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史学名著_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简介 本书在讲座的基础上写成，扼要介绍了从《尚书》到《文史道义》的数部中国史学名著，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以点带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艺术的精神与大义。实为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 自序 《尚书》 《春秋》 《春秋》三传 《左传》（附《国语》《国策》） 《史记》上 《史记》中 《史记》下 《汉书》 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 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 《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 刘知几《史通》 杜佑《通典》上 杜佑《通典》下（附吴兢《贞观政要》）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朱子《通鉴纲目》与哀枢《通鉴纪事本末》 郑樵《通志》 马端临《文献通考》 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全谢山的《宋元学案》 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 章实斋《文史通义》 《尚书》 今天第一讲是《尚书》。《尚书》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而且也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中国还没有比《尚书》更古的书留到现在。中国古代，有两部古书，有韵的称《诗》，没有韵的称《书》。“尚”者，远古、上古之意，《尚书》就是一部上古的散文集。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孔于以前，春秋时代，贤大大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看到。孔子以后，像墨于。孟、苟池都读《诗》、《书》。故可说《尚书》是中国古代一部大家都读的书。但在今天来讲，《尚书》是一部很难读的书。《尚书》分虞、夏、商、周四代。后人把夏、商、周称三代，唐虞属于五帝，因此《尚书她叶说是一部五帝三代之书。从唐虞到现在，该已四千多年；从西周以来，也有三千年以上，《尚书》真该说是一部中国的远古书。汉代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中有《尚书》，照现代话来讲，《尚书》是那时一部国立大学规定的教科书。可是经过西汉到东汉四百年，实在这部《尚书》也并不能字字都讲通。我们说汉代“去古米远”，但这部《尚书》已没有能完全讲通，当然以后会更讲不通。唐代韩昌黎说过，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他亦说是难读了。直到清代，讲经学最为有成绩，训沽、考据，工夫下的特别深，但清代两百几十年，这部《尚书》还是没有能一字字的讲通了。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是当时同辈行中对经学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说《尚书》不能尽通。可见我们今天来读《尚书》，只求得其大义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讲得通。我有一位朋友顾颌刚，同在大陆的时候，他就想为尚书做一番现代白话文的解注和翻译。我想这工作会是徒劳无功的。据说此刻他翻译的《尚书》已经出版，但我没有看过。无论如何，他不能把《尚书》里难解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必然的。古书不易通，并不是说拿白话一翻就可通了。注解已难，拿白话文来翻译古文，其事更难，并不是几千年前人说的话都能用今天的白话就能恰好翻得出。这些都是做学问走错了路的，暂不讲这一问题。 第二，我们要知《尚书》是一部多问题的书。文字问题外，便是本子问题，即是《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有两种本子，一种叫今文《尚书》，一种叫古文《尚书》。今天我们只说今文《尚书》是真的，而古文《尚书》则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问题简单一讲。《尚书》究有多少篇？旧说有一百篇，此说不可靠。当秦始皇焚书时，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着一部《尚书》，回到家，装进壁里边，偷偷地保留下来。秦亡汉兴，重觅《尚书》，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时伏生还在，快一百岁，老了。他是山东人，不能叫他从山东到长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学问根柢的晁错到他家去求此书。但伏生已经不大能讲话，他和晁错双方口音有讲不明白处，由伏生一女儿在旁作翻译。这样几个月，晁错就带着这部《尚书》回到政府。这一部《尚书》此下称做伏生《尚书》——因是从伏生家里得到的。那时中国文字也不断地在变。古代是写篆体，秦代汉代，普通都写隶体。篆体写的叫古文，拿那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伏生《尚书》本是一部篆体古文的，不易认识，伏生就告诉晁错改写成隶书，因此伏生《尚书》同时又称今文《尚书》。汉廷把来设立博士，传授学生，所以这部《尚书》我们也可为它定名称做博士官《尚书》。此是当时《尚书》的第一种本于。 后来武帝时有鲁共王为盖造房子，弄坏了孔子旧居的墙壁，在壁中发现了许多古书。大概也是因秦代焚书，孔家后人就把很多书藏在壁里，此刻发现了，当然为孔子后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国，在武帝朝作官泅ｕ才讲的晁错到伏生家中求《尚书》，那是汉景帝时的事，此刻又出现这一部尚书，则称做孔壁《尚书》，亦称孔安国《尚书》，亦可名为古文《尚书》，因它都用战国以前所用的篆体书写，不像伏生《尚书》已经改写成今文，所以这一部则称做古文《尚书》。此书未立博士，即是当时朝廷博士官不用来教学生。 孔安国《尚书》和伏生《尚书》有什么不同呢？伏生《尚书》只有甘八篇，而孔安国《尚书》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甘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汉末刘歆移书上太常博士，曾请求把好几部古书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尚书》，当时没有通过。直到东汉，这部《尚书》始终没有列为学官，只在社会学术界私下流行，并未在国立大学内成为一份正式的教科书。汉末大乱，一切书籍多散失，此书也不见了。到了东晋，忽然有人献上《尚书》，称是孔安国本，大家说是古文《尚书》失而复得。以后便把《尚书》两个本子今文古文合而为一。如唐代初年孔颖达编《五经正义冲的《尚书》，就是今文古文合而为一了。再以后直到南宋朱子，对此《尚书》发生了疑问。他说：为何这部《尚书帅间伏生《尚书》都难懂，而孔安国《尚书》却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讲，朱子遂发生了怀疑，不过朱子也没有深进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学生蔡沈，写了一部《书集传》，和朱子自己写的《诗集传》，到了元代，成为科举考试所必治之书。蔡沈《书集传》里面在《尚书》每一篇题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字样。“今文古文皆有”这就是今文《尚书》。“今文无古文有”的，这就是古文《尚书》。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尚书》重新分别开来，使人知道《尚书》里有这今、古文的问题。于是下到元代吴澄，明代梅骛?(不会读，没法输入），开始出来怀疑古文《尚书》是假的，靠不住。这一问题要到清代初年，阎若璩（百诗）才开始十足证明了从东晋以后的所谓古文《尚书》是一部假书，不是真的孔安国《尚书》。他写了一书名《古文尚书疏证》，“疏证”就是辨伪之义，此事才得成为定论。在他稍后有惠栋，也写了一部《古文尚书考》，同辨古文《尚书》之伪。这是在近代学术史上所谓辨伪问题上一个极大的发现。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功绩。诸位不要认为自己学历史，可以不学经学。或说学近代史，可以不学古代。或说学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学术史。当知做学问人，大家该知道的我们总该知道。学术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独不知，孤陋寡闻，总对自己研究有妨害。我们该知，《尚书》字句不能全通，此并无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真伪，已得结论，其大纲节所在，若亦全不理会，此大不可。诸位莫误认为学问必待创辟，须能承续前人成绩，此亦至要。今天诸位做学问，都知看重材料考据。但一堆材料在这里，怎样去考，总该懂得一些艰苦门道的。如像古文《尚书》，诸位若把阎、惠的书拿来细翻一遍，便知牵涉太多，尽有麻烦。我们把前人已有定论的来潜心研求，自可长自己见识，训练自己工夫。即如阎百诗写此一书，同时便有毛奇龄写了一本《古文尚书冤词》来作驳议。毛氏著述极多，博学善辩。那究谁是谁非呢？此须把阎、毛两家书合来细看。当然我们现在都信问百诗是对了，但仍有许多话讲错。毛西河的话，当然不为后人所信，但此书至今尚存，仍可一读。这里面还有较复杂的问题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对此事讲了很多清儒所未讲到的话。可见学问实是无穷，已成定论的大问题之内，仍可有小问题。 现在我们对这问题暂停不论，只要知《尚书》有两种本子，古文《尚书》是假的便够。诸位若读《尚书》，读蔡沈《集传》最容易了。《史记》上说伏生《尚书》丨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计八只有四十四篇，而现在的《尚书》是五十八篇，这里又有问题。以后我每次讲一题目，只讲一大概，但诸位不能听了便算。如此不仅记不得，绝对要忘，而且记得了也没有用。当知做学问本来是要工夫的，没有不花工夫的学问。诸位每做学问，好问方法，做学问最大第一个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学者花十年甘年一辈子工夫来解决一问题，本是寻常本分之事。或许诸位现在没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硕土博士论文，职位解决了，再来读书，再用工夫。 现在再回头来讲丶尚书》有今文古文，古文《尚书》是假的，只有甘八篇今文《尚书》伏生传下的是真的。孔安国所传本也是真《尚书》，可是后来掉了。孔安国《尚书》并不假，只因为不立博士官，流传不多，就亡失了。到东晋由梅赜所献本才是假《尚书》。但我此刻要讲另一问题，那今文《尚书》甘八篇也不完全是真的。讲到此，就要讲到所谓辨古书之真伪这一问题上去。古书有真有伪，我们该懂得分辨。这不是今天的新问题，从来学者都注意此一问题。依照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我们该进一步说，今文《尚书》也未必全是真，也多假的。可惜当前没有人能进一步来研究此问题。这因民初以来，一班讲学问的讲过了头，即如辨伪，像顾颉刚的《古史辨》，他认为夏禹也无此人，这大讲过头去了。其实也不该专怪顾颉刚，在前清末年早有讲过了头的，像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为讲法，所谓经学汉学，其实只是新莽之学。“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清儒都讲汉学，康有为却说是新学，经则都是伪经，由刘歆替王莽伪造。此书出版后，经清政府禁了，把书销毁，不准发行。但民国以来，大家喜欢讲新，就看重了这部书。顾颉刚《古史辨》就是承此而来。后来康有为从事复辟，失败了。但这只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他在学术上并未失败。他跑进北平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就在里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学伪经考》，果然在北平市上还有很多人买他这书。他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领导着一个新的方向，然而辨伪过了头，其实是荒唐的。《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说孔子所说的以前，只是孔子托古改制，孔子自要创造一番新制度，而把来假托之于古代。这样一讲，全部中国历史，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便是刘歆，却都是造谣作假的。这样的讲下去，讲到夏禹是一条虫，才引起人家讨厌。辨伪之学，便不再讲了。实际上，辨伪不该过分，但有许多真伪还是该辨。如说《尚书》，我觉得即在今文甘八篇里还有很多不可信。如《尚书》第一篇——《尧典》。近代有人写文章，辩护《尧典》里所讲大文如“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昂。”等类，这些甘八宿中的鸟星、火星、虚星、昂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转移的。据现在天文学考据《尧典》所云，却是中国古代尧舜时代的天文；至战国时候，则并不然。据此证明《尧典》不假。大概这一套学问，在日本比中国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学知识，日本比中国发达，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还是根据日本人讲法。可是在我认为，科学知识比较专门，中国古人称之为畴人之学，譬如种田，父亲种的田儿子继续种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学历法，此种学问，大概都是世袭的专家之学，父亲传给儿子，故又称为畴人之学。畴人之学也许可以是先生传学生。尧舜时的天文，也可以是从古传下，或在文字上，或在口传上。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一点知识便认《尧典》全篇可信，只能说《尧典》中这些话有来源。其他的话，并不一定全可信。如尧传天下于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时兼百揆（就是兼宰相之职）。命弃作后稷，这就是农业大臣。命契掌五教，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业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礼，命夔典乐，命龙叫他做纳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这一点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问题。禹是夏代之祖，契是商代之祖，弃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变成同时的同僚。这且不讲。特别重要的，舜时已有一个宰相，又有管土地、管农业、管教育、管司法、管工业。管畜牧、管乐、管纳言的，共九职，此是中国古代一个极像样、极有组织、有规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尧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已有那么九部大臣，为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于春秋、战国下及秦、汉都没有？这不是历史上一大退步吗？舜时大臣分九职，为什么下面从来没有？单据这一点，从舜到秦两千年的历史，变成无法讲、讲不通。所以我只能说《尧典》是战国人伪造，舜官九职，是战国末年人一个理想政府。他们懂得政府里该有管教育。管农业、管司法、管音乐的等等官，那是一番很高的理想，这正如康有为所说的托古改制。不过康有为不能拿这话来讲孔子，说孔子以前，根本没有尧舜，没有《尚书》，没有周公。但托古改制确是有的，先秦诸子中多有，儒家中间也有，但不能说过了头。诸位当知，读史不能辨伪，便会有许多说不通处。但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如康有为顾颉刚辨伪疑古过了头，又更多说不通。上面是说尧舜时代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像《尧典》中所说，这些材料不可信，只有说到中国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我试再举一小例，如《尧典》篇首有“玄德升闻”四字，舜之德被尧所知，但为什么称“玄德”呢？“玄德”两字连用，在古书中极少有，只在老子书里才说：“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玄德”二字，只可用老子书来讲，不能用孔孟书来讲。下面魏晋时代讲老庄之学的就叫做“玄学”，为何在《尧典》里用此玄德两字，这便可疑是战国末年人看过老子书，来伪撰《尧典》，才用了“玄德”二字。我们可凭文字使用来衡定年代，如我们此刻好说中国文化字样，但前清末年人断不会用此四字。 《尧典》以外，再讲到《禹贡》，这是讲中国古代地理一部最重要的书，其实也决不是夏禹时代的书，而应是战国时代的书。如《禹贡》里划分荆州、兖州、豫州等九州，如何此九州字样不见于夏代、商代、周代，直到春秋时代也没有，到了战国初期还没有。什么人把此禹分九州的制度废掉的呢？为何有此九州而什么书卜从来没有用这九州的字样呢？那又就讲不通。只举此一例，便见《禹贡》不是一篇可靠的书，它是一篇晚出书，我此刻不能详讲。在我只认为《尚书》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书》，虞。夏、商书都有问题，只有《西周书》或许才是中国尚书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下到东周也有书，但也恐是后人添进。主要真可信的是《西周书》。若使我们把一部《尚书》即今文廿八篇再分析到只剩一部《西周书》了，那么我们也须对此十几篇文章有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了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西周书文体辨》，便是要把此来看中国最古历史文体是怎样写出的？现在此一问题，我也不想同诸位详讲。但到此另有一重要问题，便是要讲到书背后的人。既然讲到《西周书》，那么《西周书》中显见有一重要人物跃然欲出，那便是周公。《西周书》中有很多文章便是周公所作，或是周公同时人或其手下人所作。要之在当时，周公在此集团中，并传至此后，有大影响。孔子一生崇拜周公。而我们要来研究周公的思想理论及其政治设施，当然这十几篇《西周书》成为了主要材料。我在上一堂已告诉诸位，做学问当从一项项的材料，进而研究到一部部的书，而在每一部书的背后，必然当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这部书真有价值，不专是些材料的话，则书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此刻我们说中国第一部最早的史学名著就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重要作者，即发明此体裁来写出这东西的就是周公。当然可以有几个人，不专是周公一人。那诸位试拿此意见去读《西周书》，看此许多篇书之内容是否一篇一篇的分裂着，各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言论，抑或可以看出是一套。让我姑举《西周书》中召诰一段话来说，这显然是召公说的，不是周公说的。它篇中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亦敬。”此是说皇天上帝把它元子改了一个，从前大国殷之命，现在给你成王的手了，商代变成了周成，好的固是没有完，可忧的也同样没有完，你要当心呀。下文又云：“古先王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这是说古代中国有一夏朝，上帝不喜欢它了，它不能再做王朝共主；接着又有殷，现在也不能做这王朝共主。下面才接到我们了。我们获得此天命，也正如夏殷一般。那些话，在《西周书》里屡见不已。首先可知中国古时有夏商周三代，那是真历史。现在我们虽因地下发掘得了商代的龟甲文，而没有见到夏代的，却不该说有没有夏代成了问题。只能说我们没见到夏代的文字，不能因此说没有了夏代。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就讲过。我们固然承认龟甲文，但我们也须承认《西周书》。至于把王朝共主称为“天子”，认为是上帝命他来作天下共主，这个天命不给一族一人，给了夏，夏不好，又给商。商不好，又给周。周再不好，当又另给别人。故说无疆惟休，亦是无疆惟恤。当知我上引一段话，固是召公所说，其实乃是周公所说。在当时，周公可以涵摄召公，召公也有时可以代表周公。周公是当时一位名世的圣人。读《西周书》，便该领略到西周精神，同时便该领略到周公精神。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应该在此等处认取。若我们只把十几篇（西周书》当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书之结集和其背后之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即是失却了其意义和价值。 周公的天命论，周公的共主论，影响后世甚大。周公首先提出天命无常的观点，从前天命在夏，夏人不要了，天命又在商，后来又给周，但天命给周是为文王，不为武王。天命所与，只在文德，不在武功。这一层在《西周书》里也可看得明白。明明是周武王打了天下，但周公不那样说，定说是上帝为周有了个文王，才给周以大命。可是周公这番思想和理论，其实也并没有说错，而且可以说在中国后代历史上也一向发生了大影响。因此可知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在应懂得历史里边的人。没有人，不会有历史。从前历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为死历史。今天诸位只看重历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却不看重历史上一个个人，这将只看见了历史遗骸，却不见了历史灵魂。 现在总结说，中国第一部大的史学名著应该是《尚书》；准确言之，应该是《西周书》。《西周书》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着几千年。我今天所讲，将到此为止。下面第二部史学名著我将讲到孔子的《春秋》，孔子春秋精神便从周公与（西周书》中来。如此而下，周公孔子，不仅为中国史学主要的创始人，也为中国文化主要的创始人。我不认为中国从唐虞时代就有了历史书；下至商代，可能有，但如今文《尚书》中《盘庚篇》之类，还只能当史料看。若论中国像样的史书，则应从西周开始，而且又是从周公开始。其余有关《尚书》的，尚有些话，来不及讲，应在下一堂补讲。 《春秋》 上次讲《尚书》，今天还有些话该补充。我曾告诉诸位，书须懂得一部一部地读。譬如《书经》，若能辨其真伪，除去虞夏商书，特别注重《西周书》，这样，便易读，对此书内容更易清楚。其次，读一部书，该要进一步了解此书的作者。从事学问，不能只看重材料。若只看重材料，便可不要一部一部地去读书。书不要读，只须翻便是。若要一部书一部书地读，便该了解这一作书之人。每一部书应作一全体看，不专是零碎材料的拼凑，不专为得些零碎知识而读书。我们必须了解到每一书的作者，才懂得这一书中所涵蕴的一种活的精神。即如我此刻讲《尚书》，或许会和别人讲法不同。此因讲的人不同，所讲内容及其精神便会不同。诸位不要认为学问则必是客观的，其中也有做学问人之主观存在。即科学，亦复如是，文史之学更然。应知学问背后必然有一个人；自然科学背后也要一个人，只是其人之个性较不透现。如做一杯子，只是一杯子，此是两手或机械所成。人性表现较少。文史之学背后，则每有一种艺术存在，或说精神存在，所以我们读文史方面每一书，必定要读到此书背后之人。 （西周书》并不是一人所写，它是零碎许多篇文章之结合。但我们可以说这部（西周书》背后有一重要人物，就是周公。在孟子书里有所谓“名世者”，在一个时代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可用来代表此一时代，所以称之为“名世者”。“名世”不是说在这个时代有名，乃是他可以代表这一时代。周公可以代表西周时代，代表此一时代之精神，代表此一时代的种种特殊点，或说是此时代之个性的，故周公可说是当时之名世者。也可说从西周直到春秋末年孔子起来，周公就是一代表。孔子以后是新时代了，应称为孔子时代，已不是周公时代了。因周公在此时代中已成过去。今试问周公的思想，和其理论，和其对于他当时这一人类社会所有的抱负，即周公这一个人和其精神，我们应从哪里去看？我想，也便可在《西周书》里去看。我上一堂特别举出几句话，所举并不是周公的话，然而同样可以代表周公这一时代人的观点和理想，也可说在大体上则是受了周公的影响。所以我们读《西周书》，就该在书背后读到周公这个人。 我上一堂讲辨真伪，不仅古文《尚书》是伪，今文《尚书》也有伪，但我今天要补充上一堂讲法，伪书并不是说就没有了价值。东晋时人伪造了一部古文《尚书》，为何直到南宋朱子、下及清代诸儒，才能判定其伪？他用了什么方法来欺骗一千年以上的读书人？因《尚书》里本有很多话为古代人所常称引，但后代是逸失了，东晋伪造《尚书》的人把此许多逸失的话来做他作伪的材料，他都用来装进他的伪古文《尚书》里去，因此古文《尚书》虽伪，中间有很多材料并不伪。诸位若把阎百诗、惠定宇的辩伪的话拿来看，便知伪古文《尚书》里有许多话见于先秦古籍。在此许多话里，正有许多重要思想、重要观念，有不少古代留下来的重要材料保留着，或许这些材料还比我们现在所见的今文（尚书》里的材料更重要。可见辨真伪是一件事，甄别使用材料又是一件事。如我们讲中国古代天文，尽可使用今文《尚事）之《尧典），但我们并不信《尧典》是真书。我们不细读古人书，便有很多材料不会用。如胡适之、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就只根据（老子》、《论语》以下，但在此前中国还有很多思想理论应该讲，都不讲了。倘使我们今天再要来编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至少该从周公讲起。周公以下很多人的思想，周公就是他们一个代表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古人的一般观点、学术思想上的一些大纲节目，至少可以从周公身上做一个扼要的叙述。 我在上次已说过，中国人在那时已经有一个世界一统的大观念，“普天之下”有一“共主”，此一个共主，当时称之为“天子”，即是上帝的儿子。亦称王，王者往也，大家都向往他。中国古代有夏，夏王便是上帝的儿子，天下统一于夏王室之下。后来商周迭起，可知周亦不能永此统治，将来还要有新王朝代之而起。中国古人此种观念之伟大，实是历久弥新。今天我们人类已经可以上月球，世界交通形成了一个。然而在我们人的脑子里，这世界究是支离破碎的，有耶教、有回教、有共产主义、有资本主义，四分五裂。若和中国古代人的世界观来相比，这里显有不同。若使科学再发达，而终于没有一个天下一家的观念，那岂不更危险？纵使宗教复兴，但以往各宗教信仰上对内对外各项斗争，也没有统一过。只有中国，唐、虞、夏、商、周一路下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地广人多，四千年到现在，推溯到我们古人早有此一种政治观点，确是了不得。说来似平常。但从政治观可推广到整个人生观，乃至整个宇宙观，中国此下思想学术俱从此发端。今试问为何只有中国人很早便来讲这一套？而这一套则正讲在《尚书》里，我们岂可把它忽略了！ 中国人必称周公孔子，那是有理由的。我们撇开周公来讲中国思想，把战国先秦来比拟希腊，真所谓从何说起。我们讲中国史，断不该只从战国讲起。讲中国思想，也断不该只从老子孔子讲起。至少要追溯到西周，从（西周书》，从周公、召公讲起，而这样讲的话，伪古文《尚书）里也就有很多材料可用。诸位不要说我不学思想史，这些和我无关。做学问的先把自己关在一小圈子里，坐并观天，所见自小。若说此刻没有工夫，这却不要紧，可慢慢来，此事不争迟早。又如诸位认为我此刻讲了题外之言，但题外或许更重要。我的讲题是历代史学名著，因此只在历史系的人来听，中文系哲学系的人都不会来听。在学问大范围内，重重筑关筑墙，但关外墙外，自有天地，别要把我们的兴趣、理想、抱负，都被关死。或许我这番话可帮诸位另开一条路，通到关墙以外去。 此刻接下讲第二部书，孔子的《春秋》。 《春秋》可说是中国第二部历史书。实际上说，《春秋》乃是中国正式第一部历史书。《尚书》各自分篇，只如保留着一些文件，或档案。试作一浅譬，如我们眼前有一个少年棒球七虎队到美国去打了败仗回来，各方欢迎讲话，应有尽有，报纸上连篇累牍，剪报的贴在一起，标题“欢迎七虎队回国”，却只有打败仗之详情，不在这许多文件中。《尚书》有些处是如此。孔子《春秋》则不然，它是历史书中之编年体，前后两百四十二年，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照着年月日一年一年地顺序编下，以后中国便不断有编年体的史书，直到今天。只有《春秋》以下，《通鉴》开始，中间有七八十年时间未编上。这事顾亭林《日知录》里曾说过。此下《资治通鉴》开始至今，一年也没有断。这样没有一年中断的编年史，全世界怕也只有中国有。至于从《春秋》到《通鉴》，中间断的八十年，在我的《先秦诸子系年》里，也逐年来把它审订了。诸位或许又要认为只学历史，不学诸子，看我书名便不想看。遇到学诸子学的，也只想在我那书里找寻些对诸子有关材料，那我对此一方面的贡献，也就全无可说了。 孔子《春秋》因是一部编年史，故其书取名《春秋》。每一年必有春、夏、秋、冬四季，标举春秋两字，便代表了每一年。又每年四季共十二月，每月三十日，逐年逐月逐日，有事即载，无事即阙，亦有一事而连续分载在几天几月几年几十年的。如是般的历史记载，实在该当得我们把伟大二字来批评它。我们说孔子《春秋》是中国一部极伟大的历史书，实也一些不过奖。但《春秋》实非孔子首创，孔子以前已有。《左传》昭公二年载：“韩起聘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可见孔子以前，鲁国早有《春秋》。墨子书里也说：“吾见百国春秋。”则《春秋》各国皆有。但为何韩起到鲁国始见《春秋》呢？孟子书里说：“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可见当时各国都有历史记载，而史书的名字不同，更应是史书的体裁也不同，鲁《春秋》之体裁或许更接近周王室之所规定，所以韩起见之，要说周礼在鲁了。 孟子书里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里另有问题该作一交代。上次讲过：中国古代有《诗》丶《书》两种书，孔子教人也常《诗》、《书》并举。我们此刻讲中国第一部古史是《尚书》，第二部是《春秋》，如何盂子却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把《诗》和《春秋》合在一块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古人之史也不完全在《书》里，而有在《诗》里的。古诗三百首，其中历史事迹特别多。远溯周代开始，后稷公刘一路到文王，在《诗经》的《大雅》里整整十篇十篇地详细描述，反复歌诵，这些都是历史。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历史，或许比《西周书》里的更重要。《西周书》里仅是几批档案与文件，而《诗经·大雅》把西周开国前后历史原原本本，从头诉说。今若说，那时更接近历史记载的是《诗》不是《书》，此话也不为过。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周王是一位天子，一位王者，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诸侯都得跑到中央来共朝周天子，而周天子在那时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许多诸侯一同助祭，就在这庙里举行祭礼时唱诗、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历史功绩，所谓雅颂，便是如此般的用来作政治表扬。又如周天子有事派军出征，在临出以前有宴享，宴享时有歌舞，打了胜仗回来，欢迎凯旋，同样再有宴享歌舞，此等歌词或是策励，或是慰劳，皆收在《诗经》里。那时遇礼必有乐，而礼乐中亦必寓有史，这些都是周公制礼作乐精意所在。所以我们读《诗经》，固然可说它是一部文学书，但同时也可说它是一部历史记载，不仅“雅颂”是史，即讽刺亦何尝不是史。到后来，王者之迹熄了，诸候不常到朝廷来，朝廷也没有许多新的功德可以歌唱，专是些讽刺，那究不可为训，所以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但究亡在什么时候呢？照一般说法，这应在宣王以后，至于平王东迁的一段时期中。 但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此语又该有一交代。《春秋》是正式的历史记载。那时四方诸侯来中央朝王的是少了，而周王室却分派很多史官到诸侯各国去，这些证据，在先秦古籍里尚可找。即如太史公《史记》，记他祖先也就由周王室转到外面的。那时周王室派出的很多史官，他们虽在各国，而其身份则仍属王室，不属诸侯。如《春秋》载“晋赵盾弑其君”，“齐崔杼弑其君”，那时晋国齐国的史官，下一个“其”字来称齐君晋君，可见赵盾崔杼所弑，照名义上讲，并不是晋史官齐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来，义不臣于诸侯。崔杼可以把当时齐史官杀了，但不能另派一人来做，于是齐史之弟便接其兄职再来照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把他杀了，又有第三弟继续照样写，崔杼没奈何，只得不杀了。而在齐国南部尚有一位“南史氏”，听了齐国史官记载“崔杼弑其君”，兄弟连被杀害，他捧着笔赶来齐国，预备续书此事，及闻齐史已定书其事，崔杼不再杀害而止。那真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表示出中国人重视历史精神一项可歌可泣的伟大故事。我们此刻在谈中国史学名著，我想连带应该知道些中国历来的史官制度，以及历来中国人那一番重视历史的传统精神才是。此下历代史官制度，均有史籍可考，此处不提，只讲孟子这两句话。大概在宣王时，或许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到各国去，其时周之王政一时中兴，尚未到崩溃阶段，此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而以前那些分派出外的史官却大见功效，即是所谓“诗亡而后春秋作’了。 其时各地史官，各以其所在地发生事变呈报中央王室，并亦分别报之各地史官，此之谓赴告。大概鲁国守此制度未坏，各地史官赴告材料均尚保持完整，因此韩起见了鲁《春秋》而说周礼在鲁。孔子则是根据此项材料来作《春秋》。当然并不是全部抄撮，在孔子自有一个编纂的体例，和取舍的标准，及其特殊的写法。所以说“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当知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则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转归了学术，遂开此下中国之史学。所以孟子说：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是说《春秋》一书的底材，还是鲁史旧文。但从孔子笔削以后，则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王室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用那时的话来说，主要则是一部诸夏霸政兴衰史。孔于为何要如此般来编写此《春秋》，在孔子自有其中道理，故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一转手，政府的官史，遂变成了民间的私史。所以孔子又说：“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在当时，周王室分派史官到各国，随时报告所在各国之事变，此项制度，自有其意义与作用。但到平王东迁，此项制度作用已失，意义全非。孔子把来脱胎换骨，化臭腐为神奇，他的《春秋》所载遂成为整个全中国，整个全天下的历史。时代尽管杂乱，他所写出的历史，则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在此历史之内，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所以孟子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则只是时代性的，面孔子《春秋》则成为历史性的。春秋时代转瞬即过，而中国历史则屹然到今。时代的杂乱，一经历史严肃之裁判，试问又哪得不惧？孔子以前的乱臣贼子早已死了，哪会有惧？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则自将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惧。 《春秋》在当时，已崭然成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诸侯间各自的国别史，而成为一部当时的大“通史”，亦可说是“当时的世界史”。有此人类，有此世界，即逃不掉历史批判。所谓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谁也逃不出历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则是道义的，由自然中产生道义。自然势力在外，道义觉醒则在内。孔子《春秋》则建立出此一大道义，明白教人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此项道义，论其极致，乃与历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谓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义，应该着眼在此一点上去认识。 但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观点。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好像认为中国历史就无资格放进人类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条贯则只有西洋历史。只可惜西洋人写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代才有，孔子《春秋》则确然是在他当时的一部世界史。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乃是说在其书中所表现的乃是其时诸夏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说是人类当时文化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了。远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见解，正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史史学史上有它卓然无比的价值。 此刻另讲一问题，孔子《春秋》既不是完全照着鲁国史官旧史没有更动，则试问他又如何般来改动旧史？此刻我们找不到鲁国《春秋》之存本，此问题就无法讲。孟子说“其文则史”，只是说大体上孔子《春秋》是依据鲁国旧史的。但如在鲁庄公七年《公羊春秋》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一条虽偶然提及，但可知孔子对《春秋》旧文必有修正无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辞，非其事，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辞与事本该合一不可分，所以说：“属事比辞，春秋教也。”但若说仅把旧史修改几个字和几句辞，如此写下，此其价值究何在，此问题则成为自来治《春秋》者一大问题。上一堂讲过，《尚书》难读，可是《春秋》更难读。《尚书》难读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难读则并不在字句上。后人要在字句上来读《春秋》，那是一条大错的路。（春秋》须讲大义。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孔子《春秋》诛乱臣，讨贼子，这便是大义。又如说：孔子《春秋》“内中国而外夷狄”，这在《论语》里已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语，夷夏之辨，这亦是大义。但所谓大义，亦不该求之过深，尊之过高。讲大义若讲过了头，反会落人小节中去。中国古人尊经过甚，孔子《春秋》是一部经，于是有许多不必讲的把来讲得过了份。亦如今日我们尊洋过甚，西方比中国富了，强了，那都对，但月亮不会比我们的更圆，此虽笑话，却寓真理。 又如《春秋》“赵盾弑其君”，孔子本是依旧史原文，但《左传》所载事实则晋灵公非赵盾所杀，又添上一节说孔子惋惜赵盾，说他逃出了晋疆便可免弑君之名。不知正据《左传》之事，即可见赵盾弑君之罪。《左传》作者乃为赵盾求解脱，其称孔子语，苟非伪造，即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又如《春秋》记：“许世子止弑其君。”此事《左传》、《公羊》、《谷梁》三书所记各异。《左传》说：“饮太子药”，这当然已很清楚是儿子弑君了。而《公羊传》记得更明白，说：“止进药而药杀其父。”这显然不成问题了。但《谷梁传》却说：父病，子当尝药，许世子没有懂得这礼，所以孔子责他弑君。“不尝药”与“饮太子药”或说“进药而杀其父”这中间显然有不同。《谷梁传》无端加上一个不尝药之罪来讲孔子《春秋》，这显然是大错。如此之类的问题，不知有多少。大家尽在此等处去讲《春秋》，讲得愈详密，《春秋》大义便会愈失落，愈暗昧而不明。 最难讲的便是《春秋》褒贬。若说孔子《春秋》没有褒贬，此决不然。如“崔杼弑其君”“赵盾弑其君”“许世子止弑其君’不就是贬吗？然而褒贬只在他们的事情上，而孔子《春秋》又颇于事不详，于是读者遂来求孔子《春秋》之“书法”，又从“书法”中定出“凡例”，杜预注《左传》，便定出孔子《春秋》五十“凡例”，这便愈讲愈远了。如《春秋》书王正月共九十二处，春不书王一百零八处，试问如何一次一次地来讲求？当知《春秋》大问题，并不在这些上。现在我们脱离了经学案臼，此等处皆可不理会。尤其如晚清末年的公羊学派，所谓“今文经学家”，他们讲孔子《春秋》，真讲得天花乱坠，像是大义微言，几千年来被埋没，由他们发现了，其实都是讲不通。即如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此来附会夏统、商统、周统，便是不通之一例。其实很简单，正月有事，就书王正月。正月没事，便书王二月。二月没事，就书王三月。若整个春天全没事，便只写春王正月下接夏四月五月云云。因若更不写一个王正月，恐人疑是史书有忘脱。故正月无事书二月，二月无事书三月，三月无事空写一个王正月，下面再接上夏四月，全部《春秋》皆如此。这一体例在宋代的理学家已讲正了，但清代的考据学家又胡涂再来重讲，反讲到大错特错。 我们今天只且讲一个结论：孔子《春秋》只是中国一部编年史的开始，又是在当时是创辟的一部民间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这样讲就够了。直到此刻，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这样的书。中国人只为看惯了，把此大义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或许诸位又会说，讲史学又如何只讲周公孔子？今天该讲一番新史学才是。但史学有新旧，历史则只是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过他们的一套历史著作直传到今天，那我们不能不讲。而且周公孔子都讲的是大一统，而中国从秦汉以来便是一统到今天，那亦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诸位不要尽想望西洋的新史学，而忽忘了中国的旧历史。历史亡了，史学又在何处栽根？ 《春秋》三传 上一堂讲的孔子《春秋》，今天讲《春秋》的三传一《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在今天，我们是讲中国史学名著，但在古人当时，不仅从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战国秦汉，在当时中国人脑子里，还无所谓“史学”一观念。当时学术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称之曰“王官学”与“百家言”。可见在西汉末年时，大学者如刘向刘歆父子，他们便把中国古代学术分成为“王官学”与“百家言”之两大别。何谓王官学，因其职掌在政府衙门里。何以谓“百家言”，就因其只在民间私家传述。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可说王官学就是一种贵族学，百家言则是一种平民学。孔子以《诗》,《书》教其弟子，《尚书》掌于政府中的史官，《诗经》掌于乐官，这本都是政府衙门里的学问，所以称之谓“王官之学”。中国那时是封建政体，却和西洋历史上他们中古时期的所谓封建社会有不同。西方的封建社会，上面没有一个共同拥戴的最高机构，因此他们想要来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但亦没有能做成。他们乃因蛮族人侵，罗马帝国崩溃，一个统一的政治消失了，四分五裂，遂有封建社会之出现。中国古代的封建则是一种政治组织，由一个王室，如西周，来分封鲁、齐、晋、卫诸国出去，上面有一个中央政府，有一个周天子，至少这点显然与西方中古时期有不同。西方的封建，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封建，是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系。由天子分封公。侯、伯、子、男各等爵到外面去，回向中心共戴天子，成一政治组织。所以称为“王官”者，王便是一个统一政府，此之谓“一王”。至于平民私人之学则不相统属，故称之日“百家”。又怎样说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呢？这是说古代衙门里的贵族学流传到社会变成了平民私家言。如此般的流变，第一个最著的例就在孔子身上。在《汉书·艺文志》里第一部分叫做《六艺略》,那就是王官之学。第二部《诸子略》，那就是百家言。在古代第一个平民学者起来，便是孔子。孔子作《春秋》，他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因《春秋》记载掌于史官，史官分遣自中央周天子，所以说《春秋》是王官之学。那么作《春秋》应该是史官之事，而孔子日：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孔子私下采取了周天子分遣史官的意义来写《春秋》，所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将来有人责备他，就因为他写此一部《春秋》，以一平民身份而来做天子王官之事，岂不僭越可责？但若了解他，知道他的，也将在这一部《春秋》上。孔子不得已而写这一部《春秋》。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学与百家言的过渡中间。后人推尊这部书，以之和从前周公传下来的王官之学同等看重，乃有所谓五经，《春秋》亦列入其内。于是孔子《春秋》在《汉书·艺文志》里也被认为是王官之学，也在《六艺略》之内，成为五经之一，和周公时代的《诗》,《书》同样都看成经。经书是为人看重的，便有人专来发挥它，于是有传、有记、有说。孔子《春秋》则共有三部传，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现在我且先讲几句题外的话。如《庄子》一书是百家言，固由庄子自己撰写，但庄子的学生与后学，也可写几篇，加几句进去，不加分别，共称《庄子》。今传的《庄子》，也不复是庄子一人著作，尽有其学生乃至后来讲庄子学问的人的文章添进去。《盂子》七篇，不像有别人的添进去，但此七篇，也是孟子和几个学生如万章、公孙丑等共同合作而成。又如荀子，他书中就可有很多他学生写的文章，也总称为《荀子》。如《墨子》,更见是很多墨学后人所作集在一起，而称《墨子》。此等体裁，与后人著作不同。我们读古书，对此层不可不知。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言公篇》，便是发明此义。章氏所写《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书，对古代学术颇多发明，根据《汉书·艺文志》所谓王官学与百家言来讲明古人著作多是集众合成。王官学在一个衙门内，如《西周书》并不是一人所成，《诗经》三百首，更不是一人乃至一个时代所成，平民社会上的百家言亦是如此。古人认为立言是公事，不像后来看重私家的著作。这些虽是题外话，但在今天该当作是一种很重要的常识，不可不知。前人所创，后人应奉为常识的，举不胜举。如讲古代学术史而不看《汉书·艺文志》，不读《文史通义》,那总是不对。 我先交代了此几句，再来讲孔子《春秋》的三传。因孔子《春秋》成了经，所以可以有传。但一经为何有三传？三传异同又在哪里？宋代叶梦得讲过：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孔子自己说：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春秋》既是一部历史记载，当然有事，《左传》即是传它的事，即是把《春秋》里的事，更详备地传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尚有一番大义，《左传》不讲，而《公羊》,《谷梁》则就是讲这个义，所谓其义则某窃取之的‘义”，但公谷又并没有详细讲述《春秋》书中的事。后来朱子又说：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此与叶说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话，可以把它作为三传异同的一个大概分别，但古人则并不如此。因古人并无史学经学之分。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入把太史公《史记》附在《六艺略》,《春秋略》之内，可见其时人观念，只有经学，无史学。故宋代人讲的话，并不能代表汉代人的意见。 汉人讲经学，如《尚书》，有今文古文之辨。我已讲过。今文列为博士，也就是当时的官学。古文不立博士，则是当时的私家学。实际上只是一部《尚书》，只伏生传下来的列为博土了，而孔安国传下来的则未立博士。此刻讲《春秋》三传，同样有今古文之分。汉武初年《春秋》立为博士，那时就照公羊家一家讲法，所以《公羊春秋》立为博士，即所谓今文学。后来到了汉宣帝，他在未做皇帝前，就喜欢《谷梁春秋》，待做了皇帝，在朝廷上开了几次学术会议，把《谷梁春秋》也立做博士，所以公谷同为今文。其实讲来，此两书在先本亦是古文，如伏生《尚书》其先亦是古文一般。汉成帝时，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他要争立其他几部古文书，也立为博士，中间就有孔安国《尚书》，有《左氏春秋》，而这事没有成。所以下到东汉，只有《公羊》,《谷梁》立为博士，而《左传》则仅是一种民间私学，称之曰古文。当时人的争论，便说左氏不传《春秋》,传孔子《春秋》的，大家公认只有公羊谷梁二传。左氏不得认为传，因它并不是传《春秋》的，这是汉代人的讲法，和我刚才所举两个宋代人讲法大不同。宋代人说传事不传义，传义不传事，那即是同传《春秋》而所传不同。此一问题很复杂，诸位可看清末皮锡瑞的《经学通论》和《经学史》。在我所著《秦汉史》里，也详述此事。我又有一书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间也讲到此问题。做学问，便该求一个通。不能说我学史学，不问经学，那么古代史学经学不分，只知有经不知有史，不通当时的经学，便不能讲那时，的史学。现在我们讲《春秋》，就要兼讲到三传，而其间有经学问题，不能说我不欢喜经学，把此问题弃置不讲。 孔子自己说过，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句话便是说《春秋》在以前只是王官学，孔子才把它来变成百家言。孔子乃是把古代贵族学传布到民间而开创出后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与平民学的，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到了汉代，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便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学。罢黜百家，便是罢黜后起的平民学。汉武帝为何听他话如此做？诸位或许会说，当然因为孔子儒家言便于帝王专制，汉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说似乎已成为近代我们的常识，大家都这样讲了，但我要问，此说出在何书？有何根据？如讲王官学百家言，那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又经章学诚《文史通义》详细发挥，我只根据章学诚的话，稍换讲法，说王官学就是贵族学，百家言就是平民学，如今汉武帝要复兴古代的贵族学，罢黜后代的平民学，是否为便于专制，谁能猜测到汉武帝的内心？又是根据何书，何人所说，总要有一个来历。我从年轻时即注意到此，几十年来就没有找到这句话的来源。问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论。此刻我想另作一番推论。据我所想，汉武帝十七岁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宫中老师就是一儒生，他对儒家言有濡染，所以易听董仲舒说。我对此事的详细看法，在我的《秦汉史》中讲到很多。当然以前的《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也讲到，而《秦汉史》里讲得比较更多些。我的话都是根据《史记》,《汉书》，明白有来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问题也变了，我们学术上的要求也变了，读书人该可抱些新鲜想法，讲些新鲜话。但究竟要有根据，不能废书不看，信口开河。由我推测，或许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于专制，此话乃从日本人那里传过来，但我也没有为此去细找证据。诸位倘使高兴学看日本书，便知在那时有许多话从日本人那里抄来，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至于董仲舒劝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的话，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说得很详细。此《三策》收在《汉书》里，尽可一读，董仲舒劝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劝武帝复古，是要复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当时一般人意见，认为秦不可学，二十几年就亡了，我们该学周，绵延着八百年。董仲舒同时人抱此意见的也不少。因此他们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来罢黜百家专讲五经，但并不说是要便于专制。但究竟周公距离汉代远了，汉代人要讲五经，其实更侧重的是讲孔子、讲《春秋》。他们说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个新王来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时，周之王业已经迹近衰亡。我们又要讲到孟子的话：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来一个新王。孔子也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若孔子出来行道于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时的西周了，只得要来一个东周。因此说《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在《史记》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既是一王大法，要兴一王之治，怎么可以不懂《春秋》？汉代人再把这话变了，说孔子为汉制法，现在要改制，不能再照秦代。秦始皇专制，大家都能讲，汉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为，怎么又说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专制呢？汉武帝正要改正秦始皇之所为，而董仲舒首先提出此意见。我不是要为汉武帝董仲舒辩护，只是要讲历史真相。讲历史则该有根据。大家又骂孔子《春秋》,认为书中都是诛心之论，但又说汉武帝表章六经为要便专制，岂不亦是一种诛心之论吗？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批评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们批评他，他也无奈何。我们该要懂得批评现代人。如我所写《秦汉史》涉及此事的，中间那一句话讲错了，这尽可批评。不要认为近代人便不值批评，只去批评死了的。 汉代人要表章六经，就说孔子《春秋》是为汉制法，帮汉代人定了一个新王之法，要治天下，便该照孔子《春秋》,但孔子又哪里知道将来会有一个汉代要他老人家来替它立法呢？但汉代人既都如此讲，因此汉代人表章五经，而其中所特别注重的则应是孔子《春秋》，董仲舒自己就是一个学《春秋》的。以后汉代朝廷上逢到大政大事，颇多根据《春秋》来作裁判的。如隽不疑，如萧望之，都是极显著极有味的例。他们碰到困难案子，根据《春秋》来判断，别人也无法反对。若根据法律，有些事法律上没有。而且法律是近代人定的，《春秋》则是古代圣人传下大义。汉人不根据王法而来根据《春秋》,这就见王法不能专制。如汉武帝要打匈奴，有人反对，汉武帝却说：《公羊春秋》里就有九世复仇之义，可见孔子也赞成我们要复仇。当知汉代人所谓“通经致用”，派最大用场的正在政治上，而最有用的一部经便是孔子《春秋》。讲孔子《春秋》大义的便是《公羊传》。诸位这样一想，就知《公羊传》在当时的重大地位。但我们要问《公羊传》里所讲的是否就是孔子意思？是否我们要讲《春秋》，便该一路照《公羊传》讲法？这里就大有问题。诸位且先看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孔我又另有一篇文章讲到此问题的，《孔子与春秋》,此文亦收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里。诸位要读我此文，便该先知道一些经学史，此问题暂置不讲，此刻再来讲《春秋》三传。 汉廷立博士的，《公羊》以外还有《谷梁》,究竟两家说法有何异同？这在当时曾成一争论，这里便牵涉到齐学与鲁学之辩。所谓齐学鲁学，汉代第一个讲《公羊春秋》的胡母生是齐国人，第一个讲《谷梁春秋》的鲁申公是鲁国人，所以说《公羊》是齐学，《谷梁》是鲁学。齐学鲁学之异同，此刻暂不讲。总之《公羊》,《谷梁》都是传义不传事。后来大家又逐渐看重了《左传》，刘歆就正式提出要立左氏博士，这不是说从前没有人见过《左传》。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却说《左传》是刘歆假造。但如太史公作《史记》，他即看见过《左传＼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可证明。其实这问题，不需详讲，太史公以前看见《左传》的人还多，战国时代便有人明明引到《左传》。刘歆以后，下到东汉，重视《左传》的更多。一时经学大师如郑众、贾逵，他们都认为《公羊》义短，《左传》义长。到了三国时代，钟繇曾说《左传》为太官家，《公羊传》为卖饼家。贾逵《春秋序》曾说：孔子立素王之法，素王是一个无冕王；我们已经讲过，《春秋》是一王大法，孔子是为汉制法，从前公羊家如此说，现在是治《左传》的也如此说。下到晋代杜预注《左传》，乃把左丘明称为素臣，等于是孔子建立这新王朝中一大臣。下到东晋伪古文《尚书》出现，那时人已不争汉人所谓的今古文分辨，所以唐初人作《五经正义又伪古文《尚书》也在里边。唐太宗贞观，高宗永徽时，奉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而配享先师的只有两人：一是颜渊，一是左丘明，可见《左传》之被重视。循此以下，诸位就可以想到宋代人意见，认为《公羊》传义不传事，《左传》事不传义，一是经学，一是史学，较之汉儒，可说是公平之见了。 下到清代，尤其在晚清道光以后，今文家独盛，从龚定庵一路到康有为，遂拼命来捧何休，何休就是东汉人作《公羊传》注的。其实何休所讲，并不即是董仲舒所讲，其间乃大有区别。但晚清以下大家都讲今文家言，都讲康有为的这一套，说刘歆伪造古学，这只是最近一百年来错讲了的。诸位要知道这事情，我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两书可以参读。 现在要问：这部《左传》是不是左丘明所作？这里也有问题。因为左丘明应该姓左丘，名明，如太史公说左丘失明乃著《春秋》。这个“明”字是不是他的名，已不详晓，可是他不能名“丘明”，则他的书应称《左丘传》，不该称《左氏传》。今明称《左氏传》,这里便有了问题。《论语》上孔子说过：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此左丘明不像是孔子学生，或许是孔子一位朋友，而今这部《左传》所记事情，直到孔子死后，左丘明似乎不像比孔子更年轻，这里便又有了问题。这就是《左氏》真伪的问题。从前人只说《左氏》不传《春秋》,并不曾说《左传》是一部伪书，但其中实有问题，并已有很多人讨论过，也不是到今天才产生的问题。我的《先秦诸子系年》中，也曾集合了各家讲法来讨论这《左氏》的作者。汉代人讲《左氏》，有一个源流，由什么人传给什么人，再传给什么人，和《公羊》,《谷梁》相似，同有源流。而在《左氏》源流中有个吴起，此人大值得注意，怕这部《左传》,总该与吴起有关。吴起曾把《左传》传给他儿子，如此再传下去。至少我们可信《左传》作者一定看见当时各国的历史，尤其是晋国楚国，此两国事，《左传》里讲得很详细。《公羊》,《谷梁》皆不曾见各国史，所以他们书中所记事情很简单，因他们没有看到很多史料，而《左传》则不同。要论同时看到晋楚两国双方史料的，吴起是一个最适合的人。吴起先在魏后去楚而《左传》里特别对晋三家中之魏总是讲好话。又《左传》里很多讲军事，讲得特别好，吴起是一个懂得军事学的人。《左传》里又有很多预言，直讲到鲁哀公以后去，大体在秦孝公以前的都对，秦孝公以后便不对了，恰恰这年代也和吴起的年代差不远。吴起本是一儒家传统中人，所以这部书虽不能说是吴起一人所写，或许起于吴起以前直到吴起以后，总之这部书与吴起有关。倘使没有关系，后来讲《左传》源流的人不会拉出吴起来。因吴起在后人观念中已遭看不起，因此我说《左传》可能与吴起有关。 我今插述一故事，胡适之先生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一天，我们两人闲谈，提到这部书。当然胡先生这部书开始便讲老子，而我认为老子还在孔子之后，但此问题且不提。我问此书提出一个主张，即讲思想定要讲到这思想的时代背景，在那一时代背景之下才有这一套思想。我说：老子尚在春秋时代，要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便该根据《左传》，为何却据《诗经肝《诗经》里当然也有历史，可是和老子时代隔远了。此书在（诗经》里举出当时有人是乐天派，有人是悲观派，有人是怀疑派等，我说这不算是时代背景。拿一本《唐诗三百首》，中间也有乐天派悲观派怀疑派，今天我们好几人谈天，便一定也有人是乐天派，有人是悲观派，这不便是老子思想的时代背景。而且任何一个思想都该讲其时代背景。孔子时代和孟子时代又不同，不能只在老子下面放个时代背景，此下便是思想接思想，更没有时代了。胡先生没有回复我第二个问题，却回复了我第一个问题。他说：当然，因你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还没有发表，我不敢大胆引用《左传》，因认《左传》是一部伪书，所以避而不谈。我今天特地提出此番话告诉诸位，做学问应做通学，即所谓通人之学。讲哲学也不能不稍晓得历史。不知《左传》真伪，讲那时人思想，也易有误。后来梁任公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有过一段长期讲演，讲中国政治思想史，他是康有为学生，但他讲春秋时代中国政治思想便多根据《左传》,这就比较切实。那时有人翻译了一本瑞典汉学家的著作《左传真伪考》,一时极为流行。但讲《左传》真伪的，如我《先秦诸子系年》中所举许多讲法，一个外国人如何能知道？今天我们该多读中国书才是。好多年前，有一美国学生要研究康有为思想，来和我讨论，我说：你不通中国经学，不知《公羊春秋》,如何讲康有为？ 我们此刻是要学历史，讲中国古代，至少该从《左传》读起，这一段两百四十年事记载得详细，为何放弃不读啊？诸位学中国古代史，好像不通龟甲文便觉不好，但龟甲文究只是一些零碎史料，很完整很详细的一部两百四十年的编年史就是《左传》。只就历史眼光来讲，《左传》的价值还应在《春秋》之上，这话近人章太炎讲过。他只要反对康有为，因此他只要讲古文学，甚至说刘歆贤于孔子，这个也有些过分，刘歆怎能比孔子都贤了呢？从前人只推左丘明是素臣，哪能比得素工？但至少《左传）是一部史学上更进一步的编年史。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算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接下来最著名的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和《左传》间缺了不到一百年，也有不少人补过，但都补得不好。若现在再要补，应看我《先秦诸子系年》里新的《六国年表》。我这《先秦诸子系年》，也可说最大贡献在对古代历史上，尤其在从《左传》接上战国史中间这一段。但因我书名叫《先秦诸子系年》, 讲思想史的人嫌我不在那里详细讲思想，讲史学的人说：这是有关诸子的，和我不相干，简直便不看。但我的书不看还可，《左传》总该读。唐代刘知几《史通》,他把古史举出两体：一是《尚书》，一是《左传》。可见此书为中国史学家所重视。下次我想再把《左传》详细多讲一点，因此问题要讲到《春秋》,讲到经学，讲到从汉到清的种种争论。其实读《左传》也不要花很多时间，诸位不能只讲现代史，限得时代太近，便讲不准。如讲一个人，最好定要从他小孩生下进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头讲起，大体应有个来源，若把前面的都忘了，如何讲现在的。现代史当然非讲不可，孔子《春秋》就是孔子那时的现代史，《西周书》就是周公那时的现代史，我们此刻所讲，主要也该是讲我们的现代史啊。我所讲都针对着现代，哪一句不是根据现代而讲？我不是只根据康有为来讲，更不是只根据朱子来讲，或根据董仲舒来讲，乃是根据我们现代来讲，这是一般学术上的现代史。诸位生在现代，不能不懂现代，但要从现代中往上推。当然也不是要诸位多来研究古代史，但古代史总要知道一点，那么此下讲话不致不通。古代到现代，如一条大水流切不断的。至少我要告诉诸位，治学要求通，学史学不能不稍通经学，治近代史不能不稍懂古代史，这也只要大概知道一些便好，我今天且只讲到这里。 《左传》（附《国语》《国策》） 《左传》在古代当它是一部经书，因《春秋》是六经之一，《春秋》有三传，便也算是经。所以在九经、十三经之内都有《左传》。从前人对《左传》所讨论的问题：（一）《左传》是不是传《春秋》？这是个大问题。汉代今文学家说《左氏》不传《春秋》，因此它不立学官，（二）《左传》是不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若是左丘明作《左传》，便是传孔子的《春秋》。既说（左氏》不传《春秋》，那便未必就是左丘明作。这两个问题，我们在上一堂都已讲过。此刻我们认为《左传》并不是左丘明作，《左传》成书应在战国，要到秦孝公时。距离孔子左丘明已经很远，而《左传》或许和吴起有关系，这些都在上一堂讲过。但我们也可照宋代人意见：认为《左传》是传的《春秋》之事，并不是传《春秋》之义。中间如鲁、齐、宋、郑、晋、卫、楚、秦，各国的事都有，都包括在这部《左传》里。所以古代人乃至在民国以前人，只争《左传》是不是传《春秋》，所谓《左传》真伪问题，仅是这一个问题，却没有怀疑到《左传》里所载的事，即《左传》的内容，即是它的历史价值，这个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只争《左传》不是经学，并没有争《左传》所载二百四十年的事是不是历史。如讲天文历法，《左传》里所记日蚀月蚀种种，都是正确的。特别如《左传》里晋国的历法同周王朝的历法以及《春秋》里鲁国的历法错了两个月。在孟子书里已说过。周代历法是把现在的十一月当正月，夏历是把现在的正月当正月。晋用夏历，因此《左传》里讲到晋国的事情同《春秋》错了两个月。有的《春秋》在下一年，而《左传》还在上一年。晋国人的十一月，那已是周代和鲁国的新年了。即此一点，就可证明《左传》史料有来源，也可证明我们以前所讲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左传》里便有明据。到秦代把十月当正月，更早了一个月。汉代以后才改过来，沿用夏历。我们只就《左传》，便知古代山西人的历法，就是夏历，因此我们在《左传》里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天文学。 第二，我们讲到地理。中国历史悠久，疆土广大，“沿革地理”是一门特别重要的学问。普通认为《禹贡》是第一部讲中国地理沿革的书，第二部是《汉书·地理志》。可是《禹贡》实在是战国时人所写，而《春秋左传》里的地理，因那时有一两百个诸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举了特别大的十二个，这些叫做“国”。国以外还有“邑”，这些邑，就像后来《水浒传》里的史家庄、扈家庄、祝家庄之类。虽不是一个城，却是一个邑。《左传》里所记邑更多。大的称都，小的称邑，若我们把《左传》里的诸侯和都邑各个地名都考究，那工作便很繁重。杜预注便成为后人讲沿革地理一项重要的参考材料。此是一项专门学问，清代人写《左传地名考》的就有好几家。那么我们可以说，要讲中国的沿革地理，第一部书实是《左传》。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上一切活动都分布在地面上。我们只要看春秋时代的地名，就可想像到古代的中国已经相当的大，差不多黄河流域直到淮水流域乃至大江以北，中国大部分区域都已包括在内。 第三，我们要讲到历史里的氏族。大家知道，春秋时代是中国贵族封建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由一氏族组成。鲁、卫、齐、晋、宋。郑各国，他们的氏族各不同。昔人有《春秋氏族谱》，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代的大家族，及当时的贵族生活，《左传》里讲得很详细。 第四，讲到政治制度，《左传》里各国制度亦各不同。譬如官制（政府组织）、兵制（军队组织）、田制（赋税制度）等。将来历史里一应制度：官制、兵制、田制等，都有渊源，特别重要而且可考的则在春秋时代。 第五，从西周周公一路传下来的所谓朝聘盟会之制，这是列国与周天子乃至列国相互间的一种“礼”。现在我们也可称之为“制度”。在清代末年曾有一本书，那是中国人到了外国去，研究了欧洲人的所谓国际公法，回头来把《左传》里讲的朝聘盟会种种不成文法，也当是当时的国际公法，写了一本书称《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我在北平时曾看过这书，可惜现在丢了，那书的作者我也忘了。而那书流传不多，也无从再觅。十年前我到美国，去旧金山，那里有一位华侨，他特地同我谈起，他正在要写一本《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我当时曾极力鼓励他努力写，至今已过十年，没有同他通过信，不知他此书写成没有。可是这个题目却极值得写。就这一点，也可想像我们中国文化之伟大，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已有一套很像样的国际公法了。虽和后来欧洲人的国际公法不同，然而至少是各有长短，各有特色。下面我们讲到《左传》里的人物。 《左传》里的“人”，称呼极不同，有的称名，有的称号，有的称官名，还有其他不同的称呼。实际上不仅古代如此，如我们读宋代的理学，每一理学家有几个名字的，如程颖字伯淳号明道，至少有三个称呼。又如朱熹，字晦庵号考亭，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名称。而中国人的名号，又都在训诂上配合起来，如三国时诸葛亮字孔明，鲁肃字子敬，名字相配，这习惯就从春秋时代起了。清代就有人专门研究春秋时代人的名号，从这里有很多的训诂问题可以发现。尤其是当时各国的贤卿大夫，他们的言论、行事，都值得我们研究。 下面再讲大家知道的春秋时代《左传）里所记载的军事。如晋楚两国三次大战争，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又如晋和齐的鞍之战，还有其他各种的大小战争，《左传》里记载战争的文章都写得好，在军事学上也有极大考究。又如讲到当时各国的外交辞令，《左传》里记下的也都是了不得，常为后人传诵。 再讲到当时的各种礼俗、信仰，有关社会史方面的，也都重要。清代有一学者汪中容甫，他有一本文集《述学》，里面有一篇讲到春秋时代种种礼俗，如他们讲的天道、鬼神、灾祥（灾异同祥瑞）、卜筮、梦，其他，都是极有趣而且亦有参考之用。汪容甫根据《左传》，说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形，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到了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大变，这许多所谓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等大批在《左传》里有很多的记载，而战国以后便慢慢少了，也可说是中国历史文化上一大变迁，大进步。也可说是春秋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形态，中国人心理上一些特殊信仰。 此外，我们还可以讲到春秋时代的一切食货经济、工商业情形。 其次，《左传）里又讲到许多蛮夷戎狄，后人所谓的四裔。诸位当知，研究任何一代的历史，都有这几个项目，如天文，如地理，如家族氏姓，如制度，如人物，如军事，如外交，如食货经济，社会礼俗，又如中国和四裔的关系等，这是历史的一个大体段，而《左传》都有了。所以（左传》已经是中国一部很像样的历史。诸位倘使要研究这许多问题，清初有顾栋高写一书，名《春秋大事表》，这是指的春秋时代，所根据的就是《左传》的内容，他分门别类地各为制成一张一张的表，而加以叙述。这书极伟大，我们正可根据他的方法，来写《宋代大事表》、《明代大事表》等。顾栋高是花了一辈子工夫在这两百四十年的事情上的。 我今试问诸位，哪个人可能随便来伪造一部《左传》他将如何般来凭空伪造？又伪造了有什么作用？所以我说：《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专讲历史价值，孔子《春秋》，可说还远在《左传》之下。若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而我们专来研究孔子《春秋》，将使我们根本不清楚，所能晓得的将很简单，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左传》。但如此讲来，孔子《春秋）又有什么价值啊？这已在上一堂讲过。但上一堂所讲，和此一堂所讲，并不相冲突。我们此刻说，除非是一大史学家，将不能编出一部《左传》，而《左传》也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史学书。我认为我们要研究古代的中国史，我们便该拿这部《左传》做我们研究的一个基准。即由此上来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标准的看法。 我们研究历史，要懂得一个看法。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五帝、尧舜、夏商周三代一路下来，我们该怎样去看？我说：我们该先研究《左传》。因《左传》讲的详细。如诸位研究《西周书》，这里周公讲几句，那里召公讲几句，太简单了，再往上去更简单，我们把握不住，无法研究。而《左传》是一部极精详极完备的记载，我们能把这两百四十年认识了，根据这认识往上推，我们便可研究中国古代史。如我讲今文《尚书》也有假的，《尧典》是假的，（禹贡》是假的，为何如此判断？只要读《左传》，把《左传》里各国的政府组织，官制等都弄清楚，那么怎能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早有了这样进步的舜的时代的政府组织呢？为什么四千年前中国政府高明到这样，在什么时候又退步堕落下来，到春秋时代又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应有一讲法，即是说这《尧典》里讲的靠不住，《尧典》是战国人的伪书。又如讲《禹贡》，我们看过全部《左传》里的地理，怎么那时人没有《禹贡》九州观念呢？我们便可判《禹贡》是伪书。又如我们今天讲，春秋时代是一个封建社会，这话便有些不通。诸位读西洋史，他们的中古时期封建社会有没有国家组织呢？那时还没有像法国英国等现代国家，但我们春秋时代有晋、齐、秦、楚，许多国家了。西洋史上要封建社会过了才有现代国家兴起，然而西洋的现代国家，直到今天，英国还是英国，法国还是法国，没有更在其上的一个统一政府。西洋史上的统一政府，乃在封建社会以前的罗马帝国。可是中国便不同。春秋时代已经有了很高明的国际公法，又有一个周天子在上面，那么我们怎可说春秋时代是个封建社会呢？所以我只讲中国古代是有封建政治，而并非封建社会。西方人的封建社会，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东西，和我们完全不同。我此刻这样讲，诸位不要认为很简单，在此六十年来，似乎只我一人这样讲，在我认为讲得很清楚明白，只为我读了一部《左传》，《左传》是我讨论古史一个基准的观点。 我再举一书，诸位都知有郭沫若，他写一书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根据《易经》，根据龟甲文，说中国那时还是一个渔猎社会，正从渔猎社会渐进到畜牧社会去。在龟甲文里，一次打猎捉到多少猪或多少羊，所以说那时主要生活还是在渔猎时代。但这话也有些讲不通。社会从渔猎进化到畜牧，再从畜牧进化到耕稼，进化到有大贵族，有许多像样的诸侯，有中央统一政府，那不是简单一回事。请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一下子一跳，而进步到《左传》这个时代的呢？我们一方面要讲中国人不进步，一方面却把中国人的进步又看得太易太快，出乎这个世界人类历史演进的常轨之外了。诸位尽看他引了许多龟甲文，许多《易经》上的话，看他有证有据，但拿一部《左传》来一看，就知双方不能相通。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古史，应该把《左传》做一个我们对历史的基本知识，即一个标准的看法。从此推到上边去，可以不会大错。 再讲到下面，我可以告诉诸位，诸位定该研究一下古代史，才能懂得下面的历史。古代史也可把来作研究下面历史的一个基准观点。我们此刻研究秦汉以后，也多有看错的，毛病在哪里？因为在上面没有弄清楚。要弄清楚上面，最好还是读《左传》。我们要研究古史，研究西周，研究商和夏，先要有个准备工作，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和标准，那么一定要看《左传》。诸位要读廿四史，通常我们说，先读《史记》、《汉书》，或者再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先把四史熟了，下边有办法。但《左传》又是读四史之基准。诸位莫说我要研究宋史，先去读《左传》有什么用？但研究宋史也要有个基准，从上向下。如诸位要进我这个客厅来听课，定要从大门进来，不能说这和我不相干。我们今天的错误，在我们先没有一个做学问的基准或说立脚点。 此下我继续提出两书，一是《国语》，一是《国策》。前人多谓《国语》和（左传》同出左丘明，故《左传》称“内传”，《国语》称“外传”，此说殊不可信。《国语》分国记载，如后代十六国春秋之类，和《左传》编年体裁不同，故读《国语》亦应分国来读。如《鲁语》和《齐语》不同，大抵邹鲁儒生多拘谨保守，故多经生儒家言。而《齐语》则如盂子所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今《齐语》只讲管仲，与管子书里材料相通。《晋语》则出三晋之士，韩。赵、魏三家，比较上重功利法制与纵横思想。最早当渊源于子夏，后来演变出吴起。当然不能说子夏便是法家纵横家之祖，可是三晋虽则多产法家纵横家，而论其最先原始，则起于儒家。那里的儒家所讲，则比较更近于史学。亦可说孔子的七十弟子后学在邹鲁本乡的，还都是儒家传统，而他们慢慢地传到三晋，就渐变为功利法制，乃至纵横这几派。其时如宋国，又和其他国家不同。宋是商代之后，春秋时有一个宋襄公，想把讲仁义来霸诸侯，被楚国打败。后来又有一个向戍，召开弭兵大会，来求当时的全世界大和平。那些都是宋国人搅的花样。更后来有墨子，他亦应是商代之后，他思想亦较特别。古人说：商尚鬼，商代人是带有一种宗教迷信的。墨子书里便有“天志”“明鬼”诸篇，不脱商代人色彩。孔子之伟大，正因他是商代之后而到了鲁国，周尚文，孔子崇拜周公，遂集古代商周两代大成而又上通之于虞夏。还有楚国，和北方诸夏又稍不同。天文学在楚国很盛，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用的名词都很特别，我怀疑它和楚国有关系。特别如楚辞，其中如屈原的《离骚》、《天问》，那里讲的中国古史非常多，他们又是一套。恰如我们讲现代欧洲，意大利人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同法国人不同，法国人同德国、奥国人又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中国在春秋时代也有很多的不同。诸位读《国语》，读《鲁语》就多儒家言，《齐语》就只讲管仲，多法家言，《晋语》更较近读历史，《楚语》又是另外一种。在《国语》里有一篇《郑语》，其实这一篇《郑语》只就是从《楚语》中分出来。又如《吴语》、《越语》，《吴语》也只是从《越语》中分出，只讲范蠡文种，讲的是权谋权术，这些在春秋时代还没有，是后来新兴的，而把来假托在范蠡身上。倘使我们这样来看《国语》，便知《国语》材料也并非不可靠，但决不是说编《左传》余下来的材料便成《国语》。《国语》应是由另一人来编集，这些材料也是从各国来，但未能像《左传》这样汇在一块而把来融铸了。而且这些材料，时代先后各有不同，像《鲁语》，便多是后起儒家借着古代某人某事，添油添酱，润饰成篇。如此之例，《左传》中也有。在《左传》中的记事部分，决非伪造，但《左传》中记言部分，便有些不可靠。若我们要取材《左传》来写一部春秋时代人之思想史月ｐ在运用材料上，便得小心。《齐语》中的管子，则决非春秋时代之真管子。而《晋语》则比较是记事部分多，或许会有更早于《左传）中的材料也不可知。 我们随着讲到《国策》，《国策》里有大部分材料尽是纵横家之言，都出三晋之士。然而《国策》中如《魏策》、（赵策》等，有一部分材料却很近《国语》中的《晋语》。可见当时历史材料三晋为多，有很可信的，也有很不可信的，那便是纵横家言了。 我在《先秦诸子系年》里讲《左传》，就连带到讲到《国语》，主要把《国语》分国看，认为《国语》这书是杂拼的，只把很多材料拼在一起。有的材料早，有的材料迟。齐国人的话，鲁国人的话，晋国人的话，楚国人的话，越国人的话，都不相同。再把这看法来看《国策》，近乎《国语》的是一部分，三晋纵横之士的说话又是一部分。讲到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人对历史记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所谓“记言”“记事”之分。诸位都说历史是记事的，但中国古人看重历史，不仅看重其事，还更看重讲话。从前人认为（尚书》是记言的，如誓、浩。谟、训，不都是讲话吗？我第一次讲（尚书》，提出《召浩篇》，那就是召公同人讲话。《国语》《国策》里很多只是讲话，一段一段保留在那里，就是历史。而《左传》中主要的，乃是两百四十年的事情放在那里，便显然见得一是记言，一是记事了。 我们再进一步讲，固没有在事情中没有讲话，也没有讲话而不牵涉到事情的，这里我们不能太严格地分。我在《西周书文体辨》里，就说讲话里必兼记事，而《左传》亦在记事里就连带记着很多的“言”。我们只能说中国古代言与事并重，说话同行事一样看重，但并不能说中国古代人把讲话同行事分别开，如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话恐有些靠不住。又如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个天子的行动，由左史写下来，他的讲话，由右史写下来，此和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恰相反对。又且在古书里可找到许多史官名，而并无所谓左史与右史的分别。所以我疑心这些话靠不住。可是中国古代人对于历史既看重事情又看重讲话，那是一定的。 现在我们再讲到记言，这个“言”字也和我们现在人所讲“思想”有一些不同。当然讲话都由思想来，可是说中国历史里看重讲话，不能便说是看重思想。思想二字乃是我们的现代观念，而且我们今天所讲的思想，也和西方人讲“哲学”有不同。我曾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但并没有称它为《中国哲学史》。言和思想和哲学，这三者均是稍有不同。言和事紧密相连，但并不即是思想。思想可和事分开，但并不即是哲学。哲学乃是思想之有特殊结构的。如纵横家言，我们最多只能说那时有一套纵横思想，但并不能说那时有一套纵横家的哲学。 从另一方面讲，言一定是思想，哲学也一定是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随便的说话就是言，这些说话用特殊的某一种的说法来说，就变成了哲学。这不是说话不同，而是思想方法之不同。思想一定要成一个体系，非如胡思乱想。但这个体系，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生命体，一种是机械体。怎叫生命体呢？如盆里这一枝花，这是有生命的。怎叫机械体呢？如这张桌子，它是一个机械体。我们思想的发展，都应有一个生命。思想发展就有许多话，话多了，遂成为一个结构，而那结构太固定性了，便好像机械似的，那就成为了一套哲学。中国人思想偏近生命性的，它的发展仍只应称之曰“言”。如孔子讲话，自然从他的思想来，但我们今天每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没有组织，不成为一套哲学。组织也只是一套结构，但结构得太严密，或说是太形式化了，便成为机械化，便会减少或损失了它的生命性。孔子以前有一位叔孙豹，他讲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暂不讲立德。立功立言不就是言与事并重吗？叔孙豹那句话，两千五百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在这样讲，这不是他的立言不朽吗？但这只是一句话，并不成一套哲学。西方一位哲学家讲话，他往往不是在讲一句话而往往是在写一本书。有组织，有结构，讲到最后，自成一套理论。中国人的理论，往往脱口而出，只是说话。没有系统，没有组织，一个人在那里平白出口讲，不成哲学，可是它确是一番思想啊！虽然由他一个人随口讲，竟可跑到我们全世界人的心里，大家认为对，那就是立言。 又如说马克思，他著的《资本论》，若说资本家怎样赚钱，论到资本的利润，说这是剥削劳工阶级，这是马克思住在伦敦天天看报与访问调查各个新兴厂家，有根有据，才提出这些话，这些话确是对，但在中国人简单一句话就讲明白了，这称做“为富不仁”。要赚钱发财，总是有点不很仁道。在我们只是一句话，在马克思则成了一套哲学。若马克思这套哲学只讲到这里月ｐ么今天就会有人驳他，说今天如美国人工资这样高，而且一个大资本家的厂公开发卖股票，工人也可买，赚来的钱还要抽很高的所得税，所以美国人今天已不能叫做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了，可是这句话最多只能驳马克思，不能驳中国人为富不仁的话，资本主义还是为富不仁。这且不讲。马克思因要讲经济利润，慢慢讲到阶级斗争，再讲上去，讲历史哲学，讲唯物史观，讲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成了一套哲学。他的《资本论》，千门万户有一个大的结构，急切要驳倒它，便不易。中国人一句话脱口而出就是一句话，可是这句话也可颠扑不破，此所谓立言。故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是生命性的，这句话就是一个思想之菁华，像一棵树从根慢慢长出枝，开花结果，有生命。西方人的一句话，往往成为思想的一块化石。如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你要问这句话怎么来，他便原原本本有一套哲学慢慢儿地同你讲，可是这句话实际上是死的！而中国人一句话，总要求其是活的。如孔子讲仁，今天我们都要学西洋人讲哲学的方法，来讲孔子的“仁”。那么如（论语）里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这话意义无穷，可是当下则只是一句话。又如说“仁者其言也讱”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如此之类，若我们把《论语》里孔子论仁，依照西洋人的哲学来重作一篇文章，加以组织，成为结构，这些话怕会一句都用不上，或者说这些话都变成不重要的了。我们要知中国人所谓的“言”，不能以看西方人哲学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要把西方人的哲学来发挥中国人的“言”，而不悟这里有一个不同。如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话就不朽了。但若讲哲学，这话便成无头无尾，没有结构，没有系统，没有组织。照西方人的哲学著作，也有许多是多余的，讲了一本书，最后也只是一句话。你说“存在决定意识”，我说不对，也就完了。读中国史，不便要兼通哲学，但中国史里言事并重，如纵横家言，也是一套话，却又不能说它是立言不朽。可见治中国学问，还是有中国的一套，不能不另有讲究。 现在说中国史学有记言记事两条大路。像《国语》、（国策》都是记言的，远从《尚书》一路下来。但到孔子时代，记言又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百家言。孔子、孟子、荀子是儒家，老子、庄子是道家，各自著书。如《论语》、《老子》等书，发展成另一条大路，中国人叫它做“子书”。中国人从经学里发展出史学，我们已经讲过，《尚书》、《春秋》便都在经学里的。但史学又发展出了一套于学，子学则只是记“言”的，从其所言，可来研究他们的思想。我们要研究中国思想，从周公开始，周公以前则难讲了。近则从春秋开始，如看一部《左传》，它里面所载贤卿大夫种种讲话，不晓得有多少，但此许多讲话，有可信，有不可信。有有价值的，有无价值的。要讲史学，便又该讲到盂子所谓的知言之学。又当知一书有一书之体制，中国书有中国书的体制。 今天诸位读书，主要在找材料。但如诸位讲中国思想，尽向《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书中找材料，却不找到《左传》，认为《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不知《左传》里就有很多伟大思想在其内。我写《中国思想史》，从《左传》里就举出两人，一是子产，一是叔孙豹。叔孙豹讲三不朽，这时孔子已经三岁。子产在《左传》里有一段话讲鬼神，讲得非常有意义，那时孔子已经十七岁。又过了十四年，子产又讲“天道远，人道迩”，这一句话只六个字，似乎不成一套哲学，可是孔子《论语》就是讲人道不讲天道，根据子产这句话的思想发展而来。我讲中国思想，在春秋时代举出两人，都在孔子已生以后，孔子怎会不受他们影响？可是今天，把这部《左传》搁在一旁不理了，便会使古代史无法讲，而下边历史也都无法讲。讲中国思想，讲来讲去，从老子开始呢？还是从孔子开始？只讲诸子、讲经史，把中国史从腰切断了。若我们把此两百四十年春秋时代人的思想，见在《左传》里的，再接上《尚书》里的思想，便如伪古文《尚书》里也还有很多材料。这些中国古代思想，怕会花去诸位一辈子工夫去研究。所以我说《左传》是一部研究中国古史的基准观点所在。我前面讲《左传》举了十项大事，而思想一项没有举在里面。 现在我再讲一件，如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成”，这可见中国人看重讲话看得非常重要。近人都看不起孔子的正名主义，骂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套封建思想，但孔子所谓必也正名，是说每一句话中总有一个名，名不正了，就言不顺，言不顺的该无法做成事。中国史学，言与事并重，这是中国人的一套历史哲学，所谓“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如近人好言和平，而不重正义，这便是言之不可行了。 中国人看重《左传》，不看重《国语》、《国策》，正因为《左传》里有许多贤卿大夫之言，不能和《国语·晋语》里所载有许多后代迂儒之伪言，乃至如《国策》里的许多纵横家言，尽有要不得，乃至不值重视的。若诸位没有知言工夫，只把中国历史当作记事一边去看，便失掉了中国史学中重要的一部分。 《史记》（上） 我们讲过了《尚书》、春秋、三传，附带提到《国语》、《国策》，差不多秦以前主要史籍，都简单地讲了。秦以后，汉代有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一路下来，就有廿五史，直到清末。以后我们是不知，但这秦汉以来二千年就是一部《史记》作标准。此刻我们讲历史，每把秦以前和秦以后分成两个很显然的段落。秦以前唐虞夏商周三代，可以称作“上古史”。秦以后，倘使我们学西方名称亦可叫做“中古史”。现在我们上古段落已经讲完，接下要讲中古。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该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诸位读一部书，不能一条条尽作材料看，要懂得综看此一部书，又该懂得合看此诸部书，有一番登高远瞩的景象。 从《西周书》到《战国策》，古代史籍，我们都该通读一下。现在要讲汉代，该回头来凌空一望，我们该望到那没有书没有字的地方去。诸位不要认为《西周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都讲过，此外便是不很重要，该听汉代了。等于跑上一峰，又跑一峰，两眼尽在脚下，这等于没有上。现在古代已完，可说是中国上古的史学、或说是中国上古的几部史学名著，都在眼了！我们该要自己放开眼睛来一看。看些什么呢？此诸书是都看完了，正如两脚着地跑，已上了巅峰，现在该要一番掩卷、深思，这是做学问千万要记得的一个习惯，或说一番工夫。能学到这一点，做学问一项很大法门已开在这里了。 如何深思呢？这该我们自己发问，所以叫“学问”。读书就是学，到了发问，是第二阶段。无师可问，则且各自问自己。故说做学问要“会疑”。“会”者“能”义，我们要能疑、懂得疑。现在只说“怀疑”，要你不信，常怀着疑，如此又哪肯拼命读书呀！读了书要会疑，不是要不信，光怀疑了，又何必去读？“会疑”是要懂得疑。疑了自会发问。我今告诉诸位，中国有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到现在已两千年，但在司马迁《史记》以前，从《尚书》、《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司马迁也有一千年，西周到现在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西周书》以前还有唐虞夏商，还有上面的，最少说也该两千年，或还不止。诸位听了这几次讲，自己心里该来一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要到西周初年才有史学，才有《尚书》？这问题没有书本详讲过，可是我们心里应该有疑。好像我们到了这山望前山，前山那面又是什么？我们应该问：为何有了（尚书），隔了五百年又有孔子的《春秋》？为何又隔了五百年有司马迁太史公的（史记）呢？这里至少是一番中国史学之演进。中国历史到了西周初年才有《西周书》，到春秋末年才有孔子《春秋》，要到汉初七十年代才有司马迁之《史记》。倘使照我上面讲，西周书重要的在周公，春秋背后当然是孔子，中国人尊经，但为什么后起的史学，不尊《尚书》、不尊《春秋》、不尊周公孔子，而尊司马迁的《史记》呢？为什么《尚书》、《春秋》都不为正史，此下的正史只是跟着司马迁《史记》这个系统呢？这问题值得研究。但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诸位都说中国人只懂得尊孔子、尊六经，但写史便尊司马迁，写文章又有屈原《离骚》一路到汉赋、《文选》，这些都不关孔子，这些也都是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在书本之外，是凭空的，要得读书的人自己懂得发问，却不一定能找到答案。问题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诸位且莫要“急功近利”，有了一个疑问便立刻要一个答案，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急着要成果。今且不要着急，问题不能立刻就解决，倘使拿不到结果，那些问题就不发生，如此一来，则成为“浅见薄识”，便是不会疑，更不会深一层疑，就没有大见解。见识则必求深厚，深厚始成重要，要在自己能问。好学深思，使此问题“存在”，存在于自己脑子里。诸位搅学科学，科学上很多大发现，便都从一个小问题上慢慢地花了一辈子乃至几辈子工夫来解答这一个问题。如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掉，往地下落？当然立刻无法回答，书本上也没有回答，而此问题发生了，亦终于解答了。到今天，在很多科学家的脑子里，总存有很多很多问题，无答案，慢慢儿在那里研究。大答案研究不出，先研究小答案。大问题搁在一旁，在大问题中再举出几个小问题。如说：我们人为什么要老？这在医学上也是一大问题，不晓得有多少科学家在从各方面研究，但至今没有确切答案。诸位做学问，要有像此一般的精神，或者可说这即是做学问者之生命所在。要有问题而不急求答案，书能一本本一部部地读，埋头读。有《尚书》，读《尚书》。有《春秋》，读《春秋》。有《左传》，读《左传》。现下又有《史记》，我便读《史记》。埋着头跑向前，但跑到一地方，该要放开眼睛四边看，学了要懂得问。所谓的“高瞻远瞩”，又说是“博览综观”，要综合起来，向高远处看。如我刚才所讲，中国人有了历史文化两千年，才有周公的《西周书》。再进五百年，才有孔子《春秋》。再进五百年，才有司马迁《史记》。再进两千年到今天，当然下面的问题不再是《史记》了！但又是怎么呢？ 这问题我曾问过章太炎先生，我说：现在是廿五史，下边该怎样？他没有能回答我。此一问题，我仍留在脑子里。诸位千万不要当我是在空谈，诸位要学史学，便该学到这个地方去。我不教诸位做学问的方法要凭空瞎想，或胡思乱想，只是讲过了这几堂课，便该总结起来说，中国有历史以来两千年有周公的《尚书》，中间又经过五百年而有孔子《春秋》，又经过一千年而有太史公《史记》，太史公《史记》到今两千年，这些话千真万确，没有一个字落虚，但“为什么？’那是一大问题。下边我们该怎样？又是一大问题。诸位做学问能到这地方，诸位胸襟自宽，抱负自大，但包袱也就重了。虽有个远大前途在你前面，但也不一定达得到。这样一来，至少使你做学问可以不厌不倦。 我且说《尚书》、《春秋》（《左传》也在里边）、《史记》，这是中国史书中三个阶段，也是三种体裁。如做一件袍子，或条裤子，怎么裁？诸位现在只知要材料，要的是布，但有了布应要懂得剪裁。这便是创造，或说是制作。袍子、马褂、短衫、裤子，各从其便。《尚书》、《春秋》、左传》和《史记》，虽然都是写的历史，而其体裁各不同，此层前人都讲过。《尚书》是记事的，《左传》是编年的，而《史记》是传人的，中国历史体裁不外此三种：事情、年代。人物分别为主。一切历史总逃不过此三项。《尚书》是一件一件事地写，写出就是一篇篇的《尚书》。《春秋》与《左传》是一年年地记载，而太史公《史记》，就一人一人地写下。这里却有一个要特别提出的，我已在上一堂讲过，即是中国人事中兼有话，讲话也看在事之中。其实讲话当然也是一件事，如我今天上课，即是一件事。但此事特别重要的在讲，讲这一堂课，就是一件事。在中国古人有记言记事之分，但不能拘泥看。如我今天讲这句话，诸位回去记下，某月某日某先生讲此，这是记言，同时亦即是记事。《尚书》中诏、诰、命、谟，言中均有事，事中均有言。如《左传》记叔孙豹讲三不朽，郑子产讲鬼神，何时向何人所讲，是事。然而像此两番讲话，实与事无关。既不是外交，也不是军事，更不是法律，又不是政治和经济，什么都不是。那只是记言，记他讲过了这样一番话。而在中国历史里，记言的地位和分量很重，可能超于记事分量之上。为何中国人更看重记言，那得重新讨论。诸位当知，事有轻重大小，写历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记下，便只有选择。如新闻记者访问一事，十位记者访问同一件事记下，可能十篇文字各不同，此因选择不同。如我今天这番话，诸位每人写一篇报告，也可写来都不同。或你看重在此，他看重在彼，仍是选择不同。如扩大写一篇听某人讲中国上古史学名著，诸位把今天以前听过的各记一篇，这将是不同更大。你所听经你选择，此外的忘了。有的没有忘，认为不重要也不记下。可见本领在挑选。如写一本民国史，各人一篇，限五万到十万字，写来还是各不同。亦有人根本不能写历史。写史须有见识有选择。有组织，不能老是要参考材料。六十年的大事，只把许多材料凑配，写史者自己却变成了工具。做学问该以自己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不是为材料所用的一个工具。我们要问，周公当时为何会有一部《西周书》，诸位把《西周书》十几篇文章都看过，便见那里记言重于记事，这至少有周公的选择。诸位当知，在周公时，中国古人本没有所谓历史、史学的观点，连周公脑子里也还没有。直到司马迁时，还没有所谓史学。不仅如此，在周公时也没有所谓经学。孔子作《春秋》，孔子脑子里也何尝有所谓经学，更不论史学。后来人崇重他的《春秋》，奉之为六经之一，但孔子《春秋》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变成史学了，但在孔子脑子里也没有如我们所谓“编年史”三字。但又为何写出了一部编年史，写出了在他脑子里所没有的东西来？在周公脑子里，也没有所谓记言记事的分别，但却编出一部《西周书》。诸位当知，学贵创作，如是才是真创作。我们强说要学创作却只是假创作。要别人给我一题来找材料，这怎么能创作？创作既有真假也有高级与低级。讲到这里，我们就该懂得做学问用心之所在，来怎样用我们自己的心。书大家会看，文章大家会写，材料大家会用，但这里有一甚深妙义，则在各人的心。当时周公如何般用心？周公久已死了，也更没有人来讲这些，我今提出此问题，说周公当时心里怎么样？其实完全力的是政治，全是一套政治措施。古人谓之制礼作乐，这“制礼作乐”四字，诸位都知道，这是旧话，我们该以新义来翻译旧话。诸位不能尽查书说礼是什么，乐是什么，礼乐只是当时周公拿来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政治措施。在这一套政治措施的背后便有周公的一套政治思想和理论。讲到此处，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演进和西方有不同。诸位读希腊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他们一套政治思想写在书上，但他们没有在政治上做事。周公是中国一位大政治家，难道他没有一套政治思想吗？然而没有著作，没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论的书。诸位假使能看《西周书》来写一篇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这不是个大题目吗？要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先从周公写起，把《西周书》做材料。如我上一堂所举，周公只讲文王不讲武王，武王明是用兵得了天下，为什么周公反而不讲他？这里便见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重过“事”。周公制礼，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而文王这些功德，则写在《诗经·大雅》文王之什里，这就又接上了历史。周公讲了文王，还要讲上去，讲后稷、公刘，那么周代一路下来的历史在《诗经》里全有了。孔子懂得周公，《论语》中称文王也比武王伟大。中国人此一套精神直传到今天，为西方人所不懂。经济、武力，群相讲究，像周文王便打不进近代人心里去。今再问：周公为何把此许多事都写在《诗》里，而不写在《书》里呢？我上面已讲过，周代的历史不仅在《书》，还在《诗》。这里却有一个比较小的新问题。即是文学与史学的问题。而且在古代，似乎运用韵文还比运用散文来得较省力，《诗经》比《尚书》反易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会读。只十几个字，一讲通便能读，而尚书就难。为何韵文易读，散文难读，只是散文运用难，韵文运用易。这里我试牵涉出去讲得远一点。正因中国是象形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就拿字拼出他们的讲话来。本来西方如埃及，文字开始也是象形，但后来这条路走不通识能改成拼音了。在地中海周围做生意人，相互讲话，只用文字拼音，而中国人能从象形文字跳出，有象意、象事、象声、转注、假借共六书。这样一来，中国文字就变成全世界惟一的一种文字，可同口语脱离。把文字卜的话同口里的话脱离，好让两条路进行。当然这两条路还是有关系，还是时常纠合在一起，但我们还可以说它分着两路进行。若单就一面讲，在同一时代里，《诗经》中韵文流利反而胜过了《书经》中之散文艰涩。中国古代散文，直从龟甲文到钟鼎文，《尚书》里的字法句法，一路而下，要到孔子《春秋》，才是中国散文字法句法上一个大进步，试举一诸位易懂之例：如《春秋》用“崩”“薨”“卒”“死”这四字，其实只一“死”字就得，但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卿大夫死称“卒”，而庶人之死才称“死”，孔子《春秋》里便把这“崩、薨、卒、死”四字分清楚。因此《春秋》不书死，因庶人死了跑不进历史。孔子之死也称“卒”，因孔子也是鲁国的大夫。今试问孔子为何牢守此分别？我们便称之为封建头脑，这是今人对古人硬下批评，这中间本无学问可讲，至少做学问不该先骂人。孟子明明说：其文则史。孔子《春秋》里的文字，大体根据周史官，则天子称“崩”，诸侯称“薨”，那是远有来历的，我想周宣王派出史官就有这一套，而这一套也就是周公制礼作乐里的一番礼。它自有阶级观，这是当时政治上的东西。而这“崩、薨、卒、死”四字，便成为当时的一种“官用话”。至于死了就叫“死”，这是民间话。如孔子在《论语》里说：“予将死于道路乎？”用的是“死”字，并没有用“卒”字。又如说：“颜渊死，子哭之恸”，也没有叫“颜渊卒”。庄子说：“老聃死”，也只用死字。文字流用到民间，此在孔子以后事，而后“崩。墓卒”这些字眼再不需用。又如《尚书·尧典》称“涉方乃死”，只这一字，我便觉得《尚书·尧典》是后人作品，想必到了《论语》、孟子》以后，大家只用一死字也用惯了，所以伪造《尧典》的作者也随手用了死字，而孔子《春秋》则依然用了崩薨卒诸字，孟子似乎早知道我们今天会群起诉骂孔子，故早为之解释曰其文则史。但试问：只用崩薨卒诸字，又于事何补？所以又继之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有些处，我们且莫先骂古人无知，该自责备自己读书不细心才是。 我再推想到一部说文中间有很多花样还值得研究。如马，可因颜色不同，而造字不同。有黑马、有黄马，便有各别的字。此可见中国古人把文字和语言分开。如说“骊”，诸位要问这是什么颜色？骊马和黄马不同何在？我们只有查字典，查说文了。但到今可谓此骊字已废不再用，这是一匹黄黑色的马，拿口语来写下便是。如此之类，《说文》里有极多字现在都废，用口语代替了。在没有废这些字以前，可知古人看了这字就懂得，可用一字来代替这一话，这样的文字运用实还不够进步，后来才又进步到多用口语而省去了异字。今试再举一例，此是《春秋》中最出名的例。有“陨石于宋五”与“六鹢退飞过宋都”这两条。“石”同“鹢”是名词，“陨”是动词，“飞”是动词，可是“陨”放在石前，“飞”放在鹢后。“五”、“六”是形容词，但又称石五六鹢，岂不很复杂？《公羊春秋》讲此极好，他说：石记闻，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鹢退飞记见，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谷梁》说：先陨而后石，陨而后石也。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鹢退飞，先数，聚辞也，目治也。这里就显见是《谷梁》后起，知道了《公羊》说法而改变其辞。简单说，这只是文法问题。后代顾亭林《日知录》据此取笑《公》《谷》，认为行文造句自当如此，不值大惊小怪。但在后代散文文法进步以后固极简单。在古代，孔子（春秋》以前，如此简洁明净的句法，实也少见。韩昌黎所谓文从字顺各识职，《春秋》此两条正可为例。《公》《谷》纵是村学究，对此两条用力发挥，说君子于物无所苟，石鹢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正见当时人对文字文法上之欣赏，实足证明孔子春秋时代，散文有新的开始，文字的运用，文法的组织，都大见进步。西周时代这五百年中，正是中国散文文学一大进步的时代。若使周公当时早有孔子春秋时代般的文字文法，便也不会有像《西周书》艰涩文体之出现。这些都是随便讲，我们是在讲史学，但诸位若有人对文学有兴趣，这也是个大题目，里边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我不过举一个例。若论材料，则很简单，不多几部书，一翻便完，但这里大有文章。我们研究《说文》，研究龟甲，只跟前人走一条路，不开新路，总嫌太狭。如做菜，最先只懂放盐，后来才懂放酱油、放油、放糖、放醋，还要放点辣，或许还要放牛奶，放别的，菜愈做愈好了，总不能单纯一味。做学问也千万不该做一味一色的学问。诸位尽说是专门，但一味总是太单调了。先把自己聪明阻塞了。我们定该把自己聪明活泼而广大化，不要死限在一区域，一格局。 现在我再进一步讲孔子《春秋》为什么来一个编年史？刚才讲的是为什么周公来个《西周书》，我话并不曾讲完，也不能尽在这上讲，且由诸位慢慢去想。今要讲孔子《春秋》为什么来编年？今天诸位读西洋史仅是记事，而记吉在记事里的分量又来得少，《西周书》专重记言已可异、春秋》编年更值得当一个问题。近代科学大部分主要的方法在能观察，观察所得，要懂记录，如天文气象报告，雨量啊，风向啊，温度啊，一切都得经过观察与记录。中国人对于人事上的观察与记录，从古就注意到，那就是“历史”。中国人对于人事特别看重“本末常变”四个字。人事有本有未，又有常有变。能把一件事分着年记载下，一年中又分着时月日记载下，这才可以记载出这件事情演变的真象。前人如何做学问，也不易知，但有个简单方法，便是读他的年谱。他怎样开始做学问？怎么想到著作？又怎样写出？后来怎样写成的？一年一年看下，便可懂得。又如研究一人思想，也该读年谱。如王阳明怎会发明良知之学？读阳明年谱较易见。写历史能写到编年史，那么本末常变都在里面。如中国人八年抗战，日本人打进中国，而止于无条件投降，此事并不简单。要从卢沟桥事变起一路看下，这八年中国人打得真辛苦，一路失败到最后，始获得了胜利。所以我们要懂一件事，定该把这事分开看。一人几十年做学问，我们也要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看。如我们来台湾二十年了，下边怎样？我们不知。前面呢，该懂得讲究。不能待将来成败论定后，再来写台湾二十年历史，那多半将成假历史，靠不住，最好是从初到台湾就有人写，直到最后，年年写下，才是真历史。我们今天不晓得明天事，且先把今天事写下，不要到了明天再来追记今天，这里就易出问题。事情的复杂性，变化性，定要从编年里去看，才懂得这事之本末与常变。何况孔子《春秋》已经是列国纷争的时代，所以这时的历史有晋国的、有齐国的、有楚国的、有鲁国的，更非编年不行。回顾周公时代只隔五百年，但变化相距已很远。在周公时代写史还不需要编年，而孔子时代写史，则正贵有编年。但为何又从孔子《春秋》变成了《史记》？太史公也不是忽发奇想心里来一个直觉。他不照孔子编年而分为一个一个人来写，他这一套，正又是从孔子以下五百年中间慢慢儿造成出。这是时代演进，不是太史公的私心创造。在太史公以前，已经有一个来源远远在那里。诸位且先想一想，怎么从孔子编年到太史公列传？有没有些痕迹机缘，我们可以拿来讲太史公《史记》的来历？列传体怎么来？如此般的讲，固然是讲周公。讲孔子、讲司马迁，然而也即是在讲时代、讲演进，看重它的一层又一层般地演进。我虽极崇拜孔子，但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只要学孔子。纵是学孔子，而我们此下尽不妨有一个新天地新创造。我们的史学也不必定要学司马迁，我们下边的新历史池还有新创造。只要我们把上边弄清楚，下边就能来。上边的弄不清楚，诸位说：这二十五史全已过了，现在该要新历史了，但新历史究在哪里呢？让我说穿一句，诸位只想一意学西洋，但西洋这一套还比中国落后得多，而且西洋也有西洋的来历，这非一言可尽，我今天且只讲到这里。 《史记》（中） 今天讲司马迁《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只有《六艺略》、《诸子略》、《辞赋略》，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附在《六艺略·春秋门》。可见当时学术分类，史学还是包括在经学中，并未独立成一门学问。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这不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讨论的问题吗？依照现在人讲法，司马迁《史记》可说是一个大创造。司马迁如何能完成这创造，这是一个大问题。 上一堂讲，中国历史有三种体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别记下，像《西周书》。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着年代先后来编排，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所以《史记》是一种“列传体”，一人一人分着立传，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我那年在美国耶鲁讲中国史，曾说历史应把人物作中心，没有人怎么会有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人事，人的事应以人为主，事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来的。有一位史学教授特地和我讨论，他说：历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为主脑，这层很有意思。但这人没有事情表现，便跑不上历史。我说：在这上，乃是东西方学术上一很大不同之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二十年，里面就没有颜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颜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直到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仍都像中国《尚书》的体裁，以事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们写历史，也跟着西方化，如我写的《国史大纲》，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为主。但此为求简便则可。若进一层讲，也可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于如《左传》般一年一月这样分着的，当然更没有像《史记》之列传体，这是史学上一极大问题。清代乾嘉时章实斋著《文史通义》，他讲中国史学上盛行的是《左传》与《史记》，分年分人，将来该发展《尚书》体，把事情作主要单位。那时西方新学还没有来中国。道光以后，慢慢地来了，中国人读他们的历史，就觉得章学诚已先见到了，西方的史学就是这样，所以特别在清末民初，大家认章学诚是中国史学一大师。但我们还得进一步讲，这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在我看法，中国人从《尚书》演进到（春秋》《左传》，又演进到《史记》，这是中国史学上的大进步。并不能说中国的（春秋》、《左传》到《史记》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历史体裁。这问题我虽今天只提起这样一句话，不拟详细讲，但这话殊值诸位注意。 今天我要讲的是司马迁怎样会创造出这一种新的历史体裁，就是列传体来？他怎样会提出一个新观点、新主张，把人物为历史中心？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学问总喜欢要能创造，能开新吗？那么太史公《史记》在史学著作上，他是一个极大的创造，开了一条极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这条路跑，继续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请问司马迁怎么样走上这条路？我们能不能在这里用心研究一下呢？ 诸位要知道，我已经讲过，做学问要懂得发生问题，这就是所谓“会疑”。有了问题才要求解决。诸位不愿意摹仿，要创造，那应先懂得别人怎样创造的。这问题不是一凌空的问题。司马迁怎会能创造出史学上的新体裁？我们上面已讲过，《西周书》和周公有关系，《春秋》则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创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来写历史，却是一个新创造。孔子为什么来写这部《春秋》？为什么要来一个新创造？我亦曾根据孟子书里的几句话来发挥孔子作《春秋》的大义。现在到了司马迁，他作《史记》，他自己曾有一番详细讲法，在他《史记》的“自序”里。诸位要懂得，读一部书，先该注意读这书的作者自序。这也就是一个新体。孔子《春秋》没有序，序是后来新兴的。如《庄子·天下篇》，叙述庄子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套思想，作这样一套学术？也就是庄子书的自序。但此序不是庄子自己所写。又如《孟子》七篇，最后一段就等于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大史公自序这一体例，在孟子，庄子书中已经有了。以后人写序，不放在最后，而放到最前来，这不是一重要问题。那么我们要读一人的著作，最好应该注意先读他的“序”，他自己说怎样又为什么来写这一部书，应有一讲法，这部书的价值就在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几句。如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儒学案》开头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于我们写了书请人家来写序，这又另当别论了。 今天我就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来讲《史记》，或许诸位已经读过这序，但此文不易读。最好是读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读《史记》，待读了《史记》，再来读《自序》，庶乎易于明白。当知读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读一篇，就能读一切篇。这一篇不能读，别篇也一样不能读。今天大家读白话文，在学术上够标准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随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过去，我们称之曰“翻书”，又或说“查书”，所查又称是参考书，没有说“读”书，这样总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讲，他们这个司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历史官。到了春秋时代，周惠王襄王时，司马氏跑到晋国，那时周朝已衰。到了晋国后，司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国、赵国，又到秦国。司马迁就生在黄河的西岸，陕西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虽是一史官，也学天文、历法。学易、学老庄。曾写有一篇《论六家要指》，讨论战国诸子各家大义，这文章写得极好。他分别着战国时六大家思想，各自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他自然写到儒家，当时的《易经》就算儒家了，但实际上《易经》就近于道家，所以司马谈的最后结论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汉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仅通经学，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黄老。汉武帝去封禅泰山，司马谈同其他一般方士讲封禅的意见不同，汉武帝就不要司马谈跟着去，司马谈就留在洛阳。他儿子司马迁到外边去游历，那时还很年轻，回来时，他父亲在洛阳病了，就对司马迁说：若使我死后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讨论的很多事，你须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说太史公写《史记》是承他父亲遗命，这些或许诸位都知道。而《太史公自序》里讲他父亲的话，更重要的在下面，读《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许会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记他父亲说：“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他说：我们到现在为什么大家推尊周公？这因周公作了《诗经》之雅、颂、二南，而雅颂二南就是周人的历史，从后稷下来，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历史，由周公写出。我也根据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来证明《诗经》跟历史有关系，一部周代的开国史尽在《诗经》。不过我们今天来讲中国史学名著，照一般讲法，只讲《尚书》，不讲《诗经》。其实司马谈就以史学眼光来看重周公的《诗经》，而周公《诗经》的贡献依照这话讲，便在它能宣扬周代的历史。所以又有一句话：“汤武之隆，诗人歌之”，这是说诗人所歌的便是历史了。后来直到唐代，韩昌黎《平淮西碑》，李义山诗极称之，谓其：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这就是把《尚书》和《诗经》并提。当然我们不能根据李义山来讲《尧典》丶舜典》是真《尚书》，但可讲《诗经》也就是历史。这里便见各人读书，可以有见识不同。诸位不要认为一句书只有一条路讲。我此所说，从古代直到唐时人，像李义山是一个诗人，他也懂得《诗川书》两经都同史学有关系。周公为什么被人称重？由司马谈讲，是因他在宣扬史学上有了贡献。周代到了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这就是孟子所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了。诸位至此应知，我此刻讲中国史学名著，从周公《西周书》讲到孔子《春秋》，接着讲太史公《史记》，其实太史公父亲就已这样讲。他又说：“汉兴，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他是说：我做汉朝的太史官，我没有能把汉代这些事情好好儿记下，那么这个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里废了吗？这几句话，就是我上面所印“无忘吾所欲论者”的话。而后来读《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于说：司马谈因汉武帝没有要他跟着上泰山，他气出病来，对他儿子说：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该把许多事情写出来，于是遂说太史公史记是一部“谤书”，来谤毁汉武帝这个朝廷的。他父亲一口怨气死了，所以司马迁《史记》就是要写《封禅书》。请问这样，一部《史记》尚有何价值可言？太史公父亲司马谈就因做了汉朝太史官，而没有为汉朝写下一部历史，所以遗命司马迁要完成父志。今试问写历史从哪里来？岂不是从周公、孔子来，那岂不是历史应以人物为中心，也就跃然纸上了吗？ 诸位听着我前面几堂讲，便知读书不易。读了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不是不懂这句话怎讲么？读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注脚。你能说司马谈没有读过《孟子》吗？诸位只有翻书的习惯，《史记·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这句话便不易翻到。读到太史公这里，孟子这句话便有用了。此是书之不易读。而《太史公自序》记他父亲司马谈讲话，大家又只读了上一截不再读下一截，不是不曾读，乃是读了仍如不曾读，此是读书不易之又一例。 司马谈死了三年，果然司马迁接他父亲做太史官了。司马迁接着说：“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他说他父亲讲过，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这个作史责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来写《史记》，是跟着周公孔子而写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再后五百年有他。诸位试把此一番话去读《孟子》最后一章孟子也就是这么讲。尧舜后多少年有汤武，汤武后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后多少年该有人出来才是。可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曾读过《孟子》，都有他们的学术传统。司马迁又说：有人能绍续这明世，出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此《易传》、《春秋》、《诗》、《书》、《礼》、《乐》，在他那时都是经，还没有史学。不过他是个历史官，该要写历史，而所写出来的则还是经学。我们也可说，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理想中的新经学。诸位今天认为中国旧史学全可不要，要学西洋新的，这也不错。但西洋史学也应有本有原从头直下，怎么来而到今天。你须先知道，才能继续得下。做学问不能只叫自己做一个跑龙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个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个跑龙套，也须约略知得全本戏了才去做。要讲西洋史学，也须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学史，然后回头来写中国历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马迁、班固都不要。我们说：我要写的是中国的新历史呀！诸位，这责任又是何等般的大！ 现在有个大问题。今天以后写历史，固是再不会二十六史了，那么下边该怎么办？这不是个大问题吗？原来讲了半天，要讲太史公的创作，但他仍是继续的旧传统，周公、孔子一路而来，他自己讲得很明白。而太史公《史记》所特别用心的，乃是要学孔子，《自序》下面有一段太史公讲孔子《春秋》的话。我们上面都依照孟子来讲《春秋》，现在要讲司马迁讲《春秋》是如何般讲。诸位且不要自己讲《春秋》，且听从前人讲《春秋》。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从前人这么讲，我且也这么讲。当然孟子、太史公以下，还有别人讲《春秋》，但我们总得有个挑选。如下面我们将讲到刘知几怎样讲《春秋》，譬如近代康有为、章太炎怎样讲《春秋》？但这是在我们不要讲的范围之内了。诸位莫说康有为、章太炎是近代大人物，孟子、太史公是古代了。但当知再过五百年、一千年，孟子、太史公还存在，还是个大人物，至于章大炎、康有为是否还是个大人物，便有问题。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伯经考》，是否都能存在？或是只存在于图书馆，给人家翻查批驳，只当一份材料就是，那就在未可知之列。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间太史公：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主张表彰六经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这二百四十二年中间，来讲它的是是非非，要为天下立下一个标准，所以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样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达出来。这是司马迁引述董仲舒讲孔子《春秋》的话。太史公《史记》是学孔子《春秋》，那么在《史记》里偶然讲到汉高祖、汉武帝，有些处近似《春秋》“贬天子”，而后人偏认他为父亲泄冤气作谤书，那怎么能来讲大史公的《史记》？《史记》不仅是要写下汉代初年很多事情，还要在这很多事情中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说：“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讲几句话，不如在实际的事上来讲，可以很深切、很著明。所以说“春秋，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讲天下之道，孔子说：我若空讲一番话，不如在过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见来表现出这样不对，这样才对。所以曰：“春秋以道义”，孔子《春秋》只讲个义不义，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后来表达。故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一部《春秋》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至于其他许多诸侯跑来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晓得多少。为什么弄到这样？所以说：“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说：《春秋》“礼义之大宗”。这些话，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没有这样的话。（其实《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书。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也不见这些话。《太史公自序》中说这几句话，是他亲闻之于董仲舒讲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至于太史公自己讲，却说我的《史记》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记下就是。这是太史公之自谦。而且他并不能自己说，我也要来贬天子，退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里把董仲舒的话详细写下？这篇《自序》实在是一篇极好的大文章。此刻我来讲《史记》，其实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从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讲在里面了。现在我们接到刚才所讲，太史公怎么来创造出他的一部《史记》，他的大创作，诸位不是大家要创作，不要守旧，不要摹仿，不要跟着别人吗？但太史公却只是跟着周公孔子，他的创作，就从模仿中来，不然又怎么叫所谓学问呢？ 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太史公《史记》创作，特别重要的是在体裁方面。我已讲过丶西周书》以事为主，《春秋左传》是分着年讲的，而太史公《史记》则分着人讲。太史公为何在这分事、分年之外，特别重视人呢？其实这些我们已不用讲丶太史公自序》里已详细交代过，他就是要学周公孔子，那不就是以人为重吗？今天我们学西方人讲法，史学该讲事，而中国古人则从头下来重在人。我们也可说，至少从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为主了。如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后一定讲到人的吗？太史公又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写这文章时，已经不做太史官了。但他曾经做过汉朝的太史官月Ｂ么这些明圣盛德，我不能废而不载。这些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我不能废而不述。那是他父亲告诉他要讲的，他若不论著，那是“罪莫大焉”。所以他写《史记》，乃求勿“堕先人所言”，又曰“无忘吾所欲论著”。自从那时起到今天，写历史已经莫不以人物为中心。事情背后有一个“礼义”，我刚才说过，“春秋，礼义之大宗也”，而礼义则在人不在事。若使我们今天立下一个题目要来研究中国史学观点中何以要特重人物的一个来源，这可以从中国古书一路写下，直到太史公《史记》，远有渊源。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大观点，也可说是中国一番绝大的历史哲学，而且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绝大精神。即照《太史公自序》，他就是看重一个周公、一个孔子，一千五百年直到他当时，这不就是历史应以人物为重的一番最大精神已经表现无遗了吗； 我今天讲太史公《史记》，主要就讲到这里，下边还有关于太史公《史记》里很多问题，暂可按下不讲。我再重复一遍，今天讲的，接着上一堂讲中国史学演进之三阶段。第一阶段是纪事，第二是分年，第三是分人立传。至于这三大阶段中有很多问题，诸位可以自用思想，自用智慧，自具见识来发挥。但诸位千万不能随便空想，一定要有书本，有证据。如我讲中国古代，只讲周公孔子，讲《尚书》，既然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也不可靠，可靠的只是《西周书》，而《西周书》一定与周公有关。我讲孔子《春秋》，下面接着是《左传》、《公羊》、《谷梁》，而讲到《史记》。我这一大段讲法，至少《太史公自序》中的话，句句可做我讲演的证据。我们只要把那些有证有据的四面会通起来，直觉得我读到古人书，却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这在我们是学问上的一种快乐。至于从前人讲话有不对的，我们也该能下判断。如说《史记》是一部谤书，因《史记》中如《封禅书》，乃是特别为他父亲遗命而写下，这些都是读了卜文，不读下文，这即是不通。诸位只要能把《太史公自序》读一遍，两千年来讲《史记》的很多话，有真有不真，有对有不对，自能批评。所以读书贵能熟，且莫多看，莫乱翻，更不要急速自己发挥意见。近人做学问便不然。不仔细读书，却急欲找材料，发意见。要讲《史记》，凡属讲《史记》的先抄，所抄材料愈多，自己的聪明反而模糊阻塞，而《史记》一书之真相，也终于捉摸不到。若先只读《太史公自序》，愈读愈会有兴趣，有了兴趣自会有聪明有见解。其他的话，我们也自会批评。这是今天我借此机会来告诉诸位一个读书做学问的方法。 我此一堂课，只如上国文课，只在讲《太史公自序》，把太史公自己的话来讲他作《史记》的缘起，那我也只是来讲历史，并无自己主张。若诸位说：我是读通了《太史公自序》那一篇文章，我已经感到很满意。诸位且不要先把自己看得比司马迁要高，看得自己太重要，便不肯再来向古人学问。诸位说：人类是进化的，但进化有一段长远的过程，一两百年往往不见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更不能说我们比周公孔子司马迁都进步了。今天云大多，光明不出来，若我们能坐架飞机跑到上空，云都在下面，上面是很干净的一片天空。诸位能读一部《春秋》一部《史记》读通了的话，就如坐飞机到了云的上层去，那时自能重见光明。若讲材料，一年一年地积下，孔子《春秋》中材料，就不如《左传》多。《左传》里材料是记载得多，但《左传》比不上孔子《春秋》。诸位读《史记》，先该懂得这道理，不能拿着一部《史记》从头到尾把事情记得一清二楚，这是你不会读《史记》。太史公《史记》明明是学孔子《春秋》，我之很欣赏《史记》的，在其记载事情之上，还有他一套。诸位更不要说：我学近代史，学唐宋史，《史记》和我无关。读《史记》可长一套聪明，一套见识。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学《史记》，乃是要学司马迁。你有了这一套聪明和见识，随便学哪一段时代的历史，总是有办法。所以我告诉诸位，做学问该要读一部书，至几部书。读此几部书，该要读到此几部书背后的人。《史记》背后有司马迁其人，他一辈子就只写一部《史记》。他自父亲死了，隔三年，他就做历史官。此下花他二十年精力写一部《史记》。又如司马温公花了十九年写一部《资治通鉴》，欧阳修修《新唐书》花了十七年，李延寿写南北史也写了十七年，班固《汉书》不知他花了几十年，又是父子相传下那工夫。我们只要懂得前人这番功力，也就好了！我今天只讲到这里。 《史记》（下） 今天再接讲《史记》。我们讲过中国历史分成三种体裁：一是记事，二是编年，三是传人。在记事中又兼带着记言，《尚书》是第一种体裁，以记事记言为主。《春秋左传》是第二种体裁，以编年为主，但是在编年中又包括了记事和记言，即在记言记事之上再添上了编年。大史公《史记》以人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传人的体裁之内，同样包括着记事和编年。即是说：记事和编年这两体，已在太史公《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体之内包融了。所以我们可说：中国史书有了此三层的大进步。今天我们有一个欠正确的观念，认为进步便是不要旧的了。不晓得进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间还是包容着旧的。这才是进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进步。进步必是由旧的中间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间依然保留着旧的，那么这个新的当然比旧的是进步了。 太史公《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此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篇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类。本纪就是全书之大纲，是编年的。如《五帝本纪》，《夏商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一路下来到汉朝，一个皇帝一篇本纪，如汉高祖、汉惠帝，拿他个人做皇帝时从头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纲挚领写在里面，所以本纪是编年的，就如《史记》里的《春秋》。 世家是分国的，春秋时代就有十二诸侯，一路到战国，如《鲁世家》、《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这些分国史当然也照年代排下，但和《国语》、《国策》不同。《国语》、《国策》是一种国别史，而且以记言为主，而《史记》世家则主要还是记事。 此下是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见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则是言。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成为列传而已。 除却本纪世家列传之外，又有“表”，这也不是太史公开始，以前也已有此体裁，这是全书中最重要的筋节。如《三王世表》，因古代夏。商、周事情疏略，不能一年一年详细编排，所以只作“世表”。春秋战国事情详细了，所以有《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分国分年作表，所谓横行斜上，全部春秋战国里的事情，是在这一年或在那一年，晋国这一年的某事和楚国这一年的某事，在同年或隔年，这都清清楚楚，一览无遗。到了秦汉之际，秦二世以后，楚霸王汉高帝以前这一段就做“月表”，一月一月地记。《史记》中这十张表，由于事情不同而分配着来做表，真是如网在纲，一目了然。 最后有＼＼书”，那是《尚书》体例，专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书。如记夏禹治水丶《尚书》里有《禹贡》，汉代也有水利问题，太史公就作《河渠书》，如此者几八篇。 因此，太史公《史记》，实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学上的各种体裁包括会通，而合来完成这样一部书，此真所谓“体大思精”。直从唐虞夏商周一路到他这时代两千年以卜的历史，全部包罗胸中，从而把来随宜表达，便有了他这样许多的体裁。 我曾告诉诸位，读书该一部一部地读。当然写史也决不止一种死写法，《尚书》是一个写法，《春秋左传》又是一个写法，此下尽可有种种新写法。我们此刻来讲“史学名著”主要就要诸位懂得如何来写历史的这一番大学问。有了此学问，就可自己写历史。 我们讲史学有三种：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论史”，史事利害得失，该有一个评判。一是“著史”，历史要能有人写出来。今天诸位治史只做“考史”工夫，而不能“论”，如说太史公《史记》，什么时候所写？到什么时候而成？中间共分多少篇？这些都可考。但这些只关“材料”问题，诸位却不懂得“论”。如太史公《史记》和左丘明《左传》不同在哪里？其间高下得失须有论。我该取法《左传》的哪些长处？《史记》的哪些长处？再加上此刻之所需要来创造，然后能“著史”。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么呢？岂不连考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岂不要从此中断？民国以来的历史就快没有了，因没有人来原原本本地写，或写其全体，或写其一部分，或者写人，或者写事，若都没有，大家不会写，岂不成了大脱空。所以我们平常做学问，不能只看重找材料，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去“著书”，怎么写史？像《西周书》，像《春秋左传》，像《史记》，这都有一个间架。像造房于，先有一个大间架，至于一窗一门，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间架就要有人来计划。一窗一门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间架，再配上窗和门。诸位做学问，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大著作家则必有大间架，而大间架则须大学问。今天所讲的体裁，也只是一个大体，而不是有一死格局固定在那里。如说春秋战国可写分国史，太史公把每一国家作为“世家”，但到汉代，已和从前不同，变了。如张良封为留侯，但张良并无一留国传其子孙。如萧何，封为鄼侯，但也只是封他鄼地，使得“食禄”而已。鄼与留都非一独立的国家，但既封为侯，太史公《史记》也把来列入‘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此其一。 又如写孔子，照例当然是该称“列传”，而太史公《史记》却特别把孔子升上去，立为‘孔子世家”。在春秋时，并没有封孔子一个国，孔子也没有土地传子孙，并且也不能像张良萧何般有“爵”位传下，怎么太史公却来写孔子“世家”，这岂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之尤吗？但我们到今天，才知太史公见解之伟大。我们今天来到台湾，亦尚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在台湾，可说在中国，只有此一世家永传不绝。此见孔子之伟大，但亦见太史公见识之伟大。他写《史记》就是学的孔子《春秋》，在他心目中，就觉得孔子是全中国历史上人物中最伟大的一个，所以他自破其例，作为孔子“世家”了。太史公更无法拿一句话来讲出孔子之伟大，来讲他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不同，他只在写孔子的题目上把“列传”换了“世家”二字，用此来讲，比讲其他话更来得明白有劲，那是《史记》之“自立例而自破例”。只因后人都尊孔子，才不觉其可怪，不多加批评。 而太史公《史记》中又写了一篇《项羽本纪》，那似乎更荒唐了。直从《五帝本纪》、黄帝到尧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纪，以至《秦始皇本纪》，接下是汉高祖、汉惠帝，岂不顺理成章，而中间却横插进一个项羽？项羽不成一个朝代，他只是个短暂的过渡人物，而太史公特地写了一篇《项羽本纪》，于是遭受到后人不断批评。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汉高祖还未即位为皇帝，中问所谓秦楚之际的一段计有五年，太史公把来放在项王身上，“本纪”本只是把来编年的，那么项工这几年也自该称“本纪”了。但太史公《史记》又并不称为《西楚霸王本纪》，而连姓带名直称《项羽本纪》，在这一显然不妥的题目下，却自见太史公有一番深远的意义。秦亡了，汉没有起，中间有项羽，然而他又不成为一个朝代，只是一个人物，因此他虽是位为西楚霸王，而《史记》不称《西楚霸王本纪》。虽则大家都称他“项王”，太史公文章里也有称“项王”的，但题目上则称《项羽本纪》，这实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处。后人批评太史公，说其书“疏”，如项羽怎能立本纪，孔子怎能立世家？不是大大的“疏”吗？疏是不细密，粗枝大叶，有忽略处。或又称之曰“好奇”，如项羽怎立本纪，这不是好奇吗？其实这种评论难免浅薄，不能深切地来欣赏太史公《史记》之与众不同处。到了《汉书》，那就改称《项羽列传》了。可是汉高祖元年称王，项羽已死，项羽又不是汉代人，而作《汉书》的又不能不载有项羽，然则把项羽列汉初，岂不成了密中之疏吗？可见此等争论都很浅薄，不值得争，而太史公把项羽列人本纪也自有他的妥贴处。幸而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班固作《汉书》写不到孔子，否则岂不也要将《孔子世家》改成《孔子列传》吗？这种地方，我们正可见太史公《史记》之伟大。只就列传一体论，就有很多了不得的地方。即如先秦诸子方面，孔子作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传》，此又是一特例。《史记》并没有《墨子弟子列传》，或孟子苟子弟子列传等。在战国时，所谓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但太史公只写一篇《孟子苟卿列传》，把孟荀两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讲战国儒家展就是孟、荀两家。在汉初，本是道家、法家思想盛行的时代，要到汉武帝表彰五经以后，才是儒家思想盛行，而大史公写了一篇《老庄申韩列传》，把法家申不害、韩非和道家老子、庄子合成一传，说法家思想乃从道家来，此种见识，又是何等伟大。诸位说自己只研究历史，不管思想，但在历史中又如何能不管思想呢？所以像太史公《史记》那样写《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只几个题目便已可说伟大极了。其他诸子，零零碎碎，都附在《孟子荀卿列传》里，到了民国初年，大家又认为太史公忽略了，对墨子没有详细写。其实太史公所忽略的也不只墨子一人。可是墨子思想从汉到清都不显，他的地位远不能和太史公所举的孟、荀、申、韩、老、庄并举。只就此一点看，可见太史公讲战国学术思想也已经是独步千古的了。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最佩服道家，也有一番极精到的言论，太史公承父遗命来写《史记》，而《史记》里对百家观点，便和他父亲的观点不一样，司马迁把他父亲的见解和他自己的见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记》里，真可称得上良史。 诸位读《史记》，首先该读《史记》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记》的目录，这些都约略讲了。此外我再举出几个另外的观点：第一，《史记》虽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亲虽都是汉朝的历史官，但《史记》并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即是说《史记》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门里照例要写的东西。换句话讲，这在当时是“百家言”，非“王官学”。太史公学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讲过：“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本不应由私家写，而孔子竟以私家身份来写了，所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来辨太史公《史记》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举几个简单的例来说。《太史公自序》上就说：“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这明明说此书是一家之言了，明见不是部官书。又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所以要“藏之名山”，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师——长安，易得识者和传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后世有圣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们现在，书没写好，就要流传，一出版就有人来买来看，这是观念上不同。而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里，还有两句更重要的话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太史公父亲看重道家言，道家就侧重讲这个天道，而太史公则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讲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此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即如说“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这才真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此后太史公《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写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里只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此两句话十二个字，其实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国的学术分野：一个是王官之学，就是六经；一个则是百家之言。在六经中也就有各种讲法，如《春秋》有《公羊》、《谷梁》。《左传》。他著《史记》，要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整个学术之各部门，要来辨其异同，编排起来，而从此中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是此处十二个字与上引十个字见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说要“成一家之言”，则两处一样，并无异说。 其次要讨论他的书名称“太史公书”，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谓“成一家之言”的，而后人称之为《史记》，这是后起的名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官记载之名。现在要讲“太史公”三字，这更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司马迁的父亲做汉代的史官，司马迁书里就称之为“太史公”，而史记里有许多司马迁自己的言论，开头也便说“太史公曰”，则司马迁又自称“太史公”。此三个字究该怎解呢？《史记集解》引如湻说：‘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这应是一很高的官，待汉宣帝后，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这是如湻的说法。但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里，只有“太史令”，无“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说它位在丞相之上。但我们又怎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据了宣帝以后的官制呢？而且如湻的话根据卫宏，而卫宏是东汉时人，那么这问题还该细探，不该如此便解决。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里说：“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可见太史公自己也说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决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着说：“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若位在丞相之上，则决不和卜祝并举。《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又说：“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可见司马迁父子当时是做的“太史令”，决没有错。但因尊称他父亲，故改称“太史公”，后来他写《史记》也便自称“太史公”，而其书即称《太史公书》。但为何司马迁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称“太史公”呢？有人说这是他的外甥杨恽称他的，也有人说是东方朔看他书时所增的。我想这些话都不可靠。他在《自序》里已称《太史公书》可证。但他《报任少卿书》开头就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云云，那时的司马迁已经不做太史令，而为武帝之“中书令”，为何一开头便自称“太史公”？至于“牛马走”三字应是对任少卿之谦辞，不应说是对自己父亲太史公之谦辞。那么此书首太史公三字，或许可能是后人增添进去的。现在再复述一遍，专查《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来驳集解如湻说，这最多只有到七八分，未达十分。今引太史公自己。的文章《报任少卿书》，明云“厕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证据。《史记》上究竟是“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呢？抑为“太史公”呢？则又要追究到《史记》的版本问题上去。至于像“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九字，却尽可存而不论，而摇动不了我所要作的最后定论。这不是已经解决到十分之见了吗？然而我还有一讲法，讲到书的背面，字的夹缝里去。所以考据之学有时很有趣味、很撩人！诸位当知，卫宏如湻所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为何如此般信口胡说，在我认为那是卫宏如湻误以当时司马迁充当了“中书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报任少卿书》是一篇千古难读的好文章，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提到他读懂了这文章，我今也敢说，我也读懂了这一篇文章，那文章难在一时捉不到要领。我试约略叙说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汉武帝生他气，但爱他之才，并不愿意杀他。定了他死罪，还可自赎。但太史公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既没有钱赎，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这事在太史公心里最难过。但他结果自请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为他书没有写完。所以他在这文章里特别讲到受了宫刑不算人，来道出他为何不自杀，只为了要写完他这一部《史记》。而汉武帝则特别爱重他，因他受了宫刑，遂得派他做中书令，即是当时的内廷秘书长。他朋友任少卿认为他既为武帝最亲信的秘书长，应可帮任少卿讲话。而司马迁之意，他下半辈子的生命，则专为写一部《史记》，再不愿意管其他事，讲其他话。直从他为李陵事述起，来请他朋友原谅。至于赎死罪，只几十两黄金便得，而司马迁家里竟就拿不出此几十两黄金。而那时朝廷贵人家里千金万金的多的是。这篇文章意气运转，非熟读不易晓。至于卫宏如湻所说，则正是司马迁做中书令时的情形。若说天下计书先上中书今，后上丞相，那是不错了。而那时的中书令则正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做。若说当时一个秘书长的地位还在丞相之上，这也未尝不可如此讲。或许卫宏如湻弄错了，把中书令误会到太史公。若如我这般讲，讲出了卫宏如湻因何而错，才可以说考据到了十分。因此我们就证明汉代并无“太史公”这一个官，这样我就对《史记》的大概情形讲完了。 我想再讲一些关于《史记》的文章。当然我们读《史记》，主要在读他的事情，不在读他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举《孔子世家》《项羽本纪》之类，此皆有甚深意义可寻。但下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崇尚骄文，便都看重班固《汉书》，不看重太史公《史记》。直要到宋代以后，才看重《史记》更在《汉书》之上。明代归有光就是用功《史记》的，清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归方评点史记》，为清代“桐城派”所重视。直到曾国藩始主再把《汉书》骈体来补充进《史记》散体中。至于班固《汉书》批评《史记》，说其文“善序事理”“辩而不华”“直而不野”“文质相称”“良史之才”，此是以史书的眼光来作批评，和归方桐城派以文学眼光来作批评不同。但我还是主张以大著作的眼光，该以其成为一家之言的眼光来作批评，当更可看出《史记》文章之高妙。总之，太史公不仅是中国千古一大史学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学家。他的文章除《史记》以外，就只有《报任少卿书》一篇，此外都不传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汉书》 今天接讲班固的《汉书》。我们常称“迁固”“史汉”，见得班固《汉书》是和司马迁《史记》立在平等地位的。《汉书》是中国正史的第二部，又是中国断代为史的第一部。《史记》实是一部通史，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他从黄帝下到汉武帝，称汉武帝曰“今上”——现在的皇帝，可见它的体裁乃是一部从古到今的通史。但后人要承续《史记》接下却很困难。每一部书应该有它自己一个系统，不易往上接。自从《史记》以后，就有很多人续《史记》，要接着《史记》写下去。但只是零零碎碎一篇一篇地传，精神不一致，不易成一书。而且这样零碎地续，也没有个段落。到了班固，来一个断代史，采用了《史记》后半部讲汉代前半的，接着再写汉代的后半部，直到王莽起西汉亡为止，历时两百三十年，称曰《汉书》，这样就成了一部断代史。此后的人，都待换了一朝代来写一部历史，直到现代，就成了二十五史。在我认为，“断代史”有它的必要。刚才所讲的两点，就是它的必要。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和世界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政治有不同。它是一个大一统政府，又比较可以说是长治久安，隔了两三百年才换一个朝代。既然朝代换了，当然政治上也换了很多花样。不仅政治如此，一个朝代弄到不能维持，要改朝换代，当然历史也就跟着变。我们用此作分界来写历史，那是非常自然的。近代人抱着一种历史新观点，认为中国历史都只讲朝代，汉、唐、宋、明，只把帝王为重，这样的批评，其实并不尽然。换了一个朝代，就表示历史起了一个大变动，我们自应来写一部历史，把前面那一段记下。从班固《汉书》以后，一路到清末，都如此。只是今天以后的中国，则不像从前了，不再会有一个一个的王朝兴亡。此下历史该经什么时期来整理一次呢？这就成了问题。随时写是不行的，过了多少时才该写，又没有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标准。今天以后的历史，只这问题，就很困难。但诸位读历史，第一应知，读史都该注重近代史。第二应知，学历史的定要能写历史。至于如何样去写？诸位都该先在心中构成一问题，该不断讨论思索。至少讲来，班固《汉书》在清代以前确实不可否认的是开了一条写史的新路。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大功。而换了朝代立刻来写一部历史，这是班固的贡献。以后正史都是学的班固《汉书》，这就无怪乎要“迁固”“史汉”并称了。 我们再说，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很受一般人看重，就不断有人来“续史记”。在班固前，西汉还没有亡，已不晓得有多少人一篇一篇地来“续史记”。较著名的刘向、刘欲、扬雄，还有像冯商、史岑等很多人。大抵举得出名字来的，总有二十人左右，中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是班彪，他是班固的父亲，他也续《史记》，称《史记后传》，这是《史记》以后新写的传，据说写了有几十篇，也有说他写了六十五篇。班固《汉书》共一百卷，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连太史公写的汉武帝以前的好多列传都在内。《项羽本纪》还有《陈涉世家》，都改了列传。而班彪就续写了六十五篇，或许这些列传，班固并没有完全用，或许数人并一传，至少班彪所写的后传，在《汉书》中所古分量已很大。但我们无法在《汉书》里找出哪几篇是班彪所写，更无法来考查班彪当初所写，班固有没有改动。大家只知班固《汉书》是跟着他父亲而来，固然我们不必硬要把《汉书附作两部看。但班固写《汉书》时，有人告发他，说他“私改作史记”，因此下了狱，把他家里书一井搜去。其弟班超为兄申辩说，其兄并未私改《史记》，乃是跟着他父亲所写后传继续写下。班团获释后双廷派几人来写新的东汉开国史，班固也是其中之一。以后汉廷就令班固续完他的《汉书》。至于此书正名为《汉书》，怕是班固的事。从汉高祖开始到王莽，这一百卷《汉书》的体例，也该是班固所定。他书有本纪、有表、有志、有列传，而无世家。依照太史公《史记》，封侯的都作世家。汉武帝以后封侯的人还很多，班彪写后传，恐已只叫列传。只是断代为史，则或许是班固自创新体。自他出狱，朝廷正式派他写完这部书。大概有二十多年的工夫，可是书并没有写完，剩下八篇表，还有《天文志》。外威窦宪得罪，班因也被下狱，死在狱中。但此书我们正可称它做“官书”，因其是奉诏著作的。不如司马迁《史记》，是他为武帝中书令时自动撰写的。《汉书》主要内容是在昭、宣、元、成、哀、平，连王莽共七朝。他死后，有妹名昭，亦称曹大家，奉汉廷命整理此书，补成了八篇的表和一篇《天文志》。政府还派了十位青年来助班昭完成此举，其中有后来负大名的马融，融兄续，天文志或许是他所续。因此这部《汉书》，不讲别人，单从班彪到班固，再到他妹妹昭，还有像马续，时间经历了几代。专是班固自己，也就花了至少二三十年的工夫。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因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我想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我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我觉得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戇”。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如我此处所辨，也将被认为是一番不关痛痒之废话，与史学无关。诸位若知做学问与读书自有一条路，自己做人与论世也自有一番胸襟与眼光，读史书自也无以例外。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人。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沈，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之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盂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比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做“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因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讲到下边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这两书，后人把来同《史记》、《汉书》合称“四史”，在十七史廿四史中特别受人看重的就是这四部。我没有查过“四史”一名究竟什么时人才提出，可是我们可想见，汉有前汉、后汉，既有所谓“两汉”，读了《汉书》，自会读到《后汉书》，因此班孟坚的前《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就常成为我们同时并读的书，这就成前后汉，或称“两汉书”，因此就有人把《史记》和两《汉书》并在一块称“三史”，这是历代正史里开头的三部，这也很自然。但照成书年代讲，则《后汉书》在后，《三国志》在前泻《三国志》的陈寿是晋代人，而写《后汉书》的范晔则是刘宋时代人。此两书又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如董卓、袁绍这许多人，《三国志》里有，《后汉书》里也有。因此读《后汉书》的人定会去读《三国志》。又且《三国志》里的蜀汉，国号也叫“汉”，是汉的宗室，有人认为要到蜀汉亡了才算汉代全体亡了，所以读两《汉书》的人自会再去读《三国志》，恐是因于这些理由。读历史的，读了《史记》、《汉书》，就会再去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至于《晋书》，要到唐代人才写定下来，并且从汉到晋中间自然有个分别，告一段落了。或许正为这些理由，学历史的人开头一口气就会读四史。读了四史以后，或许没有精力读全史，于是喜欢治唐代的读新旧《唐书》，喜欢治宋代的读《宋史》，喜欢治明代的读＜明史》，不一定要从《史》、《汉》以下一起读，这是一点。又有第二点，无论读哪一代的史，总该先懂正史那一个大体例，这就定要先通了《史记》。《汉书》，才能来读下边的。而读《史》《汉》的定会继续陈范两史，这已如上所说，因此从来学历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读《史》。《汉》，或先读四史。不像现在，一切没有了个基本。所以诸位学历史，最好还是先读《史》、《汉》，或四史，最好《史》、《汉》一起先读，读了《史记》不读《汉书》还不够，《汉书》才是断代史的第一种，但读《汉书》不读《史记》也不够，因许多大体例都由《史记》定下。至于今所要讲的《后汉书》与《三国志》，实际上已没有什么特殊可讲的。因他们都超不出《史》、《汉》这个大范围、大体例。照此一点讲，《史记》、《汉书》是创造的、特出的，而《后汉书》、《三国志》则只是摹仿、因袭的。固然《后汉书》、《三国志》里也有对《史记》、《汉书》变动的地方，如《史记》、《汉书》里只有讲经学的《儒林传》，而没有讲文学的《文苑传》，到范晔《后汉书》就有，这不是前面阙了，乃是历史演变，古代还没有专门所谓文章之士这一行，在《汉书·艺文志》里只有《辞赋家》，而《汉书》亦没有《文苑传》。如此之类，尚待我们讲了大的，小的自会看。所以我们只说《后汉书》、《三国志》是因袭，只《史记》、《汉书》是创造，开辟了史书一个新体例，但《后汉书》、《三国志》两书也有一个特别共同之点，应该在此提出来一讲。 先讲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地补注。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无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后来几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 我们试再讲到《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已在宋代，在范晔《后汉书》以前，写《后汉书》的就有七家。及范晔《后汉书》出来，这七家的《后汉书》都不传了。学术上大体还是有一个公平，可见范书是有价值的。只因范晔是犯了罪死在监狱里，他的书没有写完，因此只有纪、传，而无志。我们不能说范晔不想写志，只是来不及写，已经下狱了。范晔下狱而死，他的书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后来其书独行，即据此点，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许并没有他的好。唐初章贤太子为《后汉书》作注，在注里就有许多零碎历史事情为范书所没有。这虽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是也补进了很多历史故事。清代有一个经学大师惠栋（定宇），写了一部《后汉书集注》，他所补进的材料比章贤太子注还多了很多。清人还曾把七家《后汉书》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实际上这七家《后汉书》在惠定宇《集注》里也都有，不过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里。 根据上述，可见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读法要和读《史记》、《汉书》不同。《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要补进班因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但《后汉书》、《三国志》，很多材料，在这两部正史以外，为我们可以看见的，当然也可见陈范两人的剪裁所在，但当时的历史，要之不尽纳人此两部正史内。因此《后汉书》章贤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补进很多，但裴注也还有缺漏，此所缺漏，现在我们却反而大家知道。即此可见写史之难。如讲书法足称“钟、王”，王羲之是东晋人，钟繇是三国时魏人，陈寿有《钟繇传》，裴松之当然也注了，但钟繇在后代最大流传的是他的书法，而他之精于书法，陈志里没有，裴注里也没有，这只能说他们两人都缺，而且也缺得不应该。又如管宁、华歆两人年轻时同学，在院里锄地扒出一黄金，管宁连看也没有看，华欲则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门外有大官贵人过，听到车马之声，官宁没有理会，华歆就到门外去望了一望。等华歆回来，管宁就同他割席而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陈志钟华在一篇传内，华歆亦做了魏国大臣，管宁则始终没有在魏国做过官。后人推尊管宁为三国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见在《世说新语·德行篇》，也成了一件传诵千古的故事，几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陈志里没有，而裴注里也没有。其他所缺的不止此两事。清末王先谦，写了一部《汉书补注》，又写了一部《后汉书集解》。民国初年，卢弼写了一部《三国志集解》。《汉书》有颜师古注，出于唐，但清代研究《汉书》的人多，王先谦集来写《补注》，省人翻检各书。但王氏的《补注》还多靠不住，有些问题《补注》引了此说，没有引彼说，所引也不是全部，删节得还颇有问题。不过大体讲，《汉书补注》还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后汉书集解》就要差一点。至于卢弼，诸位或许不知其人也正为王先谦有了《汉书补注》与《后汉书集解》，而来写一部《三国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进不少材料，如刚才讲钟繇书法，以及管宁华歆同学时故事，他都补进了。卢弼这书，还是花极大工夫。可惜《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有近人作补注集解等，而《史记》则没有。有一日本人泷川龟太郎，写了一部《史记会注考证》。此书开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见到几本，中间错误很多，当时在北平图书季刊里写过两篇文章批评他。但目前大陆把此书翻印了。我们自己就没有人能来写一部《史记集解》之类，此事自不易。我们此刻讲史学的多不通经学，此是一难。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难。特别是战国史，太史公之《六国年表》就错得多，清人屡经研讨也无结果。要待我的《先秦诸子系年》始得一定论。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史学界或者有一个或几个人能来成一部《史记集解》，或《补注》，此真不易。诸位且莫看轻从前老一辈人的工作。如王先谦一部《汉书补注》，一部《后汉书集解》，对我们用处大。我们骂前人不懂历史，但他们至少已方便了我们。此间艺文印书馆所印二十五史，除上边几部外，此下还收有《晋书》斠注等好多种，都是清末民初人作，此刻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但他们的书究竟是放在那里，供我们阅看，但我们总不问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全不理会了，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一个大毛病。 现在我们再讲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的本身。刚才讲的主要是讲这一时代的史料，而这两书的本身则似无可多讲，因他们都是沿袭《史记》、《汉书》而来。《史记》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汉书》有一篇《叙传》，范晔《后汉书》就没有，只有一篇《狱中与甥侄书》，他没有儿子，这书是给他外甥侄儿的，书中写到他写《后汉书》的事。他说：“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他指出当时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项。一是“情急于藻”，写文总得有个内在情感，然而当时写文章的都要用力辞藻，遂使这个内在情感反而为词藻所迫，不平稳，不宽舒，这恐是“情急于藻”之义。一是“韵移其意”，文章必有个作意，而为韵所限，便“移其意”，失却了原来应有之位置。又一是“事尽于形”，文中事情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谓尽，实则是不尽。“义牵其旨”的“义”字，该同“旨”字略相近，不当把自己写文章的大旨反为要该如何写文章之义所牵，而陷于不正确。这是当时流行骈体文之通病。其实即此四句，也见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写文章要情志，情志寄托故当以意为主。能以意为主，才能“以文传意”。可见他所谓“义牵其旨”这个“义”字是讲的文义，不该把文义来牵动文旨。我们若懂得文以传意，“则其词不流”，文章不会泛滥，然后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芳”是词藻，“金石”是声调，此为文第二义，而非第一义。可见范蔚宗深悉当时人的文病。但看他这封书，向后不能比韩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马迁、班固，可是他已能在当时骈体文的重重困缚中要求摆脱。他的《后汉书》，文章写得也非常好。我今举此一例，想借以告诉诸位，将来若轮到诸位来写历史足有一番困难使诸位无法写，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话文应用范围，其实也尚只在报纸新闻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类。如要写一传记，白话文反不易写。如要写一碑文，用白话，实不甚好。有时连日常应用文字也不能纯粹用白话，不得不转用简单的文言。若我们要来写一部历史，如《中华民国史》之类，单就文体论，便有大问题。我想诸位如要写史，最先便该重读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来试写，不致的呢么啦，不成一篇史体文。范蔚宗父亲范宁，治《谷梁春秋》，是一个极有名的大经学家。范蔚宗学问有家传，他能看不起当时一般作家与文风，平心而论，《后汉书》也确不失为一部极好的史书。 讲到《三国志》，有一问题很复杂。那时已是断代为史，汉代完了，晋代没有起，陈寿自己是三国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晋朝做官。照历史传统，是由魏到晋，陈寿不能不由晋而推尊魏。因此他的《三国志》，只魏帝称本纪，蜀吴诸主均称“传”，此层便有关后来史家所争的正统问题。陈寿尊魏，颇为后世所非。但他书称《三国志》，不正名曰《魏书》，不与《汉书》、《后汉》、《晋书》同例，既名“三国”，则是并列的，可见陈寿也有他不得已的用心。《三国志》里又有一问题，应该提出。此刻大家都说魏、蜀、吴三国，其实依当时历史讲，不应称“蜀”，应称“汉”。汉昭烈帝不能称蜀昭烈帝。当时蜀国人自称“汉”，不称“蜀”。此问题，诸位骤听似很无聊。但我们在今天也恰恰碰到这问题。其时吴蜀联盟，吴国人说：“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可见当时的吴国人也称四川是“汉”，不称是蜀。而陈寿《三国志》把这个“汉”字改成了“蜀”字，由写历史人来改历史，那真是要不得。汉昭烈帝决不能称“蜀昭烈帝”。诸葛亮《出师表》上的：“汉贼不两立”，也明明自称是汉，哪能改作蜀贼不两立？可见这一问题，也不仅是一历史问题，在我们当前，同样有此问题，在所必争。而且也不仅我们，在现时其他国家中，同样有此问题的也不少。近代有人说我们历史上所争的正统问题是不该再提了，认为此只是一种陈腐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才知道此等历史问题，同时还即是现实问题，不可不争。但我们也要为陈寿着想，他不能称三国为“魏、汉、吴”，因“汉”是王朝之名，所以当时魏人决不称蜀为“汉”，汉则已让位给魏了，在魏人定称它是“蜀”。而从吴国人讲，通称蜀是汉。到今天，我们讲历史到三国，开头就说魏、蜀。吴。那就是跟着陈寿讲，但当时历史上没有蜀国，我们不得已而称之，至少应称“蜀汉”，以示别于前汉后汉，而不能单称之日“蜀”。这问题在前有人讲过，特别是黄震（东发）的《黄氏日钞》里，提出这问题。我以前读《黄氏日钞》，对此大为佩服。但此刻翻查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它钞了东发《日钞》，又加上了宋代的高似孙，乃知提出此问题的还不是从黄东发开始。所以我要告诉诸位，在我们前代老辈人之工力，我们实不该把来看轻抹杀。 我又想劝诸位，做学问不能只为写论文，也该学前人作笔记，笔记用处有时比论文大。我们尽要拿一个题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论文，可以在杂志上刊载。但从前人考虑得周到，一条条笔记中，不晓容纳多少问题在内，易查易看，对后人贡献大。我们此刻写论文，尽求篇幅庞大，不想后来人哪能看这许多。即如卢弼，近人讲史学不会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杀了。他一辈子成绩专研一部《三国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来讲《三国志》，一查《钟繇传》，又查《华歆传》，又查《黄氏日钞》论蜀汉这番话，他都有了。这些纵不说是《三国志》上的大问题，但也不能说不是问题。前辈人究曾下了实在工力，我们哪能存心轻蔑。这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态度问题，或说心术问题。若先已存心轻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书中做出自己学问。好了，今天讲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