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的爱情事件

书痴的爱情事件_尤金·菲尔德
初版序(1)
对于我的哥哥尤金·菲尔德来说，创作关于书痴的快乐欣喜、冒险惊奇、倒霉不幸的一部故事或系列随笔的决心，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许多年来，在他从事媒体工作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曾经以散文和诗歌（并一直以最幸福、最愉快的心情）赞美淘书之乐。他本人就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图书收藏者，一座其趣味足以媲美其价值的藏书楼的拥有者——这座藏书楼所收藏的卷册都是以巨大的个人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对于那种被称为“书痴”的疾病，他抱有最深切的同情。他还深知（正如少数比较贫寒的人士曾经体会到的），这一不可救药的精神疾患所带来的，半是辛酸，半是风趣。
那份报纸的专栏（十二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为它撰稿），有许多针对他那些不幸同胞的尖刻讥讽和温和嘲弄——这些人拜他所赐，把他们自己的热爱投向那些老朽的书架和拍卖场，从而变得臭名远扬。一直以来，没有谁比这位性情温和的愤世嫉俗者更加勤奋不懈地追寻一种发霉的奖赏，无论它所费几何，也不管它有多难伺候。“我救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他风趣地嚷嚷道。
在他已出版的作品中，有许多证据表明我哥哥对于“缓解书痴痛苦”的感激之情，这种缓解曾经在他身上也有过某种程度的表现。淘书的爱好，从来没有过比《书痴的祈祷》更幸福的表达。在诗中，这位心烦意乱的祈祷者热烈地声称：
噢上帝，如果您的意愿
就是要让我被诱惑纠缠，
我谦恭地祈求您的恩典
我愿得到最特别的缠绻；
让我的诱惑是一册书卷，
我会买下它，抱守胸前，
当其他人朝它瞧上一眼，
他们会悲叹它价格低廉。
再有，没有什么比《书痴的新娘》更能表现不可救药的病人的心灵：
我想要散文的时候就是散文，
当想要诗篇的时候就是诗篇，
它永远给身体、头脑和灵魂
带来芬芳甜美的休憩和睡眠。
哦，我要用丰富精美的装帧
来装订这些珍贵奖品的封面，
她所保存的地方，一定不能
让其他人的双眼，一睹芳颜。
在《亲爱的老伦敦》这首诗中，诗人悲叹“一册精美的贺拉斯值不了几个小钱”，嘲笑自己的穷愁潦倒；在《迪布丁的幽灵》中，他沉醉在期待的快乐之中，期待未来王国里的书痴，那里不会容留这样的女性亲属：她“想要食物，如果我们买来书卷作为替代，她就大呼小叫”；而在《弗莱尔、特拉斯克和比斯兰》中，他声称：不可遏制的占有欲是书痴最基本的素质。不过（且不管这些自责之词），要表述他严肃认真的目的，爱书者应该是一个比书痴更好的词。如果他购买珍奇罕见的图书，那必是为了整个地拥有它们，由里至表，概莫外焉。对书的痴狂，让他持续不断地倾囊购买；伴随而来的对于书籍的热爱，使得这些书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今年快到八月的时候，哥哥写下了《书痴的爱情事件》的第一章。其时，他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显然不适合从事任何费工耗时的文学劳作。但是，一酬夙愿的诱人前景，开始一个早就满怀希望地计划好了的故事的欢欣喜悦，仿佛给了他新的力量，狂热地投身于工作。呜呼，这样的狂热，足以让那些已经密切注意到他身体活力正日渐衰退的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多年以来，似乎还没有哪一件文学工作给过他这样的快乐。在逐日讨论写作的进展时，他的眼睛会闪闪发光，往日的活力会一一重现，每件事情都会透露他对自己想象中的人物的浓厚兴趣——在这些人物身上，他重温了淘书人逐猎的喜悦。这部作品是他热烈的希望（为了它的实现，他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也将是（正如他曾开玩笑地表达过的）对他曾经如此轻佻地诋毁过的那类人表示道歉性补偿的一个标志。那些熟知他的人，也会从这些书痴的缺点中辨认出他对自己弱点的谦卑招供。
从这一事业的本质特性中我们不难知道：它几乎是永无止境的。一个有这么多年经历的书痴，自然能滔滔不绝地唠叨他的“爱情事件”，同时又绝无重复的危险。的确，我哥哥的计划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成型。当人们质疑或取笑这些恋情的时候，他会说，他就像萨姆·威勒【萨姆·威勒，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中的滑稽人物。】创作他著名的情人节礼物时那样轻松悠闲，而且可以随时“抽身”。某一周他会坚称：一个猎书人至少有个好处，那就是一年四季，无所不宜；下一周他又会以同样强烈的态度辩称：到了该把老人送进冬营地的时候了。不过，虽然寒冷天气的到来加重了他身体的不适，但他呆在自己特定工作间里的兴致，倒是一点也不见减少。然而，他的虚弱还是向他发出了警告，他应该向他的书说（就像他深爱的贺拉斯所写的）：
我要逃离对你的痴迷，
不再给你以任何搭理。【引自贺拉斯《书信集》第一卷的结尾段落。诗中，贺拉斯将书拟人化为一个年轻的奴隶。原文为拉丁文。】
可惜，他并没有做到。他的心将变得温和仁厚，他将继续写下去。对一部在准备过程中被赋予了这样的爱和慰藉的作品，他不愿意轻言放弃，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初版序(2)
11月2日星期六的下午，本书的第19章写好了。这也是他文学生涯的结尾。那几节据说是由梅休因法官的朋友所奉献的诗行（本章以它戛然收尾），是尤金·菲尔德所写下的最后文字。当时，他看上去和这个秋天里的任何一天并无不同。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人，丝毫也没有预感到死神正在家庭周围徘徊游荡。第二天，虽然依旧感觉到不太舒服，但他还是不时地起床走动，像他最近几年来一样，总是高高兴兴，充满亲切和愉快。这些，如今看来仿佛是已经为生命的大限做好了准备。他谈到头天写好的这一章，然后又略述了正在完成的这部作品的计划。只剩下一章要写了，它将记载这位老书痴的死，不过那要等到他突然意外地继承了一部极其珍罕、几乎无价的贺拉斯之时。这部书的获得，标志着这位猎书人一生猎获物的顶峰。他对这位萨宾歌手【萨宾人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古代民族，公元前290年被罗马人征服并同化。这里的“萨宾歌手”指的是诗人贺拉斯。】的热爱是真诚的，这位西方诗人写出了表现过去两千年里书痴快乐的不朽颂诗。
11月4日凌晨，尤金·菲尔德魂归天国。书桌上，已经包好并密封的是这位老人的回忆录。其中，死亡判决已经宣示。房间角落的床上，诗人静静地躺着，一只手臂轻掩在胸前，宁静的脸上浮现出平和而安详的微笑。架上，柜内，环绕着他的，是他钟爱一生的书籍。啊，谁会说他的猜想没有在那天早上得到证实呢？正当微弱的光线透过窗户谦恭地照射进来，那些珍爱的卷册并没有振奋起来，等待他那愉快的声音：“早上好，我可爱的伙计们。它们是怎样看着我亲切地微笑，得知我昨夜的睡眠未被打断，它们又是如何高兴啊。”
从此以后，睡眠就成了你的光荣奖赏——你曾经怀着信念欣悦地走向它，以辛苦劳作努力地争取它。啊，哥哥，在这间从前因你的友爱而温暖、而今因死神的到来而圣洁的房间里，它们还能那么亲切地看着你微笑么？当得知你的睡眠永远也不会被打断的时候，它们还会那样高兴么？
罗斯韦尔·马丁·菲尔德
1895年12月布埃纳帕克
我的初恋(1)
此刻，在我打算着手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的时候，回想起自己曾在不同时期读到过的那些所谓“情场高手”的招供。这些自夸之词令我震惊，因为我把“爱情”视为一种高贵的激情，对之深怀敬畏。再者说，一个曾真正堕入“爱情”之温柔陷阱的人，此后又如何能反复轻率地谈论它呢，这对我来说简直不能想像。
但事情已然如此，并将仍然如此。许多人总是兴致勃勃地向你介绍他们曾征服过的战利品如何多不胜数，总是喋喋不休地解释他们俘获战利品的手段如何高明。这倒是颇像一个冷酷的猎手，总在夸耀他残酷的杀戮游戏，总在不厌其烦地铺排他令人厌恶的屠场细节。
我从来都主张，一个畅泳爱河的人（曾经陷身于爱的人必定永在爱中）实在无供可招。爱情，是一种如此率真、如此正当、如此纯洁的激情，陷身其中者，既不需要也不容许有任何的招供。因此，对于我本人在这里对自己心灵事件所作的陈述，有人不免要猜测，这里面必定多多少少有一些出卖、背叛或者纷争，没准还有某种暗示，某些让爱情及其信徒蒙羞，或是让吹毛求疵的家伙也为之赧颜的事情——很遗憾，他错了。
不是我自夸，我从未俘获过什么战利品，也从未有过英雄的感觉。多少年，我曾漫步于一处赏心悦目的园林，呼吸清新甜美的空气，欣赏绮丽妩媚的风景，信步所至，不亦快哉；多少次，在乱花丛中我流连忘返，在灌木林里我迷失歧途。而如今，我决意重回往昔令人愉快的花园，邀请你伴我再游故地，重温旧爱，分享一个老家伙的赏心乐事和昔日情怀。
小时候我就是个不苟言笑的孩子。对于那些焕发青春激情的运动，我兴趣殊少；对于户外游戏和体育锻炼，则尤为厌恶。我出生于南方地区，但在六岁那年，我就去了新罕布什尔州，跟祖母生活在一起。其时，我的父母不幸成为霍乱的牺牲品。从温暖潮湿的南方迁居到寒冷酷冽的北国，使我很不适应，这也正是我一生体弱多病的根本原因。
祖母鼓励我摒弃游戏，她打心眼里认定我能将她老人家的教导牢记在心：我是她忠实的继承人。她决意要把我培养成一名公理会【公理会，英国清教徒罗伯特·布朗（1550-1633）在1581年所成立的教派。公理会在原则上不能承认任何信条或任何形式的权威，教义的说明是见证，而非信仰规条。同时拒绝承认英国政府在宗教上的领导权，从而受到政府的迫害。】惟一正确信念的职业宣道者，那是她在自己的儿子们身上彻底失败了的一个计划。因为这个理由，再加上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我在七岁幼龄便公开宣称：我愿意成为一名牧师。这一志向在当时完全出于真心诚意——所以说，我最初的爱好完全是因为受祖母的影响。
如今回想起我的初恋，历历在目，恍如昨天。那是在我们家老屋的起居室里，时间是春天的某个日子。那时的起居室和如今呼为“客厅”的地方，功能相仿。我记得，那低矮的天花板，巨大的壁炉，又长又宽的壁炉架，铁制柴架和黄铜挡板，高高的挂钟带着它欢快的满月形的脸，风箱一直在呼呼喘气，墙角里水晶球下的蜡花，墙上是关于所罗门神殿的讽喻画，另一幅画是小塞缪尔在祈祷，高背硬椅，脚凳有着华美的饰面，镜子镶在镀金乌木框里。这一切我都记忆犹新，温柔如昨，而那一天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七十年。
所有这些事情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祖母收藏的书籍，红木书架厚重结实，颜色深暗，玻璃巧妙地镶嵌在菱形柜门的框架内。那时候我七岁，已经到了读书识字的年龄。古往今来的许多“智慧源泉”成为我对出版物永不餍足胃口的牺牲品。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有个小男孩偷了一颗别针，从此陷入自责和忏悔，最后成了一个大好人。我对这个聪明的教化故事甚感亲切，就好像它是我自己创作的。我能结结巴巴地阅读华兹【艾萨克·华兹（1674-1748），英国诗人，被历代教会推崇为“圣诗之父”。】的寓言韵文和卫斯理【查理·卫斯理（1707-1788），英国诗人，创作过近千首赞美诗，他的哥哥约翰是英国宗教领袖、卫理公会的创立者。】的训诫诗篇，加之美国小册子协会的年度报告，这些都向我透露了祖母在我身上所寄予的厚望：我的判断力，我的热情，将要怎样打造成形。但我的心灵仍然是自由的，内心那温和而执著的热情从未改变，它涵蕴着我的喜悦、我的灵感、我的慰藉，静候初恋的来临。
在更远处的一个书架上——它纵向三排，横向四格——存放的是旧版《新英格兰初级读本》【《新英格兰初级读本》，一种在美国流传甚广的启蒙读物，最早的版本大约出现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几百年来，几乎每一个美国小孩都是通过这本小册子开始学习识字。可以说，正是这本以宗教训诫为主的小书陪伴一代代美国孩子度过他们的童年时代。此书的早期版本已十分罕见。】，那是一种古怪的小开本方形图书，薄薄的，蓝色的硬纸板封面已经褪色。好多次，我想知道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小玩意儿装饰得更豪华些，用我从装订师那儿学来的最新样式。说实话，我常常有一种冲动，要把这些普通的蓝板封面换成柔韧的摩洛哥纹革，这样才能显出我对珍版图书的尊重。一天，我把这个想法对我的朋友梅休因法官讲了，因为我很尊敬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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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恋(2)
“那将是一种亵渎，”他说，“拆除书籍本来的装订。天哪！那些封面曾感受过记忆中你所尊敬的双手的按压，如今你真的要把它们撕毁和丢弃么？你竟会如此肆意地破坏那最神圣的情感么？”
是啊，难道《新英格兰初级读本》没让我回想起凯普提薇蒂·韦特么？六十三年前春天里的一天，正是她把这本书介绍给我。她是我的同龄人，一个漂亮的阳光女孩——一个很漂亮、异常漂亮的女孩，像每一个消失在时光长河中的女孩一样。我们属于同一个主日学校的同一个班级。我记得那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她带给我一只金苹果。就是她发现了桃花心木书柜里的《初级读本》。当我们一起翻动那小小的书页，饱览生动逼真的图片，细读引人入胜的文字，我们有多么快乐啊！当我们为约翰·罗杰斯【约翰·罗杰斯（约1500-1555），英国著名的殉道者，是英文圣经钦定本的首位译者。他在被烧死时，主教问他是否愿意改变信仰，他回答说：“我所信所传的，我也要用我的血来证实。”】的悲惨故事而流下同情的泪水，又是多么令人惊奇啊！
在这个遥远的日子，我无法重新唤回和凯普提薇蒂在一起的体验，我们完全沉浸在木刻画所表现的情境之中：不幸的罗杰斯站在难以忍受的火堆之中，在他的妻子和众多儿女的面前逐渐被大火吞噬，他们排成一行，无助地看着罗杰斯。感人的艺术效果超过了图片——即使在现在，我仍然无法咀嚼这样的体验，那木刻已经不能让我的喉咙哽咽，也不再让泪水盈满我的双眼。
留在我年轻心灵中的印象竟是这样地持久！自从那本小小的《初级读本》让我初次体验到颤栗的甜蜜之后，多少年劳碌奔波、年华似水，我从不曾忘记：“年轻的奥巴蒂亚斯，大卫，约西亚，全都那样虔诚”；“泽丘斯爬上树，基督看见了”；还有“瓦实提因为骄傲，而被冷落一旁”。当我们长时间地在那些图片上留连，看到蒂莫西从罪恶之地慢慢飞升而起、薛西斯穿着殡葬的寿衣、骄傲的可莱的军队逐渐被水淹没，这一切，让我们体验到更多饱含同情的战栗和疼痛，让我回想起凯普提薇蒂（还有我自己）那抑制不住的恐惧感觉。
我书我心
不离不分【以上的引文和故事均出自1777年版的《新英格兰初级读本》。】
这是那本小小的《初级读本》中的一个对句，此语千真万确，我可以说，在六十多年前那个春天的日子，我的心正是对这本小书萌动了最初的爱恋。六十年过去，场景未改，习惯依然，风尚轮回，马齿渐长，而爱情不曾销蚀，痴心犹未改变。此一实例足以证明：书籍之爱要超过其他任何种类的爱。女人天生薄情，男人亦复如是：他们的友情脆薄易碎，小隙微辞，斯足反目。
然而，书籍之爱则不是这样，因为书不会变心。千载之下，一如昨日，涓涓细语，说的是同样的词句；滔滔宏辞，表达的是同样的欢愉，同样的允诺，同样的慰藉；笑其所笑，哭其所哭，亘古恒常，千年未变。
就性别规则来说，凯普提薇蒂·韦特是个例外。坦白地说，她非常接近于一本完美的书——如果愿意，你可以直接把她看作一本十六开本的书，清晰，干净，裁切整齐，编辑细致，页边空阔，装订精巧；她所表现出的适足媲美其外表的性情和智慧，则可以看作是她的文本。这个孩子是本杰明·韦特【本杰明·韦特（1644-1704），美国早期殖民者，出生于马萨诸塞。他穿越茫茫加拿大，从印第安人手中营救家人的故事，在美国广为流传。】的重重孙女，1677年，本杰明的家人被印第安人掳去，他便跟着一伙人去了加拿大，经过数月的搜寻，最终找到并赎回了所有的俘虏。
历史学家都说，本杰明·韦特和他的同伴的名字，以及他们穿越茫茫荒野的加拿大之旅，应该“被康涅狄格河谷所有愁苦或幸福的家庭所永远铭记”。我的这位少年时代的朋友，在我后面的叙述中还会偶尔被提起，也还会打扰一个名字，就是那次印第安人暴行中幸存者的名字，也是作为牺牲和英勇的纪念者而受到尊敬的名字。
新的激情(1)
十三岁那年，我去拜访我的塞法斯叔叔。我的祖母被迫和我分开两周，这是她极不情愿的。她被召去参加美国小册子协会的一个集会，她打算在履行完自己对该协会所承担的首要义务之后，再去见一见她的表妹罗伊尔·伊斯曼。在祖母离家的这些日子里，教会的助祭兰妮夫人被请来为我提供临时的、宗教方面的指导。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兰妮夫人患上了扁桃腺炎，这样一来，除了把我送到纳舒厄【纳舒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南部梅里马克河畔的一个城市。建城于公元1655年，在十九世纪早期成为美国的纺织中心。】，实在也别无选择，我的塞法斯叔叔就住在纳舒厄。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驿车的费用是每趟三先令，这不免让捉襟见肘的祖母左支右绌。不久前她刚刚交过公路税，而她的菲奇伯格铁路股票，到现在还没拿到这半年的红利。但我却毫不在意，除了个人的骄傲，我不会在乎奢侈或节俭，也不在乎其他诸如此类的考量。我骑在驿站马车的顶蓬上，豪情万丈，洋洋得意。当我从韦特家门前飞驰而过的时候，我朝凯普提薇蒂挥了挥手中的帽子，满心沉浸在“没有我她将会如何寂寞”的愉快想像中。离家远行的巨大满足感，大致起因于这样的想法：那些被你扔下的人，在没有你的日子里，多半会悲愁满怀，伤心欲绝。
塞法斯叔叔所住的房子，和祖母的大不相同，我花了不少时间来适应这个地方。塞法斯叔叔是位律师，其生活习惯和祖母大异其趣。他本来是要成为一名牧师的，但十二岁那年他出席了县里的展览会，这一事件似乎改变了他整个的生活兴趣。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和萨曼莎·塔尔博特结了婚，这对祖母又是一次打击，她一直认为萨曼莎是条懒虫。虽说如此，但我对塞法斯叔叔和曼茜婶婶，还是留下了相当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们对我的到来都表示了非常诚挚的欢迎，而且，还把我交给了我的两位小堂兄妹，玛丽和亨利，并且命令我们三个：要竭尽我们的所能，玩个痛快。我对叔叔一家人的良好印象，在晚餐的时候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我们吃了热饼，还有在奶酪肉汁里煨热的干牛肉，老实说，这样一顿美味，总归要远胜过光面包和干巴巴的苹果沙司吧（可怜的祖母原谅我）。
阿哈，老鲁宾逊！我这会儿瞧见你正在那边的书柜里朝我抿嘴而笑，正像许多年前，你把种种离奇的故事带给一个小男孩时那样，笑得如此灿烂，如此热烈。我依然爱你，并将永远爱你，不仅仅是因为你在那遥远年代里的施舍，也是因为你的天纵英才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所带给人类的光明和欢乐。
塞法斯叔叔的藏书室里，储存着种类繁多、令人愉快的文学作品。我注意到神学方面的出版物不是太多。我问有没有《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当得知没有这本书的时候，老实承认，就我个人而言，多多少少感到有些委屈。但这种感觉很快就烟消云散，一取下笛福的杰作，我就被吸引住了：在虚构文学这个领域，这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
我当然不会说：在我的爱情里，《鲁宾逊漂流记》已经取代了那本《初级读本》，这不是真的。我更愿意说：这是我的第二次爱情，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做书的情人要胜过做女人的情人的另一个优势。如果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情人，你就能够、也应该爱大量的书，花心书痴不会受到这众多书中任何一本书的轻蔑。但是，我们的民事法律和道德法律的宣讲者都坚持认为：爱要从一而终，如果两个人都能践履这一诺言，必将受到各自的同性朋友至高的颂扬。
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谢上苍，我一生中的运气就在于我在自己的心中建立了一个精神帝国——没有狭窄而萎缩的区域，以供猜疑嫉妒的女主人施行她偏狭的暴政，只有广阔无垠而且在不断延展的大陆，被一分再分地划成无数的领土、辖地、哈里发、部落、封地、管区，在其中，小王、城主、邦主、领主、藩王、酋长、总督、埃米尔、尼扎姆以及纳瓦布各自为政，每个人统辖各自专有的特别区域，而所有的区域又都在花心书痴的安抚下协调合作，和谐共处。
希望我没有招来误会，因为我并不是个敌视女性的人。我并不会因为缺少相知或友爱而抱憾，我已然形成自己独特的性别人格。对于女性研究来说，做一个思想者更适合于我，除了书之外，对于其他更多的爱的价值，我并不是很赞赏。再者说，在我这个年纪，我也更乐于和珍本善册为伴，或者，一个在我享受读书爱书之乐时给我的生命带来友爱的女人，我也乐于接受，至于她是谁，则无关紧要也。
有一天，我瞧见我侄子威廉和她的女友西莉娅正在廊下的吊床上悠悠荡荡，年轻人正在读奥维德【奥维德（前43-17），罗马诗人，主要作品有《爱的艺术》和《变形记》。】。“我的孩子们，”我说，“请相信这一天是个幸福的日子。多少年后，奥维德和他的温柔诗篇，一定会让你们回想起遥远年代的这个亲切的下午，你们并肩而坐，凝神冥思这难以言表的庄重诺言——关于成熟，关于爱。”
我不能肯定，我是否真的同意梅休因法官的信条，他坚持认为：在我们的此生中，女人就是在为前生所犯下的疏忽罪或轻信罪服缓刑，而且，女人的来世，为着极乐的永生，其刑期或者更长，或者更短。在极乐的永生里，她的灵魂因为进入了一本书，而受到一些好男人们的宠幸、抚摸、珍爱和怜惜。就此而言，这样的好男人，或者像梅休因本人，或者像我自己。
新的激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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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一种令人不快的理论。比起那些所谓的“科学实证”，我更愿意接受它——那些科学理论推测我们的祖先就是那些擅长爬树、爱吃臭虫的猴子们。虽说如此，但它和我此刻打算讨论的那些问题，还是相去甚远。梅休因法官本人正着手就此话题撰写一本书，而且此版限量发行，只有两册，签名副本印在日本仿牛皮纸上，我拥有其中的一本，而梅休因本人则藏有另一本。
我给塞法斯叔叔所留下的印象，想必也还不错，因为当我的下一个生日如期而至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塞法斯叔叔所送的一本书——我的第三次爱情：格林兄弟【格林兄弟，即雅各布·路德维希·卡尔·格林(1785-1863)和他的弟弟威廉·卡尔·格林(1786-1859)，二人均为德国语言学家、民间文学家及童话作家，搜集、出版过很多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的《家庭故事集》。通过对这部不朽之作的细细研读，我对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产生了热情。年岁渐长，我的热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会因为一则好的童话故事而欢喜不已。对于兰格【安德鲁·兰格(1844-1912)，英国作家和人类学家，搜集、出版过大量的童话故事。】和雅各布，我心存感激，他们翻译和汇编的那些童话书籍和民间故事，对我和其他的英语读者来说，真是莫大的恩惠。巴林·古尔德【萨宾·巴林·古尔德(1834-1924)，英国作家和民间文学家。】和王尔德夫人【王尔德夫人，即简·斯珀兰莎(1823-1896)，奥斯卡·王尔德的夫人。】在相同领域里完成了他们高贵的作品。前者的手迹曾引起我独特的兴趣，更何况他在我特别欢喜的方面有着渊博的知识。古尔德有一种独特的文学触觉，这种触觉给他的作品灌注了一种优雅，虽然难以描述，但却风味宜人，而且令人信服。
对于童话故事来说，我是一个如此深情的恋人、如此忠实的信徒，以至于我曾经为传播童话作品而组织了一个协会。在协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形成决议，郑重要求教育委员会：从公立学校的课程中拿下数学课，而代之以四年童话作品课，接下来，如果学生要求的话，还可以开设鬼神学和民俗学，作为研究生课程。我们租用并装备了好几间大房子，起初，事业好像还兴旺发达，直到第二个月的租金到期。到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国库空空，伴随着这一发现，协会也就寿终正寝了，而且，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结果，除了购买了许多沙发和椅子——这些都是梅休因法官和我本人掏的腰包。
尽管如此，我还是主张（梅休因法官签字批准了这一主张）：我们必须为在我们的国家扩大童话故事的影响而竭尽全力。我们变得太实际了，对于物质财富的贪欲扼杀了所有其他的考量。天真单纯的孩子们不再从抚慰心灵的童话故事——其中有巨人、食人怪、女巫和仙女——中享受快乐。他们饥渴而敏悟的心灵被血腥的故事所填满——在这些故事中，充斥着对无辜动物的追逐和杀戮，充斥着战争、凶杀以及一些无稽之谈（在这些无稽之谈里，主人公富甲一方，而其他人则穷困潦倒）。现在的年轻人，在他们离开襁褓之前，人们就让他们相信：人生最高尚的目标，就是获取、获取、再获取，就是要不断地去获取尘世间的物质财富。童话故事被禁止，因为——正如利欲熏心的父母所断言的——它们将使年轻人变得不切实际。
这种可悲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正如我已经察觉到的，而且梅休因法官也注意到了这点）就是：无论是在物理尺寸上，还是在视野范围上，人类的眼睛都会逐渐变小，并且慢慢丧失它的光泽。人类的想像力是神赐的恩典，你从人的身上取走了几分，也必使他的眼睛枯竭几分。眼睛是如此美丽，它所服务的目的又是如此高贵，而且，它还时刻准备着传达这样的表情：温柔、怜悯、爱、关切、同情、尊严以及所有高尚的情绪和高贵的灵感。在这一隐喻中，它凝望上帝那永在的警视，辨识出人类最高智慧的最诗性的表达。
我的侄子蒂莫西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其中，年长的男孩和女孩有一对小小的黑眼睛。他们缺乏想像力，就好像餐巾纸必然缺乏红血球一样。他们把自己的零钱存放在一只储蓄罐里，他们还从邻家孩子那儿赢来了所有的弹球和抛石。他们既不相信圣诞老人，也不相信仙女或女巫。他们懂得两个五分就是一角，他们信奉的金科玉律是：因为有回报所以才付出。另一个男孩（他叫马修，按我的名字取的名）有一对又大又圆的深蓝色眼睛，表情丰富，情绪饱满，蕴含着强烈而活跃的想象力。
马修对童话故事永不餍足，这亲爱的小家伙多么热爱圣诞老人啊！即使夜里他也能看见，他可不会在黑暗中上床，他能听懂小鸟和蟋蟀的谈话、晚风幽幽的歌唱以及树叶沙沙的细语。马修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看到美丽的图画，听见甜美的音乐：对于他敏感的心灵来说，世间的万物都在诉说着它的智慧和它的诗情。天啊，我是多么爱这个孩子啊。他将决不会忍受饥饿。我将从我拥有的东西中分出可观的份额给他！我保证，梅休因法官最近为我草拟的下列遗嘱款项，将会给予这个亲爱的小家伙以最大的幸福：
“一条。致我心爱的侄孙暨我的同名人马修，我把（除了上文已经说明遗赠给他的田产、股票、债券和现金之外）编号为11和13的两个桃花心木书柜及其所容之物，亦即所有国家的童话和民间故事之卷册，以及关于鬼神学、魔法、神话、巫术和此类题材的词典及其他文献，遗赠并授予给他，他的后嗣，以及他的让与人，直至永远。”
躺读之乐(1)
昨天晚上，在我写下诸位刚刚读到的关于童话作品之好处的时候，我想到我应该重新温习一下那些常常给我带来喜悦和慰藉的故事。于是，我至少挑出了二十本书，堆在我床头边的桌子上，我料想，等我睡着了的时候，天也该快亮了。我首先翻了几页凯特利【托马斯·凯特利（1789-1872），英国童话作家。】的《仙女神话》，以此来开始我的消遣活动，接下来随意拿起的是：克罗夫顿·克罗克的《南爱尔兰的传统》，凯利夫人的《法兰西外省传说》，安德鲁·兰格的绿色、蓝色和红色童话书，拉波拉耶的《最后的童话》，豪夫的《施派萨尔特的客栈》，朱莉娅·戈达德的《金色风信标》，费利的《西方仙女传说》，阿斯伯约逊的《民间故事》，苏珊·品达的《仲夏仙子》，内斯贝特·贝恩的《哥萨克童话》【这里提到的童话作家有：克罗夫顿·克罗克（1798-1854），爱尔兰收藏家，以收藏民间传说和歌谣著名。拉波拉耶（1811-1883），法国作家、历史学家。威廉·豪夫（1802-1927），德国诗人、小说家，其童话创作最负盛名，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玛丽·费利（1845-1911），英国作家。阿斯伯约逊（1812-1885），挪威作家。苏珊·品达（1820-1892），美国作家，其《仲夏仙子》出版于1850年。】，等等，等等。
在我沉沉睡去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册维拉马丽亚的仙女故事，我做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梦。在我的仙女教母的保护和指引下，我允诺去搭救一位美丽的公主，她中了一个冷酷女巫的魔法，被女巫的儿子囚禁在监狱里。他是一个长着七个脑袋的丑八怪，他的同伙是四条同样丑陋的恶龙。
这一承诺使我卷入了长达五年的麻烦之中，不过，对于一个正梦见自己为了一位美丽的公主而功绩垂成的人来说，时间实在不值得太费思量。我的仙女教母（她戴着一顶花边女帽，而且有些驼背）对我十分关照，引导我顺利战胜我所遭遇的魔鬼、巨人、恶龙、女巫、毒蛇、怪兽、食人妖以及诸如此类。正当我刚好救出了公主，破掉了束缚她的魔咒，并且，我们“最后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醒了，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梦。高悬床头的煤气灯，在我为美丽少女而展开的五年战争期间，一直在放射着它的光芒。
这件小事让我有机会说出我所观察到的一个事实，这一事实使我确信：所有优秀而忠诚的爱书人必能体验躺读之乐。真的，我完全同意梅休因法官的看法：一本书，如果不曾伴我入眠，不曾偕我酣梦，则不值一提。也许，你能回想起西塞罗【西塞罗（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律师、古典学者、作家。曾对凯撒的暴政和安东尼的野心进行尖锐的批评。后面的引文出自其最著名的辩护词《为诗人阿尔齐亚斯辩护》，原文为拉丁文。】为诗人阿尔齐亚斯所作的高贵的辩护词中那个雄辩的段落，他这样提到自己的文学研究：“这些研究，是青春年少时的养料，是衰老迟暮时的抚慰；春风得意时为我们锦上添花，颓唐潦倒时给我们安慰庇护；在家时给我们带来快乐，出门时却不会成为累赘；陪我们度过沉沉黑夜和漫漫旅途，伴我们退隐乡间，悠游林下。”
以神的名义！你说对了，西塞罗伙计，它千真万确。
我把“沉沉黑夜”排成黑体是因为：正是这个单词将西塞罗喜欢躺读的习性暴露无遗。天哪，此刻我几乎能看见他，支撑在他的睡榻上，一卷接一卷地摊开他最喜爱的作品，怡然自得，不亦快哉。这种享受偶尔也被打断，那是我们这位高贵的读者正在嘟囔着责骂粗心的仆人将油灯调得太暗，或者是忘了剪蜡烛芯。
漫漫旅途？千真万确，它们分享我们的游历，这些文学研究正是这么干的。如果托马斯·海恩【托马斯·海恩(1678-1735)，英国作家和收藏家。曾长期在牛津大学伯德里恩图书馆工作。】（已故）今天仍然活着的话，他定会告诉我们，只要他外出散步，总是要邀上一本书跟他同行，并且习惯于一边信步徐行一边阅读它。有好几次（他在日记中告诉我们），他读得那样全神贯注，终于迷了路，没等他辨识出回程，黑夜就笼罩了他。
我一直感到奇怪，为什么书的情人们很少说起海恩，因为他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收藏家，也曾感知过自己生命深处圣火的炽热。下面这篇祈祷文，可以作为他品性的例证，它保存在伯德里恩图书馆【伯德里恩图书馆，即牛津大学图书馆。】里他的另一些文献中：
“噢，最亲切仁慈的主，您的眷顾这样神奇。为了您一直以来给予我的眷注，我竭尽所能，将全部的感谢回报与您。我一次又一次遭遇您如此的神佑，有一幕就发生在昨天，当时我偶然遇见了三卷陈旧的手稿。为了它们独特的样子，我要感谢您的眷顾，祈求您继续将同样的神遇赐予我，一个可怜而无助的罪人。”等等，等等。
海恩的另一篇祈祷文，阐释了他对神示的信赖。当时，伦敦代理主教布雷博士缠着要他去马里兰，扮演一名传教士的角色。“噢，主啊，天国之父，以您的怜悯俯看我吧，”这个虔诚的人哭诉道，“请您给我指引，现在有人强求我离开这个地方，离开我曾经在此接受教育的大学。以您伟大的仁慈，我谦恭地祈求您的神示，我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此事才最适当。”
躺读之乐(2)
另一位也习惯在大路上一边散步一边读书的名人是约翰逊博士【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辞书编纂者。】，他上演的一次真正的奇观已被记录在案。他的近视眼使他不得不把书贴近自己的鼻子，而且他走起路来拖拖沓沓，不像是散步，碰上一个什么影子就把脚抬得老高，而遇到树枝和石头反被绊倒。
不过，足以说明一个人的阅读习惯而且最有趣的，也许要算希腊学家波森教授【理查德·波森（1759-1808），英国著名的古典学者。】的故事。这一关于人类知识的经典故事发生在一次旅行中。当时和波森教授同坐一辆驿车的，有一位纨绔子弟，他言必征引古代文献，试图以此炫耀自己的所谓学问。终于，老波森开了口：
“敢问先生此语出自何典？”
“索福克勒斯。”这个自负的家伙答道。
“既如此，可否为我找出它呢？”波森问道，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册索福克勒斯。
这位纨绔子弟倒也不含糊，没有半点窘迫，说，他指的不是索福克勒斯，而是欧里庇得斯。于是，波森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了一卷欧里庇得斯，并请这位自命不凡的家伙找出引文的出处。那小子这才慌了手脚，把头伸出窗外，冲马车夫喊道：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放我下去吧。这儿有位老先生，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座伯德里恩图书馆。”
对于躺读这一习惯来说，波森本人是位不折不扣的奴仆。他躺下来的时候，先要把书堆得身边到处都是，然后点燃烟斗，从最喜爱的那一卷开始。他手边总是放着一壶酒——波森是个臭名昭著的酒徒。
据说，有一回，波森读着读着就睡着了，烟斗从他的嘴上掉了下来，点着了床上的织物，要不是救援人员及时赶到，这位酒醉醺醺的教授想必就这样被火葬了。
另一位邋里邋遢的家伙是德·昆西【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也是一个躺读爱好者。但在照料和使用书籍方面，德·昆西是个十足的蛮子。他借书从来不还。为了节省自己的劳动或者免却摘录的麻烦，他毁坏起珍本善册来，也决不心慈手软。
不过，要论给“躺读”一事带来恶名的人，恐怕就要算是查尔斯·艾尔斯塔布夫人了，她是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受监护人和修女（约1700年）。根据劳·莫里斯《论铅字铸造工》的描述，她是牛津的一位学者，对同事的研究工作总是“吹毛求疵”。莫里斯说，她是北方一个古老而富有的家族的女儿，“但她痴迷于一种叫做‘知识’的麻醉药，这一嗜好使她对其他所有必要的事都毫不在意。后来，她成了波特兰公爵家的家庭女教师，我们去她在布尔斯特罗德的卧室里拜访过她，完全被书籍和污秽所包围，难道这就是知识人的附属物么！”
西塞罗所使用的另一个词——对《为诗人阿尔齐亚斯辩护》中的那个段落，我恐怕要稍稍多说几句——就是“退隐乡间”，这显示了早在两千年前，文明人就习惯于带上书本去夏天的乡村阅读。“伴我们退隐乡间，悠游林下。”西塞罗这样说。他向我们呈现了一幅这样的钢笔画：罗马贵族懒洋洋地躺在树下凉爽的草地上，认真地阅读新近流行的传奇故事；此时（这是真的），在远处的吊床上，他高贵的妻子慢悠悠地来回晃荡，细心地研究着最新时尚杂志的书页和彩色图版。可以说，完全是凭着泄露天机的“退隐乡间”这个词，你，我以及其他所有人，才找到了一个绝好的先例和大量的鼓励，使得我们习惯于载满阅读的快乐，动身前往我们的消夏胜地。
至于我自己，要是没带上一大箱子书，我是决不肯出门远行的。我的阅历告诉我：没有比这些兄弟更好的伙伴了，无论世事如何改变，它们始终如一；当我向它们要求安慰和快乐的时候，它们的回应始终不变。我妹妹苏珊小姐，对于我的这一习性，常常给予猛烈的抨击。就是在昨天，她正告我：我是全世界最恼人的男人。
然而，对于苏珊小姐来说，在六十七岁的盛夏到六十八岁的隆冬之间的这样一个年龄段里，她关于男人的经验实在很有限，我认为自己应该忍受她的批评而不能有半句怨言。苏珊小姐真正是全世界最仁慈的人。她的不幸就在于：她将自己整个一生倾注在一种疯狂的激情上，那就是不断收藏坛坛罐罐、古旧锡器、古旧铜器、古旧玻璃器皿和古旧家具，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杂七杂八。对这样一种激情，我实在没有太多的同情。我实在搞不懂，苏珊小姐何以对她所收藏的这些废物，要比对她是个老处女这一事实，更感到自豪呢。
后项特性总会在任何可能的场合表现它自己。我回想起去年冬天在公共汽车上那令人不快的一幕。当时，那善于奉承的售票员根据我妹妹头上的苍苍白发和两颊的累累皱纹，便恭恭敬敬地称她“太太”。我想让你知道，当即我妹妹就非常迅速地、用非常高亢的英语（着重强调了她的蓝绸伞）正告那个家伙：她是苏珊小姐，并且，在任何条件下也不打算成为任何人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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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书狂(1)
凯普提薇蒂·韦特从来都不赞成我对童话作品的喜爱。但只要提及《鲁宾逊飘流记》，她就能分享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笛福的冒险故事中，恰好有足够的庄重和足够的虔诚，能唤起凯普提薇蒂·韦特宗教气质中的某种同情。一旦涉猎的小说中包含女巫、妖怪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凯普提薇蒂就有些吃不消了，这个小清教徒会心生厌恶。
但我有书面证据，能证明凯普提薇蒂的祖先（父系和母系）在殖民地全盛时期，被认为是迷信的卑贱奴仆。塞勒姆的韦特们曾经以女巫的迫害者而闻名。西奈·希金波森（凯普提薇蒂母系家族的远祖）是科顿·马瑟【科顿·马瑟（1663-1728），新英格兰清教徒、神学家，他创办了耶鲁大学，并努力推广疫苗接种以预防天花。同时，他还是一位作家，著有《为善散文集》等书。】的好友，骑马绕绞架而行，和他在一起的是热心于此种难忘场合的神学家：当时，有五个年轻的女人被绞死，因为丹弗斯指控她们用那该死的魔法艺术折磨年幼的孩子们。人类的思想就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总是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在五代人的范围内，我们发现清教徒最初是一位鬼神学和魔法的坚定信徒，而后又成了一个嘲笑者，他嘲笑任何事情，包括幻想游戏。
我一度对凯普提薇蒂·韦特很苛刻，但现在对她已不再怀有恶意。正相反，在这遥远的时刻，当我们的同情已经完全一致，当我们的生命之旅已经在友情中走过了青春的小径，这种友情因纯真、忠诚以及童年时代的诚实而变得神圣，我回忆从前，内心充满温柔。真的，我能肯定，早年的友情留给我生命的印痕持久绵长。我曾经许多许多次记起了凯普提薇蒂·韦特，我常常想知道，如果没有塞法斯叔叔送给我的那本童话书，又有什么能让我记起她呢。
她是个很漂亮的孩子，在她逐渐成熟的时候，她的美丽，她的温柔，却丝毫没有损失。当我从大学回来的时候，这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也完成了学业，并相信获得良好的教育是必要的。她在南霍利奥克修完了四年课程，并从特洛伊的威拉德夫人的神学院毕了业。“现在，”她的父亲说，语气里饱含新英格兰式的、尊重年轻女士的特别温情，“你应该回归到家庭的安静中来，在你母亲的指导下学习承担那些更重要的责任。这些责任成就你的性别角色，实现人类生活的神圣使命。”
三四年前，一个模样清秀的年轻人走到我的跟前，带着一封他母亲所写的介绍信。天哪，他就是凯普提薇蒂·韦特的儿子！如今凯普提薇蒂是位寡妇，仍然生活在原先的那个州，离她出生的地方二十英里。她的丈夫帕克上校死的时候留给她一大笔财产，而她因为乐善好施在当地远近闻名。她创办了一座乡村图书馆，有几次她给我写信，商议打算要购买的图书。
我并不介意告诉你，在不久前写给她的一封信里，我满怀着恶意的快乐，这样向她暗示过去的时光：“我尊贵的朋友，”我写道，“我浏览了您的乡村图书馆所藏新近出版的图书目录，在那些反复出现在现代学校的小说作品中，我发现有十一册《特里比》和六册《天国孪生子》【《特里比》是英国作家乔治·杜穆里埃的小说。《天国孪生子》是英国女作家莎拉·葛兰的作品。】。我还注意到有几部作品不在其中，它们对我早年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斗胆给您寄上几册，衷心希望您能仁慈地接受它们，让它们出现在您的图书馆里，这样，我将不胜欣幸之至。它们是《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和格林的《家庭故事集》。”
二十三岁那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并且正在阅读维庸【弗朗索瓦·维庸（1431-1463），被认为是最富独创性的法国诗人。他的讽刺诗主要收集在《小遗言集》和《大遗言集》中。】的诗歌、卢梭的《忏悔录》和博斯韦尔【詹姆斯·博斯韦尔（1740-1795），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他的《约翰逊传》被认为是传记文学的典范。】的《约翰逊的一生》，我确信自己已经理解了人类的全部智慧，懂得了所有值得去弄懂的一切。如今——如今我七十二岁了——我要是能够懂得我二十三岁时自认为已经懂得的那些，我敢肯定，那将是知识和智慧的一个奇迹。
我着手准备成为一名哲学家。祖母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了，这让我拥有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财，而那些把我和祖母的希望（她希望我成为一名福音传播者）联结起来的每一根纽带和感情债务，也被死亡切断了。当我确信自己懂得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想法，要去开开眼界，因为我毫无旅行经验，而且认识的人也很少。
根据塞法斯叔叔的建议，我去了欧洲旅行，投入了两年时间，来开阔自己的视野，也使自己能熟悉国外的人民和习俗。这次旅行有九个月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当时那是一座混乱而芜杂的城市，此外，完全和现在一样邪恶。我在拉丁区租了一套单元住宅，并且，出于一种慷慨的天性，我拿出了自己的一大笔收入，资助了几个艺术家和学生，可他们的才能和时间差不多全都用来寻欢作乐了。
就这样，为了支持这群寄生虫而奉献了一笔有形财产之后，我偶然遇见了那个后来成为我的密友的人。梅休因法官是一位巴黎观光客，我们成了愉快的伙伴。正是他把我从那群寄生虫中营救了出来，重新点燃我野心勃勃的激情，这种激情差不多因为维庸和卢梭的恶劣影响而熄灭了。梅休因法官长我一岁，他那位有钱的老爸给他提供财政支援，以满足他那些有益心智而又高尚优雅的爱好。我们俩一起去了伦敦，正是在伦敦逗留期间，我开始了作为一个藏书家的事业生涯。平心而论，对于我的恩人亦即我亲爱的朋友梅休因所给予的启发，我永远心存感激，这一启发使我走上了一条充满甜蜜惊奇和丰厚酬赏的道路。
淘书狂(2)
有很多种藏书家，但我认为总的可以归为三类，即：为了虚荣而收藏，为了获取知识而收藏，以及纯粹出于对于书的尊敬和爱而收藏。下述情况亦并不少见：某人藏书，一开始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虚荣心，但不久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工作，成了更纯粹意义上的藏书家。
这就像一个乐于征服女人芳心的人，最后总是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纯粹激情的俘虏，而本来，他不过是想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我倾向于认为，在图书收藏的每一阶段，都会或多或少掺入虚荣的因素。我甚至认为，虚荣是健全性格的诸多要素之一——我指的不是那种巨大的虚荣，而是谨慎克制的虚荣。如果没有虚荣，世界就没有竞争；而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听到人们嘲笑此人或彼人，因为他只知拼命淘书，却不问书的内容为何。但在我这方面，我要说：此人所为，无可厚非；他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正确地出发了。可能的结果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他将最终变成书的情人和买主。真的，我不关心起点是什么，只要它是个起点。殊途同归，此之谓也。比如登山，有人善走捷径，有人迫从险途，山石嶙峋，其路漫漫，鞋底洞穿，脚掌磨破。
这种狂热的激情，如此微妙又如此富有感染力，一个人在完全拥有它之前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一天晚上他结识了梅休因法官和我，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他就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书痴。但这种激情并不总是以展示和暴烈为标志；有时候，它就像麻疹，缓慢而倔强地“长出来”，遇到这种情形，就应该借助敷药的手段，将病症从致命的部位转移走，否则更严重的后果就会发生。
这是真的，我一位很有学问的朋友奥雷尔医生就曾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他告诉我，压制淘书的狂热将带来致命的后果。那本很优秀的出版物《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告过很多这样的病例。顺便说一句，这本杂志是前外科主任汉密尔顿编辑的，他是服饰文献方面的著名收藏家。
长话短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压制淘书的狂热直接会带来疾病，对此，医学也莫可奈何。俄亥俄有位医生，名叫伍德伯里，写过大量的文章来捍卫“书痴能够治愈”这一理论。但他的绝大多数同行都认为：真正的书痴病势必要经过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并且，他们坚持认为，那些引证由伍德伯里治愈的病例全是假的，要么是些冒牌货，要么就是病情不对，不过是水痘和风症，而不是麻疹。
我的书痴病的首次发作是为了几本古书。书本身是什么无关紧要，只要它的扉页或版权页上印着一个古代的日期，我就铁了心要得到它。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淘得了一大堆旧书，有许多都编了号，几乎所有的书都惨遭虫蛀，一幅可怜兮兮的样子。
有一天，我走进一个叫斯蒂布斯的人所开的小店，问他能不能弄到几本十六世纪的印刷品。
“有，”斯蒂布斯先生说，“我有满满一地窖这玩意儿，一般我是论吨或者是论捆卖的。”
也就是这一天，我把自己收藏的那些老古董遣散了，只留下普林【威廉·普林（1600-1669），英国政治家、作家，1633年，因其攻击剧院的文章《演员的悲剧》而被捕入狱，并被割掉耳朵。】的《演员的悲剧》和《贺拉斯全集》（八卷本，1501）。然后，我就对英国民谣开始感起兴趣来——一个高尚的主题，对之我一直保持着尊敬和爱。保存良好、注释丰富的那些卷册被存放在我前室中编号为3、6、9的书柜里，时刻准备着您在任何时候访问我安静、舒适的家时，展示给您看。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1)
梅休因法官有一个很特别的理论：在人的身体中，心灵位于靠近重心的某个地方。在我看来，这乃是佛家的一项信条。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样的高论避之唯恐不及（就像人们尽可能避免卑劣之事一样），以免人家把我归到（哪怕是稍有此意）其他不同于公理会的任何信仰或教派。
但我注意到，每当我恐惧、高兴或者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情绪感受的时刻，我的胸口总是隐隐作痛，倒真的就像我身体系统的中心也就是我神经智力系统的中心，那些被聚焦于此的情绪感受，借助七扭八曲的信息通道，从身体的某个部位迅速传遍全身。
我曾经向梅休因法官说到过这一情状，他似乎颇为得意。“我的朋友，”他说，“你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灵，我恳请你善待之，它是书痴心灵的最佳典范。它敏捷的理解力，意味着能够对刹那间的印象和热情做出机警而敏锐的反映。你刚才对我讲的这些使我确信：你生来就注定要在收藏科学艺术书籍方面取得不俗的业绩。你不久就会变成秃子——没准会跟托马斯·霍布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曾担任培根的秘书。其主要作品有《论公民》、《利维坦》等。】一样秃——因为警醒而活跃的头脑总是不能不秃。心灵和大脑的关联是如此紧密，是故，心灵的发育和运转所带来的损害，就是使得人类继承自野生动物（我们史前的祖先）的那些残留特征将进一步退化。”
由此可见，梅休因法官承认：秃头乃是智力和灵性的显著表征。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此类话题的文献，还答应科学院，准备就这方面的研究提交一篇论文，以论证脑壳上（尤其是其前额的高位区域和顶骨部分）头发的稀缺原是对人类兽性本能和习性的背离之表征，同时也是智力发育之明确显示。
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梅休因法官曾着手编订一份人类社会历史中著名秃子的名单，这份名单不断增长，到现在它已经囊括了数千名人，涵盖了每一个行当和专业。荷马，苏格拉底，孔子，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西塞罗，普林尼，米西奈斯，尤利乌斯·凯撒，贺拉斯，莎士比亚，培根，拿破仑·波拿巴，但丁，蒲伯，科伯，戈德史密斯，以色列·普特南，约翰·昆西·亚当斯，帕特里克·亨利——这些天才全是秃子。但其中最秃的是哲学家霍布斯，对于这位仁兄，尊敬的约翰·奥布里【约翰·奥布里（1626-1679）,英国文物家、作家，著有《短促的生命》等。】有过这样的记录：“他非常秃，却总是喜欢脑袋光光地坐在屋子里埋头研究，还说自己从未因为光头而带来感冒，不过最大的麻烦是让苍蝇们无法靠近，它们在这样的光头上实在难以立足。”
在所有我见过的拿破仑肖像和图画中，此人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一缕卷曲纠结的头发耷拉在他君王的前额上，使他的脸庞显得生动无比、招人喜欢。然而这是一种虚荣而可笑的做法。拿破仑早年就开始谢顶，这让他伤透脑筋，不得已而找到了一个克服此种变故的办法，这种用以改善自己外观的办法就是：让后脑勺上的那撮头发长到足够长，再绕过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耷拉到前额上。此种巧妙的方法能正确地服务于他的下列目的：让他有许珀里翁那样的卷发，并因此获得年轻的自豪感。然而就连这样一撮头发，也没等到时间的摧毁，就过早地落光了。
至于我自己，我不清楚自己是否曾经也有过这样可笑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留光头是没有思想的习惯。非也，正相反，对这一智慧的标志，我一直尊重有加，并且，我也完全同意我的朋友梅休因法官的看法，这一悲伤的插曲被记录在第二章中。国王应该服务于这一光荣的目的，那就是向人类指出：秃头因为有神的赞许和保护而理应受到偏爱。
就我本人的情况而言，我把自己过早的谢顶归罪于我对书籍的热爱和沉迷导致了智力和灵性的增长。苏珊小姐（亦即本人的妹妹），则把它归因于另外的缘由。她声称，这当中首要的一条，盖因我有一种变态的躺读习惯也；其次，是由于我半夜吃威尔士家兔的习性。在我床的上方有一只煤气灯头，所以我的头完全挡住了灯的光线，这些灯光向下聚集并反射到我正在读的书上。
苏珊小姐坚持认为，这么强的光线和它散发的热度向我的脑袋发起进攻，头皮没法不干燥，而那些毛囊将因缺乏天然的营养而死亡。除此之外，她还认为：我总是在夜里十一点钟吃的威尔士家兔，也会在我的胃里繁殖有毒的蒸气和轻微的忧郁，这种情绪会顺其自然地一路上升至我的大脑，在里面引起发热，将脑壳里的流质蒸发殆尽，而这些流质正是与其接壤的颅外皮层上的毛细管健康生长所必需的。
好了，苏珊小姐的这一严正声明，正好给了我一个有力的论据，以捍卫我的习惯。试问，那些必然会造成发热的其他手段，比如伤风感冒、扁桃腺炎、哮喘以及其他多得数不清的祸根，何以就不会带来秃头呢？按照劳伦斯·斯特恩【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其著名作品有《项狄传》等。】的说法，同样是出于仁慈的天意，善待弱者亦正是为了防止秃头。要是我不曾爱上书，我胸膈中的心灵也就不会弄死我头皮上的毛细管，那可是我的猿类祖先的遗存，早先也曾在我的头皮上繁荣兴旺；要是我没有成为秃子，我的命运中也就不会有躺读之乐降临。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2)
当然，真正的秃子亦能得到补偿。当我检视自身，发现曾经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被耗费在不断培养和管理自己的头发上，我真要为自己现在的样子而感谢命运之神。因为，我的钱要用来买书，而我的精力和时间则要用来阅读它们。
噢，头发卷曲而润泽的押沙龙【押沙龙，《旧约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王之第三子，后因背叛其父被杀。】，你要徒费多少心力！我那些旧书所散发的气息，要远比油膏、面霜和香水更加甜蜜芬芳，它来自岁月，来自船舱，来自圣哲先贤亘古恒常的友谊，这些圣哲先贤也曾吮吸过它那鼓舞心灵、激发智慧的芳香！让我向你解释我亲爱的乔叟是怎么说的吧，你这物质财富的挥霍者：
他宁可床头堆上二十本书，
也不要提琴、竖琴和华服；
书外装着红黑两色的封皮，
书内是亚里斯多德的哲理。
可是，尽管他是一位哲人，
但他的钱箱内却殊少金银。【这节诗引自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总引》第293-298行。】
书，书，书——不断给我更多的书吧，因为它们是百宝箱，我能从里面找到人类永恒的表情——词句，那是惟一永远活着的东西！每当我想起约翰·赫歇尔【约翰·赫歇尔（1733-1822），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天王星的发现者。】爵士的话（愿他高贵的灵魂安息），我就会向远处墙角的那尊胸像虔诚地低下头。他说：“如果我祈求一种体验，它能让我经历各种不同的环境，成为我生命中幸福快乐的源泉，成为我抵挡生活罪恶的盾牌，没有它，事情就会出毛病，世界就会对我皱眉头，那么，这种体验就是阅读了。让一个人经历这样的体验，获得这样愉悦身心的手段，你就能让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除非（毫无疑问），你选择了最邪恶的书放到他的手上。你就能让他接触每一个历史时期最为优秀的群体——最聪明、最风趣、最温柔、最勇敢、最纯粹、曾经为人类增光添彩的那些人物。你就能让他成为所有国家的居民，你就能让他生活在所有的时代。这世界就为他而创造。”
在我看来，有一句名言特别适合于所有优秀的人（祝福那个说出这一名言的家伙，那位魁梧结实、粗壮如熊的老汤姆·卡莱尔【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其著作以对社会和政治的犀利批评和复杂的文风为特色。】），他说：“首先，那种能让一个人在世间做到最重要、最神奇、最卓越的，正是我们称之为‘书’的东西。”梅休因法官表达这种感受时喜欢引用巴宾顿·麦考利【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著作有《英国史》、《古罗马之歌》。】的话：“我宁可做一个坐拥书城的阁楼穷人，也不愿成为一个不爱读书的国王。”
国王，真的！他们多么可怜！乔治三世对他的书商尼可说：“如果我曾在自己的教育上付出过现在我在王子身上所付出的同样多的心血的话，我愿意献出这只右手。”路易十四受教育的程度，与最卑贱的修篱人和挖渠工不相上下。他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起初（正如塞缪尔·佩格【塞缪尔·佩格（1704-1796），英国牧师、收藏家、作家。】告诉我们的），他用六笔直杠和一条曲线组成自己的名字，就像这样： s，到后来，他的笔法就非常娴熟了，结果倒还真地写成了：louis。
每当我想起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的仁慈，我还是很难找出抨击国王们的理由。要是没有亚历山大，我们几乎不会知道亚里士多德。作为亚里士多德的皇家赞助人，他为这位哲学家获取知识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他派遣信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搜集图书和手稿，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只要这些东西有可能使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储备得以增长。
但要是让他们站成一排，然后逐个测量——这些头戴王冠手挥权杖的家伙——啊，多可怜的家伙，他们的成就是多么贫乏和空虚！他们可曾知道什么是人类真正的幸福？他们，还有他们的朝臣，不过是尘土和遗忘。
我和梅休因法官也都会与时俱亡，但我们的朝臣——他们曾经为我们贡献快乐和安慰——我们的贺拉斯，我们的塞万提斯，我们的莎士比亚，以及其余难以计数的长长队列——这一切，决不会死去。有了这些不朽伙伴的鼓舞和支撑，我们愉快地漫步在被他们的荣耀所照亮的小路上，我们一路歌唱。不管是适当其时还是不合时宜，我希望，那歌声将永远是最可珍爱的，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你，噢，高贵优雅的读者：
哦，一本小书和一片荫凉，
无论是在门内还是在屋外，
听头顶上绿叶轻柔的低语，
或者是大街上高声的叫卖；
这些地方我都能悠然阅读，
无论它是新朋，还是旧爱；
一本愉快的好书皆可一览，
它们比黄金更能令我开怀。
我和菲娅梅塔的罗曼史(1)
几个月之前，我和我的书商为了某个版本的卜伽丘而差点打了起来，这家伙竟想方设法要把这本书卖给我。书倒不赖，是一册原文版的卜伽丘，1603年出版于安特卫普【安特卫普，比利时北部城市，位于布鲁塞尔以北的斯特尔特河边，是欧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悦目的红色标题，内页中精心安排了四五十幅铜版画插图。我敢说，此书至少也值三十美元，不过我并不想要。
关于我不想要此书的理由，在我和书商之间引发了一场辩论，最后甚至变得非常激烈。我坦白地告诉他，我不在乎什么原文不原文，因为我已经有了好几种译本，它们全都出自高人之手。于是乎，书商斗胆拿出了他那套老掉牙的陈词滥调试图说服我——这种把戏几百年来在从事图书买卖时屡试不爽，说的是：每一种译本，无论译得有多么好，总会要丧失掉一部分生气和神韵。
“胡扯！”我说，“难道你会认为：那些投入毕生精力从事艺术方面的研究和训练的翻译家，在解释意义不同的暗影和色彩方面，还不如那些纯属业余的外国舌头么？再者说，对于爱书者来说，人生难道不是太短暂了么？难道要他们花费宝贵的时间，手把词典，去挖掘作者深奥的隐喻么？我亲爱的先生，耗费时间和金钱去从事别人做得更好、花费更少的工作，实在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经济学。”
从与书商的口水战中逃出来，我就径直回了家，取下我所喜爱的《十日谈》，轻柔地翻动书页：你应该知道，我这人特别钟爱小册子。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自从伊苏尔特·哈丁格和我分别以来，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她是这样一个人物：那些伟大的小说家也愿意把她作为自己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她有着那些活跃在十四世纪的佛洛伦萨女士们的美丽和才智，她身体和心灵的优美因卜伽丘而名垂千古。我尤其记得她的眼睛，特别美丽，随着她情绪的变化，那对又黑又深的眼睛里反射出各种不同的表情。
我为什么称她菲娅梅塔【菲娅梅塔，卜伽丘早期书信体小说《菲娅梅塔》中的主人公。】呢？我没法回答，因为我已经不记得了。或许，它只不过是来自一种孩子气的奇思妙想吧。那时候，卜伽丘和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总是在一起，他的友情所给予我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直到现在，我依然在那个遥远而浪漫的年代里生活、散步、享受生命。那时候，所有男人都英勇豪侠，所有女人都美丽高贵，而且，所有的鸟儿都是夜莺。
我从斯特兰德大道诺斯达的店里为自己买来了一把佛洛伦萨古剑，挂在我朴素的房间内的墙上，其下挂着卜伽丘和菲娅梅塔的肖像。我常常会为这些心爱的赝品喝上几杯意大利葡萄酒，这些酒装在大肚酒壶（你可要当心，这可是真正的古董）里。我有两次带着菲娅梅塔到泰晤士河上泛舟，一次观看市长大人的盛会。这两种场合都有她妈妈的陪同，不过她妈妈要是在海底也许更合适些。她是个麻木迟钝的老人，对于诗意的狂热和浪漫的青春，既不能享受，也不会赞赏。
假如菲娅梅塔是一本书——噢，不幸的女士！——她可能仍然是我的，我就会亲切地关照她，把她藏起来以躲开亵渎的双眼，为她穿上皱巴巴的摩洛哥纹革和金箔，把她当作我这个年纪最钟爱的伴侣而加以呵护！假如她是一本书，她将不会因为嫁给林肯郡一位农夫的愚蠢行为而深自愧疚——噢，天哪！为什么愚鲁的唤醒总是如此五次三番地驱散青春的美梦。
六十岁那年我重游英格兰，一种莫名奇妙的诱惑驱使我去林肯郡进行了一次远足，为的是重新唤回我对菲娅梅塔那熟悉的感觉。然而，在我到达目的地之前，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便对自己说：“你这是何苦来哉。回去吧，否则你就会永久性地摧毁少年时代一种最甜蜜的幻想！多少年来，你一直在亨利·博格斯夫人身上寻找她，以这样一种虚妄来追寻她。只有一个菲娅梅塔，她是你永藏心底的记忆。多年前的诺言已然凋零，肉体上的菲娅梅塔已成了林肯郡的家庭主妇。还是省省自己吧，免得这些发现让你徒自悲伤。尊重那个在你敏感的心房里构筑了她小小圣殿的理想中的菲娅梅塔，这就足够了。”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忠告，但对我来说，它是如此有力，以至于我都被它说服了。在一家名叫“天鹅与箭”的客栈躺过一夜之后，我就回了伦敦，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动过拜访林肯郡的念头。
但菲娅梅塔仍然是个愉快的记忆——噢，对我来说可不只是一个记忆，因为，只要我取下那本珍贵的小书并打开它，有多少朋友成群结队地蜂拥而至！骑士，公主，朝臣，小姑娘，修道士，修女，王室侍从，侍者，少女——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不同的阶层和身份，全都充满了那个叫卜伽丘的魔术大师的魔幻色彩！
在他们所有的人前面，走来一位少女，长着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戴着一个玫瑰花环。融融的月光就像是祝福，倾泻到佛洛伦萨的屋顶花园里，晚风在寻找月桂树丛中的摇篮，欣然在夜莺的歌声中沉沉睡去。
至于梅休因法官，他完全和我一样，也深爱着他的卜伽丘。而且，作为一个蹩脚的打油诗人，他还以此为题写过一首小诗，我偷偷地保存了一份副本，现呈献于此，博诸君一笑：
我和菲娅梅塔的罗曼史(2)
一天，在最顶层的书架上，
我找到了一份宝贵的奖赏，
这玩意儿俺老爸常常捧读，
却不让我们小孩偷瞧一行；
一本褐色的老书颇有年头，
字型和装订似乎显出陈旧，
在那污迹斑斑的标题页上，
印着作者的大名：卜伽丘。
这名字，此前我闻所未闻，
但一等到恰当的时节来临，
它就成了一个我念念不忘、
萦绕书页、很钟爱的姓名。
追溯数百年时光，我游荡
在田园乡村以及皇家剧场，
陪伴着贵族和他们的夫人，
与卜伽丘的老友晤谈欢畅。
那些活泼少女和威严骑士，
他们看上去全都神采奕奕，
全都勇于冒险、率性而为，
他们很快就成了我的知己。
他们嬉笑玩闹又善感多愁，
常常让我止不住热泪横流，
为了他们的那些英勇业绩，
仿佛听那卜伽丘细说从头。
在少年的梦想里，我再睹
那些乡村少女和宫廷贵妇，
那些纨绔少年和宗教僧侣，
为祭祀或娱乐而盛装华服。
又一次，我听见夜莺歌唱，
和多年前的歌声完全一样，
在丛林掩映的意大利山谷，
歌声向尊敬的卜伽丘献上。
我仍爱着那本褐色的旧书，
我找到它是在顶层的书橱，
我爱它，所以我决不借出，
除了自己决不让他人过目。
但是我有个儿子高大魁伟，
我有足够充分的理由认为：
他肯定愿意享受此中乐趣，
以及卜伽丘那伟大的友谊。
噢，现在的孩子如此不同，
和我少年的时候趣味殊迥。
我担心我的儿子不知如何
领略说书老人玩笑的妙用。
对于你的友谊，哦，朋友，
我寻思它的作用就是劝诱
我们去采摘那高尚的果实，
听从于您的指引，卜伽丘。
所以，你还是安歇于架上，
披着失去光泽的褐色盛装
或许某一天，孩子自己会
找到你，取下来细加端详。
他或许会又一次感受欢悦，
那曾让我颤栗充盈的感觉，
多年前我谦恭地被它笼罩，
那是卜伽丘所赐予的荣耀。
对于那伙卑劣的模仿者，我要说：去你的吧！你班德罗斯，你斯特拉帕洛拉斯，以及你们所有其他的江湖骗子，你们洋洋自得地把卜伽丘的天才所遗赠给人类的帝国据为己有，去你们的吧！大师只有一个，对他我们要献上心怀感激的敬意。他引领我们穿越时间的回廊，他的轻轻一碰，就能使死者复活，能使所有古代遗存的温柔和勇敢全都重现人间。英勇，爱情，牺牲，泪水，欢笑，智慧，聪颖，达观，慈善和理解，全都是他的助手；人类，是他的灵感，他的主题，他的听众，他的债务人。
这个帝国，如今属于坦克雷德的女儿，也属于罗西格里翁纳的妻子。不久，他又告诉我们，它属于招摇撞骗的园丁，也属于阿利伯奇；属于那波内的吉列，属于伊芙琴尼亚和西蒙，属于萨拉丁，属于萨兰特里诺，属于迪安诺拉和安萨尔多。不管涉及什么样的题目，他很快就能让它获得生命，他还将自己难以描述的天才品格如此巧妙地赋予它，把我们的怜悯和热情吸引到它的身上。
这是真的，我们应该带着同情和理解去阅读他。什么样的作家不应该这样呢？在我看来，与其把我的卜伽丘放到一个蠢人手里，还不如把他留给一个又瞎又哑但聪明美丽的女人。
我已经暗示过：降临在伊苏尔特·哈丁格头上的命运多么可怕，她在亨利·博格斯先生的林肯郡庄园里离群索居。亨利·博格斯先生对罗曼蒂克一窍不通，对她的呵护照料也很少。他完全没有能力欣赏一个眼睛乌黑明亮、心灵宽广浩渺的女人。我敢向自己保证：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欢天喜地地拿一本《十日谈》去换一本《绅士鸟贩》，换取订阅一年的《潘趣》（这份杂志是人类低能的杰出典范）。
噢，伊苏尔特！如果你只是一本书该有多好！
垂钓的乐趣(1)
我很高兴能认识伊萨克·沃尔顿【伊萨克·沃尔顿（1593-1683），英国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随笔集《钓鱼高手》。】。他是少数几个我愿意认识的作家之一。因为他是个聪明人，而且富有同情心。我很愿意跟他一起去钓鱼，我毫不怀疑：这位仁兄和我本人一样，也是个理论上的钓鱼高手，而不是实际上的。我的书商是个著名的渔夫。事实上，书商们通常都是捕鱼高手，因为渔夫们用来欺骗、捕获他们鳞族猎物的方法，和书商们吸引、诱获顾客的手段，彼此并无不同。
至于我自己，我把钓鱼视为一项最棒的业余爱好，虽然我很少从事这项活动，但我不能不承认：假如我曾经更经常地从事这项活动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肯定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朱丽安娜·伯尔尼斯夫人【朱丽安娜·伯尔尼斯夫人，十五世纪英国女作家，其作品大多以狩猎为题材。人们对她的真实生活一无所知，甚至是否真的有这个人都不能肯定。】所言不虚，她说：“至少，钓鱼者可以做一次有益身心的散步，并因为悠闲放松而感到愉快。草地繁花点点，空气甜美清新，这一切使他胃口大开。他可以听到小鸟悦耳的和声，可以看到幼小的天鹅、苍鹭、水鸭和其他的禽类成群结队。这一切在我看来，要远胜过猎犬的嘈杂喧闹、号角的震耳尖啸以及禽鸟的悲泣哀鸣，这都是那些狩猎者、放鹰人和捕鸟者所制造出来的。而且，如果鱼上了钩——此时此刻，他满心的欢喜，想必无人能比。”
我的书商不会懂得：一个理论上的渔夫，何以会对这些如此热心。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少沉溺于钓鱼的实践。说真的，那就好像期望一个赞成艺术实践的人要积极频繁地进行每一种艺术实践活动一样。我年轻的朋友爱德华·艾尔有一项极好的图书收藏，内容涉及美国土著居民的历史，以及这个国家的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的战争史。我另一位年轻的朋友卢瑟·米尔斯则搜集了一大堆论述拿破仑战争的书。然而，这两位老弟既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打过一场仗，虽然他们都从这些对战争威力和个人英勇的叙述中找到了快乐。我喜欢夜晚，以及寂静时刻的诗性情怀，但我并不会为了聆听夜莺的歌唱，或是凝思天国惊人的荣耀，而独坐长夜。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非常欣赏并且惊奇于清晨的美景，但我并不会经常早起；我迷恋于潺潺流淌的小溪和清澈旖旎的湖泊，但我并不热衷涉足其中，为的是避免对我自己或是游弋其中的鳞族居民的身体造成损害。
世界上最高明的钓者，是那些“意不在鱼”的人；纯粹对鱼的杀戮实在是太残忍了。伯尔尼斯夫人为了不让自己卓越的论文落入那些无所事事而又缺乏鉴赏力的人的双手，而将其编入了一本简明扼要的小书，这本小书的价钱贵得吓人，只有那些“文雅而高贵的人”才能够拥有它。真不知那些喜欢钓鱼仅仅是为了杀死鱼的人是怎么想的。也真不知道，像这样的人，在面对自然呈现在有欣赏力的眼睛之前的四季变换的美景，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者，他和周围那些甜蜜芬芳而令人神清气爽的草地、山坡、林间空地、幽谷、森林和沼泽有过怎样的交流？
我要说，正是这些野蛮人——这些文化艺术的摧残者，糟蹋了垂钓的诗意，使之沦落为屠夫的勾当。当它不再是亨利·沃顿【亨利·沃顿（1568-1639），英国作家、外交官、建筑理论家。伊萨克·沃尔顿曾为他写过很有名的传记。】爵士所喜欢称呼的“垂钓”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卑鄙而邪恶的业余爱好。沃顿爵士说：“在那些身体力行的人当中，垂钓不过是一种打发闲暇时光的消遣，脑力的休息，心灵的愉悦，悲愁的排遣，烦思的平静，激情的缓和，满足的媒介，以及宁静忍耐习惯的培养者。”
上面提到了另一位我很高兴能认识的人：亨利·沃顿爵士，因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钓者。克里斯多夫·诺斯【克里斯多夫·诺斯，是英国批评家约翰·威尔逊（1785-1854）为杂志撰稿时所使用的笔名。这些文章非常尖刻，威尔逊大约是不想招骂。】也是这样的人（“一位卓越的钓者，如今跟上帝呆在一起”）——我多么喜欢跟他一起去研究蓍草啊，他是一个心灵、知识和智慧都极其宽广的人。
“你会相信吗？主啊，”他说，“我内心中捕鱼的激情几乎死去了。如今，我更愿意沿着堤岸和山坡漫步，看少年们在垂钓，或者，让自己躺在斑斑驳驳的阳光里，面朝苍天，注视着缓慢变幻的云彩！”
有这样的垂钓天才，我很乐意跟他去钓鱼。
我所尊敬的圣伊萨克说：“垂钓有点像写诗——二者都是天生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确有诗人非钓者，从无钓者非诗人。
克里斯多夫·诺斯是一位著名的渔夫。在他还是个三岁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生涯。带着他的细线和弯钩，这个小不点朝着“一条小溪”甩出了他的第一竿，他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这条小溪的。他果然钓上了一条小鱼，他把这个可怜的小标本带回家放在一只盘子里。这一天的其余时间里，它就一直在那儿炫耀地陈列着。带着这最初的体验，这孩子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我愿意将这种生活视为一首赞美大自然的美丽和仁慈的欢乐颂歌。
垂钓的乐趣(2)
大,学生,小,说,",网
有一次，我的书商带我到威斯康星州的一座湖里去钓鱼。那是一个钓鱼俱乐部的财产，我的书商朋友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由于要离开些日子，于是我就带了一大包书前往。我认为，对于一次钓鱼远征来说，适当读点书实在是最重要的副业。我的书商朋友所携带的七零八碎的工具足以装备一次捕鲸远征，我实在很想知道老沃尔顿对此会作何感想。如果他能屈尊加入我们这一伙的话，必会带着他简朴的装备：鱼钩，蝇饵，还有他的温文尔雅。
我们要去的这座湖宽阔浩淼，美丽宜人，被如画的风景所环抱。在我的想像里，她就是诗的精致优雅和引人遐思的具象体现。我开始着手研究雪鲦、鲮鲤和鳟鱼，但我的书商很快告诉我：这座湖里已经清除了所有劣质鱼种，只蓄养了专供垂钓的鱼，像鲈鱼、梭鱼之类。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暗地里鄙薄我一直尊重的传统习惯。对书商朋友的现代垂钓艺术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不喜欢它。如果在垂钓的同时不容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对于这种垂钓我也不喜欢。我的书商朋友吩咐我保持安静，但我用不着刻意留心这样的禁令，因为面对身边如画的山岗、河谷、树林、草地和蔚蓝的苍穹，我必定已经像个木头人一样沉浸其中，缄默无语。
我很幸运，我也有自己的“夜间美味”。当我倾吐完心中对大自然的瑰丽奇景的赞美，而我的书商也不会再和我说话的时候，于是，我打开手中的书，阅读克里斯多夫·诺斯和埃特里克的牧羊人之间的那个著名段落，这一段中，牧羊人夸夸其谈他作为一个钓鱼高手的非凡技艺。
日上中天，酷热难耐，我撑起了遮阳伞。对这一明智之举，我的书商提出了反对——事实上，对于任何能让我打发时光的合理建议，我的书商朋友几乎没有不加以反对的。最后，我从篮子里拿出《纽卡斯尔渔夫的花冠》，开始吟诵那些生气饱满的诗行：
让我们远离烦恼和忧伤，
它们使生活的小路荒草疯长。
愉快的酒杯让鲜花绽放，
也会让欢乐的时光轻快飞扬。
他收拾起自己的鱼竿和钓具，宣称：在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时刻劳心费力地抓鱼实在毫无益处。
对于我来说，倒是能从中享受快乐的时光。当然，我一条鱼也没钓着，可为什么会快乐呢？老实说，如果我愿意的话还是能钓到鱼的，但是，正如我已经对你表明过的，并且我从前一直（将来也会永远）坚持这样的观点：在我们从雍容而优雅的垂钓艺术中所享受到的许多快乐中，纯粹的抓鱼所得到的快乐最少。
就连我的书商朋友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我是沃尔顿货真价实的门徒。当我回到俱乐部的旅馆并共享晚餐的时候，我把自己从书中搜集来的许多愉快的故事和动听的歌谣拿出来和伙伴们分享。真的，在我回到城市之前，在一片掌声中我被推举为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不是因为我钓了多少鱼（其实我一条也没钓着），而是因为我对垂钓这门学问的精通，其中包含广博的知识：文学、传统、宗教和哲学，我能获得这些知识，全都是拜书籍的恩赐。
据说，麦考利因为脚上绑着护板，所以能满腹经纶地谈论法兰西的诗歌、艺术和哲学。可是他从未拜访过巴黎，所以也就没有经历过在法国海关官员面前费尽口舌的麻烦（那可真能把人气死）。
同样，我也是个绑着护板的钓者。我愿意在喧腾的炉火前烤着双脚，加上梅休因法官坐在我的身旁，享受垂钓的喜悦和自豪。梅休因也是个“钓伴”，所有人都会承认自己听他讲过普劳特神父【普劳特神父是爱尔兰诗人马奥尼所使用的假名。】所写的牧师和比目鱼的故事，也听过他的歌唱：
带上你的钓竿，带上你无忧无虑的心情，
我们善良的心灵明澈如镜，愉快地启程。
去那卵石累累的小河，流水淙淙的溪泾，
决不让那烦恼和忧伤，搅扰我们的梦境。
而如何能让那些绑着护板的钓鱼人更快乐呢？没有感冒、扁桃腺炎或者哮喘跟随他侵入那个幻想的领地。在幻想的领地，那清洌的溪流和平静的湖水中，只有成群结队的雪鲦、鲮鲤和梭蜢在等着他；在幻想的领地，他可以疾行至耶罗，并再一次分享克里斯多夫·诺斯、牧羊人以及高贵的爱丁堡乐队的友谊；在幻想的领地，他可以跟随水草山上的圣人【水草山上的圣人指的是珀西神父。】一起跋涉在黑水河的两岸；在幻想的领地，他能听见泰恩河的音乐，感觉到清风将凉爽和新鲜刮过妖谷；在幻想的领地，他还能认出他唯一能认出的友谊——那些不朽者的友谊，他们的灵魂翱翔之地，充满了他们所向往的人类的爱与同情。
我有多么爱你，我所珍爱的书啊——我的普劳特、我的威尔逊、我的菲利普、我的伯内斯、我的道布尔戴、我的罗克斯比、我的查托、我的克劳霍尔！你们充满欢乐和愉快，你们的歌声使我振奋鼓舞，使我重新变得年轻、变得强壮。
而你，这平凡渺小的家伙，棕褐色封皮，枯槁憔悴的书页，对我来说，却比这地球上所有的宝石都更加珍贵——来吧，让我从书架上把你取下，亲切地捧你在我的双手，将你轻柔地贴近我这衰朽而迟缓的心田！你可还记得，五十年前我是如何在一大堆废弃之物中把你翻出来的么？我难道不是满心欢喜地花了六便士就将你据为己有的么？这些年，我难道不是一直满怀柔情地将你宝爱珍藏么？我的沃尔顿，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在惜别的时刻，我要对下一个拥有你的人说：一个老人带着他最后的呼吸，祝福你！
民谣和它们的作者(1)
对我而言，全伦敦最有趣的地方是邦丘墓园【邦丘墓园，伦敦一处著名的公共墓地。】，因为这里是许多我所尊敬的人最后的住所。我曾听说约瑟夫·里特森【约瑟夫·里特森（1752-1803），英国学者、收藏家，尤以收藏、整理、出版英国诗歌和民谣最为著名。】就埋在这儿，当我妹妹苏珊小姐在那些她喜爱的诗人的墓前留连徘徊的时候，我就趁机四处细细检视墓碑上的铭文，希望能发现这位一直在民谣的田野上辛勤劳作的古怪收藏者最后的休憩之地。对他，我深怀感恩之心。
在我徒劳无功地搜寻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一位公墓管理员告诉我：遵照里特森生前的诚挚愿望，这位收藏家的身体安葬之后，其坟墓很快被夷平了，就这样，让他回归了自然，没有任何碑石标示它的位置。所以，如今已经没人知道，老里特森究竟埋骨何处，只知道，在那数以千计的灵魂长眠的辽阔范围之内，这位著名的民谣情人的遗骸，已经永远深深地安眠在大地的胸膛。
我一直没能唤起苏珊小姐对民谣的热爱。我可敬的妹妹是个一本正经的人，我已经听她唠叨过一千遍：欢乐的歌唱（这是她对民谣的称谓）如果不是现实写照的话，那它就是魔鬼的灵感。在她更年轻些的时候，苏珊小姐曾煞有介事地演奏过簧风琴。当时，我还曾沉醉于自己虚妄的希望之中，认为她最终不会拒绝和我一起演唱德菲【托马斯·德菲（1653-1723），英国诗人、音乐家。】等人最美妙的谣曲。
至于说到我自己，老实说，三四十年前我还真有一副很不错的好嗓子。即使是现在，如果有我的朋友梅休因法官在身边，而且我们之间有一碗热气腾腾的五味酒的话，我也还能以饱满的精神为各位献上一曲《科菲多亚王和乞丐女》。但我对苏珊小姐的培养却无果而终。我们俩曾练习表演叙事歌谣《帕特里克·斯彭斯爵士》，效果还真不错，但当我坚持进入下面这段明快小曲的时候，她便终止了和我的合作：
生命短暂太匆忙，
甜蜜恋情不久长。
我的私人医生奥雷尔博士常对我说，他拥有门类齐全的民谣图书收藏，因而从不感到寂寞，因为民谣所涉及的范围是如此浩淼广阔，人类所能有的每一种情绪，都能在其中找到适当的表达。信哉斯言，我本人的经验亦能佐证博士的理论。我曾在一个炎热、大风的日子细细品读罗宾汉【罗宾汉，12世纪英国民间传说中以勇敢、具有骑士品质和劫富济贫而闻名的绿林好汉。下面的段落中提到的一些人均为罗宾汉故事中的人物。】的故事，要说清楚阅读时我感受到了怎样的快乐是困难的，因为在那些简单的韵律中有如此多的真情实感，足以驱散眼前恼人的环境，将我带到更美好的时光和更愉悦的场景。
噢！多少次，我曾和勇敢的罗宾汉一起漫步在舍伍德森林！多少次，小约翰曾经和我倚躺在浓郁葱翠的树下，与图克神父一起分享鲜美的鹿腿和半加仑棕褐色十月佳酿的醉人芳醇！威尔·斯卡利特和我曾经是那么多年的好友。要是艾伦阿代尔在这儿，他准会告诉你，我曾和他一起反复轮唱那么多赞美圣女玛丽亚绝代风华的谣曲。
谁说舍伍德森林已经风光不再，谁说罗宾汉和他快乐的伙伴已经永远离开！为何就在昨夜，我还和他们一起逡巡在那优雅亲切的密林，大笑着向勇猛刚强的治安官和他胆小怯懦的仆人发起挑战。月光斑驳，漏过浓密的灌木丛，晚风清新而寒冽。我们愉快地歌唱，要不是我妹妹过来敲门，说我吵醒了她的鹦鹉，因此最好还是停止我的吵闹，上床睡觉，我毫不怀疑我们准会这样唱个通宵达旦。
梅休因法官藏有一套珀西神父【托马斯·珀西（1729-1811），英国高级教士、古董收藏家和诗人，编辑过《古代英语诗歌遗粹》。】的《古代英语诗歌遗粹》，他对此书的评价甚高。他的这套是这部高贵作品最早的版本，最初是珀西本人送给大英博物馆的伯奇博士的。梅休因在伦敦的一个书摊上发现这套三卷本摆在那儿出售，他毫不迟疑地将它们收入囊中——要是我告诉你梅休因只花了三个先令，你肯定也会同意：真便宜。至于这些宝贵的卷册到底是如何流入书摊的呢，我也不好瞎说。
真正令人惊叹的是降临在书籍身上的兴衰荣辱，这甚至比发生在人类生活中的更加不可思议。对待书籍，所有人都不会像我这样体贴周到（我倒是希望他们如此体贴）。许多次，当我看到那些高贵的卷册被那些完全不能欣赏它们的人所拥有时，我就感觉到一种深切的同情。孤弱无助的书籍似乎在呼唤我去营救它们。有太多次，我曾试图从那寒酸荒凉的书架上攫取它们，然后带领它们阔步走进我那些用栋梁之才所修造的愉快舒适的庇护所。
知道书籍也有感觉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如果说我比别人稍稍多懂得点什么的话，那就是我懂得这个。我懂得，我的书了解我，也爱我。早晨一觉醒来，我将目光投向房间的四周，想看看我珍爱的财宝价值几何。当我愉快地向它们大喊：“早上好，亲爱的伙计们。”它们是多么亲切地看着我微笑，看到我昨夜的睡眠没有被打断，它们是如何高兴。当我取下它们，它们是多么温柔地响应我双手的爱抚，当我呼唤同情的时候，他们又是怎样欢悦地给予回应。
民谣和它们的作者(2)
愉悦时随我欢笑，烦恼时替我分忧，悲伤时予我安慰，空暇时陪我闲聊，哀痛时伴我落泪，怀疑时给我忠告，恐惧时做我依靠——我的书所给予我的这种种一切，其带给我的激励、信任和欢乐，要超过人类。所以，如果我不去爱恋这些安慰者并且对之心怀永恒的感激，那我实在愧为人类。
梅休因法官曾经为我读过一首小诗，我非常喜欢，题目叫做《温菲丽达》。你可以在你的珀西中找到，如果你也有这套书的话。我记得，最后一小节是这样的：
人在嫉妒的时候，总不免疯狂
寻思着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一光
你将重回你的女孩中寻欢逐爱
我也将去男孩们中间追凤求凰
“谁是这些诗行的作者呢？”梅休因问。
“肯定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09-1894），美国医生和作家，哈佛的解剖学及生理学教授，他写过很多幽默的会谈式文章，名噪一时，其中最著名的是《早餐桌上的独裁者》。】。”我说，“我们的‘独裁者’才有这样独特的风味，只有他老先生才能够在如此古怪有趣的小诗束里拾掇出如此多的甜蜜与温柔。”
“你错了，”梅休因说，“错就错在它本是一首天籁之作，非人力所为。整首诗是这样一篇作品：霍姆斯或许写下了它，但早在我们亲爱的医生写下它的很久之前，它就已经在那儿了：遗憾的是它的原作者却不为人知。”
“然而，为什么要遗憾呢？”我问，“词句才是唯一永远活着的东西，难道这不是事实么？我们都是肉体凡胎，书籍才能千古不朽。难道不是这样么？荷马的竖琴已骨朽形销，贺拉斯的七弦琴已弦断声杳，这些伟大歌手的声音也早就冥然沉寂，但他们的歌谣——他们的歌谣千古不朽。噢，朋友！是什么把它提交给他们或者我们，而我们又裁定这部史诗或那首谣曲是不朽的呢？歌者总是属于一个特定的年代，歌曲却属于所有的时期。我知道，如今人们习惯于把作品归属于作者。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年代，所有东西都按斤论价。
“所以，当一支歌印行的时候，字体总是很小，而附于其下的写歌人的名字，字体总是很大。如果歌谣本身有其价值，它就会通过涂有艺术防腐剂的艺术媒介传布到世界的角落。随着它传播得越长久、越遥远，歌谣的字体也就越来越大，而作者的名字却会越来越小。
“到最后，某些不太懂得体谅别人的手，就会挥动钢笔或剪刀，涂掉或剪去诗人的名字，从此以后，这首歌谣就是匿名的了。这位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一位高贵而古老的偶像破坏者）就是‘时间’。不过，对于那些珍贵的事物来说，这位偶像破坏者并不可怕，它们将会被永久地保存在词句中。在最后的厄运突然降临之前，只有一个家伙能安然无恙地逃之夭夭，这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佚名’！”
“你说的一点不假，”梅休因说，“然而，如果只是从事情的顺序来讲的话，还是有所不同。我也可以灭除诗人的诗作而让诗人永生。”
对于里特森和珀西之间老是抬杠，我一点也不惊讶。这真是里特森的不幸，他和每个人都抬杠。事实上，里特森是个谨慎而诚实的人。他的诚实是如此率直坚定，以至于能让所有人都实话实说，即便这样的实话甚至会令恶棍无赖那坚硬的脸颊也羞得满脸通红。
而另一方面，珀西相信：某些事实不应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正是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使得他拒绝出版对开本的手稿。这可是一笔里特森压根就没见过的无价之宝，而且，这玩意儿要是让里特森（而不是珀西）得到，保准眨眼之间就会落到印刷工的手里。
多么幸运，在我们这个时代，竟然有弗朗西斯·詹姆斯·蔡尔德【蔡尔德（1825-1896），美国学者、教育家。184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很多不同的学科都有过杰出贡献。】这么一位伟大的学者，如此倾心地迷恋民谣，而且对之有如此精深的研究，使前辈的作品臻于完美。我曾经从这位热心家的口中聆听过几首最珍稀、最高贵的不列颠和苏格兰古老民谣，真是何其幸福。我满心骄傲地回忆起他曾褒奖我生气饱满的歌唱，其时我表演了《伊莎贝尔小姐和帕特里克先生》、《兰·约翰·摩尔》、《戈登公爵的女儿》以及其他两三首著名的歌谣，那都是我在英格兰北部上学时学会的。
颂扬完了罗宾汉、斯科特、科克帕特里克·夏普、里特森、巴肯、马瑟韦尔、兰恩、克里斯蒂、贾米森以及其他著名的民谣爱好者和编辑者，我们可以开始谈谈法兰西歌谣，谈谈弗朗西斯·马奥尼【弗朗西斯·西尔威斯特·马奥尼（1804-1866），爱尔兰牧师、诗人。本书多次提到的“普劳特神父”，其实是他的一个假名。】——他在法兰西和意大利抒情歌谣方面的开拓，他为说英语者表演那些风格独特、无与伦比的歌谣，使得我们如今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它们。
亲爱的老贝朗格【皮埃尔·让·贝朗格（1780-1857），法国诗人、歌者，马奥尼曾称之为“法兰西歌谣的仲裁者”。】！多奇怪，普劳特也喜欢他，多奇怪，我们所有人都喜欢他！我有三十多种他的作品的不同版本，为了弄到他的一卷抒情歌谣，我愿意比为获得其他的书（贺拉斯除外）走更远的路。贝朗格和我是一对老朋友了。对这位大师我有一种格外温柔亲切的感觉，这全是因为范切内特的缘故。
但是——你肯定对范切内特一无所知，因为我还没对你谈到过她呢。她应该也是一本书，而不是一种甜点【在法语中，范切内特是一种用蛋白糖霜饰面的小蛋糕或馅饼。】。她就是那个妖艳迷人的高卢少女。
书商和印刷工(1)
梅休因法官对我说，他担心我所说的关于书商的那些话怕是会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我对卖书这个行当不是很友善。最近五十年来，我不间断地跟书商们打着交道，没有人比他们自己更清楚：对他们这个阶级本人格外赞佩。到过舍下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我们家的墙上，挂满了一些高贵的肖像，他们有：卡克斯顿、温金·德·沃德、理查德·平森、约翰·魏奇斯、雷内·伍尔夫、约翰·戴伊、雅各布·汤森、理查德·约翰斯、约翰·邓顿【这里提到的几位都是欧洲最早的出版家和印刷家。其中，卡克斯顿（1422-1491）是英国第一位印刷家，出版了第一本英语书《特洛伊历史回顾》（1475）。】，以及其他著名的老一代印刷工和书商。
我还收藏了为数甚巨的现代书商的肖像，包括夸里奇的钢笔素描像，雷梅尔的线雕铜版像，以及我亲爱的朋友、新近亡故的亨利·斯蒂文斯的一幅非常优秀的蚀刻版画。这些肖像中，有一幅绝对是独一无二，因为那是我本人的涂鸦之作，而且我从不允许制作它的任何副本；画的就是我自己的书商，画面上他一身渔夫打扮，一只手拿着他的钓竿和线轴，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本《钓鱼高手》。
柯温先生讲到书商时，总是说他们“异乎寻常地节俭、能干、勤勉、坚韧——少数情况下，还异乎寻常地好冒险、不拘束、热心肠。”我自己的观察和经历则告诉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书商通常特别聪明，他们和印刷工都可以归为饱学之士那类人。
然而，书商在这一点上明显要优于印刷工——他们不会接触到那些形形色色的诱惑，亦即让那些艺术品防腐技术的信徒们不能自拔的缺乏节制和挥霍无度。贺拉斯·史密斯【贺拉斯·史密斯（1779-1849），英国诗人。】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读者，肯定也不会有作者。因此，作者的存在显然依赖于读者的存在：这是肯定的，因为原因必定先于结果，那么读者也就必定先于作者存在。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没有作者，也不会有读者；所以，看来作者又要先于读者了。”
使我大惑不解的是：有了一个如此精确、如此清晰、如此严密的前提，赫拉斯却没有对这一命题作进一步的展开。比如，没有书商就没有图书市场——作者无法卖，读者也无法买。
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就会使我们更加确信：这三者当中，最早存在的那一个必定是书商，他在另外两者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说：“我可以通过分别刺激你们二位的需求和供给来为你们双方提供服务。”于是，作者干作者的，读者干读者的。这就是我提出的一种更高贵的安排，比达尔文和他的调查员学校所提议的要强多了。
就其职业的自然本性而言，书商总是宽容的。他们与人类的每一阶层的交往，以及他们与书籍之间历久弥新的友谊，给了他们宽宏磊落的胸怀，使得他们能特别清晰而冷静地察视人生的每一种形相和神意的每一次眷注。他们并不总是很现实，因为人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并非同时促进身体基本元件的使用更灵巧。我就知道几个哲学家，他们甚至不会套马鞍或者嘘小鸡。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爱默生（1803-1882），美国作家、哲学家和美国超越主义的核心人物。其诗歌、演说，特别是他的论文，被认为是美国思想与文学的里程碑。】曾经花了好几个小时，以决定移动独轮手推车的时候到底是应该推还是应该拉。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奥尔科特（1799-1888），美国教育家及先验论哲学家，坚持认为学习应建立在乐趣及想像力之上，而非建立在原则之上。】曾经试图建一个小鸡舍，结果用木板把自己钉在了这个小建筑物的里边，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甚至没有为这幢鸡舍留出门窗。我们也全都听说过伊萨克·牛顿这样的故事——他如何在自己书房的门上挖了两个洞，大一些的供大猫出入，小一些的供小猫的出入。
像这样的不谙世事（如果愿意，你也可以称之为“无能”）正是智力发展的特性。梅休因法官的二公子名叫格罗里埃，天下雨的时候甚至不知道找个地方躲一躲。这一事实使得梅休因和鄙人都相信：在适当的时候，格罗里埃这孩子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提到这个令人尊敬的名字，倒使我想起了有一天我的书商告诉我：就在我进入他的铺子之前，一位很有钱的诗歌和艺术的资助人，要了一本书，不过他希望重新装订一下。
“我可以寄到巴黎或伦敦，”我的书商说，“如果您没有选择别的装订师的话，我会委托赞斯多夫用最好的装饰工艺为您装订它。”
“事实上我已经选好了装订师，”这个阔佬嚷嚷道，“上周我在艺术学院注意到有大量的书是格罗里埃先生【格罗里埃（1479-1565），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藏书家、书籍装订家。和前面提到的梅休因的儿子同名。】装订的，我希望自己的书也能按照同样的工艺装订。帮我把书寄给格罗里埃吧，告诉他要拿出他最好的手艺，我能支付费用，多少都没问题。”
老沃尔顿曾经在某次精彩演讲中提出这样的理论：一个优秀的钓者是天生的，非人力可为也。我一直坚持认为，书商也正是这样。在这个行当中，有许多（简直太多了）假行家。纯正的书商，进入贩书这个行当、打理图书这宗买卖，并不仅仅把它看作一门生意，也不仅仅是为了聚敛财富的目的，而是因为他爱书，因为他在传播书籍高尚影响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愉快和喜悦。
书商和印刷工(2)
梅休因法官告诉我，在提到人或事的时候用“纯正”这个词，已不再时兴了。他说，这种时兴早在许多年前就寿终正寝了。当时，一位作家在一篇德语文章中“因为一篇英语评论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错误。这篇英语评论的作者为了将乔治·克鲁辛格和罗伯特·克鲁辛格区别开来，便称前者确实‘纯正’。这个德国人不理解这个暗示，很严肃地告诉他的读者：乔治·克鲁辛格是个笔名，他的真名是‘西蒙·皮尤尔’【这里的“纯正”一词，原文使用的是simon-pure。这个词源自于苏珊娜·桑特利维尔（1669-1723）的剧作《妻子的果断措施》中的一个角色的名字，所以才有这样的误会。】。”
这一事件是亨利·b·惠特利在《文学的失误》中发布的。这是一本十分迷人的书，不过其中使我更有兴味的一篇，记录的是弗雷德里克·桑德斯在他的那本《一些著名图书的故事》所产生的古怪错误。在桑德斯这本书的第169页，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信息：“在早期美洲游吟诗人当中，我们可以举达纳为例。他的富有想像力的诗篇《罪犯小仙子》（如此充盈着诗歌之美），是一篇哈得逊高地的神话故事。这首诗的起因可以追踪到与小说家库珀、诗人菲茨格林·哈勒克的一次谈话。哈勒克谈到苏格兰的河流及其相关的传说，坚持认为美国河流不容易像诗歌那样处理。达纳的想法则有所不同，并在三天之后拿出了这样一首优秀的诗作，以支持自己的立场。”
没准桑德斯写的是德雷克，因为写这首《罪犯小仙子》的人是詹姆斯·罗德曼·德雷克。或许是手民之误，才把这首诗归到了达纳名下。也有可能是桑德斯先生的字迹太清晰了，以至于印刷工对他的手稿粗心大意。
惠特利说：“作家们当中有一种颇受欢迎的观点，那就是：字迹清晰是不明智的。梅纳格是发表这一观点的第一人。他写道：‘如果你希望在你出版的作品中没有错误出现，就不要把书写工整的副本给印刷工。那样的话，你的手稿就会被交给年轻的学徒，他准会弄得错误百出。然而，要是让它读起来很困难的话，他们就会把手稿交给老师傅去处理。’”
我曾经从印刷品上读到过的最令人悲伤的错误，就是著名收藏家、文学家约翰·佩恩·柯里尔【柯里尔（1789-1883），英国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其姓氏collier和“煤矿工人”一词完全一样，所以才有后面的误会。】下葬的时候。在1883年9月21日伦敦的报纸上，它是这样报道的：“最近去世的约翰·佩恩·柯里尔的遗体已经于昨天在临近梅登赫德的布雷墓地安葬，有许多观众出席了葬礼。”于是，《每日东部新闻》发布了下面这样明显曲解的消息：“布雷煤矿的灾难。新近去世的矿工约翰·佩恩的遗体昨天下午在布雷墓地安葬，许多朋友和观众出席了葬礼。”
对于错误的抱怨，爱书人和藏书家相去甚远。因错误而使得书反而更珍贵的事情并不罕见。谁会在乎佩恩的贺拉斯那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呢？真正的初版霍桑的《红字》是通过序言中的印刷错漏来判断的。1716年在爱尔兰印刷的初版《英文圣经》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玩意儿，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里面有个小小的错误。以赛亚吩咐我们“不要再犯罪”，然而贝尔法斯特的印刷工竟鬼使神差地把字母掉了个个儿，十分英明地把这条训诫弄成了“更多地犯罪”。
有一本所谓的《邪版圣经》，也是我们极难见到的一本书，因此也就奇货可居，一面难求。它印刷于查理一世时期，之所以臭名昭彰，是因为它在第七戒中漏掉了一个副词“不”。印刷工们为了这个过错而被罚了一大笔款。现在存世的《邪版圣经》【这本《邪版圣经》出版于1631年，将摩西十戒中的第七戒“你们不要奸淫”误作“你们要奸淫”。这一错误激怒了国王查理一世，于是下令全部销毁，因此现在存世的极其罕见。】，已经知道的只有六本。已故的詹姆斯·伦诺克斯曾经一度藏有过两本。亨利·史蒂文斯在他饶有趣味的自传中告诉我们，他曾花了五十几尼在巴黎淘到过一本，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拉伯雷的印刷工则因为把“穹隆”错弄成了“灵魂”，而把我们这位尖酸刻薄的博士拉进了深水沟。索邦神学院【索邦神学院，即巴黎大学的前身。】理事会将问题提交到弗朗西斯一世，并要求以异端的罪名起诉拉伯雷。国王拒绝这么干，拉伯雷接着就毫不犹豫地指责索邦神学院理事会，仅凭印刷工的错误就滥加指控，弄得理事会很是头痛。
从前，格拉斯哥的福利斯印刷公司决定要印行一套完美的贺拉斯，于是就将校对页挂到大学的校门上，悬赏捉拿每一个错误。
虽然有了这样的防范措施，但这个版本最后出版时还是有六处未修订的错误。迪斯雷利说，所谓的《珍版圣经》，竟有六千个印刷错误！1507年斯特拉斯堡出版的米兰杜拉的皮库斯的作品，给出的勘误表占满了十五个对开页。更糟糕的情况还是《米塞斯·米萨尔斯·安纳托米娅》（1561），一本一百七十二页的小书，其中有十五页专门用来勘误。此书的作者因为这一长串的错误而深感委屈，于是作了一次公开说明，说这一结果完全是因为魔鬼亲自把他的手稿偷去了，篡改了，然后，竟然还强迫印刷工读错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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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和印刷工(3)
这个机智圆巧的解释是不是“印刷工魔鬼”这一术语的来源呢，对此我不是很有把握，不能乱说。
有人认为，胡说八道有时是由于一个人的感觉——或者更糟，是由于他的韵律感——所造成的，这种想法真是可怕。就在上周，在我写的一首关于春天的诗篇中，我本意是要创造一个最美的意象，但当我说到“晶莹的露珠从清新呼吸的玫瑰上滴落”时，却鬼使神差地弄成了“从清新呼吸的鼻子上滴落”【玫瑰（rose）和鼻子（nose）两个单词非常接近。】。
我能够想像到理查德·波森的愤怒（他老先生的火爆脾气谁人不知）。当时，他写了这样一个句子：“人群用他们的呐喊撕裂了空气。”他的印刷工把这一行变成了“人群用他们的猪嘴撕裂了空气。”【呐喊（shout）和猪嘴（snout）两个单词极为相似。】不过话说回来，自从《猪猡大众问答手册》出现以后，这样的错误也算很自然了。谈到容易犯错的问题，那不过是皇家的特权。当路易十四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说“卡洛斯他如何如何”，他其实应该说“卡洛斯她如何如何”，但他是国王，只要他改变了卡洛斯的性别，那么这种改变就要被接受，从今往后，卡洛斯就是男的了。
报纸上出现这样的错误倒不足为奇，因为一家报社里有那么多工作要匆匆忙忙的处理。不过，有一些这样的错误非常有趣。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曾读到过一家柏林的报纸，上面说：“俾斯麦亲王一直在努力维持他和女孩们之间的诚实而坦率的关系。”
这句话的意思似乎不太好懂，直到后来才发现：这里的单词“machen”（德语：女孩），原来是印错了，本来应该是“machten”，这个单词的意思，指的是“所有的欧洲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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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切内特迷住了我(1)
我流连徘徊的这处花园，有如此多的娱乐消遣抓住我的目光，吸引我的注意，勾起我的回忆——我发现要系统论述它的美景，殊非易事。我这样迷离散漫地随处游荡，前后左右，上下东西，整个一副不负责任的派头，让我惊讶的是：读者诸君却并没有把我当作最无理性的疯子而鄙弃。
但为何不能是别样的方式呢？在我周围，目光所及的一切，就是它们把我从移步就道的小路上拽了回来：我就像一只心不在焉的翩翩蝴蝶，从这儿的甜蜜芬芳，轻轻飞向那儿阳光花束的壮丽狂欢。在这样的爱情中，自私的成份很少。在这方面，我们又有了另一个理由说为什么对于书的激情是有益的。你会特别爱某个女人超过其他人，也会把她视为己有，悉心看管。我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自私的爱。
但真正爱书的人则会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书，而不仅仅是这一本；并且，如果没有人能跟他分享这种高贵的激情，反而会使他黯然神伤。毫无疑问，这才是最无私的爱情。
还是回到书商这个话题吧。我很乐意让你们对这门手艺的卓越之处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颇为了解他们的美德。我和他们之间的交往，涵盖了如此长的一段时期，而且关系又是如此的亲密，以至于即使在数量庞大的人群中，我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谁是书商，谁不是。
因为，那些老是和书打交道的人，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变得跟他们所捣鼓的玩意儿颇有几分神似，不仅仅表现在外观上，同时也表现在言谈中。我的书商跟那些对开、四开及其他古式卷册一起栖息在他偏僻的一隅，时间实在太长了，以至于他说话都带有一种黑体字的腔调。那谦逊、迷人的外表，看上去就像一种结结实实的棕褐色老式装订。从嗅觉上识别则更其有趣，他呼吸的气息混合着一种发霉和烟草的气味。老实讲，这种味道对那些真正的藏书家来说，要比所有阿拉伯香水都更受欢迎。
我曾经如此勤勉不懈地研究过这门手艺，以至于对某位书商我只要瞧上一眼，就能确凿无疑地告诉你：他所卖的书是什么样的风格。但你应该知道，理想的书商不会追赶时尚，他必定同等地精通并热爱所有的领域、专业、学科以及他的艺术兴趣范围。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善良的天性，他拒绝说“没有”。不过另一方面，他的公正性却要大打折扣，他总是让那些贫穷的学者花上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钱，买走那些有钱的暴发户要掏上大把的票子方能买走的好书。他处事总是最合时宜，在该谦恭有礼的地方谦恭有礼，在该体贴周到的地方体贴周到。
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连滚带爬地闯进伦敦一个书商的店铺里，请求给他一份文学方面的差事。书商仔细打量了他魁梧的体格、硕大的双手、粗糙的面庞和鄙陋的衣着。
“你会是个不错的门房。”他说。
对于这位青年词典编纂家的容忍度来说，这未免太过分了。他抄起一本对开本的书，不能自制地朝书商的脑袋一通滥砸，然后跨过趴伏在地的受害者扬长而去，说：“给我好好趴这儿，你这个头号傻瓜。”
这位书商就是奥斯本，他在格林旅馆的门口有一间店铺。后来，约翰逊对博斯韦尔解释道：“先生，他对我太无礼了，我只好揍了他一顿。”
雅各布·汤森【汤森（1656-1736），英国出版家。】是德莱顿【约翰·德莱顿（1631-1700），英国作家和桂冠诗人，复辟王朝时期文学界的代表人物。】的书商。早先，卖书者同时也是出版者。德莱顿并不是一直都和汤森友好相处，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德莱顿老是欠汤森的钱的缘故。有一回，德莱顿要求提前预支版税，汤森拒绝了，理由是诗人的透支早已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于是，德莱顿写下了下面几行字，叫人送给了汤森，并带去口信说，写这几行字的先生其实还可以写更多：
色眼迷迷脸似牛，
皮肤斑斑犹大头，
跳起舞来手脚笨，
毛孔污秽风也臭。
这几行打油诗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汤森给德莱顿送来了他所要求的钱。德莱顿死后，汤森主动跟蒲柏【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作家、诗人，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讽刺性仿英雄体史诗《夺发记》及《群愚史诗》。】接近，但没过多久，后者就转到了汤森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伯纳德·林托特那儿去了。有一回，蒲柏碰巧同时给这两个出版商写信，然而却鬼使神差地装错了信封。在本打算给汤森的信中，他说林托特是个无赖；而在本来给林托特的信中，他又说汤森是个老混蛋。这两位仁兄在收到信的时候恐怕不会很满意，对此我们不难想像。林托特和汤森也因此把这两封误寄的信件读得滚瓜烂熟。
实际上，负责印行约翰逊词典的出版商是安德鲁·米勒。在词典出版之前，约翰逊按约定抽取了八千美元（更精确地说，是1575英镑）的版税。这倒不足为奇，因为这部作品的准备工作耗去了他八年的时间，而不是他原先预计的三年。当他收到最后一批样书的时候，约翰逊询问送信人米勒先生说了些什么。送信人答道：“他说：‘感谢上帝，我总算忍受完了这家伙。’”听罢此言，约翰逊莞尔一笑，平静地说：“我很高兴他无论什么事都感谢上帝。”
当梅休因法官给我送来一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结束自己的夸夸其谈。不过，这次打断是令人愉快的。“昨天晚上我太忙了，”法官写道，“带给你的这本书是我昨天在拉萨勒大街的一家书摊淘到的。我知道你很喜爱无赖汉维庸【维庸恐怕是西方文学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诗人。年轻的时候因为杀死了一位牧师而逃亡，后来加入了一个犯罪组织。维庸生活放荡，胡作非为，一生中有多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1463年勉强逃脱了绞刑架，离开巴黎，从此不知所终。】，因此我敢说你会喜欢下面的诗行。毫无疑问，这是此书先前的拥有者在扉页上胡涂乱抹的。”我会喜欢？果不其然。如果读者您和我一样宠爱这位“无赖汉”的话，我想你也会宣布：我们这位匿名诗人写的还真不赖。
范切内特迷住了我(2)
弗朗索瓦·维庸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时光是飞逝还是迟缓又于我何涉？
他将艰辛困苦，日日夜夜地劳作，
就连游荡嗥叫的野狼也不能阻遏！
我带着勇敢的烈酒和不洁的新娘，
外边还有那忠诚的杀手为我站岗，
何必让明日烦恼引发短暂的忧伤？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半夜昏暗的林阴道上我高声催迫：
“站住傻小子！留下你的财货，否则
就尝尝钢铁的脾气还有当头棒喝！”
他将会给我黄金钻石藤杖鼻烟盒——
“现在回窑子去吧，带上咱们的收获！”
回到窑子，多少美酒使人激情飞跃，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我们俩都嘲弄法律所升起的绞索，
我住宽敞的书斋，他居贫陋的窝，
我带着我的猎人而他的儿女众多，
他有美德的堡垒而我有天才佑我，
“去，拿笔来，再斟满美酒，玛戈特！”
……
一个赢得不朽而另一个枉自蹉跎，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我是在巴黎结识维庸大师的，那是在我第二次拜访这座迷人的首都期间。有一段时间我拜倒在他的魅力之下，以至于除了维庸之外再也没有读别的书。为了熟悉他所生活过的地方，我还去了鲁昂、图尔斯、波尔多和波瓦第尔等地旅行，不过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事实上，我完全成了维庸迷，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真考虑是否该让自己也沉溺于罪恶的生活，这样至少可以在某些生活细节上仿效我心目中的英雄。
可是，要实施这样的计划还有不少障碍。首先，我没法找到那样的同伴来参与我的事业，就像科林·德·凯约克斯和德·格里尼男爵曾经服务于维庸大师一样。我找到了几个缺乏教养、其貌不扬的伙计，我相信这几个伙计与本人的目的还是蛮般配的，但我很快就烦透了这几个小子，因为他们从不读书，且极其无知，甚至搞不清对开和三十二开之间的区别。
后来，当我的维庸狂热再一次发作，我又一次盘算着那种罪恶的生涯，就在这时，我的塞法斯叔叔给我写来了一封信，通知我：凯普提薇蒂·韦特（如今是艾尔弗雷特·帕克太太）用我的名字给她的第一个孩子取了名。这个消息有效地让我迅速冷却并清醒下来。我开始认识到，正在来临的责任和凯普提薇蒂的第一个孩子的洗礼仪式已经强加到我的头上了。这使得我有必要小心翼翼地维护这个名字——这个跟我同名孩子所使用的名字——的荣誉。
正当我因此而遭受暴风雨般的打击时，我偶然遇见了范切内特。她的出现，打消了我的种种雄心壮志，那都是那些装腔作势的编年史留给我的。范切内特是我的房东太太的侄女，她的父亲是个香料商，她和这个老人一起住在鲁德斯·卡普辛斯。她中等身材，蓝眼睛，黑头发。如果不是法国人，那么就是爱尔兰人，或者，没准是希腊人。她的样子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非笔墨所能形容。
正是她，使我开始知道贝朗格。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决不会定购那些珍贵的卷册，如果它们不能让我甜蜜而温柔地想起范切内特的话。正如你看到的，这本书已经装订过了，封面是那种优雅的蓝色，边沿的烫饰是精致的白色线描——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一切都为了一个目的。她习惯穿一件优雅的蓝色袍子，从它下部褶边的底下，最洁白的衬裙露了出来。
如果我们从来就不曾是孩子，那我们的成年将是多么贫瘠而孤寂。经历过少年时代无以名状的快乐时期之后，接下来的一生中，就再也没有比平静的晚年回顾少年时的英雄壮举和非凡奇观更令人愉快的时期了。噢，我快乐的伙计们，勤勉不懈地收获你们的作物吧，这样，当你们的双臂再也无法挥动镰刀的时候，你们的库房和谷仓会是满满的。
这就是回忆——回忆那旧日的时光——看见她升起在宝贵的过去之上——再一次听见范切内特的声音——感觉春天的优雅——这一切多么甜蜜辉煌！那小小的争吵、和解、调情、嫉妒、责备、宽恕——所有这些特性，以及生命的五月时节那些令人怜爱的机缘——对于暮年那双饥渴的双眼，这些回忆的确弥足珍贵。
范切内特最终嫁给了那位香料商的学徒。不过，时间是如此久远，我已经能够原谅（如果不是忘却的话）这样的轻率举动。有谁知道，她如今身在何方？也许，成了巴黎的某条小巷里的一位老奶奶吧；或许，已经在拉雪兹公墓【拉雪兹是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忏悔神父，深得路易十四的宠信。拉雪兹公墓位于巴黎东部，正式名称是“东部公墓”。原为路易十四赐给拉雪兹的豪华别墅，1804年改为公墓。】熟睡多年。走上前来，我深爱着的贝朗格啊，为我唱上一支古老的歌谣，让我重新变得年轻、强壮、勇敢！
让他们把黄金的角色担当——
伟大高贵，富丽堂皇；
两个相爱的人只不过渴望
杯子一只，碟儿一方。
叮呤当，叮呤当，
叮呤叮呤当——
陈年的美酒，年轻的女郎，
歌唱吧，孩子们，放声歌唱！
书虫杆菌的诊断(1)
曾经有好多年，我对英国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一次偶然事件我改派皈宗，成了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这件事我觉得颇值一提。那是一天下午，我走进上霍尔本一家书店，发现尊敬的威廉·e·格莱斯顿【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及1892-1894）。积极推动教育和议会改革，并支持爱尔兰自治。】已经先在那儿了。此前我从未见过格莱斯顿先生。这次之所以能认出他，是通过那些政治漫画（非常像），以及那些登在报纸上的标准像（不太像）。
正走进书店的时候，我听见书商问道：“我应该把哪些书送到府上呢？”
作为回答，他用手臂非常气派地一扫，把每个角落都圈了进来，然后说：“就送那些。”
话音刚落，他就转身就走了。我移步向前，要求给我一册几天之前我就盯上了的书。
“万分抱歉，先生，”书商很客气地说，“这本书已经售出了。”
“已经售出？”我叫了起来。
“是的，先生，”书商笑眯眯地回答，带着明显的骄傲，“格莱斯顿先生刚买走它。我已经没书可卖了，格莱斯顿先生刚才把它们全买走了！”
书商接着告诉我，只要格莱斯顿先生走进某家书店，他就会买走目光所及的一切。他那气派而笼统的手势席卷所有的图书——神学、历史、社会学、民间文学、医学、旅行、传记——进网的都是鱼，一条也休想溜。
“这是格莱斯顿先生第三次屈尊访问敝店了，”书商说，“这也是他老人家第三次把我这小店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家伙是个好人，”我对自己说，“这样一位杰出的爱书人保准不会犯错。因此，地方自治这档子事归根到底必定是正确的。”
从另外一些熟悉他的人那里我了解到，格莱斯顿在读书方面是个杂食主义者。他定购图书的时候不是论册数，而是论车数，而且，他在哈瓦登的家也早就书满为患。我还听说他有个习惯，从前，他经常清查他的藏书，并将那些他不愿再保存的书大批大批地扫地出门。这些被丢弃的图书全都送给了二手贩子。据说，这帮二贩子借机捉弄格莱斯顿的事情并不少见，他们一次又一次将大量他早先剔除和丢弃的图书再又卖回给他（价钱还很高）。
每一个爱书者都有自己淘书的方式，是故，有多少淘书人就有多少种淘书的方式。话虽如此，但梅休因法官和我一致同意：所有的淘书人都可以归为下列几大类：
奋不顾身的淘书者。
精明狡猾的淘书者。
胆小犹疑的淘书者。
上述三类人中，第三种人最不值得我们费心考量，虽说有大量的爱书人属于此类，因而其中也有不少人是我的朋友。我确实知道有些人，为一本书而踟蹰犹疑、而思前想后、而摇摆不定长达数周，不，是数月。并不是他们不想要它，也不是他们嫌价钱太贵，更不是他们寒酸到出不起这个价码。他们的犹豫迟疑不过是由于与生俱来的天性中缺乏果断——这同样是造成人类生活中诸多不幸的优柔寡断的可怕祸根。
我曾研究过这些人，我发现他们中多数是单身汉，他们的形影相吊应当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使得他们多次与自己垂涎的珍本善册失之交臂的踟蹰犹疑，在他们的婚姻方面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在他们前思后想的时候，别的胆子更大的家伙早就捷足先登，挽上战利品扬长而去了。
我所认识的胆子最大的淘书人，是芝加哥已故的约翰·a·赖斯先生。作为大拍卖场上一个竞争者，此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何以会这样呢？因为一旦铁了心要买某本书，他老先生叫起价来完全没有上限。他这样指示他的代理人：“我必须要得到那些书，至于价钱几何，非所计也。”
一位英国收藏家在赖斯先生的藏书中发现了一套珍版书，那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以求的一套书。
“怎么这么巧让你得到了它们呢？”他问道，“你是在斯宾塞拍卖行买到的，还跟我竞价来着呢。你知道么，我告诉我的代理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出到一千英镑！”
“这也正是我比你要高明的地方。”赖斯先生平静地说，“我没有给出上限，我只是告诉我的人：买下那些书。”
收藏家的勇气很早就在赖斯身上得到了表现。我记得有一次听他说过，在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有一次在波士顿一家书报摊前溜达，那儿堆放着一大摞小册子。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本名叫《母牛的追击》的小册子上，于是捡起来读了读。这是根据韦恩、欧文和普罗克特三位将军打胜仗的故事所写的一首诗歌。它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现在，我就要结束这史诗般的绕梁余音，
我浑身颤栗，因为我把这展现给了人们，
免得让这个好斗的牲口贩子，韦恩，
老是会去追赶捕获那个倒霉的诗人。
赖斯注意到这本小册子留有印记：詹姆斯·里文顿【里文顿（1724-1802），美国出版家、报人。早年在伦敦经营书业而发迹，后因破产而移居美国，继续经营新闻出版，大获成功。】，纽约，1780。这使他想到，若干年后这册十八页的廉价小册子没准会很值钱。不管怎么说吧，他花了十五个美分买下了它，同时又花了十个美分买了另一本小册子，书名是《美国保守主义者，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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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虫杆菌的诊断(2)
二十年之后，赖斯先生得知这些珍稀小册子的价值，便把它们寄到伦敦，让他们按照弗朗西斯·贝德福德最好的样式重新装订——“深红色压纹摩洛哥皱革，完美的格罗里埃式风格”。贝德福德共收取费用七十五美元，连同两本小册子的原始成本，赖斯先生一共支出了七十五美元二十五美分。1870年，赖斯先生的藏书被拍卖时，这两本古怪、珍稀而漂亮的小书卖了个惊人的高价：七千零五十美元。
赖斯的藏书一共约有五千卷，拍卖所得超过了七万二千美元。赖斯常对我讲，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下不了决心和他的图书分手。然而他的身体是如此糟糕，最后他发现不得不从事业中退出来，以专心于长时间的旅行。诸如此类的考量最终诱使他和他的宝贝图书分手。“我从不后悔卖掉了这些书，”他说，“卖掉它们两年之后，芝加哥大火【芝加哥大火，发生于1871年的夏季，造成二百五十人丧命，十万人无家可归，一万七千多间房屋被毁。为了逃避火灾，数以千计的芝加哥人在恐慌中逃到密歇根湖岸边，有些人因担心烈火一直会烧到这里，便跳入湖里，最终被淹死。】发生了。假使我留着它们，毫无疑问将会片纸无存。”
赖斯夫人和她的丈夫一样热爱书。无论何时，只要一批新货送到，这俩口子就会把自己锁在屋内，双腿跪倒在地板上，打开包装，取出他们的宝贝，一起贪婪地盯视着它们。高贵的女士！她是那种任何好男人都会为之自豪的妻子。他们为彼此这种尘世的友谊而深感幸福，他们也是我最亲密的老友。赖斯先行了一步，走了。但他们的离别是短暂的。他们会再一次永远走到一起，分享那浩瀚无垠的永恒欢乐。在那里，这样的欢乐等候着所有好书的情人们。当美德的评语最后被哀伤地签写在他们人世生涯最末的版权页上时，他们就会去那里相会。
虽然赖斯在卖掉他那些非凡的藏书之后，还继续活了二十六个年头，但他没有再去搜集这样一批图书收藏（他愿意称之为书库）。他的第一批收藏是如此不同凡响，以至于他更愿意享受它所带来的盛名而就此打住。或许，他是明智的。可为什么很少有这样的收藏家会效法他这么干呢？
说到我自己，我确定无疑地相信：如果今天晚上我的藏书被毁于火或毁于水，那么，明天我就会开始另一批藏书的搜集。或者（如果我没有这么干的话），就干脆躺下来等死。因为，没有了我已经习惯的这种友谊，没有了对我来说和生命本身一样宝贵的这种友谊，我如何能继续生活下去？
不管什么时候，梅休因法官如果有逗乐的好心情并愿意打趣我的话，他就会问我还记不记得，那次我忽然拥有了洗心革面的精神劲儿，并以老天爷名义签下了庄重的誓言：不再买书。维克多·雨果说，揶揄乃是善良者的恶意。当梅休因法官想起我的弱点时，他倒是并无恶意——那是一种贯穿我整个事业生涯的弱点。
不，我并没有忘记那一回。我带着恐怖的颤栗回忆起此事，在那个遥远的时期，假如我实施了我所设计的那个计划，那将会是我有生以来最悲惨的事。
奥雷尔医生有一个有趣的理论，这一理论你可以在已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文献汇编（第三十四卷216页）上找到相关记录。或者（如果你无法获得这一文献的副本的话），你也许可以通过医生的结论来达到了解的目的。医生的结论是：一个书痴，在没有表现出第二期临床症状之前，是不配称作“书痴”的。二期书痴还没有已知的治愈先例，少数已经治愈的病例报告，毫无疑问根本就不是书痴，或者至少，我们可以称之为假书痴或弱书痴。
“假书痴，”奥雷尔医生说，“是痴狂的初期——只不过是通往主楼的前廊——通常的症状是：面红耳赤，两眼放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这样的兴奋期一过，紧接着出现虚脱的情况亦并不少见，我们会发现患者脸色苍白、无脉动、情绪低落。他被假想的恐怖所纠缠、折磨，他为虚妄的罪恶而深自责备，他可怜兮兮地哀求舒解那虚构的危险。患者此时还处在不稳定的状态，除非他的病例得到明智的处理，那样，他将从疯狂的甜蜜中过渡到情绪低落的治愈期，而且，命中注定这一辈子彻底无用。”
“不过，”奥雷尔医生接着说，“适当的治疗和特别的照顾（如果他的精神上需要的话），他就能够被安全地带出这一衰竭阶段，进入增强兴奋的状态，这也就是真正的（或称二期）书痴。对于这种情况，目前人类当中还没有治愈的先例。”
即使凭个人经验我并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应该信任奥雷尔医生的判断。在书痴及同类疾病方面，奥雷尔医生是最著名的权威。正是他（小子斗胆冒着违犯职业道德的风险向大家透露这一信息），发现了书虫杆菌，并且，比这更加重要也带给他更大的荣誉的，是他发明了一种精妙的试剂。这种试剂如今被各地同行作为一种诊断方法，在怀疑出现书痴细菌（换一种说法，也就是书虫杆菌）的场合使用。
我曾经据此学着科学家的样子朝苏珊小姐的猫的股动脉注射了一毫克这种试剂。一小时内，这个早熟的畜牲平生头一遭溜进了我的书房，啃吃我所钟爱的那一版拉伯雷的封面。这证实了这一诊断方法的有效性，必定能使奥雷尔医生感到满意，同时也会让梅休因法官满意，因为他老是认为：拉伯雷是一只上了年纪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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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图的乐趣(1)
许多年以前，我开始确信（梅休因法官和我一样）：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我想，那应该是我们在伦敦那会儿，也是正当我们深深地陷入书痴狂热的时候，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
我们曾带着一种疯狂的热情，追逐“集图”所带来的极度快乐，此种勾当有时候也被人称作“盗图”。热爱这一活动的人用前者称呼它，而仇视它的人则用后面这个称谓。我们曾忙于为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集插图，一度收集了大约一万一千幅印刷插图。这时候遇到了一个障碍，这是一个我们没法克服的障碍。我们俩都认为，如果我们没能搜集到这位伟大的词典编纂家将奥斯本（格林旅馆门前的那位书商）打翻在地的那一幅，我们的工作就是不完整的，因而也是徒劳无功的。
很不幸，我们连那本书的标题都一无所知，而且，虽然我们翻遍了大英博物馆，甚至向学识渊博的弗罗格纳尔·迪布丁【迪布丁（1776-1847），英国书目文献学家、收藏家，著有《书痴》一书。】求助，但我们还是没能得到关于此书确切身份的任何线索。老实交待吧，法官和我本人对这样的勾当已经感到厌倦了。再者说，从事这一活动的花销也甚是惊人。打这以后，我们就只醉心于搜集印度样张（尤其喜爱那些印前小样）。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借机放弃这项工作。
正当我们寻思着从这项活动中优雅得体地全身而退的时候，梅休因法官碰巧发现了普林尼【普林尼（23-79），古罗马学者和博物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三十七卷本的《自然史》。由于他的外甥是著名的罗马执政官和作家，所以人们通常将他称为“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的一个段落，这段文字证实了我们的观点，为书籍集图一事，非但不是什么新鲜摩登的事物，反而格外的古老。好像是西塞罗的朋友阿迪库斯，写过一本关于肖像和肖像画法的书，其中有一段他提到马库斯·瓦罗【瓦罗（前116-前27），罗马学者和百科全书编纂者，据说他编纂的百科全书有六百多卷，几乎涵盖了所有知识领域。】“在书籍插页方面持有非常自由的观念，在他那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通过这样那样的手段，插入了好几百幅不同人物的的肖像。他不能容忍这样的观念：他们的相貌的所有印迹将会遗失殆尽，或者数百年的时间流逝将会使人类一败涂地。”
“因此，”普林尼说，“瓦罗的确是一位给同胞们带来莫大好处的发明家，这种好处就连各路神仙也艳羡不已。他不仅仅将不朽的名声授予给了那些肖像的原型，而且还把他们的肖像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无处不在，每个人都适得其所。”
如今，普林尼并不是唯一一个为马库斯·瓦罗的不朽而尽心出力的家伙。在我保存了三十年的文献中，有一些梅休因法官一挥而就的诗篇（诗人们作诗总是一挥而就），这些诗篇是如此令人愉快，因此我并不介意让全世界都看到它。
马库斯·瓦罗的情事
马库斯·瓦罗四处游游逛逛，
往来穿梭于出售旧书的地方；
镇上所有小店全都遭他扫荡，
书中图片无论新旧洗劫一光。
不分白天黑夜，他东探西望，
搅扰得黎民百姓都人心惶惶；
他在希腊罗马干的那些勾当，
就是这永不餍足的集图痴狂。
他不断吼叫着“图片，图片！”
“图片，管它陈旧还是新鲜”，
只要是图片他就会慷慨掏钱，
买来就是为了插到书的里面。
那么多古旧样式的华章宝典，
还有那么多珍贵的手本抄件，
他竟然毫不迟疑地抄刀就剪，
剪下图片插到别的书页中间。
在瓦罗忙于集图的那段时间，
全希腊所有卖书的店铺里面，
没有一本图书或者活页文选
内中的卷首插图能得以保全。
即便就是在自己的故国家园，
他从事破坏勾当也毫不手软；
因此在罗马所有的大小书店，
你也休想买到一册完美书卷！
买书人满心欢喜地慷慨解囊，
再对自己买回的书细加端详，
突然发现瓦罗干的破坏勾当，
此时他们该会有怎样的感想！
他们的双颊必定是愤发红光，
他们的心也必定会怒跳若狂，
他们说了什么我们不难想像，
不难想像，用不着复述端详。
那些宝贝图书如今身在何方？
它们让浅薄的罗马得意洋洋，
为装饰它们瓦罗曾费尽心肠，
偷来那么多精美的插图肖像。
多年前蛀虫将它们啃吃精光，
噢，你们这些个该死的蛀虫，
实不该拿书的插图喂饱肚囊，
而该把那老瓦罗的肉身啃光。
呜呼，马库斯·瓦罗还活着，
至今还是个坚定有力的掮客！
呜呼，他所干的那些个勾当
依然让好人有机会扼腕叹憾，
不信请你去远处的那个书摊，
通过缺张少页的印张和图版，
还有那卷首插图也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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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图的乐趣(2)
你就知道他活着，集图依然。
公平地说，无论是梅休因法官，还是我本人，对这首诗所蕴含的情绪感受，都不是十分赞同。我们都把“集图”视为书痴病不幸的病理期之一。虽然奥雷尔医生在其行医实践中遇到过一个病例，这一病症持续了整整十年，且依然看不到病毒减轻的迹象，但通常情况下，这一时期很少能延续五年以上。
人类总是站在宽厚而仁恕的立场上，原谅少年的胡闹：“孩子总归是孩子”。所以，我们这些书痴，也总是倾向于对“集图”这样的荒唐勾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深知，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幡然醒悟，为自己所干下的捣蛋行为而深自愧悔。我们知道书籍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所以我们也知道，任何跟书打过交道的人很快就会爱上它们。起初，他可能只是忍受它们，继而，没曾想竟会怜惜它们，很快（就像明天的太阳必定会升起一样），他就会拥抱并热爱这些宝贵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会限制任何人。既然书籍必将被毁，要是最终毁在一个心存忏悔的破坏分子手里，并将一个忠诚的灵魂添加进书痴的花名册中，不是更好么。一个幡然悔悟的集图狂要比九十九个毋需忏悔的正经人更令人愉快。【此语套用《新约·路加福音》15:7：“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我们这些人都这样，总是会暂时沉迷于书痴所共有的这样那样的小小癖好，对此，我和梅休因法官都深有同感。所有士兵在一支军队当中，不可能同时是步兵、骑兵、上尉、少校、将军、炮手、旗手、鼓手和号手。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扮演自己的角色，结果装配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书痴，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众多组成部分均匀调配的混合物，真是妙不可言。而且，他对自己的追求目标实在谈不上忠诚，他忌妒羡慕，缺乏远见，愚昧无知，喋喋不休地争论钓鱼术、拿破仑逸话、民谣、印第安文明、彭斯、美国文化或者任何其他书痴的分支和门类。诸如此类的事情中，每一件都能实现一种高贵的目的，这些高贵目的中的每一项又都能为书痴们伟大的共同目标贡献一份荣耀，这实在是人类生活的至善。
我曾听许多人谴责那些放纵自己沉湎于藏书票的人，倒好像一个人爱他的图书而不应该在这些书上滥用他的爱情证书似的。一个爱自己妻子的人，在为她购买装饰品的时候难道应该大费踌躇么？任何东西，只要它有利于证明人类的心灵总是受更温柔的情感所支配，我就喜欢它。感激，的确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高贵的情感之一，谁要是阻止人类对书籍的友谊所赐予的裨益以高贵而虔敬的姿态表达感激，那这样的人的确不值得我们尊敬。
至于我自己，我诚恳吁请所有爱书人都把自己交给藏书票吧。无论何时，只要我看到一本贴着其拥有者的藏书票的图书，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对此书格外敬重。它带着一份它主人的爱情证书，藏书票给了书籍一个确定的身份：旁人休得染指。一次又一次，我在书摊前的箱柜里淘出那些发霉的图书，买下它们，带它们回家，其原因不过是它们的扉页上贴着它们从前主人的藏书票而已。我有满满一柜子这样仪态高贵、迷失风尘的漂泊者。我坚持认为，它们应该像我的其他书籍一样，被小心翼翼地拂去灰尘，悉心珍藏，并且，我已经在我的遗嘱里为他们在我死后准备了一笔永久性的赡养费。
如果我是个富人，我将为那些无家可归的高贵图书创办一家医院。它将是一家公共机构，其本质特点和那些如今由我们的国家资本在已故的科克伦斯先生的遗赠之下进行运作的公共机构并无不同。我将把它命名为“衰朽环境里的斯文卷册之家”。
我至今还在使用的那枚藏书票，最初采用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你可以在我的所有藏书里找到它。是我亲手画的图案，由安德森的一个儿子制作，他是美国一流的雕刻师。它一点也不精美：一本书静躺在一颗心上，下面是这样两行字：
我书我心
不离不分
啊，我的小清教徒少女，你诚实可爱的蓝色双眸，你金色的长发扎成漂亮的小辫子垂在背后，你能否稍稍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个春天，在新英格兰山岗的僻静之处，我们一起阅读过的那本小书，它将跟随我度过漫长的一生！那本《初级读本》扮演的是怎样一个角色啊！如今，所有这些其他的亲爱伙伴都见证着我曾从那本《初级读本》和它的教诲中拥有的爱情，它们每一个都佩戴着我从它朴素的书页上采摘下的徽章。
那是在春天，凯普提薇蒂·韦特。很快就到夏天了，带着它所有繁茂充盈的壮丽辉煌。不久，秋天就悄无声息地降临到我的身边。而如今，已经是冬天了，积雪之下，埋藏了许多我曾经珍爱的甜蜜温柔、美丽纯洁的事物。我已经累了，想要休息一小会儿。躺在那儿吧，我的笔啊，让一个梦（一个愉快的梦）把我召唤走吧。我会再一次看见那些遥远的山岗，还有那榆树掩映的家园。那旧日的遐思和感念将回到我的身边，一个小孩将领着我，我们将一起穿过绿草茵茵的牧场，涉过寂静无声的溪流。而且，噢，我的笔啊，那将又是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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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气息(1)
你是否曾经走出过城市浓烟滚滚的空气，进入图书馆芬芳优雅的气氛中？如果你有过这样经历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种变化有多么令人感激，而且，你自然也会同意我说的话：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使人的神经如此安静，能对身体健康如此有益，能让人的精神这么快地恢复活泼的涌流。
小泉八云【小泉八云，亦即拉弗卡迪奥·海恩（1850-1904），爱尔兰籍日本作家，以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故事和小说而闻名。】曾写过一篇论述香味的专著，是一项有独创性的学术成果。他自掏腰包将其付梓，并限印五十本——所以这本书极为罕见。不过说来也怪，这位作者在此书中竟只字未提书的气味。我认为这是一个最不能原谅的错误，除非，他真的认为这个题目值得另文详述，从而将其延缓至他能够投入身心对之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关注时才予以考虑和处理。
我们可以在威廉·布莱兹【布莱兹（1824-1890），英国书目文献学家、印刷史家。著有《书的敌人》等书。】的权威著作中找到关于书的呼吸的论述。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一定需要专家。假使有人怀疑这一点的话，只要他随时打开书柜门就不得不心悦诚服，扑鼻而来的气息无疑会向他证明：书籍确实是在吸入空气，呼出芬芳。
大英博物馆的访客，抱怨此地空气憋闷、令人殊为不堪者，亦并不少见。众所周知的“大英博物馆头痛”已经被伦敦的医学同行公认为一种特殊疾病，究其致病之因，盖因空气中缺乏氧气的缘故。此种环境的造成，都是书籍太多惹的祸。由于书籍特殊的呼吸方法，每一本书每二十四个小时就要消耗几千立方英尺的空气。
很长时间以来，赫胥黎教授很想知道，为何大英博物馆的空气有毒，而其他图书馆却能免于此厄。一系列的实验使他确信：空气中毒物的存在要归因于博物馆里亵渎神明的图书的数量。他建议，这些制造毒气的书籍必须每六个月用一巴斯【巴斯，古希伯莱人液体度量单位，约相当于三十八升。】松汁处理一次。据我所知，这是一种雪松树汁溶液。他说，这玩意儿能暂时清除那些有害卷册中的邪恶倾向和能力。
我不知道这样的疗法是否产生了效果，但我记得曾在普林尼的著作中读到过，那种松汁曾被古人用来保护他们的手稿不致朽腐。当格涅乌斯·特伦提乌斯去他在加尼库仑山上的庄园里挖掘时，偶然发现了一个保险箱，里面不仅有罗马老国王努玛的遗体，还有努玛编纂的那部著名法律的手稿。在这样的环境下埋葬了几百年之后，国王陛下的样子你大概不难设想，不过手稿却光鲜如新，它们之所以能这样，据说是因为在埋葬之前曾用柑橘叶子擦拭过。
这些所谓的努玛之书，要不是那些发掘和阅读它们的人的狂热的话，或许已经保存到了今天。但它们很快就被执政官昆图斯·佩提琉斯烧掉了，因为（正如卡修斯·赫弥纳所解释的）它们谈到了哲学话题，或者是因为（像李维所证明的）它们所表达的理论对当时的统治者很不利。
因为本人和亵渎神明的著作向来没什么大的瓜葛，所以我对此类书籍的毒性（赫胥黎教授已对之开出解毒剂）一无所知。在我荟集到身边并使之成为我的忠实伙伴的这些书当中，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你不可能找得到比它们更令人愉快的气息了。我徜徉在它们当中，一会儿摸摸这本，一会儿碰碰那本，以深情的赞许向它们全体致意。我幻想自己正漫步于一座堂皇华美的花园，满眼娇艳迷人的历历美景，一畦畦花圃中，绚烂的鲜花迎风绽放，令我心醉神迷，似梦似幻。确实没有别的气味像我的图书所散发出的气息那样令人愉快。
在幽静宜人的角落有我的花园，
到处弥漫着醉人的芬芳；
我的旧书呼出的气息醇美甘甜，
它们的位置正背对高墙。
这对开本因年代久远显出威严，
带着斑斑霉点有绿有黄；
大海的呼吸散发自每一个页面，
使人想到密封船的货舱。
这笔珍藏来自法国的佳丽名媛，
隐约散发着淡淡的芳香，
它的香气中混合着百合和水仙，
花园有鲜花盛开的歌唱。
在这儿有一册书开本小之又小，
有清教徒的风采和粗狂，
明显印有那美国佬的冬青味道，
或者，有可能是薄荷糖。
在沃尔顿那喋喋不休的小溪旁，
喜气洋洋的雏菊在生长；
而在那绿草如茵的林地和牧场，
有毛茛和玫瑰正在驻防。
不过最让人钟爱的图书，我想
是那些让你感受到神圣，
当岁月的灰烬洒落在纸质泛黄、
易于翻阅的书页的中间。
这儿欢声笑语而那里眼泪盈盈，
直到拿起那书卷的珍藏；
这些落在书页之间的岁月灰烬，
对我们讲述漫长的死亡。
当我们再一次阅读这字句诗行，
亲切面容依然旧时模样，
那些珍爱的芳香，遥远的时光，
充盈洋溢在人们的心房。
来吧，随我到花园的僻静之处，
摘拾那繁花盛开的芬芳；
书的气息(2)
噢，散发甜蜜气息是我的旧书，
它们的位置背对着高墙。
它们比鲜花更好，这些书全是我的！对于它们来说，季节的更替又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是夏天的干旱，还是冬日的严寒，都不能使他们凋萎或改变。在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环境中，它们并无不同——容光焕发，芳香缭绕，充满希望，健康有益！没有哪种魅力它们不拥有，没有哪种美丽不属于它们。
自古以来，人们都渴望把他们在世所格外珍爱的一些图书带进坟墓，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就连努玛国王也准备让他的书和他一起埋葬。这些珍贵的典册中，有二十四卷和他一起被托付给了坟墓。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罗塞蒂（1828-1882）英国诗人和画家，是拉斐尔前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妻子去世时，诗人将自己未完成的那卷诗歌投进了妻子敞开的坟墓里。那是他所能给予妻子的最后也是最宝贵的礼物，让她永远珍藏在记忆中。
历史记录了一个又一个这样安慰垂死者的实例：就是给他书读，许多人还会将一册他尤为喜爱的书放到他的手上，以此给他送终。这种甚至连白丁都拥有的对书的尊敬，可以引下面的事实为证：许多声名卓著的图书馆有时是由文盲遗赠的基金所建立的。那些坚决拒绝分享书的友谊、拒不承认书的益处的家伙，他们最后的时刻必定是多么可怕啊！
这的确就是我对这些友谊的尊敬，而这样的友谊，当我一想到不久之后就要和它们分开的可能性，也不免带有几分痛楚。我已经告知我的朋友们，当我归入尘土的时候，要确保我的书将和我一起埋葬。在我那间空荡荡的前厅里那张老式桃花心木写字台的左手边上抽屉中，可以找到这些图书的清单。
当我撒手人寰
不会有儿子
像一只秃鹰那样来攫取这些财宝
不仅如此，请捐出它们的一半，以作
我的碑铭
让它们共享我的坟茔
然后，当末日的轰隆声
滚滚来临
大理石和尘土会将我掩藏
我会偷偷潜回家
带走每一卷宝贵的典册
不用担心会有个妻子来将我斥责
一个人和他所深爱的对象被死亡分开，这样的恐惧从一开始就纠缠着人类。印度教教徒习惯于用一种自私的方式要求他们的未亡人活着陪葬。北美印第安人坚持认为，他的马，他的弓箭，他的枪矛，以及他所珍爱的七零八碎，应该和他一起共享坟墓。
我的妹妹苏珊小姐，已经准备好在她死后，让她的那一大堆宝贝古玩和她一起埋葬。我记得这份清单包括：一个桃花心木四帷柱床架，一个新古典风格的梳妆台，一个黄铜平底锅，一对黄铜柴架，一张路易十五式的餐桌，一把五月花号上的茶壶，一个华盛顿陵上的大木盘，一个锡啤酒杯，一对她祖母留下的蜡烛台，一个保罗·里维尔的提灯，一架高大的荷兰座钟，一整套购自罗马的盔甲，一批日本小摆设收藏——那是一位归国的传教士送给苏珊小姐的。
我实在看不出，苏珊小姐在来生到底有多大可能用得上所有这些七零八碎的废物。不过，假如我可怜的妹妹不幸死在我前面的话，我毫无疑问会遵从她的愿望，即使那样将不得不竖起一座像基奥普斯【基奥普斯（前2590-2567），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代国王，因下令建造吉萨的大金字塔而著名。】的金字塔一般大小的坟茔。
埃尔塞维尔及其他(1)
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和洛克哈特的《司各特传》被认为是传记文学的典范。在这个行当里，第三个显著成果要算是戈登夫人关于他父亲约翰·威尔逊的回忆录了。这本书写得是如此迷人而体贴，即使是那些对英国文学史上的那个时期关注甚少、所知也不多的读者，亦不免兴趣盎然。在上述那个时期，“顽固的克里斯多夫”和他的伙伴还只是按照“布莱克伍德【威廉·布莱克伍德（1776-1834），苏格兰出版人和编辑，创办了保守主义文学评论刊物《布莱克伍德杂志》。约翰·威尔逊就是以“克里斯多夫·诺斯”为笔名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他那些尖酸刻薄的文学评论。前文提到的“顽固的克里斯多夫”指的就是约翰·威尔逊。】的”设计图进行制作的过程中。
三部最伟大的举世闻名的传记，都出自苏格兰人之手，我认为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长期以来，对于所谓“苏格兰人的迟钝”的讥笑嘲讽已渐成时尚。然而，要不是苏格兰人在每一文学门类的天才表现，要不是我们极力嘲讽的这些人所作出的贡献，我们今天的文学该会有多么可怜。
在那个知识稀缺的年代里，约翰·威尔逊是最有趣的名人之一。他是大丈夫中的大丈夫，即便在这个尖酸刻薄的年代，天才人物也会对他的名字脱帽致敬。他的多才多艺令人吃惊，以同等的资质和运气，他能够对付一场文学讨论会和一场斗鸡，一次神学辩论和一次钓鱼远征，一场历史或政治调查和一场群体斗殴。
大自然在他一副强有力的身体上又给了他一副强有力的头脑。他拥有的体格，能胜任他杰出的智力所暗示的任何行动。诸如一天之内步行七十英里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本领，对他来说不过是儿戏而已。因而，当印刷工大呼小叫的时候，他会把自己关在他那间令人叹为观止的书斋里，滔滔不绝地念诵原稿，直到印刷工忙不迭地大声喊叫“打住打住，够了！”一口气写上十三个小时，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他在工作的时候工作，在游戏的时候游戏，这也许就是他为何从来就不是一个迟钝男孩的原因之所在。
威尔逊似乎是个拖拖沓沓的家伙，他会把自己的任务拖延到最后的时刻。这是那些文学工作者的一个共同习惯——事实上，这种习惯得到了自古以来在此类事情上被视为权威人士的那些家伙的怂恿。林格尔伯格尤斯曾经对一位接受他指导的作家给出这样的忠告：
“告诉印刷工，”他说，“为你正打算写的一部作品做好准备，就算它八字还没一撇，也决不要为此而惊慌失措。在你宣布此事之后，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自己的头脑里描绘出你的作品及其章节的整体构思，这之后再去写作各章的论点。我可以向你保证，用这种办法，你每天都能向印刷工提供原稿，比他们希望得到的还要多。不过，要记住，一旦开了头你就不能再萎靡不振了，直至你的作品完成。”
就其忠诚度来说，人类的钦佩赞美，决没有哪个实例比得上谢尔顿·麦肯齐【罗伯特·谢尔顿·麦肯齐（1809-1880），爱尔兰作家，后移居美国，著有《狄更斯传》等。】对威尔逊的天才的热爱。对麦肯齐，我们应当心存感激，为他所编辑的那本《夜晚的芬芳》。以这样的眼力、这样的天才、这样的学识、这样的热情编辑的这样一部作品，依我看，它必将像一座纪念碑一样历久不衰，不仅仅是对于威尔逊的纪念，也是对麦肯齐的天才的纪念。
我曾注意到有一个独异之处，可以辨识出许多《夜晚的芬芳》一书的敬慕者：他们很少费心去读任何别的东西。在《夜晚》一书中，他们能找到对每一种情绪需求的响应。这种情形和普劳特神父的爱好者颇为类似。奥雷尔医生则把自己的崇拜分给了老克里斯多夫·诺斯和水草山上的圣人。沉迷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者就够糟糕的了，一个人要是同时拥有对《夜晚的芬芳》和《古代英语诗歌遗粹》的强烈爱好，那他的病实在不可救药！奥雷尔医生对顽固的克里斯多夫和珀西神甫的迷恋是如此之深，他不仅仅掏钱买下自己所遇见的每一种《夜晚》和《遗粹》的副本，还坚持要把这些书的副本送给自己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我甚至知道，他还把这些作品中的这本或那本当作药方开给他的病人。
我记得有一回，在一场图书拍卖会上，我与一册埃尔塞维尔【路易·埃尔塞维尔（1540-1617），荷兰著名印刷厂创办人，古籍印刷出版家。】版的书失之交臂，我因此而患上了忧郁症，程度之深以至于不得不卧床在家。我的医生来了之后，照例，先对我的病情及致病的原因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询问。最后，奥雷尔医生说：“很幸运，你所患的这种抑郁症目前还仅限于左顶骨部位的帕基奥尼氏抑郁。我将给你普劳特神父的《汤姆·摩尔的恶作剧》以及克里斯多夫·诺斯和埃特里克的牧羊人之间的那场著名辩论。没有比这更有效的药物了。”
事实上，这样的治疗对我是有益的。四十八小时之内，我就起床了，并走出了屋外。而且，有什么比这更好呢，我在一家书摊上挑挑拣拣，不过是为了一册歌谣集，一本初版的《神佑新英格兰》。
然而，我决没有完全停止对于失去那册埃尔塞维尔的痛惜，对我来说，一册埃尔塞维尔是最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之一。在为德高望重的奥尔德斯【奥尔德斯·马努蒂尔乌斯（1450-1515），意大利学者和印刷商，在威尼斯创立了著名的阿尔丁出版社（约1498年），出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所作的传记中，雷诺阿德说：“在那些尊重漂亮的版本并为之付出很高价格的人当中，很少有人知道，那些让他们感到如此愉悦的字体是弗朗西斯·加拉蒙【加拉蒙（1480？-1561），法国印刷字体设计师，因创立了标准印刷罗马字体而闻名。】的杰作，他一百年前在巴黎铸造了这些字体。”
埃尔塞维尔及其他(2)
在他的书目提要笔记（一本如今极少能遇见的书）中，根据学识渊博的威廉·戴维斯的记录，路易·埃尔塞维尔是第一个注意到辅音v和元音u之间区别的人——这种区别很久以前拉米斯和其他作家都告诫过，但从未引起注意。一共有五位埃尔塞维尔，即：路易，波拿文都，亚伯拉罕，小路易和丹尼尔。
一百年前，一位著名的藏书家评论道：“埃尔塞维尔在莱顿和阿姆斯特丹印行的那些杰作，以其大处见小和整体之美长久以来受到了人们的赞美，那是它们应得的。它们公开出售时所标示的价格，亦足以说明它们在眼下所受到的尊重。”
对这些珍本图书的尊重依然流行，我们既能在那些穷乡僻壤充满惊奇地碰上它，也能在那些人们自然而然地指望能找到它的图书馆里遇见它。我年轻的朋友欧文·韦（他本人就是一个狂热的珍本收藏家）告诉我，在一次穿越德克萨斯的朝圣期间，他邂逅了一位绅士，此人在自己朴素的家里向他展示了一批埃尔塞维尔版图书的收藏——在他曾经寓目过的同类收藏中，这是最丰富的！
书痴们啊，你的仁慈宽厚是多么深广浩淼！无论多么遥远的距离，不管怎样恶劣的环境，贫愁困苦，悲伤哀痛，都不能使你胆寒惊骇，止步不前，这是多么美好而甜蜜。你就像那个我们称之为“死神”的恐怖幽灵，公平地叩访宫殿的大门和村舍的柴扉。你似乎特别乐意给人迹罕至的荒漠带去升华人性的友谊。
想到有那么多埃尔塞维尔版的图书流落到暴发户的藏书室里，我不由得一声浩叹。对于这样的珍品，这些家伙除了某种粗俗的虚荣，他们不会知道更多，也不会关心更多。当俄罗斯的凯瑟琳大帝【凯瑟琳大帝（1729-1796），即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间1762-1796。出生于德国，1745年嫁给沙皇彼得三世，1762年靠宫廷政变登上皇位。她对外两次同土耳其作战，三次参加瓜分波兰，把克里木汗国并入俄国，打通了黑海出海口，建立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厌倦柯里兹之后，就将她的柔情蜜意转移到了一个名叫吉姆斯基·科萨柯夫的近卫军军官的身上。吉姆斯基被此等突如其来的恩宠和财富弄得有些得意洋洋。他最初的一批订单之一给了他的书商。他对那位著名的书商说：“给我装备一间足够漂亮的藏书室。少数书放在楼上，多数书放在楼下。”
据说，有一位英国勇士，退役的时候带回了整整一座图书馆。他对图书所懂得的东西，其实并不比一头野猪对唱诗班的和声所懂得的更多，他下令让那些卷册以这样的方式列队：“向我看齐，”他说，“精锐部队（对开本）在下面，主力部队（八开本）在中间，轻步兵（十二开本）在上面！”
塞缪尔·约翰逊巴结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其寡廉鲜耻的程度差点就赶上了历史学家吉本【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会晤坎伯兰公爵时的风采。当时，吉本把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卷带到公爵的府邸。这部史书最初是以四开本印的，吉本带着这卷书并期望着送到的时候能让公爵高兴。公爵是怎么说的呢？“什么？”他叫了起来，“噢，换了个样子——大开本的，嗯？”
喋喋不休地唠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坚持认为欣赏趣味已经堕落，鉴赏能力已经死亡，这一套如今已成风尚。我们似乎不能认识到，这即使不是写作这个行当的黄金时代的话，也是作家们的黄金时代。
遥想往昔美好的时光，作家事实上是个受到鄙视、被人忽略的阶级。希腊人处死他们，因为幽默感抓获了他们。莎士比亚死后一百年来，他的同胞差不多已经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除了萨克林【约翰·萨克林（1609-1642），英国诗人，其主要作品有《诗人的集会》等。】和他的伙伴们：在他的一生中，遭受了同代人的全面攻击；有一位批评者登峰造极，说他是一只炫耀借来的羽毛的寒鸦。弥尔顿被指控剽窃，他的一位批评者潜心多年，在古代著作中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找出和这位盲诗人的韵文相似的段落，汇编成册。就连塞缪尔·约翰逊的讽刺作品《伦敦》也被判决为剽窃。
看来，所谓往昔美好的时光是这样一个时期：批评家们为所欲为，一手遮天；对于书籍和作家来说，成也在彼，败也在彼。他们杀死了查特顿，正如许多年后，他们加速了济慈的死亡。有一段时间，他们无所不能。直到十八世纪末，这些专业暴君才开始失去控制，而当拜伦对他们举起长矛的时候，他们倒霉的日子事实上也就定了。
在这个堕落的时代，谁会在乎沃伯顿博士对一本书有何臧否之词这样鸡毛蒜皮的琐事呢？正是这位沃伯顿（格洛斯特市的主教），曾评论格兰杰的《英国传记史》，说它是一本“怪书”。这算是他老先生给予一本书的最高评价了——那些他不喜欢的书被他称为“糟书”，而他所偏爱的书则被称为“怪书”。
事实似乎是这样的：通过知识的传播，加之书籍的繁多和廉价，人们在智力上普遍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他们感觉到有理由声称他们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是故，批评家这个行当，像从前那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代，算是彻底过去了。
回到悲叹人心不古这个老生常谈，我要说，这种风尚毫无新意。翻翻古代的记录，你会发现一长串同样的唠叨，喋喋不休从前的美好和现在的衰朽。希罗多德、萨卢斯特、凯撒、西塞罗和普林尼轮番上阵，悲天悯人地重复念叨着这本苦经。
那种叫书目癖的病(1)
梅休因法官告诉我，在他作为一个书痴的漫长而活跃的生涯中，他所经历过的一种最令人愉快的妄念，是目录癖所产生的。本人姑且认为在我的读者当中有许多门外汉（这样我好通过布道来救度这些蛮子），为了增广他们的见闻，我很乐意向他们解释一下书目癖。所谓“书目癖”，是那些被确诊的书痴很可能会沉湎于其中的这么一种癖好。它是许多出版商和贩书人的一个习惯做法，定期公布和散发他们的货品清单，希望藉此勾引读者为他们贩卖的货色掏腰包。
这些狡猾的生意人是通过什么手段来得到他们预期受害人的
名单呢，我不能告诉你，但对此我心知肚明。似乎只要算是地球表面上的一个爱书人，我不操心他的住处可能会有多么遥远、多么隐秘，这些商人很快就会把他找出来，用他们那些赏心悦目的诱惑物将他淹没。
我曾经说过，在书商们中间存在一个秘密联盟，他们藉此交换信任。所以，当一个新的消费者走进一家书店，位于福勒姆大道，或者是牛津街，或者是巴黎的沿岸码头，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只要他寻访的目标是一本书就行），要不了一个月，此人的大名和住址就会被报告并登记到了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每一个书商的通讯录中。很快，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出版商和贩书人的书目、价格清单和公告，就会永远源源不断地通过准确无误的邮程掷向他。
梅休因法官曾是一个目录癖的受害人（一个愉快的受害人），前后持续了四十年。他曾声称，如果把那段时间寄给他而又被他阅读过的所有目录聚拢成堆，那将比派克峰【西布伦·蒙哥马利·派克（1779-1813），美国军官和探险家。因征服从阿肯色河到洛矶山的地区而闻名。派克峰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还要高大，而且要比派克峰有趣一千倍。鄙人也曾是个著名的目录读者，而且我可以证明，这一癖好曾以非同寻常的妄念攫住了我，其中最明显的是，它使我从心底里产生这样一种确信：一本书，只要我在一份目录上瞥见它的标题，并用铅笔在上面打个“×”，它实际上相当于就是我的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梅休因法官及奥雷尔医生正在讨论查理一世努力逃出卡里斯布鲁克城堡的事。这时，一个分歧点产生了，我说：“先生们，我愿意参阅希利尔的《逃亡记》，而且我毫不怀疑本人的观点将得到这本权威著作的支持。”
然而，引用希利尔信手拈来，要找到他却困难许多。我在自己的藏书里搜索了三天，这种过度热心的结果是：我的藏书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一切都是徒劳，我一心想要找到的这本书还是无踪无影。我最后想到，必定是把这本书借给某个人了，接下来，我又确信它是被偷了。
关于这本遗失的书，我再也没得到它的任何音信。而且，我几乎忘了这次事件，直到一天晚上（那是我和伙计们发生争论的整整两年之后），在我的橡木柜子的一个抽屉里，我偶然发现了一份1871年5月的萨斯兰书目。纯粹是鬼使神差，我打开了它，就好像幸运之神要关照它一样，我打开的那一页正好出现了下面这一条：
“g·希利尔：《查理一世从卡里斯布鲁克城堡逃亡记》；开本：八开，1852，布面，3/6。”
正对着这个条目出现了一个叉，是我的笔迹，一望便知：这正是我丢失已久的希利尔！我曾经打算买它并作了标记。但是，带着这样的决心并用铅笔打叉之后，这桩交易也就结束了。只不过，下决心买它就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其效果跟真的买下了它并无不同。我认为——是的，我可以发誓——我已经买下了它，仅仅是因为我打算去买它。
在我们接下来的一次会晤中，我把此事对梅休因讲了。“这种经历亦并非绝无仅有，”法官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可以说这是我的一种积习：在我读到的书目上对某些条目作出标记，然后，我就心满意足地走开了，确信那些书真的就是自己的了。”
“我常常碰到这样特征的病例，”奥雷尔医生说，“这种幻觉是被病理学家公认为很特殊的那种，效果最快的治愈方法是催眠术。就在去年，一位漂亮而优雅的女士愁眉苦脸地找到我。她眼泪汪汪地向我吐露：她的丈夫正处于精神错乱的边缘。她的陈述大意是这样的：那个不幸的家伙相信自己有一批为数甚巨的藏书，事实情况是，他藏书的数量顶多不过三百册左右。
“经过询问，我得知，n.m.（我这样称呼这位此种幻觉的受害者）经常阅读并标注书商的目录。进一步的研究发现，n.m.的叔祖（母亲这一支）曾经发明了一种不会飞的飞行器，而他的一位表兄，是一种标题为《十六比一，或穷人必读》的小册子的作者。
“‘夫人，’我说，‘对我而言已经很清楚了，你丈夫患的是书目癖。’
“至此，这个可怜的女人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悲叹自己竟活着看见她心爱的人成为这种怪病的受害者，这种病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要用一个希腊名。当她平静下来之后，我向她解释，这种疾病并不致命，而且很容易治好。”
“什么，坦白地说，”梅休因法官问道，“真的是书目癖么？”
“我很乐意简要地说明一下，”医生回答说，“你必须首先知道，每个健全人都拥有两副肠子，身体的肠子和智力的肠子，大脑即是后者。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希腊名医，被称为医学之父。传统上认为他是《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作者。】（自他之后，医学科学的长进实在不怎么样，甚至超不过色诺芬两个斯塔德，或五个巴拉尚【斯塔德为古希腊采用的长度单位，约为185米。巴拉尚为古波斯的一种长度单位，约为5.6公里。】）——希波克拉底，我接着说吧，发现大脑所遭受的疾病与另外次一等的肠子所可能遭受的极为相同。
那种叫书目癖的病(2)
“伽林【伽林（130？-200？），希腊解剖学家、内科医生和作家。他的理论奠定了欧洲医学的基础。】证实了这一发现，并且记录了一个病例（《病例手册》，第十一章，页318）。这一病例所展示的智力肠子的症状，和我们在阑尾炎病例中所发现的很相似。大脑用于工作的某些脑回恰如消化道的情形一样。所谓的‘第四层’，包含一些伸长的小单元或细胞核群组，散发至这一平面的右角，这些群组呈现出一个清晰的扇状结构。书目癖就是这个第四层的阻塞，因此这个扇状结构受到了损害不再能够让大脑镇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思考的连续性被中断了，正如消化力的连续性被阑尾炎所中断一样。”
“你对n.m.这一病例的治疗有效果吗？”我问。
“手到病除。”医生回答，“通过催眠，我把那些幻觉从他的理性中清除了出去，缓释了它们对非真实性物体的感知，使它们摆脱了无相应外因的感觉。这个病人很快就痊愈了，并且，虽然他解除护理已经三个月过去了，但病情并没有复发。”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书商们通常不鼓励他的顾客阅读别的书商的书目。推测起来，其原因大概是不想怂恿买主去购买另一卖方的货色。我的书商，在头脑和心灵的诸多美德上要胜过我所见过的所有其他书商。他养成了一个非常严谨的的习惯，就是不断销毁流入他店内的书目，以免得一些零散的副本可能落入一个总在搜猎的爱书人的手中，从而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猎场上。过于泛滥的书目会带给它的受害人一些什么东西，这实在再明显不过了。《威尔·莎士比亚，一出喜剧》的作者经常向我坦白交待，一份书目是不是二十年前的旧书目，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只要能从上面找到自己最爱细读的图书就行。我常听剧院经理哈姆林先生讲，他喜欢老书目要甚于新书目，个中原因，是因为在这些法定期限早在很久之前就已届满的老书目中能遇上便宜货。
梅休因法官是个已婚男人，因而有很好的机会研究性别方面的问题。他告诉我，书痴们的妻子总是将书目视为最有害的诱惑品，而在他们的丈夫这方面，应该也可以对这玩意儿随手丢弃。我曾经很不明智地当着梅休因夫人的面，谈及这个话题，这位值得尊敬的女士给出了这样的观点：有许多愚蠢地浪掷金钱的法子，用不着借助于书目的提示。我很想知道，假如天意注定我和凯普提薇蒂要携手漫步新英格兰生活的幽静小径，她是不是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假如伊苏尔特和我能领悟到可能已经发生的这些，她是否会永葆她青春的丰茂和甜蜜？对那颗永不安宁而又无比忠诚的灵魂，对于他的心血来潮和异想天开，范切内特是否会永远抱持同情？那颗灵魂曾在拉丁区悠悠荡荡痴迷于她的歌声，时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以至于那歌声的记忆如今竟然像一种可怕回声的记忆。
把这样的冥想拿走！把蜡烛拿来，我善良的仆人，把它们排列在我的床头；甜蜜愉快的消遣在等着我，这儿有一大札书目我将与之亲切密谈。他们是来自老友们的信息：梅休因、萨斯兰、里比、欧文、赫特、戴维、贝尔、克劳福德、班斯、麦克勒格、马修斯、弗朗西斯、巴顿、斯克里布纳、本杰明，以及来自基督教国家每个角落的许多其他朋友。他们理应也必将得到我的尊敬——不仅如此，还将得到我热情的关注。我似乎有一次走进了老友们的商店，那儿满是财宝，耐心的挖掘将带来丰厚的酬赏。天哪，今夜我将是个怎样的挥霍者啊；便士、先令、泰勒、马克、法郎、美元、沙弗林【泰勒，德国十五至十九世纪所使用的一种银币。沙弗林，英国旧时使用的一种金币。】——它们在我看来并无不同。
于是，当我细数这一范围内的全部财宝之后，我梦中的书架上塞满了我为之心醉神迷的财富，那将是多么甜蜜：
于是我的书斋将专藏
尼迪诺迪的奇幻神魔，
包括无人书写的篇章
以及属于每人的大作。
拿破仑的文艺复兴(1)
要是我打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搜集“拿破仑逸话”，到现在，手头就会有一笔价值不菲的收藏。这使我想到，我初到芝加哥那会儿，沿北岸的那片郊外地产可以用五百美元一英亩的价格买下，如今却能以两百美元一平方英尺卖出。要是四十年前我有机会在那个地段买下一片地产的话，现在我就是个百万富翁了。
我认为，与错过购买地产的机会比较起来，我更后悔忽视了“拿破仑逸话”。打从我的藏书中包含了不足两百册涉及拿破仑及其时代的图书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奇怪地疏忽了追逐书痴们最有趣也最有益的一种时尚。当我目睹了某位朋友非同凡响的拿破仑收藏之后，我的内心充满了既喜悦又妒嫉的矛盾情绪。梅休因法官和我都为失去这样的机会叹惋不已，这是一个足以让所有现代收藏都黯然失色的机会。
当我说到“拿破仑逸话”时，我的意思是专指和拿破仑有关的文学作品。然而，这一术语通常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包括五花八门的玩意儿，从皇帝陛下在马尔梅松【马尔梅松是始建于十七世纪的一座城堡，约瑟芬与拿破仑离婚后的住处，现为拿破仑纪念馆。】使用过的鼻烟壶，到他在圣赫勒拿穿过的拖鞋。我的朋友，加利福尼亚的雷丁先生，有一套曾经属于拿破仑的银质刀叉；我的另一位朋友米尔斯先生，则有一条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场上系过的围巾。勒·布朗在一篇关于打领结的艺术的短文中，记录了拿破仑通常系一个黑色丝绸领结，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在瓦格拉姆、洛迪、马伦戈和奥斯特利茨，都是如此。“除了滑铁卢，”勒·布朗说，“据说，他一反常规系了一条白色方巾打成的飘拂的蝴蝶结，虽然头一天他还系着黑领结。”
我记得曾经在梅尔维尔·e·斯通先生的收藏中看到过一个指环，那是一个法国老兵带到新奥尔良的，最终流落到了一家当铺里。这个小玩意儿是金质的，在它的外部表面两个对角处有个拿破仑一世式的“n”，是用黑色珐琅釉制成的：按压这个n，一个秘密机关就被开启了，指环的顶盖跳到了后面，一个微型金质“小个子下士”站了起来，见者无不惊叹。
在斯通先生杂七杂八的收藏中，另一种稀奇古怪的拿破仑纪念品是一条印花棉布手帕，上面记录了皇帝陛下事业生涯中的一些场景。这玩意儿想必是英国制造的，因为只有英国佬才设计得出这样恶毒的诽谤（其设计灵感得自于对拿破仑的恐惧和憎恨，这种恐惧和憎恨也只有英国佬才有）。关于拿破仑的敌人对他充满了怎样的恐惧，一个人为了得到这方面的正确观念，不得不去阅读这个世纪上半叶的流行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浩如烟海，要想聚集起一个还算全面的收藏，几乎不可能；更不要说还有历史著作、传记作品、回忆录和批判文集，涵盖了这个科西嘉小个子的整个事业生涯，有：拿破仑梦书，拿破仑歌集，拿破仑故事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在散布对拿破仑的诽谤中伤方面，英国人特别积极。他们在自己的书籍和小册子中，指控他谋杀、纵火、乱伦、卖国、背叛、怯懦、诱奸、伪善、贪婪、掠夺、忘恩和妒嫉。他们说，他毒死了自己生病的士兵，他是霍顿斯【霍顿斯，约瑟芬和前夫所生的女儿，拿破仑的继女，荷兰王后，拿破仑三世的母亲。】的孩子的父亲，他在埃及和意大利干下了凶恶残暴的勾当，他娶了被巴拉斯抛弃的情妇，他患上了一种可恶的疾病，他谋杀了恩格海因公爵和自己军队中受到他猜疑的指挥官，就犯罪事实而言他和自己的姐妹有不正当关系——简言之，这些诽谤者将他们能够想到的罪行（无论多么令人厌恶）都一股脑地栽到皇帝陛下的头上。
这些相同的恶意憎恨，也同样被转嫁到了当时所有与拿破仑的犯罪勾当有瓜葛的人身上。缪拉是个“畜牲和小偷”；约瑟芬、霍顿斯、波林和利蒂希娅夫人是高级妓女；贝尔蒂埃是个办事拖沓、趋炎附势的马屁精和走狗；奥热罗是个私生子、密探、强盗和杀人犯；富歇是万恶的化身；吕西安·波拿巴是个浪荡子和捣乱者；冈巴塞莱斯是个淫乱者；拉纳是个小偷、土匪和投毒者；塔列朗和巴拉斯是——够了，这些关于他们有多么邪恶的种种说法至今也没有被证明是错的。不过你可以从同时代的英国出版物中获悉：拿破仑和他的伙伴们的确都是些来自地狱的魔鬼，给文明世界带来灾难。这些书是如此稀奇古怪，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它们分类：我们不能称之为历史，它们太过粗暴下流因而也不好视作幽默作品；然而，它们却在“拿破仑逸话”中占据着一个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在威廉·哈兹利特【威廉·哈兹利特（1778-1830），英国散文家，因其犀利的文学批评而闻名于世。】的《拿破仑传》出现之前，还没有哪位英国人像他那样公正地对待过拿破仑。顺便说一句，哈兹利特的作品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赋予拿破仑以意志、非常有趣的一部作品。
许多年来，对拿破仑的品格，鄙人也不是十分恭维。究其原因，盖因他对书籍的敬重，亦殊少也。然而，最近奥雷尔医生（“咱们的汤姆·伯克”的外孙）向我揭示的事实，已经驱散了我的这种偏见。我毫不怀疑，我会及时地转变为这个科西嘉人的热情崇拜者，就像医生本人一样。奥雷尔医生告诉我——他的陈述得到了弗雷德里克·马森和其他权威人士的证实——拿破仑也是一位书籍的情人兼收藏家，并且，他通过以最高的艺术品位出版了大量书籍，从而对文学的尊贵和荣耀贡献甚巨。
拿破仑的文艺复兴(2)
在文学的众多门类中，有一个门类他似乎不是很喜欢，那就是虚构作品。对任何种类的小说，他的习惯做法就是付之一炬。应该承认，他是图书的大买家。那些他阅读过的书，总是会在封面上用他帝王的纹章留下印记，而他在圣赫勒拿的藏书章不过是用墨水胡乱涂了个印记。
拿破仑对精美的装订不是很在乎，不过他懂得它们的价值。无论何时，一本打算赠送的图书要装订的时候，他总是要求装订得漂漂亮亮的。而他自己藏书室里的那些书，总是用“质量不是很讲究的小牛皮”装订，而且，当他正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总是习惯于用铅笔在页边的空白处写满注释。无论他走到哪儿，都要随身带上一座书库，这些卷册都已经被他裁掉了所有多余的空边，以便节省重量和空间。下面的情形亦并不少见：这个旅行书库的快速增长，不免有点碍手碍脚，于是他就会把那些“溢出”的图书随手扔出马车的窗外，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我哆哆嗦嗦地记下这个）：为了翻开那些活页小册子、杂志和书卷的书页，他的手指在它们之间上下翻飞，最后总是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把书页撕得落花流水。
在对藏书的整理排列上，拿破仑奉行一套极为严格的方法，这也是他在从事别的工作和消遣时所一贯遵守的。每本书，在其专门的柜子里有它特殊的位置，而且，拿破仑对自己的藏书了如指掌，以至于任何时候他只要一伸手，就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书。他宫廷里的那些藏书室，都严格地照着马尔梅松的藏书室的样子进行了安排，从来没有哪一本书从一个藏书室借到另一个藏书室。据他自己讲，假如有一本书不见了，他就会对图书管理员描述它的尺寸以及封面的颜色，并且会指出：它本应放置的地方被弄错了，以及它应该属于哪个书柜。
任何人，如果他对这个男人的伟大有所怀疑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请他解释一下：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文明社会对拿破仑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呢？为什么我们都好奇地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我们兴高采烈地听人讲述他微不足道的习性、他的脾气、他心血来潮的念头、他的习惯、他的偏见？为什么就连憎恨他并否认其天才的那些人，也感受到了召唤，而把他们对这个科西嘉小个子及其丰功伟绩的回忆连篇累牍地记录到自己的著作中呢？王子、将军、贵族、朝臣、诗人、画家、牧师和庶民——所有人都争相回答人们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的越来越多的询问。
我想，这样的供给（就像这样的需求一样）永远不会枯竭。宫廷里的女人们向我们提供了她们的回忆录。于是，那个时期的外交官们也如法炮制，他的将军们的妻子，那些眼花缭乱的场景的看客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流放地的看守，他的理发师，诸如此类各色人等，全都如法炮制。人们会及时听取贴身女仆的报告，还有马夫，还有厨房里的杂工。早就有这样的谣传：我们很快就能欣赏到一位女士的《拿破仑皇帝回忆录》啦，该女士有幸认识那位“曾经给皇帝陛下的外套缝过一粒纽扣的裁缝”，这本著作由她亲爱的孙子“骗子公爵”所编辑。
毫无疑问，许多读过上面这几行文字的人，将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由“一位曾在1899年购买过拿破仑一根汤匙的先生”所奉献的《拿破仑回忆录》。同样毋庸置疑，这本书将大受欢迎，令人满意。随着时间的缓慢流逝，这种拿破仑狂热会与时俱增。
对这个男人的性格和功绩没有沉着审慎的研究，却也能深受喜爱，这难道不奇怪么？论及这个题目的人，必定，要么是拿破仑的憎恨者，要么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的血，也必定因愤怒或喜爱的狂热而热。
人类的眼睛看起来是太空中一个发光的球体，在其特定的轨道上连续运行。哲人们既不同意这样的特异景象仅仅是一个气态的混合物，也不承认它是一个无穷无尽地向外部提供热和光的固体。对于它存在的时限到底是一千年，五十万年，或者一百万年，至今尚存争议；有些人甚至声称，它会一直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直至时间终止。或许，那个发光球体的自然本性从来就没有被人类所知。而它，依然带着宁静的庄严，在自己特定的轨道上，运行于宇宙的行星和恒星之中，它的火焰从不衰减，它的光亮从不黯淡。
即便像那位伟大的科西嘉人，在经过那条裹挟着热情、天才和显赫的幽深神秘的时间长廊时，也要受到所有人的双眼的审视明察
文人的书房(1)
那种地方女人很少屈尊驾到，
如你所知那儿总是乱七八糟，
我们在那里独享天国的荣耀，
而她们总是带来现世的烦恼。
对待如你我这样的书痴丈夫，
像这样仁慈的女人总是很少：
了解我们的嗜好也不气不恼，
说是迪布丁的鬼魂将我缠绕。
女人作为人的一个分类，为什么是书籍的敌人，且尤其是书痴的死对头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令我满意的解释。偶尔碰上的例外也只不过证实了这个规则。梅休因法官声称，书籍恐怖症只有一种症状，那就是嫉妒。一个人的妻子憎恨他的书，不过是因为她担心自己的丈夫爱上或者将要爱上他研究时期的伙伴。设想一下，如果梅休因的图书并不是那些对开本、四开本、八开本以及诸如此类，而是一些丰满、活泼的少女，对于法官给予她们的关注，梅夫人的妒嫉也不见得就比在目前情形下更多。有一回，梅夫人发现法官大人接连两个下午单独坐在藏书室里，将普林尼抱在自己的膝盖上，这位勇敢的女士从她丈夫的怀里一把抢下那本阴险的书卷，将它锁进了厨房的食品贮藏间里。如果法官不庄重允诺从今往后要更加审慎，并带回一件丝绸礼裙和一顶格外漂亮的无沿女帽，以进一步平息他妻子的愤怒，怕是休想让梅夫人释放那个令她不快的东西。
另一个具有相似特征的实例充分表明了梅休因夫人对那些书籍的深恶痛绝。对于这些书籍，我聪明博学的朋友很乐意慷慨施予他过剩的柔情蜜意。多年以前，梅休因法官不得不采用五花八门的策略技巧，鬼鬼祟祟地把新书偷运进自己的书房。要不是他已经被书痴的忠诚神启所浸淫，他或许早就被他那位怀恨在心的妻子的无情暴政给制服了。
当我反躬自省，并综观这种使得爱书人向他们的妻子俯首称臣的无情迫害，我要感谢命运女神，将我抛掷到了独身者的行列之中。当然，在为数不多的严肃问题中，仍有一个我尚未得到解答，那就是：一个男人，是否可以同时对妻子和书癖保持忠诚呢？这二者都是严厉的女主人，都不会容忍一个竞争对手的存在。
奥雷尔医生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大多数妻子所带来的烦恼，就在于你没有在她们足够年轻的时候抓到她们。他引用约翰逊博士对这种影响的审慎评论：“如果从小时候开始，很多人都能被塑造成一个苏格兰人。”奥雷尔医生断言，女人同样如此。奥雷尔夫人和医生结婚的时候还只是个女孩子，三十年历练的结果是，这位模范女性对她的优秀丈夫的爱好怀有深切的同情，甚至还有这样的感觉：对那些从未听说过普劳特神父和克里斯多夫·诺斯并且反对她们的丈夫在床上抽烟的妻子们，她不屑一顾。
我带着怎样由衷的热情回忆起，我曾经听说这位杰出的女士嘉奖奥雷尔医生，使用的不是一笔赏金，而是一套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带有详细注释，十二卷八开本，用一种彩色猎狐绘图纸印刷。我对这位模范妻子的由衷赞佩实难用别的方式表达，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用我的双臂紧紧将她抱住，在她的前额上印下了一个热烈而恭敬的吻。
当我顺道拜访医生的住处时，从门廊里看到医生一家晚饭后围聚在他的藏书室里，很难想象有什么样的的图画比映入我眼帘的这一幕更美丽了。医生本人，舒适地蜷偎在一张很大的安乐椅里，正一边吸着他的石楠根烟斗一边欣赏着普罗佩提乌斯【塞克斯都·普罗佩提乌斯（前50?-15?），罗马哀歌诗人，其现存的作品包括为他的旧情人唱的挽歌《辛西娅》。】的诗赋；他的妻子，坐在他旁边的摇椅里，为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的风趣幽默而会心微笑；更远的长靠椅上，他们的长子弗朗西斯·马奥尼·梅休因正在入迷地阅读威尔逊的《边境故事》；他的弟弟拉塞尔·罗尼尔也同样正沉浸于《没有国家的人》的悲惨故事中；女儿利蒂希娅·兰登·梅休因，则因为《伊万杰琳》中的悲剧而静静地啜泣；在那把高脚童椅上，坐着一个又圆又胖的男孩伯兰格·梅休因，正为一本插图版的古老名著《两个少年的儿童益智诗》而乐不可支。
一时间，我痴痴地站在那里，面对这样动人心魄的场景，张口结舌，心醉神迷。“噫，尔其何幸，书痴。”我想，“散落在这个快乐圈里，他们何其优雅。在其中，你能看到的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青春少年，甚至小孩和乳臭未干的婴儿，也在自由而欣悦地畅饮欢乐的源泉。”
奥雷尔医生的藏书室是我所知道的最为迷人的房间之一。深处其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景。奥雷尔医生花大价钱建造了一个轻型铁质框架，从这上面，悬挂着不同季节的山水和海景，巧妙地描画在帆布上，其表现力可以媲美最奇特的想象。
在冬天的寂静之中，医生常常希望看到令人愉快的风景。于是，通过在一个键盘上做一个简单的操作，一幅全景画就舒展开来，尽显眼前的是：绿草如茵的山坡，鲜花盛开的草地，啃食牧草的绵羊，短笛横吹的农夫。景观是如此自然，你几乎能听到芦笛悦耳的音符，幻想自己置身于桃源仙境。如果是在仲夏，闷热难当，生命似乎也不堪重负，立刻，另一块帆布被展开了，阿尔卑斯山的壮丽呈现眼前，或者是一片蔚蓝的大海，或者是原始森林的一角。
文人的书房(2)
所以，你能为每一种不同的心境找到一幅不同的风景。而且我毫不怀疑，这样巧妙的装置，对于促进我朋友家里的书痴们的协调和兴旺，其贡献亦正不小也。至于我自己，一旦坐拥书城，是不太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这是真的。我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藏书室内眺望到的景色是花园还是沙漠。只要把那些穿着皮革、布料或木板盛装的亲爱伙伴给我，对我而言，上帝打发来的是狂风暴雨，还是日暖风和，是鲜花还是冰雹，是光明还是黑暗，是喧闹还是安宁，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我了解并承认，环境对大多数人来说有更多的意味，并且，我谨以最大的热忱为奥雷尔医生的万能装置鼓掌喝彩。
我一直认为，德·昆西的书房大快吾心。尤其令德·昆西大动肝火的事情，就是那些书和手稿老是碍手碍脚。他把这些玩意儿一本摞一本，堆得满地满桌都是，直到最后，只留出一条窄小的通道，从书桌到壁炉，再从壁炉到门口。而且他的写字台——好家伙！奥萨山上再摞上一座皮立翁山【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们妄图升天去进攻天上诸神，把皮立翁山叠于奥萨山之上，借以攀登奥林匹斯山。】的混乱场面想必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德·昆西却坚持认为，自己知道“每件东西的准确位置”，他只是严格要求仆人们：不要试图到他的书房里干些诸如“打扫卫生”之类的故意破坏勾当。自然而然，要不了多久，等到书桌上再也没有多余的空地，而那条通向壁炉和门口的窄小通道也模糊难辨的时候，于是，德·昆西便长叹一声，锁上房门，再为自己另辟新的战场。这样一来二去，到最后，又完全像先前的房间一样，丢三落四，乱七八糟，无路可通。
从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证据来看，德·昆西对书的处理实在够粗枝大叶的了。我曾在某处（我忘了是哪儿）读到过，这位仁兄把自己的食指当作裁纸刀来用，而且，对他借来的那些对开本古书，他下起毒手来也毫不心慈手软。不过，他对自己的手稿倒是格外的温柔。他习惯在口袋里揣上一把软刷子，经常小心翼翼地用这把刷子掸去手稿上的灰尘，然后再把它交给出版商。
在戈登夫人著名的《回忆录》中，我们能看到关于威尔逊教授的书房的生动描绘。完全是一片狼藉：“他的书房很是古怪，或许可以称之为井然有序和杂乱无章的混合，随便哪一片纸或者哪一本书，眨眼之间他都能准确找到，然而对漫不经意的眼睛来说，要特意去找某个东西，它又似乎是混乱一片。”威尔逊对精美的家具没什么爱好，他似乎喜欢把书乱堆一气，毫不遵守任何分类的方法。他有个习性，就是把书和钓具混放在一起。他那位娇媚迷人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发现《国富论》、《拳击逸闻》、《仙后》、杰里米·泰勒和本·琼森跟钓竿、拳击手套和麦唐锡罐紧挨在一块儿，可不是什么稀罕事。
查尔斯·兰姆【兰姆（1775-1834），英国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同他的姐姐玛丽·安·兰姆（1764-1847）合写过儿童读物《莎士比亚故事集》，另有随笔集《伊利亚随笔》等。】最喜欢的书房在一间阁楼上。这间屋子的墙上，他和姐姐贴上了一些老版画和令人愉快的图片，结果使得这个地方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兰姆喜欢旧书、旧友和旧时光。“他逃避现在，致力未来，而他的情感却流连于过去。”——哈兹利特是这样说的。他特别喜欢的书好像是班扬的《圣战》、布朗的《坛葬》、伯顿的《忧郁的剖析》、富勒的《贤达之士》以及泰勒的《圣洁的生与死》。托马斯·威斯特伍德告诉我们，在兰姆的藏书里，现代作品难得一见。把人家赠送的同时代人所写的书送人或扔掉，这是他的惯例（这也是哈兹利特说的）。巴里·康沃尔说：“兰姆的快乐在于阅读老一辈英国作家写的书”，兰姆自己也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我无法坐下来思考——书替我思考了。”
另外，华兹华斯【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诗人，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做出过重要贡献。1843年被授予“桂冠诗人”称号。】对书也不是很上心。他的藏书室很小，加在一起也不超过五百册。他的灵感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大自然。就所有我听到过的关于他的情况而言，我断定他是个非常无趣的家伙。根据阿利本对他的描述，他曾经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风趣的诗人。“的确，在我这一生中，我并不认为自己曾经多么风趣，只有一次算是个例外。”
文人的书房(3)
朋友们就怂恿他跟他们讲讲这次例外。略费踌躇之后，他说：“得了，我就说了吧。前些日子，我正站在莱德山的入口处。有个男人过来搭话：‘先生，请问您有没有看见我妻子从这里经过？’于是我回道：‘啥，我的老兄，在这会儿之前我还不知道你有个老婆呐。’”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华兹华斯的虚荣。据说，当他得到报告，说韦弗利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是《罗布·罗伊》时，这位诗人便记录到了自己的《抒情歌谣》里，向他的同伙朗读《罗布·罗伊的坟墓》。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关于这个题目，我不认为司各特先生还能说得更好。”
华兹华斯和狄更斯彼此打心眼里厌恶对方。有人曾询问华兹华斯对那个年轻小说家的看法，华兹华斯答道：“噢，我这人不太习惯对自己认识的人说三道四。不过，既然你问起，我只得老实承认，我认为他是个唠里唠叨的小伙子——不过我敢说他或许还很聪明。请注意，我并不想对他妄置一词，因为他写的东西我一行也没读过。”
后来，同一个提问者询问狄更斯是否喜欢华兹华斯。
“喜欢他？”狄更斯叫了起来，“鬼才喜欢他。他是一头可恶的老蠢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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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欠修道士的债(1)
要是有人舍得花时间和金钱去从事祈祷书和精印插图本的收藏，这种业余爱好必定非常引人入胜。我从未以某种诗意的浪漫去看待过一本祈祷书或者一小幅老插图，也从未买过这些东西。我可以给自己描绘几长串这样的修道士：他们对自己的工作鞠躬尽瘁，虔诚而狂热。我们不必自夸，说书痴的快乐享受能保留一段时期乃至一代人。早在几百年前，一个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位都要伟大的人就走上了他的书痴之路，聚集来自四面八方的财富，把对书的尊敬和爱传播到了每一个地方。
理查·德伯利【理查·德伯利（1287-1345），英国大臣、大司库和大法官。其最有名的作品《书之爱》被奉为爱书人的宝典。】即便不是书痴之父的话，也算得上是书痴之王。他创作于印刷术发明很久之前的不朽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人们因为对书的渴求、羡慕、嫉妒、贪婪、狂热和激情而备受煎熬、而欣喜若狂，这种情绪感受与眼下主宰和控制书痴们的完全相同。虚荣，有时候也是早期书痴们有所节制的一种激情，这一点，被巴克利的讽刺作品《愚人船》中的一节所证实。有几个段落，要是用在我所认识的某些人身上竟然是如此贴切，以至于我有时候不免要怀疑，巴克利那先知般的目光必定早已把这些十九世纪的江湖骗子看得一清二楚。
但我仍对它们充满尊崇和敬畏，
常常细心拂拭，并且乐此不疲，
保护它们使之免遭亵渎和污秽。
全套精美装订加上愉快的封皮，
丝绸锦缎或别的材料柔软纯粹，
我将它们妥善保管，唯恐丢弃，
它们如此精美能让我自吹自擂。
但如果我屋内的这些饱学之士，
偶然有哪位突然陷入争论不息，
我就开柜向他们展示我的书籍，
我精美的图书将论证这个话题。
我不喜欢和别人陷入争吵扯皮，
但他们来了，我有书可以支配，
一切尽在书中不在我的头脑里。
理查·德伯利有很好的机会来满足自己的藏书癖。他是爱德华三世的大臣和司库，他的官方职位使得他可以接触到公共或私人藏书，还能跟文学界的人套近乎。除此之外，当他诸如此类的喜好变得众所周知的时候，人们便从五湖四海把那些旧书寄给他，或者带给他。很可能，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拍他的马屁，讨他的欢心；抑或，他们仅仅是想让这个书痴高兴高兴，并没有太多自私的动机。
“我们的爱好声名远扬，”德伯利说，“几乎传遍了四面八方。被人传播的，不仅仅是说我们酷爱书籍而且特别酷爱旧书，还说，任何人都能够通过四开本来获得我们的好感，比用金钱要容易得多。因此，当有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值得铭记的亲王殿下的慷慨支持，我们能够压制或提携某人，委任或解雇某人。就这样，疯狂的四开本和蹒跚的对开本（在我们的目光里和在我们的情感里总归是一样的宝贵）以最快的速度，从大到小，铺天盖地而来，代替了新年的礼物和酬赏，也代替了礼物和宝石。接下来，最高贵的修道院的密室敞开了，书柜的锁也开了，小箱子也打开了，在它们各自的坟墓里沉睡多年的卷册被唤醒了，那些藏卧在黑暗之地的书籍被新鲜明亮的光线所淹没。在时间充裕的时候，我们坐在这些图书中间，比敏锐的内科医生呆在他药房里更加舒适。在这里，我们不仅找到了所爱，而且也找到了安逸。”
德伯利还说，“如果我们愿意收集金银杯、骏马或多多益善的金钱，我们当时就能积攒下相当可观的财富。但我们看重的是图书，而不是英镑。手抄本比弗罗林【弗罗林，欧洲许多国家不同时代所使用的金币或银币。】更珍贵，琐碎寒酸的小册子比娇生惯养的小马驹更让我们喜欢。在沉闷乏味的大使馆，在艰困危险的时期，我们如影随形的对图书的热爱，再多的水也不能将它浇灭。”
在那些古老的年代它们是一些怎样的书啊！多么高大的对开本！多么结实的四开本！装订是如何的华丽！常常以白银装饰，有时候也用黄金，金银都用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镶嵌着精美的珠宝和贵重的钻石以增加那些珍贵卷册的价值。贾斯廷、塞涅卡、马提雅尔、泰伦斯和克劳狄安的著作深受早期书痴们的欢迎，还有下面这些人的手迹也深受欢迎：奥维德、西塞罗、贺拉斯、加图、亚里斯多德、萨卢斯特、希波克拉底、马克罗比乌斯、奥古斯丁、比德、格雷戈里、奥利金，等等等等。然而，要不是中世纪修道士们对于书籍的尊敬和热爱，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又怎么能够保存至今、传到我们手上呢？
同样的幸运之神怂恿了那些书痴修道士们把他们珍藏的手稿藏到修道院的地窖里，还激励了波吉奥·布拉乔利尼【波吉奥·布拉乔利尼（1380-1459），意大利作家，考古学先驱。】在几百年之后找到并袭扰了那些神圣的藏身之地，这些探索所得到的奖赏，就是其价值无法估算的发现。我们拥有的所有李维的历史著作，都是通过波吉奥作为一个手稿搜猎者的勤奋努力才到达我们手中的。同样值得尊敬的是从不同的修道院找出并取走的一册完好无损的昆提良、一篇西塞罗为卡西纳所作的演说辞、一部完整的德尔图良、一本佩特罗尼乌斯·阿贝特，还有其他十五或二十部经典作品，其价值与上面提到的几部不相上下。从德国的修道院里，波吉奥的朋友，特雷弗斯的尼古拉斯带走了普劳图斯的十二部喜剧和奥卢斯·格利乌斯的一些残卷。
我们欠修道士的债(2)
像那些修道士收藏家珍爱他们的异教书籍一样，这些中世纪书痴，也把他们最精华的技艺和最大的关爱耗费在了他们的《圣经》、《圣诗集》和其他宗教书籍上。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圣卡斯伯特的《福音教义》，是一位名叫埃格佛瑞斯的传教士写的（约720年），阿瑟尔沃德用黄金和宝石装订了这本书，一位名叫比尔弗雷德的隐修士则为它配上了装饰性插图，每篇福音书的前面有一幅描绘着福音书作者的漂亮彩画，还有一个嵌花十字架，制作非常精美。比尔弗雷德还在各篇福音的开头装饰了很大的篇首字母。这部珍贵的卷册还得到了达拉谟的奥尔德雷德的进一步加工，使它更加华丽，他在书中插入了撒克逊注释，或者圣杰罗姆的拉丁文本。
梅里沃泽说：“中世纪时期图书精确的金钱价值我们无法判断。为数不多的几个偶然被记录在案的实例，对我们形成一个看法全然不够充分。某些人对于那个时代的书籍所给出的过高估价，也只不过是推测而已。我们必须记住，其价格还要取决于抄本的准确性、装订的精美（往往过于华丽）以及装饰性插图的漂亮美观和丰富多彩。中世纪的许多手稿，其华丽程度，臻于极致。有时甚至是用金液书写在最华美的羊皮纸上，装潢着技艺精湛的图饰。”
带着这样一种对图书（它们得之于远离尘世的修道院和暖意融融的火炉边）的尊敬和热爱，祈求上帝赐福于这些珍爱的卷册，这样的恳求向我们透露了怎样的哀婉和悲怅啊：“哦，主啊，请将您圣灵的美德赐降于我们的这些书卷吧。通过您神圣的祝福，将它们身上的世俗之物荡涤殆尽，它们就能仁慈地启迪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真诚的谅解。请赐予您的教诲，让它们能遵照您的意志，心地明亮地维护善行，多行善举。”
每个爱书人从那位著名的老书痴阿尔昆【阿尔昆（730-804）英国高级教士和学者，中世纪欧洲文化复兴的领袖，被视为加洛林王朝最博学的人，曾担任查理曼大帝的顾问。阿尔昆将宫廷学校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中心，因此带动了文化教育的全面繁荣。】写给查理曼大帝的信中，找到的是怎样的鼓舞和愉快啊：“我，您的弗拉库斯，遵照您的告诫和善意，我把《圣经》的甜点给了圣马丁修道院的一些人，另一些人我用古代的智慧将他们灌醉，还有一些人我则让他们饱餐文法学的水果。对许多人，我都努力教导他们遵从那些照耀灿烂天穹的繁星的律令，这样，就能让他们为上帝的神圣教堂和陛下的宫廷增添光彩，上帝的仁慈和您的善意就不会全然徒劳无功。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缺乏的东西太多，尤其是那些经院学术方面的高雅图书。这些书在我的国家，因为我善良而虔诚的主人埃格伯特【埃格伯特（802-839），西撒克逊国王，829年成为英国的第一任君主。】勤勉，而拥有不少。我因此恳请陛下，请允许我派遣一些我们的年轻人去英国，以获得那些我们非常渴望的图书。这样，将英国的鲜花移植到法兰西的国土上，它们就会硕果累累，芳香满园，不仅仅在约克的花园，也在图尔的福苑【约克，英格兰北部城市，中世纪的文化教育中心。图尔，法国中西部城市，位于卢瓦尔河畔。】。而且，我们就可以像歌里所唱的‘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而对年轻人，则可以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地喝！’或者像先知弥赛亚所劝诫的：‘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里的三段引文均出自《圣经·旧约》。】”
我正想要就这个阿尔昆说点什么，并打算对克努特、阿尔佛雷德、圣奥尔本的阿伯特、萨尔兹堡大主教、多佛的普赖尔以及其他中世纪名人表达我的尊敬，就在这时，梅休因法官来了，打断了我的思路。法官给我带来了他的一位诗人朋友新近创作的几首小诗，他请我将它们放在这本小书中，作为人类自信虚荣的例证。
某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件，
写它的小手秀美纤纤，
使我一腔豪情荡漾胸间，
还虚荣膨胀自喜沾沾。
年轻的崇拜者蜜语甜言，
谦恭地问我是否情愿
寄给她一首得意的诗篇，
还要我亲笔把大名签。
她请求这恩惠如此恳切，
仿佛看到她温雅羞怯；
若这样的敬意我都拒绝，
那我就是个粗鲁角色。
我要用欢快明亮的色调
来精心装饰我的手稿，
用我的墨水和彩色颜料
把那钢笔和画刷蘸饱。
平常日子的确乏味单调，
要不是这殷勤的微笑
舒展我皱眉蹙额的相貌，
怎把辛苦劳累全抛掉？
我确信这些甜美的诗行，
一定会让她欣喜若狂；
我幻想着她会聪明漂亮，
我知道她一定是这样！
从此后我就像着魔一样，
这个陌生少女的脸庞，
带着她一脸的崇拜向往，
追踪我到每一个地方；
我仿佛听见她细语低声：
“哦，谢谢您，天才的先生，
　承蒙您如此的和蔼可亲
给我至高无上的荣幸！”
来自本杰明的书目一张
推翻了我的这些猜想，
以这样无情的事实真相
将我的美梦一扫而光；
那可怜兮兮的“得意诗篇”，
那大名是我亲笔所签，
上面写的却是“降价书单”，
价格都是一块半美元。
译后记
尤金·菲尔德在美国文学史上是以诗人著称的。不过，写诗到底不是一个养家糊口的营生，这一点，古今中外并无不同，因此，尤金·菲尔德还另有一份正经职业：专栏作家。
美国报纸的专栏作家及专栏文章最早
出现于南北战争时期。随着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这一群体也成为最有影响的知识群体之一。他们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我们这里如今专写风花雪月油盐酱醋的专栏作家所不能比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芝加哥逐渐成了专栏作家的根据地，名笔啸聚，冠盖如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时间蔚为大观。从内容看，既有机智幽默，也有叹惋低徊；既臧否人物、快意恩仇，也评述时事、入木三分。尤金·菲尔德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尤金·菲尔德，1850年9月2日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他上面有两个姐姐，在他出生后不久先后夭折；他下面有个比他小一岁的弟弟，也就是为本书写序的罗斯韦尔。尤金六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和弟弟被送到亲戚家寄养，因此，少年时代的尤金是在佛蒙特州和马萨诸塞州度过的。十五岁的时候，他进入马萨诸塞州一所很小的私立中学。全校加在一起也只有五个孩子，尤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头儿，经常带领这几个孩子捉弄他们的校长，看来肯定不是三好学生。中学毕业后，他最早进入威廉姆斯学院，十九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去世而不得不放弃了学业。随后又先后进入诺克斯学院和密苏里大学，但混的时间都不长，三所大学加在一起也只有三年，不消说都没有取得学位。不过话说回来，三年大学生活也并非全无收获，比方说，他在密苏里大学就认识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名叫朱莉娅·康斯托克，两年之后，十六岁的朱莉娅成了尤金·菲尔德的新娘。看来，恋爱这门功课他还是毕了业的。
早婚带来的第一桩麻烦事就是要养家糊口。于是，尤金·菲尔德进入报界，开始他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学徒时期，在中西部五花八门的报社之间频繁跳槽，前途好像不是很光明。1883年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接受了《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邀请，来到这个专栏作家的大本营，并在这家报纸上开设了他的个人专栏“sharpsandflats”，其内容主要是幽默泼辣的时评和趣味盎然的儿童诗，一时间洛阳纸贵。这个专栏一直维持到了他去世。
尤金·菲尔德还是一位藏书家，对猎书人的酸甜苦辣深有体会。1895年的夏天，他着手撰写这本《书痴的爱情事件》，一落笔就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莫非，此时他已经预感到了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并未最终完稿。按照作者的计划，全书一共有二十章。1895年11月2日，第十九章完稿，两天之后，尤金·菲尔德在睡梦之中辞别人世，终年四十五岁。因此，本书也就成了诗人最后的绝唱。
秦传安
2004年11月29日北京花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