的目光在姑父脸上晃了一下，又定在Ｂ身上。镇子上没有学校，县城里的学校又远又不象个样子，想了又想，幸亏还有你这么个亲姑姑，和他的亲姑父，他得上学了。于是姑就流泪：上学，当然得上学，你就住在姑姑这儿上学。那爷爷呢？爷爷也不回去了，都在这儿，咱们在一块，咱们是一家人。爷爷叹了口气。姑站起身，后退两步坐在爷爷身旁，象端详一幅画那样端详Ｂ：天呐可真象！鼻子以上象他妈，鼻子以下象他爸。他们还是没有消息吗？没有，一点音信也没有。唉唉——，姑就又流泪。一时屋子里很静，那座教堂的钟声也已停歇。过了好一会，Ｂ忽然听见一个异常纯净圆柔的声音缓缓地说：他们本来不必走，他们根本不该走，他们真像那一对误人歧途失去了乐园的人。Ｂ没料到姑父的嗓音那么好听，以至竟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会，才相信那声音确是出自幽暗中那白皙的身影。随后姑父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说：看看这是多么可爱的家园！姑父就象在教堂里布道那样：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乐园正在实现，一个没有人奴役人，没有人挨饿，没有贫穷，没有战争、罪恶、暴行，甚至没有仇恨和自私的乐园就要实现了。姑父神采焕发白皙的脸上泛起红光，语调抑扬顿挫就象唱歌：他把这样的乐园最先赐予了我们，上帝把全世界梦寐以求的、把全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那个人间天堂最先给了我们的祖国。姑父停顿了一会，激动地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然后猛地站住，痛心疾首地说：我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走？他们不该走实在是不该走呀！（后来，当Ｂ在学校里学到“痛心疾首”这个词的时候，立刻想起了姑父那时的样子，于是一点没费劲儿就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但当时Ｂ只是想：姑父可能知道父母到哪儿去了。
这都是很多年以后的那个下午Ｂ跟我说的，象是说着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他说：“那天晚上姑父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直到爷爷靠在沙发上响起了鼾声，姑也不住地打哈欠。”他说：“都说了些什么我记不住了，那时我才五岁。但肯定说的是一个乐园就要实现了什么的，他一辈子都在说这件事。”Ｂ说，只有他却一直听着，他以为姑父最后一定会说到他的父母去了哪儿。
Ｂ和爷爷住一间屋，姑和表妹、表弟住一间屋，姑父一个人住一间屋。表妹和表弟都还太小，一个才两岁，另一个还不到一岁，他们似乎整天都在睡觉。夏日漫长的白昼寂寞无比。在Ｂ的印象里那些天表妹和表弟整天都在睡觉，他趴在他们身边久久地看着等着，希望他们能醒来跟他玩一会。教堂的钟声一遍遍响过，孤独又惆怅。姑偶尔走来，对Ｂ说：你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总在睡觉。姑父有时来和Ｂ说一会话。他很想问问姑父他的父母到底去了哪儿，但又不敢。姑父便又给他讲关于那个乐园的事；在那儿所有的孩子都是好孩子，都非常喜欢读书。Ｂ终于问：我就是象表弟这样睡着觉的时候，我的父母没叫醒我就走了吧？姑父半天没有回答，然后摸摸Ｂ的头说：表弟表妹和你一样，都是我们的孩子，你说是吗？Ｂ发现姑父一点都不可怕。
不久，姑带Ｂ到一所小学校去考试。那原是一座庙。院中有两棵参天的老柏树，浓荫洒满一地。很多孩子都由父母带着来考试。姑带Ｂ走进一间教室。教室是由荒残的殿堂改造而成，门窗上镶了玻璃并且涂了绿色的油漆。Ｂ走到一个中年女人面前，姑让Ｂ管她叫老师。老师就问他：你刚从农村来吧？Ｂ很奇怪为什么老师会知道。老师又问他几岁了、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又问：你父母在哪儿工作？这一问Ｂ没能马上回答，但他很快想起了爷爷教他的话：爷爷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老师好像没注意到他的回答，跟姑走到教室外面去了。Ｂ独自在那儿站了一会，出神地看那黑板和一排排桌椅。站还不回来，他就去找。姑和老师站在树荫里谈话。他听见姑说：是的是的，父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都去世了。老师叹了口气：这么说，他就只有你了？姑点点头又赶紧摇头：不不，他还有爷爷，他一直跟着爷爷。这时候他们看见了Ｂ，就都不再说话。后来老师摸摸Ｂ的头，说：来吧，开学就来吧，我看你准是个聪明的孩子。
那天夜里Ｂ又梦见了向日葵。向日葵被成片成片地砍倒，素朴而灿烂的花朵散落得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悲伤，他又哭起来。爷爷被惊醒了：怎么了？做什么恶梦了吧？我梦见了向日葵。呵，向日葵，向日葵有什么好怕的？睡吧，快睡吧。爷爷，您也会死吗？爷爷好半天没有回答，然后猛地翻身坐了起来：干嘛问这个？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死了是不是就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死了是不是就再也回不来了？黑暗中，爷爷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他们是什么时候死的，您干嘛不告诉我？那个老师很有眼力，Ｂ是个过于聪明的孩子。始走了进来。我父母是不是死了，爷爷您干嘛不说话？爷爷开了灯，愣愣地看着姑。姑父也来了。姑，是不是我父母在我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姑看看爷爷，爷爷低着头谁也不看也不说话。姑又看姑父，姑父没好气地说：我早说过，简直是多此一举。姑瞪了姑父一眼，走过来坐在Ｂ身边：爷爷没告诉你是因为你还太小。姑只说了这一句就又流起泪来。他们是怎么死的？病，姑说。他们一下子都得了病？姑的眼泪甚至也惊呆了流不动了。全家人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个五岁的孩子。有一年所有的向日葵就一下子都病了，都死了，是不是爷爷？姑推了一下爷爷，爷爷象得了救似地：是，是，可不是吗，是。姑把Ｂ搂在怀里，什么也不说，很久很久，光是流泪光是一个劲儿叹气。姑父气哼哼地在屋里来回踱步，说：我不懂有什么必要这样。姑说：你出去。姑说：你快出去。姑对姑父说：你快走吧，这件事不能听你的。姑父一甩手走了出去。好了睡吧，姑说。这时教堂的晨钟响了。姑说，再睡一会儿吧。
“他们还是把我低估了，”Ｂ说，“五岁已经能从别人的神态中感觉出些问题了，我看出姑父是说不了谎的人。”他说。我们喝着啤酒，那天下午真是热极了，没有风，大约短时期内仍然下不了雨。Ｂ说：“我注意到了姑父说的话。我想我的父母可能没死，我以为爷爷骗我只是为了不让我再说这件事。”他说：“我就不再说这件事。但我想什么时候我一定得问问姑父。”
有一天Ｂ瞒着爷爷和姑姑独自去找姑父。他寻着钟声走，走进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园子。推开沉重的铁栅栏门，是一片小树林，阳光星星点点在一条石子小路上跳耀。钟声停了，四处静悄悄，Ｂ听见自己孤单的脚步，随后又听见了轻缓如自己脚步一般的风琴声。矮的也许是丁香和连翘，早已谢了花。高的后来Ｂ知道那是枫树，叶子正红，默默地仿佛心甘情愿燃烧。他朝那琴声走，琴声中又加进了悠然清朗的歌唱。出了小树林，Ｂ看见了那座教堂。它很小，有一个很高的尖顶和几间爬满了斑斓叶子的矮房；周围一环绕着大片大片开放着野花的草地。琴声和歌声就是从那矮房中散漫出来，荡漾在草地上又飘流进枫林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从草。地上向Ｂ伸来，象一座桥，象一条空灵的路。教堂的门开着，一个白发老人问他：你找什么，孩子？
Ｂ不吭声。等到歌声停了，等到琴声也停了，Ｂ听见了姑父的声音，他没有看见姑父但他听见了那纯净圆柔的声音，那声音不是谁都能有的。姑父说要退出教会。姑父说要放弃圣职。姑父说他的信仰已无可挽回地改变：我们为什么要向这虚幻的天空呼吁？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并感恩于那并不存在的上帝？我们千百年来祈望于他的他都置若罔闻。Ｂ循声走进正堂，躲在一个老太太背后。姑父站在讲台上，比那天晚上还要激动：现在，并不靠上帝的垂怜和恩赐，一个实实在在的乐园就要建成了！一个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社会已经到来，所有的人都将丰衣足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千百年来的梦想已经实现！姑父低头沉思片刻，和蔼的微笑又回到他脸上：让那个无用的上帝安息吧。然后他走下讲台，穿过走廊，走出鸦雀无声的教堂。Ｂ看见他迈着长腿大义凛然地走在落日映照的草地上，看见那鲜明而沉寂的身影最后消失在火红的枫林中。（后来在学校，老师让Ｂ用“大义凛然”这个词造句时Ｂ便写道：那天我看见姑父大义凛然地走出了教堂。）
这些都是Ｂ亲口对我说的，在那个下午。而我当时总感觉是在听一个过于古老的传说。
那天Ｂ没找到机会向姑父问问自己的事。以后很多天他都没找到这样的机会。姑父总是很忙，白天不在家，晚上又有很多人来找他翻来覆去地摆弄一堆图纸。那些图纸有些是姑父画的，姑说他上大学时就是学的建筑，姑说他本来就不该改行。
有一天夜里，Ｂ又梦见了向日葵，梦见那些金黄的花朵象灿烂的液体一般，顺着岩石的缝隙洇开，顺着土地的裂纹洇开，顺着山峦间的沟壑和平原上的河谷洇开，就象正午的太阳融化着一切阴影，很快到处都是一派耀眼的辉煌了；从始至终便有一支迷迷欲醉的歌曲在花间游荡。Ｂ醒了。他看见姑父的书房里仍亮着灯并且听见姑父在轻声地哼唱。他没有惊动爷爷，便下床走到姑父的书房去。姑父喝着茶，闭目坐在那张很旧但是雕花的靠背椅上，面带微笑哼着一支令人睡意全无的歌；书桌上仍堆满了图纸。姑父的嗓音仍是那么圆润清朗与众不同。您画的这是什么呀？哦哟，你问这个？这是一座大楼。这是一座真正的乐园。就是您常说的那个？差不多就是。姑父抽出一张最大的图纸，桌上铺不开就铺在地上。姑父好像把时间记错了，好像这不是深夜，好像他正盼着有人来听他讲讲关于这些图纸的事。你看，要有上万的人住在这楼里。你看这是公共食堂，这是公共浴室，这是公共娱乐厅和阅览室，这是公共电话间。那夜姑父的谈兴很高。什么是“公共”？噢，公共就是大家，公共的就是大家的。是我的么？不，不分你我；公共的财产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但是属于所有的人。这座楼？对，这座楼里的一切都不分你我，都是大家的。您知道我父母到哪儿去了么？姑父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看看Ｂ又看看那张图纸，好像那图纸中有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让这孩子给看出来了。Ｂ一直望着姑父的眼睛等着回答。姑父走开，又走回来，Ｂ还望着他的眼睛。姑父再走开再走回来，Ｂ仍然望着他的眼睛。姑父在Ｂ跟前蹲下，不看他，光看着那张图纸。听我说，你听我跟你说，你要相信我你就别害怕也别难过，在那个我给你讲过的乐园里，连所有的孩子也都是大家的孩子，连所有的父母也都是大家的父母，所有的欢乐和困难都是大家的欢乐和困难。你听我说，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较报酬，钱已经没用了，谁需要什么自己去拿好了。你听我说，在那儿所有的孩子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你要是信得过我你就别担心，那个乐园马上就要实现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多年以后Ｂ才想到，那天夜里姑父可能喝的不是茶而是酒。姑父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喝酒的。
“你姑父说的就是那座红色的居民大楼吧？”“对。不过那时候还只是一张图纸。”“就是后来在那教堂的遗址上盖起来的那座？”“就是那座。”“怎么，它是你姑父设计的？”“不完全是。但有他一份。不过现在没人承认这个。”
我记得几十年前当听说要盖那座大楼的时候，我家那一带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天，人们聚在院子里，聚在大门前，聚在街口的老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论的都是关于那座大楼的事。年轻人给老人们讲，男人们给女人们讲，女人们就给孩子们讲，都讲的是关于那座神奇而美妙的大楼里的事，所讲的和Ｂ的姑父讲的大致相同。人们兴奋得寝食难安，嗓子沙哑了眼睛里也都有血丝，一有空闲就到街口的老树下去站着，朝那座大楼将要耸起的方向眺望；从白天到晚上，从日落到天黑，到工地上空光芒万丈把月亮也逼得暗淡下去，那老树下一直人群不断，人声和远处塔吊的轰鸣声片刻不息。我的祖母很高兴，她相信谢天谢地从此不用再围着锅台转了。我也很高兴，因为在那样一座大楼里，孩子们的游戏队伍将无可怀疑地得到壮大。我不知道别人都是为什么而兴奋而激动。但后来又有消息说，那座大楼再大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家所在的那一带的人们并不能住进这座大楼。失望的人们就跑到工地上去看去问，便看出那楼确实容不下所有的人，但又听说像这样的大楼将要永远不断地盖下去直到所有的人都住上，人们这才又充满着希望回来。我跟着祖母也到那工地上去过，但这是后来听我的祖母说的，我自己却没有一点儿印象，这事很怪。
“你也不记得那儿有很多向日葵吗？”“不记得，但这事我听人家说过。”“怎么说？”。“据说有天夜里，在一场大暴雨中那教堂倒塌了，之后在它周围就莫名其妙地长出了许多许多向日葵，长得满园子里都是，长得茂盛无比密不透风。”
Ｂ笑笑：“你说那教堂是因为下雨才倒塌的？”“我不知道。所有的人都这么说。”Ｂ再喝光一杯啤酒，然后漫不经意地说：“在下那场雨之前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园子里。你信吗？是随着那教堂轰隆一声塌下来才开始下起大雨的。”
是Ｂ亲口跟我这么说的；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关于那座教堂倒塌之因的唯一的不同说法。我只想说明这一点，并不想判断谁是谁非。况且，那天下午Ｂ是不是也把酒喝得过分了，我没有把握。或许是我们俩都多喝了一点。我有时候不是很清楚他确凿是在讲着关于谁的故事。那只是一个传说罢了，我想。至于是在那传说之后有了我们有了那个下午我们的喝酒和谈话，还是在我们喝酒谈话之中才有了那个传说，我不敢贸然确定。总之，你一旦出生你就进人了一个传说。
姑父退出教会的第二年冬天，教堂就关闭了。园门紧锁，除了黎明和黄昏时分一群群乌鸦在那儿聒噪着起落，园内终日一无声息。Ｂ不仅聪明而且胆大，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翻过园墙，独自到园中游逛。雪地上除了乌鸦和麻雀的脚印就是Ｂ的脚印。有一天，他弄开一扇窗户钻进教堂，教堂里霉味儿扑鼻，成群的老鼠吱吱叽叽地四散而逃把厚而平坦的灰尘糟蹋得狼藉不堪。他爬上钟楼，用木棍敲响锈蚀斑斑的大钟。可惜他的力气还太小。但那微弱的仿佛是风吹响的钟声竟出人意外地温存而忧哀，在空旷的雪地上回旋，在寒冷的阳光里弥漫，飘摇溶解进深远巨大的天空。Ｂ已经确信他的父母并没死，他们不过是在很远的地方罢了，但他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能回来。Ｂ便常常在这种心境袭来之际偷偷到那教堂里去，让钟声按着他的愿望响起来。这件事在附近的居民中引起大大地疑惑，不久便有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谣言到处流传。冬天的末尾来了一群人，把那大钟卸下来装上汽车运走了；据说是为了炼钢铁。Ｂ象失去了一位朋友那样难过，很久不再到那园中去。然而令人心神不安的谣言却并不停止反而加剧，而且在春风呼啸的某个夜晚，所有的人都听见从那教堂里发出了像是喘息像是咳嗽像是刀砍斧劈的声音。那声音响得日甚一日，附近的居民便以此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吓唬深夜不安心睡觉的孩子。Ｂ也很害怕，因为那奇怪的声音确凿无疑。爷爷，那是什么响？甭怕，那是风刮得门窗响。爷爷，那不像是门窗响了那是什么响？那是房檐下的木橡让风刮得响，是老树枝子让风刮得响。爷爷你听你再听，今天比哪天都响得厉害。睡吧这不关你的事，那是老鼠在打架在啃得房梁响。Ｂ终于忍不住了要自己去看看。春风和煦的傍晚他又翻墙跳进了园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依然向他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荒凉的路。他看见教堂的所有门窗都不翼而飞。他看见它檐下的木橡和梁柱也残损不全。他看见它的桌椅和地板荡然无存，角落里只有几堆风干的粪便。教堂里空空如也，夕阳的黄光中唯有灰尘缓缓地飘浮；他试着喊了两声，回音震落了墙上一块灰皮。一只早来的蜘蛛仓皇而走，又停下来听一阵看一阵，终于再度落荒而逃。
“怎么回事？”“喔——，你知道那都是很好的木料。”“那么那些向日葵又是怎么回事呢？你并没说那些向日葵。”“那是个谜。不过我想那肯定是我爷爷种的。如果那人种的就肯定是我爷爷种的。”“他没告诉你？”“没。就象他到底也没说我的父母去了哪儿。”
第二章
第一人称
那年秋天我分到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坏，就是太高了，在二十一层，而且远离市区。我请了半天假去看那房子，坐了将近两个钟头汽车，下车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座楼，正如人家告诉我的那样，方圆几里地内只有那一座楼。楼是白的，有青砖的院墙围住。环境也好，三面都是树林，南边有一条河。河从西流向东，正如人家告诉我的那样，青砖的院墙齐岸而立，一座小桥直入院门。
尽管如此，当我走进院门时我还是想确定一下我是否找对了地方。挨近西院墙有棵巨大的梧桐树，一个姑娘背靠树干坐在安静的浓荫里。我走过去向她打听这是不是我要找的那座楼，我觉得我的声音并不是很低。她抬起头，像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又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垂目望着树荫中秋阳洒落的变幻不定的光点，那光景仿佛我已经不存在了。我站在那儿稍稍等了一会儿，听见她喃喃地说：“顺其自然。”声音虽轻，但一字一顿很清晰。我点点头，确信我已经不存在了；她的思绪仍在一个美妙的世界里，刚才不过是被一声凡俗的响动骚扰了一下罢了。我有些抱歉，有些自惭形秽，便倒退着转身，径直朝楼门走去。我想这座楼不会不是那座楼。
楼几乎是空的，还没有住户搬来。电梯没人开，都锁着。我的心脏多少有点毛病，但既然来了总不该看一眼楼梯就这么回去，只要不要求速度我想我爬到二十一层不会出什么问题。“顺其自然”，那姑娘是这么说的，看来这是一个恰当的衷告，于是我沉了沉气，开始爬。爬到三楼，喘口气，我从窗口探出头去又看那姑娘，她依然坐在那儿，头微垂，两手随意地搭在膝盖上，出神入定，树影和太阳的光点在她素雅的长裙上离合聚散，无声无息。“顺其自然”，她是这样说的，她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并没看见我，甚至根本就没听见那一声凡俗的响动，无视无闻，她正神思悠游不在物界。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感觉到了她神容的宁和与陶醉。看不见的秋风掠过那棵巨大的梧桐树，发出柔软凝重的响声。在秋天，在太阳快要沉落的时刻，独自离开家，把渐渐涌起的黄昏关在屋子里，沿着野外的小路任意地走一走，寻着草木和泥土的气息任意地走一走，这是谁？走到一个僻静的所在，面对一座尚无人住的高楼，坐下，依靠着一棵百年大树，坐在它飘摇的浓荫里坐在它低吟般的声响里，使那儿成为自己的地方，她是谁？想一想很近的和很远了的事情，想一想很真切的和很缥缈的事情，身心沉入到自然的神秘中去……这样的人是谁？一个可羡慕的女人。
而我还是得继续爬我的楼。不知道自然的神秘是怎样安排了我的，譬如说爬楼，譬如说在二十一层上将有一套属于我的房子，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注定的？怎样注定的？四层、五层，我又得歇一下了。说老实话，歇一下是次要的，我一边爬一边片刻不忘那姑娘。我绝无歹意，我只想再看她一眼，我担心她已经离开了。我只是想再看看她，再看看她独自在那棵大树下沉思默坐的恬淡与悠然。我朝下望，她没走，她还是独自坐在那儿，还是那个姿势……可是，这时候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男人，在西院墙的外面，顺着院墙来来回回地走。刚才我没发现他，刚才有院墙挡着我不可能看到他，院墙挺高，这会儿我是在五层楼上，即便这样我也只能看到他的头和肩。他像是困在笼子里那样走来走去，走一阵就停下来，望着远处一口接一口地吸烟，然后再来来回回地走，然后再停下来使劲抽烟，望着远处的树林。我甚至听得见他的脚步声：烦乱，不安。我甚至听见了他划火柴的声音：划断一根又一根。他停下来的地方也是在那棵梧桐树的树荫中，只与那姑娘一墙之隔。这个男人的出现使我注意到，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在院墙的西北角上有一扇小门。不用说，那扇小门一直就有，只是刚才被忽略了，现在它格外显眼。他是谁？他是她的什么人？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四周没有别人，附近再没有别的人，怎么回事？男的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女的默然无语心神恍惚，出了什么事？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一道斜阳从小门中间的缝隙穿过来，躺在墙根下潮湿的阴影里，又鲜明又凄艳。“顺其自然”，姑娘是这样说的，她指什么？“顺其自然”是指什么？她只好离开他吗？不得不离开他？是呀是呀，不得不这样的话也就只有顺其自然。不得不，就是说，她依然爱着他，可她又无能为力。“顺其自然”，可不是吗？她这样说的时候语调空空洞洞，眼中全是迷茫。她根本就没看见我，她当然不可能听出我问的是什么。她满腹愁肠，眼前只有往日的欢乐与辛酸，却终于没有了路。墙外的那一个呢？他发疯般地爱着她，想使她幸福，多么希望她会因为他而更加幸福，却没想到竟使她陷入了如此痛苦的境地。他没想到会是这样，他原以为他爱她同时她也爱他这就够了，他没想到世界是这样大，生活是这样千联万系。
“只要你觉得幸福就好。”他最后可能是这样说。
女人垂目坐在树下，男人在她身旁，在她周围，在她眼前，不安静地走。
“只要你觉得幸福，我怎么都可以。”他对她说。
“否则你就别怕，否则你就得拿出勇气来。”
“你说话呀？这么久了，你得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
女人说不出话来。肯定和否定，不是这么简单的逻辑。
男人说：“我就等你一句话了，行，或者不行。”
男人说：“关键是你怎么想，关键是你自己觉得怎样才幸福。”
男人说：“我并不是要你马上决定，可我得知道你自己觉得怎么更好。”
女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怎么更好？也许你我从来不认识更好，也许人从来不要去爱更好。从来不要有你这样一个人，从来不要有这样的秋天，这样空空落落的午后的阳光和这样大的一片树荫，都不要有。这样两条颀长而不能安稳的腿，这样一双瘦削而敏捷的脚，这样地把落叶碾碎，不要有，还有落叶碎裂时经久不息的声音，不要有，从来都不要有……
“你倒是说话呀？”男人说，“我不知道你什么话都不说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我的问题有什么难回答。”
“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说，我还能怎么做。”
“好吧好吧，也许我不该再这么缠你，也许我应该知趣地走开。”
“好，我走。我没想到我会让你这么为难。我只再说一句：只要你能幸福，我怎么都行。”
他说完类似这样一些话转身走出那扇小门。她没有拦他，她实在没力气去拦他了。她听见他走出小门去，她绝望地听着那离去的脚步声，屏住呼吸听着，听着：那熟悉的声音并没有走远。她松了一口气；或者是相反，绝望得更加深重。她听见他一直都在墙外徘徊，听见他在吸烟，听见他在叹息，听见他的心在抽泣。她完全能想象出他的痛苦，但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所能得到的答案只剩了“顺其自然”。风在梧桐树浓密的阔叶间穿过，在远远近近的树林间穿过，响得像水声，像桨声，像不知所在的遥远的波流。为什么呢？父母反对？还会因为什么呢？哦，我还是爬我的楼去吧，我是来看我的房子的，我能做的是把自己送到二十一层上去。
不过，也许是她并不爱他？或者是她曾经爱他，现在已经不爱了？“可到底为什么？”那男人说，“我不想勉强你，可我得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她不是不想告诉他，她真是不知道怎么说。好像有很多原因，但要说时却是都说不清，确实有很多原因，但要说时好像又找不到了。“顺其自然”，她是这样说的，她一直都是这样对他说的，现在她在心里还是这样对他说，也是对自己说。爱与不爱是无法求证的，只能顺其自然。男人便跑到墙外去。或者是悲伤，或者是愤怒，男人转身穿过那扇小门走到墙外去。或者是爱，或者又是恨，男人什么也不想再说就走出那扇小门去。但他毕竟离不开她，毕竟不想离开，神焦气躁一筹莫展，站在那里空茫四顾。太阳正接近着那片树林，灰喜鹊的叫声此起彼落。女人在墙这边担心地听着他的动静，她也不能离开，她怕他也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到底怎么办呢？毫无办法，只有顺其自然，只有默默地祈祷，只有这样是明智的，是正当的。
我爬到了七层。从七层望下去，视线越过近处的茂密的树梢，我看见那片树林里有一座墓碑，先是看见一座，然后是两座、三座，细看时，星罗棋布散立着很多，我才知道那儿是一片墓地。原来是这样，那男人一直是在望着那片墓地。哦，原来是这样，所以那女人是一身素净的装束。今天可能是死者的祭日，他们俩一起来这儿看看。死，一向是件最为神秘的事。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了，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可以想可以说可以笑可以爱……却忽然没有了，曾经是那么亲近，你想什么时候见到他就见到他，有什么话你想跟他说你就可以跟他说，然而他死了，你永远看不见他了，假如你有句话忘记告诉他了你就永远不能告诉他了。直到很久以后，直到很多年以后，这个女人来到死者的墓地仍然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在坟前培一把土，在坟前洒一杯酒，安放一束野花，但是人呢？死了，没了，找不到了，哪儿也找不到了永远也找不到了。女人坐在那坟旁，身上，还有心里，一阵阵觉得冷。
男人劝她：“这是自然规律，你应该懂得这是必然的归宿。”
她看着那座确凿无疑的坟墓，依然不相信死竟是这样残酷。
“你别这样，好吗？别这样。”男人劝她的语气又温柔又谦卑，仿佛那是他的一个错误。
“活着，得学会忘记。”男人说。
女人看着那座坟墓，并且总在看见一个人活生生的音容笑貌，仍然想象不出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人说：“你得想，他去了，他已经解脱了。你得想我们还活着。”
“我和你，”男人说，“我们在一起，我和你在一起。”
很久，女人离开那坟墓，在树林里盲目地走，长裙飘动得像是一缕游魂。她走出树林，这儿有一座白色的楼房，围着长长的青砖的院墙。她走进那扇小门，这儿好，这样一棵孤独的大树使人能够镇静些，仿佛有所依靠。“你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好吗？”她说。她并没有回头，她知道男人一直跟随在她身后。男人听话地走开，走出那扇小门。她靠着大树坐下，这儿好一些，一座空楼还没有人住呢。陌生的地方利于忘掉往事，轻轻滑动的树荫和悄然飘落的叶子正是悲伤的心的位置。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她想，真的他说对了死并不一定那么可怕。“顺其自然”，她轻声说，也许是以为男人进来了，也许是在对冥冥之中的死者说，她根本没看清我是谁，根本没明白我在问什么。男人守候在小门外，女人这个永久的伤心常常搞得他狼狈不堪。他不知道自己对那个死去的人是尊敬还是嫉妒，或者竟是有点儿恨，往往这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个善良的人还是个心胸狭窄的恶人。他陪她来了，他答应年年都会陪她来的，他知道自己说的话都会兑现，但他也知道而且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多么希望她把那个人忘掉，永远忘掉。他望着树林和树林中的那座坟墓，在祈求上苍给他保佑或者宽恕：就让那个人真正死去吧，他和她再也不到这儿来，再也别到这个地方来吧。
第九层了，傍晚的秋风有些紧了，要是今天夜里一场大风，明天树叶就会掉落大半。这时落日的光芒几乎是平射过来，我看见墙外那男人一只手遮在眉额上专注地朝树林里张望，还是他刚才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就是日落的方向。在那个方向，我看见树林里露出两条交叉的路，在有阳光的地方灰白的路面有些耀眼，一条东西走向，一条南北走向。我看见东西走向的那条路的远端（即西端）有一个市郊班车的站牌。我看见这时正有一趟班车开到，一些人从车上下来。墙外的男人正是朝那儿望着，一动不动地望着那些人。看样子他像是在等候什么人。然后车开走了，那些人散开各奔东西。大概都是来上坟的人，有的手里拿着鲜花。他的手慢慢放下来，摸出一支烟叼在嘴上，一边点烟一边开始来回走动，但这时他好像又发现了什么，抬起手搭在眉额上再朝那边望：有一个女人向这边走来。大概那女人刚才走差了路，现在返身朝这边来。雪白的风衣分外醒目，在树林中时隐时现。男人的头缓缓转动，视线一直追随着那个女人。可是那女人又停住了脚步，东张西望一阵折身向北去了，白色的风衣隐没在北面的树林里。男人这才开始抽烟。没问题，他肯定是在等什么人。在等谁呢？在等一个女人？喔嗬原来是这样，他在等另一个女人，他们约好了在树林东边的这座空楼下见面。“那楼是白色的，有一道青砖围墙。下了车往东，穿过一片树林穿过一片墓地。”
“一片坟地？”
“对，我在那儿等你。”
可能是在一条小街的街口；可能是在他们都忙着要去上班的时候；可能马路上已是车流人潮一片欢腾；也可能街上的行人寥寥可数，城市还在淡淡的蓝色之中。
“你说什么，旁边是一片坟地？”
“没事没事，一点都不可怕。”
可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在她的宿舍附近的车站上，在他们上次分手的时候。天空很暗，将要下雨，风一阵阵地迅猛，潮气在黑夜中漫延。也许是在雨后，阒无行人，湿漉漉的街道灯光辉映，像一条庆典之后依然盛装的河流。
“真的，不可怕。一片优美的墓地。”
“往东？远吗？”
“不，不远，你一下车就会看见它，那楼很高。”
也许是已近午夜，在一家夜餐店幽暗的角落里，街上偶尔有夜行者孤独的口哨声，小店就要打烊……
“那楼有二十一层，白色的。”
“青砖的院墙？”
“对，我在那儿等你。”
但是，墙里面这个女人呢？她是谁？她来干什么？也许她和墙外那个男人毫无关系？真的毫无关系吗？她坐在大树下一声不响，她坐在大树的后面，仔细注意会看出：她、那棵大树、和那扇小门恰呈一条直线，从那扇小门的缝隙间正好不能看到她。为什么要这样？男人看不到她，可她却能够听见墙外的一切动静。再说，男人为什么不到车站去等他的朋友？为什么一定要躲在这儿费劲地张望？“顺其自然”，女人是这样说的。要是她的丈夫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要是她发现了这件事，她能怎样呢？痛苦，是的，她会痛苦，她会哭，会吵，会闹，但终于又能怎样呢？“没有的事，没有，”男人说，“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可他这样说了之后，她知道他仍在与那个女人约会，又怎么办？“不！不！”她还会哭还会喊，“不，这不行！不行……”“你怎么这么庸俗？”男人说，“你怎么这么狭隘？”男人说，“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她不过是一个朋友，一个很普通的朋友。”可是，他与这个普通的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比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多，他与这个普通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有说有笑无比兴奋，而跟她在一起却是活越来越少，越来越沉闷，她能怎么办呢？“为了孩子。”她对他说。她不想再吵，也没力气再哭，她说：“你不想我，可你得想想我们的孩子。”“好吧好吧，”男人说，“你既然一定要这样想，我可以不再与她来往。”可他这样说过之后却背着她继续与那个女人来往，要是这样，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她可以去告他，她还可以闹得四邻皆知满城风雨，她可以走可以离开他，但是她爱他，爱是和死一样说不清楚的事，她不愿损害他，也不愿离开他，怎么办？这个痴迷的女人，她跟踪着他来了，她看见他在墙外走来走去焦急地等候着他那个普通的朋友。她悄悄绕到这座空楼的另一面，走过小桥走进大门，走到这棵大梧桐树下，听了一会儿，听见男人还在墙外，她不想让他发现，便躲在梧桐树粗大的树身后面。她在想自己到底想来干什么？也许向那个女人表明她的存在？也许当面跟那个女人谈谈？也许当场揭穿男人的谎言？但这又都有什么用呢？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已经不再爱你，如果他是如此渴盼着另一个女人，你对他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只好顺其自然，随他去吧，只有随他去了。“顺其自然”，她这样说的时候心中真像是一片墓地，她根本没注意到有人走来，根本不记得有人向她问过什么。太阳完全落到树林后面去了，晚风一阵阵地沉重，巨大的梧桐树下变得昏暗寂寥，那些飘摇跳动过的树影和光点就像是以往，就像是昨天，不知不觉中悄然而逝；当然明天它们还会在此处重演。走吧，去哪儿？回家去吧，家是什么？就这么呆着？呆到什么时候？无所谓？随便？也好也好，顺其自然。我可是得走了，我还有十几层楼要爬。
我的房子果然不坏，两室一厅，大的一间将近十六平米，长五米，宽三米一七，小的一间长五米，宽二米四，整十二平米。像我这样一个单身汉有这样一套住房，是个奇迹。厅七平米，厨房差不多五平米，总归我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很够了。厕所居然是和洗漱间分开的，这出乎我的意料。壁柜很大，睡得下一个人。阳台呢？一米二乘二米一，是多少？从阳台上可以俯瞰那片树林。高深莫测的秋空下，树林正是五彩斑斓，枫叶已经红了，银杏全部金黄，松柏树绿得发黑，一座座白色的墓碑点缀其间。我想，将来我要不要一块墓碑呢？如果要立在哪儿？上面要不要刻些字？刻什么字？在很长的一段年月里，我的坟前会时常有一些人走来，在雨天，在风天，在雪天，在晴朗的Ｂ子里，他们走过我的坟前，念一遍碑上的字然后又走开，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会不会想一想坟中埋的是什么人，这个人都有过怎样的经历？他们会不会想到，坟中的这个人也曾经设想过他们的到来？可能有几个注定要从我的坟前走过的人现在已经出生了他们正在朝我的墓碑走来，当然在这之前他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还有很多事要依次发生，无法预测他们会经由哪条路走来，因为我现在还没死，一切时间地点都还无法确定，但这样的事必定要发生，一个必定要走过我的坟前的人已经启程了，他这会儿可能在非洲，也可能就在我视野所及的地方。我这样想着，忽然看见树林里有一个孩子。
那是一个婴儿，只有在二十一层上才可以看到他。他躺在一座墓碑的后面，躺在淡淡的夕阳的红光中，在他的身旁有一辆婴儿车，车里有一些五彩缤纷的玩具，他裹在粉红色的毛毯里只露出一张小脸。他睡得很熟很安静，看样子没有什么能打扰他。他是谁？是谁家的孩子？大人呢？他的父母到哪儿去了？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周围没有人，我站在二十一层上看得很清楚，远远近近没有一个人。孩子为什么不睡在车里，为什么睡在草地上？天哪！我懂了：弃婴！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墙外的那个男人！和墙里的那个女人！那男人原来一直是望着他的孩子，他在墙外走来走去远远地望着他的孩子，也望着那个车站，看看有谁来把他的孩子抱走。他不得不丢弃他的孩子，但他不放心，他要亲眼看看把孩子抱走的人是什么人。这是为什么，年轻的父亲？还有墙里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母亲不忍心看这一幕，她躲开了，她走进那扇小门，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了，坐在大树下如同坐在一个恶梦中，她在听孩子哭没哭，她在想给孩子带的玩具够不够，她在听着远处树林里的动静，她在想这孩子注定的命运是什么。是呀，她刚才看我时的目光多么惊惶，她没料到会有人从南面的大门走来。“顺其自然”，她说这话的语气多么绝望。也许我这人看起来还像善良，但我并没有向那扇小门去，她又不能告诉我“到树林里去，谢谢你了，替我们养大那个孩子”，她无可奈何地想：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天色越来越暗了，那个孩子还在做着香甜的梦。他会做梦了吗？他能梦见什么？不不！不能这样！我想，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也不应这样。我下楼。我的心脏多少有点毛病，但下楼无论如何比上楼要好对付一些。十四层歇一歇，七层再歇一歇，到了楼下我觉得心脏除了跳得更活泼一点之外没有别的变化。
女人还在那里，两手放在膝盖上掌心朝天，闭目坐在大梧桐树下，一动不动。我在她身边站了一会儿，她似毫无觉察。我想男人还是去找男人谈谈吧。我走到那扇小门前，推了一下没推开，再拉一下，也没拉开，原来这门是锁着的从外面上了一把大锁。奇怪，那么这女人是怎么进来的呢？我的大脑和我的心脏一样，都不算很好，想了一会儿我才想起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跑向南面的大门我想绕到楼的西面去，最好先到树林里看看那个孩子，天晚了又凉了，孩子别病了，然后我要去与年轻的父亲先谈一谈，要是可能再与孩子的母亲也谈谈。“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没结过婚？没结过就赶快去结，来得及。”“千万不要这样，你们俩当初的胆子不算小，现在怕什么？”“什么也甭怕，让别人说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这是一个大人物说的不会错。”“你们看看，这孩子有多好，有多么乖，私生子都聪明将来也做得大人物，大人物是不应该扔在坟地里的。”但是，但是！南面的大门前是一条河，我几乎把它忘记了。这河是紧贴着青砖的院墙流的，在院墙与河之间没有距离，通过小桥只能走到南岸根本无法绕到院墙西面去。我过了小桥，往西走了很久，没找到能过河的地方。我又顺着河岸往东走，走了很久，仍然没有能过河的地方。这又是怎么回事？那院墙挺高，别说是女人，就是那男人也很难跳过去。我继续往前走，我想总得有能过河的地方。又走了很久，暮色已经浓重，仍不见有能过河的地方。我想，能过河的地方大概还是在西边，就再往回走。走了一会儿我碰见了一个女人，我说：“请问，哪儿可以过河？”“过河？”她东西张望了一下。这时我看出她就是刚才坐在大梧桐树下的女人。
“往西，约五百米左右有座大桥。”她说。
我说：“你到哪儿去？”
她满腹狐疑地看我好一会儿，“回家呀！”
“那，他呢？”
“谁？”
“墙外的那个男人是谁？”
“男人？废话！你要干什么？”
“好吧不提这个。”我说，“那么孩子呢？”
“孩子？什么孩子？”
“在西边的树林里的那个孩子！”
她笑了，“你没病吧？”说罢转身要走。
“那儿有一个被丢弃的孩子！听我说，不管怎样天这么晚了我们得先去把孩子抱回家！你再说一遍，桥在哪儿？”
事实证明我的心脏还不错，我一路小跑到了那片树林里，心脏还在正常地工作着。我找到了那块墓碑，我敢保证就是那块，我发誓我没看错我不会认错。但墓碑前什么也没有，没有孩子，也没有婴儿车。我赶紧去看那个男人，他还在西墙外，他正在整理一堆画具，画笔呀，画箱呀，颜料呀，瓶瓶罐罐一大堆摊开在墙根下；一幅题为“林间墓地”的画作已经完成，立在一旁。我走近问他：“你没看见树林里有个孩子吗？”“孩子？什么样？有多大？”“很小，也就是一两个月吧。”“好家伙你可真行，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把他弄丢呢，他自己又不会跑？”我们俩一齐朝树林里望。我顺着青砖的围墙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来来回回走了几趟，看不见，从这儿完全看不见那块墓碑。这时候那个女人也来了，我对他们描述了一下我刚才看到的情景，我对他们说：“请你们相信，我身上最好用的器官就是眼睛了。”我对他们说：“真的，你们别这样盯着我看好像我有什么不正常似的。”我对他们说：“要是咱们处长了，你们就会坚信，我是所有正常人中的一个。”
我说：“你们愿意跟我一块再到那儿去看看吗？”
男人说：“我不怀疑您的诚实，但是您自己能证明您自己把周围的环境都看全了吗？对不起，我得回家了。”
女人说：“好吧我陪您去看一下。”我看出她只是对我的情况不大放心。
我们走进树林，走到那块墓碑前。是的，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在墓碑旁坐下，我说：“您回家吧，您不是要回家吗？回去吧。”她在我身旁坐下。我说：“没关系，您不用担心我。我有点儿累了，想在这儿歇一会儿。”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脉搏。
我说：“也许画家说对了，可能孩子的父母就在近旁。”
她说：“但也许我们并没错，在我们去找那座桥的时候，孩子被人抱走了。”
我说：“要不，咱们再到附近看看？”
我们俩一块走遍了整个树林，走到天完全黑透了。
我说：“您想他会被什么人抱走呢？”
她说：“我想是个好人抱走了，您说呢？”
我说：“依您看那孩子命运怎样？”
她说：“顺其自然。”
这样我们认识了。谁料到呢？两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三年后她成了我儿子的母亲。
一九九０年
第三章
中篇１或短篇４
边缘
那湖，并不大，十几个足球场的样子。差不多，也就这样。
离开喧哗不息的市区几十公里，地势变化，起伏迭宕。山在前面大起来。能见度好的天气里，从市区也可以望见的那一脉远山，膨胀似的，大起来。山的各个部分，千姿百态相当复杂，山的整体却给人十分简单的印象。尤其是冬天。尤其在一夜罕见的大雪之后，到处是荒茫的白色，仿佛世界要回到初始的混沌。
前面的什么路段上交通发生故障。往山里去的车到这儿停下来，不走了。从山里来的车呢，一辆也没有。否则很少会有人在此逗留并注意到那一块小湖，不到中午也很少有人光顾路边的那家，快餐店。
湖面，当然早已经冻硬。湖上、岸上、大路小路、山和快餐店的屋顶上，到处都盖着厚而且平坦的雪层。汽车孱弱地停在雪野里，被衬比得毫无尊严。旅客们纷纷朝那家快餐店走去，一路大声抱怨；嘴上的哈气一冒头，刚来得及抖一下，便被刺骨的严寒吞灭掉。雪，柔软洁白绵延无际，把一切嘈杂都压盖住或吸收去了，留下无比透彻的安静。但湖上似乎出了点事，接近对岸的地方有两棵并排的大树，有一堆人，远远地能看出其中有警察——一个或者两个穿警服的人；厚而平坦的雪层上明显划出一个大圆圈，不可能很圆，但很大，几乎把整个湖面都包括进去。
“这儿怎么啦？”最先进来的一个小伙子问。
“哪儿？说清楚，”快餐店的老板娘说。
“湖上，湖上不是出了什么事？”
“对了，是湖上，说清楚，不是这儿。”老板娘用指尖点一点她的柜台。
“怎么回事？”
“死了个人。”
“什么人？”
“喂，喝杯热咖啡，还是来点酒？”老板娘招呼随后进来的一群人。
有个五六岁的男孩儿站在后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举着一只小小的望远镜。刚才他可能正朝远处的湖面上了望，现在转过身数着进来的人：“一、二、三、四五六、七，没了。妈！七个！一共来了七个人！”
“知道了儿子，你跑一趟去叫你爸回来行不？”老板娘顾不上回头，又赶忙招呼围拢来的客人，“对不起啦各位，吃饭还得等一会儿。”她抬头看看钟，自语道：“还不到10点呢，谁想到今天人来的这么早！”
“嘿，我问你哪，”最先进来的那个小伙子说，“那个人是什么人？”
“您要是也不知道，这会儿就还没人知道呢。”老板娘扭开头，对他的语气明显地表示不满。然后她飞快地换成一副笑脸，向围在柜台前的其他人再说一声对不起：“快餐还得等一会儿，有各种饮料和各种酒。这么冷的天气，先都喝一杯吧。”
“好吧，”那个小伙子掏出一张钞票放在柜台上：“你给我来半升啤酒。”
老板娘量好半升啤酒，端给小伙子，目光中也带出一些歉意。
“请问死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小伙子的语气客气了许多，但仍不免流露着焦虑。
“男的。一个老头。”
“有多大年纪？”一个戴眼镜的女人紧跟着问。
“那谁知道呢？”
“大概，”那女人往前两步，靠近柜台。
老板娘盲目地想一下。
戴眼镜的女人不眨眼地望着老板娘：“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大岁数？”
“五六十？要不，七八十？”
那个小伙子已经松下心来，对老板娘笑道：“不愧是老板娘你真说得对，管他五十还是一百，只要是男的就都是老头。”
老板娘竟有些恼，红了脸：“我说了我不知道。我们那口子光告诉我是个老头。”
小伙子顾自嗤笑着离开柜台，端着酒杯想找一个角落里的座位。但他发现两个最不惹眼的角落里都有了人，西北角上不声不响地坐着一个男人，东南角上同样静静地坐着一个女人，他们好像都对湖上的事缺乏兴趣。整个店堂呈正方形，有八九十平米，要在市区可以开一家大买卖。小伙子转了一圈，注意到后窗前的那个男孩，走过去。
一对温文尔雅的老人站在柜台前，面面相觑，望望窗外，又互相唏嘘。
老板娘：“还提呢！昨儿，天擦黑的时候，那会儿雪越下越大，看看不会再有人来了，我们那口子出去正要关门上板，就在这门口碰见一个老头。老头背了个大背包，呼哧带喘地往湖那边去。我们那位好心好意地问他，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上哪儿呀？那老头头也不抬，说是去太平桥。哎哟喂老天爷我们孩子他爸说，上太平桥您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走错啦您，这儿方圆几十里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哪有个太平桥哇！”
南方口音的男人：“那么，太平桥在哪儿？”
“不知道。”老板娘接着说昨天晚上的事，“可您猜怎么着？那老头破口就骂，说这条道儿我走了一辈子了他妈的用得着你管？说，你瞎啦前头这不就是太平桥了吗？还说，我乍走这条道儿的时候你他妈的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呢？您瞧瞧您瞧瞧，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温文尔雅的老两口连连摇头叹气。“唉，这个人哪！”“这人可也真是老糊涂了。”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吗？”戴眼镜的女人问，脸色有些苍白。
“不知道。”老板娘继续说昨天晚上的事：“这您说我们那口子还怎么管？回来跟我说，我说随他去吧。我们那口子还直不放心，说你看这么大的雪。我说你缺骂啦？他到前头找不着太平桥他还死在那儿不成？嗨嗨，可谁想到真就……今儿天刚蒙蒙亮，我们孩子他爸一开门，雪停了，远远地就见湖上不知怎么回事划了个老大老大的圆圈儿，这么早，平展展的雪地上怎么会冒出来个大圆圈儿呢？跑去一看，有个人躺在对岸那两棵大树底下，推推他，您猜怎么着？死了。”
老板娘的儿子——那个五六岁的男孩，举着望远镜向湖上了望；后窗的玻璃被雪色辉映得白亮耀眼，把他小巧的身影衬照得虚虚暗暗。那个小伙子挨近男孩，也向湖上望。接近湖对岸的那一堆人缓缓蠕动指指划划，但听不见声音。
小伙子：“把望远镜让我看一下好吗？”
男孩不理他，也不朝他看一眼。
小伙子再说一遍：“把望远镜让我看看，行不？”
“不。”男孩一动不动地望着湖上。
戴眼镜的女人、那对老人、南方口音的男人，便离开柜台都到男孩这边来。
老板娘于是喊：“儿子！不是让你去叫你爸爸快回来吗？”
男孩不吭声，仍旧不动。
“我跟你说什么呢儿子，听见没有？”
男孩举着望远镜，连姿势也丝毫不变：“不也是你，不让我到湖上去吗？”
老板娘茫然地想一想，理屈词穷，走出柜台，也到后窗边来。除去角落里的那两个人，大家都聚在这儿向湖上张望。
云，渐渐地稀薄，变白，天地茫茫一色。风，在湖面上、湖岸上、山脚下和树丛间卷扬起层层雪雾，一浪一浪地荡开，散落。
南方口音的男人：“确实奇怪得很，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一个大圆圈嘛？”
“都是脚印，”男孩说，“那个大圆圈上面都是他的脚印。”
“都是他踩的，”男孩说，“踩成了一道沟。”
戴眼镜的女人：“谁？谁踩的？”
男孩不回答，神秘地笑了一下。
小伙子：“是那个老头？”
男孩松开手，让望远镜掉落在胸前，依然望着湖上：“废话，还能是谁？”
大家都愣了一会儿，然后“噢——”似乎有点明白。老板娘拍拍男孩的小屁股，得意于儿子的聪明，然后看看每一个人，但是没有谁去理会她的骄傲。
南方口音的男人：“给我用一用你的小望远镜好不好？”试图模一下男孩的头。
“不。”男孩早有准备似的一弯腰，躲开他的手。
戴眼镜的女人：“我呢，给我用一下行吗？”这一回还不错，男孩总算扭头给了她一眼，但仍然是一个字：“不。”。
老板娘更加骄傲起来，笑得厉害。
小伙子把酒杯倒过来扣在桌上，向门外走：“去看看。”
戴眼镜的女人望着小伙子的背影，紧紧张张地不能决定，直到店门在小伙子身后摆来摆去摆来摆去慢慢停住，她才慌慌地追上去：“哎，等我一下。”
男孩转过身。环顾店堂一周：“一、二、三四五，妈！还剩下五个人！”然后从望远镜中饶有兴致地看每个人的脸。
温文尔雅的老两口随便拣了个座位坐下，各自要了一杯茶。南方口音的男人把头探进柜台，眼睛几乎贴在货架上，像一匹警犬那样上下左右琢磨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买，退几步在两位老人近旁坐下，抽自己的烟。老板娘在他身后狠狠地盯了一眼，转出柜台，重又堆起笑去招呼角落里的那两个人。
“这位先生，您喝点儿什么不？”
“喝什么？”西北角的男人仿佛一惊，站起身，“噢噢，一杯咖啡吧。”
老板娘再返身在店堂中走一条对角线：“您呢，想要点什么？”
东南角的女人说：“随便什么吧。好的，就要杯咖啡。”
店堂里一时安静下来，只有匙杯相碰发出的微细声响。只有茶杯轻轻地脱开桌面又落回桌面的声音。
老两口中的一个：“你也不记得太平桥在哪儿吗？”
老两口中的另一个：“不记得。”
“也没有印象，大概在什么方向吗？”
“我现在想，是不是真有那么个地方。”
老板娘给录音机接通电源，随手捡了一盘磁带装上，按下一个键。
“要我看，”老板娘说，“那老头准是碰上‘鬼打墙’了。”
南方口音的男人：“是的是的，他在湖上有可能是‘鬼打墙’了，但是在这之前呢，他说要去太平桥，他还说前面就是太平桥，这怎么理解？”
老板娘：“那，依您的高见呢？”
“我很怀疑，他到底看见了什么？”
钢琴声，似有若无。确实是钢琴声，轻轻的，缓缓的，一首非常悠久的曲子。窗外的雪地上有了淡淡的阳光。店堂里的光线随之明亮了许多，雪反射了阳光，甚至把窗棂的影子朦朦胧胧地印上天花板。钢琴声轻柔优雅，在室内飘转流动，温存又似惆怅，仿佛有个可爱但却远不可及的女人迈动起纤纤脚步。
后窗前的男孩忽然转回身，喊道：“妈，我害怕，妈——我害怕——！”
几个人急步向窗边去，惊然朝湖上望。
“怎么啦儿子？”老板娘搂住男孩，觉出他在发抖。
湖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老两口互视片刻，安慰男孩也安慰自己：“不怕，没有什么事，别怕。”
男孩：“把录音机关了，妈，你把它关上。”
“为啥呢倒是……？”“你把它关上，关上——！”
“这孩子今儿可真是怪了，平时你不是爱听它吗？”老板娘说着走过去关了录音机，再回到儿子身边来。男孩偎依在母亲怀里，安稳了些。
南方口音的男人眯起眼睛望着湖上，侧耳谛听很久。然后他弓下身，目光仍然不放弃白皑皑的湖面，在男孩耳边问道：“告诉我，你都看见了什么？”
第四章
过了差不多两小时，风大起来，前面的交通故障还不能排除。又一辆面包车在快餐店门前停下。
男孩举起望远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妈，妈——又来了九个！”现在他显得很快活，站在椅子上手舞足蹈，并且哼唱起一支古老的儿歌。后窗灿烂的光芒勾画出他幽暗的身形，就象个皮影。
九个人先后进门。老板娘团团转：“喂，有快餐盒饭，有荤的有素的。”
“听说那边大树下，死了个人？”
“对，一个老头。喂，有酒，还有各种饮料！”
“怎么回事呢，凶杀还是自杀？”
“请坐吧，都请坐吧。这么冷的天儿，先都喝杯热饮再吃饭吧。”
新来的几个人不急于落座，围着老板娘，围着那对温文尔雅的老人和那个南方人，询问湖上的事，叽哩呱啦南腔北调一团嘈杂：……噢，是吗？……昨天晚上？……对，开始下雪了……太平桥。什么太平桥？……不，不记得。真的有这么个地方？……没人认识他？……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从哪儿来……
老板娘冲出重围：“劳驾劳驾，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这时她见那个小伙子和戴眼镜的女人回来了，就说：“要问就问他们吧，他们刚从湖上回来。”
“喂，怎么样了？”老板娘自。先问。
戴眼镜的女人好像把离开时的惶恐和焦虑都丢在湖上，微笑着，一边踢踢踏踏地跺脚一边擦眼镜上的水雾：“冷死啦冷死啦，湖上好大的风噢。什么？哦，让他先说。”她望一眼小伙子，那光景他们已经很是熟悉了。
小伙子：“不错，你那宝贝儿子说对了。那圆圈整个是那老头踩出来的。”
戴眼镜的女人：“他在湖上一圈一圈整整走了一宿，把那一圈雪踩得又平又硬。不不，不像是‘鬼打墙’。”
小伙子：“不是‘鬼打墙’。他不像是迷了路。他肯定是以为走到了他要去的地方，这才躺下来。喂老板娘，再给我一杯酒。”
戴眼镜的女人也要一杯。她很美，皮肤很白，带一副细边眼镜，很文雅。
小伙子：“他在湖上一圈一圈至少走了有四五十公里，最后在岸边看见了一块大石头。对，就在那两棵大树下。那石头两米多长一米多宽平平整整，邪门儿了，正好像一张床。看得出，他死前并没有迷了路的那种惊慌失措，他完全相信那是一张床。”。
戴眼镜的女人：“他走到床前，他以为他走到床前，脱了鞋；还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好——想必这是他几十年里养成的习惯，然后爬上床，脱了棉大衣把棉大衣当被子，躺下，把自已盖好。就这样。”
“有条不紊，看不出他有过一点慌张。”
“睡之前他还吸了一支烟。就这样。”
“他身上、衣兜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点能说明他身份的线索。”
“发现时，他死了并不久。就这样。”
“是我们那口子最先发现的。”
“那时候天也就是刚刚亮，对吗？”
“天刚蒙蒙亮。”
戴眼镜的女人看看手表：“就这样。现在是1点，他死了七八个小时了。”
没有人说话。都望着后窗。
过了一会，小伙子也看看手表：“噢，是吗？老板娘，给咱们开饭吧！”
“喂，都有哪位要快餐盒饭？该死的我们那口子怎么还不回来！”老板娘满腹怨气地朝湖上望望，顺手在录音机上换了一盘磁带，按下一个键。“有酒，也有烟，有各种饮料！”
这一回是一首提琴曲，开始的节奏急切、跳跃、断断续续，继而低回旋转、悠悠荡荡联成一气，反反复复地加强着同一个旋律。仿佛在一片大水之上，仿佛有一条船，仿佛是一个水手驾了一只木舟。窗外，丝丝缕缕的残云在天上舒卷撕缠，风刮起雪尘肆无忌惮地扬洒在空中，太阳把它们照耀得迷蒙灿烂。一只提琴孤独地演奏，拨弦，弓在弦上弹跳，似乎有些零乱，然后是一阵激动的和弦、变奏，渐渐又透出初始的旋律，缠绵如梦……仿佛有桨声，有水声，有船头荡破水面的声音，仿佛有喁喁的话语。
男孩又喊起来：“妈我害怕！妈——我害怕，我害怕—一！”
人们忽啦一下又都聚向后窗。除去西北角那个男人和东南角的那个女人。
“妈你把它关上，把它关上——！”
“天哪可真是怪了，今儿这孩子是怎么了？”老板娘说，忧心忡忡地看着众人。
“关上——！快把它关——上——！”
老板娘赶紧过去关了录音机，回来，搂住瑟瑟发抖的儿子，轻轻抚摸他的头，攥住他冰凉的小手，大气不出地盯着湖上。
湖上仍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新来的一个人问：“湖上那些人，他们在等什么？”
“可能在等新的线索。”“可能，正与电视台联系，寻找老头的亲人。”“等他的亲人，或者朋友。”“也可能等运尸的车来。”
新来的人中有七个出了店门，到湖上去。
老板娘喊：“喂，见着我们那口子让他快回来！你们就问谁是快餐店的老板，对，那就是我们孩子他爸，让他马上回家来！”
南方口音的男人也走到门外，站在台阶上抽了一支烟，又回到店堂里。他看看男孩已经又在母亲的怀中玩耍了，便凑近来盯住男孩的眼睛问：“你看见湖上都有什么？别害怕，告诉我，你还看见了什么？”
文质彬彬的老两口颤颤地说：“别，别再问他。”“你看他刚刚好些了。”
老板娘茫然无措，不知该听谁的。
男孩似乎把刚才的恐惧全忘了，又高兴起来，举起望远镜看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一、二、三……妈，现在还剩九个。”
一个新来的人：“把你的望远镜让我看一下，行吗？”
男孩端着望远镜看，不理他。
另一个新来的人：“给我看一下就还给你，怎么样，行不行？”
男孩从望远镜中看每一个人，对上述请求毫无反应。
最先来的那个小伙子喝着酒，笑笑：“你们休想。这孩子邪门儿了，老板娘你这儿子将来是个人物。”
“至少，”戴眼镜的女人说：“你这儿子能把你这小店守得牢牢的。”
但这时男孩从母亲怀中挣脱出来，下地，径直朝东南角走去。他走到那个女人跟前，站下。东南角的女人仿佛很疲惫的样子，从始至终一声不响，让人担心她是不是病了。男孩站在她跟前注视了她好一会，她才发觉。
“噢你好！”她说，“有什么事吗？”
男孩：“你想不想用一用我的望远镜？”
“喔，当然好。可用它看什么呢？”
“湖上，你可以用它看看湖上。”
“对对。好，让我来看看。”
下午４点多钟，湖岸上又来了一辆警车。红色的警灯一闪一闪，灭了。几个警察再次围着死者拍照：全景，近景，局部。摄像机对准老头平静的脸，推近拉开，推近，拉开，然后摇拍远景。
鲜艳的落日挨住了山顶。山的某些被照耀的细部，更加复杂、真切。风把天空刮得非常干净，山的全景依旧十分简单、甚至抽象。大山的影子倒下来，渐渐淹没了那两棵大树的影子，象黑色的油那样缓缓浸染着雪层。湖面上一半晦暗阴郁，一半灿烂悦目。雪层，和雪层上的那个大圆圈一点也不融化。
没有迹象表明前面路段上的交通故障可以很快排除。快餐店门前，有些汽车掉转头准备往回走了，发动机隆隆作响，排气管喷出一股股白烟。
“一、二、三、四、五、六、七，妈！走了七——个！”老板娘的儿子说。阳光斜进快餐店的窗口。窗棂的影子一条一道，起起伏伏落在店堂中央的地上、桌椅上，落在人的身上、脸上。
从湖上回来的人说，在一尺多厚的雪层下，找到了老头的那个大背包。
“怎么知道一定是他的呢？”
“背包里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很旧了，已经发黄，表面布满了裂纹。”
“是他？”
“很明显，那是他，是他年轻的时候。”
“是从一张合影上剪下来的。”
“噢？”
“照片的一侧，残留了一个女人的肩膀。”
“肯定是一个女人？”
“看得出，她穿的是一件碎花旗袍。”
“他呢？”
“他嘛，看样子那时他有三十多岁，很普通，一张最容易被人忘记的脸。”
老板娘一次次到门外去，张望她的男人。“该死的，还想不想回来！到底是上哪儿去了……”
男孩又唱起那支古老的儿歌，唱得零零落落，不时向他的母亲报告湖上的情况。“妈，妈——！他们把他抬上汽车啦。”
人们喝着酒，喝着咖啡和茶，漫不经心地扭转脸看一看窗外。往山里去的路还没有修好，往山里去的车无声无息还停在雪地里。
“没有他的地址吗？背包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没有”
“背包里有一袋米、一罐油、一盒糕点和一包糖果。就这些。”
“还有几只漂亮的发卡。就这些。”
“对啦，还有几个红色的纸袋，每个纸袋里一沓崭新的钞票，一元一张的，十张。”
“会不会是压岁钱？”
“是压岁钱，再有几天就过年了。”
“呵对，还有些烟花爆竹。再没了。”
“还有一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这条路常出故障吗？”
“但愿今天夜里咱们都能回到家吧。”
男孩象模象样地扭着胯，扭着小屁股，扭出欢快的节奏，把那支陈旧的儿歌唱出崭新的激情。阳光不知不觉地消逝，昏昏暗暗的后窗把男孩的身影融化进去，风更大了，风声很响。“汽车开啦，妈！他们把他运走了。”几乎分辨不出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
第五章
老板娘扭亮了灯，昏黄的灯光让人打不起精神。老板娘走近录音机，但偷看一眼她的儿子，踌躇片刻，又战战兢兢地走开。
天黑起来的时候，往山里去的路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人站起来，依次出门，打算进山去。男孩从望远镜中看他们怎样走出去，看店门在他们身后怎样摆来摆去摆来摆去，看风怎样把碎雪从门隙间吹进来并且在门前化成水。男孩看见东南角上的那个女人还在，望远镜从那儿走一条对角线，男孩看见西北角里的那个男人也没走。
老板娘思虑良久，对男孩说：“我出去看看，不知你爸爸到底哪儿去了。”她看看角落里的两个人，把话甩给他们听，“我不会走远，我就到门前的大路上，绝不走远。”
“一、二、三。”男孩子把他自己也数进去，店堂里连他总共剩下三个人。
男孩从望远镜中看到：东南角的女人终于向西北角走去。
男孩看到：她走到西北角那个男人近旁停下脚步，站着，一言不发。
男孩看到。男人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才转过脸来，望着女人。
窗外一团漆黑，风声压倒一切。
男孩听见女人说：“这么久，你还没有认出我吗？”
男孩听见男人并不回答。男孩看见，男人的眼睛里和女人的眼睛里，都有一层亮亮的东西涌起，涌得厚厚的。
男孩悄悄溜进柜台，按响了录音机，躲在柜台后面。窗外，漆黑的雪地上走过漆黑的风声。然后是一把吉他，一把要命的吉他，响起来，颤抖着响起来……仿佛在那颤抖的琴声前面和后面，都有着悠久的时间。男孩像那琴声一样，颤抖着，蹲下，把双膝紧紧抱在怀里。
很久很久，男孩听见那女人对那男人说：“我等你，我们一直都在等你。”
“我们等你，我们到处找你。”
“我们找你找了，一万年。”
局部
我知道，这之前他们一直都在找我。
这么多年他们一直也没放弃找我。
我知道早晚他们会找到我。他们找到我就是把我杀了，说实在的，我嘛，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换了我是他们我又能怎么办呢？杀一个叛徒不像杀一个别的什么，无论怎么讲，于情于理都是讲得通的。
我是个叛徒。叛徒，我看不用再怎么解释了，叛徒这两个字家喻户晓。
不不，不是冤案。可能有些“叛徒”是冤案，我不是，真的我不是。没人冤我，没有，真没有。我真是叛徒，不骗你。唉——，但愿还能有人信我的话，我希望不要因为我曾经是个叛徒，就再也没人肯相信我。相信我，至少我不是无赖。我认帐。我罪恶深重我死有余辜，我都承认。我干过的事我一件都不抵赖。不翻案，我不翻案。
当然，也翻不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该平反的平反，该翻案的翻案，我不浑水摸鱼；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世上确实有冤狱，也确实有真正的叛徒，实事求是。从小，母亲，还有父亲，就希望我长大了至少作一个诚实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实事求是。那时候，每逢过年，父亲给我买一些烟花爆竹，母亲给我一点压岁钱，我伸手去接，他们先不给我，他们先问我：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我说是。他们说：再想一想，要实事求是。我再想一下，说是，或者说不是但明年我会是的，然后父母才把那些过年的礼物送到我手里。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求宽恕。
自打我成了叛徒，多少年来——多少年了？有一万年了吧？——我心里非常清楚，就剩下实事求是能让我保存住一点点良心了，也是我唯一的赎罪方式。只有这样，我偶尔才能睡一宿好觉；才能在夜深人静却无法入睡的时候喝杯酒，指望随后可以梦见那些唾弃了我却总让我想念的人；才能在每年的清明，为我的父母和被我所害的人烧几张纸；才能稍稍地舒一口气，才能活下去。
够多滑稽是不是？总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的一切罪恶就出在这儿：贪生怕死。
照理说，我还活的什么呢？
有很多年，我从这儿跑到那儿，从那儿跑到这儿，隐姓埋名怕有人认出我，怕他们找到我。想象他们找到我的情景，比想象他们怎样处决我，还可怕。与其让自己人把我处死，真不如当初死在敌人手里。当然，他们早就不把我当自己人看了。我不敢想象怎么面对他们，我不敢想象在哪一年哪一天，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他们忽然找到我。但是每年每月每时每刻，我都强迫着作这样的想象。一种强迫症。理智上并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不想，或者，应该去死。清醒起来，我知道我不如尽快去死，像我这样的人只有死路一条早晚还不是一样？那么麻烦别人倒不如自己干还要光彩些。让自己人——我是说让那么多好人——恨着骂着、蔑视、唾弃然后把你找到，就像找一只史前动物那样惊异于你怎么还能活着，与其这样，真不如自己知趣早早地去死了吧。活得没有一点让人看得起的地方，就不能死得勇敢一点至少爽快一点么？想是想得挺好，可一着手去做我就又害怕了，下不去手，自己下不了自己的手。刀子、绳子、河边、楼顶、毒药……办法是不少，决心也不小，关键是得真干哪。真要去干了这才看出我是个天铸地造的叛徒胚——贪生怕死，禀性难移。一个人像我这么怕死真是无可救药了，活到我这个份上还怕死，真让人失望。你有多怕死你就有多愚蠢，这是说我。人的怕死和人的愚蠢，你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是指我自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么废物。好人们看我活得就像条狗。我自己最明白，我活得未必比得上一条狗。我的那条狗活得比我有道理。我到这大山里来之后养了一条狗，我东躲西藏了好多年然后在这片大山里住下了，养了条狗，它活得比我有用比我自信。它无条件地跟着我，除了春天它不知跑到哪儿去风一阵子它从不离开我，它除了离不开我就只醉心于那片大山，它每天望着四周的大山玩一会儿然后睡一会儿，活得坦然自在。唉，但愿来生吧。但愿那时我能做到宁死不屈，但愿来生我能有这样的品质，能够那么勇敢和那么明智。宁死不屈，确确实实是明智的：死了，是无比的光荣，没死呢，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自己也更信任自己，自己也更看得起自己。关键是你得经得住打，经得住各种刑法的折磨，不怕死。
那座城市，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去过了。我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又在那儿成了叛徒。自从我成了叛徒逃出那座城市，很多很多年里我没有回去过一次。起初我是觉得没脸见人，没有比叛徒更卑鄙更丑恶的东西了；我从小就知道，谁都是从小就知道。尔后我才意识到他们不会饶过我，他们必定在全力寻找我，在没有证据说明我已经死了之前他们不会放弃这样的努力。这是对的，这完全应该理解：当然不能让一个出卖了别人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的人，就这么逍遥法外。我不敢回去。
不敢回去的原因还在于，我不想触景生情又回忆起我被敌人抓住、以及此后种种可怕的情形。我一心想到大山里去，到深山野林里去，越是荒凉偏僻越是人迹罕至越是交通闭塞风气不开，越好，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开荒种地自食其力了此一生。我以为这样就能把一切都忘掉，把善与恶都忘掉，把所有的人都忘掉包括把自己也忘掉，统统忘掉。
事实上这办不到。除非去死，你什么也忘不了。良心的规则跟下棋的规则类似，即便是棋错一步满盘皆输。那你也不能悔棋。然而生命的规则却又不同于下棋，生命已经被开垦过了，除非去死你不可能重来一盘。可我正是因为怕死才成了叛徒的呀。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你要是看重良心你就别怕死，你要是怕死你就别在乎良心。可是，你又牵挂着良心又舍不得性命，我是说我，像我这样的人可还有什么出路么？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敌人把我抓住，先是劝导我，说我年轻无知受了人家的骗。实事求是地说，那阵子我表现得很像回事。我驳斥敌人，历数他们的罪行，揭穿他们的谎言，以严谨而且精彩的逻辑证明他们的虚伪，我那时生气勃勃才思敏捷滔滔不绝——可不像现在这么没用，质问得敌人瞠目结舌理屈词穷。好歹我这一辈子也算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过那么一回。那感觉真不错，觉得自己是那么崇高，真是一种幸福。我想，我那时看上去一定是非常勇敢。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想我有幸能够勇敢了那么一阵子，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坚信我的信仰是对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或许有必要把叛徒的概念界定一下：一种情况是，经过劝导，你真的相信是你错了，你真的认为你是受了骗，于是你放弃了你原来的信仰，那么你不应该算叛徒，你只是改变信仰罢了，信仰和改变信仰那是一个人的自由不是吗？另一种情况是，敌人，譬如说用高官用金钱或用美色来引诱你，于是你就放弃了你原来的信仰，那么依我看你也不是叛徒。因为这说明你原来就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你只不过是找错了升官发财和享乐的途径，你本来就是个利禄熏心贪图享乐的人，现在你只是调整了你的经营方式你并没有背叛你的初衷。再一种情况也就是我的情况，我一点不怀疑我的信仰，我懂得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至今都相信那是人间最最美好的理想，可是，在死的威胁下我放弃了它，背叛了它，为了活命我出卖了它，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铁案如山。
劝导无效，他们就打我。我是说敌人。敌人开始打我，给我用刑。
我不想说这些事，不想说那些细节。残酷残酷，无非是说那些刑法有多么残酷，说这些干嘛？为自己开脱罪责？不管多么残酷，不是有人挺住了吗？那就是说人是可以挺得住的。人折磨人的方法，和人经受折磨的能力，都是能让人自己为之震惊的。我不想说那细节还主要不是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那场面太让人觉得屈辱。他们就像揍一条畜牲那么揍你，就像打一只苍蝇那样恨不能一下子就打死你，就像摔一堆破盆子烂罐子没头没脑地把你摔来摔去，就像猫摆弄一只耗子，他们一踹就把你踹得跪在地上，你好不容易又站起来那好他们再踹再把你踹得趴下。你别指望还能保持什么尊严，他们把你围在中间像轮奸似的那么轮流着揍你，东一鞭子西一棍子，接得你满地乱滚，浑身是土是汗，满脸是血是泥，你不可能不呻吟不可能不把身子蜷缩起来，别相信电影里那些有分有寸的拍摄，你的衣裳不可能只是在肩膀上或后背上撕破那么一小块，你被打得连裤子全都掉下来这一点儿都不算新鲜，甚至那个最要命的玩意儿都哆哆嗦嗦的上面沾满了土，他们就用不管是鞭子还是棍子去拨弄它还他妈的笑着，你想想看那原本可是为了做爱的呀。这时候，你要是还能相信，你是人，说实在的，那也就不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这时候，你要是还清醒，你会觉得以往的人间很可能全是幻觉，什么上学啦你要衣着整洁尊师爱友那些小时候的事，后来长大了又是什么要注意言谈举止彬彬有礼要尊重别人也要自尊，什么文明礼貌什么文雅潇洒风度翩翩什么讲究卫生注意营养还有什么什么——碰破块皮还要小心翼翼地上一点药？那全是假的，全是幻觉，是梦要么就是谣言。人哪，真是神秘真是不可思议，任何时候你都不敢说你是在梦里还是从梦里醒来了，你在梦里是不是也可以再做梦呢？你醒来了是不是还可以再醒来呢？别再说这些事了，我怕我又糊涂了，又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了。我一度精神不大正常。我老是得不时地这么掐一掐自己的大腿，感觉一下疼不疼，等一等看，会不会又醒过来。习惯了，其实没用。
我说我精神一度不大正常没别的意思。我不要求宽恕。请相信我。
其实在梦里你也能想起来掐一掐自己的大腿，你也能有疼的感觉，于是你欣喜若狂以为这一回不是梦了，可这么一欣喜若狂那才妙呢，忽悠一下你就醒了。有一回，我梦见我爱过的那个女人在大山脚下的那个小湖边把我找到了。我的那条狗把她领来，把我找到了。湖水清洌，波光潋滟，小时候读过的那篇古文中怎么说的？“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山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数百头，皆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倏尔远逝，往来翕忽……”正是那样。绿草茵茵，山青水碧，轻风徐徐，树影婆娑，正是这样。湖岸上，她向我走来。我那条狗走在她前面，想必是它领她来的。她走到我跟前沉默着看了我很久，然后说：“我一直在等你，我们到处找你。”她含着泪对我说：“你不是叛徒，真的你不是，你弄错了。”可我干过的那些事呢？“那是假的，”她说，“那是梦，是你做过的一个梦。”可我怎么才能知道现在这不是梦呢？她叹一口气：“你看。”她让我看她身上那件碎花的旗袍。细细碎碎的小花真真切切，一团团一片片都带着她的体温和汗香，连贴边上密密的针脚我都一一看过。这是真的？这真是真的？她擦去泪水，微笑着：“你真是梦怕了。”我仍然不敢相信，就掐着自己的大腿，围着那片湖水满腹狐疑地走。她跟在我身后，说：“跟我回家吧，回太平桥去。”她这么一说，我想我倒得先验证一下她是否真是我爱过的那个人，我猛地转回身问她：“你还是在太平桥经营着那个小酒吧？”她点点头说：“这么久你都到哪儿去了？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我低头想了一会儿，心里盘盘绕绕的有点糊涂。她又说：“不信你看呀。”我寻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看见我的父母、亲人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来了，看见我的朋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他们都来了，他们毫无恶意毫无轻蔑毫无仇恨地望着我，他们有说有笑互相随随便便地交谈着向我走来。真的这回真是真的啦我想，我再把他们—一从头到脚看个仔细，抓住他们的手抓住他们的胳膊抓住他们的衣襟这回错不了啦我想，这回到底是真的了我说，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他们也都说。“回家吧，”他们说，“再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我就在那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痛痛快快地哭。我那条狗蹲在我身旁一会看看这个一会看看那个，嗓子里哼哼卿卿的，眼神也是那么又悲又喜似的，我想这还会错吗？我哭了又哭心里那个舒坦、那个轻松、那个庆幸、那个高兴哪……然后忽悠一下，醒了。还是醒了。就这么忽悠一下，睁开了眼，非常简单。
忽悠一下。一秒钟都没用。
甭提有多简单了。
醒了，还是那条结结实实的炕，还是那间空空落落的屋子，还是我，一个人，后窗外是那片湖，一片白，远处是大山，白茫茫天地一色，下雪了，下了一宿大雪这会儿已经停了，太阳出来，雪地上和山谷里，飘浮起空蒙寂寥的光芒。有个孩子的声音，也许一个也许几个，在说歌谣：一一、一二三，打江山；二二、二三四，写大字；三三、三四五，烤白薯；四四、四五六，亲骨肉；五五、五六七，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捡个骡子当马骑！童谣，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阳光照进屋里，门前两棵老树，树干的影子倒进来，斜着，把屋子分开成三块；早晨是西边的一块最小，中午有那么一会儿三块一样大，然后树影继续移动、延长，傍晚时东边的一块最小，越来越小变红变暗，每天都是这样。我的那条狗卧在院前，卧在两棵老树之间，每天都这样。它不叫，它已经老了，很少有什么事还能让它大惊小怪。并没有院墙，一直可以望到大山，四周连绵不断的大山，没有公路通到这儿。太阳东山出，西山落，每天这样。月亮圆了，月亮缺了，月影走过湖面，月月如此。那片湖并不大，几十个足球场的样子，差不多也就那样。山绿了山又黄了，湖水封冻了，湖水融化了，年年如此。沿湖岸，错错落落十几户人家，春种秋收生儿育女，祖祖辈辈就这样。
说实在的，严刑拷打我还是经受住了不少，有个把月我什么都没说。实事求是，我不是想要求宽恕。可是慢慢我明白了，就这么打下去非把我打死不可。最后无非两种结果：要么我招供；要么我以后的日子就只剩了坐牢和挨打，不打死我就不算完。敌人明确地说：“你别以为我们不敢打死你，你不算个什么重要人物。”这下我害怕了，我相信他们会的，会打死我，我无足重轻。
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见死我就害怕了。只知道这一害怕，把我全毁了。
越害怕就越害怕，越想越怕。
我那时候21岁。我躺在牢房里越想越委屈，就这么就完啦？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准备，所有的梦想令人激动的种种梦想，长大吧快点长大吧一天天盼着长大去实现那些梦想，终于长大了接近那些期待了，按捺不住的期待眼看着就来了……然后忽悠一下就这么全完了？再也没有了再也不可能有了？黑暗，无穷无尽的黑暗、虚无、无着无落，噢天哪那是什么？也许连黑暗连虚无都没有，那会是什么？什么也没有，谁都没有，自己也没有，没人知道你到哪儿去了，你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什么也没有死啦，什么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什么也干不了，死了……这时候我才懂了活着有多么好，我才发现我是多么想活。
小时候，我这么想象过一回死，想到最后我赶紧跑到母亲身边偎依在母亲怀里：“妈，我害怕。”父亲走过来问我：“怕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我不回答，母亲搂住我我觉得安全了。我问母亲：“妈，死疼吗？”母亲愣一下，望望窗外，把我搂得更紧些，说：“想那个干嘛，那还早着呢，还早着呢。”我想是呀还早着呢，还有好多好多年呢，这样，很快我就不去想它了。
可现在，死这么快就来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才21岁。我躺在牢房里委委屈屈地哭起来，一边哭我一边想到我甚至还没结过婚呢。我爱着一个女人，就是我梦见在湖边把我找到的那个女人。事实上，我还没来得及对她说过什么。我有把握她对我印象不错。在漆黑的牢房里我肆无忌惮地哭着，想着，越想越相信她对我印象不错，要是我对她表白她不会拒绝我。我真后悔为什么我早点没对她说，有什么可不敢对她说的呢，要是我知道我这么快就要死了我一定敢对她说。至少她不会一下子就拒绝我。有一次好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她一定要挨着我坐，那不像是偶然的。人多，坐得很挤，我们俩几乎是紧挨着了，我先还尽量躲开一点，后来我发现她并不躲，好吧我也不躲试试看，结果我不躲她也没躲，那不像是无意的。我永远都记得她的体温和汗香。那一天有点让我神魂颠倒，夜里想起来觉得很紧张。她长得很美，皮肤很白，戴一副黑边眼镜很文雅，不不绝不是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现她很美，不是漂亮而是美，很美，而且很文雅。她年龄比我大，这并不重要。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长途汽车上，汽车在半路停下来，下着大雨，前面的什么路段上交通发生故障，汽车都停下来。旅客们都到路旁的一家咖啡店里去。咖啡店很小，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上帝的安排只有我和她没有座位。有一扇后窗，很高，很窄，窗台却很宽。我把咖啡放在窗台上。她走过来也把咖啡放在窗台上。雨很大，窗外是茫茫雨雾和隆隆的雷声。我和她站在后窗前，上帝的安排，我们必然要互相说些话。雨一直没停，前面的交通故障一直到天快黑时才排除，上帝的安排，我们俩先是站在后窗前，后来就轮流着在窗台上坐一会儿。她很美，很有文化很有思想，很有修养，又很有激情性格很开朗。我呢，我那时才思敏捷自命不凡，不管什么事一点就通，不仅理解得快还能加以引申，虽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但凭着机智总能跟上她的思路。她坐在窗台上。她身后的玻璃上，雨水一层层抖开、一浪一浪地铺落，闪电不时照亮那面玻璃，照亮她和我。我对她一见钟情。雷声雨声一刻都不减弱，为了听清我的话或是为了让我听清她的话，她一次又一次把头凑近我，我感到了她的呼吸，甚至听见唾液在她喉咙里纤柔地滚动。渐渐地，我头一次感到自惭形秽，感到自己才学疏浅却还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真是可怜可笑。不过看来她挺喜欢我。天黑前我们成了朋友，我胆怯地问，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她说，当然。这是上帝的安排。正是她的引领和介绍，使我找到了我信奉的终生的理想……不不，是信而未奉，我是个叛徒。
有一回我到她的住处去。
晚上，她正在浴室里。她在浴室里喊：“请进！”
她在浴室里说：“你先在客厅里等一下。”水声，喷洒溅落的水声。她说：“你坐，我马上就好了。”
我坐下。水声不断。水落在地上的声音，和不是落在地上的声音，使我想人非非。那浴室的六面想必都应该是墨绿色的，墨绿的和雪白的，都挂了晶莹的水滴，灯光在水雾中尤其飘幻宁和，深暗的影子摇动着那墨绿的，和勾画出雪白的……我觉得身体里和灵魂里都一阵阵颤抖，慌忙地抽烟、看报纸，然后不得不跑到阳台上去，努力驱除对那色彩和对那些水声的渴望。我躺在昏暗的牢房里，铁窗外有几盏星光，心里又翻动起那样的渴望。“喂，你干嘛呢一个人在阳台上？进来。”水声停了，她从浴室里出来，头发还是湿的，穿一件紫红色睡袍。她舒舒坦坦地坐下，散散漫漫地跟我谈话。我想，对啦，应该是紫红的，紫红的和雪白的，我眼前便出现那样的画面：紫红的、静的、浑然缥缈的，和雪白的。动的、真实的鲜活……。我害怕我的眼睛里已经流露出了亵渎。“喂你怎么走哇？”我走了。我这辈子，什么都让这“害怕”二字给毁了。我成年累月地渴望那水声和那水声停下来的时刻，想象墨绿的、紫红的、和雪白的。躺在清冷的牢房里，晨鸟开始啼鸣，我知道如果不招供我也许都活不到夜鸟归巢的时候，我将死去，我将没有结过婚就死去，我将没有感受过女人就这么死去，我将没能对我所爱的女人表明我的心意就死去，永恒的黑暗和无边无际的虚无那是什么？天哪，那些墨绿的、紫红的、和雪白的……
第二天敌人再拷打我，那些刑具一摆出来我就哭了。这一下全完了，这是我毁灭的开始。这一下敌人知道他们很快就要赢了。他们更加自信了：就这么打下去，变本加厉地打，打下去，用不了很久他们就要赢了。果然，我没能让他们失望，就这样。
我只想到，我要是就那么死了我就再不可能得到她了。我竟然没想到，我叛变了我也一样不可能得到她了。事实上，当我疏忽大意地在那趟车上胡言乱语让敌人盯了梢的时候，这件事就已经注定了。当我走进那家小饭馆，还是那么放松着警惕，自命不凡地跟一群人高谈阔论的时候，一切就都安排定了，我已经再不可能得到她了。
敌人把我放出来的那天我才明白这一点。
那是个阴云密布的下午，看样子就要有一场大雪。我听见路上的人说，就快要过年了。敌人把我人狱时的那个大背包还给了我，里面还有一点钱，我买了一袋米、一罐油、一盒糕点和一包糖果，心想快过年了，回家去应该给父母买些年货。买了，这才想起父母每年都要问我的话，“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虽然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但21年中这已成为父母向我祝贺新年的习惯。我这才想起我是不能回家了。
我出了城，无目的地沿着公路走。天快黑时下起雪来。
我独自在大雪中走了一夜，并不考虑方向。从我被敌人抓住二的那一刻始，一切就都晚了，我无论如何都回不了家了。也许这件事决定得还要更早些。在我还没有看出保持警惕是多么重要、在我还没来得及改掉自命不凡的坏习惯就有了自己的信仰之时，这件事就已经决定了。
天蒙蒙亮时，雪停了。公路上有了汽车。我用尽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张车票。售票的老头问：“去哪儿？”无所谓去哪儿，我想，越远越好。
我在东北的大森林里呆过几年，在那儿伐木。我到过南方的海岛，打过几年鱼。我还到过西北，黄土高原，贩过几年盐和牛。我跟着一个江湖医生学了些医道，先只是为了自己的保健（我一度病得厉害差点死在滇西的一个小寨子里），后来也给别人治治病，要一口饭钱，不多要，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闲了闷了或是病倒在床上了，时间多得打发不完，我就读读医书，也读史书，什么书都读、找见了就读，并无计划，也无章法，不过是一种消磨光阴的方式。有《四郎探母》那么一出戏，我看了那么多书，只在那个戏本上发现有人给过叛徒一点儿同情。当然那不是一本好书。我这么说可没有别的意思，我说过了，我自己都不会宽恕自己，四郎虽也是贪生怕死，但他没出卖过别人。我山南海北地走了好多年，还是想念家乡，就又回来，在离那座城市几百里外的大山里住下了。
第六章
养了条狗，盖了间房，我们一起在大山里，一住几十年。
几十年中，数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到那座久别的城市里去看看，但一次都没去。这真是糊涂。
我那条狗，可真是条长寿的狗。它老得连叫都懒得叫了，甚至到了春天它不出去跑了。它整天整天就守着我，整天整天就趴在门前那两棵老树之间，永不厌倦地了望四周大山。它年轻时可不这样，一到春天，它就呜呜咽咽地叫几宿，我拍拍它的头说“你去吧”，它就去上十几天，十几天我们不见面，夜里我偶尔能从风中听见它在山里跑，追着它的相好，漫山遍野地叫。十几天后它准回来。
每次它准时回来，我都感动得想哭，同时相信我不如一条狗。并不是说我不如它快乐，而是说我不如它忠诚不如它心怀坦荡。
如果，小时候，是因为离死还太远太远，在这漫长的时间里，
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美妙的事在等着你，所以，死虽然毕竟是你的方向，你也先不去理会它，你偶尔想它一下就把它抛在脑后一心一意去享受生，那是有道理的。
如果，21岁那年，你还大年轻，你还不知道命运早已决定，你爱着一个女人，一个美好的女人，至少你想得到一个女人的爱，因此你想活下去，即便你是被命运蒙蔽着而选择了不死，你也是有道理的。
可现在，谜底早已揭穿，终点也已经看得见了，从现在到终点的这段很短很短的距离中，肯定来不及出现什么奇迹了，一切都能够预见了，不过是取这几十年中的若干分之一再重复一下罢了，再这么怕死再这么怕他们找到我是没道理的。
不要再美化自己了。不要为自己的怕死找理由了。我就是常说的：怕死鬼。
树影消失了。门前那两棵老树，我越来越对它们怀着恐惧又对它们抱着希望，他们早晚会从那两棵老树后面转出身来，找到我，我害怕他们找到我因为我害怕看他们仇恨、轻蔑的眼睛，但我希望他们处死我，快些处死我。
尽管我自己还是下不了自己的手，但我对我的这个下场心悦诚服。
未来是什么且不去管它了。问题是过去无法更改。关键是，现在应该结束。
在所有我看过的那些书中，都没有叛徒的天堂。这我知道。即便是在《圣经》上，也没有，没有叛徒的天国之路。这我都明白。
那天，那是春天，奇怪，我的那条狗又呜呜咽咽地叫起来。它已经好多年不这样了。我想，说不定要有事了。我拍它的头说：“去吧。”它就去了。我明白，这是天意，肯定要出事了。它向暮色的山中跑去了。我很高兴不让它看见我被抓住，不让它看见我也许被处死。否则它会受不了的。
月亮出来了。月色下，那两棵老树的影子指向黑黝黝的大山。他们是从左边这一棵后面出来，还是从右边这一棵后面出来，只剩下这个问题悬而未决。
到底我也没弄明白他们是从哪一棵后面来的。
我想，唯一的悲哀是等了这么多年，何必要白白等这么多年呢。自从我疏忽大意被敌人盯了梢的时候，或者再晚一点是我被敌人抓住的时候，或者再早一点，是我认识了我终生所爱慕着的那个女人的时候，我就注定应该去死了。或者更早一点，是那场大雨把前面的路冲坏了的时候，是我走进那家小咖啡店发现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的时候，是我和她都看中了那扇又高又窄的后窗的时候，我已经非死不可了。
可供选择的仅仅是：一种死法可以上天堂，另一种死法只能下地狱。
这么多年来，我却怎么也回忆不起，那个大雨天，我坐了长途汽车，是要到哪儿去？
他们来了。他们早晚会找到这儿来的。
我点了一把火，烧了那间房子。这样，那条狗回来找不到我，也就不必总在这儿瞎等了。它会想明白。它没办法它总得离开这儿，到别处去度过它最后的生命。
构成
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你们不期而遇，你对她一见钟情，你至死不渝地爱着那个女人，这件事，还在你五岁那年就已注定。
你五岁那年的一天早晨，也许你还能记得也许你早已忘记，那时，太阳刚刚从对面的山梁上升起，你站在门前端着一只小小的望远镜，望着你的父亲爬上对面的山梁，望着你的父亲背着一个大背包，沿着唯一的羊肠小道爬上那道山梁，朝你们挥手。照理说你不会忘记，那时你问母亲，父亲他要到哪儿去？母亲摇摇头眼里有泪光，顾不上看你，说：“父亲，他要去找他想找的东西。”你再举起那只小小的望远镜：父亲不见了，父亲消失在那片苍茫的大山里。当然当然，这你忘不了。父亲那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就是在那时候，已经注定了，在你身后在人群密聚的城市里有一个小姑娘，未来她要使你坠入情网。
因为父亲再没有回来。因为，将来，某一天傍晚，会有一个人从大山里来，无意中给你带来父亲的消息。因为，那时候，母亲已经老了，你已经到了父亲当年的年龄，只好是你到大山里去跑一趟，证实那个消息。
但是现在你还看不见那个人，这时候你还看不见他。
你正在写你那篇小说，标题是：众生。但这时候那个人正朝你走来，带着有关你父亲的消息。
你坐在写字台前，面对敞开的窗户，窗外，阴凉的南墙上挂满了牵牛花浓绿的叶子，花已蔫萎，一批崭新的花蕾正在悄悄地膨胀。你并未注意那些花，但事后你会回忆起它们。房门在写字台左边，离你大约三米远，也敞开着。这座房子没有什么变化，跟若干年前一样，房门直对着那道山梁。那道山梁，是远方那一片峰峦叠嶂的大山的余脉。推敲词句的当儿，你有时朝山上望一眼，有时侧过脸，目光在那山上呆呆地停留很久。不管你看见了什么，你只能看见山的正面。你看不见它的背面。你看不见，在山的背后正有一个人在往山顶上爬，看样子他是要翻过这座山。
如果他翻过那座山，那，他就一定要从你门前经过。那山梁上，唯一蜿蜒而下的小路，穿过一大片水田，经过你的门前，那时，太阳刚刚从对面的山梁上升起，你站在门前端着一只小小的望远镜，望着你的父亲爬上对面的山梁，望着你的父亲背着一个大背包，沿着唯一的羊肠小道爬上那道山梁，朝你们挥手。照理说你不会忘记，那时你问母亲，父亲他要到哪儿去？母亲摇摇头眼里有泪光，顾不上看你，说：“父亲，他要去找他想找的东西。”你再举起那只小小的望远镜：父亲不见了，父亲消失在那片苍茫的大山里。当然当然，这你忘不了。
父亲那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就是在那时候，已经注定了，在你身后在人群密聚的城市里有一个小姑娘，未来她要使你坠入情网。
因为父亲再没有回来。因为，将来，某一天傍晚，会有一个人从大山里来，无意中给你带来父亲的消息。因为，那时候，母亲已经老了，你已经到了父亲当年的年龄，只好是你到大山里去跑一趟，证实那个消息。
但是现在你还看不见那个人，这时候你还看不见他。
你正在写你那篇小说，标题是：众生。但这时候那个人正朝你走来，带着有关你父亲的消息。
你坐在写字台前，面对敞开的窗户，窗外，阴凉的南墙上挂满了牵牛花浓绿的叶子，花已蔫萎，一批崭新的花蕾正在悄悄地膨胀。你并未注意那些花，但事后你会回忆起它们。房门在写字台左边，离你大约三米远，也敞开着。这座房子没有什么变化，跟若干年前一样，房门直对着那道山梁。那道山梁，是远方那一片峰峦叠嶂的大山的余脉。推敲词句的当儿，你有时朝山上望一眼，有时侧过脸，目光在那山上呆呆地停留很久。不管你看见了什么，你只能看见山的正面。你看不见它的背面。你看不见，在山的背后正有一个人在往山顶上爬，看样子他是要翻过这座山。
如果他翻过那座山，那，他就一定要从你门前经过。那山梁上，唯一蜿蜒而下的小路，穿过一大片水田，经过你的门前，然后连接起大路，连接起条条大路，通向市区。
阳光，曾经从敞开的门中，落在你近旁，然后不知不觉在地上转了一个弧，像一把折扇那样收拢，在门脚下收拢成一条线，退出门去。
南墙下的阴影便展开，齐齐的一线向前推进，在一个由季节所规定的位置上停下来，犹豫片刻，转移角度又开始收缩。在这过程中，盛开的牵牛花渐渐凋残。你一直坐在写字台前写你那篇小说。这会儿，对面的山梁上全是夕阳桔红色的余辉了，满山的鸟啼虫鸣。水田里，蛙声渐渐高亢。
那个人，正在山的阴影里往上攀登。他要翻过这座山，尽管这件事尚未验证，但看不出他有其它企图。他显然是要翻过这座山，而且看不出他有改变主意的迹象。
一俟他翻过那座山，他别无选择，他就要从你门前的这条小路上走过。望着远处浩如烟海的城市，从山里来的这个人，他要向他遇见的第一个人问路，这再合情合理不过。一俟他翻过那座山，注定，他要向你问路，那时你也别无选择。他是个喜欢传播消息的人，一俟他翻过那座山这就是命运的选择，他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嗜好会给别的命运造成什么样的转折。
但这会儿你看不见他。这时候，他、以及他将要带来的消息，对你来说还都不存在。他将告诉你一件在深山里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但这会儿对你来说，那件事尚未发生。
但只要山背后的那个人能够翻过那座山，你就会在天黑之前听说那件事。那件事将引得你作出一个决定：明天一早到山里去，乘长途汽车，到很远很远的深山里去。虽然这会儿你完全没有这样的打算，但只要山背后的那个人能够翻过那座山，你明天乘长途汽车到那片莽莽苍苍的大山里去——这件事，就正在发生。
他翻不过那座山的可能性，差不多没有。
与此同时，在你这间房子以西在喧哗不息的市区，在纵横交错密布如网的街道上，在林林立立的高楼中，在飞扬的歌声、蒸气、烟尘的笼罩下，在成群成片的蚁穴一般的矮屋里，和在一些相对幽静的地方，分布着十几个也打算明天到大山里去的人。明天，天一亮就动身。
你们，你，和那十几个人，都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很久，但素昧平生，明天，你们将有机会见面。除去其中的一个，那十几个人和你，你们互相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那是你们一生中相距最近的时候。那十几个人，除外其中的一个，你们互相不会留下什么印象。正如天文学家有时候发出预言，一颗不知名的小彗星，什么时候，在什么方位，经过它离地球的最近点，然后离去，直到它毁灭再没有机会回来。
除外的那一个，就是那个女人。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姑娘。只不过现在她长大了。等待了这么多年，她长成了一个美丽而且文雅的女人。
此时此刻在市区中心，在四周喧喧嚣嚣的包围之中，有一条安静的小街，小街上有一座更为安静的院落，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梧桐，和一栋西洋式的小楼。红砖的楼墙，墙根下长满了绿苔，砖面有所剥蚀。窗框都是白色的，都有百叶窗，百叶窗也是白色的。门廊的台阶很高，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层，花岗岩廊柱的顶端有涡旋状翻卷的纹饰，沾染了斑驳的锈色。从楼门到院门之间，在梧桐树巨大的影子里，一条石子铺成的甬道，差不多呈Ｓ形。甬道两旁的土地，想必曾经是草坪，想必原来是绿茵茵的草坪并且时常开放几朵淡黄的野花，但非常遗憾，现在都裸露着。
她就在那儿，在其中的一扇玻璃窗后面。她一直就在那儿，这么多年过去，她从小姑娘长成了女人。
你和她之间，一条无形的路，早已注定，等了这么多年，这条路是否能够疏通？还要等一会儿看。
现在，她正在梳洗打扮。
夕阳照耀着你对面那道山梁的同时，也透进她的卧室，在紫红色的地毯上投下一块整齐的光芒。你窗外的那一墙牵牛花开始蔫萎的时候，她正在午睡。那时，有一只蝴蝶在院子里飞来飞去，在树阴里，在门廊下，在裸露的土地上，在她窗前，飞。然后在她的窗台上落下也睡了一会儿，在梦中翅膀仍然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她醒来之前，那只蝴蝶飞走了。那只蝴蝶越过院墙，一直向东飞，这会儿飞近市区的边缘，在离你不远的一棵合欢树周围流连。合欢树上的那户人家，注定与你无关，无论山背后那个人打的什么主意，也不管未来和远方正在如何编排你的命运，此生此世你都不会与那一家人有任何关联，你们也许偶尔会离得很近，比如在市场上，但你们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你们相当于在两座相邻的但事实上没有出口的迷宫里，走着。
蝴蝶飞走后不久，那个女人醒了。她醒来的时候，正是你窗外南墙的阴影开始退缩的时候，你全神贯注于那篇小说——《众生》。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吸引着你，可是想不清：一旦佛祖普度众生的宏愿得以实现，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如果所有的人都已成佛，他们将再做些什么呢？这时候她醒了，她看看太阳，又看了看表，起身转进浴室。
墨绿色闪现一下，随即浴室的门关了。
隔着门，水细密地喷洒，像雨，水落在地上的声音像雨，水不是落在地上的声音令人想人非非。但是屋里没有别人。屋里有两盆盛开的瓜叶菊，分别安放在屋子的东南角和西北角，相距仿佛很远。屋里有一排书柜。书柜旁有一台落地式电风扇。中间的书柜里，有一只装上电池就又会叫又会翻跟头的小布狗。对面墙上挂了一幅很大很大的油画，画的是：湖岸；冰消雪化的季节，残雪之中可见几片隔年的枯叶；落日时分，背景上山峦起伏，山的某些被夕阳照耀的局部描绘得相当精细，山的整体晦暗不清只是一脉十分简单的印象。屋里，最不惹人注意的地方，有一只老座钟。当——，声音沉重、深稳，当——当——当——当——当——当。7点。
7点，你正在城区的边缘，离那只蝴蝶不太远的地方，侧脸呆望那座山，沉浸在你自己编织的故事当中：设若有一天，佛祖的宏愿成为现实……
7点钟，水声停了。浴室的门轻轻推开，从墨绿当中脱颖出一缕如白昼般明朗灿烂的光彩，在幽暗的过道里活泼泼地跳了一下，闪进卧室。随之，很多人（以前有很多人，以后还会有很多人）的梦想就在紫红色的地毯上无遮无拦地呈现。乌黑的和雪白的、飘洒的和凝重的、真切地隆起和虚幻地陷落，都挂着晶莹的水滴，在那两盆盛开的瓜叶菊间走着对角线，时而迈过那块阳光，时而踩进那块阳光，打开电风扇，蜂鸣似的微风吹着真实抑或梦境的每一个细节，自在徜徉毫不经意，使很多人的梦想遭受轻蔑，轻蔑得近于残酷。
她戴上眼镜，坦然坐在床边，腹部叠出两条细细的折皱，修长的双腿绞在一起不给任何淫荡的联想留有余地。她摘下眼镜，在床单上擦一擦镜片，再戴上，看那幅很大很大的画。她的模样很美，很文雅，很沉静，久久地看着那幅画，目光生气勃勃。
7点，山背后的那个人爬到了半山腰。那儿有一块青条石，就像一条石凳。那个人卸下肩上的大背包，坐下来歇口气。
天空碧透，万里无云。远远近近高耸的山峰，顶部还留着一抹残阳，矮山全部沉暗了。山谷中暮霭缭绕，流漫着草木被晒烤后的苦热的味道。往低处听，掠着草叶或贴着地面听开去，是各种小虫子“卿卿、吱吱、嘟嘟”的聒噪，此起彼落如同那大山一般绵延不绝。往高处听，是千篇一律的蝉鸣和灰喜鹊的吵闹声。再往高处听，有一只布谷鸟独自飞着，飞一会儿便简单地唱一句，但弄不清它在哪儿。头顶上有一只鹰，稳健地盘旋，盘旋，盘旋……更为深远的高空，清清寂寂。
清清寂寂，但绝非无声无息。或许倒更是轰轰烈烈。但是你听不见。
7点钟。天空碧透万里无云。但这时候你看不见（至少还包括明天与你同车进山的那十几个人，其中当然有那个戴眼镜的女人，你们都看不见），在万里之外，“万里”是一种夸张，实际是在百里之外，在山区，在那峰峦叠嶂的大山脉的上空，你看不见，你们都看不见，在6
公里以上的高度，那儿，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丝状的云彩。
这会儿它还称得上是一片美丽的云霞，夕阳和微风把它映照得吹拂得妩媚多姿。
但这是一个气旋，也叫低压。就是说，两小时之内，薄幕般的云层将布满整个天空。那时你在百里之外，你可能看见月亮周围有一圈朦胧的光晕，并且感到有凉爽的晚风吹来。那时在山区，在你明天将要经过的路上，风开始强劲，气压再度降低，天空中乌云滚滚而来，会越聚越厚，再过几个小时，到半夜，一场大暴雨在所难免。
第七章
当然你看不见。对此你一无所知。
未来的大暴雨将大到什么程度，人们无法料定。
那个气旋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整体效果，是多种因素的随机构成，是上帝没有乐谱的即兴的演奏。多种因素，可能包括远古留存的一缕信息，也可能包括远方一只蝴蝶的扇动翅膀。这你当然无法知道。
就在你专心致志地构想那篇《众生》，设想佛祖所许诺的那个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的时候，在这颗星球上，在这个姑且被称之为地球的地方，已经有人接近猜到了佛祖的悲哀：一只蝴蝶的扇动翅膀，可以是远方一场大暴雨的最初原因。
是那只曾在那女人的窗台上睡过一会儿的蝴蝶吗？可以肯定，不是它。但那只蝴蝶，当它在窗台上落下，翅膀一张一合一张一合进人梦乡的时刻，它正在创造着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
现在，那个女人穿一件碎花旗袍，走出楼门。不慌不忙，走下七级台阶，走上s
形甬道，高大的梧桐树下，挺直粗壮的树干之间，碎花旗袍飘飘摆摆。你不久就要见到那件飘飘摆摆的碎花旗袍，并且，它要在你的眼前、心中和梦里，飘飘摆摆飘飘摆摆伴随你的一生。在她的房间里，电风扇还在循规蹈矩地转着，唯两盆花团锦簇的瓜叶菊响应它的吹拂。地毯上，阳光已经退尽，紫红色愈加浓重。书柜中的那只玩具狗，一双忠厚的眼睛，永不厌。倦地了望对面墙上那幅油画：湖岸、残雪、远山。
阳光差不多没了，水田里的青蛙快活起来，愈唱愈烈。你偶尔发现，对面的山梁上冒出一个人来。这会儿你还看不出他的出现有什么重要。如果，你明天到大山里去并不需要过一条河，或者河上并不止那一座老桥，那，这个人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与一只飘然而到又飘然而去的蝴蝶没什么两样。
那个女人出了院门，往西走，看似离你越来越远了，事实上她正一步步走近你的命运。她能否走进你的命运，现在，决定于那座老桥了。
决定于那座老桥。决定于老桥一座桥墩上的一条裂纹。决定于一对青年恋人和一个老年养路工。
在那片美丽的云霞下面，一对青年男女正走向那座老桥，他们沿着河边走，一前一后，走下河堤，分开没膝的荒草，走到老桥底下。
这时候，那个养路工，那个老头，也正从河对岸朝老桥走来。
那对青年男女一走到桥下，什么都来不及说，就搂抱在一起。老桥有三座桥墩，他们靠着北边的一座，疯狂地亲吻，发出焦渴的叹息。
那片美丽的云霞倒映在河中，给绿腻腻的河水添一片明快的色彩。在晴朗的日子，这条河一向很安稳，甚至是很沉闷，水流很柔弱、很浅、流速缓慢，但三座桥墩都很高，这说明它必是有奔腾咆哮狂暴不驯的时刻。正是这对恋人身旁的一座桥墩，在荒草掩盖的部分，有了一条裂纹，表面看并不严重，但这裂纹已经延伸进桥墩的内部很长也很深了。小伙子正年轻，有的是力气，他把姑娘抱起来，把头埋进她的怀里，姑娘目光迷离任他摆布。潺潺的流水声中，隐若可闻快乐的呻吟。
老年的养路工，那个老头，这时走到了桥上，他耳也不聋眼也不花，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听得着。他不想冲散这对痴男恋女，便在桥头坐下，心想等一等，等那两个孩子度完他们最要命的时刻。老头抬头看天，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相信头上这一缕美丽的云彩不是什么好兆，十有八九是要有一场大水了。他就是为看看这座老桥来的，看看它有什么问题，经不经得住洪涛巨浪；没想到会碰上桥下这两个小疯魔。“小疯魔”，老头在心里说，笑笑，想起自己早年也那么疯魔过，一点不比桥下这两个来得规矩。老头抽了一袋烟，尽量不去偷听桥下的动静，桥下都是怎么回事老头一清二楚，时光如飞，他自己做那样的事仿佛就在昨天，现在他已经没兴致了，但他记得那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要命的时候。可是桥下娇声嗲气地开始有说有笑了，虽然那两个孩子以为他们的声音很轻，但含含混混的话语流进老头的耳朵都变得清清楚楚，老头极力忍住笑，驱逐开想往桥下看一眼的欲望。
这两个孩子他认识，仿佛前两天还见他们为一只蝴蝶打架呢，怎么？
老头愣愣地想，这么快他们就长大了？到了懂这种事的年纪了？老头掐指算了算，仰天叹一口气，习惯地在桥面上磕了磕烟锅儿。这一下，桥下的窃窃私语嘎然而止。半天没有动静。
“谁呀？”小伙子的声音。
老头心里很抱歉，不言语。
“没人。”小伙子对姑娘说。
“有，肯定有。”姑娘的声音，很轻。
姑娘从小伙子怀里跳下来的声音。
“桥上有人吧？”小伙子又问。
老头屏住呼吸，不敢动。
“没人。”
“喔哟——，吓得我……”
“怕什么？”
“我的心这会儿还嗵嗵跳呢。”
“是吗？我听听。”
“你听。去！别动……”
又没声音了。老头把烟锅插进腰间，慢慢站起身。这时桥下又传上来快乐的呢喃和呻吟，一阵一阵，娇痴或者蛮憨，一阵强似一阵、长似一阵。老头看看天色，心说，我还是回家去吧。
老头走了，沿着河岸走了很久，融进暮色之中。这一来，年轻恋人身旁那座桥墩上的裂纹，在大暴雨到来之前就不可能被发现了。
这一来，你和那个女人之间的一条无形的路，就完全疏通了。这么多年来，一点儿一点儿，到那老头离开这座老桥，你们之间的阻碍才算全数排除了。
那场大雨一到，半夜，山洪就会下来。水从大山的每一条沟壑中蹿跃而来，灌进这条河，聚成浩荡洪流，掀起排天大浪，一路翻滚咆哮轰轰烈烈经过这座老桥，桥墩上那条裂纹被冲撞得不断延长、加深，顶多捱到拂晓那桥墩就挺不住了，老桥势必坍塌，往大山里去的路在这儿阻断。而你们，你和那个女人之间的路将彻底连通。你们一同乘坐的那趟汽车，在半路听说了河上的消息，停下来。路边有一家小饭馆。河上来的消息不太明确，只知道在前面的什么路段上交通出现故障。你和车上的十几个人都到那家小饭馆里去。那时你将发现，所有的座位上都有了人，只有你和那个女人站着。你们，你和那个女人，同时看中了那扇很高但是很窄的后窗，把烫烫的咖啡放在窗台上，站在后窗的两侧。她很美，她的皮肤很细很白，戴一副黑边眼镜，仍然穿着那件碎花旗袍……剩下的事你都知道了。
现在，山背后的那个人走到了你的门前。
“请问，太平桥怎么走？”他在门外问。
天黑下来，昏昏暗暗的你看不清他的面孔。
他把肩上的大背包放在台阶上，跟你要一杯水。
你的母亲在里间屋问：“谁呀？是谁来了？”
这个从山里来的人很爱说话，或者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走了这么久，很想找人说说话。他一边喝水，一边给你讲大山里发生的那件事。
你的母亲在里间屋问：“你在跟谁说话？”
暮色沉沉，你扶着门框站在门里，那个过路人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在晚风掀起的欢快的蛙鸣中，你们一起谈论大山里发生的事：“这么说，他在那湖上整整走了一宿？”
“对。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
“他身上，没有什么能说明他身份的东西么？”
“背包里右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很旧了，已经发黄，表面布满了裂纹。”
“是他？”
“是他，是他年轻的时候。是从一张合影上剪下来的。”
“噢？”
“照片的一侧，残留着一个女人的肩膀。”
“肯定是个女人？”
“看得出，她穿的是一件碎花旗袍。”
“什么颜色？”
“墨绿色的衬底，紫红色的碎花。”
“他呢？”
“他嘛，看样子那时他有三十多岁，一张最容易被人忘记的脸。”
山里来的这个人走后，你回到写字台前，看那篇已经接近完成的小说——《众生》。看了很久，反复看了几遍，然后你相信，除了其中的一句话，其余的都应该作废、重写。那句话是：终于有一天，弟子们会看见佛祖所处的两难境地。
南墙上层层叠叠的叶子在晚风中抖动。蔫萎的花朵缩得更小，将被半夜的狂风吹落。那些崭新的花蕾信心十足地生长，将在天明时的暴雨中开放。
你走进里屋，对母亲说：“明天我要进山去，天一亮就动身。”
第八章
众生
一
[注]此一节全文引自道格拉斯·r·霍夫施塔特和丹尼尔·c
·丹尼特所著《心我论》第十八章“第七次远足或特鲁尔的徒然自我完善”中所引用的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一篇文字（《心我论》，译者陈鲁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宇宙无限却有界，因此，一束光不管它射向哪一个方向，在亿万年之后，将会回到——一假如这光足够强有力——它的出发点。谣言也同样，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传遍每一处。有一天，特鲁尔听远处的人说，有两个力大无比的建造者兼捐助人，聪明过人，多才多艺，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他赶忙跑去见克拉鲍修斯。
后者向他解释说，这两个人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敌人，而正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已经遐迩闻名。然而，名声有一个缺点，即它对人的失败只字不提，尽管这些失败正是极度完美的产物。谁若是不信，就请回忆一下特鲁尔七次远足的最后一次，那次他没与克拉鲍修斯结伴同行，后者因有要事而不能脱身。
在那些日子里，特鲁尔非常自负，他接受了各种各样应得的荣誉和称号，这都是十分正常的。他驾着飞船向北飞去，由于他对这个区域不熟悉，飞船在渺无人烟的空间航行了好一段时间，途中经过了充满战乱的区域，也经过了现已变得荒芜寂静的区域。突然，他看见了一颗小星球，与其说是一颗星球，倒不如说是一块流失的物质。
就在这块大岩石上，有人在来回奔跑，奇怪地跳着脚，挥着手。
对这个无比孤独、绝望、也许还是愤怒的人，特鲁尔感到惊讶，也感到关切，于是他立刻把飞船降落了。那个人就向特鲁尔走来。此人显得异常傲慢，浑身上下都是铱和钒，发出叮零当嘟的金属碰撞声。他自我介绍说，他是鞑靼人埃克塞尔修斯，曾是潘克里翁和西斯班德罗拉两大王国的统治者。这两个王国的臣民一时疯狂而将他赶下王位，放逐到这颗荒芜的小星球上，从此他便永远在黑暗和流星群中飘游。
当这位被废黜的国王知道了特鲁尔的身份后，就一个劲地要求他帮助自己马上恢复王位，因为特鲁尔做起好事来也是个专家。那位国王想到王位，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那双高举的铁手紧握着，仿佛已经掐住了那些可爱的臣民的脖子。
特鲁尔并不想按照国王的要求行事，因为那样做会造成极大的罪恶和苦难，但他又想安慰一下这位蒙受耻辱的国王。思索片刻之后，他觉得事情还有补救的希望，因为完全满足国王的心愿还是可能的——而且不会让那百姓遭殃。想到这里，他卷起衣袖，施展出他的全部本领，给国王变出了一个崭新的王国。新王国里有许多城市、河流、山脉、森林和小溪；天空中飘着白云；军队骁勇无比；还有许多城堡、要塞和淑女的闺房；繁华的集市在阳光下喧嚣不止，人们在白天拼命干活，到了晚上则尽情歌舞到天明，男人们还以舞刀弄剑为乐。特鲁尔想得很细，还在这个王国里放进了一座大理石和雪花石膏建造的豪华首都。在这里，聚集着一群头发灰白的贤人；还配有过冬的行宫和消夏的别墅；这里也充斥着阴谋家、密谋者、伪证人和告密者；大路上奔驰着浩浩荡荡的骑兵队伍，红色的羽毛饰迎风招展。特鲁尔别出心裁，使嘹亮的号声划破天空，紧接着是二十一响礼炮，他还往这个新王国里扔进一小撮叛国者和一小撮忠臣，一些预言家和先知，以及一个救世主和一个伟大的诗人。做完这些之后，他弯下腰，发动起机关，并用微型工具做了最后的调整。他给那个王国的妇女以美貌，给男人以沉默与酒后的粗暴，给官吏以傲慢与媚骨，给文学家以探索星球的热忱，给孩子们以擅长吵闹的能力。所有这些都被特鲁尔有条不紊地装进一个盒子，盒子不太大，可以随身携带。他把这个盒子赠给可怜的国王，让他对它享有永久的统治权。他先向国王介绍了这个崭新王国输人和输出的所在，教他怎样编制关于战争、镇压暴乱、征税纳贡的程序，还向他指明了这个微型社会的几个关键之处，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宫廷政变和革命，哪些地方则最少有这类变动。特鲁尔把一切有关的情况都作了仔细介绍，而国王又是统治王朝的老手，马上就领会了一切，于是在特鲁尔的监督下，他试着发布了几个号令，他准确地操纵着控制杆，控制杆上面雕刻着雄鹰和勇狮。这些号令一宣布，全国便处于紧急状态，实行军事管制和宵禁，并对全体国民征收特别税。王国里的时间过去了一年，而对在外面的特鲁尔和国王来说，还不到一分钟。国王为了赢得仁德之君的声名，用手指在控制杆上轻轻拨了一下，便赦免了一个死刑犯，减轻了特别税，撤销了紧急状态，于是，全体臣民齐声称谢，欢呼声如同小老鼠被倒提着尾巴时发出的尖叫。透过刻有花纹的玻璃你可以看到，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在水流缓缓的河边，人们在狂欢，齐声歌颂统治者的大恩大德。
由于盒子里的王国太小，就像小孩的玩具，起先这位国王还颇不满意，但是当他透过盒子的厚玻璃顶盖看去，发现盒中的一切看上去都很大时，他慢慢地有所领悟，大小在此无关宏旨，因为对政府是不能用公尺和公斤来衡量的，对感情也同样，无论是巨人还是侏儒，他们的感情很难有高矮之分。因此他感谢了制造这个盒子的特鲁尔，尽管态度多少有点生硬。又有谁会知道这位狠毒的国王在想些什么呢？
也许此刻他正在肚子里盘算着将他的恩人特鲁尔套上枷锁，折磨至死，杀人灭口，免得以后有人说闲话，说这位国王的王朝只不过是某个以四海为家的补锅匠的微薄施舍。
然而，由于他们大小悬殊，这位国王很明智，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还没等他的士兵抓住特鲁尔，后者放几个跳蚤便可将他们统统抓住。于是，他又一次冷淡地向特鲁尔点了一下头，把象征王权的节杖和圆球夹在腋下，双手捧起盒子王国，咕隆一声，走向那流放时住的小屋。外界，炽热的白昼与混沌的黑夜交替着，这位被臣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根据这颗小行星的旋转节奏，日理万机，下达各种手谕，有斩首，也有奖赏，使得百姓对他忠心耿耿，百依百顺。
特鲁尔回到了家中，不无自豪地将这件事告诉了克拉鲍修斯，他将事情的经过—一讲出，说起他如何略施小计，既满足了国王的独裁欲望，又保障了他以前的臣民的民主愿望，言谈间不禁流露出得意之情。但令他吃惊的是克拉鲍修斯并没有赞赏他，反而脸上显出责难之色。
沉默片刻之后，克拉鲍修斯终于开口了：“你是不是说，你把一个文明社会的永久统治权给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那个天生的奴隶主，那个以他人的痛苦取乐的虐待狂？而且，你还对我说他废除了几个残酷的法令便赢来了一片欢呼声！特鲁尔，你怎能做出这样的事？”
“你是在开玩笑吧？”特鲁尔大声说道。“事实上，这个盒子王国才2英时长，2英时宽，2.5英时高……这不过是个模型……”
“什么东西的模型？”
“什么东西？当然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模型，只不过缩小了几亿倍。”
“既然如此，你又怎么知道天下没有比我们大几亿倍的文明社会？
如果真有的话，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不就成了模型了？大与小有什么关系？在盒子王国中，居民们从首都去边远的省份不也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吗？他们不也有痛苦，也有劳累，也会死亡吗？“
“请等一下，你很清楚，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根据我设计的程序进行的，因此它们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你的意思是说盒子里是空的，里面发生的游行、暴力和屠杀都是幻觉？”
“不，不是幻觉，因为它们具有实在性，只是这种实在性完全是我通过摆弄原子而导致的微型现象，”特鲁尔分辩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那里发生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只不过是电子在空间的轻微跳跃，完全听从我的非线性工艺技术的安排，我的技术……”
“行了行了，别再吹了！”克拉鲍修斯打断了他。“那些过程是不是自组的？”
“当然！”
“它们是在无穷小的电荷中发生的？”
“你知道得很清楚，当然是的。”
“那么，那里发生的黎明、黄昏、血腥的战争都是因真实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正是的。”
“如果你用物理、机械、统计和微观的方法来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不也是些电荷的轻微跳跃吗？不也是正负电荷在空间的排列吗？我们的存在不也是亚原子的碰撞和粒子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吗？尽管我们自己把这些分子的翻转感知为恐惧、渴望或静思。当你在白日里遐想时，在你大脑里除了相联与不相联环路的二进制代数和电子的不断游动外，还有什么呢？”
“你说什么，克拉鲍修斯？难道你认为我们的存在与那个玻璃盒里的模拟王国是一样的？”特鲁尔慷慨陈词。“不，不一样，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只不过想制造一个国家的模型，这个模型只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是完美的，仅此而已！”
“特鲁尔！我们的完美正是我们的灾难，因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将招致无法预料的后果！”克拉鲍修斯的声音越来越大。“如果一个拙劣的模拟者想要折磨人，会制造一个木偶和蜡像，然后使它大概有个人样，这样，不管他怎样拳打脚踢，也完全是微不足道的讽刺而已。但如果这场游戏有了一系列的改进，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比方说，有这样一个雕塑家，在他的塑像的肚中安装了一个放音装置，只要照准它的腹部打去，它就会惨叫一声。再比方说，要是一个玩偶挨了打会求饶，就不再是个粗糙的玩偶了，而是一个自稳态生物；如果一个玩偶会哭，会流血，知道怕死，也知道渴望安宁的生活，尽管这种安宁只有死亡才能带来！你难道看不出，一旦模拟者如此完美无缺，那么模拟和伪装就都变成真实了，假戏就会真做！特鲁尔，你想让多少个血肉之躯在一个残酷的暴君手下永远受折磨……特鲁尔，你犯下了一个弥天大罪！”
“这纯属诡辩！”特鲁尔厉声喊道，因为他此刻已感到了他朋友话中的含义。“电子不仅在我们的大脑里游动，它们同样也在唱片中游动，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当然也不能证明这种类推！那个魔鬼国王手下的百姓们被杀了头也确实会死，也知道伤心、战斗，还会爱，因为我建立的参数正是这样。但是，克拉鲍修斯，你不能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感觉，因为在他们大脑中跳跃的电子不会告诉你这方面的知觉！”
“但是，如果你窥视我的大脑，也只能看到电子，”克拉鲍修斯反驳说。“好，不要再装傻了，别假装不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知道你不至于那样愚蠢！你想想，一张唱片会听你差遣，会跪地求饶吗？你说你无法分辨那些臣民挨了打之后是真哭还是假哭，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因为电子在身内跳跃而发出尖叫，还是因为真的感觉到了疼痛而失声痛哭。这个区别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特鲁尔，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有痛苦的表现，那他就是感觉到了痛苦！
你此时此刻请拿出证据给我一劳永逸的证明，他们没有感觉，没有思维，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生前死后之间的这段空白。特鲁尔，你把证据拿给我看看，我就算服了你！你把证据拿出来，证明你只模拟了痛苦，而没有创造痛苦！“
“你心里太清楚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特鲁尔平静地回答道。
“即使当盒子里还一无所有，我还没拿起工具的时候，我就预料到有这样一种求证的可能性，我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种可能性。不然，那个国王迟早会发现他的臣民不是真人，而是一群傀儡，一群木偶。你应该理解，没有其它办法！一旦让国王发现半点蛛丝马迹，那就会前功尽弃，整个模拟就会变成一场机械游戏。”
“我明白，我太明白了！”克拉鲍修斯大声说道。“你有崇高的愿望，你只想建造一座能以假乱真的王国，鬼斧神工，没有人能辨出真假，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你成功了！你虽然回来了才几个小时，但是对于那些被囚禁在盒子里的人们来说，几百年的光阴已经流逝了，有多少生灵遭到蹂躏，而这纯粹是为了满足那个国王的虚荣心！”
听到这里，特鲁尔二话没说，拔腿就向他的飞船跑去，并发现他的朋友也紧随其后。特鲁尔的飞船直驶太空，开足马力，朝远处两大团火光之间的那条彩虹飞去。在路上，克拉鲍修斯对他说：“特鲁尔，你真是不可救药。你做事总不三思而行。到了那儿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把那个王国从那个国王手里夺回来！”
“夺回来以后又怎么处置呢？”
“毁了它！”还没等话说完，特鲁尔已经意识到这话的意思，赶紧住了口。最后他喃喃地说道：“我要举行一次选举，让百姓们从他们中间选举出公正的领袖。”
“你的程序把他们设计成为封建君主的顺民，选举又能解决什么问题？首先，你必须砸碎整个王国的结构，然后从头建立起一个新秩序……”
第九章
二
c
：你首先要把这盒子里的“封建程序”删除，然后建立起诸如自由、平等、民主、解放等等新的程序。或许这两件事是要同时进行的，因为你千万不能使这个盒子里出现片刻的零值，出现零值就意味着毁灭。只有这样，盒子王国中的人民才能摆脱那个暴君的压迫，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才能诞生。
t：你是说，盒子里的百姓会奋起推翻这个封建王朝？
c
：是的。当然，这需要设计一整套相当复杂的程序。如果你要挽回你的过失，你就只有这样去做了。这盒子里现在已经遍布着生命和情感了，如果你毁了它，则无异于一场灭绝种类的大屠杀，你当然不能这么干。那么你就只好多费费心，向这个盒子里输人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一切灿烂的思想、不断更新的生产力、最最美丽的理想以及为此理想而奋斗的持久不衰的热忱，等等一整套复杂的程序。然后等待盒子里的百姓觉醒，自己起来推翻这个封建王朝。
t：这并不复杂。这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但是，那个国王呢？
c：看来他最好的命运就是被废黜。
t：然后再把他流放到另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
c：除非他不再想复辟，否则怎么办呢？
t：但是这样我岂不是等于什么都没干么？在我来到这儿之前，这样的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吗？
c：你以为你多么伟大？你想要干什么？
t：难道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拯救所有的生命和灵魂么？难道那个国王的痛苦就不是痛苦？你刚才说得对，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有痛苦的表现，那他就是在痛苦着。
c：也许可以不流放他，但只允许他做一个与大家平等的公民，自食其力。
t：这也不难办到。但是你所说的那个“法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的存在，难道不说明仍然有罪恶、丑行、贫富之分、利害冲突存在，因而必然有痛苦存在么？连那个恶贯满盈的国王都知道——无论巨人还是侏儒，他们的感情没有高矮之分。如果我们仅仅是消灭了这样的痛苦，而依然保存了那样的痛苦，仅仅使这些人不再痛苦，而使另外一些人依旧痛苦，那我们岂不是等于什么都没做么？假如这个世界上还只剩一个人痛苦着，难道其他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快乐了吗？
我们为什么不去设法消灭所有的痛苦呢？
c：t，我的好朋友！现在我真正理解你了，你虽然莽憧地闯下了大祸，但谁都应该看到你有一颗至善至美的心。
t：谢谢。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办？
c想了很久。
c：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了。
t：什么？
c：佛法。使芸芸众生皈依佛法。
t：什么是佛法？
c
：据说，佛祖为了寻求痛苦的解脱与人生的真理，曾抛弃了王位、财富和父母妻子，走遍了深山旷野，最后渡过连禅河，到了迦耶山附近的菩提迦耶，在一棵菩提树下，用草铺了一个座位，他就在这座位上坐下，并发出坚强的誓言：“我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座。”过了七日，佛祖的禅定中出现魔境的扰乱，魔王派遣魔女来诱惑他，并发动魔兵魔将来威吓他，但佛祖意志坚定，不为所动，终于把魔王降伏。这说明了佛祖达到无欲无畏的过程。降魔后，佛祖集中精神，思考大地人生的问题，终于在35岁那年的一个半夜，看见明星出现，豁然觉悟，完成了无上正觉，于是成佛。
佛祖所觉悟的真理就是佛法。简而言之，那是世界上最为圆满的真理，它说明了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义、和道德的轨则。佛说此法济度众生，使众生止恶行善，转述为悟，离苦得乐，舍己利人。
t：所谓众生，是不是绝无例外地包括每一个人？
c：佛祖曾发宏愿，誓度一切苦恼众生。
t：这可办得到么？
c
：佛祖在菩提树下初成正党时，感叹道：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慧皆得现前。后来，佛祖在涅槃之前又对他的弟子们说道：一切众生均有佛性，皆可作佛，绝无例外，就是断了善根的人也仍然有机会成佛。不能成佛的原因，是无名烦恼障蔽了佛性。所以，只要我们把佛法输人到这个盒子里去，使盒中众生皈依佛法，弘扬佛法，了悟缘起，断除无明烦恼，扫尽业、惑阻障，众生就都可以慧光焕发，佛性显现，内心清静，无欲无畏，解脱一切痛苦，进人极乐了。
t：那就请你先行行善事，把佛法输人这个盒子里去吧。这不是既可救助这盒子王国中的众生，也可以救助我，甚至救助你自己吗？
c：让我们试试看。
于是c和t动手把佛法输人盒中。并且设计了一套使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可能成佛，而且必将成佛的程序，也输人盒中。
两个人自以为德行圆满大功告成；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
三但是不久之后，t和c驾飞船在宇宙中逍遥自在地遨游，当他们又经过那颗小行星时，听见那只小盒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们觉得奇怪，便又一次在那小行星上着陆。在Ｔ和Ｃ想来，他们离开的这几天，小盒子中已经过了上万年，在那儿，即便佛祖的宏愿仍未完全实现，总也该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为官者不威不贪勤廉洁政、为民者互爱互敬乐业安居、百业兴盛万事昌荣、笙箫管乐歌舞升平，几近乐土的一个世界了。怎么会一点声音也没有呢？
c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跳下飞船，拼命向小盒子那儿跑去。
当t慢悠悠地走出驾驶舱来到c近旁时，发现c抱着那只小盒子一言不发，面如土色双目失神。
t：怎么了？
c仰望苍天，欲言无声。
t慌了，把c抱住：c！怎么了你这是？！
很久c才透过一口气，喃喃道：“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
t：出了什么事？
c：你自己看吧。盒子里的正值与负值、真值与假值、善值与恶值、美值与丑值……总之一切数值都正在趋近零，一切矛盾都正在化解，一切差别都正在消失。
t：难道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c：t
，你真是秉性难改，你还是那样遇事不能三思。要知道，这样下去盒子里就要出现零值了！如果我们期望的是这个，我们当初何必费那么大力气呢？我们把这个盒子毁掉不就完了吗？零值！懂吗？
一旦达到零值，盒子里的所有生灵就都要毁灭了！
t
往盒中细看，也不禁大惊失色。盒子里的亿万众生都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身上没有一丝生气，呆若亿万朽木枯石，在他们的大脑里也几乎观察不到电子的跳跃了。
c：肯定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
t：在哪一个环节？
c：天知道。
就在这时，从对面的山梁上走下来一个人。Ｔ和Ｃ举起望远镜，看见来者的模样很像昔日的那个国王，但肯定不是他，来者一身平常的装束，一副平常人的表情。来者走到Ｔ和Ｃ面前，站住。
t问：你是谁？
那人说：有人说我是好人，也有人说我是坏蛋。
c问：你从哪儿来？
那人说：有人说是从天堂，也有人说是从地狱。
c：你有什么事吗？
那人：当然，无事可做我就不存在了。
c：心里忽然有所觉，便把那个盒子拿给他看。
那人把盒子托在掌心，笑道：噢嗬，一个没有了烦恼的世界。
c：它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盒子里的众生为什么都一动不动？
那人：他们全都成佛了，你还要他们做什么呢？
c：要他们行一切善事，要他们普度众生。
那人又笑一笑：所有的人都已成佛，这盒子里还有什么恶事呢？
他们还去度谁呢？没有恶事，如何去行善事呢？
t：至少他们的大脑应该活动吧？
那人：你要他们想什么呢？无恶即无善，无丑即无美，无假即无真，没有了妄想也就没有了正念，他们还能想什么呢？
t：也许他们可以尽情欢乐？；那人：你这位老兄真是信口开河，无苦何从言乐？你们不是为他们建立了消除一切痛苦的程序么？
c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问：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人：再输人无量的差别和烦恼进去，拯救他们。同时输入无量智慧和觉悟进去，拯救他们。至少要找一个（比如像我这样的）坏人来，拯救这些好人。要找一个魔鬼来拯救圣者。懂了吗？
t；可是，哪怕只有一个人受苦，难道亿万人可以安乐吗？佛法说，要绝无例外地救度一切众生，不是吗？
那人：你们忘了佛祖的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烦恼即菩提。普度众生乃佛祖的大慈，天路无极是为佛祖的大恶。
那人说罢，化一阵清风，不见了。
t：c，我们到底怎么办？
c：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俩半斤对八两，不过是一对狂妄的大傻瓜。也许，唯有自然才是真正的完美。
一九九一年
第十章
《务虚笔记》备忘
（《务虚笔记》是我梦想的长篇。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这部长篇小说也许永远是个梦想；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的梦想的长篇记录。怕这务虚的梦想在记忆中走漏，
所以先做这务实的备忘。
但也有可能，这就是那部梦想的长篇——《务虚笔记》的局部。）
备忘一
在我所余的生命中可能再也碰不见那两个孩子了。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永远不会想到，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没问题，他们不会记得我了。他们将不记得那个平凡的夜晚，在一座古园中，游人差不多散尽的时候，在一条幽静的小路上，一盏路灯在夜色里划出一块圆区，有老柏树飘漫均匀的脂香，有满地铺散的杨树落叶浓厚的气味，有一个坐在路灯下读书的陌生人曾经跟他们玩过一会儿。男孩儿大概有7
岁。女孩儿我问过她，5
岁半——她说，伸出五个指头，随后把所有的指头逐个看遍，却想不出半岁应该怎样证明。当时我就想，这样的年纪，这些事他们将必不可免地忘记，无可挽回。即便这本书有幸能够出版，即便他们长大了凑巧看到了这本书，他们也不会认出这两个孩子是谁。不会，肯定不会。那些事在他们已是不存在了，如同从未发生。
在一片杨柏杂陈的树林之中，在一座古祭坛的旁边。我是那儿的常客。那是个读书和享受清静的好处所。两个孩子从四周的昏暗里跑来——我不曾注意到他们确切是从哪儿跑来的，跑进灯光里，蹦跳着跑进那片明亮的圆区，冲着一棵大树喊；老槐树爷爷！老槐树爷爷！不知他们在玩一个什么游戏。我说：错啦，那不是槐树，是柏树。噢，是柏树呀，他们说，回头看看我，便又仰起脸来看那棵柏树。所有的树冠都密密地融在暗黑的夜空里；但他们还是看出来了，问我：怎么它没有叶子？怎么别的树有叶子，怎么这棵树没有叶子呢？我告诉他们那是棵死树：对，死了，这棵树已经死了。噢，他们想了一会儿，可它什么时候死的呢？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看样子它早就死了。它是怎么死的呢？男孩儿对女孩儿说：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他端了一盆热水，他走到这儿，哗——，得……男孩儿看看我，看见我在笑，连忙又说：不对不对，是，是有一个人，他走到这儿，他拿了一个东西，刨哇刨哇刨哇，咔！得……女孩儿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男孩儿，认真地等待着；怎么了？男孩略一迟疑，紧跟着扭起脸来问我：它到底怎么死的呢？他的谦逊和自信都令我感动，他既不为自己的无知所羞愧，也不为刚才的胡猜乱想而尴尬，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无知和猜想都是理所当然的。两个孩子依然以发问的目光望着我。我说：可能是因为它生了病。男孩儿说：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我说；也可能是因为它太老了。男孩儿还是说：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我说：具体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男孩儿不问了，望着那棵老柏树意犹未尽。
现在我有点懂了，他实际是要问，死是怎么一回事？活怎么就变成死了呢？这中间的分界是怎么搞的，是什么？死是什么？什么状态，或者什么感觉？
就是当时听懂了他的意思我也无法回答他。我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对于这件事我（我想还有我们）就跟那两个孩子一样，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是必然的去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能做的一点也不比那两个孩子所做得多——无非胡猜乱想而已。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和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
窗外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秋雨，下得细碎，又不连贯。早晨听收音机里说，北京今年旱情严重，从7
月到现在，是历史上同期降水量最少的年头。水，正在到处引起恐慌。
我逐年养成了习惯，早晨一边穿衣起床一边听广播。然后，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若是没人来，我就坐在这儿，读书，想事，命运还要我写一种叫作小说的东西。仿佛只是写了几篇小说，时间便过去了几十年。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已经没有了。那天那个女孩儿竟然叫我老爷爷，还是那个男孩儿毕竟大着几岁，说，是伯伯不是爷爷；我松了一口气。我差不多要感谢他了。人是怎样长大的呢？忽然有一天有人管你叫叔叔了，忽然有一天又有人管你叫伯伯了，忽然有一天，当有人管你叫爷爷的时候你作何感想？太阳从这边走到那边。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能看见一群鸽子，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咕咕地叫，或在远远近近的空中悠悠地飞。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白的，灰的，褐色的，飞着，叫着，活着，一直就是这样，一直都是它们，永远都是那一群看不出什么不同；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几十次。生死相继了数万年。“事实”，这两个字究竟是要表达什么？
那女孩儿问我：你看的什么书？（“老爷爷你看的什么书？”
“不对，不是爷爷是伯伯。”“噢，伯伯你看的什么书？”）我翻给她看。她看看上面有没有图画。没有。字书，她说，语气像是在提醒我。对，字书。它说什么？不，你还不懂。你这样的年龄不应该懂。那是一本写给老人的书。
那是一个老人写下的书：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尘灰悬在空中／标志着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
不不，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更是生存与开始。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不是吗？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那么，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必有其他的故事开始了，开始着，展开着。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那两个孩子的故事已经开始了，或者正在开始，正在展开。也许就从那个偶然的游戏开始，以仰望那棵死去的老树为开始，借意犹未尽来展开。但无论如何，必有一天他们的故事也要结束，那时候他们也会真正看见孩子，并感受结束和开始的神秘，那时候，在某一处书架或书桌上，在床头，在地球的这面或那面，在自由和不自由的地方，仍然安静而狂热地躺着一本书。那个以“艾略特”命名的老人，他写的书。在秋雨敲着铁皮棚顶的时节，在风雪旋卷过街巷的日子，在晴朗而干旱的早晨而且忘记了今天要干什么，或在一个慵懒的午睡之后听见隐约的琴声，或在寂寥的晚上独自喝着酒，在一年四季，暮鼓晨钟昼夜轮回，它随时可能被翻开被合起，作为结束和开始，成为诸多无法预见的生命早已被预见的迷茫。那个智慧的老人他说：我们叫作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那个从童年走过来的老人，他说：如果你到这里来，／不论走哪条路，从哪里出发，／那都是一样／…………／激怒的灵魂从错误走向错误／除非得到炼火的匡救，因为像一个舞蹈家／你必然要随着节拍向那儿“跳去”。这个老人，他一向年轻。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呢？他说：是爱。这个预言者，在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在他这样写的时候我的父母还在童年，北京古老的城墙还在，在那老城的边缘，在荒芜的祭坛近旁，这棵老柏树还活着；是不是在这老树的梦中早就有了那个夜晚和那两个孩子？或者它听见了来自远方的预言，于是它坦然赴死，为一个重演的游戏预备下一个必要的开端？那个来自远方的预言：在编织非人力所能解脱的／无法忍受的火焰之衫的那双手后面。／我们只是活着，只是叹息／不是让这样的火就是让那样的火耗去我们的生命……这预言，总在应验。世世代代这预言总在应验总在应验。一轮又一轮这个过程总在重演。
我生于1951年1月4日。这是一个传说，不过是一个传说。是我从奶奶那儿，从母亲和父亲那儿，听来的一个传说。
奶奶说：生你的那天下着大雪，那雪下得叫大，没见过那么大的雪。
母亲说：你生下来可真瘦，护士抱给我看，哪来的这么个小东西一层黑皮包着骨头？你是从哪儿来的？生你的时候天快亮了，窗户发白了。
父亲便翻开日历，教给我：这是年。这是月。这是日。这一天，对啦，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
不过，他们要是记错了呢？那实际就是一个谣言。1951年1月4
日。对我来说那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或是一个谣言。“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这不过是在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
“在没有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要存在很久”，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
那么真实是什么呢？真实？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那纷纷坛坛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如烟如尘而已。如歌如梦而已。我只能给你讲一讲它给我的印象，如同一个传说，或者一个谣言。
往事，过去的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未被意识到的，它们都已无影无踪，甚至谈论它们都已不再可能。另一种被意识到的生活才是真正存在的，才被保存下来成为意义的载体。这是不是说仅仅这部分过去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不，好像也不，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都是被意识改造过的，它们只是作为意义的载体才是真实的，而意义乃是现在的赋予。那么我们真实地占有现在吗？如果占有，是多久？一分钟？一秒钟？百分之一秒抑或万分之一秒？这样下去“现在”岂不是要趋于零了？也许，“现在”仅仅是我们意识到一种意义所必要的时间？但是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一旦被意识到就已成为过去，意义一旦成为意义便已走向未来。现在是趋于零的，现在若不与过去和未来连接便是死灭，便是虚空。那么未来呢？未来是真实的吗？噢是的，未来的真实在于它是未来，在于它的不曾到来，在于它仅仅是一个梦。过去在走向未来，意义追随着梦想，在意义与梦想之间，在它们的重叠之处就是现在。我们本不占有现在，我们在占有意义和梦想的时候碰巧占有了现在。我们本没有现在，我们受了一个远古命令的驱动，受了一种未来梦境的召唤，于是在途中，于是在现在。
写作究竟是为什么呢？多少年来我一直没能把这件事想明白。也许写作从来就只是一种机会吧？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从真实的苦役中解脱出来，重返梦境。
我走在树林里，那两个孩子已经回家。整整那个秋天，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一盏和一盏路灯相距很远，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幽暗与幽暗，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幽暗中隐没。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如同掀动着生命的印象。落叶抑或印象，从幽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幽暗。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那凭空的风，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只在脱落下或旋卷起斑斓的印象之时，才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重返梦境，重返梦境。真实是你我都不知道的一种事，生命经由一些光怪陆离的梦境得以显现。在这梦中我想：我是什么？
（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上面这句话是错的）
于是我梦见另一个毫不逊色的悖论：
我不过是我的梦境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梦境才是我
备忘二
我想，作为画家，z
的生命应该开始于他９岁时的一天下午，近似于我所经历过的那样一个冬天的下午。开始于一根插在瓷瓶中的羽毛。一根大鸟的羽毛，白色的，素雅，蓬勃，仪态潇洒。开始于融雪的时节，一个寒冷的周末。开始于一间宽绰得甚至有些空旷的屋子，太阳透过落地窗一方一方平整地斜铺在地板上，碰到墙根弯上去竖起来，墙壁是冬日天空一般的浅蓝，阳光在那儿变成空蒙的绿色，然后在即将消失的刹那变成淡淡的紫红。一切都开始于他此生此世头一回独自去找一个朋友，一个同他一般年龄的女孩儿——一个也是9
岁的女人。
那是一座我们不曾进过的楼房。30多年前，那还是一种平民家的孩子所无从想象的房子。在大片大片灰暗陈旧的房群中，小巷如网，积雪在路边收缩融化得丑陋不堪，在上百年的房檐上滴淌得悠闲自得，空气新鲜，空气清冽刺骨，独自一人穿过短短长长的窄巷，独自一人，走过高高矮矮的老房，两手揣在袖筒里，不时焐一焐冻疼的耳朵再把手揣进袖筒里，东拐西弯绕来绕去，仍是绵延不断的窄巷和老房，怀疑到底是走到了哪儿，正要怀疑正在怀疑，豁然入目一座橘黄色的楼房那就是它，不高，但很大，灿烂如同一缕晚晴的夕阳。一座美丽而出乎意料的房子，9
岁那年我几乎迷失其中。我以为进了楼门就会找到一条笔直的甬道，就能看见排列两侧的所有房间，但是不，这里甬道出没曲回，厅室琳琅迷布，空间傲慢而奇异地分割。
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门，所到之处都是关闭着的门，有时候四周都是门有七八个门有数不清的门，门上也没有窗，我好像走进那个残酷的游戏中去了。（来呀试一试，看看哪个门里是美女哪个门里是猛虎）拉开一个门，里面全是衣服，一排排一层层全是男人的领带和大衣，全是女人的长裙和皮鞋，淡淡的樟脑味。推开一个门，在透明的帷幔后面有一张床，以为是床但不是，幽暗中旋起一股微香，是一只紫红色的浴盆。再推开一个门，里面有一只猫有一万本书，一只酣睡的猫，和一万本排列井然的书。另一个门里又有三个门，有一道淡薄而明亮的光线，有一盆又安静又热烈的花。花旁的门里传出缓缓的钢琴声，敲了敲，没人应，推一推，开了，好大的地方！在一座座沙发的那面，在平坦宽阔的地毯那面，远远地看见一个女人端坐的背影，问她，她什么也不回答，她什么也没听见，她只侧了一下头，散开的长发和散开的琴声遮住了她的脸。不敢再问，撤步出来，惊惶很久迷惑很久，尴尬地站在门旁不知所措，便永远都记住了那个地方。画家z
必定也记住了那样一个地方，并在未来把那些门那些窗那些平滑的墙壁那只悠闲的猫和那盆纯洁的花，随意颠倒扭曲交错地展示在他的画布上，就像那琴声的自在与陌生。（那是他画了上百幅之后仍然不能满意的一幅。几十年后我将看到它，并将因此回想起他和我都可能有的一种经历……）如果连出去的门也找不到了，如果又已经9
岁又已经不能哭，我只好沿着曲折的雨道走，推开一座座关闭的门我要回家。总能听见那隐约的钢琴曲，走出一道又一道门，我要回家。走出一道又一道门忘记了要找的女孩，一心只要回家。最后走进了那间屋子；最后仿佛也走进过那间屋子。
z9岁时走进了那间屋子，看见了那根大鸟的羽毛。逆光的窗榻呈浅灰色；每一块玻璃上都是耀眼而柔和的水雾和冰凌的光芒。没有人，其他什么都没有，唯那只插了一根羽毛的瓷瓶，以及安放了那瓷瓶的原木色的方台。这可能仅仅是z
多年之后的印象。经历了岁月的剥蚀，那印象已不断地有所改变。在画家z
不知所终的一生中，将无数次试图把那早年的印象画下来，那时他才会发现要把握住那一瞬间的感觉是多么渺茫。没有人，唯独这一个房门敞开着，隐隐的琴声不住地传来，他走进去，以一支梦幻曲般的节奏。除了那个方台那个瓷瓶那根白色的大鸟的羽毛，什么也没有，屋里宽敞而显空旷，他走进去，以一个孩子天赋的神秘像似辨认出了什么。或许这就是命运的指引，所有的房门都关着唯此一扇悠悠地敞开着，z
以一个画家命定的敏觉，发现了满屋冬日光芒中那根美丽孤傲的羽毛。它在窗旁的暗影里，洁白无比，又大又长，上端坚挺峭耸，末端柔软飘逸，安闲却又动荡。迟早都要到来的艺术家的激动引领着z
，慢慢走近或是瞬间就站在了它的近旁，如同久别，如同团聚，如同前世之缘，与它默然相对，忘记了是在哪儿，忘记了回家，忘记了胆怯，呆呆地望着那羽毛，望着它，果愣着，一时间孤独得到了赞美，忧郁得到了尊崇，一个蕴藏久远的旋律终于有了节拍，仿佛一切都被它的存在湮灭了，一切都黯然失色无足轻重，唯那羽毛的丝丝缕缕在优美而高贵地轻舒漫卷挥洒飘扬，并将永远在他的生命中喧嚣骚动。
倘若到此为止，o说过，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
o在最后的两年里学会了抽烟。烟雾在她面前飘摇，使我看不清她的脸。
就像那个绝妙的游戏，o说，你推开了这个门而没有推开那门，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走进去，结果就会不一样。
我问：怎么不一样？
o说：不，没人能知道不曾推开的门里是什么，但从两个门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
我说：你指谁？
她故作超然地吹开眼前的烟缕，借机回避了我的目光。
我承认在那一刻我心里有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快意：这是o一次在谈到z——那个迷人的z！——的时候取了回避的态度诗人l有一次问o：z
最近在画什么？
o说：他一生一世都在画那个下午。
那根羽毛？
不，是那个下午。他要画的是那个寒冷的下午。
这有什么不同？
那个下午并不是到那根羽毛为止。
诗人l说：o相信以后的事更要紧，z一定还在那儿遇到过么。
遇到过什么？
诗人l说：想必和那羽毛一样，让他终生都无法摆脱的事什么事？哪一类的事？
l说：除了z，没人知道。
l说：你们注意到了没有？z到那儿去是为了找一个女孩，他此后再没提起过这件事。
可能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她以她的漂亮常常进入一个男儿的梦中。如果有一天男孩儿画了一幅画，大人们都夸奖他画得好；如果有一天他画了一匹奔跑的马他相信那是一匹真正的马，他就忽然有了一个激动不已的愿望：让那梦中的女孩儿为之惊讶，先是惊讶地看着那匹马，然后那惊讶的目光慢慢抬起来，对着他。那便是男孩儿最初的激情。不再总是他惊讶地看着那女孩儿——这件事说不定也可以颠倒过来，那便是男孩儿最初去追寻了梦想的时刻。他把那梦想藏在他自己也不曾发现的地方，在一个冬天的下午启程……
也可能那女孩儿并不漂亮。并不是因为漂亮。仅仅是因为她的声音，她唱的一支歌，她唱那支歌时流了泪，和她唱那歌时没能控制的感情。那声音从一个夏夜空静的舞台灯光中一直流进了男孩儿不分昼夜的梦里去。如果是这样。如果他就总在想象那清朗的声音居住的地方，如果对那个地方的想象伴着默默寡欢而造出不穷，如果那个地方竟逐日变得神奇变得高深莫测，如果连那儿的邻居也成为世上最值得羡慕的人，那便是男孩儿心里的第一场骚动。他懵懂不知那骚动的由来，但每一个清晨到每一个黄昏，日子都变得不再像以往，便是那个男孩儿梦途攸关的起点。总归是要有这一个起点，也可能碰巧就在融雪的季节……
但也许是其他原因。可以是任何原因。倘那季节来临，男孩儿幻想联翩会经任何途径入梦。比如那女孩儿的快乐和开朗，或者是她母亲的温文尔雅；比如那女孩儿举止谈吐的脱俗，或者仅仅是她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意味着神秘或高贵；比如说那女孩儿的勇敢和正义，她曾在男孩儿受人侮骂和嘲笑的时候护卫过他的尊严，或者仅仅以目光表明她与他站在一起；比如说，那女孩儿细腻而固执的同情心，她曾在男孩儿因为什么事而不敢回家的时候陪他一路回家；比如，那女孩儿天赋的异性魅力，她以简单而坚决的命令便使蛮傲的男孩儿不敢妄为。所有这些，还不止这些，都可能使那女孩儿掀起男孩儿势必要到来的骚动，使那个男孩儿在一个寒冷的下午出发，去证实他的梦想。
对画家z来说，这样的女孩是谁？
z的那个时节是不是来得太早了？那时他才9岁。
他以一个小小的计谋作为出发的理由，以一个幼稚的借口开始他的男人生涯。灰矮无边的老房群中小巷如网，有一座美丽幽静的房子。那是座出乎意料的房子，我有点怕。那一片空荡的沉重，我有点怕。那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幽雅与陌生，我有点自惭形秽我想回家。出没无常的走廊不知道都通向哪儿，数不清的门，数不清的关闭着的门，厅室层叠空间奇异地分割，厚重的屋顶和墙壁阻断了声音消解了声音，让人不敢说话。那个女孩，那个也是9
岁的女人不以为然。她在前面蹦跳着引领着我走，不以为然。来呀到我房间去走哇来来吧“哈！你怎么给来了？”她快乐地说。这儿是我阿姨住的别别去那儿那儿没人“嗨——！你怎么会来的？”她快乐地说。那是我哥哥的房间嘘——咱们别理他我姐姐住这儿这会儿她不在她在那边练琴呢听见了吗她的琴“你什么时候来的？哎嗨——，你本来要去哪儿？”她快乐地说。那是我妈妈（温文尔雅，温-
文-尔-雅）嘻嘻她还没看见你来了呢我爸爸（一万本书，一万本莫测高深的书）他就是我爸爸噢
别打扰他咱们还是到我房间去吧走走呀“噢——，你怎么会来了，你路过这儿吗？”她。快乐地说。她的房间。我跟着她走进她的房间。她的房间里要好些，不那么大不那么空旷，不再那么沉重，声音也能如常地流动。她把她的花花绿绿的书都拿了出来，一本一本地翻着，兴奋地讲着书中的故事。给我讲吗？我东张西望，那儿所有的东西都比那些故事更新奇，更具魅力。我没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男孩儿忘记了那个小小的计谋。男孩儿有可能并没用上那个筹划已久的借口。我自始至终也没对她说什么。我想不起什么话来。我只是惊奇着，站着，不停地转动着头和眼睛，也坐了，也走到窗台那儿朝外看了一下。那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时间。他听凭着那个9
岁女人的指挥，她让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她问什么他就回答，但那女孩都说了什么他却一点也没听懂……
但是。但是如果这时候女孩儿的姐姐来了（冷，而且——美）发现了z.发现了z但她不看着z，只对女孩儿说：“怎么你把他带来了，嗯？你怎么带他进来？”女孩儿的快乐即告消失，低下头嗫嗫嚅嚅。如果她的姐姐走后她的哥哥又来了（一个沉静的青年，或者是沉郁），他只是看了一眼z，仔细地看了z一眼，什么也没说便转身离去。待房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轻轻地只留下一条窄缝，女孩儿就轻轻说：要不你回家吧。女孩儿小声对z说：“好吗？你回家吧。”如果接着外面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喊她家的阿姨，“阿——姨”，“阿——姨”（那声音优雅而且郑重，在深深的走廊里平稳地蔓延），z会想到那是女孩儿的母亲。但是她的母亲并没出现，进来的是她家的阿姨。阿姨浓重的南方口音响了很久。那嘈杂的南方口音响了很久之后，9岁的女孩儿不声不响地走在前头，送9岁的z离开。也许，直到这时z的梦境也还是一片纯净的混沌。但是，如果命运执意要为这样一个男孩儿开启另一道门，如果它挑选了z而放弃了我，z
就会在走出层叠曲回的厅廊时确凿无疑地听见一种声音（美，而且——冷）：她怎么把外面的孩子带了进来……她怎么把他带到家来……如果我被放弃我已经走出了那座迷人的房子，但是z却发现母亲给他缝的那双棉手套掉了一只，他回身去找，一缕流动的空气为z的命运推开了另一扇门，那声音便永远地留在了他心里：……她怎么会把这个孩子……外面的孩子……带了进来……如果是这样，画家z的梦想就在9岁那一年的回声中碰到了一个方向。
（这就是o所说的“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吗？这就是o
所说的“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这两个世界甚至永远不会相交”吧？对那个寒冷的下午，o都知道了些什么呢？已无从对证。）
画家z以9岁的年纪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时太阳已经落了，天就快黑了，天气比来的时候更冷了，沿途老房檐头的融雪又都冻结成了冰凌。
现在，当我以数倍于9岁的年纪，再来伴随着z走那回家的路时，我看见男孩儿的眼睛里有了第一次动人的迷茫。我听见他的脚步忽而紧急忽而迟缓。z肯定想起了他的无辜的母亲。我听见他的呼吸就像小巷中穿旋的风，渐渐托浮起缕缕凄凉的怨恨。但z平生第一次怨恨，很可能是对着自己：他为什么还在回过头去（还在！）眺望那座隐没进黑夜中的美丽的房子。那个寒冷的下午直至黑夜，凄凉的怨恨选中了谁，和放过了谁，那都一样。看起来似乎这并不影响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有一个温暖的下午和快乐的周末。但命运继续编织下去，就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章
譬如说，那时候o在哪儿？
z9岁的时候，o大约4岁，o已经存在了。当那根优雅飘蓬的羽毛突然进人z的视界，那一瞬间o在哪儿？当z
面对那根大鸟的羽毛魂惊魄荡默然无语之际，或者是当后来的事情发生之际，当z走在回家的路上并且恨着他自己的时候，小姑娘o
正在做什么？正在想什么？她会做着会想着一个4
岁的小姑娘可能做可能想的一切事，但她不可能知道，一个与她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件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虽然还要过很久，还要过将近30年，那事件震起的喧嚣才会传到她的身边才会影响她的生活，但就在近30年前那寒冷的下午，小姑娘o
的归宿已不可更改。如果你站在4岁的o
的位置瞻望未来，你会说她前途无限，你会说她前途未卜，要是你站在她的终点看这个生命的轨迹你看到的只是一条路，你就只能看见一条命定之途。所有的生命都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无论我们试图对谁的历史作一点探究，我们都必得就“历史”表明态度。我曾相信历史是不存在的，一切所谓历史都不过是现在对过去（后人对前人）的猜度，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不打算放弃这种理解，我是想把另一种理解调和进来：历史又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生来就被规定了一种处境，如果你从虚无中醒来（无
以计
量的虚无）看见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团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这是上帝即兴的编织），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解互相不需要推翻。
那无以计量的虚无结束于什么？结束于“我”。
我醒来，我睁开眼睛，虚无顷刻消散，我看见世界。
虚无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消散，世界从虚无由之消散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拓展，直到现在。
现在我首先记起的是一个礼拜日，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到天色昏暗下去。
那个礼拜日母亲答应带我出去，去哪儿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动物园，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她很久之前就答应了，就在那个礼拜日带我出去玩，这不会错；一个人平生第一次盼一个日子，都不会错。而且就在那天早晨母亲也还是这样答应的：去，当然去。我想到底是让我盼来了。起床，刷牙，吃饭，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会儿，我得不出声地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她手里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就去吗？嗯。这段时光不好捱。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土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儿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儿。我蹲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是一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里面有一群比我大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着吗？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呀？不是吗，不是本来该我有理的事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腿底下，去吗？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呀？走吧……我就追在母亲的腿底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在我眼前晃动，她们不停下来，她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绞在她们中间把她们碰倒。下午吧，母亲说，下午，睡醒午觉。去，母亲说，下午，准去。但这次怨我，怨我自己，我把午觉睡过了头。醒来我看见母亲在洗衣服。要是那时就走还不晚。我看看天，还不晚。还去吗？去。走吧？洗完衣服。这一次不能原谅。我不知道那堆衣服要洗多久，可母亲应该知道。我蹲在她身边，看着她洗。我一声不吭，盼着。我想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我想衣服一洗完我马上拉起她就走。我看着盆里的衣服和盆外的衣服，我看着太阳，看着光线，我一声不吭，看着盆里揉动的衣服和绽开的泡沫，我感觉到周围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渐渐地凉下去沉郁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我一声不吭，忽然有点明白了。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速的变化，那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并且听得见母亲咔嚓咔嚓搓衣服的声音，那声音永无休止就像时光的脚步。那个礼拜日。就在那天。母亲发现他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发现他在哭，在不出声地流泪。我感到母亲惊惶地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拉过去拉进她的怀里。我听见母亲在说，一边亲吻着我一边不停地说：“噢对不起，噢，对不起……”那个礼拜日，本该是出去的，去哪儿记不得了。他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
我凭白地相信，这样的记忆也会是o
的记忆。但她的那个院子更大、更空落，她的那片夕阳也更大、更寂静，她的母亲也如我的母亲一样惊惶地把一个默默垂泪的孩子搂进怀中。不过o
却一生一世没能从那光线消逝的凄哀中挣脱出来。无论是她死了还是她活着，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看，她都是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o一生一世都没能从那春天的草丛中和那深深的落日里走出来，这便是我与o的不同，因故我还活着，而o已经从这个世界上离开。z
呢？在那个冬天的下午直至夜晚，他并没有落泪，也没有人把他搂进怀中，这就是z和o
的不同。看似微小的这一点点不同，便是命运之神发挥它巨大想象力的起点。
备忘三
那个冬天的晚上，9岁的z回到家，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晚饭，对儿子。情绪的变化一无觉察。z
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母亲做了很多很多馒头。蒸汽腾腾之中母亲的面容模糊而且疲倦，只问了一句：“你这一下午跑到哪去了？”z
本来想问蒸这么多馒头干嘛，但没问；厌倦，甚至是绝望，一下子填满在心里。这些馒头，这么多馒头，尤其是没完没了地做它们蒸它们，蒸出满屋满院它们的味儿，心里胃里脑子里都是它们圆鼓呆呆的惨白都是它们庸卑不堪的味儿！z
掉头走开。走进屋，把屋门关紧。不开灯，趴在床上。感到一阵彻骨的心灰意懒。整个下午的情景仍在他心里纠缠不去，满院子蒸馒头的味儿从门窗的缝隙间钻进来，无望的昏暗中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一遍遍雕刻着9
岁的心。怨恨和愤懑就像围绕着母亲的蒸汽那样白虚虚地旋转、翻滚、膨胀，但没有温度，也还没有力量。然后他起来，在黑暗中心绪迷乱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肯定是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了——抑或是寻找着——一那架老式的留声机。然后肯定是如获救命稻草一般地走近它。然后肯定是急切地抽出唱片，手甚至抖。然后音乐响了。乐曲，要么悠缓，要么铿锵，响起来。可能是《命运》。可能是《悲怆》。可能是《田园》。可能是《月光》。这些高雅庄重的音乐抵挡住了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这些飞扬神俊的乐曲使那个女孩儿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也不敢骄妄，甚至在这样的旋律中9
岁的z
不再胆怯，又能坦然向往那个女孩儿居住的地方了——那座美丽的出人意料的房子。借助厨房那边流过来的灯光，他仔细读着唱片套封上的字，可能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巴赫、圣桑、德沃夏克……。那是他的父亲写的字，清隽，遒劲。他抚摸它们。z
把它们端平看它们，抚摸着它们。音乐震响黑暗的冬夜。也可能是勃拉姆斯的《安魂曲》。也许是李斯特的《耶稣基督》。z想到了死。9岁那年他想到了死，比o
想到这件事要早很多年。先是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再是想到了母亲，他朝厨房那边看了看，要是母亲死了可怎么办？他有点想哭。最后他想到自己，想到所有的人都要死的，他也要死。要是自己死了是什么样儿？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会是什么，情景呢？黑暗，黑暗，黑暗，黑暗得无边无涯，只有一种感觉往那无边无涯的黑暗里飘，再什么都没有。他想哭。但最终他是跑了，仓皇而逃。留那音乐在黑暗中空响，他推开门丢魂丧胆般地跑向厨房，跑到母亲身旁。
母亲说：“你这一下午都上哪儿去了？”
儿子愣着，还没有从恐怖中逃脱似的。
母亲说：“好啦，快吃饭吧。”
儿子才长出一口气，像是从心底里抖出许多抽泣。
母亲心事重重的，一双筷子机械地捡着碗中的饭菜。
馒头，今天甚至还有肉，有胡萝卜半透明的桔红色，有豆腐细嫩颤动的奶白色，酱色的肉汤上浮着又圆又平的油珠儿，油珠儿闪烁、漂移、汇聚，不可抗拒的肉香很快便刺激起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旺盛的食欲。死亡的恐吓敏捷地回避了，躲藏到未来中去等待着。现在呢，男孩大口大口吃起来。平日并不总能吃上这样的饭菜。
儿子问：“干嘛蒸这么多馒头？”
“这几天，”母亲停下筷子，“这几天可能没时间再做饭了。”
“怎么啦？”
“明天咱们要搬家了。”
“明天？”儿子盯着母亲看，“搬到哪儿去？”
母亲把目光躲开，再把目光垂下去，低头吃饭。
这工夫儿子又想了一下那座美丽得出人意料的房子，想它在黑夜里是什么样子。是灯火辉煌，还是烛光恬澹？他们也吃馒头吗？住在那座房子里的母亲，一尘不染连说话的声音都一尘不染，难道她也会一锅一锅地蒸馒头吗？儿子悄悄地去看自己的母亲，他一向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现在他想重新再看一回。（9
岁，他还不懂，照我的理解，他是想排开主观偏见再来看一回。）毫无问题，毫无疑问，穿透母亲脸上的疲惫，剔除母亲心中的憔悴，儿子看到的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甚至当母亲老了，那时儿子仍这样看过母亲不知几回。甚至在她艰难地喘息着的弥留之际，儿子仍这样看过她最后一回。结论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那个9
岁的冬天的夜晚，画家z感到，母亲的疲惫和憔悴乃是自己的罪衍。
母亲说：“你怎么今天吃得不多？”
“妈。”
“快吃吧。再吃点。吃完了我有话对你说。”
“我饱了。真的。妈，你说吧。”
母亲沉了沉，小臂平放在桌面上，双手交叉在一起：“明天咱们要搬家。”
z已经把这件事忘了。现在他问：“搬到哪儿？”
“搬到……”母亲又把目光躲开，头发垂下来遮住她的眼睛。
“妈，搬到哪儿去？‘”
这一次母亲飞快地把目光找回来，全都扑在儿子的脸上。“搬到你父亲那儿去。”
“我爸爸？”
母亲的目光都扑在儿子脸上；但不回答。
“我爸爸他在哪儿？”
还是那样，母亲没有回答。
“他回来了？他住在哪儿？”
“妈，妈，爸爸有信来了吗？”
母亲说：“他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z回头看看。四下里看看，然后看着母亲。
“z，”母亲叫他的名字，“z，去，去看看你自己的东西。”
“他怎么不来？他怎么不来找我们呢？”
“把你自己的东西，把你要的东西，去，都收拾在一起。”
“妈……”
“去吧。明天一早我们就搬过去。”
母亲起身去收拾碗筷了……
z回到卧室，把几十张唱片都摆开在床上，站在床边看了它们一会儿。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它们。首先要带的东西就是它们。这些唱片是他最心爱的东西，除此之外这还是父亲留给他的东西，他想，明天应该给父亲看，让父亲知道，他和母亲把它们从南方带到了北方。他抽出一张放在唱机上。依我想，他最喜欢的是鲍罗了那几首关于北方的作品——关于辽阔、荒茫的北方和它的历史。即便他的父亲更可能远在南方，但他想起父亲总觉得那个男人应该在相反的方向，在天地相连的荒原，在有黑色的森林和有白茫茫冰雪的地方，父亲应该在天高地阔风起水长的地带漂泊。在唱机上缓缓转动着的，我希望正是那张鲍罗丁的歌剧《伊格尔王》。z
对那张唱片的特殊喜爱，想必就是从这个夜晚开始的。……伊格尔王率军远征，抗击波罗维茨人的入侵，战败被俘。波罗维茨可汗赏识他的勇敢、刚强，表示愿意释放他，条件是：他答应不再与波罗维茨人为敌。这条件遭到伊格尔王的拒绝。波罗维茨可汗出于对伊格尔王的敬佩，命令他的臣民为伊格尔王表演歌舞……z
有见过父亲。他从这音乐中看见父亲。天苍苍，野茫茫，落日如盘，异地风烟……从中他看见父亲。那激荡的歌舞，那近看翩翩，远闻杏杏的歌舞！从中他自恋般地设想着一个男人。但是他还从没见过他的父亲，从落生到现在，父亲，只存在于z
设想中。
1998一份报刊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对分别了40夫妻在港重逢，分别时他们新婚未足一载，婴儿才过满月，重逢之日夫妻都已年近古稀，儿子也在不惑之年了。1978晚上，是从戎的丈夫在家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他们即将分别40最后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只有在未来的年年月月里才越来越得到重视，越来越变得刻骨铭心。那个晚上，年轻的夫妇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头一次拌了几句嘴。那样的拌嘴在任何恩爱夫妻的一生中都不知要有多少回。但是这一对夫妻的这一回拌嘴，却要等上40头把他们最美好的年华都等过去才能有和解的机会。那个夜晚之后的早晨，那个年轻的军官，年轻的丈夫和父亲，他没跟妻子打招呼就去了军营，那只是几秒钟的一次任性。丈夫走后妻子抱上孩子回了娘家，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一次赌气。但这几秒钟和几分钟不仅使他们在40天各一方，而且等于是为画家z
择了一生的命运。我想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就是z我见过z亲。我借助z和z母亲想象z的生身之父，但幻现不定，总是一块边缘模糊的人形空白。在我读到那则报道之后，一个年轻军官走进来才把它勉强填补出一点声色。那个年轻的丈夫和父亲是个飞行员，他到了军营立刻接受了命令：飞台湾。“家属呢？”“可以带上。”他回到家，妻、儿都不在，军令如山不能拖延，没时间再去找她们了，“下一次再带上她们吧。”他想，他以为还有下一次。但是没有下一次了。下一次是40年后在香港……或者，对于z的父母来说，下一次仅仅是我对那篇报道一厢情愿的联想。
z非常简单地说起过他的生父：“他是一个老报人。”
不过，这话也可能是画家的妻子o说的。
z的生父不是什么军官，也肯定不会开飞机。z的生父是40年代中国报界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1948年他乘船去了南洋，再没回来。他最终到了哪儿，z不知道。先有人说他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又有人说他死了，从新加坡去台湾的途中轮船触礁沉没他已葬身太平洋；可再后来，又有人说在台北的街道上见过他。z的母亲问：“你们说话了没有？”回答是：“没有，他坐在车上，我站在路边。”z的母亲又问：“你肯定那是他吗？”回答是：“至少非常非常像他。”所以，z的母亲也不知道他最终在哪儿落了脚是死是活。那个年轻军官与z的生父无关，这是事实。但那年轻军官的妻儿的命运，在40年中如果不是更糟，有可能与z和他的母亲相似。
z的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3年，一步也没有离开过z的父亲走前他们一起住的那所宅院。南方，一般是指长江以南日照充足因而明朗温润的地域。我不可能也没必要去核实那所宅院具体所在的地方了。不管是在哪儿，“南方”二字在z心中唤起的永远是一缕温存和惆怅的情绪。任何人3岁时滋生的情绪都难免贯穿其一生，尽管它可能被未来的岁月磨损、改变，但有一天他不得不放弃这尘世的一切诱惑从而远离了一切荣辱毁誉，那时他仍会回到生命最初的情绪中去。与这情绪相对应的图景，是密密的芭蕉林掩映中的一座木结构的老屋。雨后的夜晚，一轮清白的月亮，z能看见一个3岁的男孩蹲在近景。南方夜晚温存的风轻轻吹拂，吹过那男孩，仿佛要把他的魂魄吹离肉体。那男孩，形象不很清晰，但z知道那是他自己。在空间中我们无法把自己看得完全，但在时间中可以办到。他看见3岁的自己用石子在土地上描画母亲的容颜。他顺着这孩子的目光看，月光照亮老屋的一角飞檐，照亮几片滴水的芭蕉叶子，照着母亲年轻的背影。老屋门窗上的漆皮已经干裂。芭蕉叶子上的水滴聚集，滚落，叭嗒一声敲响另一片叶子。母亲穿着旗袍，头发高高地挽成髻，月光照耀着她白皙的脖颈。那便是南方。或许还有流萤，在四周的黑暗中翩翩飞舞，飞进灯光反倒不见了。“妈——！妈——！”在月光下南方的那块土地上，他想画出母亲美丽的嘴唇，不仅是因为她们常常带着淡淡的清香给他亲吻，还因为他以一个男孩的知觉早就注意到了她的动人。（我有时想，女教师o和z的母亲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样一想她们两个人的形象都模糊了。单独去想，每一个都是清晰的，但放在一块想却越来越想不清。）“妈——！”“妈——！”但他看不清母亲的脸。母亲窈窕的身影无声地移进老屋，漆黑的老屋里这儿那儿便亮起点点蚊香的火光。母亲想必又在四下飘摇的烟雾中坐下了，烟烟雾雾熏燎她凝滞而焦灼的眼睛。那就是南方。南方的夜和母亲不眠的夜。z
偶尔醒来总看见母亲在沉沉的老屋里走来走去。“噢，睡吧睡吧，妈在呢。”母亲走近来，挨着他坐下或躺下。黎明时香火灭了，屋顶的木椽上、墙上、地板上、家具和垂挂的字画上，浮现一层青幽的光。有一种褐色的蜥蜴总在天亮前冷冷的叫。样子像壁虎但比壁虎大好几倍，贴伏在院墙上或是趴在树干上，翘着尾巴瞪着鼓鼓的小眼睛一动不动，冷不丁“呜哇——”一声怪叫。“呜哇——呜哇——”叫得天不敢亮，昏暗的黎明又冷又长。母亲把z
的耳朵捂住，并且吻他：“不怕不怕，”z还是怕。z又恨它。z以为那就是母亲彻夜不能入睡的原因。那就是南方，全部的南方。那时，料必z对父亲还一无所知。
z从未对我说起过他的童年。
南方，全部的南方就是那个温存而惆怅的夜晚，那不过是我生来即见的一幅幻象。我并不清楚，为什么我会以为那可以是z
的童年。这幻象不一定依靠夜梦才能看见，在白天。在喧嚣的街道上走着，在晴朗的海滩上坐着，或是高朋满座热烈地争论什么问题，或是按响门铃去拜访一个朋友，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说起南方，我便看到她。轻轻地说“南——方——”那幅幻象就会出现。生来如此。生来我就看见过它：在画面的左边，芭蕉叶子上的水滴透黑晶亮，沿着齐齐楚楚的叶脉滚动、掉落，再左边什么也没有，完全的空无；画面的右边，老屋高挑起飞檐，一扇门开着，一扇窗也开着，暗影里虫鸣唧啾，再往右又是完全的空无；微醺的夜风吹入魂魄，吹散开，再慢慢聚拢，在清白的月光下那块南方的土地上聚拢成一个孩子的模样。除此之外我没有见过南方。除此之外，月光亘古不衰地照耀那年轻女人的背影。最为明晰最为虚渺的就是那婷婷的背影。看不清她的容颜。她可以是但不一定非是Ｚ的母亲不可，也许她是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的化身。在我生来即见的那幅幻象中而不是在我对z
的母亲的设想中，她可以是我敬慕和爱恋过的所有女人。说不定前生前世我的情感留在了南方，阵阵微醺的夜风里有过我的灵魂。如果生命果真是一次次生灭无极的轮回，可能上一次我是投生在南方的，这一次是流放到北方的。这是可能的。有一次我与女教师o
说起过这件事，她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溶溶月色，细雨芭蕉。”她说：“你完全可能到过那儿。”“没有，”我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南方。”她说：“我不是指的今生。”“你是说，前生？”“对。也许来世。”o
是在南方降生的，她是从那儿来到北方的，我想她现在一定又回到那儿去了。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她们应该来自南方又回到南方，她们由那块魅人的水土生成又化入那块水土的神秘，使北方的男人皓首穷梦翘望终生。我这样想，不知何故。我这样希望，亦不知何故。我大约难免要在这本书中，用我的纸和笔，把那些美丽的可敬可爱的女人最终都送得远远的，送回她们的南方。不知何故。也许只好等到我的心魂途经残疾人c
、诗人l、f医生和他的父亲（还有谁，还有谁？）的心路之时，只好等到那时才能明了其中缘由。
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3
年。第三年，就是这一年，传来了父亲随一艘客轮在太平洋上沉没的消息。母亲怀疑了很久，虽然最终相信那不是真的，但在这一年的末尾她还是带着z到了北方。
z第一次看到了雪。牛车、渡轮、火车、汽车，由南向北母子俩走了7
天，看见而渐渐变成了雪。河水浑黄起来，田野荒凉下去，山势刚健雄浑但是山间寂寥冷落了，阳光淡泊凄迷显得无比珍贵。有一条细带在山脊上绵延起伏。z
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长城。”“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父亲的老家在北方。那时爷爷还活着。那时z的爷爷孤身一人在北方。
母亲并没把南方的宅院卖掉。她把那所宅院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她确信父亲并没有死，父亲肯定没在那条船上，父亲当然会回来，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她和z
的面前。那条船肯定是沉入了海底，带这消息来的人还带来了当时香港和新加坡的几份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登载了那次海难的消息，白纸黑字：“惨绝人寰，数百旅客葬身波涛”，“航海史罕见惨剧，数百人无一生还”。母亲把那几张报纸看了几遍，问：“他肯定是在这条船上吗？”回答是：“有人说，他是搭乘了那班船。”“那个人，亲眼见他上了那条船吗？‘”“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人亲眼见他订了那班船的票。”母亲说：“把这几份报纸留给我好吗？”母亲仍然不相信父亲已经遇难，不相信会从此见不到他。母亲把那些报纸看了几天几夜，忽然灵机一动，到底为父亲找到了生机：那些报道在几百个遇难的人中，列出了几位在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名字，但没有z
的父亲。照理说应该有他。如果他真的在那条船上，那么报纸上尤其应该提到他，z
的父亲在40年代的中国报界算个有影响的人物，记者们不注意到谁也该注意到他。母亲对自己说：“报纸上不提到谁，也该提到他。”但是没有。偏偏没有他。母亲没日没夜地在那几份报纸上寻找，看遍了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没有，肯定没有父亲的名字。
第十二章
“如果他死了就该有他的名字，没有他的名字就说明他并不在那条船上。”后来母亲对爷爷这样说。
“谁呀？妈，你说的是谁呀？”3岁的z在一旁问。
“你父亲。”母亲说：“你的爸爸。”
“我爸爸？”
“对。他活着，你爸爸他肯定还活着。”
“什么是活着？”z问。
母亲便抱起他，亲吻他。母亲的眼泪流到z的脸上，仿佛活着倒是一件需要流泪的事情。
爷爷一言不发。
那时z已经跟随母亲到了北方，和爷爷住在一起。
是z
的爷爷不断写信要他们去。爷爷的信一封一封寄到南方，要z的母亲带着z一起到北方来。爷爷说他一个人也孤独寂闷得很，爷爷说“你们母子也一定过的很艰难”，爷爷说他老了不想再离开故土，“你们来吧，到北方来我们一起生活。”爷爷的信里说，他已经弃政从农，他决定弃政从农倒主要不是局势所迫，而是这么多年党党派派见得多了，累了，也腻了，且自觉身心俱老，昏聩无能，碍手碍脚的跟不住潮流了。爷爷在信里说，自幼读陶渊明的诗，到了这把年纪方才体会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宽坦清静的真境界。爷爷信里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爷爷说自古及今，兵伐政治，鹿鼎频争，无非是打天下坐天下，朝朝代代，谁不说着天下为公，可天下几时为公过呢？英杰豪勇，伟略雄韬，争为天下君罢了。为天下君何如“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爷爷说，思来想去，莫若退隐归耕。爷爷在信里叫z
的母亲带着z一起来吧，他说他再没有什么亲人了，若能与小孙孙在一起，终日为嬉为戏，也就可以无憾无怨安度晚年了，“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以后有过一次机会，z的母亲把这些信拿给z
的叔叔看，想让他知道爷爷的心态。叔叔看罢那些信，劝母亲不必担心。叔叔再把那些信扫视一遍，笑笑说：“他发泄发泄不满罢了，无非说明了一个阶级的穷途末路。”叔叔说，像爷爷这个年纪，真要他脱胎换骨也不可能。叔叔说：“别让孩子受了他的影响，这倒是大事。”
z的爷爷在国民党政权中作过什么官？不详。他要么是作过很大的官，大到解放军来了也不杀他，杀了反而影响不好；要么就是官职太小，小到不足为患，小到属于团结教育之列。但据其信中“退隐归耕”一节推断，他也可能是起义人员，并在新政权中应邀占一个体面而闲适的职位。
z的叔叔却是共产党的人，一个老党员，我们常说的老革命。但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毋宁说是个概念。在我从少年直至青年的心目中，他曾是一个肃穆、高贵的概念，崇敬之心赖以牵动的偶像，他高高大大不苟言笑坐落在一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里。然后不知何时，我记得我一如既往地仰望他，他却从那片概念里消失掉，我未及多想，又见他从那消失的地方活脱出来。若使他从一个概念中活脱出来，他就不见得还是他，不见得单纯是z
的叔叔了，我眼前便立刻出现好几个人的形象，并且牵系着很多人支离破碎的故事。我越是想起他，便越是把他同另一些人的事迹弄得混淆不清了，比如女导演n
的父亲，比如f医生的父亲以及母亲，比如z同母异父的弟弟wh的老丈人，等等。截止到我想把z
的叔叔写进这篇小说的时候，那些人都还在，他们都还活着，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党龄，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变动着心绪和情感，以不同的方式度着晚年。他们当中的一个，随便谁，都让我想起并且决定写下z
的叔叔；他们当中的故事，随便谁的故事，都可能是z的叔叔的以往或继续。
z的叔叔高中没毕业便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那年他十八九岁，正逢学潮，他不仅参加了而且还是一方学生的领袖，学潮闹了五六个星期，闹到他被开除学籍，闹到他与z
的爷爷同时宣布废除他们的父子关系，闹到官府出动警察镇压并通缉捉拿几个闹事的头头儿。通缉捉拿的名单上有z的叔叔。一天他半夜偷偷回到家，在z
的父亲协助下隔窗看了一眼病势垂危的母亲。之后，z
的父亲想办法给他弄了些钱，瞒着家里所有的人送他走了。“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去。”“他们在哪儿你能知道？”“哪儿都有。哥哥咱们一起走吧，你那些报纸那些新闻不过是帮他们欺骗民众罢了。”
z的父亲再次阐明了自己一个报人的神圣职责和独立立场，兄弟俩于是在午夜的星光下久久相对无言，继而在夜鸟偶尔的啼鸣中手足情深地依依惜别，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这情景当然都是我的虚拟，根据我自幼从电影和书刊中对那一代革命者所得的印象。
我们的生命有很大一部分，必不可免是在设想中走过的。在一个偶然但必需的网结上设想，就像隔着多少万光年的距离，看一颗颗星。
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出一件事，成为z的叔叔被打倒的重要因素：四八年末，大约与z的父亲离开这块大陆同时，z
的叔叔在解放军全面胜利的进攻途中，特意绕道回家看过一次z
的爷爷。他在家只呆了一宿，关起门并且熄了灯，据揭发者说，他和他的反动老子嘁嘁嚓嚓一直谈到天亮。“对，就是他，就是他！”揭发者后来站在台上继续揭发说，“他现在老了，长得越来越跟他的反动老子一模一样。”造反派愤怒地呼喊口号，一些虔诚的保“皇”派如梦方醒地啼哭，形势跟当年斗争土豪劣绅异曲同工。揭发者受了鼓舞，即兴地写意了：他和他的反动老子秘谈了一宿，然后为了掩人耳目，趁天不亮跳后墙溜他一句反诘语喊出进行曲般的节奏：“中国有八亿人口——！”“中国有八亿人口人口人口人口——！”“不斗行么——？！”“不斗行么——行么——行么——行么——？！”我曾经坐在这样的台下。我曾经挤在这样的人群中，伸长着脖子朝台上望。皮带、木棒、拳头和唾沫，劈头盖脸向着一个老人落下去。我曾经从那样的会场中溜出来，惶惶然想起我和画家z
都可能见过的那座出乎意料的房子，那座美丽的房子和它的主人。但我并没有来得及发现，一个偶像是在哪一刻从他所坐落的那片概念里消失的，抑或是连同那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一同消失的。当他再从他所消失的地方活脱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屈服。z
的叔叔承认：四八年，那个深夜，他劝他的反动老子把一切房产、土地都无偿分给穷人。z的叔叔劝z
的爷爷说：“然后你不如到什么地方去躲一躲，要不，干脆出国找我哥哥去吧。”z的叔叔说：“坦率讲，凭你当年的所作所为我没必要再来跟你说什么。”z
的叔叔说：“我不是为你，懂吗，我是冲着母亲的在天之灵！”爷爷一声不响。叔叔喊：“你就听我一句吧，先找个什么地方去躲一躲。否则，坐牢、杀头，反正不会有你的好！”这一下爷爷火了，爷爷说：“把房产土地平均分给大家，这行。但是我不逃跑，我没必要逃跑！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为什么要跑？谁来了事实也是事实！”爷爷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天地作证，我自青年时代追随了孙中山先生，几十年中固不敢说赴汤蹈火舍死忘生，但先总理的理想时刻铭记于心，民族、民权、民生不敢须臾有忘，虽德才微浅总也算竭尽绵薄了。我真不懂我们是在哪一步走错了，几十几百几千年来这苦难的民族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呀？如今共产党既顺天意得民心，我辈自愧不如理当让贤。如果他们认为我该杀，那么要杀就杀吧，若共产党能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我一条老命何足为惜？！”
“文化革命”中的揭发到此为止。因为台下必定会喊起来：胡说！胡说！这是胡说！这是小骂大帮忙！不许为反动派歌功颂德！——肯定会这样。甚至会把那个得意忘形的揭发者也赶下去，或者也抓起来。
但这只是一个故事的上半部。
断章取义说不定是历史的本性。
10年之后在为z
的叔叔举行的平反大会上，这个故事的下半部才被选入史册。……在爷爷自以为清白、无辜，老泪纵横地慷慨陈词之后，事实上叔叔的立场绝对坚定。叔叔冷笑道：“你说什么，你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你敢把这话再说一遍吗？”爷爷居然不敢。他们同时想起了叔叔是怎样参加了革命的。叔叔说：“那年闹学潮，你都干了些什么？”叔叔说：“你们口口声声民族、民权、民生，为什么学生抗议营私舞弊，要打倒贪污腐败的官僚卖国贼，你们倒要镇压？”爷爷嗫嚅着说：“我敢说，我的手上没有学生的血。”叔叔说：“那是因为你用不着自己的手！”爷爷说：“不不，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干。这由不得我呀！”叔叔说：“但是他们就那样干了，你还不是依然和他们站在一起吗？”爷爷不再说什么。叔叔继续说：“你又有什么资格去叫喊‘天下为公’？你有几十间房，你有上百亩地，你凭什么？你无非比那些亲手杀人的人多一点雅兴，吟诗作画舞文弄墨，写一幅‘天下为公’挂起来这能骗得了谁？”爷爷无言以对。叔叔继续说：“就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你又娶了一房小，你仍然可以说你的手上没有血，你可以坦坦荡荡地向所有人说，我的母亲是病死的，但是你心里明白，你心里有她的血！”那时爷爷已是理屈词穷悲悔欲绝了，叔叔站起身凛然离去……平反会开得庄严、肃穆，甚至悲壮，主席台上悬挂着国旗、党旗，悬挂着几个受叔叔牵连而含冤赴死的老人的遗像，周围布设着鲜花。但是不等大会结束z
的叔叔就走出了会场。不过他没有再走进那片恢弘和苍茫中去，他就像当年的我——就像一个才人世的少年似一般，觉得世界真是太奇怪了。
z第一次见到叔叔是在他刚到北方老家不久。自从叔叔十八九岁离开家乡，好多年里爷爷不知道叔叔到了哪儿。自从四八年那次叔叔来去匆匆与爷爷见了一面之后，已经又过了3
年，这3
年里中国天翻地覆爷爷仍不知叔叔到底在哪儿，在做着什么事。爷爷从来不提起他。爷爷从来不提起叔叔，不说明爷爷已经把他忘记了，恰恰相反，说明他把他记得非常深。
z和母亲到了北方不久，夏天，z
记得是向日葵花盛开的时候，是漫山遍野的葵花开得最自由最漂亮的时节，叔叔回老家来过几天。z不认识他。在那之前连z的母亲也没见过他。
叔叔回来得很突然。
有天早晨爷爷对z说：我得带你去看看向日葵，不不，你没见过，你见过的那几棵根本不算。爷孙俩吃罢早饭就上了路。爷爷告诉z：咱们的老家其实不在城里，咱们真正的老家在这城外，在农村。z
说，农村？什么是农村？噢，农村嘛，就是有地可种的地方。它很远吗？不，不远，一会儿你就能看见它了。z自己走一阵，爷爷抱着他走一阵。街上的店铺正在陆续开门，牌匾分明旗幌招展。铁匠铺的炉火刚刚点燃，呼哒呼哒的风箱声催起一股股煤烟。粉房（或是酱房、豆腐房）里的驴高一阵低一阵地叫，走街串巷的小贩长一声短一声地喊。
z问，还远吗？爷爷说不远了，这不都到城边了？z再自己走一阵，爷爷又背上他走一阵。您累了吗爷爷？爷爷吸吸鼻子说，你闻见了没有，向日葵的香味儿？z说，您都出汗了，让我下来自己走吧。爷爷说，对，要学会自己走。爷爷说，多大的香味儿呀，刮风似的，你还没闻见？z使劲吸着鼻子说，哪儿呀？在哪儿呀？爷爷笑笑，说，别着急，你慢慢儿就会认识这香味儿了。后来还是爷爷背起z，出了城，又走了一会儿，然后爬上一道小山岗，小山岗上全是树林，再穿过树林。忽然z
在爷爷的背上闻到了那种香味儿，正像爷爷说的那样，刮风似地扑来，一团团，一阵阵，终于分不出界线也分不出方向，把人吸引进去把人吞没在里面。紧跟着，他看见了漫山遍野金黄耀眼的葵花。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灿烂的花朵顺着地势铺流漫溢，顺着山势起伏摇荡，四面八方都连接起碧透的天空。爷爷说，看吧，这才是咱们的老家。爷爷让Ｚ从他的背上下来，爷孙俩并排坐在小山岗的边沿。看看吧，爷爷说，这下你知道它们的香味儿了吧？这下你才能说你见过向日葵了呢。Ｚ幼小的心确实让那处境震动了，他张着嘴直着眼睛一声不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谁也说不清他是激动还是恐惧。那海一样山一样如浪如风无边无际的黄花，开得朴素、明朗，安逸却又疯狂。（我常窃想，画家Ｚ他为什么不去画这些辉煌狂放的葵花，而总是要画那根孤寂飘蓬的羽毛呢？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疑问。也许答案会像命运一样复杂。）爷爷说：咱们的老家就在那儿，咱们的村子就在那儿，它让葵花挡着呢，它就在这葵林里。爷爷说：等到秋天，葵花籽都收了，你站在这儿就能看见咱们的村子。爷爷说：咱们祖祖代代都住在那儿，就种这葵花为生，我正打算再搬回到村子里去呢。爷爷问z：你愿意吗？你看这儿好不好？z什么都不说，从一见到这铺天盖地的葵花他就什么话都不说了。直到爷爷又抱起他走进向日葵林里去时，z仍然连大气都不敢出。向日葵林里很热，没有风，有一条曲曲弯弯的路。那路很窄，看似也很短，随着你不断往前走它才不断地出现。硕大的葵叶密密层层不时刮痛了z的脸。爷爷却揪一张叶子贴住鼻下细细地闻，爷爷揪那叶子时花蕊便洒落下来，就像雨。到处都听见吱吱唧唧嗡嗡嘤嘤的声音，各种虫鸣，听不到边。就在这时z看见了叔叔。
一个男人忽然出现在z和爷爷的眼前，他穿了一身军装，他长得又高又大，他长得确实很魁伟很英武，但他不笑。
他站在几步以外，看着爷爷。他脸上一丝笑意也没有。
Ｚ偎在爷爷怀里感到爷爷从头到脚都抖了一下，再回头看爷爷，爷爷的脸上也没有了笑容。
叔叔和爷爷就这样对望着，站着，也不说话，也不动。
后来还是爷爷先动了，爷爷把z放下。
那个男人便走过来看看z，摸摸他的头。
那个男人对z说：“你应该叫我叔叔。”
那个男人蹲下来，深深地看着z的脸：“肯定就是你，我是你的亲叔叔。”
z觉得，他这话实际是说给爷爷听的。
叔叔突然回来了。叔叔回来并不住在爷爷家，不住在城里，他住在真正的老家，就是爷爷说的在向日葵林中的那个小村子。母亲带着z
穿过葵林，到那村子里去过，去看叔叔。叔叔独自住在村边一间小屋里，住了几天就又走了。叔叔住的那间小屋是谁家的呢？叔叔要不是为了看爷爷，他回来看谁呢？这也是些有趣的谜团。这些谜团要到将来才能解开，但并不固定要由z
的叔叔这个角色去解开。
z只记得，叔叔住的那间小屋前后左右都被向日葵包围着。正是葵花的香气最为清纯最为浓烈的那几天，时雨雨骤风疾，时而晴空朗照，蜂鸣蝶舞，葵花轻摇漫摆欢聚得轰然有声，满天飞扬的香气昼夜不息。z
只记得，在那花香熏人欲醉的笼罩中，母亲劝叔叔，叔叔也劝母亲。母亲劝叔叔的事
z完全听不懂，以为是劝叔叔住到爷爷那儿去，但似乎主要不是这件事，中间总牵涉到一个纤柔的名字。然后叔叔劝母亲，劝她不要总到南方去打听父亲的消息。
母亲说：“你哥哥他肯定活着，他肯定活着他就肯定会回来。”
母亲说。“他要是回来了，我怕他找不到我们。他要是托人来看看我们，我怕他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
叔叔说：“要是他愿意回来，他就无论如何都能找到你们。”
母亲说：“只要他能，他肯定会回来。”
叔叔说：“但是他要是回不来，我劝你就别再总到南方去打听了。这样对你对孩子都不好。”
母亲说：“为什么？我去打听的是我的丈夫，这有什么关系？”
叔叔说：“这很难说清。但是嫂子，你应该听我的，现在的事我比你懂。”
母亲说：“会有什么事，啊？你知道你哥哥的消息了吗？”
叔叔说：“不不。可是嫂子你别生气，你听我说，要是哥哥他不回来他就是，就是敌人，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回来。”
母亲愣着，看着叔叔，愣了很久。
“你哥哥他总说，你们兄弟俩感情最好。”
“嫂子你别误会，我想念他并不比你想念得轻。我多想他能回来，能够说话的亲人我也只有他了。但他要是不回来，嫂子，你得懂……”
很久很久，母亲流了泪说：“你有你忘不了的情，我也有我的，不是吗？”
叔叔使低下头，不再言语。
母亲不管不顾还是不断到南方去。z3到5岁的两年里，母亲又到南方去过4次。z哭着喊着不让母亲离开，爷爷抱着他送母亲去上火车，4次，这z
记得清楚极了。母亲回来时还是一个人，z次，这z
记得清楚极了，因为母亲没有骗他，母亲每次只去三四天就一定会回来。母亲走的时候总显得激动不安，回来时却一点都不高兴，这让z
有些伤心。母亲每次回来都要病倒，头痛，呕吐，吃不下饭，吐的全是水，这真让z心疼所以z记得清楚极了，在他3到5岁期间母亲到南方去过4次。
生活所迫，母亲第四次到南方去时，把那所老宅院卖了。卖价很便宜，因为她不能太在南方耽搁，因为那时候买得起房的人很少。母亲在本来已经很便宜的卖价中再减去一百元，以此向买主提出一个条件：要是有一个海外归来的男人到这宅院里来找他的妻子和儿子，请买主务必告诉他，他的妻儿都还在，在北方他的老家等着他。母亲说：“让他立刻就来。”母亲说：“要是有人带他的信来，请立刻转寄给我。”母亲说：“要是他托人来看我们，请那个人跟我们通个信儿，我立刻就来。”母亲说：“要是那个人来不及等我，请千万记住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再请他一定转告孩子的父亲。”母亲单单没说，要是z
的父亲已经不在人间，要是有人来毫不含糊地证实了这一点，那可怎么办？母亲在意识和潜意识里都坚信着，父亲肯定没有死，他肯定不在那条沉没的船上。
所以，z9岁的那个冬天的晚上（此前4年，z
和母亲已经离开爷爷，从老家来到了北京），当母亲对他说“明天咱们要搬家……搬到你父亲那儿去……他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时，他认为母亲必定会激动得笑，或者激动得哭。但是母亲却整整一个晚上郁郁寡欢沉默不语，一双失神的眼睛频频地追随尔后又慌忙地躲避开儿子的目光，这真让z
迷惑不解。但很快谜底便揭穿了：那个以后z必须要叫他父亲的人，并不是他的父亲，并不是z
的生身之父。第二天他们搬了家，他跟着母亲搬到那个男人住的地方去了。在路上z
问：“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母亲说：“见了面，你要叫他，你不是早就想叫你的父亲了吗？”谁也没有料到，如此艰深的一个谜，竟被这个只有9岁的孩子轻易猜破，竟被他在见到那个男人的3个小时之后就轻而易举地揭穿。方法很简单：忙乱之中z
瞅准一个机会，把那个男人领到自己的行李跟前，把那些唱片拿给那个男人看，但是那个男人完全不认识它们。那个男人只是摸了摸z的头，故作亲热地说：“哟哟你妈妈还给你买了这么多唱片吗？”z
问：“你见过它们吗？”那个男人说：“我曾经在一个英国牧师家里见过这东西。”恰在这时母亲走了过来，母亲正好看见了这一幕。她的脸色立刻变得惨白。
不过我明显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如今我远离了z去猜想当年的情景，我看出我犯了一个技术上的错误，那就是：z无论如何都应该见过他生父的照片。多年的颠沛流离，母亲丢失了很多东西但她当然要把父亲的照片带在身边。母亲朝思暮想望眼欲穿，她一定会常常把父亲的照片拿出来看，给儿子看，和儿子一起看。不是在南方就是在北方，不是在葵花飘香的老家，就是在车马喧嚣的北京的一个小院里，母亲指着那照片告诉z：“记住，这就是你的父亲。记住他。”所以，我应该修改这个违背了真实的错误。
但现在诗人l从我的思绪中跑出来对我说：我倒宁愿你保留着你这个真实的愿望。诗人说：你最好不要去写那个母亲是在何时何地和怎样把那次搬家的事实告诉给儿子的。诗人说：是的是的，我不愿去设想，在把事实告诉给儿子之前，那个女人是在何时何地为什么竟放弃了她的梦想？诗人Ｌ不愿看到甚至不愿去想，一个美好的女人放弃梦想时的惨状；诗人现在甚至希望：她魂牵梦萦的那个男人确实已经死了，在她放弃她的梦想之前，这个消息已经得到了证实。或者，诗人希望：在她放弃她的梦想之前，她的梦想已经自行破灭，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那个远在天边的男人能够回来但他并不打算回来。或者，诗人希望：她的梦想不是被理性放弃的，至少不是被一种现实的利益所放弃的，我宁愿那是被另一个梦想顶替掉的，那样的话梦想就仍然得以继续着。诗人想：我宁愿忍受她已经另有所爱，也不愿意设想这个世界上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于从梦想堕落进现实。
但这时f医生在我的心里对诗人说：那倒不如没有梦，f医生希望：要是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他的梦想，上帝应该允许他把那些梦想忘记得干干净净。
诗人反驳道：不得不放弃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事能迫使她这样。
f医生讥嘲道：那是因为你仅仅是个诗人，更准确地说，你仅仅是一行诗。
我知道，但是我知道z的母亲为什么放弃了她的梦想，9岁的z那时还不可能知道只有我知道：她是为了儿子的前程。当她带着儿子离开了爷爷的时候，已经证明她终于听懂了叔叔的衷告。她带着儿子到了北京，在一所小学校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差事做，一做10年，10年中她再没有去过南方。
第十三章
备忘四
我说过了，我生于1951年1月4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恰恰就在昨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应该早一点知道它，那样我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1955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1951年冬天的那个早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甚至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也是对他们来说的世界，因此世界并不只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但是我只能是我，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结果他们的上述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即刻又成为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他们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并不单单是对你来说的世界。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单单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他们就又想出一条计谋来折磨我，他们说，那么依你的逻辑推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而是——譬如说现在——有五十亿个世界。我知道随之而来的结论会是什么，我确实被迫受了一会折磨。但是当我注意到，就在我听着他们的意见之时，我仍旧是无可逃脱地踞于我的角度上，我于是说，对啦五十亿个世界，这是对我来说的这个唯一世界中的一个消息。
我曾经这样写过：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我真应该早一点知道那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我就能更早地自由，并且更多自信。
我写过一篇题名为“奶奶的星星”的小说。我写道——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的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什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又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从那一刻见到世界，我的感觉从世界的那一幅情景中出生，那才是我的生日。我不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哪天，我分不出哪是感觉哪是世界，那就是我的生日。但我的生日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写过另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那篇小说中我写道——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得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了出去，一阵叮嘟嘟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子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又往窗外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活儿了。风一刮，树才动活儿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东西的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那是灰和红，灰色的房顶和红色的房顶；那是黑，树在冬天光是些黑色的枝条。是风把那些黑色的枝条刮得摇摆不定。我接着写道——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这不到的地方有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阴中去的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玻璃都被我的额头和界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菜的声音，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我从虚无中出生世界从虚无中出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扩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我猜想，那正是我的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因心垂吊下一盏灯。接着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年画上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怀里都抱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嘀哒、嘀哒、嘀哒”，声音很轻，但很有弹力，“嘀哒、嘀哒、当——”，最后一下声音很厚，余音悠长。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不必考虑到底是几点，两支镂花的指针可以在任何位置。无所谓，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所谓，不可能记得清了。画面淡出。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场“镇反”运动。可能就是那年。
据历史记载，在朝鲜发生过一场战争。可能就是那几年中的一年。
我记得，那时候奶奶总在学唱一支歌：“嘿啦啦啦一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正不停顿地走着。
另一幅画面淡入：半开着的屋门，露出一隙屋外的世界，明媚诱人。然后，如同镜头拉开：棋盘一般的青砖地，一方一方地铺开铺向远处的屋门，从那儿从半开的门中，倒下来一长条界线分明的阳光，平展展地躺倒在方砖地上。如同摄影机向前移动，朝着屋门，很不平稳地向前移动：青砖地摇摇晃晃地后撤。忽然那条阳光中进来一个影子进来一个声音，奶奶或者妈妈的声音：“慢点儿慢点儿，哎一对啦，慢一点儿。”很不平稳但是继续前移，慢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慢，越过那条齐整的阳光，门完全敞开时阳光变宽了，越过门槛，下了台阶，停住。镜头猛地摇起来：猛地满目令人眩晕的灿烂。然后仿佛调整了光圈，眼前慢慢地清晰了，待景物慢慢清晰了却似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全世界，比原来的全世界大了很多倍的又一个全世界。向东横摇一周，再向西横摇一周：还是那些房屋，走廊、门窗、柱梁、屋檐，都还是那么安静着呆在那里，却似跟原来看到的不尽相同。现在不是从玻璃后面看它的一幅画面，现在是置身其中，阳光温暖地包围着，流动的空气紧贴着你的周身徐徐地碰着你的皮肤，带着花木的芬芳，带着泥土的湿润，带着太阳照射下的砖墙和石阶的热味儿，带着阴凉的屋檐下和走廊上古老的气息，世界就变了样子。那是不是又一个生日呢？摇向天，天是那么深而且那么大，天上有盛开的花朵；摇向地，地原来并不一定都是青砖铺成的呀，地上有谢落的花瓣。可能是暮春时节。
历史记载，曾有过一次“肃反”运动。也许就是那年。
历史记载，有过“公私合营”，有过“三反”、“五反”以及“扫盲”运动。也许就是那几年。
记得那时爸爸、妈妈晚上很晚很晚还不回来。奶奶在灯下读《识字课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奶奶的星星》那篇小说中我写过，奶奶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摄影机上摇下摇左右横摇，推进拉开前后移动：视点乱了，目不暇接。就是说，我能跑了。
我能到处跑了。无牵无挂地跑，不知深浅地跑，大喊大笑地跑，但是摔倒时那地面坚硬而且凶狠，心里涌出无限的惊骇和冤屈，如果奶奶或妈妈就在近旁，那冤屈便伴着嚎啕愈加深重。我童年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两条十字交叉的甬道。十字甬道与四周房屋的台阶联成一个“田”字。“田”字的４个小方格是４块土地，种了４棵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两棵海棠树；到了春天，白的和粉白的花朵开得满天，白的和粉白的花瓣落下一地。４棵树下种了西番莲、指甲草、牵牛花、夜来香、草茉莉……一天到晚都有花开。我还记得我要仰望西番莲那硕大的花朵，想想那时我才有多高？早晨，数一数牵牛花又开了多少。傍晚，揪一朵草茉莉当作小喇叭吹响。夜来香展开它淡黄色的极为简单的花瓣，我不用蹲下也不用弯腰，走过去鼻子正好就贴近它，确认晚风里那缥缈的清香正是来自于它。想想看，那时我才有多大？还有跟那花香一般缥缈的钟声，一丝一缕悠悠扬扬地不知到底从哪儿传来，早晨、中午、晚上，都听见。直到有一天我走出这个院子，走到街上去，沿着门前那条街走了很远以后，我才能似真似幻地记起一座教堂。但那教堂和那钟声在我的记忆里分隔了很久很久，很多年以后那缥缈难忘的钟声才从我印象的角落里找到那座教堂的钟楼。
我写过一篇小说《钟声》。在那篇小说里，我虚构了一个叫作Ｂ的角色。根据我对Ｂ的希望，根据我和Ｂ对那钟声的希望，我写道——
b寻着那钟声走，走进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园子。推开沉重的铁栅栏门，是一片小树林，阳光星星点点在一条小路上跳跃。钟声停了，四处静悄悄，b听见自己孤单的脚步，随后又听见了轻缓如自己脚步一般的风琴声。矮的也许是丁香和连翘，早已过了花期。高的后来Ｂ知道那是枫树，叶子正红，默默地仿佛心甘情愿燃烧。他朝那琴声走，琴声中又加进了悠然清朗的歌唱。出了小树林，b
看见了那座教堂。它很小，有一个很高的尖顶和几间爬满斑斓叶子的矮房；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开放着野花的草地。琴声和歌唱就是从那矮房中散漫出来，荡漾在草地上又飘流进枫林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从草地上向b
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空灵的路。教堂的门开着，一个白发老人问他：你找什么，孩子？
后来那教堂关闭了，园门紧锁，除了黎明和黄昏时分一群群乌鸦在那儿聒噪着起落，园内一无声息。根据我对Ｂ的希望，根据我和b
对那钟声的怀念，我写道——b不仅聪明而且胆大，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翻过园墙，独自到园中游逛。雪地上除了乌鸦和麻雀的脚印就是b
的脚印。北风在冬日静寂的光线里扬起细雪，如沙如雾，晶莹迷蒙。教堂尖顶的影子又从雪地上向他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寂寞的路，他走进去。慢慢地走进那影子又慢慢地走出来，有点怀念往日悠远凝重的钟声。一天，他弄开一扇窗户钻进教堂，教堂里霉味儿扑鼻，成群的老鼠吱吱叽叽地四散而逃把厚而平坦的灰尘糟踏得狼藉不堪。他爬上钟楼，用木棍敲响了锈蚀斑斑的大钟。可惜他的力气还太小。但那微弱得仿佛是风吹响的钟声竟出人意外地温存、忧哀，在空旷的雪地上回旋，在寒冷的阳光里弥漫，飘摇溶解进深远巨大的天空……
后来那钟楼倒塌了。继而那教堂被拆除了，片瓦无存。最后在教堂拆除后的那块空地上建起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我记得几十年前当听说要盖那座大楼的时候，我家那一带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天，人们聚在院子里，聚在大门前，聚在街口的老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论的都是关于那座大楼的事。年轻人给老人们讲，男人给女人们讲，女人们就给孩子们讲，都讲的是那座神奇美妙的大楼里的事。那座大楼里的一切都是公共的，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阅览室、公共电话间、公共娱乐厅……在那儿，在不远的将来，不必再分你我，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报酬，钱就快要没用了，谁需要什么自己去拿好了，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人们讲得兴奋，废寝忘食，嗓子沙哑了眼睛里也都有血丝，一有空闲就到街口的老树下去，朝那座大楼将要耸起的方向眺望；从白天到晚上，从日落到天黑，到工地上空光芒万丈把月亮也逼得黯淡下去，那老树下一直人群不断，人声和远处塔吊的轰鸣声片刻不息。我奶奶很高兴，她相信谢天谢地从此不用再围着锅台转了。我也很高兴，因为在那样一座大楼里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孩子，游戏的队伍将无可怀疑地得到壮大。我不知道别人都是为什么而高兴而激动。但后来又有消息说，那座大楼再大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家那一带的人们并不能住进去。失望的人们就跑到工地上去看去问，便看出那楼确实容不下所有的人，但又听说像这样的大楼要永远不断地盖下去直到所有人都住上，人们才又充满着希望回来。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反右”斗争。想必就是那一年。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大跃进”运动。想必就是那些年。
外部世界的历史，将要或者已经与我的生命相遇了。就在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无牵无挂地消磨着我的童年时光，就在那时候，外部世界已由一团混沌千变万化终于使一部有条有理的历史脱颖而出（这样的过程无论需要多久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以其一点等待着我的进入了。当你必然地要从其一点进人，我说过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张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并且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
那一年，1958年，那是一个确凿的年份。我看见过它。我翻开日历看见了它，黑的。绿的和红色的字：1958.
我记得有一天它是红色的字，奶奶、妈妈、爸爸都在我面前，为我整理书包、笔、本子和一身崭新的衣裳，他们对我说：你就要上学了。
那所小学的校舍，原是一座老庙，红墙斑驳，坐落在一条小街的中央。两扇又高又厚的木门，晨光中吱呀呀地开启，暮色下吱呀呀地关闭，依旧古刹般地森然威肃。看门并且负责摇铃的，是一个老头，光光的头皮仍像是个剃度的僧人，都说他原就是这里的庙祝。进门是一片空阔的院落，墙根、墙头、甬道的石缝中间蒿草蓬生，说不准是散布着颓败还是生机。有几棵柏树，有一棵巨大的白皮松。那白皮松要三四个孩子拉起手来才能围拢，树皮鳞片似地一块块剥落，剥落处滴出粘粘的松脂。再进一道垂花门，迎面是正殿，两厢是配殿，都已荒残，稍加清理装修就作了教室。昔日的诵经声改为孩子们的读书声而已。我记得我是个怯懦的孩子，是个过分依赖别人的孩子，可能生性如此，也可能是因为我生来受着奶奶太多的爱护。我想我曾经一定是个畏怯得令人厌倦的孩子。我记得，很多天很多天我还不敢独自去上学，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不能让奶奶离开，我坐在教室里，奶奶就坐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奶奶一走我就从教室里跑出来跟着她走，老师的断喝和其他孩子们的嘲笑都不能阻挡我，只要我跑到奶奶身边我想就平安了；后来好一些，但在去上学的路上还是得让奶奶陪着。那条小街上的太阳，那座老庙里的铃声，那棵巨大的白皮松和它浑身滴淌的松脂，以及满院子草木在风中沙啦沙啦地摇响，都让我不安；在学校门前跟奶奶分手时我感到像似被抛进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奶奶到那个世界里去，心中无比凄惶。那是一个有着那么多人的陌生的世界。
我说过，我的生日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
也许是我生性胆小，也许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原就埋藏着危险。在那儿，在那所小学在那座庙院里，世界的危险将要借助一个可怕的孩子和一些可怕的事向我展现，使我生命中的孤独和恐惧得以实实在在地降生。
我牢牢地记住一个可怕的孩子。我至今没有弄懂，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怕他，都恭维他，都对他唯命是从。现在我唯一明了的是，我之所以怕那棵白皮松，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把粘粘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他说否则他就不跟我好。他不跟谁好谁就要孤立，他不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不跟谁好，谁就要倒霉了。他长得又矮又瘦，脸上有一条条那么小的孩子难得的皱纹儿，但他有一种奇怪的（令我如今都感到奇怪的）力量。他只要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特别高兴；他说他第二跟谁好、第三跟谁好、第四跟谁好、最末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为自己的位置感到欣慰或者悲伤。他有一种非凡的才能。现在我想，他的才能在于，他准确地感觉到了孩子们之间的强弱差别，因而把他们的位置编排得令人折服；他喜欢利用这一点实现他的才能。但是一个孩子具有这样的才能，真是莫测高深的一种神秘，我现在仍有时战战兢兢地想，那个可怕的孩子和那种可怕的才能，非是上帝必要的一种设计不可。那是天才，那也是天才。
有一天，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偶然又从那座庙前走过，那儿已经不是学校了，庙门已被封死不知那老庙又派了什么用处。忽然我望见那棵巨大的白皮松还在，从墙头从殿顶上伸开它茂盛的枝叶。我站下来，心想，我不见它的这么多年里，它一向就在那儿一块块剥落着鳞片似的树皮，滴淌着粘粘的松脂，是吗？那条小街几乎丝毫未改，满街的阳光更是依然如故，老庙里上课的铃声仿佛又响起来，让我想起很多少年时代的往事，同时我又想起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可怕的孩子，他像一道阴影停留在我的少年时代，使种种美好的记忆都掺杂着那一道阴暗的威胁。
第十四章
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最喜欢踢足球。因为我记得他说过他是多么渴望踢一回真正的足球。因为我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给他买一个足球。
奶奶带我去买了一个儿童足球，虽然比真正的足球小一些，但是和真正的足球一样是牛皮制作的。从商场回来，我不回家，直接就去找那个可怕的孩子了。他出来，看我一眼，这一眼还没看完他已经看见了我手上的足球。我说：“咱们踢吧。”他毕竟是个孩子，他完全被那个真正的足球吸引了忘记了其他，他接过足球
时那惊喜的样子至今在我眼前，那全部是孩子的真正的喜出望外，不掺任何杂质的欣喜若狂。他托着那个足球跑去找其他住在附近的孩子：“看哪，足球！”我跟在他身后跑，心里松快极了，我的预谋实现了。“看哪，足球！”“看呀，嘿你们看呀，真正的足球！”
那个足球忽然把他变得那么真诚可爱，竟使我心中有了一点点不安，可能是惭愧，因为这个足球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出于计谋，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讨好，那时我还不可能清楚地看见这些逻辑，随着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跑来都为我的贡献欢呼雀跃，我心中那一点点不安很快烟消云散了。那个可怕的孩子天生具有组织才能，他把孩子们分成两拨，大家心悦诚服地听凭他的调遣，比赛就开始了。在那条胡同深处有一块空地，在那儿，有很长一段时期，一到傍晚，总有一群放了学的孩子进行足球比赛。那个可怕的孩子确实有着非凡的意志，他的身体甚至可以说是孱弱，但一踢起球来他比谁都勇猛，他作前锋他敢与任何大个子冲撞，他作守门员他敢在满是砂砾的地上扑球，被撞倒了或身上被划破了他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在那只球上，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东西。他有时是可爱的，有时甚至是可敬的，但更多的时候他依然是可怕的。天黑了孩子们都被喊回家了，他跟我说：“咱们再踢一会儿吧？”完全是央告的语气。我说：“要不，球就先放在你这儿吧，你明天还给我。”他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令人感动的惊喜。他说：“我永远第一跟你好，真的。”我相信那是真的，我相信那一刻我们俩都是真诚的。
但是，使我刻骨铭心的是：这“真诚”的寿命仅仅与那只足球的寿命相等。终于有一天我要抱着一个破足球回家。
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抱着一个少年阴云密布的心，并且不得不重新抱起这个世界的危险，在一个秋天的晚上，沿一条掌起了灯的小街，回家。秋风不断吹动沿街老墙上的枯草，吹动路上的尘土和败叶，吹动一盏盏街灯和我的影子，我开始张望未来我开始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想，那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也许，与此同时，画家z
也正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从另一条小街上回家；也许那也正是画家z
走出那座美丽的房子，把那根白色的羽毛所包含的一切埋进心里，埋下未来的方向，独自回家的时候。
也许那也正是诗人l，在他少年时的一个夏天的晚上，独自回家的时刻。
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势必会记得从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独自回家的时刻。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在那一刻埋下命定的方向，以后，永远，每当从这世界上独自回家，都难免是朝着那个方向。
我写过一篇小说，《礼拜日》。其中有一条线索，写一个老人给一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一段经历。那不是我的记忆，不是我的经历，我写那段经历的时候想的是诗人l，那是我印象中诗人的记忆。当有一天我终于认识了诗人l，我便总在想，诗人是在什么样的时刻诞生的？我和画家z都找到了各自的生日，那么，诗人的生日是什么呢？我在《礼拜日》中朝诗人生命的尽头望去，我在《礼拜日》中看见一个老人正回首诗人生命的开端。我在《礼拜日》中写道——“我10岁时就喜欢上一个10岁的小姑娘，”老人对那个女孩子说，“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玩‘跳房子’呢。”
“我喜欢上她了，”老人对女孩子说，“倒不是因为跳房子，是因为她会唱一支歌。”
女孩子说：“什么歌？您唱一下，看我会不会。”
“头一句是——”老人咳嗽一下，想了想，“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唱歌，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老人唱得很轻，嗓子稍稍沙哑。
“这歌挺好听。”女孩子说。
老人说：“那大概是在一个什么节日的晚会上，舞台的灯光是浅蓝的，她那么一唱，台下的小男孩都不嚷嚷也不闹了。”
女孩子问：“那些小男孩也包括您吧？”
“在那以前我几乎没注意过她。她是不久前才从其他地方转学到我们这儿的。”
“那时候我们都才10岁。晚会完了大伙都往家走，满天星星满地月光。小女孩们把她围在中间，轻声秘语的一团走在前头。小男孩们不远不近地落在后头，把脚步声跺出点儿来，然后笑一阵，然后再跺出点儿来，点儿一乱又笑一阵。”
“有个叫虎子的说，她是从南方来的。那个叫小不点的说，哟哟哟——，你又知道。虎子说，废话，不是不？小不点说，废话南方地儿大了。小男孩们在后头走成乱七八糟的一团，小女孩都穿着裙子文文静静地在前头走。那时候的路灯没有现在的亮，那时候的街道可比现在的安静。快走到河边了，有个叫和尚的说，她家就住在桥东一拐弯。虎子说5号。小不点说哟哟哟——，你又知道了。虎子说，那你说几号？小不点说，反正不是5号，再说也不是桥东。和尚说，是桥东，不信打什么赌的？小不点说，打什么赌你说吧。和尚说打赌你准输，她家就在桥东一拐弯那个油盐店旁边。小不点又说，哟哟哟——5号哇？和尚说、5号是虎子说的，是不是虎子？虎子说，反正是桥东。小女孩都回过头来看，以为我们又要打架了呢。”
听故事的女孩子笑着：“打架了吗，你们？”
老人说：“那年我10岁，她也10岁，我每天每天都想看见她。”
老人说：“那就是我的初恋。”
画家z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在冬天，诗人l的初恋是在夏天，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季节的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与这两个季节的差别很相似。画家z
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9岁，诗人l
的初恋是在10岁，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这一岁上，但是他们生日的差别意味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人世界，他们的命运便位于两个不同的初始点上。初始点的微小差异，却可以导致结果的天壤之别。人一生的命运，很可能就像一种叫作“混沌”的新科学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礼拜日》中的那个老人，继续给那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故事——老人说：“我每天每天都想着她。”
老人说：“她家确实就在桥东，油盐店旁边，两扇脱了漆皮的小门。小门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站在桥头也能看见。我经常到那桥头上去张望。一天我绕到石桥底下，杂草老高可是不算密。我用石笔在桥墩上写下她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还画了一个自以为画得挺好看的小姑娘。头发可是费了功夫，画了好半天还是画不像。头发应该是黑的，我就东找西找捡了一块煤来。”
“煤呀？！”听故事的女孩子咯咯地笑。
“有一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不点，我就带他到桥底下去，把那个秘密指给他看。小不点说，你要跟她结婚哪？我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他说行，还说她长得真是好看。我说那当然，她长得比谁都好看。然后我俩就在桥底下玩，玩得非常高兴非常融洽，用树枝划水，像划船那样，划了老半天，又给蚂蚱喂鸡爪子草喂狗尾巴草，喂各种草，还喂河水，把结婚的事全忘了。”
“后来呢？”女孩子问。严肃起来。
“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快回家的时候我俩吵了一架，小不点就跑到堤岸上去，说要把我告诉他的秘密告诉虎子去，告诉和尚告诉给所有的人去。‘哟哟哟——你没说呀？’‘哟哟哟——，你再说你没说！那美妞儿谁画的？’他就这么冲着我又笑又喊特别得意。‘哟哟哟——，桥墩上的美妞儿谁画的？’说完他就跑了。我站在桥底下可真吓蒙了，一个人在桥底下一直呆到天快黑了。”
听故事的女孩子同情地看着老人。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老人说。
“他告诉给别人了吗？”女孩子小声问。
“我想起应该把桥墩上的字和画都擦掉，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拿野草蘸了河水擦，擦成白糊糊的一片。然后沿着河岸国家，手里的蚂蚱会丢了。像所有的傍晚一样，太阳下去了，一路上河水味儿、野草味儿、爆米花和煤烟味儿，慢慢儿的闻见了母亲炒菜的香味儿。一个人早晚会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儿更香的味儿了。”
这应该就是诗人l的生日。诗人l在我想象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他初恋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爱的梦想涌现，同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脆弱的那个热烈而孤单的夏天里，诗人出生。他从这个角度降生于人世，并且一直以这个角度走向他的暮年。如果世界上总在有人进入暮年，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或一些）终其一生也不能丢弃那个夏天给他的理想，那么他是谁呢？他必定就是诗人，和诗人l.以后还会听到诗人的消息。诗人l的消息，还会不断传来。
那么，一个必不可免的从政者，生于何时呢？我想象他的生日。我想遍了我的世界，一个从政者的生日总来与我独自回家的那个秋夜重合，也总来与画家z
独自回家的那个冬天的傍晚，和诗人l
独自回家的那个夏日的黄昏重合，挥之不去。像所有的夜晚必然会降临的黑暗一样，那黑暗中必然存在着一个从政者的生日。他的生日，摇摇荡荡，飘忽不定就像一只风筝，当孩子们都已回家，他的生日融汇进夜空难以辨认。但他确凿存在，他飘忽不定的生日必定也牵系在一条掌起了街灯的小路上。或者就牵系在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回家的时刻，或者就牵系在画家不能忘怀的怨恨和诗人无法放弃的爱恋之中，或许还摇摇荡荡牵系在所有人的睡梦里。我们使这个从政者的生日成为可能，成为必不可免。
未来的一个从政者，他的名字叫wr.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可能他曾与我、与画家z、与诗人l、以及那个时代里所有的孩子，走在同一条路上。
至少他曾与我有过一段短暂的同行，然后我们性格中小小的差异犹如一块小小的石子，在我们曾一度同行的那条路上把我们绊了一下，或者不知是把我们之中的谁绊了一下，使我们的方向互相产生了一点偏离（世人终必看出，他与画家、与诗人之间产生的偏离，也无非是如此）。因此，几十年后，我以为，我抱着那只破足球回家去的时候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而我同样感觉到，那个秋天夜晚的情绪也会是从政者ＷＲ的生日。几十年后，当我和wr走在相距甚远（但能遥遥相望）的两条路上时，f
医生将冥思苦想：我和wr最初的那一点性格差异源于什么？f医生或许还应该想：画家z、诗人l
和我，我们之所以在不同的季节从不同的路上回家，那是出于上帝的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我曾与wr一同张望未来，朝世界透露了危险和疑问的那个方向，张望未来，那时我们都还幼小，我们的脸上必是一样的悲伤和迷茫，谁也看不出我们之间的差别。但我们还要一同走进另一个故事里去。在那所小学在那座荒残的庙院里，另一个故事已经在等待我了，等待我也等待着wr.
那是个愚昧被愚昧所折磨的故事，是仇恨由仇恨所诞生的故事，那个故事将把任何微小的性格差异放大，把两个重合在一起的生日剥离，上帝需要把他们剥离开成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角色，以便将来各行其是。
我曾以“奶奶的星星”为题记录过这个故事。1959年，当奶奶一到晚上就要到那座老庙里去开会的时候，这个曾到处流传的故事，在流传了几千年之后，以一个骇人听闻的序幕传进了我的世界：我那慈祥的老祖母，她是地主。这个试图阐述善与恶的故事，曾以大灰狼和小山羊的形式流传，曾以老妖婆和白雪公主的形式流传，曾以黄世仁和白毛女的形式、以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形式流传，——而这一切都是我那慈祥的老祖母讲给我听的。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在星空深邃的夏夜我们坐在庭院里，老祖母以其鲜明的憎爱，有声有色地把这个善与恶的故事讲给我听。但在1959年，这个故事成为现实，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的老祖母连同她和蔼亲切的声音一起旋卷进去，然后从那巨大的黑洞深处传出一个不容分说的回声：你的老祖母她是地主，她就是善与恶中那恶的一端，她就是万恶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我在《奶奶的星星》中写道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裳，坐在桌边发呆。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时那老店里的道儿挺黑。”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让我搀您去吧，那条路我熟。”“嘘——，喊什么！”妈妈喝斥我，妈妈的表情很严肃。
那老店有好几层院子。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个不住。奶奶到尽后院去开会，嘱咐我跟另一些孩子在前院玩。这正合我的心意。好玩的东西都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儿都空着，我们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太阳落了，天黑下来，庙院里到处都是蛐蛐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一群孩子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沿着墙根儿爬。
寻着蛐蛐的叫声找到一处墙缝，男孩子就对准了撒一泡尿，让女孩子们又恨又笑，一会儿，蛐蛐就像逃避洪灾似地跳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我们抓了好多好多蛐蛐，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
月光真亮，透过老树浓黑的枝叶洒在庙院的草地上，斑斑点点。作为教室的殿堂，这会黑森森静悄悄的，有点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
我走到尽后院。尽后院的房子都亮着灯。我爬上石阶，趴着窗台往里看。教室里坐满了人，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声不响，望着讲台上。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一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像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她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哪。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是多么羡慕我能上学，她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呢。她说她的一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懂得了好多事，不再受婆家的气了，跑出去跑得远远的做了大事。我趴着窗台望着奶奶，我还从来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她呢。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我又在心里笑了；这下您可知道上学的味了吧？……就在这时，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在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对，你们这些人曾经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白骨上建筑起你们往日的天堂，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再听。
“现在反动的旧政权早已被人民推翻了，你们的天堂再也休想恢复了，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人民的专政，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
我赶紧离开那儿，走下台阶，不知该干什么。月光满地，但到处浮动起一团团一块块的昏黑，互相纠缠着从静寂的四周围拢而来……
1959年，那年我几岁？但那些话我都听懂了。我在那台阶下站了一会，然后飞跑，偷偷地不敢惊动谁但是飞快地跑，跑过一层层院子，躲开那群仍然，快乐着的孩子，跑出老庙，跑上小街，喘吁吁地在一盏路灯下站住，环望四周，懵懵然不知往日是假的，还是现在是假的……
那时候wr在哪儿？他是不是也在那群孩子中间？未来的从政者wr，他的父亲或者母亲（他的反动的家庭出身），是否就坐在我的祖母身旁？
和我一起逮过蛐蛐的那群孩子，他们和我一样，在那个喜出望外的夜晚跟着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跟着他们的祖父或祖母，一路蹦跳着到那座庙院里去，对星空下那片自由的草丛怀着快乐的梦想，但他们早晚也要像我一样听见一个可怕的消息，听到这个故事。但在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里，善与恶，爱与恨，不再是招之即来的心灵体操，也不再是挥之即去的感情游戏，它要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孩子都进入角色，或善或恶，或爱或恨，它甚至以出身的名义把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在剧情发展所需要的位置上。那群快乐的孩子，注定要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发现他们不幸的出身，无可选择地接受这个位置，以此为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未来长久的日子里，以麻木要么以谋略去赎清他们的“罪孽”。如果其中的一个不同寻常，在其少年时代便不甘忍受这出身二字所带来的歧视，并以一个少年的率真说破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故事的荒谬，那么他，那么这个少年，就是wr.
我并没见过少年wr.
我上了中学，少年wr已经高中毕业。我走进中学课堂，少年wr已不知去向。对我来说，以及对我的若干同龄人来说；wr这个名字只是老师们谆谆教导中的一个警告，是一间间明亮温暖的教室里所隐藏着的一片灭顶的泥沼，是少年们不可怀疑的一条危险的歧途。
“虽然他的高考成绩优异，”老师说，沉痛地看着我们，“但是我们的大学不能录取这样的孩子。”老师说，严肃地看着我们。
“为什么？”少年们问，信赖地望着老师。
“因为……”老师垂下眼睛，很久。
“因为，”老师真诚而且激动地说，“因为大学没有录取他，他就说……”
“他说什么？”少年们问。
老师不再回答。
就在wr说破这个故事的荒谬之时，我与他分路而行。在少年wr消失的地方，我决心作一个好孩子。我暗自祈祷：让我作一个好孩子。但是我每时每刻都感到，那座庙院夜晚里的可怕消息从过去躲进了未来，出身——它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看不见它在哪儿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但只要我不可避免地长大我知道我就非与它遭遇不可。它就像死亡一样躲在未来，我只有闭上眼。闭上眼睛，让又一个生日降临，让一颗简单的心走出少年。
一九九一年十月
第十五章
别人
失恋的日子，与平常的日子，没有多少不同。区别也许仅仅在于：它正途经我，尚未到达你。
推开窗。雨，密密匝匝地在树上响作一团。雨必定是一滴一滴地敲响树叶，正如时间一秒一秒地到达。但每一秒，和每一滴雨，都抓不住，雨或者时间响作一团连绵不断。未来总战胜现在，以及现在总败于过去。烟在肺里停留一会儿，在嘴里经过，缓缓飘向雨中，消失。一切无非如此。
雨和烟那样的日子比比皆是，只不过没有一个具体的失恋作为标志。
那标志，必定是在某一滴雨敲响某一片树叶时到达我的，这符合逻辑。我有时想，要是我能阻止那一滴雨敲响那一片树叶，失恋会不会就绕过我，也许就永远放弃了我呢？我知道这不合逻辑。
那标志，可能是一封信：“我想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爱上了别人。”也可能是一个电话：“无论如何我总是得告诉你，我已经爱上了，别人。”也可能是面对面，酒杯与酒杯轻轻地相碰之后，那一滴雨敲响了那一片树叶：“我不想骗你也不想骗我自己我已经爱上了别人，不，不为什么，这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但也可能是其它，不必认真于具体方式。可能就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其它的方式。比如别人转达的一个口信：“她已经爱上了别人。”总之，每一个字都很平常。每一个字都早已存在，当某一滴雨敲响某一片树叶之时它们连成了一个意思响作一团。每一个字所具有的声音都不陌生，现在它们以一种不曾有过的次序到达了我，响作一团连绵不断。
电视里正播放一场跳水比赛。十米跳台，背景是炽烈的阳光下的一座城市，浩如烟海的屋顶，山峦叠嶂般的楼群。年轻纤秀的女跳水者，胸部和臀部都还没长大，走上高高的跳台，每一步送掉一段光阴。背景中，阳光飞扬得到处都是，红色的屋顶上，桔黄色和白色的楼墙上，树上，花花绿绿的遮阳棚上，各种颜色都被点燃了似的，烁烁刺目。一排排一摞摞密密麻麻的窗口张开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声不响，真假难辨。为什么那肯定不是（比如说舞台上或摄影棚里的）一道布景呢？
若不是一辆列车开过，很难发现那背景中还有一座高架铁路桥。女跳水者沉着地走向跳台前沿时，那铁路桥上正有一辆蓝色的列车与她同向而行。列车飞驰，一个一个车窗在她迈动的双腿后面闪闪而过，因而她就像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像在后退。但逻辑告诉我，她实际在向前走，实际上她正走向跳台的前沿。因而逻辑又告诉我，那背景是一座真实的城市。列车开出了画面，女跳水者站住，低头看一卜，舒一口气，抬起目光。背景中林立错
落的建筑，甚至让人想起有一天被太阳晒干了的海底，所有的窗口一如既往，不动不响忧喜不惊的样子。但逻辑告诉我，每一个窗口里都活着一个故事，一排排一摞摞的窗口里，是很多很多种愿望的栖息之地。
从那背景中找一个窗口注意看，随便哪一个，注意看它。它应该有内容，没问题，肯定有。你不知道它里面有一个什么故事，但它里面肯定有一个活生生的故事。
不要管其它的房屋，和其它的窗口，只凝视一个。比如，最远的那座楼房。最远的，对，在它后面再看不到别的房子了，在它上面是一线蓝天，它很远很小（沧海一粟），但能看出那是一座大屋顶的楼房。屋顶是红色的，红得耀眼，看不到它总共有几层，只能看见大屋顶下面的第一排窗口，再往下被它前面的房子挡住了。那排窗口，正中间的那个，看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么是第五个，无论从哪边数都是第五个，那窗口里必定有一些什么事在进行，必定有一个什么故事正在发展。它的左边是一座更大的楼房，楼墙又宽又高仿佛一面悬崖峭壁，在它右边不远有一根不算太高的烟囱。
等以后再想其它。再联想一切房屋和一切窗口里的故事。
现在只看选定的那一个，其它的故事都不存在，其它的屋顶、墙壁和窗口都只是形状和色彩。
只看那一个。它不会是平白无故地呆在那儿，里面必定有一些事（一些由欲望发动的快乐或者痛苦，一些由快乐和痛苦连接起来的时间），除非它是布景。那屋顶，处在那跳水者的额前。跳水者很年轻，沉稳一下，展臂，曲膝，腾空，那灿烂的屋顶降落在她身下，那窗口只是一方阴影但此时此刻其中必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什么事在进行，有什么事情临近和有什么事情已经过去了。
遥远的一些树上，遥远的不为人知的山里、旷野里、树上，雨也在响。此时此刻，逻辑告诉我这颗星球上不可能只是我的窗外有雨，这肯定。
此时此刻，那窗口里：阳光爬上桌面。一束花，寂静地开放，其中的一朵正扑啦一下展开。
可能。
或者：一对恋人在亲吻，翻来覆去，正欢畅地相互依偎、呼唤、爱抚。
完全可能。
或者：正做爱。
为什么不可能？可能。
但也许是：一次谋杀。一桩谋杀案正在发生，筹划多年的复仇正在实现。
可能性小些，或者很小，但不是不可能。
也许是：自杀。自杀者正越过可以被抢救的极限，灵魂正从肉体脱离，扑啦一下猝不及防的变化，就像那朵花的开放。
也许非常非常地和平：两三个孩子在游戏。“锤子、剪子、布！”在阳光和蝉声里，从这屋跑到那屋，从床上滚到地上。
“锤子、剪子、布——！锤子、剪子、布——！”在阳光的安静和城市的喧嚣里，再从那屋跑到这屋，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锤子、剪子、布……”
或者：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正被命名。他（她）的父母正从几个名字之中为他（她）选定了一个。
都可能。都是可能的：一个老人在看报，看见一条消息，看见一个似乎熟悉的名字，报纸在手里簇簇地抖，再看一遍，猜疑那是他少年时的朋友。
少女，在寝室里化妆。第一次化妆，掌握不好唇膏的用量。尤其是腕上的一只小巧的表在催促她，更让她发慌。
少年在沙发上作梦。梦中第一次有了男人的体验，在挺不起眼的那张沙发上没想到作了那样一场好梦。
都是可能的。
也可能没人，并没有人。一间空屋，偶尔讲述老鼠的故事。
也可能门开了，主人重归故里，在门前伫望，孤身一人或结伴还乡。屋中的一切都没有变，但陌生，但又熟悉。轻轻拈一下镜面上的尘灰，自己的面容也是又熟悉又陌生。“这儿？”“对，就这儿。”
也可能是破裂，分道扬镳。男人走了，或者女人走了。门关上。四壁和门窗之间，男人或者女人，独自留在那儿。
什么都可能，但只是一种。
女跳水者转体两周翻腾三周半，降落，降落，降落，屋顶呀阳光呀窗口呀那背景像一张卡片从上方被抽走。又换上一张：湛蓝的水面撞开浪花。又换上一张：女跳水者像一只渔鹰扎向水底，身后搅起丰富的气泡。女跳水者从池底浮升、浮升、浮升，这一回卡片从下面被抽走。再换上一张：女跳水者爬上岸，向观众鞠躬，转身走过一道玻璃门，走过一道道玻璃门，很多从未见过（而且从此以后再不会见到）的面孔转向她、“注视她，她穿过人群走进摄像机追拍不到的地方。很可能，她将就此永远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从理论上讲，她存在于别处。从理论上讲，还会有一些星球上有空气，有氧和氢，有水，有生命。从理论上讲，宇宙中应该有一些黑洞。从理论上讲，在我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亿万年，在我死亡之后这个世界还要存在亿万年。从实际讲，理论是逻辑体操不过是逻辑体操。
日子总在过去，成为一张张作废的卡片。失恋，是一团烟雨，心灵的一道陌生又熟悉的布景。
如果那山峦一样的房屋也是一道巨大的布景，那些窗口实际是一道布景上的一块块油彩，情况又有什么不同？是，或者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对逻辑体操来说？那布景上的油彩抑或那楼壁上的窗口，对凝望来说以及对猜想来说有什么不同呢？对它们的猜想并不为过，并不见得比以往更愚蠢。
雨停了，走出房间，走到楼下，走出楼门。
楼群之中，月色降临。
楼很高，看不见月亮在哪儿，从高楼的影子判断月亮的存在。又是逻辑。从一面面楼墙上那光辉的宁静、均匀与辽阔判断，从影子的角度之一致上判断，月在东天。
因而舞台设计者掌握一些技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人的视觉上造成（模仿）同样的效果，惟妙惟肖。舞台设计者并不出面，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上帝，造物主）并不出面。逻辑出面。
人都藏在哪儿？从理论上讲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树丛中有虫鸣，不只一处，此起彼落。偶尔的人语。间断的顽童的笑闹，笑声朗朗……人都在哪儿？在哪儿，在干什么？婴儿啼哭。远处建筑工地上的哨子。什么地方一声急刹车，司机必是吓了一跳，有人嚷，嚷了好一会儿，渐渐安静下来。时隐时现地有一把萨克斯吹着，有一条沙哑的嗓子唱着，唱着远方或者唱着从前……为什么不相信这是录音师的作为呢？为什么这一切肯定不是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的作为呢？
因为没有一排排椅子，没有帷幕，不见舞台。因为，伸出手就可以摸到路边的丁香和月季的枝叶，手指上获得凉凉的被称为夜露的东西所传达的概念。逻辑出面：这不是戏剧，这是真实的日子。逻辑出面：不是夜露，那还是白天的雨。逻辑继续出面：那封信或者那个电话，是真的。
是真的。因而是真的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
但真的，是指什么？“真的”二字，说的是什么？
一大片厚厚的乌云涌来，遮住了月亮。有一种观点，说“你到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这似乎不合逻辑。那是。为你看见过它，人类早已发现了月亮，因而当它隐藏进乌云之时，逻辑告诉你它依然存在。它在乌云后面一如刚才，一如它平素的明朗、安详、盈亏反复在离我们363000至406000公里的地方走着它从古到今的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呢？如果人类从未发现它呢我们怎么说？我们就会说它不存在。在人类发现冥王星之前，太阳系只有八颗行星，不存在第九颗。现在如果有人说太阳系有十颗行星，你就会告诉他说“错了先生，只有九颗，没有第十颗，”现在，不存在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正如1930年以前不存在冥王星。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存在”是指什么？是指“未发现”而已。因而未发现的，即是不存在的（否则，便无“不存在”可言），这道理其实多么简单。复杂的问题是：那个藏进乌云的月亮，真的是一如既往么？（失恋中的你和热恋着的你是同一个人么？）不，记忆中的那个月亮与藏在乌云中的那个月亮并不是同一个月亮，它已经变化，原来的那个已经死去，新生的这一个未被发现。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是发现？仅仅是看到？是听说？是逻辑和猜想？那么什么是幻景呢？
再伸手到高处，摸摸夜合欢的叶子吧，摸摸它的树干，摸摸它的枝杈。叶子合拢着，枝干都是坚实的。那是真的。最能证明真实的是触觉（现代人有能力制造乱真的假象，立体音响。立体电影，还有全息摄影等等。全息摄影是真正的幻景，你能够穿过一堵墙，穿过一棵树或一个人；比如说你能够看到一张床真真确确近在咫尺但你不能摸到它，如果你扑向它你就会穿过它像个傻瓜一样扑倒在冰冷的地上如梦方醒。现代的科学技术能够做到这一点。）无它法，唯一能够证明那不是布景不是幻景的，是触觉。也许就是人们渴望接触，渴望亲吻、肌肤相依、抚摸、和渴望做爱的原因吧？渴望证明：那不是幻景，那是真的。
对面七层楼上的一个窗口，因而也能被证明是真的吗？
那窗口通宵通宵地亮着灯，一直这样，夜夜如此。夜里，醒了，就看见它亮着。零点、零点四十三、一点一刻、一点五十四，醒来就看见它亮着。三点，月光已经转移，那窗口还亮着。在干嘛？夜夜如此，通宵达旦，不大像是做爱。
做爱，这个词很好。那意思是：并非一定为了繁殖。
最能证明真实的是触觉，是起伏和陷落的肌肤，是有弹性有温度甚至某一处有着疤痕的肌肤，是肌肤下滑动的骨尖儿，是呼吸，一刻不停如暴风般吹拂的呼吸，是茂密泼洒、柔软或挺拔的毛发，是热热的泪水是跟着睫毛的眨动而滴落而破碎的泪珠，是身体全部地袒露、赐予、贴紧、颤抖……那才能表明另一个灵魂的确凿，呼唤和诉说的确凿，不是布景不是幻景。不因为别的因为其它都可以模仿。
天光大亮忽然七点。那窗口和其它窗口一样，在明媚的朝阳里不露声色。灯光不知什么时候熄灭的。
看来，昨夜里有一个人死了。早晨，楼群中的小路上停着一辆蒙了黑纱的汽车。从一个楼门里出来七八个人左臂都戴着黑纱，楼门前站着四五个人左臂都戴着黑纱，那汽车里还坐着几个人左臂也都戴了黑纱。就是说，有一个男人死了。有个小伙子左臂戴着黑纱，黑纱上缀了一个小红布球。所以肯定，那楼里的一个老年男人死了。
昨夜，有很多人死了。现在也一样，有很多人正在死去。过一会儿也一样，有很多人将要死去。
两个左臂戴着黑纱的人把一只花圈送上汽车，花圈的一条缎带上写着：金水先生千古。这个叫金水的男人，从出生，到恋爱，到失恋，到结婚，到快乐和到哭泣，到死，都在别处。直到他死了我才知道他，知道他曾经存在。我也许见过他，在市场上，在公共汽车上，在路上，在街头，在剧场里或者在舞台上，我也许见过他。我见过很多人，其中可能有他。我见过的人里，有些已经死了，有些还活着但不知活得怎样活在何方。
我很想现在去看看这位死者，这位名叫金水的人。但这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那些左臂上戴了黑纱的人会问我：“你是谁？你是他的什么人？和他有什么关系？”我说：“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我曾出生、恋爱、失恋、快乐和哭泣，有一天也会死。”但那样的话他们会把我当成一个疯子把我赶走，或者喊警察来把我送去疯人院。
我问自己：我敢不敢被人当成一个疯子？我回答自己：不。我见过疯人院，见过疯人院里的疯子，一群男人坐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一声不响看着自己的手指或看着很远很远的天空，一个女人旁若无人脱得一丝不挂一刻不停地跟自己说话……
我走出楼群时才想起我为什么要离开家——我想去找到那座跳台，对，昨天举行过跳水比赛的那座游泳场里的那座跳台。我不是要去找那个女跳水者（当然如果她还在那儿我愿意顺便看看她），我是要找那跳台背景中的那座大屋顶的楼房，找最上一层正中间的那个窗口，我要找到当时摄影机所在的那个位置，从那个角度看看那座楼房和那个窗口的方位。我想确定一下那背景不是布景不是幻景而是真实地存在，我想到那座楼里去看看，可能的话也许我就敲敲最上一层正中间的那个门，证实在我认为其中必有一个故事的时候，里面果真有一个故事。我不把自己当疯子就行了。我不把这想法对别人说，而我自己又不把自己当疯子。我只是想证实我多年来的一种猜想，解除我多年来的一种疑虑。
这样的话我就应该先去电视台是吧？先去问问，昨天举行跳水比赛的那座游泳馆在哪儿？是哪个城市。
出了楼群，路面渐渐降低，因而可以看出很远去。上班的人流浩浩荡荡行色匆匆。昨夜他们都在哪儿呢，现在都钻出来了？那把萨克斯是谁吹的那沙哑的歌喉是谁（“远方呵……在从前……”）？
在车站上我问一个老头：“去电视台，怎么坐车？”老头说：“电视台在哪儿？”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另一个等车的人告诉我：“电视台吗？在太平桥。不能坐这趟车，你得到前边去坐3
路，换7路再换9
路。”那个老头拿出地图给我看（他做得对，这城市太大了而且日新月异，出门应该带上地图），食指在图面上走：“看，这儿，3路，这儿，这儿7路、9
路呢……”那食指看上去十分真实，皱纹一圈圈缠绕在上面，内侧被烟熏得焦黄，“9，看这不是9
路？”那食指继续擦着图面走，投下无可质疑的影子，“看，看，看，哦太平桥！”指尖在某一平方厘米的图面上戳点，哗哗地把纸戳得直响，“就这儿，到那儿再打听吧。”“谢谢，谢谢您。”“谢什么？甭谢。”老头又点上一支烟。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太平桥，是我出生的地方。那儿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不大但是很老的医院，我记得它有高高的拱门，青砖墙上爬满枝藤，院子里有几棵老槐树，三层的小楼，楼道里昏昏暗暗永远开着灯，楼梯是木制的，很窄很陡，踏上去发出嗵嗵的响声。将近三十年前我就落生在那儿。奶奶曾指着老槐树下的一个窗口对我说，“看，就是这儿，就这里面，你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您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那时我就站在这棵树下等着你，听着，听你是不是来了。”“然后呢？”“然后你就来了，哇地一声，你就来了。”“从哪儿来的？”奶奶笑笑：“你不知道吗？”我摇摇头。
“那，谁还能知道？”
“怎么还不去呀，小伙子？”那老头说，幸福地抽着烟。
“谢谢您啦。”
“快去吧错不了，这地图才买的。”
电视台的一个中年妇女说，昨天没有转播体育比赛。
“跳水，”我说，“跳台跳水。”
她问：“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那场比赛是在哪儿进行的。就是说，是哪个城市的哪个游泳场？”
“你要知道这个干嘛？公安局的吗？”
“不不。嗯……是这样，噢对了，我从那场实况转播的画面上认出了一个人，我的一个老朋友，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那，你找到那个游泳场就能找到他吗？比赛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说得有理。我稍微想了一下。“哦，是这样，我见他和一个女跳水者在一起，那个女跳水者想必应该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什么，女跳水者？你是说一个女运动员是吗？”
“对，对对，女运动员，我想……”
“我看你不如到体委去打听，游泳场的人也未必知道她们都住在哪儿呀？”
这话更有道理。但是我想知道的只是那个游泳场在哪儿，在哪个城市，从某个角度是不是真的可以看到那座大屋顶的楼房，和它的最上面的一排窗口。也许就再跑一趟体委？
第十六章
这时过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什么事？”
“他问昨天转播的那场跳水比赛是在哪儿举行的。”
“昨天？”
“对，”我赶忙说，“昨天，昨天下午。”
“下雨的时候？”
“对对对，雨还没停，差不多三点，要不四点。”
“噢，那不是实况转播，是录像，重播。”
“在哪儿？请问，是在哪个城市？”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对，就这儿。你问这个干嘛？”
“他在电视里看见了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那个中年妇女显出同情的样子，“我说他不如到体委去问问。”
“在哪个游泳场？”
“你问体委？”
“他没问体委。是我让他不如到体委问问。”
“怎么这么乱。那个游泳场是吗？就那么一个游泳场。露天的，有看台，对不对？就那么一个。”
我谢过他们。
离那家小医院已经很近了，我想先去看看它，看看我的出生地。
很久没来这儿了。太平桥是两条横竖交叉的大街（并没有桥，据说很久以前是有的），从前很冷清，现在很热闹。若非很多商店的标牌上都写着太平桥（“太平桥副食品商场”“太平桥商业大厦”“太平桥饭店”“**综合开发总公司太平桥分公司”等等），我会以为自己是在另一座城市的随便哪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街上的人几乎是排着队走，像是游行，当然并不喊口号。只有警察一个人喊：“嘿，你干嘛呢你？对，就是你！甭看别人，说的就是你！”但至少有好几十人都左顾右盼地看别人。阳光漂浮在人群上，跳动在形形色色的头上、背上和汗上。我先后踩掉了两个人的鞋，一个是布鞋，一个是凉鞋，布鞋冲我嚷“你瞎啦是怎的”，凉鞋却对我说“哟哟，对不起”，仿佛是布鞋和凉鞋之间的事与我无关。随后我遭了报应，一只漂亮的白色高跟鞋踩了我的凉鞋，钉子一样的高跟险些钉进了我的脚背，在我尚未想好是说“你瞎啦”还是说“对不起”的当儿，我听见那高跟鞋“咯咯咯”地一路笑着藏进了人群。我在一只果皮箱上靠着揉脚，唯一的想法是：那漂亮的白色高跟鞋是真的（这么硬这么尖锐），昨夜的月光曾照耀它，它并拢着摆在一张床下静静地等待，几十或十几个小时之后它出了门，咯咯咯地下了台阶，咯咯咯咯，很漂亮地走了很远的路来踩到了我。
在两座装饰华丽的餐馆之间找到了那条小巷。小巷里也比过去喧闹。从前在这个时间（上午十点多）它总是非常非常安静，很少行人，阳光在它的地上，在它的墙上、屋檐上，在它非常非常安静的风里。阳光中有我的哭声和奶奶的哄劝声——“不哭啦不哭啦，不哭，不，不打针，光是让大夫瞧瞧，瞧瞧我们是不是已经好了，要是好了我们就再也不来啦。”小巷几乎没变什么样子，但那哭声和哄劝声已经消失。那时我总生病，奶奶抱着我或拎着我，常在这小巷里走，走去又走来；作为挨一针的酬劳，奶奶在一个小摊上给我买两支棒棒糖。那祖孙俩哪儿去了呢？不存在了吗？太阳曾经照耀着那祖孙俩，因而你能看见他们。阳光投在他们身上反射过来，他们的影像反射到你眼睛里（视网膜上），因而你看见了他们（发现了他们），因而他们存在（就像月亮）。然后，那影像以每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飞离，飞向无边的太空，他们便不见了，他们便不存在了。可是不，不，那影像还在（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星星呢），实际上他们只是离开了，以每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离开了。存在于离我们二十多光年的地方。设若我能到那儿去（从理论上讲），并且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二十多年前的那情景（那影像）就又能反射到我眼睛里（映在我的视网膜上），那祖孙俩就依然存在，依然在小巷中走着，我就又能看见奶奶了，像我当年隔着一米的距离看她一样，又能看见她把两支棒棒糖递到我手里了。是的是的，太阳其实是十分钟前的太阳，星星其实是许多年前的星星，一米的距离和二十多光年的距离是一样的，对凝望而言是一样的。就凝望而言，一米和两米有什么不同？一米和一公里（加上望远镜）有什么不同？一米和二十多光年（加上天文望远镜）有什么不同呢？唯一的不同是：隔着二十多光年我不能一伸手就摸到奶奶，不能一张开双臂就扑进她的怀里了。因而一种叫作真实，一种形同幻景。最后判定真实的，是触觉。（宇宙飞船就是因此而出发的吧？去触摸月亮和星星。）那么我们不能触到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最后判定它们是真的呢？
我不认为我是疯子，但有可能是个傻瓜，全世界第一傻。
那家小医院还在，但那座三层的小楼已无影无踪，代之以一座雪白耀眼的五层新楼。那几棵老槐树也还在。奶奶的声音（画外音）：“看，就是这儿，就在这里面，你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我找到了那棵老槐树和离它最近的那个窗口，但那儿已经不是产房，也不是诊室了，那儿出售鲜花。
我走上楼，找到产科，在一群年轻的（紧张又兴奋的）准父亲之中坐了一会儿。一个准父亲问我：“怎么样，还正常吧？”我吓了一跳，以为他是在说我（“你精神还正常吧？”），我赶紧说：“还行。你呢，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所有的准父亲都看我（天哪，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赶忙改口：“我是说您希望是个男孩儿还是……？”这时候护士出来喊了一个名字（想必是里面那位刚刚转正的母亲的名字），对一位慌慌地起立的马上就要转正的父亲说：“你的，儿子！”（奶奶当年就是这样听说我来了的吧——“您的，孙子！”）我很想等着看看那个孩子，想真诚地吻他一下，但是我知道这儿很方便说不定会马上把我拉到一个地方给我一针镇静剂。
我下了楼，在那鲜花店里买了一束玫瑰。“白的还是红的？”
“都要。”我把它放在奶奶曾站在那儿等我来的那棵老槐树下，献给我的出生地。一个幼稚的童声（画外音）：“我是从哪儿来的？”奶奶的声音（画外音）：“你自己也不知道吗？那，谁还能知道？”
游泳场里有几个少女在训练，一个漂亮的女教练坐在看台上不断地朝少女们喊。
我爬到看台的最高处，绕着看台走了两圈。十米跳台的背景中，炽烈的阳光飞扬得到处都是，红色的屋顶上，桔黄色和白色的楼墙上，树上，花花绿绿的遮阳棚上，各种颜色都被点燃了似地烁烁刺目。一排排一摞摞密密麻麻的窗口张开在那儿一动不动忧喜不惊。但，还有什么理由怀疑那是布景呢？除非我是疯子（精神病患者）。那座高架铁路桥帮了我的忙，以它作为一个标度，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角度。这时候没有列车开过。少女们一个个走上跳台，每一步送掉一段光阴。我的目光与她们的腿和那座铁路桥排成一条直线（三点呈一线像射击那样，我开过枪，真枪），然后从她们额头的背景中找那座大屋顶的楼房。
一个清洁工老大妈走过来：“你是哪儿的？”
我指指下面漂亮的女教练，又指指自己的胸脯：“朋友。”
“你这是？”
“呵，您看，”我指着远处那座大屋顶的楼房问，“那儿是哪儿？”
“嗬，你这一指半拉城，到底是哪儿呀？”
“在那个小姑娘脑门儿后面，最远的那座楼房。最远的，对，在它后面再看不到别的房子了，在它上面是一线蓝天，对，很远很小，但能看出那是一座大屋顶的楼房。屋顶是红色的，看见了吗？看不到它总共有几层，只能看见大屋顶下面的第一排窗口，再往下就被它前面的房子挡住了。那排窗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九个窗口，看清了吗？不要管它多少个窗口了吧……对，对对，它左边是一座更大的楼房，右边不远有一根不算太高的烟囱。”
“那谁说得准？总归是城西，偏北。问这干嘛？”
“嗯……我的一个朋友就住在那儿。”
“你的朋友可不算少。”老大妈划动着帚把走开。她心里肯定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半疯儿！”
我走下看台，站在漂亮的女教练背后看女孩子们跳水。坦白说，我的目光更多地是在漂亮的女教练身上。她穿着泳装。她真是漂亮，也纤秀，又丰满，被阳光晒成褐色的背上有一颗黑痦子。
她发觉了我，扭转头来问：“你，有事吗？”
“不，看看，我喜欢跳水。”
“你是哪儿的？”（画外音：“我是从哪儿来的？”“你也不知道吗？那谁还能知道？”）
我指指远处那位清洁工老大妈，又指指自己的胸口说：“朋友。”
漂亮的女教练扭转头去，看样子对我以及对那位清洁工老大妈都很不满。
少女们一个个往下跳。展臂，曲体，起跳，转体两周翻腾三周半，入水。“好极了！”漂亮的女教练喊，站起来又坐回去，泳装的边缝里闪出一缕动人的雪白，那是太阳照不到的领域。我离她只有一米，从理论上讲我一伸手就能摸到她，就可以感到她的起伏和陷落，感到她的弹性和温度，证明那美丽肌肤的真实，证明那是一个确凿的灵魂。但必然的逻辑是：她马上会喊起来，要不了多久我就以流氓的身份在公安局的某张桌子上签名画押了。不敢和不能和不可能，完全等效。所以一米的距离与二十多光年的距离没什么两样（我不能一伸手就摸到星星，以及我不敢一伸手就摸到这个漂亮的女教练）。
我走出游泳场的时候，清洁工老大妈和漂亮的女教练在一起。
我远远地听她们说，“他不是你的朋友吗？”“怎么成了我的，他说是你的呀？”“哟，那他到底是哪儿来的是什么人？”
我朝城西走，稍稍偏北的方向。迎着夕阳，朝那座大屋顶的楼房走，以它左边的那座更高更大的楼房和它右边不远处的那根烟囱为标志。那窗口看来是真的，但它真的是真的么？里面果真有一个故事么？太阳正在那根大烟囱顶上，差不多五点多钟。
太阳掉到那烟囱右面半腰上时，路面渐渐升高，爬坡。我没乘车，怕错了方向。下班的人流像是游行归来，队伍有些疲惫，或者是有些松懈，骑车的和走路的头上都是汗，但对不久就要到来的夜晚抱着期望。没人能想到我这是要去哪儿，我敢说没有谁能想到这人流中有一个看样子挺正常的家伙是要去证实某一个窗口的确凿，证实这里面确凿有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别人都是要到哪儿去，总之等到天完全黑了的时候，等到午夜，大家就都不见了，都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时就只有逻辑出面：他们在那一排排一摞摞的窗口里面，在床上，做爱，或作梦。我注视着迎面而来以及背身而往的一张张脸和一个个头，不同的表情和不同的姿势，那里面有不同的故事。每一个人就像每一个窗口，里面肯定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什么，但肯定有。肯定，毫无疑问。就是说，街上走着很多故事。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故事（其中一个片段是，昨天，当这世界上的某一滴雨敲响某一片树叶的时候，失恋不期而至）。我很想随便抓过一个人来，听听他（她）的故事，握住他（她）的手感觉到他（她）的真实并且听听他（她）的故事。我也很想随便抓过一个人来向他（她）说说我的故事，甚至握住他（她）的手甚至张开双臂扑在他（她）怀里感觉到他（她）是真的，感到他（她）真的在听我的故事。可我既不敢被人叫作疯子，又不敢被人称为流氓。所以，我与别人与所有的别人的距离，应以光年计算。把各自的阳光反射到对方的视网膜上，但中间隔着若干光年。
道路渐渐地有些熟悉。楼群中的小路旁，丁香早已无花，月季开得正旺，夜合欢的叶子正合并起来。我或者是疯子，或者是全世界第一傻（失恋者总归是这样吧），直到走到那座大屋顶的楼房前我还没认出这其实是我的家。
直到我爬上楼我还没认出其实这是我的家。
直到我（一二三四五）找到中间的那个门时还没认出其实这是我的家。
我敲敲门，没人应。我想一个敲错门的客人不应该被认为是疯子或者流氓。再敲一敲，还是没人应。
过来一个人问我：“怎么着哥们儿，钥匙丢啦？”
这样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我的家。
我站在门旁向屋里看了一会儿，仿佛重归故里（是孤身一人不是结伴还乡，因为那滴雨敲响了那片叶子）。屋里和我离开时一样：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只书柜，一只小衣柜，小衣柜上有一台电视，书桌上有一束花，红色和白色的玫瑰在我离开的时候绽开了一朵（扑啦一下猝不及防肯定是那样）。
我在桌前坐下，想，那场跳水比赛是在哪一天进行的呢？那时这个窗口里正有一个什么故事呢？总之，那时，这个窗口里，失恋尚未到达，那时失恋正途经别人尚未到达我。坐了一会儿，但月光从窗外照进来照耀着桌上那束花，所以（逻辑告诉我）实际上我已经在那儿枯坐了很久。远处那把萨克斯又吹响了，沙哑的歌喉唱着远方唱着从前。我抚摸那束花，红色的和白色的玫瑰，我能够抚摸它，它不认为我是疯子或者流氓。我祈祷，人间的科学技术千万不要有一天发展到也能够模仿触觉。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
第十七章
我与地坛
一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
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
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撤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记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
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
“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
“满园子都是草木竟相生长弄出的响动，悉悉碎碎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看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的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
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二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限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
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溯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乌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只留给我痛侮，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
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万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三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扬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
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四
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
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
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
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冉阿让与柯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们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是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逆时针绕这园子一周，然后离去。
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
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还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侯，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卖布——卖布嘞，卖布——卖布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
“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识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啦？”我说：“是，你呢？”
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
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文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
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戗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拂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
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批新人。
十五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
五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尔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蜒，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
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它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作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
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挡。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
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请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人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六
设若有一位园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优哉游哉，有时候栖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
现在让我看看，它们迄今都是怎样编织在一起的吧。
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是的，至少这是很关健的因素。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倒有额外的好处呢是不是？我说过，这一来我轻松多了，自由多了。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这不用保密，这些现在不用保密了。
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的地方一直唱。要是有人走过来，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我怕写不成反落得尴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写成了，而且发表了。人家说我写的还不坏，他们甚至说：真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我心说你们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我确实有整整一宿高兴得没合眼。我很想让那个唱歌的小伙子知道，因为他的歌也毕竟是唱得不错。我告诉我的长跑家朋友的时候，那个中年女工程师正优雅地在园中穿行；长跑家很激动，他说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写。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在人山人海里只寻找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试剂就好了，见人就滴两滴看他是不是一篇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显影液就好了，把它泼满全世界看看都是哪儿有小说，中了魔了，那时我完全是为了写作活着。结果你又发表了几篇，并且出了一点小名，可这时你越来越感到恐慌。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刚刚有点像个人了却又过了头，像个人质，被一个什么阴谋抓了来当人质，不走哪天被处决，不定哪天就完蛋。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文思枯竭，那样你就又完了。凭什么我总能写出小说来呢？凭什么那些适合作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你又想到死了。我想见好就收吧。当一名人质实在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气了？你这么想着你却还在绞尽脑汁地想写。我好歹又拧出点水来，从一条快要晒干的毛巾上。恐慌日甚一日，随时可能完蛋的感觉比完蛋本身可怕多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伯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这不对吗？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是的，这样说过之后我竟然不那么恐慌了。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后所得的那份轻松？一个人质报复一场阴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杀死。我看出我得先把我杀死在市场上，那样我就不用参加抢购题材的风潮了。你还写吗？还写。你真的不得不写吗？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你不担心你会枯竭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
这下好了，您不再恐谎了不再是个人质了，您自由了。算了吧你，我怎么可能自由呢？别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欲望。所以您得知道，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可是我还知道，消灭人性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慌呢？还是保留欲望同时也保留人生？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我听见园神告诉我，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
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了。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扯。
七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天我整理我的旧像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圈子里照的照片—一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
“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面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那时您可以想象—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质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
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第十八章
好运设计
要是今生遗憾大多，在背运的当儿，尤其在背运之后情绪渐渐平静了或麻木了，你独自呆一会儿，抽支烟，不妨想一想来世。你不妨随心所欲地设想一下（甚至是设计一下）自己的来世。你不妨试试。在背运的时候，至少我觉得这不失为一剂良药——先可以安神，而后又可以振奋，就像输惯了的赌徒把屡屡的败绩置于脑后，输光了裤子也还是对下一局存着饱满的好奇和必赢的冲动。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吗？无非是说迷信，好吧，你就迷信它一回。无非是说这不科学，行，况且对于走运和背运的事实，科学本来无能为力。无非说这是空想，这是自欺，这是做梦，没用。那么希望有用吗？希望是不是必得在被证明了是可以达到的之后才能成立？当然，这些差不多都是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哪想得起来这么多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只是想走运有多么好，要是能走运有多好。到底会有多好呢？想想吧，想想没什么坏处，干嘛不想一想呢？我就常常这样去想，我常常浪费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蠢事。
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譬如说一个人很笨，这该怨他自己吗？然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却完全要由他自己负责——他可能因此在兄弟姐妹之中是最不被父母喜爱的一个，他可能因此常受教师的斥责和同学们的嘲笑，他于是便更加自卑、更加萎顿，饱受了轻蔑终也不知这事到底该怨谁。再譬如说，一个人生来就丑，相当丑，再怎么想办法去美容都无济于事，这难道是他的错误是他的罪过？不是，好，不是。那为什么就该他难得姑娘们的喜欢呢？因而婚事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有个漂亮姑娘爱上他却又赢得多少人的惊诧和不解，终于有了孩子，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希望孩子千万别长得像他自己。为什么就该他是这样呢？为什么就该他常遭取笑，常遭哭笑不得的外号，或者常遭怜悯，常遭好心人小心翼翼地对待呢？再说身体，有的人生来就肩宽腿长潇洒英俊（或者婀娜妩媚娉娉婷婷），生来就有一身好筋骨，跑得也快跳得也高，气力足耐力又好，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却与此相反生来就样样都不如人。对于身体，我的体会尤甚。譬如写文章，有的人写一整天都不觉得累，可我连续写上三四个钟头眼前就要发黑。譬如和朋友们一起去野游，满心欢喜妙想联翩地到了地方，大家的热情正高雅趣正浓，可我已经累得只剩了让大家扫兴的份儿了。所以我真希望来世能有一副好身体。今生就不去想它了，只盼下辈子能够谨慎投胎，有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有潇洒漂亮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有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
既然是梦想不妨就让它完美些罢。何必连梦想也那么拘谨那么谦虚呢？我便如醉如痴并且极端自私自利地梦想下去。
降生在什么地方也是件相当重要的事。二十年前插队的时候，我在偏远闭塞的陕北乡下，见过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聪慧超群的少年。当时我就想他们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那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上学，自然也没有书读，看不到报纸电视甚至很少看得到电影，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便只可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如常地流逝，然后他们长大了，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华逐步耗尽变作纯朴而无梦想的汉子。然后，可以料到，他们也将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地老去，唯单调的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迹。而人为什么要活这一回呢？却仍未在他们苍老的心里成为问题。然后，他们恐惧着、祈祷着、惊慌着听命于死亡随意安排。再然后呢？再然后倘若那地方没有变化，他们的儿女们必定还是这样地长大、老去、磨钝了梦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样的过程。或许这倒是福气？或许他们比我少着梦想所以也比我少着痛苦？他们会不会也设想过自己的来世呢？没有梦想或梦想如此微薄的他们又是如何设想自己的来世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我的来世不要是他们这样，千万不要是这样。
那么降生在哪儿好呢？是不是生在大城市，生在个贵府名门就肯定好呢？父亲是政绩斐然的总统，要不是个家藏万贯的大亨，再不就是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你从小就在一个倍受宠爱倍受恭维的环境中长大，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无忧无虑的现实，绚烂辉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机遇，一帆风顺的坦途……不过这样是不是就好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境遇也是一种残疾，也是一种牢笼。这样的境遇经常造就着蠢材，不蠢的概率很小，有所作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点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这样的人；固然他们之中也有智能超群的天才，也有过大有作为的人物，也出过明心见性的悟者，但毕竟概率很小比例很低。这就有相当大的风险，下辈子务必慎重从事，不可疏忽大意不可掉以轻心，今生多外来生再受不住是个蠢材了。
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
生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
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这样的位置怎么样？嗯，不错。
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这位置如何？嗯！不错，好！
既有博览群书并人学府深造的机缘，又有浪迹天涯独自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可好？好。确实不错。好虽好，不过这样的位置在哪儿呢？
在下辈子。在来世。只要是好，咱可以设计。咱不慌不忙仔仔细细地设计一下吧。我看没理由不这样设计一下。甭灰心，也甭沮丧，真与假的说道不属于梦想和希望的范畴，还是随心所欲地来一回“好运设计”吧。
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
也就是说，你父亲是知识分子但千万不要是那种炙手可热过于风云的知识分子，否则，“贵府名门”‘式的危险和不幸仍可能落在你头上：你将可能没有一个健全、质朴的童年，你将可能没有一群浪漫无猜的伙伴，你将会错过唯一可能享受到纯粹的友情、感受到圣洁的优伤的机会，而那才是童年，才是真正的童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拙，若不能默然长思或仍耿耿于怀孩提时光的往事，当是莫大的缺憾，对于我们的“好运设计”，则是个后患无穷的错误。你应该有一大群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作你的朋友，你跟他们一块认真地吵架并且翻脸，然后一块哭着和好如初。把你的秘密告诉他们，把他们告诉给你的秘密对任何人也不说，你们订一个暗号，这暗号一经发出你们一个个无论正在干什么也得从家里溜出来，密谋一桩令大人们哭笑不得的事件。当你父母不在家的时候，随便找个理由把你的好朋友都叫来——比如说为了你的生日或为了离你的生日还差一个多月，你们痛痛快快随心所欲地折腾一天。折腾饿了就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然后继续载歌载舞地庆祝，直到不小心把你父亲的一件贵重艺术品摔成分文不值，你们的汗水于是被冻僵了一会儿，但这是个机会是你为朋友们献身的时刻，你脸色煞白但拍拍胸脯说这怕什么这没啥了不起，随后把朋友们都送走，你独自胆战心惊地策划一篇谎言（要是你家没有猫，你记住：邻居家不一定都没有猫）。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到一个据说最可怕的地方，比如离家很远的一片野地、一幢空屋、一座孤岛、孤岛上废弃的古刹、古刹四周阴森零落的荒冢……都是可供选择的地方，你从自己家的抽屉里而不要从别人家的抽屉里拿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你们瞒过父母，必要的话还得瞒过姐姐或弟弟；你们可以不带那些女孩子去，但如果她们执意要跟着也就别无选择，然后出发，义无返顾。把你的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丢了一只这没关系，把膝盖碰出了血把白衬衫上洒了一瓶紫药水这没关系，作业忘记做了还在书包里装了两只活蛤蟆一只死乌鸦这都毫无关系，你母亲不会任你，因为当晚霞越来越淡继而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你父亲也沉不住气了，他正要动身去报案，你们突然都回来了，累得一蹋糊涂但毕竟完整无缺地回来了，你母亲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还会再存什么别的奢望吗？“他们回来啦，他们回来啦！”仿佛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群平素威严的父亲都乖乖地跑出来迎接你们，同样多的一群母亲此刻转忧为喜光顾得摩挲你们的脸蛋和亲吻你们的脑门儿：“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了呀，哎哟天哪，你们还知道回来吗！”你就大模大样地躺在沙发上呼吃唤喝，“累死了，哎呀真是累死了！”你就这样，没问题，再讲点莫须有的惊险故事既吓唬他们也陶醉自己，你就得这样。只要这样，一切帽子、裤子、鞋、作业和书包、活蛤蟆以及死乌鸦，就都微不足道了。（等你长到我这样的年龄时，你再告诉他们那些惊险的故事都是你为了逃避挨揍而获得的灵感，那时你年老的父母肯定不会再补揍你一顿，而仍可能摩挲你的脸甚至吻你的脑门儿了。）但重要的是，这次冒险你无论如何得安全地回来——就像所有的戏剧还没打算结束时所需要的那样，否则接下去的好运就无法展开了。不错，你童年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设计，一个幸运者的童年就得是这样。我的纸写不下了，待实施的时候应该比这更丰富多彩。比如你还可颇具分寸地惹一点小祸，一个幸运的孩子理应意过一点小祸，而且理应遇到过一些困难，遇到过一两个骗子、一两个坏人、一两个蠢货和一两个不会发愁而很会说话的人。一个幸运的孩子应该有点野性。当然你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因为一个幸运的人必需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野到什么份上都不必忧虑但要有机会使你崇尚知识，之所以把你父亲设计为知识分子，全部的理由就在于此。
你的母亲也要有知识，但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关心书胜过关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识妇女，料想自己功名难就，便把一腔希望全赌在了儿女身上，生了个女孩就盼她将来是个居里夫人，养了个男娃就以为是养了个小贝多芬。这样的母亲千万别落到咱头上，你不听她的话你觉得对不起她，你听了她的话你会发现她对不起你。她把你像幅名画似地挂在墙上后退三步眯起眼睛来观赏你，把你像颗话梅似地含在嘴里颠来倒去地品味你。你呢？站在那儿吱吱嘎嘎地折磨一把挺好的小提琴，长大了一想起小提琴就发抖，要不就是没日没夜地背单词背化学方程式，长大了不是傻瓜就是暴徒。你的母亲当然不是这样。有知识不是有文凭，你的母亲可以没有文凭。有知识不是被知识霸占，你的母亲不是知识的奴隶。有知识不能只是有对物的知识，而是得有对人的了悟。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一个明智的母亲，一个天才的母亲，她自打当了母亲她就得了灵感，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来自于教育学，而是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和激情。在你幼小的时候她只是带着你走，走在家里，走在街上，走到市场，走到郊外，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从不有目的地给你一个方向，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等你长大了，她就放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去，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至于其它她不管，至于其它那是你的自由你自己负责。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你能常常回来，你能有时候回来一下。
在你两三岁的时候你就光是玩，成天就玩，别着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弄通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玩一把没有钥匙的锁和一把没有锁的钥匙，去玩撒尿和泥，然后用不着洗手再去玩你爷爷的胡子。到你四五岁的时候你还是玩，但玩得要高明一点了，在你母亲的皮鞋上钻几个洞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往你父亲录音机里撒把沙子听听声音会不会更奇妙。上小学的时候，我看你门门功课都得上三四分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去做些别的事，以便让你父母有机会给人家赔几块玻璃。一上中学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的熟人几乎都不认识你了，都得对你刮目相看：你在数学比赛上得奖，在物理比赛上得奖，在作文比赛上得奖，在外语比赛上你没得奖但事后发现那不过是教师的一个误判。但这都并不重要，这些奖啊奖啊奖啊并不足以构成你的好运，你的好运是说你其实并没花太多时间在功课上。你爱好广泛，多能多才，奇想迭出，别人说你不务正业你大不以为然，凡兴趣所至仍神魂聚注若癫若狂。
你热爱音乐，古典的交响乐，现代的摇滚乐，温文尔雅的歌剧清唱剧，粗犷豪放的民谣村歌，乃至悠婉凄长的叫卖，孤零萧瑟的风声，温馨闲适的节日的音讯。你都听得心醉神迷，听得怆然而沉寂，听出激越和威壮，听到玄缈与空冥，你真幸运，生存。之神秘注入你的心中使你永不安规守矩。
你喜欢美术，喜欢画作，喜欢雕塑，喜欢异彩纷呈的烧陶，喜欢古朴稚拙的剪纸，喜欢在渺无人迹的原野上独行，在水阔天空的大海里驾舟，在山林荒莽中跋涉，看大漠孤烟，看长河落日，看鸥鸟纵情翱飞，看老象坦然赴死，你从色彩感受生命，由造型体味空间，在线条上嗅出时光的流动，在连接天地的方位发现生灵的呼喊。你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你真幸运，你于是匍匐在自然造化的脚下，奉上你的敬畏与感恩之心吧，同时上苍赐予你不屈不尽的创造情怀。
你幸运得简直令人嫉妒，因为体育也是你的擅长。9"91，懂吗？2：5-59"，懂吗？就是说，从一百米到马拉松不管多长的距离没有人能跑得过你；2.45ｍ，8.91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没人比你跳得高也没人比你跳得远；突破23ｍ、80ｍ、100
ｍ，就是说，铅球也好铁饼也好标枪也好，在投掷比赛中仍然没有你的对手。当然这还不够，好运气哪有个够呢？差不多所有的体育项目你都行：游泳、滑雪、溜冰、踢足球、打篮球，乃至击剑、马术、射击、乃至铁人三项……你样样都玩得精彩、洒脱、漂亮。你跑起来浑身的肌肤像波浪一样滚动，像旗帜一般飘展；你跳起来仿佛土地也有了弹性，空中也有着依托，你披波戏水、屈仲舒卷，鬼没神出；在冰原雪野，你翻转腾挪，如风驰电掣；生命在你那儿是一个节日，是一个庆典，是一场狂欢……那已不再是体育了，你把体育变得不仅仅是体育了，幸运的人，那是舞蹈，那是人间最自然最坦诚的舞蹈，那是艺术，是上帝选中的最朴实最辉煌的艺术形式。这时连你在内，连你的肉体你的心神，都是艺术了，你这个幸运的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偏偏是你被上帝选作了美的化身。
接下来你到了恋爱的季节。你18岁了，或者19或者20岁了。这时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读一个最令人仰慕的系最令人敬畏的专业，你读得出色，各种奖啊奖啊又闹着找你。现在你的身高已经是1
米88，你的喉结开始突起，嘴唇上开始有了黑色但还柔软的胡须，就是在这时候你的嗓音开始变得浑厚迷人，就是在这时候你的百米成绩开始突破10秒，你的动静坐卧举手投足都流溢着男子汉的光彩……总之，由于我们已经设计过的诸项优点或者说优势，明显地追逐你的和不露声色地爱慕着你的姑娘们已是成群结队，你经常在教室里看见她们异样的目光，在食堂里听出她们对你嘁嘁嚓嚓的议论，在晚会上她们为你的歌声所倾倒，在运动会上她们被你的身姿所激动而忘情地欢呼雀跃，但你一向只是拒绝，拒绝，婉言而真诚地拒绝，善意而巧妙地逃避，弄得一些自命不凡的姑娘们委屈地流泪。但是有一天，你在运动场上正放松地慢跑，你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她的健美一点不亚于你。她修长的双腿和矫捷的步伐一点不亚于你，生命对她的宠爱、青春对她的慷慨这些绝不亚于你，而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你，她顾自跑着目不斜视，仿佛除了她和她的美丽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其它东西，甚至连她和她的美丽她也不曾留意，只是任其随意流淌，任其自然地涌荡。而你却被她的美丽和自信震慑了，被她的优雅和茁壮惊呆了，你被她的倏然降临搞得心恍神惚手足无措。（我们同样可以为她也作一个“好运设计”，她是上帝的一个完美的作品，为了一个幸运的男人这世界上显然该有一个完美的女人，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于是你不跑了，伏在跑道边的栏杆上忘记了一切，光是看她。她跑得那么轻柔，那么从容，那么飘逸，那么灿烂。你很想冲她微笑一下向她表示一点敬意，但她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她跑了一圈又一圈却从来没有注意到你，然后她走了。简单极了，就是说她跑完了该走了，就走了。就是说她走了，走了很久而你还站在原地。就是说操场上空空旷旷只剩了你一个人，你头一回感到了惆怅和孤零——她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但你把她记在了心里。但幸运之神依然和你在一起。此后你又在图书馆里见到过她，你费尽心机总算弄清了她在哪个系。此后你又在游泳池里见到过她，你拐弯抹角从别人那儿获悉了她的名字。此后你又在滑冰场上见到过她，你在她周围不露声色地卖弄你的千般技巧万种本事，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后你又在朋友家里和她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你和你的朋友为此蓄谋已久），这下你们到底算认识了，你们谈了很多，谈得融洽而且热烈。此后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来找你，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是她来找你就是你去找她，春夏秋冬……总之，总而言之，你们终成眷属。你是一个幸运的人——至少我们的“幸运设计”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万事如意。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好运设计”至此显得有些潦草了。是的。不过绝不是我们无能把它搞得更细致、更完善、更浪漫、更迷人，而是我忽然有了一点疑虑，感到了一点困惑，有一道淡淡的阴影出现了并正在向我们靠近，但愿我们能够摆脱它，能够把它销解掉。
阴影最初是这样露头的：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如此顺利、如此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也就是说，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癫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这喜悦能到什么程度？这幸福能被珍惜多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阻塞了渴望，而限制了想象，而丧失了激情，从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是遵从了一套经济规律、一种生理程序、一个物理时间，心路却已荒芜，然后是腻烦，然后靠流言蜚语排遣这腻烦，继而是麻木，继而用插科打诨加剧这麻木——会不会？会不会是这样？地球如此方便如此称心地把月亮搂进了自己的怀中，没有了阴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涨落，没有了距离便没有了路程，没有了斥力也就没有了引力，那是什么呢？很明白，那是死亡。当然一切都在走向那里，当然那是一切的归宿，宇宙在走向热寂。但此刻宇宙正在旋转，正在飞驰，正在高歌狂舞，正借助了星汉迢迢，借助了光阴漫漫，享受着它的路途，享受着坍塌后不死的沉吟，享受着爆炸后辉煌的咏叹，享受着追寻与等待，这才是幸运，这才是真正的幸运，恰恰死亡之前这波澜壮阔的挥洒，这精彩纷呈的燃烧才是幸运者得天独厚的机会。你是一个幸运者，这一点你要牢记。所以你不能学那凡夫俗子的梦想，我们也不能满意这晴空朗日水静风平的设计。所谓好运，所谓幸福，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程序，而完全是心灵的感受，是强烈的幸福感罢了。幸福感，对了。没有痛苦和磨难你就不能强烈地感受到幸福，对了。那只是舒适只是平庸，不是好运不是幸福，这下对了。
现在来看看，得怎样调整一下我们的“设计”，才能甩掉那不祥的阴影，才能远远离开它。也许我们不得不给你加设一点小小的困难，不太大的坎坷和挫折，甚至是一些必要的痛苦和磨难，为了你的幸福不致贬值我们要这样做，当然，会很注意分寸。
仍以爱情为例。我们想是不是可以这样：一开始，让你未来的岳父岳母对你们恋爱持反对态度，他们不大看得上你，包括你未来的大舅子、小姨子、大舅子的夫人和小姨子的男朋友等等一干人马都看不上你。岳父说要是这样他宁可去死。岳母说要是这样她情愿少活。大舅子于是奉命去找了你们单位的领导说你破坏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小姨子流着泪劝她的姐姐三思再三思，爹有心脏病娘有高血压。岳父便说他死不瞑目。岳母说她死后作鬼也不饶过你们。你是个幸运的人你真没看错那个姑娘，她对你一往情深始终不渝，她说与其这样不如她先于他们去死，但在死前她有必要提个问题：“请问他哪点儿不好呢？”不仅这姑娘的父母无言以对，就连咱们也无以作答，按照已有的设计，你好像没有哪点不好，你简直无懈可击，那两个老人倘不是疯子不是傻瓜不是心理变态，他们为什么会反对你成为他们的女婿呢？故对此得做一点修改，你不能再是一个完人，你得至少有一个弱点，甚至是一种很要紧的缺欠，一种大凡岳父母都难以接受的缺欠。然后你在爱情的鼓舞下，在那对蛮横老人颇合逻辑的蔑视的刺激下，痛下决心破釜沉舟发奋图强历尽艰辛终于大功告成终于光彩照人终于震撼了那对老人，令他们感动令他们愧悔于是心悦诚服地承认了你这个女婿，使你热泪盈眶欣喜若狂忽然发现天也是格外的蓝地球也是出奇的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幸福地久天长……是不是得这样呢？得这样。大概是得这样。
什么样的缺欠呢？你看给你设计什么样的缺欠比较适合？
笨？不不，这不行，笨很可能是一件终生的不幸，几乎不是努力可以根本克服的，此一点应坚决予以排除。
丑呢？不，丑也不行，丑也是无可挽回的局面，弄不好还会殃及后代，不行，这肯定不行。
无知呢？行不行？不，这比笨还不如，绝对的（或相当严重的）无知与白痴没有什么区别；而相对的无知又不是一项缺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总得作一点让步嘛。譬如说木讷一点，古板一点行吗？缺乏点活力，缺乏点朝气，缺乏点个性，缺乏点好奇心，譬如说这样，行吗？噢，你居然还在问“行吗”，再糟糕不过！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还缺乏勇气，缺乏同情，缺乏感觉，遇事永远不会激动，美好不能使其赞叹，丑恶也不令其憎恶，你既不懂得感动也不懂得愤怒，你不怎么会哭又不大会笑，这怎么能行？你还是活的吗？你还能爱吗？你还会为了爱而痛苦而幸福吗？不行。
那么狡猾一点可以吗？狡猾，唉，其实人们都多多少少地有那么一点狡猾，这虽不是优点但也不必算作缺点，凡要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种类，有点狡猾也是在所难免。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若是存心算计别人、不惜坑害别人的狡猾可不行，那样的人我怕大半没什么好下场。那样的人同样也不会懂得爱（他可能了解性，但他不懂得爱，他可能很容易猎获性器的快感，但他很难体验性爱的陶醉，因为他依靠的不是美的创造而仅仅是对美的赚取），况且这样的人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才华和魅力，否则也无需选用了狡猾。不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想，狡猾都不行。
要不，有一点病？噢老天爷，千万可别，您饶了我吧，无论如何帮帮忙，下辈子万万不能再有病了，绝对不能。咱们辛辛苦苦弄这个“好运设计”因为什么您知道不？是的您应该知道，那就请您再别提病，一个字也别提。
只是有一点小病呢？小病也不行，发烧感冒拉肚子？不不，这没用，有点小病不构成对什么人的威胁，也不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最终使你的幸福加倍，有也是白有。但绝不是说你没病则已，有就有它一种大病，不不！绝没有这个意思；你必须要明白，在任何有期徒刑（注意：有期）和有一种大病之间，要是你非得作出选择不可的话，你要选择前者，前者！对对，没有商量的余地。要是你得了一种大病，别急，听我说完，得了一种足以使你日后的幸福升值的大病，而这病后来好了，这怎么样？唔，这倒值得考虑。你在病榻上躺了好几年，看见任何一个健康的人你都羡慕，你想你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你都知足，然后你的病好了，完好如初，这怎么样？说下去。你本来已经绝望了，你想即便不死未来的日子也是无比黯淡，你想与其这样倒不如死了痛快，就在这时你的病情突然有了转机。说下去。在那些绝望的白天和黑夜，你祷告许愿，你赌咒发誓，只要这病还能好，再有什么苦你都不会觉得苦再有什么难你都不会觉得难，默默无闻呀，一贫如洗呀，这都有什么关系呢？你将爱生活，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时，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奇迹使你完全恢复了健康，你又是那么精力旺盛健步如飞了。这样好不好？好极了，再往下说。你本来想只要还能走就行，可你现在又能以9"91的速度飞跑了；你本来想只要再能跳就好了，可你现在又可以跳过2.45ｍ了；你本来想只要还能独立生活就够了，可现在你的用武之地又跟地球一样大了；你本来想只要还能算个人不致于把谁吓跑就谢天谢地了，可现在喜欢你的好姑娘又是数不胜数铺天盖地而来了。往下说呀，别含糊，说下去。当然你痴心不改——这不是错误，大劫大难之后人不该失去锐气，不该失去热度，你镇定了但仍在燃烧，你平稳了却更加浩荡，你依然爱着那个姑娘爱得山高海深不可动摇，这时候你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自然也不会再反对你们的结合了，不仅不反对而且把你看作是他们的光彩是他们的荣耀是他们晚年的福气是他们九泉之下的安慰。此刻你是多么幸福，你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在蓝天阔野中跑，在碧波白浪中游，你会是怎样地幸福！现在就把前面为你设计的那些好运气都搬来吧，现在可以了，把它们统统搬来吧，劫难之后失而复得，现在你才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了。苦尽甜来，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
苦尽甜来，对，只要是苦尽甜来其实怎么都行，生生病呀，失失恋呀，要要饭呀，挨挨揍呀（别揍坏了），被抄抄家呀，坐坐冤狱呀，只要能苦尽甜来其实都不是坏事。怕只怕苦也不尽，甜也不来。其实都用不着甜得很厉害，只要苦尽也就够了。其实都用不着什么甜，苦尽了也就很甜了。让我们为此而祈祷吧。让我们把这作为一条基本原则，无论如何写进我们的“好运设计”中去吧，无论如何安排在头版头条。
问题是，苦尽甜来又怎样呢？苦尽甜来之后又当如何？哎哟，那道阴影好像又要露头。苦尽甜来之后要是你还没死，以后的日子继续怎样过呢？我们应当怎样继续为你设计好运呢？好像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我们并没能把它解决。当然现在你可以不断地忆苦思甜，不断地知足常乐，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你以后的生活设计得无比顺利，但这样下去我们是不是绕了一圈又回到那不祥的阴影中去了？你将再没有企盼了吗？再没有新的追求了吗？那么你的心路是不是又在荒芜，于是你的幸福感又要老化、萎缩、枯竭了呢？是的，肯定会是这样。幸福感不是能一次给够的，一次幸福感能维持多久这不好计算，但日子肯定比它长，比它长的日子却永远要依靠着它。所以你不能失去距离，不能没有新的企盼和追求，你一时失去了距离便一时没有了路途，一时没有了企盼和追求便一时失去了兴致和活力，那样我们势必要前功尽弃，那道阴影必不失时机地又用无聊、用乏味、用腻烦和麻木来纠缠你，来恶心你，同时葬送我们的“好运设计”。当然我们不会答应。所以我们仍要为你设计新的距离，设计不间断的企盼和追求。不过这样你就仍然要有痛苦，一直要有。是的是的，一时没有了痛苦的衬照便一时没有了幸福感。
真抱歉，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们一向都是好意，想使你幸福，想使你在来世频交好运，没想到竟还得不断地给你痛苦。那道讨厌的阴影真是把咱们整惨了。看看吧，看看是否还有办法摆脱它。真对不起，至少我先不吹牛了，要是您还有兴趣咱们就再试试看，反正事已至此，我想也不必草草率率地回心转意，看在来世的份上，就再试试吧。
看来，在此设计中不要痛苦是不大可能了。现在就只剩下了一条路：使痛苦尽量小些，小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客观的尺度，总归小到你能不断地把它消灭就行了。就是说，你能够不断地克服困难，你能够不断地跨越距离，你能够不断地实现你的愿望，这就行了。痛苦可以让它不断地有，但你总是能把它消灭，这就行了，这样你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混帐玩意儿而不断地得到幸福感了。只要这样行了，接下来的事由我们负责。我们将根据以上要求为你设计必要的才能、必要的机运、必要的心理素质、意志品质，以及必要的资金、器械、设施、装备，乃至大夫护士、贤妻良母、孝子乖孙等等一系列优秀的后勤服务。总之，这些我们都能为你设计，只要一个人永远是个胜利者这件事是可能的，只要这样，我们的“好运设计”就算成了。只好也就这样了，这样也就算成了。
不过，这是不是可能的？你见没见过永远的胜利者？好吧，没见过并不说明这是不可能的，没见过的我们也可以设计。你，譬如说你就是一个永远的胜利者，那么最终你会碰见什么呢？死亡。对了，你就要碰见它，无论如何我们没法使你不碰见它，不感到它的存在，不意识到它的威胁。那么你对它有什么感想？你一生都在追求，一直都在胜利，一向都是幸福的，但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想你终于追求到了什么呢？你的一切胜利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这时你不沮丧，不恐惧，不痛苦吗？你就像一个被上帝惯坏了的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从来没遭遇过绝境，但死神终于驾到了，死神告诉你这一次你将和大家一样不能幸免，你的一切优势和特权（即那“好运设计”中所规定的）都已被废黜，你只可俯首贴耳听凭死神的处置。这时候你必定是一个最痛苦的人，你会比一生不幸的人更痛苦（他已经见到了的东西你却一直因为走运而没机会见到），命运在最后跟你算总帐了（它的帐目一向是收支平衡的），它以一个无可逃避的困境勾销你的一切胜利。它以一个不容质疑的判决报复你的一切好运，最终不仅没使你幸福反而给你一个你一直有幸不曾碰到的——绝望。绝望，当死亡到来之际这个绝望是如此地货真价实，你甚至没有机会考虑一下对付它的办法了。
怎么办？你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你说事情不会是这样，你的胜利依旧还是胜利，它会造福于后人；你的追求并没有白费，它将为后人铺平道路；而这就是你的幸福，所以你不会沮丧不会痛苦你至死都会为此而感到幸福。这太好了，一个真正的幸运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有如此高尚的情操——让我们暂时忘记我们只是在为自己设计好运吧，或者让我们暂时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有同样的好运吧——一个幸运者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住自己的好运，才能使自己最终得享平安和幸福。但是——但是！就算我们没有发现您的不诚实，一个如您这般聪明高尚的人总该知道您正在把后人的路铺向哪儿吧？铺到哪儿才算成功了呢？铺到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没了痛苦的地方？那么他们不是又将面对无聊了吗？当他们迎候死亡时不是就不能再像您这样，以“为后人铺路”而自豪而高尚而心安理得了吗？如果终于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没了痛苦，您的高尚不就成了一场骗局您的胜利又怎么能胜得过阿q
呢？我们处在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您再诚实点，事情可能会更难办：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走向哪儿？我们再朝哪儿走？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欢乐何在？我们的幸福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
是的。我们已入绝境。现在就是对此不感兴趣都不行了，你想糊弄都糊弄不过去了，你曾经不是傻瓜你如今再想是也晚了，傻瓜从一开始就不对我们这个设计感兴趣。而你上了贼船，这贼船已入绝境，你没处可退也没处可逃。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只占着一项便宜，那就是死神还没驾到，我们还有时间想想对付绝境的办法，当然不是逃跑，当然你也跑不了。其它的办法，看看，还有没有。
过程。对，过程，只剩了过程。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不信你可以慢慢想一想，什么光荣呀，伟大呀，天才呀，壮烈呀，博学呀，这个呀那个呀，都不行，都不是绝境的对手，只要你最最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过程你无论怎样都得落人绝境，只要你仍然不从目的转向过程你就别想走出绝境。过程——只剩了它了。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夺剥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却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
但是我们的设计呢？我们的设计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如果为了使你幸福，我们不仅得给你小痛苦，还得给你大痛苦，不仅得给你一时的痛苦，还得给你永远的痛苦，我们到底帮了你什么忙呢？如果这就算好运，我，比如说我——我的名字叫史铁生，这个叫史铁生的人又有什么必要弄这么一份“好运设计”呢？也许我现在就是命运的宠儿？也许我的太多的遗憾正是很有分寸的遗憾？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所以有那么一天我终于要写一篇题为“好运设计”的散文，并且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我的好运？多谢多谢。可我不，可我不！我真是想来世别再有那么多遗憾，至少今生能作作好梦！
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来了，又走到本文的开头去了。我看出来了，如果我再从头开始设计我必然还是要得到这样一个结尾。我看出来了，我们的设计只能就这样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上帝爱我！——我们的设计只剩这一句话了，也许从来就只有这一句话吧。
一九九０年
第十九章
我二十一岁那年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12间病室，除去1号2号，其余10间我都住过。当然，决不为此骄傲。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1
号和2号是病危室，是一步蹬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19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10号病室。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21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10号有6个床位。我是6床。5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光房钱一天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5
床说，“‘死病’值得了这么些？”３床就说。“得了嘿，你有完没完！死死死，数你悲观。”４床是个老头，说：“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1
床不说话，1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2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的敬畏。2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2
床讲话时，所有名词都以“这个”“那个”代替，因而讲到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听不出是谁人所为。4床说：“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儿。刚有的一点舒心顷刻全光。一天一块多房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一天好几块的药钱、饭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何况为了给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负债累累了。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我赶紧松开拳头让自己放明白点：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家里，这儿没人会容忍我发脾气，而且砸坏了什么还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资去赌？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我凭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
可是三个月后我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那时我和2床一起住到了7号。2
床果然不同寻常，是位局长，11级干部，但还是多了一级，非10级以上者无缘去住高干病房的单间。7号是这普通病房中唯一仅设两张病床的房间，最接近单间，故一向由最接近10级的人去住。据说刚有个13级从这儿出去。2
床搬来名正言顺。我呢？护士长说是“这孩子爱读书”，让我帮助2床把名词重新记起来。“你看他连自己是谁都闹不清了。”护士长说。但2
床却因此越来越让人喜欢。因为“局长”也是名词也在被忘之列，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插队的。”2
床说他的“那个”也是，两个“那个”都是，他在高出他半个头的地方比划一下：“就是那两个，我自己养的。”“您是说您的两个儿子？”他说对，儿子。他说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结合。他说：“我们当初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我说：“农村？”“对对对。什么？”“农村。”“对对对农村。别忘本呀！”我说是。我说：“您的家乡是哪儿？”他于是抱着头想好久。这一回我也没办法提醒他。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我也放过那玩艺。”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是牛吗？”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羊？”“对了，羊。我放过羊。”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作“角回综合症，命名性失语”，并不影响其它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他忽然又坐起来：“我的那个，喂，小什么来？”“小儿子？”“对！”他怒气冲冲地跳到地上，说：“那个小玩艺，娘个Ｘ！”说：“他要去结合，我说好嘛我支持。”说：“他来信要钱，说要办个这个。”他指了指周围，我想“那个小玩艺”可能是要办个医疗站。他说：“好嘛，要多少？我给。可那个小玩艺！”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在农村！”“对。农村。”“跟农民？”“跟农民。”无论是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根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扎根派。”我钦佩地说。“娘了个Ｘ派！”他说：“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这下我有点发懵。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道：“可你还要不要革命？”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2
床的坦诚却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逻辑了。整个冬天就快过去，我反倒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去了，双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无可遏止地萎缩，这才是需要发愁的。
我能住到7
号来，事实上是因为大夫护士们都同情我。因为我还这么年轻，因为我是自费医疗，因为大夫护士都已经明白我这病的前景极为不妙，还因为我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爱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们还把我当孩子。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队。护士长好几次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最后总是说：“唉，这孩子……”这一声叹，暴露了当代医学的爱莫能助。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只能让我住得好一点，安静些，读读书吧——他们可能是想，说不定书中能有“这孩子”一条路。
可我已经没了读书的兴致。整日躺在床上，听各种脚步从门外走过；希望他们停下来，推门进来，又希望他们千万别停，走过去走他们的路去别来烦我。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给我留下！我确曾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出声地向神灵许过愿。多年以后才听一位无名的哲人说过：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如今来想，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暝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
主管大夫每天来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别急。”按规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几位主任时常都来看看我：“感觉怎么样？嗯，一定别着急。”有那么些天全科的大夫都来看我，八小时以内或以外，单独来或结队来，检查一番各抒主张，然后都对我说：“别着急，好吗？千万别急。”从他们谨慎的言谈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我这病要是因为一个肿瘤的捣鬼，把它打出来切下去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里，我就还能直立行走，否则我多半就是把祖先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这一优势给弄丢了。窗外的小花园里已是桃红柳绿，22个春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出来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着那块草地，阳光在那儿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一步步爬上墙，爬上楼顶……我写下一句歪诗：轻拨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间一斜阳。日后我摇着轮椅特意去看过那块草地，并从那儿张望7
号窗口，猜想那玻璃后面现在住的谁？上帝打算为他挑选什么前程？当然，上帝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
我乞求上帝不过是在和我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在我的脊椎里装进了一个良性的瘤子。对对，它可以长在椎管内，但必须要长在软膜外，那样才能把它剥离而不损坏那条珍贵的脊髓。“对不对，大夫？”“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吧？”大夫说：“不过，看来不太像肿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写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许把这四个字写到千遍万遍就会赢得上帝的怜悯，让它是个瘤子，一个善意的瘤子。要么干脆是个恶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种，那也行。总归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莲子，无聊时我捡几颗泡在瓶子里，想，赌不赌一个愿？——要是它们能发芽，我的病就不过是个瘤子。但我战战兢兢地一直没敢赌。谁料几天后莲子竟都发芽。我想好吧我赌！我想其实我压根儿是倾向于赌的。我想倾向于赌事实上就等于是赌了。我想现在我还敢赌——它们一定能长出叶子！（这是明摆着的。）我每天给它们换水，早晨把它们移到窗台西边，下午再把它们挪到东边，让它们总在阳光里；为此我抓住床栏走，扶住窗台走，几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不久，它们长出一片片圆圆的叶子来。“圆”，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们，坐回到床上气喘吁吁地望着它们，夜里醒来在月光中也看看它们：好了，我要转运了。并且忽然注意到“莲”与“怜”谐意，毕恭毕敬地想：上帝终于要对我发发慈悲了吧？这些事我不说没人知道。叶子长出了瓶口，闲人要去摸，我不让，他们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里加倍地祈祷几回。这些事我不说，现在也没人知道。然而科学胜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说那儿没有瘤子，没有没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条娇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脚！定案之日，我像个冤判的屈鬼那样疯狂地作乱，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干嘛不能跑一回给那个没良心的上帝瞧瞧？后果很简单，如果你没摔死你必会明白：确实，你干不过上帝。
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王主任来了。（那个老太太，我永远忘不了她。还有张护士长。8
年以后和17年以后，我两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门口，全靠这两位老太太又把我抢下来。）我面向墙躺着，王主任坐在我身后许久不说什么，然后说了，话并不多，大意是：还是看看书吧，你不是爱看书吗？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将来你工作了，忙得一点时间都没有，你会后悔这段时光就让它这么白白地过去了。这些话当然并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这些话我将受用终生，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频繁地对死神抱有过热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记得王主任这些活，因而还是去做些事。使我没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于是慢慢地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有一年我去医院看她，把我写的书送给她，她已是满头白发了，退休了，但照常在医院里从早忙到晚。我看着她想，这老太太当年必是心里有数，知道我还不至去死，所以她单给我指一条活着的路。可是我不知道当年我搬离7
号后，是谁最先在那儿发现过一团电线？并对此作过什么推想？那是个秘密，现在也不必说。假定我那时无顾忌地议论世界上所有的事，高兴了还可以轻声地唱点什么——陕北民歌，或插队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们走了，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里，我开始想写点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21岁、29岁、38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死，全靠了友谊。后两次不是我想去勾结死神，而是死神对我有了兴趣；我高烧到40多度，朋友们把我抬到友谊医院，内科说没有护理截瘫病人的经验，柏大夫就去找来王主任，找来张护士长，于是我又住进神内病房。尤其是29岁那次，高烧不退。整天昏睡、呕吐，差不多三个月不敢闻饭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压也不安定，先是低压升到120
接着高压又降到60，大夫们一度担心我活不过那年冬天了——肾，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样，治疗手段又像是接近于无了。我的同学找柏大夫商量，他们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决定：不。告诉他，他还不是由着急？然后他们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学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们去向我父亲解释；活着的我由唐大夫多多关照。唐大夫说：“好，我可以教学的理由留他在这儿，他活一天就还要想一天办法。”当然，这些事都是我后来听说的。真是人不当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过我又活了，看样子极可能活到下一个世纪去。唐大夫就是当年把我接进10号的那个大夫，就是那个步履轻盈温文尔雅的女大夫，但８年过去她已是两鬓如霜了。又过了９年，我第三次住院时后大夫已经不在。听说我又来了，科里的老大夫、老护士们都来看我，问候我，夸我的小说写得还不错，跟我叙叙家常，唯唐大夫不能来了。我知道她不能来了，她不在了。我曾摇着轮椅去给她送过一个小花圈，大家都说。“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远记得她把我迎进病房的那个中午，她贴近我的耳边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倏忽之间，怎么，她已经不在了？她不过才50岁出头。这事真让人哑口无言，总觉得不大说得通，肯定是谁把逻辑摆弄错了。
但愿柏大夫这一代的命运会好些。实际只是当着众多病人时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时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开玩笑时自称是我的“私人保健医”，不过这不像玩笑这很近实情。近两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19年前的深秋，病房里新来个卫生员，梳着短辫儿，戴一条长围巾穿一双黑灯芯绒鞋，虽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里话，却满身满脸的乡土气尚未退尽。“你也是插队的？”我问她。“你也是？”听得出来，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届？”“老初二。你呢？”“我68，老初一。你哪儿？”“陕北。你哪儿？”“我内蒙。”这就行了，全明白了，这样的招呼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这样的问答立刻把我们拉近。我料定，几十年后这样的对话仍会在一些白发苍苍的人中间流行，仍是他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后世的语言学者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一番考证，正儿八经地写一篇论文去得一个学位。而我们这代人是怎样得一个学位的呢？十四五岁停学，十七八岁下乡，若干年后回城，得一个最被轻视的工作，但在农村呆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干的呢，同时学心不死业余苦读，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毕业之后又被轻视——因为真不巧你是个“工农兵学员”，你又得设法摘掉这个帽子，考试考试考试这代人可真没少考试，然后用你加倍的努力让老的少的都服气，用你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让人们相信你配得上那个学位——比如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得一个学位的典型途径。这还不是最坎坷的途径。“小柏”变成“老柏”，那个卫生员成为柏大夫，大致就是这么个途径，我知道，因为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体上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都是朋友了；连她的儿子也叫我“老史”。闲下来细细去品，这个“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真说不定，这与我21岁那年恰恰住进了“友谊”医院有关。
因此偶尔有人说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语气中不免流露了一点讥讽，仿佛这全是出于我的自娱甚至自欺。我颇不以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从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间桃源，世间确有此源，如果没有恐怕谁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时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讥讽并不能使其强大。千万年来它作为现实，更作为信念，这才不断。它源于心中再流人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这才不断。欲其强大，舍心之虔诚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说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话里？语气中既有赞许又有告诫。赞许并且告诫，这很让我信服。赞许既在，告诫并不意指人们之间应该加固一条防线，而只是提醒我：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娇嫩。
事实上在21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
住在4号时，我见过一个男孩。他那年7
岁，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传说公路要修到他家门前了，孩子们都翘首以待好梦联翩。公路终于修到，汽车终于开来，乍见汽车，孩子们惊讶兼着胆怯，远远地看。日子一长孩子便有奇想，发现扒住卡车的尾巴可以威风凛凛地兜风，他们背着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只一次，这7
岁的男孩失手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住进医院时已经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缩。病房里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处串；淘得过分了，病友们就说他：“你说说你是怎么伤的？”孩子立刻低了头，老老实实地一动不动。“说呀？”“说，因为什么？”孩子嗫嚅着。“喂，怎么不说呀？给忘啦？”“因为扒汽车，”孩子低声说。“因为淘气”孩子补充道。他在诚心诚意地承认错误。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这孩子伤在脊髓上，那样的伤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动，规规矩矩地站着用一双正在萎缩的小手擦眼泪。终于会有人先开口，语调变得哀柔；：“下次还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这样的宽容或原谅，马上使劲摇头：“不，不，不了！”同时松一口气了。但这一回不同以往，怎么没有人接着向他允诺一好啦，只要改了就还是好孩子一呢？他睁大眼睛去看每一个大人，那意思是：还不行么？再不淘气了还不行么？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命运中有一种并非是错误的错误（比如淘气，是什么错误呢），但这却是不被原谅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记得他，那时他才7
岁，他不知道，他还不懂。未来，他势必有一天会知道，可他势必有一天就会懂吗？但无论如何，那一天就是一个童话的结尾。在所有童话的结尾处，让我们这样理解吧：上帝为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住在6
号时，我见过有一对恋人。那时他们正是我现在的年纪，40岁。他们是大学同学。男的24岁时本来就要出国留学，日期已定，行装都备好，可命运无常，不知因为什么屁大的一点事不得不拖延一个月，偏就在这一个月里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他瘫痪了。女的对他一往情深，等着他，先是等着他病好，没等到；然后还等着他，等着他同意跟她结婚，还是没等到。外界的和内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着她来又说服着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难逃爱也难逃，女的就这么一直等着。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调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斩断感情却不这么简单，而且再想调回北京也不这么简单，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时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动了，和我同住一个病室。女的走后，男的对我说过：“你要是爱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爱她，可是你又为什么要结婚呢？”男的睡着了，女的对我说过：我知道他这是爱我，可他不明白其实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试过，不行，我知道我没法不爱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对我说过：不不，她还年轻，她还有机会，她得结婚，她这人不能没有爱。男的睡了女的又对我说过：可什么是机会呢？机会不在外面在心里，结婚的机会有可能在外边，可爱情的机会只能在心里。女的不在时，我把她的话告诉男的，男的默然垂泪。我问他：“你干嘛不能跟她结婚呢？”他说：“这你还不懂。”他说：“这很难说得清，因为你活在整个这个世界上。”他说：“所以，有时候这不是光由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我那时确实还不懂。我找到机会又问女的：“为什么不是两个人就能决定的？”她说：“不，我不这么认为。”她说：“不过确实，有时候这确实很难。”她沉吟良久，说：“真的，跟你说你现在也不懂。”19年过去了，那对恋人现在该已经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各自在哪儿，我只听说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19年中，我自己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了，现在要是有个21岁的人问我爱情都是什么？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这可能从来就不是能说得清的。无论她是什么，她都很少属于语言，而是全部属于心的。还是那位台湾作家三毛说得对：爱如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那也是在一个童话的结尾处，上帝为我们能够永远地追寻着活下去，而设置的一个残酷却诱人的谜语。
21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一九九一年
第二十章
对话四则
一、关于死
m：你想过死吗？
s：想过，可是想不明白。大概活着的人都不可能想得明白。
m：不，我不是问死是怎么回事，我是说，你想没想过死？
s：你是说寻死，或者说自杀，但是你不忍心用这个词。用不着这样，想寻死不见得就是坏事，这说明一个人对生命的意义有着要求，否则的话他怎么活着都行。
m：从理性上讲我很理解，但是我没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去死过。而你有过？
s：是的。不过这无法证明，因为我毕竟还活着。我只是曾经非常渴望过死，祈求过死。
m：因为什么事？因为你的双腿瘫痪？
s：差不多，总归跟我的病有关，虽然并不总是这么直接。都是什么事说起来话长，但总之是因为我感到了绝望。
m：你这句话等于没说，当然是绝望。
s
：比如说，你终于明白你再也站不起来了。比如说，才只有21岁，你却不能上大学，大学已经预先把你开除了；你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好像你已经到了退休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称赞你的坚强，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不要试图成为他们的女婿；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姑娘，你会发现最好的方式是离开她，否则说不定她比你还痛苦；你最好是作个通情达理的人，那样会安全些，那样你会得到好评，但是这样一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了；这就是绝望。如果你走运你会有一对爱你的父母。会有一些好朋友，但是你经常会在他们脸上看见深深的忧虑，你自然就会想，你活着是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多呢还是麻烦多？是安慰多呢还是愁苦多？这就是绝望。我知道，就在咱俩这样说着的时候，正有很多人处在这样的绝望中。
m：你是怎么从这样的绝望中摆脱出来的呢？你怎么没死？
s：别着急，早晚会死的。
m：少贫嘴。我是说，你怎么没自杀。
s：一点儿都不贫嘴。我听了卓别林的劝。
m：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s
：要是你正正经经地陷入了绝望，你不妨听听幽默大师的话。当然，使我没去自杀的原因很多，但是我第一次平心静气地放弃自杀的念头却是因为听了卓别林的劝，以后很多次都是这样。幸好有一天我去看了那场电影，什么名字我忘了，一个女人想自杀，但被卓别林扮演的那个角色发现了、女人很埋怨他，发了疯似地喊：“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死！”卓别林慢悠悠不动声色地说：“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
m：真是妙。
s：怪事，为什么他说了就“真是妙”，我说了就是“少贫嘴”呢？
m（笑）：你让我想想，嗯……
m
：可能是这样，我在听他说这句话之前已经进入了幽默的心态。已经对幽默有了准备，卓别林这三个字就像一个信号把我带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你自然而然就跳出了常规的逻辑。
s
：就是就是，关键是你得进入幽默，关键是卓别林能把你领进幽默中去。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对于死还有这样一种态度一般人们总是劝你坚强些，“别这么软弱，你应该坚强些。”你想要是医生对病人说：“别生病，健康些，你应该健康些”，这不是废话吗？
m：人家这是好意，我讨厌你这样对待人家的好意。
s
：我也知道这是好意，事后我也后悔这样对待人家的好意但是当我一心一意想死的时候我不在乎谁讨厌我。还有，还有人会这样劝你：“别这么悲观，生活是多么美好，你要热爱生活。”如果生活一向只是美好，如果生活中压根儿没有悲哀没有丑恶没有绝望，活下去本来就不需要谁来劝，就像吃喝拉撒睡一样用不着谁来劝。比如说，被侮辱、被歧视、被不公平不平等地对待，而且这局面很可能坚如磐石至少在99年里无法动摇，这样的事让你碰上了，没让他碰上，你想死，他却用“生活是多么美好”来劝你活，当然他这也是好意，但是你不觉得他比我还讨厌吗？
m
：还有些人，谈死色变。你一说到死，他就说：“哎哎，老提什么死呀怪不吉利的”，或者说“嘘嘘——，别老这么悲观，要说死找没人的地方说去”，好像不知道死就是乐观，好像不说死就能不死了似的。
s
：那倒不怎么讨厌，那不过是让死吓的。其实他知道人必有一死，这一事实吓得他不敢再想下去。很可能他还会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活着先说活着的事。”那么死呢？“咳，到时候再说。”这让人想起其它动物，除了人，其它动物都是这么任凭生死摆布的，并且对此毫无意见。
m：也许倒是人错了呢？想它又管什么用？顺其自然，也许倒是其它动物对了呢？
s
：顺其自然大概不等于逆来顺受，人对生、对死都要求着意义。先不说这个，总而言之，要是我们一时弄不清是作人好还是作其它动物好，我们不妨只记住一个事实：我们是人，我们必不可免地得思考生和死的问题。就是说，无论我们赞成思考这一问题，还是禁止思考这一问题，还是设法逃避这一问题，我们都已经进入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羡慕其它动物，但是从我们是了人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无法改变自己的种类了。况且，子非鱼，安知鱼不知生死乎？这有点像废话了。
m：还说卓别林吧，还说你是怎么听了他的功的吧。
s
：关键是卓别林先让你放了心，他不像很多人那样先劈头盖脸地反击、嘲笑、或是企图粉碎你的愿望，他理解你的一切苦衷，他相信死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他和你站在一起维护你的这个权利，然后他只是提醒你；死神是最守信用的，他早晚会来的，你又何必这么着急呢？我真是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觉得轻松多了。死本来是绝望，但卓别林轻而易举地把它变成了一种希望。这希望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要是你真的再没有力气了，你放心吧，那时候死神肯定会来搭救你；二是说，既然如此你何必不再试试呢？说不定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高兴高兴呢。可不是么？你活着已经苦到了头，你想死而死又是那么样地可靠，你还怕什么呢？你还会再有什么损失呢？你就再试试呗。
m：摆脱死的诱惑就这么简单？
s
：当然不会就这么简单。我只是说，要是别人或是你自己忽然想寻死，要是你还有可能劝劝别人或者是你自己，让我说，卓别林的劝法是最有效的劝法。至于彻底摆脱绝望摆脱死神的诱惑，可能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设法把自己变成傻瓜，一是在明白了过程就是目的之后。
二、关于生
m：上次你说，彻底摆脱死神的诱惑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当傻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得明白——过程就是目的。
s：是。
m：这么说，你是靠了后一种办法喽？
s：为什么？
m：我看你不像个傻瓜。
s：谢谢。我希望我没辜负你的恭维。
我还要补充一点。照我的理解，“傻瓜”一词绝不是指先天的弱智，而是指后天的麻木。弱智常常并不妨碍弱智者向他们不公正的命运要求意义。可是对生命意义的麻木不问，却可以使智力健全的生命仅仅成为一种生理现象，而不是精神过程。
m
：这样的人只是活着，无论怎样活着只要活着就够了，因此他们不会有烦恼得要去自杀的时候。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烦恼和傻瓜之间，选择后者说不定是更明智的呢。
s：也许是吧，所以我说那也不失为一种活着的办法。
m：那你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办法？
s：我试过，但是没成功。
m：在这点上咱俩倒是挺一样。我也试过，可是不行。我老是想，与其那样活着倒不如死了痛快。
s
：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知道了善与恶，被逐出了伊甸园，再也回不去了。所谓“知道了善与恶”其实就是对生活有了价值判断，对生命的意义有了要求，所以我们跟亚当夏娃一样，也别想回去当傻瓜了。
《圣经》上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人类历史从此开始。这说法真是妙极了。也就是说，从此开始他们才是人了，由此他们才有别于其它动物而成为人了。遗憾的是人们只注意到了这是痛苦的开始，而没看到这才有了人生欢乐的可能。人们应该理解上帝的好意。把那个伊甸园称为乐园实在荒唐，我相信那儿可能没有痛苦，但没有痛苦的地方肯定也没有欢乐。所以我想，还是别回到伊甸园去当那漫长的傻瓜吧。
m：所以你选择了第二个办法？
s
：不如说是去寻找另外的办法，因为第二个办法不是现成的。但是，如果你相信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如果你又不想去当那个漫长的傻瓜，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去找另外的办法，你就准能找到它，你找到的就准是它。
m：玄了。我看你是不是越说越玄了？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怎么会“过程就是目的”呢？
s
：比如说踢足球，全场九十分钟常常才进一两个球，有时候甚至是零比零，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过程，在这九十分钟的过程中证明和欣赏生命矫健、坚强、智慧和优美。其实要想多进球还不简单吗？只要越位不算犯规，大伙都上大门那儿等着去，要不干脆一开始就罚点球，保险进球多。可是那样就没意思了，没有了过程，就没有了趣味，没有了快乐。在真正的球迷看来，过程比目的要紧。
不久前意大利的世界杯赛，由于时差关系，很多场球我们只能看录相，那时胜败已定，但球迷们都避免先知道结果，并向知道了结果的人发出警告：不许说！因为令他们着迷的是过程，他们要在前途未卜的过程中享受激情，享受惊险，享受渴望，享受悲欢。
我还知道一些更高明的球迷，甚至不怕知道结果；无论结果如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致，只要那过程是充满艰险和激情的，不管辉煌的还是悲壮的，他们依然会如醉如痴地沉入在美的享受之中。问他们：谁赢了？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但也可能他们记不清了，不过他们肯定能告诉你最好的球队是哪个，最好的球星是谁。如果他们告诉你得亚军的那个队实际上是最乏味的一个队，你用不着吃惊，因为他们是以过程来做判断的。
其实什么事都是这样。小说是这样，小说要是只写最后谁死了谁还活着，那就像人口普查了，没人爱看。科学怎么样？如果没有坎坷而欢欣的过程，人类想办到什么就办到了什么，人就差不多又要去当那个漫长的傻瓜了。生活也是，一场球赛九十分钟，一场生活就算它九十年，区别无非时间的长短罢了。上帝给人们设置了很多障碍，为的是展开一个过程，于是才能有趣味有快乐。
m：照此说来，生活是无需乎目的了？
s
：不行，目的还非得有不可。如果都不想赢球，这场球还怎么踢下去呢？就像人活着没有理想，人可往哪儿走呢？没有了目的，过程一样没法展开。目的和理想的设置，我想，原就是为了引导出一个过程，我想，一个最最美好的理想或目的不如就让它处在那个望眼欲穿的位置上吧，这样才永远都有个奔头，创造着，欣赏着，乐此不疲。
m：但是你终于得到了什么呢？你总得能得到什么呀？总就是过程、过程、过程，总也达不到目的，你不觉得有点儿荒诞吗？
s
：你得到了一个快乐的过程。就像一场球赛，你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只要你看重的是过程，你满怀激情地参与过程，生龙活虎不屈不挠地投入了过程，你在这过程的每一分钟里就都是快乐的。我发现这是划算的，胜负毕竟太短暂，过程却很长久，你干嘛不去取得那长久的快乐呢？
况且胜利常常与上帝的情绪有关，上帝要是决心不喜欢你（比如说让你瘫痪了等等），你再怎么抗议也是白搭。但是，上帝神通再大也无法阻止你获取过程的欢乐。所以不如把那没有保证的胜利交给上帝去过瘾，咱们只用那靠得住的过程来陶醉。
m：嗯，有道理。我发现你确实不是傻瓜。
s：多谢多谢，我很喜欢你经常发现这一点。
m
：我有时候也这么想，真的，人最终究竟能得到什么呢？未知是无限的，人类的希望无穷无尽，于是认识就永远没有个完，永远不会到达终点，一个阶段的结束不过是又一个阶段的开始。也许你说对了，人要是不能从过程中体味幸福和欢乐，生命就成了场荒诞的苦役，死神就一直具有诱惑力。
s
：这么聪明的话，我希望你还是留给我说。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所以过程就是目的。我想给你念一段一个残疾朋友写给我的话：“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
m：嗯，这个人很能说。
但是意义呢？价值呢？目的要是不重要，为什么还有高尚和卑下之分呢？
s
；道德的最高尚的原则，我想，就是使最多的人最大程度地获得自由、幸福、快乐的生命过程。只有更为高尚的目的才能引导出更为自由、更为幸福、更为快乐的过程。我看这儿用不着担心。如果为了展开过程我们需要设置目的，那么为了展开更为自由、幸福、快乐的过程，我们明显需要设置更为高尚的目的。你没想到再表扬我两句吗？
m：等你不止是说，而是去做的时候吧。
s：那我就听不到了。
m：为什么？
s：这件事在死之前是做不完的。
三、职业-事业
s：如果生命是一条河，我想，事业相当于一条船。在河上漂泊，你总得有一条船。
a：你的这条船就是写小说喽？
s：碰巧是这样。迄今为止这条船对我还合适。当然我也写别的，我也干些别的事。
a：活着就是为了事业吗？
s：正好相反。船是为了漂泊，漂泊不是为了船。事业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活得更有味道。
a：那你怎么理解，譬如：“一切为了事业”，“把生命献给事业”这样的话呢？
s：我更相信这样的事实，譬如：他的事业，给了他无比的快乐。为事业而奋斗，他感到莫大的幸福。在事业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a：有人说，活着就是奉献。
s
：这话不仅不美反而失实：而且细品很像是诉苦，像是抱屈，像是炫耀，仿佛从中受益的只是他人。这类少实事求是之心多哗众取宠之嫌的说道，不见得能保证长久的快乐。如果他注意到了自己从事业中享受了多少乐趣，也许能对“奉献”一词体会得更全面。如果他活着真的只有奉献，我想那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违背；如果奉献是他自己选择的幸福方式，那么他已经得到了丰厚的报偿，他不会在喝彩与掌声中眉飞色舞，而更可能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下稍稍有一点惭愧。一种是，把事业视为自己的幸福，它不仅仅意味着心血的付出，它更意味着精神的收获；另一种则把事业仅仅看作是付出，仅仅看作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受苦受累——这意味着需要报答，可这希冀倘若落空呢，事业岂不成了一场折磨人的灾难么？
顺便说一句，在信念的领域里可以不考虑经济规律，但这绝不意味着按劳分配的原则应该废弃。
a：你是怎么选择了写作这条路的呢？听说你身体残疾后，也曾一度想去死？
s：不是一度，是几度。这方面的事，在和Ｍ的谈话中已经说过了。
后来我想再活一活试试，以观后效。一个人，不管他曾经与死神的关系多么密切，如果现在他想活下去试试，他总得做些事，否则不劳而食你会觉得羞耻，否则精神无以安顿你会觉得时间漫长有如徒刑。必须得干些事。
我先到一个街道生产组找了个工作。那不是正式工作，干一天拿一块钱，再无其它待遇；所得工资可以温饱，关键是自力更生了，没有活成个负数，这感觉让人踏实。生产组是一间低矮破旧的老房，成员多是家庭妇女、老头、老太太和残疾人，每天在昏暗的光线里画些美丽的图案兼而嘻笑怒骂；那也是生活，如果你能体会，那样的生活里也一样饱含了深意。这感觉给人希望，生活从不轻易抛弃谁。老头老太太们都对我好，他们没有文化但有饱满的人情味，这感觉让人温暖，让人对生活多了信心。我自以为工作得努力，肯定对得起那份工作，这样感觉比占了便宜要舒服。当然，我还不满意，我想我说不定还能干些更有趣的事。人对快乐的要求没有个够，我以为这不是坏思想。
一开始我先自学了一年外语，但很快就发现既无资料可供我笔译，也没人要我去作口译，外语这东西不用就忘，于是浅尝辄止。现在外语的用处多了，可我也老了，学不彻底就该火化了，下辈子再学吧。后来又学画彩蛋、画仕女图，虽第一批交货即通过验收，但毕竟不是兴趣所在，便又半途而废。那时周围的人都在学数理化准备考大学，我动了七八回心，终于明白人家不肯录取残疾人，就没去碰那个钉子。干什么呢？想了好久，想起我上学时作文一向有好分数，平时喜欢文学，心里又颇多感受，就试试写作吧。
选择一项事业（或者找一条能够载渡精神的船）的时候，应该想起兵书上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没有谁是为了失败而工作的，因为注定的失败不能引导出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所谓知己，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兴趣何在？自己的禀赋何在？如果你喜欢文学，可你偏偏不肯舍弃一个学化学的机会，且不说没有兴趣你的化学很难学好，即便你小有成就那也是你的悲剧。如果你是一个数学天才，比如说是一个潜在的陈景润，可你对此昏然不知偏要去当一个写小说的，结果多半不妙。所谓知彼，就是得知道客观条件允许你干什么。如果你热爱起足球的时候已经40多岁，你最好安心作一个球迷，千万别学马拉多纳了。如果你羡慕三毛，你也有文学才能，但是你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你就不要向往撒哈拉，你不如写一写自己心中的沙漠。我一贯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倘能扬长避短谁都能有所作为；相反如果弃长取短，天才也能成为蠢才，不信让陈景润与托尔斯泰调换一下工作试试看。对事业的选择，要根据“知己知彼”的原则，可别为“热门”或时髦所左右。
然后还得需要点勇气，需要冒一点风险，没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你肯定有一条金光大道。我开始想写作的时候，人们提醒我说，你哪儿都去不了不能深入生活，你凭什么能干这一行呢？我自己心里也打鼓。可是我忍不住地想写。我有纸也有笔，还有好多想法，别人一天有24小时的生活，我一天也有24小时的生活，所有的生活一样都有品味不尽的深意，我就偷偷地写了一点，自己觉得还有希望，于是豁出去了，写！如果你看不出你的选择有什么不对头，你得豁得出去，你得敢于试试，一条道走到黑或者不撞南墙不回头。当然那时我已经在街道生活组挣着自己的饭钱了，我想我最不济是个０，不会是个负数了。
a：幸好你没撞南墙。
s：到现在为止，我看我还不需要回头。
a：要是撞了呢？要是你撞着了南墙呢？
s
：要是你发现你确实不适合干某一行，你还得敢于回头，及时回头。这不丢人，事业不是为了撞南墙的，撞死在南墙下算不上勇敢。这方面你不行，你得相信在其它方面你未必都不行。
a：一开始你就相信，写小说你肯定行吗？
s
：我只是认为我不见得不行。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事来干。寻找也可以算一种事业。尝试也是一个有价值的过程。鉴于我们的选择无论多么科学多么慎重，我们仍有失败的可能，所以我们还是得把注重点从目的移向过程。
a：你很幸运。
s：你是指我的残疾？
a：别起哄，我是说能把这些事想得明白，这也是一种幸运。
s：不起哄，也许正因为命运让我有机会见识了绝境，这确实算得一种幸运。
a：你毕竟找到了你所感兴趣的事业，并不是谁都有这样的福气。
s：可是谁都有业余时间。现在的工作分配还不可能都根据个人的兴趣，可是挣完了饭钱还有不少时间，这些时间全凭个人高度。
a：你在事业上有过挫折吗？
s
：我绝对认为我的智商适中。我好几次都认为我得改行了，根据“知己各彼”的原则想了又想，还是没改。我现在不大发愁写什么，可怎么能写得更好估计永远都是一个问题。
a：事业上的挫折，难道不给你带来苦恼吗？
s：当然。如果挫折不带来苦恼，成功也就不带来快乐了。
a：你怎么摆脱这样的苦恼呢？
s：一遍一遍地摆脱，没完没了地摆脱。一次一次地相信：船不是目的，河也不是，目的是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漂泊。
a：那也许是因为，你在事业上毕竟算个成功者。
s：我不起哄可是你起哄。成功与否完全是个度量标准的问题。
a：总归人家管你叫作家，不管我叫什么“家”。
s
：那是因为很多事不大公道，现在“作家”这个头衔不值钱，发表几篇小说就算个“家”，比当别的“家”——比如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要省事得多。而且写小说容易出名，因为你写了，总得签上你的名。
a：我看你是得了便宜卖乖。
s：我料到您要这么说了。不过您说的也许不全错。
可是还是得说，千万别把事业当成一项赌注。尤其是我们残疾人，千万别以为成功了某项事业，你的一切艰难困苦就都迎刃而解了，根本没那回事。就算我像你说的那样是个事业的成功者吧，那么我以这个身份最想说的就是，事业的成功确实让人兴奋，但它不为人解决其余的问题，兴奋之后清静下来，一瞧：所有的问题都还在，一如既往。
a：可是对于残疾人来说，它至少可以解决工作问题。
s
：你存心跟我作对，存心让我理屈词穷是不是？我得承认有这么回事，这样的事真让人遗憾。不过人大常委会很快就要通过一项“残疾人保障法”了，将明文规定残疾人与所有的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以后谁不给残疾人工作谁就是违法。
我们还是说说法律以外的问题吧，有很多问题不见得是法律能管得了的。
a：什么问题，比如说？
s
：比如说，对残疾人的歧视，这种歧视常常只流露在别人的眼睛里，法律管不了吧？可你怎么办？比如说，爱情问题，法律说你有结婚的权利，可你所爱的人（当然他或她也爱你）因为种种并不违法的外界压力而离开了你，你怎么办？这些问题并不因为你在事业上的成功就可以消失。比如说，孤独，自卑，沮丧，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在走向哪儿？人类的理想一向很完美，可人类的现实为什么总是不如人意？这样的问题永远都在那儿等着你，并不因为你成了什么“家”它们就云消雾散。千万别把事业的成功作为一项赌注，当成一笔全面幸福的保险金，千万别以为你一旦功成名就天下的倒霉事就都归了别人，幸福就都归了你，那样想你会失望的，到时候你的诸多奢望不能兑现绝没有谁给你赔偿，而且你还会因此而失去事业原本为你预备的快乐，那才真叫一败涂地呢。对于事业，我想还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来得聪明，那样事业这条船才能一直载歌载舞载欢载乐。
我知道有一位残疾朋友，他一心要写小说，发誓不成功则成仁，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屑于做，他说就是要有这样的决心和雄心，他说他相信成功和幸福必定会在某一天早晨成为事实。我不敢贸然说他不是天才，但我以为对于绝大多数不是天才的人来说，这么干挺危险。从我这个凡夫俗子的角度看，文学创作跟学外语大不相同，不是忍得几载寒窗苦就能行的，它需要自自然然地去体会生存这件事，然后需要不急不躁地去写。要紧的还不在这儿，要紧的是他不成功他会痛苦，他真的成功了他也见不到预期的那种幸福。还是那句话，事业是一条船，可船不是目的，船只有在航程中才给人提供创造的快乐和享受这快乐的机会。
a：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说他要是写不好小说他就一辈子不谈恋爱。
s
：这可麻烦了。我总认为不会恋爱的人就不会写作。我总想，不懂得爱情的人可能懂得艺术吗？我总怀疑，要是漂泊不能吸引你，你跳到船上去干嘛呢？依你看呢？
a：依我看你刚才贬低了学外语的。
s：对不起，要是有这样的事肯定不是出于恶意。
a
：我以为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他干哪一行，他都应该对丰富多彩的生活葆有激情。任何事业都不应该把人弄成机器，事业的成功是一回事，人的成功是另外一回事。
s：这是我说的。
a：是我，是我说的。
s：是您替我说的。
a：你真矫情。
s：你也一样。
第二十一章
四、关于平等
m：《中国残疾人》上关于平等问题的讨论，你觉得怎么样？
s：好。
m：就一个字？怎么好？
s：怎么都好。这样的讨论本身就好，这讨论本身就是平等的一次实现。
m：你是说先不必期待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先不必统一思想？
s：不是先不必，是永远不必。
m：那干嘛要讨论？
s
：那才要讨论。为什么讨论偏要以统一思想为目的呢？譬如平等，是意味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呢？还是说，每一种处境、每一种心绪都有被了解的机会（或权利）呢？是“非礼勿言”平等呢，还是“百花齐放”平等？
m：经过这样的讨论，不仅能使我们互相了解，也使每个人自己更了解自己了。
s
：我曾经也像戈奇那样苦笑、尖刻、拍案而起过。现在嘛，我想我更赞成东野长峥的态度。我想我非常理解戈奇，我想东野长峥一定也是从那条愤怒的路上走过来的。我现在仍然相信那是美丽的愤怒，那是真正渴望平等的愤怒，那是真诚的哭喊和笑骂。我们不能作鬼我们也不要成仙，我们不忍受欺侮同样不忍受溺爱，我们看得出在过分的优待和小心的恭维后面，并非有意但确实还是非人的看待。我曾经写过，譬如说，一个人拉一辆车完全算不得什么光荣，但一只猴子拉一辆车却赢得满场的喝彩。要是我们听了类似的喝彩而不愤怒，甚至还洋洋自得，我们就很有危险沦为舞台上一道伪劣的风景。但是……
m：“但是”后面大作文章。
s：“但是”后面确实有文章可作。
m：当然当然。别愤怒，百花齐放。
s：也可以百花怒放。不过不保证肯定不是毒草。
我看，平等，这件事跟爱情差不多。平等很可爱，是你朝思暮想的情人，比如这么说。但是，不是你爱上谁谁就也得爱你。不是你渴望平等，人家就一定把你平等相看。为此你拍案而起，得，人家没准儿更躲你远点儿，怕不留神“欺负”了你。人家跟你说话总得加着小心，那样你准保又要愤怒——难道跟残疾人说话就总得这么小心翼翼吗？你又要喊——残疾，给了我们什么特权！就这样，你越愤怒人家越把你另眼相看，越给你“特权”，然后你更加地愤怒，结果弄成了个怪圈，一圈一圈地转下来你离平等越远了。（顺带说一句，你把人家也弄进一个怪圈里去了——欺负你是欺负你，不欺负你还是欺负你。）我曾经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到怪圈里去了。幸运的是我看见了这个怪圈，发现打破它的办法首先是放弃愤怒。从愤怒到放弃愤怒，不等于不会愤怒，不等于麻木，尤其不等于沾沾自喜于做一道伪劣的风景。
m：应该说，放弃对别人的愤怒，把那美丽的愤怒瞄准自己。
s
：对对。因为，平等要是丢了，一定不是贼偷了，一定是自己糊里糊涂地忘了它在哪儿。平等，确实很像爱情，不可强求。强求有时可以成婚，但那婚姻中没有爱情。即使人家愿意送给你平等，但是送来的肯定不是平等。
m：不过，要是人家不认为你有爱的权利呢（还有工作的权利、学习的权利），你也放弃愤怒？
s
：你是说有人在违法？那还用说？义不容辞，愤怒地把他送交法庭或诉诸舆论就是。不过我想，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最难应付的局面。最难办的是人家并不违法，只是在心里看不起你，目光中流露着对你的轻视和可怜，你可有啥办法？
m：用行动，只有用行动消除他们的偏见！用我们的意志、作为、智慧，来消除他们的偏见。
s
：好主意。好主意倒是好主意，可要是你的行动仅仅以他们的偏见为坐标，仅仅是根据那些偏见作出的反应，你还是有点像夺路而逃，逃进一种近乎于复仇雪耻的勇猛中去了。但是这样的出逃，很可能急不择路而掉进什么泥沼里去。
我看过一本书，书中有段话，大意是这样：我们可以为了从高处鸟瞰风景的缘故而去爬一棵树，也可以由于有一头野兽在后面紧紧追赶的缘故而去爬一棵树。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是在爬树，但动机却完全不同。前者，我们爬树是为了娱乐；后者，我们则是受恐惧的驱使。前者，我们要不要爬树完全是我们的自由；后者，我们喜不喜欢都得这样做。前者，我们可以寻找一棵最适合我们意图的树；后者，我们却无法选择，必须立刻就近爬上树去，也就是说由一头野兽替我们作出了选择。
m：这个比喻挺不错。平等的前提，非得是自由不可，心灵的自由。爹娘让你娶a小姐你无奈就娶了a小姐，这是包办婚姻；爹娘让你娶a
小姐你一气之下就娶了b
小姐，这其实仍不是自由婚姻。关键是你到底爱不爱？爱谁？你是不是尊重和服从了自己的爱、自己的愿望和意志？当然，你还得像尊重自己一样地尊重a小姐和b
小姐的意愿。
s
：事业也是这样，一切都是这个逻辑。当我们摆脱了那头野兽，当那头野兽看见我们就逃而不是我们看见它就逃，当我们忘记了残疾，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先不受那残疾的摆布，那时，平等便悄然而至，不用怎么喊它，它自然就要光临。光临得既不鬼祟也不张扬。它光临的方式，主要不是从门外进来拜访你，而是从你心底涌起，并饱满地在那儿久住。
m：残疾，你相信真能忘记它吗？要是仍然有人因为残疾而歧视你呢？
s：法律管不了的事，只好由文明的慢慢发达来解决。有句俗话——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吗？
m：你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别人特殊的帮助吧？
s
：请你相信我，至少我没那么大能耐。世界上可有一个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吗？如果把帮助和蔑视混淆，那头野兽就又要调头追来了，帮助，全是特殊的没有统一型号。你个子矮，你要一双高跟儿鞋，我双腿瘫痪我不要高跟鞋，我要一辆轮椅和一些坡道，我们都不是孩子了，所以我们就不是谁再来摸摸我们的后脑勺儿，你说是不？
m：要不要你妻子摸一摸呢，有时候？
s：这另当别论。
第二十二章
散文三篇
玩具
我有生的第一个玩具是一只红色的小汽车，铁皮轧制的外壳非常简单，有几个窗但没有门，从窗口望见一个惯性轮，把后车轮在地上磨擦几下便能“嗷嗷——”地跑。我现在还听得见它的声音。我不记得它最终是怎样离开我的了，有时候我设想它现在在哪儿，或者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存在于何处。
但是我记得它是怎样来的。那天可谓双喜临门，母亲要带我去北海玩，并且说舅舅要给我买那样一只小汽车。母亲给我扣领口上的钮扣时，我记得心里充满庄严，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很久，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比那小汽车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门前，东张西望并不见舅舅的影。我提醒母亲：“舅舅是不是真地要给我买个小汽车？”母亲说：“好吧，你站在这儿等着，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母亲就走进旁边的一排老屋。我站在离那排老屋几米远的地方张望，可能就从这时，那排老屋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走进了我永不磨灭的记忆。独自站了一会儿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经在里面给我买小汽车呢，我便走过去，爬上很高很高的台阶。屋里人民多，到处都是腿，我试图从拥挤的腿之间钻过去靠近柜台，但每一次都失败，刚望见柜台就又被那些腿挤开。那些腿基本上是蓝色的，不长眼睛。我在那些蓝色的漩涡里碰来转去，终于眼前一亮，却发现又站在商店门外了。不见舅舅也不见母亲，我想我还是站到原来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台阶，远远地望那绿色的门窗和红色的梁柱。一眨眼，母亲不知从哪儿来了，手里托着那只小汽车。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才看清它有几个像模像样的窗但是没有门——对此我一点都没失望，只是有过一秒钟的怀疑和随后好几年的设想，设想它应该有怎样一个门才好。我是一个容易惭愧的孩子，抱着那只小汽车觉得不应该只是欢喜。我问：“舅舅呢？他怎么还不出来？”母亲愣一下，随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台阶上张望，然后笑了说：“不，舅舅没来。”“不是舅舅给我买的吗？”“是舅舅给你买的。”“可他没来吗？”“他给我钱，让我给你买。”这下我听懂了，我说：“是舅舅给的钱，是您给我买的对吗？”“对。”“那您为什么说是舅舅给我买的呢？”“舅舅给的钱，就是舅舅给你买的。”我又糊涂了：“可他没来他怎么买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在给我解释为什么这只小汽车是舅舅给我买的。我听不懂，无论母亲怎样解释我绝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后的好几年中我依然冥顽不化固执己见，每逢有人问到那只小汽车的来历，我坚持说：“我妈给我买的。”或者再补充一句：“舅舅给的钱，我妈进到那排屋子里去给我买的。”
对，那排屋子：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柱子，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我永远不会忘。惠特曼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孩子逐日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倾向那东西；／于是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在那一天的某一部分，／或继续了好几年，或好几年结成的伸展着的好几个时代。”正是这样，那排老屋成了我的一部分。很多年后，当母亲和那只小汽车都已离开我，当童年成为无比珍贵的回忆之时，我曾几次想再去看看那排老屋。可是非常奇怪，我找不到它。它孤零且残缺地留在我的印象里，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高高的台阶……但没有方位没有背景周围全是虚空。我不再找它。空间中的那排屋子可能已经拆除，多年来它只作为我的一部分存在于我的时间里。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它。事实上我很多次就从它旁边走过，只是我从没想到那可能就是它。它的台阶是那样矮，以至我从来没把它放在心上。但那天我又去北海，在它跟前偶尔停留，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往那台阶上爬，他吃力地爬甚至手脚并用。我猛然醒悟，这么多年我竟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台阶并不随着我的长高而长高。这时我才仔细打量它。绿色的门窗，对，红色的柱子和青灰色的台阶，对，是它，理智告诉我那应该就是它。心头一热，无比的往事瞬间涌来。我定定神退后几米，相信退到了当年的位置并像当年那样张望越久它越陌生，眼前的它与记忆中的它相去越远。从这时起，那排屋子一分为二，成为我的两部分，大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两部分。那么，如果我写它，我应该按照哪一个呢？我开始想：真实是什么。设若几十年后我老态龙钟再来看它，想必它会二分为三成为我生命的三部分。那么真实，尤其说到客观的真实，到底是指什么？
角色
在电影里，我见过一排十几个也许二十几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产科的婴儿室一尘不染，他们都裹在白色的襁褓里一个紧挨一个排成一排，睡着，风在窗外摇动着老树的枝叶，但这个世界尚未惊动他们，他们睡得安稳之极，模样大同小异。
那时我想：曾经与我紧挨着的那两个孩子是谁呢？（据悉我也是在医院里出生的，想必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一排最初的伙伴儿。）与我一同来到人间的那一排孩子，如今都在做着什么都在怎样生活？当然很难也不必查考。世上的人们都在做着什么，他们也就可能在做着什么；人间需要什么角色，他们也就可能是什么角色。譬如部长，譬如乞丐，譬如工人、农民、教授、诗人，毋庸讳言譬如小人，当然还譬如君子。
可以想见，至少几十上百年内人间的戏剧不会有根本的改动，人间的戏剧一如既往还是需要千差万别的各种角色。那么电影里的那一排孩子将来都可能做什么都可能成为什么角色，也就大致上有了一个安排方案，有了分配的比例。每天每天都有上百万懵懂但是含了欲望的生命来到人间。欲望，不应该受到指责，最简单的理由是：指责，已经是欲望的产物。但是这一排生命简直说这一排欲望，却不可能得到平等的报答。这一排天真无邪稚气可掬的孩子，他们不可能都是爱因斯坦，也不可能都是王小二，不可能全是凡夫俗子，也不可能全是英雄豪杰，这都不要紧，这都不值得伤脑筋，最最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不可能都有幸福的前程，不可能都交好运，同样，也不可能都超凡人圣或见性成佛。即便有九十九个幸福而光荣的位置相应只有一个痛苦或丑陋的位置在前面，在未来等待着这些初来乍到的生命的令人沮丧的局面也毫无改观：谁，应该去扮演那一个？和，为什么？
我不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美满的答案。释迦世尊的回答可能是最为精彩的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也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但是在他们这样回答之时他们已经超越痛苦步入慈悲安详，在他们这样回答之后他们已经脱离丑陋成了英雄好汉，可问题呢，依旧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未得答案。因为正像总统的位置是有限的，佛与菩萨的名额但愿能稍稍多一点而已。
我不再寻找它的答案。尼采说：“自从我厌倦了寻找，我便学会了找到。”
有一个朋友死了。k
，她在命运的迷茫之中猝然赴死。爱她的人说：要是我们早一点知道，我们可以使她不死。是的，这是可能的。但是，谁能让亿万命途都是丽日朗照？谁能保障这世上没有人在迷茫中痛不欲生？k
这样去死了，或者其实是：有一个人这样去死了，这个人的名字恰恰叫作k.因为产科婴儿室里的那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都还没有名字。
有一个人双腿瘫痪了。s
，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连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再想站起来走一分钟都不可能了。爱他的人说：将来，将来也许会有办法让他重新站起来走。可能的，在不规定期限的将来这是可能的。但是不管多么长久的将来，人间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伤病，医学的前途不可能没有新的难题。那么将来的一个身，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对他自己和对爱他的人来说与现在这个s
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是将来的过去，现在是过去的将来，将来是将来的现在。产科婴儿室里每天都有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都还没有名字。
有一个人步入歧途。l
，也许因为贫穷，也许因为愚昧，也许因为历史的驱使，他犯了罪甚至可能是不可饶恕的罪。爱他的人说：贫穷、愚昧和历史，难道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吗？为什么他不可饶恕？是的，他不可饶恕，因为人类前行要以此标明那是歧途。但是人类还要前行，还要遇到歧途还要标明那是歧途。产科婴儿室里那些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还都没有名字，他们之中的谁，将叫作l？
有一天，不是在电影里也不是在产科婴儿室，我看见一排已经离去的伙伴，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排，安静之极，风在窗外摇动老树的枝叶但世界已不再惊扰他们了。用任何尘世的名字呼唤他们，他们都不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死者。
姻缘
1.我在陕北的一处小山村插过队。我写过那地方儿，叫它作“清平湾”，实际的名称是关家庄。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冲流淤积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川蜿蜒百余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在关家庄上下的几个村子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学，曾在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个班级念书。也有例外，男士a
不是我的同学但是和我们一起来到清平川；插队，他是为了和我的同学男士b插在一处。但是阴差阳错，到了清平川，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们将我和b
等几个同学分配在关家庄，却把a与我的另几个同学安置在另一个村。费几番周折也没能改变命运的意图。这样男士a便在另一个村中与我的同学女士c
相识，在同一个灶上吃饭，在同一块地里干活，从同一眼井中担水，走同一条路去赶集，数年后二人由恋人发展成夫妻，在同一个屋顶下有了同一个家。有一回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可记得你们的媒人是谁吗？是b！”大家愣一下，笑道：“不，不是b，是公社知青办那几位先生。”大家笑罢又有了进一步觉悟，说：“不不还是不对，不是b
也不是那几位先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若非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a和c何缘相识呢？”思路如此推演开去，疑为a和c
的媒人者纷纭而至呈几何级数增长，且无止境。
2.我难得登高望远。坐轮椅正坐至第20个年头，尚无终期。
某一日电梯载我升上十几层高楼，临窗俯看，见城市喧嚣浩瀚比以前更大得触目惊心，楼堂房舍鳞次栉比也更多彩多姿，纵横交织的街道更宽阔美丽。惟如蚁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头奔走，动机莫测出没无常；熙来攘往擦肩而过，就像互相绕开一棵树或一面墙；忽而也见两三位远远地扑来一处交头接耳，之后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难辨认；一串汽车首尾相接飞驰向东，为中一辆不知瞬间受了什么引诱，减速出列掉头改道又急驶向西了；飘飘扬扬的一缕红裙，飘飘扬扬地分外醒目，但倏地永远不见了，于原来的地位上顶替以一位推车的老人；老人缓缓地走，推的是一辆婴儿车，车厢里的小孩儿顾自酣甜地睡着……我想，这老人这小孩儿恰是人间亿万命运的象征，来路和去向仍是一贯地神秘。
居高而望这宏大的人间，很可能正像量子力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测验和观察吧。书上说：“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即给出力和质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够精确地预言运动客体的未来或过去的性状。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指出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精确测定的；因此牛顿定律不能适用于原子范围。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粒子轨道的细节，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几率。”书上说，后来，物理学家把一切物质都看作具有波粒二象性。我想，人也是这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吧。你每一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粒子，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间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是命途难测。书上说：“物质世界是由同时存在着的无穷大的场构成。”那么人间社会料必也是如此；在几十亿条命运轨道无穷多的交织组合之间，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你能知道你现在正走向什么，你能知道什么命运正向你走来吗？
我坐在十几层高楼的窗前，想起往日的一个男孩儿。那男孩儿7
岁时有一次问他的母亲：“什么是结婚？”母亲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7
岁的男孩儿于是问父亲：“你结婚了吗？”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肯定是结过婚了。”男孩儿迷茫地想了一会，说：“我不结婚。”母亲笑道：“你现在当然不要结，但将来你会结。”“为啥？”“因为，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要结婚。”为此男孩儿郑重其事地想了一个下午，晚上他又问母亲：“那我和谁结婚呢？”母亲说：“这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那个女孩儿可能正在向你走来。”男孩儿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俯看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很想辨出那个女孩儿，很想看见她从哪儿走来……
这时我忽然想起问我的妻子：“我7岁那年，你在哪儿？”她正读一本书，抬头望了望我，说：“下次别再忘了——又过了3
年我才出生。”她笑了。可我没笑。“那么那时你的父母，他们在哪儿？”“很可能那时，”她一边重新埋下头去一边说，“我的父母还不相识。”
3.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夏夜的外滩，情侣的密度当属世界之最。骄阳落去，皓月初升，江风习习吹开熏蒸的得热之时，你瞧吧，沿江的栅栏边，情男恋女伏栏面水倾诉衷肠，一条大队直排出几里，仿佛对黄浦江夹道的欢迎与欢送；一对紧挨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间隙，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倘忽略每一颗头的扭向让你猜哪两个是一对，你有50％的可能错点了鸳鸯。我对他的描述略表怀疑。“怎么你不信？”我的这位富于想象力的朋友笑道，“这么说吧，要是这时有谁下一道命令，譬如喊一二三，或者吹一声哨，情男恋女们无需移动位置只要一齐转头180
度，便可在全新的组合中继续谈情说爱。”
“很可能，”我说，“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过了。”
“下过了？”这一回轮到他怀疑。
“下过了，但是你没听见。”
“你听见了？”
“我有时感到我听见了。在你去外滩之前，在你去外滩之前很久上帝的哨子已经吹过了，因此你看见了你所看到的情景，你看见了你只能看到的一种组合。”
不久前我读一本书，书上说到洗牌。一局牌（不论是扑克还是麻将）开始，先要洗牌。连续的输家抱怨手气不好，尤其要洗牌，别人洗过了他还不放心，一定要自己再洗，一面把牌打乱一面心中祈祷好运的来临。那本书的作者说：“当然这会改变他的牌运，但是，到底是改变得更好了还是改变得更坏了却永远不能知道。被你洗掉了的种种排列，未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种与你遭遇。”
一九九二年春节
第二十三章
随笔十三
一
我曾想过当和尚，羡慕和尚可以住进幽然清静的寺庙里去。但对佛学不甚了了，又自知受不住佛门的种种戒律，想一想也就作罢。何况出家为僧的手续也不知如何办理，估计不会比出国留学容易。
那时我正度着最惶茫潦倒的时光。插队回来双腿残废了，摇着轮椅去四处求职很像是无聊之徒的一场恶作剧，令一切正规单位的招工人员退避三舍。幸得一家街道小作坊不嫌弃，这才有一份口粮钱可挣。小作坊总共三间低矮歪斜的老屋，八九个老太太之外，几个小伙子都跟我差不多，脚上或轻或重各备一份残疾。我们的手可以劳作，嗓子年轻，梦想也都纷繁，每天不停地唱歌，和不停地在仿古家具上画下美丽的图案。在那儿一干七年。十几年后我偶然在一家星级饭店里见过我们的作品。
小作坊附近，曲曲弯弯的小巷深处有座小庙，废弃已久，僧人早都四散，被某个机关占据着。后来时代有所变迁，小庙修葺一新，又有老少几位僧徒出入了，且唱经之声隔墙可闻。傍晚，我常摇了轮椅到这小庙墙下闲坐，看着它，觉得很有一种安慰。单是那庙门、庙堂、庙院的建筑形式就很能让人镇定下来，忘记失学的怨愤，忘记失业的威胁，忘记失恋的折磨，似乎尘世的一切牵挂与烦恼都容易忘记了……晚风中，孩子们鸟儿一样地喊叫着游戏，在深巷里荡起回声，庙院中的老树沙啦沙啦摇动枝叶仿佛平静地看这人间，然后一轮孤月升起，挂在庙堂檐头，世界便像是在这小庙的抚慰下放心地安睡了。我想这和尚真作得，粗茶淡饭暮鼓晨钟，与世无争地了此一生。
摇了轮椅回家，一路上却想，既然愿意与世无争地度此一生，又何必一定要在那庙里？在我那小作坊里不行么？好像不行，好像只有住进那庙里去这心才能落稳。为什么呢？又回头去看月下小庙的身影，忽有所悟：那庙的形式原就是一份渴望理解的申明，它的清疏简淡朴拙幽深恰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这不是落荒而逃，这是自由的选择，因而才得坦然。我不知道那庙中的僧徒有几位没有说谎，单知道自己离佛境还差得遥远，我恰是落荒而逃，却又想披一件脱凡入圣的外衣。
而且从那小庙的宣告中，也听出这样的意思：入圣当然可以，脱凡其实不能，无论僧俗，人可能舍弃一切，却无法舍弃被理解的渴望。
二
有一回我发烧到摄氏40.3度，躺在急诊室里好几天，高烧不退。我一边呻吟并且似乎想了一下后事的安排，一边惊异地发现，周围的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层沉暗的绿色，幸而心里还不糊涂，知道这不过是40.3度在捣鬼。几天后，烧退了，那层沉暗的绿色随之消失，世界又恢复了正常的色彩。那时我想，要是有一种动物它的正常体温就是40.3度，那么它所相信的真实世界，会不会原就多着一层沉暗的绿色？这是一种猜测，站在人的位置永远无法证实的猜测。便是那种动物可以说话，它也不能向我们证实这一猜测的对还是错，因为它不认为那发绿的世界有什么不正常，因为它不可能知道我们所谓的正常到底是什么状态，因为它跟我们一样，无法把它和我们的两种世界作一番比较。
对于色盲者来说，世界上的色彩要少一些——比如说，不是七种而是五种。但为什么不可能是这样：世界上的色彩本不是七种而是九种，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色盲呢？
我总猜想，在我们分析太阳的光谱时，是否因为眼睛的构造（还有体温呀，心率呀，血压呀等等因素）而事先已被一种颜色（比如沉暗的绿色）所蒙蔽所歪曲了？当然这猜想又是永远无法证实，因为我们不管借助什么高明的仪器，最终总归是要靠眼睛去作结论；而被眼睛所蒙蔽的眼睛，总也看不出眼睛对眼睛的蒙蔽。
那么听觉呢？那么嗅觉和味觉呢？那么人的一切知觉以及由之发展出来的理性呢？况且，人类的知觉说不定会像色盲一样有着盲点呢？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纯客观的世界呢？
三
一度，我曾屡屡地作一个大同小异的梦，梦见我的病好了，我的腿又能走了，能跑能跳而且腿上又有了知觉。因为这样的梦作得太多，有一回我在这梦里问这梦里的别人：“这回我不是又在作梦吧？”别人说。“不是，这怎么会是梦呢？当然不是。”我说：“那怎么证明？你怎么能给我证明这一次不是梦呢？”别人于是就给我证明，“你看太阳，不是还在天上？”“你看这树叶不是绿的么？你听，不是还有风？”“你再看这河，水不是还在流着么？”……虽种种证明完全不合逻辑，但在梦中我却—一信服，于是激动得流泪，心想这一回到底不是梦了，到底是真的了。可这么一激动，就又醒了，看着四周的黑夜，心里无比懊恼。懊恼之余我想：要是在梦中可以怀疑是不是梦，那么醒了也该怀疑是不是醒吧？要是在梦中还可以作梦，为什么醒来就不可以再醒来呢？
我还常常作些离奇古怪的梦。有一次我梦见一个周身闪耀着灵光的人对我说：“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吗？”我问：“什么？”他说：“你的脊髓里颠倒了八小时。”于是我相信我的病因可算找到了。有一次我梦见走进一片树林，或者有或者只是我感到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找找看，哪一棵树是你。”遍地的灌木葳蕤泼洒，高大的乔木蔽日遮天，我摸摸这一丛，敲敲那一棵，心想哪一棵回答说：它是我，它就必定是我。有一次我梦见我放声高歌，歌声嘹亮响遏行云，而且是即兴的词曲，但低吟高唱无不抑扬成调。有一次，我梦见，我把右腿卸下来装在左胯上，再把左腿卸下来装在右胯上，于是我就能行走如初了。我也作过周游世界的梦，作过发财的梦，作过被称之为“春梦”的那种梦。我相信佛洛依德们肯定会找到这些梦的原因，不过我对此没有多少兴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总归跑不出这个逻辑。让我感兴趣的是，梦中全不顾什么逻辑和规矩，单是跟着愿望大胆地走去。
你无论作什么样的离奇古怪的梦，你都不会在梦中感到这太奇怪，这太不可思议，这根本不可能，你会顺其自然地跟随着走下去。而这些事或这些念头要是放在白天，你就会羞愧不已、大惊失色、断然不信、踟蹰不前。这是为什么？很可能是这样：从人的本性来看，并无任何“奇怪”可言；就人的欲望来说，一切都是正当。所谓奇怪或不正当，只是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各种规矩的衬照下才有的一种恐惧。
四
写作（这里主要指小说和散文）成为少数人的职业，我总感觉有点荒唐。因而我想“专业作家”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世界上那么多人，凭什么单要听你们几个人叨唠？人间那么多幸福快乐困苦忧伤，为什么单单你们几个人有诉说的机会？几十亿种生活，几十亿种智慧和迷惑，为什么单单选取你们的那一点点儿向大家公布？我觉得这事太离谱儿。
小说或散文若仅仅是一处商业性的娱乐场所倒也罢了，总归不能人人都开办游乐场。但文学更要紧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对存在状态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观赏，是求一条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携手或孤寂的摆脱，有人说得干脆那甚至是情爱般的坦露、切近、以命相许、海誓山盟。这可是少数几个人承担得起的么？
作家都自信道出了世事众生的真相，即便夸张、变形、想象、虚构、拼接、间离……但他们必说那是真或是本质的真。虽对真的检查见仁见智，但有一条肯定：自命虚假的作品绝无。然而人间浩瀚复杂瞬息万变，几位职业作家能看见多少真呢？有一幅旧对子：百行孝当先／万恶淫为首。据说有位闲人给上下联各添了十二个字：百行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迹可察，但心可度么？我还听一位文革中遭拷打而英勇未屈者说过：要是他们再打我一会儿我可能就叛变了，我已经受不了正要招认，偏这时他们打累了。我有时候猜测：那个打手一定是累了么？还是因为譬如说他与某个女人约会的时间到了？当然还可能是其它原因，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只要当事人不说，真像便永无大白之日。还是那句话，要是成千上万的人只听几个人说（且是小！说，是散！文），能听见多少真呢？充其量能听见他们几个人自己的真也就难能可贵。
扬言写尽人间真相，其实能看全自己的面目已属不易。其实敢于背地里毫不规避地看看自己，差不多就能算得圣人。记得某位先哲有话：“语言，与其认为是在说明什么，不如说是在掩盖什么。”形单影只流落于千差万别的人山人海中，暴露着肉身尚且招来羞辱，还敢赤裸起心魂么？自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人类社会于是开始之日，衣服的作用便有两种：御寒和遮羞；语言的作用也便有两种：交流和欺瞒。孤独拓展开漫漫岁月，同时亲近与沟通成为永远的理想。在我想来，爱情与写作必也是自那时始，从繁衍种类和谋求温饱的活动中脱颖而出——单单脱去遮身的衣服还不够，还得脱去语言的甲胄让心魂融合让差别在那一瞬间熄灭，让危险的世界上存一处和平的场所。可能是罗兰·巴特说过，写作者即恋人。所以有人问我，你理想中的小说（或散文）是什么？我想了又想，发现我的理想中并没有具体的作品，只有一种姑妄名之的小说环境或曰创作气氛，就像年轻恋人的眼前还没有出现具体的情人却早有了焦撩着的爱的期待。于是我说，在我的理想中甚至是思念里，写小说（或写散文）应该是所有人的事，不是职业尤其不是几个人的职业，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那是每一个人的心愿，是所有人自由真诚的诉说和倾听。所有人，如果不能一同到一个地方去，就一同到一种时间里去，在那儿，让心魂直接说话，在那儿没有指责和攻击当然也就无需防范和欺瞒，在那儿只立一个规矩：心魂有坦露的权利，有被了解的权利，唯欺瞒该受轻蔑。
所以我希望“职业作家”是暂时现象。我希望未来的写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么多技巧，几十亿种自由坦荡的声音是无论什么技巧也无法比拟的真实、深刻、新鲜。我希望写作是一块梦境般自由的时间，有限的技巧在那儿死去，无限的心思从那儿流露无限的欣赏角度在那儿生长。当然当然，良辰一过我们还得及时醒来，去种地，去打铁，上下班的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
五
我最早喜欢起小说来，是因为《牛虻》。那时我大约十三四岁，某一天午睡醒来颇有些空虚无聊的感受，在家中藏书寥寥的书架上随意抽取一本来读，不想就从午后读到天黑，再读到半夜。那就是《牛虻》。这书我读了总有十几遍，仿佛与书中的几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对他们的形象有了窃自的描画。后来听说苏联早拍摄了同名影片，费了周折怀着激动去看，结果大失所望。且不说最让我难忘的一些情节影片中保留太少，单是三位主要人物的形象就让我不能接受，让我感到无比陌生：“琼玛”过于漂亮了，漂亮压倒了她高雅的气质：“蒙泰尼里”则大胖，太臃肿，目光也嫌太亮，不是一颗心撕开两半的情状：“牛虻”呢，更是糟，“亚瑟”既不像书中所说有着女孩儿般的腼腆纤秀，而“列瓦雷士”也不能让人想起书中所形容的“像一头美洲黑豹”。我把这不满说给其他的《牛虻》爱好者，他们也都说电影中的这三个人的形象与他们的想象相去太远，但他们的想象又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回家再读一遍原著，发现作者对其人物形象的描写很不全面，很朦胧，甚至很抽象。于是我明白了：正因为这样，才越能使读者发挥想象。越能使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把各个人物写真，反之倒限制住读者的参与，越使读者与书中人物隔膜、陌生。“像一头美洲黑豹”，谁能说出到底是什么样呢？但这却调动了读者各自的经验，“牛虻”于是有了千姿百态的形象。这千姿百态的形象依然很朦胧，不具体，而且可以变化，但那头美洲黑豹是一曲鲜明的旋律，使你经常牵动于一种情绪，想起他，并不断地描画他。
在已有的众多艺术品类中，音乐是最朦胧的一种，对人们的想象最少限制的一种，因而是最能唤起人们的参与和创造的一种。求新的绘画、雕塑以及文学，可能都从音乐得了启发，也不再刻意写真写实，而是着重情绪、节奏、旋律，追求音乐似的效果了。过去我不大理解抽象派绘画，去年我搬进一套新居，挺宽绰，空空的白墙上觉得应该有一幅画，找了几幅看看觉得都太写实，太具体，心绪总被圈定在一处，料必挂在家里每天看它会有囚徒似的心情。于是想起以往看过的几幅抽象派画作，当时不大懂，现在竟很想念，我想在不同的日子里跟它们会面，它们会给我常新的感觉，心绪可以像一个囚徒的改过自新。
听觉原就比视觉朦胧，因而音响比形象更能唤起广阔和想象。比听觉更朦胧的，是什么？是嗅觉。将来可否有一种嗅觉交响乐呢？当然那不能叫交响乐，或许可以叫交味乐？把种种气味像音符一样地编排，幽眇或强烈地散发，会怎么样？准定更美妙，浮想联翩，味道好极了！
几年前美术馆有过一次别开生面的“现代艺术展”，我因行动不便，没能去看。听说最令人惊诧不解的一份作品是：一个人（作者本人），坐在小板凳上，双脚浸在水盆里，默默然旁若无人地洗脚。有看过的人回来说：“什么玩艺儿，越玩越邪虎了！早知这样不如上澡堂子看去。”
我却接受这份作品，心绪因之漫展得辽远，无以名状地感动。为什么会这样，连自己也一时猜不透，是不是也中了邪？慢慢想，似乎有一点儿明白。
我先是想到自己也有类似的时候，无论是生命中的什么滋味，一尝到极端便无以诉说，于是从繁杂的世界回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做着必要的凡俗之事，思绪却东奔西走，但无以诉说的事恰恰指向了现实的绝境，思绪走投无路便可能开出一块艺术的心境，看见生命的危惧，看见不屈不死的渴望，于是看见上帝的恩赐和生活的原状，感动着但是镇定了，镇定了又不想麻木，种种滋味依然处在极端。但一改愤世嫉俗的故习，转而追随了审美的逻辑。
其次我想到这是为什么？——把几颗粗糙平凡随处可以捡到的石子，似乎排布随意地粘在一只素雅的瓷盘上，就使人有了艺术的感受：把几片凋零枯焦并不珍奇的落叶装在精美的镜框里，就产生了审美价值；把农舍门窗上的剪纸陈列在美术馆里，人们就更加看见它们的魅力。原因肯定很多。但我想，至关重要的是发现者的态度。在那石子、落叶、剪纸和瓷盘、镜框、美术馆之间，是发现者的态度，弥漫着发现者坎坷曲回的心路，充溢着发现者迷茫但固执的期盼，从而那里面有了从苦难到赞美的心灵历史。任何一种东西，原本并没有美在其中，万物之间也并没有美的关系，是人发现了美。美，其实是人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在那石子、落叶、剪纸和瓷盘、镜框、美术馆的关系中，便蕴藏了发现者的这类态度。而真正的欣赏也得是一种发现。基于欣赏者的态度而有的一种发现，或者基于这种发现而生长的一种态度。当我们看着这些作品，我们发现了什么呢？除了发现发现者所发现的，我们还发现了发现者与其作品的关系，我们感动的其实是发现者的态度，其实是再发现时我们所持的态度。于是我们也成为发现者，甚至成为有更多发现的发现者，思绪万千。要是你没能发现发现者的态度，没能发现一个孤独的洗脚者和周围高雅堂皇的建筑和各怀心事的人群之间的关系，那当然就不如去路边看石子，和到澡堂子里去看洗浴了。
有一种叫作“接受美学”的东西，我想没准儿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什么叫艺术品呢？真是没有一定之规。莫扎特就一定是？但是听不懂他的人从中毫无所得。冬日北风中的一声叫卖就一定不是？但有人却从中听见人生辽阔的存在。常听说某种艺术被称为空间艺术，某种艺术被称为时间艺术，我想这说法不算恰当。艺术从来就不是发生在空间和时间，而是发生在更高的一维，发生于众生之精神寻觅的网脉一样的遭遇和联结之上，如何地遭遇联结恐怕专属于神的作为，人呢，借助了时空去接近她。但时空常又阻碍了这种接近，这才有无羁无绊的沉思默想跳出在时空之上，无中生有地开辟一条朝圣之路。
七
为什么往事，总在那儿强烈地呼唤着，要我把它们写出来呢？
为了欣赏。人需要欣赏，生命需要被欣赏。就像我们需要欣赏我们的爱人，就像我们又需要被爱人欣赏。
重现往事，并非只是为了从消失中把它们拯救出来，从而使那部分生命真正地存在；不，这是次要的，因为即便它们真正存在了终归又有什么意义呢？把它们从消失中拯救出来仅仅是一个办法，以便我们能够欣赏，以便它们能够被欣赏。在经历它们的时候，它们只是匆忙，只是焦虑，只是“以物喜，以己悲”，它们一旦被重现你就有机会心平气和地欣赏它们了，一切一切不管是什么，都融化为美的流动，都凝聚为美的存在。
成为美，进入了欣赏的维度，一切才都有了价值和意义。说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美，仿佛有点无可奈何。我们可以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发现得很清晰，很具体，很实在或很实用。可是生命呢？
如果一切清晰、具体、实在和实用的东西都必然要毁灭，生命的意义难道还可以系之于此吗？如果毁灭一向都在潜伏着一向都在瞄准着生命，那么，生命原本就是无用的热情，就是无目的的过程，就是无法求其真而只可求其美的游戏。
所以，不要这样审问小说——“到底要达到什么？”“到底要说明什么？”“到底要解决什么”“到底要完成什么？”“到底要探明什么？”“到底要判断什么？”“到底怎么办？”小说只是让我们欣赏生命这一奇丽的现象，这奇丽的现象里包含了上述的“到底”和“什么”，但小说不负责回答它。小说只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摆脱真实的苦役，重返梦境的机会：欣赏如歌如舞如罪如罚的生命之旅吧。由一个亘古之梦所引发的这一生命之旅，只是纷坛的过程，只是斑斓的形式。这足够了。
我每每看见放映员摆弄着一盘盘电影胶片，便有一种神秘感，心想，某人的某一段生命就在其中，在那个蛋糕盒子一样的圆圆的铁盒子里，在那里面被卷作一盘，在那儿存在着，那一段生命的前因后果同时在那儿存在了，那些历程，那些焦虑、快乐、痛苦，早都制作好了，只等灯光暗下来放映机转起来，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有时想，我的未来可能也已经制作好了，正装在一只铁盒子里，被卷作一盘，上帝正摆弄他，未及放映，随着时光流逝地转星移，我就一步步知道我的命运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又想，有一天我死了，我一生的故事业已揭晓，那时我在天堂或在地狱看我自己的影片：哈！这不是我吗？哈，我知道我都将遇到什么，你们看吧，我过了21岁我就要一直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在一家小作坊干了七年，然后我开始学写作……不信你们等着瞧。我常想，要是有那样的机会，能够那样地看自己的一生，我将会被自己感动，被我的每一种境遇所陶醉。
八
y跟我说，有一回他和几个朋友慕名去见一位精通预测（或日算命）的大师，大师的本领果然不凡，虽与y和y的几个朋友素昧平生，却把y
的几个朋友以往的际遇推算得准确之极。一算对了以往再算未来，y的几个朋友前途各异，因而有的喜形于色，有的掩饰不住忧虑。轮到y
时，Ｙ退却，扭头溜掉。y说，他原是想看个稀罕，并未认真，不料那大师真的名不虚传。y说，这一下他倒害怕了。我问：“怕什么？”y
说：“因为他算得太准。把什么都算出来，我往下可还活的什么劲儿呢？就像下棋，每一步都已了然，再下还有什么趣味？”
y对命运的态度，依我看，比那位大师更高明。
虽然多数的算命属骗钱楜口的勾当（其实这类勾当很多，不止于算命），但我相信有些算命或对命运的预测是有道理的，确凿灵验。是什么道理，我当然不知道。但对天气预报既然可以有所信赖，地震预报虽不灵验者多但仍在提倡，为什么不能尝试其它方面的预测呢，比如命运？
但我也有如y的一种忧虑：倘终于未来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人生就怕十分的乏味了。除此忧虑外，我还有一份顽固的糊涂：可预测，但可预防么？
如果单单是预测得准确而无法预防，是喜事便好，是祸事呢？岂不倒白白赔进去额外的惊吓与苦恼？所以碰上算命的，我总是请报喜不报忧，真与不真我并不计较。常言道“笑比哭好”有一份美梦可作，显见得不是坏事。这美梦越是作得长久，我便越是快慰得长久，假如这美梦在我死前一直不被揭穿，我岂不是落得了一生的好运道？揭穿了也不怕，还可以再为自己预算出一些好运，不断地为自己筹措虚渺的美景良辰，使自己总有美梦可作，至死方休。这么说。肯定会有人以为大谬不然，嗤之以鼻。换一个说法也许就好了：人活着，总是要心怀美丽的理想。人是最喜欢沉醉于虚渺的动物，而且这不是坏品质。
命运，要是不单可以预测，还可以预防，因而可以避祸，那当然好不过。可是我想，预测仅仅是旁观因而不影响世界原有的结预防却是干预，预防之举必定会改变原有的世界，因之原有的则也就不再准确。那么在这个已经掺进了预防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中，还可以继续预测和预防么？也就是说，可以预测那些预测么？可以预防那些预防么？假定可以。那么肯定会出现对预测的预测，对预测的预测的预测……对预防的预防的预防……如此无穷地循环，结果必是谁也无从预测，谁也无法预防，或者是大家整日都在忙于预测和预防，再无其它事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预测和预防，那就是只给少数人以预测和预防的特权（人数越少，效果越好），就像只给少数人以高官厚禄的机缘。但少数的特权给谁——这可以预测和预防么？倘可预测，便说明命运的不可预防；若可预防，还不又是争权夺利似的争斗？
九
早听人说过特异功能的神奇，不敢不信，但未目睹，总还是心存疑忌。前不久终于有缘亲眼看了一回，一位赫赫有名的特异功能大师离我不足两米之距，只见他把我们刚刚吃饭时用过的两只不锈钢餐叉并在一起，握在掌心，吹一口气，揉捏片刻轻轻一拧，当啷一声掷于桌面，两只餐叉已是麻花般缠绞在一起。在场的人或惊叫，或目瞪口呆。我定了定神，看看四周的世界，心中竟一阵阵恐惧。怕什么？世界原来藏着秘密，在被认为不可能藏着秘密的地方藏着秘密，世界就很是一个阴谋家似的可怕。我于是懂得，当“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着”的消息第一次发布时，反对者绝不是出于嫉恨，而是出于恐惧。
对特异功能的神奇，还是不相信者居多，这情有可原，因为多数人没有机会亲眼看看。但听说，也有人对此取“不信、不听、不看”的态度，还自称是对科学的捍卫，是反迷信的义举，这真是更为特异的逻辑。不信，那是不信者的自由；不听，则已有盗铃之嫌；不看呢，才真是可怕的迷信了。有人说，现代最大的迷信是科学自己，说得痛快！任何思想、逻辑、认识世界的方法，要是醉在自己的成功上，自负得以至封闭，都有望愚昧蛮横成一头暴君。
对特异功能（还有气功）的神奇，又有人持另一种拜倒的态度；相信那是能使人类千古梦想终得实现的力量，是拯救众生脱离困苦的佛光，是最最最伟大的宗教。我真是不信，同时我相信又一头暴君正在发育成长。
我相信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神奇力量的确凿。我相信它的效用越是确凿，就越说明它是科学，是潜科学，我相信它越是有神奇的力量，就说明它越不是宗教，宗教一向是在人力的绝境上诞生，我相信困苦的永在，所以才要宗教。我相信，人们不愿承认末日的必来，和不愿承认困苦的永在，乃是所有救世哲学难于自圆的病根。
譬如说佛的宏愿，那不可能是一种事实，那永远只是一个理想；佛以一个美丽的理想，帮助众生与困苦打交道罢了。因为：倘一人不能成佛，众生便未得度。众生都若成佛，世间便无差别和矛盾，也就同于死寂。若从死寂中再升华出一个更高明的世界，也只是有了更高明的差别和矛盾，于是又衍生出众生更为高明的困苦，和更为高明的佛。佛很可能一向就是位媒人，经他介绍，众生才得与困苦相识，并天荒地老永不分离。
十
我这样理解真善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自然，就是真，真得不可须臾违抗。知人之艰难但不退而为物，知神之伟大却不梦想成仙，让爱燃烧可别烧伤了别人，也无需让恨熄灭，惟望其走向理解和宽容；善，其实仅指完善自我，但自我永无完善。因而在无极的路上走，如果终于能够享受快慰也享受哀伤，就看见了美。
但我也发现荒诞：走在街上，坐在家中，或匆匆奔赴一个约会，或津津有味地作一篇文章……这样的时候我的眼睛常常跳到屋顶上、树梢上、天空的各种颜色里。俯看自己，觉得下面这个中年男子真是乖张。这家伙自以为是在奔赴约会，其实呢，不过是一步步去会见死亡；自以为献身一项有益的事业，其实很可能只是自寻烦恼和无事忙；自以为有一份使命，其实说不定正高歌猛进在歧途上。但这样想过却不能放弃，目光从天际回来，依然沉缅于既往的荒唐。
但什么是歧途和荒唐？谁能告诉我，怎样才不是歧途和荒唐？
也许，人，就是歧途。因为人是欲望的化身，没有欲望也就没有人。因为欲望不能停留，否则也就不是欲望。因为“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为在无路之地举步，本无法保证那是正道。所以倒是歧途养育了我们这种动物。
人，未必就高于其他动物。见一头牛被奴役，便可想到人也在被命运奴役。见一匹鹿自由快乐地消磨光阴，便可想到，人的一切所为，也正是为了快乐地消磨由一生光阴铸成的歧途。就像坐着长途的列车，空洞的时间难熬，便玩着扑克牌，玩呀玩呀，那煎熬的时间就在快乐中过去了，注目再看时，好了，到了，大家散伙下车，扑克牌再无意义了。当然，把扑克牌换成书也行，换成沉思也行，换成辩论和正义的战斗也都行。
那么，比如鹿，比如鱼和鸟，它们“快乐地消磨”的方式，凭什么说一定低于人的方式呢？很怪。唯有想到自己是人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时，才相信自己的方式的必要性。万物平等。人为自己留一颗骄傲的心，人为自己设置美丽的理想，只是更利于“快乐地消磨”罢了，绝不是说人可以傲视一只坦然而飞的鸟，或一条安然入梦的鱼。
也许上帝设计了这歧途是为了做一个试验：就像我们放飞一群鸽子，看看最后哪只能回来。或者是对他的孩子们的一次考验：把他们放进龌龊中去，看看谁回来的时候还干净。
十一
在电视中见过这样一个节目：数名影剧中的反角演员一起登台，向观众祝贺节日，和大家一起欢度佳节。主持人说：人们总是更关注正面角色的演员，但是别忘了他们（摄像机便逐一地对准这一群或“可怕”或“可憎”的面孔），没有他们的合作就没有戏，他们和正面角色的演员一样功不可没。台下鼓掌。然后他们中的一位说：在戏里我们都是坏蛋，在生活里（看看他的一群伙伴）。其实咱们都是好人。台下又鼓掌，表达对他们的感谢。这时候我心里似乎惊喜，似乎温暖，似乎一切梦想接近实现。
坐在电视机前，眼睛再看不见其它节目，我想象一个剧团因为没有了反角演员而面临散伙的窘境。我想，那时所有的正角演员一定都被发动起来，求贤似渴般地去寻找反角演员，就像刘玄德三顾茅庐，就像萧何月下追韩信，甚至就像一条要沉没的船上发出着求救信号，甚至就像一群迷途者在呼唤上帝的指引。据说，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之后，忽然感到无比的恐慌，忽然看不见了生命的价值，因而倒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
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设若世界上没有了歧途全剩下正道，设若世界上没有了反面角色单留无数英雄豪杰，人类大约也就是一个面临散伙的大剧团，想必我们也得呼唤救星一样地呼唤反面角色，久旱祈雨般地祈求天降歧途。幸好不是这样，幸好上帝深谙戏剧之要义，便是在小世界幕落之后，也还在大舞台上为我们准备了无路之地，待我们去踏出正道也踏出歧途。
有幸踏出正道的当然是好人。谁去踏出歧途呢？不幸踏住歧途的在这大舞台上便被称作坏蛋。（说明一下，歧途者，并不单指山野间的歧途，还指心理的和灵魂的歧途。）这就显得不大公平。步入回歧途已然不幸，还要被大家轻蔑和唾骂；走上正道已经交得好运，还要追加恭维和赞美。但从戏剧的进展和效果考虑，非如此而不可，唾骂和赞美原是演出歧途和正道的方法。
当然法律还是法律，不可松懈，正如演员不可擅自篡改剧作的编排。我只希望，在世界大舞台上，也有正反角色共度佳节的机会。在坏蛋被惩处的地方，让我们记起角色后面的那个演员，从而在人的意义上，在灵魂的神殿前，呈上一份平等的追悼和理解，想起我们的大剧团所以没散伙的一个原因。
十二
我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小名儿叫老咪。老咪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十二三岁。十二三岁的哥哥正处在好奇心强烈的年纪，奇思异想叠出不穷，有一个问题最吸引他：时间，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把这问题去问他爹，他爹回答不出。他再把这问题去问老师，老师也摇头。于是哥哥把它当作一个难倒成年人的法宝，见哪个狂妄之徒胆敢卖弄学问，就把这问题问他，并窃笑那狂徒随即的尴尬。
但有一天老咪给这问题找到了精彩的答案。那天哥哥又向某人提问：“时间，你知道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时老咪正睡眼朦胧地瞄准马桶撒尿，一条闪亮的尿线叮咚地激起浪花，老咪打个冷战，偷眼去望墙上的挂钟，随之一字一板泰然答道：“从一上弦就开始了。”语惊四座。这老咪将来作得哲人。
我生于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却在1955年之后发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这个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个凌晨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5
点57分我来到人间（有出生证为证），奶奶说那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后是1958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而此前的1957年呢，则是1964年时才给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时我才知道一场反右运动大致的情况，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并设想着远古的某些历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着对2001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远古又幻想未来，远古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远古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
我理解，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指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在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里，时间成为错综交叉的小径。他强调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作为主观的人的心灵，这才是一座迷宫的全部。
十三
有很多回，有很多事，我冥思苦想，似有所得，并为之欣喜，但忽一日却从书中发现，我所想到的前人早已想到了。不免沮丧。
我是不是白想了呢？
没有，我没有白想。
我想到了我才明白了前人的所想，前人的所想才真正存在。如果我没想到，即便我读到前人的所想我也不会理解，前人的所想也就等于无。
所以我知道了：凡我想到的前人都想到了，凡我没想到的也就等于没有前人的所想。
看来亘古至今，人们是在反复地问着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不得不这样。人们轮班地来做同一个猜谜游戏。结束之后是开始。
一九九二年
第二十四章
相逢何必曾相识
等有一天我们这伙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岁，白发苍苍还拄了拐棍儿，世界归根结蒂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是（夏令时）
傍晚七、八点钟的太阳，即便到那时候，如果陌路相逢我们仍会因为都是“老三届”而“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么不管在哪儿，咱们找一块不碍事的地方坐下——再说那地方也清静。“您哪届？”“六六。
您呢？”（当年是用“你”，那时都说“您”了，由此见出时间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岁，我老初三。”倘此时有一对青年经过近旁，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这俩老家伙念的什么咒语。“那时候您去了哪儿？”
“云南（或者东北、内蒙、山西）。您呢？”“陕北，延安。”这就行了，我们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这永远是我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66、67、68，已经是多么遥远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对青年学过历史，他们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语，那是20世纪中极不平常的几年，并且想起考试时他们背诵过几个拗口的词句；插队，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他们恰恰是钻研史学的，如果他们走来，如同发现了活化石那样地发现了我们，我想我们不会介意，历史还要走下去，我们除了不想阻碍它之外，正巧还想为“归根结蒂不是我们的”世界有一点用处。
我们能说点什么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几十年前的喜怒哀乐和几百几千年前的喜怒哀乐一样，都根据当代人的喜怒哀乐为想象罢了。我们可以讲一点儿单凭想象力所无法触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写“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边疆”，您信它一半足够了，记此正史的人必是带了情绪。我记得清楚，68年末的一天，我们学校专门从外校请来一位工宣队长，为我们作动员报告，据说该人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台来先是说：“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台下便很安静了。
然后他说：“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台下的呼吸声就差不多没有，随后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简洁有力：“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的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历史疑案：有多少报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么时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说出了大天来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队长者反而退怯。这里面肯定含着一条令人快慰的逻辑。
我去了延安。我从怕去变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是以后屡屡证明了的惯作白日梦的禀性所致，以及不敢违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当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和翻山越岭北上的卡车时，才感受住一缕革命豪情。唯当下了汽车先就看见了一些讨饭的农民时，才于默然之间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学孙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引发的灵感。他捧定那书看了一路，说：“咱们干赤脚医生吧。”大家都说好。
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
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于政治，“四人帮”也能懂人道主义了。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仅此而已。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是贫病交困的农民们把他送上了行医的路，所以当“四人帮”倒台后，有几个人想把立哲整成“风派”“闹派”时，便有几封数百个农民签名（或委托）的信送去北京，担保他是贫下中农最爱戴的人。
我们那个村子叫关家庄，离延川县城80里，离水坪油矿25里，离公社10里。第一次从公社往村里去的路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为立哲造舆论：“他是大夫。”“医生噢？”老乡问，“能治病了吧？”“当然，不能治病算什么医生。”“对。就在庄里盛下呀是？”“是。”
“咳呀——，那就好。”所以到村里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立哲看病，我们七手八脚地都作他的帮手和参谋。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婆儿——发烧、发冷，满脸起红斑。立哲翻完了那本《农村医疗手册》说一声：“丹毒。”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出来，把红糖和肉松也拿出来。老婆儿以为那都是药，慌慌地问：“多少价？”大伙回答：“不要钱。”老婆儿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立哲再去看书，又怀疑是否红斑狼疮。这才想起问问病史。老婆儿摸摸脸：“你是问这？胎里作下的嘛。”“生下来就有？”“噢——嘛！”当然，后来立哲的医道日益精深，名不虚传。
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糠菜半年粮”已经靠近了梦想，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呢，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所以才不实行。怎样算一个家呢？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
怎样养活一个家呢？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民歌里唱“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它，婆姨们的苦一点不比男人们的轻，白天喂猪、养鸡、做饭，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她们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农活紧了她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民歌里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差不多是真的。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又能省下几个钱。民歌唱“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说夸张吗？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要是换了草原上牛马，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然后卖成钱，买盐、买针线、农具、染布的颜料、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余下的逐年积累，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唯独狗可以忽视，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合满了惭愧和自责，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
我彻底厌恶“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理论。人不是一辈子为了当儿子（或者孙子）的，此其一；人在数十万年前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动物，此其二；第三，人要是不嫌家贫闹革命原本是为了什么呢？找遍陕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贫”这样的词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难中的别离，煎熬着的深情，大胆到无法无天的爱恋：“三天没见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问遍。”“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梦也梦不见你回来。”“白格生生蔓菁绿缨缨，大女子养娃娃天生成。”“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上队伍上横山。”“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吃了上前线。”“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在山里时，乡亲们爱听我们讲北京的事，听得羡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哎——”地赞叹，便望那望不尽的山川沟壑，产生一些憧憬，说：“咱这搭儿啥时也能像了北京似……”
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可是公粮收得紧，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我亲眼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子一入冬就带着全家出门要饭去了。有手艺的人则在冬闲时出门耍手艺，木匠、石匠、还有画匠呢。我还作过几天画匠呢。外头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红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画些花鸟鱼虫，再写几个吉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顶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作cema（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佐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为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热热的香香的杂面条儿了。
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干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点，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欲，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
一股劲儿央告。还有，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知识青年带头把村里果树都砍了，种粮食。果树的主人躲在窑里流泪，真仿佛杨白劳再世又撞见了黄世仁。好在几年后我们知道不能再那么干了，我们开始弄懂一些中国的事了。读了些历史也看见了些历史，读了些理论又亲历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样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联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那几届“老插”得天独厚之处，至少开始两年我们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孙了，谁处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干没有活路的。
当然，一有机会我们还是都飞了，飞回城，飞出国，飞得全世界都有。这现象说起来复杂，要想说清其中缘由，怕是得各门类学者合力去写几本大书。
1984年我在几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又回了一趟陕北。因为政策的改善，关家庄的生活比十几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说丰衣，钱也还是没有几个，但毕竟足食了。乡亲们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请我去吃饭，吃的都是白面条儿。我说我想吃杂面条儿。众人说：“哎呀——，谁晓得你爱吃那号儿？”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担心政策变了还不是要受穷？担心连遇灾年还不是要挨饿？陕北，浑浊的黄河两岸，赤裸的黄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饭。
那年我头一次走了南泥湾。歌里唱她是“陕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夸张，但亲临其地一看，才知道当年写歌词的人都还没学会说假话呢。那儿的山是绿的，水是清的，空气也是湿润的，地里都种的水稻，汽车开一路，两旁的树丛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药，随时有野鸡、野鸽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盖因那满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谙历史的人先告诉我，几百年前的陕北莽莽苍苍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湾的地界，无边无际又全是灼目的黄土了。我想，要是当年我们一来就开始种树造林，现在的陕北已是一块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样，这高原早已变绿，黄河早已变清了。我想眼下这条浑浊的河流，这片黄色的土地，难道是民族的骄傲吗？其实是罪过，是耻辱。
但是见过了南泥湾，心里有了希望：种树吧种树吧种树吧，把当年红卫兵的热情都用来种树吧，让祖国山河一片绿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贫穷的土地有个根本的变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说了。插队的岁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说起来没有个完。自己为自己盖棺论定是件滑稽的事，历史总归要由后人去评说。再唠叨两句闲话作为结束语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洒在了黄土地上，怎么办？别着急，把浸了油的黄土都挖起来，放进锅里重新熬；当年乡亲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再有，现在流行“侃大山”一语，不知与我们当年的掏地有无关联？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抡圆了镢头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松软；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过的。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们十七八岁去插队时，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说话，心里骚骚动动的但都不敢说话，远远地望一回或偶尔说上一句半句，浑身热热的但还是不敢说下去；我们就是这样走进了人生的。这些事够后世的年轻人琢磨的，要是他们有兴趣的话。
一九九二年
第二十五章
黄土地情歌
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呢，跟20几岁的人在一起玩不觉得有什么障碍，偶尔想起自己已经40岁，倒不免心里一阵疑惑。
某个周末，家里来了几个客人，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小伙子们没有辜负好年华，都大学毕了业，并且都在谈恋爱，说起爱情的美妙，毫不避讳，大喊大笑。本该是这样。不知怎么话题一转，说起了插队。
可能是他们问我的腿是怎么残疾的，我说是插队时生病落下的。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我爸我妈常给我讲他们插队时候的事。
我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他又说了一遍：我爸我妈，一讲起他们插队时候的事，就没完。
“你爸和你妈，插过队？”
“那还有错儿？”
“在哪儿？”
“山西。晋北。”
“你今年多大了？”
“21.知青的第二代，我是老大。”
“你爸你妈他们哪届的？”
“六六届，老高三。今年45了。”
不错，回答得挺内行。我暗想：这么说，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第二代都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这么说，再有三五年，我们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
“你哪年出生？”我愣愣地看他，还是有点儿不信。
“70年。”他说，“我爸我妈他们68年走的，一年后结婚，再一年后生了我。”
我还是愣着，把他从头到脚再看几遍。
“您瞧是不是我不该出生？”他调侃道。
“不不不。”我说。大家笑起来。
不过我心里暗想，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
“你爸你妈怎么给你讲插队的事？”
他不假思索，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最深：第一年他爸他妈回北京探亲，在农村干了一年连路费都没挣够，只好一路扒车（扒车，就是坐火车不买票或只买一张站台票，让列车员抓住看你确实没钱，最多也就是把你轰下来）。没钱，可那时年轻，有一副经得起摔打的好身体，住不起旅馆就蹲车站，车上没你的座位你就站着，见查票的来了赶紧往厕所躲，躲不及就又被轰下去。轰下去就轰下去，等一辆车再上，还是一张站台票。归心似箭，就这样一程一程，朝圣般地向京城推进。如此日夜兼程，可是把他爸他妈累着了。有一次扒上一趟车，谢天谢地车上挺空，他爸他妈一人找了一条大椅子纳头便睡。接连几个小站过去，车上的人多了，有人把他爸叫起来，说座位是大家的不能你一个人睡，他爸点点头让人家坐下。再过一会儿，又有人去叫他妈起来。他爸看着心疼。爱情给人智慧，他爸灵机一动，指指他妈对众人说：“别理她，疯子。”众人于是退避三舍，听任他妈睡得香甜。
我说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困境，不单是指经济方面，主要是指舆论。20年前的中国，爱情羞羞答答的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犯的错误；尤其一对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尚未大有作为，先谈情说爱，至少会被认为革命意志消沉。革命、进步、大有作为、甚至艰苦奋斗，这些概念与爱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差不多全是独身。那时候，爱情如同一名逃犯，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无处容身；戏里不许有，书里不许有，歌曲里也不许有。不信你去找，那时中国的歌曲里绝找不到爱情这个词。所以，我看着我这位年轻的朋友，心里不免佩服他父母当年的勇敢，想到他们的艰难。
但是20岁上下的人，不谈恋爱尚可做到，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除非心理有毛病。
当年我们一同去插队的20个人，大的刚满18，小的还不到17.
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到铜川，再换汽车到延安，一路上嘻嘻哈哈，感觉就像是去旅游。冷静时想一想未来，浪漫的诗意中也透露几分艰险。但“越是艰险越向前”，大家心里便都踏实些，默默地感受着崇高与豪迈。然后互相鼓励：“咱们不能消沉。”“对对。”“咱们不能学坏。”“那当然。”“咱们不能无所作为。”“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咱们不能抽烟。”“谁抽烟咱们大伙抽谁！”“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唏——”所有人都作出一副轻蔑或厌恶的表情，更为激进者甚至宣称一辈子不做那类庸俗的勾当。但是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先取消了“不能抽烟”的戒律。在山里受一天苦，晚上回来常常只能喝上几碗“钱钱饭”，肚子饿，嘴上馋，两毛钱买包烟，够几个人享受两晚上，聊补嘴上的欲望，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了。但是抽烟不可让那群女生看见，否则让她们看不起。这就有些微妙，既然立志独身，何苦又那么在意异性的评价呢？此一节不及深究，紧跟着又纷纷唱起“黄歌”来。所谓黄歌，无非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呀，《卡秋莎》呀，《灯光》、《小路》、《红河村》等等。不知是谁弄来一本《外国名歌200
首》，大家先被歌词吸引。譬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譬如：“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
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烁着灯光。”多美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点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于是学唱。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地学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学《毛选》。推开窑门，坐在崖畔，对面是月色中的群山，脚下就是那条清平河，哗哗啦啦日夜不歇。“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荡柔漫的轻纱，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歌声在大山上撞起回声，顺着清平川漫散得很远。唱一阵，歇下来，大家都感到了，默不作声。感动于什么呢？至少大家唱到“姑娘”、“爱人”时都不那么自然。意犹未尽，再唱：“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村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难道这歌也很革命么？管他的！这歌更让人心动。那一刻，要是真有一位姑娘对我们之中的不管谁，表示与那歌词相似的意思，谁都会走过去坐在她的身旁。对20岁上下的人来说，爱情是主流，反爱情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不过这股逆流一时还很强大，仍不敢当着女生唱这些歌，怕被骂作流氓。爱情的主流只在心里涌动。既是主流，就不可阻挡。有几回下工回来，在山路上边走边唱，走过一条沟，翻过一道梁，唱得正忘情，忽然迎头撞上了一个或是几个女生，虽赶忙打住但为时已晚，料必那歌声已进人姑娘的耳朵（但愿不仅仅是耳朵，还有心田）。这可咋办？大家慌一阵，说：“没事。”壮自己的胆。说：“管她们的！”撑一撑男子汉的面子。
“她们听见了吗？”“那还能听不见？”“她们的脸都红了。”“是吗？”“当然。”“听他胡说呢。”“嘿，谁胡说谁不是人！”“你看见的？”“废话。”这倒是个不坏的消息，是件值得回味的事，让人微微地激动。不管怎么说，这歌声在姑娘那儿有了反应，不管是什么反应吧，总归比仅仅在大山上撞起回声值得考虑。主流毕竟是主流。
不久，我们听见女生们也唱起“黄歌”来了：“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叫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赶车的人……”
想来，人类的一切歌唱大概正就是这样起源。或者说一切艺术都是这样起源。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鲜活的生命需要爱情，数不完的日子和数不完的心事，都要诉说。民歌尤其是这样。陕北民歌尤其是这样。“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三年两年忘不了你。有朝一日见了面，知心的活儿要拉通。”“蛤蟆口灶火烧干柴，越烧越热离不开。”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白脖子鸭儿朝南飞，你是哥哥的勾命鬼。半夜里想起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情歌在一切民歌中都占着很大的比例，说到底，爱是根本的希望，爱，这才需要诉说。在山里受苦，熬煎了，老乡们就扯开嗓子唱，不像我们那么偷偷摸摸的。爱嘛，又不是偷。“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觉还想你。把住哥哥亲了个嘴，肚子里的疙瘩化成水。”但是反爱情的逆流什么时候都有：“大红果子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你，本来咱俩没关系，好人摊上个赖名誉。”“不怨我爹来不怨我娘，单怨那媒人Ｘ嘴长。”“我把这个荷包送予你，知心话儿说予你，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主流毕竟是主流：“你要死哟早早些死，前晌死来后响我兰花花走。”“对面价沟里拔黄蒿，我男人倒叫狼吃了。先吃上身子后吃上脑，倒把老奶奶害除了。”“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迟来早去是你的人，跌倒一起再结婚。”真正是无法无天。但上帝创造生命想必不是根据法，很可能是根据爱。老乡们真诚而坦率地唱，我们听得骚动，听得心惊，听得沉醉，那情景才用得上“再教育”这三个字呢。我在《插队的故事》那篇小说中说过，陕北民歌中常有些哀婉低回的拖腔，或欢快嘹亮的呐喊，若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大山里，这拖腔或呐喊便可随意短长。比如说《三十里铺》：“提起这家来家有名……”比如《赶牲灵》：“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儿哟三盏盏的那个灯……”“提起”
和“骡子儿哟”之后可以自由地延长，直到你心里满意了为止。根据什么？我看是根据地势，在狭窄的沟壑里要短一些，在开阔的川地里或山顶上就必须长，为了照顾听者的位置吗？可能，更可能是为了满足唱者的感觉，天人合一，这歌声这心灵，都要与天地构成和谐的形式。
民歌的魅力之所以长久不衰，因为它原就是经多少代人锤炼淘汰的结果。民歌之所以流传得广泛，因为它唱的是平常人的平常心，它从不试图揪过耳朵来把你训斥一顿，更不试图把自己装点得那么白璧无瑕甚至多么光彩夺目，它没有吓人之心，也没有取宠之意，它不想在众人之上，它想在大家中间，因而它一开始就放弃拿腔弄调和自命不凡，它不想博得一时颠狂的喝彩，更不希望在其脚下跪倒一群乞讨恩施的“信徒”，它的意蕴是生命的全息，要在天长地久中去体味。
道法自然，民歌以真诚和素朴为美。真诚而素朴的忧愁，真诚而素朴的爱恋，真诚而素朴的希冀与憧憬，变成曲调，贴着山走，沿着水流，顺着天游信着天游；变成唱词，贴着心走沿着心流顺着心游信着心游。
其实，流行歌曲的起源也应该是这样——唱平常人的平常心，唱平常人的那些平常的牵念，喜怒哀乐都是真的、刻骨铭心的、魂牵梦萦的，珍藏的也好，坦率的也好，都是心灵的作用，而不是喉咙的集市。也许是我老了，怎么当前的流行歌曲牟打动我的那么少？如果我老了，以下的话各位就把它随便当成什么风刮过去拉倒，我想，几十几百年前可能也有流行歌曲，有很多也那么旋风似地东南西北地刮过（比如大跃进时期的、文化革命时期的），因其不是发源于心因而也就不能留驻于心，早已被人淡忘了。我想，民歌其实就是往昔的流行歌曲之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流传在民间因而后人叫它民歌。我想，经几十甚至几百年而流传至今的所有歌曲，或许当初都算得流行歌曲（不能流行起来也就不会流传下去），它们所以没有随风刮走，那是因为一辈辈人都从中听见自己的心，乃至自己的命。“门前有棵菩提树，站在古井边，我作过无数美梦，在它的绿荫间……”“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不管是异时的还是异域的，只要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就必定能够流进心里去。可惜，在此我只能例举出一些歌词，不能让您听见它的曲调，但是通过这些歌词您或许能够想象到它的曲调，那曲调必定是与市场疏离而与心血紧密的。我听有人说，我们的流行歌曲一直没有找到自己恰当的唱法，港台的学过了，东洋西洋的也都学过了，效果都不好，给人又作偷儿又装阔佬的感觉；于是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专门弄土，但那土都不深，扬一把在脑袋上的肯定不是土壤，是浮士要么干脆是灰尘。“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虽然“高”和“大”都用上了，听着却还是小气；因而您再听：“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
这无异于是声称，他对生活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他没心没肺。真要没心没肺一身的仙风道骨也好，可那时候“风”里恰恰是能刮来钱的，挣钱无罪，可这你就不能再说你对生活没有什么看法了。假是终于要露马脚的。歌唱，原是真诚自由的诉说，若是连歌唱也假模假势起来，人活着可真就绝望。我听有人说起对流行歌曲的不满，多是从技术方面考虑，技术是重要的，我不懂，不敢瞎说。但是单纯的技术观点对歌曲是极不利的，歌么，还是得从心那儿去找它的源头和它的归宿。
写到这儿我怀疑了很久，反省了很久：也许是我错了？我老了？
一个人只能唱他自己以为真诚的歌，这是由他的个性和历史所限定的。
一个人尽管他虔诚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历史是不同的，这是代沟的永恒保障。沟不是坏东西，有山有水就有沟，地球上如果都是那么平展展的，虽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实那很可能全是沙漠。此文开头说的那位21岁的朋友——我们知青的第m
代，他喜欢唱什么歌呢？有机会我要问问他。但是他愿意唱什么就让他唱什么吧，世上的一些事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我们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恋爱的季节，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爱情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
一九九二年
第二十六章
游戏·平等·墓地
一、游戏，摆脱时间的刑役。
设若我们不管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坐火车去，要在火车上度过比如说三天三夜。我们带上吃的、喝的，以及生命72小时所必需的用物，要不就带上钱以备购买这些东西。当然，此前我们先买好了车票，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在这趟车上已经确定有了一个位置。此外我们还得带上点儿什么呢？考虑到旅途的寂寞，带一副棋或一副牌，也可以是一本书，或者一个可以收听消息的小机器……很明显，这已不是活命的需要，这是逃避、抗拒，或者说摆脱时间空洞的需要，是活命之后我们这种动物所不可或缺的娱乐。如果没有棋没有牌没有书没有消息，有一个彼此感兴趣的对话者也行，如果连这也没有，那么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还可以在白日梦中与这个世界周旋，一个超凡入圣的人还可以默坐诵经以拒斥俗世的烦恼。但所有这些行为都证明了一个共同的起因：空洞的时间是不堪忍受的，倘其漫长就更是可怕的了。
据说有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将一个人关在一间空屋子里，给他充足的食物、水、空气、甚至阳光，但不给他任何事做，不给他任何理睬，不给他与任何矛盾和意义发生关系的机会，总之，就这么让他活着性命，却让他的心神没有着落没有个去处，永远只是度着空洞的时间。据说这刑罚会使任何英雄无一例外地终致发疯，并在发疯之前渴望着死亡。
我们在那趟火车上打牌，下棋，聊天，看书，听各种消息并在心里给出自己的评价……依靠这些玩具和游戏逃过了72小时空白时间的折磨（我们之所以还挺镇静，是因为我们知道72小时毕竟不是太久），然后我们下车，颇有凯旋而归的感觉。其实呢，我们不过是下了一趟小车，又上了一趟大车。地球是一趟大车，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走；生命是一趟大车，在更为漫长的时间中走。我们落生人间，恰如上了一趟有七八十年乃至更长行程的列车。在这趟车上，有吃的、喝的、空气、阳光以及活命所需的一切条件。但若在这趟车上光有一副牌一副棋之类的玩艺就大大地不够，这一回我们不是要熬三天三夜，而是要度过一生！“无聊”这个词汇的出现，证明我们有点恐慌；前述那种最残酷的刑罚，点明了我们最大的恐惧并不是死亡，而是漫长而空洞的时间。幸好上帝为我们想得周全，在这趟车上他还为我们预备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和困阻。这些矛盾和困阻显示了上帝无比的慈悲。有了它们，漫长的时间就有了变化万千的内容，我们的心神就有了着落，行动就有了反映，就像下棋就像打牌就像对话等等等等，我们在各种引人入胜的价值系统中寻找着各自喜欢的位置，不管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纵使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们就都能够娱乐自己了。谢谢上帝为我们安排得巧妙：想跑，便有距离；想跳，便有引力；想恋爱，便有男人也有女人；想灭欲，便有红尘也有寺庙；想明镜高悬，既能招来权门威逼也能赢得百姓称颂；想坚持真理，既可留下一个美名也可落一个横死；想思考，便有充足的疑问；想创造，便有辽阔的荒寂；想真，便有假的对照；想善，便有恶的推举；想美，便有丑的烘托；想超凡人圣，便有卑贱庸碌之辈可供嘲笑；想普渡众生，便有众生无穷无尽的苦难……感谢上帝吧，他给我们各种职业如同给我们各种玩具，他给我们各种意义如同给我们各种游戏，借此我们即可摆脱那种最残酷的刑罚了。这样来看，一切职业、事业都是平等的。一切职业、事业，都是人们摆脱时间空洞的方法，都是娱乐自己的玩具，都是互为依存的游戏伙伴，所以都是平等的，本不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这种动物所独具的精神娱乐的需要，其实一切职业、事业都不必，度命本来十分简单，——一匹狼或一条虫那样简单，单靠了本能就已足够，反正在终于要结束这一点上我们跟它们没什么两样。所以我想，一切所谓精英、豪杰、大师、伟人都不该再昧了良心一边为自己贴金一边期待着别人的报答，不管是你们为别人做了什么贡献，都同时是别人为你们提供了快乐（助人为乐，不是么？）最好别忘了这个逻辑，不然便有大则欺世小则卖乖之嫌疑。——当然当然，这也不全是坏，正如丑烘托了美，居功自傲者又为虚怀若谷的人提供了快乐的机缘。
二、平等，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给我们猜？
“一切职业、事业都是平等的”，这恐怕只是一个愿望，永远都只是一个愿望。事实上，无论是从酬劳还是从声誉的角度看，世间的职业、事业是不平等的，从来也没有平等过，谁也没有办法命令它们平等。
要是我们真正理解了上帝的慈悲，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这一事实。上帝无比的慈悲，正在于他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矛盾和困阻，这就意味了差别的不可抹杀。如果没有平凡的事业、非凡的事业和更为伟大的事业之区分，就如同一出情节没有发展的戏剧，就等于是抽去两极使人类的路线收缩成一个无限小的点，我们娱乐的机缘很快就会趋于零了。这便如何是好呢？因为倘若平等的理想消失，就如同一种没有方向的游戏，就等于是抽去一极而使另一极也不能存在，结果还是一样，我们娱乐的机缘仍会很快消失。我们得想个法子，必须得有个办法既能够保住差别又可以挽救平等。于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戏剧就不得不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了，写实的技巧就不得不结合浪漫的手法了，善不仅是真，善还得是美，于是我们说“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如何如何我们的精神就一样都是伟大的”。这法子好，真的好，一曲理想的歌唱便在一个务实的舞台上回响了，就像繁殖的节奏中忽然升华出爱情的旋律。此一举巧夺天工，简直是弥补了上帝的疏漏。不过，也不是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期待我们去猜透：在现实的舞台上不能消灭角色的差别，但在理想的神坛上必须树立起人的平等。
跟着，麻烦的问题来了：人的平等，是说任何人应该是平等的吗？那，我们能够容忍——譬如说，“四人帮”和焦裕禄是平等的——这样的观点吗？绝对不能！好吧，把问题提得小一点：难道小偷可以与警察划等号吗？当然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人间这一现实的戏剧要演下去，总得有一个美好的方向，自由的方向，爱的方向，使人能够期待幸福而不是苦难，乃是这出戏剧的魅力所在（且不去管它真否能够抵达极乐世界），此魅力倘若消散，不仅观众要退席连演员也要逃跑了。所以，必须使剧情朝着那个魅力所系的方向发展，把一个个细节朝那个方向铺垫，于是在沿途就留下价值的刻度，警察和小偷便有善恶之分，焦裕禄与“四人帮”便有美丑之别。但是，没有凶残、卑下、愚昧，难道可以有勇敢、高尚和英明么？没有假恶丑，难道可以有真善美么？总而言之，没有万千歧途怎么会有人间正道呢？“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是一种常常给我们启迪的思想。但是，世上本没有路，是不是抬腿一走便是一条正道呢？当真如此，人生真是一件又简单又乏味的事了。很可能世上本来有很多路，有人掉进泥潭便使我们发现一条不能再走的路，有人坠落深渊便又使我们发现一条不能再走的路，步入歧途者一多我们的危险就少，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于泥潭和深渊之侧就容易寻找正道了。这样看来，证明歧途和寻找正道即便不可等同，至少是一样地重要了。这样一想，我仿佛看见：警察押解着小偷，季米特洛夫怒斥着希特勒（尽管他们不是同时代的人），凡人、伟人、罪人共同为我们走出了一条崎岖但是通向光明的路，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称因而分明的价值坐标，共同为这出人间戏剧贡献了魅力。
我想，希特勒当然也曾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任何小偷，都没有理由说他生来就配作一个被押解的角色吧？相信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者，想必更能同意这种理解。这出人间戏剧啊，要说上帝的脚本策划得很周密，这我信。但要说上帝很公正，我却怀疑。不管是在舞台的小世界，还是在世界的大舞台，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没有坏蛋们的难受之时便没有好人们的开心之日，这很好。但是谁应该作坏蛋？谁应该作丑角？凭什么？根据什么究竟根据什么？偶然。我们只说能这纯粹是偶然的挑选，跟中彩差不多。但是生活的戏剧中必然地有着善与恶，对与错，也必然地需要着这样的差别和冲突，于是这个偶然的中选者就必然地要在我们之中产生，碰上谁谁就自认倒霉吧。那么这些倒霉的中选者自己受着惩罚和唾骂而使别人找到了快乐和光荣，不也有点舍己为人的意思吗？当然他们并无此初衷。当然也不能仅凭效果就给他们奖励。对极了，为了人类美好方向的需要，为了现世戏剧的魅力之需要，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奖励而且必须要给他们恰当的惩罚。杀一儆百有时也是必要的，否则如何标明那是一条罪恶的歧途呢？但是，在俗界的法场上把他们处决的同时，也应当设一个神坛为他们举行祭祀。当正义的胜利给我们带来光荣和喜悦，我们有必要以全人类的名义，对这些最不幸的罪人表示真心的同情（有理由认为，他们比那些为了真理而捐躯的人更不幸），给这些以死为我们标明了歧途的人以痛心的纪念（尽管他们是无意的）。我们会想起他们天真的童年，想起他们本来无邪的灵魂，想起如果不是他们被选中就得是我们之中的推被选中，如果他们没被选中他们也会站在我们中间。我们虔诚地为他们祈祷为他们超度吧，希望他们来世交好运（如果有来世的话），恰恰被选去作那可敬可爱的角色。我听说过有这样的人，他们向二次大战中牺牲的英雄默哀，他们也向那场战争中战死的罪人默哀。这件事永远令我感动。这才真正是懂得了历史，真正怀有博大的爱心和深重的悲悯。这样人类就再一次弥补了上帝的疏漏（如果不是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留给我们去参悟的话），使人人平等的理想更加光芒四射。
在人间的舞台上，英雄、凡人、罪人是不能平等的。那，现在我们以人人平等为由所祭祀的，是不是抽象的人呢？因而是不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虚伪；抽象的人不一定要真，正如理想，美就行，抽象的人是人类为自己描绘的方向。那么，这种不现实的人人平等又有什么用呢，不是吃饱了撑的瞎扯淡吗？一点都不瞎扯淡，理想从来就不与现实等同，但理想一向都是有用的（顺便说一句，吃饱了，于猪是理想的完成，于人则仅仅是理想的开端）。唯当在理想的神坛上树立起人的平等，才可望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没理由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送给某一个阶级，因为这是属于全人类的智慧和财富。倘若有人卖假药，显然不能因而就把良药也消灭）。没有一个人人平等的神坛，难免就会有一个“君君臣臣”的俗界。不是么？几千年的“君权神授”，弄来弄去跑不了是“刑不上大夫”的根由。
三、墓地——历史的祭祀，万灵万物和解的象征。
要是您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去看戏。戏散了您先别走，我告诉您一个最迷人的去处：后台。我们，我和您，我们设想自己还原成两个孩子，两个给根棒槌就纫针（认真）的孩子，溜进后台。两个孩子想向孙悟空表达一片敬意，想劝唐僧今后遇事别那么刚愎自用，想安慰一下牛郎和织女，再瞅机会朝王母娘娘脸上啐口唾沫。可是，两个孩子忽然发现卸了装的他们原来是同事，一个个“好人”卸了装还是好人，一个个“坏蛋”卸了装也是好人，一个个“神仙”和“凡人”到了后台原来都是一样，他们打打闹闹互相开着玩笑，他们平平等等一同切磋技艺，“孙悟空”问“猪八戒”和“白骨精”打算到哪儿去度蜜月？于是“唐僧”和“王母娘娘”都抱怨市场上买不到像样的礼品。这时候两个孩子除了惊讶，势必会有一些说不清的感动一直留到未来的一生中去。
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他走到一片墓地，在先人的坟墓前培一捧土、置一束花，默立良久。他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您。那是某一年的清明。每年的清明都是一样。墓地上无声地传颂着先人的消息，传颂着无比悠远、辽阔和纷繁的历史。往日的喧嚣都已沉寂；往日的悲欢都已平息；往日的功过荣辱，都是历史走到今天的脚步；往日千差万别的地位，被人类艰苦卓绝的旅程衬比得微不足道；曾经恩恩怨怨的那些灵魂，如今都退离了前台，退出了尘世的角色，“万法归一”，如同谢幕一般在幽冥中合唱一曲祭歌，祭祀着人类一致的渴盼与悲壮，因而平等。这时候我，或者您，又闯到世界大舞台的后台去了，这才弄明白，我们曾在舞台小世界的后台所得的那份感动都是什么。
这时我才懂得，人类为什么要有墓地。此前我总是蔑视墓地。以为无用，以为是愚昧的浪费。现在我懂了，那正是历史的祭坛，是象征人类平等的形式。
但是前台常常不免让人灰心，我发现那墓地的辉煌与简陋竟也与死者生前的地位成正比。譬如说：为什么伟人死后要塑一尊像要建一座殿堂，而凡人死了只留下一把灰和一捧土呢？难道现世的等级还要延展到虚冥中去分化人类的信念么？难道人不是平等的，连在祈望中都不能得到一个平等的象征么？无论再怎么解释都难有说服力，从不见有一座（哪怕是一座！）凡人纪念堂这一事实，到底是令人悲哀的。我的朋友力雄曾写过一篇文章，他设想建一座凡人纪念堂（不仅仅是骨灰堂），每一个凡人都有资格在那儿占一块小小的空间，小到够放置几页纸或一个小本子就行了。每个人都可以在那儿记录下他们平凡的一生及其感受，以使后人知道历史原来都是什么，以偿人类平等的愿。
这设想让我感动不已。我对力雄说，我也有一个不错的想法，很久了。我想，我死的时候穿的什么就是什么，不要特意弄一身装裹。然后找一块最为贫瘠的土地。挖一个以我的肩宽为直径的深坑，把我垂直着埋进去，在那上面种一棵合欢树。我喜欢合欢树。我想这是个好办法。人死了，烧了，未免太无作为，不如让他去滋养一棵树，给正在灰暗下去的地球增添绿色。我想为什么不能人人如此呢？沙漠的扩展、河流的暴虐无常、恶劣气候的频繁，正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而这，都是因为地球上的森林正在与俱减。要是每个人死了都意味着在荒贫的裸土上长成一棵树，中国有十一亿人。世界有五十亿人，一百年后中国便多出十亿棵树，世界便多出五十几亿棵树，那会是一片片多么大的森林！那时候土地会变得肥沃，河流会变得驯顺而且慷慨，气候会更懂秩序，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当然不是都种合欢树，谁喜欢什么树就种什么树，树都是平等的。后人像爱护先人的坟墓那样爱护着这些树，每逢祭日，培土还是培土，酿酒改为浇灌，献花改为剪枝，死亡不单意味着悲痛，更不意味着浪费，而是意味着建设，意味着对一片乐土的祈祷和展望。森林逐日地大起来，所有可爱的动物和美丽的植物都繁荣昌盛。那样，墓地不仅是人类历史的祭坛，不仅是人类平等的象征，还是万灵万物的圣殿，还是人与自然和解的象征与实证。力雄说我这个想法也很好，就让他那个凡人的纪念堂坐落在这样的森林中间，或者就让凡人纪念堂的周围长起这样的大森林来。
我想，为了记住这一棵树下埋的是谁，也可以做一面小小的铜牌挂在树上，写下死者的名字。比如说我，那铜牌上不要写史铁生之墓，写：史铁生之树。或者把树的名字也写上：史铁生之合欢树。
一九九二年
第二十七章
减灾四想
一
“减灾报”这名称先让我感动，因为盈耳的一向是捷报和喜报。不可指望世间无灾，抗灾、减灾差不多算得历史主旋律。譬如从猿到人的演变，谁不希望是一路和平？但上帝不许，因而一路的壮举很少不与减灾有关。未来必还是这样，上帝喜欢从中检查人类的智慧和勇气。
希望《减灾报》为我们残疾人开设一目专栏。残疾，无疑是灾，由灾所致，而后成灾。并不期此栏表彰我们的坚韧，唯盼为我们报灾，其他报刊旨趣繁多，此事唯《减灾报》做来名正言顺。至少是我，宁可看见坚韧与灾情共减。
二
先说一件事。我是个住院的老手，往日的5
％是在病房里度过。我曾与两位陌路老人相逢同一间病室，三张病床我居当中，左边的一位70岁，右边的一位也是70岁，我是截瘫，他们俩都是偏瘫，排布得工整恰似一幅对联。然而右边的一位有5
儿2
女，左边的一位只有一个养子，于是看出多子多福来了。右边，每日迎来送往探者如云，昼夜有人轮班守候，老爷子颐指气使要星星要月亮，众儿孙轻唯低喏万苦不辞。左边呢，整日清清寂寂偶得一二鼾声，幸亏老先生善睡，任二便横流纵溢单由护士去操心埋怨。凡走进我们病室的人都叹说；这一下子最少抵消了一万次“只生一个好”的宣传。病人多，护士少，左边老人的臀上、胯上、乃至脚上都长了褥疮。护士说：他那养子什么也不管，真没良心。大夫说：要是早有人扶他起来锻炼，他至少可以恢复到拄着拐杖行走，现在晚了。护士说：他在这儿早就没什么治疗了，通知他家属接他出院，结果他那个养子吓得不敢来了，这可倒好我们这儿成了养老院。右边的老人便对我说：他那养子每星期来一次，晚上来，偷偷看一眼，放下点钱和粮票，乘大夫护士没发现，他赶紧逃。有一天我见到了左边老人的养子，很晚了，病房里已经熄灯，不知他靠了什么妙法钻进来。他把一大堆吃食放在老人的柜橱里，把钱和粮票放进抽屉，在老人身旁默坐。我翻了个身，他见我醒着马上跟我寒暄，谈话很快变成了他的忏悔和诉苦。他说老人把他养大照理说现在正该是他尽孝之时。可是，他说他是汽车司机，白天开车晚上再侍候老人就怕第二天又把谁撞成残疾人。接回家去吧，他说您算算我只有一间房，请个保姆可往哪儿住？再说，他叹道，请个保姆每月80块还未必请得着，端屎端尿的谁爱干？他说，要不我在家专门侍候老人，可没了奖金老婆孩子都喝西北风去？说到这儿我们相对良久无言。最后他说“劳您驾，老爷子有什么事您给招呼一声护士”，一跺脚走了。从那时起我便想，现在都是独儿独女，未来的老年社会此类事怕会成倍涌现。晚年，在前面坚定不移地等待着每一个人，未雨绸缪，可否现在就筹备起一个“晚年互助院”，凡遵纪守法只生一个的好夫妻将来都有资格住进此院，并不麻烦年轻人因为还要靠他们去抓革命促生产，就让所有退休的人互相帮助走向终点，后倒下的帮助先倒下的，前赴后继。
三
再说一件事。我曾参加编写过一部电影，剧中主人公是一位因病截去左腿的少女。为此导演费尽周折找来一位替身演员，身材与主人公的表演者一般漂亮，但左腿自膝以下没有了。我坐了轮椅去拍摄现场看热闹，见了她，同是残疾人相逢不必曾相识。我问她，你这腿怎么残的？她说，19岁那年没考上大学，就去，个建筑队当临时工，到工地的第二天她就被派去看守卷扬机，没有人给她一点技术指导或安全教育。头几天侥幸平安无事，后来有一天那机器出了点故障，她用脚去踢，一下子腿就给绞了进去。我问：以后呢？她说：住了几个月医院，腿没了，建筑队给了几百块钱让咱回家。我说：止几百块钱？她说：钱再多又能咋地？可这一下再到哪儿找工作都找不到了。我说：那个建筑队应该负责。她说：负啥责！人家有根有据搬出条条文文给咱看，说是临时工的工伤事故都是这样一次性解决，给你截去了真腿又给你装配了假腿再给你几百块钱这笔帐就算清了，合情合理合法。我没有研究过此类条文或法律，但我想一条美丽的腿总不至于就值几百块钱，也许正因为这腿定价太低，所以那建筑队并不把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放在心上，于是残疾人队伍总在壮大。我当然不认为一条美丽或不美丽的腿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但我想，无论临时工还是合同工若能在工伤事故中享受平等待遇，使那类贪便宜的建筑队有更多的经济损失，故不算一条高尚的计策，却一定能有减灾之效，一方面残疾人队伍会因此日趋衰落，另一方面也能减轻这支衰落了的队伍的灾情。我想以往的法规条文应当有所修正，否则岂非姑息养灾？
四
最后说说我的事。去年我交了好运，分得一套楼房。房子是好到不能再好，好过了梦想，宽敞明亮，且煤气、暖气、厨房、卫生间具全，乘轮椅度日其中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相信这样的房子最合适残疾人住，相信残疾人最需要这样的住房。但是！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旦乘轮椅要出家门，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家门前四级台阶高筑，自由之神顿时歇了唱段。求朋友想办法，大家都以为这事不难“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但把楼门内外、楼前楼后视察几遍，才看出截瘫者住这样的楼房得有“把牢底坐穿”之胆魄。无障碍设计说了好多年了，可如今住宅楼如雨后春笋，林林立立，却不见一处有轮椅坡道，甚至连补建轮椅坡道的地方也不留下。常见建筑工地上有一条标语：百年大计。（我想总不至于是说，百年之内中国的住宅楼只遵守以往的设计。）既是百年大计就更应当想到残疾人了，我想百年之内截瘫者肯定都能搬进楼房了，若总要补建轮椅坡道可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记得有一回我去一家五星级饭店开会，门前有漂亮轮椅坡道，我说：“你们这儿真想得周到。”守门的小姐说：“没有无障碍设计就评不上五星级。”我想就是到了共产主义，谁也是进出家门的机会比进出五星级饭店的机会多。我想，住宅小区的建设能否也立一条法规：根据下肢残疾者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每一片新建住宅小区都要有相应数量的楼门设有轮椅坡道，或留出补建轮椅坡道的地方，否则视为违章。
一九九二年
第二十八章
三月留念
活着的事，大抵在两个方面：务实与务虚。缺其一，便可算得残疾。譬如一个家，家徒四壁势必难以为继，便是笃爱如牛郎织女者，也是“你耕田来我织布”地需要务实。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爱情没了，万贯家财很可能只是内战的火药捻；爱情，即务虚的一面。
现在的中国，是空前地务实起来了；市场经济正在淘汰着懒汉和清谈家，这真是个好兆头，没有人不盼望她从此富强。但这并不是说，她过去就多么地理解务虚，连年的文打武斗多不过是虚误罢了；爱情呀，人性呀，人道主义呀，都曾一度作过被唾弃的角色，可见务虚的方面也是多么荒芜。
辩论先务实还是先务虚，先谋生计还是先有爱的追寻，先增加财富还是先提高文明水平，似乎都是无聊的逻辑。房子有了而找不到爱情，或新娘来了再去借钱盖屋，都是极不幸的局面。为什么不能舍生忘死地爱着，同时又废寝忘食地建设家园呢？虚实相济才是好文章，才有最新最美的图画。
务实与务虚绝不相互抵触。劳累了一天，人们需要娱乐；奔波了一生，人们向它要求意义；作为五十亿分之一；每个人都有孤独和困苦，都希望这个世界上充满善意和爱情。在参天的大厦下和飞奔的轿车里，这些东西会不期而至么？好像不会；名和利都可能会这样，唯善意和爱情是不能不由期盼来催生的。
在“俗人”成为雅号的时刻，倒是值得冒被挖苦的风险，作一回“雅士”的勾当。沉静地坐一会儿，到大厦之外的荒地上走一趟，凭心神去追回被冷淡了的梦想，风吹雨洒，会看见天堂尚远，而梦想未变。于是，虽得不住“俗人”的雅号，反惹一身“雅士”的俗气，心里也不计较了，觉着往前走去似乎有了底气。
多年的虚误，让理想背了黑锅。但理想的性质注定它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注定它要发展和不可泯灭。说不要理想，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要理想正也是一种对理想的寻求，但凡活着总是要往前走的，不可抹杀的时空保障了这一点；说不要理想，其实只是在发展着理想，和丰富着前途。但说不要理想，毕竟是说错了。原本想说的很可能是：不要再清谈，不要再虚误吧。
《三月风》到了百期，可喜可贺。“三月风”是一派好风，是虚实相济、催化务实的劳作也催化务虚的梦想的风。三月风后，好天气就来了。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二日
“嘎巴儿死”和“杂种”
“他妈的”算得国骂，标题上的这两句至少算得京骂，流行于北京一带的千骂万骂当中，这两骂可谓悠久。
“嘎巴儿死”是指向人的终点，是诅咒某人的结束简单而快捷，未及挣扎且不隆重，像一只坚果的破裂或一盏电灯的关闭，“嘎巴儿”一声即告完成。我先后在医院里住过两年，见过很多种拖拖拉拉的死法，气管切开、静脉切开、鼻饲、导便……弄到体无完肤尊严扫地还是一死；颇似蹩脚的剧作，不知嘎然而止之妙，偏喜好狗尾续貂。我当然不反对医病救命，而是总想不通：为什么“嘎巴儿死”不是祝福倒是诅咒？有一次我的隔壁住进一位危重病人，医生护士昼夜抢救，各种仪器“嘀嘀哒哒唧唧咕咕”响了好多天。得便我问护士，他怎样？护士说毫无希望，他差不多是一棵树了。我问：“还要多久？”护士说：“十年八年也说不定，凭现在的医学技术，植物人可以活很久。”同病房的一个老人叹道：“这可真是何苦，倒不如嘎巴儿死了吧。”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为“嘎巴儿死”翻案，那老人的叹声中明显带出祝福的意味。这让我茅塞顿开。何以大批的诅咒总是指向死呢？死是一件必来的事，公平到每个人都无望逃脱，那在诸多的死途里它是最多善意的，加方它的可遇不可求，它便是一份造化，因而理当是一种祝福。死既必来，咒死就真是多余。真正的诅咒应该指向生，比如“活受罪”比如“万寿无疆”。“活受罪”尚可有死来拯救，“万寿无疆”呢，则简直回头无岸。活上万年，不消说必是亲人早去故友无存了（难怪“万岁爷”总是称孤道寡），更何况这孤苦绵绵无绝期！所以我想，人们是把“嘎巴儿死”和“万寿无疆”的位置弄颠倒了；前者当是善意的祝福，后者才为恶毒的诅咒。
再说“杂种”。这一回是指向人的起点，是讥笑某人被创造时就疏忽了纯粹，骨血里和形象上既不肖祖宗，心性就更难免被异族外种所污染。大汉族一向自珍自傲，万事都讲究正宗，讲究国粹，何况乎种，因而视“杂种”为大逆大辱。但是纯种何在呢？查《辞海》，“汉辞”一条释日：“中国的主体民族，由古代华夏族和其他民族长期逐渐混血而成。”“混血”乃“杂种”之尊谓罢了，这样看，“汉族”原本就都是“杂种”。再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其中竟云：“现代人是史前期以来种族间不断杂交的结果。”这回干脆而且平等——现在活着的人全是“杂种”。用不着尴尬，这样一来倒好了，“杂种”二字先难成骂；彼此彼此，何骂之有？然后平心细想，这两字不仅非骂，倒像恭维。杂交优势早为遗传学所证实，所以从生理上着想，“杂种”必是更强健、更坚韧、更聪明、更美丽，真个是何乐不为？而涉及到
科学、文化、宗教信仰，就更见出“杂种”的伟大。禅是不是？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说出很多，甚至很可能说到底会发现纯粹早已绝迹，有能力不被淘汰的东西都难免是“杂种”；而且哪一路“杂种”倘若满足不图再杂，就差不多是自寻淘汰。前几天我应约写了一篇短文，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件好事。既不必保护散文的贞操，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因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的被侵犯之后，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这杂种势必要胜过它的父母。”纯而又纯乃是灭亡的先兆，谓之“纯种”乃窃盼其衰微以至僵死。“杂种”倒是一份恭维，谓之“杂种”乃赞美其壮丽而且昌隆。
现在如果不能，将来我想也许——“杂种”可作为见面时的问候（以替代“您吃了吗”），“嘎巴儿死”
可作为临别时的祝愿，骂人时用“万寿无疆”。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四日
电脑，好东西！
我用电脑写作已有三年多历史。就我所知，用电脑写作的先行者当属老作家韶华。三年前我刚买了电脑，韶华先生闻知，不辞辛苦来我家传经赐教，其情其景永远令我感动。
早在五、六年前，我就听说了用电脑写作的诸多方便，但那时电脑价格太贵，心既向往但闻而生畏。况且与纸笔相爱多年且感情甚笃，怕电脑插足破坏了感觉。动了两回心，还是安份守己爬格子去。后来有个朋友借给我一台电脑，让我亲试其妙，朝夕相处几个月这下坏了，不再想用纸笔了。只有五千元积蓄，便倾所有求一位懂电脑的老同学帮我置办一份，老同学费心费力给我攥了一套杂牌。在当时那已算很奢侈了，让好多人羡慕。
电脑，真是好东西，把书写的劳役变成敲敲打打的游戏，不必肩酸背疼担心着得颈椎病了。用电脑写作的优越性很多。一是便于修改，无论怎么修改，“卷面”都保证清晰整齐赏心悦目，为写作者增添信心；二是利于保存，文章存在磁盘里，什么时候想要就打印一份，永远丢不了。三是保证不写错字，汉语软件是专家们反复校订过的，字库里没有错字，更没有自造的怪字，因此它本身就是中文学习机，捍卫着汉字的纯洁。
不过这好东西也有麻烦——它可以玩电子游戏。剧作家刘树纲为买这玩艺儿曾经犹豫了好久，就怕他儿子因此荒废了学业。有人称电子游戏为现代鸦片，上瘾，能让你玩得不思寝食；皇上最好别玩这东西，否则江山难保。不过倒是可以用它来锻炼意志，只玩十分钟看你做得到不？依我的经验这真非易事，输了不服输，赢了还想赢得更辉煌。胜不骄败不馁虽说是好品质。但于此无非是浪费光阴的最有效的方法。真正的胜利是能够控制它。或者说控制自己。要是千锤百炼之后你的意志终于能够战胜它的引诱，在限定的时间内停下来，它就又是个好东西了；一觉醒来玩它十分钟，提神醒脑，然后再作你的文章必定思路敏捷。
噼哩啪啦地打字，真快活。有时会发现一些额外的趣事，引人深思。比如说打一个词组“死亡”，但这一版字库的词组中没有“死亡”，亮在屏幕上的是“残废”。死亡和残废重码（指王码）这很像是一个警告，残而不废才能拒斥死亡。有“残废”但没有“残疾”，这版本显见是有些老了，现在“残废人”一词已为“残疾人”所取代。更有甚者，这字库中竟没有“爱情”，没有“爱情”倒也罢了，但却有“婚姻”，多可怕，或许让人忆苦思甜。再比如：没有“信仰”但是有“叛徒”，没有“公开”但是有“隐藏”有“揭露”，有“主义”有各种主义但没有“人道主义”。那么打一个“真理”试试看，果然没有，不仅没有而且出来一个重码字“趔”，趔趄的“趔”，真令人啼笑皆非。我开始怀疑这版本设计于十年浩劫期间，或其后不久。没有“真理”有“真实”么？打fhpu，结果不见“真实”，亮出一个重码词“起初”。“真实”一词显然比“起初”更常用，怎么会有“起初”而没有“真实”呢？难道真实只是起初的现象，如今已寻它不着？我便猜想此版字库的设计者很有可能在文革中受过诬陷，甚至尚未平反，心中怨气难消。有一回不知为打个什么字，敲错了键，竟刷啦一下出来一串字——“五讲四美”，这下我知道此版字库确凿设计于何时了，而且我放了心，相信那位设计者仍然对未来怀着美好的希望。
我想，随着电脑的出现，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的学者，以后又多了一种考证的依据，即各个时期的字库，因其词组都是被认定的常用词，从而可见当时的文化取向，和人们的心理状态。
电脑，好东西！我现在已经离不开它。有人问我：这下你的产量要翻几番了吧？我说不行，一切还是要决定于人脑，我这脑子天生的笨、慢。
一九九二年六月
给盲童朋友
各位盲童朋友，我们是朋友。我也是个残疾人，我的腿从21岁那年开始不能走路了，到现在，我坐着轮椅又已经度过了21年。残疾送给我们的困苦和磨难，我们都心里有数，所以不必说了。以后，毫无疑问，残疾还会一如既往地送给我们困苦和磨难，对此我们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想，一切外在的艰难和阻碍都不算可怕，只要我们的心理是健康的。
譬如说，我们是朋友，但并不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我们才是朋友，所有的健全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人都应该是朋友。残疾是什么呢？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因此，谁能够保持不屈的勇气，谁就能更多地感受到幸福。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Ｒ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所以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
我们残疾人最渴望的是与健全人平等。那怎么办呢？我想，平等不是可以吃或可以穿的身外之物，它是一种品质，或者一种境界，你有了你就不用别人送给你，你没有，别人也无法送给你。怎么才能有呢？只要消灭了“特殊”，平等自然而然就会来了。就是说，我们不因为身有残疾而有任何特殊感。我们除了比别人少两条腿或少一双眼睛之外，除了比别人多一辆轮椅或多一根盲杖之外，再不比别人少什么和多什么，再没有什么特殊于别人的地方，我们不因为残疾就忍受歧视，也不因为残疾去摘取殊荣。如果我们干得好别人称赞我们，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干得好，而不是因为我们事先已经省了被称赞的优势。我们靠货真价实的工作赢得光荣。当然，我们也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尊不意味着拒绝别人的好意。只想帮助别人而一概拒绝别人的帮助，那不是强者，那其实是一种心理的残疾，因为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们既不能忘记残疾朋友，又应该努力走出残疾人的小圈子，怀着博大的爱心，自由自在地走进全世界，这是克服残疾、超越局限的最要紧的一步。
一九九三年
第二十九章
笔墨良心
一
常有编辑来约稿，说我们办了个什么刊物，我们开了个什么专栏，我们搞了个什么征文，我们想请你写篇小说，写篇散文，写个剧本，写个短评要不就写点随感……我说写不了。编辑说您真谦虚。我说我心里没有，真是写不出。编辑说哪能呢？这一下刺激了我的虚荣心或曰价值感，今生唯作文一技所长，充着作家的名说着“写不出”，往后的面目和生计都难撑持。我于是改口说，至少我现在没想好，我不敢就答应您。编辑已不理会，认定我是谦虚不再跟我费口舌，埋头宣布要求了：最好多少字，最好在几日之内交稿，最好……那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掌柜，开着一爿货源不足的杂货铺或者项目太少的综合加工点，心中无比的歉疚和惶恐，结果常常我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人家的订货，然后自作自受发愁着到底给人家写一篇什么？
发愁着走出家门。小掌柜发愁着走出家门，寻思说不定运气好弄来一点俏货。
走在街上，沸沸扬扬到处都是叫卖声。摊煎饼的、烤羊肉串的卖衣服的、修皮鞋的，兢兢业业地工作心安理得地挣钱。心里羡慕——当然这必定是虚伪。
我认识一个开饭馆的小伙子，读书无能但是赚钱有方，他敢把二两炸酱面卖到一块六，然而此饭馆地处游人如潮地带，吃的人却也不少，吃的人都骂老板没了良心。小伙子见了我常问：“大哥，这两天又写什么呢”？我支唔过去，小伙子掏烟，我也掏烟，小伙子看也不看就把我的烟推回去把他的烟递过来，他自信他的烟必定比我的好，他的自信从未遭受挫折。我自然要客气几句，恭喜他发财并自嘲着寒酸。不料小伙子也说我谦虚：“您真谦虚，谁不知道作家有钱呀？”我说：“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一行比不得你们这一行了。”小伙子问：“写一篇文章多少钱？”“一万字三百块吧。”“哎哟喂，可真不多。”“你呢？”小伙子沉默一会，眨巴着眼睛可能是在心里计算，一支烟罢坦然笑道：“可您别忘了您卖的是笔墨，咱卖的是良心。”我听得发愣。小伙子拍拍我的肩膀：“怎么着大哥，凭您这脑袋瓜儿您不应该不明白呀？人家管你叫作家。管咱叫什么？倒儿爷，奸商。您舍了钱买名声，我是舍了名声买钱。”
没有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并且忘记了是在哪儿，在我开始梦想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说过：“作家应该经常到生活中去。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那时我年少幼稚不大听得懂这句话，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吗？“没有生活”是不是说没有出生或者已经谢世？那样的话当然是没法儿写作，可这还用说么？然而很多年过去了，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话我还是不大听得懂，到底什么叫“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底是指什么？
也许是，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有生活”，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没有生活”？如果是这样，如果生活已经划分成两类，那么当不当得成作家和写不写得出好作品，不是就跟出身一样全凭运气了么？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属于“没有生活”的一类，那你就死了写作这条心吧。不是么？总归得有人生活在“没有生活”之中呀？否则怎样证实那条金科玉律的前提呢？
为了挽救那条金科玉律不至与宿命论等同，必得为生活在“没有生活”中而又想从事写作的人找个出路。（生活在“没有生活”中的人想写作，这已经滑稽，本身已构成对那金科玉律的不恭。先顾不得了。）唯一的办法是指引他们到“有生活”的生活中去。然后只要到了那地方，当作家就比较地容易了，就像运输总归比勘探容易一样，到了那儿把煤把矿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车地运回来就行了。但关键是，“有生活”的生活在哪儿？就是说在作家和作品产生之前，必要先判断出“有生活”所在之方位。正如在采掘队或运输队进军之前，必要有勘探队的指引。真正的麻烦来了：由谁来判断它的方位？由作家吗？显然不合逻辑——在“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尚未确认之前，哪儿来的作家？那么，由非作家？却又缺乏说服力——在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前，根据什么来判断“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呢？而且这时候胡说白道极易盛行，公说在东，婆说在西，小叔子说在南，大姑子说在北，可叫儿媳妇听谁的？要是没有一条经过验证的根据，那岂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寻找所谓“有生活”么？岂不就等于说，任何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么？但这是那条金科玉律万难忍受的屈辱。光景看来挺绝望。万般无奈也许好吧就先退一步：就让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经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生活中自行产生吧，暂时忍受一下生活等于生活的屈辱，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后就好办了就有理由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区域。可这岂止是危险这是覆巢之祸啊！这一步退让必使以后的作家找到不甘就范的理由，跟着非导致那条金科玉律的全线崩溃而不可——此中逻辑毫不艰涩。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那条金科玉律不过是想说：麻木地终日无所用心地活着，虽然活过了但不能说其生活过了，虽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说是“有生活”。倘若这样我以为就不如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无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谓“没有生活”。真若是这个意思我就终于听懂。真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写作而挑剔生活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当作家就不是一种侥幸、不是一份特权、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烦别人了。
我希望，“有生活”也并不是专指猎奇。
任何生活中都包含着深意和深情。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能出现好作家。但愿我这理解是对的否则我就仍然不能听懂那条金科玉律，不能听懂这为什么不是一句废话。
一九九三年
也说散文热
正在出现着或者已经出现了，散文热。原因势必很多。我想到了两个。
一是因为散文的形式利于内省。正如歌中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因而人们要看一看“里面的世界”即内心世界了。无论精彩，还是无奈，原来都依赖着这个里面的世界。这里面的世界存在着什么，发生着什么，终于成为一件值得更为关注的事，散文便时来运转被发现是游历于内心世界的一驾好车马。
二是因为，一个散字，不仅宣布了它的自由，还保障着它的平易近人。它不像诗歌凭靠奇诡的天赋，又不像小说需要繁杂的技巧，它所倚重的是真切的情思。散文，其实是怎么写都行，写什么都行，谁都能写的，越是稚拙朴素越是见其真情和灼见。在散文中，是最难于卖弄主义的；好比理论家见亲娘，总也不至于还要论证其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大家说些久已想说的真话就完了。主义越少的地方，绝不是越寂寞的地方，肯定是越自由的地方。
还有，散文正以其内省的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件好事。既不必保护散文的贞操，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因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地被侵犯之后，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这杂种势必要胜过它的父母。
一九九三年
随笔三则
一、女人
我在读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时，曾写下过一段感想：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以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终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比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泯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
二、强人
常常听人说起“女强人”，而且语气中透露着贬斥。“女人”原是个美好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会这样认为），何以中间加一个强字竟变得不受欢迎呢？难道纤柔的女人更强健些不好么？脆弱的女人更坚强些不好么？慈爱的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的慈爱）更强大些不好么？以及女人们的痴情更强烈些难道有什么不好么？
说真话，我也不喜欢“女强人”，甚至这三个字的形象和发音也让我感到冰冷与失望。
因而我想，那个“强”字绝不是指示着强健、坚强。强大或者强烈。而是暗示着“强”字另一方面的作用——强迫、强暴、强行、强制、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强人”，强人者，强盗也，“只听一声唿哨，林中跳出一伙强人挡住去路”。不过，强盗的行径并非只限于夺人财物和性命，夺人自由、夺人意志、夺权夺利夺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这类的“夺”大多不加一声唿哨，进行得隐蔽，理所当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所以如此，因为这类的“夺”常扮一副“给”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办代替，比如以一个大脑的辛劳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实则夺人自由和意志。识别“给”与“夺”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一个“强”字在里头，强给和强夺其实毫无二致。但是被强夺者可以去官府鸣冤，被强给者却有苦难言。但有苦难言之后，便有“女强人”一词被创造出来，稍泄被夺之愤。
那么，为何只有“女强人”一词，却没有“男强人”之说呢？男人们万万不可窃喜，这决不意味着表彰，这实在是绝大的耻辱。言外之意大约是说：男人嘛还用说么——都是强人！或者更甚：男人竟与强人同意，这“强”唯在女人身上才需要特别地指出。可能言重了，但这实在说明了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图景，它是以强治物以强治世以强治人说到底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强权文化。
所以贾宝玉的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所以贾宝玉的悲哀（如果女人也要成为“强人”）就更可理解。
三、水绿色和平
女人的形神，让人想到水，想到绿色，想到和平。
水、绿色、和平，是生命之根本，是地球独一无二的美丽与辉煌之根本。
但今天，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眼前和四周，水、绿色、和平正日益变得珍稀。而仇恨、战争却一刻未停，狂妄自大的男性文化借助科学的成功正越发地狂妄着。
科学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东西：舒适、方便、富足、长寿……但同时也给了我们至少两件坏东西：不可遏制的享乐欲，和为此不可阻挡地掠夺自然。我不是圣徒，我很可能倒是个享乐主义者，人何必苦着自己呢？但是我在享乐中常常也想：人类的享乐可该有个止境么？如果没有，这地球是难免有一天被人类掠夺个干净的，剩一片沙漠埋无数白骨。
有人把人口增长的失控比喻为地球的癌症，这比喻形神具似非常恰当。癌症，就是一个本来和谐的生理结构中，忽然有一种细胞不可控制地猛增，以致杀死了别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我常以为，癌症，是上帝给全人类（并不是仅仅给比如吸烟者）的一种警告。
癌症未了，又来了爱滋病。如果癌症是上帝对人口增长失控的一种警告，爱滋病就很像是对享乐主义的一种警告了。（顺便说一句，我以为“爱滋”二字肯定用错了，那病绝非因爱滋生，而恰是因无爱的享乐所致，滥交和吸毒难道是爱么？）把无止境的享乐比喻为地球的爱滋病，也是形神具似十分地恰当。爱滋病是在贪婪的享乐中破坏了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使人失去了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而致死。同样，因为人类无节制的享乐，地球上的水正在被污染，森林和草原正在急剧减少，生态平衡（自然界的和平）正在人类疯狂的开发（旷日持久的一场对自然的战争）中无可挽回地毁坏着，致使地球生了病而且因其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的丧失而越病越重了。我这样想：水、绿色、生态平衡，也许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统吧。
我们应该听清上帝的警告。就像一个在战场上胜利的或失败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都干了什么。就像一个从市场上回家去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带回来钱财就够了？我们听清了上帝的警告——很可能女人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光需要物质财富，我们还需要爱情，需要美的梦想和家园，需要清澈的水，需要茁壮的绿色，需要和平需要人与人的和平需要人与万物的和平……因而我们不光需要科学我们还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站在男性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回首来路和眺望归途。这是女人传达给我们的上帝的启示。因为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
第三十章
爱情问题
1.
有人说，世界上，每分每秒都有贝多芬的乐曲在奏响在回荡，如果真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会把这声音认作地球的标志（就像土星有一道美丽的环），据此来辨认我们居于其上的这颗星星。这是个浪漫的想象。何妨再浪漫些呢？若真有外星人，外星人爷爷必定会告诉外星人孙子，这声音不过是近二百年来才出现的，而比这声音古老得多的声音是“爱情”。爱情，几千年来人类以各种发音说着、唱着、赞美着和向往着它，缠绵激荡片刻不息。因此，外星人爷爷必定会纠正外星人孙子：爱情——这声音，才是银河系中那颗美丽星星的标志呢。
2.
但，爱情是什么？爱情，都是什么呢？
大约不会有人反对：美满的爱情必要包含美妙的性（注：本文中的“性”意指性吸引、性行为、性快乐），而美满的性当然要以爱情为前提。因为世上还有一种叫作“友爱”的情感，以及一种叫作“嫖娼”和一种叫作“施暴”的行为。因而大约也就不会有人反对；爱情不等于性，性也不能代替爱情。如同红灯区里的男人或女人都不能代替爱人。
这差不多能算一种常识。
问题是：那个不等同于性的爱情是什么？那个性所不能代替的爱情，是什么？包含性并且大于性的那个爱情，到底是怎么一种事？
3.
也许爱情，就是友爱加性吸引？
就算这机械的加法并不可笑，但是，为什么你的异性朋友不止十个，而爱人却只有一个（或同时只有一个）呢？因为只有一个对你产生性吸引？是吗？
也许有人是。可我不是。我不是而且我相信，像我这样不止从一个异性那儿感受到吸引的人很多，像我这样不止被一个美丽女人惊呆了眼睛和惊动了心的男人很多，像我这样公开或暗自赞美过两个以上美妙异性的人肯定占着人类的多数。
证明其实简单：你还没有看见你的爱人之时你早已看见了异性的美妙，你被异性惊扰和吸引之后你才开始去寻找爱人。你在寻找一个事先并不确定的异性作你的爱人，这说明你在选择。你在选择，这说明对你有性吸引力的异性并不只有一个。那么，选择的根据是什么？
若仅仅是性，便没有什么爱情发生，因而那是动物界司空见惯的事件与本文无关。你的根据当然是爱情。
但是爱情是什么眼下还不知道。
现在只知道了一件事：性吸引从来不是一对一的，从来是多向的，否则物种便要在无竞争中衰亡。
4.
我读过一篇小说，写一对恋人（或夫妻）出门去，走在街上、走进商店、坐上公共汽车和坐进餐厅里，女人发现男人的目光常常投向另外的女人（一些漂亮或性感的女人），于是她从扫兴到愤怒终至离开了那男人。这篇小说明显是嘲讽那个男人，相信他不懂得爱情和不忠于爱情。
但该小说作者的这一判断只有一半的可能是对的，只有一半的可能是，那个男人尚未走出一般动物的行列。另外一半的可能是那个女人不懂爱情。首先她没弄清性与爱的分别，性是多指向的，而性的多指向未必不可以与爱的专一共存。其次她把自己仅仅放在了性的位置上，因为只有在这个位置上她与另外那些女人才是可比的。第三，那男人没有因为众多的性吸引而离开她，她可想过这是为什么吗？她显然没想过，因为倒是她仅仅为了性妒忌而离开了她的恋人或丈夫。
恋人们或夫妻们，应该承认性吸引的多向性，应该互相允许（公开或暗自）赞赏其他异性之魅力。但是！但是恋人们或夫妻们，可以承认和允许多向的性行为么？不，当然不，至少我不，至少当今绝对多数的人都——不！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严重也最有价值的问题。
5.
毫无疑问，是因为爱情，因为必须维护爱情的神圣与纯洁，因为专—的爱情才受到赞扬。但是，这就有点奇怪，这就必然引出两个不能含混过去的问题：一是，爱情既然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只能对一个人？为什么必须如此吝啬？为什么这吝啬或自私倒要受到赞扬，和被誉为神圣与纯洁？
二是，性吸引既然是多向的，为什么性行为不应该也是多向的？
为什么性行为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神圣与纯洁）的名义来限制？为什么对性的态度，竟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明？为什么多向的性吸引可与爱情共存，而多向的性行为便被视为对爱情的不忠？
6.
先说第二个问题。
这不忠的观念，可能是源于早先的把爱情与婚姻、家庭混为一谈，源于婚姻、家庭所关涉的财产继承。所以这不忠，曾经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现在则不过是旧观念的遗留问题。这不无道理。但，这么简单么？那么在今天，爱情已不等同于婚姻、家庭，已常常与经济无涉，这不忠的观念是否就没有了基础就很快可以消逝了呢？或者这不忠的观念，仅仅是出于动物式的性争夺，在宽厚豁达和更为进步的人那儿已不存在？
我知道一位现代女性，她说只要她的丈夫是爱她的，她丈夫的性对象完全可以不限于她，她说她能理解，她说她自己并不喜欢这样但是她能理解她的丈夫，她说：“只要他爱我，只要他仍然是爱我的，只要他对别人不是爱，他只爱我。”可是，当那男人真的有了另外的性对象而且这样的事情慢慢多起来时，这位现代女性还是陷入了痛苦。
不，她并不推翻原来的诺言，她的痛苦不是因为旧观念的遗留，更不是性忌妒，而是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可我怎么能知道，他还是爱我的？”她说，虽然他对她一如既往，但是她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爱她的。她不知道在他眼里和心中，她与另外那些女人有什么不同。
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是与另外那些女人一样，也仅仅是他的一个性对象？她问：“什么能证明爱情？”一如既往的关心、体贴、爱护、帮助……这些就是爱情的证明么？可这是母爱、父爱、友爱、兄弟姐妹之爱也可以做到的呀？但是爱情，需要证明，需要在诸多种爱的情感中独树一帜表明那不是别的那正是爱情！
什么，能证明爱情？
7.
曾有某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就爱情之题写一句话。我想了很久，写了：没有什么能够证明爱情，爱情是孤独的证明。
这句话很可能引出误解，以为就像一首旧民谣中所表达的愿望，爱情只是为了排遣寂寞。（那首旧民谣这样说：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嘛呀？点灯说话儿，吹灯就伴儿，早上起来梳小辫儿。）不，孤独并不是寂寞。无所事事你会感到寂寞，那么日理万机如何呢？你不再寂寞了但你仍可能孤独。孤独也不是孤单。门可罗雀你会感到孤单，那么门庭若市怎样呢？你不再孤单了但你依然可能感到孤独。孤独更不是空虚和百无聊赖。孤独的心必是充盈的心，充盈得要流溢出来要冲涌出去，便渴望有人呼应他、收留他、理解他。孤独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生理问题，孤独是心灵问题，是心灵间的隔膜与歧视甚或心灵间的战争与戕害所致。那么摆脱孤独的途径就显然不能是日理万机或门庭若市之类，必须是心灵间戕害的停止、战争的结束、屏障的拆除，是心灵间和平的到来。心灵间的呼唤与呼应、投奔与收留、坦露与理解，那便是心灵解放的号音，是和平的盛典是爱的狂欢。那才是孤独的摆脱，是心灵享有自由的时刻。
但是这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让我们记起人类社会是怎样开始的吧。那是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于是知道了善恶之日开始的，是从他们各自用树叶遮挡起生殖器官以示他们懂得了羞耻之时开始的。善恶观（对与错、好与坏、伟大与平庸与渺小等等），意味着价值和价值差别的出现。羞耻感（荣与辱，扬与贬，歌颂与指责与唾骂等等），则宣告了心灵间战争的酿成，这便是人类社会的独有标记，这便是原罪吧，从那时起，每个人的心灵都要走进千万种价值的审视、评判、褒贬、乃至误解中去（枪林弹雨一般），每个人便都不得不遮挡起肉体和灵魂的羞处，于是走进隔膜与防范，走进了孤独。但从那时起所有的人就都生出了一个渴望：走出孤独，回归乐园。
那乐园就是，爱情。
8.
寻找爱情，所以不仅仅是寻找性对象，而根本是寻找乐园，寻找心灵的自由之地。这样看来，爱情是可以证明的了。自由可以证明爱情。自由或不自由，将证明那是爱情或者不是爱情。
自由的降临要有一种语言来宣告。文字已经不够，声音已经不够，自由的语言是自由本身。解铃还需系铃人。孤独是从遮掩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放弃遮掩开始。孤独是从防御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拆除防御开始。孤独是从羞耻开始的、自由就要从废除羞耻开始。孤独是从衣服开始，从规矩开始，从小心谨慎开始，从距离和秘密开始，那么自由就要从脱去衣服开始，从破坏规矩开始，从放浪不羁开始，从消灭距离和泄露秘密开始……（我想，相视如仇一定是爱的结束，相敬如宾呢，则可能还不曾有爱。）
性行为是一种语言。在爱人们那儿，坦露肉体已不仅仅是生理行为的揭幕，更是心灵自由的象征；炽烈地贴近已不单单是性欲的摧动，更是心灵的相互渴望；狂浪的交合已不只是繁殖的手段，而是爱的仪式。爱的仪式不能是自娱，而必得是心灵间的呼唤与应答。爱的仪式，并不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爱的仪式是百年孤独中的一炬自由之火。在充满心灵战争的人间，唯这儿享有自由与和平。这儿施行与外界不同甚或相反的规则，这儿赞美赤身裸体，这儿尊敬神魂颠倒，这儿崇尚礼崩乐坏，这儿信奉敞开心扉。这就是爱的仪式。爱的表达。
爱的宣告。爱的倾诉。爱之祈祷或爱之祭祀。
9.
君王与嫔妃、嫖客与娼妓、爱人与爱人，其性行为之方式的相同点想必很多，那是由于身体的限制。但其性行为之方式的不同点肯定更多，因为，就便是相同的行动也都流溢着不同的表达，那是源自心灵的创造。
譬如哭，是忧伤还是矫情，一望可知。譬如笑，是欢欣还是敷衍，一望可知。譬如西门庆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境界的大不同一读可知。这很像是人们用着相同的文字，而说着不同的话语。相同的文字大家都认得，不同的话语甚至不能翻译。
顺便想到：什么是淫荡呢？在不赞成禁欲的人看来，并没有淫荡的肉身，只有淫荡的心计。只要是爱的表达（譬如查泰莱夫人与其情人），一切礼崩乐坏的作为都是真理，并无淫荡可言。而若有爱之外的指向（譬如西门庆），再规范再八股的行动也算流氓。
10.
性是爱的仪式，爱情有多么珍重，性行为就要多么珍重。好比，总不能在婚礼上奏哀乐吧，总不能为了收取祭品就屡屡为亲娘老子行葬礼吧。仪式，大约有着图腾的意味，是要虔敬的。改变一种仪式，意味着改变一种信念，毁坏一种仪式就是放弃一种相应的信念。
性行为，可以是爱的仪式，当然也可以是不爱的告白。
这就是为什么，对性的态度，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一个重要证明。
这就是为什么，性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的名义。
爱情，不是自然事件，不是荒野上交媾的季节。爱情是社会事件，在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之后发生，爱情是在相互隔膜的人群里爆发的一种理想，并非一种生理的分泌。所以性不能代替爱情。所以爱情包含性又大于性。
11.
再说第一个问题：爱情既然是美好的感情，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不该多向呢？为什么不该在三个以至一万个人之间实现这种感情呢？好东西难道不应该扩大倒应该缩小到只是一对一？多向的爱情，正可与多向的性吸引相和谐，多向的性行为何以不能仍然是爱的仪式呢？那岂不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摆脱孤独么？岂不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敞开心扉，实现心灵的自由与和平么？这难道不是更美好的局面？
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差不多与世界大同类似，而且不单是在物质享有上的大同。在我想来，这更具有理想的意味。至少，以抽象的逻辑而论，没有谁能说出这样的局面有什么不美和不好。若有不美和不好，则必是就具体的不能而言。问题就在这儿，不是不该，而是不能。不是理想的不该，不是逻辑的不通，也不是心性的不欲，而是现实的不能。
为什么不能？
非常奇妙：不能的原因，恰恰就是爱情的原因。简而言之：孤独创造了爱情，这孤独的背景，恰恰又是多向爱情之不能的原因。倘万众相爱可如情侣，孤独的背景就要消失，于是爱情的原因也将不在。
孤独的背景即是我们生存的背景；这与悲观和乐观无涉，这是闭上眼睛也能感受到的事实，所以爱情应当珍重，爱情神圣。
倘有三人之恋，我看应当赞美，应当感动，应当颂扬。这与所谓第三者绝无相同，与群婚、滥交、纳妾、封妃更是天壤之别。唯其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别说四。
12.
我知道有一位性解放人士，他公开宣称他爱着很多女人，不是友爱而是包含性且大于性的爱情，他的宣称不是清谈，他宣称并且实践。这实践很可能值得钦佩。但不幸，此公还有一个信条：诚实。
（这原不需特别指出，爱情嘛，没有诚实还算什么？）于是苦恼就来了，他发现他走进了一个二律背反的处境：要保住众多爱情就保不住诚实，要保住诚实就保不住众多爱情。因为在他众多地诚实了之后，众多的爱人都冲他嚷：要么你别爱我，要么你只爱我一个！于是他好辛苦：对a
瞒着b，对b瞒着c，对c瞒着ab，对b
瞒着ac……于是他好荒唐：本意是寻找自由与和平，结果却得到了束缚和战争，本意要诚实结果却欺瞒，本意要爱结果他好孤独。他说他好孤独，我想他已开始成人。他或者是从动物进化成人了，或者是从神仙下凡成人了，总之他看见了人的处境。这处境是：心与心的自由难得，肉与肉的自由易取。这可能是因为，心与心的差别远远大于肉与肉的差别，生理的人只分男女，心灵的人千差万别。这处境中自由的出路在哪儿？我想无非两路：放弃爱情，在欺瞒中去满足多向的性欲，麻醉掉孤独中的心灵，和，做爱情的信徒，知道他非常有限，因而祈祷因而虔敬，不恶其少恶其不存，唯其存在，心灵才注满希望。
13.
不过真正的性解放人士，可能并不轻视爱，倒是轻视性。他们并不把性与爱联系在一起，不认为性有爱之仪式的意义，为什么吃不是爱的告白呢？性也不必是。性就是性如同吃就是吃，都只是生理的需要与满足，爱情嘛，是另一回事。这不失为一个聪明的主张。你可以有神圣的专注的爱情，同时也可以有随意的广泛的性行为，既然爱与性互不相等，何妨更明朗些，把二者彻底分割开来对待呢？真的，这不见得不是一个好主意，性不再有自身之外的意义，性就可以从爱情中解放出来，像吃饭一样随处可吃，不再引起其它纠葛了。但是，爱，还包含性么？当然包含，爱人，为什么不能也在一块吃顿饭呢？
爱情的重要是敞开心扉不是吗，何须以敞开肉体作其宣布？敞开肉体不过是性行为一项难免的程序，在哪儿吃饭不得先有个碗呢？所以我看，这主张不是轻视了爱，而是轻视了性，倘其能够美满就真是人类的一次伟大转折。
但是这样，恐怕性又要失去光彩，被轻视的东西必会变得乏味，唾手可得的东西只能使人舒适不能令人激动，这道理相当简单，就像绝对的自由必会葬送自由的魅力。据说在性解放广泛开展的地方，同时广泛地出现着性冷漠，我信这是真的，这是必然。没有了心灵的相互渴望，再加上肉体的沉默（没有另外的表达），性行为肯定就像按时的服药了。假定这不重要，但是爱呢？爱情失去了什么没有？
爱情失去了一种最恰当的语言。这语言随处滥用，在爱的时候可还能表达什么呢？还怎么能表达这不同于吃饭和服药的爱情呢？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爱情，必要有一种语言来表达，心灵靠它来认同，自由靠它来拓展，和平靠它来实现，没有它怎么行？而且它，必得是不同寻常的、为爱情所专用的。这样的语言总是要有的，不是性就得是其它。不管具体是什么，也一样要受到限制，不可滥用，滥用的结果不是自由而是葬送自由。
既然这样，作为爱的语言或者仪式，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优于性。因为，性行为的方式，天生酷似爱。其呼唤和应答，其渴求和允许，其拆除防御和解除武装，其放弃装饰和坦露真实，其互相敞开与贴近，其相互依靠与收留，其随心所欲及轻蔑规矩，其携力创造并共同享有，其极乐中忘记你我霎那间仿佛没有了差别，其一同赴死的感觉但又一起从死中回来，曾经分离但现在我们团聚，我们还要分离但我们还会重逢……这些形式都与爱同构。说到底，性之中原就埋着爱的种子，上帝把人分开成两半，原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孤独并崇尚爱情吧，上帝把性和爱联系起来，那是为了，给爱一种语言或一个仪式，给性一个引导或一种理想。上帝让繁衍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发生，不仅是为了让一个物种能够延续，更是为了让宇宙间保存住一个美丽的理想和美丽的行动。
14.
可为什么，性，常常被认为是羞耻的呢？我想了好久好久，现在才有点明白：禁忌是自由的背景，如同分离是团聚的前提。
这是一个永恒的悖论。
这是一切“有”的性质，否则是“无”。
我们无法谈论“无”，我们以“有”来谈论“无”。
我们无法谈论“死”，我们以“生”来谈论“死”。
我们无法谈论“爱情”，我们以“孤独”来谈论“爱情”。
一个永恒的悖论，就是一个永恒的距离，一个永恒孤独的现实。
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载永恒爱情的理想。所以在爱的路途上，永恒的不是孤独也不是团聚，而是祈祷。
祈祷。
一切谈论都不免可笑，包括企图写一篇以“爱情问题”为题的文章。某一个企图写这样一篇文章的人，必会在其文章的结尾处发现：问题永远比答案多。除非他承认：爱情的问题即是爱情的答案。
一九九四年
第三十一章
故乡的胡同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
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它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怎样曲曲弯弯地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
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陶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
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推倒。那时，寺庙多也消失或改作它用。
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诌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
十八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不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一九九四年
第三十二章
神位官位心位
有好心人劝我去庙里烧烧香，拜拜佛，许个愿，说那样的活佛就会救我，我的两条业已作废的腿就又可能用于走路了。
我说：“我不信。”
好心人说：“你怎么还不信哪？”
我说：“我不相信佛也是这么跟个贪官似的，你给他上供他就给你好处。”
好心人说：“哎哟，你还敢这么说哪！”
我说：“有什么不敢？佛总不能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吧？”
好心人说：“哎哟哎哟，你呀，腿还想不想好哇？”
我说：“当然想。不过，要是佛太忙一时顾不上我，就等他有功夫再说吧，要是佛心也存邪念，至少咱们就别再犯一个拉佛下水的罪行。”
好心人苦笑，良久默然，必是惊讶着我的执迷不悟，痛惜着我的无可救药吧。
我忽然心里有点怕。也许佛真的神通广大，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让我的腿好起来？老实说，因为这两条枯枝一样的废腿，我确实丢失了很多很多我所向往的生活。梦想这两条腿能好起来，梦想它们能完好如初，二十二年了，我以为这梦想已经淡薄或者已经不在，现在才知道这梦想永远都不会完结，一经唤起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强烈。唯一的改变是我能够不露声色了。不露声色但心里却有点怕，或者有点慌：那好心人的劝导，是不是佛对我的忠心所做的最后试探呢？会不会因为我的出言不逊，这最后的机缘也就错过，我的梦想本来可以实现但现在已经彻底完蛋了呢？
果真如此么？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办法：这等于说我就是这么个命。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意思：这等于说世间并无净土，有一双好腿又能走去哪里？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可惜：佛之救人且这般唯亲、唯利、唯蜜语，想来我也是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可怕：无非又撞见一个才高德浅的郎中，无非又多出一个吃贿的贪官或者一个专制的君王罢了。此“佛”非佛。
当然，倘这郎中真能医得好我这双残腿，倾家荡产我也宁愿去求他一次。但若这郎中偏要自称是佛，我便宁可就这么坐稳在轮椅上，免得这野心家一日得逞，众生的人权都要听其摆弄了。
我既非出家的和尚，也非在家的居士，但我自以为对佛一向是敬重的。我这样说绝不是承认刚才的罪过，以期佛的宽宥。我的敬重在于：我相信佛绝不同于图贿的贪官，也不同于专制的君王。我这样说也绝不是拐弯抹角的恭维。在我想来，佛是用不着恭维的。佛，本不是一职官位，本不是寨主或君王，不是有求必应的神明，也不是可卜凶吉的算命先生。佛仅仅是信心，是理想，是困境中的一种思悟，是苦难里心魂的一条救路。
这样的佛，难道有理由向他行贿和诌媚么？烧香和礼拜，其实都并不错，以一种形式来寄托和坚定自己面对苦难的信心，原是极为正当的，但若期待现实的酬报，便总让人想起提着烟酒去叩长官家门的景象。
我不相信佛能灭一切苦难。如果他能，世间早该是一片乐土。也许有人会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慧根不足、心性不净、执迷不悟的人闹得，佛的宏愿才至今未得实现。”可是，真抱歉——这逻辑岂不有点像庸医无能，反怪病人患病无方么？
我想，最要重视的当是佛的忧悲。常所谓“我佛慈悲”，我以为即是说，那是慈爱的理想同时还是忧悲的处境。我不信佛能灭一切苦难，佛困苦难而产生，佛困苦难而成立，佛是苦难不尽中的一种信心，抽去苦难佛便不在了。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即是佛之忧悲的处境。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信心可还成立么？还成立！落空的必定是贿赂的图谋，依然还在的就是信心。信心不指向现实的酬报，信心也不依据他人的证词，信心仅仅是自己的信心，是属于自己的面对苦难的心态和思路。这信心除了保证一种慈爱的理想之外什么都不保证，除了给我们一个方向和一条路程之外，并不给我们任何结果。
所谓“证果”，我久思未得其要。我非佛门弟子，也未深研佛学经典，不知在佛教的源头上“证果”意味着什么，单从大众信佛的潮流中取此一意来发问：“果”是什么？可以证得的那个“果”到底是什么？是苦难全数地消灭？还是某人独自享福？是世上再无值得忧悲之事？还是某人有幸独得逍遥，再无烦恼了呢？
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在我想来那与一网打尽同效，目前有的是原子弹，非要去劳佛不可？若苦难不尽，又怎能了无烦恼？独自享福万事不问，大约是了无烦恼的唯一可能，但这不像佛法倒又像贪官庸吏了。
中国信佛的潮流里，似总有官的影子笼罩。求佛拜佛者，常抱一个极实惠的请求。求儿子，求房子，求票子，求文凭，求户口，求福寿双全……所求之事大抵都是官的职权所辖，大抵都是求官而不得理会，便跑来庙中烧香叩首。佛于这潮流里，那意思无非一个万能的大官，且不见得就是清官，徇私枉法乃至杀人越货者竟也去烧香许物，求佛保佑不致东窗事发抑或锒铛入狱。若去香火浓烈的地方做一次统计，保险：因为灵魂不安而去反省的、因为信心不足而去求教的、因为理想认同而去礼拜的，难得有几个。
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神位，历来少为人的心魂而设置，多是为君的权威面筹谋。“君权神授”，当然求君便是求神，求宫便是求君了，光景类似于求长官办事先要去给秘书送一点礼品。君神一旦同一，神位势必日益世俗得近于衙门。中国的神，看门、掌灶、理财、配药，管红白喜事，管吃喝拉撒，据说连厕所都有专职的神来负责。诸神如此地务实，信徒们便被培养得淡漠了心魂的方位；诸神管理得既然全面，神通广大且点滴无漏，众生除却歌功颂德以求实惠还能何为？大约就只剩下吃“大锅饭”了。“大锅饭”吃到不妙时，还有一句“此处不养爷”来泄怨，还有一句“自有养爷处”来开怀。神位的变质和心位的缺失相互促进，以致佛来东土也只热衷俗务，单行其“慈”，那一个“悲”字早留在西天。这信佛的潮流里，最为高渺的祈望也还是为来世做些务实的铺陈——今生灭除妄念，来世可入天堂。若问：何为天堂？答日：无苦极乐之所在。但无音怎么会有乐呢？天堂是不是妄念？此间则大不敬，要慧来斥责，是慧根不够的症兆之一例。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曾引出众口一词的感慨以及嘲骂：“美国也（他妈的）不是天堂。”可，谁说那是天堂了？谁曾告诉你纽约专门儿是天堂了？人家说那儿也是地狱，你怎么就不记着？这感慨和嘲骂，泄露了国产天堂观的真象：无论急于今生，还是耐心来世，那天堂都不是心魂的圣地，仍不过是实实在在的福乐。福不圆满，乐不周到，便失望，便怨愤，便嘲骂；并不反省，倒运足了气力去讥贬人家。看来，那“无苦并极乐”的向往，单是比凡夫俗子想念得深远：不图小利，要中一个大彩。
就算天堂真的存在，我的智力还是突破不出那个“证果”的逻辑：无苦并极乐是什么状态呢？独自享福则似贪官，苦难全消就又与集体服毒同效。还是那电视剧片头的几句话说得好，那儿是天堂也是地狱。是天堂也是地狱的地方，我想是有一个简称的：人间。就心魂的朝圣而言，纽约与北京一样，今生与来世一样，都必是慈与悲的同行，罪与赎的携手，苦难与拯救一致地没有尽头，因而在地球的这边和那边，在时间的此岸和彼岸，都要有心魂应对苦难的路途或方式。这路途或方式，是佛我也相信，是基督我也相信，单不能相信那是官的所辖和民的行贿。
还有“人人皆可成佛”一说，也作怪，值得探讨。怎么个“成”法儿？什么样儿就算“成”了呢？“成”了之后再往哪儿走？这问题，我很久以来找不到通顺的解答。说“能成”吧，又想象不出成了之后可怎么办，说“永远不能成”吧，又像是用一把好歹也吃不上的草料去逗引着驴儿转磨。所谓终极发问、终极关怀，总应该有一个终极答案、终极结果吧？否则岂不荒诞？
最近看了刘小枫先生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令我茅塞顿开。书中讲述基督性时说：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人永远不能成为上帝。书中又谈到，神是否存在？神若存在，神便可见、可及、乃至可做，难免人神不辨，任何人就都可能去做一个假冒伪劣的神了；神若不存在，神学即成扯淡，神位一空，人间的造神运动便可顺理成章，肃贪和打假倒没了标准。这可如何是好？我理解那书中的意思是说：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关怀可以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
“人人皆可成佛”和“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态度，一个重果，一个重行，一个为超凡的酬报描述最终的希望，一个为神圣的拯救构筑永恒的路途。但超凡的酬报有可能是一幅幻景，以此来维护信心似乎总有悬危。而永恒的路途不会有假，以此来坚定信心还有什么可怕！
这使我想到了佛的本义，佛并不是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实体，佛的本义是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不是绝顶的一处宝座。这样，“人人皆可成佛”就可以理解了，“成”不再是一个终点，理想中那个完美的状态与人有着永恒的距离，人即可朝向神圣无止地开步了。谁要是把自己被挂起来，摆出一副伟大的完成态，则无论是光芒万丈，还是淡泊逍遥，都像是骚首弄姿。“烦恼即菩提”，我信，那是关心，也是拯救。“一切佛法唯在行愿”，我信，那是无终的理想之路。真正的宗教精神都是相通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任何自以为可以提供无苦而极乐之天堂的哲学和神学，都难免落入不能自圆的窘境。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日
第三十三章
记忆迷宫
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写作了。人们夸奖“386”比“286”好、“486”比“386”更好，那情形很像是在夸奖这个人比那个人更聪明。就像智力比赛，所谓“更聪明”即是说：运算（理解）的速度更快，存储（记忆）的信息更多，以及表达得更准确和联想的范围更宽广。于是有一个可笑的问题提出：用“486”写作，会比用“286”写得更好吗？这个可笑的问题甚至不用回答。但与这个问题同样可笑的逻辑却差不多通行，比如：要是我们写得不及某人，我们首先会怪罪我们的大脑不及某人。
如果作品的美妙和作者的智商不成正比，如果我们的文学止步不前而世界上仍在不断涌现出伟大的作家，我们主要应该怪罪什么呢？如果“486”并没有写出比“286”更有新意更有魅力的作品，大家都明白，是坐在“486”前面敲打键盘的那个人不行。如果一个智商很高的大脑却缺乏创造力，只能不断地临摹前人和复制生活，其原因何在呢？
我看过一位哲学家写的一篇谈“电脑与灵魂”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躯体和灵魂之间的模糊分别通常是理解为躯体与心灵，或者大脑与心灵之间的分别。研究这分别的一个途径是问：大脑是否能够做到心灵所能做的一切……
“当然，目前更受注目的一个问题是电子计算机（电脑）是否有人……一样的能力……假如电子计算机能做到的跟人一样，则我们也只不过是电子计算机而已；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也并不独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其实正在问‘人是否存在’——一个与传统问题‘神是否存在’有同样重要性的问题。”
显然，大脑做不到心灵所能做到的一切。心灵比大脑广阔得多，深远得多，复杂得多。甚至所谓无限，我想其实也只是就心灵的浩渺无边而言。我们生存的空间有限，我们经历的时间有限，但我们心灵的维度是无限的。在电脑方兴未艾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更容易发现，人的独特之处，究其根本不在于大脑，不在于运算得更快和记忆得更牢，而在于心灵的存在。浩渺无边的心灵，是任何大脑和电脑所无能比拟的。再高超的电脑也是人的造物，再聪明的大脑如果没有心灵隐于其后，也只近似传声筒或复印机。恰恰是心灵的浩渺无边，使人的大脑独具创造力，使文学成为必要，使创作能够永恒，使作家常常陷入迷茫也使作家不断走进惊喜。大脑不能穷尽心灵，因此我们永远为心灵所累不得彻底解脱，也因此，我们的创作才有了永无穷尽的前途。
所以，如果“486”写得不如“286”，我们应该怀疑的是：在“486”前面，“人是否存在”？键盘噼噼啪啪地敲响着，当然不能怀疑一个血肉之躯的存在，也不能怀疑一个正常大脑的存在，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心灵是否存在？就是说，聪明的电脑或者聪明的大脑是否联通了心灵，其运作是否听命于心灵？心灵不在，即是人的不在，一台聪明的电脑或大脑便是人或上帝的一次盲目投资。当然，并不否定聪明的作用，但写作如果仅仅是大脑对大脑的操作，则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大脑都难免走人文学的穷途。文学的无穷天地，我想可以描述为：大脑对心灵的巡察、搜捕和缉拿归案。聪明对于写作是一件好事，正如侦探的本事高超当然更利于破案，但侦探如果单单乐意走进市场而不屑于巡察心灵，我们就可能只有治安和新闻，而没有文学了。
心灵是什么呢？以及，心灵在哪儿？
我记得有一位哲学家（记不住他的名字）写过一本书（也记不住它的题目），书中问道：“我在哪儿？”胳膊是我的，“我”在胳膊里么？但没有了胳膊，却依然故“我”。腿呢？也一样，“我”也不在腿里。那么“我”在心脏或大脑里了？但是把心脏或大脑解剖开来找吧，还是找不到“我”。虽然找不到，但若给心脏或大脑上加一个弹孔，“我”便消失。
“我”，看来是一个结构，心灵是一个结构，死亡即是结构的消散或者改组。那么这个结构都包含什么呢？设想把一个人所有不致命的器官都摘除，怎样呢？这个人很可能就像一棵树或者一株草了。健全的生理就能够产生心灵么？那么把一个生理健全的人与世隔绝起来，隔绝得完全彻底，他的心灵还能有什么呢？心灵并不像一个容器，内容没有了容器还可以存在，不，心灵是一个结构，是信息的组织，是与信息共生共灭的。所以，心灵的构成当然不等于生理的构成，心灵的构成正是“天人合一”，主观与客观的共同参与，心灵与这个世界同构。世界是什么？如果世界不能被我们认识穷尽，我们一向所说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这世界，就重叠在我们的心灵上。虽然我们不能穷尽它，但是它就在那儿，以文学的名义无止无休地诱惑着我们。召唤着我们。
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悖论：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我没有用“记忆”，而是用了“印象”。因为往日并不都停留在我的记忆里，但往日的喧嚣与骚动永远都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记忆，只是阶段性的僵死记录，而印象是对全部生命变动不居的理解和感悟。记忆只是大脑被动的存储，印象则是心灵仰望神秘时，对记忆的激活、重组和创造。记忆可以丢失，但印象却可使丢失的生命重新显现。一个简单的例证是：我们会忘记一行诗句，但如果我们的心绪走进了那句诗的意境，我们就会丝毫不差地记起它；当然那得是真正的诗句。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是；普鲁斯特在吃玛德莱小点心时，一瞬间看遍了自己的一生。如普鲁斯特一样的感受，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过。
但是，印象中的往事是否真实呢？这也许就先要问问：真实是什么？当我们说“真实”的时候，这“真实”可能指的是什么？
我想引用我正在写着的一部小说中的一段话：
“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要在纷纷纭纭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
“我走在树林里，那两个孩子已经回家。整整那个秋天，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一盏和一盏路灯相距很远，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黑暗与黑暗，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黑暗中隐没。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如同掀动着生命的印象。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这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之时，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往事，或者故人，就像那落叶一样，在我生命的秋风里，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在明亮中的，我看见他们，在黑暗里的我只有想象他们，依靠那些飘转进明亮中的去想象那些逃遁进黑暗里的。我无法看到黑暗里他们的真实，只能看到想象中他们的样子，随着我的想象他们飘转进另一种明亮。这另一种明亮，是不真实的么？当黑暗隐藏了某些落叶，你仍然能够想象它们，因为你的想象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们，但想象照亮的它们并不就是黑暗隐藏起的它们，可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真实。即便是那些明亮中的，我看着它们，它们的真实又是什么呢？也只是我印象中的真实吧，或者说仅仅是我真实的印象。往事，和敌人，也是这样，无论他们飘转进明亮还是逃遁进黑暗，他们都只能在我的印象里成为真实。
“真实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作真实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呆在那儿。真实，有时候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谣言，有时候是一种猜测，有时候是一片梦想，它们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铸我的印象。而且，它们在雕铸我的印象时，顺便雕铸了我。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呢？这些印象的累积和编织，那便是我了。”
所有的小说，也许都可以说是记忆的产物，因为没有记忆便不可能有小说。但这样类推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乐器使没有音乐，没有刀斧便没有雕塑，没有颜料便没有图画，没有地球便没有人类。如此逻辑不失为真理，但如此真理也不失为废话。有意义的问题是：记忆，在创作者那儿，发生了什么？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相似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
记忆，在创作者那儿已经面目全非，已经走进另一种存在。我又要引一段我曾写过的话：
“我生于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却在1955年之后发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这个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
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个凌晨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我来到人间，奶奶说那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后是1958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而此前的1957年呢，则是1964年时才给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时我才知道一场反右运动大致的情况，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并设想着远古的某些历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着对2001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远古又幻想未来，远古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远古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
“我理解，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指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在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里，时间成为错综交叉的小径。他强调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作为主观的人的心灵，这才是那迷宫的全部。”
这已经不能说是记忆了，这显然也不是大脑猎奇的企图所致。这样的重组或者混淆，以及重组和混淆的更多可能性，乃是大脑去巡察心灵的路径，去搜捕和缉拿心灵的作为。昆德拉说（大意）：“没有发现，就不能算得好小说。”我想，写作肯定不是为了重现记忆中的往事，而是为了发现生命根本的处境，发现生命的种种状态，发现历史所不曾显现的奇异或者神秘的关联，从而，去看一个亘古不变的题目：我们心灵的前途，和我们生命的价值，终归是什么？
这样的发现，是对人独特存在的发现，同时是对神的独特存在的发现。
这样的发现肯定是永无终结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永远巡察不尽我们的心灵，比如说我们的智力永远不能穷尽存在的神秘，比如说存在是一个无穷的运动我们永远都不能走到终点，比如说我们永远都在朝圣的途中但永远都不能走到神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对终极的发问，并不能赢得终极的解答和解决。就像存在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一样，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比如艺术，谁能给它一个终极的解答么？比如爱，谁能给它一个终极的解决，从而给我们一个真正自由和博爱的世界？自由和爱永远是一个问题。自由和爱，以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以答案形态，叠入我们的心灵。要点在于：这样的问题，有，还是没有？有和没有，即是神的存在和不存在，即是心灵的醒悟或者迷途。这差不多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的理由了。
记忆给了我们这样的方便。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
第三十四章
一封关于音乐的信
编辑同志：好！
我一直惭愧并且怀疑我是不是个音乐盲，后来李陀说我是，我就不再怀疑而只剩了惭愧。我确实各方面艺术修养极差，不开玩笑，音乐、美术、京剧，都不懂。有时候不懂装懂，在人们还未识破此诡计之前便及时转换话题，这当然又是一种诡计，这诡计充分说明了我的惭愧之确凿。
现代流行歌曲我不懂，也不爱听，屡次偷偷在家中培养对它的感情，最后还是以关系破裂而告终。但有些美国乡村歌曲和外国流行歌曲，还是喜欢（比如不知哪国的一个叫娜娜的女歌手，和另一个忘记是哪国的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也仅仅是爱听，说不出个道理来。
古典音乐呢？也不懂，但多数都爱听，不知道为什么爱听，听时常能沉进去，但记不住曲名、作者、演唱演奏者和指挥者，百分九十九的时候能把各种曲子听串（记串），就像有可能认为维也纳波士顿团的指挥是卡拉征尔。至于马勒和马奈谁会画画谁会作曲，总得反复回忆一下才能确定。而签证和护照的关系我也是昨天才弄明白的，后天会否又忘尚难保证。
史铁生与音乐是什么关系呢？他是个爱听他所爱听的音乐的人。且不限于音乐，音响也可以。比如半夜某个下了夜班的小伙子一路呼号着驰过我家门口；比如晌午一个磨剪子磨刀的老人的叫卖；比如礼拜日不知哪家传来的剁肉馅的声音，均属爱听之列。
民歌当然爱听，陕北民歌最好。但到处的民歌也都好，包括国外的。虽然我没去过印尼，没去过南美和非洲，但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见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北方苍凉的歌让人心惊而心醉，热带温暖的歌让人心醉而后心碎（总之没什么好结果）。我常怀疑我上辈子是生活在热带的，这辈子是流放到北方的。看玛·杜拉的《情人》时也有此感。
被音乐所感动所迷倒的事时有发生。迷倒，确实，听得躺下来，瞪着眼睛不动，心中既空茫又充实，想来想去不知都想了什么，事后休想回忆得起来。做梦也是，我总做非常难解的离奇的梦，但记不住。
音乐在我看来，可分两种，一种是叫人跳起来，一种是令人沉进去，我爱听后一种。这后一种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论你在干什么，一听就“瞪眼卧倒”不动了。另一种则是当你“瞪眼卧倒”不动时才能听，才能听得进去。而于我，又是后一种情形居多。
听音乐还与当时的环境有关，不同环境中的相同音乐，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闹市中听唢呐总以为谁家在娶媳妇。我常于天黑时去地坛（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原为皇上祭地之处），独坐在老树下，忽听那空阔黑寂的坛中有人吹唢呐，那坛占地几百平方米，四周松柏环绕，独留一块空地，无遮无拦对着夜空，唢呐声无论哀婉还是欢快却都能令人沉迷了。
当然，更与心境有关。我有过这样的时候：一支平素非常喜欢的曲子，忽然不敢听了；或者忽然发现那调子其实乏味得很，不想听了。
我看小说、写小说，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心境不同便对作品的评价不同。那些真正的佳作，大约正是有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把你拉进它的轨道——这才叫魅力吧？鬼使神差是也。所以我写一篇小说之前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心态、并以一种节奏或旋律来确认（或说保障）这种位置和状态。但我说不好是谁决定于谁。心境一变，旋律就乱，旋律一乱，心境便不一样。所以我很怀疑我能否写成长篇，因为没把握这一口气、这一旋律可以维持多久，可以衍伸到哪儿去。
等我好好想想，再认可能否应下你的约稿吧。
祝
岁岁平安！
史铁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封信
杨晓敏：你好！
看了您的论文。文章中最准确的一个判断是：我并非像有的人所估计的那样已经“大彻大悟”，已经皈依了什么。因为至少我现在还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意味着什么。
由于流行，也由于确实曾想求得一点解脱，我看了一些佛、禅、道之类。我发现它们在世界观方面确有高明之处。（比如“物我同一”“万象唯识”等等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判断；比如不相信有任何孤立的事物的“缘点”说；比如相信“生生相继”的“轮回”说；比如“不立文字”“知不知为上”对人的智力局限所给出的暗示；以及借助种种悖论式的“公案”使人看见智力的极限，从而为人们体会自身的处境开辟了直觉的角度，等等这些确凿是大智慧。）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些炒论一触及人生观便似乎走人了歧途，因为我总想不通，比如说：佛要普度众生，倘众生都成了“忘却物我，超脱苦乐，不苦不乐，心极寂定”的佛，世界将是一幅什么图景？而且这可不可能？如果世间的痛苦不可能根除，而佛却以根除世间痛苦的宏愿获得了光荣，充其量那也只能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而已。也许可能？但是，一个“超脱苦乐”甚至“不苦不乐”的效果原是一颗子弹就可以办到的，又为什么要佛又为什么要活呢？也许那般的冷静确实可以使人长寿，但如果长寿就是目的，何不早早地死去待机作一棵树或作一把土呢？如果欲望就是歧途。大致就应该相信为人即是歧途。比如说人与机器人的区别，依我想，就在于欲望的有无。科学已经证明，除去创造力，人所有的一切功能机器人都可以仿效，只要给它输入相应的程序即可，但要让机器人具有创造能力，则从理论上也找不到一条途径。要使机器人具有创造力，得给它输入什么呢？我想，必得是：欲望。欲望产生幻想，然后才有创造。欲望这玩艺儿实在神秘，它与任何照本宣科的程序都不同，它可以无中生有变化万千这才使一个人间免于寂寞了。输入欲望，实在是上帝为了使一个原本无比寂寞的世界得以欢腾而作出的最关键的决策。如果说猴子也有欲望，那只能说明人为了超越猴子应该从欲望处升华，并不说明应该把欲望阉割以致反倒从猴子退化。而“不苦不乐”是什么呢？或者是放弃了升华的猴子，或者是退出了欲望的石头。所以我渐渐相信，欲望不可能无，也不应该无。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还想作人，还是在为人找一条路，而且不仅仅想作一个各种器官都齐全都耐用的人，更想为人所独有的精神找一个美丽的位置。还得注意：如果谁不想作人而更愿意作一棵树，我们不应该制止，万物都有其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当然那也就谈不上选择，因为选择必是出于欲望并导致欲望。说归齐，不想作人的事我们不关心（不想作人的人，自然也都蔑视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他们这种蔑视的欲望我们应该理解，虽然他们连这凡俗的理解也照常地蔑视——我唯一放心的是他们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暗含地骂人，因为那样他们就暴露了暗地里的愤怒，结果违反了“不苦不乐”的大原则，倒为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提出了证据）。我们关心的事，还是那一条或那一万条人的前途。
这就说到了“突围”。我确曾如您所判断的，一度甚至几度地在寻求突围。但我现在对此又有点新想法了——那是突不出去的，或者说别指望突出去。因为紧接着的问题是：出去又到了哪儿呢？也许我们下辈子有幸作一种比人还高明的生命体，但又怎么想象在一个远为高明的存在中可以没有欲望、没有矛盾、没有苦乐呢？在这一点上佛说对了（这属于世界观）——永恒的轮回。这下我有点懂了，轮回绝非是指肉身的重复，而是指：只要某种主体（或主观）存在，欲望、矛盾、苦乐之类就是无法寂灭的。（而他又希望这类寂灭，真是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下我就正像您所判断的那样“越走越逼近绝境”了，生生相继，连突围出去也是妄想。于是我相信神话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远要存在的。我近日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么两段话：“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瞑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想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想往并不因此消灭。”“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我想，因为智力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无以逃遁，无论科学还是哲学每时每刻都处在极限和迷途之中，因而每时每刻它们都在进入神话，借一种不需实证的信念继续往前走。这不需实证也无从实证的信念难道不是一种迷信吗，但这是很好的迷信，必要的迷信，它不是出自科学论证的鼓舞，而是出于生存欲望的逼迫。这就是常说的信心吧。在前途似锦的路上有科学就够了，有一个清晰而且美妙的前景在召唤谁都会兴高采烈地往前走，那算得上幸运算不得信心，那倒真是凭了最初级的欲望。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往前走，因而就找一个非现实的图景来专门保护着自己的精神。信佛的人常说“我佛慈悲”，大半都是在祈望一项很具体的救济，大半都只注意了“慈”而没有注意“悲”，其实这个“悲”字很要紧，它充分说明了佛在爱莫能助时的情绪，倘真能“有求必应”又何悲之有？人类在绝境或迷途上，爱而悲，悲而爱，互相牵着手在眼见无路的地方为了活而舍死地朝前走，这便是佛及一切神灵的诞生，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艺术之根吧。（所以艺术总是讲美，不总是讲理。所以宗教一旦失去这慈悲精神，而热衷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时，就有堕落成一种坏迷信的危险。）这个悲字同时说明了，修炼得已经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欲望的，比如“普度众生”，佛也是有苦有乐有欢有悲的。结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众生无欲无求，佛之苦乐竟系于众生是否超脱了苦乐。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让什么人给篡改了，倘非如此我们真是要这个劳什子干嘛？无非是我们以永世的劫难去烘托他的光环罢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不相信无苦无乐的救赎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灭欲不能使我们突围，长寿也不能。死也许能，但突围是专指活着的行为。那个围是围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围中。
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人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同时敬重了慈与悲，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于是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个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我并没有对佛、禅、道之类有过什么研究，只是就人们对它们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罢了。不过我想，它们原本是什么并不如它们实际的效用更重要，即：“源”并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许佛的精神与西绪福斯有大同，这是我从佛像的面容上得来的猜想，况且慈与悲的双重品质非导致美的欣赏不可。）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回教必进人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从死往回看，从宇宙毁灭之日往回看：在写字台上赌一辈子钱，和在写字台前看一辈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抽一辈子大烟最后抽死，和写一辈子文章最后累死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全套的家用电器焦虑终生，和为完美的艺术终生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无苦无乐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于悲壮醉于神圣为渡世之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以具体的生存方式论，问题就比较难说清，但把获得欢乐之前、之后的两个西绪福斯相比较，就能明白一个区别：前者（即便不是推石头也）仅仅是一个永远都在劳顿和焦灼中循环的西绪福斯，后者（不论做什么）则是一个既有劳顿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赏和沉醉之乐的西绪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个绝望的怪圈，至少是在这条不明缘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个悬念叠出的梦境，每年都有一个可供盼望的假期。这便是物界的追寻和（精）神界的追寻，所获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吧。当然赌钱或许也能赌到一个美妙境界，最后不在乎钱而在乎兴奋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贺的，但我想，真有这样的高人也不过是让苦给弄伤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罢了，与西绪福斯式的欢乐越高得远些。
最后有一个死结，估计我今生是解它不开了：无论哪条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吗？从理论上说人都是一样的构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实；倘若设想一个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设想出一片死寂来，无差别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么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个解法来。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个荒唐者的行状，最后想出一个死结来，无非证明荒唐得有了点水平而已。那个欢乐的西给福斯只是一个少数，正如那个“大彻大悟”的佛也是一少数，又正如那些饱食终日的君主同样是一些少数，所谓众生呢？似乎总就是一出突围之戏剧的苦难布景，还能不体会一个“悲”字吗？
一九九Ｏ年
《何立伟漫画集》跋
一个现代的何立伟——“孤独人的周末，来客每每是一只野猫同六点钟的黄昏”+
一个古典的何立伟——“远方躲在一棵树的后头，活着就是与之作无休止的谜藏”=
一个必以审美价值安魂立命的何立伟——“以梦的方式进入不真实的美丽，正如以眺望的方式进人童话般的云”。
这样一个何立伟，若忽尔发现“既然不能挑选梦，那就挑选睡眠的姿式罢”，他就非挑选幽默不可了。他的漫画是真正幽默的产品。幽默常遭误会：以为是机智的笑料，以为是愤世的讥嘲，以为是精巧的牢骚；因而大流的漫画都是借针砭时弊去落实此三种效果。但是，人的路途上有着比时弊更为深重的问题，那便是古典得不能再古典的问题，那便是现代得不能再现代的问题，那便是亘古至今乃至永远都以谜藏的方式所呈现的问题：生命同其自由的问题。
以往最好的漫画当属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他带着传统的纯情之爱走进古典的追寻，为人的前途画一幅回归童真的方向。何立伟呢，却是带着现代的孤哀走去作这古典的追寻，望见并且感动于那些童真的背影都已变得冰凉，于是便为人的前途改换一个方向。这真是继承和发展吧，正如孩子必要长大，童真无计久留，于是在丰子恺先生走后漫画界空旷多年，终于等来了何立伟。这个何立伟极有可能并不将方向规定为一个眼见的目的，而是陶醉于将脚步引向精神的游历，并于那条没有终点的路边观赏着自己和众人的脚步，因而他曾沦为作家，现在他又掉进了幽默的渊薮。
从他的漫画中，我对幽默有了初步的印象：幽默是机智地证明机智的无效，是通向智慧的智慧的绝境，是看强人败绩于宽容和泼妇受阻于柔顺的霎那，是快乐地招待苦难的妙举，是拱手向自然出让权力的的善行。
第三十五章
一封家书
x.l：你好！
不妨就先把学业当作出国的工具，这没有什么不对。当一个地方限制了一个人发展的时候，他完全应该换个地方，另辟生路。（所谓发展也并不单指学业，而是指生活或生命的全面发展）而另辟生路的工具，自然各用其能了。我们赞成你不要放弃学业，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出国之后也可以继续搞原来的专业，也可以干别的，路子就宽了。你要是不喜欢生物，迟早都应该放弃它，这也并不见得意味着白学，知识终归是有用的。一个人无论被指定干什么，都是苦役，逃离苦役是正当的是必要的。无论干什么，理由只有两个：一是你乐意干，一是你借此达到其它你所感兴趣的目的，舍此两点即是荒唐。再没有比一个人一辈子都在于他所不喜欢干的事更荒唐的了。所以，既然知道不想干什么，又得知道终于想干什么，还得知道现在必须干什么。假如没有更好的工具，你就只好先把这件工具收拾好备用。我想，学业还是你目前出国最重要的资本，其它的条件都隶属于它。出国是一个宽广的未知，二十几岁应该去追寻这样的东西。出不了国则大约是个狭窄的已知，四十几岁的人适合这种途径。真理是多元的，结构决定其对错。
其实，一切学业说到底都是谋生的手段（为了肉体的存活），都是娱乐的玩具（为了精神的充实）。一切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到底都有什么用呢？从人迟早都是要死的这一点来看，从人类乃至宇宙迟早也是要毁灭的这一点来看，人终归只是一堆无用热情，我们之所以还得保持这热情，还得用明智和真诚来校正、来助燃这热情，只是因为舍此我们会活得更加荒诞。甚至死也不能免除这荒诞，因为：结束不过是另一个开始。绝对的虚无可以证明是没有的——一旦有就不是绝对的无了。而一切存在都是主客体的共同参与，那么主体就会永远面对一个无可逃避的世界，因此必然是生生相继永恒轮回。逃避生之事实必定是徒劳的，而放弃生之热情只能使人落人更加荒唐的境地。所以看透了生活的本来面目然后爱它是一种明智之举。唯此可以使生命获得欢乐和价值，永远能够这样便永远能够欢乐，生生能够这样便生生能够获得价值。
总有些人以颓唐来证明自己是看破红尘，其实只是加剧了自己的痛苦而已，使自己陷人更加荒唐的境地而已。
我以为人们对于佛法也常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即灭欲。人生来就是欲望的化身，人比机器人多的只是一份欲望（我从《心我论》中得此结论），消灭欲望绝不是普度众生，而只是消灭众生，不应该灭欲，只是应该把欲望引向过程，永远对过程（努力的过程、创造的过程、总之生命的一切过程）感兴趣，而看轻对目的的占有，便是正当的欲望。只是为了引导出一个美丽的过程，人才设置一个美丽的目的，或理想。理想原就不是为了实现，而只是为了引出过程罢了。美丽者何？所谓童心不泯是也，所谓生气勃勃是也，所谓既敬畏自然之神秘又不屈于命运之坎坷是也，无论你干什么都干它个津津乐道一醉方休。
人不仅对科学了解太少，而是对一切都了解太少了。人是太狂妄了。上帝给人们设置了无限，就是为了让人永远不失却乐趣，为此我们要感谢他。
现在所说的科学仅仅是一种方法，一个角度。也许它将来会扩大得不像它了呢，或者不是它了呢，这又何妨？所谓大胆想象，不能只是一个范畴里大胆，要有超范畴的大胆，或干脆毁灭一个范畴的大胆。有什么用呢？好玩！有趣！高兴！美哉乐哉！陶哉醉哉！而已。
这样，又何必一定要出国呢？但是也可以换一种问法：又何必不出国呢？我只是想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使自己的世界更开阔些还是好的，闯荡闯荡去还是好的。所以能出去就出去看一看，学一学，终于不能出去也没什么大关系。所谓：是真才子自风流。中国也有能人，美国也有傻瓜。能否使生活成功，大约还是内在的心路。所以，我们既建议你争取出国，也建议你作好出不去的准备。暂不放弃学业，是否于出去和不出去都有好处呢？——这要由你自己来判断。事业是重要的，但也如目的一样只是为了过程的欢乐而设置的，因为没有事业大概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又如没有目的大概也是很空茫的一种处境。
在人生的路上，必要找到一个好玩具。而只要玩得人迷，就都是好玩具。就像找到一个好爱人，而只要爱得深，什么人都可以做好爱人。记得很久以前我发现一个并不伟大的知名人物，说了一句我至今认为是伟大的话：人生无非两件事，事业和爱情（既是狭义的，也是广义的）。我想不妨给他加上两个字：过程。事业的过程，和爱的过程。
有了电脑，很好玩，就越写越多了，而且有点书卷气了，有点说教的味道，别在意。
祝好运！
史铁生
归去来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的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就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念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大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７％，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磨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立哲在手术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来。北玲命真硬，又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简单、自在、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不显出多少病容，啃着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来，“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晃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唱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及做。但他的唱叹并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了，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十年，我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十年陕北，十年美国，至少我又要回来干十年了。他说：要是干得好，最终我还是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间，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看样子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的病能好。”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美国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处”、“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金华快印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十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我说，你得谨慎，别全赔进去。他说不会。他说刚到美国时还不是身无分文，大不了还那样。我说你的年纪不比当初啦，又有病。他说，守着钱过平安日子，我更得病，不干事本身就是病。常使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成了习惯，处处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理解。“知道在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要多久批准吗？”“三天？”“猜。”“一天？”
“再猜。”“多久？”“吓死你，十分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怎么都有饭吃。这要是不改，最后大家都饿着。”有一次我问立哲的司机：“跟立哲干活累吧？”司机撇撇嘴点点头：“不过孙老板比谁都累。”我记起老同学们早就给立哲的评语：此人走到哪儿哪儿不能安闲，总搅起一群人跟着他转。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一定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但是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看父亲。她当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极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真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可能不太久了，立哲还是把孩子接来。女儿三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经常要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对立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大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八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懵的八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北玲静静地听竟一次也没有呻吟，不知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为丈夫的身体操心，提醒他按时吃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阻，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行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土吾民作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我与北玲无话不谈，几次同她说起死，她毫无惧色，说她在那次大手术的四十分钟冰冷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
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儿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魂一定也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第三十六章
印象与理解
写好人李雪健
一、名片与补充
李雪健的名片与众不同，在通常标示职位、职称。或各类惊心动魄之头衔的位置上，只印了四个字：您的朋友。
李雪健，一九五四年二月生于山东菏泽，离春节还差几天，其实属蛇。他不反对有些书上说他属马，因为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人大多属马，一定要坚持属蛇，除了添一份解释的麻烦外看不出于人于己还有什么好处。对身高的态度也大致如此，他说情绪好了是一米七二，情绪不好就是一米七零。体重呢，平时是七十公斤，演上戏了就不一样，根据角色的身世可以大减。血型不能马虎，一贯是Ｏ。
李雪健的父亲曾任巨野县田庄公社书记，后调往贵州任凯里县委宣传部长。母亲也是国家干部。李雪健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一家人除李雪健外，现都还在贵州凯里。
李雪健的三十八年，十一年在山东，十三年在贵州，十四年在北京。李雪健务过农，上过学，做过工，当过兵，就差一项——没经过商。天赋李雪健表演才能，虽屡经坎坷，险遭埋没，但终于靠了决心和本事而不是靠了门路，考进京城作了专业演员。并非一开始就有要紧的角色给他演，但一开始他就演得认真、用心，演战士、参谋、警卫员和交通员，演狗腿子，演匪兵甲、乙、丙、丁，演一切无足轻重的配角都演得毫不松懈。自然不是胸无大志。现在有介绍说他是“三栖”（话剧、电视剧、电影）明星，此话属实，36岁本命年之际李雪健已把这“三栖”内的大奖都得了一遍，“梅花”、“金鹰”、“飞天”、“百花”、“金鸡”一项不落。
李雪健的座佑铭是：好有好报；最喜爱的电影是《我这一辈子》；最喜爱的电视剧是《夏天的经历》；最喜爱的演员是中国的石挥、舒绣文，和美国的卓别林；最喜爱的导演是与他合作过的所有导演；所满意的搭档是所有他的搭档；最向往的地方是家，但最向往的事情是演戏，演戏不能在家里演，想必这中间又有着他最大的遗憾和歉疚；他最爱的人理所当然就在他最向往的地方，家显然不是指一套房子，他的妻子叫于海丹，５岁的儿子叫李亘，我猜想《夏天的经历》之所以是他最喜爱的电视剧，与于海丹的主演有大关系；他的业余爱好是喝酒（二锅头）和下围棋，喝了酒没出息，话多，但他不会撒谎更不懂阴谋因而可以放心畅饮，不担心酒后失言。
李雪健目前苦于无计逃脱笼罩在他头上的一朵光环，被光环笼罩比被乌云笼罩更让他别扭，尤其那光环偶尔放出些与艺术无关的光芒。除了“认认真真演戏”之外李雪健再无所长，除了“清清白白做人”之外李雪健再无奢望。
以上是对李雪健那张过于简单的名片的补充。观众和读者可能对李雪健的方方面面都有兴趣，但我无能把一个活人写全，故先以此“名片与补充”为观众和读者开放想象之门。以下要写的，仅仅是我对李雪健的印象和理解，不想再为他撰写一份详尽的履历。
二、爱与羡慕
十岁，李雪健随父母举家迁往贵州。他小我三岁。那么我十五岁那年被串联大潮卷过贵州时，他已经在那儿了。
那正是甘蔗收获的季节，我印象中的贵州，到处都有卖甘蔗的，串联大军一路嚼着甘蔗，把甘蔗的残渣铺满贵州的座座城镇。那时，很可能路边的一个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我不认识他。一群人在那儿大嚼，少年远远地看着，料定有人会把难啃的甘蔗头儿丢弃。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但自尊心成为阻碍，被丢弃的甘蔗头儿离他不远，少年不看它们但是清楚它们的位置。甘蔗的诱惑，使少年煞费心机为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设计各种合理性，我能想象，他的表演天赋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装作扎鞋带去接近那目标，他故意把什么东西掉在那目标近旁然后蹲下去……终于把甘蔗头儿捡到，赶紧跑开，找个没人的地方，去皮，洗净，那东西确实难啃，得一小条一小条劈开，急不可待，但舍不得一下子吃光。
“挺甜的，”二十几年后李雪健说，“现在还记得。”
我说：“我记得那地方，甘蔗不是很便宜吗？”
“是很便宜，”他说，“可那时我父亲被罢了官，工资扣发，全家人只有很少一点生活费。”
我印象中的贵州，峰峦叠嶂山脉纵横，绵延不尽，每一小块有土壤的地方都种上庄稼。火车钻了山洞又钻山洞，汽车盘山而上“哼哼”地喷吐黑烟。那时，很可能山路上一个砍柴归来的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要等二十几年后我才能认识他。少年砍了六七根茶杯口粗的树桩，但雄心大大超过了少年的体力，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忍痛扔掉一根，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再扔一根，走三里多山路回到家，只剩了两根。
“顺带还挖些野菜。”中年李雪健说，“有一种野菜叫‘雷公屎’，黑的，就像木耳，煮了挺好吃，但是不能煮的时间太长，要不就化了。”
他说：“山里有野果子、刺梨、一种不知名的小红豆儿，饿了就搞来吃。”
“走渴了也不怕，”他说，“山上有泉眼，山下有溪水。捡一根草，拧一下扔在水里，保佑自己不得病。”
我印象中，南方的河，水都很旺，水流湍急，那儿的孩子都善水性。火车开过山涧之上的大桥，汽车沿着河岸的石渣路颠簸，我见过南方的孩子，不止一次，三五个或是一大群，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在太阳下蹦跳着朝过往的旅客呐喊，然后跳进耀眼的溪流，千姿百态地游向对岸。说不定那中间就有未来的大明星李雪健。
“有可能。”大明星李雪健说，“那时我常常和一群孩子游过一条河，可不是玩儿，是到对岸的发电厂去捡煤渣。”
“脱了衣服一只手举着，一只手游。”他说，“那条河挺宽，河上有摆渡，坐一回二分钱，舍不得，去的时候就游过去，回来的时候背了煤渣才坐摆渡。”
少年们喊着笑着游过河，怕把衣服弄脏了，叠好，放在草丛里，用树叶盖上。发电厂的斗车把烧过的煤渣倾泄在河边的沙滩上，冒着热气。少年们不喊也不笑了，忽啦扑上去，蒸汽和烟尘中只听见孩子们的喘气声，抢煤渣声，和仍在燃烧的煤渣在潮湿的沙滩上发出的吱吱声。斗车走了，这才又听见少年们的说笑声，每人抢到了一堆儿煤渣，快乐地从中选那些没有烧尽的……
“我还偷过人家一双球鞋呢，”李雪健说。
“你是说，偷？”
“偷。一点不假，纯粹是偷。那时候我爱踢足球，一直羡慕好多孩子都有那样的白球鞋。我父亲成了小‘走资派’，家里没钱给我买那样的球鞋。有一回乘人家把球鞋脱在一边不注意，我就拿走了。我还爱养鸽子。球鞋拿回家，我妈问哪儿来的？我说买的旧货，便宜，才两块。这样又从家里骗了两块钱，买了鸽子。”
“鞋也有了鸽子也有了，”李雪健说，“可这事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我见过的贵州，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除了大嚼甘蔗，我们也大干革命，到处抄录首长讲话，把战斗的消息印成传单，五彩缤纷地走到哪儿撒到哪儿，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羡慕我们。那时，可能正是李雪健羡慕人家的一双球鞋的时候；正是他捡煤渣挖野菜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被打倒被批斗，母亲拿不出钱给孩子买一节甘蔗的时候；可能正是少年李雪健被叫作“狗崽子”，上学的路上常常不明不白地被“红色儿童”或“革命少年”暴打一顿的时候……
二十几年过去，某一天下午李雪健到我家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妻子为他开了门，说：“不像。”李雪健笑笑说：“不像谁？”
不像“宋大成”？不像焦裕禄？不像“钢锉将军”或者大侦探？还是不像李雪健？不可能不像李雪健，其实是不像大明星。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起你想当演员的？”
他说是从十几岁，到了贵州，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
他说：“那时我在凯里师范附小上初中班，当时叫‘戴帽’中学，因为我讲的山东话接近普通话就被选进了宣传队。宣传队经常到这儿到那儿去演出，好玩，手捧‘红宝书’在台上唱啊跳啊，开心。最重要的是，走到哪儿都受欢迎，都让人家看得起，受尊重，我感觉着真好。演完了大伙鼓掌，还有人说你们看哪，这就是谁谁家的孩子，连我父母脸上都有光彩，受人尊重了。那时因为我父亲被打倒，我们全家人都让人看不起，常受欺侮。因为我，父母觉着荣耀，因为我，我的父母让人称赞让人羡慕，我心里真高兴，才知道什么是骄傲。被人尊重那感觉真好，心里的怨恨和委屈都变轻了，觉着所有的人都亲近了，那感觉比什么都好。说到底最初想当演员就为这个，为了受人尊重，为了让我的父母骄傲。”
这时我感到，在我与李雪健互不相识的几十年中，我们一定有着什么联系。我走上写作之路的最初动机（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几乎和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机完全一样。这动机固然算不得多么辉煌高尚，但它真切。在那个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斗得所有人的尊严都遭受轻蔑的年代，这动机是人的希望最为珍贵的一点点保存，这中间饱含着对爱的渴望与呼唤。
李雪健说，他爱贵州，他在那儿成长、成熟，永远思恋那儿的山山水水、那儿的草木、空气、那儿的人……
我问：“为什么？”
“爱，这东西说得清吗？”
我说：“你想不想出国？”
他说：“想，出去玩玩谁不想？开开眼。可我还得回来。”
“对不回来的你怎么看？”
他说：“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和处境，各人有各人爱的方式。我只是说我自己。我只是说人得爱，人得享有爱，否则不好办。”
他说：“我也羡慕有些地方的生活，住房也多也好，有钱，有汽车。”
他说：“但最多那是羡慕。羡慕也不是坏，别人有的好东西你也想有，所有的好事、好运气你都想摊上，这正常。但羡慕和爱是两码事，弄混了可就麻烦。”
三、李雪健与《焦裕禄》
写下这个标题之前和之后，我都犹豫很久。我原想避而不谈《焦裕禄》，躲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容易超出谈论艺术的范畴，难免涉及一些我不大熟悉的领域和一些我不大弄得通的逻辑，譬如说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李雪健说：“艺术源于生活，我们的生活里几乎处处牵扯着政治，所以艺术脱离不了政治。”
我同意他这看法。其实很久以来就有一种理论，认为：完全脱离政治的艺术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依我看来，这理论至此已告圆满。但与这种理论同时，却生出了对脱离政治的艺术的批判热情。这就令人费解，反对一种不可能和不存在的东西岂不奇怪么？奇怪之余我慢慢看见，譬如‘四人帮’的这类批判热情，既没创造出好的政治，又使得艺术近于毁灭。为什么？其实“四人帮”只希望一切都不脱离他们的狭隘目的，结果他们最脱离生活。
李雪健说：“确实，脱离生活就不可能有好的艺术。”
我说：“那么艺术的逻辑就完全可以更简单一点儿——追求艺术的完美。这很可能就够了，因为凡是好的艺术，原就意味着不必担心任何的所谓脱离。我还相信，好的艺术必与坏的政治不能相容，比如四人帮时期就难得有好的艺术，而改革开放以来好的艺术作品就越来越多。好的艺术和好的政治，必是要么共生，要么共灭。什么是好的艺术？我想既然不能由谁来事先指定；所以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当然不是一百家都唱一个腔调，百花齐放也不是说一种花让它开一百朵，地上要是没有各种草，天上要是不飞着各种鸟，也势必乏味。”
李雪健说：“我演焦裕禄，可压根儿没想过那么多政治。我喜爱那个人，我觉得我理解他，我相信我准能把他演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念头。”
我说：“焦裕禄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但这个戏，我看并不算成功。”
他说：“我跟好多人都说过，这个戏可以探讨，但谁要说焦裕禄这个人不好，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说：“我不相信有人会认为焦裕禄这个人不好。”
他说：“未必没有。”
我说：“那很可能是一种逆反心理，要不就是傻瓜。傻瓜不值得重视。值得想一想的倒是何以会有那种逆反心理。是不是人们对某种方法已经厌倦了？因为老百姓可能碰上焦裕禄这么个好官因而得福，也可能碰上个贪官因而遭祸。”
李雪健说：“焦裕禄不是神，是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具体的人，有他存在的具体时代和环境。他也许算不上伟人，他甚至也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是一个人格高贵的人。”
我说：“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人。”
他说：“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我说：“用雄才大略的改革家的标准来要求焦裕禄或否定焦裕禄，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味儿，那样的话，可以称赞可以纪念的历史人物就差不多没有。”
他说：“在发奖会上我说过，‘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我说：“你可不傻。虽然我认为这部影片不算成功，但是你的表演确实很棒。看了你的‘宋大成’、‘钢挫将军’和‘焦裕禄’，你真是不用太谦虚。我听有些评论家说你是真正的性格演员，表演达到了下意识，举重若轻没有刻意的痕迹，我看这真的不是恭维。我知道这很不简单，不是哪个傻小子交了好运就能达到的，因为我在写作上也一直在追求这样的境界，但一直没能达到。”
李雪健说：“其实我一旦上了台或上了镜头，就很自信，什么负担都没了。一演上戏，别的什么事都忘了，只想着这个角色。想不好的时候，脾气也变得暴躁，为不大一点小事就发火。”
他说：“人家让我演焦裕禄，我爱人开始挺为我担心，可是我怎么想都觉着我行，我准能演好。我懂得这个人。我熟悉那地方。我的老家山东菏泽，与河南兰考接壤，地理和气候基本一样，风沙大，风沙破坏了田地，老百姓生活苦，盼着有好领导，有好日子过。我懂得他们。我父亲是公社书记，芝麻大的官，除他之外我们家的人都是农村户口，是农民。小时候父亲常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带着我，下乡去工作，顶着风沙，走了东村走西村。我懂得焦裕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少，满怀热忱，受苦受累，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不谋私利，一心全在工作上想着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想在银幕上把那一代人肯定下来，这个念头让我激动。”
我说：“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原因主要在这儿。而前面说的逆反心理，我想原因也是在这儿。观众一方面被焦裕禄感动，一方面在想，为什么一些危害人民的贪官却不是都能得到惩治？”
他说：“当然那一代人也有错误，但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说：“我懂。我在陕北插过队。我们刚去的时候，见穷山恶水，怀少年狂气，想着改造中国，干得比谁都左，即使这样我想我们的理想和热忱也应该肯定。否定了人的这种最根本的理想追求，人还剩下什么呢？”
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见过。饿死人的事我见过。老百姓成群结队到公社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也愁得没辙，这我都见过。我想，像焦裕禄那样的人，不可能不忧心如焚，但一个县委书记的能力也有限，他心里的苦会更多，这样的人是要得肝病。”
我懂了。李雪健是怀着老百姓的希望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对那一代农村干部的理解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焦裕禄式的热忱来演焦裕禄的，李雪健是怀着对艰难历史的悲壮感，来颂扬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泯灭的真诚、善良、和不屈不挠的美丽精神。尽管脚下的路，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崎岖坎坷，但理想不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而且理想必定还要发展。
但我还是认为这部影片并不成功。
李雪健问我：“你怎么看？”
我说：“这片子好像主要不是想说这个人，和那一代人曲折困苦的心理和路程。否则我想会更丰富、动人，对一个时代展现得更真实，使人有更多的回味与思考。现在这样，仍有造神之嫌，可能这就是引出逆反心理的原因。”
他说：“就是。这逆反心理值得研究。”
四、表演与生活
李雪健最早饰演的角度是孙悟空。那还是在山东老家的时候，一群孩子迷着《西游记》，派好了角色，有演唐僧的，有演妖怪的，有演猪八戒和沙和尚的，李雪健千变万化的表演才能正适合孙悟空。
他说：“可我身材瘦小，反倒总被‘猪八戒’打倒。”
童年的李雪健，舞动一根小棍，说一声：“变！”把木棍藏起来，从后腰里抽出一根筷子，再说一声：“变！”把筷子插回腰间，又从耳朵里取出半根火柴，这样，各种型号的金箍棒就全有了。
《李雪健艺术创作年表》中写着：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二年，在贵州凯里210
厂业余文艺宣传队，代表作：舞剧《白毛女》中穆仁智。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7784部队业余文艺宣传队，擅长表演山东快书、相声、小话剧、小舞蹈等。一九七六年借调到二炮话剧队，又随二炮话剧队到总政话剧团，参加话剧《千秋大业》的演出，饰参谋、警卫员、打杂……
这是小兵儿李雪健第一次到北京，眼界大开，更深深迷上了舞台，心中暗发决心：一定要争取留在北京，当专业演员。一开始运气似乎不错，“四人帮”倒台了，《千秋大业》剧组解散后，二炮话剧队决定在借调来的人中留下几个搞专业，其中有李雪健。领导让他先回贵州探亲，并通知原所在部队，小兵李雪健自然是心花怒放，一路欢欣鼓舞回到贵州。见了父老乡亲，大家都为他高兴，都说“从小就看着这孩子会演戏，有出息，看看，进了北京啦。”可是没那么容易，待他再兴冲冲回到北京时，他被告知，计划有变，小兵儿李雪健还回你的业余宣传队去吧。李雪健一声都吭不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吧哒吧哒掉眼泪，好多天都在借宿的地方看着一条晾衣裳的铁丝发呆。有人甚至担心他去寻死。幸得伯乐鲁威（即后来风靡全国的电视连续剧《渴望》的导演鲁晓威之父）指点迷津，李雪健才考取了空政文工团，以致日后中国影坛上又升起一颗明星。
《李雪健艺术创作年表》上写着：一九七七年，考入空政文工团，在话剧《年轻的鹰》中饰作战参谋，在独幕剧《换不换》中饰战士赵大刚；一九七八年，在话剧《丹心谱》中饰群众；一九七九年，在话剧《陈毅出山》中饰匪兵甲、乙、匪兵班长、后出演主要配角交通员……
这时李雪健又要尝尝从希望到失望的滋味了。《陈毅出山》要改成电影，李雪健第一个被导演看中。他激动得夜不成眠，这回可是演电影呀！这一下子在贵州的亲人就都能看见他演大戏啦！他甚至已经听见乡亲们的赞叹，已经看见了父母脸上的光彩，我们记得那是他想当演员的最初动力呀！好，试装，试演，李雪健尽心尽力，感觉不错，似乎希望正在成为现实，可到最后导演宣布被录用者名单时，却没有他。他只问了一句：“到底为什么？”导演说：“你长得老了点儿。”生性认真的李雪健，以为这是导演客气，他相信一定是自己演得不行。被选中的人要走了，要去演电影了，李雪健为他们高兴又为自己伤心，喝完了饯行酒，他独自回屋，没干别的，流泪，憋屈，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恨自己，还恨床单——把好端端的床单揉搓得差点成网。
《年表》上写着：一九八０年，主演话剧《九·一三事件》，饰林彪……
这是他成功的开始。他的同事说：“演林彪那会儿，李雪健走路的姿态都是林彪式的，常见他在院子里来回遛，犯魔症，脸色阴沉沉的。为演林彪他已经饿掉了二十斤肉，每次上台前还要少吃，他说‘这样一上台就有手冰凉的感觉’。”当时的空政文化部长黄河说：“把这小子化妆后搁天安门上能把人吓死。”外国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消息写道：“扮演林彪的演员与这位前国防部长非常像，他刻画的林彪是一个病态的有偏执狂的人，用假嗓子念着晦涩的格言，引起观众一阵阵轰动。”有一次演出后，王光美同志上台慰问演员，走到李雪健面前愤怒地不与这个“副统帅”握手。李雪健先是一愣，但马上明白而且高兴了：成功了。
随后是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年表》上写着：初登银幕，在电影《天山行》中饰指导员于海洲……主演话剧《火热的心》饰梁子如……一九八四年获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话剧《wm——我们》中饰主要角色……在故事片《钢锉将军》饰将军李力，获广电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度“政府奖”……在故事影片《鼓书艺人》中饰主角方宝庆……在故事影片《大侦探》中饰主角杜义甫……在电视剧《李大钊》中饰李大钊，获第十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在我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中饰宋大成，获第十一届“飞天奖”男配角奖、第九届《大众电视》“金鹰奖”男主角奖……主演故事影片《焦裕禄》，获广电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0
年度“政府奖”、第十一届电影“金鸡奖”、第十四届电影“百花奖”……荣获第三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颁发的“学会奖”……主演故事影片《四十不惑》……一九九一年，三次李雪健表演艺术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天津、北京召开。
一个好演员的标准是什么？我问过好多人，问过一般人，也问过内行。回答是：演什么像什么，一人千面，演谁是谁。不光形似，而且神似。不单单是性格的模仿，更要紧的是进人角色心里的世界。一位权威人士说：从演员的观点来看，占支配地位的是角色的处境，而不是角色的性格。所有的人，在生活中，都在考虑他们的处境，而不是在考虑他们自己的个性特点，所以演员在扮演角色时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对角色处境的反应上，这样，演员一旦进人规定情境，便能产生与角色类似的真实思想和感情，才能创造出活生生的人来，否则就仅仅是某种僵硬的性格模型或脸谱。我想这正是李雪健成功的原因。
但一个人要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凭什么能够体会各类人的处境呢？他需要的是临时去体验生活吗？到工厂去十天，到农村去半个月，看看清洁工人如何用扫帚，听听汽车司机常说什么俏皮话，观察一下盲人怎样点烟，是吗？
李雪健说：“这也是必要的。但要光是这样，演起戏来就仅仅是形似。但临时去看看，也许能引发你的联想，把你平时的生活积累调动出来。”
对了，有目的地去体验生活与几十年随时随地的生活体验，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几天、几个月对某一类人物有意识地观察，和随时随地无功利性的对生活敏感的觉察、对一切人设身处地的理解，是绝难相比的。
我问他：“你承认天才吗？”
李雪健：“当然。但我说不清天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呢？”
我说：“跟你一样，说不清。但是有一点也许不错。平常的生活从一般人身边流过去没有什么反应，但从一个天才的演员身边流过时却要被他扣留下一些不寻常的含义；一个普通人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或表情，一般人品不出其中的味道，但一个天才的演员却可能从中看出一个幸福的故事或一段苦难的历史，这可能取决于他天生的敏感，但必定是因为他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他人，而这理解是出于对一切人的爱。”
李雪健说过这么一件事：他已经成了名人，有一天傍晚他骑着车急急忙忙去幼儿园接孩子。迎面碰见个老街坊，老街坊喊：“嘿，哥们儿哪儿去？”李雪健的时间排得挺紧，随便应了一声，脚下没放松蹬车。老街坊不乐意了，在背后叨咕了一句：“怎么着哥们儿，牛啦？”李雪健一听，不成，连忙调头回来作一番解释：“我他妈有什么牛的？我得接孩子去，这都快晚了。”老街坊转怒为喜，一挥手：“快去快去。”
李雪健说：“人家把你当哥们儿，不能伤了人家的心。我要不解释一下，我心里老得别扭。”
我想，要是让李雪健演一个那老街坊式的人物，他还用临时去体验生活吗？
很多人和很多书上都说，一个好演员，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这距离是什么呢？我想很可能是这样：前者仅仅是跟在生活和人物后面的模仿，尽管形神具似。后者则对人类的精神前途和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解，甚至是超前的领悟，因而他可以超越一个“似”宇。正如齐白石所说（大意是）：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真正的艺术在于似与不似之间。这话对一个表演艺术家也适用，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不一定完全地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相似，但他可以在似与不似之间让观众认可，他的表演并不拘泥于细部的真实，而更取胜于整体的震撼，让观众向往、感奋、有着不尽的回味和思索，甚至能引领着人们把目光投向更大的维度，把人们的心绪带去更远的方向。
李雪健正在这个距离上走着，毫不松懈地跋涉。我以为他一直没碰上真正的好戏，是使他尚未有更大作为的原因。
五、李雪健与于海丹
李雪健和于海丹的爱情故事，毫无传奇色彩。从同事，到恋人，到夫妻，直到作了父母，这期间二人必定有如醉如痴的互相的渴望，但均无类似《渴望》中那些惊人之举。他们俩在空政话剧团里相识。当时于海丹还在学员班，女兵是不准谈恋爱的，当然这纪律并不能消灭心里的渴望，只是说他们得悠着点，藏着点，熬着点，“注意影响”。想必是不能手拉了手逛大街的，坐在一块要保持恰当的距离，不能跟演戏似的，当然他们并不是演戏是真心地相爱。我从李培禹写的《雪健与海丹的故事》中读到这样一件事，不妨抄录于下：“于海丹要去陕西拍电视剧《流》，晚上的火车。她多想让雪健到车站送送她呀，可是不行，团里的领导偏在这时提醒李雪健‘要注意影响’。海丹一个人委屈地走了。
“一个月后，《暖流》剧组返京拍最后一个镜头：在北京站抓一个小偷。演小偷的群众演员临时没来，导演急得不得了。忽然想起让于海丹从空政话剧团找个演员来帮忙。‘小偷’连个正面镜头都没有，何况时间很晚了，又下起了小雨，谁肯来？
“电话拨到了李雪健那儿。这时雪健已是轰动全国的名演员了，他听到海丹的声音，说了句：”你等着，我去。‘骑上车就冒雨往北京站赶。恋人相见，有千言万语要说，但是先拍戏。雪健的功底自不必说，’小偷‘演得导演连声道谢。回到空政话剧团，夜已深了，大门紧闭。李雪健翻墙而入……
“谁知一位热心的记者以‘明星不要报酬，甘当配角’为题，把‘小偷’的事迹给捅了出去。这一下李雪健受到团里的严厉批评，其错误是：未经领导批准私自拍摄电视剧。为了教育他人，还让他在大会上作检查。海丹后来才听说此事，她知道，自己不追问，李雪健是永远不会对她提起此事的。”
李雪健和于海丹结婚时，好友王培公书赠的条幅：“梅花雪中见，珊瑚海之丹。”李雪健曾叫李雪见，梅花，既指他刚刚荣获了“梅花奖”，又隐含了他苦寒的经历与坚韧的意志。这海之丹呢，很难一言蔽之，慢慢体会。
于海丹比李雪健小三岁。但当李雪健还在剧团里跑龙套，于海丹早已走上荧屏。著名导演田壮壮执导的电视剧《夏天的经历》，曾大为轰动，其中的女主角便为于海丹所饰。可现在她在全国妇联图书馆工作，改了行。因为什么？不知道，或者说不明白。但这事发生在话剧《wm》未得公演之后。
八四年李雪健在话剧《wm》中扮演主要角色之一。这戏我没看过，因为终未公演，剧情我也不了解，故此戏到底如何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在此戏中李雪健表演的成功，已得到话剧界同行的认可。但不知为什么，从《wm》之后，李雪健又开始跑龙套了。龙套需要有人来跑，李雪健可以在风雨之夜不要报酬去演那个“小偷”，他当然不认为这是掉价或“跌份”之事。但是接着，团里上演新剧目仍然不用李雪健。一个有才能的演员总去跑龙套就很不正常。再接着，正常排戏的于海丹，也不明不白地从主角位置上给换了下来。再接着又发生了一些想不到的事……李雪健决定调离。但团里却又不放他走。在这儿不让你干，要走又不让你走，这样的事并不陌生，但一时还弄不清这算什么主义。李雪健从小想演戏，一辈子爱的是演戏，不让他演戏他说不定得死，僵持不下，最后团里竟提出：要走，夫妻俩一块走。此时于海丹正怀着六个月的李亘，她对丈夫说：“没什么，我和你一起走。”这样，这位青年女演员，正在表演的黄金年龄，却不得不离开舞台。
李雪健为此常常感到歉疚，于海丹安慰他：“得得得，别瞎想了，其实我也没为你牺牲，我不是也挺好吗？”现在李雪健常常外出拍戏，现在主要是于海丹支持着这个家，现在李雪健最向往的地方是这个温暖的家。现在当成群的记者围着大明星李雪健，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李雪健回答：“有机会，我想和于海丹合作拍部片子。”于海丹在一旁补充道：“要演一对夫妻。”
我问李雪健：“对爱情，你怎么看？”
李雪健说：“我和于海丹常常探讨这个问题。什么是爱情？说起来挺复杂，我只知道爱情是互相的，爱情是有代价的，是有责任的。一见钟情的、疾风暴雨式的，我觉得那多半是动物性的，是性爱，还不能算是爱情，爱情主要是感情，不是冲动。我跟海丹说，我心目中的爱情是什么？譬如说，是一对自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互相搀扶着，过马路。我说这是真正的纯洁的爱，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两个人依然难舍难分，这时候性冲动可能很少了，但是感情更深，爱得更深了。”
李雪健说：“有时候海丹我们俩开玩笑，说有一天，比如说有一天，海丹说我跟别人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有一天，你要是跟别人走啦，嗯——，我可能得有那么几个月痛苦吧，然后我就再找一个。海丹说，你就这样呀？你就是这么个人呀？我说我就是这么个人，你已经不爱我了，我还傻糊糊地等吗？”
我说：“那么，要是让你演这么一个傻糊糊的人，你能演吗？人家把他甩了，可他仍然似疯若痴地等着，让你演这么个角色你能演好吗？”
李雪健：“能。我能。我能理解这样的人。我准能演好。”
我说：“这人不算明智，但挺美。”
李雪健：“是。是很美。”说到这儿李雪健垂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又说：“我自己可能也这样，要是于海丹走了，我可能受不了，我可能就这么一个人谁也不找了。”
我提醒他：“这是假如，老弟，别当真，于海丹没走。”
六、好人与好报
《渴望》正火的时候，领导接见《渴望》摄制组全体人员，知道大伙的生活都有不少困难，便发话说：“大家提要求吧，除了房子没有，什么都可以提，尽量解决。”机会难得，大家纷纷提要求，各种各样的渴望。李雪健提的要求是：给他一套《渴望》的全本录相磁带。这一要求提醒了领导，领导说：“这是应该的，每人一套。”得，李雪健等于什么都没提。
李雪健说：“有的人真是有困难，有这么个好机会就提呗。我想了半天，发现我真是没什么特别的困难。过去有困难的时候，又没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就要了一套《渴望》的磁带。”
有人问他：“你现有多少钱？”
他不保密：“连到手的和没到手的，三四万块吧。”
说明一下，这其中有一万八是他早些年慢慢攒下的。省吃俭用，这一万八他存了八年了，朋友们都笑话他，他说我没有多少要用钱的地方，挣点钱就是给我儿子留着，等我死的时候给他。朋友们又笑他：等到那时候，这一万八变一块八啦。这么个大明星，真是不大会挣钱。
他说：“我不是不想挣钱，我也挣钱，但是我不挣不应该属于我的钱。我出多少力，挣多少钱，心里踏实。心里踏实，才能去干我喜欢干的事情。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以后还得演戏呢，那是大事儿。我不想为别的事把自己耽误了。名与利，我看重名，当然不是虚名，徒有虚名心里也不踏实，所以我得集中全力把戏演好。”
其实佛也重名，佛，谁说他是欺世他也要争辩。雷锋也重名，你说他是自私自利他也不干。我不相信有人不重名，谁要说他不重名，那么就请他去做尽好事得尽坏名试试看。为了美名去做好事，世界会变得更可爱。唯重虚名者，可怜，可憎。
李雪健说：“钱嘛，我也不恨钱。不过我的钱也不算少了，够花的，不算是穷人了。再说我觉着我还能演好些年戏呢，以后不是也还能挣钱么？我现在最渴望的是碰上好剧本，演好戏。”
认识李雪健的人都说，他这人老实、随和、忠厚、谦虚，不错这是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感到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意志坚强，决不是说能够控制别人，而是说能够把握自己，不是说总能够左右逢源常胜不败，而是说任何时候其信念不移信心不摧。如今多少人被钱勾引得神魂颠倒，多少自称成佛人道者终于暴露出不过是财神的门徒。财神好像也不是个坏神，至少我是不想得罪他。发家治富对贫困的中国人来说，是个美丽的方向。但是有件事无论什么时候都比发财还要紧，那就是精神的富足。对李雪健来说，这精神的富足，就在乎人格的愈益完善，在乎艺术的更加完善。
“你真的相信好有好报？”我问李雪健。
“是，我相信。”他说，“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我相信好人一定能有好报，二是我要以好意报答好人。”
我说：“你要报答哪个好人？”
他说：“其实人都挺好的，都不容易。”
我说：“可是，现实生活中，好像常常相反，至少不是所有的好人都有好报，譬如焦裕禄。”
他说：“焦裕禄怎么没有好报呢？他没有昧着良心当那个官，死的时候心里舒坦，这就是好报。”
我：“那么你。图什么好报呢？”
他说：“其实我这个人自卑得很，老觉着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也不好，怎么办呢？除了自己知道自己尽心尽力地干了，真心真意对待别人了，就没别的办法。所以我就希望自己真的是这样，任何时候自己问自己，心里都不含糊，心里高兴、舒坦，这就是好报。”
李雪健是在以真诚和实干在超越自卑，他所要求的好报是精神的快乐，可见此人非常明智，因为真诚和实干恰是自卑的大敌，而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任何行为和事业，本无失败可言。李雪健非常可能成为最幸福的人。
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日
第三十七章
悼路遥
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川，是路遥的故乡。我下乡，他回乡，都是知识青年。那时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写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了他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作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其时我已经坐上了轮椅，路遥到北京来，和几个朋友一起来看我。坐上轮椅我才开始作文学梦，最初也是写诗，第一首成形的诗也是模仿了信天游的形式，自己感觉写得很不像话，没敢拿给路遥看。那天我们东聊西扯，路遥不善言谈，大部分时间里默默地坐着和默默地微笑。那默默之中，想必他的思绪并不停止。就像陕北的黄牛，停住步伐的时候便去默默地咀嚼。咀嚼人生。此后不久，他的名作《人生》便问世，从那小说中我又看见陕北，看见延安。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西安，在省作协的院子里。那是84年，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陕北看看，路过西安，在省作协的招待所住了几天。见到路遥，见到他的背有些驼，鬓发也有些白，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听说他正在写长篇，寝食不顾，没日没夜地干。我提醒他注意身体，他默默地微笑，我再说，他还是默默地微笑。我知道我的话没用，他肯定以默默的微笑抵挡了很多人的劝告了。那默默的微笑，料必是说：命何足惜？不苦其短，苦其不能辉煌。我至今不能判断其对错。唯再次相信“性格即命运”。然后我们到陕北去了，在路遥、曹谷溪、省作协领导李若冰、和司机小李的帮助下，我们的那次陕北之行非常顺利、快乐。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电视上，“正大综艺”节目里。主持人介绍那是路遥，我没理会，以为是另一个路遥，主持人说这就是《平凡的世界》的作者，我定睛细看，心重重地一沉。他竟是如此地苍老了，若非依旧默默的微笑，我实在是认不出他了。此前我已听说，他患了肝病，而且很重，而且仍不在意，而且一如既往笔耕不辍奋争不已。但我怎么也没料到，此后不足一年，他会忽然离开这个平凡的世界。
他不是才42岁么？我们不是还在等待他在今后的42年里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么？如今已是“人生九十古来稀”的时代，怎么会只给他42年的生命呢？这事让人难以接受。这不是哭的问题。这事，沉重得不能够哭了。
有一年王安忆去了陕北，回来对我说：“陕北真是荒凉呀，简直不能想象怎么在那儿生活。”王安忆说：“可是路遥说，他今生今世是离不了那块地方的。路遥说，他走在山山川川沟沟峁峁之间，忽然看见一树盛开的桃花、杏花，就会泪流满面，确实心就要碎了。”我稍稍能够理解路遥，理解他的心是怎样碎的。我说稍稍理解他，是因为我毕竟只在那儿住了3
年，而他的42年其实都没有离开那儿。我们从他的作品里理解他的心。他在用他的心写他的作品。可惜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出世，随着他的心，碎了。
这仍然不止是一个哭的问题。他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倒下去，留下了不平凡的声音，这声音流传得比42年要长久得多了，就像那块黄土地的长久，像年年都要开放的山间的那一树繁花。
《韩春旭散文集》序
韩春旭的散文，使我由来已久的一种感觉忽然间更加清晰：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认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总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譬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湮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
真正的女人说什么？她说：“我是一个爱慕男人的女人。”她说：“我甘愿将灵魂和肉体全部奉献给他，让他在极乐中迷醉。”她说：“但我又是那么恨他们，恨他们有那么多的东西让他们活下去……他们爱你，只是希望你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他们从不希望为你而浪费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不是男人女人的问题，这是爱的问题，爱不是某一时空里的狂热事件，她说爱“应该伴随生命的每时每刻”。
真正的女人在想什么？她想“寻找家园”。她“梦想了那么久，本以为那永远是一种空幻。”她说：“使我读到自然灵魂的，你想象不到，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境是茫茫戈壁滩上实在不起眼的骆驼草。”“夕阳将自己的旖恋缭绕在四面瀚海的戈壁滩上……那是互相缠绵产生的一种奇妙的蓝色暮霭，十分甘愿而一致地将这种情色，投射在生硬的盐碱地和崖壁上……”我想，这不单是爱的问题，她说这是“一个永不褪色的信念”，这是不屈的生命必要皈依的美的彼岸。
母亲，对儿子说什么？她说：“你去吧，去干燥的原野上跑，让你稚嫩的脚体验沙砾的灼热；去太阳照射的岩石边，体验岩石反射过来的闷人的热气；去疯狂的大海，体验那庄严的浪峰和呼啸。”她说：“去吧去吧！将来你会有爱情，会有痛苦，会有孤独，你会面带微笑地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体验。”她说：“当我两鬓斑白时，我相信站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个英俊的小伙：身材修长，肌肉结实，眼睛里饱含着喜悦和生活的光芒。你给予人的是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美，心底的仁慈和宽厚使你温情脉脉，智慧和坦然使你从容而潇洒，敏锐和幽默辉映着你，使你全身心都显得那么高雅。”这不仅仅是母亲的嘱咐，这是上帝的恩赏，是人类积淀千古的对生命的感悟；不仅仅是母亲对儿子的期待，是亘古至今以至永远，人类对完美的渴盼。
那么对生死，她怎么想呢？她说：“你凝望我，我凝望你。甘美而宁静。”我不知道她这确凿是说生，还是说死。很可能，生死在她看来不过是殊途同归，或者是结伴而行，在天父和地母的怀抱里，在此岸和彼岸之间，“那是一颗冲走再冲回，起伏不倦，勇往直前，以更新的威力勃起的灵魂。”
那冲荡之间，宇宙必留下优美的声音，任什么也不能湮灭的声音。永远会有女人，把战场或市场上的男人拉回她们身边，指给他们听这声音。现在，此时此地，这个女人，名叫韩春旭。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
第三十八章
谢幕
《中篇１或短篇４》已经写完，对它我再没有什么话要说。否则，原该将标题改为“中篇１或短篇５”的。但《小说月报》编辑部的朋友们希望我写一篇创作谈，我只好从命。我想这大概就相当于演出后的谢幕。我就抄录两则平日的读书笔记于下，向读者聊表谢忱。
1.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我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
巴赫金说：“我能够表达意义，但只是非直接地，通过与人应答往来产生意义。”
我想：每个人都是生存在与别人的关系之中，世界由这关系构成，意义呢，藉此关系显现。但是，有客观的关系，却没有客观的意义。反过来说也成，意义是主观的建造，关系是客观的自在。这样，写作就永远面临一种危险：那些隐藏起来的关系，随时准备摧毁我们建造起来的意义。
2.普鲁斯特写道：“无论现在，还是在某个遥远的时刻，无论勺子碰到盘子发出的声音，还是凹凸不平的石板，亦或是玛德莱娜小点心的味道，都把逝去的时光重现在我们眼前，……一个活的生命的存在，依赖于它在现在与过去时光的共同点上，找到唯一的生存空间，并且在这里把握住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只有超越时间概念，一个活的生命才有可能出现。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下意识地辨认出玛德莱娜小点心的味道时，我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在这一刻里，我身上的活的生命具有了超越时间概念的特征，因此，未来的兴衰荣辱对我也就无足轻重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第一，超越时间能给人的困境以什么弥补呢？第二，这怎么就能消除掉对死亡的恐惧？不不，这种幸福感或喜悦感并非是来自心中自由地重现往事，而是来自可以脱离现实劳役进人艺术的欣赏，并不是因为可以把住日的生活重复经历一回，而在于能够从中观赏被往日的匆忙所错过了的美感。于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虽不能以对错来判定，却可由美丽来确认了。如果再能从中留意到，无边无际的空间和无尽无休的时间中生生不息，原是有这样一条永无止境的审美路在，死亡的恐惧就可以消除除。
以上两则读书笔记仅仅是两则读书笔记，与《中篇１或短篇４》毫无关联。
一九九二年
新的角度与心的角度
——谈周忠陵小说
1
也许是87年也许是86年，忠陵要我为他的小说集写一篇序，说是有一家出版社愿意为他出一本集。“序”已经诞生了好几年，但“集”却一直没能出世。因为忠陵的小说难于盈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商业的考虑恰在那几年开始袭击文学，随后文学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像土匪或逃犯般地去找各自的水泊梁山了。说起如此形势，忠陵夹骂地开怀大笑，相信这实在不能算一件坏事。“小说创作是一种绝对孤独的个体化作为，跟所谓世俗化的普遍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彻底无干。”这样的话，配上骂声、笑声，配上碗口粗的一副身腰，配上“淡芭雪茄”的烟雾缭绕，便是不见忠陵的日子里总能见到的忠陵的样子。
2
87、88年以后这家伙也下了海，开书店、办印刷厂、批发挂历，说是“不然穷死了可怎么办”。但至今没见他发什么财，一如没见他的体重有所增添。他说他的经商热情总是随着夏天的结束而降温，冷却，被莫名的荒诞感顶替。进入秋天，暑热消散，天空变得明朗，鸟儿飞在更高的地方，心里感到孤独、落寞、迷茫和漫无边际的感动，便到了忠陵写作的季节。那时他足不出户，伴着烟和茶，伴着音乐和自己的影子，凭窗眺望远远近近的人间，心绪在高高低低的地方飘游，于是重重叠叠的生活幻现出无穷而且奇异的组合与角度，便找一支笔来捉住它们才能甘心。写到天气转暖，他又在屋子里憋不住，跟随着骚动的春风满世界去奔走了。我看，忠陵生活的这种季节性，无意中是对人类存在的一个概括，是对生命务实务虚之双重必要性的一个证明，是对文学诞生以及永存的一个解说。
3
我一向认为好的小说应该是诗，其中应该渗透着诗性。（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在褒奖所有自以为是的“诗”，因为没有诗性的“诗”比比皆是，并不比没有诗性的小说少。）什么是诗性呢？最简单的理解是：它不是对生活的临摹，它是对心灵的追踪与缉拿，它不是生活对大脑的操练，它是一些常常被智力所遮蔽所肢解但却总是被梦（并不仅指夜梦）所发现所创造的存在。相信某些处在儿童期的“唯物主义”者必然要反对上述看法，他们只相信存在决定意识，仿佛意识仅仅是存在的被动的倒影。其实意识并不与存在构成对立关系，意识（和梦）也是存在。譬如深夜，这人间更多地存在着什么呢？千千万万的梦。这千千万万神奇莫测的梦的存在必定会在天明时有所作为。常有人把写作者比为白日梦者，这很对。这白日的梦想，是人类最可珍贵的品质，是这白日的梦想拯救了“唯物主义”者们那些僵死的存在，在物质呀、生产力呀、经济基础呀之上创造出神奇多彩的意义、价值和勾魂撩魄的生之魅力。正如忠陵所言：“因此珍视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一次痛苦一次惊骇和喜悦，哪怕一个男人的一瞥和一个女人的一笑，其实这都很重要，在方便的时候它们都会不请自来，给你制造出成堆的幻觉和幻觉中的诗意，这是心中飘然而至的图画，一旦形诸文字便成了文学。”失去幻觉，失去梦想，失去诗性，失去飘然而至的图画，那样的一个物质世界不仅是不能发展的而且是没有趣味的而且是再可怕不过的。人间需要梦想因而人间需要艺术，还是那句话：据此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
4
但是艺术家和作家若想总有一碗饭吃是不容易的，他们不能重复制造不能堕落为工匠，他们的艰苦在于要创造，创造之后还要创造；一旦停滞就不如像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样去找个别的事做。因此很多很多聪明的写者深知停滞的危险，（缺乏俏货的小店面临关张，不能更新产品的工厂难免倒闭，没有新节目的杂耍班子就要散伙。）开始在这个叫作地球的地方寻找新鲜的材料和方法，其状如同淘金的、测绘的、考古的、甚至炒股票的、走私贩货的、制造伪币的。虽创新之风蔚然成势，但慨叹之声随即传来：“你不能不承认，一切可写的都已经被写过了，所有可能的方法都已经被发现完毕。”正如忠陵所言：“当前并没有什么范本可供我们寻求和借用。因此，在轰轰烈烈的生命秩序中企图找到一种表现形式并且使之有别于其他似乎就很难很难了。”那么，新的题材新的语言新的结构新的角度在哪儿呢？也许正所谓骑着驴找驴吧，那些玩艺儿很可能不在身外而在心中，从来就在那儿，永远都在那儿。新的角度不在空间中甚至也不在时间里。新的角度肯定决定于心灵的观看。正如忠陵所言：“这样，我就在靠椅的这个视点上很稳妥地找到了自己。因此，我敢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行进的时间中，而是生活在魔方似的空间和状态中，此时此刻我端坐在窗前欣赏月光与我仰坐一在辉煌的酒吧欣赏音乐，世界的整个构成与组合就绝对的不同。”请注意“状态”这个词，那正是心灵的创造，人并不是生活在三维的空间和四维的时空里，而是生活于多维的状态中，状态者，乃心与万事万物自由无穷的关联与结构。
5
我相信，心灵的角度是无限的，至少对我们的大脑而言是这样。有一位当代的哲学家在说到大脑与心灵的区别时间道：“大脑是否能做到心灵所能做的一切？”回答当然是：不能。心灵的丰富是大脑所永远望尘不及的。这让我想到写作，让我看到了写作之不尽的前景。写作若仅限于大脑的操作（花样翻新）终归是要走入穷途的，而写作若是大脑对心的探险、追踪和缉拿，写作就获得一块无穷无尽的天地了。我以为历来伟大的作品都是这样的产物，以后也依然如此。所谓“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艺术家的能力可能就在于比别人更能捕捉到心灵的图景，虽然永远不能穷尽心灵的一切。忠陵的写作显然是由于这样的欲望，是向着心灵的探险。因而忠陵的小说比较地忽略故事，他说，故事“只是在需要时借来用用而已。这就像借用锄头和播种机耕种庄稼一样”他重视的是庄稼而不是锄头，是心灵的获得而不是外部经历，而心灵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心灵是一种至千万种变动不居的状态。
6
我常想，所谓小作者和大作家，其区别多半不源于外部经历的多寡，而在于内心世界的贫富，在于走向内心的勇气和捕捉心魂的能力。文字语言之于写者，以及线条画彩之于画者、音符节拍之于歌者，相当于一种捕具或显影剂，把纷纭缥缈的心绪、心思、心性以。及由之而生的种种可能的图景捕来，使一个隐形的世界显现。这样的世界才是人所独具的世界，是人脱离开马驴猫犬而独享的世界。可能是罗兰·巴特说过：写作是语言的历险。可能还是这个罗兰·巴特说过：不是人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所以我想，语言并不是一个预先已有的捕具，而是在捕捉的同时被创造出来的。这可能同时是三个悖论：语言是捕具／语言是猎物。我们去捕捉／我们被捕捉。我们是永远的自我捕捉者／我们是永远的自我漏网者。于是我又想起了忠陵夹骂的开怀大笑，可能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讲，写作与所谓的普遍世俗精神应该彻底无干，我们在捕捉中存在和成长，从心的角度了望新的角度，从新的角度了望心的角度。写作就是这样一种事业或者嗜好，不大能够盈利。
7
在这篇所谓的评论中，竟然没有取忠陵的任何一篇小说作一次剖析，没有看出他的写作究竟属于什么潮流、门派或主义，这多少使我有些不安。但这罪行应该由忠陵和小天二位承担。我说过我不会写评论，可他们就是不信。我只想，以后再不冒充评论者。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日
第三十九章
短评三篇
《残阳如血》读后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类似这样悲惨的故事，我自己就听说过不少。我不认为把这样的事藏起来比把它写出来要乐观，（还有光明呀和高昂呀）因为首先我们不想闭上眼睛躲起来，我们决意睁大着眼睛走进真生活。晓钟说，他自己“瘸跛地走在坎坷的人生路上还屡屡受着命运的打击，可我居然发现自己的灵魂很坚韧”，从这一篇《残阳如血》中我相信，他上述活里的每个字都是确凿无疑的，而且每一个字都应该放大千倍万倍来读，来想。
晓钟的文笔不错，结构故事的能力也好，他说“文学中有我的爱，我也深深地爱文学，虽然很苦很艰难，但是我无怨无悔”，请允许我以一个多着几岁年纪的文学信徒的资格说，在晓钟的前面，不是一步步地成功，还能是什么呢？
但是说到小说《残阳如血》，我想更多地给晓钟提些意见。我想把话说得过份刻薄一点，因为这样问题才显露得清晰鲜明：一篇小说，和一则传闻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在于，小说重过程，传闻重结果，小说重人物，传闻重事件；小说更关注事件中人的心魂，传闻则偏爱事件外表的线路。因而小说可以在任何司空见惯的事件里发现独特的心路历程，传闻却把一切心路历程的独特省略，仅仅剩下司空见惯的事件。
《残阳如血》的故事不可谓不真实，不可谓不悲惨，但是它并不感动我。为什么呢？我想，因为它仅仅掠过事件的外表，而放弃了走进三个主人公心魂中去的机会。这传闻充其量只能让传者和闻者相互叹息，然后很快就忘记。因为这样的或那样的悲惨的事情很多很多，闻不暇闻，记不暇记。但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仅仅是悲惨，它不是悲剧（或者它事实上是悲剧，而作者只写出了它的悲惨）。悲惨并不能让人感动也很难让人有更多的思索，让人感动让人思索的是悲剧。比如偶然的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交通事故那仅仅是悲惨，而只有伤残者的心魂面对这偶然造下的诸多问题之时，感动和思索才可能出现，悲剧才可能诞生。悲剧必须走进人物的心魂，悲剧是发生在心中的问题不是发生在心外的事件，因而它才使更多的心为之感动，为之思索，长久地难忘。晓钟说：“残疾人的爱是首独特的诗，有时伟大无私和自卑懦弱实在分不清楚。他们渴望爱情雨露的滋润，却又看到世俗的眼光和阻力以及生活的重荷，更多的时候，他们埋藏了自己的爱。”我想，晓钟其实已经看到了悲剧是什么，是因为什么。“他们埋藏了自己的爱”，这是一种悲剧。换一个字——“他们埋葬了自己的爱”怎么样？那是更大的悲剧。我想，《残阳如血》中的三个主人公，都是埋葬了自己的爱。牛爷是，疙瘩是，柴妞更是，他们都败于强大的世俗，但主要是败于自己的软弱，于是埋葬了自己的爱。牛爷是因为往日的伤痕而扭曲了心，竟至与世俗同流。疙瘩是因为怕牛爷，是因为他自己的软弱（他干嘛不拉上柴妞跑呢）。柴妞更软弱甚至有些自私，她对疙瘩说“你要做傻事我恨你一辈子”，可她自己却一走了之（她要是坚持着等下去事情不会闹到这步田地了吧）。当然，他们要都是那么英明那么坚强，也就没有这个故事了。我想说的是，三个爱着的人都埋藏了自己的爱，这中间必有着更为动人、更为震撼人的心魂路程，有更为值得思索的东西在里面，晓钟应该在这儿多用笔墨才是。那样的话，《残阳如血》就能成为一篇很好的小说了。
我的意见不保证全对，谨与晓钟商榷。
写给《地震》作者的一封信
东野长峥：你好！
你摔伤住院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你住的那家医院离我家太远，那阵子我的电瓶车又出了故障，所以没能去医院看你。现在好些了么？又拄着拐到处乱窜了吧？我又出了毛病，也是腿，静脉血栓，在医院住了两星期而且现在还要常常卧床。咱们俩都用得上那句话：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看了你的小说《地震》。单就这篇小说而言，应该说它是一篇挺不错的作品，但我有一些不限于这篇小说的感想，很想跟你聊聊。
你的身世我多少知道些，看来这篇小说与你的经历紧密有关。看罢它心里很不好受，并不是一般的忧伤或悲哀，而是感到一阵阵彻骨的冰冷。你我都是残疾人，不同的是我基本上是被爱所维护着，而你很久以来一直被爱所冷落。生活，到处都显露着不公平。因此你的作品中常常流露着嘲讽与忿恨。不，我绝不是要简单地说这不好。这世间到处和时时都存在着庸卑和丑恶，所以恨是需要的是必要的，虽然它并不是我们的希望。恨可以让丑行暴露，可以使麻木惊醒，可以令愚昧与昏聩不能安枕，可以给惰性或习惯揭示一条新的活路，因而恨与爱一样是创造生活的一股动力。恨，大约原本就是爱的背影，是对爱的渴盼与呼唤。记得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起写作者应有的心性品质，我们一同发现，恨与爱同样可以是好作品的源头，甚至人的一切心性品质都可以创造出好作品来，唯要真诚。唯要真诚。只有一种东西是写作的大敌，就是虚伪。只有虚伪不能产生好作品，因为从根本上说，虚伪的消灭和真诚的降临正是读者立于此岸的祈祷和仁望于彼岸时的期待。我们相识已久，我知道你是个以真为善、不守成规、敢怒敢言的人，你对生活对文学的真诚，以及你的写作才赋，这些都无可怀疑。但对于一个作家，这些是不是就够了呢？
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什么会上，你对我说：“老史，我这些日子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宽容。”你说这话时样子很激动很兴奋。当时的环境不容我们多聊，但这事我记得深刻，因为当时我就想：东野这家伙的作品肯定要更棒了。
我想，宽容并不意味着失去锐气，宽容绝不是谦恭加麻木。宽容之妙在于，它可以使人冷静，因而可以让人理解和发现更多的东西。我一向以为，好的作品并不在于客观地反映了什么（像镜子或照像机），而在于主观地发现了什么。人们之所以除了看生活还要看文学，就是期待从文学中看到从生活中不见得能看到的东西。所以文学不是收购进而出售生活，而更是像孩子一样向朋友们描述自己的发现。发现，是文学的使命。在大家都能够看到的生活中发现其更深的意蕴那才是创造。作品的好与坏，其品格的高与低，全在于它发现了什么（以及它发现了一种怎样的发现）。为了这发现的深广和准确，所以需要宽容。因为否则也许狭小的恨或者爱会限制和扭曲了发现者的目光。我们可以把那些狭小的恨与爱咀嚼千万遍，然后把目光放得更为宽阔，把心放得更为从容，那时候我以为就肯定能看到更深刻更广大的存在了，那时候的爱也会是更为博大的爱那时候的恨也会是更为博大的恨，行诸文字的话，就有可能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大器之作了。
以上是我对写作的一点看法，不知你以为如何？唯望我的老朽（我比你老十好几岁）不要磨损了你故有的锐气和野性，我知道我缺少这种东西。但愿宽容能与锐气共存，冷静与热情共存。最后说一句：千万把身体弄得好好的，否则想干的事干不了，不想花的钱还得花，咱们下个决心不受那份罪可好？
祝好运！
史铁生
《逃亡三题》读后
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不见得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如小说以生活为根据，去写作家对生命对存在的感受，评论则以作品为根据，阐释评论家对世界对文化的理解。所以，在我被推上评论者的位置之前，我最想说的是：写作，千万别跟着评论跑；尤其不要事先为自己选定什么主义。
“维纳斯星座”的主持人，要我来评论小说，至少不是一个上好的主意。我不会作评论，只会写一点小说之类。所以读者不要把下面的文字看成评论。看成什么呢？《逃亡三题》的读后感而已。
《逃亡三题》最引我去想的是：要逃的是什么？很明显，是孤独。但这绝不是串串门、逛逛街、去去歌舞厅和交几个酒友就能排遣掉的情绪。孤独并不是一个人独处时的寂寞。《陈梅》中的那个孤独者，不是独自面对一只红苹果，也会感到欢乐吗？孤独，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所遇的隔离，在觥筹交错间所见的冷漠，在彬彬有礼的人类语言中所闻的危险。这样的孤独可怎么摆脱？唯有爱情。狭义的性爱，对于人，并不仅仅承负着繁衍的使命；很可能，那更是对博爱的渴望、呼唤、祈祷所凝聚起来的一次祭典、一种仪式。《少年》中的那个少年，“死死护住自己的小鸡鸡”，虽然这象征或者意象不免陈旧了些，但那确凿是人之初渴望亲和的根源。人被分开成男人和女人，万物也都被分开作阴阳两极，这是上帝最为英明的考虑，否则世间轰轰烈烈的戏剧将无从展开也无从延续。但光是肉身的继续，那戏剧仍难免乏味。所以上帝从万物中选出一类——名之为人，使之除了繁衍肉身，还要祈求爱情，于是魂牵梦绕，悲喜无穷，创造不止。我想，正是因为爱情的诞生，如今的世界上才不光有机器和仪器，还有了文学和艺术。但它同时给我们送来痛苦。这痛苦是那些“为了晚上能摸到那些鬼婆娘的肉他们白天总要拼命去砍柴”的人所不能体会的。爱情的诞生，使人不再能像其它生物那样安分地繁衍了，他要向苍茫的天际张望、寻找。一个看见了爱情的人，便走出那一点陈旧的象征或者意象了，在百折不回地张望，尽管天际只飞着一只灰色的蝙蝠，凶吉难定，但心中总听见一首驱除孤独的歌了。终于，这世界上有一缕目光向这个孤独者投来——从他紧闭的房门的缝隙间照耀进来了。不管她是否曾经沦落——也许每个人都因为孤独而曾经在心中沦落，只要那目光穿透隔离穿透冷漠向你投来，那目光便是无比圣洁，便以其真诚、坦荡、炽烈打碎了周围的危险。而且不管那是真是幻，“依然可以安慰我的苦寂的灵魂”。
所以，不管是谁声称在文学中放弃了浪漫，我都不信。因为当一个人想要写小说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渴望爱情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梦想。因为没有梦想的世界太可怕太无聊太不知所终，因而让上帝疑心他是不是造就了一场无期的苦役，地球上这才出落了一类要求着爱情又要求着艺术的动物。人们对文学的期盼并不与对新闻的期盼等同。孤独者之所以要逃亡，料必不是因为新闻太少，最可能的是因为浪漫的梦想常常破灭。但是，梦想的破灭与梦想能力的丧失，哪一个更可悲呢？所以，我在《陈梅》中，看到了一个不屈地向孤独挑战的最可尊敬的人；他不仅向着人间倾诉爱情，而且为写作者指点着迷津。写作和爱情一样，是要走出孤独，是要供奉梦想，是要祭祀这宇宙间一种叫作灵魂的东西。在这三篇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说中，少年的恐惧、愤恨和焦灼；灰蝙蝠远去的天空下，男人“挥手叫她不要再来”；那个暂且叫作陈梅的女子，“在愈来愈浓的苍茫暮色中，她洁白得宛若一个少年的梦”；从中我看到了由真至善，由善至美的一种递进关系。很可能沈东子会说他并没有过这一份设计，但我相信（也许是强词夺理）上帝有这一份设计：人要走出孤独，走进爱情与艺术，非此路而不可通行。
我是个残疾人，“维纳斯星座”的作者们也都是残疾人，《逃亡三题》中的主人公也都多多少少有着残疾，因此我又想起一个老话题：什么是残疾？孤独是残疾么？可以这么说，孤独是所有人的残疾。正如人被劈作两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而每一半都有残疾。但如果每一半都不仅渴望另一半，而且能舍生忘死地去追寻另一半，残疾便给我们一个实现美满的机会——像断臂的维纳斯那样。但倘若我们渴望，而我们又不敢去追寻，那么我们就不止于断臂的残疾，而又迎来失魂落魄的残疾了。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害怕去寻找我们的那一半，不要害怕写出我们真正的感受，不要害怕梦想的屡屡破碎尤其不要萎谢我们梦想的能力。不要困于孤独。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恋人，我们得坦诚地奉献我们的心魂，那才会有好的创作。我见过不少残疾朋友写的作品，毛病常常出在要么一味地诉苦，要么不敢触动心底的梦想，要么靠纸笔去向人间作一场雪耻式的战斗；这就糟了，这不能走出孤独，反而会越陷越深在孤独中咬坏了自己的心智，那样，便有千种技巧万般努力，也难有好作品问世。便是你要写恨，你也要超越于恨之上，去看准那恨的来由。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走出残疾人，再去看人的残疾；走出个人的孤独，再去看所有人的孤独。沈东子的作品是好作品，原因之一就是，他写的不仅是残疾人，而是人的严峻处境，和比严峻处境更坚固的人的梦想。
我希望我没有曲解沈东子的作品。当然我不指望上面的文字已构成一篇面面俱到的评论，因为我在篇头已经说过——这算不上评论，只是一点读后感。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日
获“庄重文文学奖”时的发言
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
丰衣足食、移山填海、航空航天，总之属于经济和科学的一切事，都证明人类“确实有办法”。但是，比如痛苦不灭，比如战争不停，比如命运无常，证明人类也常常处于“实在没办法”的地位。这时我们肯定会问：我们原本是想到哪儿去？我们压根儿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问题是穷人也是富人的问题，是古人也是今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科学还悠久比经济还长远，我想，这样的发问即是文学的发源和方向。
但这样的发问，仍是“实在没办法”得到一个终极答案。否则这发问就会有一天停止，向哪儿去和为什么活的问题一旦消失，文学或者人学就都要消灭，或者沦为插科打诨式的一点笑闹技巧。
有终极发问，但无终极答案，这算什么事？这可能算一个悖论：答案不在发问的终点，而在发问的过程之中，发问即是答案。因为，这发问的过程，能够使我们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与世界的关系和对生命的态度。
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
一九九四年
第四十章
告别郿英
周郿英，以非凡的毅力同伤病抗争三载，于1994年5月5日离开了他所爱恋的这个世界，终年48岁。
所有他的朋友，都看他作亲敬可赖的兄长。他心中始终装满的是炽爱，因而名利在那儿没有地位。他眼里永远看见的是平等，因而善良的人都会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喜悦和忧悲，从来牵系于人间的正义和自由，因而他的心魂并不由于一个身影的消逝而离我们遥远。
郿英是新文学的推动者，作为《今天》最初的编委之一，他真诚且毫不张扬地尽了他的职责。
郿英是以助人为乐的人，是以宽厚为怀的人，是以俭朴为美的人，是以爱为愿、行为果的人。郿英，所有你的朋友，都不忘记你那间简陋而温暖的小屋，因其狭小我们膝盖碰着膝盖，因其博大，那儿连通着几乎整个世界。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郿英，你的亲人和我们在一起，你幼小的儿子将慢慢知道他的父亲，以你为骄傲并成为你的骄傲。
郿英，愿你安息。郿英，在天在地，我们互不相忘。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五日
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
9月8
号那天，我甚至没有见到他。老同学们推选我给他献花，我捧着花，把轮椅摇到最近舞台的角落里。然后就听人说他来了，但当我回头朝他的座位上张望时，他已经倒下去了。
他曾经这样倒下去不知有多少回了，每一回他都能挣扎着起来，因到他所热爱的学生和音乐中间。因此全场几百双眼睛都注视着他倒下去的地方，几百颗心在为他祈祷，期待着他再一次起来。可是，离音乐会开始还有几分钟，他的心弦已经弹断了，这一次他终于没能起来。
唯一可以让他的学生和他的朋友们稍感宽慰的是：他毕竟是走进了那座最高贵的音乐的殿堂，感受到了满场庄严热烈的气氛。舞台上的横幅是“王玉田从教三十五周年作品音乐会”——他自己看见了吗？他应该看见了，同学们互相说，他肯定看见了。
主持人走上台时，他在急救车上。他的心魂恋恋不去之际，又一代孩子们唱响了他的歌；恰似我们当年。纯洁、高尚、爱和奉献，是他的音乐永恒的主题；海浪、白帆、美和创造，是我们从小由他那儿得来的憧憬；祖国、责任、不屈和信心，是他留给我们永远的遗产。
我只上过两年中学，两年的班主任都是他——王玉田老师。那时他二十八、九岁，才华初露，已有一些音乐作品问世。我记得他把冼星海、聂耳、格琳卡和贝多芬的画像挂在他的音乐教室，挂在那进行教改探索：开音乐必修课、选修课；编写教材，将歌曲作法引进课堂；组织合唱队、军乐队、舞蹈队、话剧队……工作之余为青少年创作了大量优秀歌曲。如果有人诧异，清华附中这样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何以他的学生们亦不乏艺术情趣？答案应该从附中一贯的教育思想中去找，而王老师的工作是其证明之一。要培养更为美好的人而不仅仅是更为有效的劳动力，那是美的事业……在这伟大（多少人因此终生受益）而又平凡（多少人又常常会忘记）的岗位上，王老师35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实现着他的理想。35年过去，他白发频添，步履沉缓了……
9月8日，我走进音乐厅，一位记者采访我，问我：王老师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我说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的班主任是个艺术家分不开，与他的夫人我的语文老师分不开。在我双腿瘫痪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对待疾病的。
音乐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主持人报告说：王老师被抢救过来了！每个人都鼓掌，掌声持续了几分钟。
那时他在急救中心，一定是在与病魔作着最艰难的搏斗。他热爱生命，热爱着他的事业。他曾说过：“我真幸福，我找到了一个最美好的职业。”
据说他的心跳和呼吸又恢复了一会儿。我们懂得他，他不忍就去，他心里还有很多很多孩子们——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和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孩子——所需要的歌呢。
音乐会结束时，我把鲜花交在董老师手中。
一个人死了，但从他心里流出的歌还在一代代孩子心中涌荡、传扬，这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享有的幸福。
安息吧，王玉田老师！
或者，如果灵魂真的还有，你必是不会停歇，不再为那颗破碎的心脏所累，天上地下你尽情挥洒，继续赞叹这世界的美，浇灌这人是的爱……
作者后记
这几乎是迄今为止我的全部文章或文学作品，但并不是我的全部写作。当我不断有文字发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写作起点越来越要往前推，直推到我第一次对生命产生了疑问的时刻，以至推到我对这个世界有了印象的那一天。写作并非必要用纸和笔，它在被记录下来之前早已发生和呈现在心里。这样的发生连接着这样的发生，呈现之后呈现叠出；纸和笔还有大脑，追踪不上它，捉拿不及它，甚至消灭不尽它，它在我有限的时空里玩耍着无限的困苦和梦想。文字真是无奈又可怜。不能全面的实话，是否谎言呢？至少是残缺。真诚在上帝那儿依然是残缺的，仿佛永远都坐在轮椅里。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宁愿把我这些残缺的真诚汇编成集；考虑到我也曾真诚地走进过虚饰，感谢至少要变成羞惭。好在真诚地发生并未停止，困苦和梦想都在心里愈演愈烈，可以作为期望未来的借口，以及出此文集的一种赊购式的自慰。
很多篇章已不忍卒读，但放弃如同遮丑，反促幼稚长成诡诈，想想实在不好。况且，走向未来不该以贬损过去为快意、为轻装，就如同任何时候也不能对初恋的痴验与悲喜轻描淡写。记得少年时，有一次我把一件心爱的玩具送给了一个同窗好友，后来我们打了架，我又去把那玩具讨要了回来；从他把那玩具送还到我手里的一刻，我就知道此事再难忘怀。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心仍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紧紧地发痛。心血倾注过的地方不容丢弃，我常常觉得这是我的姓名的昭示，让历史铁一样地生着，以便不断地去看它。不是不断地去看这些文字，而是借助这些瞒珊的脚印不断看那一向都在写作着的心魂，看这心魂的可能与去向。
罗兰·巴尔特说过：“写作是思考文学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扩展文学的一种方式……所以作家才想在言语的根源处，而不是根据其消费状况来要求一种自由的语言……历史未能向他提供一种被自由消费的语言，而是促使他要求一种被自由生产的语言。”这是最好的教诲，至少对我是这样，是欲望要我去的方向。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