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异端的权利_斯蒂芬·茨威格
异端的权利简介
《异端的权利》作者:斯蒂芬·茨威格
在这个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不断地提醒人们，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异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个国家初当成罪犯烧死的人，在领国却被尊为烈士……谁有权控制一个同胞的思想，或者以世俗的法律，来判定后者最隐秘、最私人的信念为罪过呢？国家不能，任何已有的权威也不能！
一个真理可以把上帝的名字叫上一千遍……却无权去毁灭另一个受之于上帝的生命，因为这生命比任何的教义都更神圣！
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醒这个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世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才能达到昙花一现的王国的统治者，而是那些毫无抵抗力量、被高高在上的势力压迫着的人们！
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游历世界各地，结识罗曼·罗兰和罗丹等人，并深受其影响。1934年遭纳粹驱逐，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在孤寂与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茨威格作品以小说和人物见长。代表作《人生转折点》、《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而是小时》、《危险的怜悯》等；回忆录《昨曰的世界》；传记《异端的权利》、《麦哲伦航海纪》、《断头王后》、《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等。茨威格作品在世界范围都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国内多家出版社在近年内出版过几乎所有他的传记著作和小说文集。
《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时的一个小故事。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此时已经是曰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暴君。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如果不读茨威格的这本书，加尔文在人们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谁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异端的权利引言
引言
他，虽身处危急存亡，但英勇顽强；他，虽命悬千钧一发，但忠于信念，毫不气馁。在从容就义时，以轻蔑和懔然的目光注视着敌人——他被击败了，但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命运；他被杀害了，但没有被征服。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蒙田：《关于人吃人》
“苍蝇撼大象。”这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瑞士巴塞尔城驳斥加尔文原稿抄本上亲笔加添的字句。在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免有些反感，倾向于把它当作过甚其词，那是人道主义者易犯的一种毛病。然而卡斯特利奥的话既非夸张，也非讽刺。这位勇猛的战士只不过想把他自己深切而不幸的信念明确地传达给他的朋友阿默贝奇，他坚信自己是在向一个庞然大物挑战，他公开指控加尔文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受狂热的教义所煽动，杀害了一个人，从而屠杀了良知的自由。
卡斯特利奥在这场危险的角逐中向加尔文提出挑战。他象武士那样以笔为戈。他意识到，对一个用物质的甲胄防护着的独裁者作纯精神的攻击，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他是为一个失败的事业在战斗。一个人，既手无寸铁又单枪匹马，怎么能指望战胜有成千上万的支持，又有全部国家力量装备着的加尔文呢？加尔文是一位组织艺术的大师，能够使全城全国（它的众多的市民迄今为止仍是自由人）转化为严格顺从的机器；能够扑灭独立思想，下令禁止思想自由而有利于他的全部教条。国家权力在他的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各种权力机关——市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学校，巡捕和监狱，文字和言论，甚至最秘密的切切私语，都听任他摆布。他的教条已成为法律，任何人胆敢怀疑就要立刻受到教训——用压制讨论的辩论，用彻头彻尾精神暴虐的辩论，用监禁、流放或者火刑，这教训就是在日内瓦只有一条真理是完全正确的：加尔文即先知。
但是那邪恶的狂妄者的邪恶权力远远越过了日内瓦的城墙。瑞士联邦各城市把他当作它们政治上的主要伙伴：整个西方世界的新教徒委派这一“激烈的基督教徒”为他们的总司令；国王们和亲王们争相博取这一好斗的基督教教士的欢心。他已经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教会组织，在权力上仅次于（如果是次于的话）罗马教皇所管辖的范围。在政治圈子里，如不让他知道，就什么也不可能发生，违抗他的意志的事情更是绝无仅有。冒犯这圣皮埃尔的传教士就跟冒犯皇帝和教皇同样地危险。
他的对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孤芳自赏的理想家，怎么会以思想自由的名义，象对待其他的精神暴虐一样，拒绝效忠于加尔文呢！衡量这两个人可得到的物质力量，把其中一人比作一只苍蝇而另一人比作大象，并非夸张。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再者，他是一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在世界因盲信而疯狂的时代，人道主义者往往因没有力量而为争来斗去的狂热者所孤立。
多年来，这位伟大、谦逊而高尚的学者，生活在迫害和贫困的双重阴影之下，经常处在可怜的窘迫状态之中。但他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这是因为，他既不受宗教的束缚，也不受制于任何流行的狂热形式。直到加尔文杀害了塞维特斯，使他的良心受到了伤害，他才丢下了宁静的工作，代表受到污辱的人权，对独裁者进行攻击。他茕茕孑立，但这才证明他不愧是一个英雄。他的富有经验的敌手有一长列忠实的追随者（或者，即使不忠实却受到严厉的戒律的约束），而卡斯特利奥却不可能指望任何宗派的支持，不论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没有一个大人物，没有一个皇帝和国王庇护他，就象他们曾经庇护过路德和伊拉兹马斯那样。即使有几个朋友和知己，虽钦佩他的英勇，也只敢在私底下说几旬宽慰他的话而已。
当狂热的信徒追猎异教徒并对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公开保卫一个胆敢信奉受迫害的事业的思想家，的确是有生命和身体危险的。卡斯特利奥所信奉的也绝非个别的情况。他否认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那些仅仅因为私人意见不同就有资格伤害任何人的人。在那些集体搞疯狂的时期（这一疯狂不时地折磨着世界），居然有这样一个人，胆敢使他的思想不受那种时髦的幻觉的影响；胆敢把谋害（这种谋害常假借为上帝的更大光荣的名义）按其真正的含义称之为屠杀。人道主义的情感迫使他高声疾呼，他说：“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就人对待人的残酷行为，发出绝望的呼吁，声震天穹。人类的懦怯胆小是如此的积重难返，以致于卡斯特利奥和象他那样公然反抗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一样，也需要寻找几个（如果有的话）拥护者。在关键时刻，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却发现找不到支持他的人。他的全部所有，是那些作战好手都具有的那种特性，即在一个不知畏惧的灵魂里，有一颗坚强不屈的良心。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战斗将是徒劳无功的，他知道这一点而恰恰因为这一点，他才毫不犹豫地追随了良心的召唤。他那圣洁的顽强精神使他这个“无名小卒”在人类解放的伟大战争中永远铭刻下英名。他有勇气坚决反对一个世界范围的恐怖统治，他对加尔文的长期斗争将永垂史册。此外，就问题的根本来说，这历史性的斗争超越了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时空的限制。那不是一些狭隘的、可下定义的神学观点上的争执，也不是有关塞维特斯其人的争论，甚至不是裁决自由派和正统派新教教义之间的争端。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所驱使的。一场战争已经打响。它用这样或那样的名义、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复不断地持续着。神学仅仅是一个附属的假面具罢了。其所以要戴上它是因为神学是十六世纪日内瓦（以及别处）的风尚。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两人进行的是一场虽看不见却是不可调和的战斗。我们可以把这场持久的斗争无论叫什么两极都可以：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归根结底，上述名词对我们来说，表示一种必须由个人作出的发自内心的决定，即什么对我们更为重要：是人类还是政治；是精神气质还是理性概念；是个人还是社会。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渴望被社会吸收的神秘感情，根深蒂固也深藏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明确地赐与人类以和平和秩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其《宗教法庭庭长》一文中，根据无情的逻辑，证明人多半是害怕天赋自由权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 这种渴望有一个救世主，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行为之谜的心情，就成了清除先知们道路障碍的刺激因素。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激情之后，先知们的兴趣、他们鲜明的色彩就足以使某一个用强有力的理论配备起来的男子（或女子）绝对肯定地宣布：他，而且只有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和真正的准则，而极大多数人将有信心接受这第若干世的救世主。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往往创造一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而这毫无疑义是形而上学意义的理想主义。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象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这样的启示者或先知要求他们越多，他们越愿意奉献。自由，在昨天对他们好象还是最大的好事和快乐，而现在他们却愿意为了先知之故而将之抛弃掉。他们愿意毫不抗拒地追随这位领袖，实现默示的灵感“甘于奴役”。就这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民只是为了希望保持团结一致，心甘情愿地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还要亲吻那把枷锁强加于他们的手呢。
在我们这个古老、幼稚和机械的世界历史中，究竟是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如此启示性的奇迹，成为一种思想的力量——一种最无形的力量呢？有头脑的人只要认识及此就一定有所提高。我们倾向于对诱惑屈从而赞美这些世界范围里的骗子手们，他们成功地借助精神之力操纵着愚不可及的事务。那些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们一旦取得了胜利，几乎无一例外地立即被证明是恶劣的骗子手。权力促使他们攫取全世界的权力；胜利导致滥用胜利。这些征服者们，非但不庆幸自己已经劝服那么多的人接受他们特别讨厌的幻想；庆幸自己已经获得甘于为事业而生为事业而死的信徒，还利欲熏心地企图扩大权力。他们渴望把他们的教条强加于那些非自己宗派的人士。光是那些献媚者、仆从、灵魂奴隶、任何大运动的依附者，并不能使独裁者满足。除非那些自由人、绝无仅有的宗教独立派，也变成他的奉承者和奴仆。为了使他的教条世界化，他让政府勒石铭记：不墨守旧规即为犯罪。灾祸在于不断地加强宗教理论体系，伴之以政治理论体系。一旦建立了独裁政权，就使他们堕落蜕化为暴虐政治。但是，当一个教士或先知不再相信他所信仰的或讲授的内在力量，而去乞灵于用武力进行扩张，他就在向自由宣战了。不论支配思想是什么，一旦借助于恐怖统治作为工具，对不同的信仰强求一律，他所实行的就不复是理想主义而是野蛮行为了。即使是最纯洁的真理，当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时，就构成对圣灵的犯罪了。
这幽灵，这神灵，是一个神秘的要素。象空气一样，它摸不到看不到，但看来已所向无敌地进入了所有的观念和准则。它将性格暴虐的人误引入幻想，使他们以为能随心所欲地使这一幽灵顺从地处在瓶子里。但是每一压缩作用都因为相应的反压力而产生动态的反作用，当加以非常大的压力作用时，常会引起爆炸。因此，压制性措施往往导致反抗。聊可告慰的是，人类道德上的独立性，最终依然是破坏不了的。独裁统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种宗教或一种哲学。因为这一幽灵常会从奴隶状态中逸出，拒绝按照事先规定的方式思想；拒绝在命令下成为肤浅和苟安；拒绝所强加的一致存在下来。试图把神圣的多样化的生存状态退化到一个共同的标准上，把人类专横地分为黑的和白的，好的和坏的，绵羊（指驯服者）和山羊（指胡闹者），真实信徒和异端，忠诚者和背叛者，这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枉费心机——这一切所根据的是一个“原则”，并以使用强硬手段为唯一的后盾。随时随地都会冒出独立自主的人，他们刚毅不屈地抵抗任何这种对人类自由的限制，成为所谓这样那样的予拒绝服役者”（为宗教原因）。任何时代都没有这样野蛮：任何暴政部没有这样系统化。但人民决心并有能力规避使大多数人屈服的高压统治，保卫他们确立个人信仰和真理的权利，反对权力狂者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真理”。
在十六世纪，虽然当时和现在一样，思想意识领域里的狂热行为十分猖獗，但仍有自由的和不受腐蚀的时代精神。从在那些日子里人道主义者留下来的著作看来，可以为黩武者的骚扰造成的极度痛苦提供证明。我们深为他们对“教条贩子”的憎恶所感动。那些贩子们在市场上叫卖：“我们教导的都是真的；我们不教导的都是假的。”作为开明的世界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被“改革者”的不人道吓坏了。在西方世界，自由思想的驰骋曾培养了对美好事物的信念。而现在，萨冯纳罗拉、加尔文和约翰·诺克斯之流，却想消灭美好的事物，并把全球转变为道德的神学院。他们口沫横溅地宣扬自己极端的正教经典。人道主义者以预言性的颖悟，早就远见到如此固执、如此自鸣得意的人会给欧洲带来灾难。在叫嚣中，武器的碰击声已铿锵可闻，已可大胆地预言：灾难性的战争正悄然来临。但是，人道主义者虽然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斗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全才，因此，一个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实干的人；而一个实干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有眼光的人。这些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互通使人感伤的和令人钦佩的信件，还关起书斋的门诉苦。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公开去对抗基督教的敌人。伊拉兹马斯不时冒险射出几支冷箭；拉伯雷戴上小丑的帽子，穿上五颜六色的斑衣，用狂热的嘲笑作鞭答，蒙田，一个杰出的、聪明的哲学家，在他的随笔里，以雄辩的文笔议论时事。但他们中没有人企图以狠狠的一击，去制止不名誉的迫害和处决。他们由于老于世故而小心翼翼，他们说，圣人可以找到比驯疯狗更好的消遣。他们说，明哲之士的本分是闭户不出，否则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受害者。
然而，卡斯特利奥获得了不朽的人道主义者的名誉，因为他毫无畏惧地迎接他面临的灾难；他英勇地支持受迫害的同伴们的事业，而献出了他的生命。他虽然时刻受到盲信者的威胁，仍然冷静地、不带偏见地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把信念象旗帜般升起。他坚信没有人应屈从于武力，只因为他们对宇宙的性质持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他宣称，没有尘世的力量有资格对一个人的良心施加权威。因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而是一种发自对人类不朽精神的表现。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许多言词一样，能够永不磨灭。人类普遍的和永恒的思想，一旦被一个艺术家塑造后，就能永远保持新发于硎的敏锐。一篇有助于促进世界统一的声明，将比分裂的、侵略的和教条主义的言论，流传得更为久远。这位被遗忘的杰出人物非凡的勇气，将成为后世的楷模，特别是在道德圈子里。卡斯特利奥蔑视神学家，把加尔文的受害者塞维特斯命名为“一个被谋杀的无辜者”，当驳斥加尔文的诡辩时，卡斯特利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只是杀死一个人”。在他的《为宗教宽容宣言》里（远在洛克、休姆、服尔泰之前，并比他们更为灿烂夺目），他一劳永逸地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权利——他知道自己是为了信念而冒生命危险的，读者切勿认为卡斯特利奥抗议审判谋杀米圭尔·塞维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服尔泰抗议琼·卡拉斯案、左拉抗议特赖弗斯事件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当然一点也不贬低卡斯特利奥行为上和道德上的崇高。但服尔泰为卡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们和亲王们的保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服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敢做的。他知道在他为人道的斗争中，他不幸的头脑要全神贯注于他生活着的、残酷的世纪所有的不人道。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得为他的英雄主义付出十足的代价，罄其精力的代价。这位非暴力的辩护士希望只使用精神武器，却被野蛮的武力扼杀了。在这里，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什么权力也没有，却同一个严密的组织孤军作战：那是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仪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加尔文从来不想严肃地回答卡斯特利奥的挑战，他压制后者对他的批评。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审查删改，被禁止出版，而且一被发现就加以销毁。由于施加了政治影响，瑞士邻近的国家，在其境内禁止卡斯特利奥发表言论的自由。这样，一旦卡斯特利奥抗议和批评的力量遭到破坏，他就甚至不能报道对他采取的措施。加尔文的仆从诬蔑他，攻击他。这不是一场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斗争，而是一个被解除武装的人受到一群流氓残酷的迫害。加尔文控制了印刷、出版、布道讲台、教授讲座和宗教会议。卡斯特利奥受到追踪；窃听者偷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的书信受到拦截。这样一个百手巨人般的组织，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那孤独的人道主义者。不是别的，只是由于卡斯特利奥过早的死亡，才使他免于流放或火刑。对于这些我们还会奇怪吗？凯旋而归的教条主义者和他的继任者，还肆无忌惮地对敌手的尸体泄愤报复。猜忌和卑鄙的毒骂在死后传播，象用生石灰销毁尸体一样，在他的名字上扬灰。这位孤独的人，不仅反抗加尔文的独裁，而且对精神事务进行独裁的基本准则也进行了抨击，却同狂热者所希望的那样，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
这强有力激烈措施的最后一招，几乎获得了成功。卡斯特里奥不仅被解除武装、被抑制、在他有生之年被监禁，而且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被有计划地迫害，使他在死后许多年之后几乎湮没无闻。时至今日，一个学者如果从来没听说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之名，也不必汗颜。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学者们怎么会知道他呢？在加尔文势力范围所及，营业的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当那些书终于出现时，要依靠它们来确立他作为先驱的声誉已经为时太迟了。当其时，已有人采纳了他的思想。他所发动的并为之倾跌的战役，已由尾随而来的其它旗手们继续进行。很多人，诸如乡巴佬汉普顿们和默默无闻的哑叭密尔顿们是注定在阴暗中生活、在黑暗中死去的。那些跟着卡斯特利奥脚步走的人们，收获和开辟他的声誉。在教科书里，我们依然会读到那些错误，说洛克和休姆是宗教宽容的倡导人。这一错误再三出现，不被人注意，就好象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写过和出版过《论异端》一样。作者道德上的英勇被忘却了；他为塞维特斯的战斗被忘却了；他反对加尔文的战争（“苍蝇撼大象”）被忘却了；他的著作被忘却了——它们只零零星星地散在荷兰译本的选集中。我们在瑞士和荷兰的一些图书馆里找到了少量的原稿，了解到一些怀感激之心的学生们对卡斯特利奥的看法——这些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全部“遗物”了。其人在当代几乎被一致公认为那个世纪最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最高尚的人。对这被忘却了的战役，人们至今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并要求把不公正纠正过来。
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人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但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不会被认为是无效或无结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费，也不会在巨大的空间消失而不留下影响。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从精神上来作分析，“胜利”和“失败”这两个词都获得了新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第一章 加尔文攫取权力
第一章 加尔文攫取权力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比星期日，日内瓦的自由市民们被一阵号角声正式召集到主要广场上，举起他们的右手，一致同意从此之后将全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
那是通过公民投票后（一种至今仍在瑞士流行的极端民主化的制度）在前主教府里宣布的：改革后的宗教从此是日内瓦唯一合法批准的信仰——自治城的信仰。要把老的天主教信仰从罗纳河滨的本城逐出，并将其彻底摧毁，全部消灭，用几年时间就够了。在暴徒们的威胁下，最后一批教士、牧师、修士和修女们都已被从修道院赶出来。所有的教堂无一例外，都被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信物。于是最后迎来了这五月的节日以确定这一胜利。从这一天起，在日内瓦，新教教会不仅占了优势，而且掌握了全部统治权。
在日内瓦，这一激进而不受约束的宗教改革主要是由一个名叫法里尔的恐怖主义分子推进的。他是一名传教士，一个喜怒无常之徒，外表吝啬，盛气凌人而又冷酷无情。连好心肠的伊拉兹马斯都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放肆、那样无耻的东西。”这一“法国的路德”对群众施加了压倒之势的影响，他个子不大，面目丑陋，红胡子，头发邋里邋遢，当他从布道台上向群氓们大声吼叫时，他狂暴的天性激起了他们感情的风暴。正象丹东是政治上的革命家一样，法里尔是宗教圈子里的革命家。他能把群众分散而隐藏的天性串连起来，燃起猛烈的攻击之火。在胜利之前，法里尔曾经冒过生命危险。在农村，他上百次地被人投掷石块、被监禁，并被各地当局取缔，但其人精力过人，毫无理性，井被一个信念所支配。他用暴力来压倒对手的对抗。他带了一小队冲锋队作保镖，无法无天地进入一所天主教堂，当时教士们正在祭坛上作弥撒。他挤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大声谴责反基督教分子。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作为第二武装供其使用，煽动一帮孩子在礼拜时间袭击教堂，用怪叫、发出象鸭子一样嘎嘎的声音和放声大笑扰乱天主教徒的祈祷。最后，因追随的人数增加更加胆壮，他动员保镖发动最后攻击，指示他们侵入修道院，从墙上撕下圣像，将这些“偶像”付之一炬。这一野蛮的武力行径取得了成功。假定多数人是一盘散沙，少数人的积极行动，在显示其罕见的勇气，随时准备使用恐怖手段的情况下，就能吓倒多数人。天主教徒抗议那些闹事活动，试图使市行政会行使职权，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却静静地待在教堂里。最后，主教将他的教区拱手让给了胜利了的改革派，没有还一下手就逃跑了。
然而，现在，在胜利的日子里，法里尔却明显地暴露了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没有创造性的革命家，他凭冲动和狂热能够推翻旧秩序，但却没有能力带来一个有生命的新秩序。他是一个辱骂的好手，但缺乏组织才干。他是一个破坏者，不是一个建设者。他能够痛骂罗马教会，能够煽动愚蠢的群众去仇视修士和修女们，能够用读圣的双手破坏法律条文。而一旦干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只是带着绝望的困惑凝视着他自己造成的废墟，因为他没有期待的目标。现在，当新的原则在日内瓦要取代被逐出的天主教信仰而确立时，法里尔就是一个失败者了。他那纯属破坏的精神只能造成一个真空，因为一个街头革命家永远不属于那有理性的、建设性的典型，一旦破坏结束，他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必须由另一个人接过他的工作开始重建工作。
在关键时刻法里尔表现出犹豫不决。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同样，在德国和日内瓦外的瑞士其它部分，改革派的领袖们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表现出不团结、举棋不定和困惑不安。路德和兹温格里最初所计划的，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导向已被遗忘的福音派教条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宗教改革意味着教会重新改革的开端，就是说，使教会改善、纯化，并恢复其早期的正直。由于天主教会固执己见，不愿让步，他们需要从天主教会外面进行工作来代替从内部工作——而且要立即进行。因为，当有必要从破坏过渡到生产时，这两者将分道扬镳了。当然，对路德、兹温格里和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来说，没有再比这样的情况更合乎逻辑的了：宗教革命家们，在共同事业和共同实践的基础上，为新教教会而兄弟般地团结起来。但在历史进程中，几时有过合乎逻辑和受自然支配的教会呢？一个世界范围的、统一的新教已不复存在，而一大群分支的教派在各地脱颖而出。德国的维滕贝格听不进瑞士苏黎世神学家的一句话，而日内瓦则抛弃了伯尔尼的实践。每一个城市都希望有它本身的、按照苏黎世人、伯尔尼人或者日内瓦人方式的宗教改革。在每一历史转折点，欧洲各国的国家主义者的骄傲自大，预示了各行政区具体而微的骄傲自大精神。路德、兹温格里、梅兰克森、布塞、卡尔斯塔迪和其余一些人，现在开始在神学的繁琐证明和线索上，进行唇枪舌剑的争论而浪费他们的精力。只要他们团结一致，这一精力是可用于推翻世界性教会的巨大组织的。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视着旧秩序的废墟时，他束手无策。这真是典型的悲剧，一个人接受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却承担不了那强加于他的职责应接受的后果。
胜利对于法里尔是如此的不幸。当他偶然听到加尔文，就是那个著名的约翰·加尔文，从萨沃依动身回家，而要在日内瓦逗留一天时，他非常高兴，急忙跑到加尔文住的旅馆去拜访，请求那领导人对重建教会的工作给予忠告和帮助。虽然加尔文还没有满二十六岁，要比法里尔年轻二十岁，但是他已经有了无与抗衡的权威。加尔文是主教税吏和公证人的儿子，生于皮卡地的诺锡，在蒙田学院受过严格的教规教育（象伊拉兹马斯和洛约拉一样）。他早年打算当传教士，后来又想当律师。约翰·加尔文（或叫沙文）在二十四岁时，因提倡路德教义而从法国亡命到巴塞尔。
大多数亡命者一离开祖国就丧失了固有的活力，但对加尔文，亡命对他反而有利。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主要道路彼此相交，各种形式的新教教义彼此相遇又相争。加尔文具有巨大的洞察力。作为一个渊博的逻辑学者，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激进的理论从福音教义的核心中分离出来。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盲信者和狂热者，开始将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明斯特城再洗礼的那场可怕的悲喜剧已在血腥和恐怖中结束。宗教改革和它的对手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已陷入分裂为不同的宗派和以国家主义取代世界性权力的危机。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这个二十五岁的人立即认准应采取什么步骤去阻止改革后信仰的分裂。新的教义一定要神圣地具体化在一本书、一个图式、一个大纲上；需要有系统地阐述福音教条创造性的原则。加尔文年轻有勇，风华正茂。这一不出名的法学家和神学家从一开始就了解了这件事的必要性。当那些公认的领导人继续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坚定地着眼全面，在一年之内写出了《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义原理的书，因此成为新教的主要指导书和经典著作。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原理》可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十到二十部书中间的一部。它是自路德翻译《圣经》后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实绩。此书不可曲解的逻辑性和坚定的建设性立即影响了加尔文的当代人。此书的质量使得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宗教运动需要有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有另一个天才去结束。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如同《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两者都总结了过去，决定性地为革命划定了最后界线；两者都为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使其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失去势头。这样，专横武断就成为教条。自主导致专政的诞生。与此同时，宗教热情也受到严重的束缚。自然，当革命一旦受到控制，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动力。这一切，就是宗教改革经加尔文之手所发生的。从那以后，天主教教会，作为宗教上统一的和世界范围的实休，必须同占据相同地位的新教教会相对峙。
加尔文非凡的力量表现在他从来不削减或修改他第一次所严密阐述的内容。他的书几次再版，但内容只有增添，他第一次决定性的认识从未作过任何修改。如同马克思或叔本华，年方二十五岁的他，在获得任何经验前，就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细心的考虑并得出了结论。他有生之年，就命定要为他的哲学从理想世界移植到现实世界作说明。他从来不在他著作中改动一个重要的词；从来不步人后尘；从来不与敌手作任何妥协。与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协，对他或他的敌人都是徒劳的。你要么拒绝接受他，要么无保留地向他屈服。
法里尔（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法里尔的伟大）在第一次会见中就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比加尔文大得多，但是，从那天起，他就毫无保留地将他自己附属于加尔文。他把加尔文当作他的领袖和主子，他自己则是那主子的一个仆人和奴隶。在以后的三十年里，法里尔从来不敢违背他上司所说的话。在每一战斗中，在每一事件中，他都站在加尔文一边，迅速地听从加尔文的召唤，为他战斗并帮助他。法里尔是从不对加尔文提出疑问和批评、并向他提供自我牺牲服从的第一个信徒。他是一个盲信的下属，坚决主张这样做是每一个信徒至高无上的责任。只有一次，法里尔向加尔文提了要求。那是在他们刚认识时。他要求加尔文作为唯一有资格的候选人，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位置。而那主子，将以其卓越的能力将宗教改革建立起来，那是法里尔自己无能为力的。
加尔文后来透露，他长时间地、固执地拒绝答应这令人惊奇的邀请。对于那些宁愿作精神上的追随者而不愿作肉体上追随者的人们，当他们被邀请离开纯思想的圈子（只为了进入黑暗和混乱的政治现实主义的领域）时，那将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一种神秘的畏惧，片刻之间，控制了加尔文。他踌躇、动摇，说自己太年轻太没经验，他请求法里尔让他平静地留在书籍和问题的世界里。最后法里尔被这一固执地拒绝邀请的行动激怒了，他带着一种旧约先知者崇高的力量咆哮说：“你为你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辩护。我以全能的上帝名义宣告，如果你拒绝帮助上帝工作，追求尘世事务而不追随基督的话，上帝将诅咒你。”
这激动人心的呼吁，感动了加尔文并决定了他的事业。他宣称他自己准备建立日内瓦的新秩序。从前，他起草了文字和计划，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现了。这以后，他不再将自己的意志印在一本书上，他要将它强加于一城一邦了。
人民对于他们生息于此的整个历史时代，知之甚少。那些极端重要的喧嚷并不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一个时代的关键性时刻，又很少得到年代史编录者的充分注意。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内瓦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中，我们读到法里尔建议任命加尔文为“圣经宣讲员”，但那记录员并不费心将那个会使日内瓦名扬世界的人的名字写下来。记录秘书枯燥无味地记录了法里尔如何建议让“那高卢人”——那法国人——以传教士身份继续工作。那就够了。为什么要费脑筋，去问清楚那个人名字的正确拼写并加以记录呢？看来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不重要的决议——给那外国传教士一笔菲薄的薪水。因为日内瓦市行政会不相信这件事的重要性会超过任命一个下级官员，他将和其它任何一个小职员一样，恭顺地履行他的职责，就象一个招待员、一个乐队伴奏或一个刽子手一样。
那些尊贵的市行政委员们不学无术。在业余时间他们不读神学书，我们不能设想他们中间有任何人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如果他们是学者，肯定会警觉到他们已把教会内部的全部权力让给“那高卢人”，即那个法国传教士了。加尔文在这次会上说：“这里详细说明教会授予传教士们的权力。由于他们被任命为神之旨意的管理人和公布人，他们必须冒各种危险；必须随时迫使尘世的权贵屈膝于上帝并为上帝服务。他们毫无疑问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低贱者；他们毫无疑问要在此尘世实施上帝的意愿并摧毁撒旦的王国，保卫羊群，消灭恶狼；他们毫无疑问要告诫和指示驯服者，诅咒和消灭桀骜者。他们能张能弛；他们能挥动闪电击溃雷鸣。所有这一切均照《圣经》办事。”加尔文所说“传教士们毫无疑问要统治最高贵者和最卑贱者”这句话，无疑地被日内瓦市行政会成员忽略了，因为，如果他们注意到这句话，他们将不会把无限的权力托付给这个作出如此目空一切要求的人。从来没有人怀疑那法国的流亡者，那个他们任命为教会的传教士的人，从一开始就已经下定决心成为自治城的主子了。他们给予他公职、薪水和尊严。但从此以后他们的权力就完给了。加尔文具有不可抵抗的能量，他将抓紧权力的缰绳，无情地实行他极权主义的野心。就这样，他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成为神权的专政。
加尔文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逻辑性，也暴露了他深思熟虑的目标。“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教堂”，他后来写道，“日内瓦的宗教活动已停顿了。人们在那儿讲道，那就是一切了。他们收缴并焚烧圣像，但与宗教改革名不副实。所有的事都乱了套。”加尔文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厌恶混乱。他的天性象数学那样精确，他憎恶任何不规则和无系统。任何人如希望教育人民去接受一个新的信仰，必须使人民了解他们已经声明信仰的。他们一定要能够清楚地辨明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精神的王国同尘世的王国一样，需要有明确的界限和法律。不出三个月，加尔文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一整套教义问答手册。它包括新教规的原则共二十一款，阐述得十分精确、通俗、朴实。这本教义问答手册和忏悔书，可以说是新教的十诫，被市行政会原则上接受了。
但加尔文并不满足于半心半意地接受教义，他坚持要人民无保留地服从，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罢。他认为，光是系统地阐述一下教规仍是不够的，因为那可能让个人留下一定程度的自由，决定他是否和在什么范围内照办。加尔文从来不是一个在原则问题或者日常生活方面能容忍自由的人。在宗教和精神事务方面，他丝毫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平等地交换意见；在个人信仰方面决不同人休战。他认为教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要求所有的人服从，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并象惩罚公开的反抗一样野蛮地惩罚那些持冷漠态度的人。“别人可能有其它的想法，但我自己不相信我们的职责仅局限于如此狭仄的范围之内，以至于认为，当我们宣讲了训诫，我们就已尽了我们的全部责任，便可以袖手旁观让事物自行发展了。”加尔文的教义问答手册不仅为真正的信徒奠定了指导的路线，而且有系统地阐明了自治城的法律。他要求市行政会强迫日内瓦城的自由市民逐个宣誓，公开接受这一忏悔书。他们被几十个人一组带到长老之前，就好象将小学生带到老师之前一样。他们来到大教堂，由城秘书向他们大声宣读教义问答手册，接着，他们举手宣誓，要无保留地接受手册。任何人，如果拒绝宣誓，将被立即驱逐出城。这清楚地、永远地表明：从即日起，要在日内瓦城墙里生活的自由市民，在宗教事务上没有人敢冒风险，同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有丝毫的分歧。在这个行政区域里，要求“基督教徒的自由”，要求把宗教当作按个人的良心办事的时期已结束了。理性观念战胜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气质、法律战胜了精神。现在，加尔文已进了城，在日内瓦将不复有自由。个人的意志统治了一切。
没有武力，独裁就不能想象，也站不住脚。无论谁要保持权力，一定要把权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想要统治，一定要有用刑的权力。任命加尔文的决议，并未授权他可以将触犯教规的自由市民逐出日内瓦。市行政会议员只任命他为“圣经宣讲员”，他可以向信徒阐述圣经；他们只任命他为传教士，他可以讲道，可以引导全体教徒走向真正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手中还保留着用刑之权。是他们，而不是加尔文或者任何一个传教士，要对自由市民的行为负责。路德、兹温格里，或任何其他改革者，在这以前都未曾试图夺取过那保留在市行政当局手中的权力。加尔文生来是一个独裁主义者，他立即着手使市行政会成为只执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机构。由于他没有合法的权力去干那样的事，他用开除教籍的方法为自己建立权力。他灵机一动，把“圣餐”的宗教神秘，变成推进他个人权力，并对他的放手施加压力的一种方法。在一段时间内，加尔文主义的传教士决定只让道德行为令人满意的人参加上帝的圣餐。如果传教士拒绝让一个人参加上帝的圣餐，此人从此就被黜出教门，也将被开除市籍。这一新武器威力无比。谁也不准再同那犯错误的人说话，按小学生的说法，没人再同他来往了。谁也不能卖东西给他或向他买东西。这样，这一开始看来是纯宗教的手段，应由教会当局处理的，就变为社会的和商业的抵制了。如果宣布对一个人实行抵制后，此人还不投降，还拒绝公开检讨罪行，加尔文就对他毫不客气，下令将他流放。虽然是最受尊敬的公民，一旦为加尔文所厌恶而成了加尔文的敌人，就不能再在日内瓦容身。无论是谁，如果公开同加尔文持有不同意见，他虽生之日，犹死之年。
这些可怕的权力使加尔文得以消灭任何敢冒险对抗他的人。他放胆的一击，犹如雷电闪光在手，就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从来没有控制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受到挑战。天主教会内有一个自较低到较高直至最高地位没完没了的各级僧侣统治当局，在教会直接决定开除它的信徒之前，可以向他们提出上诉。开除教籍是一个超个人的行动，完全不属于个人的专断权力。但是加尔文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在实行他的权力意志时更为冷酷残忍，他轻易地强迫传教士们和宗教法庭就除名一事表态。他把这可怕的开除教籍的威胁作为经常性的惩罚，这样就无限制地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力。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预测到恐怖的效果，也猜揣到那些怕遭到同样命运的人的焦虑。加尔文要求每月安排一次圣餐，市行政会好不容易才改为每季度安排一次。但加尔文决不允许从他手里夺走那最强有力的武器——开除教籍并随后驱逐出境。只有动用了这武器，他才能够开始他一直渴望着的战斗——为极权的战斗。
独裁、刻板的教规和好斗劲头的必然增长，这些暂时性好处，是以必须付出许多人的权利作为代价的；新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古老的自由；当一个民族觉察到这些之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已消逝了。在日内瓦，当几年过去后，公众才逐渐明确了。公民们赞同宗教改革，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们自愿地集结在市场，举起自己的手表示承认这一新的信仰，但他们对于共和精神的骄做，使得他们对监督他们的巡捕产生反感。他们强烈反对把他们象犯人一样地在城里赶来赶去；强烈反对强迫他们到教堂向加尔文老爷颁发的每条法令宣誓效忠。他们不赞成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被流放，而这些仅仅只是因为喝了一杯酒后情绪高涨唱歌取乐；或者只是因为穿的衣服看上去色彩太鲜艳而被加尔文老爷或法里尔老爷认为太奢侈了。人民开始询问：这些僭取如此高位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日内瓦人吗？他们是曾经帮助创造这城市的伟大和财富的那些古老移民的后裔吗？他们是几世纪来和显赫的家族联姻或者血缘相连的久经考验的可信赖的爱国志土吗？不，他们是新来者，从法国亡命而来，人民殷勤地接待他们，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栖身之所，以及高官。这来自邻国的税吏的儿子为他自己筑了一个温暖的窠，请来了他的兄弟和他的妻舅；而现在他竟然胆敢责骂和欺侮有名望的自由市民了。他，这个法国流亡者，是他们任命了其人以新职，而他竟擅自制订了关于谁可以和谁不可以在日内瓦居住的法律！
在独裁统治的初期，在自由精神被扑灭，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们被放逐以前，对抗的力量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显示了高涨的激情。日内瓦带有共和倾向的一些人宣称：他们不允许自己受到“象扒手”那样的待遇。全城居民，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阿莱芒大街的居民拒绝宣誓效忠。他们抱怨，桀骜不驯地宣称，他们永远不会服从一个法国的穷鬼，永远不对他唯命是听，决不离开自己的家。加尔文在笼络小市行政会方面确实取得了成功，他们忠于他的事业，支持他对拒绝宣誓者开除教籍的法令。但加尔文还不敢冒险实施那样不得人心的法令，因为新的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日内瓦的大多数自由市民已开始转而反对他的专横的法令。一五三八年二月，他最直接的追随者们已不复在市行政会中占多数。这样，日内瓦的民主派再一次能够维护自己的意愿反对加尔文的权力主义要求。
加尔文在冒险的路上走得太远太快了。理论家们在政治上容易低估精神的惯性力量，他们相信在现实世界里，能够象他们所预想的那样，迅速地建立起决定性的改革程序。加尔文发现有必要走得慢些，直到他能赢得世俗的权力作他的支持。他采取了温和的方式，因为他的地位还不牢靠。新选的市行政会仍密切地注视着他，但并不十分仇视他。在这一短暂的观望阶段，甚至他最狂热的敌手也不得不承认，加尔文狂热主义的基础是对道德的绝对热忱，推进这个急躁的人的事业的，不是他个人的野心，而是由于对一个伟大理想的爱。他的战友法里尔是青年人和暴民的偶像，因此只要加尔文同意显示一些外交式的机敏，让他的革命要求大体上适应自由市民不那么极端的观点，那紧张气氛就能很容易地松弛下来。
但是加尔文坚韧不拔的天性和钢铁般的僵硬对他本人是一个障碍。终他一生，这个彻底的狂热分子，至多只是表示一下和解的愿望而不想再越雷池半步了。他永远不懂得中庸之道的意义。对于他，只存在着一个方针——他自己的。要么全有要么没有：他一定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否则就放弃他的全部主张。他从不妥协。他是那样绝对自信约翰·加尔文立场的正确，以致他简直不能设想，一个对手居然会相信另外的方针是正确的；不能设想，对手虽跟加尔文老爷的观点不同，但却一样的正确。后来，下面这句话就成了格言：加尔文的职责是教育而其它人的职责是学习。他真诚、沉着，信念坚定，宣称：“上帝命我教育，良心使我坚定。”他具有可怖的和不祥的自我狂妄，把自己的观点同绝对真理进行类比，说：“上帝何其仁慈，启示我辈善恶。”但此人一再被他自己的一种疯狂的着魔所苦，痛苦日重。当其他人有同样的信心，但与他意见相左时，他就会怒不可遏。不同的见解使加尔文的神经突然发病。他精神上的敏感影响了身体的机能。当他受挫折时，就倒胃口，还呕吐胆汁。他的敌手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可能是最有见地的。但加尔文的着眼点并不于此，他只关心有人敢于持不同的意见，因而必然要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他们并不只是约翰.加尔文的敌人，而是整个世界和上帝自己的敌人。“嘶嘶作响的毒蛇”、“狂吠的狗”、“野兽”、“流氓”、“撒旦的爪子”——这些是这个神经质的狂人向他同时代最重要的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倾注的恶名。谁同加尔文意见不同，谁就贬低了代表“上帝的光荣”的上帝的仆人。即使那不同意见纯属学术问题，只要一发现有人敢于宣称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有独裁思想，“基督教”就立即“受到了威胁”。就加尔文而论，他所争论的焦点是其它宗派必须认错并转到加尔文一边来。加尔文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敏锐的见解，但终这个人的一生，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却一直深信不疑：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正是由于这过分自负的自我信心，由于这预言家的自我吹捧，由于这超等的偏执狂，使得加尔文能够在实际生活中顶得住。那是一种僵化的沉着，一种冷冰冰的和非人的坚强，他在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取胜，应归于那些品质。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自我陶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对自我满足的异常限制，使得一个人在世界历史的领域里成了领袖。人民是易于接受建议的。这并不是由于容忍和正义，而只是由于偏执狂们自称他们的真理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他们自己的意志是世俗法律的基本模式。
就这样，当加尔文发现新选出的市行政会的多数派在反对他，同时却很有礼貌地恳求他，为了社会治安不要采用野蛮的威胁和开除教籍的方法，而要采纳伯尔尼宗教会议较为温和的意见时，他一点也不感震动。象加尔文那样顽固不化的人，只要涉及到要他稍作一点让步，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对这样的人妥协是不可能的。就在市行政会反对他的时候，他仍然要求其他人绝对服从他的权力，对反对他代表合法权力的造反掉以轻心。他从布道台上大喊大叫，抨击“小市行政会”，宣布：“我宁愿死去也不能把上帝的圣体扔给恶狗们吞噬”。另一个传教士在公开礼拜时宣布说，市行政会是“一群醉鬼的杂烩”，就这样，加尔文的信徒们设置了坚固的障碍向当局进行挑衅。
市行政会不能容忍如此挑衅性的对抗。但在一开始，他们仅满足于发出一个不容曲解的暗示，大意是布道台不能用于政治目的，因为那些在布道台上演讲的人们，所该做的只不过是说明上帝的旨意。但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官方指示置若罔闻。作为最后一着，行政会禁止传教士上布道台，把他们中最不服从的考陶尔德其人，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加以逮捕。这暗示教会的势力和自治城的势力之间已发生了冲突。加尔文立即应战。由他的支持者们簇拥着，他强行进入圣皮埃尔大教堂，矫健地登上被禁止的布道台的台阶。之后，各派代表们开始进入教堂，剑拔弩张。一方决心支持被禁止的传教士，另一方则阻止他发言。一场暴乱随之发生。复活节的宗教仪式几乎以屠杀而告结束。
现在市行政会已忍无可忍了。最高权力机关——两百人的大行政会召开了。他们要求开除加尔文和其他反抗行政当局的传教士。公民大会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召开。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免去那些造反的传教士们的职务，并限令他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本城，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加尔文曾咒骂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市民，驱逐他们，判决他们流放，而现在却轮到他自己了。
加尔文企图通过风潮来攫取日内瓦权力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在独裁者的一生中，挫折不过是暂时的。事实上，那样一种失败，对爬到某一授予全权高位的人，几乎是必要的。在一开始就戏剧性的失败了，那才引人注目。对主要的革命家来说，放逐、监禁、取缔，从来不会有碍他们的声望，反而对他们有所禆益。一个被群众偶像化了的人，首先得是一个受难者。受到可恶制度的迫害，就能为人民的领袖造成心理上的先决条件，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想要成为领袖者所受到的考验越多，大众就越有可能把他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对于要担任领导角色的政治家来说，没有比诸如转入地下更必要了，因为短暂的不露面，会使他的形象传奇化。名声将把他的个性藏在灿烂的云彩和壮观的光环里。当他从光环中浮现时，他能够满足大众百倍的期望。不劳他采取行动，一种气氛就能够形成。正是在流亡中，许多杰出之士才赢得了权威。那是只有那些有影响的、鼓舞了信心的人们才能行使的。凯撤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的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由于本人不在，变得比他们留着更强有力。加尔文也是这样。
当驱逐批准时，加尔文的一切好象都已经完结了。他的组织被破坏，他的成果被粉碎。除了一个对强加于秩序的狂热意志的回忆和寥寥可数可以相信的朋友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然而，正象那些在危险的时刻，具有能避免妥协，躲入暗处的人一样，他的继任者们和他的放手们，由于犯了和他过去所犯同样的错误而帮助了加尔文。当加尔文和法里尔这样个性有特殊魅力的人被撤职以后，市行政当局发现，很难骗到一、二个有奴性的传教士，因为他们担心果断行动可能使他们自己失去人心。他们准备放松而不是收紧缰绳。由那样的人占领布道台，那曾经由加尔文有力推动过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于停滞，自由市民们在信仰方面混乱不堪，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被禁止的天主教会的成员重新慢慢地恢复勇气，而且努力通过精明的中间人，重新为罗马天主教征服日内瓦。情况十分紧急，而且越来越紧急。渐渐地，那些改革者们，因曾把加尔文想得太苛刻和太严格，而感到不安。他们自问：无论如何，铁的教规毕竟比迫在眉睫的混乱更为需要。越来越多的自由市民，他们中间有些人过去曾经积极反对过加尔文，现在力主把他召回。市行政当局最后认为，除按公众的意见办理外，别无他法。加尔文所收到的第一批信息和函件，不外乎是谨慎地提一些问题，但他们立即清楚地急切地要那位传教士回来，这一请求由于热切的呼吁而得到了加强。市行政当局不再在信中称他为“先生”，而称他为加尔文大师，恳求他回来拯救他们摆脱困境。最后，困惑的委员们谄媚地写信恳求“他们的好兄弟和过去的朋友”恢复传教士的公职，写这公文的那些人宣称他们“决心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直到他满意为止”。
假如加尔文是一个不足道的、满足于廉价胜利的人，他当然会对两年以前把他放逐出来，而现在恳求他回去的城市感到满意，但渴求攫取全部权力的他，是永远不会容忍折中办法的。在这神圣的事业里，加尔文不被个人虚荣所动。他要的是权力，他个人权力的胜利。他不愿浪费片刻，让他的工作被任何世俗的权力所干扰。如果他回日内瓦，那么，那里只有一个法令有效，那就是约翰·加尔文的法令。
一直到日内瓦缚住双手，向加尔文卑躬屈膝，自愿臣服，他才答应在一个满意的地位上进行谈判。由于战术上的原因，他故作轻蔑之态，拒绝了这些急切的开价。“我愿死一百次，也不愿重蹈早期痛苦的斗争，”他写信给法里尔说。他不愿向他的敌手跨出一步。最后，市行政当局跪在加尔文面前，用隐喻恳求他回来，以致连他最接近的朋友法里尔也不耐烦了，他写道：“难道你还要等石子也哭喊着要你回来？”但加尔文坚持自己的立场直到日内瓦无条件投降为止。最后，市行政委员们宣誓接受“忏悔”，并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要的“教规”；他们写信到斯特拉斯堡城当局，要求城里的教徒兄弟们把这一责无旁贷的人让给他们；日内瓦在整个世界并在他面前丢尽了面子，加尔文终算让了步，他宣称，假定给予他绝对权力的话，他准备接受他原来的职务。
就这样，象一个被征服的城市迎接征服者入城一样，日内瓦迎接了加尔文，并尽一切可能缓解他的不高兴，为使加尔文的要求可能在事先得到承认，过去严格的法令又迅速地重新强制执行了。小市行政会弄到一处合适的、带有花园的、装修得非常漂亮的房子给加尔文。现在他的来到已是众望所归了。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布道台重新进行了翻造，以便加尔文可以更有效地传道，可以让每一参加仪式的人都看得到他本人。荣誉接踵而来，在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前，一名使者从日内瓦启程，在半路上欢迎他并带去城市的祝福。自由市民出钱，将他的家属隆重地接来。最后，在九月十三日，一辆旅行四轮马车开到科纳文门。群众聚集起来以盛会迎接这归来的流亡者，在欢迎声中，加尔文进了城。现在日内瓦已在他的手中了，他要象一个陶工塑造粘土那样不停地工作，直到他按自己的思维模式改变这个城市为止。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同日内瓦就成为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加尔文和日内瓦，精神和形式，造物主和芸芸众生。
第二章“教 规”
第二章“教 规”
当这一消瘦的、苛酷的人进入科纳文门时，一个最重要的、空前的实验便开始了。国家要转变成一个僵硬的机构。无数的心灵、具有这样那样感情和思想的人们，要纳入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和独一无二的体系之中。这是欧洲第一次尝试：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一致服从强加于全民。加尔文开始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这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堕落或罪恶的公社；日内瓦要成为新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中心，从这里辐射世界的拯救。这唯一的思想扎根在加尔文的生命里，他将全部的生命奉献给这一思想。这位钢铁一般严酷的理论家，以最严肃、最神圣的态度对待他崇高的乌托邦。在他精神独裁统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加尔文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当他要求他的追随者“正直地”生活时，他正在恩赐给他们以巨大的利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和指示生活。
乍一看去，这似乎够简单的。但是细细一想，疑问就出来了。上帝的意志是怎样被认识的呢？上帝的指示从何处可以发现？加尔文回答说，在福音书那儿。而且只有在那儿，在永恒的《圣经》中。这是活生生的、不朽上帝的意愿和旨意。这些经典由于意外，没有为我们保留下来。上帝明确地把不成文所传的写成了文。这样，上帝的戒律就清楚易懂，并被人们铭记在心，福音先于教会、高于教会，凡真理皆无所不包。因此，在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度里，上帝旨意，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德、信仰、法律和生活的体现。《圣经》作为一部书，体现了全部的智慧、全部的正义、全部的真理。对加尔文来说，《圣经》就是始终，就是首尾。对所有事物的所有决定，必须以《圣经》的内容为根据。
就这样，上帝旨意的成文就成为世间行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看来加尔文不过是重复宗教改革最初的、众所周知的要求，但实际上，他跨了一大步，超出了宗教改革的范围，井完全从原有的思想圈子里冲了出来。因为宗教改革在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保证和平的运动。它意图把福音交给每一个人而不加任何限制。是个人信仰，而不是由罗马教皇和基督教协进会塑造基督。这一“基督教徒的自由”由路德开创，它连同每一其他形式的精神自由，被加尔文无情地从路德派的信徒那里夺走了。对加尔文来说，上帝的旨意是绝对清楚的。他因此颁布命令说，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谕。正象石柱支撑着教堂的屋顶一样，《圣经》的词句必须支持教会，使它永远保持稳定。上帝的旨意已不复起“世界的普遍规律性精髓”的作用，已不作为永恒的创造和有改革能力的真理，而仅作为一劳永逸阐述日内瓦基督教法律的真理。
就这样，加尔文创立了一种基督教正教以代替罗马天主教。可以十分公平他说，这一新型的教条独裁统治，已打上《圣经》统治集团的烙印。从此一本书成了日内瓦的上帝和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的传教士是独家阐述那神圣法律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是摩西天命的法官，是凌驾于国王们和百姓们之上的法官；他是由权力装备起来的，对抗它即为犯罪。除宗教法庭所作的解释外，其他的一概无效。日内瓦立法的基础，是宗教法庭而不是市行政会。只有他们才能够裁决什么是许可的和什么是禁止的。谁胆敢向他们的统治挑战，他就该倒霉；谁否定教士独裁统治的合法性，他就是反对上帝。对《圣经》妄加评论将立即付出血的代价。武力的统治，由向往自由的运动引起，而反对自由思想，却往往比反对异端势力更为厉害。那些靠革命起家当上官的人们，成了进一步改革的最愚昧最不宽容的反对者。
凡独裁者在开始时总是试图实现一个理想。但理想总是从企图实现它的人那里取形上色的。加尔文教条是精神上的一个创造，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外表上酷肖它的创造者。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加尔文的相貌，就可以预见到，与以前对基督教义作出的解释相比，这一教义将更加苛刻、更加乖僻和暴虐。加尔文的脸庞酷似石灰岩，宛如一幅孤寂、遥远、多岩石的风景画。情调可能神圣，但没有一点儿人性。凡是能使我们的生命丰硕、快乐、美好、温暖、富于情欲（取这个被滥用了的词的好的方面的解释）的东西，在这张不仁慈、不合群、不适时的禁欲主义者的脸上是看不到的。加尔文的脸长而椭圆、粗糙丑陋、多棱、阴郁、不和谐。前额狭窄严肃，下面是深陷的、象灼炭般闪光的眼睛。鹰钓鼻专横地从凹下的面颊中间突出；薄薄的嘴唇在脸上构成一个横向的裂缝，一张难得有笑容的嘴巴。无光泽、苍白的皮肤上没有血色。这张脸看上去是那样的惨白和病态，就好象因为发烧连颊上的血都已被吸血蝙蝠吸光了一样。只在愤怒之下，在刹那间，它才变成潮红。这先知的胡须（所有加尔文的信徒和教士都尽可能模仿他们大师的式样）徒劳地在那暴躁易怒的面容上添加上男子汉活力的外表。稀疏的头发，象它们所附的脸皮一样，毫无生气。它们不象古画里摩西的髯，威严地下耷，倒象是长在瘠土上稀稀朗朗、一无生意的灌木。
好一张阴暗而寡欢、孤寂而紧张的脸！很难相信会有人要把这一贪婪和好教训人的狂热分子的画像挂在私室的墙上。如果你在日常行动中，一直感到这双警戒而侦察的眼睛在盯着你的话，你会倒抽一口冷气。没有个人的欢愉能同它对抗。泽巴伦尔以西班牙狂热主义者同样的风格，最成功地绘描了加尔文：他代表了禁欲主义者和隐士。在一片漆黑的背景中，人们住在远离世界的洞穴里，都永远看着《圣经》，同时带着其他精神生活的工具，死人的骷髅和十字架。之后陷入那沮丧、黑暗和不可接近的孤寂之中。人类有其不可接近的一面，而终加尔文的一生，就由这一面守卫着。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穿黑色的衣服。教士的四角帽也是黑的，一直盖住前额，这头戴介于修道士的头巾和兵士的头盔之间。教士飘拂的长袍是黑色的，其长及靴。法官穿官服，他的任务是不断地惩罚人；医生穿长袍，他得永远试图治病救人。黑色，永远是黑色，永远是严肃、死亡和冷酷。除了这职务上的象征颜色外，加尔文从来没有以任何其他装束出现过。因为他希望让人望而生畏，他是穿了执勤长袍的上帝仆人的代表。他不希望别人象一个人和一个兄弟那样爱他。
然而，如果说他对世界是那样的严酷，他对自己的严酷也不少逊。他恪守最严格的教规。为了心灵之故，他只允许他的身体享受绝对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间只睡三小时，至多四小时；一天只进一顿节约餐，很快吃完，餐桌前还翻开着一本书。他不散步闲荡，没有任何娱乐，不寻求消遣，特别避开那些有可能使他真正欣赏的事物。他工作、思索、写作、辛勤劳作和战斗，卓越地献身于宗教，从来没有一小时的私生活。
加尔文从来不知道享受青春年华。比方说，他生来就象大人。他的另一主要性格是全然无需声色口腹之乐，肉欲严重威胁了他的教义。其他的改革者们相信并宣称，人可以可喜地领受上帝的天赋，而真诚地为神圣的目的服务。他们基本健康而正常，他们以健康和有力量享受为乐。兹温格里在他的第一个教区里留下了一个私生子。路德有一次笑着说：“如果妻子不要的话，姑娘倒要的”——一言蔽之，他们是男人，乐于痛饮和纵情欢笑。与此相对照，加尔文完全克制了他本能上的情欲成分，或只让它们以最隐蔽的形式出现。他凭着狂热的理智，一直生活在上帝的旨意和精神世界里。对他来说，只有当真理是合乎逻辑、明了和始终如一时，它才成其为唯一的真理。加尔文只知道、只容忍有纪律，嫌恶无纪律。他理智得近乎执拗，他从来不需要任何能使人沉醉的快乐，诸如：醇酒、妇人、艺术或上帝赐与尘世享乐的多种天赋。在一生中，他只有一次是按照《圣经》的传统办事的。他去求婚，不是被情欲而是由信念所驱使——一个已婚的男人可能工作得更好些。他不是自己考虑作出抉择，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为他找一个合适的配偶。结果，这个情欲的凶恶敌人险些失误——与一个轻浮的女人订了婚约。最后，在幻想破灭的情况下，他同一个他使之受再洗礼的寡妇结了婚。但命运否决了他享受快乐的资格。他妻子为他育的独子未能活下来，生下几天就死去。之后不久，妻子又死，他成了鳏夫。其时他还不满三十六岁。这个还有二十年活力的男子正当盛年，他得处理结婚事务，得接触妇女，但他从来不再接近其他妇女。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宗教、教士和教规。
然而，一个人肉体上的需求并不亚于思想上的需求，谁忽视它，他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复。我们人类的每一器官都有一个按其天然能量充分运转的本能上的要求。每时每刻，血液需要更自由地循环；心脏需要更有力地跳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自行紧张；精液要寻自然的终点。如果有人想用自己的理智去抑制持续的生命冲动的愿望，抑制它们，不去满足它们，那么或早或迟将面临自身器官的造反。加尔文的身体因厉行教规而得到可怕的清算。虽然禁欲者试图假装说或自己譬解说欲望是不存在的，但神经却不断折磨这一暴君，明显地强调说欲望是实际存在的。在那些精神生活的大师们中间，可能很少有人比加尔文忍受更多的因肉体的造反而造成的痛苦了。小病接踵不断加剧。几乎在加尔文的每封亲笔信里，都可觉察到一种由于不可思议的疾病所造成的、恶作剧似的奇袭。时而他提到偏头痛，那使他卧床几天；时而提到胃疼、头疼、痔疮发作、绞疼、重感冒、神经痉挛、出血、胆结石、痈疽、短时间发烧、寒战、风湿病、膀胱病，他得继续不断地看医生。他的身体是如此的脆弱，以致似乎每一部分都会在压力下垮掉而成为造反的一个中心。加尔文有一次呻吟道：“我的健康好象是一个长期的死亡。”
但这个人就象他的座右铭那样：“从绝望深处振奋精神奋力前进。”他拒绝让疾病夺走他分秒的工作时间。这一骚动着的身躯经常要用他跋扈的精神去从头制服。如果高烧使他无法缓步走向布道台，他会让人用担架抬到教堂布道；当他不能参加市行政会的会议时，他会召集那些成员在他家里开会。要是卧床不起，牙齿打战。盖上四五条热被子才使他可怜发抖的身体升起一些热意，他仍会在房间里留下两或三个秘书，轮流向他们口授。如果他同一个朋友到近郊换换空气，消磨一天，他的助手会同他驱车同行。而在这伙人还未到达目的地之前，成车的信使已匆匆地在城乡间来回待命。每次大病方愈，他会立即提笔，恢复他劳累的主活。
我们不能认为加尔文是不活跃的。他是一个精力过人的魔鬼，每天劳作不辍。在破晓前很久，当其他人还在沉睡时，他书斋的灯火已亮了；午夜后，日内瓦所有的人都已休息，他的灯火还得亮几小时。从日落到日出，那些抬头看他窗口的人，会觉得这孤单单的灯光好象永远是点燃着的。他的工作量使人简直难以相信，我们不得不认为他有四个或五个大脑可以同时使用。可以毫不夸张他说，这一被证实为重病号的人，确实千了四五个不同职务的事。他主要的公事，圣皮挨尔大教堂的传教士，只不过是许多公事中间的一件。这一兼差的圣俸者，受歇斯底里权力狂的激励，逐渐地取得了多种职务。虽然他在上述教堂发表的布道，已印刷成册装满书架；虽然誊写员发现自己全部时间都化在抄写文件上，而所抄写的也只是所收集的加尔文著作的很少部分。加尔文作为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没有他的幕后操纵，法庭从未作出一个决定；这一“圣经牧师”作为无数神学和论战论文的编者，作为《圣经》的译者，作为大学的创立者和神学院的创始人，作为市行政会的长期顾问，作为宗教战争的参谋本部政治官员，作为最高的外交官和新教教会的组织者，指导并执行他的神学王国所有其他牧师事务。他管理从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和荷兰送来的传教士们的报告，他指导对外宣传。通过印刷厂和销售者，他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把他的触手伸向全世界。他同其他新教领袖进行讨论井同亲王们和外交官谈判。几乎每日每时都有外国来宾。所有的学生、所有未来的神学家，经过日内瓦时都来向加尔文求教并向他致敬。他的家好象一所邮局，是有关政治和私人事务信息的来源。有一次他不无感慨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记不起，在他的公务任期中，曾有过连续两小时不受干扰而致力于工作。
每天，从最遥远的地方诸如匈牙利和波兰，通过他所信得过的代理人，源源不断输来急件，他要向无数求援的人提出个人的忠告。有时是一个流亡者要求在日内瓦定居，并为他安顿家眷。加尔文发起募捐，保证他同教派的人受到欢迎和支持。有时是有些人要结婚；有时是另一些人要离婚。两条路都通向加尔文。因为在日内瓦，未经他的批准，任何精神上的事件都不能发生。要是独裁的贪求仅限于其正常的范围里，仅限于精神上的事务上，那就好了！然而，加尔文却认为他的权力是无限的，作为神权的执行者，他认为尘世间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服从于神和灵。他残忍地把他专横的手伸向国家和城市的每一事务。市行政会议的记录里，没有一天不看到这样的句子：“关于此事，最好同加尔文大师商量。”没有东西可以逃过他戒备的眼睛，我们只能把这灵敏头脑的持续劳动视为奇迹。这样一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带来了数不清的危险。无论是谁，全部放弃了个人享乐（即使是自愿放弃的），也必然会把放弃作为法律强加于人，而且将试图使用武力，把对他是自然的，但对别人却是不自然的事物强加于人。以罗伯斯庇尔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禁欲主义者往往是那种最危险的暴君。一个人如不全面地愉快地分享他伙伴的生活乐趣，就必将对他们毫不宽容。
教规和冷漠无情的严峻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在加尔文看来，人没有权利抬起他的头坦然地向四面八方观看，没有权利无畏地在世界上前进。他必须经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阴影之中，卑贱地向那无希望的、不适当的信念低头。从一开始，加尔文清教徒式的道德就使他把快乐和不受约束的享受作为“邪恶”。凡事能带来美饰并推动我们尘世继续存在的，凡事能消除心灵紧张、能促进解放并减轻我们负担的，都被加尔文法典判定为虚浮、无用和多余。尤有甚者，这些苛刻的武断也强加于艺术，甚至那些几世纪来同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密切地结合着的宗教领域里的艺术。加尔文也强制执行了他自己思想体系上的讲求实际。凡能够使官能产生兴趣的，或者能够使感情易于顺从和摇摆不定的，都无情地扫置一旁，一无例外。因为真正的信徒，不能在靠近上帝的宝座时，还带着一个艺术家那样易于感动的灵魂。他们会在芬芳香烟缭绕中被弄得朦胧不清，会在音乐声中被愚弄，会被貌似虔诚的圣画和圣雕之美引人迷途。
真理，只有当它完全明确时，才是真理。上帝的旨意，要不是绝对地明了，就不成其为上帝的旨意。横扫一切偶像！把圣画圣像从教堂里丢出去：清除多彩的法服；把圣案从弥撒书中和镀金的神龛里解放出来。上帝不需要过份的装饰，横扫使奢侈享乐之徒心灵麻木的宴饮。在神圣的仪式里，不准有音乐，不准有响亮的管风琴演奏声。甚至教堂的钟声，在日内瓦从此静寂无声。因为真正的信徒不需要那金属的铿锵之音来提醒他的责任。虔诚从来就不依靠心灵外在的事物，不依靠祭品和奉献，而只依靠内在的顺从。清除教堂精心设计的礼仪，清除宗教寓言画和宗教仪式，停止喜庆和节日。加尔文一举消灭了日历上的全部节日。早期基督教徒在罗马的墓窖里就开始的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宗教仪式，在日内瓦也被废除了。加尔文的上帝不要宗教仪式，甚至不要爱戴，而只要敬畏。
试图以入迷或振奋精神来靠拢上帝，而不是从远处以永恒的崇拜来侍奉上帝，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放肆。这里提出了加尔文主义者对价值再估价的深刻意义。加尔文希望把神尽可能地抬得高于世界，希望把尘世撂进深渊，希望把上帝的概念给予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来贬低人类的概念。这位愤世嫉俗的改革家把人类当作一群任性的暴民、一群乌合之众的罪犯。他一直怀着恐怖和憎恶凝视着那不断增长的尘世快乐的浪潮，那种快乐有万千来源，是生命给予那些禁欲气质较少的人们的。加尔文一再哀叹，上帝的决定何等莫测高深，他所创造的人是那样的不全和无德，他们不断地倾向于堕落和罪恶：他们不能辨别神圣，他们急于要再次投入罪恶的深渊。当加尔文凝视他的同教弟兄时，他充满了厌恶。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缔造者用如此卑劣的措词来描述过人类：“不可驯服的、残酷的禽畜”，还有更糟的，“一堆垃圾”。他在《原理》一书中说，“当我们仅从天赋方面来看一个人，我们会发现他从头到足，一无是处。如果在他身上还有一丝值得赞扬的，那也来自上帝的恩赐……我们所有的正义是不公正的；我们的礼拜是肮脏的；我们的光荣是羞耻的。甚至从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也常常被不洁的肉体所感染而堕入邪恶，井同污垢混合。”
显而易见，凡是从哲学观点出发，把人类看作为上帝未完成的和半途而废的工艺品断片的，将永远不愿意象神学家和政治家那样承认：上帝可以给予这样的。人以少量的自由和独立。全能的上帝一定要无情地剥夺这些腐败和贪婪的人们的自决权。“如果我们听其施行诡计，他们的灵魂除恶事外一无所能。”我们一定要一劳永逸地阻止亚当孽种们的放肆看法，他们居然自以为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个性，发展同上帝、同我们尘世的关系。我们越是严厉地镇压那种放肆行为，越是抑制人而使其服从，于他们就越好。不许有自由，不许有自主的意志，因为人只会滥用特权。一定要强迫他们在上帝的伟大之前十分恭顺。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清醒；一定要吓唬他们；阻止他们的放肆，直到他们无抵抗地接受那虔诚而顺从的黔首地位，直到他们把自已的个性结合在黔首群中。这样，个性特殊性就消失无影。
要实现这种对个性的残酷镇压，要实现这种对个人所有权的破坏性的剥夺而利于集体，加尔文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那就是著名的宗教“教规”，就是对人类的冲动和欲望强加以迄今没人设计过的、苛刻的控制。从他独裁统治开始，这卓越的组织者就把他的羊群——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有刺的条例和禁令的（即所谓的“法令条款”）铁丝网里放牧。同时，他创建了一个特殊的部门，去监督恐怖主义者德行的工作。我们刚才所说的组织名为宗教法庭，它的目的定得十分模棱两可。比方说，监督宗教团体以“使上帝能十分纯洁地受到尊敬”。单从表面上来看，这一道德检查人员的影响仅限制在宗教生活里。但是。由于把尘世同加尔文国家极权主义概念的哲学密切地联结起来，从此，最起码的独立活动就被当局控制了。宗教法庭的巡捕，（“罗马人”）显然是监视每个日内瓦人的私生活的。他们绝对不能放松监视，而且希望他们留意的“不仅是言论，而且是观点和思想”。
从制定对私生活进行如此广泛控制开始，在日内瓦就很难说还存在什么私生活了。加尔文一跃而超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后者总是依靠小报告以及各种来源的告密，后来还派遣了一些心腹和密探。但在日内瓦，根据加尔文的宗教哲学，人性本（并永恒地）向恶而不是向善。因此某人可以先验地被怀疑为一个罪犯，每一个人一定要容忍监督。在加尔文回日内瓦之后，所有屋子的门好象突然敞开了。墙壁好象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每时每刻，每日每夜，都可能响起叩门声，大批“宗教警察”不容公民抗拒就宣布进行“访问”。不论贫富贵贱，每月一次，都得服从这些职业“道德警察”的盘问。一连几小时（因为“法令条款”宣称这种考查一定要以从容不迫的方式进行），白发苍苍的、受人尊敬的、久经考验的、迄今可靠的人一定要象小学生似地经过考查，诸如他们是否记得祷告词，或者他们为什么不参加加尔文大师的一次布道。经过这样的盘问和教化之后，“访问”仍未结束。卫道的“肃异委员会”的成员们事事都要插手。他们触摸妇女的衣服，看他们的裙于是否太长或太短，衣服是否有多余的饰边或危险的开叉。警察仔细地检查发式，务使它不要做得太高，他们数受害人手指上有几个戒指；翻看柜里有几双鞋子。他们从卧室检查到厨房的餐桌，以查明饭食是否超过规定的一汤或一菜，是否藏有糖果和果浆。接着，虔诚的警察继续检查其余的房间。他窥探书架，巴不得有一本未经宗教法庭出版许可的书。他查看抽屉，希望寻出一张圣者的画像，或者一串念珠。仆人们被查问有关他们主人们的行为，孩子们被盘问有关他们父母亲的所作所为。
当这一加尔文主义独裁者的奴才上街时，他一直竖起耳朵以查看是否有人在唱一支世俗的歌，或者奏乐，或者沉溺在恶魔般邪恶的快乐之中。从此以后在日内瓦，当局一直在追猎任何带有快乐的事，追猎“任何淫荡下流的行为”。如果当场抓住一个自由市民，他在工作之余到酒馆喝一杯酒，借以恢复精力，此人就倒了霉；如果有人堕落地用掷骰子或玩纸牌作乐并被当场抓住的话，他也就倒了霉。追猎日复一日地继续着，那些密探们都疲于奔命，连安息日也得不到休息。他们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逐户访问，因为有些懒汉会躺在床上不去聆听加尔文大师的布道教诲。在教堂里，告密者注意动静，随时准备呵斥那些迟到或提早退出“上帝之家”的人。这些官方的卫道士们孜孜不倦地四处奔波。入夜，他们在罗纳河边灌木丛中窥探，看是否有一对罪犯情侣纵情地拥抱；在旅店，他们检查床铺并彻底搜查过客的行李。每封出入城市的信件都得拆开检查。宗教法庭精心组织的戒备远远超出了城墙。在驿车里，在公共划艇里，在横渡湖面去外国市场的船只里，在城外的旅店里，密探到处出没。一个在里昂或巴黎访问的日内瓦市民说了任何不满的话，都会被确凿无误地报告上去，但是，更为不能容忍的情况是，无数非官方的密探以志愿者的身份，同那些合法任用干那项工作的人一起活动。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时，志愿告密的毒草便会象可厌的种子那样萌发滋长。当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惧所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单是为了不被怀疑是“站在魔鬼一边而是站在上帝一边”，在加尔文独裁统治下的每一个日内瓦公民都会对他的朋友怀疑蔑视。“热中的恐惧”使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走在告密者的前头。几年以后，宗教法庭废止了官方监督，因为所有的公民都已志愿受其控制。无情的告密潮流日涨夜高，推动了精神上宗教法庭的碾轮轻快地转动。
在这样一个制度下谁能有安全感呢？谁能肯定他没有违反某一条圣旨呢？因为加尔文实际上已禁止了每一件能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戏院、娱乐、传统节日、任何一种舞蹈或游戏都被禁止。甚至如滑冰那样无害的运动也使加尔文暴跳如雷。他唯一能够容忍的衣服必须十分朴素，几乎是僧侣式的。因此，裁缝们除非有市行政当局的特许，并按规定新样裁剪，将被禁止。未满十五岁的姑娘不得穿丝绸，而超过这年龄，则不得穿丝绒。金银花边、无用的钮扣和褶饰均被禁止，佩戴金饰或其他小件饰物也违反规定。男子不得蓄长发，禁止妇女把一绺绺头发卷起来并用梳子定型。禁止花边；禁止手套；禁止褶边和开叉的裙；禁用轿子和四轮马车；禁止家宴邀请客人超过二十人。在受洗和订婚宴会中，上菜不得超过指定的道数；不得供应糖果和果脯。除当地出产的红酒外不得饮其他的酒。娱乐场合不论四足的兽或有翼的禽一概禁止，糕点也禁止。新婚夫妇在结婚时，或在婚后六个月内不得互赠礼物。当然任何性质的婚外性行为是绝对禁止的，即使已经正式订婚的，也同样不得疏忽。
日内瓦公民不准进入旅店；除非做过祷告，旅店主人不得供应过客食物饮料。大体上，酒菜馆的老板们都得到指示要探查他们的客人，要非常留心每一句可疑的话或每一个可疑的姿势。没有特别许可不得印书。禁止向国外写信。圣像、其他雕塑和音乐部被禁止。至于唱赞美诗，法令条款宣称：“务必”要避免耽于曲调而不注意集中于歌词的精神和意义上，因为“只有活的词才能赞美上帝”。公民们在加尔文来到之前自以为是自由的市民，现在甚至不准为他们的孩子们选择受洗的名字。虽然几百年以来，克劳德和阿马德的名字一直很普遍，但现在被禁止了，因为它们没有在《圣经》上出现过。一个虔诚的日内瓦人必须为他的儿子取名为艾萨克、亚当或诸如此类的名字。禁止用拉丁语作祷告；禁止复活节和圣诞节宴会。凡是能够使一个存在的实体不那么灰色、那么单调的每件事，都被禁止。当然，在言论出版方面的任何思想自由都是禁止的。对加尔文独裁政治进行批评则是罪上加罪，更被禁止。城市的公告宣读人，以鼓为前导，严正警告自由市民“除市行会在场外，莫谈国事”。
禁止，禁止，禁止，何等可憎的腔调啊！在惊疑中，人们会问自己，在这么多的禁止之后，允许留给日内瓦人的还有什么呢？不多了。允许他们去活、去死、去干活、去服从，以及去教堂。这最后的一项，实际上岂止是允许，而且如缺席就要严惩的。如果自由市民不去所属教区听传教讲道的话，就倒了霉。星期日两次，一周三次，还有专为儿童的特别教诲时间。高压统治的重视，甚至在主日也毫不放松。在主日，仍然是一连串的责任、责任、责任，毫不宽容。整整一周，用辛勤劳作换得每日的面包，到了周末这一天，则礼拜上帝。一周为劳动，星期日为教堂。这样撒旦就得不到或保不住立足之地，即使在罪人中也不可能。就这样，自由和生命的快乐就此告终。
在惊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几十年来已习惯于瑞士式自由的共和城市，怎么能够容忍象萨冯纳罗拉在佛罗伦萨那样严厉的独裁统治呢？一个基本上是快快乐乐的南方民族，怎么能够忍受如此对生命快乐的扼杀呢？为什么象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能够有效地扫除成千上万的快乐呢？加尔文的秘密井非创新。他的手段是古往今来的独裁者都用过的。恐怖！加尔文就是神圣的恐怖。让我们直言不讳他说，由于软弱，暴力就无所顾忌地嘲弄人道，并很快就形成压倒之势。把恐怖统治暴虐地强加于一个制度，就会瓦解个人的意志，使社会生活成为不可能。它象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腐蚀灵魂。很快，暴力就成了秘密活动的核心。由于普遍存在着胆怯，独裁者就能在各处找到帮凶。因为当一个人一旦知道他自己被人怀疑，他就会怀疑起他的邻居来。在恐慌之中，狂热分子的行为往往超出了他们暴君的命令和禁令。
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就会创造奇迹。当权威受到挑战时，加尔文毫不犹豫地一再创造奇迹。在这一方面，能胜过他的其他暴君可说是绝无仅有了。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他的专制，就象他所有的品质一样，是他理论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可以认为，这一神经过敏、幽灵一般却又才智过人的人，对流血是憎恨的。就象他自己所公开承认的那样，他不能忍受残酷的景象。在他统治时期，日内瓦非常频繁地处决和烧死人，他从不参加执刑。在这儿，人们发现了这些热情的理论家最严重的毛病。象这种典型的人，他们（又一次象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勇气去目击执刑，更不用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了。他们会轻易地下令判处上百或上千人的死刑，只要他们自己内心充满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的体系。现在加尔文把严厉地对待“罪犯们”作为他体系的基石，从他的哲学观点来看，他把不懈地实施这一体系看作是上帝所降于他的大任。那就是为什么他无视于自己夭性的激励，不让任何怜悯的苗子露头，有系统地训练自己去残忍。他“磨炼”自己的顽强意志，就好象那是一门精细的工艺一样。
“我严格训练自己，那样我就有可能更好地向世界上的恶行作斗争。”我们不能否认，这铁一般意志的人在自我训练，使自己残酷无情方面获得了非常的成功。他坦率地承认，他宁愿知道有一个无罪的人受到折磨，也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在无数次的行刑之中，有一次，由于刽子手的笨拙而将执刑延长为一次可憎恶的折磨。加尔文写了一封开脱的信给法里尔：“没有上帝特别的意志，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使已判处死刑的人被迫忍受这样长时间折磨的事。”加尔文的论点是，如果关心到“上帝的荣誉”，宁严勿宽。除不恤严刑外，没有办法能使人的行为合乎道德。
很容易理解，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耶稣基督是无情的，上帝的荣誉要不断地加以“保护”，必然的后果就是杀人。在一个还没有从中世纪脱胎出来的世界里，那可能的结局又能是什么呢？加尔文统治的头五年期间，在这一人口比较少的城市里，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更不用说那些及时躲开恐怖手段而逃跑的人了。在“新耶路撒冷”，狱为之满，以至于监狱长通知行政长官，他无法再接纳更多的犯人了。牢房里的非刑（不仅仅是对已经判决的，嫌疑犯也一样）是那样的令人毛骨悚然，犯人们自行肆意毒打比进拷打室更厉害。最后市行政会不得不下令，“为了减少类似的意外事故，犯人应日夜上手铐”。加尔文对这些今人厌恶的事情不置一辞。为了建立这样的“秩序”和“教规”，这个城市得付出可怕的代价。日内瓦过去从来不知道有这许多死刑、刑罚、拉肢酷刑和流放，而现在加尔文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该地就这样干了。所以还是巴尔扎克说得对，“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加尔文激进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为残酷。如果他有比日内瓦更大的势力范围的话，他会比那可怕的政治平等倡导者放出更多的鲜血。
尽管如此，加尔文主要不是依靠这些野蛮的判决、处决和折磨来破坏日内瓦人自由的观点。乍一看，当我们读到加尔文著名的“教规”，发现其中论述是何等琐细时，我们会觉得有趣。但如果读者低估约翰·加尔文大师精细的技巧，他是认错人了。他深思熟虑地以特别细的筛眼结出禁网，其筛眼细到实际上不可能有鱼漏网。这些禁律特意涉及一些琐事，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良心的谴责，并会产生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当局永久的畏惧。在我们每天要走的路前面所设置的铁蒺藜越多，我们越难自由地和无忧虑地寻路前进。不久，在日内瓦没人觉得安全了，因为宗教法庭宣称：人只要还在呼吸，几乎每时每刻都会犯罪。
我们只要打开市行政会的记录簿，就可以看出恐吓手段是何等的巧妙。一个自由市民在参加受洗时微笑：三天关押。另外一个，因炎夏困怠而在布道时间睡觉：坐牢。有几个工人在早餐时吃糕点：罚三天只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市民玩九柱戏：坐牢。两个人用骰子赌四分之一瓶的酒：坐牢。一个男人拒绝给他的儿子命名为亚伯拉罕：坐牢。一个盲琴师弹了舞曲：驱逐出城。另外一个人称赞卡斯特里奥翻译的《圣经》：逐出日内瓦。一个姑娘在滑冰时被抓获；一个寡妇扑在她丈夫的坟上，一个自由市民在拜神时敬他的邻居吸一撮鼻烟，他们都被传到宗教法庭，告诫后下令做苦工赎罪。如此等等，没完没了。有几个人开玩笑，在主显节把豆嵌在饼里：罚二十四小时只吃面包和水。一个自由市民称加尔文“先生”而不称“大师”，一对农民夫妇按照古代的风俗，一退出教堂便谈论生意经：坐牢、坐牢、再坐牢。一个男人玩牌：纸牌挂在脖子上枷颈示众。另一个人在街上纵情唱歌：他被告知“他可以滚开，到别处去唱歌”，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放逐出城。两个游艇船员吵架，无人受伤：处死。两个男孩举止粗鲁，起初判处火刑，之后从宽，强迫他们观看火刑执刑现场。
在所有犯人中量刑最野蛮的是：敢向加尔文政治和宗教上的“一贯正确”挑战的人。一个男人公开抗议改革者的宿命论主义，他被残酷地在城中所有十字路口受鞭笞并放逐。一个印书商酒后抱怨加尔文，判处在放逐出城之前用热烙铁在他舌头上穿孔。雅克·格鲁特仅因管加尔文叫伪善者，先上拉肢刑然后处决。每一犯法行为，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都会详细地登录在宗教法庭的记录簿上。这样，每一个公民的私生活就可以作为反对他本人的可靠证明。
如此夙夜匪懈的恐怖，其结果必然会使个人和群众两者的尊严感和活力扫除殆尽。在一个国家组织中，每个公民都不得不接受盘问、检查和判刑，他随后就会知道那看不见的密探正在注视着他的所作所为，记录着他的议论。无需通知，不问昼夜，公民的屋子应服从“访问”。这样，人们的精神就屈服了。一种群众性的焦虑情绪接踵而来，甚至传染给最勇敢者。最坚强的意志因斗争无效而瓦解。多亏了著名的“教规”，加尔文的日内瓦成为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悲哀、畏缩和胆怯，没有能力对抗加尔文大师的意见。
就过那么几年，日内瓦在这一教规下呈现出如此新貌。这一度曾是自由和快乐的城市，现在好象被埋在棺罩之下了。色彩鲜明的服装看不见了，代之以黄褐色。教堂钟搂不再鸣钟：快乐的歌声不再在街道上荡漾；家家户户象加尔文信徒礼拜之所那样单调朴素。旅店人空，乐师不能再召集人们去跳舞；九柱戏不再能玩；骰子不再在桌上快乐地跳跃。舞厅已空，过去情侣们常去漫游的暗巷已空寂无人。周复一周，只有教堂一无陈设的内部，才是情侣们参加气氛阴郁寂静集合的场所。整个城市呈现出象加尔文自己一样忧郁的面貌，逐渐变得象他一样令人讨厌。或者是不自觉地模仿他的严酷、阴险和缄默。人民不复能自由地、心情愉快地到处漫游；他们的眼睛不复闪烁着欢乐；他们的目光只有恐惧，因为快乐有可能被误会为情欲。他们不复无拘无束，因为他们害怕那可怕的人，而那人是永不快乐的。甚至在家庭私生活中，他们学会了窃窃私语。因为他们的男女佣人可能就在房门外的钥匙孔中窃听。当害怕成为第二天性时，那被吓破胆的就不断地注意密探。最大的事是不要惹人注目。不要做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任何事，诸如服饰或一句脱口而出的话。或者是快乐的面容。避免引起怀疑；保持被人遗忘。日内瓦人在加尔文统治的后期，尽可能坐在家里。因为在家里，他们屋子的墙壁，以及门鞘门栅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防护他们免于窥探的眼睛和被人怀疑。但是，如果他们从窗口看出去，他们会看到几个宗教法庭的巡捕在街上走过来，他们就吃惊地缩回。因为说不定哪一个邻居已经告发了他们。当市民们非出门不可时，他们蹑手蹑足偷偷摸摸地走，眼睛往下看，身体裹在黄褐色的外套里，就好象他们是去参加听布道或葬礼。甚至连孩子们，他们在这新教规中成长起来，也被“教诲课”彻底吓昏了。他们不复象健康而快乐的小孩子那样地做游戏，而是象一只踡缩着的一只怕挨打的劣种狗一样。他们萎顿得好象在半黑暗中从来得不到充分阳光的花儿一样。
城市的节奏与时钟的节奏一样有规律，冷冰冰的嘀嗒之声从来不会被喜庆佳节所打断——单调、有秩序和可靠。任何第一次访问日内瓦的人走在街上，一定会相信这城市在国丧期中。居民是那样的冷淡和悲哀、那样的沉默寡欢；精神气氛是那样的难以忍受。教规令人吃惊地维持着。但加尔文强加于日内瓦的这一不宽容的节制，是以丧失所有神圣的活力为代价的。除非有充分的、无拘束的自由，那活力才能生气勃勃。虽然如此，加尔文还是创造了许多虔诚的公民、认真的神学家和卓越的学者，他们使城市名传千古。但是，另一方面甚至在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这罗讷河畔的城市，依然没有世界弛名的画家、没有音乐家、没有艺术家。为平凡捐弃了非凡；为彻底驯服的屈从捐弃了创造性的自由。直到很久以后，一个艺术家在日内瓦诞生了，他的全部生命都献身于反抗对个性的束缚。只有借助于他，借助于这位让·雅克.卢梭，借助于日内瓦公民们充分的独立性，日内瓦才能够从加尔文强加于它的囚服中解放它自己。
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出场
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出场
一个独裁者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爱戴。那些提出恐怖统治的人很可能完全不认为恐怖是正当的。毫无疑问，在加尔文刚回到日内瓦时，自由市民和地方当局都对其十分钦佩。看来他感动了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只有一个宗派，而且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人只好被迫让那独裁者坚决地推向他的目标。把他召回来统治自己的大多数人，被统一陶醉得晕头转向。很快，一个比较严肃的气氛开始了。把加尔文召回以恢复秩序的人们由于抱有希望而在私底下受到鼓舞，他们以为一旦这一凶恶的独裁者完成了他所希望的事情，由于他对道德的热忱，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不那么残酷。然而事实正相反。“教规”一天比一天严格。加尔文完全不放松控制，完全不说一句话感谢他的居民放弃个人自由和快乐，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他们深感失望的是：加尔文宣称要在绞刑台上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在这之后，道德和教规才能在这腐败的城市里建立起来。日内瓦人终于认识到：他们不是如所希望的召来一个能在思想上恢复生机的人，而是让一个将镣铐加在他们自由之上的人回城，他越来越残酷地实行高压措施。到最后，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随者也疏远开来。
对加尔文的不满在几个月之内重新抬头。他自吹自擂的、梦寐求之的“教规”似乎比现实更有诱惑力。魅力和浪漫色彩消褪了。那些昨天还对之欢呼的人现在开始抱怨了。但是，动摇一个独裁者的威望需要有显而易见和易于懂得的理由。加尔文很快就提供了这一理由。日内瓦人开始怀疑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是在大瘟疫期间（在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大瘟疫使此城陷于荒芜）。正是那些传教士们，大声宣称并极力主张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在三天之内一定要请到一个牧师在侧。当时，有一个牧师传染到了疾病。于是传教士们就撒手不管，让传染病院里的病人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市行政当局白费力气试图至少找到一个愿意“访问和安慰在瘟疫医院里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员。但除卡斯特利奥外没人愿意去。卡斯特利奥是一个经学院的院长，由于不是宗教法庭成员而未受委托与病人作伴。但加尔文却示意他的同事们宣称，加尔文是“需要的”，公开主张他“不能为了帮助局部而削弱整个教会”。其他传教士虽然没担负加尔文那样重要的使命，也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市行政会徒然地向这些胆怯的牧师们求助。当时对传教士们有一个直率的批评：“他们宁愿吊死也不去传染病院。”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所有日内瓦宗教改革的传教士们，由加尔文领头，出席了市行政会的一次会议。他们无耻地招认，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勇气进入传染病院，虽然他们知道凶日也好，吉日也好，传染病院才是他们为上帝和教会服务的合适场所。
现在没有比领袖们表现出个人勇气更激动民众的了。在马赛、在维也纳和许多其他城市里，在过了几个世纪之后，人们仍深深地追念那些在瘟疫流行期间尽了责任的英勇的教士。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英雄主义，更不会忘记那决定性时刻的卑怯。日内瓦人藐视并嘲笑那些教士们——从布道台上他们习惯要求众多信徒作出最大的牺牲，但现在他们自己既不准备又全然不愿意作任何牺牲。一次徒劳的减轻公众不满的尝试随后发生，上演了一幕可耻的活剧。市行政会下令逮捕了几个赤贫的人，拷打直到他们承认用魔鬼的粪便制成油膏涂抹在门闩上而把瘟疫带进了城市。加尔文非但不轻蔑地驳斥这一鬼话，而且表现了十足的顽固性，他衷心支持这一中世纪的骗局。他甚至于得更绝，公开宣称“瘟疫传播者”干尽了坏事。他在布道台上说，一个无神论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魔鬼从床上拖出来投入罗讷河。加尔文注意到他的众多信徒甚至不想掩饰他们的讪笑，在他的经历里，这是第一次得忍受这样的羞辱。
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每个独裁者维护权力的必需的哲学组成部分），在瘟疫流行期间已基本上消失了。他回日内瓦时所受到的由衷欢迎，也已消失了。一种对抗精神在扩大了的圈子里蔓延。但是加尔文幸运的是，圈子扩大了，但仇恨没有集中起来。集中的往往是独裁统治的暂时优势，它足以保证独裁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其积极的支持者们成为少数之后。这些支持者好斗的意志，表明他们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体。与此相对照，来自各方面，被不同动机激励着的意志，则很少成为一个集中的有效力量。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内在的对独裁统治反叛精神的激励，他们有仇恨，但并不参加一个统一的运动，实行一个共同的计划，他们的造反是无用的。因此，从对独裁者权威第一次挑战的那时起，到他最后被推翻，通常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加尔文、他的宗教法庭、他的传教士，以及组成他支持者的大部分流亡者，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有约束的意志，一般集中的和指导明确的力量。而敌手方面，则可能无计划地从一切圈子和阶级吸收人员。他们有些曾经是夭主教徒，现在依然秘密地墨守旧教；有些是旅店关门后被赶出来的酒鬼；有些是不许他们象往昔那样再抹脂涂粉的妇女。在另一方面，在对政权不满的人中间，有卓越的爱国家族的成员，他们被暴发户当权激怒。那些暴发户在日内瓦立足儿个月之后，竟然能够把最舒服和最能挣钱的位置弄到手。这样，反对派虽然在数量上较多（由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分子所组成），但只要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未能集结力量去追求一个理想。他们只能徒劳地抱怨，永远只是势能而不能变为动能。这是一群暴民，却要对抗一支部队；这是无组织的、心怀不满的乌合之众，却要对抗有组织的恐怖，所以无法取得进展。在开始的几年里，加尔文发现很容易控制那些分散的团体。他们从来没有有力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使加尔文得以对他们各个击破。
对于一个已经掌握权力的理论家来说，主要的危险来自一个提倡敌对理论的人物。加尔文，一个思路清晰而且时刻保持着警觉的思想家，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深深地害怕的唯一敌手，是那些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能和他分庭抗礼的人。他特别害怕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此人以自由精神的热情反对那独裁者精神上的暴政，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肯定超过了加尔文。
有一幅卡斯特利奥的画橡留了下来，可惜画得不好。这是一张严肃的、有思想的脸，光秃的前额之下一双白洋洋的眼睛。这就是相士所能说的一切了。这画像没有能使我们洞察他性格的深处，但其人最基本的特征——他的自信和稳定，是正确无误地勾划下来了。如果我们把加尔文的和卡斯特利奥的画像放在一起，就能看出这两个人在精神领域方面，以及肉体方面，其对比是如此的明显。加尔文的容貌特点是极端紧张。表现了一种令人痉挛和病态的精力，急切地和无法管束地寻找发泄。卡斯特利奥的脸温和且平静。前者狂怒烦躁，后者宁静。在两者的容貌上，我们看到了急躁与忍耐，热情冲动和持久的决心，以及狂热和仁慈。
我们对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和对他的画像一样几乎一无所知。他生于一五一五年，比加尔文晚六年，生于瑞士、法国、萨伏依公国三国交界之处的多飞因。他的姓是卡推龙、卡特龙或卡他龙，根据萨伏依公国的习惯可能是卡斯台利洪或卡斯特利洪。他的母语与其说是意大利语，还不如说是法语，虽则他两种语言都说得很流利。很快，他的拉丁语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二十岁上他进了里昂大学，在那里绝对精通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语，接着他也学会了德语。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里，他的热情和他的运用能力是这样的杰出，以致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投票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音乐吸引着他，他就是靠教音乐课才开始挣得菲薄的收入的。之后他写了大量拉丁文的诗歌和散文。不久，解决当代问题的热情又支配着他，那在他看来，比一个遥远的古典的过去更为基本。如果我们把人道主义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在其运动的早期，人道主义者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古希腊和罗马的著作上，而这现象仅仅只是持续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来到之间几十年中一个短暂而光荣的开花期。就在这短暂的时光，年轻人寻求来一个复兴、一个革新，认为那系统化的文化将会挽救世界。不久以后，甚至对于潜心经典学问的信徒们，对于他们这一代的领袖们来说，事情已很清楚了：他们已把那有价值的精力浪费在详尽地阐述西塞罗和修昔的底斯的原文上去了，而其时，宗教革命已影响了上百万人，并且如森林的野火那样蹂躏了德国。在大学里，关于旧教和新教的争论比关于帕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还多，教授和学生们研究《圣经》而不读罗马法全书。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被政治的、国家的或社会的运动所吸引，因此，在十六世纪，欧洲所有的青年人有不可抗拒的渴望去思考和交谈有关当时的宗教理想，去帮助这一伟大的运动。卡斯特利奥被同样的热情所支配，他个人的经验为象他那样一个人道气质的人定下了基调。在里昂，他第一次看到把异端人物用火烧死，他的灵魂深处受到了震动：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残酷，另一方面是被牺牲者的勇气。从此之后，他决心为新的教义（对他来说必须包含极端的自由）而生活和斗争。
无需赘述，从这一时刻起，就是说当卡斯特利奥二十四岁时决定拥护宗教改革的事业起，他的生命就在危险之中了。当一个国家或一种制度用暴力压迫思想自由时，在那些不能忍受暴力对良心胜利的人们面前只有三条道路。他们可以公开对抗那恐怖政治而成为烈士，这是路易斯·德·伯奎因和伊汀内·多莱特所选择的勇敢的道路，那导致他们走向火刑柱。或者，希望在保持内在自由的同时又保全他们的生命。那些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在表面上可以屈服，却把他们的私人意见隐瞒或者伪装起来，那是伊拉兹马斯和拉伯雷的方法。他们表面上同教会和国家保持和平，穿上小丑的彩衣、戴上傻子的帽子，灵巧地避开他们敌手的武器，同时从一个埋伏处射出毒箭，象奥德赛那样用狡诈未欺骗那些残暴的野兽。第三个对策是成为流亡者，努力把他享有的内在自由带出国家（在国内，自由遭到了残害和藐视），到一个自由能够不受阻碍地繁荣的外国的土地去。卡斯特利奥正直但是柔顺的禀性使他选择了和平的道路。在一五四0年春季，就在看到几个早期的新教烈士被烧死后，他离开里昂，成为一个传教士，为新教做教育工作。
他首途到斯特拉斯堡，象大部分宗教流亡者一样，是“为了加尔文”。由于加尔文在他《原理》的序文中，曾大胆地向法朗西斯一世挑战，要求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虽然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却被受到激励的法国青年当作一个先驱和福音派教义的旗手。流亡者们象加尔文一样被迫害，希望向加尔文学习怎样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要求；怎样更明确地安排他们的道路，怎样完成他们终身的事业。作为一个信徒，而且是一个热诚的信徒（卡斯特利奥自己对于自由的热诚使他把加尔文当作是精神自由的提倡者），卡斯特利奥急忙地到斯特拉斯堡访问加尔文，在后者的妻子在城里为未来新教义的传教上而造的招待所里住了一星期。然而预期的亲近未能立即开始，因为加尔文很快被召到沃尔姆斯和哈根那市行政会。这样，在第一次会面，双方都没有得益。但不久就清楚了，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在后者被重新召回日内瓦不久，通过法里尔的推荐，毫无疑问也得到加尔文的完全同意，那年轻的法国或萨伏依公国的学者，受聘成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卡斯特利奥被授予的职位是院长，两个助理教师由他直接指导，还委托他到日内瓦郊区的温多华教堂传教。
卡斯特利奥证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他的教学活动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为了促进拉丁文学习，使之更有吸引力，卡斯特利奥用拉丁文和法文翻译并重写了《旧约》和《新约》最生动的段落。不久一本原先是为日内瓦年轻人编的《难题解答入门》的小册子，成为世界上很有名气的一本书，它在文学和教育学上的影响，只有伊拉兹马斯的《谈话》才能比拟，儿世纪来，小册子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六版。通过此书，许多学生学到了经典拉丁文的要素。虽然在卡斯特利奥人道主义的努力中，小册子不过是一个副产品，一个偶然的产品，但还是亏了这本书，使卡斯特利奥成为一个知名人物。
卡斯特利奥的抱负是比写一本供小学生读的、合适实用的小册子更高的目标。他没有把他的精力和学问浪费在那种小事上面，而放弃他所熟识的那种人道主义。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目标高尚，他要重复并超出伊拉兹马斯和路德崇高的事业。他决定至少要把全部《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法文。他自己的人民，法国的人民，将得到全部的真理，正象人道主义者和德国社会通过伊拉兹马斯和路德创造的意志接受了全部的真理那样。卡斯特利奥以独特的坚韧和沉着的自信着手这巨大的工作。夕复一夕，他工作到深夜，虽然在白天他要为菲薄的收入而辛劳工作以养家活口。就这样，他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对此，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在一开头，卡斯特利奥就遇到了决定性的对抗。一个日内瓦的书商答应印他的《圣经》拉丁文译本的第一部分，但加尔文既是日内瓦心理上的和精神事务方面的独裁者，又是日内瓦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在城墙范围之内没有他的“出版许可”不准印书。审查制度必然是独裁统治的姊妹。
卡斯特利奥访问了加尔文。这是一个神学家为得到他同僚的许可而叩另一个神学家的门。但是具有独裁性格的人，总是只看到他们的权力意志很不痛快地成为这样那样独立思想的人的讽刺对象。加尔文的直觉反应是不高兴，他好不容易才没有露出愠色。加尔文曾为一个亲戚所译的《圣经》法文译本写过序言，承认这个翻译本有几分象钦定的拉丁文《圣经》，即经官方合法批准的方言新教《圣经》。现在这个人何等“放肆”，竞不承认经加尔文批准并且是它的共同作者的译本是唯一钦定的法文译本。卡斯特利奥实际上把它搁在一边而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译本。加尔文在给弗莱特的信中对那位资历较浅者的冒失十分烦躁：“刚听了塞巴斯蒂安荒谬的计划，使我又好笑又好气。三天之前他来看我，要求让他翻译的《新约》出版。”这冷酷的腔调表明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竞争耿耿于怀。事实上，加尔文拒绝无条件地给卡斯特利奥“出版许可”。他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让他先读译本，对他认为是出于私利的部分作出修改后才准予发给许可。
卡斯特利奥的性格毫不自负。他从来不象加尔文经常做的那样，宣称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他对事情的看法是没有缺点和无可争辩的。卡斯特利奥后来为这译本所写的序是科学和通情达理的范例。他坦率地承认他并不全部了解《圣经》的章节，因此提醒读者不要过分相信他（卡斯特利奥）的译本。《圣经》是一部晦涩难解的书，充满了矛盾。这新译本的作者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解释，而不是毫无疑义的实事。
但是，虽然卡斯特利奥能用谦逊的态度仔细思考他自己的工作，他仍把个人独立看作无价之宝。他知道，作为一个希伯莱语言学家、一个希腊语言学家、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并不逊于加尔文，因而他必然把这玄虚的检查制度、以及根据独裁的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离。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与学者，神学家与神学家应当平起平坐，他不想作为学生屈居在加尔文之下，或者允许他的著作象学校教师批改练习簿那样地被蓝铅笔删改。他希望找一条摆脱窘境的路，而不开罪于他非常尊敬的加尔文。他愿意在加尔文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去为他朗读原稿，并宣称，他准备尽一切可能从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中得益。但是，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加尔文反对协商或妥协。他不提建议，只是命令。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卡斯特利奥的建议。“我告诉他即使答应给我一百个克朗，我也决不准备保证定一个时间同他进行讨论，那可能光为一个单词就得化两小时去争论。因此，他在受辱后离去。”
第一次交锋开始了。加尔文认识到卡斯特利奥在精神和宗教事实上不会不置一辞而屈服。在装模作样的礼节后面，他意识到这一具独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独裁永无休止的敌手。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决定要抓住第一个机会赶走那只为自己的良心服务而不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如果可能，必须将卡斯特利奥驱逐出日内瓦。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尔文无需等很久了。卡斯特利奥家累重，学院付给的菲薄的薪水，老是不够开支，他渴望得到一项合适而收入较高的“上帝旨意传道者”的位置。打从他逃离里昂那一夭起，他的主要的目标便是成为《圣经》教义的仆人和辩护士。在温多华教堂传道的几个月里，这位卓越的神学家没有遭到过非难。在日内瓦，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比任命卡斯特利奥为新教传教士的成员更合理的主张了。实际上，任命卡斯特利奥得到了城市当局的支持。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们通过一项一致同意的决议，大意是：“由于塞巴斯蒂安是一位有学问的人，非常适合作为教会的仆人，我们特此明令聘用。”
但城市当局没有把加尔文考虑在内。不是吗？没有把此事提交给最高一级的传教士，他们就大胆任用卡斯特利奥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不会给加尔文添麻烦吗？鉴于这次任命了一个传教士为宗教法庭的成员更是如此。加尔文立即反对，在给法里尔的信里，他以阴险的语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有重要的理由反对这一任命。对市行政会，我只暗示了这些理由，而没有公开地进行解释。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误解，我注意不攻讦他的名誉，希望保护他。”
当我们读到这些阴险和神秘的话时，疑团在头脑里油然而生。我们怎么能不那么想：卡斯特利奥一定有什么隐私；这个人犯过什么错误，不配做一个高贵的传教士；加尔文一定知道他的某些污点，但为了“保护”卡斯特利奥，希望用基督教仁慈的幕布将其隐瞒的罪行呢？他穿越边境时受了贿？他同荡妇姘居了，在迄今为止仍一无疵暇的名誉后面又有什么隐私呢，显然，加尔文通过散布模棱两可的怀疑空气迫使卡斯特利奥投降。对一个人的名誉来说，没有再比用“保护”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更为糟糕的了。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不希望被“保护”。他的良心洁白无暇。当获悉他争取得到任命的努力失败后，他就把事情抖了出来。他坚持加尔文必须在市行政会面前公开宣布拒绝任命他（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的原因。现在加尔文被迫摊牌，他必须宣布卡斯特利奥神秘的罪行是什么才行。有了，这一罪行加尔文曾经那样巧妙地秘而不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卡斯特利奥所翻译的《圣经》译文中，有两段和加尔文的有些不同。首先是卡斯特利奥曾宣称所罗门的歌不是神圣的而是一首不圣洁的诗，书拉密的赞美诗是世俗情诗的一部分：她的两乳“好象一对小鹿就是母乳双生的”，这完全不是一种给宗教以荣耀的引喻。第二个偏离同样属于细枝末节：卡斯特利奥对耶稣降入地狱的解释和加尔文见解有所不同。
看来“宽宏大量地加以隐瞒”的卡斯特利奥的罪行是那样的无关宏旨，而卡斯特利奥就是因为这一罪行而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的。但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对加尔文这样的人来说，在教义领域内并没有什么无关宏旨的事情。由于在教会中已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由他独揽大权的统一体，以他的刻板的气质而言，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偏离，其危险的程度，不比一个严重的错误为轻。在加尔文用始终如一的路线建立起来的逻辑大厦里，每一石块、每一小碎片，一定要整齐地安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正象在政治生活中，在习惯法和法律方面，同样地也在宗教圈子里，原则上加尔文反对任何一种自由一样。如果他的教会要继续存在下去，一定要从基层直到最高领导阶层都保持独裁统治。在他的自治城里绝不允许任何人拒绝承认他至高无上的领导，或对自由抱有热望。
因此，市政会传令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进行公开辩论并在会上提出各自意见的文件证明，此举是白操了心。我不能老是重复说，加尔文只希望教育别人，从来不愿开会让别人教育他。他拒绝同任何人讨论事情，他只下命令。在他第一次为这事情发言时，他要求卡斯特利奥要“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警告他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判断”，而与教会的基本实体相对抗。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一样忠实于信念。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良心上的自由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上的善。为了这自由，他准备付出任何世俗的代价，他知道他只要在这两项无关宏旨的问题上智胜了加尔文，在宗教法庭上他就十分有利。
卡斯特利奥以不屈不挠的独立精神答复说，没有什么可以诱使他作出无法履行的允诺，因为这一允诺会使他作出无视良心的行为来。因此，让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公开进行一次辩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非常的时刻，这两个在宗教事务上要求完全自由的人物发现，他们各自代表的自由宗教改革和正统宗教改革就要撞车了。在和卡斯特利奥进行了一场聋子对话式的争执以后，加尔文在一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说：“就我们的对话，我能作出的判断是，他对我的成见如此之深，以致于我难以相信，我们能够互相了解。”
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有什么成见呢？加尔文披露说：“塞巴斯蒂安总以为我渴望统治。”说实在的，没有比实际情况更扼要更清楚的了。两年来，卡斯特利奥所知道只不过是别人所早已知道了的，那就是说，由于加尔文暴虐的冲动，在日内瓦只容得一个人的意见，即他自己的意见；就是说，除了贝齐之类的追随者外，没有人能够在他精神影响的圈子里生活并准备在教义的每一方面都让加尔文领导。现在卡斯特利奥再也不能呼吸这样窒息的空气，不能忍受这样的精神高压统治了。他从法国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为了让自己服从于一个新的基督教的控制和监督；他抛弃古老的教条，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把福音书当作僵硬的、系统化的合法法典，而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耶稣是人类中最有人性的，是伦理学上的一个典范，每一基督教信徒应根据自己的方法予以仿效，并用理性之光谦卑地加以阐明，这绝不意味着：某人提出的某种新的解释，就是独家掌握的真理。卡斯特利奥只能愤慨地注意到，日内瓦的那群传教士以傲慢的自信译述上帝的旨意，就好象他们只懂这样的语言似的。卡斯特利奥被那些人如此固执已见、如此骄横，并继续不断地坚持他们的召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所有其他的人则是可怜的罪人的说法所激怒。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他对他们的意见作出评论：“在所有事情上，均批准自己为上帝的代理人，并乐此不疲。”卡斯特利奥站起来请求“上帝的使者们”遵守这样一个检讨的结果，不要审问、惩罚、谋杀那些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不幸的是，我们只能通过加尔文所编辑的一本评论集来猜测卡斯特利奥的原话，而加尔文是只要窜改原话能占敌手的上风，就毫不迟疑地会这样去做的，他甚至不借篡改圣书。但即使从加尔文抱有偏见的描述中，我们仍能推断出，卡斯特利奥曾公开声明说，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难免要犯错误：“保罗是上帝的一个仆人，而我们只为我们自己服务。保罗是有耐心的，而我们极端缺乏耐心。别人不公平地折磨保罗，而我们迫害无辜。”
加尔文出席了这次会议，看来卡斯特利奥的猛烈攻击使他大为惊诧。如果他是一个象路德那样激动和自信的爱争论的人，他会迅即作出猛烈的口答；而象伊拉兹马斯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则很可能会进行学术上的争辩，当然不会太激动。但加尔文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有策略和讲实际的人：一个知道怎样克制自己的人。他能注意到卡斯特利奥的发言对那些出席会议的人有何等强烈的印象，意识到在当时进行反击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不反驳，只把薄嘴唇闭得更紧。“当时我保持平静”，当为他出奇的自我克制解嘲时，他说：“我只是为了避免在许多外面人的面前，开始一场激烈的讨论。”
后来他在比较亲近的圈子里说了些什么？他会谦细地、人对人、观点对观点地叙述他和卡斯特利奥的不同吗？他会把卡斯特利奥传到宗教法庭，向他的敌手提出挑战，用有姓名有事实的文件加以全面的控告吗？全然不会。在政治事务上加尔文从来不愿走直路。对于他来说，敌对批评的每一尝试都代表了比神学上的意见分歧更大的事。这是对国家的一项罪行，构成了犯罪。现在，必须要以世俗的武力来对付犯罪了。卡斯特利奥并没有被传到宗教法庭，而是被传到世俗的权威之前。一件道德上的争执变成了惩戒性的程序。在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控告中，加尔文写道：“卡斯特利奥破坏牧师的威望。”
市行政会不愿意考虑这一问题。传教士们不爱吵架，我们不能不认为世俗当局对宗教法庭篡权一事是不安的。委员们把决议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的判决模棱两可。卡斯特利奥受到训斥但未处分、未被除名。但提名他为温多华传教士的活动在另行通知之前暂行停止。
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惩戒，有人可能认为足以使卡斯特利奥满足了。但他另有主意。这一事件只不过加强了他先前的想法：在象加尔文那样的一个暴君的独裁统治之下，日内瓦就不会有自由精神。因此他请求市行政会解除他的职务。他通过第一次尝试使用力量和研究他敌手的策略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他知道政治党徒用专横对待真理，他们想使真理为他们的政策服务。卡斯特利奥清楚地预见到，他坦率、果断地拒绝高位显职，只能使他的敌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卡斯特利奥失去官职的原因是由于某种不端的行为。因此，在离开日内瓦之前，卡斯特利奥请求得到一份有关这事件的书面报告，加尔文别无选择只好在报告上签名。这份报告现仍存巴塞尔图书馆国家文件档案中。在那儿，我们读到之所以拒绝任命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仅仅只是因为两项无关宏旨的神学上的分歧。报告最后部分的原文如下：“没有人可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离职的原因妄加猜测，我们全体宣布他是自愿辞去学院院长职务的。直到最后，他是如此圆满地完成了职责，我们认为他值得成为我们传教士的一员。即使最后的人事安排并非如此，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卡斯特利奥有任何不端行为，而仅仅是为了上述原因。”
加尔文当然还是得到了胜利——从日内瓦勾销了那唯一能站出来反对他的人。但毋庸置疑，这胜利是付出极大代价才得到的。卡斯特利奥极孚人望，许多人把他的离去当作本城的一大损失。公众的舆论认为，“加尔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利奥老爷”。整个人道主义者世界普遍认为：加尔文在日内瓦谁也不容，只容得对他的所有意见唯唯诺诺的人。二百年以后，服尔泰把对卡斯特利奥的镇压作为证明加尔文内心思想态度的决定性的证据：“我们能够根据卡斯特利奥揭露加尔文迫害的实例中衡量这专制暴君的恶毒——虽然卡斯特利奥是远比加尔文伟大的学者。是加尔文的妒忌把他逐出了日内瓦。”
加尔文的本性对批评过份敏感。他很快就认识到民意是反对他的，普遍认为他应对卡斯特利奥的下台负责。他刚达到了他的目的，成功地把那唯一具独立思想的人直接逐出了日内瓦，就意识到自己得为卡斯特利奥目前的贫困和苦难负责，他因此感到不安。实际上，卡斯特利奥的离职决定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作出的。作为加尔文（从政治上说起来，此人是瑞士最强有力的新教徒）的对手，卡斯特利奥不可能指望很快就接到改革教会的另行任命。他鲁莽的离职决定，使他处于赤贫状态。这一曾任日内瓦宗教改革学院院长的人被迫为乞讨口粮挨户奔走。加尔文是够聪明的，他意识到当一个被击败的对手明显地处于贫困状态时就会铤而走险。现在卡斯特利奥已不再在他旁边使他恼火了，因此，加尔文想为那被追猎的人留一条退路。在这个时候，他想必花了很多的时间，一封信接一封信地为自己开脱。他称为了替卡斯特利奥那个穷小子谋一个合适的职位，他找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卡斯特利奥为什么穷苦，那还不是加尔文的过错？）“我希望能从什么地方借到一笔足够的贷款，我将尽一切力量助成此事。”但卡斯特利奥不象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保持沉默。他告诉所有的人，由于加尔文的专横跋扈，他被迫离开了日内瓦。这就触到了加尔文的痛处。因为加尔文从来不公开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独裁者，他总是形容他自己是一个谦卑恭顺地完成人们分派给他困难工作的人。
加尔文写信给他朋友们时的口气很快就变了，他不复同情卡斯特利奥了。“如果你知道这情况就好了，”他写信给人说：“这杂种狗（我指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冲着我狂吠乱叫。他称他是被我的专制暴虐逐出公职的，他称我希望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几个月之内，就是这样一个被加尔文形容为够得上担任上帝仆人神圣职务的人，成了一只“野兽”，一条“杂种狗”——这只不过因为卡斯特利奥宁愿受极端的贫穷，也不愿出卖自己，不愿因为赠予牧师的傣禄而缄口。
这一英勇地受穷、自愿受难的行为，在卡斯特利奥同时代的人中间引起了敬佩。蒙田说过，象卡斯特利奥这样做过那么多好事的人，会落在那万恶的时代里，实是可叹。那法国随笔作家接着说，有很多人如果及时知道卡斯特利奥匮乏的话，毫无问题，他们会乐于帮助他的。蒙田太自信了。没有人对卡斯特利奥最低限度的需求，帮过一点忙。年复一年，这一被逐出职位的人，得不到与他的卓越的学涧道德相配的位置。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所大学光顾过他，没有向他提供过一个传教士的职位。因为，在政治上瑞士各城市对加尔文的依赖已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一个人敢冒风险而向日内瓦独裁者的对手假以援手。无论如何，这个被追猎的人仍可在巴塞尔的奥伯林印刷所当一个低级校对员以挣得菲薄的收入，可是这职业并不是正式的，不足以养活妻子和孩子们，也不足以养活他自己。为了扶养一群赡养者（数目是六或八人），卡斯特利奥加班当私人教师。多年的匮乏使他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最后，巴塞尔大学给予这一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人一个希腊文读经人的位置。但这一读经的位置，荣誉性质大于挣钱，远远不能使卡斯特利奥从无休止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年复一年，生命延续着，这伟大的学者（很多人视他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得做雇工的活，他在巴塞尔郊区用手铲土。因为他的日常工作，不足以糊口。卡斯特利奥终夜兀坐校样：为别人的文章润色，翻译多种外文资料。我们计算了一下，他为巴塞尔印书商从希腊文、希伯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翻译过数千页的资料，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
由于这些年的去职，他衰弱的、过分敏感的身体被搞坏了。但他独立的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从来没有被削弱过。因为在艰苦的劳动中，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不屈不挠地继续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组织争辩，写评论文章，交换意见。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夜不坚持艰苦的工作。他从来不知道旅游的欢乐、消遣的欢欣，甚至不知道名誉、财富等世俗的报酬。他宁愿接受无休止贫困的苦味，宁愿丧失睡眠的机会，也不愿对他的良心不忠实。这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英雄的灿烂的典范。这个人，虽然没有被世界看到，虽然在黑暗中被遗忘，但仍然为了他视作神圣而又神圣的享业——言论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坏而斗争。
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之间的决斗还没有开始。但两个人、两种思想已互相对峙着。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不妥协的敌手。他们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领域共同生活一天。虽然实际上他们是分开的，一在巴塞尔，一在日内瓦，但他们彼此密切地注意着：卡斯特利奥没有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没有忘记卡斯特利奥。他们彼此缄口不言，但那只是暂时的等待，等待说出那决定性的话。这样的对立，要比仅仅意见不同更进一步。那是一种哲学同另一种哲学的根本结仇，永远不能达成协议；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之下，是永远不可能有自由自在的精神自主的，而对一个独裁统治来说，只要在它势力范围内有一种独立思想，它就永远不能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当然从潜在的紧张到激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加尔文燃起火把，烧死了塞维特斯。卡斯特利奥现在是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了。只有当加尔文向每一个精神是自由的人宣战时，卡斯特利奥才以良心自由的名义，宣布对加尔文作生死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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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有时候，历史看来象是从成百万人中间挑选出一个杰出的人物，让他代表某些特殊的哲学观点。这样的人无需是一个第一流天才。命运往往满足于凭机缘使某一个名字在大庭广众中崭露头角。而打从那时以后，这个名字就会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米圭尔·塞维特斯不是一个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的个性，由于他可怕的命运使人永远铭记着他。他有许多天赋，多种多样的才能，但它们却杂乱无章地编排在一起。他有一个有力、机敏、好奇而顽固的头脑，但很容易从一个问题游移到另一个问题。他要求把真理公诸于众的强烈愿望，常由于缺乏清晰的创造力而减弱。虽然他无书不读，但他那浮士德式的智力，使得他无法彻底了解任何一门科学。他徘徊于哲学、医学和神学之间，常常以其大胆的言论，使读者眼花缭乱，但旋即又失之于自诩。有一次，在他先知式的启示中，他作了一个开拓性的观察，宣布一项肺循环的医学发现。他从不费心去利用他的发现，或追踪它与世界上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他浮夸的见识是照在他那个世纪黑暗外表的昙花一现的微光。他的智力充满了活力，然而他不能跟随他自己的光亮。因为唯有通过持久的努力，去追求一个目标，才能够把一个能干的人物，转变成为创造性的天才。
每一个西班牙人都有一个堂吉诃德的性格，这句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这一评论当然也可极妙地应用于米圭尔·塞维特斯这阿拉贡国人。他的身体瘦弱，脸色苍自，加上一把修剪得笔尖的胡子。因此在外表上很象那又高又瘦的拉曼查英雄（指堂吉诃德）；在内心里，他全然浸淫于堂吉诃德的光辉而怪诞的热望之中：为了荒唐行为去战斗，盲目地冲刺那现实的风车。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经常从事或相信他自己的新发明。这神学上的游侠，手持长矛，纵骑向所有可能的障碍猛冲。只有冒险、只有荒唐、反常和危险才能使他激动。他好斗地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互相攻击以定是非。他从不参加某个党派也不属于某个小集团。他永恒的孤寂，对善的憧憬，对恶的想象，总是独一无二和稀奇古怪的。
这样一个自高自大、趾高气扬、永远准备战斗的人物！所到之处，他必然会四处树敌。他的学生时代，先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后在法国的图卢兹，还是比较平静的。在图卢兹，他结识了查尔斯五世的忏悔神父，后者任命他为私人秘书，将他带到意大利，之后又带他到奥格斯堡议会。在那儿，这年青的人道主义者，就象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只要涉及到那场宗教大辩论，就被压倒的热情所征服。老教义和新教义之间的斗争，对他起了发酵的作用。在那边一切都是好斗的，而这一好争论的家伙，一定象别的人一样好斗；那边有这么多的人，急于要改革教会，他一定也在其中插了一手。他急切又热中，他考虑到，先前发生的、与古老教会的教导和解释的每次背离，都是胆小的、模棱两可的和非决定性的。在他看来，甚至那些能干的改革者，如路德、兹温格利和加尔文在清洗福音书方面都不够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打破三位一体的教条。塞维特斯以其青年不妥协的精神，在二十岁时就宣布说，尼加市行政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三个永恒的基督人格的教条是同神圣性质的统一体水火不相容的。
在宗教骚动的潮流正在高涨的时代，这样一个急进的观点并无惊人之处。当时，对所有价值正重新作出估价；对所有法律正重新进行阐述。人们要求有权打破传统。有权独立思考。灾难在于他从好争吵的神学家们所继承到的，不光是他们的好争吵，而且是他们最坏的品质——盲目地、死抠教条地争论不休。他急于向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教义所进行的改造是完全不合适的。而只有他，米圭尔·塞维特斯一个人才认识真理。他立即去拜访当代最伟大的学者：斯拉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和凯毕图，巴塞尔的奥依科仑巴图斯。在提到基督教教会时，他竭力主张他们迅速解决“错误的”三位一体教条。当一个西班牙的生手，精力充沛但却带有歇斯底里的气质，闯入这些尊贵的和老练的传教士们和教授们的屋子，坚持他们立即修改自己的观点并毫不踌躇地采取他革命的论点时，读者能够想象到他们的愤怒和憎恶了。他们觉得好象魔鬼本人派来了他的一个奴隶，他们就在身上画十字，驱除这狂热的异端妖魔。奥依科仑巴图斯就象赶走一条疯狗那样把他赶走，称他是一个“犹太人、突厥人、无神论者和一个入了魔的人”；布塞从他的布道台上谴责塞维特斯是一个魔鬼的孩子；兹温格利公开警告他的信徒们反对这“罪恶的西班牙人、他虚伪和邪恶的教条，如任其得逞，将横扫我们整个基督教”。
然而，正象凌辱和暴力医治不了拉曼查骑士的错觉一样，这吉诃德式的神学家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论点，也不愿受到别人的训斥。如果领袖们不能了解他，如果聪明的人、谨慎的人不愿在他们的书斋里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中间开展他的战役。整个基督教世界将读到他的论文。他要印一本书。在二十二岁时，塞维特斯倾其所蓄，出钱在哈根纳印了一本反映他观点的书（《三位一体的错误》，书籍登记第七号，一五三一年）。随即发生了风暴。布塞毫不踌躇他说，那流氓应受到“把肠子从他的身体里活活抽出”的惩罚。从那以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把塞维特斯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使者。
无需赘述，当一个人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挑衅态度：当一凭个人称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义都是虚伪的，他就不复能在基督教徒中间找到落脚的场所、找到一个栖身之处了。从塞维特斯犯了信奉“不信耶稣为神的异端”之罪那天起，他就象野兽一样被人冷酷无情地追猎着。除从台上消失和采用化名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他，因为他已声名狼藉了。因此他回到法国，化名米歇尔·德·维仑努，用这个假名字在里昂特里许赛尔兄弟印刷公司，弄到一个校对员的位置。在这新的生活圈子里，他那外行的然而有丰富想象力的见解，使他立即找到新的刺激，并有可能和其他人进行辩论。在校对普图莱迈斯所著的《地理》一书的校样时，塞维特斯夜以继日地发愤用功，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地理学家，还为此写了一个详细的前言。和以前那次一样，当他校对医学书的校样时，他灵活的头脑就又变成一个医生的了。不久以后，他竟然专心于医学学习。为此目的，他移居巴黎。在凡萨鲁斯附近作解剖标本，作解剖学学术报告。但这个没有耐心的人，象以前在神学领域一样，在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医学学位之后，就开始教学生，并试图胜过他的竞争者们。接着，他宣布他将在巴黎的医学院里开课讲数学、气象学、天文学和星占学。但大学里的医生们被这星占学和医学的大杂烩激怒了，他们对他的自我吹嘘不以为然。地方当局也冷落塞维特斯-维仑努弗斯。有人向巴黎议会控告他用“司法星占学”这门受到教会和世俗法律两面夹攻的学科搞捣乱。在查明“米歇尔·德·维仑努”即被通缉的异端米圭尔·塞维特斯之前，他只得再次亡命。维仑努弗斯这个教员，不引人注意地离开了巴黎，正象神学家塞维特斯以前离开德国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当他再次突然出现时，他有了新的身份。谁会怀疑维也纳的大主教皮埃尔·保尔迈耶聘请的常任医官，曾经作为一个异端亡命他乡；并被巴黎议会判为骗子呢？不管怎么样，米歇尔·德·维仑努还是谨慎小心的。他避免在维也纳发表异端的论点。他受屈后变得沉默寡言：他尽量不惹人注目。他上门治愈了许多病人，颇赚了一大笔钱。当他外出散步，邂逅富裕的维也纳市民时，他们以西班牙式的礼仪向米歇尔.德. 维仑努大夫、显赫的大主教的常任医官致敬，“一个多么出众、虔诚、有学问和谦逊的人！”
说实在的，这个热情而没有耐心的西班牙人的极端异端的思想，并没有寿终正寝。米圭尔·塞维特斯过去那种好寻根究底和不知疲倦的脾气，依然在激励着他。当一个人老是存有某种念头时，他就象是在发高热一样。他的思想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它寻求着发展和自由。每一个思想家，一待时机成熟，他的主要思想便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出口，其势就象扎刺寻找从化脓的手指上流出去：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寻求分娩；膨胀的果子寻求脱壳而出一样不可阻挡。象塞维特斯那样一个热情和过分自信的人，终究不会容忍他独家所有的指导性思想受到压制。他有一种推动世界同他一起思想的不可抑制的热望。对于他来说，看到新教领袖们继续在传播他认为是错误的教条（如婴儿受洗和三位一体）是一种经常性的折磨。基督教徒怎能继续被“反基督的”错误毒害呢？为了真正的信仰而直率地宣布他的使命，这难道不是他的责任吗？我们不能不认为，在那被迫缄口的年月里，塞维特斯看来在精神上备受了痛苦。没出口的语言在他心里翻滚着。作为一个亡命之徒，作为一个安全就是一切的人，他得不让看到，他被迫保持缄默。塞维特斯最后决定找一个同情者通信，以求进行智力上的对话。因为在他目前的住所里，他不能冒和任何人当面讨论神学信念的危险，他只能用文字秘密地进行讨论。
塞维特斯的灾难在于：他盲目地选中加尔文作为他信得过的神学家，他希望这勇敢和革命的革新者，愿意赞同更大胆地对《圣经》进行解释。在结交加尔文方面，塞维特斯也许只是在和一个老朋友叙旧，恢复很久以前早应开始的对话。在大学时代，他们肯定在巴黎碰到过。但是直到加尔文成为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德·维仑努成为维也纳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后，他们才通过约翰·弗莱朗，里昂的学者和印刷商，作为中间人开始通信。塞维特斯先写信，他迫切地、喋喋不休地向加尔文提出要求，希望他反“三位一体”的论点赢得这最卓越的宗教改革神学家的支持。一开始，加尔文复信的口气象是在改正错误的信条。加尔文自信他的责任是把迷途者引上正路，把迷途的羊引人羊栏，加尔文尽最大的努力使塞维特斯认识错误。但到最后，他被塞维特斯所使用的傲慢和放肆的口气激怒了。塞维特斯自信地写信给加尔文，那固执己见，稍有抵触就动辄发火的独裁者：“我已一再向你解释过，你因无视三个神圣的实质性问题的巨大不同而走上了错路”，这就触及了一个危险的魔鬼的痛处。最后塞维特斯竟胆敢送给那著名的作者一本《基督教原理》，那西班牙人好象学校里的教员对付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在书页的空白处，标出他认为是错误之处。不难理解，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对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狂妄会怎样愤怒了。“塞维特斯攫取了我的，用辱骂性的评论玷污了它，很象是一条狗叼了一块石头啃个没完，”——加尔文如此轻蔑地写信给他的朋友法里尔。为什么他要浪费他的时间，同这样一个无可药救的白痴争辩呢？他一脚踢开塞维特斯的论点，摆脱了它。“那家伙的话就象驴鸣，对此，我一概置若罔闻。”
这不走运的堂吉诃德，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不是察觉到在同自满的装甲者对抗，却重新发动进攻。他手持长矛冲刺。加尔文不想同他打交道，但塞维特斯所相信的偏偏是这个人，而不是别人。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塞维特斯看来已“入了魔”。塞维特斯不是把加尔文当作最可厌的、最可能的敌手而避开他，却把他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一本神学书的校样送给了加尔文。正是这本书的题目就足以激怒加尔文。因为塞维特斯书的名字是《基督教的恢复》，他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一定要用《恢复》来抗议加尔文的《原理》。加尔文，这病态的、好争论的人，渴望要塞维特斯改变信仰。那西班牙人的纠缠不休，现在也实在太过份了。加尔文写信通知介绍他俩通信的中间人，书商弗莱朗说他（加尔文）的时间很宝贵，没有功夫读这样一个妄自尊大的白痴的信。同时他写下后来证明是十分重要的一段话。他写信给法里尔：“塞维特斯最近写信给我，除此之外，他还破口大骂我。他的信继续以难以置信的放肆，说我将会发现一些了不起的、和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事。他说如果我允许的话，他准备来这儿。但我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保证，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还在这城里掌权，就务使他不能活着离开。”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塞维特斯得知这一威胁，还是加尔文（在一封已丢失的信里）可能给了他一个含蓄的警告。看来那西班牙人在最后一定认识到他已激惹起加尔文杀气腾腾的仇恨精神。他第一次为他曾经送给加尔文“盖了绝密章”的手稿而不安。这一文件已落在一个公开表示仇恨的人的手中，因而可能证实是灾难性的。在惊慌之余，塞维特斯写信给加尔文说：“因为你已经发表意见说我是撒旦，我就不打算再说什么了。粑手稿还给我吧，可能一切对你来说会更合适。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罗马教皇是反基督的，你一定也相信三位一体和婴儿受洗是罗马天主教教义的一部分，因此同样是魔鬼的教条。”
加尔文不作答复。他不打算把塞维特斯的手稿送还给他。加尔文把那异端的文稿小心地放进一个抽屉里收好。当需要它时，他就能摊牌。竞争双方都知道，在他们最后刻毒的话讲完之后，一场激烈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塞维特斯的思想里充满了悲观的预感。在这时他写给一个神学家的信说：“现在我非常清楚，我注定要死在这个案件上。但这样的想法不能动摇我的勇气。作为耶稣的一个信徒，我将循着我主的脚步前进。”
卡斯特利奥和塞维特斯以及其他许多人有必要懂得：同象加尔文那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甚至在教条的小的方面向这样的人挑战，都是极端危险的。在这些方面，加尔文是很典型的，他死板而有条理。他不象路德那样狂暴，因而不会受迸发的热情所左右；也不象法里尔的性格那样难弄。他的仇恨象剑一样刺目、尖锐、锋利，但并不象路德那样得自血统、气质、热情或怨恨。加尔文坚韧和冷酷的深仇，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个可怕的好记忆力，他从来不会忘记。德·拉·马合牧师写到他：“他从不以此而怀恨在心”，实际上却是，一个名字一旦印在他记忆的便笺上，就再也擦不掉了，除非此人从生死簿上自行除名。许多年过去了，加尔文没有再听到塞维特斯的消息，于是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但加尔文继续把塞维特斯牢记在心。那和解的文件静静地搁在抽屉里，安全地保管起来。箭矢在筒，仇恨郁积在他无情的灵魂里。
有几年功夫塞维特斯没有动静。他放弃了说服那顽固不化的人的尝试，热情地专心致志地干他的工作。这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最动人的献身精神，秘密地投入到日常写作《基督教的恢复》的艰辛工作中去。他希望这一本书能起远胜于加尔文、路德和兹温格利改革的作用。凡他们的宗教改革不对头的地方，他的就是对头的。通过传播真正的基督教义，塞维特斯的改革要拯救这个世界。因为塞维特斯从来不是“蔑视真理的独眼巨人”，象后来公众嘲笑加尔文的那样，更不必说他是那些自信为他的信徒的，在今天时时赞美着的，勇敢的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了。塞维特斯在宗教事务上总是保持正规。他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必须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信念的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真诚充分表现在他所写的书的前言部分的呼吁上：“哦，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您是上天所赐，您将自身启示您的仆人。如此巨大的启示，将使我们不惑。由于出自内心的神圣的冲动，我将承担保卫您的事业的重任。在前几年，我作了第一次尝试。现在，因为时机业已完备，我必须从头来起。您指示我们不要过于谦逊，如果我不公开赞扬真理，愿我受难！”
塞维特斯在排印此书时所采取的防备措施，表明这位作者是很意识到他的作品正召唤来危险的妖魔的。一个大主教的常任医官，在一个充满流言蜚语的外省城市，发行一本厚达七百多页的异端的书，这是何等危险的任务啊。不仅是作者，而且出版商和销售商，也把他们的生命押在这莽撞的冒险上面。但塞维特斯乐于献出他行医的全部所蓄去激发起踌躇不决的合作者的热情。把印刷所从原来的地方搬到离此很远的、作者专为此租用的一所房子里去，想必是很花钱的。那里，无视宗教法庭的反对，那异端的论著由一些信得过的人排版印刷。他们都宣誓保密。书的末卷没有任何记号表出它是在什么地方印刷和发行的。然而塞维特斯在书的未页所印的日期的上面，灾祸性地留下了姓名的首字母m·s·v·（米圭尔·塞维特斯·维仑努弗斯），这就给宗教法庭的警犬们以证明原作者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正是这种非本职的工作使塞维特斯暴露了自己。因为他那残酷无情的敌手，貌似沉睡，实际上被仇恨所鞭策而始终保持着清醒。加尔文在日内瓦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谍报组织——一张网眼越来越细密的网——将它的有效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国家。它在法国甚至比神圣宗教法庭更有影响。在塞维特斯的书实际发行之前——甚至成千册书还堆在里昂仓库或者运往法兰克福书市场，并只卖出去如此之少的书，以致迄今只留下来三册——加尔文已到手了一册。这位日内瓦的独裁者，立即致力于一举消灭这个异端和他的著作。
很少有人知道，加尔文展开反对塞维特斯运动的目的，是试图偷偷地“消灭”一个对手，那甚至比后来查佩尔高台（指日内瓦刑场）的成功更令人反感。因为在仔细地读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极端异端的书以后，如果加尔文想让天主教宗教法庭对他的敌手下毒手的话，那么他就会选择一个公开而诚实的方法。他满可以从布道台上警告基督教徒反对这书。即使他藏在主教府内，天主教宗教法庭里教皇的仆人们，也会发现那坏书的作者。但那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替罗马教廷当局省却了寻找塞维特斯的麻烦，而且他是用最背信弃义的办法干的。加尔文的辩护士甚至在这一点上也要为他辩护，但他们是徒劳的，然而他们的尝试反而有助于理解他性格上的阴险之处。就个人行为来说，加尔文是一个诚实的狂热者和一个深沉的、被宗教目的激励着的人，每当有人怀疑他的教义时，或者在他看来，他的“事业”处于危急存亡时，他就变得厚颜无耻了。为了他的教义，为了他的宗派，他准备赞同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五五三年二月，几乎就在加尔文拿到塞维特斯的书的同时，加尔文的一个熟人，一个名叫吉拉米·特里的法国流亡者，从日内瓦写信给他的表兄弟安托万·阿尼，一个象他自己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一样的、狂热的天主教徒。在这封信里，特里在开头一般地叙述了新教的日内瓦怎样有效地镇压异端的一些计划，他指出在天主教的法国，这些异端杂草被允许滋生繁衍。（他将处处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敬）接着，内容一转，从朋友间的开玩笑，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比如说在法国，在当局向一个异端下手时，他就会被烧死。
我们能忘了加尔文的这段话吗：“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还在城里掌权，就务使他不能活着离开”？但特里，这加尔文的心腹，写得更明白，他揭发了那异端的名字：“我所谈的是一个西班牙阿拉贡人，他的真名是米圭尔·塞维特斯，但他自称米歇尔·德·维仑努，是个开业的医生”，他接着告诉了那本书的书名和目录，附上第一至第四页的抄本。他的信以哀悼世界上的罪孽作为结束。
这一日内瓦的炸药是巧妙地安放在正确的地方爆破的。一切都按照告密者的计划进行。阿尼，这虔诚的天主教徒，义愤填膺，立即把信交给里昂的宗教当局。里昂红衣主教以同样的速度立即去罗马教皇的宗教法庭审判官皮埃尔·奥雷处。这样，由加尔文推动的石头以可怕的动量从山顶滚到了山脚下。告密信是二月二十六日从日内瓦发出的，三月十六日米歇尔·德·维仑努在维也纳正式被控告。
但他们的火药毕竟没有起爆，对狂热的日内瓦的告密者们来说，想必是一个大失望。一定有人在帮着割断那导火线。很可能是维也纳的大主教及时暗示他的常任医官。当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在维也纳出现时，那印刷所神秘地消失了，受雇的印刷工明确表示他们从来没有排过或印过这样的书。而深受尊敬的医生维仑努愤慨地否认他就是米圭尔·塞维特斯，奇怪的是：天主教宗教法庭仅仅满足于引起一场抗议，这一可怕的机构异乎寻常的克制，加强了我们的这一想法。一定有几个有权势的人对那犯人伸出了保护的手。天主教宗教法庭通常是用拶指夹和拉肢具开始工作的，这次却凭维仑努弗斯逍遥法外。审判官一无所获地回到里昂。而阿尼则接到通知。他的控告查无实据。那个日内瓦人，通过天主教宗教法庭之手，除掉塞维特斯的企图遂告失败。如果不是阿尼向日内瓦提出要求，乞求他的表兄弟特里对上述异端的情况提供进一步的和更多能定罪的材料的话，整个事情就很可能不了了之。
迄今为止，如果希望取一个宽大的看法的话，我们可能会这样猜想：是特里发难，向他的信天主教的表兄弟指控一个他完全不相识的作者，不论是特里还是加尔文都不会梦想到他们的告密会漏到罗马教廷当局那里去。但现在司法机器既已发动，日内瓦那一大群狂热分子一定知道阿尼之所以写信给他们要求进一步提供信息，这并不出于无聊的好奇心，而是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促进下办的。他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些人所作所为动机的性质了。一个牧师想必不会对用文火烤炙这么多新教徒的、可怕的天主教当局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塞维特斯有充分的理由向加尔文怒吼：“你不知道作为一个福音的仆人，使自己成为一个官方的控告人，并利用他的职权设置圈套是邪恶的吗？”
让我再说一遍，当加尔文的教义处于危急情况时，他是一个无耻之徒。塞维特斯必须被“消灭”，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极记仇的人，他一点也不介意使用什么手段。特里给阿尼的第二封信无疑是加尔文口授的，是一个伪善的杰作。特里称他对他表兄弟把信交给天主教宗教法庭一事，大吃一惊。“原来只打算让你过目，”他说，“我除向你说明那些自命为教会柱石的人们是如何对信仰全无热情外，别无其他目的。”但现在，当他已知道柴薪已经堆积起来，他并不丢掉进一步向天主教宗教法庭活动的念头。这一卑鄙的告密者继续甜言蜜语地说什么，因为大错已经铸成，毫无疑问，“上帝的意愿是把基督教徒从这肮脏和致命的灾害中拯救出来。”接下去的内容使人简直不能相信。在把上帝的名字拖下水去以掩盖人类仇恨的不人道现象之后，特里把他所能找到的最机密的材料——塞维特斯的亲笔信和那书的部分手稿送给他的表兄弟。现在，对异端采取严厉措施的人就可以很快行动了。
塞维特斯的几封亲笔信也附在里面。特里从来没有和塞维特斯通过信，那么特里怎能掌握这些信呢？事情至此已无可掩盖。我们一定要把躲在幕后的加尔文揪到光天化日下来。塞维特斯的信件和几页书的手稿，都是塞维特斯寄给加尔文的，加尔文十分清楚地把它们从抽屉取出来的目的。他知道这些文件该送给那些他每天从布道台上大声呵斥为“撒旦之爪”的、并习惯于用酷刑和火刑对付他自己信徒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只知道那些文件足以把塞维特斯送上火刑往了。
因此，他后来徒劳地试图掩盖他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他不无诡辩地写道：“外间谣传我采取步骤以促成假手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教皇的仆人逮捕塞维特斯，有人甚至说是我不光彩地把他交给我们信仰的死敌，把他投入狼爪。我要问那些谴责我的人，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从接触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会同他们有过任何这样的接触，他们会和我一起搞阴谋。要知道，那些人对于我正象魔鬼之对于基督一样。”但这样的借口未免太露骨了。因为就在加尔文天真地问：“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人接触”时，文件却提供了一个确凿的回答。这件事假手于他的朋友特里，后者在写给阿尼信时，坦率地承认加尔文参与了合作。“我得承认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加尔文先生处弄来我所附上的文件。我无意暗示，他不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去镇压如此可恶的无神论者，他考虑到他的责任是用健康的教义劝信异端们，而不是用正义的剑向他们进攻。”因此，这笨拙的信件为真正的罪犯推卸责任（显然是由加尔文教唆的）的尝试是徒劳的，因为信上说：“我如此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如果不是加尔文先生帮助我；如果他不把那份我所寄上的、起确定作用的材料交给我，人们就会谴责我提出了一项不正当的指控。”
行动比言词给人的印象更深。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加尔文把塞维特斯的私人信转给“罗马教皇的仆从”，使他们有可能用来毁了它们的作者。加尔文，只有加尔文一个人，要对特里给阿尼的信负责（实际上是直接写给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只有加尔文一个人能让特里寄出那份控告材料，而且在给阿尼的信里用了下列的话作为结语：“我想我送给你的是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样你将不会有任何困难把塞维特斯逮捕法办了。”
有记录说，当图尔伦红衣主教和奥雷长老看到提请他们注意的、有关塞维特斯罪行无可辩驳的证据，是由他们的死敌、异端加尔文提供的，不禁哄然大笑。说实在的，为什么这些教会里的红衣主教们是那样的高兴，那是很容易理解的。借口虔诚，说特里的动机不外乎是有善心、好心肠以及对朋友的忠实，那可能瞒过我们，但却掩盖不了这一荒谬绝伦的事实：新教的头头竟如此迁就，以至于去帮助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全体审判官去烧死一个异端。这样的礼尚往来，在信仰迥异的显要人物之间是不常有的。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习惯于用火和利剑、绞台和刑车互相摧毁。不管怎么样，在这愉快的小插曲以后，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们，依然做他们该做的事。塞维特斯被逮捕，遭到严厉的审讯，加尔文提供的信件和部分手稿提供了如此压倒之势的证明，使得被告不再能否认他是此书的作者，即米歇尔·德·维仑努和米圭尔·塞维特斯是同一个人。他的事业失败了。维也纳堆起了柴薪，火焰即将点燃起来。
无论如何，加尔文希望召唤他的其它死敌，帮助他去掉一个死敌的事，看来已再次流产了。这也许是因为塞维特斯，作为医生受人爱戴，因而拥有有势力的朋友们；也许是因为（那更可能）天主教会当局愿意对那个加尔文是那样急于把他送上火刑柱的人放松一下看管。不管怎么样，那看守是很马虎的。让一个不重要的异端分子逃跑，比取悦于日内瓦异端头子岂不更好？看守塞维特斯的措施并不严密。以往对待异端，是把他们关在狭小的地牢里，锁在墙上。塞维特斯享受了特殊待遇。允许他每天到花园散步一次，去呼吸新鲜空气。四月七日，在一次散步中，犯人不见了，留给看守长的是一件浴衣和一架梯子，那逃亡者就是用梯子爬出花园墙头的。但柴薪并未浪费掉，他的模拟像和五大箱《恢复》，在维也纳市场当众焚烧以代替活的塞维特斯。日内瓦人假外国狂热分子之手，去掉一个仇敌，而使自己的手不致于被弄脏的诡计，以惨败告终。从此以后，加尔文成了全体人道主义者蔑视的众矢之的。他继续发起反塞维特斯的运动，他由于憎恨一个人的信仰，就图谋置那人于死地，现在他得对这些负全部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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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塞维特斯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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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塞维特斯被杀
塞维特斯从狱中逃出几个月内，踪迹杳然。直到八月的一天，他骑了一匹租赁的马进入日内瓦，在罗斯出现，在此之前我们不可能了解这被追猎的人忍受了何等艰辛；我们也不可能查明为什么塞维特斯会恶煞星当头竟到日内瓦寻求避难所。他是打算住一宵，继续坐船穿过湖上逃亡吗？或者，既然通信已经无效，他是希望同他最大的敌人通过私人谈话实现和解吗？或者，他日内瓦之行是那些神经过度紧张的病人特征性的一项愚蠢行为吗？那些身处绝境的人随随便便地、不认真对待危险的现象是司空见惯了。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官方报告对日内瓦发生了什么事讳莫如深，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塞维特斯会到只能指望从加尔文身上得到最坏结果的地方去。
但是那不幸的流亡者甚至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战性的事。他到日内瓦的当天，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日早晨，参加了圣皮挨尔大教堂的礼拜，当时所有加尔文派教徒都在那里聆听加尔文布道。加尔文是认识塞维特斯的，因为很久以前两人都在巴黎求学。对这样的行动，无法作合理的解释，除非是因为某些神秘的冲动；某种就象毒蛇的牺牲品因受蛊惑自行走向毁灭一样。
在一个人人皆为密探的城市里，陌生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加尔文一眼看出那贪食的狼正混在他虔诚的羊群中，于是不动声色地对他的奴才们下命令。塞维特斯刚离开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时内他就被锁了起来。这一逮捕既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世界各地所普遍接受的好客的习俗。除非在日内瓦犯了法，塞维特斯不属那城市裁判权管辖。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西班牙人，刚刚到达，没有犯罪足以构成被捕。他的书的完稿和付印都在域外，他异端的观点未能加害于任何虔诚的日内瓦人。此外，一个“上帝旨意的传道者”在没有对一个人提出控告时，没有权力下令对一个人加以逮捕和戴上镣铐，从任何角度看待这一事件，加尔文逮捕塞维特斯是一桩不能容忍的独裁行为，它公开蔑视法律和条约，只有拿破仑逮捕和杀害达克·廷因才能与之相比，在这一案件中，就和那一案件一样。逮捕之后不是进行正常合法的审讯，而是非法杀人。
在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控告的情况下，塞维特斯被捕入狱了。当然接下去就一定要捏造一个罪名。让那个曾教唆逮捕塞维特斯的人（加尔文自己承认“受我怂恿”）来担任塞维特斯案件的原告岂不合乎逻辑？但日内瓦法律是值得称道的，它不鼓励告密者。法律规定，任何控告别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证明他的控告是正确时才能获释。因此，加尔文如果控告塞维特斯，就把自己摆在听凭法庭发落的地步。这位日内瓦的神学独裁者不欣赏这一前景。如果市行政会宣布塞维特斯无罪，如果加尔文由于提出了一个查无实据的控告而被继续关押的话，他就会处在一个倒霉的位置上。这对他的威望是何等的打击，这对于他的对手是何等的胜利。加尔文一向是讲策略的，他指派了他的秘书——或厨子——尼克拉斯·德·封丹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原告。可尊敬的尼克拉斯在递交了一份罗列了二十三条罪状的诉状（一份自然由加尔文搜集罗列的文件）之后，默默地替代其主子进了监狱。这是一幕可怕的悲剧演出前的一出开锣喜剧：在严重违反法律之后，把事件合法地装扮起来。塞维特斯被审讯时，向他大声宣读了包括各项罪状的起诉书。塞维特斯的口答冷静锋利，因为长期的监禁并没有破坏掉他的能力。他逐点反驳了指控。例如，在回答他在著作里攻击加尔文的指控时，塞维特斯宣称，这是搞错了，因为攻击是加尔文一方开的头，而塞维特斯所做的只不过回答加尔文并非一贯正确罢了。如果加尔文控告他顽固地坚持某个论点，他可以回答说，加尔文的顽固并不亚于他。加尔文和他之间的所有差别，是对某些神学事务的观点不同。这些与世俗的法庭一无关系。如果加尔文依然逮捕他的话，这纯粹是出于恶意。新教的领袖早已向罗马法庭控告了他，如果这个上帝的传教士得逞的话，他（塞维特斯）早就被烧死了。
塞维特斯论点的合法性是如此的不容置疑，以致于市行政会的总的基调对他非常有利。看来很可能除一纸放逐的命令外，不会有更严酷的决定了。但加尔文听到了事情将对塞维特斯有利的风声。他害怕他的受害者最后会滑掉。八月十六日，那独裁者在市行政会上出现，不介入的伪装就此结束。他露出了真相，不再否认他是塞维特斯的起诉人。他以“这样，被告可以更好地认错”为借口，请求市行政会休会，去参加以后的审讯程序。伽尔文真正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强行施加影响以防止受害者逃脱。
从加尔文独断独行地对被告与法庭进行干涉这一刻起，塞维特斯的案子就输定了。加尔文，一个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和一个有学问的法理学家，远比他的仆人德·封丹更能击中所指控的要害。塞维特斯的信心动摇了。那西班牙人明显地泄气了，他的仇敌现在坐在法官们中间，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加尔文冷酷、严厉，假装不动声色，那要置被告于毁灭的铁定的决心使塞维特斯觉得冷到骨髓。这失去保护的人渐渐变得烦躁、神经质、放肆、悲哀和恼怒。他不是平静地坚持他的合法立场，不是坚持作为一个外国人，除非破坏了日内瓦的法律，否则不受本城司法裁判权的管辖。他听任加尔文诱使他将话题转到是否背叛了神学的争论上来，这样就为控告他为异端提供了大量的证明。因为，甚至他的一个论点，诸如魔鬼同样是上帝的物质的一部分，就足以使那些虔诚的市行政委员们震颤。当塞维特斯哲学上的虚荣心当众受到侮辱，他在这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险的问题上就使用了最宣言不讳的措词；他忘记了市行政委员们不是能干的神学家，而在他们之前毫不相干地对真理进行了阐述。他非凡的辩才，急于要进行争论，使法官们都怀疑起他来了。这个外国人眼睛发光，双拳紧捏，对新教教会的教义吹毛求疵。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加尔文的观点：他肯定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秩序的破坏者，很可能是不可药救的异端。对他进行彻底的审讯，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件好事。法庭决定他须继续关押，却释放了原告尼克拉斯·德·封丹。加尔文达到了日的，他很快活地写信给一个朋友：“我希望他将被处死刑。”
为什么加尔文那样急切地要判处塞维特斯极刑呢？为什么他不能满足于比较有节制的胜利，象放逐他的敌人出境或诸如此类的侮辱呢？加尔文憎恨卡斯特利奥和一切反对他独裁的人并不亚于塞维特斯。他憎恶其它一切用不同于他所倡导的方法去教育别人的尝试。憎恨是此人暴虐气质的本能。因此，如果他特别恼怒塞维持斯，并希望在这特殊时刻采取极端措施，那么他的动机不是出于私人的而是政治上的。他权威的叛逆，这个米圭尔·塞维特斯要成为加尔文正教的另一敌手的替罪羊。此人，以前的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修士希罗尼马斯，波尔塞克，加尔文也曾试图作为一个异端而加以消灭，但使他极为恼火的是波尔塞克竞滑过去了。波尔塞克是受到日内瓦上层显贵普遍尊敬的私人医生，曾经使用伊拉兹马斯用于反对路德的论点，公开攻击加尔文教诲中最薄弱最脆弱的环节——宿命论的僵死教条。上帝，作为一切善行的本源，会有意地、心甘情愿地促成人类去干那些最卑劣的勾当：宣布这两个人（路德和伊拉兹马斯）都是“异端”，这是决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伊拉兹马斯的论点怎样激怒了路德，那宗教改革最著名的斗士的；这位骂人的大师是怎样滔滔不绝地、放肆地辱骂那年长的圣人的。但即使粗暴、坏脾气和极端如路德，依然通过引证逻辑上的理由来反对伊拉兹马斯，从来没有想到过因向他的宿命论教义挑战而强拉伊拉兹马斯到一个世俗的法庭。加尔文以他的一贯正确狂，把每一个敌手都当作异端来对待。在他看来，反对他的宗教教义就等于叛国。因此，他不是以神学观点来答复波尔塞克，而是把他的批评者打入监狱。
加尔文企图把希罗尼马斯·波尔塞克作为一个可怕的样板，但出人意料之外地失败了。很多日内瓦人都知道那有学问的医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正象在卡斯特利奥事件中那样，加尔文在波尔塞克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同样使人们怀疑他想去掉任何不完全臣服于他的异已。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在日内瓦建立独夫统治。波尔塞克在狱中所写的怨诉状，以大量手抄本的形式到处传播。不管加尔文怎样叫嚣，市行政会总是害怕以异端罪处理罪犯。为了回避那伤脑筋的决定，他们宣称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宗教上的事务，并拒绝越权去判决一项神学事件。无论如何，委员们宣称，在这棘手的问题上，他们一定要征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教会的正式意见。这一要求是对波尔塞克的拯救，因为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在私下已完全作好准备，使他们狂热的日内瓦同事受到挫折，他们一致同意拒绝把波尔塞克的言论看作是渎神。市行政会判决被告无罪释放。加尔文对他的受害者搞不出什么名堂，只能以市行政当局明令波尔塞克必须离开日内瓦聊以自慰。
只有一项对异端的新的成功的控告，才能使人忘记加尔文在神学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曾成功地受到非难。对塞维特斯的胜利可以补偿独裁者的失败而了结波尔塞克事件。而对付塞维特斯，成功的机会是巨大的，是更有可能的。塞维特斯是一个外国人。在日内瓦，他不象卡斯特利奥和波尔塞克那样有许多朋友、崇拜者和援助者。此外，几年来，改革的教士们处处遭到他对三位一体的大胆攻击，以及他挑战的方式的凌辱。把这个没有背景的局外人作为榜样是比较容易的。从一开始，审讯就是纯政治的；这是一个事关加尔文是不是继续统治的问题，是一场激烈的竞争，表明究竟加尔文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精神上的独裁者去实施他的意志。如果加尔文只想去掉私人的和神学上的敌手塞维特斯，那是非常容易的。日内瓦的审讯刚一开始，法国司法当局就派一名使者来，要求把那个流亡者交给维也纳。此人已在法国判刑，绞台已为他准备好。这对加尔文是一个扮演宽宏大量的角色、并去掉他所恨的仇敌的一个绝妙的机会。就日内瓦考虑，市行政会只要批准引渡，令人厌倦的塞维特斯事件就可以了结。因为几世纪以来，对独立的思想家判罪烧死所引起的公愤都归于天主教宗教法庭了。但加尔文反对引渡。对他说来，塞维特斯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目的，借助于他，他可以不容置疑地表明他自己的教义不可侵犯。塞维特斯将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因此，那法国密使只得怏怏回国。新教独裁者打算把审讯置于他的权限下进行，这样，所有的人就会相信，反对加尔文大师将会有何等的灾祸。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朋友们，和他的敌人们一样，很快就认识到塞维特斯案件只不过是独裁者权力的一项试验。因此，自然而然地，朋友们和敌人们一样，尽他们一切可能阻止加尔文那样做。对那些敌对的政治家团体来说，那不幸的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根可用作使那专制暴君坐不稳的橇棒。他们绝不会关心这根橇棒是否会断在他们的手里。那些塞维特斯最好的朋友们，帮了他们的被保护人的倒忙，因为他们所散布的那些不实的消息，只能使塞维特斯更加歇斯底里地得意。他们给犯人的秘密信件力劝后者要加强抵抗，那只能造成灾难。能使他们感兴趣的一切不外乎是尽可能使审讯轰动。塞维特斯越是为自己辩护，越是猛烈地攻击加尔文，就越好。
呜呼！实在没有必要去刺激塞维特斯，使他掉以轻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长期苦难的牢狱生活，使得这个本来就容易陷于神经过敏狂的人变得更加怒不可遏了。因为加尔文必然知道，塞维特斯已受到特别恶劣的待遇。几周以来，虽然塞维特斯自认为是无罪的，但他好象是一个定了罪的杀人犯那样，被关在一个寒冷潮湿的地牢里，手脚都上镣铐。他那褴褛不堪的衣服挂在他冻僵了的身子上，连衬衣都不给换。不考虑最基本的卫生要求。没有一个人会给他最低限度的帮助。在极端的窘困中，塞维特斯上书市行政会吁请较人道的待遇，他写道：“跳蚤正在吞噬我；我的鞋子破成碎片；我身上穿的全脏得要命。”
当市行政会打算改善塞维特斯的待遇时，一只秘密的手（我们只能猜测有人施加了压力）出面干预了。其结果，是让这位勇敢的思想家和具独立思想的学者，象一条蹲在粪堆上等死的癫皮狗那样，望眼欲穿地关在地牢里。在几星期之后发出的第二封信里，这个囚犯发出了更悲惨的哀号，他不加夸张他说，他快要在自己的粪便上闷死了。“我恳求你们，为了基督的爱，不要拒绝给我你们愿意给予突厥人或罪犯那样的待遇。你们下令说会让我保持干净，但是却毫无动静。我的情况比前更可怜了。我没有可能料理我身体的需要，实在是一种极端的残酷。”
但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当塞维特斯再次被从肮脏的洞穴里提到法庭上时，我们还会对他的勃然大怒感到惊奇吗？他被上了镣铐，恶臭的破衣满是泥污，但却勇敢地面对着法庭审判席上他主要的敌人；面对着穿着整洁的黑袍，无耻而冷酷，经过彻底休息，充分做好投入这场紧张搏斗的加尔文；面对着要同他思想对思想、学者对学者地进行讨论的加尔文；面对着辱骂塞维待斯是一个罪犯和一个暗杀者的加尔文。加尔文用最下流和最恶毒的问题，甚至用和性生活有关的纯属私人事务来嘲弄塞维特斯；后者，由于愤怒和备受折磨而无法再克制自己，他用痛骂回答那残暴的审问，粗暴地责骂那控告他的人，这难道是可避免的吗？连夜的不眠已使塞维特斯疲劳得无法忍受。而现在，害得他受这许多非人待遇的人，就得聆听他的一顿痛骂了。
“你能否认你是一个暗杀者吗？我要用你的行动来证明这一点。至于我自己，我是不怕死的。你象一个瞎子那样在荒野里呼叫，因为复仇的欲望在焚烧你的心。你继续不断他说谎，你是一个愚蠢的诽谤者。您怒火中烧，要把人逼死。只有把你全部巫术留在你娘胎里，我才有可能列举你的错误。”
在愤怒之中，可怜的塞维特斯忘了他自己地位的无力。他铁链锒铛，满嘴泡沫。他要求市行政会的法官们不要定他的罪，而把加尔文，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判为破坏法律的罪。
“象他这样的巫师，你们不但应该揭发他的罪行，定他的罪，而且应把他从你们的城市里放逐出去，他的财产应赔偿给我，由于他的缘故，我蒙受了损失。”
那些可尊敬的委员们听到这样的话、遇到这样的场面不用说是吓得毛发悚然了；因为这一清癯、苍白、憔悴、胡须紊乱、目光炯炯，操着法国话的人对他们的基督教的领袖进行恶毒的诽谤。他们只好把他当作一个着了魔的人，一个受撒旦驱使的人。他们越听对塞维待斯越不利。审讯实际上已经结束，剩下来只是定被告的罪了。但是加尔文私下的那些敌人想把这案件拖下去，仍然尽其最大的努力，禠夺独裁者的胜利，而把他的敌手定罪。他们再次尽一切可能营救塞维特斯。象波尔塞克案一样，他们这次又去征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会议的意见。在私下，他们希望这一次他们也能把加尔文教条主义的受害者从那狂热者的魔爪中救出来。
可是加尔文深知他的权威已受到动摇，很可能会倒台，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避免受第二次挫折。他采取了相应措施，趁他的受害者还蹲在狱中受难，就派遣一个又一个的使者到苏黎世、巴塞尔、伯尼尔、沙夫豪森的宗教会议，对这些团体的意见施加影响。信使很快地到了界内各处，动员支持者们，告诫他们的同事们不要帮助如此邪恶的读罪者逃脱审判。由于塞维特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神学秩序的破坏者，又由于自兹温格里和布塞的时代起，这“无礼的西班牙人”就被欧洲的新教徒所憎恨，这就使得加尔文的阴谋容易得逞了。结果，瑞士的宗教会议一致宣布塞维特斯的观点是错误和邪恶的。但即使如此，四个宗教团体中没有一个直率地要求，甚至赞同处以极刑的，他们不过在原则上认可任何可能采取的严厉处分。
苏黎世方面的来信说：“这个人将受到怎样的惩罚，全由你们明断。”伯尔尼回答说，日内瓦的法官应“借用智慧和力量的精神”，这样就能更好地为自己的以及瑞士其它的教会负责，使他们从“这一灾祸”中完全解救出来。而提到是否要用暴力处理此事时，回信用较软的口气告诫说：“我们相信，你们决定采取的行动，将无悖于基督教市行政当局之所为。”加尔文与之磋商的，竟没有一个敢于公开主张通过死刑判决的。但是，由于那些教会批准对塞维特斯进行法律诉讼，加尔文认为他们也会批准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正是由于他们装模作样，模棱两可，他们才给加尔文一个为所欲为的机会，而一旦他能为所欲为时，他就要坚决地、冷酷无情地打击。现在，当各处宗教会议的意见送来之后，那些要想秘密地帮助塞维特斯的人们，徒劳无功地在最后阶段仍进行努力，试图阻止定罪。佩林和其它一些共和主义者向最高当局二百人的委员会提出呼吁。但为时已太晚了，甚至加尔文的对手也认为再对抗下去是危险的。十月二十六日，作为高等刑事法庭的小市行政会以多数票判处塞维特斯活活烧死，这残酷的判决第二天在查佩尔高台上执行。
周复一周，塞维特斯与外部世界隔离，沉溺于过高的希望之中。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又被他的所谓的朋友们的小道新闻搞得晕头转向。他被错觉缠绕着，越来越趋极端，他相信他对他论点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他确信在几天之内，加尔文那个篡位者。将可耻地从日内瓦被放逐出去。二十七日清晨，塞维特斯醒来，极为恐怖地看到市行政会的秘书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走进地牢，郑重地展开一张羊皮纸，宣读判决。塞维特斯如被雷击。他听着，象是不解其意。判决通知他，今天他将作为一个渎神者而被活活烧死。有几分钟之久，他呆呆地站着，就好象是聋子，失去知觉了。接着，那可怜人的神经失去了控制。他开始哭泣、呻吟。最后，他用西班牙语喊道：“天啊！”在这些可怕的浪潮前面，他的傲慢失去了控制。他屈从于压倒之势的沮丧，几乎被消灭。那些跋扈专横的传教士们，也成为幻想的俘虏，他们相信，在对塞维特斯取得尘世的胜利之后，他们将同样取得一个精神上的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相信由于绝望，这个囚犯会被迫公开自愿认错。
但不可思议的是，那可怜、沮丧和不幸的人一旦被要求抛弃他的论点，一旦他灵魂深处的信仰受到挑战，他又重新燃起了骄傲之焰。即使他的肉体将要被烧掉，但也丝毫不改变他的信仰。在这最后的时刻，这科学的游侠，上升到信念的烈士和英雄的高度。法里尔从洛桑赶回来，和加尔文一起分享胜利，但塞维特斯轻蔑地拒绝了法里尔的敦促，宣称一个尘世的法律决定，绝对不能作为一个人在有关神圣事务上正确与否的标准而加以接受。你可能杀害一个人但不能使他信服。虽然他肉体将被毁灭，但并非证明他思想有罪。法里尔无论是用威胁还是用许诺都无法从这用铁链锁着和已判决的受难者口中挖出一旬类似放弃信仰的话。塞维特斯仍然认为他自己不是异端而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职责是同那些最凶恶的敌人和解，他甚至表示希望要见见加尔文。
与加尔文会见的唯一记录是由加尔文自己提供的。死人不会讲故事。加尔文记载的加尔文的行为，极妙地揭露了他的僵硬和严酷。那胜利的独裁者走下受难者寒冷阴湿和黑暗的地牢，不是向这个已被折磨得要死的人说一句兄弟般的或基督教徒仁慈的话，不是向他提供安慰。加尔文平静地、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开始与塞维特斯交谈，他问后者为什么要他来。很显然，他希望塞维特斯跪下来，请求那全能的独裁者撤销判决，或者至少能够减刑。塞维特斯的回答十分简单。因此，任何人，只要他胸口还有一颗人心的话，一定会被记载所感动。塞维特斯要加尔文来的唯一目的是请求宽恕。受害者还表示与送来判决的宗教法庭提出和解。加尔文面容冷酷，他永远不可能将一个政治和宗教上的敌手当作一个基督教徒或一个人。
请读一读他冷酷的记载中的话吧：
“我唯一的回答是，我从来（那是真的）不对他有个人的恶意。”
加尔文不能也不愿理解塞维特斯那具有异常酷爱和平性格的最后姿态。加尔文说，他和塞维特斯之间不能和解。后者必须停止想他自己，直率地承认错误，承认他对上帝犯了罪——这个定了罪的人曾否认过上帝的三位一体的性质。理论家加尔文有意无意地拒绝承认这不幸的人是一个人或一个兄弟。今天这个人就象毫无价值的柴块那样被投入火中。加尔文这个僵死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拒绝他的上帝概念，从而否定了上帝的人。在这最后时刻，加尔文唯一要行使的独裁权力，是迫使塞维特斯公开声明说塞维特斯是错的而加尔文是对的。然而，由于塞维特斯认识到，这钢铁意志的狂热者想要夺去仍然还留在他无用的身体里还活着的东西，那犯人视为自己神圣的一部分的信念和信仰，因此他顽强地进行了抵抗并坚决拒绝作出那怯懦的公开声明。塞维特斯宣称，他愿意同他的敌手和解：人对人，基督教徒对基督教徒，但没有东西能诱使他牺牲（他的生命以分计算了）他终其生所奉献的信念给他的对手。改变皈依的企图失败了。加尔文没有什么必要再谈下去了。任何人，只要他在宗教事务上不愿毫不踌躇地遵照加尔文的意志办事的，就不复是加尔文的基督兄弟，而不过是撒旦的一个孬种，一个徒然地与之进行友好交谈的罪人。为什么要对一个异端表示一丝一毫的仁慈呢？加尔文不置一词，掉头离开了他的受害者，也未再友好地看他一眼。这个狂热的原告是以这样的话来结束他的记录的——这些话将对他作出永恒的宣判：“因为我用辩论和警告不能达到目的，我不希望比我的上帝更聪明。根据圣保罗制订的教规，我从异端那里退出，让他审判他自己。”
在火刑柱上用文火烤死是所有各种死刑中最痛苦的。即使在以残酷著名的中世纪，也很少执行这种极刑。在大多数案件中，那些受到这样致命判决的也不是让其被火烧死。他们先被绞死或以某种办法使其失去知觉后再烧死。这是新教徒第一次对一个异端判处这样可憎的死刑。我们很了解加尔文的为人，当人道主义者的愤慨的呼喊声升起很久以后，在很久很久以后还滞留在世界上时，他会竭力把对塞维特斯以罕见的残酷执刑处死的责任推诿掉。在塞维特斯的肉体化为灰烬几年之后，他告诉我们，他和宗教法庭其它成员曾试图促成把文火烧死减刑为较轻的用剑砍死。但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了（“我们请求减刑，但是无用”）。在市行政会的记录簿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字是说明这徒劳的努力的。加尔文在审讯的全过程中，曾经对市行政会施加压力以通过判处塞维特斯死刑，井达到了目的。难道任何公正的人士会相信加尔文突然成为一个毫无影响的日内瓦平民而不能提出一个比较仁慈的处死方法吗？就塞维特斯而言，这是真的，加尔文想过减刑——但只有在塞维特斯愿以精神上的牺牲、在最后时刻的改变皈依来换取减刑才有可能。不是出于人类的仁慈而是出于赤裸裸的政治计算，加尔文在他一生中才第一次对敌手表示温和。如果塞维特斯就在走向火刑柱之前，承认他自己是错的而加尔文是对的，这对日内瓦的教条将是何等的胜利。这一胜利要迫使那西班牙的渎神者承认，他将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教条而死，同时他必须在全体居民之前承认加尔文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信条。
然而，塞维特斯知道，任何让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以顽固对顽固，以狂热对狂热。他宁愿为了自己的信念在无可言喻的折磨中死去，也不愿为一个较仁慈的死而支持约翰·加尔文大师的教条：他宁愿受半小时的极大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在加尔文的身上永远贴上彻底野蛮主义耻辱的标签。塞维特斯率直地拒绝照办，集结起力量去忍受他可怕的命运。
余下来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从狱中提出犯人。他衣衫褴褛，眨着眼睛，最后一次注视那白昼的光。他胡须紊乱，面容肮脏而消瘦；他锁镣锒铛，步履蹒跚。在晴朗的秋日里，他脸色灰白，象死人一般。在市行政会大厅的台阶前，执法官用力推着他前进（因为几个星期的不活动几乎使他不能步行），把他摔得跪倒在地。现在，他低着头听取一个市行政官对聚集着的群众大声朗读判决。判词以这样的话作结：“我们判处你，米圭尔·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书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直烧得你的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辙犯罪人们的警告。”
这定了罪的人在听取判词时，牙齿因寒冷而打战。在濒死之际，他匍匐膝行，至聚集在台阶上的市行政当局的成员们的面前，恳请他们赐恩：先杀头，然后再用火烧掉身体。“否则，那最大的痛苦会驱使我抛弃我终身的信念。”他接下去说，如果说他是有罪的，那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经常被一种促成神圣荣誉的思想推动着。
就在这时，法里尔上前，走到法官和跪着的人中间，用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的声音，问塞维特斯是否准备抛弃他直接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这样，就可以保证他一个较宽大的处决方式。然而，塞维特斯虽然在各方面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却轻蔑地拒绝了这一建议。这就显示了他道德上的伟大，他愿意实践他的誓言，决心为了自己的信念忍受那最坏的情况。
现在队伍向行刑的方向移动。由大总督和他的代表带领，各按阶级佩戴勋章，弓箭手簇拥护卫，看热闹的群众跟在后面。城里，在途中所经过的路上挤满了恐惧的和沉默的观众。法里尔紧靠着死囚，步子保持一致，继续不断地要求塞维特斯承认错误并抛弃那假教条。而塞维特斯怀着真正的虔诚回答说，虽然他被不公正地处死，他还是祈求上帝恩赐仁慈于他的控告人。法里尔愤怒地、武断地回答说：“什么？在犯了最可憎的罪行之后，你还想为之辩护吗？如果你继续负隅顽抗的话，我将让上帝审判你。我将不再和你并排一起走，虽然我决定在你咽气以前不离开你。”塞维特斯不再回答。他被刽子手和蝶喋不休的神学家们搞得恶心了，不愿再理会他们。这所谓的异端和无神论者继续喃喃自语，好象在安慰自己：“啊，上帝，拯救我的灵魂吧；啊，耶稣，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接着他提高声音，恳求在场的人同他一起为他祷告。一到了行刑的地方，看到了火刑柱，他再一次下跪，聚精会神地作虔诚的默念。但是狂热的法里尔唯恐这个有声望的异端分子的举止有可能给群众留下印象，便从死囚的头上向他们喊叫：“大家看哪，当撒旦把一个人抓在它的魔爪里的时候，它具有何等的力量啊！这个家伙是最有学问的，而且相信他自己做得对的。但是，现在他落在撒旦的手里了。你们所有的人都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
其时令人恶心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木柴堆在火刑柱的四周；铁链锒铛钉在柱上；刽子手缚住死囚的双手，接着法里尔最后一次催逼塞维特斯。后者只是叹。息：“啊，上帝，我的上帝。”法里尔凶恶地吼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那好争论的牧师依然希望塞维特斯看到行将牺牲的火刑柱现场会使其相信加尔文派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但塞维特斯口答说：“除了呼唤上帝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失望的法里尔放开他的受害者。现在只留下另一个刽子手，那法定的一个，去完成他那可憎恨的工作。铁链挂在火刑柱上，并在柱子上和这不幸的可怜虫消瘦的身体上绕了四、五周。刽子手的助手在铁链和身体之间塞进书和手稿，那些是塞维特斯盖章后送给加尔文，去征求他兄弟般的意见的。最后，在受难者的额上戴上用硫黄浸透的树叶冠以表嘲弄。准备工作就绪。刽子手点燃柴把，开始杀人。
在火焰在塞维特斯周围升起时，他发出了如此可怕的喊声，许多旁观者转过身去免得目睹那悲惨的景象。火焰立即盖住扭曲的身体。但痛苦的哀号声越来越响，直到最后变成一阵祈求的尖叫：“耶稣，永恒的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同死亡的斗争持续了半小时之久。之后火灭烟散，在灼热的余烬之上，贴近烧黑的火刑柱的地方，留下一堆乌黑的、令人厌恶的、烧焦了的东西，一堆使人恶心的、已全无人形的胶状物。那曾经是一个有思想的尘世的动物，热情地向往永恒，那曾经是神圣灵魂飘动的碎片，现在缩成了一堆。如此令人作呕、如此可憎的一堆残渣！那景象甚至可能使加尔文意识到他僭取权力、成为法官、并杀死他的一个兄弟的行为，是何等的不人道。
但是，在这可怖的时刻，加尔文又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表示他自己对此没有兴趣，或者是免得他的神经受刺激，他留在家里。他在书斋里，关上窗，把可憎的监决的任务留给了刽子手和法里尔（一个比他更粗暴的畜生）。只要是追猎一个无辜者，控告他，威逼他，粑他带上火刑柱一类的事，加尔文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头子。但到正式执刑时，他把事情交给法里尔和雇佣的助手们。而他自己，这个实际上决心指挥干这一“虔诚的虐杀”的人，却谨慎地保持着冷漠。下一个星期日，他裹着黑色的教士长袍，走上布道台，对沉默的会众吹嘘这一功绩。他宣称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公正的功绩，虽则他卑怯得对那可怜的景象连看也不敢看。
第六章 宗教宽容的宣言
第六章 宗教宽容的宣言
寻求真理井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一五五一年
塞维特斯的火刑把宗教改革带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是立即得到公认的。在一个被无数暴力行动损害了的世纪里，处决一个人看来似乎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件。在西班牙海岸和濒临北海的大陆沿岸之间（不包括不列颠群岛），基督教徒为了对基督更大的崇拜而烧死了无数异端，以“真正的教会”（名目繁多不可胜计）的名义而把成千上万无助的人强拖到刑场去烧死、斩首、绞死或溺毙。“如果这样屠宰的且不说是马而只是猪的话，”我们从卡斯特利奥的《论异端》中读到，“每一个君主都会想到他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仅仅因为被屠宰的是男人和女人，就没有人会费心去为受害者计数了。“我怀疑，”卡斯特利奥感叹他说：“在世界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的时代，象我们这个时代那样流过那么多的血。”
但是，在几个世纪中，在无数件的暴行中间，常常有一件想来不比其它的暴行更坏的暴行，却明显地刺醒了沉睡的良心。消灭烈士塞维特斯的火焰是那时代一个高出一切的信号。两个世纪以后，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宣称，这一牺牲使他产生的反感甚于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大屠杀。因为，引用服尔泰的话来说，处决塞维特斯是宗教改革所干的第一次“宗教虐杀”，也是第一次彻底抛弃那伟大运动最主要的思想。就新教教会而言，“异端”这一单独的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新教要求每一个人有权阐述。这样，在一开始，路德、兹温格里、梅兰克森宣称他们强烈反对使用强制手段，来对付那些站在他们运动阵营中并易于夸大其意图的人。这几是路德的原话：“我不喜欢死刑，即使是罪有应得也罢，令我不安的是这件事开了一个先例。因此，我决不赞成判处那些江湖郎中死刑。”他以其精辟的方式继续说：“异端绝不能用物质的力量镇压或者压制下去，而只能用上帝的话进行争辩。因为异端是一种精神上的事物，不能用尘世的火和水将其冲洗掉。”兹温格里如其可能，甚至更着重否定在这样的案件中诉诸任何尘世的武器、使用任何的武力。
然而，那些新教条的斗士们，在自行建立一个“教会”的同时，立即认识到旧教当局早已认识到的那个道理：从长远看来，没有武力就不能保持权力。因此，为了避免摊牌（实际上是避免不了的），路德提出折中办法，试图将“异端”和“煽动分子”区分开来，将“规劝者”和“叛逆”区分开来。前者是同宗教改革教会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存在不同意见；后者则是那些对业已建立的宗教秩序提出挑战，希望同时改变社会秩序的真正的“秩序破坏者”。这后一部分人，路德的意思是指具有社会共产论倾向的再洗礼教徒，他主张官方使用武力作为镇压的手段。但早期宗教改革教会的领袖们，没有一个会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把任何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并可能自命为自由思想者的人送给刽子手。就在不久以前，当宗教革命家们为了信念而同罗马教皇和帝王们交锋时，他们就宣称自己是人的最神圣权利的拥护者。因此，从一开始，看来似乎难以想象要建立一个新教的宗教法庭。
加尔文烧死塞维特斯是一个划时代的步骤。他以此迅速结束了宗教改革为之斗争的“基督教徒的自由”。加尔文超过了罗马天主教会。为了自己的荣誉，一千多年来，在仅仅是因为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基督的教条，而把一个人活活烧死这个问题上，罗马天主教会要比加尔文踌躇不决得多。而加尔文，在他独裁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里，就把向他挑战的人活活烧死，由此建立了他的精神暴政。从道德的观点上来看问题，这一行动可能比托圭玛达所有的罪行更可憎。塞维特斯不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被杀死的，因为他从来也不是无神论者。他之被害是因为他否定了加尔文的某些论点。几百年之后，日内瓦自由市民为自由思想者塞维特斯树立了纪念碑。把塞维特斯说成是一个“时代的受害者”，任何为加尔文开脱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蒙田是那时代的人，卡斯特利奥也是那时代的人。送塞维特斯上火刑柱的，并不是时代的盲目性和愚昧性，而是加尔文的个人独裁。不诚实和迷信可能是某个时代的特征，但作为一个特别的不端行为，加尔文犯的罪行应由他自行负责。
从塞维特斯殉难的那一刻起，对加尔文的义愤就迅速增长。甚至加尔文正式的辩护士贝齐也不得不承认：“那可怜的人的骨灰未寒，关于异端是否应受惩罚的辩论就冒头了。有些人主张应镇压异端，但不处极刑。而另一些人则希望让上帝来惩罚他们。”我们知道，虽然贝齐总是倾向于对加尔文的一切作为大加颂扬，但在这件事上是极为犹豫的，加尔文的其它朋友们就更踌躇了。梅兰克森，曾亲自野蛮地辱骂过塞维特斯，写信给他“亲爱的兄弟”加尔文这样一封信：“教会在现在和在将来都感谢你。日内瓦官员处死这个渎神者的做法好极了。”甚至还发现有这样一个名叫麦斯克勒斯的学者和狂热分子在当时作了一首赞美歌——永恒的“背叛圣职者”，但那些是唯一出自内心的赞美声。苏黎世、沙夫豪森和其它地方的宗教会议远比日内瓦所希望的冷淡。虽然在原则上他们看来会那样想：把“过份狂热的”宗派主义者威胁一下也好。毫无问题，他们会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新教第一次由于信仰问题而采取的行动，第一次消灭不信奉国教者，并且，这件事不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城墙之内，而由约翰·加尔文承担了作出那可怕决定的臭名。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从精神上来作分析，“胜利”和“失败”这两个词都获得了新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但是，如果说这些同样信仰的人，除该死的、懦怯的赞美之外，什么也没有干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却很快地就听到了敌对的声音。当时最杰出的法理学家弗朗修斯·鲍德温明确表示了意见：“我认为，加尔文没有权利对宗教教条的论点开创刑事执行的先例。”不光是全欧洲的自由思想的人道主义者们表示了他们的义愤，许多新教的教士们同样表示了不赞成。受伯尔尼霸主保护因而免受加尔文奴役的沃州的教士在距日内瓦仅一小时步行之遥的布道台上宣称，加尔文对塞维特斯的处理是违反宗教原则和违法的。在日内瓦城中，加尔文不得不求助于警察去压制批评。一个妇女因公开宣称塞维特斯是为耶稣基督而牺牲的烈士被监禁；还有一个印刷商人说城市当局是按照一个人的意志和意愿判决塞维特斯的，他因此也被投入监狱。有几个著名的外籍学者干脆愤然离去，他们迅速退出一个在那儿他们不复有安全之感的城市。因为专制政治已经建立，威胁了自由的思想。加尔文立即被迫认识塞维特斯的殉难，对独裁统治来说，比那西班牙学者的生命和著作更为危险。
加尔文对任何矛盾都十分敏感。在加尔文的统治下，日内瓦人虽十分谨慎行事，但抱怨之声仍通过钥匙孔和紧闭的窗中传出，独裁者认识到他的自由市子民已很难再抑制他们的愤怒了。木已成舟，全能的上帝本人也无法挽回。既然无法逃避他所作所为的后果，加尔文最好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对付这件事并宣扬他的责任。加尔文只好违背本意，把一开始是振奋的攻势，使人难以觉察地转入守势。朋友们全部确信，由于塞维特斯已经付之于火焰了，对加尔文说来，应该为“由于信仰而行动”寻找言之成理的证据。因此，加尔文硬着头皮，下决心用塞维特斯事件来“开导”世界，他为杀死了那异端而写了一份辩护书。
但是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加尔文有一个不自在的良心。一个人有了不自在的良心，虽然他会试图掩盖疑点，也只能写一些蹩脚的材料，因此，他的辩护书题为《保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反对塞维特斯可怕的错误》就很自然了。诚如卡斯特利奥所说，这本书是当独裁者的“双手还滴着塞维特斯的鲜血”时写出的，是他所有的著作中最软弱无力的一本。加尔文自己也承认，他写此书时“处在混乱之中”——也就是说是十分神经质地仓促草就的。他这样被迫地采取守势，说明他自觉自己的地位很没有把握，下面这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召集日内瓦所有的教士，象他自己一样在这份宣言上签名，这样，其它的人就可以分担些责任。他觉得被当作是杀害塞维特斯的唆使者很不是滋味，结果是两种相反的倾向被拙劣地揉合在那份宣言之中。一方面，加尔文慑于普遍的不满，希望把责任推倭给“当局”；而在另一方面，他要证明市行政会完全有权消灭象西班牙人那样的“魔鬼”。加尔文以最温文尔雅的面目出现，根深蒂固地反对任何暴力，辩护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天主教宗教法庭残酷的抱怨。那法庭判决了许多真正的信徒们，不给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接着用最野蛮的方法处决了他们（后来卡斯特利奥质问他：“你怎么样？你指定了谁为塞维特斯辩护呢？”）。他接下来的言论使读者愕然，他告诉他们说，他曾私下尽其最大努力使塞维特斯心情愉快（“我曾经在私底下不断地尽我的一切可能使他的感情升华得更高尚。”）他宣称说，事实上正是市行政会不理睬他要宽大的念头，坚持死刑而且坚持一个如此残酷的死刑。但所谓的加尔文为塞维特斯、杀人者为他的受害者所进行的所谓的努力竟“如此的秘密”，以致于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样一个纯属虚构的传奇。卡斯特利奥轻蔑地列举了事实。“第一，你的‘告诫’除骂人外就什么都不是；第二，你把塞维特斯投入监狱，那西班牙人直到走向火刑柱被活活烧死之前没有离开过。”
就这样，加尔文用一只手洗刷掉塞维特斯遇害的个人责任，用另一只手制造了他所能制造的最好的证明以开脱“当局”的罪责。象通常一样，当他不得不为镇压辩护时，他就振振有词了。加尔文如此争辩说——允许每个人畅所欲言，最为不智，因为伊壁鸠鲁的信徒、无神论者和蔑视上帝者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只能宣告真正的（即日内瓦）的教条，不能宣告其它的教条。这样的审查制度并不意味着限制自由（不宽容的暴君往往就是这样千第一律地求助于逻辑上的谬论）。“这不是想缚住教会的手脚，而是想阻止那些居心不良的作家公开地撒播他们心里的想法。”那些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不让他们发表同独裁者不一致意见的人们，是不会屈服于任何高伍统治的，即使我们相信加尔文和他的应声虫的话也罢。他们受到了应得的待遇，树立榜样是“为了对上帝更大的崇拜”。
加尔文不得不为自己的弱点——对异端的镇压辩护，这样的行为是新教教会很久以前就从天主教教会那里抄袭过来的。争论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掌握实权的人是否有权杀掉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加尔文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一权力，他现在要干的就是为他的行动辩护。他自然而然地到《圣经》里去寻找证明。他竭力表明自己是根据“更高的委托”的条款办事、服从于“神圣的命令”的。这所谓的更高的委托、神圣的命令使得他要把塞维特斯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可是他在《圣经》中找不到今人心服的例子，因为《圣经》没有系统地阐述过“异端”的概念，只涉及“渎神”。而现在，在火焰之中，塞维特斯仍继续呼喊着耶稣的名字，那肯定他从来不是一个无神话者。加尔文总是急于引证《圣经》中任何可能为他的行动服务的章节，宣称连根除掉所有颠覆当局（即他自己）意见的人是“当局”应担负的“神圣的责任”。“正象一个人，当上帝的教堂遭到玷污，或者当他的追随者背叛上帝时，他如果不拔剑相向，就该受到责备。如果一位红衣主教竞如此胆怯：当恶行加于宗教时，他闭上双眼，这是何等糟糕啊！”当局的手中拿着剑，他们很可能“为了上帝的荣誉”而使用这把剑。因为，以“虔诚的信徒”的名义所采取的行动早就证明是正当的。要保卫正统的宗教，保卫真正的信仰，人与人之间的血亲关系，以及支配着人类的仁慈只能随之完结。当撒旦驱使人们抛弃“真”的宗教时，你就必须消灭他们，即使他们是你最亲密的追随者也罢。（我们读时为之发抖）“假如人们不喜欢上帝为人类在各方面作出的好事，人们就一点都不把光荣——这份光荣唯上帝当之无愧——归诸于他。当人们为自己的光荣去搏斗时，他就毫不顾及亲戚关系、血缘关系、生命问题，他把一切人道、人情味儿都忘得一千二净。”加尔文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为了教义（他的教义），他只把那些镇压“一切与人有关的”人认为是虔诚的，这就是说，他要镇压每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可怕然而悲剧性的极端论证：一个在其它方面头脑十分清晰的思想家和渊博的宗教家会因狂热和盲目而走得多远。一旦他的朋友、兄弟和血亲在教义的最枝节问题上持有不同于新教宗教法庭的意见的时候，他会心甘情愿地把他们交给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加尔文唯恐其它人会否定如此野蛮的斗争，就求助于他最后的和最喜爱的手段：恐怖。他宣称，任何人，不管是为一个异端辩护或被控告为一个异端，它本身就犯了异端罪，应予惩罚。因为加尔文不能容忍相反的意见，他提出要恐吓那些可能转而反对他的人，用塞维特斯的下场去威胁那些罪人。如果他们不能钳口结舌，就送他们上火刑柱。加尔文希望一劳永逸地从杀害塞维特斯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中脱身出来。这件事必须结束。
但是，不管加尔文如何怒不可遏，如何喋喋不休地向世界为自己开脱，对屠杀的谴责一直不能平息下来。加尔文的辩护书，连同他坚持要追猎异端的叫嚣，给人曾下了很坏的印象。连最好的新教徒对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建立一个罗马天主教式的宗教的前景也感到毛骨悚然，有些人宣称，这样一个荒谬的论点如果由市行政会提出，而不是由一个上帝的传教士、一个上帝的仆人提出，还比较不讨人嫌些。泽钦特斯，伯尔尼城的公务员，后来是卡斯特利奥忠诚的朋友和保护人，拿定主意写了一封私人信给加尔文表明他的态度：“我声明，我也是那些要尽可能地限制因信仰分歧而处人以极刑的权力的人们中的一员，只有那些错误是蓄意的、经过深思熟虑后所犯的才例外。是什么使我对这类事情作出这样的判断呢？不是从《圣经》中摘录下来可用于反对暴力的章节，而是在此地，在伯尔尼所看到的再洗礼派的胡作妄为。我亲眼看到一个八十岁的妇人，同她的女儿，一个有六个孩子的母亲一起，被拖到绞台上。这两个妇女没有犯别的罪，只不过拒绝让婴儿受洗。根据这样一个事件，我深怕司法当局可能不会在你要想确立的范围内行事，深怕他们会把小错当成大罪。因此，我相信，当局如果贤明，就应多在仁慈方面考虑而不要急于诉诸刀剑。我宁愿流尽我自己的血，也不愿沾上一个人的血，如果此人没有干过该受死刑的坏事的话。”
这就是在一个狂热的年代里，一个低级市行政官员所说的话。有很多的人和他的观点相同，但认为不宜出口。甚至这可敬的泽钦维特，也与他的老师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不同，在当时的争论中明确地站在一边。泽钦维特谦卑地通知加尔文，他不打算公开抗议。“我将不涉足于竞技场，除非我的良心驱使我这样干。我宁愿在我的良心允许的范囤内保持沉默，不去激起争论而伤害任何人。”一个人道主义气质的人是太易于听任事件摆布的，这样就使暴力有机可乘。几乎所有的人道主义者的表现和这杰出然而温和的泽钦维特相同。他们保持缄默。这些人道主义者、教士和学者们，有的憎恨公开争吵，有的深恐如果不（伪善地）宣称处决塞维特斯是一件值得赞美的功绩的话，自己会被怀疑为异端。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方，看来好象所有的人都服从于加尔文荒谬的要求，主张将持异议者处决。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一个声音，一个加尔文十分熟悉但是深恶痛绝的声音出现了，它以侵犯人道为名，谴责加尔文应对杀害米圭尔·塞维特斯负责。这就是卡斯特利奥平静的声音。他从来也没有被那日内瓦的独裁者的威胁所吓倒；为了拯救无数其它人的生命，他毅然决然甘冒生命危险。
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斗士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热情地投入纷争的，而是那些长时期犹豫的人们。因为后者爱好和平，又因为他们的决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并认识到求助于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才不高兴地拒绝强加于他们的地位，集合起来自卫。但是，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不爱斗争。妥协的方法更合他温和敦厚的宗教天性。就象他精神上的前辈伊拉兹马斯，他知道真理是有许多面的，不管是尘世的还是神圣的，甚至他最重要的一篇著作（一五六二年写成但到现在才印行），公认为重要的命题《论怀疑的诡计》也不是偶然的，卡斯特利奥不停的自我反省，完全不会使他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他谨慎小心，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意见；他宁愿缄默也不愿过早干预一场不相干的争吵。为了内心的自由，他自动放弃了公职和高位；之后，他退出政治生活，宁愿献身于宗教上创造性的事业：把《圣经》译为拉丁文和法文。他在巴塞尔，这最后的宗教自由的国中之国安了一个安静的家。在巴塞尔的大学里依然保存着伊拉兹马斯的遗物，为了这个理由，那些过去的泛欧洲运动的幸存者都逃到那里，以逃避宗教独裁者的迫害。在巴塞尔还住着卡尔斯塔迪，他被路德从德国放逐出来；伯纳丁诺·奥钦纳，罗马宗教法庭在意大利境外追猎他；卡斯特利奥，被加尔文从日内瓦逐出；雷吕斯·素西努斯和科吕斯.赛肯达斯.特利赛；还有低地国家的放逐者，以化名为掩护，再洗礼派的戴维·乔立斯。共同的命运，共同地反对迫害，把这些流亡者带到了一起。虽然在宗教事实上他们彼此都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在结成友谊前不必在教义的每一细节都取得一致。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既对他们的思想也对他们的身体行使权力，他们与独裁者一刀两断之后，就在巴塞尔过着一种安静隐居的生活。他们不向外界送传单和小册子，他们不发表会引起争论的演说，他们不拉派结党。使他们空前团结在一起的是痛苦。那些在精神领域，同样也在肉体领域日益加强的独裁权力使他们感到痛苦。寂寞的“规劝者”（就象任何反对实行教义恐怖的人后来这样自称的）是根据和平、博爱联合起来的。
这些独立的思想家们，当然把烧死塞维特斯和加尔文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的凶恶的小册子看成是宣战。在如此蛮横的挑战面前，他们被愤怒和恐怖激怒了。他们认识到争端是决定性的。如果对这样一个荒谬的行为不起而应战的话，那么，欧洲的思想自由就到了末日。强权会代替正义。“在如此灿烂的黎明之后”，在宗教改革高举的“良心的自由”的旗帜遍及世界之后，难道还要退化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吗？难道在某个方面持有与加尔文不同观点的基督教徒都要用火和剑把他们斩尽杀绝吗？在上千个同样的火把从查佩尔高台上引燃之前的关键时刻，难道没有必要高声宣称：凡在精神事务上持有和有权力者不同观点的人，绝对不能象野兽一般地加以追猎，或者把他们象强盗和杀人犯那样残酷地处决。即使已经晚了一点，但全世界一定要明确地懂得，不宽容是非基督教的，而实行恐怖政治是不人造的。为了被迫害者和反对迫害者，我们必须直言不讳。
必须大声地清楚他说出意见——但这仍还可能吗？有许多时候，最简单的和最无分歧的真理，在它能传播出去以前须伪装一下，最人道和最神圣的思想，得象小偷一样戴上假面具和面纱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运出，因为前门有巡捕和当局的雇佣军们看守着。历史一再会重现这样荒谬的情景：煽动一个人或一个信仰去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信仰的反而受到宽容和鼓励；而一切妥协的倾向，所有和平的理想却借口他们危及了一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团体而加以怀疑和镇压。他们被打上“失败主义者”的烙印，由于他们世界性的人道主义者的倾向，他们很可能会暗中破坏虔诚的或爱国的热情。这样，在加尔文所建立的恐怖之下，卡斯特利奥和他的信徒们不敢公开传播他们的观点。一个代表宗教宽容的宣言，一个如同卡斯特利奥等人所设计的那样的对人类博爱的呼吁，甚至在当天就会被精神上的专政的禁令所挫败。
因此，必须要以机巧来对抗暴力。有人特地杜撰了一个名字叫“马丁努斯·比利阿斯”，据说是一本新书的作者。实际上这是卡斯特利奥的书，扉页上出现了假名和假印刷地点（马德堡，而不是巴塞尔）。但最主要是书的内容。表面上，这本书是科学或神学论文，实际上却是营救被迫害的无辜者的呼吁书。它看起来好象有些书生气，内容是博学的基督教士和其它权威人士在讨论问题。（原文是拉丁文，翻译过来就是：）“有关异端，是否应该迫害他们，应该怎样处置他们，许多有学问的新老著作者作了阐述。”确实，无论是谁，只要他翻几页《论异端》就会完全相信，这本书只是一本虔诚的神学小册子。因为在这本书里，他会找到天主教会最著名的神父们——圣·奥古斯丁、圣·克莱索斯托姆、圣·杰罗姆的主张和伟大的新教权威（诸如路德和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或无党派人道主义者（如伊拉兹马斯）著作中的选段，和平地并列在一起。此书当然只是一册摘自各种不同的哲学家们著作的法理学和神学汇编。它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对有关因难问题树立一个不偏不倚的观点。但是，略作一较深入的检查，就能发现，这本书只摘录对异端判决死刑认为是不正常的那些意见。那本书的机巧，那唯一的恶意，在于它的极度认真。事实上，它在权威们谴责用极刑对付异端的许多文章中，插进去一个看来会使加尔文感到特别恼怒的名字：加尔文自己的名字。约翰·加尔文在他自己受迫害的日子里曾经散播过反对残忍地求助于火和剑的观点。杀害塞维特斯的凶手，加尔文，被以前的加尔文谴责为违反基督教义。下面是加尔文署名的文章：“使用武器对付那些被教会逐出的人，并否认他们拥有全人类共同的权利是反基督教义的。”
但是，衡量一本书的价值是它公开表示了什么，而不是隐藏的看不出来的意义。在给沃登堡公爵的献辞中，卡斯特利奥是一丝不苟的。这篇献辞的开头和结尾，把神学选集的编辑者提高到逃亡的论战者的水平之上。虽然给公爵的献辞不过寥寥十几页，但它们是主张思想自由和在欧洲有一个神圣避难所的首次记载。虽然所写的仅对异端有利，献辞仍为后来那些因要求政治上或哲学上的独立而遭到迫害的人们，作了生动的辩护。对精神正义宿仇的斗争，对那些希望镇压与他们宗派相反意见狭隘性的狂热者的斗争，在此明确地展开了。现在，那宗教限制的概念胜利地对抗着宗教宽容的概念，后者的散布，是在地球上清算仇恨的唯一方法。
卡斯特利奥以不带偏见的逻辑性，明晰地、无可辩驳地发展了他的论点。争论的问题是：对纯粹思想上触犯的异端是否应加以迫害、处死。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卡斯特利奥质问道：“异端这一术语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对谁可加以异端的称号而不失公正？卡斯特利奥口答如下：“我不相信所有名为异端的是真正的异端……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耻辱的气氛，以致于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个私仇，他发现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这人是异端。一旦其它人听到这可怕的名字，他们就吓得魂飞魄散，掩耳不迭，就会盲目地不仅对被说成是异端的，而且对那些胆敢为他讲一句好话的人进行攻击。”
卡斯特利奥拒绝传染上这样的迫害歇斯底里症。他知道，每一时代都会发现一群新的倒霉鬼，成为倾注集体仇恨的怨府。有时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时候是由于他们的肤色、他们的种族、他们的血统、他们的社会意识、他们的哲学。那些比较小和弱的团体的成员们，被用来作为潜藏在我们身上这么多的精力发泄的靶子。口号和时机可以改变，但中伤、蔑视和破坏是不变的。现在，卡斯特利奥宣称，一个聪明人是不会被这样诽谤性的言论所蒙骗，也不会由于群众本能的愤怒而随波逐流的。他怀着进一步献身于公正和正义的决心，一次又一次地探索着公理。因此，就异端而论，“马丁努斯·比利阿斯”拒绝采取权威性的态度，除非他能全面掌握这一个词的重要意义。
然而，异端是什么呢？卡斯特利奥一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因为加尔文和宗教法庭的其它审问官宣称，《圣经》是唯一有效的法律文件。比利阿斯非常仔细地在《圣经》的字里行间中寻找着。瞧，他在经典里找不到那个词和那个概念。因为，首先要存在着一个教义的系统、一个正教、一个统一的教义，“异端”这个词才有可能得以流传。要先确定教会，然后才有人背叛教会。在《圣经》里，我们的确发现有关不信教者和有必要对他加以惩罚的记载。但这并不是说，一个不信教者因此就是异端。塞维特斯事件为此提供了证明。那些被称为异端的人，特别是再洗礼教徒，坚持称他们是真正的和真实的基督教徒，把耶稣基督尊为最崇高的和最敬爱的典范。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基督教徒把一个突厥人、一个犹太人或一个异教徒叫做“异端”。异端一定完全是在基督教范围内所犯的罪行。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异端者，虽身为基督教徒，但不承认“真实的”基督教义，顽固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正”道之谓也。
现在，我们得出了我们的定义了吗？天哪，在五花八门的解释中，我们怎样才能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基督教义，或什么是上帝旨意的“正确”解释呢？我们能够从天主教的、路德派的、兹温格利派的、再洗礼派的、胡斯派或加尔文派的注释中找到异端的定义吗？在宗教事务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确定的，使《圣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卡斯特利奥是够勇敢的，他向刚愎自用的加尔文挑衅：用一个不过分的“不”字作答。《圣经》的含义时而清楚时而含糊。这位根本上笃信宗教的人写道：“宗教的真理是在它们神秘的性质之中，在经过一千多年之后，它依然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直到精神上的爱启示我们，并最终下了结论，鲜血才会停止。”任何人解释的《圣经》都会有错误，所以宗教宽容是基督教徒的首要责任。“如果所有的东西是象上帝的存在那样一清二楚的话，基督教徒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宗教事务上想到一条路上去。正象所有的国家都因承认存在着一个上帝而联合起来。然而，既然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基督教徒就应停止互相谴责。如果我们比异教徒聪明，那么，让我们表现得比他们更好、更有同情心吧。”
卡斯特利奥在他的专题论文中更进了一步。他认为，任何人，虽承认了基督教真理的基本原理，但未能以某种方式取悦于已确立的权威，就被称为异端。因此，异端（在这儿我们终于触及到了事情的核心）不是一个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当然是一个异端；对等地，对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当然也是一个异端。一个人在法国是作为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内瓦却是一个异端。反之亦然。凡在一个国家里将成为一个处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邻邦就被推戴成为烈士。“有鉴于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他们把你称为真正的信徒，而在另一个城市或毗邻的地区，他们蔑视你为一个异端，因此，凡有人希望不被干扰地生活，他必须有象城市和乡村那么多的信仰和宗教。”现在卡斯特利奥得出了他最后的和最大胆的公式。“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跟里都是异端。”这看来简单之极，几乎陈腐又如此显而易见。但是要说得如此坦率，在那些日子里就需要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这一公式的重要性是：在整个时代，领导者们（无论是红衣主教还是教士，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教徒）追猎异端是荒谬的，是由于错觉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非法判处死刑，被绞杀、溺毙、烧死。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犯过任何反对上帝和国家的罪行：他们的行动范畴并没有远离他们的同代人，只是在看不见的精神世界里有距离。在世俗的法律上，又有谁被授权去指导他的伙伴的思想，或者把后者最根本的和最私下的信念认为是一个罪行呢？不是国家，也不是任何建立起来的权威。我们在《圣经》上读到过“以尘世君王之物还诸尘世君王”（《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卡斯特利奥引用了路德的话，大意是，尘世的王国只能指挥肉体；就灵魂而言，上帝不希望任何尘世的法律得以盛行。国家有权坚持要求每一子民按外界的和政治的制度办事。因此，任何对内心世界的道德、宗教和（允许我加上）艺术上的信念进行官方干涉，都意味着滥用职权和侵犯公民的神圣权利，只要以上这些方面不明显地涉及背叛政府的实质（用近代的术语来说，只要他们不进行政治煽动）。鉴于“涉及到这些事务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个人求助于上帝”，发生在内心世界的事是无需对政府负责的。政府当局和个人见解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一碰到一些在哲学信念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就唾沫四溅暴跳如雷呢？为什么要立即报告警察局呢？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地仇恨人呢？没有和解的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道。只有当我们大家都抑制住自己的不宽容时，才能和平相处。在获得信仰的统一之前，我们即使时时意见相左，至少也要做到共同了解，彼此相爱，和平相处。
“异端”是不应对这些屠杀、对这些玷辱了人名字的野蛮的迫害负责的。他们无可非议。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或信念而找他的岔子。在这个被幻觉和狂热搅乱了的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的罪行，它们是随盲信和理论家的急躁而来的。这些理论家们不承认（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其它的思想、宗教或哲学是真实的。卡斯特利奥无情地嘲笑如此肆无忌惮的疯狂。“人们是如此坚信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他们的错觉肯定了他们自己意见的可靠性，以致于常置别人的意见于不顾。狂妄自大产生残忍和迫害，因此，一个人将不会容忍其它人在任何方面持不同的意见。虽然在今天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意见，但所有的教派都在谴责其它的教派，并希望至高无上地统治别人。那就说明了为什么会有流放、驱逐、监禁、火刑和绞刑，以及为什么打手们一直力图镇压那些看来会使我们的老爷们和主子们不顺眼的人的原因。他们常常因为一些说不出的理由而暴跳如雷。”一方的顽固，导致了另一方的顽固。其结果是精神上的不宽容，其结果“是残忍，是野蛮，是干兽性行为的欲望。我们今天看到许多人由于被诬蔑而激动，以至于看到有人判了死刑，先仁慈地绞死他，再点火焚尸，他们也会怒气冲冲。”
只有一件事能把人类从野蛮主义中拯救出来——宗教宽容。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如果人们互相友好的话，就能和睦地同住。“让我们彼此宽容吧，让我们不要谴责别人的信仰吧。”追猎异端人和任何一种对不同观点的迫害一样，是不必要的。鉴于加尔文，为了开脱罪责，祈求权贵们不邮使用火和剑去消灭异端，卡斯特利奥恳请那些当权者“倾向于仁慈那边，永远不要屈服于煽动你去谋杀的那些人。因为，当你面对最后审判时，他们不会站在你的旁边帮助你；他们为了为自己辩护什么都干得出来。请相信我，如果基督今天还在世，他不会建议你去杀害那些叫着基督名字的人，即使在某些细节上他们可能有错，或有可能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也罢。”
就象在正常情况下需要解决学术上的问题一样，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平心静气地讨论了那棘手的问题：所谓的异端究属有罪或无罪。在仔细地权衡了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之后，他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精神的城市，使那些被追猎的可怜虫有可能有一个避难之所。虽然卡斯特利奥明确地肯定自己的立场，但仍然很谦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反观那些宗派主义者，就好象市场上的小贩一样，大声吹嘘他们教条主义的货色。这些气量狭窄的教义至上主义者们，每一个人都从布道台上发出这样的尖叫：只有他，而不是别人所兜售的，是真正的信仰；只有通过他的声音和言论，上帝的意志才得以宣扬。而卡斯特利奥只是简单他说：“我不向你们自称为上帝派未的先知，我从群众中来，厌恶争论，唯一的愿望是：不要通过争吵，而通过有同情心的爱；不要通过外在的实践，而通过心中内在的礼拜来寻求建立宗教。”教义至上主义者彼此对话时犹如小学生对小学生、奴隶对奴隶，但人道主义者却象兄弟对兄弟、人对人地讲话。
然而，一个真正人道的人看到不人道的行为不能不强烈地感到震动。一个诚实的作家的思想受到同时代的狂妄严重干扰的时候，他的手不可能继续写出教义的叙述；在他的神经因正义愤慨而震动时，他的声音只能颤抖。这样，从长远观点看来，关于查佩尔高台殉难一事，卡斯特利奥不能够把自己只限制或局限于书生气的质问上。就在那儿，一个无辜的人在难以言喻的折磨中被处死。以爱宗教为名，一个学者消灭了另一个学者，一个神学家消灭了另一个神学家。
塞维特斯受难的形象、对异端的大量迫害，使得卡斯特利奥从书叶中抬起头来，去寻找究竟是哪些人在煽动如此暴虐的，究竟是哪些人自命是上帝的虔诚的仆人，徒劳地试图为自己的不宽容辩护。加尔文凶猛地注视着卡斯特利奥，后者宣称“不论这类事情何等的令人毛骨悚然，那些罪人们的罪还要毛骨悚然。他们披着基督的外衣，倾其全力去干罪恶行径，还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上帝的愿望。”卡斯特利奥知道，那些当权的人们，常求助于一些宗教的或哲学的理论，力图证明他们的暴行是正当的。但是鲜血玷污了它所代表的理论，暴行贬低了它所要辩护的思想。米圭尔·塞维特斯不是根据基督的命令，而是根据约翰·加尔文的命令被烧死的，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耻辱。卡斯特利奥宣称：“在今天，当那些自认为是基督教徒的人被其它基督教徒们毫不仁慈地用火、用水、用剑屠杀掉、受到比杀人犯和强盗更为残酷的待遇时，还有谁还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呢？当人们看到，在今天，不管是谁，只要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同那些攫夺了权力的人有所不同，就要以基督的名义被活活烧死，即使象塞维特斯，在火焰中仍呼喊着基督，并大声宣布他是基督的信徒也无法幸免，那么有谁愿意继续礼拜基督呢？撒旦再坏还能比把呼喊着耶稣名字的人烧死更坏吗？
因此，这位可敬佩的人道主义者认为必须排除错觉，以为殉道者和被害者仅仅只是因为在智力的水平上同当时的当权者有所不同。他看到当权者往往滥用他们的权力，而他自己，则是世界上独立支持被迫害者和被追猎者事业的唯一弱者，他绝望地提高声音，用一首热情入迷的赋格曲结束他的呼吁。
“噢，世界的创造者和王，您看到了这些事情了吗？难道说您已如此改变、如此残忍，与本来的您相反吗？在您住世时没有人比您更温和、更仁慈、更忍受损害了。您被鞭笞、毒打、嘲弄，戴上荆冠并和两个贼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受辱中，您为那些对您干了可耻的恶行的人们祷告。难道说您现在竟如此改变了吗？我以圣父的名义析求您：难道说这真是您的意志吗？将那些不了解您的箴言的伟大的人溺毙，割尸抽肠，撒盐。用剑肢解，烤以文火，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至死。噢，基督，是您下令并赞同这些事情的吗？那些组织如此的屠杀，剥您子民的皮并把他们剁成肉酱的人，真的是您的仆人吗？当人们在如此的暴行中呼唤您的名字作证，好象您在渴求人肉，您真的在场吗？如果您，基督，真的下令于了这些事，那么撒旦还有什么可做呢？说您下命令干撒旦的事，这是何等可怕的渎神！把那种只有通过魔鬼的意志和创造发明能力才能得以实现的事，却又归咎于基督的那部分人，是何等的卑鄙放肆啊！”
只要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写了《论异端》一书的序，只要他写了这一页，他的名字就将永垂于人类的历史。因为他的声音是那样寂寞。在一个武器铿锵声盖没了说话声并以战争为最后仲裁的世界里，他祈求觅求知音，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虽然虔诚的牧师和圣者一再向健忘的人类传播福音，最人道的要求，仍然是必须恢复他们的记忆力。谦逊的卡斯特利奥接着说：“毫无疑问，我没有说过前人没有说过的话。除非统一了认识，重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正义的，那决不会多余。”因为在每一时期，暴力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坚持精神事业的人们也要继续不断地更新以与之斗争。他们决不应借口说那时对他们的压力太大而去寻找避难之所。因为，凡是有必要要说的，不能说是说得太多了，真理决不会白说。即使《圣经》不能胜利，它却宣告了永存。凡是在这时刻礼拜它的，就光荣地证明了恐怖不能支配自由精神，即使在那最残酷的世纪中，人道的声音仍有其地位。
第七章 良心反对暴力
第七章 良心反对暴力
凡是试图残酷无情地压倒他人意见的人，对反对意见总是极端敏感的。因此，当整个世界竟然敢于讨论处决塞维特斯一事时，加尔文就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公平：他们居然不把这个行动评价为一次虔诚的、最合全能的上帝心意的行动而热情地接受它。加尔文此人，仅仅因为意见上的分歧就把一个同胞残酷地烧死了。加尔文希望别人同情他而不同情那个牺牲者。“如果你能知道我所受到的哪怕是十分之一的痛骂和打击的话’，加尔文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你就会对我所处的悲剧地位表示同情。恶狗从四面八方朝我狂吠，向我倾注难以想象的谴责之间。那些和我同一营垒的人，出于妒忌和仇恨，对我的攻击甚至比我的罗马天主教敌手更为猛烈。”加尔文发现，尽管他从《圣经》中引经据典，并为他的论据大声疾呼，但在塞维特斯被害之后，却只能在反对声中滑脚溜走。他勃然大怒了。良心上的不安使得他神经过敏烦躁不安，因此，当加尔文一听到卡斯特利奥和巴塞尔的其他一些人准备驳斥他时，他就紧张了，惊惶失措了。
任何具有独裁气质的人的第一念，就是镇压或压制与他本人不同的意见。加尔文一听到来自巴塞尔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论异端》这本书，就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流通。特别是，再也不能允许讨论了。“日内瓦业已说过。”不管是谁，要想在塞维特斯的真相上打主意，根据总的原则，就要被诬蔑为：邪恶、愚蠢、虚伪、异端或者渎神——因为，那就表示在反对加尔文。加尔文勤笔勉思。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比他写信给布林格说，巴塞尔印了一本书，扉页上用的是一个假名字，在此书中，卡斯特利奥和柯利奥力图证明不应运用权力来清除异端。这样的一种教义绝对不能任其扩散，因为那是“怀有恶意地要求面面俱到，以表明异端和读神不应被视为可以惩罚的罪行。”“火速，火速，压制这些提倡宽容的人们！”我们教会里的牧师务必要注意不让谬种流传，即使现在已晚了一些，但愿这也能合上帝的心意。一次呼吁还不够。于是，第二天，他的心腹西奥多·特·贝齐便写了一封更加急切的信：“在扉页上您将发现印刷的地点是马德堡。依我愚见，这马德堡一定是在莱因河畔。许多这样那样的丑事均源出于此。我只能自问，如果人们‘宽容’那恶棍在此书序言中的满纸污秽的话，那么基督教还能再完整无损吗？”
然而这样的言论发表得已太迟了。在大张挞伐之前，辩论业已开始。当第一本书运到日内瓦时，愤怒就象火山那样喷发了。什么？难道真有人要把人道置于教规之上吗？对于那些怀有邪恶目的的人，难道可以不迅速地将其送上火刑柱，还要温和地、以兄弟般的态度待之以礼吗？难道可以允许基督教徒们随心所欲地解释《圣经》，而不是将这一特权留给日内瓦的宗教法庭吗？对教会（加尔文自然而然地把这看作是他自己的教会）来说，这大概是最严重的危机了。一声令下，日内瓦同声喊出了“异端！”人们呼喊着：“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而其中，尤为危险的是“比利斯主义者”异端。从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信仰问题上，“比利斯主义者”就象征着宗教宽容的教义。这个词是根据书的署名作者马丁努斯.比利斯（卡斯特利奥的化名）创造出来的。“地狱之火在地球的表面蔓延开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将其扑灭。”特·贝齐写到这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宽容要求时愤怒而疯狂。他说：“自从基督的世界诞生以来，从未听说过此等丑事。”
日内瓦召开了战时政务会。是否应对卡斯特利奥的攻击作出回答？兹温格利的继承人，布林格（日内瓦人如此急切地求他迅速地禁止那书）从苏黎世写来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要旨是，除非大张挞伐地进行镇压，否则事情就会很快地被遗忘。最好是对此置之不理。加尔文在新近的尝试中并不很成功，所以他宁愿谨慎地留在幕后。他让他的一位年青的信徒西奥多·特·贝齐去干从神学方面进行鼓动一类的事情。贝齐，因对“恶魔似的”教义的宽容政策进行有力的、压倒之势的猛烈攻击，而得到了那独裁者的欢心。
总的来说，西奥多·特·贝齐是一个虔诚而公正的人，他多年来对加尔文忠心耿耿就是为了得到在适当时候继任他的上司这一酬报。他极端仇视任何精神自由的空气，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了加尔文（奴性往往超过创造精神）。他发表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言论，从而在思想史上博得了“邪恶的荣耀者”的名声。“良心的自由是恶魔的教条。”要消灭自由，最好是用火和剑去摧毁那些犯了可憎恨的独立思想的人们。特·贝齐宣称：“无论怎样残酷，暴政总比让人随心所欲好……异端不应受到惩罚的论点，和杀长弑母不应处死的论点同样地荒谬。因为异端之罪千倍于杀长弑母。”读者可以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中判断出这一小册子在对“比利斯主义”的讨伐中已堕落到何等残忍和愚蠢的地步！什么？难道要按“伪装成人的妖怪”的要求，待他们以人道吗？不，教规第一，人道第二。教义现正处于危险存亡之秋，作为宗教领袖，绝对不可让步而鼓励仁慈。因为这种仁慈将是“恶魔的而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在这儿（不是最后一次），我们遇上了好战的理论——“残酷的人道”。特·贝齐说，人道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因为人类只能通过钢铁一般的教规和毫不宽容的严格，才能走向理论上的目的。“我们不能宽容那几条贪食的狼，除非我们准备飨它们以整群整群的好基督教徒……名曰仁慈，实为残酷是最可耻的。”就这样，特·贝齐狂热地执意要消灭比利斯主义者，他继续恳求当局“用道德的利剑打击他们”。
卡斯特利奥富于同情心，他向仁慈的上帝高声祷告，祈求最终结束这一兽性的屠杀，现在，日内瓦的那位牧师受仇恨的驱使（其认真程度不亚于卡斯特利奥的同情心），恳求那同一个上帝让屠杀不间断地持续下去，“并赐予基督教的领袖们以宽宏大量和坚韧不拔的品质，去灭绝那群乌合之众。”然而，即使是那样的杀戮灭绝了他们，也不能满足特·贝齐的复仇欲望。异端不仅要被处死，而且在处死他们时一定要尽可能地缓慢，使他们感到痛苦。他用虔诚的呼喊预先为每一种难以想象的折磨辩护：“如果要按照他们犯罪的程度加以惩罚的话，我认为很难找到一种恰如其分处死的方式来严惩他们所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无论谁，读到如此为神圣的恐怖而辩护的赞歌、为野蛮行为而辩护的残酷论点时，都会感到恶心。但我们还是得把它们牢记在心吧，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新教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任凭自己让日内瓦人的仇恨和狂热所驱赶，去建立一个新宗教法庭；如果我们有可能领会到那些有思想的人们在向这些疯狂挑衅对是何等的勇敢，为了宗教宽容，把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冒了何等大的风险。贝齐在进行大肆诽谤的同时又提出要求说，为了挫败宗教宽容这一可怕的思想，从此以后一定要把这一教义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比利斯主义”的辩护人都当作“基督教的敌人”来对待，因此要把他们当作异端活活烧死。“对他们个人，我们应按照我所提出的每一点来教训他们，无神论者和异端必须由地方当局惩处。”可以肯定，卡斯特利奥和他的朋友们必然知道，如果他们受自己良心的敦促，继续为象塞维特斯那样的歹徒辩护的话，等着他们的将是什么。特·贝齐使他们明白了即使杜撰一个印刷地点和一个化名也不能使他们免于受迫害。“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你的意图是什么……我警告你们时间还来得及，你们——比利斯、蒙特福特，和你们全体。”
仅从表面看来，特·贝齐的文章不过是学究式争论的一篇来稿。但上文所摘引的威胁性言论却显示了它的实际意义。争取精神自由的卫道士们最后终于认识到，每一次他们要求人道待遇，就是把他们的生命投入危险之中。特·贝齐急切地希望“比利斯主义者”的领袖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会轻率从事，于是谴责后者是胆小鬼。这位日内瓦的牧师轻蔑地写道：“他这个人在其它方面是如此的勇敢，说了那么多同情和仁慈的话，就象这本书上所表现的那样，但他却是一个胆小鬼，因为他只敢戴上面具之后才把头伸出来。”写这段话的人也许是希望卡斯特利奥会接受警告，谨慎地躲到幕后去；也许他真的希望卡斯特利奥会自行暴露。但不管怎么样，卡斯特利奥迅即应战了。事实证明，那日内瓦的正教正竭力促成排外的教义，并系统地将它付诸实践。这一事实迫使卡斯特利奥（虽然是一个狂热的爱好和平者）公开宣战。他看到决定性的时刻业已开始。虽然米圭尔·塞维特斯已经死了，但除非把对他所犯下的罪行向法庭（其成员都是基督教徒）上诉，那第一次火刑的烬余木头将会被用来烧死上百个，不，上千个同样的人们。原来不过是一次孤立行动的谋杀，将会僵化成为一个原则。卡斯特利奥暂时中断了学术研究，开始专心致志地起草他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起诉书：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把米圭尔·塞维特斯送到查佩尔处死。虽然这一“答加尔文书”主要针对一个人，但是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却证明这是一篇闻所未闻的、最光彩夺目的檄文。它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用教条压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压制永恒的良心自由。
年复一年，卡斯特利奥认清了他仇敌的为人，也越来越熟悉了他的手段。加尔文善于把对他个人的每一次攻击，都转化为对教义、对真正的宗教、甚至对上帝的攻击。因此，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的一开头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谴责米圭尔·塞维特斯的观点，也不建议对宗教上的和注释方面的问题作出任何形式的判决，他只是对那个人，约翰·加尔文提出谋杀的指控。他不让诡辩性的曲解篡改他的论点，以一个有造诣的律师的精雕细琢的文风，为他所辩护的案件进行了陈述。“约翰·加尔文今天享有大权，我只能希望他具有甚至比我所知的更为温和的气质，但是他最后重要的公开行动，却是一个血腥的死刑，继之以对一大群虔诚的人们进行威吓。那就是为什么我，一个厌恶杀戮的人（难道全世界不都是这样吗？），依靠上帝的帮助，要使加尔文之心大白于天下，或者，至少把那些被他引入歧途的人们带到正路上来。”
“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西班牙人米圭尔·塞维特斯为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日内瓦被烧死。火刑的教唆者是加尔文，本城大教堂的牧师。由于这一处决，掀起了许多抗议，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为对付这些抗议，加尔文出了一本书。看来此书是最巧妙地着过色的。作者的目的有三：为自己辩护、攻击塞维特斯、并证明处死塞维特斯是公正的。我建议对此书进行一次批评性的审查。根据加尔文经常好争论的作风，他很可能会将我形容为塞维特斯的一个学生，但我希望没有人会因此而误解。我不是为塞维特斯的论点辩护，而是要抨击加尔文的虚假论点。我绝对不考虑讨论受洗、三位一体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手头甚至没有一本塞维特斯的书，因为加尔文把凡能到手的书全烧掉了。因此，我不知道塞维特斯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我至多只是嘲笑加尔文的错误，这些与原则分歧毫无关系。我希望向每一个人讲明白这个嗜血成性已成疯狂的是怎样的一类人。我不会象他对付塞维特斯那样对付他。他判处塞维特斯火刑，并将他所著的、被认为是犯了罪的书付之一炬。现在，甚至在塞维特斯死了之后，加尔文仍继续漫骂他。加尔文在杀人焚书后，居然还有脸向我们提起这些书（当然是断章取义的），那好象是先放一把火，把房屋烧成灰，然后再邀请我们去参观各个房间里面的摆设。至于我，既不会烧死一个作者也不会烧掉他的书。我所抨击的书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两种版本都有。一种拉丁文，另一种法文。为了避免可能出现毛病，我将在每一句引文处注明章节出处，同时象原文一样标出对每一章节的答复。
这样的讨论就再坦率不过了。在上述的书中，加尔文毫不含糊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卡斯特利奥象一个检察官利用被告的证物一样，利用了这本可以为大家理解的“展览品”。卡斯特利奥一字不漏地重印了加尔文的书，因此没有人能够说批评者伪造了或篡改了他对手的观点，或者怀疑批评者删节了加尔文的原话。这样，对塞维特斯的这次审理就要比日内瓦的第一次审理要公平得多：当时被告被关在黑暗而潮湿的地牢里，证人均被拒绝，不许辩护律师出庭。卡斯特利奥决意让整个人造主义者世界自由地讨论塞维特斯案的每一细节，决心使其道德上的问题大白于天下。
对某些基本的事实，不可能会有争论。那个人，当被火焰吞噬时，大声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却由于加尔文的教唆，并得到日内瓦市行政会的同意，而被残酷地处死了。卡斯特利奥继续问道：“米圭尔·塞维特斯真的犯了什么罪？既然约翰·加尔文并没有掌握政治大权，而只掌握了教会大权，那么他怎么能够把这纯粹是神学上的事务移交给市行政当局呢？日内瓦市行政当局有什么权利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塞维特斯呢？最后，又根据什么人的许可、根据什么法律或成文津把这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死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为了肯定米圭尔·塞维特斯犯了什么罪，卡斯特利奥查阅了档案记载和加尔文的陈述。卡斯特利奥所能找到的唯一罪名是塞维特斯由于受某种无法解释的、刻意标新立异的渴望所驱使，“冒失地歪曲了福音书”。于是，加尔文对塞维特斯的全部指控是，那西班牙人独立地、武断地解释《圣经》，这导致他（塞维特斯）的结论不同于加尔文的基督教会教义所表达的方式。卡斯特利奥回击说：“难道塞维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斗士中，就是唯一独立地、武断地解释福音书的人吗？如果有人散播了武断的解释，因此就脱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义，那么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难道这样的各抒己见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项基本要求吗？那些福音派教会的头头们除了要确立一个重新解释《圣经》之权外，他们还在忙些什么呢？难道加尔文本人和加尔文的朋友法里尔在以这样的方式重建教会而努力的人们中不是最勇敢和最果断的吗？”不单是加尔文自己表现了对革命的过分热中，而且他在这方面过多的作为给别人以走得太远而已濒临危险的印象。在十年的进程中，他作出的革新，比天主教会在六个世纪来所作出的更多。加尔文，作为最勇敢的改革家之一，是无权在新教教会范围里把作出新的解释诬蔑为罪行的。
“然而，加尔文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任何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是错误的。”这就使卡斯特利奥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是谁授权加尔文去判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呢？“当然，加尔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不跟着他唯唯诺诺的撰稿者都是心怀叵测的坏人。因此他要求不光阻止那些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而且阻止他们发言。这表明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阐述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卡斯特利奥坚持认为，永远不会有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党派有资格说：“只有我们知道真理，和我们不同的所有意见都是错的。”所有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是可争论的和有分歧的。“过分绝对地对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作出裁决，表现出好象我们参与了他最秘密的计划似的，那是放肆。还有，如果幻想我们能够肯定掌握诸如此类的事情，并幻想我们能清楚地代表它们，那是十足的妄自尊大。因为，实际上我们对它们是一无所知的。”
自从有了世界，五花八门的灾祸就是教条主义者们的工作。那些人毫不宽容地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是唯一可靠的。正是这些狂热性使他们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自我吹嘘，争论不休，扰得世界不得安宁，他们把本来应该平行不悖，并列的思想变为敌对的和充满杀气的争论。卡斯特利奥控告加尔文精神上的不宽容如下，“所有的宗派把宗教建立在上帝的语言上，每一宗派的成员们把他们自己的宗教当作是唯一的真理拥有者。但是，根据加尔文的说法，只有一个宗派是正确的，其它宗派一定要服从它。当然，对于约翰·加尔文大师，他自己的教义看来是真的，而其它宗派的领导人也对他们的信念抱着相同的态度。加尔文说别人是错误的，而别人说加尔文是错误的。加尔文要想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官，而别人也这样想。那么，由谁来决定呢？不管怎么说，是谁任命加尔文为至高无上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去判决极刑的仲裁人呢？加尔文是根据这——上帝的言词中取得这资格的，但别人也同样提出有此权利。或者，可能，加尔文向我们保证他的教义是无可争辩的。在谁的眼睛里无可争辩呢？在他自己的，在约翰·加尔文的眼睛里。如果真理真象他宣称的那样显而易见，那又为什么他要写那么多的书呢？为什么他不允许其它人花一些时间去掌握对他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实呢？为什么不给一个机会就把他们打倒在地而使他们丧失了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就象他已领会的那样呢？
卡斯特利奥因此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论点。加尔文僭取了他没有资格授予的地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至高无上的仲裁人的地位。如果他认为塞维特斯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该做的是通知塞维特斯，他在什么地方迷失了道路。但加尔文不是有理性地和善地进行辩论，而是轻易地诉诸武力。“你一开始就逮捕了你的敌手塞维特斯，把他投入监狱。在审讯中，除了那西班牙人的一些仇敌外，你排除了所有的人。”加尔文乞灵于教条主义者的老法宝：发现论争逐渐对他不利时，就不再听放手的话，把他的嘴塞起来。如此求助于审查制度暴露了他对一个人或一个教义的不安全感。卡斯特利奥好象预见到自己的命运似的，继续诉说加尔文道义上的责任。“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加尔文先生。如果你同一个人为继承权问题进行诉讼，而你的放手从法官那里取得了一个裁定：只有他（敌手）有资格讲话、而你却被禁止不得开口，难道你不立即抗议这不公平的对待呢？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关信仰的争论，为什么你要求我们缄口不言呢？难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认识到你论点的弱点了吗？你是否非常害怕结论将不利于你，使你丧失独裁者的地位？
为了召唤一个证人，卡斯特利奥把抗议中止了片刻。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因为反对传教士约翰·加尔文，愿意作证说：上帝的法律禁止地方当局使用暴力压制纯精神上的过失。这位现在被召来作证的大学者、著名的神学家乃是加尔文本人。在这件事上他很不情愿地进入证人席。“加尔文发现混乱不堪，所以他立即谴责别人，以免他自己被怀疑。但是，很显然，只有一件事造成了上面的混乱情况，那就是他作为迫害者的态度。对塞维特斯的判决是在他的唆使下作出的，那在日内瓦，也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了惊恐和愤怒。现在他试图把自己亲手的作为所引起的责难栽到别人身上去。他改变了当他还是受迫害者一员时所唱的调子。当时他写了成篇累犊的文章痛骂并反对这种迫害。我愿从加尔文的《原理》一书中抄下一章，免得我的读者怀疑我。”
一五五四年的加尔文，很可能会把写出卡斯特利奥行将摘录的那些话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因为在《原理》中加尔文曾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一旦他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人道的要求。在原理的第二版中，上面所摘引的语句已被谨慎小心地修改过。正如拿破仑，一当上第一执政，就留意收购和烧毁能到手的雅各宾派写的描写他年青时代的小册子。同样，日内瓦教会的头头一旦成了一个迫害者而不再是被迫害者的一员，就急于要镇压一切了解他以前要求过节制的人。但卡斯特利奥不愿让加尔文从他自己所说过的话里滑掉。他逐词逐句将它们复写了下来进行驳斥。卡斯特利奥在引文结束以后接着说：“现在，我的所有的读者，把加尔文原来的宣言，同他今天的文章和行为比较一下，事情就很清楚了：他的现在同他的过去之不同犹如光明之与黑暗。国为他已经处死了塞维特斯，他现在想要把一切持有与他不同意见的人同样地处死。他，立法者，抛弃了自己的法律，要求处死持不同意见者……加尔文要处死别人，因为他害怕他们会揭露他的反复无常和他的蜕化变质，使他成为注目的中心。对此，我们还会感到惊诧吗？那些干坏事的最怕光天化日了。”
但卡斯特利奥要的是光天化日。他坚持认为加尔文应义不容辞地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一个曾经是自由思想的倡导者会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在查佩尔。因此审讯要毫不宽容地继续下去……
两个问题解决了。对事实进行的平心静气的研究表明，米圭尔·塞维特斯的罪行，如果有的话，也是在纯粹精神方面的。此外，即使那西班牙人偏离了加尔文认为是正确的解释，也永远不该作为普通犯罪对待。加尔文，为了镇压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竟诉诸尘世的权力，卡斯特利奥问道，那是为什么呢？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只应该用思想的工具来处置。“如果塞维特斯拿起武器来对付你，你就有权利找市行政会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反对你的唯一武器是笔，为什么你要用火与剑抨击他的著作呢？告诉我，为什么你去找地方当局做你的后台呢？”
一个国家在良心问题上没有管辖权，在维护神学教义上市行政会不应插手，因为那只与学者们有关。市行政会的业务是保护一个学者，正如它保护一个匠人、一个雇工、一个医生，或者别的任何公民，使他们免受坏人之害。只有当塞维特斯试图谋杀加尔文时，市行政会经请求才能进行干预，保护加尔文。但是，由于塞维特斯除了使用理性的争辩来推动他对加尔文的攻击外，什么也没有干，加尔文理该用辩论和合乎逻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批驳不容置疑。加尔文试图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支持了一个更高、更神圣的命令。卡斯特利奥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神圣的或基督教的命令会去杀人。加尔文求助于摩西律，他宣称，摩西律命令用火和剑消灭不信教者。卡斯特利奥激烈反驳说：“真没想到。加尔文是怎样求助摩西律呢，我看他会摧毁所有城市中的居民点、牲口和家具。如果他调得动足够的军事力量的话，他一定会攻打隐匿着他认为是异端教义的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一定要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杀死男人、妇女、孩子，甚至胎儿。”加尔文在他的自辩书中宣称，整个基督教教义将全部灭亡，除非那些负有保卫教义天职的人有足够的勇气把那坏疽性的肢截掉。对此，卡斯特利奥回答道：“把不信教者从教会中开除出去是教士们所考虑的，他们有资格革除异端的教籍并逐出教徒会议，但无权处死他们。”在福音书中没有，在世界上任何道德专题论文中也从来没有要求过这样的不宽容。“作为最后的一着，你敢说就是耶稣他自己教你去烧死你的信徒吗？”于是卡斯特利奥向加尔文咆哮了，此人的“双手滴着塞维特斯的鲜血”，写出了如此荒谬的自辩书。因为，加尔文继续宣称，他是为保卫教义而被迫烧死塞维特斯的，他是被迫去保护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象所有诉诸于暴力的人一样，加尔文一再试图为使用暴力辩护，说那与一些超越个人的利益有关。现在，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这一格言何等的真实而清楚，何等的不朽而人道。在这段精辟的话里，卡斯特利奥一锤定音，对杀害塞维特斯的人作出了宣判。你也许可以从逻辑学、伦理学、民族或宗教上找到借口证明处决一个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掩盖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总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对流血行为负责，杀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加以宽恕的。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正确；没有一个真理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真实。也不能靠吹捧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出于良心而拒绝那“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者哲学变得更真实。观点和概念是个人的经验和事务，除了隶属于持有它们的个人以外，不从属于任何人。它们无法加以训练和控制。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虽然，对于加尔文教义和宗派来说，为了不朽的思想，腐朽的人们是应该灭亡的，这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卡斯特利奥主张说，每一个为了他的信念被折磨被屠杀的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精神事务上的高压统治不单是对精神的犯罪，而且也是徒劳无功的。“我们不要强迫任何人，因为高压统治不能使人进步。那些试图强迫别人接受真理的人，其愚蠢不亚于一个人手持木棒把食物塞进病人的嘴里。”因此，其结果必然是对持有异议者进行镇压。“要最后剥夺你们的官员们使用武力或进行迫害的权力。要给予每一个人自由地使用舌头和笔的权力（因为，这是圣·保罗的意思，他说：‘你们可能都在预言……你们想要预言，并禁止人用舌头说话’）。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一旦从高压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由将会创造何等的奇迹！”
审查了事实，回答了问题。现在，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予以总结并以被凌辱的人道名义宣判。历史批准了这一判决：一个名叫米圭尔·塞维特斯的人，上帝的追求者，“《圣经》的学生”被杀害了。加尔文是控告人，是审讯的教唆者；日内瓦市行政会负有实际上执行这罪行的责任，从精神上对此案进行复查，证明上述宗教的和尘世的当局都越出了各自的司法权。市行政会无权对一种精神上的违犯作出判决。”加尔文的罪行更大，他把责任强加给地方当局。“由于受到你的证言和你同谋的影响，市行政会将一个人判处了死刑。但市行政会在这一件事上无权采取行动，也无法加以判别，就象瞎子不能辨别颜色一样。”加尔文犯了两重罪：教唆罪和执行那可憎行为罪。不管他将不幸的塞维特斯投入火焰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行为是罪大恶极的。“你把塞维特斯处死，或是因为想了他之所说，或是因为根据他内在的信念说了他之所想。如果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表达了他内在的信念，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说了真话，即使说的是错话，但那也是真的，他不过说了他相信是真实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你们仅仅因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把他处死，那么，在采取如此极刑之前，你们也有责任试图使他相信你们认为是正确的那些观点；或者，为此目的而摘录《圣经》，足以证明你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下令把一切犯错误的人都处死，虽则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坚信真理。”加尔文没有正当的理由，就杀死了一个持异议者，这是犯了预谋杀人罪，三倍的杀人罪。
犯罪，犯罪，犯罪，好象号角三响，卡斯特利奥的判决向全世界公布了。人道这一最高的道德权威已经作出裁定。但是，身后的补课不能使死者复生。恢复一个已死者的名誉，又有什么用呢？不，现在最根本的是保护活着的人。给不人道的行为打上耻辱的烙印，这样才有可能防止无数同样的行为。不光是要宣布约翰·加尔文其人有罪，加尔文的书，充满了极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压的教义，必须宣布为不人道。卡斯特利奥责问他已作出宣判的那一个人说：“你难道没有看到你的书和你的行为将导向何处吗？很多人强调他们是在保卫上帝的荣誉，但今后要想屠杀人类的‘上帝保卫者’将以你作为证明。他们将跟随你，走同样灾难的路。象你一样，他们将用血来玷污自己的双手。象你一样，他们将把那些持有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送上绞刑台。”“这并非是危险的、孤立的、狂热的个人，而是狂热主义的一种罪恶精神。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在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卡斯特利奥的话恰好是在持续一百年之久的宗教战争爆发之前，他的预言应验了。“通过你嗜血的祈祷，造成或将要造成那么多的鲜血，甚至那最残酷的使用大炮轰炸的专制暴君也望尘莫及——除非上帝对可怜的人类发慈悲，使君主们和其它统治者们看清真相而中断那血腥的勾当，那血还是要流。”
即使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样主张宽容的温和的宗教改革者，看到被迫害者和被追猎者的痛苦，也觉得已不可能保持漠不关心了，他感动得高声祈求上帝，绝望地祷告上帝赐尘世以更多的人道——就这样，我在引用过的这一对加尔文的批驳中，卡斯特利奥雷鸣般的吼声是对一切因狂热仇恨而成为和平破坏者的诅咒。他的书以庄严的祷告结尾：“这种臭名昭彰的宗教迫害在但尼尔时代早被摧毁。因为先知的敌人们对先知的作为无懈可击，为了通过他的信念对他加以攻击，他们凑在一起了。同样的事也在今天发生。当敌人的行为无懈可击时，人们就会以大棒对准敌人的“教义”。他们知道那些当权者，由于自己没有主张，很容易被人说服，因此，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极端灵巧的。就这样，那些把“教义不可侵犯”喊得最响的总是那压迫弱者的人。呜呼，他们“神圣的教义”将是耶稣在最后审判日中厌恶地抛弃的。到其时，他将主持对行为的审判而不是对教义的审判。当他们对他说：“主啊，我们站在你的一边，按照你的指示办事。”他将回答说：“去你们的，你们这些罪大恶极的人！”
第八章 暴力干掉了道德
第八章 暴力干掉了道德
很少有人会象卡斯特利奥那样猛烈地攻击过一个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会有卡斯特利奥在《答加尔文书》所表现的那种狂怒。人们从它的绝对的真实和明晰中可以想象得到，《答书》能教育那些最冷漠的人们：如果他们不立即起来反抗日内瓦的镇压，在新教统治下的思想自由、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就会丧失殆尽。根据一切可能性来判断，在卡斯特利奥对审判并处塞维特斯以火刑一事进行了无懈可击的论证之后，全体西方世界善于思考的人们都会赞同他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案件中，一个敌手被如此可怕的攻击所打倒，而且肯定将会永远被压倒。但卡斯特利奥的宣言在结束加尔文不妥协的正统观点方面，却是不会失败的。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这光彩夺目的要求宽容的呼吁，看来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原因是最简单最残酷不过了：因为卡斯特利奥的《答加尔文书》在当时被禁止付印。在加尔文的唆使下，这本书在向欧洲的良心发出呼吁之前，就被审查制度扼杀了。
在最黑暗的时刻（其时手抄本已经通过作者在巴塞尔的好友在民间流传），日内瓦的当权者通过他们谍报人员的探查，知道卡斯特利奥将出的书对他们的权威是危险的挑战。他们立即予以打击，凶猛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怕的是：一个占有压倒优势的国家组织对付孤立的个人。加尔文只因为塞维特斯在教义上与他观点不同，就残暴地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他多亏了片面的审查制度的帮助，才能使他的残暴行径不受到干涉。卡斯特利奥想以人道名义提出抗议，却拒不被受理。事实上，巴塞尔市行政当局没有理由禁止一个自由市民——他还是大学里的一位教授呢——打笔墨官司。但加尔文是一个老奸巨滑的策士，他巧妙地隐在幕后提线，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反击。一个正式的抗议出笼了（不是以加尔文的名义而是由日内瓦市出面），反对卡斯特利奥对“教义”的攻击。其结果是巴塞尔市行政会和巴塞尔大学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选择：或者是禁止一个自由作家的事业，或者是为维护这一事业而去反对一个强大的联邦。事情几乎总是这样：强权压倒了正义，权力胜过了道德。巴塞尔市精明的参议员们认为与其碰得头破血流，还不如牺牲一个人。因此，他们下令禁止任何非严格正统的著作出版。这一法令使卡斯特利奥无法出版他的《答加尔文书》，使加尔文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不用害怕”。
正象炽热的柴火消灭了塞维特斯的声音，现在卡斯特利奥的声音被审查制度消灭了。恐怖再次维护了“权威”。卡斯特利奥被缴械，他不能再写作了。不，更糟的是，他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那胜利的敌手以加倍的愤怒予以回击，却不允许他还手。几乎过了一个世纪，《答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卡斯特利奥在这本小册子里以预言式的口气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
面对恐怖政治而无处申诉。在沮丧和无可奈何之中，卡斯特利奥不得不屈服。在那武力压制理智的时代，被压迫者聊以自慰的是对胜利者的征服表示无限的蔑视。“你们的言词和你们的武器，只不过是从过去的专制统治那里捡来的破烂货。它们只能给你一个暂时的统治，但决非是精神上的。这一统治的基础是高压而不是对上帝的爱。我不羡慕你们的权力和你们的武器。我有其他的权力和武器——坚定纯正的信念：坚信上帝会帮助我，赐予我恩典。即使在一段时期里，真理被当时眼花缭乱的‘公正’所压倒，但没有人能够永远压倒真理。让我们不要对那杀害基督的尘世审判注意吧，让我无视那些只使暴力事业胜利的法令吧。上帝的天国决不在这世界上。”
恐怖再次占了上风。每况愈下，加尔文的世俗权力因他的罪恶而确实加强了。在历史的编年上，要寻找故事里诗一般的公正是徒劳的。我们不得不适应这一现实：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般说来，在世俗事务上它总是替为非作歹者撑腰。
加尔文虽然被人攻击为冷酷无情，但他很明白只有一件事能救他，那就是更无情地使用武力。在历史上我们一再发现规律的运用：无论谁诉诸武力一定得干到底；无论谁建立了一个恐怖统治一定得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在审判塞维特斯时或是以后，对加尔文反抗只会使他更加坚信，作为握有全权的统治者，残暴地镇压、无休止地恫吓敌手、无情地扑灭任何反抗，是巩固极权主义权力的唯一方法。从一开始，加尔文就热中于控制共和主义少数派的投票而使日内瓦市行政会陷于瘫痪。在该团体逐次开会席位中，那些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依靠加尔文的来自法国避难的新教教徒，都被批准给予日内瓦公民权，从而有投票权。于是市行政会就按照加尔文的意见行事。他的信徒塞满了公职的位置。共和派的影响逐渐被暗中破坏掉。虽然，老派的日内瓦爱国人士，即那些曾经为日内瓦的自由流过血的民主派人，很快就觉察到那些外国人是有组织地推荐上的，但他们的不安为时已晚了。他们秘密集会讨论，怎样从清教徒的控制下挽救那残存的最后的一点独立。公众的情绪越来越紧张。本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频繁在街头吵架。虽然造成的伤害并不严重，只有两人被石子击伤。
加尔文可只等待有一个借口。他现在能够进行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了。这些小口角被扩大为一个“可怕的阴谋”，据说“只是由于上帝的恩惠”它才得以挫败。独裁者的镇压一次接一次。共和派的头头被逮捕（其实他们跟闹事全然无关）、被逼供、直到独裁者取得了他所需的证据。“证据”表明，他的反对派正计划一次大屠杀，加尔文和他的支持者们将被杀害，而外国军队将进入该城。这一所谓阴谋的“坦白交待书”是用残暴的酷刑逼供取得的。“通敌、既已“证实”，刽子手就可以动手了，所有（即使在极细微的事上）反对加尔文的人都要被处死。只有那些逃出日内瓦的人才能幸免。当“正义”完成时，全城留下的唯一政党是加尔文的私党。
清洗了日内瓦的持不同政见者之后，加尔文该高枕无忧因而宽宏大量了吧。但是自从修昔的底斯、色诺芬、波卢塔克以来，所有历史和传记的读者们都知道，胜利的政治寡头们势必更加严酷。专制暴君永恒的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如果一个被压垮了的敌手一声不吭，但仍拒绝厕身于暴君的佞幸和奴才之列，那么，此人的继续存在就成为一个烦恼的来源。现在加尔文已除掉了他所有的政敌，只剩下了一个人。那神权执行者的仇恨，就激化集中于这一人。这人就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
但是要对卡斯特利奥发动一次有效的猛攻也非易事。除非引诱他打破那谨慎的沉默而开口。卡斯特利奥厌倦公开争吵。伊拉兹马斯型的人道主义者很少是持久的斗士。党徒们不断地围猎叛教者，他们的惯伎对人道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不齿于学者的卑鄙行为。在表明了真理之后，人道主义者认为再反复表示抗议就是多余的了。他们很少是宣传家。在塞维特斯案件中，卡斯特利奥已畅所欲言。他尽其可能地为纪念那西班牙的烈士辩护，他对用暴力压制道德的谴责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有力。但是时机对他不利，他肯定看到暴力仍将无限期地掌权。因此他决定等待，直到在得到较有利的赞助时，重新开展宽容和不宽容之间的斗争。他虽失望但百折不回，于是又回到学术研究上去。巴塞尔大学最后任命他为教授，他几乎完成了他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在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他没有撰写过论战文章。
但加尔文和日内瓦人从谍报人员那里探得，卡斯特利奥在大学里，在亲近的朋友圈子中，继续散播人道主义的观点。虽然他的双手被束缚住了，他仍能自由发言。那些主张不宽容的“十字军”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他反对宿命论教义的无可辩驳的论证。“十字军”们不禁恼怒万分。大凡一个人只要在道德上占优势，就能发挥力量和影响。因为他的精髓能在无穷的空间扩散，他信念的散播宛如投石于河引起万千波纹。因为卡斯特利奥不肯屈服，因此必须粉碎他。于是设置了一个圈套，引诱他回到“异端”的战场上来。他大学里的一个同事被物色出来，此人愿意干挑衅的勾当。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信，用含蓄的措词表示他的问题纯然是神学上的。他要求卡斯特利奥就宿命论教义发表自己的看法。卡斯特利奥同意进行一次公开辩论，但他还来不及开口，听众中就有人站起来诅咒他是异端。卡斯特利奥很快就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不为自己辩护以免落人陷阱而授人以柄。他停止了讨论，他大学里的同事不同意进一步迫害他。然而日内瓦仍不甘心。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接着几次挑战要求公开辩论，卡斯特利奥不加理睬。到处流传着谣言和小册子，企图逼卡斯特利奥摊牌。他的敌人们嘲弄他翻译的《圣经》，谴责他是匿名诽谤信的作者，极为可憎的中伤广为传播。就好象一声令下，反对他的风暴就从各个角落拔地而起。
狂热者的肆虐无孔不入。这一点，不抱偏见的人道主义者都能看清了，肯定有人打算加害这位卓越的虔诚的学者的肉体和生命，现在他已被剥夺了发言权。恶毒的迫害也使他赢得了很多友好的支持。德国宗教改革的老前辈梅兰克森引人注目地成了卡斯特利奥的支持者。正象早期的伊拉兹马斯一样，梅兰克森现在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厌恶。对这些人来说，生命的意义不是建立在和解上而建立在争吵上。梅兰克森写给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一封信，信上说：“以后因工作过多，我将不跟你通信了。我缄口不言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感遗憾看到，在那些聪明而高尚的朋友们中间我是何等严重地被误解。然而我对大作的风格的估价永远是非常高的。我的这封信是为了明确转达我的全面赞同和证明我最真挚的同情。我相信我们将团结在永恒的友谊上。
“你正当的控诉，不仅针对着主要的分歧意见，同时也针对着那野蛮残暴的行为。某些人以此攻击真理的朋友，这加剧了我的忧虑，使我不断地感到苦恼。根据古老的传说，巨人是从泰坦族的血中兴起的。同时，企图统治朝廷、家庭和群氓的诡辩家们认为学者们是实现他们目标的障碍，他们是从僧侣的种子里长出来的。但是上帝知道该怎样保护他残余的羊群。
“我们一定要象先哲们一样忍受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事物。我发现年龄对我的痛苦是一种缓解。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进入夭国之堂，远离如此残忍地搅乱尘世教堂愤怒的风暴。如果我活着，我将乐于同你讨论许多事情。再见。”
梅兰克森在上面那封写给卡斯特利奥的信里，希望他的信（很快就成为无数流传的手抄本）能对保护卡斯特利奥有所帮助，并尽其所能地警告加尔文，要他停止疯狂地迫害那伟大的学者。梅兰克森对此事的重视无疑地影响了整个人道主义世界，甚至连加尔文的一些老朋友也劝他讲和。例如，有名的学者和神学家弗朗西俄斯·鲍德温在写给日内瓦的信中说：“梅兰克森关心你们迫害此人而感痛苦。梅兰克森完全不赞同你的种种谬论。这些，你们该清楚了吧！你们继续不断地把卡斯特利奥描写为撒旦第二，与此同时却把梅兰克森尊为一个天使，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然而，要想教育或者满足一个狂热之徒，那是徒劳的。奇怪（或合乎逻辑）之极，梅兰克森的信对加尔文起了相反的作用。后者反对卡斯特利奥的基本态度因梅兰克森的支持而加强。加尔文深知这些主张和平的学者们对他的军事独裁的威胁，要比洛约拉和耶稣会的成员们更为危险。那些敌对的团体，只不过教条对教条，言论对言论，教义对教义。而卡斯特利奥要求的则是自由。加尔文认为，这些攻击是对他的个人行为基本原则的攻击，对一元化权威等概念的攻击，以及对正统的实质性的攻击。一旦发生冲突，司令部内和平主义者比公开战场上的敌人更为可怕。梅兰克森的信提高了卡斯特利奥的威望。正因为如此，从那以后，加尔文的愿望就是彻底毁灭卡斯特利奥。这是一场白刃相接的战争。
正如塞维特斯事件一样，当战役转为歼灭战时，加尔文甩开了挡箭牌——尼克拉斯·德·封丹，拔出了剑。现在加尔文打算给卡斯特利奥以粉碎性的一击，他将他雇用的贝齐打发走。他不再考虑是非曲直；不再关心《圣经》及其阐释；不再关心真伪。他只想迅速消灭卡斯特利奥。但是这时他却想不出适当的理由攻击卡斯特利奥，因为后者已退出论战，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因此无论如何要任意制造出来一根足以打烂那可恶的卡斯特利奥的棍子。加尔文抓住了一个惜口，说他的谍报人员在一个过路商人的行李中寻出一份匿名的讽刺文章。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足以肯定卡斯特利奥是文章的作者。实际上卡斯特利奥确实不是，但既然业已决定“迦太基人必须灭亡”——就是说卡斯特利奥必须消灭——加尔文使用了疯狂而庸俗的辱驾，认定作者就是卡斯特利奥。加尔文的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不是一个神学者同另一个神学者合于礼仪的讨论，而是一种疯狂的发作。他使用了醉酒的烂水手所使用的肮脏语言，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渎神者。这位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被指责为光天化日盗窃木柴。这些野蛮的小品文一页比一页更为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
加尔文诽谤性的小册子可作为最出名的例子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宗派交恶是怎样贬低了一个卓越的学者和文学大师。那也可作为对政治家的告诫，向他们显示，当他们不能约束自己的感情时，他们的作为会是何等的愚蠢。受这可怕的错误的想法所激起，打击了一个可尊敬的人，使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因此受到了理性的震动。他们取消了以前禁止印行卡斯特利奥著作的决议。一所欧洲高标准的大学，不能容忍他们领固定束修的教授之一员，在人道主义世界的前面被指责为小偷、无赖和流氓。因为很明显，那样的谴责和“教义”的讨论全然无关，它只是庸俗的诽谤。评议会明确授权卡斯特利奥作一次公开的反驳。
卡斯特利奥的回答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道主义者论证的典范。他是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他敌手的仇恨不能毒害他的思想，敌手方面的任何卑鄙行径也不能使他卑鄙。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出非凡的镇定。“我对公开讨论是不热情的。我十分愿意和你取得兄弟般的谅解，以基督的精神，而不采取这样粗鲁的相互指责的方式，那肯定会损害我们教会的威望。但是，由于你和你的朋友们已经打破了我和平合作的梦，我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如果还心安理得地克制自己，不去回答你狂暴的攻击，那看来就与我的职责不称了。”卡斯特利奥接着揭发加尔文手法的欺诈性。因为加尔文在《谬论》的初版里，公开宣称卡斯特利奥是上述匿名小册子的作者。但在再版时，事实已证明他肯定错了。那日内瓦的独裁者撤回了控告，让事情不了了之，而不是坦率地承认地谴责卡斯特利奥是不公平的。卡斯特利奥证明了加尔文所说是不真实的：“是或不是，你难道不知道你称我是小册子的作者是没有根据的吗？教我怎么说呢？或者是你明知那是不公平的，却还提出谴责，在这情况下，你是欺骗；或者是你依然未能确定，那么你的控告是轻率地提出的。无论何种情况，你的作为都是卑鄙的。因为你的每一个论点都是虚假的。我既没有写那小册子，又没有把它送到巴黎去印刷。如果它的扩散是一件罪恶的犯法行为，那么那罪恶是你的，因为那小册于是通过你才广为人所知的。”
把加尔文攻击他的借口的无聊揭露之后，卡斯特利奥转而嘲笑那抨击方式的粗鲁。“你储存了大量的谩驾术语供你调遣，在说出你全部的心里话时，你说溜了嘴。在你拉丁诽谤语里，你一口气地把我说成是渎神者、中伤者、罪大恶极者、狂吠的恶狗、一个粗鲁无知、野蛮的卑鄙小人、一个不敬神的窜改《圣经》者、一个嘲弄上帝的蠢才、一个无耻之徒、一条肮脏的狗、一个流氓和一个坏百姓。你八次叫我恶棍（我认为你的意思是至少与“二流子”一词有关），你所说的，就是这些恶毒的语言。”它在印刷品中占了整整的两页，你为你的书选了个题目叫《恶棍的谬论》。它末了的一句话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从题目到结论，整篇文章用同一格调写成。虽然文章的作者有受到使徒般的热诚和基督的好心鼓舞的好名声。如果你的信徒们也染上了那种气氛，如果那证明了你的信徒们酷肖他们的大师，那么，愿祸害降于那些你所领导的人。但是这些谩骂不能损我于丝毫……有朝一日真理会胜利，而你，加尔文，将被迫向上帝讲清楚你是如何辱骂别人的，以拯救他们，也拯救你自己。基督死了，你可能不害臊了。你竟不记得耶稣亲口所说的话：“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一种完全纯洁的意识使卡斯特利奥情绪高涨。他针对加尔文所提的最严重的控告，说什么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偷过木柴一事而继续冷静地为自己进行辩护。他不无冷嘲地写道：“如果我干了此事，那当然是严重违法。但诽谤是同等严重的罪行。让我们暂且假定那控告属实，假定我真的偷过木料，那是因为根据你的教义，我注定要那么干。为什么你要为那事而不恤谩骂我呢？如果上帝注定我命该如此，因而我不可能不偷的话，你们不该同情我吗？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你要让叫喊声和谴责声上达天听呢？是要防止我不再偷吗？如果因为上帝注定我命该是一个小偷，那你的大作就不该责备我了，因为我是被迫出此的。根据你的说法，我无法抑制自己去偷。仔细斟酌，那抬高了我的身份。”
在如此嘲弄了加尔文荒谬的控告之后，卡斯特利奥接着解释，那控告的基础是何等的脆弱。在莱因河涨大水时，他同其他几百个人，带了铁钩把河里漂浮的木材拖了上来。法律不仅允许将浮木和河上发现的东西划归个人，而且城市当局特别请求巴塞尔的公民们去捞取，因为河水泛滥，浮木对桥梁有危险。卡斯特利奥能够提供证明，巴塞尔市政当局曾为犯有“偷窃行为”付给他和其他一些“小偷们”一笔报酬即“一笔可观的钱”。在读了这一反驳之后，甚至连日内瓦的狂热分子也不再想重提这一荒谬的诽谤了。因诽谤而出丑的不是卡斯特利奥，而是加尔文。
谎言，对事情曲为之解，都不能挽回加尔文的面子。独裁者急于用他的权力清除一个政敌。他象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干过的那样，不恤用不正当的手段去窜改真理。卡斯特利奥的品质清白无暇。他写情给加尔文说：“让那些审判员们为所欲为吧。任何人，只要他作出判断时不带任何偏见或仇恨，我都不怕听他的意见，那些自少就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经常处于贫困的境遇之中，很多人都能够证明这件事。一定要我找证人吗？难道你不知道我过去的生活吗？我正直的品行不容有丝毫的怀疑。这点你的学生们是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唯一能够加在我身上的控告只是我的教义同你们的不相符合罢了。因此，我必然是错误的。但是你怎么敢把如此恶毒中伤我的报告扩散出去，井将此事同向上帝的名字的呼吁联系起来呢？呼吁上帝为你全然受仇恨和愤怒所鼓动的控告作证，加尔文，难道你没看见这是何等的可怕吗？
“我也可以呼吁上帝的。因为你已经呼吁他支持你对我轻率的控告。我要向他呼吁，因为你不公正地谴责了我。如果我说了谎而你说的是真话，那么我祈求上帝按照我罪过的程度而进行惩罚。同时我请求我的同胞剥夺我的生命和荣誉。如果我说了真话而你是一个弄虚作假的起诉者，我祈求上帝保护我免于堕入我敌手所设的陷阱。我还要祈求他在你死之前给予你悔过的机会，那样，你所犯下的罪行才不致于危及你灵魂的拯救。”
这调子和加尔文的是何等的不同。这是一组明显的对比：有自由精神而没有偏见的人的调子和一个充分自信的人的调子的对比；永存的人道主义气质和教条主义气质的对比；还有，一个唯一的愿望是保留自己持有个人意见权利、与世无争的人和一个过于自信、永不安心、直到全世界都对他唯唯诺诺的独裁主义者的对比。良心上洁白无暇的人说话总是有节制的，而狂热分子却滔滔不绝散布着恐吓和仇恨。心灵一旦被仇恨的乌云所遮盖，就会一团漆黑。真正的精神上的业绩不可能由狂热分子完成，业绩只听命于沉默、镇静、学会自制和温和的人。
然而党徒们永远不会关心公平而只关心胜利。他们永远不想向别的观点让步，他们只坚持他们自己的。卡斯特利奥的反驳一出现；对他的攻击就重新开始。的确，辱骂卡斯特利奥是“狗”、是“野兽”之类的人身攻击和荒谬的偷木料云云的无稽之谈是悄然撤回了，甚至加尔文也不敢继续重弹旧调。攻击迅速转向神学阵地。日内瓦人再次开动印刷机。西奥多·德·贝齐再次担此重任。他对主子比对真理更忠心。在日内瓦官方出版的《圣经》上（一五五八年），他竟这样编排，在序文中就恶毒攻击卡斯特利奥，以致读上去他自己倒象是渎神者。贝齐写道：“撒旦，我们的宿仇已经认识到不能象以往一样阻碍上帝旨意的前进，就使用了更危险的方法。长期以来，没有《圣经》的法文翻译本，或者至少没有名实相称的翻译本。现在撒旦已经发现和轻浮无耻心灵一样多的翻译者。它可能还会发现更多，除非上帝及时制止它们。如果读者要我举一个例子，让我提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把《圣经》译为拉丁文和法文吧。卡斯特利奥此人的名字，因其忘恩负义和厚颜无耻，也因为企图把他导入正路无效而引起的许多麻烦而在我们教会中为人周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良心上的责任，是打破迄今为止的沉默，并警告一切基督教徒反对此人——那撒旦的特选子民。”
要用比较明确的措词谴责一个学者为异端是困难的。但卡斯特利奥，“撒旦的特选子民”，无需再保持沉默了，由于梅兰克森来信的鼓励，大学评议会已经恢复了这被迫害的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达.贝齐的回答十分深奥，也可以说，几乎是神秘的、悲苦的。他对那种自称献身于精神事务、实则屈服于不受控制的仇恨的人只能感到遗憾。他深知加尔文主义者不想传播真理，而只是保持他们自己教义的垄断地位。除非把他（卡斯特利奥）从道路上清除掉，正象他们先前把神学上和政治上的敌手清洗掉那样，他们是不会安心的。至于卡斯特利奥，他拒绝堕入如此的仇恨深渊。他预言似地写道：“你在煽动当局图谋置我于死。要不是你的书使所有读过它的人都明白你的意图的话，我是永远不敢下此断语的，即使我早就知道你的意图也罢。你知道，一旦我死去，那我就不可能回答你了。你感到我的继续生存是一个梦魇，因为你看出当局不会同意，即使在你压力下也没有同意。你使我被普遍地仇恨，使我在世人的眼里不被信任。”虽然卡斯特利奥确信他的仇敌们在谋害他的性命，他却以诉诸他们的良心而满足。他对那些自称为基督的仆人说：“请告诉我，从什么地方可以证明你们对我的态度是由于耶稣的要求呢？甚至当犹大把耶稣交给当局忠实的追随者时，他还是用仁慈的语调同他那虚伪的信徒说话，而且在十字架上，他为将他处死的人祈祷。但是你在于什么呢？因为在某些教义和形形色色的观点上，我和你有所不同，你就到处迫害我，还怂恿别人象你们自己那样恶毒对待我。在你们内心深处，一定非常痛苦。你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将要受到他彻底的谴责。例如，‘凡憎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者’，这些是简单的真理，它载于《圣经》，只要思想不受神学上曲解影响的人，在查阅宗教经典著作时都容易理解这一真理。而你自己，嘴上说得好听，书上写得好看，为什么不把同样的教义用在日常生活里呢？”
卡斯特利奥知道达·贝齐只是一个马前先行。加尔文既是道德领域的暴君，又是现实世界的暴君，是杀气腾腾地仇恨卡斯特利奥、叫嚣要消灭他的根源。卡斯特利奥因此绕过贝齐，直接写信给加尔文。“你自称为基督教徒；你诉诸福音书；你站在上帝旨意的立场上；你自吹你的思想全部献身于实现上帝的意志。你自信精通福音的真理，但如果你要教育别人，为什么不首先教育你自己呢？你怎么敢在布道台上大声呵斥那些作伪证的人的同时，让你自己的著作继续作伪证呢？显然，你意欲破坏我的自尊。你既狂妄又自信，好象你就坐在上帝的旁边，而他把他内心的秘密全告诉了你。请反省吧，不要等到为时太晚了。试一试吧，如其可能，怀疑一下你自己是否十全十美。那样你就可以看到别的许多人所能看到的东西。摆脱你那自毁的自负吧；摆脱你对那么多人，特别对我的仇恨吧。让我们互相出于好心而竞赛吧，那样，你将发现把我说成是不虔诚的说法，跟你选定我犯有不名誉的过错一样，都非事实。请容忍我们在有关教义上和你少许的分歧吧。两个虔诚的人，在观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心灵上是一致的，那难道不可能吗？”
被教条主义者和狂热分子攻击，却用较人道和解的精神回答，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这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卡斯特利奥本人，在同强加于他的斗争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范。他并不用轻蔑还轻蔑；用仇恨还仇恨。他写道：“我知道，如果我象你一样，对你提出那么多的控告，那么，我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亡了。”接下去，他试图重新处理这场争论。他认为，这不过是学者之间常有的一场争论。虽然他的敌手正磨刀霍霍意图杀他，他还是又一次伸出和解和友谊之手。“为了基督的爱，我祈求你尊重我的自由，不要再用不实的控告来压服我吧。让我保留我自己的信念不受压制，我也完全同意你保留你的信念。不要再认为凡与你有不同意见者一定是错的，应该以异端罪处以火刑……当我看到有那么多虔诚的人们，用与你不同的方法解释《圣经》，那使我忠于基督的信念更坚定了。毫无问题，我们两人之间，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但那无妨于我们彼此相爱。终有一天主将把迷途的羔羊引到正路上去。我们两人当然知道（或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是对基督教博爱的责任。让我们实践此事，并通过实践闭上我们敌对的嘴吧。你相信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同样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好啦，让我们中间最聪明者表明他们是最友爱的吧！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聪明而傲慢吧！上帝全知道。我们一定要记住：上帝‘使高贵者卑贱，使卑贱者高贵’。
“当我写这些话时，我的心渴望着爱。我向你提供爱和一个基督教徒的和好。我吁请你对我表示爱。上帝和圣灵在上，我是发自内心才这样做的。
“如果你无视我所能做的，继续用你发自内心的仇恨攻击我；如果我不能说服你象一个基督教徒爱他弟兄那样爱我，我只能保持沉默了。愿上帝作我们的法官，在你我之间，按照我们为他服务忠诚的程度来作出判决吧！”
那样动人心弦的呼吁竟会毫无结果，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我们道德性质方面的矛盾之一是：理论家被禁锢在一个狭窄的概念中，对其他概念一概视而不见。因此象这样的呼吁，虽然十分人道，但不能为其所动。思想上的偏见必然导致行动上的不公正。当个人或一个国家成为眼光狭小的、狂热主义者的捕获物时，就没有互相了解和宽容的余地了。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动人的呼吁无动于衷。那不过是一个人急于求和的呼吁，并非公开宣讲，并非争论，也不想把他个人的观点强加于他人。那虔诚的日内瓦牧师驳回了这“魔鬼”要求基督教徒式和解的呼吁。他所做的是开始给卡斯特利奥身上刺上新的魔鬼的花纹，轻蔑和煽动的毒气加强了。为了使卡斯特利奥蒙受嫌疑，或者至少成为笑柄，加尔文编造了新的谎言。这可能是加尔文所发动的攻击中最背信弃义的。尽管当时在日内瓦看戏是有罪的，但在日内瓦神学院中加尔文的信徒们却上演了一出“虔诚”的学校喜剧。剧中的德·帕服·卡斯特罗很显然就是卡斯特利奥的影射，他作为撒旦的主要仆人出场，在剧中要他说：
“对于我，不过是一个为任何人服务的人。
为了钱，干什么都一样。
因此，我看不到别的事物……”这是歪曲的诽谤。一个终身在使徒般贫穷中度过、靠卖文为生的人，一个宗教宽容的辩护士竟是一个为罗马教皇服务的职业煽动家。这样的言论是经过日内瓦的领袖们批准，不，是得到他们鼓励的。加尔文主义者的积怨深仇，旷时日久，使他们无法再辨别真理和诽谤。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禠夺卡斯特利奥在巴塞尔教授的席位，亲眼看到他的著作被烧掉，如其可能，连同他本人一起烧掉。
这些心怀仇恨的人交上了好运；一次，在日内瓦进行的例行性的、挨家挨户“访问”中，发现有两个自由市民正在研究一本书，书上没有加尔文的出版许可。扉页或末页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出版地点。这本文艺小品《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散发着异端的气息。这两个人立即被带到宗教法庭；由于害怕拶刑和拉肢刑，他们很快就承认这本书是卡斯特利奥的一个侄子借给他们的。猎手们立即跟踪上这新的足迹，希望最后把困兽驱入绝境。
这本书之“邪恶是因为塞进了错误”，它正是卡斯特利奥的新作。他已重犯旧的“错误”。看来，伊拉兹马斯式愿望已经无可药救了，竟然祈求在怒气冲冲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争端。当时，在他热爱的法国，宗教迫害已开始取得血腥的收获。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新教徒在日内瓦人的煽动之下，拿起武器反抗天主教徒。好象卡斯特利奥能预见圣·巴塞隆美日的大屠杀和胡格诺战争的恐怖一样，在那危急时刻，他觉得自己是迫不得已说明那样的血洗是无益的。他解释说，没有一种教义，或其他种教义的本身是错误的，但是试图强迫一个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变的虚伪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违心的迫使”。心地狭窄、嗜血成性的狂徒们试图继续不断地压制良心。然而，正象卡斯特利奥接着表明的那样，试图强迫一个人公开声明接受一种他所反对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和荒谬的。象这样的拉伕入伍成军来支持一种哲学或者一种信念，只能罗致一批伪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压，只能建成一个有名无实凑满人数的党派。依靠算术上弄虚作假的代价来获得改变宗教信仰者，只能使得真正的信徒和外界同样地被骗罢了。卡斯特利奥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些希望最大可能地赢得那些游移不定的支持者的人，很象是一个笨人。他有一个大酒桶但只有很少的酒，为了有更多的酒，他把桶装满了水。结果，酒没有增加，反而把笨人原有的好酒给糟蹋了。那些认为被迫立誓信奉某种宗教的人，真的象他们宣称那样已经信奉了那宗教的观点，这是荒谬的。因为，如果让他们自行选择的话，他们会说：‘我真诚地相信你们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而你们强迫我立誓信奉的却是虚假的。’坏酒不能靠强迫别人喝它而变好。”
因此，卡斯特利奥有力地、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了他的信心：宗教的不宽容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只有通过宽容才能实现和平。一种哲学或一种宗教不能依靠拶刑、战斧和大炮去建立，只能依靠影响别人，使他们不受强迫地去接受一种信念；只有依靠真正的了解，才能避免战争并把思想连结在一起。因此，让我们任凭那些愿意成为新教徒的成为新教徒吧；那些确实愿意成为天主教徒的继续当天主教徒吧。既不强迫这部分人，也不强迫那部分人。在南特，在无数毫无意义的牺牲者的墓上，敌对教义的双方达成了协议。而在之前的一代，一位寂寞而痛苦的人道主义者，却预示了南特法令的诞生。那法令使法国建立了宗教宽容。“法兰西，我对您的忠告是，停止强制、迫害和杀害良心吧，代之以让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在日内瓦，建议法国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说是视为滔天罪行的。其时，加尔文秘密地煽动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拿起武器。没有比加尔文侵略成性的基督教会政策和卡斯特利奥的人道主义与和平建议更不协调的了。独裁者收紧了所有的线，以确保压制卡斯特利奥的《忠告》。信使很快地被派遣到界内各点，捎去给各新教当权者的忠告信。加尔文的组织是如此的有力，以致于在一五六三年改革教会的宗教大会通过一项这样的决议：“教会特通报卡斯特利奥所著一本名为《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的书业已出版，此书危险绝顶，兹警告信徒们对此书警惕勿懈。”
狂热分子在卡斯特利奥的“危险”著作没有流通之前，再一次成功地把它扼杀了。是的，书是被扼杀了，但是作者，这位沉着、坚定、反教义、反教条主义的哲学家，又该怎么对付呢？一定要结果他。不准他说话是不够的，一定要破坏对他的支持。西奥多·德·贝齐又一次应召使用绞索。他把《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辩护和非难的回答》一文奉献（虽然仅此一奉献）给巴塞尔的牧师们，说明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卡斯特利奥。贝齐暗示说：“时候到了，时机成熟了。宗教的正义将要对付这个异端和异端们的朋友”，这位虔诚的神学家使用了大量诽谤性的语言，嘲骂卡斯特利奥为说谎者、渎神者、邪恶的再洗礼者、神圣教义的亵渎者、卑鄙的拍马者、不仅是所有异端的保护人而且也是一切通奸犯和罪犯的保护人。最后，他被诬蔑为刺客，他防身的武器是在撤旦铁工场中锻造的。说真的，贝齐一怒之下骂出来的话竟如此语无伦次，以致许多恶谥彼此对消了。但是从这火山喷发的激动中，清楚地暴露出要一举取消卡斯特利奥发言权的决心，如有可能，结果他的性命。
狂热分子已经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打算把卡斯特利奥作为异端押上审判庭。控告无耻地、不带一块遮羞布地公开了。一纸要求送到巴塞尔的宗教会议，要地方当局立即行动起来。卡斯特利奥将作为公敌而加以逮捕。但不幸的是出了一点小障碍，使得罪恶企图未能立即付诸实现。根据巴塞尔的法律，如没有人向当局递交一份书面的起诉书，检察便不能开始。仅仅因为一本书持有不同的意见，还不足以构成检察的理由。显然，在这情况下，正常的程序是加尔文和德.贝齐向卡斯特利奥提出控告。但加尔文遵照他业经反复试验、被证明为有效的战术，宁愿留在幕后，而怂恿别人去承担责任。在维也纳和日内瓦对付塞维特斯所用过的方法，将是最合适的。一五六三年十一月，贝齐的书刚出版，就有一个全然没有资格、名叫亚当.冯.博登斯丁的人，以异端为借口，向巴塞尔当局用书面控告卡斯特利奥。可以断言，这个亚当·冯·博登斯丁，是最不适于扮演保卫正教的角色的人了。他是臭名昭彰的卡尔斯塔达的儿子。路德把他当作一个危险的狂热分子, 把他从维滕贝格大学开除出来。此外，他又是确定无误的反宗教分子帕拉塞尔苏斯的学生。要他装腔作势地充当新教教会的栋梁，那是荒谬绝伦的。博登斯丁的起诉书不过重复了德·贝齐书上混乱的论点。在起诉书上，卡斯特利奥被形容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一个再洗礼者、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渎神者，再加上一个通奸犯和罪犯的保护人。不管控告是真是假，这一书面的控诉（这文件迄今未逸失），已符合了法律上的要求。现在巴塞尔当局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好开始立案检察。加尔文及其同党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卡斯特利奥必须低头悔罪了。
卡斯特利奥就上述控告为自己进行辩护是很容易的吗？博登斯丁的热心过了头，他控告卡斯特利奥的罪状竟是矛盾百出，其荒谬是很明显的。何况在巴塞尔，每个人都知道卡斯特利奥为人无可指责。结果被告不是象塞维特斯那样，立即被逮捕、锁上链、坐进牢、被粗暴地对待，而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应传到评议会对指控进行答辩。
他宣称（事实如此）原告博登斯丁是一个被利用的稻草人。他坚持加尔文和德·贝齐是这一控告的真正教唆者，必须亲自出庭。“由于他们如此恶毒地攻击我，我真诚地请求你们给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如果加尔文和德·贝齐行为诚实，让他们出庭来证明他们控告我所犯的罪行吧。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做对了，就没有理由害怕巴塞尔的法庭。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在整个世界面前攻击了我……我知道，我的原告人是有权有势的，但上帝同样是非凡的，他对人审判不因人的地位而异。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无名之辈，地位低微，比较不为人知。但上帝注视着低微者，如果低微者的鲜血因不公正而流出，他会要求赎罪的。我承认法庭的裁判权。我宣告，如果我犯了任何一条被控的罪行，我当用头颅作抵。”
面对如此坦率的要求，加尔文和贝齐不愿照办。他们不出席巴塞尔大学的评议会。看来这恶毒的控告将归于失败了。但卡斯特利奥的敌人们却突然得到意外帮助。出现了一些事情灾难性地支持了怀疑别人是异端的人，他们认为将卡斯特利奥与异教徒联系起来对己有利。一件怪事被揭发了。有一个富有的外国人，表面上出身贵族，在巴塞尔行政区宾宁根的别墅住了二十多年。人们都知道他是琼·达·布鲁格斯。他在资产阶级圈子里深受敬爱。他死于一五五六年，巴塞尔人倾城出动参加了大规模的葬礼。灵柩安放在圣·伦纳德大教堂的地下室。很多年过去了，一个几乎不可信的消息开始流传。它断言这卓越的外国人不是贵族或商人，而是一个不名誉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大异端，《奇书》一书的作者大卫·乔里斯。当屠杀再洗礼教徒时，他神秘地从佛兰德失踪了。当巴塞尔人听到，他们在此人生前死后都给予如此殊荣的，却是一个真正信仰的敌人！在大为羞愧之余，为赎回他们对骗子的好客和信任，当局庄严地审判了那早已死去的罪犯。异端的尸体被挖掘，腐烂的碎片在广场的断头台上悬挂了几天。之后，连同一大批异端著作，在巴塞尔市场焚烧了。数千观众目击了那可厌的场面。在这中间，当然有卡斯特利奥，他和大学里其他的教授们并肩站在一起。试想象一下他的感受吧。大卫.乔里斯在流亡巴塞尔期间，同卡斯特利奥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曾共同携手，试图救助塞维特斯。看来乔里斯是马蒂纳斯.贝利奥《论异端》匿名作者的一员。这一点多半已可肯定，卡斯特利奥从来不曾相信过那宾宁根别墅的居民会是普通的商人，象那流亡者自称的那样。他必定从一开始就知道自称是琼·德·布鲁格斯的真姓实名。无论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和在著作中都表现出宽容的卡斯特利奥是永远不会扮演告密者角色的，也不会拒绝向一个人伸出友谊之手，虽然乔里斯已被全世界的教会和地方当局所驱逐。
卡斯特利奥和那最臭名昭彰的再洗礼教徒可疑关系的被揭露，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支持了加尔文主义者的告发。很明显，卡斯特利奥事实上是某个大异端教徒的保护人和恩主，那么为什么他不会是所有异端的保护人呢？祸不单行，与此同时有人提出证明，说卡斯特利奥同另一邪恶的异端伯纳迪诺·奥基诺过从密切。此人一度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修士和卡浦金斯的代理主教，因布道而在全意大利享有声誉。奥基诺被宗教法庭革出教门，亡命瑞士。但即使在那儿，在他成为改革教会的牧师以后，也因其观点的进步性质而引起了惊诧。特别是他最后的一本书《三十次对话》包括了对《圣经》的一种解释，是在新教徒世界被当作为渎神的。因为伯纳迪诺·奥基诺引用了摩西律，认为多妻制（虽然他还不敢建议）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圣经》是认可的。
这一本书是卡斯特利奥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的。它采纳了上述诽谤性的论点，表达了其它许多正统教会认为是不能容认的观点。这异端论文是以拉丁文形式付印的，因此，卡斯特利奥无疑要对扩散那最“可憎”的观点负责。对奥基诺已经提出了诉讼，在当前的情况下，翻译者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是同伙，该受到与那意大利作者同样的谴责。就这样，加尔文和德·贝齐不间断地含糊地指出，卡斯特利奥是最危险异端的中心。这一断言，因卡斯特利奥和大卫·乔里斯、伯纳迪诺，奥基诺亲密关系的被揭露而被大为肯定。不能再指望巴塞尔大学会继续对这样的人伸出保护之手。卡斯特利奥的案件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输掉。
一个提倡宗教宽容的新教徒，能指望从当时主张不宽容的人那里得到什么呢？卡斯特利奥从他的朋友伯纳迪诺·奥基诺的下场想必该知道了——虽则后者直到卡斯特利奥去世，他的罪还没有受够。奥基诺一度是从意大利到苏黎世避难的牧师。他被苏黎世驱逐出境，当局甚至不同意他延期的恳求。他已七十六岁，贫困，新近丧妻，但没有人怜悯他的不幸。虔诚的神学家们乐意让他携带着他无辜的孩子们重新流亡。时值隆冬，山路积雪。他的敌手们认为情况越坏越好。如果那不幸的老人死于路边，他们会感到高兴。喔，他总得在世界的什么角落找一个栖身之所。那些放逐他的狂徒们决定在路上设置种种困难，免得好心人过份向他和他的孩子们供应温暖和庇护所。他们赶在他前头写信，警告那些好心的基督教徒，要将这样一个不幸的人拒之门外。他一定要受到象麻疯病患者那样的待遇。年老的学者象一个乞丐似的离开瑞士。在雪中挣扎上路。夜宿厩棚。他掉头向北，横穿德国到纽伦堡。那里的新教徒们也对他进行了警告，但允许他住一段时间。他最后的希望是能在波兰找到一些好心人，能给他和他的孩子们以生计和庇护所。但即在波兰，不宽容分子对他也太过份了。他逃到摩拉维亚，在一五六四和一五六五年之交，在赤贫中死去。他象乞丐一样被埋葬在一个被遗忘的坟地里。
卡斯特利奥开始知道他的朋友奥基诺所遭受的长期苦难中的较早一段，他知道自己也可能会有同样的下场。他将作为异端而被审讯。他本人唯一的罪行是太仁慈。在如此普遍不人道的时代里，他不能期望人道，又不能期待同情。塞维特斯的保护人也有可能遭到塞维特斯同样的命运。十六世纪的不宽容已把扼杀者的手卡在最危险的人——主张宽容的使徒的喉咙上了。
但是，很幸运，那些狂徒们所盼望的至高无上的胜利——亲眼看到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监狱里，在流放中或在火刑柱上毁灭，却未偿所愿。死亡把卡斯特利奥从残酷的敌人手中拯救了出来。由于长期过劳他强健的体格被损坏了。他已无力去抵抗那么多的忧患，那么大的激动了。一直到最后，他勇敢地，虽然是徒劳地作战着——在大学里，在书斋里，他一直继续斗争。最后他被迫卧床。他得了不能控制的呕吐症，直到他负荷过重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止。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逝世，卒年四十八岁。诚如一个同情他的朋友在一切都过去以后所说的那样：“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他的死结束了那场诽谤的战役。他的同胞们最后终于认识到，在保卫巴塞尔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们是何等的不热情，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了。他财产之少说明了这伟大的学者是何等的贫穷，屋子里没有留下一小块银器碎片。他的朋友们得提供丧葬费，代他还清零星债务，扶养他的孩子们。就象作为无耻的异端控告一事的补偿那样，卡斯特利奥的葬礼是道德的胜利。在他被控告为异端以后，那些胆怯地避之唯恐不迭的人，现在急于要表明他们是何等爱他和尊敬他。葬礼中灵车后面紧跟着大学里所有的成员，灵枢由学生们扛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个学生捐款立了一块墓碑，上面镌了这样的铭词：
“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知识和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第九章 两极相通
第九章 两极相通
度过动乱骚动的年代，雨过天晴，苦尽甘来。经历了各种战争的创伤，不幸即止，和平将来。但在这服丧期中，有人痛苦，亦有人哀。
——玛格丽特，达·奥特丽区的歌曲
看来斗争已过去了。加尔文除掉了卡斯特利奥，摆脱了这唯一具有杰出智慧的敌手，同时，也使得他的在日内瓦的政敌们钳口结舌。这位独裁者就可以没有阻碍地发展他的政策。独裁者们一旦克服了早期不可避免的危机以后，往往认为自己的地位可以巩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正象人的机体一样，经过一段时间不舒服以后，就适应了新的物质环境。因此，国家同样能适应新的统治方法。那老一代人经常痛苦地把现存政权的暴力和他们记忆中很久以前较为好过的日子进行比较，过了一阵子，他们都死去了。青年一代人没有那样的回忆，在他们认为当然的新的传统中成长。在一代的过程中，他们被一种思想决定性地限制着。这样，经过二十年加尔文的僧侣政治，产生了这样的情况：独裁者的新十诫，从神学概念发展到形成实体。客观他说，我们得承认这位组织者非凡的能力，他深思熟虑，从一开始取得胜利以后，便着手工作，使他的体系渐渐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他建立了钢铁般的秩序而使日内瓦成为行为方面的典范。宗教改革的成员们从西方世界各地到“新教的罗马”朝圣，他们对如此可钦佩的神学统治样板赞美不已。姑且承认，僵死的教规和斯巴达式的坚韧业已建立并推向全面，即使它的代价是单调代替了生气勃勃和多样化，毋庸置疑的精确代替了快乐也罢。但是，作为回报，教育在人文科学中被提高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学校、大学和福利机构办得无与伦比；科学也得到了精心的栽培。随着学院的创建，加尔文不仅带来了第一个新教文化中心，同时也建立了一个类似“耶稣会”（由他以前的学生洛约拉创办）的团体，实行同样的逻辑教规，同样的钢铁意志。教士们和神学家们用第一流的神学武器装备着，日内瓦派遣他们到各地传播加尔文教义。这位大师早就下定决心，他的权威和他的教诲不能仅仅限于这一瑞士城市内。他的权力欲迫使他把统治遍及大陆海洋。他希望欧洲，不，希望世界会接受他极权主义的制度。苏格兰已在他的掌握之下，那多亏了他的使者约翰·诺克斯；荷兰、斯堪的纳维亚、丹麦以及德国的一部分已经渗透了清教徒精神；在法国，胡格教派正集会以作决定性的一击。如果时来运转，《原理》可能成为全球的基本原则，而加尔文主义可能成为西方文明世界思想和行为的唯一方法。
这样一个胜利势必决定性地改变欧洲的文化，表明在加尔文主义的印记所到之处很快就成为至高无上。日内瓦教会所及之处，它都有力量加强它所渴望的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独裁统治（即便这种统治是短暂的也罢），一个特殊的印记就打在国家的生活之上。公民们或臣民们乐于“纯洁无暇地”执行他们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义务；情欲和自由意志被驯服归化，直至被控制得井井有条；生命呈现阴郁单调的色彩。一个坚强的性格是那样有效地使自己在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不朽，直到今日，在那些加尔文主义曾占优势的城市里，过客在大街上还能认出它持久的影响，诸如表现在举止方面的克制，在衣饰上的不修边幅，行为上的不拘小节，以至在建筑风格方面的庄重。加尔文主义煞费苦心，在影响所及之处，抑制个人主义冲动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使每个人成为典型的好仆人，成为持久从属于社会的人———言蔽之，成为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无暇的中产阶级典型的一员。这样断言是有相当道理的，因为没有其它的因素能象加尔文主义那样有力地推进促成产业主义成功的绝对服从要素。因为加尔文主义对青年反复灌输是诸如宗教责任，毫不迟疑地接受平均思想和机械化。切忽忘记，一个国家总是通过决心组织其臣民才能增强其军事力量的，那些艰苦卓绝、坚韧顽强的航海家和殖民主义者们，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征服并开拓新大陆的，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这些世代的清教徒帮助塑造了北美洲的特性，因此，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应主要归功于从毕伽来的教条主义传教士们教育的影响。
毫无疑问，在今天，一九三六年（四百年前，伊拉兹马斯逝世；日内瓦决定全部按照福音和上帝的旨意生活；加尔文第一次莅临日内瓦），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那著名的“教规”并未以其最犀利的形式在新教的全欧洲成功地建立起来。由于仇视美、快乐以及生命本身，加尔文主义者对光辉浩瀚的生命和艺术上豪华的挥霍大发脾气。他们的制度苛刻而有秩序，对创造性的表演设置禁令，对彩色的火焰覆以柩衣。在文明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也曾被如此统治过。正如在以后的几世纪中他们在日内瓦阉割艺术；正如他们控制英国后迅即把精神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莎士比亚剧院践踏在地；正如他们清除了教会里的图画和雕塑艺术，以反复灌输对上帝的敬畏作为人间欢乐的代替品。就这样，在整个欧洲，他们规定：热情只在以一种虔诚的形式，把人类引向上帝时才能予以宽容。其它的热情表现形式是作为反对他们对摩西律的说明而必须严加谴责的，如果他们达到了目的，这世界将变得何等的稀奇古怪。欧洲精神会经历衰退，会自行满足于神学上的无益而琐细的分析，再也不会有永无止境的自身发展和转变了。因为，如不用自由和快乐施肥，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不毛、毫无创造，而生命，如被严肃的制度束缚，就会变成冻僵的死尸。
值得庆幸的是，正如非斯巴达的希腊人不会向斯巴达式的严厉就范一样，欧洲不允许其本身教规化、清教徒化、“日内瓦化”。僵化的加尔文主义只在欧洲的一小部分取得胜利，而且，即使在那儿也很快地让出了位置。加尔文的神权统治不能长期强加于任何国家，当独裁者一死，顽强的现实就把他要实行的毫不宽容的“教规”缓和下来。到最后，事实证明，温暖的情感比抽象的教条更有力，生命的汁液透过了强加的镣铐，冲破了所有的束缚，缓和了所有的严酷。正象一块肌肉不能无限期地处在紧张状态，或者一种激情经常持续地白热化一样，在精神领域内的独裁统治不能永远保持它无情的激进主义。它甚至很少能持续到一代以上。
这样，加尔文的不宽容教规可能比所希望的更快地缓和下来。很少有在一个世纪流逝以后，一种教义会和它开始传播时完全一样。如果我们认为后来的加尔文主义等同于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我们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毫无疑问，即使在让·约克·卢梭时代，日内瓦人仍忙于争论，究竟是否应该禁止戏院，而且他们自问“美术、究竟是表示人类的进步还是人类的罪恶——而在这以前很久，加尔文主义粗糙的棱角就已经磨光，对上帝旨意僵死的说明已按人类的需求予以改写。进化的潮流为了本身神秘的目的知道怎样去约束它的创造物。永恒的进步从每一种制度那里所接受的仅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都抛弃掉，就象我们扔掉水果皮一样。人类在实现其伟大的计划中，独裁者们不过是暂时的力量。那些把生命的格调禁锢在机械反应范围内的愿望，只能在短期内能达到目的，因为，接着生命就会导向一个比较有力的出口。就这样，通过奇妙的修改，加尔文主义却由于其要阻碍个人自由的狂热决心，产生了政治自由的思想。荷兰、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和美国，这三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雏型，给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带来宽广的视野。近代最重要的一份文件，美国独立宣言，就是由清教徒精神所产生，而这一宣言反过来又对法国人权宣言的形成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两极相通是最奇特的转化的景象。最彻底地浸透了不宽容的国土，成为欧洲宽容的中心。正是那些加尔文宗教统治过的地方，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后来实现了。那日内瓦城，加尔文曾在那里烧死过塞维特斯（因为那西班牙人胆敢同独裁者持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的时候却成为那时还活着的反基督者服尔泰——“上帝之敌”的避难所。这一“反基督者”是被加尔文的继承者，圣皮挨尔大教堂的传教士们恭敬地邀去访问的。他们毫不迟疑地同这一无神论者进行哲学上的讨论。此外，还是荷兰，那些在地球上除此地外找不到栖息处的人们，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著书把人类从教会主义和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侈谈奇迹的芮农，则宣称让僵化的新教徒们去推进理性主义者的启蒙运动乃是奇迹。但他们确实那么做了。那些在其它国土上由于信仰和观点而受到迫害的，都逃到加尔文主义的荫影下寻求保护。两极相通了。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前者的要求和后者的要求：一方面是兄弟般的宽容，另一方面是宗教，肩并肩地、和平地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共处。
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和加尔文的理想，比它们的创造人活得更久。当一个人死亡时，看来可能有一个短暂的空白——死者的言行升华为空虚，可能在几十年内都处在沉默之中，就好象地球成了死者的棺材似的。没有人私下低语卡斯特利奥的名字；他的朋友们或死或消失；他所发表过的极少的著作逐渐变得不可得；没人敢印他未发表过的作品。可以想象，他战斗过的战场，他生活过的生命都化为乌有。但历史以不可思议的路径移动着。他的敌手显然的绝对胜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奥的复活。加尔文主义在荷兰的胜利太彻底了。由狂热的教派锤炼出来的传教士们以为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理应比加尔文更严厉。然而不久，在这些顽固的人中间（他们曾经成功地反对那些自称有权统治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人），对抗又重起。荷兰人不能容忍他们新近得到的政治自由被在良心领域内的教条高压统治所扑灭。有些教士开始抗议（后来称他们为“抗辩者”），反对加尔文主义极权主义的要求。在他们寻求精神上的武器反对不留情的正统观念时，他们忽然想起了一位先行者。他几乎已成为传奇人物，库恩赫茨和其他自由派新教徒发掘出了卡斯特利奥的著作。从一六0三年起，开始重印著作的原版和荷兰文翻译本。它们获得了普遍的注意并引起了读者日益增长的钦佩。
很显然，卡斯特利奥宗教宽容的理想没有在坟墓中腐烂，在寒冬之后它活了下来，现在以崭新的活力开出了花朵。热中于宗教宽容者并不满足于重印大师的著作，他们还遣使到巴塞尔把遗留下来的手稿弄到手。这些著作被带回荷兰，出版了原著和翻译本。这样，在卡斯特利奥死后半个世纪，荷兰豪达出版了他的选集：（一六一二年）。复活了的卡斯特利奥随即成为争议的中心，并第一次有了一大堆信徒。他的影响传播甚广，虽然几乎是非个人的和隐姓埋名的。卡斯特利奥的思想在他人的著作和斗争中重新生活。著名的阿明尼阿斯教派主要是以他的著作中的论点来支持和拥护自由改革的新教主义的。当一个再洗礼教徒在库尔以异端的罪名受审时，甘特纳，瑞士格里松地方的一位传教士极力为被告辩护，并在出庭时手持“马丁努斯·比利斯”的书。非常有可能（虽然这假设缺乏文献证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曾直接受到卡斯特利奥思想的影响，因为卡斯特利奥的著作在荷兰现在几乎已家喻户晓了。不管事情可能怎么样，宗教宽容的事业已不单独被知识分子和人道主义者所支持，它逐渐地成为低地国家全体人民的事业，他们都已倦于神学上的争论和宗教上的兄弟阋墙之战。在乌得勒支和约上，宽容的思想成为管理国家事务的武器，它强有力地把抽象化的领域具体化，并扎根在坚实的地球上。卡斯特利奥曾向红衣主教们热诚地呼吁，要求他们尊重别人的观点，现在自由了的人民都听到了，并体现在他们的法律之中。从这第一块土地（它将成为世界的领土）起，宽容的理想开始征服每一纲领每一观点。一个国家紧接着一个国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奥的启示，谴责对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迫害。在法国革命中，个人的权利最终得到了保证。法国革命宣称，人是生来自由和平等的，他们有权表示自己的意见，声明他们的信仰不受限制。到了下一世纪，十九世纪，这个过程更加速了。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思想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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