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 4
追忆似水年华_马赛尔·普鲁斯特 4 再说，弗朗索瓦丝对阿尔贝蒂娜的训导，对这位老女仆本身也有好处，她从巴尔贝克回来后整日价不停地长吁短叹，现在渐渐地不听见了。当初临上火车那会儿，她忽然想起忘记跟旅馆的“管家”告别了，那个照看各个楼面的长唇髭的女人，几乎都不认识弗朗索瓦丝，只是见面时对她颇为客气。但弗朗索瓦丝执意要下火车赶回去，到旅馆去对这位女管家说声再见，等第二天再动身。我出于理智，更出于骤然产生的对巴尔贝克的惧怕，没有同意她去实现这份心意，她却因此怏怏不乐，终日处于一种病态的、焦躁不安的恶劣情绪之中，即便事过境迁，情况依然不见好转，她把这种情绪一直带到了巴黎。因为，按照弗朗索瓦丝心目中的法典，正如她从圣安德烈教堂的浮雕画上看来的那样，盼着一个敌人早点死掉，甚至亲手去致他于死命，都是可以允许的，但倘若没有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没有向人还礼，象个不折不扣的粗人那样，没有在动身前向一位楼面总管告别，那可就是大逆不道了。在整个旅途中，没有向那个女人道别的追忆，无时无刻不会重现在弗朗索瓦丝的眼前，使她的双颊升上一片样子很吓人的鲜红颜色。一路上直到巴黎，她不吃一点东西，不喝一口水，这与其说是为了惩罚我们，或许不如说是因为那段回忆压在她的胃里，真的把“胃袋”弄得“沉甸甸”了（每个阶层有它的病理学）。 妈妈每天有一封信给我，每封信里必定有德·塞维尼夫人书简的摘句，这么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含有对外婆怀念的因素。妈妈在信上写道：“萨士拉夫人请我们去吃了一顿她独擅胜场的早餐，要是你可怜的外婆还在，她又该摘引德·塞维尼夫人的话说，这早餐让我们不邀客人来家而得以排遣孤寂了。”我一开头回信时，傻乎乎地说了句：“从这些摘句，你的母亲一眼就看得出是你摘的。”这一下，三天以后我就读到了：“可怜的孩子，如果你是为了对我说声我的母亲，那么你找德·塞维尼夫人帮忙可是找错门了。她会象她回答德·格里尼昂夫人那样对你说：“‘她对您就那么不算回事吗？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家子的呢。’” 这会儿，我听见了我的心上人在她的房间里进进出出的脚步声。我按了铃，因为已经是安德烈带司机来接阿尔贝蒂娜出去的时间了，这个司机是莫雷尔的朋友，是从维尔迪兰家借来的。我曾经对阿尔贝蒂娜说起过我俩结婚的颇为渺茫的可能性；可我从没对她很正式地谈过这事；她呢，出于矜持，每当我说到“我不知道，不过也许是有可能的，”她总是带着忧郁的微笑摇摇头，象是在说：“不，不会的，”那意思也就是说：“我太可怜了。”于是，我在跟她说我俩的将来“什么都说不准”的同时，眼前就尽量让她开心些，日子过得舒坦些，也许我还下意识地想通过这样做来使她希望嫁给我。对这种奢靡的生活，她抱着一种取笑的态度。“安德烈的母亲瞧我成了象她一样的阔太太，一位照她的说法‘有车有马有画儿’的夫人，一准要对我板起脸来了。怎么？我从没告诉过您她是这么说的？哦，她是个怪人！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还把画儿抬到能跟轻车骏马相提并论的地位。” 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尽管阿尔贝蒂娜说话傻里傻气的习惯还没改掉，但确是已经有了令人惊异的长进。可这跟我全然不相干，对一个女人在智力上的优点，我一向看得很淡漠。也许，能让我感到有趣的，只有塞莱斯特那种另有一功的语言天才。比如说，当她瞧准阿尔贝蒂娜不在，抽空子跑来跟我攀谈的时候，我总禁不住要轻轻地笑一阵子，她称我是：“在床上休憩的天使！”我说：“瞧您说的，塞莱斯特，怎么是‘天使’呢？”“哦，要是您以为您跟那些在咱们这块卑微的土地上游荡的凡夫俗子有什么共同之处，那您就大错特错了！” “那怎么又是在床上‘休憩’呢？您明明瞧见我是在躺着睡觉。” “您可不是在躺着睡觉呵，难道您见过有谁是这样躺着睡觉的吗？您只是在这儿休憩一下。这会儿，您穿着这件白睡衣，再加上这么摆动脖子的姿势，看上去就象只白鸽儿。” 阿尔贝蒂娜，即使是在一些最琐屑不过的事情上，也跟不多几年以前在巴尔贝克的那个小姑娘判若两人了。在说到一桩她很反感的政治事件的时候，她居然也会说什么“这可真是太妙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她学会了对一本她认为写得很糟的书这么说：“这本书还挺有趣的，不过话得说回来，写这本书的倒象是头猪。” 我的房间在我按铃以前禁止入内，这使她觉得挺逗的。由于她得了我们家寻章摘句的家传，她就从她在修道院演过，而我又告诉过她我很喜欢的那几出悲剧中引经据典，一个劲儿地把我比作亚哈随鲁①： 未经召见擅自进见 就是胆大妄为罪不容诛。 不论官爵，不问男女， 厄运概莫能逃，令人胆虚。 就连我…… 亦为律条所囿，与其他女子无异， 为和他说话，若非静等驾幸 至少亦得候他召见。 -------- ①法国剧作家拉辛的悲剧《以斯帖》中的人物，波斯国王。该剧取材于圣经故事，下面引用的是第一幕第三场中王后以斯帖的台词。 她的外貌也起了变化。那双细细长长的蓝眼睛——现在更细更长了——有点变了模样；颜色依旧没变，但看上去就象是一汪清水。以致当她闭上眼睛时，你会觉得就象是合上了一道帘幕，遮蔽了你凝望大海的视线。在我脑子里留下最深印象的，大概就是她脸上的这个部位——当然这只是指每晚跟她分手时而言。因为，比如说吧，等到了第二天早晨，那头波浪起伏的秀发又会使我同样地感到惊叹不已，就象我瞧见的是一件从没见过的东西似的。不过，在一位年轻姑娘笑吟吟的目光之上，又有什么东西还能比紫黑光亮的华冠也似的一头秀发更美的呢？笑容平添了几份情意，而浓密秀发的末梢上的那些澄莹的小发卷，却更接近可爱的肌体，仿佛这就是从那儿传来的乍起的涟漪，叫人看得心旌飘摇。 她一走进我的房间，就纵身跳到床上，有时候还会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我这人有哪些地方怎么怎么聪明，以一种真诚的激情向我起誓，她宁愿死去也不愿离开我：那些日子我都在刮好脸以后才叫她来的。她属于那种不会找出自己产生某种感觉的原因的女人。一张胡子刮得很干净的脸使她们引起的愉悦，会被解释成一个在她们眼里将为她们的未来奉献幸福的男子在道德品行上的优点，但这种幸福却又会随着胡子的生长而变得黯然失色，成为莫须有的东西。 我问她要去哪儿。“我想安德烈要带我到比特－肖蒙公园去，我从没去过那儿。”当然，我没法从那么些其他的话中间判断出她这句话是不是在说谎。再说，我相信安德烈会把阿尔贝蒂娜和她一起去过的地方都告诉我的。在巴尔贝克，我对阿尔贝蒂娜感到极其厌烦的那会儿，曾经半真半假地对安德烈说过：“我的小安德烈，要是我早些碰到您有多好！那样我就会爱上您的。可现在我的心已经给押在别的地方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经常见见面，因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使我感到无限忧伤，只有您能帮助我，给我以安慰。”谁料这几句戏言，时隔三星期之后却当了真。安德烈在巴尔贝克那会儿想必是以为我在说谎，我其实爱的是她，这会儿在巴黎，也许她也仍然是这么想的。因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实在是变幻莫测，所以旁人是简直没法领会其中奥妙的。而由于我知道她会把她跟阿尔贝蒂娜一块儿做些什么，一五一十地都告诉我的，所以我就请她上这儿来，她也接受了邀请，几乎天天来找阿尔贝蒂娜。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放心地待在家里了。安德烈曾是那伙姑娘中的一员，凭这一点，我就相信她是会从阿尔贝蒂娜身上得到所有我想知道的东西的。说实话，我现在可以真心诚意地对她说，唯有她能慰藉我的心灵，使它得到宁静。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挑选安德烈（她正好改变主意，不回巴尔贝克，留在巴黎了）跟阿尔贝蒂娜作伴，跟阿尔贝蒂娜告诉我的话也有关系，她告诉我说，在巴尔贝克那会儿，她的这位女友对我很有情意，可我一直以为安德烈那时挺讨厌我，如果我当初知道是这么回事，也许我爱上的就是她了。“怎么，您对这事一点都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们可是常拿这事开玩笑呢。再说，难道您从没注意到她说话想事都在学您的样子吗？每逢她刚从您那儿回来，事情就更是显而易见了。用不着她告诉我们她有没有跟您见过面。她这么一到，只要是刚从您那儿来的，那么从她脸上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们几个人你瞧我我瞧你的，笑得个不亦乐乎。她就象个烧炭佬，浑身从头黑到脚，却要人家相信他不是烧炭的主儿。磨坊伙计不用告诉人家他是干什么的，别人一瞧他那一身面粉，还有肩上那扛包的印儿，就全明白了。安德烈也是这样，她跟您一个模样地皱着眉头，过后又把长长的颈脖这么一扭，还有好些我说不上来的名堂。要是我从您房间拿了一本书，哪怕我走到外面去看，人家也知道书是从您这儿拿的，因为这书上有股子熏药的怪味儿。还有些事，说起来都是琐屑不起眼的小事，可是骨子里还真是些挺够意思的事儿。每当有人说到您怎么怎么好，看样子对您挺看重的，安德烈就会欢喜得出神。” 不过，我担心阿尔贝蒂娜会趁我不在跟前耍些花样，所以还是劝她这天别去比特－肖蒙公园，换个别的地方，比如圣克鲁去玩玩。 当然这压根儿不是因为我还爱着阿尔贝蒂娜，这我自己也清楚。爱情，也许无非就是一阵激动过后，那些搅得你的心翻腾颠动的旋流的余波而已。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对我说起凡德伊小姐的那会儿，的确有过这样的旋流搅得我的心上下翻腾过，可是它们现在平息了。我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了，因为此刻在我心中，当我在巴尔贝克的火车上了解到阿尔贝蒂娜的少女时代，知道她或许还是蒙舒凡的常客时我所感到的那种痛楚，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我已经翻来覆去地想够了，痛楚已经平复了。但是，阿尔贝蒂娜说起话来的某些样子，不时还会让我揣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她那尚且如此短暂的人生历程上，她一定接受过许许多多恭维和求爱的表示，而且是满心欢喜地，也就是说是以一种狎呢风骚的姿态去接受的。因而她对什么事都爱说：“是吗？真的吗？”当然，要是她就象奥黛特那样地说什么：“瞧他吹的，是真的吗？”我是不会多生这份心的，因为这种话本身就够可笑的，让人听了只会觉得这个女人头脑简单，有点傻气。可是阿尔贝蒂娜说“是吗？”的那种探询的神气，一方面给人一种很奇怪的印象，觉得这是一位自己没法作出判断的女同胞在求助于你的证实，而她则象是不具备与你同等的能力似的（人家对她说：“咱们出来一个钟头了”或者“下雨了”，她也问：“是吗？”），另一方面，遗憾的是这种无法对外界现象作出判断的能力上的缺陷，又不可能是她说“是吗？真的吗？”的真正原因。看来倒不如说，从她长成妙龄少女之日起，这些话就是用来应付诸如“您知道，我从没见过象您这样漂亮的人儿，”“您知道我有多么爱您，我爱您都爱得要发疯了”之类的话的。这些“是吗？真的吗？”就是在卖弄风情地应承的同时，故作端庄地给那些话一个回答。而自从阿尔贝蒂娜和我在一起以后，它们对她只剩一个用处，就是用一个问句来回答一句无须回答的话，比如说：“您睡了一个多钟头了。”“是吗？” 我觉得我对阿尔贝蒂娜已经没有任何爱情可言，回忆往日的欢乐时我从不会去想起我俩在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但对她每日的行止，我始终在暗中挂着心；当然，我逃离巴尔贝克，为的就是让她再也没法去跟这个那个的朋友会面，我一直对她的这帮子朋友提心吊胆的，生怕她跟她们混在一起会为了逗个乐儿，说不定还是为了拿我逗个乐儿，就干出些伤风败俗的事来，因此我当机立断决定离开那儿，意在一劳永逸地斩断所有这一切对她有害的联系。阿尔贝蒂娜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惰性，一种把什么事情都忘在脑后、随遇而安的本领，以致那些联系一旦切断之后，纠缠我多时的恐惧症也就不治而愈了。但正象它所由缘起而又无以名状的邪气一样，这种恐惧也会以各种模样出现。在我的嫉妒还没有找到新的附体以前，我还能在痛苦已成过去之际，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宁。可是，些许细微的诱因，就能引起一种慢性病的复发，同样，对激起这种嫉妒的人的邪恶而言，一点小小的机缘就能触发它（在一段贞洁的间歇过后）再度施威于不同的对象。我可以把阿尔贝蒂娜和她的同伙分开，从而驱走邪魔似的缠绕着我的幻觉；但是，即使我能够让她忘掉那伙人，切断她和她们的联系，她的寻欢作乐的欲望却是根深蒂固，而且也许正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宣泄出来的。而巴黎和巴尔贝克同样地为这种宣泄提供着机会。无论在哪个城市都是一样的，她根本无须去寻找，因为邪恶不仅存在于阿尔贝蒂娜身上，而且存在于别人身上，任何寻欢作乐的机会都是那些人所求之不得的。只消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就能把两个如饥似渴的人儿撮合在一起。对一个机灵的女人来说，先装出什么也没瞧见的样子，过五分钟再朝那个已经心领神会、兀自等在一条小马路上的人儿走去，三言两语就安排好一次幽会，这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有谁能看出半点破绽来呢？对于阿尔贝蒂娜，事情更加简单，她若想把那种暧昧关系保持下去，只用对我说她挺喜欢巴黎的某处近郊，很想再去一次就行了。所以，只要她回来得太晚，或是出去兜风的时间长得难以解释（尽管结果也许还是让她轻而易举地给解释了过去，而且其中决无半点与情欲有涉的理由），就足以让我旧病复发，这回它可是跟我想象中的一幕幕背景并非巴尔贝克的场景缠在了一起，而我则极力想把这些场景连同以前的印象一并抹去，仿佛排除一次转瞬即逝的诱因，就能消弭一场先天疾病的病因似的。我没有意识到，我之所以能这么做，靠的正是阿尔贝蒂娜多变的性格，正是她那种对不久前还是情之所钟的对象说忘就忘，甚至立时生出厌恨来的本领，我这样做，不时会使某个我不认识、但曾给她以乐趣的对象蒙受深切的痛苦，我更没有意识到，我把痛苦加在这一个个对象身上，其实也是枉然的，因为这些对象都将相继被抛弃、替补，在被她轻率抛弃的旧人横陈沿途的这条通道之侧，还有一条平行的小路展示在我面前，那是一条只容我偶而停步匆匆喘口气的无情的畏途；如果当时能仔细想一想，我该明白只有在阿尔贝蒂娜和我两人中有一个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那个时刻，我的痛苦才会休止。还在我们刚回到巴黎的那会儿，我就对安德烈和司机关于陪阿尔贝蒂娜外出兜风的报告不满意，当时我就感觉到，巴黎的近效和巴尔贝克的近郊同样的使我不放心，有好几天，我亲自陪阿尔贝蒂娜出游，可是不管上哪儿，我照样摸不透她到底在干些什么，她照样尽可以背着我做小动作，我一个人监视她，困难更多，最后我干脆带她回了巴黎。说实话，离开巴尔贝克那会儿，我还以为就此带着阿尔贝蒂娜离开了戈摩尔①呢；唉！戈摩尔在这世上真是无所不在哟。我一半出于嫉妒，一半出于对这种兴趣（非常难得遇到的情形）的懵懂无知，无意间安排下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而阿尔贝蒂娜在这中间始终没让我逮住过。我会冷不丁地向她发问：“喔！顺便问一句，阿尔贝蒂娜，不知是我瞎想还是您真对我说过，您认识希尔贝特·斯万？”是嘛，我说过她在课堂里老爱跟我说话，因为她有一套法国历史的笔记；她还挺客气的，把这些笔记借给我，我看完以后就带回教室去还她，我俩只在课堂上见面。”您看她是不是属于那种我所不喜欢的姑娘？”“哦！完全不是，正好相反呐。” 不过，除了一味作这种类似审讯的聊天以外，我更经常地是把待在家里节省下来的这点精力，全部花在想象阿尔贝蒂娜出游的情景上，我用一种热切的口吻跟她谈到咱俩一起出游的计划，无从兑现的计划使这种热切显得那么无可指摘。我表示了去巴黎圣堂②重睹彩绘玻璃风采的强烈欲望，并为无法单独陪她成行深感遗憾，她瞧着我那种热切的模样，就温柔地对我说：“哦，我的小乖乖，既然您看来这么想去，那么就上点劲儿，和我们一块儿去呗。只要您愿意，我们等多久都行，等到您准备好为止。另外，要是您觉得单独和我在一起更有趣的话，我只消打发安德烈回家，让她下回再来就是了。”然而这些邀我出游的话，却正增强了我的安全感，使我更安心地待在家里了。 -------- ①《圣经·旧约》中因居民罪恶深重被神毁灭的古城。通常借指罪恶渊薮。 ②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古教堂，其中建造于十三世纪的彩绘大玻璃窗极为壮观。 我没想到，把看守阿尔贝蒂娜以平息我内心骚乱的任务，如此这般地托付给安德烈和司机，让他俩去费神监视阿尔贝蒂娜之后，我却就此变得愈来愈迟钝，那种绞尽脑汁驰骋想象的冲动给遏制下去了，那些由揣度、阻止别人要做的事的意愿所激发的灵感也不复出现了。更危险的是，就我的个性而言，可能性所构成的世界总要比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更让我觉得容易明白些。这固然有助于去了解人的心灵，但也容易受人欺骗。我的嫉妒由想象而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折磨，而与可能性并不相干。然而，人们乃至整个民族（因而我也包括在内），在其生命史上都可能会有那么一天，感到自己身上需要有一个警长，一个明察秋毫的外交官，一个完全部门的首脑，这些人物从不根据可能性去作八面来风的臆测，而是进行准确的推理，暗自在算计着：“倘若德国如此这般宣称，那么它必是另有企图，那决非某种泛泛而谈的企图，而是极其明确的某事某事，而且可能已在付诸实施。”“如果此人已经逃跑，他一定不是逃往目的地a，b，d，而是逃往目的地c，必须在该地组织搜捕，具体方案如下……”天哪，这方面的本领我生来就欠缺，现在我又习惯了让别人去代我操那份监视阿尔贝蒂娜的心，自己图个清静，所以干脆听任那点微弱的本能麻木、萎缩乃至消亡。 至于我想待在家里的原因，我是很不愿意向阿尔贝蒂娜讲穿的。我告诉她说，医生嘱咐我卧床。这不是真话。即便是真话，当初这道医嘱也并没能阻止我陪阿尔贝蒂娜出游。我请她允许我不跟她和安德烈一起出去，在此我只想说其中的一个原因，一个出于明智的考虑的原因。每次我和阿尔贝蒂娜出去，只要她稍稍离开我一会儿，我就会惴惴不安：我揣想她也许是在和什么人说话，或者是在拿眼风瞧什么人。要是她情绪不佳，我又会想，大概我把她的约会给搅了或是耽误了她的时间。真实，从来就只是一种把我们引向未知世界的诱饵，而我们在探索这未知世界的道路上，是没法走得很远的。最好的办法是尽量不去知道，尽量不去多想，不为嫉妒提供任何具体的细节。遗憾的是，即使与外界生活隔绝，内心世界也会滋生种种事端；即使我不陪阿尔贝蒂娜出去，独自在家遐想，纷沓的思绪中时而也会冒出一鳞半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东西，它们就象一块磁铁那样，把未知世界的某些蛛丝马迹牢牢地吸住，从此成了痛苦的渊薮。哪怕我们生活在密封舱里，意念的联想和回忆，仍然在起作用。但这些内心的撞击并不一定是即刻产生的。阿尔贝蒂娜刚出门，孤独所具有的那种启人心智的效能，俄顷之间就使我恢复了生气；我也要在这刚开始的一天享受自己的乐趣。可要是当天的天气不仅不能唤起我对往昔的想象，而且也不能向我展示眼前的真实世界，展示这个对任何没有为一些不起眼（因而不足道）的情况所迫，非得待在家里不可的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真实世界，那么光凭享受一番乐趣的一厢情愿的愿望——这种任性的、纯粹出于本能的愿望——是还不足以给我带来这些乐趣的。有些个晴天，寒意袭人，街上的声音异常清晰地传到耳际，与我之间的沟通显得那么畅达，仿佛房子四周的墙壁都给拆了似的，每逢电车驶过，它那叮叮当当的铃声就宛如一把银刀在敲击玻璃的房子。更美妙的，是我在心里听到的那把潜在的小提琴奏出的令人陶醉的新的旋律。随着温度和外界光线的变化，琴弦变得时而紧张，时而放松。在我们体内，这潜在的乐器在日复一日单调划一的生活节奏中保持着沉默，让它奏出如歌旋律的正是差异和变化音乐的那个源泉：有些日子里，天气的变化会使我们即刻从一种音乐氛围转换到另一种氛围。我们会回忆起一支久已忘怀的曲调，歌的旋律会以数学般的精确浮现在记忆中，甚至都来不及去辩认这到底是哪支歌，便会信口唱了出来。唯有这些内在的变化（尽管它们也是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才会引起我对外部世界印象的改变。脑海中那扇久久关闭的交流沟通之门开启了。小城生活的片段，欢愉郊游的场景，都在意识中浮现出来了。随着琴弦的颤动，我全身都震颤了起来，我相信，为了能再有一次如此奇妙的体验，我会愿意付出业已逝去和行将到来的全部生命作为代价——这些生命所留下的痕迹，早晚是要给习惯这块橡皮拂拭殆尽的。 虽然我没有陪阿尔贝蒂娜去作长途的郊游，但是我的心神却比她的行踪更加飘忽不定，我拒绝了用我的感官去领略这个美好的早晨，但我在自己的想象中欣赏着所有那些与之相似的早晨，那些已经有过和还会再有的早晨，更确切地说，我在欣赏的是某一个典型的早晨，所有跟它相似的早晨都只是它时断时续的再现，我一眼就能认出它们：因为清洌的风儿吹过，就会把当天的福音书掀到一页页合适的位置，稳稳当当地齐着我的视线，让我躺在床上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这个理想的早晨，以酷肖所有类似的早晨的永恒的真实，充实我的心灵，给我带来一种不因体质孱弱而兴味稍减的欢乐：幸福舒畅的感觉，往往并不是从健全的体魄，而是从不曾消耗的盈余精力中产生的，我们不必靠充实精力，只须靠缩减活动，就能同样地获得这种感觉。我在病床上积累的充盈精力，使我全身震颤，心头突突地跳个不停，犹如一部不能移动的机器兀自在原地运转。 弗朗索瓦丝来生火，往炉膛里扔了些小树枝引火。一个夏天下来已被遗忘的那股气味，氤氲在炉膛四周，生成一个魔幻般的氛围，我在其中依稀觉得自己正在看书，一会儿在贡布雷，一会儿又在东锡埃尔，我感到快活极了，尽管人还在巴黎的房间里，却仿佛正要动身沿梅塞格利斯的方向去散步，要不就是去找圣卢和他的那些在军营的朋友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回想积聚在记忆中的往事所感受到的乐趣，在有些人身上，例如在那些身受病痛折磨而又时刻怀着康复希望的人身上，会表现得格外强烈，难支的病体和怀抱的希望，一方面使他们不可能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跟回忆吻合的图景，另一方面又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信，以为自己很快就能那么去做，因而面对这些回忆仍会显得充满渴念、无限神往，面前的这一切，在他们已不仅仅是回忆或图景。然而，即使它们对我来说永远只是些回忆而已，即使我在回想起它们时仅仅是看见一些图景而已，有时冷不丁的，由于一种感觉同一效应，它们会使我整个儿的变成那个当初见到它们的孩子或少年。不仅户外的天气起了变化，室内的气味有了异样，而且在我身上年龄倒了回地去，人也变了模样。清冷的空气中透出的树枝气味，宛如一段逝去的岁月，一块从往昔的冬日飘来的见不到底的浮冰，闯进了我这间不时留有这种香味或那种亮光痕迹的屋子，这些痕迹犹如岁月流逝留下的印痕，甚至还在我怀着契阔已久的希望的喜悦辩认出它们以前，我就已经置身其间，整个儿沐浴在它们当中了。阳光照在我的床上，穿过我瘦弱躯体的透明遮挡，温暖着我，使我有如水晶玻璃似的变得通体灼热。这会儿，我就象一个连医生还禁止他吃的菜肴也照吃不误的饿慌了的恢复期病人，又想起了阿尔贝蒂娜，心想跟她结婚势必会弄糟我的生活，既然我得承受把自己奉献给别人这么一个对我来说过于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她无时无刻不在我跟前，我势必得过一种丧失自我的生活，再也没法享受到那种悠然独处的乐趣。 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便我们所要求于生活的只是它能给予我们的种种愿望，其中也总有一些——那些不是由物，而是由人激起的愿望——会有它们独特的禀性。所以，倘若我从床上起来，撩开一会儿窗帘，那可并不仅仅是象音乐家打开一会儿琴盖那样，也不仅仅是为了证实一下阳台和街上的阳光是不是完全和我的回忆合得上辙，我那样做，也是想瞧一眼那个挎着筐衣裳的洗衣女工和穿着件蓝罩衫的面包铺女掌柜，或者是那个用弯弯的扁担挑着牛奶罐、穿着围裙翻出白帆布袖口的送奶女人，再不就是想瞧瞧那个跟在家庭女教师后面、满脸骄气的金发小姑娘，总之，我想瞧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它跟其他图景在外表上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别，已足以使它跟那些图景之间，用音乐的语言来说，有如两个不同的音符那样迥然相异，而我只要有哪一天见不到它，这一天就会因其无法为我追求幸福的愿望提供对象而显得苍白贫乏。不过，见到这些事先想象不到的女性，虽然给我带来了愈来愈多的欢愉，使这街道，这城市，这世界都变得更令我向往，更值得我去探索，但因此也使我急不可耐地渴望恢复健康，走到外面去，没有阿尔贝蒂娜在身边，做个自由自在的人。有多少次，当那个将把遐想留给我的陌生女人或是步行，或是把车子开得飞快地从屋前经过的时候，我总为自己的病体没法跟上目光而感到痛苦，我的目光追随着那个女人，犹如火枪的枪子儿从窗洞里射出去似的落在她身上，不让她的脸容从我的眼里消失，因为我在这张脸上期待着幸福—— 一个幽居如我的人从未尝到过的幸福——的赐予！ 至于阿尔贝蒂娜，我对她的情况已经不感什么兴趣。她一天比一天变得难看。只有当我听说她怎么撩拨起别的男人的欲念的那会儿，我才重又感到痛苦，想把她从他们那儿夺回来，让她当着我的面给高高地吊在桅杆上。她能使我痛苦，但决不会使我快乐。正是这种痛苦，维系着我和她之间的这种乏味腻人的关系。一旦这种痛苦得以解脱，减轻痛苦的努力——它有如一种让人倍受折磨的游戏，逼得我付出全部精力——也随之变得全无需要之后，我就觉得她对我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我对她想必亦是如此。使我感到沮丧的是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我有时甚至希望听到她干下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丑事，能让我在病体康复之前跟她吵一场，然后好让我俩重归于好，让那根把两人拴在一起的链子换个样儿，变得柔软些。 第五部 女囚(2) 与此同时，我又利用许许多多个场合，许许多多次作乐的机会，在两人的交往中给她制造了一种幸福的幻象，而这种幸福我自问是无法真正给她的。我一旦身体恢复，就要去威尼斯；可是，倘若我娶了阿尔贝蒂娜，我怎么能成行呢？我对她百般猜疑，哪怕就在巴黎，出我决定要走动一下的时候，也总要带着她一块儿出去。即便我整个下午都待在家里，我的思绪还是一路跟随着她，我眼前会浮现出一幅蓝濛濛的幽远的场景，以我为中心绵延生成一片朦胧空廓、飘移不定的地带。“要是阿尔贝蒂娜，”我对自己说，“在哪回兜风的时候，想到我不再跟她提起结婚的事儿，下个狠心就此不回来，干脆上她姨妈家去，也不要我对她说声再会，那她就会省掉我不少事，免得我为两人的分手去那么担心了！”我的心，自从它的伤口愈合以后，开始跟我的这位女友分道扬镳了；我可以在想象中毫不费力地把她挪开，让她离得我远远的。没有了我，十有八九会有别人娶她的，而她，有了自由，也许就会去干出那种种叫我胆战心惊的荒唐冒险的事儿。可是，这会儿的天气这么好，我拿准她晚上就得回来，所以即使她可能干下傻事的念头在我脑子里冒了头，我还是能很洒脱地把它甩在一边，让它在头脑里的哪个旮旯里无声无息地呆着，就象那是某个想象中的人物干的坏事，跟我的现实生活毫不相干似的；我的脑子轻松自如地运转着，觉得自己具有一种既是生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力量，它好似一种肌肉的活动，一种精神的亢奋，使我超越始终羁绊着我的忧心忡忡的状态，开始在自由自在的氛围中活动，而一旦进入这种氛围，就觉得不论是死命地去阻止阿尔贝蒂娜跟别人结婚，还是想方设法不让她跟别的女人相好，它们在我自己眼里，就跟在一个不认识她的陌生人眼里同样的显得有悖情理。 然而，嫉妒又属于那种诱发因素变化莫测、无从控制的间发症，这些诱发因素往往在这个病人身上是一个样儿，在另一个病人身上完全是另一个样儿。有的哮端病人发病时，非得打开窗户，站在风口里呼吸从冈峦拂来的新鲜空气，病情才能缓解，而有的哮喘病人却得呆在城里，躲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才行。但既然生的同是嫉妒病，他们又会都有对某些事可以循例不究的脾气。有的人并不在乎受骗上当，只要别人把事情告诉他，让他知道真相就行，有的人却但愿别人能把事情瞒着他，其实这两种人同样可笑，因为，如果说后一种人由于别人对他隐瞒了真相而更称得上真正受了骗，那么前一种人要知道真相则无非是要让烦恼滋生、延续、周而复始。 而且，嫉妒的这两种不同的偏执表现，对隐情恳请告知也好，拒不与闻也好，常常都会走到偏执狂的地步。我们看到，有些受了情妇疏慢的嫉妒的男子，依然允许她委身于别的男人，只要事情得到过他的许可，而且就在近边，即使不在他眼皮底下，至少也是在他的屋顶底下进行。在那些上了些年岁，而情妇还很年轻的男人中间，这种情形是屡见不鲜的。这种男人感觉到自己已经难以讨得情妇的欢心，有时甚至已经无法满足她的要求，于是，与其让她欺骗自己，倒不如把一个能使她开心、却不会给她出坏主意的男人，引进家里的一间邻室。对另一些人，情况截然相反：在一个他所熟识的城市里，他决不允许情妇离开自己半步，完完全全把她当奴隶一般看待，但他又可以同意她跑开一个月，到一个他完全陌生的、无从想象她在那儿会怎样生活的国家去。我对阿尔贝蒂娜，就同时有着这两种以偏执求安宁的心态。如果她是在我的附近寻欢作乐，而且是由我怂恿她这么做的，我就能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不用担心会受她的骗，所以也就不会嫉妒；如果她去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遥远的国度，叫我无从想象，不能也不想再去了解她是怎样行事的，那我或许也不会嫉妒。在这两种情形下，或是由于了如指掌，或是由于一无所知，都无从产生疑窦。 夕阳吐着余辉，回忆把我带进了一种久远而清新的氛围，我感受着这种氛围，犹如俄耳甫斯呼吸到人间不曾有过的、来自天堂的美妙气息那般的欣喜。可是暮色终于降临，将我沉浸在忧郁之中，我下意识地望望挂钟，看阿尔贝蒂娜还有多久才能回来，我发觉还来得及穿好衣服下楼去，就某些衣着打扮的问题，请教一下房东德·盖尔芒特夫人，因为我正打算买些东西给阿尔贝蒂娜。有时候，我在院子里碰到公爵夫人徒步出门去买东西，而且即便天气不好，她也总戴着女便帽，穿着皮大衣。我心里很清楚，在好些聪明人的眼里，这位太太根本算不了什么，既然现在已经没有公爵领地或亲王封邑，那么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这个名头也就全无意义了；可是我对公爵亲王也好，城堡封地也好，都有另一种不同的看法。这位不分晴雨都穿着皮大衣的太太，当年她作为公爵夫人、亲王夫人、女子爵所拥有过的那些城堡采地，在我眼里似乎仍在她手里，就如建筑物巨石门楣上镌刻着的那些人物擎着他们所建造的大教堂或者他们所保护的城市。不过这些城堡、森林，只有我心灵的眼睛才能看见它们擎在这位穿皮大衣、戴手套的太太，这位国王表妹的手上。我的肉眼，在天色阴沉的日子所能看见的仅仅是公爵夫人敢于用来武装自己的一把雨伞。“天有不测风云，还是带着保险些，要不万一我走得挺远，汽车讨的价钱又太贵，我可怎么办哪。”“太贵”呀，“我可付不起”呀，这些话都是公爵夫人整天挂在嘴上的，还有一句是：“我可太穷啦，”让人分不清她这么说，是因为她觉得作为一个有钱人，说说自己很穷挺有趣，还是因为她觉得作为一个（贵族尽管装得象一个乡下女人似的）不象那些有了几个钱就看不起穷人的暴发户似的视财如命，自有一种潇洒的意味。但也可能这只不过是她在某个生活阶段的一种习惯，她挺富有，但相对于支撑这个场面的开销来说又不够富有，总难免感到钱不够用，而她又不愿意让人觉得她想瞒着人家，于是就干脆自己放在嘴上说了。一个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事儿，往往正是使他感到心烦意乱的事儿，只是他不愿意显出烦恼的样子，而且暗地里也许还怀有一种侥幸心理，指望谈话的对方听出自己开玩笑的口吻，也就以为这事儿不能当真了。 不过在晚上的这个时候，我知道公爵夫人一般总是在家的，对此我感到挺高兴，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更方便地向她详细请教阿尔贝蒂娜用得着的种种知识了。我下楼去的时候，几乎根本没去想一想这事儿说起来有多奇怪：这位让我在童年时代感到那么神秘的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会儿我上她家里去仅仅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想派她个用场，就象是在打个电话似的，当年电话曾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它的奇迹曾让我们感到神乎其神，惊叹不已，可是时至今日，逢到要约裁缝来或者招呼店家送冰淇淋来的时候，我们拿起电话就打，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想着电话这回事。 阿尔贝蒂娜对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都有强烈的爱好。我也禁不住每天都要给她买点新鲜玩意儿。每当她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起她那双一眼就能看出某件衣物是否风雅的眼睛隔着窗户或是在院子里瞧见德·盖尔芒特夫人围在颈脖里、披在肩膀上或是拿在手里的长围巾、皮披肩或阳伞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白，这位小姐的口味生来难弄（跟埃尔斯蒂尔交谈，受了她的趣味的影响之后，越发变得考究了），别说一件只不过是看上去还过得去的东西，就算它确实很漂亮，在一般人眼里已经是很雅致的了，但只要实际上并非全然如此，它就决不会合她的口味；我悄悄地跑去请教公爵夫人，阿尔贝蒂娜喜欢的那件衣裳是在哪儿定做，怎么定做，照什么样子定做的，我要怎样才能一模一样地也弄到这么一件，还包括制作者的秘密，他的特色（阿尔贝蒂娜把这叫作“风度”，“派头”），确切的名称——名头响亮也至关重要——以及我得让人选用的料子的质地。 刚到巴尔贝克那会儿，我就告诉阿尔贝蒂娜说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跟我们在同一幢楼里，就住我们对面，她听见这个显赫的头衔和姓氏时的那副神气，说它是冷漠、敌对、蔑视都还嫌轻，那是一个生性高傲、感情炽烈的人在无力实现自己愿望时的一种情绪流露。尽管阿尔贝蒂娜的性格可能自有它了不起的地方，但它所包含的那些优点却只能在我们的爱好这个框框里面，在我们对自己不得不放弃的那些爱好（对阿尔贝蒂娜来说就是冒充高雅）的哀悼——这就是平时所说的反感——中间，去求得发展。阿尔贝蒂娜对社交圈子里的人的这种反感，仅仅是她性格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但它作为其中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个侧面，使我感到兴趣——那就是对贵族的一种饱含怨懑的眷恋——这恰好跟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贵族气质所表现出来的法兰西性格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对那种贵族气质，阿尔贝蒂娜因其无法企及，也许倒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但她记得埃尔斯蒂尔曾对她说过公爵夫人是巴黎穿着最讲究的女人，所以在我这位女友身上，对一个公爵夫人所表现的具有共和色彩的蔑视让位给了对一位装束优雅的女人的强烈兴趣。她常常向我打听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情况，而且怂恿我上公爵夫人那儿去征询有关她的衣着打扮的意见。这些事其实我可以去向斯万夫人讨教，出于这一目的我也确实给她去过一封信，不过我觉得德·盖尔芒特夫人在穿着艺术上似乎更胜一筹。如果我在拿准她没出门，而且关照好等阿尔贝蒂娜一回家就通知我以后，我下楼去瞧见公爵夫人穿着一袭薄雾也似的灰色中国绉纱长裙，一派飘飘欲仙的样子，我就会觉得她之所以象这样子出现在我眼前，是出于一些很复杂的原因，而且是应该这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的，我听凭自己浸润在这种恬适的氛围里，有如置身于某些雾气濛濛、笼罩在珠灰色调中的宁谧的下午；如果反过来，她穿的是一件缀满朵朵黄的、红的火苗的中国睡袍，那我就会出神地望着它，犹如望着一轮耀眼的落日；这些衣着，并非一种无所谓的、可以随便更换的装饰，而是一种确定的、带有诗意的现实，如同一天的天气，如同这一天中某个时刻特定的光线。 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所有这些长裙和睡袍中间，最能反映一种明确倾向、具有一种特殊意义的，要算是福迪尼仿照威尼斯古图案制作的那些长裙。也不知是由于它们的这种历史渊源，还是由于它们中间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缘故，这些长裙被赋予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性质，使穿着这些长裙等你前去或是跟你接谈的这个女人，变得异乎寻常地重要起来，仿佛这装束是长时期深思熟虑的成果，仿佛这谈话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上，有如小说中的场景似的。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我们见过其中的女主角在接待某位来客的日子特意穿上这件或那件装束。如今的服饰已经不象这般的具有个性了，但福迪尼的长裙算得上是个例外。写小说的人在描写这些长裙时，不会有任何含糊之处，因为这些长裙是确实存在的，它上面的最细微的图案，也象一件艺术品的真迹那样可以让你细细端详。面对两件决非大致上差不多，而是每件都有鲜明个性，甚至可以分别给它们取个名儿的长裙，究竟是穿这件还是穿那件，这位夫人的确是得作一番选择的。 不过，说了长裙，我还得再说说这位夫人。我觉得这会儿的德·盖尔芒特夫人甚至比当初我恋慕着她的时候更可爱了。因为我在她身上已无所期待（我去她那儿已不是出于看望她的目的），所以当我把脚搁在壁炉柴架上听她说话，仿佛在读一本用往昔的语体写作的书的时候，我几乎是象独自一人待在那儿似的无拘无束，心境平和而宁静。我的精神境界是超脱的，因而我能够细细地品味她的谈吐中那种法国式的典雅，其韵味的纯正，在今天的口头和书面语言中都已是不可复得了。我听着她娓娓而谈，犹如聆听一首风味纯正的可爱的法兰西民歌，甚至觉着依稀能在其中听出她对梅特林克的有所微词（不过，鉴于女人缺乏主见，易为文学界的时尚所左右，如今她或许已经受了姗姗来迟的褒誉的影响，对这位比利时剧作家赞赏不已了），正如我能觉着梅里美对波德莱尔，司汤达对巴尔扎克，保尔－路易·古里埃对维克多·雨果，梅拉克对马拉美都有过微词一样。我知道，这些嘲贬别人者就思想而言都比他们嘲贬的对象有更大的局限性，然而他们的语汇确是更纯正的。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语汇几乎跟圣卢的母亲不相上下，简直到了一种令人赞叹的境界。今天的那些爱说“实则”（而不说“其实”）、“更有甚者”（而不说“尤其”）、“大惊失色”（而不说“大吃一惊”）等等等等的作家们，我可不是从他们的苍白乏味的语汇中，而是从跟一个叫德·盖尔芒特夫人或者叫弗朗索瓦丝的女人的交谈中学到古风的语体和一个个词儿的真正读音的，我在五岁那年就从弗朗索瓦丝那儿知道，大家是不说塔尔纳，而说塔尔，不说贝阿尔纳，而说贝阿尔的。所以我在二十岁进社交圈子时，就用不着再让人教我不该象邦当夫人那样说“德·贝阿尔纳夫人”了。 如果我说公爵夫人并没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乡土味和半拉子的村妇气，或者她在表现这种味儿时没有某种矫情之处，那我就是在说诳话了。不过在她而言这与其说是贵妇人学乡下人的样子故作天真，与其说是对藐视不相识的农妇的富婆嗤之以鼻的公爵夫人的骄傲，倒不如说是一位清楚自己的魅力所在，而且不愿让它给摩登的粉饰糟蹋掉的女人的颇带几分艺术家气质的审美趣味。有个例子跟这很相象，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迪弗有个诺曼底人店主，就是那家“征服者威廉”的老板，他执意不肯让自己的小客栈沾上现代化宾馆的奢侈习气，虽说他已是百万富翁，他的说话、穿衣仍保持着诺曼底农民的做派，而且就象在乡下农舍一样，让顾客跑进厨房来看他亲自掌勺烹制一顿决不比最豪华的大饭店逊色，但价钱也贵得多的晚餐。 但凡古老的贵族世家，单有那点本乡本土的生命力是不够的，家族中还必须降生一位聪明恰到好处的成员，才能不至于鄙薄这种生命力，不至于让它湮没在世俗的粉饰下面。德·盖尔芒特夫人，可惜才情太高，巴黎味儿也太足，当我认识她时，她除了口音以外已经没有半点儿外省气了，但她至少在描述自己当年轻姑娘那会儿的生活时，找到了一种（在似乎过于俚俗的外省人的声腔和矫揉做作的文绉绉的谈吐之间）折衷的谈话方式，这种风格的语言，正是使乔治·桑的《小法岱特》以及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中讲述的某些传说显得那么可爱的语言。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听德·盖尔芒特夫人讲那些有农民和她一起出场的故事。古老的名字，悠远的习俗，使这些城堡映衬下的村落别有一种诱人的情趣。 她的那种发音方式，如果其中没有任何做作之处，没有任何创造一套语汇的意图，真称得上是一座用谈话作展品的法兰西历史博物馆。“我的叔祖菲特－雅姆”不会使人感到吃惊，因为我们知道菲兹－詹姆士①家族是会很愿意申明他们作为法兰西的名门望族，不想听到人家用英国腔来念他们的名字。不过有些人，他们原先一直以为得尽力按照语法拼读规则来念某些名字，后来却突然听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不是这么念的，于是又尽力照这种他们闻所未闻的念法来念那些名字，这些人驯顺到如此可怜的地步，倒是实在令人吃惊。比如说，公爵夫人有一位曾祖父当过德·尚博尔伯爵的侍从，为了跟后来当了奥尔良党人的丈夫开个玩笑，她总喜欢说“我们这些弗罗施多夫的旧族”。那些原先一直以为该念“弗罗斯多夫”的客人当即改换门庭，满嘴“弗罗施多夫”的说个不停。 -------- ①菲兹·詹姆士（1670—1734），英国贵族、元帅；1710年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册封为法国公爵。“菲特－雅姆”是这个英国名字按法文读音习惯的念法。 有一回我问德·盖尔芒特夫人，她给介绍说是她侄儿，但我没听清他名字的那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是谁，因为公爵夫人说这个名字时，尽管用她那低沉的喉音说得很响，但发音含混得很，我只听见“这位是……翁，罗贝尔……兄弟。他认定他的头盖骨跟远古时代的威尔士人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才明白她是说：“这位是小莱翁（莱翁亲王，其实是罗贝尔·德·圣卢的内弟）。”“诚然，他是不是真有这样的头盖骨，”她接着说，“这我可说不上来，不过他在穿着上的高雅情趣，可把那鬼地方给甩远了。我和罗昂一家在若斯兰①那会儿，有一天我们去做礼拜，碰到好些从布列塔尼各地来的农民。有个高大的乡下汉子，莱翁家的一个佃户，大惊小怪地瞅着罗贝尔内弟的那条浅色长裤。‘你这么瞧着我干吗？我敢打赌说，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呐，’莱翁对他说。然后，因为那乡下佬说他不知道，莱翁就接着说：‘听着，我就是你的亲王。‘噢！’那乡下佬一边忙不迭地脱帽致歉，一边回答说，‘我把您当作英国佬了。’”如果我趁此机会，怂恿德·盖尔芒特夫人再讲讲罗昂家的事（她的家族跟他们家时有联姻的情况），她的叙述就会充满一种矜悯的伤感情调，而且，就象那位真正的诗人邦比耶也许会说的那样，“有股子在荆豆萁火上煎出来的荞麦薄饼的呛人味儿。” -------- ①若斯兰位于布列塔尼地区莫尔比昂省内的小镇，以建于十二至十四世纪的教堂、城堡著称。 关于那位迪洛侯爵（我们都知道这位侯爵晚年境况很凄凉，他失聪后常让人把他带到失明的h……夫人家去），公爵夫人跟我讲当他的境况还稍好些时，他怎么在盖尔芒特围猎之余随随便便地穿着便鞋跟英国国王一起喝午茶，并不觉着这位国王比自己就特别尊贵些，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他在这位国王面前半点儿也不感到拘束。她把这一切描绘得惟妙惟肖，甚至还让侯爵象自命不凡的佩里戈乡绅那样戴了顶带翎饰的火枪手便帽。 而且，即使在判断某人的乡籍这类小事情上，德·盖尔芒特夫人也流露出很浓的乡土气息——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能够说出人家出身在某省某地，从小生长在巴黎的女人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在她从一幅颇有圣西门①韵味的肖像画谈到外省风光时，也常会如数家珍地报出安茹、普瓦图、佩里戈这些地名。 -------- ①圣西门（1675—1755），法国贵族，撰有反映路易十四宫廷生活的《回忆录》二十一卷，其中对人物的刻划相当生动活泼。 咱们再回过来说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发音和语汇吧。所谓贵族气质，那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它们真正的保守性的。这里的保守二字，是在这个词儿的那种有点稚气，有点危险，那种对一切发展变化都深闭固拒，但同时又对艺术家颇有吸引力的全部涵义上来说的。我颇想知道从前人们是怎样拼写jean这个名字的。收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儿给我的一封信后，我就明白了这一点，他的签名是——因为他是在哥达①受的洗礼，又在那儿颇有名望——jehan（约翰）·德·维尔巴里西斯，多了一个漂亮而累赘的、纹章学意义上的h，正如我们在祈祷书或彩绘玻璃上看到用朱红或群青颜色画着的那个令人赞美的字母一样。 -------- ①哥达，德国东部城市。刊载欧洲名流家谱的《哥达年鉴》即在该地编纂出版。 可惜我没法坐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听她说话，因为我得尽量赶在阿尔贝蒂娜之前面到家里。不过，我也只能一点一滴地从德·盖尔芒特夫人那儿获得我所需要的有关衣着的有用的指点，以便让人尽着年轻姑娘合适的范围，给阿尔贝蒂娜裁剪同样款式的衣装。 “比如说，夫人，上回您先在圣德费尔特府上吃晚饭，然后去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邸的时候，穿一身红色的长裙，配一双红鞋子，那真是绝了，看上去就象是一朵嫣红嫣红的花儿，一颗火红透亮的宝石，那是叫什么料子来着？年轻姑娘也能穿吗？” 公爵夫人布满倦意的脸，顿时变得容光焕发了，这种表情正是以前斯万恭维洛姆亲王夫人时那位亲王夫人脸上有过的表情；她笑出了眼泪，用一种揶揄、探询、欣喜的眼神瞧着德·布雷奥代先生，那位每逢这种场合必到的先生，此刻从单片眼镜后面漾起一阵笑意，好象是对于在他看来全然由年轻人强自克制住的感官上的狂热所引起的这种理智上的昏乱表示宽容。公爵夫人的神气则象是在说：“他这是怎么啦？他准是疯了。”随后，她转过脸来温存地对我说：“我不知道我那天到底是象颗宝石，还是象朵花儿，不过我倒还记得，我是有件红裙子：是用适合那个季节穿的红色绸缎料子做的。年轻姑娘如果真要穿，也未尝不可，不过您告诉过我，您的那位姑娘晚上从不出门。可这长裙是晚礼服，平时白天出客是不能穿的。” 最奇怪的是，虽说那个夜晚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可是德·盖尔芒特夫人除了她穿的裙子以外，已经把有一桩（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她原本该牢记心头的事情都给忘了。看来，对这些活动家（社交场上的人物都是些小而又小、不足道焉的活动家，但毕竟还是活动家）来说，他们的精神由于始终集中在一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问题上，因而几乎无法再在记忆中存储多少内容了。比如说，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有人对德·诺布瓦先生提起他前不久预言要跟德国签订和约，结果却并无此事的这个茬儿时，他就会说出下面一大通话来，而其用意倒也并非转移目标或为自己开脱：“您准是听错了，我根本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再说这话也不象是我说的，因为在这种谈话中，我总是出言非常谨慎的，对于那种往往只是出于一时冲动，最终通常会酿成暴力行为的所谓惊人之举，我是不可能去预言它会成功的。毫无疑问，在相当长久的未来，法德两国关系将会变得密切起来，这对两国都有好处，在这笔交易中间，我想法国也是不会吃亏的，可是这个看法我还从没说过，因为我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如果您要问我对跟当年的老对头正儿八经地结盟作何看法，我的回答是那将是一步败着，我们会因此蒙受重大的损失。”德·诺布瓦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说谎，他只不过是太健忘了而已。再说，凡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凡是你通过模仿而得到，或者由于旁人的怂恿而接受的东西，忘记起来总是特别快的。它们会起变化，而我们的记忆也会随之改变。比起外交官来，那些政客就是有过之无不及了，他们对自己在某个场合所持的观点可以忘记得干干净净，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出尔反尔，并非有什么野心勃勃的目的，而确实只是健忘所致。至于社交场上的人物，他们向来就记不住什么东西。 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肯定说，她穿红裙子的那天晚上，她不记得德·肖斯比埃尔夫人也在场，一定是我弄错了。可是，天晓得从此以后，公爵，甚至公爵夫人的脑子里是不是整天尽想着肖斯比埃尔夫妇呢！事情是这样的。骑师俱乐部的主席去世后，德·盖尔芒特先生是资格最老的副主席。俱乐部里有一批人，他们本人没有多少身价，却以对不请他们吃饭的人投反对票为唯一的乐趣，这时他们结成一伙来反对德·盖尔芒特公爵了，公爵本人则自以为稳操胜券，而且又并不怎么把这个相对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几乎无足轻重的主席位置看在眼里，所以按兵不动。那伙人到处放风，说公爵夫人是德雷福斯派（德雷福斯案件早已结案了，不过即使过二十年以后人们还会提起它，何况当时才不过是两年以后），接待过罗特希尔德，还说人们长期以来太让象德·盖尔芒特公爵这样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半外国佬的权贵占便宜了。这伙人处于很有利的地位，因为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也对这些过于显眼的脚色妒火中烧，对他们的巨大家产恨得牙痒痒的。肖斯比埃尔的家产不可谓不大，却没使人感到不快：他从不乱花一个子儿，夫妻俩住一套简朴的公寓，做妻子的穿黑呢衣服出门。肖斯比埃尔夫人酷爱音乐，常在家里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邀请的女歌手远比盖尔芒特府上要多。可是平时谁也想不到提起这些音乐会，因为参加的人连清凉饮料也喝不到一杯，而且做丈夫的也不到场，整个演出是在椅子街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进行的。在歌剧院里，德·肖斯比埃尔夫人来去从不引人注目，和她在一起的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名字会使人想起查理十世近臣中那些最极端的保皇党人，但是他们都很谦逊，从不招摇。到了选举那天，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显赫不可一世的居然败了北，灰溜溜不起眼的却得了胜，第二副主席肖斯比埃尔当选骑师俱乐部主席，德·盖尔芒特公爵却名落孙山，也就是说，跌在了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上没能爬上去。当然，当个俱乐部主席对于象盖尔芒特夫妇这样权势炙手可热的显贵来说，本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可是明明该是他的缺却没能顶上的这个主席位置，眼看着让一个叫肖斯比埃尔的家伙捞了去，这却让公爵感到难堪，要知道，这家伙的老婆，奥丽阿娜在两年前非但不屑于去跟她打招呼，而且对这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三等货色居然敢跟自己打招呼都觉得忿忿然的呢。他声称他根本不把这次失败放在眼里，并且认定这事的根子是在他和斯万的交往太深。骨子里，他余怒难消。有件事说起来挺奇怪的，以前从没人听德·盖尔芒特公爵说过“压根儿”这么个颇为俗气的字眼儿；可自从俱乐部选举过后，只要有人提起德雷福斯案件，即刻就有“压根儿”冒出来了：“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事件，说得倒轻巧，可这说法本身就措词不当；这又不是宗教事件，这压根儿是个政治案件。”如果说在这以后的五年当中没有再说起德雷福斯案件，那么你耳边可以不再听见“压根儿”这三个字，但倘使过了五年以后，德雷福斯这个名字又让人提起了，那么“压根儿”这三个字也会即刻冒出来。公爵简直无法容忍任何人提到这个案件，“就是它，”他说，“造成了那么多的不幸，”虽然实际上真正触动了他的无非就是他在俱乐部竞选主席败北的这桩事情。 结果在我刚才说到的那个下午，也就是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起她在她表姊家穿过红裙子的那次聚会上，德·布雷奥代先生颇有些不受欢迎，原因就是他脑子里不知有了一种什么秘而不宣的联想，还非想说出来不可，于是翕动母鸡屁股似的嘴唇开了腔：“说到德雷福斯案件……”（他干吗要说什么德雷福斯案件呢？刚才那会儿不是还在说红裙子吗，当然这个可怜的布雷奥代，他想的只是让大家逗个乐儿，说这话绝无恶意，然而单单是德雷福斯这个名字，就已经让德·盖尔芒特那两道朱庇特式的威严的眉毛蹙紧了）“……有人告诉我，咱们的朋友加蒂埃曾经说过一句绝妙的话，真是妙不可言，（我得提醒读者注意，这位加蒂埃是德·维尔弗朗什夫人的兄弟，跟同名的那位珠宝商并无丝毫关系！）不过这并没叫我吃惊，因为他本来就绝顶聪明。”“哦！”奥丽阿娜插断他的话说，“我可不欣赏他的聪明。我简直没法对您说，您那位加蒂埃叫我有多讨厌，我每回去拉特雷默伊耶府上总要碰见他，我真不明白夏尔·拉特雷默伊耶和他夫人干吗对这么个讨厌家伙会感到那么趣味无穷。”“我竟（亲）爱的公阙（爵）夫人，”布雷奥代回答说，他发c这个音有困难，“我觉得您对加蒂埃太严厉了。没错，他也许往拉特雷默伊耶府上是跑得太勤了些，可这毕意是对雅（夏）尔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忠诚的表示吧，眼下这样的人也是不多见的了。言归正传吧，人家告诉我的话是这样的。加蒂埃似乎是说，如果左拉先生要想卷进一桩诉讼案而且让自己给判刑的话，那他无非是想获得一种他还不曾有过的体验——坐牢的体验。” “所以他在被逮着以前就溜了，”奥丽阿娜接着说，“这种话可站不住脚。何况，即使情况真是这样，我也认为这句话说得再蠢也没有了。可您居然觉得它绝顶聪明！”“天哪，我竟（亲）爱的奥丽阿娜，”布雷奥代看见公爵夫人表示异议，就开始退缩了，“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我只是怎么听到就怎么说哪，咱们别管它得了。可不是，就为这，加蒂埃先生还让那位出色的拉特雷默伊耶狠狠地给克了一通呢，因为他有一百个理由不愿听到有人在他的客厅里谈论那些——怎么说好呢——那些眼下正在风头上的案件吧，尤其是因为有阿尔方斯·罗特希尔德夫人在场，他就更加不高兴了。加蒂埃挨拉特雷默伊耶这顿臭骂也是活该。”“当然咯，”公爵情绪极坏地说，“阿尔方斯·罗特希尔德夫妇虽说小心翼翼，绝口不提这桩讨厌的事件，可是他们心底里，就跟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德雷福斯派。这确实是一种adhominem①（公爵有些乱用了adhominem这个词儿）的论据，以前被忽略了没拿来用作犹太人不可信的一个证明。如果一个法国人偷了东西、杀了人，我想我不会因为那个人象我一样是法国人而认为他是无罪的。可是那些犹太人，哪怕他们心里知道得一清二楚，也从来不会承认他们的某个同胞是卖国贼，而且根本不去考虑他们中间一个人所犯的罪行，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公爵自然是想到了肖斯比埃尔和那该死的选举）……，嗳，奥丽阿娜，您不会认为就凭这还不足以断定犹太人都会庇护一个卖国贼吧。您也不会对我说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不能这么断定吧。”“当然会喽，”奥丽阿娜回答说（她心里暗暗有些恼火，只想要对这个声若洪钟的朱庇特抬个杠、顶个嘴，从而把“理智”置于德雷福斯案件之上），“也许正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并且了解自己的同胞，所以他们知道一个犹太人不一定就是卖国贼，不一定就是反法分子，好象德吕蒙先生就是这么说的吧。当然，要是他是个基督徒，那些犹太人是不会对他感兴趣的，可是他们这么做了，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不是犹太人，人家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把他当作天生的卖国贼，我的侄儿罗贝尔敢情就会这么说吧。”“女人懂什么政治呢，”公爵目不转睛地瞅着公爵夫人喊道，“这桩耸人听闻的罪行，并不单单是个犹太人的案子，而压根儿是起重大的民族事件，它会给法国带来最可怕的后果，凭这一点就该把那些犹太人统统驱逐出境，虽说我也承认，直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惩罚措施全都（以一种亟需匡正的卑鄙的方式）并非针对他们，而是针对站在他们对面的那些最卓越的人，那些跟他们给我们可怜的国家所造成的不幸毫不相干的地位最显赫的人。” -------- ①拉丁文，从字面直译为“针对此人”，公爵即按此义理解，但它的实际含义是“仅从个人爱好或偏见出发”。 我觉着再这么下去事情快要不对头了，所以赶忙又拾起裙子的话题。 “您还记得，夫人，”我说，“我有幸第一回见到您………”“他有幸有一回见到我，”她笑吟吟地瞧着德·布雷奥代先生说，这位先生的鼻尖变得玲珑了，脸上的微笑也由于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礼貌而变得柔和了，但那刀子放在磨刀石上磨也似的嗓音，让人听到的只是些含糊的尖溜溜的声音。 “……您穿一件黑色大花头的黄裙子。”“我的孩子，那也一样，也是晚礼服。”“还有您那顶矢车菊颜色的帽子，我觉得好看极了！不过这些都是旧话了。我想给我提到过的那位姑娘定做一件皮大衣，就象您昨天早上穿的那件一样。不知道我能不能再看一下您那件大衣？”“那可不行，阿尼巴尔马上就得走了。您来我家吧，我的贴身女仆会都让您看的。就是有一点，我的孩子，您想要的我都可以借给您，不过要是您找那些小裁缝去定做加洛、杜塞、巴甘的款式，那就非得走样不可。”“我根本没想过去找小裁缝哪，我知道那非走样不可，不过我还是挺感兴趣想弄弄明白，究竟为什么会走样的呢。” “您也知道我向来不善于解释任何事情，我呀，笨嘴拙舌的，就象个乡下婆子。不过这里面有个手工和式样的问题；要说做皮大衣，我至少还可以写个便条给我做皮装的裁缝，别让他敲您竹杠。不过您知道，就这样您也还得花八九千法郎呢。”您在另一个晚上穿的那件有股挺特别的味儿的睡袍，就是毛茸茸的有碎花点儿和金色条纹，象个蝴蝶翅膀的那件呢？” “哦！那件呀，是在福迪尼的店里做的。您的那位姑娘在家里穿那件挺合适的。我有好几件呢，回头我让您瞧瞧，要是您喜欢，我可以给您一两件。可是我很想让您看看我表妹塔列朗的那件。我得写信去向她借一下。”“您那些鞋子也漂亮极了，那也是在福迪尼店里做的吗？”“不是，我知道您说的是哪双鞋，您是说那双金面山羊皮的鞋子，那是当初孔絮洛·德·曼彻斯特陪我在伦敦采购时买到的。那可真是绝了。我总也不明白，这皮子是怎么染色的，看上去倒象这山羊长的就是金皮。在当中再配上那么一小粒钻石，简直就没治了。可怜的德·曼彻斯特公爵夫人已经死了，不过要是您愿意，我可以写信给德·沃里克夫人或者马尔勃罗夫人，让她们设法去一模一样的觅一双。我在想，说不定我还有些这种山羊皮呢。您也许在这儿也可以定做。我今晚就去瞧瞧，找到了会让人通知您的。” 第五部 女囚(3) 我因为想尽可能赶在阿尔贝蒂娜回家前离开公爵夫人，结果就常常在走出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府邸时，正巧在院子里碰上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他俩是上男爵最爱光顾的絮比安裁缝铺去喝茶。我并没有天天都碰到他俩，不过他俩可是每天必去的。说起来，有件事颇值得注意，那就是一种习惯的持续程度往往是跟它的荒谬程度成正比的。惊人之举，一般只能偶而为之。然而，一个有怪癖的人非要拒欢乐于门外、非要去蒙受最大的不幸的荒谬生活，却是日复一日，从不间断的。倘若有谁出于好奇，连续观察上十年，那他就会发现这十年来，那个可怜虫在他本该享受一下生活乐趣的当口却闷头睡觉，而在什么事也干不了，上街去只能白白让人捅上一刀的时候，偏又出门上街去，这个可怜虫整年害着感冒，可一觉得热又非喝冰镇饮料不可。其实只消有那么一天，发一下兴，就能一劳永逸地改变这种状况。可是这种生活又偏有个德性，就是让你发不起这个兴。这种单调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堕落，因为任何表达意志的行为，都能使这种生活变得不至于那么令人难以忍受。当德·夏吕斯先生天天带着莫雷尔上絮比安的铺子去喝茶时，我们同时可以看到生活的这两个侧面。德·夏吕斯有一次发的脾气，就表明了这种日常习惯是怎么回事。那个专做背心的小裁缝的侄女，有一天对莫雷尔说：“这么着，明儿你们来，我请你们喝茶，”男爵颇为有理地认为，这话出自一个他几乎看作未来媳妇的女孩之口，实在太粗俗了；而由于男爵生来肝火旺，不发发脾气过不了瘾似的，所以他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告诉莫雷尔让他教那姑娘要懂礼貌些，而是在回家的路上骂骂咧咧地嚷个不停。他用最蛮横无礼、最傲慢不逊的口气喊道：“我说嘛，会拨弄琴弦未见得就是‘触觉’好啊，这不，您整天摆弄小提琴，结果就阻碍了您嗅觉的正常发展，要不您怎么会居然对请客喝茶，我想那才不过是十五个生丁的事吧，这种俗不可耐的说法听之任之，让它的恶臭来玷污我高贵的鼻孔呢？当您拉完一曲小提琴独奏，难道您在我家里看见过有谁不是拚命对您拍手，或者意味深长地保持静默，而是对着您放个屁吗？他们之所以保持静默，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您的琴声感动得如痴如醉，生怕会忍不住哭出声来（可不象您的未婚妻对着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那样）。” 要是一个职员让上司这么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第二天他准得给解雇。可是莫雷尔的情况是不同的，对德·夏吕斯来说再没有比辞退莫雷尔更让他感到可怕的事了，他甚至担心自己方才已经说过头了，于是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通对年轻姑娘的恭维话，他自以为说得大方得体，却不料无意中又漏出不少唐突无礼之词。“她挺可爱的。既然您是个音乐家，我想她准是靠嗓子勾上您的，她在高音区的声音很美，听上去够得到您拉的升b音。她的低音我不大喜欢，那想必是跟她的脖子有关系，她的脖子长得很细，样子挺怪的，一波三折，象是就要到头了。却突地又冒出一截；不过尽管有这么些不足之处，她的侧影还是挺中我的意。既然她是裁缝，想必剪刀使得很好，您得让她剪一张她本人的侧影像给我。” 夏利对于人家称赞他未婚妻的可爱之处，一向不怎么放在心上，因而对男爵的这番恭维话就更当耳边风了。不过他回答德·夏吕斯先生说：“那当然，我的老弟，我会给她一块肥皂，让她别再这么说话的。”莫雷尔象这样对德·夏吕斯先生说“我的老弟”，可并不是因为这位出色的提琴师糊涂到不明白他的年龄刚够得到男爵的三分之一。他这么说，也跟絮比安说这话不同，在他，这么说无非是对某些交往抱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在表示亲热（在他莫雷尔，是装出来的亲热，在别人则是真心实意的亲热）之前，必须先心照不宣地取消年龄上的差别。就这么着，那一阵子德·夏吕斯先生还收到过这样一封信：“我亲爱的巴拉梅德，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呢？你不在，我真闷死了，老是想着你，等等等等。你的皮埃尔。”德·夏吕斯先生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这位居然用如此亲昵的口气给他写信的皮埃尔到底是谁，看来一定是跟他很熟稔的朋友，但虽说是熟朋友，这位皮埃尔又不过是粗通文墨而已。凡是能在哥达年鉴里占一席之地的亲王显贵的名字，一连几天在德·夏吕斯先生的脑子里打着转。终于，信封背面的一个地址让他豁然开了窍：原来此信的作者是德·夏吕斯先生有时去玩玩的一家俱乐部的听差。这个听差并不觉得用这种口气给德·夏吕斯先生写信有什么失礼之处，其实在他眼里，德·夏吕斯先生还确是个地位显赫的贵人哩。但他心想对一位曾不止一次地拥抱过他，并且通过这种拥抱——以他的天真，他是这么想的——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先生，要是不以“你”相称，未免就显得生分了。其实，德·夏吕斯先生就打心眼里头喜欢这种忒熟的劲儿。有一次他甚至就为了能让这封信在德·福古贝先生面前漏个脸，特地陪着这位先生兜了一上午风。可谁都知道，德·夏吕斯先生最讨厌跟德·福古贝先生一块儿出去了。因为那位戴单片眼镜的先生总爱评头品足地上下打量路上的年轻人，更叫人受不了的是，那位先生每当和德·夏吕斯先生在一起时，总爱肆无忌惮地使用一种让男爵讨厌之至的语言。他把所有男人的名字都加以女性化，而且，因为他天生是个蠢货，他还以为这种玩笑开得很聪明，拉开嗓门笑个不停。但他又是对自己的外交官职位看得很重的家伙，所以只要在街上看见有上流社会人士走过——见到公务员更其如此——就会即刻刹车，收剑起那种拙劣可笑的行径。“那个送电报的小个子女人，”他用臂肘碰碰阴沉着脸的男爵，“我认识她，可她却躲着我们，这个骚货！喔！那不是拉法耶特商场发货的老兄吗，敢情他也在呀！老天爷，刚才走过的是商务部的次长哟。但愿他没瞧见我指手划脚的样子才好！要不他会去告诉大臣，大臣会把我列进退职人员名册去的，因为他自己也得退呢。”德·夏吕斯先生听得满肚子的火没处发。临末了，为了让这次叫他感到恼火的散步早点结束，他决定把那封信拿出来给这位大使先生看一遍，但他特别叮嘱对方别声张出去，因为照他的说法，夏利会为了表明自己的多情而吃醋的。“所以哪，”他用一种极其可笑的好好先生的口气说，“事情总得防患于未然才是。” 在回过头来说絮比安的裁缝铺以前，作者想先声明一下，如果这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使读者感到了不快，那他真是万分遗憾。从一个方面（而这是问题的一个次要的侧面）来说，读者也许会感到，本卷中对贵族阶层世风日下的指摘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而言显得多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也不足为奇。那些最古老的望族，到头来也只能靠一只鼻结很大的红鼻子，靠一张歪里歪气的大下巴来显示某些让人赞叹的“血统”特征了。然而在这些代代相承、每况愈下的脸相容貌之间，还有两样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秉性和趣味。倘若有人说，所有这些都跟我们不相干，我们应该从近在身边的事实中找出它的诗意来，那么尽管他说得有理，他所表示的也毕竟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了。诚然，从我们最熟悉的现实中抽象出来的艺术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它们的领域可能是最为广阔的。但是同样确实的是，一样强烈的兴趣——有时它就是美感——也可能来自某种气质导致的活动，它们跟我们所能感觉和相信的东西实在相去太远，以致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它们，以致当我们看到它们展示在面前时只觉得那是一种无端凭空而来的场景。薛西斯，那位大流士①之子，命令用笞鞭去抽打吞噬了他的船队的大海，难道还有比这更气势磅礴的诗篇吗？ -------- ①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558——公元前486），古波斯帝国国王，曾两次率军大规模入侵希腊，皆受挫。公元前480年，其子薛西斯率舰队经德摩比利入侵希腊亚提加半岛，旋即在萨拉米海战中大败。薛西斯亦译泽尔士一世，在历史上以刚愎暴虐著称。 莫雷尔准是已经利用他的魅力所赋予他的对那年轻姑娘的权威，把男爵的评语当作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她，因为“请客吃茶”就此从那家裁缝铺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比一个天天都上你家来的熟人，为了这个那个缘故，或者是你跟他吵翻了，或者是你不想让人在家里瞧见他，只愿跟他在外面碰头了，总之，他就此从你的客厅里消失了。德·夏吕斯先生对此感到很满意，他从中看到的是自己具有足以左右莫雷尔的影响的一个证明，是那年轻姑娘拭去了那点白璧微瑕。总之，就跟所有象他这般的人一样，真心作为莫雷尔和他的准未婚妻的朋友，作为他俩结合的最热心的支持者，男爵虽说喜欢有那么点权柄，高兴时随便说些好歹还算是无伤大雅的过头话，但除此之外他对莫雷尔始终就象兄长那样保持着奥林匹亚神衹的威严。莫雷尔对德·夏吕斯先生说过，他爱絮比安的侄女，想娶她为妻，男爵很高兴陪这位年轻朋友一起去拜访那家裁缝铺，他在其中扮演的是宽容而审慎的未来公公的角色。这真让他再开心不过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请客喝茶”还是莫雷尔自己先说出来的，年轻的裁缝姑娘只是出于爱情的盲目，学用了心上人的一种说法而已，这种说法的粗俗实在是跟她平日谈吐的文雅格格不入的。她平素的谈吐温文尔雅，这就跟她有德·夏吕斯先生这么个靠山相得益彰，使得她的好些主顾对她优渥有加，邀请她去吃晚饭，把她引荐给她们的朋友，而姑娘总得先征得男爵的允许，才在他以为合适的场合去赴宴。“一个当裁缝的姑娘敢情也能踏进上流社会？”有人会说，“真是愈说愈离谱了！但他怎么不想想，当初阿尔贝蒂娜半夜三更来看我，现在又跟我就这么住在一起，这些难道不更离谱吗。对一个别的姑娘，也许不妨说离谱云云，但对阿尔贝蒂娜，这两个字是根本用不上的，她从小没爹没妈的，生活放任无羁，以致在巴尔贝克那会儿，我起先还以为她是一个赛车手的情妇呢，她最近的亲戚就是邦当夫人，这位太太在斯万夫人家里曾对外甥女的没有教养啧有烦言，可现在却闭上眼睛，巴不得能就此把她打发出去，攀上门阔亲家，她这当姨妈的多少也能得些好处。（在最上层的社交圈子里，那些出身高贵而钱囊羞涩的母亲们，给儿子物色到阔绰的亲家后，会接受小两口的孝敬，收受那位她并不喜欢但还是引荐给朋友们的儿媳妇所馈赠的皮衣、汽车和金钱。） 或许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当裁缝的姑娘们都能踏进上层社会，对此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可惜絮比安的侄女只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还不足以让我们预见那个前景，独燕不成春嘛。不过，虽说絮比安侄女的这些无伤大雅的举措已经使某些人感到有些悻悻然，莫雷尔却并非如此，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真是愚蠢得无以复加，他不仅认为这位远比他聪明一千倍的姑娘“傻里傻气的”（也许她就在爱他这一点上是有些傻），而且还把那些乐于接待她（而她并没因此就飘飘然）的体面人家的夫人们都看作是冒险家，是装扮成贵妇人的裁缝铺娘们。自然，盖尔芒特府上的不在此例，甚至凡是跟盖尔芒特府上有些交往的也都可以除外，他所指的是那些手面阔绰、举止文雅的布尔乔亚娘们，她们的脑筋真是自由新派得很，居然以为接待一个女裁缝并不会降低她们自己的身份，她们的脑筋又真是盲从因循得很，居然会因为厚待了一位德·夏吕斯男爵殿下每天都诚心诚意去看她的年轻姑娘而感到某种满足。 男爵想起这门亲事就满心欢喜，他觉得这样一来就没人会把莫雷尔从他身边夺走了；就象絮比安的侄女在她差不多还是个孩子的那会儿，犯过桩“过错”似的。德·夏吕斯先生虽说也在莫雷尔面前说些恭维她的话，但倘若有机会把这桩秘密在莫雷尔面前抖落出来，让他火冒三丈，弄得小两口反目，那在男爵真可说是何乐而不为了。其实，虽说德·夏吕斯先生用心歹毒，但他也跟许许多多的好人并无两样，他们通过恭维某个男人或女人来表明自己的慷慨大度，但对任何能给对方带来和睦安宁的肺腑之言，却是火烛小心，绝口不说的。尽管如此，男爵却从不说含沙射影的话；其中有两个原因。“要是我告诉他，’男爵暗自这么思忖，“他的未婚妻并不是洁白无瑕的，准会伤害他的自尊心，他就会怨恨我，再说，我怎么知道他没真的爱上她呢？要是我什么也不说，这蓬草秸的火很快就会烧完，我就能随着我的心意来控制这两口子的关系，我要他对自己的未婚妻爱到什么分寸，他就会爱到什么分寸。要是我对他说了他未婚妻以前犯下的过失，谁保得定我的夏利不会依然对她一往情深，反倒吃起我的醋来呢？这样一来，由于我自己的失着，我就把一段本来可以捏在手里的逢场作戏的调情，变成我难以驾驭的真正的爱情了。”就为这两个缘故，德·夏吕斯先生三缄其口，表面上看去审慎之极，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确是很值得称道的了，因为在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做到三缄其口已属非常难能可贵。 何况，那年轻姑娘也确实很可爱，无论从哪个方面她都满足了德·夏吕斯先生对女性所能具有的审美趣味，她就是给男爵一百张她的照片，他也不会嫌多的。德·夏吕斯先生不象莫雷尔那么笨，听说有那么些他凭自己的社会嗅觉一嗅就能嗅出颇有身份的夫人们邀请这姑娘去作客，他觉得挺高兴。但在这一点上，他也对莫雷尔保持缄默（以便保持绝对的控制权），而莫雷尔碰到这种事真是傻瓜一个，他仍然一个心眼地认定，除了“提琴界”和维尔迪兰府上，就只有盖尔芒特府上和男爵说起过的那几个差不多算得上王族的府邸，所有其他的人都只是些“渣滓”和“群氓”。夏利这是一字不差地在搬用德·夏吕斯先生的用词。 让那么些大使和公爵夫人终年翘首以待却不肯赏光的德·夏吕斯先生，就为人家请德·克罗瓦亲王走在他头里，当场拂袖而去不肯跟亲王同桌进食的德·夏吕斯先生，居然把他回避这些名流贵妇的所有时间，全都花在一个裁缝的侄女那儿了！先不先，首要的原因是莫雷尔在那儿。大概只有饭店的侍者才会以为，一位腰缠万贯的富翁必定天天穿一身鲜亮的新衣服，而一位风流倜傥的先生自然会请六十份宾客一同入席，出进则必定以车代步。他们想错了。常见的情形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一年到头穿着件磨损露线的旧上装，风流倜傥的先生在饭店里只跟店堂的伙计攀攀话，回到家里也就跟自己的跟班玩玩牌。就这样。他照样可以拒绝走在缪拉亲王后面入席。 德·夏吕斯先生喜欢两个年轻人的这桩婚事，其中还有个原因是这样一来絮比安的侄女就成了莫雷尔本人，因而同时也是男爵对他所拥有的权力和所具有的了解．在某种意义上的延伸。要说“欺骗”（就夫妻关系的意义而言）提琴师未来的妻子，德·夏吕斯先生从没往这上面想过，所以也不曾感到过良心的不安。可是，有了一对“年轻夫妇”要指导，感觉到自己成了莫雷尔的老婆（她将对男爵视若神明，从而证明亲爱的莫雷尔对她灌输过这种想法，她身上也因而会含有某些莫雷尔的东西）尊崇敬畏的、无所不能的保护神，却使德·夏吕斯先生的统治方式有了新的变化，从他的“小东西”莫雷尔身上派生出了另一个存在，一个配偶，这就是说又有另外一个新鲜好玩的小东西可以让他来宠爱了。这种统治，现在甚至可能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了。因为在莫雷尔只是一个人，或者说赤条条无所牵挂的那会儿，他还会在拿得准事情不至于没法收场的情况下顶撞顶撞男爵，但一旦结了婚，有了个家，有了房子，有了小两口的打算，他就不会再敢那么行事，德·夏吕斯先生就可以更方便、更牢靠地把他捏在手里。所有这些，再加上必要时，也就是说当他在哪个晚上觉得无聊时，还可以去撩拨那两口子吵上一架（男爵对干仗吵架是百看不厌的），都让德·夏吕斯先生感到美滋滋的。但比起想到小两口对他的依赖所感觉的得意来，这些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德·夏吕斯对莫雷尔的宠爱，每当他转到下面这个念头时，就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新意：“不光他属于我，他老婆也是属于我的；他俩的一举一动都得考虑到别让我生气，而我再怎么使性子耍脾气，他俩还是会百依百顺，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我几乎已经忘怀但对我又是如此珍贵的事实的（至今我还不曾注意到的）标志，表明对全世界，对每个将要看见我给他俩保护、给他俩房子的人，还有对我自己来说，莫雷尔都是属于我的。”能有这么个在别人眼里也好，在他自己眼里也好都是明明白白的证据，德·夏吕斯先生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因为，一个人对他所钟爱的对象的占有，是比对它的钟爱更强烈的一种快乐。通常，那些生怕这种占有为人所知的人，他们之所以那么讳莫如深，无非是害怕会失去那个弥足珍贵的对象罢了。而他们的乐趣。也由于这种三缄其口的审慎而变得逊色不少。 读者可能还记得，莫雷尔曾经告诉过男爵他打的如意算盘，他的主意是先把一个姑娘，特别是眼下的这位勾到手，为了能得手兴许还要许愿跟她结婚，但等占到了姑娘的便宜，就来个“金蝉脱壳”，逃之夭夭。可是这番话，德·夏吕斯先生在莫雷尔跑来告诉他怎样对絮比安的侄女求爱的当口，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何况，莫雷尔自己也不见得还记住。莫雷尔的秉性——就象他恬不知耻地承认过，或许还颇为精明地夸张过的那样——离他真正为这种秉性所左右的时候，这中间敢情还有着段空隙呢。跟那姑娘接触多了以后，他觉得挺喜欢她，爱上了她，而因为他实在缺乏自知之明，所以他还以为大概自己一向就是这么爱她的。当然，起初打的那些主意，那个邪恶的计划，并没从此消遁匿迹，但是一重重的感情之网编织交迭，把它给严严实实地遮蔽在下面了，所以，如果这位提琴师声称那个邪念并非他行动的真实动机，那么谁也不能说他这话不诚恳。况且还有过一段为时很短的期间，他虽说连对自己都不肯明确地承认，但还是觉着这桩婚事看来是对他非常必要的。那段期间莫雷尔的手常要抽筋，他觉得自己已经面临放弃拉琴的可能选择。而他这人除音乐之外，简直疏懒得叫人不可思议，因此他感到必需有别人来照顾自己；而与其让德·夏吕斯先生，他宁可让絮比安的侄女来承担这个义务，因为他与她的结合将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自由，而且还能提供在一大群各式各样的女人中间进行挑选的机会，从他可以让絮比安的侄女去帮他勾到手的常换常新的裁缝铺女学徒，到他可以撺弄她去跟她们苟合的那些漂亮的夫人。至于未来的妻子会不会乖谬悖理到拒绝接受他的这份美意，他可是想也不曾去想过。再说，既然抽筋已经止住，这些算计现在也就让位给纯真的爱情了。凭他的这把琴，再有德·夏吕斯先生给的那份薪水，也就够了，而一旦他莫雷尔和那姑娘结了婚，这位德·夏吕斯先生自然也就不能再得寸进尺了呗。这桩婚事刻不容缓——为爱情，也为自由。他去向絮比安请求娶他的侄女为妻，做舅舅的去征求侄女的意见。其实这纯属多余。那姑娘全身心都洋溢着对提琴师的爱，那披拂在肩头的秀发，那欢欣地顾盼的眼神，无不透露着同一个消息。至于莫雷尔，几乎每件使他感到愉快、感到有好处的东西，都会唤起他发自内心的激情，引出他发自内心的话头，有时甚至让他流下眼泪。所以，虽说他对絮比安的侄女一个劲地说的这些多愁善感的话（好些游手好闲惯了的绔绔子弟在追逐布尔乔亚阔佬的可爱女儿时，用的也是这种多愁善感的腔调），其热烈的程度正可以跟当初他在德·夏吕斯先生面前大言不惭地陈述勾引、占有姑娘的计划时的下流粗俗比美，但这些话毕竟还是真诚的——如果对他也用得上这两个字的话。只不过，对一个使他有好感的女人的这种合乎道德的热情，以及他和她之间的庄严的婚约，在莫雷尔身上都是有其对立面共存着的。一旦这个女人不再使他感到愉快，或者甚而至于，比方说，这种订婚的约束使他感到不痛快了，她就立刻会成为对莫雷尔而言的一种似乎理由很充分的厌恶的对象，在一阵神经质的心绪不宁过后，这种厌恶能使他在神经系统刚一健全就对自己证实说，即使纯粹从道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也是不受任何约束的。 他在离开巴尔贝克前的那阵子，不知怎么搞的，把身边的钱全给丢了，可又不敢告诉德·夏吕斯先生，于是想找个人借点钱。他父亲曾经教过他（不过这位父亲也告诫过儿子千万别做“寄生虫”），碰到这种情况有个办法，就是写信给一位你想说你“有事跟他相商”的先生，请他“约个时间面谈”。这条锦囊妙计使莫雷尔非常着迷，我相信他即便是单单为了尝尝请人家约个时间“面谈”的有趣滋味，也会情愿把钱掉了的。但后来，他看到这条妙计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灵验。他发现自己久疏笺候的那些先生们，收到他“有事相商”的去信以后并不是在五分钟内就作复的。如果莫雷尔等了一下午还没收到回信，他就尽想些诸如此类的理由，或者他找的这位先生还没回家啦，或者人家兴许还有些别的信得先写啦，要不就是出远门或者生病了，等等等等，反正是一个劲地往好里想，倘若侥幸收到封回信约他第二天上午见面，他到时候总有这几句开场白：“我是在想，怎么就不见您的回音呢，我寻思着别是出什么事了吧；得，这么看来您身体挺好呀？”等等等等。因此在巴尔贝克那会儿，他甚至都没跟我说他要“有事相商”，就要我把他介绍给一星期前在火车上让他那么讨厌的这个布洛克。布洛克挺爽快地借给他——或者不如说让尼西姆·贝尔纳先生借给他——五千法郎。从那以后，莫雷尔对布洛克赞不绝口。他热泪盈眶地问自己，怎样才能报答这么一位救命恩人。后来，我就每月代莫雷尔去向德·夏吕斯要一千法郎，要莫雷尔一拿到就马上还给布洛克，好让布洛克觉得他钱还得挺快的。第一个月，莫雷尔满脑子还是布洛克的好处，二话不说就把一千法郎还了。但过后他想必是觉得那剩下的四千法郎要是派派别的用场准会更惬意些，因为他开始说布洛克这也不好那也不是了。瞧见布洛克他就觉着不舒服。而布洛克呢，因为已经忘了借给莫雷尔的钱的确切数目，所以开口向他讨还三千五百而不是四千法郎，这下子提琴师就能净赚五百法郎了，可他竟然回答说，对于这么一笔无稽之谈的借款，他非但不会拿出一个子儿，而且那位债主还该额手称庆才是，因为他莫雷尔没去告他一状哩。说这话时，他的两眼发出炯炯的光芒。他先是说布洛克和尼西姆·贝尔纳先生没什么好怨他的，不一会又觉得不过瘾，就干脆说他没去怪罪他们是让他俩便宜了。原来，大概是这么回事，尼西姆·贝尔纳先生曾经公开说过蒂博拉琴不比莫雷尔差，于是莫雷尔认为自己得为这句有损他的职业荣誉的话向法庭起诉，后来，因为在法国，尤其是就反对犹太人而言，公理正义业已荡然无存，（他向一个以色列人借五千法郎，正是他身上的反犹太人意识的自然流露呗），他凡要出门必得带好子弹上膛的手枪。 在莫雷尔对待裁缝侄女的态度上，柔肠百转的温情过后，随之而来的也是这种神经质的反应。诚然，德·夏吕斯先生也可能不自觉地对这种态度的变化起了某种影响，因为他经常把有些话挂在嘴上，说什么只要莫雷尔他俩一结婚，他就不去管他们，让他们靠自个儿的翅膀去飞啦，他这么说其实也是跟他俩逗着玩，根本是有口无心的。光凭这句话，当然还不足以把莫雷尔从那年轻姑娘身边拉开，不过，它一旦在莫雷尔的脑子里生了根，那么有朝一日它就会跟关于她的种种类似的想法搀和在一起，到头来足以成为造成关系破裂的一剂强力催化剂。 不过，我那会儿并不怎么经常碰见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等我从公爵夫人那儿出来的时候，他们往往早就去了絮比安的铺子，这是因为跟公爵夫人谈话使我感到兴味盎然，不光忘却了等待阿尔贝蒂娜回家的那种焦急心情，而且把她回家的时间都给忘了。 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待得很晚的这些日子里，有一天有个小小的插曲，这件事我当时完全没有放在心上，直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了它那令人痛苦的含意。这天下午，德·盖尔芒特夫人送给我一束从南方带来的山梅花，因为她知道我喜欢这种花。我从公爵夫人家出来，上楼回家，这时阿尔贝蒂娜已经先到家了；我在楼梯上碰到安德烈，她象是因为闻到了我手里这束花的浓郁香味，感到很不自在似的。 “怎么，您这就要回去了？”我对她说。“是正想走呢，阿尔贝蒂娜要写信，就打发我去了。”“您没觉着她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吧？”“没有，我想她是给她姨妈写信。不过，她可是不爱闻太浓的香味的哪，她准不会喜欢您的这些山梅花。”“哟，我干了件蠢事！待会儿我让弗朗索瓦丝拿去搁在后扶梯间里。”您以为阿尔贝蒂娜不会从您身上闻出山梅花的香味吗？除了晚香玉，这可就是最叫人头晕的香味了。再说，我知道弗朗索瓦丝好象是出去买东西了。”“我今天身边没带钥匙，这可怎么进去呢？”“噢，您按铃就是了，阿尔贝蒂娜会给您开门的。再说这会儿弗朗索瓦丝恐怕也该回来了。” 我跟安德烈告别上楼。刚按了第一下门铃，阿尔贝蒂娜就跑来给我开门，但她很费了些周折，因为弗朗索瓦丝不在家，她不知道电灯的开关在哪儿。好不容易地总算让我进了屋，但山梅花的气味马上又把她吓跑了。我把花放在厨房里，这一来，我这位女友搁下信不写（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好有时间跑进我的房间从那儿叫我，而且躺在了我的床上。就到这会儿，我仍然毫无察觉，还以为这一切都很自然，至多只是觉着有点儿尴尬，但那也算不得什么的①。 -------- ①她险些儿让我当场看见她跟安德烈在一起，好在她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把灯都关掉跑到我房里，免得让我瞧见她床上凌乱的模样，而且装得正在写信似的。可是我是在后来才这么想的，所有这一切，我到今天还弄不明白到底是真是假。——原注 除了这个插曲而外，每次我从公爵夫人家回来而阿尔贝蒂娜已经先到家的时候，一切情况都很正常；因为阿尔贝蒂娜没法知道我是否要在晚饭后带她出去，所以我总看见她把自己的帽子、大衣和阳伞放在门厅里以备不时之需。我一进门就瞧见它们，顿时一种家庭的气氛扑面而来。我并不觉得这屋里供氧不足，反倒觉得这里充溢着幸福。我从忧郁中解脱了出来，瞧着这些无关紧要的小物体，我就感到阿尔贝蒂娜是属于我的，我朝着她奔去。 有些日子我不下楼到德·盖尔芒特夫人那儿去，为了排遣阿尔贝蒂娜回家前的这段时光，我就随手翻翻埃尔斯蒂尔的画册、贝戈特的书或者凡德伊的奏鸣曲谱。于是——由于看上去仅仅诉诸视觉和听觉的艺术作品，实际上要求我们在欣赏它们时必须把被唤醒的思维活动跟那两种感官感觉密切配合——我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认识阿尔贝蒂娜以前她在我身上激起的美丽的梦，这些梦，被以后的日常生活磨去了它们的光采。我把这些梦，犹如加进一口坩埚似地加进乐句和画面中去，用它们来润泽正在读着的书。自然，我觉得这本书变得更加生动了。但阿尔贝蒂娜因此也获益不浅，她从容地往来于我们能够通往、能够将同一对象依次置放其间的那两个世界之间，摆脱了物质的重负，在思维的流动空间中遨游嬉戏。刹那间我陡然感到，我是能够体验对这位令人乏味的姑娘的炽烈感情的。这时候的她，似乎就是埃尔斯蒂尔或贝戈特的一首作品，想象和艺术使我对她看得更真切，使我对她产生了一种瞬息间的激情。 过了不一会儿，仆人来通报，说她刚回来，我吩咐过，当我不是独自一人，比如说当我跟布洛克在一起，并且硬要留他再待一会儿，免得让他碰上我那位女友的时候、谁也不许提到她的名字。因为我没告诉任何朋友她住在这儿，就连我在家里见过她这一点，都是讳莫如深的，我生怕我的哪个朋友会迷恋上她，会在外面等她，要不就是她会趁在过道或前厅碰到他的机会，对他做手势，定约会时间，随后，我听见阿尔贝蒂娜的裙子窸窸窣窣地响着，朝她的房间而去，她一则是出于谨慎，二则大概是出于跟以前在拉斯普利埃饭店吃饭时同样的考虑，所以知道我有朋友在场时从不上我的房间去，以免引起我的猜忌。但我突然间意识到，原因还不止于此。我在记忆中追寻着：我当初认识的是第一个阿尔贝蒂娜，后来骤然间她变成了另一个阿尔贝蒂娜，现在的这个阿尔贝蒂娜。这个变化，只能由我自己来承担责任。当我俩只是好朋友的那会儿，她对我起初是口没遮拦，想到随口就说，后来也是好多事都愿意告诉我的，但自从她认为我爱上了她，或者也没想到爱这个字眼，而只是猜到了我身上有一种什么事都得知道（知道了又感到痛苦不堪）、什么事都得刨根问底的叫人难以忍受的脾性以后，话匣子就关上了。从那时起她就样样事情瞒着我。只要她以为我有朋友在，其实那常常并不是女朋友，而是男朋友，她就会过我房门而不入；而在以前，当我说起哪个姑娘时，她的眼睛就会发亮：“您一定得让她来呀，我挺想见见她。”“可她，照您的说法是风度欠佳的呢。” “对，那才更有趣嘛。”那时候，她或许还是会对我说实话的。即使她在小游乐场从安德烈怀里挣出身子的那回，我想她也并不是因为有我在场，而是因为戈达尔在场，她大概以为这位大夫会张扬出去有损她的脸面。但就在那时候，她已经开始跟我保持一种距离了，从她嘴里听不见要心的悄悄话了，她的一举一动也变得矜持起来。在这以后，凡是有可能引起我感情波动的话或事，她都避免去说去做。关于她生活中那段我不了解的经历，她只让我留下一个清白无邪的印象，由于我的一无所知，就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而现在，转变已经完成，我不是单独呆着时，她就径直上自己房间去，这不仅仅是为了不打扰我，而且也是为了向我表明，她对谁跟我在一起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件事，她是再也不会做了，那就是无所保留地把实情都告诉我，除非将来有一天我也许对它无动于衷了，她才会再这么做，而且那时候她光为这点理由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从此以后，我就象个法官一样，只能靠她无意中漏出的片言只语而妄自定案了，这些片言只语，倘若不是我欲加之罪，其实也未必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而阿尔贝蒂娜，也总觉着我又忌妒又好当法官。 我俩的婚约无异于一堂庭审，使她象罪人一般感到羞愧。现在，每当谈话涉及某人，不论是男是女，只要不是老人，她就会把话题岔开。我真该在她还没疑心我对她妒心有这么重的时候，就把想知道的事都盘问出来才是。真可惜错过了那机会，当时，咱们这位朋友不止肯对我说她怎么寻欢作乐，而且把她怎么瞒过别人的办法也都告诉了我。现在她不肯再象在巴尔贝克那会儿一样地对我无话不说了，当时她那么做，一半是出自无心，一半也是为了没能对我表现得更亲热些向我表示歉意，因为我那时已经使她感到有点厌倦了，她从我对她的殷勤态度中看出，她对我不必象对别人那样亲热，就能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回报，——现在她不会再象当时那样对我说这种话了：“我觉得让人看出你爱谁，是最蠢的了，我跟人家不一样：我喜欢谁，就做出根本不去注意他的样子。这一来就把旁人都蒙在了鼓里。”怎么！对我说过这话的，难道就是今天的这个阿尔贝蒂娜，这个自命坦率，自以为对一切都漠然处之的阿尔贝蒂娜吗！现在她是绝口不跟我提她的这一招了！只是在和我说话提到某个可能惹我生疑的人时，她会略施一下故伎：“哎！我可不知道，这么个不起眼的脚色，我都没瞧过他。”有时候，打量有些事我可能会听说，就抢在头里先把话告诉我，不过光凭她那声气，不用等我真弄明白她在搪塞、辩解的这事实情究竟如何，我就已经觉出那全是谎话了。 我侧耳听着阿尔贝蒂娜的脚步声，颇为欣慰地暗自思忖她今晚上不会再出去了，想到这位从前我以为无缘相识的姑娘，如今说她每天回家，其实说的就是回我的家，我觉着真是妙不可言。她在巴尔贝克跑来睡在旅馆里的那晚上，我曾经匆匆领略过的那种神秘和肉感夹杂参半的乐趣，变得完整而稳定了，我这向来空落落的住所如今经常充盈着一种家庭生活及至夫妻生活的甜美气氛，连走廊也变得熠熠生辉，我所有的感官，有时是确确实实地，有时，当我独自一人等她回来时，则是在想象中静静地尽情享受着这种甜美的气氛。听到阿尔贝蒂娜走进房间关门的声音，如果我还有客人，就赶紧打发他走，直到确信他已经下了楼才放心，有时我甚至宁可亲自陪他走下几级楼梯。 在过道里我迎面碰见阿尔贝蒂娜。“喔，趁我去换衣服的这会儿，我让安德烈上您屋里去，她是特地上来跟您说声晚上好的。”说着，连我在巴尔贝克送她的那顶栗鼠皮帽上挂下来的灰色大面纱都没撩起，她就抽身回自己房里去了，仿佛她是寻思着安德烈，这位我派去监视她的朋友，准要把一天的情况原原本本向我报告，把她俩怎么碰到一个熟人的前前后后的经过都告诉我，好让我对她们今儿一整天外出散步的行程中那些我因无从想象而存疑的片段有所了解。 安德烈的缺点渐渐暴露出来，她不再象我刚认识她时那样可爱了。现在她身上有一股显而易见的酸涩的味儿，而且只要我说了句使阿尔贝蒂娜和我自己感到开心的话，这股涩味儿立时就会凝聚起来，犹如海面上的雾气凝聚成暴雨一般。即便如此，她对我的态度却越发来得亲热，越发显得多情——我随时可以举出佐证——而且比起任何一个没有这股涩味的朋友来都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但是，只消我稍有半点高兴的样子，而这种情绪又不是她引起的，她就会感到一种神经上的不舒服，就象是听见有人砰地一声把门关得很重似的。她可以允许我难受，只要那不是她的干系，但容不得我高兴；如果看见我病了，她会感到忧伤，会怜悯我，会照料我。但如果我有些许满意的表示，比如说当我刚放下一本书，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气伸着懒腰说：“嗨！这两个钟头的书看得可真带劲。真是本好书！”这句话要让我母亲，阿尔贝蒂娜或者圣卢听见，他们都会觉得高兴的，可安德烈听了就会觉着反感，或者干脆说会觉着神经上的不舒服。我的称心如意会使她感到一种无法掩饰的愠恼。她的缺点还有更严重的：有一天我提起在巴尔贝克跟安德烈的那帮女友一起碰到过的那个年轻人，他对赛马、赌博、玩高尔夫球样样在行，而除此以外却一窍不通，安德烈听着听着冷笑起来：“您知道，他的老子偷过东西，差点儿给送上法庭判刑。他们现在牛皮愈吹愈凶了，可我倒想把事情全都张扬出去。我巴不得他们来告我诬告罪。我要出庭作证揭揭他的底！”她的眼睛炯炯发光。然而，我知道那人的父亲并没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安德烈也跟别人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可是她自以为受了做儿子的冷落，就想找个岔儿叫他难堪，让他出丑，于是编出了这通臆想中的出庭作证的鬼话，而且因为翻来覆去说得次数多了，也许连她自己都弄不清是真是假了。照说，按她现在这样子（且不说那种动辄记恨的疯劲儿），恶意的无端猜疑已经象一道冰冷扎手的箍儿箍住了她那热情可爱得多的本性，光凭这一层缘故，我就不会愿意去跟她见面的。但是关于我那位女友的种种消息，又只有她一人能向我提供，我实在心里放不下，不愿错过得悉这些消息的极其难得的机会。安德烈走进屋来，随手把门带上；她俩今天遇见过一位女友；而阿尔贝蒂娜从没对我说起过这女人。“她们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趁阿尔贝蒂娜有人陪着的空儿去买毛线了。”“买毛线？”“没错，是阿尔贝蒂娜叫我去买的。”“那就更不该去了，她说不定正是想支开您呢。”“可她是在碰到那位朋友以前叫我买的呀。”“噢！”我总算松了口气。不一会儿工夫，疑团又冒了上来：“可是谁知道她是不是事先就跟那个女人约好，而且想好这个借口到时候来支开安德烈的呢？”再说，难道我能肯定先前的假设（安德烈对我说的都是真话）就一定是对的吗？安德烈没准也是跟阿尔贝蒂娜串通一气的呢。 爱情这东西，我在巴尔贝克那会儿常这么想，无非就是我们对某位一举一动都似乎会引起我们嫉妒的女士的感情。我总觉着，如果对方能把事情都对你和盘托出，讲个明白，也许是不费什么力就能把你的相思病给治好的。而受难的这一位，无论他怎样巧妙地想把心头的妒意瞒过别人，发难的那一位总会很快就一目了然，而且反过来玩得更巧妙。她故意把我们引向会遭遇不幸的歧路，这在她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一位本来就毫无提防，又怎么能从小小的一句话里听出其中包藏的弥天大谎来呢？我们根本听不出这句话跟别的话有什么不同：说的人悬着颗心，听的人却没在意。事过之后，当我们独自静思，回想起这句话的时候，会觉着这句话似乎跟事实不大对得上头。然而，到那时我们还记得清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吗？思绪转到这上头，而又牵涉到记忆的准确性的当日，脑子里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种类似于记不清门有没有关好的疑窦，碰到有些神经过敏的场合，我们是会记不起有没有把门关好的，即便回头看过五十次了，照样还是这样。你甚至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某个动作，却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确切而洒脱的记忆。要说关门，至少我们还可以再去关第五十一次，可是那句叫人不放心的话，却已属于过去，听觉上存留的疑窦，并非我们自己所能消释的。于是，我们打起精神再去想她还说过些什么，结果又发觉那都是些无伤大雅的话；唯一的药方——可我们又不愿意服这帖药——就是什么都不去追究，打消弄个水落石出的念头。 嫉妒之情一旦被发现之后，作为其目标的那位女士就认为那是对她的不信任，因而她骗别人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了。何况，当我们执意想知道一桩事情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起的头去撒谎骗人的。安德烈和埃梅答应过我什么都不说的，结果怎么样呢？布洛克，他自然没什么好答应的，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而阿尔贝蒂娜，她只要跟这三位中间任何一位聊会儿天，照圣卢的说法就是取得一点“旁证”，就会发现我说的不过问她的行动以及根本不可能让人去监视她云云，全是些谎话。于是，在我惯常的关于阿尔贝蒂娜的那种无休无止的疑虑——这些疑虑过于飘忽不定，所以并不使我真的感到痛苦，它们之于嫉妒犹如忘却之于忧伤，当一个人开始忘却时，无形之中就觉得好过些了——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从安德烈方才向我报告的某个片段中又冒出的那些新问题；跋涉于这片在我周围绵延伸展的广漠区域，我的所获只不过是把那不可知的东西推得更远些罢了，而对我们来说，当我力求要对那不可知的对象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时，我们会依稀感觉到那就是另一个人的真实生活。阿尔贝蒂娜一则出于谨慎，二则似乎是要让我有充裕的时间（她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吗？）来了解情况，所以呆在自己房间里磨磨蹭蹭地换了好半天的衣服，我就趁这工夫继续询问安德烈。 “我想阿尔贝蒂娜的姨夫和姨妈都挺喜欢我，”我冒冒失失地对安德烈说了这么一句，忘了考虑她的性格。顿时只见她那凝脂似的脸蛋变了样，就象一瓶糖浆给搅过似的；满脸的阴云仿佛再也不会消散。嘴角也挂了下来。我初到巴尔贝克那年，她不顾自己的虚弱，也象那帮女友一样向我展示的那种神采飞扬的青春欢乐气息，现在（说实在的，安德烈从那以后也长了好几岁）居然那么迅速地从她身上消失，变得荡然无存了。但我在安德烈就要回家吃晚饭前无意间说的一句话，却又使它重现了光采。“今天有人在我面前一个劲儿地夸您呢，”我对她说。顿时她的目光变得神采奕奕、充满欢乐了，从她的神情可以看出她确实很爱我。她避开我的目光，睁大两只霎时间变得异常明亮的眼睛，笑容可掬地望着一个什么地方。“是谁？”她带着率真而急切的表情问道。我告诉了她这人的名字，不管这人是谁，她都感到欣喜万分。 到该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她跟我分了手。阿尔贝蒂娜走进我的屋里；她已经换好衣服，穿了一件漂亮的睡袍，关于这种中国双绉长裙或日本睡袍，我曾向德·盖尔芒特夫人咨询过，其中某些进一步的细节还承斯万夫人来信指点过，信是这么开头的：“睽违多时，顷接见询tea－gown①来信，大有恍如隔世之感。”阿尔贝蒂娜脚上穿一双饰有钻石的黑鞋子，这双被火冒三丈的弗朗索瓦丝斥之为木拖鞋的便鞋，就是阿尔贝蒂娜隔着窗户瞧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晚上在家穿的那种，稍过些时候，阿尔贝蒂娜又穿上了高跟拖鞋，有几双是山羊皮烫金面的，另几双是栗鼠皮面的，瞧着这些鞋子，我觉得心里暖乎乎的，因为它们是一种标帜（别的鞋子就并非如此了），表明她是住在我的家里。有些东西，比如说那只挺漂亮的金戒指不是我给她买的。我很欣赏那上面刻着的一头展开翅膀的鹰。“这是姨妈送我的，”她对我说，“不管怎么说，她有时候还是挺和气的。瞧着它我就觉得自己老了，因为这还是我二十岁那年她送的。” -------- ①英文：宽松女袍。 对所有这些华美的衣着，阿尔贝蒂娜具有一种远远胜过公爵夫人的强烈爱好，因为正如你想要拥有某件东西时所遇到的阻碍（在我就是这病，它让我没法出远门，可又那么渴望去旅行）一样，贫穷——它比富裕更慷概——会给予这些女人比她们无力买下的那件衣服更好的东西：那就是对这件衣服的向往，也即对它真切、详尽、深入的了解。阿尔贝蒂娜和我，她因为自己买不起这些衣服，我因为在订制这些衣服时想讨她喜欢，我俩就象两个渴望上德累斯顿或维也纳去亲眼看看博物馆里那些熟悉的名画的大学生。而那些置身于成堆的帽子和裙子中间的有钱的夫人们，她们就象事先并无任何兴趣的参观者，在博物馆转来转去只会使她们感到头晕目眩，又疲乏又无聊。对阿尔贝蒂娜和我来说，哪怕一顶帽子，一件貂皮大衣，一袭袖口有粉红翻边的浴衣，都会有某种分外重要的意义，某种非常吸引人的魅力，在阿尔贝蒂娜，是因为她一见这些东西，就一心一意想得到它们，而又由于这种向往会使人变得执拗和细心，所以她在想象中把它们置于一个更能显出衬里或腰带可爱之处的背景跟前的同时，早已对它们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都了然于心——在我，则是因为曾经去德·盖尔芒特夫人家打听过这件衣裳为什么这么优雅，这么与众不同，这么卓然超群，而那位裁剪大师的独创性又体现在哪儿——这种意义和魅力，对于未吃先饱的公爵夫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即便对于我，倘若是在几年前我百无聊赖地陪着这位或那位风雅的女士出入于裁缝店的那会儿，情况也会跟公爵夫人一样的。 诚然，阿尔贝蒂娜渐渐成了一个风雅的女人。因为虽说我这么给她订制的每件衣服都是同类款式中最美的，而且都经过德·盖尔芒特夫人或斯万夫人的审定，但这样的衣服她也已经要多得穿不完了。不过这也没关系，既然她见一件爱一件，对它们没一件不喜欢的。当我们喜欢上了某个画家，而后又喜欢上了另一个画家，到头来我们就会对整个博物馆有一种好感，这种好感是由衷的，因为它是由连续不断的热情构成的，每次热情都有其具体的对象，但最后它们联结成了一个协调的整体。 但她并不是浅薄无聊的女人，独自一人时书看得很多，跟我在一起时也爱念书给我听。她变得非常聪明。她对我说（其实她没说对）：“每当我想到要不是您，我到现在还是个傻丫头的时候，我就感到后怕。您别说不字，是您让我看到了一个我连想都没想到过的世界，无论我将来会变成怎样的人，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您给的。” 我们知道，关于我对安德烈的影响，她也说过类似的话。难道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她俩都钟情于我吗？那么，她俩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了把事情弄个明白，我得先让你俩不动，并且从对你俩永恒的期盼中超脱出来，因为你俩永远在这种期盼中变幻着形象；我得暂停对你们的爱恋，以便脱出身来看着你们，我得暂时不去理会你们那些没完没了的、行色总是那么仓皇的来访，哦，年轻的姑娘，哦，当我在令人眩晕的飞速旋转的光影中瞥见你们那变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的倩影时，我的心是多么激动地砰砰直跳啊。倘若不是一种性感的诱惑在把我们引向你们，引向你们这些永远比我们的期望更美的、永远不会相同的金滴，我们也许根本不会领会到那些飞速旋转的光影，还会以为一切都是停滞不动的呢。一位年轻姑娘，我们每回看见她，总会发觉她跟上回见到时又大为变样了（我们保存在记忆中的印象，以及原先想要满足的欲望，在一见之下就都荡然无存了），以致我们平日所说的她性格稳定云云，都成了讲讲而已的汗漫之词。人家对我们说，某位漂亮的姑娘如何温柔、可爱，如何充满种种最细腻的感情。我们的想象接受了这些赞词，当我们第一次瞧见金黄色卷发中露出的那张玫瑰色的脸庞时，我们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位让我们感到自渐形秽的玉洁冰清的少女，我们居然还想当她的情人，那岂不是痴心妄想。退一步说，即便跟她亲近了，我们又是怎样从一开始就对这颗高贵的心灵抱有无限的信任，和她一起编织过多少美妙的希望啊！可是没过几天，我们就为自己的轻信后悔了，因为这位玫瑰似的姑娘在第二次见面时，就象一个淫荡的厄里尼厄斯①那样满口脏话了。在延读几天的一个脉动过后，重又相继呈露在玫瑰色光线中的那些脸容，让你甚至都说不清，一种外界的movimentum②作用在这些姑娘身上，究竟有没有使她们改变模样，我在巴尔贝克的那帮姑娘，说不定也是这种情形呢。有人会在你面前吹嘘，一个处女是如何如何温柔，如何如何纯洁。可是说过以后他又觉着还是来点热辣辣的东西会让你更中意些，于是他就去劝她举止大胆泼辣些。至于她自己，心里是不是也想大胆些呢？也许并不，可是在令人眩晕的生活旋流中间，有成千上百个机会让她改变初衷。对于另一位魅力就在于冷峭（而我们指望要按自己的意思去改变这种态度）的姑娘，譬如说，对于巴尔贝克那位从吓得目噔口呆的与先生们头上一掠而过的可怕的跳高女将，当我们回味着她那冷峻的风致，对她说着些充满深情的话时，不料兀地听见这位姑娘神情腼腆地告诉我们说，她生性怕羞，见到生人不知该怎么说话，所以挺害怕的，还说她跟我们见面以后，过了两星期才能从从容容地和我们谈话，等等等等，听到这么一番话，我们有多扫兴啊！铁块变成了棉团，我们已经无坚可摧了，既然她自个儿先就软成这副模样。事情是在她自己身上，但兴许也跟我们的做法不当有关，因为我们在恭维她的强项时尽说些软绵绵的话，说不定正让她觉着——尽管她并不一定怎么意识到——自己也得软款些才是。（这种改变使我们感到遗憾，但也不能完全说是弄巧成拙，因为面对这般软款的态度，我们说不定会为自己居然能把一个铁女人调教得柔情如许而分外欣喜呢。） -------- ①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的总称，她们眼中流血，头发由许多毒蛇盘结而成，一手执火炬，一手执由蝮蛇扭成的鞭子。 ②拉丁文：动量。 我并不是说不会有那么一天，到那时，即便对这些金光耀眼的少女，我们也能把她们的性格丁是丁卯是卯地说个明白，但这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对她们不再钟情了，当见到她们出现在我们面前，跟我们的心所期待的形象很不相同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再为这新的模样久久不能平静了。到那时，她们的模样将会固定下来，那是我们的一种诉诸理性判断的漠然态度的结果。然而，理性的判断亦未必更明确，因为在理性判定一个姑娘身上有某种缺点，而另一个姑娘身上很幸运地没有这种缺点之后，它又会发现与这个缺点同在的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优点，于是，从这种所谓理智的判断（它仅在我们对她们不再感兴趣时才会出现），只能看到年轻姑娘性格上一些恒定的特征；当我们的那些女友，以我们的期望所具有的令人眩晕的速度，每天、每星期变看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没法让它们在旋流中停下来。把它们分类、排序的时候，那些天天见着，但每回见着都让我们惊异的脸容固然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信息，而理智的判断也并不见得让我们知道得更多些。对于我们的感情而言，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说得够多，无须再絮叨了，在很多情况下，爱情就不过是一位姑娘（对这位姑娘，我们要不是因为有着这么种感情，也许早就觉得不甚忍受了）的脸蛋加上我们自己砰然的心跳，而且这种心跳总是跟无穷无尽的等待，跟这位小姐对我们爽约做“黄牛”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话，并不仅仅对那些在善变的姑娘面前想象力丰富的小伙子才适用。咱们的故事到这会儿，看来（不过我是过后才看出来的）絮比安的侄女已经对莫雷尔和德·夏吕斯先生改变了看法。先前，我的司机为了撺掇她跟莫雷尔相好，在她面前大吹法螺，把提琴师说成个绝顶温柔体贴的人儿，这些话她听着正中下怀。与此同时，莫雷尔不停地向她诉苦，说德·夏吕斯先生待他就象个混世魔王，她听了就认定这位先生心眼很坏，根本没料到从中有层情爱的缘故。况且，她自然也不能不注意到，每回她和莫雷尔碰头，总有德·夏吕斯先生专横地插进一脚。而且她还听见社交圈子里的女客们谈论过男爵暴戾的坏脾气，这就更坐实了他的罪名。但是，近来她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她发现莫雷尔身上有着（不过她并不因此而不爱他）居心叵测的坏心眼，而且不讲信义，但又每每有一种柔情，一种真实的感情，抵偿了这些坏处，而德·夏吕斯先生则有着一副不容怀疑的博大善良的胸怀，和她没有见到的那副铁石心肠并存在他身上。于是，她对提琴师以及对自己的保护人的判断，就不见得比我对我毕竟天天见到的安德烈以及对与我共同生活的阿尔贝蒂娜的判断更明确了。 第五部 女囚(4) 有些晚上，阿尔贝蒂娜不想给我念书，便给我弹点琴或者和我玩几盘跳棋，要不就陪我聊天，无论哪种情形，都会因为我吻她而被打断。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单纯，因而也就使我感到非常恬适。正因为她的生活很无聊，她对我要求她做的事便分外热心而且百依百顺。在这个姑娘后面，正如在巴尔贝克从我屋里窗帘下面透进来的红彤彤的光影（其时乐师们吹奏正酣）后面，摇曳着大海蓝莹莹的波光。难道她（她在心里习惯了把我看作非常亲近的人，以致除了她姨妈以外，我也许就是她认为最不必分彼此的人了）不就是我在巴尔贝克初次遇见时那个戴着马球帽，眼睛含着执拗的笑意，倩影映衬在大海的背景上显得那么轻盈的陌生姑娘吗？往日的影象清晰地留存在记忆里，每当我们想起它们时，总会为它们跟我们所认识的人如此不同而感到诧异；我们开始懂得了，日复一日的生活竟能如此奇妙地重塑一个人的形象。阿尔贝蒂娜在巴黎，在我屋里的壁炉边上，会让我看得那么心旌飘摇，是因为海滩上的那群心高气傲、光采照人的姑娘在我心间激起的欲念还在那儿荡漾，正象拉谢尔在圣卢眼里，即使在他让她离开舞台以后，永远保留着舞台生涯的魅力一样，在远离我带着她匆匆而别的巴尔贝克，幽居在我家中的阿尔贝蒂娜身上，我依然可以看到她在海滨生活的那种既兴奋又激动，与人交往显得慌乱不安的模样，依然可以觉到她那种永无餍足的虚荣心和变动不居的欲念。如今她深居简出，有些个晚上我甚至都不让人去唤她离开自己的房间来我屋里，而当初的她，是人人追逐的对象，那回她骑着自行车疾驶而过，我跟在后面赶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也没跟上她，就连开电梯的小伙子也没法帮我追上她，我心想这下子甭指望她能来了，可还是整夜都在等她。她在旅馆门前的那片灼热的海滩上走过，犹如一位大明星在这大自然的舞台上亮个相，甚至不用开口说一句话，就把这大自然的剧场中的常客们弄得神魂颠倒，就让其他的姑娘们显得相形见绌，凡她所到之处，总有妒羡的目光跟在后面；如今这位令人垂涎的明星，叫我给从舞台上弄了下来，关在家里，让那些徒然寻踪芳迹的家伙离得远远的，每天她不是在我的房间里，就是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描画镂纸，我有时不免要寻思，这个阿尔贝蒂娜，真就是那个阿尔贝蒂娜吗？ 现在想起来，阿尔贝蒂娜头一回待在巴尔贝克的那段日子里，她的生活环境跟我不大相同，但已渐渐在趋近（当我住在埃尔斯蒂尔家时），尔后，随着我和她先在巴尔贝克，后在巴黎，然后又在巴尔贝克的关系的日渐亲密，两人的生活环境就一致起来了。另外，我前后两次去巴尔贝克，印象中所留下的这些海滨小城的图景，虽然都是由同样的大海，同样的海滨别墅，同样的从别墅去海滩的姑娘们构成的。但这前后两幅图景之间，差别是何等的明显啊！第二次去巴尔贝克时，我对阿尔贝蒂娜周围的那些姑娘已经非常熟悉，她们的优缺点就象写在脸上似的让我看得一清二楚，而在当初，这些清新、神秘的陌生少女，每当她们笑着嚷着冲进那座瑞士山区木屋式样的别墅，在过道里把柽柳碰得簌簌作响的时候，我的心总会砰然而动，难道我第二次在那儿时，还能从这些姑娘身上，辨认出那些少女吗？她们那一双双圆圆的大眼睛不象以前那样明亮了，一则当然是因为她们不再是孩子了，二则也许是因为那些可爱的陌生少女，那些当年充满浪漫情调的演员（从那以后我就不曾中断过对她们情况的调查了解），对我已不复有任何神秘之处了。她们对我的任性已经很迁就，她们在我眼里就不过是些花儿似的少女，我为自己能从中采撷到最美的那朵玫瑰而颇有些感到骄傲。 在这两幕迥然不同的巴尔贝克场景中间，有着一段地点在巴黎、时间长达数年的间隔，其间点缀着阿尔贝蒂娜一次又一次的来访。我是在一生中的两个不同的时期，它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生中两个不同的阶段，见到阿尔贝蒂娜的，因而我感觉到，那些见不到她的日子，那段漫长的时间，实在是很美妙的，我面前的这位玫瑰似的人儿，在时间的透明背景上塑造着她那带着神秘影子的、立体感很强的形象。这种立体感，不仅是由阿尔贝蒂娜在我脑海里的一幅幅不同的影像，而且也是由她在智力和心灵上的众多优点以及性格上的某些缺点，迭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这些优缺点，是我事先不曾知道的，是阿尔贝蒂娜把它们作为一种胚芽，一种自我繁殖的棵苗，一种肉质丰厚的深暗色株体，加进一个先前几乎并不存在，如今却已深不可测的个性中去的。因为任何人物，即使是令我们梦萦魂绕，在我们眼中有如画中的人儿，有如本诺佐·戈佐里①画在深绿色背景上的人儿那样，对她们，我们一心以为只要自己待着不动，保持相同的距离，只要光线不变，她们就永远是这个样儿的，其实一旦她们和我们的关系起了变化，她们本身也就变了；从前仅仅是映在大海背景上的那个倩影，现在变得丰满、结实，形体也变大了。 -------- ①戈佐里（1420—1497），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著名画家。 跟我心目中的阿尔贝蒂娜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只是薄暮时分的大海，有时，那是在皎洁月光下梦幻般地流连在沙滩上的大海。可不是吗，有时候我起身到父亲的书房里去找本书，阿尔贝蒂娜便要我让她趁这会儿躺一下；她整个上午和下午都在外面游玩，实在是累了，虽说我离开才一会儿工夫，但回屋一看，她已经睡着了，这时我也就不去叫醒她。她从头到脚舒展开来，躺在我的床上，那姿势真是浑然天成，任哪个画家都想象不出来的，我觉得她就象是一株绽着蓓蕾的修长的树苗，让谁给摆在了那儿；事情也确实如此：那种只有她不在时我才会有的幻想的能力，在她身边的这一瞬间，重新又回到了我的身上，仿佛她在这样睡着的时候，变成了一株植物。这样，她的睡眠在某种程度上使恋爱的可能性得到了实现：独自一人时，我可以想着她，但她不在眼前，我没有占有她；有她在场时，我跟她说着话儿，但真正的自我已所剩无几，失去了思想的能力。而她睡着的时候，我用不着说话，我知道她不再看着我，我也不需要再生活在自我的表层上了。 合上眼睛，意识朦胧之际，阿尔贝蒂娜一层又一层地蜕去了人类性洛的外衣，这些性格，从我跟她认识之时起，便已使我感到失望。她身上只剩下了植物的、树木的无意识生命，这是一种跟我的生命大为不同的陌生的生命，但它却是更实在地属于我的，她的自我，不再象跟我聊天时那样，随时通过隐蔽的思想和眼神散逸出去。她把散逸出去的一切，都召回到了自身里面，她把自己隐藏、封闭、凝聚在肉体之中。当我端详、抚摸这肉体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占有了在她醒着时从没得到过的整个儿的她。她的生命已经交付给我，正在向我呼出它轻盈的气息呢。 我倾听着这神秘而轻柔的声音，温馨如海上的和风，缥缈如月光的清辉——那就是她朦胧的睡意。只要这睡意还在持续，我就可以在心里尽情地想她，同时凝视着她，而当这睡意变得愈来愈深沉时，我就抚摸她、吻她。我此时感受到的，是一种纯洁的、超物质的、神秘的爱，一如我面对的是体现大自然的美的那些没有生命的造物。其实，生她睡得更熟一些以后，她就不再只是先前的那棵植物了；我在她睡意的边缘，怀着一种清新的快感陷入了沉想，这种快感我永远也不会厌倦，但愿能无穷无尽地享受下去；她的睡意，对我来说是一片风光旖旎的沃土，她的睡意在我身边留下了一些那么宁静悠远，那么肉感怡人的东西，就象巴尔贝克那些月光如水的夜晚，那时树枝几乎停止了摇曳，仰卧在沙滩上时时可以听见落潮碎成点点浪花的声音。 我回屋时，先是站在门口，生怕弄出半点响声，屏息静听着均匀连绵地从嘴唇间呼出的气息，它很象海边的落潮，但更安谧，更柔和。聆听着这美妙的声息，我觉得眼前躺着的这个可爱的女囚，她整个儿的人，整个儿的生命，都凝聚在这声息中了。街上来往的车辆传来嘈杂的声响，但她的前额依然是这般舒展，这般纯净，她的呼吸依然是这般轻柔，仿佛轻柔到了只存一丝脉息。然后，我看到自己并不会打扰她的睡眠，就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先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再坐在床上。 我跟阿尔贝蒂娜一起聊天、玩牌，共度过不少美好的夜晚，但从没哪个夜晚，有象我瞧着她睡觉这般温馨可爱的。她在聊天、玩牌时纵有演员模仿不象的洒脱自然的神气，但总不如在睡梦中那种更为深沉的、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洒脱自然的意味更令我神往。长长的秀发沿娇艳的脸庞垂下，洒在床上，不时有一绺头发直直地竖在那儿，看上去使人想起埃尔斯蒂尔那些拉斐尔风格的油画，那些画面深外亭亭玉立在朦胧月光下的纤细苍白的小树。虽然阿尔贝蒂娜闭着嘴，但她的眼睑，从我的位置望去，仿佛并没有合拢，我几乎要疑心她是不是真睡着了。不过，下垂的眼睑已经给这张脸定下了一个和谐的基调，即使眼睛没合拢，也不致破坏这种和谐的完美。有些人的脸，只消稍稍把目光一收敛，就自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丰美和威仪。 我细细端详着躺在我脚跟前的阿尔贝蒂娜。不时，她会突如其来地轻轻动弹一下，就象一阵不期而至的微风拂过林梢，一时间把树叶吹得簌簌地颤动起来。她伸手掠了掠头发，然后，由于没能称自己的心意理好头发，又一次伸起手来，动作那么连贯而从容，我心想她这是要醒了。其实不然；她睡意正浓，又安静下来不动了。而且此后她一直没再动弹。她那只手搁在胸前，胳臂孩子气地垂在肋间，瞧着这模样，我差点儿笑出声来，这种一本正经的、天真无邪的可爱神气，是我们在年幼的孩子身上常能见到的。 我在一个阿尔贝蒂娜身上可以同时看到好几个阿尔贝蒂娜，所以此时仿佛觉得看到其他那些阿尔贝蒂娜也睡在我身旁。这眉毛弯弯的样子，我却似乎从没见过，只见这两条眉毛把半球形的眼睑围在中间，看上去象两只柔软的翠鸟窝。她的脸庞上，留下了种族和返祖性的印记，也留下了行为不检的痕迹。她每回把头移动一下位置，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往往颇使我意想不到的姑娘。我觉着自己占有的不是这么一个，而是许许多多个年轻姑娘。她的呼吸渐渐变得更深沉了，胸脯很有节奏地起伏着，交叉搁在胸前的双手和那串珍珠项链，也随着这同一节奏以不同的方式律动着，宛如在波涛漂卷拍击下晃动着的小船和缆绳。这会儿，我知道她睡意正甜，我不会碰在此刻淹没在酣睡的海水下面的意识的暗礁上，于是放开胆子悄没声儿地爬上床去，挨着她躺下，一手搂住她的腰，吻她的脸和心口，然后又吻遍全身的每个地方，空着的那只手跟那串珍珠一样，随着熟睡的姑娘的呼吸一起一伏；我和着她那均匀的节奏轻轻地晃动：我的小舟颠簸在阿尔贝蒂娜的睡意上。 有时候，我也从中品味到一种不如这么清纯的乐趣。这在我真是举腿之劳，我把一条腿轻轻搁在她的腿上，就象听任一支船桨浮荡在水面上，不时感觉到从它传来轻微的晃动，宛如天际飞过一行恍如入睡的鸟儿，停停歇歇地拍打着翅膀。我选了这个角度来观察她，看到的这张脸是从未有人见过的，美极了。我想有件事还是不难理解的，就是同一个人写给你的信总是大致相仿的，它们勾勒出一个跟你认识的此人大不相同的形象，以致让你看到了此人的第二天性。但是，一个女人居然会——如同罗西达和多迪加①那样——和另一个女人（她的另一种美暗示着另一种个性）如此弥合无间地连结在一起，为了看清其中的这一位，你得从侧面去看，对另一位就得从正面去看，这可有多奇怪啊。阿尔贝蒂娜的呼吸声变得更重了，听上去使人觉得象是快乐达到高潮时气喘吁吁的声响，当我的呼吸也变得愈来愈短促时，我抱她吻她都没有弄醒她。我觉得，在这一时刻我终于更完全地占有了她，一如占有了沉默的大自然中一件无知无觉、任人摆布的东西。我并不在意她有时在睡梦中喊出声来的那些话，因为我根本不懂其中的意思，何况，就算那是在喊某个我不认识的人，那又怎么样呢，当她的手时而掠过一阵微颤，下意识地搐动时，不还是按在我的手上和脸颊上吗。我怀着一种超然、恬静的爱，兴味盎然地欣赏着她的睡眠，犹如久久流连在海边倾听汹涌澎湃的波涛声。 -------- ①暹罗一对著名的姐妹歌舞演员。 也许我们是得要让别人给自己吃那么些苦，才能在得到解脱之时，感受到有如大自然给予的那种怡然恬淡的宁静。此刻我无须象在交谈时那样去答话，在交谈中即便她说话时我可以不开口，但在听她说话的同时，我毕竟没法这么深入地看到她的内心里去。我继续不时地谛听、收受着那缕若有若无的微风似的呼吸声，一个全然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命，从她那纯洁的气息中呈现在我面前，那是属于我的；就象当初在明亮的月光下一连几个钟头仰卧在海滩上一样，我要久久地待在她身旁看着她，听着她的声音。有时人家告诉我，海面起浪了，海湾的风预兆着大海的风暴，而我仍然依偎在大海身边，倾听着它隆隆作响的鼾声。 有时候阿尔贝蒂娜觉得很热，在快要入睡时脱下和服式的睡袍扔在扶手椅上。等到看她睡着了，我在心里盘算，她的信敢情都在这件睡袍的内袋里放着呢，因为她常把信放在那儿。一个信末的签名，一张幽会的字条，就足以让我揭穿她的谎话或是消释我的疑团。我觉着阿尔贝蒂娜已经睡熟了，就从我待在上面悄悄地看了她这么半天的床脚跟溜下地来，满怀热切的好奇心，往前跨了一步，只觉得扶手椅上有一个生命正可怜兮兮地、全无半点反抗能力地听凭我去刺探它的秘密。我这么走开，或许也因为老是一动不动地瞧她睡觉，终究感到累乏了。于是，我轻轻地朝扶手椅走去，边走还边回头看她有没有醒来，走到椅子跟前，我立定了，久久地凝视着那件睡衣，仿佛这就是在久久地凝视着阿尔贝蒂娜。可是（也许我这是错了）我到底没有去碰它，没有去摸里面的口袋，更没有去看那些信。临末了，我知道自己是下不了决心了，就蹑手蹑脚地走回阿尔贝蒂娜跟前，重又端详起睡梦中的她来——尽管她什么也不会告诉我，而那张扶手椅上的睡袍兴许倒是会告诉我好些事情的。 正象那些就为呼吸一下大海的新鲜空气，心甘情愿地每天花上百法郎在巴尔贝克旅馆租下一个房间的人一样，我觉得在阿尔贝蒂娜身上花费更多的钱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我能在脸颊上，能在微微张开跟她的双唇相对、感觉得到她的生命流经我舌尖的嘴上，感受到她那温馨的气息。 看她睡觉所尝到的乐趣，如同感到她生命的律动一般甜美，然而它会被另一种乐趣打断、取代，那就是看她醒来的乐趣。那是在一种更深刻、更神秘的意义上的乐趣——意识到她和我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乐趣。诚然，当她在下午走下马车，朝我的屋子走进来时，我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温馨和甜美。但当她在睡乡中登上梦的最后几级阶梯，终于在我房里醒来，一时弄不明白“我这是在哪儿？”而在环顾四周的摆设，瞅见柔和地照着她惺忪的睡眼的台灯以后，这才明白这是在我家里醒来，于是再自然不过地对自己说，哦，她是在自己家里呢，这时候的我会加倍地感受到这种温馨甜美的况味。在她睡意未消的这个最初的美妙时刻，我觉得自己重又更完全地占有了她，因为她外出归来时，不是回到她的房间，而是回到我的房间，而且当她醒来认出这个行将把她囿禁在内的房间时，眼睛里并无半点不安的神情，就象没睡过这一觉那样地安然自若。从她的缄默不语流露出来的睡意未消的迷茫神情，在她的眼睛里是全然不见流露的。 她终于能开口了，她称呼我“我的——”或“我亲爱的——”，后面是我的教名，我让叙述者取了个跟本书作者一样的名字，所以这称呼是“我的马塞尔”或“我亲爱的马塞尔”。从此以后，我不许家里别人也叫我“亲爱的”，阿尔贝蒂娜口里说出来的这几个可爱的字眼，是不该让旁人给玷污的。她微微撅起嘴说出这几个字以后，经常就势给我一个吻。 她刚才那会儿睡着得有多快，这会儿醒得就有多快。 阿尔贝蒂娜体态的丰腴、个性的发展，都并不比时光流逝在我身上引起的变化，也不比我在灯光下瞧着坐在身旁的一位年轻姑娘，而这灯光跟姑娘当初沿着海滩漫步时照在她身上的阳光颇为不同的这个事实，更能成为我现在看她和起初在巴尔贝克那会儿看她的方式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这两个形象之间，哪怕相隔的年岁更久远些，也未必会产生如此完全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我得知阿尔贝蒂娜几乎由凡德伊小姐的女友一手带大的消息的霎那间，从根本上一下子完成的。如果说过去我常为从阿尔贝蒂娜眼里看出秘密而欣喜，那么现在只有当我从这双眼睛里，乃至从跟这双眼睛同样传情，这会儿还那么温柔，一转眼却会满是愠色的脸颊上，都能看出没有什么秘密的时候，才会感到高兴。我所寻觅的那个形象，那个使我感到恬适，使我愿意傍着她死去的形象，并不是有着一段陌生经历的那个阿尔贝蒂娜，而是一个尽可能让我感到熟悉的阿尔贝蒂娜（正因如此，这爱情势必只能跟不幸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它从本质上不满足神秘的这一条要求），一个并不是作为某个远处世界的表征，而是——确实也有过一些时候，情况好象就是这样——除了和我在一起、和我一模一样，再也不要任何东西的阿尔贝蒂娜，一个作为确确实实属于我的东西的体现，而不是未知世界的化身的阿尔贝蒂娜。 如果爱情就是这样在一个女人让你感到忧心如焚的时刻，在你担心能不能留住她别让她跑掉的心理状态下萌生的，这种爱情就会带上使它得以诞生的骚乱的印记，就会难以使我们回想起在这以前每当想到这个女人时我们心里所见到的影象。在海滨初次见到阿尔贝蒂娜时的印象，在我对她的爱情中或许也占了小小的一席之地；但说实在的，这些往日的印象在这样一种爱情中只能占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不论是在我们卷进激情的漩涡或陷入痛苦的折磨的时候，还是在这爱情感到需要温情，需要向那些宁静温馨的回忆，那些可以让我们沉浸其中，不去过问我们所爱的这个女人的事情（哪怕那是些我们应该知道的可憎的事情）的回忆去寻求庇护的时候，它们都只占一个很小很小的位置——即使我们保存着那些往昔的印象，这种爱情却是由一些不相干的内容构成的！ 有时候，我在她进屋以前就把灯熄了。她在黑暗中，凭借一根火柴的微光，走过来挨着我躺下。我的眼睛，那双常常生怕看见她又变模样的眼睛，看不见她的身形，但我的双手和脸颊能感到她的存在。托这种盲目的爱情的福，她或许觉着自己承受的爱抚比平日温柔得多呢。 我脱下外衣躺在床上，阿尔贝蒂娜坐在床沿上，我俩继续刚才让接吻打断的下棋或聊天；而当我们处在唯一能使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存在及其性格感兴趣的欲望的支配下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性格总会充分地表现出来（即使我们已经相继抛弃了好些曾经爱过的不同对象），所以有一次，我抱住阿尔贝蒂娜吻她，叫她“我的小姑娘”时，在镜子里瞧见自己脸上那种忧郁而激动的表情，就象我吻那早已被我忘怀的希尔贝特，或者将来有一天吻另一个姑娘时——如果我早晚得把阿尔贝蒂娜也忘掉——的表情一模一样，它使我想到，我这是超然于个人的考虑之上（本能总是让我们把眼前的对象看作唯一真实的对象），在一种作为祭礼奉献给青春和女性美的、热诚而痛苦的虔敬的遣使下，履行我的职责。然而，在我想就此让阿尔贝蒂娜每晚都能留在我身边的初心中，给青春以“exvoto①”荣耀的愿望，以及关于巴尔贝克的回忆，都搀杂着一种对我来说很新鲜的感觉，一种即使不能说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到的，也至少是我在爱情生活中不曾品尝过的感觉。那是一种心灵得到抚慰的感觉，自从母亲在贡布雷的床前俯身吻我送我入睡的那些遥远的夜晚以来，我从未再领略过如此美妙的感觉。在那会儿如果有人对我说，我并不是那么纯洁无邪，甚至说我会去剥夺别人的幸福，我准会十分惊讶。那时候的我，看来是太缺乏自知之明了，因为我这不让阿尔贝蒂娜离开我的乐趣，实在算不得怎样正大光明，那其实是把这位含苞欲放的少女从那个人人都能亲近的世界里拽出来，让她即便不能给我以许多欢乐，至少也不能去给别人。野心和成功，使我变得冷漠了。我甚至都失去了怨恨的感觉。然而在我，肉欲意义上的爱情，毕竟意味着品尝击败众多竞争对手的欢乐，对它我永远不会嫌多，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镇静剂。 -------- ①拉丁文：还愿的奉献物。 尽管在阿尔贝蒂娜回家以前我对她疑虑重重，百般揣度她在蒙舒凡的房间里的一举一动：但一等到她穿着浴衣跟我相对而坐，或者更经常地是我躺在床上，而她坐在我脚跟的床沿上，我就不由得会怀着信徒祈祷时的虔诚，把满脸疑团和盘托出，只指望她帮我卸下这些精神上的负担，消释这些刚在脑海里冒头的疑窦。她整个晚上淘气地蜷缩在我床上，象只胖乎乎的大猫似的跟我耍着玩；卖弄风情的眼神，给她添上了一种在有些小胖子的脸上常能见到的狡狯神气，粉红小巧的鼻子，似乎也显得更加玲珑了，而这鼻子的格局，又使整张脸显得顽皮而倔犟；她有时微微闭起眼睛，松弛地垂下双臂，听凭一绺长长的黑发搭拉在玫瑰色的粉腮上，那模样仿佛在对我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晚上临走前，她凑过脸来跟我吻别，这种庶几完全是家庭意味的温情，使我情不自禁地在她结实的颈脖两侧吻了又吻，这时我只觉得这颈脖晒得还不够黑，日光斑晒得还不够多，仿佛这些可靠的标记是跟阿尔贝蒂娜身上某种忠诚的美德维系在一起的。 “明天您跟我们一起出去吗，我的大坏蛋？”临分手时她问我。“你们上哪儿呀？”“那得看天气好坏，还得看您高兴呐。不过，您今天有没有写点东西出来哪，小乖乖？没有？哦，那还是别去的好。对啦，我问您句话，我进屋那会儿，您听见我的脚步声，马上就猜到是我了吗？”“那还用说。难道我还会弄错吗？哪怕有一千只小山鹬，难道我还会听不出我那只小家伙蹦达的声音？我只想她允许我在她睡到床上以前给她脱下鞋子，这会使我感到不胜荣幸。这些雪白的花边把您衬托得有多可爱、多娇艳啊。” 我就是这么回答她的；在这些带有肉欲意味的话语之间，您或许又能嗅出些我母亲和外祖母的气味。因为，我渐渐变得愈来愈象我所有的那些亲人，象我的父亲——不过他大概还是跟我很有些不同，因为旧事即便重现，也是变着样儿来的——那样对天气百般关心、而且跟莱奥妮姨妈也愈来愈象。要不然，我早该把阿尔贝蒂娜当作我出门的理由了，那不就是为的别让她单独一人，脱离我的控制么。我耽于种种乐趣，莱奥妮姨妈却信仰诚笃，从来不会享乐，整天只知道数念珠做祈祷，我一心想在文学上有所成就，老为这在折磨自己，莱奥妮姨妈却是家族中绝无仅有的一位，居然不明白看书并非打发时间和“消遣”，结果弄得复活节那一阵，星期天虽说不许干正经事儿以便专心致志做祷告，却是允许看书的，我和这样一位姨妈之间，从外表看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我甚至会发誓说我跟她绝无半点共同之处。然而，虽说我每天都能找出个理由说哪儿不舒服，但我老这么呆在床上，却还是为了一个人的缘故，这人不是阿尔贝蒂娜，也不是一个我所爱的人，而是一个比我所爱的人更强悍的人，这人的专横使我甚至不敢流露充满妒意的猜疑，或者至少不敢亲自去证实这些猜疑有无根据，这人就是莱奥妮姨妈。我对天气的关心，比起父亲来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只是看看晴雨表，我却自己成了活的晴雨表；我听莱奥妮姨妈的话乖乖地呆着看天气如何，而且是呆在房间里，甚至呆在床上看，这难道还不算有过之无不及吗？现在我跟阿尔贝蒂娜说起话来，就象当年在贡布雷还是孩子的那会儿跟母亲说话，要不就是象外祖母在跟我说话一样。我们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我们曾经是过的那个孩童的灵魂，以及我们经由他们而来到世上的那些逝者的灵魂，都会把它们的财富和厄运一古脑儿地给予我们，要求和我们所体验到的新的感觉交汇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些感觉中抹去他们旧日的影象，为他们重铸一个全新的形象。于是，童年时代遥远的往事，乃至亲人们的陈年往事，都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算不得纯洁的爱情中沁入了一种既是儿子对母亲的，又是母亲对儿子的温情的甘美。到了生命的某个时刻，我们就得准备迎接所有这些从遥远的地方团聚到我们身边的亲人了。 在阿尔贝蒂娜答应我为她脱鞋以前，我已经解开了她衬衣的扣子。她那两只耸得高高的小小的乳房，那种圆鼓鼓的样子，看上去不象身体的一个部分，倒象两只成熟的果子；腹部往下收去，遮住了那换在男人身上便很丑陋的部位（就象一根铁钩子插在走下壁龛的塑佛身上似的），在与大腿交接的地方，形成有如落日收尽余晖时的地平线那般宁静，那般恬适，那般幽邃的一条曲线的两个弯瓣。她脱掉鞋子，在我身旁躺了下来。 喔，想想创世纪时那对身上还带着粘土的潮气，在混沌中懵懵懂懂地寻求结合的男女的模样吧，造物主用一团泥巴分成了他俩，夏娃在亚当身边醒来时，惊愕而顺从，正象他还是茕独一人的那会儿，在创造他的上帝面前一样。阿尔贝蒂娜伸起两条胳臂枕在黑色的秀发下面，髋部鼓起，腿的线条有如天鹅的颈项一般柔软地弯下，延伸，重又回向曲线的起点。当她完全侧身而睡时，她的脸（正面是那么和蔼，那么秀美的脸）却有一种神态使我心里发怵，莱奥纳尔某些漫画里的那种鹰钩鼻，透着邪恶、贪婪和间谍的狡诈，在家里瞥见这张脸，令我恐怖，它这么侧过去仿佛是卸下了面罩。我赶紧双手捧住阿尔贝蒂娜的脸，把她转过来。 “您可得听话，答应我明天要是不出门，在家里得好好写，”阿尔贝蒂娜边说边穿衬衣。“行，不过您先别穿晨衣哪。”有时候，我就在她身边睡着了。房间变得冷起来，得添些柴火。我伸手往上在墙上摸，想找到拉铃的杆子，但没找到，摸来摸去都是些别的铜杆，看到阿尔贝蒂娜因为怕让弗朗索瓦丝瞧见我俩并排躺在床上，要紧从床上起身，我就对她说： “别忙，再睡会儿，我找不到铃。” 看上去，这是些温馨、欣悦、纯洁的时刻，但其中已经蕴含着灾难的可能性：这灾难将使我们的爱情生活充满危险，在最欢乐的时刻过后会有硫磺和熔浆的火山雨出其不意地袭来，随后，我们由于没有勇气从灾难中吸取教训，马上又在只能喷发出灾难的火山口边上重新安顿下来。我就象那些总以为自己的幸福会天长地久的人一样地掉以轻心。正因为这种温馨对于孕育痛苦而言是必需的——而且它以后还会不时来抚慰缓解这种痛苦，——所以男人在吹嘘一个女人对他有怎么怎么好的时候，他对别人，甚至对自己都可能是诚恳的，不过总的来说，他和情人的关系中间，始终潜伏着一股令人痛苦的焦虑不安的暗流，它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流动着，不为旁人所知，或者至多通过一些问题的探询无意中稍有流露。然而，这种焦虑不安必定又以温馨甜蜜作为前奏；即使在这股暗流形成以后，为了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为了避免破裂，不时也需要有些温馨甜蜜的时刻点缀其间；把自己跟这个女人共同生活中不可与人言的痛苦隐藏起来，甚至把这种关系说成非常甜蜜地炫耀一番，这表明了一种真实的观点，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因果关系，一种使痛苦的产物变得可以承受的模式。 阿尔贝蒂娜就在我家里，明天要不是跟我一起，就是在安德烈的监护下出去，这在我已经毫无值得惊奇之处了。这种格局，为我的生活圈定了粗粗的轮廓线，除阿尔贝蒂娜之外谁也无法涉足其中，另外（在我尚不知晓的未来的生活图景上，犹如在建筑师为很久以后才能耸立起来的大厦画的蓝图上）远远的还有好些与之平行、幅度更宽的线条，在（有如一座孤寂冷僻的小屋的）我的心间描划了未来爱情生活多少有些刻板、单调的程式；而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在巴尔贝克的那个晚上画下的，那个晚上阿尔贝蒂娜在小火车上向我吐露了她从小由谁带大的真情，我听后就想，无论如何不能让她再受某些影响，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在以后几天离开我的身边。光阴荏苒，这种生活模式成了习焉不察的例行公事。但正如历史学家企图从古代仪式中找出微言大义一样，我可以（但并不很想）回答那些问我这种甚至不再涉足剧院的隐居生活有何意义的人说，它的起源乃是某个晚上的忧虑以及在这以后感到的一种需要，也就是说我感到需要向自己证明，我业已了解她不幸的童年生活的这个女人，即使她自己愿意，也不会再有受到同样的诱惑的可能性了。对这种可能性，我已很少去考虑，但它毕竟还影影绰绰地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看到自己一天天地在摧毁它——或者说尽力在摧毁它——这大概正是我在吻这并不比许多别的姑娘更娇嫩的脸颊时，心里会格外感到乐滋滋的缘故；凡在达到相当程度的肉欲的诱惑背后，必定潜伏着某种贯串始终的危险。 我答应阿尔贝蒂娜，要是不出门一定好好工作。可是第二天，仿佛这屋子趁我睡熟时，奇迹般地飘浮了开去，我一觉醒来，天气变了，时令也不对头了。一个人在出于无奈的情况下登上一片陌生的国土，这时他是不会有心思着手工作的。然而每个新的一天，对我都是一个新的国度。就说我的懒散吧，它一旦换了新的花样，你说叫我怎么还认得出它呢？有些日子，人人都说天气糟透了，逢到这种时候，静静地待在家里，听到屋外淅淅沥沥下个没完的雨声，才能体会航行在海上的那种平静滑行的况味，感受到那种宁谧的乐趣；有时天空响晴，这时候一动不动地待在床上，瞧着光影绕着自己慢慢地转过去，就象瞧着一株大树的影子在转动。也有时候，邻近的修道院刚敲响稀落如同清晨去祈祷的信徒的头遍钟声，半天里纷纷扬扬洒下的雪花，在熏风吹拂下溶化、飘散，而天空依然灰蒙蒙的不见透出亮色，但我已经能够辨认出这一天是会风雨交加，还是变幻不定，抑或是个晴朗的好天气，屋顶被骤雨打湿过后，阵阵和风拂过，缕缕阳光照临，它就又在收干，只听得屋檐滴滴答答地在滴水，仿佛这屋顶是趁风儿重新刮起之前，让自己尽情地承受不时从云层探出脸来的太阳的抚爱，青灰色的石板瓦闪耀着美丽的虹彩；这样的日子，风风雨雨的，一天里充满着天气、氛围的变化，懒人因此倒也自得其乐，不觉得这一天是白过了，因为他正兴味盎然地关注着在他不介入的情形下，周围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代他作出的种种表现；这样的日子好比那些发生动乱或者革命的日子，那些日子对于不再去上学的小学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他在司法大厦四周转悠或是念着报纸的时候，虽说他没做自己的功课，他却会觉着从正在发生的事件中发现了一种对他确有教益，同时也使他对自己的闲散感到心安理得的东西；这样的日子，还好比我们一生中碰上某些特殊的危急关头的日子，这时候，一个向来无所事事的人会这么想，只要这个难关能顺利地渡过，他就会从此养成勤勉的习惯：比如说，那是在一天早晨他出门去赴一场条件特别苛刻的决斗的时候；于是，在这个生命也许行将逝去的当口，他仿佛骤然意识到了生命的价值，这生命他本来是可以用来做一番事业，或者至少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乐趣的，而他却什么也没干。“要是我能活着回来，”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马上坐下来工作，还要玩个痛快！”原来，生活突然在他眼里变得那么珍贵了，因为他看到的已经是他以为生活所能给予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日复一日从生活中真正得到的那点可怜的东西。他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根据生活经验所能告诉他的模样，也就是说那种平庸无聊的模样，来看待生活的。此刻，生活中充满着工作，旅行，登山和一切美好的事物，而所有这一切，他对自己说，都将随着这场决斗的悲惨结局化为乌有，他没有想到其实早在有这场决斗以前，由于那种即便没有决斗也会长此以往的坏习惯，它们就已经是这样了。他安然无恙地从决斗场回了家。但是他重又觉得阻碍重重，没法去玩儿，去兜风，去旅行，去做那些他一度认为可能将被死亡剥夺的事情；单单生活本身，就已经足以剥夺这些可能了。至于工作——特殊的环境会在一个人身上激发出先前已存在于他身上的秉性，在勤勉的人身上激发出勤勉，在懒散的人身上激发出懒散——他给自己放了假。 我就象这人一样，自从下决心从事写作以来始终依然故我，下这决心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但又好象才是昨日的事，因为我把一天天都放了过去，仿佛它们并不曾存在过似的。上面提到的这一天，我也是这么给打发掉的，我无所事事地瞧着它风疏雨骤，瞧着它雨过天晴，心想明天再开始工作吧。可是当湛蓝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的时候，我已不复是昨天的我了；教堂大钟金光灿灿的音色里，不仅象蜂蜜一样有着光亮，而且有这光亮的感觉（还有果酱的味道，因为在贡布雷时，这钟声经常在我们刚吃好饭要吃甜食的当口，象只胡蜂似的姗姗来迟）。在这么个阳光耀眼的日子里，整天都那么闭上眼睛躺着，真可以说是桩可以允许的、已成习惯的、有益于健康的、合乎时令特点的赏心乐事，这就跟放下百页窗挡住强烈的阳光是一个道理。我第二回去巴尔贝克时，头几天就是在这种天气里，听见乐队的提琴声伴着涨潮时蓝盈盈的海水飘卷而来的。然而今天，我是多么完全地占有了阿尔贝蒂娜啊！那些日子里，有时教堂报时的钟声，会让那不断扩散的声波面捎来具体入微潮湿或明亮的感觉，仿佛它是在把美妙的雨水或阳光转译成盲人的语言，或者不如说，转译成音乐的语言。这时，闭着双眼躺在床上的我，不由得在心里对自己说，瞧，一切都是可以转换的，一个仅靠听觉的世界也是可以跟另一个世界同样地丰富多采的。日复一日，仿佛乘着一叶小舟缓缓地溯流而上，但见眼前闪过一幅幅不停变换着的欢乐往事的图景，这些图景不是由我挑选的，片刻之前它们都还是无法看见的，现在它们接二连三地、不容我选择地呈现在我的记忆里，我在这片匀和的空间上方，悠悠然地倘徉在阳光之中。 巴尔贝克的这些晨间音乐会并不是遥远的往事。可是，在这些相对来说还是的不久的往日，我却很少想到阿尔贝蒂娜。刚到巴尔贝克的那几天，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在那儿。那么，是谁告诉我的呢？喔！对，是埃梅。那天也是象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我的好埃梅！他见到我高兴极了。可是他不喜欢阿尔贝蒂娜。她并不是个能让人人都喜欢的姑娘。没错，是他告诉我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的。那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喔！他碰到过她，他觉得她风度欠佳。当我这么想着埃梅告诉我的事儿，而且碰巧是从一个跟我当时听他讲的那会儿不同的角度去考虑，我那在这以前一直在无忧无虑的海面上惬意飘荡的思绪，冷不丁地乱了套，就象是突然碰上了一颗暗暗埋在记忆中的这个地点而我又没法看见的危险的地雷。埃梅对我说他遇见过她，觉得她风度欠佳。他说风度欠佳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以为他的意思是说举止俗气，因为我想先发制人，说过她举止优雅之类的话。可是，且慢，没准他的意思是指那种戈摩尔风度呢。她是跟另一个姑娘在一起，没准两人还彼此搂着腰，一起打量着别的女人，没准她们表现的，确实是有我在场时从没在阿尔贝蒂娜身上见过的一种“风度”呢。那另一个姑娘是谁？埃梅是在哪儿碰上这么个叫人讨厌的阿尔贝蒂娜的？我竭力回忆埃梅对我到底是怎么说的，想弄明白他指的究竟是我揣度的那回事，还是就不过是个普通的风度问题。可是我再怎么问自己也是枉然，因为提出问题的人，和能够提供回忆的人，唉，都是同一个人，就是在下呗，一时间我有了两重真身，可是一点也没变得高大些。不管我怎么提问，总是我自己来回答，毫无新的结果。我已经不去想凡德伊小姐了。由一种新的猜疑引起的骤然发作的嫉妒，使我感到痛苦不堪，它也是一种新的嫉妒，或者说是那种新的猜疑的持续和延伸；场景的地点是相同的，不再是蒙舒凡，而是埃梅碰到阿尔贝蒂娜的那条街；作为对象的，是阿尔贝蒂娜的那几个女友，其中某一个或许就是那天和她在一起的那位。那可能是某个伊丽莎白，或者就是上回在游乐场里阿尔贝蒂娜装出不经意的样子从镜里偷看的那两个姑娘。她大概跟她们，而且跟布洛克的那位表妹爱丝苔尔，都有那种关系。她们的那种关系，倘若是由某个第三者向我透露的，准会把我气个半死，但现在因为是我自己在揣度，所以就小心设法蒙上了一层足以缓解痛苦的不确定的色彩。我们可以用猜疑的形式，一天又一天地大剂量吞服我们受了骗的这同一个念头，而倘若这药剂是用一句揪心的话这支针筒扎在我们身上，那么一丁点儿的剂量就足以致命。大概就为这缘故，也许还出于一种残存的自卫本能，那个妒意发作的男人往往会单凭人家给他看的一点所谓证据，就无视明明白白的事实，立时三刻想入非非地胡乱猜疑起来。况且，爱情本来就是一种无可救药的顽症，正如有些先天性体质不好的人，一旦风湿病稍有缓解，继之而来的就是癫痫性的偏头痛。一旦充满妒意的猜疑平静下来，我就会埋怨阿尔贝蒂娜对我缺乏温情，说不定还和着安德烈在奚落我。我不胜惊恐地想道，要是安德烈把我俩的谈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准会这么做的，我只觉得前景不堪设想。这种忧郁的情绪始终困扰着我，直到一种新的充满妒意的猜疑驱使我去作新的寻索，或者反过来，阿尔贝蒂娜对我表现得温情脉脉，让我觉着我的幸福都变得无足轻重了。那另一个姑娘到底是谁呢？我真得写信去问问埃梅，或者设法去见他一次，然后我就可以拿他的证词跟阿尔贝蒂娜对质，让她招认。但现在，我认定了她是布洛克的表妹，所以就写信给懵懵然一无所知的布洛克，要他给我一张她的照片，要不，能安排我跟她见个面更好。 有多少人，多少城市，多少道路，是妒火中烧的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的啊！这是一种洞察内情的渴望，凭着它，我们可以从零零碎碎的迹象中，一件件一桩桩地搜罗到几乎所有的信息，但唯独得不到我们所想知道的消息。猜疑是说来就来，谁也没法预料的，因为，冷不丁的，我们会想起某句话意思有些暖昧，某个托词想必背后有文章。可是这会儿人已不在眼前，这是一种事后的，分手以后才滋生出来的嫉妒，一种马后炮。我有个习惯，爱在心里保存好些愿望，我向往得到一位好人家的姑娘，就象我见到由家庭教师伴着从窗下走过的那些少女似的，但圣卢（他是寻花问柳的老手）对我说起过的那位姑娘却格外叫我动心，我向往那些俊俏的侍女，尤其是普特布斯夫人身边的那个妞儿，我向往在早春天气到乡间再去看看英国山楂树和花朵满枝的苹果树，再去领略一下海边的风暴，我向往威尼斯，向往坐下来工作，向往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在心里不知餍足地存储这些愿望，而且对自己许诺说我不会忘记，将来总有一天要让它们实现——也许，这个因循的旧习，这个拖宕永无尽期，被德·夏吕斯先生斥为惰性的习惯，我因久久浸润其中，故而那些充满妒意的猜疑也濡染了它的余泽，尽管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可别忘了哪天得让阿尔贝蒂娜把埃梅遇见的那位姑娘（也可能是那几位姑娘，这桩公案在我的记忆里变得有点模模糊糊、含混不清，或者说难以捉摸了）的事解释清楚，但又总是习惯成自然地一天拖一天。总之，这天晚上我没对阿尔贝蒂娜提起这个茬儿，怕让她觉着我妒心重，惹她生气。 可是到第二天，一等布洛克把他表妹爱丝苔尔的照片寄来，我就赶忙寄去给埃梅。与此同时，我记起了早上阿尔贝蒂娜没肯跟我亲热一番，因为那恐怕确实会使她很累。那么她莫非是想留点精力，也许在下午，给某个别人吗？给谁呢？嫉妒心就是这样地纠缠不休，因为即便我们所爱的人，譬如说已经死了，不能再用自己的行为来激起我们的妒意了，也还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事后的种种回忆，蓦然间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出来，就象那些事情本身那样，而这些回忆，直到那时还并没让我们参透它们的含义，显得无关紧要似的，但只要我们静心细想，用不着任何外来的启发，就能赋予它们一种新的可怕的含义。你根本用不到跟情妇待在一起，只要单独在她房里细细想想，就能参透她欺骗你的那些新招，即便她已死了也一样。因此，在爱情生活中，不能象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先为未来担心，而得同时也为常常要到未来都已成了过去以后才能看清的往事操一份心，这儿所说的不仅仅是在事后才知晓的那些往事，而且是我们久久留存在记忆中，然后突然间明白了其中含义的那些往事。 但不管怎么说，眼看下午就要过去，又可以跟阿尔贝蒂娜待在一起，从中求得我所需要的慰藉了，我心里感到很高兴。可惜的是，这个夜晚恰恰是个没能给我带来这种慰藉的夜晚，阿尔贝蒂娜在跟我分手时给我的那个不同寻常的吻，并不能如同当年临睡前母亲在对我生气，我不敢去叫她来，但又觉得自己睡不着的那些夜晚所终于得到的母亲的吻那样使我的心得到宁静。这种夜晚，现在成了阿尔贝蒂娜已经想好第二天的计划，但又不愿让我知道的夜晚。其实，如果她把自己的计划告诉我，我是会以一种只有她才能在我身上激起的热情，尽力去促成其实现的。可是她什么也没告诉我，而且根本没觉着有必要告诉我；她一回到家，刚在我的房门口露出身影，连那顶宽边帽或软便帽都没摘下，我就看出她正在心里盘算着那种执拗，顽梗，一意孤行，而且不为我所知的念头。而这些夜晚，往往又正是我怀着万般柔情等她回家，盼望着能充满爱怜地搂住她脖子把她紧紧抱住的夜晚。唉，尽管以前跟父母也常有这种情形，我满怀爱心地跑上去吻他们，却发现他们冷冰冰的，在生我的气，但是那点芥蒂，比起情人间的隔阂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此中的痛苦远非那么表面，而要难以承受得多，它驻留在心灵更深的层次。 这天晚上，阿尔贝蒂娜还是把心里盘算的那个主意，对我露了口风；我马上明白了她是想第二天去拜访维尔迪兰夫人，这个主意本身，并没任何叫我不高兴的地方。不过事情明摆着，她上那儿去是要跟什么人碰头，准备干那种好事。要不然她是不会对这次趋访如此看重的。我的意思是说，要不然她是不会一再对我说这次出访没什么要紧的。我素来奉行一条原则，跟那些非要等到认定书写文字只是一套符号之后才想到用表音文字的人们背道而驰；多年来，我完全是在别人不受拘束地直接对我讲的那些话里，来寻觅他们真实的生活、思想的线索，结果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只有那些并非对事实作出理性的、分析的表述的证据，我才认为它们是有意义的；话语本身，只有当它们通过一个受窘的人涨得通红的脸，或者通过更能说明问题的突然缄默不语得到诠释时，才会对我有所启发。一个小小的字眼（譬如说，当德·康布尔梅先生知道了我是“作家”，尽管他还从没跟我说过话，在谈到有一回他去维尔迪兰府上拜访时，却转过身来对我说：“您瞧，博雷利①也在那儿。”）会由于交谈双方都没有明说，但我可以通过适当的分析或者说电解的方法从中提炼出来的两种思想却在无意间、有时甚至很危险地发生了撞击，而在芜杂的话语中蓦然闪耀出光亮来，它告诉我的内容，胜过一席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阿尔贝蒂娜谈话间，不时会有诸如此类的珍贵的杂拌儿，我总是听在耳里当下就赶紧“处理”，以便使之转换成明晰的思想。 -------- ①博雷利子爵是十九世纪末贵族诗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 虽说具体的细节——那是要在对众多的可能情况进行试探、侦查之后才能知道的——如此难以发现，事情的真相却是那么容易看穿，或者说那么容易猜到，这对一双恋人来说可真是件大煞风景的事。在巴尔贝克那会儿，我常发现阿尔贝蒂娜出神的望着某几位向她遽然投来缠绵目光的姑娘，这种目光的交流，就象肉体的接触，过后，如果我认识那几位姑娘，阿尔贝蒂娜就对我说：“咱们叫她们来怎么样？我挺想骂她们几句。”但打那以后，也就是自从她大概摸透了我的性格以后，她就从没提过要请某人来，闭着嘴，目光也变得散漫而黯淡，有点目不斜视的样子，再加上脸上那种茫然失神的表情，却就跟当初磁铁也似的目光同样的令人起疑。然而我既不能责怪她，也不能对那些按她的说法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而我却似乎偏要拿来过过“吹毛求疵”的瘾的事情问长问短。问“干吗您老瞧对面那姑娘”已经是够难的，问“干吗您不瞧她啦？”就更难了。不过，如果说我本来就没打算相信阿尔贝蒂娜的表白，那么对这目光所包含、所表明的全部内容，我还是明白，或者说至少是应该明白的，正象我明白她说话中自相矛盾之处的含义一样，这些往往是在离开她很久以后才看出来的自相矛盾之处，让我整夜不能成眠，但又不敢对她提起，它们还不时周期性地光临我的记忆。在巴尔贝克海滩或者巴黎街头的那会儿，有时只是瞧见她偷眼看了人家一眼，我就禁不住会暗自思忖，不知那人只是个她临时属意的对象呢，还是个老相识，抑或是她也只听人家对她说起过，而我曾对这种介绍大为吃惊的某个姑娘——她跟我想象中阿尔贝蒂娜可能结识的姑娘真是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然而当代的戈摩尔犹如一幅扑朔迷离的拼板图，拼上去的每个小块都是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拣来的。这不，我在里夫贝尔的一次晚宴上碰到十位女宾，碰巧我都认识，或者至少都叫得出名字，这十位女士真是要说有多不一样就有多不一样，可她们却处得和睦极了，我简直还从没见过气氛这么融洽的宴会呢——虽说这么混杂。 第五部 女囚(5) 回过来再说路上遇见的那些姑娘吧，阿尔贝蒂娜对随便哪个老太婆或老爷子，可从没用这么直勾勾的，或者反过来说，这么谨慎克制，仿佛什么也没瞧见的目光去注视过哪。不知情的受骗丈夫，其实什么都知道。但必须等到有更加确凿详尽的证据，嫉妒才能出台。况且，虽说嫉妒能帮助我们发现所爱的女人身上的某种爱撒谎的倾向，但这女人一旦发现了我们的妒意，她的这种倾向就会变本加厉，一发不可收拾。她撒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或是出于怜悯、害怕，或是出于本能以一种巧妙的隐遁躲避我们的探究。当然，也有这样的爱情，一个轻佻女子在爱她的男子眼里自始至终就是美德的化身。但在极大多数情形下，爱情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那位女士以极其自然的态度（只在口气上略加注意，使之显得弛缓些）谈到她对肉欲的兴趣，谈到和他在一起有多少快活，而所有这些，一旦她感觉到对方在嫉妒她，监视她以后，她将会竭尽全力来对这同一个男子加以否认。他会怀念当初这段亲密无间的美好时光，但这回忆刺痛着他的心。如果要这女人仍然对他这么无话不说，那就差不多是要她把这男子日复一日枉费心机在刺探的秘密拱手相送，授人以柄了。然而，当初这亲密无间毕竟包含着倾心相予，包含着几多信任和情谊！如果说现在她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无法不欺骗他，那么她至少是作为一个朋友那样地在欺骗他，她会把自己所得到的乐趣告诉他，把他引为一个同伙。他不胜怅惘地回想起两人刚相爱时依稀展露在眼前的美满生活的图景，它已经成了泡影，事态的发展使爱情变成了一场痛苦的折磨，而且还将因具体情况的不同，使这场爱情或则以离异而告终，或则虽欲罢而不能。 我从中破译阿尔贝蒂娜的谎话的那些文字，有时只要反过来念就意义自明了；就说这天晚上吧，她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尽量做得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了句：“明天我可能要上维尔迪兰家去，可我实在说不准到底去不去，我并不怎么想去。”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我明天要去维尔迪兰家，雷打不动，因为这对我至关重要。”闪烁其词的迟疑态度，实际上正表明一种无可改变的意向，之所以要这么说，目的在于让我听着不至于意识到这次趋访的重要性。阿尔贝蒂娜惯于用困惑犹豫的语调来表达义无反顾的决心。我的情况也差不多：我就是要让她去不成维尔迪兰小姐家。嫉妒往往就表现为一种欲望，心神不安地只想在爱情生活中采取一种专横的态度。我想必是从父亲身上继承了这种粗鲁的专横欲，非要使我最亲爱的那些怀着希望的人们感到害怕不可，他们心安理得地用这些希望欺骗着自己，而我却偏要向他们揭穿这种安全感的不可信；眼看阿尔贝蒂娜瞒着我，自说自话地盘算好了这么个出门计划，虽说这计划她只要事先告诉我，我一准会极力促成其实现，尽量使她感到轻松愉快，但此刻我却偏生不想让她自在，于是我做得心不在焉地回答她说，明天我也要出门。 我开始向阿尔员蒂娜建议去一些使她去不成维尔迪兰家的地方，口气之间透出一种装出来的冷漠，我想用这种态度来掩饰自己的神经紧张。可是她一眼就给看穿了。我的紧张在阿尔贝蒂娜身上遇到一种反向的电力作用，一下子给弹了回来；在她的眼睛里，我瞅见的是迸射而出的点点火星。可是到这会儿再来注意她的这双眼睛，还管什么用呢？长久以来，我怎么会没有注意到，阿尔贝蒂娜的这双眼睛属于那类（即使在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形）象万花筒一样由许许多多小片拼成，其成分视当天此人想去哪些地方——以及对其中哪些地方秘而不宣——而定的眼睛呢？这双眼睛，平时由于说谎而一直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光采，可是赶上要去赴约，要去赴一个她决计要去的幽会，这双眼睛顿时会变得神采奕奕，从中可以测量得出路程的米数或公里数，这双眼睛，固然会对着诱惑它们的快乐而漾起笑意，但也更会由于赴约可能受阻而布上忧伤沮丧的黑圈。这种女人，即使你把她捏在手心里，她也会逃脱的。要想弄明白为什么这种女人能够，而别的好些甚至更美丽的女人却不能在你心里激起波澜，就必须考虑到她们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始终处于运动之中的，从而她们赋予了自己的外表一种堪与物理上表示速度的符号相当的标记。 倘若您影响了她们的日程安排，她们就会把原先想瞒着不告诉您的那桩好事向您摊牌：“我可真想五点钟能跟某某我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喝茶点！”可是您瞧着吧，等半年过后，您认识了那位某某，这时您就会明白，您影响了她的安排的这位姑娘，是为了让您别缠住她，才布下这个迷魂阵，，告诉您她是跟一个要好朋友每天在您见不到她的某个时间一起去喝茶的，您还会知道，那位某某的府上，她压根儿就没去过，她们两人从来也没有在一起喝过茶，因为她对那位某某说，她整天都抽不出空，而陪的不是别人，正是您。这就是说，她告诉您说她要去共进茶点，央求您让她去共进茶点的那个人，这个临时应急的托词，并不是那位某某，其中还有另一个人，还有另一件事！另一件事，可那是什么事呢？另一个人，又是谁呢？ 唉，这双魂牵远方、忧郁难消的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眼睛啊，它或许能帮我们测量距离，却没法为我们指示方向。无边无垠的可能性的原野展现在我们面前，即便我们碰巧瞅见真实性就在眼前，也会以为它还远在可能性的旷野之外，结果反会一头撞在这堵突兀冒出的墙上，猛地一阵眩晕，仰面摔个大跟斗。对这种运动，这种逃逸，我们甚至都不用去寻踪循迹，只要定神想想就能了然于心。她答应过给我们写信，于是我们安下心，从爱河中一骨碌爬了起来。可是信没来，邮班等了一班又一班，还是不见信来，“出什么事啦？”忧虑一起，又坠入了爱河。令我们感到悲痛的，往往就是这些激起我们爱情的人儿。因为每当我们为她们体验一次新的忧虑，她们的人品就会在我们眼里失去一层光采。我们对痛苦逆来顺受，认定爱已是身外之物，我们发觉爱情和忧伤休戚相关，爱情也许就是忧伤，它的对象只是在一种很次要的意义上才是那个黑发姑娘。可是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她们激发了我们的爱情。 在极大多数情况下，爱情只有在融进一种唯恐失去它或是担心不能得到它的情绪时，才会以形体作为对象。而这种忧虑又跟形体有着不解之缘，它给形体添上了一层甚至比美貌更为吸引人的光采，我们平时看见有的男子置美貌的女子于不顾，发疯似地去爱那些在我们看来很丑的女子，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这些女人，这些逃逸的女人，她们自己的品性以及我们的忧虑不安都给她们安上了翅膀。即使她们就在我们身边，她们的目光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她们是要飞走的。这种由翅膀添加上去的甚于美貌的光彩，其证据就是，同一个人在我们眼里常常会时而是有翅膀的，时而又是没有的。我们愈是害怕失去她，就愈是忘记还有别的女人的存在。但等到我们确信她是我们的了，我们就会把她和别的女人相比，而且立刻就会觉得人家更可爱。由于忧虑的情绪和确信的感觉是可以每隔一个星期就交替一次的，所以一个女人这星期可以让我们为她不惜牺牲一切，下星期却可能会自己成为牺牲品，而且循环往复，长此以往。要能理解这一点，就要懂得（以每个男人在他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的不再去爱一个女人、忘记这个女人的体验中去懂得）一个女人在她已不再能拨动我们心弦的时候、就如她还不曾拨动过我们心弦的那会儿一样，几乎是不值什么的。如果明白了这层道理，那么我们就逃逸的女人所说的这些意思，对被隔在藩篱后面、我们以为永远得不到她们的那些女囚，也同样是适用的。因而，男人通常嫌恶拉皮条的女人，因为这种女人方便了逃逸，增强了诱惑，但是反过来说，倘若他们爱上了一个被幽禁的女人，他们又会去求助这种女人帮他的意中人逃脱樊笼，把她带到他们的身边。和被我们诱拐的女子的结合，总是好景不常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她们全部的爱，无非就是生怕得不到她们和唯恐她们逃走，而一旦她们被从丈夫身边骗了出来，从剧院的舞台拽了下来，从离我们而去的诱惑中拉了回来，总之，从我们的不论哪一种不安情绪中分离了开来以后，她们就仅仅是她们自己，也就是说几乎什么也不是了，于是，被那个男人垂涎已久的她，很快就会被曾经那么害怕被她抛弃的那个男人所抛弃。 我问自己：“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可是，难道我真的没从到巴尔贝克的第一天就想到这些吗？难道我真的没猜度过阿尔贝蒂娜是这样一种姑娘，在她们肉体的躯壳里面，有比在——我不是说比在纸牌尚未抽出的牌盒中，或是比在人们还没入内的教堂和剧场中，而是说比在一望无际、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更多的隐蔽的生命在搏动着。不光是有这么些生命，而且每个生命都有着自己的需要，自己充满肉感的回忆和焦虑不安的探求。在巴尔贝克那会儿，我的心情不曾感到纷乱，因为我根本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去追寻那些甚至会把人引向歧途的踪迹。即便这样，阿尔贝蒂娜在我眼里已经是由所有这些生命，以及这些生命的一切需要、一切肉感的回忆迭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生命。既然有一天她对我提到了“凡德伊小姐”，我心里巴望的自然就不是扯下她的衣裙来瞧她的身体，而是透过她的身体去看清写着她的回忆、写着今后那些热情的幽会日期的记事簿的每一页。 一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当一个我们所爱的人（或者一个就缺那份让我们去爱的狡黠的人）对我们隐瞒了它们以后，竟会陡然间变得那么意味深长！痛苦本身并不一定会激发我们对引起这痛苦的人的爱憎：对一个引起我们疼痛的外科医生，我们是无所谓爱憎的。可是一个女人，如果她长久以来一直在对我们说，我们就是她的一切（并非她是我们的一切），而我们也喜欢瞧她、吻她、抱她坐在膝上，那么我们只要从她那儿遭到一次意外的推拒，因而觉着了我们并不是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的，就会感到大为震惊。这时，失望会在我们心里不时勾起对久已忘却的痛苦往事的回忆，然而我们又知道，唤醒这些回忆的并不是这一个女人，而是曾经用她们的无情无义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道道瘢痕的别的一些女人。当爱情全然要由谎言煽起，而其内容乃是冀求看到自己的痛苦能由制造这痛苦的人来抚平，这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会有活下去的勇气，又怎么能采取行动去抵御死亡呢？要想从发现这种欺骗和推拒后的沮丧中解脱出来，有一副烈性药就是求助于那些让我们觉得在她的生活中比我们关系更密切的人，尽量跟这个推拒我们、欺骗我们的女人对着干，对她耍手腕，让她怨恨我们。可是，这种爱情的折磨又是那样一种折磨，它能叫受害者无一幸免地耽于幻想，以为只要变变姿势就会得到那种悬空的舒适。唉！我们这样做还嫌做得不够吗？在这种爱情中，恐惧全然是由不安引起的，它的根子，就是我们在自己的樊笼里翻来覆去不停忖量着的那些毫无意义的话语；况且，我们的恐惧因她们而起的那些女人，也极少能使我们的肉体在完满的意义上感到愉悦，因为我们藉以选择这一时机的，并非那种无法遏制的强烈需要，而是某个不期而至的极度不安的瞬间（这个瞬间，会由于我们性格的懦弱而无限延长，它每晚重复着它的尝试，最终都只是变成了镇静剂而已）。 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无疑还不是由于意志薄弱而变得兴致索然的种种爱情中最乏味的那种，因为它还不是完全柏拉图式的；她给了我肉体上的满足，而且她还挺聪明。但这一切又都是多余的，不相干的。我脑子里经常想到的，并不是她会说些什么聪明话，而是这句那句使我对她的行为起疑心的话；我回想她是否说过这句或那句话，用的是什么口气，在什么场合，回答的是我的哪句话，我竭力想起她跟我说话时的整个场景，想起她是在什么场合表示要去维尔迪兰府上作客，而我又是说了哪句话使她脸有愠色的。而那桩最要紧的事，我却并没花费这么多心思去寻根问底，去探究当时确切的气氛和情调。也许这些忧虑不安到了某种使我们不堪承受的地步以后，我们有时反倒会把它们撇在一边，安安生生地睡上一夜。我们所爱的姑娘要去参加一个宴会，而对这种聚会的真实性质，我们已经在心里掂量过好些时日，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在宴会上那姑娘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除了我们也不跟任何人交谈，我们把她送回家，这时只感到平日里的焦虑不安都已烟消云散，此刻享受的是一种充分的休憩，如同长途跋涉过后的一场酣睡那般大补元气。一次这样的休憩，无疑值得我们为它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若使当初能做到不去给自己买下那份要价甚至更高的烦恼，事情岂不更简单？况且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尽管这种暂时的休憩可以很充分很深沉，忧虑和不安毕竟是无法排遣的。这种忧虑不安，甚至往往还是由一句本意在让我们得到休憩的话给勾起的。妒意的乖张，轻信的盲目，都要比我们钟爱的这个女人所能想象的程度强烈得多。她主动对我们赌咒罚誓地说某人只是她的一个朋友，我们暗中却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我们这才知道——先前简直就没想到过——那个男子居然会是她的朋友。她为了表白自己的诚意，还一五一十地讲给我们听，当天下午他俩是怎样一起喝茶的，听着听着，我们原先没法看到的场景、没法猜到的情状，仿佛都在眼前显现了出来。她承认说，那人要她当他的情妇，使我们感到揪心的是她居然若无其事地听着他说这种话。她说她拒绝了。可是这会儿，当我们回想起她告诉我们的这番话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忖度一下这种拒绝是否真诚，因为在她絮絮叨叨讲给我们听的事情中间，缺乏一种必要的、逻辑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恰恰是比一个人所说的许许多多话更能表明它们的真实性的。随后她又用一种鄙夷不屑的口气说：“我挺干脆，对他说这事没门儿，”无论哪个社会阶层的女人，每当她要说谎时，往往都是用的这种口气。可我们还得感谢她拒绝了那人，还得用我们的诚意鼓励她今后继续向我们作这种残酷的表白。我们至多添上这么一句：“不过，既然他已经提了这种建议，您怎么还能跟他一块儿喝茶呢？“我不想让他记恨我，说我不够朋友。”我们不敢对她说，她要是拒绝跟他一起喝茶，或许就对我们更够朋友些。 另外，使我大为吃惊的是阿尔贝蒂娜还告诉我，她觉得我说不是她的情人（我这么说是为了顾全她的面子）说得很对，因为，她补上一句，“事情明摆着，您不是么。”诚然，我也许算不上一个百分之百的情人，可是我不免要想，莫非我俩一起干过的所有那些事儿，她跟每个她赌咒罚誓不是人家情妇的男人都干过不成？我情愿出任何代价来弄明白阿尔贝蒂娜到底在想些什么，她去看的是些谁，她爱上的又是些谁——说来也奇怪，当初对希尔贝特，我已经体验过同样的愿望，不顾一切地想知道那些今天看来根本不值得介意的名字和事情，现在竟然还会不顾一切地想这么做！其实我也知道，阿尔贝蒂娜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见得会更值得介意些。但事情就是这么怪，如果说初恋以它在我们心间留下的脆嫩的创痕，为以后的恋爱提供了通道，我们都甭指望因为看到的是相同的症状和病情，就能从初恋中找出治愈新伤的办法。再说，难道真有必要去了解一桩桩的事实吗？难道我们不是从一种普遍的意义上，一眼就已经能看出这些有事瞒着我们的女人干吗要说谎或沉默吗？这中间难道还会有错不成？我们一心要让她们开口的时候，她们却表现出三缄其口的美德，但我们仍能在心里感觉得到，她们一准对那些男人信誓旦旦地说过：“我决不会说的。谁也甭想从我嘴里问出半句话来，我会守口如瓶。” 一个人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命，都交托给了另一个女人，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不消十年，他就早晚有一天会拒绝再给她这份幸福，他会宁愿保留自己的生命。因为到那时，这女人已经离我们而去，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一无所有。把我们和这些女人维系在一起的，是千丝万缕的根须，是对昨夜的回忆和对明早的憧憬联成的数不胜数的游丝；使我们陷于其中无法脱身的，就是这张由日复一日的生活所张成的连绵不断的网。正如有的吝啬鬼是通过慷慨在攒钱一样，我们这些浪荡子是通过吝啬在挥霍，与其说我们是为了那个女人，倒不如说我们是为了她每日每时都能从我们身上取去维系在她周围的所有那一切，在奉献我们的生命；跟她得到的所有那一切相比，我们尚未生活过的、相对来说还属于未来的那个生命，就显得那么遥远而冷漠，显得那么生疏，那么不象是属于我们所有的。这些网远比她的人重要，我们该做的事就是从中挣脱出来，然而它们却有种效能，会使我们身上产生出一种对她的暂时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我们不敢离开她，生怕遭到她的贬责，而事过以后，我们或许是会敢于这么做的，因为她离开了我们就不会再是我们自己，而我们其实是只有对我们自己才会产生责任感的（哪怕当这种责任感，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矛盾，会导致自杀时，亦是如此）。 倘若我不爱阿尔贝蒂娜（这一点我不能说得很肯定），那么她在我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是极为寻常的：我们与之一起生活的并不是我们所爱恋的对象，我们与之一起生活，只是为了扼杀那不堪忍受的爱，不论那是对一个女人，一个地方，抑或是对一个使人想起某个地方的女人的爱。但倘若我们连这个对象也得分离，我们是不会有勇气重新去爱的。对于阿尔贝蒂娜，我却还没到这种程度。她的谎话，她的供认，都给我留下了探明真相的任务：她说谎说得这么多，是因为她不仅仅象那些自以为被人爱上的女人那样喜欢说说谎，而是生来（跟那不相干地）就是个爱说谎的女人（而且极端变化无常，甚至连在对我讲真话，比如讲她对人家的看法时，也每次都讲得跟前回不一样）；她的供认，因为非常难得，而且三言两语就没有下文了，所以凡是涉及过去的，其中总会有大片大片的空白，留待我去补缀——为此当然首先要了解——她的生活经历。 至于眼下的情形，我从弗朗索瓦丝那种女巫预言般的话里听出的意思是这样的，阿尔贝蒂娜不是在个别的事情上，而是归总整个儿地在对我说谎，并且我“早晚有一天”也会知道所有那一切的，瞧弗朗索瓦丝的样子，她是已经知道所有那一切的，但她不肯告诉我，而我也不敢去问她。弗朗索瓦丝想必是出于当初嫉妒欧拉莉的同样的动机，所以才尽说些听上去荒诞无稽的话头，影影绰绰地让我觉着她是在很荒唐地暗示那可怜的女囚（她尽爱恋些女人们）想跟一位看来并非是我的某人结婚。如果真有此事，那么除非弗朗索瓦丝有心灵遥感的本领，否则她怎么能够得知呢？当然，阿尔贝蒂娜对我说的话并不能使我真的释然于怀，因为那些话一天一个样，就象一个转到看上去象是不动的陀螺，颜色时时在变。不过，看来弗朗索瓦丝很可能是由于嫉恨才这么说的。她每天都要说下面这样一通话，在我母亲不在的情况下只好由我恭听了：“您待我好，那是没说的，我永远忘不了感激您的恩惠（这么说大概是让我有个由头对她表示感激），可如今这府上给弄得乌烟瘴气，因为善良把奸诈让进了这屋里，智慧成了我所见过的最蠢的婆娘的保护伞，任凭您有一百个优雅、礼貌、才情、体面，有一位王子那样的外秀内慧，可您听任她把规矩撇在一旁，要花招，设圈套，我在府上干了四十年了，而今瞧着这种伤风败俗，最粗俗、最低贱的丑事儿，都觉得丢尽了脸。” 弗朗索瓦丝对阿尔贝蒂娜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她居然得听这个府上的外人的使唤，这样活儿就加了码，把咱们这个老女仆的身子给累垮了（尽管如此，这一位却不肯让人帮她干掉点活儿，因为她不是一个“废物”）。她的神经紧张，她的恨意难消的忿忿不平，由此都可得到解释。当然，她巴不得阿尔贝蒂娜－爱丝苔尔能滚蛋。这是弗朗索瓦丝的一大心愿。它给这位老女仆以安慰，使她的情绪得以平静下来。不过照我看来，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此难消的恨意，只能是出自一个劳累过度的血肉之躯。弗朗索瓦丝比尊重更需要的是睡眠。 趁阿尔贝蒂娜去换衣服的当儿，我想尽快把事情弄明白，于是抓起了电话听筒；我向无情的女神赔着小心，可还是激怒了她们，这怒气传到我耳朵里就是两个字：“占线。”安德烈在跟人家聊天哩。我一边等着她打完这个电话，一边在心里想，既然很多画家都对十八世纪的女性肖像画那么感兴趣——那些画上，精心设计的场景是一种假托，是用来表示等待、赌气、关注和沉思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位当代的布歇或者弗拉戈纳尔①，一如《信》、《羽管键琴》那般，画下这么个可以称作《电话机前》的场景，将握着听筒的女子唇上那抹唯其因为知道没人看见才这么真实自然的笑容表现出来呢？电话总算通了，安德烈可以听见我说的话了：“您明天来接阿尔贝蒂娜出去吗？”当我说出阿尔贝蒂娜这名字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次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的晚会上，斯万对我说“请来看看奥黛特”的当儿在我身上激起的那种妒羡，当时我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名字里必定蕴含着某种很要紧的东西，而它，在旁人眼里也好，在奥黛特眼里也好，都只有在斯万嘴里才会具有它那绝对占有的意义。对整个儿一个存在的这样一种——概括在一个词儿里的——占有，每当我坠入爱河时，总让我感到一定是非常甜蜜的！可是，事实上，当我们能说出这名字的时候，要不是它已经使我们感到漠然不相干似的，就是习惯虽然还没把温情销蚀殆尽，却已把它的甜蜜变成了痛苦。我知道只有我才能用这种口吻对安德烈说“阿尔贝蒂娜”。可是我觉着，无论是对阿尔贝蒂娜，对安德烈，还是对我自己，我又都是那么无足轻重。我意识到爱情是撞在不可能性这堵墙上了。我们以为爱情的目标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它安睡在我们面前，寓于一个躯体之中。可是，唉！爱情却是这个存在向它在空间和时间中曾经占据或将要占据的所有那些地点和瞬间的扩张。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它与这个或那个地点、这个或那个时刻的联系，我们就没有占有它。然而我们是不可能触摸到所有这些地点和瞬间的，倘若这些地点和瞬间都是一一指明的，或许我们还能设法去摸到它们。可是，我们只是四下瞎摸，结果一无所获。这就发出了怀疑、嫉妒和痛苦的困扰。我们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荒诞无稽的线索上，与事情的真相擦肩而过却懵然不知。 -------- ①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洛可可风格的主要代表。弗拉戈纳尔（1732—1809），法国画家，布歇的学生。这两位画家的作品大多以贵族生活为题材。 可是那些拥有行动神速令人咋舌的奴仆的、爱发脾气的女神，她们中间有一位已经在不高兴了，倒并不是因为我在说话，而是因为我没在说话。“听着，线空着呢！我已经给您接通好半天了，现在我要拉线了。”不过她没真这么做；正如一位接线员经常会是位大诗人那样，她让我感觉到安德烈就在我跟前，在她四周充盈着家庭的，地区的，以及作为阿尔贝蒂娜的朋友所特有的那种生活的气氛。“是您吗？”安德烈对我说，那位有神力能让声音跑得比闪电还快的女神，把安德烈的声音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向我掷来。“您听着，”我回答说，“你们爱去哪儿都行，可千万别去维尔迪兰家。明天您说什么也不能让阿尔贝蒂娜上那儿去。”可她说了明天要上那儿去的呀。”“啊！”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打住话头，还做了些吓唬人的动作，因为虽说弗朗索瓦丝依然——仿佛这是件象种牛痘一样恼人，或者象坐飞机一样危险的事情似的——不肯学会听电话，所以碰上那些即便让她听见也不妨的电话，她倒确是不来管我们的，可是反过来，如果我是在打一个不想让人知道，特别是不想让她听见的电话，每次她总会即刻出现在我的屋里。好不容易才见她磨磨蹭蹭地捧着一包杂物走出房间，这些东西从昨晚起就在这屋里了，而且就是再放上一个钟头也不会碍任何事的；临走前她还往壁炉里添了块柴，其实她的闯入已经让我憋了一肚子火，再加上我生怕接线员小姐真的“拉线”，所以浑身燥热，根本不用她来添什么火。“对不起，”我对安德烈说，“刚才有事给打断了。那她明天是非上维尔迪兰家去不可了？”“非去不可，不过我可以对她说您不喜欢她去。” “不，不用这么说；说不定我还会跟你们一起去呢。”“啊！”安德烈的这声啊好象很不高兴而且被我这种硬撑到底的厚颜无耻给吓着了似的。“好了，我要挂了，请原谅我为这么点小事来打扰您。”“哪儿的话，”安德烈说着还（因为现在电话的使用已很普遍，于是就象过去有喝茶时的客套话一样，电话也有了一套专门的客套话）加了一句：“能听到您的声音，我感到不胜荣幸。” 我也能这么说，而且比安德烈更真心诚意，因为刚才她的声音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还从来没有注意到她的声音跟别人有这么大的区别。于是，我回想起许多别人的声音，尤其是女人的声音，她们有的在想说明白一个问题或者集中注意力时会变慢下来，有的说得激动时，滔滔汩汩的话语会让她们气喘吁吁，甚至说不上话来；我逐一回忆我在巴尔贝克认识的每位姑娘的声音，又回忆起希尔贝特的，然后再是外祖母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我发现它们都是不一样的，每人的声音都是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模子模压出来的，都在用不同的乐器吹奏出来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当我看见几十、几百、几千个人的所有这些声音唱起颂歌，和谐悦耳、音色丰满的歌声冉冉升起，飞向天主的时候，旧日画家笔下由三四个音乐天使在天堂演奏的音乐会该是多么黯然失色啊。我挂电话前没忘记向那位握有传声速度大权的小姐诚惶诚恐地说了些表示感谢的话，谢谢她以自己的神力将我卑微的话语变得比雷鸣快过百倍。可是除了线路被切断，我的感恩没收到任何其他的回答。 阿尔贝蒂娜回我屋里来时，穿着一条黑色缎子长裙，更显得面色潦白，就象个由于缺乏新鲜空气，由于到处都是人群的氛围，或许还由于不够检点的生活习惯而变得苍白、热情、孱弱的巴黎女人，那双眼睛因为没有了脸颊上红晕的辉映，看上去更显得忧虑不安了。“您猜，”我对她说，“我刚才给谁打电话了：安德烈。”“安德烈？”阿尔贝蒂娜的这声尖叫显得吃惊而激动，按说这么个再普通不过的消息是不至于让她这么激动的。“我想她大概没忘记告诉您我们那天碰到维尔迪兰夫人的事吧？”“维尔迪兰夫人？我不记得她提起过呀，”我装作在想旁的事情的样子回答她说，这同时也是为了显得对她们的相遇并不在意，以及为了不至于出卖安德烈，把她告诉我阿尔贝蒂娜要去哪儿的这件事漏出口风来。但是谁能知道安德烈自己会不会出卖我，明天会不会把我要她无论如何别让阿尔贝蒂娜去维尔迪兰家的这回事告诉阿尔贝蒂娜，或者会不会早就把我几次让她干的类似的事都透露给阿尔贝蒂娜听了呢？她对我信誓旦旦地说过她从没说过，可是在我心底里有一种印象在跟它抗衡，那就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阿尔贝蒂娜脸上没有了那种很久以来一直对我表露的信任的表情。 在恋爱中，痛苦偶而也会消停一下，但那是为了换一种新的形式再来出现。我们流着泪，眼看自己心爱的女人对我们已经没有当初那种充满爱怜的冲动和含情脉脉的亲昵，更使我们感到痛苦的是，从我们这儿消失的这一切，她们却都拿去给了别人；然后，一种更使人肝肠寸断的新的悲怆攫住了我们，令我们暂时忘却了适才的痛苦，因为我们怀疑她所说的昨晚的经过是一派谎话，她必定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们；而后这种怀疑也消歇了，她对我们表示的情意使我们平静了下来；然而正当此时，一句原来已经忘却了的话在脑海中跳了出来：有人对我们说过，她在交欢时是充满激情的，而我们见到的她总是那么冷静；我们没法想象她跟别人的那种癫狂的样子，感觉到自己在她眼里是那么的无足轻重，我们想起每当我们说话时，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厌倦、抑郁、忧愁的神态，我们注意到她跟我们在一起时总穿着满天乌云也似的黑睡裙，而那些当初她用来取悦于我们的漂亮衣裙，现在是专门留着在别人面前才穿的。如果情况正相反，她对我们显得温情脉脉，那一时刻该是多么快活啊！可是，瞧着这条纤巧的舌头伸出来象是邀人吻它似的，我们不由得会想，它准是伸给那些姑娘伸惯了，所以即便是和我在一起，即便她也许根本没想到她们，也仍然会这么伸出来，因为这是一种长期养成的习惯，一个下意识的标记。随后，那种感觉又冒了出来，我们觉得自己是使她感到厌倦了。但是，骤然间这种痛苦又变得无足轻重了，我们想到了她的生活中那段不为我们所知的阴暗的往事，想到了那些我们无从知晓的地方，她曾经在那儿生活过，也许现在当我们不在身边时也还去那儿——即使她并不打算真的就在那儿生活下去，她在那儿远离我们，不属于我们，比跟我们在一起时更快活。嫉妒的走马灯就是这样的转个不停。 嫉妒还是一个祛除不去的魔鬼，它随时都会以新的化身重新出现。即便我们能把心爱的姑娘永远留在自己身旁，邪恶的精灵也会摇身一变，变成一种更其令人绝望的痛苦，那就是一种只有靠强梁才能得到她的忠贞的悲哀，一种不被人爱的悲哀。 有些夜晚阿尔贝蒂娜仍是很温柔的，但她再也没有当初在巴尔贝克冲着我说“可您对我真好！”时的那种意兴勃发的激情了，而且，尽管她现在心里对我有股怨气，但因为她认为它们是无法消弭也无法忘却的，所以她并不把这种怨意对我流露出来，看上去仍使我觉着她的内心并没保留半点怨意地在向我靠拢，然而这种未经挑明的怨尤，毕竟仍然在她和我中间留下了痕迹，那就是她说话时意味深长的谨慎态度，以及那种令人既尴尬又无奈的沉默。 “可以让我知道您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安德烈吗？”“我想问问她，要是我明天跟你们一块儿去，是不是会妨碍她，我在拉斯普利埃那会儿，就答应过要去维尔迪兰府上拜访的。” “那当然随您便咯。可是我得提醒您，今儿晚上有浓雾，到明儿还散不了。我说这话是不想让您受凉生病。您知道，我当然最希望您能跟我们一块儿去了。不过，”她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我根本还不知道明儿去不去维尔迪兰家呢。他们家待我这么好，我实在是受之有愧。除了您，他们就是待我最好的人了，可是他们家有些地方让我挺不受用的。反正明儿我一准得去廉价商场或是三区商店买条白颜色的披巾，要不那条黑裙子颜色太暗了。” 让阿尔贝蒂娜独自上一家人群摩肩接踵的大商场，那儿出口又特别多，一个女人事后总可以说她出了门没能找到停在远处等她的那辆汽车，我打定主意不同意她这么做，而我的心绪也不由得也变得黯然了。然而，我并没有想到，其实我也许在很久以前早就不曾看见阿尔贝蒂娜了，因为她是在这么个可悲的时期进入我的生活的，其间，一个女人被象粒种子似的撒进空间和时间以后，在我们眼前已不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连串我们无法弄清真相的事件，一连串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一片我们可笑地想如薛西斯那样鞭笞它、惩罚它的吞噬了一切的大海。一旦这个时期开始了，我们就注定是要被征服的。那些及早识得其中三味的人是有福了，他们不会苦苦地去进行一场被想象的极限所团团围死的徒劳无益、精疲力尽的争斗，嫉妒在这场争斗中可怜地挣扎着，就好比一个可怜的男子，当初他只要看见那个总在他身旁的女人把目光在别人身上停留片刻，就会想象出一幕私通的场景，就会感到痛苦万分，后来却终于也出于无奈，不单是允许她单独出门，有时还让她跟着那个他明知是她情人的家伙出去，——与其不明不白地被蒙在鼓里，他宁可受这份自己至少还能明白的折磨！这是一个定下某种节奏的问题，以后，习惯就会让你随着这节奏亦步亦趋。神经官能症患者绝不肯从任何一次晚宴离席而去，尽管他过后总得好生静养，睡多久也睡不够似的，不久前还举止很轻佻的女人，从这以后就忏悔度日了。嫉妒的恋人为了监视心爱的女人，曾经缩减自己睡眠、休息的时间，却感觉到她的欲望从空间上说是那么广漠而神秘，从时间上说则比他们更强，于是他就让她独自出门，让她去旅游，最后和她分手。就这样，嫉妒由于缺乏养料而枯竭了，它只有在不断得到给养补充时才能长盛不衰。而我，离这种情形还差得远呢。 没错，我现在是自由得很，多会想要跟阿尔贝蒂娜一起出去兜兜风，就能说走就走，由于近来在巴黎近郊修了一些机场——它们之于飞机，就如港口之于航船——因而自从有一天在拉斯普利埃附近颇有些神话色彩地碰上那位驾机掠过惊了我的马的飞行员，而我就此把这次奇遇看作一种特许的标志以后，我就常常喜欢把一天出游的终点站定在——阿尔贝蒂娜对此也挺乐意，因为她对所有的体育活动都倾心爱好——其中的某个机场。我和阿尔贝蒂娜来到那儿，心醉神迷地望着飞机升起降落的一派忙碌景象，这种景象对热爱大海的人来说，会使海堤的漫步或沙滩的休憩变得分外迷人，而对热爱天空的人来说，则会为飞行中心近旁的溜达带来可爱的魅力。不时可以看到在一群静静地待着，仿佛下了锚似的飞机中间，有好些机械师在费劲地拉动一架飞机，就象在沙滩拖动一艘游客租去在海上兜风的帆船。随后引擎响了，飞机在跑道上鼓足劲儿往前奔去，然后陡然间，靠着水平速度骤然转换而成的巨大的竖直升力，它以垂直的姿势慢慢地上升了，那样子笨拙而艰难，看上去竟象没有在动似的。阿尔贝蒂娜喜形于色地向机械师问这问那，这时飞机已经上天，他们都陆续走回机棚来了。而这时，那位天际游客已经飞出几公里开外了；我们凝望着那艘庞大的轻舟，眼看它在碧蓝的天际渐渐变成一个几乎望不见的黑点，不过，在我俩的散步结束以前，它还会飞回来，它的身形会渐渐变长、变大，质感也会愈来愈清晰。驾驶员跳下地面时，阿尔贝蒂娜和我妒羡地望着这位天际游客，他刚刚逍遥自在地遨游了寂远的天际，享受了傍晚时分的宁静和澄莹。然后，我们从飞机场，或是从刚参观过的某个博物馆或教堂一起回家共进晚餐。可是我的心情却不象在巴尔贝克时那样平静，当时我俩一起外出的机会要少些，但我不仅满心欢喜地看到出游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而且过后不时还会瞥见它花团锦簇般地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里凸现出来，犹如当我们摒弃一切思虑，望着天空怡然出神时，瞥见它从寥廓的天空中凸现出来一样。阿尔贝蒂娜的时间，从数量上来说，当时并不象今天这么充裕地归我所有。但我觉得当时她的时间更真正地属于我所有，因为我只想着——我的爱情也为之兴奋激动，好象受到一种恩惠的赐予——那些她和我一起度过的时光；而现在呢——我的嫉妒焦躁不安地在其中寻觅行为不端的蛛丝马迹——尽是她不和我在一起的那些时间。 可是昨天，她准会想要有些这样的时光。我必须作出选择，或者中止痛苦，或者中止爱情。因为，爱情就象它起初由欲念所形成那样，它后来唯有靠痛苦的焦虑才能维持生存。我感觉到阿尔贝蒂娜的一部分生活正在从我面前逃逸。爱情，处在痛苦的焦虑中就如处在幸福的渴求中一样。是非要整个儿得到才罢休的。只有当有些部分还没被征服时，爱情才会产生和持续。我们所爱的总是我们还没有全部占有的东西。阿尔贝蒂娜对我说谎，说她可能不去看维尔迪兰一家子，就象我对她说谎说我想上他们家去一样。她无非是想别让我跟她一起出去，而我，这么突如其来地宣布一个我从没想过要实行的计划，则是为了触到她身上我猜想最敏感的痛处，追踪她藏在心里的那个欲望，逼得她承认明天有我在她身边是会妨碍她如愿以偿的。其实，她突然表示不想去维尔迪兰家，也就是承认了这一点。 “要是您不想上维尔迪兰家去，”我对她说，“在特罗卡德罗博物馆倒有场很精采的募捐演出。”她依了我的话，但带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对她又开始象在巴尔贝克我第一次感到嫉妒时那样，变得很严厉了。她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我就用我小时候父母经常用来教训我的，对我那未曾被人理解的童年显得既不明智又很残酷的那些道理，来训斥阿尔贝蒂娜。“不，您做出这副苦相也没用，”我对她说，“我不会因此就怜悯您的；要是您病了，要是您遭到了什么不幸，要是您死了哪个亲戚，我会怜悯您；可您对这些也许倒无所谓，因为您已经把廉价的伤感情绪都滥用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了。再说，我也不欣赏有些人的多愁善感，她们装得很爱我们，却连一点点小事情也不能为我们做一下，她们想到我们时是那么心不在焉，以致会忘了把托付给她们的那封跟我们前途攸关的信给发出去。” 这些话——我们说的话中间，有一大部分无非就是背诵记忆中的话语——我以前听母亲说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母亲（她动辄向我解释说，不该把真情实感和多愁善感混为一谈，“这两个词儿，”她说，“在德文里叫empfindung和empfindcelei，”德文是她大为赞赏的一种语言，尽管我外祖父对这个国家非常骇怕）有一次在我哭的时候，甚而至于对我说什么尼禄也许很神经质，而且就为这才那么坏。说真的，就象那些生长过程中分蘖成两支的植物一样，在当年的我那个敏感的孩子旁边，现在并排地出现了一个另一种类型的男子，他有健全的理智，对别人病态的多愁善感持严厉的态度，就象当年父母对我那样。也许，正因为每人都必须让先人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下去，所以先前在我身上并不存在的那个沉着冷静、冷嘲热讽的男子，跟那个敏感的孩子合为一体了，而轮到我象我父母曾经对我的那样对待别人，也就很自然了。何况，这个新我形成之际，我发现一套套的用语就在这个新我的记忆里现成地贮存着呢，有冷嘲热讽的，也有训斥骂人的，那都是人家曾经对我说过的，现在我只要拿来去对别人用就是了，这些话非常自然地从我嘴里说出来，或许是我凭模仿和联想从记忆中找到了它们，或许是由于生殖能力美妙而神秘的魅力不知不觉地在我身上，就如在植物的叶片上一样，留下了我的先人所有过的同样的语调、手势、姿态的痕迹。再说，难道我母亲（无意识的潜流从我身上每个细小的地方流过，使我变得跟父母愈来愈象了，就连手指最细微的动作亦然如此）不曾因为我跟父亲敲门那么相象，而在我进门时把我当成父亲吗。 另一方面，截然相反的东西成双结对则是生活的律法，繁殖的根源，也是无数不幸的起因，正如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通常，我们憎恶与自己相似的人，要是从外面看到我们自身的缺陷，我们往往恼羞成怒。有的人过了表现天真无邪的年龄，比方遇到棘手无比的时候，便摆出一副冰冷的面孔，对他们来说，要是在一个更加年轻，天真，或愚蠢的人身上暴露出他们的那些缺陷，那他们就会倍加气恼，且憎恨这些缺陷，有一些敏感的人，对他们来说，从其他人眼里看见自己强忍住的泪水是件恼火的事情。过份的相似使家庭濒于破裂，尽管还有感情存在，而且有时感情越深便越是如此。 第五部 女囚(6) 也许在我身上，在许多人身上都是这样，我所变成的这第二个人仅仅只有第一个人的面孔，狂热兴奋，对自身敏感，对其他人则是贤达的良师益友。若从他们与我的关系或对他们本身进行衡量，我的父母也许就是如此。就我的外祖母和我的母亲而言，她们对我严加管束显然是有意的，她们甚至为此付出了代价，然而，在我父亲身上，那种冷漠也许只是他敏感的一种外在表象。因为这也许是内心生活和社会关系这双重方面的人性真实，人们用以表述这种真实的字眼，我过去总觉得内容上荒谬虚假，形式上平庸不堪，他们在提及我父亲时就说：“在他冷若冰霜的冷漠底下，蕴藏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这主要是他羞于表现出来。”在那无休无止但却隐秘的骚动中，难道他不正是掩藏着这种镇定自若吗？为了给人造成在敏感方面表现笨拙的印象，他必要时不惜借助带有教训人味道的沉思，甚至嘲讽。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如今，当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在某些场合，当我面对阿尔贝蒂娜，我往往装出这副镇静的模样。 我确实以为我将在这一天决定我们分手的事，并且动身前往威尼斯。使我与她重新建立关系的原因在于诺曼底，这当然不是因为她有意表示要去那个我曾经嫉妒过她的地方（我很幸运，因为她的种种计划从来没有触及到我记忆的痛处），而是因为我当时说：“好象我跟您提到过您姨妈在安弗尔维尔的那位女友，”她愤愤然地回答我，可愤怒中又含着快乐，就好似有人跟别人争论，希望自己有尽可能多的论据向我表明我是错的，她是对的：“我的姨妈从来不认识住在安弗尔维尔的任何人，我自己也没有去过那里。”她忘了一天晚上谈到那位不知是否确实存在的夫人时她对我撒的谎，她说她无论如何要去这位夫人家喝茶，哪怕她去那里看这位夫人要失去我的友谊并且为此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没有提醒她注意她的谎言。但是，这种谎言却使我难以忍受。我又把分手推迟到下一次。为了被爱，谎言不必真诚甚至机智。在此，我将爱情称为一种相互的折磨。 这天晚上，我象我的外祖母那样对她说话，我觉得这样做无可指摘，完美无缺的外祖母曾经这样对我说话，我对她说，我可以陪她去维尔迪兰家，我继承了我父亲的那种粗暴方式，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从不意味着一种决定，只是这种方式可能导致我们产生在这种程度上与这种决定本身不相称的最大骚动，我觉得这也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为了区区小事而显得如此遗憾，我们自感荒唐，能感受到这一点不无裨益，这种遗憾实际上与该事给我们带来的震动是相吻合的。即使——正如我外祖母无法扭转的才智那样——我父亲的这些随心所欲的优柔寡断完善了我身上这种敏感的天性，然而，它们在长时期里与我敏感的天性一直格格不入，在我整个童年时期使我备受折磨，所以如今，我的这种敏感的天性向它们准确无误地指点了它们应该追求且有可能达到的目标：一个做过小偷的人，或者一个战败民族的成员，那是最好的耳目了。在某些撒谎成性的家族，一个兄弟前来看望自己的兄弟，无需任何表面上的借口，离去时他站在门槛上，顺便向他的兄弟打听一件事，甚至没有装作在听的样子，可这已经足以让他的兄弟明白，打听这件事就是他拜访的目的，因为他的兄弟非常熟悉这些若无其事的神情，深谙这些临走时顺带说的话，因为他自己就经常这样做的，不过，也有一些反常的家族，具有血缘上的敏感和手足之间的禀赋，十分精通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语言，在家里，无须明言，相互间就可心领神会。同样，又有谁能比一个神经质的人更加恼人呢？再者，我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下也许具有一种更加普遍，更加深刻的根源。那是因为，在这些短暂而又不可避免的时刻，当人们憎恶自己喜爱的某个人时——如果是与自己不喜爱的人打交道，这种时刻有时会延续整整一生——人们不想为了不受抱怨而显得和善，然而却想尽可能显得恶毒和幸福，目的在于使您的幸福令人憎恶，并刺伤那个一时的或者长期的敌人的灵魂。我遭受别人莫须有的侮辱已经够多了，这仅仅是我的“成就”在他们看来是多么不道德，从而激怒了他们！我们应该遵循的，是相反的道路，那就是应该毫不自负地表明自己具备这些优良的感情，而不是竭力去掩饰这些感情。如果人们懂得不再憎恨，永远相爱，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因为，假使您只说那些使其他人幸福，动情的话语，您自己也会感到莫大的幸福，您会因此受到别人的爱戴！ 当然，我为自己如此怒气冲冲地对待阿尔贝蒂娜感到有些内疚，我心里思忖：“假如我不爱她，她也许会更加感激我，因为这样一来，我对她就不会这么恶毒；噢不，这是相应的，因为我也就不会那么殷勤了。”为了开脱自己，我可以对她说我爱她。但是承认这种爱情，这非但难以让阿尔贝蒂娜明白任何东西，而且在我看来，也许比铁石心肠和欺瞒狡诈更使她心寒，而爱情恰恰是铁石心肠和欺瞒狡诈的唯一借口。对所爱的人铁石心肠和欺瞒狡诈是那样的自然！如果说我们对其他人抱有兴趣，但并不会因此而阻碍我们跟他们和睦相处，对他们的欲望百依百顺，那是因为这种兴趣是虚假的。我们对于外人往往是无动于衷的，而无动于衷不会导致恶毒。 晚会结束了，在阿尔贝蒂娜去睡觉之前，假使我们打算讲和，重新开始互相拥抱的话，那就没有很多时间可以浪费了。我们俩谁都不曾采取主动。 我感到她确实是在生气，于是我便乘机跟她提起埃斯代·莱维。“布洛克对我说（这不是实话）您很熟悉她的表姊妹爱丝苔尔。”——“我可能都认不出她，”阿尔贝蒂娜心不在焉地说。“我见过她的照片，”我气愤地补充道。我在说这话时没有打量阿尔贝蒂娜，所以我没有看见她的表情，那大概是她唯一的回答，因为她一言不发。 那些夜晚，我在阿尔贝蒂娜身边感受到的不再是我母亲在贡布雷的吻带来的那种宁静，相反，我只感受到我母亲因为生我的气或者被客人留住时勉强向我道晚安，甚至不到楼上我的房间里来的那些夜晚带来的那种焦虑。这种焦虑——并非移置在爱情中的那种焦虑——不，就是这种一时间专致于爱情的焦虑，当感情破裂势在必行；仅仅影响到分配时，这种焦虑如今似乎再度呈现在所有的感情面前，重又变得不可瓜分，正如在我的童年时期那样，仿佛我的全部感情全都开始集中和统一到可能比冬天的一个白昼更加短暂，在我的生活中过早来临的那个夜晚，我的全部感情因为不能把阿尔贝蒂娜当作一个情妇，一个姐妹，一个女儿，一个每天晚上道晚安的母亲滞留在我的床边而颤抖，我重又开始感到童年时期对母亲的那种需要。然而，我之所以感受到我童年的焦虑，那是因为使我感到焦虑的人发生的变化，那人使我产生的感情差异，我的性格转变本身使我不可能如同从前向我母亲那样向阿尔贝蒂娜索取这种宁静。我再也不会说：我感到悲伤。我心如死灰地仅仅讲一些不相干的，使我在朝向幸福的结局上毫无进展的话。我在令人痛心的平庸中原地踏步，一个毫无意义的事实，只要它与我们的爱情沾上那么一点边，就会令我们对发现这个事实的人肃然起敬，也许那人是偶然发现的，就象用纸牌算命的女人向我们预告了一件平常的事情，后来果真应验了那样，带着这种理智上的利己主义，我几乎相信弗朗索瓦丝要比贝戈特和埃尔斯蒂尔来得高明，因为她曾经在巴尔贝克对我说：“这个姑娘只会给您带来忧愁。” 阿尔贝蒂娜道晚安的时刻一分钟一分钟地逼近，她终于向我道了晚安。然而，她本人不在，她没有碰到我的这个夜晚，她的吻使我变得如此急躁，我的心怦怦直跳，目送着她一直走到门口，心想：“如果我想找一个借口叫住她，把她留住，跟她讲和，我就必须抓紧时间，她再走几步就要离开卧室了，还有两步，还有一步，她扭动门把，拉开门，太晚了，她关上了门！”也许现在仍然不晚，就象从前在贡布雷我母亲没有用她的吻安慰我就离开我时那样，我想冲出去追上阿尔贝蒂娜，我感到自己在重新见到她之前心里不会安宁，而这种重逢即将成为至此为止尚未有过的某种重大事件，还有，如果我不能独自排遣这种忧伤的话，我也许会养成那种到阿尔贝蒂娜身边乞讨的可耻习惯；当她已经进入她的卧室里时，我从床上跳下来，我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希望她能出来，呼唤我；我呆呆地站在她的门前，为的是不错过一声轻微的呼唤，我一时回到我的卧室，看看我的女友是否幸好丢下一块手帕，一只手提袋，或某种我可以装作惟恐她缺其不可，让我有借口去她那里的东西。没有，什么也没有。我重又回到她的卧室门口守候，但是门缝里没有一丝光线。阿尔贝蒂娜熄了灯，她已经躺下，我呆呆地伫立在那里，期待着某种不为人知也不会再来的机遇；过了很久，我浑身冰凉地回到自己的卧室，钻进自己的被窝，伤心了整整一夜。 有时，在这样的夜晚，我耍一个花招让阿尔贝蒂娜吻我。明明知道她一躺下很快就会入睡（她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因为她一躺下就本能地脱掉我送给她的高跟拖鞋，把她的戒指摘下来放在自己身边，就象她在自己的卧室临睡之前所做的那样），明明知道她睡得很沉，醒来很慢，我借口去找某样东西，让她躺在我的床上。当我回来时，她已经睡着，我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女人，当她正面完全对着我的时候，她变成了另一个女人。然而她很快改变了个性，因为我躺在了她的身边，重又看到了她的侧面。我可以抱起她的头，把它抬起来贴在我的嘴唇上，让她的手臂搂住我的脖颈，她还在睡觉，仿佛是一只不停顿的钟表，一株攀援植物，在人们提供的任何支撑物上繁衍枝蔓的牵牛花。只有她的呼吸随着我的每一次触摸略有改变，好象她是我拨弄的一件乐器，我在拨动这件乐器的这根弦那根弦产生出不同的音符时，让乐器演奏转调，我的嫉妒逐渐平息下去，因为我感到阿尔贝蒂娜变成了一个正在呼吸的有生物体，她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如有规律的呼吸所显示的那样，这就说明，这种处于流动变幻之中，没有言语和沉默深度的纯粹生理功能对任何恶一无所知，从一根空心的芦苇中而不是从一个人体中透出气息，那是天使纯洁的歌，在这些时刻感受到阿尔贝蒂娜不仅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不受任何干扰，这对我来说确实犹如置身天堂一般。然而在这种呼吸当中，我突然想到，记忆带来的许多人名也许会起作用。 有时，这种音乐甚至还伴有人的声音。阿尔贝蒂那咕哝了几个词。我真想弄清楚这些词的意思！她嘴里吐出的，有时是一个我们谈到过的人名，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妒嫉，却没有使我变得不幸，因为把她引向那里的似乎只是对她与我就这个主题谈话的回忆。然而，一天晚上，她闭着眼睛，半睡半醒，温情脉脉地对着我说：“安德烈。”我掩饰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你在做梦呢，我不是安德烈，”我笑着对她说。她也微微一笑：“噢不，我是想问你，安德烈刚才对你说什么来着。”——“我还以为你象这样睡在她的身边呢。”——“噢不，从来没有过，”她对我说。只是在这样回答我之前，她一时用手掩住自己的脸。她的沉默只是烟幕而已，她外表的温柔只是保留了她内心深处千万个使我撕心裂肺的回忆，她的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事情：带有嘲讽意味的故事，可笑的传闻组成了我们关于其他人，关于不相干的人的日常闲聊，但是在我们看来，只要有一个人贸贸然地误入我们的心中，这些人就是对她的一生作出的一个非常宝贵的说明，所以为了熟悉这个深邃的世界，我们宁可献出我们的生命。于是她的安睡仿佛向我展示了一个美妙而又神奇的世界，从那个几乎半透明的成份深处不时地冒出人们不了解的一个秘密。然而，一般来说，阿尔贝蒂娜睡着时似乎恢复了她的纯真。平时，我教给她的那种姿势，她在眼眠中很快化为己有，在这一姿态中，她仿佛向我和盘托出。她的脸上失去了一切狡诈或平庸的表情，在她与我之间，她向我伸出她的胳膊，把手搭在我身上，似乎其中包含着一种彻底的放松，一种不可分离的依恋。再说，她的安睡并没有把我同她分开，反而把我们的温情这个概念留存在她的心间；并起到了消除其余一切东西的作用；我亲了亲她，对她说我要出去走走，她半睁开眼睛，用一种惊讶的神情对我说——确实，当时夜已经深了——“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亲爱的？”（同时还喊了声我的名字），说罢，很快又睡着了。她的睡眠只是对余生的一种抹煞，一种平淡无奇的沉默，温情洋溢的亲热话语不时地从上面掠过。若将这些话语彼此联在一起，人们便可编织出不掺杂质的谈话，纯洁爱情的秘密私生活。如此安详的睡眠使我心醉神迷，我就象一位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熟睡那样高兴，母亲往往将孩子的安睡视为一种良好的资质。她睡得确实就象一个孩子。她的醒来也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温柔，无需弄清自己置身于何处，有时我惊恐不安地问自己，来我这儿生活之前，她是否有这样的习惯，从不单独睡觉，当她醒来睁开眼睛时总是有人在她身边。然而她那稚气的雅韵占了上风。我还是象一位母亲那样，对她心情始终如此欢悦地醒来赞叹不已。过了一会儿，她完全清醒了，嘴里说出一些前言不搭后语而又讨人喜欢的话，那仅仅是些吱吱喳喳的声音。她那通常不太引人注目，现在却由于某种位置的交叉移动而变得几乎过份美丽的脖颈显得如此突出，她那由于瞌睡而闭拢的眼睛因此相形失色，她的眼睛是我平常的对话者，她的眼皮一搭拉下来，我就再也不能与之对话了。正如闭拢的眼睛使面部产生一种天真优雅的美，同时驱除了目光表述得过多的一切那样，在阿尔贝蒂娜醒来时不无意义却又被沉默打断的话语中，有一种纯洁的，不象谈话那样时刻都被口语习惯，陈词滥调，露出蛛丝马迹的缺陷所玷污的美。再者，当我下决心叫醒阿尔贝蒂娜时，我可以毫无畏惧地唤醒她，我知道她每次醒来与我们刚刚度过的晚会绝无关系，就如同清晨出自夜晚一样自然。她笑吟吟地半睁开眼睛，把自己的嘴伸向我，虽然一句话还没说，我就已经从中尝到了令人快慰，仿佛来自天亮前仍然一片宁静的花园中的那种清新气息。 那个晚会，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她也许会去维尔迪兰家参加的，然而她却没有去，翌日，我很早就醒了，半睡半醒之中，我的喜悦就告诉我，隆冬里夹杂着一个春天的日子。屋外，当不同的乐器精心编制的通俗旋律，从瓷器修理工的号角，给椅子填塞稻草的人的小号，直到在晴朗的白天里犹如一个西西里牧羊人的那支长笛，这些旋律轻松地把早晨的曲调改编成一首“节日的序曲”。听觉，这种美妙的感官使街道与我们为伴，向我们描述那里的各种线条，勾勒出经过街道的所有东西的形状，同时还向我们展现出它们的色彩。面包商、乳品商铁制的“门面”昨天晚上还对妇女幸福的所有可能性降下帏幕，现在却向年轻女职员的梦想微微拉开，宛如一艘轮船轻盈的滑轮，那轮船已经作好准备，即将启航，去穿越透明的大海。人们升起铁制门面的声音也许是我在一个不同的街区中唯一的乐趣。然而，在这种街区中，还有其他上百种东西给我带来欢乐，我不愿因为睡得太久而失去其中的任何一种。旁边古老的贵族街区变得平民化，真是奇妙的景观。正如教堂正门不远的地方，常常就有这样的街区（有些教堂正门甚至保留了这样的名字，比如鲁昂教堂的正门就被称为“书市”，因为书商们把自己的商品摆在靠近正门的露天），各种不同的，而且是流动的手工艺工匠从高贵的盖尔芒特府邸前面走过，这种情景不时令人想起从前教士一统天下的法兰西。因为他们向附近小展发出的那种逗人发笑的吆喝声，除了极少数以外，与歌声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同样，这种吆喝声与《鲍里斯·戈东诺夫》和《贝莱亚斯》的变奏曲也相去甚远——他们的变奏曲难得带有无法觉察的变化色调；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吆喝声却让人联想起一个神甫作弥撒时唱圣诗的情景，街市上的这些场面不过是纯朴的、富有集市气息的，又半是礼拜仪式的翻版。自从阿尔贝蒂娜跟我同居之后，我从来没有从中得到过如此多的乐趣；这些场面在我看来恰似她醒来的一种令人喜悦的信号，在我对外界生活感兴趣的同时，这些场面使我进一步地感受到一种宝贵的出现带来的那种令人宁静的功效，这种功效可以象我期待的那样恒定不变。尽管我个人讨厌街上叫卖的某些食物，这些食物却很配阿尔贝蒂娜的胃口，因此，弗朗索瓦丝派她年轻的仆人前去购买这些食物，那仆人也许有点不齿于混迹在平民百姓之中。在这个如此安静的街区（那里的声音对弗朗索瓦丝来说不再是一种悲伤的主题，对我来说已是一种甜美的甘霖），这些平民唱出的宣叙调，就好比《鲍里斯》一剧中那极为通俗的音乐，十分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耳鼓，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音乐，在这样的通俗音乐中，一个音符朝另一个音符下滑的转调稍稍改变了开头的声调，大众音乐与其说是一种音乐，倒不如说是一种言语。“哎，卖滨螺喽，两个苏买一个滨螺。”这吆喝声使人们争先恐后地走向号角响起的地方，那里有卖这些可怜的小贝壳类动物，假使阿尔贝蒂娜不在这里，我会厌恶这些小贝壳类动物，还有蜗牛，我在同一时辰听到了叫卖蜗牛的声音。在这里，小商贩令人想起的，正是莫索尔斯基那略带抒情色彩的夸张的吟唱，但又不仅限于此。因为刚刚喊出“蜗牛，新鲜的蜗牛，多漂亮的蜗牛”之后，蜗牛商贩遂带着梅特林克的那种忧伤和迷惘，配上德彪西的音乐，在这些悲怆的最后部分——《贝莱亚斯》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同拉莫是相似的：“即使我理应被人战胜，可战胜我的，难道就是你？”——用一种如歌的忧郁补充道：“六个苏买一打……” 我始终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十分明快的词语会被人用一种如此不恰当的语调如怨如诉地吟诵出来，神秘得就好象那是让大家在梅莉桑德没能带来欢乐的古老宫殿中神情凄戚的一个秘密，深奥得就好象那是试图用十分简单的字眼宣扬一切智慧和命运的阿凯尔老人的一种思想。在这些音符之上，甚至响起了老国王阿勒蒙德或戈洛越来越甜美的声音，那声音说：“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看似奇怪。也许并不存在纯属枉然的事件，”或者：“你不必惊恐……那是一个神秘的小可怜儿，跟大家一样，”这些声符被蜗牛商重新用作一种不着边际的歌唱性旋律：“六个苏买一打……”但是，这种抽象的哀叹还没有来得及消失殆尽，就被一声嘹亮的小号所打断。这一回，跟吃的东西毫不相干，那歌词是：“给狗剪毛啦，阉猫儿啦，修尾巴耳朵啦。” 当然，每个男的或女的商贩的想象和创造经常把一些变调引进我在床上听到的所有这些音乐言语之中。然而，在一个词中间加进一个惯常使用的休止符，特别是在重复两遍的时候，这个休止符往往勾起人们对古老教堂的回忆。旧衣商坐在一辆母驴拉的小车里，他把车停在每幢房子前面以便走进院子，他手握鞭子，念念有词：“旧衣服，旧衣商，旧衣……服”，在衣服这最后两个音节中间作一同样的停顿，仿佛是在吟唱单旋律圣歌：“peromniasaeculasaeculo…rum”①或者“requiescarinpa…ce”②。尽管他不一定相信他的旧衣服会千古留传，更不会把这些旧衣服当作最后安息时用的寿衣奉献给出来。同样，从清晨的这一时辰起，各种吆喝声便开始交织在一起，一个叫卖瓜果蔬菜的女贩推着她的小车子，吟唱着格里哥利切分的单旋律老调： 鲜嫩鲜嫩，青翠碧绿 朝鲜蓟啦，又嫩又美 朝鲜蓟 -------- ①拉丁语：即世世代代。 ②拉丁语：即让他安息吧。 尽管她对这种对经唱谱可能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七音其中四音象征着中世纪的四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另外三音象征着三艺（语法、修辞、逻辑）。 一个男子身穿工装，手持一条牛筋鞭子，头戴一顶巴斯克贝雷帽，用一支笛子，一只风笛，吹出法国南方他故乡的曲调，在他的家乡，那阳光与晴朗的天气是如此协调。他在一座座房屋前停下脚步。这是一个牧羊人，带着两条狗，他的羊群就在他的前面。由于他来自远方，他很晚才经过我们的街区；妇女们端着一只碗跑出去盛羊奶，据说羊奶会使她们的孩子长力气。然而这个行善的牧人的比利牛斯曲调中已经掺进了磨刀人的铃声，他叫嚷着：“磨菜刀、剪刀、剃刀。”磨锯条的人无法同磨刀人匹敌，因为磨锯条的人没有乐器，他只能吆喝道：“锯条磨吗，磨锯的来了，”而心情更加愉快的锡匠，吆喝了小锅、平底锅和他可修补的一切之后，念叨着这样的老调子： 当当当， 我是个焊锡匠， 哪怕是碎石路也能焊， 我走南闯北把底修， 世上的破洞都能补， 补洞，补洞，补洞。 还有一些意大利孩子，拿着漆成红色的大铁罐，里面标着输赢的号码，他们摇动着一只木铃，央求道：“玩玩吧，太太们，好玩着呢。” 弗朗索瓦丝给我拿来了《费加罗报》。我只瞟了一眼，心里就明白了，我的文章还是没有登出来。她告诉我说，阿尔贝蒂娜问，她能否来我这里，并且让人转告我，不管怎么说，她已经放弃去维尔迪兰家拜访，她打算听从我的建议，跟安德烈一起去骑马散步一会儿之后，去特罗卡德罗观看“无与伦比”的日场演出——即人们如今所谓的盛大活动，不过这种盛大活动已经并不那么重要。既然我已知道她已经放弃了她那也许是邪恶的欲念，不再去看望维尔迪兰夫人，我便笑着说道：“让她来吧！”心里却在想，她想去什么地方都可以，这对我来说无所谓。我知道，在下午即将结束，黄昏来临之际，我说不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忧郁，对阿尔贝蒂娜最微不足道的行踪去向无比重视，而在上午的这个时辰，当天气如此晴好的时候，她的行踪并不重要。因为我的无忧无虑自有其明确的原因，但是却没有因此发生变化。“弗朗索瓦丝肯定地告诉我您已经醒来，说我不会打扰您的，”阿尔贝蒂娜一进门就对我说。不过，正如她最怕在一个很不适当的时刻打开她的窗户让我着凉那样，阿尔贝蒂娜最怕在我醒来的时候走进我的卧室，“但愿我没有做错。”她补充道。“我真怕您会对我说： 哪个蛮横无礼的亡命之徒前来找死？” 说罢，她大笑了起来，这笑声往往搅得我心慌意乱。我以同样开玩笑的口吻回敬她说： “这道如此严厉的命令难道是对着您的？” 我唯恐她有朝一日触犯这道命令，便补充说：“尽管您闹醒我会使我感到恼怒。”——“我知道，我知道，您别担心，”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继续跟她玩《爱丝苔尔》的游戏，而街上跟我们的对话声混杂在一起的叫喊声也在继续，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补充说： “只有在您身上我感受到说不出的优雅这优雅永远使我着迷从来不让我厌倦” （可我心里却在想：“不，她常常使我厌倦。”）我回想起她前一天说过的话，与此同时我夸大其辞地感谢她放弃去维尔迪兰家，目的是要她再一次服从我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对她说：“阿尔贝蒂娜，您怀疑爱您的我，却信任那些不爱您的人”（仿佛怀疑那些虽然爱您，可为了了解情况，设置障碍而对您撒谎的人是不合乎情理似的），我还补充了这些谎话：“您内心并不相信我爱您，这真怪。确实，我对您的并不是敬爱。”轮到她撒谎了，她说她只信任我，接着又真诚地断定她很清楚我是爱她的。但是这种断言似乎并不意味着她不相信我在骗人并且窥伺她。她似乎原谅了我，好象她从中看到一种伟大的爱情带来的那种无法忍受的后果，或者她本人也觉得自己并不那么出色。 “我求您，我的小宝贝。不要象那天那样想入非非。您想，阿尔贝蒂娜，万一您遭到不测会怎么样！”我当然不希望她出现任何差错。然而，假使她产生了这样一个绝妙的念头：骑着她的那些马去我不知道的，令她愉快的地方，而且不再回到这幢住宅，那该多美！这样一来，如果她在别处生活幸福的话，一切都会变得简单，我甚至不想知道她去哪里！“噢！我很清楚，您不会比我多活四十八个小时，您会自杀的。”我们就这样交换着谎言。不过，一个比我们在真诚的时候说出的事实更加深刻的事实有时可能是用真诚之外的另一种途径表述出来的。 “外面所有的这些声音不妨碍您吧？”她问我，“我嘛，喜欢这些声音。您怎么样，您睡觉时是那样地容易惊醒？”相反，有时我睡得很熟（上面我已经说过，但是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却迫使我再次提醒注意这一点），尤其是在早晨我睡着的时候。由于象这样的一种沉睡效率——平均——要高四倍，对刚刚睡着的那个人来说睡觉的时间也要长四倍，而沉睡的时间实际上却短了四倍。十六倍地递增是一个美妙的错误，这个错误赋予醒来以无数的美感，并且将一种名副其实的更新引进生活，犹如音乐中节奏上的那些巨大变化在一段行板中使一个八分音符包含的绵延等同于一段急板中的二分音符，这些变化对清醒的状态来说是陌生的。在这种状态中，生活几乎始终如一，其中也有旅行带来的失望。好象梦幻有时是用生活中最粗俗的材料编织而成的，但是这种材料却在梦幻中经过了“处理”和搅拌，所以——由于任何清醒状态的时间限制都无法阻止它朝闻所未闻的高度如丝如缕地飘散开去的一种延伸——人们认不出这种材料。早晨，当这笔财富突然落到我的身上，睡意一下子抹去了我头脑中犹如清楚地写在一块黑板上的那些日常事物标记的时候，我必须让我的记忆复活；人们可以凭借意志重新获得由于昏昏欲睡或者由于一种打击而忘却的东西，它们随着眼睛睁开或者麻木消失而逐渐复苏。我曾经在几分钟当中度过了无数个小时，由于我想对弗朗索瓦丝用一种被我称之为符合现实，根据时辰调整的语言，我不得不借助我的一切内心强制能力，才没有说出口：“好吧，弗朗索瓦丝，现在已经晚上五点，我从昨天下午开始就没有见过您。”为了驱逐我的梦，跟这些梦背道而驰，我在对自己说谎的同时厚颜无耻地说出违心的话，而且竭尽全力使自己保持沉默：“弗朗索瓦丝，都十点了！”我甚至不说上午十点，而仅仅说十点，为的是让这些如此不可思议的“十点”说出来的语调听上去更加自然。但是，说出这些话，而不是我这个处于刚刚醒来状态的睡眠者正在继续思考的那些话，这样做要求我拿出平衡的力量，就像有人从一列行进的火车上跳下来，沿途跑上一段时间，最终得以站稳，没有跌倒。他奔跑一段时间是因为他离开的是一个高速运动的环境，与静止的地面截然不同，他的脚一时难以适应。 梦的世界不属于清醒的世界，但并不能因此得出清醒的世界不怎么真实的结论；恰恰相反。在睡眠的世界中，我们感官的负担如此之重，每种感官都因为徒劳无益地超载和堵塞它的一种交叉重叠而变得迟钝，以致我们甚至无法区分在醒来的迷蒙状态中发生的事情：是弗朗索瓦丝来了呢，还是懒得叫唤她的我在朝她走去？这一时刻的沉默是不作任何泄露的唯一办法，正如人们被一个法官抓住时那样，这个法官知道与您有关的情况，但是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情况的内幕。弗朗索瓦丝来过吗，我叫唤过她吗？在睡觉的难道不是弗朗索瓦丝，刚刚叫醒她的难道不是我？还有，弗朗索瓦丝不是就囚禁在我的胸中吗，在这个幽暗的世界里，各种人物相互影响，难以辨认，几乎并不存在，在这里，现实的东西就像一头豪猪体内的东西一样，是不太透明的，那差不多没用的感官也许会令人联想到某些运动的感官？再者，哪怕是在这些更为深沉的睡眠之前的那种清醒的狂热之中，如果明智的残片还在闪闪发光地飘荡，如果泰纳、乔治·艾略特的名字在那里还没有被遗忘，那么清醒的世界里也仍会留下这种每天早晨而不是每天晚上有可能继续做梦的优越。但是，也许还存在着比清醒的世界还更加真实的世界。我们还看到，艺术中的每次革命对清醒世界的改变大大超过了同一时期使一个艺术家有别于一个白痴的那种天赋或文化程度对它的改变。 多余的一小时睡眠往往是一种麻木的发作，在此之后必须重新运用自己的四肢，重新学习说话。意志在这里难以获得胜利。人们睡得太多，人们便不复存在。觉醒可以机械地不知不觉地被人勉强感受到，正如人们从一根管道中可以感觉到关水龙头那样。比水母还更没有生气的生命在延续，这样的生活让人真的觉得自己是从海底下浮上来的，或者来自苦役犯监狱，假使人们能够思考某种东西的话。但是记忆女神却从高高的天上俯下身子，以“索取牛奶咖啡的习惯”这一形式，赋予我们以复活的希望①。女神并不立即赶来；人们以为摁过铃了，实际上却没有摁，人们情绪激烈地说一些精神错乱的话。惟有运动能够产生思想，人们只有在确实摁过床边梨形开关时才能慢慢地，然而又是清楚地说：“确实已经十点了。弗朗索瓦丝，把我的牛奶咖啡给我送来。” -------- ①记忆突如其来的禀赋不总是那么简单的。人们在听凭自己醒来的最初几分钟里，往往觉得自己身边会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可以选择的就象打牌那样。那是星期五早晨，我们散步回来，或者是在海边喝茶的时辰。往往在最后，您才意识到自己在睡觉，身上还穿着睡衣。——作者注。 啊，奇迹！弗朗索瓦丝居然没有猜测出我全身心沉湎其中的那个不真实的海洋，我有能力让我那奇怪的问题穿越这个海洋。她果然回答我说：“已经十点十分了，”这就赋予我一种理性的表象，而且使别人无法觉察出无止无休地侵扰我的那些古怪的谈话（在那些并不是一座虚无缥缈的山峰夺走我的生活的日子里）。我凭借毅力重新介入现实。我仍然玩味着睡眠的碎片，这就是唯一的创造，唯一存在于叙述材料之中的更新，所有处于清醒状态的叙述都被文学所美化，不包含这些神秘的差异，而美就是从这些差异派生出来的。谈论鸦片创造的美轻而易举。但是，对一个习惯于仅仅依靠毒品入睡的人来说，出乎意料自然睡着的一个小时会使他发现，一种同样神秘而且更加清新的清晨景象是多么宽阔。在更替时辰的同时，在人们睡觉的地方，用一种人为的方式催眠，或者相反，有朝一日回到自然睡眠上来——对任何一个习惯于用安眠药入睡的人来说，这是所有的事情当中最稀奇古怪的一种——人们终于得到了比花匠培植出的各种石竹或玫瑰还要多上千百倍的各种睡眠。花匠们得到的花，有些是美妙的梦，有些也像是恶梦。当我用某种方式入睡时，我打着寒颤醒来，以为自己在出麻疹，或者以为发生了更伤心的事情，比如我的外祖母（我现在不再想她了）在痛苦中煎熬，因为我嘲笑过她，那一天，在巴尔贝克，她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她想让我拥有一张她的照片。尽管我已经清醒，可我还是想去向她解释说她没有弄懂我的意思。然而，我已经重新暖和过来。麻疹的症状已经消失，我的外祖母也远远地离我而去，不再让我心里痛苦。有时，一种黑暗突然朝这些不同的睡眠猛扑过来。沿着一条漆黑无光的林荫大道散步使我感到害怕，我听到游荡的人在那里走过的声音。突然间，传来一个警察与一个经常以赶车为业的妇女的争吵，远远看去，这类女人像是年轻的男车夫。在她那笼罩着黑暗的座椅上，我看不见她的人影，可是她在说话，从她的声音中，我辨认出了她那张尽善尽美的脸庞和她那青春勃发的肉体。我在黑暗中朝她走去，想在她重新离开之前登上她的双座四轮轿式马车。车子距离很远。幸好与警察的争吵还在继续。我赶上了仍然停在那里的马车。林荫大道的这一部分亮着路灯。女车夫清晰可见。那确实是一位妇女，不过她已经上了年纪，身材高大而且强壮，大盖帽底下露出白花花的头发，她的脸上有一块红斑。我走开了，心里在想：“女人的青春难道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遇到的，且期望再次见到的女人怎么突然衰老了？人们渴望重逢的年轻女人难道就象由于对角色缺乏创造力而不得不让位于一些新星的演员？然而这绝不是一码事。” 继而，一种忧伤涌上我的心头。我们就这样在我们的睡眠中生出无数的怜悯，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哀痛耶稣之死的圣母画像”那样，不过我们的怜悯不是表现在大理石上，相反那是无法凝固成形的怜悯。这些怜悯自有它们的用处，那就是让我们回想起某种更加动人，更有人情味的景象，而人们在清醒的时候却千方百计地将之遗忘在有时是充满敌意，冷若冰霜的良知当中。这就令我回忆起我在巴尔贝克许下的永远怜悯弗朗索瓦丝的诺言。至少在整整一个上午，我尽量不让自己为弗朗索瓦丝与膳食总管的争吵而恼火，尽量对弗朗索瓦丝和和气气的，而其他人却对弗朗索瓦丝实在太不和善了。虽然只有这个上午，但我却必须试着为自己制订一个比较稳固的准则；因为，正如人民不会长时期处于一种纯粹凭感情操纵的政治统治之下那样，人们也不会长时期地让他们对梦的回忆统治自己。这种回忆已经开始消逝。我试图回想这种回忆以便描述它，然而却加速了它的消失。我的眼睑不再牢牢地粘住我的眼睛。要是我想竭力重现我的梦，我的眼睑便会完全睁开。必须随时在健康明智与精神享受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我总是怯于选择前者。再有，我所放弃的那种危险的能量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危险。怜悯、梦幻并没有单独消逝。象这样改变人们睡眠的环境，消散许多天，有时是好几年的岂止是梦幻，还有不仅做梦而且入睡的能力。睡眠是神奇的，但却不太稳定；最轻微的碰撞也会使之转瞬即逝。睡眠是习惯的朋友，比睡眠更加稳固的习惯每天晚上都把睡眠带往它的圣地，习惯使睡眠免遭任何撞击；然而，如果人们移动了睡眠的位置，如果睡眠没有被固定下来，睡眠就会象一缕青烟那样飘逝而去。睡眠犹如青春和爱情，失去便无法再找回来。 在这些不同的睡眠之中，仍如在音乐中那样，创造美的是音程的上升或降低。我玩味着这种美，但是在这种尽管短暂的睡眠中，我却失去了使我们感受到巴黎手工业和食品业流动的生命的大部分吆喝声。平常（可惜没有预见到象这样姗姗来迟的苏醒和我的那些象拉辛笔下的阿絮埃吕斯那样苛刻的波斯法则很快就会把这一幕呈现在我面前），我尽量一大早醒来，为的是不错过这些吆喝声。我知道阿尔贝蒂娜对这些声音感兴趣，而我自己身在床榻心在外，这都不失为一种乐趣，除此之外，我把他们的吆喝声看作外界气氛，危险动荡的生活的象征，在这种生活中，我只让她在我的监护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虽然可延伸到外面，但仍在关押中，使我能够在我愿意的时候把她拉回来，让她回到我的身边。 因此，我尽可能真诚地回答阿尔贝蒂娜：“正相反，我对这些吆喝声感兴趣是因为我知道您喜欢这些吆喝。”——“船上卖牡蛎啦，船上。”——“噢，牡蛎，真让我嘴馋！”幸好半是无常半是温顺的阿尔贝蒂娜很快忘记了她想要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在我告诉她普吕尼埃家有更好的牡蛎，便传来了鱼贩子的吆喝，她一听到叫卖什么，就跟着想要什么：“卖虾罗，多好的虾，活蹦乱跳的鳐鱼，活蹦乱跳。”——“油煎的鳕鱼，油煎的。”——“鲭鱼来了，新鲜的鲭鱼，刚到的鲭鱼。买鲭鱼吧。太太，多漂亮的鲭鱼。”——新鲜美味的淡菜，卖淡菜啦！”“鲭鱼来了”的叫卖声使我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但是由于这种叫卖在我看来，对我们的司机并不会起作用，我便一门心思地只想着我讨厌的鱼，我的不安没有持续下去。 “啊！淡菜，”阿尔贝蒂娜说，“我太喜欢吃淡菜了。”——“亲爱的！在巴尔贝克吃淡菜倒是不错，在这里淡菜分文不值；此外，我提请您回想一下戈达尔跟您说过的有关淡菜的话。”但是，我的意见很不合时宜，因为接下来的那个瓜果蔬菜女贩叫嚷的某种东西戈达尔更加忌讳： 直立莴苣，直立莴苣！ 卖是不卖，只是摆摆。 然而，阿尔贝蒂娜答应我牺牲直立莴苣，条件是我允诺她在几天后让人去那个吆喝“我有阿让特伊芦笋，我有上好的芦笋”的女贩那里采购。一个神秘的声音在暗示着什么，人们期待着那人更加奇妙的叫卖：“桶呃，桶呃！”然而，人们不得不以失望而告终，听到的仅仅是桶而已，因为这个词几乎完全被覆盖了，只听得：“玻璃，修玻璃，修门窗玻璃，修玻璃，修玻璃的来了，”这种格里哥利式的单旋律老调令我联想起礼拜仪式，但更让我联想起这一点的，是破布贩子的吆喝声，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复现了祈祷中那种重音突然中断的情景，这在教堂的仪式中十分常见：“praecep－tissalutaribusmonitietdivinainstitutioneformati，audemusdicere①”，神甫在“dicere”②上急促地打住。就象中世纪虔诚的平民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演出闹剧和傻剧那样，破布贩子令人联想起的正是“dicere”这个词，他拖着长音吆喝一阵之后，那最后一个音节说得如此急促，就像是出自七世纪大教皇嘴中的加重语气：“破布，废铜烂铁（这一切都是慢慢地吟诵出来的，接下来的两个音节也同样如此，而最后一个音节却结束得比“dicere”还要急促），兔子皮。”“巴伦西亚橙，漂亮的巴伦西亚橙，新鲜的桔子，”不起眼的韭葱（“多好看的韭葱”）和玉葱（“我的玉葱卖八个苏”）在翻腾，对我来说就像是激浪的回荡，阿尔贝蒂娜可以自由自在地消失在激浪之中，并且因此象suavemarimagmo③的情景那样甜美温柔。 瞧瞧胡萝卜 两个铜板一捆。 -------- ①拉丁语。即：由健康原则引导，神事机构培养，让我们倾听吧。 ②拉丁语，即：听。 ③拉丁语。即：多么美呀，在宽广的海面上。 “啊！”阿尔贝蒂娜叫嚷道，“卷心菜、胡萝卜、桔子，都是我想吃的东西。快叫弗朗索瓦丝去买呀。她可以做奶油胡萝卜。再说，要是大家一起吃这些东西那该多好。我们听到的所有这些声音就可以真的变成一顿美餐了。”——“活蹦乱跳的鲦鱼，活蹦乱跳的！”——“噢！我求求您，至少让弗朗索瓦丝做一道黑奶油鳐鱼。那太好吃了！”——“就这么说定了，我的小宝贝。别停下；不然的话，水果蔬菜女贩会推来您要的一切。”——“说定了，我就走，可我们以后的晚餐，我只想吃我们听到叫卖的东西。这太有趣了。哎，我们还要等上两个月才能听到：‘青豆，鲜嫩的青豆，瞧瞧青豆’。说得多好：鲜嫩的青豆！您知道，我想要细嫩细嫩的青豆，再淋上酸醋沙司；简直不象是吃的青豆，新鲜得好似露水。可惜呀！这道菜就象奶油小菜心那样遥远：‘上好的奶酪，上好的奶酪，好吃的奶酪！’还有枫丹白露的夏斯拉白葡萄：‘我有漂亮的白葡萄。’”而我却心怀恐惧地想着我将与她相处直到收获夏斯拉白葡萄为止的整整这段时期。“听着，我说过我只想要我们听到叫卖的任何东西，不过我自然可以破例。我去勒巴代那里为我们俩订一份冰淇淋也许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您会对我说，这不合时令，可我真想吃！”去勒巴代那里的计划使心神不宁，然而对我来说，“也许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些字眼却使得这一计划变得更令人确信，也更加让人怀疑。那是维尔迪兰家会客的日子，自从斯万告诉他们那是最好的店家之后，他们一直就在勒巴代那里订做冰淇淋和花式糕点。 第五部 女囚(7) “订做冰淇淋我没有任何异议，我亲爱的阿尔贝蒂娜，不过还是让我来为您订吧，我也说不定，不知道是去普瓦雷－布朗施那里，勒巴代那里，还是里茨那儿，总之我看着办吧。”——您要出门？”她用一种疑惑的神色对我说。她总是口口声声地说，要是我多出门走走，她会很高兴，然而，一旦我的哪句话有能够让人想到我不准备呆在家的意思，她便显出不安的神情，令人想起她看到我不断外出的那份喜悦也许并非发自真心。“我可能出去，也可能不出去，您很清楚我这人事先从来没有计划。不管怎么说，冰淇淋不是人们在街上推出来叫卖的东西，您为什么要呢？”她马上回答了我，她的那番话确实向我显示出，自从离开巴尔贝克之后，她身上突然增长了多少聪明才智和潜在的情趣，她总是说，这类话完全归功于我的影响，归功于经常跟我同居，然而我却从来不会说这些话，就好象有个陌生人禁止我在谈话中运用文学形式。也许，阿尔贝蒂娜的未来与我的未来截然不同。看见她在说话时总是急于使用一些完全是书面的，在我看来似乎适用于另一种更加正规的场合，而且是我至今一无所知的比喻，我差不多便预感到了这一点，她对我说（尽管如此我仍然深受感动，因为我想：我当然不会象她那样说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我她就不会这样说话，她深受我的影响，可见她不会不爱我，她是我的杰作）：“在叫卖的食品当中，我所喜欢的，是那种东西听上去就像是吟诵的古希腊史诗，可一到了餐桌便改变了性质，作用于我的味觉器官上了。说到冰淇淋（因为我真希望您只为我订做一些用各种各样建筑形状的老式糕点模具制作的冰淇淋），我每次吃，都有庙宇、教堂、方尖碑、悬岩，我首先看到的好似是一种秀丽的风景，然后我才把这些覆盆子或者香子兰建筑物化作我喉间的一份凉爽。”我觉得这话美得有点过了头，但是她却觉得我以为她的话恰到好处，于是，她停顿片刻，如同她每次比喻成功之后，大笑起来，对我来说，她的这种笑声是多么残忍，因为她的笑是那样淫荡：“我的上帝，在里茨饭店，我真担心您找不到旺多姆圆柱型的巧克力或覆盆子冰淇淋，可要想在纪念凉爽的幽径上竖起如同还愿的圆柱或塔门，得有很多这样的冰淇淋才行。他们也制作一些覆盆子方尖碑，这些逐个树立在我那焦渴的滚烫沙漠之中的覆盆子方尖碑被我用来融化我喉咙里面的粉红色花岗岩，它们比沙漠绿洲更加解渴（话音刚落，响起了深不可测的笑声，也许是为说得如此巧妙而感到满意，也许是嘲笑自己用如此连贯的形象比喻进行表述，也许是凭借肉体快感觉察到自己身上具有某种如此优美，如此清新，导致她产生相当于一种享受的东西，真可惜！）。里茨的那些冰山有时象是罗塞山，而且如果是柠檬冰淇淋，我不会因为它没有建筑形状而讨厌它。哪怕它象埃尔斯蒂尔笔下的山峰那样参差、陡峭。冰淇淋不应当过份的白，应该带点黄色，就象埃尔斯蒂尔笔下的山峰那种脏脏的，灰白颜色的雪。冰淇淋不大也无妨，要是半块也没关系，因为这些柠檬冰淇淋是按等量缩小的山峰，想象可以恢复其比例，就像那些日本矮态树木，在人们的感觉中，仍然是正常的雪松、橡树、芒齐涅拉树，所以，如果在我的卧室中摆上几株沿着小沟生长的矮树，我就会拥有一片沿河伸展的广阔的森林，孩子们会在这片森林中迷失方向。同样，在我那半块黄兮兮的柠檬冰淇淋底部，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些驿站马车夫，旅行者，驿站的椅子，我的舌头正在那上面舔着，以引起冰的坍塌，将他们和椅子吞没（她说话时夹带的那种残忍的性感引起了我的嫉妒）；“同样，”她补充道，“我正在用我的嘴唇一层一层地摧毁这些用草莓做斑岩的维也纳教堂，让我可能避开的东西砸落在那些信徒身上。是啊，所有这些建筑从它们石头做的地方来到我的胸中，它们融化时带来的凉爽已经在我的胸中激荡。要知道，没有冰淇淋，就没有任何刺激，一切就不会象温泉广告那样引起干渴。在蒙舒凡，凡德伊小姐家附近没有好的制作冰淇淋的师傅，但是我们在花园里玩我们的环法国自行车赛，每天喝一种矿泉汽水，这种汽水很象维希矿泉水，矿泉汽水往杯里一倒，就从杯子底部升腾起一股白烟，如果不马上喝的话，白烟就会消散，化为乌有。“然而听到她提起蒙舒凡，我简直难以忍受，我打断了她。“我打扰您了，再见，亲爱的。”自从离开巴尔贝克以来，变化多大啊！在巴尔贝克，我曾经对埃尔斯蒂尔表示怀疑，他竟然在阿尔贝蒂娜身上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丰富的诗意，那是一种不如塞莱斯特·阿尔巴莱奇特，较少个性的诗意。阿尔贝蒂娜永远料想不到塞莱斯特对我说的话；但是爱情，甚至是似乎行将告终的爱情也是片面的。我更喜欢果汁冰淇淋的秀丽风光，它们那十分浅显的美雅在我看来，似乎就是爱阿尔贝蒂娜的一条理由，是我有能力支配她，她也爱我的一个明证。 阿尔贝蒂娜刚刚离开，我就感到这种活动和生活无止无休、难以满足的出现对我来说多么疲倦，她用自己的种种活动打扰我的睡眠，她留下的一扇扇敞开的门使我生活在一种永无尽头的寒冷之中，迫使我——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正当的理由不去陪伴她，可我并不因此显出病得太重的样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别人来陪伴她——每天施展出比在《一千零一夜》中更多的妙计。不幸的是，如果那位讲故事的波斯女人用同样的妙计推迟了她的死亡，那么我则是在加速自己的死亡。生活中就是有某些不全是杜撰捏造的情况，比如这种由于恋爱的嫉妒和无法分享一个活跃而又年轻的人的生活的一种虚弱身体造成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仍然从一种几乎是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继续同居生活或者回到从前的分居生活的问题：在大脑与心灵的宁静两者之间，应该过哪一种生活呢（是继续为日常生活过度操劳，还是回到离别的焦虑中去）？ 总而言之，我很高兴安德烈能够陪伴阿尔贝蒂娜去特罗卡德罗，因为在我看来，最近发生的，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事件使得她的警惕性，或者至少是她警觉的敏锐程度已经不完全象从前那么高了，当然她仍旧相信司机是诚实的，因此，我在最近让阿尔贝蒂娜单独跟他前往凡尔赛之后，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曾经在里舍伏瓦餐厅吃过午饭；由于司机对我说是瓦泰尔餐馆，在我注意到这个矛盾的那一天，我借口下楼跟司机说话（始终是我们在巴尔贝克见过的那个人），当时阿尔贝蒂娜正在更衣。“您对我说你们是在瓦泰尔吃的午饭，阿尔贝蒂娜小姐却对我说是在里舍伏瓦餐厅。这是怎么回事？”司机回答我说：“啊！我，是说我在瓦泰尔吃午饭来着，可我无法知道小姐是在哪里吃的午餐，她一到凡尔赛就离开我，乘上了一辆出租马车，要是不为赶路，她喜欢乘马车。”一想到她曾经单独一人，我就火冒三丈，可说到底，不过是用顿午餐的时间。我一副客气的样子说（因人我不想让人看出我确实在派人监视阿尔贝蒂娜，要是这样，这对我是个耻辱，而且是双重的耻辱，因为这还意味着她向我隐瞒了她的所作所为）：“你们可以，我不是说同她一起，在同一个餐馆吃午饭嘛？”——“可是，她要我晚上六点才到检阅场去。我不能在她吃罢午饭出来时就去接她。”——“啊！”我试图掩盖自己的沮丧。我重又上楼。这么说来，阿尔贝蒂娜单独一人，自由自在的时间长达七小时之久。我很清楚，出租马车确实不单单是一种摆脱司机监视的权宜之计。阿尔贝蒂娜喜欢在城里坐出租马车闲逛，她说这样看得更清楚，气氛也更加松弛。尽管如此，我对她度过的七个小时永远一无所知。而且我不敢想象她打发这七个小时的方式。我觉得司机十分笨拙，但是我从此对他完全信任放心。因为假使他与阿尔贝蒂娜有丝毫的串通，那他就决不会向我承认他曾经让阿尔贝蒂娜从上午十一点至晚上六点逍遥自在。司机的这个招供看来只有另一种而且是荒唐的解释。那就是他与阿尔贝蒂娜的不和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欲望，向我作一个小小的告发，从此向我的女友证明，他是个可以说话的男人，要是这第一次十分客气的警告之后，她还是不按照他的意愿行事，那他就会把什么事都捅出来，然而这种解释是荒唐的，首先必须假设，阿尔贝蒂娜与他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和，再者这个始终显得如此和蔼，如此天真快活的美男子司机必须具备一种敲诈勒索的天性。况且，两天之后，我便发现他很善于对阿尔贝蒂娜进行一种隐蔽而又敏锐的监视，而在我那近乎疯狂的猜疑之中，我也没有一刻以为事情会是这样。我得到了机会，把他拉到了一边，跟他谈起他对我说过的在凡尔赛发生的事情，我用一种友好而又超脱的口气对他说：“您前天对我说起那次在凡尔赛的散步，这样做很好，您始终无懈可击，但是我要指出一点，不过这无关紧要，自从邦当夫人把她的外甥女置于我的监护之下以后，我责任重大，深恐发生意外，深深地责备自己没有陪伴她，我宁可让您开车带着阿尔贝蒂娜去各处，因为您是那样的可靠，那样的灵活，您不可能发生意外。这样一来，我就什么也不怕了。”象使徒那般可爱的司机微微一笑，一只手搭在他那祝圣十字架形状的车轮上，然后，他对我说了如下这番话（赶走了我心中的不安，这些不安立即化作了喜悦），我听了真想跳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您别害怕，”他对我说，“她不会出任何事情，即使我的车不带她散步，我的眼睛也到处跟着她。在凡尔赛，我可以说是一直跟着她参观，虽然丝毫没有显出跟着她参现的样子。她从里舍伏瓦餐厅逛到城堡，又从城堡逛到特里亚农，我始终跟着她，却又装作没有看见她的样子，更带劲的是，她居然没有看见我。噢，要是她看见了我，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整整一天没事可干，去参观一下城堡，那是很自然的事。更何况小姐肯定不会不知道我很有学问，对所有的名胜古迹都感兴趣（这倒千真万确，假如我知道他是莫雷尔的朋友的话，我甚至会大吃一惊，他的敏感和情趣都超过了小提琴手）。但是她终究没有看到我。”——“她可能遇到了一些女友，因为她在凡尔赛有好几个女友。”——“不，她始终是一个人。”——“人们也许会注视她，一个明艳照人的少女，又是单身一人！”——“肯定有人注视她，不过她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她的眼睛一直盯著她的旅游指南，然后抬起眼睛看看油画。”司机的叙述在我看来是准确的，因为阿尔贝蒂娜在她散步的那一天确实给我寄过一张介绍城堡的“游览图”，另一张是介绍特里亚农的。可爱的司机步步紧随的那种一丝不苟令我深受感动。我怎么会假设这种调整——作为对她前天晚上说的话的极大补充——原因在于这两天为司机对我讲过话而感到惊慌的阿尔贝蒂娜屈服了，跟司机讲和了呢？我甚至没有闪现过这种猜疑。显然，司机的这番叙述在让我消除阿尔贝蒂娜欺骗过我的任何恐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使我对我的女友感到扫兴，并且使我对她在凡尔赛度过的那个白天兴味索然。但是我却以为司机的解释在为阿尔贝蒂娜开脱的同时使我对她更加厌倦，这些解释也许还不足以使我心头得到宁静。几天之中，我的女友前额上的两颗小疱也许更能改变我心中的感情。偶然遇到的希尔贝特的贴身女仆向我透露了隐情，为此我的感情最终与她更加隔膜了（以至于我在看见她时不再想到她的存在）。我了解到，当我每天去希尔贝特家时，她正爱着一个小伙子；她经常去看望他，比看我要勤多了。当时，我也一时有过怀疑，我甚至询问过这个贴身女仆。但是，由于她知道我正迷恋着希尔贝特，她便否认，并且信誓旦旦地一口咬定斯万小姐从未见过这个年轻人。然而现在，她知道我的爱情很久以前就已死灭，几年来我对她的所有信函一概不予理睬——也许还因为她不再服侍那位少女的缘故——她一五一十地向我讲述了我不知晓的这段关于小姐本人的恋爱插曲。对她来说这是十分自然的。回想起她当初的誓言，我还真以为她不了解内情呢。事情却绝非如此，正是她禀承斯万夫人的旨意，在我热恋的女人独自一人时，便前去通知那个年轻人。我当时爱得多深……然而我却问自己，我以前的爱情是否象我想象的那样已经死灭，因为这段故事使我感到极为难过。由于我不相信嫉妒会唤起一种业已死灭的爱情，我猜想我那伤心的感觉至少部份归结于我那遭受挫伤的自尊心，因为有好几个我不喜欢的人在当时，甚至在晚些时候——从此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我流露出一种轻蔑的态度，他们肯定知道我在热恋希尔贝特的同时受着蒙骗。我甚至为此在回顾往事的同时扪心自问，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中是否没有自尊心的容身之地，因为我现在十分痛心地看到，所有这些使我如此幸福的温存时刻被我不喜欢的那些人当作我的女友为我设置的一个名副其实的骗局。总而言之，爱心也好，自尊心也好，希尔贝特几乎已经在我心中死去，但是她并没有完全消逝，而这种厌倦最终使我无法过多地牵挂阿尔贝蒂娜，况且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又是那样的狭小。还是回头再谈她（在一大段题外话之后）以及她在凡尔赛的散步吧，凡尔赛的明信片（人们是否能够象这样把一颗受伤的心用在两种彼此交织在一起各自涉及到一个不同的人的嫉妒之上呢？）使我产生了一种不太愉快的感觉，每次整理纸张时，我的眼睛总要落到这些明信片上面。我想，如果司机不是一个如此诚实的人，那他的第二次叙述与阿尔贝蒂娜的“明信片”相吻合就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她从凡尔赛首先寄给您的不是城堡和特里亚农的明信片，那她又该寄什么呢？除非明信片是由某个热爱某尊雕像的文人雅士，或者某个错把横跨街头的有轨电车站或工场车站当作景观欣赏的蠢货挑选出来的。而且我也不该说蠢货，因为买这样的明信片，当作游览凡尔赛宫纪念的人，也不总是哪个蠢货。近两年来，聪明的人、艺术家觉得西埃纳、威尼斯、格林纳达是老一套，他们却称道最微不足道的公共汽车，所有的火车车厢：“这才是美的。”后来，这种情趣就象其他情趣那样很快消失了。我甚至都说不明白，“如此摧毁过去的高贵事物”，是不是“亵渎”。不管怎么说，一节头等车厢不再被先验地看作比威尼斯圣马克教堂更美的东西。不过，有人说：“这才是生命所在，倒退是一种人为的东西，”然而人们却得不出明确的结论。不管怎样，在完全信任司机的同时，为了让阿尔贝蒂娜无法甩掉他，除非是他惟恐被当成密探而敢于拒绝跟随她，我只让她在安德烈的守护下外出，而在一段时间里，司机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当时甚至让她（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这样做了）离开三天，孤身一人跟司机一起，并且让他们去巴尔贝克附近，因为她很想坐在简朴的车子里飞快地在公路上奔驰。在这三天当中，我心里十分宁静，尽管她寄给我的一大把明信片我未及时收到，这要归罪于布列塔尼的那些邮局运转情况糟糕透顶（夏季运转良好，但是冬季显然混乱不堪），阿尔贝蒂娜和司机回来一礼拜之后，他们仍然那样的勇敢，就在他们回来的当天早晨，他们竟若无其事地继续他们的日常散步，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阿尔贝蒂娜今天要去特罗卡德罗，而且是去参加这次“非同寻常”的日场演出，我对此感到欣喜，然而我尤其为她有安德烈这样一个女伴而感到放心。 我中断了这些回忆，阿尔贝蒂娜也已出门，于是，我来到窗口呆了片刻。先是一阵沉寂，牛羊肠肚商贩的哨子声和有轨电车的鸣笛声在空中回荡出一些不同的八度音，犹如一位调音师在盲目地调试钢琴。继而，逐渐变得明朗，互相交融的主题中又增添了新的主题。还有一种新的哨子声，那是一个商贩在叫卖，我怎么也没弄清他到底是卖什么的，哨子声恰恰就象有轨电车的鸣笛声，由于这种声音尚未被快速带走，人们因此以为那是一辆孤零零没有开动或者是出了故障停滞不前的有轨电车发出的，这辆电车不时发出鸣笛声，仿佛是一头垂死的动物。在我看来，假使我有朝一日要离开这个贵族街区——除非是去一个完全平民化的街区——市中心的街道和林荫大道（那里的果品、鱼类等等被放置在大食品店里，这就使得那些商贩的叫卖声没有用武之地，再说，他们的叫卖声也无法让人听见）在我看来就会显得十分忧郁沉闷，根本无法居住，因为它们缺乏所有这些小贩和食品流动商贩的老调子，没有一清早就令我陶醉的这支乐队。人行道上走过一个毫无风韵（或者屈从于一种丑陋的时髦）的女人，身穿一件过份耀眼的山羊皮宽腰身大衣；噢不，那不是一位妇女，而是全身裹在他的母山羊皮里面的一个司机，正步行前往他的车库。不同肤色、负责跑腿的服务员步伐轻快地从大饭店里走出来，骑上他们的自行车前往火车站，去迎接那些乘坐早班火车的旅客。类似小提琴的那种声音有时来自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有时是因为我没有在电水壶中加进足够的水。这支交响乐中响彻着一种过时的不协调“乐曲”：卖玩具的取代了通常用一只木铃作为伴奏的糖果女贩，只见他芦笛上挂着一个木偶，让它四面转动，牵带着他的木偶玩具走街串巷，他将大格利高利①的规范化朗诵，巴勒斯特里纳②经过改编的朗诵，还有现代的抒情朗诵全置于脑后，他放声吟唱，就象纯正的旋律姗姗来迟的拥戴者： 来吧爸爸，来吧妈妈， 满足你们的孩子吧； 木偶我来做，木偶我来卖， 给我来点钱呀。 当啷。当啷啷啷来， 当啷啷啷啷啷啷。 来吧，孩子们！ -------- ①大格利高利，即格利高利一世（540—604），曾任六十四任主教，他简化了礼拜仪式。 ②巴勒斯特里纳（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曾任红衣主教的音乐指挥。 一些头戴贝雷帽的意大利孩子不打算跟这种ariavivace①竞争，更何况他们兜售的是小雕像。正在这时，一支小小的短笛迫使玩具商贩走得远远的，并使他的歌唱得更加含混，尽管他用的是急板：“来吧爸爸，来吧妈妈。”这支小小的短笛难道就是早晨我在东锡埃尔听到某个龙骑兵演奏的那种短笛吗？不，因为继之而来的是这样的话：“修彩陶和瓷一器的来了。修玻璃、大理石、水晶、骨制品、象牙和古董喽。修瓷器的来了。”在一家肉铺，左面是太阳的光晕，右面是整只被吊起来的牛，一个很高很瘦，金黄头发，从天蓝色衣领中露出脖颈的年轻屠夫正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和虔诚，认真专注地把精美的牛里脊剔在一边，把低档的臀部肉剔在另一边，然后将这些肉放在几架亮得耀眼的磅秤上，磅秤上部都成一个十字，一些漂亮的小链条从十字上垂落下来，而他——尽管他接着只是把牛腰、腓里牛排、牛排骨肉陈列在货架上——实际上却更让人觉得他象一位漂亮天使，这位天使将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为上帝做准备工作，根据各人的品质区分好人与坏人，把灵魂掂斤过两。尖细而悠扬的短笛声再度荡漾在天空中，这笛声不再预示着弗朗索瓦丝在每有骑兵团列队走过时便担心的那些破坏，而是预示着一个头脑简单或者爱开玩笑的“古董商”所许诺的“修补”，这个总而言之是无所不会而又毫无专长的人把各种不同材料的物品都当作他施展其技艺的对象。送面包的年轻女工匆匆忙忙地把用于“盛大午餐”的细长形小面包接二连三地装进她们的篮子，而送奶女工则飞快地把牛奶瓶挂在她们的吊钩上。看到这些姑娘勾起了我的怀旧之情，但我能够相信这种景象是确凿真切的吗？我从高高的窗口望下去只能看到在店铺里忙活或者正在赶路的这些姑娘，假使我能让她们之中的一位在我身边停留片刻，她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呢。为了估算隐居给我造成的损失，即白昼给我带来的财富，就必须在活动横栏的漫长伸展中截住某个拿着内衣或者牛奶的小姑娘，让她在我的门框里呆一段时间，仿佛是两个撑架之间的一个活动背景的影子，并将她留在我的脑皮底下，从她身上获得某种信息，使我有朝一日重新找到与现在毫无两样的她，正如鸟类学家或鱼类学家在放掉鸟或鱼之前，在它们的肚子底下系上体貌特征卡，以此来了解鸟类和鱼类的迁移。 -------- ①意即轻快活泼的咏叹调。 因此我便对弗朗索瓦丝说，我想让人去采购点东西，如果那些常来取走或送回内衣、奶瓶或送面包的小姑娘中有谁来了的话，就叫她来我这里，弗朗索瓦丝是经常看这些姑娘办一些事情的。在这一点上我跟埃尔斯蒂尔相似，他不得不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春天，他知道树林里开满了蝴蝶花，有几天，他真想去看一看，于是他就派自己的女门房为他买一束蝴蝶花，他把这一小束植物样品摆在桌子上，这样他眼前看到的就不是桌子，而是一整片覆盖丛林地面的植被，他从前在树林中见过成千上万条蜿蜒伸展的藤蔓从它们的蓝色尖顶弯曲而下，被花朵的引人遐想的清香包围的地方仿佛成了他工作室里的一块想象之地。 不要指望一个洗衣女工星期天会上这里来，至于那个送面包的女工，不巧的是她恰好在弗朗索瓦丝不在时摁响了门铃，她把细长形小面包留在楼梯平台上的篮子里就走掉了。水果女贩要很晚才来。有一回，我走进一家乳品店订购一块奶酪，我在那样年轻的女雇员中发现了一个真正不同凡响的女孩，她头发金黄、高挑的身材，虽然还未成年，她置身于其他送面包女工之中，似乎正带着一种十分高傲的姿态在幻想。我只是从远处看见过她，而且我匆匆而过，所以说不出她长得什么模样，只觉得她可能长得太快了，还有，她那一头羊毛般浓密的头发不大象人的毛发，倒更象一种脱离了平行晶冰的回纹或雕塑装饰。这就是我所发现的一切，还有瘦瘦的脸庞中间，那只线条极其突出的鼻子（这在一个孩子身上是罕见的）令人联想起小秃鹫的喙。再说，她的同伴们围在她的身边并不是妨碍我仔细打量她的唯一原因，还因为我拿不准初次见面以及随后我会在她身上引起什么样的情感，是不合群的高傲或嘲讽，还是她不久后会在她的女友们面前表示的轻蔑。我在一秒钟内所作的关于她的这些轮番假设加重了她周遭的难以捉摸的气氛，她便隐蔽在这种气氛里，就象天神隐避在被雷电震得颤动的雨云里。因为精神上的犹豫不定比眼睛的生理缺陷更能给准确的视觉印象造成困难。在这个过份瘦弱，过份引人注目的少女身上，也许会被另一个人称为魅力的那种过份之处恰恰就是使我不快的东西，然而这种过份之处带来的后果仍然是妨碍我去发现乳品店其他少女的任何东西，当然更妨碍我回想起她们的任何东西，她的鹰钩鼻子，她那沉思、有个性、仿佛在判断的目光——竟然如此令人不快——就象一道使周围的景物变得阴沉的金色闪电，将其他年轻的乳品女工陷于黑夜之中。因此，关于我去乳品店订购一块奶酪的那一次造访，我只记得（如果可以用“记得”这个词的话，因为在一张看得如此不清楚以至近乎乌有的脸上，可以无数次地安一个不同的鼻子），我只记得这个使我感到不快的小女孩。这就足以成为一次恋爱的开端。然而我也可能忘记这个不同凡响的金发少女，而且不期望再次看见她，假使弗朗索瓦丝没有对我说，这个小女孩尽管十分顽皮却乖巧伶俐，她即将离开她的女主人，因为她太爱打扮，在街区欠了债，据说美是幸福的一种许诺。反过来，可能得到的乐趣也可以是美的一种开端。 我开始看妈妈的来信，透过她援引的德·赛维涅夫人的那几段话（“我的思念在贡布雷即使不完全悲观无望，它们至少蒙上了阴郁的色彩；我时时刻刻思念你；我祝福你；黄昏时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健康，你的事务，你的远离，这一切会怎么样？”），我觉得我母亲讨厌看到阿尔贝蒂娜继续在我家住下去，讨厌看到我与她结婚的意图愈来愈坚定，尽管这意图当时还没向未婚妻透露。她没有更加直截了当地把她的这种想法告诉我，因为她唯恐我把她的来信到处乱放。还有，她在来信中责备我每收到她的信没有立即通知她，尽管这些指责十分含蓄：“你很清楚，德·赛维涅夫人说过：‘当人们远隔千里时，人们不再嘲笑以‘我收到您的来信’开头的信函。’”此外还有最使她不安的事，她声称对我的巨大开支感到恼火：“你所有的钱是怎么用的？你象查理·德·赛维涅那样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集二、三人于一身’，这已经够让我烦恼的了，但是你至少尽量不要象他那样花钱，别让我说你：他有本事花钱不露痕迹，不赌不玩却输得精光，付了钱而未偿清债务。”我刚刚看完妈妈的短信，弗朗索瓦丝就走回来对我说，她跟我提到过的那个有点过份大胆的送牛奶小姑娘正在她那里。“她完全可以替先生送信，买东西，如果路程不太远的话。先生就会看到，她看上去就象小红帽①。”弗朗索瓦丝找她去了，我听见领着小女孩的弗朗索瓦丝对她说：“好了，你害怕是因为有条走廊，傻丫头，我还以为你不那么拘谨呢。要我拉着你的手吗？”弗朗索瓦丝正象那种希望别人象她自己一样敬重她的主人的能干而又诚实的女佣人那样，摆出一副威严的神情，名画师作品里的拉皮条的女人就有这种使她们显得高贵的威严神情，在这些女人旁边，情妇与情夫几乎变得微不足道。 -------- ①小红帽：法国童话《小红帽》中的女孩，常戴一顶红帽子。 埃尔斯蒂尔在打量那些蝴蝶花时，根本不必关心蝴蝶花的用途，送牛奶小女孩一进来就扰乱了我这个沉思者的平静，我一心只想让派她送信的谎言变得真实可信，我开始飞快地写了起来，几乎不敢正视她，以免露出为了看她而请她进来的马脚。她带有陌生人的那种魅力，在我看来，这种魅力是那种人们在妓院里能找到的，等待着您的漂亮姑娘所没有的。她既没有赤身裸体，也没有浓妆艳抹，然而是一位真正的送奶女工，是那种由于您没有时间接近而被您想象成十分美丽的姑娘；她有点属于那种永恒的欲望，永恒的生活遗憾，这股双重的潮流最终改变了方向，被引导到我们的身边。之所以说双重，那是因为虽然这关系到一个陌生人，在我们想象中，根据她的身高、她的匀称身材、她无动于衷的目光，她高傲的宁静，这应该是一个超凡的造物，另一方面，人们却希望这个女人有一技之长，使我们能够躲进她的那个世界，而一件独特的外衣使我们浪漫地认为那个世界与我们的不同。再者，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我们的恋爱好寄心的规律，那么我们必须从一个只被我们瞥了一眼女人与一个被我们亲近过、爱抚过的女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差异中去寻找，从前所谓的青楼女子，和交际花本身（条件是我们知道她们是交际花）对我们的吸引力之所以如此之小，并非因为她们不如其他女人漂亮，而是因为她们唾手可得；她们把我们正想争取的东西已经拱手奉献给我们；因为她们不是被征服的。这里面的差异微乎其微。一个娼妓已经在街上朝我们微笑，她在我们身边也会这样做。我们是雕塑家。我们希望从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一尊与我们面前的她截然不同的雕像。我们在海边看见一位无动于衷、傲慢不逊的少女，我们看见一位严肃的、在柜台上忙个不停的女售货员，她生硬地回答我们的提问，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免成为她的同伴们的笑柄，或者一个水果女贩勉强地回答了我们。这一来，我们便不肯就此罢休，除非我们能够亲身体验一下，海边傲慢的少女、十分计较人言的女售货员，心不在焉的水果女贩，经过我们巧施妙计之后，是否能改变她们僵硬的态度，用拿水果的手搂抱我们的脖颈，带着默许的微笑将原先那冰冷或漫不经心的眼睛俯向我们的嘴唇——噢，那双工作时严肃的眼睛多么美，那时女工惟恐她的女伴对她恶意诽谤，那双眼睛逃避我们纠缠不休的目光，而现在我们单独面对面地注视她了，在我们谈到要做爱时，那双眼睛却在充满阳光的笑声重压下低垂下来！在女售货员、专心熨衣的洗衣女工、水果女贩、送牛奶女工之间——这个小女孩本人即将成为我们的情妇，存在着最大的限度的、乃至趋向极端的差异，这种差异随着职业的习惯性动作而发生变化，在劳作时这些习惯动作使手臂成了某种与每天晚上缠绕住我们的颈脖（嘴巴却随时准备接吻）的柔软纽带完全不同的东西，正象阿拉伯图案一样。因此，我们才会在对严肃的姑娘作不断更新的、惶惑不安的尝试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她们的职业使她们似乎与我们远隔千里。一旦落入我们的怀抱，她们就不再是原来的她们，我们梦想跨越的这段距离也就消失了。但是我们又同其他女人重新开始，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时间，全部金钱，全部精力，我们对赶车太慢的车夫大发雷霆，因为他也许会使我们错过第一次约会，我们正处于狂热之中。尽管我们明明知道，这第一次约会将是一种幻想的破灭。这无关紧要：只要幻觉还存在，人们总想看看是否能将它变成现实，于是我们便想起洗衣女工，我们已经注意到她的冷淡态度。恋爱的好奇心犹如地名在我们身上唤起的好奇心：永远失望，而后又再度复苏，并且永远无法满足。 可惜！一旦来到我的身旁，这个有着一条条发绺的送牛奶金发小姑娘显得拘谨畏缩，她打消了在我身上唤醒的无数想象和欲望。我的种种假设构成的颤动的云雾不再把她包围在神秘莫测的气氛里。她神情十分窘迫因为她只有一只鼻子（而不是先后在我回忆中出现而又无法确定的那十只、二十只鼻子），那鼻子比我想象的更圆，令人联想到愚蠢，总之她的鼻子已失去了增殖的能力。这种被截住，被歼灭，被击溃，无法为她那可怜的现实增添任何东西的翻飞已得不到我的想象力的合作。跌落在静止不动的现实当中的我又跃跃欲试；在小店中未曾注意的脸颊现在看来是那样的俏丽，我甚至为此惶恐不安，为了掩饰我的窘态，我对送奶小姑娘说：“劳驾您把那里的《费加罗报》递给我，我要看一看我想让您去的地名。”她拿报纸时，就露出一直捋到肘关节的紧腰上衣的红袖子，她用一个灵巧而又可爱的动作把那份观点保守的报纸递给了我，她那熟练迅速而看上去又柔美的动作以及鲜红的色彩使我赏心悦目。我打开《费加罗报》时，想找点话说说，我眼睛也不抬地问那个小女孩：“您穿的这件红毛衣叫什么？真漂亮。”她回答我说：“这是我的高尔夫球衫。”由于各种时尚通常都会衰退，几年前似乎还属于阿尔贝蒂娜女友们的那个比较风雅的世界那些服装和这些词，现在却成了女工们的所有物。“这样做真的不太妨碍您吗，”我装作在《费加罗报》中寻找的样子说道，“假使派您到远一点的地方？”一当我似乎认为，她替我买一趟东西是件苦差事时，她立即也开始觉得让她办这事不方便。“是这么回事：我马上要去骑车散步。当然咯，我们只有星期天才有空。”——“您这样光着脑袋难道不冷吗？”——“啊！我不会光着脑袋，我会戴上我的马球帽，再说我的头发这么多，我也可以不戴帽子。”我抬起眼睛打量她那金黄色的一绺绺卷发，我感到发绺掀起的旋风把心儿怦怦直跳的我带到光明和美的狂飙之中。我继续看报。尽管这只是为了掩饰我的窘态，以及为自己争取时间，在装作看报的同时，我仍然理解我眼前那些词的意思，下面这些字眼使我大吃一惊：“关于今天下午即将在特罗卡德罗的节日大厅中公演的日场节目，我们已经作过报道，节目单上必须加上莱娅小姐的名字，她同意参加《内丽娜的诡计》的演出。当然，她将扮演内丽娜一角，她在这个角色中融入了惊人的激情和让人着魔的轻松愉快。”仿佛有人突然抽掉了包扎我心头创伤的裹伤布，这伤口自打我从巴尔贝克回来之后才开始结痂。我那滚滚而来的焦虑汇成了洪水激流一泻而出。喜剧女演员莱娅是阿尔贝蒂娜一天下午在娱乐场的镜子中看到的两个少女的演员朋友，当时，她装作没有看见她们的样子。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提到莱娅时，的确曾用一种特别一本正经的口吻对我们说过：“噢！不，她绝不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女人。”看上去她对人们竟然怀疑这样一个贤惠的女人几乎很生气。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当阿尔贝蒂娜表达这类肯定的意思时，这通常只是不同的肯定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刚刚过去，第二阶段，便接踵而至：“我不认识她。”第三阶段：当阿尔贝蒂娜跟我提起某个“不容怀疑的”而且是（第二阶段）“她不认识”的人时，她渐渐地忘记了她先前说过她不认识这个人，继而，在她不知不觉地“自相矛盾”的一句话中，又说她认识这个人。在第一次遗忘完成以及新的肯定表述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次遗忘，即忘记这个人是不容怀疑的。“难道某某，”我问道，“没有某种某种品行吗？”——“那自然咯，这是众所周知的嘛！”她立即重新操起这种一本正经的语调加以肯定，这种肯定是对第一次肯定的十分微弱的模糊反应：“应该说，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礼仪周全无懈可击。自然了，她知道我会让她碰钉子，而且是彬彬有礼地让她碰钉子。然而这也没什么要紧。我不得不感激她始终对我表示真诚的尊重。显而易见，她明白自己在跟什么人打交道。”人们之所以回想起事实真相，那是因为这个事实真相有一个名称，有一些古老的根源，然而一个即兴编造的谎言很快就会被遗忘。阿尔贝蒂娜忘记了这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四个谎言。一天，当她想用一些隐私换取我的信任时，她随口提到她不认识、而原先又是很正派的这同一个人：“她曾一度钟情于我。有三、四次，她要我陪她去她家，要我进去看望她。大白天在室外当着众人陪伴她，我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但是到了她家门口，我总是找一个借口，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过了一会儿，阿尔贝蒂娜又暗示在这位夫人家里看到的物品之美。毫无疑问，人们终于逐渐使她说出了事实真相，这事实的真相也许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严重，因为容易跟女人相处的阿尔贝蒂娜也许宁可喜欢一个情夫，现在既然我就是她的情夫，她也许不再思念莱娅。总而言之，关于莱娅我仍然只停留在第一种肯定上，我不知道阿尔贝蒂娜是否认识她①。 -------- ①总而言之，关于许多女人，我只需在我的女友面前把她自相矛盾的种种肯定集中起来作一个综合，就能够向她证实她的谬误（这些谬误如同天文学中的种种定律，它们更容易从推理中得到，而不是来自观察以及现实中的偶然发现）。但是，她却更喜欢说她是在表述这些肯定之一时撒过谎，而不是承认她一开始讲述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连串由谎言编织的故事，这样她的退缩彻底摧毁了我的整个体系。《一千零一夜》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而且它们让我们入迷。这些由谎言编织的故事使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感到难过，正因为如此，这些故事才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人类的本性而不是满足在人类本性的表面上游戏。忧虑渗透到我们身上，并且用痛苦的好奇心迫使我们去深入了解。我们感到没有权利隐瞒的种种事实真相即由此而来，因而一个发现了事实真相的处于弥留之际的无神论者，虽然相信虚无，对荣誉毫不在意，却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试图让人们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作者注。 这倒无关紧要，反正是一回事。必须不惜代价阻止她在特罗卡德罗重新找到这个熟人或者认识这个陌生女人。我说我不知道她是否认识莱娅；其实我很可能在巴尔贝克早已从阿尔贝蒂娜本人那里了解了这一点。因为遗忘在我身上也和在阿尔贝蒂娜身上一样摧毁了她向我肯定的大部分东西。因为记忆不是始终摆在我们眼前的我们生活中的杂闻轶事的复本，而是一种虚无，有时，当前发生的某件与过去相似的事使我们从这虚无中去提取一些死而复生的回忆，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小事没有进入这种潜在的记忆，并且永远无法被我们控制。凡是我们不知道它与我们热爱的人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事，我们对之毫不注意，我们立即忘记了她（他）对我们说的关于我们不熟悉的某件事或某些人的话，忘记了她（他）跟我们说话时的表情。待到后来那些人激起了我们的妒忌心，为了知道有没有弄错嫉妒的对象，为了弄清我们的情妇某次匆匆外出是否与那些人有关，我们某次过早回家时禁止她外出她是怎样的不满是否与那些人有关，于是我们的嫉妒心搜寻过去以便从中归纳出什么东西时，却什么也找不到了；这种始终回顾往事的嫉妒就象一位准备撰写史书而又缺乏任何资料的历史学家；这种始终迟到的嫉妒就象一头乱冲的发怒的公牛，高傲而勇敢的斗牛士戳它以便激怒它，残忍的观众欣赏他的精彩动作和计谋，而它却冲向斗牛士不在的地方。嫉妒在虚无中搏斗，茫然无措，就象我们在某些梦中那样；我们在那座空空如也的房子中找不到我们在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一个人，然而这个人在这里也许是另外一个人，只不过借用了那个人的种种特征，我们为此感到难过；或者就象我们醒来之后试图证实我们梦中这样或那样的细节时那样茫然无措，只是后者程度更甚。我们的女友在对我们说这话时带着怎样的表情呢？她不快活吗，她没有吹口哨吗？她只有在怀有某种爱意以及我们的出现让她心烦和恼火时才吹口哨的。她难道没有告诉我们某件事，而这件事跟她现在向我们肯定的事是相互矛盾的，比方说她认识或者不认识某个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热衷于寻找一个梦的不牢靠的残片，在此期间，我们跟自己情妇的共同生活还在继续，在那些我们不知道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面前漫不经心，却关注那些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事，象在恶梦中似的被那些与我们并无现实关系的人所纠缠，充满遗忘，空缺和枉然的焦虑，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恍如一个梦。 我发觉送牛奶的小姑娘始终呆在那里。我对她说那个地方显然太远，我不需要她。于是她也觉得这太使她为难了：“一场精彩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不想错过。”我觉得她可能说过，喜欢体育，几年后她还会说：“过自己的生活。我对她说我显然不需要她，我给了她五法郎。她几乎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她心想，什么也没干就得到了五法郎，要是为我买一趟东西准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她开始觉得她要看的比赛无关紧要。”“我完全可以替您买东西。一切总是可以安排的。”然而我却将她推向门口，我需要独自一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阿尔贝蒂娜在特罗卡德罗与莱娅的女友重逢。必须这样做，必须做成功；说真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在这些最初的时刻，我摊开自己的双手打量着，把手指关节拉得格格作响，也许因为思想无法找到它所寻求的东西时，便懒洋洋地让自己休憩片刻，这时最无足轻重的事物也显得十分清晰，就象火车停在一望无际的田野时，人们从车厢里看到那些土坡上在风中晃动的草尖那样一目了然（这种静止并不总比一头被捕获的野兽因为恐惧而动弹不得或者呆住，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时的那种静止更富有成果），也许因为我全身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其中包括我内在的智慧，以及智慧中包涵的对付这个或那个人的行动方式——好象我的身体只是一种武器，从中将射出能把阿尔贝蒂娜与莱娅以及她的两位女友分开的子弹。诚然，当弗朗索瓦丝早晨前来对我说阿尔贝蒂娜要去特罗卡德罗时，我曾经对自己说：“阿尔贝蒂娜完全可以做她想做的事情，”我以为由于天气如此美好，她的行为对我来说直到晚上都不会有显著的意义。然而使我变得如此无忧无愁的并不如我所想仅仅是早晨的太阳；而是因为我在迫使阿尔贝蒂娜放弃她在维尔迪兰家可能抛出甚至实现的种种计划以后，在迫使她去观看一次由我亲自挑选，为此她不可能有任何准备的日场演出之后，我明白她的所做所为肯定会是清清白白的。同样，阿尔贝蒂娜之所以在不久之后说：“如果我自杀的话，我也无所谓，”那是因为她深信自己不会自杀。今天早晨在我面前，在阿尔贝蒂娜面前，横陈着一种介质（它远比阳光灿烂的天气更有影响），我们看不见它，但是通过这种半透明而变化着的中介，我看到了她的行为，她看到了自己生活的重要性，也就是一些信仰，我们觉察不到它们，但是它们正如包围着我们的空气一样不能与一种纯粹的虚无等同，这些信仰在我们周围形成一种可变的、有时是绝妙的，经常是令人窒息的气氛，人们应该把这种信仰象气温、气压、季节一样仔细地注意并记录下来，因为我们的时日具有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今天早晨没有被我注意到，但在我重新打开《费加罗报》之前一直包围着我的这种信仰，即相信阿尔贝蒂娜不会做任何坏事，这种信仰刚刚消失。我不复生活在晴朗的白昼之中，而是生活在由担心的情绪在这晴朗的白昼中构成的另一个白昼里，我担心阿尔贝蒂娜与莱娅重逢，而且更容易与那两个少女重逢，假如这两个少女去特罗卡德罗为女演员捧场的话，依我看这是可能的，她们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找到阿尔贝蒂娜并非难事。我不再去想凡德伊小姐；莱娅这个名字令我再次看见了阿尔贝蒂娜在娱乐场身边围着两个少女的形象，因而引起我的嫉妒，因为我的记忆中只有阿尔贝蒂娜彼此分开、不完整的、侧面的、暂时的系列形象；所以我的嫉妒对象也仅仅是某种不连贯的，转瞬即逝而又固定不变的表情，以及给阿尔贝蒂娜脸上带来这种表情的那些人。我回想起她在巴尔贝克被那两个少女或者这类女人看了又看时的表情；我回想起我看到那些目光在这张脸上不停地扫视，就象一个准备速写的画师的目光时我感到的那种痛苦，这张脸完全被那些目光所覆盖，毫无疑问，由于我的在场，这张脸带着一种也许暗地里充满快感的被动，装作对此没有察觉的样子去接受这种触摸。在阿尔贝蒂娜恢复镇定对我开口说话之前，她有一秒钟没有动弹，她漫无目标地笑着，带着一副装出来的自然表情，掩饰着心里的喜悦，就象人们正在给她拍照，或者是为了在镜头前选择一个更为潇洒的姿势时那样——我们在东锡埃尔跟圣卢一起散步时她摆过这种姿势：面带微笑，舌头舔着嘴唇，她装出逗狗的样子。当然，在这些时刻，她根本不象是对过往的少女感兴趣时的那个她。在后一种情况下，她那狭隘而稠浓的目光则死死地盯住过路的少女，那样的具有粘性和腐蚀性，好象那目光在移开时会揭起一层皮肤。但是此时此刻，这种至少赋予她某种严肃的东西，甚至使她显得痛苦的目光与她在两位少女身边时显得既迟钝又幸福的目光相比，倒使我感到温存些，我宁愿看到她也许是体验到欲望时的那种阴郁的表情，而不愿看到她引起别人的欲望时那种笑味咪的表情。她试图掩饰她意识到这一点也是枉然，这种朦胧快感的意识沐浴着她，包围着她，使她那张脸象玫瑰花一般绯红。然而，这些时刻阿尔贝蒂娜身上悬置的这一切，在她四周辐射出来并使我痛苦不堪的这一切，当我不在的时候，谁知道她是否会继续让其不露声色，她是否对两个少女的主动接近（既然我已经不在那里），不会作出大胆地回答呢？当然，这些回忆在我身上引起了一种极大的痛楚，这些回忆就象阿尔贝蒂娜的趣味的一种彻底的昭示，是她的不忠实的一种整个的忏悔，在它们面前，阿尔贝蒂娜的那些个别的、我愿意相信的誓言，我的不全面的调查得出的那些否定结果，以及安德烈也许与阿尔贝蒂娜串通一气所做的那些保证都无法匹敌。阿尔贝蒂娜可以向我否认她的种种个别的背叛；然而通过她脱口而出的比她那些彼此互相矛盾的声明更加有力的话语，通过那些独一无二的目光，她招认出她想隐瞒的东西，远比某些个别事实更需隐瞒的东西，她招认了她宁可让人杀死也不愿承认的东西： 她的爱好。因为任何人都不愿开启自己的心灵。 尽管这些回忆给我造成了痛苦，我是否能够否认正是特罗卡德罗的日场演出节目唤起了我对阿尔贝蒂娜的需要呢？她属于这样的女人，她们的过错必要时可以成为魅力，而且由于她们的善良紧跟着她们的过错接踵而来，并且把温情带给我们，跟她们在一起，我们犹如一个从来没有连续好转两天的病人，不得不去重新获取这种温情。况且，除了我们在热恋她们的同时她们犯的过错，还有在我们认识她们之前她们就有的过错，而最早的过错就是：她们的天性。那样的恋爱之所以变得痛苦，实际上是因为这些恋爱中先就存在着一种女人的原罪，一种使我们爱上她们的原罪，所以，当我们忘却这一点时，我们就不太需要女人，为了重新开始恋爱，就必须重新开始经受磨难。此时此刻，但愿她没有找到那两位少女以及想知道她是否认识莱娅是我最关心的事情，尽管人们不应该对个别的事件感兴趣，除非这些事件具有普遍意义，尽管我们分散好奇心去注意我们始终不了解的残酷现实汇成的看不见的洪流中那些偶然在我们思想上结晶的东西是幼稚可笑的，比旅行和一心想追求女人更幼稚可笑。再说，即使我们摧毁了这种东西，它又将立刻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昨天，我担心阿尔贝蒂娜去维尔迪兰夫人家。现在，我却只为莱娅操心。蒙住双眼的嫉妒心不仅根本无法在包围它的黑暗中发现任何东西，而且还是一种磨难，它的任务就在于不断地重新开始，正如达那伊得斯姊妹的任务和伊克塞翁的任务那样。即使两位少女不在那里，妆扮得更光艳动人的莱娅和她的辉煌成就又会使她产生怎样的印象！她会给阿尔贝蒂娜留下怎样的梦幻！会引发她什么样的欲望！这些欲望在我家里即使得到抑制，仍会使她厌倦一种她无法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 况且，又有谁能说她并不认识莱娅，她不会去莱娅的化妆室看望她？即使莱娅不认识她，又有谁能够向我保证，尽管她在巴尔贝克遇到过阿尔贝蒂娜，可是她不会认出后者，而且莱娅不会从舞台上示意阿尔贝蒂娜，准许她打开后台的门呢？当一种危险已经消除便显得很容易避免，而上述的危险还未消除，我担心它不可能消除，正因为如此这种危险在我看来才格外可怕。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当我试图使这种爱变为现实时我感到它几乎正在消逝；而此时此刻我的剧烈痛苦却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证实了我对她的爱。我不再为任何其他事情操心，我一心只想着阻止她留在特罗卡德罗的种种办法，我可以拿出任何数目的钱塞给莱娅，要她别去那里。假如人们是通过自己的所做所为而不是自己形成的想法来证实自己的偏爱的话，那么我是爱阿尔贝蒂娜的。但是我的痛苦的这种反复并不能使阿尔贝蒂娜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实在些。她犹如一位隐而不见的女神引起了我的种种苦恼。我在作成千上万个猜测的同时试图躲避我的痛苦，但并没有因此使我的爱变成现实。 首先必须肯定莱娅确实去过特罗卡德罗。我用两个法郎打发了那个送牛奶的小女孩，然后我打电话给布洛克，向他打听莱娅的情况，他与莱娅也有交情。他对此一无所知，我会对此感兴趣似乎使他感到惊奇。我想我必须抓紧时间，弗朗索瓦丝已经穿戴好了，而我还没有更衣，在我起床的时候，我让她乘上一辆车；她应该去特罗卡德罗买一张戏票，在大厅里四处寻找阿尔贝蒂娜，把我的一个字条转交给她。在这个字条里我告诉她，我刚才收到一位夫人的来信，使我感到震惊，正是由于这位夫人，我在巴尔贝克的一个夜晚曾是那样的不幸，这事她是知道的。我提请她回想一下翌日她指责我没有叫她的情形。因此我冒昧地请求她为我牺牲她的日场演出，回来跟我一起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好让我重新振作起来。但是，由于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更衣准备完毕，她可以利用弗朗索瓦丝在场的机会去三区商店（与“廉价商场”相比，这家店更小，因而不那么让我担心）购买她需要的白色珠罗纱无袖胸衣，我会为此感到高兴的。 我的字条大概不是没用的。说真的，我根本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在我认识她以后和之前做了什么。然而在她的谈话中（如果我对阿尔贝蒂娜提到这一点，她会说我听错了），某些前后矛盾之处，某些修正在我看来就象现行犯罪那样明白无误，但是用这些东西对付阿尔贝蒂娜却行不通，她经常象一个孩子那样进行欺诈，运用这种策略作突然纠正，每每使我的残忍攻击付诸东流，并且平息了事态。这些攻击对我来说是残忍的。她不是由于处心积虑，而是为了弥补她的冒失才使用这些有点象语法学家称之为错格或者我不知其名的句法上的突然变化。在谈论女人时，她信口说道：“我记得我最近，”突然间，在一个“十六分休止符”之后，“我”变成了“她”，这是她作为一个清白的漫步者发觉到而又根本没有付诸实施的东西。行动的主人并不是她。我真想准确地回忆句子的开头，以便让我自己来结束这句话，既然她退缩了。然而，由于我在期待句子结束，所以我很难记得句子的开头，也许是我那饶有兴趣的神情使她偏离了原意，我仍然焦虑地期待着她的真实思想，和她的真实记忆，不幸的是，我们情妇的一个谎言的开头就象我们自己的爱情或者一种志向的开头。这些开头正在形成、凝聚，而并没有被我们所注意。当人们想回忆自己是以何种方式开始爱上一个女人时，人们却已经在恋爱了；关于先前的梦，人们不会对自己说：那是一种恋爱的前奏，注意：这些梦惊人地向前推进，我们对此几乎没有觉察。同样，除了一些相对来说十分罕见的情况，这仅仅是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才经常在这里把阿尔贝蒂娜的谎话与她（有关同一主题）最初的说法加以对比。这最初的说法，往往因为我看不到结尾，而且推测不出以后会有哪种前后矛盾的断言与其对应，故而它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的耳朵当然听到过，但是我没有将它从阿尔贝蒂娜的一连串话语中单独抽出来。后来，当我面对明显的谎言，或当我产生了某种惶惶不安的疑虑而打算进行回忆时；却是枉费心机，我的记忆没有及时得到通知；记忆以为保存副本是没有必要的。 第五部 女囚(8) 我嘱咐弗朗索瓦丝在她让阿尔贝蒂娜离开大厅时打电话通知我，并且把阿尔贝蒂娜带回来，不管她是否乐意。“她要是不乐意回来见先生，那真做绝了。”弗朗索瓦丝回答。——“可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欢见我。”——“那她未免太忘恩负义了，”弗朗索瓦丝又说。对阿尔贝蒂娜的嫉羡折磨着她，正象多年前对我姨妈身边的欧拉莉的嫉羡折磨过她一样。弗朗索瓦丝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的这种地位不是她寻求的，而是我一手造成的（出于自尊心，也为了激怒弗朗索瓦丝，我宁可对她保密），她对阿尔贝蒂娜的机灵既欣赏又嫌恶，她对其他佣人谈到阿尔贝蒂娜时称她为随心所欲地摆布我的“女戏子”、“女骗子”。她还不敢向阿尔贝蒂娜开战，只是对她和颜悦色，在我面前炫耀她在阿尔贝蒂娜与我的关系中为她出的力，心里却想对我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她什么目的也达不到，只有窥伺机会；一旦她在阿尔贝蒂娜的处境中发现一个破绽，她定会加以扩大，并且把我们彻底分开。“忘恩负义？噢不，弗朗索瓦丝，我觉得忘恩负义的是我，您不知道她对我有多好。（装作被爱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甜蜜！）快走吧。”—— “我要跑了，马上跑。” 她女儿的影响开始稍微改变着弗朗索瓦丝的词汇。所有的语言就是由于增添了新的语汇而失去其纯洁性的。弗朗索瓦丝这种言语上的堕落（我熟悉她言语上的全盛时期），我对此也负有间接的责任。假如弗朗索瓦丝的女儿仅仅同她的母亲讲方言，那么她大概还不会使她母亲的传统语言蜕变为最低贱的行话，女儿从来没有摈弃这种方言，当她们俩在我身边时，如果她们之间有悄悄话要说，她们就在我的卧室中用方言讲，而不是关在厨房里交谈，讲方言是比关紧的门扉更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我仅仅猜到母亲与女儿并不总是生活得很融洽，这一点我可以通过我能分辨的唯一一个词：“m′esasperate①”的频繁出现加以判断（除非这个令她们恼怒的家伙是我）。不幸的是，最不熟悉的语言最终也能学会，如果人们总听这种语言的话。我很遗憾这是方言，我终于懂得了这种方言，如果弗朗索瓦丝习惯于用波斯语表述的话，我大概也会学得同样好。当弗朗索瓦丝发现我的进步时，她加快了讲话的速度，她的女儿也一样，但是这无济于事。弗朗索瓦丝先是为我懂得方言而发愁，继而又为听到我讲方言而高兴。其实，这种高兴是一种嘲讽，因为尽管我的发音最终几乎和她一样，她仍然从我们俩的发音中找到了令她开心的巨大差别，她开始为自己再也没有看到故乡的人而感到遗憾，而许多年来，她从未想到过他们，据她说，她的乡亲们要是听到我讲一口如此蹩脚的方言定会捧腹大笑，她真想听听这笑声。仅仅这个念头就使她充满快乐和遗憾，她一一列举出这个或那个会笑出眼泪的农民。然而不管如何，任何喜悦都未能调和我懂得她们的方言而引起的悲哀，尽管我方言讲得很糟。当人们试图阻拦的那个人可以使用一把万能钥匙或者一把撬门铁棒时，钥匙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既然方言变成了一道毫无价值的屏障，她便开始跟她的女儿讲法语，这种法语很快变成了近代法语。 -------- ①方言中“令我恼怒”的意思。 我已经穿戴完毕，弗朗索瓦丝还没有打来电话；不等电话就动身吗？然而谁知道她有没有找到阿尔贝蒂娜？谁知道阿尔贝蒂娜会不会在后台？还有，即使碰到弗朗索瓦丝，阿尔贝蒂娜是否愿意跟她回来？半个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我的心中交织着希望与恐惧。那是一位电话员接过来的，一连串即刻飞来的声音给我送来了女接线员而不是弗朗索瓦丝的讲话，因为面对她父辈未见过的东西而感到的一种祖传的腼腆和忧伤使她宁可拜访传染病人也不去接近电话听筒。她在戏院后座的过道上找到了孤身一人的阿尔贝蒂娜，后者仅仅去通知安德烈说她不留下了，随即很快回到了弗朗索瓦丝那里。“她没有生气吗？噢！对不起！请您问一下这位夫人，那位小姐有没有生气……”——“这位夫人让我转告您，她没有生气，一点没有生气，恰恰相反，总而言之，即使她不高兴也看不出来。她们现在要去三区商店，两点钟回来。”我心里明白，两点钟意味着三点钟，因为现在已经两点多了。但是弗朗索瓦丝身上具有这些独特的、一贯的、无可救药的、被我们称为病症的缺点，其中之一就是永远无法看出并且说出准确的时辰。当弗朗索瓦丝看见她的手表指在两点钟而她却说：现在一点钟，或者现在三点钟时，我永远无法理解，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源于弗朗索瓦丝的视力，她的思想还是源于她的语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现象始终存在。人类太古老了。遗传、交配为恶劣的习惯，荒谬的反应增添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人之所以打喷嚏和嘶嘶喘气是因为他经过一株玫瑰旁边的缘故；另一个人则因为闻到刚刷的油漆味道而出现皮疹；许多人因为必须去旅行而感到腹痛，小偷的孙子即使成了百万富翁而且慷慨大方，他们仍然忍不住要偷我们五十法郎。至于弗朗索瓦丝为什么不可能准确地说出钟点，她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任何线索。因为尽管这些不准确的回答通常使我发怒，然而弗朗索瓦丝既不打算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也没有对此作出解释。她默默无语，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这终于使我火冒三丈。我真想听到一句辩解的话，哪怕只是为了在她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除了无动于衷的沉默之外什么也没有。总而言之，今天的事毫无疑问，阿尔贝蒂娜将在三点钟与弗朗索瓦丝一起回来，阿尔贝蒂娜不会看见莱娅和她的女友们。阿尔贝蒂娜与她们重新接上关系这一危险一旦得以避免，马上就在我眼前丧失其重要性，看到这种危险那么容易避免，我十分吃惊我竟然以为自己无法避免这种危险。我对阿尔贝蒂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激之情，正如我看到的那样，她并不是为了莱娅的女友们而去特罗卡德罗的，她用离开日场演出，被我招之即来的举动向我表明她是属于我的，甚至将来也属于我，这一切超过了我的想象。当一个骑车人给我带来她的一张便条时，我对她的感激之情又增加了许多，她让我耐心，其中还有这些她习以为常的客套话：“我亲爱的，亲爱的马塞尔，我要比这个骑车人晚到，我真想骑上自行车尽快赶到您的身边。您怎么能以为我会生气，有什么比跟您在一起更使我愉快呢？两个人一起出去该有多好，永远两个人一起出去就更好了。您产生了什么念头？这个马塞尔！这个马塞尔！全心全意属于您，你的阿尔贝蒂娜。” 我为她买的连衫裙，我对她提到过的游艇，福迪尼制的晨衣，这一切不是对阿尔贝蒂娜的这种顺从的回报而是这种顺从的补充，因而这一切在我看来就象我所享受的种种特权；因为一个主人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他统治的部分内容，这些义务和责任就象他的权利那样明确和证实了他的统治。而她承认我拥有的这些权利恰恰赋予我的责任以其名副其实的特征：我有一个属于我的女人，她一见我即兴给她的字条便立即郑重其事地让人打电话告诉我她马上回来，让人把她带回来。我比自己想象得更象主人。更象主人意味着更象奴隶。我不再是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阿尔贝蒂娜。我确信她正在与弗朗索瓦丝一起采购，她将用弗朗索瓦丝一起在一个临近的时刻回来，我简直想推迟这一时刻，这种确信就象一颗绚丽而又祥和的星辰闪耀着眼前这段时间，我觉得若是让我单独一人度过这段光阴也许会有更大的乐趣。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使我从床上起来准备出去，但是这种爱又使我无法从我的外出中得到享受。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一些年轻的女工，时装店女店员，轻佻的女人大概会去树林散步。而凭着时装店女店员、年轻的女工这些词（我看到一个专有名词或在一篇报导一次舞会概况的文章中看到一个少女的名字时也常会这样），凭着一件白色女上衣，或一条短裙的形象（因为在这些词语和形象背后我放上了一个可能会爱上我的陌生女人），我独自一人杜撰出一些令人向往的女人，我对自己说：“她们该是多么令人喜爱啊！”然而，既然我不会一个人出去，即使她们令人喜爱，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我利用自己仍然单独一个人的机会，半掩上窗帘以免阳光妨碍我看乐谱，我坐到钢琴前，随手翻开摊在那里的凡德伊奏鸣曲，开始弹奏起来；因为阿尔贝蒂娜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但是她肯定会回来，我既有时间，又有精神上的安宁。我沉浸在对她与弗朗索瓦丝一起回来的那种充满安全感的期待以及对她的温顺的信任之中，仿佛沉浸在跟屋外的阳光同样温暖的内心阳光的无上幸福之中，我可以支配我的思想，使之与阿尔贝蒂娜暂时分离，专心致志于奏鸣曲。我甚至没有去致力发现奏鸣曲中快感的主题与焦虑的主题的组合现在是多么切合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这种爱里曾长久不存在嫉妒以至我曾私下里对斯万说我对嫉妒这种感情一无所知。不，我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首奏鸣曲，将它视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作品，流泻的音响将我带回到贡布雷的那些日子——我不是指在蒙舒凡和梅塞格里斯那边的那些日子，而是在盖尔芒特一带的那些散步——那时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其实，在放弃这个雄心的同时，我是否也放弃了某种现实的东西呢？生活能否用艺术给我安慰呢？在艺术中是否有一种更加深刻的现实呢？在这种现实中，我们的真实个性得到了一种表现，而生活的行为却没有使我们的个性得到表现。实际上，每个伟大的艺术家与其他人是如此截然不同，他使我们那么强烈地感觉到个性，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寻找不到的！就在我想到这里的同时，奏鸣曲的一个节拍使我感到震惊，而这个节拍我是相当熟悉的，但是专心致志有时会使长期以来就熟悉的东西闪耀出不同的光彩，我们从中发现了我们在熟悉的东西中从未见过的东西。在演奏这个节拍时，尽管凡德伊正在那里表述一个与瓦格纳完全无关的梦，我却情不自禁地低声咕哝了一声：《特里斯丹》，并且微笑了，就象一个家族的朋友从未见过其祖父的孙子的一个语调，一个动作中重又见到其祖父的某种东西时那样微笑。正如人们打量一幅能够使人确证相似之处的照片那样，我在谱架上，在凡德伊奏鸣曲上面摆上《特里斯丹》的乐谱，这天下午，在拉穆勒的音乐会上恰好要演奏这首乐曲的片断。我欣赏拜罗伊特①的大师时丝毫不带某些人的顾虑，那些人和尼采一样，责任命令他们在艺术和生活中逃避那诱惑他们的美，他们要摆脱《特里斯丹》正如他们否认《帕西发尔》②，他们通过精神上的禁欲，逐渐的苦苦修行，沿着最血腥的苦难之路，终于升到对《隆朱莫的驿站马车夫》的彻底认识和完全欣赏。我意识到瓦格纳的作品中存在的一切现实的东西，我再次看见在一段乐曲中出现的执着而又短暂的主旋律，它们消失后又卷土重来，它们有时遥远，缓和，几乎断裂，而在其他时刻，在始终模糊不清的同时却又是那样的急促，那样的迫近，那样的内在，那样的有机，那样的发自肺腑，人们会说，这不象是一种主旋律的反复，倒更象是一种神经痛的发作。 -------- ①拜罗伊特是瓦格纳的出生地。 ②《帕西发尔》：是瓦格纳作的一部三幕歌剧。 音乐在这一点上与阿尔贝蒂娜那一伙相去甚远，音乐帮助我自我反省，从中发掘新的东西：那就是我在生活中、旅行中枉然寻找的多样性，而让它那阳光照耀的波浪逐渐在我身旁减弱的音响之波涛则勾起了我对这种多样性的憧憬。双重的多样性。正如光谱向我们显示了光的组合，瓦格纳的和弦，埃尔斯蒂尔的色彩使我们认识另一个人的感觉中质的要素，而对另一个人的爱却无法使我们深入这种要素。还有作品本身内在的多样性，通过真正成为多样性的唯一方法：集中多种个性。当一个平庸的音乐家声称自己在刻划一个骑士侍从，一个骑士时，他其实在让他们唱同样的乐曲，相反，瓦格纳却在每个名称底下放进了一种不同的现实，每当他的骑士侍从出现时，那是一个独特的，既复杂又简单的形象，这个形象带着喜悦与封建的两种线条的相互冲突，记载在广阔的音响之中。因而是由许多音乐充实而成的那种音乐是丰满的，其中的每一种音乐都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或者说是大自然的一种瞬间景观给人的印象。即便是大自然中那些与大自然给我们的感触最不相关的事物，也保持了其外部的，完全确定的现实；一只小鸟的啼唱，一个猎人的号角声，一个牧人用芦管吹出的曲调都在天边勾勒出自己的音响形象。当然，瓦格纳会接近和把握这种音响形象，将它写进一首管弦乐，使之服从于最高的音乐意念，同时又仍然尊重这种音响形象的原来特征，正如一个做木箱的木匠会考虑他要加工的木头的纤维和独特的木质那样。 在这些作品中，在行动的旁边，在不仅仅是一些人物名字的那些个体旁边，对大自然的沉思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尽管这些作品极其丰富，我想他的作品仍然多么明显地——即使是极为巧妙地——具有永远不完整的特征，这就是十九世纪所有伟大作品的特征；在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都没有把他们的著作写好，但是他们在工作时仿佛自己既是工人又是法官，他们从这种自我观照中抽出外在于作品而又高于作品的一种新的美，又回溯既往地给予作品一种它原先所没有的统一性和宏大气魄。即使不停留在事后从自己的小说中看到一出《人间喜剧》的那个人身上，也不停留在把互不协调的诗歌或散文称为《历代传说》和《人类圣经》的那些人身上，然而难道不能说，这后一本书如此精彩地体现了十九世纪，以致米什莱最伟大的美不应该从他的作品本身去寻找，而应该从他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中去寻找，不应该从他的《法国史》或者《大革命史》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为这两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去寻找吗？序言就是写在作品之后的那些篇章，他在序言中审视这些作品，在序言中还必须在这里或那里加上通常以：“我要把这一点说出来吗？”开头的句子，那不是学者的谨慎，而是音乐家的一段华采。另一个音乐家，即此时此刻使我陶醉的瓦格纳，从他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美妙的片断，把它作为事后看来是很必要的主旋律放进一部作品，而他在写作这个片段时并没有想到这部作品，接着，他写出了第一出神话歌剧，继而是第二部，然后又是其他作品，当他突然发觉他刚刚写完一部四部曲时，他大概有点感受到巴尔扎克用一个陌生人和一个父亲的目光打量他的作品时体验到的那种陶醉，巴尔扎克在这部作品中发现了拉斐尔的纯洁，在另一部作品中发现了福音书的简朴，当他给他所有的作品投去回照的光芒时猛然发现，如果这些作品组成一个系列效果会更好，在这个系列中相同的人物可以重新出现，为了衔接这些作品，他给自己的作品增添了最后的，也是最出色的一笔。这个整体是后来形成的，但并非是仿造的，否则就会象平庸作家们的无数体系那样化为齑粉，这些作家用上大量的标题和副标题便自以为是在追求一个统一的卓越超群的构思。并非是仿造的，也许正因为它是后来形成的，是诞生于一个充满热情的时刻的整体所以它才更加真实，在这个时刻，整体是从只需重新聚合的片断中被发现的；整体对自身一无所知，所以它是内在的、非逻辑的，整体没有摈弃多样性，没有把制作搁置一边。整体（然而这次适用于全部）犹如另外组成的、诞生于一种灵感的片断，而不是出于一个论题人为发展的需要，尔后再与其余的东西融合成一体的片断。在绮瑟归来之前的一大段管弦乐章前面，是作品本身吸引了几乎被一个牧人遗忘的芦管曲调。而且毫无疑问，当乐队把握了芦管的音符，对它们加以改造，使它们与自身的陶醉水乳交融，打乱它们的节奏，让它们的声调焕发出光彩，加速它们的运动，增加它们的器乐性时，乐队就越是靠近大殿，毫无疑问，当瓦格纳在他的记忆中发现了牧人的曲调，将它收入他的作品，使之产生其全部意义时，瓦格纳本人就越是高兴。而且这种欢乐始终伴随着他。他的身上尽管有诗人的忧伤，但是制作者的轻松愉快却安慰和超越了——不幸的是也稍微摧毁了——这种忧伤。然而，我既被我刚才在凡德伊与瓦格纳的乐句之中发现的相同之处，也被这种火山爆发式的灵巧扰得心绪不宁。难道就是这种灵巧使人以为大艺术家的作品具有一种固有的、不可制服的独特性，表面上象是一种超人的现实的反映，其实却是精心制作的产物？如果艺术只是这种东西，那么艺术并不比生活更加真实，而我也就不必有这么多的遗憾了。我继续演奏《特里斯丹》。与管音响的屏障把我与瓦格纳隔开，我还是听见了他狂喜并邀请我分享他的欢乐的声音，我听见那永远年轻的笑声和西格弗里德①的锤击声愈益加强；此外，最令人惊奇的是那些乐句，艺术创造者的灵巧技艺只是使这些乐句更加自如地离开地里，这些飞鸟不象洛亨格林②中的天鹅而更象飞机，我在巴尔贝克看见这种飞机把自己的能量化作飞升、在波涛上翱翔，然后消失在天空当中。也许，正象飞得最高最快的鸟类拥有最强壮的翅膀一样，人们也需要这些粗笨的机器去探索无限，需要标志着神秘的一百二十马力，然而不管飞得多高，强大的马达轰鸣声多少会妨碍人们去体味天空的沉寂。 -------- ①西格弗里德是瓦格纳的歌剧，四部联剧中的一部。 ②洛亨格林是瓦格纳的歌剧。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至此一直追溯着音乐回忆的梦幻流程突然转向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演奏者，并且有点评价过高地把莫雷尔列入其中。紧接着，我的思绪作了一个急转弯，我开始想到莫雷尔的性格，他性格上的某些独特之处。此外——这一点可以与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相关联而不是相混淆——莫雷尔习惯讲述他的生活，但是他把他的生活描述得如此晦暗以至别人很难分辨出任何东西。比方说，他完全听凭德·夏吕斯先生差遣，条件是他晚上必须自由，因为他想在晚饭后去上一堂代数课。德·夏吕斯先生表示同意，但是要求在上完课后看见莫雷尔。“这不可能，那是一幅古老的意大利油画（这个玩笑搬到这里毫无意义；但是德·夏吕斯先生曾经让莫雷尔阅读《情感教育》，在倒数第二章中弗里德里克·莫罗说过这句话，莫雷尔在开玩笑时总是在“不可能”后面加上：“那是一幅古老的意大利油画”），这堂课经常上到很晚，而这对教授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他当然会生气的……”——“根本不需要上什么课嘛，代数既不是游泳也不是英语。完全可以从一本书中自学，”德·夏吕斯先生反驳道，他立即从代数课猜测出人们根本无法弄清的景象之一。也许莫雷尔是去跟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也许是莫雷尔打算用不正当的手段挣钱，参加了秘密警察，同保安警察一起出去执行任务，谁知道呢？更糟的是在一家妓院里等待人们可能需要的某个小白脸。“从一本书中学甚至更加容易，”莫雷尔回答德·夏吕斯先生说，“因为代数课上什么也听不懂。”——“那你为什么不在我家学代数，你在这里不是更加舒服吗？”德·夏吕斯可以这样回答，但是他没有说出口，心里却明白，只要能够确保晚上的时间，假想的代数课马上会变成一堂必不可少的舞蹈课或者绘画课。在这一点上，德·夏吕斯先生大概发觉他弄错了，至少是错了一部分：莫雷尔经常在男爵家解方程式。德·夏吕斯先生提出异议，认为代数对一个小提琴家毫无用处。莫雷尔则反驳道，代数是消磨时间和对付神经衰弱的一种消遣。毫无疑问，德·夏吕斯先生可以试着去打听和了解这些神秘而又必要的，只在夜间才教授的代数课的真相。但是德·夏吕斯先生过深地陷于社交事务，没有精力去弄清楚莫雷尔究竟在忙些什么。接待客人或者出门拜访，在社交圈里打发时间，在城里用晚餐，去戏院看夜戏，这一切使他无法去想这件事，也无法去想莫雷尔既粗暴又阴险的恶意，据说，莫雷尔在他去过的各界和不同城市里对自己的这种恶意又是张扬又是隐瞒，在这些地方，人们只是带着一种恐惧的战栗压低声音谈论他，而又不敢讲述任何事情。 不幸的是，他今天让我领教了这种恶毒的神经质的一次发作，当时我离开了钢琴，下楼来到院子里，为的是赶在尚未到来的阿尔贝蒂娜之前。在我经过絮比安的店铺前面时，莫雷尔和我以为即将成为他妻子的女人正单独在那里，莫雷尔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发出一种农民般的、通常受到抑制，而且是十分古怪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会有这种声音。他说的话也同样古怪，从法语的角度来看有不少错，不过他对一切都懂得不透彻。“您给我出去，荡妇，荡妇、荡妇，”他向那个可怜的姑娘反复嚷道，她一开始显然不明白他想说什么，接着她浑身颤抖而又高傲地呆在他面前一动不动。“我叫您出去，荡妇，荡妇；去找您的舅舅来，我要对他说您是什么货色，婊子。”正在这时，院子里响起了跟一位朋友一路聊天回家的絮比安的声音，我知道莫雷尔十分懦弱，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我的力量与絮比安和他的朋友的力量加在一起，他们再过片刻就要进店铺了，我重新上楼，以免遇到莫雷尔，尽管（可能是为了用一种也许莫须有的讹诈去吓唬和镇住小姑娘）他很想叫来絮比安，但是在院子里一听见絮比安的声音，莫雷尔就赶紧溜掉了。刚才的这些话算不了什么，它们不能说明我重新上楼时心跳的原因。我们在生活中目击的这些场景从军人们在进攻上称为突然袭击的那种优势中找到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因素，我从阿尔贝蒂娜不留在特罗卡德罗，而即将回到我身边这件事中感到无限恬静的快意也无济于事，我的耳朵里仍然回响着重复过十遍，使我心神不安的词语： “荡妇，荡妇。” 我的骚动渐渐得到平息。阿尔贝蒂娜即将回来。再过一会儿，我将听到她按门铃的声音。我感到我的生活不再象应有的那个样子，我有一个女人，当她即将归来时，我自然应该跟她一起出去，我身上的力量和活力即将逐渐朝着美化她的方向变化，这种生活使我变成了一根不断壮大，然而又被吸取了它积聚的所有养分的丰满果实压得沉甸甸的树枝。与我一个小时之前还有的焦虑相比，阿尔贝蒂娜的归来给我带来的宁静远远超过了早晨她离开前我感受到的宁静。展望未来，我女友的温顺使我几乎成为更有能耐的主人，好象由于她迫在眉睫，令人腻烦，不可避免而又甜美愉快的出现而变得充实和稳定，那种宁静（它使我们不必从自己身上寻找幸福）来自一种家庭的感情和一种驯服的幸福。家庭和驯服：这种感情在我等待阿尔贝蒂娜时曾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安宁，接着我在与她一起散步时又感受到了这种感情。她一度摘下她的手套，也许是为了触摸我的手，也许是为了向我炫耀，让我看看她的小手指上在邦当夫人赠送的一枚戒指旁边的另一枚戒指，戒指上镶嵌着一大块晶莹透亮的浅色红宝石叶瓣：“又是一枚新戒指，阿尔贝蒂娜。您的姨妈真慷慨！”——“不，这不是我姨妈的，”她笑着对我说。“这枚戒指是我买的，多亏了您，我才能攒下一大笔钱。我甚至不知道这枚戒指以前是谁的。一个没有钱用的旅客把戒指留给一家旅馆的老板，我去勒芒时就住在这家旅馆。他不知道怎么处置这枚戒指，他打算把戒指低价出售。但是当时这枚戒指对我来说仍然太昂贵了。现在，多亏了您，我变成了一位漂亮的太太，我让人去问他戒指是否还在。戒指就在这里。”——“这样就有好多戒指了，阿尔贝蒂娜。您打算把我要送给您的戒指戴在哪里？总之，这枚戒指很漂亮；我分辨不出红宝石周围的雕镂花纹，看上去象是一个扮鬼脸的男人脑袋。不过我的视力不太好。”——“您的视力即便再好些也帮不了您多大的忙，我也辨认不清呢。” 从前，我在阅读一些《回忆录》和一部小说时看到，一个男人始终与一个女人一起出去，跟她一起吃茶点，我经常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做。有时，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我带着圣卢的情妇一起出去吃晚饭就是其中一例。然而，尽管我自以为当时我出色地扮演了我在小说中向往的人物，这种想法使我坚信我在拉谢尔身边应该得到乐趣，而她却没有给我这种乐趣。那是因为，每当我们打算模仿某种确实是真实的东西时，我们忘记了这某种东西并非产生于模仿的意愿，而是产生于一种无意识的而且也是真实的力量；但是，我希望跟拉谢尔一起散步时能感到一种微妙的快意，这一欲望没有能给我带来特殊的印象，而现在我却在根本没有找寻它时感受到了这种特殊印象，然而那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其他真实而又深刻的原因；举一个例子，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嫉妒心使我无法远离阿尔贝蒂娜，而当我能够出去的时候，我不让她在没有我陪伴的情况下出去散步。我直到现在才感觉到这一点，因为认识不是人们要观察的某些外在之物，而是一些不自觉的感受；因为过去虽然一个女人跟我一起坐在同一辆车中，但只要我还没有每时每刻感到我象需要阿尔贝蒂娜那样需要她，只要我的目光对她的不断爱抚还没有经常把这些需要不断更新的色彩归还给她，只要虽已经平息然而又在回忆的感官还没有把味觉和质感置于这些颜色之下，只要与感官和刺激感官的想象融汇在一起的嫉妒还没有用一种如同万有引力法则那样强有力的代偿吸引力使这个女人在我们身边保持平衡，那么实际上这个女人并没有在我身边。我们的车迅速地驶过大马路和林荫道，两旁林立的旅馆象太阳与寒冷的粉红色结晶，它们令我回想起我在斯万夫人家拜访等待掌灯时菊花雅照的情景。 我刚好来得及看到一个年轻的水果女贩，一个送牛奶女郎站在自己的门前，晴朗的天气使她容光焕发，就象我不熟悉的小说开端时的女主角，我的欲望足以使她进入妙趣横生的曲折情节，而眼下我在车窗后面与她们的距离就象我在卧室的窗户后面与她们的距离一样的遥远。因为我不能要求阿尔贝蒂娜停车，而这些少妇已经看不见了，我的眼睛适才仅仅分辨出她们的轮廓，并在笼罩着她们的金色雾霭中爱慕地注视她们的清新容貌。我发觉酒商的女儿站在柜台后面或者一个洗衣女工在街上谈话时所感到的激动不亚于人们认出女神时的那种激动。自从奥林匹斯山不复存在之后，出上的居民们就生活在尘世上。当画家为了描绘一幅神话图，把一些从事最平庸的职业的平民女子请来摆姿势，装成维纳斯或塞雷斯时，他们并没有亵渎圣人而只是给这些姑娘奉还和增添了她们所缺少的神的品质和属性。“您觉得特罗卡德罗怎么样，小疯子？”——“离开那里回来跟您在一起我非常满意。我想那是达菲乌设计的。”——“我的小阿尔贝蒂娜真有学问！确实是达菲乌设计的，可我忘了这—点。”——“您睡觉的时候，我就看您的书，大懒虫。作为建筑，它太丑陋了，不是吗？”——“小宝贝，瞧您变得有多快，您变得那样的聪明（这倒千真万确，再者，她能满意地——既然没有其他事令她满意——对自己说在我家度过的时光对她来说至少不完全是浪费，我对此并不感到恼火），所以必要时我会对您说说一般被看作是谬误的，但与我寻求的真理却是一致的某些东西。您知道印象主义是什么吗？”——“知道。”——“那好，您明白我想说的意思：您还记得骄傲者马库维尔教堂吗？埃尔斯蒂尔不喜欢这座教堂，因为那是新的。他这样把建筑物从包罗它们的总体印象中抽出来看，使建筑物离开它们融于其中的光线，并且象一个考古学家那样审视它们的内在价值，这与他自己的印象主义不是有点相互矛盾吗？当他绘画时，难道一家医院，一所学校，一张墙上的招贴不是跟旁边的一座无法估价的教堂具有同样的价值，构成一幅不可分割的图景吗？您再回想一下，阳光是如何焙烤着教堂的正面，马库维尔这些圣人的雕像如何浮现在光线之中。一座崭新的建筑看上去古老或者不古老又何妨？古老的街区蕴含的那种诗意已经被榨干了，但是在新的街区里，用新近开凿出来的白得过份的石块为富有的小资产阶级新建的某些房屋不是用一声樱桃味一般尖酸的喊叫划破七月正午酷热的暑气吗？这时，商人们回郊区吃午饭，这喊叫是等待午餐在昏暗的餐厅里准备就绪时发出的喊叫，餐厅里摆刀具时玻璃棱柱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如同夏尔特尔大教堂的彩画玻璃一样绚丽。”——“您太好了！如果我有朝一日变得聪明的话，那也是您的功劳。”——“在一个晴朗的白天，为什么把视线从拥有长颈形塔楼的特罗卡德罗移开呢？那些塔楼令人想到帕维的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坐落在高地上居高临下，也令我联想起您收藏的一幅曼坦那的仿制品，我想那就是《圣塞巴斯蒂安》，画面的远景上有一座梯形的城市，人们可以肯定那城市里有特罗卡德罗。”——“您瞧，可不是吗！不过您是怎么看到曼坦那的仿制品的呢？您真让人震惊。”我们来到最有平民气息的街区，每个柜台后面站立着一个女仆维纳斯，把柜台变成了一个市郊的祭坛，我真想在这个祭坛脚下度过我的一生。 正象人们在过早地死去之前会做的那样，我估算着阿尔贝蒂娜彻底结束我的自由后我被剥夺的种种乐趣。在帕西，就在车行道上，因为交通堵塞，一些互相搂着腰的少女以她们的微笑使我赞叹。我没有时间细加分辨，但不可能是我对她们美化了；因为在任何人群中，在任何一群少女当中，总不难遇到一个外形高贵的头像。因此节日里嘈杂拥挤的平民人群对于沉湎声色之辈来说是可贵的。就象能从中发掘出古代纪念章的一片乱七八糟的荒地之于考古学家那样。我们来到树林。我想，假如阿尔贝蒂娜没有随我一起出来，，我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去香榭丽舍大街的马戏场聆听瓦格纳的狂风骤雨似的交响乐，它使管弦乐队所有的乐弦震颤，犹如席卷一堆轻盈的泡沫那样把我刚才演奏的芦笛调融汇其中，使之飞扬、成形、变样、分隔，卷入一股逐渐增强的旋风。我至少希望我们的散步时间短暂些，希望我们早早回去，因为我已经决定晚上去维尔迪兰家，我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阿尔贝蒂娜。他们新近寄给我的一份请柬被我连同其他的请柬一道扔进了字纸篓。然而今晚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想知道阿尔贝蒂娜下午在他们家希望遇到的是哪些人。说真的，我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假使一切照此继续下去，假使事事正常的话），这时一个女人所起的作用只是帮我们过渡到另一个女人。她依然占有我们的心，不过这种占有极少；我们每天晚上都急于寻找陌生女人，尤其是认识她的陌生女人，这些女人会向我们讲述她的生活。因为，她本人，我们已经掌握并且穷尽了她同意给予我们的她自己的一切。她的生活，也还是她自己，却恰恰属于我们不熟悉的那个部分，我们枉费心机地向她打听的那些事情，我们可以从新结识的人的口中探听到。 如果说我与阿尔贝蒂娜的共同生活使我无法去威尼斯和旅行，刚才假使就是独自一人的话，我本来至少可以结识一下这个晴朗的星期天沐浴在阳光中三三两两的年轻女工，我把她们的美大部分归之于她们的不为我所知的生活。她们的眼睛不是渗透着一种目光吗？人们不了解这种目光所蕴含的种种形象、回忆、期待和轻蔑，又无法将这一切与目光分开。这种生活，即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的生活，不是按照其面貌赋予眉头的颦蹙和鼻孔的扩张一种变化不定的涵义吗？阿尔贝蒂娜在场使我无法走向她们，也许因此使我不能停止她们抱有欲望。希望自己保持继续生活的欲望，希望对某种比通常的事物更美妙的东西抱有信仰的人应该出去散步，因为街上、林荫大道上有许多女神。然而女神们却不让别人靠近她们。在这里或那里，在树木之间，在某家咖啡馆门口，一位女招待就象山林水泽的仙女守候在圣林边缘。而尽里面三名少女则坐在她们身旁的自行车巨大的弧圈旁边，犹如腾云驾雾或者乘坐神马进行她们神话般的旅行的女神。我发现，每当阿尔贝蒂娜全神贯注地打量所有这些少女片刻后，她立即朝我转过身来。但是，我并没有过多地被这种静观的紧张性及其在紧张中得到补偿的短暂性所折磨；因为，说到这种紧张的静观，阿尔贝蒂娜往往就这样在一种沉思之中审度我的父亲或者弗朗索瓦丝，也许是因为疲劳，也许那是一个专心的人观察时的独特方式；至于她朝我转过身来的速度之快，可能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阿尔贝蒂娜了解我的疑虑，她大概不打算给这些尽管尚未得到证实的疑虑留下把柄。再者，当阿尔贝蒂娜这样专心凝视时，在我看来似乎是有罪的（即使关注的对象是年轻男人），而我自己就这样关注着所有的年轻女工，却没有一刻认为自己有罪——与此同时，我几乎觉得阿尔贝蒂娜的在场妨碍我凝视她们，走向她们，因此她是有罪的。人们觉得有欲望是无辜的，他人也有欲望则是残忍的。这种涉及到我们或者我们爱恋的女人之间的反差不仅关系到欲望，而且还关系到谎言。比方说，掩饰日趋衰弱的健康状况，还想让外界以为自己身体强壮，隐瞒一样瑕疵，或者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去获得自己喜爱的东西，有什么比这类谎言更为常见的呢？那是保存自身最必要的最常用的工具。然而我们却试图把谎言排斥在我们爱恋的女人的生活之外，它正是我们到处窥伺、侦察和憎恶的东西。它使我们心烦意乱，足以导致一种决裂，在我们看来它似乎隐瞒了最严重的缺陷，除非它隐瞒得极其巧妙使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正处于这样古怪的境地：我们对一种病原是那样的敏感，这种病原到处迅速而又大量的繁殖使它对于其他人变成无害的，而对不再有免疫力的不幸之人却变得十分危险！ 这些漂亮少女的生活——由于长期隐居的缘故，我难得遇见这样的姑娘——在我以及在唾手可得的成功没有减弱想象能力的所有人看来，是某种与我熟悉的东西完全不同而又令人向往的东西，就象旅行会给我们展示的最美妙的城市一样。 在我认识的女人身边或者在我去过的城市里感受到的失望并没有使我不受新闻诱惑力的欺骗，不相信这些新闻的真实性。因此，正如看威尼斯——春天这个季节使我憧憬威尼斯而跟阿尔贝蒂娜结婚将使我无法了解这座城市——看威尼斯的全景图（茨基也许会说其色调比真正的威尼斯更美），根本无法代替我的威尼斯之行，这段确定的旅程长度在我看来是必须逾越的，虽然这与我毫无关系；同样，一个拉皮条的女人人为地为我弄来的轻佻女人，无论她多么漂亮，对我来说却根本无法代替那个身段呆板、这时正笑嘻嘻地跟一位女友从树底下走过的女人。我从一家妓院中找到的女人即使更加漂亮，也不是一码事，因为我们不能象打量一小块蛋白石或玛瑙那样打量我们不认识的一位姑娘的眼睛。我们知道，使这双眼睛呈虹色的一小束光线或者使它们闪闪发光的晶亮颗粒，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切，却看不到它表达的思想、意志以及记忆，那里面有着我们不熟悉的家族以及我们羡慕的挚友。能够把握这一切是那样的困难，那样的艰巨，这一点比目光本身的实际美更能赋予那目光以其自身的价值（由此大概可以说明，一个年轻男人在一个听说他是威尔士亲王的妇女的想象中能激发起一连串奇想，当她得知自己认错人的时候她就不再注意那个男人了）。在妓院中得到个轻佻女人，这意味着得到一个被抽掉了渗透她的、而且我们渴望与她一起拥有的陌生生活的女人，这意味着我们在接近实际上已变成纯粹宝石的一双眼睛，接近一个象朵皱起的花朵那样毫无意义地皱起的鼻子。不，我与阿尔贝蒂娜的共同生活使我丧失掉的，恰恰就是这个正经过那里的陌生女郎，假使我想继续相信她是真实的，我就必须忍受她的抵抗，并据此改变我的行动方向，我就必须迎战一次侮辱，然后卷土重来，争取得到一次约会，在工场的出口处等待她，逐步了解这个小姑娘的生活所由组成的一个个细节，吃透我所寻找的乐趣对她包含的蕴意，跨过由于她的不同习惯和她的独特生活而造成的我与我想得到的她的关注和青睐之间的距离，正如假使我想相信比萨是真实的，我就必须坐火车长途跋涉，这样，我就会看到它，它对于我也将不只是一种世界性的景观展览。然而欲望和旅行之间的这些相似性本身使我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进一步把握这种不可见的而又与信仰或者与物理中的气压同样强烈的力量的性质，这种力量把我不认识的都市、女人托举得如此之高，而当我已接近她们以后，这种力量便抽身逃遁，让她们立即坠落到最最平庸的现实底层。稍远处，另一个小女孩跪在她正摆弄的自行车旁边。自行车一修好，年轻的女骑手就登上她的自行车，然而她不是象男大那样跨上去的。自行车颠簸了一会儿，女孩的身上仿佛扬起了风帆，插上了巨大的翅膀；不久我们就看到这个半是凡人半是飞人，半是天使半是谪仙的年轻女子飞快地远离而去，继续她的旅程。 这恰恰是阿尔贝蒂娜在场时我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从我这里剥夺掉的东西。是她从我这里剥夺掉的吗？难道我不该想相反是她满足了我吗？如果阿尔贝蒂娜没有与我一起生活，如果她是自由的，那么我就会把所有的这些女人想象成她的欲望和她的乐趣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对象，而且我有理由这样做。在我眼里，她们就象这些舞女，在一出恶鹰出没的芭蕾舞剧中，她们有时代表对一个人的诱惑，有时又把自己的箭射向另一个人的心窝。轻佻的女工，年轻的姑娘、女演员，但愿我能憎恨她们！作为憎恶的对象，在我看来，她们本该被排斥在天地万物的美之外。阿尔贝蒂娜的顺从在使我不再因她们感到痛苦的同时又把尘世的美归还给她们。拔掉了心中的嫉妒这根刺，这些女人对于我已毫无伤害，我就有闲情逸致欣赏她们，爱慕地注视她们，以后也许是以更亲密的方式。在幽禁阿尔贝蒂娜的同时，我便把所有这些在散步中，在舞会上，在剧院里微微作响的绚丽多彩的翅膀还给了宇宙，但它们对我来说重新变得具有诱惑力。因为她，阿尔贝蒂娜，再也不会受到它们的诱惑了。这些闪光的翅膀构成了尘世的美。它们从前也构成了阿尔贝蒂娜的美。正因为我将她看作一只神秘的小鸟，继而是海滩上令人想望，也许是已经到手的大演员我才觉得她美妙绝伦。某天晚上我看见那只小鸟在堤岸上踱步，周围是一群不知来自何方的海鸥似的其他少女，这只小鸟一旦被捉在我家中，阿尔贝蒂娜就失去了她所有的光彩，连同别人拥有她的一切可能性。她逐渐失去了她的美。我想象她在散步时没有我作伴，而由这个女人或那个年轻男子陪同，必须有这样的散步，我才能再次看到她沐浴在海滩的绚丽色彩之中，尽管我的嫉妒与我的想象乐趣的减退不能等同视之。但是，尽管有这些突如其来的振奋，在这种时刻由于她被别人垂涎，她在我眼里重新变得很美，我仍然完全可以把她在我家逗留的那段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她依然是海滩上那个光彩照人的女演员，尽管其光彩日渐黯淡；在第二个阶段，她变成了一个忧郁的囚犯，沦落到平庸乏味、暗淡无光的地步，只有在我对过去的重新回忆的闪电中，她才重新恢复自己的光彩。 有时，在我对她最冷淡的那些时辰，我勾起了对很久以前的回忆，那是在海滩上，当时我还不认识她，我对离我不远的那位夫人极为反感，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她跟这个女人有过来往，她放声大笑，同时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光滑平展的蓝色大海在四周拍击出轻微的响声。在海滩的阳光下，置身于女友之中的阿尔贝蒂娜是最美的一个。那是一位花容玉貌的少女，在辽阔大海的这个习惯的背景下，她，受到欣赏她的那位夫人珍视的她，就这样冒犯了我。这个举动具有决定意义，因为那位夫人也许回到了巴尔贝克，她也许注意到阿尔贝蒂娜已经从发亮而又嘈杂的海滩上消失了；但是她不知道这个少女住在我家，唯我独钟。蔚蓝色的汪洋大海，忘记她对这位少女的偏爱以及转而偏爱其他人，沉溺于阿尔贝蒂娜对我的当众凌辱，把她禁闭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而又牢不可破的首饰盒中。于是，对这个女人的仇恨咬啮着我的心；对阿尔贝蒂娜我也同样仇恨，然而仇恨中却夹杂着对这个备受赞赏，秀发迷人的美丽少女的倾慕，她在海滩上放声大笑就是一种冒犯。羞耻、嫉妒、对最初的欲望以及闪亮的背景的再度回忆重新赋予阿尔贝蒂娜以她昔日的美，她从前的价值。就这样，我在她身边感受到的有点沉重的烦恼与一种令人战栗，充满奇妙的形象和怀恋的欲望交替出现，这要看她是在我卧室中呆在我身旁还是重又自由地呆在我的记忆里，在海堤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沙滩服装，置身于大海的音乐演奏之中：阿尔贝蒂娜时而象是魔鬼缠身似地退出这个环境，而且并没有多大价值，时而重又置身其间，逃离到一个我无法知道的过去之中躲避我，在那位夫人、她的女友身边冒犯我，喷溅的波涛或者眩目的阳光，阿尔贝蒂娜就象某种具有两牺性的爱人，或者置身于海滩或者回到我的卧室。 在另一处，一大群人正在玩球。所有这些少女都想充分享受阳光，因为二月的白昼尽管如此明媚，却持续不久，白日的光辉终将衰退。在夜慕降临之前，我们还有黄昏这段时光，因为在径直来到塞纳河之后，我们下车走了很久，阿尔贝蒂娜欣赏的是塞纳河冬天湛蓝的水面上闪耀的红色帆船，远方明亮的地平线上犹如孤零零一朵丽春花那样缩成一团的一幢瓦房，在更远的地方，圣克鲁仿佛是零零星星、容易破碎和并行排列的化石，她的在场却使我无法欣赏这些景致。甚至有时我还把自己的手臂伸给她，我觉得她的手臂勾住我的手臂形成的这个连环把我们两个人联成了一体，并且把我们两个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我们平行的，继而是靠近和并拢的影子在我们脚下勾勒出一幅令人陶醉的图景。毫无疑问，在家里，阿尔贝蒂娜与我同居，是她躺在我的床上，这已经使我觉得妙不可言。然而，在我如此喜爱的布洛尼湖前，在树林下，恰恰有她的身影，她的大腿和她的上身完美而又简洁的影子，在我的身影旁边，太阳用水彩笔在小径的沙砾上画下了她的身影，这就好比是把我们俩在家的情景朝外输出，朝大自然中输出。我在我们俩影子的交融中感到一种魅力，它也许不如我们俩肉体的接近和交融那样实际，但却同样亲昵。然后，我们重新上车。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小径中往回开，一路上披挂着长春藤和荆棘的冬季树木象废墟，仿佛通向一位魔术师的住宅。刚刚走出阴森森的树林，一离开森林，我们重又见到了天日，天色尚早，我想晚饭前我还有时间干我想干的一切，然而才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的汽车接近凯旋门时，我突然间在巴黎上方惊奇而又恐惧地看到一轮过早露面的满月，犹如一只停止不动，使我们觉得已经迟到的时钟的圆盘。我们对车夫说我们回家。对她来说，也就是回到我家。无论多么惹人喜爱的女人都必须离开我们回家去，她们的在场不可能让我们感到坐在汽车尽里面，在我身边的阿尔贝蒂娜给我的那种安详，这种在场不是把我们引向人们彼此隔开的空虚时辰，而是把我们引向更为牢固的结合，更好地禁闭在我的家中，那也是她的家，这是我占有她的具体标志。当然，为了占有就必须有欲望。我们只有在心怀爱意的情况下才会占有一根线条、一个平面、一个立体。但是，在我们散步的时候，阿尔贝蒂娜对我来说不象从前的拉谢尔，她不是一种由肉体和衣料组成的浮灰。在巴尔贝克，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双手凭藉想象扎扎实实地构筑着她的肉体，温情脉脉地润色着她的肉体，所以现在，我在这辆车中不用贴近阿尔贝蒂娜也能触摸和控制这个肉体，我甚至用不着看见她，我只要听见她说话就足够了，假使她不言语的话，我只要知道她在我的身边就足够了；我的感官编织在一起完全包围了她，来到住宅前面，她理所当然下了车，我停顿了片刻，告诉司机让他回来接我，但是我的目光却仍然包围着她，她在我的前面走进拱门，看着她这样举止笨重、满脸红光，体态丰腴囚犯般十分自然地跟我一起回家，犹如我自己的妻子，看着她在墙壁的护卫下消失在我们的住宅之中，我总是体会到那份懒懒的居家的安宁，不幸的是，她似乎觉得自己置身于监狱，并且同意、德·拉罗什富科夫人的观点，当人们问这位夫人呆在象利扬库尔那样漂亮的住宅里她是否感到满足时，她回答说：“世上没有漂亮的监狱，”我可以从那天晚上我们在她的卧室里两个人单独吃晚餐时她的那种忧虑而又倦怠的神情中看出这一点。我对此先是毫无觉察；我还懊丧地想，如果没有阿尔贝蒂娜（因为在一家旅馆中她会整天与许多人接触，跟她在一起我会饱尝嫉妒的痛苦），我这时可能在威尼斯的一家小餐厅吃晚饭，这些小餐厅低矮得就象船上的货舱，从那里可以透过四周装饰着摩尔式线脚的拱形小玻璃窗看见大运河。 我必须补充一点，阿尔贝蒂娜很欣赏我家的那尊巨大的巴布迪安纳青铜像，布洛克有无数理由认为铜像丑陋无比。但他奇怪我为什么保留这尊青铜像时也许就不那么有理由了。我从未象他那样追求室内的艺术装饰和布置，我实在懒得去管这种事，我对眼前习以为常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既然我的情趣不在那里，我就有权不让室内装饰细腻别致。尽管如此，我也许应该拿掉铜像。但是，丑陋而又豪华的东西却很有用处，因为这些东西摆在那些不理解我们，与我们的情趣格格不入而又可能被我们爱上的人旁边会产生一种威性，而这种威性是一种美的、而又没有显露出自身的美的东西所缺乏的。然而不理解我们的那些人恰恰就是我们必须施用某种威性的对象，而我们的智慧则足以保证我们在那些上等人身边拥有这种威性。尽管阿尔贝蒂娜已开始有鉴赏力，她仍然对这尊青铜像有某种崇拜，这种崇拜投射在我的身上就变成了一种敬意，这种来自阿尔贝蒂娜的敬意对我至关重要（远比保留一尊有点不太体面的青铜像更加重要），因为我爱阿尔贝蒂娜。 然而，我受到束缚这种想法突然间不再使我感到难堪，我希望这种束缚持续下去，因为我仿佛觉得阿尔贝蒂娜痛切地感到她也在受束缚。毫无疑问，每当我问她呆在我家她是否愉快，她总是回答我说她不知道在哪里还会比在这儿更加幸福。但是这些话却往往与她那种忧郁和烦躁的神情不相吻合。 显然，如果她真有我以为她有的那些情趣，那么满足这些情趣受到阻碍就会令她恼火而使我宽慰，如此宽慰以至我觉得我不公正地谴责了她这一假设十分可能，即使按这种假设我很难解释她的苦心刻意的行径：阿尔贝蒂娜设法从来不独自一人自由行动，她回家时不在门前停留片刻，每当她去打电话时总是让某个能够向我重复她的话的人，比如弗朗索瓦丝或安德烈陪伴她，当她和安德烈一起出去过，事后她总让我单独和安德烈在一起，却又不露出有意为之的痕迹，好让我得到关于她们外出的详尽报告。某些很快克制住的不耐烦的冲动与这种奇迹般的驯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些冲动使我自问，阿尔贝蒂娜是否打算挣脱她的枷锁。一些次要的事件佐证了我的设想。有一天，我单独外出时在帕西附近遇见了希塞尔，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开了。我立即对她说我经常看见阿尔贝蒂娜，我为自己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而非常得意。希塞尔问我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她，因为她刚好有什么事要告诉她。“什么事？”——“跟她的女伴有关的一些事。”——“什么样的女伴？我也许可以向您提供点情况，这不影响您见她。”——“噢，是些从前的女伴，我不记得她们叫什么名字，”希塞尔含糊其辞地回答道，连忙抽身告退。她离开了我，自以为她的话谨慎得足以让我明白一切。然而谎言终究经不起任何追究，一点点东西就能将它拆穿！如果关系到她甚至不知道姓名的从前的女伴，为什么她“刚好”需要对阿尔贝蒂娜谈谈她们的事呢？“刚好”与戈达尔夫人心爱的口头禅“真凑巧”如出一辙，这个副词只能适用于一种非同寻常、恰到好处，也许是十万火急，与确指的人物有关的东西。此外，她张张嘴，就象人们打呵欠时那样，含糊其辞地对我说（同时身体几乎也往后退，正如她在我们谈话的这一刻开倒车那样）“啊！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她们的姓名，”她张嘴说这话的样子使她一脸撒谎像，她的声调与脸是合拍的，而她先前说“我刚好”的那种截然不同、紧张活跃的神情说明了一个事实。我没有盘问希塞尔。即使盘问她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她撒谎的方式跟阿尔贝蒂娜不同。当然，阿尔贝蒂娜的谎言更令我痛心。但是首先，她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在撒谎这个事实本身，而撒谎在某些场合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真相显而易见，因为真相隐藏在谎言底下。众所周知，每个杀人犯都自以为已经把一切筹划得滴水不漏，不致被人逮住；到头来，杀人犯几乎总要被逮住。相反，撒谎的人却极少被人发觉，特别是其中被人喜爱的撒谎女人。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在那里做了什么。但是在她说话的时候，在她说到的另一件事，而这件事后面有她没有道出的东西的时候，谎言即刻就被发现，嫉妒之心油然而起，因为人们意识到那是谎言却又无法了解真相。在阿尔贝蒂娜身上，谎言是从人们在这段叙述中已经看到的许多特点中让人感觉到的，主要是通过下面这个特点：当她说谎时，她的叙述便或是贫乏、疏忽，不真实，或者相反，充满过多的旨在使叙述显得真实的细枝末节。无论说谎的人怎么想，显得真实根本不等于真实。人们想听某种真实的东西，却听到仅仅是显得真实的东西，它也许比真实更加真实，也许过份真实，有点音乐欣赏能力的耳朵感觉到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听见一行错误的诗句，或者听到高声把一个词读成另一个词。耳朵对此有所感觉，如果是一个正在恋爱的人，他心里便会惊慌不安。当人们因为不知道一个女人是经过贝里街还是经过华盛顿街，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只要我们明智地持续几年不见这个女人，那么这几米的差距以及那个女人本身将缩小到一亿分之一（也就是缩小到我们无法觉察的数量），那时比格列佛还要大得多的人将会变成任何显微镜——至少是心灵的显微镜，因为无动于衷的记忆显微慎倍数更高而且不那么易碎——都看不见的小矮人！不管怎样，虽然阿尔贝蒂娜的谎言与希塞尔的谎言有一个共同点——即撒谎本身——希塞尔撒谎的方式却不同于阿尔贝蒂娜，也不同于安德烈，然而她们各自的谎言彼此之间却配合默契、丝丝入扣，同时又千变万化，以至这个小小的帮派具有某些商行，比如出版社或者新闻机构的那种不可渗透的严密性，尽管它们的组成人员多种多样，不幸的作者却根本无法知道他是否受到欺诈。报纸或者杂志的主编撒起谎来态度特别真诚、郑重，因为他在许多场合需要欺瞒如下事实，即当他高举起真诚的旗帜对付其他的报纸主编或者戏剧导演以及其他的出版商时，他恰恰在做他所鞭笞过的事情，运用同样唯利是图的手段。公然宣称（正如一个政党的领袖那样，正如任何事物那样）撒谎是可怕的，这样做往往迫使人们在不摘掉庄严的面具，不放下真诚这顶桂冠的情况下比其他人撒谎更多。 “真诚的人”的协会会员撒起谎来截然不同，而且样子更加天真。他欺骗他的作者犹如欺骗自己的妻子，使用了滑稽笑剧中的一些噱头。编辑部秘书，一个诚实而又粗俗的人撒起谎来直截了当，就象是向您许诺您的房屋将在房屋尚未开始营造之时竣工的一位建筑师。拥有一颗天使般心灵的主编在其他三个人中间周旋，即使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会出于兄弟般情谊的考虑及温柔的同舟共济之情用一句不容置疑的话给他们以可贵的帮助。这四个人生活在永恒的纠纷之中，作者的到来终止了这些纠纷。他们超越个人之间争吵，人人都记得前去援救受到威胁的“部队”这一伟大的军人职责。很久以来，我一直在这个“小帮派”面前扮演着作者的角色，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希塞尔说“刚好”的时候想到了阿尔贝蒂娜的某个女伴，这个女伴一俟我的女友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离开我，便准备跟她一起去旅行，如果她想通知阿尔贝蒂娜时机已经或者即将成熟，那么希塞尔即使粉身碎骨也不会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所以向她提问毫无用处。 象遇见希塞尔这样的一些相会并不是加深我的疑虑的唯一原因。比方说，我欣赏阿尔贝蒂娜的绘画。而阿尔贝蒂娜的绘画，女囚的这些令人动容的消遣，使我深受感动，我为此向她表示祝贺。“不，画得很糟，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堂绘画课。”——“有一天晚上，在巴尔贝克，您可是派人告诉我说您留下来上绘画课。”我提请她回忆那个日子，并且对她说我当时即刻就明白，人们不在这个时辰上绘画课。阿尔贝蒂娜满脸通红。“确实如此，”她说，“我没有上绘画课，我一开始对您撒了许多谎，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我不再对您撒谎了。”我真想知道一开始的谎言究竟是哪些！然而我心里预先就清楚，她的招认会是新的谎言。因此我只是拥抱她。我只要她讲出其中的一个谎言。她回答道：“那好吧！比如，我以前说大海的气息让我感到难受。”面对这种恶意，我就不再坚持了。 为了让她觉得她的枷锁不那么沉重，对我来说最妙的莫过于让她相信我将亲手砸碎她的枷锁。无论如何，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骗人的计划向她和盘托出，她刚刚带着过份的殷勤从特罗卡德罗回来；我所能做的，绝不是用与她决裂的威胁折磨她，而充其量是闭口不谈我那颗感激的心正在编织的与她永远共同生活的梦想。在打量她的时候，我很难克制自己不向她泄露这些梦，也许她也觉察了这一点，不幸的是，梦的表述没有感染力。一个矫揉造作的老夫人的情形，正如德·夏吕斯先生那样，由于他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只看得见一个骄傲的年轻男子，于是便以为自己也变成了骄傲的年轻男子，正因为如此他变得更加矫揉造作更加滑稽可笑，这种情形更为普遍，一个热恋之中的情夫的不幸就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当他看到自己面前的漂亮容貌时，他的情妇却看到了他那张原有的脸，这张脸并没有因美的视觉产生的快意而变得漂亮些，恰恰相反。爱情甚至不能说明所有这些普遍情形；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身体，其他人却看见了，我们“追随着”我们的思想，对其他人来说那是不可见的；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艺术家有时将这种东西显示在他的作品中。因此，作者会使欣赏其作品的人感到失望，因为这种内在的美不完全反映在作者的脸上。 一切被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一切人，在我们眼里都是雅努斯，如果这人离开我们，他向我们显露的就是令我们欣喜的那一面，如果我们知道这人永远受我们支配，他向我们展露的就是阴郁的那一面。对阿尔贝蒂娜来说，与她长期共存的社会具有另一种我在这段叙述中无法言表的难以忍受之处。另一个人的生活与她的生活捆绑在一起，就象捆绑着一枚炸弹，丢下炸弹就必定犯罪，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曲折、坎坷、危险、担忧，想到虚假和貌似真实的事以后会被信以为真而自己又无法解释时的恐惧，假使人们的贴心知己中有个疯子的话，就会体验到这些感情，请以这些感情作比较。比如，我对德·夏吕斯先生与莫雷尔生活在一起表示同情（对那天下午情景的回忆立即使我感到我的左胸远比右胸胀大）；姑且不论他们之间是否有关系，德·夏吕斯先生一开始大概不知道莫雷尔是疯子。莫雷尔的美，他的平庸，他的高傲大概使男爵不想去深究，直至凄凉的日子来临，在那些日子里，莫雷尔指责德·夏吕斯先生忧郁，而又无法作出解释，莫雷尔借助荒谬而又极为微妙的推理攻击他的多疑，用绝望的决定威胁他，在这些决定中始终起作用的是对最直接的利益的最奸诈的考虑。这一切只不过是比较。阿尔贝蒂娜不是疯子。 我心里明白，这一天贝戈特的死使我非常难过。众所周知，他的病拖了很久。当然不是指他起初得的病，那是自然产生的疾病。自然产生的疾病似乎只可能很短暂。但是医学却把握了延长疾病的艺术。药物、和药物提供的暂时的缓解及药物中断后又产生的身体不适形成了一种患病的假象，病人的习惯最终会使这种假象稳定下来，而且使它一直照原样继续下去，就象孩子们患百日咳痊愈很久之后还一阵一阵咳嗽那样。接着，药物不太起作用了，人们就增加剂量，药物不再生效，反而由于长期使用不当开始产生危害。药物的天然属性恐怕不会让它们持久发挥作用。几乎可以与这种自然属性匹敌的医学却能够迫使人们卧床，迫使他们继续服药，否则便会死亡，这真是一大奇迹。这一来，人为的疾病扎下了根，变成一种次要而又真实的疾病，区别仅仅在于自然产生的疾病会痊愈，而医学制造的疾病却永远不会痊愈，因为医学不懂得痊愈的奥秘。 第五部 女囚(9) 几年以前，贝戈特已经足不出户了。再说，他也从不喜欢社交界，或者说他曾经喜欢过一天，那仅仅是为了蔑视它，正如他蔑视其他的一切那样，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蔑视，即是说并非因为得不到而蔑视，而是刚得到便加以蔑视。他的生活如此简朴，人们猜不出他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即使知道也可能出错，因为大家认为他非常吝啬，然而从来没有人象他那样慷慨。他跟女人，确切地说跟少女在一起时尤其慷慨，她们为自己付出太少而得到太多感到惭愧。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知道，只有在感到自己爱着别人的气氛里他才能更好地创作。爱情，这未免言过其实，微微渗入肌肤的快感有助于文学工作，因为这种乐趣压倒了其他乐趣，比如社交的乐趣，以及普遍认可的乐趣。即使这种爱情带来幻灭，它至少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触动心灵的表层，否则心灵会变得毫无生气。因此，为了使作家先与别的人既疏远又适应，随后再让一架超过了一定年限，有停顿趋向的思想机器开动起来，欲望对作家来说不无裨益。人无法幸福，然而人却能指出妨碍幸福的原因，假使没有失望这类突然的缺口，这些原因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不可见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我们明白；如果没有欲望，我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梦想是有益的，为此人们可以看见梦想的破灭，梦想的破灭具有教育意义。贝戈特也在思忖：“我为少女花费的钱比百万富翁花费的钱还多，但是她们给我带来的乐趣或者失望使我写出一本给我带来钱财的书。”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然而他在这样把黄金转化为爱抚，把爱抚转化为黄金的过程中无疑得到了某种乐趣。当我外祖母故世的时候，我们看到，精疲力尽的晚年喜欢憩息。然而在社交界中却只有谈话。她对谈话反应迟钝，但是她有权赶走那些不过是问题和答案化身的女人。出了社交界，女人们重新变成凝视的对象，这使精疲力竭的老人感到那样舒适。总而言之，这一切现在已经不再有问题。我说过贝戈特已足不出户，他在他的卧室起床一个小时浑身就得裹上披巾和花格毛毯，穿着人们在大冷天外出或者坐火车时穿的一切。他只让极少数朋友在他身边出入，在这些朋友面前为了替自己辩解，他指着他身上的花格披巾和毛毯愉快地说：“您还想怎么样，亲爱的，阿纳格萨戈尔说过，人生就是一种旅行。”就这样，他慢慢感到越来越冷，就象一个小星宿预示着地球这个大星宿的景象：温暖逐渐离开地球，生命随即消逝。因此人类靠作品复活是不可能了。因为在将来，人类的作品要想光照后世，首先必须有人类存在。如果某些种类的动物能更长久地抵御严寒的侵袭，那么当人类不复存在的时候，即使贝戈特的荣耀还能持续到那个时候，这种荣耀顷刻之间也会永远消失。能够阅读他作品的并不是最后仅存的那些动物，因为它们不大可能象过五旬节的使徒那样无师自通地学会人类的各种语言。 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贝戈特遭受到失眠的折磨，更糟的是，他刚刚睡着就恶梦缠身，要是他醒了这些恶梦也会促使他避免重新入睡，很久以来，他一直喜欢做梦，甚至喜欢不详的梦，由于这些梦，和这些梦与人们在清醒状态中面对的现实互相矛盾，最迟在醒来时我们就会因做梦而深深感到我们曾经睡着过。但是，贝戈特的恶梦并非办此，当他谈到恶梦时，以前，他老听到一些不愉快事情经过他的脑海。而现在，梦仿佛来自他的身外，他感到一个凶恶的女人手上拿着一块湿抹布从他脸上擦过，竭力把他弄醒；臀部的搔痒难熬；车夫的狂怒——因为贝戈特在睡梦中曾经低声抱怨自己驾驶技术糟糕——那个疯狂暴怒的车夫向作家扑过来，咬他的手指，锯他的手指。最后，当他在睡眠中光线很暗时，大自然便进行了一次不穿服装，用中风夺走他的生命的排练：贝戈特乘坐轿车进入斯万家新别墅的门廊，他想下车。一阵闪电般的晕眩使他呆坐在车座上，看门人试图帮助他下车，他仍然坐着，不能起身挪动他的双腿。他想紧紧抓住他面前的石柱，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他站起来。 他看过一些医生，这些被召请的人受宠若惊，诊断出他的不适是由于他过分勤勉（他已经二十年没有做任何事了），由于他过度操劳。他们劝他不要看恐怖小说（他从来不看书），多晒“对生命必不可少的”太阳（他有几年稍感舒服全靠他在家幽居），增加饮食（这使他逐渐消瘦，倒为他的恶梦提供了营养）。他的一个医生擅长于自相矛盾和戏弄人，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为了不伤害他，贝戈特一看见他就把别人对他的忠告作为自己的意见转告他，那医生矢口否认，以为贝戈特想让他开出他喜欢的某种药，便立刻禁用这种药，为了达到目的，他经常用即刻编造的一些理由，在贝戈特用以具体反驳他的明显的事实面前，医生不能自圆其说，不得不在同一句话里自相矛盾，然而他又用新的理由强调同样的禁令。贝戈特回头去找第一批医生当中的一位，这人以头脑灵活而自鸣得意，尤其在一位文人面前，如果贝戈特委婉地说：“我觉得某医生好象对我说过——当然是从前——那会使我的肾脏和大脑充血……”，那人就会露出狡黠的笑容，举起手指说道：“我是说使用，而不是滥用。当然，任何药物，夸张地说，都是一种同时具有利和弊两个方面的武器。”我们的身体具有某种有益于我们健康的本能，正如我们的心灵具有道德责任感，这是医学博士或神学博士的任何准许都无法代替的。我们知道冷水浴会使我们害病，我们仍旧喜欢洗冷水澡；我们总能找到医生来建议我们洗冷水澡，而不是来防止洗冷水澡的害处。贝戈特明智地遵从每个医生几年来下的禁令。几个星期之后，从前的意外再度出现，新的意外更加严重。每分钟都痛得死去活来，再加上被短促的恶梦打断的失眠，贝戈特不再请医生了，他试着服用各种麻醉药，而且卓有成效不过剂量过多，他信任地看着每种麻醉药附带的简介，简介上都说明睡眠的必要性，但是又含蓄指出，所有催人入睡的药品（除了说明书介绍的瓶内装的产品，这种产品从无毒副作用的）都有毒性，而且因此产生的副作用比病痛更糟。贝戈特试过各种麻醉药。某些麻醉药与我们常用的，由比如戊基和乙基制成的麻醉药类别迥异。人们只能怀着对未知事物的美妙期待吞咽成份完全不同的新药。心跳得就象赴第一次约会。新的药物即将把我们引向哪些鲜为人知的睡眠和梦幻呢？药物现在已经进入我们的身体、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将以何种方式入睡？一旦我们睡着了，这种全能的主宰会让我们通过哪些古怪的途径，到达哪些颠峰，哪些无法测量的深渊呢？我们在这种旅行中会有哪一类新的感受呢？新药会使我们不舒服？心情恬淡快活？死亡？贝戈特的死发生在他把自己如此这般地托付给这些朋友（朋友还是敌人？）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之后的第二天。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世的：尿毒症的轻微发作是人们建议他休息的原因。但是一位批评家在文章里谈到过的弗美尔的《德尔夫特小景》（从海牙美术馆借来举办一次荷兰画展的画）中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贝戈特不记得了）画得如此美妙，单独把它抽出来看，就好象是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作品，具有一种自身的美，贝戈特十分欣赏并且自以为非常熟悉这幅画，因此他吃了几只土豆，离开家门去参观画展。刚一踏上台阶，他就感到头晕目眩。他从几幅画前面走过，感到如此虚假的艺术实在枯燥无味而且毫无用处，还比不上威尼斯的宫殿或者海边简朴的房屋的新鲜空气和阳光。最后，他来到弗美尔的画前，他记得这幅画比他熟悉的其它画更有光彩更不一般，然而，由于批评家的文章，他第一次注意到一些穿蓝衣服的小人物，沙子是玫瑰红的，最后是那一小块黄色墙面的珍贵材料。他头晕得更加厉害；他目不转睛地紧盯住这一小块珍贵的黄色墙面，犹如小孩盯住他想捉住的一只黄蝴蝶看。“我也该这样写，”他说，“我最后几本书太枯燥了，应该涂上几层色彩，好让我的句子本身变得珍贵，就象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这时，严重的晕眩并没有过去。在天国的磅秤上一端的秤盘盛着他自己的一生，另一端则装着被如此优美地画成黄色的一小块墙面。他感到自己不小心把前一个天平托盘误认为后一个了。他心想： “我可不愿让晚报把我当成这次画展的杂闻来谈。” 他重复再三：“带挡雨披檐的一小块黄色墙面，一小块黄色墙面。”与此同时，他跌坐在一张环形沙发上；刹那间他不再想他有生命危险，他重又乐观起来，心想：“这仅仅是没有熟透的那些土豆引起的消化不良，毫无关系。”又一阵晕眩向他袭来，他从沙发滚到地上，所有的参观者和守卫都朝他跑去。他死了。永远死了？谁能说得准呢？当然，招魂术试验和宗教信条都不能证明人死后灵魂还存在。人们只能说，今生今世发生的一切就仿佛我们是带着前世承诺的沉重义务进入今世似的。在我们现世的生活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为我们有必要行善、体贴、甚至礼貌，不信神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理由以为自己有必要把一个片断重画二十遍，他由此引起的赞叹对他那被蛆虫啃咬的身体来说无关紧要，正如一个永远不为人知，仅仅以弗美尔的名字出现的艺术家运用许多技巧和经过反复推敲才画出来的黄色墙面那样。所有这些在现时生活中没有得到认可的义务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建筑在仁慈、认真、奉献之上的世界，一个与当今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这个不同的世界出来再出生在当今的世界，也许在回到那个世界之前，还会在那些陌生的律法影响下生活，我们服从那些律法，因为我们的心还受着它们的熏陶，但并不知道谁创立了这些律法——深刻的智力活动使人接近这些律法，而只有——说不定还不止呢——愚蠢的人才看不到它们。因此，贝戈特并没有永远死去这种想法是真实可信的。 人们埋葬了他，但是在丧礼的整个夜晚，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橱窗里，他的那些三本一叠的书犹如展开翅膀的天使在守夜，对于已经不在人世的他来说，那仿佛是他复活的象征。 我曾经说过，我知道贝戈特是在那一天去世的。我对那些说他是前一天去世的报纸——彼此都重复着同一个调子——的这种不准确十分欣赏。就在前一天，阿尔贝蒂娜遇到过他，她当天晚上就对我讲述了这件事，她甚至因此迟到了一会儿，因为贝戈特跟她聊了很久。毫无疑问，贝戈特是与阿尔贝蒂娜进行最后一次谈话的。她是通过我认识贝戈特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了，她出于好奇想要拜见他，我便在一年前写信给这位年迈的大师，把她引荐给他。他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想他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我重新见他只是为了让另一个人高兴，这证实了我对他的冷漠。这些情况经常发生：有时，人们不是为了享受重新跟他交谈的乐趣，而是为了第三者而恳求他或者她，他或者她的断然拒绝使被我们监护的女人以为我们在炫耀自己拥有一种莫须有的能力；更多的则是，天才或者著名的美人同意了，然而由于他们的荣誉受到了侮辱，他们的情感受到了挫伤，他们对我们只怀有一种已经淡薄了的，忧伤而又带点轻蔑的感情。在错误地指责报纸不准确之后，我猜测了很久，因为那一天，阿尔贝蒂娜根本没有遇到贝戈特，但是，当时我却一刻也不曾怀疑过她，因为她向我讲述这件事时神态自然，而且我在很久以后才了解她那坦然撒谎的迷人技巧。她所说的、她所招认的与事实如此不谋而合——我们无可辩驳地看到并了解到这点——所以她就这样在她的生活间隙当中散布了另一种生活的种种插曲，当时我没有怀疑这另一种生活是虚假的，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觉察到了这一点。我曾补充说，“当她招认的时候”，下面谈谈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些奇特的比较使我对她产生过嫉妒和怀疑，在这种怀疑里，在过去，或者很遗憾在将来，有另外一个人。为了对我掌握的事实显得有把握，我说出了姓名，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是啊，一礼拜前我在离家几步远的地方遇见过她。我出于礼貌内她还礼。我跟她一起走了两步。但是我们之间没有过任何事情，从来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而阿尔贝蒂娜却根本没有遇到过这个人，最充分的理由就是那人已有十个月没去巴黎。但是我的女友觉得完全否认不足为信。因此她虚构了这次短暂的相会，她说得那么实在，我仿佛看到那位夫人停下脚步，向她问好，跟她一起走了几步。假如我这时在外面，我的感官也许会向我证实，那位夫人没有跟阿尔贝蒂娜走过几步。然而即使我知道事实恰好相反，那也是得之于一系列推理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信任的那些人的话语环环紧扣），而不是感官的实证。为了引用感官的这种实证，我必须恰好在外面，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假设也不是难以置信的：我有可能在阿尔贝蒂娜那天晚上（她没有看见我）对我说她跟那位夫人一起走了几步的那个时辰外出并且来到街上，那样我就会知道阿尔贝蒂娜在撒谎。这是否确凿？一片该死的阴霾占据了我的头脑，我可能会怀疑我看到过她独自一人，只要我设法了解由于哪种视觉幻象我才没有看见那位夫人，我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误会大吃一惊了，因为天体世界也并不比人类，尤其是我们热爱的人的真实活动更难认识，就些人为了对付我们的怀疑，会用一些保护他们自己的谎言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他们可以让我们麻木不仁的爱情相信，我们热爱的女人在国外有并不存在的姐妹，兄弟、嫂子，这种情形又能持续多少年呢？ -------- ①pissotiere比pistiere多一个音节，而后者是不存在的。 提到阿尔贝蒂娜，我从来不知道哪些妇女在使谎言生动形象，染上生活本身的色彩这一点上比她更具有独到的天赋，除非是她的一位女友——我那些如花似玉的少女当中的一位，她也象阿尔贝蒂娜那样娇艳，但是她那凸凹不平的侧影就象一串串玫瑰花，花串又长又弯曲，我忘记了这种玫瑰的名字。从说谎的角度来看，这个少女比阿尔贝蒂娜更胜一筹，因为她说谎时没有一刻显得痛苦，也没有因恼怒而省去什么不说，而这些现象在我的女友那里比比皆是。然而我说过，她在编造一小滴水不漏的故事时迷人可爱，因为听她说话的人在自己面前看到了她说的——却又是想象出来的——那些东西，把她的话当作自己亲眼目睹的了。激励阿尔贝蒂娜的只有貌似的逼真，而根本没有使我产生嫉妒的欲望。因为也许并不引人关注的阿尔贝蒂娜喜欢得到别人的奉承。不过，在这部作品当中，即使我有过而且可以有许多机会表现嫉妒怎样增强了爱情，我也是站在情人的立场这样做的。但是，哪怕这个人的傲气几乎已荡然无存，哪怕他会因为别离而死去，他也不会用奉承去响应假想的不忠，他会自己走开，或者并不远远离去，而强迫自己装出冷漠的样子。因此，他的情妇使他备受折磨痛苦，这对情妇来说倒纯粹是一种损失。相反，她可以用一句巧妙的话，用温情脉脉的爱抚去驱除折磨他的种种疑虑，尽管他自以为对此无动于衷，情夫也许并没有体会到由嫉妒引起的爱情的猛烈增长，但他突然不再痛苦，他感到幸福、动情、放松，犹如人们在一场风暴过后大雨降临时感到的那样，当人们还在大栗树底下感受到挂在树上的水珠间隔很久才一滴一滴垂落下来的时候，色彩绚丽的太阳已经重新出现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对治愈自己的那个女人的感激之情。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喜欢报答她对我的盛情，这也许正说明她是为了开脱自己才杜撰出那些故事，承认得那么自然的，我并不怀疑她的故事，其中的一个就是遇到贝戈特，而他当时已经死了。直到现在，我只知道阿尔贝蒂娜这些谎言，比如，弗朗索瓦丝在巴尔贝克向我报告的，我忘记说了，尽管这些谎言他我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因为她不愿来，她就对我说：‘您难道不能对先生说您没有找到我，说我已经出去了？’”然而热爱我们的“下人们”，正如热爱我的弗朗索瓦丝，他们喜欢刺伤我们的自尊心。 晚饭后，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想乘着我已经起床的机会去看望一些朋友，比如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德·盖尔芒特夫人、康布尔梅一家，我不太清楚，总之是我在他们家里能够找到的那些人。但是我没有说出我准备去看望的维尔迪兰一家的姓。我问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去。。她借口没有裙袍。 “再说，我的头发也梳理得太不象样子。您是否坚持要我继续保持这种发型呢？”她突然伸出一只手向我告别，她摊开胳膊，耸起肩膀，就象从前她在巴尔贝克海滩上那样，此后她再没有过这样的动作。这个被人遗忘的动作使阿尔贝蒂娜的身体获得了活力，她变成还不大了解我时的那个阿尔贝蒂娜了。这种举动使外表唐突、拘泥虚礼的阿尔贝蒂娜恢复了她原来的新鲜感，她的陌生感，甚至使她回到了她自己的天地。我看到了这个少女背后的大海，自从我不再去海边以后，我从来也没有看到大海象这样向我招手。“我的姨妈觉得这发型会使我显老，”她神情阴郁地补充道。我心想：“但愿她姨妈说得对！”让娃娃脸的阿尔贝蒂娜使邦当夫人显得更年轻，这正是她姨妈最大的追求，还有，最好阿尔贝蒂嫁在嫁给我之前别花她的钱，而且从我们结婚那天起她还会有所收益。但是我希望的恰好相反，我愿意阿尔贝蒂娜别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少在街上让人回首顾盼，因为无论是讨厌的老妪还是被爱恋的女人衰老的面容都不能使一个嫉妒的情夫感到放心，不过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我要求阿尔贝蒂娜采纳的那种发型在她看来竟然是又一重幽禁。哪怕我远离阿尔贝蒂娜，不断地把我与她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这种新的居家的亲切感。 我对阿尔贝蒂娜说让她陪我去盖尔芒特和康布尔梅家，我不太清楚我究竟想去哪里，她对我说她没心思去，我便去了维尔迪兰家。正当我动身去维尔迪兰家的时候，我到那里听音乐会的念头使我联想起下午的情景：“荡妇、荡妇”——失恋的情景，也许是妒火中烧的情景，然而又是兽性大发的情景，除了言语之外，其兽性和一头爱上女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大猴对这女人干得出来的一模一样——，正当我在街上打算叫一辆出租马车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抽泣声，他坐在一块界石上试图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走上前去：那人双手捧着脑袋，看上去象个年轻男子；从他大衣里露出的白颜色判断，他似乎穿着套装，系着白色领带。听到我的声音，他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挂满泪水，但是他立即认出是我，并且掉转脸去。那是莫雷尔。他知道我已经认出了他，便竭力止住泪水，他对我说，他因为心里难受在这里停停。他对我说：“就在今天，我粗暴地侮辱了一个女人，我对她曾经一往情深。卑鄙的家伙才会这么干，因为她爱我。”——“时间长了她也许会忘记，”我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这样说话会显得我好象耳闻目睹了下午的情景似的。然而他一个劲地伤心去了，根本没有想到我会知道点什么。“她也许会忘记，”他对我说。“但是我却无法忘记。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讨厌自己！不过归根到底，既然已经说了也没有办法，再怎么做也无济于事。当我被激怒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这对我的健康非常不利，我的神经完全错乱了，”正如所有的神经衰弱患者那样，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担心。如果下午我看到的是一头猛兽的爱情怒火，那么今天晚上，几个小时之间恍若过去了几个世纪，一种新的感情，一种羞愧、后悔、忧伤的感情则表明：野兽向人类转变的演化过程中一个冗长的阶段已经过去。尽管如此，我却始终听到“荡妇”的喊声，我惟恐下一轮再循环到野蛮状态。况且我也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一切，这点再自然不过，因为德·夏吕斯先生本人也完全不知道几天来，尤其是今天，甚至在那段与小提琴手的精神状态并无直接关系的不体面插曲之前，莫雷尔的神经衰弱已经又犯了。实际上他在上个月就飞快地勾搭上了絮比安的侄女，而勾搭的速度却比他原先的期望要慢得多，他可以象未婚夫那样随心所欲地带她出去。然而，当他在准备强奸的勾当中陷得深了些时，尤其是当他对自己的未婚妻说要她跟别的少女交朋友并把她们提供给他时，他遭到了抵制，这激怒了他。这一下（她过于贞洁也好，相反她自愿失身也罢），他的欲望一落千丈。他决定断绝关系，不过他觉得男爵这个人虽然邪恶却也十分仗义，他害怕断绝关系之后德·夏吕斯先生会赶他出门。所以，他半个月前就下决心不再去见那个少女，让德·夏吕斯先生和絮比安在他俩之间去解决（他使用了一个更加康布尔梅式的动词），并且打算在宣布断绝关系之前，“溜”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 爱情的结局使他有点伤心，因此，尽管他与絮比安侄女的行为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恰恰可以同他与男爵在圣马尔斯吃晚餐时他当着男爵的面论说的行为相吻合，这两种行为可能还是截然不同的，而他在自己论说过的行为中没有料到的一些不太恶劣的感情可能美化了他的真实行为并且使之情感化。相反，现实比计划更糟的唯一地方倒在于计划中他觉得在这样一种背弃之后似乎不可能留在巴黎。现在，对他来说，为了一桩如此简单的事情“溜走”未免太过份了。这意味着离开无疑会发怒的男爵，破坏自己的地位。还会失去男爵给他的一切钱财。一想到这一切在所难免，他便心烦意乱，他一连几个小时伤心落泪，为了不去想这些，他用了吗啡，是小心翼翼用的。然后，他的头脑中突然转过一个念头，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在头脑中逐渐产生成形已有一段时间了，那就是：在断绝关系与完全跟德·夏吕斯先生闹翻之间的选择也许并非两者必居其一。失去男爵供给的一切钱财损失太大了。莫雷尔犹豫不决，他有好几天都在发愁，就象他见了布洛克时发愁一样，然后他得出结论，絮比安和他的侄女试图让他落入一个圈套，他们大概在为这桩占便宜的交易而感到庆幸。他觉得总之是那个少女自己不好，她笨拙得简直不知道怎样用肉欲去缠住他。对他来说，牺牲他在德·夏吕斯先生家的地位不仅荒唐，而且他们订婚以来他请少女吃过的那些昂贵的晚餐也很可惜，他也许可以报账，就象那个每月都把自己的“账本”交给我舅舅的随身男仆的儿子那样，因为账本的单数对一般人来说意味着印成铅字的著作，而对“殿下”们和随身仆役来说便失去了这层意思。对仆役来说这个词意味着账本；对“殿下”们意味着人们记事的本子（在巴尔贝克，一天，卢森堡公主对我说她没有带书，我正想把《冰岛渔夫》和《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借给她时才明白她想说的意思；并非她日子过得不太愉快，而是因为她没带本子，我要给她留名字就难一些）。 尽管莫雷尔对他行为的后果看法老变，尽管两个月之前当他狂热地爱上絮比安的侄女时，他也许会认为这种行为十分可憎，尽管半个月来他一再重申这种行为本身是自然的，值得称道的，这种行为却仍然使他的神经质状态更加严重，刚才他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申明断绝关系的。他已经做好了“出气”的充分准备，即使（除非是在瞬间的冲动中）不拿这个少女出气，残存的爱情使他对少女还心有余悸，也就是说她还残存一丝爱意，至少也要拿男爵出气。不过，他在晚饭前对男爵守口如瓶，因为他把他本人专业上的精湛技艺看得高于一切，当他要演奏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比如今天晚上在维尔迪兰家），他就避免（尽量避免，而这比下午的情景更够他受的）一切可能使他的演奏动作不连贯的东西。就象一个热衷于赛车运动的外科大夫在他要动手术的时候不再开车。因此，他在对我说话的同时轻轻地逐个活动他的手指，看看手指是否恢复了它们的灵活。他皱皱眉头，那意思好象是还有一点神经质的僵硬。然而，为了不让手指更僵硬，他放松面部，正如人们在没有睡着觉或者没有轻易占有一个女人时不让自己激动恼火那样，因为他生怕恐惧症本身会进一步耽搁他睡眠或者享乐的时间。所以，他希望重新恢复心灵的宁静，以便象往常一样专心致志地在维尔迪兰家演奏，他还希望让我证实他的痛苦，因为我后来看出了这一点，为此在他看来，最简单的莫过于恳求我立即离开。他的恳求是多余的，因为离开他对我是一种解脱。当我们往同一幢住宅走去，在离住宅还有几分钟的路程时，我真害怕他要求我开车带他同往，我对下午的情景印象太深，所以这段路如果让莫雷尔在我身边我不能不感到有点厌恶。莫雷尔对絮比安侄女的爱情，后来的冷漠或者说憎恶很可能发自真心。不幸的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此行事，突然“贴上”一个少女，向她发誓永远爱她，甚至向他出示他随身携带的手枪，说假使他卑鄙残忍到抛弃她，他就叫自己脑袋开花。后来他还是抛弃了她，并且感到某种怨恨而不是悔疚。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行事，这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许多少女——忘不了他却被他忘怀的少女——感到痛苦——比如絮比安的侄女，她仍然痛苦了很久，她在继续爱着莫雷尔的同时又很蔑视他——她们痛苦，而且准备在内心苦痛难熬时发泄出来，因为莫雷尔那张坚硬犹如大理石，俊美犹如古代艺术品的面容就象一尊希腊雕像的碎片那样充塞在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他那漂亮的头发，机智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嵌进不该接受它们的头颅便形成肿块，而这肿块又无法开刀。然而，久而久之，这些如此坚硬的碎片终于滑落到一个地方，在这里它们已引不起太大的痛苦，也不动弹；人们再也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那就是遗忘，或者说无足轻重的记忆。 我在白天有两个收获。一方面，由于阿尔贝蒂娜的温顺给我带来了宁静，我有可能，从而也下了决心跟她断绝关系。另一方面，我坐在我的钢琴前等待她的那段时间里反思的结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想争取把自己重新得到的自由奉献给艺术，而艺术并不是某种值得人们为它作奉献的东西，而是某种生命之外的东西，它与人生虚浮的荣誉和一事无成都毫不相干，从作品中获得真正的个性这种表象仅仅来自技巧上的逼真。如果说我度过的下午在我身上留下了其他的，也许是更加深刻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在很久之后才被我了解的。至于我明确地权衡过的这两个收获，它们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关于艺术的看法便在那天下午的感受逐渐减弱时重新占据上风，相反，我说的宁静以及由此而来的我能够献身艺术的自由倒会重新弃我而去。 我的车沿着堤岸驶近维尔迪兰家，我让司机停车。其实我刚刚看见布里肖在波拿巴特街的拐角从有轨电车里走下来，他用一张旧报纸擦拭自己的皮鞋，戴上银灰色手套。我朝他走去。一段时间以来，他的眼疾逐渐恶化，所以他佩戴了一副——犹如实验室一般阔气的——新眼镜，就象天文望远镜那样功率大而且复杂，眼镜仿佛用螺丝拧在他的眼睛上；他把眼镜的焦距对准我，并且认出是我。眼镜的状况良好。但是，透过眼镜，我却觉察到呆在这种大功率的设备底下的是一缕细微的、淡淡的、痉挛的、垂死的漠然目光，正如在那些对人们干的活报酬太多的实验室里，有人把一只微不足道、濒临死亡的小动物置于最精密的仪器之下那样。我把自己的胳膊伸给这个半瞎的人，好让他放心走路。“这一次，我们不是在大舍尔堡附近，”他对我说，“而是在小敦刻尔克旁边碰面了，”我觉得他的话实在无聊，因为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是我又不敢问布里肖那是什么意思，与其害怕他的轻蔑，我倒更怕他的解释。我回答他说，我很想看看从前斯万每天晚上与奥黛特会面的那间客厅。“怎么，您熟悉这些古老的故事？”他对我说。“不过，诗人完全有理由称之为：grandespatiummortalisaevi。”① -------- ①拉丁语。意为：死而复活的巨大空间。 在当时，斯万的逝世使我大为震惊。斯万死了！斯万在这个句子中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格的作用。我从此领会了独特的死亡，由命运派遣为斯万服务的死亡。因为我们说死是为了简化，然而有多少人就几乎有同样多的死亡。有些感官我们并不具备，这种官能使我们能够看见朝四面八方疾速奔跑的死神，命运之神把活跃的死神往这个人或那个人引过去。这些死神往往只有在两、三年之后才能完全从自己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飞奔的死神把癌症放入斯万的胁部，然后又跑开去干别的活，直到外科大夫动完手术时再重新回来，以便把癌症再次放进去。继而，人们从《高卢人报》中看到，斯万的健康令人不安，但是他的身体不适正在有效地恢复。于是，在咽气之前的几分钟，死神就象一个不会毁灭您而会照料您的修女前来倍伴您度过最后的时刻，用最后的光环为这个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身体永远冰凉的人加冕。正是死神的多样性，它们来回走动的神秘性，它们身上致命的披肩的色彩使报纸的字里行间具有某种引起如此强烈感受的东西：“我们非常遗憾地获悉，查理·斯万先生因患某种痛苦的疾病的后遗症于昨日在巴黎寓所逝世。作为巴黎人，他的思想备受重视，他在有选择的人际关系中始终忠诚可靠，为此也深孚众望，艺术文学界将一致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对文学艺术高超精微的鉴赏力使他深受喜爱和欢迎。赛马俱乐部全体国人也对这位成员的逝世表示惋惜，他在俱乐部不仅资深而且驯马有方。他还是同盟联谊会和农业联谊会会员。前不久，他递交了王家街联谊会成员的辞呈。他的精神风貌以及他引人注目的声望却仍然在音乐绘画的大型活动中，尤其在艺术预展或开幕式上引起公众的兴趣，他甚至在极少出户的最后那几年仍旧是这些领域忠实的常客。丧礼即将举行，云云。”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不是“有身分的人”没有名望，头衔会使尸体腐烂更快。毫无疑问，没有突出个性的人只能默默无闻，即使那人是于塞斯公爵。然而公爵这顶桂冠还会把各种因素聚集起来并保持一段时间，有如阿尔贝蒂娜喜欢吃的冰糕暂时保持好看的形状，而那些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资产阶级人士一俟死去，他们的名字立即就会解体，“脱模”融化。我们看到，德·盖尔芒特夫人谈到加蒂埃时把他当作德拉特雷穆瓦伊公爵的好朋友，当作一个在贵族圈子中备受推崇的人。对下一代人来说，加蒂埃变成了那么不定型的东西，以至把他归到于首饰商加蒂埃一类人还算抬高了他的身价，他可能会嘲笑那些无知的人竟然把他跟首饰商混淆起来！相反，斯万却是个具有出色的文化艺术个性的人；尽管他没有任何“作品”，他却有幸存留了一点时间。然而，亲爱的查理·斯万，我在年轻时对您了解甚少，而在您离坟墓不远时，因为那个也许被您看作小傻瓜的人已经把您作为他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人们已经又开始谈论您了，也许您因此还会活下去。在迪索描绘王家街联谊会的阳台这幅画中，您在加里费、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和圣莫里斯中间，人们在谈这幅画时之所以经常谈到您，那是因为人们看到，在斯万这个人物身上有您的某些特征。 再谈谈更普遍的事实，我曾经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里听见斯万本人谈到他的这种预期之中而又出乎意料的死，是在公爵夫人侄女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一天晚上我浏览报纸时，他的讣告就象不合时宜地插进来的几行神秘的文字顿时吸引了我，我当时又重新体会到了同样的死亡独特而又扣人心弦的怪异性。这几行文字足以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只能用姓名，用见诸文字的姓名，而且是突然间从阳世转到阴间的姓名来应答别人的人。正是这几行字使我仍然渴望进一步了解维尔迪兰从前居住过的地方，斯万当时还不光见诸于报纸上的几行文字，他那时经常和奥黛特在那个地方共进晚餐。还应该补充说（这使我为斯万之死悲哀的时间比为另一个人之死悲哀的时间更长，尽管去了解的动机与他的死亡的个别怪异性无关），我没有去看望希尔贝特，而我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却答应过斯万去看她，他没有把这条“别的理由”告诉我；在那天晚上，他暗示过这条理由，为此他还选择我作他与亲王交谈的知情人；上千个问题又涌现在我面前（犹如水泡从水底冒上来那样），我想就最不相干的主题问他：关于弗美尔，关于德·穆西先生，关于他本人，关于布歇的一张壁毯，关于贡布雷，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并不迫切，因为我已经把这些问题搁置再三，然而自从他封住了牙关不可能再答复之后，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便显得至关重要了。 “噢，不，”布里肖又说，“斯万不是在这里遇到他未来的妻子的，至少他只是在最后的时刻，在局部摧毁了维尔迪兰夫人的第一个住处的那场灾难之后才来这里的。！ 不幸的是，我惟恐在布里肖眼前展示在我看来似乎不合适的奢侈，因为这位大学教师没有奢侈的份儿，我急急忙忙走下小汽车，司机不明白我为了在布里肖发现我之前躲远点而飞快地对他说的话。结果是司机又走过来与我们攀谈，他问我是否要来接我；我赶忙对他说好吧，并为此对乘坐公共汽车到来的大学教师表示倍加尊重。 “啊！您是坐小汽车来的，”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的上帝，这是最偶然不过的事；我从来不乘小汽车。我总是乘坐公共汽车或者步行。不过，如果您答应我坐进这辆破车，今天晚上陪您回家对我来说也许是莫大的荣幸；我们会有点挤。但您总是对我那么宽厚。”唉，我心想，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对我毫无损失，既然因为阿尔贝蒂娜的缘故我得老回家。她在任何人都不能前来见她的那个时辰呆在我家，这就使我能够象下午那样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下午我知道她即将从特罗卡德罗回来，我又并不急于再见她。然而，归根到底，也象下午那样，我感觉到我有一个女人，我在回家时就不会经历孤独引起的有益于健康的兴奋。“我乐意接受，”布里肖回答我说。“在您提到过的那个时期，我们的朋友任在蒙达利维街一个宽敞的带夹层的一楼，夹层对着花园，房屋当然不算豪华，但比起威尼斯大使的住宅我更喜欢这房子。”布里肖告诉我，“今天晚上，‘孔蒂码头’（自从维尔迪兰迁到那里之后，他的老常客谈起他的沙龙便这样称呼）有德·夏吕斯先生组织的盛大音乐‘招待会’。”他还说，在我刚才谈到过的从前那些日子，小中心是另一番景象，基调也截然不同，这不仅仅因为常客们更年轻的缘故。他向我讲了埃尔斯蒂尔的一些恶作剧（他称之为“纯粹的瞎胡闹’），比如有一天，他在最后一刻装作走掉的样子，然后装扮成临时加班的司厨长走进来，他在递盘子的同时凑到假装正经的普特布斯男爵夫人耳边说了一些放荡的话，男爵夫人又怕又气，满脸通红；接着，在晚饭结束前他消失了，他让人把一个盛满水的浴缸抬进客厅，当人们离开饭桌时，他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走出浴缸，嘴里骂骂咧咧；还有，有几次大家穿着纸做的，由埃尔斯蒂尔设计、裁剪、绘制的服装前来夜宵，那是他的杰作，有一次布里肖穿了查理七世宫廷中一个贵族大老爷的服装，脚上穿的是尖长的翘头鞋，另一次他穿着拿破仑一世的服装，埃尔斯蒂尔用封信的火漆给这套服装制作了一条荣誉军团饰带。简而言之，布里肖正在他的头脑中重温当时的客厅，客厅里的大窗户，那些被正午的太阳晒糟了，需要更换的矮脚长沙发。他声称，与今天的额厅相比，他更喜欢往日的客厅。当然，我很清楚布里肖所理解的“客厅”——就象教堂这个词不仅指宗教建筑，而且还指信徒的团体——不仅指那个夹层，而且还指常去那里光顾的人，他们去那里寻求的特殊的乐趣，在他的记忆中是这些长沙发使那些人和事变得更清晰了，当时有人下午前来拜会维尔迪兰夫人时就坐在这些长沙发上等待她准备就绪，当时外面栗树上的粉红色花朵，壁炉上花瓶里的石竹仿佛是在用它们的粉红颜色笑盈盈地向来访者亲切致意，表示它们聚精会神地期待着姗姗来迟的女主人。然而，这个“客厅’在他看来之所以比现在的客厅更胜一筹，那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就象老普罗透斯①，对什么样的形式都无法屈从，甚至在社交生活里，我们的思想也会突然脱离一个艰难而缓慢地臻于完善的客厅，而去喜欢一个不太出色的客厅，正如奥黛特让奥多拍摄的那些“经过整修”的照片，照片中她身穿公主的宽大裙袍，朗代里克为她卷发，比起这些照片来，斯万更喜欢照相簿上那张在尼斯拍摄的小照，在这张小照上，她头戴呢绒遮阳阔边女软帽，散乱的头发从绣着蝴蝶花，黑丝绒打结的草帽中露出来（照片越旧，女人们一般看上去也就越老），风姿绰约使她看上去年轻了二十岁，就象一个可能比实际年龄大二十岁的小丫环。也许他还热衷于向我吹嘘我所不知道的事，告诉我他曾经品尝过我不可能领略的种种乐趣。况且，只要指出这两、三个不复存在的人，用他自己的谈话方式赋予这些人的魅力以某种神秘的东西，他也就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人们向我讲述的关于维尔迪兰家的一切都过于粗浅；就连我从前认识的斯万，我也责备自己没有对他加以足够的注意，对他的注意也没有做到大公无私，在他一面接待我一面等候他的妻子回来吃午饭时我也没有认真听他说话，他给我看一些精品时我也没有认真听他解说，因为我现在明白了，他堪与从前最出色的健谈者相媲美。 -------- ①他是一个海神，能占卜凶吉，随时变化形状。 第五部 女囚(10) 来到维尔迪兰夫人家的时候，我发现德·夏吕斯先生正挺着他那大腹便便的肚子朝我们走来，还无可奈何地让一个流氓乞丐之类的人跟在他身后，现在他经过哪怕表面看去无人问津的角落，这类人也会从那里冒出来，因为这大块头丑八怪总是身不由己地让这类人跟着他，哪怕隔一段距离呢，就象鲨鱼总由它的向导护送一般，这与第一年在巴尔贝克见到的那个外貌冷峻、装出具有男子气概而又高傲的陌生人形成了那么鲜明的对照，我觉得好象发现了一个处于不同公转周期的天体，旁边还有一个卫星，而且这天体只有变圆了才能被人看见，或者说发现了一个病人，这病人现在染上的疾病在几年前只是一个小肿块，当时他很容易掩盖这肿块，所以没有被人察觉它的严重性。尽管布里肖动过的一次手术使他以为即将永远丧失的视力恢复了一点点，我却不知道他是否发觉了不离男爵左右的那个流氓。再说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在拉斯普利埃之后，而且尽管大学教师跟他有交情，德·夏吕斯先生的出现仍然引起了他某种不快。毫无疑问，对每个人来说，别人的生命都在暗地里通过各种途径延伸，谁也猜不出是怎样的途径。谎言，尽管经带骗人，而且人们所有的交谈都少不了谎言，谎言却不能圆满地掩饰恶感或关心的感情，或一次装作没有进行过的拜访，或和情妇溜出去玩过的一天，而他又不愿意妻子知道——即使不让猜出他的坏品行，就是好名声也不能使妻子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无知。这些坏品行可以在一生当中不被察觉；夜晚在河堤上的一次相会都会偶然暴露这些不道德行为；况且这通常很难理解，必须有一个知情的第三者向您提供无人知晓的难以得到的内情。然而，这些坏品行一旦为人所知，就会把人吓一跳，因为人们感觉到这事荒唐之至远不止出于道德观念，德·絮希－勒迪克夫人的道德观念最不强了，她的儿子们用利益去贬低和解释任何事物她都可能加以认可，利益对所有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她得知她的儿子们每次去德·夏吕斯先生家拜访，他都仿佛命里注定，必然按时拧他们的下巴，而且彼此互相拧下巴时，她就禁止他们继续去他家。她感受到对生理奥秘的不安，这种感情使她心里琢磨与自己保持着良好关系的邻居是否染上了吃人肉的毛病，男爵再三问她：“我最近难道见不到这些年轻人了？”对此她回答说，他们正忙于自己的功课，忙于准备一次旅行，等等，心里却对自己十分窝火。不负责任使错误甚至罪恶罪加一等，无论人们对此怎么说。如果朗德吕（就算他确实杀死过一些女人）这样做是出于私利，对私利，人是可以抵制的，那他还有可能得到特赦，然而如果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性虐待狂，他就等不到特赦了。 布里肖在与男爵的友谊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他家讲一些粗俗的玩笑话，当他讲的话已不再是老生常谈而是表示理解时，那些玩笑就被一种愉快掩盖下的痛苦感情代替了。他在朗诵柏拉图作品的片段、维吉尔的诗行时感到心安理得，因为他这个在头脑方面也是瞎子的人并不明白在当时爱恋一个年轻男子等于今天（与柏拉图的理论相比，苏格拉底的玩笑对此的揭示更加出色）供养一个舞女，然后同她订婚。德·夏吕斯先生本人可能也不明白这一点，他把自己的怪癖与友谊相混淆，而友谊与怪癖却是两码事，他还把伯拉克西特列斯的竞技者与温顺的拳击手混淆起来。他不想看到，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拉布吕耶尔说过，“虔诚王子手下的虔诚朝臣可能是无神论王子手下的无神论者”），任何习惯上的同性恋——柏拉图的年轻人的同性恋和维吉尔的牧羊人的同性恋都一样——已经消失，残存下来并且日益繁多的只有人们向其他人秘而不宣以及自我扭曲的那种不自愿而又神经质的同性恋。而德·夏吕斯先生的过错也许在于他没有坚决否认异教的家谱。怎样的道德优势才能换取一点点形体美呀！忒奥克里托斯笔下那个牧羊人爱慕一个少年，日后他也并没有理由非得比为阿玛里利斯吹笛子的牧羊人心肠更软，思想更细腻不可。因为前者并不是沾染了什么病而是服从了当时的风尚。只有这种克服了重重障碍而残存下来、可耻而又缺乏生气的同性恋才是唯一真实的、唯一能够在同一个人身上与道德品质的完美相称的东西。当人们在思考纯肉欲小小的转移，和感官的轻微瑕疵时，一想到肉体竟可能与美德发生关系便会吓得哆嗦，这些美德说明，诗人和音乐家们的天地在德·盖尔芒特公爵眼里如此难以理解，它对德·夏吕斯先生来说却比较能够理解。德·夏吕斯先生内心有家庭小摆设式的情趣，这倒不令人惊讶；可是，竟让他通过狭窄的缝隙借光理解了贝多芬和委罗内塞！然而，这并不能使健康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不感到害怕；一个写出一首好诗的疯子用最正当的理由向健康的人解释，他被关起来是错误的，是因为他的妻子太坏，他请求他们去疯人院院长那里进行干预，他还对人们强迫他和别人挤在一起连声抱怨，并且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瞧瞧，这人就要到院子里来同我说话了，我不得不勉强和他接触，这人以为他就是耶稣－基督。然而，这正好向我证明我和什么样的疯子关在一起；他不可能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而就在片刻之前人们还准备去向精神病医生指出他的错误呢。听到上面那些话，即使人们想到这同一个人每天推敲的那首令人赞叹的诗，人们也会远远走开，正如德·絮希夫人的儿子远离德·夏吕斯先生，倒不是因为他对他们有什么伤害，而是因为邀请次数过多而且邀请的结果是拧他们的下巴。诗人值得同情，他必须在没有任何维吉尔引导的情况下穿越由硫磺和沥青组成的地狱的那些圆圈，投身于从天而降的大火中，为的是从天上带回索多姆①的几个居民。他的作品没有任何魅力；他的生活与那些还俗的人一样刻板严肃，这些人遵循最清白的单身汉的守则，以便人们只能将他们脱下教士长袍归咎于丧失信仰，而不能归咎于其它。作家的情况就不尽相同了。有什么样的疯病医生经常接触疯子而自己却不会发疯呢？他如能肯定促使他照料疯子的并不是他先天的和潜在的疯病，那倒是幸运的事。精神病医生的研究对象经常反作用于他。但是在此之前，促使他选择这个对象的又是哪种模糊不清的癖好，哪种令人慑服的恐惧呢？ -------- ①巴勒斯坦一古城。《圣经》说，因其堕落而毁于天火。 男爵装作没有看见这个紧跟在他身后、形迹可疑的人（当男爵在林荫大道碰运气或者穿越圣拉萨尔车站的大厅时，这些追随者有几打之多，他们抱着得到一枚五法朗银币的希望对他穷追不舍），生怕那家伙斗胆向他开口，他假惺惺低下他那与扑过粉的脸蛋形成鲜明对比的染黑的眼睫毛，使他活象格雷戈描绘的一个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然而这个神甫却令人生畏，看上去象个被停止职权的神甫，练习他的嗜好和保护这种嗜好的秘诀的必要性强迫他作出各种妥协，结果恰好把男爵试图掩饰的东西暴露在脸孔的表面，这东西就是被说成道德败坏的放荡生活，实际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道德败坏都能一望而知，因为它迟早要具体地表现出来，扩散在容貌上，尤其在面颊和眼睛四周，正如在生理上黄赭增多是一种肝病的表现，令人厌恶的红斑是一种皮肤病的表现那样。此外，从前被德·夏吕斯先生埋藏在他自己最隐密的内心深处的邪恶如今却象油脂一样，不仅浮现在这张搽粉的面孔的双颊，确切地说，下垂的脸颊上，在他那自由放纵而且已开始肥胖的躯体的丰满的胸脯，滚圆的臀部上，而且现在已溢露于他的言谈之间了。 “布里肖，难道您晚上就是这样跟漂亮小伙子一起散步的吗？”他说着走近我们。流氓一时不知所措，趁此走开了。 “太好了！我们可要把这事告诉您那批索邦大学的年轻学生，原来您才不是一个那么正经的人。话得说回来，和年轻人在一起，对您确实有好处；教授先生，您娇嫩得就象一朵小玫瑰。恕我打扰了你们，瞧你们当时高兴的神情，简直象两个发疯的姑娘。你们当然不需要我这样一个老婆婆来扫你们的兴。既然你们差不多都招了，我就不要特意为这件事去作忏悔了。① -------- ①“今晚我们有幸见到您的表妹吗？哦！她人真漂亮。如果她能进一步讲究穿着艺术，那就更加完美了；懂得这门艺术的人真是屈指可数，可她则是天生就拥有这门艺术的”。我在此必须说明，德·夏吕斯先生与我迥然不同。他“天生拥有”洞悉入微的秉赋。他能将某人的穿着打扮观察得仔仔细细，看一幅画，能把任何细部记得一丝不漏。说到衣裙帽饰，有些刻薄的人或专断的理论家一定会说，一个男子如果为男性的魅力所吸引，那么反之他天生就会对女子的服饰发生兴趣，会对此加以考察，精于此道。有时候这种观点还真能灵验。男性们仿佛将夏吕斯之类的人的肉欲和温情都吸引到自己这一方，而女性们从夏吕斯之类的人那里所能获得的满足只能是“柏拉图式的”（此形容词毫不恰当）趣味，甚至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趣味；不过这种趣味保你无比讲究，精不厌细。后来有人给德·夏吕斯先生起过一个别号，戏称他“女裁缝”，看来这个别号是非常贴切的。但是它的趣味和他的观察力涉及面很广。上文说过，那天晚上我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里用过晚餐后前去拜访他，借着他的指点，我才发现，他府邸上珍藏着数件精品。别人不加注意的东西，包括对艺术品和晚餐菜肴（从绘画到饮食，无所不包）他都能一眼看出个中精华。我总是替德·夏吕斯先生惋惜，他不该把自己的艺术天赋局限起来，仅仅满足于画几幅扇面馈赠嫂子（上文说过，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拿在手里并不是为了煽风，而是为了炫耀，借以向人显示巴拉麦德对她的友情），或者满足于弹一手钢琴，以便在为莫雷尔小提琴伴奏时不出差错。我说，我总是替德·夏吕斯先生可惜，现在还是如此，因为他从未撰写过什么东西。当然，我这话并不是说，因为他说话写信不乏才气，因此就能断言他有可能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有些才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见过，有些出言平平的人能写出惊人之作，而那些口若悬河的人一旦提笔，竟不及一名庸才。总之我可以断定。如果德·夏吕斯愿意试笔，先从他熟谙的艺术题材入手，那么就会火焰喷射，光芒万丈，社交能手定能变成大师级作家。我经常对他这么说，可是他就是从来不肯提笔。也许这仅仅出于懒惰，或者是那些辉煌的晚会和鄙俗不堪的娱乐活动吞噬了他的所有时间；在盖尔芒特家，听凭他们的需要，海阔天空起来没完没了。我为他惋惜，更是因为他只要与人交谈，其机智就从不能摆脱其性格，即便是在他谈锋极健，光彩夺人时，其情况也是如此，一边是妙语连珠，一边却玩世不恭。他在沙龙里的时候充满智慧，敏锐好奇，但同时，他却欺凌弱者，对并未侮辱过他的人也要施以报复，甚至卑鄙地设法离间朋友。如果他不学沙龙闲者，对书籍既崇拜又憎恨，而是真正著书立说的话，我们得到的将是他洗净恶素以后独有的精神价值。这样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我们对他大加崇拜，他的许多优点还会使友谊绽开花朵。 当然，他在寸方的纸上究竟能实现什么，我在此所作的估计可能发生错误，但只要他提笔写作，那他就已经做了一件罕见的好事，因为他不仅凡物都能识别，而且所识之物，他能都道出名来。诚然，跟他交谈，即便我没有学会怎么观察事物（我总是走神，感情总是飘向别处），我至少也看出了一些事物；没有他，我对这些事物就会始终视而不见。但是这些事物的名称本来可以帮助我回忆起事物形象和色彩，我却总是听过便忘，无法记住。如果他写在书上，即便是劣等的书——我不信他写出的书会是劣作——那将是一本多么美妙的词典，一类多么取之不竭的词汇大全啊！不过谁能预料？也许他真的不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却甘受那在我们的命运前面屡设障碍的妖魔的驱使，去写那些味同嚼蜡的连载小说以至那些无人问津的游记和历险记。 “是的，她很注意衣着，更确切地说，很注意穿着打扮。”夏吕斯先生接着谈论阿尔贝蒂娜。“我唯有一丝疑虑，即不知她是否真的做到按照自己天生的丽质来穿着梳妆。此事我也有一定的责任，有时出主意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去拉斯普利埃庄园时，常常给您表妹一些指点，可是那些话也许较多地出于当时当地以及附近海滨的特殊环境，而没有考虑到她固有的性格特点，结果使她的举止打扮有些偏于轻佻。我承认，我见过她穿一身漂亮的塔兰丹布妆服，戴着迷人的薄纱围巾和玫瑰红无边小帽；即便上面插了一根玫瑰红的羽饰，也无损于它的美观。不过我深信，她那真实无假的美貌，需要比这些可爱的破布烂絮更好的衣饰来装点。无边小帽怎配得上这一头茂发，换一俄罗斯冠冕不是更能显出其价值？适于穿古式戏裙的女子不多。但是我们这位已具妇人风姿的姑娘就属例外；她要穿上热那亚天鹅绒的古装裙（我由此想到埃尔斯蒂尔和福迪尼产制的连衣裙）就正合她的体态，如果裙子上再镶挂一些旧时的珍奇珠宝（这是最令人们叹为观止的），如橄榄石、白铁矿和稀世的拉长石岩，我绝不怕这会显得累赘罗嗦。她跟体态丰腴的美貌女子一样，身体本身就需要得到一种重量上的平衡。她到拉斯普利埃庄园吃饭去的时候，漂亮的大包小包就随身沉甸甸地背着，这您一定还记忆犹新吧。待到她将来在农庄举行婚礼的时候，除了涂脂抹粉，化妆一番以外，还可以在一个淡蓝的青金石盒里备一些白珍珠和红宝石碾成的脂粉；我想那不会是充假的，因为她可能是和一个富人结婚。 “够了，男爵！”布里肖打断了他的话。他是担心这最后一句话会刺伤我的心，因为他对我和阿尔贝蒂娜两人的关系是否纯洁，是否真的属于表亲将信将疑。“您就是这样来关心小姐们的！” “在这孩子面前您最好还是住嘴，烂皮癣。”德·夏吕斯先生奚落道。他的手顺势一挥，样子是要逼布里肖不要多嘴，可那只手却落在我的肩上。——作者注。 絮比安觉得，先不用着急把事情告诉德·夏吕斯先生，保护他女儿不受反击才是当务之急。为此，德·夏吕斯先生对下午发生的事情还蒙在鼓里，对成婚一事深信不疑，心情十分愉快。这些伟大的单身汉仿佛是在用一种虚幻的父性来给自己悲凉的独身生活添加一份温存，寻找某种安慰。“布里肖，说句真话，”他笑着向我们转过身来补充道，“看见您和别人在一起如此风流，我有点顾虑。你们手挽着手，看起来就象一对情侣似的。嗨，布里肖，您倒是什么也不在乎！”他说这番话，是否是他思想衰老造成的自然结果？如今他的思想不如以往了，没有足够的自控能力，有时候说话会言不由衷，深藏四十余载的隐私会不慎说漏出来。他说这番话或者是不是对平民观点的鄙夷？总而言之，盖尔芒特家的人自己就都是平民之见，连德·夏吕斯的长兄，德·盖尔芒特公爵也不例外，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己。有一次，我母亲亲眼目睹，公爵敞着睡服，毫无顾忌地站在窗口刮胡子。德·夏吕斯先生往后摘下草帽，透开宽阔的前额，利用片刻时间松掉绷在脸上的面具。他是否是在东锡埃尔到多维尔炎热的途中染上了这无拘无束的危险习惯？凡是了解莫雷尔已经不爱德·夏吕斯的人，看见他俩还亲如夫妻，都会感到惊奇。德·夏吕斯先生的情况是，淫乱只带给他千篇一律的肉体快感，对此他早已感到腻味，他本能地去寻求和创造新的成绩。对萍水相逢的陌路人厌倦了之后，他便返回另一极端，重新热衷于自以为将永世诅咒的东西，比如模仿起“夫妻生活”或“慈父恩泽”。有时候，对这样一套他犹感不足，还要搞些新花样。他就象一个正常男子一样，平生完全可能愿意与一个小伙子一起过夜，然后又去和一个女人同枕共眠，这完全出于与前相似的好奇心，只是倒错而已。不过这两种好奇心都是不健康的。男爵由于夏利①的缘故，始终以“常客”的身份出入于小圈子。所以，尽管他为了伪装自己，进行了长期努力，其结果恰如有些欧洲人那样，一去殖民地探险或者小住，就不象去法国，忘记了应有的行为准则。但是，内心的革命，较之在维尔迪兰小圈子内消磨的时间，更有效地使德·夏吕斯先生摆脱了最后的社会约束：他起初对自身的异常现象一无所知，日后刚认识到这种异常现象时惊恐万状，过后也就习以为常了，竟至忘了，自己终于不觉羞愧，能够认可的事情，向别人坦然承认却不能没有危险。南极也好，勃朗峰也罢，事实上都不如淫乱的内心，即与众不同的思想，能为我们提供一块长期离群索居的地方。夏吕斯先生从前就是如此形容淫乱的。如今他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可亲的形象，把它看成一个人所难免的瑕疵，犹如懒惰、闲散或贪食一样，甚至可以说讨人喜欢，十分有趣。夏吕斯先生不仅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格激发着那种好奇心，而且尽力满足，增加刺激，维持不熄，以此寻找某种乐趣。有位犹太记者，每天都在捍卫天主教，也许他并不是指望别人对他刮目相待，而是为了不致于使那些好心的取笑者大失所望；德·夏吕斯先生就和这位记者一样，在小圈子里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事情大加指责，似乎不用别人邀请，他都会乐意模仿英国腔或者穆内－絮利②来说话一样。同时他又在众人面前炫耀其艺术鉴赏家的才能，还慷慨解囊，分摊到自己头上的那份钱毫不犹豫就掏了出来。所以，德·夏吕斯先生威胁布里肖，说要到索邦大学告他与小伙子一起散步，这与受过割礼的专栏编辑大谈“教会的长女”③和“耶稣的圣心”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假仁假义之嫌，但也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弊。不过，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到德·夏吕斯先生的语言内容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话与他从前敢说的话大相径庭——而且还应该注意到他的语调和举止也正在发生变化——他现在的语调、举止和以前受他严厉指责的有些人的语调举止竟十分相似。我们应该从这双重的变化中寻找原因，这才有意味。他现在偶而会发出几下轻叫声。于他，这是无意的，因为这声音十分低沉；然而那些性欲倒错的人这么叫出声来则是故意的。他们互相见面致意一律用“我亲爱的”。对这种忸怩作态，德·夏吕斯先生素来持反对态度。然而，犹如一个全身瘫痪或体内失调的人最终总要显出某种症状一样，德·夏吕斯这类人，恶习发展到一定程度必要作出这种媚态，别人仿佛只是故意进行一种天才而又忠实的模仿而已。其实不然。虽然我曾经见过德·夏吕斯先生身着黑色西服，留一头平发，不苟言笑，而那些年轻人却涂脂抹粉，缀满首饰，但那种纯粹的心理做作告诉我们，他们之间只是表面不同而已。正如一个是烦躁型的人，说话时急迫不安，不停摇晃；另一个是神经病人，说话慢条斯理，始终平平静静，但在医生看来，前一位同样患了精神衰弱症。医生知道，这两个都在忧心忡忡，内心都备受痛苦的煎熬。此外，我们还发现，德·夏吕斯先生已显出各种衰老的迹象，谈话中有些用语从前就大量使用，现在则发展到了出奇膨胀，脱口而出的地步（例如：“一系列情况”）。男爵句句不离这些用语，似乎必不可少地要求助于保护人一样。“夏利已经来了吗？”我们正要走到宅邸前去按门铃，布里肖问德·夏吕斯先生。“哦！我不知道，”男爵手在空中一挥，半眯着眼睛说，样子就象怕别人说他守口不严似的。也许男爵因为说漏了有些话，已经遭到了莫雷尔的责备（莫雷尔既是懦夫，又爱虚荣，高兴时借德·夏吕斯先生来点缀自己，不高兴则六亲不认；他把那些无关紧要的话也看得比什么都严重）。“您知道，他干些什么，我全然不知。”如果说两个互有直接关系的人在交谈中互相撒谎的话，那末，一位第三者在和一个情人谈到这位情人的心上人时，那自然更是谎言连篇，不管此人的性别如何。 -------- ①莫雷尔的别名。 ②法兰西喜剧演员（1841—1916），最著名的角色为《安德洛玛克》中的奥雷斯特，还演过哈姆雷特和俄底浦斯王。 ③指法国。 “您是好久以前见到他的吗？”我问德·夏吕斯先生。我装出一副既不怕跟他谈论莫雷尔，也不轻信他和莫雷尔朝夕相处的样子。“他今天早晨刚巧明未过，才呆了五分钟。我还没有睡醒，他坐在我的床边，象要强奸我似的。”我立刻想到，德·夏吕斯先生一定是在一小时前刚见过夏利，因为如果我们问一个情妇，她是什么时候见到她那位情夫的——大家都知道那是她的情夫，她也猜测到大家是这么认为的——是否和他一起用了午后点心，她必定回答说：“我在午饭前一会儿见到他的。”这两个事实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一个是骗人的，另一个是真实的。不过，两个同样是无辜的，或者毋宁说，同样也是有罪的。这些答语是由一定的因素决定的。回答人自己并不知道，决定因素很多，事实的比重却很小，两相不成比例，以至回答人借此就不顾事实如何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明白为什么情妇（此处为德·夏吕斯先生）总是选择骗人的事实。但是物理学家认为，即便再小的木球在空间仍然总有它的一席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制约着比它大得多的物体的引力定律跟斥力定律之间存在着冲突或者平衡。备忘起见，暂举几例。譬如：那种故意要显出自然洒脱的欲望，那种明有幽余还遮遮掩掩的本能性动作（这是一种害羞与炫耀的混合心理），那种把自己觉得十分愉快的事情透露给别人，并向人显示出自己正爱人所爱的需要（这是对对方内心活动无言的洞察，这种洞察力超过对方的洞察力，致使对对方作出过低的估计，或者这种洞察力低于对方的洞察力，结果对对方作出过高的估计），那种自然的纵火欲以及起火后丢车保帅的意愿，这种种规律都在互相矛盾中发生着作用，更为普遍地制约着关于各种各样问题的回答。譬如，有一个人我们明明是晚上看见他的，却硬说成是早晨看见的。那么，我们与此人的关系是属于纯洁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还是相反，是一种肉体的联系，这就值得探讨。总的来说，尽管德·夏吕斯先生的淫邪有增无减，不时地暗暗流露出来，有时甚至直接发明出一些有害于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在这一段生活中，他仍在设法表明夏利和他夏吕斯不是同一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友谊。但他不妨（有时他的话也许是真的）有时又会露出破绽（譬如他矢口最后见到他是在早晨）。也许他是忘乎所以，不慎道出了真情，也许他是为了吹嘘一番，或者出于多愁善感，甚至觉得如能迷惑听者，便能显出自己才智超人，因此他不惜编织弥天大谎。“您知道，他对于我来说，”男爵接着说，“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我对他感情最为深挚，我敢肯定他对我也抱有同样的感情（看来他对这一点是拿不准的，不然他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当众声明，他敢肯定呢？），但是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其他关系，没有那种事情，您可听清楚，根本没有那种事情。”男爵说话的口气十分自然，如同是在谈论一个女人。“是的，他早晨来拉拉我的脚。他明明知道我讨厌别人看见我在睡觉。您不讨厌吗？噢！真难看极了，让人讨厌，丑得让人害怕。我知道我已不是一个二十五岁的人了，我并不是还要装出一副天真少女的样子，但是人保持一点小小的俊俏还是必要的。” 男爵说莫雷尔只是他一个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此话也许不假。“他干些什么事，我根本不知道，我对他的生活起居，一概不知。”他说这话时以为自己是在说谎，其实也许说的确是实话·且说（趁德·夏吕斯先生、布里肖和我朝维尔迪兰夫人的公馆走去的当儿，我们插一段后话，将几星期后的故事提前到这里来叙说；这段后话说完之后，我们再立刻接着原来的故事讲下去），且说，这次晚会以后过了不久，男爵无意之中打开了一封别人写给莫雷尔的信，为之震惊不已，陷入深深的痛苦。这封信反过来大概也引起了我强烈的悲伤。此信出自于女演员莱娅之手。该演员只对女人发生兴趣，素来以此闻名。她给莫雷尔的信（德·夏吕斯先生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认识她）字里行间充满了情欲，其下流程度使我们在此不能全文加以援引。但是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比如莱娅和他说话，通篇都用阴性，什么：“邋遢姑娘，走开！”，“我亲爱的美人”，“你，你起码也是这种人”，等等，不一而足。信中还提及其他好几位女子，她们跟莫雷尔和莱娅似乎保持着同样亲密的友情。此外，莱娅对供养她的军官奚落起来，犹如莫雷尔对德·夏吕斯先生进行嘲讽那样，每每尖酸刻薄。她说：“他在信中竟劝我老实听话！你听听，我的小白猫。”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这些话泄露的天机，其所料不及，也绝不亚于莫雷尔和莱娅之间如此特殊的关系。然而，尤其使男爵感到震惊的是那些关于“也是这种人”之类的话。他起先还蒙在鼓里，久而久之，他终于明白自己“也是那种人”。不过眼下他对业已获得的这一概念重又发生了疑问。原先当他发现自己“也是这种人”的时候，他以为从此事情非常明白，自己的兴趣，如圣西门所说，不在女人身上。然而现在通过莫雷尔的事情，“也是这种人’的说法又加上了德·夏吕斯先生闻所未闻的引申义，而且引申范围之广，足以使我们从这封信中看出，莫雷尔之属于“这种人”，在于他甚至还具有女人对女人的那种兴趣。从此，德·夏吕斯先生的嫉妒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莫雷尔所认识的男人，而必须扩及到他所认识的女人们身上。如此而言，所谓“也是这种人”的人，不仅是指他心目中原有的那些人，而且是指全球一大部分人，其中包括男男女女，而男的又是指男女均为喜爱的男人。一个如此熟悉的字眼居然又出现这么一个新的意义，男爵的理智和心灵难免焦灼不安，备受折磨。他陷入一个双重奥秘，不明白为什么一方面他的嫉妒心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一个词的原义突然变得贫乏不足。 日常生活中，德·夏吕斯先生素来只是一个艺术爱好者。由此可见，上述这类事情对他毫无益处。此事给他的痛苦感受，他只是化作一番雄辩，或者一场阴谋诡计而已。然而这类事情要是落在贝戈特这类德操高尚的人身上，倒是弥足珍贵的。这甚至于可以部分地告诉我们（既然我们的行动是盲目的，但我们象虫兽一样，总是挑选有利于我们的花木），为什么贝戈特一类的人通常都和趣味低级、虚情假意和凶狠毒辣的人相依生活。作家那些同伴美于其表，虽然充实他的想象，激发他的善心，但却丝毫无法改变他们固有的本质。我们不时地发现，这批人在远离地表以下数千米的深处生活着，干着难以令人置信的种种勾当，编织的谎言出乎于人们的想象，甚至与人们的想象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到处撒谎。不论是关于我们认识的人，我们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表现在我们以各种方式完成的行为中的动机，他们都要撒谎。此外，对于我们的人品，我们的心上人，我们对某些人的感情，比如对那些爱我们，并且由于每日亲吻我们就认定已把我们按其模式改塑一新的人的感情，也不免要撒谎。其实这些谎言是一种人间珍品，它能打开我们的眼界，揭开新的未知世界，唤醒我们沉睡着的感觉，使我们静观这个世界；没有这些谎言我们永远无法认识这一世界。至于德·夏吕斯先生，应该说，莫雷尔有些事精心地瞒过了他。他得知事情真相时惊愕不已，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他由此断言，跟下等人打交道本是一大错误，那他不免有些小题大作了。因为我们在此书末卷中将会看到，德·夏吕斯先生干出的事情叫他的亲友更不知要惊愕几倍呢，相比之下，莱娅泄露的生活私情真是望尘莫及了。 现在该回头再来写男爵了。男爵、布里肖和我正朝着维尔迪兰家门走去。“我们在多维尔见到过的您那位年轻的希伯莱朋友，”他转过脸来又对我说道，“他的近况如何？我想过，如果您乐意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挑一个晚上请他一下。”德·夏吕斯先生就象一个丈夫或情人一样，雇用了一家侦探代理行，对莫雷尔的一举一动，出出进进都进行无耻的监视。对于其他年轻人他甚至于还不满足于此，还要亲自不断地加以注意。他派一名老仆人去让侦探代理行暗中监视莫雷尔，可是这事情做的太不谨慎，以至于跟班们都以为受到了盯梢，害得一名女仆人也胆战心惊。连街上也不敢去，就怕身后有密探盯着。老仆人说：“她想干什么，随她干呗！这么跟踪她，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好象她的行为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似的！”老仆人高声嚷嚷，借机冷嘲热讽一句。尽管他达不到主人那份雅趣，但他因为对主人感情之深，为主人的兴趣如此尽忠效命，到末了他谈起主人的兴趣来竟如同是自己的兴趣一样。“他是正直人的典范，”德·夏吕斯先生对老仆人作了高度的评价，因为最受赏识的人莫过于那些既具备崇高的品操又能无私地用其来为我们的邪癖服务的那种人。况且，涉及到莫雷尔的事，德·夏吕斯先生所要嫉妒的只能是男人，女人们根本不会燃起他的嫉火。这几乎是适用于夏吕斯一类人物的普遍规律。如果他们心爱的男子对某一女人发生爱情，那毫不碍事，这仿佛是异类动物之间发生了这种事（狮子从不干预老虎的事），他们觉得不仅无伤大雅，而且心里更加踏实。当然，对那些把性欲倒错视为神圣职业的人来说，有时候这种爱情不能不叫他们感到恶心。于是他们责怪朋友不应该坠入这种爱情，这不是怪朋友喜新厌旧，而是怪他意志不够坚强。要不是男爵德·夏吕斯，换一个另外的夏吕斯，如果发现莫雷尔与一个女人发生关系，那就象在广告上看见他这个演奏巴赫和亨德尔的人，竟要去演奏普契尼一样，一定会大发雷霆，因此，那些年轻人出于利害关系，屈尊俯就夏吕斯这类人的爱情，向他们发誓男女之欢只能引起他们的恶心，这正如他们对医生发誓一样，他们从来滴酒不沾，就喜欢喝矿泉水。不过，德·夏吕斯先生有些与众不同，他对莫雷尔的一切都十分崇拜。莫雷尔在女人身上的成功非但没有在他心灵上蒙盖阴影，反而象他在音乐会或在纸牌游戏上获得成功一样，给他带来了欢乐。“可是我亲爱的，您知道吗，他在搞女人呐，”他说这话的神情就象刚发现什么秘密似的，充满了愤慨，不过其中也许又夹带几份嫉羡，甚至是钦佩。“他真了不起，”他又说道。“他所到之处，那些风流名妓也都得把他放在眼里。他每到一处，就引人注目，地铁里也好，剧场里也罢，他都逃不过众人的眼睛。这真叫人讨厌！跟他一起上餐馆，每次伙计都免不了至少要递给他三份女人的情书，而且每次都是些美人儿。不过，这也不奇怪。我昨天看看他，我便理解她们了。他成了一个美男子，那神态绝不亚于布隆契诺画中的人。他真令人倾倒！”德·夏吕斯先生喜欢这样炫耀，他爱莫雷尔；他要借题发挥，一直说到让人相信，也许说到让自己相信，他也为莫雷尔所爱。尽管这位小伙子对男爵的社交生活也许会带来不利，但男爵依然终日把他当作自尊心一样紧紧守在身边，他目前的情况是（这种情况举不胜举：那些道貌岸然，谈吐高雅的人，纯粹出于虚荣心，断绝一切交往，独为能够和那么一个半上流、半破烂的情妇厮守一起，到处去抛头露面。即便别人不再邀请这种女人了，他们仍然为能和这种女人保持联系而洋洋得意），自尊心要求他将已经达到的目的全力摧毁一尽。这一点，我们也许是受到了爱情的影响，我们觉得——只有我们自己觉得，将我们与我们所爱之物的关系公开出来，这将产生一种魅力。另外也许因为我们在社交生活方面的抱负业已实现，所以这方面的热情现在开始消退，好奇心开始转到仆人身上，而且由于这种好奇心带有柏拉图式恋爱的性质，因此更使人专心致志，以至于它不仅达到了，甚而还超过了其他好奇心尚还难以维持的水平。 至于其他小伙子，德·夏吕斯先生以己度人地觉得，莫雷尔的存在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妨碍。作为小提琴演奏家，莫雷尔已经誉满遐迩，作为作曲家和记者，他也已初露头角。在某种程度上，这对那些小伙子来说甚至还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偶而有人向男爵引荐一位格调欢快的作曲家，男爵顿时觉得这可能是发挥莫雷尔才能的天赐良机，他寻找机会向新来的作曲家彬彬有礼地说：“您应该给我带一些作品来，可以让莫雷尔拿到音乐会上演奏，也可以拿出去巡回演奏。漂亮的小提琴曲子为数太少了！有新的曲子问世，那是意外收获。外国人就非常欣赏小提琴曲。甚至有些外省小乐队的人也喜爱小提琴曲，那种激情和才智实在令人钦佩。”由于布洛克曾经对男爵说过他“偶而”也作作诗——男爵讥笑地转述道；每当他找不到妙言隽语的时候，他总是用这种笑声来掩盖语言的平庸——因此夏吕斯不多加诚意地（因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充当钓饵之用，莫雷尔极少会乐意付诸实现）对我说，“既然这位犹太人是写诗的，您就对他说，他完全应该替我带些来给莫雷尔。作曲家需要漂亮的歌词来进行谱曲，但是暗礁丛生，总是感到难找。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用他的诗词来作歌剧剧本。这件事绝不会徒劳无益的，因为诗人受到我的保护，本人又才华横溢，再加上一系列因素的帮助，这事一定能获得某种价值。当然在那些因素中，莫雷尔的才能占首要地位。他目前不仅作曲丰盛，而且还勤于写作，写的东西十分漂亮，这一点我过后还要向您介绍。至于他的演奏技能（这您知道，他已经完全是一名大师了），您今晚就会听到，这孩子拉凡德伊的曲子，拉得是何等的出色。他令我折服。这个年龄，对音乐却已具有如此深刻的理解，然而又还是那么孩子气，那么学生气，真令人不可思议！噢！今晚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排练。盛大演出将在几天以后举行。但是今天的试演要高雅得多。因此您能光临，我们万分荣幸，”他说——他使用我们这个词，无疑是因为国王就这么说的：我们希望。“鉴于节目精彩，我建议维尔迪兰夫人组织两次晚会，一次放在几天以后，届时她可以邀请她所有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另一次就是今天晚上，这一次用法律语言来说，女主人被剥夺了权力。请柬是我亲自发的，我请了几位其他圈子里的人，他们为人和善，对夏利也许有用，当然介绍给维尔迪兰夫妇认识认识那也是一件愉快的事。请最伟大的艺术家来演奏最美丽的乐曲，这自然是件好事，可是如果听众都是些对门的针线商或本街的杂货铺老板，这气氛一定会象捂在棉花里那样压抑，这话在理不在理？您了解我对上流人士文化水平的看法。当然他们也可以起到某种相当重要的作用，诸如报刊在发生社会重要事件时所起的作用，即传播的作用。您明白我的意思吧。比如我邀请我的嫂子奥丽阿娜。她来不来，这还不一定，她绝对什么也听不懂。不过我并不要勉为其难要求她听懂，而是要她说话，这恰恰是晚会所需要的，这一点她会干得非常出色。结果是：一到明天，莫特马尔家里不会是针线商和杂货铺老板的鸦雀无声，而会出现一片热闹的谈话声，奥丽阿娜述说着她听到了绝妙的音乐，听到了一位名叫莫雷尔的演奏，等等。未受邀请的人便会气得无法形容，说：‘巴拉梅德肯定认为我们是不够资格；话说回来，这晚会在这种人家里举行，那都是哪号人参加呀？’这一串反话跟奥丽阿娜的赞词同样有益，因为莫雷尔的名字反复出现，最后就象一篇连诵十遍的课文，牢牢地印刻在众人的记忆之中。对于艺术家和女主人来说，这一切便构成一系列弥足珍贵的环境因素，形成一个扬声器，将一次演出的声音一直传送到远处听众的耳朵里。真的值得光顾：您会看到他取得了何等的进步。而且我们新发现他还有一个才能，亲爱的，他写东西真跟天使一般，我跟您打赌，真跟天使一般。”德·夏吕斯先生不屑于告诉我，近期以来，他跟十七世纪的贵族老爷一样，自己不屑于签署或撰写攻击文章，却唆使莫雷尔起草卑鄙的短文，诽谤莫莱伯爵夫人。读到这些文章的旁观者且都已觉得那尽是些无礼不逊之词，更何况对少妇本人来说，那是多么残酷的打击！除了她自己谁也不会发现，文章中巧妙地引用了她的亲笔书信，书信内容一字不差，可是引用时断章取义，足以象一场残酷之极的复仇，逼得她发疯。结果少妇真的死在这些文字刀下。巴尔扎克会说，巴黎每天都在发行一份口传日报，这要比印刷的报纸厉害多倍。我们日后将会看到由于这份唇舌之报，夏吕斯风流扫尽，到后来再也没有回天之力，而莫雷尔虽然以前抵不上保护人的百万分之一，此时却借机崭露头角，并且远远超过了他。这种文化生活风尚至少是幼稚的，它虔诚地相信，天才的夏吕斯是索然无味的，而愚蠢的莫雷尔竟具有无可争议的征服力，不过男爵无情的复仇说明他不那么清高无邪。也许他口中挖苦别人的毒液正是由此分泌出来的。每当他怒火中烧，口中便会溢满毒汁，两颊立刻出现黄疸。 “我曾考虑过，您既然认识贝戈特，您也许可以提醒他，让他注意一下这位年轻人的散文。总之您可以跟我合作，帮助我创造一系列机会，促进这位集音乐家与作家于一身的双重人才迅速成长。有朝一日他的声誉也许会与柏辽兹齐名。向贝戈特说些什么，您应该明白。您知道，名流显贵经常有别的事情需要考虑，他们受人阿谀奉承惯了，最后几乎只对自己发生兴趣。可是贝戈特这人却非常朴实善良，为人热心，他一定会向《高卢人报》或其他什么报刊推荐发表莫雷尔那些纪实小品的。这些短文熔幽默家之风与音乐家之才于一炉，文笔可谓熠熠生辉。夏利能为他的小提琴加上这一小支安格尔的羽笔①，我实在为他高兴。我知道我这人一说到他就容易言过其实，就跟所有那些带着自己宝贝孩子上音乐学院来的妈妈们一样。怎么，亲爱的，这一点您不知道？那说明您对我容易盲目崇拜的性格还不甚了解。我在考场门口引颈翘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快活得象一位皇后。回过来说贝戈特，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过，莫雷尔的文章写得确实非常好。！ -------- ①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法文中原有“安格尔的小提琴”一说，因安格尔本为画家，偶也玩弄小提琴，故谓某人的业余爱好。此为成语倒用。 德·夏吕斯先生认识贝戈特，是通过斯万介绍的，这事已有好久了。夏吕斯确实去见过贝戈特，请求他为莫雷尔找一家报纸，在上面发表一些半幽默的音乐报道。不过走在路上，德·夏吕斯先生有一些内疚，因为他感觉到，作为贝戈特的一名崇拜者，他从来没有为了看望他本人而去拜访过他，每次都是仗着贝戈特对自己的学识和社会地位各参一半的敬意，为了取悦于莫雷尔、莫莱夫人或者某某别人才登门造访的。眼下德·夏吕斯先生除此目的与人不相往来，对此他已变得十分心安理得。不过事关贝戈特，他觉得这有所不妥，因为他感到贝戈特不是社交界那种只图实利的人，应该待之有别。问题只是夏吕斯的生活忙得不可开交。没有燃眉之急，比如涉及到莫雷尔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有分秒空闲。况且，他自己聪颖过人，并不在乎要跟某某聪明人打交道。尤其是象贝戈特这类人，按他的趣味，文人气就太足了一点，更何况又是圈外的人，看问题跟他也不是持同样的观点。至于贝戈特，他对德·夏吕斯先生造访的功利性意图却看得十分真切，但他并不表示责怪。因为他这人，叫他每日施善，他无法胜任。但他愿意让别人高兴，善于体谅别人，而绝不会以教训别人取乐。对于德·夏吕斯先生的陋习，他丝毫不加恭维，但他觉得这是人物身上的一种色彩，是艺术家身上神圣和罪薮的两重特性。这一点不从道德实例，而从柏拉图或索多马①的回忆中可见一斑。“我多么希望他今天晚上能来，他可以听到夏利演奏他的拿手曲子。但是我猜他是足不出户的，他不愿意别人纠缠他，他的想法完全有理。可是您呢，漂亮的小伙子，贡第河滨很少见您露面，您去得不多啊。”我回答说我经常跟我表妹出去。“瞧您说的！跟他表妹一起出去，真够纯洁的！”德·夏吕斯先生对着布里肖说，然后又转过来对我说，“您干些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是要您一一交待，我的孩子。您爱干什么，这完全是您的自由。只是我们被甩在一边，这未免有点可惜。不过您很有眼力，您的表妹长得十分妩媚。您问问布里肖，在多维尔他被弄得怎样神魂颠倒。今晚她不来，十分遗憾。不过您不带她来，这么做或许也是对的。凡德伊的曲子，真是妙不可言！可是今天早晨我听夏利说，作曲家的女儿和她的朋友可能也来。这两个人声名狼藉。一个姑娘背上那种名声该是够麻烦的。想到我邀请的客人，这事也使我有点难堪。不过，他们差不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这事对他们影响不大。这两位小姐会光临的，除非她们来不了，因为一下午她们大概都在维尔迪兰夫人家排练。请到她家里去的都是些讨厌的家伙，那些人士今晚一个都不应该在此出现。刚才晚餐以前夏利告诉我，两位我们称呼为凡德伊小姐的姑娘估计一定会来的，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来。”我突然想到，阿尔贝蒂娜刚才要求跟我一起来（正如结果先知，原因过后才被发现），我便把这事同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要来的消息（我原先不知道）联系起来了，为之心里十分痛苦。尽管如此，我内心仍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德·夏吕斯先生几分钟前还对我们说过，他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过夏利一面，可无意中却泄露出晚饭前他就见到了他。不过我的痛苦越来越明显。“您怎么啦，”男爵问我，“您脸色发白。来，我们进去吧，您受凉了，脸色非常不好。”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操行发生怀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刚才德·夏吕斯先生的一番话又唤起了我的疑心。早已有许多别的疑点钻入我的心肺。每次出现一个新的疑点，我们总是认为怀疑已经到了饱和程度，再也无法容纳新的疑点，可是过后我们依然为它找到了空位。这些新的疑点一旦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心，便立刻遇上竞争对手。我们多么希望信任别人，制造种种理由忘却那些怀疑，以至于很快就对疑点习以为常，终于不再继续理会那些疑点。疑心便象一种仅仅半愈的病痛，一种单纯的痛苦阴影滞留下来。较之于欲望，疑心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两者都占据在我们的心念中间，在其间辐射出无限遥远的微妙的忧愁之波；疑心和欲望一样，一旦有什么事情与我们对心上人的思恋结合在一起，不知何处立刻就有一股快悦之感、喷涌而出。但是每当一种新的完整的怀疑进入我们的内心，痛苦便会苏醒。我们几乎立即可以对自己说：“我能克服，我会找出一套抑制痛苦的系统，那些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这么自我劝慰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和我们信教一样，在一瞬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痛苦。如果我们光长着上下四肢，生活将十分容易忍受。可悲的是，我们体内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器官，即我们称之为心脏的东西，很容易患病。病发期间，它对涉及到某人生活的一切事情都无限敏感易受震惊；如果该人撒了谎——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他人制造的谎言，我们生活在期间都是那么愉快，因此谎言本身是毫无毒害的——便会叫这颗只需外科手术也许就能摘除的小小的心脏引发无可忍受的急症。无需提我们的头脑，一旦病发我们的思想不必再进行无境的逻辑推理，它无法改变病状，正如牙痛发作时我们聚神凝思又于事何济。诚然，此人对我们撒谎，她是有罪的，因为她对我们发过誓，要对我们永远保持坦诚。但是我们平心揣度一下自己，事情就明白了，这种海誓山盟对于别人又有多大价值。我们明知道她想方设法要对我们撒谎，而且我们看中她的也不是她的品德，然而我们偏偏要去听信她的振振誓言，为的只是这是她发下的誓言。当然，日后她再也不需要对我们撒谎了——正是人心对谎言已经漠然置之的时候——因为我们对她的生活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点我们十分清楚，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地奉献出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为此人毁了自身，或者杀了她自己便被判处死刑，更或因为她几年内弄得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最后不得不自杀身亡。另一方面，我们在热恋之中，哪怕再自以为心绪安定，内心的爱情也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件小事足以将心灵置于幸福的位置，我们心里一时充满了阳光，把一片温情不是直接献给我们所爱的人，而是献给在她眼里突出了我们的价值、使她始终拒绝任何阴险诱感的人。我们自以为心绪泰然，然而只要听到一句：“希尔贝特不来了，”“凡德伊小姐受到邀请，”我们预期前去拥抱的全部幸福均会倒塌，阳光立刻藏到云后，罗盘顿时改变标向，内心瞬时风云突变，有朝一日我们会对之失去抵抗能力。到了那一天，心灵变得为此脆弱，崇敬我们的一些朋友会痛苦不解，这类微不足道的事情，这些区区小事怎么居然能使我们如此痛苦，竟导致我们走向死亡。可是他们又有奈何？如果一位诗人得了传染性肺炎，病入膏肓，我们难道可以想象他的朋友对肺炎球菌解释说这位诗人才华横溢，应该让他病除复愈吗？我对凡德伊小姐的怀疑由来已久，不是新近才产生的。不过，由于下午莱娅和她的朋友激起了我的嫉妒，所以把这怀疑给消除了。特罗加德罗的危险一旦避免了，我便感到以为因此获得了永久的安宁。对我来说，新疑点的真正出现，是在有一次和安德烈一起散步，她对我说：“我们到处走了走，谁也没有碰到。”事实恰恰相反，凡德伊小姐显而易见跟阿尔贝蒂娜约好了在维尔迪兰夫人家见面。现在我宁愿让阿尔贝蒂娜一个人出门，她可以随意去哪儿，只要我能够在什么地方牵制住凡德伊小姐和她的朋友，肯定阿尔贝蒂娜无法和她们见面就行。因为一般来说是嫉妒局部的，断续受控的；也有可能因为嫉妒是某种焦虑性痛苦的延续——这种焦虑有时产生于某人，或可能受我们的朋友心爱的另一个人——再不就是因为我们思想狭隘，唯有对能想象的事情才能理解，其余的均一片迷糊，相对而言无法为之痛苦。 -------- ①索多马（1477—1549），意大利画家，以壁画著称。 正当我们要跨入公馆庭院的时候，萨尼埃特从后面赶上来。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我们。“可是我们已经观量你们一阵子了，”他气喘吁吁地对我们说。“我竟会犹豫，奇怪否？”在他看来，“奇怪不奇怪”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偏喜欢用这古词，结果让人听了有一种恼人的亲热劲。“可是你们是可以结为朋友的人。”他消沉的脸色犹如风雨将临昏暗的天空投下的光影。乃至今年夏天，只有当维尔迪兰先生“臭骂”他，他才会开始气喘，可是眼下居然也在喘个不停。“我知道，凡德伊一部未发表的曲子将由一批杰出的艺术家来演奏，其中首推莫雷尔。”“为什么说首推？”男爵问道，因为他从这个字眼中听出了非难的话外音。”我们的朋友萨尼埃特，”扮演翻译角色的布里肖赶紧打圆场说，“是位杰出的文人，喜欢使用古语，古时的‘首推’相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首先要数’”。 走进维尔迪兰夫人公馆前厅的时候，德·夏吕斯先生问起我是否有工作，我回答说没有，但我现在对旧银器和瓷器很感兴趣，他对我说维尔迪兰夫妇家的银器是最为漂亮的，无处可觅，又说，而且我在拉斯普里埃见到过，因为维尔迪兰夫妇借口说器什也是朋友，所以走到哪儿发疯似地把什么都带到哪儿。他还说，一个晚上单为我把什么都取出来，也许不太方便，然而他会请他们把我要看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我请求他什么也别麻烦。德·夏吕斯先生解开大衣扣子，摘下帽子。我看见他的头顶上已有几处染上了银色。犹如一株珍贵的灌木，不仅秋天替它染上了颜色，而且人们为了保护它的树叶，还要替它包上棉花或者涂上石灰。德·夏吕斯先生的脸上本来已抹了油彩，现在头顶上那几根白发只是替他增添了几份色彩而已。他尽力掩饰，涂脂抹粉，表情丰富，但这无济于事。他几乎在所有人面前继续掩盖他的隐秘，但在我看来，这是欲盖弥彰。看到他的眼睛我就有些窘迫，因为我怕他突然发现我从他的眼睛里公然破译他的秘密；听到他的声音我也感到难堪，因为我觉得各种声调在不知疲倦、不拘礼节地重复着他的秘密。有人通过此人或彼人，如通过维尔迪兰夫妇，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他们虽然相信事实，但是他们与德·夏吕斯先生素不相识。夏吕斯的面容非但不是扩散而且还驱散了不善的传闻。这是因为我们的某些实体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概念，以至于我们无法将这一概念与某个熟人的面容对号入座。此外我们对邪癖陋习往往难予置信，犹如有人昨日还和我们一起前去欣赏歌剧，今天突然听说他是个天才，不敢让人相信一样。 德·夏吕斯先生把大衣递给侍从寄存，未看清伸手接衣的是一个年轻的新手，就加了几句熟客式的嘱咐。夏吕斯现在经常头脑不清，可谓不分东南西北，已觉不出什么事情可行，什么事情不可行。原先在巴尔贝克他有一种令人赞赏的愿望，为了表明有些话题并不能吓倒他，他就大胆地当众说某某人“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总之敢说一些与他非同类的人敢于说出口的事；现在为了表达这个愿望，连与他非同类的人也绝对说不出口的事他都居然敢说出口来。这些事情萦绕着他的心思，以至于他忘了，这些事情通常不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这当儿，男爵瞧着新来的侍从，朝空中举起食指，威吓着说：“您，我禁止您对我这么暗送秋波。”他以为这是开了一个极其漂亮的玩笑。说完转过身去又对布里肖说：“这孩子长得真奇怪，鼻子很逗人。”不知是为了充实一下他的玩笑，拟或让步于某种欲望，他的食指横划了一下，犹豫片刻，随后，再也按捺不住，不可遏制地径直伸向侍从，点在他的鼻尖上，说：“鼻子，”说完走进了客厅。布里肖、我和萨尼埃特随着他走了进去。萨尼埃特告诉我们，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六点钟去世了。“这人真鬼！”侍从心想。他问同伴，男爵是恶作剧还是神经不正常。“他这人就是这个样子，”领班回家说（领班觉得他有些“疯疯癫癫”）。“不过这是我始终最为钦佩的一位夫人的朋友，这人心地很好。” “您今年打算再去安加维尔吗？”布里肖问我。“我想，我们的老板娘重又租定了拉斯普里埃别墅，尽管她跟别墅的主人发生了一些纠纷。这些事无伤大雅，只不过是一片暂时的乌云，现在已经云消雾散了，”他补充这句话时乐观的口气和报纸的语调如出一辙，“错误确实犯了一些，这不可否认，但是孰人无错？”我是带着如何痛苦的心境离开巴尔贝克的，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丝毫没有重返那地方的愿望。同阿尔贝蒂娜的计划我一推再拖地搁着。“他当然要去，我们要他去，我们不能少了他，”德·夏吕斯先生带着出于个人利益的殷勤，专横地、不顾他人意愿地宣布说。 就谢巴托夫的逝世，我们向维尔迪兰先生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情。维尔迪兰先生对我们说：“是的，我知道她现在身体很不好。”“不，她已于六时去世了，”萨尼埃特大声说。“您，您说话总是言过其实，”维尔迪兰先生冲着萨尼埃特怒斥道。晚会既然没有取消，他宁可作出她只是卧病的假设，无意之中在仿效德·盖尔芒特公爵的行为。外道门不时地打开，萨尼埃特不是不怕着凉，可是他还是忍耐着，等别人取走他的衣物。“您这是干什么，象狗一样叭在那儿？”维尔迪兰先生问他。“我在等待监管衣物的人来取走我的大衣，再给我一个牌号。”“您说什么？”维尔迪兰先生厉声问道。“‘监管衣服的人？’您是变糊涂啦？我们只说：‘保管衣服的人。’您是不是应该象那些神经受过刺激的人那样重新再学学法语！”“监管衣物才是正确的说法，”萨尼埃特断断续续地嘟哝道。“勒巴德神甫……您，您真叫我讨厌，”维尔迪兰先生用可怕的声音叫道。“瞧您喘得多厉害！您难道刚爬了六层楼梯不成？”维尔迪兰先生的粗暴产生了效果，衣帽室的人让别的来客在萨尼埃特前面先过，每当萨尼埃特把衣物递过来时，他们就回绝说：“挨个来，先生，请别这么着急。”“这些才是有条有理的人，有工作能力，干得很好，我的朋友。”维尔迪兰先生微笑着赞道，以此鼓励他们将萨尼埃特挤到所有人的后面。 “来，”他对我们说：“这个畜生想必是要让我们在他那亲爱的穿堂风中冻死。我们到客厅去暖和暖和。监管衣服！”我们到客厅里后他还在说。“真是傻瓜！”“他只是喜欢玩弄辞藻，小伙子人倒不坏，”布里肖说。“我没有说他是个坏小伙子，我说他是一个傻瓜，”维尔迪兰先生尖刻地回驳道。 这工夫，维尔迪兰夫人跟戈达尔和茨基正谈得十分投机。 第五部 女囚(11) 莫雷尔刚刚谢绝了一些朋友的邀请（原因是夏吕斯不能同去），可是她却已经在向那些朋友保证，提琴手会赏光前去的。莫雷尔拒绝到维尔迪兰夫妇朋友组织的晚会上去演奏，这自有他的道理——我们过一会儿将会看到这里面还有更重要的缘故——他之所以强调这个道理，主要是受启发于有闲阶层固有的，而小圈子特有的一种习惯。诚然，如果维尔迪兰夫人暗中听到一位新客和一位熟客低声互道一句什么，估计他们互相认识或者有互相结为朋友的愿望（“那么，星期五在某人家见”或者：“您哪一天到画室来都行，我一直呆到五点钟才走，您能来我真是高兴”），老板娘便会坐立不安，揣摩起如何给新客创造一个“机会”，以便使他成为小圈子一名灿烂夺目的新成员。她装出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同时，她那对因常听德彪西的作品而不是多服可卡因而产生黑圈的美丽的眼睛保持着唯有音乐的陶醉才会引起的疲倦神态，可是在她那由于负载着超量的四重奏和累年的偏头痛而明显前突的美丽的额头下却翻腾着并非纯复调的思想。她一分钟也无法忍耐，她要见缝插针。她立刻扑向两位正在交谈的人，把他们拉到一边，指着忠实的常客，对新来的客人说：“您不愿意和他一起来吃晚饭吗？比如星期六，或者您自己挑一天，来吃饭的人都很好。不要过于声张，因为我不准备把这伙人都请来（这伙人一词在五分钟之内用以特指小圈子里的人，为了表示对新客人寄予厚望，有必要暂时怠慢一下小圈子的成员）。 但是这种迷恋新客乃至制造亲近关系的迫切需要也有它消极的一面。维尔迪兰夫妇的圈子里每周三的例行聚会在成员之间产生了一种对立的情绪，即挑拨离间的欲望。在拉斯普里埃的几个月当中，大家朝夕相处，这种不和的欲望有增无减变本加厉了。维尔迪兰先生巧妙地抓住某人的把柄，张开蜘蛛网，象网住无辜的苍蝇那样网住他的伙伴。如果没有事情可以指责，那么无事生非，出人洋相也好。一个圈内的常客只要出去走半个小时，他就对着大家公开地奚落他，装出吃惊的样子说，大家怎么没有发现他的牙齿总是那么脏，或者反过来说，他刷牙成癖，每天要刷二十次之多。若要有人胆敢打开窗户，这种缺乏教养的举止就会使夫妇俩老交换愤怒的眼色。过不了片刻，维尔迪兰夫人便会要人给她一块披巾，维尔迪兰先生便借此厉声说道：“噢不，我要把窗户关上，我弄不明白，是谁自作主张把它打开的，”说得开窗的人如犯重罪，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根。酒喝得多了一些，也会给你招来指桑骂槐。“您不觉得难受吗？一个工人多喝酒确有好处。”两个常客如果事先没有征得老板娘允准，擅自一起散步，尽管这散步毫无不良动机，结果也会引来无休无止的非议。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的散步属于例外。纯粹是因为莫雷尔住宿军营，男爵没有客居拉斯普里埃的关系，对男爵的厌恶和唾弃才得以推迟了。但是这一时刻已即将来临。 维尔迪兰夫人动怒了，决定叫莫雷尔“分辨清楚”，德·夏吕斯先生让他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可笑而又可恶。“我补充一句，”维尔迪兰夫人继续说（她感到自己对某人的感激之情成了一种压在身上的沉重义务，杀了这人又于心不忍；这时候她就把这人的某一严重缺点公诸于众，于是她用诚实的手段免除了向该人感恩致谢的义务），“我补充一句，他在我这儿摆出的有些架势，我不太喜欢。”维尔迪兰夫人对德·夏吕斯先生耿耿于怀，除了莫雷尔拒绝参加她朋友的晚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德·夏吕斯先生一心一意想着要为维尔迪兰夫人争光，给老板娘贡蒂河滨的沙龙带了一批人来。要是原初按照她的意愿，把她的朋友都邀请来的话，那么这批人一听说被邀人的名字，就绝对不会来了。德·夏吕斯先生用坚决的口气，不容分说地否决了维尔迪兰夫人提出的名单，否定的口吻中掺杂着贵族大老爷那种耿耿于怀和任性傲慢的气质以及节庆活动专家那种艺术憨直精神。他宁可收回棋子，拒绝出力，也绝不愿意屈就让步。据他看来，那会糟蹋整体效果。德·夏吕斯先生只允许森蒂纳赴会，仅此一项已充满了保留意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为了摆脱森蒂纳妻子的缠绕，对森蒂纳从开始每日亲热会面，发展到最后完全断绝交往。但是德·夏吕斯先生觉得森蒂纳头脑聪明，仍不断地与他见面。在与小贵族杂交的资产者阶层中，所有人都非常富有，而且都与大贵族不曾相识的贵族攀了亲。森蒂纳这朵昔日盖尔芒特家族圈子中的奇葩，就是到这个阶层中来寻找发迹途径的，而且他自以为在此找到了根据地。但是，维尔迪兰夫人自以为知道森蒂纳妻子的贵族背景，对其丈夫的地位却未加注意（因为镇住我们的高度往往是几乎仅仅高出我们一头，而不是那些高不可见，耸入云霄的东西）。她认为有必要邀请森蒂纳，理由是他“娶了某某小姐为妻”，交往一定很广。这个想法恰恰与事实背道而驰，说明维尔迪兰夫人是多么孤陋寡闻，把男爵抹了口红的嘴唇引得笑开了花，散发出宽容的鄙夷和豁达的理解。他不屑于正面作答。然而他热衷于构筑社交理论。以展示他充裕的智慧、傲然的气度，因此他带着遗传性的轻浮，倾吐了他的心思。“森蒂纳结婚前应该征求我的意见才是，”他说。“既有生理优生学，就必有社会优生学，而这一领域我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大夫。森蒂纳的病例是无可争辩的。显而易见，结了这门姻缘，是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包袱，爱情的火焰从此熄灭。他的社会生命从此告终。我向他解释清楚，他也了解了我的用意，因为他非常聪明。另一方面，有那么一个人，具备了一切条件，本来完全可以有一个高贵万能，凌驾一切的地位，只是因为有一条可恶的绳索把她牵制在地面上。我半推半拉帮助她砍断了缆绳。现在他怀着胜利的喜悦获得了我给予她的自由和全能。这里需要用一些意志，但是她将得到的报偿却是何等巨大！因此谁只要善于听从我的劝告，谁就成为自身命运的助产士。”显而易见，德·夏吕斯先生在处理自身命运的时候，没有采取妥善的行动。行动不同于语言，尽管你能言善辩；行动也不同于思想，尽管你才思横溢。“但是就我而言，我是一个哲人，我只是用好奇的眼光旁观着我刚才提及的社会动向，而绝不助长这种动向。因此我继续和森蒂纳保持交往，他对我始终表示适度的尊敬和热忱。我甚至还去了他的新居吃过晚饭。这新宅第虽然富丽堂皇，却叫人无聊厌倦，倒不如他生活拮据时，把挚友们都请来聚集在一个小阁楼里那样来得欢乐。反正您可以邀请他，我允许。但您提出的其他的人，我一概否决。您会因此而感激我的，因为如果说我是婚姻问题的行家，那末，在夜庆活动方面我更不逊色。我知道哪些人士能够扩大一次晚会的影响，使它能够腾飞，升高；我同样也清楚哪些人会把晚会搞得默默无闻，一败涂地。”德·夏吕斯先生这些排除客人名字的主张并不是一直基于痴人的积怨或者艺术家的挑剔，而是基于演员的灵巧，当他就某人或某事演了一段曲子大获成功时，他便希望能使尽可能多的人听到这首曲子。但是请第二批听众，必须把第一批听众全部排除干净，不然他们会发现演奏的曲子没有改变，还是老调重弹。他调换演出场地，正是因为他没有更换广告。当他在交谈中获得成功，他还需要组织到外省巡回演出。无论这些排除客人的动机是多么复杂，夏吕斯这么做使维尔迪兰夫人感到她老板娘的权威受到了折损，使她的心灵受到了伤害，甚至使她的社交生涯受到严重挫折。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德·夏吕斯先生比絮比安更易动怒，莫名其妙地跟维尔迪兰夫人的最佳朋友人选个个都闹得反目。很自然，可以给他们的惩罚首先便是不请他们参加他在维尔迪兰夫人家组织的晚会。这些被排斥在外的人往往是所谓的社会显贵。可是在德·夏吕斯先生的眼里，从他跟他们翻脸之日起，他们就自动失去了显贵的地位。他富有奇妙的想象，一旦这些人不再是他的朋友，与其说对他们吹毛求疵，不如叫他们名声扫地。如果罪魁祸首出身于某个名门世家，但其公爵领地仅仅受封于十九世纪，比如蒙代斯吉乌家族，那么，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重要的是看公爵领地受封的年代，而朝夕之间家世渊源变得无足轻重。“他们连公爵都不是，”他嚷道。“是蒙代斯吉乌神父的头衔张冠李戴加到了一个亲戚身上造成的，这事距今还不满八十个年头。如今的公爵，如果确有公爵可言的话，也仅仅是第三代公爵。说说于塞斯、拉特雷莫依勒、吕依纳这些人，他们都是第十代、第十四代公爵，我的胞兄就是盖尔芒特家族第十二代公爵和贡栋家族第十七代亲王。即便能够证明蒙代斯吉乌是望族世家的后裔，它又能说明什么呢？七传八传到他这一代还不早就成了败家孽障？如果换一种情况，跟他不睦的贵族久有一块封地，婚姻堂而皇之，跟王室沾亲带故，只是这份荣耀来得很快，并非列祖列宗所传，比如象吕依纳一类的人，那末事情又完全变了，唯有家世才是头等重要的。 “我倒想请教一下，阿尔贝蒂先生只是在路易十三时代才洗清污垢，变得斯文起来的！靠着王家公主的恩宠他才得以聚敛封地，在原先他们是根本无权问津的。这又有什么稀罕！”与德·夏吕斯先生打交道，失宠跟着得宠接踵而来，这是盖尔芒特家族人的天性决定的。盖尔芒特家的人要求社交闲谈能结出友谊的果子——这是社交闲谈无能为力的——并且还要能引发恐惧症，使人人害怕自己成为恶语中伤的对象。得宠越甚，失宠越烈。男爵以往对莫莱特夫人的垂青，众人有目共睹，而又望尘莫及。但是不知何日开始，突然出现了冷漠的迹象，表明她不配享受这种恩典。伯爵夫人自己总是说她始终没有能够发现个中的奥秘。反正一提到她的名字，男爵便怒火冲天，激起他雄辩至极因而致人重伤的抨击。维尔迪兰夫人觉得莫莱伯爵夫人为人很好。我们将会看到，维尔迪兰夫人将巨大的希望寄托在伯爵夫人身上。老板娘想，伯爵夫人将在她家里见到自己所谓的“法国四方”最高贵的人士，为此，非常高兴，当下建议邀请“莫莱夫人”。“啊！我的天，天地悠悠，人各有志，”德·夏吕斯先生回答说。“夫人，如果您有雅兴请比普莱夫人，希布夫人和约瑟夫·普吕多姆夫人前来一叙，我求之不得。不过，那样的话，最好是放在一个我不在的晚上。刚说几句，我就听出，我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因为我提及的都是贵族大姓，可是您给我援引的均是一些不见经传的法官，诡计多端、说长道短、居心不良的市井小人。还有那些小家夫人，梦想效尤我嫂子盖尔芒特的仪态风度，但恰如松鹤模仿孔雀，低了八度音。可是，她们还自命为艺术保护者。我要补充一句，有一个人我经过斟酌，决定断绝同她的亲密关系，如果把她引入我非常希望在维尔迪兰夫人家举行的晚会，那将有失体统。这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蠢女人，出身本不高贵，又缺乏诚实和才智，居然认定自然能够替演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企图集两个角色于一身，这本身就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因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这正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这就好比有人想同时兼做海森伯格①和萨拉·贝尔纳②。 -------- ①苏珊·海森伯格（1853—1924），法兰西喜剧院演员，专演天真少女的角色。 ②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总之，即使这不相矛盾，那也是极其可笑的。我有权对一位的言过其实付之一笑，对另一位的孤陋寡闻深感不幸。可是这位小资产者象青蛙胀破肚子一样妄想去跟这两位伟大的夫人争比高低，这岂不所谓引得母鸡都要发笑了，因为这两位夫人始终表现出本家族无与伦比的高贵气质。莫莱！这就是一个不应该念出口来的名字，您要请她，我就不得不告退了，”他含笑附加了一句，那口气如同一位医生为了病人的利益，却不顾病人本人的意愿，决意不屈从于顺势疗法医生的合作。此外，德·夏吕斯先生还将另一批人归为可以忽视不请之类。对夏吕斯来说这些人确实可以忽视一边，但对维尔迪兰夫人来说，情况未必如此。德·夏吕斯先生自恃出身名门，登天的豪门望族，他或许也无所相求，可是这些名流要来到维尔迪兰夫人的沙龙里，就有可能将它变为巴黎的一等沙龙。维尔迪兰夫人开始发现，她已经多次坐失良机，这还不算社交界对德雷福斯事件的误解给她造成的社交耽误。其实这一件事也未尝成全了她。“我不知道是否对您说起过没有，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见她社交圈里的有些人，心里有多么不快。他们干什么都以德雷福斯事件为上，为了争论重审与反重审的问题，居然把高贵的妇女排斥在外，却把那些低俗的女人迎进门来，连公爵夫人也受到了这些妇人的抨击，说她缺乏热情，思想不正，把祖国的利益置于社交名片之下。”我不知能否问问读者，犹如问一位朋友，跟他交谈了那么多次，但是记不清是否想到过或者找到过机会已把某件事情告诉了他。无论我交待过没有，那时候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我们接下去看看后来的一个时期，从社交的观点出发，她的态度甚至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德·康布梅尔先生认为，德雷福斯事件是外国人一手制造的阴谋，目的在于摧毁情报机构，破坏军纪，削弱部队战斗力，离间法国人民，伺机入侵法国。除了几首拉封丹寓言以外，侯爵与文学绝不沾边。于是他委托妻子设法加以证实，作为残酷的观察者的文学，不仅制造了互不尊敬的社会气氛，而且还制造了如此严重的社会混乱。“雷纳克①先生和埃尔维厄②先生是串通一气的同谋，”她说。人们大概不至于会控拆德雷福斯事件用心险恶，策划阴谋来反对上流社会吧。不过她这番话无疑是打破了框框。上流人士不愿让政治渗入上流社会，恰如军人不愿让政治渗入军队一样，这一点是极为明智的。上流社会的事情跟性趣味相仿，我们一旦听凭审美理性来对性选择发号施令，那么我们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反常的行为上去。基于那些妇人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个道理，圣日耳曼区养成了接待别的社交圈妇人的习惯。随着民族主义的出现，道理遁然消失，习惯却沉淀下来。维尔迪兰夫人随波逐流，顺应德雷福斯运动，把有价值的作家吸引到自己身边。尽管他们是德雷福斯派，对她的社交活动一时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政治热情和其它热情一样，是不会延续持久的。新一代的人来到时，不再会理解这种热情；即便是表现过这些政治热情的同一代人也会改弦易辙，转而表现出与先前的政治热情并不相仿的政治热情。随着排他原因的改变，他们会恢复一部分原先拒之门外的人的地位。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过程中，君主主义者再也不是忧心忡忡，整日担心某人如果是反犹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就可能是共和党人、激进派、甚至是反教会分子。万一有朝一日战争爆发，爱国主义也会采取另外一种形态，即便是一个沙文主义作家，人们也不会再去关心他曾经是不是一名德雷福斯派。就这样，维尔迪兰夫人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一场又一场的艺术革新，犹如燕子筑窝一样，接连不断地把碎片捡回家来。这些碎片暂时没有用处，但有朝一日就会组成她的沙龙。 -------- ①约瑟夫·雷纳克（1856—1921），法国政治家和作家。最初德雷福斯支持者，后来态度改变。 ②保尔·埃尔维厄（1857—1915），法国剧作家，德雷福斯反对者。 德雷福斯事件过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却留下了。维尔迪兰夫人的力量表现在她对艺术的真诚的爱，对忠实的圈内成员的一片苦心，以及她不请社交人士而专门酬劳圈内成员的美餐。在她家里，每个人都象贝戈特在斯万夫人那里一样，受到敬重。当这个社团中的某一门客有一天成了杰出人物，众人希望来拜见他，那末在这位维尔迪兰夫人家里，他决不会象博代尔及夏博①烹制的官方宴席或圣查理曼菜肴那样，弄虚作假，而是一位美味芬芳的普通人，一位如同世界空净无人一样完美无缺的人。维尔迪兰夫人手下的演出班子陈容整齐，训练有素，拿出的节目堪称一流，缺的只是观众。自从观众的兴趣离开了某位贝戈特鼓吹的法兰西型的理性艺术，迷上了充满异国情调的音乐以后，维尔迪兰夫人成为一名外国艺术家常派巴黎的特约通讯员，在美丽动人的尤贝尔季也夫公主②身边为俄罗斯舞蹈家当起了加拉布斯仙女③，虽然老态龙钟，但是法力无边。 -------- ①巴黎当时最著名的熟食商。 ②俄罗斯芭蕾的保护人。 ③传说中加拉布斯仙女是行恶仙女，老态龙钟，曲背驼腰。 这批英俊美丽的舞蹈家进驻巴黎，只有那些缺乏艺术趣味的评论家才对她们诱人的魅力提出异议。我们知道，她们给巴黎带来了狂热的好奇，与德雷福斯事件相比，这狂热不太粗犷激烈，却更富有纯粹的审美情趣，而且也许同样的活泼热烈。维尔迪兰夫人借此又走到了前列，不过其社交效果与以往截然不同。正如我们在重罪法庭开庭期间，看到她总是和左拉夫人并肩坐在法官席下面一样，当一批为俄罗斯芭蕾热情欢呼的新观众纷纷涌向歌剧院的时候，我们总是看见她戴着从未见过的羽饰，和尤贝尔季也夫公主并肩端坐在头等包厢中。在司法大厦一阵激动之后，晚上大家相聚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从近处端详比卡尔①和拉博里②，尤其是借此打听最新消息，设法了解，从楚林登③、卢贝④和儒奥斯特上校⑤那里可以获得什么希望。与此相仿，经过《天方夜潭》⑥或者《伊戈尔王》⑦的舞剧所引起的兴奋之后，大家都无意就寝歇息，便来到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在尤贝尔季也夫公主和老板娘的支持下，每天晚上鲜美可口的夜宵把大家会聚在一起。有为了舞步更加轻捷而点食未进的舞蹈家，有他们的经理和美工，还有伟大的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⑧和理查·斯特劳斯⑨，大家欢聚一堂，形成了一个经久不变的小核心。这里犹如爱尔维修斯夫妇⑩的夜宵，巴黎最为高贵的女士以及外国殿下均乐意垂顾。 -------- ①乔治－玛丽·比卡尔（1854—1914），德雷福斯事件时任中校，后为将军和战争部长。 ②费尔南·拉博里，德雷福斯和左拉的律师。 ③埃弥尔·楚林登（1837－1929），1898年战争部长，不太相信德雷福斯无罪。 ④埃弥尔·卢贝（1838－1929），曾任法国总统，坚定的德雷福斯支持者。 ⑤儒奥斯特上校，1899年雷恩军事法庭的审判长。 ⑥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1844－1908）所创作的组曲，由俄罗斯芭蕾舞团于1910年演于巴黎歌剧院。 ⑦原为鲍罗丁的歌剧，1909年由俄罗斯芭蕾舞团改编为芭蕾。 ⑧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法籍，后转美籍的俄罗斯作曲家。 ⑨德国作曲家和指挥家（1864—1949）。 ⑩爱尔维修斯（1715—1771），法国哲学家，和他妻子在巴黎近郊奥特依举办沙龙，常有哲学家聚会。 那些上流人士，自称很有艺术欣赏力，对俄罗斯芭蕾硬作无谓的区分，认为《仙女》①的导演较之《天方夜谭》更为“细腻”、不难在《天方夜谭》中找到黑人艺术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十分高兴，高兴能亲眼看到这些艺术趣味和戏剧的伟大革新者，看到他们的艺术虽然比绘画略多一些做作，但是引起的革命却和印象派一样深刻。 -------- ①原为肖邦钢琴曲，改编为芭蕾舞剧，1909年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演出时，斯特拉文斯基担任指挥。 回头再说德·夏吕斯先生。如果他仅把邦当夫人排在名册之外，那末维尔迪兰夫人也许不致于那么痛苦。维尔迪兰夫人在奥黛特家里发现她酷爱艺术，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她和丈夫到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来吃过几次饭。维尔迪兰夫人称他丈夫是个温吞水，因为他并不主张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件。他极为聪明伶俐，得意地和所有党派都串通关系。和拉博里共进晚餐时欢乐地表明他的独立态度。他对拉博里只是洗耳恭听，不利的话一句也不说，但在关键之处悄悄插一句，赞扬饶勒斯为人诚实正直。这是任何党派都一致公认的。不过德·夏吕斯先生还除掉了一些贵族夫人的名字，她们是维尔迪兰夫人近时在隆重的募捐、赈济音乐会上新建立的关系；不管德·夏吕斯先生对她们作如何感想，她们远远有胜他一筹；她们是维尔迪兰夫人家新核心的构建因素，而且是贵族核心的基本分子。维尔迪兰夫人把希望寄托在这次晚会上，指望德·夏吕斯先生给她带些贵族夫人来，她另外加上一些她的新朋友。为此她事先就十分庆幸地想到，男爵请来的人可能是她新朋友的亲朋好友，要是她们在贡蒂河滨不期相遇，一定会喜出望外。他的禁令使她大失所望，愤懑不平。她觉得，按照这样的条件，举办晚会是有益还是有害，还值得考虑。如果德·夏吕斯先生请来的客人对维尔迪兰夫人起码都表现出极度的热情，那么损失还不至于太重，因为她们将会成为她的朋友。如果这样，还不算亏本。德·夏吕斯先生拼命想把上流社会这两部分人始终拆成两半。可是，不久有一日开晚会，有人自会把她们重新聚在一起，只是没让他来参加而已。维尔迪兰夫人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男爵邀请的客人。她不久就会知道那些人是带着何种精神状态前来赴邀的，终于知道了能够和她们建立何种关系。眼下，维尔迪兰夫人正在和忠诚的门客们进行磋商，看见夏吕斯、布里肖和我一同走进来，立时收住了话头。 当布里肖对维尔迪兰夫人说，他得知她前挚友身体如此欠佳，他深表悲伤，她大出我们所料，回答说：“听着，我不得不承认，悲伤我是一点儿也没有感到。自己没有的感情硬要装出来，这是无济于事的……”她无疑是精神不佳才这么说的，一想到整个晚会上她都要装出一副愁容，就已经觉得疲劳了；她这也是出于傲慢，她不想让人觉得自己由于没有取消这次晚会在寻找歉词；不过她又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深于世故，因为她的缺乏悲痛，如果归之于对亲王夫人突然公开化的个人厌恶，那末总比众人事不关己的态度要高尚，不失气节，因为面对一种无可置疑的诚实，人们容易失去武装：如果维尔迪兰夫人对亲王夫人的故世不是真的无动于衷，难道她会给自己背上一个比这严重得多的罪名来为自己继续接待客人的做法开脱吗？人们忘了，维尔迪兰夫人本来可以承认，她确实非常悲痛，但是她没有勇气放弃一次欢聚的机会。但是，朋友的冷酷无情虽然是一件较为令人震惊、较为缺乏道德的事情，却又不是一件过于丢人的事情，因此比家庭主妇那种轻佻浅薄较为容易承认。从犯罪学的观点来讲，罪犯觉得哪里有危险，就避之不及朝有利的方向坦白；在免受惩治的错误面前，是自尊心决定坦白的内容。有些人为了不让忧伤中断他们欢乐的生活，便反复不休地说，内心的悲哀靠外在的服丧来表现是毫无意义的，也许维尔迪兰夫人觉得这种遁词已经是路人皆知的旧玩意了，因此她宁可仿效那些聪明的罪犯，弃绝者老一套的无辜表白，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作了一半坦白——的时候就说，凡是众人指责的事情，自己反而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可是不巧得很，自己迄今没有机会身体力行。也许维尔迪兰夫人在解释自己行为的时候，采用了无动于衷的论点，她觉得自己既然已经踏上了怨恨的滑坡，不如把怨恨的心情表达出来，这样至少也有几分独特。把这种心情理清头绪，已不失为一种罕见的敏锐；把它公开表白出来，那就更能显示出某种“胆识”。因此，她故意强调自己毫无伤感，内心充满了荒唐的心理学家和鲁莽的戏剧家所有的那种骄傲与满足。“是的，这事很奇怪，”她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天，我不能说我不希望她活着，她不是一个坏人。”“她就是一个坏人，”维尔迪兰先生打断说。“啊！他不喜欢她，是因为他觉得我请她做客，有损于我。他为这件事情失去了理智。”“请承认我是正确的，”维尔迪兰先生说，“你们相互来往，我从来没有赞成过。我一直说，她的名声不好。”“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萨尼埃特回驳说。“什么？”维尔迪兰夫人嚷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不是不好，而是可耻，丢人。不，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也无法说明自己的感情。我对她并不厌恨，可是她对我们却那么冷漠，以至于当我们得悉她身体严重患病时，连我丈夫都大为惊奇地对我说；‘你对这事好象毫无感触似的。’这不，今天晚上他建议我取消晚会，我恰恰相反偏要举行，因为没有悲伤硬要装出悲伤，我会觉得是在演戏。”她说这番话是因为她觉得这奇怪得象“自由剧”，而且非常方便。因为冷漠无情或者坦白了的缺德跟浮浅的道德一样，都使生活变得简单了。她把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变成了一项诚实的义务，为之人们不需要再去寻找开脱的借口。底下的信徒们聆听着维尔迪兰夫人的话语，心头交织着钦佩和不适之感，犹如以前某些以残酷现实和痛苦观察为题材的戏剧所引起的感觉一样。许多人一边赞叹地看到，老板娘的正直坦诚和落拓不羁又变换了新的形式。一边不禁联想到自己的死亡，虽然他们心想，归根结底这不是一回事，但是他们还是在考虑，有朝一日自己突然死去，别人会是悲恸哀哭呢还是会在贡蒂河滨举行欢庆。“为了我的客人，晚会没有取消，我非常高兴，”德·夏吕斯先生说，他没有发现，他如此表达谢意，恰恰刺伤了维尔迪兰夫人。 这工夫，我跟那天晚上每个走近维尔迪兰夫人的人一样，闻到一股不太好受的诸美果耳利鼻油的气味，深有感触。事情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知道，维尔迪兰夫人表达她的艺术感情，从来不是使用心灵的途径，而是使用身体的途径，目的是使这种感情显得更加势在必行，更加深刻动人。如果有人跟她谈起凡德伊的音乐，即她最喜爱的音乐，她会一直毫无反应，仿佛她根本不指望凡德伊的音乐能够使她激动起来似的。她的眼神一动不动，几乎是心不在焉；这样停了几分钟以后，她却开始用准确、实在、近乎失礼的口气来回答你的话，仿佛在对你说：“您抽烟，我不在乎。我为的是地毯；地毯很漂亮——这我就更不在乎了——只是它很容易着火，我很怕火，我可不愿意因为您把一个没熄灭的烟头掉在地上，而把你们全都烧着了。”对于凡德伊也是这样。如果有人谈到他，她从不吐露半句钦佩之言，可是过了一阵，她却神情冷漠地对那晚演奏凡德伊的作品开始表示遗憾：“我对凡德伊毫无异议。据我看，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只是我听那些作品，一刻都不能停止哭泣（她说“哭泣”时毫无悲伤的神态，自然的样子倒象是在说“睡觉”。有些恶言恶语的人甚至还认为这后一个动词也许更为确切。其实谁也说不准，因为她听那些乐曲的时候，头蒙在手里，有些鼾声，说到底也有可能那是抽泣）。哭一哭与我倒没有害处，哭多久都行，只是过后这会给我添上要命的鼻炎，鼻膜充血，两天以后，我那样子简直就象一个老酒鬼了。要使我的声带恢复功能，我必须连续吸氧几天才行。总之，戈达尔大夫有个学生……” “嘿！说到他，我还没有向您表示哀悼呢。他去得真快，可怜的教授！”“是啊，又有什么办法，他死了，跟其余人一样。他杀死的人够多的，这回是该轮到他举刀自戮了。嗯，我刚才对您说他有一个学生，一个十分有趣的人。给我治过这毛病。他有一句相当独特的警句：‘治病不如防病。’所以他趁音乐开始之前。就给我的鼻子上药。这玩意儿彻底管用。我现在可以象无数失去孩儿的母亲那样放声痛哭，也不会再闹半点鼻炎。现在只是偶尔闹点结膜炎，仅此而已。药效绝对可靠。没有这贴药，我根本不可能继续欣赏凡德伊的音乐，还不是要一次接一次地患支气管炎。” 我再也按捺不住，终于要提一下凡德伊小姐。“作曲家的女儿是不是没有来？”我问维尔迪兰夫人。“还有她的一个朋友也没有来吗？”“没有，我刚刚接到他们一封快信，”维尔迪兰夫人吱吱唔唔地对我说。“她们不得不呆在乡下。”我心中一时升起了一线希望，也许她们从来就没有说过要来。维尔迪兰夫人通告说，作曲家派这两个代表来，只是为了给乐队和听众一个良好的印象。“怎么？难道她们连刚才的排练也没有来吗？”男爵假装惊奇地问道，以便让人觉得他没有见到过夏利。夏利走过来向我道安。我凑近他耳边问他凡德伊小姐为什么不来的事。他好象对这件事一点也不了解。我示意他不要大声说话，并且告诉他我们过后再聊。他谦恭地答应说他将不胜荣幸地听凭我的吩咐。我发现他比以前有礼貌多了，恭顺多了。我当着德·夏吕斯先生的面赞扬了他——赞扬他是因为他可能有助于我解开我的疑团。德·夏吕斯先生回答我说：“他仅仅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他跟贵人们在一起，行为举止如果还那么粗俗，那还有什么意思。”文雅的举止，按德·夏吕斯先生的看法，是法国人的传统举止，不带英国式的呆板。正因如此，当夏利从外省巡回演出归来，一身旅装回到男爵家中时，如果没有过多的人在场，男爵就会无拘无束地亲吻一下他的两颊。他如此炫耀他的温存，也许是想靠这个办法来消除别人脑中认为这种温存是有罪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接受一种乐趣，但更主要的，也许是想用文学的方式来维护和弘扬古老的法国礼仪，犹如他会用曾祖母的旧椅子来反对慕尼黑风格或者摩登款式，用见到儿子时毫不掩饰内心喜悦的十八世纪型温和慈祥的父亲形象与不列颠式的冷漠沉静相抗衡。不过这慈父般的恩爱是否蕴含着一丝乱伦的色彩？更有可能的是，德·夏吕斯先生自从丧偶以后，感情生活就一直十分空虚，他的行为方式虽然能满足他的恶习——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得到一些事实证明——但却不能满足他的感情需要。总之他曾多次考虑过重新结婚的问题，现在脑子又在打着主意，一定要继养一个孩子；周围一些人担心，这欲望别是冲着夏利来的。这事并不稀罕。只有阅读两性人文学才能引起共鸣，手捧着缪塞的《夜》，心里却想着男人，这样一个性欲倒错的人，同样需要担任正常男人的所有社会职能，象舞蹈演员的情人和歌剧院的老听众一样，负起供养的责任，只跟一个情人过规矩生活，跟他结婚或者姘居，做一个父亲。 夏吕斯跟莫雷尔，借故要商讨一下呆一会的演奏，俩人一起离开了众客。当夏利拿出乐谱给夏吕斯过目时，夏吕斯得以公开展示他俩的秘密关系，心中充满了甜蜜。这段工夫我可被迷住了。尽管小圈子里姑娘不多，然而遇到举行大型晚会的日子，不少姑娘都被邀请来了，作为补偿。我认识其中好几位，都长得十分漂亮。她们远远地向我送来欢迎的微笑。空气中不时闪烁着姑娘妩媚的笑容。这就是晚会，甚至白天五彩缤纷的装饰。我们之所以能够回忆起某时某刻的某种气氛，就是因为姑娘们在这气氛中微笑过。 谁要是记下这次晚会上德·夏吕斯先生和多位重要人物偷偷交谈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人物中有两位公爵，一位杰出的将军，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著名的医生，一位大律师。那些话是这样的：“说到这件事。您是否认识那个侍从，不，我是说登上汽车的那个小伙子……”“嗳，您堂妹盖尔芒特家，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目前不知道。”“您给说说，大门前面有一个金发小伙子，穿着短套裤，我觉得他非常客气。他叫来了我的车子，十分殷勤，我很想再跟他聊聊，” “是的，可是我觉得他不太可爱，有些忸怩作态。您办事喜欢急于成功，您会恶心的。何况我知道这事不好办，我有一个朋友试过。”“太可惜了，我觉得他身材苗条，头发别致。” “您真的觉得那么好吗？我觉得如果您凑近一些看，您就会失望了。不，两个月以前，在一次冷餐会上您本来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奇物，一个两米高的壮小伙子，一身理想的皮肤，而且喜欢这事。可是到波兰去了。”“啊！这地方有些远。”“谁说得准？也许还会回来。人一辈子总有重逢的机会。”如果我们善于沉入一定的深度，截取一个断面，那么所有大型社交晚会都大同小异：仿佛医生把病人请了来，病人说话很有理智，举止也十分文雅；如果病人不是用手指着一位走过的老先生，套着你的耳朵说；“这是圣女贞德，”你绝对看不出他们是疯子。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把话说明白，”维尔迪兰夫人对布里肖说。“我所做的，不是要反对夏吕斯，恰恰相反。他为人和善，至于他的名声，我对您说，这类名声于我又有何害？出于我们小圈子的利益，为了我们的聚餐，我反对男女调情，讨厌那些男人正经有趣的事情不谈，却躲到一边跟女人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夏吕斯就不同，我不用害怕，我跟斯万、埃尔斯蒂尔以及其他许多人所发生的事情，跟他绝对不会发生，跟他在一起我十分放心。他出席我的晚餐，任凭有多少上流女人在场，我们都可以肯定，桌面上的谈话不会为调情戏谑、窃窃私语所搅乱。夏吕斯与众不同，犹如一名神父，对他我们十分放心。只是他不能自以为是，对来这里的小伙子发号施令，否则他就连两性人都不如。”维尔迪兰夫人宣布，她对夏吕斯主义的宽容是真心实意的。维尔迪兰夫人如教权在握一般，出现一点不正习气并没有大惊小怪；严重的是在她的小教会中出现了那些可能削弱权威原则、有害于正统观念、企图改变既有信条的东西。“不然，我就要给他一点厉害瞧瞧。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因为自己没有受到邀请，便阻止夏利也前来参加排练。为此，他要受到一次严正警告，我希望这对他来说够了，再不，他只有自请尊便。他把夏利锁在屋里，我说的是真话。”她接着又说，“现在我们每次见到他，他身边都要有这丑恶的莽汉，这保镖似的人跟着。”她说这番话，恰恰没有跳出常人的表达方式，因为有些不太常用的说法，遇到某一特殊话题，某一特定场合几乎势必要涌上说话人的记忆；说话人以为是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实则只是在机械地重复普世训诫。维尔迪兰先生佯称有事要问问夏利，提议把他引开一会儿，跟他说说。维尔迪兰夫人却担心他受到惊扰，接下去演奏失常。“还是等到他演完以后再对他挑明为好，甚至改口再谈也不着急。”维尔迪兰夫人如果知道丈夫在隔壁房间向夏利说明事实真相，她要想舒舒服服激动一下，那就纯系枉然了。她害怕弄得不巧，夏利一生气，会把16号①的事撇下不管。 那天晚上叫夏吕斯先生一败涂地的，是他自己邀请而陆续到来的客人们那缺乏教养的言行——在这上流社会，这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现象。公爵夫人们来此，一是出于对德·夏吕斯先生的友谊，再是怀着好奇心跻身进来看看。每位宾客一到，都径直走向男爵，仿佛他是主人负责接待似的。这些人还近在离维尔迪兰夫人一步远的地方问我：“告诉我，维尔迪兰妈妈在哪儿。您认为有必要叫人介绍我认识她吗？我至少希望她别在明天的报上刊登我的名字，这会叫全家人跟我闹翻的。什么？就是这个白发女人？她的模样不是还可以嘛。”这些话一字不漏地钻进了维尔迪兰夫人的耳膜。凡德伊小姐不在，听到谈起她，好几个人都说：“啊！奏鸣曲的女儿吗？带过来让我瞧瞧。”她们在此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一下便三五成群围成一堆，闪烁着好奇与嘲讽的目光，窥视着走进门来的维尔迪兰夫人圈内的门客。她们老老实实，最多只是用手指指点点，表示某人的发型有些奇特——若干年以后，这种发型便在一等的上流社会中蔚然成风了。总之，她们十分遗憾地发现，这个沙龙与她们熟悉和想象中的沙龙没有什么不同，为此不禁大失所望。就象有些上流人士到布吕昂②夜总会去，本来满怀希望，能被歌唱家痛骂一顿，不料进门时受到的却是礼貌的致意，而不是预想中的迭唱：“啊！瞧这嘴脸，瞧这丑相。啊！瞧她这副嘴脸。” -------- ①可能是维尔迪兰夫妇贡蒂河滨公馆的门号，也有可能是莫雷尔第二次音乐会举行的日期。 ②阿里斯蒂德·布吕昂（1851—1921），法国通俗歌曲作者与演唱者。在蒙马特高地自办米里通夜总会，以通俗、口语化歌曲讽刺社会。 德·夏吕斯先生在巴尔贝克的时候，曾经当着我的面，敏锐地批评过德·福古贝夫人，说她尽管聪颖超人，但是意外的发迹升迁，却酿成她丈夫彻底的失宠。德·福古贝先生被委派在狄奥多西国王和欧多克西王后的国度里任外交使节。两位君王再度来到巴黎，不过这一次逗留时间较长，因此每日要为他们举行宴庆。王后与德·福古贝夫人早已结识，十年来在自己首都常与她见面，而且在此既不认识总统夫人也不认识部长夫人，所以跟大使夫人结了缘。大使夫人认为德·福古贝先生是狄奥多西王国和法国两国关系的开创者，觉得自己地位稳固，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从此，仗着王后对她的偏爱，有恃无恐，得意忘形，丝毫没有担心会有危险临头。结果几个月以后，这一危险演化成重大事件，德·福古贝先生突然被宣布退休离职。夫妇俩先前过于自信，错误地认为这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德·夏吕斯先生在“小火车”里评论着他儿提时代朋友的倒台，惊奇地认为，这样一个聪明女子在当时的情况下竟没有利用她对君王的影响，说服国王和王后，设法让别人觉得她对国王和王后没有任何影响，教国王和王后把情谊转到共和国总统夫人和部长夫人们身上。当这些夫人们以为这份情谊是出自国王和王后本人而不是福古贝夫妇一手操纵的话，她们就会无比得意，也就是说，欣喜之余，对福古贝夫妇充满感激之情。但是凡是发现别人错误的人，只要稍遇时机，春风得意，便会重蹈覆辙。客人们拨开一条通道前来向德·夏吕斯先生恭贺道谢，把他当作主人看待，这时他就没有想到应该劝他们去跟维尔迪兰夫人寒暄几句。只有与伊丽莎白皇后和德·阿朗松公爵夫人具有同样高贵血统的那不勒斯王后①一人跟维尔迪兰夫人聊起天来。她仿佛是专程前来拜访维尔迪兰夫人的，而不是为了来欣赏音乐和看望德·夏吕斯先生。她对老板娘畅叙衷肠，滔滔不绝地说她久已盼望能够跟她拜识，对她的公馆竭尽恭维，然后又象正式访问一样，跟她交换了许多话题。她说，她非常遗憾，本来多么希望把她的侄女伊丽莎白（不久前跟比利时阿尔贝王子②结婚的那个）也带来。看到乐师们坐到了台上，她收住了话语，叫人指给她看，哪位是莫雷尔。德·夏吕斯先生希望别人对这位演技精湛的小伙子给了如此巨大的荣誉，对其真正动机，她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觉。但是这位君主体内流淌着有史以来最高贵、最富有阅厉，凝聚着怀疑与傲慢的血液：她那君王特有的古老智慧。使她把表亲夏吕斯（两人均为巴伐利亚一位公爵夫人的后裔）这类她爱不胜爱的人的缺陷仅仅看作是一种不幸。夏吕斯一类人的这种不幸在她这里得到的支持弥足珍贵，因而她也尤为乐意向他们提供援助。她知道，连这样的场合，她都屈驾亲临，他会双倍感动的。只是，这位妇人目下的心地善良，正如她以往的勇猛顽强。她是一位勇士王后，曾经亲手向加埃特③的城墙射击过④，至今充满着骑士精神，一见到弱者被欺，便准备拔刀相助。她现在看到的是维尔迪兰夫人孤单一人，受人冷落，殊不知是维尔迪兰夫人本人未敢离开王后一步。她拼命摆出样子，向来客显示，对她——那不勒斯王后来说，这次晚会的中心以及吸引她光顾的引力中心是维尔迪兰夫人。她不停地表示歉意，说她不能呆到晚会结束，还要有另一个晚会需要光顾——尽管她足不出户。她特别强调，她告辞的时候，请在座的千万不要为她送行，这样，可以免了叫大家向她表示敬意。其实，维尔迪兰夫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 ①玛丽－索菲－阿美丽（1841－1925），奥地利皇后和阿朗松公爵夫人的妹妹，于1859年嫁于弗朗索瓦二世，双西西里王国的末代国王。 ②比利时的阿尔贝（1875—1934），自1909年至死为比利时国王。1900年娶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为妻。 ③意大利一港口，位于地中海边上。 ④那不勒斯王后确实于1861年参加过围攻加埃特的战役。加埃特的陷落宣布了双西西里王国的寿终正寝。 但是有一点需要为德·夏吕斯先生辩护。虽然他把维尔迪兰夫人忘得一干二净，并且听凭他邀请来的“他的圈子”里的人把她忘得叫她出了丑，可是他却明白，他不能听任这批人用对老板娘同样的恶劣态度来对待“音乐演出”。莫雷尔早已登上演台，艺术家们也已聚拢，可是交谈声甚至于笑声仍不绝于耳，还有那些“据说必须是内行才能听懂”的话在嗡嗡作响。德·夏吕斯先生立刻挺起胸膛，仰起脖子，跟我刚才他来维尔迪兰夫人家时看到的他那疲沓的样子相比，他似乎换了一个身躯。他摆出一付先知的样子，环顾四周，那严肃的神情似乎在说，现在不该再是说说笑笑的时候了。一时只见许多客人的脸突然发红，犹如当堂受到教师训斥的学生一样。在我看来，尽管德·夏吕斯先生神态十分高贵，但是难免带有几份滑稽。因为他时而双目喷火，对客人大发雷霆，时而又现身说法，把戴着白手套的手举到漂亮的额前，显出肃穆庄重、乃至出神入化的样子（大家都必须照此模仿）。他借此象一本随身携带的规则手册一样，向来客指出，必须严格遵守宗教般的静默，抛弃一切社交杂念。为此，姗姗来迟者向他致意，他一律不予理睬：这些人太失礼了，一点儿都不明白，此时此刻，时间已完全属于伟大的艺术。在场所有的人都象施了催眠术那样全都入了迷，不敢移动半张椅子，发出丁点声响。一批虽无修养，但衣冠楚楚的人，受到帕拉梅德名望的感化，对音乐肃然起敬。 我看见，在演台上排开阵势的，不仅有莫雷尔和一名钢琴师，而且还有其他乐师。我想他们一定先演奏其他音乐家的作品，而不是凡德伊的作品。我先前以为，晚会仅仅演奏凡德伊的钢琴小提琴奏鸣曲。 维尔迪兰夫人独坐一隅，白皙而略施粉脂的前额呈半圆状，奇异地突兀，头发分两边梳理，一半是为了仿效十八世纪肖像，一半是为狂热的人醒脑之用——这种人羞于公开表达内心状态。她离群独坐，宛如一位主掌音乐盛会的天女，一位专司瓦格纳音乐体系以及偏头痛的女神。看着艺术守护神沦入这批讨厌鬼中间，不免使人想起某种近乎悲怆的诺纳①。听到的音乐，她比他们更要熟悉，她自然比平时更不屑于表露她的感受。音乐会开始了。我听不出演奏的是什么曲子，我身临一片陌土。这是何方？我在哪位作曲家的作品之中，我十分希望知道。我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向，我真想化作我爱不释手的《天方夜谭》中的一个人物。书中，每逢你不知所措，就会冒出一位仙人或者一位美貌绝伦的少女。别人看不见她，而身陷困境的主人公却看得真切。她告诉他的事情，恰恰就是他渴望知道的。此时此刻，我恰恰遇到了类似的显灵，获得了帮助。我们有时到达的一个地方，以为是陌生之地，其实我们是绕过了一条路，从陌生的一头朝熟悉之地行走。突然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走到另外一条路上，这里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只是我们没有习惯从那陌生的一头走过来。这时我们突然会想：“这条小路是通我朋友家花园大门的，我离他们家只有两分钟之遥，”而且就在这时，朋友家的女儿已经顺道迎来向你问好。同样，我听着是全新的音乐，忽然发现自己正在听的是凡德伊的奏鸣曲。那小乐句比少女更为出奇动人。她身披银装，全身闪闪发光发出的声响，涓涓流淌，又如披肩一般，轻盈柔和。她款款向我走来，崭新的首饰衣束依稀可辨。我看出，她心里十分喜悦，这喜悦，随着她情深意长、展喉高亢的歌曲在逐级增长，这歌曲如此令人折服，如此纯朴，但并没有因此阻止她身上闪光的美姿放射异彩。不过这一次她的用意仅仅在于向我指点新道，一条与奏鸣曲不同的新道，因为她指点的是凡德伊另一部尚未公开演奏过的作品。在眼下这部作品中，凡德伊只是作了一个暗示——节目单上有一句话，我们应该看到，提到过这一暗示——小乐句只是稍纵即逝地闪现了一下，似乎仅仅在于引逗取乐似的。这小乐句刚刚重现了一下，就遁然消失了，我再度身临一片陌生世界。我开始明白——一切都在不断地证实我的想法——这个世界就是凡德伊所创造的世界。我开始明白——一切都在不断地证实我的想法——这个世界就是凡德伊所创造的世界。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奏鸣已是一个枯竭无源的世界，我对之已经产生了厌倦。于是我尽力想象一些与奏鸣曲同样美丽，但面貌又不相同的世界。这时，我的做法与一些诗人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诗人在自己诗歌的天堂里点缀一些草原花木，山川河流，这无疑是下界俗世的翻版。我眼下聆听的音乐，在我心里唤起的喜悦心情与我首次听到奏鸣曲时的喜悦心情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这段音乐之美，就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般的奏鸣曲入曲，是一片百合花般洁白、充满田园气息的晨曦，圣洁羞涩的晨花轻轻绽开，悬挂在乡间乃冬和天竺葵错落交织、结实难解的绿棚上。然而这部作品一开始出现的是拂晓，平静酣睡的海面沉浸在一片沉闷的寂静和无限的空旷之中。狂风骤起，先是死寂和黑夜，然后是一片玫瑰色的曙光，进而整整一个世界从中脱颖而出，在我面前渐渐升腾起来。这片红色如此新奇，如此罕见于温柔抒情、圣洁天真的奏鸣曲，一如朝霞，给天穹染上了一片神秘的希望之光。一首优美的乐曲已经划破天空。乐曲虽然是由七个音符构成，却是闻所未闻，与我想象中的一切都截然不同，既妙不可言，又尖锐刺耳。这已不再是奏鸣曲中鸽子的低咕，而是撕裂长空的高鸣；它跟曲首沉浸中的鲜红色一样强烈，如公鸡报晓一般神秘，它乃是永恒的晨曦不可言表但又振聋发聩的呼唤。寒冷、雨洗和带电的空气——与奏鸣曲相比，这空气的质极其不同，气压迥然相异，它离纯洁天真、草木丛生的奏鸣曲相去甚远——时刻都在改变甚至消抹彤红的、希望的曙光。然而到了正午，顿时出现了炽热的太阳，空气似乎化成一种凝重的、村镇般的，近乎于乡野的欢乐。震天而响、疯狂飞打的大钟（这种与把贡布雷教堂灼得火热的大钟相仿，凡德伊大概经常听到那钟声；如同画板上唾手可得的颜料，凡德伊当时轻取一下，就在记忆中找到了这钟声），似乎把最厚实的幸福变成了现实。如实而言，从审美角度来说，这欢乐的动机我并不喜欢。我甚至觉得很丑，那节奏如此步履维艰，拖地而行；从某种程度来说，光用杂音，甚至光用小棒击打桌子，就能模仿其主要节奏。我觉得凡德伊在此缺乏灵感，所以我在此也缺乏了一些注意力。 第五部 女囚(12) 我瞧瞧老板娘，她倔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对圣日耳曼区贵族夫人们和着节拍摇晃无知的脑袋表示抗议。维尔迪兰夫人没有说：“你们明白，这支曲子我可熟悉，而且还只是熟悉一点而已！如果要我把我的全部感受都倾吐出来，你们就压根别想有完！”她没有这么说。但是她那正襟危坐的姿势，若无表情的眼神，难以捉摸的发绺却道出了她的心声，也表达了她的胆略。她似乎在说，音乐家们只要有种，尽可以演下去，不用照顾她的神经；行板不能使她怯阵，快板不会叫她呼救。我又瞧瞧音乐家们，中提琴手双膝紧紧夹住提琴，脑袋往下冲着，线条鄙俗，做作起来的时候，不由流露出令人作呕的样子，他身子下倾去摸低音，那份耐心恰如仆人拣菜一般。他旁边是弹竖琴的姑娘，一脸稚气，穿着短裙，全身框在金光闪闪的四边形中。这竖琴的边框犹如古代巫魔屋中一贯象征太空的金框一样，而姑娘恰如寓意画上的小女神，站立在金栅围隔的天穹之前，采撷颗颗银星一样，在竖琴上上下远近，按照规定之点，求索着美妙的音符，再看莫雷尔，一撮头发先前一直混杂在头发里面，这时却脱离出来，在额前卷成一圈…… -------- ①诺纳：为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掌管人间命运的女神。 我悄悄回过头去观察一下听众，借机了解一下德·夏吕斯先生对这绺头发作何感想。可是我的视觉仅仅遇到维尔迪兰夫人的脸，不如说仅仅遇到她的一双手，因为她的脸全部埋在手里。老板娘采用这种定坐的姿势，究意是想表明，她仿佛正在教堂静思冥想，觉得这音乐与最崇高的祈祷并无两样呢，还是如同有些人进教堂一样，试图躲避不知趣的目光，或者出于廉耻之心，借以掩盖其假冒的虔诚呢？要不她这就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藏匿其罪恶深重的走神或者说无法驱逐的睡意。我一度认为这后一种假设是正确的，因为有一种并非音乐的声音不断传出。不过我继而发现，这声音虽然是由打鼾造成的，但这不是维尔迪兰夫人，而是她的母狗的鼾声。很快地，铜铃的辉煌动机结束，被其他动机驱散了，我又为这支乐曲所吸引。我觉察到，这首七重奏中的不同乐思相继呈现，最终汇成一体。凡德伊的奏鸣曲以及——正如我日后得悉的——其他作品，较之我眼下发现的完美成功的杰作，都仅仅是一些腼腆的尝试而已。那些初试作品虽然同样脍炙人口，但毕竟还非常稚弱。一经比较，我立刻回忆起，以前每当我想到凡德伊创造的其他音乐世界，就不免要想到我每一次恋爱所构成的封闭世界；现在一经比较，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我必须承认，我最后一次恋爱——和阿尔贝蒂娜的恋爱——包含着我和她的初恋时的彷徨（最初是在巴尔贝克，继而是打抽白鼬牌，她在旅馆过夜，后来是一个星期日在大雾迷漫的巴黎，盖尔芒特家的晚会，巴尔贝克的重逢，最后又是巴黎，我的生活跟她紧密地连在一起），因此，如果现在不是单单回顾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而是回顾我的全部生活，那末，我的其他恋爱经历就同样是一些微弱和腼腆的尝试，是对那更为宽阔的爱情——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所作的一种准备和呼唤。我不再听音乐，而是再度思忖道——犹如我们内心的痛苦因一时的闲乐而暂时遗忘，现在重又犯发一样——不知阿尔贝蒂娜近日是否见过凡德伊小姐。阿尔贝蒂娜在我的内心发生着潜在的影响作用。凡是我们熟识的人，都有一个复影。但是这个复影通常只是处在我们的想象和回忆的边际，所以相对来说它只是留在我们的身外，它所做出的或所能做出的事情，就象一个离我们远远摆放着的物体一样，不会具有什么致害成分，只能引起我们无痛的视觉。涉及到这些人的事情，我们也只是用静观的方式来感知而已。我们可能用适当的语言对他们表示同情，使别人感到我们心地善良，可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却不关痛痒。但是自从我在巴尔贝克受到打击之后，阿尔贝蒂娜的复影就进入了我的心里，沉淀到相当的深度，使我难以摆脱。我从她身上发现了一些东西，心灵受到了伤害，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病，感觉器官受到恼人的损伤，视觉中出现的明明是一幅五彩图画。可是在他心里引起的感觉却如当体剜肉一般。幸亏我们没有屈从诱惑，再度与阿尔贝蒂娜断绝关系。呆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还需要重新见到她，把她看成一个倍受爱恋的女子，这事有些令人烦恼；但是换个情况，如果我只是对她有点怀疑，她却还没来得及对我表示无动于衷，这时就需要跟她分手，那我又会焦虑万分。所以相形之下，这点烦恼算不得什么。我想象着，她在家里等候我，觉得时间漫长，也许已经去卧室入睡片时。我这么想着，七重奏一句温柔的乐句偶而来轻拂我一下，充满了家常式的亲昵。我们内心生活的一切都盘根错节，叠床架屋；这句乐句凡德伊也许就是从他女儿——他的女儿目前是引起我一切烦恼的祸源——的睡眠中获得灵感的，因为在那些宁静的夜晚，这睡眠为音乐家的工作披上了一层温馨。这句乐句使我心绪安宁，它蕴含的那种静谧柔美的景色能使舒曼的某些梦幻得以平静：在这些梦幻中，即令“诗人在说话”，我们也能猜出“孩子在睡觉”①。今晚只要我高兴回家，无论她是已经进入梦乡还是醒着，我今晚就能跟她——阿尔贝蒂娜．我的小宝贝——重逢。 -------- ①暗指舒曼的《儿时情景曲集》中的最末两首歌曲，最后一首的曲名正是《孩子入睡》。 可是，我思忖着，这部作品开始的时候，具拂晓的最初几声啼鸣似乎预示了某样比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更为神秘的东西。我努力排除对我朋友的思念，一心想着音乐家。于是，音乐家仿佛就在我眼前。作曲家似乎是不朽的，他能在其音乐中获得永生。我们感觉得到，他选择某一音色，给它配上其他音色，这时他的心情是何等快乐。因为，除了一些更为深藏的天赋以外，凡德伊还具备另一种才能，那是一般音乐家，甚至一般画家都望尘莫及的，他使用的色彩不仅如此稳定，而且如此富有个性，以至于它能永远保持新鲜，不为时间所消蚀。即令后生步发明者后尘，模仿他的色彩，又有大师比他更胜一筹，这些都无法使这些色彩的独创性失去光辉。这些个性色彩的问世实现了一场革命，其成果不会无声无息地为后继的时代所融化。每当人们重新演奏这位与世永存的创新者的作品，革命就会重新爆发，震天动地。每一个音色都是匠心独运，令世上任何通晓乐理、博才多学的音乐家都无法模拟。因此凡德伊尽管登峰造极，确立了自己在音乐发展史中的地位，已经到了激流勇退的时候，但一旦有人演奏他的某一作品，他总是重返乐坛，领导潮流。他的作品之所以不为时人所淘汰，仍能绽开新花。这应当归之于那种看似矛盾，实又欺人的特性，即永恒的标新。凡德伊每谱一首交响曲，都是先有钢琴曲为基础的，配了器以后再听，其效果就象夏日的阳光经过窗户的折射和分解以后才照进幽暗的餐室，就如同打开《天方夜谭》的所有宝藏以后，出乎我们的意料，眼前仍是一片琳琅满目的珠光宝气。但是这一成不变、令人目眩的光耀如何能跟那生命，那永恒的欢乐运动等量齐观？我所了解的这位凡德伊曾经是如此腼腆，如此忧愁，但当他需要选择某一音色并配以另一音色的时候，则浑身是胆，而且无论如何理解，他都非常快乐，这一点，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令人深信不疑。某某音质引起他的快乐，快乐的心情又给他增添了力量，促使他去寻找其他音质，这就把观众从一个发现引向另一个发现，确切地说，是创新者亲自引导着观众，从这个发现走向另一个发现。他一经发现新的音品，便欣喜若狂，充满信心；新的音品又召唤着更新的音品，于是他全力以赴，又去作新的发现。铜管相遇，产生雄壮的音响，他就仿佛火花迸溅，浑身打颤，喜不自胜。他绘制巨幅音乐壁画，气喘吁吁，如痴如醉，动作之快，令人头晕目眩，恰如米开朗琪罗身子缚住梯子，俯首往西斯廷教堂天花板猛烈挥舞画笔一般。凡德伊去世已有多年。但是，他曾有幸用无限的时间，至少将部分生活泡度在他所喜爱的乐器中间。他泡度的是否仅仅是他人生的一部分？如果艺术真的仅仅是生命的一种延续，那是否还值得为它作出什么牺牲呢？难道生命本身不也是不真实的吗？仔细听这七重奏，我则不能这么认为。诚然，粉红色的七重奏与白色的奏鸣曲是截然不同的；乐句所回答的那种胆怯的探问跟旨在使奇特的希望——这个希望如此尖锐、如此超凡、如此短促，但是却震撼了静寂粉红的海上晨空——获得实现而提出的那种急切的恳求，这两者也是迥然相异的。但是，这些如此相异的乐句是由同一些成分构成的。有些世界需要我们由零看整。我们从某建筑上，某博物馆中，东西各处、一鳞半爪，能看出一个世界。埃尔斯蒂尔的世界就是如此，这是他眼中、生活中的世界。相反，有些世界需要我们由整看零。凡德伊的作品通过一音一符、一拍一调把一个出人意料的世界，一种闻所未闻、不可估价的色彩展示出来。但是由于听众欣赏他的作品，时间上前后是有错落的，这个世界就出现了空隙，造成了间隙。这两种探索的方法如此不同，致使奏鸣曲和七重奏的行进节奏也如此不同。一个使用短促的呼唤，将一根纯净延绵的长线切成碎段，另一个则将散乱的残音重新溶入同一隐形的调号。一个是如此沉静腼腆，近乎于分弓拉奏，又如哲学玄思，而另一个则是如此急促焦虑，苦苦哀求。然而这是同一种祈祷，内心一旦出现不同的朝霞，它就喷溢而出。那些年间，他希望创新，这祈祷便仅仅表现为思想新异、艺术探索的折光。祈祷和企冀说到底并无二致。它们在凡德伊的作品中无论怎样乔装打扮，都能一眼辩认出来；这也正是凡德伊作品的特点。听那些乐句，音乐理论家们自然可以发现，它们与其他伟大音乐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那只是吹毛求疵，是通过巧妙推理而不是通过直接印象发现的外表的雷同。凡德伊的乐句给人的印象与别人的乐句毫无相似之处，仿佛尽管科学对某些规律似乎早已作过定论，可是个体现象依然存在一样。然而正是在个体致力标新的时候，我们才透过一部作品的表面区别，看出其深层的相似和故意的雷同。凡德伊多次重复一切乐句，翻弄花样，变换节奏。然后又恢复乐句的原状，此刻的相似性是故意的，是巧思的结果，它必定带有人工斧凿的痕迹，永远不可能跟那些隐蔽的、无意的，在两部不同的杰作之间焕发不同光彩的相似性一样引人注目。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凡德伊致力于标新，反躬自问，用他自己的全部创造能量来达到自身的本质，而且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深度，无论别人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的本质总是用同一种重音，即他自身独有的重音来作回答。一种重音，这是凡德伊的重音，它与别的音乐家的重音是互不相仿的。这是由于他们之间有一种区别，它比我们在两个人的声音中，甚至于两种动物的叫声中听出来的区别要大得多。这是一种真正的区别，是某位音乐家的思想跟凡德伊的永恒性探索之间所具有的区别。他使用千万种方式反躬自问，他习惯于纯思辨。但他那种思辨仿佛是在天使国里进行似的，完全摆脱了推理所具有的分析形式，以至于我们可以测量其深度，但是我们无法将其迻译成人类语言。这跟脱离肉体的灵魂具有相同的道理。当通灵者召唤亡灵，向亡灵询问死亡的奥秘时，亡灵也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转译。说它是一种重音，它毕竟是一种重音；看一看下午使我为之震惊的那后天获得的独创性，再看一看那音乐理论家能够发现的音乐家之间的承袭关系，它毕竟还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重音。伟大的歌唱家，即独特的音乐家们，不由自主返回到这一重音上来，朝着这重音的高度攀登。这重音表明，完全个体性质的灵魂确实是存在的。凡德伊试图做到更加宏伟庄严，或者创造出强烈活跃的作品，将他感觉到的、反映在观众心灵中的美的东西写出来，却不知不觉将这一切沉没在海底涌浪之下、使他的歌曲永恒不衰、一眼可辨。这别于他人、同于自己的歌曲，凡德伊是从哪里学来、哪里听来的呢？艺术家如同一个异国的公民，他身处这个国家，却对它毫无所知，不放在心上，但是他又不同于刚刚远航到岸，登上这片国土的另外一位艺术家。凡德伊最后几部作品所接近的，似乎最多也就是这样一个国度。这些作品的气氛与奏鸣曲的气氛已大相径庭，疑问式的乐句变得更为急促、更为焦虑，回答也更加深不可测。晨曦和黄昏的空气甚至似乎湿润了琴弦。莫雷尔的演奏再为出色，也于事无补，我觉得他那小提琴发出的声音特别尖锐，甚至近乎于刺耳。这刺耳的声音叫人听着入耳，它跟有些人的嗓音一样，我们一听便能觉出某种崇高的道德和思想品质。但是这也会叫人吃惊。宇宙观一旦发生变化，得到净化，与内心国土的回忆更加合拍，音乐家自然就会使用大幅度的变音将其转译出来，犹如画家是使用色彩的变幻将其转译出来一样。尽管聪明的听众没有弄错，日后把凡德伊的最后几部曲子称为最深刻的作品，但是却没有一个标题和主题可供人们对其作品作出思想评价。于是人们纷纷猜疑，这会不会是思想深度在声响领域的移植。 这失却的故国，音乐家们统统遗忘干净，无从回忆，然而他们无意识中始终跟它保持某种程度的共鸣。音乐家按照故国的声调而演唱，歌声便充满了喜悦，而有时候他追慕虚荣，就会背叛故国。沽名钓誉，结果是丧失荣誉，而鄙视荣誉，却荣誉加身。即时，音乐家唱起那独特的歌曲，单调的旋律——无论他处理的是什么主题，他与自身始终保持统一——证明了他灵魂的构成因素是永恒不变的。由此说来，这些因素就是那确实不变的沉淀物吗？这是一种无以言传的东西，我们只能专为自己保存着，而无法转达给别人，师友之间和情人之间的交谈却无以透露；这各人自身的沉淀物使个人之间的感受产生质的区别，它被迫留在乐句的门外，因为每个人进入乐句，与他人进行交流，都只能严格遵守大家共有的、毫无意义的外在符号。但是艺术却非如此。凡德伊之艺术和埃尔斯蒂尔之艺术将这隐形的东西呈现出来，将这内心世界的构造外化于五颜六色之中。这内心世界就是我们所谓的个体，离开了艺术我们难道还能认识个体吗？虽然翅膀这种特殊的呼吸器官能使我们穿越茫茫宇宙，但却于我们毫无用处，因为纵然我们飞抵火星或者金星，只要感觉器官不变，那末我们在火星和金星中所见之物仍无异于地球之物。唯一的真正旅行，唯一的青春之浴，不是去观赏新的景物，而是获得新的目光，用另一个人，另外成千上百人的眼睛来观察宇宙，来观察成千上百人眼中的成千上百个宇宙，成千上百人所体现的成千上百个宇宙。正是有了埃尔斯蒂尔，有了凡德伊，这一点才成了可能；跟这样的人相处，我们才得以在宇宙星际真正展翅翱翔。 行板刚刚结束。临终的乐句变满了温情，听得我心驰神往。下一个乐章没有立即开始；演奏者放下乐器，稍事休息。听众纷纷谈论起来，交换各自的感受。有一位公爵为了表明自己是一个行家，煞有其事地说：“这段曲子不容易拉呀。”一些人较为客气，过来跟我闲聊了片刻。可是，我刚刚跟那超凡越圣的乐句作过交谈，相形之下，他们的言谈还算得了什么？那只能跟人间一切外在语言一样，叫我无动于衷。我象一位天使，被逐出个人陶醉的天堂，而堕落到最无意义的现实之中。我在想如果没有语言的发明、文字的诞生和思想的分析，音乐也许就是所谓心灵交流的唯一实例，犹如有些人就是自然所淘汰的某种生命形式的最后见证一样。音乐仿佛原是一种种子，没有开花结果。结果是人类走上了别的道路，即口语和笔语的道路。因而音乐永远是对混沌初始、非分析状态的回归，一进入这一天堂就令人心迷神醉，出了这个天堂，无论跟聪明与否的人接触，我都觉得索然无味。在音乐进行过程中，我回想起一些人，把他们同音乐揉和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溶入音乐的，几乎只有对一个人的思念，即阿尔贝蒂娜。最末一句行板是如此辉煌，我不禁想到，阿尔贝蒂娜被同化于如此伟大的东西，这是何等的荣誉！她不知道这一点，知道了也不会理解。她之所以有感人的嗓音，我们之所以连结在一起，都是出于这如此伟大的音乐。音乐一停，在场的人个个显得淡然无味。有人端来了一些饮料。德·夏吕斯先生不时高声地问某个仆人：“您好吗？您收到我气压传递寄给您的信吗？您来不来？”这样的问话也许含有显贵平易近人的气度，因为他认为这样就是在抬举别人，比资产者更接近民众；但这些问话同时也包含着罪人的狡诈，因为他以为：公开炫耀的事情，顾名思义就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他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具有的盖尔芒特家人的口吻又说：“这是一个正直的小伙子，这是一个好人，我家里经常用他。”可是男爵的巧言巧语对自己却并不一定有利，因为别人听后觉得他跟仆人如此亲善，还寄气压传递信件，这里面定有一些原因。何况仆人们听到男爵的话也并不为伙伴骄傲，而是为他们感到羞耻。 这当儿，七重奏重又开始；朝着终曲进行。奏鸣曲乐句反复重现，但多彩多姿，节奏和配器都富有变化，如同生活中重复发生的事情一样，既保持着原样，又带着新貌。有些乐句，我们一时分辨不出，不知它们与某音乐家过去的作品具有何种亲缘关系。这些乐句把这位音乐家的作品当作唯一的住所，不断地出现于其中，成了乐曲中的女仙、山林之卫和亲切的神明。这样的乐句我在七重奏中先听出两三句；它们使我想到的是奏鸣曲。过了一会儿，我又发现了奏鸣曲的另一个乐句。那是在凡德伊作品的最后一个乐段中，这句乐句沉浸在一股紫色的雾霾之中。尽管凡德伊在一些地方插进一段舞曲，但这句乐句仍然被乳白色的烟雾包围着。它如此地遥远，我勉强能够辨认出它。它踌躇着走近来，似乎怀着愤怒消失了，继尔重新返回，跟其他乐句——我后来才知道；这些乐句来自其他作品——交织在一起，又呼唤着其他乐句。其他乐句一旦得到驯服以后；也立即变得引人入胜，进入全音符，充满了说服力。这超群绝伦的全音符，大多数听众无法看见，因为他们的眼前隔着一层迷糊的网纱，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听着乐曲感到无聊，甚至觉得会无聊至死，但仍然盲目欣赏，为这乐曲打着节拍。慢慢地其他乐句远离而去，只剩下一句，重复地出现五至六次，我都没有看清它的容貌。但那乐句如此温柔，也许象小乐句之与斯万一样，绝对不能与任何女人所能激化的欲望同日而语。它用温柔的声音给了我一种真正的幸福。我不懂它的语言，但又完全能够理解。它有可能就是那隐形物，就是我平生遇见的唯一的陌生人。接着，这句乐句又四处弥漫，变幻形态，和奏鸣曲中的小乐句一样，化成曲首那神秘的呼唤。有句显示着痛苦的乐句，跟这呼唤形成了对应。这句深沉的乐句模模糊糊，几乎是发自肺腑、带有器质性的内心呼声，它每次重现，我们都不知道它究竟是某一主题的表现还是神经痛的表现。不一会儿，两个动机展开了肉搏战。一方被打得片甲不留，但我们立即发现，另一方也只剩下残肢断臂。但说实话，这只是两股锐气在短兵相接。说锐气，是因为这互相交锋的生命双方都已经脱离了自己的身体、外表和名称。遇到了我这样一个内在的听众——我对名称和个别物也是毫不在乎的——我对它们非物质的、充满活力的争斗充满兴趣，津津有味地注视着跌宕起伏的声响变化，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内在型的听众，对名称和个体都毫不在乎。最后快乐的动机占据上峰。这已不再是苍天后面传出的焦急的呼声，而是似乎来自天国的无以形容的快乐。但这快乐与奏鸣曲的快乐完全不同，犹如蒙塔尼亚①画中一身猩红，吹奏号角的大天使迥然相异于贝利尼②画中手抱双弦诗琴，温柔庄重两者双兼的天使一样。有关喜悦的这一新的微妙区别，这向着超尘脱世的喜悦的召唤，我是难以忘怀的。但是对我来说这喜悦最终可能实现吗？这个问题，我觉得至关重要，因为这句乐句也许最能够体现——恰恰跟我其余的生活和可见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我生活中的一系列感受：马丹维尔教堂钟楼以及巴尔贝克海滨近处的树木在我内心激起无限感受。我把这些感受视为构筑真正生活的基准和开端。但是重新回顾这乐句独特的重音，我奇怪地发现，与世俗生活最不相同的感受，向上界乐园最大胆的挺进恰恰不是体现在别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圣母同贡布雷所遇见的那位拘于礼节、俗不可耐的小市民身上！对这闻所未闻的喜悦的发现，我一生最为奇特的发现，我怎么可能受之于他？据说，他死后只留下一部奏鸣曲，其余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无法辨读的记号。别人无法译读，唯有一个人例外。此人曾经在凡德伊身边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谙熟他的创作方法，能够猜读他的配器记号。此人依靠耐心、智慧和敬佩之意终于破译了凡德伊的手稿。这人就是凡德伊小姐的女友。大作曲家在世时，她就深受其女儿对其父亲崇敬的影响。但物极必反，正是出于这种崇拜之情，两位姑娘对他的画像进行疯狂糟蹋，以此取乐。前文对此已有交待（对父亲的崇拜是女儿亵渎行为的固有条件。毫无疑问，她们本来对这亵渎行为的情感，是应该将其拒之门外，但是这快感并不能充分表达那些糟践的言行。但是这种肉体的和病态的关系，这种暖昧不清的炽烈感情渐渐让位于一团高尚纯洁的友谊之火，那些亵渎行为也就日趋减少，直至彻底消除了。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有时自寻烦恼，认为也许是她加速了凡德伊的死亡。殊不知她历经多年，整理了他的遗稿，把那些天书变成了可靠的曲谱。她至少可以聊以自慰，虽然她给作曲家的晚年蒙上了阴影，但是她保证了他的英名永世流芳，仅此已补偿了自己的过失。从法律未予认可的关系生发出的亲属关系较之婚姻衍生的亲属关系不仅一样丰繁复杂，而且更加牢固。这种如此特殊的关系姑且不论，单举我们司空见惯的通奸为例，如果通奸奠基于真诚的爱情，岂不是非但没有动摇，而且是更加激发了家庭感情和亲属义务吗？通奸在婚后经常变为一纸空文的婚姻契约里加入了实质性内容。一个好姑娘如果纯粹出于礼仪，为母亲的第二位丈夫服丧，那么就不会有充足的泪水来哀悼她母亲百里挑一选中的情人。况且，凡德伊小姐当时的行为仅仅是出于肆虐。这当然并不能为她开脱，但过后我想到这一点，心里便安然得多。我想她跟女友一起糟践她父亲的像片时，一定意识到，这一切仅仅是病态，是疯狂，而不是她真心希望的以恶取乐。想到这只是恶行的一种仿制，这便扫了她的兴。这种想法以后又有抬头，正如它扫了她的兴一样，它大概同时也减轻了她的痛苦。“这不是我，”她一定会想，“我是身不由己的。我，我还可以为我父亲祈祷，对他的善心仍抱希望。”问题是，这一想法出现在她的脑中每每都带着快乐的形态，却从未带有痛苦的形态。我曾希望能将痛苦输入她的脑中。我敢肯定我那样做一定得益匪浅，她和她对父亲的怀念之间一定会恢复一种相当甜蜜的交流。 -------- ①蒙塔尼亚（1450－1523），意大利画家。 ②贝利尼（1429－1516），意大利画家。 正如一位天才的化学家不知死神已经降临把研究发现记录在笔记本上。但是记录无法辨认，很有可能就将永世埋没一样，凡德伊小姐的女友从一些比纸莎草纸上无法辨认的楔形文字的稿纸中发掘出这富有永恒的真实、千古丰盛的新奇的喜悦形式，发掘出晨曦天使般鲜红的神秘希望。她今晚重新勾起我对陋尔贝蒂娜的嫉妒。对凡德伊来说她只不过曾经是，可是对我来说她曾经是，今晚是，将来更是如许痛苦的根源；但是她也作了抵销。全都亏了她，那奇特的召唤才得以传入我的耳中。我将永不停止地听到这召唤声，把它看作希望：虽然我在一切欢乐之中甚至于在爱情之中遇到的全是虚幻，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存在——毫无疑问只有艺术才能使之实现。虽然我的生活在我看来如此空幻，但至少它还没有完全实现。 人们通过她的辛勤劳动所认识的凡德伊，说实话是凡德伊的全部作品。与这部七重奏相比较，听众唯一熟悉的奏鸣曲的某些乐句便显得极其平凡，以至于我们无法明白，这些乐句如何会引起如此普遍的赞赏。我们惊奇地看到，多年当中，诸如“星空颂”、“伊丽莎白的祈祷”①等那样毫无价值的唱段在音乐会上居然引起乐迷的狂热，为之鼓掌得精疲力竭，只要听过《特里斯坦》、《莱茵黄金》和《名歌手》就会发现，上述唱段只不过是味同嚼蜡的破烂货②，可是听众却狂呼乱叫“再来一遍”。但是应当想到，那些唱段的旋律虽然缺乏个性，然而包含着惊世之作的某些独到之处。尽管其量微乎其微——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当我们回顾起来，这类杰作都是独具风采的；然而如果当时它们就已炉火纯青，听众的理解就会发生困难。那些尚还缺乏个性的旋律就为听众日后理解那些惊世杰作铺平了道路。 -------- ①瓦格纳歌剧《汤豪塞》（1845）第三幕中的两个唱段 ②均为瓦格纳的歌剧。 话得说回来，虽然那些旋律使人隐约预感到未来之作的绚丽多姿，但是未来之作毕竟还只是一个彻底的未知数。凡德伊属于这种情况。如果他临死的时候留下的仅仅是他的完成之作——奏鸣曲的某些部分除外——那末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他实际的宏伟业绩的认识，就将只是沧海一粟，这就好比雨果如果在写了《约翰亚保卫要道的比武演习》、《鼓手的末婚妻》、《浴女撒拉》①以后便溘然辞世，而根本未及写下《历代传说》和《静观集》一样。果真如此，他的真正作品就可能始终是一部潜而不发之作，永不问世，犹如我们的感知无法企及，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的宇宙之谜。 -------- ①前两篇见于《颂歌集》，后一篇为《东方集》的第二十篇。 天才的内涵（包括才华、甚至德行）和邪恶的外表，两者之间初看反差强烈，实则是相辅相成。正如凡德伊身上所体现的，才华常常被包容和保留在邪恶的外套之中。音乐一结束，我置身于宾客之中。客人的云集，其本身就犹如一张通俗寓意画，透视出天才的内涵和邪恶的外表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聚会大同小异，尽管这一次举行了维尔迪兰夫人沙龙，但与其他许多沙龙的聚会并无什么区别。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入药的都是些什么成分。消息灵通，达观明理的记者们把这些沙龙称作为巴黎沙龙，巴拿马丑闻沙龙，或者德雷福斯沙龙，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沙龙在彼得堡、柏林、马德里到处可见，而且任何时代都大量存在。有一位负责艺术的副国务秘书——是位真懂艺术、富有修养、风度翩翩的人——几位公爵夫人、三位偕同夫人的大使一齐光临维尔迪兰夫人的公馆，他们之所以选在同时露面、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之间存在的关系。这层关系促使男爵希望给他年轻偶像的艺术成就竭力制造反响，替他争取荣誉军团勋章。这次晚会得以举行的另一个次要原因，是一位跟凡德伊小姐保持着类似夏利跟男爵关系的姑娘发掘整理出一系列天才的作品发现之重大以至于国民教育部刻不容缓，亲自出面主持募捐，筹措资金为凡德伊竖立一尊塑像。况且，男爵跟夏利的关系，如凡德伊小姐跟其女友的关系一样，对这些作品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条捷径。世人凭借着这条道路，即可径直跟这些作品相汇合，而避免多走弯路。这虽然不是说世人将对作品一直迷惑不解，但至少多年之间，他们将是一无所知。每当发生了能为达观明理的记者那平庸心理的理解的事件——通常是政治事件——时，达观明理的记者深信不疑地认为，法国必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从此这类晚会行将销声匿迹，人们再也欣赏不到易卜生、勒南、陀思妥耶夫斯基，邓南遮、托尔斯泰、瓦格纳、斯特劳斯。达观明理的记者认为，官方举办的艺术活动都有可疑的内幕，他们以此为据，认定官方颂扬的艺术总有某种颓废的意味，然而一本正经的往往正是这种艺术。当然，德高望重的达观记者中间，没有一个人的大名能足以使人举办这类奇怪的晚会，尽管其奇怪的特性并不那么引入注目，甚至掩盖得天衣无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次晚会其鱼目混珠，成分混杂不免令我吃惊。我掌握了识别能力，比任何人都能更清楚地将他们区分开来。我主要区分的是这样一些人：一部分是与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有关的人。这些人使我回想起贡布雷，也叫我想起阿尔贝蒂娜，也就是说想到巴尔贝克。正是由于我曾经在蒙舒凡见到过凡德伊小姐，又得知她女友跟阿尔贝蒂娜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过一会儿回到家里时，才不是孤独一人，而是见到阿尔贝蒂娜在等候我；另一部分是与莫雷尔和德·夏吕斯先生有关的人，他们使我想起巴尔贝克——我就是在巴尔贝克附近的东锡埃尔看见他们结成关系的——也使我想起贡布雷及其两边人家。因为德·夏吕斯先生是盖尔芒特家族——贡布雷诸伯爵——的一员，虽然在贡布雷没有宅邸，却在那里居住，犹如彩绘玻璃上的痞子吉尔贝一样，头顶青天，脚踩土地。而莫雷尔便是叫我认识桃色夫人并在多年以后又使我认出她就是斯万夫人的那位老仆人的儿子。 “演奏得不错吧，嗯！”维尔迪兰先生问萨尼埃特。“我只怕，”萨尼埃特支吾着答道，“莫雷尔本人的精湛技艺别有些冲淡了作品的总体感觉。”“冲淡！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维尔迪兰先生吼道。客人们都象一头头狮子，伺机随时准备扑上前去把这被问得哑口无言的人吞噬掉。“噢！我并不是仅仅针对他……”“瞧，他真不知道在胡说些什么。针对什么？”“我……我应该再听……听一遍，才能下一个严谨的结论。”“严谨！他疯了！”维尔迪兰先生说话时两手捧着脑袋。“我们得把他带走。”“我意思是说准确；您……您自己说……说过……严谨准确。我是说我不能作严谨的判断。”“我，我说，我要您走。”维尔迪兰气疯了，两眼喷火，手指着门对他叫道。 “我不许有人在我家里这么说话！”萨尼埃特象个醉汉踉踉跄跄打着圈子走了。一些人以为，这么被撵出门外，那一定是个不速之客。有一位夫人在此之前一直跟他非常友好。前一天他还借给她一本珍贵的书籍，可是第二天她用一张纸草草包上这本书，叫总管在纸上干巴巴地写上萨尼埃特的地址，一句话不说就把书还给了他。她可不愿意对一个赶出小圈子失了宠的人“欠下任何债务”。可是萨尼埃特夫人对这无礼的行为一直不得而知。因为维尔迪兰先生怒骂后未出五分钟，便有家仆前来禀报，萨尼埃特突然跌倒在公馆院子里。当时晚会还未结束。“叫人把他送回家里。这没有什么。”主人说。按照巴尔贝克旅馆经理的话说，维尔迪兰“公馆”就跟有些大旅馆一样，有人猝死，为了不使住客受惊，人们急忙遮掩其事，将死者暂时藏在食品贮存间里，无论他生前是如何才华出众、慷慨大度，此刻都只能屈尊秘密地从专供“潜水员”①和调味师之用的门出去。可是说到死，萨尼埃特还不至于。他还多活了几个星期，只是知觉没有一刻恢复。 -------- ①谓洗碟盘的人。 音乐会结束，德·夏吕斯先生的客人纷纷起来向他告辞。这时候他又犯了客人到达时的错误。他没有请他们去向老板娘道别，请他们在向他表示谢意的同时，把她，她和她丈夫结合进去。告别队伍很长，但是长龙只是排在男爵一人面前。他对此却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因为几分钟后他是这么对我说的：“艺术活动形式后来出现了‘圣器室’般的有趣色彩。”大家甚至找出各种话题，延长致谢的时间，以便在男爵跟前多留片刻，结果逼得那些跟在后面尚未向他的晚会的成功致以祝贺的人停滞不前、原地踏步。不止一个做丈夫的想就此离开，可是身为公爵夫人但也很懂时髦的妻子反对说：“不、不，我们应该等候一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对巴拉梅德不谢一声就离开。他真是呕心沥血，时下只有数他能够常举办这样的晚会了。”没有一个人想到要跟维尔迪兰夫人结识。这情景就象是在戏院里，一位贵妇人为晚会带来一批显贵名流，谁也不会想到设法把自己介绍给引座的女郎。“表哥，您昨天是否在爱丽阿娜·德·蒙莫朗西的府上？”莫特马尔夫人问道，她想借此拖长谈话的时间。“嗯，没有。我非常喜欢爱丽阿娜；可是我不太理解她的请柬的含义。我也许有一点儿不太开窍。”他痛快地绽开笑脸说。莫特马尔夫人此时感到她将捷足先登，抢到“巴拉梅德的头条新闻”，如同她常在爱丽阿娜那里所获得的一样。“两个星期前我确实收到过可爱的爱丽阿娜的一份请柬。她在蒙莫朗西这个颇有争议的名字上方写着这样一句客气的邀请：‘我的好友，望您施恩，请在下周五九点半想着我。’下面写着这样五个不太施恩的字，‘捷克四重奏’。这一行字，字迹模糊，而且看不出跟上面的句子有什么联系。这犹如有些写信的人，开了一个头，‘亲爱的朋友，’没有写下去，没有换信纸，反过来又写，结果背面的字透了出来。这可能出于粗心，也可能是为了节省信笺。我很喜欢爱丽阿娜，所以我并不责怪她。我只是不把‘捷克四重奏’那几个奇怪而又不得体的字放在心上。我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人，我把周五九点半想着蒙莫朗西夫人的请柬搁在壁炉上面。众所周知；尽管我的天性如布封对骆驼的评价，温顺守时（夏吕斯先生周围响起一片笑声。他知道，恰恰相反，别人把他看成一个最难相处的人），但是为了脱去白天的衣服我还是迟了几分钟。不过我没有过分内疚，心想说是九点半，权作十点钟吧。十点钟一敲，我便立即穿上高级睡服，脚登厚软的便鞋，端坐于炉火边，开始照爱丽阿娜的请求想她，强烈的思念一直到十点半才稍稍减退。烦请转告她，我严格服从了她大胆的请求。我想她会高兴的。” 莫特马尔夫人笑得前仰后合。德·夏吕斯先生也跟着仰天大笑。“那末明天，”她根本不考虑早已超过了别人可以让给她的时间，接着又说：“您去我们的族亲拉罗什富科家吗？” “啊，这，这我办不到。我看他们邀请您我去参加的是一件最难想象和最难实现的事情。按请柬的说法，这事情称作‘茶舞会’。我年轻时可算是四肢灵巧了，可是现在不得不怀疑，让我一边跳舞一边饮茶，会不会有失体态。而且我从来不喜欢用不卫生的方式来吃东西和喝东西。您一定会说，如今我不一定要跳舞。可是，即便舒舒服服坐在那里饮茶——况且既然叫做舞茶，这茶的质量如何，我不敢恭维——我还是害怕，那些比我年轻，却没有我年轻时那么灵巧的客人，别把茶杯打翻在我的衣服上，这会扫了我的兴，结果连茶也喝不了。”德·夏吕斯先生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偏偏不谈维尔迪兰夫人（他津津乐道，大肆发挥，故意使他的朋友们无休止地“排队”站着，精疲力竭，耐心等着轮到他们，以满足他那残酷的取乐心理）。即便这样，他犹嫌不足，居然对维尔迪兰夫人负责的晚会部分开始了品头论足。“说到茶杯，那似碗非碗的东西；是什么怪玩意？倒有几分象我年轻时，布瓦雷·布朗什餐馆给我送冰冻果汁用的盛器。有人刚才对我说这是用来盛‘冰冻咖啡’的。可虽说是冰冻咖啡，我既没有见到咖啡，也没有见到冰。真是用途不明的奇物！”说这番话时，德·夏吕斯先生赶紧将戴着白手套的手捂住嘴巴，瞪圆眼睛，谨慎地暗示别人，仿佛怕被主人听见甚或看见似的。可这只不过是装装模样而已。没过几分钟，他已经开始对老板娘本人品头论足起来：“特别注意不要再用冰冻咖啡杯了！您希望哪位朋友的家变得丑一些，您就把它们送给哪位朋友。但是叫这位朋友特别注意不能把这些杯子放在客厅里，别让客人搞错，以为走错了房间。因为看看这些杯子实在是和便桶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我的表哥，”客人说话时压低嗓音，并带着疑惑的神情瞧着德·夏吕斯先生。这倒不是害怕惹维尔迪兰夫人生气，而是怕由于自己还未洞悉一切，会冲犯了德·夏吕斯先生。“我会教她的。”“啊！”客人笑道，“她找不到比您更好的老师！她真有运气！有您的指教，可以肯定不会出错。” “不管怎么说，音乐会至少没有出错。”“啊！那演得真是妙极了。那种喜悦叫人无法忘怀。说到这位天才的小提琴家，”她天真地以为德·夏吕斯先生感兴趣的是小提琴“自身”，接着说，“您认识另一位小提琴家吗？那一天我听他演奏了一首福雷的奏鸣曲，他的名字叫弗朗克……”“知道，那是什么破烂，”德·夏吕斯先生回道。他说话毫不留情，粗硬的回驳意味着他表妹毫无欣赏趣味。“论小提琴家，我劝您听听我这位就足够了。”德·夏吕斯先生和他表妹重新开始交换那低垂而又窥觑的眼色，德·莫特马尔夫人满脸通红。为了弥补她的蠢言，她热情地向德·夏吕斯先生建议举办一次晚会，专听莫雷尔演奏。不过对她来说，这次晚会的目的不在于奖掖人才——她会说这确实就是她的目的，实际上这倒是德·夏吕斯先生的真正目的——她只是觉得这是一次天赐良机，可以借此举办一次超高雅的晚会。为此她已经算计起来，应该邀请哪方人士，又该放弃哪方人士。这样筛选是晚会举办人（即上流报刊大胆地或者愚蠢地称作“精英”的人）首先关心的大事；与催眠师的暗示相比，这种筛选对记者的眼光甚至文字能够发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德·莫特马尔夫人未及考虑莫雷尔将演奏什么乐曲（这件事被认为是次要问题。这样认为并不是没有道理。瞧瞧来客们，他们看在德·夏吕斯先生的份上，音乐会进行过程中，规规矩矩保持着安静，没有大声喧哗，然而真正想到要听音乐的却没有一人）。她首先决定把德·法尔古夫人排除“入选者”之列。出于这一决定，她立刻露出一副策划阴谋者的神情，大有将那些不顾流长飞短的上流女子一扫而光的气势。“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来举办一次晚会，听您的朋友演奏？”德·莫特马尔夫人低声问道。她虽然在跟德·夏吕斯先生单独说话，可是象着魔似的，禁不住向德·法古尔夫人（被排除者）瞥了一眼，为的是肯定德·法古尔夫人离她有足够的距离，无法听见她说些什么。“不，她不可能听清我在说些什么，”德·莫特马尔夫人瞥了一眼以后放心地下结论道。然而这一眼在德·法古尔夫人身上所产生的效果恰恰与它的目的背道而驰：“瞧，”德·法古尔夫人心想：“玛丽－泰雷兹跟巴拉梅德在商议什么，一定是没有我的份。”“您是指受我保护的人吧，”德·夏吕斯先生纠正道。他对表妹的语法知识和音乐天赋都丝毫不加恭维。他也不顾她赔着笑脸已在表示自歉，暗中求饶，继续大声说：“当然有办法……”他声音之大足以使全沙龙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一个如此富有魅力的人才被放到这样的环境里是会遇到危险的，他的固有力量会遭到削弱。尽管如此，固有的力量需要适应环境才行。”德·莫特马尔夫人心想，她这么压低声音，小心谨慎地提问，看来全然是徒劳无益，因为回答都是从嘴漏斗里哗啦啦流出来的。德·法古尔夫人什么也没有听见，原因是她一句话也听不懂。德·莫特马尔夫人原先害怕自己的阴谋遭到挫败，害怕由于自己跟德·法古尔夫人关系过于密切，如果“事先”被她知道不请她有所不妥，请她又实在违心，现在她的担心减少了。如果她没有再度抬起眼皮，朝埃迪特方向看一眼——仿佛是为了居安思危。可是她迅速地重又低下眼皮，为的是别过早备战——，她的担忧早就彻底烟消云散了。她计划举办晚会以后第二天给埃迪特写一封信，补充一下她刚才那意味深长的目光。有人以为这种信是巧妙的伪装，其实是直言不讳的不打自招。譬如：“亲爱的埃迪特，我跟您一样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厌倦。昨天晚上我没有太指望您会来（埃迪特肯定会想她既然没有邀请我，怎么会指望我来？），因为我知道您对这类聚会不是十分喜欢，而且十分讨厌。不过您的光临仍然使我感到十分荣幸（德·莫特马尔夫人在信中除了需要给谎言披上真心话的外衣以外，绝不轻易使用“荣幸”一词）。您知道，我永远欢迎您来我家做客。不过，您走得很对，因为这次完全没有搞好，靠两个小时临时拼凑起来的东西怎么会搞得好”等等，不一而足。可是，德·莫特马尔夫人向埃迪特这新瞟去的一眼，已经足以使她明白，德·夏吕斯先生那转弯抹角的语言里究竟包藏的是什么东西。莫特马尔的目光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它先打击了德·法古尔夫人，现在它所蕴含的公开秘密以及故弄玄虚的意图转而波及到了一位秘鲁小伙子身上。其实，德·莫特马尔夫人倒是打算邀请他的。但是，他却以为看透了别人在搞鬼名堂，没有注意到这目光根本不是冲他而来的。他立时对德·莫特马尔夫人充满了仇恨，发誓要用成百上千次的恶作剧来回报她，比如在她闭门谢客的日子里，给她送去五十份冰咖啡，而在接待客人的日子里，到报上刊登启事，说聚会因故延期，并且还胡编乱造，谎称以后还有聚会，列举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把他们渲染成远近闻名的达官显贵，并且谎称鉴于种种原因，主人不希望接待他们，甚至也不希望认识他们。德·莫特马尔夫人想为德·法古尔夫人担心实在是错了。德·夏吕斯先生将亲自挂帅，全面负责把这预计的聚会搞得面目全非，这是德·法古尔夫人的光临所万万不及的。“可是，我的表兄，”她瞬间的过敏感觉使她悟出了“环境”一词的含义，于是针对那句话回答说，“我们会避免任何麻烦的。我负责叫希尔贝照管一切。”“不，绝对别叫希尔贝，因为他本身就不在被邀请之列。一切都由我来操办。最重要的是要排除那些有耳无聪的人。”德·夏吕斯先生的表妹起初希望借莫雷尔的声誉，来举办一个晚会，以便可以吹嘘说，她跟那么多的亲戚都不一样，“她得到了巴拉梅德。”现在她的思绪突然离开了对德·夏吕斯先生名望的眷恋，想到如果由他插手操办，邀请哪位、排除哪位全来由他决定，那一定会有许多人跟她反目。一想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她打算排除德·法古尔夫人一部分就是考虑到他的缘故，因为他不见德·法古尔夫人）将不被邀请，莫特马尔不由惊慌失措，眼里露出忧虑的神色。 “是不是灯光太亮，您有些受不了？”德·夏吕斯先生假装一本正经地问道，那骨子里的嘲讽丝毫未被领会。“不，一点儿也不。我是在想，如果希尔贝知道我举办了一次晚会，而没有邀请他，这也许会造成一些麻烦。这当然不会是指给我造成麻烦，而是指给我的家里人。他这人向来家里来四个猫太太也都非请我不可……”“恰恰如此，我们首先就去除那四只只会叫的猫。我想大概沙龙里的喧哗声使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举办这样一次晚会不是要借此向人行礼致意，而是要按照庆祝活动正规的惯例行事。”此刻德·夏吕斯先生倒还没有觉得排在后面的一位已经等候多时，而是觉得她这人心里光顾着自己的邀请“名单”，而根本没有莫雷尔，给她过多的优惠是不合适的。德·夏吕斯先生于是就象一名觉得诊察了足够的时间的医生开始停止门诊，向她的表妹示意可以告退了。他没有向她说再见，而是把脸转过去，朝着接踵跟上前来的人。“晚上好，德·蒙代斯吉乌夫人。刚才的音乐会非常精彩吧？我没有看见埃蒙娜。请转告她，总不能放弃参加任何活动。哪怕这种放弃出于再高贵的理由，也总该视具体情况而定。今晚的晚会这样灿烂辉煌，遇到这种情况，就该有个例外。自命不凡，这并非坏事，但是能以高雅取胜而不以消极的非凡取长，岂不更好。您的妹妹对那些专请她去但与她身价不相称的活动一概缺席，对她这种态度我比任何人都加以赞赏。但是，象今天这样值得纪念的活动，她只要前来出席，得到的就是首席的荣誉。您妹妹本身已名声卓著，现在更会声名大噪。”他说完又转向第三位。这时候我看见了德·阿尔让古尔先生，感到非常惊奇。此人从前对德·夏吕斯先生非常冷酷无情，现在变得既和蔼可亲，又阿谀奉承。他请德·夏吕斯先生把自己介绍给夏利，并对他说，希望夏利来见自己。这人原来见到德·夏吕斯先生那类人非常可怕。可是现在他自己身边就生活着这么一批人。当然情况并不是说连他也已变成了德·夏吕斯先生的同类。而是一段时间以来，他几乎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对一位上流女子发生了崇拜。这位女子极其聪颖，她要他跟她学，也对聪明人发生兴趣。她非常希望能把德·夏吕斯先生请到自己家中做客。但是德·阿尔让古尔先生嫉妒之心很强，同时却有些阳刚不足，觉得自己不太能够使被自己征服的人得到满足。他既希望她受到安全保护，又希望她能消遣解闷。要不出危险地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边安插一些于她无害的男人。这些男人就扮演了后宫警卫的角色。他们觉得他变得非常客气，说他要比他们想象当中聪明得多。他和情妇听了都不亦乐乎。 第五部 女囚(13) 很快地，德·夏吕斯先生的客人都走了。许多人说：“我可不愿意去圣器室（指男爵把夏利拉在身边，接受别人祝贺的小客厅），可是应该让巴拉梅德看见我，让他知道我是一直坚持到结束才走的。”没有一个人搭理维尔迪兰夫人。还有好几个人甚至佯装跟她根本不认识，错去跟戈达尔夫人道别，指着戈达尔大夫的妻子对我说：“这就是维尔迪兰夫人吧？”德·阿巴雄夫人在老板娘听觉范围内问我：“首先得弄弄清楚，究竟有没有叫维尔迪兰先生的人，那还是一个问题呢。”公爵夫人们还呆着没走。她们原先期待着这地方一定跟她们见识过的地方大不相同，可是居然什么特殊奇异的东西都没有发现。她们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着埃尔斯蒂尔的画捧腹大笑，以弥补这一损失。她们没有想到，其余的东西跟她们见识过的如出一辙。于是她们对德·夏吕斯先生恭维道：“巴拉梅德真会布置！一经他的安排，车库和盥洗室都会变成仙境，发出夺人的光彩。”最高贵的要数那些向德·夏吕斯先生至诚恭贺晚会成功的夫人。举办这次晚会的真正动机，有些人不是不知道，然而却并没有为此感到难堪，因为在这个社会中肆无忌惮跟光大门楣已发展到了同样远的地步。也许这只是出于对某些历史时期的眷恋，那时候，她们的祖先已经完全寡廉鲜耻，并以此为荣。她们当中有好几位当即邀请夏利到她们的晚会上来演奏凡德伊的七重奏，可是竟无一人想到要邀请维尔迪兰夫人。维尔迪兰夫人已经恼羞成怒。可是德·夏吕斯先生此时腾云驾雾，非但对此毫无警觉，而且居然还请老板娘来分享他对晚会的喜悦之情。这位艺术聚会的正统理论家，这时候也许倒不是出于老气横秋，而是出于文学情趣，对维尔迪兰夫人说：“怎么样，您高兴吗？我想客人至少是高兴的。您瞧，凡是我来操办一次晚会，那就绝不会只是一半成功。我不知道您的纹章概念是否能使您准确地估计一下这次活动究竟有多大规模，我举托起多大的重量，又为您移走了多少空气容积。您见到了那不勒斯女王、巴伐利亚国王的兄妹以及三位元老重臣。凡德伊若是穆罕默德，我们便可以说，我以为他搬走了最难移动的大山。想一想，那不勒斯女王为了参加您的晚会，是专程从纳依赶来的，对她来说这要比离开双西西里还要难得多。”尽管他对女王充满了敬意，但是他说这话怀着一种险恶用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想一想，自从加埃特沦陷以后，她也许一直深居简出。今后词典有可能将加埃特沦陷之日和维尔迪兰晚会并列定为两个辉煌灿烂的日子。她为了替凡德伊鼓掌而放下的扇子一定要比德·梅特涅克夫人因为有人起哄瓦格纳而折断的扇子更加著名。” “她连她的扇子也忘了带走了，”维尔迪兰夫人说道，并指着椅子上的扇子给德·夏吕斯先生看。回想起女王对她的客气，她一时气也消了。“噢！太激动人心了！”德·夏吕斯先生叫道，虔敬地走近圣物。“正是因为它样子丑陋才那么感人至深。那小紫罗兰真令人不可思议！”激动和嘲讽轮番地穿过他的周身，使他全身为之痉挛。“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您对这些东西的感受是否跟我一样。斯万要是看到这玩意，我担保他会一蹶不振。女王如要拍卖这把扇子不管如何要价，我是买定了。我很清楚她肯定是要出售的，她已分文不名了，”他又补充道。在男爵这里，恶言恶语和赤诚崇拜始终相互参杂，相互映照；尽管这两者源于两种截然相悖的天性，可是在他身上却获得了统一。 这两种相悖的天性甚至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得到轮番的表现。德·夏吕斯先生是一位富足安逸的人，他从心底里睥睨女王的贫困，但他又经常颂扬这种贫困。有人谈起缪拉公主，双西西里女王的，他就回击道，“我不知道您想说的是谁。那不勒斯只有一位女王，就是那一位，她没有小轿车，但她是至高无上的。她坐在普通马车上，都能叫任何车马随从都黯然失色。她所到之处，平民百姓都在尘土飞扬中下跪迎候。” “我要把扇子赠给一家博物馆。当务之急是先替她送回去，以免她再自己掏钱派人坐着马车前来寻找。鉴于这件物品的历史意义，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窃走。但是这样做，会使她难堪，因为她可能只剩下最好一把了，”他放声笑道。 “总之，您瞧，她看在我的面上来了。我创造的还不止这一个奇迹。我请来的人我不相信时下还有谁有此能耐把他们请来。当然，每人都有自己一份功劳。夏利跟乐师们演得如此精湛，如天神一般。而且，我亲爱的老板娘，”他屈尊说道，“您本人在这次晚会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您的大名不会被轻易遗漏。史书上不也清楚地记载着贞德出征时那位替她披甲戴盔的侍从的名字嘛。总之，您起到了破折号的作用，您使凡德伊的音乐跟它天才的演奏者得以结合在一起。您深刻地明白了一系列环境因素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有了这些因素，演奏者才得以受益于一位重要人物——如果不是我，我甚至于可以说是上帝派来的一位人物——的全部影响。您英明地请了这位人物来，确保了晚会的声誉把原来一副副耳朵都直接系在最受人恭听的舌头上，现在您把它们带到了莫雷尔的小提琴前面。不、不，这不是无谓的细节。在一次圆满的成功中不存在无谓的细节。成功是一切因素促成的。那位迪拉斯表现十分出色。总之，一切都十分出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好为人师地总结道，“我才反对您邀请那些人。他们是些充当除数的人，他们要是遇到我给您带来的那些举足轻重的人，就可能象在数字中加上了一个小数点，把别人都挤到小数点后面去了。在这些事情上我的感觉是非常可靠的。您明白吗；我们举办一次晚会要无愧于凡德伊、无愧于他天才的演奏者，无愧于您，我甚至敢说，无愧于我的晚会，为此必须杜绝一切容易引出丑闻的事情。您要请那位莫莱，那一切都会砸锅。别看这只是微水一滴，但它是不利物质，它会起中和作用，将一剂药的效力化为乌有。电灯会因此熄灭，小糕点会送不上来，桔子汁众客喝了会闹腹泻。这个人是万万不能请来的。只要说出她的名字，就会发生仙国里的事情，铜管就会立刻变成哑管，长笛和双簧管就会黯然失音。纵然莫雷尔本人还能拉出几个音来，但也一定会离弦走调，拉出的不再是凡德伊的七重奏，倒是贝克梅塞对凡德伊的戏仿①，不被哄下台才怪呢。我听到莫雷尔拉出的广板犹如一朵鲜花，自始至终盛开不败，愉快的终曲更使其鲜艳夺目。那不是一段普通的快板，其轻快的节奏是独一无二的。我从中清楚地感到，人的影响作用是很大的，莫莱不在，演奏家们就充满了灵感，连乐器都心花怒放。更何况，人们款待贵客的日子，当然是不请自己的门房的。” -------- ①瓦格纳《名歌手》中的人物。他反对灵感，以技巧取胜。 德·夏吕斯先生说起她都是那个莫莱（如同他把迪拉斯非常友好地称作那个迪拉斯一样）他这么称呼是为了对她讲公道。因为这类女子充其量只不过是社交场上的演员。外界传说莫莱伯爵夫人在此方面具有出众的才华，坦率地说，即使以此水平衡量，她都与这名不符实。她享有这种声誉，不禁使人想到有些劣等演员或文学家。这些演员和小说家一度被捧为天才，名声大噪，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同仁水平低劣，没有一位艺术家出类拔萃，能够向人们显示，什么是真才实学，不然就是由于观众读者水平太低，其中虽然不乏杰出分子，但却没有一个具有欣赏能力。针对莫莱的情况，仅取第一种解释较为合适，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上流社会既然是一个虚幻的王国，那么上流女子相互之间孰优孰劣，其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德·夏吕斯先生只是出于积恨或想象，才将其作了疯狂的夸大。诚然，他刚才之所以要使用这种语言——艺术和社交珍奇的大杂烩——来说话，是因为他那老妪似的怒气和他的社交修养夹在一起，向他所向披靡的雄辩提供了一个毫无价值的话题。由于我们的感知将一切国度均划为第一，地球表面就并不存在一个互有差异的世界。因此“上流社会”之间就更无差异可言了。但是是否有地方存在差异呢？凡德伊的七重奏似乎告诉我是有差异的。但是差异又在何处呢？由于德·夏吕斯先生还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所以他又说：“您不邀请莫莱夫人，就使她失去了机会说：‘我不明白这位维尔迪兰夫人为什么要请我去。我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我跟他们又不认识。’这纯粹是一个疯子，根本不用再请她。说到底，她又不是一个那么了不起的人。她们可以到您府上来，但她再也不可能给您制造麻烦，因为有我在。总之，”他总结道，“我觉得您可以感谢我了，从整个过程来看，晚会是完美无缺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没有来，我不敢说，但也许这样更好。我们不会责怪她，我们下一次仍然会想到她的。况且，我们也忘不了她，她的一对眼睛就在对我们说，别忘了我，因为那是两棵勿忘草（我在想，公爵夫人跟我一样，也需要有多么坚强的盖尔芒特精神——决定去一地，而不去另一地——才能战胜对巴拉梅德的恐惧）。而对一次如此圆满的成功，我们不禁象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①一样，处处看见上帝之手。德·迪拉斯公爵夫人非常高兴。她还托我向您说明这一点。”德·夏吕斯先生一字一顿地说道，仿佛是要让维尔迪兰夫人把他的话看作对她足够的敬意。这敬意岂止是足够的，乃至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他觉得为了使人相信，就有必要说：“真的。”其激动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而其理智失常犹如被朱庇特逐出天国的人。“她已经跟莫雷尔说定，请他到她府上把这套节目重演一遍，我已想过，让她也邀请维尔迪兰先生。”德·夏吕斯先生对其丈夫一人表示敬意，万没有想到，这是对妻子最血腥的侮辱。维尔迪兰夫人按照在小圈子内实行的某种莫斯科法令②，认为演奏家未经自己特殊恩准，不得擅自外出演奏。她作好了决定，绝不让莫雷尔参加迪拉斯的晚会。 -------- ①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著有《保尔和维吉尼》。 ②莫斯科法令，指拿破仑一世于1812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发的法令。这一法令后来成为法兰西喜剧院的章程，对剧院分红演员的行动具有严格规定。 德·夏吕斯先生仅这一番饶舌，就激怒了维尔迪兰夫人。她不喜欢别人在小圈子内另立山头。在拉斯普里埃的时候，当她听到男爵跟夏利一人喋喋不休，不是老老实实地合着圈内全体人员的节奏唱他的声部，他就指着男爵怒斥过：“瞧他这张嘴，真是一张贫嘴！噢，说他是张贫嘴，真是名不虚传！”这事已屡有发生。可是这一回，情况更为糟糕。德·夏吕斯先生这么胡言乱语，殊不知他是在给维尔迪兰夫人规定角色，给她圈定了一个狭窄的疆域。这不能不激起她仇恨的感情，而她内心的这种感情仅仅是嫉妒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嫉妒的一种社会形式而已。维尔迪兰夫人真心喜爱圈子里的门客和信徒，她希望他们把一切都奉献给她老板娘。有些嫉妒心强烈的人，不是不允许别人欺骗他，而是要求在他自己家里，甚至于在他的眼皮下欺骗他，也就是说不欺骗他。她就属于这种人，她采取的是丢一保全的办法。她愿意作出让步，允许别人有情妇和情夫，条件是在她公馆之外不得造成任何社会后果，结缘、恋爱只能在每周之例行聚会的严格庇护下进行。从前，奥登特在斯万身边偷偷卖笑，已够钻她心窝的了，不料最近又出了个莫雷尔和男爵在那儿窃窃私语。她难忍忧伤，找到了一个聊以自慰的办法，即折散别人的幸福。她再也无法眼看男爵沉浸在幸福之中，而自己长受煎熬。而男爵呢，自以为自己压低了老板娘在小圈子里的地位，正在自鸣得意，哪料到大难已经临头。她看得清楚，莫雷尔步入上流社会依靠的不是她，而是男爵的保护。补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莫雷尔在男爵和她之间进行选择。她利用关系，编造谎言，真真假假为莫雷尔提供一些方便，创造条件让他本已深信不疑，后又亲眼所见的东西得到证实。同时她又张开罗网，让那些天真的人休想逃脱。这样，她得以向他显示，自己具有惊人的预见力，以此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然后利用这巨大的影响，促使他选择她而放弃男爵。至于那些来参加晚会，然而没来见她的上流女子，待她弄明了她们为什么犹豫或者放肆以后，她立刻说：“啊！我明白了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全是些老淫妇。我们不要这种人，这是她们最后一次看见这个沙龙。”她宁可去死也不会说，没想到别人对她不那么客气。 “啊！我亲爱的将军，”德·夏吕斯先生突然扔下维尔迪兰夫人叫道，原来他瞅见了共和国总统府的秘书德都尔将军。夏利要获得勋章这人可能会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军向戈达尔请教完一个问题，匆匆忙忙正准备抽身。“晚安，亲爱而又迷人的朋友。怎么样，难道您不跟我道别就打算偷偷溜走吗？”男爵既笑容可掬，又傲气十足地说。他心里明白，别人总是乐意跟他多聊一会儿的。接着，仍处于激动状态中的夏吕斯，尖声尖气，一个人自问自答起来：“怎么样，您还满意吧？确实很美吧？您是说行板，是不是？从来没人写得那么感人至深。我料定听到曲终没有一个人不热泪盈眶。您能来真是太赏脸了。我说，今天早晨我收到弗罗贝维尔一封令人鼓舞的电报，他告诉我荣誉勋位管理会方面，照流行的说法，困难均已夷平。”德·夏吕斯先生噪门还在提高。那声音极其刺耳，跟他平时的嗓音截然相异。听起来犹如律师辩护时那夸张激昂的论辩，完全离开了他通常的语速。这是过度激动和神经兴奋造成的声音放大现象。这同样的激动和兴奋也曾使盖尔芒特夫人在一次晚宴上，将声音升到极高的音域，目光也越抬越高。“我正在打算明天早晨派一名卫士给您送信去，把我的激动心情告诉您。我本来倒是希望能当面向您表示这种心情的，可是，瞧，那么多的人等着跟您说话！弗罗贝维尔的帮助当然是万万不能小看的，但是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已经得到了部长的许诺，”将军说。“啊！太好了。况且，您已亲眼看见，这样一位天才确实是受之无愧的。霍约斯①听了非常满意，可是我没有看见大使夫人。除了那些有耳无聪，生着舌头却不会说话的人以外，谁还会不为之欢欣鼓舞呢？”维尔迪兰夫人趁男爵走开去跟将军说话的机会，跟布里肖打了个手势。布里肖不知道维尔迪兰夫人会对他说些什么。不过他走近对老板娘说：“男爵看见凡德伊小姐跟她的女友没有来，非常高兴。他对她们十分反感。他说了，她们的道德品行叫人害怕。您无法想象，男爵的德行是多么纯洁和严肃。” -------- ①霍约斯伯爵，当时奥地利驻巴黎大使。 布里肖说这番话只想到要让老板娘高兴，也不顾我听了心里有多么痛苦。可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维尔迪兰夫人听了一点儿也没有高兴：“他是一个淫邪之徒，”她回答。“您去把那位夏吕斯拉过来，建议跟您一起抽支烟，设法别让他发现，我丈夫把他的杜尔西内带走了。”布里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 “我对您说，”维尔迪兰夫人为了消除布里肖最后一丝疑虑，又说，“我家里出现这类事情我有些不太放心。我了解，他有过那些肮脏的前科，警察的眼睛正盯着他哪。”维尔迪兰夫人一旦获得恶毒的灵感，立刻就会显示出即兴编造的天赋，她绝不肯只说两句就此罢休：“据说他还坐过监狱。真的，真的，这是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告诉我的。而且他的一个街坊还告诉我，真令人难以想象，他甚至还引狼入室，把强盗歹徒带进自己家里。”布里肖经常出入于男爵家，他不同意这种传言。见布里肖不信，维尔迪兰夫人越发激动起来，居然高声叫道：“既然我这么对您说，我就敢向您保证！”这是她信口雌黄以后竭力表明自己是言出有据时的惯用语，“他有朝一日也会遇到他同类一样的命运，遭人暗害。他甚至还不一定能活到那一天，他正落在那个叫絮比安的手里呢。他竟有脸把他送到我这儿来。这人原来是一个苦役犯。您知道吗？我可一清二楚，哼，我是经过调查的。他掌握着一些不堪入目，让人害怕的信件，以此把夏吕斯捏在手里。这是一个亲眼看到那些信件的人告诉我的：‘要是您读了那些话，您一定会病倒的。’那个絮比安用木棍赶着他走路，叫他把自己所需要的钱吐出来的。放在我，情愿去死，也不要象夏吕斯那样苟且偷生。总而言之，如果莫雷尔的家人决定向他提出起诉，我可不想被指控为同谋。他要执迷不悟，那是他自己愿意铤而走险，我可做到了仁至义尽。有什么办法呢，并不是天天都有快乐的事情。”维尔迪兰夫人盼望着她丈夫快跟小提琴手交待，想到这里她非常兴奋地对我说：“您问问布里肖，我是不是一位打抱不平的朋友，我对伙伴是不是赤胆忠心，肝胆相照。”（这话暗指她及时挑动布里肖，先后跟他的洗衣妇和康布尔梅夫人闹翻。这阵反目以后，布里肖理智几乎丧失殆尽，而且据说还变成了一个吗啡瘾。）“您是一个无与伦比，眼光敏锐，见义勇为的朋友，”大学教授天真激动地附和道，“维尔迪兰夫人使我避免了一件天大的蠢事。”维尔迪兰夫人离开后布里肖对我说。“她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我的朋友戈达尔说过，她是一位干预别人事务的专家。我得承认，想到可怜的男爵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快要受到打击，我十分难过。他还狂热地迷恋着那小伙子呢。如果维尔迪兰夫人这一手成功的话，那这个男人就要倒霉了。当然她难保一定会成功。我只担心她只能在他俩中间挑起不和，到最后，不能把他们拆开，只能叫他们俩一起跟她反目。”维尔迪兰夫人跟门客们经常发生此类事情。显而易见，她需要维护自身跟门客之间的友谊，但在她身上这种需要日益为另一种需要所支配，即她需要她与门客之间的友谊永远不受门客们相互间友谊的管束。同性恋只要不涉及正统，她不会提出什么异议；一旦触及正统，她却跟教会一样，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作出半点让步。我有些害怕起来。她之所以对我耿耿于怀，别不是由于我不让阿尔贝蒂娜白天上她家里来的缘故。她不要象她丈夫在小提琴手面前拆夏吕斯的台那样，也在阿尔贝蒂娜身边着手或者已在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以此来离间我们俩人的关系。“去吧，快去把夏吕斯找来，找一个借口，是时候了，”维尔迪兰夫人说，“特别注意，我不派人去找您，尽量让他回来。噢，都成了什么晚会哟！”维尔迪兰夫人还在说，她气急败坏的真正原因昭然若揭。“给这批蠢货演奏这样的杰作！我不是指那不勒斯女王，她是个聪明的人，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请理解为：她对我很客气）。可是其余的人！噢！简直叫你发疯！有什么办法，我，我可不是一个二十岁的人了。年轻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应该学会烦恼，我当时还能尽力而为。可是现在，噢！不！这是不由自主的，我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年龄，生命太短暂了。要我自寻烦恼，跟蠢人交往，还要弄虚作假，假装觉得他们很聪明，噢！这我怎能办到。去吧，怎么啦，布里肖。我们可磨蹭不起。”“我这就去，夫人。这就去。”布里肖见德都尔将军已经走掉，终于答应说。不过大学教授先把我拉到一旁说：“道德责任，并不象我们的伦理学所教导的那样，清晰明了，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尽管神智咖啡馆和康德啤酒店认为道德责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却仍然十分可怜，连善的本质是什么都说不清楚。我本人就为我的学生讲解此位名叫埃马纽埃尔·康德的哲学，可不是自吹，也不是有什么偏见，关于目前面临的社交决疑论的情况，我在那本《实践理性批判》中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阐述。这位伟大的还俗者信奉柏拉图学说，是为了按照日耳曼的方式，建立一个具有史前情感和枢密院意志的德国，完全是出于某种波莫瑞神秘主义特有的实用目的。他讲的当然是《会饮篇》，但他是在哥尼斯堡讲课，使用的是那地方的特有方式。讲课内容虽然严肃庄重，但都难以消化，因为里面讨论的尽是腌酸菜，却避而不谈小白脸。①我们的女主人请求我助她一臂之力，遵照正规的传统道德，我不能拒绝她的请求。确实不应听人花言巧语，上当受骗，不然就会说出许多蠢话。可是也应该说回来，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如果让母亲们获得选举权，可惜的很，那男爵在教授品德的评比中就有可能要名落孙山，他是带着一个放荡者的气质在从事教育家生涯的。请注意，我可没有说男爵的坏话。这位男子举止温文尔雅，可切起烤肉来谁也比不上他。他虽然具有诅咒的天才，但又拥有无边的善心。他倒象一名高级小丑，能引人发笑，可是我跟有些同仁——请别弄错，是学士院院士——在一起，如同色诺芬②所说的每小时花一百个德拉克马③，竟买一个无聊。 -------- ①柏拉图《会饮篇》中讨论过各种爱情类型，其中论及成年女子对美少年的恋爱问题。 ②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约公元前430—约公元前354）。 ③古希腊银币名。 但我担心的是他有些超过了道德健康的要求，对莫雷尔施与了过多的善意。尽管我们不知道年轻的苦行僧对教理讲授人给他规定的特殊修行项目表现出何种程度的顺服或反抗，但是不必成为大主教我们也能断定，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放任自流，向他发放许可证，听其崇拜撒旦，那我们就如人们所说，对圣—西蒙和佩特罗尼乌斯①而传给我们的这蔷薇十字会②就犯了宽容的错误。然而，维尔迪兰夫人让我去牵制住夏吕斯。她是出于对这道德罪人的好意，并想试一试她的医治方法灵不灵。她要直言不讳地跟蒙在鼓里的小伙子挑明一切。这会夺去他所喜爱的一切，甚至还会给他以致命的打击。对此，我不能说无动于衷，我觉得我似乎在把他引入陷阱，似乎在向卑鄙的行为让步。”布里肖说得动听，可这卑鄙的行径，他毫不犹豫地就去做了。他挽住我的胳膊说：“走，男爵，我们去抽一支烟怎么样。这位小伙子还没有领略公馆的全部奇观呢。”我托词说我得回家了。“再待一会儿吧，”布里肖说。“您知道您得带我回去，我可没有忘记您的应诺。” “您真的不要我取出银器来看看吗？没有比这更方便了，”德·夏吕斯先生说。“您答应过我，对莫雷尔，一字别提他受勋的事情。我想过一会等人走空一些，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让他大吃一惊。尽管他说，艺术家对这套东西并不稀罕，倒是他叔叔希望他获得这个荣誉（我听了脸都红了，因为维尔迪兰夫妇从我祖父那里打听到了，究竟谁是莫雷尔的叔叔）。怎么样，您真是不要我把最漂亮的银器拿出来让您瞧瞧啦？”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不过您熟悉那套银器，您在拉斯普利埃见了都不下十次了。”我未敢对他说明，可能使我发生兴趣的，并不是那几件散发着布尔乔亚气息的劣等银餐具，即便是最为富丽堂皇，配套最为齐全的餐具，我也毫不在乎，我感兴趣的是巴里夫人收藏的几件餐具样品，那纵然是印在一张美丽的木刻上，也一定赏心悦目。 -------- ①运动。运动倡导人受1880年左右的象征主义影响，重提十七世纪的这一结社。拉丁作家，生活于公元前一世纪，著有淫诲故事。 ②十七世纪德国一种神秘主义的秘密结社。布里肖此处暗指一种文化艺术我的心事十分沉重—— 尽管这并不是由于发现了凡德伊小姐的到来而引起的——在社交场合我总是心不在焉，坐立不安，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漂亮程度不同的玩物上。能使我聚精会神的唯有向我想象发出召唤的某种现实。比如我下午如此渴望见到威尼斯，要是能让我看上一眼今晚我就有可能达到聚精会神的境地。有些凡常的因素也具有这种功能。凡常因素与表面事物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却比表面事物更为真实。凡常因素总是唤醒我体内通常沉睡着的心灵；当心灵浮上意识的表层，我便感到莫大的喜悦。我随布里肖和德·夏吕斯先生走出称为剧场的客厅，又穿过其它的客厅。这时我发现一件件家具中夹杂着一些拉斯普利埃的气息，但我却从未加以注意。公馆的陈设和古堡的陈设之间诱发着某种令人熟悉的格调，体现着一种长时不变的统一性。布里肖笑着对我说：“瞧，您看见这客厅的布置了吧，现在您对二十五年前蒙塔利维街的情形至少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再纯属grandemortalisaevispatium。”① -------- ①参见110页注。 我对布里肖此番话略有所悟。布里肖微微一笑，将这笑献赠给业已逝去而又重见天日的沙龙。我明白了，布里肖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喜欢旧沙龙之处，并不是那落地大窗，也不是主子及其门客活泼的青春气息，而是那部分非现实的东西（我自己从拉斯普利埃跟孔蒂河滨公馆之间的相似中看出了这部分非现实的东西）。沙龙如其它一切事物一样，其外表现实的，众人都能觉察的部分，仅仅是那非现实部分的延伸而已。这非现实部分脱离了外在的世界，隐藏到我们灵魂之中，赋予我们的灵魂以一种剩余价值；与非现实的东西在我们灵魂深处与自己通常的实体融为一体，脱胎换骨——我们回忆起摧毁的房屋，旧时的人们，夜宵水果盘等等——嬗变为洁白如玉、晶莹透明的回忆。我们无法向人道明，这回忆具有何种色彩。我们向别人谈及过去的事情，告诉别人，过去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事情，别人对这些事情仍无法有清晰的概念，因为这跟他们的阅历毫无相似之处，然而我们自己内心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不产生激动，因为我们想，往日之事之所以得以延长生命，熄灭的灯火之所以还能发出余光，枯败的千金榆之所以还能飘香，这全都是因为有我们的思恋存在。在布里肖眼里，由于有蒙塔利维街沙龙的影子存在，维尔迪兰夫妇如今的沙龙的魅力减低了。但是，另一方面教授又觉得原来的沙龙又为目前的沙龙增添了某种新来的人无法发现的美感。这里放置了一些原沙龙的旧式家具，有时摆放的位置也保持着原样，连我都能发觉这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拉斯普利埃的样子。目前的沙龙掺进了一些旧日的气氛，有时竟能以假乱真，让人错以为是置身于旧时的沙龙；明明在一片现实的环境中，却不现实地以为自己身置别处，看到一片业已摧毁、残壁断垣的世界。从实实在在、崭新的坐椅之间，梦幻般冒出沙龙、玫瑰红丝绒面的小椅子以及挖花毯面的赌台。这赌台跟人一样有一段历史，有一段记忆。它曾被带到多维尔去过，每日里从花园这头，望着远处的深谷，等候戈达尔和小提琴手前来一起下赌。尽管它现在身处孔蒂滨河街客厅寒冷的阴影之中，却仍然保持着从蒙塔利维街以及多维尔的落地窗门照射进来的炽热阳光（它跟维尔迪兰夫人一样，对日起日落的时间十分熟悉）。自此以后，这赌台便平步青云，荣升到与人的爵位相等的高度。再看一幅画着紫罗兰和蝴蝶花的水粉画。这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朋友馈赠的礼物，不久以后这位朋友就去世了。于是这幅画便成了一个不留痕迹、悄然逝去的生命所遗存下来的唯一残片。它蕴含着一位艺术家杰出才华和一段长久的友谊，它令人想起艺术家作画时那专心而又温柔的眼神，那厚实而又漂亮的大手。另外还有一些门客馈赠的漂亮玩意儿，杂七杂八东堆西放着。主妇走到哪里，这些玩意就跟到哪里，与之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结果身上打上了某种性格和命数的烙印。最后还有大量的花束和整盒整盒的巧克力。所有这些东西，或此或彼都在按照一统的方式开花。它们千奇百怪，却毫无用处，只是莫名其妙地在积存成堆；它们总是带着从礼盒里刚刚取出的样子，而且终年不变，一直保持着新年礼物的样子。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出跟其他东西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布里肖这位维尔迪兰公馆晚会的常客眼里，它们却具有古玩的色泽和光润，还有着一层灵魂色彩，因而具有某种深刻的意义。这一切杂乱无章的东西，犹如一排排响亮的琴键，对着他高声歌唱，在他内心唤醒了相似的爱物，勾起了他模糊的回忆。它们四处点缀着这完全现时的客厅，犹如晴天缕缕阳光筛选着空气一样，切割、划分着家具和地毯。它们从靠垫到小花瓶，从方凳到香水怪味，从点灯方式到色调安排，在其间追逐嬉戏；它们雕凿着，回想着，透发着灵性，栩栩如生地体现着维尔迪兰夫妇今昔住宅所固有的某种理想款式。“我们来试试，”布里肖凑近我耳边说，“叫男爵谈谈他喜欢的话题。谈到那些事情，他是非凡出众的。”一方面我很想从德·夏吕斯先生口中得到有关凡德伊小姐和她女友的确切消息。为了这消息，我先前还决定过离开阿尔贝蒂娜，可是另一方面，我不愿意让阿尔贝蒂娜一人呆着，时间过久了，这倒不是因为她会趁我不在，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她难以知道我何时回家，何况这个时候有人来访，或者她自己出门都会过分引人注目），而是为了别让她觉得，我离开她时间太久了。想到此，我便对布里肖和德·夏吕斯先生说，我再跟他们呆一会儿，但时间不会太久。“还是来吧，”男爵对我说。过时候他社交激情虽然已经降退，但还需要拉长谈话的时间。我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府上和他家里都已发现过他这种需要。虽然这是盖尔芒特家庭特有的需要，但更广泛地看，有些人跟他们也差不多；由于他们的智慧只表现于交谈的本领，即一种不完美的本领，所以尽管别人已经奉陪他们许多时辰，可他们犹感未足，谈兴仍浓，越发贪婪地缠住对方死死不放。对方已经精疲力尽，他们却因社交乐趣未能尽兴，居然错误地要求从对方这里获得满足。“来吧，”他又说。“是不是，客人们都走了，现在才是尽情欢乐的时刻。唐娜·莎尔①的时刻来到了。希望我们不要欢聚一场却落得那么凄惨的结局。可惜，您急着要走，您急着要去办的事情也许是您最好不要办的事情。急事人人都有，可是往往人们告辞的时候正是应该到达的时候。我们犹如古迪安②画中的哲人，现在该是回顾一下晚会的时候了，用军事语言来说，就是进行所谓的战况分析。我们请维尔迪兰夫人给我们送一份小小的夜宵来。不过我们得小心一点，不要把她也给请来。我们光请夏利——说说又回到了《艾那尼》③上——来专为我们再拉一遍那段柔板。这是不是很美，那段柔板够美的吧？可是这位年轻提琴家上哪儿去了？我还要向他祝贺呢。现在是表示激动和互相拥抱的时候了。布里肖，您得承认，他们演得真象天使一般，尤其是莫雷尔。一绺头发分开的时候，您注意到了吗？啊，真是！我亲爱的，那您算是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一声升f调，足以使埃内斯库④、加贝⑤、和蒂博⑥嫉妒而死。我敢向您承认，我是强做镇静，还是徒劳无益，听到那一声，我的心都碎了，我简直要哭出声来了。全场人的呼吸都加剧了。布里肖，我亲爱的，”男爵猛地摇着大学教授的手大声说道：“真是盖世绝伦。只有年轻的夏利，犹如磐石，一动不动，我们甚至都看不出他在呼吸。他当时的表情正如泰奥多尔·卢梭⑦所说的，就象人间没有生命的东西，自己虽然没有思想，却能发人深省。然而突然间，德·夏吕斯先生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动作，犹如在描绘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一样，大声说道：“这时候……一绺头发！这时候，他正拉到动人的小四组舞曲那活跃的快板。您知道，这绺头发甚至对于头脑最为迟钝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启示信号。塔奥米那公主至此为止耳朵一直聋着，因为没有比有耳不听的人更聋的了，但面对这奇迹般的发绺，她无法否认事实，立刻明白这是音乐，而不是扑克。啊！那真是庄严的一刻。” -------- ①此处暗指雨果戏剧《艾那尼》的结局：女主人公唐娜·莎尔为三人所爱，最后与艾那尼结婚。但艾那尼对唐娜·莎尔之舅立下诺言，婚后即自杀身亡，唐娜·莎尔也随之殉情。 ②法国画家（1815—1879），所作《没落的罗马人》一画，背景为两位哲人正在交谈。 ③《艾那尼》中另一主人公唐·卡洛斯，其名在拉丁语中与夏利为同一词源。 ④埃内斯库（1881—1955），罗马尼亚著名小提琴家和作曲家。 ⑤加贝（1873—1928），法国著名小提琴家。 ⑥蒂博（1880—1953），法国著名小提琴家。 ⑦卢梭（1812—1867），法国画家。 “对不起，先生，请允许我打断一下。”我对德·夏吕斯先生说，以便把他拉回到我感兴趣的话题上来。“您刚才对我说，作曲家的女儿本来该来的。对此我很感兴趣。您是否肯定，说好了她要来？”“啊，我不太清楚，”德·夏吕斯先生也许不由自主地也服从了人类普遍使用的指令，即不要向嫉妒者通告消息。他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向挑起嫉妒的女士表示尊敬，尽管别人十分憎恨这位女士，他却荒唐地表明自己是个“够朋友”的人；他这么做也有可能倒是出于对这位女士的恶意，因为他以为一个人嫉妒了，反而会加倍地表示爱情。再不然，他就是要成心与人作对，对大多数人都讲真情，就是对嫉妒者守口如瓶，这样，嫉妒者因被蒙在鼓里而备受痛苦；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事情至少就是如此。为了折磨别人，大多数人都以己度人，拿自己以为最为痛苦的事情——也许那本来就是错觉——来折磨别人。您知道吗，这里有些象争比高低的场所，人都不错，可就是人人都喜欢从此发迹，出人头地。可是您的脸色有些不好，这间屋子如此潮湿，您会着凉的。”他边说边把一张椅子推到我的身边。“您既然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小心为好。我去把您的外套拿来。不，您自己别去，您找不到，而且会着凉的。瞧瞧，真是太不谨慎了。可是您毕竟不是一个四岁的孩子了。您还真需要一个象我这样的老仆人来照料您才行。”“男爵，不用您劳驾，我去。”布里肖说着就离开了。布里肖也许没有发现，德·夏吕斯先生倒是真的为了向我表示友谊，他那狂妄自大、折磨别人的急性发作已经过去，眼下又恢复了平易近人，真诚相待的态度。布里肖还记着，维尔迪兰夫人把德·夏吕斯先生是当作囚犯那样交给他严加看管的，就怕他别借口去取我的大衣，而偷偷去跟莫雷尔幽会，结果把老板娘的计划搞得全盘皆输。 我对德·夏吕斯先生说，为了我，布里肖先生劳驾了，我很遗憾。“噢不，他非常乐意，他很喜欢您，大家对您都十分喜欢。有一天大家都说，怎么老不见他的人影，他是把自己锁起来了还是怎么的，布里肖真是一个正直的好人。”德·夏吕斯先生只看见伦理教授跟他说话的样子和蔼可亲，坦诚相见，绝没有料想到，他会在背后肆无忌惮地讥讽他。“这是难能可贵的人，他知识渊博，却没有陷于迂腐，不象许多人那样变成一个书库里的老鼠，浑身散发着墨水气。他视野宽阔，胸怀豁达，在他的同人中纯属罕见。看他对生活能有那么深刻的理解，那么善于因人制宜，尊重每人的个性，有时候我们不禁纳闷，他不过是索邦大学一名普普通通的小教授，原来甚至只是个中学教师，究竟是从哪儿学到这一手本领的，连我都常常百思不解。”听到夏吕斯关于布里肖的这番赞赏，我比夏吕斯还要百思不解。就连德·盖尔芒特夫人圈子里最无修养的人都嫌布里肖笨拙迟钝，他怎么竟能取悦于德·夏吕斯先生这位难上加难的人。取得这一成绩跟有些事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且举一例，当然这事跟夏吕斯的事情并不一样。斯万与奥黛特热恋，在小圈子里度过无数美妙的时光。结婚以后，他又觉得邦当夫人非常客气，她佯装对斯万夫妇无比崇拜，不断来看望那女人，对有关丈夫的事情津津乐道，还用轻蔑的口吻谈论他们。这情况如同作家们把智慧的桂冠不是戴在最富有智慧的人头上，而是戴在寻欢作乐者的头上，原因是他们就某一男子对某一女子的情欲发表过大胆而又宽容的议论；作家和附庸风雅的情妇听了那种议论以后一致认为，到家里来的所有人中间，就数那漂亮的老头傻气最少，因为他在爱恋方面具有丰富的阅历。出于同样的道理，德·夏吕斯先生觉得布里肖比他的其他朋友都聪明，他不仅对莫雷尔非常客气，而且还到希腊哲学家、拉丁诗人、东方说书人中去采撷精品，用一种奇异迷人的诗意来装点男爵的情趣。德·夏吕斯先生现在年纪已经不轻，换了维克多·雨果，就喜欢身边有法克里跟莫里斯①这样的人簇拥着。无论是谁，只要能接受他的生活观，他就喜欢。“我经常见到他，”他继续说道。他说话声音嚷嚷，一字一顿，但是除了嘴唇以外，没有任何动作。脸上涂脂抹粉，如同一张假面具，铁板着一丝不动。教士般的眼皮故意低垂着。“我听他的课，拉丁区的气氛可以使我换换环境。那里有一批勤奋好学、善于思考的青年。年轻的布尔乔亚们，比起我那些另一社会阶层的同学们要更加聪明，更有知识。他们完全不同，这一点您也许比我更加了解，这是一些年轻的布尔乔亚。”他一字一扣地咬着，先吐了好几下布字，然后才慢慢地将布尔乔亚完整地说出来。按照演讲的习惯，在这个词上特别加重了语气。他这么咬文嚼字也许是因为他喜欢以此来表达其特有的细腻思维，也许是忍不住要在我面前恣意傲慢一下。德·夏吕斯先生的傲慢无礼，丝毫也没有削弱他在我心中（自从维尔迪兰夫人向我披露了他的用心以后）激起的巨大和深切的同情。我只觉得他的话是在跟我逗乐，即便我对他没有现在这么多好感，他的话也不会伤害我的心。 -------- ①法克里（1819—1895），法国作家。其兄为雨果之女婿；莫里斯（1820—1905），雨果的弟子和遗嘱执行人。 我象我的外祖母，缺乏自尊心到了很容易丧失尊严的地步。固然，从中学开始，我就不断地听到一些我最仰慕的同学说，要是别人对他们无礼，他们不会在意，但要是别人玩弄手腕，那绝不能轻易饶恕。久而久之，我在言行中便不自不觉地表现出一种自尊自豪的第二天性，在别人眼里，我这种第二天性甚至于还有些过分，因为我无所畏惧，动辄就跟人决斗——不过连我自己后来也渐渐嘲笑决斗的举止，降低其道德声誉，不用我来说，别人更是觉得决斗是非常可笑的。但是被我们压抑着的天性，并未逐出体外，它依然久驻于我们身上。有时候当我们拜读某位天才的新作时，我们高兴地发现，书中有许多议论都是我们曾经不屑一顾的，书中有许多欢乐和凄凉，是我们曾经克制着不敢表露的，书中有整整一个感情世界曾为我们所不齿；这本书使我们恍然大悟，认识了这些感情的价值。正是如此，生活经历终于使我发现，别人对我进行嘲讽，我还不憎恨，而是报以微笑，那就有所不好了。从此缺乏自尊心和不会耿耿于怀的状况不再复有表现，我甚至几乎彻底忘了那种状况曾经在我身上存在过，但是那种状况毕竟是我原始的生存环境。我不会愤慨和凶狠，急了只会发怒。而且我对正义感是陌生的，甚至也不知道什么叫道德感。我在内心深处只是完全忠诚于那些最弱、最不幸的人。我对于莫雷尔和德·夏吕斯先生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牵涉到善与恶的问题发表不了任何意见，可是想到别人正在算计德·夏吕斯先生；要他受苦，我觉得这是难以容忍的。我真想告诉他，却又不知道如何启齿。“我这样一个老头子，看见这批孩子勤奋好学，打心里高兴。我跟他们不认识。”他抬起手来又加了一句，作出话有保留的样子，证明他是纯洁的，以免别人以为他是在自吹自擂，同时也避免别人将怀疑笼罩在纯洁的大学生身上。“这些孩子都很有礼貌，知道有我这位老态龙钟的先生，经常还替我留一个座。真的，我亲爱的。别不相信，我可是四十出头的人啦。”男爵说。其实他已六十出头了。“布里肖讲课的梯形教室有些闷，不过每堂课都有意思。”尽管男爵喜欢与学生为伍，心甘情愿受人拥挤，但是布里肖为了免得让他久等，有时候就让他跟着自己一起进教室。到了索邦大学，布里肖该说是回到自己家里，该拿出一点气度了，可还是无济于事。去教室，是负责开门的公务员走在前头，备受青年崇拜的大师却跟在后面，还控制不住某种腼腆的神情。尽管布里肖此刻感到身价百倍，希望借此良机向夏吕斯表示一下友好之情，但他仍感到有些为难。为了叫公务员让夏吕斯进去，布里肖装出忙不过来的样子，不真不假地对公务员说：“男爵，您跟着我，有人会给您安排座位的，”话一说完，就再也不顾夏吕斯，只管自己，摆好入场‘架势’，矫健地步入了走道。年轻教师夹道向布里肖致意。他知道在这些年轻人面前他不用再装腔作势，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早已是一名权威，所以向他们频频点头，不断递去眼光，表示心意领了。由于他时刻保持着军人风度，所以他的举止带上了某种诚誓的鼓励和sursumcorda①的色彩，仿佛是拿破仑时代的一份老兵在说：“他妈的！我会好好打的。” -------- ①拉丁文，意为：“加油啊。” 第五部 女囚(14) 他一进教室，学生座上便掌声四起。有时候，布里肖借夏吕斯前来听课的机会，对他加倍奉承，近乎是加倍还礼。他对有些家长，或者有些布尔乔亚朋友说：“如果这事能够博得诸位的妻子或女儿的欢心，那我就向诸位宣布，德·夏吕斯男爵、阿格里让特亲王、孔代家族的直系后裔，要来听我讲课。对孩子们来说，能目睹一位我国正宗贵族的末代后裔，这是一种值得保留的记忆。孩子们来的话，一眼就能看到他，他将坐在我讲坛的旁边，讲坛旁只有他一位。他是个身材魁梧的人，白发黑须，身挂军章。”“啊，我向您表示感谢！”有个做父亲的说。然后，尽管道谢人的妻子有了安排，但他为了不辜负布里肖的一片心意，硬逼着她去听课，而女儿呢，尽管被人群和热气包围着，颇感不适，却还用好奇的眼睛恨不得把孔代的后嗣一口吞下去；但见到他没有戴什么皱颌，跟今人大同小异，不禁觉得有些蹊跷。然而他却顾不上看她一眼。不少大学生并不知道他是何人，只见他非常客气，十分奇怪，对他毫不尊敬，态度生硬。然而男爵走出教室，还沉浸在遐想和伤感之中。“对不起，我又扯到我刚才的话题上来了。”我听到布里肖的脚步声急忙对德·夏吕斯先生说。“您如果得知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要来巴黎，您能不能用气传信预先通知我一下，告诉我她们究竟要逗留多长时间，但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向您提出过这个请求，行吗？”我几乎不再相信她已来过，提这个请求是为了预防未来。“行，这事我会替您办的。首先因为我还欠您很大一笔情。以前您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这对您是不利的，但却帮了我一个大忙，您把自由留给了我。当然，我又用另一种方式丢弃了这一自由。”他继续说道。忧伤的声音听得出他希望倾诉衷肠。“我始终认为，这事包含着不可抗力。有一系列的机遇，您却错过了，没有利用。也许是命运之神在千钧一发之际告诫您，让您不要阻挡我的道路。因为说到底，‘忙碌者是人，支配者是上帝。’①谁能预料？我们一起从维尔巴里西斯家出来的那一天，要是您接受了我的建议，也许此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永远不可能发生了。”我听了这话十分窘迫，赶紧抓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名字，说她的故世使我十分悲痛，想以此扯开话题。 -------- ①美国哲学家、散文家爱默森（1803—1882）之语。 “啊！是嘛。”德·夏吕斯先生干巴巴地低咕了一句，其声调充满了傲慢不逊，听上去他注意到了我的悲哀，却丝毫看不出他相信我悲痛的心情是真实的。我还发现，谈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他毫无悲痛之心，我便想从这位十全十美的贵人这里了解一下，究竟为了什么缘故，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受到贵族阶层排挤。他不仅对我这个社交方面的小问题不予解答，甚至还露出一付对此闻所未闻的神情。于是我明白了，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的地位在她故世以后当然是越来越高，但生前，在愚昧无知的平民百姓眼里，她的地位已是高不可攀的，并且在社会的另一极，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那个阶层，即盖尔芒特家看来，她的地位也已是十分显贵；她是他们的姑母，他们看重的是出身门第和姻亲关系以及祖宗对家族留下的影响。他们把这些看成是“家族问题”而不是“社交问题”。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家族比我想象得还要光彩夺目。我吃惊地得悉，维尔巴里西斯的名氏显虚构的。不过，贵妇人缔结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以后，仍保持着显贵地位的，大概不乏其例。德·夏吕斯先生自我述说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某某有名的公爵夫人的侄女。这位公爵夫人是七月王朝时期大贵族中最有名望的人物，但她不愿意跟公民王及其家族有所来往，我是多么渴望聆听有关这位公爵夫人的故事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善良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长着布尔乔亚的脸颊，送我如许礼物，我每天毫不费力就能见到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居然是那位公爵夫人的侄女，居然是在她家里，在某某公馆由她亲自抚养成人的。德·夏吕斯先生告诉我：“有一次某某公爵夫人问德·杜多维尔公爵：‘三位姐妹中您最喜欢哪一位？’杜多维尔回答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某某公爵夫人回斥他道：‘猪猡！’公爵夫人是个非常风趣的人。”夏吕斯说这句话时用盖尔芒特家的人惯用的发音方式对风趣一词作了强调。他觉得“风趣”一词本身就十分“风趣”，我对他这种想法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在多种场合都注意过，有些人客观上有一种离心的倾向，他们仔细观察，认真记录他们自己不屑于创造的东西。一遇上他人饶有风趣，便欣赏不已，立刻放弃自己的严肃，把他人的风趣掠为己有。 “瞧他是怎么啦？他居然把我的大衣给拿来了。”夏吕斯见布里肖去了那么久，结果还错拿了他的大衣，便这么说道。 “早知道还不如我自己去呢。算了，您先披上。您知道吗，亲爱的，这很不好，这就好比是俩人拿同一个杯子喝东西。我知道您在想些什么。不不，不是这样，瞧，还是我来吧。”夏吕斯说着把他的短大衣接过来替我披在肩上，朝脖子前拉了一拉，又替我把领子翻起来。这时他的手在我的下颌上一掠而过，立刻向我表示了一下歉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连被子都还不会盖呢，应该好好照顾他，管好他穿戴才是。我错过机会了。这本是我能干的事情我却没有干成。布里肖，还生来就是当保姆的料子。”我想借机告辞，可是德·夏吕斯先生表示想去找莫雷尔，结果布里肖硬把我们俩一起都留住了。此外，我想，呆一会儿等我回到家里，肯定能见到阿尔贝蒂娜，这肯定的心情犹如我下午想到阿尔贝蒂娜会从特罗卡德罗回来一样。想到此，我就象同一天弗朗索瓦丝给我打了电话，我坐在钢琴前时一样，反而一点儿也不急于要见阿尔贝蒂娜了。正因为心绪平静，所以虽然谈话过程中我几度想起身告辞，但都经不住布里肖命令式的挽留，还是呆着没走。布里肖怕我一走，他一人无法牵制住德·夏吕斯先生，无法一直等到维尔迪兰夫人遣人来叫唤我们了。“行了，”他对男爵说，“再跟我们呆一会儿吧，您过一会儿再去跟他拥抱也不迟嘛，”布里肖补充道。他那无神的眼睛盯视着我。他的眼睛接受过多次手术，虽然尚存一丝生气，但要他狡黠地斜瞟一下，却谈何容易，它早已没有那必要的灵活性了。“什么拥抱，他这人真傻！”男爵兴奋地失声说。“我是说，他还以为自己是在领奖。他在梦想他那批小学生。我在想他会不会跟他们一起睡觉。”“您是想见凡德伊小姐吧，”布里肖对我说。显然，他听见了我们那段谈话。“她要来的话，我一定告诉您，我从维尔迪兰夫人那里便可以知道。”布里肖对我说这番话，可能是已经预料到男爵即将会被逐出小圈子。“怎么，您以为我跟维尔迪兰夫人的关系还不如您吗？”德·夏吕斯先生说。“这些声名狼藉的人来不来，难道还瞒得过我吗？您知道，那都是些臭名昭著的家伙。维尔迪兰让她们来是错了。这批人去走私集团也许是件好事，她们跟一伙恶徒是狐朋狗友，要聚会只能到可怕的地方去。他每说一句，我的痛苦就增加一层，旧的痛苦又换了新的痛苦。我突然回想起，阿尔贝蒂娜曾有过某些焦躁不安的举动，但她都能迅速加以克制，不让其流露出来。我想，她也许在盘算着要离开我，这一想心里不禁产生了害怕，更觉得有必要将我们的共同生活延续下去，直到我恢复平静为止。然而，要让阿尔贝蒂娜打消念头——如果她有此念头的话——不让她在我决定一刀两断以前就有所行动，要设法维持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感情纽带变得日益脆弱，直至我在执行决裂计划时不再有丝毫痛苦。我觉得，最精明的办法（也许我也受到了夏吕斯先生的感染，无意中回想起他喜欢演的戏），莫过于使阿尔贝蒂娜相信，是我自己决意要离开她的。呆会儿回到家里，我就装出要跟她作最后道别，从此一刀两断。“当然不，我并没有认为自己跟维尔迪兰夫人的关系比您更好。”布里肖赶紧解释说，生怕因此引起男爵的疑心。布里肖见我要告退，又想出花样替我解闷，诱我留下别走。他说：“男爵谈到那两位夫人的名声时，似乎遗漏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可能声名狼藉，但有可能他背的是莫须有的罪名，众所周知的冤案错案不胜枚举。据记载，历史上一度谁搞鸡奸就要判刑，结果有些名人清白无辜，根本没有此行也身陷囹圄。直至最近人们才发现，米开朗琪罗曾经与一名女子发生过伟大的爱情①。这一新的事实，使得莱翁十世②的这位朋友将终于有幸得到平反昭雪。我觉得米开朗琪罗这件事是富有现时意义的，它应该使追逐时流的人发生浓厚兴趣，它会把拉维莱特区③的人全部鼓动起来。可是眼下得等另一件事的风波过去以后才行④，现在是一片混乱，有些善良的艺术爱好者都把这件事当成了时髦，我们还不能指名道姓说出来是哪些人，不然又是一场争论。”布里肖一开始对男性的名声问题发表议论，德·夏吕斯先生的脸上就流露出一种特殊的焦躁不安的神情，仿佛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外行面对着医学专家或军事专家在胡说八道，大谈什么医道或战术。 “您说的这些事情，您都知道些什么。”他终于对布里肖说，“您给我举一例冤假错案，说出名字来给我听听。哼，我什么事情没您清楚？”布里肖怯生生地想打断夏吕斯的话，结果被夏吕斯严厉地驳了回来。“以前有些人干这种事是出于好奇，或是向一位已故朋友表示感情专一。另有一种人，害怕自己走得太远，如果您向他夸耀，某某男子长得如何英俊，他会回答说，对他来说，男子美貌问题象汉语那样难以理解，他一窍不通；正如机械不是他的本行，他说不出两部马达孰优孰劣一样，他根本无法区别两个男子谁俊谁丑。他这是纯属瞎扯。我的天，瞧瞧，我不是说有人背着莫须有的罪名（或者背着应该这么称呼的罪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只是这种情况实属例外和罕见，可以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不过，我是个好奇的人，喜欢到处打听，我倒确实亲眼见到过这样的事情，那可不是神话传说。真的，我平生观察到（我是说科学地观察到，而不是凭空吹嘘）两起给人强加莫须有罪名的事情。一般来说，造成坏名声的原因经常是两个人的名字相仿，或者由于某种外部的迹象，比如有人多带了几个豪华的戒指，有些昏庸之徒就一定要想象一番，断定这就是您所说的那些事情的典型症状。他们的根据就是农夫说话必定是一句一个“我的天”，而英国人则是三句不离“该死的”。这都是林荫道戏剧的俗套。 -------- ①这里指罗曼·罗兰所著《米开朗琪罗》一书所披露的事实。 ②莱翁十世教皇（1475—1521）确实请米开朗琪罗负责设计过几项工程，尤其是处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之墓。 ③拉维莱特为巴黎北面的屠宰场，屠夫和流氓杂在一起，鸡奸盛行。 ④可能仍指德雷福斯事件。 德·夏吕斯先生列举性欲倒错的人时，提到“女演员的男友”。这人我在巴尔贝克见过，他是“四友社”的头。夏吕斯提到他，我大为震惊。“那么这位女演员怎么样子呢？”她为他作屏风，再说他跟她也确实有关系，而且关系也许要比跟男人们更加密切。跟男人们他倒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他跟那三个男人有关系吗？”“一点没有！他们交朋友可根本不是为了干那种事情。其中两人完全是要女人的。另一个虽然是那种人，可不一定就是跟他的朋友。总之，他们俩人是相互隐瞒着。最叫你们吃惊的是，在平民百姓眼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还都是有根有据的。布里肖，来这里的人，尽管您可以保证，此人或彼人德行高尚，但了解内情的人却说某某人早已臭名昭著。于是您也不得不人云亦云，对别人的说三道四将信将疑。众人以为，该人就是代表着那种趣味，其实他倒不是谁愿出两文钱他就肯干的。我说两文钱，是因为如果我们假设那价格是二十五个路易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假正经的人数就会缩减到零。否则的话，正经人的比例，如果您看这里面有正经可言的话，一般保持在十分之三至四左右。”布里肖是针对男性提出名声败坏问题的。可是我听了德·夏吕斯先生的话以后，心里想到的却是女性，是阿尔贝蒂娜。男爵的统计数字把我震住了，尽管我意识到他可能是随心所欲，在扩大数字，或者是在参照那些说三道四者的报告。我意识到，这些人也许是在说谎，在欺骗别人，总之是在受自身欲望的欺骗。他们的欲望跟男爵的欲望加在一起便构成了男爵的计算。“十分之三！”布里肖叫道，“如果比例颠倒的话，那犯罪人数岂不要成百倍地增长。男爵，如果您没有搞错，如果那人确是您所说的那种人，那我们得承认，您是一位罕见的先知先觉者，您预见到了一个别人近在身边都未发现的真理。巴雷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对议会受贿腐败的技露，事后才得到证实；又如勒维里埃①关于海王星存在的假说，也是如此。维尔迪兰夫人十分喜欢援引一些人的名字，我在此还是不点名道姓为好。这些人猜测，情报局和参谋部出于爱国热情——我对此表示相信——干了一些秘密勾当，对此我始终难以想象。诸如同行业间的秘密关系。德国间谍机构、吗啡瘾等等，莱翁·都德每天都写一篇神奇的童话，其实写的都是事实。岂止十分之三！”布里肖惊诧不已地继续道。 -------- ①勒维里埃（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1846年曾根据天王星运行轨道的计算，得出海王星存在的假说。这一假说日后得到证实。 说实话，德·夏吕斯先生将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说成了性欲倒错，可就是把跟他有关系的男人都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关系稍为带有一些小说色彩，因此他觉得情况比较复杂。这跟有些及时行乐者的态度相仿，他们根本不相信女子有所谓贞操可言，他们认为只有曾经做过自己情妇的人，才谈得上有那么一点贞操。事后又一本正经，非常神秘地反驳别人说：“不不，您搞错了，她才不是一位姑娘呢。”这些人说出这意想不到的看法，部分是听命于他们的自尊心，因为他们洋洋得意地想，情妇们把爱情专留给了他们；部分是听命于他们的天真幼稚，因为情妇们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部分是听命于对生活的某种理解，因为当你接近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的时候，那些标签称号，那些分门归类都显得过于简单草率了。“十分之三！请您万万小心，可别象那些只有未来才予承认的历史学家那样乐观。男爵，如果您想把您说的那张统计表留给后世，那末后代们就会发现，这是一张错误百出的统计表。他们要找根据，因此需要检查您的资料来源。然而，由于那些当事人对这类集体现象极其关心，竭力使它无声无臭，销声匿迹，因此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实这类现象。届时好人们就会群起攻之，把您看成诽谤者或者弄臣。您虽然在风雅比赛中荣膺榜首，成为这块土地上的王子，但九泉之下却王冠落地，饱受忧伤。这又何苦呢。犹如我们的博叙埃所说，上帝饶恕我吧！”“我不是在搞历史，”德·夏吕斯先生说，“犹如可怜的斯万先生所说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生活是饶有趣味的。”“怎么？男爵，您也认识斯万？我可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有那种趣味？”布里肖神情担忧地问道。“他这人真俗！您难道以为我认识的竟是那号人吗？不，我想大概不至于吧。”夏吕斯眼睛低垂地说。他没法在权衡利弊，心想，说到斯万，众所周知，他与那种倾向恰恰背道而驰。对那种说法半承认半否认，于所指者毫无损害，而别有用心者听了又以为我是有所影射，自然会觉得满意。“我并不是说过去在中学里偶然有过那么一次也不可能，”男爵似乎是不由自主脱口说出的。然后他又若有所思，继续说道：“可这事都快两百年了。您怎能要求我记得清楚，您真讨厌。”他笑着结束道。 “总而言之，他并不漂亮，不漂亮！”布里肖说。他自己面目可憎，还自以为是，经常替别人挑刺，说人丑陋。“住嘴，”男爵说，“您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那时候，他脸如鲜桃，”他高八度地吐出每一个音节，补充道，“他犹如爱神那般漂亮。再说他后来一直都风度未减。女人们都疯狂地爱过他。”“可是您见到过他自己的妻子吗？”“瞧您说哪儿去了，他还是通过我才跟她认识的呢。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她扮演萨克里邦小姐，半身男装，①我觉得她楚楚动人。我跟俱乐部的伙伴们在一起，我们每人都带了一个女伴。尽管我对此不感兴趣，只想睡觉，可是那些尖嘴薄舌的人还是言称我曾经跟奥黛特睡过觉，人之可恶到了极点。不想奥黛特偏偏利用别人的传言老是来跟我纠缠不清。于是我就把她介绍给了斯万，心想从此可以脱身了。谁想到从那一天起她越发缠磨个没完没了。她一个字也不会写。写信都要我来代笔，散步也要我来陪伴。我的孩子，这就是所谓的好名声，明白了吧，再说，这种美誉，我是徒有其名，并不完全名副其实，因为是她逼着我，把我拉进她那五六人的可怕的游戏圈的。” -------- ①暗指《在少女们身旁》中的一节。在巴尔贝克，埃尔斯蒂尔的画室里，叙述者惊奇地看到一幅水彩画，表现一位半身男装的女演员，图画题名：萨克里邦小姐。 奥黛特相继有过多名情人，先后替换；德·夏吕斯先生例举这些情人的名字，就跟背诵法兰西历代国王那样，滚瓜烂熟。确实，嫉妒者就如当代人一样，离当代的事物太近了，结果什么也看不清楚；只有局外人才能判断有关某人私通的传闻是否具有历史准确性，才有可能开列一串名单。不过局外人所开的名单是没有感情色彩的。名单只有到了另一位嫉妒者的眼里，才会变得凄凉阴沉、令人忧伤。因为就象我一样，这另一个嫉妒者会情不自禁地拿自己的处境去跟他耳有所闻的那个嫉妒者进行比较，会不禁扪心自问，自己怀疑的那个女人会不会也有那么一张如此显赫的名单。然而他什么也不可能了解到。这就如同一场攻守同盟的阴谋，如同集体参加，对新兵进行残酷捉弄一样。就是说，在他的女友相继跟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他的眼睛被蒙上了一块黑布，尽管他竭力想把蒙布撕掉，但都无法做到，因为大家就是希望这个不幸的人两眼一抹黑。这么做的目的，好人是出于善心，坏人是出于恶意，粗俗之徒是因为喜欢搞恶作剧，谦谦君子则是因为出于礼貌和良好的教养。然而大家都在各守一个公约，即所谓的原则。“可是斯万是不是知道您跟她有过关系？”“瞧您说的，多可怕！这事怎么能跟夏尔挑明！那非叫他怒发冲冠不可。我亲爱的，简单地说，他会把我杀掉的，他那嫉妒心就象老虎一样凶猛。对奥黛特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其实她对这事倒是毫不在乎的……算了，别叫我尽说些傻事了。最厉害的要数她朝他开枪的那件事了，连我都差一点儿中了弹。唉！别提了，跟这一对夫妻算什么趣事都给我碰到了。当然咯，后来还是我出庭作证，驳斥奥斯蒙；为了这事，他始终没有原谅我。奥斯蒙拐走了奥黛特，斯万为了安慰自己，就把奥黛特的妹妹做了自己的情妇，或者说假情妇。好了，您绝不能让我讲斯万的故事，要讲十年都讲不完，您明白吗？他的事我比谁都了如指掌。她凡是不愿意见夏尔的日子，都是由我陪她。我觉得这事很麻烦，更何况我还有一个近亲，名字叫克雷西，虽然他根本无权干涉此事，可是他知道了毕竟不高兴。那时候，别人都管她叫奥黛特·德·克雷西。她完全可以叫这个名字，原来有一个叫克雷西的人，她是他的妻子，后来只不过是离异了。那位克雷西非常正宗，是位很好的先生，她却刮尽了人家最后一个生丁。可是，瞧瞧，您这不是成心要我唠叨嘛，我在小火车上看见您跟他在一起的，在巴尔贝克时您还供应他吃饭了呢。可怜的人，他一定需要吃饭。他那时候靠斯万给他的一笔极小的赡养费过活。自从我的朋友去世以后，这笔年金就一笔勾销了。我所难以理解的是，”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既然您经常出入夏尔家，刚才您怎没跟我说，让我把您介绍给那不勒斯女王呢？总之，我看出来，您对人不感兴趣，缺乏好奇心。一个认识过斯万的人这样，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斯万这方面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以至于无法断定，在那方面我们俩究竟谁是谁的启蒙者。这就好比谁要是认识惠斯勒，却不知道什么叫艺术趣味，我同样会感到十分吃惊。我的天，认识她主要对莫雷尔很重要。再说他也非常渴望能够认识她，他这么渴望是极其聪明的。真可惜她走了。不过这不要紧，这几天我再来牵一下线。他一定会认识她。除非她明天就驾崩，这事绝对误不了。可以指望，驾崩这事还不至于发生。”布里肖因为德·夏吕斯先生向他透露了“十分之三”的比例数，受到了很大的震惊，尚未缓过劲来，还在不断地苦思冥想，推理论证。他突然神情阴郁地问德·夏吕斯先生：“茨基不是这样的人吗？”这突如其来的发问令人想起预审法官设置圈套，引诱被告招供的样子。其实，这只不过是教授想显示一下自己明察秋毫，但临到要提出如此严重的控告时，他又变得局促不安起来。为了使人信服他那所谓天生的直觉，他选择了茨基，心想既然只有十分之三的人是清白干净的，那末点出茨基的名字，失误率肯定微乎其微，因为布里肖觉得茨基有些奇怪，夜不成眠，还抹香水，总之有些反常。“根本不是”，男爵大声说道，那嘲讽的语气还夹杂着几分挖苦、专断和愠怒。“您的话说得有点走样，不合逻辑，没有说到点子上。要说有谁对此一窍不通，茨基正是一个。如果他真是那种人的话，他样子倒反而不会那么显露，那么象了。我说这话，对他没有丝毫批评的意思，他很有魅力，我觉得他甚至还有几分非常叫人迷恋的神态。”“那末，说几个名字给我们听听吧。”布里肖穷追不舍又道。夏吕斯起身傲慢地说：“噢！我亲爱的。您知道，我，我是生活在抽象之中的人。这一切只有从超验的角度来看，才使我发生兴趣。”他怀着他这类人固有的谨小慎微，带着他谈话特有的浮华做作回答道。“您明白吗，我呀只对普遍现象感兴趣，我跟您谈这些事感觉是在谈万有引力。”男爵竭力掩饰自己的真正生活。他作出如此谨慎的反应，只是很短的时间。相比之下，刚才连续几个小时，他都在步步为营，促使别人猜测他的生活。他又献殷勤，又挑逗，竭力显示自己的生活。在他身上，倾吐衷肠的需要远远胜过对泄露秘密的恐惧。“我想说的是，”他继续道，“虽然有些人背上了莫须有的恶名，他也有成千上百的人是徒具美名。当然，看您是听信那些同类人的话还是其他人的话，徒具美名的人数也随之在变。说真的，其他非同类的人想加祸于人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他们虽然对恶习犹如对偷盗或谋杀那样深恶痛绝，然而他们对染有恶习的人的高雅情操和善良心地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们只是对那种恶习不予置信而已。相反，同类人加祸于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们希望，取悦于他们的人是可以亲近的；另一些原来抱有同样希望，结果希望破灭的人，向他们提供了消息。他们都一概相信，更何况他们相互之间通常又一直存在着隔阂。我见过一个人，因为这一异癖而遭人鄙视，他说他估计某位上流人士也有同样的异癖，其唯一理由就是那位上流人士跟他非常客气。“根据推算出来的人数，”男爵天真地说，“完全有理由乐观。但是外行推算的数字跟内行推算的数字出现巨大差额，其真正的原因在于内行在自己的行为外面包了一层神秘的东西，以遮人耳目之用。别人根本没有办法打听，所以他们只要得悉四分之一的真相，便已惊得目瞪口呆。”“那末我们的时代跟古希腊一样罗？”布里肖问。“什么？怎么跟古希腊一样？您难道以为古希腊以后就再也没有繁衍传代吗？请瞧瞧，路易十四时期的先生①小韦芒杜瓦②、莫里哀、路易·德·巴登亲王③、布伦瑞克、夏罗莱④、布弗莱、孔代大人⑤、布里萨克公爵⑥。”“我打断您了，我当然知道，我是从圣－西蒙那里读到关于先生和布里萨克的描写的，当然还有旺多姆⑦，还有其余许多人，我都知道。可是圣－西蒙这个该死的家伙写过许多孔代大人和路易·德·巴登亲王的事情，可是怎么就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点。”“堂堂索邦大学的教授，竟要我来向他讲授历史，这未免有些太惨了吧。亲爱的老师，您怎么孤陋寡闻得象条鲤鱼？”“您说话真刺人，男爵，不过也很有道理。来，这回我要叫您高兴高兴。现在我想起一首歌曲，唱的是当年孔代大人在其男友拉穆塞侯爵⑧陪伴下共游罗纳河，突遇暴风雨的情景。歌词是用诙谐的拉丁文写的。孔代说： carusamicusmussaeus， ah！deusbonus！quodtempus！ landerirette， imbresumusperituri。⑨ -------- ①法国王室自十六世纪起称国王的次弟为“先生”，此处指路易十四之弟奥尔良公爵。 ②韦芒杜瓦伯爵（1667—1683），路易十四之子。 ③巴登亲王（1655—1707），路易十四教子。 ④夏罗莱伯爵（1700—1760），孔代大人之孙。 ⑤孔代亲王（1621—1686），路易十四手下大将。 ⑥布里萨克公爵（1645—1699），圣－西蒙之亲戚。 ⑦旺多姆公爵（1654—17i2），亨利四世曾孙。 ⑧死于1650年。 ⑨拉丁文，意为：我的朋友拉穆塞， 老天在作什么孽， 唉呀呀 这雨要把我俩毁。 拉穆塞安慰他说： securaesuntnostraevitae， sumusenimsodomitae， ignetantumperituri landeriri。① -------- ①拉丁文，意为： 我俩生命最安全， 就为我们是鸡奸， 要毁只有被火毁 雨毁我们难上难。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夏吕斯尖声尖气，忸怩作态地说，“您真不愧为学识渊博。您会给我写下来的，对不对，我想把它保存在家族档案里，因为我隔三代的曾祖母是亲王先生的妹妹。”“是的，可是，男爵，关于路易·德·巴登，我什么也看不出。况且，一般来说，我以为作战艺术……”“真傻！那个时代，旺多姆、维拉尔①、欧仁亲王、②孔蒂亲王、③、要是我再加上东京和摩洛哥④的勇士——我是指真正的品行高尚、心地虔诚的人——以及‘新一代的人’，那我更是要叫您大吃一惊了。啊！我要把这告诉给正在对新一代进行调查研究的人。布歇⑤说，这一代人摈弃了前人无谓的纠纷。我那儿有一位小朋友，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他干了非常出色的事情……。不过我不想说什么坏话，还是再说说十七世纪吧。圣－西蒙谈到过许多人，但您知道他是怎样描述于格塞尔元帅⑥的吗？圣－西蒙说他跟放浪形骸的古希腊人差不多，不屑于藏藏掖掖，不仅玩年轻漂亮的仆人，而且还抓住那些年轻军官不放，加以驯化；在军营里，在斯特拉斯堡，光天化日之下就那么干。他也许读过夫人⑦的书简，男人们都称他为‘putana’⑧。她描写得十分露骨。”“她跟丈夫在一起，消息最为可靠，最掌握情况。”“夫人真是一个妙趣横生的人物，”德·夏吕斯先生说。“根据她的描写，我们可以对‘姨妈’⑨进行抒情性的综合，这首先是一个具有男子气的人。通常来说做姨妈妻子的人是男人，所以姨妈给他生儿育女是易如反掌的事。其次，夫人闭口不谈先生的恶习，而是以了解内情的人自居，大谈特谈别人身上的这种恶习。我们大家都有这种习惯，明明我们自己家里在犯这犯那毛病，但我们讳莫如深，偏喜欢说别人家也在犯这毛病，借此向自己证明，有这毛病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丢面子的地方。我刚才对您说过。这种事情始终都是如此。不过，我们这种事，从这个观点来看，又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尽管我援引了十七世纪的例子，如果我的祖上弗朗索瓦·德·拉什富科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一定会比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更据理力争地说，瞧，布里肖帮助我回忆一下：‘恶习每个时代都有见闻，如果世人皆知的那种人都出生在纪元初开的年代，那我们如今还能侈谈埃利奥加巴尔⑩的卖淫吗？’世人皆知一句我尤为喜欢。我看得出我那见识卓越的远亲熟谙当时名人的‘叫卖’，就好比我深知当今名人的叫卖一样。不过那种人，今天不仅仅是增多了，而且还添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 ①维拉尔公爵（1653—1734），法国元帅。 ②欧仁亲王（1663—1736），军事家。 ③孔蒂亲王（1664—1709），孔代大人的侄子。 ④夏吕斯此处暗指1883—1887东京之役，即指远征军，摩洛哥是指1907年的卡萨布兰卡登陆。 ⑤布歇（1852—1935），法国文学批评家。 ⑥于格塞尔（1652—1730），法国元帅。 ⑦法国王室自十六世纪起称国王次弟之妻为“夫人”，此处指路易十四之弟奥尔良公爵之妻。 ⑧拉丁语，意为放荡女子，妓女。 ⑨谓鸡奸者。 ⑩埃利奥加巴尔218至222年为罗马帝王，其统治年代，荒淫无度。 我发现德·夏吕斯先生将要告诉我们，此类风尚是如何演变传袭的。然而，在夏吕斯和布里肖说话的过程中，我脑中不断闪现阿尔贝蒂娜在家等我的景象以及凡德伊乐曲抚慰亲切的动机，两者融为一体，时明时暗，但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我的思绪不断回到阿尔贝蒂娜身上，事实上我过一会儿必须真要回到她的身边。不管怎样，我重又给自己套上了一副脚镣，它使我不能离开巴黎。此时此刻，我从维尔迪兰的沙龙思及我的家，便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这个家。这个家不是一个虽能激发个性但空荡凄凉的家，而仿佛是充实的——从这一点来说，有一点儿象某一晚上巴尔贝克旅馆的情景——有人存在着；这存在的人一步不离，在那里久久等待着我，我何时愿意，何时便能见到这个人。德·夏吕斯先生不断回到原来话题上来——而且，他那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发挥的智慧对这个题目具有某种敏锐的洞察力——那种固执具有某种难以说清的东西，令人难受。他如同一个除了自己专业其他一概漠视的学者，令人生厌，又象一个自恃了解隐秘又急于透露出去的人，令人恼火。他就象有些人那样，别人一说到他们的缺点，便乐不可支。殊不知这种态度多么令人反感。他是怪癖，说话言不由衷，他又如罪犯，不可自制，非要闹事。有时候这些特征变得象疯子或罪犯的特征那样明显突出，可是他们却给我带来了某种安慰。我对这些特征进行了必要的移位，把它们推演到阿尔贝蒂娜身上。我又回想起她对圣－卢以及对我的态度。我心想，这些往事哪怕再为辛酸，再为凄凉，似乎毕竟还不至于象德·夏吕斯先生的谈话和人格那样透出如此明显的畸变和独一无二的特异。但可惜得很，德·夏吕斯先生匆忙地摧毁了我的希望，摧毁的方式正如他先前提供我希望时那样，即完全于不知不觉之中。“是的，”他说，“我再也不是一个二十五岁的人了，我发现，身边许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变化，这个社会已经面目全非，栅栏已被推倒。那些不修边幅、不登大雅之堂的人居然把探戈舞乱哄哄一直跳到我家里来了。现今的时装、政治、艺术、宗教，我一概都认不出来了。不过我承认，变化最大的，还要数德国人所谓的同性恋。我的天，我们那个时候，那些憎恶女人的男人和那些只喜欢女人，做事情只出于功利的男人哪儿轮得上号，唯有同性恋个个都称得上是好父亲，只是为了打掩护才偶有个情妇。如果我有女儿出嫁，如果我希望保证她不受苦受难，那我一定到同性恋中间去物色女婿。唉！世道变了。如今有的同性恋甚至都是最狂恋女人的人。我原以为自己嗅觉灵敏，心想，这事绝对不可能，我还以为自己不会看错。嘿！看来我只能认输了。我有一个朋友，干这事是出了名的。我嫂子奥丽阿娜给他找了一个马车夫，是贡布雷的一个小伙子，这人什么活都干过，纯粹是个色鬼，因此我敢发誓，他对那种事情是深恶痛绝的。在许多女人中，他对两个女人十分崇拜，一个是演员，一个是啤酒店老板的女儿，跟她们发生了关系，欺骗了自己的情妇，使他十分痛心。我的表叔德·盖尔芒特亲王，属于那种聪明得让人恼火，把什么都想象得十分容易的人。有一天他对我说：‘某某人为什么不跟车夫睡觉？谁说得准戴奥多尔（这是车夫的名字）一定不喜欢这事？他的主人不向他献殷勤，他难道也不生气？’我赶紧叫希尔贝快别这样说。我为他这种所谓的敏锐性感到恼火。不加区别，自作聪明，这等于缺乏敏锐。我为他恼火，因为他还使了一个破绽百出的坏心眼，企图把我的朋友某某人也拉到独木桥上冒险一试，逼他去干那种事情。”“德·盖尔芒特亲王难道也有这种癖好？”布里肖惊奇不安地问。“我的天哪，”德·夏吕斯先生兴奋地答道，“这事谁不知道，我想，我要是回答您说这事错不了，我绝对不会有失谨慎。是这样的，第二年我去巴尔贝克，有一个水手有时候带我去捕鱼，他告诉我一些事情。我那戴奥多尔，我顺便提一句，他的姐姐是维尔迪兰夫人的女友，德·普特布斯男爵夫人的女佣。总之，戴奥多尔每次来码头，不是带走这个水手，就是带走另一个，真不要脸，摇着船远远去转一圈，‘也干其他的事。’”这一回儿轮到我问夏吕斯了，那位老人，我认出来就是整天跟他情妇玩牌的那位先生，是否有点象德·盖尔芒特亲王。“瞧瞧，这是路人皆知的事，他从来也不打遮掩。”“可是他是跟情妇在一起呐。”“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些孩子，难道他们还那么天真？”他尖声地对我说，我正想着阿尔贝蒂娜，没想到从他话里提取到的只是苦汁。“他的情妇很动人。”“那末，他其他三位朋友也跟他一样吗？”“一点儿也不，”他捂住耳朵大声说，仿佛我的弹奏离弦走调似的。 “现在他又走到另一个极端。照此推理，人们连交朋友的权利都不该有罗？唉！年轻人哪，就喜欢把什么都混为一谈。您应该重新接受教育，我的孩子。不过，”他又说道：“我经历过许多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太公开了，以至于我必须尽力保持头脑清醒，防止冒昧。这件事着实叫我十分尴尬。我也许是老朽了，我真弄不明白。”他说这番话，其口吻如同主张法国教会自由独立的人却在大谈教堂的权力至高无上，自由保皇派在大谈法兰西行动组织，或者克洛德·莫奈的弟子在大谈立体派。“我不是对那些创新者进行非难，我对他们倒是十分钦慕。我力图理解他们，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他们真的如此喜爱女人，那么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弄一个他们称为小家伙的人？更何况在这工人阶层，这种事情向来名声不好；他们出于自尊心，干起来都是躲躲闪闪的。看来这事情对他们来说还代表着其他意义。那究竟是什么呢？”“对阿尔贝蒂娜来说，女人还代表着其他什么东西呢？”我思忖着，正是这个问题在使我痛苦不堪。“一言为定，男爵，”布里肖说，“如果院系学术委员会建议开设同性恋课程，我一定首先推荐您。不，这还不好，一个什么特殊心理生理研究院之类的机构也许更能发挥您的特长。我看您尤其适合于在法兰西学院执教，您可以致力于个人研究，象泰米尔语或梵语教授那样，把研究成果讲授给对此感兴趣的人。不过听众人数很少，只有两名，另加一名公务贤。我这么说，并不是对我们全体教务人员有什么怀疑，我认为他们是无可怀疑的。”“您一无所知，”男爵武断地回驳道。“您以为对这事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吗？您是大错特错了。事实恰恰相反。”他没有意识到，他谈话内容那不变的指向和他将要对别人所作的责备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相反，情况非常可怕，”他愤慨而又悔恨地对布里肖说，“现在这事都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这是可耻的现象，但倒过来证实了我对您说的话，我亲爱的！据说前天在德·阿伊安公爵夫人家中，整整两个小时，客人们没有谈别的事情。您想想，如果现在妇女们也参与进来谈论此事，那还成什么体统！最可恶的是，那些害人精，那些十足的恶棍把什么都告诉了她们，”他带着平时并不多见的怒火接着说，“譬如夏特勒罗那小子，谁都比不上他，他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总之这些人当着她们的面尽对别人说长道短，有人对我说，那小子说了我许多坏话，可是我毫不在乎。我想，一个打牌作弊，被俱乐部逐出的人，想拿泥块和脏东西砸人，其结果只能掉在自己身上。我非常清楚，如果我是珍妮·德·阿伊安，我会相当珍重自己的沙龙，不允许别人谈论这类话题，不允许别人糟贱自己的亲身父母。可是眼下什么社交呀，规矩呀，礼节呀，早都荡然无存，交谈跟服饰都一概不讲究这些东西了。噢！我亲爱的，世界末日来临了。每个人都变得如此凶恶。大家都在攀比，看谁说别人的坏话多。真令人发指！” 我童年在贡布雷，就十分怯懦，为了不要看见别人赠送白兰地给我外祖父，不要看见我外祖母苦苦哀求他别再喝酒的情景，我就逃之夭夭。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趁夏吕斯还未受罚，赶快离开维尔迪兰公馆。“我必须走了。”我对布里肖说。“我跟您一起走，”他对我说，“可是我们不能学英国人的样，不告而别。我们去跟维尔迪兰夫人道个别。”教授说完就径直朝客厅走去，象小孩下棋一样，看看“能不能悔棋”。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维尔迪兰先生遵照妻子的旨意，已把莫雷尔带走了。其实，维尔迪兰夫人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暂且不向莫雷尔透露秘密似乎更为上策；可是她已欲罢不能。有些欲望，尽管你把它封在口腔里，但一旦任其膨胀，它就不顾后果如何，坚决要求得到满足。我们见到袒露的玉肩，不会久久地呆视着而不去吻一下，我们一走会象老鹰叼蛇那样，早把嘴唇快快送去；我们不会饥肠辘辘，蛋糕放在面前也不碰一下；我们更不会听到意外的话语而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心灵不激发起惊奇、迷惑、痛苦或喜悦。维尔迪兰夫人正是处于这种心境，沉醉于情节剧般的伤感情调之中，所以她不由自主地授意丈夫拉走莫雷尔，不惜任何代价要跟小提琴家谈谈清楚。小提琴家本来已在抱怨，那不勒斯女王怎么没等别人把他介绍给她就走了。德·夏吕斯先生曾经再三强调，她是伊丽莎白女王和德·阿朗松公爵夫人的胞妹。因此女王在他的眼里是个非凡的重要人物。可是主子对莫雷尔解释说，他不是来跟他谈那不勒斯女王的。维尔迪兰先生单刀直入，跟他谈了正经的事。“这样吧，”谈了一会儿以后他结束道，“这样吧，如果您不信，您可以去听听我妻子的意见，我发誓，我什么也没有告诉过她。我们一起去听听，她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我的看法也许有错误，但您知道她的见解是绝对正确的，再说她对您充满了无限的友谊。来吧，我们把是非交给她来评判。”这一边，维尔迪兰夫人已经等得坐立不安。她急于亲自跟高超的提琴家谈谈，品尝一下激动的滋味。然后等他走了以后，要丈夫详细汇报一下他们俩交谈的确切内容。她一边等着一边不停地说：“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古斯塔夫把他拖了那么长时间，我希望他至少能够给他适当地加加工。”维尔迪兰先生跟莫雷尔一起走下楼来，莫雷尔看上去神情非常不安。“他向您请教一个问题，”维尔迪兰先生对他妻子说，那样子就象不知道自己的请求能否得到满足一般。维尔迪兰夫人正是激情满怀的时候，也顾不上回答维尔迪兰先生的话，直接对着莫雷尔就说开了：“我完全同意我丈夫的意见，我认为这件事情拖的时间够长的了，您不能再这么忍气吞声了！”她激愤地大声说道，至于她跟丈夫刚才商定，丈夫跟提琴家谈些什么她应该装作一概不知，这一点她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怎么回事？什么忍气吞声？”维尔迪兰先生吱吱唔唔地问，竭力装出十分惊奇的样子。他尽管因乱了阵脚而显得有些笨拙，但仍在竭力维持骗局。“你对他说了些什么，我猜到了。”维尔迪兰夫人回答道。老板娘对能否自圆其说毫不在乎，也不顾小提琴家过后回想起此情此景，对她的诚实性会作何感想。 “不，”维尔迪兰夫人继续道，“我觉得您再也不能含垢忍辱，跟这个早已枯朽的人物继续接触了。他已到处不受欢迎。”她也根本不顾这话不太真实，忘了自己就几乎每天都在接待他。 “音乐学院的人都把您当成了笑柄，”她感到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要再这么拖一个月，您的艺术前途就将成为泡影。没有夏吕斯，您每个月可以多挣十万多法郎。”“可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我非常吃惊。不过我非常感谢你们。”莫雷尔热泪盈眶喃喃道。他因为不得不还要装出惊讶的样子，掩饰羞耻，所以他满脸通红，比他连续演奏贝多芬全套奏鸣曲还要满头大汗，眼眶里涌出了连波恩的音乐大师都肯定无法催落的泪水。雕刻家对这些泪水很感兴趣，他微笑着用眼角示意我注意看夏利激动的样子。“如果真要什么也没有听说过，那就数您一个人了。他早已是丑事干尽臭名昭著的人了。据我所知，警察正盯着他呢。其实真要落在警方手里，倒还算是他的福分，免得象他同类那样，临终都倒在流氓的暗刀之下。”维尔迪兰夫人又说。她心里想着夏吕斯，德·迪拉斯夫人的情景不由浮上心头。她已如痴如醉，盛怒之下随意添油加醋，在夏利可怜的伤口上尽兴撒盐，同时也为自己今晚受到的侮辱解了恨，雪了耻。“再说，即便光是在物质上，他对您已毫无用处了。自从他被那帮家伙捏在手心里，对他敲诈勒索，他早已彻底破产，分文不名。连他们都已不能再从他这儿敲到什么，来支付自己的音乐，您就更别想得到报酬了，他的公馆、古堡，一切都给典押了。”莫雷尔十分轻易地听信了这番谎言，其主要原因是德·夏吕斯先生是喜欢把他当作知心人，把自己跟流氓们的关系都一五一十地告诉过他。他这个仆人的儿子，不管自己也荒淫无耻，但对那种人却厌恶至极，其厌恶的程度跟他对波拿巴主义的热情正好形成对照。 莫雷尔阴险的骨子里已经酝酿着一个类似十八世纪所谓盟友叛变的阴谋。他决定永远不向德·夏吕斯先生吐露此事，准备第二天晚上回到絮比安侄女的身边，一切都由他自己来亲手处置。可惜的是，他的计划有可能失败，因为夏吕斯已跟做背心的裁缝约好，当天晚上要见面。尽管发生了上述事情，莫雷尔还是未敢不去赴约。我们将会看到，继后莫雷尔又接二连三地遇到了一连串其他的事情。絮比安哭丧着脸向男爵诉说自己的不幸。男爵尽管自己也很不幸，但还是向他保证，被遗弃的小姑娘由他来继养；小姑娘会得到一个她所拥有的称号，很有可能就叫德·奥洛龙小姐；他会使她补上良好的教育，并给她富足的嫁资，让她成婚。听到这些许诺，絮比安十分高兴，可是他侄女却无动于衷，她依然爱着莫雷尔。莫雷尔趁絮比安不在，不知出于愚蠢还是厚颜无耻，闯进店铺，冷嘲热讽地说：“您怎么啦？眼睛怎么一圈都是黑的？是爱情的忧伤吗？夫人，年复一年，岁岁相异。说穿了，我们难道穿一双鞋试试的自由都没有？更何况是个女人，要是她不合您的脚……”他只发过这么一次怒，因为她哭了。他觉得她这么做是卑劣无耻的，是在耍弄手腕。我们有本事把别人的眼泪逼落下来，却不一定总能忍受这被自己逼落下来的眼泪。 不过我们把话扯得太后面去了，因为这一切是到维尔迪兰晚会以后才发生的。我们割断了晚会的情景，现在应当仍然回到刚才断掉的地方。“我压根也没有想到，”莫雷尔接过维尔迪兰夫人的话叹息道。“当然，别人才不会当着您的面说呢，但这并不能证明您不是音乐学院的笑料，”维尔迪兰夫人用心险恶地继续说，希望借此向莫雷尔挑明，事情并非仅仅牵涉到德·夏吕斯先生，而是直接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我完全相信，您是蒙在鼓里的，可是别人才不顾这些呢，您问问茨基，那天您走进包厢的时候，别人在谢费亚包厢里，就离开我们一步远，都说了些什么。换句话说，别人都在瞧不起您。我可以对您说，要是别人这么待我，我倒不在意。可是我觉得一个男子汉如此，那岂不出奇地可笑？他会一辈子都做众人笑柄的。”“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您才是。”他说这话的语调，就如被牙科医生折腾得痛不欲生却还不愿意流露出丝毫疼痛；这情景又象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能为一句无谓的话而拔刀相助，怂恿您去跟人决斗，对你说，“您决不能这么白白挨骂，”你听后感激不尽。“我认为您是个有个性的男子汉，”维尔迪兰夫人说道，“尽管他对众人吹嘘，是他撑着您，说您没有种，但您会扬眉吐气的。”夏利寻思着，如何借别人一份尊严来遮盖自身破败不堪的尊严。他突然想起不知在哪儿念到过或者听到过的，灵机一动，郑重宣布道：“我不是靠这份面包长大成人的。从今晚开始，我就跟德·夏吕斯先生一刀两断……那不勒斯女王走了，是吗？否则，我应该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然后再跟他一刀两断……”“不一定要跟他彻底决裂，”维尔迪兰夫人生怕小圈子就此拆散，赶紧说道。“您在这里见见他没有什么害处，您在我们的圈里是受到好评的，没有人说您的坏话。但是您必须获得自由，另外要注意，不要让他把您拉到那些蠢女人家里去。那些人只是表面对您客气。我很想让您听听她们背后都说您些什么。再说，您有什么可后悔的，您这样倒清除了本来要留一辈子的污渍。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受夏吕斯引荐就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撇开这一点不说，光象您这样在伪上流社会上窜下跳，也会被人看作是不务正业，落得一个业余琴手、沙龙小乐师的名声。在您这样的年纪，落得这个名声，可就没有救了。我明白，那些漂亮的夫人分文不花，把您请去，跟自己的朋友搞礼尚往来，轻而易举，她们何乐而不为？但是赔出去的是您艺术家的未来。我不是说去那么一家两家也不行。您刚才谈到的是那不勒斯女王，她就是一个正直的好人。不瞒您说，我觉得她就不把夏吕斯放在眼里，她主要是看在我的份上才来的。是的，是的，我知道她早就想认识维尔迪兰先生和我了，她那儿倒是可以去演奏的地方。而且不瞒您说，我带着人去，这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艺术家们都认识我，您知道，他们对我向来非常客气，有些人把我看作是他们的自己人，是他们的老板娘。不过您千万要小心防火，千万不要去德·迪拉斯夫人家！决不要去干这类蠢事。我认识一些艺术家，他们到我这儿来说到她，都跟我吐了知心话。您知道，他们明白，对我可以无话不说。”她善于这么突然采用温柔真诚的口吻说话，在脸上添一丝谦和的神色，在目光里加一丝恰如其分的妩媚。“他们就这样，来我这儿说说他们那些日常琐事。有几位，别人都说他们最沉默不语，可是跟我聊起来，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没办法告诉您，他们个个都多么有趣。可怜的夏布里埃老是说：‘只有维尔迪兰夫人才能叫他们开口。’唉，您知道，每个到德·迪拉斯夫人家演奏过的人无一例外地都伤心不已。这不是单单因为她让手下仆人对他们进行侮辱，以此取乐，而是因为此后就再也没有请他们去演奏过。剧院经理说：‘啊，对，就是那个到德·迪拉斯夫人家去演奏过的人。’一句话就完了。您大可不必这样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您知道，上流社会没有一个正经的人。这话说起来让人伤心，但事实就是如此。您哪怕再有本领，只要来个迪拉斯，就足以给您添上个业余琴手的美名。您知道，我，您明白吗，我对艺术家最了解，我跟他们打了四十年的交道，是我使他们扬名，是我对他们感兴趣，嗯，您知道，如果谁被他们说这是‘一个业余的’，他们该说的话就都说了。而事实上已经有人开始在这么说您了。为这事，我已经不知道发过多少次火，我要确保不让您到这个可笑的沙龙去演奏。您知道别人是怎么回答我的吗？‘可是他也由不得自己呀，夏吕斯又根本不用告诉他根本不用征求他的意见！’有人对他说：‘我们非常欣赏您的朋友莫雷尔，’以为这样能够博得他的高兴。可是您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您凭什么说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应该说他是我的创造物，是在受我的保护。’”这时候，在音乐女神突兀的前额下躁动着一样无法抑制的东西，那是一句重复出来就变成既卑鄙又有失谨慎的话。但复述此话的欲望比谨慎守信的欲望更为强烈。老板娘抑郁的半圆形前额经过微微痉挛以后，终于向这欲望作了让步：“甚至有人告诉我丈夫，他曾经说过：‘我的仆人，’不过到底说过没有，我无法得到证实，”她补充道。德·夏吕斯先生自己曾经向莫雷尔发誓，谁也不会知道莫雷尔的身世和来历。可是他也是迫于这种吐露秘密的欲望，事隔不久便告诉维尔迪兰夫人：“他是一个家仆的儿子。”这句话一经脱口，就不胫而走了。现在每个人又出于这吐露秘密的欲望在到处传播这句话。此人传给彼人时都说这是秘密，听者答应绝对保密，却难保其密，于是听者又成为说者。这恰如传环游戏，这句话最后又回到了维尔迪兰夫人自己的嘴里，被说的人终于听到此话，结果俩人很可能闹得不和。对此她早有所料，可是这句话烫她舌头，她实在难以抑制。另外，她明明知道，说出“仆人”一词完全会刺伤莫雷尔，然而她还偏是说“仆人”。至于她补充说，她无法得到证实，她使用这颇有分寸的说法既是为了表明自己恰恰十分肯定，又是为了表明自己是公正的。她本来只是向别人表明，自己是不偏不倚的，没想到连自己也为自己的公证心所打动，以至于开始充满柔情地对夏利说：“您明白吗？我对他也不能过多指责。他确实是在把您拖下深渊，但这也难怪他，因为他自己就在往山下滚，”她大声地说。她为自己作了这一准确的形象比喻而赞叹不已。她未及注意，这形象比喻是脱口而出的。她赶紧追上去逮住它，准备再尽力发挥一下。“不，我对他的责备，”她象一个尚未成功而先已陶醉的女人一样，柔声柔气地说：“是他对您缺少体谅。有些事情是不能当众宣扬的。譬如，刚才他就跟我们打赌说，如果他向您宣布，您将得到荣誉十字勋章（当然那是扯皮，只要是他推荐，就足以叫您名落孙山），您一定会高兴得满脸通红。这也就罢了，尽管我从来就不太喜欢，”她露出煞有介事和神气十足的样子接着说，“我不太喜欢看见别人欺骗自己的朋友。您知道，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可是我们看不过去，看了很痛心。譬如，他对我们说，您希望得到十字勋章，全是为了您的叔叔，而您的叔叔是个奴才，边说还边捧腹大笑。” 第五部 女囚(15) “他对你们说过这话！”夏利吼道，听着这些巧妙转述的语言，他深信不疑，维尔迪兰夫人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真话。维尔迪兰夫人全身沉浸在喜悦的海洋之中，如同一个老情妇，险些被年轻情夫所抛弃，节骨眼上居然使年轻情夫退了婚，化险为夷。老板娘先前确实没有精心设计过如何撒谎，她没有准备撒谎。她是在受一种更为本能的感情逻辑和神经反应的支配。她的目的只是为了活跃生活，维护幸福，在小圈子内“洗洗牌”。因此，她未及检验是否属实，便将那些虽不是绝对正确，却至少是极其富有教益的论点冲到嘴上。“他如果只对我俩说说，那倒无妨，”她接着说，“好在我们对他话会作分析取舍的。再说职业也不分高低贵贱，您有您自身的价值，您就是您自己的价值。可是他却拿这话去跟博特凡夫人逗乐（维尔迪兰夫人故意举出德·博特凡夫人来，因为她知道夏利非常喜欢她），这事叫我们听了非常难受。我丈夫听到这话以后对我说：‘我宁可受人一巴掌，也不受这份气。’因为您知道，古斯塔夫（我们由此得知维尔迪兰先生就叫古斯塔夫）跟我一样喜欢您。其实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喜欢他。”维尔迪兰先生装出心地善良的粗汉子喃喃道。“喜欢他的是夏利。”“噢，不！现在我看出了人跟人的区别在哪儿，我被一个卑鄙的家伙出卖了，而你们，你们才是好人。”夏利诚恳地说。“不，不，”维尔迪兰夫人为了既稳保胜利（因为她感到她的每星期三聚会已经有救了）又不要胜利过头，便喃喃道。“说卑鄙倒是有些过分了。他干了坏事，很多坏事，但也不都是明知故犯的。您知道，荣誉军团勋位那件事一下也就过去了。倒是他对您家世所说的那些话，要我全说出来真是太为难了。”维尔迪兰夫人说。这事她早已说了，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噢，一下子过去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足够证明他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莫雷尔嚷道。正在这时候，我们走进了客厅。“啊！”德·夏吕斯先生见莫雷尔在那儿，叫了一声，并朝音乐家走去。那轻松愉快的步履仿佛有些男人为了跟一个女子私会，巧妙地织织了晚会，陶醉之余忘了自己给自己设下了陷阱，因为那女子的丈夫早已在晚会上安插好帮手，准备捉奸捉双，当众痛打一顿。“怎么样，看来时间不早了。光荣的年轻人，不久就是年轻的骑士勋章获得者了，高兴吗？不久您就可以佩上十字勋章给人瞧瞧了。”德·夏吕斯先生温情脉脉而又得意扬扬地问莫雷尔。可是，他这番授勋的话附录在维尔迪兰夫人的骗局之后，更使莫雷尔觉得夫人的话是勿容置疑的真言。“走开，我禁止您靠近我！”莫雷尔对男爵嚷道。“您别想在我身上打主意。你想腐蚀的已不是我一个人了。”我想，我唯一能够自慰的是，我会看到，德·夏吕斯先生一定会把莫雷尔和维尔迪兰夫妇驳得体无完肤。我曾经为了比眼下小于几倍的事，受过夏吕斯疯狂的怒斥。他一旦发怒谁也阻挡不住，连国王都无法镇住他。可是眼下却发生了奇怪的现象。只见德·夏吕斯先生目瞪口呆，掂量着这不幸，却弄不明白祸从何降。他居然一时语塞，无以对答。他抬起目光，带着疑惑、愤怒而又恳求的神色，朝在场的每个人身上扫视了一遍。这似乎不是在问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在问他们他应该何以作答。他哑口无言，这里有种种原因，他也许当即感到了痛苦（他看见维尔迪兰先生和夫人避开他的目光，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要上前来救他一把的样子），但他尤其产生了对将来痛苦的恐惧；也有可能他事先没有想象到这一步，没有早早地先燃好怒火，因此手中一时没有现成的愤怒（他是过于敏感、患有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人，是个真正的冲动型人物；但他却又是一个假充勇敢的人，甚至是个假充凶狠的人；这一点我始终以为如此，并因此对他抱有好感。他没有重视荣誉的人受到侮辱时通常所有的那种反应），别人趁他手无寸铁，出其不意向他发动进攻；甚至还有一种可能，这里不是他自己的圈子，他感到没有在圣－日耳曼区那样挥洒自如，骄勇喜辩。但是，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这位贵族大老爷处在这平时为他睥睨的沙龙里，四肢瘫软，巧舌僵硬，惊恐万状，怒不可言，只会盲目地环顾四周，面对别人的粗暴疑惑不解，苦苦哀求（他的有些祖先，面对革命法庭恐慌不安，早就失去了在平民面前的优越感；此时我们也很难说，这种优越感是否在他本性中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不过，德·夏吕斯先生并没有走投无路，智穷才尽。他不仅辩才出众，而且胆量过人。一旦他心中的怒涛翻腾已久，他便能用严厉至极的措词，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彻底失去招架之功。上流人士们常常目瞪口呆，料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么厉害。碰到那种场合，德·夏吕斯先生就会急促不安，连连发起神经质的攻击，使众人战栗。但这必须是在那种由他采取主动的场合；由他主动出击，他就能巧舌如簧，口若悬河（正如布洛克最善于开犹太人的玩笑，可是碰到谁当着他的面道出那些犹太人的名字，他却立刻变得脸红耳赤）。他对眼前这些人恨之入骨。他恨他们，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他们的轻蔑。他们如果客气一些，他才不会对他们满腔怒火，他会拥抱他们的，不过，面对一个如此残酷，出乎预料的情况，我们这位伟大的雄辩家只会吱吱唔唔地问：“这是什么意义？怎么回事？”谁也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看来惊惶失措的哑剧是经演不衰的，永久不变的；我们这位在巴黎沙龙里遭遇不幸的老先生无意之中只是做了一个古时希腊雕塑家所表现的潘神追逐中的仙女们那惊呆了的动作。 大使失宠，办公室主任被迫退休，上流人士突遭冷遇，恋人求爱不成，有些人对这类不测的事件要一连研究数月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希望旦夕之间成了泡影。他们把这不幸的事情放在手中反复揣摩，如同揣摩一块不知从何飞来，或是由谁投来的陨石一般。他们十分希望探明，这块奇特的飞来物是由什么成分构成的。弄清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损人的花招。化学家有的是分析手段，病人不知病因可以请医生诊断，预审法官遇到无头公案迟早也能查个水落石出；唯有我们的同胞干出的那些事情令人大惑不解，很少能让人发现其真正动因。德·夏吕斯先生——且让我们把这次晚会以后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先行在此交待一番，下文当然还要继续交待——对夏利的态度有些摸不着头脑。男爵认为，夏利曾经常常威胁他，要把他如何钟情于自己宣扬出去，现在夏利肯定以为自己“翅膀已硬”，可以独自飞翔了，所以真的把这话捅了出去；夏利一定是纯粹的忘恩负义，把什么都告诉了维尔迪兰夫人。可是她怎么就如此容易上当（男爵打定主意要矢口否认，所以坚决相信，别人对他那种感情的指责纯属凭空捏造）？也许是维尔迪兰夫人的朋友中有哪位自己喜欢夏利入了迷，所以才这么先声夺人。因此接下去几天内，夏吕斯向那些毫不知情的“门客”连连发信，弄得他们以为他疯了。然后，夏吕斯又去向维尔迪兰夫人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地叙述了一番。可是他那些动人的故事却丝毫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维尔迪兰夫人不断地对男爵说：“您就不用再为他操心了，别把他放在眼里，这是个毛孩子。”男爵虽然渴望言归于好，但他想把夏利自以为稳已到手的东西一概取消，迫他言和。他请求维尔迪兰夫人不要再让他进门。这一点遭到了她的严正拒绝。结果德·夏吕斯先生义愤填膺，又写了一封冷潮热讽的信回敬了她。德·夏吕斯先生东猜西测，却始终摸不清头脑。换而言之，他怎能料想得到，冷拳根本不是莫雷尔发出的。当然，他本可以找莫雷尔聊上几分钟，把事情问个明白；这诚然是个办法。但是这与他的自尊心和爱情观是背道而驰的。他受到了冒犯，得由别人主动上门向他道歉才是。在任何时候，虽然我们一方面想到，私谈一下也许可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可是我们又有另一种想法，阻止我们去坦诚布公。大凡在二十次场合卑躬屈膝、低头哈腰的人，到了第二十一次，往往需要扬眉吐气一下。然而正是这一次最不应该唯我独尊、固执己见，而需要消除误解，因为不将谎言揭穿，对方的错觉就会日益加深。且说这件事发生以后，上流阶层到处传言，说德·夏吕斯先生要强奸一名年轻音乐家，企图未遂，被维尔迪兰夫妇逐出了门外。听了这个谣传，有人便说，怪不得，维尔迪兰家中怎么再也见不到德·夏吕斯先生的人影了。德·夏吕斯先生偶然在某一地方遇见一个曾经被他怀疑过并辱骂过的人，那人当然对他耿耿于怀，可是夏吕斯自己也不主动跟那人招呼致意；于是别人便觉得，原来一点不假，小圈子里对男爵都早已众叛亲离。 话说德·夏吕斯先生被莫雷尔刚才那番话以及老板娘的态度弄得哑口无言，只作出一个仙女惶恐受惊的样子，趁此机会维尔迪兰先生和夫人作出断绝外交关系的姿态，引退到第一个客厅，单独留下德·夏吕斯先生一个人，而莫雷尔在台上只顾自己忙着套小提琴。“你快给我们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维尔迪兰夫人贪婪地问她丈夫。”我不知道您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脸色很激动，”茨基说，“两眼噙满了泪水。”维尔迪兰夫人装傻地说：“可我觉得，我说的话，他听了好象根本无动于衷。”她耍这种花招不能骗过所有的人。她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催雕刻家再重复一遍，说夏利着实哭了。这眼泪使老板娘陶醉，心里充满了自豪。她怕的就是某某门客没有听清楚，以为夏利没有哭，她绝不愿意出现那样的危险。 “不不，恰恰相反，我亲眼看见，他眼眶里闪烁着豆大的泪珠，”雕刻家压低嗓门，带着一付不怀好意的笑脸悄悄说；同时他又斜睨了一眼，看莫雷尔是否还在台上，直到肯定他没有听见他们的谈话，这才放下心来。可是有一个人听得真切，就是那不勒斯女王。谁要是早发现她在场，那立刻会使莫雷尔恢复已经失去的希冀。女王参加了另外一个晚会，离开时发现自己把扇子忘在维尔迪兰夫人处了，她觉得自己亲自来取一下比较好。她有些尴尬，悄悄走进来，等人一走空，准备道歉一番，寒暄几句即刻告辞。她进来时谁也没有发现，她正遇上这件事情。她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心中顿时燃起了怒火。“茨基说他眼含泪水，你看见了吗？我没有看见眼泪。噢！是的，是有眼泪，我记起来了，”她怕别人真信了她的话，赶紧改口说。“可是我们的夏吕斯，怎么那么局促不安，瞧他两腿在发抖，都快要站不住了。”她冷酷无情地数落道。这时候，莫雷尔朝她跑来：“这位夫人难道不正是那不勒斯女王吗？”女王正朝夏吕斯走去，莫雷尔用手指着女王（尽管他明知就是她），“唉！发生了刚才的事情，真可惜！这下我再也不能请男爵把我介绍给她了。”“等一等，我来给您介绍。”维尔迪兰夫人说，说着就朝正跟德·夏吕斯先生说话的女王走去，几个门客随后跟着。我和布里肖没有跟去，我们俩急于取出我们的衣物出来了。夏吕斯本要把莫雷尔介绍给那不勒斯女王，以为实现这一伟大愿望的唯一障碍，就是女王有可能突然驾崩。我们总是把未来想象成虚无空间对现实的一种折射，其实未来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只是大部分原因我们不了解而已。未来往往是即将所要发生的事情的结果。不出一个小时以前，德·夏吕斯先生即便倾家荡产，也不会让莫雷尔认识女王。维尔迪兰夫人向女王行了个屈膝礼，见女王没有认出她来，便说：“我是维尔迪兰夫人呀，陛下怎么认不出来了呢？”“很好，”女王一边极其自然地跟德·夏吕斯先生聊着天，一边说。维尔迪兰夫人怀疑这一句“很好”究竟是否对着她说的，因为女王说这句话时神态完全心不在焉，声调彻底漫不经心。正处在失恋的痛苦之中的德·夏吕斯先生，听到这话，不由拿出言行放肆专家和爱好者的样子，脸上露出一丝感激的微笑。莫雷尔在远处看清了介绍的准备过程已经就绪，赶紧走上前来。女王把手臂伸给了德·夏吕斯先生。她对德·夏吕斯先生不是没有怨怒，她责怪他对这类卑鄙的侮辱者怎么没有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维尔迪兰夫妇竟敢如此对待夏吕斯，她为他感到羞耻，满脸涨得通红。几小时前她不拘身份对夫妇俩表现出充分的同情和好感，而眼下却对他们盛气凌人，傲慢不逊。其实两种态度源于同一心态。女王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但她的善良首先表现为对自己喜爱的人感情忠贞不移。她爱亲友，爱本家族的所有王子，其中包括德·夏吕斯先生。谁善于尊敬她所爱的人，她就爱谁，不管他们是布尔乔亚，甚而是平民百姓，她都投以善良的情感。她对维尔迪兰夫人表示同情和好感就是出于如此的善良本能和天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狭隘的、近乎托利党式的、日趋陈旧的善良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善良是不够真诚和不够热情的。古人们本喜欢社会集团，为之效忠，因为社会集团并不超越城邦的范围；今人极其喜爱自己的祖国，而将来的人喜欢的可能是全球性的合众国。我只举离我最为亲近的母亲为例。德·康布梅尔夫人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从就未能使我母亲下决心参加任何慈善事业或任何爱国工作，她从未做过售货员或女施主。我母亲把丰富的爱心和慷慨首先都留给了自己的家族、仆人和路遇的不幸者。我远不是说她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我很清楚，她那丰富的爱心和慷慨之心，如同我外祖母的心一样，是永不枯竭的，远远超过了德·盖尔芒特或德·康布梅尔夫人的能力和作为。那不勒斯女王的情况跟德·康布梅尔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就完全不同。我们还必须承认，她对好人的评价，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阿尔贝蒂娜在我书柜上取走后占为己有——也是根本不同的；对她来说，那些阿谀奉承的寄生虫和盗贼，那些时而卑躬屈膝、时而蛮横无礼的酒鬼以及一切荒淫无度者或者杀人犯都一概不能算在好人之列。可是事物的两极往往是相接的。女王出面保护的贵族和遭受凌辱的亲戚是德·夏吕斯先生，也就是说尽管夏吕斯出身望族，跟女王又是近亲，女王保护的毕竟是一个道德败坏，沾满恶习的人。“您脸色不好，我亲爱的表弟，”她对德·夏吕斯先生说。“请靠在我的手臂上。请相信，我的手臂一定能支撑住您。对付这种事情，它是很坚实的。”然后，她抬起头来，正视前方（茨基告诉我，当时她正面就是维尔迪兰夫人和莫雷尔），说：“您知道，从前在加埃特，我这手臂曾经叫流氓恶棍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如今，它会为您竖起城墙，为您效劳。”就这样，伊丽莎白女王的妹妹手挽着男爵，未让人介绍莫雷尔，高视阔步地走了出去。 按照德·夏吕斯先生那可怕的脾气，他对六亲不认，说翻脸就翻脸，对人进行百般折磨，叫人望而生畏；人们想当然，这次晚会以后，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对维尔迪兰夫妇进行大肆报复。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其主要原因大概是晚会过后几天他着了凉，得了当时常见的传染性肺结核，一连几个月医生和他自己都认为已病入膏育，生死未决。在此以前，他患有神经官能症，盛怒之下不能自己，现在是否神经官能症为另一种疾病所代替？他的无声是否纯粹是由于出现了病体的转移？从社会观点来看，夏吕斯从来没有拿维尔迪兰夫妇当一回事，现在他更不能抬举他们，把他们当作具有同等地位的人来对待，对他们大加责难。这么解释未免过于简单。换一个角度，我们知道，大凡神经质的人喜欢凭空想象，把安分守己的人也想象成敌人，无缘无故地朝他们发怒。可是一旦遇到有人向他们主动攻击，他们却反而变得老老实实了。要神经质的人息怒，与其说劝告他们发怒是无济于事的，不如朝他们脸上猛泼冷水来得有效。这么解释，未免仍过于简单。德·夏吕斯先生为什么没有能怀恨在心的原因，也许不应该到病体转移之中而应该到疾病自身之中去寻找。疾病已经使男爵身心疲惫，以致他再也没有多少闲暇来顾及维尔迪兰夫妇。他已是半死不活的人。我们刚才谈到攻击，即令是没有效果的攻击，若要好好“来一下”，也需要消耗一部分精力。可德·夏吕斯先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连准备攻击的精力也一丝不存。我们常常说不共戴天的死敌们到临终都睁着眼睛，虎视眈眈，然后幸福地闭上双目。这种情况是罕见的，除非我们生活得好好的，死亡猝然而至。当人们到了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人们不会为了生命强盛之时都轻易对待的事，这时反而竭心尽虑起来。复仇之心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最常见的是——尽管有例外存在，我们将会看到，同一个人自身的性格也会充满矛盾，这是合乎人情的——当我们站在死亡门槛前的时候，复仇之心就离开了我们。德·夏吕斯先生想了一会儿维尔迪兰夫人，感到实在太累了，便面向墙壁，什么也不去想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雄辩已经枯竭，而是因为他已不如从前精力充沛。尽管他说话仍然是滔滔不绝，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口手已经离了原先如此常见的慷慨激昂，而变成一个只是由柔声细语和福音书比喻来装点装点的几近神秘的雄辩术，变成了一种对死亡的表面依顺。他只有在觉得生命有救的时日里才大展口才。病情复发，他便又缄口默言了。他的雄浑刚烈的气质里移植了基督徒式的温柔（正如《爱丝苔尔》所表现的天才精神与《安烈洛玛克》①是如此不同），获得他周围亲友的一致赞赏；他这种精神也许同样会获得维尔迪兰夫妇的赞赏。尽管他们对夏吕斯的缺陷曾经恨之入骨，但他们禁不住仍会对他崇拜不已。 -------- ①法国悲剧诗人拉辛（1639—1699）的两部悲剧。 当然，他只是披着基督徒的外衣，旧有的思想依然存在，不时沉渣泛起。他乞求加布里埃尔大天使象报告先知那样，来告诉他，救世主将过多少时间才能来临。他痛苦而又温柔地微笑了一下，打断自己的思绪说：“大天使可不能象对达尼埃尔所说的那样，叫我耐心等待‘七个星期再加六十二个星期’①，我肯定活不到那一天就会死去的。”夏吕斯心里等待的人就是莫雷尔。因此他也请求拉斐尔大天使把小多比给他带来。然后，他又掺杂使用一些更打动人心的办法（正如病榻之中的教皇一边请人代做弥撒，另一边没有忘记遣人去唤自己的医生来），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人暗示说，如果布里肖把他的小多比快速带来，那末拉斐尔大天使也许会对多比的父亲那样，同意让小多比眼睛复明，或者让他去牺牲洗涤池。②尽管出现一些合乎人情的反复，但德·夏吕斯先生语言的纯洁性和道德化已达到脍炙人口的程度。虚伪凶狠、恶言中伤，这一切都已消失殆尽。道德上，德·夏吕斯先生已经得到升华，远远超过了他以前的水平，他的道德改观感化了不少人，本可以使他的演说艺术蒙骗一下听众，可是由于他深受疾病折磨，改进了的道德也就随之消失了。德·夏吕斯先生重新走到了下坡路上，而且我们将渐渐看到，其滑坡的速度越来越快。不过维尔迪兰夫妇对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一件渐渐远去的往事，有些触人发怒的近事使他对这件往事再也记不起来了。 -------- ①大天使加布里埃预言，七个星期，再加六十二个星期为耶路撒冷建城的期限。 ②据《圣经》记载，托比之子托比亚斯给其父带来一位陌生人，即拉斐尔大天使。他使托比双目复明，牺牲洗涤池指牺牲者临死之前沐浴净身之处。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维尔迪兰的晚会。那天晚上，当公馆只剩下老人以后，维尔迪兰先生对他妻子说：“你知道戈达尔为什么没有来吗？他正在萨尼埃特身边呢。萨尼埃特在交易所想捞回本钱，玩了那一手，结果一败涂地。萨尼埃特知道自己已经分文不名，还背了一百万法郎的债，心里受了打击。”“可是他为什么还要玩那东西？真蠢，他哪有这号本事。比他狡猾钻营的人在那玩意上都输得精光呢，更何况他这种人，不被众人辗得粉碎才怪呢。”“那可不是，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个蠢货了。”维尔迪兰先生说。“有何法子呢，覆水难收哇。这一下，他明天就会被老人赶出门去，一贫如洗了。他的父母又不喜欢他。别指望福什维尔会帮他什么忙。我想过了，我当然不愿意做什么叫你不高兴的事，可是我们也许可以给他一份小小的年金。别让他一天到晚感觉自己破产完蛋了。让他可以在家里好生养息养息。”“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你想到这些非常好。可是你说‘在家里’，这蠢货占着那套房间太贵了，那不行，必须给他租一套两间式的房间才行。我想目前他住着的那套间准要六七千法郎。”“是六千五百法郎。可是他非常喜欢他的住所。总之他受了严重打击，活不了两三年了，三年之中最多也就为他花费一万法郎。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力所能及的。譬如，我们今年不再续租拉斯普利埃，可以租一个较为简单的地方。按我们的进款，一万法郎分三年支付不是办不到。”“就算如此，讨厌的是，这事儿会不胫而走。你能为他如此，就不得不对别人也一视同仁。” “你放心，这我已经考虑到了。只有明确说好条件，对这事绝对保密，我才能这么做。谢谢你的好意，我可没想要做全人类的大善人。别来慈善家那一套！我们可以这么办，即对他说这笔钱是谢巴多夫公主留给他的。”“可是他会相信吗？她为遗嘱的问题征询过戈达尔的意见。”“实在不行，我们可以把实情告诉戈达尔，他有保守秘密的职业习惯。他挣的钱很多，永远也不会象那种半官方人士，迫使我们来掏腰包。他甚至还会主动承担此事，说公主就是请他做经纪人的。这样的话，我们甚至都不用亲自出面，可以免去致谢应酬，拉拢感情，应付那一套套烦人的东西。”维尔迪兰先生加了最后这个词。这个词暗指的自然是那些他们希望避免的感人场面和动人语言。但是犹如我们在家中在指某件事情，尤其是令人讨厌的事情的时候，为了把这件事情只向有关的人作个示意，而不让别人明白。我们就使用一个特别的词汇，维尔迪兰先生的那个词我就没有听清楚。一般来说，这类词汇是族先留下来的后遗症。譬如，在一个犹太人家庭里，整个家族现在已经法兰西化了，那个词汇就是全家族熟悉的唯一的希伯莱语，就是一个改变了原意的惯用词；在一个外省气息浓郁的家庭里，那个词汇就是一个方言词，尽管这家人已经不说也不懂某一省的方言，但这个方言词还在使用；在一个来自南美但只会说法语的家庭里，那就是一个西班牙语词汇。在下一代人眼里，伴随那种词汇存在的只是童年的回忆。我们记忆犹新，父母在吃饭的时候悄悄说一个什么词，暗指正在伺候的仆人，但仆人听不明白，而孩子们更是彻底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是西班牙语、希伯莱语、德语还是土语，甚至怀疑这个词是否属于什么语言，怀疑这别是一个专有名词，或是完全生造出来的词。唯独我们如果幸有什么舅舅或太老伯健在，使用了这个词，那疑团才有可能解开。由于对维尔迪兰夫妇家的亲属我一个也不认识，所以我未能确切地弄明维尔迪兰先生那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维尔迪兰先生让夫人绽开了笑脸。因为这种语言比日常语言用得少，更富有心照不宣的特点，因此使懂得这种语言的人产生别人无法分享的自得其乐的感觉。快乐的时刻过去以后，维尔迪兰夫人反问道：“可是如果戈达尔说出去怎么办？”“他不会说的。”他说了，至少对我说了，几年以后，在萨尼埃特的葬礼上，我就是通过戈达尔了解到这件事情原委的。我很遗憾，没能更早地了解事情真相，否则，我的思想本会发生变化，即永远不要责怪别人，不要光凭别人的一件坏事，用对此事耿耿于怀的心情来评判别人。我们只看见了别人心灵的坏的一面，只凭这一次就断定此人的坏心还会故态复萌，殊不知人的心灵是极其丰富的，除了坏的一面，还会表现出其他许多形式。我们对心灵在其他时候所可能表现的真诚希望和可能实现的美好事情还不了解；我们不能因为看见了心灵丑恶的一面，便对其温柔美好的一面也视而不见，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戈达尔如果早日把这秘密告诉我，也许会驱散我关于维尔迪兰夫妇在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所扮演的角色的疑团。可是真要驱散了我的疑团，这事情也许却是错误的。维尔迪兰先生虽然积德行善，但是他同样喜欢戏弄别人，甚至残酷地迫害别人；他迷恋于在小圈子里发号施令，主宰一切，甚至不惜一切手段，造谣中伤，无事生非，门客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是以加强小圈子的团结为唯一宗旨，经他这么一挑，更是纷纷反目为敌。维尔迪兰先生可能是个不藏私心，默默无闻，乐施善助的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是一个悲天悯人，谨慎行事、忠诚老实、永远善良的人。也许，在我了解这件事以前，维尔迪兰先生身上已经局部存在着善良的天性——在此我外祖母朋友家庭的遗风也许还依然存在——正如美洲或北极在哥伦布以前业已存在一样。然而我得知那件事以后，未曾料到，维尔迪兰先生的天性向我显露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我得出结论，无论是某人的性格、社会或者爱欲，想就其框出一幅固定不变的图画，都是难而复难的事，它们是在不断变化的。谁想把人的性格摄下一幅相对静止的照片，谁就会发现人的性格会相继呈现各种面貌（意味着）它不会保持不动，而是动个不停，致使镜头不知所措。 我看时辰已经不早，怕阿尔贝蒂娜已等得不耐烦，便离开了维尔迪兰公馆。我问布里肖，是不是愿意送我回家，然后再用我的车子送他。他对我这样直接回家表示赞同，并不知道家里有一位姑娘正等着我。我还庆幸，这样一次晚会这么早就结束了，其实，晚会的开场都被我耽误了。接着布里肖跟我谈起了德·夏吕斯先生。要是德·夏吕斯先生听到教授这么毫无顾虑地对他和他的生活品头论足，一定会大吃一惊。教授平时对夏吕斯总是客客气气，还总是说：“我永远守口如瓶。”当德·夏吕斯先生对布里肖说：“别人肯定地告诉我，您在背后说我坏话，”布里肖真诚地表示惊奇和愤怒，事实上布里肖对男爵是有好感的。他说男爵，绝不就事论事，而只是说一些大家都在议论的事情；他虽然参照大家的议论，但脑子里出现更多的是自己对男爵的好感。布里肖说：“我说您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友情。”他说这话，不相信自己是在撒谎，因为在他议论德·夏吕斯先生的时候，内心确实荡漾着某种友情。布里肖这位教授在上流社会首先需要的就是魅力。而德·夏吕斯先生恰恰具有这种魅力，他向教授提供了教授到处寻求的诗人创造力的实例。布里肖对维吉尔①牧歌的第二章已作了多年的讲解，却不敢肯定这部虚构之作是否真有现实依据，不想晚年跟德·夏吕斯先生神聊，居然尝到不少乐趣；他深知他的师辈梅里美先生和勒南②先生以及他的同仁马斯贝罗③在游历西班牙、巴勒斯坦、埃及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山水和居民就是自己书本研究中的古代历史的舞台背景和亘古不变的演员，他们尝到的就是类似的乐趣。“这么说他不是要得罪这位出身望族的勇士，”布里肖在送我们回家的汽车里向我声明，“简单地说，当他象夏朗东疯人院的疯子那样，慷慨陈词，固执己见地讲解他那撒旦教义时，他真是非凡得出奇，我是说他就象西班牙的流亡贵族那样，如白垩粉一般天真洁白，我向您保证，他听任自己高贵人种的本能所摆布，带着索多姆的赤诚之心，为了捍卫阿多尼斯④，向我们这个时代的异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但是，如果我说话用于尔斯特大主教⑤的语气，那末碰到那些接待这位封建主来访的日子，我就没有什么可怕了。”我听着布里肖讲话，但仿佛不是单独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此刻我感到——无论这种感觉是多么模糊——我跟此刻呆在卧室里的姑娘是连在一起的。我从家里出来到现在，这种心情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维尔迪兰公馆里跟此人或彼人交谈，我也一直隐约感到她就在我的身边。我对她的感觉，就如我们对自身的四肢一样，是模糊不清的。我有时想到她，也象是我们在想自己的身体，但是感觉就象是个奴隶一样，被死死拴在这个身体上，毫无自由。 -------- ①古罗马诗人（公元前70—公元前19年），著有牧歌十章。 ②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 ③马斯贝罗（1846—1916），法国古埃及专家。 ④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富有女性魅力的美男子。 ⑤于尔斯特大主教（1841—1896），曾任天主教学院院长。 “这位圣徒，”布里肖继续说道，“说的都是些什么闲言闲语，足够做《月曜日漫谈》①的续编了！我有一位令人尊敬的同仁，写了一本伦理学专著，我始终把它尊为当今时代的道德丰碑，可是您能想到吗，夏吕斯告诉我，我那某某可敬的同仁最初的构思居然得之于一个年轻的邮差。我们毫不犹豫就可以立即承认，我们这位杰出的朋友在论述过程中忘了向我们交待这位英俊小伙子的尊姓大名。从这一点来说，较之菲迪阿斯②他对人尊重较多，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感激较少，因为菲迪阿斯毕竟还把自己所喜爱的竟拔人的名字镌刻在他雕塑的奥林匹亚朱庇特的戒指上呢。原先男爵对这最后一段史实一无所知。但不用对您说，这段史实减轻了他的正统观念。您很容易想象，有一次我跟那位同仁就一篇博士论文展开讨论，我在他那已经玄而又玄的辩证法中，每每另又发现某种趣味。犹如圣勃夫觉得，夏多布里昂的作品中内心抒发的情味还不够浓，又将自己刺激性的发现当佐料加进去，增加鲜味；我那同仁的某种趣味就如同这增添的鲜味。送电报的小伙子先事从我们的同仁，但虽然其智慧如金子闪闪发光，可是拥有的钱财却寥寥无几，于是小伙子转到了男爵手里。“有多少钱财，受多少尊敬”（应该听清楚他说这话时的口吻）。我们这位撒旦是最乐于助人的。他为受自己保护的人在殖民地谋了一个职位。小伙子具有一颗报答之心，没有忘恩负义，不时从殖民地给他捎一些上品水果来。男爵收到后就分送给一些上流关系。最近一次，小伙子的菠萝出现在贡蒂河滨公馆的桌子上，维尔迪兰夫人没有开玩笑，一本正经地说：“德·夏吕斯先生，您收到这么好的菠萝，莫非您有舅舅或外孙在美洲吧！”我承认，我一边吃着，心里洋溢着某种喜悦之情，暗自背诵着狄德罗喜欢引用的贺拉斯一段颂歌的起首。总之，正如我的同仁布瓦西埃③尽兴漫游于帕拉丁和蒂布尔④，我从男爵的言谈中也对奥古斯丁时代的作家获得了更加生动、更加有趣的认识，我们姑且不谈罗马帝国末期的作家，也不用一直上溯到古希腊，尽管我有一次对这位杰出的德·夏吕斯说，和他在一起，我有一种柏拉图置身阿斯巴西雅⑤家中的感觉。说真的，我极度地扩大了两个人物的比例，犹如拉封丹所说，我的例子取自‘更小的动物’⑥。不管怎么说，我想您总不会以为，男爵的自尊心受了伤害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天真纯朴，痛快高兴。一种孩子般的狂醉，使他一反常态，抛弃了贵族固有的老成持重。‘你们这些索邦大学的臭教授真会阿谀奉承！’他喜不自胜地嚷道。‘想不到我得等到这把年纪才被比作阿斯巴西雅！我都人老珠黄了！噢，我的青春啊！’我真希望您能看到他说这话时的模样。这把年纪了还老是使劲地涂脂抹粉，象个花花公子，浑身撒满香水。不过，他对家族谱系的研究，称得上是个盖世无双的人才。出于这种种原因，今晚他们一刀两断，我感到很难受。倒是小伙子反叛的那种方式使我觉得奇怪。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他在男爵面前的一举一动都变得象个十足的心腹和忠臣，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倒戈的迹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哪怕男爵不能再回贡蒂河滨了（diiomenavertan）⑦，我也希望他们的分裂不要波及到我身上。我们俩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我用自己浅薄的知识，换取他的丰富阅历，实在是相得益彰（我们会看到，尽管德·夏吕斯先生对布里肖没有耿耿于怀，恨之入骨，但他对教授的好感基本上已完全消失，致使他对教授作了毫不宽容的评价）。而且我向您发誓，交流是极不相等的，完全是入大于出，男爵把生活的教义传授给我们以后，我再也不敢苟同西尔韦斯特·博纳尔⑧的观点，以为如今仍然是在图书馆里才能做出最美好的生命之梦。” -------- ①法国文学批评家圣勃夫（1804—1869）的文学评论集。 ②菲迪阿斯（死于公元前431年），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 ③布瓦西埃（1823—1908），法国历史学家。 ④帕拉丁为罗马城的一个山丘，蒂布尔在罗马城郊，贺拉斯多有赞颂。 ⑤阿斯巴西雅，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半叶，据说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受到她的启示。 ⑥见《拉封丹寓言》第十二首：“鸽子与蚂蚁。” ⑦拉丁散文家西塞罗的话，意为“但愿诸神改变这一预言”。 ⑧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小说《西尔韦斯特·博纳尔的罪行》（1881）中的主人公，整天生活于书堆中。 布里肖和我到达了我家门口，我从车上下来，把布里肖的地址告诉车夫。我从街沿望去，看见了阿尔贝蒂娜卧室的窗户。以往阿尔贝蒂娜不住在这幢屋子里的时候，这窗户一到晚上总是黑乎乎的。此刻室内的灯光被百叶窗的斜片切撕成一条条的，由上而下溢射出一道道金光。这是扇魔窗，我的眼睛看得十分清楚，它在我安宁的心扉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像；这图像近在咫尺，而且呆一会儿就要为我所有，可是呆在车子里的布里肖什么也看不见，即便看见了，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教授跟晚餐前阿尔贝蒂娜散步回来时前来看我的朋友们一样，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姑娘在我隔壁房间等着我。车子开走了，我独自在街沿上滞留了片刻。我站在楼下，能一清二楚地看见这条条光亮，换一个人都会觉得完全子虚乌有；是我给了这光线完整无掼坚不可摧的特性，这是因为我在其背后放置了全部的意文，那是一笔别人猜想不到的宝藏。金银财宝在那里，那里自然就射出了这一道道细横的光带。但是这笔宝藏的交换条件是我不能享受自由，独自一人，静思遐想，如果阿尔贝蒂娜不在楼上，或者如果我只希望肉体享乐一下，我可以去向一些陌生女子提出要求，也许是去威尼斯，或者至少去夜巴黎的哪个角落，寻找着插入她们的生活。可是现在，对我来说，缱绻亲热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必须做的，不是远出旅行，甚至不是出门散步，而是回家。回家不是为了独自一人，不是在外别人向你提供了思想食粮以后，回来至少逼着自己再从自身寻找一下思想食粮。情况恰恰相反。回家以后反而不如在维尔迪兰家里感到单独安静了。因为我要受到一个人的接待，我将让位与她，把身心彻底地交给她，于是我再也没有一时一刻的闲暇来想我自己，甚至连她也不用费心去想，因为她就在我的身边。我在楼外，抬起头来朝我呆一会儿就要置身其间的房间窗户最后又瞧了一眼。我似乎看到，是我自己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金色栏杆，要划出一块永久性的地域，现在这金光闪闪的栅栏就要关闭，即将把我自己圈在里面。 阿尔贝蒂娜从未对我说起过，她猜疑我对她抱有嫉妒之心，对她做什么事情，都缺乏信任。关于嫉妒问题我们仅仅交换过一次意见。真的，那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次交谈似乎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记忆犹新，有一个夜晚，皓月当空——我们刚结识不久，最初有一次我用车送她回家，其实我宁可不送她，而是离开她再去追逐别的女子——我对她说：“您知道，我之所以建议送您回家，这并不是出于嫉妒，如果您有什么事情要办，我可以悄悄地离开。”她回答我说：“噢！我知道您没有嫉妒心，您对此毫不在乎，可是我没有别的事情要办，我只要跟您在一起。”另有一次，那是在拉斯普利埃，德·夏吕斯先生偷偷地朝莫雷尔瞥了一眼，然后公开向阿尔贝蒂娜大献殷勤。我对她说：“怎么样，他盯得您非常紧吧。”接着我又半带讥讽地说：“我可是受尽了嫉妒的折磨。”听了这话，阿尔贝蒂娜用属于她出身的阶层或属于她经常接触的低级阶层的粗俗语言说：“您真会打哈哈！我知道您不是一个爱嫉妒的人。一则您对我说了，再则这也看得出，行了吧！”自此以后，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已改变看法了。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她内心一定已经产生许多新的想法。她虽然对我隐瞒着，但是一遇机会，她就可能言不由衷地流露出来。那天晚上，我一回家就到她的房间找她，把她带到我的房间里，对她说（我说时有些尴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清楚地告诉过阿尔贝蒂娜，我要到上流社会去。我对她说，我不知道上哪一家，也许是德·维尔巴利西斯夫人家，也许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家，也许是德·康布梅尔夫人家。但我偏偏没有提到维尔迪兰的名字）：“你猜猜我去了谁家？去了维尔迪兰夫妇家。”我这句话尚未说完，阿尔贝蒂娜脸已变色，怒不可遏地爆出一句：“我早料到了。”“我并不知道我去维尔迪兰家会惹您不高兴”（她确实没对我说，这事惹得她不高兴了，但她的生气是显而易见的。我也确实没有想到这事会惹她不高兴，然而，看一看她的雷霆大发，看一看那些用某种双重眼光回顾一下就知道是故态复萌的事情，我觉得我从来就不可能还指望会有别的结果）。“我不高兴？您以为这事跟我有什么相干？这对我反正还不一样！他们大概不会请凡德伊小姐吧？”听了这话我失去了自制：“那天您遇见了她您可没有告诉我。”我对她这么说，是想向她表明，我可比她想象的更了解情况。可她还以为，我指责她遇见了却没有告诉我，说的是维尔迪兰夫人，而不是凡德伊小姐。““难道我见了她吗？”她若有所思地问道，那神色既象是在问自己，在搜寻记忆，回想往事，可又象是在问我，仿佛我告诉她什么似的。其实，她也许是为了引诱我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也许同时为了拖延时间，然后再对这个困难的问题作出回答。但是，对凡德伊小姐的事我倒并没有怎么担心，而只是有一种恐惧感。以前就有恐惧感掠过我的心头，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我。不过我想，维尔迪兰夫人纯粹是由于虚荣心才佯称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来参加晚会的，我这么一想，回家的时候，心绪也就宁静了。只有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凡德伊小姐不会没去吧？”这句话证明我起初的怀疑是不错的。但是总而言之，以后在这种事上我可以放心了。因此我答应不再去维尔迪兰家，阿尔贝蒂娜也因此为我牺牲了凡德伊小姐。 “另外，”我气呼呼地对她说，“还有好多事情，您也瞒着我，甚至包括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譬如我随便举个例子，您的巴尔贝克三日行。”我加“我随便举个例子”这一句，为的是在“甚至包括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后面补充一句。这样，万一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去巴尔贝克旅行有什么错，”我便可以回答：“我已经记不清了，别人对我说的话在我脑子里都混作一团了，其实我对这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事实上，我虽然举了她跟司机一起到巴尔贝克——她从那里给我发来的明信片我很晚才收到——去了三天的例子，但我完全是随口道来的，而且我后悔自己选了这么一个不好的例子，因为说实在的，三天跑一个来回，时间是够紧的，不可能有时间去跟谁偷偷约会。可是阿尔贝蒂娜根据我刚才的话，猜测我对事情的底细已经一清二楚，就是不愿意告诉她。何况她近来深信不疑，我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盯梢她，正如她上星期对安德烈说的，我对她的生活“比她本人还清楚”。阿尔贝蒂娜打断我的话头，对事情作了承认。但她这么坦白是毫无用处的。尽管我对她的话一概不予置信，但是听了她的话我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一方面是经过说谎者乔装改扮过的真相，另一方面是爱着这位说谎者，通过说谎者的谎言，对这个真相所作的判断，两者之间的可能有巨大差距。我几乎还未说完“您的巴尔贝克三日行，我是随便举个例子”这句话，阿尔贝蒂娜便打断了我，顺理成章似地对我宣称：“您是说我没有去成巴尔贝克？当然没有！而且我总是很纳闷，您为什么要那么相信这件事情，其实说出来对谁也没有害处。司机要用三天时间办他的私事。他不敢对您直说。出于对他的好意（我就是这样的人！而且这种事情总是该我碰上！），我就瞎编了所谓的巴尔贝克之行。他只不过把我带到奥特依圣母升天街我女友家。我在朋友家过了三天，无聊极了。您瞧，这事又有什么严重的，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当我发现，您因为晚了一个星期才收到明信片而笑起来的时候，我猜想您一定什么都知道了。我承认这事很可笑，真不该有什么明信片。可这不能怪我。我事先买了这些明信片，在司机把我送到奥特依以前已经交给了司机，不想这个笨蛋放在口袋里忘得一干二净，而没有按我的吩咐装进信封，寄给他一个在巴尔贝克附近的朋友，由他再转寄给您。我一直以为这些明信片早已寄出了。这个傻瓜过了五天才想起这件事。可是他没有告诉我，却把它们寄到巴尔贝克去了。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真想砸破他的脑袋，呸，给我滚。这个蠢驴，我自己整整整关了三天，让他笃笃定定去办自己家庭杂事，换取的报答却是叫您白白地担心了一场。我怕被人看见，躲在奥特依都不敢出门。我只出去过一次，还不得不乔装成男人，这无非是为了逗逗乐，可是运气偏偏跟我作对，别人没遇见，第一个就撞见了您的犹太朋友布洛克。不过我不相信，会是他告诉您我没有去巴尔贝克，因为看上去他似乎没有认出我来。”我不知说什么好，我不愿意显露出十分惊诧，被如许的谎言所压倒的样子。我产生一种厌恶感，但我并不希望赶走阿尔贝蒂娜，我只是在厌恶感上更添了一层极度想哭的欲望，我之所以想哭，其原因不在于谎言本身，也不是因为我曾经如此信以为真的东西，现在全化为泡影，以至于我觉得是身处于一座夷为平地，光秃秃无一建筑，仅有堆堆废墟的城市；我之所以想哭，原因在于内心忧伤。我想，阿尔贝蒂娜宁可在奥特依她女友家里极度无聊，空呆三天，却一次也没有希望甚或想到要悄悄到我这里来过上一天，或者寄一份气压急件，请我到奥特依去见他。但我没有时间扎在这些想法里。我微微一笑，那种神色就象一个心中有数却秘而不宣的人：“我只举了一个例子。其实这类事情是举不胜举的。这不，今晚去维尔迪兰家我就发现，您对我说的关于凡德伊小姐的话……”阿尔贝蒂娜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试图从我的目光里能看出来我究竟知道些什么。我知道的，和我将要告诉阿尔贝蒂娜的是凡德伊小姐其人。我了解她是怎样一个人，但那不是在维尔迪兰家，而是以前在蒙舒凡。由于我从未向阿尔贝蒂娜正式谈起过她，我可以装作是今晚才了解到的。我几近充满了喜悦——可是在此之前，在小有轨电车上我经历了内心这般的痛苦——因为这蒙舒凡的往事，只有我一人知道，这回忆属我一人所有。我虽然把这件往事的日期往后作了推移，但对阿尔贝蒂娜来说，这件事依然是一个无以抵赖的铁证，对她依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次我至少不用“装作知道”，“引诱”阿尔贝蒂娜“坦白出来”。我自己了解这件事。这件事是我曾经透过蒙舒凡亮着的窗户亲眼目睹的。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她跟凡德伊及其女友的关系是非常纯洁的，她这么说无济于事。我向她发誓（发誓说的是真话），我对这两个女子的品行是了解的。她何以向我证明，她既然跟她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称她们为“我的姐妹”，她怎么没有接受她们的建议，而既然她没有接受她们的建议，她们怎么仍然跟她保持亲密关系，而没有跟她一刀两断。不过我未及说出真相。跟巴尔贝克之行一样，阿尔贝蒂娜以为我对事情真相已一清二楚——如果凡德伊去维尔迪兰夫妇家的话，我有可能通过凡德伊小姐了解到；我也有可能直接通过维尔迪兰夫人，因为维尔迪兰夫人有可能向凡德伊小姐谈起过阿尔贝蒂娜——她未让我说话，自己就先作了承认。她们供认虽然与我原来的想象相反，但她自我供认的行为本身向我证明她从未停止过对我说谎，因此仍然使我十分痛苦（尤其是我不再象刚才所说的，对凡德伊小姐抱有嫉妒了）。总之，阿尔贝蒂娜先声夺人，说：“您言下之意是我声称我一半是由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抚养成人的，您今晚发现我这话向您撒了谎。这确实不错。可是我觉得您不把我放在眼里，您一心迷恋的是那位凡德伊的音乐，我便天真地以为，既然我有一个同学是凡德伊小姐的女友的女友——我向您发誓，这是真的——如果我编造说，我跟这些姑娘都很熟悉，这样我就比较能够引起您的兴趣。我感到，您讨厌我，把我看成是个蠢妇。我想，我如果对您说，我跟这些人有过交往，我可以向您提供与凡德伊作品有关的一切细节，我可以在您眼里提高一下自己的形象，可以借机接近您。谁想到，非要等到这倒霉的维尔迪兰晚会，您才了解真相，而且别人还可能歪曲了事实真相。我敢打赌，凡德伊小姐的女友肯定对您说，她根本不认识我。可是她在我同学家至少见到过我两次。不过这事也很自然，在这些成名的人看来，我还够不上格，所以他们宁可说从未见过我这个人。”可怜的阿尔贝蒂娜，她以为如果对我说，她与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曾经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以此便能延迟她被“遗弃”的时间，便能更加接近我，她的这个想法达到了真理。只是，她为达到真理，不是走了一条她想走的路，而是另外一条道路。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那天晚上在小有轨电车上，她表现出对音乐十分懂行，而且精通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尽管如此，这仍然阻止不了我要跟她一刀两断。但是，为了表现她的音乐理解力，她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不仅使断绝关系成为不可能，而且还引起其他许多事情，她犯了一个解释性的错误，不是错在这句话应该产生的效果上，而是错在她借此应该制造这一效果的原因上。这一原因使我了解到的，不是她的音乐素养而是她的不良关系。致使我突然决定跟她接近，甚至跟她溶为一体的，不是我对某种快乐产生了希冀——说快乐，这是言过其实，只能说某种轻微的消遣——，而是因为我被某种痛苦紧紧地拥抱住了。 第五部 女囚(16) 这一回，我仍不可能保持过多的沉默，那样会让她怀疑我是因为惊奇而感到语塞了。我听她把自己看得那么寒酸，在维尔迪兰圈子里被人那么瞧不起，我于心不忍，温柔地对她说：“可是，我亲爱的，这事我不是没有想到过，我非常乐意给您几百法郎，您喜欢去哪儿都行，您可以做一个漂亮的夫人，还可以邀请维尔迪兰夫妇。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可惜，阿尔贝蒂娜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其最为神秘、最为纯朴、最为残酷的一面，表现在她用厌恶的神情，并且说实在的，用我无法听清的话（连头上说什么我也听不清，因为她的话没有结束）来向我作回答。只有过一会儿，当我猜到她的所思所想以后，我才得以把她的话前后连起来。对于别人的话，我们都是先有所领悟，然后才听明白的。谢谢您的好意！为这帮老家伙破费，哼！我还不如去他妈的让人砸……①顷刻间，她满脸胀得通红，神色沮丧，用手捂住嘴巴，仿佛这样就能把她说到一半，我还没有听懂的话收回去似的。“您说什么，阿尔贝蒂娜？”“不，没什么，我都快睡着了。”“不，一点儿也没有睡着，您非常清醒。”“我想着请维尔迪兰吃饭的事，您心真好。”“不不，我是说您刚才说什么来着。”她百般地向我解释，可是这些解释不仅跟那些闪烁其辞、模棱两可的话是充满矛盾的，而且跟那语塞本身以及伴随着语塞顿然出现的脸红，也是不相一致的。“得了，我亲爱的，您刚才想说的不是这意思吧，要不然怎么会停顿不说了呢？”“因为我觉得我的要求是不慎重的。”“什么要求？”“请一顿晚饭。” “不不，这无所谓，我们之间不存在慎重不慎重的问题。”“不，恰恰相反，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不应该对我们所爱的人提得寸进尺的要求。总之，我向您发誓，我说的就是这件事。”但我的理智对她的解释又不能满足。因此我仍紧追不舍地问。 “不管怎么说，您至少应该有勇气把您刚才那句话说完吧，您刚才只说到砸……”“噢！别缠我了！”“为什么？”“因为这话粗俗得可怕，我当着您的面说出这话，真是羞死人了。我不知道自己在胡思乱想些什么。这些话，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一天在街上偶然听见一些非常下流的人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莫名其妙顺口说出来了。这跟我、跟谁都没有关系，我的脑子太糊涂了。”我已感到，不能再从她嘴里掏出什么话来。她向我撒了谎，她刚才还直向我发誓，她收住话头，是因为怕有失上流社会的慎重，可是现在却变为是羞于在我面前说出过分粗俗的话。这显然已是第二个谎言。因为当我跟阿尔贝蒂娜在一起互相亲热的时候，再诲淫诲盗、粗俗不堪的话她都说得出口。总之，眼下多说了也是枉然。可是我的记忆被“砸”这个字所缠住不放。阿尔贝蒂娜经常说：“朝某人砸木头，砸糖或者干脆说‘啊！我把他砸了个痛快！”以代替“我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既然她在我面前经常说这类话，如果她刚才想说的的确是这类话，又何必突然住口呢？为什么她脸红耳赤，把手放在嘴前，整个重新换了一句话，发现我听清了“砸”这个字便虚假地道歉一番？不过，既然我不准备继续进行毫无效果的审问，还是装作不想此事为好。我想到阿尔贝蒂娜责备我去老板娘家的话，便用一种愚蠢的谦词极其笨拙地对她说：“我原先想请您今晚一起去维尔迪兰夫妇的晚会。”这句话是蠢而又蠢，如果我真有诚意，又朝夕相处，为什么至今没有向她建议过？她被我的谎言激怒了，趁我怯懦，一反变得大胆起来。“您哪怕请我一千遍，”她对我说，“我也不会去。这批人总是跟我过不去，不择手段地欺弄我。在巴尔贝克我对维尔迪兰夫人要多热情有多热情，可现在却落得个恩将仇报。即令她寿终正寝；派人来请我，我也不会去。有些事情是不能原谅的。至于您，这是第一次对我耍不老实。弗朗索瓦丝告诉我（哼！她告诉我这件事时，那神情多得意啊）您出门去了。我真希望别人不如把我劈成两片。我竭力保持镇静，不让别人看出什么，可是我生平从未受过这等侮辱。” -------- ①下文为“坛子”。“让人砸坛子”，谓跟人有不正常的性行为。在此及下文我们都采用直译。 她在跟我说话，可是我却已沉浸在极其活跃和富有创造性的无意识睡眠中（在这睡乡之中，有些一掠而过的事情在此留下了深深地印记，至此万般寻觅，一无所获的启门钥匙被沉睡的双手所抓住），继续寻找她只说了前一半，我想知道后一半的那句话的含义。突然间，有两个我起先万万没有想到的字眼不期而现：“坛子。”①我不能说这个字眼是突如其来的。有时候，我们长时间囿于一个不完整的回忆，尽管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地扩大这一回忆的范围，但毕竟畏缩在不完整的回忆里，与其相依为命，这时候，回忆里冒出一个字眼会有突如其来的感觉。不，我一反习惯的回忆方式采用了两条同时并进的寻觅道路。一条道路就是顺着阿尔贝蒂娜的那句话去找，而另一条道路就是回忆我建议出钱让她请人吃饭时她那厌烦的目光。这目光似乎在说：“谢谢，我讨厌的事情您破费也没用，碰上我喜欢的事情，我不花一文也能办到！” -------- ①俗话：谓屁股。 也许正是回忆起了她流露出来的这一目光我才改变了方法，寻找到了她的后半句话。在此之前，我一直纠缠于最后一个“砸”字不放，她想说砸什么？砸木头？不。砸糖？也不。砸、砸、砸。我回想起，我建议她请客吃饭的时候，她那眼神，她那耸肩的动作，我立刻回返到她那句话的字眼里面去。于是我发现，她没有说“砸”，而是说“让人砸”。无耻！原来她的所好就是这个。无耻至极！再低等的妓女，即便同意干这种事或想干这种事，也不会对乐意干这种事的男人说出这等不堪入耳的话，她说出这话会受人糟践和鄙视。一个女的只有对另一个女的，并且爱另一个女的，才会说出这话，对自己先前委身于一个男人表现歉意。看来阿尔贝蒂娜说她快已睡着了，这话一点不假。她心不在焉，听凭感情驱使，忘了是跟我在一起。她耸耸肩开始说话，还以为是在跟哪个女人，也许是在跟哪一个簪花少女在说话，她突然头脑清醒，回到现实，于是满脸羞红，急忙将险些说出口的话收了回去。别无他法之中，她索性闭口，不吐一字。如果我想不让她发觉我的绝望，那我分秒不能延迟。可是我狂怒刚过，泪水却已涌上眼眶。如同那天晚上在巴尔贝克，她告诉我她跟凡德伊父女的友情时一样，我现在必须替自己的忧伤立即编造一个原因，这原因必须可信，并能深深打动阿尔贝蒂娜，这样我就可以给自己几天喘息，找时间再作计议。因此，当她对我说，她从未受过我出门这事给她带来的这般侮辱，她宁死不要听到弗朗索瓦丝说起这事时，我被她可笑的敏感性激怒了，想对她说，我出门一事哪里值得大惊小怪，这事于她毫无损害；同时这工夫，我对她“砸”字后想说的话，通过无意识的寻觅，获得了结果。我们突然发现致使我再也无法彻底掩盖自己的绝望心情，于是我将自我辩护，改为自我控告：“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带着初涌而至的眼泪所造成的温柔口吻对她说，“我可以对您说您错了，我做的事情是无关重要的，但我这样说便是对您说谎。还是您说得对，您明白了事情原委。”我可怜的小乖乖，放在半年、三个月以前，我对您充满了友情，那时候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这虽然是件区区小事，但是关系重大，我的心里已发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件事就是一个迹象。我原希望向您掩饰这一变化，既然您已经猜出了，那我不得不对您说：“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温柔而又忧愁地对她说，“您瞧，您在这里的生活是无聊的，我们还是分手的好。鉴于最美满的分手，是最迅速的分手，我请求您，为了减轻我将要产生的忧伤，今晚就跟我告别，明早趁我熟睡就离开，不要让我再看见您。”她显得十分惊异，对我的话难以置信，不过她立刻愁眉苦脸地说：“怎么，明天？您真愿意？”我把两人分手作为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来谈，心中充满了痛苦。但尽管如此，也许部分地也由于这痛苦本身，我开始就阿尔贝蒂娜离开住所后需要办的事情，向她作了最仔细的建议。千叮嘱万吩咐，我很快便进入到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请您行行好，”我无限惆怅地说，“把在您姨母那儿的贝戈特的书寄还给我。这事一点儿也不着急，‘过三天，’一星期，由您看着办，不过请别忘记，免得我遣人来催取，这样我会很不好受。我们一度十分幸福，现在我们感到我们将要十分难受。” “别说我们感到将要十分难受。”阿尔贝蒂娜打断我的话说。 “不要说‘我们’，只有您自己这么觉得！”“对，反正，您或者我，出于这个原因或者那个原因，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您该去睡了……我们决定了，我听从您的，因为我不想叫您难受。”“就算如此，是我决定的，可是对我来说，这同样是很痛苦的。我没有说这会长久痛苦下去，您知道我的头脑缺少长久记忆的功能，但是您走后的头几天，我肯定十分烦恼，所以我觉得不要用写信来重温旧梦，应该断得干脆。”“对，您说得在理，”她神色悲伤，加之夜深了，脸部表情疲顿而又慵困。“与其说伸出手来一个接一个地砍断手指，不如干脆直接伸出头来。”“我的天哪，一想到我呆会儿要让您去睡觉，我就害怕，我简直是疯了。好在这是最后一晚。您一辈子睡觉有的是时间。“我对她说，我们总应该互相道一声晚安，我千方百计拖延时间，让她再晚一些跟我道别。“您要愿意，我叫布洛克把他表妹爱丝苔尔送到您将来住的地方去，陪您散散心？他会替我办这事的。”“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说这话（我说此话是为了设法引阿尔贝蒂娜自己招供出来），我只要一个人，就是您。”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听了她的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温馨。但是旋即她又使我陷入了痛苦。她说：“我记得十分清楚，我把我的相片给了这爱丝苔尔，一方面是她缠着我要，另一方面我当时想给了她，她一定会很高兴，可是要说跟她发生过什么友情或者说我想见她，那从来没有这回事！”阿尔贝蒂娜的性格十分轻浮易变，随口又补充道：“如果她想见我，我也不反对，她人很好。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坚持一定要见她。”无怪乎，我曾经告诉阿尔贝蒂娜，布洛克把爱丝苔尔的照片寄给了我（我告诉她此事的时候，其实我还未收到照片），阿尔贝蒂娜居然理解为布洛克把她给爱丝苔尔的一张照片给了我看。我作过最坏的设想，但我无论如何未曾想到阿尔贝蒂娜跟爱丝苔尔之间竟会有这等亲密的关系。我跟她说起相片一事，她无言以对。现在她以为我对事情已了如指掌——这完全是错觉——觉得还是主动承认为上策。我忍耐不住说：“阿尔贝蒂娜，我还有一件事要恳求您，永远也不要想办法见我。如果万一过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这种事可能发生，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不期相遇，请您避开我。”我见她对我的恳求未作肯定的答应，又说：“我的阿尔贝蒂娜，请您别那样，今生今世永远别再见我。这会给我造成太多的痛苦。我对您是怀有真诚友情的，这您知道。我知道，那天我告诉您，我想再见一面我们在巴尔贝克谈到过的那个女友，您以为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了。不，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事是绝对无所谓的。您肯定深信不疑，我早已下定决心离开您，我的脉脉温情只是演戏而已。”“哪里，您是疯了，我根本没有这么想。”她忧伤地说。“您这就对了。不应该这么想。我是真心爱您的。也许不是爱情，是很深极深的友爱，深得远远超出您的想象。”“这我相信。但您却胡思乱想，以为我，我不爱您！”“离开您，我非常痛苦。”“我呢，更比您痛苦一千倍。”阿尔贝蒂娜回答我说。已经有了一会儿，我感到我再也无法克制，泪水涌上了眼窝。这眼泪不是来自于我从前对吉尔贝特说：“我们还是不见为好，生活把我们分开了”时那种忧伤，这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泪水，诚然，我给吉尔贝特的信中写这话，我是在想，我不再爱她，而去爱另外一个女子，这是一种过度的爱情，但这过度的爱情是为了减少把爱情过度地花在一个人身上；有两个人的时候，命中注定有相当数量的爱情可在其间进行调剂，这一方拿得爱情太多了，就应该抽出一些来给另一方；而爱情到了这一方，比如到了吉尔贝特这一方，我同样注定是要将爱情抽出来与她分道扬镳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其原因多种多样，而首要的原因——由此又产生其他原因——是因为我缺乏意志。在贡布雷时我外祖母和我母亲就已经为我担心过，一个病人居然有如此的精力，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志匮乏，为之她们俩人都相继投降了。而这缺乏意志的毛病日益加重，速度越来越快。当我感到，我的存在使吉尔贝特感到疲倦，这时候，我还有相当的力量拒绝见她。当我在阿尔贝蒂娜这里发现同一个事实时，我已精疲力尽，我只想到要强行挽留她。我对吉尔贝特说，我跟她一刀两断，我内心确实不再想见她；然而，我对阿尔贝蒂娜说这话，纯粹是在撒谎，倒过来是为了取得和解。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相互显示的是一个与现实相距甚远的表象。毫无疑问当两个人对坐而视的时候，情况总是如此，因为双方对另一方的内心总有一部分是不了解的，即使了解，也有一部分不理解；双方表现出来的只是各自最少属于自己个人的东西。这种情况或许是由于人们自己也未理清什么是属于自己个人的隐私，对此不加注意，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某些不属于自己个人的毫无意义的实利性东西倒看得很重，更加喜爱。另一方面，有些人们喜欢的东西，人们却没有。但为了不受别人轻视，人们没有，却装出样子，对那东西似乎不屑一顾、甚至厌恶至极。可是在爱情中，这种误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除了孩提天真，我们通常都是尽力使自己的外表，不是去忠实地反映我们的思想，而是使其成为我们的思想认为最适宜于使我们获得自己希望获得的东西的样子。自我回家以后，在我看来最合适的外表，便是能够使阿尔贝蒂娜保持不变，跟以往一样顺从，别在气头上要求我给她更多的自由的样子。我希望有朝一日能给她更多的自由，但现在我怕她会心血来潮，要求独立，这会使我嫉妒心大发。过了一定的年龄，出于自尊心和见识，越是我们向往的东西，我们越是看上去毫不在乎。但在爱情上，稍有见识——也许这并不是真正的明智——我们很快就会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双重特性。我孩提时，梦幻中最温柔的爱情，甚至爱情的本质，不外乎是面对我心爱的女子，倾诉我的温情，对她的善良表示感激，希望俩人白头偕老。然而，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我亲朋好友的经历，使我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这类感情的表白是毫无感染作用的。类似德·夏吕斯先生那样的人，忸怩作态，简直象个老太婆了。可是他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久而久之，以为自己真的便成了一个英俊青年。其实他那矫揉造作的阳刚气派，恰恰日益露出滑稽可笑的女人态来。夏吕斯的这种情况，属于这种规律，但这种规律的覆盖的范围完全超出夏吕斯类型的人，它的普遍性之广，即令是爱情，也未必能完全取尽用竭。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视而不见，别人却看得真切；我们“紧跟”我们的思想，因为这是处在我们眼前的物体，但别人却无法看见（有时候，作家在作品中使思想有型可见，由此，当作家的崇拜者们的思想偶尔为作者所征引时，他们每每大失所望，因为他们从作家的脸上发现，内心之美，反映出来后，竟有如此缺憾）。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再“听之任之”。今天下午我忍不住没有告诉阿尔贝蒂娜，她没有留在特罗卡德罗，我是多么感激不尽。今天晚上，因为我害怕她离我而去，我却假装希望主动跟她分手。我这样作假是因为有了前几次爱情的教训，不让此次爱情重蹈覆辙。但我们过一会儿将会看到，我并非仅仅听从了这些教训。 我害怕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希望一个人出去一下，需要离开两天，”我不知道她会向我提出哪一类自由的要求，我不打算给她的要求下定义，但它使我恐惧。这种恐惧在维尔迪兰晚会上曾有一刻掠过我的心头，但是现在已烟消云散了。另外，回想起阿尔贝蒂娜不断对我说，她呆在家里如何如何希望幸福，这话与我的恐惧也格格不入。阿尔贝蒂娜想要离开我的内心意图，表现得十分隐晦，仅仅流露出一丝忧愁的目光，一阵烦躁的神色，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推敲一下的话，我们只能将隐藏在她心底的东西解释为一种感情（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进行推敲，因为明白对这种表示强烈情感的语言，这些话普通百姓也能听懂，把它解释为虚荣、记仇和嫉妒。这些感情虽然不是直言表达出来的，但对话者若有直觉功能，即如笛卡尔称为“良知”的，“世上最为普遍的东西”的话，便一眼即可识破）。阿尔贝蒂娜的内心感情有可能导致她制订计划，离开我另建生活。阿尔贝蒂娜要离开我的意图，在她的谈吐中表述得毫无逻辑，同样，我今晚对这意图的预感，在我心里始终是十分模糊的。我继续生活在这样的假设中，即承认阿尔贝蒂娜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内，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我并不愿意去想的假设在紧紧盯着我，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不然，我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去了维尔迪兰家，根本不会为此感到难堪；不然，她的发怒为什么只引起一阵小小的惊奇？因此，在我内心也许活动着一个想法，有一个与我理智中的阿尔贝蒂娜，与她自己的描绘完全相左的阿尔贝蒂娜，存在于我内心。但这不是一个完全杜撰的阿尔贝蒂娜，因为她如同一面前置镜，反映着她内心产生的某些情绪，臂如我去维尔迪兰家后她的恶劣情绪。此外，长久以来我忧心忡忡，怕阿尔贝蒂娜说我爱她。所有这些正与另外一个假设相吻合。这个假设说明了许多事情，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我采用第一种假设，第二种假设就变得更有可能，因为我听任自己对阿尔贝蒂娜吐露温情，但从她那里得到的却只是一场忿怒（但她觉得这一忿怒出于另一个原因）。 我必须说，我觉得最为严重，使我印象最深，事先表明她将会驳回我的指控的迹象，是她对我说过：“我估计他们今晚会请凡德伊小姐。”我竭力残酷地回答道：“您没有对我说起过您遇见过维尔迪兰夫人。”每当我发现阿尔贝蒂娜不客气，我不是对她说我很伤心，而是反而变得凶狠起来。 根据这一点，根据与我感觉背道而驰、永恒不变的反驳体系来进行分析，我可以断定，那天晚上我之所以对她说要离开她，是由于——甚至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我害怕她希望得到自由（我说不清楚，这使我战栗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总之，这是诸如她可能欺骗我的这类自由），由于我出于孤傲和狡诈，想向她表明，我对此毫无畏惧。在巴尔贝克的时候，我就曾要求她不要过低地估计我，稍后我又希望，她跟我在一起不要有分秒无聊。 末了，有人会对这第二个假设——尚未明确表达的假设——提出反诘，说阿尔贝蒂娜对我说的话，恰恰意味着她喜欢的生活，就是在我家里的这种生活，休憩、读书、喜欢清闲，厌恶萨福式的爱情，等等。为这种反驳花费笔墨是毫无意义的，如果阿尔贝蒂娜对我，跟我对她一样，以我对她所说的话为基准，来判断我的所思所想，那她得到的东西恰恰与事实相反，因为我向来只有在再也不能缺少她的情况下才向她表示，希望离开她，反之在巴尔贝克，我曾两度向她坦白，我爱着另一个女子，一次是爱上安德烈，另一次是爱上一个神秘的女子，然而两次坦白都是发生在嫉妒心使我回心转意，反过来爱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因此我的言表丝毫不能反映我的感情。如果读者对此只有相当淡薄的印象，那是因为我作为叙述者，在向读者表述我的感情，在不断重复我的言语的同时，也向读者交待了我的感情本身。如果我向读者隐瞒感情，仅仅让读者了解我的言谈，那我的行为跟我的言谈就关系甚少，读者就一定会经常感到，我十分奇怪，喜怒无常，一定会以为我是个疯子。然而这种推理方式并不比我所采用的方式有更多的错误，因为促使我行动的意象与我言谈中所描绘的意象是截然相反的。但在那时候，前一种意象还是非常模糊的。我对我行为所遵循的本性知之甚少。如今我对这一本性的主观事实认识得十分清楚。至于它的客观事实，即对这一本性的直觉是否比我的理性推断更能准确地抓住阿尔贝蒂娜的真正意图，我信赖于这种本性是否有理，或者相反，这种本性是不是虽然抓住了她的意图，却没有改变她的意图，这些是我难以断言的。 我在维尔迪兰家感到阿尔贝蒂娜会离开我而隐约产生的恐惧起初已经烟消云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心里的感觉不是见到了一名囚徒，而是自己成了一名囚徒。但是当我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去了维尔迪兰家，我见她的脸上增添了一层神秘莫测的愠色——这愠色已不是第一次掠过她的脸颊了——此时消除了的恐惧重新更加有力地攫住了我。我十分清楚，是她那些感情思想的肉体凝聚：她表现不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把真正的思想藏在心底，缄口不言而已。这愠色就是她内心想法的综合表现。它虽然明晰可见，却无法作理性说明，我们从心上人脸上采撷到蛛丝马迹；但不明白心上人内心所发生的事情，为此，我们试图对这综合表现进行分析，把它重新分解为理性成份。阿尔贝蒂娜的思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未知数，为此我给它列了一个近似方程：“我知道他在怀疑我，他肯定设法证实他的怀疑。为了避我耳目，他的一切工作都在暗地进行。”但是，如果阿尔贝蒂娜从不向我吐露，却真是带着这样的想法生活着，那她对现在的生活为什么还不厌恶，还苟且偷生着，不趁早一走了之呢？因为在现在的生活中，一方面，她光有一丝欲望，也被认为有罪，始终受我的猜疑和盯梢，我的嫉妒不消除，她就根本无法满足她的癖好。另一方面，即使她的意欲和行为都平白无辜，无可指摘，她最近得到的仍是失望和泄气的权力，因为自从巴尔贝克以后，尽管她一直尽力避免跟安德烈单独接触，今日又拒绝去维尔迪兰家。留在特罗卡德罗，可是她却发现，她仍丝毫不能取得我的信任。另一点，说不出她的举止仪表有什么地方可受指摘的。在巴尔贝克的时候，每当有人谈到作风不好的姑娘，她总是哈哈大笑，还扭扭身子，模仿那些姑娘的动作。我猜测得出，对她的女友们来说这些动作意味着什么，为此我心里备受折磨。但是自从她了解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后，凡有人稍稍提及这类事情，她便退出了谈话，不仅话语停断，而且脸部表情也中止了。她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别人对某某姑娘说长道短，她不愿助兴，也许完全出于别的缘故，总之当时最为惊人的，是稍有触及这类话题，她那表情如此丰富的脸，既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又一丝不变地保持着瞬时前的表情。这似表情非表情的定象犹如死寂一般凝重。我们说不出，这神色对那些事情究竟是表示谴贵、还是赞成，是了解还是无知。她的表情只是跟脸上各部务发生关系。鼻子、嘴巴、眼睛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统一体，但跟脸外的世界是隔绝的。她只是一幅水彩画，别人刚才说些什么，她一点儿也没有听见，仿佛别人刚才是在对拉都①的肖像谈话。 我把布里肖的住址告诉车夫，看见窗户灯光，我当时感到自己如同处在奴隶受禁的境遇之中，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阿尔贝蒂娜强烈地感到，她也处于这种境遇时，我先前的感觉便从我的心头释落了。为了不让她为这种境遇而过多地感到压抑，从而突生念头，自行打破这种境遇，我觉得最巧妙的办法莫过于给她造成一种印象，即这种境遇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本人就希望它早日结束。我看见自己伪装获得了成功。本该值得十分庆幸。首先，我本来日夜担心的事情，即我原来估计阿尔贝蒂娜会下决心离去，现在这一可能已经排除。其次，撇开我力求达到的效果不谈，单就我伪装的成功这件事本身而言，就证明了我在阿尔贝蒂娜眼里还不完全是一个分文不值的情夫，一个样样花招均被戳穿、只配受人嘲笑的嫉妒者；这件事把某种贞德还给了我们的爱情。在我们爱情生活中，诸如她在巴尔贝克时轻易相信我另有所爱的时代重新诞生了。当然她现在不再会相信我另有所爱，但是对我希望今晚两人就分手告别的假意则深信不疑。 -------- ①拉都（1704—1788），法国画家。 她表示怀疑，不相信个中的原因出在维尔迪兰夫妇那里。我对她说，我遇见一位剧作家，叫布洛克，是莱娅的一位亲密朋友。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莱娅都告诉过他（我想用这番话诱她相信，我对布洛克表姐妹的事情了如指掌，只是心照不宣而已）。由于我佯装需要分手，弄得有些心烦意乱，出于稳定情绪的需要，我对她说：“阿尔贝蒂娜，您能对我发誓，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谎吗？”她目光呆滞，空视着回答道：“能，也就是说不能。我错了，我不该对您说安德烈对布洛克一往情深，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他。”“那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怕您会对她有另外一种想象，我说这话就为这个。”她依旧目光呆滞，说：“我跟莱娅一起游玩过三个星期，我不该瞒着您，不告诉您。可那时候我跟您还那么不熟悉。” “是在巴尔贝克以前吗？”“是的，是在第二次去巴尔贝克以前。”今天早晨她还亲口对我说，她跟莱娅素不相识！我仿佛见到，我千万个小时呕心沥血写成的小说，突然间化成一场春梦，付之东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阿尔贝蒂娜把这两件事情透露给我，是因为她觉得我已经从莱娅那里间接地打听到了，而且她一定觉得谁也没有道理否认，这类事情多得举不胜举；我也明白，每当我盘问阿尔贝蒂娜，她的回答从不会有半句真话，而真话只有当一方面决意缄口隐瞒事实，另一方面坚信别人已经了解了这些事实，这两种心理在她身上突然发生混合作用的时候，她才会不由自主脱口吐露出来。 “不就是两件事嘛，这又有多大关系。”我对阿尔贝蒂娜说。 “不如痛痛快快说出四件事来听听，也好给我留下一个记忆。您能不能向我再透露几件事来？”她仍然木然地看着。她是要使自己的谎言适应于对未来生活的某一种信仰呢，还是要跟某些未及她想象得那么随和的神衹妥协呢？看来这大概都不尽容易，因为她已沉默和呆滞了好久。“不，没有什么别的事了。”她终于开口说，现在不论我如何追问，她都倔犟地紧咬牙关，一口咬定没有别的。弥天大谎！从她陷足于这类邪癖之日起，直到她被禁锢于我家，其间在多少个地方，在多少次散步中，她都已无数次满足了这邪欲！戈摩尔人虽为数不多，却又不可胜计，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也不论是在人群之中，她们一眼就能认出对方，立刻就能沆瀣一气。 那年有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我每想起来就感到恶心，可当时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我有一位朋友，请我上饭馆吃饭，他带着自己的情妇，他另外一个朋友也带了自己的情妇。进饭馆没过多久，她们早已心领神会，都急不可待地要占有对方。刚上浓汤，俩人的脚就已开始相互寻找起来，经常找到我的脚上。不一会儿，腿都缠到一块儿去了。我的两位朋友什么也没有察觉，我却在受罪。其中一个女人再也克制不住，借口说有东西掉到地上，索性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接着一位说偏头痛发了，告辞要到盥洗室去一下，另一位猛然发现时间到了，该陪一位女友去看戏了。头痛女子从盥洗室出来，道歉先行退席，一人回家等候情夫，以便服一些阿斯匹林。此后她们成了亲密朋友，常常一起外出散步。一位喜欢身着男装，身边抚养着一批小女孩，时常把她们带到另一位家里，对她们进行教化。另一位身边有一个小男孩，假装对他很不满意，时常交给她的女友来管教，女友当然是责无旁贷，毫不留情。由此可见，她们这种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干出那些最难以见人的事情，无所谓大庭广众，无惧于光天化日。 “可是在整个旅行过程中，莱娅在我面前始终都是规规矩矩的。”阿尔贝蒂娜对我说，“跟许多上流女子比，她要谨慎持重得多。”“阿尔贝蒂娜，难道上流女子中也有人对您放肆吗？”“从来没有。”“那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嗯，她说话不象那些上流女子那么随便。”“举例说说。”“她不象我们接待的许多女子，从来不用‘讨厌’这个词，也不说‘无所谓’那种话。”我觉得，我一部分原来未曾付之一炬的小说也终于化成了灰烬。本来的话，我的失望也许还会持续下去。每当我想到阿尔贝蒂娜的话，都会产生一股疯狂的怒火，可是这怒火总是碰到某种温柔，于是便降落下来。平心而论，我自己不也一样，我回到家里，宣布希望一刀两断，我不也在撒谎。况且，回过头来想一想，阿尔贝蒂娜在认识我以前过的是何等的纵乐生活，而现在则表现出囚人般的顺服，我不能不加倍珍惜，于是我不再责怪她了。 不过，我虽然是伪装，内心却涌上一股凄凉之情。本来非有真实的意图不会有这份伤感，可我为了装出忧伤，不得不想象一份忧伤出来。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我一直不断地暗示阿尔贝蒂娜，我们这种生活只能是暂时的。我做这样的暗示，目的是让阿尔贝蒂娜继续感到我们的生活还有吸引力。可是今晚我走得更远，因为我怕，用含糊不清的暗示，对她进行一刀两断的威胁，已经不够有效，怕阿尔贝蒂娜心里产生念头与之抗衡，仍以为伟大的爱情使我产生了嫉妒心，似乎说是这爱情嫉妒心促使我去维尔迪兰家作明察暗访的。那天晚上我想，导致我突然决定演出断情戏的原因——对此我是后来才逐渐发觉的——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即我跟父亲有一个相仿的地方，有时会心血来潮，会对一个好好的平安无事的人进行威胁。为了不让人觉得这一威胁只是空头吓唬而已，我便在假戏真演的路上走得很远，一直到对手错以为我真的会说到做到，开始浑身战栗的时候，我这才收兵落幕。 不过，我们清楚地感到，谎言之下必有实情，如果生活不给我们的爱情带来变化，我们自己就会想法创造或者伪造变化；我们之所以想谈分别，因为我们强烈地感到，爱情和万事万物一样，都迅速地朝着永别的方向演进。永别之时远未来临，我们已经希望先为它流淌眼泪。当然，这一回我演这场戏，有一个实际的原因。我突然坚持要挽留她，因为我感到她分心于其他的人，我无法阻止她跟那些人走到一起去。如果她拒绝一切人，永世专心于我，我也许会更加坚定，决心与她永不分离。嫉妒变分离为残酷，而感激化分离为不能，总之，我感到我发动了一场大战，我非胜则死。我本来可以在一小时之内便把拥有的一切拱手交给阿尔贝蒂娜。我心想：一切都取决于这场战役。但是这场战役与从前的战役有所不同，不是几个小时就能解决出胜负，它更象一场当代战役，两天、三天，乃至两个星期都不见分晓。人们总以为这是最后一刻拼刺，所以不遗余力。然而一年过去了，却还没有“决出雌雄”。 当我害怕阿尔贝蒂娜离我而去，恐惧感占有了我的时候，我无意识中来到了夏吕斯身边，回想起他说谎的一些场景；恐惧感的上面又增添了一层无意识回忆。我曾经还听我母亲叙说过一件事情，我当时一无所知，但后来这件事使我相信，那种说谎场面的所有因素都是我自身内部一个隐蔽的遗传储存所提供的。正如有些烈性酒或咖啡一类的药物对我们潜在的精力会发生作用一样，某种感情冲动在此也会发生作用，会把这种遗传储存挖掘出来为我们所用：我的姨妈奥克达夫听欧拉莉报信说，弗朗索瓦丝自以为女主人永远不会再出门了，便暗中玩弄手脚，准备瞒着我姨妈擅自偷偷出门。于是，我姨妈在前一天佯装决定第二天要试着出去走走。她把这话对弗朗索瓦丝说了。弗朗索瓦丝起先还将信将疑。我姨妈让她事先将所需衣物全部备好，将那些锁在箱柜里过久的衣物都拿出来晾晒，不仅如此，而且还订好了汽车，快到正式出门的时候又把一天的日程安排都作了详细交待，吩咐妥当，直到弗朗索瓦丝对此深信不疑，或至少再也沉不住气终于不得不向我姨妈说了实话，说她预先已有安排，我姨妈这才放弃自己的计划，说为的是别妨碍了弗朗索瓦丝的安排。我的情况与此相仿。为了不让阿尔贝蒂娜以为我是在虚张声势，让她以为我们即将相互离别，并让她这个想法发展得越远越好，我必须自己对自己的分手建议作一番结论。于是我将翌日才将开始，然后将永远持续下去的时间，即我们分别以后的时间作了提前，向阿尔贝蒂娜千叮咛万嘱咐，仿佛我们过一会儿肯定不会再和解一般。正如将军们所言，要使佯攻能够蒙蔽对方，必须把佯攻变成真攻。我在装演之中投入的感情精力，就仿佛真有其事一样；这场离别的假戏结果演成真的生离死别一样，叫我充满了无限的忧伤。也许这是因为两名演员中的一名，阿尔贝蒂娜信以为真，反过来增加了另一名演员的幻觉。本来我们是得过且过，这样尽管很不舒服，但还能忍受，在习惯的负荷下，庸庸碌碌，相信明天的日子尽管残酷难熬，但毕竟仍有我们依恋的人留有身边。我这下发疯似的，整个毁了这沉重的生活。虽然我只是虚假地摧毁了它，但这足够使自己黯然神伤。因为即使我们是用谎言的形式说出了忧伤，但这语言自身便缠绵悱侧，那苦涩深深地注入我们的血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扮演永别的时候，其实只是将日后注定的一个时刻提前道出而已。何况我们难以断定，我们刚才触发的就一定不是鸣响这一时刻的启动装置。我们尽管可以虚张声势，但是被欺骗一方将作何种反响，这里总含有一部分难以预料的因素，不管这些因素的比重是多么微弱。要是这场演剧变成一场真的离别怎么办！想到这种可能性——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忍不住有一阵心酸。现在我们产生了双重的忧虑。分别来临的时候，正是我们对分别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正是我们从女子那儿遭受了痛苦，她未及将您治愈，或至少减轻您的痛苦，就要离开您的时候。另外，我们平日即使是处在忧伤之中，但至少还可以依靠习惯的支撑借以休养生息，现在这一点我也将丧失殆尽。是我们自己自愿放弃这习惯支撑点的。我们把眼前的时日看得非凡的重要，把其余的时日全部抛开。我们的想象就如遇上了动身出发的日子，失去了根系，随波逐流。它不再为习惯所麻痹，整个苏醒过来，我们在自己日常的爱情中突然注入了一缕感情幻想，这幻想将日常爱情无限地扩大，偏偏把一个已经不能有所依靠的人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毫无疑问，正是为了保证将来这样一个人能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才展开了这场驱逐这人的游戏。我们咎由自取，自己陷进了这场游戏，受到百般捉弄。我们重新产生了痛苦，因为我们干了一件新的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事情恰似某种创新疗法，日后定能治愈百病，但最初的疗效却是病上加痛。 我两眼噙满了泪水。犹如有些人独自关在卧室里，随着起伏不定、变幻莫测的幻思，想象着一个喜爱的人去世了，设想自己会多么痛苦，想得如此仔细，以至于最后竟痛不欲生了。我对阿尔贝蒂娜反复叮嘱，请她注意今后应该对我采取什么态度。我说这些话，觉得我们过一会儿大概不会再言和了。充满了忧伤。再则，难道就那么自信，一定能使阿尔贝蒂娜回心转意，恢复共同生活的愿望吗？即使我今晚成功了，用这场戏驱散了她从前的精神状态，难道她就一定不会故态复萌吗？我感觉到自己是未来的主人，但我又怀疑自己，因为我明白，我们这种感觉仅仅来自于尚未存在的东西，因此这种感受还未必不可避免，将我压垮。另外，我虽然是在撒谎，但谎话中的实话成分也许超过我的想象。刚才就有一例，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很快就会将她忘却的。这是实话，跟吉尔贝特就是这样的情况，我现在摈弃旧念，不再去见她，倒不是怕痛苦，而是怕劳苦。当然，我写信告诉吉尔贝特我不再见她，痛苦一阵也就过去了。因为我当时只是偶尔才去吉尔贝特家。可是，阿尔贝蒂娜的每时每刻都所属于我。在爱情上，放弃一种感情比失掉一种习惯更为容易。好在我之所以有力量说出这些两人分别的痛苦语言，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片谎言。相反，从阿尔贝蒂娜口中吐出的却是诚实之言。我听她大声说：“啊！一言为定！我永远不再见您了。这总比看见您这么苦着脸好。我亲爱的。我不想让您伤心。既然有必要，我们可以从此不见。”这话由我口中说出不可能是诚实之言，但在阿尔贝蒂娜却是发自肺腑的，因为阿尔贝蒂娜对我有的是纯粹的友情，她答应不再相见，对她没有多大损失。另一则，我掉眼泪，在一个伟大的爱情中只是一件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转移到她身处的友谊领域里，在她眼里就变成了非同寻常的事情，足以使她心慌意乱。按她刚才的那番话，她的友谊要大于我的友谊；之所以是按她刚才的说法，是因为在离别的时候，说温柔缱绻之语的，都是没有爱情之爱的人，而真的爱情，是无以直接言表的；之所以是按她刚才的说法——她的话也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还因为，爱情具有成千上万的善行，有人能激发起别人的爱情，自己却感受不到爱情，爱情最终能在这种人身上唤起一种温情和感激之情。然而，跟激发起这两种感情的爱情相比，这两种感情本身没有那么自私；在一对情人离别若干年之后，在原来的情夫那里，爱情早已不翼而飞，而情妇的心里却依然荡漾着温情和感激之情。 我今晚仅仅是对凡德伊小姐怀有嫉心，对阿尔贝蒂娜的愤恨和硬要留住她的想法都仅仅持续了片刻时间。所以，想到特罗卡德罗的事情，我毫不在乎。首先，是我为了使她避开维尔迪兰夫妇，才把她送到那儿去的；其次，即便是在那儿遇见了莱娅，为了让阿尔贝蒂娜跟此人认识，我把阿尔贝蒂娜叫回来了。我现在说出莱娅的名字，也完全是出于无意。可是她却疑神疑鬼，以为也许有人告诉了我更多的事情，便先声夺人。她稍稍遮住脸，滔滔不绝地说：“我跟她很熟悉，去年我跟女友们一起去看过她的演出。散场以后我们到她化妆室去了。她就当着我们的面卸装更衣，真有意思。”于是我的思绪不得不放弃凡德伊小姐，去作绝望努力，明知不可能再现真实场景，却偏要奔向深渊，去抓住女演员，抓住阿尔贝蒂娜走进化妆室的那个晚上。她用如此真切的口吻向我指天发誓，又如此彻底地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我怎么可能还加罪于她？然而，我的怀疑难道不是伸向事实真相的触角吗？她虽然为我牺牲了维尔迪兰夫妇，去了特罗卡德罗，但是维尔迪兰夫妇家原来毕竟要有凡德伊小姐：她虽然后来又为我牺牲了特罗卡德罗跟我到别处散步，但在特罗卡德罗毕竟又有那位莱娅——这是把她叫回来的原因。莱娅本来似乎并不叫我担心，然而有一件事我并没有问阿尔贝蒂娜，她自己说了出来，那件事说明她认识莱娅，认识的程度超出了我担心的程度。另外，阿尔贝蒂娜一定是在非常可疑的场合下认识莱娅的，不然谁有可能把她带到莱娅的化妆室去呢？我今天一天之间就碰到两个刽子手。我受苦于莱娅就再也不能受苦于凡德伊小姐，这一定是因为我的心灵残缺不全，无法同时想象过多的场景，或者是因为我神经质的激动相互发生了干扰——而我的嫉妒仅仅是其回声。为此我可以得出结论，我对莱娅和凡德伊小姐的嫉妒是一视同仁的，我不恨莱娅，只是因为我还在受着凡德伊小姐的苦。其实这是因为我的嫉妒心泯灭了——有时候会相继苏醒。但是反过来这也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嫉妒心都是凭空而起，没有一个预感中的事实为根据。我说预感中的事实，这是因为我不能占有所有一切时空，也不会有什么灵性，发现此人与彼人之间存在着默契。阿尔贝蒂娜神出鬼没，一会儿和莱娅，一会儿跟巴尔贝克的姑娘，一会儿又跟与她曾擦肩而过的夫人的女友，再加上捅过她的网球姑娘，还有凡德伊小姐，等等，等等，我怎么可能某时某刻出其不意把她抓住呢。 第五部 女囚(17) “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您向我这么保证，您心地真好。至少在未来几年里，您去的地方，我就不去。您还不知道今年夏天去不去巴尔贝克，是吗？如果您要去的话，我就安排好不去。”我现在之所以这么向前推进，在我的谎言虚构中把时间大大提前，这既是为了吓唬阿尔贝蒂娜，也是为了自作自受。犹如一个人起先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发怒，可是自己嗓门响亮，渐渐兴奋起来，及至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发展到真的暴跳如雷起来。这不是出于对某事不满，而全是自身的怒火不断上升的结果。我顺着自我忧愁的坡道越来越快地往下滑，滑向越来越深的绝望之渊。犹如一个缺乏活力的人，遇到逼人的寒气，不是试图斗争，反而觉得瑟瑟发抖也有一番情趣。我希望，过一会，我能有力量恢复镇静，采取反应，停止下滑。但是，阿尔贝蒂娜呆一会儿跟我道晚安的时候，应该跟我吻别，给我以安慰。她今天就吻我一下，就会减轻我的忧伤，这绝对不是她如此冷淡地迎接我回家而给我造成的忧伤，而是我自己在想象中办理离别手续甚至看见离别的后果所感到的忧伤。但是，这一声晚安，不应该由她主动向我来说，这样会使我难以改变态度，不再向她建议说，放弃原来的想法，俩人不再分手。因此，我一再提醒她，互道晚安的时刻早已到了，这样我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可以把这互道晚安的时间再拖延片刻。我在向阿尔贝蒂娜提问过程中，频频暗示，告诉她夜已这么深了，我们也疲倦了。“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哪儿。”她忧心忡忡地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也许我会去都兰我姨母家。”她草拟的这第一个计划叫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仿佛它已开始真正实现我们的决裂。她瞧瞧房间，瞧瞧自动钢琴和蓝绣面的椅子。“一想到明天和后天，永远也见不到这一切了，我真接受不了。可怜的小卧室！我觉得这不可能。我脑子里装不进这种想法。”“您必须这么想。您在这儿不幸福。”“不，至此之前我没有什么不幸福，从现在开始我才会不幸福。”“不，我向您保证，这样对您更好。”“也许是对您自己更好！”我呆呆地看着，仿佛无限犹豫之中受着百般地折磨，挣扎着与一个浮现于我心头的念头进行着殊死地抗争。最后我突然说：“听着，阿尔贝蒂娜，您说您在这里更加幸福，走了以后您会不幸福的。”“那当然。”“这真叫我难办了。您愿不愿意我们先不分手，再试几个星期？谁说得准？一个星期复一个星期，也许我们可以发展得很好。您知道，有些暂时的东西最后竟可能永久性地持续下去。”“嗯！那您心太好了！”“只是那样的话，我们这一连几个小时，不是在白白地自寻烦恼，在闹发疯吗？就好比忙了半天，准备出去旅行，结果又走不了一样。我是伤心透了。”我让她坐在我的膝盖上，取出她向往已久的贝戈特的手稿，在封面上写道：“赠与我的小阿尔贝蒂娜，续约纪念。”“现在，”我对她说，“去睡吧，一直睡到明天晚上，我亲爱的，因为您一定累极了。” “我不累，我是高兴极了。”“您爱我一些了吗？”“比以前要爱一百倍。” 我不应该为这场不戏的得胜而高兴。这场戏尽管没有发展到精心导演的程度，尽管两人分手的问题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但是事情已经够严重了。我们以为这只不过是说说罢了，而且又是随便说说，并非带有真正的动机——事实确实如此。殊不知，这样随便的谈话，虽然是低声的轰隆，却经常想不到这已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奏。事实上，我们在谈话中表达的东西，与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是要跟所爱的女子永远生活在一起）是背道而驰的，但同时它正说明了共同生活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造成了我们日常的痛苦。比起离别，我们情愿忍受这种痛苦，但是最终总由不得我们，痛苦总会致使我们分离的。通常而言，分离并非一下子就能实现。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将会发现，我跟阿尔贝蒂娜的情况属于例外——我们说了一些自己不予置信的话，若干时间以后，我们实行一次不定型的分离试验。这是一种自愿的、无痛苦的、暂时的分离。为了使女人过后跟我们一起生活能更加欢快，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能暂时逃避不断的忧愁和疲倦，我们请求她撇下我们，或者我们撇开她，单独去进行一趟若干天的旅行。几天之中，我们度日如年，觉得离开了她无法度日。几日以后她很快又回到了家里，恢复了她在家庭中的位置。问题只是，这次分别虽然短暂，然而却是实现了，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随意决定的。是一次性的，不会重演。忧愁重又开始，共同生活的困难重又不断加剧，唯有分离已成为一件不那么困难的事。我们开始谈论分离，然后客客气气地付诸实施。那都是一些我们没有认出的预兆。不久，暂时性的微笑式离别终于由我们自己在无意中酿成为残酷的永久性离别。 “过五分钟，请到我房间里来，我亲爱的小乖乖，我要看您一眼。您要对我非常的亲。不过我很快就会睡觉的。我已经象个死人儿了。”过后我走进她房间的时候看见她确实象个死人儿。她刚躺下就睡着了。床单包住她的身躯，如同裹尸布一般，漂亮的皱褶显出石雕般的硬度。这仿佛是中世纪一幅表现最后的审判的画，只见人的头露出坟墓，昏昏沉睡，等待着大天使吹响号角。由于睡意突然袭来，她头发蓬乱，脸仰翻着，我看着这躺卧在那里的、平凡之极的身躯，捉摸着这身躯究竟构成什么对数，为什么它所参与的一切行为——从推推肘臂到碰碰裙衫——竟至于在我心里引起如此的痛苦和焦虑。我的焦虑是无限伸展的，她的身躯在何时何地活动，我的焦虑就随之出现。我的焦虑还不时地会随着记忆而突然复发。其实我知道，我的焦虑是由她的情绪和欲望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换一个女子，即便是她本人，要是在五年以前或者五年以后，她的情绪和欲望就与我完全无关了。我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但是由于这一谎言，我已缺乏勇气去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唯有一死了之。我就这样，穿着从维尔迪兰家回来一直没有脱下的皮袄，呆呆地凝视着这歪扭的身躯，这尊寓意像。什么寓意？我的死亡，还是我的爱情？不一会儿，我听见她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坐到她的床沿上，进行那微风静观式的镇静治疗。然后，我怕闹醒她就蹑手蹑脚退出了房间。 这时时间已经很晚，所以一清早我就嘱咐弗朗索瓦丝，如果她要从阿尔贝蒂娜房前经过，请她把脚步放轻一些。于是弗朗索瓦丝坚信，我们这一晚一定是在所谓的酒神节中度过的，便嘲讽地嘱咐其他仆人，不要“吵醒公主”。这正是我担心的一件事情。我怕弗朗索瓦丝有朝一日再也克制不往，对阿尔贝蒂娜蛮横无礼，这样会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更加复杂。弗朗索瓦丝此时已不象年轻的时候看着欧拉莉受我姨妈宠爱，还能忍气吞声。她现在已没有这么勇敢，能够忍受嫉妒心的折磨。嫉妒使我们这位女仆脸形歪扭瘫痪，其程度之严重，以至于有时候我不禁在想，我可别蒙在鼓里，她这么怒火发作之后，会不会小病一场。我请求别人不要破坏阿尔贝蒂娜的睡眠，可自己却找不到丝毫的睡意。我试图弄个明白，阿尔贝蒂娜究竟属于什么精神状态。在演了这幕悲喜剧以后，我是否真正绕过了险滩暗礁呢？尽管她口口声声说在这里十分幸福，但她有时候会不会仍有要求自由的想法呢？相反我是否应该相信她的话？两种假设，哪一种是成立的呢？如果说当我想弄明白一个政治事件的时候，我通常——我必须如此——将我昔日生活的一个事例提到历史的高度来看待，那么相反，我在那天早晨，不断地将前夕的这出戏的意义与当时发生的一个外交事件——两者具有天壤之别，此处只是为了弄明白这出戏的意义起见——作一等量齐观。 我也许有权进行这样的推理。因为我曾经多次看见德·夏吕斯先生精湛地扮演这类骗局，他的形象很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在我前夜这场戏中起到了引导作用。另外，从这场戏本身而言，它无意之中不正是将德意志种族的深刻倾向——狡诈和傲慢引起的挑动性，必要的情况下产生的好斗性——引入了私生活领域吗？ 有不少人，包括摩纳哥王子，都向法国政府暗示过，如果法国政府不与德尔卡塞①先生分手，那么德国就会咄咄逼人，真的发动一场战争。于是外交部长被迫提出辞呈。法国政府接受了一个假设，即如果我们不作让步，别人就会向我们宣战。但是也有人认为，那纯属“虚张声势”，如果法国稳住阵脚，德国绝不敢轻易拔剑。毫无疑问，两个剧本，两套情节。阿尔贝蒂娜从未扬言，从未威胁过她要跟我一刀两断。但是正如法国政府对德国抱有疑心一样，一系列的印象又使我疑窦丛生，坚信她是想到过要威胁我的。但再说回来，如果德国有的倒是和平的意图，那末挑起法国政府产生多心，以为德国想发动战争，那就是危险的机智在作怪，必须加以反对。诚然，如果阿尔贝蒂娜是以为我永远下不了决心跟她彻底决裂，这才产生独立愿望的话，那我的举动是相当聪明机灵的了；但是，她得知我去了维尔迪兰家以后，这么火冒三丈，嚷着“我敢肯定”，最后又全部揭去面纱地说：“他们一定把凡德伊小姐也请到家里去了。”只要看看她的这种态度，说她没有以为我下不了决心，这岂不令人难以置信吗？她过着隐秘的生活，朝着满足自己异癖的方向发展，难道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吗？安德烈给我透露过，阿尔贝蒂娜和维尔迪兰夫人会过面，这就证实了上述这一切。我尽力与自己的本能作抵抗。此时我想，她突然需要自由独立的愿望——假设这一愿望是存在的——也许源于，或最终会源于一个相反的想法，即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娶她为妻，我无意识地暗示我们即将分离的时候，道出了真心话；无论如何，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她的。我今晚扮演的这场戏只能加强了她的这个信念。她的心里最终可能酝酿出这样一个决心：“既然有朝一日会注定发生此事，不如趁早说断就断。”按照荒唐之至的格言所鼓吹的理论，要想和平，就得备战，但是这一理论的效果却适得其反。首先敌对双方都误以为是对方希望关系破裂，这一误解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关系真正的破裂。关系破裂以后，双方又都以为这是对方的意图所造成的。所以威胁即便不是出于真心，只是虚张声势，但它一旦成功，便会怂恿人们愈演愈烈；而虚张声势究竟进行到哪一步才能获得成功，这是很难预言的事情。如果一方走很太远，另一方虽然一直退让，到后来也会发起反攻的。如果一方不知道改变战略，以为坚持装出不怕破裂的气概，就是避免破裂的最好方式（我今晚对阿尔贝蒂娜就采取了这一方式），同时又一味地傲视阔步，宁死不屈，坚持威胁下去，其结果会把双方都逼到绝路上面。虚张声势中也可能掺杂着真实的用意，两者交替轮换着，昨日是场游戏，翌日就会变为事实。最后，还有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即敌对一方确实决心一战；阿尔贝蒂娜迟早就会想到，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也许她心里并未产生过这种想法，是我自己想入非非，胡编乱造；这就是那天早晨她睡着的时候，我作出的几种不同假设。说起最后这个假设，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之所以吓唬阿尔贝蒂娜，说要跟她一刀两断，这纯粹是因为她所要求获得的是一种不好的自由，我是为了回敬她的这种想法才这么先声夺人的。她虽然没有直接挑明过她的想法，但我觉得某些暗中的不满，某些言谈举止却能充分说明问题。只有这种想法才能解释她为什么有那类言谈举止，而反过来她对自己的这些言谈举止从不作任何解释。而且在我暗示要分手以前，我已经常发现她有这些言谈举止。我当时希望这只不过是她一时情绪不好，过一天就会结束的。可是她恶劣的情绪有时会一连持续好几个星期，仿佛她知道在一个或远或近的地方有着奇趣乐事，她却被幽禁着，失去了前去共欢的可能；这些乐事不到结束，对她的影响就不会停止，正如哪怕在巴刺阿里群岛的远疆发生了气候变化，我们坐在炉边也能感受得到，我们的神经也难免受到影响。 -------- ①德尔卡塞（1852—1923），1898年至1905年任法国外交部长。在任期间主张与俄国结盟，与英国言好。由于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关系紧张，于1905年6月6日辞职。 那天早晨，趁阿尔贝蒂娜睡着，我竭力猜测她内心究竟藏着什么隐秘。这时我收到母亲一封来信，信中说我的决定她一无所知，表示十分担忧。她援引了塞维尼夫人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我深信他不会结婚，他既然决定永远不娶这位姑娘，为什么还要把她的心搅乱？为什么要弄得她对别的求婚者冷眼相看，拒不相见？如此容易离开的姑娘，为什么不离开，而偏要去搅扰她的心灵？”我母亲这封信把我带回了地面。我为什么一定要寻找一颗神秘的灵魂，解释一种脸部的表情，明明预感到身边有可疑之处，却又不敢深入追究？我扪心自问道。是我在胡思乱想，事情十分简单。我本来就是一个举棋不定的年轻人，眼下又牵涉到一桩需要若干时间才能弄清是否可行的婚姻大事；我和阿尔贝蒂娜的事情，毫不例外，也需要深思熟虑。想到此，我的神经为之一松。但是这种心情持续时间很短，我很快便又想：“如果从社会外貌来看事情，我们确实可以把一切都归结为最普通的社会新闻。站在事情的外部，我也许就会这样看问题。但我很清楚，真实的东西，至少是真正的东西，乃是我自己的所思所想，是我自己在阿尔贝蒂娜眼中看出的神情，是折磨我的恐惧感，是我关于阿尔贝蒂娜向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那些有关犹豫的未婚夫和告吹的婚姻等等故事就可能属于社会新闻一类，这就好比稍有头脑的专栏记者写戏剧报导的时候，都能将易卜生的戏说出个故事来一样。但是故事传说背后毕竟隐藏着别的东西。如果我们善于仔细观察，犹豫的未婚夫和拖拉的婚姻里面都可能包含着别的东西，因为日常生活完全有可能蕴藏着秘密。所以对有些人的生活秘密，我有可能身在局外，一无所知。但是阿尔贝蒂娜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我是从内部加以体验的。 那天晚上以后，阿尔贝蒂娜一如既往，没有对我说：“我知道您对我不信任，我要尽力驱散您的疑团。”她从来没有明说过这个想法，不然的话，这一想法可以作为她某些行动的解释。她想方设法安排妥当，一刻也不让自己一人呆着。这样即使我不相信她的自我声明，我也不能再说不知道她干了些什么。另外即使当她要打电话给安德烈，给车库，给驯马场，或给别的地方，她总是声称要她一个人呆着打电话，等着小姐们慢慢给接通电话，那实在太无聊了。她就想方设法让我那时候呆在她身边，要是我不在，她就拉上弗朗索瓦丝，她仿佛怕我怀疑她通电话秘订约会，怕受指责似的。 唉！这一切真不让我安心。爱梅把爱丝苔尔的相片寄还给了我，告诉我这不是她。难道还有别的人？是谁呢？我把相片寄回给布洛克。我想看的是阿尔贝蒂娜与爱丝苔尔的那张相片，她在相片上是什么模样？也许是袒胸露肩。谁知道她们有没有合过影？这事我不敢直接跟阿尔贝蒂娜谈，因为我会在她面前露馅，说明我没有见过那张照片；我也不敢跟布洛克谈及此事，因为我不愿意让他觉得我对阿尔贝蒂娜感兴趣。 凡是了解我的疑虑，了解阿尔贝蒂娜奴隶般的囚禁状况的人都会承认，这种生活对我和对她都是十分残酷的。然而，身在局外的弗朗索瓦丝却认为，这是一种寻欢作乐的生活，不应该有这种生活。照她的话来说，这个“女骗子”，这个“江湖女骗子”——她嫉妒的对象主要是女人，所以较多的使用阴性，而不是阳性——是在玩弄花招，想法叫人赐与自己这寻欢作乐的生活。更有甚者，弗朗索瓦丝在跟我的接触中，增加了不少新的词汇，但她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加工改造。谈到阿尔贝蒂娜，她就说，她从未见过有那么“背信弃义性”的人。那么装腔作势，那么会演戏（弗朗索瓦丝很容易将特殊错混为一般，又将一般错混为特殊，而且对戏剧艺术的分类又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所以她把阿尔贝蒂娜会演戏叫做“会演哑戏”），千方百计“抠我的钱”。弗朗索瓦丝对阿尔贝蒂娜和我之间的真实生活产生误解，对此我本人应负部分责任，因为我跟弗朗索瓦丝交谈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逗弄她一下，有时候是为了故意炫耀，表明自己即便不破阿尔贝蒂娜所爱，至少心情也是愉快的，所以我对一些事情故意半遮半露，并不否认，含糊其辞地表示默认。然而，我的嫉妒，我对阿尔贝蒂娜实行的监视（这些我是多么希望弗朗索瓦丝不要有所察觉），弗朗索瓦丝不久就猜出了几分。正如一个懂得招魂术的人蒙住双眼也能找到东西一样，弗朗索瓦丝也受着一种直觉的引导。我遇上什么事情可能心情不快，她都有一种直觉。无论我怎样迷惑她，对她谎话连篇，无论她自己怎样对阿尔贝蒂娜充满忌恨——弗朗索瓦丝一忌恨，不是把敌手想象得快活非凡，诡计多端，虚情假意，而是设法探明什么事情能够叫敌手甘拜下风，迅速完蛋——都无法使她的直觉随便偏离目标。 我说两人分手，只是恐吓而已，但是我怀疑，阿尔贝蒂娜如果感到自己在受监视，会不会把恐吓变成现实；由于我们的生活处在变化之中，我们能用无稽之谈和骗人的谎言来创造现实。我每听到开门的声音，就禁不住战栗一下，犹如我外祖母在弥留之际，我一按门铃，她就要颤抖一下一样。阿尔贝蒂娜不跟我说一声就会出门，这我不大相信，那只是我的无意识在猜测而已，犹如外祖母当时已经神志不清，门铃一响，只是无意识还在颤动一样。一日早晨，我突然一阵不安，怕她不仅出门了，而且出走了。我听到开门的声音，觉得很象是她卧室的门。我蹑手蹑脚一直走到她的卧室前，推门后停在门槛处。半明半暗之中，我发现床单鼓成一个半圆形，大概是阿尔贝蒂娜蜷着身子，头和脚对着墙睡着，又浓又黑的头发散在床沿边上。我放心了，她在，她没有开门，没有走动。我感到这半圆形的床单虽然一动不动，但却充满了活力，因为床单里面裹着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唯一视若至宝的东西，我感到它在那儿，为我所控制和占有。 弗朗索瓦丝跟阿尔贝蒂娜肯定从来没有争吵过，但我领教过弗朗索瓦丝指桑骂槐的本领。她善于利用时机，策划导演出颇有意味的戏来。我不相信她每天都会那么老实，不设法让阿尔贝蒂娜明白，阿尔贝蒂娜在家里扮演的是怎样一个受尽屈辱的角色；她一定会绘声绘色、夸大其词地告诉我的女友，她过的生活其实是一种近乎软禁的生活。有一次，我发现弗朗索瓦丝戴了一副大眼镜，在我的稿纸中翻找什么，又把我记载着有关斯万以及他离不开奥黛特的故事的一张纸放回原处。她无意之中是否曾把这张纸随便放到阿尔贝蒂娜的房间里去过？虽然弗朗索瓦丝含沙射影起来话音很高——她只有在幕后策划不可告人的事情时才是窃窃私语，低声说话的——但是相比之下，维尔迪兰夫妇凭空诬陷、恶语中伤的嗓音大概要比她更高、更清楚、更咄咄逼人；他们发现阿尔贝蒂娜无意之中牵住了我，我又故意地牵制住她，以至于俩人都远离了小圈子，不由得怒火冲天。 至于我为阿尔贝蒂娜花钱的事，那是一点也别想瞒过弗朗索瓦丝，任何开支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弗朗索瓦丝缺点不多，但是她却创造了为这些缺点服务的真才实学；可惜除了发挥她的缺点，她的真才实学经常得不到表现。她主要的缺点是，别人为她花钱她也毫不在意，但一旦我们为别人花钱，她就会发生好奇。我如果要结清一笔帐或者要支付一笔小费，想躲到一边避开她，那是白费心机，她总会找到一个盘子，来把它收好，发现一块餐巾，来把它取走，她总是寻找机会走近我的身边。我不给她时间停留，气愤地把她撵走。这个女人视力已经不及，算帐也不熟练，可她却象一个裁缝，一看见您便本能地丈量起来，立刻算出您的衣服用料，甚至禁不住前来摸您一下；她又象一名画家，对某种色彩效果特别敏感。她受着类似裁缝画家嗜好的驱使，在一旁偷偷看着，我究竟付了多少，然后立刻核算起来。有时候，为了不让她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在贿赂她的司机，我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对自己给了小费表示道歉，说：“我是想对司机客气一些，给了他十法朗。”弗朗索瓦丝是铁面无私的，而且她那半瞎的鹰眼投一瞥，对任何事情就会一目了然。她回答我说：“不，先生给了他四十三法郎的小费。他对先生说车费是四十五法郎，先生给了他一百法郎，他只找还给先生十二法郎。”连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她却已经把小费看得一清二楚，并一分不差地算了出来。 如果阿尔贝蒂娜是希望我恢复平静，那她已经达到了一半目的。我的理智不断地要求我向自己证明，要说我对阿尔贝蒂娜用心不良，那只是一种错觉，正如要说她有邪恶的本能，那也可能是我对她的一种错觉。我的理智提供了论据，我希望这些论据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为了公正起见，为了有幸发现事实真相——除非从来只有通过预感和心灵感应我们才能认识事实真相——我难道不应该对自己说，虽然为了我的康复，我的理智在听凭我的欲望操纵，但是，一涉及到凡德伊小姐，涉及到阿尔贝蒂娜的异癖，她另立生活的意图以及她离我而去的计划——后两者是她异癖的必然结果——等等事情，我的本能却可能听任我的嫉护把理智引入迷途，使我旧病复发。不过，阿尔贝蒂娜闭门不出——她自己想尽办法，巧妙地把闭门不出变成了自我囚禁——解除了我的痛苦，并渐渐消除了我的疑心。每当晚上我焦虑不安的时候，有阿尔贝蒂娜在，我的心绪就能恢复往日的宁静。她坐在我的床边，跟我说这件或那件头饰，这件或那件摆没；那都是我赠送给她的，我想尽力改善她的生活，使她的监狱变得更加美丽。但是，有时我又有些担心，怕她会不同意拉罗什富科夫人的观点；有人问过拉罗什富科夫人，问她居住在利昂古尔这么漂亮的公馆里是不是高兴，拉罗什富科夫人回答说，她还没有见到过漂亮的监狱是什么样子。 我之所以要向德·夏吕斯先生打听法国银器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打算要购置一艘游艇——阿尔贝蒂娜认定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自己也认为这一计划可能会落空，因为虽然我一旦对她的德行不再怀疑，嫉妒心随之下降，有些欲望就会抑制不住地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排除了嫉妒心的欲望需要有钱才能得到满足——尽管她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拥有游艇，我们还是去听取了埃尔斯蒂尔的意见。关于游艇的装饰，就象妇女的衣著一样，画家的趣味是细腻而挑剔的。他认为游艇里只能布置英式陈设和老式银器。阿尔贝蒂娜起初只对自身的服饰和室内的陈设表示关心，由此银器也使她发生了兴趣。我们从巴尔贝克一回来，她就开始阅读有关银器艺术和旧时雕镂匠专印的著作。老式银器有过两次回炉销毁，一次发生在乌德勒支协议①签订的时候，连国王都交出了自己的银餐具，大贵族们当然只能纷纷效仿；另一次发生在1789年。所以老式银器现在已成了稀世珍品。时下的银器都是银匠根据菜桥②的图案进行复制的，那都是白费工夫，埃尔斯蒂尔觉得这不老不新的东西，哪里配得上进入趣味高雅的女子住宅，哪怕是水上住宅。我知道阿尔贝蒂娜读过描写罗基埃③为巴里夫人所制作的珍奇首饰的书籍。如果这些首饰尚有几件传世，她一定渴望能够饱饱眼福，我却十分渴望能够奉赠给她。她已经开始收集了几件漂亮的东西。放在一个玻璃橱内，陈列的样子十分可爱。每看到这些东西，我心里的同情感和恐惧感就油然而生。因为她陈放的技艺充分反映了智慧和耐心，反映了怀旧的囚徒们特有的精湛技艺。 -------- ①乌德勒支协议签订于1713—1715年，宣告了西班牙独立战争的结束。 ②菜桥，巴黎彩釉陶器作坊，建于十八世纪下半叶。 ③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王宫首饰匠。 在服饰打扮方面，眼下最使她倾心的，是福迪尼①的一切制品。福迪尼设计的裙衣，我见德·盖尔芒特夫人穿过一次。埃尔斯蒂尔跟我们谈起过，卡帕契奥和提香时代的人衣着是如何精美绝伦，那时他就曾向我们预告，有一种款式不久就将问世，他指的就是这种裙衣。这种裙衣从灰烬中获得新生，卓越多姿；犹如圣－马可教堂的拱门上写着的一样，犹如拜占庭式的大理石和碧玉柱头上刻着的、那同时象征着死亡和复活的壶罐汲水鸟所宣布的一样，一切都将卷土重来。刚有人穿上这种裙衣，阿尔贝蒂娜就想起埃尔斯蒂尔的预言，立刻动了心，要去选购。这种裙衣毕竟不属于地道的古式裙衣，今天的女子穿在身上戏装的感觉太重，还不如作为收藏品保存起来更为漂亮（我也在为阿尔贝蒂娜收集此类东西）；但它却又缺乏仿古服装那种素淡的气质。这种裙衣很象塞尔、巴克斯特和伯怒瓦②所绘制的布景；时下他们在俄罗斯芭蕾中，借助富有个性和特性的艺术作品，来展现最令人喜爱的各时代艺术风姿。福迪尼的裙衣就是如此，它忠实于古风古貌，但又富有坚定的个性；它婉如布景，但又比布景更富有表现力，因为布景毕竟还需要依靠现象；威尼斯女子穿着福迪尼裙衣，威尼斯的东方气息顿然而生，它胜于圣－马可教堂内圣人遗骸盒中的圣骨，能显示太阳的异彩及其头帕似的光晕，能给威尼斯增添光怪陆离、神秘闪烁的色韵。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已消泯，但是灿烂的景色和灰暗的生活交相辉映，督治夫人的衣着时隐时现；那个时代正在复苏，历历再现。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曾有一两次想启齿请教盖尔芒特夫人，可是公爵夫人不喜欢戏装式的服饰，她向来只穿饰有钻石的黑天鹅绒，才略感雍容华贵。所以关于福迪尼一类的裙衣，她的指教未必实用。况且，我还有一些顾忌，我这么前去请她指点，她会不会觉得，我临时需要她了才想到去见她。很久以来，她每周要邀请我，但好几次我都回绝了。如此频繁的邀请，并不只有她一个人。其他不少女子和她一样，对我也都非常客气。我闭门谢客，足不出户，肯定十倍地增加了她们的殷勤好客，社交生活只是爱情生活的微弱折射，如要别人央求见您，最妙的办法莫过于闭门谢客。如果男士处心积虑，将自己引以为豪的优尊一展无余，并且勤换衣著，修饰仪表，以此来取悦于一个女子，他唯一能博得的便是那女子的不屑一顾。可是，如果他欺骗女子，尽管他在她眼里不修边幅，缺乏取悦女子的手段，他却能永远地拴住她。同样，如果有哪位人士觉得社交界对他有所冷落，那我不会劝他多去主动登门造访，多注意衣着服饰，出门要备更加豪华的车马随从；我要劝他谢绝一切邀请，蛰居卧室，不见一人，届时他的门前反而会排成长龙。我也许对他不加一句劝告，因为要保证别人来主动追求你，就如同保证别人来主动爱你一样，只有当你不是刻意追求这一目的，而是无意之中采用了这个方法的时候，这个方法才会灵验。譬如，你一直闭门不出，是因为你身染重疴、或者是仅仅觉得自己身患疾病，或者把一个情妇关在家里，情愿守着情妇，也不愿意前去上流社会（或者三个原因同时并存），上流社会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子存在，而仅仅以为是你自己不愿出入社交场合，就凭这一条，你就胜过了自己投上门去的人，上流社会就有充分的理由喜欢你，并对你依依不舍。 -------- ①福迪尼（1871—1949），原籍西班牙。1907年在威尼斯创建布匹与地毯工场。他集艺人、工匠和技师于一身，创造了在绫罗绸缎及普通棉布上直接绘画的印染技术。 ②此三位画家曾为俄罗斯芭蕾画过布景。 “说到卧室，我们应该赶紧办一下您的福迪尼睡裙的事，”我对阿尔贝蒂娜说。她对这些睡裙向往已久，她会跟我前去仔细地进行挑选。她不仅在衣柜里，而且在想象中已为这些睡裙腾好了空位。在决定选购以前，她一定会在众多的款式中了解每一个细节。阿尔贝蒂娜毕竟还不是柜中衣裙过剩、对此不屑一顾的奢华女子，购买睡裙的事毕竟不会使她无动于衷。但是，尽管她含着微笑，向我致谢说：“您真好，”我仍发觉，她神情十分憔悴，甚至十分忧伤。 有几次，她所盼望的裙衣还未完工，我就租几件裙衣，先给她穿上，或者直接买了裙料来，替她披在身上。她在卧室里走来走去，颇象一位督察夫人和模特儿，气度非凡，雍荣华贵。不过我一看到这些睡裙，就想起威尼斯，于是我关在巴黎的处境越发令我难受。但是相比之下，阿尔贝蒂娜似乎更象一名囚女。这件事说起来也十分奇特，使人脱胎换骨的命运之神仿佛穿越了监狱的高墙，从本质上改变了阿尔贝蒂娜，把她从一个巴尔贝克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既令人讨厌，又温柔顺从的囚女。是的，监狱的厚墙未能阻挡命运女神的影响。甚至也许还是监狱厚墙本身产生了这种影响。阿尔贝蒂娜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她已不象在巴尔贝克那样。动辄骑车逃跑，溜得无影无踪，到一处处小海滩去，跟女朋友们一起过夜；再加上她经常撒谎，就使她更加难以捉摸。现在她在我家里，独自一人，唯命是从，与巴尔贝克时相比，她已判若两人。那时候，即便我在海滩上找到了她，她也是出言谨慎，闪烁其辞。她诡计多端，巧妙地掩饰了众多的约会，这些约会越叫人痛苦，越叫人对她喜欢。从她对人的冷漠以及她那平淡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她前一天或后一天都排满了约会，这些约会充满了对我的轻蔑和狡诈。现在海风不再鼓起她的衣服，我剪断了她的飞翼，她已不再是个胜利女神，而成了一个我难以忍受，很想摆脱的奴隶。 为了改变我的思绪，我没有请阿尔贝蒂娜跟我一起玩扑克或跳棋，而是请她来为我弹几段音乐，我躺在床上。她向房间尽头走去，走到夹在书柜两个撑架之间的钢琴前坐下。她选的曲子或是全新的、或是她从未替我弹奏过的，或者就是只弹奏过一两次的（应我的请求，她经常弹凡德伊的作品选段。自从我发现阿尔贝蒂娜根本不要求再见到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甚至在我们制定的度假计划时还说贡布雷离蒙舒凡过近，主动提出要避开贡布雷，我就可以不受痛苦地欣赏凡德伊的作品了）。她对我开始有所了解，知道我喜欢挑选对自己来说尚处在黑暗之中的音乐，我能够随着连续的演奏，用渐增的、可惜歪曲原物特性的智力外光，将那起初掩埋在迷雾之中的巍巍音乐之楼照亮，将那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轮廓重新连为一体。阿尔贝蒂娜知道，而且我相信她也明白，最初几次我为这一团未成形状的云雾进行加工塑造，我的心灵是何等欣慰。她弹奏的时候，那浓密的头发形如心脏，光如蛋壳，两旁顺贴着耳朵，与委拉斯盖兹①画中公主头上的发结颇为相似。音乐天使的音量是由多重行程构成的——从我心中对他的不同回忆点到不同的符号，从视觉到帮助我深入到他内心存在去的我自身最深刻的内心感觉，同样，阿尔贝蒂娜所弹奏的音乐也有一个音量，这是由乐句不同的可见性所构成的；我的乐句里投入的智慧之光有多有少，因此那些几近全部淹没在迷雾之中的音乐之楼的轮廓连接起来的程度也有所不同。阿尔贝蒂娜知道，她向我推荐半明半暗和混沌无形的东西，让我的思想对它们进行塑造，我十分高兴。她猜到，一段音乐弹奏到第三第四遍，我的智慧便对各个部分有所企及，将各个部分置于同一视线。对这些部分，我已没有任何活动需要开展，只需将它们展开，并固定在同一个面上即可。然而，阿尔贝蒂娜并不急于改奏一段新的曲子。尽管她未必觉察得出我内心所展开的工作，但她清楚，每当我的智力工作驱散一部作品的神秘，完成了其艰苦的任务以后，作为补偿，它很少没有获得这样或那样有益的反省，及至哪一天阿尔贝蒂娜说：“这简乐谱我们要交给弗朗索瓦丝，叫她替我们去换一个了，”对我来说，这经常意味着世界上少了一段乐曲，但多了一个真理。 -------- ①委拉斯盖兹（1599—1660），西班牙肖像画家。 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阿尔贝蒂娜丝毫没有要求重见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而且在我们一起制订的所有度假计划中，由于贡布雷离蒙舒凡太近，她主动提出避开贡布雷。即然如此，我再对她们表示嫉妒，就不免有些荒唐可笑了。所以我经常请阿尔贝蒂娜为我弹奏凡德伊的音乐，心里不再产生痛苦。只有一次，凡德伊的音乐成了产生我嫉妒之心的间接原因。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在维尔迪兰家听过莫雷尔演奏凡德伊的作品。有一天晚上，她跟我谈起莫雷尔，向我表示要去听他演奏，并十分希望跟他认识。在此以前两天，我正好听说莱娅给莫雷尔写了一封信，无意中被德·夏吕斯先生截得。我便怀疑，是不是莱娅对阿尔贝蒂娜谈起了莫雷尔。“肮脏的女人”、“淫邪的女人”的话不由浮上我的心头，使我恶心。这样，凡德伊的音乐与莱娅——而不是与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痛苦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当莱娅所引起的痛苦消减了，我才可能没有痛苦地听凡德伊的音乐。一个痛苦治好了我，阻止了其它痛苦产生的可能性，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听到的音乐，当时听起来，有些乐句只是一些浑然模糊的幼体，很难分辨清楚，现在这些乐句却变成了雄伟辉煌的大殿；有些乐句当时我难以认清，认清了也觉得十分丑陋，现在却变成了女友。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乐句会象有些人一样，初看十分令人讨厌，但一旦被我们所了解，就立刻变成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样子。两个状态之间，发生了一个真正的嬗变。另有一种情况，有些乐句本来十分清晰，我当时听不出来，现在听起来却一清二楚，听得出它们与其他作品的联系。譬如，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听到的七重奏中，有一句管风琴宗教变奏乐句，当时就未曾引起我的注意，然而，这句乐句犹如从天堂神宇拾级而下的圣女，来到音乐家熟悉的仙女中间，与她们融为一体。此外，我曾经觉得有些表现正午钟声欢腾快乐气氛的乐句，缺乏悦耳的音调，节奏过于机械，现在却成了我最喜欢的乐句。这不是因为我习惯了它的丑陋，就是因为我发现了它的美丽。我们对任何杰作，起初感到失望，后来作出相反的反映，究其原因，是因为起初的感受在弱化，或者因为我们为发掘真理作出了努力。这是适用于一切重要问题——艺术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以及灵魂永恒的问题——的两种假设。这两种假设，必须选择其一。就凡德伊的音乐而言，时刻都需要作这种选择，而且选择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我之所以认为凡德伊的音乐是比任何名书更为真实的东西，我不时想，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不是以思想的形式出现的。我们是靠文学转译，即精神转译才使人们对我们的生活感受产生意识，分析阐释的。但是文学转译还不能象音乐那样，对生活的感受进行重新组织，音乐似乎就是跟随我们变化、再现我们内心感受的最高音符，是赋予我们特殊陶醉的声音；有时候我们就处在这种特殊陶醉之中。当我们说：“天气多好！阳光多么明媚”时，这种陶醉，旁边的人是绝对无法共享的。同一个太阳，同一种天气，在人们的心里激起的震颤是完全不同的。凡德伊的音乐中就有这样一些景象，这些景象是完全无以言传的，我们也无法凝视静观。我们在入睡的时候会受到这些奇观妙景的抚摸，但就在这个时刻，理智已经抛弃了我们，我们的眼睛已经闭上，还未及认识这不可言喻和不可视见的东西，我们已经进入了睡乡。我觉得，当我沉浸于艺术就是真实这一假设时，音乐所能提供的，不仅是晴朗之日或鸦片之夜所能激发的那种纯粹的神经快悦，而是一种更加真实、更加丰富的陶醉。我的感觉至少如此。一件雕塑、一段乐曲，它们之能够激起高尚、纯洁、真实的感情，不可能没有任何精神现实为依据，否则生活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凡德伊一个漂亮的乐句，都比不上它那样，能充分表现我生活中时而感到的那种特殊快悦，也就是我面对马丹维尔钟楼、面对巴尔贝克路边树木，或者简单地说，本书开卷谈到的品茶时所感到的那种特殊快悦。凡德伊的创作就犹如这一杯茶，他从音乐世界为我们送来了光怪陆离的感觉。明亮的喧哗、沸腾的色彩在我的想象前欢快的舞动着，挥动着——但速度之快，我的想象根本无法抓住——散发老鹳草芬芳的绫罗绸缎。虽然这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在回忆中是不能深化的，但是时间场合特征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某种味觉会使我们回忆起光的感觉；根据时间场合特征，模糊的感觉至少可以得到澄清。然而，凡德伊作品引起的模糊感觉并非来自一种回忆，而是来自一种感受（如对马丹维尔钟楼的感受）。因此，从他音乐散发的老鹳草芬芳中，应该寻找的不是物质的原因，而是深层的原因。应该发现，这是世人不知的，五彩缤纷的欢庆（他的作品似乎就是这种欢庆的片断，是露出鲜红截面的片断），是他“听到”世界以后，把世界抛出体外的方式。任何音乐家都未向我们展示过这一独特世界，其特性鲜为人知。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最能证实真正天才的，正是这一世界的特性，而根本不是作品的本身。“难道文学也是如此吗？”阿尔贝蒂娜问我。“文学也是如此。”我反复回味着凡德伊作品单调重复的特点，向阿尔贝蒂娜解释说，大凡伟大的文学家，向来都是靠同一部作品震惊世界，确切地说，他们通过社会各界向世界折射出的是同一种美感。“我的小乖乖，如果时间不是那么晚了，”我对她说，“我可以拿您在我睡觉时阅读的所有作家来作例子，说明这一点。我可以向您说明，凡德伊作品就具有类似的同一性。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您跟我一样，现在也开始能够辨认那些典型的乐句了；这些典型乐句，在奏鸣曲中出现，在七重奏中出现，在其他作品中也出现。这些反复出现的都是同一些乐句。这就好比巴尔贝·多尔维利①的作品，总有一种隐蔽的、但露出蛛丝马迹的现实。这里有中魔女人②和埃梅·德·斯邦③，有拉克劳特④的生理性脸红和《深红色窗帘》中的手⑤，有传统的习惯，有昔日的风俗和古老的字眼，还有蕴含着过去的古老而奇特的手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地牧人口授的故事，充满英国香气、美如苏格兰村镇的高贵的诺曼底旧城，以及诸如费利尼⑥、牧羊人⑦等等那些使人们束手无策的恶运预言者。无论是《老情妇》中妻子寻夫也好，还是《中魔女人》中丈夫跑遍沙漠，而中魔女人却刚做完弥撒走出教堂，字里行间中总是弥漫着同一种焦虑不安的气氛。连托马斯·哈代⑧的小说中石匠凿出的几何形石块也依然可以跟凡德伊的典型乐句作同等看待。” -------- ①巴尔贝·多尔维利（1808—1889），法国作家。 ②为多尔维利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③为同作者小说《击剑骑士》中的主人公。 ④为《中魔女人》中的人物。 ⑤指同名小说中女主人公阿尔贝特小姐在饭桌下偷偷拉住年轻军官的手。 ⑥为同作者小说《老情妇》中的主人公。 ⑦《中魔女人》中的人物。 ⑧哈代（1840—1928），英国作家。《无名的裘德》《心爱的人儿》《一双湛蓝的秋波》均为他写的小说。 第五部 女囚(18) 凡德伊的乐句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小乐句。我对阿尔贝蒂娜说，另外那个小乐句曾经仿佛是斯万和奥黛特两人爱情的圣歌。“我说的就是希尔贝特的父母。我想您一定认识希尔贝特。您告诉过我，她这人品行不端。难道她没有设法同您有点什么关系吗？她倒跟我说起过您。”“是的，有时候碰上天气不好，她父母就派车子到学校来接她。我想，有过一次她带我一起回去，还吻了我。”她隔了一会儿笑着说，仿佛这番秘密说出来十分有趣。“她有一次突然间问我是不是喜欢女人，”（如果她认为自己至多只能大致回忆起希尔贝特曾经用车带过她，她怎么又能那么准确无误地说出希尔贝特曾经向她提过这个蹊跷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突然想要骗骗她，我便回答她说，喜欢。”（阿尔贝蒂娜似乎担心希尔贝特已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不希望让我发现她是在撒谎。）“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干。”（她们互相交换了内心秘密，而且照阿尔贝蒂娜自己的话说，在此之前，她们还接了吻，但又说她们什么也没干，这不免有些奇怪）“她就这样用车带过我四五次，也许更多，不过，仅此而已。”我不再提什么问题，我心里很难受，但我尽力克制自己，以表示自己对这一切毫不在乎，泰然处之。我重又回到托马斯·哈代笔下石匠的问题上。“您肯定还记得《无名的裘德》吧，在《心爱的人儿》中也有描写，父亲从岛上采了石头，用船远回，堆放在儿子的工作室里，那些石头就变成了雕像；在《一双湛蓝的秋波》中，坟墓的排列是互相对称的，船舶的线条也是对称的，两个情人和女死者处在两个毗邻的车厢里。《心爱的人儿》描写的是一个男人爱三个女人，《一双湛蓝的秋波》描写的是一个女人爱三个男人。这些小说都是相互呼应，叠床架屋，犹如岛上石屋一样，垂直向上，层层相叠。靠这么一分钟的时间，跟您谈论伟大的作家，我实在无能为力，但您在斯丹达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地势的高度，跟内心活动就有紧密的联系：于连·索雷尔是被囚禁在一个高地上；法布里斯①被关闭在一座塔楼顶端；布拉内斯教士②在钟楼上研究星相，法布里斯在钟楼上眺望美丽的景色。您说您看到过弗美尔的一些画，您一定发现，这些画只不过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断面。 -------- ①斯丹达小说《巴尔巴修道院》中的主人公。 ②《巴马修道院》中的人物。 不管这一美感世界得到如何的创造，那始终是同一张桌子，同一块地毯和同一个女子。如果我们只是注意色彩的特殊效果，而不善于从主题上将这美感世界联系起来，那么这个美感世界对当今时代就是一个谜，任何东西都与之毫不相象，任何东西都无法对它作出解释。这种新的美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①的所有作品里都具同一的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子（跟伦勃朗笔下的女子特征一样明显）表情神秘莫测，可爱的美貌会风云突变，和蔼善良会骤然变成凶恶狰狞（尽管实质上她仍是一个好人）。但干变万化，他塑造的总是同一种女子。娜斯塔西娅·菲里帕夫娜先写信给阿格拉耶说，她喜欢她，继而又说十分恨她。在一次与此完全相同——另一次娜斯塔西娅·菲里帕夫娜辱骂笳纳父母与此也完全相同——的造访中，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虽然曾经觉得格鲁申卡非常凶恶，但格鲁申卡在卡捷琳娜家里却非常客气。可是格鲁申卡突然开口辱骂卡捷琳娜，露出一副凶狠的神态（尽管格鲁申卡心底仍然十分善良）。 -------- ①普鲁斯特在此引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部作品：《罪与罚》、《白痴》和《卡拉玛卓夫兄弟》。 其实这些女子都有异曲同工之处。格鲁申卡也好，娜斯塔西娅也罢，她们的形象不仅跟卡帕契奥画中的宫女一样，而且跟伦勃朗画中的贝特萨贝一样，具有神秘莫测的特征。请注意，那阴阳两变、得意扬扬的脸，使女子显示出完全异于天性的样子（“你不是这样的，”拜访笳纳父母的时候，梅思金对娜斯塔西娅说；拜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时候，阿辽沙也可以对格鲁申卡这么说），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倒是无意写来的。相反，当他刻意追求“画面效果”的时候，获得的却总是愚蠢的效果，描绘出来的画面至多只抵得上孟卡奇①画中某时某刻的死囚或某时某刻的圣母一类的水平。但我们再回过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新的美感世界，它跟弗美尔的画一样，这里不仅有灵魂的塑造，而且有衣著和地点色彩的描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不仅对人物精心刻画，而且对人物的住宅也作了浓墨渲染。《罪与罚》中的看门人以及那凶杀之屋，《白痴》中罗果静杀死娜斯塔西娅·菲里帕夫娜的那宽高阴暗的凶杀之屋，两者的描写难道不一样妙不可言吗？这崭新的、可怕的住所美，这一崭新的，混合的女客美，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创的世界。批评界将他与果戈里②或和保尔·德·戈克③作比较，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比较根本无法揭示这各人所有的秘密美感。另外，我这里对你④谈到的是，两部小说会出现同一种场景。如果一部小说篇幅很长，那末在同一部小说里，就会反复出现同一场景和同一些人物。我可以举《战争与和平》为例，很容易地向你说明这一点。有些车子里的场景……”“我不想打断您，不过既然您刚说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是怕过后忘了。我的小宝贝，不知哪一天您对我说过：‘这就好比塞维尼夫人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我向您承认，我没有理解您这句话的含义。在我眼里，两位作者是那么的不同。”“我的小姑娘，过来，让我亲亲您，感谢您把我的话记得那么清楚，您过一会儿再过去弹钢琴。我承认，我说那番话是相当愚蠢的。不过我说那番话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十分特殊。塞维尼夫人有时和埃尔斯蒂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陈述事情不是遵照逻辑顺序，即先说原因，后说结果，她是先交待结果，致使我们得到的是强烈的幻觉。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人物就是如此。埃尔斯蒂尔表现海水，效果就如大海倒悬于天空一般；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也具有强烈的欺骗性。我们起初读到的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物，后来才发现，那其实是个杰出的好人，或者恰恰相反，结果个个大为惊奇。”“这您说得对。不过能不能举一个塞维尼夫人的例子。”“我承认，”我笑着回答她道，“塞维尼夫人的例子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能找到例子。”⑤ -------- ①孟卡奇（1844—1900），画家，原籍匈牙利，久居巴黎。 ②果戈里（1809—1852），俄罗斯作家，著有《死魂灵》。 ③戈克（1793—1871），法国作家。 ④在此和下一句，叙述者破例地用“你”称呼阿尔贝蒂娜。 ⑤普鲁斯特手稿中留有一张半空白的纸，准备举例所用。但例子没有用在此处，而是用在第二卷之中。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平生杀过人吗？我读过他的小说，全都可以取名为凶杀始末。凶杀在他的头脑里是个顽念，他反复写这题目，似乎有些不正常。”“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不这么认为。我不太了解他的生平，但可以肯定，他跟众人一样，用不同形式，也许还用法律禁止的形式，犯过原罪。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大概有些罪过，不过那些人物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在判决的时候都得到了减刑。再说作者本人不一定有罪。我不是小说家，但我认为，艺术创造者确实受某些生活形式的吸引，力图表现它们，但他未必身体力行。如果按原先商定，您跟我一起去凡尔赛宫的话，我就给您看一幅肖德洛·德·拉克洛①的肖像，他是一个典型的仁人君子，公认的最佳丈夫，但他却写了一本诲淫诲盗的书。他的肖像对面，是让莉丝夫人②的肖像，她写过充满伦理道德的寓言故事，但是欺骗了奥尔良公爵夫人还不够，还要把她的孩子也拐走，以此来折磨她。当然我必须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谋杀问题的关注是极其特殊的，这使我对他感到相当陌生。我听波德莱尔写道： 如果匕首、毒药、放火以及强奸…… 那是由于我们的心，唉，不够大胆。③ -------- ①拉克洛（1741—1803），法国作家。著有《危险的关系》，当时被认为淫诲之书。 ②让莉丝夫人（1746—1830），奥尔良公爵的情妇。著有《道德童话》等。 ③此两句诗出自波德莱尔《恶之花》，开卷的“致读者”中第七小节。全小节四句为： 如果匕首、毒药、放火以及强奸， 还没用它们那种有趣的构图， 装点我们可怜的命运的平凡画布， 那是由于我们的心，唉，不够大胆。 我已经目瞪口呆，不过我至少可以相信，波德莱尔说的不是真话。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这一切我觉得离我无限的遥远，除非我对自身的有些东西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自我认识都是逐渐完成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我发现确实有几口深不可测的井，但是，那几口井都是打在人类灵魂的几个孤立的点上。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创造者。首先，他描绘的世界，完全象是他独创的。那些反复出现的小旦，如列别捷夫、克拉马卓夫、伊夫尔金、谢格列夫，这一系列人物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这芸芸众生比起伦勃朗《夜巡》中的人物还要怪诞奇异。然而，这芸芸众生虽说怪诞，形式却没有什么特殊，他们也需要借助灯光和服装，说到底他们也十分平常。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深刻独特之中充满了真实。这些小丑，犹如古代喜剧中的有些人物，扮演着一种濒临绝迹的角色，但是他们却极其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灵魂的某些侧面。可是，有人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笔调之严肃庄重，不能不令我咋舌。不知您注意到了没有，自尊心和傲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身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作者来说，爱情和深仇大恨，善良和背信弃义，腼腆和傲慢不逊，这些都不过是同一本性的两种表现。由于自尊心和傲慢，阿格拉耶、娜斯塔西娅、被米基亚扯胡须的老中校以及跟阿辽沙是敌人兼朋友的克拉索特金等等人物，都未能‘如实’表现出各自的本质；还有其他许多人物也是如此。我对他的作品知之甚少。卡拉马卓夫的父亲致使可怜的白痴女人怀了孕。他的罪过犹如一个神秘莫测的动物性行动，它致使做母亲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命运之神复仇的工具，暗中听从母亲的本能，怀着对施奸者的怨恨和肉体承认这双重感情，到卡拉马卓夫家去分娩。这难道不是一个无愧于古老艺术中那纯朴动人的雕塑主题吗？这段情节犹如奥维耶多①教堂雕塑上的女人形象，神秘伟大，令人肃穆。这是第一段情节，与之呼应的是第二段情节。二十余年以后，卡拉马卓夫父亲被白痴女人所生的那个儿子斯麦尔传科夫杀害，致使卡拉马卓夫一家名声扫地。但是接踵发生的一幕，跟白痴女人在卡拉马卓夫父亲花园里分娩一节一样，具有雕塑般神秘莫测的色彩，同样具有模糊的自然美。结果斯麦尔传科夫自缢身亡，至此他的罪行宣告彻底完成。我刚才要谈托尔斯泰，其实，不象您认为的那样，谈托尔斯泰就抛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很多模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许多内容十分浓缩，是一种低声的埋怨，到了托尔斯泰的笔下，这些内容成了绽开的笑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一种原始派作品的阴沉格调，后继的弟子驱散了云雾，带来了阳光。”“我的小宝贝。您这么懒惰真让人讨厌。您瞧，您对文学的见解不是比别人塞给我们的方法有意思多了嘛。别人教我们做《爱丝苔尔》的作业，开头总是一句老套：‘先生’曾记否，”她笑着对我说。她这并不是在讥讽她的老师或者在自嘲自讽，而是因为她在自己的记忆里，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寻找到一件已经略已久远的往事，因此感到十分高兴。 -------- ①地处意大利。 在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想到了凡德伊。于是，另一个假设，即有关虚无的唯物主义假设，再度在我的心灵出现，我重又发生怀疑。我心想，归根结蒂，凡德伊的乐句虽然似乎表达了类似我在品尝浸于茶中的玛德莱娜小点心时感受到的某种心灵状态，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肯定，这种心灵状态的模糊性即标志着其深刻性；它仅仅标志着我们还不善于分析这些状态。所以这些心灵状态可能比其他任何心灵状态都具有更多的真实性。我品尝那杯茶，我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闻到古树的香味，那时候我产生的幸福感，那种肯定自己置身于幸福之中的感觉，那绝不是幻觉。我的怀疑精神告诉我，由于这些心灵状态投入了过多的我们还未意识到的力量，所以即令这些心灵状态在生活中比其他心灵状态更加深刻，但是其深刻性本身就证明它是无法分析的。这是因为这些心灵状态牵涉到的许多力量，我们都无法察觉。凡德伊的某些富有魅力的乐句使人想到这些心灵状态，因为它们也是无法分析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跟这些心灵状态具有同样的深度。纯音乐的乐句之所以美，之所以容易形象地显示我们的非智力感受，或类似的东西，那纯粹是因为音乐的乐句本身就是非智力的。那末，我们为什么要认为这些反复出现于凡德伊某些四重奏和这“合奏”中的神秘乐句是特别的深刻呢？ 其实，阿尔贝蒂娜为我弹奏的，不仅仅是他的乐曲。钢琴对我们来说，有时候就象一盏科学的（历史的和地理的）魔灯。这间巴黎的卧室，比贡布雷的卧室富有更现代化的创造。阿尔贝蒂娜弹奏着拉摩或者鲍罗丁的作品。随着音乐的起伏，我在卧室的墙上时而看见缀满爱神的十八世纪玫瑰红壁毯，时而看见辽阔无垠、白雪皑皑、万籁俱寂的东方大草原。这些稍纵即逝的装饰就是我卧室的唯一点缀。我在继承莱奥妮姨妈遗产的时候，曾经立下许诺，要象斯万一样，致力收藏，购买书画雕塑，结果我却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替阿尔贝蒂娜买了车马、衣服和首饰。但是，我的房间不是拥有一件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的艺术品吗？那就是阿尔贝蒂娜本人。我瞧着她。一想到是她，我就觉得十分奇怪。曾有好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要认识她真是难上加难，不想今天她却已成了驯服的野兽，成了需要我供给支柱、框架和靠墙的蔷薇，每天每日呆在家里与我朝夕相处，背靠着我的书架，在钢琴前坐着。她的肩膀，当她描述高尔夫俱乐部的情景时，我看见它低垂着，很难让人看清，现在却依靠在我的书架上。她美丽的大腿，我第一天就很有道理地想象过，在她整个少年时代，她的腿脚一直操纵着自行车的脚蹬，而如今，它们却在钢琴踏板上轮流起落。阿尔贝蒂娜坐在钢琴前面，脚上登一双金色的皮鞋，显得绰约多姿。这时，我更觉得她是属于我的。她能神采焕然，都是我所给的；她的手指原来只与自行车车把有缘，现在却如圣－塞西尔①的纤指在琴键上飞快地舞动；她的颈项，坐在床上看过去，丰腴粗壮，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桃晕；她那斜侧的脸庞犹显得更加粉艳，我的眼光从我内心深处射发，满载着回忆，燃烧着欲望，给她的脸庞增加了一种光彩和活力。瞬间，阿尔贝蒂娜的脸似乎附着了魔力，其立体感不翼而飞了。犹如那一天在巴尔贝克旅馆，我很想吻她一下，我的视觉因这过于强烈的欲望而模糊了，她脸的每一个侧面都发生了延伸，越出了我的视觉范围。但是我的感觉却更加清楚。她眼皮半合着，蒙住了眼睛，头发垂落着，遮住了大部分脸颊。我能看到的虽然只是层层相叠的平面，但我却能感受到那藏于平面背后的立体感。她的眼睛就象乳白的矿石包含着的两块唯一的魔光片，它们比金属还要坚硬，比阳光还要灿烂，加在无光材料中间，宛如我们压在玻璃下面那两片淡紫色的蝴蝶薄翅。她回过头来问我弹奏什么曲子，那乌黑卷曲的头发立时显出丰富协调、独具一格的花样。它有时上尖下宽，形成一个羽毛丰盛的黑色三角形，很象一羽美丽的翅膀；有时候弯曲的发环隆成一堆，形成一片雄浑起伏的山脉，山脊、分水岭以及断崖峭壁尽收眼底。卷曲的环形多彩多姿，变幻无常，似乎早已超出了大自然通常所能实现的森罗万象，唯有雕塑家的愿望才能与之呼应——雕塑家善于施展精湛的技艺，讲究刚柔相济、奔放不失和谐，刀法要有力度——光如漆木、艳如桃红的脸庞，在乌发的一截一盖之中，更显出其生动旋转的曲线来。房间的这一角放着书架和钢琴——钢琴犹如管风琴的木壳，将她的身体遮掩了一半——它们跟她的窈窕多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又十分协调，因为她善于使自己的姿态适应钢琴和书架的外形以及用途，与它们融为一体。于是，房间的这一角整个化为这位音乐天使的辉煌圣殿和诞生地，而这音乐天使又如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片刻之后将听从温柔的魔法，脱离其栖身之所，把粉红的精髓赠与我的亲吻。但不，对我来说，阿尔贝蒂娜根本不是一件艺术品。我知道什么叫用艺术眼光来欣赏女子，我了解斯万。我不行，不管是什么女子，我都不会用艺术眼光来欣赏，我缺乏外部观察的精神，从来不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什么东西。有一个女子，在我看来，根本不足称道，可是斯万一见，却立刻在她身上添加一层艺术尊严——他在她的面前大施殷勤，在我面前把她比作卢伊尼②的肖像，又说她的服饰打扮反映着乔尔乔涅画中人物的服饰——对他这套本领，我是五体投地，我丝毫没有这份天赋。从实而言，我一旦把阿尔贝蒂娜视为我有幸占有的古色古香的音乐天使，就立刻会对她失去兴趣，无动于衷，在一起不久就感到无聊了，不过无聊的日子为时不长。 -------- ①圣－塞西尔，于公元232年殉教，主司音乐。 ②卢伊尼，十六世纪意大利画家。 我们所喜欢的东西，仅仅是我们还未占有的东西，仅仅是因为这东西可资我们追求不可企及的东西。我很快又开始发现，我并未占有阿尔贝蒂娜。我从她的眼睛里看见，她时面对纵乐充满希冀，时而充满回忆，也许时而还充满怀恋。我猜不透她的心思。她宁可不去纵乐，也不愿把这些心思告诉我。我从她的眸子中抓住的只是一柔微光，犹如那些被拒之场外，贴住门窗玻璃使劲瞅看，却一点也看不到舞台演出的观众一样，我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所有欺骗我们的人，都是坚持说谎的人，我不知道她是否属于这种人。但是这事未免有些奇怪，犹如最不信教的人却铮铮表示，他们对善良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如果我们对说谎者说，说谎比坦白更加使人痛苦，那是白费口舌。尽管他们对此是有认识的，但那无济于事，他们稍过片刻仍会撒谎。他们起初对我们说过，他们自己是什么人，我们在他们眼里又是什么人，说了这话以后他们不能出尔反尔，因此只能一骗到底。正因如此，有一个无神论者，别人都认为他十分正直勇敢，为了不打破别人对他的这种看法，他情愿抛弃对生活的眷恋，甘心殉身）。从她的目光和微笑中，从她的一撅嘴中，我有时候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活动。尽管我被拒绝观看这些内心景致，但那些晚上我仍凝神静观。我发现她跟我有所不同，离我很远。 “您在想什么，我亲爱的？”“没想什么。”有时候，我责备她不该什么都瞒着我。作为补救，她便告诉我一些众人所知的事情（犹如政治家们从来不会拿一些小道消息当什么正经的事情，而只会就前一天报上已经发表的重要消息大发议论），或者模棱两可，故作神秘地告诉我，在认识我的前一年，她曾骑车到巴尔贝克作过旅行。我根据她那神秘的微笑进行推理，得出结论，她是一个非常自由，能作长时郊游的姑娘。我的结论仿佛是正确的。她一回忆起那些远游，嘴角上便会掠过一丝我初到巴尔贝克海堤，那深深打动了我的微笑。她还向我叙述过，她跟女友们到荷兰乡村远足，晚上很晚才回阿姆斯特丹，马路和河边人群熙熙攘攘，充满了欢乐。她跟那些人几乎个个都熟悉。在她的眼里，我仿佛就是坐在疾驶的车辆里，隔着模糊的玻璃窗所看见的，无数稍纵即逝的灯光。对阿尔贝蒂娜生活过的地方，对她某天晚上所能做的事情，对她施过的微笑和秋波，对她说过的言语，对她受过的吻，我一次又一次充满了痛苦的好奇。相比之下，所谓的审美好奇只配称作无动于衷！我对圣－卢产生过一次嫉妒，尽管它久久留在我的心里，但它根本比不上阿尔贝蒂娜给我造成的这无限的忧伤。女子间的爱情实在过于神秘，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切地想象出其乐趣和质量究竟是什么。想到阿尔贝蒂娜，我就好象站在剧院门口，一一点着数，放自己的一大批随从过去，让他们进入剧场。我未多加注意，其实阿尔贝蒂娜已把多少人和多少地方（尽管那些地方跟她没有直接关系，那只是一些她得以尝到乐趣的寻欢作乐之地，一些人群熙攘，比肩继踵之地）从我想象和回忆的门槛，引入了我的心房！如今，我对这些地方已经有了内在的、直接的、痉挛的和痛苦的认识。爱情，就是心灵可以感觉的时空。 如果我自己是忠贞不渝的，那我对水性杨花就无法设想，因此也就不会痛苦；我之所以想象着阿尔贝蒂娜做这做那，心灵备受折磨，正是因为我自己始终存在着喜新厌旧的欲望，喜欢取悦新的女子，起草新的小说。那一天我跟她一起去布洛尼林园，桌边坐着一批骑车姑娘，我禁不住瞟上一眼，这就得归结于这永久的欲望。所谓认识，只有对自身的认识而言。我们几乎也可以说，所谓嫉妒，只有对自身的嫉妒可言；别人的行为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只有从自身感到的快乐中才能引出智慧和痛苦。 有时候，阿尔贝蒂娜脸色突然起火，双目闪烁，我感到，仿佛有一道情热的闪电无声地划过她的回忆区。她的回忆在回忆区内不断发展，我却一无所知。要企及这一地区，简直要比登天还难。我想到，在巴尔贝克也好，在巴黎也罢，我认识阿尔贝蒂娜虽有多年，但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的女友有一种特殊的美。她虽然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但是已经流逝的时日却多少仍保存在她的身上。对我来说，这种美是一种令人心碎的东西。在这张泛着红晕的脸庞后面，我感到蕴藏着一个万丈深渊，蕴藏着我未认识阿尔贝蒂娜以前那些无止无境的夜晚。我虽然可以让阿尔贝蒂娜坐在自己的膝上，双手捧住她的脸，可以在她身上随意抚摸，但是，我手中仿佛在摆弄着一块含有太古海洋盐量的石块，或者是一颗天星的光亮。我感到，我触摸到的，只是一个生物体封闭的外壳，而生物在其壳内却可以四通八达，大自然只是创造了人体的分工，却没有想到使灵魂的相互渗透成为可能。由于大自然的疏忽，我们如今落到这种境地，我为之多么痛苦！我把阿尔贝蒂娜藏在家里，前来拜访我的人谁都想不到，在走道尽头的房间里居然有她这个人存在。我把她藏得如此严密，犹如那瞒着众人，将中国公主封藏在一个瓶里的人一样。我曾经以为，这样，阿尔贝蒂娜就成了一个美妙的囚人，从此能够充实我的住宅。我发现原来事实并非如此（她的身体虽然控制在我的法力之下，但她的思想却逃脱了我的控制），她不如说象一个时间女神，不由分说地敦促我去寻找过去。虽然我为她不得不损失了若干年时间，损失了我的财产——但愿我能对自己说，财产丝毫未受损失；可惜的很，这事未必肯定——对此，我无所惋惜。也许一人孤独地生活会更有价值，更加丰富，更少痛苦。尽管斯万建议过我搞搞收藏，德·夏吕斯先生也曾带着风趣和傲慢对我说：“您家里真丑！”责备我一点不懂收藏，但是这又于事何济？我们四方寻觅雕塑和画幅。把它们占为己有；甚至不是出于什么功利，专作欣赏之用；我们的小伤口就此很快愈合了。但是我们一不注意，或是阿尔贝蒂娜，或是那些无动于衷的人，甚或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无意中干出了蠢事，伤口就立刻会重新破裂。因此，有什么书画雕刻能够给我打开一个走出自身的出口，使我走上个人之间的交流之路，继而走向一条大道——这条路上通过的，是我们受其痛苦才能获得认识的东西，即他人的生活？ 有时候皓月当空，十分美丽。阿尔贝蒂娜上床已近一个小时。但我还是走到她的床边，想叫她瞧瞧窗外的景色。我敢肯定，我这是真的为了让她赏月。而不是为了放不下心，看她在屋里好不好我才去她卧室的。她希望怎样装假，而且能够怎样装假来逃离卧室呢？她必须和弗朗索瓦丝串通好了，否则此事绝对不能成功，走进幽暗的房间，除了白色的枕头上有一圈薄薄的冠冕形黑发，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能听见阿尔贝蒂娜的呼吸声。她已睡得很熟，我十分犹豫。但我还是走到她的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睡眠带着喃喃的低语继续流动着。她惊醒过来。无法言喻有多么快活；我刚吻她，推了她一下，她便醒了。一下子咯咯笑了起来。两臂缠住我的脖子，对我说：“我正在想你会不会来呢，”说完笑得更加厉害，更加温柔了。仿佛她睡着的时候，那美丽动人的头颅里装进去的尽是快乐、温情和笑声。我唤醒她，犹如掰开了一只水果，只见那解渴的果汁喷溅而出。 这段时间，冬天已经过去，美丽的季节重又归来。阿尔贝蒂娜仅仅向我道安才来我的卧室。经常当我的房间窗帘以及上面的墙壁都还漆黑无光的时候，我听见隔壁修道院花园里，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已经开始啁啾鸣唱，寂静之中那丰富细雅的乐调，犹如教堂风琴一般；鸟儿借着吕诋亚调式①，已经唱起了晨经，用丰富辉煌的音符，将它看见的太阳撒入我昏暗的卧室。 -------- ①中世纪宗教音乐调式。 不久，夜就缩短了。按原来的时间推算，还没有到早晨我的窗帘上面已经透进了乳色的亮光，而且时间越来越提前了。尽管阿尔贝蒂娜矢口否认自己过着囚徒的生活，但我却有这种感觉。我之所以继续让她过这种生活，这仅仅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想，第二天我肯定就可以起床出门，开始为迁居的事作些准备工作。我们要购置一处房产，在那里、阿尔贝蒂娜可以不用为我担心，更加自由地过一种乡村生活或海滨生活，划船狩猎，由她高兴。可是到了第二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阿尔贝蒂娜身上包蕴的昔日的时光，我有时喜欢，有时憎恶（换了是现今的时光，双方出于利益、礼貌或者怜悯，都在用被我们奉为事实的谎言，努力在时间和我们之间编织一道幕帘）。我原来以为，我对这过去的某些时日是了解的。可是突然间它向我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她没有设法向我掩盖这种新的面貌，但跟以往出现在我眼前的面貌毕竟是截然不同的。我现在从她眼神背后看出的，不是以前那种善良的意图；我突然间发现的，是至此我从未预料的一种欲望。我原以为阿尔贝蒂娜与我同心同德，其实她与我是离心离德的。譬如，安德烈七月份离开巴尔贝克的时候，阿尔贝蒂娜不久就要同她见面；但她只字不提，我估计，她甚至比她想象的还要早，就已重新见到了她。由于我在巴尔贝克产生了巨大的悲伤，九月十四日那天晚上她为我作出了牺牲，没有留在巴尔贝克，当即随我回了巴黎。十五日她到达巴黎以后，我就请求她去见安德烈，并问她：“她见到了您高兴吗？”眼下，邦当夫人给阿尔贝蒂娜带来了一些东西，我注视了她片刻，对她说，阿尔贝蒂娜跟安德烈一起出去了：“她们到郊外去散步了。”“是的，”邦当夫人回答我说，“说到郊外，阿尔贝蒂娜不是个爱挑剔的人。譬如三年以前，她每天都免不了要去肖蒙岗。”我一听到肖蒙岗这地名，忽然想起阿尔贝蒂娜对我说过，她从未去过那地方，我的呼吸都快停止了。事实是最狡猾的敌人，它往往向我们心脏防备薄弱的部位发动突击。阿尔贝蒂娜对她姨母说，她每天都去肖蒙岗，是否是在对她姨母说谎，而此后对我说根本不认识那地方，是否又在对我说谎？“幸好，”邦当夫人补充道，“这可怜的安德烈不久就要动身去一个乡村了，去真正的乡村，她很需要，这对她的健康有好处，她脸色那么不好。今年整个夏天她都没有呼吸到她所需要的空气。想一想，她七月份离开巴尔贝克，本来以为九月份就能回来的，没料到她的兄弟摔脱了膝盖骨，结果就没能回来。”如此看来，阿尔贝蒂娜是在巴尔贝克等她，她却瞒了我！确实，建议我回去，这样显得比较客气。莫非……“对，我记得阿尔贝蒂娜跟我谈起过这事……（这不是真的）。那么这意外的事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对这一切，我脑子里有些糊涂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事发生的正是时候，因为迟了一天，别墅就开始租用了，那样安德烈的祖母就要白白多付一个月的租金。他的腿是九月十四日摔坏的，安德烈十五日早晨赶紧发电，告诉阿尔贝蒂娜，说她不来了，阿尔贝蒂娜赶紧通知租房介绍所。拖一天的话，房租就要付到十月十五日了。”原来是阿尔贝蒂娜改变了主意。她对我说：“我们今晚就走吧，”她说这话，眼前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套房，即安德烈祖母的套房。在巴尔贝克没有见到那位女友，现在一回去就能见到了。这一切我原来都蒙在鼓里。 她提出要跟我一起回来。提出如此客气的建议，与她前不久一味拒绝的态度相比，真是起了天大的变化。我曾经以为，她说话那么和蔼客气，说明她有了回心转意。其实，这些话恰恰反映出我们不知不觉中情况已发生了突变。这种情况的突变，正是不爱我们的女人特有的复杂品行的全部秘密所在。这种女人显得十分固执，对第二天的约会一口拒绝，说是她们疲倦了，再加上她们的祖父会强行留她们在家吃饭的。“那您可以吃完饭再来嘛，”我们坚持说。“他会把我留到很晚的，还会一直把我送到家里。”说到底，她们纯粹是已经跟喜欢的人订好了约会。不想某君临时改说有要事缠身，不能赴约。于是她们便来对我们说，怠慢了我们，她们感到非常遗憾，现在她们已设法打发了祖父，可以跟我们呆在一起了，哪怕天塌地崩也不离开我们。离开巴尔贝克那天，阿尔贝蒂娜就对我使用过这套语言，对那套言辞我大概还有鉴别能力，当然要阐释这套语言，仅仅有鉴别能力还不够，还需要回顾一下阿尔贝蒂娜性格上的两大特点。 阿尔贝蒂娜的两大性格特点此刻浮上了我的心灵。我们在记忆中找到的东西是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记忆就如药房和化学实验室，有时候我们侥幸将手放入一瓶镇静药水中，有时无意中放入了危险的有毒药水。因此，阿尔贝蒂娜的性格特点，一个对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另一个却使我沮丧不堪。阿尔贝蒂娜的第一个特点，是她做一件事情，习惯于要一举多得，让多人受益，使多人快活；这是阿尔贝蒂娜的典型特征。她要回巴黎（安德烈不回巴尔贝克，这件事虽然使她感到难受，但这并不意味她缺了安德烈就活不下去）。她要借这趟旅行的机会，设法使她真心相爱的两个人都受感动，这就完全是她的性格所决定的。她一方面使我相信，这次旅行是为了不撇下我一个人，她这是出于对我的忠诚，不愿让我痛苦。另一方面，她又让安德烈深信，她本来在巴尔贝克多留一段时间，纯粹是为了能够见到她，现在既然来不了巴尔贝克，她在那儿多呆一分钟也毫无意义了，所以当机立断就赶回巴黎去见她。事实确实如此，阿尔贝蒂娜要跟我一起动身回巴黎，她是在我惆怅不堪，表示要回巴黎的愿望以后，同时是在收到安德烈的电报以后，才作出这一决定的。安德烈和我，我们俩人互不通气，她不知道我忧心如焚，我也不知道她发了电报。阿尔贝蒂娜的决定之突然，以至于安德烈和我都自然而然地以为，阿尔贝蒂娜的动身是出于我们俩各自有数的原因，而且动身这一结果离着原因又是只差几个小时，因此多么出人意料，喜出望外。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可以认为，陪我同行这就是阿尔贝蒂娜的真实动机，但她一箭双雕，又向安德烈讨了头功，使她感激不尽。不幸的是，我随即又想起了阿尔贝蒂娜的另一个性格特点，那就是她一经快乐的诱惑，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她。我记忆犹新，她决定跟我一起起程，就立刻急于要去赶火车，当时神父想挽留我们一会儿，她就怕神父误了我们的火车，使劲地催促。坐上小火车以后，康布梅尔先生问我们，是否能够推迟一星期动身，她暗中向我耸肩，致使我深为感动。原来，她如此坐立不安、急于动身，就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那间空闲套房。那套房间我见过一次，它是安德烈祖母的财产，富丽堂皇；正午有一个老仆人看着，空旷、幽静，阳光犹如一层薄纱覆盖在沙发和卧室的椅子上。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就嘱咐门卫，她们在卧室休息，别让任何人前来打扰；门卫或是天真无邪，或是狼狈为奸，总是唯命是从。现在这套房间时刻都在我眼前摇晃。它空关着，每当阿尔贝蒂娜心情烦躁，神情严肃，她便去那儿跟她女友会面。她的女友无疑比她先到一步，因为她要空闲得多。在此以前，我从未想到过这套房间，可是现在对于我来说，它带着一个可恶女人的影子。人类生活的秘密和大自然的秘密是相同的。每一次科学的发现对秘密的疆域只能是一次推移，而不是消除。一个嫉妒者把心爱的女子千万个小乐趣给剥夺了，自然是要把她激怒的。尽管嫉妒者有时才智超人，富有洞察力，又靠第三者提供最佳消息，但是那些乐趣已经成了女子生活的实质，所以她必将其深藏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使他无处寻觅。归根结底，安德烈至少要走了。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我上了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的当，因此受阿尔贝蒂娜的蔑视，有朝一日我会对她把话挑明，让她明白，她尽管可以把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但有些事我是了如指掌的。这样，我也许可以逼她说出些实话来。但是，我现在还不愿意把这件事兜出来。首先，她姨妈来访才不久，她一猜就能猜到，我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会断了我的这条消息源，而对没有来源的消息又毫无畏惧，其次，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把握，愿留阿尔贝蒂娜多久就留多久，我不愿意冒险，过多地引她发怒，其后果只能促使她希望更早地离开我。如果我根据她的话语——她对我的计划总是表示赞成，表示十分喜欢这种生活，囚禁生活对她来说只剥夺了微乎其微的东西——来作推理，按此去寻找事实真相和预测未来，我可以毫不怀疑，她会永远地留在我的身边。为此，我甚至还感到十分为难。我感到，有许多生活天地我都还未体验过，而且再也体验不到了。因为我的生活已经作了交换，只能跟这么一个已毫无新鲜之处的女人一起生活，害得我现在连威尼斯也去不了，因为一到那里，我睡下以后心灵就会不得安宁，害怕她会被船夫、旅馆伙计和威尼斯姑娘勾引去。我这些想法也许不错。但是，如果我根据另一种假设，即不是根据阿尔贝蒂娜的话语，而是根据她的沉默和目光、她的汗颜和赌气、甚至于根据她的动怒——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告诉她，她只是在发无名之火，我只是置若罔闻而已——来进行一番相反的推理，那么我的想法是，这种生活在她是无法忍受的；她所喜爱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受到剥夺，这样，她注定有朝一日要离我而去。如果她真要决定离开我，那我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选择一个有利时机让她走，也就是说，她走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太感痛苦，她走的那个季节也应当是我想象不出她能到什么地方去寻欢作乐，譬如，她不可能到阿姆斯特丹、安德烈家或凡德伊小姐家去。当然几个月以后，她还是见到了凡德伊小姐。可是，从此到几个月以后，我的心情会平静下来，对这一切会变得无动于衷。前后相距几个小时，阿尔贝蒂娜从决定不想离开巴尔贝克一变为决定立即离开，我发现了个中的原因，内心留下了小小的创伤。要想达到心绪平静，无动于衷的那一天，必须等到这创伤愈合以后才行。如果从此我不再受到什么新的打击，那么病症就会逐渐减轻，直至完全消失。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分手虽然不是迫在眉睫，但已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但是，由于我目前病症还未减退，现在就实行分手，必定要增加痛苦和困难，所以还是以“冷处理”为上策。时机的选择要由我来作主。如果在我决定分手之前，她抢先一步，宣布说她厌透了这一生活，一定要走，届时仍然来得及考虑如何击倒她。我可以给她更多的自由，向她许愿，保证让她立即得到她企盼已久的乐趣；如果只能靠打动她的心来获得援救，我还可以向她吐露我的内心惆怅。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心底泰然。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自己也常常缺乏逻辑，跟她说话，告诉她我的想法，从来不加注意，前后发生矛盾。基于这一假设，我猜想牵涉到分手的事情，她肯定会早早地提出她的理由来。这样我可以从容地驳回她的理由，说服她。 我感到，我跟阿尔贝蒂娜的生活，不嫉妒则是无聊，一嫉妒便是痛苦；即便是有幸福，也是不得长久。那天晚上，在德·康希梅尔夫人来访以后，尽管我们俩人心情都十分愉快，但我仍凭着巴尔贝克时的明智，决意离开她，因为我很清楚，发展下去，对我并不会有什么好处。只是我到现在都仍这么想象，我对她的思念将是我俩分别时刻所留下来的一个颤音；一个加了持续音的颤音。因此，我愿意选择一个甜蜜温柔的时刻，以后好让我内心继续震颤着这美好的时刻。不应该挑剔，左盼右顾，应该要有明智。可是既然已经等了那么久，与其说眼看她象我从前一样，妈妈未再吻道晚安或者到火车站给我送别，我就一气之下走开，还不如耐心地再等几天，一直到出现一个可以接受的时刻，不然那就太没有理智了。我不顾一切，对她百献殷勤。买福迪尼长裙的事情，我们终于共同商定，还是用金蓝面料、玫瑰衬里订制一件，现在刚刚做好。我一共预购了五件，很遗憾，她都没要，单单喜欢那一件。春天来临，她姨妈对我说的话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发了火。那天晚上，她就是穿着那件福迪尼长裙。裙子使我想到威尼斯，更使我想到我为她作出的牺牲，然而她却没有丝毫感激之情。我虽然从未见过威尼斯，但是自从我孩提时要去那儿度复活节假，甚至更早一些，自从在贡布雷时斯万送给我提香的版画和基多的摄影以后，我对威尼斯就一直日夜向往。阿尔贝蒂娜那晚穿上那件福迪尼长裙，就仿佛是那诱人的、却又隐而不见的威尼斯幽灵出现了。她浑身披满了阿拉伯首饰，使人想起威尼斯城，想起犹如苏丹脸上缀满珠宝的面纱和金碧辉煌的威尼斯宫殿，想起安布罗瓦兹图书馆①的精装图书，想起雕刻着东方鸟的石柱；这些象征着生死轮回的东方鸟，在绸光之中相互映辉，闪烁出深蓝的颜色，然而随着我目光的移动，深蓝色又变化为柔和的金色。这色彩的瞬息变化，犹如坐在威尼斯尖舟上，随看小船轻轻的划移，湛蓝的大运河瞬时会泛出火焰焰的金光一样。更别提那两袖里衬的樱红，那更是典型的威尼斯色调，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提耶波罗②玫瑰色。 那天白天，弗朗索瓦丝无意中说漏了嘴，告诉我，阿尔贝蒂娜对什么事都不称心；我让弗朗索瓦丝传话告诉她，建议她一起出去走走，或者告诉她我不出门，车子来接她；不管车子来接不来接，不管跟她说什么她几乎一概耸耸肩，爱理不理。那天晚上，我觉得出她脾气不好，又逢上天气第一次暴热，我心情烦躁，再也憋不住一肚子的火，终于指责她忘恩负义：“对，您可以去问问所有人，”我失去了控制，声嘶力竭地叫道，“您可以去问问弗朗索瓦丝。我这只不过是嚷嚷而已。”我这一嚷，立刻回想起阿尔贝蒂娜曾经对我说过，我发怒的时候，她觉得我的脸色有多么难看。她还给我引过一段《爱斯苔尔》③中的台词： 瞧，这愤怒的前额冲着我， 我惊魂失魄知几多？ 唉！面对您眼中喷射的火， 试问哪颗勇敢的心不哆嗦？ -------- ①处于意大利米兰，拥有大量珍贵的古籍和手抄本。 ②提耶波罗（1696—1770），意大利画家。 ③拉辛的悲剧。 我对自己的暴怒十分羞愧，我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后悔。但是，我不能甘拜下风，自认失败。我要向她显示，我的讲和是有武装的、具有威吓力的讲和；同时我觉得，要她去除一刀两断的念头，就有必要表示，我根本不怕一刀两断。于是我说：“原谅我，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对自己这么发怒十分惭愧，后悔莫及。如果我们不再能和睦相处，如果我们必须分手，那也不应该这样，这不配我们。如果必要，我们可以分手，但最重要的是我真诚地请求您原谅我。”我思忖着，如何弥补这一切，保证她打算接下去再留一段时间，至少留到安德烈走了以后——过了三个星期安德烈走了——最好第二天就讨好她一下，给她找一些她曾经有过，但已有好久没再尝到过的乐趣。既然我要消除自己给她造成的烦恼，也许我应该趁此机会向她表明，我要比她想象的更要了解她的生活；到明天，她不愉快的心情将烟消云散，但是，我对她的警告会留在她的脑中；“是的，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多么暴怒，请您原谅我。不过，我不是完全象您想象的那样，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有些坏人总是千方百计挑拨我们俩的关系。为了不让您遭受痛苦，我从未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您。有时我听到一些告发以后，简直要气疯了。”我想趁机向她表明，我对她去巴尔贝克一事了如指掌，便说：“比如说吧，您知道，那天下午您去特罗卡德罗，凡德伊小姐要到维尔迪兰夫人家来。”她一阵脸红。“是的，这事我知道。”“您能向我起誓吗？这不是要跟她重拉关系吧。”“我当然能够向您起誓。可是为什么要说‘重拉关系’？我跟她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关系，我向您发誓。”听到阿尔贝蒂娜这么当面撒谎，我十分伤心。明明是事实，这脸红就是最彻底不过的坦白，可还偏偏矢口否认。她的不诚实叫我伤心。然而，这不诚实却还包含着一层纯洁心的抗议——我无意识中是准备相信她的纯洁的。相比之下，她的诚实对我的刺痛更大。我问她：“您至少是否能够对我发誓，您想去维尔迪兰夫人家白日聚会跟您希望与凡德伊小姐重逢是毫无关系的？”她回答我说：“不，这我不能对您发誓。我确实很希望再见到凡德伊小姐。”还在一分钟以前，我恨她至今还要掩盖与凡德伊小姐的关系，可是现在，她老老实实地承认，要能再见到凡德伊小姐她非常高兴，我听了又从头凉到脚。毫无疑问，当时我从维尔迪兰夫妇家回来，她问我：“维尔迪兰夫妇是不是没有请到凡德伊小姐？”她为的是要向我表明，她知道凡德伊小姐要来，目的就是要我痛苦不堪。但是过后我大概形成了这样一个推理：“她知道她要来，这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十分高兴的事。只是事后她意识到，如果明说出来，就等于让我发现，凡德伊小姐是个臭名昭著、在巴尔贝克如此使我绝望，差一点逼我自杀的人，她居然与此人认识，为此她对我闭口不谈此事。”现在可好，她觉得似乎有必要向我承认，凡德伊小姐来了她很高兴。其实，她当时想去维尔迪兰夫妇家那神秘的样子本来就足以为证，可是我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考虑。尽管我现在心想：“她为什么只承认一半？这岂不可恶可鄙，更兼愚蠢？”可是我精神如此崩溃，以至于我再也没有勇气在这一点上再跟她争论不休，况且在这一问题上我缺乏证据，不占上风。为了恢复我的优势，我话峰急转，立刻提到安德烈，因为安德烈发急电一事是一重大秘密，它将帮助我彻底击垮阿尔贝蒂娜。“再说一件事，”我对她说，“现在有人折磨我，逼得我不得安宁，不断地告诉我您在外面的关系，不过说的是您跟安德烈的关系。”“跟安德烈？”她叫道。由于怒气上升，脸上生火；又由于惊讶，或者故作惊讶，她的两眼直眨。“多……多动听！！能否请教一下，都是谁告诉了您这么些动人的事情？我能亲自跟这些人交谈一下吗？能请教一下，他们这么恶语伤人，有什么凭据？” “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没法告诉您，我收到的是一些匿名信，但写的人您也许很容易找到（我这么说目的是告诉她，我才不信她真会去找），这些人似乎对您十分了解。我得承认，最后一封信（我指的就是这一封，因为信中涉及的是区区小事，说出来毫不困难）确把我恼火了，我得向您承认。信中说，那一天我们离开巴尔贝克，您之所以先想留下，后又改变主意走了，就是因为在这当儿，您收到了安德烈一封信，告诉您她将来不了了。”“安德烈给我写信说她来不了，她甚至还给我发了电报，这事我很明白。我不能拿出来给您看，是因为我没有留着。但是信不是那一天来的。再说，即便是那一天，安德烈来不来巴尔贝克，这事跟我又有什么相干？”“这事跟我又有什么相干”是发怒的表示，证明这事就是“跟她有点相干”，但这并不一定证明阿尔贝蒂娜回来纯粹是为了见到安德烈。每当阿尔贝蒂娜发现，她向某人谎编一个行为动机。结果真正的行为动机被此人看穿了，她就会发怒，哪怕此人就是她实实在在替他做了那件事的人她也不管。阿尔贝蒂娜以为，有关她所作所为的这些情报，并不是那些人写匿名信主动告诉我的，而是我拼命向他们索取的，这一点从她接下去跟我说的一番话里丝毫听不出来，因为她那番话听起来似乎已经接受了我匿明信的说法；这一点只有从她冲着我的一脸怒气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怒火看来只能是她先前不快心情的总爆发了，就为此她认定，我从事的间谍活动，只能是我对她行动进行监视而发展成为的结果，对此她早已深信不疑。她的怒火一直发到了安德烈的头上。她心里肯定在嘀咕，现在可好，她连跟安德烈一起出去我也不能忍受了。她说：“再说，安德烈也叫人恼火，叫人讨厌。她明天回来，我可再也不愿意跟她一起出去了。您可以把这一点告诉那些对您说我是冲着她才回巴黎的人。我确实对您说过我认识安德烈已有多年，可是要让我说她长得什么模样，我却说不上来，因为我见她也见得太少了！”可是第一年在巴尔贝克她却对我说：“安德烈长得真动人！”诚然，这句话并不意味着阿尔贝蒂娜跟她有什么爱情关系，而且每次我听到她谈起这类关系都是充满了愤怒。但是，难道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吗？由于她不认为跟一位女朋友搞那些游戏就等于是有不道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别人身上打上了烙印，在她心里却相当模糊；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她自己已经在无意之中起了变化。这种可能性还在于这一变化和对这一变化的无意识都反映于她跟我的关系之中，她在巴尔贝克时如此气愤地拒绝了吻我，然而后来每天都是自己主动来吻我，我希望她再这么长时间地吻我，呆一会儿就吻我。“可是，我亲爱的，您要我怎么去告诉他们，这些人我认也不认识。”我的回答如此坚定，本该可以消除凝聚在阿尔贝蒂娜眼中的异义和疑虑了，可是她的目光却一丝不动。我缄默不语，可是她仍然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就象面对着一个话还没完的人。我再一次向她道歉。她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可向她道歉的。她重又变得十分温柔。但是我从她忧郁憔悴的脸上看出。她心中形成了一个秘密，我很清楚，她不可能不告而别，而且她也不可能作此希望（要过一个星期她才能试穿福迪尼新长裙），也不可能做到得体，因为我母亲和她姨妈周末都要回来。既然她立时不可能走掉，我为何还要跟她强调，我想送她一套威尼斯玻璃器皿，想第二天跟她一起出去看看，而听到她回答说就这么说定了，我又如释重负？她终于跟我道了晚安，我也吻了她，可是这时她却一反常态，转过了身去，没有还吻我；而恰恰就在一秒钟前我还在想念这巴尔贝克她拒绝了的，而后每天晚上她都给予我的吻。由于赌了气，她似乎不愿意向我表示温存，以免过后让我觉得这场不和只是假的；她似乎是在使自己的行动跟这场不和协调一致。然而，虽然她嘴上不说，虽然她与我断绝了肉体关系，但仍然希望有分寸地保持朋友关系。我又吻了她一次，把那大运河熠熠如镜的金蓝和成双成对的象征生死的鸟紧紧抱在心怀里。然而再一次地，她没有还吻我，而本能地带着预示死亡的凶兽那种不祥的顽固劲，抽开了身子。她身上反映出来的这死亡的预感似乎也侵袭了我，使我充满恐惧和焦虑，以至于当阿尔贝蒂娜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已没有勇气让她离开，又叫住了她。“阿尔贝蒂娜，”我对她说，“我一点也没有睡意。如果您也不想睡觉，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完全可以再呆一会儿。不过我并不一定要您这样，我特别不想叫您累着。”我觉得，我要是能让她脱掉衣服，换上白睡衣，她就会显得较红，较刺激，更容易刺激我的感官，这样和解就会更加彻底。但是我有些犹豫，因为她的长裙的蓝边给她的脸容增加了一层美丽、一道光韵、一片天色，失去了这些，我就会觉得她比较冷酷。她款款地走回来，充满了无限地温存，但仍带着忧郁憔悴的表情对我说：“只要您愿意，我可以留下来，我没有睡意。”她的回答使我静下了心来。因为只要她人不走，我就觉得我可以考虑将来的事情。而且她的回答里也包含着友谊和顺从，不过这是带有某种特性的顺从，我觉得其界线就在于从这忧郁的目光后面透露出来的秘密，在于她改变了的举止仪态——她之所以改变，一半是出于不知不觉，一半是她事先就要使自己的举止与什么事情采取同步一致；而究竟是什么事情，我却不知道。尽管她人在，我还是觉得，她只有象在巴尔贝克时躺在床上，穿着白睡衣，露出颈项，我才有相当的胆量，使她不得不让步。“您既然如此客气，留下来安慰我，您应该把长裙脱了才是，穿着多热，又不随便，我都不敢碰您，怕把裙子碰皱了。把裙子脱了吧，我亲爱的。” 第五部 女囚(19) “不，在这里脱裙子不太方便。我呆一会儿到自己屋里去脱。” “那么在我床边上坐一会儿总愿意吧？”“那当然愿意。”不过她离着我，坐在我的脚边上。我们谈着话，突然听见一声呻吟，节奏均匀，原来是鸽子在咕咕叫。“这说明天已经亮了，”阿尔贝蒂娜说。她几乎皱起眉头，似乎在我家里生活，错过了美丽季节的乐趣一样，对我说：“鸽子又出现了，春天来临了，才会这样。”鸽子的咕咕和公鸡的报晓，两者之间的相似既深刻又晦涩，犹如在凡德伊的七重奏里面，柔板的主题是建筑在第一段和结尾段的主旋律基础上的，自然相互间有相似之处，但是调性和节奏的变化已将它们变得大不相同；一个门外汉打开一本有关凡德伊的书，会惊奇地发现，这三个乐段同是以四个音符为基础，他在钢琴上用一个手指就能弹出这四个音符，然而却无法弹出这三段曲子。鸽子演奏的这段感伤曲就是一种小调鸡鸣，它不会扶摇直升，飞向天空，却象驴叫，平稳柔和，从一个鸽子叫到另一个鸽子，只作横线移动，从不升腾，不能将这平平的呻吟转换成序曲快板以及最后乐章反复出现的欢乐高亢。我知道，我说“死亡”这个字，仿佛阿尔贝蒂娜马上就会离开人世似的。看起来，事情本身其实要比事情发生的时候来得更加广泛，发生事情的这一时刻不能包容事情的全部广度。由于我们对事情保持记忆，所以事情能够延及到将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事情在事情发生以前也要求有自己的一席地位。当然，有人会说，事情在将来是个什么模样，我们无法看见，但是事情在回忆当中不一样也变了模样？ 我发现她不再主动吻我，心里已经明白，要她吻我纯属白费心机，然而只有从新吻开始，才可能真正得到安静。于是我对她说：“晚安，时候太晚了，”我这么说，可以叫她来亲吻我，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她跟前两次一模一样，说了一句：“晚安，好好睡一觉，”只是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这一次我没敢再叫住她，可是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没办法再躺下。我如同笼中小鸟，来回跳动，一会儿担心阿尔贝蒂娜会走，一会儿又相对平静了一些，左思右想，心绪不宁，我心情能有相对平静的时刻，是因为我每分钟都多次反复进行这样一种推理：“她不可能不告而别，她一点儿也没有跟我说起她要走，”这么一推理我心里基本上就好受一些了。但是我立刻又想到：“可是要是明天我发现她走了怎么办！ 我这么担心本身就说明是事出有因的。她为什么没有亲吻我？”这么一想，我的心又剧烈地疼痛起来。接下去我重又开始原来的推理，心疼方始得到减缓。可是这头脑运动如此频繁，如此机械，结果闹得我头昏脑胀。由此可见，有些心理状态，例如焦虑，只提供两项选择，结果就会象肉体痛苦那样，残酷地把您拴在方寸之地上。我无止无境地一会进行赞同我焦虑心情的推理，一会儿进行驳斥我焦虑心情，并给我以安慰的推理，其空间之狭窄，犹如病人靠内心运动不断地触摸那使其痛苦的器官，刚离开一会儿，片刻之后仍又回到了镇痛点上。万籁俱寂之中突然传来一阵声音，听起来没有什么特殊，但却叫我充满了惊恐。是阿尔贝蒂娜房间窗户猛然打开发出的响声。等一切恢复静寂以后，我扪心自问，为什么这响声叫我如此害怕？这响声本身毫无可惊之处，但我觉得它使我惊恐万状是出于两层意义。首先，我们俩人生活有一条公约，由于我怕风，晚上绝不开窗。这事阿尔贝蒂娜到这里来住时我跟她解释过；尽着她坚持认为这是我的一种怪癖，但仍然保证绝不违反这项禁令。因此对这类事情她都非常小心谨慎。她知道，哪怕她诅咒这些事情，我都要，我都敢肯定，她宁可让壁炉烟火味熏着睡觉，也不会打开窗户，就如早晨哪怕发生了天塌下来的大事，她也不敢让人把我叫醒。这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项小小的公约。然而既然现在她可以不告一声，擅自违犯这项约定，那还不意味着她从此可以肆无忌惮，违犯其他一切公约了吗？其次，打开窗户这声音极其猛烈，几乎是缺乏教养，她打开窗户时似乎怒火满腔地在说：“这日子憋死我了，我管他呢，我需要透气！”我心里没有完全这么想，而是继续在想，阿尔贝蒂娜开窗的声音，似乎比猫头鹰的叫声还要神秘，还要令人毛骨悚然。自从斯万那天晚上到贡布雷来吃饭，至今我也许一直没有过象现在这么焦躁不安，我一晚就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想以此响动来引起阿尔贝蒂娜的注意，她也许会可怜我，叫唤我。可是她屋子里没有传出任何响声。在贡布雷的时候，我叫我母亲来。但跟我母亲在一起，我就怕她生气。我善于用向她表示我的感情的办法，来保持她对我的感情。这么想着，我就迟迟没有叫唤阿尔贝蒂娜。渐渐地我感到时辰太晚了，她大概已经睡着好久了。我也就回屋睡觉去了。早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叫唤，别人绝不会到我房间来；第二天我一醒过来，我按铃叫唤弗朗索瓦丝。我在想：“我要告诉阿尔贝蒂娜，我要给她订造一艘游艇。”我接过信件，目光没有瞧着弗朗索瓦丝就对她说：“过一会儿我有话要对阿尔贝蒂娜说，她起身了吗？”“起身了，起得很早。”“一听这话，我顿时觉得，一阵狂风卷起千层焦虑之浪，在我心里翻腾不息；风急浪涌，击得我喘不过气来。“是吗？那现在她人在哪儿？”“大概在她自己屋里。”“啊！那好，那好。我呆一会儿见她。”风浪过了，我开始呼吸。阿尔贝蒂娜还在这儿，对此我几乎有点无动于衷。然而我又猜测她可能不在，这难道不几近荒唐？我睡着了。尽管我敢肯定她不会离开我，我还是睡得不深，不过不深也只是相对她而言。因为，院子里修理工程发出的声响，我睡眠中虽然隐约听到，但毫不影响我继续静静睡下去；然而，从她屋里发出任何细小的颤动，她出来进去再蹑手蹑脚，她按门铃再小心翼翼，都会使我惊醒，全身颤抖，心跳不止；哪怕我是在昏昏沉睡之中听到这声音也会这样。这就跟我外祖母一样，临终前几天，她早已一动不动，进入静止状态。医生们称之为休克；可是别人告诉我，当我按习惯按了三下门铃叫唤弗朗索瓦丝时，外祖母听到以后就象树叶似的开始颤抖起来；然而那个星期内，我为了不搅扰灵室的肃穆，按铃的时候比平时都轻。不过弗朗索瓦丝告诉我，我自己不知道，其实我按铃有特别之处，不可能跟别人的铃声混同起来。这么说，我是否也已进入垂暮之日，死亡已经渐渐逼近？ 那一天以及继后一天，由于阿尔贝蒂娜不愿意跟安德烈一起出去，结果我们两个就一起出去了。我都没有跟她谈及游艇的事。这一起散步使我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了。可是晚上她吻我时继续使用她那新的方式，为此我十分生气。我只能把这看作是她借此表明仍在跟我赌气，我向她赔了那么多的礼，对她那么客气，她还要那样，这未免有些不可思议。我从她身上再也得不到我需要的肉体满足，她心情不好我就更觉她丑陋。为此我更加强烈地感到，初晴之日，万欲萌动，为了她我却失去了众多女子和四方兴游。中学时和女子们在浓荫下的幽会，早已忘却了，现在又断断续续地回忆起来。也许是由于这些回忆，这春天的世界别有一番情趣。我们的住宅在旅途中穿越了一年三季，到达这春天的世界刚刚三天，只见这地方晴空万里，条条大路都一溜逃跑，去参加乡间野餐，划船嬉戏；在我眼里这既是花草绿荫的国度，也是翩翩女子的国度，到处充满欢声笑语，连我病后乏力的身子也有权去分享欢乐。然而，听从于每日的惰性，严守贞洁，只能跟一个并非我所爱的女子交欢，被迫囿于家中，不能出户远足，这一切在昨日的旧世界，在荒凉的冬天世界似乎还可能，而在这郁郁葱葱的新世界里则再也不可思议；我在这新世界里醒来，就象年轻的亚当，第一次遇到生存的问题，幸福的问题，没有前此消极方案的包袱。阿尔贝蒂娜却压着我；我瞧着她，一脸的冷漠和阴郁。我感觉到，我们没能一刀两断，实为一种不幸。我想去威尼斯，在此之前我想去卢浮宫看看威尼斯画，去卢森堡博物馆观赏埃尔斯蒂尔的两幅作品——据别人刚告诉我的消息，盖尔芒特刚将这两幅画卖给该博物馆；我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见到时曾欣赏不已——《舞之乐》和《某家庭肖像……》。但我害怕，怕前一幅画上有些猥褒的姿势别挑起阿尔贝蒂娜对民间乐事的欲念和怀恋，使她心想，有些生活她没有经历过，那烟火屏开下的生活，那郊外咖啡舞厅的生活，也许是很有味的。而且，埃尔斯蒂尔的画上，南方绿荫丛中还有裸体女性，尽管埃尔斯蒂尔本人只是将此看作一种雕塑美——但那岂不降低了作品的价值——说得更美一些，把那些生在绿荫丛中的女子裸体看作具有白玉雕像的美，那些裸体女子仍有可能叫阿尔贝蒂娜想到某种乐趣。因此，我不得不放弃这些计划，改为去凡尔赛。阿尔贝蒂娜不愿意跟安德烈出去，一人呆在屋里，穿着福迪尼浴衣看书。我问她愿不愿意去凡尔赛。她这人就是这一点非常动人，干什么事却非常痛快，也许她过去一半时间都生活在别人家里，因此早已养成这种习惯。决定跟我们来巴黎，她也只用了两分钟考虑。她对我说：“如果我们不下车，我就可以跟您去。”她要披一件大衣，盖住她的睡衣，她在两件福迪尼大衣之间犹豫了一下，犹如她拿不定主意要带哪个朋友一起出去一样，最后挑了一件深蓝的，非常漂亮，然后又在帽上扎了一枚饰针。一分钟内她已穿戴完毕，我还是在她之后才披好外套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去了凡尔赛。她行动之迅速，态度之温顺，使我较为放心了，仿佛虽然我没有什么确切的理由要担心，却需要放心似的。去凡尔赛的路上，我思忖着：“我毕竟没什么可担心的，尽管那一天晚上发出开窗的声音，我叫她做什么，她还是百依百顺的。我一说要出去，她二话没说就在浴衣外披上了蓝大衣跟我来了，如果是一个反抗的人，一个跟我闹翻的人，那是不会这么做的。”我们在凡尔赛呆了很长时间。晴空万里，犹如闲步的人仰卧田野有时所能看见的天空，一片湛蓝，略透苍白，然而颜色是如此纯一、如此浓厚，让人觉得苍穹所用之蓝色不掺任何杂质，而又深不见底，无穷无尽，任凭你在其间纵深遨游，除了这蓝色，不可能发现任何一粒其他物质。我想到外祖母，不管是人类艺术，还是自然风光，她都喜欢宏伟壮观，她就喜欢看见圣蒂莱尔教堂的钟楼直刺这蔚蓝的天幕。突然我对失去的自由里又泛起一股怀恋之情，因为我听到一种声音，虽然我一时还分辨不出是什么声音，但我外祖母听到，跟我一样，也会非常喜欢。这声音听起来如同胡蜂嗡嗡一般。“瞧，”阿尔贝蒂娜说，“有一架飞机，它飞得很高，非常高。我朝上空环视了一下，但就象躺在田野上的闲步者那样，只见那一片纯质的蔚蓝，不见任何黑点。但我确实听见翅翼的震颤发出的嗡嗡声，突然那翅翼进入了我的视野。高空之处，一对小小的褐色翅翼，一闪一闪，在纯蓝不变的天幕上打了一个小褶。我终于找到了这嗡嗡声的来源，原来是这只小虫子在也许有两千米的高空上来回折腾。我看见了它在嗡嗡作响。以前长年之中，由于地面距离还未被今天的速度所缩短，两公里外传来的火车汽笛使我们激动不已。如今，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使我们激动的是两千米上空飞机传来的嗡嗡轰鸣；两者具有同样的美感，因为纵向旅行所跨越的距离与地面距离是相等的；凌空中的度量之所以让人看来是超然另定的，这纯粹是由于我们觉得无法企及的缘故，其实两千公尺以外的飞机并不比两公里以外的火车更远。甚至还更近，因为飞机是飞行于更为纯净的空间，旅人并未切断与出发点的联系，犹如风和日丽的海面和平原，船只驶远或微风轻拂，便会在万顷海洋和无际的麦田上留下道道涟漪。我们很晚才踏上归途，路边一条红裤紧挨着一条短裙，让你不时发现一对对情侣。我们车子驶过马约门回去。巴黎的建筑失去了立体感，成了一幅线描画，犹如一座城市被毁之后，我们画此类画来勾勒其原有图景似的。然而，图景四周勾出一条极其柔和的蓝线，将图景烘托得更加美丽。我们的眼睛四处贪婪地搜寻，这吝啬而又美妙的色调从何而来，原来是一轮明月。阿尔贝蒂娜无限欣赏。我不敢对她说，我如果是单身一人，或者是在追逐陌生女子，这景色会使我更加心旷神怡。我给她吟诵了几段咏月诗和散文，告诉她从前的银月怎么到了夏·多希里昂笔下和雨果的《埃维拉尼斯》以及《泰雷兹家的晚会》诗里变成了蓝色，又怎么通过波德莱尔及勒孔德·里尔复变为金黄色。然后，我向她回忆起《沉醒的博兹》末尾象征新月的意象，吟诵了整部诗篇。 每当我重忆旧事，我说不清她一生的欲望多么反复无定，时时充满矛盾，谎言无疑又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我记不确切当时我们谈话的内容了，只记得她对我说：“噢！瞧这姑娘多漂亮，高尔夫球又打得那么好。”我问她姑娘叫什么名字，她立刻摆出一副若无其事而又傲不可训的样子——这类撒谎者每次要避开一个问题，都千篇一律地采取这种姿态——回答说：“啊！我不知道（无法奉告，实在遗憾），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光看到她打高尔夫球，但从来就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明明就是知道，一个月以后，我对她说：“阿尔贝蒂娜，你上次说到的那个姑娘，即那个高尔夫打得很漂亮的姑娘，你认识她吧。”“啊，对！”她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说的是爱弥丽·达尔梯耶啊，真的，我都不知道她最近怎么样了。”撒谎犹如构筑野战防御工事，既然姓名守卫战失利了，就必须赶紧转移，寻找可能，守卫其他防线。“啊，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她住什么地方。我看不出有谁能告诉你她的住址。啊不！安德烈不认识她。她不是我们一小帮的，如今我们这帮人也各奔东西了。”另一些时候，谎言如同无赖：“唉！我要有三十万法郎的年金多好……”她咬紧嘴唇说。“有了这些钱你想干什么呢？”“我就要请求您允准我留在你家里，”她吻着我说，“到哪儿我才会更加幸福呢？”但是即使将其谎言考虑在内，也叫人难以置信，她的生活是何等的水性杨花，她的欲望是何等的朝三暮四。她爱某人爱之发疯，可三天一过，她已不愿再接受此人的拜访；她要画画，两天之中表现得急不可耐，几乎是急出了眼泪——不过眼泪一流出来就干了——反正争得就象被人抢走了奶妈的孩子。可及至我真遣人替她去买颜料画布，她却一个小时也不能等待。她对人，对物，对事，对艺术，对国家，感情都是如此多变，其实她对万事万物都是如此性格，所以，如果她喜欢钱财的话——我对此有些不信——也不会比喜欢别的东西更为长久。当她说：“啊！我要有三十万法郎年金多好”时，尽管她表达了一个不好的想法，但她绝不会抓住此念，紧紧不放，犹如她看了我外祖母手中的塞维涅夫人著作版本的插图，她就希望去参观罗歇，又好比她要寻找高尔夫朋友，要坐飞机，要去姨母家度圣诞，或要重握画笔，等等，她都是说过即忘。 “说真的，我们俩谁也不饿，不如到维尔迪兰夫妇家去，”她说道，“正好是今天，又是时候。”“可是您要也对她们有看法怎么办？”“噢！有好多关于他们的传言，可是说到底，他们也不至于那么坏，维尔迪兰夫人对我向来不错。再说，一个人也不能总是跟人人都闹翻吧。他们是有缺点，可是缺点谁还能没有？”“可是您不够打扮，该回去打扮一下，那样时间又晚了。”“对，还是您说得对，我们还是回家省事。”阿尔贝蒂娜回答道，那百依百顺的态度，每次都让我十分惊奇。 我们的车子开到一家点心店门前停下。这家店几乎坐落在城外面，当时颇有点名气，一位夫人行将出来，在向老板娘要取衣物。那位夫人一走，老板娘忙着收拾杯子、碟子和剩下的点心，因为时辰已经不早。阿尔贝蒂娜朝老板娘瞧了多次，仿佛是要引她注意似的。老板娘只是走到我的身边，问我要点什么。老板娘长得又高又大，此刻站着给我们上点心，阿尔贝蒂娜坐在我旁边。阿尔贝蒂娜为了吸引老板娘的注意，每每直线地将目光往上举，可是因为老板娘紧靠着我们，阿尔贝蒂娜不仅要尽可能高地抬起眼珠，而且目光还要直爬陡坡，没有倾斜一点的可能。她不能过高地抬头，只能将目光升到那不象样的高度，去够老板娘的眼睛。阿尔贝蒂娜出于对我的礼貌，迅速将目光降下来，老板娘未加注意，仍在忙她的。这样，阿尔贝蒂娜的目光作了一系列的上升运动，去乞攀那望能莫及的神。继后，老板娘开始收拾旁边一张大桌子。这下阿尔贝蒂娜的目光能运转自如了，偏偏老板娘的目光没有一次停留在我朋友的目光上。对此我并不惊奇。这女人我认识一些，我知道她尽管结了婚，却仍还有着几个情人，但事情又瞒得滴水不漏，见她那愚不可及的样子，我对这一点大惑不解。我们吃完点心的时候，我看了这女人一眼。她全神贯注地收拾东西，我朋友如此反复地瞧她，她都未予正视一眼，我朋友的目光又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这未免有些失礼。她收拾了又收拾，手脚不停，毫不歇息。把小调匙和水果刀放回原处等等这些工作即便不是由漂亮的高女人来干，而是节省人力，扔给机器去完成，那我们也就不会看见她对阿尔贝蒂娜的注意竟那么全然不放在眼里。可是，她眼睛并没有低下，并没有全神贯注于她的工作，而是任眼波四溢，任妩媚横流。确实，如果这个老板娘不是一个蠢而又蠢的女人（这不仅出自于她的名声，光凭我的经历，我也一目了然），这淡漠倒可能是一种极度的巧智。我很清楚，再愚蠢的人，事情一旦牵涉到他们的欲望和利益，尽管他们在愚蠢的一生中一事无成，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却能立刻适应最为错综复杂的形势。不过不管怎么说，对老板娘这样一个笨女人来说，这个假设未免过于复杂了一点。这种笨傻甚至还呈现出无礼的形态，这真是不可思议！她连一眼也不瞧阿尔贝蒂娜，然而又不可能不看见她。这对我的朋友确实有失敬意，但是我心底又暗自高兴，阿尔贝蒂娜也得到了一个教训，看到了对她不注意的女人毕竟大有人在。我们告别点心店，回到车上，已经踏上了归途，突然我后悔起来，由于我经常到店里订点心，老板娘一定知道我的姓名住址，我忘了顺便把她拉到旁边叮嘱她一句，请她别把我的姓名住址告诉我们来时遇到的刚出门来的那位太太，其实即使那位太太从点心店间接打听到阿尔贝蒂娜的住处，那也纯属枉然。我只是觉得走回头路太远了，而且为这区区小事专程赶回去，在愚蠢且爱说谎的老板娘看来，也未免有些小题大作。我只是想，一星期以后我得回这儿来吃点心，来补这嘱咐；我们每每把要说的话忘了一半，把十分简单的事情分好几次做，这很讨厌。 那天晚上，犹如寒暑表上升一度一样，晴暖的天气又跳了一级。春天的晨曦，催人早醒。我在床上听见电车穿行于馨香之中；空气中热量越聚越多，直至中午变得凝固起来。相反，我的屋子较为凉爽，稠密的空气渗进来以后，将盥洗室的气味、衣橱的气味和沙发的气味一道道隔得清清楚楚。昏暗的光线中泛着一层珠光，给窗帘和蓝缎沙发添了一道柔和的折射。在这半明半暗之中，道道气味并列直立着，互不混淆。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确属可能，我仅借着这清晰可辨的气味，就立刻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郊外的一个新区——与巴尔贝克布洛克所住的街区相仿——我仿佛走在太阳灼烈的街道上，眼中看见的并不是乏味的肉铺和白色的方石，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餐室；呆一会儿我一经到达，果盘中的樱桃和杏子、苹果酒以及格律耶尔奶酪便散发出阵阵香味，馥郁缭绕，在若明若暗之中轻轻雕饰出玛瑙一般的钟乳纹，而棱镜玻璃的餐刀架却往昏暗中放射道道彩虹，或在桌布上撒下点点孔雀花斑。 犹如风在逐渐增大，楼下驶过一辆汽车，我听之异常高兴。我闻到了汽油味。善于挑剔的人会觉得，空气中飘荡着汽油味，是一大遗憾（他们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气味把乡村的空气搞糟了）。另有一些思想家，也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他们注意事实，认为如果人类的眼睛能看到更多的色彩、鼻孔能辨别更多的香味，那么人类就会更加幸福，就将富有更浓的诗意，这其实不过等于说，不穿僧袍，换上豪华套装，生活就会更加美丽，这不过是将天真无知套上哲学外衣而已。对于我来说，这汽油味却是另一回事（与此相仿，樟脑和香根草，其香型本身并不好闻，却能使我激动，它唤起我对到达巴尔贝克的当天那湛蓝的大海的回忆）。在我去古维尔的拉埃斯圣约翰教堂的日子里，这气味和着机器喷冒的黑烟，曾多少次消散于苍白的蓝空；多少个夏日的午后，阿尔贝蒂娜画画，是它伴随我出门溜达。现在我身卧暗室，这气味又在我身边吹开了矢菊花、丽春花和车轴草。它如田野的芬芳，使我陶醉；它不象山楂树前的馥香，受其浓烈成分的牵制，固定在山楂树篱前的范围内，不能向远处飘发。它是四处飘扬的芳香，大路闻之奔驰，土地闻之改样，宫殿纷纷跑来迎客，天空大放晴朗；它使力量倍增，它是动力腾飞的象征；它唤起了我巴尔贝克的旧梦，登上钢筋水晶罩的双翼飞机，但此次并非携带过于熟悉的女子共访旧友，而是邀陌生女子同行，飞一处新地作爱。这气味时时伴随着汽车喇叭声，我就象为军营起床号那样为这喇叭声填词：“巴黎人，起来吧！起来吧！到郊外去野餐；到河里去划桨！和漂亮姑娘去到那树荫下！起来吧！起来吧！”这翩翩浮想真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我连连庆幸自己订下了“严规”，非我叫唤，任何“胆怯者”，无论是弗朗索瓦丝，还是阿尔贝蒂娜，都不敢到“深宫内庭”来打搅我，真可谓： 君权严酷，把我禁锢， 难见吾民吾土①。 -------- ①见拉辛悲剧《爱斯苔尔》第一场第三幕。 突然景致变了。回忆中出现的已不再是昔时的印象，而是旧日的欲望。近时金蓝的福迪尼裙衣唤醒了这一欲望。它在我眼前展现了另一种春天的景色，不见嫩绿满枝，甚至不见花草绿荫，但见一个名字——威尼斯。此处的春天是经过提炼，只剩精华的春天，春时的绵延、趋暖和开花不是表现为一块浊土的荫发，而是一片净水的翻腾。这里的春天没有花冠。回答五月的呼唤，只能用流光倒影；五月拍打着春水，春水则闪烁着蓝宝石的幽光，赤裸着全身拥抱这五月。四季更替，海湾未曾开花，年复一年，城池仍一派哥特式风韵。我很清楚，我不能想象，或者说我偏要想象，正是这欲望，在我孩提时代，由于出发心切，结果反而摧毁了我出发的力量：威尼斯之梦给我一片遐想。大海犹如一条蜿蜒的河流，曲曲弯弯环抱着一个精心雕琢的城市文明。城池有一条湛蓝的纽带绕着全身，与世相隔，独立发展之中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绘画和建筑流派。它是一座神奇的花园，比比皆是彩色的水果和花鸟；它亭亭玉立于大海之中，海水拍击着柱子，为其爽身，而大海又象一对黑暗中永不闭息的蓝宝石的眼睛，投射在重雕的柱头上，使之永远五光十色，斑驳陆离。 是的，该是动身的时候了。自从阿尔贝蒂娜不再挂着跟我赌气的样子，我觉得她已不是我值得牺牲一切而占有的财富了（我们牺牲其他一切财富，也许是为了摆脱忧愁，摆脱焦虑，现在这些都已平息）。我们穿过了一度以为穿不过去的布圈；我们驱散了风暴，找回了晴天的微笑；莫不可测的无名的仇恨，或许说无底的仇恨，也烟消云散了。从此，原先暂时撇开的问题现在又回到了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幸福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跟阿尔贝蒂娜共同生活重又成了可能，我感到我从中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不幸，因为她并不爱我。趁她温顺地赞同——她的温柔我还可以用回忆来细加回味——这时离开比较好。是的，时机已到。我应该打听清楚，阿尔贝蒂娜何日离开巴黎，在邦当夫人这里采取果断的行动，以肯定阿尔贝蒂娜那时候既不能去荷兰，也不能去蒙舒凡。到那时候此次动身已看不出什么不便，就挑选一个象今天这样我对阿尔贝蒂娜毫无牵挂，心里充满无限欲望的晴天——晴天接下去有的是。应该不见她，让她出去以后我再起身，迅速梳洗完毕，给她留个条。既然她这时节要去的地方，一处也不可能叫我心烦意乱，我应该趁此机会，相信自己在旅途中心里不会去想她会做出什么不良行为——何况此刻我对此已完全无动于衷——不要再见她，赶紧去威尼斯。 我按铃叫唤弗朗索瓦丝，让她替我去买一本导游和一份火车时刻表。跟我孩时准备动身去威尼斯一样，此刻要实现的欲望跟当时一样强烈。我忘了，在此之前我实现过一次欲望，即巴尔贝克之行，那一次毫无乐趣可言；威尼斯既然也是一个可感知的现象，也许跟巴尔贝克所差无几，也未必能实现我无以言表的梦幻，即哥特式时代带来的梦幻。这时代伴随着一江春水，不时冲击着我的心灵，产生妩媚动人而神秘莫测的景幻。弗朗索瓦丝听到我的铃声走了进来：“先生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按铃，”她对我说，“我很着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今天早晨八点钟，阿尔贝蒂娜小姐向我要箱子，我没敢不给。我又怕来叫醒先生，先生会骂我。我想先生快会按铃的，就叫她再等一个小时，可是白搭。她没听我的，留了这封信给先生，九点钟的时候就走了。”听到这儿，我气已接不上来——我还深信自己对阿尔贝蒂娜已无动于衷，可见我们对自身是多么缺乏了解。我双手捂住胸口，双手突然汗湿，自从我朋友在小火车上告诉我有关凡德伊小姐女友的事情之后，我双手还是头一次这么出汗。“啊！很好，弗朗索瓦丝，谢谢！您没来叫醒我，当然做得很对。现在您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过一会儿我再按铃叫您。”我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第六部 女逃亡者(1) “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心理上的痛苦怎样地超越了心理学本身呀！片刻之前，在作自我剖析时，我还以为这次不再重逢的分离正是我所企望的，我在把阿尔贝蒂娜给予我的平平淡淡的快乐同她使我未能实现的绚丽多彩的欲求加以比较时（我对她长住我家的坚信不疑，即我的精神大气压，使这种欲求占据了我灵魂的首位，然而，乍一听到阿尔贝蒂娜出走的消息时，这种欲求便再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它已在瞬息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满以为自己明察秋毫，我断定我再也不愿见到她，我已经不爱她了。然而“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这几个字适才却在我心里引起了那样大的痛苦，我感到我再也挺不住了；必须立即终止这种痛苦；我这时对我自己真是体贴入微，俨如我的母亲体贴行将作古的外祖母，我怀着不让所爱者痛楚的善心对自己说：“耐心等一会吧，总会替你找到补救办法的，放心，大家不会让你这样痛苦下去的。”于是我胡思乱想起来，刚才，我还没有按门铃时，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出走之所以感到无所谓，甚至求之不得，那是因为我不相信她会走，正是这样的思路使我的自卫本能起而寻求最起码的镇痛药以抚慰我裂开的创伤：“这一切都无关宏旨，因为我会让她立即回来。我这就考虑办法，她无论如何总会在今晚回到这里。所以不必烦恼。”我不仅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无关宏旨”，我还竭力使弗朗索瓦丝得到这样的印象，办法是不在她面前流露我的苦痛，因为，甚至在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时，我也没有忘记我的爱情必须显得是幸福的爱，是相濡以沫的爱，尤其在弗朗索瓦丝眼前，因为她不喜欢阿尔贝蒂娜，而且总是对她的真诚表示怀疑。 是的，片刻之前，在弗朗索瓦丝还没有来我这里时，我曾以为我再也不爱阿尔贝蒂娜了，我相信我这个准确无误的心理分析家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方面；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内心最深处也了如指掌。然而我们的智慧无论多么敏锐，我们却无法窥见组成人心的要素，这些要素通常处于倏忽即逝的状态，只要那能够使其脱离这种状态的现象未能使其经受起码的凝固作用，这些要素就是不可臆测的。我原以为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那是在欺骗自己。不过，恐怕连最精微的理性认识能力也无从赋予我的这种认识，适才却因为骤然的痛苦反应而使我获得了它。它坚实，鲜明而奇特，宛若一颗晶莹的盐粒。阿尔贝蒂娜呆在我的身边已成了我的习惯，而我却突然看见了“习惯”的另一副面孔。在此之前，我总把习惯看作一种摧毁力，它毁灭独创性乃至毁灭感知的意识；如今我却把这种习惯视为令人畏惧的神力。它如此紧密地和我们连在一起，它那不起眼的容貌那么牢固地嵌刻在我们的心间，可是这种几乎看不真切的神力一旦脱离开来，一旦离开了我们，我们便会遭受最最可怕的痛苦，到那时，习惯便会象死亡一般残酷。 既然我想设法让她回来，读她的信便成为最紧迫的事了。我感到我已经胸有成竹，因为未来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通过我们意志力的最后干预，这未来似乎还可以改变。不过我同时又想到，我曾见过其它的力量作用于这个未来，而对于这种力量，即使给予我更多的时间，我也无从与之对抗。倘若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无能为力，那么即使发生的时刻尚未到来，这又有什么用呢？阿尔贝蒂娜在家时，我确曾下决心保持和她分手的主动权。后来她却走了。我拆开她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朋友，原谅我没敢亲口对您说出下面的话， 我是那样胆怯，在您面前我总感到害怕，因此，即 使强迫我自己，我也没有勇气把话说出口。我本该 向您说的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共同生活下去了，那 天晚上您在盛怒之下斥责我时，您也看见了，我们 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变化。那天夜里可以调解的事，几天之后就可能变得无法挽回。因此，我们既有幸 已经和解，还是好朋友一般分手的好。我亲爱的，这就是我寄给您这封信的原因，如果我使您微感悲伤，我求您想想我未来的无限忧愁，从而宽容地原谅我。 我亲爱的大哥，我并不想成为您的敌人，您对我的 爱情逐渐而且很迅速地冷漠下去，这已够使我感到 痛苦了，因此我既然决心已定，不可更改，在请弗 朗索瓦丝转交这封书信之前，我得先向她索要我的箱子。别了，我给您留下我个人最美好的。阿尔贝 蒂娜。 我对自己说，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什么，甚至比我意料的还要好些，因为这些话根本不是她的真实思想，她写这些显然是为了给我猛然一击，以引起我的恐惧。我现在必须考虑最最紧迫的事，那就是让阿尔贝蒂娜今晚就回家。邦当家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他们会利用外甥女向我勒索钱财，想到这点是令人难过的。但这又何妨？为了阿尔贝蒂娜今晚回到这里，即使把我的一半财产送给邦当夫人，剩下的也还够我和阿尔贝蒂娜舒适地生活下去。与此同时，我还在琢磨我今天上午是否有时间去订购她希望得到的游艇和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一切犹豫既已烟消云散，我甚至不再去考虑以往我曾认为给她这些东西是不明智的。如果邦当夫人的干预还不够，如果阿尔贝蒂娜不愿意听她的话，而且提出她今后只能在完全独立行动的条件下才回来，好吧！无论这会使我多么伤心，我也要同意她这样独立行动；她想出门就可以独自出去；为了自己最执着追求的事，必须善于作出牺牲，无论这种牺牲有多么痛苦，而我所执着追求的正是让阿尔贝蒂娜在我这里生活，尽管今天清晨按我准确而荒谬的推理我不这么看。此外，我难道能说，给她这种自由于我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吗？这样说我才是在撒谎哩。我已经不止一次感觉到，让她远远离开我去外面做坏事，这种痛苦也许比意识到她一呆在我身边一呆在我家里便感到厌倦的悲哀还轻微些呢。倘若她请求出门去某个地方，我同意她去而同时却想到有人在那里组织了狂欢的酒筵歌舞，我无疑会感到这太难以忍受。不过，对她说“乘我们的船或乘火车去某个我不熟悉的地方过一个月吧，您在那里做什么事我都会一无所知”时，我往往又感到高兴，因为我想，相比之下，她远远离开我时也许会更喜欢我，等她回家时她恐怕就感到幸福了。再说她本人也一定愿意如此，她自己并没有要求得到这种自由，而且我如果每天都让她得到新的享乐，日复一日，我还很容易对这种自由作出某种限制。不，阿尔贝蒂娜所企望的，是我和她在一起时别再使她难堪，而且压倒一切的是——正如昔日奥黛特和斯万之间发生过的那样——希望我下决心娶她。一旦嫁给了我，她就不会再坚持要求独立了；我俩会双双留在这里，那该多么幸福！当然，这意味着放弃威尼斯。然而，当我们的心同另一颗心连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又使我们痛楚到相互无法分离时，我们最向往的那些城市——还有比威尼斯重要得多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剧院——变得多么平淡、多么无足轻重、多么死气沉沉！何况在结婚问题上阿尔贝蒂娜是完全有理的。妈妈自己就认为这种拖延十分滑稽。娶她，这是我早就应该做的事，也是我必须做的事，正是这点促使她写下了她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书信，正是为了促成我们的婚姻，她才暂且放弃了她也许愿意做也是我希望她做的事：回到这里。是的，她企望的正是这个，这正是她这次行动的意图，我那富于同情心的理智对我这么说，然而我感到，我的理智在对我作如是说时，它总是从它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个假设出发，不过我又确实感到另外一种假设在不停地被证实。当然，这第二种假设恐怕永远也不敢于明确提出阿尔贝蒂娜可能与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保持着联系。但当那可怕的新闻扰得我不能自拔时，我们一进入安加维尔车站，却是第二种假设得到了证实。不过这个假设后来并没有去构想阿尔贝蒂娜会主动离开我，而且是以那样一种方式，既没有事先通知我，也没有留下余地使我来得及阻止她。然而，如果说在生活刚让我作了那次可观的新飞跃之后，摆在我面前的现实象物理学家的发明、预审法官对一桩罪行底细的调查或历史学家对一次革命内幕的新发现向我们揭示的现实一样使我感到新奇的话，这现实本身却超出了我那第二种假设所作的粗略预见，不过它倒也在使这种预见不断得到完善。这第二种假设并不是慕于理解力的假设，而且那天晚上阿尔贝蒂娜没有吻我时我感到的惊恐，那天夜里听见窗户响动时我感到的恐惧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正如大量的次要情节已经表明的那样，下面的情节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点——理解力并不是捕捉真实情况的最灵敏、最有力、最合适的手段，这一点只能提供多一层理由说明我在开始是从理解而不是从无意识的直觉或从相信现成的预感着手去捕捉真实情况的。是生活通过一桩桩的事情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对心灵或思想至关重要的东西并非通过推理而是通过别样的潜能学来的。正是理解力本身认识到了这种潜能的优越性并且通过推理在这种潜能面前认输，同意成为它们的合作者和奴仆。这就是试验性的信任。我正在与之搏斗的未曾逆料的不幸对我来说（如同阿尔贝蒂娜和两个搞同性恋的女子的友情）也似曾相识，因为有那么多的迹象促使我去认识它（尽管我的理智根据阿尔贝蒂娜自己的话断定不是这么回事），我从这些迹象看出她对那种奴隶式的生活多么厌倦，多么憎恶；有多少次我确信这些迹象仿佛由看不见的墨水写在她那忧伤而顺从的眼睛背后，写在她那突然莫名其妙地红得发烫的面颊上，写在猛然打开窗户的响声里！对这些迹象我无疑不敢去深究，也没敢得出她会骤然出走的明确概念。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时我心情平稳，我只想着由我来安排她离开，不过离开的日子并不确定，也就是说离开的时间还不存在；因此考虑她离开的事只不过是我的幻觉，正如身体健康的人想到死亡时总想象自己不怕死，其实他们只是在把一种纯然否定的想法引入这种好的健康状态，因为死神的临近一定会改变这种状态。此外，即使我曾千百次地想到阿尔贝蒂娜自己希望出走，而且想得极为清楚、极为真切，我也不会更深一层去揣测这事对我会怎样，说透了，也就是这次出走会多么离奇、多么残酷、多么突然，是怎样一件前所未闻的坏事。假如我曾预料到这次出走，这些年来我会不停地去考虑它，而不至于在弗朗索瓦丝对我说出“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这句话从而揭开难以想象的地狱的纱幕时使我那些想法连在一起也与这个地狱不仅关系毫不紧密而且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想象力总借助一些业已熟悉的材料来想象某种不熟悉的情状，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想象不出这种情状。然而感觉甚至最纯粹的体肤感觉却会打上新情况的最原始的而且长时期难以磨灭的标记，如同闪电的光纹。我几乎不敢对自己说，即使我早已预料到这次出走，我恐怕也无法想象这次出走如何可怕，即使阿尔贝蒂娜向我通报了她的出走，而我对她又威胁又哀求，我恐怕也无从阻止她出走。此时此刻去威尼斯的愿望离我多么遥远！当年在贡布雷，每逢我一个心眼只想着妈妈来我的房间时，想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愿望也离我这么遥远。原来我从幼年起体验过的全部焦急不安现在又前来给我新的忧虑火上浇油了，两种忧虑结合成了性质相同的混合体，使我窒息。 的确，这样的分离打击了我的身心，这一击通过肉体的极大的载入能力使痛苦变成了某种与我们饱经忧患的生活的各个时期同步的东西，——的确，那个希望我的悔恨达到最尖锐程度的女人也许对我心灵承受的这一击寄托了某种希望（人们很少考虑别人的痛苦），她也许假装出走，只想以此要求较好的生活条件，也许永远出走——永远！——以此惩罚我，报复我或继续被我所爱，或者（为了我将来对她保持美好的记忆）猛力打破她感到正在她周围编织的厌倦和冷漠的网络，——的确，我们曾经相许避免互相对心灵进行这样的打击，我们曾经相约友好地分手，然而友好分手实属罕见，因为如果相处甚笃就不会分手。此外，一个遭到万分冷落的女人总该隐约意识到，男人尽管对她已感到厌倦，共同的习惯却使他对她越来越依恋，而且她也应该想到，友好分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出走时通知对方。然而她害怕在通知对方时受到阻挡。任何女人都会意识到，她对男人的影响力愈大，她离开他的办法便只能是逃走。因自己是主宰者而逃匿，情况正是如此。当然，在她前不久引起的厌倦感和因她的出走而产生的重新得到她的狂热要求之间存在的距离之大的确是闻所未闻的。除去在写作这个作品时阐述的原因和另外一些即将阐述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别的原因。首先，出走往往发生在冷漠——确实存在的或自己认为存在的——发展到极端，就象钟摆摆到极限一样的时刻。女人想“不，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男人口口声声说要离开她，或正在考虑离开她；倒是她先离开了。于是，钟又摆到了另一个极端，距离也大到了极限。可是转瞬间钟摆又回到了原处；从而再一次超越了业已阐述的原因，这该多么自然！心在跳；而且出走的女人已不再是离家前那个女人了。她在我们身边已经过惯了，却猛然发现别样的生活渗进了她的生活，而且她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这样的生活，也许正是为了参与这种生活她才离开我们的。这一来，出走的女人那全新的丰富多采的生活又回过头来影响还留在我们身边的女人，也许还在策划这个女人的出走。我们可以推测的一系列心理现象与她和我们的共同生活密不可分，与我们毫不隐讳的对她的厌倦情绪和我们的忌妒心也联系紧密（这种忌妒心使曾被好几个女人抛弃的男人几乎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被抛弃，因为他们的性格和反应都相同，这一点是可以估计到的；人人都有自己受骗的方式，正如人人都有自己感冒的方式），这一系列我们认为并不神秘的心理现象有可能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系列事实相符。她在某一段时间可能和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保持着联系，笔头的或口头的，或通过信使。如果她已和某某先生约定，在她去见某某先生的头一天由这位先生先来看我，她就可能正在等待某种信号，而我说“某某先生昨天来看过我”就在无意间给了这个信号。有多少可能成立的假设啊！也仅仅是可能罢了。我惯于构思事实，当然只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以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天我误拆了一封别人写给我的某个情妇的信，信是用约定好的口气写的：“继续等着招呼我去圣卢侯爵家，请在明天来电话通知。”于是我据此又架构起某个出逃计划来；圣卢侯爵的名字只是说明另外一件事的记号，因为我这个情妇并不认识他，不过曾听我说起过他，再说信上的签名是个什么绰号与语言形式毫不相干。事实上这封信并不是写给我的情妇而是写给家里另一个人的，上面的名字和我情妇的名字不一样，送信的人看错了。这信并非用互相约定的暗号而是用很糟糕的法文写的，因为写信的是个美国女人，的确是圣卢的一个女友，他告诉过我。这个美国女人写信的奇特方式使一个完全真实然而陌生的名字看上去象个绰号，因此我在这大的猜测是彻头彻尾地错了。然而我在脑海里把这些纯属虚构的情况串联起来的思维框架本身却极其正确而且不折不扣地合乎实际，因此，三个月之后，当我的情妇（她当时是准备作我的终身伴侣的）离开我时，她出走的方式和我最初想象的出走方式竟一模一样。来了一封信，信的特点和我错误地赋予前述那封信的特点如出一辙，只是这封信的确具有暗号的意思，云云。 是的，她在头天晚上拿走了包装纸，但她知道自己要走却并非从那晚开始！因为她的出走并非出于伤感而是源于决心，她为准备出走而下决心放弃她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正是这种决心使她看起来那样黯然神伤。带看这样的伤感她在我面前几乎是一本正经的，冷冰冰的，只有最后一个晚上例外，这天晚上她在我身边呆的时间比她希望的要长些——她老愿意延长，这使我感到吃惊——，回去时她在房门口说：“别了，小宝贝，别了，小宝贝。”不过我在那一刻并没有警觉。弗朗索瓦丝告诉我，第二天早晨阿尔贝蒂娜对她说她要离开时（但这也可以解释为疲劳所致，因为她一直没有脱衣服而且整夜都在包装她的东西，包装除了她需要向弗朗索瓦丝索要的不在她房里和盥洗间里的东西之外的所有东西），她仍旧那么悲悲戚戚，而且比前些日子还要僵直，还要呆板，因此在她说“别了，弗朗索瓦丝”时，弗朗索瓦丝以为她快要倒下去了。一个人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便会懂得，他眼下如此不喜欢某个女人，不喜欢的程度甚至超过所有那些在最平常的散步场合邂逅相遇的女人，而且为因她而牺牲那些邂逅相遇的女人大生其气，正是这个女人倒反而可能是他百倍千倍中意的女人。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某一种乐趣——这种乐趣由于习惯，也许由于寻乐对象的平庸而变得毫无价值——和别样的乐趣，即诱人的、令人陶醉的乐趣之间的问题，而是这种诱人的，令人陶醉的乐趣与另一种更为强烈的东西，即对痛苦的怜悯之间的问题。 我一面指望阿尔贝蒂娜今晚回到这里，一面忙不迭去做最紧迫的事，同时又用新的信念去医治失掉与我共同生活至今的人引起的心灵创伤。我保存自身的本能反应无论多快，在听到弗朗索瓦丝谈及此事时，我仍然在瞬间感到孤立无援，而且我此刻知道阿尔贝蒂娜今晚即将返回也无济于事，我在尚未告诉自己她将返回的那一刻感觉到的痛苦（就是刚听到：“阿尔贝蒂娜小姐要回了她的箱子，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的那一刻）又自动在我心里复苏了，痛苦的情状和过去的相同，换句话说，就仿佛我对阿尔贝蒂娜即将返回还一无所知似的。她也的确应该回来，不过得由她自己主动回来。不管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让她看出我在命人采取措施，在企求她回来，这都会事与愿违。的确，要放弃她，我再也没有象放弃希尔贝特时那样的力量了。我所希望的是结束这种肉体的痛楚，我那远不如从前健康的心灵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痛楚了，这一点甚至比重见阿尔贝蒂娜更为重要。而且，无论是工作还是别的事情，由于我总是使自己习惯于不抱任何奢望，我变得更为软弱了。不过这种痛楚剧烈的程度之所以使别种痛苦望尘莫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因为我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以及希尔贝特都没有共同享受过肉体的快乐，而是因为我并没有天天或时时刻刻见到她们，没有可能因而也没有这种需要，在我对她们的爱情里缺少“习惯”这个巨大的力量。我的心既已无力奢望什么，也不乐意忍受痛苦，它能够觅得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许只能是不惜代价让阿尔贝蒂娜回家，既然如此，倘若昔日在处理和希尔贝特的关系时我没有选择与此相反的途径（自愿放弃或逐渐忍受），我也许会认为这相反的途径简直就是小说里的解决办法，在生活里这种办法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从而明白这另外一种解决途径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被同一个人接受，因为现在的我几乎还是过去的我。然而时光也起了作用，时光已经使我衰老，时光也曾促使阿尔贝蒂娜在我俩的共同生活中长久不懈地伴随在我身边。我虽然不愿意放弃她，我和希尔贝特相处时保留下来的起码的自豪感却促使我不愿因命人求阿尔贝蒂娜回来而成为令她嫌恶的玩物，我想让她回来而又不显出我一心盼她回来的样子。于是我连忙起床省得浪费时间，但痛苦又使我停了下来：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她离家之后起床呢。不过我还是得赶快穿上衣服以便去阿尔贝蒂娜住处的门房那里打听消息。 痛苦，是人承受精神打击的延续，痛苦渴求着改变形式；人们总希重通过做计划，打听消息而使痛苦化为乌有；也愿意它生发出不计其数的变形，这比保持原封不动的痛苦要求的勇气要少一些，带着苦恼躺在床上，这床显得好狭窄、好硬、好冷。我又站了起来，在屋里我每动一步都得无比小心，我坐下时总是设法避免看见阿尔贝蒂娜的椅子和那架自动牌钢琴，她总是把她那双金色的高跟拖鞋踏在钢琴的踏板上，这是唯一的一件她用旧了的东西，她用过的东西仿佛全都想以我的回忆教给它们的特殊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向我转述，再一次向我通报她出走的消息。我不去看，却看见了这些东西；我浑身无力，我跌坐在一把蓝绸缎安乐椅上，一个钟头之前，就在这间卧室里，一缕阳光使周围变得朦胧迷离，在半明半暗之中，椅子上淡淡的篮色曾使我沉入梦乡，我当时那么热切留恋的梦景此刻却离我如此遥远。唉！在这一刹那之前，一向只有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时我才会坐在这里。所以我此刻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我站了起来；这一来，每时每刻都有一个组成无数个微不足道的“我”中的成员还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已经出走了，必须将这事通报他；必须——如果他们都是陌生人而又不具备我那种对痛苦的敏感、这种通报就不会那么残酷——宣告这个不幸适才已降临到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还不知道此事的“我”头上了；必须让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第一次听到这几个字：‘阿尔贝蒂娜要回了她的箱子”（我在巴尔贝克曾看见人们装这些棺材形状的箱子，这些箱子正好放在我母亲的箱子旁边），“阿尔贝蒂娜走了”。我有必要向每一个人通报我的悲伤，这种悲伤绝不是从那些令人沮丧的总的情况里任意得出的悲观的结论，而是一种特殊印象的断断续续的不由自主的复苏，这种印象自外而来而且不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在这些“我”中，有几个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例如（我没有想到今天是我理发的日子），理发时的“我”。我早已把这个“我”置诸脑后了，这个“我”的到来引起了我一阵呜咽，有如一个早已退休的仆人来到刚死去的主人的葬礼上。我随耶猛然回想起，一星期以来，我有时突然惊恐万状，而我对自己却不承认这种恐惧。每逢这样的时刻，我又和自己争辩说：“预先假设她会突然出走不是徒劳吗！这是荒谬的。假如我把她托付给一个明白事理的聪明人（如果我的嫉妒心没有妨碍我吐露真情，我也许真会这样行动以求得心境的安宁），这个受托的人一定会说：‘您简直发疯了。这绝不可能。’（的确，我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口角。）一个人出走总有他的动机。他会说出这个动机。他也会给你回答的权利。人不会象这样走掉的。不，这是幼稚之举。这才是独一无二的荒谬绝伦的假设呢。”但是每天早上我打铃时只要看见她还在那里，我却会宽慰地叹一口长气。弗朗索瓦丝把阿尔贝蒂娜的信一交给我，我立即相信这一定是那件不可能的事，是她的出走，应该说几天前我就察觉到这次出走了，尽管我有多种合乎逻辑的理由使自己感到放心。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而且在绝望中几乎有一种对先见之明的满足，有如一个谋杀犯明知自己不可能被发现却仍旧忧心忡忡，这时他突然在召见他的预审法官那里看见他的受害者的名字写在案卷的开头…… 我一心希望阿尔贝蒂娜是去土兰她姨母家了，在那里她起码可以受到足够的监督，从而在我去把她领回来之前不至于出什么大的纰漏。我最怕她留在巴黎，也怕她去了阿姆斯特丹或蒙舒凡，也就是怕她逃走以后一头钻到某个我连初步情况都没有掌握的男女私通的鬼把戏里去。不过说实在的，我口头说出巴黎、阿姆斯特丹，蒙舒凡这许多地方，我心里想的却是一些她真正可能去的地方；因此，当阿尔贝蒂娜的门房回答说她已去了土兰时，这个我自以为希望她去的住处倒似乎变得比所有的地方都更可惜了，原因是她去那里已确实成了事实，在对现实确信不疑和对未来毫无把握的双重煎熬下，我第一次想象阿尔贝蒂娜已开始了她梦寐以求的独立于我的生活，也许会长期，也许永远，在这样的生活里她也许会变成一个未知数，从前我老是被这个未知数弄得心绪不宁，而同时我又有幸占有和抚摸属于这未知数的外形的东西，也就是那难以捉摸的被我得到的温柔面庞①。正是这未知数构成了我爱情的基础。至于阿尔贝蒂娜本人，她只有挂了她的姓名才可能在我身上生根，除了睡眠之后苏醒那罕有的休息时刻，这个姓名什么时候都铭刻在我头脑里而且永不停息。倘若我出声地思索，我会不停地念叨这个名字，我的絮语很可能会单调而愚蠢到仿佛我变成了一只鸟，一只寓言中的鸟，它无休无止地叫着它作为人时曾经爱过的女人的名字。你一个人在心里念叨这个名字，没有念出声，因此你仿佛在自己心上刻写这个名字，而且仿佛让名字留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末了，你的脑海就象一堵被人乱画过的墙一样布满了写过上千遍的所爱者的名字。你时时刻刻都在思想里写着这个名字，幸福的时候写，不幸的时候写得更勤。在重复叨念着这个除了已知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的名字时，你会感到一种不断产生的需求，不过时间一长你也会感到疲倦。我此刻甚至没有去想肉体的快感；在我头脑里我甚至没有看见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形象（可她却是使我内心如此烦乱不安的人），连她的肉体我都没有看见。如果我愿意分别探讨与我的痛苦紧密相联的想法——总是会有这类想法的——，我很可能交替着去探讨，一方面猜测她是在什么样的心境里出走的，她有没有返回的意思；一方面考虑接她回来的办法。尽管我们认为和我们的苦恼有关联的人在我们的苦恼里仅仅占据微不足道的位置，也许正是在这微不足道的地方就存在某种标志和真相。事实上她个人在这种苦恼里也的确算不了什么；某些偶然因素使我们想到她时便感到激动和苦恼，而习惯又把这种激动和苦恼与她紧紧地联系起来，这激动和苦恼的过程本身才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比在幸福中感到厌倦更足以证明），当我们认为问题（这问题那么无聊，我们简直不准备再提它了）都出在她本人身上时——激动和苦恼的过程这时都已被遗忘，起码是由她引起的激动和苦恼的过程已被遗忘，因为这种感情过程已经重新发展并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见不见这个人，是否得到她的尊重，是否能支配她，这一切在我们眼里都显得无关紧要了。在此之前，当这种激动和苦恼还附着在她身上时，我们满以为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她：这幸福其实只取决于我们的苦恼是否已经终结。到那时，我们的无意识便会比我们本人还要高明，因为在这出连我们的生命本身都可能取决于是否找到她以免再等待她的可怕的悲剧里，这无意识会把被爱的女人的形象，把那个可能已被我们遗忘，也可能不为我们所了解或被我们认为很平庸的形象变得极其渺小。女人形象变得渺小乃是爱情发展方式的合乎逻辑而又必然的效应，也是对这份爱情的主观性的鲜明讽喻。 -------- ①在阿尔贝蒂娜住处的门前我发现有一个穷人家的小女孩瞧着我，她的神气那么可爱使我不禁问她是否愿意去我家里，我若遇到一只眼神十分忠实的狗也可能会这么做。她似乎很高兴。到家后我把她放在膝头摇了一阵，可是她使我过分强烈地意识到阿尔贝蒂娜的失踪，因此她呆在这里很快就让我感到无法忍受了。于是我给她一张500法郎的钞票之后便让她走了。然而过不多久我又想，如果有另外某个小女孩呆在我身边，我便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也不会感到没有纯洁无邪的伴侣支持，这唯一的梦想竟支撑我忍受了也许阿尔贝蒂娜得有一阵子回不来的想法。——作者注。 她出走的意图无疑很象百姓们以组织示威为手段从而达到谈判目的的意图。她之所以出走可能只是为了从我这里得到更优裕的生活条件，更多的自由和奢侈品。果真如此，我们两人中稳操胜券者必定是我，只要我有力量等待，等待这样的时刻到来，那时，她眼见一无所获便会自动回归。如果说在只重打赢的牌桌上或战争里人们还能顶住虚张声势，那么既有爱情也有嫉妒和痛苦的情况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为了等待，为了“维持”，我可以让阿尔贝蒂娜远离我生活好几天，也许好几个星期，可是这一来我却在破坏我一年多来抱定的目标——不让她自由一个钟头。如果我给她提供时间，提供方便，使她能随心所欲地欺骗我，我所采取的全部预防措施也就变得徒劳了；即使她最终让步了我却再也忘不了她单身生活的那段时间，而且就算我终于占了上风，但过去那段时间仍无可挽回，即是说我还是失败者。 至于接回阿尔贝蒂娜的办法，我曾假设她之所以出走无非是为了得到更优裕的生活条件之后再回来，这种假设显得越有道理，这些办法就越具有成功的机会。那些认为阿尔贝蒂娜不真诚的人，比如弗朗索瓦丝，他们一定会认为这种假设很有道理。然而在我了解情况之前，我的理智已把她的某些恶劣情绪和某些姿态理解为她在计划出走，而且会一去不复返，如今出走既已成为事实，我在理智上也就很难相信这是装出来的了。我说的是我的理智而非我本人。我之所以格外需要这种认为她装作出步的假设，是因为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更小些，而且尽管这种假设在可能性上略逊一筹，它在力量上却可以稳操胜券。一个人眼见自己已到了深渊的边沿而上帝又似乎抛弃了他时，他会毫不迟疑地去等待上帝赐予奇迹①。 -------- ①我承认，面对这一切，尽管我比谁都痛苦，我却是一个最麻木不仁的侦探。 然而阿尔贝蒂娜出走也没有促使我重新获得我因习惯请别人监视她而业已失去的侦探才能。现在我思考的只有一件事：委托另一个人去寻找她。这另一个人便是圣卢。他同意了。许多天来的焦虑转给了别人，这使我感到喜悦，我开始走动了，成功的把握使我的手突然变得和往日一般干干的，再也不象我听见弗朗索瓦丝说“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时那样汗湿了。 人们总还记得，我当时决心和阿尔贝蒂娜同居甚至决定娶她是为了留住她，了解她在干什么，是为了阻止她重犯和凡德伊小姐之间的老毛病。这是一件我无论设想得多糟也没有勇气想象的事（这简直令人吃惊，就象忌妒心成天做着各种莫名其妙的虚假揣测，一旦让它去发现真实情况它却又缺乏想象力了。）：在巴尔贝克时她向我泄露了使我锥心泣血的秘密，她谈起来却仿佛这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尽管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悲痛的事，我总算也装出了认为这事极为自然的样子。不过这种爱情既然主要产生于阻止阿尔贝蒂娜干坏事的需要，它后来也就保留了这最初根由的痕迹。同她一起生活于我并不重要，只要能阻拦这个“可能的潜逃者”到处乱跑就满足了。为了阻止她乱跑，我依靠那一伙与她同行不离她左右的人的眼睛，只要这些人晚上给我打一个令我放心的小报告，我的忧虑便会烟消云散，情绪也会好起来。——作者注。 我自己认定，无论我做什么，阿尔贝蒂娜都会在今天晚上回到我家，因此我暂时节制了弗朗索瓦丝对我说阿尔贝蒂娜出走时引起的痛苦（因为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间竟相信这是一次永不返回的出走）。然而间断一会之后，这最初的痛苦又以独立不羁的架势自动向我袭来，而且仍旧那么令我难以忍受，因为我刚听到她走了时还没有自我安慰地许愿当晚就把她接回来。这句话本来可以缓解我的悲痛，但当时我的悲痛对这句话还一无所知。为了实施促她返回的办法，我势必再一次装出似乎我不爱她的样子，对她的出走也似乎并不感到痛心，而且还势必继续对她撒谎。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我这些姿态向来很成功，而且因为自我爱上阿尔贝蒂娜以后我一直在如此行事。我个人愈是佯装出已经放弃她的神气，我在采取促她返回的措施时便愈能做到果断有力。我准备给阿尔贝蒂娜写一封告别信，在信中我要把她的出走看作是最后的分手，与此同时我要派圣卢以背着我的方式去向邦当夫人施加最粗暴的压力迫使阿尔贝蒂娜尽快回家。不错，我在希尔贝特身上曾做过这种危险的试验，信上的冷淡在开初是装出来的，最后却弄假成真了。这个经验本来应当阻止我给阿尔贝蒂娜写与那些信件同样性质的信。然而所谓经验，无非是在我们自己眼前揭露我们自己性格的特点，这特点自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且出现得格外明显，因为我们已经为自己揭示过一次了，这一来第一次引导过我们的自发动作就会在记忆的各种形式的启示下得到加强。人类最难逃避的抄袭行为，对个人（甚至对坚持错误而且不断加重错误的百姓）来说，那便是对自己的抄袭。 我知道圣卢在巴黎，一听我召唤，他即刻来到了我家，他还是象在东锡埃尔时那么麻利，高效率，而且他同意马上动身去土兰。我把下面的考虑告诉了他。他应当先去夏特勒罗请人指点邦当夫人的住址，去那里时得先等阿尔贝蒂娜出门，因为她有可能认出他来。“你说的这个姑娘难道认识我？”他问我。我对他说恐怕不认识。这个行动计划使我满心欢喜，不过这个步骤和我的初衷是绝对矛盾的：我最初是想设法不露出准备派人寻找阿尔贝蒂娜的神气；而此举却不可避免地会显出这种神气。不过和“本应做的事”相比，这次行动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性，它使我有可能对自己说我派去的人即将看见阿尔贝蒂娜，而且一定会把她带回来。倘若我一开始就把我内心的活动看得很透彻，我也许早就考虑到了这藏在暗处的被我认为糟糕透顶的解决办法将会优先于忍耐解决办法，我之所以决定采取此法，是因为我缺乏忍耐的毅力。一个姑娘整个冬天住在我家而我竟对他只字未提，圣卢对此已露出了吃惊的神情，另一方面他过去常对我提起巴尔贝克的年轻姑娘而我却从未回答他说“她就在这里”，因此他很可能因力我对他缺乏信任而感到不悦。其实邦当夫人很可能对他谈起巴尔贝克。然而我是那样急不可耐地希望他动身，希望他到达那里，因而根本不去想，也无法考虑这次旅行可能产生的后果。至于他是否会认出阿尔贝蒂娜（他当时在东锡埃尔和她邂逅时总是执拗地避免注视她），都说她变化很大而且长胖了，所以这不大可能。他问我有没有阿尔贝蒂娜的肖像，我开始说没有，以免他有暇根据我在巴尔贝克那段时期前后拍的一张照片认出阿尔贝蒂娜来，不过那时他只是在火车车厢里隐隐约约见到过她。可是我又想，那张照片上的阿尔贝蒂娜既不同于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也不同于现实的充满活力的阿尔贝蒂娜，他既不可能从照片上认出她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里认出她。在我替他寻找照片的当儿，他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表示安慰。他猜出我很痛苦而为我难受，这使我十分感动。首先，尽管他和拉谢尔分手了，他当时的感受却远没有消逝，因此他对这类性质的痛苦抱有一种同情，一种特殊的怜悯，有如人们同病相怜分外亲切。再说他是那么心疼我，一想到我的苦恼他就无法忍受。因此他对给我招致苦难的人怀着一种又怨恨又赞赏的复杂感情。在他的想象里我是如此高傲的人，要想使我屈服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必定在各方面都不同凡响。我的确想过他可能认为阿尔贝蒂娜的像片漂亮，然而由于我毕竟想象不出她会使他产生象海伦使特洛伊老人们产生的那种印象，我在寻找照片时便谦逊地说：“噢！你瞧，你可别胡思乱想，首先，照片很糟糕，其次，她并不出众，不是什么美人，她主要是人很可爱。”“喔！不，她一定与众不同，”他带着天真而真诚的热情说，同时竭力想象着这个能使我如此绝望如此激动的人是什么样子。“我怨她使你难过，不过这也是始料所及的，象你这样一个周身都是艺术细胞的人，万事万物都得首先爱它的美而且爱得那么执着，你要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现了美，你注定会比谁都痛苦。”我总算找到像片了。“她肯定很出色，”罗贝尔继续说这话时还没有看见我递给他的照片。他突然瞥见了，他拿着照片看了片刻。他的脸部表情由诧异一直发展到惊得目瞪口呆。“怎么，这就是你爱的姑娘？”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由于害怕惹我不快，他克制了语气里吃惊的感情。他没有作任何评论，只露出通情达理和谨慎的神气，当然不可避免地有那么点轻蔑，一种面对病人而产生的轻蔑——即使这个病人在生病之前一直是个很出众的人而且是您的朋友——不过病人同这一切已经毫不相干了，因为他得了躁狂型精神病，他向您谈到出现在面前的天上来客，而且继续盯着一个地方看这个天上来客时，您这个健康的人却只会看见那儿是一床鸭绒被。我立即明白了罗贝尔为什么吃惊，这正是我看见他的情妇时感受过的惊异，唯一不同的是我发现他的情妇是我早已认识的女人，而他却以为自己从未见过阿尔贝蒂娜。不过我和他在同一个人身上看见的东西无疑也有很大的差异。当初在巴尔贝克，我在注视阿尔贝蒂娜时确曾贱兮兮地把我的味觉、嗅觉和触觉掺进对她的视觉里，这已是遥远的往事了。自那以后，又掺进了更深沉、更甜蜜、更难以形容的感觉，随后便是痛楚感。总之，有如一块被雪包围的石头，阿尔贝蒂娜乃是我内心里构想的一个巨大工程的中心发电机。罗贝尔的视力是达不到这种感觉层次的，他能看见的只是糟粕，而这种层次的感觉又反而妨碍我去察觉这些糟粕。罗贝尔在看见阿尔贝蒂娜的照片时，使他发窘的并不是特洛伊老头们看见海伦走过而且说： “我们的损失怎及她秋波一转，” 时那样的激动，而恰恰是相反的激动，这种激动心情使他说出：“怎么，就为这个他竟如此烦恼，如此伤心，竟干出这许多傻事！”的确应该承认，当一个人引起我们所爱之人痛苦，毁了他的生活，有时还给他招致死亡的可能时，看见这样的人而作出这种反应是远比特洛伊老头们的反应更常见的，一句话归总，这是惯例。这不仅因为爱情是个人的事，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爱就自然而然认为可以避免爱情而且对别人狂热的爱说长道短。不，那是因为，当爱情达到能引起这种痛苦的程度时，介乎女人的面庞和情人的眼睛（这个象雪覆盖水泉一样包藏和隐匿爱情的巨大的痛苦之卵）之间的感觉工程已经推进得相当遥远，远到情人的眼光停留的位置，他领略欢乐和痛苦的位置与别人能够看见这爱情的位置之间的距离等于太阳本身的位置和太阳强光使人能看见天上的太阳所在的位置之间的距离。此外，在这段时间，忧伤和柔情使情人对对方最坏的变化也视而不见，而在这忧伤和柔情蜜意的蛹壳里，对方的面庞已逐渐衰老，逐渐变化。因此，如果说情人初次邂逅时见到的容貌和他在后来的恋爱的痛苦中看见的容貌距离甚大，从相反的意义上说，这容貌和不相干的人此刻看到的容貌同样大相径庭。（如果罗贝尔在照片上看到的不是一个年轻姑娘而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情妇，情况又会如何呢？）甚至不必和这个使男人如此神魂颠倒的女人有一面之缘，只要见到她的照片我们也同样会大吃一惊。我们了解她往往象我的叔祖父阿道夫了解奥黛特一样。看法上的差异不仅涉及体型面貌，而且涉及性格，涉及个人的重要性。使热爱她的男人痛苦的女人完全可能和不关心她的人相处甚笃，比如奥黛特，在斯万眼里她是那么冷酷无情，而我的叔祖父阿道夫却认为她是殷勤的“穿粉红袍子的女人”，或者说一个女人完全可能让爱她的男人象怕神一样战战兢兢地估摸再三才敢作出有关她的决定，而这个女人在不爱她的男人眼里简直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男人让她干什么她都乐意干，就象圣卢的情妇之于我一样，我在她身上只看见了别人对我多次推荐过的“大气派的拉谢尔”，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和圣卢在一起时，想到有人会因为不知道这样一个女人某个晚上干了些什么，她和某人谈了些什么悄悄话，她为什么会有绝交的念头而内心受煎熬，我感到万分惊诧。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切往事，这里指阿尔贝蒂娜的往事，也就是使我的心灵，使我的生命带着令人震颤而又十分笨拙的苦痛趋而附之的往事，在圣卢看来恐怕也是无足轻重的，也许有一天在我自己眼里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我感到我在今后考虑阿尔贝蒂娜的往事是重要还是毫无价值时，我此刻的思想状态也许会逐渐朝圣卢现在的思想状态过渡，因为对圣卢究竟可能怎么想，对情人以外的所有人会怎么想我都不抱幻想。而且我不会为此过分伤心。我们就别管毫无想象力的男人怎么评价俊俏女人了。我还记得有一幅天才的肖像画对众多的生活现象所作的悲剧性的阐释，这幅肖像并不如埃尔斯蒂尔为奥黛特画的肖像那么逼真，说它是情人的肖像还不如说它是使人扭曲的爱情的写照。这幅肖像唯一的缺陷——而许多肖像画都没有这个缺陷——是它的作者既不是伟大的画家又不是情人（据说埃尔斯蒂尔就是奥黛特的肖像画作者和情人）。这种不逼真已被一个情人的一生所证实，被一个谁也不理解其狂热爱情的情人的一生，被斯万的一生所证实。然而只要情人象埃尔斯蒂尔那样同时又是画家，谜底就揭示出来了，您终于在这个女人身上看见了凡夫俗子从未见过的双唇，谁也不熟悉的鼻子和您意想不到的仪容。这幅肖像说：“我爱过的，让我苦恼的，我时刻见到的正是这个。”我曾在思想上试图把圣卢已经补充给拉谢尔的他自己的东西再充实到她身上，我现在却想以逆反的动作从构成阿尔贝蒂娜的成份里剔除我的心灵和精神对她的贡献，同时想象着她在圣卢面前会是个什么样子，就象回想拉谢尔在我面前是个什么样子一样。可是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就算我们看见了种种区别，我们会相信它们吗？从前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常常在安加维尔的拱廊下等候我，我一到她便跳进我的车里，那时她不仅没有“发胖”，由于过度的锻炼她还消瘦得过了头；她那么瘦削，一顶蹩脚的帽子使她显得丑陋，帽子下面只露出一小段难看的鼻子，只能从侧面看见她白白的双颊，活象白色的虫子。我在她身上发现不了多少她自己的东西，但还是可以从她往我车上那一跳里得知这是她，她准时赴约了，并没有去别的地方；而这些也就足够了；人总是太眷恋过去，太执着于共同度过的逝去的岁月，因而也就不需要这女人的全部了；他只希望肯定这是她，没有搞错身分，在热恋着的人们眼里这一点比美貌重要得多；面颊可以深陷下去，身体也可以变得干瘦，甚至对那些起初被认为以征服美人而不可一世的人来说，那一小段鼻子，那集中体现了女人永恒人格的标志，那代数的精萃，那个常数，这一切已足够使一个受到最高层社交界欢迎而本人又爱社交的男人支配不了自己的任何一个夜晚了，因为他得把时间都花在给他所爱的女人反复梳妆打扮上，直到他睡着为止，或者干脆只为呆在她身边而和她在一起，或者只为她和自己在一起，只为她不和别的人在一起。 第六部 女逃亡者(2) “你可以肯定，”他对我说，“我能如此这般地把3万法郎通过这女人捐给她丈夫的竞选委员会吗？她竟会缺德到这种程度？你如果没有搞错，3000法郎足够了。”“不，我求求你，为了办好这件让我那么揪心的事情你就别省钱了。你应该这么对她说，而且这也有部分的真实性：‘我的朋友向一位亲戚要了这3万法郎捐给他未婚妻的姨父。亲戚是因为这次订婚才给他这笔钱的。他请我把这笔款子捎给您以免阿尔贝蒂娜得知此事。现在阿尔贝蒂娜离开他了，他真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不娶阿尔贝蒂娜，他就不得不将这3万法郎退回去。如果他娶她，哪怕为了形式她也应该立即回去，因为出走时间拖下去会产生不良后果。’你以为这是故意编造的吗？”“不，”圣卢回答我，出于好意，出于谨慎，也因为他明白情况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令人费解。 无论如何，正如我对他说过的，这3万法郎的事绝不可能没有很大的真实性。这是可能的，但却并非现实，而这部分真实性恰恰是谎言。不过我和罗贝尔互相撒谎也和所有这类交谈里人们互相撒谎一样，在这样的交谈里，一个朋友总是真诚希望帮助陷入失恋痛苦的朋友。作为顾问、支持者、安慰者的朋友同情友人的不幸但并不去感受这种不幸，他越乐于帮助友人便越撒谎。朋友向他谈出了需要些什么才能得到帮助，然而，也许正是为了得到帮助他才隐瞒了许多事情。真正幸福的毕竟还是不辞辛苦出门跑腿的人，还是在外完成任务的人，这种人是没有内心痛苦的。此刻我充当了罗贝尔在东锡埃尔充当过的角色，当时他认为拉谢尔离开了他。“归根结底，还是得照你的意思办；我如果当众受到侮辱，为了你我也先认了。再说，我本人认为这笔毫不隐讳的交易有些滑稽也无妨，我很清楚，社交界里一些公爵夫人，甚至最笃信宗教的公爵夫人，为3万法郎也可能做出比叫外甥女别呆在土兰更麻烦的事。总之，能为你效劳我感到格外高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同意来看我。如果我结婚了，”他补充说，“我们难道就不能多见面啦，难道你就不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家了？……”他突然停下不说了，我猜想，也许因为他想到如果我也结了婚，阿尔贝蒂娜恐怕不能和他的妻子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时我才忆起康布尔梅家的人对我说过的话，他可能和德·盖尔芒特亲王的女儿结婚。 看了火车时刻表，他只能在晚上动身。弗朗索瓦丝问我：“要不要从书房撤走阿尔贝蒂娜小姐的床？”“正相反，”我说，“得给她铺床。”我希望阿尔贝蒂娜随时随刻都能回来，我甚至不愿让弗朗索瓦丝怀疑这点。必须让人感到阿尔贝蒂娜的出门似乎是我们之间商定的，她这次出门丝毫不意味她不那么爱我了。然而弗朗索瓦丝却用即使并非不相信起码也是疑惑的神情注视着我。她也有她的两种假设。她张开鼻孔嗅出了我们之间的龃龉，她也许早就感觉到了。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们的不和深信不疑，也许只是因为她象我一样难以完全相信可能使自己非常快活的事。 圣卢刚上火车我就在候见厅碰见了布洛克，可是我并没有听见他按门铃，这一来我又不得不接待他一会。前不久他曾遇见过我和阿尔贝蒂娜（他在巴尔贝克就认识她）在一起，那天她情绪很不好。“我和邦当先生共进过晚餐，”他对我说，考虑到我对他还有些影响，我对他说他外甥女对你不那么好了，这使我感到难过，他应该在这方面对她提出些要求。”我气愤极了：他这些要求和埋怨破坏了圣卢行动的一切效果，而且在阿尔贝蒂娜那里直接把我放在了被告席上，就好象我在恳求她似的。最倒霉的是弗朗索瓦丝还呆在前厅，她一定听见了这一切。我把布洛克责备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丝毫没有托他办这件事的意思，而且事实经过也并非如此。从这一刻起布洛克再也没有停止过微笑，我认为这微笑与其说是出于快乐不如说是出于因惹恼我而感到的不安。他笑着，同时对他竟引起我这样的狂怒感到诧异。他说这些话也许是想在我面前消除他那不谨慎的尝试的影响，也许因为他生性卑怯，躺在谎言里懒洋洋地得其所哉，活象水面上的水母，也许因为，即使他属于另外一类人，这类人由于永远不可能和我们观点一致，也同样无法理解他们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们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我刚把他赶出门，还没有想出任何办法足以弥补他干下的事就又听见了按门铃的声音，弗朗索瓦丝递给我一张保安局头头的召见条。由我带回家呆了一个钟头的那个小女孩的父母认为我犯了诱骗未成年人罪，想对我起诉。生活里有这样的时刻，某种类型的美产生于袭扰我们的数不清的烦恼，这些烦恼象瓦格纳派音乐的主题一般互相交织在一起；这种美也产生于一种刚形成的概念：智慧把一面可怜巴巴的小镜子捧在面前，它把这面小镜子叫作未来，而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置于这面小镜子涂了色的全部反光里，这些事件停在外面，它们总是突然冒出来，有如某人突然前来为一件现行犯罪案作证一般。在我们任凭某一件事情自己去发展时，这事本身已经在起着变化，或是失败将其扩大了，或是满意将其缩小了。不过事情是很少孤立发生的。每个事变激起的感情都在互相冲撞，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去保安局局长那里时体会到的，恐惧是一种减轻悲伤感情的疏导剂，起码是暂时的但又相当有效的疏导剂。 我在保安局看见了那小姑娘的父母，他们一边辱骂我一边把500法郎还给我说：“我们不吃这一套。”我不想收回这些钱，保安局局长自告奋勇以“巧于答辩”的刑事法庭庭长的辩才为难于模仿的范例，从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里抽出一个字用以构成他才智横溢的令人难以招架的答辩。问题甚至不在于我在行为上是无辜的，因为唯有这个假设谁也不肯须臾接受。不过指控毕竟难于成立，我因此得到了解脱，但女孩的双亲在场，我仍然挨了一顿臭骂。一等他们离开，保安局局长便改了口气，原来他很喜好小姑娘，他象对同伙一般责备我说：“下一次得机灵些。天哪，发面可不能这么猛，要不就得搞糟。再说您去哪里都能找到比那一个好的小姑娘，而且钱也花不了那么多。这笔钱也多得太离谱了。”我充分意识到，即使我对他说明真相他也不可能理解我，我便趁他允许我离开时一声不吭地抽身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过路的人似乎全是受托窥视我的行为和动作的监察。不过这个主题也象我对布洛克的气忿一样逐渐弱化下来，最后便完全让位给阿尔贝蒂娜出走的主题了。 这个主题又开始了，不过自圣卢动身以后主题的调式几乎变得欢快了。自我委托里卢去看望邦当夫人以来，这件事的负担已经从我那过于疲劳的思想里转移到他那里去了。在他动身的那一刻，一种欢悦之情甚至使我感到振奋，因为我已作出了决定：“我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我的痛苦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已尽力而为，我真心实意地这么相信，原因是人从来也不清楚他心灵里藏着些什么。其实，使我高兴的并不是我把自己的优柔寡断象我自己认为的那样推给了圣卢。而且我绝对没有弄错，弥补一桩不幸事变的特效药（3f4的事变都是不幸的）乃是决断，因为决断可以迅猛推倒我们的各种思想，从而中止由过去的事件产生而又使事件余波继续震颤的奔涌的思潮；决断还会以来自外部，来自未来的逆反思潮的反向奔涌去摧毁这奔涌的思潮。当这种新的思想（此刻萦绕在我脑际的正是这种新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是未来的本质所具有的希望时，这新思想对我们尤有裨益。其实真正使我高兴的是这种秘密的信念，即圣卢的使命不可能失败，因此阿尔贝蒂娜少不了会回来。我明白这一点，因为在第一天没有得到圣卢的回音时，我又开始难受起来了，看来我的决断，我对他的全权委托都不是我快乐的根由，没有这些，我的快乐也许还持久些呢，我快乐的根由是我在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时心里想的是“准保成功”。可是圣卢的迟迟未归又使我想到完全可能发生成功以外的别的事，这想法使我如此恼火，我的快乐即刻消失了。其实是我们对好事的预测和希翼使我们满心欢喜，而我们却把这种喜悦归之于别的原因，当我们对希望的实现不再有十足的把握时这种喜悦便停止了，我们又会重新陷入悲伤。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感觉世界的大厦，没有这种信念，大厦便摇摇欲坠。我们已经看出信念决定我们认识生命的有无价值，决定我们热爱人的生命或对它们感到厌倦。信念也使我们有可能忍受悲哀，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悲哀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因为我们确信这种悲哀很快便会结束，信念还使我们有可能忍受突然变得深广的悲哀，直到某种存在与我们的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有时甚至超过我们生命的价值为止。 此外，有一件事又使我内心的痛苦变得象最初时刻那么尖锐，应当承认这痛苦本来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这件事就是重读阿尔贝蒂娜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话。我们尽管热爱着一些人，一旦我们在孤独中只能经受失去他们的苦痛而我们的思想又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着这种苦痛时，这种苦痛就变得可以忍受了，而且这种痛苦也不同于另一种更没有人情味的与我们更格格不入的苦痛——这样的苦痛与精神世界和内心领域里的事故一样出人意料，一样奇特，——这样的苦痛其直接原因与其说是被爱的人们本身毋宁说是我们得知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方式。阿尔贝蒂娜，我可以轻轻哭着想念她，可以答应今晚也象昨天那样见不到她；然而重读“我既然决心已定不可更改”，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俨如服了一剂引起心脏病发作而致人于死地的危险药品。一切事物，一切变故和绝交信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放大而且歪曲人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苦恼本身。不过这种苦恼是不大可能持久的。无论如何我对机灵的圣卢取得成功还是坚信不疑的，我对阿尔贝蒂娜的返回也信心十足，因此我倒要问我自己只说希望她返回是否有道理，不过我仍然庆幸我抱着这种希望。倒霉的是，正当我以为保安局事件已经结束时，弗朗索瓦丝却来通报我说一个便衣警察曾前来打听我是否习惯于留一些年轻姑娘在我家里，门房以为他指的是阿尔贝蒂娜，便回答说是的，从那一刻起房子似乎被监视起来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在悲伤时刻叫一个小姑娘来安慰我了，当然也不再会因为突然出现警察而让小姑娘把我看成坏人从而使我在她面前感到羞愧。我同时也明白，人们为某些梦想而生活的程度远比他们认为的要大，因为也不可能抚爱小女孩这件事仿佛永远取消了我生活的价值，我还明白，人们一方面轻易地拒绝发财而且甘冒死亡的危险，另方面又想象这个世界是由私利和怕死之心支配着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早想到连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看见警察来我家都为我感到害臊，我真宁愿去自杀！根本不可能将这两种痛苦加以比较。可是在生活里人们从来不会去想他们奉送过银钱的人，他们以死威胁过的人还会有一个情妇，或者干脆说还会有一个伙伴，而且他们还一心想得到情妇或伙伴的尊重，即使这份尊重并非属于她们本人。然而突然间，出于我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羞愧之情（我的确没有去想已成年的阿尔贝蒂娜可以住在我家，甚至成为我的情妇），我认为似乎也可以就阿尔贝蒂娜住我家的事指控我诱骗未成年姑娘。于是我感到生活仿佛在四面八方都遇到了障碍。一想到我和她同居时并非一尘不染，我便从我抚爱不认识的女孩因而受到处罚这件事里发现了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几乎在每次惩罚人时都存在着，而且使正确的判决和法庭的差错几乎永远都不存在，只存在法官对无辜行为的不合实情的想法和他对犯罪事实一无所知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可是这么一来，一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回归可能使我受到侮辱性的判决，而这判决又会使我在她面前失去尊严或许还会对她本人不利从而使我得不到她的谅解，一想及此我再也不盼望她归来了，我甚至害怕她回到这里。我真想给她拍个电报让她别回来。可是刹那间，盼她回归的热望又以压倒的优势攫住了我。正是在考虑了叫她别回来的可能性和离她独居的可能性之后的须臾之间，我反而突然感到为了叫她回来我准备牺牲所有的旅行，所有的寻欢作乐，牺牲我所有的工作！ 啊！我原以为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可以帮助我预见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命运，然而后者的发展和前者对比之下是怎样地不同呀！自个儿呆着却看不见她，这让我多么难以忍受！而我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最无足轻重的动作又都使我忆起阿尔贝蒂娜在身旁的欢乐气氛，为此我每次都得重新尝试分居的生活，付出新的代价，领略同样的痛苦。接下去是别种形式的生活前来争妍斗艳，使这种新的苦痛黯然失色，在这初春的日子里，我在等圣卢见邦当夫人的同时甚至想到过威尼斯和不认识的美丽女人，从而有过愉快宁静的时刻。我一发现这点便感到心惊肉跳。我适才领略的这种宁静，意味着初次出现了一种断断续续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我身上即将与痛苦和爱情展开搏斗，而且最终会战胜痛苦和爱情。这种我已预先尝到滋味而且得知其征兆的东西暂时还只是一闪念，今后却会成为我经常的心态，成为一种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我再也不会为阿尔贝蒂娜去折磨自己，我再也不会爱她了。我的爱情刚认出可能战胜它的唯一的敌人——遗忘，便簌簌地战栗起来，有如一头关在笼里的雄狮猛然发现一条蟒蛇即将一口把它吞掉。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阿尔贝蒂娜，弗朗索瓦丝走进我房间时却从不迅速地对我说“没有信”以便缩短我的焦虑，不过我仍旧不时地硬把某些思绪插进我的忧伤之情里从而使我心田里的污浊空气得以稍事流通和更新。然而到晚上，我好不容易睡着了，似乎又是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象药剂一样使我睡着的，药效一停我兴许就会醒过来。我在睡梦里也没有一刻不思念阿尔贝蒂娜。她给我的睡眠是很特别的，而且在这样的睡眠里我根本不可能象白天一样随意去想别的事。睡眠和对睡眠的回忆是两种互相交织的事物，要想睡着就得同时求助于它们俩。此外，醒着时我的痛苦不但不能减轻反而日甚一日。倒不是因为遗忘没有发挥作用，而是在醒着时遗忘很有利于使被想念的形象理想化，并以此促使我原有的苦恼和另外的类似的痛苦溶合从而得到加强。这理想化了的形象还算可以忍受。但只要我猛然想到她的房间，想到那人去床空的房间，想到她的钢琴，她的汽车，我便会浑身无力，双目紧闭，头歪在左肩上，活象即将昏厥过去的人，开门的声音也几乎使我同样难受，因为开门的人并不是阿尔贝蒂娜。在可能有圣卢的电报时，我也不敢问一句：“有电报吗？”末了总算来了一份电报，不过电文却只是把一切都推迟而已：“女士们外出三天。” 我之所以能熬过她走后的四个昼夜，当然是因为我老对自己说：“这只是时间问题，周末以前她准回来。”不过理由尽管如此，无论对我的心灵抑或对我的肉体来说，需要做的事仍旧是一样的：没有她而生活下去，回到家里却见不到她，在她的卧室门口（我还没有勇气打开这间房子）走过却明白她不在里面，没有向她道晚安便上床睡觉，这些便是我应该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用心灵去完成的事，就好象我根本就不应该再看见阿尔贝蒂娜似的。不过既然我已经完成了四次，这说明目前我还能够继续用心灵去完成。也许我很快就不再需要支撑我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理由——阿尔贝蒂娜即将归来——，（我可能会一边想：“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一边却仍笑象前四天那样生活下去）有如受伤的人重新习惯走路以后可以扔掉丁字拐杖一样。晚上回家我无疑还能寻觅到一连串无尽无休的回忆，对阿尔贝蒂娜等待我的每个夜晚的回忆，它们使我透不过气，孤寂引起的空虚感令我窒息；然而我同时也已经开始了对昨天，对前天的回忆，对前天以前的两个夜晚的回忆，即对阿尔贝蒂娜出走后逝去的四个夜晚的回忆，在这四个夜晚我一人独处，没有她的陪伴，我总算生活过来了。四个夜晚已经形成了一串回忆，它比那一连串无尽无休的回忆当然单薄许多，但即将逝去的每个日子都可能将它们充实起来。 我不想谈我此刻收到的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侄女寄来的求爱信，这个姑娘是巴黎遐迩闻名的最漂亮的美人，我也不想说德·盖尔芒特公爵替姑娘的父母在我身上所作的努力，她的父母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得接受不般配的择婿对象和有辱门庭的联姻。这样的事对自尊心也许是够刺激的，但对正在恋爱的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有人可能愿意有这样的事，却不一定会鄙俗到拿这些事去告诉对他评价不那么高的女人，再说这女人即使得知他可能成为地位迥然不同的人追逐的对象，对他的评价也不一定会改变。公爵的侄女写给我的信只能使阿尔贝蒂娜烦躁。 自我醒来的那一刻起，自我重新沉浸在我入梦之前须臾不离的忧伤之情那一刻起，我的全部感觉有如一本合上片刻之后在入夜之前再也不离我左右的书，无论来自外部抑或来自内心都只能和有关阿尔贝蒂娜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有人打铃：是她的信来了，也许是她本人！倘若我自我感觉良好，并不过分难受，倘若我已不再忌妒，也不再怨恨她，我也许愿意即刻前去见她，去拥抱她，去和她愉快地度过一生。我感到给她拍个电报：“赶快回来”似乎是一件极简单的事，仿佛我这新的情绪不仅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我身外的事物，使事情变得容易了。如果我心情抑郁，我对她的愤懑便会复苏，我再也不想拥抱她，我会感到不可能因为有了她而变得幸福，我会一心想着去损害她而且不让她再属于别人。然而这两种迥异的心情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让她尽早回来。不过她的回归无论会立即给我多么大的快乐，我也感到同样的困难会很快出现，而且想在满足精神欲求中寻求幸福与想步行到天涯海角同样天真。欲求越大，越难做到真正的占有。因此如果说一个人可以找到幸福，或至少能做到无痛苦，那他必须去寻找的也不应该是满足，而是逐渐缩小并最后消除欲求。想见到自己所爱的，就应当设法不看见它，唯有遗忘最终能导致消除欲求。我想如果一个作家传布这类真理，他可能会把包含这些真理的书题赠给一个女人并乐于以此来接近这个女人，他会对她这么说：“这本书是你的。”这一来，他在书中说的是真话。他在题赠时却可能是在撒谎，因为他一心要这本书属于这个女人与他珍惜这女人身上的宝石一样，只有他爱这个女人时他才会感到这宝石珍贵。一个人和我们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逐渐衰退的记忆力会把这种联系淡忘，尽管我们自愿接受幻想的欺骗，而且为了爱情，为了友谊，为了礼貌，为了尊重人，为了尽责我们又拿幻想去欺骗别人，我们在生活里还是只有自己。人是不能跳出自身圈子的生物，他也只能在自己身上才能认识别人，如果他说并非如此，那他是在撒谎。倘若有人真能如此行事，真能取消我对她的需求，取消我对她的爱情，我会吓得相信这爱情对我一生都是宝贵的。如果我能不疼不痒地去听开往土兰的火车报站名，我会以为这说明我自己正在衰退（其实无非是因为这可能会证明我对阿尔贝蒂娜已变得漠不关心了）。我想，在我不停地问自己她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她每时每刻都在希冀什么，她是否打算回来，是否就要回来时，我最好把爱情在我身上建造的通道大门敞开，而且去感受另一个女人的生活通过已打开的闸门把那不愿意再变成死水的水库湮没。 圣卢杳无音信的时间越拖越长，一种次要的忧虑——等待他的电报或电话——便很快掩盖了首要的忧虑，即挂念他此行的结果和想得知阿尔贝蒂娜是否回来的忧虑。为等电报而密切注意所有的响声，这使我感到那样难以忍受，我竟相信此刻最使我揪心的这份电报无论内容如何，只要到来就能解除我的痛苦。我终于收到了罗贝尔的电报而且得知他已见到了邦当夫人，可是尽管他十分小心，却仍然被阿尔贝蒂娜瞧见了，因而一切告吹，这时我倒又无法控制自己的狂怒和绝望了，因为这正是我希望首先避免的事。圣卢此行一被阿尔贝蒂娜知道便使我显得非常依恋她，这只能妨碍她归来，而且这结果还使我极为反感，因为我从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持下来的骄傲为此已丧失殆尽了。我诅咒罗贝尔，随后又想，这个办法失败了，我还要采取别的办法。人既然能够影响外部世界，我发挥策略、智慧、利益、情感的作用怎么就不能避免失掉阿尔贝蒂娜这件难以忍受的事呢？人们相信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周围的事物，他们之所以如此相信，是因为非此即无任何有利的解决办法。他们并没有去考虑最为常见而且同样有利的办法：我们无法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改变事物，但是我们的意愿本身却在逐渐起着变化。我们曾因为忍受不了某种局面而希望去改变它，可现在这局面已变得与我们毫不相干了。我们未能象我们非常希望的那样去消除障碍，而生活却使我们绕过了这个障碍，使我们超越了它，当我们再回顾那遥远的过去时，我们几乎再也看不见那个障碍了，它已经变得难以觉察了。 我听见楼上一位女邻在演奏《曼侬》。我把我熟悉的歌词与阿尔贝蒂娜，与我自己联系起来，这使我百感交集，我哭了。歌词是这样的： 唉，鸟儿以为受束缚而躲开了， 它总在夜里 带着绝望飞回来扑打门窗， 还有曼侬之死： 曼侬，我心中唯一的爱，你回答我呀，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你心地多么善良。 曼侬既然回到了德·格里欧身边，我仿佛觉得我也成了阿尔贝蒂娜生活里唯一的爱。唉，即使她此刻也听见了这只曲子，她心爱的德·格里欧也不一定是我，而且她只要这么一想，她在听这段乐曲时就会因为想起我而受不到音乐的感动，这只曲子尽管比其它乐曲写得更好更细腻，仍旧可以归到她喜爱的乐曲里去。 我自己可没有勇气去温柔之乡里自我陶醉，去幻想阿尔贝蒂娜叫我“我心中唯一的爱”，而且承认她“以为受束缚”是一种误解。我明白，人在看小说时不可能不把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特点和女主人公联系起来。然而即使小说的结局是圆满的，我们自己的爱情却并没有进展，等我们把书合上，我们所爱的而且在小说里终于朝我们走过来的人在生活里却并没有更热爱我们。 我气冲冲地打电报给圣卢让他尽快赶回巴黎，这至少可以不显得我们在进一步坚持我渴望掩盖起来的尝试。然而在圣卢按我的指示回来之前，我竟收到了阿尔贝蒂娜本人拍来的电报： “我的朋友，您派您的朋友圣卢来我姨母家，这简直是发疯。亲爱的朋友，如果您需要我，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写信呢？ 我会很高兴回来的；别再采取这样荒谬的步骤了。” 第六部 女逃亡者(3) “我会很高兴回来的！”她这么说是因为她为她的出走后悔了，她只想找一个借口回来。因此我只须照她说的去做，给她写信说我需要她，她便会回来。这么说我又要见到她了，见到她这个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了（因为，自她出走以后，对我来说她又成了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这就象一只贝壳，你一直把它放在五斗橱上就不会再去注意它，可是一旦你将它送了人或把它遗失了，一离开它你就想念它，而且再也不那样行事了，她就象这样一只贝壳，因为她使我忆起了大海的碧波万顷的宜人美景）。而且不仅她个人变成了想象中的人，也就是令我渴念的人，连我与她共同的生活都变成了想象中的生活即摆脱了一切困境的生活，因此我想，“我们会多么幸福！”不过，我既然有把握让她回来，就不应该显得急不可耐，倒反而应当消除圣卢的尝试所产生的恶劣印象，以后我仍然可以否认此事，我要说这是圣卢自己去干的，因为他一直赞成我们结婚。 可是再读她的来信时，我对信里太缺乏她个人的东西仍然感到失望。字迹当然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面部表情也如此；我们总是和某种思想并存的。然而一个人的思想毕竟得先传布到他那睡莲一般快活的花冠式的脸庞然后才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当然会使思想改变许多。这种永恒的差距使我们在等待我们理想中的爱人时，在每次约会里见到的实实在在的人都和我们的理想大相径庭，也许这正是我们在爱情上永远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吧。此外，在我们想向这个人要求点什么时，我们得到的却是一封反映她个人的东西少而又少的信，有如在代数的字母里算术的确切数字已荡然无存，而算术数字本身已经不包含加多少水果或鲜花这类实质性的东西了。然而，“爱情”，“被爱”以及她的信件，也许这一切仍然是对同一种现实的说明（尽管一一审视它们时感到如此不满意），因为我们只是在念信时才感到似乎不满足，而在信还未寄到时，我们却感到痛苦难熬，也因为这封信毕竟可以使我们的忧虑得到缓解，即使它不能用它黑色的符号满足我们的希望，何况在怀抱希望时我们也意识到信件毕竟只相当于话语，微笑，吻，却不是这些东西本身。 我给阿尔贝蒂娜写了信： 我的朋友，我正好要给您写信，我感谢您对我 说，倘若我需要您，您会赶回来；您能站得这么高 来理解对老朋友的忠诚，这很好，这只会使我更加 尊重您。不，我没有请求您回来，将来也不会这样 做；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重逢也许 不一定会使您感到难受，硬心肠的姑娘。而这样的 重逢却会使我，使您认为有时显得那么冷漠的我非 常难受。生活使我们分手了。我认为您作了极明智 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作得也正是时候，有非常了 不起的预见性，因为您正是在我母亲同意我向您求 婚的第二天出走的。我收到她的信（同时也收到了 您的信！）之后本来想在睡醒时告诉您的。也许您是 害怕这之后再走会使我难过。我们也许会把我们的 生命联在一起，这对我俩来说，谁知道呢，也可能 会是一种不幸。果真如此，您还是为您的明智庆幸 吧。我们如果再见面，也许会前功尽弃。并不是再 见您于我已没有诱惑力，而是我没有能耐去抵制这 种诱惑。您明白我是个不坚定的人，而且我多么健 忘。因此没有必要同情我。您常对我说，我是格外 容易受习惯支配的人。我已在开始培养没有您而生 活的习惯了，不过这习惯还不够牢固。我和您一起 生活的习惯尽管已被您的出走打乱，这些习惯在目 前显然还是最牢固的。当然它们并不可能长久地维 持下去。出于这个原因，我甚至想到了要利用这最 后的几天，在这几天里我们见面于我还不至于象半 个月或更短的时间以后那样成为一种……（原谅我 的坦率）一种麻烦，——我想在彻底遗忘之前利用 这几天和您一起处理一些小小的具体问题，在处理 这些问题时，您这位可爱而好心的朋友是可以为那 个曾有五分钟自以为是您的未婚夫的人帮帮忙的。 我不怀疑母亲会同意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俩都 拥有自由，这种自由您过去出于好心为我牺牲得太 多了，这种牺牲如果单为几个礼拜的共同生活还可 以接受，然而如果我们必须白头偕老（在信上告诉 您我曾想到这件事再有几秒钟就可能成为事实，这 几乎使我感到难过），这种牺牲就变得令您我都十分 憎恶了，因此我曾考虑按尽可能独立的方式安排我 们的生活，作为这种共同生活的开端，我曾希望您 拥有那条游艇，您可以乘坐这条游艇出门旅行，与 此同时，无限忧伤的我会去港口等待您；我知道您 佩服埃尔斯蒂尔的鉴赏力，我已写信向他请教。陆 上交通方面，我曾希望您拥有汽车，只属于您自己 的汽车，您可以乘坐这辆汽车随心所欲地外出、旅 行。游艇已基本造好，根据您在巴尔贝克表示的意 愿，给它命名为“天鹅号”。我记得您最喜欢罗尔斯 牌汽车，我已订购了一辆。不过，既然我俩已永远 不再见面，在也就不想请您收下这已变成废物的船 只和汽车了，对我来说它们已毫无用处。因此我考 虑——我是以您的名义通过中间人订购的——也许 您可以通过退订使我避免购买这些无用的东西。不 过，这件事，还有别的许多事都需要当面谈谈。我 又想，在我还有可能再爱您的这段时间，当然，这 段时间不会持续太长，为一条帆船和一辆罗尔斯· 罗伊斯而见面，而拿您一生的幸福冒险——因为您 认为您的幸福就在于远离我而生活——，这简直是 发疯。不，我宁肯留下罗尔斯，甚至留下那条游艇。 我既然不用它们了，而它们又有幸一个无帆无桨地 系在港口，一个呆在车棚里，我准备请人在游艇…… （我的上帝，我不敢用一个不准确的字称呼那个部位 从而犯异端的错误，使您反感）上刻上您喜欢的马 拉美的诗句……您还记得，这首诗是这样开始的： “圣洁的，生机盎然而美丽的今天。”唉，今天已不 再是圣洁的，美丽的了。而那些和我一样明白他们 会迅速用今天创造出可以忍受的“明天”的人却令 人难以忍受。至于罗尔斯，值得在它上面刻上同一 个诗人的这些您认为难于理解的诗句： 轮般发出轰鸣飞出的红色火星 告诉我我是否喜欢 看那火光划破的长空 燃烧的火花飞溅 也看那车轮在火红中消失 我车上那唯一残留的车轮 永别了，我的小阿尔贝蒂娜，谢谢您在我们分 别的前一天还同我作了一次令人愉快的散步。这次 散步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附言——关于您认为的圣卢向您姨母所作的建议（我怎么也不相信圣卢在土兰）我不作回答。这是福尔摩斯那一套。您把我看成什么人啦？ 正如我从前对阿尔贝蒂娜说“我不爱您”以博得她的爱；说“我看不见谁我就忘记谁”好让她经常来看望我；说“我决定离开您”以防止一切分手的念头；——眼下，当然是因为我切盼她一周之内返回我才说“永别了”；因为我想再看见她我才对她说“与您见面我会感到很危险”；由于和她分居于我仿佛比死还糟我才在信上对她说“您说得对，我们在一起可能会很不幸”。唉，在写这样一封假惺惺的书信以显示我并不依恋她（这是我从往日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留下来并转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里的唯一的骄傲），并自我陶醉地说一些只能感动自己而不能感动她的话时，我本该首先预见到这封信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即可能使她认可我所说的话而弄假成真，因为即使阿尔贝蒂娜不如她表现出来的那么聪明，她也不会有一刻怀疑我所说的话是假的。且不说我在信中不打自招的意图，即使我不是紧接着圣卢的尝试给她写这封信，我写信这个事实本身也足以向她表明我在盼望她回来，也足以劝示她听任我作茧自缚愈陷愈深。再说，我既然已经预见到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我就应当进一步预见到她的答复很可能骤然使我对她的爱发展到最强烈的程度。而且我应当在发信之前就考虑到，一旦她用同样的口气给我回信表示她不愿意回来，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我自己的痛苦，强迫自己保持沉默，不给她发“回来”的电报或不再派去替我受过的另外的什么人，如不然，在我已经给她写信说明我们不再见面之后，这就会再明显不过地向她表明我少不了她，而且可能导致她更为有力地拒绝我，也可能使我在忍受不了忧虑的情况下动身去她那里，谁知道呢？也许还得不到她的接待。这恐怕是三项笨拙之至的举动之后最糟糕的蠢事，这之后我也只得在她家的门前自杀了。然而构成心理——病理世界的灾难性的方式又决定了蠢举，这种必须不顾一切加以避免的蠢举恰恰是使人得到安慰的举动，这举动在我们明白它的后果之前给我们展示出新的充满希望的前景，以此帮助我们暂时摆脱象那样的拒绝会给我们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因此，当痛苦实在太剧烈时，我们便忙不迭去干蠢事，诸如写信，让人代为求情，前去看望，表明自己离不开所爱的人之类。 然而对这一切我却全无预见。我以为写这封信的结果似乎反而会是促使阿尔贝蒂娜尽快回来。因此写信时一想到这样的结果我就乐滋滋的。但同时我又边写信边哭泣；首先，这有些象我假装分手那天的情形，因为信上的话尽管希望达到相反的目的（是假惺惺地说出来的，为的是出于傲气而否认我在恋爱），它们毕竟向我提醒了它们代表的思想，所以这些话语仍透着悲凉，其次，因为我感到这思想也确有某些真实性。 我既认为此信的结果似乎已肯定无疑，便因发了此信而感到后悔了。因为正当我把阿尔贝蒂娜的回归想象得轻而易举的时候，断定我和她的婚姻于我极不合适的所有理由突然倾全力回到了我的脑海。我希望她拒绝回来。按我的盘算，我的自由，我生命中未来的一切都取决于她这次拒绝回来；我给她写信简直是在发疯；我最好去把可惜已经发出的信再追回来，这时，弗朗索瓦丝正好把刚从楼下拿上来的报纸交给我，她同时把这封信也带回来了，原来她弄不清应该贴多少钱的邮票。可是我又立即改变了主意：我希望阿尔贝蒂娜别回来，但我又愿意由她自己作出这个决定以结束我的忧虑，于是我又想把信再交给弗朗索瓦丝。我打开报纸。报上有拉贝玛去世的讣告。我当即回忆起过去听《费德尔》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现在我是在以第三种方式回想那表白爱情的场面。我从前经常自个儿背诵的和我在剧院里听到的似乎都是对一些规律的阐述，我还应当到生活里去体会这些规律。 在我们心灵里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并不清楚我们多么依恋它们。或者说，我们生活里之所以没有它们，是因为出于害怕失败或害怕痛苦，我们一天一天地推迟占有它们。当我自以为我已放弃了希尔贝特时，情况正是如此。在我们完全脱离这些东西之前，也就是在我们自认为已经脱离了它们之后，比如姑娘订了婚，我们会发狂，我们再也不能忍受那种显得无比惆怅而又冷清的生活。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占有了那样东西，我们却又把它看作负担而甘心情愿摆脱它；这就是我与阿尔贝蒂娜之间发生的事。然而我们并不关心的人一出走不就从我们生活里隐退了吗？可是我们却又因此感到活不下去。《费德尔》的剧情不是把这两种情况都结合起来了吗？伊波利特即将出行了。费德尔在此之前一直故意惹他憎恨自己，据她说（不如说是诗人让她说）是出于顾忌，其实是因为她看不到前景而且感到伊波利特并不爱她，此时她忍不住了。她来向他表白爱情了。这一场正是我经常背诵的： 据说您即将动身远离我们。 伊波利特远走高飞的这个理由比起忒修斯之死无疑是次要的，这一点可想而知。跳过几行诗，写费德尔一时间装做没有被理解而说： ……难道我会不顾荣誉， 同样可以认为这是由于伊波利特拒绝了她表白的爱情： 夫人，您难道忘了 忒修斯是我的父亲，是您的丈夫？ 然而如果伊波利特没有发怒，费德尔在已经得到幸福时也许同样会感到这幸福算不了什么。不过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幸福，而伊波利特又以为理解错了从而向她道了歉，这时，正如我刚把书信还给弗朗索瓦丝时所想到的，费德尔便希望由他自己来拒绝，她想彻底试试自己的运气： 啊！无情无义的人，你太明白我的意思了。 许多东西甚至韧性，如别人向我谈到过的斯万对奥黛特的韧性或我自己对阿尔贝蒂娜的韧性在这场戏里也有所表现，这种韧性用一种新的，充满怜悯和同情的爱，用希望倾诉衷情的爱取代了过去的爱情，这种新的爱只会使昔日的爱更加丰富多彩： 你越恨我，我越爱你。 你的不幸为你增添了新的魅力。 倘若费德尔此刻没有得知伊波利特爱着阿里西，她会原谅伊波利特而且从奥依娜出的主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说明“顾忌荣誉”并不是费德尔最坚持的事。因此嫉妒，这种在爱情里意味着失掉全部幸福的感情是比失掉荣誉更容易使人激动的。就在这时她才听任奥侬娜（她无非是费德尔身上最恶劣部分的名称）诬蔑伊波利特，并没有去“挺身保护他”，她把这个不愿意要她的男人发落了，而她造成的伊波利特不幸的命运也并没有使她得到安慰，因为伊波利特一死，她紧接着心甘情愿地死去了。这场戏可以说是对我个人生活里那些恋爱插曲的预测，正如贝戈特所指出的，这场戏淡化了拉辛为减轻费德尔的罪责而加诸予她的“冉森教徒式”的顾忌，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些思考却也并没有改变我的决心，于是我把信交给了弗朗索瓦丝，让她还是把信交到邮局，我也就在阿尔贝蒂娜那里实施了这种尝试，而当时我得知还没有进行这种尝试时，我感到仿佛不尝试就不行似的。认为实现我们的愿望不算一回事，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我们认为这愿望可能实现不了，我们就会重新去重视它，而且只是在有把握实现它时我们才会认为不必继续去实现。不过认为不算一回事的人也有道理。因为虽说实现愿望和幸福都只是在有把握时才显得不算一回事，这种实现和幸福本身却都是某种不稳定的东西，它们只能使人感到伤心。愿望实现得越全面，伤心便越剧烈，幸福如违反自然规律延读下去而且得到习惯的认可，伤心就会变得更加难于忍受。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两种倾向，如我一心想发信，当我以为信已发出时，我又一味地后悔，这两种倾向本身都有它们的道理。就第一种而言，我们追求幸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追求不幸也如此——，我们同时又希望以即刻显示结果的新的行动进行安排，使我们等待而又不至于毫无希望，简言之，我们设法使我们的苦痛采取另外一些我们想象不那么残酷的形式，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第二种倾向的重要性也并不比第一种差，因为这种倾向是以相信我们的行动能够成功为基础的，它干脆就是我们圆满实现愿望时可能会立即感到的幻灭的开始，过早的开始，也就是我们在排除其它形式而为自己确定这种幸福形式时所感到的后悔之情。 我把信还给弗朗索瓦丝要她赶快交到邮局去。我的信一走，我重又去想象阿尔贝蒂娜会立即回来的事了。一想到她回来我脑海里便出现了亲切的形象，这些形象以它们的妙趣略为冲淡了我在她这次回归里看到的危险。这种久违了的同她朝夕相处的妙趣使我陶醉了。 时光流逝，人们在谎言里谈到过的都逐渐变成事实，在和希尔贝特相处时我对此体会太深了；我在呜咽不已时佯装的冷漠终于成了现实；我当时对希尔贝特谎话连篇的那一套在事后回想起来也确实弄假成了真，生活逐渐把我们分开了。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于是我对自己说：“假如阿尔贝蒂娜还象这样过上几个月，我的谎言一定会变成现实。目前最难熬的时间既然已经过去，不是可望她再这样继续过完这一个月吗？如果她回来，我便会放弃真正的生活，当然我目前还未能领略这种生活，但这种生活一定会逐步向我展示它的魅力，与此同时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印象却会越来越淡薄。”① -------- ①我并不是说我还没有开始遗忘。然而遗忘的结果之一恰恰是使我再也忆不起阿尔贝蒂娜那许多令人不快的方面，再也忆不起我和她共同度过的令人烦恼的时光，因此也就不再是我希望她不在这里的理由，就象她还在这里时我希望的那样。遗忘还给我提供了她的素描式的形象。即被我对其他人的爱意美化了的形象。遗忘尽管促使我习惯了分居的生活，它在上述特殊的形式下却让阿尔贝蒂娜显得更温柔，更美丽，反倒使我更盼她回归了。——作者注。 阿尔贝蒂娜出走之后，我以为别人似乎不可能看见过我哭泣，所以我老是拉铃叫来弗朗索瓦丝而且告诉她：“得看看阿尔贝蒂娜小姐有没有忘了什么东西。别忘了打扫她的房间，以便她回来时房里整整齐齐的。”或者干脆说：“正好，就是那天，阿尔贝蒂娜小姐还对我说，噢，就在她动身的前一天。……”我是想让弗朗索瓦丝隐约预感到阿尔贝蒂娜出走的时间是短暂的，使她为这次出走而幸灾乐祸的心情收敛收敛；我还想让弗朗索瓦丝明白我并不害怕谈起这次出走，我要让这次出走显得象是我乐意的——就象某些将领把被迫退却称作符合预定计划的战略撤退一样——仿佛只是我暂时隐瞒了真实意义的一个插曲，而绝不是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友谊的结束。我不停地提起她的名字，是想让她身上的某种东西象少许的空气一样回到这间人去楼空的房里，我在这里真透不过气了。此外，人在设法减轻自己痛苦的程度时总是在吩咐送衣服或命人开饭时象口头禅一样老提起这种痛苦。 在整理阿尔贝蒂娜的房间时，好奇的弗朗索瓦丝把那张香木小桌的抽屉打开了，我的女友过去在睡觉时总爱把一些私人小物件放在这个抽屉里。“噢，先生，阿尔贝蒂娜小姐忘了戴她的戒指，戒指都留在抽屉里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得给她寄回去。”然而这样一说便显得我对她的回归缺乏信心。“好吧，”我沉默一会后又回答说，“她出门时间不长，不用麻烦了。给我吧，我瞧着办。”弗朗索瓦丝递给我戒指时显出不怎么相信的神气。她厌恶阿尔贝蒂娜，然而她以她之心度我之腹，便以为阿尔贝蒂娜所写的每一封信只要交到我手里怕都会被我拆看。我把戒指取过来。“先生小心点，可别丢了，”弗朗索瓦丝又说，“这些戒指可算得上漂亮了！不知是谁送给她的，是先生送的呢，还是另外的男人送的，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送戒指的人准有钱，而且有鉴赏力！”“不是我送的，”我回答弗朗索瓦丝，“再说这两只戒指并不是同一个人送的。一只是她姨母给的，另一只是她自己买的。”“不是同一个人送的！”弗朗索瓦丝嚷道，“先生是在开玩笑吧，两只戒指一模一样，只不过有一只上面加了一粒红宝石，两只上面都刻了鹰，戒指里边都有同样的姓名开头字母……”我不知道弗朗索瓦丝是否感觉到了她的话给我带来的痛苦，她此刻竟露出了笑意，而且这微笑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嘴唇。 “怎么，同样的鹰？您疯了。没有红宝石的这只的确有鹰，可是另外那只上面刻的却是人头一类的东西。”“人头？先生在哪儿看见人头啦？我拿长柄眼镜一看便看出这是鹰的翅膀；先生用放大镜看就会看见另一个翅膀在另一边，头和嘴在中间。每根羽毛都看得见呢。哦！做工可真漂亮。”我忧心如焚地想弄明白阿尔贝蒂娜是否欺骗了我，这种需求竟使我忘记了我应该在弗朗索瓦丝面前保持尊严，忘了我应该把她那邪恶的快活劲儿碰回去，这种快活即使不为折磨我，起码也是为了损害我的女友。弗朗索瓦丝去取我的放大镜时我激动得直喘粗气，我拿过放大镜，要她把红宝石戒指上的鹰指给我看，她毫不费力地让我认出了鹰的翅膀，勾勒翅膀的装饰性线条和另一只戒指上的完全一样，我还看出了立体感很强的每一根羽毛和鹰的头部。她还提醒我注意相同的题词，真的，红宝石戒指上的题词和这一只的题词正相搭配。两只戒指内边都有阿尔贝蒂娜姓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图案。“先生非得看了这一切才认出戒指是一模一样的，这真使我吃惊，”弗朗索瓦丝对我说，“即使不去仔细察看也能感觉出金子折弯的方式方法全一个样，形状也相同。瞥一眼我就敢起誓两只戒指出于同一个地方。这就象优秀女厨师做的菜一般一目了然。”果然，她那仆人特有的好奇心，那由仇恨激起的习惯于以令人胆寒的精确性注意细节的好奇心和她的鉴赏力相得益彰，的确有助于她所作的鉴定，她也确曾在烹调里显示过同样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也许由于她的善于卖弄更显得旺盛了，我去巴尔贝克时从她穿着的方式里也已注意到了这点，原来她也是曾经标致过，曾经见识过别人的首饰和穿着打扮的女人呢。即使在某一天我取错了药，我感到喝茶太多需要服巴比妥却取了同样的数量的咖啡因片，我那时心跳的程度也不会象此刻这样剧烈。我要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我真想立即见到阿尔贝蒂娜。我对她撒谎的憎恨，对不认识的男人的忌妒同我眼见她如此这般接受别人的礼物而感到的痛楚交织起来了。不错，我本人送给她的礼物更多，然而只要我们不知道我们供养的女人也被别人供养着，这女人在我们眼里就不是情夫养活的女人。既然我一直不停地为她大量破费，我便不去管她道德如何低下只一味地抓住她不放，是我使这种低下道德在她身上持续存在下来的，也许是我使它发展下去，也许就是我使她道德低下的。而且就象人生来善于编造神话故事以抚慰自己的痛苦，就象我们在饿得要死时总能让自己相信一个陌生人即将给我们留下一亿巨款一样，我竟胡乱想象阿尔贝蒂娜正在我的怀里向我作解释，说是她自己因为看见两只戒指做工一样才买下第二只的，也是她自己命人刻上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不过这种解释完全可能不攻自破，也还没有来得及使它的恩泽在我心里扎下根，因此我的痛苦也就不可能很迅速地平静下来。我琢磨许多男人在对别人说他的情妇很体贴时也在忍受着我受到的这种折磨。这说明他们是在对别人撒谎同时也在对自己撒谎。他们也不完全是在说谎；他们和情妇确曾享受过美好的时光；然而这些女人在情夫的朋友面前表现出来的使情夫为之自豪的亲切体贴，她们单独与情夫相处时使情夫对她们赞不绝口的亲切体贴，这一切都掩盖了某些无人知晓的时辰，在这些时刻情夫忍受过痛苦，怀疑过，也曾劳而无功地到处探寻过实情！正是这样的痛苦交织着恋爱的乐趣，交织着为女人的毫无意义的话而心醉神迷的乐趣，明知那些话毫无意义，但仍然要加进她的气味使它们香气扑鼻。不过此时此刻我却再也无法透过回忆而沉醉在阿尔贝蒂娜的香味里了。我手上拿着这两只戒指，两眼呆呆地注视着戒指上这只无情的鹰，鹰的嘴喙象烙铁一般折磨着我的心，那一对羽毛突出的翅膀带走了我对女友保持的信任，在鹰爪下，我那受到伤害的心灵一刻也不能回避对这个陌生男人的情况提出的一连串的疑问，这只鹰无疑是此人姓名的象征，只不过我无法认出来罢了，她从前一定爱过此人而且不久前一定见过他，因为我初次见到这第二只戒指正是我们在森林里一起散步的那一天，那是多么甜蜜多么富有家庭情趣的一天呀，这只戒指上的鹰看上去仿佛正在把它的嘴喙浸进红宝石里那一大片清澈的血水里。 此外，我从早到晚不停地为阿尔贝蒂娜的出走而苦恼也并不意味着我只想念她一个人。一方面，她的魅力早就越来越接近某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最终会远远抛弃她的魅力，但是她在我身上引起过的那种激情还会照样使这些东西冲动起来，如果有什么事物使我想到安加维尔，想到维尔迪兰一家或想到莱娅扮演的什么新角色，痛苦仍会象潮涌一般前来袭击我。另一方面，我自己所谓的想念阿尔贝蒂娜，是指想办法让她回来，和她重聚，是指设法知道她在做些什么。因此，在这段我无休无止地备受煎熬的时间里，如果有什么图表能够描绘出我的痛苦的图象，人们也许会看见奥尔赛火车站，看见送给邦当夫人的钞票，看见圣卢俯身在电报局斜面小桌上拟写发给我的电报的情景，却永远也不会看到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图象。在我们生命的长河里，由于自私自利我们每时每刻都只看得见眼前的对我们这个“我”十分珍贵的目标，却从不去看那不停地注视着这些目标的“我”自己，正如指引着我们行动的愿望总是屈尊趋附于行动，却不再回升到愿望本身，或因为这愿望过分注重功利，便迫不及待地投入行动而蔑视认识，或因这愿望正在寻求未来以纠正令人失望的当前，或因思想的懒惰促使这愿望顺着想象的轻松自在的斜坡往下滑行而不肯沿着内省①的崎岖陡坡往上攀登。事实上，在我们置生命于不顾的危急时刻，随着这生命所系的人儿愈益显示她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广阔位置和她震憾一切的力量，这个人儿的形象便相应地逐渐缩小直到再也无法察觉。由于我们的感情作用我们在万事万物里都能发现这个人儿存在时留下的影响；而这人儿本身，这影响的来源，却哪儿也找不到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怎么也回忆不起阿尔贝蒂娜的形象，我简直以为我再也不爱她了，这就象我母亲，她在绝望的时刻无法回忆我外祖母的形象时（她在梦中和外祖母邂逅那一次例外。她当时感到那样的重逢多么难得，尽管她是在睡梦中，她仍然豁出全部力气使那次重逢延续下去），便可能而且也的确谴责过自己不为母亲的死而感到惋惜，她母亲的死使她痛不欲生，然而她在回忆里却总是捕捉不到她母亲的轮廓。 -------- ①我准备在汽车的同时也买下迄今最漂亮的那艘游艇。有人要卖这艘船，但要价太高没有找到买主。而且一旦买了船，就算我们只作四个月的水上旅行，每年的游艇保养费也得花20万法朗。这就要求我们在年收入超过50万法朗的基础上生活。这样的基础我能支撑7年或8年吗？不过那又何妨？一旦我每年只有5万法朗的年金收入，我可以把这笔钱留给何尔贝蒂娜然后去自杀。这就是我作出的决定。这决定倒使我想起了“我”。而这个“我”在生活中却不停息地想着一大堆事情，他无非是琢磨这些事情的思想活动，当他偶然间失去了这些事情的思路而突然想到了自己时，他却只找到了一架空空如也的仪器，一种他并不熟悉的东西，为了使这些东西具备一定的现实感，他又加进了在镜中瞥见的对某个面庞的回忆。那滑稽的微笑，那不整齐的胡须，就是这些东西即将在地面上消失。5年以后我一自杀便不可能再琢磨这些事情了，而这些事情目前却不停地展现在我的脑际。我将从地面上消失而且永远不返回，我的思想也将永远停止活动。看见“我”仿佛已经成了不存在的东西，我便感到这个“我”似乎更加虚无缥缈了。为我们朝思暮想的女人（我们所爱的女人）而牺牲我们从来不想的人：我们自己，这难道会有什么困难吗？为此我仿佛觉得我死亡的念头就像关于我本人的概念一样古怪；不过这念头却并不使我反感。猛然间我又感到这死亡的念头可悲得无以复加了；因为在我琢磨到我之所以不能掌握更多的钱财是由于我的双亲还在世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母亲。而一想到我死后母亲的痛苦我便受不了。——作者注。 我怎么会相信阿尔贝蒂娜不喜爱女人？是因为她说过，尤其是前不久说过她不喜爱女人；然而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建立在永恒的谎言之上的吗？她没有一次问过我：“我为什么不能随便出门？您为什么问别人我干了些什么？”可是生活实在太奇特，所以她自己果真不明白其原因时一定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她对自己恒久不衰的情欲，对自己数不胜数的回忆，对自己不胜枚举的欲望和愿望永远保持沉默正好与我对她被幽禁的原因保持沉默不谋而合的，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在听见我暗示说阿尔贝蒂娜即将回归时弗朗索瓦丝看上去是知道我在说谎的。她这种看法的依据似乎稍强于指导仆人行为的通常道理，即主人不喜欢在仆人面前受到屈辱，主人要仆人知道的真实情况只限于适合保持尊严的，离美化了的虚构情节不太远的东西。弗朗索瓦丝这一次作如是看法似乎还另有依据，仿佛倒是她自己在阿尔贝蒂娜的心里引起了猜疑并使这种猜疑持续下去，而且激起了她的愤怒，总之是她促使阿尔贝蒂娜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她弗朗索瓦丝原本就可以预言这次出走是不可避免的。果真如此，我那些所谓我的女友是暂时出走，我知道而且同意她出走之类的说法也就只能遭到弗朗索瓦丝的不信任了。然而她关于阿尔贝蒂娜在本质上谋求私利的想法，以及她出于仇恨认为阿尔贝蒂娜从我这里大获“好处”的夸张说法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挫败她自己肯定我在说谎的自信。因此当我在她面前象提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那样暗示阿尔贝蒂娜即将回来时，她注视着我的脸（膳食总管为了惹她不快，在替她念报念到某些时政消息如关闭教堂放逐神甫之类的事情时总爱偷换几个字眼，这使她大犯嘀咕；于是，尽管她站在厨房尽里头而且大字不识，她也会本能而贪婪地盯着报纸看，她此刻注视我的姿势和她看报的姿势一模一样），仿佛她看得出我所说的是否在我脸上真有所显露，我是否正在胡编乱造。 不过她一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之后又在寻找邦当夫人的确切地址，她那至今还很模糊的唯恐阿尔贝蒂娜返回的害怕之情便又重在她心里滋生起来了。这种害怕之情在翌日清晨竟发展成了真正的又惊又怕，原来她从准备交给我的一封书信的信封上认出了阿尔贝蒂娜的字迹。她在嘀咕阿尔贝蒂娜的出走是否只是一出喜剧，这个假设使她倍感伤心，似乎这已经最终确定了阿尔贝蒂娜将来要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似乎这已经构成了我的屈辱，我被阿尔贝蒂娜耍弄的屈辱，而对我的侮辱就是对她本人的侮辱，因为我是她的主人。无论我多么急于阅读阿尔贝蒂娜的来信，我仍旧禁不住观察了一会弗朗索瓦丝的眼睛，她的全部希望都从这双眼睛里消失了，我从这个征兆里得出了阿尔贝蒂娜会立即回来的结论，正如冬季运动的爱好者看见燕子远走高飞便高兴地推断出寒冷季节即将来临一样。弗朗索瓦丝此刻总算离开了房间，在肯定她已关上了房门之后，为了不显得忧心如焚，我不声不响地拆开了来信： “我的朋友，谢谢您对我讲过的那些令人愉快的 事，我一定遵命去退掉罗尔斯牌汽车，如果您认为 我能在这方面做点什么的话，而对此我也并不怀疑。 您只要把中间人的姓名写给我就行了。您恐怕会受 这些人的欺骗，他们求之不得的只有一件事，那就 是卖货；您从来不出门，要一辆汽车做什么呢？您 对我们最后一次散步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我很感 动。请相信，我也不会忘记那次格外黯然神伤的散 步（因为当时已暮色苍茫而我们又即将离别），那次散步只有在我满目漆黑时才会从我脑海里消失。” 我清楚感到最后一句话无非是一句话而已，阿尔贝蒂娜根本不可能对那次散步保持如此的甜蜜的回忆，更不可能保持到她离开人世的时候，她当时肯定感到散步索然寡味因为她那时正急不可耐地盼望着离开我。不过我也很欣赏巴尔贝克那个骑自行车打高尔夫球的姑娘，尽管她在认识我之前只读过《爱丝苔尔》，她却天生聪慧而且我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认为她在我家又培养了新的素质，这些素质使她与众不同而且更为完美。我在巴尔贝克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我的友谊对您是宝贵的，我正是能够给您带来您缺少的东西的人。”——我在一张照片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自信天生保护人”——这句话，我虽然说了却并没有相信，而当时说这话的唯一目的只是让她感到来看望我大有好处，同时使她克服她可能会感觉到的厌倦情绪，这句话事实上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就象我告诉她我不愿意见到她是因为我害怕我会爱上她一样。我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我明白，她来得勤时我对她的爱情反而会逐渐减弱，而分离倒可能激励这份爱情；然而事实上她勤来看我倒使我产生了比在巴尔贝克初期的爱情强烈得多的对她的渴求，这一来我那句话又变成真实的了。 不过总的来说阿尔贝蒂娜的信并没有使事情有所进展。她只对我说了准备给中间人写信。必须使目前的局面有所突破，必须赶紧了结这一切，于是我有了下面这个主意。我立即命人给安德烈送去一封书信，我在信中说阿尔贝蒂娜住在她姨母家，我感到很孤独，如果她能来我这里小住几天我会感到无比快乐，而且我一点不想使这件事神秘化，所以我请她将此事通知阿尔贝蒂娜。与此同时我又装作没有收到阿尔贝蒂娜的信而给她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的朋友，请原谅您一定会十分理解的这件事，我非常憎恶把事情神秘化所以我愿意她和我一道来通知您。您在我身边时生活那么甜蜜，因此我养成了无法独自生活的坏习惯。既然我俩已商定您不回来了，我便考虑了代替您的最合适的人，而最能使我少作改变也最能引起我对您的回忆的人非安德烈莫属，所以我已请求她到我这里来。为了使一切不显得那么突然，我对她说只小住几天，但就我们私下说吧，我相信这次是永久性的。您不认为我说得有理吗？她知道你们巴尔贝克那一伙姑娘永远是对我最具诱惑力的小小的社会团体，我曾最幸运地取得了这个团体的认可证。这个团体的诱惑力无疑还在我身上起着作用。既然我俩的性格和生活的厄运注定了小阿尔贝蒂娜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我想我无论如何总该在安德烈身上得到一个妻子—— 不如您迷人，但性格的更大共同点也许能使她和我在一起时感到更幸福。” 第六部 女逃亡者(4) 然而信一发出，我心里又突然升起了疑云，阿尔贝蒂娜曾写信告诉我说：“如果您直接写信给我，我会很高兴回来。”她对我这么说无非是因为我并没有直接给她写信，如果我真给她写了信，她恐怕还是不会回来的，在得知安德烈来我家而且随后会成为我的妻子时她一定感到十分欣慰，只要她阿尔贝蒂娜获得自由就成，她出走一周以来这下可以毫无顾忌地堕落下去，我半年来在巴黎每时每刻精心采取的预防措施也就付诸东流了，因为在这一周里她可能已经干下了我分分秒秒刻意阻止她做的事，那些预防措施已经毫无用处。我琢磨她在那边一定胡乱享用了她的自由，当然，我自己构想出来的这个念头似乎使我感到伤心，但这种伤心也只是一般性的，没有什么特别，而且这念头虽然促使我设想她可能有无数的女性情人，我却不能肯定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这念头虽然使我的思想进入了一种不无痛苦的永恒的运动，但由于缺乏具体人的形象，这种痛苦倒还可以忍受。然而圣卢一到这种痛苦就不再是可以忍受的了，它变成了难以忍受的苦难。 在说明为什么圣卢对我说的话使我如此难受之前，我应该叙述一件他临来访时发生的事，后来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情竟纷乱到虽不说冲淡了与他谈话使我产生的痛苦印象，起码也降低了这次谈话的实际重要性。这件事是这样的：由于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到圣卢，我便在楼梯上等他（如果我母亲在家我一定不会这么做，因为她除了讨厌“传话”外，最厌恶的就是这种举动），这时我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怎么！您不会让人打发掉您不喜欢的人？这可不难。您只要，比如说，把他应该送的东西藏起来；他的东家急着要东西时一叫他，他什么也找不到便会急得团团转，我舅母准气冲冲地背着他对您说：‘他在干什么呀？’他只要一迟到，所有的人都会气冲牛斗，这一来他再也得不到需要的东西了。这样干它四、五次，您就可以十拿九稳瞧着他被辞退。您如果故意悄悄把他该送的干净东西弄脏，加上诸如此类的事情您就更有把握了。”我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这些毫无信义冷酷无情的话语竟会出自圣卢之口！而我原来却一直把他看成一个多么善良，对不幸的人多么富于同情心的人，他这一席话简直使我相信他是在朗诵撒旦的台词；这不可能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说的话。“可是谁都需要挣钱养活自己呢，”和他对话的人说道，我这时才看见说话人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一个听差。“那又关您什么事呢？您自己舒服就成了，”圣卢恶狠狠地回答他，“而且您还多了一个出气筒，这岂不快活。您完全可以趁他给盛大晚宴上菜时把墨水瓶打翻在他的制服上，总之，弄得他一刻儿也不安生，让他最后自愿离开。再说，我还可以帮您一把，我要告诉我的舅母说我赞赏您竟有耐心和这样一个呆头呆脑而且穿得很糟的家伙一起干活。”我露面了，圣卢朝我走了过来，可是我在听见他说了那些与我了解的他如此不相称的话之后我对他的信任已经动摇了。而且我在考虑，一个对不幸者能够如此冷酷无情的人是否可能在去邦当夫人处替我办事时对我背信弃义。等他一走这个考虑便格外有力地促使我不把他此行的失败看成是我不能成功的依据，不过当他还在我身边时，我想到的仍旧是过去的圣卢，而且是刚离开邦当夫人的朋友。他首先对我说：“你认为我本来应该多给你打几次电话，可是这边老说你没有空。”不过我的痛苦变得无法忍受是在我听到他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就从我给你发来最后一份电报以后说起吧，我穿过一间库房一类的房子后便进了她家的大门，等我又走了一个长廊他们才让我进了客厅。”一听见库房，走廊，客厅，甚至这些词还没有说完，我的心便比触了电更急速地翻腾起来，因为在一秒钟之内绕地球次数最多的力量并不是电，而是痛苦。圣卢走后我重复说了多少遍库房，走廊，客厅这几个词呀！我这是在故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自己。在库房里，阿尔贝蒂娜完全可能和某个女友躲藏起来。而在客厅里，又有谁知道她姨母不在时她在干些什么？怎么？我这不是在想象阿尔贝蒂娜住的房子既不能有库房也不能有客厅吗？不，我一点也没有这么想，或者说我过去只把房子想成了一个并不确切的地方。当她呆的地方成了一个特定的具体地理名词时，当我得知她不是在两三个可能的地方而是在土兰时，我第一次感到了痛苦；她的门房说的话在我心里也在地图上终于标明了使我难过的地方。然而在我适应了“她在土兰的某个住宅里”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见过这个住宅；关于客厅，库房，走廊的可怕概念也就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想象；如今，这几个处所却仿佛正在我的对面，在看见过它们的圣卢的视网膜里，阿尔贝蒂娜在那里走来走去，在那里生活，这些处所是特定的而不是不着边际互相推翻的可能的地方。库房、走廊、客厅这些字眼使我清楚意识到我让阿尔贝蒂娜在这个可诅咒的地方呆一星期实在是发疯了，这地方的“存在”（而并不只是可能存在）已在我面前是暴露无遗了。唉！圣卢还谈到他在客厅里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扯开喉咙唱歌而且那唱歌的正是阿尔贝蒂娜，听到这里我终于在绝望中明白了，阿尔贝蒂娜摆脱我之后竟生活得很幸福！她已重新赢得了自由。而我却在想她会即刻回来取代安德烈！我由痛苦转而冲圣卢大发雷霆了。“我对你的唯一要求是避免她知道你去了那里。”“你以为这很容易吗！都对我保证说她不在那里。噢！我明白你对我不满意，我从你那些电报里已经感觉到了。可能你并不公正，能做的我都做了。”她重新挣脱了羁绊，离开了我家这个牢笼，而在这个牢笼里我过去又成天价不叫她到我房里来，对我来说，她这是恢复了她全部的价值，她又变成了众星捧月式的人物，变成了从前那只妙不可言的小鸟。“长话短说吧。钱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对一位看上去那么敏感的女人说钱的事我还怕冒犯她呢。不过听我谈及此事时她倒没有哼一声。过不多久她甚至对我说她见我和她互相那么理解她十分感动。可是她后来谈的话又那么正派，那么高雅，我简直就无法想象她说‘我们互相那么理解’是在谈我送钱给她的事，其实我的所作所为是很没有教养的。”“也许她并没有理解，也许她并没有听清楚，你当时应该重复说几遍，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把握使事情成功。”“可是她怎么可能没听清楚呢？我就象刚才跟你说的那样对她说的，她既不是聋子，也不是疯子。”“而她却一点也没有考虑？”“一点没有。”“你该对她再说一遍。”“你怎么能让我再说一遍呢？我一进门就看见了她的神色，我当时心想，你弄错了，你这是在让我做一件蠢而又蠢的事，如此这般给她送钱真是难于登天。不过，为了服从你的命令我还是干了，我还以为她会命人把我赶出门去呢。”“但她并没有如此行事。这说明，或许她并没有听清楚，所以应该声说一遍，或许你们还可以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你说‘她没听清楚’是因为你在这里，可是我对你再说一遍，你要是参加了我们的谈话你就会明白，当时那里鸦雀无声，我是粗声粗气对她说话的，她不可能没有听懂。” “可她是否相信我始终希望娶她的外甥女呢？”“不，这个嘛，如果您愿意听我的意见，她根本不相信你打算娶亲。她对我说，你亲口告诉她的外甥女你想离开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你想娶亲。” 这些话使我稍微放心了些，这说明我还不算太爱侮辱，因此更大的可能是我还在被爱着，这说明我还有采取决定性措施的更大余地。不过我仍旧十分苦恼。“看见你不满意我很烦恼。”“不对，我很感动，我感谢你对我的盛情，不过我觉得你好象能够……”“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换另外的人也不可能做得更多，甚至还做不到我做过的那些事呢，你找别人试试。”“这明摆着不可能，早知如此我就不派你去了，不过你这一招流产可妨碍了我采取另外的步骤。”我责备了他：他确曾设法为我效劳，但没有成功。圣卢在离开那里时曾和几个正在进门的少女交错而过。我早就不止一次猜想到阿尔贝蒂娜在当地认识一些姑娘，我这是第一次为此感到难过。确实应该相信，大自然在让我们的头脑分泌天然的解毒剂以消除我们不停顿而且毫无危险地作出的各种假想；然而什么药物也不可能免除圣卢遇到的这些姑娘对我产生的毒害。可是他讲过的这些细节中每一个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不都是我曾设法打听过的吗？不正是为了更确切地了解这些情况我才让当时被上校召回的圣卢不惜一切代价前来我家的吗？不正是我，是我自个儿企求得到这些细节，或者不如说，不是我的痛苦在饥不择食地渴求增长，在贪婪地盼望得到这些细节作为养料的吗？圣卢最后告诉我他在那幢住宅的附近喜出望外地遇到了唯一的一个熟人，而这个人又使他想起了过去，他邂逅的是拉谢尔过去的一个女友，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她正在附近度假。一听到这个女演员的名字我就琢磨起来：“也许就是和这个女人。”光想到这点我就仿佛看见阿尔贝蒂娜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的怀里微笑，快活得脸蛋发红。而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我认识阿尔贝蒂娜以来我想女人还想得少吗？ 我第一次去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府上拜访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想圣卢谈到的那个常去妓院的姑娘和普特布斯太太的女仆不是比我想德·盖尔芒特夫人还勤得多吗？不正是为了这个普特布斯太太的女仆我才又返回巴尔贝克的吗？说近一点，我不也曾经渴望去威尼斯吗，那为什么阿尔贝蒂娜就不能有去土兰的愿望呢？其实我到现在才意识到，我当时本来就不会离开她，也不会去威尼斯，即使我打心底想：“我很快就要离开她了，”我也明白我再也不会离开她，这就象我明知我再也不会工作，也不会去过一种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总之什么都不会去干，而我却每日都要给明天许下这些宏愿。不过，无论我内心深处怎么想，我当时的确认为比较聪明的办法是让她在生活中感到无限期的分离在威胁着她。而出于我那可憎的聪明，我无疑让她过分相信这点了。如今，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不能听任她在土兰和这些女孩子呆在一起，不能听任她和这个女演员呆在一起；一想到她避开我过的这种生活我就无法忍受。我要等她的回信：如果她是在干坏事，唉！多一天少一天又有什么要紧呢（我这样说也许是因为，我既然已经不再象习惯的那样让她向我报告她如何度过她的每一分钟，而且也不再为她有一分钟的自由而恐惧万状，我的忌妒心也就不再象过去那样以分秒来计算时间了）。不过在收到她的回信之后，一旦知道她不准备回来我还会立即跑去找她；不管她愿不愿意我都会硬把她从她的女友们身边拉走。再说既然我已发现在此之前我从未怀疑过的圣卢的恶劣行为，我亲自去一趟不是更好些吗？谁知道他是否有意谋划让我和阿尔贝蒂娜分手呢？ 是否由于我自己已经起了变化，是否由于当时我不可能设想某些自然的原因也可能在某一天导致这种不寻常的分手局面呢，总之，如果我现在给她写信，象在巴黎对她说的那样希望她别出什么事故，我是怎样地在撒谎啊！噢！如果她真的出了事故，我的生活不但永远也不会再被我那无休无止的忌妒心毒化，我还会很快找到即使不是幸福，起码也是免除痛苦之后的宁静。 免除痛苦？我难道真相信过，相信过死亡只消除存在的东西却让其余的东西保持原状？我难道真相信过死亡能够免除认为死者的存在是他痛苦的源泉的人内心的痛苦，而且死亡只解除痛苦却不用别的东西去代替痛苦？免除痛苦！我读遍了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可惜却没有勇气去构想斯万怀抱的那种愿望。如果阿尔贝蒂娜真的遭到了什么事故，她如活着，我可以借故追随她左右；她如死了，我也可以象斯万说的那样重新获得生活的自由。我是这样看的吗？他的确这样看过，这自以为了解自己的机灵人。人们对自己的内心实在是知之甚少！如果斯万还活着，稍晚些时候我真该去告诉他，他那无异于犯罪的希望是荒谬的，他所爱之人的死绝不会使他得到任何的解脱！ 我在阿尔贝蒂娜面前丢掉了一切傲气，我给她拍了一份充满绝望之情的电报请求她回来，无论提什么条件都可以，她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一切，我只要求在她睡前拥抱她一分钟，一个礼拜三次。她即使说：只拥抱一次，我也会同意就一次。 她再也没有回来。我给她的电报刚发出就收到了一份电报。是邦当夫人拍来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世界都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创造出来的。在生活的流程里还会有我们无法猜测的事加入其中。唉！这份电报的头两行并没有在我身上产生免除痛苦的效果：“可怜的朋友，我们的小阿尔贝蒂娜去世了，原谅我向您，向那么爱她的您通报这件可怕的事。在一次出游时，她的马把她甩下来撞到一棵树上。我们竭尽全力也未能使她苏醒过来。我怎么没有替她去死呀！”不，不是免除痛苦，而是一种从未领略过的痛苦，是明白她再也回不来了的痛苦。我不是多次对自己说过她也许不会回来了吗？我的确说过，然而此刻我才发现我没有一刻相信过这点。由于我需要她呆在我这里，需要她用亲吻来支持我忍受由我的猜忌引起的苦恼，我从巴尔贝克起就已习惯时时刻刻和她形影相随。甚至在她出门留下我一人独处时，我仍旧在拥抱她。她去土兰以后我还在继续这么做。和她的忠实相比我更需要的是她的回归。如果说我的理智有时任意怀疑这一点，我的想象力却自始至终再现着她回归的情景。我本能地用手摸摸我的脖颈，我的嘴唇，自她走后，我的颈项和嘴唇似乎还在接受她的亲吻，可是从今以后它们再也得不到这种亲吻了；我又把手放在我的脖子和嘴唇上，俨如外祖母离开人世时妈妈抚摸着我说：“我可怜的孩子，那么爱你的外祖母再也不能亲吻你了。”我未来的全部生活都从我心灵里给挖出去了。我未来的生活？我难道没有偶尔想到过缺了阿尔贝蒂娜未来该怎样生活？没有！这么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把我生命中的分分秒秒都奉献给她直到我死去为止罗？那当然！这种与她分不开的未来，我往日从没有去注意过，可如今这未来却拆开来了，我意识到了它在我裂开的心灵上占据的位置。一无所知的弗朗索瓦丝走进了我的房间；我怒气冲冲地对她吼道：“怎么啦？”（有时几个字就会使我们身边的现实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所替代，这几个字能象眩晕一般使人神智不清）她这才说：“先生不必显得那么不快，恰恰相反，他马上就会感到满意了。这是阿尔贝蒂娜小姐寄来的两封信。” 我随即意识到我的眼睛大约象精神失去平衡的人的眼睛。我竟既不感到幸福也不表示怀疑。我好象一个看见自己的房间里同一个位置上又是长沙发又是洞穴的人。他眼前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了，他倒在地上了。这两封信大概是阿尔贝蒂娜在置她于死地的溜达之前不久写下的。第一封信上说： “我的朋友，我感激您信任地把您想让安德烈去 您那里的意图告诉我。我确信她会高兴地接受邀请 而且我相信这于她是件很幸运的事。她天资聪颖，一定会很好地利用同您这样的人作伴的机会去接受您 擅长发挥的令人钦佩的影响。我认为您这个主意对 她对您都会有好处。因此，如果她对此有丝毫的异 议（我不相信她会这样做），拍个电报给我，我负责敦促她接受。” 第二封信的日期晚一天。实际上她在写了第一封信之后可能很快又写了第二封，也许是同时写好再倒填上第一封的日期的。我时时刻刻都在胡乱猜测她的意图，其实她的意图无非是想回到我的身边，对她的意图，任何一个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一个毫无想象力的人，一个和平条约的谈判者或正在考虑交易事宜的生意人恐怕都会比我判断得更正确。这封信只有这些话： “我回到您的身边是否为时已经太晚？如果您还 没有写信给安德烈，您会同意再要我吗？我一定服 从您的决定，我恳求您不要迟迟不告诉我，您知道 我多么急切地在等待您的决定呀。假如您决定让我 回来，我立即去乘火车。全心全意属于您，阿尔贝 蒂娜。” 要想阿尔贝蒂娜之死解除我的痛苦，恐怕得让这次碰撞不仅在土兰置她于死地，而且在我心上也把她置于死地。而她在我心上却显得从未有过地生龙活虎。一个活人想进入我们的心灵必须有形，必须受时间框架的制约；由于他只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在我们面前接连出现，他永远只能给我们同时提供他本人的一个方面，提供一张单一的像片。一个人只是简单的时间积累，这无疑是很大的弱点，但也是强大力量的体现；他属于记忆，一小会儿的记忆对此后发生的事并非全都了如指掌；而记忆记录下来的那一小会儿却会持续下去，它会长存着，在这一小会儿里出现的那个人的轮廓也会和这一小会儿共同长存。这种零碎的记忆不仅会使死者长存，而且会使她越变越多。我若想使自己得到安慰，我应该忘却的就不只是一个阿尔贝蒂娜，而是无数的阿尔贝蒂娜。在我终于能够忍受失去这个阿尔贝蒂娜的悲伤时，我还得去忍受失去另外一个，另外100个阿尔贝蒂娜的悲伤。 于是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过去使我感到生活的温馨的，并不是阿尔贝蒂娜本身，而是当我独处时，在想到她的同时，那些与过去相类似的时刻勾起的对过去的时刻无休无止的回顾。雨声使我忆起贡布雷丁香花的香味；阳台上变幻不定的阳光使我想起香榭丽舍大街的鸽子；炎热的清晨震耳欲聋的喧哗勾起我对新鲜樱桃的回忆，风声和复活节的到来唤起我对布列塔尼或威尼斯的渴望。夏季到来时，白昼漫长，气候炎热。正是师生一大早去公园树荫下为期末考试做准备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采撷自天而降的些微凉爽，这时的天空虽不象炽热的中午那么燃烧一般烤人，却已同样地万里无云了。在黑暗的房间里，我那和过去相比毫不逊色的联想力如今只能给我带来痛苦，正是这种联想力使我感觉到外面的空气重浊，西沉的夕阳给一幢幢垂直的楼房和教堂抹上了一层黄褐色。弗朗索瓦丝进来时无意间扰动了大窗帘的褶子，看见阳光在我身上碎成一片一片，我强忍着才没有叫出声来，这阳光过去曾使修葺一新的“傲女布利克维尔”的门面显得格外美观，当时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它已重修过了。”我不知如何向弗朗索瓦丝解释我叹气的原因，便对她说：“噢！我渴了。”她走出去，又走回来，可是我猛地转过身去，因为一件事突然向我袭来使我痛苦不堪，成千上万的这类看不见的往事每时每刻都会在我周围的暗处冷不防呈现出来；我看见她给我拿来的是苹果酒和樱桃，在巴尔贝克时，一个农家伙计送到我们车上的正是这种苹果酒和樱桃，过去，在这两样东西的作用下，在大热天我也能完全适应黑暗的餐厅里五颜六色的光线。于是我第一次想到了埃戈尔农庄，我对自己说，在巴尔贝克时，有些天阿尔贝蒂娜老对我说她没有空，她必须同她姨母一道出门，她当时也许是要和她的某个女友去一个她知道我不常去的农庄吧，当我偶尔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滞留而那里又有人对我说：“我们今天没有看见她”时，她也许正在那个农庄对她的女友说我俩相偕出游时她也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他不会想到来这里找我们，因此咱们不会受干扰。”我要弗朗索瓦丝把窗帘拉上，我再也不愿看那一片阳光了。然而阳光仍旧那么火辣辣地渗进了我的记忆。“我不喜欢这家饭店，虽然它修复了，后天我们还是去圣马丁，在……”明天，后来，这意味共同生活的前景，也许是永恒的，它已经开始了，我的心已朝这样一个前景扑过去，然而，它不复存在了，阿尔贝蒂娜死了。 我问弗朗索瓦丝几点了。6点。谢天谢地，闷热总算快过去了，我和阿尔贝蒂娜以往也曾一起抱怨过这样闷热的天气，但我们又很喜欢这种闷热。白昼正在结束。可是我在这一天得到了什么呢？傍晚的凉爽逐渐升腾起来，太阳正在西沉；还记得在我和她一同回家取道的那条路的尽头，我远远瞥见最后一个村庄后面仿佛有一座孤零零的车站，当天晚上我们准备一道在巴尔贝克停留，所以不可能到达那个车站。那时我们在一道，此刻却必须在这同一个黑黑的无底洞前嘎然停下，因为她已经死去了。拉上窗帘已经不够了，我竭力蒙住自己记忆的眼睛和耳朵，使我再也看不见那一缕菊黄色的夕阳，再也听不见在我四周的树枝上互相呼应的看不见的鸟儿们的啁啾，当时带着那样的柔情拥抱着我的她如今却已溘然长逝了。在夜间，我竭力避开潮湿的树叶以及骑上驴背在公路上走来走去时在我身上引起的感觉。然而这些感觉已经拉住了我，将我从当前的时刻带向遥远，让“阿尔贝蒂娜已长眠”这样的概念象潮落潮涌一般周而复始地冲击着我。啊！我永远也不进森林了，我再也不去林间散步了。可是难道一马平川就不那么令我难受吗？有多少次，为了寻找阿尔贝蒂娜，我穿过了克利克维尔平原，有多少次我和她一道走回来时又再一次取道那里，如遇大雾天，溟蒙的雾霭使我俩产生身临浩瀚水泊的幻觉；如遇天清气爽的夜晚，皓月当空，大地变成虚无缥缈的幻境，咫尺之间恍如天上；白昼间大地却仅仅呈现出遥远的身影，它把已被日光融入苍穹的田野和森林揉进多么纯净透明的玛瑙般的蔚蓝！ 弗朗索瓦丝想必在为阿尔贝蒂娜之死感到高兴，不过也应该对她进行正确的评价，出于某种礼貌和分寸感她并没有装出悲哀的样子。然而她的古老法典的不成文的律法和中世纪农妇特有的手舞足蹈唱着哭丧的传统毕竟比她对阿尔贝蒂娜，甚至比她对欧拉莉的仇恨更为古老。因此近几天里的一个傍晚，由于我没有来得及掩盖我的痛苦，她瞥见了我的眼泪，这又勾起了她那小农的本能，这种本能曾使她抓获并折磨过牲畜，使她在掐死母鸡活煎螯虾时只感到无比快活，在我生病时她也曾带着同样的快活劲观察我糟糕的脸色，那神气同她观察伤在她手下的猫头鹰一模一样，紧接着她便象预言大祸似的阴郁地宣告我脸色不好。不过她在贡布雷养成的《习惯法规》使她从不轻易洒泪或伤感，她认为这类感情象拿走她的法兰绒衣服或勉强吃东西一样是令人沮丧的。“啊！不，先生，不能这么哭，这样哭对您可不好！”瞧她想阻止我流泪时那副焦虑的样子，俨然是把流泪当成血流如注了。可惜我表情冷淡，这就扼制了她想抒发感情的愿望而她想抒发的感情倒很可能是诚挚的。阿尔贝蒂娜于她也许和欧拉莉于她没有什么两样，既然阿尔贝蒂娜再也不可能从我这里获取好处了，她弗朗索瓦丝也就不再怨恨她了。不过她仍然执意向我表明她非常清楚我是在哭泣，而且我正在步家里人极为有害的后尘，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没有必要哭，先生，”她这次对我说话的口气平静了些，而且与其说她是在向我表示怜悯不如说她是想显示她的洞察力。她补充说：“也是该得如此，她福气过了头，可怜的人儿，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幸福。” 在这漫长得无以复加的夏日黄昏里阳光消逝得多么缓慢啊！对面的房舍象惨白的幽灵一般继续在天幕上无休无止地涂抹着它经久不变的白色。黑夜总算在我这个套间里降临了，我碰了前厅的家具，然而在我认为已经一片漆黑的楼道上，楼梯门镶了玻璃的部分还透看蓝光，那是花一般的蓝色，昆虫翅膀一般的蓝色，倘若我不曾感到这是最后一线反光，是阳光以不知疲倦的残酷劲儿象利刃一般对准我的最后一刺，我或许会认为这蓝色十分绚丽。 漆黑的夜幕终于降下来了，然而一看到斜挂在院子里树梢上的一颗星我便忆起了我俩晚餐后驱车漫游月光如水的商特比森林的情景。甚至在街头，我有时也会在巴黎的非天然的万家灯火中分辨并采撷那游移在长椅背上的一束月光的天然清辉，在我的想象里，这月光使巴黎须臾之间回到了大自然，四周是无限静谧的田野，这时整个巴黎似乎都充满着我和阿尔贝蒂娜相偕漫步的令我痛心的往事。啊！长夜何时有尽头呢？黎明前的凉意使我簌簌地颤抖起来，因为这凉意使我忆起了一个甜密的夏天，那时我和她一次一次地互相送别，从巴尔贝克送到安加维尔，再从安加维尔送到巴尔贝克，直到破晓。我此刻对未来只抱着一个希望——一个比恐惧更令人心碎的希望，——那就是忘掉阿尔贝蒂娜。我明白我总有一天会忘掉她的，我确曾忘掉过希尔贝特，忘掉过德·盖尔芒特夫人，我也确曾忘掉过我的外祖母。忘却得如此彻底，忘却得如此平静，就象把墓地忘得一干二净一样，通过这样的忘却我们摆脱了我们已经不爱的人，而且隐约意识到这样的忘却对我们还在爱恋的人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忘却正是对我们最公正最残酷的惩罚。老实说，我很清楚这种忘却是一种毫不痛苦的状态，一种无动于衷的状态。然而我不能同时想我现在和我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便绝望地追忆着我们抚爱、亲吻和友爱地共枕这一系列我用不了多久就不得不永远失掉的表面现象。这满含柔情的回忆的冲动与“她已逝去”的概念互相冲撞起来碎成一片一片，这两股互相对立的思绪的互相冲击竟使我气闷到再也无法呆着不动了；我站起身，可是我又蓦地停住发起愣来；我离开阿尔贝蒂娜，满心喜悦地带着她的热吻走出来时看见的正是这样的曙光，眼下这缕曙光正在窗帘的上端抽出它那已变得不祥的利刃，利刃上发白的，厚密而无情的寒光仿佛正朝着我一刀刺了过来。 街上很快就会喧闹起来，从闹声的声质表上可以看出在闹声回荡中不断提高的炎热程度。几小时之后，炎热的空气将浸润着樱桃的香味，然而就在这样炎热的氛围里我寻找到的（有如在一剂药里换了其中的一味就会使这剂药由安舒和兴奋剂变成使人消沉的药）已经不再是对女人的渴求而是对阿尔贝蒂娜逝去的极度的忧虑。而且我回忆中的每次性的欲求都和性的满足一样渗透着她也渗透着痛苦。我当时以为阿尔贝蒂娜去威尼斯可能会使我感到腻烦（无疑是因为我模糊感到我在那里也需要她），现在她去世了。我倒宁可不去那里了。往日我似乎把阿尔贝蒂娜看成插在我和一切物品之间的障碍物，因为对我来说她就是容纳这些物品的器皿，通过她，就象通过一只花瓶一样，我才能接受这些物品。现在这只花瓶既已毁坏，我感到再也没有勇气去抓住这些物品了，而且已没有一件东西不使我颓丧地背过身去，我真宁愿不去品尝这些东西。由此可见我与她的分离并没有给我开辟一个可能享乐的新天地，而我过去却一直认为是她的存在使这个天地向我关闭了大门。她的存在也许的确是我出门旅行和享受生活的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却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掩盖了别的障碍，这些障碍在她这个障碍消失之后便完好无缺地再现出来了。过去的情况也是如此，某个可爱的人儿来访妨碍了我的工作，可是第二天即使我独自在家我也并没有做更多的事。如果疾病、决斗、烈马使我们看到死亡在逼近我们，我们也许会阔绰地去享受生活，去尽情快活，去观赏陌生的国家，因为我们即将被剥夺享受这些东西的可能。一旦危险过去，我们再得到的仍是那千篇一律的毫无生气的生活，而且在这样的生活里那一切享受都不复存在了。 如此短促的夜无疑不能持久。冬日会重新降临，到那时我便再也不怕回忆同她彻夜散步直到匆匆而至的黎明这类往事了。然而最初的霜冻难道不会把储藏在它冰层下的我曾经萌发过的最初的欲念带回给我吗？我最初的欲念是在子夜时分我命人去接她，而在她按门铃之前我又深感长夜难熬之时萌发的，从今以后我可以永远徒劳地等待她按门铃了。那最初的霜冻难道不会把我因两次以为她不来而萌生的最初的忧虑带回给我叫？在那段时间我很少看见她，她总是隔几周来访一次，她每次来访都使她从一种我并不试图了解的陌生的生活里突现出来，她来访之间的间隙倒能阻止我那不住地中断的轻如游丝的忌妒之情在我心中凝聚成形从而确保我的宁静。这些间隙在当时可能使我安宁，而此刻回想起来，它们却充满了痛苦，因为到后来我再也不认为她在这些间隙里干了些什么我不了解的事都与我无关了，尤其在她永远也不会再来访问我的今天；因此她常来访的元月份的那些晚上，那些因她的来访而变得那么甜蜜的晚上，此刻却可能借着凛冽的北风向我吹来我当时并没有感受过的忧虑，而且给我带来保存在霜冻下面的我的爱情的胚芽，不过这胚芽已变得十分有害了。我想到寒冷的季节又要开始了，自从希尔贝特和我在香榭丽舍大道玩了那几场游戏之后，我感到寒冷的气候老显得那么悲凉；一想到寒冷的夜晚又将来临我便忆起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在那晚白白等待阿尔贝蒂娜直到深夜，这么一想，正如一个病人从身体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胸肺，我，从精神的角度，从我的感伤，从我的心考虑，我认为最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严寒天气的重新来临，一想及此我便对自己说，最难苦熬的恐怕还是冬季。 冬季和其它季节都有所联系，因此要想从我的记忆里抹去阿尔贝蒂娜，我也许应该忘掉所有的季节，甚至不惜在今后象患过偏瘫的老人重新学习阅读那样再从头开始去熟悉这些季节；我也许应该和整个宇宙都断绝联系。我想，也许只有我本人真正的死亡才能（然而没有这种可能性）使我不再为她的死亡而痛苦。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死是不可能的，是异常的，人的死亡是不知不觉造成的，有时甚至会出乎人的意愿，而且每天都可能发生。我恐怕会对日子千差万别却周而复始这点感到苦恼，不仅大自然，连人为的环境甚至某种更为因袭保守的秩序都可能把这些日子引进某一个季节。我夏天前往巴尔贝克的周年日即将来临，我那还没有同忌妒心结下不解之缘的爱情，那尚未为阿尔贝蒂娜成天做些什么而忧心忡忡的爱情在后来经历了那么大的变化，最后终于变成了与初期迥然不同的爱情，致使阿尔贝蒂娜的命运始而变化终而结束的最后这一年显得既充实，多样化，又象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接着便是对后来那些日子的回忆了，不过还是前些年的事，礼拜天天气不好大家照旧出门，午后百无聊赖时，风声雨声也会促使我冒充一番“屋檐下的哲学家”；我后来怎样焦灼地眼巴巴瞧着阿尔贝蒂娜来看我的时刻越来越近呀，那天，不期而至的她第一次抚爱了我，不过被送灯进来的弗朗索瓦丝打断了，在那样死气沉沉的时节，是阿尔贝蒂娜表现了对我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她的爱情本来是大有希望的！在某个提前来临的季节，在那些不寻常的夜晚，象小教堂一般半开着大门的讲经堂和寄宿学校笼罩在金黄色的尘埃里，从那里出来的仙女般的姑娘使街道也为之生辉，她们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和她们的女伴聊着天，激起了我想深入她们那神话般的生活的热望，就是这样的情景也只能使我想到阿尔贝蒂娜的柔情，她只要呆在我身边就能阻止我接近这些姑娘。 此外，即使回忆到那些极其平常的时刻也一定会有内心世界的图景加入其间从而使这些时刻变为独一无二的东西。后来，在天气转晴的一天，天空象意大利的天空一般晴朗，我听见牧羊人的牛角猎号声，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把它的阳光一会儿同我的忧虑联系在一起，我的忧虑是因为我知道阿尔贝蒂娜在特罗卡德罗博物馆，可能和莱娅以及那两个少女在一起；一会儿又和家庭日常生活的甜蜜联系起来，那种甜蜜俨然来自使使我感到难堪的妻子，而弗朗索瓦丝很快就会把这个妻子给我带回来。弗朗索瓦丝在打给我电话里转达了和她一道回来的阿尔贝蒂娜毕恭毕敬的致意，我原以为她的电话转达会使我感到十分得意呢。我错了。我之所以自我陶醉，是因为这个电话使我感到我爱的人已的的确确属于我，她只为我而生活，即使远离在外，我也没有必要去管她，她把我已看成她的丈夫，她的主人，只要我有所表示，她就会回到我的身边。这样，这来自远方的电话传言便是来自特罗卡德罗街区的一滴幸福的甘霖，那里有我的幸福之源，缓解痛苦慰藉心灵的因素会从那里源源不断地移向我这里，最后把无比甘美的精神自由还给我，从此以后我只须——在毫无牵挂地习研瓦格纳的音乐的同时——放心等候阿尔贝蒂娜到来，不需要过分激动，更不必带着毫无幸福滋味可言的急不可耐的心情。而这种“她回来，她对我毕恭毕敬，她属于我”的幸福感来自爱情却并非来自骄傲。此刻即使有50个女人对我唯命是从一召即来，只要她们不是来自特罗卡德罗而是来自印度，我也会感到毫不在乎。然而，在那天，正当我独自一人在房里弹奏乐曲时，我感觉到阿尔贝蒂娜温顺地朝我走来，我呼吸到了一种象阳光下的浮尘一般分散的物质，正如别的物质有益于身体健康，这类物质对心灵大有裨益。过了半小时，阿尔贝蒂娜果真来到了，我随即和她一起去散步，我原以为她的到来和与她相偕散步都是使人厌倦的，因为对我来说伴随这两件事的是一种可靠感，哪知正因为这种可靠感，从弗朗索瓦丝用电话通知我说她已把阿尔贝蒂娜带来那一刻起，她的到来和与她相偕散步便给后来的钟点注进了金子般可贵的宁静，使这一天变成了与前一天截然不同的日子，因为这另一种日子已具有与众不同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使这样的日子变得十分独特，这种独特性刚好和我一向度过的日子的多样性结合起来，不过这种独特的日子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犹如我们想象不出如何在夏日里休息一天，倘若这样的休息日从来不曾在我们以往的生活里存在过的话；我还不能绝对肯定说我已想起了这样的一天；因为我此刻在宁静中感到一种我当时未曾感受过的痛苦。然而，很久以后，当我逐渐回溯到我热爱阿尔贝蒂娜之前度过的那段时间，当我内心的创伤业已愈合从而可以不感苦痛地脱离死去的阿尔贝蒂娜时，当我终于能够毫不难过地回忆起阿尔贝蒂娜不留在特罗卡德罗而和弗朗索瓦丝上街买东西的那个日子时，我便很乐意地回顾了属于我以往从未经历过的精神时期的这一天；我终于准确地忆起了这一天，不仅没有增加痛苦，而且相反，我回忆它就象人们想起过了之后才感到十分炎热的夏天的某些日子一样，就象人们仅仅在事后才在没有合金的条件下分析出固定的纯金和牢固的天蓝石的成色一样。 因此这几个年头尽管因为我老想到阿尔贝蒂娜而变得痛苦不堪，却不仅给我对她的回忆增添了连续不断的缤纷色彩，各异其趣的行为方式，增添了每个季节每个时辰留下的痕迹，从仲夏六月的黄昏到冬日的夜晚，从海上的月光到回家时黎明的曙光，从巴黎的雪到圣克鲁的枯叶，而且还加进了我对阿尔贝蒂娜不间断地作出的特殊分析，每时每刻在我脑海里再现的她的外形，我在那个时期见到她的次数的多少，间隔的长短，为等她而引起的焦虑，某个时刻我对她所具有的魅力，我所抱的希望和随之而来的失望；以上这一切都改变了我回顾过去时伤感的性质，也改变了我对与她紧密相联的光和香味的印象，充实了我生活过的每一个太阳年，这些年辰的春季、秋季和冬季由于与她的往事无从分割已经够凄凉的了，何况它们同时又是情感年，情感年的钟点并不由太阳的位置而是由等待幽会的情况确定；一天的长短或气温的增加与否由我的希望是否勃发，我们亲密的程度是否有所提高来衡量，由她的脸庞的逐渐变化，她的旅行，她不在时给我写信的多寡和书信的风格，她见我回家时扑过来的动作缓急来衡量。总之，如果说这些变化着的时间，这些千差万别的日子每一个都把另一个阿尔贝蒂娜奉还给了我，这可不仅仅是因为我追忆了与这些时日大同小异的时刻。记得每次在我恋爱之前对方就已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之所以怀着不同的愿望，是因为他的感受每每有所不同，我头一天还尽幻想着海上风暴和海岸峭壁，可一旦春天的阳光在反射到我半睡半醒中关得并不严实的栅栏时悄悄带进了玫瑰的香味，我醒来后却启程去了意大利。甚至在我恋爱的当中，我的精神大气的多变状态，我的信仰程度的不断改变不也是今天把我自己爱情的能见度缩小明天又把这种能见度无限地扩大，今天把它美化成一抹微笑，明天又把它冷缩成一场风暴的吗？人们仅仅凭自己占有的东西而存在，人们又只占有确实存在于眼前的东西，而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却又如此大量地远离我们自身出外遨游，使我们的视线捕捉不到它们的踪影！这一来我们便再也无法把它们包括在我们自身这一整体里了。不过它们仍然可以通过秘密通道重新回到我们身上。于是在某些夜晚，我入睡时几乎已不再想念阿尔贝蒂娜了——人只能想念他能够忆起来的东西——醒来时我却找回来了一长串往事，它们来到我最清醒的意识里游弋，使我把它们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我为我看得如此真切的东西而哭泣，而就在昨天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还是子虚乌有呢。阿尔贝蒂娜的姓名和她的死亡都改变了意义；她的背叛也突然变得严重起来了。 我现在一想到她眼前浮现的仍旧是她活着时我经常看见的她的这个或那个倩影，我又怎能认为她已经长眠了呢？她一会儿风驰电掣，一会儿斜倚在她的自行车上，有如骑着神车在雨天飞跑。有几次，我们在晚间带上点香槟酒去尚特比森林，她的声音忽然起了变化，带着挑逗的意味，热烈的情绪使她脸色发白，两颊却抹上了一层红晕，车内太黑暗我看不清她，便让她把脸靠近月光，此时此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我试图追忆她那发红的颧颊却枉费力气，我再也看不见了。由此可见我应该在我心里消除的并不是一个，而是无数的阿尔贝蒂娜。每一个阿尔贝蒂娜都附着于某一天的某一个时辰，我在重见那个阿尔贝蒂娜时我便重新置身于那个日子了。而过去的那些时刻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我们的记忆里它们总是朝未来运动着，——朝那本身也变成了过去的未来，——而且把我们自己也带进这个未来。下雨天，阿尔贝蒂娜披上橡胶雨衣时我从不抚爱她，我真想请她脱掉这副铠甲，否则这就成了与她共同体验军营之爱和旅伴友情了。然而这一切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她已经死了。有些晚上她仿佛自我献身请我做爱，由于害怕她变坏我一直装做不理解她的要求，没有我的响应，她恐怕也就不会去要求别人了，而此刻这个要求却激起了我疯狂的性欲。在别的女人身上我也许根本不可能体验到同样的做爱的快活，然而能贡献给我这种快活的女人，我即使走遍天涯也再难以邂逅了，因为阿尔贝蒂娜已经辞世了。我似乎应该在两种情况之间进行抉择，决定哪一种是真实的，因为阿尔贝蒂娜之死——这个情况来自我并不了解的现实，也就是她在土兰的生活——和我对她的全部想法，和我的欲求，我的悔恨，我的动情，我的迷恋与忌妒是那样地互相矛盾。那些从她全部的生活引出的极其丰富的往事，那些能够说明和代表她一生的极为充沛的感情似乎难以令人相信她已经离开人世了。我说她的感情充沛是因为保留在我记忆里的我对她的柔情衬托出了她感情的丰富多彩。不光阿尔贝蒂娜一个人只是一连串的时间概念，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对她的爱情并不简单：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夹杂着肉欲，类似居家的甜蜜感情忽而与冷漠相融合，忽而又伴之以疯狂的忌妒。我不是一个单一的男人，而是一支由热恋者，冷漠的人和忌妒的人混合组成的大军——这些忌妒者中没有一个只为同一个女人而忌妒。无疑正由于此，我虽不情愿，总有一天我的心会痊愈的。在一个群体里，各个组成分子可以不知不觉地一个被一个代替，代替者还会被淘汰，因此到最后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不是群体而是单一体，这种变化是难以设想的。我的爱情和我本身的复杂性使我的痛苦成倍增长而且变得五花八门。不过这些痛苦总还是可以是排成两组，两组之间的交替便构成了我对阿尔贝蒂娜全部的爱情史，我对她的爱情不是耽于自信就是流于猜忌。 如果说我很难想象阿尔贝蒂娜，在我心里那么生气勃勃的阿尔贝蒂娜（我背负着当前和往昔的双重马鞍）已经死了，那么下面这种现象恐怕也同样互相矛盾：我对阿尔贝蒂娜过失的怀疑——当然，她曾在这些过失里得到过享受的肉体和她曾向往过这种过失的心灵如今都已不复存在了，所以她已不可能再犯这些过失，也不再对这些过失承担责任——在我身上激起了巨大的痛楚，但我如果能在痛苦里见到这个物质上已不复存在的人的实际精神状态的证据，而非她以往留给我的印象的注定要消失的反光，我又会感谢这痛苦的恩德。只要我这份爱情能够了结，那再也不能和别的人共享欢乐的女人应该说已激不起我的忌妒之情了。然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的忌妒只能在往事里，在对栩栩如生的阿尔贝蒂娜的往事的回忆里找到它的对象即阿尔贝蒂娜本人。既然我一想到她就会使她复活，她的背叛便永远不可能是死人的背叛，因为她背叛的时刻不仅于她，而且于倏忽之间从众多的“我”中引出来的我，于正在注视她的我也变成了当前的时刻。因此任何年月的差异都永远不会把这不可分的一对分开，这一对中有一个人新犯了过失便立即会有一个可怜巴巴的而且是现时现刻的忌妒者前来与他配对。最近这几个月我曾把阿尔贝蒂娜关在我的寓所里。然而现在想起来，她当时还是自由的；她胡乱使用了这种自由，她不是和这几个女人淫乱就是和那几个女人淫乱。以往我总是不停地考虑展现在我面前的毫无把握的未来，我曾试图看出个究竟。如今展现在我面前的象复制品一样的未来（与真正的未来同样使人忧虑，因为它同样地毫无把握，同样难于了解，同样神秘，但更为无情，因为我不可能或不幻想去影响它，象对真正的未来一样去影响它；也因为它一伸展开来便与我的生命本身共久长，可是我的女伴又不可能前来抚慰它所引起的痛苦）再也不是阿尔贝蒂娜的“未来”，而是她的“过去”。她的“过去”？这话说得不确切，因为忌妒心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忌妒心想象的事永远属于“当前”。 第六部 女逃亡者(5) 一件我长期没有去想过的往事猛然间在我的记忆里凝结起来，在此之前它一直呆在我那捉摸不定而又隐蔽的记忆长河之下。几年以前，有人当着阿尔贝蒂娜的面谈到她的淋浴衣，她的脸当即红了起来。那年月我对她还没有产生忌妒心。此后我曾想问她是否还记得那次谈话，要她告诉我为什么她当时脸红了。这件事之所以使我格外挂心不只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莱娅的两个女朋友常去旅馆的海水浴场，而且，据说她们不光是为淋浴才去的。不知是害怕惹恼阿尔贝蒂娜呢，还是想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我总是一味地推迟谈及此事，后来也就不再想它了。可是在阿尔贝蒂娜死后不久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往事而且察觉了此事既令人生气又十分庄严的特色，这些特色是那些因解谜人已死而永远解不开的谜所独具的。我难道不能哪怕只设法了解一下在海水浴场阿尔贝蒂娜是否从未做过任何坏事，或者只是有做坏事的嫌疑？我如果派一个人去巴尔贝克也许能弄个明白。她如活着，我无疑是什么也打听不出来的。然而当人们再也不怕犯过失的人记仇时，他们的舌头便奇异地松开了。他们会毫不困难地叙说此人的过失，由于人的想象力的结构尚处于初级的过分简单的阶段（它们还没有经过大量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可以使人类发明的雏型臻于完善，无论是气压计，是气球，还是电话等等，得到改善后再与雏型相比便面目全非了），这样一种结构的想象力仅仅容许我们同时看见极少的事情，因此关于海水浴场的回忆就占据了我内心里全部的视野。 在睡眠的一条条黑暗的长街上，我有时会碰上一个恶梦，这类恶梦倒并不十分严重，首先因为它们引起的悲哀只能在睡醒以后继续一个小时，有如不自然的睡眠方式引起的不适；其次还因为人们很少遇上这样的恶梦，两三年一次而已。而且是否真遇上了还不能肯定——也不能肯定错觉和对恶梦的一再分割（有没有使这些恶梦显出一种似曾见过的样子说一分为二是不够的）。我既然对阿尔贝蒂娜的生活和死亡有所怀疑，我当然早就应该进行调查了。然而阿尔贝蒂娜在世时使我屈服于她的那种疲劳和软弱又不允许我在见不到她时着手进行此事。不过，有时从长年累月的软弱里可能会猛然冒出闪电般的强大力量。我决定进行调查，起码是部分的调查。 可以说阿尔贝蒂娜一生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别的事。不过我还是在考虑我能派谁去巴尔贝克作一次实地调查。埃梅似乎是合适的人选。他不仅对当地了如指掌，他还属于那种十分操心自己的利益，对主人又很忠心，而且对无论哪种道德都漠不关心的普通百姓（如果我们给他们报酬丰厚，他们在按我们的意志办事方面会表现得谨言慎行，不怠惰不贪赃枉法国时又不择手段），我们谈到这类人时总是说：“是些好样的人。”我们对这类人是可以绝对信赖的。埃梅一动身，我便琢磨我现在如能问阿尔贝蒂娜本人关于埃梅准备去那边打听的事，那不知会强多少。于是我宁愿亲自问她而且似乎已准备亲自问她的念头立即把阿尔贝蒂娜带到了我的身边，这倒不是依靠起死回生的努力而似乎是靠了某次偶然的邂逅，如同不“摆姿势”的照像，快镜头照出的人像总是更生动，我在想象我们的交谈时，我同时又意识到这交谈根本不可能；我刚从新的角度去重新考虑阿尔贝蒂娜已经死了这件事，这阿尔贝蒂娜便引起了我对业已消失的人的一片柔情，看不见她们当然也无从修改她们被美化了的形象；这阿尔贝蒂娜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哀伤，她永远消失了，那可怜的小家伙永远被剥夺了生活的乐趣。于是倏忽之间，我从忌妒心对我的折磨里骤然转移到离别的绝望中去了。 此刻充溢着我心灵的并不是充满仇恨的猜疑，而是对和妹妹共同度过的洋溢看爱和信任的时刻的使我感动的回忆，死神的确已经使我失去了这样一个妹妹，因为我的悲伤并非与阿尔贝蒂娜曾经是我的什么人有关，而是与我的心逐渐使我相信她是什么人有关，因为我的心总渴望着领略最一般的爱的激动；于是我明白了那使我如此厌倦的生活（至少我认为如此）其实是趣味无穷的；我如今才感到，甚至就一些无关宏旨的话题同她闲聊的那些时刻也曾使我精神得到极大的满足，我在当时的确没有觉察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但如今它已促能我始终不懈地去追忆这样的时刻而且排除其它的时刻了；我能追忆的最微不足道的事，在汽车里，她坐在我身边做出的某个动作，或在她房间里她在我对面坐到饭桌上的动作，都在我心里激起了甜蜜而悲哀的波浪，这波浪越涌越近最后便淹没了我整个的心灵。 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用餐的这个房间很美观，我对阿尔贝蒂娜说它美观是为了让她生活在其中感到满意。如今，这里的窗帘，椅子，书籍都不再是我漠不关心的东西了。并非只有艺术才能给最微不足道的事物抹上一层富有魅力的神秘色彩；艺术固有的这种使魅力和神秘性与人们水乳交融的能力也会转换给痛苦。当时我从不去注意我和她从森林回来到我去维尔迪兰家之间这段时间共同享用的晚餐，而如今我的泪眼却在寻找晚餐时刻的美妙而庄严的温馨。爱情的感受和生活中的其它感受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也并非只有沉迷于生活的感受才能体会爱情。在尘世，在市街的喧嚣和周围鳞次栉比的房舍的杂乱中，你不可能估量一座教堂的独一无二又经久不变的正确的高度，只有远离尘嚣，从邻近的山坡遥望过去，城市失去了踪影或只在地平线上呈现出模糊的一团，只有这时你才可能在黄昏的寂静里沉思默想从而估量出教堂的高度。我竭力用我的泪眼鸟瞰阿尔贝蒂娜的全貌，同时回想着那晚她所说的全部严肃而正确的话语。 一天清晨，我仿佛在雾霭里看见一座小山的椭圆形身影，感觉到一杯巧克力的温热，与此同时一件往事的回忆却使我的心难受得紧缩起来。阿尔贝蒂娜在一个下午来我家看望我，我第一次拥抱了她，原来我突然听见了刚点燃的热水暖气发出的格格响声。我气冲冲地把弗朗索瓦丝交给我的维尔迪兰夫人的邀请信仍到地上。阿尔贝蒂娜既然这么年轻就死了；而布里肖又继续去维尔迪兰家赴宴，维尔迪兰夫人家也继续高朋满座而且也许还会高朋满座若干年，我初次去拉普利埃晚餐时的感受便以更大的力量逼我相信死神并不袭击同一岁数的所有的人！布里肖的名字立即勾起了一件往事，在一次晚会结束时布里肖把我送了出来，我当时在楼下看见了阿尔贝蒂娜房间里的灯光。我后来曾反复回想过她房间里的那一缕灯光，但却从来没有从现在这样的角度去回忆过。因为我们的回忆虽然的确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拥有这些回忆却好比我们拥有花园式住宅，住宅的一些小小的暗门往往为我们所不知，可能会是邻近的某个人前来替我们打开这些暗门，因此在这之前我们虽然回到了家里，但起码有一个方面我们还不大清楚。一想到我回家时人去楼空的景象，一想到我在楼下再也看不见阿尔贝蒂娜的房间而那间房里的灯光也永远熄灭，我才明白那天晚上离开布里肖时我以为自己因不能出去散步也不能去别处做爱而感到烦躁、懊恼，那是怎样的错觉。只因为我自以为很有把握全部占有那个宝贝，那个把光芒从上至下反射到我身上的宝贝，因而对估量它的价值便毫不在意，这样一来我便必然认为这宝贝还比不上寻欢作乐，这种寻欢作乐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我在竭力想象它们时起码对它们作了估价。我明白了，在巴黎时我在我家也就是在她家过的那种生活正好使我实现了一种深沉的宁静，而在巴尔贝克大厦，那天晚上我同她睡在同一屋檐下时，我梦想过这种宁静但以为那是不可能得到的。 在去参加维尔迪兰家最后一次晚会之前——即使这次晚会没有举行我也不会为此感到宽慰——我们从森林回来时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进行过一次谈话，那次谈话使阿尔贝蒂娜和我的精神生活有所融合，而且在某些领域使我们互相同化了。因为如果说我带着柔情回味她的聪慧和她对我的体贴，这无疑不是由于她的聪慧和她对我的体贴超过了我认识的其他人；在巴尔贝克时德·康布尔梅夫人不是对我说过：“怎么！您完全可以和埃尔斯蒂尔这样一个天才一道度过这些日子，而您却和您的表妹在一起！”我之所以喜欢阿尔贝蒂娜的聪慧，是因为她的聪慧使我联想到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我把这种东西叫做甜美，正如我们把仅仅是上腭的某种感觉叫做水果的甜味一样。事实上，我在想到阿尔贝蒂娜的聪慧时，我的嘴唇会本能地伸出去进行回味，我真宁愿我回味的东西实际存在于我之外，宁愿它是一个人客观的优越之处。我当然认识一些比她更聪明的人。然而爱情的毫无止境，或者说爱情的自私自利使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最难做出客观的判断，我们总是随着我们的愿望和畏惧不断地修饰我们之所爱，我们总不把所爱的人和我们自己分别开来，她们仅仅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处所，是我们表露爱情的处所。总有数不胜数的苦和乐永不停息地汇集到我们的身体里，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总不能象对一棵树，一幢房舍，一个行人一样具有清晰的概略看法。我没有千方百计从阿尔贝蒂娜本身更多地去了解她，这也许是我的错误。同她相处这么长的时间我只不过认识到就她的魅力而论她在我的记忆里所占的地位随着年代而有所不同，所以在看到她自发地起了许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绝不仅仅因为她的前途已可能有所不同时我还感到吃惊呢，同样，我本应该象了解任何一个人的个性一样去设法了解她的个性，这样做我也许可以弄明白为什么她一味坚持对我隐瞒她的秘密，从而避免使这种奇怪的顽固态度与我从不变通的预感之间的冲突延续下去，而这种冲突却导致了阿尔贝蒂娜的死亡。这样一望，我在深切怜悯她的同时便感到在她死后继续生活下去乃是一种耻辱。的确，在我的痛苦达到最缓和的程度时，我甚至感到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在享受她死亡的好处，因为如果一个女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并不是幸福的因素而是悲伤的工具，这个女人对我们的生活便大有用处，占有任何女人本身都不如占有她使我们痛苦时为我们揭示出的真理那么宝贵。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把我外祖母之死和阿尔贝蒂娜之死联系起来，我感到我的一生似乎被我犯下的双重谋杀罪玷污了，只有世上最卑劣的人才会原谅我。我曾梦想被她理解，梦想别让她低估我，我以为被理解和不被低估乃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更能理解我和估价我的人又何其多也。希望被理解是因为希望被爱，希望被爱是因为正在爱。其他人的理解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这些人的爱是令人厌恶的。我在获得阿尔贝蒂娜一丁点理解和爱情时感到的欢乐并非来自她的理解和爱情本身固有的价值，而是由于这种获得，我又往全部占有阿尔贝蒂娜的目标迈出了一步，这种全面占有是我在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一天就已确定的目标和抱定的幻想。我们在谈到女人的“可爱”时，我们也许只是在让我们见到她们时感到的快乐从我们身上迸发出来，就象儿童说“我亲爱的床，亲爱的枕头，我亲爱的山楂树”一样。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男人从来不这样谈论并不欺骗他们的女人：“她真可爱”，他们说这句话时往往是在谈欺骗过他们的女人。 德·康布尔梅夫人有理由认为埃尔斯蒂尔的精神魅力更大些。然而我们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判断一个和别人一样在我们自身以外而且只在我们思想的边缘着了色的人的精神魅力以及另外一种人的精神魅力，这种人在某些事故之后定错了位置，最后竟顽强地固定在我们自己的体内，致使我们自问此人在过去的某一天是否在某个海边小火车的走廊里注视过一个女人，而且在这样自问时我们体会到的痛苦与外科医生在我们心脏里取子弹时感到的痛苦如出一辙。一个普通的羊角面包，只要我们吃它，它就比路易十五吃的雪鹀、小兔和山鹑更使我们感到快活，我们躺在山上时，离我们几厘米远的眼前的一根簌簌颤动的小草的草尖可以遮住几里以外的山峰的令人晕眩的尖顶。 此外我们的错误并不在于我们高度评价我们所爱的女人的聪慧和可爱，无论这种聪慧和可爱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对别人的聪慧和可爱无动于衷。谎言只有在来自我们所爱的女人时才会引起它永远应当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愤怒，善心只有在来自我们所爱的女人时才会引起它永远应当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激之情，肉欲具有恢复智慧和为精神生活打下牢固基础的不可思议的能力。我再也找不到这种神奇的东西了：一个我能使我与之无话不谈的人，一个我能够信赖的人。信赖？别的人不是比阿尔贝蒂娜更信赖我吗？我同别的人谈话的话题不是更广泛？问题在于，信赖或谈话这些极平常的事只要融进了爱情，那独一无二的神圣的爱情，它们是否很理想这又有什么相干呢？我又看见阿尔贝蒂娜坐到她的自动牌钢琴前面去了，她头发漆黑，双颊微红：尽管她想推开我的双唇，我的嘴唇却似乎感觉到了她的舌头，她那母性的，滋补而又不能食用的圣洁的舌头，阿尔贝蒂娜即使只让她的舌头轻轻拂过我的脖颈，我的胸腹，她舌头上神秘的火焰和露珠也会使我认为这种表面的抚爱出自她肌肤的深层，这深层显露出来有如一块布料翻出它的底面，因此这种抚爱哪怕是最表层的触摸，也仿佛具有沁人心脾的神秘的温馨。 我还不能说我在失去那些永不复返的甜蜜时刻时所感受到的是绝望。绝望意味着还必须维持这万劫不复的生活。在巴尔贝克时我一见旭日东升便意识到我再也不会过一天舒心的日子，那时我已经绝望了。从那时起一直坚持我的利己主义，然而这个我如今十分依恋的“我”，这个调动自卫本能的生机盎然的“我”，这个“我”在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了；我在想到我的力量，想到我强大的生命力，想到我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时，我想起了我已经占有过的一个宝贝（只有我一个人占有过它，因为其他人并不确切知道它在我身上引起的，隐蔽在我身上的感情），谁也夺不去这个宝贝了，因为我已不再占有它。说真的，我过去占有它只是因为我愿意想象我占有了它。不过我在用嘴唇注视阿尔贝蒂娜时，我在把这宝贝放进我的心间时，我不仅犯下了让她在我全身心的深层生活的不谨慎的错误，而且犯下了使手足之情和肌肤之爱交融起来的另一种不谨慎的错误。我也曾愿意使自己相信我和她的关系是爱情关系，我们互相都在实行那叫做恋爱的关系，因为她顺从地吻我而且我也吻她。由于习惯于相信这点，我不仅失去了我挚爱的女人，也失掉了爱我的女人，我的妹妹，我的孩子，我温柔的情妇。总之，我的幸福我的不幸都是斯万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恰巧在他爱恋奥黛特并为她妒性大发的时候他几乎见不到她，而且每当她在某个约会的最后时刻取消约会时，他去她家又那么困难。可是这之后他却得到了她，她成了他的妻子，直到他离开人世。而我却相反，我在为阿尔贝蒂娜而妒火中烧时，我比斯万幸福，因为她当时住在我家，我已经得到了她。我已经在事实上实现了斯万当时梦寐以求的事，而他切切实实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对此已经无所谓了。不过，我究竟没有象他留住奥黛特那样留住阿尔贝蒂娜。她逃走了，她死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重复出现，那些最相似的生活方式，那些由于性格的接近和环境的近似而可以被人们选作和谐典范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仍旧是互相对立的。当然，最主要的对立（艺术）尚未显现出来。 在一次白白的等待或一声拒绝便可以决定选择的情况下，被苦痛激发起来的想象力发挥得如此神速，它以极为迅猛的速度促成那刚产生而尚未成形的爱情，这爱情几个月来一直处在萌芽状态，因此赶不上心灵活动的智力便不时出来惊呼：“你真是疯了，什么样的新念头能让你生活得这么痛苦呢？这一切都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呀。”的确，此刻那不忠实的姑娘如果没有重新去纠缠你，某些使你身心平静的消遣就完全可能使这份爱情流产。无论如何，和阿尔贝蒂娜的共同生活尽管本质上并非必然，它对我却已变得不可或缺了。我在爱上德·盖尔芒特夫人时曾害怕得发抖，因为我心里明白她那不仅是姿色而且是地位和财富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她有太多的自由去属于别的太多的人，因此我对他的影响力实在太微不足道了。阿尔贝蒂娜却家境贫穷，地位卑微，她一定非常希望嫁给我。然而我却并没有做到独自占有她。无论你社会地位如何，你的预见如何明智，事实上你是不可能去左右另一个人的生活的。 为什么她不告诉我“我有这种嗜好”？我也许会让步，也许会允许她去满足这种嗜好。我读过的一本小说里有一个女人，爱她的男人无论怎样要求都无法使她开口说话。我读小说时认为这种局面是荒唐的；我想，换了我，我一定会先强迫这个女人说话，这之后我们之间便会互相理解。何必去寻那许多毫无意义的烦恼呢？到如今我才看出来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想不寻烦恼就不寻烦恼，我们个人的意志再坚强也属枉然，别人并不去服从我们的意志。 而那些支配着我们又使我们盲目相信的实情，那些令人痛苦而又无法逃避的实情，我们感情的真相，命运的真相，有多少次我们不知不觉而又不情愿地用我们自以为是谎言的话语将它们说了出来，然而事变的结局又在事后证明了这些话具有预言的价值。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俩说过的一些话，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它们内涵的真实性，我们在说话时甚至相信自己在演戏，与话语所包容的我们并不清楚的内涵相比，话语的虚假性并不重要，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它仅仅局限在我们那可怜的不真诚的范围之内。谎言、谬误都存在于我们看不见的深刻的现实之下，而真相却在其上，有我们情格中的真相，这种我们无法把握其本质规律的真相需要“时间”方能得到揭示，我们命运的真相也是如此。在巴尔贝克，我对她说：“我看见您次数越多，我就爱您（而正是时刻耳鬓厮磨的亲密感以忌妒的形式促使我如此依恋于她的），我觉得我可能对您的头脑有所裨益”；我在巴黎说：“尽量小心些。您想想，万一您出了事故，我会受不了的（而她却说：‘我可能会出事’）”，我说这些话时满以为自己在说谎；在巴黎时，一天晚上我装出想离开她的样子对她说：“让我再看看您，因为要不了多久我再也看不见您了，而且永远也看不见了”；她呢，就在这天晚上她看看自己的周围说：“真难想象我再也看不见这个房间了，还有这些书，这架自动牌钢琴，这住宅里的一切，我真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末了是她最近写的那几封信，她写道（也许一边写一边自言自语“我这是在装假”）：“我给您留下我个人最美好的”，（如今她的聪慧，她的善良和美貌不是果然交给了我忠实有力的可惜又是不牢靠的记忆了吗？）还有：“这一刻，这历暮色苍茫和我们那将离别而显得格外黯然神伤的一刻，只有在我的脑海已被深深的夜色笼罩时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这句话写在她的脑海果然被深深的夜色笼罩的前夕，那天，在她脑海里倏忽即逝但又被忧虑分割到无限小的闪光里，她也许清楚地看到我们最后那次散步，人在一切都抛弃了他时会给自己建立一种信念，有如无神论者在战场上变成了基督徒，她当时也许在向那位她经常诅咒而又十分尊敬的朋友求救，这位朋友自己——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大同小异——也残酷地盼望她有认识自己的一天，盼望她临终时向他敞开胸怀，向他忏悔，在他心上死去）。 即使她当时来得及认识自己，我俩也只能在幸福已不可能实现或者正因为幸福已不可能实现时才会双双明白我们幸福之所在，明白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而且明白这一切我们都做不到了，之所以做不到，或因为我们在可能做这些事情时把事情延误了，或由于这些事情只有被投进想象中的空泛理想而且从有生命的环境的淹没中挣脱出来，从那使一切变得累赘而丑陋的淹没中挣脱出来时才可能获得强大的魅力并且显得容易实现，既然如此，那又何必为之呢？人会死的想法比死更为残酷，但这种想法又不如知道另一个人已死的想法那么残酷，人会死的想法也不如这样的事实残酷：一个活生生的人被现实吞没之后，现实的一切复归于平静，甚至在吞没处见不到一丝波动，而那被吞没的人却已被排除在这现实之外了，在这样的现实里希望已不复存在，知觉也已溟灭，而且很难从这个现实再加溯到“被吞没的人曾经生活过”这样的概念，而在回顾他生前历历在目的往事时，也同样难于想象这样的人竟会和毫无实感的形象相联系，会和人们读过的小说人物的往事相联系。 她在去世前给我写的信，尤其是她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向我证实了如果她还活着她完全可能已回到了我的身边，我至少可以为此而感到高兴。我觉得这不仅显得更柔和，而且显得更美好，没有这份电报事情会不那么完善，会缺乏艺术和命运的象征意味。事实上，这个事件即使以别的方式发生也会具有那样的象征意味；因为任何事件都像一个特殊形态的模子，无论是什么样的事件，只要它们的发生中断了一连串的行为同时似乎为这些行为作出了结论，它们就一定会给这些行为勾画出轮廓，而且我们还会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轮廓，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别的轮廓可能代替这样的轮廓。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这种嗜好”？我也许会让步，会允许她去满足这种嗜好，而且此刻我还会拥抱她。不得不去回顾她离开我的前三天还赌咒发誓地对我撒谎说她和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没有那种关系而她脸上的红晕却在对这种关系进行忏悔，这多么令我伤感！可怜的小家伙，她不愿起誓说她那天想去维尔迪兰家的愿望与重见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的乐趣无关这一点起码还是诚实的。她为什么又不彻底承认呢？她这样无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而矢口否认，根本不愿对我说“我有这种嗜好”，我可能也有些错误。我之所以可能有些错误，是因为在巴尔贝克时，有一无从德·康布尔梅夫人家作客回来，我首次要求阿尔贝蒂娜作出解释，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很难相信除了她与安德烈过分热烈的友情之外她怎么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我当时过分粗暴地表示了我对这类不良习惯的厌恶，我谴责的方式也过于斩钉截铁。我现在已想不起来在我天真她宣称我对这类事深恶痛绝时阿尔贝蒂娜的脸是否发红了，我之所以想不起来，是因为往往在事后很久我们才会想到去探究某个人在我们一点不注意他的时候采取了什么态度，当我们后来又想起这次谈话时，也许正是他当时的态度可能澄清某个使人心碎的难题。然而我们的记忆却总有空白，我们便因此而寻不到事情的蛛丝马迹。甚至有些在当时已经显露出重要性的事情都常常引不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没有认真听某一句话，没有去注意某一个手势，或者把它们抛在了脑后。过些时候，当我们如饥似渴地希望发现什么真相时，我们回顾推断，推断回顾，象翻阅回忆录似的去翻阅我们的记忆，即使翻到了这句话这个手势的地方也还是想不起来，于是我们便重起炉灶，沿着同一个轨迹再翻它20遍，可是徒劳，而且再也翻不下去了。她当时脸红了吗？我不知道她是否脸红了，但她不可能没有听见我的话，后来在她正准备向我坦白的当儿，也许正是因为回想起了我说过的那些斩钉截铁的话她才裹足不前的。现在她已经踪迹全无，我即使从地球的南极走到北极也不可能再遇见她了；已在她身上锁闭起来的现实又已变得平淡无奇，使沉没了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只剩下了一个名字，就象那位德·夏吕斯夫人一样，认识她的人谈到她时也只不过不疼不痒地说说“她真是妙不可言”而已。然而我却一刻也不能设想会存在阿尔贝蒂娜意识不到的现实，因为她在我身上的存在太牢固了，我的全都感情，全部思想都和她的生命息息相关。倘若她了解这一点，她看见男友对她如此不能忘怀也许会受到感动，因为如今她的生命既已完结，她也许倒会对她昔日漠不关心的事情感受格外深刻。然而正如人们由于害怕所爱之人不忠实而自愿摒弃自己哪怕最秘密的不忠之举一样，我一想到如果死者的生命在某处犹存，我外祖母了解我对她的遗忘与阿尔贝蒂娜了解我对她的追忆一定会同样清楚，一想到此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总的说来，甚至就同一个死者而言，难道你就可以肯定得知她了解某些事情而感到的欢乐足以抵销以为她什么“全”知道的恐惧吗？某些时候，无论我们可能作出多么残酷的牺牲，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挚友死后放弃把他们继续作为朋友来纪念，原因是我们害怕他们死后也同样对我们加以评判，不是吗？ 第六部 女逃亡者(6) 我那想探究阿尔贝蒂娜做过些什么的妒性十足的好奇心是无边无际的。我收买过好多女人，她们却没有向我提供任何消息。这种好奇心之所以如此恒久不衰，是因为对我们来说人并不可能倏忽死去，他仍旧沐浴在某种生命的光晕里，这和真正的永生毫不相干，但这种光晕却会使死者继续占据我们的思想，就象他在世时一样。他仿佛出门旅行了。这是一种无神论式的生命不灭。与此相反，爱情如果已经停止了。在引起好奇心的人离开人世之前这种好奇心就会泯灭。因此我从没有设法去打听某个晚上希尔贝特究竟和谁在香榭丽舍大道散步。不过我清楚感到这类好奇心都是一个模式，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也不可能维持很久。然而我仍旧甘愿牺牲一切以令我痛苦的方式去满足这些昙花一现的好奇心，尽管我事先已经明白，阿尔贝蒂娜之死逼使我与她分离同我和希尔贝特甘心情愿分离一样最终会使我把她淡忘。正是这些考虑促使我派埃梅去了巴尔贝克，因为我感觉到他可以实地调查出许多事情来。 倘若阿尔贝蒂娜知道随后发生的事，她也许会留在我的身边。不过这就等于说一旦她能看见她自己离开人世，她一定更愿意留在我的身边继续活下去。就凭这种假设所包涵的矛盾本身，提出这种假设就是荒谬的。而且这种假设也并非毫无害处，因为一想象阿尔贝蒂娜如果知道这一切，如果在她反思时她明白了这一切她会多么高兴回到我的身边，我就仿佛看见了她，我就想拥抱她，可惜这已不可能了，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死了。 我在想象里前往天上去寻觅阿尔贝蒂娜，象这样的夜晚我从前也和她共同遥望过同样的天空；我竭力使我的爱升腾到她喜爱的月光那边，升腾到她的身边，给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她带去安慰，向如此遥远的人儿奉献的爱就好比宗教，我的相思也象祈祷一般朝她飞升而去。人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愿望又会产生信仰，我曾相信阿尔贝蒂娜不会出走，因为这是我的愿望；我希望她不死，便相信她没有死；我阅读起转桌上的书籍来，我开始相信灵魂不灭是可能的。然而光灵魂不灭并不能使我满足。我还必须在我死后寻找到有形有灵的她，就好象永恒已变成了和生命相似的东西似的。我说“和生命相似”是什么意思？我的要求更高。我希望死神永远也别剥夺我的欢乐，然而并不只是死神在剥夺我们的欢乐。没有死神这些欢乐也会逐渐减弱，在往日的习惯和新的好奇心作用下，这些欢乐已在开始减弱了。而且在生活中，阿尔贝蒂娜即使在身体方面也可能会逐渐发生变化，我也会日复一日地去适应这些变化。然而我现在还只能回忆起她的某些瞬间，因此我非常希望能在回忆中重新看见她即使在世也不可能复得的样子；我希望在回忆中看见的其实是一种奇迹，因为这奇迹能够补偿记忆力的天然而专横的局限，这种奇迹是不可能来自过去的。不过我是以古代神学家的天真去想象这栩栩如生的女人的，我想象她对我作出了解释，不是她可能作出的解释，而是新近的矛盾使她在生前总是拒绝对我作出的解释。这样，她的死既然是某种梦幻一般的东西，我对她的爱也就仿佛成了她意想不到的幸福；对她的死亡我只考虑那是合适而理想的结局，这结局可以使一切变得简单而且得到妥善的解决。 有时我想象我们聚会的地点并不很远，并不是在另一个世界。当年我认识希尔贝特只为了和她去香榭丽舍游玩，晚上在家时我曾想象我即将收到她的信，她在信中会向我表白爱情，我还曾想象她即将走进我的家，如今一种同样强烈的愿望也和那次一样不顾妨碍它的物质规律（那次是和希尔贝特，我的愿望归根结底还是没有错，因为最后还是它胜利了）又使我想象我即将收到阿尔贝蒂娜的短简，她在短简里会告诉我她骑马时的确出过一次事故，不过出于某些浪漫的原因（总之，一些被认为早已死了的人也曾遇到过这类情况），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她已康复，如今她后悔了，要求回来同我一起生活而且同我白头偕老。我还——我同时在让自己明白一些似乎很通情达理的人也会干出些什么样甜蜜蜜的蠢事——感到对她死亡的深信不疑和对看见她走进来所抱的从未泯灭的希望同时在我身上并存着。 我还没有得到埃梅的消息，他恐怕已经到达巴尔贝克了。我的调查内容无疑是次要的而且内容的选择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阿尔贝蒂娜过去的生活的确应该受到谴责，这样的生活一定会有格外重要的内容，只不过出于偶然的原因我没有能象那次抓住有关晨衣的谈话和阿尔贝蒂娜脸红的迹象一样去琢磨这些内容罢了。准确地说这些事于我并不存在，因为我并没有亲眼看见过。我特别强调那一天而且几年以后又竭力回顾那一天，这纯粹是随心所欲的做法。如果说阿尔贝蒂娜喜好女人，那么她一生中这天以外的好几千个日子如何度过我既然都不知道，对我来说了解这些日子也应该是饶有兴趣的；我就应该打发埃梅去巴尔贝克别的许多地方，去巴尔贝克以外的许多城市。然而正因为我并不清楚她如何度过了这些日子，这些日子也就不曾在我的想象里再现过，它们在我的想象里根本就不存在。对我来说所有的人和事只有个别存在于我的想象里才算存在。如果还有千万个相同的人和事，在我眼里这个别存在的就变成很有代表性的了。如果说在对阿尔贝蒂娜的怀疑方面我早就想知道淋浴是怎么回事，同样在她对女人的性欲方面，尽管我知道有大量的少女和女仆与她们大同小异而且我也完全可能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她们，我还是愿意了解曾个别存在于我想象中的那两个——因为圣卢向我谈到的是她们——即去过妓院的姑娘和普特布斯夫人的女仆。正如圣卢所说，我的健康情况，我的犹豫不决，我的拖拉作风使我难于实现任何该作的事，使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推迟澄清某些疑虑而且推迟实现某些愿望。不过这些事情仍旧存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给自己许愿一定要了解其中的真相，因为只有这些事萦绕在我的心间（其它的事在我印象里是无形的，不存在的），还因为我从现实中偶然选中这些事情，这本身就构成一种保证，即正是通过这些事情我可以接触到一点事实，接触到一点令人垂涎三尺的真实生活情景。再说，只要有一个精心挑选的事实不就可以使实验者得出一条普遍性的规律以揭示千百个类似事实的真相了吗？阿尔贝蒂娜尽管还留在我的记忆里，由于她在世时只是一次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在我记忆里便只留下了零零碎碎的时间概念，但这丝毫不妨碍我恢复她的统一的形象，使她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希望作出总的判断的正是对这活生生的人，我想知道她是否对我说过谎，她是否爱好女色，是否为了更自由地和她们会面她才离开了我。那淋浴场女侍说的话也许会使我一劳永逸地了结对阿尔贝蒂娜不良习惯的怀疑。 我的怀疑！唉，我原以为看不见阿尔贝蒂娜于我是一件无所谓乃至惬意的事，直到她出走时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直到她去世时我才明白我以为自己有时盼望她死而且设想她的死会使我得到解脱那是怎样的错觉。同样，我在收到埃梅的信时才明白，我之所以一直没有为怀疑阿尔贝蒂娜的德行而痛苦万分，是因为实际上那根本算不上是怀疑。我的幸福，我的生活要求阿尔贝蒂娜贞洁娴淑，于是我就说一不二地肯定她是贞洁娴淑的。带着这种预防性的信念，我就可以毫无危险地听任我的思想去和各种假设瞎折腾了，在我的思想里这些假设有鼻子有眼但我并不相信它们。我对自己说：“她也许爱好女色”，就象人们说“我今晚可能会死去”一样；他们说是说了，但自己都不相信，他们还在为明天盘算呢。我错误地认为自己对阿尔贝蒂娜是否爱好女色毫无把握，因此算在她账上的错误事实除了我自己经常预料到的都不可能带给我别的什么，这说明为什么在看到埃梅的信里提到的那些画面、那些对别人来说毫无意义的画面时，我感到一种始料未及的痛苦，一种我迄今未曾感受过的最酷烈的痛苦，这种痛苦结合那些画面，结合，唉！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形象，形成了一种化学里叫作沉淀的现象，其中一切都是不可分的，我用纯属习惯的方式从其中分离出来的埃梅的信却又不能使我得到任何概念，因为信中的每一个字一出现便立即被它引起的苦痛改变了，永远染上了信件引起的苦痛的色彩。 “先生， “我没有早一些给先生写信请先生原谅。先生委托我看望的人有两天不在，我希望回报先生对我的信任，所以不愿意空手而归，我刚才终于和这个人交谈了，她还清楚记得（阿小姐）①。 -------- ①埃梅初通文墨，他想把阿小姐写成斜体或加上引号。然而他想写引号时却画了个括号，他想加括号时又画上了引号。弗朗索瓦丝也是这样把某人在我们那条街住下来说成停下来，又把停一会说成呆下来，老百姓的错误在于经常把一些说法互换——法语也是这样——这些说法在几个世纪以来早已互相调换过位置了。——作者注。 “据她说先生猜想的事完全是确实的。首先每次阿尔贝蒂娜小姐去浴池时都是这个女侍照顾的。阿小姐经常和一个比她年纪大的高个儿女人一起去淋浴，这高个儿女人总是穿一身灰色衣服，淋浴场女侍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因常见她去那里找一些少女所以认识她。不过自从她认识（阿小姐）后她再也不去注意其他的姑娘了。这个女人和阿小姐总是把洗澡间的门关上，在里面呆很久，而且穿灰衣服的女人起码给和我说话的这个女人10法郎小费。就象这个女人对我说的，您想如果她们只是随便瞎浪费时间准不会给她10法郎小费。阿小姐有时还和一个黑皮肤的女人一道来，这个女人有一副长柄眼镜。 不过和（阿小姐）一道来得最多的是一些比她年轻的姑娘，尤其是一个有一头红棕色头发的姑娘。除了穿灰衣服的太太，阿小姐惯常带来的人并不是来自巴尔贝克，恐怕常常是从远方来的。她们从不一道走进来，不过阿小姐进来时总叫我把淋浴室的门开着，说她在等一个朋友，可是和我说话的这个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无法对我说得更详细了，因为她已记不大清楚，“过了这么长时间这很容易理解。”再说这人也没有设法去了解，因为她很谨慎，而且那样对她有利，因为阿小姐让她赚了很多钱。得知她死了时这人打心眼里受到了触动。这么年轻就夭亡的确对她和她的亲属都是很大的不幸。我等着先生的命令，不知我是否能离开巴尔贝克，我想我在那里也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了。我还要感谢先生让我作这样一次旅行，这次短促的旅行遇上的天气再好不过了所以格外愉快。今年海水浴季节可能很不错。大家都希望先生在今年夏天来这里小住。 “我再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奉告了”，云云。 要想明白这些话使我震动到什么程度，就必须回过头想想我提出的有关阿尔贝蒂娜的问题并非次要的，无所谓的问题，并非鸡毛蒜皮的问题，并非我们实际上经常互相询问的有关我们以外的所有的问题，象这样互相询问我们可以在思想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去痛苦、谎言、罪恶和死亡当中漫步。不，那是有关阿尔贝蒂娜的最本质的问题：她究竟是什么人？她想了些什么？她爱好什么？她对我撒过谎吗？我和她的共同生活是否和斯万与奥黛特的共同生活同样可悲？埃梅的回答尽管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对个别问题的回答——正因为如此——这回答所触及的才真正是阿尔贝蒂娜和我内心最深处的东西。 透过出现在我眼前的阿尔贝蒂娜偕灰衣女人经过小巷去淋浴场的情景，我终于对她过去这段经历有了一鳞半爪的了解，这段经历比起我在我记忆里或在阿尔贝蒂娜的眼神里看到的令我觳觫的经历，其神秘和可怕的程度似乎毫不逊色。换了我以外的任何人恐怕都会认为这些零碎的情节毫无意义，阿尔贝蒂娜既然死了，我也就不可能让她亲自驳回这些情节而这种无能为力几乎就等于某种可能性了。不过这些情节即使确凿无误，即使她自己也已供认不讳，阿尔贝蒂娜的错误（无论她出于良知认为那些事无辜抑或应当受到谴责，也无论她出于淫欲认为那些事趣味无穷抑或平淡乏味）恐怕很可能不会使她象我一样感到无法表达的极度憎恶。我自己呢，借助我和女人的恋爱经历，尽管这些女人对阿尔贝蒂娜来说不一定是一回事，我也能够多少猜出一些她的感受。的确，一想到她象我过去那样欲壑难填，象我过去对她说谎那样对我谎话连篇，一想到她为这个或那个少女忧心忡忡，象我为斯代马里亚小姐破费，为另外许多人破费，为我在郊野遇到的农家女破费一样为那些少女破费，一想到这些我已开始感到苦恼了。是的，我以往的欲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理解她的欲念；这种欲念越强烈，它们引发的苦痛便越酷烈，想到这点已经是一种巨大的痛楚了；就好比这些欲念以相同的系数在感觉的代数式里重新出现，不过不是加号而是减号。然而就阿尔贝蒂娜而言，根据我本人所能作出的判断，她无论以多大的毅力对我隐瞒她的错误——我以此猜测她一定自以为有过失或者害怕使我难受——由于她是在闪烁着欲念的想象力的亮光里任意铸成她的错误的，这些错误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和生活里其它的东西同样性质的东西了，成了她没有勇气拒绝的乐趣，成了她竭力隐瞒以避免在我这里引起的苦痛，然而乐趣也好、苦痛也好，它们都可以列入生活里其它的乐趣和苦痛之中。不过对我来说，阿尔贝蒂娜去淋浴场而且准备给小费①的画面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我自己无法构思这样的画面的情况下自外而来的，我是从埃梅的信里得知的。 -------- ①如今我毕竟更爱她了，她是那么遥远；一个人在场时总是把我们和唯一的现实，和我们在思考的现实分开，所以我们的痛苦可以得到缓解；而他不在场时，我们的痛苦又会因为爱而死灰复燃。——作者注。 阿尔贝蒂娜和灰衣女人有意地悄悄去淋浴场这件事无疑使我看出了她们定下的约会以及她们去淋浴场某个单间里做爱的习惯，这种经历意味着堕落，意味着一种巧加掩盖妥为安排的双重生活，这些画面给我带来了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可怕消息因此立即引起了我肉体上的痛苦，而且从此以后这些画面与我的痛苦再也分不开了。然而我的苦痛又会立即反过来影响这些画面；一个客观事实，一个图景总是根据接触它的人的内心状态而有所不同。苦痛可以象酩酊大醉一样强有力地改变现实。灰衣女人，小费，淋浴，阿尔贝蒂娜与灰衣女人有意前去的那条小巷，这些画面一经与苦痛结合便立即被苦痛改变成与它们可能给别的人留下的印象截然不同的东西：管窥某种充满谎言和过失的生活的手段，而我过去却从来未想到会有这样的生活；我的痛苦立即使这些画面变质了，我在普照人间景象的亮光里是看不见这些画面的，这是另一个世界的画面片段，它们属于一个陌生而可诅咒的世界，它们是“地狱”的景观。“地狱”就是整个巴尔贝克，整个邻近巴尔贝克的地方，埃梅的信上说，阿尔贝蒂娜常从那些地方把比她年幼的小姑娘带到淋浴场。从前我曾想象巴尔贝克有一个谜，等我去那里生活时这个谜便消失了，在我认识了阿尔贝蒂娜之后，我又曾希望重新把握这个谜，因为当我看见她走过海滩时，当我发疯似的唯愿她不是一个贞洁的少女时，我想她也许能够体现这个谜，如今这个谜又怎样令人憎恶地渗透了与巴尔贝克有关的一切啊！车站的名字，阿波隆维尔……当年我在晚间从维尔迪兰家回去时，一听见这些名字我就感到它们是那么亲切，那么使人安心；如今一想到阿尔贝蒂娜曾停留在某个车站，曾从一个站漫步到另一个站，而且可能常常骑车到第三个站，这些站名便使我产生极大的忧虑，这种忧虑比我第一次看见这些车站时感到的忧虑更为强烈，那次我同外祖母在到达我还没有去过的巴尔贝克之前，我看见这些车站就象地方投资的小铁路那样乱作一团。 发现外界的现实和内心的感情都是怎样一种能引起万千猜测的陌生事物，这是忌妒心的能耐之一。我们总以为我们对事物和对人的思想都了如指掌，唯一的理由是我们并不关心这些事。然而当我们象那些好忌妒的人一样产生了解它们的愿望时，便会发现一个什么都无法看清的令人晕眩的万花筒，阿尔贝蒂娜是否欺骗了我，和谁，在哪幢住宅，在哪一天，哪天她对我说了什么事，哪天我记起来我日间说了这件事或那件事，这一切我都一无所知。她对我的感情如何，这些感情是出自对物质利益的考虑抑或出自爱，对此我更是不甚了了。我会猛然忆起某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比如，阿尔贝蒂娜想去圣马丁，说她对这个地名感兴趣，也许无非是因为她认识那里的某个农家女。不过埃梅把淋浴场女侍告诉他的这件事通报我也无妨，因为阿尔贝蒂娜永远也不会知道他通报了我，在我对她的爱情里，我什么都想知道的需求总是被我想向她显示我什么都知道的需求所压倒；这虽然消除了我俩不同的幻觉之间的分界线，却从没有取得她更爱我的结果，倒是恰恰相反。然而自她去世以后，第二种需求和第一种需求所取得的结果合二而一了：我以同样快的速度想象出一场我希望向她通报我所了解之事的谈话和一场我想向她打听我不了解之事的谈话；即是说我看见她呆在我身边，听见她亲切地回答我，看见她的双颊又变得丰满了，眼睛也失去了狡黠的光而变得哀伤了，也就是说我还爱着她而且在孤独和绝望中我已忘记了我疯狂的忌妒之情。永远也不可能告诉她我所了解的事而且永远不可能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我刚发现的真相的基础之上（我之所以能发现恐怕只是因为她已经死了），这令人痛心的不可能之谜以它的哀伤取代了阿尔贝蒂娜的行为的更令人痛心的谜。怎么？我那么希望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已了解淋浴场的故事，这时阿尔贝蒂娜却不复存在了！我们需要思考死时，却除了生以外什么也不可能去考虑，这又是我们面临的不可能性的结果之一。阿尔贝蒂娜没了；然而对我来说，她仍旧是向我隐瞒她在巴尔贝克和一些女人幽会的人，仍旧是自以为已成功地让我对那些事一无所知的人。当我们在思考我们死后发生的事情时，我们此时的错觉不是仍然会使我们想到活着的我们自己吗？说来说去为一个去世的女人不知道我们已了解她六年前的所做所为而遗憾这是不是比我们希望一个世纪以后我们死了还受到公众好评滑稽得多呢？即使第二种假设比第一种有更多的实际依据，我这马后炮式的忌妒心引起的遗憾却仍然和那些热衷于身后荣耀的人的看法错误如出一辙。不过如果从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分离中得出的庄严的最后印象暂时取代了我对她那些错误的考虑，这印象也只能赋予这些错误以无法挽回的性质从而使它们变得更加严重。我看见自己在生活中那样不知所措就好象我独自站在无边无际的海滩上，无论我走向何方都永远不能与她相遇。 幸好我及时在我的记忆里找到了——因为在一片杂乱无章里事物总是五花八门的，这几样危险，那几样有益，其中连回忆也只能一个一个地现出清晰的轮廓——发现了我外祖母的一句话，有如工人发现了有助于他要做的活计的物件。在谈到淋浴场女侍告诉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一个不太可能的故事时，外祖母对我说：“这个女人恐怕得了撒谎症。”这件往事大大帮助了我。淋浴场女侍告诉埃梅的事有什么意义呢？更重要的是她当时根本什么也没有看见。谁都可能和一些女友一道去淋浴却什么坏念头都没有。那个女侍把小费说多些也许是为了吹牛。有一次我就亲耳听见弗朗索瓦丝认定我莱奥妮姨妈当着她弗朗索瓦丝的面说她“每月可以吃上100万”那样的疯话；还有一次她说看见我莱奥妮姨妈给了欧拉莉四张1000法郎的钞票，而我认为一张折成西迭的50法郎的钞票都不大可能是真的。我就如此这般地探索下去，而且逐渐摆脱了我经过那么多周折获取到的令我痛苦万分的确切消息，因为我总是处在渴望了解而又惧怕痛苦的矛盾之中。这一来我的爱应该可以复苏了，然后随着我的爱情的复苏，与阿尔贝蒂娜离别的忧伤也紧接着复苏了，处在这忧伤的时刻我也许比前不久备受忌妒心折磨时更为不幸。可是每当我想到巴尔贝克这种忌妒心又会突然出现，原因是我仿佛突然重见了巴尔贝克饭厅的图景（在此之前这图景从来没有使我难受过，我甚至认为这是我记忆中最不使我痛心的画面之一），每天晚上，玻璃窗外总有一大群人挤在阴影里，就象挤在水族馆里明亮的玻璃隔板前似的，他们瞧着里面稀奇古怪的人们在亮光里走来走去，可是拥挤又使渔妇和平民姑娘摩肩接踵地碰撞着（我从未想到过这点）小有产者的小姐们，这些小姐对里面的豪华十分忌羡，那种在巴尔贝克还很新奇的奢侈，即使不是家境起码也是吝啬的习惯和旧的传统使她们的父母未敢效法，在这些小有产者小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肯定有阿尔贝蒂娜，当时我还不认识的她恐怕已经在那里搜罗小女孩了，也许过一会便会找到一个女孩而且同她一起乘夜色去到沙滩或峭壁下某个荒废的浴场更衣室。忧伤又紧接着攫住了我，我象听见判决我流放似的听见了电梯的响声，电梯没有在我这一层停下，直开到楼上去了。我望穿秋水却永远也见不到我那唯一的客人来访了，她已经死了。尽管如此，每逢电梯停在我这一层时我的心仍然会狂跳起来，有一阵我曾想：这一切果然是梦该多好！这也许是她，她快按铃了，她回来了，弗朗索瓦丝就要来通报我：“先生恐怕一辈子也猜不出谁来了。”说她怒发冲冠不如说她胆战心惊，因为她的迷信超过了她的报复心，她害怕活的阿尔贝蒂娜也许远不如她害怕她所谓的阿尔贝蒂娜的鬼魂。我试着什么也不去想，便拿起一张报纸。然而阅读那些没有感受过真正痛苦的人写的文章简直让我受不了。一个人在谈到一首不值一提的歌子时说：“真是催人泪下”，可是如果阿尔贝蒂娜还活在人世我倒会兴高采烈地听这首歌子。另一个人，还是个大作家呢，在下火车时受到欢呼便宣称这样的表示是“令人难忘的”，换了我，倘若我此刻也看见这种表示，我恐怕一刻也不会想到是“令人难忘的”。第三个人保证说，如果政局不那么糟糕，巴黎的生活会“美妙无比”，然而我完全清楚，即使没有政治这儿的生活也只能使我感到难于忍受，如果我找回了阿尔贝蒂娜，即使政局糟糕，生活于我也是美滋滋的。狩猎专栏的编辑说（时值五月）：“这段时间对真正的猎人来说实在令人头疼，说得更确切些，真是灾难性的，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可猎。” “展览”栏的编辑宣称：“这样组织展览会使人感到万分扫兴，令人愁煞苦煞……”如果说由于我自己感觉敏锐，那些从未经历真正幸福或不幸的人说的话便显得既虚假又苍白无力，与此相反，那些最无关紧要的一行一行，无论多么风马牛不相及，只要能和诺曼第或尼斯挂上钩，只要能和温泉浴场或伯尔玛，和德·盖尔芒特公主或爱情，或失踪，或不忠实这些概念沾上边，都会在我来不及转过头去的瞬间突然使阿尔贝蒂娜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又会潸然泪下。而且我通常是无法去阅读这些报纸的，因为翻开报纸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就会使我同时想起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的类似的动作，而且想起她已离开人世；我根本没有力量把这份报级全部翻完便又把它扔下了。每一个印象都会引起同样的然而又是伤痕累累的印象，因为阿尔贝蒂娜已经从这些印象里消失了，因此我永远没有勇气坚持度过这些支离破碎的令我伤心的分分秒秒。甚至在她的身影逐渐停止出现在我的脑际却又强有力地萦绕在我的心间时，如果我需要象她在世时一样走进她的房间里去点灯，去坐在自动牌钢琴前面，我也会突然心酸难忍。她仿佛分成了若干小小的家神，久久停留在蜡烛的火焰里、门的执手上、椅背上以及别的更无形的领域，这就象我在不眠之夜的感觉，或我喜欢的女人初次来访时引起的躁动不安。尽管如此，我在一天里过目的或尚能忆起的寥寥几句读过的话仍然常常引起我强烈的忌妒。这寥寥几句勿须对我提供女人伤风败俗的充分论据，只要重新唤起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密切相联的我旧有的印象便能达到目的。阿尔贝蒂娜的过失一旦移运到某些早已遗忘的时刻，由于我回顾她还活着的时刻的习惯并没有衰退，她的过失便增添了某种更贴近、更揪心、更残酷的意味。于是我再一次问自己那海滨浴场女侍揭露的事是否真会是假的。要想知道实情，最好打发埃梅去一趟尼斯，让她去邦当夫人的别墅附近住上几天。倘若阿尔贝蒂娜热衷于女色，倘若她离开我是因为不愿意更长久地被剥夺这种乐趣，她一旦得到自由，便一定会立即去那里设法重演故伎而且会取得成功，假如她不认为去她熟悉的那个地方比在我家更方便，她肯定不会选择那里去躲避起来。阿尔贝蒂娜之死使我忧虑的心境改变如此之微小这无疑是不足为怪的。一个人在他的情妇健在时，构成他所谓的爱情的相思大多来源于她不在身边的时刻。因此人们老习惯于以不在身边的人作为遐想的对象，尽管这个人只有几小时不在，这不在场的人在这几小时里也只属于回忆。由此可见死亡并不会使事物有什么大的改变。埃梅一回来，我就请他动身去了尼斯，这一来不仅根据我的思想活动、我的悲哀、我因联想到某个远而又远的人的名字而产生的躁动不安，而且根据我全部的行动，我进行的调查，我为了解阿尔贝蒂娜的行动而花费的钱财，我可以说这一年里我的整个生活都充溢着爱，充溢着我和她之间实际存在的恋情。而这一切活动的对象却是一个死人。人们有时说，倘若某个人是一位艺术家而且往作品里注入了一部分自己，这个人身上的某些东西便可以在他死后犹存。从一种生物体内抽取出来又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部的东西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尽管被抽取生物的母体业已死亡，这也许出于同一个道理。 埃梅去尼斯住在邦当夫人的别墅附近；他认识了一个女仆和一个阿尔贝蒂娜常去租一整天汽车的汽车租赁人。这些人什么也不曾注意。在第二封信里，埃梅告诉我他已从一个城里的洗衣女那里打听到在她给阿尔贝蒂娜送衣服时阿尔贝蒂娜捏她手臂的方式很特别。“不过，”信上说，“这位小姐并没有对她做别的事。”我把埃梅的旅费寄去，这笔钱也算付了他的信引起的痛苦的费用，与此同时我却在竭尽努力医治我的苦恼，我对自己说那个动作不过是一种亲热的表示，并不能证明有什么邪恶的欲念，这时我又收到埃梅的一封电报：“打听到最值得注意的情况。给先生弄到大量消息。信即到。”第二天我果然收到了一封信，光看信封我就簌簌地颤抖起来；我认出那是埃梅的信，因为每个人，甚至地位最卑微的人都管辖着一些熟悉的小生物，它们是活生生的但又仿佛发僵地躺在纸上，那就是每个人特有的字体。 “起初那小洗衣女什么也不愿对我说，她保证说阿尔贝蒂娜小姐除了捏她的手臂没干过别的。为了让她说出来我带她去吃晚饭，请她喝了酒。于是她对我讲了阿尔贝蒂娜小姐去洗海水澡时常在海边碰见她的事；阿尔贝蒂娜小姐习惯一大早起床就去洗澡，而且照惯例总在海边的一个去处把她找到，那里树木茂密谁也瞧不见谁，再说在这样的时刻谁也不会去看谁。后来洗衣姑娘把她的女朋友们也带到那里去洗澡，后来，那里天气已经变得很热了，甚至在树荫下太阳也很烤人，她们便去草丛里互相擦干身子，互相抚摸，挑逗，玩耍。洗衣小姑娘承认她很喜欢和她的年轻女友们逗乐，她见阿尔贝蒂娜小姐贴着她的身体搓揉时还穿着浴衣便要她把浴衣脱了，洗衣女便用舌头沿着她的脖子和手臂舔呀舔，她甚至舔了阿尔贝蒂娜小姐伸过去的脚掌。洗衣女也把衣服脱了，她们还在水里追逐嬉戏；这天晚上她就对我讲了这些。不过为了忠实执行您的命令，为了不惜一切使您高兴，我还把小洗衣女带回去和我 睡了觉。她问我想不想让她再做一遍阿尔贝蒂娜小 姐脱了浴衣后她做过的事。她还对我说：‘您真该看看她怎样地动来动去，这位千金小姐，她对我说： （啊！您简直让我快活疯了！）她浑身酥软，禁不住啃起我来。’我还看见了这洗衣姑娘手臂上的痕迹。 我也能体会阿尔贝蒂娜小姐的快活，因为这小家伙 实在太乖巧了。” 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告诉我她对凡德伊小姐的友情时我确曾苦恼不堪。然而那时还有阿尔贝蒂娜在我跟前安慰我。后来由于我过于渴求了解阿尔贝蒂娜的行为，我达到了让她离开我家的目的，当弗朗索瓦丝通报我她已离去而只剩下我自己独处时，我却经受了更剧烈的痛苦。不过，当时我热爱的阿尔贝蒂娜起码还留在我的心里。如今，我在她身上——这是对我过分好奇的惩罚，出乎我的预料，连她的死也未能使这种好奇心泯灭——看到的已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少女了，前一个阿尔贝蒂娜是那样柔情似水地使我安心并向我保证说她从未领略过这种快乐，这一个阿尔贝蒂娜却谎话连篇百般欺瞒，在她重新获得自由的狂喜中竟去品尝这种快乐甚至达到痴狂的程度，她竟在日出时去卢瓦尔河边与那洗衣女幽会而且啃着她说：“你简直让我快活疯了。”的确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阿尔贝蒂娜，截然不同这个词不仅指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到别人的那种含义①。如果别人与我们原来认为的截然不同，由于这种不同没有深深触动我们，而且直觉的钟摆所能造成的外向振荡又仅仅与它的内向振荡相等，因此我们看到的这种截然不同只是这些人的表面现象。从前我在得知一个女人喜好女色时，我并没有感觉她因此就成了另一个女人，成了特殊类型的女人。然而在这件事牵涉到你所爱的女人时，为了摆脱一想及此种可能性便感到的痛苦，你会千方百计去了解她的所做所为，而且想知道她干这些事情时有什么感觉，她对这些行为有什么想法；于是，你会越跌越深，痛苦至深时你便会触到事情的神秘之处，触到问题的实质。我为我的好奇心已苦恼到至深之处，已痛苦到五内俱焚的程度，这痛苦已大大超过了由惧怕丧失生命而感到的苦恼，而我这种好奇心又是靠我全部的智慧和无意识的力量来支撑的；因此我如今将我打听到的有关阿尔贝蒂娜的全部情况都投射到她自己的心灵深处去了。而她有邪恶行为这个事实带给我的深入骨髓的巨大痛苦又在后来为我做了最后一件好事。与我使外祖母受到的伤害一样，阿尔贝蒂娜对我的伤害也成了我与她之间最后的联系，这种联系甚至在我对她的记忆消失之后还存在，因为有有物质的东西所具有的那种能量守恒规律，痛苦甚至可以不需要记忆的忠告：比如一个人已经忘记了在月光下的森林度过的美好夜晚，却还在为月夜里患下的感冒而感到难受。 -------- ①在德·夏吕斯先生也跟我一样悲伤的时候，我们说着同样的话。然而尽管我们的精神状态相同，我们却无法互相安慰。因为伤心是自私的，它不能从与它无关的事物里得到解脱；即使德·夏吕斯先生的痛苦也由女人引起，他的痛苦与我的痛苦却仍然相距甚远，除非我的痛苦不是由阿尔贝蒂娜所造成。——作者注。 被她否认但她又确实有过的这种嗜好，我并非通过冷静的推理发现的，而是在读到“你简直让我快活疯了”这句话时感到的火一般灼人的苦痛中发现的，而这火一般灼人的痛苦又使这句话显出了某种特质，这种嗜好丰富了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形象，有如拖在身后的新贝壳给寄居蟹添色一般，不仅如此，这种嗜好还象一粒盐接触另一粒盐一样改变了另一粒盐的颜色，而且还通过某种沉淀作用改变了这另一粒盐的性质。那年轻的洗衣女一定对她的女友们说过：“你们想想，我真无法相信，唉，那位小姐也和咱们一样呢。”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她们始料未及却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看到的邪恶，而且是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新发现，我发现她原来是另一个人，一个和这些洗衣女一样的人，和她们说一样的话，这一切使她变成了别人的同类，却使我感到她更加陌生，这说明我所占有的，我捧在心上的，只是她身上很小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却在尽量扩展，一直扩展到不仅成了异常神秘而重要的东西，即个人的欲念，而且成了她和其他人共有的东西，这一部分她却总对我隐瞒起来，使我沾不了边，有如一个女人向我隐瞒她属于敌对的国度而且她是间谍，甚至比间谍包藏更大的祸心，因为间谍无非谎报国籍，而阿尔贝蒂娜却在最深刻的人性上进行欺骗，她隐瞒了她不属于一般人的范畴，她属于混杂于人类的一个奇异的人种，这人种隐藏在人类之中却又从不与之融合。我正好在埃尔斯蒂尔的两幅画里看见过万木丛中的几个裸体女人。在其中的一幅画里，一个姑娘抬起一只脚就象阿尔贝蒂娜将一只脚伸给洗衣女时的动作一样。在另一幅画里这姑娘将另一个年轻女子往水里推而被推的姑娘又快活地反抗着，她抬起大腿，她的脚刚刚浸进蓝色的水里。我现在回忆起来这姑娘抬起大腿从膝部往下弯曲而形成的天鹅脖颈一般的曲线和阿尔贝蒂娜睡在我身边时大腿下部弯成的曲线一模一样，我当时常常想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了这两幅画，然而为了避免使她想起裸体女人的形象我并没有告诉她。这时我又仿佛看见她呆在洗衣女和她那些女朋友身边，再一次组成了我在巴尔贝克坐在阿尔贝蒂娜的女友当中时百看不厌的那幅女儿图。倘若我是专门喜好此种美色的人，我会承认阿尔贝蒂娜组成的画面比前述那一幅画动人千百倍，因为组成那幅画的是些裸体的女仙塑像，它们就象雕塑大师们分散在凡尔赛宫的树林或水池里的雕塑，任凭水波抚摸洗涤磨光。这时，我看见她还是一个在海边坐在洗衣女身边的少女，这形象远比她在巴尔贝克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她们象大理石雕像般光着身子，在一团团的热气里，在草木丛中象水上浅浮雕一般浸泡在水里。在回想她躺在我床上的姿态时，我觉得我看见了她那弯曲的大腿，我看见这大腿了，那俨然是一只天鹅的脖子，它在寻找旁边那个少女的嘴唇。这时我连大腿也看不见了，眼前只有那只天鹅放肆的脖子，酷似一幅使人震撼的习作里的天鹅，它正在寻找一个处于女性欢乐的特殊激奋状态中的勒达①的嘴，因为画上只有一只天鹅，她显得更孤单了，这就象人们在电话里发现对方的声音有变化但又听不清楚，因为不能从声音分辨出他的脸孔，而人的脸孔是可以体现感情的。在这幅习作里，欢乐并没有体现在引起画家灵感却没有在画上出现的女人的身上，这女人已被一只一动不动的天鹅代替了，欢乐集中在感到欢乐的那一个女人身上。有时我的心会和我的记忆中断联系。阿尔贝蒂娜和洗衣女的所做所为几乎以代数的方式在我心里缩减到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程度；然而这切断的记忆之流又会以每小时成百次的速度重新恢复起来，于是我的心又被地狱之火毫不怜惜地烧灼开了，这时我便看见我的忌妒心使阿尔贝蒂娜复活了，重又变得栩栩如生的她在洗衣少女的爱抚下显得不大自然，她对小姑娘说：“你简直让我快活疯了。” -------- ①勒达，一译丽达，系希腊宗教故事中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之妻，美人海伦的母亲。据神话传说，在她少女时期，一次在河里洗澡，宙斯化作一只天鹅与之交配，生下二卵，其中一卵孵出海伦。 第六部 女逃亡者(7) 她在犯过失的当儿还活在人世，也就是说我自己当时也还在，因此我光了解她犯了什么过失就很不够了，我还想让她知道我已了解了一切。由此可见，我在为今生无从再见到她而感到遗憾的时刻，这种遗憾也带着我的忌妒的痕迹，当然这种遗憾和我热爱她时的撕心裂肺的遗憾完全不同，现在感到的无非是意识到再也不可能对她说这几句话的遗憾：“你以为我永远不会知道你离开我以后的所做所为，瞧，我全知道了，在卢瓦尔河边你对洗衣女说：你简直让我快活疯了，我已看见你啃她的痕迹。”我当然也对自己这么说：“何必自寻烦恼？和洗衣女寻欢作乐的人已经没了，她的行为再也没有任何价值。她不会想到我了解那些事。可是她也不会想到我不了解，因为她什么也不想了。”然而对我来说这种推理远不如那寻欢作乐的画面更有说服力，因为这画面总把我引到她乐在其中的时刻。对我们来说只有感觉到的东西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置于过去或未来，并不受死亡这虚构的壁垒所阻拦。我那时为她的死亡而感到的遗憾既然能受到忌妒心的影响而且表现得如此奇特，这种影响自然会波及我对神秘术和永不死亡的幻想，只不过这些幻想是为千方百计实现我之所求而作的努力吧了。即使那时我能象贝戈特深信不疑的那样一转桌子就能召回她的亡灵，抑或象某某教士设想的那样在来世再遇上她，我希望看见她也不过是为了对她说：“洗衣女的事我知道了。你当时说：你简直让我快活疯了；我已看见你啃她的痕迹。” 前来助我抵制洗衣女的形象的，还是——当然这形象得持久一些才行——这形象本身，因为我们真正认识的只能是全新的事物，是猛然使我们感到变化突兀令人震惊的事物，是习惯还没有以它毫无生气的复制品去加以代替的事物。不过阿尔贝蒂娜只有首先分割成许多部分，分割成无数的阿尔贝蒂娜才可能在我身上存在下去。她或善良，或聪慧，或严肃，甚至连爱好也只有体育运动的时刻便重现出来了。这样的分割使我内心深处得以平静，这不是很有道理吗？因为就算这种分割本身并没有什么真实性，就算这种分割仅仅来源于她在我面前出现过的那些时刻的接二连三的形态，也就是留在我记忆里的形态，就象我的神灯的弧形投影来源于彩色玻璃的弯曲部分一样，这种分割本身不也按它自己的方式体现了这样一个真理，一个客观真理吗：我们每个人都并非一个人，每个人都包涵了道德价值各异的许多人，有邪恶的阿尔贝蒂娜存在，这并不妨碍存在别样的阿尔贝蒂娜，比如喜欢在她房里同我议论圣西蒙的阿尔贝蒂娜；我在晚上告诉她我们必须分手时，悲伤地说出这一席话的阿尔贝蒂娜：“这自动牌钢琴，这间屋子，想想看，我再也见不到这一切了”，还有，在看见我最终被自己的谎言所激动时，带着真诚的怜悯惊呼：“啊！不，什么都比您难受强，说定了，我一定不去设法再见您，”的阿尔贝蒂娜。于是，我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我感到分开我们的隔板消失了。这善良的阿尔贝蒂娜一旦回到我的记忆里，我便找回了我可以索要解毒剂的唯一的人，我索要解毒剂是为了消除另一个阿尔贝蒂娜引起的痛苦。我当然仍旧想对她谈洗衣女的事，但这已不再是以得胜者的残酷姿态去向她恶狠狠地显示我已了解此事。我要象她在世时那样行事，我要用柔和的语气问她洗衣女的事是否属实。她会对我发誓说并没有此事，埃梅不大诚实，为了显示他够格赚下我给他的那笔钱，他不愿空手而归便让洗衣女按他的要求说出了那些话。阿尔贝蒂娜无疑是在继续对我说谎。然而在她话语的矛盾起伏之中我感到出现了某种进步，而这进步又归功于我。她起初是否对我吐露过真情（的确，也许是不由自主地在某一句话里说漏了嘴）我不敢肯定：我记不清了。再说她称呼某些事情的方式那么奇特，可以意味这个也可以不意味这个。不过她对我的妒性的感受后来又促使她厌恶地收回了她起初好意向我承认的事。再说阿尔贝蒂娜甚至没有必要对我说这些话。我只要一拥抱她就满可以相信她无罪了，如今分开我们的隔板既已倒塌，我已能做到这点了，那隔板就象恋人发生龃龉之后竖起来的既摸不着又很坚实的隔板，恋人的热吻碰到它也会粉碎的。不，她没有必要对我说什么。她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可怜的小家伙，有些感情存在于分离我们的东西之上，我们完全可以靠这种感情结合起来。如果这件事的确存在，阿尔贝蒂娜向我隐瞒嗜好也是为了不让我伤心。听见我自己对这个阿尔贝蒂娜说出这番话我心里甜滋滋的。再说，我难道还认识另一个阿尔贝蒂娜吗？一个人在同另一个人的关系中出错的两个最大的原因，一是自己的好心，一是爱上了这另一个人。一莞尔，一顾盼，一抚肩，就这样爱上的。这就足够了；就这样，在长时间的希冀或忧伤中你可以塑造一个人，构想一个人的性格。当你后来再与你所爱的女人交往时，无论你遇到多么残酷的现实，你也不可能排除与你顾盼抚肩的人儿那善良的性格和热爱你的女人那天生的品质，正如你再见到你在她年轻时认识而现在变得老态龙钟的人时，你无法排除她那些善良的性格和天生的品质。我追忆着这个阿尔贝蒂娜那美丽善良而又楚楚动人的眼神，她那丰腴的面庞，她那皮肤粗糙的脖颈。那是死人的形象，然而这死人还活着，因此我很容易立即做到她活在我身边时我肯定会做的事（倘若我在来世能找到她我也会这么做），我原谅了她。 我在这个阿尔贝蒂娜身边度过的时光于我是这样宝贵，我真愿意一刻也不放过。有时，就象人们零零碎碎地找回了散失的钱财一样，我又找回了似乎已经失去了的时光：我把围脖结打在脖子后面而不打在前面时，我忆起了一次从不曾回想过的散步，为了冷空气不迎面吹进我的喉咙，阿尔贝蒂娜拥抱我之后便以那样的方式为我理好了围脖。通过如此微不足道的动作而在我记忆里复原的这次简单的散步给与我的乐趣就象我们见到老女仆送来的属于亲爱的死者的私人物品，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是太宝贵了；我的悲伤因此而增添了内容，尤其是这条围脖，因为我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它。就象憧憬未来一样，我们不是一劳永逸地而是一点一滴地品味我们的过去。 而且我的悲伤有时会五花八门到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我盼望伟大的爱情，我愿意找一个人来我身边生活，我原以为这是我不再爱阿尔贝蒂娜的征兆，其实这迹象正说明我一直爱着她；因为我对体味伟大爱情的需要和我想亲阿尔贝蒂娜丰腴的双颊的愿望一样，只是我思念之情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我却很庆幸没有爱上另一个女人；我明白我对阿尔贝蒂娜持续的热恋就好比我过去对她的感情的影子，它再现着这种感情的各个部分，而且照样服从于主宰真实感情的法则，而真实感情又由这种持续的热恋超越死亡而反映出来。因为我充分感到，如果我能把某种间隔加进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相思里，这间隔过大我就不会再爱她了；这间隔会使她变成与我毫不相干的人，就象我外祖母如今与我毫不相干一样。太长的时间不思念她我记忆的连续性便会中断而这种连续性正是生活的原则，只不过这种连续性在一定的时间间隙之后又可能重新恢复罢了。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对她的爱情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不是在好长时间不想她之后又和她重归于好的吗？然而我的记忆也必须服从同样的法则，也不可能容忍更长时期的间隔，因为这记忆好比一缕北极光，只是在阿尔贝蒂娜死后才反映出我过去对她的爱，我的记忆真象我爱情的影子。恐怕只有在我已将她遗忘时我才可能体会到没有爱情的生活更加明智，更为幸福。因此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思念一旦使我产生了对妹妹似的某个姑娘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变得难以餍足。我对妹妹的需要无非是我对阿尔贝蒂娜的一种无意识的思念形式，随着我对她的思念的逐渐减弱，这种需要也就变得不那么迫切了。不过我的爱情的这两种尾声并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减弱的。有些时候我对她的思念暂时全面隐去，而我对妹妹似的姑娘的需要却保持了强大的力量，这时我便决定结婚。相反，这之后我对她珍贵的记忆虽然已经减弱了，我对她的柔情有时却又会突然闯进我的心田，这时，一想到我对别的女人的爱，我就对自己说她一定会理解这种爱，赞同这种爱，于是她的恶癖倒似乎成了我现在的爱情的起因了。有时我的嫉妒之情竟在我不再思念阿尔贝蒂娜的当儿复苏，尽管引起我忌妒的正是她。这段时间有人对我讲起安德烈不寻常的爱情故事，我竟以为我为她也产生了忌妒心。不过安德烈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预替人，一条起衔接作用的道路，一个使我和阿尔贝蒂娜间接联在一起的电源插座。人就象这样在梦里总给一个他熟知其真正身分的人加上另一副面孔，另一个姓氏。总之，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尽管普遍的法则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冲击，阿尔贝蒂娜给我留下的感情却仍旧比我对这些感情来源的回忆更加难于消亡。不光感情，甚至感觉也如此。我和斯万不一样，他一开始不爱奥黛特便连重新去感觉过去的爱情也做不到，而我却总感到自己还生活在过去而这过去也无非是另一个过去的历史而已；这个“我”可以说只有一半，而“我”的上端已经变硬变冷了，每当一点火星使昔日的电流重新经过“我”的底部时“我”又会从底部燃烧起来，甚至在我早已停止思念阿尔贝蒂娜时也是如此。等到我剧烈的心跳已并非由她的形象引起，我的眼泪也只是由象巴尔贝克那些已经变得粉红的苹果树间沙沙吹过的冷风刺激出来的时，我才想到应该考虑我的痛苦复苏是否出于病理上的原因，我是否把初期的心脏病当成往事的再现和最晚期的爱情了。 病人过分倾向于把某些情感领域里发生的非主流的偶然事故混淆成疾病本身，这些偶发事故一停止他才吃惊地发现自己离痊愈更近了，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埃梅关于淋浴场和洗衣女的来信引起的痛苦——带来的“并发症”——就属于这种情况。不过如果某个心病医生前来给我看病他准会发现就其它方面而言，我的悲伤本身已经好转了。由于我是男人，属于同时沉缅于过去又热衷于当今现实的双重性类型的人，在我身上自然会始终存在着明知阿尔贝蒂娜已死却又保留着她栩栩如生的印象的矛盾。不过这个矛盾如今可以说又和它的过去背道而驰了。阿尔贝蒂娜已死的概念最初以如此凌厉的气势冲击我认为她还活着的想法，使我不得不象儿童逃避浪涛一样去躲避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又不断向我发起冲锋，最后终于夺得了适才还被她活着的想法占据的位置。我也弄不清为什么，如今是阿尔贝蒂娜已死的概念——而不再是对她活着时的回忆——占压倒优势地构成了我无意识的遐想的基调，因此如果我突然中断这些遐想而将我自己考虑一番，使我吃惊的便不再是起初的，即认为在我心里如此生气勃勃的阿尔贝蒂娜怎么可能离开人世，怎么可能死去的想法，而是认为已经不在人世，已经死去的阿尔贝蒂娜怎么可能在我心里还如此生气勃勃的想法。我在黑色隧道里冥想的时间太长所以再也不对它加以提防，如今这黑色隧道已被一个紧接一个的回忆堵塞，而渗进来的一缕阳光又冷不防使隧道中断了，于是远远地隐约映出一个笑盈盈的蓝色天地，而阿尔贝蒂娜在那里也只是一抹充满魅力的淡淡的回忆。我问自己，那是真正的她，抑或我在长期包围我的黑暗中漂泊时视为唯一现实的人才是真正的她？前不久我还是个活着只为了永远等待阿尔贝蒂娜回来道晚安回来热吻的人；我个人的某种分身现象使我显得象这样一个人物，他似乎是我个人的一小部分，被半剥光了的一部分，而且我象一朵半开的花似的领略到了剥落过程的使人焕发青春的清新。而且这短暂的感悟也许只会使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正如一切特别确切的想法必须在对立中才能肯定自己一样。比如，在1870年的战争时期生活过的人说战争意识之所以终于使他们觉得似乎合情合理，并不是因为他们考虑战争还不够，而是因为他们老想着战争。为了使他们明了战争是何等奇特而值得注意的事，必须有什么东西使这些人摆脱始终困扰着他们的念头，从而使他们暂时忘记正在进行的战争，使他们又回到和平时期的样子，直到这残酷的现实骤然间又从那短暂的空白里清晰地突现出来，而过去他们除了这个残酷的现实看不到别的，所以早就不去注视它了。 必须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各种回忆不是逐步而是同时在我心上消退时，必须在我对她的背叛的回忆同对她的柔情的回忆一古脑儿从我的记忆里同时全线撤退时，遗忘也许才能给我带来宁静。而情况却并非如此。好比我身在海滩而海水的退潮又极不正常，当我突然受到某种猜疑的袭击和伤害时，她的柔美形象已经退得太远无法前来补救了。 我对她的背叛是痛心疾首的，因为无论它们发生在怎样遥远的年代，对我来说它们都并非过去；它们果真成为过去时，即是说当我不那么激动地追忆它们时，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因为与逝去的日子实际的距离相比，一件事情的远近更容易同视觉记忆的强度相适应，正如人们在回忆昨日的梦境时，由于梦想什么都模糊不清，梦景便显得比几年前发生的事更为遥远。不过，尽管对阿尔贝蒂娜已死的想法在我心里已有了进展，认为她还活着的感觉却仍然会回潮，这种回潮即使不阻挡那些进展，也会抵制它而且妨碍它成为有规律的进展。我如今才明白在那个时期（无疑因为忘记了她被禁闭在我家的时日，这些时日消除了我为她的过失而感到的痛苦，因为我知道她没有犯这些错误，所以这些错误便似乎与我不大相干了，于是这些时日就变成了她清白无辜的证据），我老受到一个新想法的折磨，这想法和阿尔贝蒂娜已死的概念（直到那时我思想的出发点都是她还活着）同样新奇，我原以为我恐怕同样不可能接受这新的想法，可是在我不知不觉间这想法倒逐渐构成了我意识的基本内容，从而代替了认为阿尔贝蒂娜清白无辜的考虑，这新的想法便是：阿尔贝蒂娜有过失。我自以为我在怀疑她时，我反而是在相信她；同样我想象我在对她的罪过抱怀疑态度时，我其它思想的出发点全都是相信她有罪，这种信念和与之相反的思想一样又往往被推翻。那段时间我无疑是非常苦恼的，不过我现在已明白事情原本应该如此。只有充分体验了痛苦才可能解除痛苦。我当时禁止阿尔贝蒂娜接触任何人，我幻想她清白无辜，和我后来又以她还活看作为推理的基础，这一切都只能延缓解除痛苦的时间，因为我这是在推迟早就应该忍受的必要而漫长的痛苦时日。然而习惯会起作用的，它会根据已经在我生活过程中受到过检验的规律让我适应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想法。正如德·盖尔芒特的姓氏已经不再意味道旁睡莲盛开的公路和魔鬼希尔贝特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的魅力，阿尔贝蒂娜的存在也不再意味那起伏的蓝色大海的魅力，斯万的姓氏，拉球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以及其它许多事情对我来说也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魅力，这种意义和魅力只给我留下了一个既简单而又被它们认为大到足以独自存在下去的字眼，好比一个人到来是为了鼓动仆人干活，等仆人知道这点之后过几个礼拜他又抽身走了；与上述情况相同，习惯也会把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令我痛心的想法从我心里驱除出去。而且从现在到那时，好比从两翼同时进行的打击，在“习惯”的行动过程中两支同盟军一定会互相支持。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想法会变得更具可能性，更使我感到习惯，因此也会变得不那么令我痛心。然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它可能变得不那么令我痛心，对她有过失的信念提出的异议就可能一个接一个她被推倒，这些异议在我思想里产生也是受了我不过多受痛苦的愿望的启发；一个行动加速另一个行动，我相当迅速地从相信阿尔贝蒂娜无辜过渡到了相信她有过失。我只有在生活里接受阿尔贝蒂娜已死，阿尔贝蒂都有过失的概念，这些概念才可能成为习以为常的事，即是说我才可能忘记这些概念而且最终忘记阿尔贝蒂娜本人。 我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有时我的记忆受到心智活动的刺激变得格外清晰——比如在我阅读时——从而勾起了我的伤心事；有些时候反而又是我的伤感受到担心暴风雨天气这类心态的引发，使我爱情史里的某些往事变得格外突出，格外明朗。 对死去的阿尔贝蒂娜的爱也可能在某段时间的间隙之后重新恢复，在这段间隙时间里我由于注意力的它属而变得对她漠不关心，比如在巴尔贝克她拒绝亲吻之后就有过这样一段空隙，在这段时间我更关心的是德·盖尔芒特夫人，是安德烈和德·斯代马里亚小姐，不过在我重又经常看见她时我对她的爱便恢复了。然而，甚至在此刻，我对其他人的操心也可能导致分离——这次是同一个死人分离——在这样分离时她变得与我更加无关痛痒了。发生这一切只有一个缘由，那就是我仍然把她当作活人。即使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那么爱她了，这一点仍旧是我的一个愿望，这类愿望很容易使人感到厌倦，但抛开它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又会重新找上门来。我追逐一个有生命的女人，接着是另一个，这之后我又回到我那死去的女人身边了。我在失去了对阿尔贝蒂娜明确的概念之后，某个姓名经常会不期然地闯进我内心里最模糊的区域去激起我痛苦的反应，我原来还以为这种反应不可能出现了呢，这就象你往一个头脑已不能思考的死人身上插进一根针去时他的某个肢体还会痉挛一样。长期以来，这种刺激是那么吝于光顾我以至在我无意中竟主动去寻找机会使自己悲伤，使自己妒性发作，借此重新和往昔发生联系以便更清晰地追忆她。原因是，对一个女人的相思其实就是复苏了的爱情，而这种复苏的爱情又同样受到爱情法则的制约，因此我的相思力增强的原因也就和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对她的爱情加深的原因同出一辙了，而忌妒和苦恼又列在这些原因的首位。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是这些情况——因为一种疾病或一场战争延续的时间可能比最聪明最有远见的人估算的要长得多——总在我不知不觉间产生而且它们对我的冲击如此之剧烈使我只能考虑如何保护自己不致过分悲痛反倒无暇顾及从中讨得某件可以回忆的往事了。 此外一个字甚至不必象“朔蒙”这个字一样和某种猜测①发生联系就能引起猜测，就会成为口令，成为打开通向往昔的大门的神奇“芝麻”，由于看够了这个往昔，你原已不再去考虑它，因此严格说来你也就不再占有它了；你个人已去除了往昔这个部分，由于这种切除你以为你个人的人格也改变了原样，正如一个图形，失去了一角就等于失去了一边；比如有些句子里出现了某条街某条公路的名字而阿尔贝蒂娜又可能去那些地方，这些句子就足以体现一种潜在的但并不存在的猜疑心，让它去寻觅实体，寻觅处所，寻觅某种具体的固定办法某种特定的实现方式。 -------- ①（甚至两个不同名词共有的相同音节就足以使我的记忆——就象电工只需要最少的优质导体一样——重新建立阿尔贝蒂娜和我的内心之间的联系。）——作者注 有时这种“重新恢复”，这种梦景的“重新演奏”干脆趁我睡觉时到记忆这本书里一举翻过许多页，于是一页一页的日历将我带到，使我倒退到痛苦的但已很久远的印象里去，这些早就让位给别种印象的印象又变得历历在目了。这印象通常总是和一切笨拙而激动人心的演出同时出现，这演出给我以假象，使我耳闻目睹从此以这一夜为起点的一切。而且在爱情史里，在爱情与遗忘作斗争的历程里，梦所占的位置比醒着更为重要，梦从不考虑时间上的极细微的划分，它取消所有的过渡状态，使巨大的反差变成对立，它在刹那间打乱我们在白天缓慢完成的安慰性的工作，在夜里安排我们和那一不见面就可能忘怀的人儿幽会，不是吗？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在梦里总可以得出一切皆真的印象。只有从我们白天的感受里找出的原因才能说明这一切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感受在做梦时又是我们看不到的。因此这种不可能的生活在我们眼里似乎就成了真实的。但有时由于使演出归于失败的内部照明不足的毛病，我那成功地搬上舞台的回忆便使我产生了真实生活的幻觉，我真以为我曾经约过阿尔贝蒂娜幽会，以为我找到了她；可是我又感觉到不可能向她走过去，不能出声地把我准备向她说的话说出来，也不能为看清她而重新点燃那已经熄灭的小火把：这种不可能性在我的梦里无非是睡眠者的动弹不得，说不出话，看不见物，就象你猛然看见幻灯里出现了大片的阴影把舞台人物抹去，这阴影本来是应该被遮住的，这片阴影就是幻灯本身的影子，或者是操作人员的影子。有时，阿尔贝蒂娜出现在我的梦里，她又想离开我，这次她的决心却没有能触动我的心。原因是一缕令人警觉的光可能已从我的记忆里透进了黑暗的睡梦里，这种光一经停留在阿尔贝蒂娜身上便使她未来的行动，使她宣布的出走失去了全部的重要性，这光就是她已经死了的概念。然而阿尔贝蒂娜已死的记忆往往在更清晰的情况下甚至也会和她还活着的感觉相结合而并不推翻这种感觉。我同她谈话，在我谈话时外祖母在房间紧里头走来走去。她的下颏已有一部分碎成碎片掉在地上，俨如一尊已经毁损的雕像，而我却丝毫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异常之处。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有问题要问她，是关于巴尔贝克淋浴场和土兰的某个洗衣女的事，不过我把这事放在以后再谈，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没有必要着急。她保证说她没有干坏事，只不过昨天吻过凡德伊小姐的嘴唇。“怎么？她在这里？”“是的，而且这会儿我就该离开您了，因为我一会儿就得去看她。”阿尔贝蒂娜死后我一直没有象她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那样把她禁闭在我家里，所以她看望凡德伊小姐的事使我有些担心。我又不想让她看出我的担心。她告诉我她只不过吻过凡德伊小姐，可是她也许又在撒谎，就象她过去对一切都矢口否认一样。过一会她恐怕就不会只满足于吻一吻凡德伊小姐了。当然，按照某种观点我如此烦恼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据说死人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不能做。大家尽管这么说，我的外祖母死后却还是继续生活了好几年，而且此刻还正在房里走来走去。当然，我一旦醒来，这死人继续活着的想法会变得让我既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然而我这种想法在做梦的荒唐的短暂时刻却出现了那么多次，我终于和它熟悉了！如果梦境反复出现，对梦境的记忆就可能变得持久。我想，一个疯人今天即使已经痊愈而且恢复了理智，他恐怕也比别的人更容易理解他在自己精神生活的某个已过去的时期想说的话，他当时想对参观精神病院的人解释说，不管大夫如何看他，他个人并非失去理智的人，他把自己健康的精神状态和每个精神病人的疯狂的异想天开加以对比，结论说：“因此，瞧这人的神气和大家一样，你们一定以为他不是疯子，好！他就是疯子，他以为自己是耶稣基督，这不可能，因为我才是耶稣基督！”我的梦结束很久以后，我还在为阿尔贝蒂娜谈到的给凡德伊小姐的吻而苦恼，她的话仿佛还在我的耳际回响。这些话倒真的可能在我耳际回响过，因为这些话是从我自己口里说出来的。我一整天都在和阿尔贝蒂娜交谈，我询问她，谅解她，我向她谈那些在她生前我一直想对她说的事以弥补我对这些事情的遗忘。我突然害怕地想到我在回忆中提到过的人，我与之说了那一席话的人再也没有任何现实感了，那张面孔的各个不同的部分都毁灭了，原来也只是不断迸发的生的意志使这个面孔和人的脸孔相一致，如今这生的意志已经无影无踪了。 还有几次，我并没有做梦，一醒来我就感觉到我心中的风转向了，刮个不停的冷风是从另一个方向，从往昔的深处吹来的，它向我传来了遥远时刻的钟声，传来了我不常听见的启程的汽笛声。我试着抓起一本书。我再翻开我特别喜爱的贝戈特的小说。我觉得书里的人物挺讨人喜欢，我很快就入迷了，我开始象企盼自己的乐事似的盼望书中那个坏女人受到惩罚；当那一对未婚夫妻的幸福有了保障时我的眼睛都湿了。“那么，”我绝望地大声说道，“我那么重视阿尔贝蒂娜可能做出的事却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她个人是不可消除的真实存在，说我总有一天会在天上再看到与她在世时一样的她，而我却带着那么多的祝愿呼唤，那样急切地等待，而且带着眼泪欢迎一个只在贝戈特的想象里存在的人的成功，一个我并没有见过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象其面孔的人的成功！”小说里也还有些迷人的少女，有情书，有寂静无人的供人幽会的花园小径，这一切都在提醒我说人是可以秘密谈情说爱的，于是我的忌妒心重又被唤醒了，就好象阿尔贝蒂娜还可能去幽径散步似的。书中还描写了一个男人在50年后重见了他在青年时代爱过的女人，他认不出她了，他在她身边感到厌倦。这又提醒我爱情是不可能天长地久的，这使我感到震惊，仿佛我命中注定必须和阿尔贝蒂娜分手而到晚年再见她时又必然会冷漠无情似的。倘若我瞥见一幅法国地图，我惊恐的眼睛一定会设法避开土兰以免生出忌妒心，为了避免不幸，我的眼睛也会躲开起码有巴尔贝克和东锡埃尔标志的诺曼第，我和阿尔贝蒂娜相偕走过好多次的道路就在这两地之间。其它的法国城市名称无非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一些地名，在这些地名当中，比如说，图尔这个名字的构成似乎就和别的地名有所不同，它不是由非物质的形象而是由有毒的物质构成的，而这些物质又直接对我的心脏起着作用，加快它的跳动并且使这种跳动十分痛苦。如果说这种作用力可以扩展到另外一些名字上面，这些名字因而变得与别的名字有所不同，那么在我进一步考虑我自己的事而且只限于考虑阿尔贝蒂娜本人时，这作用于我的，任何女人都可能促其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梦境、欲念、习惯、柔情受到此起彼伏的痛苦和欢乐的必然干扰之后又互相接触互相揉合的结果，对这一点我怎能感到吃惊呢？这一切继续处于死亡状态，因为光记忆就足够支撑实际的生活，即精神的生活了。我想起阿尔贝蒂娜从火车车厢下来时曾说她想去圣马丁，这之前我还看见她把马球帽一直拉到她的脸颊；我又有了获得幸福的可能性，我向这种可能性冲过去，嘴里说：“我们可以一道走，直走到甘贝莱，直走到阿方桥。”没有一个靠近巴尔贝克的车站不让我重新看见她，因此这片土地就好象保存下来的神话之乡，它使我感到那最古老，最动人而且被我后来的爱情消除得最彻底的神话变得又生动又令我感到痛楚。啊！如果将来某一天我还得睡到巴尔贝克的那张床上，那该是怎样难受的事，我的生活就象围绕一根不动的支轴，一根固定的棍子一样围绕着铜床架转动、演变，接连不断地给这张床嵌上诸如和外祖母欢快的交谈，外祖母死亡的恐怖，阿尔贝蒂娜柔情似水的抚爱，对她恶癖的发现等情节，如今又嵌上了一种新的生活，看见书柜玻璃上映出的大海我才明白阿尔贝蒂娜永远也不会走进这新的生活里来了。巴尔贝克的公馆不是很象省剧院独特的住宅布景吗？多年来在这布景里演出过各种截然不同的戏剧，这布景曾为喜剧所用，为第一出悲剧所用，为第二出悲剧，为纯诗剧所用，巴尔贝克的这座公馆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我生命中一个一个的新时期又总是在它的墙壁之间更迭着。墙壁、书柜、镜子这些仅存的部分还保持着原样，这使我更清楚地感到，总的说来，是这些东西以外的，是我自己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使我得出一种印象，而那些自以为悲观的乐观主义的儿女们是不会有这种印象的：生活，爱情，死亡的秘密很谨慎，这些秘密并不去参与生活，爱情和死亡，人们会既骄傲而又苦痛地发现，年复一年他们本身已和他们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了。 我试着拿起报纸。 我憎恶读报，而且读报也并不是不伤人的。事实上，从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会象从林中的岔道口一样生出许多不同的道路，因此每当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我都会面临新的回忆。福雷的乐曲名《秘密》使我忆起布洛伊亲王的《国王的秘密》，布洛伊的姓氏又使我想起朔蒙。耶稣受难日几个字使我想到“各各他”，从“各各他”①又想到这个字的词源，这个词似乎和“卡尔维蒙”同义，法文就是朔蒙。不过无论经过哪条路到达朔蒙，此时此刻我受到的打击仍旧是那么难以忍受，所以此后我想得更多的是避开痛苦而不是向朔蒙索取往事。这次打击之后不久，我的心智活动象雷声一样放慢了步伐，使我恢复了理智。朔蒙使我想到布特朔蒙②，邦当夫人曾对我说，安德烈经常偕阿尔贝蒂娜去到那里，而阿尔贝蒂娜却说她从未见过布特朔蒙。人到一定的年龄往事就在记忆里互相扰作一团，你想的事，你读的书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到处插手，一切都硕果累累，一切又都险象环生，你可以在肥皂广告里象在帕斯卡尔的《名言录》③里一样发现许多珍贵的新东西。 -------- ①各各他是golgotha的音译，卡尔维蒙是各各他的意译即“髑髅地”。此地位于耶路撒冷西北不远的一座小山上，传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于此地。——译者注。 ②朔蒙，地名，位于法国上马恩省，在马恩河和绥策河之间。布特朔蒙是巴黎一个公园和风景区的名称。 ③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大气压力的学说，水压力学说，液体平衡学说，概率论等都是他的发明。他还发表过一些闸述宗教的作品，成为冉森派教徒后，他逝世前曾写过为基督教辩护的文章，但没有完成，其中一些片断被人搜集发表，书名《名言录》。 象布特朔蒙这样的事我在当时自然认为无关宏旨，这事实本身对阿尔贝蒂娜不利但与淋浴场女侍或洗衣女事件相比却远没有那么严重，那样关键。然而首先，一件往事不期然地前来光顾我们时会在我们身上发现一种完整无缺的强大想象力，即是说在心情难受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尽管有意开动脑筋回忆往事，我们却只是部分地运用了我们的强大想象力。再说这后一部分往事（淋浴场女侍和洗衣女）尽管在我记忆里已经模糊不清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消逝，好比走廊里的家具，尽管周围光线昏暗人们什么也看不清，他们却总是避免碰到这些家具，我对这部分往事的回忆早已习以为常了。与此相反，长期以来我从不去想布特朔蒙，也不去想诸如巴尔贝克娱乐场里那面镜子照出的阿尔贝蒂娜的眼神，或在德·盖尔芒特家晚会后的夜里我那样久等她而她迟到了却不作解释的事，我现在倒愿意去了解她生活中所有这些游离在我心田之外的部分，使它们和我的心水乳交融起来，在我心里与我真正占有过的心上人阿尔贝蒂娜留下的更为甜蜜的往事结合在一起。这些回忆撩开习惯的沉重面纱的一角（那使人遇钝的习惯在我们生活的全过程中几乎对我们掩盖了整个宇宙而且在深沉的夜里挂着亘古不变的标签，用一种不产生任何乐趣的不疼不痒的东西去替换生活中最危险或最使人沉醉的毒药）象最初那样带着季节转换时的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带着改变当今陋规的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回到我的脑海，这些回忆在我们领略乐趣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初春的艳阳天里坐上汽车或者在旭日东升时走出家门，这些回忆会使我们兴奋而清醒地注意我们自己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行动，这样的兴奋和清醒会使这激越的一瞬远远胜过这之前的全部日子。我现在又处在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的晚会出来的那一刻了，我等待着阿尔贝蒂娜的到来。往昔的日子逐渐掩盖了它们之前的日子而这些日子本身又被后来的日子淹没。然而每个过去的日子都会在我们身上积淀起来，就象储存在一个无比宽敞的图书馆里一样，在图书馆最古老的藏书里，总有一本是永远无人问津的。然而这过去的一天穿过后来的半透明的各个时代又会浮到表面而且在我们身上伸展开去并覆盖我们全身，于是，一时间，姓氏恢复了原有的意义，人恢复了原有的面孔，我们也找到了我们当时的心灵，于是我们便带着隐约的但已变得可以忍受的悲哀，带着不可能持久的悲哀去感受长期未能解决而当时又使我们那么忧虑的问题。我们这个“我”是由我们一个接一个的状态迭合而成的。然而这种迭合又不象山的层叠一样永恒不变。无休无止的上升运动会使古老的地层露出表面。我又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晚会出来等待阿尔贝蒂娜了。那一夜她都做了些什么呢？她欺骗了我吗？同谁？即使我接受了埃梅揭露的情况，这也丝毫减少不了我对这个未能逆料的问题的忧憾掺半的兴趣，就仿佛每个不同的阿尔贝蒂娜，每个新的回忆都会提出一个由特殊的忌妒心引起的问题似的，解决其它问题的办法都不适合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我希望了解的不仅是她和什么女人度过了这一夜，而且是她体会到那其中有什么样的特殊乐趣，那一刻她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在巴尔贝克时，弗朗索瓦丝有时去寻找她，回来时她对我说她发现阿尔贝蒂娜靠在窗前，看上去忧心忡忡，东张西望，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就算我已得知被等的人是安德烈，那么阿尔贝蒂娜等待她时的思想情况，隐藏在她那忧心忡忡东张西望的眼神背后的思想情况又如何呢？对阿尔贝蒂娜来说这嗜好有什么样的重要性，这嗜好在她操心的事里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唉！我想起了我自己每次见到一个讨我喜欢的姑娘时感到的激动，有时只听见有人说起她而并没有看见她我就操心如何打扮得漂亮些，如何突出我的优点而且冷汗淋漓了，因此我只需想象阿尔贝蒂娜也和我一样领略过充满快感的激动不安就够我苦恼不已了，这样做就好比借助仪器的神力，我的莱奥妮姨妈在医生来看了她的病而且对这种病是否存在表示怀疑时就曾希望发明这样一个仪器使医生亲自体会病人全部的病痛以便更了解病人的痛苦。而这么一想我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折磨，我想，比起这些来，我和她之间关于斯汤达和维克多·雨果的严肃谈话对她来说恐怕倒是一文不值的，我感到她的心已被别人吸引了，已经脱离了我的心归附到别处去了。然而她对这种欲念的重视和围绕这种欲念所作的谨慎的安排都未能使我明了这欲念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进一步说，她自己在考虑这欲念时又认为它是什么性质。在身体的病痛方面我们起码不必去选择自己的痛苦。疾病先决定这种痛苦然后才强加给我们。然而在忌妒方面我们却必须首先以某种方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大小不等的痛苦，然后才能选择可能对我们合适的痛苦。轮到这后一种痛苦时，我们感觉到我们所爱的人同我们之外的人相处更快活，这些人给她的感受是我们不可能给她的，或者起码这些人的轮廓、形象、举止向她展现了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这时的尴尬处境变得何等严峻！啊！阿尔贝蒂娜怎么没有爱圣卢，真爱了，我恐怕还不至于这么苦恼呢！ 第六部 女逃亡者(8) 我们当然并不清楚每个人的特殊感觉，但出于习惯我们甚至不明白我们不清楚，因为别人的这种特殊感觉与我们毫不相干。至于阿尔贝蒂娜，她的这种感觉如何却能决定我是不幸或是幸福；我清楚知道她这种感觉是我所不熟悉的事，而这不熟悉本身就已经使我苦恼了。阿尔贝蒂娜感受的这种我所不熟悉的欲念和乐趣，我有一次产生幻觉以为看见它们了，在另一次幻觉里又以为听见它们了。阿尔贝蒂娜死后那段时间安德烈来过我家，我当时就看见了这些欲念和乐趣。她第一次来我家时我觉得她似乎挺美，我想她那一头几乎是天生的短短的卷发，她那双带黑眼圈的忧郁的眼睛，这无疑是阿尔贝蒂娜心爱的东西，是她情思昏昏时瞩目的东西在我面前的显形，是她那么急切地想从巴尔贝克赶回来那天她用自己充满欲念的带预感的眼睛看见的东西的显形。我好象看见了一朵不知名的黑色的花，一朵从某个人的坟墓那边给我送来的花，而我在那边是发现不了这朵花的，我象看见意想不到地挖掘出来的珍贵圣物似的看见了由安德烈来我面前为我体现出来的阿尔贝蒂娜的“欲念”，就象维纳斯体现朱庇特的欲念一样。安德烈悼念阿尔贝蒂娜，但我立即感到她并不想念她的亡友。死神迫使她离开了女友，她似乎很轻松地拿定主意和女友彻底分手了，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可不敢向她提出这种彻底分手的要求，因为我害怕安德烈会不同意。她现在似乎反倒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放弃女友的要求，而这种放弃恰恰又是在对我没有什么好处的时候作出的。安德烈为我抛弃了阿尔贝蒂娜，可惜是亡故的，对我来说她不仅失去了生命而且事后回想起来她还失去了她过去存在的某些真实性，因为我看清了她于安德烈并不是不可或缺的，独一无二的，安德烈可以让别的人代替她。 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可不敢要求安德烈对我披露隐情谈她和阿尔贝蒂娜之间以及她们和凡德伊小姐的女友之间友谊的性质，因为我不敢肯定到头来安德烈是否会把我的话告诉阿尔贝蒂娜。如今这样的询问即使毫无结果，起码也不会有危险了。我向安德烈谈到，不是以询问的口气而是以我似乎向来就知道，也许是通过阿尔贝蒂娜而知道的口气谈到安德烈自己对女色的嗜好以及她同凡德伊小姐的个人关系。她毫无难色地承认了一切，而且笑盈盈的。从她的承认里我可以得出令我苦恼的结论；首先，安德烈在巴尔贝克对不少姑娘那么亲切那么卖弄风情可能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而她自己却毫不否认她有那些习惯，以此类推，我在重新认识这个安德烈的同时也满可以想到阿尔贝蒂娜同样可能轻而易举地向我之外的任何人，任何她感到正在忌妒的人坦白承认她自己的那些习惯。另一方面，安德烈曾经是阿尔贝蒂娜最好的朋友，而且也许正是为了她阿尔贝蒂娜才特意从巴尔贝克赶回来，既然现在安德烈已经承认了她的嗜好，我思想上必然得出结论认为安德烈和阿尔贝蒂娜总是同时在一起发生这类关系的。当然，就象在外人面前人们总是不敢看这个人为他带来的礼物是什么，他得在馈赠者走了之后才去揭开盖子，因此只要安德烈还在这里，我就不会在自省中去审视她带给我的痛苦，我明显感到这种痛苦已经在我的神经和心脏这些服务器官里引起了严重的纷乱，只是因为我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才能装作没有发现这些混乱，反倒和这个少女最亲切不过地聊天，我把她当作客人，所以没有把注意力从她身上转移到我内心的意外变化上去。听见安德烈谈到阿尔贝蒂娜时说出的这句话我感到格外难受：“噢，是的，她喜欢我们一道去舍夫勒斯山谷散步。”我仿佛觉得是安德烈事后在她和阿尔贝蒂娜散过步的那模糊而且似乎不存在的天地恶狠狠地造出一个令人诅咒的山谷加进了上帝的创造里。我感到安德烈即将向我和盘托出她和阿尔贝蒂娜的所做所为，而出于礼貌，出于狡猾，出于自尊，也许出于感激，我又竭力使自己显得越来越亲切，与此同时我能给阿尔贝蒂娜无辜这个概念让出的空间却越来越缩小了，我似乎发现我无论作出多大的努力，我仍旧显出了即将被抓获的动物特有的那种发呆的状态，而在这只动物的周围，令它慑服的鸟已缓缓地缩小了它回旋飞翔的圈子，它从容不迫是因为它有把握在必要时追上它的牺牲品而且这牺牲品再也不可能逃出它的爪子了。不过我仍旧注视着安德烈，而且带着残存的诙谐，自然和信心十足的神气，这种神气正是那些想装出不怕别人盯着他们使他们入迷的人特有的，我插进这么一席话：“我怕惹您生气所以从没有对您说过这些，不过现在我们既然轻松地谈到了她，我也就可以对您说我早知道了您和阿尔贝蒂娜这种性质的关系，再说尽管您已经知道，告诉您这事仍旧会使您高兴：阿尔贝蒂娜非常爱慕您。”我告诉安德烈如果她愿意让我看看她（哪怕只看看她们怎样抚爱，在我面前做这个动作恐怕不会使她太为难）同阿尔贝蒂娜那些有此嗜好的女友们如何动作，那一定颇富奇趣，我点了罗斯蒙德，贝特以及所有阿尔贝蒂娜的女友的名，以便从中弄个明白。“我不但绝不在您面前做您说的那种事，”安德烈回答我说，“而且我也不相信您说的那些姑娘有这种嗜好。”我情不自禁地靠近吸引我的魔鬼，回答说：“怎么！您总不至于想让我相信在你们那一伙里您只和阿尔贝蒂娜一个人干过这事吧！”“可我同阿尔贝蒂娜也从没有干过。”“瞧您，小安德烈，干吗否认我起码在三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呢？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坏处，恰恰相反。对了，那天晚上她那么想第二天和您一道去维尔迪兰夫人家，您也许还记得……”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便看见安德烈的眼睛里掠过一丝忧虑，忧虑使这双眼睛棱角毕露，俨如珠宝工人也难于利用的满是棱角的宝石，这就好比那些享有特权的人在演出开始之前撩开一角帷幕随即闪身躲开以免被人瞅见。这忧虑的目光一消失，一切又复归正常，然而此刻我已经意识到我再看见的一切都只可能是对我假装出来的了。这时我从镜子里看见了我自己；我吃惊地发现我和安德烈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如果我不是早就停止刮胡须了，如果我只留下一丁点胡茬，这种相似真算得上是毫无二致了。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也许正是看见了我刚长出来的胡子才突然急不可耐地渴望回到巴黎的。“可是总不能只因为您不认为这有什么坏处我就承认并不存在的事吧。我向您起誓我和阿尔贝蒂娜什么也没有干过而且我相信她厌恶这种事。告诉您这件事的人是在骗您，也许是为了什么私利。”她带着询问和不信任的神气说。“那好吧，既然您不想对我说，”我答道，宁可作出不想提供任何证据的样子，再说我也并没有掌握什么证据。不过为了碰碰运气我还是含糊地说出了布特朔蒙这个地名。“我可能和阿尔贝蒂娜去过布特朔蒙，难道那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去处不成？”我问她能不能和希塞尔谈谈这事，因为此人有一段时间和阿尔贝蒂娜特别熟。然而安德烈宣称希塞尔刚刚对她做了一件极无耻的事，去求此人帮忙是她永远不会为我效劳的唯一的事。“您如见到她，”她补充说，“别把我对她的议论告诉她，没有必要树敌。她很清楚我对她的看法，但我还是宁愿避免和她闹得太僵，闹僵了倒反而只能和解了。而且她是会伤人的。您会明白，只要看了我一周前收到的那封信，看她在信里怎样背信弃义地撒谎，世上无论什么东西，连最漂亮的行为也抹不掉这件事留下的记忆。”总之，如果说安德烈的这种嗜好强烈到不加掩饰的程度，而阿尔贝蒂娜对她又怀着那么热切的爱，她也的确怀着那样的爱，尽管如此，安德烈却并没有和阿尔贝蒂娜发生过肉体关系而且不知道阿尔贝蒂娜有这类嗜好，那准是因为阿尔贝蒂娜根本没有这种嗜好，也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这种关系，她即使想和女人发生关系，她也一定宁愿和安德烈而不愿和别的女人。因此安德烈一走，我就发现她那斩钉截铁的断言已经使我平静了下来。可是她这样做也许是受责任感的驱使，因为她还没有忘记阿尔贝蒂娜，她认为不让别人相信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无疑曾要求她否认的事是她对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在凝视安德烈时曾一度相信自己看见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变着法儿臆造出来的阿尔贝蒂娜的那种乐趣，还有一次我竟以为我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听见了她在寻乐。在一家妓院我命人叫来两个洗衣女，她们都住在阿尔贝蒂娜经常光顾的那个街区。她们一个抚摸着另一个，另一个突然发出一种我乍一听根本分不清是什么样的声音，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确切理解出自我们从没有体验过的某种感受的奇特而又极富表现力的声音的涵义。如果你在隔壁听见一种声音而又什么也没有看见，你可能会把给病人施行无麻醉手术时病人疼极而发出的声音当成狂笑；如果告诉一位母亲说她的孩子刚死了，她发出的声音也会被不知底细的人认为象禽兽或竖琴发出的声音一样很难用人类的语言加以说明。需要一段时间才可能理解，从我们自己的性质不同的体会加以类推，这两种声音所表达的东西我们都称作痛苦，我同样也需要时间才可能理解，同样从我个人截然不同的亲身体会加以类推，我可以管前述那姑娘发出的声音叫快乐；而这种快乐一定得非常非常强烈才可能使领略这种快乐的人激动到如此程度，才可能引出别人不懂的那种语言，那种语言仿佛在指明和评论那年轻女人经历的趣味无穷的事情的每个阶段，不过一幅永远拉下的帷幕在我眼前已把这趣味无穷的事全部遮住了，除她以外所有的人都不会知道每个轻佻女人神秘的内心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而且这两个小姑娘什么也谈不出来，她们根本不知道阿尔贝蒂娜是谁。 小说家们经常在小说前言里声称他们在某个国家旅行时遇到了某个人，此人向他们讲述了某个人的一生。于是他们让这位邂逅相遇的朋友出来说话，这个人向他们讲的故事正好就是他们的小说。比如法布利斯·代·唐戈的生平是巴杜的一个司铎对斯汤达讲述的。写我们堕入情网时，即是说当另一个人的生活让我们感到神秘莫测时，我们多么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熟知内情的讲述人啊！而且肯定有这样的人。我们自己不也常常不痛不痒地向朋友或向外人讲述某个女人的生平而听讲的人尽管对这女人的爱情一无所知不也听得津津有味吗？我对布洛克讲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讲斯万夫人时，我是作为男人讲的，能够对我讲阿尔贝蒂娜的男人也有，这样的人永远存在……然而我却始终见不到他。我觉得如果我能找到认识她的女人，我也许能打听到我不知道的一切。不过，局外人似乎会以为谁也不可能象我那样了解她的一生。我不是连她最好的朋友安德烈都很熟悉吗？因此，人们以为部长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某些事件的真相或者他一定不会被牵连到某个案子里去。而这个朋友也只是在把部长磨得精疲力竭时才终于明白，每次他和部长谈论政治时部长都只泛泛地议论一番，最多说一些报纸上的东西，有时，这朋友遇到了麻烦，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走部长的门路，而每次得到的回答也只是“这不是我权限以内的事”，朋友自己对此也无能为力。我想：“我要是认识某些见证人多好！”如果我真认识这些人，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情况也不会比安德烈提供的多，她本人才是秘密的知情人呢，只不过她不愿意披露罢了。在这方面我又和斯万有所不同，他一旦停止忌妒，便对奥黛特同福什维尔的所做所为毫无兴趣了，而我甚至在我的忌妒心已经湮灭时还认为世上最具魅力的事仍旧是认识阿尔贝蒂娜的洗衣女和她所在街区的其他姑娘，仍旧是去她们那里重新恢复她的生活情景和与她们之间的暧昧关系。由于欲求总是来源于先期的幻觉，而我对希尔贝特，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欲求也是如此，因此在阿尔贝蒂娜曾经生活过的街区，我要寻找的仍旧是和她的身分相同的人，我希望插手此事的人只可能是她们。即使她们并不能向我提供任何情况，我觉得正在吸引我的这些女人反正是阿尔贝蒂娜认识的或可能认识的，是和她同等身分的人或她喜欢的圈子里的人，总之是让我产生幻觉认为与阿尔贝蒂娜相似或阿尔贝蒂娜可能喜欢的那类女人。在她可能喜欢的那一类女人中首推平民阶层的姑娘，原因是她们的生活与我熟悉的生活是那样大异其趣。人们无疑只有通过思维活动才能占有一些东西，并不能说一幅画因为挂在你的饭厅，即使你并不理解它你也占有了它，也不能说因为你住在一个地方，你即使没有看过它一眼它也属于你。不过我从前倒真有过幻觉，以为既然阿尔贝蒂娜来巴黎看望我而且我也把她抱在了怀里，我就重新获得了巴尔贝克；同样，我拥抱了一个女工我就以为我和阿尔贝蒂娜的生活取得了联系，尽管是有限的偷偷摸摸的联系，就以为我接触了作坊的气氛，听见了柜台前的闲聊，了解了又脏又乱的房间的生命力之所在。安德烈，还有其他那些女人，她们比之于阿尔贝蒂娜——有如阿尔贝蒂娜本人和巴尔贝克相比——都是互相代替而且不断减弱的乐趣的代用品，它可以使我们放弃再也得不到的乐趣，如去巴尔贝克旅行或阿尔贝蒂娜的爱，也可以使我们放弃另一些乐趣（如去卢孚宫欣赏提香①的肖像以安慰去不成威尼斯的遗憾），这些乐趣又分成极细微的不同层次，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象是一系列的区域，这些有向心力的，互相毗连，互相协调又逐渐失去光彩的区域的中心有一个最初的欲念，这欲念定下了色调，排除了与它不相融合的东西，表现了主色（我也有过这种经历，比如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以及希尔贝特）。安德烈也好，这些女人也好，对我明知不能实现的愿望，即身边有阿尔贝蒂娜的愿望来说，就好比有一天晚上——那时我只见到阿尔贝蒂娜面熟但还不认识她——，我认为永远不可能实现让一串葡萄上起伏而凉美的阳光移到我身边的愿望一样。因此无论我追忆的是阿尔贝蒂娜本人或者是她无疑十分偏爱的那类人，这些女人都会引起我一种难以忍受的忌妒或懊恼之情，这以后，当我悲伤的心情平静下来时，这种感情就变成了不无魅力的好奇心。 -------- ①提香（1417—1576），意大利画家，初期受其师乔治的影响，最后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师。他曾为教皇，为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菲利普二世工作。晚年，他的艺术有如浪漫抒情诗，技巧臻于完美。 过去阿尔贝蒂娜的体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特点并没有妨碍我去爱她，如今她的这些独特之处和我的爱情回忆联系在一起，反而把我的欲念引向它以前最不可能自发选择的姑娘，即出身小资产阶层的褐发女郎。诚然，有一种东西又在我心中开始部分复苏，那是一种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中没能得到满足的强烈渴求，一种想了解生活的强烈渴求，这种渴求，以前不管是在巴尔贝克的公路上，还是在巴黎的街道上，我都感受到过，而且当我猜想阿尔贝蒂娜心中也怀有同样的渴求，因而千方百计要让她无法和别人只能和我一起去满足时，它曾经使我那么痛苦。现在我已经能够忍受阿尔贝蒂娜也有欲念这一想法了，而且我自己每生欲念这个想法便随之而来，两人的欲念互相吻合，于是我想我们俩要是能一道寻欢作乐该多好。有时我对自己说：“这个姑娘也许会招她喜欢”，思路这么猛然一转我便想到她，想到她的死，顿时悲从中来，再也无心继续考虑我的欲念了。过去我对乡村的喜爱是基于我对梅塞格里丝一带和盖尔芒特一带风光的欣赏，倘若一个地方没有古老的教堂，没有矢车菊和毛莨花，我便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别迷人之处；同样，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之所以会引导我专门寻求某种类型的女人，正是因为这爱情在我心中把她们和一种富有魅力的过去联系在一起；我重又象爱上阿尔贝蒂娜之前那样，需要她的“谐音”来代替我回忆中的她，这种回忆的排他性已逐渐弱化了。现在我大概不会喜欢与一位高傲的金发公爵夫人为伴，因为这类女人不可能在我身上引发阿尔贝蒂娜能激起的那种心灵的悸动，也不能引发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欲望，对她另有所爱的妒忌，以及对她的死所感到的悲哀。我们的感觉要想强烈就必须激发某种与其相异的东西，一种情操，这种情愫不以肉体的欢愉为满足，却又使肉欲增长、膨胀，达到与肉体的欢愉难分难解的程度。阿尔贝蒂娜对某些女人可能有过的恋情渐渐不再令我痛苦，同时逐渐成为这些女人和我的过去之间的纽带，赋予她们某种更真实的东西，正如对贡布雷的回忆使毛莨花、山楂花比其它后来看到的花儿在我心目中更具真实感。甚至对待安德烈也是如此，我不再恨恨地想：“阿尔贝蒂娜爱过她！”相反，为了替自己的情欲辩解，我还充满柔情地想：“阿尔贝蒂娜不也爱她吗？”现在我才理解那些鳏夫，人们以为他们娶上小姨子便得到了安慰，其实他们恰恰以此证明他们的心是无法慰藉的。 我与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既然正在结束，我似乎可以另求新欢了。而阿尔贝蒂娜则替我的新欢增颜添色，一如蓬帕杜尔夫人为路易十五的新宠梳妆打扮，有些女人就是这样，她们原先凭着自身的力量长时期受到钟爱，后来感到情人对她们的兴趣渐渐淡薄，便满足于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以此来保持自己的影响。早先，我的时间分成若干阶段，在这一阶段喜欢这个女人，在另一阶段又喜欢另一个女人。从一个女人那里得到的强烈快乐平息后，我便想从另一个女人那里得到一种如水的纯情，待到需要更为老练的爱抚时我又重新渴望第一个女人。如今，这种交替往复已经结束，至少其中的一个阶段正在无限期延长。现在我所期望的是，新的女友能住在我家，每天晚上离开我之前给我一个姐妹式的吻。若不是我已体验过另一个女人呆在我身边是多么令人难受，我会以为自己留恋的是一个亲吻而不是某种嘴唇，是肉体的快乐而不是爱情，是一种习惯而不是某一个女人。我还期望新的女友能象阿尔贝蒂娜一样为我弹奏凡德伊的曲子，象她一样和我谈论埃尔斯蒂尔。然而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我想，她们的爱都抵不上阿尔贝蒂娜的爱；也许是因为，当一种爱情附带许多插曲，诸如一道参观博物馆，一道听音乐会，总之当它构成全部错综复杂的生活，为通信和谈话提供了内容，当两人的关系以调情为开端，后来又发展成为庄重的友谊，这种爱情自然比那种只会奉献身体的女人的爱情丰富得多，正如一支乐队的表现力要比一架钢琴的表现力丰富得多；更深一层的原因也许是，我需要阿尔贝蒂娜给予我的那种温情，也就是一个既有相当文化素养又象妹妹一样的姑娘给予的温情——正如我需要与阿尔贝蒂娜有着相同的社会出身的姑娘一样——只不过是我对阿尔贝蒂娜本人以及对我俩爱情的缅怀。于是我再一次感到，首先，回忆是没有创造力的，它所向往的不可能比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更多，甚至也不可能更好；其次，回忆是一种精神活动，现实不可能为它提供它所寻求的状态；最后，当回忆源于某个死去的人时，它是死者在我们心中复活的体现，人们以为它意味着我们重新渴望爱，其实它更意味着我们重新渴望那离我们而去的人。因此，甚至我所选择的女人与阿尔贝蒂娜之间的相似，她对我的温情与阿尔贝蒂娜的温情之间的相似，（如果有可能相似的话）也只会使我更深切地感到，我不自觉地寻觅过的东西，我的幸福的再次降临所不可或缺的东西，也就是说阿尔贝蒂娜本人，我们在一起生活的那段时光，我一直不自觉地寻找着的过去，这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了。 是的，在晴朗的日子里巴黎街上那数不清的少女使城市看上去如花团锦簇，她们并不是我想要的姑娘，但她们与阿尔贝蒂娜的难以了解的欲望和她远离我而度过的那些夜晚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她们中间有阿尔贝蒂娜早先对我还不存戒心时提到过的某一位：“真迷人，这个小姑娘，她的头发多漂亮！”过去我和阿尔贝蒂娜还只是面熟时对她的生活就曾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我自己对生活也怀有种种欲望，现在，这二者合成唯一的好奇心，那就是想知道阿尔贝蒂娜是如何感受快乐的，想看见她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情形，也许因为这样，等那些女人一走，她身边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便成了她最后的情人同时也是她的主宰。看到她犹豫不定不知是否值得和这个或那个女人共度夜晚，看到她在那个女人走后的餍足或是失望，也许我能更好地理解我对她的忌妒，并能把这种感情控制在适当的分寸以内，因为我既已看到她如何感受快乐，便能估量出她快乐的程度，也能发现她快乐的限度。 我常想，由于阿尔贝蒂娜始终矢口否认自己的趣味，她使我们失去了多少快乐和多么美妙的生活啊！我又一次寻思她如此固执的原因，突然忆起了一天在巴尔贝克她给我一支铅笔时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责怪她没让我吻她，并说我认为我吻她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正如我认为两个女人之间产生爱情关系是最下流不过的事。唉，也许她记住这句话了。 我把一些过去我最不可能喜欢的姑娘带回家来，我摸平那象圣母一样向两边分梳的头发，欣赏那线条优美的小鼻子，或西班牙女人似的苍白肤色。是的，我早就感到，即使对巴尔贝克公路上或者巴黎街道上我仅仅偶然瞥见的女人，我的欲望也是极富个性的，如果希图以另一个对象来满足这种欲望，那就是对它的歪曲。但是生活又让我逐步发现我们对爱的需要是不会终止的，从而告诉我失掉了所爱的人就只得以另一个人填补，我以为我希望从阿尔贝蒂娜那儿得到的东西，也许另一个女人，比如德·斯代马里亚小姐，也能给我。然而阿尔贝蒂娜毕竟是阿尔贝蒂娜；我对温情的需要的满足和她的肉体的特点之间已织成了错综复杂的回忆之网，再也无法理清，以至每当我需要温情时，对阿尔贝蒂娜肉体的回忆便如附丽之物相随而至，难以分开。只有她才能给我这种幸福。认为她是独一无二的看法和过去我对过路女人的看法不一样，它不是从阿尔贝蒂娜的个人特点得出的形而上学的先验之谈，而是一种经验之谈，是由那些偶然地却又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回忆构成的。我不能不在渴望爱抚时也渴望她，并因失去了她而难过。所以，连我选择的女人以及我想得到的温情与我体验过的幸福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只能使我更深切地感到，前者总缺少点什么，故而我的幸福是不可失而复得的了。自阿尔贝蒂娜走后我一直因人去楼空而怅然，也曾以为怀里拥着其他女人就能填补这种空虚，然而我在她们身上得到的还是空虚。她们从不跟我谈凡德伊的音乐，也不谈圣西门的回忆录，她们来看我时身上没洒那种香味过分浓郁的香水，她们也不拿自己的睫毛和我的睫毛相厮摩来取乐，而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因为它们似乎能激发与性行为本身有关的遐想，从而产生爱的幻觉，实际上因为它们是我对阿尔贝蒂娜回忆的一部分，因为我希望找到的是她。阿尔贝蒂娜具有的东西这些女人也有，这只能使我更痛切地感到阿尔贝蒂娜具有而这些女人所缺乏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的一切，而这一切的一切将永远不复存在，因为阿尔贝蒂娜已经死了。这样，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把我引向这些女人，随后又使我对她们失掉兴趣，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怀恋，我那经久不减的妒忌心，这些感情持续的时间之长已超过了原先最悲观的估计，但是如果它们的存在脱离了我生活的其它部分，仅仅受我那些回忆的支配，受这种适用于静止状态的心理学所谓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影响，而没有被牵进一个更广阔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心灵可以在时间的长河里活动，犹如物体可以在空间运动一样，那么，这两种感情大约永远不会如此变幻无穷。 正如空间有几何学，时间也有心理学，把平面心理学的计算用于时间心理学，计算就可能不准确，因为不会考虑时间这一因素，也不会考虑时间的表现形式之一：遗忘；我开始感到遗忘的力量，它是我们适应现实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因为它慢慢摧毁尚活在我们心中并经常与现实相冲突的过去。其实我早该料到，总有一天我会不再爱阿尔贝蒂娜。她本人以及她的行为对于我是举足轻重，而对于别人并非如此，从这两者的差别中我悟出了一点：我的爱情与其说是对她的爱，不如说是我心中固有的一种感情，我本可以从我的爱情的这种主观性推断出种种后果；我应当知道，这种爱既是一种精神状态，当然可以在被爱的人死后很久仍然存在，但是，我也应当知道，爱情由于和被爱的人不再有任何真正的联系，由于在自身以外没有任何支柱，它也和任何精神状态甚至和最持久的精神状态一样，总有一天会成为无用之物，会被“替代”，到那时，把我和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那么甜蜜、那么牢固地维系在一起的一切对我来说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在我们头脑里只是一套套极易磨损的版画，这是人们的一大不幸。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他们抱有很多打算，其炽烈的程度不亚于思念的炽烈。然而思念会疲乏，回忆会消亡，于是总有一天，我会心甘或其他礼物送给了阿尔贝蒂娜而丝毫未感到伤心一样。 这并不是说我不爱阿尔贝蒂娜了，不过已不是后期的那种爱法；而是早期的那种爱法，早期，一切与她有关的，不论是地点还是人物，都使我好奇，这种好奇包含的魅力大于痛苦。确实，我现在深深感到，要完全忘掉她，要回到原先我与她毫不相干时的状况，象旅行者由原路回到出发点那样，我就得先经过达到热恋之前所经历过的各个感情阶段，只是运动方向与原来相反。然而这些阶段，这些过去的时刻并不是凝固不动的，它们保留了人们对未来尚一无所知因而充满希望时的幸福之感，以及希望所蕴含的了不起的力量，这希望在当时奔向未来的某一时刻，如今这时刻已成过去，可是回顾往事时，幻觉会使我们在一瞬间把它当成未来。比如我读一封阿尔贝蒂娜的信，信中说她晚上来看我，于是我刹那间感到了有所期待的快乐。人们由原路从一个今后不会再去的地方返回时，往往对去时经过的每一站的站名、面貌都记得一清二楚，于是可能发生下面这种情况：我们在某一站停下，突然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重又朝着去时的方向出发了。虽然错觉倏忽即逝，但在那一瞬间，我们感到自己被重新带回那个地方，这就是回忆的残酷之处。 然而，如果说人们在回复到起初的漠然状态之前，免不了要以终点为起点逆向走完爱情之路的全程，但所走的路程、路线却不一定与去时完全一样。两条路线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不是直线，因为爱情与遗忘的进展都无一定之规。但它们不一定取同样的路，我的回程在接近终点时分四个阶段，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是因为在这几个阶段我发现了一些游离于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之外的东西，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这些东西和我的爱情之间有某种关系，那只是因为在一次难忘的爱情诞生之前，我们心灵里已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们与爱情发生联系，或者滋养爱情，或是抗拒爱情，或者在我们惯于思考的理性看来它们是爱情的反衬或写照。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初冬一个晴朗的星期天，那天是诸圣瞻礼节，我出去散步。我一面走近布洛涅树林，一面忧伤地重温阿尔贝蒂娜回到巴黎后从特罗卡特罗来找我的情景，因为那天也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只是这天阿尔贝蒂娜已不在我身边。我的回忆是忧伤的，但也并非没有乐趣，因为我好似在用凄凉的小调重新奏出逝去的时日的主题曲，没有弗朗索瓦丝的电话，没有阿尔贝蒂娜前来陪伴，连这也不是什么不利的事，只不过我必须把回忆中的有关内容从现实中抽掉，结果反而给这一天涂上了某种伤感的色彩，使它比平淡而普通的一天更美好，因为那不复存在的部分，那被抽掉的部分印压在上面宛如凹形花纹。我轻轻哼着凡德伊奏鸣曲中的几个乐句，而且想到阿尔贝蒂娜曾多次为我弹奏过这个曲子时也不太悲伤，因为所有我对她的回忆几乎都已进入第二化学状态，不再给心灵造成令人忧虑的压迫感，而是带来一丝温馨。有些乐段是她弹奏得最多的，而且每弹奏到这里总要发些我当时认为挺有意思的感叹，或者暗示某件往事。如今我哼着这些乐段时便会想：“可怜的孩子。”但并无伤感之情，只是给这些乐段增添了一种价值，可以说是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就象范·狄克①所作的查理一世画像，画儿本身已经很美，后来杜·巴里夫人②想让国王吃惊，下令把这幅画列为国家收藏品，于是它的价值就更高了。那个小小的乐句在完全消失之前分散为一个个不同的小节，飘飘袅袅，过了一会儿才余音散尽，这时对我来说，消失的并不是阿尔贝蒂娜的使者，但对于斯万，意义就不一样。小乐句在我心中和在斯万心中所唤起的联想不尽相同。使我更为动心的是乐句的构思、尝试、反复开始，总之是一个乐句在整个奏鸣曲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一如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是在我的一生中形成的。现在我已明白我的爱情的组成部分在怎样一天天消失，先是忌妒心方面，接着是另外某一方面，最后化成模糊的记忆，回到最初那不牢固的开端，因此，听着小乐句渐渐飘散，就好象看到我的爱情在眼前逐步瓦解。 我沿着被灌木丛融开的一条条小径漫步，铺满小径的薄纱般的小草已日渐稀疏，我忆起有一回乘车兜风，阿尔贝蒂娜坐在我身旁，之后又和我一道回家，我感到她如同氛围笼罩着我的整个生活，对那次散步的回忆此刻仿佛在我四周飘荡，融在树枝间似有若无的雾霭里，落日的余晖透过这些颜色变深的树枝，把宛若横悬在半空中的疏疏落落的金色树叶照得灿亮③，我不满足于用记忆的眼睛看这些小径，它们使我发生兴趣，使我感动，就象那些纯粹的景物描写章节，艺术家在其中穿插了一个虚构的情节，甚至一整个离奇的故事，为的是使描写更完美；于是这自然景物便独具一种震撼我的心腑的忧伤之美。当时我以为，这景色之所以对我有这样的魅力是因为我始终深深地爱着阿尔贝蒂娜，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原因是我正在进一步把她忘掉，是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已经不再令我痛苦，也就是说，回忆的性质已经起了变化；然而有时我们虽然弄清了自己的感觉，比如那天我以为看清了自己忧伤的原因，但要追根寻源找到这种感觉更深远的含意却无能为力：正如医生听着病人向他诉说自己的不适，并且根据这些症候顺藤摸瓜，找出内在的、病人自己也不清楚的原因，同样，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想法也只能起征兆的作用。我的忌妒心被美的感受和淡淡的哀愁排斥在一边，于是肉欲便苏醒了。对女性的爱又一次在我身上抬头，就象当初我停止和希尔贝特会面后的情况一样；这种爱欲并不和某个我曾经爱过的女人有任何单一的联系，而是象从毁灭后的物质中释放出来的元素那样飘飘荡荡，在春天的空气中浮游，只等和另一个造物结合。任何地方都不如墓地萌发的花儿多，哪怕是“毋忘我”也是在墓地最繁茂。我观赏着繁花似锦的少女们，晴朗的日子在她们的装点下显得更明媚，过去坐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车里，或者，也是一个星期天，和阿尔贝蒂娜一起乘车散步时，我从车内大概也这么观赏过姑娘们。我投在她们之中某一位身上的目光立即与我想象中阿尔贝蒂娜向她们偷偷投去的好奇、迅速、大胆、反映出捉摸不透的思想的目光结合在一起，那目光如同神秘的、迅捷的蓝灰色翅膀，与我的目光成双配对，于是那原本意趣天然的小径上便掠过一种陌生的欲念的微波，而我自己的欲念如果孤立存在是不足以使这些小径如此变样的，因为对我自己的欲念我是很熟悉的。 -------- ①范·狄克（1599—1641），弗朗德勒画家。 ②杜·巴里夫人，路易十五的宠幸和情妇。 ③而且我时不时地浑身一颤，就象所有那些为某个女人魂绕梦牵的男子，他们看到站在一条小径拐角处的任何女人都觉得她象自己思念的人，甚至可能就是她。“也许是她！”他们不断回头张望，但车子继续往前开，并不返回来。——作者注。 有时一本令人伤感的小说会突然把我带回到过去，确实，某些小说就象重大而短暂的悲痛，能一扫习惯的障碍，把我们重新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不过时间不长，只有几个小时，跟一场恶梦一样，因为习惯的力量很大，它产生忘却，带回欢乐，而头脑无力与它抗争，也无力恢复真实，习惯的力量远远超过一本好书的近乎催眠术的暗示力量，后者和所有的暗示一样，只有短期效果。 再说，当初在巴尔贝克我第一次想结识阿尔贝蒂娜时，不正是因为在我看来她能代表所有那些街道上、公路上常常使我为之驻足的少女们，并能概括所有这些少女的生活吗？过去她们凝聚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里，如今这颗正在陨落的爱情之星重又化为散开的粉末般的星云不是很自然的事吗？我觉得这些姑娘全都是阿尔贝蒂娜，我心中印着她的形象，于是处处看到她的倩影。有一次，在一条甬道的转弯处，一位正在上汽车的姑娘是那么象她，身材和她一样的丰腴，一时间我竟至于自问，我适才看到的是否就是她，人们向我讲述她的死时是否在骗我。就这样，在甬道拐弯处，或者在巴尔贝克，阿尔贝蒂娜常在我眼前再现，上车的方式和过去一样，那时她对生活是多么充满信心啊。刚才这位姑娘上车的动作，我并不是用眼睛在看，就象看散步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表面现象那样，不，对我来说，它成了一种持久性的动作，通过适才赋予它的这一层意义，它似乎还延伸到过去，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又快意又忧伤。 然而姑娘已经不见了。离我稍远一些的地方有三个姑娘走在一起，年龄比那一位稍稍大些，也许是少妇，她们那优雅而有力的步态与我第一次瞥见阿尔贝蒂娜和她的女友们时为之着迷的那种风度有极大的相同之处，我身不由己跟在那三位姑娘后面，她们叫了一辆车，我也不顾一切地四下找车，后来找到一辆，但已经太晚了。姑娘们早没影儿了。过了几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又远远望见我在树林尾随过的三个姑娘，她们正从我们公寓的拱门下走出来。完全是那种社交界的姑娘，尤其是褐色头发的那两个，只是年龄大了些，过去我从窗口看见这样的姑娘，或是在街上与她们交臂而过，脑袋里便会打千百个主意，她们使我热爱生活，可是我没能认识她们。金色头发的那一位看样子更娇弱些，几乎是病恹恹的，我不太喜欢。然而正是她使我不能只看她们一眼就满足，我的脚仿佛在地上生了根，我的目光凝然前视，无法让它转移，它象在解一道数学题时那么专注，好象意识到必须透过所看的事物探寻出更深远的意义。我本来也许会让她们就这么从我视线中消失，象对很多其他姑娘一样，可是她们打我面前经过时，金发姑娘——也许是因为我过分注意地凝视她们了？——偷偷向我投来一瞥，接着，在走过去之后，她回过头来又瞟了我一眼，这一眼可把我的心点燃起来了。不过，见她不再管我只顾和她的女友们又谈起话来，我的热情可能最终会跌落下去，可是下面这件事却使它百倍高涨。我去问门房那三位姑娘是谁，门房说：“她们想见公爵夫人。我想她们三人中只有一位认识公爵夫人，其他两位只是陪她到门口。这是那位姑娘的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写对了。”只见写的是德博什维尔小姐，我很快把它复原为德·埃博什维尔，也就是说，据我的记忆所及，这是，或者至少差不多是一个出身极好的姑娘的姓，而且和盖尔芒特家族沾点什么亲，罗贝尔曾经对我说起过她，因为他在一家妓院遇见过她，还和她有过一段私情。现在我明白她那目光的含意，以及她为什么背着伙伴们回头看我。我曾经多少次想到她，并根据罗贝尔告诉我的名字想象过她的容貌啊！而我刚刚看见的就是她，她和她的女友们毫无不同之处，除了那含而不露的目光，这目光把我秘密带进了她生活中某些显然连她的女友们也不知道的阶段，我因而觉得她比较容易接近——几乎已一半属于我了——也比一般的贵族女子更温和。在她的思想上，我们之间早就存在着共有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可能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当然，如果她可以随便跟我约会的话。这不就是她的目光想对我表达的吗？然而那丰富的表情只有我一个人清楚。我的心猛烈地跳着，要问我德·埃博什维尔小姐究竟长得怎样，我也许不能准确描述，我只是又依稀看到一位金发女郎的侧面轮廓，然而我已经疯狂地爱上她了。突然我发觉，我这样推理就好象德·埃博什维尔准是三人中那个回过头来并看了我两眼的金发姑娘似的。而门房并没有这样说呀。于是我又回到门口，再一次盘问门房，他说对这一点他无可奉告，因为那几位姑娘是第一次来，而且他当时又不在场。不过他这就去问他妻子，她见过她们一次。她此刻正在打扫后楼梯。谁一生中没有体验过和上述情况多少有点相似，而且是耐人寻味的猜疑不定的心情呢？比如您将您在舞会上见到的一位姑娘向您的朋友描写了一番，这位好心的朋友据此得出结论说，姑娘大概是他的女友，并且他向您和她一齐发出邀请。但是在那么多女子中间，而且仅仅根据一番口头描绘就断定是谁，不会弄错吗？您即将与之相见的姑娘会不会是另一位，而不是您倾慕的那一位呢？或者相反，即将微笑着向您伸出手来的姑娘会不会正是您希望她是的那一位呢？后一种可能性是相当常见的，这得归功于某种直觉，有时幸运之风也促成好事，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总能用德·埃博什维尔小姐这件事的令人信服的推理来解释。于是当您见到她时，您会在心里说：“正是她。”我记得，我曾经在海边散步的一群姑娘中一下就猜出谁叫阿尔贝蒂娜·西蒙内。这段回忆引起我内心一阵尖锐的痛苦，但为时并不长，在门房去找他妻子的当儿，我考虑的主要是——因为我想着德·埃博什维尔小姐，而在这种等待的时刻，你原先没来由地安在一张面孔上的一个名字，或一种情况，便会处于游离状态，在好几张脸之间飘荡，如果它附着到一张新的面孔上，那么为您提供过有关情况的原先那张面孔就随即变得和先前一样陌生、不相干、不可捉摸——门房也许会告诉我，德·埃博什维尔小姐不是那位金发姑娘，而是两位褐发姑娘中的一位。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姑娘，那个金发的、诡秘的德·埃博什维尔小姐（我相信她的存在，我已经爱上她，并且一心只想得到她）就会消失，门房的决定命运的回答将把她分离成两个互不相关的成份，而我曾经凭着主观臆断把这两个成份结合在一起，有如小说家把从现实生活中取来的各种素材溶于一炉，然后塑造出一个假想的人物，而每一个素材孤立起来看——那时姓名不再能证实目光的意图——便失掉任何意义。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论据将不攻自破，可是事实相反，门房回来说，德·埃博什维尔小姐正是那位金发姑娘，顿时，我的论据就变得坚不可摧了！ 从此以后，我不再相信什么同音字。如果三个姑娘中有一个叫德·埃博什维尔小姐，回过头来用那种神态甚至几乎是微笑着看我的又正好是她（我的假设初步得到局部验证），而她却不是去妓院的那个德·埃博什维尔，那么，这种偶然性也未免太离奇了。 第六部 女逃亡者(9) 于是极度忙乱的一天开始了。两天后我将去拜望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她家里，我将见到一位容易接近的姑娘，并和她约会（我能想到办法和她在客厅的一角单独交谈），为了在那天给人一个更好的印象，我必须外出购买所有我认为适合的东西把自己打扮一番，在这以前，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先去给罗贝尔发了个电报，询问姑娘的确切姓名和长相，希望在两天内得到回音，门房说过，姑娘两天后会来看望德·盖尔芒特夫人；我要在同一个时间去拜访公爵夫人（此刻我没有一秒钟想其他事；连阿尔贝蒂娜也不想），不管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哪怕我病了，必须让人用轿子把我抬下去。我打电报给圣卢，并不是因为我对姑娘的身份还有什么怀疑，也不是因为我以为我见到的那个姑娘和他跟我谈过的那个姑娘是不同的两个人。我根本不怀疑她们是同一个人。只是在我不耐烦地等待两天后的那个日子时，能收到一封有关她的详细情况的电报，这在我是一件美妙的事，就好象我已经对她拥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权力。在电报局，我一面因满怀希望而情绪兴奋，劲头十足地拟着电文，一面注意到，我现在对德·埃博什维尔小姐已远非童年时对希尔贝特那样束手无策了。我只费心拟了电文，这以后邮局工作人员就只需把电文拿去，极其迅速的电讯网就只需负责传送，于是法国大陆和地中海，以及致力于查清我前不久遇到的姑娘姓名的罗贝尔那整个花天酒地的过去，这一切都将为我刚刚开始的浪漫史效力，我甚至无需再费脑筋想它，上述那些人会负责在24小时内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管结果是好还是坏。可是从前呢，我被弗朗索瓦丝从香榭丽舍大街带回来，只能独个儿在家酝酿自己无力实现的欲望，不能运用当代文明提供的种种便利，我恋爱的方式象未开化的野人，甚至只能说是象花儿，因为我没有行动的自由。电报发出以后，我便在焦躁不安中捱着时光；父亲偏又要我和他一起离开巴黎两天，这样，去公爵夫人家拜访的事可能给误掉，我心急如焚，一筹莫展，以致母亲不得不出面干预，最后父亲同意我留在巴黎。可是在那几个钟头里，我怒气无法平息，与此同时我对德·埃博什维尔小姐的渴念却因为有人在我们之间设置了障碍，因为我一度害怕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拜访不能成行而高涨了百倍，而我无时无刻不预先为这次拜访感到满心欢喜，就象想到一件必将属于我、谁也无法从我手中夺走的财宝。有些哲学家认为，外部世界并不存在，我们生活的进程是在我们自身完成的。不管怎样，爱情，即便在它微不足道的开端，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它说明外界现实的作用对我们是微乎其微的。若是要我凭记忆画一幅德·埃博什维尔的肖像，要我描写她的体貌特征，那是不可能的事，甚至要我在路上认出她也是不可能的。我只从侧面瞥见过她，她正在走动，她给我的感觉是好看、朴实无华、身材颀长、一头金发，关于她，我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然而欲望、焦虑、怕被父亲带走而见不到她时精神上所受的致命打击，凡此种种都作用于心灵，再加上姑娘在我脑海中的一幅形象，这形象，说到底我并不熟悉，但我知道它赏心悦目就够了，以上这一切便已构成爱情。我高兴得一夜未能成眠，到了第二天早晨，终于收到圣卢的回电：“德·奥士维尔，‘德’贵族姓氏前之介词，‘奥士’如裸麦，禾本科植物，‘维尔’同城市①，小巧、褐发、丰满，现在瑞士。”原来不是她。 -------- ①德·奥士维尔的原文是deorgeville，前部分“orge”与法文“裸麦”（orge）相同，后部分“ville”与城市（ville）相同。 过了一会儿，母亲拿着信件走进我的房间，漫不经心地将信件放在我床上，脸上摆出在想其他事的神情，她随即又走开了，好让我一个人呆着。而我呢，我熟悉亲爱的妈妈的心计，并且知道任何人都能准确无误地从她脸上猜出她的心思，只要掌握一把钥匙，那就是懂得她总想让别人高兴，于是我微微一笑，心想：“信件里面一定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事，妈妈装出这副若无其事、心不在焉的样子是为了给我一个完全的意想不到，而不象有些人，他们先就把事情告诉了你，使你兴味大减。她没待在我这里是因为怕我出于自尊心掩盖自己的高兴，从而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乐趣。”母亲走到门口正要出去时，迎面碰到正走进我房间的弗朗索瓦丝，母亲便硬让她退回去，并把她拽到房外，弄得弗朗索瓦丝莫名其妙，大为不快，因为她认为她的差事包含一项特权，那就是她可以随时走进我的房间，并且，如果她乐意的话，可以呆在这里。但是，转眼间她脸上惊讶、气愤的表情已被一个阴郁而粘糊糊的微笑所掩盖，这微笑带着超越一切的怜悯和哲理的嘲讽，是受伤的自尊心分泌出来医冶自己伤口的粘液。为了不感到自己被瞧不起，她便反过来瞧不起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是主子，主子都是任性的人，他们引人注目不是靠聪明才智，他们的乐趣在于依仗别人对他们的畏惧，硬要聪明人和仆人去做一些荒诞不经的事，以充分显示他们的主子地位，比如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命人把水煮沸，规定打扫房间要用湿抹布，人家想进房间的时候偏要他出去。我母亲匆忙中带走了蜡烛。我发现她把邮件放在紧靠我的地方，为的是引起我注意。不过我感觉出那都是报纸。也许报上有某个我喜爱的作家写的文章，由于他现在很少写作，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走向窗口，拉开厚厚的窗帘。在灰白的雾蒙蒙的日光之上是粉红色的天空，红得象厨房里在这种时刻点燃的炉灶，它使我充满希望，又使我心中漾起一个欲念：去我在那儿遇见过一个脸颊红扑扑的卖牛奶姑娘的山区小站过夜，并在那儿醒来。 我翻开《费加罗》报。多么无聊！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和我寄到报社而没被刊登的文章标题正好一字不差。而且不仅标题相同，下面几个词句也完全一样。这，这太不象话了。我要寄一份抗议书去①。咦，不只是几个词句相同，而且是整篇文章，还有我的署名……原来我那篇文章终于发表了！可是，也许在那个时期我的思想已经开始有点老化，有点疲乏了，它仍继续按原来的路子思考，好象还没明白这就是我那篇文章，如同老人必定要做完已经开始的动作，哪怕这动作已没有必要了，哪怕前面出现一个未曾料到的障碍，必须退却，否则就有危险。接着我便端详这精神食粮——报纸，由于刚从印刷机里出来，又带着晨雾，这报纸还是热乎乎潮润润的，它在晨曦微露时就被分送到女佣们手中，女佣们把它和加牛奶的咖啡一起拿给她们的主人，它在同一个时间进入千家万户，既多得数不清而每人拿到的又是同一个。 -------- ①这时我听到弗朗索瓦丝在嘟嘟哝哝，她一向认为自己可以大摇大摆进我的房间，这次被赶出来很是愤愤不平，“你说这让不让人难受，他是我眼看着生下来的孩子。当然，他妈妈生他时我没看到，不过，说得实在点，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他还不满5岁哩！”——作者注。 我手中拿着的不是某一份报，而是一万份报中的任意一份；这文章不只是我写的文章，它是我写的而且被所有人阅读的文章。为了正确估计此刻在别人家里发生的现象，我必须不以作者的身份而以报纸的一个读者的身份来读这篇文章，这不仅是我写的东西，在众多人的思想里，这是作者的代表和象征。因此，我必须暂时不作为作者而作为报纸的任意一位读者来读它。然而首先就遇到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不知道报上有这篇文章的读者会读到它吗？我漫不经心地展开报纸，仿佛自己就是这样一位读者，脸上甚至做出一副不知道今天报上有些什么，并急于要看看社会新闻或政治消息的神情。我的目光故意避开那篇文章（为了做得逼真，也为了不偏袒自己，就象有的人在等待时数数故意数得特别慢），可是文章特别长，我的目光扫过时免不了挂住一段。不过，看到头版文章的人，乃至阅读它的人，很多并不看署名。我自己就很可能说不出昨天报上头版的文章是谁写的。此时我便下决心，今后凡是头版的文章都要读，还要看一看作者的名字；然而正象妒忌的情人不欺骗情妇是为了相信情妇对他也是忠实的，我伤心地想，今后我对别人的文章的关心并不一定能，事实上也没有能强使别人对我的文章回报以关心。再说还有外出打猎的人，以及一大早就离开了家的人，话说回来，总还有几个人会读它。于是我学着这些人的样子，开始阅读了。尽管我知道很多读这篇文章的人都会认为它令人厌烦，但是我却觉得，我阅读时在每个字里看到的东西都跃然纸上，我不能相信，别人睁开眼不会直接看到我所看到的形象，因为我以为作者的思想能直接被读者领会，其实，后者头脑里形成的是另一种思想，所以我的想法和那些以为他们讲的话将一毫不差地沿着电话线传过去的人们一样天真；就在我想作为任意一个读者时，我的思想却按作者的方式重复着我的文章的读者们将要做的工作。如果说德·盖尔芒特先生不理解布洛克喜欢的某个句子，他却可能玩味被布洛克轻忽的某一感想。同样，前一个读者弃而不读的部分可能会有另一个读者去拜读，这样，整篇文章就会被一大群人捧上天，使我不得不对自己产生怀疑，而且也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文章辩护了。实际上，不管多么出色的文章，其价值就象议会报告中的某些词句一样，部长说的“我们走着瞧”这几个字不过是下面这句话的一部分，也许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这句话应该是：参议院主席，内务和宗教部长说：“我们走着瞧吧。”（极左派热烈欢呼。中间派和左派席位上有几个人喊“很好！很好！”句子的结尾比句子中间部分美，与开头亦很相称）。新闻文学的美一部分在于它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这是这类文学的先天性缺陷，名气很大的《星期一》周刊也未能幸免。文章好比集体创造的一尊维纳斯雕像，如果你囿于作者的思想，你就等于只看到一只残缺的胳臂，因为文章的完整思想是在读者头脑中实现和完成的。但由于人群，不管多么优秀的人群，不可能是艺术家，所以他们给文章打上的最后印记总有点平庸的意味。比如每星期一，圣伯夫可能想象德·布瓦尼夫人躺在她那带有高大圆柱的床上读他发表在《立宪报》上的文章，并且很赏识某个漂亮句子，这个句子他自己也为之得意了很久，但若不是他认为要扩大他的专栏文章的影响就必须往文章里塞进很多这样的句子，那么也许这句话永远也写不出来。荣誉勋位管理会总管大概也在看这篇文章，而且稍后去拜访他的挚友时会跟她谈起。身着灰色长裤的德·诺阿耶公爵晚上用车来接他时会告诉他社交界对此文的看法，除非在这以前他已从德·阿布维尔夫人的短简中了解到这些看法。既然我对自己的怀疑建立在一万个人对我的赞同和支持上，因此，此刻我阅读那篇文章时便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在才华方面的希望，其程度与我仅为自己阅读而写这篇文章时对自己的不信任相同。我似乎看到，此时此刻对很多人来说，我的思想——或者，对那些不能懂得我的思想的人们来说，甚至不是我的思想，而仅仅是我的名字的一再出现，以及对我这个人的联想，并且是美化了的联想——在他们头上闪耀，把他们的思想染成了曙色，这曙色比此刻在各家窗户上同时升起的粉红曙光更使我浑身充满力量和得胜的喜悦①。因此，这令人鼓舞的阅读一结束，原来没有勇气把自己的手稿重看一遍的我，竟想立即把文章再读一遍，但并不象人们对自己过去写的一篇文章，认为“既然看了一遍，就可以看第二遍。”我决定叫弗朗索瓦丝再去买若干份，就说是为了送给朋友们，其实是为了亲手触摸一下我的思想千百倍增生这一神奇现象，同时可以假设自己是某一位先生，他刚打开《费加罗》，这样我就可以在另一份报纸上读到同样的句子。正好我已有很久没去看望德·盖尔芒特夫妇了，我将去拜访他们，借此机会通过他们了解人们对我的文章的看法。 -------- ①就在我尽量作为任意一名读者的时候，我看到布洛克、德·盖尔芒特夫妇、勒格朗丹、安德烈、还有某某先生从每句话里找出它们包含的形象，于是我又以作者的眼光读这篇文章。但是为了使我竭力扮演的那个不可能存在的人兼有一切对我最为有利的对立面，我虽然以作者的身份读它，却以读者的身份来评判自己，因而我没有任何作者在把自己想表达的完美境界与实际文章相对照时会有的那些苟求。在我写那些文章时，它们和我的思想相比是那么苍白，和我对事物和谐而明晰的看法相比显得那么复杂和晦涩，而且充满我不知如何填补的空白，因此，当时读这些文字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只能使我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无可救药地缺乏才华。但是现在，由于我竭力把自己作为读者，就把评判自己这一痛苦责任推卸给了别人，至少在读我写下的东西时，能够将我原来想表达的东西一笔勾销。我一面读，一面尽量使自己相信这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于是文章中所有的形象、所有的感想、所有的形容词——只看其本身，不去想它们与我原来想写的相比是一个失败——都以它们的光彩、它们的新颖、它们的深邃使我陶醉。当我感觉到某处是明显的败笔时，我就躲避到对文章赞叹不已的任意读者这一身份后面，并对自己说：“算了！一个读者怎么能觉察这个欠缺呢？不错，这儿可能缺了点什么，可是，要是他们不满意那真叫见鬼了！就现在这样，妙语连珠之处已经够多的了，比他们通常读到的要多。”——作者注。 我想到某位女读者，我是那么希望进入她的闺房，报纸即便不会给她带去我的思想（因为她不能理解它），至少也能带去我的名字，如同人们在她面前对我的一声赞扬。然而你不爱的东西受到赞扬不能牵动你的心，正如你不理解的思想不能吸引你的思想。而我其余的朋友呢？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如果我不能去看他们，那么不妨继续写作，通过我的文章去接近他们，在字里行间与他们交谈，让他们按我的意向思考，让他们喜欢我，并接受我进入他们的心灵，这对我将是一件愉快的事。我这么想是因为社交关系迄今为止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一席位置，缺少这种关系的未来日子使我害怕；还因为在我身体恢复到能重新去看望朋友们之前，写作这一权宜之计能使我得到他们的关注，也许还能激起他们的赞赏，这对我是一个慰藉；我虽这么想，但我却感觉到这是不现实的，不错，我喜欢把朋友们的关心想象成我的乐趣之所在，然而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的、主动的乐趣，这种乐趣不是他们所能给我的，也不是我跟他们交谈时所能得到的，而恰恰是在远离他们写作时我才能得到；如果开始写作是为了间接与他们见面，为了让他们对我有一个更好的看法，为了替自己在社交界取得一个更好的地位作准备，那么，日后也许写作会使我不再想见他们，而文学为我在社交界取得的地位，我也许不再想去享用它，因为那时我的乐趣就不是在社交活动中而是在文学创作之中了。 因此，午饭后我去德·盖尔芒特夫人家时，主要不是为了见德·埃博什维尔小姐，圣卢的一封电报已经使她这个人失去了最精彩的东西，而是为了在公爵夫人身上看到我的文章的女读者之一，从而想象公众，也就是《费加罗》的订户和买主们，对我那篇文章可能持有的看法。况且，我去德·盖尔芒特夫人家也并非没有乐趣。尽管我对自己说，对于我，这个沙龙与其他沙龙的差别在于它在我想象中已存在了很久，我虽明白这一差别的原因，却不能取消这一差别。而且在我心目中存在着好几个盖尔芒特姓氏。印在我记忆中的那个盖尔芒特，就象印在通讯地址录上的一样不能引起任何诗意的联想，但追溯到更早时期，即我不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那个时期的几个盖尔芒特是能够在我心中恢复其诗意形象的，尤其当我好久没见她，当姓氏的神秘之光没有被凡夫俗子之身的刺目光亮遮没的时候。于是我就象遐想某种超脱于现实之外的东西一样又思念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府邸来，正如我重又思念起早先我梦中的雾蒙蒙的巴尔贝克，好象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似的，或是重又想起1点50分的那次列车，仿佛我没乘过这趟车似的。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存在，只是我一时把这一点给忘了，正如有时我们想念一个亲爱的人，却一时忘了他（她）已经不在人间。后来，我走进公爵夫人的前厅时才恢复了对现实的概念。不过我安慰自己说，不管如何，她对于我是现实和梦幻之间的千真万确的交点。 一进客厅我便看见了那位金发姑娘，我曾在24小时中把她误当成圣卢和我谈起过的那位。她主动要公爵夫人把我重新介绍给她。的确，从走进客厅那一刻起，我也有一种和她早已熟识的感觉，但一听到公爵夫人说：“啊！您和德·福什维尔小姐见过面？”这感觉当即烟消云散了。其实，我敢肯定自己从未被介绍给任何一位叫这名字的姑娘，否则，一定会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听过关于奥黛特的爱情及斯万的妒忌心的史话，自那以后，德·福什维尔这名字在我记忆中简直太熟悉了。我两次弄错姓氏，一次是把“德·奥什维尔”误忆为“德·埃博什维尔”，一次是把“福什维尔”的误写纠正为“埃博什维尔”，这双重谬误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错就错在向别人介绍事物是按照它们本来的面目，介绍姓名是按它们原来的写法，介绍某人则按相片和心理学所给的一成不变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感知到的通常远非如此。我们七颠八倒地看世界、听世界、设想世界。我们按自己听到的去重复一个名字，直到经验纠正我们的谬误，而且谬误并不总能得到纠正。在贡布雷，大家跟弗朗索瓦丝谈到萨士拉夫人有25年之久，而弗朗索瓦丝继续说“萨士兰”夫人，她这样做并非出于骄傲，有意坚持错误，虽然这是她的老脾气，而且往往因我们唱反调而变本加厉，这是她对1789年平等原则照耀下的法国圣—安德雷—德乡①地区所作的全部贡献（她只要求一项公民权利，那就是不跟我们一样发音，并且坚持认为hegte，été，air是阴性名词）②，而是因为事实上她听到的始终是“萨士兰”。这种永存的谬误恰恰就是“生活”，其千变万化的形式不仅表现在听觉世界和视觉世界，还表现在社交世界、感情世界和历史世界等等。在第一主席夫人的眼里，卢森堡公主只不过是个轻佻女人，这倒没什么严重后果；斯万认为，奥黛特是个不易相处的女人，那后果就比较严重了，因为他依据这一看法，构想了整个爱情故事，而后来他明白自己的错误时，只能更增加他的痛苦；在德国人看来，法国人梦寐以求的就是报复，这事的后果就更严重了。我们对万物只有一个未定形的、片面的看法，而后用一些主观的联想去补充，就是这些联想造成危险的暗示。因此，听到福什维尔这个姓，我本没什么可惊讶的（而且我已经在思忖，她是不是我以前常听人谈论的那个福什维尔的亲戚），可是金发姑娘大概想巧妙地防止别人提出一些可能是不愉快的问题，便先发制人地对我说：“您过去和您的朋友希尔贝特来我家时常看到我，您不记得了。我看出您认不出我了。我可是一下子就认出了您。”（她说这话好象她是在客厅里一下子认出我的，事实是她在街上就认出了我，还跟我打了招呼，而且德·盖尔芒特夫人后来对我说，德·福什维尔小姐曾当作一件很滑稽、很不寻常的事向她叙述，我曾经如何把她当成轻佻女人尾随她，从她身旁擦过。）她走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她叫德·福什维尔小姐，原来，斯万去世后，奥黛特（她表现出那么深沉、持久、真心的悲痛，令所有的人惊讶不已）顿时成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寡妇。福什维尔娶了她，当然，在这以前他花了很长时间到各个庄园转了一趟，确信他家族的人会接待他的妻子。（这个家族起先刁难了一番，后来考虑到一个穷亲戚就要由近乎贫困的处境转为富足，今后用不着他们再接济了，就作了让步。）不久以后，斯万的一位叔父去世了，这位叔父生前从陆续仙逝的好几位亲戚那里得到一大笔遗产，现在全部财产留给了希尔贝特，这样希尔贝特便成了法国最有钱的女继承人之一。然而这时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下，一个反犹太人的运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却有更多的犹太人进入上流社会。政治家们认为司法错误的披露将给反犹太主义一个打击，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但社交界的反犹太思潮却有增无减，日趋激化，至少暂时如此。福什维尔象任何稍有点身份的贵族子弟一样，从家族成员的谈话中得到一个信念，那就是他的姓氏比拉罗什富科这个姓氏还要古老，因此他认为，娶一个犹太人的遗孀为妻是做了一件善事，无异于一位百万富翁收留一个流落街头的妓女，把她从贫困和泥淖中拯救出来。他甚至准备把善心扩大到希尔贝特身上，这姑娘的百万家产虽然有助于她嫁个好人家，但斯万这个荒唐的姓氏却是个妨碍。于是他宣称收她为养女。众所周知，斯万结婚后，德·盖尔芒特夫人曾拒不接待他的妻子和女儿，这使她周围的人大为惊讶——再说她也有引起别人惊讶的爱好和习惯。表面看来这种态度对斯万来说尤其残酷，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奥黛特结婚的前景对于他恰恰意味着能把女儿介绍给德·盖尔芒特夫人。他这样一个阅历很广的人也许本该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为自己设想的图景是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可是这种种原因之中，有一个原因使他对未能介绍女儿感到遗憾。这个原因可以这样来解释：人们构想出各种生活画面，小至在日落中品尝鲈鱼，为此一个深居简出的人会决心乘一趟火车，大至渴望某个晚上乘坐一辆豪华马车停在一个高傲的女出纳面前让她大吃一惊，为此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会谋财害命，或者巴不得亲人死掉好独吞遗产，这要看他是胆大包天还是懒惰成性，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还是停留在酝酿计划的第一步，总之，不管构想什么样的画面，为了实现这一画面所采取的行动——旅行、结婚、犯罪等等，会使我们起深刻的变化，以至我们对自己成为旅客、丈夫、罪犯、孤独者（后者为获得荣誉而开始工作，但工作又使他对荣誉的渴望变得淡泊）之前构想的画面不再重现，也许连想也不去想了。再说，纵然我们下定决心不肯徒劳无益，也有可能日落景象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或者到那时我们因感到寒冷宁愿在火炉边喝汤而不想在露天品鲈鱼，也可能我们的马车丝毫未打动女出纳的心，她出于别种原因本来对我们十分敬重，而我们陡然摆阔反倒引起了她的猜疑。简而言之，我们发现婚后的斯万特别重视妻子和女儿与邦当夫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 ①弗朗索瓦丝是圣－安德雷－德乡人。 ②hegtel（旅馆），été（夏天），air（空气）均为阳性名词。 公爵夫人拒不让人向她引见斯万夫人和小姐有多种缘由，都出自于她对社交生活的盖尔芒特式的理解，在这些理由之外还可补充一点，那就是未堕入情网的人们常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冷眼旁观恋人们身上被他们认为荒唐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可以用爱情来解释。“哦，我才不去管这闲事呢；如果可怜的斯万有这份兴致来干蠢事，毁掉自己的一生，那是他的事，可是要把我拉进去那可不行，这事不会有好结果，我瞧他们怎么办。”当斯万早已不再钟情于奥黛特，也不再留恋维尔迪兰的小帮派时，他自己也劝我对维尔迪兰夫妇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第三者对自己未被卷入的激情和这些激情造成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之所以能做到旁观者清，原因全在于此。 德·盖尔芒特夫人排斥斯万夫人和小姐时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令人颇为吃惊。当莫莱夫人和德·马桑特夫人已经开始和斯万夫人交往，并把很多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带到她家时，德·盖尔芒特夫人不仅依然毫不妥协，而且还设法破釜沉舟，要她的堂妹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也效法她。一天，那是在鲁维埃内阁时期，是德法两国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人们以为德法之间就要爆发一场战争了，我一个人和德·布雷奥代先生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吃晚饭，我觉得公爵夫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由于她是个喜欢过问政治的人，我还以为她的神情表明她担心爆发战争，就象有一天，她来吃饭时也是愁容满面，勉强用单音节的字回答别人的问话，有人怯生生地问她为什么事发愁，她神情严肃地说：“中国让我不安。”然而，过了一会儿，德·盖尔芒特夫人主动解释她为何心事重重（我曾把它归之于担心德法两国宣战），她对德·布雷奥代先生说：“据说玛丽－埃那尔想给斯万一家一席地位，我明天上午无论如何得去拜访玛丽—希尔贝，要她帮我阻止这件事，否则，还成什么社会。德雷福斯事件是很有意思，可这一来，街拐角的杂货铺老板娘只需自称是民族主义者就可以要我们接待她了。”这一席话与我期待的回答相比是那么无聊，因此我的惊奇不亚于一个读者在《费加罗》的习惯版面上寻找有关日俄战争的最新消息时，不料却看到给德·莫特马尔小姐赠送结婚礼物者的名单，贵族婚礼竟重要到把一场两国间的海陆之战挤到了报尾的程度。公爵夫人终于在她那过了分寸的坚持不懈的立场中满足了自己的孤傲，而且不放过任何表露这种心情的机会。“拔拔尔①认为，”她说，“我们俩是巴黎最风雅的人，因为只有我和他不理斯万太太和斯万小姐。他断言风雅就是不认识斯万太太。”说着公爵夫人纵情笑起来。 -------- ①即布雷奥代先生。 然而，斯万一去世，德·盖尔芒特夫人便再也不能从拒绝接待他女儿的决定中得到她本来可以得到的傲气、独立自主和迫害欲方面的满足了。斯万在世时，她美滋滋地感到自己能抵制他，而他却不能叫她收回成命，现在斯万不在了，她的心满意足之感也就此告终。于是公爵夫人开始发布新决定，这些决定在活着的人身上实施，能使她感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公爵夫人并不是想着斯万小姐，只是当别人向她谈起这位姑娘时，一种好奇心油然而生，好象人们谈的是一个她从未涉足过的地方，而且她不再因为必须抵制斯万的奢望而对自己掩盖这种好奇心，另外，一种感情里往往混有很多别的感情，所以也说不清她对斯万姑娘的兴趣里是否含有某种对斯万的情意。也许——因为在社会的各个层次，无聊的名利场的生活麻痹了人们的同情心，使人们失去了让死者在自己心中复活的能力——公爵夫人属于那种女人，她们需要某人的存在（而作为名符其实的盖尔芒特家族的一员，她最善于延长这种存在）才能真正爱他或恨他（后一种情况比较罕见）。因此她对人们怀有的善良感情往往在他们活着时由于他们的某些行为触怒了她而被中断，一俟他们去世，这些美好的感情便重新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她几乎产生一种弥补过去的愿望，因为这时他们在她的想象中，当然是极为模糊的想象，就只有优点，而没有他们活着时令她生气的那些小小的满足、小小的奢望。因而她的为人虽然浅薄，但有时她的行为却有某种高贵之处——其中也不乏卑劣的成份。确实，绝大部分人都只奉承活人而毫不考虑死者，她却往往在那些活着时被她亏待的人去世以后做一些他们生前希望的事。 至于希尔贝特，所有爱她并且稍稍维护她的自尊心的人恐怕都不会因为公爵夫人改变了对她的态度而高兴，除非他们以为希尔贝特如果轻蔑地拒绝公爵夫人的主动接近，就能一洗25年来所受的侮辱。可惜，心理的反应与情理的想象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某人不恰当地辱骂了一个对他至关重要的人，便以为在他身旁实现雄心的希望从此成为泡影，不料恰恰相反，这一骂反而使他的雄心得以实现。希尔贝特对善待她的人相当冷淡，对傲慢无礼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却一直怀着崇拜之情，还琢磨为什么她如此傲慢无礼；有一次她甚至想写信给公爵夫人，问问她和一个从未冒犯过她的姑娘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她要是真这样做会叫所有对她有点好感的人为她羞死。盖尔芒特家族在她眼里具有其贵族身份也不可能赋予他们的宏大气势。她不仅把他们置于整个贵族阶层之上，而且把他们看得比所有的皇亲国戚还高。 斯万的生前女友们很关心希尔贝特。贵族阶层得知她不久前又得到一笔遗产，人们于是开始注意到她是多么有教养，她将会成为一个多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有人声称，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位表妹，德·尼埃弗公主有意让儿子娶她。德·盖尔芒特夫人把德·尼埃弗尔夫人恨得牙痒痒的。她到处扬言，这样的联姻将是一桩丑闻。德·尼埃弗尔夫人吓坏了，忙保证说她从未想过此事。一天午饭后，天气晴朗，德·盖尔芒特先生要和太太外出，德·盖尔芒特夫人对着穿衣镜整理头上的帽子，一双蓝眼睛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和那依然金灿灿的头发，贴身女仆手里拿着各色遮阳的小伞让女主人从中挑选一把。阳光从窗户大量照进来，于是夫妇俩决定趁这好天气去圣克鲁游览参观。德·盖尔芒特先生已穿戴停当，手上是珠灰色手套，头上是一顶大礼帽，他心想：“奥丽阿娜确实仍然很出众，我觉得她迷人极了。”这时他见妻子心情很好，便说：“对了，德·维尔莱夫人托我跟您讲件事。她希望您星期一去歌剧院。但是因为她带着斯万小姐，所以不敢跟您说，就请我试探试探。我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向您转达而已。说真的，我觉得我们似乎可以……”他又闪烁其辞地补充了一句，因为他们俩对某个人的看法总是共同的，在各自的头脑里产生时就是一致的，他心里明白妻子对斯万小姐的敌意已经平息，而且很想认识她。德·盖尔芒特夫人整理完面纱，挑了一把阳伞，说：“您看着办吧，我无所谓。我看认识一下这个姑娘没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您很清楚，我从来没和她有什么过不去，只不过以前我不愿意让人觉得我们接待朋友中间的姘居男女。如此而已。”“您做得完全对，”公爵回答说，“您是明智的化身，夫人，而且，您戴着这顶帽子很漂亮。”“您太好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对丈夫微笑着说，一面向门口走去。但是在上车之前，她觉得有必要再向他解释几句：“眼下有不少人去看望她母亲，母亲也聪明，一年中倒有大半年生病在家。据说姑娘很讨人喜欢。大家都知道，斯万在世时我们对他很好，所以会觉得这件事顺理成章的。”随后他们就出发一起去圣克鲁了。 一个月以后，斯万姑娘（她当时还不叫福什维尔小姐）来盖尔芒特家吃午饭。大家谈天说地；席终，希尔贝特怯生生地说：“我想你们以前跟我父亲很熟。”“可不是吗，”德·盖尔芒特夫人用伤感的语气说，表明她很理解斯万女儿的悲伤，但那语气有意过分夸张，使人觉得她想掩饰她其实已记不太清楚斯万其人了。“我们跟他很熟，我完全记得他。”（她的确能记起他，25年里他几乎每天来看她）“我很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就跟您说说，”她又说，好象她要跟女儿解释父亲是何许人，要向女儿提供一些有关父亲的情况似的，“他是我婆母的好朋友，和我的小叔子帕拉墨德斯交情也很深。” “他也到这儿来，甚至常在这儿吃午饭，”德·盖尔芒特先生补充道，为了炫耀自己是多么谦虚，多么注重事实的准确性。 “您记得的，奥丽阿娜。噢，您父亲是个多好的人哪！大家完全能感觉到他多半出生于一个正派人家！而且过去我见过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和他的父母都是多么好的人啊！” 人们会觉得，倘若斯万和他的双亲还在人世，德·盖尔芒特公爵会毫不犹豫地举荐他们当一名花匠，圣日尔曼郊区便是如此对任何资产者谈论其他资产者的，也许是为了让对方高兴，因为在交谈的当儿，他（她）被看作一个例外；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羞辱对方，或者两种意图兼而有之。比如一个反犹太分子在非常和蔼可亲地对待某个犹太人的同时，却对他大讲犹太人的坏话，不过用的是泛指的方式，这样既可伤害对方又不显得粗暴无礼。 德·盖尔芒特夫人是瞬时的主宰，在某个时刻，她确实能做到对您好得无以复加，简直下不了决心让您离去；然而她又是瞬时的奴隶。过去在谈兴正酣时，斯万曾有几次使公爵夫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对他有点好感，现在他再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他很讨人喜欢，”公爵夫人带着忧郁的微笑说，同时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希尔贝特，如果碰巧姑娘很敏感，那么这目光便是向她表示得到了理解，还表示倘若她们俩是单独在一起，倘若当时的情况许可，德·盖尔芒特夫人真想向她袒露她那无限深厚的同情心。而德·盖尔芒特先生呢，也许他觉得客观情况正好不允许如此流露感情，也许他认为所有感情的夸张都是女人的事，男人无须过问，正如无须过问女人的其他权限，除了烹调和美酒（他把这两项权限划归自己，因为在这两方面他比公爵夫人更有学问），因此他虽然参加谈话，却认为最好不要为谈话添薪加柴，他是带着显而易见的不耐烦情绪听这场谈话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在一阵同情心发作过后，便以社交界的无聊对希尔贝特说：“喏，我来告诉您，他是我的小叔夏吕斯的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很熟悉富瓦丝农（德·盖尔芒特亲王的庄园）。”她说这话就好象对斯万来说认识德·夏吕斯先生和亲王是一件偶然的事，好象公爵夫人的小叔和堂兄弟是斯万在某种情况下偶然结交的两个人，其实斯万跟这一阶层所有的人都有来往，又仿佛她想让希尔贝特明白她父亲大体上是何许人，并通过某一特征替她父亲确定位置，正象人们为了解释怎么会跟一个本来不一定会认识的人有了来往，或者为了突出自己的叙述，便援引某个人给予的特殊保护。至于希尔贝特，她正好一直在设法改变话题，因此，见谈话终于结束心里特别高兴，她继承了父亲那种细腻的识时务知分寸的直觉，又聪明可爱，公爵和公爵夫人都看出了这一点，并且大为赏识，他们请希尔贝特不久以后再去。此外，他们象所有缺乏生活目标的人一样对细枝末节观察入微，有时在与他们交往的人身上发现一些其实是极普通的优点，他们会大呼小叫赞叹不已，那份天真就象城里人在乡下发现了一根小草；有时他们又用显微镜看别人的细微缺点，将其无限扩大，深恶痛绝，评论个没完，而且常常是对同一个人这样时褒时贬。在希尔贝特身上，闲得无聊的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那洞察秋毫的眼光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的可爱之处。“您注意到她吐某些字的方式没有，”公爵夫人在希尔贝特走后问丈夫说，“完全是斯万的风格，我简直以为是他在讲话呢。”“我正要发表同样的看法，奥丽阿娜。”“她很风趣，完全是她父亲的气质。”“我甚至觉得她胜过她父亲。您记得她讲海水浴的事讲得多精彩吗？她有一种斯万所没有的生动活泼。”“噢！他也是很幽默的。”“我不是说他不幽默，我是说他缺乏生动活泼。”德·盖尔芒特先生用呻吟般的声调说，因为痛风病使他心烦，当他不能向其他人表明自己烦躁时，总是冲着公爵夫人发脾气。但他自己也不甚明白其中的原因，于是就做出一副不被人理解的样子。 公爵和公爵夫人既已对她有好感，其他人有必要时也会对她说一声“您去世的父亲”，不过这已无济于事了，因为大约在同一时期，福什维尔先生已收她为养女。她称福什维尔“我的父亲”，她的彬彬有礼、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深得寡居的老夫人们的欢心，大家一致公认，福什维尔固然待她很好，但姑娘也很有良心，懂得感恩图报。也许因为她希望显得洒脱自如，有时也确能做到洒脱自如，她对我讲了她是谁，并且在我面前谈起她的亲生父亲。但这只是一次例外，平时人们不敢在她面前提起斯万的名字。 刚才走进客厅时，我碰巧注意到两幅埃尔斯蒂尔的素描，过去这两幅素描一直被束之高阁，放在楼上一间书房里，我也是偶然见过。如今埃尔斯蒂尔时兴了。德·盖尔芒特夫人曾把这位画家的那么多作品给了她的堂妹，现在心里懊恼不已，倒不是因为这些画时兴了，而是因为她现在欣赏它们了。其实所谓时髦乃是一群人的热衷造成的，而德·盖尔芒特夫妇则是这类人的代表人物。但她无意再买几幅这位画家的其它作品，因为那些画的价格上升得惊人地高，她想至少客厅里总得摆点什么埃尔斯蒂尔的东西，于是命人把这两幅素描从楼上搬下来，并且宣称她“喜欣他的素描甚于他的油画。”希尔贝特认出了画家的笔法。“好象是埃尔斯蒂尔的作品，”她说。“正是，”公爵夫人冒冒失失地答道，“这正是您的……这是几位朋友建议我们买的。真是妙极了。依我看，比他的油画更高一筹。”我呢，没听见她们之间的这段对话，只顾走过去观赏素描，“咦，这两幅埃尔斯蒂尔的素描是……”这时我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拼命向我示意。“啊，对了，这两幅埃尔斯蒂尔的素描是我在楼上常常欣赏的。挂在这儿比挂在楼道里更合适。说到埃尔斯蒂尔，昨天我在《费加罗》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他。您看过那篇文章了吗？”“您在《费加罗》报上写了文章？”德·盖尔芒特先生惊呼道，其惊奇程度就仿佛他在喊：“咦，这不是我的表妹吗！”“是的，昨天。”“在《费加罗》报，您肯定？这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俩各人都订有一份《费加罗》，即使一个人没注意到您的文章，另一个人也会看到的。是不是，奥丽阿娜？报上根本没有。”公爵命人拿《费加罗》来，见是真的才相信了，好象在这以前，更可能是我弄错自己在什么报上写文章的了。“什么？我不明白，这么说您在《费加罗》上写了篇文章？”公爵夫人对我说，看来要谈一件她不感兴趣的事很费力气。“好了，巴赞，您以后再读吧。”“让他读吧，公爵的大胡子垂在报纸上的样子很有派头。”希尔贝特说，“我回家后立即看这篇文章。”“是啊，现在大家都把胡子剃了，他反倒留起胡子来了，”公爵夫人说，“他从来不跟任何人雷同，我们结婚以后，他不仅剃掉了胡须，连唇髭也不留了。那些不认识他的农民都不相信他是法国人。那时他的称号是德·洛姆亲王。”“现在还有德·洛姆亲王吗？”希尔贝特问，一切与那些很长时期里不愿和她打招呼的人们有关的事都使她感兴趣。“不，没有了，”公爵夫人回答，目光带着忧郁和抚爱的神情。“那么好听的封号！法国最雅的封号之一！”希尔贝特说，因为有时有些聪明人也会说出某一类的平庸之辞，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时钟到点就要鸣响一样。 “可不是吗，我也惋惜。巴赞希望由他妹妹的儿子恢复封号，不过这就不是一码事了；说到底也可以是一码事，因为不一定非得长子继承封号，可以由长子转给次子。刚才我讲到巴赞当时把胡须刮得精光；有一天，正是朝圣的日子，您记得吗？我的小伙子，”她对丈夫说，“是去帕赖—勒—莫尼亚勒①朝圣，我的小叔夏吕斯颇喜欢和农民聊天，他不时问问这个，又问问那个：‘你是哪儿人，你？’而且他很慷慨，总要赏给他们点什么，还带他们去喝酒。没有一个人能象梅梅②那样既高傲又平易近人。他可能不屑于向一位公爵夫人行礼，因为觉得她不配当公爵夫人；但他可能待一个管猎狗的仆人好得无以复加。于是，我对巴赞说：‘瞧，巴赞，您也跟他们聊聊嘛。’我丈夫并不总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承蒙嘉许，奥丽阿娜，”公爵说，并继续专心致志地阅读我的文章。“他一眼瞧见一个农民，便一字不差地重复他兄弟的问话：‘你呢，你是哪儿人？’‘我是洛姆人。’‘你是洛姆人？那么我是你的亲王。’农民看看巴赞刮得发青的脸，回答说：‘不可能。您，您是个英国人。’就这样，在公爵夫人的简短叙述里，常会突然冒出象德·洛姆亲王这样高贵而杰出的封号，他们恢复了应有的位置、原来的状况和地方色彩，就象在某些祈祷书里，人们能在当时的一大片尖塔中认出布尔日教堂的尖塔。 -------- ①帕勒—勒—莫尼亚勒：在法国索恩—卢瓦尔省，当地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教堂，甚为有名。 ②梅梅，夏吕斯男爵的昵称。 有人把听差刚放下的名片拿了过来。“我不明白他是怎么了，我并不认识她。这得感谢您，巴赞。可是结交这一类关系并不是您之所长，我可怜的朋友，”随后她又转过身对希尔贝特说，“我甚至无法向您解释她是谁，您肯定不认识她，她叫鲁弗斯·伊斯拉埃尔夫人。”希尔贝特的脸顿时绯红：“我不认识她，”她说（这是撒谎，因为伊斯拉埃尔夫人在斯万去世前两年与他重归于好，并且对希尔贝特始终直呼其名），“不过我从别人那里知道您说的这个人是谁。” 我听说有位姑娘不知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笨拙，问她的父亲——不是养父而是亲生父亲——姓什么，她因心情纷乱，同时也是有意让说出来的话走样，竟然把父亲的姓发成斯凡而不是斯万，后来她意识到这一音变产生了贬义，因为把原来英国人的姓变成了德国人的姓。她甚至还补充说：“关于我的出生众说不一，我呢，还是一概不予理会为好。”她说这话象在贬低自己，实为抬高自己的身价。在想到父母时（因为斯万太太在女儿心目中是个好母亲，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希尔贝特尽管有时也会为自己对待生活的这种态度感到十分羞愧，但不幸的是应该承认，她的生活观中的某些成份无疑来自她的父母，须知，我们本身不是七拼八凑起来的。母亲身上的利己主义与父亲家族固有的另一种利己主义加在了一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相加，甚至也不是简单地互为倍数，而是构成一种新的利己主义，它比前两种要强大、可怕无数倍。自有世界以来，自家族间联姻以来，一个家族的某一缺点与另一家族的形式不同的同一缺点也互相结合，从而在孩子身上形成这一缺点的登峰造极、可憎之至的变种，这样聚积起来的利己主义（这里仅以利己主义为例）的威力之大足以摧毁整个人类，幸亏从祸害本身产生出天然的限制物，将其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就象纤毛虫的天敌阻止它无止境地增殖，使地球不致被纤毛虫毁灭，单性受粉使植物免于灭绝等等。有时，一种好品德与利己主义组成一种新的、无私的力量。这真可谓精神化学，它通过化合作用把变得过分危险的成份固定下来，并使其成为无害成份。化合形式是无穷的，它们可以使家族史丰富多彩得令人目眩神迷。再说，与积聚的利己主义（希尔贝特身上大约就有）同时存在的还有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这种或那种讨人喜欢的品德；这种品德会单独来一段小小的插曲，真心诚意地扮演一会儿动人的角色。希尔贝特有时向别人暗示她可能是某位大人物的私生女，也许她并不总做得这样出格；但她一般都掩盖自己的出身。或许她只是觉得承认自己的出身太难堪了，宁愿人们从别人嘴里知道。或许她真以为能瞒得住，这是一种没有把握的信念，但又不等于怀疑，它为我们的企望保留了一点实现的可能性，缪塞所说的对上帝的希望就是这类信念的一个例子。 “我本人不认识她，”希尔贝特又说。她让别人称呼她德·福什维尔小姐时，是否希望人家不知道她是斯万的女儿？也许这是对某些人而言，不过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人扩大到近乎所有的人。至于这些人目前前数目有多少，她对此大概不抱太大的幻想，而且她兴许也知道不少人会在她背后窃窃私语：“这是斯万的女儿。”然而她知道这一点犹如我们知道就在我们赴舞会的时候有人因穷困而自尽，也就是说那是一种遥远而模糊的认识，而且我们并不用从直接印象中得来的明确认识来代替它。正象事物离我们越远就显得越小，越不清晰，危险性也减弱，希尔贝特希望，当有些人发现她生下来姓斯万时，她最好不在这些人旁边①。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想象得出的人就离我们近，而我们能想象人们在读他们的报纸，于是希尔贝特希望报纸上最好称她德·福什维尔小姐。诚然，在她必需承担责任的文字如信件上，她的签名是g·s·福什维尔，以便有一段时间的过渡。在这个签名里，“gilberte”一字被省掉的字母比swann多，这正是虚伪之所在，因为，通过把无辜的名字缩减为g，德·福什维尔小姐似乎在向她的朋友们暗示，她砍掉swann的后面几个字母也是出于缩写的动机，她甚至给s一种特殊的重要性，把s的下面一勾拉得长长的，象一条尾巴，一直甩到g字上，不过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尾巴也是过渡性的，注定要消失的，正象猴子还有长长的尾巴，人就没有了。 -------- ①希尔贝特属于——或者至少在那几年属于——那种最常见的人类中的鸵鸟，他们把头埋在希望之中，并不是希望不被看见，因为这是不大可能的，而是希望不看见自己被人看见；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至于其余的事，那就靠碰运气了。——作者注。 尽管如此，希尔贝特的附庸风雅里包含一点斯万的聪慧的好奇心。我记得那天下午她问德·盖尔芒特夫人可认识迪洛先生，公爵夫人回答说迪洛先生身体不好，常年足不出户，希尔贝特又问他是怎样一个人，因为她常听到人们谈起他，她补充这句话时脸微微一红。（的确，迪洛侯爵在斯万结婚前曾是斯万的一位知交，希尔贝特甚至可能看见过他，不过那时她对这个圈子里的人还不感兴趣。）“他是不是类似德·布雷奥代先生或者德·阿格里让特亲王那种人？”她问。“噢，一点不象，”德·盖尔芒特夫人大声说，她对外省之间的差异极为敏感，而且常用她那甜蜜而沙哑的嗓音，简单几句话就色彩鲜明地勾勒出某些人物的音容笑貌，这种时候她那双紫色的眼睛总闪出柔和的光。“不，一点不象。迪洛是贝里戈尔的乡绅，很可爱，他那个省份的文雅举止和不拘小节他全兼而有之。和迪洛交情很深的英格兰王驾临盖尔芒特庄园时每次打猎回来后都要用午茶；这时迪洛总喜欢脱掉半统靴，换上粗笨的毛线鞋。嘿，他并不因为爱德华陛下和那么多大公在场而感到丝毫的拘束，照旧穿着毛线鞋来到楼下大客厅。他认为他是阿勒芒斯的迪洛侯爵，无需为英格兰王约束自己。他和那个可爱的加西莫多·德·布勒德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人。而且他们也是……（她差点说‘您父亲的好朋友’，但立即打住了。）不，他同格里－格里和布雷奥代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是地地道道的贝里戈尔大乡绅。梅梅引用过圣西门描写一位阿勒芒斯侯爵的一段文字，真是活脱脱一个迪洛。”我于是引了那段文字的头几句：“德·阿勒芒斯先生是贝里戈尔贵族中的出众人物，不仅由于他出身高贵，也由于他有大才大德，贝里戈尔所有的人都把他视为全体的仲裁人，每个人有事都求助于他，因为他廉正、能干、待人温和，他们还把他视为外省的公鸡……”“是的，是有那么点味儿，”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尤其是他的脸总是红得象公鸡。”“是的，我记得听到过这段描绘，”希尔贝特说，并不进一步明确是听到她父亲引用过，她父亲生前确实对圣西门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六部 女逃亡者(10) 她也喜欢谈谈德·阿格里让特亲王和德·布雷奥代先生，但那是出于另一种原因。德·阿格里让特亲王的封号是从阿拉贡家族①继承得来的，但他们的领地在普瓦图省②，至于他的庄园，至少是当时他居住的庄园，那并不是他家的产业，而属于他母亲的前夫家，这个庄园坐落在马丹维尔和盖尔芒特之间，与两地的距离几乎相等。所以希尔贝特谈到他和德·布雷奥代先生就象谈乡下邻居，他们使她想起从前在那儿生活过的外省。实际上她的话里有一部分与事实不符，因为她是在巴黎通过莫莱伯爵夫人才认识布雷奥代先生的，虽然这位先生是她父亲的老友。至于谈论当松维尔近郊时给她的乐趣，那倒可能是她真正感受到的。对某些人来说，赶时髦好比美味饮料再加上点有益于健康的物质。比如希尔贝特对某位高雅的夫人感兴趣，因为这位夫人有吸引人的藏书和纳基埃③的画，而我这位旧时女友是不会到国立图书馆和卢浮宫去看这些画的。我想象得出，在希尔贝特眼里，当松维尔对德·阿格里让特先生产生的吸引力比对萨士拉夫人或古比尔夫人产生的吸引力更大，尽管这两位夫人离当松维尔更近。 -------- ①阿拉贡家族：阿拉贡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省，公元10世纪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②普瓦图：法国西部旧省名。 ③纳基埃（1685—1766），法国画家。 “啊！可怜的拔拔尔，可怜的格里—格里，”德·盖尔芒特夫人说，“他们俩的健康状况比迪洛还要糟得多，只怕两人都活不了多久了。” 德·盖尔芒特先生读完我的文章后，把我恭维了一番，不过恭维中带有保留。他说文章的美中不足之处是文笔稍嫌陈旧刻板，“用了些夸张和隐喻，颇象夏多布里昂的过了时的散文”，但他对我能“找点事干干”倍加称赞：“我主张人们都用自己的双手干点什么。我不喜欢无用之人，他们都是自高自大之辈，或是烦躁症患者。愚蠢的败类！” 希尔贝特对上流社会的一套言谈举止学得极快，她宣称能告诉别人自己是一位作家的朋友她将感到多么自豪。“您想，我怎么能不说我很高兴有幸认识了您呢。” “您明天不想和我们一起去喜歌剧院吗？”公爵夫人问我，我想我大概就是在那个楼下包厢里第一次见到她的，当时我觉得那个包厢就象湟瑞依德斯①的海底王国一样不可企及。然而我用忧伤的声音回答说：“不，我不去看戏，我挚爱的一位女友去世了。”说这话时我眼里几乎含着泪水，而心里却又体味到某种快意，说到她的死时有这种感觉这是第一次，自那以后，我开始写信告诉大家我不久前遇到了令人悲伤的事，而同时却开始不再感到悲伤了。 -------- ①湟瑞依德斯：希腊神话中海神湟瑞的女儿。 希尔贝特走后，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您没有明白我的示意，我是叫您不要提起斯万。”见我连连抱歉，她又说：“不过我完全谅解您；我自己也差点说出他的名字，刚刚来得及挽回，真叫人提心吊胆，幸亏我及时打住了，您知道，巴赞，这叫人很不自在。”她对丈夫说，想以此来减轻一点我的过失，似乎认为我是受了一种人所共有而又难以抗拒的天生癖好的影响才失口的。“我有什么办法？”公爵说，“既然这几张素描让您想起斯万，您吩咐人把它放回楼上去不就得了。如果您不想到斯万，您就不会提起他。” 次日，我收到两封贺信，使我大为惊讶，一封是古比尔夫人写来的，这位住在贡布雷的夫人，我已有多年没见了，而且即便在贡布雷时，我和她说话也不到三次。原来，某个阅览室给她寄了《费加罗》报。事情往往是这样，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某件能引起一点反响的事，我们就会得到一些人的消息，这些人与我们的关系极为疏远，给我们留下的回忆也已经很陈旧，因此他们距离我们似乎十分遥远，尤其是从感情的深度来讲。一位被您遗忘的中学同窗（虽然他有很多机会在您脑海中出现）突然给您音信，当然并不是不图报偿的。布洛克没有给我写信，我本来很希望知道他对我的文章的看法。他其实是读过这篇文章的，而且后来向我承认他读过，不过是由于一种反作用效应。事情是这样的：几年以后他自己也在《费加罗》上写了文章，并立即想向我通报这件大事。过去被他视为特权的事现在降临到他自己头上，原先驱使他佯装不知道我发表了文章的忌妒心随之烟消云散，仿佛压在心头的重物被掀去了，于是他跟我谈起我的文章，我想他是不会希望听到我用同样的方式谈他的那篇文章的。“我知道你也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不过当时我认为还是不和你提起为好，深怕引起你不快，因为一个人不应该和朋友谈他们遇到的丢面子的事，而在一种被称为刺刀和圣水刷，fiveo’clock①以及圣水缸的报纸上写文章当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他的性格没变，文章倒不象以前那般矫揉造作了，正如有些作家，由写象征派的诗转为写连载小说后便脱离了浮华矫饰的风格。 -------- ①刺刀和圣水刷指军队和教会，fiv队和教会服务，及提供茶余饭后谈资的反动无聊的报纸。 为了排遣布洛克的沉默给我带来的惆怅，我又读了一遍古比尔夫人的信；信很平淡。虽说贵族们的信函少不了某些应酬客套但是在开头的“先生”和结尾的“致以崇高的敬意”这类套语之间，还能迸发出几声欢叫，几声赞叹，犹如几束花儿逾过栅栏送出浓郁的香气。而资产阶级的习俗使书信连正文也想不出“您理应取得的成功”或至多是“您光辉的成就”之类的套子。那些忠实遵循所受教导的姑嫂们，一本正经地束在她们的胸衣里，一个个矜持而含蓄，要是在您不幸或高兴的时刻给您写了句“我最深切的思念”，她们便认为自己已披肝沥胆了。“代母亲致意”是最高级的问候用语，你很少能得到这种厚爱。除了古比尔夫人的信我还收到一封，署名萨尼隆，这名字于我是陌生的。字迹大众化，语言颇有情趣。我无法弄清是谁写来的，心里很感遗憾。 第三天早晨我心里充满喜悦，因为贝戈特十分赞赏我的文章，他读这篇文章时不无羡慕之意。然而不一会儿我的喜悦便化为乌有。事实上贝戈特根本没给我写片言只语，我只是问过自己，他会不会喜欢我的文章，心里怕他不喜欢。我给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德·福什维尔太太作了回答，她说贝戈特对我的文章无比欣赏，认为它堪称名家手笔。但她说这话时我正在睡觉：原来是一场梦。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人们总是用复杂的话来回答，而且安排好几个人物在场，但这些回答是没有结果的。 至于德·福什维尔小姐，我每想到她就禁不住心里难过。什么？她是斯万的女儿？斯万生前多么希望看到她在盖尔芒特家里，然而他们拒绝接待她，后来他们又主动找她，因为时间的流逝使一切在我们眼前面目一新，它根据别人对他们的谈论，往我们长久没见的人身上注入新的人格，而这期间我们自己也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的喜好已与往日大不相同。斯万有时把女儿搂在胸前，一面亲她一面对她说：“亲爱的孩子，有你这么个女儿真福气；哪天我不在人世了，要是还有人提到你可怜的爸爸，那一定只是跟你提起，而且只是因为你的缘故。”斯万怯生生地，忧心忡忡地希望自己能虽死犹生，他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他想错了，好比一个年迈的银行家，这位银行家为他供养的一个年轻而举止端方的舞蹈演员立一份遗嘱时心想：他只是她的一个好朋友但她会一直记着他。她举止端方，可是却和老银行家的朋友之中被她看上的人暗地里调情，当然都是背着人干，表面上无可指责，那个善良的老人死后她会为他戴孝，心里却觉得摆脱了他一身轻松，她不仅花他的现钱，还享用他的产业，以及他留给她的汽车，她会叫人把原主人姓名的首字母从所有地方抹掉，因为这名字让她感到一丝羞愧。在享用遗赠的时候她从不连带怀念馈赠者。父爱的幻想也许并不比那位银行家的幻想稍稍实际些；很多女儿仅仅把父亲看成能留给她们产业的老人。希尔贝特在一个沙龙露面非但不能引起人们再谈谈她父亲，反而使人们失去谈他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本来就愈来愈少了。甚至在谈到他说过的字句，他赠送的礼品时，人们也渐渐习惯于不提他的名字，这样，那个本该使他死后的形象恢复年轻甚至永世长存的姑娘，不料却加速并完成了死亡和遗忘的业绩。 希尔贝特一天天完成着遗忘的业绩，这不仅就斯万而言：她也加快了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忘却。在我误把她当成另一位姑娘的那几个钟头里，她激起了我的情欲，从而也激起了我对幸福的渴望，而在情欲的作用下，一些不久之前还萦绕在我脑际的悲伤和痛苦的思绪便从我脑中逃遁而去，并带走了一连串关于阿尔贝蒂娜的回忆，这些回忆可能本来早已支离破碎、朝不保夕了。如果说，不少与她相关联的回忆使我一直痛惜她的死，那么这种痛惜又反过来稳固了我对她的回忆。我的心态的变化大概是由忘却的不断瓦解作用在暗中一天天酝酿起来的，但其完成却是陡然的、整体的，因此这一变化给我一种感觉，我记得那天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即感到空虚，感到我心中一整片联想变成了空白，一个脑动脉早已劳损、一天突然破裂以至部分记忆力丧失或瘫痪的人就会有这种感受①。 -------- ①我已不再爱阿尔贝蒂娜。至多在某些日子，当外面的天气改变或唤醒我们的感觉，重新沟通了我们和现实世界的联系时，我会联想到她而无限伤感。我在为一种不复存在的爱情而痛苦，正如截去肢体的人遇到天气变化会感到截去的腿在疼痛。——作者注。 我的痛苦以及伴随它的一切其他感情消失以后，我整个人似乎缩小了，就象在我们生活中原本占很大位置的疾病突然痊愈后我们常有的感觉。爱情之所以不可能永恒，大约正因为回忆不可能始终真实，因为生命就是细胞的不断更新。不过对于回忆来说，这种更新被我们的注意力所推迟，注意力在一段时间里把应该变化的事物截住、固定住了。忧伤就象对女人的欲望，愈去想它愈会把它夸大，而忙个不停和清心寡欲能使忘却变得容易些。 时间的流逝逐渐导致忘却（虽然在我身上是注意力的分散——指我对德·埃博什维尔小姐的相思——使忘却突然变得真实而明显），而由于反作用的缘故，忘却也不会不使我们的时间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空间上存在视觉误差，时间上也存在视觉误差。比如我心中久已有一个愿望，想工作，想弥补失去的时间，想改变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想开始生活，这个微弱的愿望在我心中一直存在，以致使我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自己始终还那么年轻；但另一方面，回忆阿尔贝蒂娜逝去前的几个月我生活中陆续发生的事情——以及我心灵中陆续发生的事情，因为当一个人起了很大变化便会以为自己度过了很长时间——曾经使我觉得这几个月比一年还要长得多，而现在那么多东西被遗忘，仿佛若干空白把我和新近发生的事隔开，以至这些事就象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既然我已有人们称为的“时间”去忘记它们。我的记忆中插入了片断的、不规则的遗忘——犹如海洋上笼罩的浓雾隐没了周围事物的标识——它搅乱、破坏了我对时间距离的感觉，有些地方缩短了，有些地方又拉长了，使我与事物之间的时间距离在感觉上要比实际上时而近得多，时而远得多。由于在我尚未经历、尚未认识的未来时间里将不再会有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痕迹，正如在我刚刚度过的、业已逝去的时间里，看不到我对外祖母的爱的痕迹，这就形成一个个连续的阶段，相隔一定的时间以后，前一阶段赖以存在的东西在后一阶段竟荡然无存，因此，我觉得我的生活是一种空洞的东西，它是那么缺少一个能作为支柱的统一而连续的自我，它的过去是那么漫长，它的未来是那么多余，死亡可以在此时或彼时将它了结而不对它作结论，犹如修辞班的法国历史课，可以随便在某一阶段结束，可以到1830年革命为止，也可到1848年革命或第二帝国灭亡为止，全根据教学大纲或教授的心血来潮而定。 也许，当时我感到疲倦和忧伤并不完全因为我徒然爱过我已在忘却的人，而是因为我开始乐于和新交、和十足的社交界人士以及和盖尔芒特家的一般朋友厮混，而这些人本身是那么乏味。我发现曾几何时我热爱过的姑娘已仅仅成为一个苍白的回忆，我还发现自己重又泡在无谓的社交活动中虚度时光，让一群生命力顽强的寄生虫占据了我的生活，这些人死后也会化为乌有，他们现在就已经与我们的经历和体验毫不相干，而我们由于衰老期的唠叨、忧郁和好献殷情却竭力去取悦于他们，相比之下也许前一个发现倒更能使我聊以自慰。那个能并不费难地过一种没有阿尔贝蒂娜的生活的新人已在我身上出现，既然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谈到她时言辞悲切而内心深处并不十分痛苦。这些新我应该和前一个我有不同的姓名，它们对我之所爱无动于衷，因此我一直害怕它们的到来：从前在谈到希尔贝特时害怕过，那时她父亲说如果我去大洋洲我会不愿再回来；最近又害怕过，那是在读了一部回忆录以后，我感到揪心地难过，作者其实很平庸，他写自己年轻时热恋过一个女人，但生活把他们分开了，待到他老了又与这个女人邂逅时，竟未感到重逢的喜悦，也没有再见她的欲望。然而这个新人在带给我忘却的同时，反而消除了我几乎全部的痛苦，使我有可能得到安乐，这位如此可怕又如此乐善好施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命运为我们准备供替换用的许多个“我”中的一个，命运象一位英明而果断的医生——唯其英明才更果断——它不听我们的恳求，不顾我们的反对，将伤得实在太厉害的“我”通过手术适时地换下来，换上一个新“我”。这一替换工作，命运之神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好象将用旧的织物翻新，只不过我们不注意，除非旧“我”原有一颗痛苦的心，一个陌生而且粗暴的躯体，一天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旧“我”已经不存在，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自己已变成了另一个人，在这个人眼里，其前身的痛苦就象是别人的痛苦，可以怀着怜悯之情来谈论，因为自己感受不到。甚至我们过去的苦难历程也显得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只依稀记得受过那些苦。同样，我们夜里做的恶梦可能极其恐怖，但早晨醒来时我们是另一个人，我们几乎不再理会前一夜的我们曾在刺客面前吓得狂奔。 新我无疑和旧我还保持着某种联系，犹如一个丧妻者的朋友，他对这一不幸并不感到悲痛，可是和在场的人谈论这一不幸时还是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悲哀，并且不时回到托他代为接待亲朋的鳏夫房间里，后者继续在那里呜咽抽泣。当我自己暂时又变成阿尔贝蒂娜的生前好友时，我还这么哭过。不过我正逐渐地整个儿进入一个新的角色。我们对别人的感情逐渐淡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死了，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在逐渐死亡。阿尔贝蒂娜对她的朋友没什么可责怪的。窃取了她朋友的名字的人只不过是她朋友的继承人。人们只能对自己记得的人保持忠实，而人们又只能对自己了解的人保留着回忆。新我在旧我的荫庇下逐渐成长时，常常听到旧我谈起阿尔贝蒂娜；通过旧我，通过从他那儿搜集到的叙述，新我自以为了解了阿尔贝蒂娜，对她有了好感，爱上了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温情。 那个时期关于阿尔贝蒂娜，忘却还在另一个人身上也许更迅速地进行着它的工作，而且，由于连锁反应，也使我不久后意识到忘却的作用在我身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就是我回忆中的第二阶段，亦即最终忘却前的那个阶段），这个人便是安德烈。在我转述过的她和我的那次谈话后约摸半年，我们俩有过另一次谈话，确实我不能不把对阿尔贝蒂娜的忘却看作这次谈话的原因，即便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至少也是决定性的、必要的原因，这次谈话中她对我说的话与第一次迥然不同。记得那是在我房间里，那时我喜欢和她发生半肉体关系，因为我对这群少女的爱情开始曾带有集体性，这时又恢复了这种特性，在很长时间里她们一直共享我的爱，只在很短时间，就是在阿尔贝蒂娜死前和死后的几个月里，它才仅仅和阿尔贝蒂娜一个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在我房间里谈话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另一个原因使我能极其准确地确定这次谈话的时间。这原因就是除了我的房间我不可能呆在公寓的其他地方，因为那天是妈妈的会客日。妈妈先是对去不去萨士拉夫人家有些犹豫不决。不过，由于这位夫人惯会在邀请您的同时还邀请一些索然无味的客人，即使在贡布雷也不例外，妈妈肯定自己在那儿不会玩得痛快，所以她盘算可以早点回家而不会错过任何有趣的事。她果然准时回来了，而且毫不后悔，她在萨士拉夫人家遇到的尽是些讨厌得要命的人，加上萨士拉夫人的声音本已令她拘束发怵，这位夫人每有客人便用这种特别的声音讲话，妈妈称之为“星期三之声”。除此之外，妈妈倒挺喜欢她，并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她的不幸是她那被某公爵夫人弄得倾家荡产的父亲一系列荒唐行径造成的，家境衰败迫使她几乎长年蛰居贡布雷，有时去巴黎她表妹处住几个星期，每10年才作一次“娱乐性旅行”。 我记得前一天母亲去拜访帕尔马公主了，一则禁不住我几个月来的一再请求，再则公主一直要她去，公主她是从不访亲走友的，通常是人家预约去拜访她。既然碍于社交礼仪她尊驾不便光临舍下，她便执意要我母亲去看她。母亲回家后满脸不高兴。“我依了你的话真是失策，”她对我说，“帕尔马公主只勉强跟我打了个招呼，随即又继续和那些夫人聊天去了，全然不理会我，过了10分钟，我见她不和我说话便起身走了，她竟没和我握手。我心里很不痛快；不过我出来时在门口倒遇见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她很和蔼可亲，对我谈了你很久。你怎么想得出在她面前说起阿尔贝蒂娜呢！她告诉我，你对她说这姑娘的死叫你悲痛欲绝（我确实对公爵夫人说过这话，不过简直不记得了，而且我说此话时并未十分在意。然而最漫不经心的人往往特别留心我们无意中说出的话，这些话于我们很自然，却激起他们极大的好奇）。我可再也不去帕尔马公主家了，你叫我干了件蠢事。” 第二天，也就是妈妈的会客日，安德烈来看我。她时间不多，因为还要去约希塞尔，她很想跟希塞尔一道吃晚饭。 “我知道她有不少缺点，不过她毕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喜欢的人。”她对我说。她甚至好象有点惶惶不安，唯恐我提出要跟她们俩共进晚餐。她总是贪婪地想把朋友占为已有，象我这样一个过分了解她的第三者在场会妨碍她推心置腹，从而妨碍她体味与朋友在一起时的完美乐趣。 她来时我确实不在房间里；她等着我，我正要穿过小客厅去会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便知道还有别的来客。我因急于去见我房间里的安德烈，又不知道另一位来访者是谁（此人显然不认识安德烈，因为仆人把他安排在另一间屋子），便在小客厅门外听了一会儿；我的客人在说话，他不是单独一个人；他在对一个女人讲话：“呵！我亲爱的，那是在我心田里！”他低吟道，引的是阿尔芒·西尔费斯特的诗句。“是的，你永远是我的亲爱的，尽管你曾那样对待我： 如同死者在大地的怀抱中安眠， 熄灭的感情该深深埋葬在心田， 心儿珍藏的纪念也有它的骨灰， 别用手去触摸那些神圣的遗骸。 这有点老一套，可是写得多好！还有下面这首，本来第一天见到你就该念给你听的： 你会让他们哭泣，美丽可爱的孩子…… 怎么，你没读过这首诗？ ……所有的顽皮小伙子，未来的堂堂男子汉， 已将自己青春的幻想， 挂在你那明眸娇媚的睫毛上。 啊，我一度曾经以为可以这样说： 他来这里的第一个夜晚， 我将傲气抛到九霄云外， 我对他说：‘你会爱我， 爱我直到地久天长。’ 在他怀抱里我才睡得香。” 我十分好奇，想知道这滔滔不绝的诗句是奉献给哪位女子的，于是顾不得与安德烈的紧急会面可能给推迟片刻，我推开了门。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在向一位军人朗诵这些诗句，我一眼便认出那位军人是莫雷尔，他正要去接受服役前的13天训练。其时他与德·夏吕斯先生已不似过去那样打得火热，但间或还因有事相求来看看他。德·夏吕斯先生在爱情上一向表现得颇富阳刚气概，可也有缠缠绵绵的时候。况且早在童年时，为了真正理解和体味诗人的作品，他必须假想那些诗句不是写给一个朝三暮四的美人而是写给一个青年男子的。我尽快走开了，虽然我感觉到对德·夏吕斯来说与莫雷尔相会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因为这能暂时给他再度结婚的错觉。而且在他身上皇后们的附庸风雅与下人们的赶时髦兼而有之。 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已变得如此支离破碎，它再也不会引起我伤感，只能成为我过渡到新的欲念的桥梁，如同为乐章的变换作准备的一声和弦。而且因为我仍然忠实于阿尔贝蒂娜，一切逢场作戏的肉欲之念已被排除在外，因为我甚至认为即使奇迹降临，阿尔贝蒂娜重新回到我身边，我也不会象现在与安德烈在一起这么幸福。安德烈能对我讲很多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事，比过去她本人对我讲的还要多，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阿尔贝蒂娜的温情虽已消逝，她这个人在我脑中却仍然是个谜。想了解她的一生与想要她呆在身旁这两个愿望相比，现在是前者比后者强烈。因为前者从未有过稍减。另一方面，她可能曾和一个女人有过爱情关系这一想法现在只能使我也想和那个女人发生关系。我一面抚摸着安德烈，一面把这种心情告诉了她。她似笑非笑地说：“哦！是吗？但您是男人，所以我们两人在一起不可能做我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做的那些事。”此时她一点也没考虑如何把这番话和她几个月之前说的话一致起来。接着，也许她是想刺激我的情欲（以前，为了套出她的心里话我曾对她说过，我很想和一个与阿尔贝蒂娜有过关系的女人发生关系）或增加我的悲伤，也许是以为这样能打消我在她面前的优越感，她可能以为我有这种优越感，因为我自认为是唯一和阿尔贝蒂娜有这种关系的人，她又说：“啊！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她是那么温存，又那么富于激情。再说她也不是只喜欢跟我一个人取乐。她曾在维尔迪兰家遇到一个名叫莫雷尔的漂亮小伙子，两个人立即互相心领神会。他负责——当然，在她的允许下，他自己也可从中取乐，他专喜欢找那种不通世事的年轻姑娘，而且一旦把她们引入歧途，就丢下她们不管了——他负责勾引远处海滩上的渔家姑娘，还有年轻的洗衣女工，因为这些姑娘可以迷上一个小伙子，却不会答应一个姑娘主动亲近她们。等上钩的姑娘完全受他控制后，他就把她带到一个非常稳妥的地方，交给阿尔贝蒂娜。因为怕失去莫雷尔，再说莫雷尔也参与好事，姑娘总是听凭摆布，不过她终究还是失掉他，因为他一则害怕事情引起的后果，二则觉得玩一两次就够了，往往留下个假地址就溜之大吉。我相信，住在您家的那段时期她抑制了这种情欲，把这类寻欢作乐的事一天天往后推。再说她对您一往情深，不能不有所顾忌。毫无疑问，一旦离开了您，她会故态复萌。不过我想她离开您以后虽然重又恢复了这种疯狂的情欲，事后却百倍地悔恨。她指望您拯救她、娶她。其实她也感到这是一身罪恶的疯狂行为，我常常想，她是不是因为她的行为导致了一个家庭的一起自杀事件，自己才寻死的。应当坦白告诉您。她刚住到您家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和我的玩乐。有些日子这简直成了她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那么强烈，有一次，就在您家里，她竟然要我先在她身边睡一会儿然后才肯和我分手。那次我们的运气不佳，差点被逮住。她趁弗朗索瓦丝下楼买东西，而您也不在家的机会。她把所有的灯全灭了，这样您回来用钥匙开门时要费点时间才能找到电灯按钮，她没关自己的房门。我们听见您上楼来着，我刚来得及理好衣服下楼。其实完全不用着急，因为想不到事有凑巧，您忘了带钥匙，不得不按门铃。不过我们仍然吓昏了头。为了掩饰窘态，两人不约而同地装着害怕山梅花的气味，其实正相反，我们非常喜欢这种花的香味。您当时带回长长的一枝山梅，我乘机扭过头去，不让您看到我的慌乱，可我还是笨拙而又荒唐地对您说，弗朗索瓦丝可能已经回楼上去了，她本可以给您开门，而一秒种前我还谎称我们刚刚散步回来，并说我们到家时弗朗索瓦丝还没下楼（这倒是真的）。倒霉的是我们熄了灯——我们原以为您有钥匙——又怕您上楼时看见我们开灯，至少，我们迟疑得太久了。为这事阿尔贝蒂娜三夜没能合眼，时时刻刻怕您起疑心，怕您问弗朗索瓦丝为什么走前不开灯。应当承认，阿尔贝蒂娜非常惧怕您，有时她认为您狡猾，凶狠，骨子里恨她。三天后她见您始终很平静，知道您并没问弗朗索瓦丝任何话，这才睡得着觉。但从此她再也没跟我发生过关系，也许是出于害怕，也许是出于悔恨，因为她自认为深深地爱着您，要不就是她爱着别的什么人。不管怎样，自那以后只要别人在她面前提起山梅花她就会面红耳赤，并且用手摸摸脸，设法不让人看到她脸红。” 有些不幸也和某些幸福一样降临得太晚，因而在我们心中失去了它们原来可能有的重要性。安德烈吐露的可怕实情给我带来的不幸就属于此类情况。即使坏消息本来会使我们伤心，但在有问有答的谈话消遣中，这些消息会在我们面前一掠而过毫不停留，而我们自己也来不及接受它们，因为我们一心忙于应答，或是因为我们想取悦于在场的人而改变了原来的自我，成了另一个人，或是在新的循环中我们短时间内不受温情和痛苦的折磨，然而这短暂的魔力一旦被打破，我们为进入这一新循环而摆脱掉的爱情和痛苦又会卷土重来。如果这些情感的力量压倒了一切，那么我们只能是心不在焉地进入那个长久不了的新天地，而且在那里也不会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我们太忠实于自己的痛苦；于是谈话会立即与我们并未置身事外的心灵相沟通。不过，近来牵涉到阿尔贝蒂娜的话语就象挥发了的毒药，不再具有毒性了。我与她的距离已经太遥远；如同一个散步者午后看见天空挂着一弯朦胧的月牙时对自己说，其大无比的月亮就是这样的吗？我也对自己说：“怎么！我如此孜孜以求而又如此害怕知晓的事情真相，就是在一次谈话中说出来的这么几句话吗！我甚至无法加以全面思考，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再说，我对此实在没有精神准备，我和安德烈在一起已身心交瘁。说实在的，这样一个事实真相，我本希望有更充沛的精力去面对它；现在它对于我仍然是外在的，因为我还没为它在我心中找到一个位置。人们总希望真相通过新的信号披露在我们面前，而不是通过一句话，一句类似我们对自己重复过无数遍的话。思维习惯有时会妨碍我们体验现实，使我们对现实产生“免疫力”，使这现实显得仍然是思想。没有一种想法不包含着对自身的驳斥，没有一个词不包含着自身的反义词。 不管怎样，如果安德烈说的是实话，那么这就是有关我的情妇的全部毫无用处的真相，她已不在人世，此刻却从神秘莫测的冥冥中浮升起来，在我们不再需要真相的时候却真相大白。于是（兴许想到自己现在爱着的人，想到在她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因为那个已被忘却的人，我们是不会再把她放在心上的），我们感到悲凉。我们对自己说：“但愿活着的这一位能理解这一切。但愿她能明白，一旦她死了我会弄清楚所有她瞒着我的事！”然而这不是成了循环论证吗！如果我能让阿尔贝蒂娜死而复生，那么同时我就是让安德烈什么也不对我透露。这与那句千古不变的话“当我不再爱您的时候您会明白的！”几乎是同一回事，这句话是那么中肯又那么荒谬，因为确实，当人们不再爱的时候就能得到很多，不过那时得到多少对我们已无关紧要了。这两者甚至完全是一回事。当您与一个您已不爱的女人重逢时，如果她把一切都告诉您，那是因为她其实已不是原来的她，或者您已不是往日的您：恋爱着的人已不复存在。在这方面死亡也留下了痕迹，它使一切变得容易，使一切变得多余。我的这番思考是以下面的假设为出发点的，即假设安德烈是诚实的——这并非不可能——而且，她对我以诚相见是因为她现在和我保持着关系（即阿尔贝蒂娜早期和我在圣安德烈教堂有过的那种关系）。她对我说真话还由于她现在不用惧怕阿尔贝蒂娜了，因为对于我们，人死后不久其真实性也随之消逝，几年后，他们就象被废黜的宗教的神灵，人们可以毫无畏惧地触犯这些神灵，因为大家不再相信它们的存在。然而安德烈不再相信阿尔贝蒂娜的真实性也可能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她可以毫无顾忌地编造谎言污蔑自己过去的所谓同谋（一如她毫无顾忌地泄露她曾答应保守秘密的事实真相）。倘若由于某种原因，她以为我现在生活得心满意足，趾高气扬，便有心让我难受，那么这种畏惧的消失究竟是促使她向我说出实情呢还是促使她对我撒谎呢？或许她对我心怀恼怒（这种恼怒在她看到我遭到不幸、得不到安慰时曾暂时消除），因为我和阿尔贝蒂娜有过关系，因为她可能羡妒我——以为我以此而自诩比她得宠——享有一种她未曾得到、甚至未敢企望的优待。出于同样的忌妒心，她对气色很好并且自知气色好的人总是感到恼怒，我常见她对这些人说他们看上去象得了重病，并且为了气他们，她还说自己身体很好，即使在她病得极其厉害时也始终这样宣称，直到临死前她变得超然物外，才不再因幸福的人们身体好自己却不久于人世而心烦了。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也许她是莫名其妙地恼我，就象从前她恨过一位年轻人，此人在体育方面无事不懂，对其他事则一窍不通，我们是在巴尔贝克遇到他的，后来他和拉谢尔同居，安德烈对他竭尽造谣中伤之能事，甚至巴不得自己被指控犯了诬告罪，那样她就可以在众人面前一口咬定他父亲于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而他却无法证明这是捏造。也许她对我的恼恨在她看到我那么忧伤时曾一度平息，现在只是重新抬头罢了。的确，即使是她恨之入骨的人——她两眼喷着怒火发誓要让他们名誉扫地，要杀死他们，要让他们下大狱，哪怕提供假证词也在所不顾——只要她得知这些人心情悲伤，受到侮辱，她就不再对他们存丝毫恶意，反而准备为他们排忧解难。因为她本质上并不坏，如果说她深一层的而不是表面的性格与人们起初根据她的体贴入微而作的判断相反，并不是殷勤和善，而是忌妒、骄傲，那么她的第三重也是更深一层的性格则倾向于善良和对他人的爱，这是她真正的本性，不过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已。人们处于某一种状况时都渴望改善这种状况，但由于新的状况还只是一种意愿，他们不明白首要的条件是与前一种状况决裂——就象神经衰弱症患者或嗜吗啡者很想治好病，却又不愿除掉嗜好或戒掉吗啡；又象那些留恋社交生活的笃信宗教者或酷爱艺术的人，他们希望清静，却又以为清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他们先前的生活——同样，安德烈愿意爱所有的人，但条件是先要能做到不把人们想象成得意扬扬的样子，为此她就必须先轻侮他们。她不懂得，即使对自高自大的人也应该去爱，要用仁爱之心去克服他们的傲气，而不是用更厉害的傲气。这是因为她象有些病人，这些人想用来治好疾病的办法其实正是拖长疾病的办法。他们喜欢这些办法，但一旦抛弃了这些办法，便立即不再喜欢了。人就是这样，想学游泳，却又想留一只脚在岸上。 关于我在巴尔贝克两度小住时遇到的那个喜爱体育的年轻人，维尔迪兰夫妇的侄子，这里必须提前附带谈一谈。在安德烈来访后不久（过一会儿我还要谈到这次来访），发生了几件给人印象颇深的事。首先是这位年轻人与安德烈订了婚并娶了她（也许是出于对阿尔贝蒂娜的怀念，我当时不知道他曾经爱过阿尔贝蒂娜），拉谢尔为此悲痛欲绝，他却毫不理会。其时（亦即在我前面谈到的那次造访后几个月）安德烈已不再说他是一个无耻之徒了，后来我发觉她以前之所以称他无耻之徒正是因为她发疯似地爱上了他，但又以为他不愿意要她。还有一件事更令人震惊。这位青年推出了几个独幕喜剧，布景和服装都是他设计的，这些短剧在当代艺术领域里引起的一场革命至少可以与俄罗斯芭蕾完成的革命相提并论。简而言之，最有权威的评论家都认为他的作品了不起，堪称天才之作，我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就证实了拉谢尔从前对他的看法，着实令我吃惊。在巴尔贝克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注意与他交往的人衣服剪裁是否高雅，以为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玩纸牌、看赛马、打高尔夫球或马球，他们还知道他在班上一直是个又懒又笨的学生，甚至读中学时还被校方开除过（为了给父母找麻烦，他去一家大妓院住了两个月，就是德·夏吕斯先生以为在那儿见到过莫雷尔的那家妓院），他们想他的作品也许出自安德烈之手，是安德烈出于对他的爱把荣誉让给了他，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出钱让某个有才华而又贫困潦倒的职业作家替他写作，反正他腰缠万贯，以往的大肆挥霍只是九牛拔一毛而已（这群阔人——他们并未因为和贵族交往而变得文雅些，对何谓艺术家毫无概念，在他们眼里艺术家就是在小姐的订婚仪式上被叫来背几段独白，演完后立即在隔壁客厅里悄悄得几个赏钱的那种演员，或是一名画师，他们把刚结婚还没生孩子的女儿带到这种画师家里摆姿势，让他画像，因为这时她还显得很好看——往往以为上流社会那些写书、作曲或绘画的人都花钱让别人为他们代劳，为的是得一个作者的名声，就象有些人花钱为自己谋一个议员的席位）。但是所有这些估计都错了；那个年轻人确实是这些令人赞叹的剧作的作者。我得知此事后，不得不在各种猜想之间犹豫不定。要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确实象看上去那样是个迟笨的粗鲁之人，尔后某个生理上的突变唤醒了他身上处于混沌状态的天才，就象林中的睡美人突然苏醒了一样；要么当他还在修辞班捣蛋闹事，当他中学会考屡屡受挫，当他在巴尔贝克赌博损失惨重，当他害怕和维尔迪兰姑妈那个小圈子的忠实成员一道上“有轨”因为他们的衣著太难看时，他已经是个天资不凡的人，只不过他漫不经心把天才消耗在沸腾的青春激情里，或者甚至也可能那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才能，而他之所以是班上最后一名，是因为当老师重复着关于西塞罗的陈词滥调时，他却在读兰波或歌德的作品。诚然，我在巴尔贝克遇见他时，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人想到后一种假设，当时在我看来他唯一关心的是套车的马是否象样，以及鸡尾酒会准备得如何。但这一不同看法并不是不可驳斥的。他可能很爱虚荣，这与天才并非不能相容，他力图用他知道在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最能令人倾倒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才智，而这最好的方式决不是向人们证明他对《亲和力》①有精辟的了解，而恰恰是会驾驭四匹马套的车。再说我不能肯定，即使在他成了那些独树一帜的艺术精品的作者以后，他会很愿意在他扬名的剧院以外的场所与那些未着无尾常礼服的人，比如早先小圈子的忠实成员们打招呼，这并不说明他愚蠢，而是说明他有虚荣心，甚至有一定的务实头脑，一定的洞察力，善于使自己的虚荣心适应蠢人的思想方法，因为他需要得到这些人的敬重，而在这些人眼里，一套常礼服要比一个思想家的目光更有光彩。谁知道，从外表看，一个有才华的人，或者一个并无才华却喜爱精神产品的人，比如我，给某个在里夫贝尔，在巴尔贝克旅馆，或是在巴尔贝克海堤上碰到他的人留下的印象会不会也象个十足的狂妄自大的笨蛋呢？何况对奥克达夫来说，艺术大概是某种内在的、存在于他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因此他大概根本没想到和别人谈论它，不象圣卢，艺术在其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于套车的马在奥克达夫心目中的地位。奥克达夫是有可能热衷于赌博，而且据说一直保留着这个嗜好。不过，尽管对凡德伊那部不知名的作品的崇拜——这种崇拜使这部作品得以再生——来自蒙舒凡一个十分暧昧的阶层，但想到那些可能是我们时代最超凡脱俗的作品不是出自中学优等生会考的参加者之手，也不是出自受过典范的、经院式的、布洛依②家族式的教育的人之手，而是一个出入赛马骑师过磅处和大酒吧的人所著，我仍然感到震惊。不管怎样，那时在巴尔贝克，驱使我想认识那个年轻人的原因和驱使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们阻止我结识他的原因都与这个年轻人本人的价值无关，这原因只能揭示“知识界人士”（以我为代表）与社交界人物（以那群少女为代表）之间在对一个交际场人物（那个年轻的高尔夫球手）的评价问题上永存的误解。我丝毫未预感到他有才华，他在我眼里的地位——类似过去布拉当夫人所具有的地位——在于他是我的女友们的朋友，不管她们嘴上怎么说，而且他比我更属于他们那一伙。另一方面，从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身上可以看出社交界没有能力对精神产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她们在这方面素来喜欢注重假象，因此她们俩不仅有可能认为我愚蠢，竟对这么个笨蛋感兴趣，而且尤其会惊奇地想，高尔夫球手就高尔夫球手吧，我怎么偏偏选中这个最最不可取的人。要是我愿意结交希尔贝，德·贝勒弗尔倒也情有可原，这个小伙子除了会打高尔夫球还很健谈，而且得过一张中学优等生会考奖状，诗也写得不坏（其实他比谁都蠢）。如果我的目的是为“写一本书”而“练习人物描写”，那么居伊·索穆瓦（此人完全是个疯子，曾诱拐两名少女）至少是个古怪的人，可以引起我的“兴趣”。这两位，人家可能“允许”我与之交朋友，可那一位，在他身上我能找到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是“粗鲁之辈”、“愚笨之辈”的典型。 -------- ①《亲和力》，歌德的长篇小说。 ②布洛依，法国一古老的名门望族。 第六部 女逃亡者(11) 再回到安德烈的那次来访。她向我披露了她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后又说，阿尔贝蒂娜离开我的主要原因是顾忌她那一伙女友们以及别的姑娘看见她住在一个未和她结婚的青年男子家里会怎么想：“我很清楚她是住在您母亲家里。不过这也一样。您不了解姑娘们的天地里是怎么回事，她们互相隐瞒些什么，她们多么害怕别人的议论。有些姑娘和青年男子在一起时不苟言笑，就因为这些男人认识她们的女友，她们深怕有些事情被传出去，可就是这些姑娘，我在偶然的机会发现她们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当然她们很不情愿人家看到这一点。”安德烈对这伙姑娘们的一言一行的动机似乎了如指掌，若是在几个月前她的这套学问对于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她的话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阿尔贝蒂娜后来在巴黎委身于我，而在巴尔贝克却执意不从，就因为在巴尔贝克我常见到她的女友们，当时我还荒唐地以为这是我和她亲近的有利条件。也许她见我对安德烈有过某些信任的表示，或是我失之鲁莽，把阿尔贝蒂娜去大旅社过夜的事告诉了安德烈，使得一小时之前还准备让我求欢，并把我的求欢看得再自然不过的阿尔贝蒂娜一下子改变了态度，扬言要拉铃喊人来。然而她跟别的很多人大概很随便。这个想法又燃起了我的妒火，于是我对安德烈说有一件事我想问问她。“你们是在您祖母那幢不住人的房子里干这种事的吗？”“噢！不是，从来没有，在那儿我们会被打扰的。”“是吗，可我还以为，似乎……”“再说，阿尔贝蒂娜特别喜欢在野外干这种事。”“在哪里？”“早先，她没时间去很远的地方时，我们常去朔蒙高地，她知道那儿有一座小屋，有时在树底下，反正没人；有时在小特里亚农①的石洞里。”“您瞧，叫人怎么相信您呢？不到一年以前，您对我发誓说在朔蒙高地什么也没干。”“那时我怕您难过。”我在前面说过，我认为（不过是很久以后），倒是第二次，也就是她对我坦白的那天，安德烈才是有心让我难受。假如我还象从前那么爱阿尔贝蒂娜，那么在安德烈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就该立刻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会有这种需要。然而当时安德烈的话引起我痛苦的程度还不足以使我感到必须立刻把这些话看成是谎言。说到底，如果安德烈说的是真话（起先我对此也不怀疑），那么在见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阿尔贝蒂娜的表象以后，我所发现的真正的阿尔贝蒂娜与第一天出现在巴尔贝克海堤上的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时我就看出她是个喜欢吃喝玩乐的姑娘，后来她让我陆续看到了她的多种侧面，正如当我们逐渐走近一座城市时，它的建筑物的布局在我们眼前不断变化，以至后来在远处唯一能看到的宏伟的主建筑反显得矮小、逊色了，待到我们熟悉这座城市并能正确评价它时，就会发现，它的真正比例正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远景所呈现的比例，至于我们走过的其余部分，只不过是一切存在物为抵御我们的视觉而建造的一道又一道的防线，我们必须忍着极大的痛苦，越过这一道道防线才能到达核心。再说，如果我不需要绝对相信阿尔贝蒂娜的清白是因为我的痛苦已经减弱，那么反之亦然，我不为安德烈透露的真情过分痛苦，是因为近来，我原先苦心树立起来的认为阿尔贝蒂娜白璧无瑕的信念已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被一直存在于我头脑中的、认为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信念所代替。我不再相信阿尔贝蒂娜纯洁清白，是因为我不再有这个需要，也不再有强烈的愿望去相信。然而正是愿望产生信念，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大部分产生信念的愿望都与我们自身共存，只有到我们生命终止时才结束，——但促使我相信阿尔贝蒂娜清白无瑕的愿望要作别论。那么多证据证实了我的最初看法，我却不信，宁愿傻里傻气地相信阿尔贝蒂娜的几句话。为什么相信她了呢？因为谎言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东西，在人的生活中它起的作用与人类对享乐的追求所起的作用也许同等重要，而且前者受后者支配。人们说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享乐，或自己的荣誉，如果享乐被张扬出去会损害荣誉的话。人们一辈子都在撒谎，甚至对爱自己的人，尤其对爱自己的人，也许仅仅对爱自己的人撒谎。因为唯有这些人让我们为自己的享乐担惊受怕，而且我们也只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敬重。我起先认为阿尔贝蒂娜有罪过，后来只因我的愿望调动了我的智力去怀疑这一信念，才把我引入了歧途。我们生活在电和地震的征象中间，也许必须竭诚尽力加以解释才能了解那些符号的真实意义。毋用讳言，不管安德烈的话多么使我悲伤，我仍然觉得，现实最终与我的本能最初的感觉相吻合，要比现实与后来因我的怯懦而在我身上占上风的盲目乐观相吻合更好些。我宁愿生活跟上我的直觉。何况，我在海滩上的第一天就凭直觉认为那群少女是狂乱的肉欲和道德败坏的化身，还有，当我看到阿尔贝蒂娜的女教师把这个狂热的姑娘带回小别墅，如同人们把一头野兽推进笼子，而这头野兽，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日后将谁也不能驯服，那天晚上看到这一幕时我也有一些直觉，我的这些直觉与布洛克向我指出大地上欲望普遍存在（这使大地在我眼前显得无比绚丽，使我在每次散步、每次邂逅时都禁不住心灵震颤）时所说的话不正相一致吗？这些最初的直觉，我现在才再度与它们相逢，并发现它们已得到证实，不管如何，这样也许对我更为有利，而在我爱恋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它们却会引起我过分的凄楚。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直觉只留存下一点痕迹，那就是我对一些我看不见但却不断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恒久揣测，也许还留下了另一种痕迹，它先于前一种，也比前一种更博大，那就是我的爱情本身。事实上，我不顾理智的否定，选择了阿尔贝蒂娜，爱她，难道这不意味着了解她，连同她的所有丑恶之处吗？而且即便在猜疑心偃旗息鼓的时刻，难道爱情不是猜疑的持续和它的一种转换形式吗？既然欲望总是把我们引向与我们最为对立的东西，迫使我们去爱那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那么爱情难道不是恋人的洞察力的一种证明，连恋人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一种证明吗？一个人的魅力里，他（她）的眼睛、嘴巴、身段里必然含有令我们感到陌生、并能使我们极其不幸的一些成份，当我们感到被这个人吸引并开始爱他（她）时，就意味着不管我们把他（她）说得如何纯洁无邪，我们已经看出他（她）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和种种过失了。 -------- ①特里亚农，造在凡尔赛公园内的两座花园，大特里亚农建于1670年，小特里亚农建于1762—1768年。 就这样，为了吸引我，某个人身上有害的、危险的、置人于死地的成份体现为魅力，也许，这魅力与隐秘的毒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比毒花的繁茂诱人与它的毒性汁液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更为直接？我常对自己说，也许正是阿尔贝蒂娜的同性恋行为——我日后痛苦的根源——使她具有那种和善而直率的举止，这举止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和她可以象和男人一样保持忠实而无拘无束的同伴关系，同样，类似的毛病使德·夏吕斯先生变得象女性那样敏感和聪颖。恋人在最盲目的时候仍有洞察力，其表现形式正是偏爱和柔情，所以在爱情上无所谓选择不当，因为一旦进行了选择，选择总是不当的。“您到我家来约她的那个时期，你们去朔蒙高地散步吗？”我问安德烈。“噢！不，自打她跟您从巴尔贝克回来以后，除了我告诉您的那一回，她再没和我干过任何那种事。她甚至不准我再对她谈起这种事。”“可是，我的小农德烈，干吗还要撒谎呢？我通过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从不想去打听什么），知道而且极其详细地知道阿尔贝蒂娜又干过这类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是在河边，跟一个洗衣女工，就在她出事之前几天。”“哦！也许是在离开您以后，这我就不清楚了。她感到自己没有能、也永远不可能重新得到您的信任。”最后这句话使我心情沉重。接着我重又想到山梅花那晚的事，我记得大约半个月后，由于我妒忌的对象不断改变，我曾问阿尔贝蒂娜她和安德烈是否发生过关系，她回答说：“噢！从来没有，不错，我很喜欢安德烈；我对她怀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就象对自己的姐姐一样，而且即使我有您怀疑的那种癖好，我可能找任何人也不会想到找她。我可以指任何东西向您发誓，指我姨妈，指我去世的母亲的坟墓向您发誓。”我相信了她。她过去吞吞吐吐对我供认过一些事，后来见我对这些事并非无所谓便又矢口否认，然而即使这种前后矛盾没有引起我的疑心，那么我也该记得斯万曾坚信德·夏吕斯先生的友情是柏拉图式的，而且就在我看到男爵和裁缝在院子里的那一幕的那天晚上，他还对我肯定这一点；我本该想到人间有两个世界，一个在前面，另一个则隐藏在后面，前面那个世界由最正派、最诚实的人们所说的话构成，藏在它后面的那个世界则由这些人所做的事构成，因此，当您听到一个有夫之妇在谈到一个年轻男子时对您说：“哦！我和他很要好，这事千真万确，不过我们的友情是很清白、很纯洁的，我可以拿我死去的双亲发誓。”您应该毫不犹豫地对自己肯定说，这位太太很可能刚从盥洗间出来，她每次和那个年轻人幽会后便匆忙跑进去冲洗，以免怀上孩子。山梅花的事使我伤心得要命，而且正如阿尔贝蒂娜所认为、所说的那样，我变得阴险了，开始恨她了；尤其是她那些出人意料的、令我思想上无法接受的谎言。一天她告诉我说她去过一个航空兵营，她是飞行员的朋友（大概是为了转移我对女人的怀疑，她以为我对男人会妒忌得轻些），她还说那位飞行员以及他对她表现的那份毕恭毕敬使安德烈如此心驰神往，以至安德烈希望飞行员带她乘飞机兜兜风，当时的情景真有趣。然而这完全是七拼八凑编出来的故事，安德烈从来没去过那个航空兵营。这类谎话，不胜枚举。 安德烈走后，已是晚饭时分。“你无论如何猜不到谁在这里呆了至少三小时，”母亲向我说，“我估计三小时，其实也许更长些，她和第一位客人戈达尔太太差不多同时到，她看着我的客人——今天有30多位——一个个来了又走了，她却安坐不动，直到一刻钟前才告辞。要不是你的朋友安德烈在这儿，我就会让人叫你了。”“到底是谁来了？”“一个从来不访亲拜友的人。”“帕尔马公主？”“没说的，我的儿子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叫你猜人名真没意思，你一猜就准。”“她没为昨天怠慢了你向你表示歉意吗？”“没有，那样做就愚蠢了，她的来访本身就是道歉；你去世的外婆会认为这样做很得体。据说帕尔马公主大约在两点钟时派了一名跟班的来打听我有没有接待日，下人回答说就是今天，她就上楼来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没敢告诉母亲，我想前一天帕尔马公主周围准是一群很出色的人，她和他们交情很深，喜欢跟他们谈天说地，见我母亲去了她感到有点不快，而且并不想掩饰她的不快。这种目无下尘的傲慢态度，她以为能用细心周到的殷勤来补偿，这完全是德国贵妇人的作风，盖尔芒特家族大概在很大程度上也吸取了这种作风。可是母亲却认为（我后来也这么认为）原因很简单，是帕尔马公主没认出她来，因而没想到应该对她表示关注，待到母亲走后帕尔马公主才得知她是谁，也许是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儿知道的，因为公爵夫人在楼下遇见我母亲了，也许是从来拜访的夫人小姐的名单上看到的，门房在她们进府前都要询问姓名，以便登记入册。她觉得由别人或者她本人对我母亲说“我没认出您”这不太客气，而且认为作一次拜访——这在公主殿下是一次破例，尤其是一次长达几小时的拜访——无异于间接而又同样有说服力地对我母亲作了解释，她果然这样做了，其实这种做法也和我的第一种解释一样，是符合德国朝廷的礼节与盖尔芒特家族的家风的。 但我并没有长时间呆在那儿让母亲对我讲帕尔马公主来访的经过，因为我适才想起好几件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事，本想问安德烈，却忘了问她。再说，阿尔贝蒂娜的身世我现在知道得多么少啊！将来也不会知道得更多！然而这是唯一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故事，至少在某些时候它又开始使我感兴趣了。人是一种没有固定年龄的生物，他具有在几秒钟内突然年轻好多岁的功能，他被围在他经历过的时间所筑成的四壁之内，并在其间漂浮，如同漂浮在一只水池里，池里的水位会不断变化，一会儿把他托到这个时代，一会儿又把他托到另一个时代。我写信请安德烈再来。她过了一星期才又来访。我几乎是一见她就问：“既然您声称阿尔贝蒂娜住在我这里的时候没干那种事，那么，按您的意思，她是为了自由自在地干那种事才离开我的？她去找哪个女朋友了呢？”“当然不是，她绝不是为这事离开您的。”“那么是因为我太让她讨厌罗？” “不，我想不是。我想是她姨妈逼着她离开您的，她姨妈替她物色了那个坏蛋，您知道的，就是您称之为‘我的情况很糟先生’的那个年轻人，他爱阿尔贝蒂娜，向她求过婚。她姨父母见您不准备娶阿尔贝蒂娜，担心她要是继续在您家里住下去而引起大家的反感，那个年轻人会不肯娶她。而且年轻人不断让人对邦当夫人施加影响，因此邦当夫人就把阿尔贝蒂娜叫回去了。事实上阿尔贝蒂娜也需要她的姨父母，当他们要她作出抉择时，她就离开了您。”我被妒忌心所苦，过去从来没想到阿尔贝蒂娜离开我还有这层理由，我只想到她对女人的欲念以及我对她的监视，却忘记了还有邦当太太，对我母亲一开始就看不惯的事她不久以后可能也觉得有点离经叛道了。至少她担心这会得罪那位有可能成为阿尔贝蒂娜的未婚夫的年轻人，她留着这人好在我不娶阿尔贝蒂娜的情况下给她作后路。确实，与安德烈的母亲过去的想法相反，阿尔贝蒂娜总算找到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好对象。当她想去看维尔迪兰太太，当她和她秘密谈话，当她因我事先不通知她便去赴维尔迪兰家的晚会而对我大发脾气时，那时她和维尔迪兰太太之间策划的内容并非是安排她会见凡德伊小姐，而是会见维尔迪兰太太的侄子，此人爱阿尔贝蒂娜，而维尔迪兰太太对这门亲事也很满意，她并不十分希望他能结一门阔亲。某些家庭决定的某些婚姻确实令人诧异，我们无法完全深入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可我后来就再没想过这位侄子了，他可能当了阿尔贝蒂娜的开导者，多亏他我才得到阿尔贝蒂娜的第一个吻。这样看来，我过去对阿尔贝蒂娜的心事的整套设想应该为另一套设想所代替，或与它重合。因为后者不一定排斥前者，因为喜欢女人这一癖好并不妨碍她结婚。这桩婚事真是阿尔贝蒂娜离去的原因吗？而她是出于自尊心，不愿让人以为她依赖她姨妈，或者以为她要迫使我娶她，所以没有肯把这事说出来吗？我开始懂得，一个单一行为的多种原因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行为时它所呈现的各个方面的一种人为的、主观的体现，阿尔贝蒂娜在和女友的交往中就是搞这一套手法的行家，她有本领让她们每一个人都以为她是为她而来。阿尔贝蒂娜在我家的暧昧处境会使她姨妈不快，我以前竟从未想到这点，我为此感到吃惊和某种羞愧，这种吃惊，我已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决体会到。有多少次我绞尽脑汁想弄明白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危机，却突然听到第三者按自己的观点跟我谈起他俩的事，原来这第三者与他俩中的一个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而就（她）的观点可能就是引起这一危机的根源！既然人的行为是如此靠不住，那么人本身怎能靠得住呢？有些人说阿尔贝蒂娜是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设法叫某人娶她，听到这些话就不难推测说此话的人会如何评判她在我家的生活。然而我却认为她是个牺牲品，一个可能不太纯洁的牺牲品，即使如此，她也是由于其它原因而有过错，是由于道德败坏，而人们对此却只字不提。 但下面这一点我们应该特别考虑：一方面，撒谎往往是个性格问题；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并非天性爱撒谎的女人，谎言是一种本能的防卫手段，起先是应急的办法，后来编排得越来越严密，用来抵御那突然降临的、可能毁掉她们一生的危险：爱情。另外，有知识而又生性敏感的人总是把自己交给冷漠的下等女人，而且哪怕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并不为她所爱，也丝毫不能打消他们为把那个女人留在身边而牺牲一切的念头，他们仍然舍不得离开她，这种情况并非出于偶然。我说上述这些人有一种受苦的需要，这话道出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说此话时排除了作为先决条件的其他事实，因为它们使这种受苦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自觉的——成了这些事实的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再说，十全十美的性格是不多见的，大凡十分有知识而又十分敏感的人都缺乏意志力，容易被习惯力量和对即将来临的痛苦的恐惧所控制，而这种恐惧使你注定要终身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绝不肯放弃那个不爱他的女人。人们会奇怪，他怎么满足于如此微不足道的爱，其实最好想象一下爱情给他带来的痛苦。不过我们不必过分为这种痛苦怜悯他，因为爱情的挫折、情人的出走或去世在我们精神上引起的可怕震动亦如瘫痪病的突然发作，一开始把我们击垮，但是渐渐地我们的肌肉又会恢复弹性和生命力。何况，这种痛苦并非没有补偿。有知识而敏感的人一般生性不大爱撒谎。谎言使他们措手不及，尤其因为他们即使很聪明也是生活在由可能性构成的世界里，他们很少反抗，应该说他们总是生活在某个女人刚刚给他造成的痛苦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对这个女人想要什么，她在做什么，她爱什么的清醒认识之中，这种认识是那些意志坚强的人所特有的，他们需要这种认识，为的是防备将来而不是哀叹过去。所以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受了骗，却又不太清楚怎么受的骗。由此而论，一个平庸的女人（人们奇怪他们竟会爱上这种女人）远比一个聪颖的女人更能丰富他们的世界。在她的每句话后面，他们觉察到一个谎言；在她自称去过的每幢房子后面，他们看到另一幢房子；在她的每个行为，她结交的每个人后面，他们看到另一个行为，另一个人。他们可能说不清楚在后面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没有精力，甚至也许没有可能去查个水落石出。一个爱说谎的女人只需要弄一个极其简单的伎俩，而且用不着费心加以变换，便能蒙骗众多的人，甚至更可悲的是蒙骗同一个人，而此人本应将它识破。这一切在敏感的知识分子面前创造了一个深邃幽秘的世界，她的妒忌心想去探测这个世界，他的智慧也不得不对它发生兴趣。我虽然不一定就是这类敏感的知识分子，但是，阿尔贝蒂娜既已去世，我大概即将弄清她生活的秘密了。然而只在一个人的尘世生活告终后才发生的泄露其隐私的行为，归根结底不是证明谁也不相信有所谓来世吗？否则，如果泄露的情况属实，那么泄露者会害怕被揭露者的怨恨，不仅在她活着的时候害怕，因为那时人们自认为应该替她保守秘密，而且为有朝一日将在天国与她见面而害怕。如果泄露的情况纯属捏造和虚构，以为她反正已不在人世不能加以澄清，那么泄露者该会加倍害怕死者的愤怒，如果他相信真有在天之灵的话。 然而谁也不信。 这样看来阿尔贝蒂娜的心里在去还是留的问题上可能进行过一段长时间的痛苦斗争，而最终离开我大概是由于她的姨妈或那个青年，而不是由于某些女人，她也许从未想到过这些女人。对于我，最严重的事是安德烈（关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作风她再没有什么可对我隐瞒的了）向我发誓说阿尔贝蒂娜与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之间没发生过任何这一类的事（阿尔贝蒂娜在认识她们俩的时候她本人还不清楚自己有这种趣味，而这两位害怕弄错别人的意向，不料害怕与欲念能导致同样多的错误，这就使她们把她看成是反对干这种事的人。很可能后来她们得知她和她俩有着同样的趣味，然而那时她们已经太了解阿尔贝蒂娜，阿尔贝蒂娜也太了解她们，所以双方连想也不会去想在一起干这种勾当了）。 总之我始终没有能进一步弄清阿尔贝蒂娜为什么离开我。如果说女人的面孔对于不能适应这一活动着的平面的眼睛、对于嘴唇、尤其对于记忆是难以捕捉的，如果说女人的社会地位和人们置身的高度如同一层云雾，它的变幻改变着女人的面孔，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女人的行动和她的动机之间又隔着一层比云雾更要厚多少的帷幕啊！动机藏在我们看不到的更深的层面上，它还产生着我们了解的行为以外的其它行为，而且两者往往绝对地互相矛盾。哪个时代没有这样一种社会活动家，他们被朋友们奉若圣人，尔后又被揭露伪造过文书，盗窃过国家资财，出卖过祖国？一个领主每年有多少次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管事骗取钱财，而他还发誓说总管是个正派人，也许后者确实也是个正派人！而遮住他人行为动机的那层帷幕，当这个“他人”是我们所爱的人时，这层帷幕又会变得多么厚不可透啊！因为爱情不仅模糊了我们的判断，还遮掩了我们所爱者的行为，她因深知自己被爱，便突然不再珍视那原先对她可能是有价值的东西，譬如财产。也许爱情也多少促使她佯装藐视财产，以图通过使对方痛苦而得到更多。这种讨价还价的行径也可能掺杂在其它事情里；甚至掺杂在她生活中无庸置疑的事实里，比如她与某人的爱情关系，她没告诉过任何人，唯恐人家透露给我们，其实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可能知晓，只要他们有和我们同样强烈的了解那件事的愿望，而他们却保留着更多的任思想驰骋的余地，他们能避免引起当事人太大的怀疑，那桩爱情关系，某些人并不是不知道，只是我们不认识这些人，而且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们。当一个人对我们采取一种难以解释的态度时，在种种原因里我们应当考虑到性格上的古怪，诸如对自身利益的忽视，仇恨，对自由的酷爱，一时愤怒的冲动，对某些人说三道四的恐惧，凡此种种都能促使他做出与我们的估计相悖的事。此外还有社会环境、所受教育等差异，人们不愿相信这些差异的存在，因为两人在交谈时，它们消失在言语中，可是当我们独处时，它们重又出现，并从截然相反的出发点引导每个人的行为，以至心灵的真正会合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的小安德烈，您还在撒谎。您记得吗（您自己也承认，前一天我给您打过电话，您记得吗）？阿尔贝蒂娜那么想去凡德伊小姐也会去的维尔迪兰家的午后聚会，可是又瞒着我，好象这是件我不应该知道的事。”“是的，可是阿尔贝蒂娜绝对不知道凡德伊小姐会去。”“什么？您自己跟我说过，她几天前和维尔迪兰太太会过面。再说，安德烈，我们不必再互相欺骗了。一天早晨，在阿尔贝蒂娜的卧室里，我发现一张纸，是维尔迪兰太太给她的一个字条，力劝她去赴午后聚会。”说着我把那字条拿出来给她看，事实是阿尔贝蒂娜走的前几天，弗朗索瓦丝设法把这张字条放在阿尔贝蒂娜的衣物上面好让我一眼便看到，而且我担心，是她故意丢在那儿，让阿尔贝蒂娜误以为我翻过她的东西，总之让她知道我看见字条了。此后我常思忖：弗朗索瓦丝耍的这一诡计是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阿尔贝蒂娜的出走，因为她明白她再也无法对我隐瞒任何事了，她感到心灰意冷，一蹶不振。我给安德烈看字条，上面写的是：我毫不愧疚，因为我已得到亲人般感情的谅解……“您很清楚，安德烈，阿尔贝蒂娜总说凡德伊小姐的女友对她确实有如母亲、姐妹。”“但您把这张字条理解错了。维尔迪兰太太要让她在自己家会见的人根本不是凡德伊小姐的女友，而是那个未婚夫，那位‘我的情况很糟’先生，亲人的感情是指维尔迪兰太太对这个无耻之徒的感情，他是她的侄子。不过我想阿尔贝蒂娜后来是知道凡德伊小姐会来的，维尔迪兰太太可能顺便告诉过她。毫无疑问，她想到又将看到自己的朋友心里当然高兴，这使她回忆起过去的一段愉快时光，假如您要去一个地方，并知道埃尔斯蒂尔正在那儿，仅此一点，甚至无需这么完美，您也会很高兴的。阿尔贝蒂娜不愿对您说她为什么想去维尔迪兰太太家，是因为那里举行了一场排练，维尔迪兰太太只召集了很少几个人参加，其中有她的侄子，您在巴尔贝克遇到过他，邦当太太想叫阿尔贝蒂娜嫁给他，那天阿尔贝蒂娜想跟他谈谈。这个坏小子长得挺俊……再说也用不着找这么多理由，”安德烈补充道，“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喜欢阿尔贝蒂娜，她是个多好的姑娘，可是特别在她得过伤寒以后（在您认识我们这一伙的前一年得的病），她成了个十足的头脑发热、顾前不顾后的人。她会突然对自己手头的事感到厌恶，于是就得变换，而且刻不容缓，她自己大概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您记得您来巴尔贝克的第一年，就是认识我们的那一年吗？一天她突然让人给她发了份电报，叫她回巴黎，我们几乎来不及给她收拾行装。而她没有任何理由走。所有的借口都不能成立，那个季节巴黎会叫她受不了。我们大家都还在巴尔贝克，高尔夫球场还没关闭，甚至锦标赛还没结束，而她是那么想得冠军！而且冠军确实也非她莫属。离比赛结束只剩一周了，可她倒快马加鞭地走了。后来我还常跟她提这事。她说她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走的，说是犯了思乡病（家乡，是指巴黎，您想这怎么可能），说她不喜欢呆在巴尔贝克，还说她觉得那儿有人嘲笑她。”安德烈的话里有一点是真的：如果说人们精神上的差异能说明为什么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印象，如果说感情上的差异能说明为什么您不能说服一个不爱您的人，那么同样，人们的性格也存在着差异，这就是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也是行为的动机。但我随后便不再考虑这一解释，我对自己说，要了解生活中的真情委实太难了！ 第六部 女逃亡者(12) 我早就注意到阿尔贝蒂娜想去维尔迪兰太太家但又掩饰这种愿望，我没看错。然而这么一来，当我们如此这般地掌握了一桩事实，我们只了解其表面现象的其它事实却逃过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只看见闪过一些平面侧影便对自己说：是这个，是那个；是因为她，或因为另一个女人。凡德伊小姐也将赴午后聚会的事被揭穿后，我以为一切都已昭然，何况阿尔贝蒂娜为了先发制人自己也曾对我说起过。后来她不是无论如何不肯向我发誓说凡德伊小姐在场丝毫不使她感到高兴吗？提起那个年轻人，我倒想起一件被忘掉的事。不久前，那时阿尔贝蒂娜还住在我这里，我遇见过他，他一反在巴尔贝克时的态度，对我十分客气，甚至很亲热，恳求我让他常来看我，由于多种原因我拒绝了他的要求。现在我明白了，很简单，他知道阿尔贝蒂娜住在我家，就想跟我套近乎，以便于和阿尔贝蒂娜相会，并从我这儿把她夺走，我因此断定他是个卑鄙小人。然而事隔不久，这个年轻人的头几部剧作上演了，当然我仍旧认为他是为了阿尔贝蒂娜才那么想来我家的，我一方面觉得他这样做很不道德，可同时我也不禁回想起从前我去东锡埃尔看望圣卢，其实是因为我爱上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固然情况不完全相同：圣卢不爱德·盖尔芒特夫人，因此我的感情虽然也许有点表里不一，却无半点背信弃义之嫌。尔后我又想，我们对拥有我们所希冀的财宝的人怀有温情，但如果我们喜欢这个财宝的拥有者本人，我们也会怀有同样的温情的。当然那时就必须抵御那种必然会直接导致背信弃义行为的友谊。我想我始终是这样做的。但有些人没有力量抵御它，我们不能说他们对财宝拥有者的友情纯粹是一种手段，不，他们的友情是真诚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友情表现得特别热烈，以至一旦铸成背叛行为，那个受骗的丈夫或情人就有理由气得目瞪口呆地说：“您要是听见这个无耻之徒曾经多少次对我作友谊的保证就好了！一个人偷别人的财宝，我尚能理解。可是在偷之前还狠毒地必定要先向他表示友谊，卑鄙、奸诈至于此真令人难以想象。”然而，非也，这不是以奸诈为乐事，甚至也不是完全有意识的欺骗。 阿尔贝蒂娜的假未婚夫那天对我表示的这类情谊远不只是他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衍生物，它还有另一个更复杂的理由。原来他只是近来才知道，才承认，并愿意宣称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世上除了体育和吃喝玩乐还存在其它有价值的事。由于我得到埃尔斯蒂尔和贝戈特的敬重，由于阿尔贝蒂娜可能跟他谈起过我如何评论作家，以及她想象我本人如何写作，于是我在他（终于发现了自我的新的他）心目中陡然成了一个有趣的人，一个他乐意与之交往的人，他愿意和他倾谈自己的计划，也许还要请他把自己介绍给贝戈特，因此他提出要来我家并对我表示好感是出自真心，他对我的好感中既有理智的原因也有阿尔贝蒂娜的影响，故而有真挚的成份。当然他并不是为此才那么想来我家，也不为此而放弃其它一切。这最后一个理由只不过加强了前两个理由，使它们达到某种狂热的顶峰，而且也许并未被他本人所认识，而其它两个理由则确实存在，正如阿尔贝蒂娜想去维尔迪兰家看下午的排练时，她预想的乐趣也可能是确实存在的，那是十分光明正大的乐趣，因为她将与童年的女友重逢，她们在她眼里亦如她在她们眼里都不是伤风败俗的人，她将与她们畅谈，并以自己出现在维尔迪兰家这一事实向她们表明，她们往昔认识的那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如今已成了一个显要沙龙的座上客，此外她可能还将体味到听凡德伊乐曲的乐趣。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在我提到凡德伊小姐时她脸上泛起红晕是因为我是在谈起那次午后的聚会时提到凡德伊小姐的，而她正想对我隐瞒那次午后聚会因为我不便知道那个婚姻计划。阿尔贝蒂娜拒绝向我发誓说她对在聚会上能与凡德伊小姐重逢不感到任何乐趣，这在当时增添了我的苦恼，加重了我的疑心，然而事后回想起来，这说明阿尔贝蒂娜一心要对我以诚相见，哪怕在无可指责的事情上，也许正因为这是件无可指责的事，可是还剩下安德烈所讲的有关她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许虽然我不一定要心宽到认为这完全是安德烈为了不让我称心如意，为了打消我的优越感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但我不是可以揣猜她有点夸大了她和阿尔贝蒂娜干的事，而阿尔贝蒂娜出于思想上的保留则缩小了她和安德烈之间的事，她狡狯地利用了我在这方面所下的某些愚蠢的定义，认为她和安德烈的关系不属于应向我交待的范围，因此她可以否认而不担欺骗之名。然而为什么偏偏认为是她在撒谎而不是安德烈在撒谎呢？事实和生活真是太艰深了，说到底我对它们还不了解，但在它们留给我的印象里厌倦也许仍然超过忧伤。 我记得我第三次意识到自己对阿尔贝蒂娜已接近彻底的冷漠（这一次我甚至感到自己已完全达到了冷漠），那是在安德烈最近一次来访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在威尼斯。 我去找已经不在窗下的母亲，一离开户外的炎热，便立即感到一阵清凉，这是过去在贡布雷我回楼上自己的房间时感到的那种清凉；不过在威尼斯这股凉气是由海风吹表面每时每刻都迸射出一线海蓝色阳光，台阶的建筑艺术既吸收夏尔丹①的有益教导，又揉进了维罗内塞②的风格特点。在威尼斯给我们留下生活的亲切印象的是艺术作品，是那些华美的东西，因此，借口威尼斯城举世闻名的部分在某些画家笔下只有一种冷漠的美（马克西母·德托马斯的精美习作除外），便反其道而行之一味表现威尼斯的贫困面貌，即表现见不到它的辉煌壮美的那些地方，或者借口要使威尼斯显得更亲切、更真实，便把它画得有点象奥贝维里埃③，这样做实在是抹煞了这座城市的特点。不少名画家，出于对蹩脚画师笔下那个人工造就的威尼斯的一种自然的逆反心理，专门致力于描绘威尼斯平凡的郊野和被废弃的小水道，认为这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威尼斯，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了。 -------- ①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擅长风俗画和静物画，注重构图的和谐，及对象的色调和质感。风格朴实简练。 ②维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威尼斯画派重要画家，其装饰风格与明朗的银色调子为意大利18世纪装饰壁画所取法。 ③奥贝维里埃：巴黎北边的一座小城。 下午倘若我不和母亲外出，我也常去探索这个威尼斯，因为在这里更容易见到下层社会的女人，比如做火柴的，穿珍珠的，制作玻璃器皿或编织花边的女人，还有围着带流苏的黑色大披肩的年轻女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去爱她们，因为我已基本上忘掉了阿尔贝蒂娜，同时她们又比别的女人更能激起我的情欲，因为我对阿尔贝蒂娜还留有一点回忆。况且谁说得清，在我对威尼斯姑娘如饥似渴的追求中，她们本人占多少成份，阿尔贝蒂娜占多少成份，我对昔日威尼斯之行的留恋又占多少成份呢？他们的任何欲念虽然象一个和弦似的单一，但却包含了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的音符，有时假如我们取消其中的一个音符。虽然我们听不到，意识不到，而且它与我们追求的对象没有任何关联，然而我们会发现我们对这个对象的欲念也随之化为乌有。我在追逐威尼斯姑娘时感到的兴奋与激动，这种心态里包含的许多东西我并没试图去剖析。 我乘坐的轻舟顺着小运河行驶；仿佛有一只神秘的精灵之手指引着我在这座东方城市的曲曲弯弯的水道中前行。随着小船向前行驶，水道好象为我在城区中心开出一条路，城区被这些水道分割成若干小块，一座座带着摩尔式窗户的高大房屋之间有一条任意开凿出来的细小水路把它们隔开；船儿所经之处，前方水面上总闪耀着一线阳光，顺着河道为它开的路向前移动，好象是那位神奇的向导手执一支蜡烛在为我照明。可以想象，那些被小水道隔开的贫寒房舍本来可能连成密集的一片，房屋之间没有留下任何空余的地方。这样，教堂的钟楼或花园的葡萄架便垂直地突出在河上，宛如被水淹没后的城市景象。但是由于小运河起着和大运河一样的替带作用，所以不管是对教堂还是对花园来说，海水都极为合适地负担了大街小巷等各种交通线的职能，小运河两岸一座座教堂耸立于水上，水面成了人口稠密的贫困老城区，就象那些微贱而热闹的教区，身上带着贫穷和与众多下层人接触留下的印记；水道穿过的花园里，树叶或裂开的果实一直拖到水中，在房屋突起的边缘上（这些边缘上的沙岩劈得很粗糙，至少依然凸凹不平，象是刚才被匆忙锯下来似的），坐着一群神情惊讶的野孩子，他们让双腿笔直下垂，稳稳地保持着平衡，如同端坐在活动甲板上的水手，甲板刚刚分成两半，好让海水从中间通过。有时一座颇为精美的古迹映入眼帘，它出现在这里令人感到意外，好象我们在刚打开的盒子里发现的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比如一座带考林辛式柱子，正面饰有寓意雕像的小象牙寺庙，它象散落在日常用品中的一件艺术精品，显得有点迷惘落寞的样子，因为尽管人们给它留出了一席之地，它那露在水面外的列柱廊还是有点象为菜农建造的登岸码头。我有一种感觉，而我的欲念则加强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不是置身于屋外，而是在渐渐深入到某个秘密的处所，我每时每刻都在我的左边或右边发现一点新东西，一座小型纪念性建筑物啦，或是一座意想不到的广场啦，它们都带着人们第一次见到的美丽事物的新奇意味，但它们存在的目的和用途尚不为人所知。我穿街走巷步行回旅馆，有时拦住一些平民女子，阿尔贝蒂娜可能也这样做过，我真希望此刻她能和我在一起。然而她们不可能是当时的那些姑娘；阿尔贝蒂娜在威尼斯的时候，她们可能还是些孩子。然而既然我追求的是相似的对象，而不是同一个对象，因为我不指望能重新找到它，那么从根本意义上说，我出于懦弱过去已经背弃了我的每一个被视为独一无二的愿望，现在我则执拗地专门寻找阿尔贝蒂娜不曾认识她们本人的那些女人，我甚至不再追求我从前渴望得到的女人。不错，我常常会怀着前所未有的强烈欲念想起梅塞格里丝或巴黎的某位小姑娘，想起在第一次去巴尔贝克的旅途中，一个清晨，我在一个小山丘脚下看到的那个卖牛奶的姑娘，然而可叹的是，我回记中的她们是当时的模样，也就是说她们现在必定不再是的那个模样。因而如果说从前当我找一个相似的女寄宿生来代替一个我再也见不着的女寄宿生时，我已被迫在欲念的唯一性上作了让步，那么现在，为了重新找到曾经扰乱过我或阿尔贝蒂娜少年时期的那些姑娘们，我就必须进而违背欲念的个体性原则：我应该寻找的不是当时才16岁的姑娘，而是现在年方二八的妙龄少女，因为既然个人身上最特别的东西已寻觅不到，它已经从我身边消失，那么现在我所爱的应该是青春。我知道从前认识的那些姑娘们的青春如今只留在我火热的回忆里，我也知道不管她们在我的记忆里再现时我是多么想得到她们，但如果我真想收获当年的青春和鲜花，我应该采摘的就不是她们。 我去小广场找母亲时太阳还高悬在天上。我们叫了一只小船。“您那过世的外祖母会多么喜欢这如此朴实的雄伟气派呵！”母亲指着公爵府说，公爵府怀着建筑师寄托给它的思想注视着大海，它忠实地守着这种思想默默地等待着逝去的总督们。“她甚至会喜欢这柔和的粉红色，因为这颜色不做作。唉，你外祖母会多么喜欢威尼斯呵！她会觉得所有这些美好的建筑是多么亲切，亲切得可以和大自然的风光媲美，而它们的内涵又那么丰富，以至不需作任何布置，只需以它们的本色出现，这圆锥形的公爵府，这些圆柱，你说是希律王府的圆柱，就这么随便竖在小广场的中间，还有圣约翰－达克尔教堂的柱石，更是没有刻意安排的痕迹，好象没有其它地方可搁才造在那儿似的，还有圣马可教堂楼厅的群马雕塑。你外祖母会带着观看山上日落的那份兴致来欣赏总督府的日落的。”母亲的话确实有点道理，当小船沿着大运河逆流而上把我们载回住所时，我们的小船在排列成行的宫殿之间穿行，只见这些宫殿的粉红色侧壁反射出日光和时光，并随着光线的变化和时光的推移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但并不象私人府邸或著名的古迹，倒象吸引人们傍晚荡着轻舟去它脚下观看日落的连绵起伏的大理石峭壁。这样，航道两边的屋宇使人想起大自然的景点，不过这个大自然以人类的想象力创造了它的作品。但与此同时（因为威尼斯仍然给人一座都市的印象，尽管它几乎就建造在海上，建造在波涛上，我们可以感觉到波涛每日两度涨落，涨潮时那些宫殿的华美的露天楼梯被淹没，退潮时又显露出来），正象在巴黎的马路上，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在布洛涅树林里，或在任何时髦的林荫大道上可能发生的那样，我们在照出浮尘的落日余辉中与一些雍荣华贵的夫人小姐交臂而过，她们几乎都是外国人，慵懒地倚在“漂浮的马车”靠垫上，她们的船排成一队，有时在一座住着她们要拜访的女友的宫殿前面停下来，她们派人打听女友是否在家，然后一面等回音一面准备万一女友不在家时要留的名片，就好象她们是在盖尔芒特府门前似的，同时她们还在自己的导游指南上查找这座宫殿建于哪个时代，属于何种风格，这时晶莹的海水被夹挤在跳荡的小船和发出巨响的宫殿大理石之间，象受惊的马儿一个劲往上窜，她们的小船被漩流激烈地颠摇着，仿佛被抛在蓝色波浪的浪尖上。这样，在威尼斯的外出散步，哪怕只是为了访亲会友和递交名片，也是独具一格的，它有三重意义，既是一般的社交往来，又具有参观一座博物馆和在海上溜达的形式和情趣。 大运河两岸的宫殿有好几座改成了旅馆，不知是因为我们喜欢变换口味还是为了对萨士拉夫人表示热情——人们每次出外旅行都可能遇见预想不到的、来得不合时宜的熟人，我们与萨士拉夫人不期而遇，母亲邀请了她——一天晚上，我们想尝试一下不在我们自己的旅馆而到另一家旅馆吃晚饭的滋味，据称那家的饭菜做得更好些。在母亲付钱给船夫尔后和萨士拉夫人走进她预订的小餐室的当儿，我想看一看旅馆的大餐厅，这个餐厅有着漂亮的大理石柱子，过去四面墙上绘有大幅壁画，至今这些壁画还未好好修复。两名侍者在用意大利语交谈，我翻译如下： “老头老太是不是在他们房间里吃饭？他们从来不通知一声。真伤脑筋，monsosebesognaconservalorolatavola①。管他呢，要是他们下楼来发现桌子被人占了那就算他们倒霉！我不明白这么气派的旅馆怎么接待这种外地人，他们根本不配做我们这地方的顾客。” -------- ①意大利文，即：我从来不知道是不是要为他们保留餐桌。 尽管侍者对这种人不屑一顾，他还是需要知道有关餐桌的事怎么决定，他正要让人差电梯司机去楼上询问，但还没来得及，答案却已摆在他面前：他看见老妇正走进餐厅。我毫不费力地认出，这位头戴无边软帽，身穿一件w裁缝制作的、但在不识货者眼里与老看门女人的衣服毫无二致的黑色上衣的老太太是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虽然在岁月的重压下她显得又忧郁又疲乏，虽然她脸上布满了象湿疹或麻风似的红色斑点。事有凑巧，我站在那儿审视一幅壁画残迹的地方，恰好在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刚刚就座的那张桌子后面，靠着漂亮的大理石墙壁。 “看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很快就会下楼来了。他们住在这儿一个月了，只有一次不在一起吃饭。”侍者说。 我正在思忖，跟她一起旅行，被侍者称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的人究竟是她的哪位亲戚呢？不一会儿只见她的老相好德·诺布瓦先生朝她的桌子走来，并在她身旁坐下。 他年事已高，声音已不及以前洪亮，但过去他言谈十分含蓄，现在却锋芒毕露。究其原因也许是他感到满怀抱负已没有时间去实现，故而把全部激越的火热之情都倾注在言辞中；也许他急于重返政治舞台却被排斥在政事之外，因此他天真地想通过对政敌进行辛辣的批评逼他们下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我们常听到一些政客断言他们不在其中任职的内阁维持不了三天。不过，倘若以为德·诺布瓦先生已完全丢掉了他惯用的一套外交辞令那也未免失之夸张。只要一谈起“重大事件”，他便重新成为我们了解的那个德·诺布瓦，这一点大家以后会看到，而在其余时候他则以老年人的狂暴不是对这个人就是对那个人发泄怒气，某些八旬老人便是以这种狂暴扑向女人，但他们对女人已不可能有多大的伤害了。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保持了几分钟的沉默，当衰老和疲惫使一个老妇人难以从往昔的回忆里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时就会有这种沉默。随后他们谈起那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他们至今继续相爱的痕迹。 “您去过萨菲阿蒂家了吗？” “去过了。” “他们明天寄出吗？” “我亲自把杯子带回来了。晚饭后我拿给您看。我们看看菜单吧。” “您把我的苏伊士运河证券委托书拿出来没有？” “没有，目前交易所的注意力放在石油证券上。但是不用着急，股票市场形势很好。菜单来了。头道菜有鲂濛。我们要一点好吗？” “我要一点，可您，医生不让您吃的。还是要点意大利煨饭吧。不过他们做不好。” “没关系。喂，伙计，先给夫人来点鲂濛，再给我来一份煨饭。”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瞧，我给您拿来几份报纸，corrieredellasera①，lagazzettadelpopolo②，等等。您知道吗，现在报上正在大谈特谈一场外交活动，首当其冲的替罪羊可能是巴莱奥洛格，他在塞尔维亚不称职是众所周知的。洛塞可能替代他，那么君士坦丁堡的空缺职位就得派人去顶。不过，”德·诺布瓦先生忙又尖刻地说，“这可是个重要的使馆，很明显在那里任何情况下都是英国人在谈判桌上占首席位置，因此为谨慎起见，最好是找有经验、有办法的人去任职，才能对付得了我们英国盟友的敌人设下的圈套，而不能派一些初出茅庐的外交人员，他们会一下子就上当受骗的。”最后这几句话，德·诺布瓦先生说得又快又急，怒气冲冲，因为各报纸没有按他的嘱托提他的大名，而把一位年轻的全权公使提出来作为“一号种子选手”。“天晓得，如今老年人都被人通过不知什么拐弯抹角的阴谋撇在了一边，不让他们代替那些程度不同的无能新手！我见过不少凭经验办事的所谓外交家，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试探性气球上，但气球往往很快就被我戳穿。如果政府不明智地把国家的领导权交到一些毛毛糙糙的人手里，毫无疑问，只要一声召唤，每个应征入伍的人都会回答：到。不过谁知道（然而德·诺布瓦先生似乎很知道他指的是谁），倘若派一个学识渊博、机智灵活的老将，情况是否也会一样？依我之见（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君士坦丁堡的职位只有在我们和德国之间悬而未决的纠纷解决后才能接受。我们不欠谁什么，不能容许人家每半年就用欺诈手段要我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交出莫名其妙的什么清帐单，而且总是由御用的新闻界提出来。这种情况应当结束了，当然一个有本领、经受过考验的人，一个，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个能让皇上听得进他的话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威了结这一纠纷。” -------- ①意大利文，意即：晚邮报。 ②意大利文，意即：民众报。 一位正要吃完晚饭的先生向德·诺布瓦先生打招呼。 “噢！这不是福格希亲王吗？”侯爵说。 “噢！我可不太清楚您指的是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叹息说。 “可不是他吗。是奥东亲王，是您的表姐杜多维尔公爵夫人的亲妹夫。您还记得我跟他一起在博内塔布尔打过猎吗？” “哦！奥东，就是以前绘画的那个？” “不，不是，是娶了n大公爵的妹妹的那个……” 德·诺布瓦先生说这些话时语气颇为不快，好象一个不满意自己的学生的老师，而且他那双蓝眼睛死死盯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一俟亲王喝完咖啡离开餐桌，德·诺布瓦先生便站起身，殷勤地向他走去，然后以庄严的动作自己站到一边，侧转身体，把亲王介绍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在亲王站在他们旁边的那几分钟里，德·诺布瓦先生用他的蓝眼珠始终紧盯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刻也不离开，这是出于老情人的讨好或严厉，尤其是因为担心她运用那种他曾经很欣赏而眼下却害怕的不正规的语言，每当她对亲王说了什么不准确的话，他立刻加以纠正，并且盯住疲惫而温顺的侯爵夫人的眼睛，他那种持续的高度紧张的样子很象一个正在施行动物磁疗法的催眠师。 一名侍者过来对我说我母亲在等我，我回到母亲那儿，向萨士拉夫人表示了歉意，并说我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了，很有意思。听到这个名字，萨士拉夫人顿时脸色发白，似乎快要晕倒了。她一面竭力控制自己一面说：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就是德·布永小姐？” “是的。” “我能不能远远望她一眼？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那就别太耽误时间了，夫人，她就要吃完晚饭了。可是她怎么会引起您这么大的兴趣呢？”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第一次结婚后成了德·阿芙雷伯爵夫人，她美得象天使，坏得象魔鬼，她使我父亲为她发疯，弄得他倾家荡产，随后又抛弃了他。是啊，虽然她的行为象一个最最为人不齿的窑姐儿，虽然是她害得我和我的亲人们在贡布雷过着拮据的生活，可是现在父亲既已去世，使我感到安慰的是他爱过当时最美丽的女人，而我却从未见过她，不管怎样，我会好受些，如果……” 我把激动得直打颤的萨士拉夫人一直领到餐厅，并且指给她看谁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但萨士拉夫人就象那些盲人，总不把眼睛转向应该看的地方，她的视线不是停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正用餐的那张桌子上，而是往餐厅的另一个地方搜寻： “她大概已经走了，在您说的地方我看不到她。” 她一直在搜寻、追捕着她既憎恨又爱慕而且那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占据着她的想象的那个幻影。 “怎么不在，在第二张桌子。” “可能我们不是从同一张桌子数起的。按我的数法，第二张桌子那里，在一位老先生旁边，只坐着一个矮个儿驼背女人，脸红红的，丑得吓人。” “正是她！” 与此同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让德·诺布瓦先生请福格希亲王坐下后，三人之间开始了一场愉快的谈话，他们谈论政治，亲王宣称他对内阁的命运问题并不关心，并说他在威尼斯还要待一个多星期。他希望等他回去时内阁危机已经避免。福格希亲王起初以为德·诺布瓦先生对这些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因为这位在此之前曾如此激烈地表明自己的政见的先生，突然沉默得几乎象天使，倘若他重新发出声音，那沉默似乎只可能化为门德尔松①或塞扎尔·弗朗克②的纯洁而忧伤的乐曲。亲王还以为这种沉默是出于一个法国人不愿在意大利人面前谈论意大利的事的审慎态度。亲王的猜想完全错了。在德·诺布瓦先生身上，沉默和冷漠的神情不是审慎的标志而通常是他对重大事件进行干预的前奏。我们已经看到，侯爵觊觎的正是君士坦丁堡的职位，条件是德国问题必须先行解决，为此他打算对罗马内阁施加压力。侯爵认为，只有一个出自于他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行动才不愧为他的外交生涯的圆满结束，甚至可能是新的荣誉和他从不想放弃的艰难职务的开始。因为衰老首先从我们身上夺走的是行动的能力而不是欲望。只是到了第三阶段，那些活到很老的人才不得不象放弃了行动一样放弃了欲望。他们甚至不再参加无聊的竞选，比如竞选共和国总统，而早先他们却曾不止一次地力图取胜。如今他们只满足于外出、吃饭、看报，他们人还活着，但原来的自我已经死了。 -------- ①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 ②塞扎尔·弗朗克（1822—1890），法国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 为了让侯爵不感到拘束，并表明自己把他视为同胞，亲王跟他谈起现时内阁会议主席的几个可能的接班人，这些接班人的任务将是艰巨的。福格希亲王举了20多个在他看来可以当部长的人名，而那位往日的大使则一动不动地听着，眼皮半耷拉在蓝色的眼珠上，最后他突然打破沉默说出一句话，这句话将成为20年里所有大使馆的谈资，乃至后来当人们已经把它忘了的时候，还被某个署名为“一个知情人”或“见证人”或“马基雅维里”①的人物在某个报纸上旧事重提，而且正因为原来已被遗忘，才有重新引起轰动的效果。话说福格希亲王刚刚在这位象聋子一般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的大使面前提了20多个名字，突然德·诺布瓦先生微微抬起头，用他以往那些最有影响的外交谈话的形式，只是这次更大胆，也不象以往那么简短，他狡黠地问：“难道没有一个人提乔利蒂②的名吗？”一听这话福格希亲王顿时明白自己原来的判断错了；他听见了来自天堂的低语。随后德·诺布瓦先生便天南海北地谈起来，也不怕吵了别人，正象当巴赫的一首美妙绝伦的咏叹调最后一个音符一奏完，听众就开始毫无顾忌地高声说话，或去存衣间取出自己的衣服。使他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更为突出的是，他还请求亲王如有机会谒见国王和王后陛下，一定要代他恭致敬意，这是人们动身前说的一句话，相当于一场音乐会结束时有人大声喊“贝卢瓦路的马车夫奥古斯特”。我们不清楚福格希亲王当时的确切感想是什么。他听到“乔利蒂呢，没有一个人提他的名吗？”这句名言后一定无比高兴。因为德·诺布瓦先生身上最闪光的优点虽然因年迈而变得黯淡和紊乱，但他的“大无畏气概”却随着年龄而日臻完美，一如某些老年音乐家，其他方面都走下坡路，但到生命结束时却在室内音乐的演奏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炉火纯青的地步。 -------- ①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后泛指一切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 ②乔利蒂（1842—1928），意大利政治家，1908—1914年曾连续担任内阁会议主席。 总之，本来打算在威尼斯呆半个月的福格希亲王当天就回了罗马，并且几天后为产业的事受到国王的接见，我想前面已经说过，就是亲王在西西里拥有的产业。内阁苟延的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要长些。内阁倒台后，皇上就为给新内阁物色一个合适的首脑多方征求了国务活动家们的意见。然后他召来乔利蒂先生，后者同意出任内阁总理。三个月后，一家报纸记叙了福格希亲王和德·诺布瓦先生的会晤。报上转述的两人之间的谈话与我们转述的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报上写的是“他带着人们熟悉的那种狡黠而优雅的微笑说”，而不是“德·诺布瓦先生狡黠地问”。德·诺布瓦先生认为对一个外交家来说“狡黠地”这个词已经够有爆炸力的了，而这种添油加醋的做法起码是不合时宜。他曾请求法国外交部予以正式否认，然而外交部也穷于应付。因为自从那次会晤被披露报端以后，巴雷尔先生每小时向巴黎打好几次电报，抱怨在奎里纳莱①有一个非官方的法国大使，并报告此事在整个欧洲引起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其实并不存在，但各国大使出于礼貌不便在巴雷尔先生声称大家对此事反感时否定他的说法。一向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的巴雷尔先生把这种礼节性的缄默当成了同意。于是他立即打电报给巴黎：“本人与维斯孔蒂一韦诺斯塔晤谈了一小时，云云。”他的秘书们忙得不可开交。 -------- ①奎里纳莱：最早是罗马教皇夏天的居所，1870年开始成为意大利国王的王宫。 第六部 女逃亡者(13) 不过德·诺布瓦先生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法国报纸为他效忠，早在，1870年，当他在某个德语国家任法国公使时，这家报纸就曾为他帮过大忙。该报的文章（尤其是头版头篇不署名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可是当这头版头篇文章（在遥远的过去被称为“巴黎开篇”，现在不知为什么称为“社论”）写得拙劣了，老是没完没了重复同一些字眼时，人们对它的兴趣反倒比以前增强了百倍。当时每个人都激动地感到那篇文章是“受启发”而写的，也许是受德·诺布瓦先生的启发，也许是另一位当代伟人。为了使读者对意大利发生的事件预先有个概念，让我们看看德·诺布瓦先生在1870年是如何利用这家报纸来为他服务的吧，大家也许会觉得他此举徒劳无益，因为战争终究还是爆发了；德·诺布瓦先生自己却认为此举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万事首先要作好舆论准备乃是一条公理。他那些字斟句酌的文章颇象对一个病人的乐观的估计，而紧接着病人却一命呜呼了。举例说吧，1870年宣战前夕，当战争总动员已接近完成时，德·诺布瓦先生（自然是躲在暗处）认为有必要给那家有名的报纸寄去下面这篇社论： “在权威人士中间，占上风的意见似乎认为，自昨天下午三四点钟以来，局势可以被看作是严重的，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危急的，当然，还未到令人惊慌的程度。德·诺布瓦侯爵先生可能已与普鲁士公使进行了多次晤谈，以便本着坚定而和解的精神，极其具体地研究现存摩擦——倘若可以这么讲——的种种原因。遗憾的是在本文付印时，我们尚未得到两位公使就寻求一个可作为外交文本基础的形式达成协议的消息。” 最新消息：“消息灵通人士满意地获悉，普法关系似乎稍有缓和，德·诺布瓦先生可能在‘菩提树下’①会见了英国公使，并与之晤谈了20分钟左右，人们对此事会予以特别重视，并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消息。”（在“令人满意的”一词后面加了个括号，括号中是相应的德语词：befriedigend。）然而次日社论写道：“尽管德·诺布瓦先生行事灵活，而且公众一致赞誉他善于巧妙而有力地维护法国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但两国关系的破裂可以说已不能避免。” -------- ①东柏林市区的一条林荫大道。 在这样一篇社论后面报纸不能不附几则评论，不用说，这些评论也是德·诺布瓦先生寄去的。大家可能已经从前面几页里注意到，“条件式”①是这位大使在外交文字里特别喜欢使用的语法形式。（不写“据说人们特别重视”而写“人们可能特别重视”。）但他也同样喜欢用直陈式现在时，但不是用这一语法形式通常的意义，而是用它在古法语中的祈愿式意义。社论下面的评论是这样写的： -------- ①法语动词的一种语式，表达不肯定或婉转语气。 “公众从未表现出如此令人感佩的镇静。（德·诺布瓦先生很希望这是真的，但又怕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公众厌倦了徒劳无益的骚动，而且满意地得知皇上的政府将根据可能发生的多种情况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公众别无他求（祈愿式）。这种崇高的镇静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的征象。除此以外，我们还想补充一条消息，它可以，如果有此必要的话，进一步安定人心。此间肯定，由于健康原因早已准备回巴黎接受一次短期治疗的德·诺布瓦先生可能已离开柏林，他认为自己留在那里已失去意义。 最新消息，“皇帝陛下今晨离开贡比涅回巴黎，以便与德·诺布瓦侯爵、国防部长以及深得公众信任的巴泽纳元帅共商国家大事，皇帝陛下取消了为款待其嫂德·阿尔贝公爵夫人而准备举行的晚宴。这一措施一经为公众获悉立即普遍产生极为良好的反响。皇上检阅了部队，部队热情之高笔墨难以形容。皇上到巴黎后即发出动员令，有几支部队接到动负令后准备一有情况便向莱茵河方向开拔。”有几次黄昏时分在返回旅馆的路上，我感到过去的阿尔贝蒂娜，虽然我自己看不见，却给关在我心灵的深处，就象关在威尼斯内城的“污水槽”里，有时一件小事使水槽的变得牢固的盖子滑开，给我打开一个通向过去的洞口。 比如一天晚上，我的场外证券经纪人的一封来信在一瞬间重新为我打开了关着阿尔贝蒂娜的牢笼的大门，在我心中的这个牢笼里她是活生生的，然而离我又是那么远，那么深，因此还是无法接近。早先为了能有更多的钱花在她身上我曾经做过金融投机，她死后我就不再管那些事了。然而时代变了；上几个世纪的一些至理名言被这个世纪否定了，梯也尔先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曾说铁路永远不会成功；德·诺布瓦先生谈到公债时曾对我们说：“公债的收益也许不很高，但至少本金永远不会贬值。”但这些公债往往正是跌价跌得最惨的。这样，仅仅在英国长期公债和塞依①制糖厂这两项上，我就必须付给场外证券经纪人几笔数目极为可观的差额，同时还要付利息和延期交割贴费，以至我一气之下决定把这些债券全卖了，这一来我从外祖母那儿继承来的财产顿时就只剩下不到1f5，而阿尔贝蒂娜活看时这笔遗产还全数在我手中呢。我们家留在贡布雷的亲戚朋友知道了这件事，由于他们还知道我和圣卢侯爵及盖尔芒特一家交往甚密，于是就有人说：“这就是想干一番大事的结果。”如果贡布雷的人们得知我搞投机是为阿尔贝蒂娜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姑娘，一个可以说是受我外祖母以往的钢琴教师保护的姑娘，他们一定会惊奇得非同小可。在贡布雷，人们按他们了解的各个人的收入情况把他永远地归入一个等级，就象归入一个印度的种姓一样，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人们无法想象盖尔芒特们的天地里的充分自由，这里，人们对财产毫不重视，人们可能也认为贫穷是一种不愉快的处境，但却认为它并不能降低一个人的人格，不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正象胃病不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样。贡布雷的人兴许反而以为圣卢和德·盖尔芒特先生是些破落贵族，他们的庄园被抵押，是我借了钱给他们，其实，如果我真的破产了，他们会是首先主动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不过我不会接受罢了。至于我的相对破产，这事确实使我烦恼，因为我对威尼斯女人的兴趣近来集中在一个年轻的卖玻璃制品的姑娘身上，这姑娘花朵般鲜艳娇嫩的皮肤透出由浅入深韵致万千的橙色，令人看了心往神迷，我每天都想再见到她，但我知道母亲和我不久即将离开威尼斯，因此我下决心设法在巴黎为她谋个事儿，好让我们俩不分离。她妙龄17的青春美色是那么高雅脱俗，光彩照人，不啻是一幅提香的真迹，我在走之前无论如何要弄到手。然而，我仅存的那点财产对她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她离乡背井为我一个人来巴黎生活呢？ -------- ①塞依（1774—1840），法国经济学家，在南特领导一家制糖厂，著有《各国财富研究》等。 我正要读完场外债券经纪人的信，信中有句话：“我将照管您的延期交割贴费”突然使我忆起另一句同样虚伪的职业性套语，就是巴尔贝克的海滨浴场女侍对埃梅谈起阿尔贝蒂娜时用的那句话：“当时是我照管她的，”她说。以前从未在我脑海中再现的这几个字此时有如“芝麻开门”，突然令囚室的门开启了。但不一会儿牢门重又在被囚禁者面前关上——我不想去和她团聚，这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再也看不见她，再也想不起她的样子了，而对我们来说，人们是通过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才存在的——但她的被遗弃一时却使我觉得她分外楚楚动人，只是她自己却不知道她已被遗弃：我在一闪念之间竟羡慕起那段已经很遥远的时光来，那时我日日夜夜被对她的回忆所萦绕而痛苦。还有一次，那是在斯基亚沃尼的圣乔治教堂，12使徒之一的旁边有一只用单线勾勒的鹰，使我蓦地想起了那两只戒指，并且几乎重新勾起了它们给我带来的痛苦，弗朗索瓦丝曾发现这两只戒指一模一样，而我一直没弄清这两只戒指是谁送给阿尔贝蒂娜的。 然而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它似乎本应该使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死灰复燃。当我们的游船在旅馆门前的石级下停住时，看门人交给我一封电报，为了这封电报，电报局职员已经来过三回了，因为收报人的姓名写得不准确（我还是能从意大利报务员译走了样的名字上认出是我的名字），要我给一个收据，证明这份电报确是拍给我的。一回到房间，我立即拆开电报，扫了一眼电文，电文有很多传送错误，不过我还是能读出如下的话：“我的朋友，您以为我死了，请原谅我，我好端端地活着，我想见您，跟您谈结婚的事，您何时返回？温柔地爱着您。阿尔贝蒂娜。”于是发生了与外祖母相同的情况，只是过程相反：我得知外祖母去世时，起初未感到丝毫的悲伤。只是在对她的不自觉的回忆使她变得栩栩如生后我才真正为她的死而难过。现在阿尔贝蒂娜在我思想中已经死去。因此她还活着的消息并没给我带来预想的快乐。对于我，阿尔贝蒂娜只是一束思念，只要这些思念还活在我心中，她便能肉体虽死精神犹生；但是现在这些思念已经消逝，因而她不能随着肉体的复活而在我心中复活。当我发现，她还活着这个消息并不使我快乐，当我发现我已不再爱她，我本应为此感到震惊，而且震惊的程度应该甚过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外出旅行几个月或病了几个月以后，照照镜子，发现自己有了不少白头发，和一副成年人或老年人的陌生面容。这确实使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过去的“我”，那个金发青年已不存在，“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然而与白发下这张布满皱纹的脸代替了原来的脸孔相比，我的变化不是同样深刻，旧我不是消逝得同样无影无踪，同样彻底地被新我替代了吗？但是人们既不因自己随着时光的流逝、按照日月更替的次序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苦恼，也不因自己在同一时期竟会是每天性格互相矛盾的人——今天凶狠明天心软，今天体贴明天粗野，今天公正无私明天野心勃勃——而苦恼。不苦恼的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旧我已经消隐——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暂时的、性格方面的消隐，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永久的、情欲方面的消隐——不可能悲叹另一个我，而这另一个我在当时当刻，或从此以后，则是整个儿我；粗野者为其粗野而得意因为他是粗野者，健忘者不为其缺乏记忆力而伤心正因为他已经遗忘。 我是没有能力使阿尔贝蒂娜复活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复活我自己，复活当年的我。生活的规律就是这样，它通过极其细微而又从不间断的工程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按照这一规律，生活并没有在阿尔贝蒂娜死去的第二天对我说：“变成另一个人吧。”然而，通过无数微小得使我难以觉察的变化，生活几乎把我整个儿更新了，因此当我的思想发现它的主人变了时，它已经适应这个新主人——我的新“我”；它依附的是这个新主人。大家已经看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温情，我的妒忌，来自于某些甜蜜的或痛苦的核心印象通过联想向四面八方的辐射，来自于对蒙舒凡的凡德伊小姐的回忆，来自于阿尔贝蒂娜晚间在我颈脖上印下的温柔的吻。但是随着这些印象的逐渐淡化，被它们染上令人忧虑的或令人愉快的色调的广阔印象场便恢复了中性色彩。一旦遗忘占领了痛苦或欢乐的几个主要据点，我的爱情的抗争便被击败了，我便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了。我试图想起她。早在她出走后两天，我就曾经为自己居然能离开她生活48小时而惊恐万分，那时我就有个预感，看来这个预感是正确的。正象从前我给希尔贝特的信中所说以及我对自己所说的：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两年，我就不再爱她了。当斯万要我再去看希尔贝特时，我觉得这就象要我接待一个死去的人一样不合适。死亡——或者我以为的死亡——在阿尔贝蒂娜身上所做的工作与长期的关系破裂在希尔贝特身上所做的工作是相同的。死亡只不过起了分离的作用罢了。我的爱情一想到它的出现便不寒而栗的那个恶魔——遗忘，终于真如我所料把我的爱情吞食了。阿尔贝蒂娜还活着的消息不仅没有唤起我的爱情，不仅使我看到我返回到漠然状态的旅程已即将走完，而且还在一瞬间促使这种返回加快速度，加快得如此之猛以至我事后不禁自问，过去那个相反的消息，即阿尔贝蒂娜死亡的消息，是否在完成她的出走所做的工作的同时，反过来激励了我的爱情，推迟了爱情的衰退。是的，现在知道她还活着，知道我可以和她重新聚首，反倒顿然使她在我心中失去了价值，我因此不禁自问是否是弗朗索瓦丝的暗示，是阿尔贝蒂娜的出走本身，乃至她的死（假想的，却信以为真）延长了我的爱情，因为当第三者甚至命运力图把我们和一个女人分开时，他们的阻挠只能使我们更依恋那个女人。眼下发生的事恰恰相反。我试着回想阿尔贝蒂娜的音容笑貌，然而也许因为我只需对她作出表示便能得到她，在我回忆中出现的是一个已经相当肥胖、有点男性化的姑娘，她那张憔悴的脸上，如同种子就要破土发芽一样，已经凸现出邦当太太的侧影。她与安德烈或其他姑娘可能干的事已不再使我感兴趣。我在很长时期里以为无法治愈的苦恼已不再使我痛苦，而这一切说到底我本来应该能预见到。诚然，对情妇的怀恋，尚未熄灭的炉火也和结核或白血病一样是肉体的疾病。不过，在肉体的痛苦中间，有必要区别由纯粹肉体上的因素引起的痛苦和以心智为媒介作用于肉体的痛苦。尤其当作为传送纽带的这一部分心智是记忆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引起痛苦的原因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很遥远——，那么不管痛苦有多么残酷，不管给机体带来的混乱有多么深广，由于思想有一种自我更新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缺乏机体组织具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因而预后不好的情况是极少的。一个患癌症的病人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死，而一个遭到无法慰藉的不幸的鳏夫或父亲，经过同样长的时间以后，却很少有心灵的创伤得不到愈合的。我的创伤也已愈合。此刻我在想象中看到的阿尔贝蒂娜是那么虚胖，她必定象她爱过的那些姑娘一样已经人老珠黄，难道为了她我必须放弃那个明丽照人的威尼斯少女，我昨日的回忆，明日的希望吗（如果我娶阿尔贝蒂娜，我将再也不可能给那位姑娘以及其他任何姑娘一文钱了）？难道为了她我必须放弃这位“新的阿尔贝蒂娜”，“不是那个到过乌七八糟的地方的阿尔贝蒂娜，而是忠贞的、高傲的、甚至有点野性的阿尔贝蒂娜？”现在这位威尼斯少女就是从前的阿尔贝蒂娜：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不过是我崇慕青春的一种短暂的形式。我们以为自己爱一个姑娘，其实，唉，我们爱的是曙光，因为她们的脸庞昙花一现地映出曙光的绯色。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我把那份电报还给看门人，说是搞错了，电报不是发给我的。看门人说电报已经拆开，他很难处理，还是由我保存为好；我把电报放回口袋但决定不去管它就象没收到过似的。我已经彻底地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了。因此这段爱情在远远背离了我以与希尔贝特的爱情史为依据对它所作的预测以后，在让我绕了一个又长又痛苦的大圈子以后，最终（虽然一度曾是例外）也象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一样，归入了被遗忘这一普遍规律。 于是我想：过去我依恋阿尔贝蒂娜甚于依恋我自己；我现在不再依恋她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已没有看到她。我不想让死亡把我和自己分开，我希望死后能复生，这一愿望和我想与阿尔贝蒂娜永不分离的愿望不一样，它还在延续。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比她更珍贵吗？是因为我在爱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更深地爱着自己吗？不是，而是因为我看不见她了也就不再爱她了，而我一直还爱着自己因为我与自己的日常联系没有中断过，我与阿尔贝蒂娜的联系却已经断了。那么如果我和我的躯体，和我自己的联系也断了呢？情况肯定是同样的。我们对生命的眷恋只不过象一种年深日久的摆脱不掉的爱情关系。它的力量在于它的持续不断。一旦死亡来割断这种关系，我们想长生不死的愿望也将消除。 午饭后，倘若我不独自在威尼斯城里游荡，我便准备和母亲一道外出，为了做点我正在进行的有关拉斯金①的研究札记，我到楼上房间去拿本子。墙壁突兀的拐弯使房间的墙角凹进去，从这里我感到海给威尼斯带来的限制和人们在土地利用方面的精打细算。我下楼和等着我的母亲会合时，正是在贡布雷人们关上百叶窗在幽暗中惬意地享受身边的阳光的时刻，而在这里，从大理石楼梯走下来时（这楼梯就象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里一样，你看不出它是建在一座宫殿里还是建在一条双桨战船上），人们可以领略到同样的清凉和户外的灿烂阳光，这得归功于那些顶篷，它们在永远开着的窗户前面晃动着，通过这些窗户，暖烘烘的阴影和蓝绿色的阳光随着源源不断的气流流动，就象流动在一个飘浮的平面上，使人联想到邻近动荡不息的波涛和那闪烁着变幻不定的色彩的粼粼波光。我最经常去的地方是圣马可教堂，而且每次都兴趣盎然，因为要去那儿先得乘游艇，因为对我来说这座教堂不只是一处古迹，而且是在春天的海上所作的一段旅程的终点，教堂与海水在我眼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气勃勃的整体。母亲和我走进圣洗堂，我们脚下是大理石和彩色玻璃镶嵌的拼花地面，眼前是宽大的拱廊，拱廊的喇叭口形的粉红色壁面因年深日久而微微弯倾，这样，在没有因年代悠久而失去其鲜艳色泽的地方，教堂看上去象是用类似巨大蜂房里的蜂蜡那样一种柔软而有韧性的物质造成的；相反，在岁月的侵蚀使材料发硬的地方，以及被艺术家雕空或用金色烘托的地方，教堂就象用科尔都②出产的皮革制作的精装本封面，而威尼斯则象一本其大无比的圣经。母亲见我要在几幅表现耶稣浸礼的镶嵌画前呆很久，而且她感到了圣洗堂沁人肌肤的凉气，便将一条披肩搭在我肩上。我和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时，她对我谈到如果能和我一道观赏某幅画会有怎样的乐趣——在我看来她想象的这种乐趣毫无根据——当时我认为她的话揭示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不少思想混乱的人头脑里往往装满了这类幻想。今天我至少可以肯定，和某人一起观赏或至少一起看过一件美丽的东西的乐趣是确实存在的。我有过这样的时刻，即当我回想起圣洗堂，回想起我面对着圣约翰将耶稣浸入其中的约旦河的波涛，而游艇正在小广场前等候我们，这时我便不能不动情地想到，在凉爽的半明半暗中，在我身旁，有一位身着孝服的妇人，她脸上带着卡帕契奥的《圣于絮尔》中那位老妇人的毕恭毕敬而又热情洋溢的虔诚表情，而这位脸颊红润、眼神忧伤、罩着黑面网的妇人就是我的母亲，对我来说，从此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她和圣马可教堂那光线柔和的殿堂分开，我确信总能在殿堂里再找到她，因为她在那儿就象在一幅拼花图案中一样占有一个专门的、固定不变的位置。 -------- ①拉斯金（183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和社会学家。著有六卷全集阐述其美学观点，认为艺术与人类在其他领域的活动是互相依存的，普鲁斯特深受其思想影响。 ②科尔都，西班牙西南部城市，以出产皮革著称。 -------- ①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 还有些日子我和母亲不满足于参观威尼斯博物馆和教堂，于是趁有一次天气特别晴朗，我们一直推进到帕多瓦①，为的是再一次欣赏那几幅《善》《恶》图，斯万先生曾送给我这些画的复制品，至今可能仍挂在贡布雷老宅的自修室里；我在骄阳下穿过阿雷娜花园，走进由乔托的画装饰的小教堂，只见教堂的整个拱弯以及巨幅壁画的底色一片碧蓝，仿佛灿烂的白日也同游客一起跨进了门槛，把它那万里无云的蓝天带到荫凉处小憩，纯净的蓝天卸去了金灿灿的阳光的服饰，那蓝色只稍微加深了一点，就象最晴朗的天也会有短暂的间断，这时天空并无一丝云，但太阳似乎把它的明眸转向别处一小会儿，于是天空的湛蓝就变暗了一些，但也更加柔和了。 -------- ①帕多瓦：意大利北部城市，有名的圣安东尼方形大教堂内有圣安东尼之墓，市内阿雷娜广场上的小教堂饰有13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绘的巨幅壁画。 现在蓝幽幽的青石壁象移进来的蓝天，天空飞着几个小天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小天使，因为斯万先生送我的仅是《善》《恶》图的复制品，而不是描绘圣母和圣子的故事的整幅壁画。天使的飞翔动作与《慈悲》或《贪欲》的动作一样都给我一种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的感觉。天使们把小手合拢，显出对天国的万分虔诚，或者至少是孩子的认真和乖巧，阿雷娜壁画上的这些小天使让人觉得世界上真存在过这类特别的有翅膀的生物，圣经和福音时代的博物学大概会提到它们。圣徒们散步时少不了会有这些小人儿在他们前面飞来飞去；也总会有几个降临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由于这是些真正存在而且确实会飞的造物，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向上升腾时画出各种弧线，极其轻松自如地在空中“翻筋斗”，或是头朝下向地面俯冲，一面还起劲地扑腾翅膀，以便使自己保持从重力法则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姿态，它们更象某种业已绝迹的鸟类，或者象在练习滑翔的加罗①的青年学生，而不象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后来的各个时期的绘画艺术中表现的那些天使，那些天使的翅膀只不过是天使的标志，它们的姿态通常和不长翅膀的天国人物毫无二致。 -------- ①加罗（1888—1918），法国飞行员，是第一个飞越地中海的人。 回到旅馆时我看见一群年轻女子，她们大部分是从奥地利来威尼斯享受这明媚的、花儿尚未开放的早春时光的。她们中间有一位使我产生了好感，她的五官虽然不象阿尔贝蒂娜，但却有着同样娇艳的脸色，同样笑盈盈的轻佻目光。不久我便觉察到我已开始对她说一些我在初期对阿尔贝蒂娜讲过的话，当她告诉我第二天我将见不到她因为她要去维罗纳①时，我对她掩饰同样的痛苦，并且立刻也想去维罗纳。然而好景不长，她就要回奥地利，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但是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到妒忌，就象刚堕入情网的人那样，我望着她可爱的谜一般的脸庞不禁自问她是否也喜欢女人，她和阿尔贝蒂娜的相同之处，那鲜亮的脸色和明亮的目光，那令所有人倾倒的和蔼而坦率的神情，（她有这付神情主要是由于她不想去了解与她无关的人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由于她能向别人公开自己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她用幼稚可笑的谎言来掩盖自己的行为），这一切是否正是喜欢女人的女人固有的体貌特征。我自问，但理性上又弄不明白，是否正是她身上的这一点对我具有吸引力，是否正是这一点在引起我的不安（这也许是我容易被叫人痛苦的东西所吸引的更深刻的原因），而且当我看见她时，是否正是这一点给我带来那么大的快乐和忧伤，就象那些磁性物质，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但它们存在于某个地区的空气中时便能使我们感到种种不适。可惜这个问题我永远也弄不清。 -------- ①维罗纳，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其风光仅次于威尼斯。 有时我试图从她脸上了解她的内心世界，我真想对她说：“您应当告诉我，我对这事感兴趣，它也许能帮助我认识人类博物学的一条规律。”然而她永远也不会告诉我；她声称对这一类恶习深恶痛绝，而且她和女友们保持一种冷漠的关系。也许这恰恰证明她有不可告人的事要隐瞒，也许她正是为这种事在被人笑话和羞辱，也许她为避免别人以为她有这类恶习才装出这种表情，就象动物对打过它的人保持一种不言自明的疏远。至于要打听她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事；即使对阿尔贝蒂娜，我也是花了多少时间才了解到她一星半点的情况呵！她的行动是那么小心谨慎，和这位年轻女人一个样，以至等她死后人们才敢谈起她！何况，即使是关于阿尔贝蒂娜，难道我能肯定我了解什么情况吗？此外，正如我们所爱的某个女人会使我们不自觉地追求某种生活条件，因为有了这种物质条件我们就能生活在她身边，就能最大限度地取得她的欢心，而一旦我们不再爱这个女人，我们原先梦寐以求的生活条件对于我们就变得无所谓了，精神上的某些兴趣也一样。我想知道在那花瓣似的粉颊下面，在那双宛如日出前的晨曦似的淡灰色明眸里，在那些从未讲给人听过的时日里，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欲望，我赋予我的好奇心一种科学意义，然而当我一点也不爱阿尔贝蒂娜了，或者当我一点也不爱这位年轻女人了，这种科学意义大概也会消失。 第六部 女逃亡者(14) 傍晚我独个儿步出旅馆，在这座迷人的城市里徜徉，有时置身于一些我未到过的街区，好象《一千零一夜》中的某个人物。在我信步漫游的路上，常常会发现一个我不知其名的宽阔广场，没有一个游客也没有一本旅游指南向我提到过它。我进入纵横交错的小街织成的网络。高高的喇叭口形的烟突被夕阳抹上了无比鲜艳的玫瑰色和明亮夺目的红色，于是屋顶上成了一个百花盛开的花园，花的颜色是那么富于层次，你会以为是代尔夫特或哈勒姆①的某个郁金香花迷的花园搬到了威尼斯城的上空。此外，这里的房屋挨得十分近，因而每个窗口都好象一个画框，框中是一个厨娘在胡思乱想，眼睛从窗口向外望着，或是一个少女坐着，正让一个老妇梳理头发，老妇的脸隐在暗处，但可以依稀辨出那是一张巫婆的脸，——一座座简陋而静寂的房舍在狭窄的街道旁紧挨着，一眼望去如同一百幅荷兰油画并排陈列在那儿展览。那些街道一条挤一条，象齿槽似地将环礁湖与运河之间的那块威尼斯横七竖八切成无数块，仿佛这块城区已在这些数不清的纤细而精微的模子里凝结了。突然，在一条小街的尽头，凝固的物质里有一处仿佛发生了膨胀。原来是一个宽阔华美的广场伸展在我面前，广场四周耸立着赏心悦目的宫殿，月光在广场上撒下一片苍白的清辉，我真没想到在这样稠密的街道网里，还能有地方摆下那么大一个广场。这是一个建筑群，若是在别的城市，各条街道往往都通向这样的建筑群，好把人们引向那里，或向人们指明它的所在。但是在威尼斯，它好象故意藏在小街纵横交织的网里，犹如东方童话里的宫殿，某个人物夜里被人领到宫殿里，天亮前又被送回来，他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个神奇的处所，最后还以为这不过是他梦中去过的地方。 -------- ①代尔夫特和哈勒姆，荷兰的两个城市，荷兰是郁金香之国。 第二天我去寻找我夜间发现的美丽广场，我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它们都很相似，但没有一条能给我提供一点有关那个广场的情况，只有使我更加晕头转向。有几次我以为认出了一个什么标记，便估计那个美丽而偏远的广场，那个被幽禁的、孤寂的广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眼前。这时某个鬼精灵变成的一条我从未走过的小街，引得我身不由己地往回走。不久我突然发现自己重新被带回到了大运河。而由于对现实的回忆与对梦境的回忆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到后来我不禁自问，是否在我的睡梦中，在一块幽暗的威尼斯的凝固体里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浮动面，它给久久沉思的月光奉献上一个宽阔的、被迷人的宫殿所环绕的广场。 但是在威尼斯，不愿永远失去某些女人比不愿永远失去某些广场更能使我的心情始终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到了我母亲决定离开威尼斯的那天傍晚，那时我们的行装已经由小船运往车站，我突然在旅馆准备接待的外国旅客登记簿上看到：“普特布斯男爵夫人及其随从”，这时我的骚动不安达到了狂躁的程度。一想到我和母亲这一走我将错过多少享受肉体欢愉的佳辰良宵，我体内处于慢性病状态的欲望立即上升为一种情感，欲望被一种忧郁和迷惘的心情所淹没；我向母亲提出推迟几天再走；母亲好象一分钟也不愿意考虑我的请求，甚至根本不把它当回事，我的神经已被威尼斯的春天刺激得很兴奋，因而母亲的神情一下子唤醒了在我神经里存在已久的反抗欲，那就是抵制我臆想中父母策划来对付我的阴谋，他们总以为我最终不得不服从，过去正是这种抗争的决心驱使我把自己的意志粗暴地强加给我最爱的人，哪怕在成功地迫使他们让步以后我仍旧按他们的意愿行事。于是我对母亲说我不走了，而她呢，以为做出不把我的话当真的样子是巧妙的办法，因此她甚至不予回答。我说她马上就会看到这是不是真的。这时看门人拿来三封信，两封是母亲的，一封是我的，我把信放进皮夹，和其它信混在一起，连信封都没看一眼。待到母亲动身去车站，后面跟着我所有的物件时，我则命人拿了一杯饮料到平台上去，我在平台上坐定，面对着运河，看着落日西沉，而停泊在旅馆对面的一条船上一位乐师正弹唱着“solemio①”。 -------- ①意大利文：“我的太阳”。 太阳继续落下去。母亲现在离车站大概不会很远了。她很快就会不在这儿了，而我将孤身一人留在威尼斯，孤身一人为惹得母亲伤心而难过，却没有她在身旁抚慰我。开车的时刻越来越近，我的无可挽回的孤寂也即将来临，我甚至觉得我已经开始尝味这彻底的孤寂了。确实我感到孤独，周围的事物变得陌生了，我已没有足够的平静去摆脱心脏的猛烈跳动，去给周围的事物注入一点安定。我面前的这座城市已不再是威尼斯。它的特点，它的名字对于我如同骗人的虚构，我再没有勇气把这些虚构刻印在石头上了。宫殿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个建筑物和一大堆与其它石头没有什么不同的大理石，水也只不过是氮氢化合物①，一种永恒的、没有灵性的物质，威尼斯存在以前就有，威尼斯以外的地方也有，它不知总督和透纳②为何人。然而这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又很奇特，它象这样一种地方，你刚到那儿，它还不认识你，你走了它也已经把你忘掉。我再不能向它吐露任何心事，再不能在它身上寄托自己的任何思想与情愫，它使我收缩成一团，我现在只不过是一颗还在跳动的心，是一种正忧虑地关注着“solemio”如何展开的注意力。我徒然拼命把我的思想放在里亚托桥那独特的优美曲线上，然而在我眼里它仍是如此明显地平庸，不仅不是一件上乘之作，而且与我从前对它的评价毫无关系，就象一个演员，虽然戴着金色假发，穿着黑色衣服，但我们知道他实质上不是哈姆雷特。与宫殿的情况一样，大运河，里亚托桥一旦剥去了构成它们个性特征的那层思想外衣，就化为一堆普通的物质材料。但同时这极其平常的地方又似乎并不那么遥远。比如在军舰修造厂的锚地，由于纬度这一科学因素，事物就有一种特别之处，它们即使表面上与我们国家的东西一模一样，但总让人觉得陌生，终归是流落在异域的东西；那水天相接之处离我很近，我只需乘一小时船就能到达，但我感到这段地平线的弧度与法国的完全不一样，它本来很遥远，只是通过旅行的妙法才突然离我很近，但它只能使我更深地体会到我是远在他乡；因而看着那既微不足道又遥远的军舰修造厂锚地，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厌恶而又惊恐的复杂感情，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情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一天我陪妈妈去德里尼温泉浴场，这是个怪诞的地方，水色幽暗，不见天空和阳光，四周是一个个小房间，在这儿你感到自己与看不见的挤满人体的深水相通，我曾纳闷地想，用一些木板房遮住不让人从街上看到的深水处是否就是由此处开始的并把极地包括在内的冰洋的入口，这狭窄的空间是否是极地冰洋可通行的部分；眼前的景色显得寥寂，不真实、冷漠，我对它已没有好感，这儿即将剩下我孤单一人，“solemio”的歌声悠悠升起，仿佛在哀叹我原先认识的威尼斯，又仿佛在以我的不幸证明那个威尼斯已不存在。毫无疑问，如果我还想赶上母亲，和她一起乘火车，我就应该停止听下去；我就应该立即下决心动身，一秒钟也不再耽搁。然而这正是我做不到的事；我仍旧一动不动地呆着，不仅站不起身来，而且连下决心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为了避免考虑下这个决心，我的思想整个儿在关心solemio如何一句接一句的展开，并且跟着歌者默唱，预料下一句即将高昂起来，并跟着它高上去，再跟着它低下来。毫无疑问，我对这支听过上百遍的无关紧要的歌根本不感兴趣。我这样认真地象完成一项义务似地把它从头听到尾并不使任何人高兴甚至也不使我自己高兴。再说，我预告就知道的那些歌词里，没有一句能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那个决定；不仅如此，每个歌句，在轮到唱它的时候，还成了我有效地作出这一决定的障碍，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迫使我作出相反的决定，亦即留下不走的决定，因为它使我让时间分分秒秒地溜过去，因此我此时听唱solemio这件事本身不仅毫无乐趣可言，而且还包含着一种深沉的甚至是绝望的悲伤。我清楚地感到，由于我呆在那儿不动，实际上我作出的决定是留下不走；对自己说“我不走了”这种直截了当的形式是不可能的，而另一种形式：“我再听一句solemio”却是可能的，然而这另一种形式也更痛苦千百倍，因为这一转义语的实际意义我并非不知道，我在对自己说“归根到底我不过是再多听一句罢了”的同时，我知道这就意味着：“我将一个人留在威尼斯。”也许正是这种象使人麻木的寒冷一样的悲伤构成了这支歌的魅力，那种绝望而又慑服人的魅力。歌者的声音用几乎是肌肉的力量和炫耀掷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对我的当胸一击。当一个句子在低音处唱完，乐曲似乎已经结束时，唱歌的人还不满足，又由高音处重新开始，好象他需要再一次宣告我的孤独和绝望。而我出于关注他的歌这一愚蠢的礼貌，对自己说：“我现在还下不了决心；先要把高音这一句再默唱一遍。”然而这个歌句却在扩大我的孤独，它在我的孤独中落下并使我的孤独随着分分秒秒的过去而愈来愈完整，不久将无可挽回。 -------- ①应该是氢氧化合物，可能是作者的笔误。 ②透纳（1775—1851），英国画家和木刻家。 母亲离车站大概已经不远。很快她就不在这儿了。伸展在我面前的已经是我孤零零留在那里没有母亲相伴的威尼斯。这座城市不仅已不再包含我母亲，而且由于我再没有足够的宁静让我的思想停止在我面前的景物上，这些景物实际上也已不包含我的任何一部分；更有甚者，它们已不再是威尼斯；就仿佛是我一个人给宫殿的石头和运河的水注入了灵魂似的。 我就这样木然呆坐着，意志涣散，表面上不知何去何从；其实这时我们的决心无疑业已下定：我们的朋友往往能预料到这个决定。但我们自己看不到，否则我们可以免受多少痛苦呵。 终于，从比人们预言彗星升起的地方还更难以捉摸的神秘深处，——幸亏根深蒂固的习惯有一种想象不到的自卫力量，幸亏人体内蕴藏着储备的能量，在突然冲动下习惯会在最后时刻把它们投入激战，——突然涌出了我的行动：我拔腿飞跑，到达车站时火车门都已关闭，不过我还来得及找到母亲，她正急得满脸通红，克制着自己不要哭出来，她以为我不会来了。“你知道，”她说，“你去世的外祖母生前常说：‘真奇怪，这孩子，没有比他更让人受不了也没有比他更讨喜的人了。’”在火车行进的路线上，我们看到帕多瓦然后是维罗内迎着火车扑过来，几乎是一己的山丘，因为它们不走，它们将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母亲并不急着看那两封仅仅拆开的信，并且尽力让我也不马上抽出皮夹，从里面拿门房交给我的那封信。她总怕我觉得旅途太长、太累人，所以尽量晚一点打开装着煮鸡蛋的盒子，尽量晚一点递给我报纸和拆开她没告诉我她买了的那包书，好让我在旅途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有事可干。我先看看母亲，她正带着惊奇的表情读那封信，尔后她抬起头，目光象是轮流停在一些彼此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往事上，而她无法使它们接近。与此同时，我在我那封信的信封上认出了希尔贝特的笔迹，我拆开信。希尔贝特向我宣布她将和罗贝尔·德·圣卢结婚。她说有关此事她曾往威尼斯给我发了个电报，但没收到回电。我记起有人对我说过威尼斯电报局的服务如何之差。我从未收到过她的电报。她也许会不相信。突然我感到原先以回忆的形式存放在我头脑里的一件事实离开了它的位置，并让另一件事实取代了它。我不久前收到的那份我以为是阿尔贝蒂娜发来的电报，原来是希尔贝特发来的。希尔贝特的笔迹有一个相当做作的特点，就是当她写一行字时，喜欢把字母t的一横写到上一行去，好象给上一行的字画上加重线，或是把字母i上的那一点写到上一行去，好象把上一行的句子断开，同时又把上一行字母的下伸笔划和曲线插到下一行字中间，因此电报局职员把上一行的s或y的拐弯加在gilberte的末尾读成ine是很自然是事。gilberte一字中i上的一点升到上一行成了省略号。至于g则象哥特字体的a。除此以外再有两三个字没看清，一些字搅在另一些字里（我也曾觉得某些字费解），这就足够说明我的谬误的细节了，甚至无需这么多因素。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尤其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人，在认定一封信是某个人写来的以后能读一个词里的几个字母，一个句子里的几个词呢？他一面读一面猜，外加创造；一切都始于最初的错误，其后的错误（不仅在读信和电报时，不仅在作任何阅读时）不管在持不同出发点的人看来显得多么荒诞不经，其实都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固执而诚心诚意相信的事，乃至最终的结论，大部分都是如此，都是一开始就把前提弄错了。 “噢！真是闻所未闻，”母亲对我说，“您瞧，人到我这把年纪已经没什么可惊讶的了，可是我还是要向你肯定，没有什么比这封信向我宣布的消息更出人意料的了。”——“你听好，”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要说的是哪件事，但不管它多么令人吃惊，也及不上这封信告诉我的消息。这是件婚事。罗贝尔·德·圣卢娶希尔贝特·斯万。”——“哦！”母亲说，“那么另一封信，我还没拆开的那一封要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件事，我认出你朋友的笔迹了。”于是母亲略带激动地向我微微一笑，自她丧母以后，不管是多么细小的事，只要关系到也有痛苦、也有回忆、也失去过亲人的人，对她来说都具有一点使人激动的意味。因此母亲对我微笑并柔声说话，好似深怕轻描淡写地谈论这件婚事就会看不出它在斯万的女儿和遗孀心里，在准备与儿子分开生活的罗贝尔的母亲心里所能引起的忧伤感觉，而且由于这些人待我好，母亲还出于好心和同情把自己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那份感触加在这忧伤里。“我说对了吧，你不会遇到比这更令人吃惊的事了。”我说。——“嗯，不对！”她轻声回答说，“我手里的消息才是最离奇的，我不说是最伟大的、最渺小的，因为塞维尼夫人的这句话被所有只知道她这句话的人引用过，让你外祖母大倒胃口，就象‘美哉，花的凋零’一样。我们才不拾人牙慧用大家用滥的这句话呢。这封信告诉我小康布尔梅结婚的事。”——“哦！”我冷淡地说，“跟谁？反正不管如何，未婚夫的人品已经使这桩婚事无任何轰动性可言了。”——“除非未婚妻的人品使它成为轰动事件。”——“未婚妻是谁呢？”——“哈！要是我立即告诉你就没价值了，来，猜猜看，”母亲说，她见我们还没到都灵，便想留点事给我做做，象俗话所说，留个梨到口渴时吃。“我怎么猜得到呢？是不是和一个门第显赫的人？如果勒格朗丹和他妹妹满意，那准保是门体面的婚姻。”——“勒格朗丹是否满意我不知道，但向我宣布这个消息的人说康布尔梅夫人满心欢喜。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把这称为体面的婚姻。我呢，我觉得这有点象国王娶牧羊女那个时代的事，何况这个牧羊女还够不上牧羊女，话说回来，人倒是挺可爱的。要是你外祖母还活着，这桩婚事会叫她大吃一惊，但不会使她不高兴。”——“未婚妻到底是谁呢？”——“是德·奥洛龙小姐。”——“依我看，够气派的，一点不是什么牧羊女，不过我不明白是哪个奥洛龙，奥洛龙是盖尔芒特家族过去的一个封号。”——“正是，但是德·夏吕斯先生在收养絮比安的侄女时把这个封号给了她。就是她嫁给小康布尔梅。”——“絮比安的侄女！这不可能！”——“这是对好品德的报偿，是乔治·桑夫人的小说结局式的婚姻。”母亲说。而我却想：“这是对道德败坏的惩罚，是巴尔扎克小说结局式的婚姻。”“说到底，”我对母亲说，“仔细想想，这是挺自然的事。从此康布尔梅一家就在盖尔芒特家族的圈子里扎根了，以前他们可不敢奢望能挤进盖尔芒特家族的圈子；再说，姑娘被德·夏吕斯先生收为养女后就会有很多钱，这对已经倾家荡产的康布尔梅家是必不可少的；她终究是一个被他们视为王亲的人的养女，而且据康布尔梅家的人说，她很可能是他的亲生女儿，也就是说，私生女。和一个可以说是王室的私生子结婚，这在法国和外国的贵族眼里一直是一种高攀。甚至不用追溯到离我们很远的吕森士家族，就在半年前，你记得吗，罗贝尔的朋友和那个姑娘结婚的事，这门亲事唯一的社会原因就是人们猜测，不知有根据没根据，那姑娘是某位国君的私生女。”我的母亲尽管保持着贡布雷社会等级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外祖母本应对这门亲事感到气愤，但由于她特别想显示她母亲了不起的判断力，所以她补充说：“何况姑娘人品极好，你亲爱的外祖母即使不是那么善良，那么宽容，也不会批评小康布尔梅所作的选择。你还记得，很久以前，有一天她走进裁缝铺让人把她的裙子重新缝一下，后来她是如何盛赞这位姑娘高雅脱俗的吗？当时这位姑娘还是个孩子。现在她虽然大大超过了结婚年龄，是个老姑娘，但她长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更加完美百倍了。可你外祖母那时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早就认为裁缝的侄子比德·盖尔芒特公爵更‘贵族’。”但称颂外祖母还不够，我母亲还必须感到，为外祖母着想她老人家不在人世反倒好些，似乎这样就能使外祖母免受最后的痛苦似的，而这正是她的赤子之情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不过，你想，”我母亲对我说，“毕竟斯万老先生——你没见过他，这倒是真的——怎么能想到，有朝一日在他的曾外孙或曾外孙女的血管里，那个把‘您好，先生’说成‘李浩，先森’的莫塞大妈的血和德·吉斯公爵的血会流在一起呢！”——“可是，妈妈，这事远比你说的更令人吃惊。斯万老先生一家是很体面的人，凭他们的儿子的地位，如果他娶一位好人家的姑娘，他的女儿希尔贝特本来可以结一门很好的亲事。可是现在一切得从头开始，因为他娶了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噢，名声不好的女人，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可能太狠了点，我始终没有完全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当然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我甚至哪天可以向你透露点……家庭情况。”母亲沉浸在她的遐想中，她说：“一个你父亲绝对不允许我和她打招呼的女人的女儿，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儿结婚！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你父亲开始也不允许我去看她，因为觉得她所属的阶层对于我来说太显赫。”接着又说：“勒格朗丹过去那么怕把我们引荐给康布尔梅夫人，因为他觉得我们不够气派，而现在这位夫人的儿子要娶一个只敢从后楼梯进我们家门的人的侄女！……毕竟你外祖母是对的，你记得吗，她在世时常说豪门贵族做的事有的会让小市民看不惯，还说玛丽—阿梅丽王后的形象在她心目中给破坏了，因为王后主动接近孔代亲王的情妇，为的是让她叫亲王立一份有利于奥马尔公爵的遗嘱。再有，几百年来，格拉蒙家族的小姐们，这些真正的圣女，为了纪念一位先祖与亨利四世的私情，竟一直用戈里桑德这个姓，你外祖母对此也很反感，你记得吗？这类事情在资产阶级家庭也可能发生，不过他们隐病得更严密。你以为你去世的外祖母会觉得这事有趣吗！”母亲忧郁地说，因为，外祖母被令人遗憾地排除在外再也体验不到的那些快乐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快乐，诸如一则消息、一出戏，甚至哪怕是一种“模仿”，都会使她觉得津津有味。“你以为她会为此大吃一惊吗！我敢肯定这类婚事会使她反感，会使她不好受，我认为她不知道反倒好些。”母亲又说。因为遇上任何一件事她都爱这么想：外祖母对此会有完全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来自她那美好而又与众不同的天性，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遇到任何过去预料不到的伤心事，比如我们家的世交中有谁倒霉或破产，或是发生了什么公共灾难、流行病、战争、革命，母亲便对自己说外祖母没看到这些事也许倒好些，否则她会太难过，也许会受不了。倘若是象上面谈到的这类令人反感的事，那些坏心眼的人会喜孜孜地猜想，他们不喜欢的人所受的个中之苦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深，而我母亲的心理活动却与这些人相反，她出于对外祖母的亲情，不能容许任何不幸的事或任何降低人格的事降临到她头上。她把外祖母想象成不受任何不该发生的坏事伤害的人。她想外祖母的死归根结蒂也许是件好事，免得这个天性如此高尚的人目睹她不能忍受的现代社会的丑恶现象。乐观主义是往昔的哲学。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里，我们只了解已经发生的事，因而我们把这些事造成的恶果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而把它们不得不同时带来的微小好处归功于这些事件，以为没有这些事件也就不会有这些好处。与此同时母亲还竭力猜想外祖母若是得知这些消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而同时又认为我们这些不如外祖母有头脑的人是不可能猜到的。“你想！”母亲先对我说，“你外祖母要是还活着会多么吃惊！”我感觉到母亲为不能把这事告诉她而伤心，为外祖母不能知道这件事而遗憾，此外，她觉得不公正的是，生活给当今带来了一些外祖母想象不到的事情，结果回过头来看，外祖母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对人和对社会的认识成了错误的或者不全面的，比如絮比安姑娘和勒格朗丹的外甥结婚的事，其性质足以改变外祖母所有的总体观念，还有，人们已能解决航空和无线电问题——要是我母亲能让外祖母知道这事就好了——而这问题过去外祖母认为是解决不了的。然而大家即将看到，要让外祖母分享当今科学带给人类的好处这一愿望不久在我母亲看来还显得太自私了。①他们俩的订婚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评论。 -------- 母亲的好几位女友曾在我们家见到过圣卢，她们在母亲的“接待日”纷纷来打听未婚夫是否就是我的那位朋友。关于另一桩婚事，有些人竟至于认为不是康布尔梅—勒格朗丹家的事。这消息来源可靠，因为出身于勒格朗丹家的侯爵夫人就在两家发布订婚消息的前一天还否认这门亲事。我却纳闷为什么德·夏吕斯先生和圣卢两人对我都只字不提订婚的事，他们不久前都曾有机会给我写过信，还如此亲切地谈到一起旅游的计划，而实现旅游计划就不可能举行订婚仪式。我因此得出结论，我与他们的朋友关系并不如我以为的那么亲密，这一点就圣卢而言尤其使我伤心，我没想一想人们对这类事总是保密到底的。其实既然我早已注意到贵族阶级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平等相待都不过是做戏，那么，我又何必为自己被排除在此事之外而大惊小怪呢？在德·夏吕斯先生撞见莫雷尔的那家妓院里——这儿越来越多地提供男人——女监管，一个《高卢人》报的热心读者和社交新闻的评论家，在和一位胖先生（这位先生常和一些年轻人来这儿没完没了地喝香槟酒，因为已经大腹便便的他想变得更肥胖臃肿，这样万一发生战争他就肯定不会被“抓”走）聊天时宣称：“据说小圣卢是‘那号人’，小康布尔梅也是。他们的妻子真可怜！不管怎样，如果你认识这两位未婚夫，一定要让他们到我们这儿来，在这儿他们要的应有尽有，我还能从他们身上捞很多钱。”胖先生自己虽然也是“那号人”，听了这话却愤愤然，这位颇爱赶时髦的人反驳说，他在阿尔东维叶的表兄弟处常遇到康布尔梅和圣卢，他们是女人的热心追求者，而完全不是“那号人”。“是这样！”女监管最后说，声音里透着怀疑，但她又不掌握任何证据，何况她也深信当今世上飞短流长恶言中伤的荒唐程度不下于道德的腐败程度。某些我并未谋面的人给我来信，问我对这两桩婚事“有何见解”，完全象在对剧场里女人戴的帽子的高度或是对心理小说开展调查。我可没有勇气回复这些信件。对这两门婚姻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是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你往昔生活的两大部分原先系在你身边，你也许渐渐在它们身上懒懒的寄托了某种秘而不宣的希望，当这两部分生活，象两艘战舰，带着火苗的欢快劈啪声，向着陌生的目的地永远离你而去，你就会感到这种悲哀。至于当事者本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大事的看法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事而不是别人的事。为了这两门建立在不可告人的缺陷上的“伟大婚姻”，再多的冷嘲热讽他们也在所不顾。就连出身于那么古老的贵族世家而要求并不高的康布尔梅一家，本来也会率先忘掉絮比安其人，而仅仅记住奥洛龙门庭的闻所未闻的荣耀，只是这一家出了个例外，就是那个本应为这门亲事额首称庆的人，康布尔梅—勒格朗丹侯爵夫人。她生性恶毒，竟把侮辱亲人的乐趣看得比为这门亲事自豪的乐趣还重要。她不爱自己的儿子，对未来的儿媳自然也一看就厌恶，因此她说康布尔梅家的人娶一个不知到底是谁生的而且牙齿长得如此参差不齐的姑娘真是家门之不幸。至于小康布尔梅，他向来喜欢和贝戈特乃至布洛克这样的文人来往，人们认为这门给他添光增彩的亲事并没有使他变得更附庸风雅，不过他现在意识到自己是奥洛龙爵位，报上称为“王侯”的继承人，他对自己的高贵地位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和任何人交往。在不去奉承那些亲王殿下的时日，他便丢下小贵族去找聪明的资产阶级。报上这些评语，尤其是有关圣卢的评语，以及对他的王室祖先的一一列举，给我的朋友增添了另一种气派，然后这种气派只能使我伤心，仿佛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成了大力士罗贝尔的后裔，而不是从前为了让我在车子后排坐得更舒服自己便极少坐折叠座席的那位朋友；我预先没料到他会和希尔贝特结婚，他们结婚的消息那么突然地出现在给我的信里，与我前一天对他们俩的看法又如此大相径庭，就象化学沉淀一样出人意外，因而使我感到痛苦，其实我应该想到他当时有很多事要办，再说上流社会的婚姻常常是突如其来，以便代替另一种没有成功的组合。由于这两桩婚事定得突然，而且偏巧又撞在一起，它们给我带来的悲哀，那种象迁居一样沮丧，象妒忌一样苦涩的悲哀是极其深沉的，以至后来人们在和我旧事重提时，竟荒唐地认为这是一种我可以引以为荣的感情，其实那完全不是我当时体验的那种感情，也就是说一种双重的，甚至三重或四重的预感。 第六部 女逃亡者(15) 社交界过去对希尔贝特不屑一顾的人士此时纷纷做出煞有介事的关心神情对我说：“啊！原来是她嫁给圣卢侯爵。”并向她投去关注的目光，那些不仅贪婪地收罗巴黎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而且千方百计四处打听，并相信自己的目光很深邃的好事者常用这种目光看人。另一方面原先只认识希尔贝特的人则以极大的注意力打量圣卢，他们（往往是和我不太熟识的人）要我把他们介绍给未婚夫，介绍过后他们脸上挂着过节似的快活表情回来对我说：“他真是一表人材。”希尔贝特深信德·圣卢侯爵的姓氏比奥尔良公爵的姓氏还要高贵千百倍，然而她毕竟首先属于有才情的一代，她不愿意在幽默感方面显得比别人逊色，因此津津乐道matersemita①，而且为了显得非常之风趣她还补充说：“对我来说是我的pater”② -------- ①拉丁文：母亲的门路。 ②拉丁文：父亲。 “听说小康布尔梅的婚姻是帕尔马公主促成的。”妈妈对我说。这倒不假。帕尔马公主早就通过勒格朗丹的作品认识了他，并认为他是一个高雅的人，另一方面她也认识德·康布尔梅夫人，这位夫人，当公主问她是不是勒格朗丹的妹妹时就改换话题。公主知道德·康布尔梅夫人遗憾自己始终未能跨进上层贵族社会的大门，因为上层贵族社会里谁也不接待她。有一次，自告奋勇为德·奥洛龙小姐物色对象的帕尔马公主问德·夏吕斯是否知道一个和蔼可亲而又很有见识，名叫勒格朗丹·德·梅塞格里丝的人是谁（现在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勒格朗丹的），男爵先回答不知道，接着猛然想起一天夜里他在车厢里认识的一位旅客，这位旅客曾给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他漫不经心地笑了笑，心想：“也许是同一个人。”当他得知说的是勒格朗丹妹妹的儿子时，他说：“咦，这真奇了！”如果他象舅父，那倒没什么可叫我害怕的，我一直说他们是最理想的丈夫。“他们是谁？”帕尔马公主问。“呵！夫人，如果我们见面的次数更多些我一定给您解释。跟您是有话可谈的。公主殿下那么聪明。”夏吕斯说，他突然感到一种推心置腹的需要，但那一次并未谈得很深。他对康布尔梅这个姓颇有好感，虽然他不喜欢这家的二老，但他知道他们拥有布列塔尼的四大男爵领地之一，也是他能为他的养女找到的最好归宿；康布尔梅是个古老的、受人尊敬的家族，在布列塔尼省有牢固的联姻关系网。为养女找一个亲王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并不令人向往。小康布尔梅再合适不过。随后公主请来勒格朗丹。近来勒格朗丹在外貌上起了相当大的对他颇为有利的变化。正象妇女们为了保持身材的轻盈苗条宁可咬咬牙牺牲面容，并且为此长年不肯离开玛里亚①温泉市，勒格朗丹变得象骑兵军官那样潇洒。就在德·夏吕斯先生身体日渐笨重，举止日渐迟缓的时候，他却比以前颀长和灵敏。这是同一个原因产生的相反效果。他的轻捷还有心理上的缘故。他习惯去某些不光彩的地方却又不愿意别人看见他出入于那种场所，因此总是一阵风似地冲进去。帕尔马公主和他谈起盖尔芒特们，谈起圣卢，他声称早就认识他们，他把听说过盖尔芒特庄园主的名字与在我姨妈家会见过斯万，未来的德·圣卢夫人的父亲本人混为一谈了，就是这位斯万，想当初在贡布雷，勒倍朗丹既不愿和他的妻子也不愿和他的女儿来往。 “不久前我甚至还和德·盖尔芒特公爵的兄弟，德·夏吕斯先生一道旅行过哩。他主动和我攀谈，这总是好兆头，说明他即不是愚蠢的假正经一类的人，也不是妄自尊大之辈。嗯，我知道人家都说他些什么。可我从来不相信有这等事。再说别人的私生活与我无关。他给我的印象是富有感情，很有才智。”于是帕尔马公主讲到德·奥洛龙小姐。盖尔芒特圈子里的人都被德·夏吕斯的高尚心地所感动，他一向心眼好，现在正为一个贫寒但很可爱的姑娘谋幸福，为弟弟名声不好而难堪的德·盖尔芒特公爵暗示，这事不管做得多漂亮，却是极自然的。“我不知道我的意思说清楚没有，这件事里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他说，殊不知反而弄巧成拙。但他的目的在于表明姑娘是他兄弟的孩子，而且也得到他的承认。这一来连带开脱了絮比安。帕尔马公主引入这番解释是为了向勒格朗丹指出，归根结蒂小康布尔梅将娶一位类似德·南特小姐那样的姑娘，德·南特小姐是路易14的几个私生女之一，这些私生女既未被奥尔良公爵鄙弃，也未被孔蒂亲王鄙弃。 -------- ①玛里亚温泉市在捷克－斯洛伐克。 我和母亲在回巴黎的火车上谈论的这两件婚姻，对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故事里出现的人物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首先是对勒格朗丹；不用说他象飓风一样冲进德·夏吕斯先生的府邸，好象他是走进一个声名狼藉的、不能被人看到的地方，他这样做既为了表现他的大胆也为了遮盖他的年龄，——我们的习惯总是伴随着我们，即使在我们不再需要它的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德·夏吕斯先生在向他问好时露出一个难以觉察更难以理解其含意的微笑；这个微笑表面上象——实质上完全相反——两个经常在上流社会见面的男人一天偶然在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相遇时交换的那种微笑（譬如弗罗贝维尔将军过去常在爱丽舍遇到斯万，当他瞥见斯万时就投去心照不宣的嘲弄目光，就象洛姆公主家的两位常客又在格雷维先生家沆瀣一气时一样）。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本质上确实变好了。很久以来（从我很小的时候去贡布雷度假开始），勒格朗丹便在暗暗培养他与贵族人士之间的交情，不过以前这种交情充其量只能使他得到一次去某个度假胜地的单独邀请，没有其他收获。现在他外甥的婚姻突然把这一段段相隔甚远的关系连接起来了。勒格朗丹在社交界有了一定的地位，而他和从前只与他私下里亲密来往的那些人的老关系又回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他在社交界的地位。当某人自以为在把勒格朗丹介绍给一些贵妇人时，这些夫人却说20年来他不时去她们的乡下别墅住半个月，还说家里小客厅的那只精致的晴雨表就是他送的。他也曾偶然被安排在有几位公爵成员的“组”里，现在这些公爵竟和他成了亲戚。然而他一旦在上流社会站住脚以后，倒反而不再利用这种地位了。这不仅是因为他被上流社会接纳既已人所共知，因而受到邀请对他已无多大乐趣，还因为长期来争相占据他的身心的那两种毛病中，最不顺乎自然的那一种，也就是附庸风雅的毛病，正让位给另一位比较不做作的毛病，因为后者至少标志着回归本性。即使是以迂回的方式。当然这两种毛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在离开一位公爵夫人的交际晚会以后还可以接着去郊区寻花问柳。但年龄的增长起了降温的作用，他不再同时兼享那么多的乐趣，不再无节制地外出，饮食男女上也偏向柏拉图式，着重于友谊、交谈，这些活动要花时间，因而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用于和一般人交往，只把很少一部分留给社交生活。德·康布尔梅夫人现在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友善相待也看得无所谓了。公爵夫人出于礼仪常去侯爵夫人家，正象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间一长就迟早会发现他们的优点，习惯他们的缺点一样，她发觉德·康布尔梅夫人是个智力和文化素养方面都很出色的女人（但鄙人并不十分赏识）。她于是常在向晚时分去拜访德·康布尔梅夫人，而且一坐就是很久。可是这位太太一看到公爵夫人常来找她，原先心目中想象的公爵夫人的神奇魅力便烟消云散了。从此她接待她只是出于礼貌而并不感到乐趣。 希尔贝特身上出现的变化更加令人震惊，她的变化与斯万结婚后的变化完全不同而又恰成对应。诚然，最初几个月希尔贝特很高兴接待那些上层社会的精萃。她也请她母亲离不开的几个知己朋友，那多半只是出于对财产继承的考虑，而且只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邀请，光请他们不请别人，让他们自成一统，远离那些高贵的人，仿佛邦当夫人或是戈达尔夫人与德·盖尔芒特公爵或德·帕尔马公主一接触，就会象两种不稳定的化学粉末相接触一样，会发生无法弥补的灾难似的，戈达尔夫妇、邦当夫妇以及其他人看到总是他们这帮人在一起晚宴虽然不免失望，但还是感到脸上有光，因为能对别人说：“我们在德·圣卢侯爵夫人家吃晚饭来着。”何况希尔贝特为有利于将来继承遗产，有时还斗胆把德·马桑特夫人也一起请来，这位夫人手执一把玳瑁骨子的羽扇，确实有一副贵妇人的气派。只是希尔贝特有意不时称赞一番那些只在向他们表示邀请时才来的识趣者，这称赞既是一种提醒，也是对戈达尔、邦当这样的明白人表示最高雅而又最傲慢的问候的一种方式。我倒宁愿与这批人为伍，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巴尔贝克女友”和她的姨妈的缘故，我希望她姨妈看见我置身于他们中问。可是在希尔贝特看来，我现在主要是她丈夫和盖尔芒特家的朋友（很可能早在贡布雷，当我的父母亲不和她母亲交往时——在那个年龄我们不仅给事物凭添这种或那种优越性而且还将它们分门别类——她就已经赋予我一种地位，这地位后来一直伴随着我），故而她认为那些晚会与我的身份不相称，她在辞别时对我说：“我很高兴见到您，不过您最好后天来，您会见到盖尔芒特伯母和德·普瓦夫人；今天请的是我妈妈的朋友，为了让她高兴。”然而，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个月，很快一切都彻底变了样。是不是因为希尔贝特和她父亲的社交生活注定会表现出同样的反差呢？总之，虽然希尔贝特成为圣卢侯爵夫人还只是前不久的事（人们会看到，她很快将成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但她已实现了最光辉、最难以到达的目标，她认为从此盖尔芒特的姓氏附着在她身上就象一层金褐色的釉一样牢固，不管她和谁来往，她在众人眼里永远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此念大谬不然，因为贵族封号与股票一样，人家向你要时价值就上升，你主动提供时价值则下跌）①，简而言之她的观点与某个轻歌剧中的人物相同，那个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想，我的名字已足以说明问题，不用我多费口舌。”因此她开始对她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表示公然的蔑视，宣称圣日耳曼郊区的人都是愚蠢之辈，结交不得，后来更将此话付诸行动，干脆停止与他们来往。那些在这段时期以后才认识她，并且借助她而步入社交界的人，听到这位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她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晤面的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竭尽嘲笑挖苦之能事，看到她拒不接待这个社会的任何人，而且倘若有谁，即便是最显赫的人，冒险去她府上，她便公然冲着来访者打呵欠，他们回想以前自己竟然觉得上流社会颇有魅力，都不禁为之脸红，而且可能永远不敢向那个女人吐露自己过去的弱点中这一丢脸的秘密，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女人天性高贵永远不能理解他们的这些弱点。他们听到她如此淋漓尽致地讥讽那些公爵，更意味深长的是，还看到她的实际行动与口头上的嘲笑如此完全一致！他们无疑并未想到去探究使她由斯万小姐一跃而成德·福什维尔小姐，又由德·福什维尔小姐一跃而成德·圣卢侯爵夫人，尔后又成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偶然事件的原因。他们可能也未想到这偶然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同样都能用来解释希尔贝特后来的态度：平民对人际交往的理解与斯万小姐不尽相同，也与一位被大家称为“公爵夫人”，被令她讨厌的公爵夫人们称为“我的表妹”的贵妇不尽相同。人们通常轻视一个没有能达到或已经最终达到的目的。当这种轻视表现在我们还不了解的人身上时，我们以为这是他们的品格固有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能追溯到早年，也许我们会发现他们曾比任何人都更狂躁地为这些同样的缺点所苦恼，只不过他们已经完全掩盖或彻底克服了这些缺点，以至我们以为他们不仅自身从来不可能染上这些缺点，而且也不能原谅别人有这些缺点，因为这些缺点在他们是无法理解的。荣升不久的德·圣卢侯爵夫人的沙龙很快便定了型（至少在社交方面，因为大家会看到在其他方面她的沙龙是多么暧昧不清）。然而这个沙龙的面貌颇令人惊讶。人们还记得，巴黎排场最大、格调最高、可与德·盖尔芒特的招待会相媲美的要数圣卢的母亲德·马桑特夫人举办的招待会。此外，还有后期奥黛特的沙龙，虽然档次要低得多，但其豪华与风雅也同样令人赞叹。然而现在圣卢依靠妻子的丰厚财产可以得到他希冀的一切物质享受，他已心满意足，便只想在用过一顿精美的、有乐师为他演奏优美音乐的晚餐后，安安顿顿呆在家里。而且这位一度显得那么自命不凡、那么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现在竟邀请一些他母亲绝不肯接待的伙伴来分享他的荣华富贵。希尔贝特则实施斯万身前的妙论：“我不在乎质量，就怕数量多。”圣卢对妻子是百依百顺，他爱她，又全亏了她才能有这等穷奢极侈，故而不想违拗她的喜好，何况她的喜好与自己的又如此相同。这样一来，德·马桑特夫人和德·福什维尔夫人多年来，尤其是为了子女能体面地成家而举办的盛大招待会到了德·圣卢夫妇这一代便没有下文了。他们拥有世上最漂亮的马供他们一起乘骑，有世上最漂亮的游艇供他们游弋，然而他们往往只带上两位客人。在巴黎他们每晚请来共进晚餐的朋友从来不超过三四位；这样，双方母亲原先象宽敞热闹的大鸟栏似的沙龙便意想不到地、但又自然而然地逐渐衰退，最后被一个安静的小鸟窝所代替。 -------- ①一切在我们看来是不朽的东西终将毁灭，一个人在交际场的地位也和其他事物一样，并不是一经造成便能一劳永逸的，而是象一个帝国的威势，必须每时每刻通过永远不断的创造进行重建，这就说明了半个世纪中政治和社交历史上一些明显的不正常现象的原因。世界的创造不是在人类之初已经完成，而是每天每日都在进行着。德·圣卢侯爵夫人想：“我是德·圣卢侯爵夫人。”她知道她前一天已经拒绝了公爵夫人们的三个晚宴邀请。然而如果说她的姓氏在某种程度上抬高了受到她接待的那个没有半点贵族气味的阶层的身价，那么通过一种逆向运动，受到侯爵夫人接待的那个阶层却降低了她的姓氏的身价。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这种运动，连最高贵的豪门贵族也会因此而最终垮掉。斯万认识的一位法国王室的公主不是因为什么人都接待，她的沙龙名声便一落千丈了吗？一天洛姆公主出于礼节去那位公主殿下府上逗留了片刻，她在那儿遇到的尽是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接着她又去勒鲁瓦夫人家，一进门她就对斯万和德·莫代纳侯爵说：“我终于回到了朋友们中间。我从德·×伯爵夫人家来，在那儿我没见到三张熟人面孔。”——作者注。 -------- ①拉丁文，此处意为“姻亲”。 任何其它假封号都不会使盖尔芒特家族如此烦恼。不过既然关系到一门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都是有益的亲事，那么贵族阶级便能承受这些烦恼，以及其它种种烦恼。在德·盖尔芒特公爵的掩护下，在这一代的部分人眼里（到下一代将是在所有人眼里）勒格朗丹是真正的德·梅塞格里丝伯爵。 任何不太了解情况的年轻读者会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可能以为德·福什维尔男爵和夫人是作为德·圣卢侯爵的亲戚和岳父母，亦即作为盖尔芒特这边的人来发讣告的。其实他们不能被列在盖尔芒特这一边，因为罗贝尔是盖尔芒特家族的亲戚，希尔贝特却不是。不，那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德·福什维尔男爵和男爵夫人是新娘那边的人，而不是康布尔梅这边的人，而且他们发讣告不是由于盖尔芒特家族的关系，而是由于絮比安的关系，因为，了解点底细的读者会知道，奥黛特是絮比安的嫡亲表妹。 养女结婚后，德·夏吕斯先生把他全部的厚爱都转到了年轻的德·康布尔梅侯爵身上；这位年轻人有和男爵相同的爱好，既然这种爱好没有妨碍男爵选他作为德·奥洛龙小姐的丈夫，那么在他成了鳏夫后，这种爱好当然只能使男爵格外赏识他。这并不是因为侯爵先生没有其他长处可以让他成为德·夏吕斯先生的一位可爱伙伴。但是一个把他作为亲密知己的人，即使此人是位优秀人物，是不会忽视他的这一优点的，加之他又会玩惠斯特牌，这就使男爵更觉得他可心合意。年轻的侯爵聪慧过人，而且完全是他“祖母那边的人”，他象祖母一样热情，一样有音乐天赋，这一点，费代纳的人们早就说过，当时他还是个孩子。他身上还表现了祖母的其它一些独特之处，但那主要是模仿的结果，和全家人一样，而不是由于隔代遗传。比如在他妻子死后不久，我接到一封署名莱奥诺尔的信，我并不记得这是他的名字，但是当我读到结尾的套语：“请相信我真诚的同情”时，我才明白这信是谁写的。这“恰到好处”的真诚一词仿佛给莱奥诺尔这个名字加上了康布尔梅这个姓。 火车已进巴黎车站，我和母亲还在谈论这两则消息，为了使旅途不显得太长，母亲本想把它们留到行程的第二阶段，所以待火车过了米兰她才让我知道这些消息。母亲很快回到在她看来是唯一正确的观点，亦即外祖母的观点上。起先她想外祖母会非常惊讶，然后又想她会难过，其实这不过是认为外祖母会很高兴知道如此惊人的消息的一种说法，但母亲不能容许外祖母被剥夺掉这一乐趣，所以她宁愿认为一切都再好不过，因为这消息只能使外祖母伤心。可是我们刚刚回到家，母亲又觉得仅仅为不能让外祖母参加到生活带来的种种意料之外的事件中去而遗憾，这还太自私。她更愿意猜想它们对外祖母来说不算是意料之外的事，而只是对她的预见的一种认可。母亲爱把这些事件看成是对外祖母的预言性的见解的一种证实，一个证据，证明外祖母的思想比我们认为的还更深邃、更敏锐、更正确。因此母亲为了最终归结到她对外祖母毫无保留的钦佩，紧接着便补充说：“不过，谁能说你逝去的外祖母会不赞成呢？她是那么宽厚。而且你知道，对于她，社会地位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天性高贵。你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很奇怪，两位姑娘都得到她的赞赏。你还记得吗？她第一次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回来后对我们说她觉得德·盖尔芒特先生是何等平庸，相反她又是何等称赞絮比安一家人啊。我可怜的母亲，你记得吗？谈到絮比安先生时她说：如果我还有一个女儿，我就把她许配给他，而他女儿比他更胜一筹。还有斯万小姐！她说：‘我认为她非常可爱，你们瞧着吧，她将来准能嫁个好人家。’可怜的母亲，她要是能看到这一切就好了，她预见得多么准确呵！直到最后，甚至当她已经不在人世，她还在教导我们如何明察事理，如何为人善良，如何正确评价事物。”而由于我们难受地看到外祖母被剥夺的乐趣都是生活中平凡而微小的乐趣，诸如一个演员饶有趣味的语调，她爱吃的一个菜，她最喜欢的作家新出的一本小说等，所以妈妈说：“她会多么惊讶，她会觉得多么有趣啊！她会写一封多么妙不可言的回信啊！”母亲又说：“你想，可怜的斯万生前那么盼望希尔贝特受到盖尔芒特家族的接待，要是他能看到他女儿成了盖尔芒特家族的一员，他会多么幸福！”——“不姓他的姓，而姓另一个人的姓，以德·福什维尔小姐的身份被领到神坛前？你以为他为此会感到很幸福吗？”——“嗯！这倒是真的，我没想到这一层。”——“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不能为这匹‘驽马’高兴；想想看，她竟然狠心地抛弃了待她那么好的生身父亲的姓。”——“是的，你说得对，归根结底，也许他还是不知道这件事为好。”唉，对死人对活人都一样，我们真不知道一件事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多还是欢乐多！“据说圣卢夫妇将来住在当松维尔。以前斯万老爹那么想让你外祖父看看他的池塘，他怎么能想到今后德·盖尔芒特公爵会常常看到这个池塘呢，尤其是如果他知道他儿子结了那门丢脸的亲？你以前常和圣卢谈到当松维尔的刺玫瑰，丁香和蓝蝴蝶花，他对你的话将体会得更深。因为这一切将归他所有。”就这样我和母亲在餐室的灯光下侃侃而谈，这类谈话总有灯光相伴，在这种灯下漫话中，家族的而不是民族的睿智往往抓住死亡、订婚、继承、破产等某个事件，将它置于回忆这面放大镜下，使它更突出，然后将在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看来是混杂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东西——亡故者的姓名，先后居住过的地址，家财的来源和变迁，产业所有权的转移——一一分解，与它们拉开距离，将它们远远地放在时空的各个点上进行评述。这种睿智来源于缪斯，人们如果想保持一点新鲜感受和创造功能，那么他们最好尽量推迟认识这位缪斯，然而即使是一直不知道它的人，到了生命的暮年也会在外省古老教堂的大殿里和它相遇，当他们突然感到触动他们心灵的并不完全是神坛上雕刻所表现的永恒美，而主要是想到那些雕刻经历过的种种遭际——它们起初列在某个著名的个人收藏品中，放在小教堂里，然后进了博物馆，最后又回到教堂；或者当他们走路时感到踩在脚下的地面几乎是有思想的，是用阿尔诺①或帕斯卡尔②的遗灰铺成的；或者仅仅是当他们在木制跪凳的铜片上辨读乡绅或显贵的女儿们的名字，一面还可能想象着一位纯真的外省姑娘的容貌，这种时刻他们便与这位缪斯相遇了，这位缪斯搜集一切被艺术和哲学的更高一级缪斯们摈弃的东西，一切并不确实有根据的东西，一切仅仅是偶然的但却能揭示另一些规律的东西，这位缪斯就是历史。 母亲过去的一些朋友，一些多少和贡布雷有关系的朋友，这时都来看望她，和她谈论希尔贝特的婚姻，她们丝毫不赞赏这桩婚姻。“您知道德·福什维尔小姐是何许人，就是斯万小姐。证婚人呢，是德·夏吕斯‘男爵’，他让别人这么称呼他，就是这个老头子从前供养过希尔贝特的母亲，而且斯万不是不知道，但他从中得到好处。”——“您这是什么话？”母亲反驳道，“首先，斯万是极有钱的。”——“他既然需要别人的钱，说明他自己并不那么有钱。您说说看，这女人究竟存的什么心，要把她以前的情夫们这么牢牢抓在手里？她有本事先让第一个情夫娶了她，后来又让第三个情夫娶了她，她还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第二个情夫拉出来给她和第一个情夫生的女儿当证婚人，也可能是她和另一个人生的，她的相好那么多，怎么弄得清楚？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我说第三个情夫，其实应该说第300个。况且您知道，如果说希尔贝特和您我一样不姓福什维尔，这与她丈夫的身份倒很般配，因为他当然也不是什么贵族子弟。您也知道，只有冒险家才会娶这个姑娘。据说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无名之辈。要不是贡布雷由一个见了神甫都不打招呼的激进派市长掌了权，我准能知道事情的底细。因为，您也清楚，发布结婚预告的时候总是报真名实姓吧。是啊，对报纸或代发喜帖的文具商自称德·圣卢侯爵是很神气的。这对任何人都没坏处，如果那些人高兴这么干，也无须我来横挑鼻子竖挑眼，这碍我什么事？反正我以后不会和那个被人说三道四的女人的闺女来往，她尽可以在仆人面前神气活现地摆侯爵夫人的架子。可是在身份证件上就不是一码事了。哼！假如我的表兄萨士拉还是第一副市长，我就会给他写信，他准能告诉我让她在结婚公告上用的什么姓。” -------- ①阿尔诺（1612—1694），法国17世纪神学家，亦是研究语言的逻辑至哲学的理论家。 ②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17世纪著名学者、思想家及作家。 第六部 女逃亡者(16) 那段时期我常见到希尔贝特，我们俩重又恢复了来往：我们生命的长短不是按我们与别人的友谊的长短来计算的。过了一段时间，同一些人之间中断了好多年的友谊关系又会恢复，而且双方都很乐意恢复（就象在政界被取消的部重又组建，剧院里被打入冷宫的戏重又上演）。原先一方为何过分执着地爱，而另一方为何不能忍受那过分苛求的专横，那些理由10年后都不复存在了。唯有社会礼仪依然有效。希尔贝特过去可能拒绝给我的东西，现在她会轻易应允，无疑因为我已不再想要了。她总是随时准备到我身边来，从来不急着离开我，这在过去对她来说是不能容忍也无法做到的事，但我们之间从未挑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其实这是因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已经消除，这障碍就是我对她的爱情。 此后不久我去当松维尔小住了几日①，因为我得知希尔贝特很不幸，罗贝尔对她不忠实，并不是用大家以为的、也许希尔贝特自己至少仍认为的、至少是她说的那种方式。然而由于自尊心，由于想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还由于对背弃行为的了解不全面（凡是被欺骗的人都不能全面了解那些欺骗行为），尤其因为罗贝尔不愧是德·夏吕斯先生的外甥，他和被他败坏了名声的女人招摇过市，大家都认为，反正希尔贝特认为，这些女人是他的情妇……上流社会甚至认为他不够检点，公然在一些社交晚会上与某个女人寸步不离，然后伴送她回家，让圣卢夫人自己想办法回府。谁要是说被他这样连累的女人实际上并非他的情妇，这个人便会被视为头脑简单、在事实面前说瞎话。然而不幸的是，从絮比安嘴里漏出来的几句话引导我了解了事实真相，那令我万分痛心的事实真相。我动身去当松维尔的前几个月，一天我去探问德·夏吕斯先生的健康情况，他的心脏功能出现了障碍，不能不令人担忧。我看到絮比安一个人在，便和他说起一封署名波贝特的寄给罗贝尔的情书，这封情书被圣卢夫人截获，我从男爵原先的管家那里得知，那个署名波贝特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曾经谈论过的那个小提琴手兼专栏编辑！此人在德·夏吕斯先生的生活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絮比安一说起这事便气愤填膺：“这小子当然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说还有什么人他不该在他身上打主意，那就是男爵的外甥。尤其因为男爵疼这个外甥就象疼自己的儿子一样；这小子千方百计拆散人家夫妻，真可耻。而且为此不惜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因为谁也不象德·圣卢侯爵那样天性反对这种事。他过去为自己的情妇挥霍得还少吗！从前这个该死的乐师那么卑鄙地离开了男爵，人家可以说这是他的事。可是他竟然转过来引诱男爵的外甥！不，有些事是干不得的。”絮比安的愤怒是发自内心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们在道德问题上有着与别人同样强烈的义愤，只是针对的目标稍有不同。此外，没有被直接卷入感情纠葛的人总是评论哪些男女私情应该避免，哪些是不合适的婚姻，好象人可以自由选择恋爱对象似的，他们没有考虑到爱情能产生海市蜃楼般的美妙幻景，把我们所爱的人单独地、整个儿地笼罩起来，以至一个男人会干出和厨娘或与挚友的情妇结婚这等“傻事”，然而这“傻事”却往往是他一生中完成的唯一富有诗意的举动。 -------- ①这次离家外出使我相当为难，因为我在巴黎有一个姑娘，她住在我租的单一临时寓所里。有些人需要森林的芳香或湖水的低语，我晚上需要这个姑娘睡在我身旁，白天坐车时也需要有她在身旁。一次恋爱可能被遗忘，但它能决定下一次恋爱的形式。在前一次爱情中某些平日的习惯已经存在，只是我们自己也记不起这些习惯从何而来；正是第一天的焦虑使我们热切希望每次用车把我们所爱的人一直送回她的住所，或者要求她住在我们家里，希望她每次外出都有我们自己或我们信任的人陪伴在她左右，后来这些做法被我们采用并固定下来，如同人们已经忘记其意义的一些风俗习惯：所有这些习惯都象一条条千篇一律的通衢大道，我们的爱情每天打那里经过，而从前它们被溶化在火山烈焰般的火热冲动里。这些习惯在我们所爱的女人死后，甚至在对她的怀念已经消失后仍然存在。它们变成我们的爱情的形式，即使不是所有的至少是某些互相交替的爱情形式。比如作为对已被遗忘的阿尔贝蒂娜的回忆，我需要我现在的情妇呆在我的住所里，我把她藏着不让来访者看到，但她象过去的阿尔贝蒂娜一样充实了我的生活。为了去当松维尔，我不得不求她答应让我的一个不好女色的朋友代我守护她几天。——作者注。 我得知罗贝尔和妻子险些分居（而希尔贝特尚未完全清楚事情的真相），多亏德·马桑特夫人这位爱子之心拳拳、巴望儿子出人头地的明智冷静的母亲从中调解，强使他们言归于好。她属于那种阶层，在这种阶层里不同血统的不断交叉混合，祖传家产的日渐贫乏使得情欲和物质利益方面的世代恶习与因循苟且有随时抬头的可能。她曾经强有力地支持过斯万夫人，支持过絮比安的婚姻，后来又以同样的劲头一手安排了儿子和希尔贝特的亲事，就这样她怀着痛苦的忍让精神不仅为自己运用祖传的睿智，而且让整个圣日耳曼郊区从中得益匪浅。也许当初她之所以草草决定罗贝尔和希尔贝特的婚事（当然这件事让她耗费的心血和眼泪比过去叫罗贝尔和拉谢尔断绝关系而费的心血和眼泪要少），只是因为害怕他又和另一个坏女人姘居，——或者就和原来那个女人，因为罗贝尔对拉谢尔久久不能忘情——殊不知若是那样他也许倒得救了。现在我明白罗贝尔在德·盖尔芒特王妃家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他说：“真遗憾，您那位巴尔贝克的女朋友没有我母亲要求的那笔财产，否则我想我和她会很投契。”他的意思是说她是戈摩尔人正如他是索多姆人①，或者，如果他尚未成为索多姆人，他也只喜欢那些他能够以某种方式去爱而且和别的女人一起去爱的女人。看来希尔贝特也可以向我提供阿尔贝蒂娜的情况。若不是我已经失掉想知道有关我女朋友的事的好奇心，除了偶尔故态复萌。我本可以不仅向希尔贝特而且向罗贝尔去打听。说到底，使罗贝尔和我产生娶阿尔贝蒂娜的欲望的是同样一个事实，即她爱恋女人。不过两人的欲望原因完全不同，目的也完全相反。我是出于得知这一事实后的绝望，罗贝尔则是出于满意；我是为了通过每时每刻的监视阻止她沉湎于这种喜好，罗贝尔则为了培养她的这一喜好，而且给她充分自由好让她为他带来女朋友。 -------- ①据《圣经》创世纪记载，戈摩尔与索多姆是两个位于死海南部的城市，因其居民道德败坏，搞同性恋，在硫磺与火中毁灭。 这样，絮比安把罗贝尔在肉欲兴趣方面出现的与原先截然不同的新动向看成是不久以前发生的事，然而我从和埃梅的一次使我十分伤心的谈话中得知，这位巴尔贝克旅馆侍应部前领班把罗贝尔性欲上的这种偏离和倒错回溯得更远。 我因去巴尔贝克小住了几天，才有机会和埃梅作了那次谈话，那几天，正在享受一次较长休假的圣卢本人也偕妻子来到巴尔贝克，在这新婚燕尔的阶段，罗贝尔陪伴夫人是寸步不离。当时我注意到在罗贝尔身上仍能感到拉谢尔对他的深刻影响，并对这种影响颇为赞赏。只有和情妇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年轻丈夫才会在走进餐厅之前帮妻子脱掉大衣，才会对妻子表现出应有的关心体贴。他在和情妇生活期间受到了一个好丈夫应受的训练。离他不远并与我相邻的一张桌子上坐着布洛克，他在一群自命不凡的年轻的大学士中间，做出一副虚假的轻松自如的样子，他一面炫耀地将菜单递给一位朋友，动作夸张得打翻了桌上两瓶水，一面对他喊道：“不，不，我亲爱的朋友，还是您点菜吧！我这一辈子从来不会制定一份菜单，从来不会点菜！”他带着不太真诚的高傲重复道，同时立即同意要一瓶香槟酒，说是喜欢在聊天时有香槟作“象征意味十足”的点缀，这给口腹之欲涂上一点文学色彩。圣卢是很会点菜的。他坐在已经怀孕的希尔贝特旁边（后来他不停地让她生孩子），正如夜里在旅馆的双人床上睡在她身边一样。他只跟妻子讲话，好象旅馆里的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似的，然而当一名侍应生来取点菜单，站在他近旁时，他突然迅速抬起明亮的眼睛，向侍应生投去一瞥，这一瞥的时间不超过两秒钟，但那清澈而敏锐的目光里却表露了一种好奇和探究，其性质与任何一位在顾客注视（哪怕是长时间地注视）一名旅馆服务员或伙计以便得出一些幽默的感想并把它告诉自己的朋友时目光中包含的好奇和探究完全不同。这倏忽即逝的、看似无意的一瞥表明侍应生本人引起了他的兴趣，此时谁若是观察罗贝尔，就可从这一瞥里看出，这位好丈夫，昔日拉谢尔的狂热的情人，他的生活里有另一面，这一面远远比他出于义务而行动的那一面更使他感兴趣。然而人们看到的是前一个罗贝尔。他的目光已经回到了希尔贝特身上，这位妻子什么也没觉察到。罗贝尔顺便向她介绍了一位朋友，就陪她出去散步了。不过埃梅当时对我说起的是更久以前的事，即我通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结识圣卢的那个时候，也是在巴尔贝克。 “一点不假，先生，”埃梅说，“这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是早就知道的。先生第一年去巴尔贝克时，侯爵把自己和我手下的电梯司机关在房间里，藉口为先生的外祖母放大照片。年轻人想告他，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事情暗暗了结。喏，先生大概还记得侯爵和他的情妇来餐厅用午餐那一天吧，侯爵是拿他情妇当屏障呢。先生大概还记得侯爵借发脾气走开了。当然我并不是说那位太太有理。她让他吃够了苦头。可是那天我总觉得侯爵的怒气是假装的，他需要支开先生和这位太太，谁也无法让我消除这种看法。”关于那天的事，我倒知道埃梅若不是有意瞎编，就是完完全全看错了。罗贝尔当时的情状以及他给记者的那记耳光我记得太清楚了。巴尔贝克的事也一样：要么电梯司机撒了谎，要么是埃梅在撒谎。至少我这么认为；是否确实，我不能肯定：人们永远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对我来说，电梯司机去圣卢那里跑一趟是替我给他送信并取他的回信的方便办法，而对圣卢来说则是认识某个他喜欢的人的好机会，若不是这件事使我如此痛苦，我会觉得其中有某种美妙之处。确实，世上的事物起码是双重性的。别人可能在我们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上添枝加叶地安上一连串完全不相干的行为。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圣卢和电梯司机之间如果真发生过什么风流韵事，那么它与为我送信这件平常小事没有关系，正如只听过瓦格纳的《洛亨格林》①二重唱的人不可能预见《特里斯丹和绮瑟》②的前奏曲。诚然，由于人的感觉官能的贫乏，他们只能在事物的无数属性中认识有限的几种。物体是有色彩的因为我们长着眼睛去看；如果我们有几百种官能，那么该有多少形容语去修饰事物呢？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哪怕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你只了解其中一部分却以为那就是全部，另一个人则从另一方面看待这件事，就象从开在房屋另一面的窗口望出去看到另一个景观一样，由这一点去想，事物会呈现不同的方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如果埃梅没有看错，那么罗贝尔在布洛克对他说起电梯司机时脸上突然绯红，其原因可能就不仅仅在于布洛克把“电梯”说成“预梯”。不过我深信圣卢生理上的演变不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他当时还只爱女人。回想起来，在巴尔贝克他对我的友谊便是明辨此事的最好迹象。只有他爱女人的时候他才真正能对男人产生友谊。此后，至少在一段时期里，他对与他无直接关系的男人一律表现出冷漠，我想这种冷漠一部分是由衷的，因为他态度变得很生硬，但也有夸张的成份，为的是让别人相信他只注意女人。不过我总还记得有一天在东锡埃尔，我正要去维尔迪兰家吃饭，他对夏里注视良久后对我说：“真奇怪，这小伙子，他有些地方象拉谢尔。你不感到吃惊吗？我觉得他们有不少相同之处。不过反正这与我无关。”然而接着他的眼睛却久久迷惘地看着远方，好似一个人在重新开始一局牌或在出外吃饭之前想到一次遥远的旅行，想到今后永远不会作这种旅行，便感到一瞬间的怀恋。罗贝尔在夏里身上看到拉谢尔的影子，希尔贝特呢，则竭力仿效拉谢尔以取悦丈夫，她象拉谢尔一样头发上戴着朱红，粉红或黄色丝绸结，也梳一样的发型，因为她相信丈夫仍然爱着拉谢尔，她妒忌她。罗贝尔的爱情有时介乎男人对女人的爱和男人对男人的爱之间，这是可能的。总之他对拉谢尔的怀念在这方面只起一种审美作用。它甚至也不可能起别的作用。曾经有一天，罗贝尔叫她打扮成男子，要她让一绺头发垂下来，不过他只是看看她，好象不太满意。他对她却仍然很依恋，准时按数——虽然不是心甘情愿——付给她那笔他许诺的年金，但这并不妨碍拉谢尔后来对他施展卑劣的手段。如果希尔贝特知道他对拉谢尔的这种慷慨只不过是不得已地实践一个诺言而并不牵涉到任何爱情，那么她最不会为此而痛苦的。然而罗贝尔偏偏装作对拉谢尔旧情依依。同性恋男子倘若不装模作样钟情于女人，他们倒可能是最理想的丈夫。再说希尔贝特也毫无怨言。当初正由于她以为罗贝尔被拉谢尔所爱，而且爱得那么长久，她才想得到罗贝尔，并且为他拒绝了不少更合适的择偶对象；他娶她似乎对她作了某种让步。确实，一开始，在这两个女人之间作一番比较（虽然她们在魅力和容貌方面是如此悬殊）对甜美的希尔贝特是颇为不利的。但后来希尔贝特愈来愈得到她丈夫的敬重，而拉谢尔的地位却日见降低。 -------- ①《洛亨格林》是瓦格纳根据德国古代民间传说创作的一部歌剧。 ②《特里斯丹和绮瑟》是瓦格纳根据中世纪凯尔特民间故事《特里斯丹和绮瑟》改编的一部歌剧。 另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物是斯万夫人。如果说在希尔贝特眼里，婚前的罗贝尔头上已环绕着双圈光轮，一圈是从德·马桑特夫人的哀叹里不断透露出来的他和拉谢尔的同居生活造成的，另一圈是盖尔芒特家族在她父亲心目中始终享有的并在她心中得到延续的威望造成的；那么德·福什维尔夫人则不同，她原企望女儿能攀一门更光彩的婚姻，也许嫁一位王子或亲王什么的（有些王室亲戚不富裕，他们会接受这笔嫁资——已经远远低于原先许诺的8000万——何况福什维尔这个姓氏已经使这笔钱脱尽了俗气），她企望她的女儿不象圣卢那样因远离社交界生活而降低了地位，然而她终究拗不过希尔贝特，于是她逢人便抱怨，痛斥她的女婿，可是忽然有一天，一切都变了，女婿成了天使，她即便挖苦他也是偷偷地。原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斯万夫人（现在成了德·福什维尔夫人）虽然仍旧保留着让男人供养的习惯，却失掉了让他们供养的手段，她的崇拜者都一一弃她而去。她每天都想得到一串新项链，一件缀着钻石的新裙子，一辆更豪华的小轿车，然而她的财产有限，福什维尔几乎把家产都吃光了；她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女儿吝啬得可怕——犹太人的哪一种影响在驾驭着希尔贝特？——她对丈夫尚且锱铢必较，对母亲当然更加如此。可是奥黛特突然预感到罗贝尔可以做她的供养人，而且后来他果真成了她的供养人。她已经不很年轻，但在一个不爱女色的女婿眼里这无关紧要。他只要求岳母平息他和希尔贝特之间发生的这样或那样争执，能让希尔贝特同意他和莫雷尔一道作一次旅行。奥黛特全力以赴完成了使命后，就立即得到一颗精美的红宝石作为酬谢。然而为此必须让希尔贝特对丈夫更慷慨些。奥黛特规劝女儿要如此行事，而且规劝得极其热心，因为从希尔贝特的慷慨中得到好处的将是她本人。这样，多亏罗贝尔，年届50的奥黛特（有人说是60）每次赴晚宴或参加晚会时，仍能以华丽得出奇的打扮令举座惊叹，却又不必象过去那样需要一位“男友”，再说即便有“男友”，他现在也不会出钱，甚至不会上钩。因此她虽进入了而且似乎永远进入了最后的贞洁时期，她的穿着打扮却从未如此漂亮。 夏里不仅仅是出于坏心眼，出于原先的穷人对让他发了财但又始终让他感到（这一点表现在德·夏吕斯先生的性格里，而尤其表现在他的语汇里）两人地位差异的主人的怀恨，才转向圣卢以便叫男爵加倍痛苦的。他可能也为了贪利。我的印象是罗贝尔大概给他很多钱。我动身去贡布雷之前在一个晚会上遇见罗贝尔，他堂而皇之地伴着一位雍荣华贵的女人，人们都以为这女人是他的情妇，他寸步不离她的左右，与她两位一体，仿佛当众裹在她的裙裾里，那种情状令我想到那是他家祖传动作的一种不自觉的重复，不过带着某种更神经质、更惊悸的意味，我曾经在德·夏吕斯先生身上观察到同样的动作，那时他好象裹在莫勒夫人的裙子里，莫勒夫人是他表现亲近女人的一面旗帜，其实亲近女人不是他的目的，但是他喜欢打着这面旗帜，虽然他没有权利这样做，也许他觉得它能起保护作用，或者是认为它有审美价值。回家的路上我发现罗贝尔远不如现在富有时曾是那么慷慨。而现在却变得如此节俭，这使我非常吃惊。人们只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或者一个人钱不多时能挥金如土，而富足后却守财如命，这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我觉得这现象在罗贝尔身上表现得有点特别。圣卢不肯乘马车，而且我看见他保留了一张有轨电车转车票。在理财方面他无疑发挥了他与拉谢尔同居期间获得的才能，不过为着不同的目的。一个已与女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年轻人不似结婚前从未有过别人的女人的童男那样缺乏经验。罗贝尔不常常带妻子上餐馆，但每次只要看他如何灵活而又毕恭毕敬地取下她的衣物，如何熟练地点菜和差遣侍应生，如何在希尔贝特穿上紧腰上衣之前细心地理平她的衣袖，就能知道他在成为这个女人的丈夫之前长期当过另一个女人的情夫。同样，过去他曾不得不照料拉谢尔的家，直至细枝末节，一则因为拉谢尔于此一窍不通，二则因为他受妒忌心的驱使想自己指挥仆役。因此后来在管理希尔贝特的财产和料理家政时，他才能继续发挥巧妙而内行的本领，也许连希尔贝特也望尘莫及，于是乐得把担子丢给他。不过圣卢这样做无疑主要是为了让夏里从他的铢积寸累中得益，要做到既能阔绰地供养他又不让希尔贝特觉察，也不让她的生活受影响。也许他以为这位小提琴手也象“所有的艺术家”一样爱乱花钱（夏里不太自信也不太自豪地自命为艺术家，以此为自己不回信以及其他一大堆缺点辩解，他认为这些缺点是公认的艺术家心理特征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从道德观点来说，从男人那里抑或从女人那里得到乐趣，这无关紧要，人们到能获得乐趣的地方寻找乐趣是再理所当然、合乎人情不过的事。假如罗贝尔没有结婚，那么他和夏里之间的关系就不应该引起我丝毫的悲伤。然而我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罗贝尔仍然是单身汉，我的悲伤会同样强烈。这种事若是出在别人身上，我会漠然置之。但是想到我过去对另一个圣卢，一个与现在的他判若两人的圣卢曾怀有那么深厚的情谊，而且我从他那冷漠的、支支吾吾的态度感觉到，自从男人有可能激起他的情欲以后，他与男人之间已不可能存在友谊，因而他也不可能回报我以友谊，想到这些我禁不住流泪了。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这个小伙子身上？他曾经那么钟爱女人，当“大气派的拉谢尔”要离开他时，我看见他那么绝望以至害怕他会自杀。难道夏里与拉谢尔之间的相象——我并未觉察出——是罗贝尔从他父亲的爱好过渡到他舅舅的爱好以便完成生理上的演变的跳板吗？其实即使在他舅舅身上，这一演变也开始得相当晚。有时埃梅的话又来困扰我；我回忆起那年在巴尔贝克的罗贝尔；他对电梯司机讲话时着意不看他，那样子很使我想起德·夏吕斯先生对某些男人讲话时的神情。这一点，罗贝尔很可能得之于德·夏吕斯先生，不过是得之于盖尔芒特家族的某种高傲的气质和体态，而不是得之于男爵特有的癖好。比如德·盖尔芒特公爵，他完全没有这种癖好，但他转动起手腕来和德·夏吕斯先生一样有力，仿佛是在绕着手腕抽紧一条花边袖口，还有嗓音里那种尖锐和做作的调子，以及其他种种举止，这些举止若是出自于德·夏吕斯先生，人们就会赋予它们另一种含意，而他自己赋予的则是另一种，因为个人总是借助一些非个人的和返祖的特征来表达自身的独特之处，而且它们也许只不过是古远的特点固定在动作和声音里罢了。这一假设已涉及博物学了，按这一假设推论，应该被称为有缺陷，并部分借助盖尔芒特家族的特点来表现这一缺陷的盖尔芒特成员就不是德·夏吕斯先生，而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因为公爵在这个生理反常的家族里是个例外，他丝毫没有沾染上祖传的毛病，而它在他身上留下的外部烙印也就失掉了任何意义。我还记得第一天在巴尔贝克看到圣卢，金黄的头发，整个人仿佛是用稀有的珍贵材料做成的，手拿着单片眼镜在面前挥动，我总觉得他有点女人气，这当然不是我现在得知的他的癖好产生的结果。而是盖尔芒特家族特有的温文尔雅给人的感觉，宛若精致的萨克斯瓷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是用这种质地的材料塑就的。我也记得他对我的情谊以及他表达这种情谊的温柔而多愁善感的方式，这也许会使别人得出错误的想法，可我心里思量，这同样不意味着我现在得知的事情，在当时这意味着别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东西。那么他的癖好始于何时呢？如果始于我重返巴尔贝克的那一年，那么他为何一次也没来看过电梯司机，而且从未和我谈起过他呢？至于第一年，他当时是那么狂热地迷恋着拉谢尔，怎么可能注意电梯司机呢？那年我觉得圣卢象所有道地的盖尔芒特那样与众不同。不料他比我以为的还要特别。然而我们未能直接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仅仅从别人那儿获悉的东西，我们再也无法让我们的心灵接受，因为时机已经过去，心灵与现实的通道已经关闭；因而我们也不可能享受我们的发现，因为为时已经太晚。何况，上述的发现太使我痛苦，我精神上无论如何不可能享受它。自从听了德·夏吕斯先生在巴黎维尔迪兰家对我讲的那番话以后，我也许已经不再怀疑罗贝尔的情况是很多正派的人甚至是最聪明、最善良的人中的一例，无论从谁那儿得知他的情况对于我都一样，无论从谁那儿，除了从罗贝尔那儿。埃梅的话给我留下的疑云使我和罗贝尔在巴尔贝克和东锡埃尔结下的友谊变得晦黯无光，而我虽然并不相信友谊，而且对罗贝尔从未真正产生过友谊，但是回想起电梯司机的事，回想起我与罗贝尔及拉谢尔在餐馆用午餐时发生的事，我就不得不克制自己，以免流下眼泪。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 我这次在贡布雷附近逗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少想到贡布雷的时候，如果这次逗留没有首先证实——至少是暂时的证实——我对盖尔芒特那边的一些看法，以及证实我对梅塞格利丝那边的另一些看法，我就不会来谈论这次逗留。每天晚上。我从另一个方向来重温我们在贡布雷时每天下午在梅塞格利丝那边所作的散步。现在当松维尔吃晚饭的时候，过去在贡布雷的人们早已上床睡觉。由于当时正值夏天，又因为希尔贝特每天下午在城堡的小教堂里画画，所以在晚饭前两小时左右才去散步。过去，散步归来时看到紫红色的天空映衬着耶稣受难像或是沐浴在维福纳河之中是一种乐趣，现在，在夜幕降临之时出去散步，在村里只看到形状如移动着的不规则三角形的淡蓝色的牧归羊群，也感到十分愉快。在一半田地上，夕阳的余晖已经消失，而在另一半田地上，则已升起了月亮，月亮很快普照整个山地。有时希尔贝特让我一个人去散步，我往前走着，尾随着自己的影子，犹如一条小船，在迷人的河流上航行；但她经常陪我一起散步。我们这样散步，往往同我过去在童年时散步一样：然而，我对盖尔芒特那边的感觉为何并不比过去那种无法描述的感觉更为强烈？此外，当我发现自己对贡布雷兴致索然，我就感到我的想象和敏感已经衰退。我感到归兴的是，我很少回忆起过去的岁月。我感到纤道边上的维福纳河既狭窄又难看。这并不是因为我看出这条河与我回忆中的河流有很多具体的差别，而是因为我已离开我在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时所经过的地方，所以在这些地方和我之间，已经不存在那种能在不知不觉中使令人欣喜的回忆在片刻之中完全产生的类同。我不大清楚它的性质是什么，但我伤心地想，我的感觉和想象的能力想必已经减弱，所以我不能在这些散步中感到更多的乐趣。希尔贝特对我的理解还不如我自己，她同我一样惊讶，这更增添了我的伤心。她对我说：“怎么，您走这条过去常走的斜坡小路，竟然毫无感受？”她本人的变化也很大，我不再觉得她美，她一点也不美。在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方变了，先要爬上一些山坡，然后才是下坡路。我们交谈着，我感到和希尔贝特性格，有她母亲的性格；人们穿过一个层次，然后穿过另一个层次。但到第二天，迭复的次序颠倒过来。最后，人们不知道谁将会区分出各个部分，在评论它们时可以相信谁。希尔贝特就象这些地方一样，人们不敢和它们结成亲家。因为这些地方易主的次数过于频繁。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对连续出现的次数最多的人的记忆，使他的心中建立起一种同一性，并使他不愿意违背自己记得的那些诺言，即使他并没有对此签字画押。说到聪明，希尔贝特是很聪明的，不过具有她母亲的某些荒唐。但是，这与它固有的价值无关。我记得我们在散步时进行的这些谈话中，有好几次她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有一次，也是第一次，她对我说：“要是您不是很饿，时间不是这么晚，我们走左边这条路，然后往右拐，不到一刻钟就能走到盖尔芒特。”这犹如她在对我说：“您往左走，然后右手拐弯，您就会触及无法触及的东西，您就可到达无法到达的地方，在地球上人们只知道这些地方的方向——我过去认为我能够对盖尔芒特了解的东西只有这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当时并没有错——就是这条‘路’。”我还感到惊讶的地方之一，就是看到了“维福纳河的源头”，我过去认为它象地狱的入口那样，是地球之外的某种东西，而实际上它只是象一个涌出水泡的方形洗衣槽。第三次是希尔贝特对我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一天下午出来，我们就可以经过梅塞格利丝来到盖尔芒特，这是最好的走法。”这句话打乱了我童年时代的一切想法，使我认识到这两条路并不象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无法调和。然而，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次逗留期间我很少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不大想重游贡布雷，感到维福纳河即狭窄又难看。但是，她为我证实我过去对梅塞格利丝那边的一些想法，则是在一次散步的时候，这些散步虽说是在晚饭前进行的，却总是夜晚的散步，原因是她很晚才吃晚饭！当我们走进一个月光覆盖的美妙深谷，处于神秘的环境之中，我们就停留片刻，犹如两只昆虫，即将钻进青色的花萼之中。希尔贝特也许只是出于女主人的恩惠，对您即将动身感到惋惜，见您好象欣赏这个地方，就觉得应该尽地主之谊，她这位社交界的女士，善于在表达感情时使用沉默、爽直和朴实无华的方法，这时说出一番话来，巧妙地使您相信，您在她的生活中占有一种任何人都无法占有的地位。我突然向她倾吐我因吸入芬芳的空气和微风而充满的柔情，对她说：“您有一天曾谈起斜坡小路。我那时多爱您！”她对我回答道：“您那时为什么不对我说呢？ 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那时我也爱您。我甚至讨好过您两次。”——“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在当松维尔，您当时和家里的人一起散步，我是在回家的途中，我那时还从未看到过您这样漂亮的男孩。”这时她显出茫然而又腼腆的神色，补充道：“我当时有个习惯，就是和一些男孩一起在鲁森维尔城堡主塔的废墟里玩耍。您一定会对我说我当时缺乏教养，因为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女孩和男孩，他们趁着黑暗玩乐。贡布雷教堂的侍童戴奥多尔，应该说他很温柔（他真好！），但后来变得非常难看（他现在是梅塞格利丝的药剂师），他当时和附近所有的农村小姑娘在那儿玩乐。由于家里允许我单独外出，所以我一有机会溜出来就跑到那儿去。我无法对您说，我当时是多么希望看到您去那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来使您明白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就冒着被您的父母和我的父母看到的危险，用十分露骨的方式向您指了指那个地方，我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害羞。但是，您凶狠地瞪了我一眼，使我明白您不愿意这样做。” 突然间，我心里想，真正的希尔贝特，真正的阿尔贝蒂娜，也许是在初次见面时用眼神来委身于人的女子，一个是在玫瑰花篱之前，另一个则是在海滩上。而我却没能理解这点，只是到后来才回忆起来，也就是在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在这段时间里通过我的谈话，一种不是极端的想法使她不敢象第一次那样坦率，所以说是我因自己的笨拙而把事情全弄糟了。我完全“放过了”她们——虽然说实在的，在她们面前的相对失败并没有那样荒谬——原因和圣卢、拉谢尔相同。 希尔贝特接着说：“第二次，那是在好几年之后，我在您家门口遇到您，就是我在舅妈奥丽阿娜家里见到您那天的前一天；那时我没有立刻认出您，或者确切地说我认出了您但自己却并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的愿望和在当松维尔时相同”——“在这段时间里，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也见过面。”——“是的，不过在那时，您对我的爱太过分了，我感到您在调查我所做的一切。”我不想问她，在我去看她的那天，和她一起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的小伙子是谁。那天我也许可以和她重归于好，因为当时还来得及，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两个身影在黄昏中肩并肩地朝前走，那天可能会改变我的整个生活。我要是问了她，她也许会对我说出真相，就象阿尔贝蒂娜那样，如果阿尔贝蒂娜死而复生的话。确实，你在几年后再遇到你不再喜爱的女人，在她们和你之间相隔的难道不就是死亡，犹如她们已不在人世一般，因为我们的爱情不再存在这一事实，使当时的她们或当时的我们变成了死人。也许她没有回想起来，或者是她在说谎。不管怎样，我对此已毫无兴趣，我不想去了解它，因为我的心发生的变化，比希尔贝特的脸发生的变化还要大。她的脸已不再为我喜爱，但主要是我已不再感到不幸，我要是再回想起这件事，就无法想象我见到希尔贝特在一个小伙子身边慢慢地走着会感到如此不幸，心里会想：“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愿再见到她。”在这遥远的年代，这种思想状态对我来说曾是一种长久的折磨，现在却已荡然无存。因为在这个一切都会耗尽、消失的世界里，同美相比，有一样东西会倒塌，毁坏得更加彻底，同时又留下更少的痕迹，那就是悲伤。 然而，如果说我对自己没有问她当时和谁一起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往前走感到惊讶——这种因时过境迁而不爱追根究底的例子我已经见得太多了——，那么，我对自己没有把那天我遇到希尔贝特之前卖掉一个中国古瓷花瓶以便给她买花这件事告诉她感到有点惊讶。①这确实是在随之而来的十分悲伤的年代里，我当时唯一的安慰是在想，有朝一日我会毫不担心地把这种温情脉脉的意愿向她诉说。一年之后，如果我看到一辆汽车将要撞到我的汽车，我不想死的唯一愿望，是因为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希尔贝特。我当时安慰自己，心里想道：“咱们别着急，我还有整个一生可以来做这件事。”由于这件事，我希望自己不要失去生命。现在，我感到把这件事说出来并不是愉快的，几乎是可笑的，也不是“诱人的”。希尔贝特继续说道：“另外，即使是我在您家门口遇到您的那天，您还是象在贡布雷时一模一样，您要是知道，您的变化多小啊！”我又回忆起往日的希尔贝特。我简直可以画出太阳照在山楂花下的四边形光线，小姑娘拿在手里的铲子，以及在远处盯着我看的目光。只是伴随着这目光的粗野手势，使我以为这是一种蔑视的目光，因为在我看来，我所希望的事是那些姑娘不知道的某种事情，这种事情只有在我的想象中她们才会去做，就是在我单独一人想往的时候。我更不能相信的是，这些小姑娘中的一个，竟敢在我祖父的眼皮底下，轻而易举、十分迅速地想出这种事来。 -------- ①我后来问了她。那是女扮男装的莱娅。她知道她认识阿尔贝蒂娜，但详细情况就说不上了。由此可见，某些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重逢，以便为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作准备。——作者注。 我没有问她，在我卖掉花瓶的那天晚上，她跟谁一起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在当时的表象下发生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已变得完全无关紧要。然而，有多少日日夜夜我在痛苦地想那人是谁，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便克制我心脏的激烈跳动，也许要比过去在这同一个贡布雷不去对妈妈说声晚安而作出的努力更大。人们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在衰老，这正是某些神经方面的情感逐渐衰退的原因。不过对我们永久的自我来说并非如此，因为永久的自我会在我们整个一生中持续下去，但对我们所有连续的自我来说确实如此，连续的自我都是永久的自我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相隔这么多年之后，我必须对我脑海中清晰可见的一个形象进行修改，这件事使我感到相当高兴，因为它向我表明，我过去认为在我和某种金发小姑娘之间所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帕斯卡尔的鸿沟一样是想象出来的，我还认为这件事富有诗意，因为完成它需要漫长的岁月。我想到鲁森维尔的地道，不禁因欲望和遗憾而惊跳起来。然而，我高兴地想，我当时全力以赴却又无法如愿以偿的这种幸福，也许存在于别处，而不是在我的思想之中，实际上它又离我这么近，在这个我经常谈起的鲁森维尔，我可以从散发鸢尾香味的书房里看到它。可我却一无所知！总之，她概括了我在散步中向往的一切，直至我迟迟不想回去的原因，我那时却以为自己看到树林微微裂开，活了起来。我过去热切地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是我能够理解和找到，她当时就能使我从少年时代起尝到它的滋味。在那个时候，希尔贝特确实是完全属于梅塞格利丝那边的，而我过去却并不这样想。 虽说她不是奥士维尔的小姐，就是罗贝尔在妓院里认识的那位小姐（真有意思，我要求对此作出解释的人恰恰是她未来的丈夫！），即使是我在家门口见到她的那天，我也没有完全弄错她目光的含义，没有弄错她是哪一种女人，她现在已向我承认她过去是这种女人。她对我说：“这一切都已十分遥远，我自从和罗贝尔订婚以来，心里只想着他。您看，我对自己责备得最多的，甚至不是小时候的这些心血来潮……” 整整一天，呆在这个乡村味有点过浓的住宅里，住宅的外表象散步中休息或避雨的午睡处。在这种住宅里，每个客厅犹如花园中的凉棚，而在房间的墙布上，来找你作伴的是园中的玫瑰或树上的小鸟，它们与世隔绝——因为墙布太旧，上面的每朵玫瑰之间都相距甚远，要是真的就可以采摘下来，每只小鸟则可关进笼子驯养。墙上丝毫没有今天那些房间里的豪华装饰，就是在银色的背景上，诺曼底地区的苹果树都以日本的风格表现出来，使你在床上度过的几小时中幻觉联翩——，整整一天，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从房间里可以看到花园的青葱可爱和园门口的丁香，河边大树的绿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以及梅塞格利丝的森林。我望着这一派景色感到愉快，是因为我心里在想：“我房间的窗口一片青翠，真美。”直到在广阔的绿色画面上，我看到了贡布雷教堂的钟楼，这钟楼漆成深蓝色，和画面的颜色不同，只是因为它距离较远的缘故。这不是这座钟楼的一种形象表现，而是这座钟楼本身，它把地点的距离和年代的间隔展示在我的眼前，并在闪闪发光的青翠之中，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色调，呈现在我的正方形窗框之中，那色调非常深暗，仿佛是画在上面一般。我要是走出房间片刻，就会在走廊的尽头看到一个小客厅的墙布，因为走廊的走向不同，犹如一条鲜红的带子，墙布只是一块平纹细布，但颜色是红的，一道阳光射在上面，仿佛立刻会燃烧起来。 在这些散步中，希尔贝特和我谈起了罗贝尔，听起来好象他要离开她，以便到其它女人的身边去。确实，他生活中有许多碍手碍脚的东西，就象某些男子的友情对于那些喜爱女人的男人一样，还有那种无益的防范、徒劳地强占位置的性格，犹如大多数家庭中那些毫无用处的物件所占据的位置。 我在当松维尔时，他好几次来过那儿。他和我过去认识的他已大不相同。他的生活并没有使他的身材变粗、行动迟缓，就象德·夏吕斯先生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在他身上发生相反的变化，使他具有一位骑兵军官的潇洒外表——虽然他已在结婚时辞去军职——，这种外表是他从未有过的。德·夏吕斯先生的体重逐渐增加，罗贝尔（也许他要年轻无数倍，但人们感到，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只会和这个理想越来越接近）却犹如某些妇女一样，为了身材而坚决牺牲自己的容貌，从某一时刻起无法离开玛丽亚温泉（既然无法同时保持好几种青春的特点，还是选择青春的身材为好，因为它最能代表其它各种青春的特点），他的身材变得更为修长，动作更为敏捷，这是同一种恶习所产生的相反结果。另外，这种敏捷还有各种心理上的原因，如害怕被人看见，不想显出这种害怕的愿望，以及对自己不满和无聊所产生的焦躁不安。他常去某些烟花巷鬼混，由于不愿被人看到自己进出这些场所，他就一头钻到人群之中，使自己的身体以尽可能少的表面呈现在设想中的过路人不怀好意的目光之下，犹如士兵在冲锋时一样。他那一阵风似的行走速度依然如故。这种行走速度可能也概括了一个人显而易见的勇敢，这个人想显示自己无所畏惧，不愿花时间进行考虑。为了使他的形象完整无缺，还须提到一点，那就是他年纪越老，就越想显得年轻。他还有那些一直感到无聊、厌倦的男人的急躁，这些人过于聪明，不能过他们所过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的才能也无法在这种生活中得到施展。也许这些人无所事事的本身可以表现为无精打采。但是，自从体育运动受到青睐之后，无所事事就具有一种体育运动的形式，即使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间之外也是如此，无所事事就不再表现为无精打采，而是表现为生气勃勃，使得无聊的情绪没有蔓延的时间和地点。① -------- ①我的记忆，即无意识记忆本身，已经忘记了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但是，看来还存在着一种四肢的无意识记忆，这种记忆是对另一种记忆的大为逊色、毫无结果的模仿，但它的寿命更长，犹如某些无智慧的动物或植物的寿命比人更长一样。双腿和双臂充满了麻木的回忆。 有一次，我相当早就和希尔贝特分手，半夜里在当松维尔的房间里醒来，睡眼惺忪地叫“阿尔贝蒂娜”。这不是因为我在想念她，不是因为我梦见了她，也不是因为我把她当作希尔贝特；这是因为我手臂里产生的模糊回忆让我去找我背后的铃，就象在我巴黎的房间里一样。我没有找到铃，就叫“阿尔贝蒂娜”，以为我已故的女友睡在我身旁，就象过去那样，她晚上常常睡在我这儿，我们一起睡着醒来时就计算弗朗索瓦丝走到我的房间所需要的时间，以便让阿尔贝蒂娜可以从容不迫地摇响我无法找到的铃。——作者注。 他变得消瘦多了——至少在这令人烦恼的时期是如此——，对自己的朋友们，例如对我，他几乎不再表现出任何同情心。相反，他对希尔贝特装出多愁善感的样子，象是在做滑稽，却惹人讨厌。这并不是因为希尔贝特对他来说真的是无足轻重。不，罗贝尔爱她。但是，他总是对她说谎；他那双重的思想，即使不是他谎言的本质，却总是被人发觉；于是，他觉得要获得成功，就只能把他使希尔贝特感到难过的真正悲伤夸大到可笑的地步。他说，他这次来到当松维尔，但必须在第二天上午离开，因为他要跟当地的一位先生谈一件事，据说这位先生在巴黎等候他，但正巧有人在贡布雷附近的晚会上遇到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说他来此休息一个月，在此期间他不回巴黎，这个谎话也就不拆自穿，因为罗贝尔在编造谎言时没有和这位先生通过气。罗贝尔脸红了，他看到希尔贝特忧郁而狡黠的微笑，就把传话人骂了一通之后离开，在妻子以前回家，并托人给她捎个绝望的口信，说他撒这个谎是为了不使她难过，她看到他又要走了，走的原因又不能告诉她，所以他就撒个谎，这样她就不会认为他不爱她（所有这些，虽说他把它写成谎言，却是千真万确的），然后派人去问，他是否能去她的房间，这下可是一半是真的悲伤，一半是对这种生活感到难以忍受，还有一天比一天大胆的装疯卖傻，他抽抽噎噎地哭泣，泪流满面，说他将要死去，有时突然倒在地板上，就象身体不舒服一样。希尔贝特不知道应该对他相信到何种程度，认为他每件事都在说谎，但她知道，总的说来他是爱她的，所以对这种将要死去的预感表示担心，认为他也许身患一种她不知道的疾病，因此不敢惹他生气，不敢要求他放弃旅行。另外，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在巴黎和当松维尔，在圣卢家族居住的所有地方，使莫雷尔和贝戈特一样，受到这个家族子女一般的接待。 弗朗索瓦丝早已发现德·夏吕斯先生为絮比安所做的一切，以及罗贝尔·德·圣卢为莫雷尔所做的一切，但她没有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这是盖尔芒特家族几代人中相传的一个特点，她这个人很讲道德，又是满脑子的偏见，却最终认为——就象勒格朗丹大力相助戴奥多尔一样——这是她所拥有的各种知识认为值得尊重的一种习惯。她谈起莫雷尔或戴奥多尔，总是说这是个年轻人：“他找到了一位先生，这位先生一直关心他，帮了他很多忙。”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者总是那些爱恋、痛苦和宽恕的人们，在这些人和被他们引入歧途的未成年人之间，弗朗索瓦丝毫不犹豫地把美的角色赋予前者，认为他们“心肠好”。她毫不犹豫地指责戴奥多尔对勒格朗丹耍了许多花招，然而她仿佛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不存在任何疑问，因为她补充道：“这时，小伙子懂了，觉得应该出点力，就说：‘您把我带去吧，我会喜欢您的，我会好好的奉承您。’真的，那位先生心肠真好，戴奥多尔在他身边得到的东西，可能会比他应该得到的要多得多，一定会这样，因为他头脑发热，可那位先生真好，我常常对霞内特（戴奥多尔的未婚妻）说：孩子，您什么时候要是有困难，就去找那位先生。他会自己睡到地上，把床让给您睡。他太喜欢那小子（戴奥多尔）了，不会把他赶出去的。当然，他永远不会抛弃他的。”① -------- ①戴奥多尔现在住在法国南方，出于礼貌，我问他姐姐他姓什么。当知道他姓萨尼隆时，我就大声说道：“那时为了我给《费加罗报》写的文章，是他给我写了信！”——作者注。 同样，她对圣卢的评价高于莫雷尔，她认为，尽管小伙子（莫雷尔）耍了所有这些花招，侯爵却决不会让他生活在困苦之中，因为侯爵本人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他坚持要我留在当松维尔，有一次甚至脱口而出，说我来这儿对他的妻子来说是一种快乐，就是她现在所有的那种快乐，他这样说显然不是为了使我高兴，他说这是她在一天晚上亲口对他说的，那天晚上她一直欣喜若狂，可开始时她感到十分伤心，我不期而至，使她奇迹般地从绝望中摆脱出来，“也许是从最坏的情况之中摆脱出来，”他补充道。他请我想方设法使她相信他爱她，并对我说，他还爱着一个女人，但他爱这个女人不如爱自己的妻子，很快就要和她一刀两断。他这时自鸣得意，需要吐露隐情，我有时甚至觉得夏尔莉这个名字会在罗贝尔嘴里脱口而出，就象一次开奖的号码一样。他补充道：“然而，我可以引以为豪。这个女人无数次向我证实了她的爱情，可我却将为希尔贝特而牺牲她，她从未注意过一个男人，她也认为自己是不会爱上男人的。我是第一个这样的男人。我知道，她对所有的男人都严词拒绝，所以当我收到她的情书，看到她在信中对我说，她只有和我在一起时才感到幸福，我就不能再离开她了。显然，要不是想到这可怜的小希尔贝特痛哭流涕我就心软，我真会感到得意忘形呢。你不觉得她有点象拉谢尔？”他对我说。确实，我感到惊讶的是，要是将就一点，她们之间确实有一种模糊的相似。也许这与脸部某些轮廓真正相象有关（例如与希伯来人的血统相关的轮廓，这种血统在希尔贝特身上却极不明显），由于这种相象，当罗贝尔的家里要他结婚时，他在门当户对的条件下感到自己更倾向于希尔贝特。这还和下面的情况有关：希尔贝特一次偶然看到她不知姓名的拉谢尔的一些照片，她为了讨好罗贝尔，就竭力模仿这位女演员喜欢的某些习惯，例如头发上总是戴红蝴蝶结，手臂上扎一条黑丝绒带，并把头发染成棕色。后来，她觉得他因内心抑郁而脸色难看，就试图妙手回春。但她有时做得实在过分。有一天，罗贝尔要来当松维尔逗留二十四个小时，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看到她在入席时已十分奇怪地判若两人，她不仅和过去不同，而且和平时也不相同，我惊讶得愣住了，仿佛我的面前坐着一位女演员，一位狄奥多拉①。我感到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好奇地想知道她什么地方变了。这种好奇心很快得到了满足，就是在她擤鼻涕的时候，尽管她异常小心，手帕上还是留下各种颜色，犹如一块色彩丰富的调色板，我由此看出她脸上涂满了脂粉。正因为如此，她的嘴唇才变得血红，还竭力使嘴上露出笑容，以为这样才会使他满意，而这时，火车到站的时刻即将来临，希尔贝特却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否真的会来，或者会发来一份电报，这种电报的模式，就象德·盖尔芒特先生曾风趣地确定过那样：“不能来，就撒谎。”这就使她双颊苍白，眼圈发黑，面颊上流着带紫色眼膏的汗水。 -------- ①狄奥多拉（约500—548），拜占廷皇后，查士丁尼一世皇帝（527—565）之妻。她从小就当演员，查士丁尼爱其美貌聪明，纳为情妇，525年与她正式结婚。 他脸上装出温柔的样子，这和他过去自然的温柔形成鲜明的对照。说话的声音象酒鬼，但又有演员的抑扬顿挫。他对我说：“啊！你看，只要希尔贝特幸福，我什么都可以牺牲。她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这点你是无法知道的。”这其中最令人生气的，仍然是自尊心，因为他对自己被希尔贝特所爱而洋洋得意，但又不敢说他爱的是夏尔莉，就对小提琴手自以为对他所具有的爱情，加上各种各样的细节，虽说这些细节并非纯属虚构，却也被善于夸大其词的圣卢添枝加叶，而夏尔莉向他要的钱一天多似一天。他把希尔贝特托付给我之后就回到巴黎。此外，我曾有机会（我把以后的事提前叙说，因为我当时还在当松维尔）在巴黎的社交界见到他一次，是在远处见到的，在那里，他的话虽说生动、迷人，却使我想起了过去；我感到惊讶，他的变化真大。他越来越象他的母亲；母亲的高傲、轻盈的风度，在她自己身上是十全十美的，但传到了他的身上，由于他受过完美无缺的教育，这种风度就变得夸大、僵硬；盖尔芒特家族特有的深邃目光，使他仿佛在仔细察看他经过的所有地方，不过这几乎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是出于一种习惯和动物的特性。他那个性突出的外表是盖尔芒特家族所有成员都没有的，他即使在不动的时候，也如同凝固的黄金那样，是阳光灿烂的白昼，这样他就仿佛披上一身奇特的羽毛，变成一个稀有的品种，使鸟类收藏家们都想占为己有；但是，当这种化作鸟的阳光开始运动、行动之时，譬如当我看到罗贝尔·德·圣卢进入我所在的一个晚会之时，他昂起了头，头发如羽冠一般显得喜悦而又自豪，金色的冠毛有点脱落，脖子转动时的灵活、自豪和卖弄风情是人类所没有的，他使你产生的好奇和赞赏，一半与社交界有关，一半与动物学有关，你不禁会想自己是在圣日耳曼区还是在植物园，你是在端详穿过大厅的一位大贵族还是在观赏笼子里跳跃的一只小鸟。只要稍加想象，这个图像中不但会出现羽毛，还会出现树枝。他开始说出一席话来，他认为这些话具有伟大的世纪①的风格，并以此来模仿盖尔芒特的风度。但是，有一种微不足道却又无法捉摸的东西，使这种风度变成了德·夏吕斯先生的风度。 -------- ①指十七世纪。 在那次晚会上，德·马桑特夫人离我们较远，他就对我说：“我离开你一会儿。我去奉承一下我的母亲。”至于他不断和我谈起的爱情，并不是对夏尔莉的那种爱情，虽说他重视的只有那种爱情。一个男人不管怀有何种爱情，人们总是会弄错同他发生关系的人的数目，因为人们错误地把友谊当作恋情，这是一种加法的错误，而且还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已被证实的恋情会排除另一个恋情，这就又产生另一种类型的错误。两个人可以说：“x……的情妇，我认识，”并说出两个不同的名字，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弄错。爱一个女人往往不能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我们就交结一个我们并不喜欢的女人来欺骗她。到于德·夏吕斯先生传给圣卢的那种爱情，一个丈夫有了那种爱情一般会使妻子幸福。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但盖尔芒特一家却找到使这条规律产生例外的方法，因为有这种癖好的男人们希望别人相信，他们喜欢的是女人。他们和某个女人一起招摇过市，使他们自己的女人悲痛欲绝。这种手法，古弗瓦西埃一家用得更为巧妙。年轻的古弗瓦西埃子爵认为自己举世无双，自创世以来就受到某个男性的诱惑。他认为他的这个癖好来自魔鬼，就同它进行了斗争，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让她生了几个孩子。后来，他的一个堂兄弟告诉他，这种癖好相当普遍，还亲自把他带到那些能满足他这种癖好的场所去。德·古弗瓦西埃先生从此只喜欢自己的妻子，以加倍的热情来生儿育女，她和他被列为巴黎的最佳夫妇。人们对圣卢夫妇的评价就并非如此，因为罗贝尔不但性欲倒错，而且还使妻子嫉妒得要死，原因是他毫无乐趣地供养着几个情妇。 可能是因为莫雷尔长得极黑，符合圣卢的需要，就象阳光需要阴影一样。在这个如此古老的家庭里，一位头发金黄、聪明的大贵族具有一切魅力，心底里却埋藏着一种无人知晓的对黑人的秘密癖好，这是十分容易想象的。 另外，罗贝尔从不让人在谈话中涉及他那类爱情。要是我说上一句，他就会回答道：“啊！我不知道。”神情冷淡得让自己的单片眼镜掉落下来。“我并不怀疑有这种事情。如果你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亲爱的，我建议你到别处去问。我是一个士兵，就是这样。我对这些事毫无兴趣，对巴尔干战争却兴趣盎然。过去，战役的词源学曾使你感到兴趣。我当时对你说，即使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也会看到典型的战役，例如侧翼包围的伟大尝试，乌尔姆战役。嗳！不管这些巴尔干战争如何特殊，鲁莱－布加斯仍然是乌尔姆，侧翼包围。这就是你可以和我谈论的话题。至于你所暗示的那种事，我是一窍不通，就象对梵语一样。” 罗贝尔不屑一谈的那些话题，希尔贝特在他走后却很乐意和我谈起。当然不是谈她的丈夫，因为她对此一无所知，或是装作一无所知，但是，她大谈特谈这些事涉及的是别人，这也许是因为她从中看到一种对罗贝尔的间接辩白，也许是因为罗贝尔同舅舅一样，既对这些话题讳莫如深，又有一种倾听和恶言中伤的需要，使她了解到许多情况。在所有的人中，德·夏吕斯先生并没有得到她的宽容，这也许是因为罗贝尔虽然没有和希尔贝特谈起夏尔莉，却禁不住要以某种方式对她反复叙说小提琴手告诉他的事情：他一直憎恨过去的恩人。希尔贝特很喜欢这种谈话，这样我就可以问她，阿尔贝蒂娜趣味相同，是否也有这类癖好，因为阿尔贝蒂娜的名字我第一次是从她那儿听到的，那时她们是同学。希尔贝特无法向我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另外，我也早已对此不感兴趣。但是，我继续机械地打听这方面的情况，犹如一个记忆力衰退的老人，不时打听他失去的儿子的消息。 奇怪的是，以及我无法加以发挥的是，阿尔贝蒂娜喜欢的所有女人，就是所有那些可能让她做她们所希望的那种事的女人，在那时由于得不到我的友谊，在何种程度上要求、恳求——我不敢说乞求——和我发生某种关系。如果遇到邦当夫人，不需要给她钱她就会把阿尔贝蒂娜给我送回来。这种起死回生在毫无用处之时发生，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这并不是因为阿尔贝蒂娜，要是她不是从都兰，而是从另一个世界返回我的身边，我就会毫无乐趣地接待她，而是因为一个我所喜受却又无法去看望的年轻妇女。我心里想，如果她死了，或者我不再爱她了，所有那些可能使我和她接近的人，就会在我的脚下消失。而现在，我徒劳地试图去影响他们，原因是我的心病没有被经历治愈，这种经历本应使我明白——它过去曾使我明白某些事——，爱是一种坏运，就象童话里的那些人一样，只要魔法没有解除，别人就无能为力。 她对我说：“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谈论这些事的。这是巴尔扎克的一本老书，名叫《金眼女郎》，我仔细阅读这本书，是为了能了解我的那些叔叔。但是，这是荒唐而难以置信的，是个美丽的恶梦。另外，一个女人也许会这样受到另一个女人的监视，但决不会被一个男人监视。”——“您错了，我过去认识一个女人，一个喜欢她的男人简直是把她监禁起来；她不能去看望任何人，外出时只能由忠实的男仆跟随着。”——“啊！这一定会使您这样的善良的人感到厌恶。是啊，我们曾经和罗贝尔谈起过，您应该结婚。您的妻子会使您恢复健康，您则会使她幸福。”——“不，我的脾气太坏。”——“这是什么想法！”——“我可以向您担保。另外，我订过婚，但我不能……” 我回到楼上的卧室时忧虑地想，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贡布雷的教堂，这座教堂仿佛是在淡紫色窗子里的绿树丛中等待着我。我心里想道：“算了，改年再去吧，要是我没死的话”，除了我的死亡，我没有看到其它的障碍，也没有想到教堂的死亡，我感到教堂应该在我死后长期存在下去，就象它在我出生之前曾长期存在一样。但在有一天，我对希尔贝特谈起阿尔贝蒂娜，我问她阿尔贝蒂娜是否爱女人。“哦！一点不爱。”——“但是您过去说过，她有不良的嗜好。”——“我说过这种话？您一定听错了。不管怎样，即使我说过，您也弄错了，我是说她和一些小伙子谈情说爱过。另外，在这样的年纪，恐怕也不会在这方面走得很远。”阿尔贝蒂娜曾对我说过，希尔贝特也喜欢女人，曾向阿尔贝蒂娜求过爱，现在希尔贝特这样说，是否为了对我隐瞒这个情况？或者是（因为其他人对我们生活的了解往往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她知道我过去喜爱、妒忌阿尔贝蒂娜（其他人对我们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多，但由于过多的猜想，他们也会进行不着边际的发挥并产生错误，而我们则由于不进行任何猜想，希望他们产生错误），并认为我现在还是这样，就出于好心用布蒙住我的眼睛，这种布，人们时刻为妒忌的男人准备着。不管怎样，希尔贝特过去说的“不良的嗜好”直至今天所作的生活作风正派的担保，同阿尔贝蒂娜肯定的过程恰恰相反，因为阿尔贝蒂娜到最后几乎承认她和希尔贝特保持同性恋的关系。在这点上，阿尔贝蒂娜曾使我感到惊讶，就象对安德烈告诉我的事感到惊讶一样，因为对于这一小群姑娘，我在认识她们之前先是认为她们反常，后来认识到自己的猜想是错误的，就象往往会发生的那种事一样，人们发现一位正派的姑娘，她对爱情的现实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所处的环境却是人们错误地认为伤风败俗的环境。后来，我又走了回头路，认为自己最初的猜想的正确的。但是，阿尔贝蒂娜把这件事告诉我，也许是为了显示她的经验要比她看上去更为丰富，为了用反常的魅力在巴黎迷住我，犹如初次相识时她用贞洁的魅力在巴尔贝克迷住我一样；当我跟她谈起喜欢女人的女人时，只是为了不显出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样子，就象在一次谈话中，如果谈到傅立叶或托博尔斯克①人们虽说对此一无所知，却会装出在行的样子。她也许曾经生活在凡德伊小姐的或安德烈的女友隔壁，和她们隔开一道厚实的隔墙，但她们认为她“并非如此”，她后来获悉了这些情况——就象嫁给作家的女人竭力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一样——，但只是为了讨好我，为了能回答我的问题，直至有一天她才明白，她们这样做是出于妒忌，于是她就开了倒车。除非是希尔贝特对我撒谎。我这时想到，罗贝尔在一次以他感兴趣的方式进行的调情中，得知希尔贝特不讨厌其他女人，就娶了她，希望得到他想必没有在家里得到过的乐趣，因为他在别处得到这种乐趣。这些假设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荒谬的，因为象奥黛特的女儿那样的妇女或是那一小群姑娘，兴趣十分多样，各种兴趣即使不是同时存在，也会交替出现，她们会轻易地从对一个女人的爱恋转到对一个男人的热恋，因此要确定她们真正的主要兴趣仍然是困难的。② -------- ①托博尔斯克是苏联俄罗斯联邦秋明州城市，建于1587年，是俄国早期西伯利亚殖民开发的重要中心。 ②为了使我决定娶她（而她本人也拒绝了这件事，原因是我的性格优柔寡断、令人厌烦）。确实，我就是以这种过于简单的形式来评论我和阿尔贝蒂娜的艳史，因为现在我只是从外部来观察这段艳史。——作者注。 既然希尔贝特在读《金眼女郎》，我就不想向她借阅这本书。但是，在这最后一个晚上，当我去她那儿时，她借给我一本书，让我在睡觉前阅读，这本书使我产生的印象相当强烈而又混杂，不过并不持久。这就是龚古尔兄弟未曾发表的日记。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2) 我在熄掉蜡烛之前读了抄录如下的那一段。我对文学缺乏才能，过去在盖尔芒特那边已经预感到，在这次逗留期间又得到了证实——那天晚上是这次逗留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动身前夕挑灯夜读的那个晚上，由于习惯即将废除，麻木随之消失，就试图对自己作出评价——，这时却使我感到这并不是值得如此惋惜的事，仿佛文学不能揭示深刻的真理；同时，使我感到伤心的是，文学不象我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另一方面，如果书中所说的那些美好的事物并不比我看到过的东西更为美好，那么我就感到会使我住进疗养院的多病身体也不值得如此惋惜。但是，现在这本书谈到了这些事物，有一种奇怪的矛盾使我想要看到它们。下面就是我在因疲劳而闭上眼睛之前所读的那几页： “前天，维尔迪兰为了带我去他家吃晚饭，突然来到这里，他是《杂志》①过去的评论员，是惠斯勒论著的作者，在这部论著中，这个独特的美国人的风格和艺术色彩，常常由酷爱被描写的事物的各种精细和妩美的维尔迪兰十分细腻地表达出来。我在跟他走之前更衣的时候，他讲起了故事，有时象受惊时在作忏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说他在和弗罗芒丹的‘马德莱娜’结婚之后立刻放弃写作，放弃写作的原因是有服用吗啡的习惯，据维尔迪兰说，这样做的结果，他妻子的沙龙里的大多数常客都不知道女主人的丈夫曾经进行写作，所以在谈论夏尔·布朗、圣维克多、圣伯夫和比蒂时，认为这些人肯定比他高明。‘哦，您龚古尔，您十分清楚，戈蒂耶以前也知道，我的《沙龙》和那本蹩脚的《昔日的大师》②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我妻子的娘家，那本书却被捧为杰作。’然后，在一个傍晚，在特罗卡德罗宫的那些塔楼附近，仿佛有一个微光在最后一次发亮，使塔楼变得象过去糕点铺里涂上醋栗冻的塔形蛋糕。那天傍晚，谈话在马车里继续进行，马车将把我们送到孔蒂河滨路，即他们公馆的所在地，主人认为这座公馆就是威尼斯大使过去的公馆，里面据说有一个吸烟室，维尔迪兰对我说，吸烟室是按照《一千零一夜》的方式，从一座我忘了名字的著名palazzo③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这座宫殿里有一个石井栏，表示圣母玛利亚的花冠，维尔迪兰确 信这必定是桑索维诺④最美的作品，据说是给他们的客人们弹烟灰用的。确实，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漫射的月光呈海蓝色，真象是威尼斯传统中墙粉的颜色，在这种底色之上，法兰西研究院圆屋顶的轮廓，使我想起瓜尔第的绘画中的保健女神像，此情此景，不由使我产生一点幻觉，仿佛自己是在大运河之畔。 这种幻觉得以保存下来，是因为这座从二楼看不到河滨路的公馆的结构，也是因为公馆主人那番能唤起回忆的话，他肯定地说，渡轮街的街名——见鬼， 我从未想到过这点——来自过去的修女乘坐的渡轮，米拉米翁修会⑤的那些修女是去做圣母弥撒的。 我在姑妈古蒙夫人居住的街区闲散地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在重又看到几乎与维尔迪兰公馆毗连的‘小敦刻尔克’的招牌，开始重新喜爱⑥这个街区，‘小敦刻尔克’是幸存的少数几家店铺之一，这些店铺用加布里埃尔·德·圣多班⑦的铅笔画和水彩画作为装饰，这些十八世纪的珍品把当时的无所事事固定下来，画中讨价还价的是法国和外国的漂亮物品，以及‘艺术创造的一切最新的东西’，就象这家小敦刻尔克的一张发票上所写的那样，依我看，唯有维尔迪兰和我拥有这种可称为散页装饰纸杰作的发票，发票上有一个象征路易十五统治的人在记帐，笺头上印有载着几条大船的波涛汹涌的海洋，犹如包税人版本中‘牡蛎和诉讼者’⑧的插图。公馆的女主人请我坐在她的身边，她亲切地对我说，她装饰自己的桌子只用日本菊花，但插菊花的花瓶是罕见的珍品，其中一只用青铜制成，花瓶上淡红色的铜花瓣仿佛刚从花上摘下来。 -------- ①即《两世界杂志》。 ②《昔日的大师》（1876）是欧仁·弗罗芒丹的著作，对荷兰的绘画大师进行评述。 ③意大利语，意思是“宫殿”。 ④桑索维诺（1486—1570），意大利雕刻家及建筑师。他把文艺复兴盛期的风格引进威尼斯。 ⑤米拉米翁修会于1665年由米拉米翁夫人（1626—1696）创立，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救济病人和穷人。 ⑥原文为raimer，系作者自创的新词。 ⑦圣多班（1724—1780），法国画家、雕刻家。 ⑧“牡蛎和诉讼者”是拉封丹的寓言诗。 在那里作客的有戈达尔大夫及妻子、波兰雕刻 家维拉多贝茨基、收藏家斯万、一位俄国贵夫 人和一位我只记得姓名中有of的王妃。戈达尔 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他这个人会用枪口顶着古 奥地利大公罗道尔夫射击，又说在她看来，我 会在加利西亚①和波兰的整个北部处于极为有利的 地位，因为一个姑娘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未婚夫是否 是《拉福斯坦》②的欣赏者，就决不会同意嫁给他。 ‘你们这些西欧人是不会理解这点的，’王妃最后说， 她给我的印象是具有十分高超的才智，‘即一位作家 对女人内心的洞察力。’有一个男人下巴和嘴唇下的 胡子剃得精光，但蓄着司厨长般的颊髯，他讲话滔 滔不绝，以一种屈尊俯就的语调开着玩笑，就象在 圣查理节③和班里的优秀生一起谈笑风生的二年 级④教师，此人就是大学教师布里肖。他虽然听到 维尔迪兰说出我的名字，但他说的话中没有一句表 明他知道我们写的书，这使我产生一种带有愤怒的 失望，其起因是巴黎大学策划这种反对我们的阴谋， 它用故意的沉默，把矛盾和敌意一直带到这所我受 到款待的可爱住宅。 -------- ①加利西亚是东欧的一个地区，原属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将东加利西亚并入乌克兰共和国，西加利西亚则归波兰。 ②《拉福斯坦》（1882）是法国作家埃德蒙·德·龚古尔的小说，描写一位女演员为情人而牺牲自己的职业。 ③圣查理节是法国过去中小学的节日，每年1月28日庆祝，内容为表彰优秀生。 ④相当于我国高中一年级。 我们入席就餐，于是，盘子就不同凡响地来往不绝， 这些盘子确实是瓷器艺术的杰作，在品尝精美菜肴 的过程中，一位艺术品收藏家感到舒服时的注意力， 会极其乐意地用来倾听这种艺术高超的喋喋不休； 盘子中有雍正时代的瓷盘，盘的边缘呈金黄色，盘 体为青色，盘边如鼓起的花瓣，象黄蝴蝶花，盘底 为装饰画，画的是翠鸟和鹤在晨曦中飞翔，那晨曦 的色彩，和我每天早晨醒来时在蒙莫朗西大街上隐 约看到的完全一样；有萨克森瓷盘，风格优雅但比 较娇弱，盘上变成紫色的玫瑰呈沉睡状态，毫无生 气，有缺刻的边缘为郁金香般的紫红色，犹如石竹 或勿忘草那样的洛可可风格；还有塞夫勒瓷盘，盘 的边缘是精美的格状饰纹，凹槽为白色，突齿为金 色，或者在奶油色的底色上优雅地系上一条凸出的 金带；最后是一套银餐具，上面散布着卢夫西恩① 的香桃木，迪巴里夫人②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而 同样罕见的，也许还有盘中佳肴的质量，这是一顿 精心烹调的饭菜，做得十分讲究，可以毫无愧色地 说，巴黎人在最盛大的晚宴中也从未品尝过这种菜 肴，这使我想起让·德·厄尔城堡的某些手艺高超 的女厨师。甚至连肥鹅肝也同平时称之为鹅肝被端 上饭桌的那种淡而无味的鹅肝酱判若二物。 -------- ①卢夫西恩位于伊夫林省，迪巴里夫人于1793年被捕时在此地居住。 ②迪巴里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的最后一个情妇。 据我所知，简单的土豆冷盘做得这样好的地方不多， 土豆象日本的象牙钮扣那样结实，象中国渔妇用来 在刚捕到的鱼上浇水的小象牙勺那样油光。在我面 前的威尼斯玻璃杯中，红葡萄酒的珠光宝气，是蒙 达利维先生那儿买来的一种出色的莱奥维尔酒①所 赋予的；平时端到最豪华的餐桌上的菱鲆并不新鲜， 鱼背上的骨头因长途运输而突出，现在看到端上一 条与此毫无相象之处的菱鲆，这对于眼睛的想象来 说是一种乐趣，我敢说，对于过去称为嘴巴的想象 来说也是一种乐趣；这种菱鲆不是象名门望族的许 多厨师长那样用称为白沙司的淀粉糊来烧的，而是 用五法郎一斤的黄油制成的真正的白沙司烧的；这 条菱鲆盛在一只成化时代的美妙盘子里，盘子中间 有一条条紫红色的横线穿过，犹如海上日落时有一 群龙虾滑稽可笑地游过，龙虾的硬壳凹凸不平，画 得极为出色，仿佛龙虾长在活的甲壳之中，盘子的 边口上画着一个中国小孩钓上一条鱼，银灰色的鱼 肚使珠色变得神奇迷人。我对维尔迪兰说，用这套 餐具吃这种精美的菜肴，对他来说想必是一种高尚 的乐趣，因为现在任何亲王的餐具橱里都没有这种 餐具。 -------- ①莱奥维尔酒是波尔多产的一种名葡萄酒。 女主人听到后忧郁地对我说：‘看来您对他并不了 解。’于是她对我谈起自己的丈夫，说他是个怪人， 对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无动于衷，‘一个怪人，’ 她重复道，‘是的，正是如此，这个怪人宁愿去喝 一个诺曼底农庄新酿制的一瓶大众化的苹果酒。’ 这个可爱的女人所说的话，表明她对一个地区的特 色确实喜爱，她以无限的深情和我们谈论他们曾经 居住过的诺曼底，说诺曼底将成为英国式 的大花园，有劳伦斯①式的高大树木的芳香，有草 如柳杉叶、象天鹅绒般柔软的天然草坪，草坪的四 周是玫瑰红的绣球花，犹如瓷器的边缘，还有揉皱 的黄玫瑰花，玫瑰花散落在农民的门口，门前两棵 梨树的枝叶互相缠绕，镶嵌在门上，如同一块装饰 华丽的招牌，那落花使人想起古基埃尔的青铜镶饰 上一个花枝的自由掉落。她还说诺曼底将使去度假 的巴黎人感到十分意外，它受到每个园地的栅栏保 护，维尔迪兰夫妇对我说，他们可以进入所有的栅 栏。在一天结束时，所有的色彩都在睡意中消失，唯 一的亮光来自几乎是凝结的大海，带有脱脂牛奶的 蓝色（‘不，同您所知道的大海毫无相同之处，’我 邻座的夫人激烈反对道，以作为对我的回答，我当 时说，福楼拜曾把我们兄弟俩带到特鲁维尔，‘毫无 相同之处，应该和我一起去，否则您就永远不会知 道。’），这时他们才回家去，穿过象玫瑰红绢花一般 的杜鹃花的真正树林，完全被罐装沙丁鱼加工厂的 气味所陶醉，这种气味会使丈夫的哮喘发得十分厉 害。——‘是的，’她强调说，‘就是这样，真正的 哮喘发作。’接着，到第二年的夏天，他们又回来了， 把一大群艺术家安顿在一幢美妙的中世纪住宅里， 那住宅过去是隐修院，是他们租来的，价钱十分便 宜。这个女人在如此多真正高雅的环境中生活过，说 话时却保存着一点平民妇女说话的粗俗，这种话能 用您在想象中看到的色彩来展现事物。 -------- ①劳伦斯（1769—1830），英国肖像画家，作品笔触流利，色彩绚丽。 说真的，听到这个女人说话，听到她向我叙述她在那 里过的生活，我简直垂涎三尺。在那里，每个人在自 己的修士小室里工作，午饭前，所有的人都到宽敞的 装有两个壁炉的客厅里来进行十分高超的谈话，谈话 中夹杂着智力游戏，这使我想起狄德罗在其名著《致 伏朗小姐的书简》中所提到的谈话。然后，在午饭 后，大家都来到户外，即使暴雨、烈日也是如此，那 阵雨的亮光，即它过滤的亮光，在一排壮丽的百年 山毛榉的结节上划出道道直线，它们把十八世纪钟 爱的漂亮的植物置于栅栏之前，还有那些小灌木，雨 水悬挂在灌木的枝桠上，犹如鲜花盛开的花蕾。人 们止步倾听一只喜欢凉快的灰雀轻柔的扑水声，灰 雀在一朵白玫瑰的花冠中沐浴，犹如在尼姆芬堡府 邸①娇小可爱的浴缸里洗澡。我对维尔迪兰夫人说， 埃尔斯蒂尔曾将那里的景色和花卉细腻地表现在彩 色粉画上，她听了气愤地抬起头来说：‘所有这一切， 是我使他知道的，一切，您要听清楚，是一切，有 墅，位于慕尼黑城外，为后期巴罗克式建筑。 趣的地方，粉画的所有主题，当他离开我们时，我 就是当面对他这样说的，是不是，奥古斯特？他画 的粉画的所有主题。这些东西，他过去也知道，对 此说话要公正，应该承认这点，但是那些花卉，他 从未见到过，他不能把蜀葵和一丈红②区分开来。是 我教会他辨认，您一定不相信我的话，辨认茉莉花 的。’这就是说，被今天的艺术爱好者们视作首屈一 指、甚至超过方丹一拉都③的花卉画家，如果没有 眼前的这位夫人，也许就永远无法画出茉莉花。应 该承认，这种想法有点奇特。‘是的，我发誓，是茉 莉花；他画所有的玫瑰，是在我的家里，或者是我 把那些玫瑰带给他的。在我们家里，人们称他为迪 施先生；请您问戈达尔、布里肖和所有其他的人，在 这儿人们是否把他当作大人物看待。他本人也会对 此感到好笑的。我当时教他插花；开始时，他插不 好。他老是不能把花束好。他没有天赋的鉴赏力，不 能作出选择，我必须对他说：“不，别画那个，那个 不值得画，要画这个。”“啊！要是他在安排生活时 也象在安排花卉时那样听我们的话，要是他不结这 个讨厌的婚，那就好了！”突然，她因全神贯注地思 念过去而两眼激动，手指节和短上衣袖子的缨子也 狂热地伸长，显出神经质的不安，她那痛苦姿势的 轮廓，在我看来犹如一幅从未有过的美妙的画，从 中可以看出被压抑的全部愤慨，在这个轮廓中，包 含着女人的情感和羞耻心上受到侮辱的一位女友的 全部狂怒。 -------- ①尼姆芬堡府邸是原巴伐利亚统治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夏季别 ②一丈红（passe—rose）是蜀葵（althaea）的俗称。 ③方丹一拉都（1836—1904），法国油画家、版画家、插图家，以画静物、花卉和法国知名文艺家肖像而著名。 接着，她对我们谈起埃尔斯蒂尔为她所作的 一幅美妙的肖像画，即戈达尔家的肖像画，她和画 家闹翻后把这幅画送给了卢森堡公爵，她说，是 她使画家决定让男的穿上礼服，使衣服上显出波涛 般的美丽皱纹，又给女的选择了天鹅绒的裙子，裙 子成为画中央的支点，使地毯上象蝴蝶般飘动的片 片薄云、花卉、水果以及女孩们穿的象舞蹈女演员 短裙一般的薄纱裙显得四平八稳。据说，使画家产 生把女人画成在梳头的想法也是她，但随后又把这 个想法归功于画家，简单地说，这种想法在于不把 女人画成摆好架子的样子，而是画她在日常生活中 不为人知的一个姿势。我对他说：女人在梳头、擦 脸、暖脚时，如果认为自己没有被别人看到，就会 有许多有趣的动作，这些动作完全是达·芬奇画中 的优雅！’但在这时，维尔迪兰用一个示意动作指出， 这种愤怒的重新产生对他妻子这样神经过敏的女人 来说是有害于健康的，斯万见了就让我去欣赏女主 人佩戴的黑珍珠项链，那珍珠项链是德·拉法耶特 夫人的一个后裔卖掉的，据说是英格兰的亨利埃特 送给德·拉法耶特夫人的，在她买下的时候珍珠是 雪白的，后来因一场火灾而烧黑了，火灾烧毁了维 尔迪兰一家居住的部分房屋，当时他们住在一条街 上，街名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在那场火灾后找到了 放置这些珍珠的首饰匣，但珍珠已变得乌黑。‘我见 过德·拉法耶特夫人佩戴这些珍珠的肖像，是的，确 实是它们的肖像，’斯万强调地说，他面前的宾客们 惊讶得叫出声来，‘它们真正的肖像，是盖尔芒特公 爵收藏的。’据斯万宣称，这是举世无双的藏品，我 应该去看看，这个藏品是著名的公爵从他姑母德· 博泽让夫人那里继承的遗产，因为公爵是德·博泽 让夫人最喜欢的侄子，德·博泽让夫人则是从德· 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和汉诺威亲王夫人的妹妹德 ·阿丝费尔德夫人那里得到这件藏品的，过去我弟 弟和我在德·阿丝费尔德夫人家里很喜欢名叫巴赞 的可爱孩子的面庞，而巴赞正是公爵的名字。这时， 戈达尔大夫机灵地重谈珍珠的故事，这种机灵表明 他是高雅之士，他告诉我们，这种灾祸会使人脑变 质，同人们在无生命物质中看到的变质完全相同，并 以一种比许多医生更富有哲理的方式，列举了维尔 迪兰夫人的随身男仆，男仆在这场可怕的火灾中险 些丧生，火灾后他判若两人，连笔迹也完全变了，他 写信给当时在诺曼底的主人，向他们禀报这件事，主 人收到他写的第一封信，还以为是爱开玩笑的人设 下的圈套。不仅是笔迹完全变了，据戈达尔说，男 仆过去很少喝酒，现在却喝得烂醉，令人厌恶，所 以维尔迪兰夫人只得把他辞退。在女主人优雅的示 意下，这种有启发性的论述从餐厅转入威尼斯式的 吸烟室，在吸烟室里，戈达尔对我们说，他曾经亲 眼看到真正的双重人格，并对我们例举了他的一个 病人的病例，他友好地表示愿把这个病人带到我的 家里，并说他只要触及病人的太阳穴，就可以唤起 病人的第二种生活，病人在第二种生活中记不起第 一种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他在第二种生活中是一个 十分正派的人，在第一种生活中却多次因偷窃而被 捕，完全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坏蛋。这时，维尔迪兰 夫人敏锐地指出，医学可以为戏剧提供更为真实的 题材，戏剧中复杂情节的滑稽可笑，可以建立在病 理学方面误解的基础上，这样谈来谈去，就引出了 戈达尔夫人的话，她说，有一个完全相同的题材，曾 被一个故事员所利用，这个故事员是他的孩子们在 夜晚最喜欢的人，就是苏格兰人斯蒂文森，这个姓 使斯万的嘴里作出不容置辩的肯定：‘斯蒂文森可是 个十足的大作家，我敢向您担保，德·龚古尔先生， 一位十分伟大的作家，可以和那些最伟大的作家相 提并论。’在我们抽烟的大厅里，我对来自贝尔尼 尼①建造的老宫殿的用盾形纹章装饰的藻井平顶赞 叹不已，但同时又对有一个浅口盆被我们的哈瓦那 雪茄烟烟灰逐渐熏黑感到遗憾，斯万听后说，那些 曾属于拿破仑一世的书籍上也有类似的污迹，虽说 公爵持反波拿巴主义的观点。这时，戈达尔显示出 他对任何事物都有真知灼见，他说，这些污迹完全 不是来自这个——‘这个，完全不是，’他权威般地 强调道——，而是来自他手里总是拿着甘草片的习 惯，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他吃甘草片是为了止 住肝痛。‘因为他有肝病，他就是因肝病而去世的，’ 医生总结道。” -------- ①贝尔尼尼（1598—1680），十七世纪意大利雕刻家、建筑设计家、画家，创立巴罗克雕刻艺术风格并加以充分发挥。 我就读到这里，因为我第二天就要起程，另外，这时已是另一个主人召唤我的时刻，我们每天都用一半的时间来为这个主人效劳。他强加于我们的任务，我们是闭着眼睛去完成的。每天早晨，他把我们交还给我们另一个主人，因为他知道，不这样做我们就不会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务。当我们的灵魂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极想知道我们在主人那儿干了些什么，但主人先让自己的奴隶们躺下，然后吩咐他们迅速干活，那些最机灵的奴隶刚干完活，就想要偷偷摸摸地观看。但是，睡意赶在他们的前头，使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痕迹全无。这么多世纪以来，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 因此，我就把《龚古尔兄弟日记》合上。文学的魅力！我真想再次见到戈达尔夫妇，向他们询问关于埃尔斯蒂尔的许多细节，去观看小敦刻尔克商店，如果这家商店还在的话，请求获准参观我曾进过晚餐的维尔迪兰公馆。但是，我模糊地感到心烦意乱。当然，我从未对自己隐瞒这点，就是我不善于倾听，也不善于在别人在场的情况下观察。一位老妇人没有把任何珍珠项链展现在我的眼前，别人谈论项链的话也没有钻进我的双耳。然而，这些人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我经常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这些人就是维尔迪兰夫妇、盖尔芒特公爵、戈达尔夫妇，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我感到平庸，就象这个巴赞使我外婆感到平庸一样，她并不知道巴赞是德·博泽让夫人最喜欢的侄子，是令人快乐的青年英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我觉得乏味；我不觉回忆起他们每个人都充满无数的俗气…… 但愿这一切变成夜空中的一个星宿！ 我在离开当松维尔前夕所读的那几页龚古尔兄弟日记，使我对文学产生了异议，但我决定把这些异议暂时搁在一边。这个回忆录作者作为个人所显示的天真迹象是明显的，即使把这一迹象搁置不顾，从各种观点来看我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首先，从我个人这方面来说，上面引述的日记使我十分痛苦地看到我对观察和倾听的无能，但这种无能并非整体性的。在我身上存在着一个比较善于观察的人物，但这是个间歇性的人物，只有当好几种物共有的某种普遍本质表现出来时，这个人物才恢复生命，因为这种本质是他的食粮和快乐。于是，这个人物就观察和倾听，但只是在一定的深度上，因此就观察不到任何东西。几何学家抽去了事物中可感知的性质，就只看到它们的线性基质，同样，人们叙述的事被我遗忘，因为使我感到兴趣的不是他们想说的事，而是他们叙述这些事的方式，因为它能显示他们的性格或他们的可笑之处；或者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客体，一直是我寻求的主要目标，因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共同点，赋予我一种特有的乐趣。只有当我看到它时，我的灵魂——在此以前，灵魂在沉睡，即使是处于我谈话的表面活动之下也是如此，而生气勃勃的谈话使其他人无法看到精神的完全麻木——突然开始进行愉快的追逐，但是，它追逐的东西，例如维尔迪兰沙龙在各个地点和时间中的同一性，位于深度一半的地方，即在超越表层的地方，在一个稍许凹进去一点的地带。因此，人们表面的、可以模仿的魅力被我遗忘，是因为我无权注意它，犹如一个外科医生，会在妇女光滑的腹部下面，看到正在体内折磨她的病痛。我到城里去赴晚宴是枉费功夫，我看不见那些宾客，因为当我自以为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拍x光照片。由此可见，当我把我在一次晚宴中能提出的对宾客们的看法汇集起来的时候，我用线条画出的图表现了一组心理学的规律，而宾客说话时所引起的兴趣，在这些规律中几乎不占任何地位。但是，既然我不认为那些肖像是这样的，这是否会使我的肖像失去任何价值？如果一幅肖像在绘画方面显示出某些与体积、光线、运动有关的真相，这是否会使它必然比另一幅肖像逊色？这幅肖像画的是同一个人，但和第一幅肖像毫无相同之处，在第一幅肖像里省略的无数细节，在第二幅肖像里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看了这幅肖像人们会得出结论，说模特儿是迷人的，而人们却会认为第一幅肖像的模特儿是丑陋的，这点可能具有文献上的乃至历史上的重要性，却不一定是艺术真谛。另外，一旦我不再独自一人时，我因轻浮而产生取悦别人的愿望，希望在闲谈时逗乐别人，而不是在倾听别人谈话时学到东西，除非我去社交界是为了询问某个艺术问题或是曾在我脑中萦绕的某个因嫉妒而生的猜疑。但是，我无法看到某种阅读未在我身上唤起对其欲望的东西，无法看到我事先没有画出其草图、事后又想使其与实物进行对照的东西。有多少次，我清楚地知道这点，即使龚古尔的那段日记没有把这点告诉我，我仍然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或人们上，而在事后，一位艺术家在我独自一人时一旦把事物或人们的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就会不远千里，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事物或人们找回！于是，我的想象出发了，并且开始描绘。在前一年我看到后会打呵欠的东西，我现在却事先欣赏，希望得到它，并焦虑地想道：“将来是否真的不能看到它？为此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读到描写人们的文章时，即使这些人是社交界人士，被看作是“一个不再存在任何见证的社会的最后代表”，读者也一定会大声说道：“真想不到对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人，会谈得这么多，会如此颂扬！如果我只看报刊杂志，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本人，我也会对没有经历此事而感到遗憾！”但是我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文章时只是在心里想：“真倒霉，我当时关心的只是找到希尔贝特或阿尔贝蒂娜，所以没有对这位先生多加注意！我把他看作是一个在社交界惹人厌烦的人，一个普通的配角，可他却是一个人物！”我读的那几页龚古尔日记，使我对这种倾向感到遗憾。因为我或许能从这几页日记中得出结论，认为生活教导我们要降低阅读的价值，认为生活向我们表明，作家对我们吹嘘的东西没有很大的价值；但是，我也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与此相反，阅读教导我们要提高生活的价值，这种价值我们过去未能予以重视，现在只是通过书籍才知道它有很大的价值。在必要时，我们就不会对自己不大喜欢一个凡德伊、一个贝戈特的社交圈子而感到难过。凡德伊过于腼腆的布尔乔亚主义，贝戈特无法忍受的缺点，乃至初期的埃尔斯蒂尔①自命不凡的庸俗，都不能作出任何证明来否定他们，因为他们的天才是由他们的作品来显示的。当他们还是我们弄错，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回忆录的作者弄错了，也不能作出任何证明来否定产生这种天才的生活的价值。 -------- ①因为《龚古尔兄弟日记》使我发现，他就是那位曾在维尔迪兰夫妇家中对斯万说出令人如此生气的话的“迪施先生”。但是，哪一个有天才的人，在具有高雅的情趣之前（就象埃尔斯蒂尔过去经历的那样，但这种事现在十分罕见），没有采用过他那帮艺术家惹人生气的说话方式呢？例如，在巴尔扎克的书信里，不是充满了那种斯万情愿死去一千遍也不愿使用的粗俗词语？然而，象斯万那样的高雅之士，没有任何令人讨厌的笑柄，却可能写不出《贝姨》和《都尔的本堂神甫》。——作者注。 这些希奇古怪的趣闻，是龚古尔日记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是读者独自一人度过夜晚的消遣；我看到的这些趣闻是龚古尔的宾客们讲给他听的，作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们真想透过日记的书页去和他们结识，但对我来说，他们并没有给我留下一点有趣的回忆，这并非完全无法解释。龚古尔因这些趣闻引人注意而得出结论，认为趣闻的叙述者可能十分高雅，这种看法未免幼稚，因为平庸的人们也可能在生活中看到或听到别人叙述有趣的事情，然后由他们来讲述。龚古尔善于倾听，就象他善于观察一样，而我却不善于这样做。另外，所有这些也需要一个一个地加以鉴定。德·盖尔芒特先生当然没有给我留下青春优雅的典范这样的印象，就是我外婆生前非常想看到的典范，她当时向我推荐这种典范，并说德·博泽让夫人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无法仿效的典范。但是，必须看到，巴赞当时才七岁，回忆录的作者又是他的姑妈，而那些将在几个月后离婚的丈夫，也会在你的面前对自己的妻子大为夸奖。圣伯夫最美的诗篇之一，是描写一座喷泉前出现了才气横溢、婀娜多姿的小姑娘德·尚普拉特勒小姐，她当时还不满十岁①。尽管天才的诗人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对娘家姓尚普拉特勒的婆婆诺阿耶公爵夫人怀有温柔的崇敬，但如果要她来描写公爵夫人，她的描写可能会同五十年前圣伯夫的描写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 ①德·尚普拉特勒小姐于1897年当上安娜·德·诺阿耶的婆婆。她曾启示圣伯夫写过一首诗，题为《布瓦洛的喷泉，致莫莱伯爵夫人的书简》，载《八月思想录》。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3) 更令人不安的，也许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部分，就是那么一些人，对他们的传说同对一则趣闻的记忆相比，含义更为丰富，另外人们也不会象对凡德伊、贝戈特这类人一样，用他们的作品来评论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写过作品：他们只是——使我们这些以为他们碌碌无为的人们非常惊讶的是——给了作品以启示。博物馆里的大厅能因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绘画而使人对优美留下的，我要是不了解小资产阶级，也许还会在绘画前对它进行想象，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接近现实，并指望从它那儿了解到画家的艺术中最珍贵的奥秘，这点他的画没有告诉我，但他笔下华丽而长得拖在地上的丝绒和花边，是可以和提香最美的画媲美的绘画局部。如果我过去就意识到他不是才智横溢、知识渊博、交际广泛的人，而是善于象镜子那样来反映自己那种即使是平庸的生活的人，是成为贝戈特那样的人（即使同时代的人们认为贝戈特的才智不如斯万，博学不如布雷奥代），人们就更可以对艺术家的那些模特儿作出同样的评价。能描绘一切的艺术家在展示美的时候，模特儿是由一些比他稍为富裕的人们充当的，而画家的才能尚被埋没，他的画以五十法郎一张的价格出售，他在这些人家里所看到的是他在自己画室里看不到的东西：一个用家具陈设的客厅，家具上盖有古老的丝织品，客厅里装有许多灯，还有漂亮的花卉、漂亮的水果、漂亮的裙子——这些人比较低微，或者说在真正高贵的人们看来显得低微（高贵的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比那些贵族更能了解默默无闻的艺术家，赏识他，邀请他，购买他的画，而贵族们则让那些学院派画家来为他们画像，例如教皇和国家元首们就是这样。对于后世来说，我们时代的一个优美的家庭和优美的服饰的诗意，与其说是在戈特为萨冈亲王夫人或夏普兰为拉罗什富科伯爵夫人画的肖像之中，不如说是在雷诺所画的出版商夏邦基埃的客厅之中，向我们展示了优美的伟大图像的艺术家们，在一些人那儿收集到素材，这些人往往不是他们时代中最为风雅的人，而最为风雅的人也往往不请一个陌生的画家来画肖像，原因是他们无法在他的画上看出他展示的美，这种美被掩盖起来是由于一种具有过时的优美的公式化作品插在中间，这种作品在公众眼中浮动，犹如病人以为眼前确实存在的那种主观幻觉。但是，我过去认识的这些平庸的模特儿还对某些使我喜出望外的布局有过启示，提过建议，他们之中的一个在画中存在，不光是一个模特儿的存在，而且是人们愿意使他在自己画中出现的一个朋友的存在，这就使我们自忖，我们是否对没能结识所有这些人而感到遗憾，因为巴尔扎克在书中描绘了他们，或因欣赏他们而把自己的书题献给他们，而圣伯夫或波德莱尔则用最美的诗来歌颂他们，特别是所有这些雷加米埃、蓬帕杜尔在我看来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或者是因为我天生有病，我于是对自己有病而不能再去看望所有这些我过去不大重视的人们而感到狂怒，或者是因为她们只是依靠文学的虚幻魔法才享有盛誉，这就迫使人们有阅读时更换辞典，并使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随时断绝与社会的联系，取消旅行和参观博物馆，以便去疗养院进行治疗。 这些想法有的会减少有的则增加我对自己没有文学才能的惋惜，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从未在我的脑中出现，在那些年里，我完全放弃了写作的计划，一心在远离巴黎的一所疗养院里治疗，直至一九一六年初这所疗养院无法找到医务人员为止。我于是回到巴黎，这时的巴黎和我第一次回来时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样，这点读者马上就会看到，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我来巴黎是为了检查病情，然后返回疗养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后头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想听别人谈论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事——战争，就在晚饭后出去看望维尔迪兰夫人，因为她和邦当夫人一样，是战争时期巴黎的王后之一，这战争时期令人想起督政府时期。就象接种了少量酵母后在表面上自然发生那样，一些年轻的妇女整天戴着高高的圆柱形的头巾，就象和达利安夫人①同时代的女人那样，她们出于公民的爱国心身穿十分短的裙子，外罩埃及人穿的、十分“战争”的深色直统长袍；她们脚穿用皮带系的靴子，使人想起达尔马所说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演员穿的厚底靴，或是高高的护腿套，使人想起我们亲爱的战士们的护腿套；她们说，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忘记自己应该使这些战士一饱眼福，她们不但穿着宽松的衣裙，而且戴着首饰，用它们的装饰题材使人想起军队，虽说它们的材料不是来自军队，也并非在军队里加工；不是使人想起出征埃及的埃及装饰品，而是用炮弹碎片或七五炮的炮弹导带制成的戒指或手镯，用两个英国铜板制成的打火机，一个军人呆在防空壕里使铜板上生了漂亮的铜绿，上面的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仿佛是皮萨内罗雕刻的；她们说，因为她们不断想到这些，当一个军人倒下了，她们就为他戴轻孝，说他“带有豪气”，这样她们就戴上白色的英国纱帽（白纱帽给人留下极为优雅的印象，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希望”，对最后胜利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用缎子和平纹丝绸来代替过去的开司米，甚至保留她们的珍珠项链，“同时保持无须提请法国妇女注意的分寸和端庄”。 -------- ①达利安夫人（1773—1835），督政府时期巴黎最著名的妇女之一，曾提倡复古的时装。 卢浮宫和所有的博物馆都已关闭，所以当人们看到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个引起轰动的展览会”时，人们就可以确信这不是一个绘画展览会，而是一个裙子展览会，而且展览的裙子是为了满足“那些高尚的艺术情趣，即巴黎妇女过早失去的艺术情趣”。这样，优雅和情趣重新复兴，优雅没有艺术，就竭力为自己辩护，如同一七九三年的艺术那样，在那一年，在革命沙龙参展的艺术家们宣布，“当同盟国的欧洲包围自由的国土时，我们却在搞艺术，一些严肃的共和主义者”将会错误地感到“奇怪”。一九一六年的妇女时装店老板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还以自豪的艺术家的良心承认，“寻找新鲜的东西，排斥平庸的东西，显示一种个性，为胜利作好准备，根据战争的要求为世世代代指出一种美的新格式，这就是使他们感到苦恼的雄心壮志，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当人们前来参观他们美妙地设立在……街的沙龙时，人们就会看到这点，用鲜艳的色彩来消除当时沉闷的忧郁，看来是那些沙龙的口号，不过带有当时的形势所强加的审慎。”确实，“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令人思索的勇敢和耐劳的高尚榜样，当时的忧郁就可能战胜妇女的毅力。我们的战士在战壕里希望留在家里的心上人更加舒适、更加妖艳，因此，当我们想到这些战士时，我们不就是在设计符合当时要求的裙子这项工作中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探求”。可以理解，“时髦的式样主要由英国的商店创造，即协约国的商店创造，人们在今年酷爱酒桶裙，裙子自然、漂亮，使我们妇女都具有罕见优雅的有趣的小小特点。这场可悲的战争最令人满意的后果之一，迷人的专栏作者补充道（人们以为他会说：是夺回失去的省份，民族感情的觉醒），这场可悲的战争最令人满意的后果之一，将是在时装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这种时装上不乱加质次的装饰物，显得十分简洁，就是用极少的东西创造出妩媚的风采。人们现在所喜欢的，不是大服装店制作成一式几件的那种裙子，而是自己在家里制作的裙子，因为这些裙子能显示每个人的个人思想、嗜好和倾向，”至于说到慈善，当她们想到因入侵而产生的一切苦难，想到这么多的残废者时，它自然会变得“更加灵活”，这使她们不得不坐在桥牌桌旁，在“茶会”里度过黄昏的时光，一面评论“前线”的新闻，在大门口则停着她们的汽车，汽车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军人，在和贵族的跟班以及戴高头巾的女士们闲聊。另外，新鲜的不光是用古怪的圆柱形使脸部变长的头巾，而且还有脸部本身。戴新帽子的女士是一些不知从哪里来的青年妇女，她们成为优雅的花朵，有的已有半年，有的已有两年，有的已有四年。这些差别对于她们的重要性，如同我初入社交界时，盖尔芒特和拉罗什富科这两个家族对证实家族的历史有三个世纪或四个世纪的重要性一样。从一九一四年起就结识盖尔芒特家族的女士，把一九一六年被介绍给这个家庭的女士看作是暴发户，向她问好时活象一个享有亡夫遗产的寡妇，用单柄眼镜盯着她看，并撅嘴表示，人们甚至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位女士是否已经结婚。“这一切都相当令人恶心，”一九一四年结识盖尔芒特家族的女士总结道，她真希望盖尔芒特家族结识新友的周期在她之后告一段落。这些新友在年轻人看来已十分陈旧，而对某些不仅仅出入上流社会的老人来说，这些人似曾相识，并非新友；这些人不仅为社交界提供在知己之间进行政治方面和音乐方面的谈话这种社交界所允许的消遣，而且还必须由这些人来提供这种消遣，因为如果这些人是旧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样——，要使事物显得新奇，就必须要有新的名称，在艺术上是如此，在医学上、社交上也是如此。（另外，在某些事物上名称确实是新的。例如，维尔迪兰夫人在战争时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犹如那些想对忧愁和感情避而不谈的人们一样，当她说这好极了的时候，她赞赏的既不是威尼斯、圣马克教堂，也不是那些宫殿，那些曾使我十分喜欢的一切，她都不屑一顾，她赞赏的是探照灯在空中产生的效果，她对这些探照灯提供了以数字为依据的情况。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在对至今仍被欣赏的艺术作出反对的反应时，重新产生了一种现实主义。）圣德费尔特的沙龙是一个变得陈旧的标签，使用这个标签，即使有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有势力的部长在场，也不会吸引任何人。相反，人们为了倾听这些艺术家的秘书或这些部长的办公室副主任说一句话，却会跑到戴头巾的新女士们的家里，她们叽叽喳喳，蜂拥般飞到巴黎。第一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一位年轻、美貌的王后，名叫达利安夫人。第二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两位年老、丑陋的王后，名叫维尔迪兰夫人和邦当夫人。邦当夫人的丈夫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了被《巴黎回声报》激烈批评的作用，谁还会对她毫不宽容呢？由于整个议会在一个时期中都主张修改宪法，主张维护社会秩序、容许宗教活动和进行军事准备的党派，就必定要在过去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们和过去的社会党人中间发展自己的成员。要是在过去，人们会憎恨邦当先生，因为在那时，不爱国的名字叫做德雷福斯派。但是，这个名字很快被人遗忘，并被“三年服役法①的反对派”这个名字所取代。相反，邦当先生却是这个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因此他是个爱国者。在社交界（这个社会现象也只是对一个更为普遍的心理法案的实施），新鲜事物不管是否应受谴责，只有在未被理解、不具有令人放心的成分时才会引起恐惧，德雷福斯主义是如此，圣卢和奥黛特的女儿的婚姻也是如此，这个婚姻在起初曾使人们发出惊叫。现在，人们在圣卢夫妇的家里可以见到“人们认识的”所有人，希尔贝特即使有奥黛特那样的生活作风，人们也会到那儿“去”，并赞成她象老太太那样来指责未被理解的新道德。德雷福斯主义现在已被纳入一系列体面而又习惯的事物。至于它本身的价值，是没有人会去考虑的，现在赞成它时是这样，过去指责它时也是这样。它已不再shocking②。这就是必须做的一切。人们几乎想不起自己曾经是这样的人，就象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不再知道一个姑娘的父亲是否当过小偷。在必要时，人们可以说：“不，您说的是连襟，或者是一个名字相同的人。但是，对他这个人，别人从未说过任何坏话。”同样，过去一定有两种不同的德雷福斯主义，去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家作客并使三年服役法获得通过的人也不可能是坏人。不管怎样，对任何罪孽都要宽恕。既然对德雷福斯主义已经忘却，对德雷福斯派就更有理由忘却。另外，政治已荡然无存，因为人们想要站在政府一边，一时间都成了德雷福斯派，即使是那些曾反对过德雷福斯主义这种令人反感的新事物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当时（那时圣卢走上歧途）认为德雷福斯主义代表的是不爱国、不信教、无政府主义等等。因此，邦当先生的德雷福斯主义隐蔽而又合法，就象所有政治家的德雷福斯主义一样，犹如皮下的骨头隐而不见。任何人都不会记得他曾是德雷福斯派，因为社交界人士漫不经心、十分健忘，还因为现在离此事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些人还假装把这段时间看得比实际上更长，认为把战前和战争时期相隔的时间说成是一段同地质时期一样深、一样长的时期，是最为时髦的想法之一，因此布里肖这个民族主义者每当影射德雷福斯案件时就说：“在这些史前时期”。（说实在的，战争引起的这种深刻变化，是同触及的思想的价值成反比的，至少从某种程度起是如此。在下层，那些十足的傻瓜，那些只想寻欢作乐的人们对战争并不关心。但在上层，内心十分丰富的人们也很少考虑那些事件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深刻改变思想次序的，正是某种本身仿佛毫不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之中，从而颠倒了他们的时间次序。人们可以从受到它启示的优美篇章中切实理解这点：蒙布瓦西埃公园中的鸟鸣，或是带有木犀草气味的微风，显然没有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重大事件影响大，但它们却启示了夏多布里昂，使他在《墓外回忆录》中写下价值要大无数倍的篇章。）同样一些人说，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这两个词已不再具有意义，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在几个世纪之后，也许在更短的时间里，德国佬这个词可能会象无套裤汉、朱安党人或蓝制服③这些词一样，只有使人感到好奇的价值，他们就会感到惊讶和愤慨。 -------- ①三年服役法由普安卡雷内阁提出，于1913年4月7日获得通过。 ②英语，意思是：令人震惊。 ③蓝制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士兵所穿的制服。 邦当先生希望看到德国四分五裂，就象中世纪时霍亨索伦王朝①宣布绝嗣后那样，也希望看到威廉②被军法处决身中十二颗子弹，在此之前，他不愿听到别人谈论和平。总之，他被布里肖称之为“打到底主义者”，他可以获得公民责任感的最佳证书。在前三天，邦当夫人在那些曾要求维尔迪兰夫人把她介绍给他们的人中间也许有点不自在，她对维尔迪兰夫人说：“这正是您刚才给我介绍的奥松维尔公爵”，维尔迪兰夫人则用有点刺耳的语调回答道：“是伯爵，亲爱的”，这也许是因为她对奥松维尔这个姓和某个爵位之间的组合一无所知，也许恰恰相反，是因为她精于此道，善于和“公爵党”③进行观念联想，有人曾对她说德·奥松维尔先生在法兰西学院里是这个党的成员之一。 -------- ①霍亨索伦王朝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王朝，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王朝的始祖是布尔夏德一世，他的后裔自第三、四代开始形成两个家系，一为索伦—霍亨贝格，于1486年前后绝嗣。 ②即威廉二世（1859—1941），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皇帝。 ③公爵党当时包括法兰西学统的贵族院士，以斯达尔夫人的曾孙奥松维尔伯爵的沙龙为中心。 从第四天起，她开始在圣日耳曼区牢牢地扎下根。有时，人们可以在她周围看到社交界的一些陌生人，人们不认识这些人，也不对他们感到惊讶，就象看到小鸡周围的蛋壳碎片一样，因为人们知道邦当夫人是从哪个蛋里孵出来的。但是，从第十五天起，她使他们感到震惊，在第一个月的月底之前，当她说：“我要到莱维家去”时，大家就明白了，她不必明确指出她说的是莱维一米尔布瓦，每一位公爵夫人临睡前都要从邦当夫人或维尔迪兰夫人那儿获悉，至少是从电话里获悉，晚上的战报有什么内容，省略了什么消息，和希腊的战况如何，在准备发动什么进攻，总之，是公众将在第二天或第二天之后才知道的新闻，这样，她仿佛是在进行彩排前的最后一次排演。在谈话中，维尔迪兰夫人为了传播新闻，在谈到法国时称“我们”。“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要求希腊国王撤出伯罗奔尼撒，等等，我们向他发出，等等。”在她的所有叙述中总是要提到总司令部（“我曾打电话给总司令部”），她说这个缩写词①的乐趣，就象过去那些并不认识阿格里让特亲王的妇女那样，她们听到别人说起亲王时，为了表明她们对亲王并不陌生，就微笑地问道：“是格里格里？”在比较太平的时期，这种乐趣只有社交界人士才有，而在现在这种大动乱的时期，连老百姓也有这种乐趣。例如，当人们谈论希腊国王时，我们的管家由于经常看报，会用威廉二世的口吻说：“是丁诺②？”，而在此以前，他和国王们亲热得更为随便，这种亲热是他臆造的，当他谈到西班牙国王时，他说：“方方斯③。”另外，人们可以发现，随着主动接近维尔迪兰夫人的杰出人物的数目增加，她称之为“令人厌倦的”人们的数目就减少。通过一种魔法，前来拜访她或要求得到她邀请的所有“令人厌倦的人”，突然变成某种令人愉快的聪明人。总之，一年之后，令人厌倦的人们的数目大大减少，以致过去在谈话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并在维尔迪兰夫人的生活中起过极大作用的“对感到厌倦的害怕和无能为力”，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晚年，这种对感到厌倦的无能为力（她过去曾肯定地说，她在少年时代未曾有过这种感觉），使她受到的痛苦减少，就象某些偏头痛、某些神经性哮喘那样，在人们年老时就不再发作。如果维尔迪兰夫人没有从过去的信徒中抽出少数人来取代不再令人厌倦的人们，在无人可厌倦的情况下，对感到厌倦的害怕也许已完全和维尔迪兰夫人无缘。 -------- ①即总司令部的缩写词g．q．g．。 ②即希腊国际康斯坦丁一世（1868—1923）。 ③即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1886—1941）。 此外，我们再来谈谈那些现在常去维尔迪兰夫人家作客的公爵夫人，她们在不知不觉中到那里去寻求的东西，正是德雷福斯派过去寻求的东西，即社交界的一种乐趣。这种乐趣的形成方式是，对它的品尝可以满足政治上的好奇心，可以满足在她们之间评论从报上读到的各种事件的需要。维尔迪兰夫人说：“请你们到五点钟来谈论战争”，就象过去说“谈论德雷福斯案件”一样，同时还说：“请你们来听听莫雷尔谈话。” 然而，莫雷尔是不应该在这里的，原因是他还没有退役。 只是他没有返回部队，开了小差，但无人知道此事。 这个沙龙的明星之一是“落泊者”，他虽说爱好体育，却设法退了役。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成为一部我经常思念的美妙作品的作者，所以当我在两组回忆之间建立一种横向联系时，我在偶然间想到他就是使阿尔贝蒂娜离开我家出走的那个人。在这些涉及阿尔贝蒂娜的珍贵回忆方面，这种横向联系引向一条道路，道路通到好几年之后，在一片荒野中绝迹，因为我从此不再想念她了。这是我从此不再走的一条回忆的道路，一条路线。然而，“落泊者”的那些作品是最近问世的，我的思想也一直在走、一直在使用这条回忆的路线。 我应该说，认识安德烈的丈夫并非十分容易，也并非十分愉快，人们对他怀有友情，但得到的却是许多失望。在这时，他确实已病得很重，所以不想使自己劳累。除非是那些在他看来也许能给他带来乐趣的劳累，然而，他认为只有和他不认识的人们见面才会给他带来乐趣，他那热情奔放的想象也许使他把这种见面看作一次机会，认为这些陌生人会和其他人不同。但是，对于他已经认识的人们，他极为清楚地知道他们现在是怎样的人，将来会是怎样的人，他觉得不值得为他们作一次对他来说是危险的、也许是致命的劳累。总之，他是一位很坏的朋友。他对新朋友的偏爱，也许再现了他过去某种狂热的大胆，在巴尔贝克时，他对体育运动、赌博和无节制的饮食就是如此。 至于维尔迪兰夫人，她每次都想让我和安德烈认识，因为她对我已认识安德烈这件事感到无法接受。不过，安德烈也很少和她丈夫一起来。她对我来说是一位令人赞赏的挚友，她忠于自己那位批评俄国芭蕾舞的丈夫的审美观，在谈到波利尼亚克侯爵时说：“他的房子是由巴克斯特①装饰的，这种房子怎么能睡呢！我更喜欢迪比夫②。”此外，由于唯美主义的必然进步，维尔迪兰夫妇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说无法忍受现代风格（再说这是慕尼黑的风格）和白色的套间，只喜欢法国的老式家具配上深色的室内环境。③在这个时期，维尔迪兰夫人可以把自己想请的客人请到自己家里，所以人们看到她用间接的方式去主动接近一个她早已完全不放在眼里的人——奥黛特——时，感到十分惊讶。人们认为，此人不会给这个过去只有一小群人、现在变得耀眼夺目的社交界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长期的分离会平息宿怨，有时也会同时唤起友情。另外，这种现象不但会使垂死的人嘴里只说过去熟悉的名字，而且会使老人耽于童年回忆，这种现象在社会上也有其相同的东西。为了使奥黛特重新来她家作客这件事获得成功，维尔迪兰夫人当然没有使用“极端保皇派”，而是使用忠实程度较差的常客，这些人仍到其他沙龙去作客。她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她了。她也许在怄气，我可没有；总之，我哪点得罪了她？她是在我的家里认识她的两个丈夫的。如果她愿意再来玩，就请告诉她，我的大门对她是敞开的。”这些话如果不是女主人的想象力让她说出来的，一定会使骄傲的女主人难以启口。这些话给传了过去，但没有成功。维尔迪兰夫人等待着奥黛特，但没有看到她来。直至后面将要谈到的一些事件发生，这些事件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导致无情无义的人们组成的热情使团无法完成的事得以实现。轻而易举的成功固然少，完完全全的失败也不多见。 -------- ①巴克斯特（1866—1924），俄国艺术家，主要从事舞台布景和戏装的设计。 ②迪比夫祖孙三代均从事绘画，祖父名叫克洛德（1790—1864），父亲是爱德华（1820—1883），孙子为纪尧姆（1853—1909）。这里是指室内装饰家纪尧姆·德比夫。 ③在这段时期我经常见到安德烈。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一次我想到絮利埃特这个名字，是在对阿尔贝蒂娜的遥远回忆中想到的，犹如一朵神秘的花。在当时是神秘的，但现在却不能再激发起任何东西：我谈论许多无关紧要的话题。但对这个话题却默无一言，这不是因为比另一个话题更加无关紧要，而是因为过去对这些事物考虑过多，所以现在产生一种厌倦的感觉。我过去一个时期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神秘，这个时期也许是真正有意思的时期。但是，由于这些时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就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健康和财富，去探索有朝一日将不会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秘密。——作者注。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4) 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人们自然会想起过去的一句话：“不是思想正统，就是思想不正统”。但当事情显得并不相同时，由于过去的巴黎公社社员曾经反对修正德雷福斯案件，所以最坚决的德雷福斯派希望把所有的人统统枪毙，并且得到将军们的支持，就象将军们在德雷福斯案件审理期间反对加利费①那样。在这些聚会中，维尔迪兰夫人邀请了几位认识不久的女士，这些女士因其作品而出名，她们在前几次来的时候打扮得光彩夺目，戴着豪华的珍珠项链，奥黛特也有一条漂亮的珍珠项链，她以前曾过份炫耀这条项链，现在她模仿圣日尔曼区的那些女士，穿上了“战争服”，就对时髦的服饰持严厉态度。但是，女士们善于适应环境。三、四次之后她们就看到，她们认为时髦的服饰，正是那些时髦的人所废弃的，她们就把绣金的衣裙搁置一边，心甘情愿地穿上朴实的服装。 -------- ①加利费（1830—1909），法国将军，曾残酷镇压巴黎公社起义，一八九九年出任陆军部长，由于极不适合搞政治，不到一年便被迫辞职。 维尔迪兰先生说：“真扫兴，我要给邦当打电话，让邦当为明天作必要的准备，人们还删去了诺布瓦文章的全部结尾部分，只是因为他在文中暗示贝森被免职了。”因为司空见惯的愚昧使每个人通过使用常用的表达法来炫耀自己，并自以为可以表明现在时兴这种说法，犹如一个资产阶级的妇女在听到别人谈起德·布雷奥代先生、德·阿格里让特先生或德·夏吕斯先生时说：“谁？布雷奥代家的拔拔尔格里格里、夏吕斯家的梅梅？”不过，公爵夫人们也照此办理，她们在说“免职”时有同样的乐趣，因为对于公爵夫人们来说——对于有点诗意的平民来说也是如此——显示区别的是名称，但她们按照自己所属的思想等级来表达思想，在这个等级里也有许多资产者。思想上的阶级划分不考虑出身。 维尔迪兰夫人的所有这些电话也并非没有弊病。我们忘了提及，维尔迪兰“沙龙”如果说在思想上和现实中继续存在的话，已经暂时搬到巴黎最大的公馆之一，原因是威尼斯使节们过去的住宅十分潮湿，加上缺煤和缺电，使维尔迪兰夫妇在那里会客更为困难。另外，新客厅也不是没有可爱之处。正如在威尼斯因水多而面积有限的广场规定了各个宫殿的外形，正如巴黎城内的一个小花园比外省的一座公园更能使人心旷神怡，维尔迪兰夫人在这座公馆里的狭窄餐室，构成一个四壁白得发亮的菱形：犹如一个银幕，每逢星期三，几乎是每天，这幅银幕上就会出现巴黎各种各样最引人注目的男人和最时髦的女人，他们都乐意分享维尔迪兰夫妇的豪华，因为在这个时期，最富裕的人们由于无法得到收入而紧缩开支，可是维尔迪兰夫妇的豪华却因他们的财产而与日俱增。招待客人的形式有了改变，但布里肖却仍然感到十分快乐，随看维尔迪兰夫妇的交往不断扩大，他也从中找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积累起来的新乐趣，犹如圣诞节时在一只鞋中发现意想不到的礼物。有几天，来赴晚宴的客人特别多，使这个私人住宅的餐室显得过于狭窄，于是就在楼下的大餐厅里设下晚宴，那些常客虚伪地装出在楼上时的那种亲密无间，而在心里却暗暗高兴——他们几个人离开众人呆在一边，就象过去乘小火车时一样——，希望自己成为邻座观看和羡慕的对象。在平常的和平时期，悄悄地寄给《费加罗报》或《高卢人报》的一则社交消息，会使没能去雄伟旅馆的餐厅赴宴的人们获悉，布里肖曾和迪拉斯公爵夫人共进晚餐。但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社交新闻的专栏记者取消了这类消息（他们用刊登葬礼、嘉奖和法美宴会的消息来进行弥补），要做广告就只能用一种影响有限的幼稚的办法，这种办法出现于古腾堡①的发明之前，只适用于史前时代，这就是在维尔迪兰夫人的餐桌旁露面。晚饭后，客人们来到楼上女主人的客厅，接着就开始打电话。然而，在这个时期，许多大公馆的客人里都混杂着间谍，他们记下了邦当在电话里传达的秘密消息，可喜的是他的消息并不确切，总是被事态所否定，因此他的泄密才没有造成损失。 -------- ①古腾堡（约1400前—1468），德国工匠和发明家，发明活字印刷术。 在下午的茶会结束之前，即在日暮之时，天空还很亮，人们可以看到远处的棕色小斑点，要是在蓝色的夜空中，人们会以为是小飞虫或小鸟。就象人们看到远处的一座山时，会以为是一朵云。但是，人们内心激动，因为知道这朵云很大，是固体，而且很结实。因此，我内心也十分激动，因为天上的棕色斑点既不是小飞虫，也不是鸟，而是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由几个在对巴黎进行监视的人驾驶（我和阿尔贝蒂娜在凡尔赛附近作最后一次散步时，曾见到过这种飞机，但这个回忆与我现在的激动毫无关系，因为对这次散步的回忆在我看来已无关紧要）。 吃晚饭的时候，饭店全部客满；如果我在街上行走，看到一个可怜的休假军人在灯光照亮的橱窗前把目光停留片刻，我就会感到难过，因为他只是在六天中逃脱随时会死亡的危险，并准备重返战壕，这种难过我过去在巴尔贝克旅馆也曾有过，就是在渔夫们看着我们吃饭的时候，但我现在更加难过，因为我知道，相比之下，士兵的不幸要比穷人的不幸来得大，而且更加感人，因为这种不幸更加顺从、更加高尚，他在准备重返前线时看到后方工作的军人们在预定餐桌时挤来挤去，只是达观地、毫不厌恶地摇了一下头说：“这儿看不出是在打仗。”然后，到九点半，还没有一个人吃完晚饭，但根据警察局的命令，所有的灯一下子都熄灭了，九点三十五分，后方工作的军人们又开始挤来挤去，从饭店的服务员手里夺过他们的大衣，我曾在圣卢休假的一个晚上和他一起在这家饭店里吃晚饭，这时饭店里半明半暗，显得神秘莫测，就象放映幻灯的暗室，又象电影院里放映电影的大厅，那些吃完晚饭的男男女女急忙赶到电影院去。 但在这个时间之后，对于那些在我所说的那天晚上象我那样在家里吃完晚饭，然后去看望朋友的人们来说，巴黎的夜晚要比我童年时代的贡布雷更为黑暗，至少在某些街区是如此；人们进行的互访，犹如乡下邻居间的互访。啊！要是阿尔贝蒂娜还活着，我晚上到城里去吃晚饭时约她在拱廊下幽会，将会多么甜蜜！开始时，我什么也不会看到，我会内心激动，以为她未能赴会，但突然间，我会看到黑墙上显现出她喜欢的一条灰色裙子，以及已经看到我的那双微笑的眼睛，于是我们就可以搂在一起散步，而不会被别人发现，我们走了一会儿，然后就回家。唉，我现在却是孤身一人，我仿佛是在拜访乡下的邻居，就象过去斯万在晚饭后来拜访我们一样，他在当松维尔的黑夜中不会再遇到行人，走的是拉纤的小道，一直走到圣灵街，我现在从圣克洛蒂尔德走到波拿马特街，走在那些已变成弯弯曲曲的乡村道路的街上，也没有遇到行人。另外，由于现在这个时间使我游历的这些景色片断，不再受一个变得无法看到的环境的制约，在那些刮风后冰冷的暴雨随即停止的夜晚，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在过去曾朝思暮想的骇浪滔天的海边，而没有以前在巴尔贝克时的感觉；其他一些巴黎过去并不存在的自然环境，甚至会使我感到我刚下火车，来到乡村度假，例如晚上月光下在身旁的地上的明暗对比就是如此。月光所产生的现象，是城里看不到的，即使在隆冬也是如此；奥斯曼大街上的积雪已无人会去扫除，月光洒在大街的雪上，就象洒在阿尔卑斯山的一条冰川之上。树木的侧影映照在这个有点发蓝的金色雪地上，显得清晰、洁净，同时又十分柔和，犹如某些日本画中或拉斐尔某些画的背景中的树木侧影；这些侧影展现在树木根部的地面上，在大自然中太阳落山时往往可以看到这种景色，这时，太阳沐浴着草原，把草原照得如镜子一般反光，草原上的树木一棵棵距离相等。但是，美妙的柔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时，展现这些轻如灵魂的树影的草地，犹如天堂里的草地一般，那颜色不是绿的，而是被洒在玉石般雪上的月光照成晶莹的白色，草地仿佛全都由梨花的花瓣织成。在广场上，公共水池的那些神衹，手持冰柱，仿佛是用双重材料制成的雕像，为了制作这些雕像，艺术家特意把青铜和晶体融合在一起。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所有的屋子都是漆黑一片。但到了春天却与此相反，有时会有违反警察局规定的现象，一座公馆，或者只是公馆的一层楼，或者一层楼中只有一个房间，由于没有关上百叶窗，看上去有如在投射光线，有如忽隐忽现的幻影，独自浮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上。人们高高地抬起眼睛在这半明半暗的金光中见到的女人，在这个人们消失其中、她也仿佛与世隔绝的黑夜之中，呈现出东方景色神秘而含蓄的魅力。然后我走了过去，在黑暗中只听到有益于健康而又单调的粗俗脚步声。 我心里在想，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书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而且一个也没有看到。只有在一九一四年，我在巴黎度过的两个月中，我见到过德·夏吕斯先生以及布洛克和圣卢，而圣卢我只见到过两次。第二次见到他时，一定是他表现最出色的时候；他已经消除了他在当松维尔逗留期间给我留下的所有令人不快的不真挚的印象，这种印象我已在上文中说过，我在他身上重又发现他过去的一切美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宣战之后，即宣战后的那个星期之初，当时布洛克表达了沙文主义十足的感情，圣卢等布洛克离开我们以后，立刻责备自己没有再次入伍，我对他语气的粗暴几乎觉得反感。①“不，”他愉快而有力地大声说道，“所有那些不去打仗的人，不管提出什么理由，都是因为他们不愿被人杀死，都是出于害怕。”他用同样肯定的手势，但比强调指出其他人的害怕时的手势更为有力，补充道：“而我，如果说我没有再次入伍，老实说就是因为害怕！”我已经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发现，装出值得称赞的感情并不是坏人们的唯一掩护，而且还发现，一种更新的掩护是这些坏人炫耀自己，以便使别人至少不显出避开他们的样子。另外，在圣卢的身上，这种倾向因他的习惯而得到加强，就是当他泄露了秘密，干了一件蠢事，别人可能会来责备他时，他就把这种事公开披露出来，并说是故意干的。我觉得，他的这种习惯想必来自军校的某个教师，他过去和这个教师过从甚密，并公开表示对此人十分欣赏。因此，我毫不困难地把这种心血来潮解释为对一种感情的口头认可，由于这种感情支配了圣卢的行为，使他对刚爆发的战争持不介入的态度，所以他更喜欢表露这种感情。他在离开我时问我：“你是否听说我的舅妈奥丽阿娜要离婚？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一无所知。这件事不时有人说起，我经常听到别人说，就信以为真。我补充一点，这件事将是十分容易理解的；我的舅舅和蔼可亲，不仅在社交界是如此，而且对他的朋友、对他的父母也是如此。从某个方面来看，他的心肠甚至要比我舅妈好得多，我舅妈是个圣人，但她使他可怕地感到这点。不过他是个可怕的丈夫，一直欺骗自己的妻子，侮辱她，粗暴地对待她，不给她钱。她要离开他将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此事不假的一个原因，但也是此事不真的一个原因，所以人们会想到并说出这件事。另外，她已经对他容忍了这么久！现在我清楚地知道，有许多事情人们说错了又否定，但后来却弄假成真。”听到这里，我就想到问他，过去传说他要娶德·盖尔芒特小姐，是否有这么回事。他听了大吃一惊，对我肯定地说没有这么回事，说这只是社交界流传的一个谣言，这种谣言不时产生，也不知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就不戳自穿，但谣言的不可靠不会使那些相信过谣言的人们变得更加谨慎，一旦产生一个结婚、离婚的谣言或一个政治谣言，他们就会立刻信以为真，并且广为传播。 -------- ①圣卢是从巴尔贝克回来的。我后来才间接地获悉，他曾徒劳地勾引饭店经理。饭店经理有现在的地位，是因为继承了尼西姆·贝尔纳先生的遗产。实际上，他就是布洛克的伯父过去“保护”的那个青年侍者。但是，富裕给他带来了美德。因此，圣卢勾引他是白费力气。这样，当那些有道德的青年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沉湎于他们终于意识到的情感，作为补偿，轻浮的少年变成了有道德的男人，夏吕斯那样的人因相信过去的故事而来找他们，但已为时过晚，只会自讨没趣，碰一鼻子的灰。一切都取决于时间。——作者注。 四十八个小时还没有过去，我了解到的某些事实就已向我证明，我完全错误地理解了罗贝尔的话：“这些人不上前线，都是因为他们害怕。”圣卢说这句话是为了在谈话中出风头，是为了显示他心里想的与众不同，因为他完全不能肯定他的立场会被别人接受。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立场被别人接受，他这样做倒没有与众不同，就是从他觉得应该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来看没有与众不同，但从本质上看更加接近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国人，更加符合当时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国人的一切优良品质，这些法国人是领主、自由民和农奴，农奴对领主或是毕恭毕敬，或是起来造反反对领主，这两类都是法国的，它们同属一个科，分为弗朗索瓦丝亚门和莫雷尔亚门，然后两个箭头重又合而为一，指向同一个方面，即边境。布洛克曾十分高兴地听到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此人的民族主义十分罕见）吐露自己的怯懦，当圣卢问他是否将亲赴前线时，他就显出大祭司的神色回答道：“我眼睛近视。”但是几天之后，布洛克完全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他来看我时十分慌乱。他虽然“眼睛近视，但被认为可以入伍。我送他回家时遇到了圣卢，圣卢为托人把自己引见给陆军部的一位上校，和一位过去的军官有约会，据他对我说是“德·康布尔梅先生”。“啊！不错，我对你说的是一位老相识，你和我一样熟悉冈冈。”我对他回答说，我确实认识此人，也认识此人的妻子，我对他们并不十分赞赏。但是，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之后，我总是认为那个女的仍然值得注意，因为她对叔本华了如指掌，可以出入于她那粗俗的丈夫无法进入的知识界，所以我听到圣卢对我的回答立刻感到惊识，圣卢说：“他的妻子是傻瓜，我把她交给你了。但他是个出色的人物，有才能，又一直十分讨人喜欢。”圣卢说那女的是“傻瓜”，大概是指她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强烈欲望，对此上流社会持极为严厉的态度；至于说她丈夫的那些优点，这也许是他侄女认为他是家庭中最好的人时所看到的他那些优点中的某个部分。他至少不去关心那些公爵夫人，但是说实在的，这是一种“聪明”，这种聪明同思想家们特有的聪明的区别，就象公众认为某个富翁“善于发财”的聪明同思想家们的聪明的区别一样大。但是，圣卢的话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因为他的话提请人们注意，奢望和愚蠢相差无几，而朴实的情趣虽说并不明显，却能讨人喜欢。不错，我不曾有机会欣赏德·康布尔梅先生的朴实。但是，正是这点才使一个人变成许多不同的人，原因是有许多人在评论他，此外在评论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对于德·康布尔梅先生的情况，我所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他的风趣已由其他人向我证实，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布洛克在他家门口离开了我们，严厉地抨击了圣卢，并对他说，他们那些军装上带杠杠的“女婿”在参谋部里炫耀自己，又不必冒任何危险，他这个普通的二等兵也不想“为了威廉”让自己的“皮肉穿孔”。“看来威廉皇帝病得很重，”圣卢回答道。就象所有那些和交易所关系密切的人们一样，布洛克特别容易接受耸人听闻的消息，他补充道：“许多传说甚至说他已经死了。”交易所里认为，任何有病的君主，不管是爱德华七世还是威廉二世，都已经死了，任何即将被包围的城市都已被攻占。“隐瞒这件事，”他补充道，“只是为了不使德国佬那儿的舆论沮丧。他是在昨天夜里死的。我父亲是从最可靠的来源得到这个消息的。”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是老布洛克先生重视的唯一消息来源。这也许是因为他依靠“上层的关系”，有幸和这些消息来源取得联系，并从中得到更加秘密的消息，说对外银行的股票即将上涨，或是比尔的股票即将下跌。另外，即使在某一个时候比尔的股票上涨或“抛出”对外银行的股票，即使前一种股票的市场“坚挺”、“积极”，后一种股票的市场“犹豫”、“疲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仍然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正因为如此，布洛克在对我们宣布德国皇帝去世时，样子深奥莫测、神气活现，同时又怒气冲天。他特别气愤的是听到罗贝尔说“威廉皇帝”。我认为，即使在断头机的铡刀之下，圣卢和德·盖尔芒特先生也是会这样说的。社交界的两位先生如果单独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不需要向任何人显示高雅的举止，也会从这些教养的痕迹中看出对方的身分，就象两位拉丁语学者会正确地引述维吉尔的语录一样。圣卢即使被德国人严刑拷打，也只会说“威廉皇帝”。不管怎样，这种礼貌是思想上有很大约束的标志。不能抛弃这种约束的人仍然是社交界人士。另外，同布洛克那种怯懦而又自吹的庸俗相比，这种风雅的平庸是美妙的，特别是因其带有与此相连的一切隐蔽的宽厚和没有表露的英雄主义。布洛克对圣卢喊道：“你难道不能对威廉直呼其名？是的，你害怕了，你在这里已经对他卑躬屈膝！这样，我们的边境上就会出现勇敢的士兵，他们会去拍德国佬的马屁。你们的军装上有杠杠，你们只会在旋转木马上显威风。就是这样。” 当我们离开这位同伴后，圣卢微笑着对我说：“这个可怜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显威风。”我清楚地感到，显威风完全不是罗贝尔所希望的，虽然我在当时并不象后来那样确切地知道他的意图，当时，骑兵部队仍然无所事事，他就获准当步兵军官，后任轻步兵，最后就是下文中将要谈到的结果。对于罗贝尔的爱国主义，布洛克并不了解，这只是因为罗贝尔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布洛克只要被认为“适合入伍”，就会对我们发表恶毒攻击军国主义的政治言论，但当他以为自己会因眼睛近视而退役时，他也许会发表沙文主义十足的声明。但是，这种声明，圣卢却不会发表，这首先是由于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达过于深邃，但别人却认为十分自然的感情。过去，我母亲不仅会毫不犹豫地去为外婆而死，而且还会因别人阻止她这样做而痛苦万分。然而，我却无法想象她过去会从嘴里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会为母亲献出自己的生命。”罗贝尔对法国的爱也不是挂在嘴上的，这时，我觉得他非常象圣卢家的人（就象我回忆中的他的父亲），而不象盖尔芒特家的人。他不会表达这种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智慧具有某种道德品质。聪明的、真正可靠的劳动者，对那些把自己干的事说得十分漂亮并大加赞扬的人们，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当然，我们不是本能地偏爱戈达尔或布里肖那样的人，但我们毕竟对精通希腊文或医学的人们怀有某种敬意，这些人并不因此而允许自己招摇撞骗。我曾说过，即使妈妈过去的一切行动都建立在她愿为母亲献出自己生命这种感情的基础上，她也从未对自己说过这种感情，不管怎样，把这种感情说给别人听，她不仅会感到无益、可笑，而且会感到刺耳、羞愧。同样，我也无法想象圣卢会亲口对我谈论他的装备，他要走的行程，我们胜利的可能性，俄国军队无足轻重，英国将会采取的行动，我也无法想象他嘴里会说出最动听的话，就是最讨人喜欢的部长对站着的热情议员所说的话。这个消极的方面使他不能表达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却不能说，在这一方面不存在“盖尔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象人们曾在斯万身上看到这种作用的无数例子一样。因为即使我认为他更象圣卢家的人，他同时仍然象盖尔芒特家的人，正因为如此，在激励他勇敢的许多动机之中，有一些动机并不和他在东锡埃尔的那些朋友的动机一样，这些热爱自己职业的年轻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饭，他们中的许多人带领自己的士兵在马恩河战役或其他地方战死沙场。 当我在东锡埃尔时，那里可能有年轻的社会党人，但我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圣卢生活的圈子没有经常的来往；这些社会党人已经看出，这个圈子的军官们并非是盛气凌人、声色犬马的“贵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军官和共济会会员对这种人起的绰号。同样，贵族出身的军官也在社会党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我在东锡埃尔时，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轰动全国，我曾听到有人指责社会党人，说他们“无祖国”。军人们的爱国主义是如此真诚、如此深厚，带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他们认为这种形式是不可改变的，并会气愤地看到使其蒙受“耻辱”，而那些激进的社会党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自觉的、不受束缚的爱国者，没有确定的爱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哪一种深刻的现实存在于他们所说的充满仇恨的格言之中。 圣卢也许象他们一样，已经习惯于把自身中进行的研究和设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实的部分，他研究和设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战略和战术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对他来说如同对他们来说一样，他肉体的生命是某种相当不重要的东西，可以轻易地为这个内心的部分——他们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牺牲，因为在这个生命核的周围，个人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保护性的表面才有价值。在圣卢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显的成分，人们很容易从中看出在开始时曾是我们友谊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后在他身上表露出来的遗传恶习，这种恶习与他没有超越的某种智力水平相结合，使他不仅欣赏勇敢，而且把厌恶女人发展到陶醉于同男子进行接触的程度。他有一种也许是纯洁无瑕的看法，即把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塞内加尔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着对那些“洒过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们”的蔑视，这种快感同他在当松维尔时大量使用可卡因给他带来的快感相比，虽然使他感到南辕北辙，但两者的区别却并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种药可以作为另一种药的补充一样——使他克服了这种恶习。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着礼貌的双重习惯，这种习惯一方面使他过分赞扬别人，而自己却做了好事闭口不谈——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们时对他说：“您自然会给椅子装上藤座的”，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干——，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属于自己的财产、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并奉献给别人。总之，这说明他本性确实高贵。 “我们会不会长期打下去？”我对圣卢说。“不会，我认为这是一场短暂的战争，”他对我回答道。但对这个问题，就象跟往常一样，他的论据是以本本为根据。“你在考虑毛奇的预言时，要重新读一下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颁布的关于指挥大部队的法令，”他对我说，仿佛我已经读过这个法令，“这样你就会看到，更换和平时期预备队的工作没有进行，甚至没有被考虑过，如果战争要长期打下去，这一工作是不会不做的。”我感到，不能把上述法令看作是战争打不长的证明，而应把战争打不长看作是缺乏先见之明，看作是制定法令的人们没有预料到战争的长短，这些人既没有考虑到一场持续的战争中各种物资的惊人消耗，也没有想到各个战区的牢不可破。 除了同性恋之外，在那些生来就最为反对同性恋的人们之中，还存在着某种传统的阳刚理想，即使同性恋者并不是一个高超的人，这种理想也由他来支配，以便让他将其变性。这种理想——某些军人、某些外交官的理想——特别惹人生气。它以最低微的形式出现时，只是一颗善良的心所表现的粗鲁，它不想露出激动的样子，但在同一位也许会即将被杀死的朋友分离时，心里就有一种无人会发觉的哭泣的愿望，因为它在离别时掩盖这种愿望，使用的是一种越来越大的愤怒，并最终爆发出来：“喂，天杀的！你这头蠢驴，来和我拥抱一下。这钱我用不着，你拿去吧，傻瓜。”外交官、军官、男人感到唯有民族的伟大事业重要，但他仍然曾经喜爱过这个在公使团工作或在军队里当兵，后来死于疟疾或枪弹的“小子”，他同样爱好阳刚之气，不过表现的形式更为灵活、更为巧妙，但其实也同样令人憎恶。他不愿哀悼这“小子”，他知道人们很快就会忘掉此人，就象心肠好的外科医生那样，在一个患传染病的小女孩去世那天晚上，心里也很悲伤，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外交官只要变为作家，并叙述她的去世，就决不会说他曾悲伤过；不会说的，首先是因为“男子的羞耻心”，其次是因为艺术的机灵，这种机灵在掩盖激情的同时产生激情。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将会整夜守护垂死者。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会说自己心里悲伤。他们将会谈论公使团或军队里的公务，甚至谈得比平时还要确切。 “b对我说：‘请您别忘记，明天将军来视察，您让手下的士兵尽量搞好军容。’他平时十分温和，这时说话的声音却比平时生硬，我发现他尽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烦躁。”读者可以理解，这生硬的声音，就是那些不愿显出悲伤样子的人们的悲伤，这样做简直可笑，但也同样使人难受和讨厌，因为这是一些人悲伤的方式，这些人认为悲伤无足轻重，认为生活比离别更为重要等等，所以他们使人对死亡产生一种虚幻、虚无的印象，就象在元旦时一位先生使人产生的印象，这位先生给你送来冰糖栗子时说：“我祝您新年快乐”，一面说一面冷笑，不过还是把这话说了出来。 我们来结束这个守夜的军官或外交官的故事，垂死者头上戴着帽子，因为人们曾在户外运送过这个伤员，到某一时刻，一切都完了：“我当时想：必须回去准备东西来擦武器；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当大夫松开病人的脉时，站在床前的b和我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脱下我们的军帽，那时烈日当空，也许是我们热了。”读者会清楚地感到，这两个具有男子气概的人脱下帽子，并不是因为炎热和烈日，而是由于在死亡的威严面前感到激动，可他们从未说过温柔或悲伤这样的词。 象圣卢那样的同性恋者的阳刚理想并不相同，但却同样是约定的和虚假的。他们的虚假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愿了解肉体的欲望是感情的基础，他们认为感情起源于别的东西。过去，德·夏吕斯先生厌恶女子的阴柔。现在，圣卢欣赏小伙子的勇敢，骑兵部队冲锋时的陶醉，男人之间纯洁无瑕的友谊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崇高，有了这样的友谊，他们可以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战争爆发后，那些首都里剩下的只有女人，这就使同性恋者感到绝望，但实际上却与此相反，使同性恋者经历充满激情的奇遇，只要他们生性聪明，善于异想天开，而不是把这些事看得太穿，看出它们的根源，并对自己作出评价。因此，当某些青年只是本着在体育运动中仿效别人的精神而入伍，就象有一年大家都来玩“扯铃”那样，在圣卢看来，战争不止是他在想象中追求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的欲望要具体得多，但夹杂着意识形态，这种理想是和他喜欢的人们一起提出来的，是在一种纯男性的骑士会中，在远离妇女的地方，在那儿，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自己的勤务兵，可以用自己的死去唤起士兵们狂热的爱。这样，在他的勇敢中虽说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分，他是大贵族这一事实却在其中显现出来，同时又以一种难以辨认、理想化的形式显示出德·夏吕斯先生的想法，即一个男人的本质是没有任何阴柔的女子气。此外，就象在哲学上或艺术上那样，两种类似的想法只会因其阐述的方式而显示自己的价值，并会因它们由色诺芬①或柏拉图提出而具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我虽然知道圣卢和德·夏吕斯先生在做这件事时十分相似，但我极为欣赏的是要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的圣卢，而不是不愿戴浅色领带的德·夏吕斯先生。 我和圣卢谈起我那位任巴尔贝克大旅社经理的朋友，据这位朋友说，在战争初期，法国的某些团里有背叛行为，他称之为“缺陷”，他指责唆使背叛行为的人，称他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者”；他在某一时刻甚至认为日本人、德国人和哥萨克人会在里夫贝尔登陆，威胁巴尔贝克，并说只有“溜之大吉”②。这个敌视德国的人在谈论自己兄弟时笑着说：“他在战壕里，在离德国鬼子二十五米的地方！”他说得那么起劲，别人要是知道他自己也是这样，准会把他送到集中营去。“说到巴尔贝克，你是否记得旅社里过去的电梯司机！”圣卢在和我分手时对我说，说话的声调好象不大知道说的人是谁，并指望我来弄清此人的情况。“他参了军，并写信给我，以便让他回到空车。”电梯司机也许不愿在禁锢别人的电梯井道中上升，大旅社楼梯的高度不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将“晋升”，但和看门人不同，因为我们的命运并非总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一定支持他的要求，”圣卢对我说。“今天上午我还对希尔贝特说过，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飞机。知道了这点，我们就会看到对方在作什么准备。这将会使对方丧失一次进攻的最大优点，即出其不意的优点，最好的军队也许就是眼睛最好的军队。那么，可怜的弗朗索瓦丝，她让侄子复员的事是否办成了？”不过，弗朗索瓦丝早就竭尽全力使侄子复员，但当有人建议她通过盖尔芒特家族去找德·圣约瑟夫将军帮忙时，她以绝望的声音回答道：“哦！不，这不会有任何用处，找这位老先生不会有任何办法，最糟糕的只有一点，就是他爱国。”只要谈到战争，不管弗朗索瓦丝对此感到多么痛苦，她仍认为人们不应抛弃“可怜的俄国人”，因为大家都是“协约国”③。管家深信战争只会持续十天，并将以法国的辉煌胜利告终，但因害怕自己的看法会被发生的事件否定，就没有胆量，甚至没有足够的想象去预言一场长期的、胜负难分的战争。但是，这种完全而又迅速的胜利，他至少竭力预先从中提取所有能使弗朗索瓦丝感到痛苦的成分。“事情可能会很糟，因为看来里面有很多人都不想走，那些十六岁的小伙子在哭。”他这样对她说，是为了用不愉快的事情使她“恼火”，他称之为“给她找麻烦，训她一顿，同她玩文字游戏”。“十六岁的，圣母玛利亚！”弗朗索瓦丝说，过一会儿她又不大相信：“他们不是说过了二十岁才要吗？那些可还是孩子。”——“当然喽，报纸都接到命令不准提这件事。另外，往前冲的都是年轻人，可回来的却不多。一方面，就会有好处，死了许多人，有时也有用，可以使生意兴隆。阿！天哪！要是有的孩子心太软，犹豫不决，就会立即被枪毙，身中十二颗子弹，乒！另一方面，也必须这样。另外，那些军官，这对他们又会怎样呢？他们拿他们的钱，他们要的也就是这个。”每次进行这样的谈话，弗朗索瓦丝就脸色发白，让人看了真担心管家会使她心脏病发作死去。 -------- ①色诺芬（前431—前350以前），希腊历史学家。由于对苏格拉底的崇拜和对诡辩哲学家的憎恶，他写了三部著作为苏格拉底申辩，他的看法与同时代人柏拉图迥然不同。 ②他认为当局迁往波尔多有点仓促，并说当局这样快“溜之大吉”是错误的。——作者注。 ③原文为alliance，是弗朗索瓦丝生造的词。 她并未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缺点。当一位姑娘来看我时，这个年老的女佣人不管腿多疼，在我有时走出自己的房间时，我就会在楼梯上看到她，只见她在挂衣服的小间里，据她说，是在寻找我的一件短大衣，看看上面是不是生了蛀虫，但实际上，她是在听我们谈话。虽然我老是批评她，她还是在提问题时使用自己狡诈的方法，她提问用间接的方式，从某个时间起开始使用“因为也许”这样的话。她不敢问我：“这位夫人是不是有个公馆？”就象一条好狗那样，腼腆地抬起眼睛，并对我说：“因为也许这位夫人有自己的公馆……”，这样就避免了露骨的询问，不是为了彬彬有礼，而是为了不显得好奇，最后，由于我们最喜爱的佣人们——特别是如果他们几乎不再为我们效劳，失去了使用价值——仍然是佣人，当他们自以为深入到我们社会等级的核心时，他们却更为明显地划出了（我们想要消除的）他们社会等级的界线，所以弗朗索瓦丝常常对我说些（管家会说是“为了刺激我”）奇怪的话，这种话社交界人士是不会说的：怀着一种隐匿而又深沉的喜悦，犹如得了重病，我感到热，额头上——我可没注意到——沁出了汗珠。“您浑身是汗”，她惊讶地对我说，犹如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还略带微笑，微笑中含有因某种有失体统的事而产生的蔑视（“您现在出去，但您忘了戴上领带”），但她说话的声音忧心忡忡，可以使别人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担心。她这样说，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浑身是汗。总之，她说话不再象以前那样好。因为她谦卑，她对那些远不及她的人们怀有温情的赞赏，所以她采用了他们粗俗的言语。她的女儿在我面前埋怨她，并对我说（我不知道她是从谁那儿学到这种言语的）：“她总是有话要说，说我没有把门关好，唠唠叨叨，罗罗唆唆。”弗朗索瓦丝也许认为，她受到的教育不完整，使她至今仍不能正确使用语言。在她的嘴唇上，我过去曾看到最纯洁的法语如鲜花盛开，现在却一天要听到好几次这样的话：“唠唠叨叨，罗罗唆唆。”此外，奇怪的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不仅词语的变化很少，而且思想的变化也很少。管家养成了习惯，总是说普恩加来先生意图不良，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他一定要打仗，这话他一天要说上七、八遍，总是对同样的听众说，这些听众又总是那样感兴趣。一个词也没有改变，一个手势、一个语调也没变。虽然只持续两分钟，但总是一成不变，就象演出一样。他的法语错误使弗朗索瓦丝的言语变质，她女儿的法语错误也是如此。他认为，德·朗比托先生有一天听到盖尔芒特公爵把一种建筑物称为“朗比托公共厕所”感到生气，这种建筑物应该叫做小便池①。也许他在童年时代没有听到过这个音，他就保持了这个习惯。因此，他对这个词的发音不正确，而且老是这样。弗朗索瓦丝开始时听了不舒服，后来也跟着这样说了，还抱怨说，女人不象男人，没有这种东西。但是，她的谦卑和她对管家的赞赏，使她从来不说pissotières，而是对习惯作出微小的让步，说pissetières。 -------- ①原文为pistières管家因不会发o这个音，把pissotières（小便池）错念成pistières。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5) 她从此不睡也不吃，让管家给她念那些公报，她对那些公报一窍不通，管家也不比她高明多少，管家折磨弗朗索瓦丝的愿望，往往被一种爱国主义的喜悦所支配；他在谈论德国人时，带着讨人喜欢的笑容说：“情况严重，我们的老霞飞在彗星上订计划——无法实现。”弗朗索瓦丝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彗星，但却更加感到这句话是一种讨人喜欢、别出心裁的荒唐话，一个有教养的人出于礼貌，应该心情愉快地加以回答，所以她就愉快地耸耸肩，似乎是在说：“他老是那样”，她用微笑来抑制自己的眼泪。她至少感到高兴，肉店新来的那个小伙子，虽说干这一行，却相当胆小（他最初在屠宰场工作），现在还没有到达去打仗的年龄。不然的话，她准会去找陆军部长，让那个小伙子复员。 管家决不会想到，这些公报并不出色，我军并未接近柏林，因为他读到：“我们击退了敌军，敌人损失惨重，等等”，他把这些行动当作新的胜利来庆贺。但是，我感到害怕的是，这些胜利的地点迅速接近巴黎，我甚至感到惊讶，管家在一份公报里看到有一次行动是在朗斯附近发生的，他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次行动的后果已在周围地区牢牢掌握在我军手里的舒子爵市转为对我方有利，但并不感到不安。然而，管家对舒子爵市这个地名十分熟悉，该市离贡布雷不是十分遥远。但是，人们阅读报纸就象在谈恋爱一样，眼睛上蒙着布条，对事情就看不清楚。人们不想去理解那些事实。人们倾听总编辑温柔的话语，就象倾听情妇的话语那样。人们吃了败仗却感到满意，因为人们认为自己不是吃了败仗，而是打了胜仗。 再说，我没有在巴黎久留，我很快就回到了我的疗养院。虽说医生基本上采用隔离的方法进行治疗，那儿的人还是在两个不同的时候把希尔贝特的一封信和罗贝尔的一封信交给了我。希尔贝特给我写道（大约是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她本想留在巴黎，为的是更容易得到罗贝尔的消息，但鸽子号飞机总是空袭巴黎，使她感到十分恐惧，对她的小女儿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她就乘上开往贡布雷的最后一班火车逃离巴黎，火车甚至没有开到贡布雷，她只好乘上农民的大车，经过十个小时难以忍受的路程，才到达当松维尔！“在那儿，请您想一想，等待着您的老朋友的是什么，”希尔贝特最后对我写道。 “我离开巴黎是为了逃避德国飞机，我想在当松维尔就可以免受任何袭击，安然无恙。两天来我却并非如此，您也决不会想到这儿发生的事情：德国人在拉费尔附近击败我军之后，侵占了这一地区，一个德军参谋部，然后是一个团，驻扎在当松维尔的大门口，我就只好接待他们，又无法逃跑，因为再也没有一列火车，什么也没有。”德军参谋部是否真的表现良好，还是应该在希尔贝特的信中看到盖尔芒特家族精神感染的效力，这个家族起源于巴伐利亚，同德国最高级的贵族有亲缘关系，但希尔贝特不断叙说参谋部的人员受过完美的教育，甚至连士兵也是如此，他们只是请求她“准许采摘长在池塘边的勿忘草”，她把这种良好的教育，同法国逃兵无纪律的暴力行为进行对照，在德国将军们来到之前，这些逃兵经过花园住宅，就抢劫一空。不管怎样，如果说希尔贝特的信在某些方面充满了盖尔芒特家族的精神——有些人会说是犹太国际主义，这也许并不正确，就象人们将会看到的那样——，那么我在好几个月之后收到的罗贝尔的来信，圣卢的味道要比盖尔芒特的味道重得多，另外也反映了他所具有的一切自由主义的教养，总之，这种教养完全能讨人喜欢。可惜他没有对我谈起战略问题，就象他在东锡埃尔的谈话那样，也没有对我说他认为战争在何种程度上证实了或否定了他当时对我叙述的那些原则。他最多只是对我说，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实际上连续发生了好几次战争，每次战争的教训都影响到下一次战争的指挥。例如，突破”的理论已被这种论点所充实，即在突破之前，必须用炮火轰遍敌人占领的阵地。但后来人们又看到，这种炮轰反过来又使步兵和炮兵无法前进，因为阵地上打出了几千个炮弹坑，构成了几千个障碍。他对我说：“战争没有违反我们的老黑格尔的规律。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同我希望知道的事相比，真是少得可怜。但是，更使我感到生气的，是他无权对我列举将军们的名字。另外，报纸告诉我的少量消息说明，这些并不是我在东锡埃尔时想到的将军，当时我非常想知道，他们中的哪些人将在一次战争中埃已经去世。博离开现役几乎是在战争初期。霞飞、福煦、卡斯特尔诺和贝当，我们从未谈到过。“我亲爱的。”罗贝尔对我写道，“我承认，‘他们决不会通过’或者‘他们会被打败’这样的话不会令人高兴；这些话曾长期使我感到牙痛，就象‘长毛的兵’①和其他话那样，当然，使用比语法错误或风格错误更糟的词语来创作史诗会使人厌烦，这些词语就是自相矛盾、难以忍受的东西，是一种装模作样，一种我们极为厌恶的庸俗奢望，犹如那些认为把‘可卡因’说或‘可可’是风趣的表现的人们一样。但是，如果你看到所有这些人，特别是那些老百性、工人、小商人，看到他们没有察觉自己身上蕴藏的英雄主义，他们将在自己床上死去却又没有想过这点，看到他们在枪林弹雨下奔跑，为的是抢救一个战友，为的是运走一个受伤的长官，当他们自己被子弹击中之后，他们在弥留之际露出了微笑，因为主任医生告诉他们，战壕已从德国人手里夺了回来，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亲爱的，这使人对法国人产生一种良好的看法，使人能理解我们在课堂上曾感到有点离奇的那些历史时期。史诗是那样美，你会和我一样，感到词语已无法表达。罗丹和马约尔②可以用一种人们无法辨认的丑陋材料创造出杰作。在接触这样伟大的东西时，‘长毛的兵’在我看来就变成某种东西，如果它首先能包含一种暗示或玩笑，我从它那儿得到的感觉，并不比我们在读到‘朱安党人’时来得多。但是，我感到‘长毛的兵’已经为大诗人作好准备，就象洪水、基督或蛮族这些词在被雨果、维尼或其他人使用之前已经充满了伟大。我说人民、工人是最好的人，但所有的人都很好。可怜的小福古贝，即大使的儿子，在被打死之前曾七次负伤，他每次打仗回来没有遭殃，就显出来参加葬礼，条件是不戴孝，又因轰炸只能呆五分钟。他母亲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你可能认识她，她想必非常悲伤，可别人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他父亲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最终变得完全无动于衷，原因是我对这种景象已习以为常，如看到正在和我说话的战友的脑袋突然被炸弹擦伤，甚至和躯干分家，但当我看到可怜的福古贝神情颓丧，看到他象瘫痪一般时，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将军对他说，这是为了法国，说他儿子表现得象个英雄，但这是白费力气，只能使可怜的父亲哭得更加厉害，他无法松开儿子的遗体。总之，正是为了这点，才必须习惯于‘他们决不会通过’这样的话，所有这些人，如我可怜的随身男仆，如福古贝，他们阻止了德国人通过。你也许认为，我们前进得不多，但这种事不应该用推理的方法来思考，一支军队感到自己胜利是通过一种内心的感受，犹如一个垂死的人感到自己无法医治一样。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想取得胜利是为了使大家接受一种公正的和平，我想说不仅对我们来说是公正的，而且是真正的公正，对法国人来说是公正的，对德国人来说也是公正的。”当然，“灾祸”并未使圣卢的智慧提高到超越自身的地步。那些才智一般和平庸的英雄，在病后康复期间写诗，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来描写战争，不是从本身毫无意义的那些事件的高度来写，而是从平庸的美学的高度来写，他们在此以前一直遵循着这种美学原则，就象他们在十年前会说的那样来谈论“血红色的晨曦”、“胜利的颤动飞跃”等等；同样，圣卢要聪明得多，艺术鉴赏力要高得多，他现在仍然是聪明和有艺术鉴赏力的，当他停留在一个沼泽森林的边缘时，他饶有趣味地为我记下了一些景色，但仿佛是去打野鸭那样。为了使我理解明暗的某些对照，即“他的早晨的魅力”，他对我列举了我们过去都喜欢的某些画事，也不怕暗示罗曼·罗兰作品的片段，甚至尼采作品的片段，他具有前方将士的那种无拘无束，他们不象后方的人们那样害怕说出一个德国人的名字，他甚至还有点卖弄风情，列举一个敌人的名字，例如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置于左拉案件的证人室中的敌人，他在他并不认识的、最激烈的德雷福斯派诗人比埃尔·吉亚西面前走过时，朗诵他象征性的正剧的诗句：《断手女郎》。圣卢对我谈起舒曼的一个旋律时，只是用德语说出它的标题。他丝毫也没有转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当他在黎明时分在这个森林的边缘首次听到鸟儿啁啾鸣叫，他感到非常兴奋，仿佛鸟儿在对他谈论这“雄伟壮丽的《西格弗里德》”，他真希望能在战后听到这部歌剧。 -------- ①原文为poilu，是第次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兵的绰号。 ②马约尔（1861—1944），法国画家、版画家、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雕刻家之一，其作品为现代抽象雕刻各流派的实验铺平了道路。 现在，当我第二次回到巴黎时，我在到达的第二天，又收到希尔贝特的一封信，她大概已经忘了我带回来的那封信，至少是对那封信已经没有印象，因为她对一九一四年年底离开巴黎这件事又在信中作了回顾，不过是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您也许不知道，我亲爱的朋友，”她对我说，“我到当松维尔快两年了。我是和德国人同时到达这儿的。当时大家都想阻止我离开。人们把我当作疯子。人们对我说：‘怎么，您在巴黎十分安全，可您却要到占领区去，而且正是在大家都想逃离这些地区的时候。’我并不否认这种推理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一个长处，我不胆怯，或者说我很忠诚，如果您更喜欢这样说的话，当我知道我亲爱的当松维尔受到威胁时，我不愿意让我们年老的财产代管人一个人呆在那儿保护它。我感到我的位置在他的身边。另外，正是因为我作了这个决定，我才基本上拯救了城堡——当时附近的其他所有城堡都被它们慌乱的主人所抛弃，几乎全都被彻底摧毁——，拯救的不仅是城堡，而且还有我亲爱的爸爸十分珍惜的珍贵收藏品。”总之，希尔贝特现在确信，她去当松维尔，就象她在一九一四年时对我写的那样，不是为了躲避德国人，使自己处于安全的地方，而是恰恰相反，是为了遇到德国人，使自己的城堡不受德国人骚扰。另外，德国人并没有留在当松维尔，但她的家里不断有军人来往，这种来往大大超过在贡布雷的街上使弗朗索瓦丝流泪的那种来往，她象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次可是千真万确，过着前线的生活。因此，人们在报上竭力颂扬她那值得钦佩的表现，还谈到要给她授勋。她来信的结尾部分完全正确。“您对这场战争的情况没有概念，对一条公路、一座桥、一个高地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也没有概念。有多少次我想到了您，想到了那些散步，散步由于您而变得美妙，当时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到处散步，可现在这地方已变成废墟，同时，大规模的战斗正在进行，为的是占领您过去喜爱的某条小道、某个小丘，我们曾多少次一起到那儿去！也许您和我一样，您也不能想象默默无闻的鲁森维尔和令人厌倦的梅塞格利丝将成为著名的地方。过去，人们曾从那儿把我们的信件带给我们，当您身体不舒服时，又曾派人去那儿请医生。嗳，我亲爱的朋友，它们从此载入荣誉之册，如同奥斯特利茨或瓦尔米一样。梅塞格利丝战役持续了八个多月，德军在那儿损失了六十多万人，他们摧毁了梅塞格利丝，但没能占领它。您过去十分喜欢的那条小道，就是我们称之为山楂花斜坡小路的这条，您在小道上说您在童年时代曾爱上了我，而我却对您肯定地说是我爱上了您，我无法对您说，这条小道是多么重要。广阔的麦田是小道的终点，也就是著名的三○七高地，您想必在公报中经常看到它的名字。法国人炸掉了维福纳河上的小桥，您当时说，它并不象您原来希望的那样，使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德国人则建造了另一些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占领了半个贡布雷，法国人则占领了另外半个。” 我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就是在那天的前两天——在那天，我在黑暗中慢慢行走时，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同时又在反复回想所有这些往事——圣卢从前线回来，即将回去，就来对我进行只有几秒钟的拜访，我一听到他来访的通报，就感到极其激动。弗朗索瓦丝想朝他奔过去，希望他能够让那个当屠夫的腼腆小伙子复员，一年以后，和他同年应征入伍的士兵将要去打仗。但是，她自己也感到这种尝试毫无用处，所以就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个腼腆的牲畜屠夫早已换了肉店。也许是我们的肉店担心失去我们的顾客，也许是它出于诚意，店里对弗朗索瓦丝说，不知道这个永远当不了好屠夫的小伙子被哪里雇佣了，弗朗索瓦丝则到处进行仔细的寻找。但是，巴黎地方很大，肉店又很多，她徒劳无益地走进大量肉店，但没能找到这个身上带血迹的腼腆青年。 当圣卢进入我的房间时，我走到他的身旁，怀着腼腆的感情，带着超自然的感觉，其实所有休假的军人都会使人产生这种感觉，当你被带到一个得了致命的病却还能起身、穿衣和散步的人身边时，也会产生这种感觉。看来（特别在开始时是这样，因为对于一个象我这样没有在远离巴黎的地方生活过的人来说，习惯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使我们看到过好几次的事物失去了给人以深刻印象并使人产生想法的根子，而这种根子能赋予它们以真正的意义），看来几乎是这样，即在给予战士们的这些休假中，存在着某种冷酷的东西。在首批休假时，人们心里在想：“他们不愿再回去，他们要开小差。”确实，他们不仅仅来自那些使我们感到不现实的地方，因为我们只是从报上听到别人谈论这些地方，无法想象人们参加了这些异乎寻常的战斗之后，带回来的只有肩上的挫伤；这些地方是死亡之岸，他们即将回到那儿去，他们来到我们中间只有片刻的时间，难以为我们所理解，使我们充满了温柔、恐惧和一种神秘的感情，犹如我们追念的那些死者，在我们眼前显现的时间只有一秒钟，我们又不能去询问他们，另外他们最多只会对我们回答道：“你们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奇怪的是，在那些在前线死里逃生的休假军人身上，在那些被一个通灵者催眠或召回亡灵的生者或死者身上，同奥义进行接触的唯一结果，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话语更加微不足道。我这时接触到的罗贝尔就是如此，他在前线还得了个伤疤，对我来说，这个伤疤比一个巨人在地上留下的脚印更令人敬畏，更加神秘。我不敢对他提出问题，他也只对我说些一般的话。这些话同战前可能说的话区别极小，仿佛虽然发生了战争，人们还是同过去一样；谈话的语调仍然相同，不同的只有谈话的内容，说不定连这点不同也没有！ 我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他在军队里找到了一些办法，使他逐渐忘掉莫雷尔过去对他和他舅舅态度不好。可是，他对此人保持着一种深厚的友谊，并突然希望再次见到此人，不过他不断推迟见面的时间。我认为要体贴希尔贝特，就不能对罗贝尔说，他只要去维尔迪兰夫人家，就能找到莫雷尔。 我谦恭地对罗贝尔说，人们在巴黎不大感到是在打仗。他对我说，即使在巴黎，有时也“相当奇特”。他指的是前一天齐柏林飞艇进行的一次空袭，他问我当时是否看清楚了，不过就象他过去和我谈起某一次从美学角度来看十分精彩的演出一样。因此，在前线的人们知道，说“真妙，多好的玫瑰！还有这淡绿色！”是一种卖弄风情，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们随时会被打死，但这点在圣卢的身上并不存在，是他在巴黎谈论一次微不足道的空袭的时候，这次空袭可以从我们的阳台上看到，发生在一个宁静的夜晚，这个夜晚突然变成真正的节日，放射出有效的、起保护作用的火箭，吹响了集合的号角，这一切并非只是为了检阅，等等。我同他谈起夜空中升起的飞机的美。“也许降落的，机更美，”他对我说。“我承认，飞机升起的时刻，即它们将要成为星斗的时刻，是非常美的，在这方面，它们遵循的规律同支配星体的规律一样准确，因为你感到精彩的场面，是空军中队的集合，指挥部对它们下达命令，它们去进行出击，等等。但是，在最终变得象星星一样之后，它们又分离开来，以便去进行出击，或是在军号吹响之后返回，这就是它们制造世界末日的时刻，连星星也不再保留自己的位置；相比之下，你是否不喜欢这样的时刻？还有那些警报声；瓦格纳的味道不是相当足吗，不过为了迎接德国人的光临，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威廉二世的皇太子和王妃们坐在皇家包厢里，wachtamrhein①就成为国歌味十足的曲调；这就会使人思忖，那些升到天空的是否真是飞行员，而不是女武神瓦尔屈里。”他仿佛乐于把飞行员和瓦尔屈里相提并论，还用纯音乐的理由来作出解释：“当然喽，这是因为警报的音乐是一种骑行②！一定要德国人来了以后，才能在巴黎听到瓦格纳的乐曲。”用某些观点来看，这个比喻并没有错。城市仿佛是一个黑洞，突然走出深处和黑暗，来到光明和天空之中，在那里，飞行员在凄厉的警报声召唤下，一个接着一个地冲过去，不过速度比较缓慢，但更为狡诈，更令人不安，因为这种目光使人想起它正在寻找的目标，这目标还看不见，但也许已近在眼前，探照灯不断转动，探察着敌机，将它擒获。一个空军中队接着另一个空军中队，每个飞行员就这样从现在被搬到天上的城市中冲出去，犹如一位女武神。然后，地上的一些角落，在贴近房屋的地方被照亮了，我就对圣卢说，前一天他如果在家里，就能在欣赏天上的世界末日的同时，看到地上（如同在格列柯的《奥尔加斯伯爵下葬》③中那样，画中两个景是平行的）有一出真正的滑稽舞剧，由一些穿着长睡衣的人物演出，这些人因自己出了名，完全可以被派到这位费拉里的某个接班人那里去，费拉里写的那些关于社交生活的短文，曾经常使圣卢和我感到高兴，我们为了取乐，也来创作这样的短文。那天我们又在做这样的事，仿佛战争并不存在，虽说题材的“战争”味很浓，即对齐柏林飞艇的惧怕：“不容置辩，美妙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穿着长睡衣，滑稽可笑的盖尔芒特公爵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浴衣，等等。” -------- ①德语，意思是“守卫在莱茵河畔”，指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三女神守卫着莱茵河底的黄金。 ②指瓦格纳的歌剧中女武神们的骑行。 ③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他的代表作《奥尔加斯伯爵下葬》（1586—1588）明确分为天国和人间两部分，传说中的圣徒奥古斯丁和斯提反显灵出现在伯爵葬礼上，送死者入墓穴，作为他为建造教堂慷慨捐助的报答。 他对我说：“我可以肯定，在所有的大旅馆里，人们应该看到那些穿衬衫的美国犹太女人，珍珠项链紧贴在她们衰老的胸脯上，使她们能嫁给一位破产的公爵。在这些夜晚，里茨饭店应该同自由贸易大厦相仿。” 我对他说：“你记得我们在东锡埃尔的那些谈话。”——“啊！那时可是大好时光。一条鸿沟把我们和那个时候分隔开来。这些美好的日子是否将会重现？ 它们从我们无法探测的深渊中显现， 犹如天上升起的那些太阳恢复青春， 是在深深的海洋中洗涤以后。” 我对他说：“咱们去想那些谈话，只是为了回忆其中的甘甜。我过去想从中找到某种真理。现在的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特别是象你对我说的那样，打乱了对战争的看法；你当时对我说的有关那些战役的话，譬如说有关拿破仑的那些战役，说它们会在将来的战争中被模仿，现在的战争是否已使这些话变得无效？”——“一点也不！”他对我说。“拿破仑的战役总会再现，特别是因为在这次战争中，兴登堡充满了拿破仑的精神。他迅速调动部队，他声东击西，他或是在一支敌军之前只留下一小股部队，以便把所有其他部队集合起来攻击另一支敌军（一八一四年的拿破仑），或是完全钳制住敌人，迫使敌人将自己的部队驻扎在并非是主要的战线上（兴登堡在华沙城下就是这样声东击西的，受骗上当的俄国人在那里进行抵抗，并在马祖里湖吃了败仗），他的撤退同奥斯特利茨、阿尔科和埃克米尔战役开始时的撤退相同，他身上的一切都是拿破仑式的，可这些还不是全貌。我再补充一点，如果你在远离我的地方，陆陆续续地解释这次战争中的那些事件，不是单单相信兴登堡的这种特殊方式，以便从中找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他即将做的事情的关键。一位将军就象一位作家，想写一部剧本、一本书，而这本书本身，由于在这里显示了出乎意料的力量，在那里展示了绝境，使作者大大偏离了预定的计划。譬如说，牵制攻击只应在一个本身相当重要的据点上进行，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牵制攻击的成功超出了任何期望，而主要的战役却以失败告终，这时，牵制攻击就可能成为主要的战役。我预料兴登堡会采取拿破仑战役的一种类型，即把英国人和我们这两个敌人分而击之。” 然而，必须指出，如果说战争并没有提高圣卢的智力，那末这种智力受到一种遗传起很大作用的演变的支配，已具有一种我从未在他身上见到的光辉。过去是被时髦女人追求或希望被时髦女人追求的金发青年，现在是不断玩弄词句、喜欢高谈阔论的空谈家，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处于另一代之中，长在另一个茎上，就象一位演员，重演过去由布雷桑或德洛内扮演的角色，犹如德·夏吕斯先生的一个接班人，脸色红润，头发金黄和金色，而另一位的头发一半漆黑一半雪白。他徒然和自己的舅舅在战争上意见不合，站在把法国放在首位的那部分贵族一边，而德·夏吕斯先生实际上是失败主义者；他可以向那位没有看到“角色的第一个扮演者”的先生表明，人们如何能在争辩者这个角色中出类拔萃。 “看来，兴登堡是一种启示，”我对他说。——“一种旧启示，”他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或者是一种未来的革命。未来应该做的事不是宽容敌人，而是让芒香自由行动，是打败奥地利和德国，使土耳其欧洲化，而不是让法国门的内哥罗①化。”——“但是，我们将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帮助，”我对他说。——“目前，我在这里只看到美利坚分众国的景象。为什么因害怕法国抛弃基督教信仰而不对意大利作出更大的让步？”——“要是你舅舅夏吕斯听到你的话才好呢！”我对他说。“实际上，要是人们再触犯一点教皇，你是不会感到不高兴的，而他却绝望地想到人们可能会有损于弗兰茨－约瑟夫的帝位。另外，他在这方面的想法合乎塔列朗和维也纳会议的传统。”——“维也纳会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对我回答道。“对于秘密外交，必须用具体外交来加以抗衡。我舅舅其实是个不知悔改的君主主义者，人们可以让他吞下鲤鱼，就象莫莱太太那样，或是吞下内壕墙，就象阿蒂尔·梅耶那样，只要鲤鱼和内壕墙是用尚博尔的方法烧的。我认为，他由于憎恨三色旗，宁愿站在红色无沿帽②的破布之下，并会诚心诚意地把它当作白旗。”当然，这不过是空口说白话，圣卢远没有他舅舅有时具有的独特的深邃。但是，他性格和蔼可亲，而他舅舅则疑神疑鬼。他仍然象在巴尔贝克时那样可爱、红润，还有一头金发。他舅舅无法超越他的，只有圣日耳曼区的精神状态，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人们认为自己同圣日耳曼区的关系最为疏远，而这种精神状态既赋予他们对天生并不聪明的人们的尊重（这种尊重确实只盛行于贵族之中，并使那些革命显得如此不公道），又在其中搀杂了一种毫无意义的自满。通过谦卑和骄傲的混杂，后天获得的思想好奇和天生的威严的混杂，德·夏吕斯先生和圣卢经历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观点，又相隔一代人的时间，却成为任何新思想都会使其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又都是那样健谈，任何人都不能使他们刹车。因此，一个有点平庸的人，会根据自己当时的情绪，认为他们俩都十分迷人或都惹人讨厌。 -------- ①门的内哥罗是南斯拉夫南部的联邦共和国，也是南斯拉夫最小的共和国。 ②红色无沿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分子的服饰。 我一面这样回忆圣卢的来访，一面走着，绕了个过于长的弯路，几乎走到残老军人院桥边。灯光（因哥达式轰炸机）相当稀少，点亮的时间也有点过早，因为“时间的改变”进行得有点过早，而当时天还黑得相当快，这种改变在整个气候宜人的季节都保持不变（犹如暖气设备从某个日期起开启和关闭一样）；在夜晚灯光照亮的城市上空，在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这个天空不知道有夏令时间和冬令时间的区别，也不愿知道八点半已经变成九点半，在这近于蓝色的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还仍然有点亮光。在特罗卡德罗的那些塔楼俯视的那部分城区中，天空都呈现为青绿色的辽阔海洋，退潮的海水已经使黑色的岩礁露出一条淡淡的线条，也许只是渔夫撒下的张张渔网，排列成一条直线，实际上这些是小片云彩。此刻是青绿色的云海，在不知不觉中席卷了参加地上巨大革命的人们，人们在地上相当疯狂，继续进行着他们那些革命和他们那些徒劳无益的战争，就象目前这场使法国流血的战争。此外，天空觉得不值得改变自己的时间差，就在灯火点点的城市上空，以这些近于蓝色的色调，无精打采地延长着迟迟不走的白昼；不断望着死气沉沉和过于美的天空，就感到头晕目眩：这不再是广阔的海洋，而是在垂直的方向颜色由浓变淡的冰川。特罗卡德罗的那些塔楼，看起来同青绿色的台阶如此接近，实际上却极为遥远，犹如瑞士某些城市中的两座塔楼，人们以为是在远处，实际上就在山顶斜坡的近旁。 我半途折回，但刚离开残老军人院桥，天上就不再发亮，城里也几乎没有灯光，我的脚到处踢到那些垃圾箱，把一条小路错当成另一条小路，我机械地在阴暗的街通构成的迷宫里行走，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环城路。在那儿，我刚才产生的东方的感觉又重新出现，另一方面，在回忆了督政府时期的巴黎之后，又回忆起一八一五年的巴黎。就象在一八一五年那样，协约国部队的军装以极不协调的色彩鱼贯而行，其中有穿着红色短裙裤的非洲人，有头裹白缠巾的印度人，这些人足以使我把我漫步的巴黎当作一个想象中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城市，不但服饰和脸色同东方一模一样，而且连周围的环境也同随意想象出来的相仿，犹如卡帕契奥①把自己生活的城市变为耶路撒冷或君士坦丁堡，方法是在其中加入一群人，这群人穿着奇妙的玉颜六色的衣服，但颜色并不比现在这群人更为鲜艳。我走在两个朱阿夫兵②的后面，看到一个高大、肥胖的男人，两个兵好象并没有注意这个男人，只见他头戴软毡帽，身穿宽袖长外套，看到他淡紫色的脸，我感到犹豫，不知是否应该给他加上一个演员或一个画家的名字，这个演员或画家都因无数次鸡奸的丑闻而出名。不管怎样，我确信自己不认识这个散步者。因此，当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之时，我十分惊讶地看到他神情尴尬，故意停住脚步，朝我走来，犹如一个男人想要表明，你决不会发现他正在干一件他希望不要声张的事情。瞬间我心里在想，是谁在向我问好：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人们可以说，在他看来，他疾病的发展或他恶习的剧变处于极端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个人原先最基本的人格和他祖先的品质，完全被随之而来的一般缺陷或疾病所掩盖。德·夏吕斯先生来源于自我中尽可能远的地方，或者确切地说，他本人已被他目前变成的这种形象完全掩盖起来，这种形象不属于他一个人，而属于其他许多性欲倒错者，因此，当他在环城路上行走，走在这些朱阿夫兵的后面时，我一开始把他当作朱阿夫兵中的一员，当作另一个朱阿夫兵，而不是看作德·夏吕斯先生，不是看作一位大贵族，不是看作一个想象力丰富、风趣幽默的人，此人和男爵的相象之处，只有这种众人共有的神态，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神态掩盖了一切，至少在全神贯注地对他进行观察之前是如此。 -------- ①卡帕契奥（约1460—1525f1526），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画派最伟大的叙事体画家。 ②朱阿夫兵是法国轻步兵，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6) 这样，我本想去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却遇上了德·夏吕斯先生。当然，我并非象过去那样在她家里遇到他；他们的不和越发加深，维尔迪兰夫人甚至利用目前发生的事件，使他更加威信扫地。她早就说过，她觉得他已经衰退、完蛋，认为他那些所谓的勇敢，比最为因袭守旧的作家还要陈腐，她现在对这种抨击进行概括，并厌恶他的一切想象，说他是“战前的”货色。在她的小圈子看来，战争用一条鸿沟把他和现在分割开来，使他退到死水一潭的过去之中。此外——这主要是对消息不太灵通的政界说的，她把他描述成“不伦不类”、“旁门左道”，在社交界的地位是如此，在智力上的才能也是如此。“他不去看望任何人，任何人也不接待他，”她对邦当先生说，并轻而易举地使邦当先生相信她的话。不过，在这些话中也有真实的成分。德·夏吕斯先生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他对社交界的关心越来越少，又因性格桀驁不驯，同作为社会精华的大部分人闹翻，并因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愿同这些人重归于好，因此，他过着相当孤独的生活，这种孤独并不是因为贵族阶级的排斥，就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去世时的孤独，但在公众的眼中却显得更加糟糕，其原因有两个。德·夏吕斯先生的坏名声现已众所周知，这就使那些不明情况的人认为，大家是因此而不同他经常来往的，他也就自动拒绝和大家来往。因此，他易怒的性格所产生的印象，是他对人们发怒而蔑视他们。另外，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有一道很大的屏障：家庭。而德·夏吕斯先生却在家庭和他之间增添了许多不和。再说，家庭好象并未使他感到兴趣，特别是在老区那边，即古弗瓦西埃那边。他与古弗瓦西埃家族相反，对艺术作过十分大胆的嘲讽，但他没有觉察，一位贝戈特最能使他感到兴趣的，是他同所有这个老区的亲戚关系，是向他描述他那些堂姐妹从骑子街到波旁宫广场和茜草田街所过的几乎象外省一般的生活。 此外，维尔迪兰夫人持有一种并非居高临下，即更讲求实际的观点，她假装认为他不是法国人。“他到底是什么国籍，他是不是奥地利人？”维尔迪兰夫人并无恶意地问道。——“不，完全不是，”莫莱伯爵夫人回答道，她本能的反应服从于情理，而不是仇恨。——“不，他是普鲁士人，”女主人说。 “不过我只是对您说说，我知道这事，他对我们说过好几次，他曾是普鲁士上议院的世袭议员，被称为durch－ laucht①。”——“然而，那不勒斯王后曾对我说……”——“您知道，她是个可怕的女间谍，”维尔迪兰夫人大声说道，她没有忘记这位退位的王后一天晚上在她家里所持的态度。“我知道这事，而且十分确切，她就是靠这个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些家伙都应该关到一个集中营去。就得这样！不管怎样，您最好还是别去接待这群漂亮的人，因为我知道内政部长在监视他们，您的公馆会受到监视。任何事都不会使我消除这种想法，即夏吕斯在两年之中不断在我家进行间谍活动。”维尔迪兰夫人也许在想，人们可能会产生怀疑，极为详细地报告这个小圈子的组织，是否会引起德国政府的兴趣，但她知道，她如果不提高嗓门，她说话的价值只会显得更高，所以她带着温柔而敏锐的神色说：“我从第一天起就会对您说，我和丈夫说过：这个人被带到我家的方式，我不满意。这有点鬼鬼崇崇。我们在一个小海湾里面，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曾拥有一座花园住宅。德国人一定使那个地方变了样，在那里建造一个潜艇基地。有些事在当时曾使我感到惊讶，可现在我都明白了。开始时，他不愿同我的其他客人一起乘火车来。我很客气地请他住在城堡的一个房间里。可他不要，情愿住在东锡埃尔，那里有许多部队。所有这些都使人清楚地闻到间谍活动的味道。” -------- ①德语，意思是“殿下”。 对于针对夏吕斯男爵的第一个指责，即指责他已经过时，社交界人士会轻而易举地认为维尔迪兰夫人说得对。其实，这些人是忘恩负义之徒，因为德·夏吕斯先生可以说是他们的诗人，曾从周围的社交活动中提取一种诗意，其中有历史、美、秀丽、诙谐和浅薄的优雅。但是，社交界人士无法理解这种诗意，所以在生活中也看不到任何诗意，就在别处寻找，并把那些比德·夏吕斯先生差无数倍的人，捧得比他高一千倍，那些人蔑视万物，却鼓吹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德·夏吕斯先生十分乐意讲述一些在无意中变成典型的词语，并描写蒙莫朗西公爵夫人优雅得十分巧妙的服饰，把她看成美妙的妇女，这就使社交界的一些妇女把他当作傻瓜，因为这些女人认为蒙莫朗西公爵夫人是个无人注意的蠢女人，认为那些裙子做出来可以穿，但别人一点不会显出注意它们的样子，她们认为自己更加聪明，会跑到巴黎大学去听课，或是到众议院去听德沙涅尔①演讲。 -------- ①德沙涅尔（1855—1922），法国政治家，曾两次出任众议院议长（1898—1902，1912—1920），1920年当选共和国总统。 总之，社交界的人们对德·夏吕斯先生感到厌烦，并非因为对他罕见的智力才能了解过深，而是因为从未对此进行了解。人们认为他是“战前的”货色，是过时货，因为这些最不善于评论长处的人，正是在给长处进行分类时最会采取时兴的等级的那些人；他们未曾骚扰，甚至没有触动过去一代人中有才能的人们，现在却要抨击所有这些人，因为这是新一代的标记，人们不会对这一代人有更多的了解。 至于第二个指责，即指责他日耳曼化，社交界人士的中庸思想会使他们拒绝这种指责，但这种指责找到了莫雷尔这位坚持不懈并特别残酷的代言人，莫雷尔善于在报界乃至社交界保持自己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却是德·夏吕斯先生两次费了同样大的力气才使他得到的，后来也没有使他失去这种地位，但莫雷尔一直憎恨男爵，不管他曾和男爵保持过何种关系，由于他知道男爵心地善良却又向许多人加以隐瞒，他的憎恨就更应受到遣责。德·夏吕斯先生对小提琴师非常慷慨，十分体贴，对他显示出从不食言的认真态度，所以夏尔莉同他分手时对他的印象，并不是一个有恶习的人（他最多把男爵的恶习看作一种疾病），而是一个他从未见到过的高尚思想最多的人，一个极富有同情心的人，具有一种圣人的风度。莫雷尔对此很少否认，即使在同他闹翻之后，还由衷地对亲戚说：“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他只会对你们的儿子产生最好的影响。”因此，当他竭力用文章来折磨男爵时，他在思想上对男爵嘲讽的对象并不是恶习，而是美德。战前不久，报上的专栏短文对熟悉内情者来说是一目了然的，这些短文开始对德·夏吕斯先生进行最严厉的中伤。有篇短文的标题为：《名字以us结尾、享有亡夫遗产的寡妇的不幸遭遇，男爵夫人过去的时日》，维尔迪兰夫人买了五十份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以便把文章借给熟悉的人们看，而维尔迪兰先生则表示，连伏尔泰也没有写得这样好，并大声朗读这篇文章。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调子发生了变化。抨击的并非只是男爵的性欲倒错，而且还有他所谓的德国国籍：“fraubosch”，“frauvondenbosch”①是德·夏吕斯先生通常的绰号。一篇具有诗意的文章从贝多芬的某些舞曲中借用了这个标题：《一个德国女人》。最后是两条消息：《美洲叔叔和法兰克福姑妈》和《后方男子汉》，其校样在小圈子内阅读时曾使布里肖本人感到高兴，他大声说道：“但愿十分高超、权势很大的阿纳斯达齐女士别对我们的文章进行删节②！” -------- ①德语，意思是：“德国佬太太”，“冯·德国佬太太”。 ②那些文章本身要比滑稽可笑的题目更加微妙。它们的风格来自贝戈特但是以一种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才感觉到的方式来写的，原因如下。贝戈特的作品根本没有对莫雷尔产生过影响。多产现象是以一种十分特殊而又罕见的方式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里提及此事。我曾在恰当的时候提出，贝戈特说话时选择和说出词语的方式十分特别。莫雷尔曾长期在圣卢家里遇到他，对他进行了“模仿”，莫雷尔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声音，使用他也会使用的词语。然而现在，莫雷尔为了写作，把贝戈特式的谈话记录下来，但并未对谈话进行修改，就象贝戈特会做的那样。同贝戈特谈过话的人不多，所以人们无法辨认谈话的调子，这种调子与风格不同。这种口头多产的现象十分罕见，所以我想在此指出这点。这种现象只会产生不结果实的花朵。——作者注。 莫雷尔的法国血液在血管里沸腾，犹如贡布雷的葡萄汁发酵起泡一样，他身在报社的办公室，却认为战争时期呆在办公室里没有出息，所以最终投笔从戎，虽然维尔迪兰夫人竭尽全力说服他留在巴黎。当然，她感到气愤的是，德·康布尔梅先生在他这样年纪仍留在参谋部里，她在谈到任何不去她家的人时说：“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想出办法躲起来的？”要是有人断言这个人从第一天起就在第一线，她会毫无顾忌地回答说撒谎，或者也许是她没有弄错的习惯：“完全不是，他没有离开过巴黎，他正在做一件事，这件事几乎和陪一位部长散步一样危险，这话是我对您说的，我对您打包票，我是通过一个看到他的人知道这件事的。”但是，对待那些常客却并非如此，她不愿让他们上前线，认为战争非常“使人烦恼”，会使他们疏远。因此，她进行一切活动使他们留下来，因为这样她将会得到双重的乐趣，一是同他们共进晚餐，二是当他们尚未到达或已经出发之时，使他们对无所事事感到沮丧。不过必须使她的常客同意这种圈套式的安排，她看到莫雷尔硬要这样做感到遗憾，同他谈了很久，但白费力气：“不，您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出力，而且比在前线用处更大。需要的是有用处，真正成为战争的一部分，并参加进去。有些人参加了进去，另一些人则是远离火线工作的军人。而您呢，您参加了进去，请您放心，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会谴责您。”她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不过男人并非如此罕见，她也不必象现在那样以女客为主，如果有一个男人失去了母亲，她就会毫不犹豫地使他相信，他可以继续出席她的招待会而不会有任何不便。“悲伤要放在心里。您如果想去参加舞会（她是不举办舞会的），我会第一个劝您不要去，但在这里，在我星期三的小聚会中或者在一个楼下包厢里，无人会对此感到惊讶。人们十分清楚，您感到悲伤……”现在，男人更加罕见，丧事更加频繁，甚至无须阻止他们出入社交界，战争就足以说明问题。维尔迪兰夫人拼命拉住留下的那些男人。她想要使他们相信，他们留在巴黎对法国更有用处，就象过去她会对他们肯定地说，死者要是看到他们在娱乐会感到更加高兴。不管怎样，她的男客很少；也许她有时后悔自己同德·夏吕斯先生关系破裂，而且已无法重归于好。 但是，如果说德·夏吕斯先生和维尔迪兰夫人不再进行互访，维尔迪兰夫人却继续接待客人，而德·夏吕斯先生则继续寻欢作乐，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有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小区别。例如，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戈达尔现在参加招待会时身穿《梦幻岛》中的上校军装，相当象一位海地海军上将的军装，呢料上有一条天蓝色的宽绶带，使人想起“玛利亚的子女们”的绶带；德·夏吕斯先生过去喜爱成年男子，由于他现在所在的城市中成年男子都已销声匿迹，他就象某些法国人一样，那些人喜欢在法国的女人，并住在殖民地里：他迫不得已，先是养成了玩男孩的习惯，后来开始喜欢男孩。 不过，这些特点中的第一个特点相当迅速地消失了，因为据报上说，戈达尔不久便“面对敌人”而死，虽说他没有离开过巴黎，实际上是因年老过于劳累，不久以后维尔迪兰先生也随之而去，他的死只使一个人感到悲伤，据说此人就是埃尔斯蒂尔。我曾以一种可以说完美无缺的观点研究过他的作品。但是，随着年事渐高，他迷信地把自己的作品和曾经为他提供模特儿的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印象的炼金术，社会在他的笔下变成了艺术作品，为他提供了公众和观众。他越来越象唯物主义者那样相信，美的显著部分存在于事物之中，所以他先是把埃尔斯蒂尔太太看作他曾在自己的绘画中和一些挂毯中追求过、喜欢过的有点粗俗的美的典型，而维尔迪兰先生的去世，使他看到社会背景，即行将消失的背景——同作为该背景组成部分的时装式样的过时一样迅速——的最后一批残余中的一种随之消失，这种残余可以扶植一种艺术，证明其可靠性，犹如法国大革命在摧毁十八世纪的优雅时，可以使一位游乐图的画家感到难过，或是蒙玛特尔高地和烘饼磨坊的消失，会使雷诺阿感到伤心；但是，维尔迪兰先生的去世，尤其使他看到一双眼睛和一个头脑的消失，它们曾对他的绘画作过最为中肯的评价，他的绘画可以说是以令人喜欢的回忆这种状态存在于它们之中。也许已经出现一些同样喜爱绘画的年轻人，但他们喜爱的是另一种绘画，他们不象斯万那样，不象维尔迪兰先生那样，得到过惠斯勒有关情趣的忠告，得到过莫奈有关真实的建议，这些忠告和建议能使他们正确评价埃尔斯蒂尔。因此，听到维尔迪兰先生的噩耗，埃尔斯蒂尔感到更加孤独，虽说多年来他和维尔迪兰先生并不和睦，对他来说，这犹如他作品中的一点美，随着宇宙中存在的一点对这种美的意识的消失而黯然失色。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在寻欢作乐方面的变化，则仍然是断断续续的：他同“前线”保持着大量通信，因此并不缺少相当成熟的休假军人。 我过去相信别人说的话，当听到德国、保加利亚和希腊依次声明自己的和平意愿时，我真想相信这些话。但是，自从同阿尔贝蒂娜和弗朗索瓦丝一起生活以来，我已习惯于猜测她们没有明言的想法和计划，所以我不让威廉二世、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和希腊的康斯坦丁用任何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我的本能，我的本能可以猜到他们中任何一个策划的阴谋。我同弗朗索瓦丝和阿尔贝蒂娜的争吵，当然只是私人间的争吵，只会涉及一个人这样的小小精神细胞的生活。但是，存在着动物的躯体和人类的躯体，即细胞的组合，每个组合对于一个细胞来说犹如勃朗峰那样高大；同样，也存在着个人的有组织的巨大集合体，称之为民族；集合体的生活只是在扩大作为组合成分的细胞的同时重复细胞的生活；谁不能理解细胞生活的秘密、反应和规律，谁在谈论民族之间的斗争时就只能空话连篇。但是，如果有人掌握这些个人的心理状态，那末，这些由个人聚集起来的巨大群体在发生冲突时就会在他的眼里呈现出一种美，这种美要比只是由两个性格刚强的人进行冲突而产生的斗争更为强烈；他将以这样的比例看到它们，如同一群纤毛虫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躯干，而装满一个放在旁边的一立方毫米的容器，需要的纤毛虫多达一万多条。这就是近来法国的伟大形象和德国的形象，法国的形象连四周都充满几百万个各式各样的小多边形，德国的形象则充满更多的多边形，这两个形象之间具有这些争吵中的两种。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德国的躯干和法国的躯干、协约国的躯干和敌人的躯干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如同个人一般。但是，它们相互进行的打击，是受一种不可胜数的拳击的支配，圣卢曾对我阐述这种拳击的原则；因为即使把它们看作人，它们仍然是个人的巨大集合体，所以争吵就具有广泛而壮丽的形式，犹如波涛万千的海洋在翻腾，试图冲垮一排百年的悬崖峭壁，犹如巨大的冰川，企图以毁灭性的缓慢移动，摧毁与它们邻接的山坡。尽管如此，对于在这个故事中出现过的许多人来说，生活仍以几乎相同的面貌继续，对于德·夏吕斯先生和维尔迪兰夫妇来说尤其如此，仿佛德国人并没有离他们这样近，正如一直威胁着的危险，虽说现在未被消除，但我们如果不去想它，就会完全对此无动于衷。通常，人们去寻欢作乐时决不会想到，如果使其孱弱、减少活力的作用一旦中止，纤毛虫的繁殖就会达到顶点，即在几天之内激增到几百万，从一立方毫米增大到一个比太阳大一百万倍的体积，同时摧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所有氧气和物质，这样就不再有人类，不再有动物，不再有地球，或者没有想到，一种无法弥补、十分可能发生的灾难，在太空中将由不断进行的激烈活动来决定，这种活动被太阳表面的不变性所掩盖：他们忙于自己的事情，无暇考虑这两种世界，一种世界太小，另一种世界又太大，所以他们没有看到因他们而笼罩在我们周围的宇宙危险。 就这样，维尔迪兰夫妇举办晚宴（不久之后由维尔迪兰夫人一人举办，因为维尔迪兰先生在不久后去世），德·夏吕斯先生则寻欢作乐，并没有想到德国人——德国人确实因一道不断更新的血的屏障而留在原地——离巴黎只有一小时汽车的路程。然而，后来有人说，维尔迪兰夫妇想到了这点，因为他们有一个政治沙龙，每天晚上在沙龙讨论形势，不仅讨论陆军的形势，而且讨论海军的形势。他们确实想到那些一个团一个团被歼、旅客随之遭殃的大屠杀；但是，一个相反的运算大量增加与我们福利有关的事物，又用一个极大的数字来除以与我们福利无关的事物，以致几百万无名氏的死亡几乎没有使我们受到触动，即使有所触动，也不象穿堂风那样令人不快。维尔迪兰夫人患偏头痛，因不再有羊角面包可以浸泡在她的牛奶咖啡里而感到难受，她终于让戈达尔开了处方，使她能在我们曾谈到过的某家饭店里买到羊角面包。从当局那儿得到这种处方，几乎同一位将军的任命一样困难。早晨她又拿起第一只羊角面包，只见报上叙述卢西塔尼亚号①沉没的经过。她一面把羊角面包浸泡在牛奶咖啡里，一面用手指轻轻弹着她的报纸，使报纸能全部打开，又不必移动那只浸泡面包的手。她说：“多可怕！这比最可怕的悲剧还要可怕。”但是，所有这些溺水者的死亡，在她眼里想必已缩小到原来的十亿分之一，因为她嘴里塞满面包在发表悲痛的感想，脸部却浮现出心满意足的表情，这种表情也许是因治偏头痛的良药羊角面包的味道而产生的。 -------- ①卢西塔尼亚号是英国班轮，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被德国潜艇击沉，间接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至于德·夏吕斯先生，他的情况有点不同，但更加糟糕，他不但不热情希望法国取得胜利，而且走得更远，暗中希望德国即使不取得胜利，也至少不要象大家希望的那样被打垮。其原因是，在这些争端中，称之为民族的个人大群体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同个人一样。指导它们的推理方式是内心型的，并不断受到激情的改造，犹如卷入爱情纠纷或家庭纠纷的人们的推理方式一样。例如儿子和父亲争吵，女厨师和女主人争吵，妻子和丈夫争吵。有错的民族却认为自己有理——就象对德国这个情况那样——，而有理的民族往往理所当然地提出一些论据，它认为这些论据无可辩驳，只是因为它们符合这个民族的情感。在这些个人的争吵中，要理所当然地相信两方中的任何一方，最好的办法是属于这一方，一个旁观者决不会完全赞成一方。然而，在那些民族中，个人如真正属于民族，就是民族一个人的一个细胞。洗脑子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如果有人对法国人说他们即将被打败，任何法国人都不会象听到别人说他即将被贝尔塔远射程炮打死那样感到绝望。真正的洗脑子，是用希望对自己洗脑子，如果人们真是一个民族活的成员，洗脑子就是保存这个民族本能的一种方法。为了对德国一个人的事业的非正义性视而不见，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缺乏判断力；为了随时看到法国一个人的事业的正义性，对一个法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不是具有判断力；对这两者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爱国主义。德·夏吕斯先生具有罕见的道德品质，他富有同情心，慷概大方，对人友爱、忠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是他的母亲是巴伐利亚州的公爵夫人，这点可能会起作用——他没有爱国主义。因此，他既属于法国躯干，又属于德国躯干。如果我缺乏爱国主义，不感到自己是法国躯干的一个细胞，我评价争端的方式看来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完全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我要是在当时听到德国政府表明自己的诚意，一定会不加怀疑；但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思想并非总是和我们所说的话一致；有一天，我在楼梯的窗口里发现夏吕斯不象我过去想象的那样，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弗朗索瓦丝身上，后来又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看到一些观点和计划的形成，这些观点和计划同她们所说的话截然不同，因此，我即使作为普通的旁观者，也不会让德国皇帝和保加利亚国王任何冠冕堂皇的话来欺骗我的本能，我的本能会象识破阿尔贝蒂娜那样，来识破他们秘密策划的阴谋。但说到底，我只能设想，如果我不是当事人，如果我不是法国这个当事人的一部分，我会做出什么事来，犹如我在同阿尔贝蒂娜争吵时，我忧郁的目光或我透不过气来的喉咙是我个人的一部分，我个人则与我事业休戚相关：我无法漠不关心。德·夏吕斯先生的漠不关心是彻头彻尾的。然而，自从他只当一名旁观者之时起，一切都应使他成为亲德派，从此他虽然生活在法国，却不是真正的法国人。他十分灵敏，但在任何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傻瓜；毫无疑问，他要是生活在德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非正义事业的德国傻瓜们并不会使他们生气；但是，他生活在法国，愚蠢而热情地捍卫一种正义事业的法国傻瓜们却使他生气。激情的推理方式，即使服务于凛然大义，对缺乏激情的人来说也决非无可辩驳。德·夏吕斯先生灵敏地指出爱国者们每一个错误的推理。充分的理由以及对成功确信无疑，使一个傻瓜感到满意，却会使你特别恼火。德·夏吕斯先生恼火是因为人们对胜利抱乐观主义，这些人不象他那样了解德国及其力量，每个月都认为德国会在下个月被打垮，一年以后，他们仍然相信新的预测，仿佛他们未曾以同样的自信作出同样错误的预测，不过他们已经忘掉那些预测，如果有人对他们提起此事，他们就说情况并不相同。 最后，德·夏吕斯先生富有同情心，他想到战败者就感到难受，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他不看报上的司法专栏，原因是他不想使自己因死囚焦急不安和无法杀死法官、刽子手以及高兴地看到“正义已经伸张”的人群而感到难受。不管怎样，他确信法国不可能再被打败，然而，他也知道德国人正受饥荒之苦，总有一天会被迫俯首投降。这一想法使他感到更加难受，原因是他生活在法国。他对德国的回忆不管怎么说已经遥远，而那些以一种使他感到不快的高兴谈论德国被打垮的法国人，是一些缺点为他熟知、面目令人讨厌的人们。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同情的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们，是自己想象中的人们，而不是在我们身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人们，除非那些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同他们血肉相连；爱国主义创造了这一奇迹，人们拥护自己的国家，犹如人们在爱情纠葛中拥护自己一样。因此，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战争是一种特别能产生仇恨的作物，在他身上，这些仇恨只在片刻中产生，持续的时间也很短，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做出各种粗暴的事情。他在读报时看到了专栏作者的胜利神色，他们每天报道德国已被打败，是“走投无路、束手无策的野兽，”，而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这种愉快而又残酷的胡说八道，使他勃然大怒。在当时，报上的部分文章是由一些名人撰写的，他们在报上找到了“重新服役”的一种方式，例如布里肖和诺布瓦这样的人，还有莫雷尔和勒格朗丹。德·夏吕斯先生渴望见到这些人，并对他们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一直对性方面的恶习特别了解，知道某些人有这种恶习，而这些人以为他们这种恶习不为人知，就热衷于揭露“肉食帝国”的君主们和瓦格纳等人有这种恶习。他渴望当面见到他们，当众揭出他们的丑事，让那些侮辱一个战败者的人名声扫地、气急败坏。 其实，德·夏吕斯先生当亲德派还有更加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作为社交界人士，曾长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们和重视荣誉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决不会同一个坏蛋握手：他知道他们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们把一个男人赶出一个圈子或者拒绝和一个男人决斗时，对他的眼泪会无动于衷，即使他们这种“道德上干净”的行动会使害群之马的母亲死去也在所不惜。虽然他十分欣赏英国，欣赏英国参战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个无可指摘、不会撒谎、不让小麦和牛奶运入德国的英国，有点象由重视荣誉的人、公认的证人和决斗中的裁判组成的民族；同时他又知道，一些有恶习的人，一些坏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作者把这些人比作德国人，靠欺骗和诡计不能预见到一颗善良的心，而德国人看来也没有表现出这种善心。 德·夏吕斯先生的亲德还有最后一个特点：通过一种十分奇怪的反应，他亲德的原因是他的“夏吕斯主义”。他认为德国人十分丑陋，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同他的血缘有点过于接近；他狂热地迷恋摩洛哥人，但特别迷恋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看作菲迪阿斯①的活雕象。然而，他身上的乐趣带有某种残酷的想法，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欢的男人在他看来犹如美妙的刽子手。他要是表示反对德国人，就会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种只有在肉体上得到快感时才会采取的行动，就是说违背他可怜的本性，也就是为了让恶引诱和压倒贞洁的丑陋而充满激情。在谋杀拉斯普丁②时仍是如此，人们看到谋发杀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夜宵中，俄国色彩的印记又这么深，感到十分意外（如果公众了解到所有这些事情中德·夏吕斯先生知道得十分清楚的细节，这种印象还会深刻得多），因为生活使我们非常失望，使我们最终认为，文学同生活毫无关系，并使我们极其惊讶地看到，书藉向我们指出的那些珍贵思想，无偿而又自然地展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没有损坏的危险，例如一顿夜宵、一次谋杀这类俄国事件，有着某种俄国的东西。 -------- ①菲迪阿斯（活动时期约公元前490—前430），希腊雅典雕刻家，成名作是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象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巨大宙斯坐象，是理想主义的古典风格的创始人。 ②拉斯普丁（1864f1865—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领闻名，1916年12月底，他在尤苏波夫亲王家吃子夜茶时被毒死。 战争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有些人曾在好几年前根据可靠消息宣布和平谈判业已开始，并列举了和约的条款，现在这些人同你交谈时，不会耗费精神请你原谅他们不确实的消息。他们已经忘掉那些消息，并准备真心实意地传播另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他们将会同样迅速地忘掉。在这个时代，哥达式轰炸机经常来进行轰炸，所以空中一直有法国飞机警惕而响亮的嗡嗡声。但有时会听到警报声，犹如女武神①——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唯一能听到的德国音乐——的刺耳呼唤，直至消防队员宣布警报解除为止，而在他们身边，军号声犹如一个看不见的调皮男孩，定时评论好的消息，并高兴地叫得震天响。 -------- ①《女武神》是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之一。 德·夏吕斯先生惊奇地看到，象布里肖这样的人在战前是军国主义者，主要指责法国不够军国主义，这时不满足于指责德国过于军国主义，甚至指责它过于欣赏军队。只要是涉及减慢反德战争的步伐，他们一定会改变看法，并用正当的理由谴责和平主义者。但是，譬如说布里肖，虽然视力不佳，还是答应去作讲座，对中立出版社出版的某些作品进行分析。他赞扬一位瑞典作家的长篇小说，小说嘲笑两个孩子看到一条龙后作了象征性的赞赏而倒下，并把他们看作军国主义的种子。这种嘲笑使德·夏吕斯先生感到不快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认为龙可能是某种十分美的东西。但是，他尤其不能理解布里肖的赞扬，如果说赞扬不是针对这本男爵没有读过的书，至少是针对它的思想，这种思想和布里肖战前的思想大相径庭。当时，一个军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好的，即使是德·布瓦德弗尔将军的不法行为，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的男扮女装和阴谋诡计，亨利中校的伪造文书也不例外。这是何种异乎寻常的大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只是军国主义者同一种十分高尚的热情的另一侧面，在反对德雷福斯时，它必须是爱国主义热情，因为德雷福斯主义的倾向是反军国主义，现在它反对的是超军国主义的日耳曼，所以就几乎变成反军国主义的了）？只见布里肖大声说道：“哦，这场面令人赞叹不已，值得引起这一充满暴行的世纪中的青年注意，因为他们只知道崇拜暴力：龙！我们可以认为，这将是一代人的大兵生活，这代人是在对这些暴力表现的崇拜中培养出来的。”因此，斯比特莱①想用这种大转变来和军刀高于一切的丑恶思想进行对照，就象征性地把这个人物独自一人放逐到树林深处，对这个被他称之为疯狂的大学生的爱幻想的人物进行嘲笑和中伤，而作者却用动人的方式使这个人物成为温柔的化身，但可惜的是温柔已经过时，我们可以说，如果老神灵的残酷统治不被推翻，和平时期的美妙温柔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 ①斯比特莱（1845—1924），瑞士德语诗人、小说家，赞成英法协约，龙和疯狂的大学生引自他的中篇小说《少女的仇敌》（1907）。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7) “瞧，”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您是了解戈达尔和康布尔梅的。我每次看到他们，他们就对我说德国特别缺乏直觉。我们之间说说，您是否认为他们过去对直觉十分关心，他们现在又是否能表现出这种关心？不过您要相信，我不会夸大其词。当谈到最伟大的德国人，谈到尼采、哥德时，您将会听到戈达尔说：‘带有条顿民族的典型特点，即通常缺乏直觉’。当然，在战争中有些事使我更为难过，但您得承认，这叫人难以忍受。诺布瓦比较敏锐，这点我承认，虽说他从战争开始起就不断出错。但是，那些文章煽动全世界的狂热，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先生，对布里肖的才能，您同我一样清楚，但我很喜欢他这个人，即使在教会分裂之后也是如此，教会分裂使我同他所属的小教派分离，我见到他的次数也因此而大大减少。尽管如此，我对这位中学教师有某种敬意，他能说会道，受过很好的教育，另外在他这样年纪，工资又这样低，因为几年以来他的工资降低得十分明显，他象自己所说的那样，重新开始‘服役’，这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但话要说回来，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才能是另一回事，而布里肖从未有过才能。我承认自己同他一样，对目前战争的某些伟大之处表示赞赏。但一个象布里肖那样盲目崇拜古代文化的人，不去讽刺挖苦认为工人家庭和煤矿比历史上的一切宫殿更有诗意的左拉，或是把犹德罗捧得高于荷马、把华托捧得高于拉斐尔的龚古尔，而是不断对我们重复说，温泉关①乃至奥斯特利茨都不能和沃夸②相提并论，这至少有点奇怪。再说这一次，曾抵制过文艺现代主义者的公众，现在却追随战争现代主义者，因为这样的思想方法是一种时髦，另外还因为缺乏才智的人们不是被美所压倒，而是被行动的巨大规模所压倒。人们从此把clolssal（巨大的）中的c写成k，而实际上，人们膜拜的东西也确实巨大。说到布里肖③您是否见到过莫雷尔？有人对我说他想见我。只要他跨出第一步就行了，我年纪最大，这一步不应该由我来走。” 不幸的是就在第二天——我们先说这件事——德·夏吕斯先生在街上面对面地碰到莫雷尔。莫雷尔为了让他挽留自己，就挽着他的手，对他讲述多少有点真实的故事。德·夏吕斯先生果然听得十分高兴，想让莫雷尔当天晚上留在自己身边，不要离开，但在这时，莫雷尔看到一位朋友，就向德·夏吕斯先生告辞，而德·夏吕斯先生想用威胁来留住莫雷尔，当然这种威胁是不会付诸实施的，他对莫雷尔说：“你要当心，我会报复的”，莫雷尔则笑着走了，一面拍拍那位感到惊奇的朋友的脖子，并搂住他的腰。 -------- ①温泉关是希腊中部东海岸卡利兹罗蒙山和马利亚科斯湾之间的狭窄通道。公元前480年8月，希腊人和波斯人在此进行激战。希腊军队在关口狙击南下的波斯军达三天之久，但波斯人绕过山间的另一个关口，从侧面进攻，结果取得胜利。 ②沃夸是法国默兹省的市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多次发生激战。 ③布里肖是夏吕斯和莫雷尔决裂的见证。 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的那些关于莫雷尔的话，也许可以证明，爱情——男爵的爱情必须经久不变——会使人（在变得极其富有想象力、极为敏感的同时）变得极其轻信、毫无自尊。但是，德·夏吕斯先生补充道：“这个小伙子迷上了女人，心里想的就是这个”，他说的这句话比他心里想的还要实际。他说这话是出于自尊，出于爱情，以便使别人都能认为，莫雷尔对他爱恋之后，从未有过其他同类的爱恋。当然，我对他的话全然不信，因为我曾看到莫雷尔为了五十法郎而同盖尔芒特亲王过夜，德·夏吕斯先生一直不知道这件事。看到德·夏吕斯先生走过时，如果说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上的莫雷尔（除了在有些日子，他出于忏悔的需要，故意遇到男爵，以便有机会对男爵伤心地说：“唔！对不起！我承认我过去对您态度恶劣”）同那帮朋友一起低声叫喊，对男爵指指点点，并发出那种用来嘲笑老同性恋的格格笑声，我确信这是为了掩盖他的把戏；这些公开的揭发者要是被男爵单独找去谈，都会去做男爵要求他们做的一切。我弄错了。如果说一种独特的感情曾使象圣卢那样最厌恶此行的人们性欲倒错——这在一切阶级中都是如此——一种相反的感情则促使惯于此行的人们不去做这种事。某些人的转变是由于后来对信仰的宗教有所顾忌，在发生某些丑闻时思想上受到震动，或是害怕染上那些并不存在的疾病，一些往往是门房或随身男仆的亲戚真心实意地使他们相信有这些疾病，而一些嫉妒的男情人则假心假意地使他们相信这点，并认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独占一个小伙子，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使这个小伙子脱离自己和他人。因此，巴尔贝克过去的电梯司机再也不会为金银财物而接受这种建议，现在他们认为，这种建议如同敌人提出来的一样严重。至于莫雷尔，他毫无例外地拒绝所有人——德·夏吕斯先生曾背着他说出这种拒绝的真相，这既为他的幻想辩解，又将他们的希望摧毁——是由于他在离开德·夏吕斯先生两年之后，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同他住在一起又比他厉害，把他管得百依百顺。过去，德·夏吕斯先生给了莫雷尔很多钱，莫雷尔可以为五十法郎同盖尔芒特亲王过夜，现在莫雷尔决不会接受同一个人或其他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即使给他五十法郎也不会接受。他的“女人”给他灌输的如果不是荣誉和无私，就是人的某种自重，这种自重并不排斥假充好汉和炫耀自己，如果有人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钱都送给他，只要附加某些条件，他就会不屑一顾。这样，各种不同的心理规律的作用得到了协调，以便调整人类繁荣的一切因素，这些因素能从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即用过剩或不足的方法，导致人类毁灭。花卉也是如此，达尔文阐明的同一种适度调整着授粉的方式，同时又使其依次互相对照。 “再说，这是件奇怪的事情，”德·夏吕斯先生用他有时使用的刺耳尖嗓音低声说道。“有些人喝着美妙的鸡尾酒，样子整天都是乐呵呵的，我听到这些人说，他们无法活到战争结束，他们的心脏将会受不了，说他们现在不能去想其他事情，他们将会突然死去。最奇怪的是这种事确实在发生。这真有意思！这是不是饮食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现在只能吃烹调粗糙的食物，或是因为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热情，去从事那些徒劳无益、但完全改变他们过去的饮食制度的工作？不管怎样，我记下了数目惊人的奇特早夭，这种早夭至少是符合死者意愿的。我记不得我对您说了什么，是说诺布瓦欣赏这场战争，而且又是用如此奇特的方式来谈论这场战争。首先，您是否发现新的表达方式充斥其中？这些表达方式因每天使用——因为诺布瓦确实不知疲倦，我看是我婶母维尔巴里西斯的去世使他恢复了青春——而最终变成陈词滥调，并立即被其他陈词滥调所代替。过去，我记得您把记载那些出现、保存、然后消失的言语表达法作为消遣：‘玩火者必自焚’；‘任凭群犬乱吠，商队依然前进’；‘路易男爵①说：你出好的政策，我就能搞好财政’；‘这里有些迹象，虽不能看得过于严重，但也要认真对待’；‘为普鲁士国王而工作’（这种说法倒是死而复生，这点十分可靠）。唉，可惜的是从此之后，我看到多少说法销声匿迹！我们曾说过‘破纸片’，‘食肉帝国’，‘旨在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的出色文化’，‘正如日本人所说，胜利属于能比别人多忍受一刻钟痛苦的人’，‘日耳曼－土兰人’，‘科学的野蛮’，‘用劳埃德·乔治先生有力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想赢得战争’，这种话不知其数，还有‘部队的锐气’，‘部队的胆量’。出色的诺布瓦连句法也因战争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就象面包的生产或运输的速度一样。这位出色的人物一心想把自己的愿望说成即将实现的事实，却又不敢使用纯粹的将来时，怕这种将来时会同发生的事件互相矛盾，就采用动词savoir来作为这种时态的标志②，这点您是否发现？”我对德·夏吕斯先生承认，我不大清楚他这番话的意思。 -------- ①路易男爵（1755—1837）曾任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利浦的财政大臣。他的这个名句也许并不可靠，由基佐在《回忆录》（1858）中援引。 ②指使用动词savoir（会，可能）的条件式来代替简单将来时。 我必须在此指出，盖尔芒特公爵完全不同意他弟弟的悲观主义。其次，他亲英的程度和德·夏吕斯先生反英的程度相同。最后，他把加约先生①枪毙一千次才能解恨。当他弟弟要他拿出加约先生叛国的证据时，德·盖尔芒特先生回答说，如果只能给那些在一张声称“我叛国”的纸上签名画押的人定罪，叛国罪就永远得不到惩罚。但是，我在没有机会重提此事的情况下也将会指出，两年以后，具有最纯粹的反加约主义的盖尔芒特公爵遇到了一位英国军事专员及其妻子，并同这对学问渊博的夫妇交了朋友，就象在德雷福斯案件时期同三位可爱的夫人交上朋友一样。从第一天起，在谈到加约时，他就感到极为惊讶，因为他认为加约肯定会被判罪，其罪行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有学问而又可爱的夫妇则说：“但是他也许会被宣告无罪，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给他定罪。”德·盖尔芝特先生试图援引别人的话，指出德·诺布瓦先生在证人陈述时曾看着吓得发呆的加约说：“您是法国的乔利蒂②，对，加约先生，您是法国的乔利蒂。”但这对有学问而又可爱的夫妇只是微微一笑，把德·诺布瓦先生当作笑柄，并列举他年老糊涂的证据，最后说他“在吓得发呆的加约先生面前”说这番话是在《费加罗报》上登的，实际上加约先生也许只是在冷嘲热讽。德·盖尔芒特先生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把这个变化归功于一个英国女人的影响，也并非异乎寻常，这就象在一九一九年，当英国人把德国人称为匈奴并要求严惩战犯的时候，就已预卜先知这一变化一样。这时，英国人的看法也已发生变化，他们赞成的任何决定，都会使法国感到伤心，都会助德国一臂之力。 -------- ①约瑟夫·加约（1863—1944）由于首创征收直接税（1906—1909），所以在富裕的阶层中树敌甚多。他曾同德国谈判摩洛哥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怀疑通敌。 ②乔凡尼·乔利蒂（1842—1928），意大利政治家，其命运同约瑟夫·加约相仿。 我们再来谈德·夏吕斯先生。“应该懂，”他听到我承认听不懂他的话，就回答道，“应该懂：在诺布瓦的文章里，动词savoir是将来的标志，即诺布瓦愿望的标志，另外也是我们愿望的标志，”他补充道。他的话也许并非完全出于真心。 “您十分清楚，如果savoir没有成为将来的唯一标志，人们在必要时就能认为，这个动词的主语可以是一个国家。例如，每当诺布瓦说：‘美国不会对这种不断违反法律的行为熟视无睹’，‘双头君主国不会不悔过自新’的时候，这种话明显地表达了诺布瓦的愿望（就象我的愿望，就象您的愿望那样），但不管怎样，这个动词ir，‘双头’君主国本身也会savoir（尽管总是‘缺乏直觉’）。但是，当诺布瓦写出：‘这些系统性的破坏不会使中立国相信’，‘湖泊地区不会不在短期内落到协约国手中’，‘中立国的这些选举结果不会反映国内的大部分舆论’的时候，就不再有提出疑问的可能了。只这些破坏，这些地区和这些选举结果，肯定是不会savoir（知道）的无生命的东西。通过这个用语，诺布瓦只是对中立国发出命令（我遗憾地看到，中立国似乎并不听从这一命令），命令它们脱离中立，或是命令湖泊地区不再从属于‘德国佬’（德·夏吕斯先生在说‘德国佬’这个词时十分大胆，就象过去在巴尔贝克的有轨电车上谈论兴趣不在女人身上的男人一样）。另外，您是否发现，从一九一四年起，诺布瓦总是以何等的计谋来开始他对中立国写的文章？他在文章的开头声明，法国当然无须干涉意大利（或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等）的政策。这些国家要根据自己的民族利益，独立自主地决定它们是否应该脱离中立。但是，如果说文章开头的这些声明（这在过去称之为开场白）是非常公正的话，那么文章的接续部分就远非如此了。‘尽管如此’，诺布瓦接着写时大体上是这样说的，‘十分明显，从这场斗争中取得物质利益的，只能是那些站在公正和正义一边的民族。人们只能期待协约国来报答那些因执行以逸待劳政策而没有用自己的剑效力协约国的民族，并把几世纪以来它们受压迫的兄弟一直在上面呻吟的土地给予它们。’这建议干涉的第一步跨出以后，诺布瓦就无所顾忌，不仅谈到干涉的原则。而且还谈干涉的时间，所提的建议也越来越不加掩饰。‘当然’，他说，并自诩为‘正人君子’，‘这要由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自己来决定干涉的适当时间和适当形式。但它们不会不知道，犹豫的时间过长，它们就有失去良机的危险。俄国骑兵的铁蹄已经使日耳曼颤抖，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十分明显，那些只会在胜利——胜利的灿烂曙光已经可以看见——时跑去援助的民族，将无权得到这种报答，但要是它们现在能迅速行动，还为时未晚，等等。’这就象有人在剧院里说：‘迟到者注意：最后剩下的那些座位将会很快被人搬走。’这种说教诺布瓦每隔半年作一次，所以就显得更加荒谬。他定期对罗马尼亚说：‘罗马尼亚是否愿意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来到。如果还想等待，就可能为时过晚。’然而，他这话说了三年，不仅这‘为时过晚’的时刻并未来到，而且对罗马尼亚的开价不断提高。同样，他请法国等国作为保护国在希腊进行干涉，因为希腊和塞尔维亚签订的条约没有得到履行。但是，说真心话，如果法国没有参战，不希望希腊的援助或善意的中立，它是否会想到以保护国的身份进行干涉，是否会因希腊没有对塞尔维亚履约而在道义上感到愤慨？当谈到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明目张胆地违约，即象希腊那样——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没有履行德国盟国的义务——这些义务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必须履行，范围也没有这么广泛——时，他不是立刻闭口不谈了吗？事实上，人们通过自己看的报纸来了解一切，他们本人并不了解报上谈的那些人物和事件，怎么可能有其他看法呢？说来也怪，德雷福斯案件曾使您很感兴趣，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如同相隔几个世纪一般，因为战争的哲学家们使人相信，同过去的任何联系都已断绝，我当时看不惯我家里的一些人对当过公社社员的反教权主义者十分尊重，因为他们的报纸把这些人说成是反德雷福斯主义者，同时又使一位将军蒙受耻辱，这位将军出身名门，又是天主教徒，但赞成修改德雷福斯案件的判决。我现在同样看不惯过去曾尊敬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所有法国人憎恨陛下，我可以对您说，他们过去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我对陛下很了解，他也很想把我当作堂兄弟。啊！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没有给他写过信，”他补充道，犹如在大胆承认一个他知道不会受人责备的过错。“不，在第一年写过，但只写过一次。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丝毫不会改变我对他的敬意，不过我在这里有许多年轻的亲戚，他们在我们的前线打仗，我知道，要是我和一个同我们交战的国家的元首保持不间断的通信往来，他们会觉得非常不好。我有什么办法呢？不管是谁想来批判我，”他补充道，犹如勇敢地让我来进行指责，“我也不愿让一封署名为夏吕斯的信件在此刻寄到维也纳。我要对这位老皇帝所作的最大批评，就是象他这样地位的贵族，欧洲最古老、最著名的家族之一的首领，竟听任一个土豪的摆布，威廉·德·霍亨索伦这个土豪确实十分聪明，但说到底只是个暴发户而已。这是这次战争中最令人反感的反常现象之一。”在德·夏吕斯先生心中，贵族的观点主宰一切，当他用贵族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时，他立即会显出奇特的稚气，他说话的语气，就象他对我谈起马恩河战役或凡尔登战役那样，他对我说，有些事情重要而又十分有趣，如果有人要写这场战争的历史，就不应该把这些事遗漏。“例如，”他对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了解情况，以致无人指出这件十分突出的事：马耳他骑士团大爷是个纯粹的德国佬，却仍然生活在罗马，并以我们骑士团大爷的身分在那里享受治外法特权。真有意思，”他补充道，那样子象是对我说：“您看，您遇到了我，这个晚上没有白白浪费。”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则显出谦虚的样子，就象不要报酬的人那样。“我刚才在对您说什么？噢，对了，是说人们看了他们的报纸，在恨弗兰茨－约瑟夫。对于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和保加利亚沙皇，公众曾多次在反感和同情之间徘徊，因为报上一会儿说他们站在协约国一边，一会儿又象布里肖那样称他们为中央帝国。这犹如布里肖老是对我们说的那样：‘韦尼泽洛斯①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不怀疑韦尼泽洛斯先生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家，但是谁对我们说希腊人如此渴望韦尼泽洛斯当权呢？有人对我们说，他曾希望希腊对塞尔维亚履约。但是必须知道这是些怎样的协定，它们是否超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认为可以违反的范围。我们对希腊执行条约和遵守宪法的方式表示担心，但要是这事不涉及我们的利益，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种担心。如果战争没有爆发，您是否认为那些担保国会去注意议会的解散？我只是看到，有人在一个一个地收回对希腊国王的支持，以便在国王没有军队能保护自己之时，把他驱逐出境或禁闭起来。我刚才对您说，公众只是根据报纸来评论希腊国王和保加利亚国王。公众既然不了解这两位国王，对他们的看法怎么会和报纸不同呢？我曾多次看到他们，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当王太子时，我同他非常熟悉，他简直是个奇才。我一直认为，尼古拉皇帝对他有过深厚的感情。当然喽，我这话是诚心诚意的。克利斯蒂昂公主曾公开谈论这点，不过她现在恶言伤人。至于保加利亚沙皇，简直象淫妇一样，是一张活广告，但十分聪明，是个出色的人。他很喜欢我。” -------- ①韦尼泽洛斯（1864—1936），希腊首相，因扩大了希腊的版图，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 德·夏吕斯先生可以十分讨人喜欢，但一涉及这些话题，就变得令人讨厌。他对此感到满意，但这种满意犹如一个病人老是对你吹嘘自己的身体如何之好一样，已经使人感到厌烦。我经常在想，在巴尔贝克的小火车里，那些曾非常希望听他用吐露真情来掩饰自己的常客，现在也许无法忍受他的炫耀，这种炫耀是一种癖好，使人感到拘束，犹如在病房里一样沉闷，或者象看到吸毒者在你面前拔出注射器一样难受，因为得让他们把他们认为动听的知心话讲完。此外，听到别人指责所有的人也感到厌烦，况且这种指责往往毫无根据，指责者又把自己排除在这种特殊的类型之外，但听者知道他自己就属于这类人，而他却非常乐意把其他所有人都归入此类。最后，他这个极其聪明的人就为此创造了一种狭隘的小哲学（其基础也许是斯万在“生活”中找到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收藏品），用这些特殊的原因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哲学，犹如每当人们完全赞同他的缺点时那样，不仅使他贬低自己，而且使他对自己特别满意。这样，他这个如此严肃、如此高贵的人，却用最傻的傻笑来结束下面这句话：“由于存在着象费迪南·德·科布格对威廉皇帝那样的妄自尊大，这就可能是沙皇费迪南站到‘食肉帝国’一边的原因。其实，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人们对妹妹宽宏大量，什么东西都会给她。我认为，用这点来解释保加利亚和德国结盟的原因，真是太棒了。”对这种愚蠢的解释，德·夏吕斯先生笑了很长时间，仿佛他真的认为解释得十分巧妙：这种解释即使有确实的事实作为依据，也显得十分幼稚，就象德·夏吕斯先生以封建主的身分或以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的身分来谈对战争的看法那样。他在结束时的看法倒比较正确。“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说，“公众只根据报纸来评论战争中的人和事，却确信是用自己的头脑在进行评论。” 这一点，德·夏吕斯先生倒是说对了。有人对我说，必须看到德·福什维尔夫人沉默和犹豫的时刻，这些时刻不仅对个人看法的陈述是必要的，而且对个人看法的形成也是必要的，然后才用一种亲密无间的语调说：“不，我不认为他们会占领华沙”；“我不感到再会过第二个冬天”；“我所不希望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和平”；“如果您希望我告诉您，我感到害怕的是什么，那就是议会”；“不，我还是认为我们能够突破。”说这些话时，奥黛特显出娇滴滴的神态，这种神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在她说出下面这句话的时候：“这不是说德军打不好仗，而是说他们缺少人们所说的胆量。”为了说出“胆量”这个词（使只是为了说得“刻薄”），她用手做出揉面的姿势，而眼睛呢，用一个画室的术语来说，就象rapin（拙劣的画师）那样眯着。她的言语中对英国人欣赏的痕迹，比过去更为明显，她不必再象过去那样，把英国人称之为“外芒什的邻居”，或者最多是“我们的英国朋友”，而是把他们称为“我们忠实的盟友”。不用说，她不管谈论什么，都不会错过引用fairplay（公平的比赛）的机会，以便指出英国人把德国人看作不按规则进行比赛的对手，所以“必须做的事是赢得战争，就象我们正直的盟友所说的那样”。她最多相当笨拙地把她女婿的名字和涉及英国士兵的一切联系起来，说他同澳大利亚人以及苏格兰人、新西兰人和加拿大人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感到十分高兴。“现在，我女婿圣卢知道所有正直的tommies（英国兵）的切口，他能和来自最遥远的domincions（英联邦自治领）的英国兵友好相处，和他亲如兄弟的既有统帅基层的将军，又有地位最低的private（普通士兵）。” 我在这里附带说了些关于德·福什维尔夫人的离题话，当我同德·夏吕斯先生肩并肩地顺着环城路往下走的时候，我再来说一段谈论维尔迪兰夫人和布里肖的关系的离题话，这段话更长，但对描写那个时代不无裨益。确实，可怜的布里肖被德·夏吕斯先生毫不宽容地进行评论（因为德·夏吕斯先生更加敏锐，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在无意中亲德），但他受到维尔迪兰夫妇的冷遇还要厉害得多。维尔迪兰夫妇当然是沙文主义者，这点本应使他们喜欢布里肖的文章，再说他的文章也不比维尔迪兰夫人喜欢的许多文章写得差。但是，首先，人们也许记得，在拉斯普利埃的时候布里肖在维尔迪兰夫妇眼中，已经不是过去的大人物了，如果说还没有象萨尼埃特那样成为测力器上挨打的土耳其人脑袋，那么至少已是他们不加掩饰地冷嘲热讽的对象。当时，他至少仍然是常客中的一名，这就使他能得到一部分好处，这些好处是小圈子的章程以默认的方式赋予所有创始人或合作者的。但是，也许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或是由于一种如此长期推迟的优雅迅速结晶，这种优雅的一切必要的、仍然看不见的成份早已充满了维尔迪兰夫妇的沙龙，这时沙龙已对新的人物开放，沙龙的常客在开始时作为新人物的诱饵，到后来受到的邀请越来越少，布里肖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尽管他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研究院任职，他在战前的名望没有超越维尔迪兰沙龙的范围。但是，自从他几乎每天写那些华而不实——人们常常看到他为那些有钱的常客不吝啬地使用华而不实的词藻——的文章时起，“上流社会”简直感到光彩夺目。另外，他有时也确实学识渊博，作为货真价实的巴黎大学教授，他不想掩盖这种渊博，尽管他使其具有某些有趣的外形。社交界再次去宠爱一个远非庸才的人，此人可以其多产的智慧和丰富的记忆引人注目。当三位公爵夫人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度过夜晚时，另外三位公爵夫人争着要请这位大人物到自己家里吃晚饭，他接受了一位公爵夫人的邀请，感到无拘无束，因为维尔迪兰夫人对他的文章在圣日耳曼区受到欢迎感到恼火，所以每当她请一位他还不认识、急于同他交结的名流来家里作客时，就决不同时邀请布里肖。要是没有维尔迪兰夫人的话，新闻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布里肖只是到很晚的时候才得到可观的收入，并体面地献出他整个一生毫无报酬、隐姓埋名地在维尔迪兰夫妇的沙龙里浪费的才能，因为他健谈而又博学，所以他在写文章时消耗的精力并不比在谈话时多）可能会而且仿佛已经给布里肖带来无可争辩的荣誉……当然，布里肖的文章还远不如社交界人士认为的那样出色。他为人的庸俗不时以文人的学究气这种形式表现出来。除了毫无意义的形象（“德国人不能再正视贝多芬的塑像；席勒想必在坟墓中颤抖；在比利时的中立上画押的墨迹未干；列宁在说话，但全都让大草原的风吹走了”）之外，则是一些平淡无奇的话，如“两万俘虏，是一个数目，我们的指挥部将会睁大眼睛；我们想取得胜利，就是这样”。不过，跟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是如此多的知识，如此多的智慧和如此正确的推理！但是，维尔迪兰夫人在开始看布里肖的一篇文章之前，总是预先带有满意的感觉，因为她认为将能从中找到一些笑料，她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确信它们不会溜掉。然而，不幸的是，笑料在文章里确实有几个。人们甚至不会想到它们已被找到。最幸运的引语属于一位知名度确实不高的作者，至少布里肖引用的那部作品是如此，这条引语被指责为最难以忍受的学究气的证明，维尔迪兰夫人则焦急地等待晚餐的时刻来到，以便让她的客人们哈哈大笑。“嗳，你们对今晚的布里肖谈了些什么？我在读到居维埃①的引语时想到了你们。我发誓，我觉得他疯了。”——“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文章，”戈达尔说。——“怎么，您还没有看过？那您就不知道您错过的是什么乐趣。就是说这滑稽得可以笑死人。”可是她心里非常得意，居然有人没有看过布里肖的文章，这样她就可以乘此机会亲自阐明其中的笑料。维尔迪兰夫人吩咐管家，把《时代报》拿来，亲自大声朗读那篇文章，并夸张地读出那些最为简单的句子。晚饭之后的整个晚上，这个反布里肖运动继续开展，但带有虚假的克制。“这事我不想说得声音太响，因为我怕那边，”她说着指了指莫莱伯爵夫人，“怕有人不大欣赏。”她说话的声音相当高，竭力想让莫莱夫人听到，但同时又压低声音，企图向莫莱夫人表示她不想让夫人听到自己的话。莫莱夫人胆小怕事，背叛了布里肖，说她实际上把布里肖和米什莱一视同仁。她认为维尔迪兰夫人说得有理，为了用维尔迪兰夫人感到无可辩驳的话作为结尾，她就说：“无法使他收回的是白纸上的黑字。”——“您认为这文章写得好？”维尔迪兰夫人说，“而我认为这象是一头猪写的，”这种大胆的说法使社交界人士哈哈大笑，特别是因为维尔迪兰夫人仿佛自己也害怕说出猪这个字，就说得很轻，说时用手捂住嘴唇。她对布里肖猛烈攻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布里肖幼稚地炫耀自己受到欢迎，并对此感到满意，虽说书报检查使他恼火，每当他象在说话时那样习惯地使用新词，以便表明他的学究气不是太足时，书报检查官就“用墨水涂去”文章中的一个部分。 -------- ①居维埃（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创建了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8) 在他的面前，维尔迪兰夫人不过多地表示她看不起布里肖写的文章，除非是在她不高兴的时候，但灵敏度高一点的男人会从她的脸色中看出。她只有一次批评他的文章中“我”字写得太多。而他也确实有不断写这个字的习惯，这首先是出于教授的习惯，他经常使用一些习惯用语，诸如“我承认”，甚至把“jeveuxbienque”（“我同意”）说成“jeveuxque”（“我希望”）：“我希望，战线的大大扩展必然导致，等等”，但尤其是因为过去是反德雷福斯主义的战士，在战争爆发前早已预感到德国在进行备战，所以就经常写道：“我在一八九十年就已揭露”，“我在一九○一年指出”；“我曾在如今已十分罕见的小册子中提请注意（habentsuafatalibelli①）”；然后他保留了这种习惯。他听到维尔迪兰夫人批评后满面通红，因为批评的调子十分尖锐。“您说得对，夫人。法朗士是我们美妙的怀疑论的温和大师，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在洪水泛滥之前……他曾是我们的敌人。有的人尽管没有读过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前言，却既不喜欢耶稣会会士，也不喜欢孔布②先生，此人曾说，自我总是可憎的。” -------- ①拉丁文，意思是：“书籍有自己的命运。” ②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青年时代曾学神学，但在任圣职前离开教会。出任总理期间（1902—1905）同意通过法律，把几乎一切教团逐出法国，并取消教会在某些重要方面（尤其在教育方面）的公共职能。 从此刻起，布里肖就用人们来代替我，但人们并不能防止读者看出作者在谈自己，却能使作者不断地谈论自己，评论自己最短的句子，用一篇文章来论述一个否定，并且一直在人们的掩护之下。例如，布里肖曾经说过，即使是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德军已失去自己的一些价值，他在开头是这样写的：“人们不想在此掩盖真相。人们曾说过，德军已失去自己的一些价值。人们并没有说德军已不再有很大的价值。人们更不会写，德军已不再有任何价值。人们也不会说，优势取得以后，如果它不是，等等。”总之，只要写出他不会说的一切，重提他曾在几年前说过的一切，以及克劳茨维兹①、若米尼②、奥维德③和蒂阿纳的阿波隆纽斯④等人在或多或少个世纪以前说的话，布里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收集到一部巨作的材料。遗憾的是，他没有把它们发表出来。因为这些内容如此丰富的文章至今已无法找到。圣日耳曼区在维尔迪兰夫人的叱责下，先是在她家里嘲笑布里肖，但一旦走出这个小圈子的范围，就开始赞赏布里肖。后来，嘲笑他成为一种时髦的风气，就象过去欣赏他一样，即使是那些在读他的文章时继续在暗中对他感到兴趣的女人，也不再赞赏他，她们只要和别人在一起，就进行嘲笑，以便显得和别人一样机灵。在小圈子内，人们对布里肖的议论从未象那个时候这样多，不过是用嘲笑的口气议论。任何新来的客人是否聪明的标准，就是他对布里肖的文章看法如何；如果第一次回答得不好，人们就一定会教他，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这些人的聪明。 -------- ①克劳茨维兹（1783—1810），普鲁士将领、军事战略理论家。他在《战争论》中提出总体战概念，对现代战略思想具有深刻影响。 ②若米尼（1779—1869），法国将领、军事评论家、军事史学家，由于系统阐述战争原理而被尊为现代军事思想奠基人之一。 ③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杰作《变形记》达到史诗的高度。 ④蒂阿纳的阿波隆纽斯（活动时期1世纪），属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罗马帝国时期成为神话式英雄。 “最后，我可怜的朋友，这一切都骇人听闻，我们感到可悲的不光是那些令人厌倦的文章。人们在谈论破坏文物，谈论被毁坏的塑像。但是，那么多美妙的年轻人就是无与伦比的彩色塑像，他们的毁灭不也是破坏文物？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漂亮的人，不等于是一座所有的塑像都被毁灭的城市？当我去饭店吃晚饭的时候，如果来接待我的不是头戴圆锥形女帽，使我感到仿佛走进迪瓦尔饮食店的女招待，就是象迪东神父①那样仿佛浑身长满青苔的小丑，我会有什么乐趣呢？很好，我亲爱的，我认为我有权说这样的话，因为美在活的物质中毕竟还是美。如果接待你的是佝偻病患者，戴着夹鼻眼镜，从脸上就看得出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那真是巨大的乐趣！同过去一直发生的事情不同的是，如果你想在一家饭店里找到一个漂亮的人，就不应该在接待顾客的堂倌中去找，而要在吃饭的顾客中去找。不过，人们会再次见到一个堂倌，虽说他们常常调动工作，但你要去了解一下那个英国中尉是谁，什么时候会再来，他也许是第一次来这儿，也许明天就会被打死！正如《圣克莱尔修会修女》②的美妙作者、可爱的莫朗所叙述的那样，波兰的奥古斯都用一个团的军队去换取一套中国瓷器大花瓶，依我看他做了一笔亏本的交易。您想想，那些身高两米、站在我们最漂亮的女友们的楼梯边作为装饰的高大跟班都被打死。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应征入伍的，因为人们反复对他们说，战争将持续两个月。啊！他们和我不一样，不知道德国的力量，普鲁士民族的勇敢，”他忘乎所以地说道。后来，他发觉他过多地暴露自己的观点，就说：“我为法国担心的不光是德国，还有战争本身。在后方的人们的想象之中，战争只是一场巨大的拳击赛，他们通过报纸在远处观看这场比赛。这可是毫不相干的。这是一场疾病，在一点上仿佛已经治好，在另一点上却再次恶化。今天努瓦荣③将要解放；明天，人们既没有面包也没有巧克力；后天，认为自己十分安宁，在必要时可以被一颗他意想不到的子弹打中的那个人，将会惊恐万分，因为他将从报上看到，和他在同一年应征服役的那批人将被重新征召入伍。至于那些古建筑，一座象兰斯④那样在质量上独一无二的杰作，遭到毁灭也不会使我感到惊恐异常，使我感到惊恐的倒是看到这么多活的群体毁灭，因为他们能使法国最小的村庄变成优美的楷模。” -------- ①迪东神父，即亨利·迪东（1840—1900），多明我会传教士，以其在玛德莱娜教堂的讲道而著称。 ②《圣克莱尔修会修女》是法国作家保罗·莫朗的《温柔的储备》（1922）中的一个中篇小说，普鲁斯特曾为该书作序。 ③努瓦荣是瓦兹省区的首府，1914年9月至1917年3月和1918年3月至8月曾被德军占领。 ④指兰斯大教堂，1914年9月曾发生火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遭到轰炸。 我立刻想到了贡布雷，但我在过去认为，承认我的家庭在贡布雷地位低下，就会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眼中贬低自己。我心里在想，勒格朗丹、斯万、圣卢或莫雷尔是否没有把我家的情况告诉盖尔芒特夫妇和德·夏吕斯先生，但是，对我来说，过去的事不说出来要比说出来好受些。我只是希望德·夏吕斯先生不要谈论贡布雷。 -------- ①根据传说，菲尔曼是亚眠的第一位主教。 ②戴鲁莱德（1846—1914），法国作家、政治家。普法战争时入伍参军。他的爱国诗歌《士兵之歌》（1872）曾流行一时。1882年创立爱国者同盟，旨在为法国败于普鲁士报仇雪耻。 ③皮洛士（前319－前272），伊庇鲁斯国王，曾不惜惨重牺牲而取得对马其顿和罗马的军事胜利。“皮洛士的胜利”一语由此而来。 ④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拥护君主政体，曾在《法兰西报》上评述埃梅·德·瓜尼的回忆录（发表于1902年）。埃梅·德·瓜尼曾促使塔列朗背叛拿破仑。 ⑤贝克（1837—1899），法国剧作家，他剧中描写的妇女格调不高，如《巴黎女人》（1885）描写一个有夫之妇同时有两个情人。 他已经养成在说话时大声叫嚷的习惯，原因是感到烦躁，需要——由于从未研究过说话的技巧——为摆脱自己的印象而寻找出路，犹如飞行员摆脱自己的炸弹一样，即使是在田野上空，在他的话语不会触及任何人的地方，特别是在社交界，他更是信口开河，别人则因故作风雅而倾听他的谈话，对他的话信以为真，而他对听众们却极为专制，听他说话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甚至是出于敬畏。在环城路上，这种高谈阔论也是对行人蔑视的一种标志，他对行人既不压低嗓门，也不让出道路。但是，他的声音在路上走了调，使行人感到惊讶，特别是使转过头来的人们听清一些话，这些话可以使人们把我们误认为失败主义者。我向德·夏吕斯先生指出了这点，但只是引得他发笑。“您得承认，这可能十分可笑，”他说。“总之，”他补充道，“人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每天晚上成为第二天的社会新闻。再说，我为什么不会在万森树林的沟渠里被人枪杀呢？我的舅公当甘公爵①就出了这种事，对贵族的血如饥似渴，会使某些群氓发狂，他们在这方面显得比狮子还要精明。您知道，对这些野兽来说，只要维尔迪兰夫人的鼻子上擦破一点皮，它们就会朝她扑去。这种情况，在我年轻时人们称之为大鼻子！”他说完就放声大笑，仿佛我们俩单独在一个大厅里一样。 -------- ①当甘公爵（1772—1804），法国波旁公爵的独生子，法国大革命后逃亡国外。1804年，第一执政官拿破仑获悉当甘公爵阴谋推翻他，就将公爵关入万森监狱，并就地处决。 有时，在德·夏吕斯先生经过时，一些形迹相当可疑的人从阴暗处出来，并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聚集在一起，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想，我是离开他好还是不离开他好。就象一个人遇到一位癫痫经常发作的老人，并从步履蹒跚中看出老人可能即将发病，心里就想，老人是希望他陪伴，以便有所依靠，还是不希望他陪伴，以便在发病时不让人看到，也许只要有人在身边就会加速癫痫的发作，而一个人心神安定反倒可能不会发病。但是，在病人身上，人们不知道是否应避开的发病的可能性，通过病人象喝醉的人那样所走的弯弯曲曲的路线显露出来；这些不同的位置，是可能发生一个意外事件的征兆，我不知道德·夏吕斯先生希望还是不希望我的在场能阻止事件的发生，对他来说，这些位置仿佛经过巧妙的导演，不是由笔直往前走的男爵本人来占据，而是由一批群众演员来占据。不管怎样，我现在还是认为，他当时不想遇到熟人，因为他把我带到一条抄近道的街，这条街比环城路阴暗，在街上他不断使各兵种和各国的士兵让路，在他们向他涌来时当然例外，年轻人的这种冲动对德·夏吕斯先生来说是一种补偿和安慰，使他不再对所有的军人重返前线感到难过，而在动员入伍的初期，前线曾使巴黎象抽出气的轮胎那样显得空荡荡的。德·夏吕斯先生不时赞赏从我们面前掠过的华丽军装，这些军装使巴黎成为一座同港口一样具有国际性、同画家笔下的背景一样实在的城市，画家画上几座建筑物只是一种借口，以便把各式各样、绚丽多彩的服装汇集在一起。他对被指责为失败主义者的贵妇们仍然十份敬爱，犹如过去对被指责为德雷福斯派的贵妇们那样。他感到遗憾的，只是她们降低身份来谈论政治，却引起“记者们的论战”。他对她们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因为他的轻浮始终不变，所以贵族出身同美和其他魅力结合在一起，也是持久的东西，而战争就象德雷福斯案件那样，是平凡而短暂的时髦。即使人们把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枪决，以便同奥地利单独媾和，他也会一如既往地把她看作高贵的女人，而不会把她看得象被判处斩首的玛丽－安托瓦内特那样卑微。德·夏吕斯先生犹如圣法利埃或圣梅格兰①那样高贵，他说话时身体笔挺、一本正经，说话严肃，在片刻间丝毫没有显出他那种人的举止。然而，在这些人中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具有完全合调的声音呢？即使在此刻，即声音最接近严肃之时，它也仍然不合调，需要调音师来调整。另外，德·夏吕斯先生简直不知道做什么好，他常常抬起头来，对没带望远镜感到遗憾，但即使有望远镜也不管用，原因是齐柏林飞艇曾在前天晚上进行空袭，引起了当局的警惕，所以同平时相比，军人的数目增加到最大的程度，连天上都有军人。几小时前我看到的飞机就象昆虫那样，在晚上的蓝天中呈现棕色的斑点，现在这些飞机已进入黑夜，犹如明亮的火船，而路灯部分熄灭，使黑夜更加深沉。这些人造流星使我们感受到的最大的美的印象，也许是使人凝视平时很少注目的天空。1914年，我看到巴黎的美几乎是毫无防御地等待着敌人的威胁临近，在这样的巴黎，现在和当时一样，当然都有明朗得令人痛苦而又神秘的月亮那种不变的古老光华，在尚未受到破坏的古建筑物上投下其无用的优美；何是，如同1914年那样，甚至胜过1914年，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有各种各样的光线，有断断续续的灯光，它们或者来自这些飞机，或者来自埃菲尔铁塔上的探照灯，人们知道控制这些光线的是一种聪明的意志，是一种友好的警惕，这种警惕能产生我曾在圣卢的房间里，在军队内院的单人房间里感受到的激动，能激起我曾在这种环境里体会到的感激和宁静，有多少颗热情而遵守纪律的心曾在那里经受锻炼，然后，他们正当年轻力壮之时，毫不犹豫地在某一天作出牺牲。 -------- ①圣法利埃是亨利二世的情妇迪安娜·德·普瓦提埃的父亲，出现在维克多·雨果的历史剧《国王寻乐》（1832）中；圣梅格兰是大仲马的历史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1829）中的人物，在剧中诱奸吉斯公爵夫人。 前天晚上空袭时，天空中比地面上更为动荡，空袭之后，天空平静下来，就象风浪平静后的大海一样。但是，犹如风浪平静后的大海，天空尚未恢复绝对的平静。几只飞机仍然飞到天上，就象火箭那样去同星星会合，而探照灯则在分割成块的天空中慢慢扫射，犹如天体和移动的银河中的苍白星星。但是，那些飞机镶嵌在星星中间，看到这些“新星”，人们感到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半天球之中。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他欣赏这些飞行员，他一面否认自己亲德和其他习性，一面却情不自禁地在这两个方面大肆发挥：“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同样欣赏驾驶哥达式轰炸机的德国人。而驾驶齐柏林飞艇，又需要怎样的勇敢！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英雄。炮台朝他们开火，但要是民用飞机那可怎么办呢？您是否害怕哥达式轰炸机和大炮？”我坦率地说不怕，也许我错了。也许是因为我生性懒惰，养成了习惯，总是把自己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地拖到明天，所以在我的想象之中死亡也是如此。既然你相信大炮不会在这一天打中你，你怎么会害怕它呢？另外，扔下炸弹、可能死亡这些想法是分别形成的，没有给我对德国飞行器经过的印象增添任何悲惨的色彩，直到有一天晚上，其中的一架摇摇晃晃，在我目光的注视下被动荡的天空中一团团薄雾打得支离破碎，虽说我知道这架飞机是用来杀人的，我却只是把它想象成天上的恒星，从这架飞机中我才看到朝我们扔下炸弹的动作。因为一种危险的最初现实，只有在这种新事物中才会被发现，这种新事物不能复原为人们已知的事物，被称之为一种印象，而且往往象上述情况那样，被概述成一行文字，这行文字能写出一种愿望，并包含着完成时会变形的潜力；而在协和桥上，在那架既进行威胁又受到围捕的飞机周围，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和杜伊勒里公园的喷水池仿佛映照在云端，探照灯射出的一条条明亮水柱在空中拐折，这一行行也充满愿望，充满着远见和保护的愿望，愿望来自聪明的权贵，对这种权贵，就象在东锡埃尔兵营里的一个夜晚中那样，我感谢他们的权势，以这种如此优美的准确性煞费苦心地守护着我们。 夜象1914年时一样美，犹如巴黎象那时一样受到威胁。月光仿佛是一种柔和、持续的镁光，使人们最后一次摄取旺多姆广场、协和广场等优美建筑群的夜景，我对那些也许会立即将它们摧毁的炮弹的恐惧，同它们尚未遭到破坏的优美形成对照，反而使它们显得更加风采，仿佛它们朝前伸展自己的身子，听任它们不设防的建筑物遭受打击。“您不害怕吗？”德·夏吕斯先生重复道。“巴黎人没有这种体会。有人对我说，维尔迪兰夫人每天在家聚会。这事我只是听别人说的，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已经完全断绝往来，”他补充道。他不仅垂下眼睛，仿佛来了个送电报的，而且垂下脑袋和肩膀，然后举起手臂，那动作的意思，如果不是“我已经洗手不干”，至少是“我对您无可奉告”（虽说我什么也没有问他）。“我知道莫雷尔去的次数一直很多，”他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重提此事）。“人们认为他非常留恋过去，希望同我重归于好，”他补充道。他一方面显得在同圣日耳曼区的男人说“人们谈论得很多，说法国同德国进行的对话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还说谈判甚至已经开始”时一样轻信，另一方面又显得是最无礼的拒绝都无法使其相信的情人。“不管怎样，如果他愿意这样做，只要说出来就行了，我比他老，不能由我来采取主动。”这种话也许不用说，事情太明显了。另外，这话也并不诚恳，正因为如此，德·夏吕斯先生叫人十分为难，因为人们感到，他在说不能由他来采取主动这句话时，恰恰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并期待由我来提出和负责这种重归于好。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9) 当然，我了解有些人的这种幼稚的或虚假的轻信，这些人喜爱某个人，或者只是得不到某个人的邀请，就把即使在令人厌烦的请求下此人也没有表现出来的愿望强加给这个人。但是，听到德·夏吕斯先生突然用颤抖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这些话，看到他那在眼睛深处犹豫不定的模糊目光，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要求。我当时并没有弄错，我将立即说出两个事实，来证明我过去的这种感觉（第二个事实发生在德·夏吕斯先生去世之后，我提前许多年来讲此事。然而，他是在很久之后才去世的，我们将有好多次机会再见到他，他同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将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在最后一次，当他完全忘掉莫雷尔的时候）。说到第一个事实，只是发生在那天晚上之后的两至三年，那天晚上，我就这样同德·夏吕斯先生一起沿着环城路往下走。因此，大约在那天晚上之后的两年，我遇到了莫雷尔。我马上想到德·夏吕斯先生，想到他再次见到小提琴手会十分高兴，就再三请求莫雷尔去看他，即使去一次也好。“他过去对您好，”我对莫雷尔说，“他年纪已老，可能会去世，要消除老的纠纷，抹掉不和的痕迹。”对于希望缓和关系这点，莫雷尔看来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他还是断然拒绝去看望德·夏吕斯先生，即使是一次也不去。“您这样做不对，”我对他说。“是因为固执、没空，是怀有敌意，出于不必要的自尊心，出于道德（您放心，它不会受到抨击），还是搭架子？”这时，小提琴手扭歪着脸，才说出看来使他极为难受的实话。只见他战粟地对我回答道：“不，这不是因为所有这些中的任何一点；道德，我才不在乎呢；怀有敌意？恰恰相反，我已经开始可怜他了；不是搭架子，这无济于事；不是没空，有几天我整天无所事事。不，这不是因为所有这些中的任何一点。这是，您可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我把这点告诉您可真是疯了。这是，这是……这是……因为害怕！”他说完就开始手脚发抖。我坦率地对他说，我对此不理解。“不，您别问我，咱们别再谈了，您不象我那样了解他，我可以说您完全不了解他。”——“但是，他会对您有什么损害呢？另外，既然你们之间不会再有怨恨，他就更加不会伤害您。再说您心里也清楚，他人很好。”——“当然喽！我知道他人真好！还有体贴和正直。不过您走吧，别再对我说了，我求求您，这说出来难为情，我害怕！” 第二件事发生在德·夏吕斯先生去世之后，有人把他留给我的几件纪念品和一封连套三个信封的信交给我，这封信至少是在他去世前十年写的。但是，他当时得了重病，就作了善后的安排，接着他恢复了健康，后来又陷入一种状况，我们将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的那个下午聚会上看到他处于这种状况；而这封信就同他准备遗赠给几位朋友的物品一起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在那里放了七年，在这七年中，他完全忘掉了莫雷尔。信上的字体纤细而又雄健，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朋友，上帝走的道路是不为人知的。有时，他利用一个庸人的缺点来阻止一位正义之士的出类拔萃变为泡影。您了解莫雷尔，知道他的出身，知道我想使他达到怎样高的地位，可以说是要他和我平起平坐。您知道，他宁愿重返的地方，不是任何男子，即真正的风凰可以再生的灰烬，而是蛇蝎爬行的污泥。他自甘堕落，却使我免于名誉扫地。您知道，我的纹章上刻有耶稣基督的座右铭：inculcabissuperleonemetaspidem①，并画有一个男人，脚底下踩着一只狮子和一条蛇，作为纹章两旁的支撑形图案。然而，我能把我自己这只狮子这样踩在脚下，靠的全是那条蛇和它的谨慎，刚才我过于轻率地把谨慎称之为一种缺点，因为福音书的深刻智慧将它变成一种美德，至少对他人来说是一种美德。我们的蛇过去有一位施展魔力的诱惑者——他本人也受魔力诱惑——，所以它发出的咝咝的叫声十分悦耳，它不仅是叫声悦耳的爬行动物，而且具有谨慎这一美德，在必要时可以变得怯懦，我现在把这种美德奉为神明。这种神明般的谨慎，使他抵制了我让人转达的请他来看望我的要求，而我只有对您吐露此事，才能在人间得到安宁，才能在阴间得到宽恕。在这件事上，他被天主的智慧当作工具使用，因为我既然使他拿定了主意，他就不会活着走出我的家门。必须让我们两人中的一个死去。我曾决定把他杀死。天主劝他谨慎，以便使我免犯杀人之罪。我现在相信，我的主保圣人、大天使米歇尔的说情，在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请求他原谅我在这么多年中对他如此忽视，并以如此差的方式来报答他为我做的无数善事，特别是在我同恶所进行的斗争中。我应该感激天主的这位信徒，我怀着充分的信仰和智慧说，是天主示意莫雷尔不要来。因此，现在是我死去。您忠实的，semperidem②，p．g．夏吕斯” -------- ①拉丁文，意思是“你脚踩狮子和蛇”。 ②拉丁文，意思是“永远如此”。 这时我才明白莫雷尔为什么害怕；当然，这封信显得十分傲慢，又有不切实际的虚文。但它吐露的却是真情。莫雷尔比我更加清楚，德·盖尔芒特夫人发现她的小叔子“近于疯狂的一面”，并非象我在此之前所认为的那样，只是那种在片刻间显露出来的肤浅而无效的狂怒。 -------- ①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专区政府所在地。 ②穆通·罗特希尔德和圣泰米利昂均为法国波尔多的名葡萄酒。 ③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区的古城，被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所摧毁，后在火山爆发的熔岩上建立雷西纳城，现名为埃尔科拉诺。 ④德语，意思是“菩提树下”，是柏林的一条大街。 deutschlandüberalles①，这并不是那么蠢，而我们呢——当他们在作阳刚的训练时——我们却沉溺于艺术爱好。”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艺术爱好这个词的意思也许同文学相近，他可能想到我喜欢文学，并曾经有过从事文学的愿望，所以立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在拍的时候乘机倚靠在我的肩膀上，把我压得很疼，就象我过去服兵役时，七六式步枪的枪托反冲到肩胛骨上一样疼），仿佛为了缓和他的指责，并对我说：“是的，我们沉溺于艺术爱好，我们都是这样，您也一样，您记得吗？您可以同我一样犯您的meaculpa②，我们过去太爱好艺术了。”我对他的指责感到突然，但又不能进行敏捷的答辩，由于我尊重对话者，对他友好的善意表示感谢，就对他作了回答，仿佛象他对我要求的那样，我也要拍打自己的胸脯，这样做实在荒唐，因为我丝毫不需要责备自己爱好艺术。 “好吧，”他对我说，“我在这儿同您分手（在远处伴送我们的那群人终于离开了我们），我去睡觉了，就象一位年纪很老的先生那样，何况战争看来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习惯，这是诺布瓦喜欢使用的愚蠢格言之一。”我也知道，回到家里之后，德·夏吕斯先生会因此而一直呆在士兵中间，因为他已把自己的府邸变为军医院，依我看，他这样做不是服从于他想象丰富的需要，而是服从于他心地善良的需要。 -------- ①德语，意思是“德国高于一切”。 ②拉丁文，意思是“我的过错”。 那天夜里月光明媚，没有一丝微风；在我的想象中，塞纳河在那些拱桥之间流着，应该同博斯普鲁斯海峡相象，而那些桥则由它们的平台和河的反光构成。月亮或者象征着德·夏吕斯先生的失败主义所预言的入侵，或者象征着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同法国军队的合作，那月亮又狭又弯，犹如一枚西昆①，仿佛将巴黎的天空置于东方的新月符号之下。 -------- ①古代威尼斯金币。 然而，他在同我告别时，一时间把我的手握得象要握伤一般，这是感觉象男爵一样的人们的一种德国特点，他这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有几秒钟之久，戈达尔看到了会说是在按摩，仿佛德·夏吕斯先生想使我的关节恢复尚未失去的柔软。某些瞎子的触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视觉。我不太知道这时的触觉可代替何种感觉，他也许只是觉得在握我的手，就象他也许觉得只是看到一个塞内加尔人走到阴暗的地方，而没有发觉是在欣赏此人。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男爵都错了，他犯了握得过紧和看得过多的过错。“德刚、费罗芒丹、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笔下的全部东方不就在其中？”他对我说，仍然因塞内加尔人走过而一动不动。“您知道，我只是从画家和哲学家的角度对事物和人发生兴趣。再说我年纪也太老了。我们俩没有一个是土耳其皇帝的姬妾，不能作为画面的补充，多遗憾呀！” 男爵离开我之后，在我想象中开始萦绕的不是德刚乃至德拉克洛瓦笔下的东方，而是我曾十分喜爱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古老东方；我渐渐走进这些网状的黑暗街道，不由想起在巴格达的偏僻街区寻找艳遇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另外，天气的炎热和行走后的炎热使我感到口渴，但所有的酒吧早已关门，而由于汽油匮乏，我所遇到的由东方国家的人或黑人驾驶的出租汽车，甚至对我叫车的手势不予理睬。我唯一能喝点东西、恢复体力以便回家的地方是旅馆。但是，我所在的街离市中心相当远，自从哥达式轰炸机对巴黎扔下炸弹以来，这条街上的旅馆都已停业。所有的商店也是如此，老板由于缺少店员或感到害怕而逃到乡下，在店门上贴了一张用手写的普通启事，宣布商店将在一个遥远的日期重新开业，但是否能兑现却很成问题。其他尚未停业的单位以同样的方式宣布，每星期只开门两次。人们可以感到，贫困、遗弃和害怕笼罩着整个街区。因此，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看到这些被人遗弃的房屋之间有一幢房子恰恰相反，屋内的生命仿佛战胜了恐惧和倒闭，保持着活跃和富裕。从每个窗户关闭的百叶窗后面，透出因警察条例而变得柔和的灯光，但却显示出完全不把节约放在心上。大门不时打开，以便让某个新的客人进去或出来。这是一座旅馆（由于其产业主赚得到钱），应该激起所有邻近的商人嫉妒，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我在这时看到，在离我十五米远的地方，从旅馆里迅速走出一名军官，由于离我太远，我无法在黑夜中看得清楚。 然而，有某种东西使我感到惊讶，我惊讶的不是他的脸，因为我没有看到，也不是他的军装，因为军装外罩着一件宽袖长外套，而是有两点极不相称，一是他身体经过的各个点的数目是如此之多，二是他出来所用的秒的数目是如此之少，而他之所以出来，看来是被困在里面的一个人的意思。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不是从外形上——我甚至也不会说从圣卢的模样、苗条、步履和敏捷上——认出他的话，那么是从一种他所特有的分身术上认出他。能在如此少的时间里占有空间中如此多位置的军人，已经消失在一条横马路里，他没有发现我，而我仍然在想是否应该进入这家旅馆，旅馆简朴的外表使我十分怀疑刚才从里面出来的人是圣卢。我不由回想起圣卢曾受到冤枉，卷入一桩间谍案，原因是在从一名德国军官身上搜查出来的信件里发现了他的名字。后来军事当局为他彻底平了反。但是，我仍然不由自主地把这件往事和我现在看到的事联系起来。这家旅馆是否被间谍用作接头地点？ 军官走后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好几个兵种的普通士兵走了进去，这就更增加了我假设的分量。另外我当时口渴到了极点。也许我能在这里找到喝的，我就趁此机会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虽说其中也掺杂着不安。因此，我现在并不认为当时是由于那次相遇产生的好奇心才决定登上只有几个台阶的阶梯，阶梯上面是前厅，厅门开着，想必是因为天热。我起初以为我这种好奇心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因为我站在阶梯的阴暗处时，看到有好几个人来订房间，得到的回答都是全部客满。然而，这些人订不到房间，显然只是因为他们不是间谍窝中的一员，因为过了一会儿，一个普通的水手来要房间，服务台急忙把二十八号房间给了他。我在阴暗处可以不被别人发现，却能看到几个军人和两个工人在一个闷热的小屋里平静地谈话，小屋用杂志和画报上剪下来的彩色女人肖像作为装饰，显得矫揉造作。 这些人平静地谈着话，正在阐述爱国主义思想：“你要我怎么办呢？得象战友们那样去干，”其中一个说。“啊！我当然希望不要被人打死，”另一个说。他是在回答一个我没有听到的祝愿，我听出他第二天要重返一个危险的哨所。“啊！二十二岁的人，只干了六个月，真叫人难以相信，”他叫道，叫声中不仅有活得长久的愿望，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论理正确的意识，仿佛只有二十二岁这个事实能赋予他更多的不被人打死的机会，仿佛他被打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巴黎真棒，”另一个说，“看不出是在打仗。那你呢，絮洛，你“但是，霞飞是个跟所有部长的老婆睡觉的男人，他没做过什么好事。”——“听到这样的事真扫兴，”一个年纪稍大的飞行员说，并朝工人转过身来，因为那工人提出如下劝告：“我不希望你们在前线这样说话，长毛的兵很快就会把你杀掉。”这些谈话十分平常，所以我不想再听下去；我要么再听下去，要么就走下阶梯，但正在这时，我听到下面那些话，非但不再感到无动于衷，而且感到颤抖：“太好了，老板还不回来，天哪，这么晚了，我真不知道他能从哪里弄到链条。”——“那人不是已经绑起来了。”——“他绑起来了，当然喽，他绑起来了，但又没有绑起来，我要是这样绑起来，就可以给自己松绑。”——“那挂锁不是锁上了。”——“当然锁上了，但锁上了还是可以打开的。问题是链条不够长。你别对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我昨天打了整整一夜，两只手都打出了血。”——“今晚是你打？”——“不，不是我。是莫理斯。但星期天是我，老板答应过我。”我现在才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水手的结实手臂。如果他们让安静的资产者远离这儿，那么这个旅馆就不是一个间谍窝。要是人们不能及时赶到，以便发现凶杀并逮捕罪犯，一桩残酷的凶杀案就即将在此发生。但是，在这表面平静却又受到威胁的夜晚，这一切却呈现一种梦幻和童话的色彩，因此，我既带有证实的自豪，又怀着诗人的快感，断然地进入旅馆。 我用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帽子，在场的人们虽说没有离开座位，但都以不同的程度有礼貌地对我还了礼。“你们是否能告诉我，我应该找谁？我想要一间房间，并让人给我送点喝的来。”——“请您等一会儿，老板出去了。”——“头儿不是在上面，”其中一个谈话者暗示道。——“不过你很清楚，不能去打扰他。”——“您是否认为会给我一间房间？”——“我想会的。”——“四十三号房间应该空着，”那个相信因为自己二十二岁而不会被打死的青年说。他说完在长沙发上稍微挪动了一下，以便给我空出位置。“要是打开些窗子就好了，这儿都是烟！”飞行员说。确实，在座的每个人都在抽烟斗或香烟。“是啊，可是，得先关上百叶窗，你们很清楚，由于齐柏林飞艇，所以禁止开灯。”——“齐柏林飞艇不会再来了。报上甚至暗示，它们都给打下来了。”——“不会再来了，不会再来了，你知道什么？等你象我一样在前线呆上十五个月，打下你的第五架德国佬飞机，你才能谈这个。不要相信报纸。昨天它们飞到贡比涅去了，打死一个家庭主妇和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家庭主妇和她的两个孩子！”那个不想被打死的青年说。他的眼睛里闪现怒火，脸上露出十分同情的神色。他的脸精神饱满、宽广开阔，非常讨人喜欢。——“人们没有是第一次。”——“他的教母是谁？”——“就是那个管公共厕所的女人，她的厕所比奥林匹斯山稍微低一点。”——“他们在一起睡觉？”——“你在说什么呀？她是有夫之妇，最稳重不过的了。她每个星期给他奇钱，是因为她心地好。啊！她是个穿着漂亮的女人。”——“那么，你认识大絮洛？”——“我当然认识！”二十二岁的青年热情地答道。“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象他那样我尊重的朋友不是很多。他又是个好伙伴，总是准备帮别人的忙。啊！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可真是天大的不幸。”有人提议玩一盘骰子，二十二岁的青年急忙兴奋地倒出骰子，叫出掷的结果，两眼直瞪瞪地盯着，不难看出，他具有赌徒的性格。我不大理解有个人后来对他说的话，只听见他以深为同情的口吻大声说道：“絮洛，靠女人卖娼的杈杆！就是说他说自己是个杈杆。不过他当不了这种人。我看到他把钱付给自己的女人，对，把钱付给她。就是说，我并不是说阿尔及利亚姑娘霞娜没给他什么，而是她给他的钱不超过五个法郎！而这个女人每天在妓院里赚的钱超过五十法郎。只拿到五个法郎！只有蠢得出奇的男人才会这样。现在她在前线，日子过得很苦，当然喽，她要多少就赚多少，不过，她一个子儿也不寄给他。啊！絮洛是个杈杆？按这种说法，许多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为杈杆。他不仅不是杈杆，而且依我看，简直是个笨蛋。”这帮人中年纪最老的人，也许由于他年纪大，老板允许他穿得比较整洁，他当时去上厕所了，所以只听到谈话的结尾。但是，他不禁朝我看了一眼，并对他的穿着给我的印象表示明显的不快。二十二岁的青年刚讲完他对卖淫的理论性看法。年纪最老的人没有专门指这个青年，而只是笼统地说道：“你们谈得太多而且太响，窗子开着，有些人在这时已经睡觉。你们很清楚，老板要是回来，听到你们这样在谈话，他会不高兴的。” 正在这时，听到大门打开，大家都默不作声，以为是老板来了，但来的只是个外国汽车司机，大家都对他热情接待。但是，二十二岁的青年看到司机的外套上露出一条漂亮的表链，就用询问和带笑的目光对他看了一眼，接着皱了皱眉头，并朝我这边严肃地眨了眨眼。我心里明白，第一个目光的意思是：“这是什么，是你偷的？我表示祝贺。”第二个目光是说：“你什么也别说，因为这家伙我们不认识。”突然，老板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好几米长的粗铁链，可以拴好几个苦役犯。他满头是汗，说：“我拿这么重的东西，要是你们不是这样懒，我也不用自己去了。”我对他说，我想要一个房间。 “只要几个小时，我没叫到汽车，有点不舒服。但是，我希望能给我拿点喝的来。”——“比埃罗，到地窖去拿黑茶藨子酒，并且叫人把四十三号房间整理好。七号房间还在按铃。他们说不舒服。不舒服，去你的，这些人是要吸可卡因，他们的样子象是吸到一半，得把他们赶出去。二十二号房间里是否铺了两条床单？好！瞧，七号房间在按铃，你跑去看看，来吧，莫理斯，你在那儿干吗？你很清楚，有人在等你，到上面的十四号乙去。再快点。”莫理斯跟着老板走出前厅。老板见我看到他的铁链，感到有点不安，就把铁链拿走。“你怎么这样晚才来？”二十二岁的青年问那个司机。——“怎么，这样晚，我可早到了一个小时。不过走路太热。我约好是半夜十二点来的。”——“那你是为谁而来的？”——“为巫婆帕梅拉，”东方国家的司机笑着说，笑时露出漂亮的白牙齿。 “啊！”二十二岁的青年说。 我很快被领到楼上四十三号房间，但是房间里的空气使人感到很不舒服，我的好奇心又非常大，所以我喝完我的“黑茶藨子酒”后，就走下楼梯，这时又产生另一种想法，就又走上楼梯，但我走过了四十三号房间的那层，一直走到最高一层。突然，从走廊一端一间偏僻的房间里，传出沉闷的呻吟声。我迅速走到那里，把耳朵贴在门上。“我求求您，饶了我，饶了我，可怜可怜，给我松绑，别把我打得这么重，”一个声音说，“我吻您的脚，对您卑躬屈膝，我下次不干了。请您可怜可怜。”——“不，混蛋，”另一个声音回答说，“既然你大声嚷嚷，跪在地上，就把你捆在床上，决不可怜。”我听到掸衣鞭的劈啪声，鞭子上也许有尖刺，因为接着就传来疼痛的叫声。这时，我发现这个房间的侧面有个小圆窗，上面的窗帘没有拉上；我悄悄地走到阴暗处，一直走到小圆窗旁，我从窗上看到，有个人被链条捆在床上，犹如普罗米修斯被捆在悬崖上，并挨着掸衣鞭的抽打，那鞭上确实有尖刺，打他的人是莫理斯，我看到那人已经混身是血，身上全是瘀斑，说明受这样的酷刑并非首次，我看到的那个人就是德·夏吕斯先生。 突然，房门打开，有个人走了进去，幸好没有看到我，此人是絮比安。他走到男爵身旁，带着尊敬的神色和机灵的微笑问题：“嗨，您不需要我？”男爵请絮比安让莫理斯出去片刻。絮比安毫不客气地叫他出去。“不会有人听到我们说话？”男爵问絮比安。絮比安说肯定不会。男爵知道，絮比安象作家一样聪明，毫不讲求实际，跟当事人讲话时总是使用无人会误解的暗示和众所周知的绰号。 “等一会儿，”絮比安打断了话头，因为他听到三号房间按铃的声音。这是自由行动党①的一位议员要外出。絮比安不需要看旅客牌，因为他听得出议员的铃声，议员每天都是午饭后来的。那天，议员不得不改变时间，因为他女儿中午在夏约街心花园的圣彼得教堂举行婚礼，因此他晚上才来，但很早就想走了，因为他要是晚回家，妻子很快就会感到担心，特别是这些天飞机要来轰炸。絮比安一定要送他出门，以表示对议员的尊敬，而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益。这位议员放弃了《法兰西行动》②的夸张言词（另外，他也无法理解夏尔·莫拉斯或莱翁·都德的片言只字），虽说他和部长们关系很好，部长们也乐于应邀参加他的狩猎，但是絮比安同警察局发生纠纷时，决不敢请他帮半点忙。絮比安知道，他对这位鸿运高照、胆小怕事的议员谈起这件事是在冒险，如果谈起这种事，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最为无害的“搜查”，但也会立刻失去最为慷慨的顾客。议员把帽子拉到眼睛上，把领子翻上来，觉得把自己的脸遮住了，走到门口就迅速溜走，就象他在进行竞选时那样。絮比安把议员送到门口，就上楼回到德·夏吕斯先生身边，并对他说：“那是欧仁先生。”在絮比安的旅馆里，就象在疗养院里那样，对顾客称呼只叫他们的名字，而为了满足常客的好奇心，或是提高疗养院的声誉，就又在耳边悄悄说出他们的姓。但有时，絮比安不知道他那些顾客的真实身份，就凭想象说这是交易所的某个顾客，这是某个贵族，这是某个艺术家，由于这种暂时的错误对于那些被叫错名字的人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事，所以絮比安最终仍然无法知道谁是维克多先生。为了取悦于男爵，絮比安就养成了习惯，不按某些聚会中流行的做法行事。“我要向您介绍勒布伦先生”（在耳边则说：“他让别人叫他勒布伦先生，但实际上他是俄罗斯大公。”）相反，絮比安感到，把一个送牛奶的小伙子介绍给德·夏吕斯先生还不够，他眨了眨眼睛，低声对他说：“他是送牛奶的小伙子，但实际上却是贝尔维尔最危险的流氓之一。”（必须看到絮比安在说“流氓”时用了放肆的语调。）这些介绍仿佛还不足够，他就竭力补充几条“语录”：“他曾多次因偷窃和在别墅进行盗窃被判刑，他曾去弗雷纳进行斗殴（也是放肆的调子），把一些过路人几乎打成残废，他曾在非洲营服役。他打死了自己的中士。” -------- ①自由行动党是雅克·皮乌创立的具有天主教倾向的政治组织，于1919年并入国民联盟。 ②法兰西行动是二十世纪前四十年中法国一个有影响的右翼反共和组织，成立于1899年，其首领莫拉斯提出一整套民族主义理论，要求恢复君主制度，日报与该组织同名。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0) 男爵甚至有点抱怨絮比安，因为这幢房子是他让管家替他买下的，并叫一个下属进行管理，他知道，由于德·奥洛龙小姐的舅舅笨拙，这幢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多少了解他的个性和名字（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个绰号，他发音不准，把名字说得走了样，因此，是他们自己的愚蠢保护了男爵，而不是絮比安的谨慎）。但是他认为，让自己放心，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自信，男爵知道别人不会听到他们的谈话，感到十分放心，就对絮比安说：“这个小伙子十分可爱，尽了自己的力，不过我不想在他面前说话。但是，我并不认为他十分粗鲁。他的脸讨我喜欢，但他说我下流，仿佛有人教过他一样。”——“哦！不，任何人也没有对他说过任何事情，”絮比安回答道，没有发现这种说法难以置信。“另外，他曾在维莱特的一个女门房凶杀案中受到牵连。”——“啊！这相当有意思，”男爵面带微笑说。——“不过我这里正好有个宰牛的，是在屠宰场做的，跟那个人很象，他是偶然过来的。您想试试吗？”——“是的，很想试试。”我看到屠宰场的人走了进去，此人确实有点象“莫理斯”，但是，更为奇怪的是，他们俩都具有一类人的某种特点，我个人从未明确看出这种特点，但我十分清楚地感到它存在于莫雷尔的面孔之中，他们俩若是不和我看到的莫雷尔有一定的相象之处，至少和某种脸型有一定的相象之处，这种脸型可以由一双看到的莫雷尔同我不一样的眼睛根据他的容貌勾勒出来的。我用回忆所取得的莫雷尔的相貌，在内心中勾划出他对另一个人可能呈现的形象，我立刻发现，他们虽说一个是珠宝店伙计，一个是旅馆职工，但两人都隐隐约约的是莫雷尔的替身。是否应该从中得出下面的结论呢？就是说德·夏吕斯先生至少在他爱情的某种形式中对同一种类型的人是始终不渝的，而使他接连选择这两个小伙子的欲望，和使他在东锡埃尔火车站的月台上把莫雷尔叫住的欲望是相同的。这三个人都有些象古希腊的青年男子，其外形凹雕在德·夏吕斯先生的眼睛这颗蓝宝石上，使他的目光具有某种十分特殊的光彩，我到巴尔贝克的第一天曾因此而感到害怕。或是他对莫雷尔的爱情改变了他过去寻找的类型，为了不因失去莫雷尔而感到痛苦，他就寻找同莫雷尔相象的小伙子？我也作了一种假设，就是尽管有那些表面现象，在莫雷尔和他之间也许只存在友谊关系，而德·夏吕斯先生让一些相当象莫雷尔的青年到絮比安的旅馆里来，是为了在同他们的相处中能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同莫雷尔在一起时那样快乐。确实，想到德·夏吕斯先生为莫雷尔所做的一切，这种假设就会显得不大可能，如果人们不知道爱情不仅会使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作出最大的牺牲，而且有时还会使我们牺牲自己的欲望，而由于我们所爱的人感到我们爱得更深，这种欲望就更不容易如愿以偿。也会使这样的假设去掉乍一看来它似乎具有的不可靠性（虽然它也许并不符合实际）的因素，存在于德·夏吕斯先生神经过敏的气质之中，存在于他那热情深藏的性格之中，他的性格在这方面同圣卢的性格相似，它在他和莫雷尔发生关系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同他的侄子和拉谢尔发生关系的初期所起的作用相同，只是还有体面和消极的一面。同所爱的女人（这也可以扩展到对一个男青年的爱情）保持精神恋爱的关系，可以出于另一种原因，而不是因为女人贞节或她激起的爱情不具有肉欲的性质。这种原因可以是因为恋爱的男子爱得过深而过于急躁，不会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以等待他将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时刻来到。他总是不断进攻，不断写信给他所爱的女人，他总是想见到她，而她则对他加以拒绝，他就感到绝望。从此以后她就知道，如果她同意和他作伴，和他友好相处，原以为已经失去这些幸福的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她就可以不必再给予更多的东西，因为他见不到她就感到无法忍受，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结束这场战争，她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把一种和平强加于他，而这种和平的首要条件，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具有精神恋爱的性质。此外，在签署这个和约之间的所有时间里，恋爱的男子总是忧心忡忡，不断期待着一封回信、一个目光，所以就不再去想肉体上的占有，这种占有的欲望在开始时折磨着他，但以后却在期待中衰退，并被另一种需要所代替，这种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更加痛苦。于是，曾在第一天期望的抚摸的愉悦，人们在后来得到时却已改变了性质，变成友好的话语和见面的许诺，而在捉摸不定产生效果之后，有时只是在看了一眼之后，因为这种目光充满着冷淡的迷雾，把爱恋的男子拒之于千里之外，使他认为再也见不到她了，在这时，话语和许诺就会带来精神上美妙的轻松。女人们都能猜到所有这些，并知道可以得到一种乐趣，就是永不委身于那些她们感到对她们有一种无法消除的欲望的男子，条件是他们在最初几天里过于激动，没有对她们掩盖这种欲望。女人感到极为满意，因为她不付出任何代价，却得到比她平时委身于别人时多得多的东西。这样，那些神经极其过敏的男子就相信他们崇拜的女人是贞节的。他们在女人头部周围所画的光轮，是他们爱得过分的一种产物，但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这种产物是十分间接的。在女人中就存在着那种以无意识的状态存在于药物中的物质，这些药物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欺骗，就象催眠药、吗啡那样。对于它们给予睡眠的乐趣或一种真正的舒适的人们来说，它们并非是绝对必需的；用极高的价格来购买它们，用病人所拥有的一切来换取它们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另一些病人（他们也许是同样的病人，但在几年以后变成了另一种人），那些人服了药后并不能入睡，也不能得到任何快感，但是只要他们没有药，他们就会感到烦躁不安，并希望用一切代价来消除这种折磨，即使自杀也在所不惜。 总之，德·夏吕斯先生的情况虽说因性别相同而具有这种微小的差别，却也归属于爱情的普遍规律。对于他来说，他虽然出身于一个比卡佩家族还要古老的家族，虽然有钱，虽然是上流社会徒劳地寻求的对象，却无济于事，而莫雷尔在社会上毫无地位，他要是对莫雷尔说：“我是亲王，我是为您好”也是白说，就象他对我说过的那样，因为如果莫雷尔不愿意来，占上风的就是莫雷尔了。再说也许只要莫雷尔感到自己受人爱恋，就足以使他不愿意来。大人物对竭力想同他们交结的故作风雅之徒感到厌恶，阳刚的男子对性欲倒错之徒感到厌恶，女人则对任何爱恋过深的男子感到厌恶。德·夏吕斯先生不仅拥有一切优越的条件，而且一定会把其中的许多条件转让给莫雷尔。但是，这一切很可能被一种意志所摧毁。德·夏吕斯先生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德国人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从血统来说，他属于德国人，而在这时进行的战争中，正如男爵有点过于乐意地反复叙说的那样，德国人是各条战线上的胜利者。但是，既然在每次胜利之后，协约国更加坚决地拒绝德国人希望得到的唯一东西，即和平与和解，那么他们的胜利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拿破仑就是这样进入俄国，并宽宏大量地请当局派人来见他。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来。 我下楼回到那小小的前厅，只见莫理斯正在那里和一个同伴打扑克，他不知道是否会把他叫去，絮比安也叫他等着，以防万一。他们对地上捡到的一个十字军功章感到十分不安，不知道是谁遗失的。应该交还给谁，以免使军功章的主人受到处分。接着，他们谈到一位军官的善良，军官为了救勤务兵的性命，自己被人打死。“在有钱人中间还是有好人。为了这样的人，我情愿被人打死，”莫理斯说。显然，他狠狠地鞭打男爵，只是出于一种机械的习惯，是教育不良的结果，是由于需要钱，并希望用一种比工作更为轻松的方法来赚到钱，也许用这种方法赚到的钱更多。但是，正如德·夏吕斯先生担心的那样，他也许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看来是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他在谈到那位军官之死时，眼睛里几乎要流出泪来，二十二岁的青年也一样激动。“啊！是啊，这些人真棒。象我们这样的穷光蛋，没什么东西可丢的，但一位仆人成群的先生，每天六点可以喝上开胃酒，这才妙呢！开玩笑怎么开都行，但看到这样的人死了，确实不好受。善良的上帝不应该让这样的有钱人去死，首先，他们对工人的用处太大了。光是因为象这样的死亡，就该把德国佬统统杀掉，杀得一个也不剩。还有他们在卢万①干的事，把小孩的手腕砍断！不，我可不知道，我并不比别人好，但是，我情愿去吃几颗子弹，也不愿服从于这种野蛮人，因为他们不是人，而是真正的野蛮人，你也决不会对我说出相反的话。”总之，这些小伙子都是爱国者。只有一个，就是手臂受了轻伤的那个，爱国心没有其他人那样强，因为他很快就要重返前线。他说：“当然喽，我受的不是好伤”（指能使军人提前退役的伤），正如斯万夫人过去所说的那样：“我找到了能得讨厌的流行性感冒的方法。” -------- ①自由行动党是雅克·皮乌创立的具有天主教倾向的政治组织，于1919年并入国民联盟。 大门打开了，到外面去散了一会儿步的司机走了进来。 “怎么，已经结束了？时间可不长，”他看到莫理斯后说。他以为莫理斯还在打那个绰号叫“戴上锁链的人”，这个绰号影射当时出版的一份报纸①。——“你出去散步了，对你来说时间是不长，”莫理斯回答道。他感到不快的是，有人看出他在楼上不讨人喜欢。“但要是你也象我那样，在这样热的天气，不得不用力抽打的话，那可就不同啦！要不是他给这五十个法郎……”——“另外，这个人谈吐不凡，可以感到他有教养。他说这很快就会结束？”——“他说我们不能打败他们，还说结果是没有人能占上风。”——真他妈的，他难道是个德国佬……”——“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说话的声音太响，”年纪最老的人看到了我，就对其他人说。“您已经把房间用完了？”——“啊！住嘴，你不是这里的当家。”——“是的，我用完了，我是来付钱的。”——“您最好把钱付给老板。莫理斯，你去把老板叫来。”——“但是，我不想麻烦您。”——“这事不麻烦。”莫理斯上了楼，回来时对我说：“老板就下来。”我给了他两个法郎作为酬谢，他高兴得脸都红了。“啊！谢谢。我把这钱寄给我兄弟，他当了俘虏。不，他并不苦。这主要得看俘虏营。” -------- ①指克雷孟梭创办的《自由人报》，1914年8月起改名为《戴上锁链的人》。 这时，两位十分优雅的顾客出现在门口。他们身穿礼服，戴着白色的领带，外面套着大衣，我从他们轻微的口音中感到，这是两个俄国人。他们在商量是否要进来。看来他们是第一次来这儿，想必是有人把地点告诉了他们，他们仿佛在欲望、诱惑和极其害怕之间犹豫不决。两人中的一个，是个漂亮的年轻人，他每隔两分钟就带着一种一半是询问一半是说服的微笑对另一位重复道：“怎么！总之，咱们不在乎？”但是，他徒劳地想以此来说出这样的意思：总之，咱们对后果不在乎。可能他对此并非这样不在乎，因为在这句话之后没有任何进门的动作，而只是对另一位再看一眼，接着是同样的微笑和同样的总之，咱们不在乎。这个总之，咱们不在乎，是一种美妙的言语一千例中的一例，这种言语和我们平常说的言语不大相同，在这种言语中，激动使我们想说的意思发生偏差，并在原来的位置上充分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句子，这个句子是从一个短语丛生的陌生的湖里冒出来的，这些短语同思想毫无关系，并因此而揭示思想。我记得有一次，阿尔贝蒂娜和我没有听到弗朗索瓦丝进来，她进来时，我的女友正好一丝不挂地和我抱在一起，阿尔贝蒂娜想告诉我，就不由自主地说：“瞧，漂亮的弗朗索瓦丝来了。”弗朗索瓦丝的眼睛已经看不大清楚，当时也只是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地方穿过房间，本来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现。但是，“漂亮的弗朗索瓦丝”这样反常的话，阿尔贝蒂娜以前从未说过，这话本身就表明了它们的根源；她感到这话是因激动而偶然捡来的，不需要看任何东西就明白了一切，于是用她的方言低声说道“poutana”①这个词走了出去。另一次，是在很久之后，那时布洛克已经成为一家之主，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天主教徒，有一位不大礼貌的先生对她说，他好象听别人说过她是犹太人的女儿，并问她姓什么。这位少妇在娘家是布洛克小姐，就回答说姓“bloch”，但按照德语的发音说出来，犹如盖尔芒特公爵那样（不是把ch这个音发成c或k，而是把它发成德语的ch）。 -------- ①即putain（婊子）。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旅馆的情景（两个俄国人已决定进入旅馆：“总之，咱们不在乎”）。老板还没有来，絮比安已经进来抱怨说他们讲得太响，说邻居们会埋怨的。但是，当他看到我时，就惊讶地停住了。“你们全给我滚到楼梯平台上去。”当他们都已站起来时，我对他说：“最简单的办法是让这些年轻人留在这儿，我和您一起出去一会儿。”他跟我走了出来，神色十分尴尬。我对他解释我为什么会来。人们可以听到有一些顾客在问老板，是否能给他们介绍一个跟班、一个侍童、一个黑人司机。所有的职员都会使这些老疯子发生兴趣，在部队里则是各个兵种，以及各国的盟友。有些人特别需要加拿大人，也许是不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微弱的口音的诱惑，不知道这是古老的法国口音还是英国口音。苏格兰人大受欢迎，是由于他们穿着衬裙，是因为对湖泊的某些幻想往往同这种欲望结合在一起。由于任何怪癖都因环境不同而具有一些特点，甚至会变本加厉，所以一个老人的好奇心如果都已得到满足，他就会再三询问，是否能给他介绍一个残废者。人们听到楼梯上有缓慢的脚步声，絮比安生性不能守口如瓶，忍不住对我说是男爵下楼来了，并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见到我，但是如果我愿意到与那些年轻人所在的前厅邻接的房间里去，他就去打开气窗。这个办法是他想出来的，可以使男爵看到和听到别人，却不会被别人发现。他对我说，他将让我来监视男爵。“只是您别动。”他把我推到黑暗的房间里之后就走了。另外，他也没有别的房间可以给我，虽说在打仗，他的旅馆还是全部客满。我刚离开的那个房间被古弗瓦西埃子爵租去了，子爵可以离开某某红十字会两天，就到巴黎来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回古弗瓦西埃城堡去见子爵夫人，并对她说，他没能乘上准点的火车。他没有料到德·夏吕斯先生会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德·夏吕斯先生也没有料到这点，因为男爵从未在絮比安的旅馆里遇到过这位堂弟，絮比安也不了解子爵精心隐瞒的个性。 确实，男爵很快就走了进来，由于鞭伤走起路来相当困难，不过他对自己被打伤想必习已为常。虽说他的欢乐已经结束，他进来也只是为了把他欠莫理斯的钱付清，他还是用温柔和好奇的目光环顾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并十分希望能有向每个人问好的乐趣，这种问好是精神恋爱式的，但带有爱情的延伸。他在这群差点儿使他惊慌失措的男宠面前表现出一种活泼的轻浮，从所有这种轻浮之中，我再次在他身上看到上半身和脑袋的那种晃动，看到他初次进入拉斯普利埃时曾使我感到惊讶的高雅目光，这种高雅是我不认识的某个祖母遗传下来的，在日常生活中，它被脸上更为阳刚的表情所掩盖，但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一心想取悦于一个低级的阶层时，摆出贵妇人派头的欲望会使它以卖弄风情的方式在脸上充分展现。 絮比安早已把他们介绍给和蔼可亲的男爵，并对他发誓，说他们都是贝尔维尔的“杈杆儿”。为了一个金路易可以给自己的亲姐妹拉生意。另外，絮比安既在说谎又没有说谎。这些人比他对男爵说的更好，更富有同情心，他们并不是一群野蛮人。但是，那些认为他们野蛮的人，在对他们说话时还是怀有十分的善意，仿佛这些可怕的人也应该具有同样的善意。性虐待狂者不管怎样认为自己是和杀人凶手在一起，他那性虐待狂的纯洁灵魂还是并未因此而改变，他对这些人的谎话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完全不是杀人凶手，但希望能轻而易举地赚到一个五法郎的银币，他们的父亲、母亲或姐妹会死而复生，又会重新死去，因为他们想尽量取悦于顾客，所以在同顾客进行谈话时自相矛盾。顾客十分幼稚，就感到目瞪口呆，因为他认为小白脸犯有许多凶杀案，而且对此十分得意，他对小白脸有这种武断的看法，就会对谈话中发现的矛盾和谎言感到惊愕。 所有的人似乎都认识他，只见德·夏吕斯先生在每个人的面前都停留很长时间，并用他认为是他们的语言来和他们说话，这既出于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极不自然的爱情，也出于一种参与荒淫无耻生活的性虐待狂的乐趣。“你真叫人恶心，我在奥林匹亚音乐厅前面看到你同两个男人约会，是为了挣钱。你就这么来骗我。”听到这句话的人算是运气，因为他来不及声明他决不会接受一个女人的钱，这样倒会减弱德·夏吕斯先生的兴奋，只见他把自己的异议留在句子的末尾，并且说：“哦！不，我没有骗您。”这句话使德·夏吕斯先生产生一种强烈的乐趣；但由于同他的意愿相反，那种智慧，当然是他的那种，是通过他所喜欢的小伙子产生的，所以他就朝絮比安转过身来：“他真好，对我说了这话。他说得真好！这简直就象真的。总之，他既然让我相信了这点，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两只小眼睛多漂亮！喂，小伙子，为了这个我要好好地亲你两个嘴。你在战壕里将会想到我的。那里不太苦吧？”——“啊！怎么不苦！有几天，当一颗手榴弹扔到你身边时……”这个青年接着就开始模仿手榴弹的爆炸声，飞机的声音等等。“但是，还得和其他人一样的干，您可以确信无疑，咱们一定打到底。”——“打到底！要是能知道打到怎样的底就好喽！”男爵忧郁地说，因为他是“悲观主义者”。——“您没有看到萨拉·贝尔纳①在报上说过这话：“法国，一定会打到底。法国人，宁愿打到最后一个人。”——“我毫不怀疑法国人会英勇地打到最后一个人，”德·夏吕斯先生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虽说他本人不想做任何事，但希望以此来纠正他在忘乎所以时给人留下的和平主义者的印象。“我对此并不怀疑，但我在想，萨拉·贝尔纳夫人在何种程度上有权代表法国讲话……但是，我感到，我不认识这位可爱的，这位美妙的青年，”他在发现另一个青年时补充道。他不认识这个青年，或者说他从未见过这个青年。他对青年行了礼，犹如他在凡尔赛时对一位亲王行礼那样，并乘机多得到一个不花钱的乐趣——就象在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在布瓦西埃那儿或古阿施那儿②刚订完货，帐台上的一位太太给我一粒糖，我就拿了，糖是在一只玻璃瓶里拿出来的，那些太太就端坐在几只玻璃瓶之间——，他握住这个可爱的青年的手，并且久久地握着，用普鲁士的方式握着，两眼微笑地注视着青年，时间长得毫无止境，就象以前的摄影师在光线暗淡时让你摆姿势的时间一样长：“先生，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认识您。”“他头发漂亮，”他转向絮比安时说。然后，他走到莫理斯跟前，以便把五十法郎交给他，但是首先搂住莫理斯的腰：“你从未对我说过，你用刀子捅过贝尔维尔的一个女门房。”说着，德·夏吕斯先生激动得喘起气来，并把自己的脸贴近莫理斯的脸。“哦！男爵先生，”由于别人忘了同他打招呼，小白脸就说，“您会相信这样的事吗？”也许这件事确实不是真的，也许事情倒是真的，但做这件事的人觉得事情干得可恶，必须加以否认：“我会去伤害同我一样的人？去伤害一个德国佬，那是可以的，因为在打仗，但伤害一个妇女，而且是老年妇女！”这种道德标准式的声明给男爵的印象，犹如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一般，只见男爵冷冷地离开了莫理斯，但还是把钱交给了他，不过脸上显出扫兴的神色，仿佛是被人诈骗后不愿惹事就付了钱，但心里很不痛快。男爵的坏印象还因受惠者向他表示感谢的方式而增加，因为此人说：“我将把这钱寄给我年老的父母，还要给我兄弟留一点，他在前线。”这些动人的感情使德·夏吕斯先生失望的程度，几乎同表达这种感情的话使他不快的程度相差无几，这些话略带传统的农民意识。絮比安有时告诉他们，要显得更为反常。于是，有个人带着承认干过某件坏事的神态，大胆地说：“喂，男爵，您是不会相信我的，我小的时候，曾在锁孔里看我的父母拥抱接吻。这样不好，是吗？您好象认为这是骗人，不，我可以向您起誓，我对您说的是真话。”对于这种假装反常的努力，德·夏吕斯先生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恼火，因为这种反常的结果只是揭示出如此的愚蠢和无知。即使是最为果敢的小偷和杀人犯，他也不会感到满意，因为他们不会谈自己的罪行。另外，在性虐待狂者——不管他如何善良，不管他如何之好——身上，都有一种对恶的渴望，这种渴望是那些为了其他目的而作恶的人无法满足的。 -------- ①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女演员，因主演伏尔泰的《扎伊尔》、拉辛的《淮德拉》和雨果的《爱尔那尼》而名声大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已截去右下肢，仍赴前线慰问士兵。 ②布瓦西埃和古阿施是两家糖果店，前者位于嘉布遣会修女大街，后者位于马德莱娜大街。 这个青年明白自己的错误为时已晚，他说自己不喜欢警察，甚至斗胆对男爵说：“你给我约个地方”，但都无济于事，因为魅力已经消失。人们感到他装腔作势，就象那些竭力想说切口的作者所写的书那样。青年徒劳地列举他和老婆干的所有“肮脏事”，德·夏吕斯先生只是感到惊讶，这些肮脏事怎么如此之少。另外，这不光是不真诚的问题。任何事都不象肉体的快感和性欲倒错那样有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改变话的含义，人们确实可以说，人们总是在进行性欲倒错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人们以为德·夏吕斯先生是亲王，那末与此相反，旅馆里的人们都对有个顾客去世感到惋惜，这个顾客的小白脸们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好象是个男爵”，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富瓦亲王（圣卢的男友的父亲）。他在妻子那儿说，他的许多时间是在俱乐部里度过的，但实际上，他好几个小时都在絮比安那儿闲谈，在一些二流子面前讲述社交界的故事。他是个高大的美男子，就象他儿子一样。奇怪的是德·夏吕斯先生不知道他和自己有相同的嗜好，这也许是因为男爵都是在社交界看到他的。人们甚至说，他把那些小白脸捧得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高，他儿子当时还是初中生（圣卢的男友），不过这可能不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他十分了解许多人一无所知的习俗，所以他对儿子来往的朋友非常注意。有一天，一个出身低下的男于跟随小富瓦亲王一直走到他父亲的府邸，小亲王在府邸里把一封情书从窗口扔了出去，被他父亲捡到了。但是，跟随其后的男人，虽说不是和大富瓦亲王一样属于贵族阶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象是贵族的一员。他毫不费力地在一些双方共同的同谋中找到一个调解人，调解人把德·富瓦先生说得哑口无言，因为此人向亲王证明，怂恿一个年龄大的男子作出这种大胆举动的正是小亲王本人。这是可能的。因为富瓦亲王要使儿子不交上坏朋友，可以通过自己的外力，但不能通过遗传的内因。另外，小富瓦亲王同父亲一样，他那个圈子里的人对这方面的事一无所知，虽说他同另一个圈子的人们所干的事，比任何人都要厉害。 “他多么平易近人！任何时候都看不出他是男爵，”几个常客在夏吕斯男爵出去后说。絮比安一直把男爵送到下面，男爵则不断对絮比安抱怨这个青年的道德。絮比安想必事先对这个青年进行过训练，从他不满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将把这个假杀人犯狠狠地训一顿。“这跟你对我说的完全相反，”男爵补充道，以便使絮比安能在下次吸取教训。“他象是生性善良，对自己的家庭表达了敬意。”——“但是，他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絮比安反驳道，“他们住在一起，却不在同一个酒吧间喝酒。”这同凶杀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罪孽，不过絮比安确实是措手不及。男爵再也没说什么，因为他虽说想要别人为他的欢娱作好准备，却又要使自己产生一种幻觉，仿佛他的欢娱并没有准备好。“他真是个强盗，他对您说这些话是要骗您，您也太幼稚了，”絮比安补充道，以便替自己辩护，但他的话只能刺伤德·夏吕斯先生的自尊心。 “看来他每天要花掉一百万，”二十二岁的青年说，但他的这种说法连自己也感到无法相信。不久人们听做汽车行驶的声音，汽车是来接德·夏吕斯先生的。这时，我看到有个人走了进来，那人步履缓慢，身边有个军人，那军人显然是和此人一起从隔壁房间里出来的，我感到那人是一位年纪相当大的夫人，穿着黑色的裙子。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看错了，那人是个神甫。神甫品行不端，是罕见的事，在法国更是绝无仅有。显然，军人正在嘲笑自己的同伴，说他的行为很不符合他的服装，因为神甫正神态严肃地把神学博士的手指举向丑陋的面孔，并用说教的口吻说道：“您要我怎么样呢？我又不是（我以为他会说‘圣徒’）女天使。”另外，他需要的只是离开这儿，就同絮比安告辞，絮比安送走男爵后刚从楼上下来，但品行不端的神甫由于健忘而忘了付自己的房钱。絮比安的头脑从不糊涂，他平时把每个顾客的捐助放在一只箱子里，这时就摇动箱子，把箱子摇得直响，并说：“礼拜的捐款，神甫先生！”这个淫乱的人连忙表示道歉，付了钱就走了。 絮比安到这个漆黑的地方来找我，而我在里面一动也不敢动。“请到我那些年轻人坐着的前厅去坐一会儿，我上去把房间的门关好，您是顾客，这样十分自然。”老板在那儿，我就把钱付给了他。这时，一个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走进门来，并威风凛凛地向老板问道：“我明天中午在城里吃饭，明天上午我要莱翁的时间不是原定的十一点，而是改在十一点差一刻，行吗？”——“这要看，”老板回答说，“神甫留他多少时间。”这个回答看来并末使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感到满意，他好象已经准备对神甫破口大骂，但当他看到我后，他的怒气就改变了方向，直接出到老板身上：“他是谁？这是什么意思！”他低声说道，声音虽低，却怒气冲冲。老板心里十分烦恼，但还是作了解释，说我在场没有关系，说我是一个顾客。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看来丝毫没有因这一解释而平息下来。他不断重复道：“这叫人极不愉快，这种事是不该发生的，您知道我非常讨厌这点，您这样干我就再也不踏进这儿的门。”但是，这一威胁看来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因为他走的时候虽然怒气冲冲，但还是要求莱翁尽量在十一点缺一刻时腾出身来，如有可能则在十点半。絮比安下楼来找我，同我一起走到街上。 “我不希望您对我有不好的看法，”他对我说，“这幢房子给我赚到的钱，并不象您认为的那样多，我尽量接待正派的顾客，当然喽，要是只接待这种顾客，就会亏本。这里同加尔默罗会①完全相反，美德是依靠恶习而生存的。不，我买下这幢房子，或者确切地说，是您刚才看到的代理人买下这幢房子，唯一的目的是替男爵效劳。让他愉快地度过晚年。絮比安不想把谈话局限在我所看到的那种性虐待狂的场景和男爵的恶习付诸实施的场景。即使是为了谈话，为了和他作陪，为了打扑克，男爵也只喜欢和搜刮他的平民在一起。也许下等人的故作风雅也和上等人的故作风雅一样会被人理解。再说这些人互相轮换，已长期聚集在男爵周围，而德·夏吕斯先生则找不到一个相当优雅的男子来进行社交界的交往，也找不到一个流氓气十足的人来进行其他方面的交往。“我厌恶中间的类型，”他说，“资产阶级的喜剧显得浮夸，我需要的要么是古典悲剧中的公主，要么是粗俗的闹剧。不要中间道路，要么是《淮德拉》要么是《街头卖艺人》②。但到最后，这两种故作风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也许是因为老人的厌倦，也许是因为肉欲扩展到最为平庸的交往，男爵就只同“下级”生活在一起，并不由自主地成了他某个老祖宗的接班人。拉罗什富科公爵、阿古尔亲王和贝里公爵，在圣西门的笔下是同自己的仆人们一起生活的，而仆人们则从他们身上刮到一大笔钱，他们同仆人们一起打牌，那些大贵族去拜访他们时，看到他们同仆人们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打牌或喝酒，感到十分尴尬。絮比安补充道：“这主要是为了使他避免麻烦，因为正如您看到的那样，男爵是个大孩子。现在他在这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即使这样，他有时还要淘气。象他这样慷慨，在现在这时候往往会出事。有一天，男爵答应把许多钱送给一个旅馆服务员，不过要他到男爵家里去，不就把他吓得要死？（到男爵家里，多不谨慎！）这小伙子喜欢的只是女人，当他了解要他干的事时，才放下心来。他听到答应给他这么多钱，还以为男爵是间谍。但当他知道要他出卖的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自己的肉体时，他才感到松了口气，这件事也许不大道德，但风险却比较小，而且干起来更加容易。”我听着絮比安的话，心里在想：“德·夏吕斯先生不是小说家或诗人，多可惜呀！不是为了描写他将会看到的事，而是一个夏吕斯对性欲的态度，会使他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迫使他严肃地对待生活，并把感情置于快感之中，使他不会停止、固定在一种对事物讽刺和外在的看法之中，并在他身上不断接通痛苦的电流。当他作出爱情的表示时，即使没有进监狱的危险，也几乎每次都要受到当众侮辱。”打耳光不光是教育孩子的方法，而且是教育诗人的方法。絮比安为男爵安排的这幢房子，大大减少了风险，至少是（因为总得担心警察的搜查）对于某个个人所冒的风险，而要是在街上，男爵对这个个人的情绪就会心中无数。如果德·夏吕斯先生是小说家，这幢房子对他来说将会是一种不幸。但是，德·夏吕斯先生在艺术上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并没有想到要进行写作，也不具备写作的才能。 -------- ①加尔默罗会是中世纪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该会靠募款为生，戒律严格，鼓励圣母崇拜。 ②《街头卖艺人》是（1831）法国作家泰奥菲尔·迪梅桑（1780——1849）的三幕喜剧。 “另外，我是否要向您承认，”絮比安接着说，“我对于得到这类收入并没有很大的顾忌？人们在这儿干的事，我不能再对您隐瞒我是喜欢的，是我生活中的爱好。然而，干人们并不认为有罪的事而得到收入，难道是要禁止的？您读的书比我多，您也许会对我说，苏格拉底认为不能用教书来赚钱。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哲学教师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那些医生、画家、剧作家和剧院经理也不是这样认为的。您别以为干这行接触的只是些流氓。当然，这种机构的经理就象只大母鸡那样，只接待男人，但接待的是各种各样杰出的男人，在社会地位相同的情况下，这些人一般属于他们这行中最敏锐、最富有同情心、最和蔼可亲的男人。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幢房子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思想事务所和一个新闻社。”但是，我亲眼看到的德·夏吕斯先生挨打的情景，仍然萦回在我的印象之中。 老实说，如果真正了解德·夏吕斯先生，了解他的自豪，他对社交界乐趣的厌烦，他那种十分容易变成对最下等、最坏的男人的恣意纵情的任性，人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暴发户得到一大笔财产感到心花怒放，是因为有可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公爵，并邀请几位殿下同自己一起打猎，而德·夏吕斯先生拥有这么多财产感到心满意足，则是因为他可以控制一个乃至好几个机构，其中经常有一些他喜欢厮混的男青年。为此他也许并不需要有恶习。他是这么多大贵族的继承人，他们是王族成员或公爵，圣西门告诉我们，他们不同任何“有称号的”人交往，而是把时间花在和仆人们打扑克上，并且把大笔大笔的钱送给仆人！ “在目前，”我对絮比安说，“这幢房子并非如此，它比疯人院还要疯，因为关在疯人院里的疯子发疯就象演戏那样，是真实的再现，是显而易见的事，而它简直是个魔窟。我过去象《一千零一夜》里的哈里发那样，认为可以及时赶到去救一个挨打的人，而我现在亲眼看到的，却是另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变为现实，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女人变成了一条母狗，就自愿叫别人打她，以便恢复原形。”絮比安听了我的话，显得非常局促不安，因为他知道我看到了男爵挨打的情景。他一时间默不作声，而我叫住了一辆路过的出租马车；然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在恢复本相时所具有的这种机灵，常常使我感到惊讶，这时他就象在我们那幢房子的院子里碰到弗朗索瓦丝或我时那样，说出一番极为美妙的话来：“您谈到《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故事，”他对我说，“但是，我知道其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同一本书的书名并非没有关系，那本书我好象是在男爵那儿看到的（他指的是拉斯金的《芝麻与百合》的一个译本，译本是我寄给德·夏吕斯先生的）。如果您什么时候有兴趣，譬如在某一天晚上，想要看的话，我不说有四十个，但有十来个小偷，您只要来这儿就行了；要想知道我是否在这儿，您只要看一下上面的窗子，我把自己的那窗小窗开着，里面点着灯，就说明我已经回来，可以进来了，这就是我的芝麻。我说的只是芝麻。因为关于百合，如果您想要的是百合，那就到别处去找。”他象海盗那样指挥着贵族顾客和一帮青年，所以有点不拘礼节，这时他相当放肆地对我行了礼，准备同我告别，只听到一声巨响，但炸弹爆炸前并没有发过警报，于是他建议我暂时和他留在一起。不久就开始了拦阻射击，射击是如此猛烈，使人感到德国飞机就在旁边，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片刻之间，街道变得一片漆黑。只是在有时，一架飞得相当低的敌机照亮了它想扔炸弹的那个点。我无法再找到自己的路。我想起了那一天，就是我去拉斯普利埃的时候，我碰上了一架飞机，如同遇到了一位使我的马匹直立起来的天神。我心里在想，要显现在碰上的话就会不一样，恶的天神就会把我杀死。我加快步伐，以便避开它，犹如被怒潮追逐的旅客，我在那些漆黑的广场中兜圈子，再也无法从里面走出来。最后，一片火光照亮了我的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然而炮声仍在不断地劈啪作响。但是，我的思想已经转向另一个物体。我在想絮比安的房子，它现在也许已化为灰烬，因为当我刚走出那幢房子时，一颗炸弹落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对于那幢房子，德·夏吕斯先生原可以预卜先知地写出《索多玛》，就象以同样的预卜先知，或者在火山爆发、已经酿成灾害的初期，庞培城那个不知名的居民所写的那样。但是，对于前来寻欢作乐的人们来说，警报和哥达式轰炸机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爱情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我们几乎不去想它。海上惊涛骇浪，船只在前后左右颠簸，被风刮得弯弯曲曲的水流从天上直泻而来，但我们最多对这一望无际的环境赋予片刻的注意，以便避开风浪给我们带来的不便，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和我们试图接近的肉体都显得微不足道。预告轰炸的警报声并没有使絮比安的那些常客感到不安，就象一座冰山的存在不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一样。更有甚者，威胁肉体的危险反而使他们解除了长期来象疾病那样纠缠着他们的担心。然而，认为担心的大小同他们感到的危险的大小相符是错误的。人们可能会担心睡不着觉，但决不会担心一场认真的决斗、一只老鼠，也不会担心一头狮子。在几个小时之中，那些警察只会去关心居民生活这样的小事，所以没有使他们败坏名声的危险。好多人不仅恢复了放荡不羁的本性，而且受到街上突然出现的黑暗的诱惑。天火已经朝庞培城居民的身上纷纷落下，他们之中有几个钻到了象地下墓穴一样暗的地铁走廊里。他们确实知道里面还有别人。然而，作为一种新的环境而笼罩任何事物的黑暗，会产生一种对某些人来说无法抗拒的诱惑，其结果是取消了快感的第一阶段，使我们直接进入抚摸的领域，而在平时，人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进入这一领域。如果觊觎的对象确实是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即使必要的前提是容易接近，又无须象在沙龙里那样进行没完没了的调情（至少在白天），在晚上（甚至是在一条灯光昏暗的街上）至少也有一个前奏，这时只有一双眼睛在寅吃卯粮，而被追求者对过路人的担心，使追求者只能用眼睛看用嘴巴说，而不能做其他事情。在黑暗中，这老一套的把戏全都可以废除，手、嘴唇和身体可以首先进入角色。如果对方不接受，就可以推托是黑暗的关系，以及因黑暗而引起的错误。如果对方接受，身体就会立即作出回答，不是往后退缩，而是向前靠拢，这就使我们对自己在沉默中进行交际的女人（或男人）产生一种看法，觉得她毫无偏见、充满恶习，不由使幸福锦上添花，因为能吃到果子，又不需先用眼睛觊觎，也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已经是一种幸福。但是，黑暗仍在持续；沉浸在这新的环境之中，絮比安的常客们感到自己经过了旅行，来观察一种自然现象，例如潮汐或是日食，他们来享受的不是准备就绪、固定不变的乐趣，而是在未知的事物中萍水相逢的乐趣，他们在火山爆发般的炸弹轰鸣声中，在庞培城般藏垢纳污场所的旁边，在地下墓穴的黑暗之中来举行秘密的仪式。 在同一个大厅里，许多不愿躲避的男子聚集在一起。他们互不相识，但可以看出，他们几乎全都属于有钱阶层和贵族阶层。每个人的外貌中都有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想必是对有损名誉的欢乐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有一位身体庞大，脸上全是红斑，象个酒鬼。我得知他起初并不是酒鬼，只是叫一些青年来喝酒取乐。但是，他一想到自己会被应征入伍就感到害怕（虽说他看来已年过半百），由于他十分肥胖，他就开始不断地喝酒，竭力使自己的体重超过一百公斤，因为体重超过一百公斤者即可退役。现在，这种心计已变成嗜好，不管人们在哪里同他分手，不管人们如何对他进行监视，人们总可以在一个酒店里再次见到他。但是，他一开始讲话，我就看出，他虽然智力平平，却具有很多知识，受过很多教育，是个很有教养的人。这时又进来一个人，此人是社交界人士，十分年轻，外表极为高雅。说实在，在他的外表上还没有留下恶习的任何痕迹，但令人不安的是他的内心有恶习的痕迹。他身材十分高大，面孔讨人喜欢，他说话时显露的智慧，同他旁边的酒鬼完全不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智慧确实出色。但是，他每说一句话，都要显出一种表情，不过这种表情应该和一句与此不同的话对应。他虽然掌握人类脸部表情的全部宝库，却仿佛曾在另一个世界中生活，他用不该采用的次序来排列这些表情，他露出的微笑和目光仿佛是偶然采摘而来，和他听到的话毫无关系。我对他的看法是，如果他还活着，这当然是确定无疑的，他过去所受的折磨并不是长期的疾病，而是短期的吸毒。如果向所有这些人索取名片，人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全都属于上流社会。但是，某种恶习，而且是最大的恶习，即缺乏意志，使他们无法抗拒任何恶习，就聚集在这儿，当然是在单独的房间里，有人对我说是在每天晚上，这样一来，虽然他们的名字为社交界女士们熟悉，这些女士却渐渐看不到他们的面孔，并且再也没有机会接待他们的来访。他们仍然接受邀请，但习惯使他们回到鱼龙混杂、藏垢纳污的场所。另外，他们并不隐瞒此事，相反，隐瞒此事的却是供他们寻欢作乐的小服务员、工人等等。除了人们能猜到的许多原因之外，这可以用下列原因来解释：对于工厂的雇员和仆人来说，到那儿去象被人认为是正派的女人到妓院里去一样；某些承认去过那儿的人，则否认自己后来又去过那里；絮比安本人也不说实话，以便保护他们的名誉，或者避免竞争，只见他肯定地说：“哦！不，他不来我这儿，他不想来这儿。”对于社交界的先生来说，问题没有这么严重，更何况不去那儿的社交界青年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所以不去关心我们的生活。而在一个航空公司里，如果某些装配工去过那儿，他们的同事就监视他们的行动，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愿去那儿，原因是害怕被人发现。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1) 我一面走近自己的住所，一面心里在想，意识停止和我们的习惯进行合作是如此之迅速，它让我们的习惯自由和发展，但不再去关心它们，从此之后我们会感到多么惊讶，如果我们只是从外部看到男人们的行动，并设想个人已全部投入到这些行动中去，这些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的才能可以不受约束地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当然是教育上的一种缺陷，或者说是缺乏任何教育，再加上他们惯常的赚钱方式即使不算最为轻松（因为许多工作更加舒服，但是譬如说病人，虽然他认为正在和他斗争的疾病往往只是微恙，但由于怪癖、忌口和服药，不正在为自己创造一种比疾病难受得多的生活？）至少是尽量少花力气，这种方式使这些“年轻人”为了微薄的收入，可以说是无知地在干一些不给他们带来任何乐趣的事情，这种事在开始时甚至使他们感到十分厌恶。①根据这点，人们原可以认为他们非常坏，但是他们不仅在战争中曾是出色的士兵、无与伦比的“勇士”，而且在平民生活中往往心地善良，即使不能说完全正派。他们对自己所过的生活道德还是不道德，早已失去了概念，因为他们周围的人过的就是这种生活。这样，当我们研究过去历史的某些阶段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些个性善良的人肆无忌惮地参加大屠杀和献祭活人，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两千年后阅读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人，也许将会感到某些温柔和纯洁的心灵同样沉浸在一种生死攸关的环境之中，而这些心灵感到习以为常的环境，将会显得象魔鬼一样有害。另一方面，在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我甚至可以说没有人，在智慧或敏感方面具有絮比安这样的天赋；因为构成他谈话的精神脉络的这种美妙“知识”，并非来自任何中学的教育，也不是来自任何大学的教育，他要是受到这些教育，就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而社交界的许多青年却没有从这些教育中得到任何好处。这只是他天生的感觉、自然的见解，他不过是在空闲的时间里，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偶然阅读少量书籍，却能说出如此正确的话来，他的话显示了语言的全部对称，展现了它们的美。然而，他干的职业虽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最有利可图的行当之一，但也是最为低劣的行当。至于德·夏吕斯先生，他那贵族的自豪本应使他对“别人的闲话”有某种蔑视，某种自爱感和自尊感怎么不能迫使他的淫荡放弃某些看来只有完全痴呆才能得到原谅的满足呢？但在他身上，就象在絮比安身上那样，把道德和各种行为分开的习惯（另外，这也应该存在在许多职务之中，有时在法官的职务中，有时在政治家的职务中，以及其他许多职务之中）应该早就养成，因此习惯（从不向道德感征求意见）越来越加深，直至这个表示赞同普罗米修斯让人用力量钉在纯物质的岩石上之日为止。 -------- ①絮比安的房子被描写成庞培城，使人回想起法国大革命的末期，所以这种描写非常符合同督政府时期十分相似的时期，这一时期即将开始。新的舞会已在到处组织，而且是通宵达旦地跳舞，仿佛和平已提前实现，但这些舞会仍在暗中进行，以便不过于公开地违反警察局的规定。除此之外，某些艺术观点的反德倾向没有战争初期那样强烈，这些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使被窒息的思想喘过气来，但是，必须具备公民爱国证书，才有胆量介绍这些观点。一位教授写了本关于席勒的出色论著，报上对此作了报道。但是，在谈论该书作者之前，先写他参加过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曾两次受到嘉奖，两个儿子又阵亡，仿佛是为了取得出版许可证。然后才赞扬他关于席勒的著作清晰、深邃，并说这本书可以被称为伟大的著作，只要在书中不说“这个伟大的德国人”，而说“这个伟大的德国佬”。这是文章的口令，于是就立即放行。——作者注。 当然，我清楚地感到，这是德·夏吕斯先生疾病的一个新阶段，自从我发现他患病之后，根据我亲眼看到的各个阶段来看，他的病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继续发展。现在，可怜的男爵离结局和死亡已不是十分遥远，即使并非象维尔迪兰夫人预言和希望的那样在死亡前受到监禁，在他这样的年龄，监禁也只会加速死亡。不过，也许我说得不对：纯物质的岩石。在这个纯物质中，可能还会浮现出一点精神。不管怎样，这个疯子清楚地知道，他是一种疯狂的猎物，他在这样的时刻仍在玩耍，因为他十分清楚，打他的人并不比在打仗的游戏中抽签抽到当“普鲁士人”的小男孩更加凶恶，在这种游戏中，大伙儿都带着真正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假装的愤怒之情朝小男孩冲去。一种疯狂的猎物，这种疯狂还是带有德·夏吕斯先生的一点个性。即使在这些反常的行为中，人性（正如它在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旅行中所做的那样）仍用真实的要求来表露信仰的需要。我曾对弗朗索瓦丝谈到米兰——这座城市她也许永远不会去——的一所教堂或兰斯大教堂——即使是谈到阿拉斯①大教堂！——，这些教堂她不会看到，因为它们已在不同程度上被摧毁。当我谈起这些教堂时，弗朗索瓦丝就羡慕有钱人能看到这样的珍宝，并带着一种思乡的忧愁说道：“啊！这该有多美！”她住在巴黎这么多年，却从未有兴趣去看看巴黎圣母院。这是因为巴黎圣母院正是巴黎的组成部分，是弗朗索瓦丝的日常生活进行的城市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城市里，我们的老女仆很难——如果对建筑的研究没有在某些方面纠正我身上的贡布雷本能的话，我也很难——确定她梦想的客体。在我们喜爱的人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固有的某种梦想，这种梦想我们不能始终看出，却在继续追求。我相信贝戈特和斯万，就爱上了希尔贝特，我相信坏家伙希尔贝，就爱上了德·盖尔芒特夫人。而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最痛苦、最嫉妒、看来是最具个性的爱情中，又蕴藏着多么广阔的海洋！另外，正是由于人们所热衷的这种个性，对这些人的爱情已经有点反常的味道（肉体的疾病，至少是那些与神经系统关系较密切的疾病，难道不就是我们的器官和我们的关节染上的一些特殊爱好或特殊恐惧？它们对某些气候产生一种无法解释和难以改变的恐惧，就象某些男人对戴单片眼镜的女人或对精通马术的女人的偏爱一样无法解释和难以改变。这种欲望，在每次看到一个精通马术的女人时都会被唤起，谁又能说它同哪一种持久的、无意识的梦想联系在一起？这种欲望是无意识的，又是神秘的，就象某一个城市对一个终生患哮喘病的人一样神秘，这个城市在外表上同其他城市相似，却能使他第一次自由地呼吸。 -------- ①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省会，最初由高卢—罗马人建立。 然而，反常行为就象爱情一样，其中病态的缺陷已将一切覆盖，已将一切感染。爱情甚至和最疯狂的反常行为也有相同之处。德·夏吕斯先生坚持要别人把他的手脚用牢固可靠的链条捆起来，要求戴上镣铐，据絮比安对我说，男爵还要一些残酷的刑具，这些刑具即使请水手帮忙也极难搞到——因为它们用于酷刑，而酷刑在惩戒最严的船上也已废除——这一切归根结蒂，是德·夏吕斯先生身上有着阳刚的全部梦想，这种梦想在必要时可用粗暴的行为加以证实，他内心还有一种我们看不到的彩色装饰，他用这种方式来发出彩色装饰的某些映象，有正义的十字，有封建的酷刑，都用他那中世纪的想象来加以装饰。每当他来到时，他就带着同样的感情对絮比安说：“今晚至少不会有警报，因为我从这里看到自己被这种天火煅烧，就象索多姆的居民那样。”他装作害怕哥达式轰炸机，并不是因为他对这种飞机有丝毫的害怕，而是为了等警报一响，就能以此为借口冲到地下铁道的防空洞里，希望在里面得到在黑暗中摩肩接踵的某种乐趣，并带有中世纪的地道和inpace①的模糊梦想。总之，他被人用链子系住和挨打的欲望，以丑陋的形式表露出一种诗意的梦想，这种梦想同其他人去威尼斯或供养舞蹈女演员的欲望一样富有诗意。德·夏吕斯先生非常希望这种梦想能使自己产生真实的错觉，所以絮比安只得卖掉四十三号房间中的木床，并用一张更适合链条捆绑的铁床来代替。 -------- ①拉丁文，意思是：修道院中监禁终身禁锢者的地牢。 当我回到家里时，军号声终于响了。消防队员的声音受到一个男孩的议论。我看到弗朗索瓦丝正和管家一起从地窖里出来。她以为我已经死了。她对我说，圣卢来过，一面表示抱歉，一面想看看他上午来看我时是否把他的十字军功章掉在这儿。因为他刚发现自己的十字军功章丢了，而他第二天上午要回部队，所以想碰碰运气，看看是否在我这儿。他和弗朗索瓦丝到处都找遍了，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弗朗索瓦丝认为他可能是在来看我之前丢失的，因为据他说，她感到她可以发誓，她在看到他时他没有戴十字军功章。这点她弄错了。这就是证词和回忆的价值！不过，这并不十分重要。圣卢既受到军官们的器重，又受到士兵们的爱戴，所以这件事很容易得到解决。另外，我见他们谈论他时热情不高，就立即感到，圣卢给弗朗索瓦丝和管家留下的印象不大好。也许是因为管家的儿子和弗朗索瓦丝的侄子作了一切努力，以便远离火线去做没有危险的工作，而圣卢却成功地作出相反的努力，以便去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弗朗索瓦丝和管家根据自己的判断，却不能相信这点。他们相信的是，有钱人总是躲在安全的地方。另外，即使他们知道罗贝尔英勇的真实情况，也不会受到感动。他没有说“德国佬”，而是对他们赞扬德国人的勇敢，他也没有把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没能打胜仗的原因归咎于叛国。然而，这正是他们希望听到的话，这正是他们所认为的勇敢的标志。因此，虽然他们在继续寻找十字军功章，我仍感到他们对谈论罗贝尔显得冷淡。我猜到这枚十字军功章遗忘在何处①，就让弗朗索瓦丝和管家去睡觉。但是，自从管家依靠战争而找到一种比驱逐修女和德雷福斯案件更为有效的折磨弗朗索瓦丝的方法以来，他从不急于离开她。那天晚上，以及我在去另一家疗养院以前在巴黎逗留的几天里，每当我来到他们的身旁，我就听到管家对惊恐失色的弗朗索瓦丝说：“当然喽，他们是不会着急的，他们在等待时机成熟，但到那一天，他们将拿下巴黎，而在那一天是不发慈悲的！”——“主啊，圣母玛利亚！”弗朗索瓦丝大声说道，“他们征服了可怜的比利时还不满足。它可受苦了，这个比利时，在入浸②的时候。”——“这个比利时，弗朗索瓦丝，但相比之下，人们在比利时干的事算不了什么！”战争在老百姓谈话这个市场上抛出了大量术语，老百姓只是通过眼睛和阅读报纸来熟悉这些术语，因此不知道它们的发音。只见管家补充道：“我不能理解，世界怎么会这样疯狂……您将会看到这点，弗朗索瓦丝，他们正在准备一个比其他所有的进攻规幕③更大的新的进攻。”我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如果说不是因为可怜弗朗索瓦丝和顾及战略常识，至少是为了语法的缘故，我说应该说“规模”，但得到的结果只是在我每次进入厨房时让弗朗索瓦丝把这个可怕的句子再说一遍，因为管家一方面以吓唬自己的同伴为乐趣，另一方面几乎以同样的乐趣向主人表示，他虽说是贡布雷的老园丁和普通的管家，按照圣安德烈教堂的教规却依然是法国良民，他根据人权宣言有权不受任何约束说成“规幕”，也有权在一个不属于他服务范围的问题上不听从别人的指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自从大革命以来，任何人也不能对他说三道四，因为他和我一律平等。 -------- ①但是，那天晚上圣卢之所以漫不经心到这种地步，只是因为他在等待，原因是他又渴望再次见到莫雷尔，就使用了他在军队里的一切关系，来打听莫雷尔在哪个部队，以便能去看望，但他至此只收到一些互相矛盾的答复。——作者注。 ②原文为envahition，是弗朗索瓦丝生造的词，应为envahissement（入侵）。 ③原文为enverjure，是管家的发音错误，应为envergure（规模）。 因此，我忧郁地听到他和弗朗索瓦丝谈论一次大“规幕”的战役，他坚持要这样说是为了向我证明，这样发音并非是由于无知，而是出于一种深思熟虑的意愿。他用同样的充满怀疑的“人们”，把政府和各种报纸混为一谈。他说：“人们对我们说德国佬的损失，人们不对我们说我们的损失，看来我们的损失是他们的十倍。人们对我们说，他们已精疲力竭，他们已没有吃的东西，依我看，他们吃的东西是我们的一百倍。总不该来哄骗我们。如果他们没有吃的东西，他们就不会这样打仗，那天我们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给他们杀了十万人。”他就这样不时夸大德国人的胜利，就象他过去夸大激进派的胜利那样；同时，他也叙述他们的残酷，让这些胜利使弗朗索瓦丝感到更加难受，弗朗索瓦丝则不断地说，“啊！天使的圣母！啊！天主之母玛利亚！”有时，为了以另一种方式使她感到难受，他就说：“另外，我们也并不比他们好，我们在希腊干的事并不比他们在比利时干过的事漂亮。您会看到，我们将会让所有的人来反对我们，我们将被迫同所有的国家打仗”，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捷报频传的日子里，他就进行报复，对弗朗索瓦丝肯定地说，战争将要持续三十五年，而在预料可能的和平时则说，和平的时间不会超过几个月，接下来还要打仗，相比之下，现在打的仗如同儿戏一般，而将来的仗打完之后，法国将荡然无存。 看来，协约国的胜利如果不是即将来临，至少是基本肯定，不幸的是必须承认，管家对此感到遗憾。由于他把“世界性”的战争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缩小为他同弗朗索瓦丝进行的秘密战争（尽管如此，他喜欢她，就象人们可以喜欢一个人，同时却在玩多米诺骨牌时让这个人输掉，高兴地把这个人弄得每天都勃然大怒），所以在他眼里，胜利的实现就象在第一种谈话时那样，在这种谈话中，他会痛苦地听到弗朗索瓦丝对他说：“总算结束了，他们给我们应该比七○年我们给他们的要多。”另外他也一直认为，“这命中注定的日子是会来到的，因为一种无意识的爱国主义使他相信，就象所有和我患病以来一样成为同一种幻想的牺牲品的法国人那样，胜利——犹如我康复一样——在第二天就会实现。他抢先对弗朗索瓦丝宣布，这个胜利也许会来到，但他的心会因此而流血，因为革命会紧接而来，然后是外国入侵。啊！这场该死的战争，只有德国佬会很快恢复过来，弗朗索瓦丝，他们在战争中已经赚到几千亿法郎。但是，要他们吐给我们一个铜板，简直是开玩笑！这种事也许会登在报上，”他补充这点是出于谨慎，以防万一，“以便安慰老百姓，就象说战争将在第二天结束已说了三年一样。”弗朗索瓦丝过去相信的是那些乐天派而不是管家，她听了这些话感到更加不安，是因为她确实看到，她以为尽管有“入浸可怜的比利时”也会在两星期内结束的战争，却一直持续着，也不能取得进展，这种前线固定的现象，她不大理解其中的含义，再加上她那些不知其数的“教子”中的一个对她说，有人隐瞒了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她在我们家挣到的钱全都给了那个教子。“所有这些都将由工人来承担，”管家总结道。“有人会把您的田拿去，弗朗索瓦丝。”——“啊！老天爷！”但是，他喜欢的不是这些遥远的不幸，而是更为临近的不幸，因此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报纸，希望能向弗朗索瓦丝宣布一个战败的消息。他等待坏消息就象等待复活节彩蛋一样，希望情况不妙得足以吓唬弗朗索瓦丝，但不足以使他自己确实感到难受。这样，齐柏林飞艇的空袭可以使他看到弗朗索瓦丝躲到地窖里去而欣喜若狂，因为他相信，在象巴黎那样大的城市里，炸弹不会恰巧另外，弗朗索瓦丝开始不时恢复她在贡布雷时的和平主义。她几乎怀疑“德国的残酷”。“战争开始时，人们对我们说，这些德国人是杀人犯、土匪、真正的强盗、德德德国鬼子……”（她说德国鬼子这个词时说了好几个德，是因为她觉得把德国人说成杀人犯还是可以接受的，但说成德国鬼子就骇人听闻，几乎难以置信。只是很难理解，既然这是在战争开始时，弗朗索瓦丝赋予“德国鬼子”这个词以何种神秘可怕的含义，而她说出这个词时又带有怀疑的神色。因为怀疑德国人是罪犯可能确实没有道理，但从逻辑的观点来看，这种怀疑并不包含着矛盾。但是，既然德国鬼子这个词在大众语言中的意思正是德国人，怎么能怀疑他们是德国鬼子呢？也许她只是用间接引语来复述她当时听到的过火的话，这些话特别强调了德国鬼子这个词。）“我相信了所有这些，”她说，“但我刚才在想，我们是不是和他们一样也是坏蛋。”这种亵渎神明的想法是管家阴险地给弗朗索瓦丝培养出来的，但看到自己的女伴对希腊国王康斯坦丁有某种偏爱，就不断对她说，在国王作出让步之前，我们一直不给国王吃东西。因此，国王逊位使弗朗索瓦丝十分激动，她甚至说：“我们并不比他们好。要是我们在德国，我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不过，在这几天中，我很少见到她，因为她常去表兄弟家。有一天，妈妈在对我谈起她的那些表兄弟时说：“你要知道，他们比你还要有钱。”然而，人们已经看到，这种如此美好的事那个时代在全国是如此常见，如果有一个历史学家使这种事永远流传下来，那么它就会证明法国的伟大、它的伟大精神和它符合圣安德烈教堂的伟大，展现这种伟大的既有后方这么多幸免于死的老百姓，也有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的士兵。弗朗索瓦丝的一个侄子在渡船贝里村①被打死，这个侄子也是弗朗索瓦丝那些百万富翁表兄弟的侄子，她的表兄弟过去是大咖啡馆的老板，发财后早已退隐。可他被打死了，这个没有财产的小咖啡馆的老板，他在二十五岁时应征入伍，留下他年轻的妻子独自管理小咖啡馆，而他还以为过几个月就会回来的。他被打死了。于是人们看到了下面的事。弗朗索瓦丝那些百万富翁表兄弟，同这个年轻的妇女，即他们侄又不要赚一个子儿；每天上午六点，百万富翁的妻子，一位真正的夫人，穿得同“她的吧女”一模一样，准备帮助自己的侄媳妇和表弟媳妇。将近三年以来，她们就这样洗杯子、端饮料，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半，连一天也不休息。在这本书中，没有一件事不是虚构的，没有一个人物是“真实的”，全是由我根据论证的需要而臆造的，但我应该在赞扬我的国家时说，只有弗朗索瓦丝那些为帮助无依无靠的侄媳妇而离开退隐地的百万富翁表兄弟，只有那些人才是实际存在的人。我确信他们的谦虚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也因为他们决不会读到这本书，既然不能列举其他许多想必作出同样的事情并使法国得以幸存的人们的姓名，我就怀着孩提般的喜悦和深深的激情，在此写出他们真实的姓：他们的姓是十分法国化的，叫做拉里维埃。曾经有过几个远离火线工作的卑鄙军人，就象我在絮比安那儿看到的那个穿无尾常礼服的蛮横青年，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是能否在十点半得到莱翁，“因为他在市里吃午饭”，如果有过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已被圣安德烈不可胜数的全体法国人赎救，已被我认为能同那些拉里维埃媲美的所有崇高的士兵赎救。 -------- ①1917年4月16日，法军在该村附近首次使用坦克作战。 管家为了煽风点火，增加弗朗索瓦丝的不安，就把他找到的一些老掉牙的《大众读物》拿给她看，在这些刊物（是战前出的几期）的封面上画着“德国皇室”。“这就是我们明天的主子”，管家指着“威廉”对弗朗索瓦丝说。她睁大眼睛，然后指着威廉旁边的那个女人说：“这是女威廉！” 我离开巴黎的时间因一则消息而推迟，这消息使我感到悲伤，我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无法启程。我获悉的是罗贝尔·德·圣卢的噩耗，他是在返回前线的第三天，在掩护他的士兵们撤退时被打死的。从未有人象他那样没有老百姓的那种仇恨（至于皇帝，他出于特殊的、也许是错误的原因认为，威廉二世与其说想发动战争，不如说想阻止战争的爆发）。他也不恨德语的特有表达方式：六天前，我听到他嘴里说出的最后几个词，是舒曼一个歌曲开头的几个词，他在我的楼梯上用德语对我哼着这些词，以至我因为邻居的缘故不让他哼。他因极其良好的教育而习惯于他的行为中清除任何赞扬、任何斥骂和任何空话，因此他在敌人面前，犹如在应征入伍时那样，没有说出本来可以保住他性命的话，而是在他人面前抹去自己，其象征是他的所有举止，乃至他关上我马车车门的举止，每当我走出他的家门，他就不戴帽子送我出来。好几天，我都关在房间里想念他。我想起他第一次来到巴尔贝克的情景，他当时身穿微白的毛衣，暗绿色的眼睛如大海一样变动，他穿过大厅，大厅同玻璃朝向大海的大餐厅相连。我想起这个我当时感到与众不同的人，想起这个我曾十分希望结交的朋友。这个希望的实现，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程度，但当时几乎没有使我产生任何乐趣，而到后来，我才了解到隐藏在这种优雅外表后面的所有大的优点以及其他的东西。所有这些，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一样，他每天都毫不吝惜地献出，而最后一件东西是在进攻一条战壕时献出的，这是因为他慷慨，能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来为他人效劳，就象有一天晚上他奔向餐厅的长沙发，为的是不打扰我。总的来说我看到他的次数是那么少，又是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每次的间隔时间又是如此之长，如在巴尔贝克的那个大厅里，在里夫贝尔咖啡馆里，在骑兵营地和在东锡埃尔的军人晚餐时，在他打了一个记者耳光的剧院里以及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府邸，但这只会使我对他的生产生更加强烈、更加清晰的印象，对他的死感到更加清醒的悲伤，我们对爱得很深的人们也往往没有如此的印象和悲伤，这些人和我们一直有来往，所以我们在头脑中保存的他们的形象，只是无数差别难以察觉的形象的一种模糊的平均值，而我们已得到满足的友情，就不会象我们只是在并非由于他们和我们的缘故而没有进行到底的会见中见到过片刻的人们那样，对可能产生更加亲密的友情抱有幻想，得不到这种友情只是因为没有机遇。①我那天看到他戴着单片眼镜在巴尔贝克的那个大厅里跑，在我的想象中他十分高傲，在那天之后没过几天，我在巴尔贝克海滩上第一次看到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个形象现在也只是存在于回忆的状态之中，这就是阿尔贝蒂娜，她在这第一个晚上脚踩沙滩，对众人都漠不关心，她在海边犹如一只海鸥。我很快就爱上了她，为了每天都能和她一起外出，我从未去看过在巴尔贝克的圣卢。但是，我同他交往的历史，也为我有一段时间不再喜爱阿尔贝蒂娜提供了证明，我去东锡埃尔在罗贝尔身边住了一段时间，是因为我忧郁地看到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感情没有得到回报。他的一生和阿尔贝蒂娜的一生，这么晚才为我熟知，而且都是在巴尔贝克，又是这么快就结束了，这两种生活差一点交织在一起；是他，当他看到年华的灵巧梭子在初看起来最不受束缚的我们回忆的经纱之间编织着纬纱时，我反复在想，是他，在阿尔贝蒂娜离开我之后，被我派去见邦当夫人的。后来发现，他们两个人的生活都有一种我没有怀疑到的类似秘密。圣卢的秘密也许比阿尔贝蒂娜的秘密给我带来更多的悲伤，因为她的生活已同我毫不相干。但是，我无法消除痛苦的是，她的一生和圣卢的一生会如此短暂。她和他都因关心我而经常对我说：“您有病。”可现在他们死了，他们在战壕前和河流中的最后形象，与他们最初形象的间隔时间是如此短暂，所以我可以将这两种形象进行对照，而即使是阿尔贝蒂娜的最初形象，也只有在同海上日落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时对我才有价值。 -------- ①至于弗朗索瓦丝，她对德国人极其仇恨；这种仇恨只会因我们那些部长使她产生的仇恨而减弱。因此我不知道她更加希望兴登堡死还是克雷孟梭死。——作者注。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2) 弗朗索瓦丝对他的死比对阿尔贝蒂娜的死更为同情。她立刻扮演起她那哭丧妇的角色，用哀号和悲痛欲绝的挽歌来悼念死者。她显示自己的悲伤，只有当我不由自主地露出悲伤的神色时，她才转过头去不哭，想装出没有看到我悲伤的样子。因为正如许多神经过敏的人那样，别人的神经过敏也许同她过于相象，就会使她恼火。她现在喜欢让人发现她最轻微的脖子酸痛，她头昏眼花，以及她给碰了一下。但是，如果我谈到自己的一个病痛，她就重又变得淡漠、严肃，装出没有听到的样子。“可怜的侯爵，”她说，虽然她不禁会想，他本来可以设法不上前线，即使在应征入伍之后，也可以设法避开危险。“可怜的夫人，”她想到德·马桑特夫人时说，“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死了，大概哭了！要是她能再见到他就好了，不过也许最好还是见不到，因为他的鼻子已经断成两截，他已面目全非。”弗朗索瓦丝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但透过泪水可以看出这个农妇的残酷好奇心。也许弗朗索瓦丝是真心实意地同情德·马桑特夫人的痛苦，但她感到遗憾的是不知道这种痛苦以何种形式出现，也不能看到这种痛苦并为之伤心。由于她很想哭泣，很想让我看到她哭，她就练习着说：“真叫我感动！”在我身上，她也渴望地观察着悲伤的痕迹，这种渴望使我在谈论罗贝尔时装出几分冷漠。更确切地说也许是出于模仿心，同时也因为她曾听人说过这话——在政府机关和文艺社团中都有一些口头禅——她不断地说，并且多少带有一个穷人的满足：“他所有的财产没能使他不象别人一样死去，这些财产对他再也没有用了。”管家则乘机对弗朗索瓦丝说，这当然是件伤心事，但同政府竭力隐瞒的每天阵亡几百万士兵的事实相比，这就算不了什么了。但在这次，管家没能象他预期的那样增加弗朗索瓦丝的痛苦，因为她对他回答道：“确实，他们也虽为法国而死的，但这些人是陌生人，认识的人门①总是更有意思。”在哭泣中得到乐趣的弗朗索瓦丝还补充道：“要是报上谈到侯爵的死，可得注意告诉我一声。” -------- ①原文为genss，是弗朗索瓦丝的发音错误，应为gens（人们）。 在战争爆发前很久，罗贝尔常常悲伤地对我说：“哦！我的生命，咱们别谈它，我是个提前被判死刑的人。”他是否在暗示他在此之前瞒过众人但他自己了如指掌的恶习？他也许夸大了这种恶习的危险性，就象第一次作爱或在此以前独自寻找这种乐趣的孩子们，把自己想象成撒出花粉之后就会立刻死去的植物。对于圣卢和孩子们来说，这种夸大的原因，也许就象想到尚未熟悉的罪孽那样，是由于一种全新的感觉有一种几乎是可怕的、接着又逐渐减少的力量；或者说他在必要时用他那相当年轻就被夺去生命的父亲的死来加以证实，预感到自己的早夭？也许这种预感看来并不可能。然而，死亡显然服从于某些规律。例如，人们往往会说，父母去世得很晚或很早，他们的子女也几乎必然会在同样的年龄死去，父母带着忧郁和不治之症一直活到一百岁，他们的子女虽然生活幸福，身体健康，都在一个不可避免而又过早的日期，被一种病痛夺去生命，这种病痛来得非常及时又十分意外（不管它在体质中有何种深刻的根源），仿佛它只是使死亡变为现实的必要形式。难道不可以说，意外的死亡——就象圣卢之死，他的死同他性格有联系的原因也许更多，所以我认为不必一一列举——本身也已被预先记录下来？这种死亡只为神衹知晓，凡人是看不出来的，但通过一种一半是无意识、一半是有意识的悲伤显示出来（在后一种情况下，甚至完全真诚地向他人表达出来，人们通常用这种真诚来宣布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已经避开、但将确实发生的不幸），这种悲伤是带有悲伤而又不断在自身中象看到一个座右铭、一个致命的日期那样看到悲伤的人所特有的。 他在那最后的时刻想必十分美。在这一生之中，他即使是坐着，即使是在一个客厅里走路，也仿佛总是怀着冲锋的激情，并用微笑来掩盖他那三角形头脑中百折不回的毅力，最后他进行了冲锋。封建领主古堡的墙角塔，里面的书被搬走之后，又用来打仗。这位盖尔芒特死去时更象他自己，或者确切地说更象他家族的成员，他曾同这个家族融为一体，在这个家族中他只是一位盖尔芒特，就象在贡布雷的圣伊莱尔教堂中为他举行的葬礼中象征性地看到的那样，教堂里全都张挂着黑幔，而在闭合的花圈下，没有名字和爵位的开头字母，只有盖尔芒特的g以红色显现出来，因为他通过死又变为盖尔芒特。 这个葬礼并没有立即举行，但葬礼之前，我就写信给希尔贝特。我也许应该给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写封信，但我心里在想，她对罗贝尔之死会无动于衷，就象我看到她对其他许多看来同她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联系的人们的死表现出无动于衷一样，我又想，她具有盖尔芒特家族的性格，也许甚至会竭力表明，她并不迷信血统关系。我当时过于难过，所以不能写信给所有的人。我过去认为，她和罗贝尔在相爱，即社交界人士所说的那种相爱，也就是说，他们相互倾诉他们当时感到的温情柔意。但是在远离她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说她愚蠢，如果说她有时感到一种想见到他的自私乐趣的话，我却看到她无法使出最小的劲儿，无法稍微使用自己的一点影响来帮他一个忙，甚至使他免遭不幸。罗贝尔重返摩洛哥时，她不愿把他推荐给德·圣约瑟夫将军，她对他表现的这种恶意证明，她在他结婚时表示的忠心，只是一种不花她一点力气的报答。因此，我十分惊讶地获悉，由于罗贝尔被打死时她身体不适，人们认为不得不在好几天时间里，以最最虚假的理由作为借口，把那些可能使她获悉这一噩耗的报纸通通藏起来，以便使她不至于因此受到打击。但是，我更加惊讶的是，我获悉在人们最终只得向她说出真相之后，公爵夫人哭了一整天，又病倒了，并且花了很长时间——有一个多星期，这在她来说是很长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当我得知这种痛苦时，我被感动了。这种痛苦使所有的人都会说，我也会肯定地说，在他们之间曾有过深厚的友谊。但是，当我想起这种友谊包含着这么多恶言中伤，为朋友帮忙又如此缺乏诚意时，我心里就想，社交界的这种深厚友谊实在算不了什么。 此外，在不久之后，在一个历史上更为重要的情况下，不过这种情况并不能使我的心更受感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表现更能博得别人的好感。大家还记得，她在当姑娘时，曾对俄国皇室说过许多大胆放肆的话，在出嫁之后，也一直毫无拘束地同他们谈话，这种无拘无束，有时被人指责为不知轻重。在俄国革命之后，也许只有她一人对那些大公夫人和大公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她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一年，曾使符拉季米尔大公夫人非常恼火，因为她总是把保罗大公平民出身的妻子霍亨费尔森伯爵夫人称为“保罗大公夫人”。尽管俄国革命没有真正爆发，我们在彼得堡的大使巴莱奥洛格先生（在外交界是“巴莱奥”，外交界和社交界一样，有着自以为风趣的缩略语），还是不断收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发来的电报，因为公爵夫人想得到玛丽·帕夫洛芙娜女大公的消息。在很长时间里，这位公主不断得到的同情和尊敬的唯一表示，只是来自德·盖尔芒特夫人一人。 圣卢如果说不是因为他的死，至少是由于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里所做的事，引起的悲伤比公爵夫人的悲伤还要大。其实，在我看到他的那个晚上的第二天，即男爵对莫雷尔说“我是要报仇的”之后过了两天，圣卢为找到莫雷尔而进行的活动有了结果，就是说他活动的结果是莫雷尔应该服役的那个部队的将军得知莫雷尔是逃兵，就派人寻找并逮捕了莫雷尔，将军为了对圣卢感兴趣的人即将受到的处罚向圣卢表示歉意，就写信给圣卢以便把这件事告诉他。莫雷尔相信他被捕的原因是德·夏吕斯先生怀恨在心。他想起了“我是要报仇的”这句话，认为这就是报仇，就表示希望揭出真相。他说：“我是开了小差。但我走上了邪路，这难道全是我的错？”他叙述了有关德·夏吕斯先生以及和他同样闹翻的德·阿尔让古尔先生的一些故事，老实说这些故事和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个人通过情人和性欲倒错者的双重媒介对他叙说的，这就使德·夏吕斯先生和德·阿尔让古尔先生都被逮捕。这一逮捕给他们俩带来的痛苦，也许要小于他们各自得知对方是自己的情敌这个一直不知道的事实时的痛苦，预审结果表明，他们有大量默默无闻、平平常常和街上找来的情人。不过他们很快就被释放。莫雷尔也是如此，因为将军写给圣卢的信退了回来，上面批了“已去世，死于战场。”将军想为死者做些事，就只是把莫雷尔送到前线，莫雷尔在那里表现勇敢，逃脱了所有的危险，战争结束后戴着十字军功章回来，为了这枚十字军功章，德·夏吕斯先生以前曾徒劳地为他求情，圣卢则间接地为此付出了生命。从此之后，当我回想起那枚丢失在絮比安那儿的十字军功章时，我经常在想，要是圣卢还活着，他一定会轻而易举地在战后举行的选举中被选为议员，战争留下了愚蠢的泡沫和荣誉的光辉，如果消除几个世纪的偏见，在战争中失去一个手指的人可以通过出色的婚姻进入一个贵族家庭，如果十字军功章是在参谋部的处室里获得的，就足以使人通过胜利的选举进入众议院，甚至法兰西学院。圣卢由于有“神圣的”家族，他的当选就会使阿蒂尔·梅耶先生的眼泪和墨水如泉水一般涌出。但是，也许他对人民的爱过于真挚，不会去夺取人民的选票，而人民也一定会因贵族居住区的利益而原谅他的民主思想。当然，那些英雄是会理解他的，几位罕见的商人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国民联盟的幼稚轻信，政界的那些老混蛋也被找了回来，并且总是再次当选。那些未能进入飞行员议院的老混蛋，至少得进入法兰西学院，就哀求元帅们、共和国总统、众议院议长等人的选票。那些老混蛋是不会赞成圣卢的，但他们赞成絮比安的另一位常客，即自由行动党的众议员，此人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再次当选。虽然战争早已结束，他却仍然穿着本土保卫军军官的军装。对他的当选表示高兴的有一致提他的名的所有报纸，有贵族夫人和富裕的女士，她们只穿破旧的衣服是出于礼节和害怕捐税，而交易所人士则不断购买钻石，这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妻子，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任何人民的信任，就把这种摸得着的财产当作自己的避难所，这样就使比尔股票上涨了一千法郎。这么多的蠢事使人感到有点不快，但人们对国民联盟的抱怨反而减少，因为人们突然看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牺牲品，一些大公夫人衣衫褴褛，她们的丈夫被杀死在两轮车里，她们的儿子没有吃的，还要挨别人扔来的石块，他们在嘲骂声中被迫劳动，被人扔到井里，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染上了鼠疫，会传给别人。那些得以逃脱的人突然重新露面…… 我新住进的那家疗养院给我治病的疗效，并不比第一家疗养院好，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离开这家疗养院。我在乘火车回巴黎的途中，想到自己没有文学才能，而我过去在盖尔芒特那边却发现自己有这种才能，但我在天黑前好多时间，在回当松维尔吃晚饭之前，每天同希尔贝特一起散步时，更加伤心地认识到这种没有文学才能的想法，在离开这块领地的前夕，我在阅读龚古尔兄弟的几页日记时，几乎把这种想法同虚荣心和文学的欺骗性等同起来，这种想法也许不大痛苦，但更为忧郁，如果我赋予它的客体不是我自身的病弱，而是我曾相信的理想并不存在，这种想法已有很久没有在我的脑中再现，现在却重又使我激动，而且带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的力量。我记得那是在火车停在乡下的时候。阳光一直照到铁道沿线一排树木的树干一半的地方。我想：“树木，你们已无话可对我说，我心灰意懒再也不会听到你们说话。但是，我在这里是在大自然之中，那末，我的眼睛是冷漠而又无聊地看到你们发亮的前额和你们阴暗的躯干之间的分界线。如果说我曾以为自己是诗人，那末我现在知道自己不是诗人。在我的生命即将开始但已枯竭的新的部分之中，人们也许会赋予我大自然不再给予我的启示。然而，我也许能对大自然进行讴歌的那些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虽然用可能对人进行的观察取代不可能得到的启示这点来安慰自己，却知道自己寻求的是给自己一种安慰，而我自己也知道这种安慰毫无价值。如果我真的有艺术家的灵魂，在这排被落日照亮的树木面前，在边坡上几乎一直长到车厢踏板高度的那些小花面前，我将会感到何种乐趣？我可以数出这些小花的花瓣数，但我不想描绘它们的颜色，而许多文章写得好的人却会这样去做，因为人们是否能指望把读者没有感觉到的乐趣转达给读者呢？不久之后，我又以同样的冷漠看到一幢房子的窗户上有金色和橙色的玻璃；最后，由于时间已晚，我看到另一幢房子仿佛是用一种相当奇特的玫瑰红材料建造的。但是，我作出这些不同的发现都极其冷漠，就象在一个花园里同一位女士一起散步时我看到一个玻璃片，在稍远处又看到一个同大理石相仿的一种物质构成的物体，它那不同寻常的颜色决不会使我摆脱最为无精打采的烦恼，但是出于对这位女士的礼貌，为了说些话，也为了表示我已发现这种颜色，我就在路过时指了指那片有色玻璃和那块仿大理石的毛粉饰。同样，为了问心无愧，我对自己就象对某个可能会陪伴我并从中得到比我更多的乐趣的人那样，指出了玻璃窗上火一般的反光和房子被抹上透明的玫瑰红色。但是，通过我而发现这些奇特印象的同伴，生性也许不象许多看到这种景象会欣喜若狂的心情愉快的人们那样热情，因为他看到这些颜色时没有任何喜悦。 我长期不在巴黎，但由于我的名字留在老朋友们的名单上，所以他们仍然忠心耿耿地给我寄来请帖，我回来时看到这些请帖，其中一份是拉贝玛为女儿和女婿举办的茶点，另一份是第二天在盖尔芒特亲王府举行的下午聚会。我在火车上进行的悲伤的思考，并不是促使我去参加聚会的微不足道的原因之一。我心里想，放弃社交界人士的生活确实没有必要，因为长期以来我每天都希望在第二天开始的这件了不起的“工作”，我不适合去做，或者说不再适合去做，也许这个工作不符合任何现实。老实说，这个理由完全是消极的，只是使那些可能使我不去参加这个社交界音乐会的理由失去价值。但是，促使我去参加聚会的原因是盖尔芒特这个姓，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它一直在我的脑海之外，所以当我在请帖上看到它时，它对我来说重新具有我在贡布雷时发现的魅力和意义，当时我在回家途中路过鸟街，从外面看到象一个深颜色的漆器那样画有坏家伙希尔贝即盖尔芒特老爷的彩绘玻璃窗。一时间，盖尔芒特家族的成员又使我感到和社交界人士完全不同，和他们无法比拟，和任何活着的人都无法比拟，即使是君主也是如此；这些人出自我度过童年的阴郁城市贡布雷中带酸味的流通空气，出自人们在城市小街的彩绘玻璃窗上看到的过去。我想要前往盖尔芒特府邸，仿佛这应该使我接近我的童年和我在其中看到童年的记忆深处。于是我继续重读请帖，直至那些组成这个如此熟悉、如此神秘的姓的字母起来造反，并同贡布雷这个名称一样，重新取得自己的独立性，在我疲倦的眼睛前显现时犹如一个我不知道的名称。① -------- ①妈妈正好去萨士拉夫人家吃茶点，她事先就知道这个聚会十分乏味，所以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前往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府邸。——作者注。 我乘上一辆车，以便前往盖尔芒特亲王府，亲王住的已不是过去的府邸，而是他在布洛尼街建造的一座豪华府邸。社交界人士的一个错误，就是不懂得他们要我们相信他们，首先得相信自己，至少得尊重我们信仰的基本要素。在我相信——即使我知道事实恰恰相反——盖尔芒特家族根据继承权住在某个宫殿里的时候，进入巫师或仙女的宫殿，让那些不念咒语无法打开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对我来说仿佛和获准同巫师或仙女谈话一样困难。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别人使我相信更加容易，如相信前一天雇来的或由博代尔及夏博食品杂货店提供的老仆人是有大革命前早就服侍这个家族的那些仆人的儿子、孙子或后代，所以我怀着无限的诚意把上一个月在小贝内姆那儿买来的肖像画称之为祖先们的肖像画。但是，魅力不能转让，回忆不能分割，现在盖尔芒特亲王搬到布洛尼街居住，就自己打破了我信仰的幻想，所以亲王已变得无关紧要。当仆人通报了我的姓名之后我担心会塌下来的天花板，下面本应还会对我呈现出许多昔日的魅力和敬畏，现在却庇护着我不感兴趣的一个美国女人的夜晚。当然，事物本身并无能力，既然这种能力是我们赋予它们的，某个年轻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中学生此刻站在布洛尼街的这座公馆前面，想必会有我过去在盖尔芒特亲王旧公馆前面时那样的感觉。这是因为他还处于信仰的年龄，而我已超过这个年龄，所以我失去了这种特权，犹如过了十年时代就失去了儿童把吸入的牛奶离解成易消化的成分的能力，因此成年人为了谨慎起见，只吃少量的牛奶，而儿童却可以一口气吸入无限量的牛奶。盖尔芒特亲王府易地对我来说至少有这个好处：来接我送我去的车，即我在里面产生这些想法的车，必须穿过那些通往香榭丽舍大街的街道。当时，这些街的路面很差。但我一进入这些街道，我还是因一种特别温柔的感觉而摆脱自己的想法，产生这种感觉，一般是在车突然开得不费力、缓慢和没有声音的时候，犹如花园的栅栏门打开之后，人们走到铺满细沙或枯叶的小径上面；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我突然感到外面的障碍都已消失，因为对我来说再也没有适应或注意的努力，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在新事实面前所做的努力：我这时经过的街道，就是我过去和弗朗索瓦丝一起去香榭丽舍大街时走过的街道，这些街道早已被我遗忘。地面本能地知道应该通向何处，它的阻力也就被克服。我就象一个在此之前一直在地面费力地滑行的飞行员突然“起飞”，慢慢地上升到回忆的宁静高空。在巴黎，这些街道将永远用一种和其他街道不同的材料清楚地展现在我的心中。我来到王家街的街角，这里过去有个露天商贩在卖弗朗索瓦丝喜欢的照片；这时，我感到车被几百个古代的活动攻城塔拉着，只能在原地转动。我穿过的不是和那天在外面散步的人们一样的街道，而是一个面滑、悲伤和温柔的过去。另外，这个过去又由如此多不同的过去组成，我由于伤感难以看清，这种伤感是因为迎着希尔贝特来的方向走去，又怕她不来，是因为走近某一幢房子，在那里我曾听说阿尔贝蒂娜已和安德烈一起走了，还是因为一条道路仿佛具有哲理空虚的含义，这条路人们已走过一千次，并怀着一种不会再维持下去、也没有得到结果的热情，就象我曾在午饭后走过的那条路，我当时如此匆忙、如此兴奋地奔跑，是为了去看浆糊未干的《淮德拉》和《戴风帽的黑色长袍》①的海报。来到香榭丽舍大街之后，由于我对盖尔芒特府举行的音乐会不大想从头听到尾，所以我就让车停了下来，我正准备下车走几步，却惊奇地看到有一辆车也正在停下来。一个男人两眼发呆，驼背，说他在车里坐着倒不如说是放在里面，他为了立直身子所做的努力，就象人们要孩子听话时孩子所做的努力一样。 -------- ①《戴风帽的黑色长袍》（1837）是法国作曲家埃斯普里·奥贝（1782—1871）的三幕喜歌剧，也是他最成功的歌剧之一。 但是，他的草帽下露出完全发白、难以制服的竖起的头发；他下巴上长出的白胡子就象雪在公园河里的雕象上增添的胡子。只见絮比安在他身边忙个不停，而此人就是德·夏吕斯先生，他中风之后正在康复，但我不知道他得过中风（我只是听说他眼睛瞎了，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视觉障碍，因为他现在又能看得十分清楚），除非他在此之前染了发，除非有人禁止他继续疲于染发，这中风犹如产生一种化学沉淀，使得现在由纯银构成的一绺绺头发和胡子，如同一个个间歇热喷泉那样，射出业已饱和的金属，并使所有这些金属变得显而易见、光彩夺目，而且还强行把莎士比亚戏剧中李尔王的威严，赋予这位失势的老亲王。眼睛并未处于头部的这种全局性的动乱和冶金质变之外，但由于一种反向的现象，它们已失去全部的光彩。但是，最令人激动的是，人们感到这种失去的光彩是精神上的自豪，正因为如此，德·夏吕斯先生的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生活能在贵族的自豪感消失后继续存在，人们在一时间曾认为这种自豪感和他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融为一体。这时，德·圣德费尔特夫人乘四轮敞篷马车经过，她可能也是去盖尔芒特亲王府，男爵曾认为这位夫人对他来说不够漂亮。絮比安象照顾小孩一样照顾他，这时在他耳边低声说这是个熟人，是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德·夏吕斯先生象一个希望显示自己能完成对他来说还是困难的所有动作的病人那样，立即极其艰难但又十分认真地脱帽鞠躬，向德·圣德费尔特大人致意，其尊敬的程度就象她是法国王后一般。在德·夏吕斯先生作这种致意的艰难之中，也许在他看来包含着作出此事的原因，他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更能感动别人，因为这种对病人来说痛苦的行为可以两面讨好，行为的发出者令人赞叹，行为的接受者感到高兴，可见病人们对礼节的夸张如同国王们一样。在男爵的动作中也许还有那种因脊髓和大脑的障碍而引起的运动失调，所以他的动作超越了他的意图。对我来说，我从中看到的不如说是一种近于肉体的温柔，一种对生活现实的超脱，这种温柔和超脱在那些已经在死亡的阴影下徘徊过的人身上出现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头发中银矿的裸露所显示的变化，没有社交界无意识的谦卑那样深刻，这种谦卑颠倒了一切社会关系，在德·圣德费尔特夫人面前，也会在最卑贱的美国女人（她最终也会使用男爵的那种礼节，即她在此以前无法使用的礼节）面前，使看起来最为豪放的故作风雅变得谦卑，男爵一直在生活，一直在思考，所以他的智力未受影响。男爵对德·圣德费尔特夫人殷勤而又谦卑的致意，要比索福克勒斯的某个合唱队可能对奥狄浦斯被压抑的骄傲所作的评论，要比死亡本身和对死亡的任何悼词，更能说明对世上荣华富贵的喜爱和人类的一切骄傲是何等脆弱和无法持久。德·夏吕斯先生在此之前不会同意和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共进晚餐，现在却对她一鞠躬到底。①接受德·夏吕斯先生的敬意，对她来说全是故作风雅，就象男爵过去拒绝向她表示敬意也全是故作风雅一样。然而，德·夏吕斯先生得以使德·圣德费尔特夫人这位对他来说重要的人物相信的这种无法理解而又珍贵的本性，却被他用竭力装出的羞怯和他脱帽时提心吊胆的热情一下子化为乌有，而在他出于恭敬并以博叙埃②般的说服力不戴帽子的全部时间里，他银发的洪流从帽子底下涌现出来。当絮比安扶着男爵下了车，我对男爵行过礼之后，他对我说话的速度很快，声音又是那么细微，以致我听不清他对我说的话，当我第三次请他重复时，他不由做出不耐烦的手势，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脸在开始时毫无表情，这也许是因为他还有一点瘫痪的症状。但是，当我终于习惯这种喃喃而语的最低音时，我发现这位病人完整无损地保存着自己的智力。另外，至少存在着两个德·夏吕斯先生。在这两个人之中，理智的那位一直在抱怨他会得失语症，他老是把一个词、一个字母当作另一个词或字母说出来。但是，当他确实这样做时，另一个潜意识的德·夏吕斯先生立即出现，这位先生非常想使我羡慕，就象第一位非常想使人怜悯一样，并有着第一位不屑一顾的殷勤。这时，这位先生犹如一个乐师们不知所措的乐队中的指挥，马上停止说出已开始的句子，并极为巧妙地把接下来的话和已经说出的词连接在一起，这个已经说出的词实际上是当作另一个词来说的，但现在却象是他有意选择的一样。甚至他的记忆也完整无损，因此他还要献献殷勤，但并非没有显出最为专心致志时的疲劳，他的殷勤就是回忆过去的某一件事，这件事并不重要，但同我有关，并会向我表明，他保存着或已恢复头脑的完全清醒。他的脑袋和眼睛保持不动，也不用改变音调来改变自己的语速，他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例如：“这是一根柱子，上面贴了一张广告，同我第一次看到您时您在看的那张广告相似，那是在阿弗朗什，不，我弄错了，是在巴尔贝克。”而这确实是一张介绍同一种产品的广告。 -------- ①他这样鞠躬也许是因为不知道他鞠躬的人的身份（社会法典的条文就象记忆的其他任何部分一样会因发病而消失），也许是因为动作失调，这种失调用表面的谦卑来表达他对这位路过的女士的身份的疑虑，没有表面的谦卑，这种疑虑就会变得高傲。他对她鞠躬，犹如被母亲叫来害羞地向大人们问好的孩子们那样彬彬有礼。而他现在所变的，是一个失去了孩子们自豪感的孩子。——作者注。 ②博叙埃（1627—1704），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支持法王路易十四，鼓吹绝对君权论。 在开始时我几乎听不清他说的话，就象人们在一个窗帘全部拉上的房间里开始时看不清楚东西一样。但是，如同在昏暗中的眼睛一样，我的耳朵很快习惯于这种最低音。我也认为，男爵说话时声音逐渐提高，也许他声音低的部分原因是神经性的惧怕，这种惧怕在他被第三者分心而不再想到它时就会消失，也许恰恰相反，他声音低符合他的实际情况，而他在谈话时说话暂时有力，是由于一种假装的、短暂的乃至致命的兴奋，这种兴奋会使外人说：“他已经好点了，不该让他去想自己的病”，但他那会立刻复发的病也可能反而会更加严重。不管怎样，男爵在此刻（甚至考虑到让我适应）抛出的话语更加有力，犹如潮汐在天气恶劣的日子抛出弯弯的小浪花。他最近中风发作的后遗症，使人在他话语的深处听到一种卵石的声音。另外，他继续对我谈论过去，也许是为了向我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失去记忆，他回忆过去是以举行葬礼的方式，但没有悲伤。他不断列举他家族中或他阶层中所有那些已经去世的人们，看来他与其说因他们不在人世而感到悲伤，不如说对自己比他们活得长久感到满意。他在回忆他们的去世时看来更加意识到自己在恢复健康。他以一种几乎是凯旋而归的冷酷无情，用微微结巴、带有坟墓般沉闷回声的千篇一律的声音重复道：“汉尼拔·德·布雷奥代，死了！安托万·德·穆西，死了！夏尔·斯万，死了！阿达尔贝·德·蒙莫朗西，死了！博宗·德·塔列朗，死了！索斯泰纳·德·杜多维尔，死了！”每一次，“死了”这个词落到这些死人身上，犹如想把他们在坟墓里埋得更深的掘墓人扔出的一铲更加沉重的泥土。 莱杜维尔公爵夫人不去参加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的聚会，因为她久病刚愈。这时，她步行从我们身边经过，看到了男爵，但不知道他最近发过中风，就停下脚步向他问好。但是，她不久前患过的病，并不能使她更加理解他人的疾病，却使她对他人的疾病更不耐烦，而且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恶劣情绪，这种情绪里也许带有许多怜悯。她听到男爵有几个词的发音困难、错误，手臂活动吃力，就把目光依次投向絮比安和我，仿佛要我们对一个如此令人不快的现象作出解释。由于我们什么也没有对她说，她就对德·夏吕斯先生投射出长久的目光，这目光充满悲伤，但也充满责备。她的样子象是对他表示不满，责备他同她一起在外面的姿态和平时如此不同，就象他外出时不戴领带或不穿皮鞋那样。听到男爵又有个发音错误，公爵夫人的痛苦和愤怒就同时增大，她对男爵说“巴拉梅德！”带有询问和恼怒的声调，就象那些过于神经质的人们连等上一分钟也受不了那样，要是你让他们立该进去，并抱歉地说刚梳洗完毕，他们就会挖苦地对你说：“那么，是我打扰了您！”这不是为了自责，而是为了责怪你，仿佛被打扰的人犯了罪一样。最后，她带着一种越来越伤心的神情离开了我们，并对男爵说：“您最好还是回家。” 他要求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休息，絮比安和我则一起走几步路，只见他吃力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我感到这是本作祷告的书。我从絮比安那儿得知男爵健康状况的许多细节，并不感到厌烦。“我很高兴同您谈话，先生，”絮比安对我说，“但我们只能走到圆形广场。谢天谢地，现在男爵身体好了，但我不敢让他一个人呆得很久，他还是那样，他心肠太好了，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别人；另外还不止这点，他还象年轻人那样好色，我只好处处留心。”——特别是因为他视力已经恢复，”我回答道。“我听说他丧失了视力，感到非常难过。”——“他确实曾风瘫到这种地步，他当时完全看不见了。您想想，在治疗期间，他的视力有好几个月就象先天性盲人一样，不过治疗对他很有好处。”——“这样您至少不必一直留心他了？”——“完全不是这样，他刚到一个旅馆，就问我某个服务员怎样。我对他说都长得难看。但他清楚地感到不会到处都一样，感到我有时会撒谎。您瞧，这个小顽童！另外，他有一种嗅觉，也许是根据说话的声音，我可不知道。于是，他作好安排，派我去进行急需的采购。有一天——请您原谅我对您说这事，但您既然偶然来到下流的殿堂，我就什么也不必向您隐瞒（另外，他展示自己掌握的秘密，总是有一种相当不讨人喜欢的满意感）——我进行了这种急需的采购之后回来，因为我知道这是故意安排的，所以很快就回来了，当我走近男爵的房间里，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什么？’——‘怎么，’男爵回答说，‘这难道是第一次？’我没敲门就走了进去，我真害怕极了！因为说话的声音确实比这种年龄的人通常的说话声音要响，所以男爵弄错了（当时男爵完全瞎了），他过去喜欢成年人，现在却和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在一起。”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3) 有人对我说，在那个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发抑郁症，其特点不是真正的胡言乱语，而是在一些第三者面前大声地吐露真情，他此刻忘记了他们在场或他们的严厉，他吐露的又是自己平时隐瞒的看法，如他的亲德。在战争结束后，他长期埋怨德国人的失败，因为他把自己看作德国人的一员，并自豪地说：“然而，我们不进行报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最能吃苦耐劳的是我们，组织得最好的也是我们。”或者他吐露真情带有另一种基调，他就狂怒地大声说道：“x勋爵或某某亲王别来重复他们昨天说过的话，因为我竭力克制自己，不会对他们回答道：‘你们十分清楚，你们的处境至少不比我好。’”这里无须补充，当德·夏吕斯先生在人们所说的思想不大集中的时刻，吐露出亲德言论或其他真情时，在场的熟人，不管是絮比安还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通常都会打断那些轻率的话语，并在那些比较疏远、口风又不紧的第三者面前，对这些话作出牵强而又体面的解释。“啊，天哪！”絮比安大声说道，“我不想让我们分开很有道理，你看，他已经设法和一个当园丁的小伙子谈上了。再见，先生，我最好还是离开您一刻也不让我的病人独自呆在那儿，他现在可是个大孩子。” 我在离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不远的地方又下了车，再次开始想起前一天我在以法国最美的农村之一著称的地方，试图把树木上明暗之间的分界线记录下来的那种厌倦和烦恼。当然，我从中得出的有关智力的结论今天并没有使我感到同样的痛苦。这些结论依然不变，但是，每当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习惯，在另一个时间外出，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就会感到一种强烈的乐趣。我今天感到，这种乐趣纯粹是一种无聊的乐趣，即去德·盖尔芒特夫人府邸参加下午聚会的乐趣。但是，既然我现在知道自己只能得到无聊的乐趣，又何必把它们拒之门外呢？我心里又想，我在试图作出这种描写时，对虽不是有才能的唯一标准，却是有才能的首要标准的热情，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我现在试图从我的记忆中取出其他的“快镜照片”，特别是它在威尼斯摄取的快镜照片，但只是这个词把它变得象摄影展览会那样乏味；我现在要描写我过去看到的东西，我昨天也以细腻而忧郁的目光观察事物，并想在当时就把它们描绘出来，但我感到我的鉴赏力和才能同昨天相比并没有增长。片刻之后，我好久没有看到过的许多朋友也许会要求我不再这样离群索居，和他们一起消磨时光。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因为我现在有证据表明，我不再有任何用处，文学也不能再给我带来任何乐趣，这也许是我的过错，因为我才能太小，也许是它的过错，如果它带有的实在性确实比我过去认为的要少的话。 我想到贝戈特曾对我说：“您有病，但人们不必可怜您，因为您有灵魂的乐趣”，他对我的看法是多么错误！在这种不出成果的清醒之中，乐趣又是如此之少！我甚至要补充说，如果说我有时有一些（并非是智力的）乐趣，我总是为一个不同的女人来耗费它们；因此如果命运让我多活一百年，而且不带残疾，它也只是在一个纵向的生命中增添连续延长的部分，而人们甚至看不出再延长这种生命有何意义，更何况还要延长其存在的时间。至于“智力的乐趣”，我是否能这样来称呼我敏锐的目光或我正确的推理毫无任何乐趣地得到的，仍然是不出成果的那些冷漠的观察呢？ 然而有时，恰恰就在我们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一线生机豁然出现；我们敲遍一扇扇并不通往任何地方的门扉，唯一可以进身的那扇门，找上一百年都可能徒劳无功，却被我们于无意间撞上、打开了。我怀着刚才说的绵绵愁思，走进盖尔芒特公馆的大院，由于我心不在焉，竟没有看到迎面驶来的车辆，电车司机一声吼叫，我刚来得及急急让过一边，我连连后退，以至止不住撞到那些凿得粗糙不平的铺路石板上，石板后面是一个车库。然而，就在我恢复平静的时候，我的脚踩在一块比前面那块略低的铺路石板上，我沮丧的心情溘然而逝，在那种至福的感觉前烟消云散，就象在我生命的各个不同阶段，当我乘着车环绕着巴尔贝克兜风，看到那些我以为认出了的树木、看到马丹维尔的幢幢钟楼的时候，当我尝到浸泡在茶汤里的小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以及出现我提到过的其它许许多多感觉，仿佛凡德伊在最近的作品中加以综合的许多感觉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那种至福。如同我在品尝马德莱娜点心的时候那样，对命运的惴惴不安，心头的疑云统统被驱散了。刚才还在纠缠不清的关于我在文学上究竟有多少天份的问题，甚至关于文学的实在性问题全都神奇地撤走了。我还没有进行任何新的推理、找到点滴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刚才还不可解决的难题已全然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可是，这一回，我下定决心，绝不不求甚解，象那天品味茶泡马德莱娜点心时那样甘于不知其所以然。我刚感受到的至福实际上正是那次我吃马德莱娜点心时的感觉，那时我没有当即寻根刨底。纯属物质的不同之处存在于它们所唤起的形象之中。一片深邃的苍穹使我眼花缭乱，清新而光彩艳艳的印象在我身前身后回旋飞舞。只是在品味马德莱娜点心的时候，为了攫住它们，我再也不敢挪动一下，致力于使它在我心中唤起的东西直至传达到我身上，这一次却继续颠簸着，一只脚踩在高的那块石板上，另一只脚踩着低的那块，顾不得引起那一大群司机的哂笑了。每当我只是物质地重复踩出这一步的时候，它对我依然一无裨益。可是，倘若我能在忘却盖尔芒特府的下午聚会的同时，象这样踩着双脚找回我已曾有过体验的那种感觉的话，这种炫目而朦胧的幻象便重又在我身边轻轻飘拂，它仿佛在对我说；“如果你还有劲儿，那就趁我经过把我抓住，并且努力解开我奉上的幸福之谜吧。”于是，我几乎立即把它认了出来，那是威尼斯，我为了描写它而花费的精力和那些所谓由我的记忆摄下的快镜从来就没有对我说明过任何问题，而我从前在圣马克圣洗堂两块高低不平的石板上所经受到的感觉却把威尼斯还给了我，与这种感觉汇合一起的还有那天的其它各种不同的感觉，它们伫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伫留在一系列被遗忘的日子中，等待着，一次突如其来的巧合不容置辩地使它们脱颖而出。犹如小马德莱娜点心使我回忆起贡布雷。然而，为什么贡布雷和威尼斯的形象竟能在此时或彼时给予我如同某种确实性那样的欢乐，足以使我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对死亡都无动于衷呢？ 我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并且下决心今天要弄它个水落石出，一边步入盖尔芒特公馆，因为我总是把我们外表上在扮演的角色置于我们内心所需完成的工作之前，而那天，我的角色是宾客。但是当我来到二楼的时候，一位膳食总管让我进一个毗邻餐厅的小书房客厅里稍候，要我等到那首正在演奏的乐曲告终，乐曲演奏的时候亲王夫人不允许任何人开门进去。也就在这个时候，第二个提示出现了，它前来加强那一高一低两块铺路石板给予我的启迪，激励我继续坚持自己的探索。其实是一个仆人把汤匙敲在碟子上了，他竭力不要发出声响却又总是做不到。与高低石板所给予我的同一类型的至福油然产生。那些感觉仍来自酷热，但迥然不同，热气中混合着烟味，它已被森林环境中清新的气息所冲淡。我发现，使我感到如此赏心悦目的仍然是那行树木，那行因为我要观察和描绘而令我厌烦的树木，我曾在那行树木前打开我带在车厢里的一小瓶啤酒；刚才，一时间迷迷糊糊，那实在是汤匙敲击在碟子上的声音使我产生错觉，在未及清醒之前，我还以为那是当初我们在那片小树林边停车的时候铁路员工用锤子锤打车轮调整什么东西的声音。这一天，当使我摆脱气馁、恢复文学信念的好兆头，真可以说是一心一意地纷争沓至。一位在盖尔芒特亲王府帮佣多年的膳食总管认出了我，他给我端来各式精美的小花式蛋糕，送到我所在的那个书房，免得我到餐厅里去。我用他给我的餐巾擦了擦嘴巴，立即在我眼前呈现出又一个太虚幻影，犹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位人物，无意中正好做完那种神秘仪式，于是一名只有他才能够看见的驯顺的精灵显身现形，随时准备把他送往遥远的地方。然而这片苍穹纯净、蕴含盐份，它高高鼓起象一个个蔚蓝色的乳房，这种印象是那么地强烈，使我觉得那曾经经历的时刻就是即时即刻。那天我怀疑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是否真的会接待我，会不会功亏一篑，今天我更愚钝。我依稀觉得仆人刚才打开了朝向海滩的窗户，天地万物召唤我下去沿防洪堤散步，我拿来擦拭嘴巴的餐巾恰恰又上了浆，那么硬，就象我刚到巴尔贝克那天在窗前用过的、老擦也擦不干的那条。而现在，面对着盖尔芒特亲王府的这间书房，它在每一个角、第一条褶口上象孔雀尾巴般地展开大海洋的绿莹莹、蓝莹莹的羽翎。我不只感到这种色泽上的享受，而是享有我生命的整整一个瞬间，它无疑曾是对那些色泽的向往，也许是某种倦怠或忧伤的感觉妨碍了我在巴尔贝克就享有它们。而现在，它已摆脱外界感知中的不足，纯净飘逸而无物质之累赘，使我的内心充满喜悦。 那首正在演奏的乐曲随时都可能终止，我随时都可能不得不走进客厅。所以，我力求尽快地看清在刚才几分钟内三番感受到的同一欢悦的性质，继尔理出我应该吸取的教益。我并不停留在我们对某事物的真实印象和我们在竭力回忆这一事物时所产生的赝造印象之间的极其巨大的差异上。斯万在谈到他过去被人所爱的日子时真不能算是无动于衷，因为在那句话下面他看到那些日子之外的东西，而凡德伊的三言两语在使他复得与以前同样感受的那些日子的同时，突如其来地给他造成痛苦。我多少次回忆起此情此景，因而我也太理解踩在一高一低的石板上的感觉、餐巾的浆硬感和小马德莱娜点心的味道在我心中唤醒的东西，它与我经常借助单一的记忆力求回忆起来的威尼斯、巴尔贝克、贡布雷之间毫无关系；我还理解生活尽管在某些时刻显得花好月圆，是能够被称作平淡乏味的，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和诋毁是因为所依据的完全是生活本身之外的东西，依据了丝毫没有保留下生活痕迹的形象。最多我附带地注意到存在于各个真实感受之间的差异——说明生活的某种单一描绘之所以不可能与生活相象的种种差异——恐怕就取决于这个原因，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个时期说过的片言只语、做过的最无关痛痒的动作均处于包围之中，其本身带着逻辑上与之并无关连的事物的反射光，这些事物之间间隔着才智，才智根本就用不着靠它们来满足推理的种种需要，然而在它们中间——这里是乡村饭店的花卉墙，夜晚在墙上反射出来的玫瑰色光彩，饥饿的感觉，对女人的欲望、奢华的乐趣；那里是晨曦中大海的蓝色烟波，遮掩着犹隐犹现的水妖肩膀般的悦耳的语句——那个动作，那个最简单的行为依然被封闭着，仿佛被装进无数只盖得严严实实的瓶子里，而每个瓶子都将被装满东西，各个瓶子所装的东西其颜色、气味、温度截然不同、更何况这些瓶子被高高地搁置在我们的年岁之上，在这年年岁岁间我们在不断地变化，哪怕只是变换着梦幻和思想，这些瓶子所处的高度是很不一致的，并且给予我们极其不同的氛围的感觉。确实，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那些变化的；但是，在蓦然而至的回忆和我们的现状之间，就象在不同年月、不同地点、不同时刻的两个回忆之间一样存在看很大的距离，其距离之大即便剔除某件特有的怪事也足以使它们变得互相不可比拟。是的，如果说多亏了遗忘，使回忆没能够在它和现时之间建立任何联系、设置任何环节，如果它依然停留在它的位置、它的日期上，如果它在谷底峰巅保持它的距离、它的孤独，那么，它会使我们突然呼吸到一种新鲜空气，因为这正是我们从前曾被呼吸的空气；这种比诗人们枉费心机力图使之充斥天堂的更纯净的空气只有在已曾经呼吸过的情况下才可能给予那种深刻的更新感，因为，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了的天堂。 随之，我还注意到，在我虽尚未有意识地下定决心、却感到自己已准备着手进行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将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因为我将不得不使用适合于构成早晨的海滨或午后的威尼斯的回忆迥然不同的素材制作作品的各个连续部分，倘若我想描绘在里夫贝尔度过的那些夜晚，描绘在门窗朝花园打开的餐厅里，暑热开始解体、衰退、离去，淡淡的余辉尚映照着饭店墙上的玫瑰，天边还能看到日光最后的几抹水彩的话，我将使用清晰新颖的，具有一定的透明度、特有的响亮度、厚实、醒人耳目和玫瑰色的素材。 我在这一切上匆匆而过，因为我更迫切地需要寻找这种至福的起因、使这种至福势在必行的可靠特性的来源，这是从前未及进行的探索。而这个起因，我在用那些最令人愉快的感受进行比较的时候猜测到了它，那些感受正具有这一共同之点，我在即刻和某个遥远的时刻同时感受到它们，直至使过去和现在部分地重迭，使我捉摸不定，不知道此身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之中。确实，此时在我身上品味这种感受的生命，品味的正是这种感受在过去的某一天和现在中所具有的共同点，品味着它所拥有的超乎时间之外的东西，一个只有借助于现在和过去的那些相同处之一到达它能够生存的唯一界域、享有那些事物的精华后才显现的生命，也即在与时间无关的时候才显现的生命。这便说明了为什么在我无意间辨别出小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时我对自身死亡的忧虑竟不复存在的原因，因为此时，这个曾是我本人的生命是超乎时间的，他对未来的兴败当然无所挂虑。这个生命只是在与行动无关，与即时的享受无关，当神奇的类似使我逃脱了现在的时候才显现，才来到我面前。只有它有本事使我找回过去的日子，找回似水年华，找回我的记忆和才智始终没有找到过的东西。 而刚才，如果说我觉得贝戈特在谈到精神生活的欢乐时说的话不对，那也许是因为我当时把与“精神生活”、与此时存在于我身上的东西并没有关系的逻辑推理称作为“精神生活”——完全就象当初我竟觉得社交界和生活令人厌倦那样，因为我对它们妄加断语的依据是那些缺乏真实性的回忆，而现在我生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刚才，过去的某个真实的时刻在我心中三次复苏。 仅仅是过去的某个时刻吗？也许还远远不止。某个东西，它同时为过去和现在所共有，比过去和现在都本质得多。在我生命的历程中，现实曾多少次地使我失望，因为即在我感知它的时候，我的想象力，这唯一使我得以享用美的手段无法与之适应。我们只能想象不在眼前的事物，这是一条不可回避的法则。而现在，这条严峻的法则因为自然使出的一个绝招而失去和中止了它的效力。这个绝招使某种感觉——餐叉或铁锤敲打的声音、相同的书名等等——同时在过去和现在发出诱人的光彩。它即使我的想象力领略到这种感觉，又使我的感官因为声音，因为布料的接触等等而产生确实的震动，为想象的梦幻补充了它们通常所缺少的东西，存在的意识，而且，幸亏有这一手，使我的生命在瞬息之间能够取得、分离出和固定它从无体会的东西：一段处于纯净状态的时光。当我带着幸福的如此激烈的颤栗，听到汤匙碰撞餐碟和铁锤敲打车轮所共有的声音，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府的大院里和圣马克教堂洗礼所感到脚下一高一低的铺路石板等等，此时复苏的那个生命只从事物的本质汲取养料，也唯有在事物的本质中他才能获得自己的养分、他的欢乐。他在现时的观察中日趋衰弱，现时的感官不可能为他提供本质；他在对过去的思考中日趋衰弱，理智挤干了这个过去的水份；他在未来的期待中日趋衰弱，主观意愿用现在和过去的片断拼凑成这个未来，它还抽去其中部分真实，只保留其中符合于功利主义的结局，狭隘的人的结局，意愿为它们指定的结局。然而，通常隐蔽的和永远存在的事物本质一旦获释，我们真正的我，有时仿佛久已死亡实际上却并非全然死去的我，在收受到为他奉献的绝世养料时，苏醒、活力渐增，曾经听到过的某个声音或者闻到过的一股气味立即会被重新听到或闻到，既存在于现在，又存在于过去，现实而非现时，理想而不抽象。逾越时间序列的一分钟为了使我们感觉到这一分钟，在我们身上重新铸就越出时间序列的人。而这个人，我们知道他对自己的欢乐是有信心的，即使一块马德莱娜点心的普普通通的滋味逻辑上似乎并不包含着这种欢乐的全部理由，我们理解“死亡”这个词对他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已处于时间之外，前途中又有什么能使他感到害怕的呢？ 然而，这个把与现在不可调和的过去的一刻放置在我身边的假象是不会持久的。当然，我们可以延续有意识的记忆中的场景，它并不比浏览一部画册更需要我们费劲。从前，比如我第一次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去的那天就是这样，从我巴黎寓所的阳光灿烂的院落，我百无聊赖地随意观望，时而看一看贡布雷的教堂广场，或者巴尔贝克的海滩，仿佛翻阅一部在我去过的各个地方写下的水彩画册便能阐明眼下的这一天。而且，我还带着收藏家的自私的乐趣，一边将自己记忆的插图如此这般地分门别类，一边对自己说：“我这辈子毕竟还看到过美的事物。”这时我的记忆无疑在肯定感觉的差异，但它所做的无非是组合同质因素。我刚才进行的三次回忆，其情况已不复如此，它们不是使我对自我有比较快慰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几乎怀疑起这个自我在当前的实在性了。正如我把马德莱娜点心浸泡在热茶汤里的那天，在我所在的那个地方，不管这个地方是哪儿，例如那天，在我巴黎的卧室里，或如今天，此时此刻，在德·盖尔芒特亲王的书房，前不久，在亲王府的大院里，我体验到一种感觉（浸泡后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金属撞击声、脚下的感觉），它在我周围辐射出一个小小的区域，这个感觉对我所在的地方和另一个地方（奥克达夫姨妈的房间，火车车厢，圣马克教堂付洗所）是共有的。而就在我如此思索的时候，水管子发出刺耳的声响，这种与夏夜有时从巴尔贝克附近海面传来的游船的鸣叫完全一样的声音使我感受到（就象有一次在巴黎一家大餐馆里，盛暑下豪华餐厅座席半空的景象曾使我感到过的那样（比仅仅只是在巴尔贝克傍晚时分的感觉内容丰富得多，那时，一张张餐桌全部已铺上了桌布，摆上了银餐具，宽阔的玻璃门窗朝海堤大大敞开着，没有一点间隔，只有一版“完全敞亮”的玻璃或石头，太阳正缓缓沉落海上，游船开始鸣叫，我只要迈过比脚踝稍高的木门槛便能同在大堤上散步的阿尔贝蒂娜和她的女友们相聚，为了旅馆通风，所有的玻璃全都一块并一块地滑动到门框的连结处。然而，曾与阿尔贝蒂娜欢爱的痛苦回忆并不搀杂到这感觉中去。只有对已作古的人们的痛苦回忆。即对死者的回忆也迅速泯灭，只剩下他们坟茔周围大自然的美色，静寂纯净的空气。况且，刚才水管子的声响使我感觉到的不仅仅是过去某种感觉的反响、复制品，而是这种感觉本身。与前几次一样，这一次共有的感觉也曾力求在它周围重建旧时的场所，但顶替它位置的现时场所竭尽全部抗力反对迁入诺曼海滩或铁路道坡边的某家巴黎旅馆。巴尔贝克的海滨餐厅曾企图用它为了接受夕阳余辉而浆洗得象准备铺在祭台上的缎纹桌布，力求撼动固若金汤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府，撞开它的门扉，它曾一度使我周围的长沙发摇摇晃晃，有一天它也曾使巴黎餐馆的餐桌摇晃过。在那几次复活中，在共有感觉周围产生的年代遥远的场所总有一时同现时场所相匹敌，象一名角斗士。胜者总是现时场所，但我总觉得败者更美，美得使我在一高一低的铺路石板上或面对一杯茶水神不守舍，在它显现的时候力图保留住它，在它离我而去的时候又力图使它再现，这个贡布雷，这个威尼斯，这个巴尔贝克，它们好侵入我的心扉又被压抑在我的心底，它们飞扬而起，从而把我抛弃在这些新的、然而能被过去所渗透的场所。而倘若现时场所没有立即成为胜者，那么，我相信我会失去意识；因为，那些复活了的过去，在它们所持续的一瞬间是那么地完整，致使它们不只是迫使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近在咫尺的房间，而去观望夹在树木间的道路或者上涨的海潮；它们还强迫我们的鼻子去呼吸时隔久远的场所的空气，强迫我们的意愿在这些场所向我们提议的种种计划中作出抉择，强迫我们全身心地相信自己处于它们的包围之中，或者至少相信自己蹒跚在它们与现时场所之间，因为难以断定而晕头转向，宛如有时行将入睡前出现难以名状的幻觉的时候所感到的那样迷惘。 所以，三番四次在我身上复苏的那个生命刚才体味到的也许正是逃脱了时间制约的存在片断，只是这种静观虽说向来就有，却转瞬即逝。然而，我感到在我的生活中，它难得给予我们的欢乐却是唯一丰富和真实的。其它种种欢乐的不现实征兆表现不充足，它们或者显得不可能使我们得到满足，例如社交界的欢乐，至多导致由于摄入粗制滥造的食物而引起的不适，友谊是一种虚与应酬，艺术家为了同朋友交谈一小时而抛下一小时工作，这么做不管是出于何种道义上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是在为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在生命流程中，只有处于这种温柔的疯狂时朋友才成其为朋友，我们容受这种疯狂行径，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却很清楚只有疯子才会误认为家具有生命并对它们喋喋不休）牺牲某个现实，或者表现为随着它们的满足而来的忧伤，就象我被介绍给阿尔贝蒂娜的那天所曾感受到的那样，因为我为了获得某事物——结识那位少女——作出了努力，然而是颇不足道的努力，这一事物之所以微小，是因为我已经获得了它吗？即使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欢乐，例如我在热恋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应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实际上也只是相反地通过她不在的时候我心中的焦虑不安才有所感知的，因为在我确知她即将来到时，例如她从特罗卡德罗博物馆回来的那天，除了隐隐约约的烦恼，我仿佛不曾有过其它感觉，然而，我怀着就我而言不断增长的喜悦逐渐深化餐刀撞击声，或是逐渐深化使莱奥妮姨妈的房间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贡布雷和它两侧的建筑进入我寝居的泡茶味道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也变得越来越兴奋。所以，这种事物本质的静观，我现在决心全力以赴地进行，我决心把它固定下来，然而，如何固定下来呢？通过怎样的手段？即在绷硬的餐巾还我巴尔贝克的时候，它无疑有过一时使我的想象力感到满意，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象那天早晨那样的大海，还因为有房间的气味、风的速度、午餐的欲求以及在各种各样散步间的犹豫不决，这一切全都同餐巾中的感觉相连结，仿佛天使们无数的翅膀，——也许，即在两块高低不平的铺路石板从各个方向，在各个维数上延伸了威尼斯和圣马克在我心中干涸和单薄的形象的同时，还有我在那里体验过的种种感觉，连接广场和教堂、码头和广场、运河和码头以及肉眼看到的一切和只有灵魂能够看到的欲念世界的种种感觉，——我真恨不得，由于季节的缘故，即使不能重游对我说来尤其春光明媚的威尼斯水乡，至少也要重返巴尔贝克。但我没有在这种想法上停留片刻。这不只是因为我知道那些地方并不象它们的名字给我描绘的那样美，而现在也只有在睡觉的时候，在梦中才难得地在我面前展现出由我们所见、所触摸的共有事物的十分清晰纯净的物质构成的某个地方，我回忆起这些地方时构成它们的物质。然而，即使是关于这些尚属于另一类型的形象，回忆中的形象，我也知道，巴尔贝克的美色，在我身处其中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甚至它给我留下的美感已不再是我再度小住巴尔贝克时所重新获得的。我不可能在现实中达到自己心灵深处的境地，这样的体验我太多了。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已经不是在圣马克广场，不是在重游巴尔贝克或重返当松维尔的时候能看到希尔贝特，重现似水年华的了，而旅行也只能再一次地给予我幻觉，使我以为旧时的那些印象存在于我自身之外、存在于某广场的一隅，旅行不可能是我所寻找的手段。我也不愿意再一次地上当碰壁，因为对我说来问题是要弄清楚自己最终是否真的可能达到我以前以为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因为一旦到了那些地方，面对着那些人，我始终是大失所望的（尽管有一次，凡德伊的奏鸣曲似乎反驳了我这种观点）。因此，我不会再到那条我早就知道的绝径上去作无益的的尝试。我所力求固定的印象一碰上没有本事使它们产生的直接享乐只能是烟消云散。能够使我们更充分地品味它们的方法唯有尽可能比较完整地认识它们，在它们所在的地方，即在我的心中，尽量使它们明朗化，直到它们的深处都变得清晰可见。我在巴尔贝克时身在乐中不知乐，也没有认识到与阿尔贝蒂娜共同生活的幸福，事后我才对此有所觉悟。而我对自己既已成为过去的生活的一次次失望的回顾、使我认为其现实应存在于行动之外的一次次失望作的回顾，并不以纯属偶然的方式和按我生活所处的各个境遇与各个各自不同的失望进行对照。我清楚地感觉到，对旅行的失望和对爱情的失望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只有外表的变化，是我们在物质享受和实际行动中无法实现自我的这种无能随着与之相应的现实而采取的变化的外表。而回头再想到这种或者由汤匙的撞击声、或者由小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引起的超越时间的欢乐时，我对自己说：“它是否就是奏鸣曲的那个短乐句象错误地把它和爱情的欢乐视作同类、不善于在艺术创造中获得它的斯万提示的那种幸福？它是否就是那首七重奏的神秘的红色召唤使我预感到的似乎比奏鸣曲的短乐句更超脱尘世的那种幸福？斯万未能领略到这种召唤，因为他死了，象许许多多人那样，在为他们而产生的真谛未及向他们揭晓前便死去了。再者，这个真谛也未必一定能为他所用，因为这个乐句尽可以象征一声召唤，却不可能产生力量和使不是作家的斯万变成作家。” 然而，过了一会儿，在我想到记忆的那几次起死回生之后，我发觉有时，并且已曾在盖尔芒特那边的贡布雷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某些模模糊糊的印象曾以另一种方式撩拨我的思维。它们似隐约的回忆，但并不隐藏往昔的某个感觉，而是一条新的真理，一个我力求揭露的可贵形象。我想着我们为回忆起什么东西而作的那种努力，似乎我们那些最美的想法象一首首乐曲，即使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也会油然而生，我们努力聆听，力求把它们破译出来。我心情愉快地进行回忆，因为这说明我此时已是当初的那个人，说明它在恢复我本性中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当我想到自那以来我一直没有进步，想到即在贡布雷我就已经小习翼翼地在脑海中固定我被迫正视的形象，一片云、一个三角形、一座钟楼、一朵花、一块砾石，感到在这些迹象下也许还隐藏着什么与我应该力求发现的截然不同的东西时，一种思想，它们以象形文字的方式表达的某种思想，我们原以为它们只是代表着一些具体的东西，现在想到此我又不免悲哀。要把它们破译出来当然很难，但也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读到什么真理。因为，由智慧直接地从充满光照的世界留有空隙地攫住的真理不如生活借助某个印象迫使我们获得的真理更深刻和必要，这个印象是物质的，因为它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我们心中，然而我们却能从中释放出精神。总之，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是涉及如马丹维尔诸多钟楼的景致给予我的那种印象，还是如两格踏步高低不平的感觉或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给我留下的模糊回忆，我都必须努力思考，也就是说使我所感觉到的东西走出半明不明的境地，把它变换成一种精神的等同物，从而把那种种感觉解释成那么多的法则和思想的征兆。而这种在我看来是独一无二的方法，除了制作一部艺术作品外还能是什么呢？此时，种种推论已经涌上我的脑海，因为不管是模糊的回忆，诸如餐叉的碰击声或者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或者借助我力求探索其涵义的那些外形，在我的头脑里组成一部绚丽复杂的天书的钟楼、野草之类的外形书写下的那条条真理，它们的首要特性都是我没有选择它们的自由，它们全部以本来面目呈现在我眼前。而我感到这大概就是它们确实性的戳记。我没有到那个大院里去寻找那两块绊过我脚的高低不平的铺路石板。然而，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遭遇这种感觉的偶然方式恰恰检验着由它使之起死回生的过去和被它展开的一幅幅图象的真实性，因为我们感觉到它向光明上溯的努力，感觉到重新找到现实的欢乐。这种感觉还是由同时代的印象构成的整幅画面的真实性的检验，这些同时代的印象是它以记忆或有意识的观察永远都不可能得知的，它们按光明和阴影、突出与疏漏、回忆与遗忘间的那种绝不会错的比例随它之后再现。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4) 至于内心书本上的那些不认识的符号（似乎是一些被强调的符号，我的注意力在勘探我的无意识中会如测探中的潜水员那样寻找、碰撞、回避的符号），谁都无法用任何规则帮助我去辨认它们，这种阅读即是一次创作行动，谁也不能越俎代庖，甚至不可能与我们合写。所以，有多少人对撰写这样的作品退避三舍！每次事件，不管是德雷福斯案，还是战争，都为作家不去辨读这部书提供托辞；他们要保证正义取得胜利，重建全民族的思想一致，所以没有时间考虑文学。但这无非是些托辞，因为他们没有、或已经没有了才情，也就是说本能。本能要求我们克尽职责，智慧却提供推卸职责的借口。只是在艺术中，托辞没有任何地位，意向则无足轻重，任何时候，艺术家都应听从他的本能，这样，艺术才成为最最真实的东西，成为生活最严格的学校，和真正的最后审判。所有书籍中最难辨读的这部书，也是唯一的由现实授意我们撰写的书，由现实本身给我们留下“印象”的唯一的一部书。不管生活给我们留下的是怎样的概念，它的物质外形，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痕迹，依然是它必不可少的真实性的保证。由纯粹的智慧造就的那些概念只具有某种逻辑的真实、可能的真实性，它们的选定是任意的。并不由我们涂写出来的形象文字的书却是我们唯一的书。那倒不是因为我们使之成形的那些概念逻辑上不可能是正确的，而是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真实。唯有印象，尽管构成它的材料显得那么单薄，它的踪迹又是那么不可捕捉，它才是真实性的选拔结果，因此，也只有它配受心灵的感知。心灵倘若能从中释出真实，真实便能使心灵臻于更大的完善，并为它带来一种纯洁的欢乐。印象之于作家犹如实验之于学者，区别在于，智慧上的工作对学者来说在前，对作家来说则在后，用不着我们个人费劲辨读和阐明的东西，在我们之前便已清清楚楚的东西不属于我们所有。唯有我们从自身的阴暗角落，不为人知的阴暗处提取出来的东西才来自我们自身①。 -------- ①夕阳的一抹斜照即时使我回想到以我还从未想到过的一个时期。那时我还年幼，莱奥妮姨妈发烧，贝斯比埃医生怕她得的是伤寒，所以他们让我到教堂广场欧拉莉的小房间去暂住一星期。那个房间只有就地铺了一领草席，窗户上挂着薄纱窗帘，在阳光里老是飒飒作响，叫我好不习惯。看到对旧时女仆的那个小房间的回忆陡然为我过去的生活增添了和余者如此不同、如此美妙的广阔疆域，对比之下，我想到，在最最阔绰的豪门府邸中度过的最最奢华的喜庆佳节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的印象的微不足道。欧拉莉的那个房间其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毗领旱桥，晚上听得到猫头鹰叫般的火车嘶鸣。不过，由于时期象猛犸这样的野兽横冲直撞中发出的吼叫那样。——作者注。 这样，我已能得到结论，即我们在艺术作品面前无丝毫自由，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然而，鉴于它先我们而存在，还因为它既是必须的又是隐蔽的，所以我们得去发现它，就象为发现一条自然法则那样去做。然而，艺术能够使我们做到的这个发现，实际上不正是对我们最应珍贵的东西的发现吗？这种东西在通常情况下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我们真正的生活，如我们已感觉到了那样的现实，它同我们所以为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当一次巧合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回忆时，我们心里会充满如此巨大的幸福感。即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的虚假使我对以上看法深信不疑，要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养成习惯，总爱给自己所感觉到东西一个如此不达意的习语，并且时隔不久还把这个习语即当作现实本身的话，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还不会是那么谎话连篇。我感到自己大可不必拘泥于曾有一时使我心烦意乱的各种文学理论——尤其是在德雷福斯案件那段时期的评论界得到发展、战争期间卷土重来、主张“使艺术家走出象牙塔”、论述既非无意义又不多愁善感的主题的那些理论，它们要艺术家描绘宏大的工人运动，并且，在缺少人群的情况下，至少别去写那些毫无可取之处的浪子（布洛克说：“说实话，描写那些废物的作品引不大起我的兴趣”），而要写崇高的知识分子，或者英雄。况且，即在就这些理论的逻辑内涵进行探讨之前，我就已经觉得能在它们的拥护者身上找到说明它们低劣的证据，就象一个确实有良好教养的孩子被派去一家人家做客吃午饭，听到那家人家的人说：“我们毫不隐讳，我们心直口快”时觉得这种思想品德实在不如什么都不说才是不折不扣的德行。真正的艺术用不着那么多的声明，它在默默中完成。再者，这些理论的倡导者运用完全现成的习熟语，特象他们所贬斥的低能儿使用的习熟语。而且也许，从美学类型进行估计还不如从言语优劣去判断智力和精神的成就达到了什么程度为好。可是理论家们却相反地认为大可不必为这种言语的优劣而费心①，那些赞赏理论家的人们则轻松地认为言语的优劣并不能说明作品具有重大的智力价值，为了鉴别真伪，他们需要看到这种价值被直接地表示出来，他们并不从形象的美进行归纳，撰写智力作品对作家的诱惑力便明显地来自于此。不堪粗俗。一部写有理论条条的作品就象一件保留着标价牌的物品。每当我们没有力量强制自己使某个印象通过最终导向它的固定和表现的各个连续状态的时候，我们便进行推理，也就是思维的游弋。我现在明白了，需要表现的现实并不存在于主体的外表，而在于与这个外表关系不大的一定深度，就如那汤匙碰击在碟子上的声音、餐巾浆硬的触感所象征的，对我精神上的更新而言，它们比那么多次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交谈还要珍贵。当时我听到有人说：“不再要文笔，不再要文学，要生活！可以想象，自大战以来，就连诺布瓦先生反对“笛子演奏者”那样简单的论说都得以东山再起、如此兴旺发达，因为，所有缺乏艺术感，也就是不知道服从内心现实的人都可以具有对艺术没完没了地进行推理的能力。而且，只要他们稍稍沾点外交官或金融家的边，介入了现时的“实际”，他们便乐于认为文学是一种将逐渐趋于淘汰的精神游戏。有的人希望小说是事物的一种电影式的展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再也没有比这样的电影式的视界更会离我们所感知的现实而远去的东西了。 -------- ①研究性格法则也一样，用严肃的或者毫无价值的主题都能够进行，就象解剖实验室助手在低能儿的尸体或天才尸体上都能研究解剖规律、重大的精神区别，——作者注。 正好，由于我在走进这个书房的时候，想起龚古尔兄弟说过的，这个书房里有一些精美的初版图书，我想正可趁被关在这里的时候可以趁机一饱眼福。我一边继续自己的思索，一边把那些珍本一一抽出来，其实并不太注意它们，就在我漫不经心地打开其中一本：乔治·桑的《弃儿弗朗沙》的时候，我颇不痛快地产生仿佛受到某种与我当前的种种想法太不和谐的印象打击的感觉，直至我激动得都快泪水涟涟地意识到这个印象与那些想法何其合拍。就象在灵堂里，正当殡仪工准备搬走灵柩，曾为国效力的死者的儿子在和鱼贯而行的最后几位朋友握手，窗下突然响起铜管乐，他感到愤慨，以为这是有人在嘲弄他的哀恸；然而他尚能自制，直至弄明白自己听到的是一个团队的军乐，他们前来吊唁，向他父亲的遗体告别，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刚才意识到在德·盖尔芒特亲王的书房里看到那本书的书名时所感受到的痛苦的印象和我当前的想法是那么协调一致，其过程就是这样。这个书名使我想到文学确实给予我们这个我在它身上再也找不到了的神秘世界。而这还不是一部十分了不起的杰作，这是《弃儿弗朗沙》。可是这个名字，就象盖尔芒特家庭的姓氏，对我说来不同于我自那以来所结识的那些姓名。妈妈给我念过乔治·桑的这部作品，《弃儿弗朗沙》这个书名唤醒了我回忆，使我记起这部书的主题中我当时觉得不可解释的内容（就象盖尔芒特家族这个姓氏，当我好久没见到盖尔芒特一家的时候，它对我说来会蕴含着那么多封建主义的内容那样，《弃儿弗朗沙》这个书名蕴含着那部小说的实质），这个回忆一时间取代了对乔治·桑的那些贝里小说的极其普通的看法。在一次晚餐中，当这种想法始终浮于表面的时候，我无疑还能谈到《弃儿弗朗沙》和盖尔芒特家庭，尽管他们谁都不是贡布雷人。可当我一人独处，象现在这样的时候，我潜入的便是更深的地方了。当时，想到我在社交界结识的某某女士是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么一位神灯人物的表姊妹时我会觉得不可理解，同样，想把我读过的那些最美的图书与那部不同凡响的《弃儿弗朗沙》说成不相上下——我不说它们写得更好，尽管实际上他们是更好些——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很久很久前留下的印象，其中亲切地掺和着童年和家庭的回忆，我竟没有立即意识到。初时我还恼怒地寻思是哪个外人跑来伤害我。那个外人正是我自己，是那部小说刚在我心中唤起的孩童时代的我，因为在我这一生中，它只认识那个孩童的我，它当即叫唤的正是那个孩童，因为它只愿为他的目所睹，为他的心所爱，它只愿对他说话。所以，母亲在贡布雷几乎通宵达旦给我诵读的这部小说为我保留着那个夜晚的全部魅力。当然，乔治·桑的“笔”，用老爱说书是用“警人之笔”写成的布里肖的话来说，她的“笔”在我看来绝非如母亲以前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一支神笔，母亲的文学情趣后来也随我而产生了潜移默化。然而，那却是我无意中使之带上电流的笔，就象中学生闹着玩儿常做的那样，而现在，贡布雷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很久以来已不再注意到的数不清的小事全都轻轻松松地自己跳将出来，一件件一桩桩首尾相接没完没了地连成一气，吊在磁化的笔尖上，还带着回忆的颤栗。 某些喜爱神秘的人愿意相信在各种物品上保留着观望过它们的目光中的什么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纪念碑和图画无不戴着情感的帷幕，这是几个世纪中无数崇拜者用爱和瞻仰的目光织成的。如果他们把这个奇谈怪想搬移到各人唯一现实的范畴、自身感觉的范畴中去的话，那它就会变成真实的了。是的，在这个方面，也只有在这个方面（然而它大得多），一件我们从前观望过的东西，如果我们再次看到它，会把我们从前注视过它的目光连同当时把它装得满满的所有形象送还我们。那是因为事物——一部红封面的书或别的任何东西——即在我们看到它们的时候就变成某种非物质的东西留在我们心中，与这一时期我们各种各样的挂虑或感觉性质相同，并与它们不可离析地掺杂在一起。从前在一部书里读到的某个名字，在它的音节间包藏着我们阅读这部书的时候刮过的疾风和灿灿的阳光，以至满足于“描写事物”、满足于只是可怜巴巴地给一些事物的线条和外表作些记录的文学，虽则自称为现实主义，却离现实最远，它最能使我们变得贫乏、可悲，因为它突兀切断现时的我与过去、未来的一切联系，而过去的事物保持有本质，未来，它们又将促使我们去重新品味这种本质。正是这种本质才是配称作艺术的艺术所应该表现的内容，而且，如果它表现失败，我们还能从它的虚弱无能中引出教训（在现实主义的成就中却丝毫都汲取不到），须知这个本质部分地是主观的和不可言传的。 更有甚者，我们在某个时期看到的一样东西，读过的一本书并不永远只和我们周围的事物相结合，它还同当时的那个我们忠实地相结合，只有通过感觉，通过当时的那个我们，它才可能被再度回顾；假如在书房里我重又拿起，哪怕只是想这么做，拿起《弃儿弗朗沙》，在我心里立即便会有一个孩子站出来，取代我的位置，只有他才有权读出这部书的书名：《弃儿弗朗沙》，他还象当年那样读出这个书名，同样带着当年花园里的天气留下的影响，带着他当时对各地情况和生活的遐思梦想，带着对明天的焦虑不安。要是我见到的是另一时期的另一事物，挺身而出的又会是一名年轻人。而今天的我只剩下一片被废弃的彩石场，它以为自己蕴藏的全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单调无奇，然而，每一个回忆都象一名希腊雕塑家，从这片采石场采出无数雕塑象。我之所以说我们重又见到的每样东西，是因为书籍在此所起的作用与那些东西是一样的：书脊散开的方式，纸张的纹理与书中的语句本身一样，能保留下同样强烈的回忆，象我当时想象威尼斯和想去威尼斯的愿望一样强烈。甚至更为强烈，因为有时语句会造成约束，它们就象某人的那些照片，望着那些照片还不如只靠思念能把他回忆得更清楚。当然，对我童年时代的许多书是如此，唉，即对贝戈特此人的某些书也是如此，有时，夜晚我感到疲倦，于是我拿起它们，然而那无非就如我去搭乘火车，借变换的景色和呼吸往日的空气求得休憩。可有时，这种难得的浮现会因为某部书阅读时间的延续反而遭受障碍。贝戈特有一部书就使我出现过这种情况（在亲王书房里的那部书上还写有一段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题铭）。有一年，一个冬日，我没办法去看望希尔贝特，那天我读了这部书，可这次，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些我特别喜爱的句子。有些词看似相识，似乎就是那些句子，可那是不可能的。它们过去使我领略到的美在哪儿？我读这本书的那天覆盖着的香榭丽舍的皑皑白雪还是那么厚厚地没有化掉，旧景依然历历在目。 正因为这个缘故，倘若我想当一个象德·盖尔芒特亲王那样的珍本收藏家的话，我一定会以特殊的方式行事，但也不会忽略属图书簿籍本身价值的那种独立无羁的美，对业余藏书家来说，这种美来源于对书籍所经过的那些书房的了解，产生于知晓这本书是哪位君王在哪样的时机下赏赐给哪位名人的。这种可以说是书籍的历史的美对我说来也不会失落。但是，我更愿它是我自身生命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不只是作为一般的猎奇者去释出这种美。我一般不会把这种美连结在具体某个版本上，而是象这部《弃儿弗朗沙》，连结在作品上，在我第一次读得废寝忘食的作品上，在贡布雷我的小房间里，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恬适、最忧伤的夜晚，唉！（那时，我觉得神秘莫测的盖尔芒特一家实在难以接近）那晚，我第一次使我父母弃权让位，从他们的这次让位，我能标出我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我的意志力开始削弱的日期，我日益失去完成艰巨使命的信念。今天，恰恰是在盖尔芒特家的书房，在这最晴朗和美的日子里，我重又见到这部作品，从而不仅使我以往摸索中的思想豁见光明，还照亮了我生活的目标，也许还是艺术的目标。况且，就这一册册书的本身而言，在目前使用的意义上，我还是能对它们发生兴趣的。我觉得作品的第一版比其它各版珍贵，可我更愿把第一版理解为我第一次读到的版本。我会去寻觅初版本，我所指的是这部作品给我留下最原始印象的版本。在小说方面，我会去寻觅旧时的装帧，我刚开始阅读小说时的那种装帧的版本，它们多少次听到过爸爸对我说：“别歪着身子。”就象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时她穿的裙子，它们将帮助我找回我当年的爱，找回美，被我在上面重叠起那么多使我愈来愈不喜欢的形象的美，以找回最初的美，我已不是当年看到它时的那个我了，如果我要召唤我当初认识的那件事物，我就应让位给当初的那个我，因为今天的这个我根本就不认识它。 我象这样为自己组建起来的书库，其价值甚至还会更大；因为我过去在贡布雷、威尼斯阅读的书，现今得到我记忆的充实，着上代表圣希勒里教堂、代表停泊在圣乔治大教堂脚下的画舫、闪烁着蓝宝石光芒的大运河的浩淼色彩，那些书会变得堪称“影象书”、绣象经典，它们是时光之作，收藏者打开这些书绝不会是为了阅读书中的文章，而是为了再一次为有富盖那样的富翁在书里添加的色彩而欣喜，正是这些色彩构成作品的全部价值。然而，哪怕只是为了看一眼以前阅读的时候还没有插入的影象而打开这些书都让我感到十分危险，以至即使在这个我唯一能够理解的意义上，我都可能会失去当珍本收藏家的愿望。我太清楚了，心灵留下的那些影象那么易于被心灵抹去。新的影象取代旧的，不再具有那种起死回生的能力。如果那晚母亲从外祖母将在我过生日时送给我的那包书里抽出来的那本《弃儿弗朗沙》还在，我绝不会看一看它，因为我会非常害怕，太怕书中渐渐掺入我今天的印象，望着它就此变成一件现时的物品，以致当我希望它复活那个在贡布雷的小房间里辨读它的书名的孩子时，孩子认不出它的口音，不再答应它的呼唤，从而永远埋没在遗忘之中。 民众艺术的概念和爱国艺术的概念一样，即使不曾有过危害，也让我感到它滑稽可笑。如果是为了使它能为民众所接受而牺牲形式上的“适于有闲者”的精雕细琢，那就错了。我和上流社会的人们交往颇多，我知道他们才是十足的无知无识，而不是电气工人。就此而言，所谓的民众艺术在形式方面倒象是去为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们服务，而不是给总工会会员们的。至于内容，老百性觉得通俗小说挺无聊，就象孩子们对专为他们写的书感到厌倦。人们在阅读中寻求脱离自己的处境，工人渴望了解王公贵族们怎样生活，王公贵族对工人的情况也有同样的好奇心。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巴雷斯先生就曾说过，艺术家（提香型的）首先应该为祖国的荣誉服务。可是他只有成为艺术家才能为祖国的荣誉服务，也就是说在他研究那些法则、进行那些探索和作出与科学发明同样精妙的发现的时候，除了在他面前的真理他绝不能想到别的事物——即使是祖国也不行。不要仿效那些革命党，他们出于“公民责任感”，即便不能说摧毁，也是在蔑视华托和拉都的作品，而这两位画家为法国带来的荣誉胜过所有大革命中的人物。温柔多情的人如果能选择的话，他大概不会选择解剖。这不是他正直的心灵之所愿，他的愿望十分博大，正是这种愿望使肖德洛·德·拉克洛写出了《危险的关系》；这也不是他对大小资产者的兴趣，使福楼拜选定《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主题的那种兴趣。有人说，一个赶得匆忙的时代，它的艺术的寿命也长不了，好象战前预言这仗打不长久的人们。因此铁路将结束静观，缅怀驿车时代也是枉然，然而汽车担负起驿车的职司，重又把游客载至被废弃的教堂。 那时，生活呈现的一幅图象实际上给我们带来多种不同的感觉。例如，在一部已经读过的书的封面上、标题字母之间，视觉编织进了很久以前某个夏夜的皓月流光。早晨牛奶咖啡的味道使我们产生那种对大好天气的朦胧希望，从前，当我们用凝脂般打着邹褶的白瓷碗喝牛奶咖啡的时候，盈实的白昼还完好无缺，当时这种朦胧的希望曾有那么多次在晨曦明确的不可预料中向我们绽开笑靥。一个小时并不只是一个小时，它是一只玉瓶金尊，装满芳香、声音、各种各样的计划和雨雪阴晴，被我们称作现实的东西正是同时围绕着我们的那些感觉和回忆间的某种关系——一个普通的电影式影象便能摧毁的关系，电影影象自称不超越真实，实际上它正因此而离真实更远——作家应重新发现的唯一关系，他应用它把那两个词语永远地串连在自己的句子里。我们可以让出现在被描写地点的各个事物没完没了地相互连接在一篇描写中，只是在作家取出两个不同的东西，明确提出它们的关系，类似科学界因果法则的唯一的艺术世界里的那个关系，并把它们摄入优美的文笔所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中，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真实的存在。它甚至象生活一样，在用两种感觉所共有的性质进行对照中，把这两种感觉汇合起来，用一个隐喻使它们摆脱时间的种种偶然，以引出它们共同的本质。就这个观点而言，自然并没有把我放上艺术的道路，它本身不就是艺术的开始吗？它往往要我在另一事物中才让我认识到某事物的美，在贡布雷的钟声中才让我认识它的中午，在我们的水暖设备的嗝儿声中才让我认识东锡埃尔的早晨。这种比较关系可能不那么有趣，事物可能平庸无奇，文笔可能拙劣，然而，只要没有它，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还不止于此。如果现实便是这种经验的残屑，对谁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就象当我们说：一种坏天气、一场战争、一个汽车站、一家灯火辉煌的餐馆、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的时候，谁都知道我们所指的是什么；如果现实就是这个，那么，无疑，有这些事物的某种电影胶卷也就足够了，而离开了一般主题的“文笔”，“文学”也便成了人为的附加部分。但是，这真的就是现实吗？如果我在某事物给我们留下一定印象的时候力图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那天走过维福纳桥，一朵白云投在水波上的阴影使我高兴地跳着叫道“见它的鬼！”；又如我听着贝戈特说某句话，我印象中所见的，“实在奇妙”这句话并不与他特别适合；或如为某个恶劣行为激怒的布洛克竟说出与俗不可耐的意外事件大相径庭的言语：“让他们这么做吧，我觉得这毕竟异异异异想天开”；或如盖尔芒特家的盛情款待使我受宠若惊，而且他家的酒已使我喝得微带醉意，在离开他们的时候我禁不住独自低语道：“这些人真算得上礼贤下士，能同他们一起过一辈子定是很愉快的”；那么，我发现这部最重要的书，真正独一无二的书，就通常意义而言，一位大作家并不需要杜撰，既然它已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他只要把它转译出来。作家的职责和使命也就是笔译者的职责和使命。 然而倘若，当问题涉及的比如说是自尊心的不确切用语的时候，对扭曲的内心语言（它离最初的中心印象正越来越远）的矫正，直至能与应发自印象的直线混淆一气的内心语言的矫正，如果说这种矫正恰是我们的惰性不乐意干的令人不舒服的事情，那么，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情况，例如在爱情问题上同是这种矫正便成为痛苦的事情了。我们假装的种种无动于衷的表现，我们对他撒得那么自然的谎言、与我们自己撒的如出一辙的谎言所感到的全部愤慨，简言之，每当我们感到不幸或被人抛弃的时候，我们仍不断地对心爱的人诉说的一切，不仅对心爱的人，而且在见到他之前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自己诉说的一切，有时还会高声说出来，打破房里的宁静：“不，真的，这样的行为实在叫人受不了”，或者：“我曾想最后接待你一次，并且我将不否认这件事使我挺难受”，把这一切引回到所感受到的已离得那么远的真实上来，这是对我们最珍惜的一切的毁灭，这在我们同自我单独相处的时候，在写信或采取行动的疯狂计划中，造成了我们同自我的炽烈的交谈。 即便在人们正是为了获得艺术创作的欢乐所给予的印象而悉意追求的这种欢乐之中，我们仍然会尽可能快地设法把恰恰是这种印象本身的内容视作不可言传的东西而放过一边，并致力于能够让我们不求甚解地感受到它的乐趣和相信能用它感染别的可与之对话的有兴趣者的行为，因为我们将对他们讲一件对他们和对我们具有同样意义的东西，既然我们自身印象的为个人所有的根被砍去了。即使是在我们对自然、社会、爱情和艺术作最无动于衷的旁观的时候，由于任何印象都是双重的，一半包裹在客体之中，另一半延伸到我们身上，只有我们自己能够了解，我们急急忙忙地把这一半忽略了，也就是忽略了我们本来应该挖掘的唯一的东西，却只考虑另一半，我们没想到那另一半是不能予以深挖的，因为它暴露在外，用不着我们花吹灰之力，而一棵山楂树或一座教堂的景象在我们心中耕过的小小犁沟，这条犁沟我们会觉得很不容易看出来。但是我们却在重新演奏那首交响乐，回头重游那座教堂，直至——在这远离我们不敢正视的自身生活并美其名曰博学的逃逸中——我们依法炮制，做到与颇有造诣的音乐爱好者或考古爱好者一样内行。由此可见，从自己的印象里什么也不提取的人对此是多么重视了，他们就象艺术的单身汉在不满足中虚度年华！他们怀着童贞女和懒汉的忧愁，只有生儿育女或工作能使他们得到解脱。他们对待艺术作品比真正的艺术家还兴奋，因为他们的兴奋不是由一场艰苦深入的耕耘引起的，它流露在外，刺激他们的交谈，使他们脸红脖子粗。他们以为扯直嗓门尖叫便是在完成业绩，演完一曲他们喜爱的作品便听到他们大声嚷嚷：“好哇，好哇！”而如此表现之后并不一定需要他们陈明自己喜爱的性质，他们也并不清楚性质之所在。这种未被用上的爱甚至潮涌进他们最平心静气的谈话，使得他们只要一谈到艺术便指手划脚、眉飞色舞、摇头晃脑。“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他们演奏了一段乐曲，老实说，我不敢恭维。开始是四重奏。嗯哪，哎呀呀！它变了（此时音乐爱好者脸上显出惶惶不安的表情，他大概在想：“我可看到了火星，闻到了糊味儿，着火了。”）天杀的，那玩意儿真叫我听了生气，写得很糟糕，可又乖乖了不起，可不是一部随哪个都写得出来的作品。”然而，不管有多么可笑，他们毕竟还有不容轻视的地方。他们是想要造就艺术家的自然的初次尝式，他们就象先于现有各类动物的原生动物一样没有定型、生命力不强，生来不能持久。这些有愿望没有行动、有花无果的业余爱好者仍当令我们感动。他们就象最初建造的飞机，离不开地面，还不成其为尚待开发的、神秘的手段，但已包藏着飞翔的欲望。那位业余爱好者挽住你的手臂补充说：“老兄，我已经第八次去听这部作品了，而且我向您发誓，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实际上，由于他们并没有吸收艺术中真有滋养的物质，且食欲过盛，肚子永远都填不饱，所以他们每时每刻都需要艺术创作的欢乐。于是，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们连续不断地去为同一作品捧场，还以为他们的到场就是完成了一种职责、一项业绩，就象人家参加一次办公会议或一场葬礼那样。接着出现别的、甚至与此相悖的作品，不管是文学上的、美术上的，或是音乐上的。因为，提出概念、体系，尤其是把它们化为己有，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总比具有真正鉴赏力的人多得多，即使在自己也搞创作的人中间也是如此。然而这种能力获得较可观发展却在文学杂志和报刊大幅度增长以后（作家和艺术家故作多情的天命说也随之增多）。因而，青年中最优秀、最聪明和最超凡脱俗的这部分从此只喜爱在伦理道德、社会学、甚至宗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他们以为那便是衡量作品的价值标准，从而重蹈大卫们、谢纳法们、布吕纳蒂埃们的覆辙。贝戈特笔下那些脍灸人口的句子实际需要深刻得多的反躬自省才写得出来，可人们不喜欢他的作品，却喜欢一些正因为艺术水平较低才显得比较深刻的作家，他文字上的故弄玄虚无非为了迎合凡夫俗子们的口味，就象民主党人把芸芸众生捧得天花乱坠一样。然而，一旦爱问个究竟的智者愿意着手评一评艺术作品的价值时，那里面一点值得肯定、经得住推敲的东西都没有了：你想怎么说它，就能怎么说它。而真正的才华却是一宗经天纬地的财富，后天获得的万能的品质，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它存在于思想和文笔的表面状态下，评论界便依据这些表面状态评定作者。它把一个并不带有新启示的作家捧为先知，因为他口气专横，并对在他之前的流派表示明显的轻蔑。评论界的这种谬误是那么顽固，致使作家大概会更愿意接受广大读者的评判（如果读者能够理解艺术家，包括后者在他们不熟悉的研究范畴作出的努力）。因为在读者公众的本能生活和一位大作家才华之间存在着更多的类似之处，作家的才华无非是一种在强加于他人头上的沉默中得以宗教式地听从的本能，一种臻于完善和得到理解的本能，加上肤浅的空话和头衔显赫的鉴赏家们多变的标准。他们连篇累牍的空话每十年更新一番（因为这架万花筒并不只是由世俗人众组成，而是由社会、政治、宗教的思想观点汇综而成的，它们由于自身在广大民众中的折射得到暂时的广度，然而，尽管如此，它们毕竟还是受思想观点生命短促的局限，观点的新颖只能吸引一些对证据是否确凿要求不高的人）。党派和学派就是这样生生灭灭的，致使那些有识之士老在对它们进行攻讦，总是那么几个比较聪明的人，他们终身刻板，这是那些比较谨慎多虑、而实际上对证据的要求却很苛刻的智者所自戒的。不幸的恰恰是其他那些人均属半瓶子醋，他们需要用行动加以充实，他们比优秀的有识之士更需要这么做，把人们吸引在自己周围，不仅藉此造成名不符实的声誉和毫无根据的轻蔑，还挑起内战和外战，稍微有点儿保守意识的自我批评精神，这种事儿也就能够避免了。 至于一位大师的杰出思想能给予一名完全公正的智者、一颗真正有生命力的心灵的享受无疑是十分健康的，只是真正能够消受这种享乐的人是那么罕见（二十年间有过几个这样的人？），这种享乐毕竟要他们沦落到全盘接受另一个人的意识的地步。如果某人为了得到一个只会给他带来不幸的女人的爱什么都做了，可他，尽管数年如一日反复努力，连同这个女人的一次约会都没有得到，他没有寻求诉说他的痛苦和陈述他逃过了的危险，却洋洋洒洒地为她写了“百万言”，在记下自己生活中这些最感人肺腑的忆念的同时，不断反复品味拉布吕耶尔的这个见解：“男人常常想爱，却又总达不到目的，他们寻求自己的失败，却总遭遇不上，如果我冒昧这么说的话，他们是无可奈何地处于不受约束之中。”对于写下这句话的人来说，我们且不管他这种见解是否包含着这方面意思（若要使它包含这个意思，最好得用“被爱”代掉“爱”，这样就更美了），可以肯定的是那位多愁善感的文人使这一见解在自己身上活学活用，他使它充满涵义，满得几乎要炸裂了，他每重说一遍便喜不自禁，他觉得这种见解千真万确和高明卓绝，然而，不管怎样，他不曾加入丝毫新的内容，那仍然只是拉布吕耶尔的见解。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5) 笔记文学怎样才能具有某种价值呢？既然它所记录的都是琐碎小事，现实便如它所指出的蕴含在这些小事里（在远处的飞机轰鸣声中和圣勒里钟楼的线条中的伟大，在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中的往昔等等），而倘若我们不把这些现实清理出来的话，那些小事本身则并无意义。逐渐保留在记忆中的是那些不确切的词语的连接系列，我们的真实感受荡然无存，这些感受才构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和对我们而言的现实。而正是那种谎言一味复制所谓“情节真实”的艺术，它同生活一样简单平淡、没有美，我们的眼睛所见和我们的才智所确认的东西被令人生厌和徒劳无功地一用再用，不禁让人纳闷，从事这种使用的人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欢乐和原动力的火花，使他精神抖擞地推进自己的工作。相反，真正的艺本，诺布瓦先生会称之为文学爱好者的游戏的艺术，其伟大便在于重新找到、重新把握现实，在于使我们认识这个离我们的所见所闻远远的现实，也随着我们用来取代它的世俗认识变得越来越稠厚、越来越不可渗透、而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个现实。这个我们很可能至死都不得认识的现实其实正是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见天日的生活，从而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这也就是文学。这种生活就某种意义而言同样地每时每刻地存在在艺术家和每个人的身上。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它而已，因为人们并不想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他们的过去就这样堆积着无数的照相底片，一直没有利用。因为才智没有把它们“冲洗”出来。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别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其实，文笔之于作家犹如颜色之于画师，不是技巧问题，而是视觉问题。它揭示出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所采用的方式中的性质的不同，这是用直接的和有意识的方式所做不到的，如果没有艺术，这种不同将成为各人永恒的秘密。只有借助艺术，我们才能走出自我，了解别人在这个世界，与我们不同的世界里看到些什么，否则，那个世界上的景象会象月亮上有些什么一样为我们所不知晓。幸亏有了艺术，才使我们不只看到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才使我们看到世界倍增，而且，有多少个敢于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我们就能拥有多少个世界，它们之间的区别比已进入无限的那些世界间的区别更大，不管这个发光源叫伦勃朗还是叫弗美尔，它虽然已熄灭了多少个世纪，它们却依然在给我们发送它们特有的光芒。 艺术家的这项在物质、经验、词汇下努力挖掘某种不同事物的工作，与当我们违心地生活的时候，自尊、偏见、才智以及习惯每时每刻在我们身上完成的工作恰恰相反，后者在我们的真实印象上积聚起各类术语，积聚起被我们误称为生活的实用目标，以完全掩盖我们的真实印象。总之，这种复杂如斯的艺术正是唯一生气勃勃的艺术。只有它能向人表述我们的生活，也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即无法“观察”到的、对我们所看到的它的表象需要加以翻译和往往需要逆向阅读和极难辩识的那种生活。我们的自尊、偏见、模拟力、抽象的才智和习惯所做的那项工程正是艺术要拆除的，它将使我们逆向行进、返回隐藏着确实存在过却又为我们所不知的事物的深处。重建真正的生活、恢复印象的青春，这无疑是一大诱惑。但它也需要有形形色色的勇气，甚至感情上的勇气。因为那首先要否定自己最珍贵的幻觉，不再相信自己所制订的东西的客观性，并且，与其一百次地用这样的话哄骗自己说：“她真可爱”，不如真截了当地说：“我喜欢亲吻她”。当然，在爱的时刻里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别人也同样感受得到。我们感受，然而我们所感受到的却象一些负片，不把它们凑近灯光看便只见一抹黑，而且它们还得反过来看，不把它们凑近才智，就不知道上面是些什么玩意。因此只有当才智把它照亮了，使它理智化了，我们才有可能十分艰难地辨认出所感事物的面貌。 然而我还发现，最初我因希尔贝特而领略过的那种痛苦，意识到我们的爱情并不属于激起爱情的人的痛苦，这种痛苦作为解决问题的辅助手段却不无补益（因为，虽说我们的生命如白驹过隙，却只有在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可以说是颠簸在永恒不断的变化和起伏曲折之中的思想才能象在一场风暴中那样，把那整个地受法规调节的无限泛升起来，达到一定高度，让我们能看到它，这是我们停留在角度不佳的窗户前所不曾看到的，因为幸福的宁静使它平淡无奇和地势过低；这种起伏，也许只对某些伟大的天才才始终存在，对他们来说不需要痛苦的颠簸；然而，当我们欣赏他们欢快的作品的宽广而有规律的发展时，我们是不会那么肯定地倾向于根据作品的欢乐去推测生活的欢乐，恐怕相反，生活往往是痛苦的）——然而，主要原因在于，如果说我爱的不只是某个希尔贝特（我们因此而痛苦异常），那不是因为我们还爱某个阿尔贝蒂娜，而是因为爱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它比我们身上那些先后泯灭的、自私地希望挽留这个爱的自我更加经久不衰，而且，不管这样做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痛苦（其实是有益的痛苦），它必得脱离具体的人以便从中逸出一般性并把这种爱、对这种爱的理解给予每一个人，给普遍的人，而不是给某个、接着又是某个我们先后作为某个、按着又是某个男人希望与之结合的女人。 出现在我周围的最细微的迹象（盖尔芒特家庭、阿尔贝蒂娜、希尔贝特、圣卢、巴尔贝克，等等），我必须把习惯使我忽略了的含义还给它们。而在我们达到现实之后，为了表述现实，保住现实，我们将撇开与现实相异的东西，撇开习惯所获得的速度不断地给我们带来的东西。首先我将摈弃那些说来容易却并不是心灵选中的话语，摈弃那些插科打诨，如我们用在交谈中的那种语言，继与人长谈之后继续矫揉造作地对自己说下去，使我们的思想充斥谎言，那些纯属物质的、在堕落到就是写写话的作家那里伴随着浅笑和皱眉蹙额搔首弄姿的话语，它们无时不在篡改例如圣伯夫这样的人说过的话。真正的著作不应是光天化日和夸夸其谈的产物，而是黑暗与沉默结下的果实。而由于艺术严格地重新组合生活，我们在自己身上已经达到的真实周围便会始终漂浮着诗的气氛，洋溢着某种神秘带来的恬适，那无非是我们不得不从中穿过的冥冥的残痕，象高度表一样正确标出的作品的深度指示（这个深度并不属某些主题所固有，如一些唯物主义的唯灵论小说家所以为的那样，既然他们不可能深入到表象世界的下面去。而且，就象那些不愿作些许善行的善士常作的道德文章，他们所有崇高的意向也不应妨碍我们注意到他们连摆脱产生于模仿的形式上的种种平庸之处的意志力都没有）。 至于才智——即使是最卓越的才智——所稀疏采撷的真情实话，在它面前，昭然若揭，它们的意义可能十分重大；但是它们的轮廓不大柔和，它们比较平坦，由于要达到这些真实不用逾越什么深度，由于它们并不是再创造出来的，所以，它们没有深度。有些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心中不再产生那种神秘的真实，从此时起，他们往往就凭借越来越有力的才智进行写作，鉴于这个原因，他们成熟时期的作品比他们年轻时的作品更苍劲有力，然而它们失去了往日的甘美。 不过，我觉得也不能对那些由才智从现实中直接引出的真实科以全盘否定，因为它们仍能利用虽不那么纯，却依然浸透了精神的材料，镶嵌过去和现时的感觉所共有的要素不受时限地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印象。只是，由于这些印象比较珍贵，也十分稀少，致使艺术作品不可能全部由它们构成。既然它们能被利用于此，于是乎我感到这些与情感①、性格、习俗有关的真实纷纷涌上心头，感知它们给予我欢乐。然而我依稀记得它们中间有不止一个是我在痛苦中发现的，另有一些则发现于勉强的欢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无疑不如使我意识到艺术作品是找回似水年华的唯一手段的那个真实灿烂辉煌，我心中升起又一股光焰。我大悟，文学作品的所有这些素材，那便是我以往的生活；我大悟，它们在浮浅的欢悦中、在慵懒中、在柔情中、在痛苦中来到，被我积存起来，未及预期它们的归宿，甚至不知道它们竟能幸存，没想到种子内储存着将促使植物成长的各种养料。我就象那种子，一旦植物发育成长，我便会死去，而且我觉得自己无意中就是为它而生存的，没有想到我的生命有一天会同我欲撰写的那些书籍发生关系，过去，当我在书案前坐下时，我竟想不出写些什么好。因此，我的生活既能又不能归结为这个命题：感召。它不能这么归结，因为文学在我的生活中并没起到过任何作用。它能这么归结则是在于这个生活、它的伤心事、它的快事的回忆构成了类似胚乳的储存，留在花木的胚珠中，胚珠从中汲取营养以变成种子，植物胚胎便在我们尚一无所知的这段时间里发育起来了，而这个胚胎却是发生化学反应和秘密但又十分活跃的呼吸现象的地方。我的生活就是象这样与它的成熟所导致的变化相适应的。 -------- ①每个曾使我们痛苦的人都有可能被我们奉若神明，而他们其实只是神性的部分反映，最高阶段；神性（理念），静观之就能即刻赐予我们欢乐，而不是我们承受过的痛苦。生活的全部艺术在于把造成我们痛苦的人只当成能让我们进入他们的神明外形的台阶，从而愉快地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各种神性。—作者注。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的对照，如果以它们为出发点，则它们是错误的，如果以它们为终止，则它们是真实的。文士墨客艳羡画师，也想去画画速写，搞搞写生，他如果这样做了，那就会一败涂地。可当他写作的时候，他笔下人物的动作、癖好、口音、无不是他的记忆授意于他的灵感的。在一个虚构人物的名字下，没有不能放上六十个他见到过的人物的名字，他们有的做出一副怪相、有的献出一只单片眼镜，某人是怒气冲冲的模样，某人又只剩下自命不凡的手势等等。此时，作家发觉，他那当画师的梦想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如愿以偿的，但是，这个夙愿却已经实现了，作家在不知不觉中也完成了他的速写本。因为，在他自身具有的本能的推动下，作家，远在他自信有朝一日能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在有规律地疏漏那么多为别人所注意的东西，致使别人责备他心不在焉，而他也以为自己既不善于听，又不善于观察，然而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授意自己的眼睛、耳朵永远地抓住那些在别人看来实属无谓的琐碎小事，某时某人讲某句话时所用的语调、脸上的神色以及耸肩动作，此人其它方面的情况他可能一无所知，如此行事已有多年，而这是因为种种语调他早已听到过了，或者预感到他还会再听到，觉得这是一种可更新的、能持久的东西。因为他只是在其他那些人那么愚蠢或者那么疯癫地鹦鹉学舌、重复与他们品性相似的人的话语，从而甚至使自己成为先知鸟、成为一条心理法则的代言人的时候，他才听取他们说的话。他只记住一般的东西。别人的生活便是以诸如此类的语调、诸如此类的表情动作再现在他心中的，尽管那是他遥远的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而后来，当他写作的时候，别人的那种生活便会前来协作行动，以一个为许多人所共有的，象解剖者记入工作手册的内容一样真实的肩部动作进入他的作品，只是在这里要表达的是某个心理真实，并且在他肩上装接着另一个人的颈部动作，各人摆出自己的瞬间姿势①。 -------- ①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并不能肯定想象力和敏感性是两种不可互换的资质，并不能说后者就不能无甚重大弊端地取代前者，象胃不行的人让他们的肠道承担消化功能那样。一个生性敏感却缺乏想象力的人同样能写出令人拍案称好的小说。别人给他造成的痛苦、他为防止这种痛苦而作出的努力，他与残酷的第二个人物所制造的冲突，这一切经智慧的巧妙阐述完全能成为一部作品的素材，这部作品不仅不会比它如是想象杜撰的逊色，而且如果它能听任自身的发展，同样能越出作者的梦幻和妙趣横生，同样会象想象力不可捉摸的任性波澜起伏，出乎自己的意外。——作者注。 最愚笨的人在他们的动作、言语和无意间流露出来的情感中表现出某些规律，这些规律他们自己并未觉察，然而它们却被艺术家抓住了。凡夫俗子认为作家的这种观察可恶，他们错怪了作家。因为在一个滑稽可笑的人身上，艺术家看到的是一种完美的概括，他并不把错误归咎于这个被观察的人，就象外科医生并不蔑视相当常见的循环紊乱病人一样。所以，他并不比谁更瞧不起那些笑话篓子。可惜，他的不幸更胜于他的可恶，当事情牵涉到他自个儿的情感时，虽说他也一样地清楚这些情感的概括性，要超脱它们所造成的痛苦就不那么容易了。当一个蛮横无礼的人侮辱我们，无疑，我们更愿意他称赞我们，尤其是当我们心爱的女人背离我们的时候，我们为求得另一种结局什么代价不愿意付出呢！然而，此时此刻受侮辱的感觉、被抛弃的痛苦会成为我们从来都不曾涉足的土壤，它的发现对别人是那么痛苦，对艺术家却变得难能可贵。恶毒和忘恩负义的人会由不得他、也由不得他们自己出现在他的作品里，抨击文章作者非本意地把他痛斥的卑劣小人和他的荣誉联系起来。在任何一部作品中我们均能辨认出艺术家最憎恶的人，呜呼，同样也有他曾热恋的女人。对艺术家而言，她们也只是在违背他的意愿、使他痛苦万分的那一刻里摆了个姿势。即在我恋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她并不爱我，我曾不得不甘心领受她让我领略的唯一的东西，即什么是感觉痛苦，什么是体验爱，甚至，在开始的时候还有幸福是什么。 而当我们力求从自己的忧伤中萃取概要，加以述写的时候，我也许还会因为一条与我在这里列举的不同的理由而得到些许慰藉，那就是，一般地思考和述写对作家而言是正当的和必要的职责，克尽职责使我快乐，就象训练、汗水、沐浴之于运动员一样。说实在的，我对此还略作抗拒。我空自以为生活的至上真谛存在于艺术之中，另一方面，虽然我已没有能力或为爱恋阿尔贝蒂娜或为痛哭的外祖母作出回忆所需的努力，我却还在考虑一部他们不可能知道的艺术作品对于他们，对这两位已然作古的可怜女性的命运是否也能算是一种完成。我曾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在我身边弥留和咽气的外祖母啊！在我这部作品完成之后，我这已受了无可救药的创伤、众叛亲离，在死去之前但愿能经受住长期痛苦以补赎罪孽吧！再者，我甚至还十分可怜那些不怎么亲密、甚至没什么交往的人，怜悯那么多人，我的思想在力求理解他们的命运时，总之曾经利用他们的痛苦的人，或者仅仅是那些滑稽可笑的人。所有这些曾为我揭示真谛的已经不在世间的人，我仿佛觉得他们只是为了给我带来利益而生存过，并且仿佛是为我而死的。想到被我看得这么重的我的爱情，在我的作品里将那么轻快超脱，并且被各种各样的读者实施在他们对其他女人的感受中，于我实属可悲，然而我该为这身后的不忠大发愤慨吗？我须为某人或某人可能用一些不认得的女人作为我这种情感的对象而大发愤慨吗？这种不忠，这种在好几个人之间的爱的瓜分是我生前、甚至是在我撰写此书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呀！我曾一个接一个地为希尔贝特、德·盖尔芒特夫人、阿尔贝蒂娜而深深地痛苦过。我又一个接一个地把她们抛置脑后，唯有我奉献给各种各样的人们的爱经久不败。我的那些回忆之一将遭到某些陌生读者的亵渎，其实在他们之前我就已经把这个回忆糟蹋了。我都已经快使自己感到可憎恶了，就象某个国家主义政党，以它的名义继续着敌对行为，为它的利益而进行一场战争，那么多高贵的受害者在这场战争中经受磨难和尸填沟壑，连争斗的结局都不知道（对我的外祖母来说这至少可以算是某种补偿），这个政党或许也会憎恶自己。而对于她不知道我终于着手创作我唯一的慰藉便在于（这就是属于死者的份额），如果说她已不能为我的进步而高兴，她却早已不再认为我无所事事，早已相信我不会虚度一生，我的无为和虚度年华曾造成她那么巨大的痛苦。当然那里不会只有我的外祖母和阿尔贝蒂娜，还有许多我只吸收了一句话、一道目光的人，只是作为个体的人我已记不起来了。一部作品便是一片广阔的墓地，大多数墓碑上的名字已被磨去，无法再辨认。有时相反，名字倒记得很清楚，却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有什么存活在书页中。那位眼窝深陷的姑娘，说话慢条斯理，她在不在这里呢？倘若她确实安息在这里，那又在哪一部分呢？我已经不知道了，人在花丛底下，怎么找得到？然而，既然我们远远地离开那些个体的人而生活，既然我们最强烈的感情，诸如我对外祖母的爱、对阿尔贝蒂娜的爱经过几年后我们已不再有所感受，既然它们已经只是我们一个不理解的词，既然在我们所爱的一切已经死去的时候，我们还能对世人、还乐于到他们家去和他们讲讲那些故人，那么，如果还有什么能使我们学会理解那些被遗忘的词的方法，这个方法我们不该把它用起来吗？需不需要为此而先把它们译写成通用的、至少将是持久的语言，能使逝去的人们在他们最真实的本质上变成所有人的永恒获得物的语言呢？甚至，那条使这些词变得不可理解的变化法则，如果我们能做到把它解释清楚的话，我们的短处不又变成一种新的力量了吗？ 况且，忧伤协助我们写下的作品还能被理解为是我们未来的痛苦的凶象和慰藉的喜兆。事实上，如果说爱情和忧伤曾为诗人效力，曾帮助他营造自己的作品，如果说那些连最起码的都没料到的陌生女人，或出于恶意，或为了嘲弄，每人都曾为这她们不会见到的宏伟建筑物的营造添上自己的砖石，人们却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作家的生活并不随着他作品的完成而结束，那曾使他经受了巨大的、已写入他作品中的痛苦磨难的天性，在他完成作品之后继续存在，使他有可能在相同境遇中爱上别的女子，如果时间在环境、主体本身，在他的爱的欲念和对痛苦的抗力上引起的种种变异并没有导致这种境遇出现些微偏差的话。从这第一个观点来看，作品应被视作一次不幸的爱情，它必然是其它几次爱情的预兆，它将使生活与作品相仿，使诗人几乎用不着再写作，在他已经写下的东西里他完全能找到未来事件的先期形象。犹如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区别再大也早已记入我对希尔贝特的恋情之中，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当我第一次听到她姨母说出阿尔贝蒂娜的名字和描绘她的容颜，那天，我并没有料到这微不足道的萌芽有朝一日竟会发展和延续到我整个的一生。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作品是幸福的朕兆，因为它告诉我们，在任何一次爱情中，即在特殊旁边存在着一般，并且通过把忧伤的起因略过不管、为深化其本质加强对忧伤的抵抗力的锻炼，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过渡。事实上，就象我后来所体验到的那样，即使在爱的时刻、痛苦的时刻，如果感召终于在我们的工作中变成现实，此时，我们会十分清楚地感到心爱的人溶化在更加广阔的现实中，竟至使我们不时把他忘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再为爱情感到痛苦，似乎那只是某种纯属肉体的疼痛，与我们心爱的人完全不搭界，好象是一种心脏疾患。确实这是个瞬息即逝的问题，如果工作开始得更迟一些的话，后果似乎更加是相反的。因为那些人出自他们的恶，出自他们的毫无价值，置我们的反对于不顾，破坏了我们的幻觉，自己也化为乌有，并且脱离了我们为自己铸造的爱的幻想，如果此时我们着手进行工作，我们的心灵，出于我们自我剖析的需要，会重新把他们抬得高高的，抬到有可能爱我们的地位上，在这种情况下，摆脱了爱的幻觉重新开始工作的文学便会给某些已不复存在的感情以某种死亡后的继续存在。当然，我们会不得不以医生在自己身上再一次注射有害针剂的勇气去重新领略那种特有的痛苦。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对它进行某种一般形式下的思考，这在某种速度上能使我们逃过它的压抑，使所有的人都来分担我们的痛苦，甚至还能给予一定的欢乐。生活在什么地方筑起围墙，智慧便在那里凿开一个出口。因为如果说不存在医治单相思的药物，人们却能从确认痛苦中逸出，哪怕只是从中引出它包含有的后果。智慧并不考虑没有出路的生活的那些封闭局面。 所以，我必须接受这样的观念，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也只能给作家摆个姿势，就象在画室里那样，因为任何东西只有在变成一般和灵魂弃绝自我后才能够持久。 有时，当一个痛苦的片断尚处于毛坯状态的时候，一段新的柔情、新的苦痛已然萌生，使我们能够完成和充实那个片断。至于那些有用的深切哀伤，我们还不能太抱怨，因为它们不会失误，也不会让我们久久等待①。只是得赶快利用，因为它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或者会自我安慰，当它们太强大，而如果我们的心脏已不很强健，承受不了，那我们就会死去。因为只有幸福才有益于肉体的健康，而忧伤却是培养精神的力量。况且，它不是每次都要给我们揭示出一条法则吗？这也是使我们一次次返回真理，拔去习惯、怀疑、轻率、冷漠的杂草，迫使我们认真对待事物所不可或缺的呀！确实，这条真理难以与幸福、健康兼容并存，也并不总是与生活同在。忧伤过度必至殒命。每当新的苦难过于深重，我们便会感到又有一条血管鼓了起来，顺着一侧太阳穴，弯弯曲曲延伸到我们的眼睛底下。大家对老年伦勃朗、老年贝多芬不以为然，他们那憔悴不堪的可怕面容就是这样逐渐逐渐形成的。倘若没有心灵的痛楚，那眼囊和额头皱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是，既然一些力可以转化为另一些力，既然持续的热能会变成光、霹雳中的电可用来照相，既然我们心灵的钝痛能于自身之上建立起每出现新的忧伤便象楼台般显见的形象的永久稳定，那么，就让我们接受它赐予的肉体的痛苦以获取它带来的心灵的认识吧！让我们的肉体去分崩离析，既然这一回脱落下来的每一小块都灿灿放光，一清二楚，以其他天分较高的人所不需要的痛苦磨难为代价来补充作品的不足，它们被加进我们的作品，随着种种激情碾碎我们的生命而使它更加坚实。思想是忧伤的替代物，就在一次次的忧伤变成一个个观念的同时，它们部分地丧失了对我们心灵有害的作用，刚开始的时候，转化本身甚至会聚然释出欢乐。况且，它们仅仅是时间范畴内的替代物，因为，第一要素似乎该是观念，忧伤只是某些观念首先进入我们心灵所采用的方式。然而在这观念群里又存在着好几种类别，有些类别的观念即刻便成欢乐。 -------- ①在爱情中，我们幸运的对手，或者可以说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恩公。他当即在一个只是激起我们微不足道的肉欲的人身上，添加了一种极大的价值，与她不相干，却又被我们混为一谈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情敌，寻欢作乐便不会变成爱情，如果我们没有，或者如果我们不相信有情敌的话。因为实际上并不一定需要他们存在。足以对我们有所裨益的是那种幻觉生活，我们对并不存在的情敌产生的猜疑和妒嫉导致的幻觉生活。——作者注。 上述种种思考使我获得对自己经常有所预感的真理的更强烈和更确切的意识，尤其是当康布尔梅夫人在寻思着我怎么能够为了阿尔贝蒂娜而去冷落埃尔斯蒂尔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时候，即便从理智的观点去看我也感到她错了，可我又不清楚低估了什么：我们就是带着种种教训开始学当文人的。艺术的客观价值于此微乎其微。需要使之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激情，也就是每个人的感觉和激情。一个我们需要的，使我们备受折磨的女人引起我们心中阵阵喜怒哀乐，这与我们的利害相关的上司可能引起的喜怒哀乐别样地深切、别样地生命攸关。尚需弄明白的是，按照我们生活的面，我们是否觉得，一个使我们感到痛苦的女人的离弃与这种离弃为我们揭示的真理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这些真理对于因为给人造成痛苦而喜滋滋的女人是不大能理解的。不管怎样，这种背叛都不为少见。作家可以着手他的宏篇巨著，不必担忧。让才智开始他的作品，进行过程中自会有足够的忧伤负责把它完成。至于幸福，它几乎只有一个用途，使不幸变得可能。我们应当在幸福中铸就十分甜美、十分有力的信赖和眷恋关系，以便使这种关系的中断足以导致被称作不幸的那么珍贵的痛苦。如果你不曾有过幸福，哪怕是憧憬中的幸福，那么，不幸便谈不上残酷，从而也结不出果实。 而这对作家犹胜于对画家，为了获得容量和浓度、获得概括性和文学现实，就象画家需要见到过许多教堂才能画出一座那样，作家也需要接触许多人才能描述出一种感觉。因为，如果说艺术长存生命短促，那么相反我们却可以说，如果灵感短促，它应该描绘的那些感觉也不会持续多久①。当灵感重新出现，当我们又能够进行工作的时候，曾为某种感觉在我们面前摆出姿态的女子已不再使我们体会到这种感觉。要继续描绘出这种感觉就得依据另一个女子，而如果说这是对前者的背叛，那么，从文学角度来看，则正是由于我们情感间的相似性，使一部作品既是我们对旧爱的忆念，又是我们对亲欢的预期的相似性，这样的替代倒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妥。有的人在研究作品中总想猜度作者说的是谁，那么那便是导致这种研究徒劳无功的原因之一。因为，一部作品，即使是直言不讳的忏悔录至少也是被夹在作者好几件生活小事之间，在前的曾给作品以启迪，在后的少不得与作品相仿，后来的爱情是前几次爱情的翻版。因为我们对爱之至深的人并不象对自己那样地忠贞不渝，或迟或早我们会忘掉她们——既然这是我们的特点之一——好再去爱别人。我们爱得那么深的女人最多也只是为这次恋情添加一种特殊的形式，使我们即便在不忠之中依然忠实于她。对于后来的女人我们也会需要作同样的早晨漫步，或同样的夜晚陪送，或给她出百倍的金钱（这种金钱的流转实属一大怪事，我们把钱给女人，她们因此使我们不幸，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够写出书来，我们竟可以说，作品就象自流井，痛苦把我们的心挖掘得越深，作品的内容就越丰富）。这些替代给作品增添了某种不偏不倚、使之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它还是一个严肃的忠告，告诫我们应该致力的不是那些人，不是那些实际存在，因而也易于表述的人，而是观念。而且还得加快速度，使在身边有这些模特儿可供支配的时候不致坐失良机。因为那些为我们摆出幸福姿态的人一般不会表演多次，而为我们摆出痛苦姿态的人，那痛苦也是稍纵即逝的。况且，即使她在给我们揭开痛苦的真面目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写作素材，对我们的写作她仍是有促进作用的。想象、思考，其本身便可以成为绝妙的工具，但它们也可能失去活力。此时，痛苦便来启动它们。而那些为我们摆出痛苦姿态的人们则在只有这种时期我们才去的画室、我们内心的画室里为我们作出重复过那么多次的表演！这些时期仿佛是一幅图片，画着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痛苦。因为，它们也包含着形形色色的痛苦，并且就在我们以为事情已经平息的时候，新的痛苦又冒了出来。就各种意义而言的新痛苦：也许是因为不可逆料的处境迫使我们进入与自我的更深层的接触。爱情不时使我们陷入的窘境教育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我们揭示构成我们的是什么材料。所以，当弗朗索瓦丝看到阿尔贝蒂娜随时随地都能走进我家，象条狗一样到处乱跑、把什么都弄得乱糟糟的，把我毁了，还把我弄得那么伤心的时候对我说（因为那时我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译过一些东西）：“啊！先生要是不接待这个女人，而是用一个教养有素的小秘书，帮助先生整理整理这些文稿有多好！”我也许不该觉得她说话明哲有理。阿尔贝蒂娜使我浪费了时间，使我伤心，可她也许比能帮助我整理文稿的小秘书更有助于我，即使是从文学角度考虑。不过，一个人的形体再丑陋（而在常理上，这个人可能是男人），也不可能爱而没有痛苦，也得经受磨难才能得知真理，这种人的生活最后必会变得令人厌烦不堪。幸福的岁月即是虚度的年华，我们等待痛苦，以便进行工作。先决痛苦的概念与工作的概念联在一起，当我们想到要构思一部作品首先得备受痛楚，我们就会害怕每一部新作。而由于我们明白了痛苦是我们在生活中能遇上的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会毫不畏惧地想到死，简直就象想到一种解脱。 -------- ①为作品勾勒轮廓的是我们的激情，把它们撰写出来的是两次激情间的宁息。——作者注。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6) 然而，如果说我对此有些反感，那么，还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往往把生活看得过于严肃，没有为著书立说把人们利用起来，而是完全相反。唉！我的情况可不同于维特，那么崇高。我没有一分一秒相信过阿尔贝蒂娜的爱，却二十次地愿为她奉献生命，为她丢弃家产，为她毁了健康。当问题涉及到写作的时候，我们十分谨慎，细细观察、剔除一切非真实的东西，可一旦只涉及生活，我们便为虚妄的谎言去破产、生病和自杀。确实，我们只能从谎言粗糙的外表中去提炼出一点儿真理（如果当诗人的年龄已过）。忧伤哀愁是卑微和被憎恶的仆佣，我们向它们作斗争，在它们的钳制下我们每况愈下。它们是凶狠残忍的仆佣，却又无法替代，它们引导我们穿过地道走向真理和死亡。在遇上死亡前先遇上真理的人是幸运儿，真理的钟声先死亡的钟声为他们敲响，那怕它们间隔的时间是那么短！ 从我过去的生活我还意识到，即使是那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也都曾为给予我今天将利用的理想主义的教诲而通力协作。例如，我同夏吕斯男爵的几次邂逅，即便是在他给我这种教训的亲德行为之前，就已经使我信服材料无足轻重到何等程度，通过思维什么都能用上，那几次邂逅的作用甚至胜过我对盖尔芒特夫人或阿尔贝蒂娜的爱，胜过圣卢对拉谢尔的爱。性欲倒错现象如此不为理解，遭到那么多劳而无功的指责，实际情况是这种现象的扩大竟更胜于已了如指掌的爱情现象。爱情现象为我们揭示出美色在我们不再眷恋的女人身上转瞬即逝，它又去驻定在一张别人会觉得是最丑陋的脸上，这张脸本应、有朝一日也必然会使我们自己也感到讨厌。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看到她在获得一位大贵族毅然抛开美丽的公主而奉献给她全部敬意的时候，她竟然跑到一个公共汽车查票员的大盖帽底下去了。每当我在香榭丽舍、在街上、在海滨再次见到希尔贝特、盖尔芒特夫人、阿尔贝蒂娜的面孔，我的惊讶不正证明回忆只会朝着与印象不同的方向延伸吗？它先与印象相吻合，继而离它越来越远。 作家不应因为性欲倒错者给他笔下的女主角装上副男性面孔而感到气恼。这种有点畸变的特殊情况只能使性欲倒错者继而得以把自己的全部概括性给予他读到的内容。拉辛还曾有一时把古代的费德尔塑造成冉森派教徒，以便使她充分地获得普遍意义。同样，倘若夏吕斯先生不给缪塞的《十月之夜》和《回忆》中使他伤心落泪的那个“不忠实的女人”戴上莫雷尔的面模，他既不会哭泣，也不会理解，他实在是通过这条狭窄曲折的唯一道路进入爱的真谛的。作家只是沿袭惯例用写序言和题献的那种言不由衷的语言说了个：“我的读者”。实际上，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全都只是自我的读者。作品只是作家为读者提供的一种光学仪器，使读者得以识别没有这部作品便可能无法认清的自身上的那些东西。读者能从书本所云中做到自身的识别证明这本书说的是真话，反之亦然，两篇文章间的不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不能归咎于作者，而应归咎于读者。再者，对于头脑简单的读者，作品还可能太深奥、太晦涩，就象推着给他一块模糊的玻璃，读者无法用它来阅读。然而，另外有些特殊情况（例如倒错）可能造成读者需要用某种方式才能读懂：作者不应为此气恼，而是相反，给读者留有最大的回旋余地，对他说：“您自个儿瞧吧，用这块镜片是不是能看得清楚些，或者这一块，要不那一块。” 如果说我对人们在睡眠中所得的梦总是那么感兴趣，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以强度补偿时间的短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某一事物，如爱情中属于主观的内容吗？它们通过简单的事情——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俗称“谈对象”的行为，甚至在仅仅几分钟的一场春梦中使我们如胶似漆地爱上一名丑女，这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需要数年的习惯、数年的姘居——而且，它们好象是哪一位神医发明的针剂，可以静脉注射爱情，同样可以静脉注射痛苦。它们反复向我们作出的爱的启示又以同样的速度烟消云散，有时，不仅夜梦中的秋水伊人因为重又变成熟知的丑女不复引起我们的情愫，而且某种更可贵的东西也荡然无存，如绻缱柔情、快感、朦胧隐掩的惋惜组成的整幅良辰美景、驶往情浓意蜜的西泰尔岛①的全部准备、还有我们还想记下它那美妙真实的细微色调，以备不暇之虞，而它却象一幅色泽褪失、无法修复的图画也泯灭殆尽。梦之所以曾把我慑服或许还因为它与时间联手发出的高招。我不是常常在一个夜晚、某个夜晚的某一分钟见到已经遥远的各个年代吗？这些年代被搁置在那里，隔着万水千山，我们已辨味不出当时体验过的喜怒哀乐，此时，它们却向我们全速扑来，它们的光芒照得我们眼花缭乱，好象它们是一群大型飞机，而不是我们原来以为已经淡没的星辰，使我们重又见到它们对我们而言所蕴含的全部内容，从而给予我们激情、冲击和近在咫尺的它们发出的光芒——一旦我们从梦中苏醒，那些年代便重又回到它们一度神奇地飞越的万水千山之外，直至使我们以为，其实是错误地以为，这些梦是复得似水年华的方式之一。 -------- ①神话中的岛屿，维纳斯曾在那里有过一段恋情，如同我国的巫山。 我发现，唯有粗浅的、似是而非的感知才寄一切于客体中，其实它们此时全存在于心灵间。我真正失去我的外祖母是在她去世后好几个月，我见到过一些人，他们随着我和另一些人对他们的看法变换面貌，仅仅一个人，有多少人望着他，他就成了多少人（例如初时的斯万，对第一主席而言的卢森堡亲王夫人），即便对一个人而言，随着岁月推移也会有变化（对我而言的盖尔芒特这个姓氏，不同的斯万）。我看到过爱情把只有在正恋爱着的人身上才有的东西放到某人身上。当我把客观现实与爱情之间的距离延展到最大限度的时候，我对此的了解更深了（拉谢尔之对圣卢和我，阿尔贝蒂娜之对我和圣卢，莫雷尔或公共汽车司机之对夏吕斯或对其他人，尽管如此还有夏吕斯对缪塞的诗篇的偏爱，等等）。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夏吕斯先生的亲德观念、圣卢看阿尔贝蒂娜的相片时的目光，即便没有助我摆脱自己对德国的敌视，却至少有过一时帮助我挣脱自己对仇德观念的纯粹客观性的信念束缚，使我想到，也许爱和恨一样都是客观的，即在此时，在法国对它认为丧尽人性的德国抱有极度仇恨之中，首先便存在着感情的客观化问题，就如那种使拉谢尔和阿尔贝蒂娜，前者对圣卢、后者对我而言显得如此宝贵的感情那样。实际上，那种邪恶并不完全是德国所固有的本质，所以能够这么说是因为，这与个人的情况是一样的，我曾接二连三地有过几次爱情，这几次爱情结束之后，我觉得爱的对象没什么价值。我在法国已经看到过接二连三的仇恨，它们导致一些法奸的出现，他们把法国出卖给德国人，他们比德国人坏一千倍；它们也导致产生一批象雷纳克那样的德雷福斯派，今天爱国者们与雷纳克通力合作，反对一个全然由撒谎者、衣冠禽兽和笨伯蠢货组成的国家，除了那些与法国同仇敌忾的德国人，象罗马尼亚国王、比利时国王和俄国女皇这样的人。诚然，反德雷福斯派们会反驳我说：“这不是一码事。”确实，这从来就不是一码事，而且也不是同一个人：要不然，在同一现象前受它之骗的人便只有责怪自己的主观状况欠佳了，也只能认为或优或劣皆在客体之中。以此差异为基础，智者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创立一种理论（按照激进党人的观点修会成员反对自然天性的教育，犹太人种民族化的不可能性，德意志民族对拉丁民族的世代冤仇，地位得到恢复的黄种人）。况且这种主观方面的作用还明显地表现在中立者的交谈中，例如当有人对亲德派述及德国人在比利时的暴行时，亲德派有本事停止一时的理解、甚至听觉功能（可那些暴行却千真万确：不管是在仇恨或是在观点本身中我所注意到的主观意识都不妨碍客体可能具有实在的长处或缺憾，并且丝毫都不会使现实泯灭在纯粹的相对主义之中）。而如果说，那么多岁月流逝了，那么多时间丢失了，我才感觉到这个最重要的影响，直至它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那么，在我生活的开始阶段，当我在贡布雷的花园里阅读贝戈特的那种小说的时候，对此我是否已有所揣测呢？纵然是今天，如果我浏览了那已被遗忘的几页，看到书上恶棍的阴谋诡计，我仍然会跳过一百页，直至在快要结尾的地方得以肯定那个恶人必然落得可悲的下场，恶贯满盈，终于明白他那些阴险的计谋已彻底失败，这才掩卷。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人物的遭遇，这便使他们与今天下午出现在盖尔芒特夫人家的那些人们分不清楚了，这里的客人们中间至少有好几个，他们过去的生活经历我已模糊不清，就好象是我在一部忘了一半的小说中读到的。 阿格里让特亲王最后是否娶了x小姐？或者应该说x小姐的兄弟是否娶了阿格里让特亲王的妹妹？或许是我把它与过去读过的一部作品或者最近做过的一场梦混淆在一起了？ 梦还是我生活中的那些事件之一，它总在给予我最强烈的震动，它最有效地使我认识到现实的纯属心态的性质，它的帮助是我在作品的撰写过程中不容掉以轻心的。当我稍稍不那么冷漠地为一次爱情而生活的时候，梦会奇特地使这次爱情越过似水年华构成的万水千山，使我与我的外祖母、阿尔贝蒂娜靠拢；我重又爱起阿尔贝蒂娜来了，因为她在我的睡梦中为我提供了关于那个洗衣女工的情事的一种解说法，而且是缓解的说法。我想，有时它们就象这样使我接近真实、接近印象，这些真实和印象单凭我的努力，或者甚至是大自然的机遇都不可能使我看到，他们会唤醒我心中的欲念，使我为某些不存在的东西抱憾，这便是工作的条件，摆脱习俗、摆脱具体事物的条件。我不会轻慢这第二位缪斯，这位有时取另一位而代之的黑夜的缪斯。 我看到过一些名门贵胄，当他们的灵魂象盖尔芒特公爵的那样鄙俗时，他们自己也变得庸庸碌碌（戈达尔大夫就可能会说：“您不觉得局促不安”）。我在德雷福斯案中和战时都看到过有以为某种事实就是真理的，他们认为部长们就拥有真理，只要毋需解释的一个是或不是，便能使当权者知道德雷福斯是不是有罪，知道萨拉伊有没有办法与俄国人同时进军①（不必为此派罗克去现场调查）。 -------- ①当然，我肯定会把自己要写的某些东西与那张脸连接起来，仍象我在海滨第一次瞥见的那副模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把她与那些东西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因为，倘若那天没有上堤，倘若我不曾认识她，那么，这种想法便发展不起来（除非它们已凭藉另一个女人得到了发展）。我也有错，因为人们须在女人漂亮的脸蛋上找到的这种旨在生儿育女的乐趣，回过头来想一想，均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感官：实际上，我后来写下的那些篇章，可以肯定，阿尔贝蒂娜，尤其是当时的阿尔贝蒂娜是理解不了的。然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而这也向我们指出了不能生活在太理智的氛围中），因为她与我是那么地不同，才使她能用忧伤使我充实起来，甚至开始只是通过为想象与自己的不同之处而作的一般性努力。这些篇章，如果她能够理解，那么，即由此可见，写作这些篇章的灵感并非由她所得。——作者注。 总之，细细想来，我的经验的素材，也即我后来的作品的素材来自于斯万，这不仅通过有关他本人和希尔贝特的一切，而且正是他从贡布雷时代起就给了我前往巴尔贝克的欲望，如非如此，我父母是绝不会产生要我去巴尔贝克的念头的，我也就不会结识阿尔贝蒂娜，同样还有盖尔芒特家族，因为我外祖母没有再见到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也不会认识圣卢和德·夏吕斯先生，从而不可能认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以及她的内侄女。因此正是斯万导致我此时此刻来到盖尔芒特亲王府，并且刚才，就在这里，突然产生我作品的设想（所以我多亏了斯万使我不仅有了题材，而且有了决心）。用以支撑我整个生命的幅度的这枝茎也许还稍嫌羸弱（在这个意义上，“盖尔芒特家那边”便起源于“斯万家那边”）。然而，为我们的生活制造这种种外表的那个人往往是个比斯万低劣得多的平庸不过的凡夫俗子。只要有哪个伙计告诉我可以到巴尔贝克去赢得某位佳丽（很可能我在那里碰不上），不就足以使我到那里去了吗？事情往往如此，我们邂逅一位不尽人意的朋友，无奈与之握一握手，然而如果有一天细细回想起来，那只是他对我们说过的一句无稽之谈，一句“您真该去巴尔贝克一行”，于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和作品便脱颖而出。我们并不为此对他感恩戴德，这也并不能证明我们忘恩负义。因为言者无心，他绝不会想到这句话将对我们产生至关紧要的后果。是我们的感觉和才智因势利导，而这种势态，一旦获得第一个推动力便连绵不绝地环环相生，他绝不会预见到同阿尔贝蒂娜的同居，以及在盖尔芒特府上的化装晚会。他的推动力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我们生活的外部形式、作品的素材本身均依他而定，没有斯万，我父母绝不会想到派我到巴尔贝克去（况且，对间接地因他而给我铸成的痛苦他并不负有责任，痛苦是由我的软弱引起的；他的软弱已经使他自己因奥黛特而回肠百转）。然而，即在如此这般确定我们的生活道路的同时，他从而也把我们本可能经历的其它生活道路统统排斥在外。如果斯万没跟我说起巴尔贝克，我就不会认得阿尔贝蒂娜，不会到那座府邸的餐厅，也不会认识盖尔芒特家的人。但是，我会到别的地方去，认识另外一未能感受的新奇，诱惑我，令我抱憾怎不奔它而去；而阿尔贝蒂娜、巴尔贝克的海滩还有利夫贝尔，还有盖尔芒特家族，我不会永远无缘结识的。 嫉妒是一位尽职的招募人，当我们的画面上出现空白的时候，它便会在街上为我们寻找所需的靓女，她已没有了姣好的风姿，由于我们嫉妒她，她重又花容月貌，她将填补那个空白。一旦我们寿终正寝，这幅如此补全的图画便不再给我们欢乐。但是这种想法丝毫也不令人丧气。因为我们感到生活比我们说的更复杂一些，势态也一样。指出这种复杂性是迫在眉睫的需要。如此管用的嫉妒肯定不是产生于一脉秋波，或者一段故事，或者一番内心的反省，我们可能在一本年鉴中发现它正对我们剑拔弩张，这种书在巴黎叫《巴黎一览》，在乡下叫《城堡年鉴》。我们听到那位变得爱理不理的靓女说起过她得到敦刻尔克附近的加来海峡去几天，去看望她的姐姐，我们没有在意。我们还漫不经心地想到，以前，那个很可能对这位靓女大献过殷勤的e先生，她同他永远也不会见面了，因为她不再到他们从前见面的那个酒吧间去了。她姐姐是干什么的？好象是当女佣的吧？出于谨慎我们没有问起过她。接着，就在我们随手翻开《城堡年鉴》的当儿，我们发现e先生的城堡便在敦刻尔克附近的加来海峡。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为了讨那位靓女的欢心，把她姐姐收为贴身女仆，如果说姑娘不再到酒吧间去与他会面，那是因为他让她上他家去，他一年到头都住在巴黎，然而即使只是在加来海峡住上那么几天他也少不了她。蘸满了恼怒和爱的画笔描绘着、描绘着。然而，如果不是那么一回事呢？如果e先生并没有再见到过那位靓女，而只是出于一片热心把她姐姐介绍给他长年住在加来海峡的兄弟呢？以至她也许同样是出于偶然在e先生不在加来的时候去那里看看姐姐，因为他们也已不再把对方放在心上。甚至，如果那位姐姐并非在城堡或其它地方当女佣，而是在加来海峡有亲戚呢？后面的那几种假设平息了嫉妒，初时的痛苦消失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隐匿在《城堡年鉴》字里行间的嫉妒来得正是时候，使画布上的那个空缺现在被填没了。而幸亏有那个我们已不再嫉妒、不再眷恋的靓女，有因她而起的嫉妒所造成的存在，才使这幅画的格局十分协调。 此时，总管来对我说，第一个节目已经演完，我可以离开书房到客厅里去了。这才使我又回想起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然而，我刚刚开始的推理丝毫也没有被一场社交聚会这个事实所搅乱，社交聚会、回归社会为我提供了我在孤独中不可能找到的走向新生活的起点。这一事实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象我过去曾以为的那样，就象它过去可能已曾对我有过的那样，就象它本来还应该如此，如果我发展得很协调，并不曾有过那段看似终止的长久停顿的话）。因为，当偶然给予我一个现时的感觉，哪怕它有多么微不足道，我心中便会自发地重现一种类似的感觉，使那种现时的感觉延伸扩展，同时涵盖她几个时期，并充满我的心灵，由于我仅仅只找到那个美的印象，而那些特殊的感觉还在那里留下巨大的空白，实际上，一般没有理由不许我接受诸如此类的感觉，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交界，既然它们系偶然所赐，而且这种偶然还有特殊的冲动相助，在我们处于生活的激流之外的日子里，这种冲动能导致甚至是最普通的东西都重新给予我们某些感觉，·习·惯使我们的神经系统积存下来的感觉。恐怕恰恰只有这类感觉才会导向艺术作品，我这就继续我在书房里没有停止过的环环相扣的思绪，努力寻找它的客观理由，因为我感到现在在我身上，精神生活已经有力地开始了，完全能够象独自在书房里那样在客厅、宾客们中间继续进行思考。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即使有那么多人在场，我仍能保住自己的孤独。因为，就象一些重大事件并不能从外界影响我们精神力量的强弱，一名平庸的作家即使生活在惊心动魄的时代依然只能是一名平庸的作家，出于同样的理由，世上危险的是人们所作的社交安排。然而就它本身而言，它并不能使你变得平庸，就象一场可歌可泣的战争不会把一个蹩脚诗人变得超凡出众一样。总之，不管它在理论上是否有用，艺术作品便是这样构成的，而就在我完成这个问题的考察，象我马上要做的那样之前，我不能否认，就我个人而言，一些真正的美学印象都是随着这类感觉之后才在我身上产生的。在我这一辈子中，它们确实也相当罕见，然而它们却左右着我这一生，我能从往昔里重新找到那些高峰中的某几座，我曾错误地把它们忽略了（我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忽略）。而且我已经能够说，如果那是在我家里，因为它带上了独有的重要性，一个属我个人所有的特点的话，那么，当我发现它与某些作家身上的一些虽不那么显见、却还能够识别的特点，实际上还挺相似的特点互为昆仲的时候，我放心了。《墓外回忆录》中最美的部分不正是中止在一种与马德莱娜小点心相类似的感觉上的？“昨晚我正独自散步……一只栖息在桦树枝桠顶巅的斑鸫啁啾鸣叫，把我从沉思中唤醒。这富于魔力的啼声当即使我眼前重现父亲的封邑。我忘掉了不久前目击的一场场劫难，被突兀带回旧时，重又见到我听惯了斑鸫啁啾的田野。”而在这部回忆录最美的两、三句中有一句不正是：“从一小方块蚕豆花盛开的田里，散发出天芥菜甜丝丝的香味；给我们送来芳馨的不是故国的微风，而是纽芬兰狂野的风，与谪居的作物没有关系，没有令人喜悦的淡淡的回忆和快感。在这没有经过美呼吸的、没有在美的胸臆中纯化的、没有散布在美的痕迹上的芳菲中，在这满负着晨曦、文化和人世的芳菲中，栖止着所有悔恨、离别和青春的伤感。”法国文学的杰作之一，热拉尔·德·奈伐尔的《茜尔薇》与和贡堡有关的那部《墓外回忆录》完全一样，拥有似马德莱娜小点心的味道和“斑鸫的啁啾鸣叫”一类的感觉。最后，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这种淡淡的回忆数量更多，它们显然不再那么偶发，因而，依我看来，也就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诗人本身占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带着更多的怠惰，有意识地在一个女人的例如头发、乳房的气息中觅寻给人灵感的类比，启迪他写出“广袤而浑圆的穹苍”和“火焰旗和樯桅济济的港埠”。我恰待竭力回忆起波德莱尔的那些诗篇，作为上述那种被搬移的感觉之基础的诗篇，以便最终把自己归入如此高贵的师承关系之中，从而获得信念，确信我不再踌躇、积极撰写的作品值得我将为之花费气力，我已从书房下楼，来到楼梯底下。一下子已身临大客厅，在一片欢庆中，我很快感到这次聚会与我从前参加过的大不相同，它将对我带上特殊的色调，具有崭新的含义。确实，我一走进大客厅，尽管我心中一直那么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刚制定的计划，却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对我所致力的事业提出最严重的异议。无疑我将击败这种异议，然而，就在我继续斟酌自己身上创作这部作品的条件的时候，它却以重复百遍的例子，道出最善于使我犹豫不决的考虑，不时打断我的思路。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懂自己为什么迟疑不敢认出这家的主人和宾客，我不懂为什么他们全都仿佛“化了妆”，那普遍地扑了粉的脑袋使他们的模样全变了。亲王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仍然象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所感到的那样，带着童话国王那种傻愣愣的善良样子，但是这一回，他不只要求来宾带上这种标签，自己也依法炮制，他给自己装上了一部白色的胡子①，双脚似乎穿着沉重的铅鞋步履缓慢，仿佛承担起了表现某个“人生时期”的任务。说实在的，我是靠着一番推理，从他在某些部位尚存的旧时模样推断本人正身，才把他认出来的。我不知道小弗桑萨克往自己脸上抹了些什么玩意，可就在别人有的把胡子一半染成白色，有的则只是把唇髭染成白色的时候，他却不受这些颜料的约束，居然找到法子使自己脸上堆满了皱纹，眉毛一根根竖起。况且，这一切同他全然不相称，结果他的脸仿佛变得饱经沧桑，黑黝黝的，一本正经。这使他显得老气横秋，叫人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个年轻人。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即在此时，我听到有人叫一个蓄着银白色的外交官唇髭的小老头夏特勒罗公爵。在这个小老头身上，唯有目光中残余的那点依然如旧的神色使我得以认出我在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作客时见过一面的那个年轻人。象这样，尽力撇开乔装改扮的内容，凭藉记忆的努力补充残存的本来面目，我终于鉴别出了第一个人；对他，我的第一个想法，也许只是在不到一秒钟时间里出现过的想法是向他表示祝贺，祝贺他那么活龙活现地化装成老人，使我在认出他之前先犹豫了一下，那些大艺术家，扮演与他们本人迥然不同的角色登上舞台、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观众尽管已经从节目单上得知真情，在爆发出掌声之前，仍然会感到犹豫，惊讶一阵子。 -------- ①他的上髭也是白色的，仿佛在上髭后面仍然是小拇指的故事中冰冻的森林。它似乎使变僵硬了的嘴唇不便开合，而一旦效果产生，他大概该把它摘下来。——作者注。 就这一点而言，所有那些人中最不同凡响的是我个人的对头，阿让库尔先生，这次午后演出会上货真价实的顶儿尖儿。他不仅装上了一部不同凡响的白得不象真实的胡子，取代了他那刚刚花白的胡子，而且（有许多细微而具体的变化能把一个人变得瘦小或魁伟，更能改变其外表特征、品性），这个人竟成了个老叫化子，再也没有丝毫令人尊敬之处，他往日的一本正经、死板生硬的样子我记忆犹新，使他那老糊涂的脚色显得那么真实的还有，他的四肢在微微地颤抖，平昔高傲的脸上肌肤松驰，还不时傻乎乎地露出至福的憨笑。事情做到这种地步，化妆艺术已超出了原来的限度，成了人格的彻底改变。实际上，某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枉自向我肯定他就是阿让库尔，是他让人观赏到这滑稽可笑的画中景象，我若要找回自己熟悉的那个阿让库尔的面容，就得穿透一张脸上连续多少个变化，但他还是只拥有他自己的那具躯体，可脸部已与他本人迥然不同！这显然已是他在不毁坏自身的情况下可能引导它到达的极限；最自负的面孔、最挺拔的身躯只剩下抖抖索索的稀巴烂布片。回想起从前在阿让库尔脸上偶尔露出的、一时冲淡他那高傲神态的笑容，我们才得以在真正的阿让库尔身上勉强找到我曾看到过那么多次的形象，我们才可能勉强弄明白这位智力衰退的老旧衣商的微笑曾存在于以前那个衣冠楚楚的绅士脸上。然而，假定阿让库尔所以微笑的意向是一致的，由于他的脸相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目光中用以表达这个意向的材料是如此地不同。结果表达出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甚至竟象是另一个人的表情。面对这副惟妙惟肖的老糊涂相，我发出一阵狂笑，他对自己友善的丑化与夏吕斯先生遭了雷劈还彬彬有礼的悲壮方式如出一辙，使他俩都得到了软化。化身为滑稽的垂死者的阿让库尔先生仿佛是个被拉比什夸张了的勒尼亚①，同正经八百地向所有给他打招呼的不值一提的人们脱帽答礼的李尔王夏吕斯先生一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然而，我并不想对他呈现的离奇幻影说出我的赞赏。并不是积怨阻止我这么做，因为他竟变得与本人的差异那么大，使我产生了幻觉，觉得在我面前的是另一个人，他慈眉善目、忠厚老实、与人为善，而往日的阿让库尔目空一切、誓不两立、鹰视狼步。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化之大使我一看到这难以表于言辞的怪相、滑稽可笑的白色人物，堆成返老还童的杜拉吉纳将军模样的雪人儿，一看到这就觉得人能象某些昆虫那样进行脱胎换骨的蜕变。我仿佛正透过自然博物馆富有教益的玻璃橱窗，观看最敏捷、对自己的外形最有信心的昆虫能变成什么样子。面对着这只与其说是蠕动，不如说在颤动的软体蛹，我已无法唤起我心中历来感受到的对阿让库尔先生的那种情感了。然而我缄口不语，我并不称道阿让库尔先生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它仿佛拓宽了允许人体转换变态的界限。 -------- ①让—弗朗索瓦·勒尼亚（1655—1709），法国诗人，曾把一笔丰厚的遗产用于旅行，这里普鲁斯特把他与佩里雄·德·拉比什相比。 而在后台，或在化妆舞会上，人们夸大辨认乔装改扮者的难度，甚至一口咬定认不出来，这么做不如说是出于礼貌。这儿则相反，某种本能告诉我必须尽可能地把这种感觉掩饰起来。我感到不管是艰难还是不可能于对方均起不到任何奉承的作用，都因为形貌变化并非出于自愿。而且这种变态最终地使我发现在走进这大客厅的时候不曾想到的东西，那便是，任何聚会，哪怕它再简单，当它是在我们很久没有涉足社交的情况下举行的，只要它汇集了几个我们以前认识的人，便会给我们化妆聚会的感觉，觉得它是所有聚会中最成功的一次，是使我们由衷地为别人感到“惊奇”的聚会，可是，一旦聚会散去，他们长久以来非由自主形成的那副嘴脸却不可能通过卸妆而消失。使我们感到惊奇了吗？唉，我们也在让别人感到惊奇呢！因为，我在寻求给那一张张面孔安上它们应有的名字时所遭遇的困难，仿佛也是大家看到我这副嘴脸时所感到的。他们或者就象从来不曾见到过那样对它不再留意，或者竭力想从目前的外貌中离析出一个不同的回忆。 如果说阿让库尔先生刚才表演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节目”，它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无疑将是他的诙谐所呈献的最惊人的异象的话，那么，这却象是一个演员在大幕完全降落前的一片笑声中最后一次登上舞台了。而如果说我已不再怨恨他了，那是因为在重新获得童稚纯真的他身上，已不复存在他对我可能有过的蔑视性质的任何回忆，他一点都不记得还曾看到过夏吕斯先生突然松开我的手臂，这或者是因为他心里已经一点儿都没有了这类感觉，或者是因为，这种感觉要想传达到我们身上必须通过具体物质的折射，一次次折射使它们走样走得那么厉害，以至它们在传递过程中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含义，而且阿让库尔先生，由于无法具体地说明他依然那么坏，也无法抑制他永远吸引人的快活，他仿佛是个善良人。说他是个演员实在言过其实，掀开他所有的意识和情感，他倒象是一只颤动不止的玩具娃娃，装着一部白羊毛胡子，晃晃悠悠地在客厅里溜达，好象这里是木偶戏剧场，既科学、又富有哲理的木偶戏剧场，他被用在一篇悼词中或巴黎大学的一堂课上，用以唤醒人们对一切事物的虚荣心的认识或用作博物学的范例。 这些玩具娃娃，然而，当我们面对着这些木偶般的老人，想把他们与我们从前认识的那个人联结在一体中的时候，我们还得同时在木遇背后的的好几个平面上进行观察，这些平面给予它们以深度和迫使我们进行一番心灵的探索，因为我们在观望它们的时候，不得不同时用眼睛和记忆。浸泡在岁月非物质色彩中的玩具娃娃，是使时光显形外露的玩具娃娃。通常，不可见的时光，为了变成可见，而去寻找物体，不管在什么地方，物体只要被它碰上便会被它攫住，在它们身上打出它的幻灯。就象过去在贡布雷我房门把手上的戈洛①一样地非物质，这个新的、如此难以辨认的阿让库尔在此仿佛是他使之部分可见的时光的启示。在构成阿让库尔的脸面和他这人物的新因素中，我们能读出某个年岁数，辨认出生命的象征外貌，不是象它平常显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个面貌，即往常的面貌，而是真实的面貌，如此多变的氛围，致使夜晚，自负的老爷也把自己漫画化了，象一个旧衣商。 -------- ①幻灯中的人物。 况且，这种变化，这种真正的异化在另一些人身上仿佛正在越出博物学的界限，当我们听到一个名字，我们感到惊讶，同一个人居然能表现出不是象阿让库尔先生那样的新的不同类型的特性，而是另一种品性的外部面貌。这便是时光从某位姑娘身上得出的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就象它对阿让库尔先生那样，但这种可能性虽说尽属相面术或体表上的，却似乎具有某种精神上的内容。如果五官在变化，以另一种方式排列，如果它们以惯常式地比较缓慢地获得布局平衡，它们便会以另一种外表带上不同的含意。以至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女子，当初我们认识她的时候，身材干瘪，在她身上出现了变化，诸如脸变得认不出来了，长圆了，鼻子出乎意料地长出了鹰钩，这些变化令人感到惊讶，甚至惊喜，它往往就象我们听到她说出某个我们绝不会想象会出自她之口的敏感而富有深刻含义的词，或者看到她做出我们绝不会期待她能做出来的某个勇敢而高尚的行动时所感到的那种惊喜。就在这只鼻子、这只新鼻子的周围，展现出我们都不敢抱有奢望的境域。善良、温柔，过去不可能的，随着这些日子的到来变成可能的了。面对着这张脸，我们会说出对从前的那张脸连想都想不到的话语。新的脸部轮廓蕴含着另一种性格特征；冷酷瘦削的女儿家变成了怜老惜贫的厚道太太。这已不再是在某种动物学的意义上，象对阿让库尔先生来说的那样，而是在某种社会的、道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另一个人了。 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象我今天所在的这种下午聚会便是某种比过去的形象珍贵得多的东西，它仿佛在我面前连续不断地展现出一个个形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切形象，它们分隔现在和过去，更有意思的是离析出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关系。它便是我们过去所称作的那种视界，然而是岁月的视界，不是一时的视界，不是一个身在时间的能导致变形的透视中的人所拥有的视界。 至于阿让库尔先生曾经眷恋的那个女人，如果考虑到似水流逝的年华，她的变化可谓不大，也就是说，她的脸还没有完全衰萎，不象一个被抛入深渊之中随着坎坷的身世也变形走样的人，这种深渊，我们还只能通过同样劳而无功的比较才能表示出它的方向，因为我们只能在空间世界进行这些比较，而不管我们把比较的方向定在高度、长度或深度上，它们所能给的唯一的好处是使我们感觉到这种难以想象、却又不可忽视的尺度的存在。要想给那些面孔一个名字，就必须实实在在地回溯岁月之河，继而，这种必要性迫使我作为反馈，给这些我不曾想到的岁月以现实的位置，使它们重新得到安定。就这方面而言，也为了免得受空间表面一致之骗，一个象阿让库尔先生这样的人的全新面貌对我是个深刻的启示，启迪我认明铸造年份的现实，它通常对我们是抽象的，而现在就象有些矮态树木或高大的猴面包树，它们的出现告诉我们经度将有变更。 所以，生活在我们看来竟象童话仙境，一幕一幕地让我们看到婴儿变成了少年、成人、弯腰弓背走向坟墓。而仿佛就是通过一些永恒的变化，我们才感觉到在那些每隔相当时距抽取的人样之间存着那么大的差异，感到自己与他们一样，也遵循着这条法则。他们仍然是他们，但已不再象他们，因为他们的变化那么大，而正因为他们仍然是他们，才不再象我们从前看到过的他们了。 我以前认识的一位少妇，现在白发苍苍、拱肩缩背成了个凶狠相的小老太婆，她仿佛指出，人到了一出戏最后的嬉游曲时必然会被乔装打扮得让人认不出来。可她的兄弟身板依然那么挺拔；与他原来没有什么不同，令人惊讶的是他那高雅的唇髭，在他年轻的脸上居然变成了白色。迄今全黑的胡子上的几片花白使这场聚会上的人物景象变得郁郁寡欢，它们就象出现在树木上的最初几片黄叶，我们还在满打满算指望过一个长长的夏季，但还没有开始利用，便已发现秋天降临了。而我自童年时代以来，由于接受了某种既来自我自身又来自其他人的决定性的影响，一直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致从所有那些人身上发生的变化上，我第一次发现时光的流逝，从对他们而言的时光流逝联想到我的似水年华，我不禁大惊失色。而他们的本身并无好恶的衰老却在告诉我老之将至，令我大为伤感。而且，老之将至还在通过话语一次接一次地向我宣告，它们每隔几分钟对我来一番棒喝，就象终判的号角。第一个说出这话的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我刚看到她从两行好奇的人群中走过。她并没有注意到自己高贵的服饰和卓绝的美容手段正对他们那些人产生作用，在这颗棕发头颅前，在这黑色花边衣翼中显露出一点裹金缠宝的鲑肉色躯体前，他们激动，望着那带着世代相传的起伏线条的胴体，就象望着一条年岁久远的神圣的鱼，鱼身上堆满宝石，是盖尔芒特家族守护林的化身。这位夫人对我说：“啊！我最老的老朋友，见到您真高兴！”出于我作为贡布雷年轻人的自尊，我任何时候都没把自己算作她的朋友，真正地介入盖尔芒特府所过的神秘的生活，她的朋友，如同那些已经作古的人，象布雷奥代先生、福雷斯代尔先生、象斯万那样，我真该感到受宠若惊，可我首先感到的是不幸。我自忖：“最老的老朋友，她言过其实了吧。也许算得上最老的之一，可我难道真的……”这时，亲王的一位侄儿来到我面前，对我说：“您是老巴黎了。”过了一会儿，有人交给我一张字条。我到这里的时候曾碰到一位叫莱杜维尔的青年，我已记不清楚他与公爵夫人是什么亲戚关系了，但他有点认得我。他刚从圣西尔军校毕业，相信他将能成为我的稔友，象从前的圣卢那样，他将能给我谈谈军中情况，有什么变化，我对他说过呆会儿再找他，我们可以约个时间一起用晚餐，他为此很感谢了我一番。可我在书房里遐想，呆得太久，他留下的短简是要告诉我他不能等我了。并且给我留下了他的地址。这位我渴望得到的朋友在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顺致敬意，您的小朋友莱托维尔。”“小朋友！”我过去不就是这样给比我大三十几岁的人们写信的，例如勒格朗丹。什么！这个少尉，我把他当成圣卢那样的朋友。他却对我自称小朋友。可这毕竟不会是自那以来军旅中的做法发生了变化呀，其实我对莱托维尔先生而言已不是个朋友，而是一位老先生了。我想象自己已进入莱托维尔先生的连队，就象我自以为的那样，成了他的一个哥们，岂知我与他之间隔着无形的双脚规的间距，我没料到，它把我放在离这位年轻少尉那么远的地方。对这自称为我的“小朋友”的人而言，我真的那么遥远，真的成为一名老朽了吗？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7) 几乎紧接着有人谈到布洛克之后，我问是小布洛克还是他父亲（我不知道他已在战时过世了，据说是因为看到法国遭到入侵忧愤而死的）。亲王说：“我不知道他还有孩子，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不过，很明显，我们说的当然是老布洛克。”他笑着补充说，“因为他一点儿都不象个年轻人。他可能有几个儿子，他的儿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吧。”而我明白他指的是我的同学，再者，没过一会儿布洛克便走进来了。确实我已在他脸上看到重叠着那张既无能又固执的面容，那很快便找到制动卡槽的轻微的摇头动作，如果说在另一面我没能认出站在自己面前的朋友，如果说我的回忆没有能够用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赋予似乎已被剥夺了活力的他以生命的话，那我也该从中辨认出慈爱的老人们的那种博学的疲乏。我在刚步入生活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一直不断地看到他。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同窗，一个少年人，我是用无意识地给予自己的青春——从那时起便以为自己还不曾过完的青春去测定他的青春的。我听说他挺显老，我惊讶地注意到他脸上那种不如说是衰老的人们才有的迹象，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衷老，而老翁正是生活用持续多年的青少年制成的。 就象有人听说我身体不舒服，便问我是不是担心得了现时正流行的感冒，另一位好心人则安慰我说：“不会的，容易得感冒的大多数是年纪还轻的人。您这种年龄的人不会再有多大的危险。”他们还肯定说全体医务人员都把我认出来了，他们低声传说我的名字，甚至，一个妇人胡言道是“用他们自己的用语说的”，她听到他们说：“这就是父亲”（这个词后面接着我的姓）；然而，由于我没有孩子，她便只好求助于年龄来解释了。 “怎么，问我认不认识元帅？”公爵夫人对我说：“我认识的人体面得多呢，加利拉公爵夫人呀，波莉娜·德·贝里戈尔呀，迪邦卢大人呀。”听她这么一说，我幼稚地抱憾没有结识被她称作老军团的残部。我本应想到她也只知道那个被称作老军团的结局。就这样，我们在地平线上隐隐瞥见的那点残余变得神秘而伟大，并且仿佛已关上大门，封闭了那个我们再也见不到的世界。然而我们也在前进，并且很快，我们自己也走到了对下面几代来说是地平线的地方。地平线在后移，那个似是结束的世界周而复始。“在我当小姑娘的时候，”德·盖尔芒特夫人补充说：“我甚至还见到了狄努公爵夫人。老天爷！您知道我已经不是二十五岁了。”最后那句话让我听了恼火：“她不该说这话，这种话让个老太婆去说才是。”然而，我立刻想到她本来就已经是个老太婆了。“至于您，”她又说，“您总还是那个样子。是的，”她对我说，“您让人惊讶，您总是显得那么年轻，”多么令人伤感的话呀，因为它只是在我们实际上，而不是表面上衰老的时候才有意义。她给我最后一击，补充说：“我一直在惋惜您为什么不结婚。话说回来，谁又知道，也许这样更幸福。本来，在您这个年龄战时就能有几个儿子了，如果他们被杀死，象那可怜的罗贝尔（我还常常念叨着他呢），那么，象您这么多愁善感，您是不会在他们之后再活下来的。”我还能够在那些同我一样、自以为还年轻的老人们眼里看到我自己，那就象我有生以来未遇上的第一面真实的镜子，当我把自己作为衰老的例子举出来，希望听到他们说一声“否”的时候，在他们望着我的目光里并没有显示出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只有我看待他们的那种神色，单一的肯定。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外貌、年龄，然而我们却又象一面背对着自己的镜子，照着别人，看到别人的外貌。发现自己老了，对不少人来讲也许不会象我这么伤心。然而，首先，对待衰老犹如对待死亡，有的人对这种事淡然处之，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较差。其次，一个从童年时代起便盯住同一理想不变的人，他的怠惰本身，甚至他的健康状况在使他不断推迟理想的实现的同时，也使他每晚都要意识到自己白白地丢了一天，这种意识那么清楚，致使疾病在加速他肉体的衰老的同时，却延缓了他心灵的衰萎，这个人，当他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时间之中，发现自身生活很少的人也是按照日历调节的，他不可能一下子觉察到日逐一日点滴积累的全部年岁的时候，他会感到更加诧异，更加震惊。然而，造成我苦恼还有一条更为严重的原由，那便是即在我打算把我艺术作品中超时间的现实写清楚，使它们理智化的时候，我发现了时间的这种破坏作用。 我不在的时候，在某些人身上连续不断地完成的每个细胞的更替已导致那么完整的变化和那么彻底的变态，使我可以在一个餐馆里坐在他们对面用餐一百次，却想不到我还曾认识过他们，就象揣测不出一位微行君主的权势或者一个陌生人的罪行。在我们听到他们的名字的情况下，这个比喻甚至有不足之处，因为，你可以相信坐在你对面的陌生人是罪犯或者国王，而他们，我认识他们，或不如说我认识叫那个名字的人，他们前后区别那么大，使我无法相信这竟是同一些人。然而，就象我想到权势或者罪恶的时候会作出的反应那样，这种想法很快便会给你的陌生人一副新的面貌，对这个人，当我们还不知其底细的时候，我们往往愚蠢地显现出倨傲简慢或殷勤奉承的态度，而同是在这副嘴脸上，我们现在却识别出了似是高贵或可疑的神色；就是这样，在这个女人，这个完全陌生的女人脸上，我力图寻找出什么能使我相信她是萨士拉夫人的迹象，最后我确认从前见到过这张脸，然而，这种认识对于我来说，已千真万确地异化了，那完全是对另一个人的认识，失去了我所认识的人的一切属性，就象一个人重又变成了猿猴那样，若不是名字和身份把我送上求解的道路，解了这个实属难解的问题的话。不过，有的时候，过去的形象也相当清晰地重新出现，使我得以努力作一番对照，然后象一个与被告当堂对质的证人，我虽然见过他，却不得不说：“不……我认不出来了，”差别是那么巨大。 希尔贝特·德·圣卢对我说：“我俩单独去餐馆吃晚饭好吗？”由于我回答说：“只要您不觉得同一个年轻人一起单独用餐对您的名声有什么妨碍的话，”我听到周围那些人全都笑了，我急忙补上一句：“或者不如说跟一个老年人一起吧。”我感到，刚才引得大家发笑的那种话只有我的母亲在提到我的时候才能这么说，因为只有在我母亲那里我才永远是个孩子。而我却是站在她的角度上来判断自己的。如果我最终能够象她那样，录下我从牙牙学语以来完成的某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现在也都已十分陈旧。因此我依然呆在那个人的地位上，他曾有一时使旁人超乎事实之前说：“他现在差不多是个大小伙子了。”我仍然这么以为，但是这一次却大大地落后于事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变化。可是事实上，刚才他们哈哈大笑，他们又发现什么变化了？我没一根银丝，我的唇髭是黑色的。我真希望能够问问他们那件可怕的东西明显表现在什么地方。 无疑①，我刚才发现的那个残酷无情的东西只能在关于我作品的素材本身方面给予我帮助，既然我已决定素材不能单由真正充实的印象、与时间无关的印象构成，在我打算用来镶嵌那些印象的真实中，与时间有关的，与人们、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有关的真实将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不会只注意给人们外表上的那些变异一个位置，我每时每刻都能举出新例的变异，因为，即在考虑我的作品的同时，虽说一开始撰写便已相当明确它中途不会因短暂的分心而辍笔，我却继续在向熟人问好，同他们交谈。况且，衰老的表现并非人人都一样。我碰到过有人问我姓什么，人家对我说那是康布尔梅先生。这时，他为了表示已经把我认出来了，问我说：“您还总感到气闷吗？”当我作出肯定的回答时，他又对我说：“您瞧，这并不影响长寿，”就好象我已经是百岁老人了。 -------- ①现在我才明白衰老是什么东西了——衰老，在所有的现实中，它的纯抽象概念也许是我们这辈子保留得最久的一个，望着日历，给信件署上日期，看到朋友们结婚，朋友的孩子们结婚，或者出于恐惧，或者出于怠惰，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直至有一天我们瞥见一个陌生的身影，象阿让库尔先生那样的身影，它告诉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了；直到有一天，我们的一位女朋友的孙子，这个我们本能地愿以志同道合相待的年轻小伙子朝我们莞尔一笑，以为我们在嘲弄他，因为我们看上去倒象他的祖父时为止；这时我才明白死亡、爱情、心灵的欢乐、痛苦的效益、感召等等意味着什么。因为，倘若那些姓名对我来说已丧失它们的个性，词语却为我们揭示出它们的全部涵义。形象的美驻留在事物的后部，观念的美则在前部。以至当我们达到形象的时候，它们的美已不可能再引起我们的赞叹，然而我们又只能在超越观念之后才能理解观念的美。——作者注。 我同他说着话，两眼紧盯着他脸上，望着那两三处特征，希望通过思维把它们归入被我称作他本人的那个记忆合成中去，这个合成其实与之迥然不同。然而有一阵子他把脸侧过去，此时我看到他脸上多了个硕大无朋的红色囊肿，这个囊肿使他的脸变得认不出来了，它使他的嘴巴、眼睛都无法完全睁开，样子那么怪，令我目瞪口呆，不敢看那痈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让他自己先提起这个痈更为合适。然而他就象一位勇敢的患者，笑呵呵的，对此矢口不提，反使我不知所措，不问问他似乎缺乏感情，问他是怎么回事则有失分寸。他却继续大谈气闷，他问我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气闷的时候是不是少了一些？”我对他说依然如故。他又对我说：“啊！不对头，我妹妹气闷的时候比过去明显减少了，”那辩驳的口吻就象我的病情还非得同他妹妹的一样不可，仿佛年龄也是那种药物之一，那类药物既然对戈古夫人曾有裨益，就应有助于我的健康，否则他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随着康布尔梅一勒格朗丹夫人越来越近地朝我走来，我越来越担心因为没有对我已经注意到她丈夫脸上的那玩意儿表示怜恤而显得缺乏感情，可我不敢首先提到它。她对我说：“您很高兴见到他，是吗？”我用不肯定的口吻回答说：“他身体还可以吗？”“老天爷，就象您看到的这个样，不算太坏吧。”她没有发现那揽住我视线的痈疾，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时间的标志之一，是时间打在侯爵脸上的印记，它是渐渐长大的，是那么渐次累进长大的，竟使侯爵夫人丝毫没觉察到。直至康布尔梅问完我有关气闷的问题之后，才轮到我低声向旁人打听侯爵的母亲是否还健在。实际上，在对似水年华的衡定中，也就是第一步难以迈出。首先我们会感到很难想象已经过去了那么多时间，然后又很难相信时间没有过去得更多一些。我们从不曾想来到十三世纪已是那么遥远，后来又很难相信十三世纪的教堂居然保存下来，这种教堂在法国却是数不胜数。这种在别人身上进行得比较缓慢的工程，在我身上不一会儿就完成了，他们很难理解自己认识的年轻人怎么变成了花甲老人，十五年后，当他们得知这个人还活着，而且还只有七十五岁，他们更不能理解了。我向康布尔梅先生问起他母亲近来可好。他对我说：“她还是那么硬朗。”这个形容词的使用说明他与那帮子对待自己年迈的双亲冷酷无情的家伙有天壤之分，它符合这么一类家庭的情况，在这类家庭中，老人最具体的官能的使用，如听觉良好、能步行去望弥撒、能泰然承受服丧的哀恸，在儿女们看来，全都带有不同寻常的心灵美的印记①。 -------- ①如果说有些女人既搽胭脂抹粉，也不讳言自己年事已高，那么相反某些男子却因为不化一下妆而老态毕露，我从来没有特地注意男人脸上搽的脂粉，然而，自从他们不再抱有取悦于人的奢望，因而不再使用化妆品以来，我还是觉得他们变化甚大。勒格朗丹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嘴唇和脸颊上原有的粉红色消褪殆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粉色系人工所施。去掉化妆后的脸变得灰黯阴沉，并且象石刻般地棱角分明。他不仅失去了自我粉墨的勇气，还失去了微笑、使自己的双眸熠熠闪光和作侃侃之谈的热忱。人们看到他那么苍白、那么沮丧。少言寡语，而且那些言悟就象出自应召而来的亡灵之口般地没有意义而感到惊讶。人们弄不懂是什么原因妨碍他生气勃勃、能言善辩和富于魅力，就象人们面对一位生前十分能干的人的毫无可取之处的“亡灵附着者”时所感到的那样困惑不解，对召魂巫师提出的那些问题他本来尽可大加发挥，作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答复。人们还想到，苍白可悲的鬼魂取代面色红润、思辩敏捷的勒格朗丹的原因便是衰老。 另有一些人，他们的面容完好如旧，仿佛只是走路困难。开始我们还以为他们的双脚患有痼疾，只是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高龄给它们系上了铅铸的鞋子。高龄还使有些人变美，例如阿格里让特亲王。在这位目光呆滞、头发似乎永远都得是那种暗红色的细高个儿身上发生了与昆虫一般的变态，变成了一位白发老翁①，那一头让人久看生厌的红发象用的次数太多的桌毯被换掉了。他的胸膛长得前所未有的饱满、强壮，象个武士，我所知的那个脆弱的蛹壳肯定需要经历过一次真正的爆裂。他的两眼流露出富有自我意识的庄重的神色，略带前所未有的慈和，俯视每一个人。而由于在眼前的这个身体强健的亲王和保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之间。不管怎样总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我赞叹时间别出心裁地更新万物的力量，它竟能在完全尊重此人前后的一致性和生命法则的同时，象这样改变装饰和把大胆的对比引入同一个人的前后两个外表。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立即就能被辨认出来，可他们却象集中挂在陈列室里的一些画得相当蹩脚的肖象，他们自己的肖象，一位手笔不准又心怀叵测的艺术家在绘制肖象的时候，把这个人的轮廓线条画僵直了，去掉了那个女子肤色上的红润或体态上的轻盈，还把目光画得阴郁黯淡，把这些形象与我记忆中历历在目的形象相比之下，我不喜欢的还是最近看到的。就象我们拒绝一位朋友让我们在许多照片中挑选的那张，往往觉得那张照得差一些，对每一个人，在他把自己的形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想对他说：“不，不要这个形象，这上面的您差一些，这不是您。”但我不会冒昧地补充说：“您的鼻子笔挺，很漂亮，可它被弄成象您父亲那样的鹰钩鼻，我可从来没见到过您是这模样的。”实际上，这个新鼻子是他家祖传的。简而言之，时间这位艺术家“描绘出”所有这些模式，以便使它们全都变得能够辨认。然而这些模式不尽相同这并非因为它把它们画美了，而是因为它使它们衰老了。再者，这位艺术家的工作速度极慢。那张酷似奥黛特的脸就是这样形成的，我第一次见到贝戈特那天曾在希尔贝特脸上隐隐瞥见它刚刚起笔勾勒轮廓，时间象那些久久保留着某件作品、年复一年予以补全的画家，终于把它推进到完美无瑕的相似。 -------- ①有些人甚至头发都没有白。盖尔芒特的贴身老仆来向他主人禀报的时候就是这样被我认出来的。粗细不匀的须毛根根竖起在他的脸颊上、头顶上，依然是红棕色的，近乎玫瑰红色的，而毋庸置疑，他不会象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样给头发染个色。但他也并不因此而显得年轻一些，我们只是觉得，就象在植物界存在有青苔，地衣及其它那么多种类草木，它们并不因冬天将至而有什么变化。在人类中也存在着这种情况。——作者注。 在好些人身上，我最终认出来的不只是他们本身，而且还有他们从前的样子，例如茨基，其变化并不比枯萎的一朵花或干瘪的一只果更大些。他是一次未完成的试验，证明了我关于艺术的理论（他挽住我的手臂说：“这我已听过八次了，”等等）。另有一些人压根儿就不是这方面的爱好者，他们是社交界人士。但高龄也没有使他们成熟，而且，即使额头长出了第一圈皱纹，两髭开始花白，他们的脸还是那副娃娃相，保持着十八岁时的活泼样子。他们不是老头儿，而是憔悴至极的十八岁的小伙子。稍微一点小事便足以抹去这种生活摧残的烙印，则死亡不用费大的劲就能使那张脸恢复青春，就象洗清仅有些许积垢使之失去往日芳菲的肖象。从而，我又想到当我们听人谈起一位有名望的老人便预先信赖他的仁慈、公正和生性宽厚的时候，那种使我们上当受骗的幻象；因为我感觉到，早四十年他们曾是令人头痛的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现在他们已经抛开虚荣、伪善、傲慢和狡诈。 然而，我还同另一些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男人和女人交谈过，我很惊讶，这些人过去叫人难以容忍，现在，也许是生活辜负或者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从而去除了他们的自负或辛辣，已经改掉了差不多所有的缺点。与有钱人联姻使你再也没有必要去争斗或卖弄，妻子本身的影响，以及渐渐获得的不是浅薄青年专一信奉的那种价值意识，使他们得以舒松个性和显示优点。这些人随着衰老的到来仿佛拥有迥异的人格，就象那些树木，秋天改变它们的颜色，仿佛也改变了它们的本质。衰老的本质在他们身上真正地表现出来了，然而是作为精神上的事物表现出来的，在另一些人身上它更多地表现在物质方面，它使他们完全变了样（如阿巴雄夫人），使我仿佛感到又生疏又熟识。之所以生疏，是因为对于那就是她我不可能怀疑，可我又不由自主地，在答礼的时候流露出心里在活动，这种活动使我在三、四个人（阿巴雄夫人不在其中）之间犹豫不决，要知道我该向哪一位答礼，再者，我表现出十分热情，这大概也会使对方感到惊讶，因为我心中怀疑，所以害怕如果对方曾是一位知己女友，我的态度会显得过份冷淡，我用热情的握手和微笑来补偿目光中的踌躇。可是，在另一方面，她的新外表又并不使我感到陌生。在我这一生中，我常常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胖妇人身上见识过这个外表，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她们在许多年以前曾经象阿巴雄夫人这样。这个外表和我以前认识她的那个形象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区别，竟可以说她象童话国中的人物，早已被判定首先以少女的形象出现，接着是婚后发福的胖女人，很快还无疑将变成颤颤巍巍的驼背老太婆重新显身。她仿佛就象一名笨拙的游泳者，远远地已经看到陆地，艰难地划动着正把她淹没的时间的波涛。然而，渐渐地，我仗着凝望她那神色犹豫的面容、象记不住往昔形象的不忠实的记忆那样变幻不定的面容，使出一些诸如去掉岁月加在她脸上的四方形、六角形之类的小手段，终于在这张脸上重又找到某种东西。况且混和在女人脸上的并非只有几何图形。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虽说依然那么相象、却已如牛轧糖那样拼凑而成的脸上，我认出的却是一片铜锈痕迹、一小块玫瑰色的碎贝壳，一个难以说清楚的肿块，比一只槲寄生球小，没有一颗玻璃珠子透明。 有些男人走路一瘸一拐，我们很清楚那不是由一场车祸造成的，是他们遭到衰老的初次打击，就象俗话说的，他们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坟墓。有些女人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仿佛她们的裙裾已挂住在墓穴石上，再也不可能从坟墓半开半合的缝隙中完全抽出来了，她们低垂着脑袋，佝偻着身子，已经挺不起来，那弯成弓形的身子在最后倒下之前仿佛还占据着介于生死之间的位置。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御住这条带着她们离去的抛物线的运动，而一旦她们想站起身来，她们便颤抖，她们那双手什么都抓不住。 有些人的脸在他们风帽型的白发底下已经僵硬，眼皮象快死的人那样胶合在一起，他们的嘴皮还不住地哆哆嗦嗦，仿佛临终者在喃喃地作着祈祷。一张线条没什么变化的脸，只要白发取代了黑发、金发，便足以使它变成了另一张脸。剧团服装师们就知道，只要有一顶扑上粉的假发便能绰绰有余地伪装一个人，使他变得认不出来。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她表姊妹的楼下包厢里的那天，我曾在康布尔梅夫人的包厢里见到过当时还是中尉的青年侯爵博泽让。这位爵爷的五官始终还是端正得无懈可击，比端正还端正，动脉硬化症的生理僵直更夸大了这位花花公子脸相上毫无表情的直线感，并且赋予这脸部轮廓以纹丝不动导致的几近怪诞的极大的明晰度，在曼坦那①或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习作中才有的那种明晰度。他的脸色，过去是轻佻的红润，现在是威严的苍白。银白色的须发，微微丰腴的身躯，督治的庄重丰彩，直至昏昏欲睡的倦容，这一切通力协作，给人以预示着将位极人臣的新的印象。原来呈矩形的金黄色胡子被同样大小的矩形白胡子所取代，使他产生了如此完美的变化，以至我在看到这位我认识的过去的少尉已经有五条杠杠的时候，首先想到要向他祝贺的不是他已晋升为上校，而是他确实有上校风度，仿佛他为了化妆成上校，从他当过高级军官的老父那里借来了军服和严肃、忧郁的神色。在另一个人身上，虽说金黄色的胡子也被白胡子所取代，由于面容依然红润、年轻、挂着可掬的微笑，这只能使他显得更加红光满面，更加积极活泼，使两眼增添光彩，给这位童颜鹤发的社交界绅士以才高八斗的神态。白发和其它一些因素所完成的改造，尤其是在女性身上完成的改造，如果只是颜色的变化，对我的吸引力绝不会有那么大，那无非是看上去悦目罢了，令我心灵上不安的是人的变化。实际上，“认出”某人，甚至就是在没能把他认出来后对他的鉴别，这是对同一个名称下的两件矛盾的东西进行思索这是要我们承认曾经在这里的、我们记起来的那个人已不复存在，而现在在这里的是一个我们并不认识的人；这是需要我们去思索一个与死亡之谜几乎同样地令人心神不安的奥秘，而且它还仿佛是死亡的序曲和通报人。因为这些变化，我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是什么的前奏。所以，在妇女身上，这种头发的白色和其它那么多的变化联结在一起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有人对我提到一个名字，我愣住了，因为我想到这个名字既指我以前认识的那位跳华尔兹舞的金发女郎，又指步履沉沓地从我身边走过的这位臃肿的白发妇人。除了她脸上那点儿玫瑰红色，这个名字恐怕是在这两个女人之间仅剩的共同之处了，她们（我记忆中的她和在这次盖尔芒特府的下午聚会上的她）之间的差别比一出戏中的天真少女和老太太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生活要做到给华尔兹女郎这具粗劣的躯体，要做到象调节节拍器一样减缓她多有不便的行动，就做到靠那么一小块也许是唯一的共有领地。就靠这张肯定变得更宽大、但从年轻时代起就已长着点点红斑的脸颊，要做到用那大腹便便的老元帅取代体态轻盈的金发女郎；生活必须完成的破坏和重建更多于用一个圆拱顶代替箭顶，因为诸如此类的工程不是实施在没有生命的物质上，而是在只能难以觉察地变化着的肌肤肉体上，存在于现时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形象和我记忆中的那个人之间的惊人对比把记忆中的那个人推向比遥远还遥远的过去，使他几乎成了假的一般上面。我们难以把这两个外形合而为一，也难以想象用同一个名字命名两个不同的人；就象难以想象一个死人曾经活过，或者一个曾活龙活现的人今天死了一样，这同想象一个曾年轻的女人成了老太婆几乎一样地困难，属同一类型的困难（因为青春的毁灭、一个充满活力和体态轻柔的人的摧残已经是第一次死亡）。因为这个与少女的形象既相并列、又似拼命排斥的老太婆的形象甚至会使你觉得那就象一场梦，老太婆、少女、接着又是老太婆轮番出现在梦中，我们难以相信这一个竟曾经是那一个，而构成那一个的物质还是她自己，她没有躲避到别的地方去，全亏时间灵巧的操作，那一个变成了这一个，这是同一种物质，没有离开同一具躯体。如不是有这同一个名字的标志，如非朋友们作出肯定的证明的话（而为这个证明依据的唯有一个似确有之的外表，过去狭窄地挤在金色发绺之间，现在展示在白雪覆盖下的艳如桃花的双颊），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 ①安德烈·曼坦那（1431—1506），意大利画家、雕刻家。 再者，也就象白雪之对于山峰那样，头发的灰白深浅基本上就是已经历岁月的一个深度信号，那些山峰，看上去虽说似在同一条线上，却在峰巅积雪的白色深浅上反映出它们的海拔高度。不过这也并非对谁都百试百验的，尤其对妇女。例如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发绺，当它们是灰色的时候，它们闪烁着丝绸般的光泽，象银子箍着她凸出的前额，随着它们变成白色，它们变得象羊毛和麻脚那样地暗浊，仿佛由于这个缘故，它们成了灰色的，象被弄脏的雪，失去了它的光泽。 至于脸部轮廓已经变了的老头，他们则竭力保留被视作瞬息姿态的短暂易逝的表情，让它常驻在自己脸上，他们凭藉这类表情，或者尽量利用外表上的优势，或者竭力掩饰某个缺陷，他们看上去就象最终地变成了暂时不变的自身。 所有这些人全都用了那么多时间来完成他们的乔装改扮，致使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往往看不出他们的变化。甚至他们往往还能获得一个特许的期限，在这相当长的期限里能依然故我不变。但期限一过，被推迟的变化会进行得比较快。总之，这种乔装打扮不可避免。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过在x夫人和她母亲之间有丝毫相象之处，我认识她母亲时老人家已属高龄，弯腰驼背看上去象个小个子土耳其人。而x夫人我早就认识了，她长得妩媚迷人、亭亭玉立，而且她一直是这么姣好，很久很久，太久太久了，因为，她好象是个不应该在夜幕降落前忘了穿上土耳其妇女服饰的人，她行动得太迟了，于是她急急忙忙，几乎是在转瞬之间变得弯腰驼背，忠实地复制出从前由她母亲拥有的土耳其婆婆的形象。 我在那里碰上的一位老同学，从前，曾有十年时间我俩几乎天天见面。有人愿意给我们重新作一番介绍。于是我朝他走去，他对我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真感到高兴。”我却感到十分惊讶！我十分清楚地认出了他的嗓音，可这个声音却象是从一架改装的留声机里发出来的，因为，如果说那确是我朋友的声音，它却出自一个花白头发的胖子之口，我不认识他。因此从这时起，我便觉得那肯定是人为地通过机械手段把我老同学的声音装到了这个貌不惊人的胖老头儿身上。然而，我很清楚他就是我那老同学：给久违的我俩引见的那个人一点也不象个爱开玩笑的骗子。老同学说我老样子没怎么变，我明白他言下之意是他也没变。这时，我更细细地端详他。总而言之，除了他长胖了许多，在不少地方他还是那副模样。然而我不能理解，那怎么会是他。于是我竭力回忆。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双湛蓝湛蓝的眼睛，眼神总带着笑意。永远变幻不定，仿佛是在寻找某样我不曾想到的东西，肯定是十分客观的东西，也许就是真实，还带点儿嬉闹，带着对他家的朋友们游移不定的尊敬，在永恒的不肯定中追求的真实。而在成为有影响、有能力、专横独断的政治家后，这双其实并没有找到它们寻觅的东西的蓝眼睛固定不动了，这便赋予它们一种尖锐的目光，眉头总是紧锁着。从而，欢快、随和、天真无邪的表情变成了一副奸诈圆滑的神态。我觉得，这肯定是另一个人了，恰在此时，我突然听到他因为我说到某一事物而发出一阵大笑，他从前的那种狂笑，与永远快乐的变幻不定的目光同时出现的那种笑。音乐迷们觉得，z的乐曲经x改变成管弦乐后，味儿截然不同了。这是一般人体察不出的细微区别，然而，在虽说有些歪斜、却削得尖尖的蓝铅笔似的天穹下，孩子克制着的狂笑比改编管弦乐的不同的涵义更多。笑声戛然而止。我真想辨认出我的朋友，然而，象在《奥德赛》里扑向他死去的母亲的于利斯，象力求获得能证明幽灵存在的答复而徒劳无功的招魂巫师，象电气展览会上的参观者，难以相信留声机里放出来的没有变质的声音还是由某个人自发地发出来的，我不再费劲去辨认我的朋友了。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8) 然而，我们还应作出这种保留，对某些人来说，时间本身的节拍可以加快或者减缓。那是在四、五年以前，我曾在街上偶尔遇见圣菲亚克尔子爵夫人（盖尔芒特的朋友的儿媳）。她那美如雕象的容貌仿佛是她青春永在的保证。况且，她还正当妙龄。可我也认不出她来了，尽管她频频含笑，一再问候，她成了个容颜破残不堪的妇人，脸部线条已无法修复。那是因为三年来她服用可卡因和麻醉品所致。她的双眸深深地陷在一圈黑影里，带着几近于惊慌不安的神色。她的嘴巴怪模怪样地绽裂着，挂着一丝强笑。有人对我说，她成年累月不离开她的床或躺椅，只是为了参加这次聚会才起身。就这样，时间也有快车和专列，它们迅速驰往早熟的衰老。然而，在与此平行的道上还行驶着回头列车，开得几乎一样地快。我把古希福先生当成了他的儿子，因为他看上去很年轻（他大概已年过半百，却象个不到三十岁的人）。他遇上了一位聪明的医生，禁绝了酒和盐；他回到了三十岁，那天看上去连三十岁都不到。那是因为，即在那天早上他去理了发。 奇怪的是，衰老在它的种种表现方式中似乎还考虑某些社会习俗。有些大领主，他们老穿着最普通的羊毛织物、戴着旧草帽，这是连小资产者都不愿穿戴的衣物，他们与生活在他们周围的园丁、农夫以同样的方式衰老。褐色的斑点爬上他们的脸颊，他们的面容泛黄，象一本书似地颜色越来越深。 我还想到所有没来这里的人，因为他们来不了，他们的秘书意图造成他们尚且活着的假象，不时给亲王夫人，给几年来不再起床的苟延残喘的病人们发一封表示歉意的电报。那些垂危的人，不再移动半步，就算是处于带着旅游者的好奇或朝圣者的虔信而来的客人们无聊的陪伴下，他们依旧闭着眼睛，捏着念珠，微微掀起已经成了殓尸布的被单，就象死者卧象，横陈在他们的幕石上，病痛镂刻着大理石般惨白僵硬的躯体，力透膏肓。 况且，那些特性，我能认为它们也在消亡吗？在时间长河中的某个特定时刻，我总把我们的个人视作珊瑚骨，上面的眼睛，虽说与其它器官相协同，却又有它的独立性，如果吹过一粒灰尘，不用理智的指挥它就会眯起来，更有甚者，带着寄生虫隐患的肠子，它在理智不知道的情况下感染发炎，然而，在生命的持续过程中，我还把这个人视作是一连串的我，它们并列但又各有千秋，它们一批接一批地死亡，或者互相交替轮换，就象在贡布雷，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一个接一个轮番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些人，然而，我也发现那些道德品性细胞，它们组成一个人，又比这个人更能持久。我看到盖尔芒特家族的缺点和勇气再现在圣卢身上，就象圣卢自己的怪癖和性格上的短处，就象斯万犹太化的特性。我还能在布洛克身上看到这一点。他丧父已有数年，当时我给他去信，他一开始没有答复我，因为除了存在于一般犹太人家庭里的深重的柔情外，他还认为他父亲远远地凌驾于旁人之上，这种想法使他的孝心带上迷信崇拜的形式。他承受不了丧父之痛，不得不住进一家疗养院，呆了将近一年。他对我的唁慰作答时，那口气既由衷地真挚，又近乎高傲，他认定我值得人们羡慕，因为我曾接近过那位高人，他真愿意把那位高人的二马力汽车献给哪家博物馆。而当年在他家的饭桌旁激起老布洛克对尼西姆·贝尔纳的愤怒，也就是现在激起小布洛克对他岳丈的愤怒。他也一样，会在吃饭的时候拂袖而起。犹如在听人议论戈达尔·布里肖和那么多其他人的时候我所曾感到的，通过文化和习俗在整个空间跨度中传播的只有一个波动，同样的说话、思维方式，在整个时间从头至尾的持续过程中，就象海底涌浪，从各种年龄的深度，穿过重叠的数代人，掀起同样的愤怒，同样的悲哀、同样的勇气、同样的怪癖，从同一组好几个人身上截取的每个剖面都显现出象同一幅图画的重复，仿佛投射在先后相连的屏幕上的影子，尽管它往往比使布洛克和他岳丈、老布洛克和尼西姆·贝尔纳和另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以同样方式争斗吵闹的图画涵义更丰富些。 有些人，我虽然知道他们与另一些人有亲缘关系，却从来没去想过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共同特点。在欣赏变成白发隐士的勒格朗丹时，我恍然大悟，可以说我怀着动物学家般满意的心情，在他扁平的脸颊上发现他年轻的外甥莱奥诺尔·德·康布尔梅的面颊结构，外甥的模样看上去其实一点都不象舅舅。在这第一个共同特点上我又增添了第二个，我在莱奥诺尔·德·康布尔梅身上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接看又是几点。它们全都不是我平日在他年轻的综合体上看到的，就这样我很快便获得了他的一幅更为真实，更为深刻的漫画象，而且活脱地象他。现在，倒是他的舅父反而象是出于好玩装扮成老头的小康布尔梅，实际上有朝一日他真会变成这样的老头，所以他已不尽然是过去的年轻人所变来的，而且还是今日的年轻人将要变成的模样，这一点十分有力地给予我时间的感觉。 当即使青春已逝，至少还余留秀色的容貌从女子身上消失后，她们也曾寻求是否能用现剩的面容构成一个新人。她们移动自己脸上即便不是重心、至少也是透视中心的位置，围绕这个中心按另一种特色组成面部轮廓，从五十岁开始她们具有另一种丰韵，好似有人到了晚年还改行更业，或者象一块不能再生产葡萄而种上甜菜的土地。就在这新的容颜上焕发出又一次青春。唯有绝色或奇丑无比的女子不适于这种变化。前者如大理石已最终地雕琢定型，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理石，她们会象雕塑一般碎为细片、香消玉殒。后者，脸上有些畸变的女子倒比美女人略胜一筹。首先，只有她们才能一下子就被我们认出来，我们知道全巴黎再也找不到长成这模样的嘴巴了，就在这次我已谁都认不出来的聚会上，那张嘴巴使我认出了她们。其次，她们看上去似乎并不见老。衰老是某种属于人类所有的东西，她们是怪物，仿佛不会比鲸有更大的“变化”。 有些男子女士似乎并没有衰老，他们的身材还是那么苗条，他们的脸相还是那么年轻。然而，如果我们为了好同他们说话与那张皮肤光滑、轮廓细腻的脸凑得近近的，这时它就会原形毕露，就象把一片腐殖土、一滴水或一滴血放在显微镜下以后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这时，我会在我原来以为光滑洁净的皮肤上看到许许多多脂肪斑，令人恶心。脸部线条也经不起这么放大了细看。鼻梁线近看是断了的，变得成了圆形，同面颊一样受到脂肪性圆斑的侵蚀。两眼近看时可见它们陷进肿起的眼囊里，破坏了目前的面容和我们以为辨认出来了的从前的面容之间的相象之处。因此，对这些客人而言，他们远看年轻，他们的年龄随着脸庞的放大和使用不同距离的镜头进行观察的可能性而递增。它依然取决于旁观者，他需要站好观察那些脸面的位置，需要运用那种用于远看、象眼镜商为老视患者选择的镜片那样能缩小物体的目光进行观察。对这些脸面而言，衰老犹如纤毛虫在水滴中的存在，在观察者看来，它与其说是由年岁的累进，不如说是由刻度等级的递增带来的。 妇女们竭力希望保住与她们的魅力中最富有个性的东西的联系，然而，构成她们面貌的新物质却不再与之适应①。想到在一张脸的山丘起伏中完成如此彻底的革命之前流逝的那几个时期，看到沿着鼻梁出现了何等程度的侵蚀，在脸颊的边沿形成何等厚实的冲积层，用它们不透明的耐热块垒围起整个脸部，我们害怕了。 -------- ①而那些金发舞女，戴上白色的假发套以后，往往不只是把她们从前并不认识的公爵夫人的友谊据为己有。然而，由于她们以前除了跳舞什么都不干，艺术也便把她们改动成优雅的化身，并且就象十七世纪的名妇淑媛出家修道成风，她们居住的套房则挂满立体派的绘画作品，一位立体派画家只为她们作画，而她们也只是为他而生活。——作者注。 有些妇女无疑还是很可以辨认的，相貌几乎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她们仿佛就是为了适当地与节气协调一致才戴上了灰色头发，这是她们秋季的饰物。但是对另外一些女人，同样也是对某些男人来说，变化是那么彻头彻尾，身份已无法查明——例如在我们记忆中的一个皮肤黝黑、生活放荡的人和我们眼前的这个老修道士之间——以致这种不可思议的变化令人想到的东西竟至比演员的演技、仍以弗雷戈里为代表的某些绝妙的哑剧演技令人想到的还多。当老妇人明白赋予她魅力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忧郁的淡淡一笑已不可能再辐射到衰老敷贴在她脸上的石膏面模上的时候，她真想大哭一场。接着，她蓦然丧失取悦于人的勇气，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还是降心相从，她把它用作戏剧面具，以博取一笑。然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在努力不懈地向年龄作斗争，把她们容颜的宝鉴伸向夕阳般离去的娟娟风致，极想保住那最后的几抹余晖。为了做到这一点，有些妇女力求使面容平整，扩大白色的表面，放弃使用遭受威胁的动人的酒窝和已失去一半魅力的淘气的嫣然一笑。至于另有一些女人，当她们发觉花容月貌已最终地消殒，并且不得不象演员借助朗诵艺术补偿嗓音的损失那样，借用表情来抵挡一阵的时候，她们便死抱住噘嘴、憨态、迷惘的眼神、有时还有浅浅一笑不放，这种笑由于肌肉已不再听话、不能相配合，使她们看上去却似在哭泣。 况且，即使是在只出现了轻微变化，如胡髭白了等等的男子的身上，我们感到，这种变化也不能肯定就是物质的，那就象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隔着有色雾障，使他们的面部外表发生变化的彩绘玻璃，尤其是在玻璃里搀入了能使图象模糊不清的材料，这种玻璃说明，它使我们得以看到的“与实物一般大小的”形象实际上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这种距离，当然，不同于空间距离，但是，我们感到，他们，从另一头，仿佛从大海的彼岸，他们也很难认出我们，就象我们认不出他们一样，也许只有福什维尔夫人，身子里仿佛注射了某种液体或石蜡，既使她的皮肤鼓了起来，又使她变化不得，看上去就象以前的一只鸡婆，被永久地“制成了标本”。 我们从人们还会是老样子没变的概念出发会觉得他们老了。然而，一旦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概念是他们老了，当我们重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他们的情况如此不妙了。对奥黛特来说，事情还不止于此；人们一旦知道她的年龄便会预期这是个老婆子了，可她的外貌却象是对时间法则的一个挑战，比镭的贮存对自然法则的挑战更显得神奇，如果说一开始我没有认出她来，那倒不是她变了，而是因为她没有变化。一个小时以来，我了解到时间会在人们身上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以及如果想按我从前认识的那个样子认出他们，应该从他们身上去掉些什么东西。现在，我就在急急进行着这种计算。我在原来的奥黛特身上添加流逝的岁月数，我得到的结果不可能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这恰恰是因为眼前的这个与从前的那个十分相象，脂粉和染料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她看上去就象是一八七八年博览会（她肯定曾是当时那个博览会上最不可思议的奇观，尤其是如果当时她已有了今天这么大的年龄的话），机动胖娃娃有点蓬松的发髻下一张永远惊讶的玩具娃娃脸，平直的金发上压一顶也是扁平的草帽，她是到一场年终歌舞汇演上来演播她的一八七八年博览会的歌曲，然而是由一位不老的徐娘为代表的一八七八年的博览会。 在我们身旁还过去一位布朗热时代之前的部长，现在他又重新从政。他一边走一边远远地向妇女们投去抖抖颤颤的微笑。然而，就象被禁锢在无数过去的锁链之中，就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动的小小的幽灵，他的个头矮了，内涵发生了变化，看上去象是用浮石雕琢的他本人的缩小象。这位在圣日耳曼区得到善遇的原议长曾是刑事诉究的对象，为上流社会和平民所不齿。然而，幸亏组成上流社会和平民的个人有所更新，以及在继续存在的个人心中，好恶、甚至记忆也都有所更新，他这件事已经没人知道，他得到了赞誉。可见，并不存在多大的、我们不能轻松地熬过去的屈辱，因为我们知道，几年以后，我们被埋葬的错误将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尘埃，尘埃上将有笑容可掬的和平在微笑，开满大自然的鲜花。暂时沾上污点的个人，通过时间的平衡作用，被固定在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之间，这两个阶层的人们对他将只有尊重和钦佩，他尽可懒洋洋地躺在他们上头。只是这项工作须由时间来完成。而在他遇到麻烦的时候，什么也不能给予他安慰，当初他走上囚车的时候，对面的那位年轻的送奶女就听到朝他挥舞拳头的人群骂他“贪官污吏”，她不会从时间的角度看待事物，不知道晨报顶礼膜拜的人们还曾有过被贬得一文不值的时候，她不知道此时快进大牢的那个人也许由于想到了她才不会说那些能低三下四、赢取同情的话语。有一天，这个人将得到新闻界的颂扬。被公爵夫人们奉为上宾。时间同样也使家庭争执变成遥远的事情。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人们看到一对伉俪，这夫妻俩有两位叔伯辈亲人现在已经过世，生前闹得互相打嘴巴还嫌不过瘾，这一个为了进一步羞辱那一个，把自己的看门人和膳食总管作为决斗证人派到对方那里去，认为请上流社会的人出面太抬举了他。然而这些罗嗦事沉睡在三十年前的报纸里，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客厅就象这样鲜花满堂、灯火辉煌、健忘得象一座平静的坟墓。时间不仅在那里化解旧时人物，使干戈有可能化为玉帛，还在那里建立起了新的组合。 我们回头再来看看那个政界要人，尽管他的体质与他在民众中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一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句话，尽管他自出任议长之后已过去了那么多年，他还是又当上了新内阁的成员，内阁总理给了他一个部长的官职。这有点儿象那些剧院经理，总还是相信他们从前的女朋友，让她出来担任角色，尽管她退隐已久，他们仍然认为她比年轻姑娘们更能细腻地扮演好这个角色，况且他们知道她眼下经济状况欠佳。而她，都快八十岁的人了，却能向观众展现出她几乎完好无损的才气，以及生命在继续，嗣后令人感到惊诧，竟能看到生命在死亡前几天的这种继续。 德·福什维尔夫人的情况则相反，那是何等样的奇迹，甚至用越活越年轻这句话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应说她带着胭脂红，带着雀斑二度开花。她甚至于可被看作一八七八年博览会的化身，即使放在今天的花木展览上，她也堪称珍品和尤物。此外，对我而言，她并不象在说：“我是一八七八年博览会，”倒象是说：“我是一八九二年的槐树路。”仿佛她仍然走在那条路上。况且，恰恰因为她没什么变化，竟至她不大象在生活着。她看起来象一朵只开花不结籽的玫瑰。我向她问好，她在我脸上寻找了一阵子我的名字，好象学生想在考官脸上寻找他本该更容易地在自己脑子里找到的答案。我自报家门，当即，似乎就因为这具有咒语魔力的姓氏，我失去了无疑是年龄赋予的野草莓树或袋鼠的外表。她认出了我，开始用她那十分特别的嗓门对我说话，那些曾在小剧院为她鼓掌捧场的人，当他们收到梦寐以求的邀请，与她“去城里”共进午餐的时候，在整个谈话中，他们因为她的每句话里重又听到这个嗓音而神魂颠倒了。这嗓音还是那么娓娓动听，无谓地热情洋溢，还带点英国腔。然而，和她那双似是从遥远的海岸边望着我的眼睛一样，她的声音还显得凄凉、几近哀怨，象《奥德赛》里死者的呼唤。奥黛特真可以再登台演出。我恭维她年轻。她对我说：“您真好，mydear①，谢谢，”而由于她哪怕是一番真情实意，都难免带着为她所以为的优雅风度而忧郁的神情，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多谢，多谢。”而我，过去就为了能看上她一眼，从那么远的地方赶去森林公园，第一次在她家听到她吐出口的词句乐得如闻天籁，我现在竟觉得在她身边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没完没了地难熬，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我一边离去，一边想到希尔贝特说的“您把我当成我的母亲了”，这句话不仅千真万确，而且，它只会使当女儿的感到愉快。 -------- ①英语：我亲爱的。 况且，并不只是在这个女儿身上才出现至今在她脸上还看不出来的遗传外貌，就象藏匿在一粒种子内的那些部分，我们还难以揣测它们有朝一日破壳而出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就这样，母亲的鹰钩鼻要到这个或那个女儿年近半百时才在她脸上表现出来，改变迄今尚笔挺的完美的鼻子形状。在另一个、银行家的女儿身上，那女花匠般红扑扑的脸色变成红棕色、铜色、带上她父亲摆弄很多的黄金的色泽。有些人甚至到最后变得象他们居住的地段，在他们身上带有如拱廊街、林园大道、香榭丽舍大街的映象类的东西。然而，他们首先再现的还是他们父母的外貌轮廓。 唉，她不会总是这副样子的。不到三年以后，我在希尔贝特主持的一次晚会上又见到了她，她还没成个老糊涂，只是有些衰弱，变得已经不会用固定不动的面具掩饰自己的思想（说思想已言过其实）、自己的感受，她晃着脑袋，闭着嘴唇，每感觉到些什么便摇动肩膀，象个醉汉、孩子，或者象有些一旦灵感上来便在人群中构思起来，他一边挽着一位感到诧异的夫人走向餐桌，一边皱眉蹙额，噘起嘴巴。福什维尔夫人的那些感觉——除了其中之一正是使她身临这次聚会的对她爱女的慈母之心，为女儿能组织起这么一次热闹的晚会所感到的自豪，对自己已不能有所作为的哀怨也冲不掉的当母亲的自豪——她的那些感觉并不愉快，它们只是在指挥一场防守，孩子般胆小怕事的防守，经久不懈地抵御人们横加到她头上的凌辱。人们就听到这样的话：“不知道福什维尔夫人还能不能认出我来，也许我还得请人帮我介绍一下。”“啊！这您倒是大可不必的，”答话的人扯直嗓门嚷嚷，并不考虑（或者并不担心）希尔贝特的母亲听得一清二楚：“认出来也没什么意思。还想她能给您带来什么乐趣！让她靠边儿呆着吧。再说她也有点儿老糊涂了。”福什维尔夫人用她那双美丽不减当年的眼睛朝那二位出言不逊的客人瞟去，接着马上又收回这道目光，唯恐有失礼之处，然而，这种无礼冒犯毕竟使她心烦意乱，她压抑下微弱无力的怒火，只见她摇着头，胸脯一起一伏，她朝另一个同样也不大礼貌的来客投去一瞥，并不感到大惊小怪。其实，几天以来她一直感到自己的身体很不舒服，她曾隐晦地暗示她女儿希望推迟举行这次聚会，可她女儿反对。福什维尔夫人并不因此就不喜欢这次聚会，每进来一位公爵夫人，对新府邸的众口赞誉之词，都使她的心洋溢着欢乐，而当德·萨布朗侯爵夫人到来的时候，这位当时最高社会阶层都那么难以请到的贵妇能亲临使福什维尔夫人感到自己是个有远见卓识的好母亲，感到自己当母亲的责任已经尽到。又有一些喜欢挖苦的客人引得她往那儿瞧和自言自语，如果说借手势表达的无声语言也算是在说话的话，她依然那么美，还变得极其怜恤他人，这是她从来都不曾有过的，这个曾负过斯万和众人的女子，现在是天下人负她了；而她则变得那么软弱，甚至都已不敢抵御众人的攻讦，各人的角色颠倒了。不久，她还将抵御不住死亡的袭击。不过，这是后话，让我们且回到三年前，也就是上面述及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的这次下午聚会上去吧。 我好不容易才认出我的老同学布洛克，况且，他现在不仅用了化名，而且用上了雅克·迪·罗西埃这个名字，还真得拥有我外祖父的嗅觉才能辨认出其中希布伦“缓缓的谷地”和被我这位朋友最终地砍断了的“以色列的山脉”。潇洒的英国风度确实完全彻底地改变了他的面容，铲平了能被去掉的一切。过去卷曲的头发被梳得直直的，中间开一条头路，油光可鉴。他的鼻子仍然那么又红又大，倒象是长期患感冒形成的肿胀，足以说明他慢条斯理地说出那些的发音相适应的嗓门，从前的齆鼻声说话时带着傲视天下的调门儿，与他红得发亮的鼻翼相得益彰。幸亏有这种发型，幸亏剃去了唇髭，还有这典型的优雅风度和毅力，那只犹太鼻子消失不见了，就象一个驼子经妥善打扮身子后仿佛都挺直了。然而，布洛克一出现，他面部表情的涵义首先因为那硕大无朋的单片眼镜发生了变化。单片眼镜给他的面容带来的那部分机械组合免去了它一张人的脸皮不得不承受的全部艰难职责，让人觉得美，向人表示才智、与人为善和尽心尽力的职责。仅仅是这架单片眼镜在布洛克脸上的存在先就免去了对它漂不漂亮的考虑，就象在商店里，面对着被售货员说成“这是新潮”英国货的时候你再也不敢怀疑它是不是称你的心意一样。另一方面，他稳稳地举着那单片眼镜，摆出一副高傲、冷漠和舒坦的架势，好象那镜片是豪华型汽车的车窗玻璃，为了使他的面容与那平直的头发、单片眼镜协调一致，他的五官永远也不会再作出任何表情了。 布洛克要我把他介绍给德·盖尔芒特亲王，我觉得这毫无难处，不象第一次在他家参加晚会时我还碰了壁，虽说当时碰壁也挺自然，现在我却觉得这易如反掌，不就是给他介绍一位客人吗。即使我出乎意外地给他带去、给他介绍一位未经他邀请的客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是不是因为即从那遥远的年代起，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位“常客”，虽说有相当一段时期我被这个当时我还是个新人的上流社会所“遗忘”呢？或者相反，正因为我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一旦抛去胆怯，使他们难以办到的一切对我已不复存在了呢？是不是因为那些人渐渐地在我面前抛弃他们矫揉造作的第一外表（常常还有他们的第二外表、第三外表）之后，我感觉到了在亲王盛气凌人的高傲掩盖下，那种想结交朋友、甚至结交他表面装出不屑一顾的人的富有人情味的深切渴望呢？是不是还因为亲王变了？就象所有那些在青年和中年时期曾蛮横无礼的人，老年给他们带来了谦和（更何况那些他们陌生的思想、他们不愿就此服输的初出茅庐之辈，他们早已见过，也知道该如何在身边接待他们），尤其是倘使还有某种美德或缺陷做他们暮年的添加剂，使他们希望扩大交往，或希望导致政治观点改变的革命，如使亲王转变为德雷福斯派的那种革命。 布洛克找我询问一些情况，就象当年我初进社交界时那样。我现在还常常打听某些人的信息，他们是我当时在这里认识的，现在已变得遥隔千里、与世无涉，例如在贡布雷的那些人，我常常希望毫发不爽地“确定其所处境遇”的那些人。然而，对我来说，贡布雷具有与众不同的形式，不可能与众相混淆的形式，象一种拼板游戏，使我永远都无法把它拼入法国版图。布洛克问我：“那么，德·盖尔芒特亲王是不可能对我讲点儿有关斯万或夏吕斯先生的情况的了？”我曾有很长一段时期模仿他的讲话方式，而现在他又常常模仿我的讲话方式。“毫无可能。”“可他们间的区别又在于什么地方呢？”“真该让您同他们谈一谈才好，但这已经不可能了，斯万已经作古，夏吕斯先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不同之处是很大的。”当布洛克因为想到那些卓越人物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而目光炯炯的时候，我却在想我夸大了与他们在一起给我的乐趣，欢乐的感觉从来就只有在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才会油然而生，真正不同的印象也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布洛克觉察到这一点了吗？他对我说：“你也许把它给我描述得太好了一些，就象这地方的女主人，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我知道她已不年轻了，可你，反正在还不那么久以前，你还对我说过她天香国色、绝代无双。当然，我承认她雍容大方，那双眼睛也确如你所说顾盼迷人，可说到底，我觉得她并不美得象你所说的那样除却巫山不是云了。显然她出身名门，可毕竟……”我不得不告诉他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人。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实际已经亡故，因为德国的失败而破了产的亲王另娶了前维尔迪兰夫人续弦。“你弄错了，我在今年的《哥达》上查过，”布洛克天真地向我供认，“我查到了住在我们目前所在的这座府邸的德·盖尔芒特亲王的有关介绍，说他以当今最隆重的仪式，你等一等，让我想想，在西多尼亚与出身博家的德·杜拉斯公爵夫人结秦晋之好。”实际上，维尔迪兰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不久就改嫁破了产的杜拉斯老公爵，这样她便成了德·0盖尔芒特亲王的表亲，老公爵在婚后两年就死了。这对维尔迪兰夫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渡，而现在，她又通过第三次婚姻成了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从而在圣日耳曼区地位显赫，使贡布雷的那些人大吃一惊。近年来，在维尔迪兰夫人当上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之前，鸟街的名妇，古比尔夫人的女儿和萨士拉夫人的干女儿冷嘲热讽地称她为“德·杜拉斯公爵夫人”，好象这是维尔迪兰夫人在舞台上扮演的一个角色。社会等级原则甚至愿她作为维尔迪兰夫人死去，这个封诰，大家认为不可能给予她任何具有上流社会新权益的封诰，不如说正造成恶劣效果。“引起对她的非议”，这种说法在各个阶层都被用在一个偷情女子的身上，在圣日耳曼区还可以用来指那些发表著作的妇女，在贡布雷的有产阶级中则指“不相称”地琵琶别抱的女人，从各种意义上解释的“不相称”。当她嫁给德·盖尔芒特亲王后，有人大概以为那是个假盖尔芒特，是个骗子。至于我，明知封诰和姓氏都不假，它造成了又一位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存在，这位夫人与曾使我神魂颠倒、现已不在的那位亲王夫人毫无干系，她已经是毫无自卫能力、任人偷窃的死人，想到此，我感到某种痛苦，就象看到属赫德维奇亲王夫人所有的东西，如她的城堡，如所有曾为她所拥有的东西现在却在被另一个女人所享用。姓氏的继承其它各种继承，象各种产业的侵占一样令人伤感。这个姓氏绵延不绝地往下衍续，仿佛有一大群新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或者不如说就是一个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她不知道死亡，对改变和伤害我们情感的一切全然无动于衷，千年来由各种不同的女子一代又一代地取代她的职位，而在这些不时消失的女子身上，这个姓氏一再封闭它自远古以来始终如一的平静。 当然，即使是在我认得的面容上出现的这种变化，也只是日复一日实现的某种内部变化的反映。也许这些人还继续完成了同样的事物，但是他们对这些事物，对经常交往的人们所形成的概念，开始时有些偏离正道，几年后，虽说称呼依旧，他们所爱的却已是另一些事物和另一些人了，既然他们已经成了另一种人，他们的脸不显得陌生那才是令人可奇怪的呢。 然而，还有一些人，我认不出他们是因为我本来就不认识他们，因为，就象对人们那样，在这个客厅里，时间使社交界也出现了神秘的变化①。这个中心，以为它招来全欧所有王公显贵的某些姻亲关系所限定的特性和疏远一切非贵族因素的排斥力，使我觉得它就象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的一个具体的庇护所，为这个姓氏提供它最后的实在性，这个中心，在它本身我曾以为是稳定的内涵成分上，遭受到深刻的蚀变。有些我曾在一些截然不同的社交界见到过的人，他们的在场已然使我感到惊讶，他们被直呼其名、受到亲密无间的接待更令我大惑不解。从前，一整套贵族的偏见和冒充高雅的浅薄之见自然而然地把盖尔芒特这个姓氏和与之不相谐调的一切分隔天壤，现在，它们已不再发挥作用②。 -------- ①在到场的客人中有一位值得注意的人，他刚为一场著名官司出庭作证，证词唯一的价值在于它高度的道义性，使全体法官和律师一致为之折服，从而得以给两个人定罪。因而，在他进来的时候，全场出现了一阵子好奇和尊敬的骚动。他便是莫雷尔。我也许是唯一知道他曾靠圣卢和圣卢的一位朋友供养的人。尽管有这些往事，他虽说不无保留，还是愉快地向我问了好。他回忆起我们在巴尔贝克相遇的时代。而这些往事的回忆对他说来富有诗意和青年时期的伤感。——作者注。 ②当初我刚踏进社交界的时候，有的人大摆盛宴，但是他们只接待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帕尔马公主，而在这些命妇家里他们也被待为上宾，他们被视作是当时社交界地位最稳固的人，或者能够被这么看，这些人消失了，没留下任何痕迹。他们是负有外交使命的异国人已返回故国？也许是什么丑闻、自杀、劫持使他们不得再出现在社交界，或者他们是德国人。然而他们的姓氏之所以灼灼放光，纯粹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地位。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姓这些姓了，甚至，如果我提起他们，人家会不知所云，我要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这些姓氏，人家会以为那是些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作者注。 拒绝入境的机械因为弹簧或松或断已不再运行，许许多多陌生的躯体在往里挤，褫尽它清一色的同质性，它的风采和色调。圣日耳曼区象一名痴愚的老寡妇，对闯进她的沙龙，啜饮她的桔汁还向她介绍自己的情妇的粗俗无礼的仆佣们，她只会报之以胆怯的微笑。然而，这个结构紧密的整体（从前的盖尔芒特沙龙便是）的崩溃所给予我的对时光流逝和我的一小部分过去的消失的感觉并不比由无数理由和多种色调的毁灭本身所引起的这种感觉更强烈，其结果是认为某个现在还出现在这里的人天生适合在这里，并且得体，另一个在那里擦肩而过的人则显得诡谲地新奇。这不仅是对上流社会的无知，而且是对政治、对一切的无知。因为，在个人身上记忆持续的时间短于生命，再者，这些个人从来没去记年龄很小很小时的事情，这部分记忆消失在旁人身上，现在构成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合情合理的部分，即从贵族方面来说，既然开端被遗忘或已不清楚了，他们攫住正处于上升或坠落之际的人们，还以为事情本来如此，以为斯万夫人、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和布洛克的地位历来都这么显赫，而克雷孟梭和维维安尼历来就是保守党，就象有些事实持续的时间较长，德雷福斯案可憎可恼的回忆会因为曾听他们的父亲说起过而模模糊糊地留存在他们心间，如果我们告诉他们克雷孟梭曾是德雷福斯派的，他们会说：“不可能，您搞混了，他恰恰是另一边的。”有些贪官污史被当成了廉洁奉公的楷模，还硬要给从前的婊子树立贞洁牌坊。有人问一位望族出身的年轻人，关于希尔贝特的母亲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情况，这位少爷回答说，其实，她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曾经嫁给一个名字叫斯万的冒险家，不过，后来她又嫁给了社交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福什维尔伯爵。在这个沙龙里，也许还会有人，如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会对这种说法付之一笑（如此否定斯万的风雅使我觉得太骇人听闻了，就我本人所知，从前在贡布雷的时候，我和姑祖母都认为，斯万堪与“公主们”来往），除德·盖尔芒特夫人外还有一些女人也会这样做，她们本来应能在这里，只是现在很少出门，如蒙莫朗西、穆西、萨冈三位公爵夫人，她们曾是斯万的知己好友，在她们尚出入社交界的时代，她们从来没见到过那个福什维尔，此人使我大为愕然的是按原先的社交惯例不该在这里出现的人们居然能把令人仰慕的贵人引为知己密友，他们之所以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这里来自寻烦恼也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新朋友的缘故。因为，最能说明这个社交界的特点是它惊人的失去社会地位的才干。 当时在社交界是得不到接待的。然而，恰恰是当时的这个社交界，除了在数目日渐减少的人们头脑里，已不复存在，犹如今日已改的朱颜，被银丝取代了的金发。布洛克在战争时期曾“足不出户”，他停止出入过去的那些老社交圈子，本来他在那些地方并不露脸。相反，他却在不停地发表著作，那些我今天为了不受其诡辩之阻而在竭力摧毁其荒诞不经的诡辩术的著作，作品并没什么独到见地，却给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和许多妇女造成才高八斗、不同凡响的印象，一种天才的印象。所以那是在他新旧社交活动完全决裂之后，他才以伟人的形象出现在一个重新建立的社交圈子里，开始他一生中辉煌灿烂、受人尊敬的新阶段的。年轻人当然不知道他到这种年龄才在社交界有起色，更因为他在同圣卢的交往中记住的寥寥几个姓氏使他得以给自己当前的威望以某种模糊的鉴赏距离。总之，他俨然成了上流社会里那种任何时代都红得发紫的才子之一，殊不知他竟从没在别的地方出过风头。 我刚同盖尔芒特亲王说完话，布洛克便一把抓住我，把我介绍给一位少妇。这位少妇听盖尔芒特夫人谈了许多关于我的情况①，她是那天最漂亮的女人之一。然而她的姓氏对我却完全陌生，而她对盖尔芒特家族各不同支系的姓氏肯定也不是很熟悉，因为她在问一位美国女人，圣卢夫人凭什么身份与在场诸位最杰出的上流社会人士的关系显得那么密切。由于这位美国女人已嫁法西伯爵，法西与福什维尔家又远远地有点沾亲带故，对法西而言，福什维尔是当今社会最高贵的姓氏，所以，她非常自然地便问答道：“那还不是因为她出身于福什维尔家族。这是再高贵不过的了。”法西夫人在天真地以为福什维尔这个姓氏高于圣卢的同时，至少也该知道圣卢意味着什么吧。然而，布洛克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这位俏丽迷人的朋友却绝对地无知，此女相当轻信，所以，当一位少女问她圣卢夫人与这家主人德·盖尔芒特亲王如何成为亲戚的时候，她便真诚地回答说：“通过福什维尔家族的关系吧。”姑娘就把这个情况通给了她的一位女友，说得就象她本来就知道的一样，这位女友脾气暴躁，很容易冲动，所以当一位先生第一次对她说希尔贝特与盖尔芒特家族的亲缘关系并不是靠福什维尔家的时候，她恼得脸红脖子粗，象个公鸡，以致那位先生还以为是自己弄错了，接受了谬误，并且很快便把这情况传布出去。社交聚会和晚餐对那位美国女人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她听到那些姓氏，在了解它们的价值和确切的涵义之前重复这些姓氏。有人问起希尔贝特的当松维尔是不是从她父亲德·福什维尔那里得来的，有人解释说当松维尔根本就不是从她父亲那里得来的，这本是她夫家的一块土地，它就在德·盖尔芒特邻近，差不多是作为抵押归属德·马桑特夫人所有，希尔贝特把它赎了回来，当作她的嫁妆。最后，有一位帝国时期的老兵提到了萨冈家和莫西家的朋友斯万，当布洛克的那位美国女友问起我是怎么认识斯万的时候，那位老兵硬说我是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里认识他的，没料到我们是乡邻，在我心目中他是我外祖父的忘年交。在整个保守派社会中被视作特别严肃和最了不起的人物也难免犯诸如此类的错误。圣西门为了说明路易十四“几番使他当众出丑陷于最明显的荒谬之中”的无知，只举了有关这个无知的两个例子，那就是国王竟不知道勒内尔是克莱蒙—加勒朗德家族的，也不知道圣代朗是蒙莫兰家族的，把他们全当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在圣代朗问题上，我们至少可以自慰的是知道国王并没有死于谬误之中，因为，“很久以后”，德·拉罗什富科先生指出了他的错误。圣西门用带点怜悯的口吻补充说：“而且还得给他讲解有哪些世家是从它们的姓氏上看不出的。” -------- ①如果说晚辈后生们觉得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并不怎么样，她无非就是认得几位女演员云云，这个家族中如今已成了老媪的命妇们却始终把她看作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们确切地知道她的出身、她的纹章的至上地位、她与被福什维尔夫人称作“王族世胄”的人们的亲密关系，而且还因为她不屑光临她们家中，到她们那里会感到厌倦，她们知道对她从不能作这种奢望。她与戏剧界和政界的关系其实大家也并不清楚，这种关系只是使她更不同寻常，从而更提高了她的声望。然而，在政界和艺术界，人们却又把她视作捉摸不定的女人，象是从圣日耳曼区谪降的仙子，同次长们、明星们相交往。以至，即在这个圣日耳曼区，倘使有人要举办一次隆重的晚会，人们会说：“究竟有没有必要邀请一下奥丽阿娜，她不会来的，反正做个样子吧，可不能作什么指望。”而如果，到十点半钟左右，奥丽阿娜穿戴着鲜艳的服饰出现了，在进门的时候还带着威严而轻蔑的神态停一停，用冷峻的目光俯视与她沾亲带故的夫人们，如果她能呆上一小时，这对于举办这次晚会的老诰命真是盛大的节日了，更胜过从前萨拉·贝尔纳之于剧场经理，他含糊地答应给予合作，人们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但他来了，并且纯粹出于无限的好意，不只朗诵了他允诺的篇章，另外还朗诵了二十篇。这位奥丽阿娜，部长办公室主任们同她说话态度傲慢，而她却并不因此不继续结识更多的主任（才智引导社交），她刚才的到场把老诰命组织的这次晚会——本来就尽是衣着极其奢华的妇女们参加的晚会提到新的高度，超乎同一时期（福什维尔夫人又会把它说成同一“季节”）其他命妇举办的、奥丽阿娜却没有移动大驾光临的那些晚会之外和之上。——作者注。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9) 这种不可救药的遗忘，那么迅捷便涵盖了最近发生的事情的遗忘，这种强夺人意的无知，相反地，却使一门小小的学问，因为传播甚少越益显得珍贵。这门学问用于了解人们的家系和真正的地位，了解他们是出于爱情、金钱或其它什么理由与某个家族联姻，或屈尊俯就。它在由保守精神左右的任何社交团体中均能赢得赏识，在关于贡布雷和巴黎有产阶级方面，我外祖父所拥有的这门学问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圣西门对这门学问十分重视，即在他称赞德·孔蒂亲王多才多艺的时候，他都把这门学问放在其他科学之前，或者不如说他把这门学问说成是科学中的第一门。他赞誉德·孔蒂亲王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卓见远识、守正不挠、毫厘不爽、学贯古今、博览群书，他博闻强记、熟知家系，它们的奢望和现实，善以不同礼节对待级别不等，贤愚不等的人，归还王族应该归还而不再归还的一切。他甚至对此，对所以会发生的他们的僭越作了解释。书籍和谈话中的历史为他提供对出身、职位等等作出尽可能不开罪于人的安排的依据。”我外祖父没有这么杰出，但凡是与贡布雷和巴黎有产阶级有关的情况，他知道得同样一清二楚，品味起来也一样地兴致勃勃。这样的美食家，这样的有心人，知道希尔贝特不出身于福什维尔，德·康布尔梅夫人不出身于梅塞格里斯家族，而那位最年轻的也不是瓦朗蒂努瓦家的女儿，这样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不仅为数不多，而且其新成员甚至都非出身于贵族的最高等级（笃信宗教的人，或者天主教徒并不一定就是最熟知《圣徒传》或十三世纪教堂彩绘大玻璃窗的人），而往往来自二等贵族，他们对自己所难得接近者兴致更高，由于来往较少也就更有闲功夫研究。他们高高兴兴地相逢，互相认识，举办丰盛的行会晚餐，如珍本收藏家协会或兰斯朋友会，晚餐上，他们品味家系家谱。这种聚餐会女人是不得参加的，但她们的丈夫回家后会对她们说：“我今晚出席了一次挺有意思的晚餐会。有位拉拉斯伯利埃先生真把我们给吸引住了，他给我们讲清楚了为什么那位有个漂亮千金的圣卢夫人压根儿就不是福什维尔家出身的，真可谓闻所未闻。” 布洛克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朋友不仅风姿如玉、花容迷人，而且秀外慧中，同她交谈实是一大乐事，可我又觉得谈话难以进行下去，这不仅因为我这位交谈对象的姓氏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因为她对我提及的许多姓氏对我也是新的，而今正是他们组成了社交界的基本队伍。另一方面，确实，虽说她愿意听我说古道今，我向她提到的许多姓氏对她也绝对地毫无价值，它们早已被忘记得一干二净，至少那些当时只因个人的功业而熠熠闪光的姓氏，不是某个名门贵胄家族共有的永恒的姓氏（少妇给她在一次晚餐上听颠倒的某个姓胡乱按上个错误的出身，她很少知道这种名门贵胄确切的爵位），大多数姓氏是她从来都不曾听说过的（不只因为她还年轻，还因为她不久前才来到法国定居，而且还不是马上就得到接纳），她在我退隐数年后才步入社交界，不知怎么，我脱口说出勒鲁瓦夫人的姓名，而我的交谈对象幸亏有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位老朋友向她献殷勤才听到说起过她。然而知道得不尽确切，我从这位故作高雅的少妇答话时那不屑一顾的神态中看出了这一点。她说：“知道，我知道勒鲁瓦夫人何许人也，贝戈特的一位老朋友嘛”，那口气就象是说“这是个我绝不愿意让她到家来的人”。我很清楚，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那位老朋友作为完美无缺的上流社会人士，满脑子都是盖尔芒特精神，其特色之一是不要流露出挺重视贵族交往的样子，他一定是觉得说“勒鲁瓦夫人与所有的公主殿下、所有的公爵夫人都有交往”显得太愚昧、太违背了盖尔芒特精神，他宁肯说：“她挺滑稽。有一天她这么回答贝戈特的话。”只是，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从交谈中获得的这种情况却相当于平头百姓从报上看来的新闻，他们以自己订阅的报纸为准绳，一会儿认为卢贝先生和雷纳克先生是盗贼，一会儿又把他们捧成伟大的公民。对于我的交谈者来说，勒鲁瓦夫人是前一种类型维尔迪兰夫人式的人物，名气不那么响，她那小圈子的范围也只限于贝戈特一个人。况且，这位少妇还是出于纯粹的偶然性听到勒鲁瓦夫人这个名字的最后一批女人之一。今天已经没有谁知道勒鲁瓦夫人是什么人了，这再说也是十分合理的。勒鲁瓦夫人曾引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那么巨大的关注，然而，她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后者的《身后回忆录》的附录里。其实，侯爵夫人之所以没有提及勒鲁瓦夫人，并非只因为这一位生前对她颇不客气，更因为在她死后，谁都无法对她产生兴趣，而这种只字不提的做法虽有出于女人社交上的积怨之处，更多却出于作家文学创作的取材所需。同布洛克的这位佳丽朋友交谈令我陶醉，因为这位少妇聪颖过人，可是，存在于我俩的用语之间的这种差异却使谈话变得不易理解和富有教益。我们明明知道岁月流逝，衰老取代了青春，最牢靠的巨产和宝座在分崩离析，名望是过眼烟云，我们认识这个由时间导引的活动世界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摄取的相片却相反地把它给固定死了。结果，我们以前认识的年轻人总是被我们看成是年轻人，而我们以前认识的老年人也总被我们想成是过去的那种样子，说得他具有老年人的种种美德。我们从推理而得知要毫无保留地相信一位大富豪的信誉，相信一位君王的支持，却不相信实际上他们明天可能丧失权柄而成为逃亡者。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纯属社交的范围里，如同在一个比较简单、然而能把人们引向解决虽说比较复杂、却属同一系列的困难的道路上去的问题里一样，在我和那位少妇的交谈中，由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上流社会间隔二十五年所形成的这种互不理解使我颇有感慨，它有可能加强我的历史意识。 再者，必须指出，这种对真实境况的无知每隔十年便导致一批中选者以他们现时的表象出现，仿佛过去的那些事情并不存在。这种无知使初来乍到的美国女人意识不到夏吕斯先生曾是巴黎地位最显赫的人，当时的布洛克还是无名小卒，而为邦当先生出了那么大力气的斯万曾是大家最喜欢的人，这种无知不仅新来者有之，那些一贯出入邻近几个社交中心的人身上也有之，而这种或那种人的无知也是时间作用的结果（但这次作用是实施在个人而不是在那个社会阶层上）。无疑，我们变换环境、变换生活方式也是徒劳无益，我们的记忆，既抓住了我们同一本性这条线，便会给这同一的本性，给先后各个时期维系上对我们所经历的社交生活的回忆，哪怕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即在盖尔芒特亲王府，布洛克仍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十八岁时生活过的那个低贱的犹太人中心。而斯万，当他不再爱斯万夫人而到斯万夫人曾一度以为象去王家街喝茶一样光彩的科伦宾茶室去，恋上了那里的上茶侍女的时候，他也十分清楚自己在上流社会的价值，他记得忒维肯哈姆，对自己宁肯去科伦宾而不去德·布洛伊公爵夫人那里的原由明白无疑，也完全知道自己去科伦宾茶室或里茨饭店只会一千倍地更不“光彩”，而不会增加一丝一毫，因为只要付钱，那种地方谁都可以去。布洛克或斯万的朋友们无疑也记得那个地位低下的犹太社交中心或在忒维肯哈姆的约请，所以，象斯万和布洛克的这些不那么高贵的“我”一样的朋友们，在他们的记忆中并不把今日衣冠楚楚的布洛克和当初捉襟见肘的布洛克视作二人，并不把在最后那些日子里光顾科伦宾茶室的斯万和出入白金汉宫的斯万视作二人。然而，这些朋友在生活中可以说是斯万的邻里，他们的生活就展开在附近的一条线上，致使他的形象几乎满满地充斥着他们的记忆，但在另外一些与斯万较生疏、同他不仅在社会关系上、而且在密切程度上都存在着较大距离的人身上，这种距离造成当初的认识比较肤浅、相见的时候又比较少，为数不那么多的往事的回忆使概念漂浮不定。而在这一类陌生人心里，历经三十年后，已再也记不起能在往昔中延伸发展和在现时中改变此人价值的东西了。在斯万生前最后的那几年里，我曾听到过有些甚至是社交界人士，当别人同他们谈起斯万的时候，他们竟说：“您是指科伦宾茶室的那个斯万吗？”好象这便是斯万的名号。现在我又听到有些应是了解情况的人在提到布洛克的时候说：“布洛克—盖尔芒特吗？盖尔芒特家的老熟人吗？”这些把一个人的生活分割成块的错误，在孤立现时中把我们谈到的这个人变成另一个人，一个被改头换面的人、昨天的创造物和只是他现有习惯的凝聚的人（实际上身上却带着把他与过去相连结的生命的继续），这种错误当然他也依存于时间，但它们不属于社会现象，而是一种记忆现象。即在眼下，我便有一个例子，关于对我们变动别人外貌的那种遗忘的例子，它虽说属于一种颇不相同的类型，却因此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侄儿，维尔芒杜瓦小侯爵从前对我是顽固不化地蛮横无礼，致使我对他也采取了不近人情的态度，以示投桃报李，结果我俩心照不宣地成了仇敌。正当我在思考时间在这场德·盖尔芒特亲王府举办的聚会上的反映时，他请人为他引荐，说他相信我已经从他亲戚那里认识了他。说他曾拜读过我的几篇大作，并希望同我认识或重新认识。说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许多人一样，他也变得正儿八经地无礼，但已不再象从前那样的狂妄自大，另一方面，在他常去的那个社交中心却又有人因为那几篇拙作提到过我。然而，这些使他热情、使他主动接近的理由全都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或至少是能够让人接受的原因是他的记忆力比我还差，或者他早已不把我从前对他的攻讦所作的回击放在心上，因为那时候，我对于他不象他对于我，只是个小人物，他把我们之间的敌意忘了个一干二净。我的姓氏最多使他想起，他在哪个姑姑姨母那儿大概还曾见到过我，或者见到过我的某位亲属。由于吃不准是该作自我介绍，还是重新作自我介绍，我急急忙忙地便把话题转到他那位姑母身上，他认定就是在他那位姑母家碰到我的，因为他记得大家在那边常常议论我，而不是议论我俩的争吵。一个姓，这往往就是别人给我们留下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在他死后，只能在他生前。而这个人在我们心中的概念是那么模糊，或是那么怪诞，同我们在他心中的概念甚不相符，我们早已把自己差一点找他决斗的事抛置脑后，却记着他小时候在香榭丽舍套着黄色护腿的奇特模样，相反，他却压根儿不记得曾同我们一起嬉戏，尽管我们对他肯定说确有此事。 布洛克象条鬣狗般跳将进来。我在想：“他来到了一些沙龙，这些沙龙二十年前他是进不了门的。”然而他的年龄也增长了二十岁。他离死亡更近了。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在一张神态暧昧的脸上，远看或者在光线较差的情况下，我看到的只是欢乐的青春（或者那张脸上继续存在青春，或者是我把它召唤回来了），近看，这张脸总显得惶惶不安，那么吓人，象后台的老夏洛克，化妆已毕，等候上场，口里已喃喃地念着第一句台词。十年后，他当上了“大师”，拄着拐杖走进那些因为不景气而不得不劳他大驾光临的沙龙，他会觉得被迫去拉特雷默伊耶府实在是一桩苦差使。这对他会有什么好处呢？ 正因为这些变化发生在社交界，使我更能从中提炼出重要的、堪以充实我一部分作品的真理，这些变化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象我刚开始的时候恨不信其为是的那样。即在我刚成为新贵，比今天的布洛克更新的新贵，走进盖尔芒特家族的社交圈时，我就是俨然以这个社交圈成员的身份审视一些不久前被接纳的成员的，他们在老成员看来显得格外地新，与老成员截然不同，而我却区分不出新老，而那些老成员与一向是圣日耳曼区的成员、当时的公爵们相比之下又都显得是生手，他们或他们的父辈、或他们的祖父辈则又曾当过那里的新贵。所以，使这个社交圈光彩夺目的并不是上流社会人士的贵胄身份，而是上流社会人士多多少少地被这个社交圈完全同化的事实，它使这些人过五十年后全都大同而小异。为了充分说明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的高贵，我不妨把它往后推移，即在路易十四时期，这个盖尔芒特家族的地位就同王室几乎不相上下了，它比今天的地位更显赫，然而，即在那个时候，同是我眼下注意到的现象就已产生。例如，我们不是知道当时他们与柯尔柏家联姻一事吗？今天我们确实觉得这个家族是很高贵的，也为娶科尔柏家的千金为妻的德·拉罗什富科家的公子带来很大的好处。然而，盖尔芒特家与柯尔柏家结为秦晋并不因为后者是贵族，当时的柯尔柏家族还是平民有产者，正是因为盖尔芒特家族与他们联姻才使他们跃身贵族。如果说奥松维尔这个姓随着当前这个支派的代表一起泯灭，它却或许将能以自己是斯达尔夫人的后裔为荣。而在大革命前，王国一等贵胄之一的奥松维尔先生却曾对布洛伊先生自夸，理由是自己不认识斯达尔夫人的父亲，同布洛伊先生本人一样不可能为他引见，始料不及有一天，自己的两个儿子竟会一个娶《柯林娜》的作者之女为妻，另一个娶这位作者的孙女为妇。按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说法，我知道自己尽可以在这个上流社会当一名没有爵位的风雅之士，可我们总爱想入非非，企求加入贵族的行列，象从前斯万做过的那样，象比斯万更早的勒布伦先生、安培先生和德·布洛伊公爵夫人所有的那些朋友们，连同公爵夫人本人那样，刚开始的时候地位也都挺寒微。我头几次在盖尔芒特公爵府用晚餐的时候肯定曾使博泽弗耶先生这样的人感到多么地不痛快，这不只因为我的在场，更因为我发表的那些意见，它们恰证明我对构成他的过去和使他用他的方式想象社交界的那些回忆一无所知！有朝一日，布洛克也会变得老态龙钟，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盖尔芒特沙龙会在他心里留下相当陈旧的记忆，那时，面对着某种僭越、某种无知，他也会感到同样的惊奇，产生同样的恶劣情绪。而另一方面，他也许同样会变得审慎而知分寸，这种我认为象诺布瓦先生这样的人才特有的品质，并且影响他周围的人，这种品质在看似与之水火不相容的人身上成形和体现出来。况且，我觉得，出现在我面前的得力盖尔芒特社交圈所接纳的机遇实在是件出格的事情。然而，如果撇开我个人和与我直接相关的圈子再来看这一社会现象，我发现它并不象我开始时以为的那么独特，它就象在我出生之地贡布雷的盆地里数量颇大的喷泉，它们与我成对称地从地下喷涌而出，为它们提供水源的是同一水团。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特殊内容和个人特点，当勒格朗丹进入这个社交圈子的时候，他的方式（通过他侄儿的奇特的婚事）完全不同于奥黛特嫁女，不同于斯万本人以及最后还有我的进入这个社交圈。对我这个曾杜门不出、从里向外观察生活的人来说，我仿佛觉得勒格朗丹的生活与我毫无关系，它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就象深谷里的小河，看不见另一条分岔的小河，然而，尽管河道间存在着距离，它们却注入同一条大江。然而，直截了当地，象把导致死亡的感情原因或可以避免的过失略过一边、只统计每年的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家那样，我们发现，有好几个从本故事开始时描述过的那个社交圈离去的人进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交圈，而很可能，即从有教养和富裕的有产者们全然不同的社交圈里也会产生一批比例几乎相等的人，如斯万，如勒格朗丹，如我和布洛克，人们发现我们正投身于“上流社会”的海洋，好象巴黎每年都要举行一定数量的婚礼那样。况且，他们互相之间也认了出来。因为，如果说青年伯爵康布尔梅以他高贵、优雅的气质和朴实无华的风度赢得众口一致的赞誉的话，我却在他的气质、他的风度，同时还在他的炯炯的眼神和强烈的发迹欲望中，认出早先构成他姨父勒格朗丹主要特点的内容，勒格朗丹是我父母亲的老朋友，他外表尽管象个贵族，却市侩气十足。 一般人成熟后，他当初比布洛克还尖酸刻薄的本性都会因善良而变温和，善良的表现与正义感一样，这种正义感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诉讼正当有理，何须害怕法官不是朋友或抱有偏见。布洛克的孙儿辈几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将是善良和审慎的。布洛克也许还没能达到这个程度。但我发现，过去他装出认为自己不得不坐两小时火车去拜访某人的样子，此人却并不那么盼着他的光临；现在，他不仅收到那么多午餐晚宴的邀请，而且还有请他去这儿住上半个月、那儿住上两星期的，他还谢绝了那么多邀请却对此只字不提，从没听到他吹嘘接受了谁的、拒绝了谁的。审慎，行动上和语言上的审慎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年龄的增长来到他身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随着某种阅历年龄的增长来到他身上。无疑，布洛克过去嘴巴不紧，也没能力做到与人为善和给人忠告。然而，有些优缺点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与其说属此人或那人所有，不如说与人生的某个阶段相关联。这些优缺点在个人身上几乎只是外表的东西，它们预先已普遍存在，到一定时候，就象到了某个节气，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自己的表现阶段。想要了解某种药物会减少或增加胃酸、加快或减少胃酸分泌的医生获得不同的结果，他们并不是根据提取少量胃液的胃进行判断，而是根据摄入药物后或多或少间隔一段时间后从这个胃里取得的胃液情况。 被视作为它所接纳的和在它周围的姓氏之总和的盖尔芒特这个姓，就这样每时每刻都在吐故纳新，就象在花园里，含苞欲放的随时都准备取代已经枯萎的花草，它们混迹在看来差不多的花丛中，只有那些并不经常看到新来者的人们，记忆中还确切保留着杳然黄鹤的形象的人们才能看出其中的差异。 由这次聚会聚集起来的，或藉这次聚会轮番呈现在我眼前的外表，乘机从中脱颖而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些先后不同的、相悖的情势唤起我记忆中的人们，他们中不止一个烘托出我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视角的差别，犹如地面的起伏，山丘或城堡，有时出现在右，有时出现在左，初时凌驾于森林之上，继而突出于峡谷之外，以此提醒旅行者前进路上的方向变化和地势高低。我进而往上追溯，最终找到同一个人被很长很长的时间间隔开的几个形象，由几个颇是不同的“我”保留下来的形象，各个形象就其本身的涵义之间又存着巨大的差别，致使我在以为对自己过去与这些形象之间的关系的演变过程一览无余的时候，总是把它们给忽略了，我甚至不再想到它们就是我从前所认识的，使我必须通过偶然的刹那间的注意，才能象寻找到某个词的词源那样，把它们与它们对我而言的那个原义重新联结起来。斯万小姐隔着刺玫瑰篱向我送来秋波，我早该想到其真实涵义是欲念。贡布雷传闻中斯万夫人的那位情人也曾在那堵篱笆后面冷眼睃睨过我，其涵义也不是我当时所思及的，况且，此后他的变化那么大，以至后来在巴尔贝克，我一点都没从那个站在娱乐场边读海报的先生身上认出他来，而且，每隔十年，当我想到他那时的情景，我总要对自己说：“那就是德·夏吕斯先生呀，已经变成这副模样了，真怪！”贝斯比埃大夫婚礼上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在我叔祖父家穿一身玫瑰红服装的斯万夫人，勒格朗丹的妹妹德·康布尔梅夫人。她那么漂亮，使勒格朗丹提心吊胆地怕我们求他把我们介绍给她，还有那么多与斯万、圣卢等等有关的人物，他们犹如一幅幅人物图象，有时，当它们在我脑海里泛现的时候，我闹着玩儿把它们象书籍扉页的绣象放在我与各种人物的关系的起步上，然而，它们在我看来确确实实地也只剩下一幅图象了，而且这幅图象还不是由其本人放在我心上的，与他再也没有任何关联。事情还不仅仅在于有的人记忆力强，有的人记忆力差（还不至于差得象土耳其大使夫人们和某些人那样，在不断的遗忘中过日子，这便使他们的脑子里总是留有位置接纳别人告诉他们的相反的信息，因为前一条才一个星期便销声匿迹，或者后一条具有排斥前一条的能力）。即便记忆力旗鼓相当，两个人所记得的也不是同一些事情。甲对某事耿耿于怀，乙却并不把这件事很放在心上，相反却把前者一句几乎是未经思考脱口说出的话揪住不放，把它当成表示好感的特别信号。当别人发出假信号的时候，正确理解有利于缩短对这个信号的缅怀时间和能迅速得以肯定对方其实没有这种意思。最后，更为深刻、更加公正的意义还在于记忆的多样化，它使诗人把大家对他提起的那些事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却记住了瞬息间的印象。这一切导致我们在二十年没有露面后遇到的不是料想中的积怨，而是不由自主的、无意识的原宥，不是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因为我们忘了自己也给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而是理智。即使是事关我们最熟悉的人们，我们也会忘了事情发生的日期。由于德·盖尔芒特夫人每一次见到布洛克的时间至少是在二十年前，她会赌咒发誓地一口咬定他出生在她这个上流社会，说他二岁的时候，德·夏特勒公爵夫人还曾把他抱在膝盖上轻轻摇晃。 这些人一生中有多少次来到我面前，他们或顺或逆的处境展现的仿佛仍是同一些人，只是形式有变、结局不同罢了！在我这一生中，与那些人的生命线相交的那些点差异甚多，结果，那些貌似最远的线纠缠在一起，就象生活拥有的线条有限，只能用这几条线绘制差距极大的图画，例如在我过去的各个不同阶段中，我对外叔祖父阿道夫的一次次拜访，元帅的表亲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儿，勒格朗丹和他的妹妹，弗朗索瓦丝的做背心裁缝出身、现在法庭工作的朋友，还有比他们的变化更大的吗？而今天，所有这些不同的线条全都集中到了一起，交织成网线版，这儿是圣卢夫妇的，那边属于小康布尔梅夫妇，且不说莫雷尔和其他许多曾以他们的连结协助形成某种情势的人们，我觉得情势才是完整的统一体，人物仅仅是构成成份。我有足够的阅历，尽可在我回忆中相反的区域里找到另一个人来补充生活为我提供的不止一人的不足。甚至对我眼前的这位埃尔斯蒂尔，他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他荣誉的标记，我也能给他加上最早的维尔迪兰夫妇的回忆，加上戈达尔夫妇和在里夫贝尔餐馆里的交谈，加上我结识阿尔贝蒂娜的那场聚会，以及其他那么多人。就象一位艺术爱好者，别人给他看一块祭台侧板，他便能回忆起在哪座教堂、哪个陈列馆、哪位私人的收藏品中也有这么一块，余下的均已散失（他还可以查一查商品一览表或者多跑几家古董店，最后找到与他拥有的一模一样的物品，与它配成一双）；他能够在头脑里恢复祭台装饰屏下部图案的原状，想象出整个祭台的模样。就象一只顺绞车升起的桶，几次三番碰到绞索，而在相反的方向上既没有人，连曾在我生活中占有一定位置、轮番起过不同作用的物都没有。一个简单的社交关系，甚至就是具体的某件物品，倘若几年后我仍能把它记起来的话，我会发现，生活已经在它周围没完没了地缠上各种各样的线，终于用年岁这种绝妙无比的毡绒包裹严实，就象在那些古老的公园里用绿宝石鞘包裹普通水管子的人。 这些人之所以令我觉得象在梦幻之中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对他们而言，青年时代和恋爱中的生活就已是浑浑噩噩，这种生活越来越变得象是一场春梦。他们把什么都忘了，直至积怨和仇恨，为了肯定他们与眼前的这个人确实有十年不说话了，他们还得查一查心灵的记录，然而这份记录也已模糊得象一场梦，梦中受人侮辱，却再也记不得侮辱他的是谁。所有这些幻梦构成政治生活的互为矛盾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曾互相控告对方谋杀或通敌的人们在同一个部里。而在有些老人身上，这种幻梦在他们做了爱以后的那几天里变得象死亡一样地浓重，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是不可能向总统提出任何请求的，他把什么都忘了。过后，如果让他休息几天，他会重新记起公务，偶然得象记起一场梦。 有时，这个人不只以一种形象显现，他同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人差别那么大。曾有几年时间，我觉得贝戈特是一位非凡的慈祥的老人，我看到斯万的灰色帽子，看到他妻子的紫色大衣，面对着他那追随着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世系姓氏的神秘感，就会象看到幽灵显现般地感到浑身发软，甚至在一个沙龙里。几近传奇的发端，继而却变得索然无味的交往的迷人的神话，它们在往昔中延伸的时候却象广阔天宇彗星喷射出来的彗尾，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即使并非始于神秘，例如我与苏夫雷夫人的交往，今天显得如此枯燥乏味、纯属社交应酬，当初却保留着它原始的微笑，更加恬适、更加温柔、无比甜蜜地镌刻在海滨丰富多彩的下午和巴黎春日盈盈的傍晚，车马随从喧喧嚷嚷，尘土飞扬，阳光象流水般晃动的巴黎的黄昏，也许，如果我们把苏夫雷夫人从这个背景中分离出来的话，她便没有什么价值了，就象那些纪念性的雕塑象，如威尼斯的保健女神象，它们本身并不很美，只是在那个地方恰到好处。苏夫雷夫人已经构成我认为具有某种“平均”价值的回忆部分，我并不考虑她这个人在这里出现确切的价值是多少。 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比他们所经受的肉体的和社会的变异更使我感到震惊，那便是与人们互相之间所持的不同看法相关联的变化。勒格朗丹瞧不起布洛克，从来不跟他说话。他变得对他非常客气。这绝不是因为布洛克的地位提高了，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不值一提，因为，社会的变化必然地导致经受这种变化的人们之间相应的身份变化。不。那是因为人们——也就是对我们而言所意味的那样的人们，在我们的记忆中并不具有的一幅图画的均一性。他们随着遗忘而演变。有时，我们甚至会把他们与另一些人相混淆：“布洛克，就是以前常到贡布雷来的那个人”，他嘴巴上说的是布洛克，心里所指的却是我。相反，萨士拉夫人则一口咬定关于菲利浦二世的那篇史论是我写的（实际上是布洛克的大作）。且不说这些张冠李戴的事儿，我们总爱忘记某人对你使过的卑劣伎俩，忘了他的不足之处，忘了他上一次没有握手道别便扬长而去，相反却记得早些时候一度情投意合。勒格朗丹与布洛克投桃报李友善相待，他的姿态正是对从前的那一时所作，这或许是因为他失去了对某一段往事的记忆，或许认为应该这么做，其中兼有原谅、遗忘与何足道哉的成份，而这仍然属于时间的效应。何况，我们互相之间记得关于对方的事情也不一样，即使是在恋情之中。我曾发现阿尔贝蒂娜把我们最初的几次见面时我对她说过的话记得清清楚楚，而我却已把这些话忘得净光。对于另一件象石块一样永远深深地沉入我脑海之中的事情她却记不得了。我们平行发展的生活恰似那些小径，每隔一定的距离便对称地放置着一盆盆鲜花，它们对称却并不正面相对。更何况是对某些我们不甚了解的人，只记得他们是谁，或者只记得他们别的事情，甚至是最初的别的事情，以及人们从前对他们的看法，某种受旁人暗示形成的东西（我们在这些人中间与他们重逢，这些人认识他们不久，这时的他们身份高贵，占有他们过去所没有的、却一下子为健忘者所接受的位置），对于他们而言，这更是可以理解了。 生活在把这些人几次三番地放在我命途上的时候，往往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把他们介绍给我们的，这种环境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围得严严实实，从而缩小了我们观察他的视角，使我无法认清他们的本质。即使是盖尔芒特夫妇，他们曾是我梦寐以求的认识对象，当我最初接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呈现在我面前的表象，一个是我外祖母的老朋友，另一个是曾在中午时分的娱乐场花园里，以令人不快的目光望着我的先生（因为在我们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偶然事件的纽带，就象我在贡布雷阅读某些书籍时所领会的，有一条感知的带子，它阻止现实与灵魂进入完全的接触）。以至，总要到事后，因为某个姓氏而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的认识才变成了我对盖尔芒特家族的认识。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想到那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一个尖尖的鹰钩鼻的难以接近的世系，那金色的、玫瑰色的神秘世系，出于种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境遇，那么经常地、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面前，任我交往，甚至成为知己密友，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我觉得生活富有诗意，竟至当我想认识斯代马里亚小姐或者给阿尔贝蒂娜去做几条连衣裙的时候，我找盖尔芒特家的人帮忙，就象找最乐于为我效力的哥们。的确，我讨厌上他们家去，那就象我不愿意到后来结识的其他上流社会人士家里去是一回事。甚至，对贝戈特家的青年贵族是如此，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是如此，我只有在与她相隔一段距离的时候才能感知她的魅力。一旦来到她身边，这种魅力便烟消云散，因为它存在于我的记忆和想象之中。然而，不管怎么样，盖尔芒特家族，就象希尔贝特一样，毕竟因为扎根于我较早的往昔生活之中，当时我的幻梦更多，更相信个别人，所以他们不同于上流社会的其他人，此时，在同这个或那个的交谈中使我感到烦恼的是自己至少还保留有童年时代想象中的她们，我曾认为是最美的和最难以接近的她们，并且象个理不清一笔糊涂帐的商人，把拥有她们的价值和自己想开的价格搅混一气，以此自慰。 然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我以往同他们的关系充满了在绝望中形成的更为热切的梦幻，那里，丰富多彩地绽开我当时的生活，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们的生活，我真弄不明白，他们的如愿以偿竟是那条又窄又薄、黯淡无光的饰带，无足轻重、不屑一顾的亲密关系的饰带，从中我已不可能再找到任何曾构成他们的神秘、狂热和甜蜜的东西了。 “德·阿巴雄侯爵夫人近来怎么样了？”德·康布尔梅夫人问道。“她已经去世了呀，”布洛克答道。“您把她同德·阿巴雄伯爵夫人搞混了，伯爵夫人是去年作古的。”德·阿格里让特亲王夫人介入他们的对话。这位年轻的孀妇从她的老头前夫继承了巨万家资和名门大姓，向她求婚的不乏人在，使她变得自信不疑。“德·阿巴雄侯爵夫人也死了有将近一年了。”“啊！一年，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德·康布尔梅夫人答道，“不到一年以前我还曾在她家参加了一次音乐晚会呢。”争论中，布洛克并不比社交界的那些“面首”更能说出些有份量的话，因为那些逝去的高龄人与他们之间距离太大，这或者是由于年岁上的巨大差别，或者是由于他们（如布洛克）新近才走完迂回曲折的道路、靠拢和步入这个不同的社交圈，正值衰败、处于夕照余晖中的社交圈的，他们并不熟悉它的历史，往事回忆也不可能给予他们启迪。死亡对于同一阶层的同龄人已经失去了它怪诞的含义。况且，每天都听到有那么多人行将就木的消息，有人霍然康复，有人溘然长逝，我们也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更有幸拜识的某公，是摆脱了他胸口的肿疼还是已经仙逝。死亡人数倍增，而且在高龄区更变得捉摸不定。在这两代人和两个社交圈的交叉点上，鉴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能力识别死亡的两个社交圈几乎在混淆死与生，死被世俗化，变成了一次小事故，它虽说或多或少确定某人的性质，从谈起这桩事故时所用的口气来看似乎它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一切便随之完结了。人们说：“可您忘了，某人已经去世”的时候，就象是说：“他获得了勋章”，“他现在是院士”，或者说：“他到南方过冬去了”，“医生嘱咐他到山里去生活一段时期”，而说到底这全是一码事。因为，反正他是不可能来参加庆贺活动了。对某些名人而言，他们死去时留下的东西尚能帮助我们意识到他们的生命已经终止。可是对一般已属耄耋之年的社交人物，我们就弄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死了还是没有死。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不大认识他们，或者忘了他们的过去，而且还因为他们不管在哪个方面，与未来都毫无干系。而分清社交界的老人是病、是不在、是退隐乡居还是寿终正寝的困难使大家象接受优柔寡断者的无动于衷一样认可死者的无足轻重。 “要是她真的还活着，那怎么就再也见不到她的人影儿，也见不到她丈夫了呢？”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的老姑娘问道。 “这我不妨告诉你，”她母亲说，“那是因为他们老了，人到了这种年龄就不再出门了。”这位当母亲的虽说已年过半百，却从来都不错过每一次欢乐聚会。照她这么说，老年人在进坟墓之前还该有整整的一个与世隔绝的阶段，在淡淡的雾霭中伴着长明的孤灯。德·圣德费尔特夫人结束这场争论说，德·阿巴雄伯爵夫人因久病不愈，于一年前去世了。可是没过多久，德·阿巴雄侯爵夫人也一命呜呼了，“死得毫无道理”（因此而显得与所有那些人的生相仿的死亡，藉此而说明它不为人所注意的理由的死亡），这样的死，为那些分不清张三李四的人作了辩白。听说德·阿巴雄夫人真的已过世，那位老姑娘神情紧张地朝她母亲瞄了一眼，因为她怕她母亲得知“同时代人”去世的消息后会“感到震动”。她仿佛已经听到别人是怎样议论她母亲的死和用怎样的理由加以说明的：“德·阿巴雄夫人去世曾经使她感到十分地震动”。然而这位老姑娘的母亲却相反，每当有一位同龄人“逝世”的时候，她便觉得自己在又一场角逐中获得了胜利。而且对手全都是名将。他们的死是使她尚能愉快地意识到自己的生的唯一手段。老姑娘发觉她母亲在提到德·阿巴雄夫人已退隐山林、隐居在疲备不堪的老人很少能从那里出来的地方时，并没有露出不愉快的神色，而当她所说侯爵夫人已进入下一个人们只能到那里去不能从那里回的居处时，更看不出她有什么不悦的表示。看到她母亲对此事淡然处之满不在乎，老姑娘尖刻的心理乐了。为了逗她的女友们一笑，她编了一个，她自以为是轻松愉快地编了个令人喷饭的故事，结果使她的母亲搓着双手说出了：“老天爷，那可怜的德·阿巴雄夫人居然真的死了。”即使对那些并不需要她的死来庆幸自己活着的人，这个死同样使他们感到欣慰。因为任何人的死都能给旁人的生活带来某种简化，省去了需表示感恩戴德的顾忌和拜谒的义务。 埃尔斯蒂尔却不是这样对待维尔迪兰先生之死的。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20) 一位贵妇人要走了，她还要出席别的下午聚会，还要与两位王后一起用茶点。她便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位高个子交际花，德·纳索亲王夫人，若不是她的身形变瘦小了（由于她的个头比以前矮多了，她的模样看上去就象人们平常说的“一只脚已进了坟墓”），我们简直都不能说她显老了。她依然活脱一个玛丽－安托瓦内特，奥地利的鼻子，富有情趣的目光，无数化妆用品十分协调的配合使她的容颜不老，象丁香花，香气袭人。在她脸上泛浮着那种羞涩和温柔的神情，仿佛在说她不得不离去，她一定会再来，希望能不引人注意地悄悄溜走，与大量等待着她光临的精英聚会相关联的神情。她几乎就会出生在王位的台阶上，结过三次婚，长期地由一些大银行家奢华地供养着，且不说还需要满足她那么多突发的奇想，她穿着与她那双顾盼生情的杏眼和化了妆的脸一样淡紫色的连衣裙，连衣裙下还有那数不胜数的往事留下的有点说不清、理不清的纪念物。就在她从我面前走过，打算溜之大吉的时候，我向她行了个礼。她认出了我，她握了握我的手，那双淡紫色的明眸盯着我，仿佛在说：“我们有那么久没见面了！下一次我们定要叙叙别情。”她使劲握住我的手，已经记不清楚，是不是哪天晚上，她把我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带出来的时候，在车上，我俩还曾有过一段转瞬即逝的风流韵事。她试着暗示这件并不曾有过的事情，这是一种对她来说并不感到为难的事情，既然她能对着一只草莓塔做出温情脉脉的样子，而如果说她不得不在乐曲结束前动身离去的话，她看上去却象在忍痛割爱，而这种割舍却不会是最终的。况且，由于她吃不准自己与我是不是有过那段艳事，她与我匆匆握别的时间并不延续，而且一个字都没向我说。她只是象我说过的那样凝望我，那意思是“那么久了啊！”在这个“久”字里包含着她的三位丈夫、曾供养她的男人们、两场战争，而那双星眸，象修凿在乳白石上的天文钟，依次标出在已经那么遥远的往昔中的每一个庄严肃穆的时刻，每当她想对你道一声从来可以用作托辞的问候时都能再现的往昔。接着，同我分手后，她朝门口小跑而去，免得再打搅别人，也为了向我表明，她没有同我一谈是因为她时间紧迫，她要追回因为与我握手而失去的那一分钟，以便准时到达西班牙王后那里，她将与王后单独在一起用点心。我甚至相信她到门口后还会奔跑起来。实际上，她在奔向她的坟墓。 一位胖妇人向我问好，就在这声好的短促瞬间，具有云泥之别的各种想法涌上我的心头。我先是犹豫了一下，不敢答礼，生怕她由于比我更不善于认人，错把我当成了另一个人，接着，她那坚定的神态又反过来使我由于怀疑这一位可能与我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夸大我可掬的笑容，与此同时，我的目光继续在她的外貌上搜索，搜寻我还没有想起来的姓氏。就象参加业士会考的中学生，目光盯在考官的脸上枉费心机地希望在那上面找到他还不如到自己的记忆中去搜索的答案，就这样，我朝这位胖妇人微笑着，凝望着她的脸。我觉得这张脸象斯万夫人，所以我的微笑中也略略带上些尊敬的色调。我正待结束迟疑不决，才过一秒钟，我听到那位胖妇人对我说：“您把我当成妈妈了，确实，我开始变得同她挺象的。”就这样，我认出了希尔贝特。 我们谈了许多有关罗贝的情况，希尔贝特用尊敬的口气讲着他，好象那是一位上层人士，她执意要向我表示自己对他的钦佩和理解。我们互相提醒，回忆起他从前阐述的那些关于战争艺术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后来在当松维尔时常同她谈起他在东锡埃尔对我叙述过的那些主题），它们往往，总之，在许多方面得到最近这场战争的证实。 “我很难向您说清楚他在东锡埃尔对我讲过的那些细微末节现在和在战时给过我何等强烈的感受。当我们分手的时候（自那以后我们也没有晤面），我从他那儿听到的最后几句话是说，他预料，兴登堡这位拿破仑式的将军将进行一场拿破仑式的战役，其目标是隔开他的两个对手，他补充说，这两个对手很可能就是我们和英国人了。而罗贝去世才一年，一位他挺赏识的，在军事观念上显然曾深刻地受到过他的影响的评论家昂利·比杜先生说，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兴登堡攻势是一个集中兵力的敌人向两个拉开战线的对手展开的分隔战役，是一七九六年，皇帝在亚平宁白脉完成过，一八一五年在比利时失误过的军事行动。在这之前不久，罗贝曾把那些战役和某些剧本给我作了比较，我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地从那些剧本里看出作者的意图，即使他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也会改变计划。而对一九一八年的这次德国攻势，罗贝作出这种解释的同时，无疑是不会同意比杜的观点的。然而，另外一些评论家则认为，正是兴登堡在亚眠方向上取得的成功和接下来又被迫停止前进，他在佛兰德取得的成功和后来的又是停顿，导致，总之是出乎预料地导致从亚眠，然后从布洛涅出现一些他事先没有确定的目标。就象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改写剧本那样，有人从这场攻势看到向巴黎闪电式进军的征兆，另一些人则认为会有一些错落不齐的猛烈攻击以摧毁英国军队。而即使元首下达的命令与某种设想背道而驰，评论家们也有充裕的时间发表高论，就象当戈克兰肯定地对穆内－絮利说《厌世者》并不是他想要演的那种悲剧、正剧（因为，根据同时代人的见证，莫里哀也曾用喜剧手法演出这个剧本，演得令人发笑）的时候，穆内一絮利说：‘那么，是莫里哀搞错了。’ “至于飞机，您记得他那时说的话吗？他用的语句是那么美：每一支军队都必须是一个‘百日’阿耳戈斯①，唉！可惜他没能看到自己的话得到了证实。”我回答说：“不，他看到了，在索姆战役中，他清楚地知道，双方都从挖掉敌人的眼睛，即摧毁飞机和系留气球使敌人失去判断能力开始的。” “哦！是，真的。”自从她一心钻研高深的学术，她的言谈举止都带上了点儿书呆子气：“他还硬说人们重又在使用以前的战术，您知道吗？在这场战争中，那几次远征美索不达米亚②（当时，她肯定是在布里肖的文章里读到有这么一回事）令人随时、千篇一律地想起色诺芬的撤退③，而为了从底格里斯河前进到幼发拉底河，英国统帅部用上了独木舟，一种又窄又长的小船，当地的平底轻舟，远古时期的迦勒底人就曾经使用过的。”这些话使我清楚地感到往事的那种停滞，它借助某种特有的重量无限期地停止在某些地方，致使人们重新见到它们的时候，它们还是原来那个样子。然而，坦白地说，由于我在巴尔贝克离罗贝不远的地方读到过的那些文章，我的印象更深刻，就象在法国农村找到塞维尼夫人笔下的林间小径，就象在东方，在关于库特阿玛拉的位置问题（贡布雷的本堂神甫如果把他对词源研究的嗜好扩大到东方语言的话，还会说，库特阿马拉，库特酋长，“就象我们说峡谷子爵和百洛主教。”）上，看到与《一千零一夜》关系那么密切的巴士拉这个名字重又回到巴格达的旁边，远在汤森德将军和戈林格将军之前的哈里发时代，水手辛巴德每次离开巴格达以后或回到巴格达之前，上船或下船前后都要经过的巴士拉。 -------- ①希腊神话中的亚哥斯王子，长有一百只眼睛，其中总有五十只睁着，被杀后，女神赫拉把他的眼睛撒在孔雀尾巴上。 ②美索不达米亚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北到巴格达，南到巴比伦尼亚，有五千年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印度远征军于1914年12月占领巴士拉，1917年英国又占领巴格达，1918年取得摩苏尔。这里所指即此。 ③色诺芬（公元前431—公元前350以前），希腊历史学家，曾出任希腊万人军司令官，率军在陌生的库尔德斯坦和亚美尼亚冲杀，公元前400年初撤回希腊，并以此为素材著《远征记》。 我对她说：“战争有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他开始意识到了的，那就是它有人情味，看上去就象一种爱，或者一种恨，尽可以把它叙述得象一部小说，因此，如果有人唠唠叨叨说战略是一门科学，这对他理解战争毫无裨益，因为战争不是战略的，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计划，就象我们不知道自己喜爱的女人所追逐的目标是什么一样，而且，也许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计划。在一九一八年的三月攻势中，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夺取亚眠的吗？我们一无所知，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变化，是他们在西部朝亚眠方向的推进最后定下了他们的方案。假若战争是符合科学规律的，那也得从另一面，象埃尔斯蒂尔画海那样去描绘它，并且象陀思妥也夫斯基叙述一个人的遭遇那样，以逐渐得到纠正的幻觉、信仰为出发点。况且，战争绝不是战略的，这一点太肯定的，倒不如说它是医学的，包含着种种意料不到的偶然事故，临床医生可以谋求避免的事故，如俄国革命。” 在这场谈话的全部过程中，希尔贝特一直谦卑恭谨地对我讲述罗贝，那口气更似议论我的故友，而不是她的亡夫。她仿佛在对我说：“我知道您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请您相信，我是善于理解这位才智超群的人的。”然而，她肯定已不再感到对他的回忆的爱可能依然是远远地在影响她现时生活的特色的原因。所以，安德烈现在是希尔贝特形影不离的女友。虽说安德烈首先借助于她丈夫的才华和她自己的聪颖，已经开始进入虽说还不是盖尔芒特社交圈，却也比她从前交往的人们风雅得多的阶层，圣卢侯爵夫人屈尊成为她最要好的密友仍然令人惊讶。这件事仿佛是一种朕兆，说明希尔贝特对她所认为的艺术家的生活方式的爱好，说明她对社会地位真正下降的倾向。这也许是真实不假的原由。但我心中又想到了另一种解释方法，我总是那么深深地相信，我们所看到的集中于某地的形象虽然一般地与第二组的对称形象、却相距极远，它只是颇不相同的第一组形象的反映，或是它在一般情况下的效果。我在想，如果说人们每天晚上都注意到安德烈、她丈夫和希尔贝特在一起，那也许是因为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已经看到过安德烈的这位未来的丈夫同拉谢尔在一起生活，后来他离开拉谢尔，找上了安德烈。当时的希尔贝特很可能由于生活的层次相距太远、地位太高，对此一无所知。但她后来应该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后来，当安德烈的地位上升，而她的地位则下降到她们能够互相瞥见的时候，此时，曾使那个男人离开拉谢尔的这个女人肯定对她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那个男人大概对她也有一定的魅力，使她对他的倾慕更胜于对罗贝的爱。① -------- ①我们听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用她那一口假牙造成的支离破碎的嗓音激昂慷慨地一再说道：“是的，正是如此，我们将建立宗派！我们将建立宗派！啊！您是多么了不起的音学（乐）家啊！”她把她那大单片眼镜竖起在圆睁的眼睛前，目光中流露出既被逗乐，又有表示歉意的神色，为她不能把这种欣喜维持得更长久一些而抱歉，但她已下定决心“积极参与建立宗派”，直至最后。——作者注。 因此，看到安德烈也许还能使希尔贝特想起她青年时代的罗曼史，想她对罗贝的恋情，不由得希尔贝特不对安德烈肃然起敬，希尔贝特觉得，圣卢爱拉谢尔更胜于爱她本人，而拉谢尔深深钟情的那个男人竟一头拜倒在安德烈的石榴裙下。也许相反，在希尔贝特对这对艺术家伉丽的偏爱中，这些回忆并不曾起到过任何作用，在这一事实中应该看到的，象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仅仅就是通常的社交界妇女所固有的对学习的兴味和求堕落的情致。希尔贝特也许早已把罗贝抛置脑后，就象我忘掉了阿尔贝蒂娜一样，就算她知道艺术家是为了安德烈而离开拉谢尔的，在见到他俩的时候她也绝没有想到这个事实，这个并不曾在她对他俩的偏爱中起过任何作用的事实。我们只有靠有关人士的见证，才有可能判定我的第一种解释不只可以成立，而且真实不假，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唯一尚存的手段。只要有关人士能够带点洞察力和真诚对待自己的隐私，虽然，在对待自己的隐私时，洞察力已属罕见，真诚是绝对没有的。不管怎样，见到今天已经成为名角儿的拉谢尔，对希尔贝特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因此，当有人宣布她将在这次下午聚会上朗诵诗歌，朗诵缪塞的《回忆》①和拉封丹的寓言诗，我心里感到不安。 -------- ①著于1841年，是他与乔治·桑恋情的总结。 “可您怎么能出席那么多次聚会？”希尔贝特问我，“您这是遭人谋财害命哇，我可没有想到您会是这样的。当然，我不只希望在我舅母的阔绰排行中见到您，而且在其它地方都能见到您，”她狡黠地加了一句，“因为这里有我舅母。”她成为圣卢夫人的时间比维尔迪兰夫人进入这个家族的时间还早一些，所以，她从来就以盖尔芒特家族的一员自居，并且认为她的舅舅使她受到了损害，因为他有失身份娶维尔迪兰夫人为妻，确实，她在家里也真的曾千百次听到大家当着她的面嘲笑这桩婚事，当然，大家也议论过圣卢降低身份同她结婚，只是她不在场的时候。她还因此越加做出瞧不起这位出身寒微的舅母的样子，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则出于类似使聪明人避开习俗时髦的逆反心理和老人对回忆的需要，为了尽可能给自己高贵的新貌一个往昔，在提到希尔贝特的时候她总爱说：“我告诉你们，我跟她的关系可是源远流长，我十分了解这孩子的母亲，喏，她母亲是我表姊妹马桑特的好朋友。她就是在我家里认识希尔贝特的父亲的，至于可怜的圣卢，我先就认识了他那一家子，他的亲叔叔，从前在拉斯普利埃，是我的至交。”听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这么一介绍，有人便对我说；“您瞧见了，维尔迪兰家族可绝不会是波希米亚流浪部落，他们与圣卢夫人那家子是世交。”我也许是唯一从我外祖父那里得知维尔迪兰家族不是波希米亚流浪部落的人，然而那恰恰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奥黛特，可见人们随心所欲处理不再有人了解的过去的故事，就象讲述在谁都没有到过的地方所作的旅行。“总之，”希尔贝特下结论说，“既然您有时也从象牙塔里出来一下，那么，不妨到我家去，我邀上几位可畅叙衷曲的才智之士举行个别知己密友的小型聚会，这对您不更加合适吗？象这里的这种庞杂玩竟儿可不会对您的脾胃的。我看到您同敝舅母奥丽阿娜谈话，她要怎么好有怎么好，可要说她并不属于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却也并不冤屈了她。” 我不可能把我一个小时以来的想法告诉希尔贝特，但我相信要是纯然从消遣考虑，她将能帮助我得到乐趣，这种乐趣，我觉得，也就是谈谈文学，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谈未必就能比同德·圣卢夫人谈得多一些。当然，从明天起，我希望重新开始过与世隔绝的生活，虽说这一回带着目标。即使在我家，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不会让人进来看我，完成作品的职责比讲究礼貌、或者甚至让人满意都更重要。很久没有见到我的人们也许会坚持要进来，他们已经见到我，肯定我的身体已经复元，当辛勤工作或艰苦生活的一天结束或中断的时候，他们需要我，就象当初我需要圣卢那样。还因为，象我在贡布雷的时候就发现的那样，我刚瞒着父母二老作出其实是很值得称道的决定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另一只标出的却是工作时间，当罪犯的刻度盘上标着早已悔过和立意修善的时刻，另一只却才敲响法官惩处罪孽的钟声。不过，我会鼓起勇气告诉前来看望我或让人来找找我的人说，我需要尽快地了解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与自己有一次十分重要的紧急约会。然而，尽管我们真正的自我和另一个我之间关系不大，由于异义而同形，也由于它们共有一个肉体，使你牺牲比较容易完成的职责、甚至牺牲自己的乐趣的克己行为会被旁人视作利己主义。 更何况我还不正是因为忙于完成与那些抱怨见不到我的人们有关的事情才远离他们、过着索然的生活？我还不是为了能更深入一步关心他们？这种事与他们在一起是做不成的，我正力求使他们了解自己的情况，力求清楚地认识他们。就为了淡而无味的社交接触的乐趣，排斥任何渗透的泛泛接触的乐趣，把一个个夜晚付诸东流，悄悄然用我同样空洞无物的话语声与他们轻喘弱息般的话语声相呼应，这样的生活再过上几年又有何益处？他们做的那些动作、他们说的那些话、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气质，我努力描绘出它们发展的曲线并从中演绎出法则，这样做不是更有意义吗？不幸的是我还得同那些设身处地为他人一想的习惯作斗争，如果说那种习惯有益于作品的构思，它却会推迟作品形诸笔墨。因为它通过繁文缛礼不仅迫使我们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欢乐，而且还得牺牲自己的职责，当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时候，这种职责，不管是怎么样的职责，哪怕是对一个在前线起不到任何作用而留在他尚能派上用场的后方的人来说，这种职责也会似是而非地显得仿佛是我们的欢乐。 我远不象那些伟人有时候所以为的那样，因为这种没有朋友、无人可与交谈的生活而认为自己不幸，我发现，消耗在友谊中的激奋的力量是一种悬伸物，它以一种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背离现实的特殊交情为目标，这种力量本来应能把我们导向这个真实的。然而，说实在的，当休息和社交活动的间隙变成我不可或缺的东西时，我感到，与其进行社交界人士所以为的对作家有利的学术交谈，不如同如花似玉的少女两情缱绻，这种轻松愉快的恋情将是我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允许我那象只能饲之以玫瑰花朵的骐骥般的想象可以选择的粮秣。我在突然间重又萌生的希望，正是当初在巴尔贝克，当我看到阿尔贝蒂娜、安德烈和她们的女友们从海滨走过的时候所曾有过的梦幻，当时我还不认识她们。可是，唉？我却已经不可能再寻求找回此时此刻恰恰是我十分强烈地希望见到的她们了，使我今天见到的所有的人，也包括希尔贝特在内的所有的人改头换面的时间的作用果没有夭亡也定然如此。我因为不得不伤及过去的她们而感到痛苦，因为，使人们发生变化的时间并不改变他们保存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当我们领悟了那么新鲜地贮藏在我们记忆中的东西在生活中已不可能再拥有的时候，当我们发觉在我们的内心中显得那么美好的东西再也不可能在外界接近它，再也不可能接近激起我们的欲望、某种完全属于个人的欲望，希望在一个同龄人，也就是在另一个人身上寻找和再见到这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再也没有比存在于人的衰变和回忆的不变之间的那种对比更令人痛苦的了。正如我常常已能有所揣测的那样，那是由于被我们认为只有在我们想要的人身上才有的东西其实并不属于这个人。然而，在这一点上，似水年华为我提供了更完整的证明，因为，二十年后，我本能地想要寻找的并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些姑娘，而是现在拥有当时属她们所有的青春活力的姑娘（其实，这不尽然是由于忽略已逝的时光而与现实大相径庭的肉欲的复苏。有时，我还会希望出现奇迹，使我的外祖母、阿尔贝蒂娜与我所以为的相反，依然活在人间，来到我的身旁。我以为看到了她们，我的心向她们扑去。我只是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她们真的还活着，那么，阿尔贝蒂娜现在的模样该同当初我曾在巴尔贝克见到过的戈达尔夫人的样子差不多了。而我的外祖母，过了九十五岁高龄，我也绝不可能再看到她平静慈祥的笑颜，我现在想象中的笑颜，我想象中的武断就象在给天主上帝装上一部胡子，或者象十七世纪，人们在表演荷马笔下的英雄时给他们穿上贵族的奇异服饰，全然不管他们是古代人物）。 我望着希尔贝特，心里却并不想：“我真希望再见到她”，然而我却对她说，倘使她能在邀请我的同时，还邀上一些年轻姑娘，我是很乐意的，可能的话，最好是家境贫寒的姑娘，让我用一些小小的礼品就能使她们高兴，其实我对她们也一无所求，只愿她们能唤起我心中的幻想，使往日的哀愁死而复生，也许，不大可能地会有一天，得到一个纯洁无邪的亲吻。希尔贝特莞尔一笑，接着显出认真思索的神态。 就象埃尔斯蒂尔喜欢看到妻子在自己面前成为他在作品中经常描绘的威尼斯美色的具体体现那样，我给自己寻找的借口是，我受到了某种美学的自私心理所吸引，把我引向能造成我痛苦的姣好女性。而且，对我可能还会见到的未来的希尔贝特们、未来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们和未来的阿尔贝蒂娜们，我怀有一种类似偶象祟拜的感情，就象漫步在美不胜收的古代大理石雕塑群中的雕塑家，我觉得，她们将会给予我灵感。然而，我还应该想到，在接触到她们每一个人之前，先应有我对包围着她们的那种神秘的感知，因此，与其请希尔贝特帮我介绍几位少女，还不如我自己到那些在我与她们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连结的地方去，使我们感到在我们与她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逾越的东西，或者在海滨，去游泳的路上，到我们感到她们虽然近在咫尺，却似远隔天涯的地方去。我的神秘感就是这样被先后援用在希尔贝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阿尔贝蒂娜和许多别的女人身上的。无疑，不认识的和几乎是不可认识的变成了认识的、熟悉的、无关痛痒的或者痛苦的，然而却从其往昔保留下了某种魅力的。说真的，就象在邮差为了讨些年赏而给我们送来的那些日历里，没有哪一年能在它的封面或某一天的插页中见到我希望在那里见到的女子的图象。图象上的女子，例如，普特布斯夫人的贴身女仆、奥士维尔小姐或者某个我在报上的社交报道中看到过的姓氏，属于那种“大批可爱的华尔兹舞伴”的少女，由于有时是我从来都没见到过的女子，使图象往往更显出它的任意性。我推测她是天生丽质，钟情于她，并为她拼凑起一具理想的胴体，亭亭玉立在她家地产所在省份的景物中，这是我从《城堡年鉴》上看来的。至于对我认识的女子而言，这种背景至少是双重的。她们各各不同地矗立在我生命进程的不同点上，矗立在那里象当地的祐护女神。她们所处的背景首先是梦幻的，景物并行的线条把我的生活划成方格，我便在那里潜心于她的想象。其次是从回忆的角度所看到的，她被包围在我以前认识她的时候所处的景物中，她现在使我回想起来，她依然被固定在那些地方，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漂泊不定，我们的记忆却深居简出，我们不停的冲刺也徒劳无益，我们的回忆被牢牢地铆住在我们早已离开的那些地方，并且继续在那里组合它们与世无涉的生活，就象旅行者到了一座城市，在那里交上一些临时的朋友，在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不得不抛下他们，因为他们走不了，他们得留在那里，在教堂前、港口边、庭院里的树木下结束他们的长昼、他们的生命，就象他仍然在那里一样。所以，希尔贝特的影子不仅投射在法兰西岛的某一座教堂前，这是我想象中的她，而且还投射在梅寨格利丝那边一座公园的花径上，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身影则投在一条潮湿的路上，那里爬满一串串纺锤状姹紫嫣红的花果，或者在巴黎街头金色的朝霞中。而这第二个身影，不是产生于欲念，而是来自于回忆的身影对她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在各个不同时刻多次认识的，在这种时刻，她们对于我已是另一个女人，而我自己也已不是原来的我，正沉浸在另一种颜色的梦里。现在在当初每年的梦周围集结起了对我认识的某个女子的回忆，而支配这些梦的法则是：所有与某人，如我童年时代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关的，借助某种吸引力集中在贡布雷周围，而与即将邀我共进午餐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关的一切则集中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动辄生气的人周围。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好几个，就象从一身玫瑰红服饰的妇人算起有好几个斯万夫人一样，岁月惨淡无色的太空间把她们一个个分隔开，我已不可能从一个跳跃到另一个，除非我有本事离开一个星球去到中间隔着太空的另一个星球。这个星球不仅被隔开，而且还不同，装点着我在区别极大的时期做过的各种梦，就象一个特殊的植物区，里面的奇花异葩在另一个星球上是见不到的。以至在我打算既不到德·福什维尔夫人家去，也不到德·盖尔芒特夫人那里去吃午饭，因为这会把我带到一个何其不同的世界，即作了这样的打算以后，我仍然不能对自己说，她俩一个是热纳维埃夫·德·布拉邦特的后裔、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是同一个人，另一个也就是那个一身玫瑰红服饰的妇人，因为我心中一位有教养的人在这么肯定，其权威性就象一位学者对我说星云银河是由同一颗星星分裂形成的那么可靠。例如希尔贝特，我不加考虑地便请求她让我拥有一些象过去的她那样的朋友，因为她对我已经只是德·圣卢夫人了，在见到她的时候，我不再想到她在我过去的爱情中曾担任的角色，她也把这个角色忘了。贝戈特对我而言重又变成了仅仅是他那些书的作者，我对他的赞赏并没有使我想起（只是在罕见的、完全隔断的回忆中才有过）自己当初被介绍给这个人时的兴奋，以及在穿着白裘皮服装的人们中间，在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托架和蜗脚桌上那么早就送来了，那么多灯的客厅里，在堆满紫罗兰的客厅里，与他交谈使我感到失望和惊诧。所有构成第一个斯万小姐的回忆实际上已经从目前的这个希尔贝特身上切割下来，由另一个天地的引力把它们吸引得远远的，吸引到贝戈特说过的一句话的周围，同这句话结合成一体，沉浸在英国山楂的芳馨之中。 今天的这个希尔贝特的残余面带笑容听完了我的请求。接着她露出严肃的神色思考起这个请求来。我为此感到心情轻松，因为这样她便不会注意到另一群人，她看到了一定会感到不痛快的那群人①。我发现，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正同一个十分丑陋的老婆子高谈阔论，我望着她，压根儿就猜不出她是谁：我对她绝对地一无所知，实际上，此时在与希尔贝特的舅母、德·盖尔芒特夫人讲话的是拉谢尔，也就是那位红得发紫的女伶，在这次聚会上她将朗诵维克多·雨果和拉封丹的诗篇。公爵夫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在巴黎历来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她并不知道这种地位只存在于相信有这么一回事的人们的头脑中，许多新人物，倘使他们哪儿都没见到过她，倘使他们从没在哪场高雅聚庆的报告中看到过她的姓名，还会以为她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在尽可能少、间隔时间尽可能长的访问中才打着呵欠到她说的、让她厌烦得要命的圣日耳曼区来露个脸儿。相反，他却会突发异想地同她认为有意思的这个或那个女伶共进午餐。她经常出入一些新建的社交中心，在那里，她比自己所以为的更加我行我素，她仍然认为容易厌倦是智力优势的表现，然而她是用某种粗暴的态度，使她的嗓音变得有些沙哑的粗暴来显示这种优势的，当我同她谈到布里肖的时候，她说：“他让我整整厌烦了二十年”，而当康布尔梅夫人说：“请重读叔本华关于音乐的论述”的时候，她态度粗暴地说：“重读这话真算得上是金科玉律了！啊！不行，我们恰恰就是不该这么做，”从而提醒我们注意这句话。老阿尔邦笑了，他认出了盖尔芒特精神的表现形式之一。希尔贝特比较现代派，她保持不动声色。她尽管是斯万的女儿，却象母鸡孵出来的鸭子，比较超脱，她说：“我觉得这还是有它动人之处。它具有一种令人可喜的敏感。” -------- ①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我碰到过夏吕斯先生。她觉得他实际上变得更“衰退”了。社交界的人们在区分智力高低的时候，不仅对智力相差无几的不同人士作这种区分，对同一个人一生中的各个时期也区别对待。接着她补充说：“他生来活脱活现地象我婆婆，而现在更惊人地酷肖她了。”这种相象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我们知道，有些女人几乎可以说是以最大的精确性将自己的形貌投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唯一的谬误在于性别不同。这是一种不能被称作felixculpa（拉丁语，幸运的差错）的阴错阳差，因为性别反过来又影响一个人的个性，男子身上被女性化了的东西便成了矫揉造作、敏感的矜持，等等。尽管脸上胡子拉碴，颊髯遮去了通红的面颊，那里总有一些能与母亲的外貌相叠合的线条。夏吕斯家的人难得有老而不衰的，而在他的衰老中，人们总能惊异地辨认出臃肿的脂肪和搽脸香粉下一位永远年轻的佳丽的残片。就在此时，莫雷尔走了进来。公爵夫人对他热络得令我有点张惶失措。“啊！我不介入家庭纠纷，”她说，“您不觉得家庭纠纷令人讨厌吗？”——作者注。 因为，如果说在这二十年间的那几个阶段中，小集团群按新星的引力大小而解体改组，而且新星本身也必然地会远去，然后又重现，那么在人们的头脑里则进行了凝聚，然后是分裂，然后又是凝聚。如果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而言曾是好几个人，那么，对德·盖尔芒特夫人、或者对斯万夫人等等而言，某人也可以是几个人合成的，他在德雷福斯案之前的某个阶段可以是一个红人，从发生德雷福斯案起则成了盲信者，或者傻瓜蛋，对他们而言，此案改变了人的价值并另行分派，而自此以后，派别还在分化改组。其中起到强有力的作用和添加它对纯然智力亲合的影响的则是已逝的时间，它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反感，蔑视，甚至导致反感、蔑视的原由。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小康布尔梅夫人的优雅风姿，我们就会发现她是我们商行的买卖人絮比安的女儿，而使一个买卖人的女儿能引人嘱目的原因是她父亲为夏吕斯先生弄到一些人手。然而，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只产生了些许明明灭灭的效果，那些已经遥远的起因，不仅不为许多人所知，就连那些知道的人也已把它们遗忘了，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目前的光辉，而不是往日的耻辱，因为人们总是以目前的含义去理解某个姓氏的。这些沙龙的变化，其意义也便在于它们是已逝去年华的一个效果和记忆的一种奇观。 公爵夫人还在犹豫，她怕德·盖尔芒特先生当着她欣赏的巴尔蒂和米斯丹盖的面与她闹上一场，但她肯定有拉谢尔当她的朋友。晚辈后生们便因此断定她徒有虚名，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大概是那种有点象河狸式的人物，从来就没有整个儿地属于上流社会过。确实也有两位贵妇与她争夺某些君主的青睐，她还得费一番力才能把他们请来吃饭。然而，一方面因为他们很少来，他们还认识一些毫无可取之处的人，另一方面出于盖尔芒特家族对老式社交礼仪的迷信（她既讨厌那些颇有教养的人，又坚持要良好的教育），公爵夫人让人写上：“陛下曾谕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曾垂顾……”新阶层的人们对这类用语一无所知，于是更断定德·盖尔芒特夫人地位低下。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看来，同拉谢尔的这种亲密关系正可以说明，我们认为她斥责风雅是故作姿态、假话骗人，其实错怪了她，我们认为她拒绝去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家的行为不是顾及才智，而是为了冒充高雅，其实又错怪了她，她觉得侯爵夫人愚蠢，只是因为侯爵夫人还没有达到目的便让人看出她在冒充高雅。然而同拉谢尔的这种亲密关系还能说明，公爵夫人本身实在是才智平庸的人，至迟暮之年，当她厌倦了社交生活的时候，由于对真正实在的才智一无所知和出于那种随心所欲的一点妄想，她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希望获得新的成就。这种随心所欲会使有些十分体面的妇人认为以实在令人头疼的方式结束夜晚“是多么地有趣”，她们闹恶作剧，半夜三更去叫醒某人，披着晚大衣到那个人床边呆上一段时间，最后都找不出话说了，这才发现时间实在太晚了，才去睡觉。 还应该补充说一说的是，最近以来，朝秦暮楚的公爵夫人对希尔贝特的反感使她得以从接待拉谢尔中获得某种欢乐，而且使她得以发扬光大盖尔芒特家族的一条格言，那便是站在某些人一边（几乎是死心塌地地）帮助争吵的大有人在，人们不得不对夏吕斯先生采取的策略加强了“我用不着做”的独立性。如果你追随夏吕斯先生，他会使你同大家闹得不亦乐乎。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21) 至于拉谢尔，如果说她为了结交上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确实煞费苦心（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没能从伪装的矜持和刻意的冷淡下辨别出这番苦心，她的矜持和冷淡反激公爵夫人，使她高度评价女伶的不落俗套），那么，一般地说来这大概也因为从某个时期起，上流社会人物对不肯回头的浪子的吸引力，同时还有那些过惯自由放纵生活的浪子对上流社会人物的吸引力，双重回流，与政治范畴中相互间的好奇心和打过仗的民族间缔结同盟的愿望是差不多的东西。然而，拉谢尔产生这种欲望恐怕还有其比较特殊的理由。过去，正是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正是这位德·盖尔芒特夫人使她当众蒙受奇耻大辱。拉谢尔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也没有原谅她，然而，公爵夫人因此而获得的在她心目中的威望永远都不会消失。我正想把希尔贝特的注意力从公爵夫人与拉谢尔的谈话上转移开去，她们的谈话被打断了，因为女主人在寻找拉谢尔，该由她朗诵了，她与公爵夫人分手后很快出现在台上。 然而，就在此时，在巴黎的另一头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我已经说过，拉贝玛也邀请了一些人去喝茶，为她的儿子、媳妇庆贺。她的客人们却迟迟不来赴会。当她得知拉谢尔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朗诵诗歌的时候（这使拉贝玛这位大演员十分恼火，对她说来拉谢尔仍是个无名小辈，大家让她在由她拉贝玛领衔主演的戏里露个脸儿，是因为圣卢给她买了登台演出的服饰，更使她恼怒的是，巴黎流传着一条新闻说，这次邀请虽说是以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名义发出的，实际上在亲王府接待来客的却是拉谢尔），拉贝玛硬是给一些忠实可靠的朋友写了信，邀请他们务必光临共进茶点，因为她知道他们也是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朋友，亲王夫人还是维尔迪兰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然而，时间过了，还谁都没到拉贝玛家。有人曾经问布洛克想不想去，他毫不隐讳地问答说：“我不去，我更想去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唉！实际上，这正是大家所决定的。拉贝玛得了绝症，她因此而不得不很少出入社交界，她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日渐恶化，但是为了满足她女儿奢侈生活的需要，她那既有病又懒惰的女婿无法给予满足的需要，她重又登台演出了。她知道这样做会缩短自己的有生之日，但她给女儿女婿带回丰厚的酬金，她要让女儿高高兴兴，她讨厌她女婿，可又在拍他的马屁，因为她知道女儿十分爱他，她怕要是自己得罪了他，他会恶劣地让她再也见不着自己的女儿。拉贝玛的女儿暗中为给她丈夫治病的医生所爱，她自欺欺人地认为那一次次《菲德尔》的演出对母亲的生命无碍大事。她几乎可以说强逼着医生对她这么说，从医生给她的答复和她全然不顾的那些病历报告中，她也只记住了这一点。实际上，医生是说过他觉得演出对拉贝玛并没有很大的不妥。他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这么做可以讨他心爱的少妇的欢心，也许还出于愚昧无知，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当结果会缩短病人的受苦时间的事情对我们本人有利的时候，我们也便心甘情愿地听任它去缩短了，也许还愚蠢地以为这还使拉贝玛高兴，从而对她也有益，这种愚蠢的想法就在他从拉贝玛的孩子们那里得到一个包厢，并且为了看戏丢下他所有的病人的时候，他仿佛觉得还得到了证实是对的，他觉得她在舞台上生气勃勃与她在城市生活中的奄奄一息一样地异乎寻常。确实，我们的习惯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完成乍看上去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甚至使我们的机体适应这种生活。谁曾看到过一位患有心脏病的马术大师表演各种绝技？真叫我们不敢相信他的心脏居然经受住了这绝技表演的一分钟。拉贝玛也是一位久经舞台生涯的老将了，她的机体器官已完全适应舞台要求，她能在卖力中偷巧，做到令观众看不出破绽，令人以为她身体很好，只是有些纯属神经性的和臆想的疼痛。在向希波吕托斯表白心迹的那场戏以后，拉贝玛徒自感到自己将熬过这令人恐惧的夜晚，她的戏迷们拚命为她鼓掌，宣称她空前地美丽。她在极度疼痛中回家，心里却很高兴，因为能给她女儿带回那些蓝色的钞票，出于老年人代代相传的顽皮童心，她惯于把钞票紧紧地塞在长统袜里，然后得意洋洋地把它们抽出来，希望博得一笑，换来一个亲吻，不幸的是这些钱只够女婿女儿给他们的府邸增加一些新的装饰品，他们的府邸就在他们母亲所住公馆的隔壁，里面不断传出敲敲打打的声音，扰乱了著名悲剧坤伶何其需要的睡眠。他们按照时尚的变化和适应他们希望能接待的x或y先生的需要改装他们的每个房间。而拉贝玛感到唯一能平息疼痛的睡意已逃之夭夭，她只好不睡，心中却不免蔑视那些加快她死亡的到来和使她剩下的最后这些日子变得十分难受的漂亮玩意儿。无疑，或多或少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鄙视它们，这是对伤害我们，而我们却又无力阻止的东西合情合理的报复。然而，这还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才华，从年纪很轻的时候起她就知道所有这些时尚的抉择的微不足道，所以她本人始终忠于她素来尊重的传统，她是这个传统的化身，这个传统使她仍如三十前那样判断人事，例如，并不把拉谢尔看成今日事实上已名噪一时的坤伶，而仍是她当年所识的小粉头。其实，拉贝玛并不比她女儿好，正是从她身上，通过遗传和出于十分自然的钦佩而变得更为有效的榜样的感染，她女儿摄取了她的自私、冷酷无情的嘲弄和自己意识不到的残忍。只是，拉贝玛把这一切传给她女儿后，她自己得到了解脱。况且，拉贝玛的女儿即使并不经常地有工人在家里敲敲打打，她照样会骚扰她的母亲，因为年轻人残酷、轻率的吸引力总使老人、病人感到体力不支，使他们为了跟上步伐而疲于奔命。他们每天都换上一批人来用午餐，而拉贝玛如果不露面，人家就会觉得她自私自利，扫她女儿的兴，人家指望靠这位著名的母亲在场勉为其难地吸引住某些新近建立的不肯轻易光顾的关系。他们还对这些关系“许下诺言”，举办一次有她参加的户外活动，表示庆礼。这位可怜的母亲本来为了对付盘踞在她膏肓间的死亡已忙得不可开交，现在还不得不一大早就起床，就出门去。更有甚者，由于当时，才艺出众、红得发紫的雷雅那在国外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女婿觉得拉贝玛不该就此销声匿迹，他希望这个家也能捞上那么多荣誉，于是强迫拉贝玛轮回演出，拉贝玛不得不注射吗啡，这可能导致她因肾脏衰竭而死亡。同是这种风雅、社会声誉和生的诱惑，在节庆之日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起了吸入泵的作用，以抽气机的强力，把拉贝玛家最忠实的常客全都吸到那里去了，而在拉贝玛家的情况则相反，也因此故，只剩下绝对的空白和死。有个年轻人，由于吃不准拉贝玛家的喜庆是不是也一样热闹，跑来了。当拉贝玛看到时间已过，知道大家已把她抛弃了的时候，她让人上点心，他们围着桌子坐下，然而那气氛却象是吃丧葬饭。有一年四旬斋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四（狂欢日）夜晚，拉贝玛照片上的形象曾使我心猿意马，而现在的这张脸上能使我想起当年风韵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就象老百姓说的，拉贝玛脸上已挂着死亡。这一回她看上去才真象雅典阿克罗波利斯的埃雷克泰永神庙中的大理石雕象了。她硬化的动脉快变成了化石，看上去象绕着面颊刻出的长长的绦带，没有生命的僵硬，那双神采全无的眼睛与那尫羸得可怕的面孔相比之下还算活着，闪烁着微弱的光象酣睡石块间的蛇。那位出于礼貌留下用茶的年轻人不断地看着钟点，心里牵挂着赶快去盖尔芒特府参加热热闹闹的欢庆活动。拉贝玛没说一句责备弃她而去的朋友们的话，那些朋友们还在天真地希望她不知道他们去了盖尔芒特府。她只是嗫嚅地说：“让一个象拉谢尔这样的人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府举办庆祝会，只有在巴黎才碰得上这码事儿。”她默默地、庄严缓慢地吃着禁止她吃的糕点，活脱一付按丧葬规矩办事的样子。使“茶点”的气氛更加抑郁的是姑爷大发雷霆，因为与他们伉俪如此熟稔的拉谢尔居然没有邀请他们。更使她伤心的是那位应邀而来的年轻人对他说，他与拉谢尔相当熟悉，如果他现在就到盖尔芒特府去的话，他也许还来得及让她邀请这对轻佻的夫妇。然而，拉贝玛的女儿太了解拉谢尔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是何等低微，请求从前的粉头赏脸邀请无疑是用绝望杀了她母亲。因而，她对那位年轻人和她丈夫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在这次用茶点过程中，她脸上不时露出想去乐一乐的神色，耍小性儿，以示对剥夺他们这一乐趣的老不死的母亲的报复，老太太只装没看到女儿噘起的嘴巴，不时对年轻人有气无力地说句把客套话，这是唯一应邀而来的贵宾，然而，把什么都一古脑卷往盖尔芒特府，连我自己也被吸引到那儿去的那台抽气机力大无比，贵宾起身走了，留下费德尔或女尸，人们已不怎么清楚她是这两个中的哪一个，留下她，还有她的女儿、女婿，去吃完这顿丧葬饭。 女演员刚刚扬起的嗓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运用的手法挺巧妙，这种手法是把演员正在朗诵的诗假设为开口朗诵前就已存在的整体，我们听到的只是这个整体中的某个片段，好象艺术家正走在一条路上，有一时她走到我们能听到她朗诵的地方。 要朗诵的那几首诗差不多全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宣布便把大家逗乐了。可是当大家看到女演员在开始前先用迷惘的目光四下搜寻，带着哀求的神情举起双手，呻吟般地吐出每个词的时候，每个人都为这种情感的卖弄感到不自在，甚至产生反感。谁也没料到诗歌朗诵竟能是这样的玩意儿，渐渐地大家习惯了，也就是说大家忘了最初的不舒服，品出了其中的韵味儿，心下比较着几种朗诵方法，最后对自己说：这样比较好，这里处理得差一些。然而，第一次，谁都不敢瞄旁人一眼，就象在一场普通诉讼中看到律师举起垂着宽大袍袖的手臂，朝前走去，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开始辩护时那样，因为，大家觉得这样朗诵挺怪，也许应该说是极妙，等待着心里有个肯定的看法。 然而，看到这个女人还没有发出一声，先自屈膝，展开双臂，仿佛摇晃着一个看不见的人，然后变成膝盖外翻，突然用哀怨的语调就为了读几句为人熟知的诗，听众无不愕然。人们我看你，你看我，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有些缺乏教养的年轻人克制住没有放声大笑。各人向自己的邻座偷偷瞅上一眼，就象在高雅的宴席上，面前放着一件新餐具，螯虾叉、砂糖锉之类的，我们不知道它的用途和使用方法，于是望着一位较有权威的客人时采用的那种目光，盼着他先使用这种餐具，让大家有可能仿效。当有人引用一句我们不知道，却又要佯装知道的诗时，我们也这么做，好象在一道门前退后一步，把说出这句诗何人所作的乐趣，特别照顾般地让给一位文化修养较高的人。就这样，大家一边聆听着女演员的朗诵，一边低垂着脑瓜，用审视的目光瞄着，等待别人率先发出笑声或批评或哭泣或鼓掌。德·福什维尔夫人正巧从盖尔芒特回来，公爵夫人几乎是让人从那块领地上逐出来的，她带上一副专心致志的紧张样子，几乎让人不折不扣地感到不痛快，这或者是为了表示她是行家里手，不同于芸芸众生，或者是出于对不大精通文学之道、有可能对她谈谈其它事情的人的敌意，或许她正聚精会神，以便弄清楚自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许是因为她既觉得这“挺有意思”，却又并不“喜欢”，至少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朗诵某些诗。这种态度本来仿佛该由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来采取才是。可由于这是在她家里，而且她越是有钱就变得越小气，她打定主意只给拉谢尔五朵玫瑰花，所以她只捧场了事。她不时发出声声兴奋的叫喊，施加影响、刺激情绪。只是在此时，她恢复了维尔迪兰的面目，因为她看上去是为自己的乐趣听诗，那样子就象要人家为她一个人朗诵，不期然还有五百个人，她的朋友，他们是她允许来的，仿佛是让他们偷偷地来看她高兴。 与此同时，我发现女演员在朝我送秋波，我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自尊心上的满足，因为她又老又丑，况且那神情也带着一定的保留。在整个朗诵过程中，她让双眸闪烁着一种既克制又给人强烈感受的微笑，仿佛是她极欲从我得到某种允诺的诱饵。然而，有几位不大惯于听诗朗诵的老妇人在对她们身旁的人说：“您看到了吗？”暗指女演员庄严、悲剧性的手势，她们不知道是该褒还是该贬。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感到这种微弱的浮动，诗刚朗诵到一半，便大喊一声作了成功的判决：“妙哇！”她大概以为已经朗诵完了。此时，不止一位客人偏要以赞许的目光和颔首来为这一声断喝助威。也许，与其说是为了表示他们对朗诵者的理解，不如说是为了显示他们与公爵夫人的关系。诗念完以后，由于我们就在女演员的一边，我听到她谢过德·盖尔芒特夫人，旋即利用我就在公爵夫人身旁的机会，她朝我转过身来，和蔼可亲地向我问了个好。这时我才明白这是一位我应该认识的人，我才明白，与我把福古贝先生之子的热忱目光当成人家认错人的问候相反，女伶被我当成欲望的目光只是一种克制的怂恿，希望我认出她来，向她致敬。我含笑答礼。“我肯定他认不出我了，”朗诵者对公爵夫人说。“不，”，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完全认得出您来。“那好，我是谁呢？”我对此绝然一无所知，我的处境变得很微妙。幸亏，如果说这个女人在十分自信地朗诵拉封丹那些美妙绝伦的诗句时，心中出于善意、愚昧或者不安只是在想难以同我打招呼的话，即在她朗诵这些美好的诗句时，布洛克出于错误的责任观或一出风头的欲望，却在一心一意地作着准备，等到诗一念完，他便象被围困的人试图突围那样一跃而起，即便不是从邻座身上，也是从他们脚上踩过去，去祝贺朗诵者。他在我耳边说：“在这儿见到拉谢尔，真奇怪！”这个神奇的名字立即破除了使圣卢的情妇变成这个污浊不堪的陌生老婆子的魔法，即在人家告诉我她是谁的同时，我也完全认出她来了。布洛克对拉谢尔说：“朗诵得真好，”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说完，他就心满意足地走了，再一次费了那么大的劲，再一次弄出那么大的声音回到他的座位上去，而拉谢尔则还要等五分多钟朗诵第二首诗。当她把那首《两只鸽子》又朗诵完了的时候，德·莫里安瓦尔夫人走近德·圣卢夫人，她知道德·圣卢夫人文学造诣颇高，却有点忘了她还象她父亲那样才思敏锐，好挖苦人。她问德·圣卢夫人道：“这就是拉封丹的寓言诗，是吗？”她以为自己听出了这首诗是谁的，却又不能完全肯定，她对拉封丹的寓言诗知道得很少，再者，她认为那是些儿童读物，不登大雅之堂。善良的女人在想，女艺人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大概是因为她模仿了拉封丹寓言的风格吧。希尔贝特无意间又加深了她的这种看法，因为她不喜欢拉谢尔，她原想说象这样的朗诵法使寓言诗的味儿一点都没有了，她十分巧妙地表达出这种想法，用的正是她父亲的方式。使天真的人们吃不准究竟是什么意思：“四分之一是表演者自己的创造，四分之一是疯狂，四分之一毫无意义，剩下的四分之一才是拉封丹的”，这便使德·莫里安瓦尔夫人得以肯定刚才听到的不是拉封丹的《两只鸽子》，而是一篇改编处理过的东西，其中最多只有四分之一是拉封丹的，这种看法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讶。因为听众也是异乎寻常地无知。 然而，布洛克的一位朋友来迟了，反而使布洛克能够洋洋得意地问他可曾听到过拉谢尔的朗诵，把她的朗诵不同凡响地描绘一番，他夸大其实，并在向别人叙述、揭示这现代主义的朗诵中突然获得他在听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感受过的奇特的乐趣。接着，布洛克带着夸张的热情细声细气地祝贺拉谢尔，并给她介绍他的朋友，这位朋友声称，他对谁都还没有象对她这么赞扬过。至于拉谢尔，她现在已经认得了一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并且不自觉地在模仿她们，她答道：“啊！您太过誉了！实在不敢当。”布洛克的朋友问起她对拉贝玛的看法。“可怜的女人，她好象不幸至极。她以前倒可谓不是没有才华，因为说穿了，那也不能是真正的才华，她尽爱些可怕的东西，不过，当然罗，她毕竟还起了点作用。她演得比别人都逼真，而且此人正直宽厚，她为别人破了产。而由于她很久以来已经赚不到一个铜子儿了，因为公众早就一点儿都不喜欢她演的东西了，所以……”她笑着补充说，“再者，我该对您说，当时我还太年轻，不可能有所体会，很自然，我的年龄使我不能完全理解她，直至最近一段时间。”“她以前不大善于朗诵诗吧？”布洛克的朋友为了吹捧拉谢尔，试探着说。拉谢尔答道：“啊！她从来就没有好好朗诵过一首诗，那是散文、莫名其妙的玩意儿、大杂烩，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诗。” 然而，我却发现逝去的时间并不一定带来艺术上的进步。就象十七世纪的一位作家，虽然他没有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不知道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没有遭遇世界大战，却可能比今天的某一位作家高明，法贡就可能是一位与布尔邦一样伟大的医生（这里天份之高抵销了学识的不足），同样，象大家所说的，拉贝玛就比拉谢尔高明一百倍，而时间在使她与埃尔斯蒂尔一起当上明星的同时，过高地评价了一个庸才和树立了一位天才。 圣卢的旧情妇诽谤拉贝玛，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她年轻的时候就可能这么做过。即使当时她没有诽谤，现在她也会这么做的。一名最聪颖、最善良的社交界妇女当上了演员，在这种对她说来崭新的职业中施展天赋资质，一帆风顺地获得成功，时隔很久以后如果遇上她，我们会惊讶地听到她讲的不是她自己的语言！而是女伶们的语言，她们特有的恶毒攻击同行姐妹的语言，这便是他们有了“三十年舞台经历”后在人身上新增的东西。拉谢尔已有三十年舞台生涯了，她也不能与众不同。 “我们有什么说什么，这令人赞叹，”公爵夫人说：“它有线条，有特色，处理得很巧妙，从来还没有谁象这样朗诵诗歌的。”她担心希尔贝特进行攻讦。希尔贝特为了避免与她舅母发生冲突，朝另一群人走去。德·盖尔芒特夫人虽已到了暮年，却感到自己在萌生新的好奇心。社交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她学的了。她在社交界占有第一把交椅的观念象蓝天比大地高一样清楚。她认为已经用不着巩固一个她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地位。相反，越是读书、上剧院、越使她希望延长这种阅读和看戏的时间。就象从前，在狭窄的小花园里，人们啜饮着桔汁，上流社会最精美的一切，在阵阵馥郁的晚风和花粉雾中，不拘形式地前来维持桔汁中上流社会的味道，现在另一种欲望在驱使她希图了解某些文学论战的原因，认识作者，见一见女演员，她疲惫的灵魂需要有新的养分。为了认识作者和演员，她接近某些妇女，过去，她甚至连与她们交换名片都不愿意，她们炫耀自己与某杂志主编的密切关系，以赢得公爵夫人的垂青。第一个得到邀请的女伶以为自己是唯一来到这个不同寻常之处的演员，第二位看到比她先来的那位也在那里，便感到这种地方并没有什么了下起。公爵夫人还以为自己的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有时晚上她还接待几位君主。实际上，她是唯一血液里没掺杂其它成份的贵胄后裔，由于出生于盖尔芒特家族，当她不签署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时候，她可以签署盖尔芒特·德盖尔芒特，她甚至仿佛比她的妯娌们更为高贵，就象尼罗河里逃生的摩西，亡命埃及的基督，跑出圣殿禁锢的路易十七，这位纯之又纯的贵胄后裔，现在无疑在迁就曾造成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社会地位下落的那种遗传的对精神食粮的需要中，变成了又一个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爱面子的女人怕在她家遇上某个男人或女人，年轻人看到既成事实，却不了解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情，他们以为她是出身较低微的盖尔芒特后裔，不是好年景的盖尔芒特，而是失势落魄的盖尔芒特。 可是，既然最优秀的作家到了老年、或写下太多的作品后往往会才气罄尽，那么，上流社会的妇女到一定时期不再那么才智横溢便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冷酷无情的灵魂里斯万无法再找到年轻的洛姆亲王夫人的“融合”。暮年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稍作一些努力便感到疲乏，她说尽了傻话。当然，她随时，即在这次下午聚会的整个过程中就有好几次重又变成我从前认识的那个女人，风趣地谈说社交界发生的事情。但是，除此以外，那种在美目顾盼下发表的远见卓识，那么多年以来一直使巴黎俊彦拜服在她智慧的权杖下的那种远见卓识，虽说有时还在闪闪发光，却可以说是徒有外表了。到该插话的时候，她还象从前那样，停上几秒钟，仿佛在斟酌、在创造，然而她随之说出口来的话却空洞无物。不过，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一点了！方法上的连贯性使人们以为智慧继续存在，就象有时那些迷信糕点牌子的人，他们让同一厂家继续给他们送花色糕点，却并不注意糕点的质量已变得糟透了。即在战时，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身上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衰退的征兆。如果有人说了文化这个词，她便打断他的话，嫣然一笑燃起美目中的光焰，并且说：“文文文文化”，把朋友们逗笑了，他们以为于此重又看到了盖尔芒特家族的风趣。确实，这也正是当年使贝戈特感到不胜喜欢的那种模式，那种语调、那种微笑，再说，它依然保持着它那种断句的方法、它的感叹词、它的省略号、它的修饰语，然而却毫无内容。不过，它使新来者感到惊讶，觉得自己是不是来得正巧，碰上她这一天滑稽，并且“身心健康”，有时，他们会说：“她真是愚昧！” 其实，公爵夫人总设法把她的堕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不让它影响到自己家族中给予她贵族荣誉的那些人们。如果，在剧场里她为了起到艺术保护人的作用而邀请上一位部长或画家，而这位部长或画家天真地问她，她的小姑或丈夫是不是在这个大厅里，行事小心的公爵夫人会端起大胆傲慢的架子咄咄逼人地回答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一旦我出了家门，就再也不知道家里在干些什么了。对所有的政治家、艺术家来说，我是个寡妇。”这样，她便使过分热心的新贵免得去碰德·马桑特夫人和德·巴赞的钉子，也避免了为自己招惹斥责。 “见到您我说不出有多高兴。老天爷，上次我是在什么时候见到您来着？……”“在德·阿格里让特夫人家作客的时候，我在那里常见到您。”“当然，我以前经常上她那儿去，我可怜的孩子，那时巴赞是多么地爱她。大家在他这位情人家里见到我的时候最多，因为他曾吩咐我说：‘别忘了去看看她。’说实在的，我还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他每去吃过一次饭就让我去进行的这种‘感谢赏饭的礼节性访问’。不过没多久，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而最讨厌的是在他断绝了那些交往后我却不得不把某些关系仍然保留下来，这使我老想起维克多·雨果的那句诗： 你带走幸福却给我留下烦恼。 “就象在同一首诗里所说的那样，我还是面带笑容走了进去，可这确确实实是不公正的，他本来也应该给我留下对他的情妇们见异思迁的权利，因为，把他那一个个不想要的人累积起来，我最后再也没有哪个下午归自己所有了。其实，我觉得那段时期与现时相比之下还是愉快的。老天爷，我还愿意他再来欺骗我，这只能使我感到得意，因为这使我变年轻了。不过我更喜欢他从前的方式。怎么不！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欺骗我了，他再也不记得施展骗术的方式！啊，可我们在一起还是不错的，我们讲讲话，甚至我们还挺相爱的呢。”公爵夫人怕我没听懂他们已完全分手，就象提到某个已病入膏肓的人那样对我说：“可他说话还挺清楚，今天早上，我给他念了一小时书。”她又加了一句说：“我去告诉他您在这儿，他会希望见见您的。”说着，她走到公爵身旁，公爵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正同一位贵妇人谈话。我赞叹他几乎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么威严，那么有风度，只是头发更白了一些，然而，看到他妻子走来想同他说话，他显出怒气冲冲的神态，使她只好抽身退下。“他正忙着呢，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您呆会儿瞅着办吧，”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她以为最好还是让我自己设法解决问题了。布洛克来到我们面前，代他那位美国女人打听那边那位年轻的公爵夫人是谁。我回答他说那是布雷奥代先生的侄女，布洛克对这个姓氏的情况一无所知，他请求对此再作些说明。“啊！布雷奥代吗？”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嚷嚷说：“这您该记得的呀，这个姓氏那么古老、那么久远！而且，他是个赶时髦的人。他们住在我婆婆家附近。布洛克先生，您不会对此感到兴趣的。可这小家伙却感到这挺有趣儿的。”德·盖尔芒特夫人指着我补充说：“这些事情是他和我在从前同一时期一起了解到的。”她千方百计地借这些话语向我说明，似水年华已流逝很多很多了。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友情，观点发生了那么多次的更新，以至当她追溯以往的时候，把她的风度翩翩的拔拔尔当成一个赶时髦的人了。另一方面，他不只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后退了，而且，这是我初涉社交界时不了解的事儿，他还是我当时认定的巴黎最重要的名士之一。这位名士将永远地与他的社交史拴在一起，就象科尔伯离不开路易十四朝的历史一样，他也有他外省的印记，他是老公爵夫人在乡下的邻居，洛姆亲王夫人就象那样与他结下了友谊。这位被追魂夺魄的布雷奥代被搁置在由他标定的那么遥远的年代（这便证明此后的他已完全为公爵夫人所遗忘）和盖尔芒特附近了。然而，第一次夜晚，在喜歌剧院，我绝然想不到这位被我视若幽居海上洞府的海神竟是联系我和公爵夫人的纽带，因为她想起了我认得他，所以我也就成了她的朋友，虽说我并非出生于她那个阶层，与她出入同一社交界的时间却比在场许多人早得多。她记起来了，但却颇多缺憾，甚至已忘掉了某些在我看来属相当要紧的细节。她忘了，那时，我只是贡布雷的一个小有产者，我不到盖尔芒特去，就在她显身喜歌剧院的翌年，她去望贝斯比埃小姐的婚礼弥撒的时候，她还不顾圣卢一次次的请求，不愿邀我。这件事我觉得对我说来十分重要，因为恰恰就在那段时期，我把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生活看成是我实难进身的天堂。然而对她而言，那无非就是她日常过惯的平淡乏味的生活，而且，既然从某个时期开始我经常上她家用晚餐，况且，即在此之前我就已经是她姑母和外甥的朋友，她也便有埋由再也说不清楚我们的亲近究竟始于何年何月了，而且她对自己由于把这一交情开始的时间往前移了几年而铸下的重大年代错误奥名其妙。因为它使我认识了那位不可认识的盖尔芒特姓氏的德·盖尔芒特夫人，使我得以借这金光闪闪的字母拼成的姓氏受到圣日耳曼区的接纳。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到一位夫人家去用了晚餐，一位对我说来早已与别的夫人没什么两样的夫人，她有时邀请我，不是请我深入涅瑞伊得斯们①的海底王国，而是到她表姊妹的正厅包厢里去观看夜场戏文。 -------- ①希腊神话中的海仙女。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22) “您要是想知道布雷奥代的详细情况，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必要，”她对布洛克补充说，“您可以问问这孩子（他倒是一百倍地更值得您了解的）：他俩到我家吃饭总不下五十来次了。您不就是在我家认识他的吗？不管怎么说，您是在我家认识斯万的呀。”我感到奇怪的是她居然会以为我有可能在别的地方认识布雷奥代先生，而不是在她家里，所以也便在认识她之前就已经进了她那个社交圈，我同样还感到奇怪的是她竟认为我是在她家认识斯万的。希尔贝特在说到布雷奥代时吹牛说：“他是乡下的一位老邻居，我挺愿意同他谈谈当松维尔，”而从前，在当松维尔，他却并不与她们常来常往，她的牛皮可谓大矣，照她这样，我竟可以说，斯万“是乡里乡亲，他晚上常常来看我们，”实际上，斯万令我回想起来的事情与盖尔芒特家族风马牛不相及。“这我可同您说不清楚了。他是个一讲到殿下便一倾为快的人。他能讲一大堆相当有趣的故事，是关于盖尔芒特家族的人们，关于我婆婆，关于去德·帕尔马公主身边以前的德·法朗邦夫人的故事，可今天谁还知道德·法朗邦夫人何许人也？可这孩子，那些事儿他全知道，是的，那些事儿全都一了百了了，连那些人的姓名都已不再存在，而那些人也既不值得留芳，又不值得遗臭。”我还发现，尽管有象社交界这么一种事物，尽管在社交界里各种社会关系确确实实达到了最高度的集中，一切在那里交流交际，由于那里还保留着一些外省的风气，或至少时间造成了这些东西，它们改换了名称，变得对外形发生变化后才到来的人已不可理解。“那是一位善良的夫人，她说过一些闻所未闻的蠢话，”公爵夫人接着又说。由于她对作为时间效应的不理解所含的那种诗意漠然没有感觉，什么事情到她那里便都只剩下了那滑稽的因素，梅拉克型的文学、盖尔芒特家族的精神能够吸收的成分。“有一段时期，她不时吞服糖锭上了瘾，那时，这种糖锭是用来止咳的，它叫谢罗代尔片，”说着，她自己也因为用了一个这么专门的名词笑了，这个曾是妇孺皆知的名词，今天对听她讲述的这些人是如此陌生：“我婆婆对她说：‘德·法朗邦夫人，您这么时不时吃谢罗代尔片会闹肚子的。’德法朗邦夫人回答说：‘公爵夫人，这个药是进到气管里去的，它怎么会吃坏肚子呢？’”接着是她说的：“公爵夫人有一头很漂亮的奶牛，漂亮得老被人当成种公马。”德·盖尔芒特夫人真愿意继续讲讲德·法朗邦夫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我们知道的有好几百个，可是，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在布洛克一穷二白的记忆中，这个姓氏唤不起有血有肉的东西，而对我们，只要一提到德·法朗邦夫人，德·布雷奥代先生，德·阿格里让特亲王，这种形象便会油然而生，而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姓氏也许还会在他心中激起某种幻觉，我知道被夸大了的、但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幻觉，这并非因为我本人也有过这种感受，我们自己的舛误，我们自己闹的笑话，即使是在我们已清楚地意识到了以后，仍很少会导致我们对别人的差错和笑料宽宏大量的后果。 属于那个遥远年代的现实，再说也是毫无意义的现实已丢失殆尽，以至当有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问起，希尔贝特在当松维尔的那块地产是不是她父亲德·福什维尔先生传给她的时候，有人回答说：“不是！那是她婆家给的。这一切全都是盖尔芒特家那边的事。当松维尔就在盖尔芒特附近。它原来归德·马桑特夫人、德·圣卢侯爵的母亲所有。只是它久已被抵押出去，所以它是赠予未婚新郎的财产，由德·福什维尔小姐把它赎了回来。”又有一次，为了向某人说明那个时代的才子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他提起斯万，他却对我说：“噢！对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我说起过几句关于他的话，他是您在公爵夫人家里认识的一位老先生，是不是？” 往事在公爵夫人头脑里产生了偌大的变化（或者存在于我心里的那些界线在她头脑里始终是那么似有若无，我所认为的大事她却视若罔闻），竟然会使她以为我在她家里认识斯万，在别的地方认识德·布雷奥代先生，如此这般给我炮制出一个被她甚至推延到过于久远的年代的社交界人士的过去。因为，我刚才获得的那个关于似水年华的概念，公爵夫人同样也是有的。甚至由于某种与我曾有过的把这段时间看得较短的概念相悖的幻觉，她把它看得太长，把它上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尤其是对那条分隔两个不同时期的无穷尽的界线毫不在乎，需知前一时期她对我来说只知其名不识其人，继尔又成了我所爱的对象，后一时期她对我说来无非是社交界一名普通女子。而我也就是在这后一时期才上她家去的，她对我来说已是另一个人了。然而，这些差异却从她自己的眼皮底下溜掉，由于她不知道自己已是另一个人，改换了门庭，不象我那样强烈地感到她这个人出现过间断，我到她家去的时间就这样被提前了两年，她居然没有感到奇怪。 我对她说：“这使我想起第一次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去那晚的情景，那天，我以为自己没有接到邀请，他们会把我赶出大门。您那天穿着一条大红连衣裙和一双红鞋。”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老天爷，这都是哪个朝代的事儿了！”就这样，她给我加强了似水年华的印象。她神色忧郁地凝望远方，然而却特别强调了她那条红色的连衣裙。我请求她给我说一说那条裙子的式样，这也正是她津津乐道的。“现在根本就没人再穿这种衣服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穿的连衣裙。”我对她说：“难道它不漂亮吗？”她总怕说漏了嘴，怕说出贬低自己的话来，使对她不利的方面占了优势。“不是的，我可觉得它挺漂亮。现在不穿是因为这种式样已不再流行。可它会被重新穿起来的，任何式样都有重新流行的时候，连衣裙、音乐、绘画全都如此。”他斩钉截铁地补充说，因为她认为这条哲理有其独到之处。然而，衰老的悲哀又使她露出倦容，她微微一笑试图加以掩饰：“您能够肯定我穿的是红皮鞋吗？我以为仿佛是一双金色的皮鞋。”我肯定地说这一切犹历历在目，并没提起使我能如此肯定的情和景。“您真好，您还记得这些，”她脉脉含情地对我说。女人把记得她们姣美的人当作好人，犹如艺术家把欣赏他们作品的人引为知己一样。况且，对一位象公爵夫人那么有头脑的女人，过去了的事情再遥远，还是有可能没有被忘却的。为了答谢我记得她的连衣裙和鞋子，她对我说：“您记不记得我和巴赞送您回家的事儿吗？午夜后有一位姑娘要去看您。巴赞想到竟有人在这种时刻拜访您打心眼儿里笑了。”确实，那晚，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晚会之后，阿尔贝蒂娜来看过我，我和公爵夫人记得一样清楚。现在即使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知道了那位使我因此而没能进他们家去的姑娘就是阿尔贝蒂娜，那末这个阿尔贝蒂娜对她和对我一样都已是无关痛痒的了。这是因为那些可怜的亡人从我们心中消失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尘埃随遇而安，继续用作掺杂成分，搀合在往日的情景中。有时，在提到一个房间、一条花径或大道的时候，尽管我们已不再爱他们，由于他们于某个时刻曾经在那个地方，为了充实那个曾为他们所占有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暗暗带到他们，即便并不悼念他们，甚至提都不提他们的名字，也不让人家加以考证（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就不去考证那晚要来的姑娘是哪一位，她一直不知道她是谁，并且也只是由于时间和情况的奇特才提到她）。这便是遗留痕迹之最后的和令人不敢想象的形式。 如果说公爵夫人给拉谢尔下的评语其本身并不高明，它们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它们在刻度盘上也标着一个新的时刻，同拉谢尔一样，公爵夫人也没有完全忘记拉谢尔在她家度过的第一个晚会，而且，这段回忆丝毫也没有经受变动。她对我说：“我告诉您，正因为是我把她给挖掘出来，赏识她。为她捧场吹嘘，迫使一个没人了解她、没人瞧得起她的时代接受她，我才更愿意看她的演出和听大家对她的喝采声。是的，孩子，您会为此感到惊讶，可她第一次公开演出确实是在我家里呀！是的，就在所有象我这位新嫂子那样的人，”她嘲弄地指着对她奥丽阿娜来说依然是维尔迪兰夫人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说：“就在所有象她那样自诩为先锋派的人们不屑一听她的朗诵、任凭她饿死街头的时候，我觉得她值得关注，我让人给她个演出机会，让她来我家，当着我们作为上流社会尽可能做到的一切表演，说句不该说的自负话，是我大力推荐了她，因为说到底天才不需要他人的帮助。当然，她也不需要我的帮助。”我匆匆做了个表示不同意的手势，我发现，德·盖尔芒特夫人正一心一意等待着接受与她相悖的观点：“不是吗？您认为一个天才还要三个帮？说实话您也许在理。真怪，您说的正是以前仲马跟我说的话。真要这样，那我就太得意了，当然不是在天才方面，而是在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的成名道路上，我还算起到了一点作用，哪怕是一丁点儿。”德·盖尔芒特夫人情愿放弃她那天才能自个儿脱颖而出，象脓疱自个儿会戳破的高见，因为后面的说法更令她喜欢，但是还因为一段时期以来，她接待新来的人们，感到疲倦，她询问别人，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形成她自己的观点，她变得虚怀若谷。“用不着我对您说，”她继续道，“这个被称作上流社会的聪明的公众对什么都一窍不通。他们拒不承认，他们嘻嘻哈哈。我白费口舌对他们说：‘这挺怪，挺有意思，从来还没有谁做出过这样的东西。’他们不相信我，好象从来都没谁相信过我什么似的。这就象她当时表演的内容，那是梅特林克的作品，现在他的作品蜚声文坛，但在那个时代谁都不买他的帐，而我却觉得它们美不胜收。有时候我想到这些事甚至会感到诧异，一个象我这样的农家妇女，只受过外省姑娘受的教育，居然一眼就看上了这种东西。自然，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喜欢它们，那使我感动。喏，巴赞，他绝不是个容易动情的人，他就曾经因为那些东西对我产生的影响而感到震动。他对我说过：‘我希望您别再听那些荒诞不经的玩意儿了，那东西使您不正常。’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人们把我看成是个冷若冰霜的女人，实际上，我却极易冲动。”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一名跟班跑来对拉谢尔说，拉贝玛的女儿和女婿要求同她谈谈。我们已经知道拉贝玛的女儿抵制了她丈夫想求人找拉谢尔邀请他们一次的欲望。可是，当那位应邀而来的年轻人走后，留在母亲身边的小夫妻俩那个烦恼劲儿越来越大，想到别人正在玩乐的念头折磨着他们，且简而言之，就在拉贝玛吐了几口血回房去之后，他们抓住时机急急穿上最华丽的服装，让人叫了辆车，未得到邀请就跑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府来了。拉谢尔大略料到是怎么一回事，暗地里感到得意。她用盛气凌人的口气对跟班说她正忙着呢，不能分身，让他们留个条儿，说明自己这不寻常的行动目的何在。跟班拿着张名片回来，拉贝玛的女儿在名片上草草写道，她和她丈夫抵御不住想聆听拉谢尔朗诵的愿望，请她放他们进来。拉谢尔露出了微笑，笑他们笨拙的借口和她自己的胜利。她让人去回答说，她很不安，她已经朗诵完毕。小夫妇俩在前厅伫候的时间已拖得够长了，跟班们开始对这两位吃了闭门羹的央求者公然加以嘲弄。当众受辱的羞愧感，拉谢尔在她母亲面前只是无名小辈的记忆促使拉贝玛的女儿下决心把一个本来只是受乐一乐的需要所驱使而贸然采取的行动进行到底。她让人去请求拉谢尔，即使聆听不到她的朗诵，就算请她帮个忙吧，允许自己握一握她的手。拉谢尔正在同一位意大利亲王谈话，这位亲王据说被她的万贯家财吸引住了，上流社会的某些关系对这份家产的来历总有些遮遮掩掩。她权衡形势的逆转，现在正是这逆转的形势使盛名显赫的拉贝玛的儿女拜倒在她的脚下。她轻松愉快地向大家陈述了这个变故，然后让人去叫那小夫妇俩进来，小夫妇俩求之不得，一蹴之间他们便摧垮了拉贝玛的社会地位，就象他们已经毁了她的健康那样。拉谢尔理解他们，而她那副屈尊俯就的友好态度将为她带来比她拒不接见更好的名声，人们会更加觉得她善良，更加觉得小夫妇俩的卑微。所以她张开双臂热情地接待他们，摆出名望显赫而又能平易近人的保护人的姿态：“可我深信不疑，这是件乐事。亲王夫人一定会很高兴的。”在这个剧场里，大家认为邀不邀请什么人是由她决定的，拉谢尔不知道人家怎么认为，她也许怕拒不让拉贝玛的孩子们进来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倒不是怀疑她的心地善良，善不善良对他们是一码事，而是怀疑她的影响力。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本能地走开了，因为，一个人随着他越来越暴露出对上流社会的追逐，他在公爵夫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便越来越低落。此时此刻在她心中只剩下她对拉谢尔的善良的尊敬，而如果有谁前来给她介绍拉贝玛的孩子，她会扭身不理睬他们。此时的拉谢尔却已经在动脑筋组织妙语佳句，明天，在后台，她要用这话镇一镇拉贝玛：“我心里难受和不安，让您女儿在前厅等候接见。我要是早弄懂她的来意就好了！她一叠叠给我送名片。”能象这样给拉贝玛一次打击，他得意极了。可如果她知道这一击会要了拉贝玛的命，也许她会作些让步。人们喜欢害人但也不可致受害者于死地，免得使自己反而陷入错误的的泥淖。其实，错又在哪儿呢？几天后，她会笑着说：“这确是有些过份了，我原是想对她的儿女好一些，比她从前一贯对我的态度好一些，就差那么一点儿别人便会责备是我杀害了她。我请公爵夫人为我作证。”演员们的卑劣情感和舞台生涯的矫揉造作似乎全都传到了他们儿女的身上，顽强地进行的工作都不能象对他们的母亲那样给他们造成偏移；著名悲剧坤伶们往往丧生于周围勾结一气的家庭阴谋，成为萧墙之祸的牺牲品，就象在她们参演的戏剧中经历过如许次的结局那样。 其实，公爵夫人的生活仍不失为十分不幸，其中有一条理由，而这条理由的后果是，它从另一方面同时也在降低德·盖尔芒特公爵经常出入的那个社交圈的等级。早已过了耄耋之年而太平下来的德·盖尔芒特先生，尽管身子骨还健壮，已不再欺骗德·盖尔芒特夫人，却钟情于德·福什维尔夫人，这层关系是怎么开的头，谁也不知道①。然而这种关系的发展却使老头儿在这最后一次恋情中模仿他前几次爱恋的方式，把他的情妇软禁起来，竟至，如果说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曾带着巨大的变异重复了斯万对奥黛特的爱的话，那么，盖尔芒特先生的恋情则令人联想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恋情。她得同他一起用午餐、用晚餐，他老呆在她家。她以此而在朋友们面前自炫，没有她，他们永远也休想与德·盖尔芒特公爵来往，他们上这里来就是盼着结识公爵，这有点象人们到一个轻佻女人家去，就是为了认识她的情人、某位君王那样。当然，德·福什维尔夫人早就是上流社会妇女了。然而，迟暮之年重又得到一位如此不可一世的老情人、在她家毕竟算得上一位要人的供养后，她自贬自弃，一心只追求能讨他喜欢的晨衣，给他弄他爱吃的菜肴，奉承她的朋友们，说她对公爵提到过他们，就象她对我外叔祖父说她向大公提到过他，大公给他送来了卷烟。一句话，她不顾自己在上流社会已获得的地位，希望借助新境遇的力量，恢复我童年时代看到过的一身玫瑰红服饰夫人的面貌。当然我外叔祖父阿道夫多年前就已作古。但是，在我们周围，新人取代故人能阻止我们重新开始同样的生活吗？这种新境遇，她之所以能够容受，恐怕是出于贪婪，还因为当她还有一个女儿待在闺中的时候，她曾深受上流社会的欢迎，一旦希尔贝特嫁给了圣卢，人们便把她给冷落了，她感到，愿为她赴汤蹈火的德·盖尔芒特公爵也许能给她吸引来一批公爵夫人，她们会乐于作弄作弄她们的朋友奥丽阿娜。最后或许还出于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不满，赌气要与之比个高低，女性情敌的感觉使她因为占了上风而高兴②。圣卢至死不渝，带着妻子上她家去。他们俩不同时都是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奥黛特的继承人吗？况且，希尔贝特还是公爵的主要继承人。其实，连十分疙瘩的侄辈古弗瓦西埃们，德·马桑塔夫人，德·特拉尼亚公主也都抱着继承遗产的希望上那儿去，也不顾这样做可能给德·盖尔芒特夫人带来痛苦，使奥黛特出于蔑视而说他们的坏话。老盖尔芒特公爵不再出门，因为他白天黑夜都同她厮守在一起。然而，今天，为了看看拉谢尔，他来了一会儿，虽说他讨厌遇上他妻子。我没有见到他，要不是别人明确地把他指给我看，我恐怕都认不出他来了。他形容枯槁，只剩一把老骨头，甚至比枯骨还枯，这浪漫美好的事，竟似屹立在暴风雨中的一堵峭壁悬岩。他那张石崖般风化破碎的脸经受着从四面八方向它扑来的痛苦、忍受痛苦的愤怒和死神前哨浪涛的拍打，却依然保存着我素来欣赏的风格和棱角，它遭受侵蚀；象古代的雕塑头象破损不堪，但有它装饰我们的工作室那就太幸福了。它仿佛只属于一个比过去还古老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表现方式显得生硬和十分疲劳，不如从前引人瞩目。而且由于疾病，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表情，向死亡搏击、抗争、艰于生存的表情取代了往日细腻、活泼的神采。完全失去弹性的血管使从前容光焕发的脸庞变得棱角分明地冷峻。公爵还没有觉察到，他暴露在外的颈背、面颊、额头的样子，在惨烈的狂风中摇摇欲坠的生命仿佛不得不下死劲拚命抓住每分每秒，已经不再浓密漂亮的头发落下几绺卷曲的银丝，用它们白色的末梢拂打着他脸部消蚀的骨突。而且，我发现，就象那唯有风暴欲来、一切都将沉没时才反射在迄至此时一直是另一种颜色的岩石上的奇特和无与伦比的光泽那样，呆板、憔悴的脸颊上的铅灰色，如白沫般卷起的发绺的灰白色，残存在混浊不清的眼睛里的微弱光芒，这些色泽不是不现实，相反却是太现实了，只是它们离奇古怪，是取自人生晚途的调色板和死亡临界的回光的色泽，无法模拟地带着一片片具有预言性的可怕的黑色。 -------- ①从德·福什维尔夫人现时的年龄来考虑，这种关系仿佛是异乎寻常的。然而，也许她从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了交际花生活。再说，有的女人每隔十年换一副新面貌出现，拥有新的恋情，别人有时还以为她早已人老珠黄，致令一位因为她而被丈夫抛奔的少妇感到望尘莫及。——作者注。 ②与德·福什维尔夫人的这种关系虽说无非是他以往各次关系的翻版，却使德·盖尔芒特公爵最近第二次失去荣升赛马俱乐部主席的机会和美术学院自由院士的席位，就象德·夏吕斯先生，他与絮比安在生活上公开结合使他错过了出任联合会和老巴黎之友协会主席的机会，喜好不同的哥俩就这样因为同样的怠惰，同样的缺乏意志力，最终失去人望。这种缺乏意志力在乃祖、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德·盖尔芒特公爵身上也显而易见，但讨人喜欢，而在两个孙儿身上却使一种合情合理的喜好和另一种被视作不合情理的喜好成了把他们撇出社交界的理由。——作者注。 公爵只呆了一会儿，但已足以使我明白，一心与比较年轻的求爱者们周旋的奥黛特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然而，奇怪的是，过去当他摆出戏文中国王的架子时，那模样儿几乎滑稽可笑，而现在他真的变得十分威严，有点象他的兄弟，迟暮之年在使他摆脱开种种俗务的同时也使他们变得相象了。并且，过去，尽管是以另一种方式，象他兄弟一样目无下尘的他，现在也一样变得几乎是低声下气，尽管还是以另一种方式。由于他没有遭受到象他兄弟那样的失势，他只好象一个健忘的病人那样礼多不怪地向他以往厌恶的人们躬身致敬。但他已衰老透了，当他想走出房门下楼梯出去的时候，这种人类最可悲状的衰老，把人们象希腊悲剧中的国王那样从他们的顶峰抛将下去的衰老迫使他在这条耶稣受难路上，象遭到危险威胁的残废人的生活那样在艰难的命途上停下，拭擦汗涔涔的前额探索着、用目光搜寻着脚下时隐时现的踏步，这时，由于步履恍惚、目光迷糊，他真需要有个支撑，这种需要使他不自觉地、怯生生地露出柔意恳求旁人扶他一把的神色，衰老使他变得更有求于人，哀怜多于威严。 德·盖尔芒特公爵少不了奥黛特，他在她家里时总坐在同一张软靠椅上，衰老和痛风使他起身艰难。公爵听由她接待朋友，朋友们很高兴能够被介绍给公爵，请他讲话，听他讲从前的社交界，讲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讲德·夏特勒公爵。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23) 就这样，在圣日耳曼区，德·盖尔芒特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德·夏吕斯男爵貌似攻不破的地位早已失去了它们的不可侵犯性，就象在这个世界上，由于我们没有想到的某种内涵原因的作用万物都在变化一样，这种内涵原因在德·夏吕斯先生身上是使他甘受维尔迪兰家驱使的对德·夏尔丽的爱情，继而是衰弱；在德·盖尔芒特夫人身上是她对新鲜事物和艺术的偏好；在德·盖尔芒特先生身上是一次排他的恋情，象他在这一辈子中已经经历过的那几次一样，只是由于年龄的劣势他变得更加专横，公爵夫人风格严谨的沙龙对他的风流韵事已不再讳言，也不再进行社交上的赎救，公爵已不大在那里露面，那个沙龙的活动也已不多。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便如此改头换面。权势的中心、产业的记载册以及社会地位的宪章，所有仿佛已成定论的东西也都在如此不间断地更动，只有用过来人的目光才能静观这即在他以为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生的最为彻底的变化。 有时，面对着斯万收集起来的那些古画，在用这位如此“王政复辟式”的公爵和那位这般“第二帝国味”的交际花的肖象，把这一景观陈旧过时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以“收藏家”的方式布置安排的古画下，玫瑰夫人穿着公爵喜爱的晨衣叽哩喳啦打断他的讲话，他会倏然顿住，用恶狠狠的目光盯住她。也许，他发现她与公爵夫人一样，有时也会放一通厥词。或者，老年人的幻觉使他误以为这是这德·盖尔芒特夫人一句不合时宜的俏皮话打断了他，以为自己是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府，就象那些用链子锁住的猛兽，一时间想象自己还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非洲沙漠。并且还突然昂起脑袋，从一双又小又圆的昏黄的眼里射出那种猛兽眼里的精光，他用这种目光盯着她，有时在德·盖尔芒特夫人那里，当公爵夫人话说多了的时候，我就看到过这种使我不寒而栗的目光。就这样，公爵凝视片刻放肆的玫瑰夫人。然而这一位也不甘示弱，目光与他对峙着。过了对旁观者来说仿佛已有很久的一会儿，被驯服的老狮子记起了自己不是在公爵府邸，不是自由自在地在那个大门口平台铺有擦鞋垫的撒哈拉大沙漠，而是在德·福什维尔夫人家，在植物园的樊笼里。他缩起脑袋，那一头垂落的鬣毛还很浓密，但很难看出它们是金色还是银色，然后继续他的叙述。他似乎没有听懂德·福什维尔夫人想说什么，况且她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他允许她请几位朋友与他共进晚餐。但出于从过去几次爱情留下的某种怪癖，他要求那些客人早早告辞回家，好让他最后一个向奥黛特作别。奥黛特并不因这种怪癖感到惊讶。她早就习以为常，斯万也是这么做的，然而这种怪癖却触动了我的心弦，它使我想起了与阿尔贝蒂娜在一起的日子。公爵一走，她便又和另一些人聚在一起，这就不消说的了。可公爵没有料到，或者宁肯做出对此毫无察觉的样子，老人们视力减退，耳朵也失聪了，洞察力越来越差，疲劳就会使他们丧失警惕。朱庇特上了年纪都不可避免地会变成莫里哀笔下的人物，甚至不是作为阿尔克墨涅的奥林匹斯山的情人，而是滑稽可笑的谢龙特。况且奥黛特欺骗德·盖尔芒特先生，她也照料他，既不妩媚，也不高贵。她扮演什么角色都不过尔尔。倒不是因为生活难得分派给她美好的角色，而是因为她不会演。 实际上，每次当我想见见她的时候，结果总是见不到她，因为德·盖尔芒特先生竭力把养生之道必须做到的和他出于嫉妒产生的苛求混为一谈，只让她参加白天举行的欢庆聚会，而且还不得是舞会。她曾向我承认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遁世匿迹，所以这么坦率，理由不一而足。最主要的是她把我看成著名作家，尽管我只写了几篇文章，发表了一些论著。她甚至还由此回忆起当初我为了一睹她的芳姿而到槐树路去等候她路过、后来又登门求见的往事，天真地说道：“啊！我要是早料到这人有朝一日将成为大作家该多好！”由于她听说作家喜欢找女人收集素材，喜欢听她们讲述恋爱故事，为了逗起我的兴趣，她现在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重又变成了普通的交际花。她对我讲述着：“喏，有一次，有个男人迷上了我，我也疯狂地爱着他。我们过着妙不可言的生活。他要到美洲去作一次旅行，我得跟着一块儿去。动身的前一天，我觉得一场不可能永远保持这么炽烈的爱最好也不要任它减温。我们一起度过最后的夜晚，他还确信我会跟他走。那是个消魂的夜晚，我在他身边得到无限的欢乐，也因为感到我不会再见到他了而绝望。那天早上，我还去把我的票给一位不认识的旅客。他希望至少也应是从我手里把这张票买下来。我回答他说：‘不，您把票拿去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不想要票钱。’”接着是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我在香榭丽舍，德·布雷奥代先生愣愣地盯着我看，在这以前我只见到过他一次。我站住，责问他怎么敢这样瞅我。他回答我说：‘我瞅您，因为您戴了顶可笑的帽子。’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是顶有蝴蝶花的小帽子，那个年代流行的式样难看得要死，可我还是勃然大怒，我对他说：‘我不许您象这样跟我说话。’天下起雨来了。我对他说：‘我绝不原谅您，除非您有车。’‘嗳，我正好有辆车呢，我送您回府上吧！’‘不，您的车我要了，您我可不要。’我上了车，他就在雨中行走。可是晚上他到我家里来了。我们有过两年疯狂的爱情生活。您哪天上我那儿去喝茶，我给您讲讲认识德·福什维尔先生的经过，”她神色抑郁地说：“我这一辈子过着幽居隐修的生活，因为我深爱的那些男人全都对我疑虑重重。我这不是说德·福什维尔先生，这个人说穿了挺平庸，我真正心爱的从来就只能是些饱学之士。可您知道，斯万先生就同这位可怜的公爵一样多疑多忌。为了这一位，我把什么都丢开了，因为我知道他在自己家里不幸福。我也这样为斯万先生做了，那是因为我对他一片痴情，我觉得，为一个爱我们的人，为了使他高兴，或者仅仅是为了免除他的忧虑，我们完全可以牺牲跳舞、社交界和其它的一切。可怜的夏尔，他那么聪明，那么迷人，正是我喜爱的那类人。”这也许是真的。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斯万挺讨她的喜欢，然而恰恰也是在这段时期，她却不是斯万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说实在的，即使在后来她也一直不是“他的类型”。但在那时，他却曾那么深沉、那么痛识到在男子的生活中，“不是他们的类型”的那种女人给造成的痛苦所占的比重是何等地大。这是由好些原由造成的。首先，因为她们不属“您的类型”，您先是听任人爱而自己并不爱，从而您也听任人家按您的生活方式养成某种习惯，这在一个属于“我们的类型”的女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后面这种女人感到自己为人所欲得时，让人去求去争，只应允寥寥几次的约会，她不会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每时每刻中安营扎寨，到后来，如果产生了爱情，而她却因为一次不和、一次旅行而杳无音讯，她会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思念，她扯断的联系不是一种，而是千种。其次，那种习惯是感情上的，因为在它的基础部分并没有强烈的肉体欲求，而倘若产生了爱情，则大脑的工作要多得多，因为它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种需要。我们并不警惕不属于“我们的类型”的女人，我们随她们去爱着我们，但如果后来我们爱上了她们，我们会比别人多一百倍地去爱她们，既使在她们身上得不到欲望满足后的称心如意。基于这些和其它种种理由，与不是“我们的类型”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十分抑郁，这种情况并不起因于命运的那番嘲弄，即以我们最不情愿的方式给予我们的幸福以客观的实在性。一个属于“我们的类型”的女人很少带有危险性，由于她不想要我们，一旦使我们满意，旋即离我们而去，并不在我们的生活中伫留。爱情中危险的和繁衍痛苦的不是女人本身，而是她每日不断的到场，她每时每刻都要表现出来的好奇。她不是女人，她是习惯。 我不该怯懦地说她为人厚道、品格高尚，其实我十分清楚这是假话，知道在她的直率中夹带着谎言。随着她给我讲述一桩桩的艳史奇遇，我惴惴不安地想象着斯万不知道的这一切，这些事会使他痛苦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都系在这个女人身上了，还因为他仅仅只是依据她看一个讨她喜欢的陌生男人或女人的目光便断定可以对她放心。其实，她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向我提供她以为的小说题材。她弄错了，倒不是因为她没有为我的想象随时提供大量的储备源，而是因为她不是以一种不自觉得多的方式，通过来自我本身的行为，不为她所知地从中引出她的生活法则的行为，来为我提供素材的。 德·盖尔芒特先生把他的雷霆之火统统保留下来，用来对付公爵夫人，德·福什维尔夫人也不错过时机，把德·盖尔芒特先生愤怒的矛头引到公爵夫人的随意来往上去。所以，公爵夫人挺背时。有一次，我同德·夏吕斯先生谈到过这种看法。其实，德·夏吕斯先生断言说，开始的时候错并不在他兄弟方面，公爵夫人纯洁无瑕的说法实际上是由巧妙的人来说，德·盖尔芒特夫人完全是另外一种女人，她在大家心目中是无可指摘的。在这两种看法中，我无法确定哪一种更切合实际，切合那种往往为四分之三的人所不了解的实际。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贡布雷教堂中殿；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某种左右顾盼的蓝色的目光，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两种看法中有哪一种是错的，两种看法全都能给它以不同的和说得过去的含义。幼稚的我还曾有一时想入非非，以为那是向我投来的爱的目光。从那以后我懂了，一位郡主就象教堂的彩画玻璃，看她臣仆时用的目光只能是宽厚仁慈的。那么，是否就该认为我的前一种看法是对的呢？是不是就该认为，后来，如果说公爵夫人从来不同我谈论爱情问题，那是因为她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因为我不只是她在贡布雷的圣希勒里邂逅相遇的陌生孩子，更是她姨母和外甥的朋友呢？ 公爵夫人可能有一时感到高兴，因为自己的往昔有我参与而变得更加厚实可靠。然而当我向她提出几个关系到德·布雷奥代先生的土财主味的问题时，她重又捡起她社交妇女的观点，即傲视世俗的观点，那时候，我还不大能把德·布雷奥代先生与德·萨冈先生或德·盖尔芒特先生区别开来。公爵夫人一边和我讲话，一边陪我参观府邸。我们在几间较小的客厅里见到三五成群的知己密友，他们宁肯离群独处、听听音乐。在一间拿破仑时代式样的小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坐着几位难得见到的穿黑礼服的来宾，成直线还摆着一张长椅，椅子内曲象只摇篮，上面躺着一位少妇，长椅旁一面活动穿衣镜，由密涅瓦托着。这位少妇连公爵夫人进去都没能让她改变一下慵懒的身姿，她那拿破仑时代式样的珠光缎长裙鲜艳之极，使一品红吊钟海棠都黯然失色，服色的鲜艳与身姿的慵懒恰成对照。珠光缎上一些徽号和花纹的痕迹印得深深的，它们压在衣服上的时间似乎已有很久。她朝公爵夫人略微点了点那一头棕发的娟秀的脸，算是打了招呼。她为了能更加聚精会神地听音乐，尽管是在大白天，却让人拉上落地窗帘，人们只好点起三脚架上的油灯，免得走路扭伤了脚，油灯散发出微弱的红光。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回答我的询问说她是德·圣德费尔特夫人。于是我又想知道她与我认识的老德·圣德费尔特夫人是什么关系。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少妇是老夫人的侄孙的妻子，她想到这位侄孙媳出身于拉罗什富科家显得心里不痛快，但她否认自己认识圣德费尔特一家。我提到她这位洛姆亲王夫人与斯万重逢那晚的情况（说实在，我也只是道听途说来的）。德·盖尔芒特夫人肯定说她绝对没有参加那次晚会，公爵夫人历来爱撒点谎，现在更变本加厉。对她说来，德·圣德费尔特夫人是她希望否认的一个沙龙，况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沙龙的地位下降颇多。我并不坚持。“不，您可能已经在我家见到过他了，因为他有才气，她是您说的那个女人的丈夫，我跟他并没有联系。” “可她并没有丈夫呀。“您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们分居了，不过他比她可爱多了。”我终于弄清楚了有个身材魁悟、极其高大、极其强壮、满头白发的老人，一个我到处都见到，却一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的老人，他就是德·圣德费尔特夫人的丈夫。他去年已经作古。至于这位侄孙媳，我不知道她是否由于有胃病、神经系统疾病、静脉炎，不久将要生产、最近刚坐的褥还是流了产的原因，使她躺着听音乐，见谁都不挪动一下娇躯。最有可能的是，她为自己这一身漂亮的红色绸缎感到骄傲，希望在长椅上造成雷加米埃①式的效果。 -------- ①又译作勒甘美夫人，传有她的肖象，法兰哥斯·车拿所作。她是斯达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的好友，于王政复辟时期主持过这一著名沙龙。 她并不意识到，她给了我重新评说圣德费尔特这个姓氏的开端，经过了如此长远的间隔，她标志出时间的距离和连续性。在她轻轻摇动的这只吊篮里的是时间，里面绽放着圣德费尔特这个姓氏和以红色吊钟海棠体现的拿破仑时代的风格。德·盖尔芒特夫人声称她对这种拿破仑时代的风格素来感到腻味。也就是说，她现在仍然嫌恶它，这倒是真的，因为，或迟或早，她总在赶时髦。在谈到大卫①的时候，她知道得不多，问题没有复杂化，她还很年轻的时候曾认为安格尔先生②是搞公式化创作中最令人讨厌的，接着他一下子又成为最有情趣的新艺术大师了，直到使她憎恶起德拉克洛瓦③来。从崇拜到斥责，中间经过哪些阶段并不重要，既然这里有艺术评论家在上层妇女们的谈话前十年就已反映出来的审美兴味的细微区别。批评过第一帝国时代的风格后，她表示抱歉，对我讲象圣德费尔特家族那样微不足道的人物和象布雷奥代的乡土气那样无聊的玩意，她也远没想到我为什么对此感兴趣，就象德·圣德费尔特——拉罗什富科夫人想使她的胃舒服些或想追求安格尔效果的时候，远没臆测到她的姓氏，她夫家的姓氏，不是她娘家那个更有名望的姓氏使我心醉神迷，而且在这充满象征的房间里，我把她的职司看成为抚慰时光。 “可我怎么能对您说这种蠢话呢？这怎么可能引起您的兴趣呢？”公爵夫人囔囔道。她压低嗓门说出这句话，谁也不可能听清她说些什么。然而，有个年轻人（他后来因为他的姓氏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我以往比对圣德费尔特还要熟悉的姓氏）怒容满面地站起身来，走到远一些的地方去，以便能集中注意力听音乐。因为此时正在演奏《致克鲁采奏鸣曲》④，只是他搞错了节目，以为那是拉威尔⑤的作品，听人说美得象巴勒斯特里纳⑥的东西，但却十分难懂。在改变位置的紧急行动中，由于光线太暗，他撞在一张迭迭橱式写字台上，这自然又引得许多人转过脸来，这个如此简单的回眸动作稍稍中断了对他们说来是“虔诚恭谨地”聆听《致克鲁采奏鸣曲》的折磨。而我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则是这场小动乱的罪魁，我们急忙改换门庭。“是的，这些无赖怎么可能引起您这样的贤士的兴趣呢？就象刚才，我看到您与希尔贝特·德·圣卢交谈。这与您的身份不相称。对我说来那女人就是个无耻之徒，连女人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见到过比她更虚情假意、更俗不可耐的了（因为即使在她捍卫理智的时候，公爵夫人也都搀杂着贵族的偏见）。况且，您该不该到这里这样的家庭里来呢？今天我还能理解，因为有拉谢尔的朗诵，您可能对这个感兴趣。可是朗诵得再好也不能朗诵给这群人听。我将单独请您来和她共进午餐。让您看清她是怎样一个人。她可胜过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倍。午餐过后，她将给您朗诵魏尔仑⑦的诗作，然后您告诉我您对她的看法⑧。可在这里，这样的大场面里……不，您到这种地方来叫我心里不好受。除非您带有研究的目的……”她露出怀疑的神色猜测说。她不敢作过多的冒险，因为她并不很确切地知道自己暗示的这种不大可能的行动有些什么样的内涵。 -------- ①大卫（1748——1825），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领袖，曾获罗马奖。从1785年至去世主持法国画坛，作品有《马拉之死》和大量肖象画等。 ②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大卫的学生，后成为古典画派的领袖，作有不少肖象画。 ③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画家，浪漫主义画派领袖，以善于运用色彩著称。 ④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写给法国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克鲁采（1766——1831）的。 ⑤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 ⑥巴勒斯特里纳（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复调音乐大师之一。 ⑦魏尔仑（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作品有强烈的音乐感。 ⑧她特别向我吹嘘了一番午餐后的活动，每天都有某某和某某参加。因为，最终她也形成了从前被她嗤之以鼻的“沙龙”妇女们的观念（尽管她今天否认这一点），认为巨大的优势、胜者的标志便是“所有的男子”全都在她们家，我如果告诉她说某一位“沙龙”贵妇在世的时候没说德·霍朗德夫人一句好话，公爵夫人会对我的天真无知哈哈大笑说：“那当然，所有的男人全都到那一位家里去了，她竭力设法要把他们吸引过来呢。”——作者注。 “您不认为，”我对公爵夫人说，“圣卢夫人象刚才那样听她丈夫的旧情人表演味道不好受吗？”我看到德·盖尔芒特夫人脸上泛起一道斜杠，它借助推理联结起她刚才听到的话和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想法。没有表达出来的推理，是的，可也并不是所有我们说出来的疑难问题都能得到口头或文字上的答复的。只有笨伯才一连十来次劳而无功地请求给予他们不该写的、不合时宜的信一个答复。因为对诸如此类的信函从来就只能用行动回答，您认为没有准时给您回信的女士在碰到您的时候，她不是直呼您的名字，而是称您先生。我影射圣卢和拉谢尔的暧昧关系的问题还没严重到这个程度，它只能使德·盖尔芒特夫人感到刹那间的不快，提醒她我曾经是罗贝的朋友，在公爵夫人家的晚会给拉谢尔带来失望一事上，我也许还算得上是他的密友。然而公爵夫人没有继续往下想，脸上那一抹乌云消散了，她回答我关于圣卢夫人的问题说：“我告诉您，我认为，正是由于希尔贝特从来没爱过她丈夫，所以她对此并不在乎。这一劣迹不值得大惊小怪。她爱地位，想要那个姓氏，愿意当我的外甥媳妇，脱离她的泥淖，此后，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到她来的地方去了。我跟您说，就为了可怜的罗贝尔，这事儿曾使我挺不好受，因为他白白地为此丢了远大前程，对此，对许多事他看得很清楚。我不该说这事，因为她不管怎样毕竟是我外甥媳妇，我也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她欺骗了他，可不愉快的事情确有一大堆。我跟您说，一点不假，我知道这件事，罗贝尔曾想找梅塞格利丝的一名军官决斗。罗贝正是为了这一切才应募入伍的，战争对他说来就象是摆脱家庭痛苦的手段。您如果想了解我的看法，那就是他不是被杀的，她是自己去找死的。她一点也没露出伤心的样子，甚至，使我惊讶的是她那罕见的厚颜无耻，她装出满不在乎的模样，真叫我难受，因为我很爱可怜的罗贝。您因此也许会感到惊奇，因为大家不了解我，可我有时确实还想到他，我谁都没忘记。他从来就啥都不告诉我，可他心里知道我全都料到了。可不是，她哪怕还稍微有一点儿爱她男人的心，能这么若无其事地同他疯狂地爱过那么多年的女人呆在同一个沙龙里吗？何止多年，竟可以说是至死不渝，因为我敢肯定他一直没有中止过他的爱，即使在战火中。她该扑上去扼住她的脖子才是！”公爵夫人嚷嚷道，她忘了正是自己让人家请来了拉谢尔，给了她认为如果希尔贝特曾经爱过罗贝的话，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的场面以可能性，她的行为正可能是残酷的。“不，”她下结论说，“您瞧见了，这是头猪！”这种话居然出自德·盖尔芒特夫人之口是因为她已经从与人为善的盖尔芒特家族这个阶层滑落到女伶社会，还因为她把这看作她认为还充满生命力的十八世纪的风度，最后还因为她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不过这句话是在她对希尔贝特的憎恨驱使下说出来的，出于鞭笞她的需要，打不到她本人，打在她的模拟象上。同时，公爵夫人还想藉此解释她在社交界、在家族中对希尔贝特，或不如说反对希尔贝特的行为，甚至她对利益和对罗贝尔继承的态度。 然而，犹如我们所作的判断有时会因为不了解和不可能料及而得到表面上的证明，希尔贝特，她无疑有些象她母亲直系尊亲属（当我请求她帮我介绍几位小姑娘的时候，我不知不觉中所指望的正是这种品性上的随和），经过一番思考，大概是为了不至让肥水流出家门，为我所作的请求找到比我能设想到的都要大胆的解决办法，她对我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去把我女儿给您找来，把她介绍给您。她就在那儿，正和小莫特马尔和一些没啥意思的小家伙们聊天。我敢肯定她会成为您的可爱的朋友。”我问她，罗贝尔对自己有了女儿是不是高兴。“啊！他可为这个女儿感到得意呢。不过当然，”希尔贝特天真地说，“我还是认为，要按他的心思，他更愿有个男孩。”这位姑娘，她的门第和财产使她母亲能够指望她嫁给一位王太子，为斯万夫妇双方的家族荣宗耀祖，可她后来却选择了一位默默无闻的文人做她的夫君，因为她丝毫没有好出风头之心，从而使她出身的这个家族降落到更低的地位上，这时再想让一代代的新人相信这对默默无闻的夫妇俩的父母曾地位显赫就更难于上青天了。斯万和奥黛特·德·克雷西的姓哪怕奇迹般地复苏也只能使人家告诉你说你弄错了，说他们作为家族并没有什么超凡出众之处。 即在圣卢夫人朝另一间客厅走去的时候，她那些话使我感到的惊讶和欢乐很快便为那似水年华的观念所取代，就连尚未见过面的德·圣卢小组都在以她的方式给予我这个观念。况且，她不也象大多数人那样，仿佛是森林中交叉路口的“星星”？好几条道路汇合到这些交叉路口，就象对我们的生活而言的某些差别迥然的交点。通过德·圣卢小姐并以她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道路对我来说为数甚多。而通向她的首先便是那两个庞大的“那边”，我曾作过多少次漫步、多少个梦的“那边”——经由她父亲罗贝·德·圣卢所在的盖尔芒特家族那边和经由她母亲希尔贝特所在的梅塞格里斯那边，即在“斯万家那边”。一条道路经过少女的母亲和香谢丽舍，引导我直至斯万，直至我在贡布雷度过的那一个个夜晚，直至梅塞格里斯那边；另一条路经过她的父亲通往我在巴尔贝克度过的下午，在那里，在我一再见到他的阳光灿烂的海边。在这两条通衢大道之间已建起横向叉路。例如那个巴尔贝克，我在那里结识了圣卢，它之所以现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斯万对我讲到了教堂，尤其是那座波斯教堂，才使我那么想上那儿去，而另一方面，通过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外甥罗贝·德·圣卢，我又在贡布雷与盖尔芒特家族那边相逢。然而，圣卢小姐还通向我人生道路上的许多交点，通向我在叔祖父家见到过的她的外祖母，那位穿一身玫瑰色服装的夫人。这里是一条新的横向叉道，因为，这位叔祖父的贴身男仆，那天把我引进去，后来又通过照片的赠予使我得以确认穿玫瑰色服装的夫人是谁的那个男仆正是这位年轻人的父亲，不仅德·夏吕斯先生喜欢这个年轻人，连德·圣卢小姐的父亲也喜欢过这个年轻人，就为了这个年轻人他曾使自己的母亲很不幸。而且不正是德·圣卢小姐的外祖父斯万，象希尔贝特第一个对我谈到阿尔贝蒂娜那样，第一个对我提到凡德伊的音乐的吗？而正是在对阿尔贝蒂娜谈到凡德伊的音乐时我发现她们是老朋友，并且从此与她开始那把她引向死亡和给我万般痛苦的生活。再者，还是德·圣卢小姐的父亲动身去寻找阿尔贝蒂娜，竭力要让她回来。甚至我全部的社交生活，不管在巴黎，在斯万家的沙龙还是在盖尔芒特家的沙龙里，或者反之在维尔迪兰家也都如此，把贡布雷和香榭丽舍连结在拉斯普利埃华丽的露天座两侧，连成一条线。况且，我们认识的人们，在谈到他们与我们的友谊的时候，谁又不是在强迫我们，接二连三地把我们放在生活道路中那些迥然不同的位置上呢？我所描绘的圣卢的某种生活将在各种各样的背景里展开，影响到我全部的生活，甚至在这生活中与他完全无关的那几部分，如我的外祖母，如阿尔贝蒂娜。再说，维尔迪兰夫妇不管有多么地背道而驰，他们总因奥黛特的过去与奥黛特相连，总通过夏尔里与罗贝尔·德·圣卢相连；而在他们家，凡德伊的音乐什么样的作用没有起到过！最后，斯万曾爱过勒格朗丹的妹妹，勒格朗丹认识德·夏吕斯先生，小康布尔梅则娶了由他监护的姑娘。当然，凡事如果只涉及我们的感情，那么，诗人说被生活粉碎的“神秘的线”便不无道理。然而更为真实的是生活在人与人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不断地用这种线进行编织，穿梭交叉，重重叠叠，把它编得越来越厚，致使在我们过去的任何一个交点与其它交点之间形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回忆网，只需要我们作出联络上的选择。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24) 如果我努力去做的不是无意识地使用，而是回忆这网状结构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可以说眼下能为我们所用的那些事物中没有一件不曾是充满活力的东西，并且为我们富有个性地存在着，继尔又应我们之需求变成简单的智力素材。把我介绍给德·圣卢小姐一事将在维尔迪兰夫人家中进行：我重又想到与阿尔贝蒂娜一起作的那一次次旅行，心里美滋滋的，我将请求德·圣卢小姐当那个阿尔贝蒂娜的替身。我这样想着，在驰往多维尔的小有轨电车里，去维尔迪兰夫人家的路上，正是这位维尔迪兰夫人，在我对阿尔贝蒂娜萌生爱情之前就已曾联结继而打破德·圣卢小姐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爱情。在我们周围挂着曾把我介绍给阿尔贝蒂娜的那位埃尔斯蒂尔的绘画作品。为了使我所有的往事变得更加融汇贯通，维尔迪兰夫人象希尔贝特一样嫁给了盖尔芒特家的后裔。 不把我们生活道路上那些差距极大的景地联成一气。我们是不可能叙述自己与一个甚至都不甚了解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因此，每个个人——而我也是这些个人之一——均以他们不仅在自己周围，而且在他人周围完成的回旋，尤其是他们对我而言先后占有的方位确定时值。而自刚才在这场欢庆活动中我重又抓住时间以来，这个时间一方面使我想到在一部准备用来叙述一个人的生活的作品中，与通常使用的平面上的心理分析相反，应当充分使用某种空间中的心理分析，另一方面，它还根据所有那些不同的平面安排我的生活。只要我继续在书房里独自冥想，这些不同的平面无疑为我的记忆施行的那一次次起死回生增添新的美色，因为记忆在把过去不加变动地、象当初它尚且在进行的时候那样把它引入现在的时候，它所抹掉的恰恰正是那个时间的巨大维数，就是生命据此得以发展的巨大维数。 我看到希尔贝特朝前走来。我惊讶地发现她身边走着一位妙龄少女，因为，我仿佛觉得圣卢的婚姻就是昨天的事情，当年盘踞在我心头的思绪今天早晨依然在我心头没有什么变化，姑娘高挑的身材标出了这段我一直视而不见的间隔。无色无嗅、不可攫住的时间，可以说是为了使我能够看到它、触摸到它，物质化在她的身上，把她塑造成美的杰作，与此同时在我身上，唉！却只是完成它的例行公事。此时，德·圣卢小姐已来到我的面前。她两眼深凹、熠熠有神，那娇秀的鼻梁呈鹰钩状微微隆起，这只鼻子，虽说一点也不象斯万的鼻子，却很象圣卢①。这位盖尔芒特的灵魂已然泯灭，可他那颗长有一双飞禽般炯炯眸子的秀美头颅却降落在德·圣卢小姐的肩上，致使曾认识她父亲的人们浮想联翩。我觉得她很美，因为她还充满希望、来日方长、喜气洋洋，即由我失去的那些年头造就的她仿佛就是我的青春。 -------- ①我很惊讶，她那似是仿照她母亲和她外祖母的样子制作的鼻子恰好终止在她鼻下那条完全水平的线上，尽管略略见大，却属十分精巧。一个如此独特的特征足以让人把一尊雕象从一千尊中辨认出来，只要认准了这个特征。我赞叹大自然这位独具匠心的雕塑大师象给母亲、外祖母做过的那样，不失时机地又给这外孙女刻下这强劲有力的决定性的一刀。——作者注。 最后，这种时间的观念对我来说还有一种重要的价值，它是一根刺棒，它告诉我，如果我想达到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有时，在短促的瞬间，在盖尔芒特家那边，在我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坐车出去散步的时候产生过的、使我认为这日子还值得一过的感受的话，那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现在我觉得这种生活值得一过，因为我觉得有可能阐明它，阐明这种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的、不断遭到歪曲的生活，还它真实的本来面目，总之，实现在一部作品中！我想，但愿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人能得到幸福，他要做的工作是多么艰巨啊！这里且略示一斑，他必须做到使他的作品能与最高雅、最不同的艺术相媲美，况且，这位作家还将使每个特点都显现出它各个相反的方面，以说明他的兼容并蓄，他必须条分缕析地酝酿他的作品，无休止地翻复集结力量，仿佛展开一场攻坚战，象忍受疲劳那样忍受之，接受戒律那样接受之，建造教堂那样建造之，遵守规章那样遵守之，克服障碍那样克服之，赢取友情那样赢取之，喂养幼儿那样给予充分的营养，创造一个世界那样创造它，绝不把那些可能只有在别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解释的奥秘、我们预感在生活中、艺术中最能令人感动的奥秘放过一边。而在这些鸿篇巨制里，有些部分还只来得及拟出提纲，因为由于建筑师计划之宏大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完工，有多少大教堂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啊！我们给这部作品以养料，加强它的薄弱部分，保护它，然而接下去的却应是它自己成长，它指定我们的坟墓，保护它免遭物议，有时也使它免被后人遗忘。不过回过头来说我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实不敢抱任何奢望，要说考虑到将阅读我这部作品的人们、我的读者那更是言过其实。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是我的读者，而是他们自己的读者，我的书无非是象那种放大镜一类的东西，贡布雷的眼镜商递给顾客的那种玻璃镜片；因为有了我的书，我才能为读者提供阅读自我的方法。所以，我不要求他们给我赞誉或对我诋毁，只请他们告诉我事情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他们在自己身上所读到的是不是就是我写下的那些话（再说，在这一方面可能出现的分歧也并不一定纯然是由我的差错而引起的，有时还可能是由于读者的眼睛还不适应于用我的书观察自我）。为了更有效、更具体地想象我将投身其中的工作，我每时每刻不断地变换比较的角度，我想，我在我那张白木大方桌边工作，弗朗索瓦丝在我身旁望着我，她就象那些默默无语的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不卑不亢的人们，一定程度地直觉到我们的使命（我把阿尔贝蒂娜忘记得差不多了，以至我会原谅弗朗索瓦丝可能做出的反对她的事情），我在她身边工作，几乎也象她那样地工作（至少象她过去那样，因为她现在已经老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因为，在这里别 增补，我将粗粗地勾出我这部书的概貌，我不敢狂妄地说它象一座主教座堂，只求它象一条连衣长裙。当我手头没有我所有的那些被弗朗索瓦丝称作烂纸片儿的东西，当我缺少的正是我需要的东西时，弗朗索瓦丝能理解我的冲动，她总是说，如果没有她需要的那号纱线和扣子，她是缝不成衣服的。还因为她按我的生活起居，她对文学工作已经形成了一种本能的理解，比许多聪明人还正确的理解，更不用说那些笨人了。例如当初我给《费加罗报》写我那篇文章时，老膳食总管真心实意地同情作家们说：“这种事情真是难上加难，”他们总有点儿夸大一项自己并不进行、甚至连想都没想到的工作的艰难之处，表示诸如此类的怜悯，甚至夸大一种人家并没有的习惯，就象有的人对你说：“象这样打喷嚏会把您累成什么样儿了。”此时的弗朗索瓦丝却完全相反，她揣度着我的幸福感并且尊重我的工作。只是，她对我把自己的文章给布洛克讲述一遍时发发脾气，怕他赶到我前面去了，说：“您对这些人总少个防人之心，他们全都是抄袭大师。”而布洛克呢，每当我给他大致叙述一篇他觉得不错的文字后，他确实也在给自己留着后路，他对我说：“嘿！挺怪的，我也写了一篇差不多的东西，我以后也得给您念一念。”（后来他还是没有能念给我听，但那天晚上他却就去写这篇大作了）。 由于我那些被弗朗索瓦丝称作烂纸片儿的稿笺是一张张贴起来的，它们不是这里撕了就是那里破了。即使需要，弗朗索瓦丝也无法帮我修补，这不象她给自己的连衣裙磨损的地方加补丁，也不是厨房窗户，哪块玻璃碎了，在玻璃匠（好比我是印刷者）到来之前，她可以在破碎的地方糊上张报纸的，她帮得了我的忙吗？① -------- ①弗朗索瓦丝会指着我那象长了虫子的木头般遭到损蚀的本本说：“这全叫虫蛀了，瞧，真糟糕，这一页都成花边了。”她象个裁缝似地打量着这页纸：“我怕没法子让它还原呢，这可丢了。真遗憾，那也许是您最美好的见解。就象贡布雷那边的人说的，最精明的皮货商也没蛀虫内行。它们总钻在最好的料子里。”——作者注。 况且，由于个性（人类的或不是人类的）在一部作品里是用大量的印象塑造起来的，它们取自许多少女、许多教堂、许多奏鸣曲，用于构成一位少女、一座教堂、一首奏鸣曲，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能象弗朗索瓦丝做那盘得到诺布瓦先生高度评价的胡萝卜焖牛肉那样，加上那么多精选的肉块就可以使肉冻内容丰富了呢？我终将实现当初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夙愿了，当初认为不可能就象认为我绝不可能习惯于没有吻过母亲就上床睡觉那样，或者后来认为我不可能习惯阿尔贝蒂娜喜欢女人的想法那样，那种想法最后竟使我生活在对她的存在视而不见之中。因为我们最大的恐惧和我们最大的希望一样，再大也不会超出我们的力量，我们最后总能战胜恐惧和实现希望。 是的，我刚刚形成的这个关于时间的观念告诉我说该是着手撰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了。应该赶紧动手。然而现在才动手还来得及吗？还有，我有力量胜任吗？这正证明了刚才，我走进客厅，那一张张沟壑纵横的面孔给予我年华如逝水的概念的时候，我心里感到惶恐不安是有道理的。心灵有它自己的景物，然而让它静观这些景物的时间却有一定限度。我以前的日子过得象一名画师，他顺着一条突出在湖面上的道路往上行走，陡壁悬崖和树木组成屏障遮住了他的视线。他先从一道缺口瞥见了湖水，接着湖泊整个儿地呈现在他眼前，他举起画笔。可此时夜色已经降落，他再也画不成了，而且白天也不会回来。首先，既然什么都还没有开始，我便可能焦躁不安，虽说我相信自己年岁还不算大，还有几年好活，我最后的时刻毕竟也有可能即在眼前。实际上，看问题得从我拥有一具肉体出发，也就是说我始终不断地受到双重危险的威胁，外部的和内部的。而且我这么说还只是出于言语表达的方便。因为，内部的危险，例如脑溢血，同时又是外部的危险，因为那是肉体的危险。而拥有一具肉体对精神、对能思维的人类生命是巨大的威胁，我们无疑应当尽量地不要把能思维的人类生命说成是物质的动物生命的神奇改善，还不如说它是精神生活构成中的一种不完善，而且还是象珊瑚骨形成的原生动物的共同生存那样，象鲸的身体等等那样的退化的不完善。肉体把精神禁锢在一座要塞里，要塞很快便被团团包围，水泄不通，最后精神只好交械投降。 然而，我姑且如此区别威胁精神的两类不同危险，就从外部的危险说起，我记得，在我这一生中已有很多次遇上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处于精神亢奋之中，某种境遇使我暂时停止一切肉体活动。例如，当我带着醉意坐车离开里夫贝尔餐厅，前往附近的某个娱乐场，此时，我十分清楚地感到心中有我的思维的现时对象，并且知道它只是由一次偶然引起的，知道这个对象非但还没有进入我心中，而且还会同我的肉体一起化为乌有。我当时对此并不很在意。我的喜悦使我处事马虎、无忧无虑。就算这种喜悦顷刻间便告结束、烟消云散，我也满不在乎。现在却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因为我所感受到的幸福并不来自于把我们与往昔隔开的纯粹主观的神经紧张状态，而是相反，来自于我精神的舒展，即在这种舒展上，往昔重新成形，化为现实，并且给予我（只可惜是短暂地！）一个永恒的价值。我真愿把我永恒的价值遗赠那些有可能用我的财宝富足起来的人们。当然，我在书房里所感到和力求加以保护的情感仍然是快悦，但已不是个人主义的快悦，或者至少这种个人主义可为他人所用（因为，自然三界中所有能结出累累硕果的利他主义均按某种个人主义的模式发展。人类的不是个人主义的利他主义结不出果实，这便是作家的利他主义，使他放下创作去接待一位不幸的朋友、接受一项公职，写几篇宣传文章）。我已经再也没有从里夫贝尔回来时感到的那种不在乎了，我感到自己由于身怀着这部巨著而变得崇高（仿佛这是件易碎的珍贵物品，别人把它托付给了我，我真希望能完好无损地把它交到收件人手中，而不是留在我这里）。现在，由于感觉到自己是一部作品的负有者，可能导致死亡的意外事故对我说来变得更加可怕，甚至荒谬（只要我觉得这部作品是必要的和能够经久不衰的），它与我的愿望相矛盾，带着我思维的冲动，它的可能性却并不因为我不愿意而小一些，因为事故产生于物质原因，完全可能发生在它们一无所知地加以摧毁的差异甚大的使它们变得可憎的时候。我很清楚，我的大脑是蕴含丰富的矿床，那里有大面积品种繁多的珍贵矿脉。然而，我还走得及把它们开发出来吗？我是唯一能够开发这些矿藏人。理由有二：随着我的死亡，不仅能够开采这些矿藏的唯一的工人不复存在。连那矿脉本身也将不复存在。而呆一会儿，在回家的路上，只要我乘坐的汽车碰撞上另外一辆便足以导致我肉体的摧毁，而我的精神，自生命从肉体退出后，会被迫永远地放弃那些新的想法，那些它此时此刻由于来不及把它们比较保险地放进一部著作而惴惴不安地用它战栗的、虽能起保护作用却又是十分脆弱的精髓紧紧包裹着的新思想。这种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对危险的恐惧感在我心中产生，然而出于奇怪的巧合，即在前不久，我还曾对死亡的概念变得满不在乎。对于我不再是我的恐惧，以前也曾使我厌恶，厌恶我每次感受到的新的爱情（我对希尔贝特的爱，对阿尔贝蒂娜的爱），因为想到爱她们的人有朝一日将不复存在我就受不了，这将好似一种死亡。然而，这种恐惧感随着它自身不断地更新，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自信的平静。 甚至连脑系的偶发症状都可以不要。我通过大脑里出现的一个空白和对一些事物的遗忘感到了它的症兆，我已经只能借助于偶然记起那些事物了，就象在整理东西的时候会找到一件已被忘记的、甚至要找而没有找到的东西，那些症兆使我变得象一个爱攒钱的人，他那破裂的银箱渐渐地让财富全流失了。曾有一时存在过一个为那些财富的流失怨天尤地的我，但我很快便感到，随着记忆的衰退这个我也被带走了。 如果说在那段时间里，死亡的念头如人们所感到的那样使我的爱情黯然失色，那么，已有很久以来，对爱情的缅怀却又帮助我克服对死亡的惧怕。因为我懂了死亡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恰恰相反，从我童年以来我已经死过好几回了。以最近这段时期来说，我不是曾把阿尔贝蒂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吗？那时，我能想象自己在失去了对她的爱情后还苟且贪生吗？可我不再爱她了，我不再是那个爱她的人了，我变成了另一个不爱她的人，变成了另一个人后我中止了对她的爱。而且我也没有因为自己变成了这另一个人而感到痛苦，没有因为不再爱阿尔贝蒂娜而痛苦。当然，有朝一日我不再有自己这副皮囊，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比从前有一天我不再爱阿尔贝蒂娜更痛苦的事情。可是现在，不再爱她对我已是那样地无关痛痒！那一次又一次本该摧毁我的死亡曾使那个我感到如此地惧怕，然而一旦死亡完成，当那个惧怕它们的我不再在感觉到它们的那个地方。它们又是那么地无足轻重，那么地柔和，一段时间以来，它们已使我觉悟到害怕死亡会是多么地不明智。然而，不久前刚变得对死亡满不在乎的我现在重又开始惧怕起它来了，是的，是以另一种方式，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的著作，在那么多危险威胁之下的这条命对于它的诞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可或缺的。维克多·雨果说： 青草应该生长，孩子们必须死去。 我就说过严酷的艺术法则是生灵死亡，我们自己也在吃尽千辛万苦中死去，以便让青草生长，茂密的青草般的多产作品不是产生于遗忘，而是产生于永恒的生命，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踏着青草，毫不顾忌长眠于青草下的人们，欢快地前来用他们的“草地上的午餐”。 我说了来自外部的危险。来自内部的危险也一样。如果我对来自外界的意外防护得好好的，谁又能料到我是不是会因为一次突然出现在我内部的意外，因为某种内部的灾祸，即在为撰写这部作品所需的好几个月过去之前使我不得不放弃利用这个恩惠呢？ 过一会儿，当我经过香榭丽舍，走在回家的路上，谁又能对我保证说我不会遭受有一天下午落到我外祖母头上的那种灾难呢？那天下午，也是在香榭丽舍，她带我出来散步，没想到那竟是她最后的一次散步，在这种一无所知中，我们的一无所知中，时针指到了她不知道的这个点上，当即，脱钩的发条就敲响了丧钟。也许当第一记钟声已在酝酿之中的时候，对于这记钟声敲响前那一分钟已快走完的恐惧，也许对将在我大脑里启动的这一击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对即将发生之事模模糊糊的感知），就象动脉血管抵御不住前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意识中的大脑的一种反应，有些受伤者，尽管医生和生存的欲望都在竭力欺瞒他们，仍然有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死亡的降临，接受死亡，说：“我要死了，我已经作好了准备，” 并且写下给他们的妻子的诀别。 而这确实也是件怪事儿，它以一种我绝对想不到的形式，发生在我开始撰写我这部著作之前。有一天晚上我出门去，人们觉得我脸色比从前还好，因为看到我居然还完美地保留着我那一头黑发而感到惊讶。然而在下楼时，我有三次差点儿摔倒在地。那次出门总共不过二小时，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不再有记忆、思维、力量，已失去任何存在。人们就算来看我，奉我为王或者抓住我、逮捕我，我都会一声不吭地听之任之，眼睛也不睁开，就象坐船横渡里海、晕船晕得昏天黑地的人，你就是对他们说要把他们抛进大海，他们也不会稍稍表示一下反抗。严格地说我并没有病，可我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就象有些老年人会碰上的，前一天动作还挺灵活，自从大腿骨折或拉了次肚子后还能在床上过一段时期，可是这段时期或长或短已经只能是从此势如破竹的死亡的准备阶段了。以前，我曾去参加那种被称作野蛮人宴会的城里的午餐，在这些宴会上男子们穿一身白，女士们则半裸着身子，戴着羽饰，对他们而言种种价值全都被推翻了，如果有人答应而没来吃饭，或者直至上烤肉的时候才姗姗来到，那他就象是犯了科作了案。罪孽比大家吃饭时轻声谈到的例如新近作古者的伤风败俗之举还严重。唯一可以不来的理由是死亡或沉疴不起，但要及时通知说人已奄奄一息，以便邀请第十四位来宾，这个我还在我身上保留着他的重重顾忌，但已失去了他的记忆。相反，另一个我，那个构思了他的作品的我却在回忆着。我曾接到莫莱夫人的一份邀请并得知萨士拉夫人的儿子死了。我决定从这段时间中抽出一个小时向莫莱夫人表示歉意和向萨士拉夫人表示慰唁。过了这段时间我会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舌头僵硬得象我临终时的老外婆，牛奶都吞不下去。可是才过了片刻，我便忘了我自己该做什么。忘得好，因为我著作的记忆正警戒着，它将利用转归于我的残存时间奠定我刚着手的基础。不幸的是，我刚拿起稿本准备写作的时候，莫莱夫人的请柬掉出来，落在我面前。当即，那个健忘的、然而对这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我，象参加城里午餐的所有那些谨小慎微的野蛮人都会做的那样，推开稿本，给莫莱夫人写信（再者，如果莫莱夫人得知我把答复她的邀请看得重于我创造者的工作，她还会十分器重我的）。我复函中有一个词使我蓦然记起萨士拉夫人失去了她的儿子，我给她也写了封信，就这样，为了显得礼貌周全和顾重情义这种矫作的义务而牺牲了现实的职责之后，我精疲力尽地倒下了，我阖上双眼，只好浑浑噩噩地再过它一个星期。如果说我的这种劳而无功的义务——我准备为此牺牲真正职责的那些义务才几分钟就统统从我的脑海里冒将出来的话，我有所建树的想法却一刻也没离开过我的心头。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成为一座教堂，让信徒们能在教堂里渐渐地学习真谛和发现和谐、大全景，或者那会是永远不可能进出的地方，象建造在海岛顶巅的德落伊教①祭司的纪念碑。然而我已决定为此奉献出那些仿佛在依依不舍地离我而去的力量，依依不舍仿佛就为了让我有时间在修完周围的通道后关上“墓门”。不用多久我就能拿出几幅草图来了。这些草图谁看了都莫名其妙。即便是那些对我的真理感知、对我希望过后能镌刻在神庙里的真理感知抱有好感的人都看不懂，他们祝贺我用“显微镜”发现了那些真理，其实恰恰相反，我用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才隐隐瞥见一些实在很小的东西，之所以小是因为它们距此遥远，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世界。就是在我求索伟大法则的地方人们称我是细枝末叶的搜集者。况且，我做这种事情何苦来着？我有这份才干，年轻的时候，贝戈特就曾觉得我那几篇中学生的作文“无懈可击”。可我没有好好干，而是生活在懒散之中，沉溺在寻欢作乐里，在疾病，治疗和怪癖间熬日子，到死之将至才着手我的工作，对自己的职业还一点都不会干。我感到自己已经无力应付我该那些人的义务，也没有精力克尽对我的思想和我的作品应尽的职责。更没有精力既照顾到这个又不放过那个了。对前面的那种义务而言，忘了该写的信云云稍微简省了我的事务。可是，联想在过了一个月后的今天倏然间唤起了我内疚的记忆，我因自己的无能感到心情沉重。我惊讶的是自己对此居然还能象若无其事似的，然而，正是从我在下楼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两条腿直打战的那天起，我变得对什么都能泰然处之了，我一心想要休息，等待着总将到来的安息。那不是因为我把我以为人们对我的作品应有的赞誉推迟到我生后，不是因为我对大家推举当代精英无动无衷。在我死后出现的杰出人物可以认为我对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不考虑得多一些。倘使说我想到了自己的著作，却把该答复的信函忘得一干二净的话，这已不再是象我懒懒散散的时期，继尔在我工作时期，直到我不得不抓着扶手下楼的那天那样，由于我把这两件事情一件看得很重要，另一件看得无所谓的缘故了。我的记忆力和挂虑是按我的著作的需要组织的，或许是因为，就在我当即忘掉收到的那些信件的同时，我的著作的念头都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始终是那个念头没变，正转化成永恒。可是这个念头也开始令我讨厌了。对我说来它就象个不孝之子，即在濒临死亡的母亲拔去针头和按上吸杯之间的空隙中还得不辞辛劳地照料他。也许她仍然爱着这个儿子，但她已经只会通过尽使她疲惫不堪的照料他的职责来爱他了。在我身上，作家的精力已难以满足作品自私的苛求。自我下楼的那天以来，世上已经没有哪种东西、哪种幸福，不管是来自朋友的情谊，还是由于著作的进展或荣誉的希望，在照到我身上的时候不象个苍白之极的大太阳了，它已经没有力量使我感到温暖、让我生存和给予我些微欲望。然而，不管它多么苍白，对于我这双情愿合上的眼睛它还是太亮了，于是我把脸转向墙壁。当一位夫人给我写信道：“我感到十分奇怪，居然没有收到您的回信，”我只是感到自己的嘴唇牵动了一下便以为大概是我下垂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然而这却使我记起了她的来信，于是我便给她写回信。为了别让人家有可能认为我这个人薄情，我要尽力做到使自己目前显出的情意能同别人曾向我表示的盛情旗鼓相当。给我奄奄一息的生命强加上超乎常人忍受力的困顿使我不堪重负。在一次次地裁减我的社会义务中，记忆的丧失助了我一臂之力，我的著作取代了这些义务。 -------- ①古代凯特尔人的宗教团体。 这种死亡的概念象爱情之所为。最终地在我心中安顿下来，这并非因为我喜爱死亡，而是因为我憎恶它。然而，无疑是由于我们不时地象想到一个我们还没有爱上的女人那样想到它，致使眼下，它的概念紧紧地附着在我大脑的最深处，那么完全地附着在上面，以致任何事情不首先穿透死亡的概念便不可能得到我的关注，哪怕我什么都不管，处于彻底的休息之中，死亡的概念仍然象自我的概念那样一刻不停地陪伴着我。我并不认为，我变得半死不活的那一天应该发生能说明它的性质的意外事故，例如不可能下楼梯了，一个姓名记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等等，这些变成不可能的事情通过甚至是无意识的推理而引起死亡概念：即我已经是个快死的人了，倒不如说那是一起降临的，那面心灵的宝鉴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个新的现实。然而我不明白，人们怎么无声无息地便从我这样的病痛进而成为完全的死亡。但是此时我想到其他人，我们也并不觉得介于他们的疾病和死亡之间的中断有什么异乎寻常的。我甚至认为，只是由于我从内部观察到这些病痛（而且被希望所蒙蔽），所以我觉得有些不适孤立起来看并不是致命的，虽说我相信自己快死了，就象那些对自己的死期已然降临深信不疑的人们那样，我们也很容易便相信，如果说有些词说不出来了，那与疾病的发作，与失语症等等毫不相干，而是由于舌头累了，或者处于类似引起口吃的那种神经紧张状态，或者是拉肚子后的精力衰竭造成的。 自我是我要写的另一样东西，其内容更丰富，而且是对不止一人而言的自我。写来话长。白天我最多也只能做到尽量睡个觉。我要干活那也是在晚上。而我需要许许多多个晚上，也许成百，也许上千。我将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早晨，当我搁笔中断我的叙述时，我不知道我命运的主宰、比谢里阿苏丹更严酷的主宰是否乐意延缓我的死亡判决，允许我在下一个夜晚继续写下去。这倒不是因为我希图写出《一千零一夜》那样的书，或者写出也是用夜晚写成的圣西门的《回忆录》，或者我在童年时代喜爱的那种书，象那几次爱情一样使我迷恋得神魂颠倒的那种书，虽说我不能没有反感地想象它将是一部与它们都不同的作品。然而，犹如埃尔斯蒂尔·夏尔丹所说，只有抛开我们所爱的东西，才能把它重新做出来①。这也许将是一部与《一千零一夜》一样长的书，但内容全然不同。当我们爱一部书爱得手不释卷时，我们无疑会希望写出些完全一样的东西来，然而我们必须牺牲当前的这种爱，不考虑我们的兴味所在，而去揣摩用不着我们的偏好并禁止我们考虑这些偏好的某个真实。我们只有遵循这个真实，才有机会遭遇被我们所抛开的东西，在忘掉它们的同时写下另一时代的《阿拉伯故事》或圣西门的《回忆录》。只是，我还来得及吗？会不会太迟了？ -------- ①象我的肉身一样，我的著作最终有一天会死去。然而，对待死亡唯有逆来顺受。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我们自己十年后与世长辞，我们的作品百年后寿终正寝。万寿无疆对人和对作品都是不可能的。——作者注。 我不仅想到了“还来得及吗？”还想到了“我还行不行”？疾病象一位严厉的神师，使社交界的我死去的同时给我帮了个忙（“因为，要是麦种被播下后没有死去，那它将只是一个，如果死了，它将结出累累硕果”），也许，继懒散帮助我免得流于肤浅之后，疾病将防止我堕入懒散，疾病耗尽了我的精力，而且如我长久以来，尤其是从我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以来所发现的那样，它耗尽了我记忆的力量。而借助继尔需要深化、阐明、转换成才智的相当物的印象记忆进行的再创造，不正是我刚才在书房里构思的艺术作品的创作条件之一，甚至竟是它的基本要素吗？啊！我要是还拥有刚才看到《弃儿弗朗沙》时所想到的那晚那么充沛的精力该有多好啊！正是从我母亲放弃那一吻的那晚开始，随着我外祖母缓缓的死去，我的意志和健康走上了下坡路。要我等到第二天才能把我的唇吻贴在母亲脸上我受不了，一切便于此时明朗化，我下决心，起床，穿着睡衣跑去伫立在月光下的窗前，直至听到斯万先生动身离去。我父母亲送他出来，我听到花园大门打开、响铃、重又关上的声音。 此时，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还有精力完成这部作品，这次下午聚会——如同过去在贡布雷曾对我产生过影响的某些日子——即在今天，同时赋予我作品的构思和完成不了作品的忧虑的这次下午聚会肯定将在这部作品中首先标出我当初在贡布雷教堂里有所预感的形式，通常不为我们所见的时间的形式。 当然，我们的感官还有很多别的谬误，这些谬误扭曲了这个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实面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篇叙述文字中有不少片段为我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必要的时候，在我尽量做到比较确切的描摹中，我还可以不改变声音的位置，克制自己，不把它们与它们的起因分开，与这个起因相比，智力是事后确定这些声音的位置的，虽然说让我们在房间里听淅淅沥沥的雨声和让它在院子里滂沱，药茶的沸腾，总之不会象画家们经常做的事更令人因惑不解（画家们在离我们很近或很远的地方作画，按照透视法则、颜色强度和目光的第一错觉使物体显现的情况，绘出继尔被推理作了有时是极大的距离移动的一张风帆或一道山峰）。我还能象人们所做的那样，尽管谬误会更加严重，继续在一位过路女人的面容上勾画线条，只是在该画鼻子、脸颊和下巴的地方应当留着空白，好让我们欲望的反映在这片空白上一显身手。即使我没有时间为同一张脸准备一百个适合它戴的面具（做这件重要得多的事情），哪怕只是依据这双看到这张脸的眼睛，依据它们看到这副面容时的感觉，以及，对这双眼睛而言，哪怕只是依据三十年间掩盖着年龄变化的或希望、或恐惧、或相反的爱情和习惯来做这一百个面具；甚至（这是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便足以为我说明了的，没有它则一切都是假的和骗人的），即使我不着手进行，不是从我们的外表而是从我们的内心、从某些人的一举一动便能掀起致我们于死地的轩然大波的地方去描绘她们，并且也不去根据我们不同的感觉压力，或者当普普通通的一丝险情扰乱了我们平静的信念，把一个在宁静中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东西数倍数倍地扩大的时候改变精神天国的光线；如果说在描摹一个需要完全重绘的世界中我不可能道尽这些和其它许多变化的话（其必要性，倘使我们想要描绘现实的话，在这篇叙述文字里说得算是够清楚了），那么，至少我不会错过描写人，不是写他的个子高矮，而是写他的年岁长短，描写他在移动位置时不得不随身拖曳着的年岁，它仿佛是越来越沉重的担子，最终将把他压垮。 况且，我们在时间中占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位置，这是大家普遍感觉到的，这种普遍性也只能使我庆幸不已，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怀疑的真实，也正是我将努力阐明的真实。大家不仅都感觉到我们在时间中占有一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连头脑最简单的人也能大概测出它的大小，就象人能测出我们在空间中占有的位置大小一样；缺乏特别的洞察力的人在看到两个他们素不相识的人的时候，即使这两个人都长着黑胡子或胡子剃得光光的，他们也能说出这个二十岁，那个四十岁。人们在估计年龄大小的时候也许会常常搞错，可是，既然我们认为能够估计，则说明我们已经把年龄视作某种能够测定的东西了。多二十年时间确确实实地被加到第二个留黑胡子的人身上。 如果说这就是那个突然烟消云散的时间的概念，那么，没有从我们身上剥离的年华，我现在想使它突出到这种程度的年华，它就是此时此刻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府里响起的我父母送斯万先生出去的脚步声，宣布斯万先生终于走了、妈妈很快就能上楼来了的小铃铛尖厉、清脆、丁丁冬冬连绵不绝的金铁声，这些声音依然萦绕在我耳畔，它们虽然在过去那么遥远的位置上，我却听到了它们。所有那些事件，它们的位置肯定全都在我当初听到那些声音的那一刻和今天盖尔芒特府的下午聚会之间，想到那一桩桩一件件，我惊恐不安地发现正是这只铃铛依然在我心中丁冬作响，由于我已记不清楚它是怎么消失的，致使我丝毫改变不了那尖厉的铃声，为了重现这铃声，为了清楚地倾听这铃声，我还得尽量不把我周围面具们的交谈声听进去。为了尽量把这铃声听清楚，我不得不深入反省。真的就是那串丁冬声在那里绵绵不绝，还有在它与现时之间无定限地展开的全部往昔——我不知道自己驮着这个往昔。当那只铃儿发出丁冬响声的时候，我已经存在，而自那以来，为了能永远听到这铃声便不许有中断的时候，而我没有一刻停止过生存、思维和自我意识，既然这过去的一刻依然连接在我身上，既然，只要我较深入地自我反省，我就仍能一直返回到它。而那是因为它们就象这样蕴含着过去的时刻，人的肉体能给爱它们的人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因为它们蕴含着那么多已为他们而抹去的欢乐和欲念的回忆，然而对于按时间的次序注视和延续渴望得到的心爱肉体的人，它们又是那么地残酷，他渴望得直至企盼它的毁灭。因为一旦死去，时间也便退出这具肉体，而对已经作古的她的回忆，那么淡漠，那么黯然无光的回忆也消失了，并将很快变成对它们仍在折磨的他的回忆，然而在他身上，当对一具有生命的肉体的欲念不再供养它们的时候，它们也将以扑灭告终。 当我意识到有整整这么长一段时间已经被我没有间歇地活过来了、想过来了、分泌出来了，这便是我的生活，这便是我自己，不仅如此，而且还意识到我每时每刻都得保持它与我相联，让它支撑着我，而我刚栖息在它令人头晕目眩的顶巅，不搬动它我自己就无法移动一下，想到此我感到困乏和恐惧。贡布雷花园的铃声，那么遥远然而又在我的心里，我谛听这铃声的日子在我并不知晓为我所有的那个广阔领地里是一个基准点。看到在我脚下，其实即在我身上有那么多年年岁岁，我感到天旋地转，好象我是在成千上万米的高空中。 坐在椅子上的德·盖尔芒特公爵，我望着他，钦羡过他，尽管他的年龄比我大那么多，却并不见他老多少，我刚弄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了。一旦他站起身来，想要站住的时候，他便颤颤巍巍，两腿直打哆嗦，象那些老迈年高的大主教的腿脚，年轻力壮的修院修士向他们大献殷勤时，在他们身上只有那个金属十字架仍是牢固的。当他要往前走，走在八十四岁崎岖难行的峰巅上，他非颤抖得象一片树叶不可，就象踩着不断增高的活高跷，有时高过钟楼，最终使他们的步履艰难而多险，并且一下子从那么高摔落下来①。我想我脚下的高跷恐怕也已经有那么高了，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气把拉得那么远的过去继续久久地连结在自己身上。如果这份力气还让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完成我的作品，那么，至少我误不了在作品中首先要描绘那些人（哪怕把他们写得象怪物），写出他们占有那么巨大的地盘，相比之下在空间中为他们保留的位置是那么狭隘，相反，他们却占有一个无限度延续的位置，因为他们象潜入似水年华的巨人，同时触及间隔甚远的几个时代，而在时代与时代之间被安置上了那么多的日子——那就是在·时·间之中。 -------- ①（是不是就因为这些上了一定年纪的人踩在那么高的高跷上，才使他们的脸在一无所知者的眼里与一个年轻人的脸截然地不可能相混淆，而且这张脸只有穿透云障雾隔般的严肃才能显露出来呢？）——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