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一年

普罗旺斯的一年_彼得·梅尔
普罗旺斯的一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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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这一年的记忆是由一顿午餐开始的。
以往的新年前夜对我们来说，总是意味着过度并且千篇一律式的应酬。那些无法推辞的酒宴，以及午夜时分人们相互间公式般的敬酒和祝福，对我们来说，可绝对不是什么令人欢喜的体验。 因此，当听说在几里之遥的拉考斯特村，西蒙餐厅的老板将特别推出配有粉红香槟酒和六道特制大菜的新年午餐，我们不禁心中暗喜。相比之下，以这样一顿佳肴来揭开未来十二个月的序幕，肯定令人身心愉快得多了。
圣诞前夜的饕餮大餐
大约十二点半左右，这个外墙用石头砌成的小餐馆已经座无虚席了。在这里，着实可以看到一群法国饮食的狂热追求者――他们倾巢而出，一伺入座便立刻进入一种目不斜视、心无旁骛的虔诚状态。任何话语在这个法国人最偏爱的仪式进行前，都显得是多余的。这群可爱的食君子那一身身健硕的体态使人一望而知，他们每天至少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是全身心地在餐桌旁度过的。
餐馆的老板体态肥硕，却练就了一身绝技，能够在餐桌之间狭窄的空间里穿梭往来而游刃有余。由于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他特意穿了件橄榄色天鹅绒上装，打着蝴蝶结领带，嘴唇上方的两撇小胡子用发腊梳理得油光可鉴。他宣读菜单的方式十分特别，可谓声情并貌，胡尖会拌随着嘴唇的开阖兴奋地上下抖动：鹅肝、奶油龙虾、牛肉脆饼、橄榄油沙拉、精选乳酪，还有各式各样的松软细腻、美味可口的甜点，由他朗读出来就像是一首动人的美食咏叹调。他像真正的男高音大师那样，不时地亲吻着自己的指尖，使我几乎可以准确地推断，他的嘴唇应该早已磨出水泡来了。
终于到了上菜的时刻，互道好胃口的喧嚣声渐趋安静，一片安逸祥和的气氛笼罩了整个餐馆。在进食过程中，我和妻子想起了前些年在英国度过的新年时光：那里通常都是密云压顶、阴霾竞日。很难让人联想到同一时节的这里，却是阳光普照、天色蔚蓝。而所有我们遇到的本地人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这样天气在这里是再正常不过了。毕竟，这里是毕加索画笔下的普罗旺斯啊。
过去，我们经常在假期时以游客的身份迫不及待地来这里享受一年一度的两、三周温暖明媚的阳光。每次满怀遗憾地将要离去时，我们都顶着晒脱了皮的鼻头发誓：总有一天，我们要定居在这里。在英国漫长灰暗的冬日和雾气弥漫的夏季，我和妻子不时谈论着这个想法，同时以无限向往的目光反复欣赏乡下农场和葡萄园的照片，梦想着清晨在斜身入窗的阳光中醒来。而现在，有时连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我们的梦想就在眼前。我们兑现了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在普罗旺斯买下了一座房子，开始勤学法文，告别了过去的一切，还把两条狗运来，在这里悠闲地作起外国人来了。
阳光下的石屋
事情发生得很快，可说是一时冲动，而其中很大程度要归功于那座房子。我们在下午的斜阳下第一次看见她，当天晚餐时分，我们的心便已经提前入住了。
房子坐落于一条连接两座中世纪山村的乡村道路的上方。门前一条土径穿越樱桃树丛和葡萄园与外界相连。确切地说，这是一间农舍，用本地产的石材建造而成。两百年的沧桑风雨、日晒寒潮把石头染成了泛白的似灰非灰、似黄非黄的某种颜色。18世纪初建时，她只是 一间按农舍样式随意搭建的小屋；随着人畜的增加，逐渐向四面扩建，蔓延开来，终于变成现今这座三层楼高、外形呈不规则形状的房子。然而，房子的每一部分都十分结实，连从酒窖盘旋而上顶楼的阶梯都是由整片整片的石板铺成。墙壁有的地方足足有一公尺厚，号称是为了抵御此地的西北季风。据说，这风猛得能吹掉骡子的耳朵。屋后是一个用围篱圈住的小小院落，院落的尽头有一座用白色石头砌成的游泳池。屋前屋后总共有三口水井，掩映在几株绿荫庇地的大树和高大的翠柏下，由一丛一丛的迷迭香点缀其间。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棵巨大的老杏树。在午后阳光的掩映下，半开半闭的木制百叶窗像是昏昏欲睡的眼睑，却不经意间透射出这座房子不可抗拒的魅力。
不同于其他房子的是，我们的石屋还可以免受地产开发热潮的骚扰。法国人有一个毛病：只要建筑法规许可，他们就四处搭建别墅。在风景优美且未经文明污染的乡间更是如此，有时即便法规不允许，他们也一样照盖不误。我们在附近的艾普镇（apt）就见识过这种以草菅人命的方式搭起的水泥盒子。水泥的颜色是特别的铅粉色，不论季节如何变幻，始终无法褪去那层凝重的铅色。法国乡间未经政府特别保护的地区，很少能够幸免于难。而我们这座房子的妙处就在于，她坐落在法国国家公园区内，属于法国文化保护的圣地，周围严禁乱搭乱建。
屋后，卢贝隆山拔地而起，最高处可达三千五百英尺，由西而东蜿蜒64英里。参天的杉树、松树和橡树使卢贝隆山终年郁郁葱葱，为野猪、野兔及各类鸟兽提供了理想的家园。浓荫之下，岩石之间，野花、麝香草、熏衣草和蘑菇随处可见。如果在天高气爽之时，站在山顶登高远眺，目力可及之处，一边可遥望阿尔卑斯山（basses－alps）洁白的雪峰，另一边则可将蔚蓝的地中海尽收眼底。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在山区散步八、九个小时，可能都见不到一辆车、甚至一个人影。无形之中，我们的后花园向外扩充了二十四万七千英亩，这里俨然形成了一片狗儿的天堂，隐居者的天然屏障。
我们发现，在乡间，邻居的意义远非城市可比。住在伦敦或纽约的公寓里，你也许在一年里面都不会与六英寸之外、相隔一墙的邻居说上两句话。可在乡下，虽然最近的邻居也许离你也有几百公尺，但他们却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你，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刚好是外国人，在当地人眼中有点儿异国情调，他们对你的兴趣就更高了。又譬如，如果你除此以外还与房子一起接手了一片有年头的丰沃农田，你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你的一切态度和决定，都直接影响另一个家庭的生计。
卖房子给我们的那对夫妻把我们介绍给我们的新邻居。大家共进了一顿长达五个小时的晚餐。席间，所有在座的人都表现出无比的友善，只可惜他们说的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当然，大家说的还都是法文，但绝不是我们在课本上学的和跟着录音带念的那种法文。那是一种含混高亢音符的组合，从喉咙深处发出，通过鼻腔时升高，加上浓重的卷舌音，最后把音节都粘在一起喷射而出。本来用正常的说话速度，并且不外加装饰音的话，对我们的理解倒也造不成很大问题，偏偏他们说起话来像机关枪发射子弹一般，还要在句尾多添一个母音以示美好的祝福。以至于"要不要再来一点儿面包"这样一个初级法文第一课就教的句子，我们竟然听得一头雾水。
幸好，邻居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虽然是迷雾一团，但他们的乐天善良的性格却显而易见。安莉是位皮肤黝黑的漂亮女士，脸上总挂着笑容，说起话来像短跑选手，一经启齿，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句尾。她的丈夫福斯坦――或福斯唐，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搞清楚他名字的正确发音，个头很大，人却十分温和，举止从容，言语的速度也比他的太太略微舒缓。他就在这个山谷里出生，生活，也准备终老于此。他的父亲安德烈老爹就住在他们隔壁，据说八十岁那年还上山猎得一头野猪。当然，他现在已经告老封刀，闲暇时改为骑着脚踏车在山里转转。每周两次，安德烈老爹会踩着自行车到村里采办点杂货，顺便搜集搜集家长里短的小道消息。在我们看来，他们是幸福和睦的一家人。
他们对我们特别关注，不只因为是邻居，还因为我们可能会成为他们将来的合伙人。这一点，我们透过重重的烟草味和更浓的乡音，总算弄明白了。
原来，我们连房子一起买下的六亩地种满了葡萄。以前，这块地都是依照传统的租佃法，地主出资金买新品种葡萄藤和肥料，由佃农负责耕作。采摘之后，佃农拿取利润的三分之二，地主则可分得三分之一。按照法国法律，如果土地转手，以前签订的契约需要重订，而这正是福斯坦所关心的问题。众所周知，许多人在卢贝隆山区购买房地产是当作别墅，用来度假或招待朋友。本来很好的农地，于是便成了精巧别致的花园。甚至还有人挖掉葡萄藤，改建为网球场--这在当地农民看来简直是亵渎神明的事。 网球场！一想到有人居然会用珍贵的串串葡萄来换取在烈日下追逐一粒小球这种奇怪的乐趣，福斯坦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耸耸肩膀，眉毛也以一致的角度高高挑起。
其实他大可不必担心。我们喜欢葡萄藤，喜欢它们按特有的规律随山壁伸展的婀娜姿态，爱看它们由春天的鲜绿变成夏天的深绿再变成秋天的橙黄与暗红，也喜欢在剪枝的季节看燃烧枯枝时的蔚蓝色烟霭和冬天剪枝后的藤蔓傲然地挺立在空旷的土地上--它们生来就是这里的主人。相反，网球场和精致的私家花园本就不属于这里（就这点而言，我们的游泳池也是如此，可是至少它没有夺取葡萄藤的空间）。 再说，葡萄还可以酿酒。我们出租土地，可以收取现金，也可以换算成酒，即便在一般的年景，我们也能够分到将近1000公升上乘的红葡萄酒和香槟酒。 有鉴于此，我们操着我们所掌握的那不怎么灵光的法语所能表达出的最坚定有力的语气告诉福斯坦，我们很愿意续约。微笑立刻在他敦厚的脸上荡漾开来。他可能已经感觉出我们两家人未来的相处将十分融洽。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听得懂对方的话呢。
普罗旺斯的季风岁月
西蒙餐厅的老板送我们出来，站在店门口对我们表达着新年祝福。我们站在狭窄的街道上，全身沐浴在午后耀眼的阳光中。由于身材实在过于肥硕，老板不得不一面和我们搭讪，一面不时舞蹈般扭动着腰身为进出餐馆的人们让出一条缝隙。
"不坏吧！能住在普罗旺斯可真是福气。" 他挥舞了一下紧绷在那件本村自制的天鹅绒外衣内的一条手臂说道。 萨德侯爵（marquisde sade）城堡的废墟从他身后的群山上俯视着 他，背景衬托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他这么随随便便的一挥手，那感觉好像是在介绍自家院落的一角。
确实，如果整个冬天都像今天这样，我们从英国带来的那些预防严冬的行李，那些靴子、大衣和厚毛衣，就都用不着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感到暖洋洋的，肚子里装满了刚吃下去的美味，心中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下水游今年的第一次泳。想到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些可怜的家伙正忍受着真正寒冬的煎熬，不禁窃窃自喜起来。
其时，在千里之外的北方，西伯利亚来的寒风正加速进行着最后一段旅程的冲刺。在这里，我们也听当地人说过一些号称令人畜丧胆的西北风的故事。那简直是一场场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只不过由于是大自然在背后操纵而使其显得情由可原罢了。传说中的大风一刮就是十天半月，狂飙犹如厉鬼一般挟呼啸之声穿门过户，不光能吹破玻璃窗，还能将树木连根拔起，将汽车掀个底儿朝天，甚至把电线杆撕成碎片。更加有趣的是，据说还经常发生把老太太吹到水沟里的恶性袭击人类事件。此外，西北风还能导致家庭失和、人们无心工作、牙疼和头痛等毛病--总之，凡是不能怪罪政府的问题，普罗旺斯人都以一种略带骄傲和受虐狂似的语气说成是冬季狂风的杰作。
典型的高卢人（法国）爱吹牛的表现，我们心中暗想。他们若是领教过英伦海峡那头的强风和几乎像鞭子一样抽打在脸上的暴雨，就不会这么自夸自擂了。但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我们在听故事时故意装出一副震惊的样子，在心里却早就偷偷笑出了声。
于是乎，我们的报应很快到来了。当今年第一场季风咆哮直下隆河河谷时，我们全无准备。狂风沿河而下时，顺便向左兜了个小弯，直扑向我们新宅的西墙。其所裹挟的力量已经足以使它毫不费力地掀起屋瓦并随手抛进游泳池。一扇由于疏忽而没有锁好的窗子也被彻底吹掉。气温在24小时内骤降20℃；先降到零度，然后是零下6℃。马赛气象局观测到的风速达每小时180公里。老婆大人不得不穿着大衣做饭，而我则不得不戴着手套打字。我们不再谈论游今年第一泳的事，倒开始热切地考虑要不要安装中央供暖系统。一天早晨，屋外传来像是树枝折断的劈啪声，那是水管受不了水冻结为冰而带来的压力，一根接一根地爆裂了。
爆裂的水管塞满冰块，触目惊心地悬在墙上。我们可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急忙打电话招来当地的著名水管工曼尼古希先生。
"哎呀呀，"曼尼古希先生以一位专业人士的眼光对我们可怜的水管进行了一番研究后，感慨地说道："哎呀呀。" 他扭过头看着他一贯称为‘年轻人’的学徒工："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年轻人。水管居然没包隔温材料。这种管子，在坎城、在尼斯，都还没什么问题，可是在这儿嘛......"
他从喉咙深处发出了一种表示不以为然的声音，伸出一根手指在学徒的鼻子前左右摇晃着，重点阐述起地中海岸的暖冬和此地的严寒是如何的不同。为了使自己的话显得更加生动形象,他还夸张地把头上戴的那顶羊毛软帽拉下来紧紧地捂住耳朵。 此君生得短小结实，照他自己的话说，天生就是做水管工的料，因为他可以挤进别人无法进入的狭小空间。
在等候学徒准备乙炔焊枪的时候，曼尼古希先生对我们发表了第一场演讲。在以后的一年中，类似形式的演讲他又陆续发表了多场，而我听讲的兴趣也愈来愈大。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从地球物理学的角度，分析普罗旺斯的冬天为什么一年比一年冷。
过去连续三年的冬天，一年比一年寒冷，连一些颇有年纪的橄榄树都冻死了。普罗旺斯流传着一句话：只要太阳不露脸，灾难必然降临。持续变冷的原因是什么呢？曼尼古希克先生特意留给我两秒钟思考这个问题。接着，演讲正式开始。为了确保我专注聆听，他时不时用手指敲打我一下。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说，西伯利亚刮来的风，速度显然更快了，抵达普罗旺斯所需的时间也就比以前短，以至于中间来不及变暖。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风速加快了呢？在这里，他作了一个短暂但颇具效果的停顿之后，接着说道：“是因为地壳的结构改变了。就这么回事。” 他的理论是：从西伯利亚到我们住的村子间，有些地方变得平坦了，使季风得以更直接地南下。这话听起来完全符合逻辑。可惜讲座的第二部分（有关地壳何故会变平）却被又一声水管爆裂打断，我受教育的权利也不得不让位于对焊接艺术的鼓吹。
沉睡的山谷
天气对普罗旺斯居民的影响是迅速和明显的。他们期望每天都是晴天，否则，便怏怏不乐。雨水对他们简直是一种粗暴的人身攻击。下雨天他们在咖啡馆里唉声叹气，忧虑不安地仰望蓝天，仿佛会有蝗虫随着风雨一同落下，填满人行道上的泥坑似的。如果除了下雨之外，气温还要糟糕地降到冰点以下，效果就更骇人听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将足不出户。
随着寒意渐渐吞噬着一月，镇上和村里开始变得沉寂无声。原本一贯拥挤嘈杂的每周集 市，只剩下少数勇敢的摊主还在坚守着，为了生计而甘冒冻伤之险。他们在寒风里跺着脚，不时啜上一口酒暖和一下。顾客们则来去匆匆，买了东西就跑，连找回的零钱也顾不得数。酒吧门窗紧闭，在气味熏人的房间里继续着生意。平时马路上游手好闲的人这会儿一个也见不到了。
整个山谷都进入了冬眠。我开始想念每天像时钟般准时传来的声音：清晨，福斯坦家公鸡报晓的啼鸣；中午，农夫驾着雪铁龙小货车回家吃午饭时，车身上每一颗螺丝钉、每一个零件都想要脱离铁皮逃去而发出的叫嚣声；午后，在对面山坡狩猎的猎人，忽见猎物而乱弹齐发的声音；还有远处树林里电锯发出的悲吟；以及农场内群狗每逢黄昏和黎明哼唱的小夜曲。现在，这些生机盎然的声音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沉默，山谷长时间地陷入万籁俱寂。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大家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呢？
据我们了解，福斯坦这种时候通常游荡在邻近农场充当访问杀手。凡是谁家有需要屠宰的兔子、鸭子、猪和鹅什么的，就一刀割断它们的喉咙或扭断它们的脖子，以便做成腌肉之类的食品。对于这位心地慈悲、把狗都宠坏了的人来说，这项职业似乎不合本性。但他显然技术高超、动作敏捷、而且像每一个道地的乡下人一样，绝不心慈手软。我们也许会把兔子当成宠物，或对一只鹅产生感情，因为我们来自都市。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肉类都是在很远的屠宰场处理好了的，包装好的猪肉块看起来干净又抽象，与温热肮脏的活猪毫不相关。可是在乡下，死亡与晚餐之间的关联是那样直接而冷酷。或许将来我们还少不得要感谢福斯坦在冬季兼营的这项副业呢。
其他人又在做什么呢？大地冰封，剪过枝的葡萄藤已经进入休眠，连打猎都嫌太冷。他们难道都去别处度假了吗？不，绝对不是。他们可不是冬天出去滑雪或驾船出游地中海的那种乡绅。他们的假日就是待在家里，饱食终日，再美美地睡个午觉，等待漫漫冬日过去。以前，我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这里那么多人的生日是在九月或十月。这时，忽然一个十分可能的答案闪现脑海：或许，一月间他们都忙着在家里制造孩子呢！普罗旺斯人做什么都依节令，每年的头两个月想来一定是生育的季节吧。虽然合乎逻辑，但我们可从来不敢向当地人求证我们的这一猜想。
寒冷的季节使个人的情趣减少了许多。除了空旷宁静的风景外，普罗旺斯的冬天有一种特有的气息，在寒风和清爽的空气中变得格外明显。在山间散步时，我常能在看见一座屋舍之前，先嗅到它的气味--那是某处烟囱飘出的焚烧木柴的香气，一种生活中最原始、最朴素的气味，却是都市人久违了的。受限于消防法规和室内设计师的安排，都市里的壁炉不是被堵死就是变成特意留下的装饰景观。但是在普罗旺斯，人们仍然用壁炉来烧烤、围聚、取暖和享受感官幸福。炉火通常会在清晨生起，终日不断。所用的木柴则是卢贝隆山区采来的橡树枝或是凡杜山（ventoux）所产的山毛榉。薄暮时分，在狗儿簇拥下回家，我总喜欢站在山上俯瞰山谷，欣赏农舍屋顶弯曲如丝带的缕缕白烟。这景象总让我联想到温暖的厨房和汁浓味厚的肉汤，而每次，这种感觉都毫无例外地激起我无比旺盛的食欲。
普罗旺斯的佳肴美点多产在夏季，品种繁多，包括各种瓜类、桃子和芦笋、长笋瓜、茄子、胡椒、蕃茄、蒜泥蛋黄酱、蒸鱼、橄揽沙拉、鹈鱼、鲔鱼、莴苣马铃薯片拌白煮蛋，还有新鲜羊乳酪。这些，都是我们在英国餐馆里盯着菜单上仅有的几样选择时，可想而不可及的回忆。我们从未想到，普罗旺斯冬季的食物也是如此丰富，美味可口。
美丽而漫长的晚宴
冬天的菜肴是典型的乡下食物。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变得更结实、更强壮，同时还兼具保暖的功效。几乎没有人能够抵受得了这种食物的诱惑，于是，也就几乎没有人的肠胃在晚上就寝前不是鼓鼓胀胀的。也许和时髦餐馆里用漂亮盘子小心翼翼盛着的、份量纤巧但制作精美的菜肴相比，冬季的菜肴在长相上是略显寒酸了些，可是在这天寒地冻的晚上，屋外又刮着剃刀般刺骨的寒风，能躲在屋里饱餐一顿农家的美味佳肴，可算得上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了。有天晚上，有位邻居请我们过去吃饭。由于天气的原因，我们不得不以冲刺的速度 来完成这短短的一段路程。
邻家的壁炉几乎占据了房间的整整一面墙壁。刚一进门，壁炉散发出的热气立刻雾了我的镜片。等到眼前的迷雾完全消散时，我才看见已经蒙上桌布的一张巨大的餐桌上安放了足足十副刀叉。原来是邻居的亲戚朋友也都要赶来探望探望我们这对外乡人。这屋子里可是够热闹的：一台电视机在屋子的一角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后面的厨房里还有一台收音机不甘示弱地应和着，主人费尽了气力才把成群的猫狗嘘出门外，一转身，它们又随同下一位客人的光临悄悄溜了回来。主人家端来了一盘饮料，供应男人的是茴香酒，为女士提供的则是甜葡萄酒。满屋子的人都在抱怨天气。有人问道：“英国有这么冷吗？” 我回答：“只有夏天才会像今天这样。” 他们开始一定没听懂，以为我说的是真的。过了一会儿才有人笑出声来，缓解了我的困窘。座位的安排又引发了好一阵争执--我也弄不清他们是争着要坐在我们旁边呢，还是离我们愈远愈好。反正我们总算是坐下了。
这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一顿饭。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好几顿饭，因为其丰盛和漫长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第一道菜是自制比萨饼--不是一块，而是三块，上面分别铺满鱼子酱、蘑菇和乳酪，每个人都有义务各吃一块。餐桌中央摆了一大篮面包，我们刚撕下面包把盘子擦干净，下面的菜便一道接一道地紧跟着上了。有兔肉馅饼、野猪肉馅饼，有水果酱点缀的猪肉沙锅，还有点缀着胡椒粒的香肠片和一种需要蘸新鲜蕃茄酱吃的小洋葱。盘子再次擦干净后，鸭子端上来了：鸭肉切成长条形，成扇状排列，浇着油亮的酱汁--这种新式菜肴，是别处见不到的。蘸着浓黑的肉汁，再配上野蘑菇，我们吃了整块胸肉和整条鸭腿。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吞下了眼前的食物。谁知，就在我们刚刚靠在椅背上准备喘息一下的时候，却近乎惊恐地发现主人又再次收拾干净盘子，将一只巨大的烘盘端上桌来。这回是女主人精心特制的红酒洋葱烧兔肉，料酒是特选最醇最厚的佳酿。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出分一小块便好的请求被主人满面笑容地轻松拒绝了。我们只好吃掉它。除此之外，我们又吃了油炸土司拌蔬菜沙拉，胖大的羊奶乳酪面包，吃了主人家女儿特意精心制作的杏仁奶油蛋糕。我发誓：那天晚上，我们是为了捍卫英格兰的荣誉而吃！
随咖啡一起上的，还有几瓶本地自产的"消化酒"。我倒是很愿意痛饮一次，只是肚子里实在一点空隙也没有了。然而主人的盛情又不容推辞。他一定要我品尝一种根据11世纪下阿尔卑斯山区僧侣的配方制成的调和酒。倒酒时，主人要我闭上眼睛；等到再睁开时，只见满满一大杯浓稠的黄色液体放在面前。我绝望地环顾全桌，每个人都以饱含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既不可能偷偷喂给狗儿，也没办法顺着裤腿流进鞋子里去，我只好一手紧抓桌缘以防不支倒地，一手持杯，闭着眼睛往喉咙里猛灌。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原本以为酒会灼伤我的舌头，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让它永久性地破坏我的味觉器官吧。结果证明，这是一只魔术杯，而我喝下的只是空气。这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因为少喝一杯酒而深感宽慰。旁观的人们笑声停歇之后，真正的劝酒再次构成威胁。好在主人家的猫咪及时伸出了援助之爪。为了追赶一只飞蛾，她从位于大衣柜顶端的总指挥部一跃而下，跌落在餐桌上的咖啡杯和酒瓶之间，一时间搞得杯盘狼藉。这显然是起身告辞的适当时机。我们腆着肚皮漫步回家，居然忘了天气的寒冷。回到家已无力说话，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
美食家传统
就算依普罗旺斯标准，这样的一餐也绝非寻常家宴。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们通常中午饭吃得比较丰盛，晚餐则简单朴素。这种习惯健康又合理，但我们却做不到。我们觉得丰盛的午餐只会让晚餐的胃口更好。不过，这一定与我们住在盛产美味食品、居民精通饮食的地方脱不了关系。就拿肉贩来说吧，光卖肉给你他是不会满足的。尽管排队等着买肉的人很多，他仍会长篇大论地告诉你，这肉要怎么调理、上桌时用什么餐具，搭配哪些食物和饮料等等。
第一次遇到这情况，是我们上艾普镇去买小牛肉，准备炖一锅普罗旺斯式肉汤。有人指点我们去旧城区找一位肉店老板。据说他是个大行家，做事既认真又可靠。他的店面很小，他和老板娘却长得牛高马大，我们四个人已经足以把他的小店挤得满满当当。他专注地听我们说明想做的这道名菜；我的感觉是，他好像已经听说我们的打算了。
老板义愤填膺般地摸出一把大刀来，开始使劲地磨，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吓得倒退了一步。他说，我们算是问对人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堪称本地区炖肉汤的第一高手。我们注意到，他说这话的时候，老板娘在旁边仰慕地不住点着头。为什么这么说呢？老板一边在我们眼前挥舞着那25公分宽的利器，一边解释说，他本人曾就这道菜的做法专门写过一本书，书中详尽介绍了基本烹饪技巧之外的20种其他方法。老板娘再次不住地点头，像是位首席外科医生身旁的资深护士，在手术前满怀崇敬地将刀递给医生进行检查。
我们敬佩不已的样子一定赢得了老板的赞许和动力，因为他接着就切下了一大块小牛肉抛在案板上，语气也变得更加权威起来。他麻利地把肉仔细切成小方块，另装了一袋子切碎的草药，还告诉我们到哪儿去买最好的辣椒，并一再强调辣椒要四根绿的配一根红的，这样做出的菜才有美感。最后，他又把菜的做法复述了两遍，直到确定我们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这才满意地和我们点头作别。
普罗旺斯的美食家遍地都是，而独到的烹调技艺往往来自最意想不到的人士。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国人对食物的热情，就像某些其他国家的人对体育和政治无比热心一样。话虽如此，当我们听到擦地板的巴诺先生头头是道地评论三星级餐厅时，仍不免大吃一惊。巴诺每天来为我们清洗石质的地板，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得出他是那种对自己的口腹之宜决不草率从事的人物。每天中午准十二点，他都会换下工作服，到附近一家餐厅去消磨两个小时。
据他评断，这家餐厅的菜还不坏，但是，当然比不上雷伯镇（les baux）的博马奈餐厅。博马奈餐厅经《米其林餐饮指南》（guide michelin――1 法国著名餐饮旅游指南数，分为绿色和红色指南两大系统，绿色的主要是景点介绍，红色的以餐厅和旅馆为主。）评定为三星级，在戈米氏指南（gault-millau guide）的20级评分表中则列为17级。据说，在那儿，他吃过真正鲜美异常的鲈鱼。不过，合奈（roanne）的特鲁瓦（troisgros）餐厅菜色更佳，只不过位于火车站对面，房屋建筑不如博马奈美观。特鲁瓦被《米其林餐饮指南》评定为三星级，被戈米氏评为19.5级。 就这样，巴诺一面跪在地上刷洗地板，一面向我们评价了法国最昂贵的五到六家餐厅，所有的餐厅都是他每年外出旅行时亲身造访过的。
他也到过英国，在利物浦的一家酒店里吃过烤羊肉。那肉色灰灰暗暗，吃起来非但不够火候，甚至连一点味道也没有。当然啦，他深表同情地说，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宰羊要宰两次：第一次屠宰时夺去生命，第二次则是烹任时夺去滋味了。我见自己国家的烹调术遭到如此侮辱，大感脸上无光，只好悄悄退出，留下他在洗洗刷刷中梦想着下次旅行和饮食的目的地。
隐居的猎人
天气仍然寒冷。但在刺骨的寒意中，夜晚星光格外灿烂，日出的景象更是美不胜收。这天清晨，太阳显得异常地低沉和硕大。迎着晨曦走去，远山近树不是一片耀眼的明亮便是阴影朦胧。狗儿们遥遥跑在我的前方，听到它们的叫声后，要过上好一阵子才能看见引起它们吠叫的原因。
树林里有一处地层下陷，状似深碗。上百年前，曾有个不明状况的农夫在里面盖了一座 房子，由于四周林木葱茏，房子总是阴阴暗暗的。我多次路过这里，总是见到门窗紧闭，惟一有人居住的迹象仅是烟囱里偶尔升腾出来的烟雾。屋外的院子里，总有两只大狼狗和一只黑色杂种狗在那里徘徊、咆哮，揪扯着锁链，要阻止任何人或动物经过。这几条狗恶名昭彰，有一只曾经挣脱索链，把安德烈老爹的腿咬开了一条大口子。我们自家的狗儿，在温驯的小猫面前神气十足，而一旦面对那些不怀好意的利齿，便明智地选择了退避三舍的战略。久而久之，它们养成了绕道而行的习惯，选择了屋旁一条陡峭的小山坡作为行军路线。现在，它们就站在那条陡坡的顶端，神经紧张地狂吠着。那是一种犬类在熟悉的领地遭遇不速之客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我登上陡坡，晨曦耀眼夺目，但仍能依稀辨别出树林中一个人的身影。他的头顶在晨曦的照射下笼罩着一圈白雾，狗儿们在安全距离之外虚张声势地监视着。我走上前去，他向我伸出一只冰冷僵硬的手。
"早安，"那人将烟蒂从嘴角抽出，自我介绍道："我叫安东?马索。"
马索一身战时打扮。身穿一套泥污斑驳的迷彩外套，戴着丛林野战军的帽子，子弹带斜挂在肩上，用单手擎着一支猎枪。他脸上的肤色和纹理恰像一副仓促起锅的牛排，鼻锋突出，下面是一绺凌乱的、被烟熏黑的山羊胡子，赤黄的眉毛密密麻麻地遮蔽了部分灰蓝的眼睛。这副尊容就算不笑，也已经足够惊世骇俗了，不期然笑起来，更是露出一口能让最乐观的牙医感到绝望的烂牙。话虽如此，他却给人一种狂野的温和亲切之感。
我问他是否有所收获。"一只狐狸。可是太老啦，不能吃。"他自己显然并不满意，耸耸肩膀，点燃了另一支香烟。那是一种又粗又长的老牌勃耶德香烟，用米黄色的烟纸包裹着，在清晨的空气里点着后，散发出一股篝火燃烧的气息。"不过，"他说，"至少它不会再招惹得我的狗在夜里吵个没完没了啦。"他朝树林里那座房子点了点头。
我说他的狗好像很凶，他闻言得意地笑了。"顽皮而已，"他说。"那怎么会有一只挣脱索链，咬伤了老人家呢？""哦，那个啊，"他摇摇头，像是触动了痛苦的回忆。"问题在于，"他说，"你永远不要背对着一条调皮的狗，而这恰恰是那可怜的老人犯的错误。那可真是一场灾难啊。"一时间，我以为他在为安德烈老爹受伤的事遗憾。老爹那次伤得可不轻，到医院去打了好几针，也缝了许多针不说，腿上还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可是我错了。马索真正遗憾的是：他不得不去买一条新狗链，而狠心的铁匠竟然为此敲诈了他250法郎。这痛苦比狗咬的齿痕更深。
为了不让他继续伤感，我换了个话题，问他是否真的痛恨狐狸？他似乎很惊讶有人提出这种愚蠢的问题，瞪了我好几秒钟没回答，好像怀疑我在开玩笑。
"英国人不吃狐狸肉吗？" 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反猎杀协会成员写给泰晤士报的文章。文中一致声讨这种没有体育精神、而且显然是来自异邦的不道德行为。
"不吃。英国人会穿着红色上装，带几条狗，骑上马去追逐狐狸，追到了、就砍掉它的尾巴。” 我尽量追索着记忆中的片段。
他微微昂起头，表现出一副震惊的模样："你们这些英国人可真奇怪。" 接着，他兴高采烈地用夸张至极的手势向我说明，文明人是如何对付狐狸的。
马索的独门技艺
首先，找一只年轻的狐狸，要准确命中头部，因为头上可没什么好吃的。子弹若
打在狐狸身上可食用的部分会造成伤口，而且使狐肉变硬不好吃。马索说着向我展示
他那只狐狸身上的两个弹痕。我猜这一定是反面教材了。
接下来，要剥去狐皮，肢解成数块。马索作了个用手砍下自己胯骨的动作，又做
了几个拉扯的手势，以使我能够了解取出内脏的过程。
清理好的狐肉，放在流动的冷水中浸泡二十四小时，除去狐臊味。擦干后，再用
袋子裹起来，在屋子外面吊一夜，如果那天晚上有霜冻就更好了。第二天早晨，把狐
肉放入砂锅，淋上狐血和红酒混合液，加入药草、洋葱和蒜头，文火慢炖一两天（马
索抱歉地说他不能确切地说是一天还是两天，因为那要根据狐狸的大小和年龄而定）。
很久以前，吃狐肉要配面包和炸薯条。现在时代进步啦，改良式炖锅能把肉烧得
不油不腻，只需配上马铃薯就行。
说到得意之处，马索神采飞扬，唾沫四溅。他告诉我，他一个人住在这儿，冬天里很少有人做伴。在山里过了半辈子，他现在考虑是不是要搬到村子里去住，跟大伙儿在一起。当然，这座房子漂亮，安静，冬季的西北风吹袭不到，夏天正午的炎阳也晒不到，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年快活的日子，要离开还真舍不得，会让他心为之碎的。除非--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灰蓝色的眼睛中泛着诚恳的泪光--除非是看在我面上，让我的朋友买下它。
我向下面望去，看见那摇摇欲坠的建筑零乱地矗立在树影之中，三条狗拖着链条无休无止地来回踱着步，像三只流浪的幽灵。在整个普罗旺斯只怕再难找到比这更让人不愿意住的房子了：没有阳光，没有风景，也没有空间的感觉，而且内部一定既潮湿又阴森。我实在不忍心扫了这位初次见面的朋友的兴，于是答应马索会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向我眨眨眼睛，说道："100万法郎，最低价。" 好像我已经占了大便宜。此外，马索还表示，在他离开这天堂一角之前，我若想知道有关乡村生活的任何细节，他都愿倾心相告。他熟悉森林里的每一寸土地，例如：蘑菇长在何处，野猪到哪里喝水，打什么猎物用哪一种枪，如何训练猎犬等等，只要我想了解，他没有不知道的。我对他的友好表达了谢意。"这没什么。"他说着，蹒跚地步下山坡，向他那价值百万的“豪宅”走去。
我告诉村子里的一位朋友，我遇见了马索。他笑了。
"他有没有教你怎么烧狐狸？"
我点点头。
"他有没有向你推销他的房子？"我又点点头。
"这个家伙，满嘴胡说八道。"
我倒不在乎。我喜欢他。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他能为我提供充满幻想、且具有高度可疑性的各种信息。有了马索指引我领略山村狩猎的乐趣，又有曼尼古希先生负责在科学领域对我进行教导，现在，我需要的就只是一位宦海领航员了。我衷心地希望有人能够指引我渡过法国官僚机构浓雾迷漫的水道。这水道之错综幽深，迂回曲折，足以让一颗芝麻大绿豆膨胀成拦路巨石。
普罗旺斯的一年2
法兰西的官僚模式
买房子时，手续繁杂冗长就已经应该让我们心生警惕了。我们想买，房主要卖，价钱双方一致同意，事情照理说不是很简单吗？可是，我们却马上被迫参加了法国人热衷的文件搜集运动。需要出生证来明确证明我们的存在；需要护照说明我们是英国人；需要结婚证书才能用两个人的名义合买房屋；要前次婚姻的离婚证书用以确定目前的婚姻有效；提供文件证明我们在英国有固定住所（我们的驾驶执照上明明白白写着地址，却被判定证据不足；有没有更正式的文件，像是电费收据之类的，可以证明我们真的住在那儿呢？）。雪片般的各式 证明和文件于是在英国与法国之间飞来飞去，资料巨细靡遗，只差没要血型证明和指纹打印。终于,当本地律师把我们一生的纪录都搜罗到一个档案夹里的时候，房子可以过户了。
想来，我们受到官府这等盘查，是因为我们两个外国人蓄意要买走法国的一小部分，于是，国家安全当然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那么,比较不重要的业务应该办得快些，文件也不要那么多了吧？带着这个念头，我们安心地去购买汽车。
我们看上的是一辆很普通的雪铁龙双门式轿车。这款车25年来很少变更设计，因此，每一个村落里都找得到它的零配件。它的机械构造不会比缝纫机复杂多少，任何一个稍微称职一点的铁匠都懂得修理。它既便宜，最高速度也不会太快，除了防震弹簧像是面粉做的，使人坐在上面会产生一种晕船的感觉之外，它相当漂亮而又实用，并且车行刚好有现货。
业务员看着我们的驾照：欧洲共同市场的国家通用，公元2000年以后才到期。然而，他耸耸肩，万分抱歉地抬起头来，说道："不行。"
"不行？"
"不行。"
我们搬出秘密武器：两本护照。
"还是不行。"
我们开始东翻西找各种可能的文件。他会要什么呢？结婚证书？英国那边的电费收据？都不是？我们放弃了努力，抬头问他，除了钱之外还需要什么才能买到车呢？
"你们在法国有地址吗？"
我们取出地址递给他，他小心翼翼地抄在销货单上，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第三张复写纸看不清楚。
"你能证明这是你们的住址吗？有没有电话费账单？水电费账单？"
我们解释说，因为刚搬进去，还没收到任何账单。他解释说，要有地址才能发行车证，没有地址就没有行车证，而没有行车证就没有车。
幸好，他推销员的本能压倒了对官僚主义的偏好。他倾身向前，提出了一条解决之道：只须提供房屋买卖契约书，一切便可圆满完成，我们就可以有车开了。契约书在律师那儿，距汽车公司足有15英里。我们跑去拿了来，耀武扬威地放在他桌上，另附支票一张。好啦，现在可以把车开走了吧？
"可惜，还是不行。" 原来我们还得等支票兑现，即便是在本地银行办理，这也大约需要四、五天时间。
“为什么本地银行开的支票需要那么久才能兑现？我们能不能一起到银行去，当场办理兑现呢？”
“对不起，这我们可办不到。”
现在是中饭时间。法国在两方面领先全球--官僚主义和美食主义，现在两者联手，使我们陷入了莫大的困境。
这次经验让我们变得有点神经质。有好几个星期，我们出门一定携带所有证件，见到任何人都赶紧出示护照和出生证明，也不管对方是超级商场的收银女郎，还是帮我们运酒上车的合作社老头，而对方也总是对我们的文件甚感兴趣，因为证明文件在这里是神圣而值得尊敬的。不过他们也不懂我们为什么带着证件到处跑，经常听人问道：“是不是在英国都得这样呢？英国真是太奇怪，太无聊了。” 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只能无奈地耸一耸肩。在这里，我们对这个动作已经练得滚瓜烂熟了。
朦胧春意
寒冷的天气一直持续到一月底，之后，天气明显地转暖了。我们期待着春天，而我，更急着想听听专家怎么预测。于是，我决定去请教那位林中贤者。
马索习惯性地揪着他的小胡子，沉吟着，表示是有春天的迹象可循。像是怕我质疑他的论断，马索紧接着隆重推出了令我印象深刻的老鼠学说。根据马索的观察，老鼠能比精密的人造卫星更早察觉出春天的到来。这几天，他家屋顶下的老鼠便异常活跃，事实上，有一天 晚上还吵得他简直睡不着觉，朝天花板开了好几枪才让它们安静下来呢。
马索在展示了他博大的动物学知识之后，又向我显示了他对天文学的精深研究。他说，新月就要出现了，而每年这个时候，新月也常常会带来变化。根据这两个明显的预兆，他预测今年的春天会来得早，也来得暖。我听了急忙赶回家，看看院子里的杏树有没有开花的迹象，同时开始考虑是不是该清洗清洗游泳池了。
二月
我们的山谷在一月的寒冷中就已经变得沉寂落寞。眼下，冰雪覆盖更增添了一份额外的肃静，整个地区仿佛与世隔绝。阴郁美丽的卢贝隆山似乎为我们所独有，只是在雪地上有时可以发现偶然经过的松鼠和野兔的足印。除我们之外，再没有人类的痕迹。
冰封雪埋的日子
当地小报《普罗旺斯日报》的头版通常刊登的都是些诸如本地足球赛的成绩，地方小政客不着边际的言论，以及发生在素有“普罗旺斯的芝加哥”之称的卡维隆(cavaillon)小镇上，号称惊心动魄的超市抢劫案等无足轻重的琐碎小事。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当地人开着他们的小雷诺轿车，因试图模仿一级方程式冠军车手阿兰·普罗斯特未遂而酿成的血案。
二月初的一天，所有寻常新闻全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头版头条与体育、犯罪、政 治等一概无关。“普罗旺斯银装素裹!” 标题赫然醒目，字里行间潜藏着一分喜悦。而这种喜悦似乎多少都与下文中因为天气反常而造成的种种事故有关。这类故事包括：母婴深夜受困大雪包围中的汽车，居然神奇地安然无恙；老人险些冻僵，幸得具有助人为乐之精神的警觉邻居发现，方得脱险；直升机从凡杜山凌空抢救被困登山者；邮差克服重重险阻，忘我递送电费账单等动人事迹；另外还有白头老翁忆往昔冬日，峥嵘岁月愁的怀旧情怀。总之，关于这场大雪的文章几天几夜也写不完。读者完全可以想见写稿的记者是如何摩拳擦掌地在文章中铺撒惊叹号的情景。
节日般热闹的新闻旁边还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斯蔚蓝的海岸边，人行道上棕桐树覆满雪花，像一列白羽织成的巨伞。另一张是在马赛街头，一个衣著臃肿的身影，用绳子努力牵动着一个带滑轮的暖气片在雪地中行走，活像拉着一条宁死不屈的狗在散步。报上见不到乡村雪景的照片，原因是乡间的道路全部被大雪封断，而最近的铲雪机具也在300公里以北的里昂才有。习惯了在灼热的柏油马路上驾车奔驰的普罗旺斯人，既便是勇猛无畏的摄影记者，也不敢冒冰上华尔兹的危险，而宁肯待在家中或隔壁的小酒馆里打发时日。不管怎么说，冰封雪埋的日子毕竟不会太久。这是气候偶尔的失常，就像老天爷不小心打了个喷嚏，却使顶着风寒准备出门的人有了借口，在咖啡里多加一匙奶末，或是喝一杯浓烈的酒，壮壮胆气。
沉寂落寞的山谷
我们的山谷在一月的寒冷中就已经变得沉寂落寞。眼下，冰雪覆盖更增添了一份额外的肃静，整个地区仿佛与世隔绝。阴郁美丽的卢贝隆山似乎为我们所独有，只是在雪地上有时可以发现偶然经过的松鼠和野兔的足印。除我们之外，再没有人类的痕迹。天气稍暖时还经常见到全副武装的当地猎人们，趾高气扬地在山中巡视，现在连他们也深居简出，完全屈服于大自然的威力了。我们也曾自以为听到过几声枪响，后来发现，原来那不过是树枝不堪白雪的重压而折断时发出的声音。 除此之外，周遭全然寂静一片——马索后来形容，那会儿静 得连老鼠放屁都听得到。
我们家的附近已经覆盖了厚厚的积雪。在阵阵凛冽北风的助威下，雪渐渐堆积得淹没了膝盖。出门步行往梅纳村（menerbes）买一条面包变成了一项历时需近两个小时的探险。来回的路上见不到一辆移动的汽车，盖满白雪的汽车比温顺的绵羊还老实而安静地停在傍山的路旁。这种平日在圣诞卡中才会出现的风景感染了村里的居民们，他们兴冲冲地在光滑的街道上尝试着行走和滑行，脚步错乱，个个像醉汉溜冰。太阳终于从云端深处探出头来。村政府的清洁队，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由普通扫把武装起来的小伙子，在村中的几个重要据点——肉店、面包店、杂货店和咖啡馆前扫出一条无雪的道路，供人们进出。村里人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庆贺彼此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度过了这场浩劫。一个脚踩滑雪板的人从市政厅方向出现，与村里除他之外、惟一的辅助交通工具拥有者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碰撞。那位仁兄在事故发生时，正得意洋洋地安坐在一辆古老的雪橇上招摇过市。可惜《普罗旺斯日报》的那位记者不在场，否则，他很可能会写下这样的标题：“大雪再次酿出重大车祸”。而他大可以坐在温暖舒适的咖啡馆里现场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
狗儿们很快适应了雪地，它们像小熊似地钻进雪堆，染白了身子再钻出来，然后在空旷的雪野上大呼小叫的蹦跳起来。它们甚至还学会了滑冰。几天以前我还打算好好清洗一番的游泳池，现在完全冻结成一块蓝绿相间的坚冰。这一发现让狗儿们兴奋不已，它们先是放两只前爪上去看看，接着是小心翼翼地放上第三只，终于最后一只也跟上来了。突然，它们的动作停住了，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想来，它们一定是在思考，为什么头一天还是能喝的东西，第二天却能够站在上面了？但不一会儿，它们的尾巴便又开始兴奋地打起转来，不久后，它们滑冰的技术更是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我以前总觉得狗的身体是依据四轮驱动汽车的原理设计的，每一只脚都有同等的推进力。这会儿我才发现，我可能是错了，狗儿们力量最大的也许还是后脚。它们在冰上滑动时，前半身可能还在打算直线前进，但后半身却会完全失去控制，尾巴左摇右摆，有时候几乎还有翻车的危险。
我们像是被放逐到景色如画的冰海上漂流，放眼望去，景色令人心旷神怡。白天，周围的一切都使人愉快。我们到远处散散步，砍砍柴，再来一顿丰盛的午餐，丝毫不觉得冷。但到了晚上，即便穿着毛衣坐在火堆旁，再用更加丰盛的食物填充肠胃，还是能够感觉到寒意不断从脚下的石板和四周的石墙渗出，冻麻了脚趾、冻僵了肌肉。我们常常九点钟就上床，而清晨坐在早餐桌上，一呼吸便形成一团雾气。如果曼尼古希的理论正确，这世界比以前平坦了，那么以后的冬天怕是都要像这么冷啦。这会儿，我想我们已经不能再假装自己住在亚热带，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是向中央供暖系统的诱惑投降的时候了。
我打电话给曼尼古希先生，他不无担心地问起我家水管的状况。我告诉他，水管还好好地挂在那儿。“那我就放心了，”他说：“因为现在气温是零下5℃，开车太危险了，而我已经58岁了，还是待在家里的好。”旋即他又说：“我在家里吹笛子呢。”据他说，每天吹吹笛子，不仅能让手指保持敏捷，还可以忘掉管道疏通工作的烦恼。接着，他开始大谈巴赫、亨德尔等作曲家。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的思绪引到我们需要暖气这个世俗的问题上。终于，我们达成了协议，等马路上的雪一扫干净，我就上他家去一趟。他家里存有各式各样的暖气设备——用瓦斯的、用油的、最近更是引进了一种新式太阳能暖气板，都可以展示给我看。我还可以顺便见见他的老婆，一位出色的女高音。看来，我势必要在众多暖气机和水龙头的环绕中欣赏一场音乐会了。
石桌方案的诞生
对温暖气候的渴望让我们联想到夏日的美好时光，于是，我们开始计划把有围墙的后院改建成露天茶座。院子的一头原来就有一只烤肉炉和一个吧台，所缺的只是一张坚固耐用的大桌子。我们站在15公分厚的积雪中，想像着八月里在这里吃午餐的情景：桌子应该至少有五英尺半见方，才坐得下八个古铜色肌肤的赤足汉子，放得下大盘大碗的沙拉、馅饼夹乳酪、橄榄油烘面包，还有一瓶一瓶的冰镇葡萄酒。北风呼啸着吹扫过庭院，将院子里的积雪挥洒得漫天飞舞。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做出了决定：那必须是一张方桌，桌面应该是一整 块巨大的石板。
卢贝隆山区盛产石材，种类很多，应用广泛，令人叹为观止。塔佛采石场出产的寒石平滑细密，色呈灰褐；拉考斯特村产的火石则粗糙质软，呈乳白色。除此之外的石材尚有约二十种，颜色深浅与质地各异。从做壁炉和游泳池、砌墙、铺地板，到花园凉椅和厨房水槽，都有合适的石材可用。在英国或美国可能会使用木材、铁材或塑胶的地方，在这里全部用石头代替。据我们发现，使用石材的惟一的缺点是，冬天里石头是冰冷冰冷的。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石头的价格。按面积计算，石材比油毛毡还便宜。这一大发现让我们喜出望外，以至于非常轻易地就忽略了放置石头的代价。我们决定不等大地回春，就在风雪漫天的日子里，亲赴采石场，寻找合适的石头。朋友们向我们推荐了拉考斯特村一个叫皮埃罗的石匠，说他除了手艺好，价格也公道外，还很富有创意及个性。我们跟皮埃罗约好，第二天大清早八点半，趁着采石场还没开工便去他那里碰头。
石材的世界
遵照路标指示，我们从拉考斯特村弯上一条小道，穿过橡树林，便来到一片开阔的旷野。这里幽静整洁，看起来丝毫不像印象中的工业矿区。正当我们打算掉头回去的时候，却差一点跌进我们要找的地方——一个散放着各类石块的大坑。这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石材原料，有的已做成墓石、纪念碑、花坛、带翅膀的天使、小型凯旋门或者粗短的圆柱。一间小屋瑟缩在大坑的一角，窗户上落满陈年的石尘，早已经混沌一片了。
敲门进去，发现皮埃罗正坐在里面。他头发蓬松地随意摊在头顶，留着一嘴黑色的大胡子，眉毛浓密而乌黑发亮，颇有一股海盗的气势。他一边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一边用一顶揉得不成形状的呢帽掸去屋内两张椅子上的尘土，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放回桌上，盖住那里的一部电话机。
“英国人，嗯？” 皮埃罗显然对我们早有耳闻。我们点点头。他倾身过来，神秘兮兮地说：“我有一辆英国车，阿斯顿·马丁老爷车，棒极了。”他把指尖放在唇边略微思考了一下，这使得他肮脏的大手在他的大胡子上留下了少许白色的石灰粉尘。接着，他便开始在桌上的纸堆里东翻西找，掀得尘土飞扬。据他说，汽车照片明明就放在那堆图纸下面。这时候，电话铃骤然响起，皮埃罗飞快地从帽子底下掏出话筒，脸色愈听愈显得沉重起来。
“又有人定做墓碑，”放下电话，他说道：“都是天气不好。老年人受不了这鬼天气。”他四下寻找那顶帽子，最终在自己头顶上找到，并再次放回电话机上，像是要把坏消息遮盖起来。
他的注意力终于转了回来，说道：“听说你要一张桌子。”
我已经把心目中的理想桌子画成了一幅详细的草图，大小尺寸标明得清清楚楚。我对这张图的制作相当自豪，至少我敢肯定，任何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子看到我的绘画艺术，都一定会以为是一幅杰作。皮埃罗显然与我们不在同一个认识水平上，他略微看了看我画的草图，又扫了一眼图上的数字，摇了摇头。
“不行。这么大的一块石板，厚度得加倍。而且，用不了五分钟，你的桌脚就会“砰”地一声垮下来，因为你这桌面的重量起码也得有……”他在我的草图上潦草地进行了一些演算后，说道：“...三四百公斤。”他把纸翻过来，开始在背面一阵涂抹。“呶，你要的是这个。”他把绘好的图样推过来给我们看。的确比我画的高明多了，简直是一件完美的雕塑品：线条简单，明了，比例精确。“怎么样，1000法郎，含运费。”
我们敲定了价钱，我答应几天以后把支票送过来。
送支票的那天，已是傍晚时分。我发现皮埃罗整个人完全变了一个颜色，从头上那顶呢帽到脚下的靴子，通体灰白，好像刚在粉糖堆里打了个滚似的。他是我生平所见过的第一个因为一天的工作便老了25岁的人。据我们的朋友说，皮埃罗每晚回家，他太太都要用吸尘器吸遍他的全身。朋友们还说，他家所有的家具，从摇椅到浴盆，无一不是用石头做成的。这些话我原来还将信将疑，但此时此刻，却确信无疑了。
奇异的虚幻世界
普罗旺斯的深冬有一种奇异的虚幻氛围。寂静加上空旷，给人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像是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人生活在这种特殊的氛围里，竟然会产生一种奇幻的心境。这时，即便在森林里迎面遇见精灵，或在月圆的晚上看到双头山羊，我们似乎也不会觉得惊讶。这种感觉与过去夏天里来度假的情形相比，自有另一番意趣。
不过，对这里的其他人来说，冬天可能意味着无聊、沮丧，甚至更糟——沃克吕兹省的 自杀率据说是全法国最高的。住在三公里外的一个男子，便在某天夜晚悬梁自尽了。消息传来，所谓自杀率对我们便忽然有了一种超越统计数字之外的震撼。
地方上如果有人过世，商店和一些人家的窗户上会贴出小小告示。教堂则会用钟声为死者送行。送葬的人穿着不经常穿的正式服装，列队缓步向山村墓地行进。墓园通常位于村子里景致最好的地段。当地一位老人就这一点解释道：“死人应该拥有最好的景观，因为他们要在那里待很久很久。”说罢，他为自己的幽默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得简直岔了气，以至于我一时间不禁担心他是否大限已到，也会就此加入被葬者的行列。我告诉他美国加州的墓园是钱付得多风景便好，否则便萧落冷漠。他听罢并不怎么惊奇。“到处都有傻瓜，”他说：“死人和活人都一样。”
深冬里的一丝暖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却一点也没有冰融雪化的迹象。不过，农夫们已经驾驶着拖拉机把路面清出两条黑色的轨迹，汽车可以在两侧雪堆之间单线行驶。我因此有缘见识到法国人开车的习性和风范――极有耐心，甚至可以说是固执，与他们参加赛车时的那份勇往直前和毫不畏惧的雄风相去十万八千里。我是在村外的马路上目睹了这种景况：一辆车沿着路中央的清晰轨迹小心行驶，另一辆车这时从对面开来，两车鼻子对鼻子停住，互不相让，谁也不肯冒陷入积雪之险让到路旁。司机们只是隔着挡风玻璃互相瞪视，默默期待第三辆车开到自己身 后，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势单力孤的对方便不得不退后，让路给多数者先行。
我旁观了一阵，便自顾自轻踩油门，往曼尼古希先生珍藏着暖气片的家驶去。他在贮藏室的屋门口迎接我，羊毛软帽拉下来遮住耳朵，围巾直缠到下巴上，戴着厚厚的手套、足蹬长靴，一副用个人绝缘法的科学手段力抗寒潮的模样。在他称赞了我家的管道，我也对他的笛子绝技表示仰慕之后，他引我进屋，检阅整齐排列的各式管状物，和堆放在墙角、用途不明的各种器械。曼尼古希宛如一台活动式录放机，滔滔不绝地讲述每一个机种的功能和热能，这些大大超乎我理解能力之外的东西。我只得如闻梵音，诺诺不已。
不知过了多久，天使梵唱终告结束。“好，就是这样啦。”曼尼古希说完，期待地看着我，好像全世界的中央供暖系统已经全部摆在面前任我挑选。而他则相信我已掌握了全部资料，抉择必然明智无比。我无言以对，只好问他自己家里装的是哪一种。
“啊，”他拍打着前额，故作钦佩地说：“这可真是个聪明的问题。卖肉的自己吃哪一种肉呢？”留下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径自带我到隔壁他的住家。真的很暖和，甚至有点令人昏昏欲睡。曼尼古希三下五除二地脱去两三层衣物，夸张地抹着额头，同时把帽子上翻，露出耳朵。
他走过去，拍拍暖气顶部：“摸摸看，铸铁的哟，可不是他们现在用的那种废料。还有锅炉——你一定要看看锅炉。不过请注意，”他忽然停顿下来，用他那只演说家的手指戳戳我，说道：“这可不是法国货。只有德国人和比利时人才真正会造锅炉。”我们进入锅炉室，那上了点年纪的机器正靠着墙边喷云吐雾，气势不凡，引得我不禁由衷地称赞了一番。“有了它，就算外面温度降到零下6℃，室内也总能够保持在21℃。”说到这儿，他故意推开屋门，放进一点点零下6℃的空气。这位天才演说家非常善于因地制宜地运用各种实物范例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好像站在他面前的是个愚不可及的孩子（不过谈到铅管啦、暖气啦什么的，他对我采取这种方式倒还真是对症下药）。
见过了锅炉，下面该回屋去见见曼尼古希夫人了。她是个个头矮小的女人，说话声很大，但很动听。她问我要不要来点药草茶、杏仁饼干，还是一杯葡萄酒？我其实真正想要的，是观看曼尼古希先生戴着软呢帽吹笛子。可是，看来这事儿得改天再说。我今天需要考虑的问题还真不少呢。告辞出门，我抬头望向屋顶，竟然发现那使用中的太阳能暖气板也已经被冻得结结实实。不禁突生一个念头：应该还是装铸铁暖气更保险吧。
石桌的魅力
回到家，赫然发现一件形如史前巨石的东西安置在车库外。我订制的桌子送来了。 1.5公尺见方，13公分厚，巨大的基部呈十字形。它被安放的位置与我们期望的位置虽然相去仅十几公尺，搬运起来却不啻十几公里之遥。院门不宽，容不得任何机械运输工具进入，高高的院墙和倾斜的廊帘也让起重机毫无用武之地。皮埃罗说过，这桌子会重达六百到八百磅左右。在我看来，它可远不止此数。
当晚，皮埃罗打来了电话。
“怎么样，桌子还不错吧？”
“是啊，桌子很棒，不过有个问题。”
“你们把它摆好没有？”
“没有，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多找几个人帮忙，”他说：“想想金字塔是怎么建成的。”
“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万五千多个埃及奴隶，这事儿不消片刻便能办成了。”
“好吧，如果你们实在没有好办法，我倒是认识卡卡松尼城的橄榄球队。”他大笑着挂断了电话。
我们无计可施。只好又走到后院去瞻仰那庞然大物，设想着要多少人才能把它搬到院子里去。六个？八个？必须侧着搬，同时保持充分平衡才通得过院门。我们脑中简直可以想像人们被砸断脚趾、还有人力尽肠脱的景象。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我们选定放置这个巨大纪念碑的地方，以前的房主只摆了一张轻便、可折叠的桌子。我们别无良策，只得回到屋里，在炉火前斟上一杯酒，寻找灵感。至于桌子，就留在外面吧，料想没人偷得走。
厨房的改造工程
人算不如天算，援助人员不久便意想不到地出现了。早几周我们决定改建厨房，为此与建筑师进行了多次商谈，期间掌握了许多法文的建筑术语，从厨柜、加高、天花板、垃圾管道，到粉刷、铺石板、上工字小梁和未加利用的角落空间等，不一而足。起先我们热情万丈，到后来却因改建计划一再受阻而渐渐兴味索然了。厨房始终原封未动，内中的原因包括：天气不佳而延期施工，泥水匠去滑雪度假了，砖石工骑摩托车或者玩足球摔断了手臂，还有材料商冬季懒得出门等等。建筑师是从巴黎移居而来的，他警告过我们，在普罗旺斯盖房子 好比进行冗长的防御持久战，长日无聊，只会偶然被爆发的枪战打断一会。现在，我们陷入西线无战事的阶段已经很久了，正期待着枪战发生。
攻击部队终于抵达，带来了震耳欲聋的机械声。那是一天清晨，曙光刚刚划破黎明的昏暗。我们睡眼惺忪地跑出屋，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倒下来了，却模模糊糊辨认出一辆卡车的轮廓，凸露出载运的长条材料。一个公牛似的壮汉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显得心情非常愉快。
“是梅尔先生吗？”
我回答道：“是我，没错！”
“太好了，动手修厨房吧！”
后面的车门打开，一只长耳猎犬先跳了下来，后面跟着三个男人。工头儿走上前，一阵刮胡子水的香味紧跟着扑面而来。他胡乱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绍并引见他的伙伴：他叫狄第埃，这是助手艾里克，还有那壮实的年轻人是学徒克劳德。芳名叫潘妮的那只母狗，当即在屋前撒了一泡长尿，宣告工程正式开始。
我从没见过建筑工人这么拼命的，每一件工作都在高速中进行。太阳还没完全露脸，梁木已经竖起，厚木板的斜坡也已铺成；再过几分钟，厨房的窗子和水槽都不见了。十点钟，第一层石子地面已经平整铺好，狄第埃开始向我们解说施工计划。他敏捷强悍，留着小平头，腰杆儿挺直，像个军人。我可以想像他如果在军中担任士官长，会怎样操练那些懒散的海外军团士兵们，直到他们哭着求饶为止。他说话冲击力强，话语间夹杂着许多拟声字如tok， crak，boum等法文里用来形容撞击或破裂的字眼。而此刻，他将这两种情形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花板要拆，地面要垫高，厨房里所有的陈设都要移出去，这可是一次大工程。经由那刚才还是窗户的洞口。一面三夹板的薄墙竖了起来，封住了通往其他房间的通道。至于饮食大计，只好转移到后院的烤肉炉那儿了。
看着三位工匠心情愉快地使用大锤残酷地粉碎着一切，是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他们在掉落的石块和悬垂的梁柱之间敲打、吹口哨、唱歌、讲脏话，只在中午时分才不大情愿似地停下来吃饭。不过，吃饭时，他们也投注了同样的热情，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为他们准备的可不是寒酸的三明治，而是大篮的鸡块，以及用全套的瓷器和餐具盛着的香肠、酸菜，外加沙拉和面包。他们都不喝酒，这一点颇让我们宽慰。否则，一把将近四十磅重的大锤子握在了一个醉醺醺的工匠手里，想起来就胆战心惊？他们清醒的时候就够危险的了。
午饭后，重新开工，一直到将近七点，他们没有休息过一次。我问狄第埃，他是不是经常一天工作十到十一个小时。他说，只有冬天才如此。而在夏天，他们通常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三个小时。我告诉他，英国人做工时开工迟，收工早，中间还停下来好几次，喝点儿茶，吃点儿点心。他乐了：“这日子可真好打发。”他问我有没有认识的英国建筑工人愿意和他一道工作一段，没别的意思，就是来体验体验。我心中暗想，这样的人怕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
收工之后，我们夫妇二人按北极探险队员的标准用重重衣服武装了自己，开始准备我们在临时厨房的第一顿晚餐。这里有烤肉炉和冰箱，吧台后还有一个洗手池和两个瓦斯炉座。基本道具倒还齐全，只是没有墙壁。在这种零度以下的天气里，一面墙的存在对我们将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啊。还好，葡萄藤枝在炉子里烧得旺旺的，炖羊肉的香味混合着迷迭香的气息飘散在寒风中，红酒在身体里缓缓地变成热流，我们渐渐开始觉得自己既耐霜寒，又富于冒险精神了。这份错觉一直持续到吃完饭、该去洗碗碟的时候才骤然消失。
来自故乡英伦的声音
春天到来的第一个信息，既没有展现在鲜花盛开的枝头，也并非来自马索家屋檐下的老鼠，而是来自英国。抑郁的一月过去了，伦敦的人们开始研究度假计划，你想像不到会有那么多人把普罗旺斯列入计划之中。电话声愈来愈常在我们刚坐下来进晚餐时响起——打电话的人漫不经心地忽略了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时差。话筒内经常会传来一个个似曾相识的人语调轻快的询问。有人甚至还问到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游泳了。我的回答尽可能地含糊其辞。因为如果据实告诉对方我们正坐在冰天雪地之间，聆听寒风从厨房的窗洞呼啸而入，而屋外临 时搭建的三夹板墙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则无疑便会破坏了他们的幻想。我们一致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电话内容大多有着固定的模式，很快就变得可以预测了。首先，对方会问，复活节或劳动节（或其他任何对方心目中的理想日子）我们在不在家。这一点确定之后，接下来便是我们已经听怕了的句子：“我们正考虑那时候来玩……”句尾留下一段空白，满怀希望地停在那儿，等待任何一个微小而友善的回答。
这些人在我们居留英国的那么些年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看我们，现在却忽然表现出对我们的极端热情，这很难让人觉得是一种荣宠。然而，我们却不知如何应付――对享受阳光之后还要求免费食宿的这些厚脸皮的家伙，一般的社交推辞令是不管用的。“你们那星期恰好另有客人？没关系，我们延后一周来。”“你家有好多建筑工人在施工？不要紧，反正我们白天都待在游泳池里。”“什么？你们在游泳池里养了食人鱼，车道上挖了大坑，坦克车都掉得进去？你现在吃全素，一点荤都不沾？你怕你家的狗身上带有狂犬病毒？都没有关系，我们不介意！” 不管我们制造什么样的障碍，对方都会找到相应的理由加以克服。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们把有人要来骚扰的事告诉较早迁来此地的人们。原来他们个个都已身经百战，说，迁来的第一个夏天，总是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那以后，你就学会了拒绝。否则，你会发现自己从三月的复活节直到九月，仿佛经营着一家小旅馆，只是绝无利润可言。
说得有理，现实却令人无可奈何。这一点，更让人沮丧。我们只有神经紧张地等候一次次电话铃的响起。
工匠们尽显英雄本色
我们的生活因建筑工人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早上，只有在六点半前起床才能吃一顿安静的早餐。稍有迟延，厨房传来的音响便会阻止一切的交谈。一天早晨，钻子和锤子叮当作响，不绝于耳，我明明看到妻子的嘴唇在动，却一个字也听不到。最后，她只好递过一张字条：趁着灰尘没掉进杯子，赶快把咖啡喝了吧。
不过，工程确有进展。厨房被剥成空壳之后，工人开始以同样的喧嚣展开重建工作。所 有的材料都经由木板搭成的斜坡，从离地三公尺高的窗口运进来。他们力大无穷，而狄第埃似乎一个人便可以充当一架起重机的功用。在把装满湿水泥的独轮手推车推上斜坡时，他一边的嘴角衔着烟，另一边嘴角却怡然自得地吹着口哨。我实在难以想像，这三个人在如此局促的空间、寒冷的天气或者其他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居然仍能保持绝对愉快的心情。
当厨房的结构初具规模时，第二批增援部队开到了。他们对房屋进行了一番简单的审视，然后便开始在厨房狭小的空间中各施绝技，大显神通。他们中有泥水匠雷蒙、油漆工马斯托、瓷砖工特律斐、木匠詹奇，当然也少不了那位亲率学徒、耀武扬威地前来助阵的水管师傅曼尼古希先生。他们常常六七个人同时聚在碎石破砖之间，七嘴八舌地争论哪一天谁该来当班。这时候，普天之下，恐怕只有建筑师克里斯蒂安才能够充任他们的调节人。
我们心中突然浮起一个念头：如果这些人能够腾得出一点点时间，凭他们强壮的筋骨，一定可以把石桌搬进院子里去。我一提出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他们的合作。“何不现在就动手？”他们说。是啊，为什么不呢？我们爬出厨房的窗洞，围在铺了一层白霜的石桌旁。十二只手紧紧抓住桌板，十二只臂膀同时发力往上抬，可这块倒霉的顽石居然丝毫不动。每个人都狐疑地咂着舌头，绕着桌子打量。最后，还是曼尼古希一语道破天机。这石头是透水的，他说，像海绵一样吸满了水。水结成冰，石头跟着也被冻住，和地面连成了一体。天哪！那可是无论怎样也奈何它不得了。看来，只有等它自然解冻了。也有人陆陆续续提到用焊枪烧、用铁锹铲等一系列优劣难辨的点子，但曼尼古希出面“叽哩呱啦”地说了些什么，制止了争论。我虽然听不懂，但多少也能猜得出，那大概是“乱弹琴”之类的意思。队伍散去了，而我也只好把心愿暂时重新搁置在心底。
酒美菜香人好的伊凤阿姨餐厅
周一到周六，家里都充斥着噪音和灰尘。于是，星期天便像沙漠中的绿洲，备受欢迎。我们可以奢侈地在床上酣睡到七点半，直到狗儿们吵着要出去散步为止；我们随时可以交谈，而不必走到屋外，寻个安静的角落；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距混乱与骚扰的结束又近了一周。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做不到。由于厨具不足，我们不能像一般法国人那样花很长的时间烹调一顿盛宴来庆贺周末。于是，我们以临时厨房太简陋为借口，欣然养成了周日外出就餐的习惯。
身为美食爱好者，我们不时参阅各类对餐馆的评介，而且愈来愈信赖戈米氏指南。米切兰杂志的美食指南也是无价之宝，在法国旅游不可不随身携带它。美中不足，它只列举了各家餐馆的价位、级别和当家菜，犹如有骨无肉。戈米氏指南则不然，它会告诉你有关厨师的各种信息――多大年纪，在哪儿学的手艺，是否已成大师，目前是停滞不前还是仍在不断进取。书中甚至还谈到了厨师们的妻子，告诉你她们会是笑脸相迎还是冷若冰霜。如此，你就能了解这是一家什么样特色的餐厅了――窗外有没有好风景，有没有漂亮的花园阳台。作者评断餐馆的服务和顾客水准，议论价格高低和气氛好坏，还常常详细讨论菜单和酒单。书中所述不见得绝对正确，作者一定也无法避免个人偏见，但内容确实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同时，由于是用法文书写，对于这种语言的初学者（譬如说我）来说，绝对是难得的课外读物。
1987年版的戈米氏指南介绍了五千五百家餐馆和旅店。我们发现，有一家本地餐馆居然也赫然名列其中。看来非得去拜访一下不可。餐馆坐落在兰贝斯村（lambesc），距此仅半小时的车程。厨师是位女子，根据书中的描述，她“善做普罗旺斯最著名的佳肴美点”，烹调手艺“富于阳光的热力”，而她的餐馆最初是由一间磨坊改造而成的。这些评语无疑已经充满了诱惑，但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更是厨师的年龄：她已经80岁了。
开车到兰贝斯那天，是多云有风的天气。晴朗的日子如果待在家里，会让我们深感内疚。对当地人来说，这个星期天萧瑟而又凄凉，街道上还铺着一层薄薄的陈年积雪。村民们从面包店买了面包，都是抱在胸前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双肩尽力瑟缩向前以御风寒。而这恰恰是享用丰盛午餐的理想天气。
我们来得很早，拱圆形屋顶的大厅里空空荡荡，静谧无声。大厅中陈列的家具是漂亮的普罗旺斯古董，厚重，黝黑，光可鉴人。大餐桌的摆设错落有致，桌与桌之间的空间恰到好处，让人丝毫不会感到拥挤。这种奢华的气派通常只在豪华的大餐馆里才会见到。厨房传出人声和锅铲的铿锵声，香味扑鼻而来，使人馋涎欲滴。显然，营业时间还没到。我们踮起脚尖，打算悄悄地退出去，先找家咖啡馆喝点东西再来。
“是谁呀？”一个声音说道。
厨房里走出一个老人，打量着我们，门口射进来的光刺痛了他的眼睛。我们告诉他我们预订了午餐的桌位。
“那么，请坐吧。你们总不能站着吃啊。”他轻快地朝空着的桌子挥了挥手。我们顺从地坐下。他步履蹒跚地拿来两份菜单，也在我们身旁坐下。
“美国人？德国人？”
“英国人。”
“很好，”他说：“战时我和英国人并肩作过战呢。”
我们觉得自己像是通过了第一场测验。只要再答对一题，就能有幸看到老人一直抓着不放的那份菜单。我问他可否推荐什么拿手菜。
“样样都好，”他说：“我太太做的菜没有不好的。”
一对新来的客人使我们意外地提前得到了菜单。老人起身去招呼他们，不得不将菜单留在桌上。我们兴奋地指点着“烧小羊肉”、“红焖牛肉”、“木耳炒牛柳”，还有一道“主厨奇想”，却不知是什么。老人回来坐在我们身旁，一边听我们点菜，一边点头。
“哦，这道菜就是主厨最拿手的例盘，从来就没有变过。”他说：“就像男人都喜欢奇思怪想一样，永远也不会改变。”
我请他在上第一道菜时来半瓶白酒，以后再来些红酒。
“不对，”他说：“你们这样点酒水有问题。你们该喝维善（visan）产的隆河坡地红酒。好酒和好女人都产在维善。”他说着站起身来，从一个黑色的大橱柜里掏出一瓶酒来。
“就是这个。你们一定喜欢。”（后来我们发现，每位客人桌上都摆上了这种酒。）
这位全世界最老的领班走进厨房，把我们点的菜单拿去传达给大约是法国最老的现役主厨。我们仿佛听见厨房里有第三个人的声音，却见不到其他服务员。于是，我们不禁开始猜想，这两位年龄加起来超过160岁的老人，如何能应付长时间的辛苦工作呢。而且，宾客渐多时，上菜并未延误，也没有哪一桌遭到冷落。老人以他一贯迟缓而庄严的方式周旋往来，不时坐下来与客人交谈几句。一道菜做好了，老太太会按响厨房里的一个铃铛，她的丈夫便会暂时停下聊天，故作恼怒地把眉毛扬一扬。如果他还坐着说个不休，铃声会再次响起，带几分坚持的意味。这会儿，他便不得不起身离去，嘴里还不忘记嘀咕着：“我来了，我来了。”
食物恰如戈米氏指南夸赞的那般美味，老人推荐的酒也妙不可言。我们真的非常喜欢。当老人送上浸了药草和橄榄油的乳酪切片时，我们已经把酒喝完了。我还想再来半瓶，他不赞许地看着我，说道：
“等会儿谁开车？”
“我太太。” 我早有准备。
老人这才走到黑橱柜前。“没有半瓶酒，”他说：“但你只能喝到这儿。”他的手在新拿出来的那瓶酒的中段比划了一下。
厨房的铃声不再响起，主厨老太太终于从厨房走了出来，问大家是否吃得愉快。她那被炉火熏得红通通的脸上挂着微笑，看上去只有60岁。夫妇俩幸福地站在一起，他则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上。她开始兴奋地谈论起屋里的古董家具，说那可是她的嫁妆，老先生则不时从旁打趣。看得出，这老两口融融乐乐，非常喜爱他们的工作。离开这家餐馆的时候，我们不禁感到，岁月的逝去也许并不那么可怕。
春天降临普罗旺斯
泥水匠雷蒙仰面躺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工作台上忙碌着，他身下一臂之遥就是我家厨房的天花板。我欠身递上一罐啤酒，他侧过身，用一只手肘支撑着身子仰起脖子往肚里灌。这样的姿势不管是喝东西或是做工都好像很不舒服，但他说他早就习惯了。
“反正，”他说：“你总不能站在地板上把水泥往上甩吧。给基督大礼拜堂油漆天棚的那位老兄——你知道吗，那个意大利人——他一定这样仰着干了好几个星期呢。”
雷蒙喝完今天的第五罐啤酒，递下空罐子，打了个嗝继续开工。他做事虽然缓慢，但极富韵律，泥刀一下一下地在天花板上来回涂抹着水泥，之后用手肘充当滚筒，在水泥上平滑地推来拉去。他说，完工以后，天花板看起来要像一百年以来一直就是那样的才算过关。除了泥刀和自己的眼睛以外，雷蒙不用其他任何曲直测量工具，他说他的眼睛一准错不了。一天晚上，在他收工回家后，我用水平仪细心检查他的成绩：果然平直无暇，而又确乎出于人手，非任何机器所能为。我服了，这人是个艺术家，有资格消耗大量啤酒。
微风从厨房墙壁上的窗洞钻进屋里，竟带着几分温柔。听到滴滴答答的水声，我走出屋外，发现季节已经变换，院外的石桌正不断渗出水来。可以肯定的是，春天降临了。
三月
屋外杏花已经开始尝试着争奇斗妍。白昼也变长了，黄昏里的晚霞常常被夕阳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宛如在天空中绽放出层层波浪。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旺盛斗志迎接着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春季到来农夫忙
屋外杏花已经开始尝试着争奇斗妍。白昼也变长了，黄昏里的晚霞常常被夕阳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宛如在天空中绽放出层层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人们纷纷将猎犬拴好，把猎枪束之高阁，期待着6个月以后再行启用。葡萄园里又开始见到忙碌的身影，勤劳些的农夫已经开始修整土地，而散漫懒惰的农夫这时候也不得不慌慌张张地开始修剪葡萄枝——按理说，这本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旺盛斗志迎接着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集的面貌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古怪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无情地挥洒下致命雨雾。
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随处可见花的海洋，以及遍野的植物和新生的蔬菜。咖啡馆纷纷把桌椅摆到人行道上来招徕生意，而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开始从鞋店外形形色色的小摊档上购买了平底的帆布便鞋。
普罗旺斯的一年3
散漫的工匠们
与这种生机勃勃的情绪相反的是，我家厨房的改造工程开始变得停滞不前。受到初春信息的几次催促之后，工人们像候鸟一样迁徙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有朝一日还将重返的物证，表示他们到时一定完成工作的决心。工人们突然消失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的发生更有明显的季节性。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 夫等地纷至沓来，过上几天到几周不等简朴的乡村生活。而每当他们到来之前，总会想到，别墅需要经过稍加整修之后，假期才能称得上圆满和愉快――比如，在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在游泳池边架上一支探照灯啦，在花坛里重铺一层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换屋瓦啦等等，操心的事情种类繁多。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呢？于是，他们纷纷在同一时间打电话给本地的建筑商和工匠，提出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必须做好”之类的指示。而这种指示的背后，通常都意味着慷慨丰厚的报酬。速度最重要，至于钱，根本不成问题。
这个诱惑无疑太大了。大家对密特朗总统刚上任时的景况都还记忆犹新。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死守着钱不肯轻易花掉一个大子儿。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当然也跟着清淡下来。这样的景况，天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再来？所以，有活干的时候就必须先接下来再说，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便只好暂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了。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方式做出反应，但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一可减轻挫折感，而另一种方式则只能徒增烦恼而已。
我们两种方式都尝试过。起初，我们努力扭转时间观念，试图依照普罗旺斯的习俗，耐心等待时光流逝。享受阳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这个月，下个月，有什么不同呢？来一杯茴香酒，轻松一下嘛。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但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已经逐渐变绿，开始长出野草来了。于是，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而这段体验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极具教育意义。
我们了解到，时间在普罗旺斯是一种极富弹性的商品，即使再清楚明确的词汇也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含义。“马上”可能是指今天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是说本周内不详的某个时日；最富弹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词语了，它也许是三个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可能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了在讨论期限问题时，必须能够看懂对方的手语。当普罗旺斯人看着你的眼睛向你保证他本周二一定来敲你家门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手上的动作是至关重要的。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只手提升到胸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则表明，他有可能会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若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个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要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露实情。有时，手势之外还会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正常情况下。” 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等等情况。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合约中天经地义的一项条款，而我们却越来越对这句话产生了无限的狐疑。
但是，虽然他们如此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对他们这种行为的愤怒却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而且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干活，工作品质又无可挑剔。综合评价起来，他们还是值得等待的。所以，我们渐渐修炼出一点点修养，开始学会依从普罗旺斯人的习惯行事。我们告诉自己，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根本不抱任何希望；那么事情只要出现一丁半点的进展，我们就会喜出望外了。
田园沉思录
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着那辆铿锵作响的拖拉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来回穿行。那机器不停地向两边喷洒出肥料似的东西。他时不时地停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用来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荒地，先是从一头打量一会儿那块荒地，然后爬回拖拉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停车走到荒地的另一头去研究它，还不时地来回踱步，低头沉思，抓耳挠腮。趁他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我走过那片荒地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可是在我眼里看来，那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地上 除了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碎片，不过是普通的半亩荒地而已。据我猜测，福斯坦一定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什么金银财宝吧？我们自己已经在房子的旁边挖出过两枚拿破仑时代的金币了，而据福斯坦说，这一块地方可能还有更多财宝。可是一般的农民是不会把金子埋在农田里的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蹊跷。
那晚，福斯坦偕同夫人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白皮鞋、桔色衬衫，显得颇有几分商人气质。他还随身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吗，你们葡萄园里种的葡萄生产的酒，就是著名的卢贝隆坡地葡萄酒，马上就可以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啦？” 他靠回去，缓缓点着头，在我们慢慢品味这条新闻的价值的同时，他不停地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嘟囔着：“是呀”，“是啊”。确认我们已经完全吸收了刚才的新闻，福斯坦才慢条斯理地接着说下去：这就意味着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可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
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了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速度更早饮完——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做更经济有效的利用。在他啜了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那是政府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准许我们在瓜地上种植葡萄。在我们阅读文件时，福斯坦在旁不断地自责那块地本来就不应该继续种瓜了。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山里的野猪还经常跑来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被野猪吃掉了三分之一。好好的收成莫名其妙地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似乎一时沉浸在这痛苦的回忆中，直到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福斯坦接着说道，他不经意地已经计算过，如果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一千三百枝葡萄藤。听到这话，我和妻子彼此会心地互望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同样喜欢福斯坦，而既然他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对改种葡萄也就没什么意见了。福斯坦走后，我们也就没有再去想这件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会有什么能够快速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也未可知。
葡萄种植军团
谁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拖拉机已经开始在瓜田里进行翻土作业了。两天后，插枝队正式抵达。这是一支由五个男人、 两个女人以及四条狗组成的混合军团。领队的是葡萄种植专家鲍琪先生。他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的经验了。鲍琪先生登着一双帆布靴子，亲自跟在拖拉机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推动小犁，以便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皮革一般坚韧的古铜色面庞上透着专注的神情。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着一根竹竿，以麻绳连接，麻绳上每隔若干距离都画上一定的记号。终于，整块田地被切割成若干细长的条状分布，可以 插葡萄枝了。
小型货车运来新鲜的葡萄枝，大约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满了红色的蜡。鲍琪先生亲自在旁边检阅他的插枝装备。我原以为会用机器插枝，结果却只看到几支中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枝队短暂地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散开，各自组编队形。
鲍琪像握着方向盘一样手持那个木头三角在前开路，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并留下记号。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按照鲍琪的记号打出葡萄藤将要生长的孔洞，而插枝和填土的工作则由后面的人来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的游艇帽。狗儿们则欢快地在每个人的腿边蹿来蹿去，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丝毫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直到位居队伍中间的人一边赶狗，一边插进来抱怨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不停地移动，直到大约下午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了两只大号的篮子，大伙儿才停工，开始坐下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茶。
田间小憩
大伙儿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向篮中的食物发起了进攻。从远处看来，这情景酷似布瑞松的素描画。大篮子里装的是四公升的酒和满满当当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香脆可口。这时，安德烈老爹也来了。似乎他是来视察工作进展情况的。我们看见他一到田边便挑剔地用手杖敲打着种植了葡萄藤的泥土，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老人走过来加入了大伙的行列。他先喝了一杯酒，随后也坐下和我们一起晒太阳。善良温和的老人一副无所适事的样子，用沾满泥巴的拐仗摩擦着狗的肚皮，开始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 点开饭，好接着看他最喜欢的肥皂剧《圣塔巴巴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又回去工作了。傍晚时分，葡萄枝已经全部插好。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幼小枝条在夕阳下若隐若现。插枝队开拔到我家后院，大伙儿一边舒展着脊背，一边再喝上几杯茴香酒。我趁机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该付多少工钱。使用了三天拖拉机，再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想必要摊上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吧？福斯坦连忙解释，急得把手中的杯子都放下了。他说，藤枝的钱我们是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这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一根手指敲打着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拖拉机和农夫们还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套“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似乎已经宣告无效了。
誓死捍卫家园
卢贝隆的春天流露出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钻出来，用它们悦耳的鸣叫取代了枪声。我沿着山径走向马索家时，惟一刺耳的动静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至，决定趁机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到马索时，他正端详着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的一根五英尺高 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领地！” 山道上还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相同的告示，以及一堆大石头。显然，马索是打算把这一块空地封锁起来。马索抬头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接着又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力地锤打，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刚问候了他的母亲。
我问他在做什么。
“挡住德国人。”他说着，开始动手推动石块，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想要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这里不可能属于他。于是我便提出，这块地似乎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说着，他又移动了一块大石头。“每年夏天他们都会跑到这儿来，支起帐篷，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马索站起身，点燃一支烟，然后十分自然而顺手地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我问他有没有想到过，要是多放几个德国鬼子进来，没准儿会有人看上他的房子呢！
“带帐篷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你真该看看他们车里带来的东西，全都是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什么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一群小气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新角色来，继续向我说明普罗旺斯农民们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甚至包括德国观光客——的确给地方上带来了些财富。有些外来户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建筑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了吧！这简直是一个阴谋！一般的农民根本买不起。我尽量避免谈及马索自己也想在房地产上大捞一票的事，只是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一阵叹息过后，他又开心地笑起来，给我讲了一个买房子的故事，他对故事的结局十分满意。
公鸡的故事
有一个农夫，垂涎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房子好――那房子差不多只剩一片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更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了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带着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的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十分有趣。
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一叫就是两个小时。巴黎人跑来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这里是乡下，公鸡打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天天清早四点起身报晓。终于有客人受不了，提早回巴黎补足睡眠去了。巴黎人再次跑来向农夫抱怨，农夫还是耸耸肩，示意爱莫能助。这次，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公鸡还是照老规矩，每天四点准时叫他们起床。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开始在他的屋里做起了什么活儿，又是钻头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人无法入睡。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照常拒绝。经过几次激烈的争吵之后，巴黎人一纸诉状，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发布强制令，让公鸡闭嘴。但是法院最终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每天清早继续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心头永远的痛，终于决定忍痛出售。农夫则偷偷透过一位朋友，买下了隔壁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们举办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来进行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这时，公鸡已经变成了美味的醉鸡。
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最后还有美食来点缀。一个精彩故事该有的内容都具备了。我问他这是否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只是把山羊胡子的末稍放进嘴里吸吮着。
“总之，别招惹农夫。”他只是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我心中暗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清洁专家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每天都看得到大地返青的新迹象。不过，最典型的还要算我家的游泳池。在阳光照耀下，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翡翠点缀在后院中。是时候请游泳池清洁专家贝纳携同他的除藻设备来处理一下了。否则，那些水生植物恐怕会爬出池外，堵塞住家门。
在普罗旺斯，像这样的一件工作是不能靠电话或口头解释就可以确定下来的。师傅一定得亲自来勘察一遍，绕着需要解决的问题走一圈，然后带着胸有成竹的神情点点头，此外， 还要坐下来小酌两杯才能订下正式动工的时间。除非遇到真正紧急的情况，否则这套热身运动是无论如何不可省略的。
贝纳来视察游泳池的那天傍晚，我正在刷洗长在水线上方的绿苔。他旁观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来，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鼻子前面摇晃。我差不多能够猜得出他吐出的第一个字会是什么。
“不行，”他说：“刷解决不了问题，要治疗。别担心，我会拿一种药来，保证药到病除。” 我们丢开绿苔，走到屋里去喝上一杯的时候，贝纳开始向我解释他为什么现在才来。他的牙痛，当地却没有一位牙医愿意给他治疗，因为他有个坏毛病，总是禁不住咬牙医的手。那是一种条件反射动作，他跟本控制不了自己。只要一发现嘴里有一根手指在探索，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咔嚓”一口咬下去。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共计有奔牛村的一位和卡维隆的四位牙医惨遭过他的毒口了。于是，他不得不被迫去亚维依看牙，因为那儿的牙医界还尚未听说过他的大名。幸好，他找到一位善用麻醉药的牙医来对付他。医生在动手术之前就把他麻翻了。事后，牙医告诉他，他有着一口十八世纪的牙齿。
我虽然不清楚十八世纪的人类牙齿到底是何尊容，但贝纳说笑之际露出的牙齿衬着黑胡子倒显得洁白而又健康。他极有魅力，虽然在普罗旺斯出生长大，却绝不是个土包子。他喝的是威士忌而不是茴香酒，而且是愈陈年的愈好。他还娶了一个巴黎女子，我们猜想他家的衣橱一定是由这女位子负责掌管的――在他身上，我们见不到一样这里常见的帆布靴、蓝色旧裤子和褪色磨损的衬衫。贝纳先生打扮得整洁利落，从脚下的软皮鞋到脸上的名牌太阳眼镜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实在想像不出，在他必须拿着消毒水和长柄刷为我们人类重返游泳池而辛勤工作的时候，会穿着什么样的服装。
春季大扫除的日子到了。贝纳大步流星地跃上门前的台阶，还是戴着那副名牌太阳眼镜，身上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裤和花色鲜艳的运动衫，手里还滴溜溜地转着一把伞――那是为气象报告中今天可能会下的那场小雨准备的。 他得以保持优雅闲适的秘密在他身后出现了，那是一个邋邋遢遢的小个子，有几分吃力地拎着消毒水罐子、长短刷子和抽水机。他叫盖斯通，是真正要干活儿的人，而贝纳只负责指导监督而已。
过了几个钟头，我决定出去看看工作的进展情况。天空正下着毛毛细雨，全身湿淋淋的盖斯通正在与那堆弯曲如蛇的水管纠缠不休。而贝纳那边，漂亮的运动衫安然无恙地穿在身上，他正在雨伞的遮护下悠闲地发号着施令。这不正是我一直在苦苦寻觅的指挥天才吗！如果说还有谁能帮我们把门口的石桌搬到院子里去的话，那这个人一定非贝纳莫属了。我恭敬地请他从游泳池暂时移驾，随我去研究一下石桌的问题。
天机不可泄露
已经与野草纠缠成一片的石桌，看起来比以往更大、更加稳如泰山地盘踞在那里。贝纳并没给吓倒。“不要紧，”他说：“我知道有个人，半小时就可以搞掂它。”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个巨人大汗淋漓地像拾起一枚铜板一样地举起厚重桌面的情景。可惜实际情况极其平淡无奇，贝纳说的那个人不过是有一辆小型铲车而已，很窄，正好能够通得过后院的门。好极了！听起来，这事很容易解决。
贝纳打电话给小铲车的主人。不到半小时他便赶到了，急切地想把他的新机器派上用场。他量过院门的宽度，估计了石桌的重量，然后保证道：“没问题，我的铲车搞得定。”只是有一件，院门的门槛要移开一下——移开5分钟就好了——这样高度才够。 我看看门槛，也是石头做的，四英尺宽，九英寸厚，深深地埋在靠屋子的这面。就连我这个外行人也看得出来，这事非大动干戈不可。于是，桌子只好还是停在它搬来我家后一直呆着的地方。
这玩意儿现在开始让我们日复一日地产生强烈的挫折感。眼看着天气热起来了，适宜庭院用餐的季节就要到了，这可是我们在英国以及在整个冬季梦寐以求的季节呀。可我们还能在哪儿安放大碗的白菜肉卷呢？更不用说铺排一顿五个大菜的午餐了。我们几乎真的要打电话给采石场的皮埃罗，问他是否真能介绍我们认识卡卡松尼的橄榄球队。这当儿，随着一声尖锐的煞车声和一只尘垢满身的长耳猎犬的出现，天意降临了。
狄第埃这些日子来一直在圣雷米修缮一所房子。有一天，一位穿制服的警察来找他，说他有一堆浸染了岁月沧桑，长着青苔的石头，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买了去砌墙？据说这些石头能够让新房子马上古意盎然。狄第埃检视了他冗长的待办工作表，恰巧其中有一项是替我们砌一堵前院墙，他因此特来问问我们的意思。虽然警察先生坚持要求付现金，但是狄第埃认为这样的石头不可多得，值得买下。
其实，只要能让狄第埃一伙回来工作，就算是买半吨鸟粪我们也在所不惜。我们早想请他们帮忙搬桌子，现在正好是天赐良机。于是我说：“好啊，石头我们买了。不过，你们能不能帮忙搬一下桌子呢？” 他看了看桌子，莞尔一笑：“七个人，”他说：“我星期六带两个人运石头来，其余的人你去找。” 就这么说定了，不久我们就会有桌子可用了！妻子开始筹划今年第一次的露天聚餐会。
壮汉与石桌的较量
我们用美食诱骗来三位还算壮实的年轻人。在狄第埃带着助手到来后，我们七个人便围拢在方桌旁，往手掌上吐一口唾沫作为动工仪式，开始讨论如何完成这趟十几码远的旅程。这种情况下，每个法国人都是半个专家，各种理论纷纷出炉。有人提议应该将石桌放在圆木之上，利用滚动的圆木进行传输；有人则认为应该把它放在一块木板上，我们只需要推拉木板就行了；还有人说大部分路程可以动用卡车来推。狄第埃等大家充分发表完自己的见解之后，命令我们每两个人一边，抬起桌子，而他自己则独当一面。
石桌发出一阵无奈的吱呀声，被拔出了地面。我们蹒跚地移动了5公尺，人人咬牙切齿奋力作战，狄第埃仍不住嘴地指挥着方向。又前进了5公尺，到了门槛。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侧转石桌以便穿越门廊。可真重啊！大家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我在想，我们之中应该至少有一个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他做这种工作恐怕年纪似乎显得稍微大了些。可是如今，势如骑虎，桌子已经侧放着，准备向庭院一寸一寸推进了。
“现在，”狄第埃说道：“到了有趣的阶段了。” 桌子的前方和后方只能各站得下两个人，其余人等只好从旁推一把或拉一把，重活儿全部集中在那四个人身上。我们拿两条粗大的皮索穿过桌下，各人再往手心里吐了些唾液，准备开始动手了。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溜进了屋，我想她一定是害怕看到四个男人同时被砸碎脚趾或被勒断手臂。狄第埃嘱咐道：“不管怎样，绝对不可以松手。预备——起！”伴随着一阵阵关节嘎吱嘎吱作响的声音和只有大象才发得出的粗重喘气声，桌子总算缓慢地通过门槛，进入庭院了。
众人纷纷开始清点擦伤和扭伤之处。现在只剩下桌脚还没有搬动了，不过那东西重不过三百磅，相形之下，不足挂齿。当然，还要把桌脚和桌面用水泥接合起来，最后再举一次重，把桌面抬上去摆正。又一阵紧张的忙碌后，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可是狄第埃还不满意，他认为桌子放偏了那么一丁点儿。首席助手艾里克于是奉命钻到桌子底下去，用脊背顶住桌面，校正了位置。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一颗心一直悬着，寻思着在我为房子投保的合同里有没有写明物件倒塌砸伤人命的条款？看到艾里克最终从桌下探身出来，我总算长舒了一口气，至少他并没有表现出受伤的迹象。不过，狄第埃突然笑嘻嘻地说道：“我的人要不是受了内伤，动作应该比现在快很多呢” 我衷心希望他这话只是在开玩笑。
大家开始坐下来喝啤酒。此刻看来，这桌子还真挺不错的。恰如二月间的那个飘雪的下午我们脑海中想像的模样。大小适当，与庭院石墙的古朴彼此映衬，相得益彰。大伙儿身上的汗迹和血污很快就会风干，到那时，午餐也该准备好了。
贵同黄金的松露
想像着花园用餐的妙处时，只有一件事令人稍感遗憾，那就是沃克吕兹省特产的新鲜松露菌。这种其貌不扬但滋味鲜美的蘑菇，价值可比黄金。可惜，它们不久就要下市了。
松露的世界高深莫测，外行人可以在卡潘特拉斯附近的村中咖啡馆里窥视到一点端倪。在那儿，早餐时分热闹非凡，但若是有陌生面孔出现在门口，嘈杂的交谈声会立即终止。屋外则有些男子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紧张兮兮地吸着鼻子，半晌才把他们小心翼翼捧着的一堆 沾满泥土、长了肉瘤似的东西拿出来过秤。接着是银钱交割――厚厚一叠脏兮兮的钞票，都是100、200、500法郎面值地大钞。卖方舔湿拇指，再三清点。外人这时最好不要窥探，否则，可能会招致不友好的对待。
这只是初步交易。之后，松露会经过一个漫长的旅程，出现在三星级餐馆里，或是巴黎一些极其昂贵的熟食店里。可是，纵使在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从那些指甲缝里塞满泥污的男子手中购卖松露——他们的口鼻经常喷出昨天吃的大蒜味，身旁的汽车满身凹洞、喘息不已，盛装松露所用的多是旧纸袋或塑胶袋而非豪华手提箱——价格也“绝对不菲”。松露通常论公斤出售。按1987年的时价，一公斤松露在乡村产地至少要卖到两千法郎，而且只收现金，不收支票。发票或收据当然更不会有了，采菇人才没兴趣参加政府主持的所谓“所得税”那类坑人的游戏呢。
我们即便以起价每公斤两千法郎计算，经过小商贩，中间人一路哄抬，等它抵达它的精神归宿——豪华餐馆的厨房之时，身价可能已经翻了一倍。至于在“富香（fauchon）”之类的高级餐饮店，一公斤松露至少得卖到5000法郎。不过，好在那儿的人肯收支票。
为什么有人肯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种东西，而且行情有涨无跌呢？原因有二：首先，世上再没有比新鲜松露的气息更清香、滋味更鲜美的东西了；其次，法国人虽然费尽心机，至今仍然没法用人工栽培出这东西来。他们不死心。在沃克吕兹省，常可见到田园中插着养松露用的橡木，旁边还竖着“闲人匆近”的警告牌。然而，养殖松露这回事，似乎只有大自然手中才握有不传之秘方。松露因此更加显得珍贵难求了。在人类破解大自然的秘密之前，要想不花大笔钞票便能享受松露之美，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去探索它的踪迹。
采菇秘诀
我们十分幸运，能够得到高人免费指导寻找松露的绝窍，此君就是泥水匠雷蒙。他差不多可算是我们的常驻顾问了，阅历丰富，样样精通。在涂抹水泥的空档，他一边喝啤酒，一边慷慨地讲授了正确方法。至于该到哪儿去找，他倒没提。话说回来，关于这一点，没有哪个采菇人会透露的。
雷蒙说，采松露全靠时机、专业知识和耐心。另外，要带一只猪或是一条经过训练的猎 犬，不然，带一根手杖也可以。松露长在地下几公分处的橡树或榛树的根部。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成熟的季节，只要你所携带仪器的鼻子足够灵敏的话，便可以循着香味儿找到它。最擅长找松露的是猪，它天生喜欢那股气味，在这方面，它的嗅觉强过狗。不过猪可不会摇着尾巴，指点给你看它找到了什么。相反，要是让猪发现了松露的所在，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吃掉它。正如雷蒙所说，在一只发现美食而陷于狂喜的猪面前，你没办法跟它讲道理。它是决不会被你引开注意力的，而且，它的体型庞大，你不可能一手推开它，另一手还有余力去采摘吧。凭着相当于小型牵引机的蛮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猪会誓死不让地与你争夺松露的所有权。考虑到存在这样的难题，就难怪雷蒙说大家现在宁愿用轻巧听话的狗儿了。
狗没有猪对松露的直觉天赋，所以，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够开始工作。雷蒙认为用香肠训练法最有成效。切一片香肠，跟一朵松露揉在一起，或将香肠片浸入松露汁中，让狗儿逐渐闻到松露味就联想到美食。如此循序渐进，如果你的狗够聪明，胃口又好，当然也可加快训练速度，不久，它就会和你一样热爱松露了。这时，便可带它去进行实战演习。只要训练井然有序，你的狗秉性也确实适合这份工作，而你又知道上哪儿去找松露菌，你就等于拥有了一驾绝妙的宝藏探测器。每当它开始用爪子开始在树下挖掘之时，你就用一片带松露味的香肠诱开它，再剩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探寻梦想中属于你自己的黑金了。
不过，雷蒙自已后来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即手杖法。为了示范给我们看，他把假想出来的细竹竿放在身前，蹑手蹑脚地在厨房里比划起来。用这种方法，你首先还是得知道什么地方可能会有松露菌，其次，必须等候适当的天气。在阳光能照射到橡树根部的日子里，你要小心翼翼地靠近你理想中的橡树，以手杖小心拨打树基。如果见到受惊的苍蝇笔直地从里面飞出，就作个记号，从那里往下挖掘。这是因为，苍蝇喜欢在松露上产卵（而此举无疑为松露增添了某种特别的风味），有苍蝇飞出，表示下面可能有松露存在。沃克吕兹省的农夫如今采用手杖法的大有人在，因为携着拐杖漫步山野不至于像牵着一头猪那般令人生疑，而这样更容易保守“菇在何处”的秘密。凡是采菌者一定都不希望别人发现自己的财源所在。
搜寻松露要碰运气，结果不可预期。但比起松露的买卖和运销，还算是件直接了当的工作。雷蒙以调查记者的姿态，将销售过程中的种种狡诈向我们和盘道出，陈述时，还不时用眼神示意、用手势提醒我们。
松露交易中的陷阱
虽说在法国有无物不可食的说法，但也总有等级之分。例如：橄榄以尼昂（nyon）出的最好，芥末数第戎（dijon）产的为佳，瓜是卡维隆的甜，奶油是诺曼底的妙。而味道最鲜美的松露呢，大家公认来自佩里格（perigord）地区，那里出产的松露价格自然也高些。可是你在该区松露集散地卡欧市（cahors）购买的松露，又焉知不是数百里外沃克吕兹省最先出土的呢？除非你熟知供应商，认为他诚信不欺，否则你是没法确定的。根据雷蒙的内幕消息，佩里格地区售出的松露，50％是别处出生的“冒牌货”。
另外，松露在离开土地被送上磅秤这一过程中，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增加了重量。这有可能是卖菇人在外面额外增加了“礼品包装土”；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松露内部增加了什么特别重的东西——外表看不出来，用刀子从中间一划，才露出内藏的细小金属条。“这些人，是多么厚颜无耻啊！”就算你决定放弃新鲜松露的风味，改食罐头制品，也不见得更有保障。有谣言说，贴着法国商标的罐头，有些里面装的其实是意大利或西班牙产的松露菌。这种说法如果属实，那么它一定是欧洲共同体市场国家之间，获利最丰而又最见不得人的合作勾当了。
尽管诈欺手段连续不断，尽管价格一年比一年涨得离谱，法国人仍然抵挡不住松露馨香的诱惑，总是掏空口袋也要吃到它。而我们，当听说本地一家我们偏爱的餐馆正在供应本季最后的松露菌之时，也忙不迭地向所有法国人一样赶去品尝。
冬季最后的美味
麦克餐厅是卡布雷尔村（cabrires）的小饭馆兼休闲中心。因为装潢不够华丽，所以尚未引起米切兰指南的注意。老人们在前厅玩纸牌，食客在后堂吃饭，互不干扰。老板是主厨，老板娘则负责招呼点菜，家中其他人等跑堂打杂。这是一家很舒适的街头小馆。主人没有什么雄心大志，非要把手艺不错的主厨捧响成为明星，把可爱的餐厅变成昂贵的饮食庙堂。
老板娘安排我们坐下，并送来饭前酒。我们问起松露如何，她转动着眼珠，露出一副近 乎痛苦的表情。一时间，我们还以为松露已经卖完了呢。经她解释，才知道这不过是她对人生许多不公平事物的一贯反应。
她的丈夫麦克喜欢烹调新鲜松露。他有稳定的供应源，也像一般人一样用现金付账，一样拿不到发票。他认为这笔费用得算进经营成本里去，不能作为附加利润卖出，因为没有书面文件证明买进价是多少。同时，即便客人们不停地盯着点食松露，他也不肯大幅度调整菜单上的定价，以免得罪店里的常客――冬天里的顾客都是本地乡民，相当计较价钱。而肯花钱的大爷们通常要到复活节以后才会南下。
这就是问题所在。老板娘拿来一只铜锅给我们看，里面盛着价值数千法郎名副其实的松露。我们不禁问她麦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做出了一个经典的耸肩动作，眉毛肩膀同时上扬，嘴角则向相反的方向一撇，说道：“这样他才高兴吧。”
我们叫了松露烘蛋，多汁、饱满、松松软软的，每一口都吃得到那珍稀如金的深黑色小玩意儿，这怕是冬季最后的绝美滋味了。我们用面包把盘上余汁都擦净吃掉，盘算着若是在伦敦，这样的一餐得花多少钱。结论是，我们可真没少赚。在普罗旺斯进行任何一点小小的挥霍前，只要想想伦敦，我们立刻便会释然。
麦克走出厨房来向顾客致意时，注意到我们光洁的盘子。“好吃吧？松露？” 好吃极了，我们说。他告诉我们，卖松露给他的那个人——此项行当中的一个老恶棍，刚刚给人抢了。抢去的硬纸盒里，装着超过10万法郎的现金，可是这家伙不敢报警，怕警察问起这大笔钱是从哪儿来的。现在，他正哭穷呢。明年，他抬高售价是一定的了。“人生就是如此。”他说。
别担心，我会找到你家的
一回家，就听见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这是我和妻子都深感厌恶的声音，每次围绕由谁接听的问题，我们总要互相推诿一番。我们对打来的电话总是持悲观态度，铃声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响起，又总是措不及防地把你带入不可预期的谈话之中。信件就不同了，收信是很愉快的事，至少你有时间考虑怎么回答。可是现在，大家都不肯写信了，人们都太忙，总是日理万机的样子，偏偏又开始不信任那些递送账单倒从不失误的邮政局。而在这里，我们则学会了不信任电话。
我没精打采地拿起话筒。
“嘿，伙计，你那里天气如何？”听不出这是谁的声音。
我回话说天气很好。这句话一定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对方此时才自我介绍说他叫托尼。他不是我的朋友，甚至连朋友的朋友也不是，只不过是某个相识的相识。“我想在你们那儿找一所房子，”他的话简洁明了，这是一种经理们在使用汽车电话向妻子们交代家务事的时候惯用的语气。“想到你老兄可能帮得上忙。我打算在复活节之前南下，免得赶上拥挤的交通和上涨的房价。”
我说可以告诉他本地一些房地产经纪商的名字。“恐怕有点问题，”他说：“我不会讲法语。点菜或许还可以，说到别的就不行了。”我建议他找一个会讲英语的经纪人，不过看来这一招也不灵。他说：“我不想只找一家公司，免得被套住。我要货比三家。”
谈话至此，对方已在暗示要我为他做点什么。而我既毫无此意，此时便该说些狠话，让对方打消这个念头。谁知，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抓住。
“我得走了。总不能聊一夜啊。下星期我到你了那里后，有得是时间详谈。”接着他吐出了那串可怕的、让我心中残存的希望彻底破灭的字句：“别担心，我有你的地址，我会找到你家的。”
电话挂断了。
四月
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
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
时光过得很快，根本无暇多想别的。
广告界的风云人物
如纱的薄雾，在湛蓝天空下笼罩着山谷的清晨。我们散步归来时，狗儿们身上沾湿了露水，胡须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们先看到了那个陌生人，勇敢地扑上前去绕着他打转，做出虚张声势的攻击姿态。
陌生人站在游泳池边上，一只手挥舞着一只男式手提箱防范着狗儿的攻势，往深水区愈退愈近。看到我们，他似乎松了一口气。
“这狗还好吧？没有狂犬病什么的吧？”听这声音，不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伦敦人托尼吗？
他携着提箱跟进入到屋里，加入了我们早餐的行列。这位仁兄块头很大，腰腹部以上结结实实地堆满了丰厚的赘肉。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头发刻意梳得蓬蓬松松，身上是一套灰色休闲服——不管天气冷暖，英国观光客在普罗旺斯总是喜欢这付打扮。坐定之后，他从箱子里取出一个鼓胀的记事本、一支金笔、一条免税香烟以及一个金质打火机。对了，他的手表也是金的。我敢说他的胸毛之上一定还躺着一枚金坠子。他自我介绍说从事的是广告行业。
托尼简短而自豪地述说了他的创业史。他自创广告公司，在“艰苦的企业环境、血腥的同业竞争”中崛起，最近更以极好的价钱卖出了部分股份，并签得一张五年的客户合同。现在，他说，他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但是在别人看来，他可不像能放开公司和个人事业不管的人。他坐立不安，时时看看手表，把桌上他那堆杂物来回摆弄着，不时调整调整眼镜，深深吸一口烟，心烦意乱地扭动一下身子。突然，他猛地站起来。
“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伦敦的区号是多少？”
我和妻子早料到，他必将有此一问。英国来客总是这样――进得门来，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电话回去，查看一下是否他前脚才离开，公司后脚就关了门。就连通话的内容，也不离我们早就听熟了的那一套。
“嗨，是我。对，我是从普罗旺斯打来的。一切都好吧？有没有人留言给我？没有？大卫没回电话？可恶。听着，我今天会在外面跑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这儿电话号码是多少？）记下了吗？什么？是啊，这儿天气很好。我会再打给你。”
托尼放下话筒，再度向我们表示他的公司营运正常，他不在几天也勉强能够维持。终于，他静下心来，准备全心全意地和我们一道，进行购买房产事宜。
在普罗旺斯购置房产可谓难矣。很多城里来的大忙人，习惯了英明果敢、当机立断的交易作风，在这儿却往往因为某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纠缠数月，使谈判毫无进展，最终只好放弃。在购房谈判中，往往有些事会大出购买者的意料。而这第一件就是实际价格总是高于广告价格，这难免令人心生警惕，疑虑大起。其实，个中的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征收８％的过户税，公证费用也很高。有时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还要由买方承担，那又要加上3％到5％。运气不好的话，买方在房价之外总共要另加15％的价钱，才能应付掉所有的杂项支出。
卖房有方，瞒天过海
当然，这当中也有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欺诈手段，既可省钱，又可瞒天过海，逃过政府税收这一关。这便是双重价格法。有过这样的案例――住在埃克斯（aix）的商人韦法利先生，想把他继承来的一栋乡下老房子卖掉，要价一百万法郎。 这房子并非他日常所居，因此脱手时按法律要缴纳不少的所得税，这个念头让他想起来便心如刀绞。因此他决定，报给官方的所谓“书面价格”是六十万法郎，而他也只好咬着牙根交上这部分的税款。而其余四十万法郎他要求买方付现金，而且当面点清。他会向对方说明，这么做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 法律公证费也是依照书面价格抽取的。太棒啦！这样的话岂非皆大欢喜。
这种方法实际运作起来，必须抓紧时机，还要得到律师或公证员的极大谅解。签约时，买方、卖方和房屋中介齐集公证律师处，由律师高声念出买卖合约，一条一条地念。合约上注明的价格是六十万法郎，但买主带来的另外四十万法郎这时也要交给卖方了。可是当着律师的面，这一切未免太不妥当。于是，律师此时便会突然内急，进入洗手间，而且一呆就是半晌。直到估摸着那头钱款的数额清点得差不多了，律师才会再度露面，接过合约约定数额的支票，监督双方签字，丝毫不损其法律尊严。难怪有人不大厚道地说，在乡下做公证律师，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只半瞎的眼睛和一个识时务的膀胱。
在会见律师之前，或许尚有许多障碍有待克服。其中最常见的是多重所有权问题。法国法律规定，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所持份额均等。若要出售祖产，须征得每位遗产继承人的同意。子女愈多，协议愈难达成。我家附近一户老农舍的情形便是如此。这座农舍世代相传，如今为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其中有三位还有着科西嘉人的血统。据法国朋友说，科西嘉人是最难打交道的。每次有人开价要买，14个人之中一般总是大约有9个人愿意，两个人拿不定主意，而3个科西嘉兄弟总是无一例外地反对。农舍至今也没有卖出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还将要传到这14人的38个子女手上去。最后呢？也许会由175个互不信任的远房亲戚共同担任业主。
即使房屋产权单归一人所有，比如马索的房子，也不能保证交易能够顺利完成。那贪得无厌的农夫可能漫天要价，指望从此靠喝酒赌钱来打发下半辈子。不料来了个慷慨买主，一口答应他的价钱，他会立刻起疑心，认为其中有诈，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一定是要价太低。他反悔不卖，思量了6个月，才以更高价格重新推出。
之后，房主总在成交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才若无其事似地说出一些好像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诸如，柴房在赌牌时输给邻居了；根据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附近农场的羊群原则上来说，有权可以每年两次循着旧时的小路、通过目前厨房所在的位置；院子里那口井的使用权自1958年以来便争论不休，而今更有斗争升级的意思；也有可能是长期租种土地的那位佃农年老体衰，看样子熬不过明年春天等等——总之，总会有些事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买主必须兼具耐心和幽默感，才通得过重重关卡，最终完成交易。
同胞同心
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我认识的房屋代理。一路上，我试图向托尼解释当地的种种状况，但徒劳。他以一种自以为谦虚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他可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料想法国的小官僚或当地的农夫也占不着他的便宜。他的话开始让我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商业助理的小人物给他认识。
房产中介是位女士，她来到办公室的门口迎接我们。在落座时，她拿出厚厚两大叠房产资料，资料中还附有照片。她不会讲英文，托尼的法文在此时也变得非常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沟通，托尼索性当她不存在。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无顾忌地脱口而出。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忍受着托尼在翻看档案时不断迸出的“操！”“开玩笑！”等轻薄的言语，在其间的间歇处尽量把这些字句婉转地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废话。
原先，托尼是打算寻觅一座不带土地的村舍。他太忙，恐怕根本没空料理庭院。可是翻阅房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颇令我失望的是，他竟然对三处房产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今天下午就去看看。”他宣布。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抬腕看看手表。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却原来这只是他的肠胃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等两点钟再来。”他向房产中介伸出两根手指头挥了挥，她微笑点头表示明白。我们终于走出了这扇门，好让那位可怜的女士自行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托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了。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需要处理。但他随即叫来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不幸的是，账单送来时他才知道，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感兴趣。最后，还是由我付了账，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一话题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托尼显然并没有被我的小幽默所感染，终于流露出了一丝身在他乡而又“语言”不通的郁闷。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他毕竟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负有一点责任。第二天，我打电话向那位房产中介表达了歉意。“别放在心上，”她说：“巴黎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至少我听不懂他都讲了些什么。”
音乐与电力的关系
最后确认温暖的天气会持续下去的标志，是曼尼古希先生的衣着。他前来执行他的夏季计划，为我们安装中央供暖系统。他的羊毛软帽换成了印有清洁卫生用具宣传标志的棉质毡帽，脚上穿的也不再是暖和的雪靴，而是换上了棕色的帆布软鞋。他的学徒助手则是一身游击队员打扮，陆军迷彩服外加丛林帽。两人在我家的两头来回丈量着，曼尼古希同时就各项议题发表着长篇大论。
音乐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他和妻子最近参加了一场官方主办的工匠午餐会，餐后安排了舞会，跳舞恰好是他的众多才艺之一。“真的，彼得先生，”他说：“我们一直跳到六点钟。我的脚力绝对不会输给18岁的年轻人。”我完全可以想像他拥着夫人、轻盈而精确地在地板上旋转的潇洒风姿。不知道他有没有一顶专为这种场合预备的礼帽？他总不会光着脑袋跳舞吧！这样想时我一定露出了笑意。“我知道，”他说：“你在想，华尔兹不是正经音乐。要讲到正经音乐呢，就得听大作曲家的作品了。”
他接着阐述了一大套理论。法国电力局动不动就要断电，断电期间，他便靠吹笛子来自娱自乐。他那套惊人的宏论，便是在吹笛子时偶然想到的。电力，他说道，是科学与逻辑的结合；而古典音乐呢，则是艺术与逻辑的结合。你相不相信？已经有人看出两者之间的共通点了。试听一下莫扎特的作品，是多么严谨而有节律啊，你不得不承认，莫扎特如果当电气师，一定极其出色。
我正嘡目结舌不知如何作答，学徒兄弟解了我的围。他刚计算出我们的房子加起来一共需要二十部暖气片。曼尼古希听了，做出昏倒的样子，一双手猛力地在空中甩动，好像烫伤了指头似地喊起来：“唉呀呀，那不是比装中央空调系统还贵了嘛。”他开始说要好几百万法郎，看见我惊异的样子，马上减少了两个零，说他先前用的是旧币算法。即便如此，这仍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他不断地强调角钢的价格昂贵，再加上政府还要抽18.6％的交易税，这实际上也是不得以的一个价格。说到交税，倒是让他想起财务制度的不公平是多么的可恶，充分表现出政客们的邪恶卑鄙。
“你买个澡盆，”他拿手指着我说道：“得付交易税，分文不能少。买个洗衣机，买个螺丝起子，也得交足全额的税。可是买鱼子酱呢，只须付6％的税，因为鱼子酱是营养品。那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才会买鱼子酱？” 我立即声明我可从不买那玩意。“我告诉你吧。是那些政客、有钱人、巴黎的大人物——他们才是吃鱼子酱的人。你看多气人！”他一边检查学徒对暖气的测量数据，一边怒气冲冲地诅咒起那些在巴黎纵情声色的阔佬们。
接下来的五六个星期，曼尼古希的光辉思想一直笼罩在我们家的上空。他拿着个差不多和他一般高的钻子，凿穿厚重的老石墙，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同时边做工边发表他的宏论。我们听讲的兴致不高，另外，这其中的过程漫长难熬，几乎每个屋子都要经受一番同样的折磨。我们只好安慰自己说，普罗旺斯的好处之一就是：整修房屋内部的时候，人可以住在户外。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我俩于是决定正式开始我们的户外生活。
周日集市
晴朗的星期天我们总免不了要上一趟市场。这天，我们八点钟就到了考斯特拉集市（couste11et）。那里已经排列着一行一行陈旧的卡车和小型货车，车头都摆着一张张可以任意伸缩的桌面，上边摆放着各种货物。一块黑板上写明今天的各种蔬菜价格。摊主们嘴里嚼着刚从对面街上买来的热腾腾的各式面包，皮肤早在田地里晒得黝黑。我们看到有个老人从裤袋里取出一把木柄小刀，切下一片面包，涂上新鲜羊乳酪，又从酒瓶里倒出一杯红酒。这就是他的早餐了。
跟卡维隆、艾普等地的每周集市比起来，考斯特拉市场显得又小又不时髦。顾客都是挽着菜篮的本地人，而不是那些举着相机的观光客。只有在七八月，你才偶然会看到巴黎来的高傲妇人，穿着dior的休闲服，牵着像她们一样神经兮兮的小狗。其他时候，从深秋到早春，市场上基本都是本地居民，来买几小时前才从田里或温室里采摘下来的蔬菜水果。
我们沿着一排一排的伸缩小桌漫无目的地闲逛。法国家庭主妇毫不留情的精挑细选让我们既惊诧又羡慕。我们只要看看蔬菜的外表，便会决定买或不买，她们则不然。她们会用手使劲地捏茄子，拿起蕃茄来仔细地闻闻，啪地折断不过火柴梗粗细的四季豆，还会带着怀疑的眼光剥开翠绿的芮苣心察看。她们一路走，一路东一口西一口地品尝各家的乳酪和橄榄——如果这些东西达不到她们个人的要求，她们会瞪一眼摊主，好像摊主成心在骗她们似的。然后，愤愤然转到其他摊位去重复着同样的举动。
在市场的一头，葡萄酒合作社摆出的摊位处围了一圈男人，每个人都满含着一口新鲜登场的玫瑰红酒。隔壁摊位是个女人，摊上排练着各种大大小小的蛋，外加鲜活的兔子。再过去的摊位摆的是堆积如山的蔬菜和紫苏，还有一罐一罐的蜂蜜，大瓶大瓶的橄榄油以及桃子干、黑麦汁、鲜花和香草、果酱和乳酪——在旭日的映照之下，每样东西看起来都令人垂涎欲滴。
我们买了烧烤用的红辣椒、棕壳的大鸡蛋、紫苏、桃子、羊乳酪、芮苣，还有粉红色斑纹的洋葱。直到篮子已经装不下了，我们才过街去买长条面包。餐盘上若有橄榄油、酱汁之类残余物的话，用这种面包抹净了吃是最美味的了。面包店里拥挤不堪，人声喧哗。暖烘烘的面团味和杏仁香飘逸在店里的每一个角落。排队等候时，我们想起有人说过，法国人花在肠胃上的钞票，一点儿也不比英国人花在汽车和音响上的钱少。这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每个人都好像在疯狂大采购。一个圆胖快活的妇人买了6大条面包——加起来足有3公尺长。除此之外，还有帽子大小的巧克力奶油蛋卷，外加一整个儿苹果派，切得薄薄的苹果片在中央铺成一圈，表面涂抹了杏子酱，看起来亮晶晶的。这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还没有吃早餐呢！
于是，决定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来慰劳一下自己，内容有：烤红椒拌橄榄油加紫苏末、熏肉胎贝卷串烧以及沙拉和乳酪。春日的暖阳熏得我们昏昏欲睡，而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电话答录机的妙用
电话铃声如果在星期天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响起，对方一定是英国人。这已经是我们从生活中总结出的颠扑不破的定律。星期天的午餐，是法国人一周中最轻松愉快的一顿饭，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去打扰别人的。
我真后悔拿起了话筒，电话那头儿是那做广告生意的托尼。从电话里的声音听来，他的人近在咫尺。
“想到该跟你这个根据地联络联络。”我听着他深吸一口烟的声音，心里打定了买一部电话答录机的主意，专门对付这种喜欢在星期天骚扰我们的人。
“我找到一所不错的房子。”他没有停下来听听这项重大宣布的反映，因此也就没注意到我的心猛地一沉而发出的声音。“离你那里有一段距离，不过，倒比较靠近海边。”我告诉他，我为他感到高兴，同时表示，他离海边愈近愈好。“还需要大量的整修，所以，我不准备付他们开出的价钱。我想我可能得从英国带一批熟悉的工人过来做这事儿。上次，他们整修我的办公室，从头到尾只花了六星期。是爱尔兰人，不过活儿干得可真棒。像我现在看上的这个地方，他们一个月就能搞掂。”
我倒很想鼓励他这么做。可以想像，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和煦的阳光，大口大口畅饮价格便宜而又味道甘甜的当地葡萄酒，外加大把大把的怠工机会，屋主又远在千里外，不会有人时时刻刻地挑毛病——何乐而不为呢。我几乎能够预见，爱尔兰人会把工期一直拖到十月，说不定八月间还会把全家从英国接来让大伙儿好好度个假。那样的话，我就有笑话可看了。不过，我最终还是老实地告诉托尼，他最好还是雇佣本地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由他负责召募工人。
“我用不着什么建筑师，”托尼毫不迟疑地说：“我知道该怎么装修。”他当然知道。“举手之劳的事，干吗要花大钱请建筑师？” 好啦，看来我是什么帮也不上忙了，他什么都知道。于是我问他何时回英国。“今晚就走。” 没等我再说什么，他便开始向我宣读他那个记事本中记载的忙碌日程。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三天，在米尔顿·凯恩斯开业务会议。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表明自己乃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总之，” 他说：“我会跟你联系。一两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
妻子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到夏天，这种人来得还会更多，他们要吃要喝要住，游了几天泳之后，还会要我们送他们上机场。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托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灵敏的反应，以及一部电话答录机。
私人领地，内有蝮蛇
马索一定也意识到了夏季的来临。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入侵的围篱。在写着“私人领地！”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但凶险的警告语，“当心！内有蝮蛇！” 这是一个绝妙的警告方式。充满了威胁恐吓的成份，却又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或“武装人员巡视”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再不怕死的露营者，在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恐怕也得考虑考虑，睡榻之下是否还躺着一位当地最原始的原住民。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儿，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吊在嘴边。看到我惊惧的表情，马索说得更加起劲了。“人家说，男人要是被蝮蛇咬了，必死无疑。可是女人要是被蝮蛇咬了——” 他倾身向前，挑动着眉毛说道：“死的是蝮蛇。”看到他的话产生了效果，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兴之所至，还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以后可要注意了，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可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会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发动攻击。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跑动，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快得惊人。我下意识地向四下张望了一圈，马索见壮，哈哈大笑起来，“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的一声！它就一命呜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浓痰，正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但最好还是带个女人同行。女人没男人跑得快，蛇会先咬到她的。”说完这些话，他得意洋洋地回家吃早餐去了，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在树丛中摸索前进，一面走一面练习吐痰功夫。
南下的游客部落
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家的30余棵樱花树在同一时间竞相开放。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漂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面上。许多开车路过的人都特意停车拍照，有些人还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我不得不出门去询问他们有何贵干。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背后的群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的车开不上去啊。”
他最终还是悻悻地把车开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进取咖啡馆”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维持着其丑陋的面貌。无论哪位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都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散落在各处的桌椅摇摇晃晃，全不搭配；墙上的陈年古画更是早已辨不出本色；厕所里杂乱的水流声更是声声入耳，而一个破落不堪的冰淇淋柜就摆放在厕所旁边。咖啡馆的老板十分粗鲁，甚至连养的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就在厕所的另一侧，是一座镶有玻璃窗的阳台。那里视野开阔，端杯啤酒坐在那儿，不仅可以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还可以把阿尔卑斯山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了这条规则，就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的客人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人潮汹涌。
那里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荷兰人都清一色地穿着登山靴，挎着登山包；德国人则是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巴黎人脸上都透着明显的傲气与精明，谨慎地检查着手中
普罗旺斯的一年4
大;学，生，小，说'网
电报杆和驻虫的故事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恰好遇到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报杆，并把它折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真叫人想不通这车屁股怎么会如此恶狠狠地咬到电报杆上去的。” 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挠着脑袋，看见我停下了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道：“我没事，但车子恐怕报销了。” 我回头看看上半身弯向 车顶的电报杆，要不是几根电话线吊住它，它早就倒下了。我看它也一样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事儿。”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得去找辆拖拉机来。”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清楚了。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泡过似的。他向我解释为什么得急速而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报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着说道，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则返回家中。半小时后，当我又开车回去看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时，发现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有一辆车开了过来，司机在车里拼命地按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着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被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方向的路上，留下电报杆独自在微风中哀号。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电报杆，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知道？”他说：“也许是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着他面前的酒杯，仿佛杯子里的酒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人间蒸发了。我为他重新满上，他这才靠回椅背，抬起脸，朝向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咂了一口冰凉的甜酒，他接着说道：“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现在可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不过告诉你，我可不适应住在这里。”
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午后的阳光，他看起来适应得很呢！但我没有与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过这种日子，”我说：“你说不定会被晒出皮肤癌，另外，酒喝得太多，也可能得肝硬化。就算你刚刚学会适应这儿的生活，可能就会开始想念巴黎戏院的乐趣了。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了我一眼，戴起太阳眼镜说道：“一点不错。”
与很多来客的对话经常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你不想念朋友们吗？”
“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
“你不怀念英语电视吗？”
“不怀念。”
“英国总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怀念的吧？”
“桔子柠檬果酱。”
接下来会是他们真正想问的问题，通常都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提出，“你们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我们巴黎来的这位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换了一种方式问道，“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我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恰恰相反，我们忙着呢。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我们享受着慢慢改造家里的生活环境的乐趣，以使周围的一切都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存在。我们设计花园，种植草木；计划着铺建一座法国滚球场；另外，我们的法语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还有那么多村落、葡萄园和市场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欣赏。时光过得很快，根本无暇多想别的。却又偏偏总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来打破我们的正常生活。上星期就充满了这类小插曲。
乡村生活中的小插曲
先是星期一，邮差先生上门来。他显得很不高兴，匆忙地握了握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我，到底把信箱藏到哪里去了。时间已近正午，他还有好些信要送，要是总跟信箱捉迷藏的话，这信可怎么送得完呢？我说我并没有把信箱藏起来，它不就在车道尽头吗，稳稳当当地挂在钢柱子上吗？“没有，”邮差说：“被人拿走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他一道走下去，又一起在道旁的树丛里搜寻了五分钟，看是不是给撞 掉到哪儿去了。还是没有。若不是那根钢柱还竖在地面，此处完全看不出曾经摆过信箱的痕迹。“你看吧，”邮差说：“我就说嘛。”会有人偷信箱吗？简直难以置信。还是邮差先生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常有的事，这里的人有点malfini。”“malfini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就是神经病。”他没好气地说。
我把他请回屋里，劝他喝杯酒消消气，也好谈谈装个新信箱的事。他很乐意卖一个给我。我们谈好，新信箱应该设在旧水井旁，高约70公分，这样，他坐在邮车里就可以把信丢进信箱。这么一说，去水井旁勘察一番，再量量尺寸什么的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等到一切进行完毕，已经到了午餐时间，而邮局的正常业务，通常要等到两点钟才会继续进行。
几天后，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屋中召出，我看见狗儿们围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奔驰车乱转。驾车人显然不敢轻易离开相对比较安全的座椅，但还是冒险地放下半边车窗。我往车里看去，里面坐的是一对个头矮小、皮肤棕黑的夫妇，神情紧张地冲我笑着。他们先是夸奖了一番我家狗儿的威猛，然后提出可否容许他们出来。两人都是一身城里人打扮，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斗蓬、帽子俱全，脚上穿着名牌皮鞋。
您在家，这真是太好了，他们说。您的房子可真漂亮。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吗？没有？那您一定需要几张真正的东方地毯了。好像今天我十分走运，他们刚从亚维依参加完一个重要的地毯展销会回来，有几张特选地毯，刚好没卖掉。本是要运回巴黎去的，有品味的巴黎人一定抢着买。但这夫妇二人决定绕到乡间小道逛逛，是命运带领他们最终来到我的面前。为了纪念这偶然的缘份，他们愿以“极动人的价格”，让我挑选他们的精选商品。
光洁利落的小个子向我述说大好消息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把地毯搬下车，在车道上极富艺术性地铺展开来，同时嘴里大声赞叹着每一块地毯：“啊，真是美！”“看看它在阳光下的色彩！”“这一块——噢，我还真舍不得卖呢！”她快步走过来，加入我们谈话的阵容，名牌皮鞋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该介绍的都说完了，她和丈夫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普罗旺斯人对于卖地毯的人没有好感。形容一个人是“地毯商”，等于是骂他狡猾，甚至是无耻小人。也曾有人告诉我，流动的地毯商常是小偷的同伙，先来刺探一下你家中的虚实。他们手里的地毯也可能是假货，或是偷来的。
可是我看不出这两个人像骗子，同时也觉得其中的一块小地毯好像确实挺不错。我真不应该把这想法说了出来。听了我的话，那女子飞快地瞟了她丈夫一眼，脸上马上浮现出一种演练纯熟的惊讶表情：“真了不起！”她叫起来：“先生的眼光真准。这块也是我们俩人都最偏爱的。但为什么不再买一块大些的呢？” 啊啊，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但这一点小障碍马上被他们排除到一边去了。他们表示我可以开支票，不过，付现金另有折扣就是了。我又看了一眼地毯，我家的一条狗正不争气地躺在上面，微微打着鼾。那女子更加得意地说道：“您看，先生，您的爱犬已经为您挑选好了。”我屈服了，很不在行地讨价还价了不到三分钟，就以原价的五折成交。我回屋取出支票簿来填写，那两人也连忙凑过旁边来仔细地参看，叮嘱我不要填收票人的名衔。终于成交完毕，他们向我保证，明年还会再来拜访。走的时候，他们的汽车小心翼翼地绕过我新买的地毯和在上面熟睡的狗。而那位夫人微笑着，坐在地毯堆中，像女王一般雍容华贵地向我挥着手。他们的访问，耗去了我整个早晨的时间。
本周最后一桩插曲则不太愉快。一辆卡车来运送砂石，在倒车至他自己选定的卸货地点时，后轮忽然陷了下去。一阵劈啪声过后，卡车向后倾斜，一股刺鼻但十分熟悉的气味儿弥漫开来。司机下来查看损坏情况，不假思索地吐出一句在那当儿使用最恰当的字眼：“妈的！”原来，他的车撞到化粪池里去了。
“所以你看，”我对巴黎来的那位朋友说：“新鲜事儿总是一桩接着一桩，永远不会有无聊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我推推他，伸过手去摘下他的太阳眼镜，刺眼的阳光唤醒了他。
“啊？什么？”他迷蒙着双眼，惊诧地问道。
五月
樱桃开始红了，葡萄藤也覆盖上了喜人的嫩绿色新叶，不再是冬天的枯朽模样。远山青苍柔婉，如一条翠绿色的腰带，悬挂在天边。轮子在地面摩擦出有规律的声响，载着我们从一丛丛迷迭香、熏衣草或是里香的气味中飘过。
自行车骑士的风采
五月的第一天就有个好兆头，冉冉升起的旭日早早地就把大地照耀得光彩夺目。由于这天也是法国的法定假日，我们决定依循法国风俗来从事夏季运动――骑自行车。
真正有水平的和稍微刻苦一点的脚踏车骑士已经穿着厚厚的黑色紧身衣，头戴面罩，顶着清晨料峭的寒风训练了好几个星期了。但随着天气转暖，像我们这样弱不禁风的业余骑士，也终于可以穿条短裤、套件毛衣上路了。
我们在卡维隆买了两辆轻便的脚踏车（据店主孔蒂先生说，它们可是“高档货”），迫不及待地想加入本地车迷的行列――看着他们优雅地驰骋在乡间小道上，忽上忽下，毫不费力，我们羡慕不已。料来我们的双腿，经历了一冬的慢跑训练，骑个16公里路，攀坡上奔牛村（bonnieux），再越岭去拉考斯特村，总共一小时的轻松运动，应该不成问题。开始的时候确实容易，只是又窄又硬的坐垫让人一上马便感觉到了，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有些骑士会在短裤后面塞上厚厚的垫子。不过，前几公里也没什么，我们让轮子自由地滑动，只管欣赏风景。樱桃开始红了，葡萄藤也覆盖上了喜人的嫩绿色新叶，不再是冬天的枯朽模样。远山青苍柔婉，如一条翠绿色的腰带，悬挂在天边。轮子在地面摩擦出有规律的声响，载着我们从一丛丛迷迭香、熏衣草或百里香的气味中飘过。这比散步有趣，又比开车安静、健康，还不算太累，感觉让人身心愉快。我们不禁问自己，以前怎么没想到骑自行车呢？以后我们天天骑好不好？
在爬奔牛村那个陡坡的时候，我们这种泰然自若的感觉消失了。脚踏车的重量陡然增加了数倍。我的大腿肌肉因为坡度加剧而发出怨言，缺乏运动的脊背也开始酸痛。大自然的美如今已视而不见，心中惟一的念头就是痛悔没能在短裤内填充个厚垫子。到达奔牛村时，我们连呼吸都开始感到困难。
克来西咖啡馆的老板娘站在门口，两手叉在宽阔的臀部，看着我们一行打趣地惊叹道：“天呐！法国自行车巡回赛今年开始得可真早啊。”啤酒拿来的时候，我们早已跌进了椅子，暗暗赞叹着座椅的设计构造与自行车相比显得是多么的合理。此时的拉考斯特村看起来仿佛远在天边。
去萨德城堡的山路婉蜒曲折，漫长陡峭而又令人痛苦。勉强挣扎在半山腰时，身后传来车轮声，一位自行车骑士急速地追赶上来。他一身强健的肌肉，古铜色的皮肤显得十分富有弹性。看长相，估计他的年龄应该在65岁左右。经过我们身边时，他响亮地说道：“早上好！一路顺风！”然后，飞车向上，很快消失了踪影。我们则继续努力，埋头向前猛蹬，腰酸腿疼地怀念着刚才的啤酒滋味。
没过多久，那老人自山上折返回来，在我们面前调转头，开始与我们并肩而行。“振作些！”他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就要到了。加油！”他陪着我们骑到拉考斯特村，那双老瘦的腿上疤痕斑斑，踩起轮子来却轻松自如。
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瘫倒在又一家咖啡馆的阳台上。这里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山谷。至少，从这里回家的话，大半路程是下坡了。这个想法让我暂时打消了叫救护车的念头。老人喝了一杯冰咖啡，告诉我们说，他今天已经骑了30公里，午餐前还要再骑20公里。我们对他硬朗的身体表示羡慕不已。“不行啦，”他说：“60岁以后就骑不上凡杜山了，只能在这里小小溜达一下罢了。”听了这话，我们刚攀上山来时所产生的那一点豪情壮志顿时荡然无存。
回程确实比较容易。但到家时，我们仍是既燥热又酸疼。刚一下车，我们便拖着僵硬的双腿，一路走一路脱下湿透的衣服，来到游泳池边，立即纵身入水，那瞬间的感觉像是到了天堂。之后，再倒上一杯酒，躺卧在阳光之下，我们决定把骑自行车运动列入夏季生活的常规。不过，有那么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要一看到脚踏车坐垫，便禁不住胆战心惊。
紫花苜蓿与兔子饲养计划
房屋四面的田野上，连日来经常能够看到缓慢而有规律地移动着的人影。他们在这片如画的风景里，为葡萄园除草，为樱桃树剪枝，为沙地翻土。每件事都做得有条不紊。中午停工时分，大家围坐在一片树荫下吃午餐。在那两小时里，能听到的只是几百公尺外，透过静止的空气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谈话声。
福斯坦差不多一整天都待在田里。每天早上七点一过，他便会带着狗，驾着拖拉机准时 开工。似乎经过精心策划一般，一天工作将尽的时候，他的拖拉机便常常会刚好来到我们的屋外，近到听得到屋内的觥筹交错之声。于是进来喝一杯，聊聊天，便渐渐形成了习惯。但如果来访的时间拉长，酒喝了两杯以上，那就表示有事商量——通常都是他在葡萄园里深思熟虑出来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合作的计划。他从不单刀直入，总是小心翼翼地旁敲侧击。
“你喜欢兔子吗？”
我太了解他了，他谈的绝不可能是养在屋里作为宠物的可爱的小白兔。更何况他说这话时，还拍着肚皮，口中咂咂有声。“但兔子的麻烦是，”他似乎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接着说道：“它们吃得太多了，像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我煞有介事地点点头，但还是搞不懂我们的商业利益和兔子的胃口有什么关系？
福斯坦站起身，召我来到庭院门口，指着两处略显凸起的草丛说道：“你这儿有不少紫花苜蓿，兔子们就爱吃这个。秋天以前，你可以采摘三次呢。”我对本地植物的了解实在不多，还以为那块地里长的都是当地的什么杂草，正打算除掉呢。幸好我还没这么做，否则福斯坦的兔子绝不会原谅我。疏于照管的庭院竟有如此丰硕的收获，这是我之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深恐我还不够明白，福斯坦拿酒杯的手又向着那两块园子挥舞着重复说道：“兔子就爱吃紫花苜蓿。”说完，他大声地模仿着兔子发出了各种咀嚼的声音，直到我告诉他尽管把那些草或是苜蓿随便采了去给他的兔子吃，他才立刻停止了那种声响。
“好，如果你真不需要，我可就去采了。”任务顺利完成了，他带着满意的神情和满腹酒精，磕磕碰碰地退回到拖拉机跟前。
薰衣草和芦笋
福斯坦在很多方面行动迟缓，但致谢报恩却很迅速。第二天傍晚他又来了，带来一大捆芦笋，整整齐齐用红白蓝三色丝带捆绑好。他的妻子安莉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把鹤嘴锄、一团绳子，还有一满桶的薰衣草幼苗。这些幼苗早该分株了，安莉说，这是她的表兄刚从下阿尔卑斯山带过来给她的，不马上种下就要变坏了。
这种夫妻分工方式，在我们看来很不公平。福斯坦只管把绳子拉直和喝酒，由安莉挥锄 掘土，每隔约一锄柄的距离挖一个洞。我们想帮点儿忙，却遭到福斯坦的拒绝，“这些活安莉做惯了。”他骄傲地说。在夕阳的余晖中不停忙碌的安莉听了也笑着说道：“每天这么做上八小时，晚上包你一觉睡到天亮。”才半小时，花圃便整理好了。五十棵薰衣草整齐地排列着，把兔子的食品工厂围在中间。这些薰衣草六个月内就能长到刺猬那么高，两年后会长到人的膝盖。
本来晚餐准备吃的是什么，现在已经给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们一起动手烹调起芦笋来。一顿是吃不完的，那捆芦笋，我两手合围也握不住。代表法国国旗的三色丝带，印着福斯坦的姓名地址。他说，法国法律规定产品必须这样标明。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种的芦笋长大，也可以绑上自家的丝带。
拇指粗细的芦笋，尾部有细致的色彩花纹。我们蘸着融化的奶油趁热吃着新鲜的芦笋，佐餐的是下午才出炉的本地面包，而喝的则是山谷里出产的葡萄酿制的红酒。我们的一饮一食，无一不在支援着本地产业。
从敞开的门外传来寄居在我家那对青蛙的鸣叫和远处夜莺悠扬的歌声。我们一同走出屋外，迎着当空的皓月饮下今晚的最后一杯,顿时心清气爽,飘飘欲仙。月光照亮了新种的薰衣草花圃，狗儿借着月光在苜蓿田里蹿来蹿去，搜索着野鼠的踪迹。福斯坦似乎并未陶醉于美丽的夜色,倒是触目的苜蓿又激发了他对本职工作的思考。他说，今年夏天兔子们的伙食会很好。同时他向我们保证，到了冬天，兔肉的滋味也会格外地鲜美。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痴迷于食物的程度，已经开始不亚于法国人了。回屋后，我们居然还能把剩下的那半块乳酪片也顺手牵羊地报销了。
劫匪们偷窥的眼睛
游泳池专家贝纳带给我们一份礼物，这会儿他正满怀热情地进行安装呢。那是一把水上扶椅，还配备有一个小型饮料柜，据说是从遥远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弄来的。在贝纳看来，迈阿密是世界游泳池用品之都。“法国人在这方面一窍不通，”他轻蔑地说，“法国有的公司只会做充气垫子，可是在气垫上怎么能喝酒呢？”他拧紧了最后一颗螺丝钉，站起来端详这把浑身散发着迈阿密眩惑的椅子。椅子闪耀出一种泡沫胶、塑胶加上铝合金混合而成的光彩，似乎确有独到之处。“你看，杯子可以安放在扶手上。你自己呢，可以舒舒服 服地躺着。真是妙极了。”他将扶椅推入水中，小心翼翼地不让水花溅湿他粉红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晚上一定要记得把它收起来，”他说，“吉普赛人就要来这里采收樱桃了。他们可什么都偷。”
这倒提醒了我们，房屋保险的事早该办了。只是，工人们在墙上打了那么多洞，我怀疑没有哪家保险公司愿意冒险为我们投保。贝纳听后，惊异地取下他的太阳眼镜。“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他说，“除了巴黎，沃克吕兹省的盗窃率居法国第一。”他盯着我，仿佛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你应立刻寻求保护。我今天下午就派人来。人到以前，一定小心提防。”
我想，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可是贝纳好像坚信一伙劫匪正在附近窥视，只待我们一出门上村里买肉，就要猛扑过来，将屋里洗劫一空。他说，就在上个星期，他停在自己家门口的车子居然被人用千斤顶举了起来，把四个轮子都给卸走了。这些人简直是卑鄙无耻。
除了惰怠，我们迟迟没有办保险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压根儿就讨厌跟保险公司打交道。他们通常言语含混不清，闪烁其词，合约语焉不详，条文艰涩难懂。但是贝纳说得不错，听天由命绝非明智之举。我们最终接受了忠告，拟定在这天下午，接受一位西装革履的灰发老人的拜访，准备听他故弄玄虚地告诉我们如何为冰箱也加上一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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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有术
下午五点钟光景，一辆骄车挟着飞扬的尘土，嘎然停在我们房屋前。这人很显然是找错了门。他年纪轻轻，满头黑发，一表人才。却偏偏打扮成一副五十年代的萨克斯管手的模样——一顶宽肩披风，缀着闪亮丝线，上身是灰绿衬衫，下身穿着灯笼裤，一双深蓝色鹿皮鞋配一双蓝绿色袜子。一时间，让我油然而生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
“我叫法图，保险公司业务员。”他走进屋来，步伐短促而轻快，我几乎以为他会弹响 指头，在地板上扭动起来。我倒了杯啤酒给他，借机努力安抚一下自己惊讶的心情。他大咧咧地坐下，翘起二郎腿，十分自然地向我展示起他那双颜色鲜艳的袜子。
“房子真漂亮啊。”他的话语中带有浓重的普罗旺斯口音，与衣着颇不相配，却让我顿感安全。此外，他说话严谨而有条理，问我们是不是全年都住在这里。他说，沃克吕兹省的盗窃率高，部分原因是很多房子仅作度假别墅之用。房子若是一年有十个月空着，那……他的披风垫肩往上一耸。干他那一行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让你听了会恨不得立即就住进保险箱去。
但我们常年住在这里，显然不必为此担心。更何况，我们还养着狗呢。他表示这一条很好，在估算保费时，会把“有狗”的因素考虑进去。它们凶不凶？不凶的话，也许可以把它们训练一下。他就认识一位驯狗师，能把最温顺的小乖乖狗调教成致命武器。
法图用洁净、纤细的手做了些笔记，同时喝完了面前的啤酒。接下来的任务是逐室查看我们的房屋。他对厚重的百叶木窗和坚实的房门表示了赞许，但却停在一个窗洞面前咋咋有声。那是一个抽风机孔，不过30公分见方。但他谨慎地告诉我们，现代的专业窃贼常常效法维多利亚时代的扫烟囱工人，在成人钻不进去的地方，派遣小孩钻进去。而在法国，大家公认宽12公分以上的洞，是属少年窃贼的领域。如果小于12公分，则少年犯们也无能为力了。至于这标准是怎么算出来的，法图先生可不清楚，但他知道一定要在这里加装铁条，以减少诱惑少年儿童犯罪的机率。
我在一天里两次听到法图说起，采樱桃的工人是治安的最大隐患。他们通常来自西班牙或意大利，为了一公斤3法郎的工钱，四处飘流，今天来，明天走。谨慎一点总没错。我答应保持警觉，尽快给小窗装上铁条，并且教导我的狗儿们要表现得尽量凶恶一些。一切嘱咐妥当之后，法图顶着夕阳的余晖离去了，车内音响沿途传出布鲁斯·斯宾斯廷（bruce springsteen，美国歌手）伤感的歌声。
我们开始对采樱桃的工人产生了可怕的想像，很想亲眼一睹这些手脚灵便的恶贼们的庐山真面目。他们随时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樱桃已经绝对成熟了。近日我们吃早餐都是在面向朝阳的露台上，十几公尺外就是一棵果实累累的老樱桃树。在妻子煮咖啡的当儿，我便伸手采摘樱桃，作为一天里的第一道餐点。成熟的樱桃清凉多汁，果皮深红近黑，味道甜美可口，着实不可多得。
采摘樱桃的时节
终于有一天早晨，当听到田野间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我们知道大规模的樱桃采摘活动展开了。在我们的教导下，狗儿们先期跑到前面去进行调查，竖起毛发，发出给自己壮胆的恐吓之声。我跟上前去，以为一定会看到黝黑奇异的一大帮人，和他们能偷惯盗的孩子。他们的身体从腰部以上都被树叶遮住，我只看得到站在三角形木梯上、一双双各不相同的脚。忽然间，一张顶着草帽、棕色满月般的大脸，从一簇枝叶间探了出来。
“尝一口樱桃吧。”他伸过一只手，手指上捏着一串樱桃。原来是福斯坦。由于外籍工人要价太高，有的居然开价五法郎一公斤，他和安莉于是决定召集亲戚，自己亲自出马来采摘樱桃。真是难以想像！我试着在脑海里刻划出自己站在梯子上一天辛苦工作10小时，饱受果蝇的骚扰，夜晚还要胡乱睡在谷仓或小型货车里的景象——顿时觉得这样工钱实在不算太高。可是福斯坦断然拒绝：“这简直是大白天打劫，”他说道，“对采樱桃的工人，你还能期望什么呢？” 他预计一共能摘到两吨樱桃，然后拿去卖给艾普镇的果酱工厂。至于相应的收益，当然也就全由自家人获取了。
以后的几天里，果园中挤满了大小胖瘦各色的采收工。一天傍晚，我开车搭了两个工人去奔牛村。他们是澳洲来的学生，脸蛋让太阳晒得通红，还沾了一身樱桃汁。两人疲惫不堪，不停地抱怨工时太长、工作乏味，以及法国农夫小气。
“……嗯，至少你们见识了法国的一小部分。” 我试图安慰他们两句。
“法国？”其中一位说：“除了热烘烘的樱桃树里面长得是什么样子之外，我什么也没看到。”
他们决定立即动身回澳洲去，普罗旺斯一点也不值得他们留恋。他们不喜欢这里的人，甚至怀疑这里的食品有问题，因为法国啤酒喝了让他们泻肚子。就连风景，按照澳洲的标准，也显得小里小气的。基于这种判断，他们无法相信我竟会选择住在这里。我设法解释，可是我们谈的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咖啡馆到了，我让他们下车，相信他们会整晚泡在那儿思念可亲的家乡。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如此可怜的澳洲人，而听到别人对我所喜欢的地方如此深恶痛绝，也让我不免心情沮丧。
所幸，在贝纳那里，我的坏心情得到了缓解。他托我翻译一位英国顾客的来信，我这次来到奔牛村他的事务所，就是要把信交给他。他开门时满脸洋溢着笑容。
他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刚刚受卡维隆的一家妓院邀请，重新规划设计其会所。这样的建筑，当然有许多特殊的需求，例如镜子安放的位置就很重要；一般典雅卧室中不会有的某些设备，这里也都要齐全；浴盆使用次数会特别多，因此质量一定要无懈可击。我几乎可以断言，曼尼古希先生和他的助手，届时一定会一面调整水龙头和盥洗设备，一面兴致勃勃地看着里尔出差来此的推销员在回廊上追逐花枝招展的姑娘；而那位泥水匠雷蒙，那个眼中时常闪耀着坚定光芒的男子，一旦在莺莺燕燕中开怀作乐，恐怕将终生驻足花丛而流连忘返了。这将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不幸的是，贝纳说，克里斯钦虽然认为这份工作在建筑设计方面是一项值得尝试的挑战，但他已决定回绝了。妓院老板娘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工，而施工期间她还准备照常营业，这对工人们的专注能力可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此外，她还不肯付交易税。理由是，她并没向她的顾客们索取什么交易税，那她为什么要付给别人呢？到最后，她请到的会是一群不入流的工人，潦草马虎地做完了事。而如此一来，卡维隆妓院的新会所无疑会失去在“建筑杂志”封面上亮相的机会。这可真是太可惜了。
特殊客栈
我们开始努力适应家中永远有客人的日子。先头部队已于复活节抵达，而后续部队也一直排到十月底以前了。有些邀请，是在遥远的冬季便发出的，那时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实际履行时的景象。现在，人们纷纷来到我们眼前：来住、来吃、来喝、来晒暖阳。洗衣店的女店员根据我们送洗的床单数量，猜测我们是做旅馆生意的。我们则不禁忆起前辈居民早先提出的忠告。
早来的几批客人，仿佛受过“做客之道”的训练。他们自己租车，不烦劳我们日日陪伴接送。白天自行安排活动，只是与我们共进一顿晚餐。而且到了说好的日子，他们便准时打道回府。若是所有的客人都如此，我们想，这夏天将过得非常愉快。
但很快我们便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客人是在度假，而我们不是。我们早晨七点定时起床，他们却通常要睡到十点、十一点。吃过早餐，游个泳，就该吃中饭了。我们清理打扫时，他们晒日光浴，之后再睡个午觉。到傍晚，他们便活跃起来。晚餐时刻，他们进入社交活动的高潮，我们则在吃沙拉时便已打起瞌睡。我妻子天生好客，唯恐客人酒不足饭不饱，因此长时间在厨房中备办食物。餐后，我二人便洗刷碗碟直到深夜。
喧嚣的集市
星期天就不同了。每位客人都想去参观周日集市，因此起床很早。一周里只有这一天，客人与我们作息时间相同。在驶往索隔岛（ls1e-sur-1a-sorgre）一家咖啡馆吃早餐的20分钟车程里，他们睡眼朦胧，缩在车后养精蓄锐，显得异乎寻常的安静。
这家咖啡馆俯视着小河。我们在桥边停好车，唤醒友人。他们昨晚闹到两点，才拖拖拉拉、吵吵嚷嚷地上床，现在明亮的日光照在他们依然睡意盎然的脸上，显得颇为残忍。他们 把自己藏在墨镜之后，点了大杯的咖啡。在吧台阴暗的那头，一个警察悄悄喝着闷酒。卖彩票的男子向每位逗留在他桌边的人保证必定中奖。厅堂里还有两个开了一夜车的卡车司机，青色的下巴上，胡子乱糟糟地竖着，风卷残云般攻向牛排加炸薯条的早餐，一边高喊着再给来些酒。河水的清新气息飘进敞开的大门，屋外小河中的野鸭拨动红掌踏着青波，等待阳台上可能扫下的面包屑。
我们动身前往村中广场。面色苍白、穿着乌黑闪亮的紧身裙子的吉普赛女郎，分作两列，把我们夹在中间，向我们兜售柠檬和长柄蒜头，同时也没有忘记彼此间互相嗤之以鼻。摊位沿街一字儿摆开，五彩缤纷――卖银饰的摊子隔壁卖的是腌鳕鱼，再过去，有一木桶一木桶的新鲜橄榄，手织的毛毯，肉桂，番红花和香草，一捆一捆的曲麦，硬纸盒里蠕动着的杂种小狗，颜色艳而不俗的运动衫，橙红的束腹，尺码巨大的胸罩，乡村自制的粗面包，深色陶罐等等，可谓应有尽有。
一个瘦高个子的塞内加尔人凌驾于市场的喧闹，高悬起一根绳子，挂上西班牙制造的真正非洲部落皮饰，同时兜售着各种式样的电子表。忽然一通鼓声咚咚响起，一个戴高帽子的男人，牵着一条穿红色夹克的狗，清清嗓子，调整着手提扩音器，把音量调到最高频率，接着鼓声再次响起，他伴着鼓声高声喊叫：“大拍卖！小羊肉！猪肉！牛肚！赶快去卡诺街，克拉萨肉店！大拍卖了啊！”他低头查看了一眼笔记夹，又开始摆弄了一下扩音器，准备开始下一轮新的宣传攻势。他是这村子里的活动广播电台，广播项目从生日贺词到戏院节目，包罗万象，同时还配合音乐效果。我很想介绍他认识广告界的托尼。他们二人如果有幸能够凑在一起切磋促销技巧，场面一定十分有趣。
三个面庞棕黑、皱纹深刻的阿尔及利亚人，站在阳光下闲聊。他们倒提着许多只活鸡，这是他们的午餐，鸡的爪子被他们抓在手中，露出绝望的表情，仿佛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近。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有人在吃东西。摊主摆出各种食品免费品尝，有热腾腾的小片比萨饼、粉红色的火腿薄片、洒上香菜末的香肠，还有小块奶油杏仁糖。这里是节食者眼中的地狱。这时，朋友们也开始询问我们午餐该吃点什么。
古董交易市场
其实午餐时间还早着呢。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先去看看旧货交易市场。那里有很多旧货商从普罗旺斯各家各户的阁楼角落里搜罗出的各式瓶瓶罐罐，从中可以了解当地历史的演变和发展。索隔岛素以古董交易闻名，车站旁有一个很大的室内古董市场，几十个商人在那里长年设有摊位。那儿什么东西都有，但价格都异常昂贵。不过今天早晨的阳光这么灿烂，与其待在阴沉沉的店里，不如逛逛摆在树下的摊位，看一看摊放在桌上、椅上、地上，甚至是挂在树上的陈年老货更有一番情趣。
褪了色的水墨明信片、旧床罩，与刀具、珐琅碎片镶成的剃须水广告牌、火钳、夜壶、名牌领针和烟灰缸混为一堆，我们还发现一本泛黄的诗集和再多一条腿就会十分完美的古董椅等等，商品种类琳琅满目。随着时间接近中午，商品的价格开始下跌，问价的人也变得愈有诚意起来。妻子出动的时机到来了。在讨价还价这种事上，她已经接近了专业水准。她绕着一尊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法国画家）的胸像转了很久了，老板标价75法郎。她终于瞅准机会杀上前去。
“最便宜多少？”她问摊贩。
“本来最便宜是100法郎，夫人。但现在说不上了。就快吃午餐了，50法郎卖给你吧。”
我们把“德拉克洛瓦”搬上车，让他透过后车窗，若有所思地凝视窗外的风景，而我们加入全体法国人的行列，准备好好享受餐桌上的美好快乐时光。
群山之中的小餐馆
法国人的特质中，我们最欣赏的一点，就是不管餐馆多偏多远，只要菜好，他们一定捧场。食物的品质比方便与否更为重要。为了吃一顿好饭，他们不惜咽着口水，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所以，厨艺高明的师傅即便隐居深山也一样能发财。这天，我们选定的餐馆就极其偏僻，我们第一次的登门拜访就是靠着一份地图摸索而去的。
毕武村（buoux）藏匿在距奔牛村身后约10英里的丛山峻岭之间，只能勉强算得上是个村 子。村中有一座古老的村公所，与对面的一间新式电话亭相映成趣。十几二十户人家疏疏落落地散在村中。“卢柏客栈”就建在山边上，俯视空寂美丽的山谷。冬天我们初次登门的时候，总是找它不到。随着愈走愈深入荒野，我们几乎开始怀疑地图是否正确。那天晚上，我们是仅有的顾客，独对熊熊炉火，听着窗外风声如梭。
在5月炎热的星期天中午再次造访，感觉与那个阴冷的冬夜绝然不同。在通往餐馆的弯曲山道上，便看到餐馆门前的停车场已无处立足——有一半的位置是被三匹马所占据的，马栓在一辆老旧的雪铁龙轿车的前保险杠上。餐馆的猫卧在屋顶遮阳蓬上，目光灼灼地望着隔壁空地上的几只鸡。餐馆的桌椅沿着一个开放式谷仓的墙壁排成一溜，充耳可闻厨房里传出的填装冰桶的声音。
大师傅莫里斯端出四杯桃汁香槟，接着领我们去看他最新的投资。那是一辆旧敞篷马车，装备着木制车轮和千疮百孔的皮座椅，看大小能载六名乘客。莫里斯打算推出一套“马车畅游卢贝隆”的旅游项目，途中可享用他的精美午餐。他问我们觉得这个主意妙不妙？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他开心而带点羞怯地笑了，转身回到厨房。
这人的烹饪手艺是无师自通。但他无意借此扬名立业，只希望能够维持生意，让他得以留在这山谷中养马。他的餐馆卓有声誉是因为家常小菜价廉物美，没有某些时髦餐馆中那些做作花哨的东西。
我叫了一份定价110法郎的套餐。只在周日上工的年轻女招待端出一只藤编托盘，放在桌子中央，是开胃冷盘。我们数了数，菜色共计有十四种之多。朝鲜蓟花心、油炸面粉里纳沙丁、腌鳕鱼加奶油、乳酪渍蘑菇、小乌贼、小洋葱加新鲜番茄酱、芹菜拌埃及豆、冷紫壳贝等等。沉沉的托盘上还摆了厚厚的肉馅饼、酸黄瓜、橄榄油调味酱及渍辣椒。面包皮烤得酥脆，冰桶里镇着白葡萄酒，还有一瓶“教皇城堡牌”的好酒傲立在旁。
其他的顾客都是法国人，多数来自邻近村落，穿着整洁的周日外出服。也有一两对夫妻服饰光鲜出众，一看便知是城里人。角落里有一张大桌，一家祖孙三代互相劝食，用过的餐盘堆放成山。一个才6岁的孩子显然是极具潜质的美食人才。他大声品评着说，这里的馅饼比家里的好吃，还要求祖母让尝一口新鲜的葡萄酒。他们带来的狗则耐心守候在这孩子身边——天底下所有的狗都知道，孩子丢下的食物总是比大人多。
第一道主菜上来了，玫瑰色的小羊排，用整瓣大蒜调味，配上嫩绿的豌豆，金黄色的马铃薯和洋葱圈。“教皇城堡”这时候倾入杯中，色深味醇，薰人欲醉。正如莫里斯所说，“这家伙后劲很大”。 我们决定取消下午原定的活动，回家去泡游泳池。谁可以享用贝纳的水上浮椅呢？先丢个铜板来决定吧。
乳酪产自邻村巴农（banon），在葡萄叶的包裹下湿润而鲜嫩。接下来就是甜点，柠檬果冻、巧克力蛋糕和奶油卷，三种不同口味、不同内容的甜食装满了一盘子。还有咖啡，再加上一杯吉恭达（gigondas）产的葡萄汁。一阵满足的叹息之后，我们的朋友提出这样的疑问：全世界还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在这样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也许在意大利！但其他的地方就难了。他们早习惯了伦敦的生活，习惯了伦敦那些过度装潢的餐厅，和餐厅里少数的几样主菜，以及离谱的价格。他们说，在伦敦的五月广场餐厅（mayfair）吃一碗面，比我们刚才这一整顿大餐还要贵。为什么在伦敦想要吃得好又吃得便宜就这么难呢？在一阵茶余饭后的七嘴八舌之后，我们的争论有了结果：英国人不像法国人这么频繁地下馆子。因此每下一次馆子，他们不只要食物，也要体面。他们会叫整瓶整瓶不同类型的酒，还要用水碗清洗手指。伦敦人还喜欢点像短篇小说一样冗长的菜单，之后，忍着心头的剧痛支付昂贵的账单，以便在日后向人吹嘘。
莫里斯过来问我们是否喜欢他做的菜，顺手撕下一张纸，坐下来算账。“总共是这个数， ”他把纸条推过来，650法郎出头。若是在伦敦，两个人吃一顿像样的午餐就要这个价钱。一位朋友问他，是否想过搬去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例如亚维依，甚至梅纳村？他摇摇头说：“这里很好，我要的东西这里都有。”他的计划是待在这里，再烧上25年的菜。我们也祝福他身体健康，希望25年后仍能蹒跚前来，享受他的烹调手艺。
回家的路上，我们注意到，美食加上周日，让法国的机车斗士们也沉静下来。腹内充实，又值假日，他们闲闲散散，不再打算横冲直撞了。他们会在途中停车，走到树丛里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活动筋骨，甚至会对过往的车辆友善地点头招呼。明天一早，他们会再度拿出神风特攻队的精神，杀上路面。但今天是星期天，在普罗旺斯，这时的人生是用来品味的。
六月
穿袜子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手表躺在抽屉里也很久了，我发觉，凭着庭院中树影的位置，我大致可以估算出时间。但至于今日何日，我就不大记得了，反正也不重要。我感觉自己尸体 变成安分守已、无欲无求的院中蔬菜了。
爱心的奉献与美酒的馈赠
本地的广告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任何车辆，只要停留在市场附近超过五分钟，当地的广告人们便会将各种各样的宣传单一叠叠压在你汽车的雨刷下。我们每次回到车上，都会收到琳琅满目的各色消息――诸如，某处即将开业大吉，某处出现了不可错过的大好机会，某处餐厅再次大特价，中间赫然还夹杂着色情服务的招贴单。
其中有一个消息说，卡维隆即将举办一场手风琴比赛。比赛中，将穿插“性感女郎的脱 衣舞表演（出场12次）”，以取悦嘉宾。一家超级市场红红火火地展开了“猪肉周”活动，宣称猪身上每一个可以食用的部分，都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超低价甩卖。除此之外，还有滚球比赛、舞会、自行车竞赛、犬类展、爆竹展和乐器演奏的宣传单，以及迪斯科舞场聘专人主持节目的招聘启示。一位据说是会炼金、能透视的法诺利夫人，邀你参加她的法会，号称包你满意而归。夏娃姑娘形容自己美味可口，正等着与你的浪漫约会；而露丝小姐宣称，她通过电话就能满足你所有的遐想——而这项服务，露丝小姐得意地补充说，在马赛已经遭到当局的严令禁止。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张极不寻常的充满绝望和紧急口吻的传单，索取的不是我们的钱，而是我们的血液。
污脏的传单上讲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正准备到美国去动大手术，但在入院以前，他需要不间断地输血，才能保住幼小的生命。传单上醒目地写着：“急需大量鲜血。”捐血站将于次日晨八时，在葛氏村（gordes）的村公所设立。
当我们在第二天早晨八点半抵达时，村公所里已经人满为患。十几张床沿着墙壁摆放着，上面躺满了人。从床上高吊的脚判断，当地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出动了――穿大号凉鞋的是小店的店主，穿高跟鞋的是年轻的女士，穿帆布短靴的是农夫，穿拖鞋的则是他们的妻子。年长的妇女一手紧抓菜篮，另一只手则一张一弛地压缩血液流入旁边的塑胶袋。大家一边输血，一边激烈地争论着谁的血最浓、颜色最深、最富有营养。
我们按照规矩，在一旁排队等待做血液检查。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个矮胖的红鼻子老头儿，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穿着一身工作服，饶有兴趣地看着护士徒劳地与他拇指上的硬皮进行着搏斗。
“要不要我找个杀猪的来？”他问道。护士一咬牙，奋力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针头。“妈的！”伴随着老头一声惨叫，一滴圆鼓鼓的血珠出现了，护士迅速地导入试管，再加上一些液体，上下猛力摇动起来。一会儿，她的眼光从试管上向下望来，带着一股不屑的神色。
“您是怎么来的？”她问老头。
老头放下在口中吮吸的拇指，答道：“骑脚踏车啊。从安贝村（lesanberts）一路骑过来的。”护士嗤之以鼻地说道：“您路上没摔跟头可真奇怪了，”她收回目光看着试管：“您喝醉了，知道吗？”
“不可能，”老头说：“也许早餐喝的一点点酒让我的鼻头有点红。早就习惯了，那算得上什么。再说了，” 他拿染血的大拇指在她的面前晃了晃：“加一点酒精，能让血球密度更高。”
显然，护士没有买他的账。她请这老人再去喝点东西，这次是喝咖啡，要是能缓过来的话，正午以前再回来。他嘴里嘟嘟囔囔着，摇摇晃晃地走了。受伤的大拇指举在身前，像一面战旗在迎风招展。
我们刺过手指，证明神智清醒，然后被带到床位前。血管与血袋相连，我们按照程序握紧和放松拳头。大厅里洋溢着谈笑之声，平常在街上擦肩而过、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这时由于奉献精神的影响，忽然间成了好朋友。或许，这也与大厅尽头那个酒吧台多少有点关系。
在英国，捐一大袋血得到的报偿也就是一杯茶、一片饼干。可是在这儿，针管一取出，我们就给带到一张有义工提供服务的长桌旁。要来点儿什么？咖啡？巧克力？牛角面包？奶油蛋卷？火腿三明治？大蒜香肠？还是葡萄酒？多吃点！多喝点！好补充那些失去的血！把肠胃填饱！年轻的男护士忙着拔酒瓶塞，穿白长袍的主任医师则祝我们胃口大开。从吧台后面逐渐增高的空酒瓶看来，这场捐血运动不论在医疗上还是在社交上，都大获成功。
许多天之后，邮差送来一份官方办的捐血杂志《血球》，说那天早晨在葛氏村捐募到好几百公斤的血。但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数字——那天喝掉了多少公斤的酒，杂志上却只字未提。或许是被留作医学界内部参考之用了。
普罗旺斯的一年5
社交礼仪的困惑
我们的一位伦敦律师界的朋友，身上保留了很深的英国人那种保守的气质。坐在卡维隆的“世纪末咖啡馆”里，他注视着窗外的人们那种他称之为“青蛙般滑稽的动作”。这天是赶集的日子，人行道上人潮汹涌，大家推来挤去，一团混乱。
“你看那边，”一辆汽车在马路中央骤然停了下来，驾车人下车来拥抱路上的老相识。“他们总是彼此伤害。看到没有？男人跟男人亲吻。多不卫生呀。”律师朋友对着啤酒喷气 。他严谨有度的礼仪观被这越轨的行为激怒了。在可敬的盎格鲁萨克森民族看来，这种行为真是太怪异了。
普罗旺斯人喜欢身体的接触，我也花了好几个月才得以适应。和一般在英国长大的人一样，我学会了很多社交礼仪规范。我学会与人保持距离，朋友见面时以点头代替握手，亲吻女士们如蜻蜓点水，公开场合不对狗表示亲热等等。初到普罗旺斯，对方犹如机场保安一般彻底的搜身式欢迎仪式，让人真有些不知所措。现在，我不但甘之如饴，而且对这项社交礼仪的诸多细节备感兴趣。肢体语言，实为普罗旺斯人际接触的要素。
两个男人相会，握个手是最起码的。即使手上拿了东西，也要腾出一根小手指头握一握。手里若是有点儿湿或有点儿脏，那么就要出前臂或手肘来进行这个仪式了。骑在脚踏车上或开着车，并不构成你不与人作身体接触的理由。所以，你常会在拥挤的大街上看到一幅幅危险的场景：一双双的手从车窗内伸出来，互相摸索搜寻。这还只是初步的、最起码的动作。要是比较熟悉、亲密的人见了面，需要比这更为强烈的表示。
正如我们的律师朋友所见，男人之间会互相亲吻。此外，他们还做出紧捏对方的肩膀，猛拍对方的背，拳打对方的小腹，紧拧对方的脸颊等一系列动作。碰到一个久未相遇的普罗旺斯老友，分手时你绝对可能已经被折磨得混身青一块紫一块了。
女士相遇时受到身体损伤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但是不熟悉礼节的人弄不清正确的亲吻次数，也可能会铸下社交大错。我初学此道时，遇见女士总是先亲一面。退后，观察对方是否迎上另一面脸颊。后来有人告诉我，伪君子才只亲一面呢，不然就是生性孤僻的可怜虫。在这之后，我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总结出一套正确的程序：亲三下，左-右-左。我在巴黎来的朋友脸上尝试了这种礼术。又错了。她说：亲三下，是普罗旺斯人的粗鲁习俗，文明人亲两下就够了。下次我见到邻居太太，亲了她两下。“不对，”她说：“应该是三下。”
现在，我每见到女士则密切注意她的头部动作。亲两下之后，若头部停止摆动，我就知趣而止。而我的头总是随时保持机动，以备对方又偏过头去时，可继续亲第三下。
我妻对此同感困扰。她是受礼的一方，有责任估计扭头的正确次数，或究竟需不需要扭头。一天早晨她在街上听见一声大吼，转过头去，看见泥水匠雷蒙向她走来。他忽然停步，双手极尽夸张地在裤管上猛擦。我妻料想这必是要握手的准备，于是伸出手去。结果雷蒙拨开它，却在她脸上热烈地亲了三下。所以，你永远也猜不准对方会给予你什么样的礼节。
见面礼结束后，谈话便可以开始了。菜篮子啦，大包小包的东西啦，都得暂时放下来，如果是狗，就拴在咖啡桌脚，如果是自行车和工具，则需要让它们倚着最近的墙站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场认真而愉快的谈话一定需要双手并用，以表达语言的准确性。手势可以作逗号，作句号，作感叹号，甚至单纯用来装饰词语。因为如果言谈仅是动动嘴皮子，是不能让普罗旺斯人满意的。双手于是加入，无声地交换着意见。连肩膀都富于表情。普罗旺斯人的谈话内容，你从远处便可根据表情动作，略知一二。
还有一种无声的语言，是以摆手作为开始的。这是我们是从家里的建筑工人那里学来的。他们只是在谈到时间或价格时，才用这种语言来表示否定。但这个手势的实际用途无限宽广，既可以用来形容你的健康状况，也可以用来形容你与岳母相处和谐与否，你的事业进展，你对一家餐厅的评价，或你对今年甜瓜收成的预测。讨论不怎么重要的事情时，手只是随便摇摇，辅之以眉毛轻巧地上扬。谈到比较严肃的事情——如政治，某人的肝脏顽疾，本地赛车手在今年巡回赛中获奖的概率时，手摇的幅度就增大了。手缓缓地摆动，上半身随之轻轻摇晃，严肃的表情则集中于脸部。
警告或争论时，使用的工具是食指，用法有三种：一动不动地直指对方的鼻尖，表示提醒对方小心；像节拍器一般在对方面孔下方迅速摇晃，则是提醒对方刚才所言完全错误；接下来他会陈述正确的理论，这时食指会由左右摇晃一变而为向前戳刺。若那不开窍的一方是男性，这一指便戳上他的胸肌并在那里敲打数下；若对方不巧是女性，指尖便在胸前数公分处打住。
谈话需要突然结束时，需要两个人的两只手来表现：一人左手手指伸直，从腰部向上迎击对方下落的右掌――这是一个传统和极端粗俗的上肢动作的限制版。在炎炎夏日出现交通堵塞时，你经常能够看到那种未经限制的版本。互相争吵的司机会特意从窄小的汽车里跳出来，使身体能够发挥出最大的自由来完成那个左臂向上挥斩、又被右手突然按住上臂停止的经典动作。
在谈话结束时，有一个表示注意保持联络的动作。中间三指蜷入掌心，手掌直立，大拇指和小指作电话状，举至耳旁。道别前，再握一次手。然后各自收拾自己的包裹、狗、脚踏车等。往前走不到100公尺，遇到另一个熟人，一切又要重新来过。难怪有氧运动在普罗旺斯流行不起来，聊上10分钟的天，运动量就足够了。
邻城风光
邻近市镇与村落的娱乐活动，我们参与的不多。每天找上门来的事就够我们发挥冒险和探索精神了，使得普罗旺斯有名的景致反遭忽略——至少我们在伦敦的朋友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恼人态度，不时提醒我们，我们的住处距离尼姆、亚耳和亚维依多么的近，去野生动物保护区看火鹤或去马赛港喝海鲜汤是多么的方便。当我们坦白说一向只在家里附近打转时，他们都露出惊讶而不以为然的样子。他们从不相信我们说的理由，如没时间去别处，不想参观名胜古迹，无意当观光客等等。不过有一个地方例外， 有一个地方我们百去不厌——那就是埃克斯。
我们去埃克斯总是走山路。迂回曲折的山道通不过卡车，也不适合有急事待办需要赶路的人。路上除了一间孤伶伶的农舍，养着脏兮兮的一群山羊之外，满目所见便是陡峭的山崖、灰色的岩石与低矮的橡树丛，在明亮异常的光线下，显得线条特别清晰，光影特别分明。沿着卢贝隆山南侧的山道来到山脚下，即可穿越法国第七号国道线了。这条道路是业余汽车大奖赛车手们每天拼搏的战场，也不知道已经剥夺了多少车手终身驾车的权力。想到这一点，我们在等待汽车空隙穿越的时候，心里总是紧巴巴的。
沿着通往埃克斯的大路走到尽头，就到了全法国最漂亮的大街――米拉波林荫大道（cours　mirbeau）。这里四季节风景秀丽，但以春秋之间为最佳。每逢此时，街边的悬铃树都会形成一条500公尺长的绿色隧道，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间洒落下来，使盛夏的骄阳变得温柔可爱。四座喷泉排列在整条大道的中央地段，马路的宽度恰如达芬奇的美学理论，“道路的宽度要与两边房屋的高度相仿。”空间、树木与建筑的搭配是如此的完美，几乎令人忘记了道路上汽车的存在。
许多年下来，埃克斯的工作和嬉游活动间逐渐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界线。大街上树影摇曳的一边恰如其分地排练着银行、保险公司、房产中介事物所和律师楼等，而阳光照耀的一面则是咖啡馆的所在。
我喜欢光顾过的每一家法国咖啡馆。即便对小乡村里、苍蝇比顾客还多的破烂小馆子的感情，也是如此。我特别钟爱散落在米拉波大道上的咖啡馆，其中又以“两个男孩” （deux garcons）咖啡馆更令人留恋。这家小店的主人宁愿将赚到的钱全部藏在褥子底下，也不愿意拿出哪怕一分一毫对店堂进行整修。而正因为如此，也就使这家小店不像其他竞争对手那样，弄得到处都是塑胶制品和稀奇古怪的灯具。其内部看起来好像还是50年以前的样子。
天花板很高，几十年来的成千上万支烟熏火燎使它变成了淡褐色。吧台是磨得发亮的铜色，桌椅则显得古香古色，不知承受过多少臂部和手肘的践踏。服务生恰到好处地穿着围裙和平底鞋招呼客人。这里，室内阴暗而清凉，适合静坐思考，再喝上一杯。此外，店里还有个露台，有时，有些精彩的节目会在那里演出。
埃克斯是座大学城。漂亮的女生显然喜欢在课余时到“两个男孩”的露台上去坐坐，那里到处是她们的倩影。我认为，她们来此更多的是为了受教育，而不是为了寻开心。她们一定是在修一门“咖啡馆礼仪”的课程，该课程大约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抵达
越引人注目越好。最好是坐在一辆颜色鲜艳的川崎750摩托车的后座上。摩托骑士要从头到脚一水儿的黑色皮装，留着三天没刮的胡子。下车后还要站在人行道上挥别，目送他噼噼噗噗地驶下大道，去寻访他们的理发师。不过，这是奥佛涅（auvergne）地方来的小女生玩的把戏。城里深沉的女学生可没空玩这一套，她们的心思集中在下一步骤。
第二部分：进场。
在认出馆内坐着熟人之前，太阳镜可不能取下来。但也不能表现出是在找人的样子。必须让人以为你走进咖啡馆，只是为了打电话给某个贵族身份的意大利籍追求者，而恰巧看见有朋友在座。太阳镜这时候才可以取下来，而后才在朋友的再三劝说下，一甩披肩长发，款款落座。
第三部分：亲吻仪式
亲吻在座的每一个人，至少两次，通常三次，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多达四次。被亲吻的人要保持端坐不动，以便让新来者弯下腰来，—一啄食，同时借此机会甩弄骄人的长发，在不经意间挡住侍应生的去路，巧妙地让他们知道这里多了一位客人。
第四部分：餐桌礼仪
落座之后，应该把太阳镜推到头顶，以便仔细观察映照在窗玻璃上自己的身影。这倒不是因为自恋，而是检查自己的面部表现是否得当，诸如，点烟的姿势，用吸管喝薄荷茶的样子，或捏起一块方糖的优雅动作等等。如果这些表现都符合规矩，眼镜便可微微向下调整，让它滑落在鼻尖，这样会使她看起来更加俏皮可爱。这时候，注意力才会转移到在座的其他人身上。
这样的课程从早上十点钟左右，反复进行到晚上七八点，我百看不腻。我原以为，在热烈从事社交研究之余，一定有些空挡让她们做些学术工作吧。可是，我从来看不到咖啡桌上摆过任何一本教科书，也不曾听见有谁谈起高等微积分或政治学什么的使整个咖啡馆的气氛失色。学生们全心专注于仪表风姿，而整条米拉波大道也因此被点缀得生机盎然。
花上大半天的时间一家接一家地“泡”咖啡馆，倒是永远不会让人厌烦。但既然我们前来埃克斯的次数并不多，早上我们便尽量挤出一点时间，去意大利路酒贩那里取一瓶烧酒，去马赛路向保罗先生买一些乳酪，去看看精品店的橱窗内新到了什么货色，再去花市凑凑热闹，去美丽的喷泉边沉思默想一会儿，然后在中午以前赶到老顾餐厅（chez gu），以免无座之忧。
埃克斯尽管有很多比老顾的饭馆大、装潢漂亮、口味又好的餐厅，可自从我们在一个雨天钻进老顾饭馆后，便成为他的忠实顾客。老顾亲自招呼客人，亲切殷勤又多话，嘴上的山羊胡子是我所见过的最宽、最浓、最意气风发的胡须类毛发。它不断顽固不化、百折不挠地向老顾的眉毛挺进靠拢。老顾的儿子负责点菜，厨房里则只听见一位可能是老顾夫人的女人扯着宏亮的嗓门在指挥一切。客人主要是当地的生意人，阿格尼斯学校的女生们和拎着满满当当的购物袋、牵着短腿爱犬的精明的当地女子。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鬼鬼祟祟、想必从事什么不法勾当的男女，放着桌上的美味佳肴不吃，在那里窃窃私语。酒是以陶罐装的，包括三道菜的丰盛一餐只须80法郎，所有的座位在中午十二点半以前一定客满。
每次来这里，我们都想迅速简单地打发掉一餐。但在喝了第一罐酒之后，往往便会忘乎所以，互相劝慰说这是假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赶回去，也没有急切的商务约会等着去赴，何不尽情享受一番呢。明知身边的这些人饭后都要回到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而我们却可以再叙上一杯咖啡，考虑接下来要做什么，这让我们心中窃喜。
埃克斯还有很多好看的地方，可是一顿饱餐使我们懒于活动，胃里的乳酪如果再经历一下午的闷热，恐怕也会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展开报复。不如看看城外的一个葡萄园吧，那是我一直想去探访的地方。不然，就去我们进城时注意到的一个令我们产生好奇的地方，那里像是一个中古时代的垃圾场，散放着许多巨大的古物和残破雕像。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我们一直想要的古董和石制花园长椅，说不定人家为了处理废品，还情愿倒掏腰包让我们把它搬走哩。
满是宝贝的“废料场”
在七号国道旁，有个叫做“废料场”的地方，宽大得像一座巨大的墓地。在这个极力防范盗贼、防盗器材销量居欧洲第一的国家，这里不同寻常地完全对外开放，没有围栏，没有警告标示，没有一条拴着的凶恶狼狗，也没有标识主人名号的牌子。我们停车时心里想，做生意的对外不设防，这需要怎样的一种信赖精神啊。但很快，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主人会如此放心――所有展示品都重达五吨以上，要有十个人外加一付液压绞盘，才搬得动。另外，还需要一辆重型卡车才运得走。
如果谁有心建造一座仿凡尔赛宫的大庭院的话，在这儿一个下午就能买齐所有需要用的物件。想要一只由整块大理石凿成的浴缸？那边的角落里就有一个，活塞孔内已经长出荆棘来了。需要一座通往门厅的楼梯？那儿有三座，长度各不相同，旧石头被磨成优雅的弧度，每一层阶梯都有一张餐桌大小；宛如巨蛇的铁栏杆躺在旁边，有的柱头还雕成凤梨状；现成做好的整个阳台，飞檐上小天使足有肥硕的成人那么大，仿佛得了腮腺炎似的嚷着嘴；陶土做的双耳瓶，喝醉酒似的东倒西歪；磨坊轮盘、廊柱、顶梁，还有底座，这里的石器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唯独就是没有庭院用的长椅。
“您好。”一个年轻人从一座大雕像后面走出来，问我们想要什么。长椅？他把食指蜷成钩形放挂在鼻梁上思索着，然后抱歉地摇摇头。他这里没有长椅，倒有一座精致的18世纪露台，巨石刻制的。如果我们的花园够大的话，他还有漂亮的仿罗马式凯旋门，10公尺高，两辆古战车可以并列通过。他说这种东西很少见。一时间，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福斯坦草帽上环绕着一支橄榄树叶编成的花环，每天早晨驾着拖拉机机穿过凯旋门前往葡萄园的景象，不禁悠然神往。还是妻子率先冷静下来，告诉我这250吨重的东西不合实用。我们抱歉地告别那个小伙子，向他保证，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想买一座城堡的时候，一定会来找他。
英国来访的泰德与苏珊
回到家，录音电话眨着红色的小眼睛迎接我们回来，表示有人对它说过话。共有三条留言。
首先是一个法国人的声音，我听不出他是谁。他疑虑重重地独自诉说着，似乎不肯相信他是在和机器讲话。我们在录音电话中要求来电者留下联络电话，这让他觉得好笑极了。我已经在跟你讲话了，为什么还要告诉你我的电话号码？他在答录机中等待着口答，沉重的呼 吸声清晰可闻。“谁在听电话？怎么不回答？”沉重的呼吸声持续着。“喂？喂？妈的。喂？”答录机设定的录音长度到了，他的咆哮声突然中断。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音讯。
接着是狄第埃的留言，轻快而条理分明地通知我们：他准备率领其他工人，恢复在我家的工作，接着敲打楼下的两间屋子。“正常情况下”，他们明天一定会来，不然就是后天，还有，我们想不想多养几只小狗？母狗潘妮在古德村遭遇了激情，怀孕了。
然后是一个英国人的声音，我们记得在伦敦见过他，只记得他是个好说笑的乐天派，其他就一无所知了。不过这一点马上就要改变了，因为他和妻子很快就要来拜访。他没说何时来，也没留下电话号码。也许，他们是那种云游四海的英国游人，会在某一天中午时分突然出现，来与我们共进午餐。我们已过了一个月清静无为的日子，家中既少访客，也无工人，可以接受有人来家做客小住。
他们在夕阳即将落幕时分抵达，正赶上我们正在庭院中准备晚餐。他们是泰德和苏珊，满含歉意，又兴致勃勃。普罗旺斯让他们兴奋，拉大嗓门大谈这个初次游历的地方，我们的房子，狗，我们自己，一切的一切，在他们眼中也都非常好。见面才几分钟，他们便说了好几遍“棒极了”。他们的愉悦让人心情轻松，他们说话像演对口相声，一搭一档全无间隙，完全不需要也不容我们插嘴。
“我们是不是来得不巧？我们是典型的不速之客，对不对？”
“绝对是的。你们一定最讨厌这样的客人了。要是能喝上一杯的话就妙透了。”
“亲爱的，你看那游泳池，多漂亮啊？”
“你们知道吗，梅纳村的小邮局有一张小地图，专门指示到你家的路？他们叫你们‘那家英国人’。地图就放在他们的柜台底下。”
“我们本来早就该到了的，只是我们在村子里撞倒了一个可爱的老头……”
“……嗯，其实是他的车子……”
“是啊，是他的车子，可是他真客气，亲爱的，是不是？而且其实也没有真的撞到，擦了一下而已。”
“所以请他到咖啡馆去，喝了一杯酒。”
“喝了好多杯呐，是不是啊，亲爱的？”
“还请了他的几位滑稽的朋友。”
“总之，我们现在来啦。我得说，这里实在棒极了。”
“我们就这样闯了来，也真亏得你们高人雅量不见怪。”
他们停下来喝口酒，喘喘气，在院子里四处走走，不时由鼻孔中发出赞叹之声。我那特别细心留意别人是否吃饱的妻子，注意到泰德的眼光停留在我们尚未开动的晚餐上。于是她询问他们，愿不愿与我们同桌共食。
“只要绝对不给你们添麻烦就好。一片面包，一块乳酪，就可以了。也许再来一杯酒。”
泰德与苏珊坐下来，继续谈话。我们搬出香肠、乳酪、沙拉，还有一些蔬菜烘蛋，淋上新鲜热番茄酱。他们吃得如此欢天喜地，让我不由得怀疑他们上一顿是多久以前吃的，下一顿又打算到什么时候开始。
“你们在这儿准备住在哪儿？”
泰德斟满酒杯。“呃，我们还没预订旅馆呢。我们这些人总是这样，全无计划。”
接着，他们表示想找一间小客房，只要干净，简单，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就好。因为，假如我们还能忍受的话，他们盼望第二天再来瞻仰一下我们的房子。一定有好几家小旅馆，我们可以推荐给他们的。
是有几家这样的旅馆，可是现在十点都过了，普罗旺斯人差不多该上床了。这时候去敲打人家关好的窗，锁上的门，惊醒旅馆看门的狗，得算不识时务了。我们于是提议，泰德和苏珊最好在我家过夜，明早再去寻个旅馆。他们彼此互望了一眼，争相开始表示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声一直持续到他们的行李都给搬上二楼客房。他们从客房窗口道了最后一声晚安，但直到我们准备就寝时仍听到他们唧唧啾啾在房中说个不停。他们真像两个兴奋的孩子，我们想，留他们住几天一定会很有趣的。
三点刚过，狗吠声吵醒我们。是客房传出的怪声吸引了它们的注意。那是一种呻吟声加上厕所的冲水声，似乎有人病得很重。
我一向不知道别人生病时该怎么做才好。我自己呢，生病时宁可一个人静静地躺着。总记得多年以前，一位长辈告诉过我：“不要当着人呕吐，好孩子。没有人想知道你吃过些什么。”可是这个世界上的确也有些人生病时喜欢有人陪伴在旁，给予同情的安慰。
呻吟声持续不断。我跑上楼去，询问需不需要帮忙。泰德忧愁的脸出现在门口。是苏珊吃坏了肚子。她的肠胃很敏感，又玩得太累了。没什么好办法，只有等她自己的肠胃自行调理疏通了。这时候苏珊又大声呕起来。我们只好回去睡觉。
狄第埃如约前来，七点钟刚过，倾倒砂石的巨响便在门外响起。工人们拿着大锤和铁钉乒乒乓乓乱敲。狄第埃的助手把一包包的水泥抛入搅拌器，让它开始转动，这又产生了一阵持续的轰鸣声。我们的病患者苏珊摸索着缓缓走下楼梯，眉头在嘈杂声和明亮的阳光中紧蹩着，但她却坚持说她可以吃早餐。事实证明她错了，没多久，她便不得不匆匆离席冲进卫生间。这是一个无风、无云、天空晴朗澄蓝的美丽早晨。我们却四处奔波着找愿意出诊的医生，又到药房去买退烧药。
在以后的四五天里，我们渐渐与药剂师混熟了。倒霉的苏珊仍在与肠胃作战。大蒜使她的胆汁分泌异常，本地出产特别浓厚的牛奶让她的大肠骚动不已。橄榄油、奶油、水、酒，她全不适应，在太阳底下待20分钟就能晒出水泡。她对南方过敏。
这情况并不罕见。依北方人的体质，每当受到普罗旺斯的震撼――每样事物都会让人感到血脉贲张；气温高可超过摄氏37℃，低又低到将近零下30℃；雨下起来狂放不羁，能把路基都给冲走，高速公路也不得不关闭；西北季风最是残暴不仁，冬天严寒刺骨，夏天干热炙人；而食物则口味浓烈，习惯清淡饮食的肠胃根本无法消受；酒的后劲大，易入口、但酒精含量高，不象趁年老窖那么精雕细琢。食物与气候和英国大不相同，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普罗旺斯没有温和的东西，别人也可能和苏珊一样被击倒。她和泰德终于抵挡不住重重打击，动身前往比较温和的环境去休养了。
尽享普罗旺斯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我们有山羊般的体质，皮肤又经得起风吹日晒。我们的作息方式也已经随着气候而改变，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户外。早上穿衣打扮30秒就够了，早餐吃新鲜无花果和甜瓜，清扫之类的琐事尽量趁阳光还未炙热以前完成。到每天十点钟左右，游泳池边的石板便已经发烫，而同时，池水却还冷得让人入水时冻得直打哆嗦。不知不觉间，我们还养成了地中海人睡午觉的好习惯。
穿袜子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手表躺在抽屉里也很久了，我发觉，凭着庭院中树影的位置，我大致可以估算出时间。但至于今日何日，我就不大记得了，反正也不重要。我感觉快要变成安分守己、无欲无求的院中蔬菜了。与现实世界的偶然接触，仅仅限于在电话中与远方办公室里的人交谈。他们总是羡慕地问起天气如何，我的回答则让他们郁郁不乐。他们宽慰自己的方法是警告我会得皮肤癌，又说太阳晒多了头脑会迟钝。我并不与他们争执，他们也许说得很对。只不过，变笨也好，增添皱纹也好，可能得癌症也罢，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快乐幸福。
工人们做工时把衣服放下到腰际，和我们一样享受着夏日的好天气。他们对热浪的最大让步，是午间休息的时间拉长了些。我们的狗分秒不差地监控着，一听到食篮打开，盘碟刀叉摆放的声音，立即拼命地奔过庭院，占据餐桌边的有利位置，这是从前只有我夫妻二人进餐时，它们从来没有的表现。它们耐心守候着，带着谦卑的表情，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人们吃下的每一口。这一招百试不爽。午餐终了，他们也便潜回花丛下的隐密处所，偷偷嚼着平时只有我们才吃得到的干酪什么的美食。狄第埃解释说，那是不小心掉下桌的。
房屋改建工作据说是完全依照进度进行的——也就是说，从工人们复工那天算起，到我们可以搬进去住为止，每个房间的整修需要三个月。如此计算的话，曼尼古希答应给我们装的暖气机，到了八月间怎么说也该装好了。若是在其他在天气没这么好的地方，所有的等待都可能让人气闷烦躁。在这里却不会。阳光是极好的镇静剂，漫漫岁月几乎是无知无觉中便欢快地流逝了。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其他任何事物都无需牵挂。我们听说，一直到十月底，大概都会是这样的好天气。我们还听说，七月和八月间普罗旺斯人多嘈杂，许多聪明的本地人都躲避到相对安静宽敞的地方，比如说，到巴黎去了。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七月
地面在酷暑下开始出现龟裂，草木也放弃了继续生长的尝试。漫漫长日，往往只听见屋外的蝉鸣和花间蜜蜂的低吟，此外便是泳池中水花四溅的声音。这是一个适合遁入泳池，攀上吊床，或读一本轻松读物的下午。此刻，连时光的流动，似乎都是轻缓慵懒的。
疯狂的蔚蓝海岸
我有位朋友在距圣特鲁培（saint-tropez，蔚蓝海岸边的一座小城）仅几公里远的雷马村租了一座房子。我们想见个面，却谁也不愿意顶着烈日开车上路，与脾气暴躁的众多法国司机争抢。争议的结果还是我先退让了，于是说好到他那儿去吃午餐。
开车行驶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便感觉自己好像来到了一个旅行拖车的国度。大大小小各式旅行车成群结队地向着海滨的方向进发，窗上贴满了橙色、褐色的公路缴费收据，证明他 们来自遥远的地方。在高速公路旁的休息区，旅行车们集结成一团，阳光下，车顶上散发出热腾腾的蒸气。车主们置身后广阔的乡野于不顾，却紧靠着公路支起餐桌和凉椅，呼吸着柴油机散发出的污浊空气，将来往穿梭的卡车尽收眼底。
我从高速公路转到通往圣马克西姆（sainte-maxime，圣特鲁培附近的小城）的公路，发现前方排列着更多旅行商队，在阳光下闪耀着刺眼的光芒，缓缓地向前蠕动。这让我不得不打消了早点吃到午餐的念头。最后这五公里走了一个半小时，总算是见到了蔚蓝的海岸！
这里曾经非常美丽。而现在，只剩少数几个极其昂贵的地点仍然保持着从前的风采。但即使是这些地方，若是比起卢贝隆山区的宁静空旷来，也显得像个杂乱的疯人院。过度的建筑、过度的人潮和过度的消费完全破坏了这里原有的景致――四处可见新搭建的别墅、露天烧烤牛排的大排档、比萨饼小店铺及号称本地原产纪念品的小摊位，充气橡皮艇随意放置在海滩上，另外还有各色滑水课程、夜总会、碰碰车游戏场……，加上到处张贴的宣传海报，使这里更像个什么都有得卖的超级杂货市场。
靠着这条蔚蓝海岸线维生的人们，生意有着强烈的季节性。他们急着在秋季来临前大捞一把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做法着实令人愤慨。服务生不耐烦地伸手讨小费，商店营业员则紧跟在你身后催你尽快做出决定。等你拿出200法郎的大钞，他们又拒不肯收，说怕是假币。一种不怀好意的贪婪心态弥漫在空气中，像酒香与大蒜味一般强烈可闻。陌生人自动被当地人归类为观光客，一举一动都受到极不友善的眼光监视，也许只是看在钱的份上，当地人才暂时做到勉强的忍耐。从地图上看，这里仍然属于普罗旺斯地区的版图，但却绝不是我所熟知的普罗旺斯。
朋友住在雷马村外的松林里，房子坐落在一条长长的私人车道的末端，与三公里外海滩上的那片疯狂地带完全隔绝。对于我花了四个多钟头来完成原本两个小时的车程，他丝毫不感惊讶。他告诉我们，如果想去圣特鲁培镇上吃顿晚餐，最好是在早上七点半以前就到那里等候，才能保证找得到停车位，因为到海边去的那段路程实在足以令人垂头丧气。谁要想从这里跑到尼斯机场赶飞机，惟一能够保证准时到达的方法就是搭乘直升飞机。
当晚，在迎着川流不息的旅行车流回家的途中，我不禁纳闷：蔚蓝海岸的夏天到底有什么特殊的魅力，能够年复一年地吸引那么多游客光顾呢？从马赛到蒙特卡罗，整条道路陷入瘫痪，而海滩上则白花花的一片，密密麻麻地摊满了各式各样的肥臀丰腰，绵延长达数公里。出于一点点私心，我暗自庆幸这些人选择了那片污浊的海滩来消磨假日，而不是来到卢贝隆山区这广袤的乡间，跟我抢夺与那些亲切和气的当地人共处的美好时光。
恐怖的捕兽器
当然，不是所有的当地人都那么和气友善。这不，第二天早晨我就遇到了那么一位。我看到马索时，他正在他家附近那块小空地上大发雷霆，两只脚疯狂地在地上踢踏，一面痛苦地咬着他的山羊胡子。
“你看到没有？这帮坏蛋！他们半夜里像贼一样溜过来，一大清早又悄悄溜走了，把垃圾丢得到处都是。”他指着地上两个沙丁鱼罐头和一只空酒瓶，义愤填膺地说道。
从酒的品牌看来，不速之客无疑是他的宿敌――德国露营者。闯入了国家公园内马索的私人领地，已经够无耻的了；更有甚者，这些露营客竟然蔑视马索精心设置的防卫系统，把他堆做界标的石头推倒在一边；连那块发出“腹蛇出没”警告的牌子也不翼而飞了。这简直是对马索智力与尊严的公然挑衅，也难怪他会火冒三丈了。
马索脱下丛林帽，一边抓挠光秃的后脑勺，一边思忖着该如何制止这种无法无天的罪行。不一会儿，好像有主意了。他站在路径一侧，踞起脚尖，朝自己家的方向张望；又走到路径的另一侧，重复同样的动作，嘴里念念有词。
“可能管用，”他嘀咕着：“但是得把这些树砍掉。”
马索的主意并不复杂。在他的房子和那块空地之间，有一小片树林。他想把树林里的树砍掉一部分。这样的话，如果晚上有车上山，他就能看得见车灯，然后从他的卧室窗口放上几枪，打退敌人的偷袭。但是，问题又来了。这片树林极有价值，同时也为他有意卖掉的那所房子无形中增添了不少魅力。虽然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人来谈买房的事，但马索坚信，这只是时间问题，总会有伯乐式的人物会发现买下这所房子是多么的合算。综合各方面的考虑，树林还是保留下来的好。
马索重新陷入了沉思。忽然，他眼睛一亮，为什么不用地雷捕兽器呢！看得出来，他喜欢这个主意。我听人说起过地雷捕兽器。那是一种可怕的暗器，踩踏上去便会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威力可以与小型地雷媲美。想到德国露营客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情景，令我不寒而栗。但马索显然对自己能够创造出这个构想感到十分得意，他绕着空地踱着步，估算着每隔三四公尺埋它一个，嘴里兴奋地发出地雷爆炸那一瞬间的“砰！”“砰！”声。
我试探性地表示，本人相信他只是说着玩的，再者，不管怎么样，地雷捕兽器并不合法。听了我的话，马索停止了嘴里的爆破作业，改用一只手指轻轻敲打着一侧的鼻子，显出一副老奸巨滑的样子。
“你说的也许对，”他说：“但法律并不禁止安放‘埋有地雷’的警告牌呀。”他咧嘴笑了，双手高举过头顶，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砰！”
我暗想，二十年前，蔚蓝海岸倒是需要你舍命保护的。可那时候，你在哪儿呢？
夏日风流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才激发出马索叛逆的本性。最近，每天早上十点钟左右，气温就升高至30℃以上。正午时分，天空已由蔚蓝转为炽烈的赤白色。未经任何思考，我们便随气温调整了作息时间。每天一大清早，我们便爬起来，把费劲儿的事都趁着还凉爽的时候做完。正午到下午四点之间，我们绝不从事任何体力活动，而是像狗儿一样寻找能够避开阳光的阴凉处。地面在酷暑下开始出现龟裂，草木也放弃了继续生长的尝试。漫漫长日，往往只听见屋外的蝉鸣和花间蜜蜂的低吟，此外便是泳池中水花四溅的声音。
溜狗的时间也已调整到早晨六至七点。他们现在有了一种新鲜玩法儿，比追兔子、松鼠更有实际意义上的收获。事情是这样的，它们在散步的路上遇见了的一个蓝色尼龙袋，开始以为那是个什么大型动物，所以，保持在安全距离以外，绕着它打转，以不间断的吠叫震慑对手。叫声终于惊醒了那东西，先是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从它的一端探出，稍顷，又伸出一只拿着饼干的手。从那时起，我的狗儿们只要在树林里发现睡袋，就像看到了丰盛的饭局。实在难以想像，那些可怜的露营客一觉醒来，看到近在咫尺的不是家人，而是两张毛茸茸的面孔，心里会作何感想。好在他们一旦心情平复，倒还表现得十分友善。
奇怪的是，马索只说对了一半。露营客大多的确是德国人，但他们并不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乱丢垃圾的人。每天清晨，在缓缓步入酷暑的骄阳之前，德国人总会将所有东西都装进巨大的登山背包一起带走。根据我对卢贝隆山区垃圾问题的微薄了解，法国人自己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只不过没有一个法国人愿意承认这一点罢了。他们总是将生活中的大多数麻烦归结为外国人的不检点行为，而在夏天，类似的怨言更是甚嚣尘上。
根据他们的指控，比利时人开车时总是肆无忌惮地走在路的中央，害得那些以‘小心谨慎’而驰名四方的法国司机都给挤到水沟里去了。至于瑞士人和少数不露营的德国人，他们的罪名是：霸占旅馆和餐厅，还哄抬房地产价格。再看那些可怜的英国人，唉，他们的消化器官是出了名的脆弱，总是莫名其妙地对着水沟和水槽呕吐，极大地污染了我们法国美丽的自然环境。一位法国朋友更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英国人生来就具备得痢疾拉肚子的天赋。或早或晚，他们这方面的才华总会脱颖而出。”
以上对各国人士的指责多少有些事实佐证，才能得以广泛流传。我在亚维隆生意最好的一家咖啡馆里便亲眼目睹了这么一段插曲，证实了法国人对英国人肠胃的深切理解名不虚传。
马桶风波
那是一对英国夫妻，带着年幼的儿子在悠闲自在地喝着咖啡。这时，儿子提出要上厕所。父亲闻言，眼光顿时从手上那份两天前的《每日电讯报》上警惕地抬了起来。
“你最好先去看看卫生间的情况，”他对孩子的妈妈说道：“还记得在加来（calais，法国北部港口城市）的那次吗？”
母亲叹一口气，迈着义不容辞的坚定步伐向咖啡馆后面的阴暗角落走去。很快，她便脚步零乱地再次出现了，脸上的表情像刚吞了一整个酸涩的柠檬。
“简直太恶心了。罗杰千万不能去。”
听了这话，小罗杰反而立即对那个禁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非去不可，”他甩出了王牌：“我要上大号。一定要去。”
“那里面连一个马桶座都没有，只有一个洞。” 母亲的面部表情依然是那么紧张。
“我不管，我要去。” 孩子保持着胜者的姿态。
“那你带他去好了，”当妈的说道：“我可不想再去那个鬼地方了。”
父亲不得已，只好磨磨蹭蹭地折起报纸站起来。只有小罗杰一个人兴高采烈地跑在前面，拼命拖拉着他爸爸的手。
“你最好把报纸也带去，”当妈的说。
“我回来再看。”父亲不解其意。
“那里没有纸。”她咬牙切齿地轻声说道。
“啊。这样啊，那我得想办法把连字游戏给留下来。” 父亲见怪不怪地说道，显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几分钟过去了。正当我考虑要不要开口问问那位母亲，在加来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的时候，咖啡馆后面突然传来一声大叫。
“哇！”
罗杰逃难似地首先蹿了出来，后面跟着他面色灰白的父亲，手里捏着残余的报纸。小家伙声嘶力竭地讲述着他的遭遇，引得全咖啡馆的人都停止了谈话。他的监护人无奈地望着妻子，耸耸肩。不过是上一次厕所，英国人就有本事搞得轰轰烈烈。
让罗杰一家如此惊惶失措的设备，是一套“土耳其式马桶”。那是一个浅浅的陶瓷盆，中间部分有一个孔洞，瓷盆的两边各有一个踏脚板。据说这是一位土耳其清洁工程师为了尽量让人感到方便而特意设计的。法国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以改良，配备了高压冲水装置。用这种装置喷射而出的水流往往具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如厕者稍不留神，双脚便会被水冲湿。前人总结出两种避免水漫脚面的方法：第一，退到门口没有水渍的地方再伸手拉冲水杆，但这需要一只修长的手臂，同时还要注意必须保持身体平衡；第二种方法是，干脆根本不冲水。而使用第二种方法的人，不幸甚为普遍。除了‘土耳其式马桶’外，有些厕所还安装了自动节电装置，从而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这种装置的电灯开关设在厕所门外，电子计时器会在如厕者进入38秒后自动关闭电灯，使屋里陷入一片黑暗。此举一石二鸟，既可节省宝贵的电力，又可防止有人占着茅坑不拉屎。如此绝妙的计策，世界上恐怕只有法国人才能想得出来。
白色马桶
更令人惊讶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大批量地生产制造着“土耳其式马桶”。纵然是最摩登时髦的咖啡馆，后面也极有可能隐藏着这样一个恐怖地带。没想到，当我在电话里向曼尼古希先生提起我的这一发现时，他居然跳起来为法国卫生设备奋起辩护。他坚持声称，高级的法国马桶，其制作之精致完美，能让美国人也叹为观止。他提议我们见个面，讨论一下在我们家装两个什么样的马桶，他手上有些样品，保证我们看得眼花缘乱。
曼尼古希带了一箱子的产品目录来，统统倾倒在院中的大桌上，同时发表了另一篇令人困惑的有关直立式和水平式排泄法的见解。正如曼尼古希所说，马桶的花样繁多，可是式样和色彩都过于大胆新潮——不是酒红色就是杏黄色，上面还镌刻着短粗的花纹。可我们的要求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是朴素的白色那种就好。
“那太简单了，”他说。现代法国卫生设备正经历着一场大革命，设计师们纷纷采用新式样、新色彩，而不再使用传统的白色。不过，曼尼古希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他最近才看到一款，可能正是我们想要的。说着，他开始翻找他的目录册。
“这不是吗，”他指花团锦簇中的一点白色，说道：“就是它。”“哇塞！精品马桶啊！”他把目录照片推向我们。照片上的马桶亭亭玉立，娇小动人，犹如罗马时代的宫中花瓶。照片的下方赫然标示着出品人的大名：皮尔·卡丹。
“看到没有？”曼尼古希赞叹着说道：“这可是皮尔·卡丹设计的呢。” 确实如此，除了有卡丹的签名之外，它完美无缺。我们毫不犹豫地订购了两个。
一周后，曼尼古希打电话来，忧伤地告诉我们，卡丹公司不再制造我们想要的那种马桶了。
这真是劫数啊，”他遗憾地叹息道：“不过，别担心，我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的。”
又过了十天，曼尼古希再次登门时已经完全是一幅胜利者的姿态。走上台阶时，他高举着另一份新的产品目录册挥舞着。
“一样高级！”他喊道：“一样高级！”
皮尔·卡丹也许已经离开了浴室，但另一位英勇的设计大师库勒耶（courreges）接替了他的位置。库勒耶的一款设计与卡丹极为相似，而且相当自制地没有在上面签名，使马桶得以保持清白。我们向曼尼古希道贺，他也当仁不让地奖励了自己一杯可口可乐，仰起头，一饮而尽。
“今天搞掂马桶，明天我们就开始装中央供暖系统。” 曼尼古希的兴致很高，在摄氏33℃的阳光下，开始向我们诉说暖气机开动起来屋里将是多么的暖和，顺便也提到了他的整修计划。根据他的计划，几个房间的墙壁要凿洞，届时一定会尘土飞扬，电钻的噪音无疑将掩盖住蜜蜂的嗡嗡声和知了的鸣叫声。按曼尼古希的话说，工程进行期间只有一样好处：两三周内都不会有客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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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的一年6
班尼的风采
可是，在这段震耳欲聋的隐居期即将来临之前，我们还准备迎接最后一位客人。此君行止笨拙，经常惹祸上身，同时生性粗心而毛躁，总是不厌其烦地卷入一个又一个家庭财物破坏事件――不是打翻东西便是砸损物件。连他自己都毫不讳言说自己是“全世界最差劲的客人”。正因为如此，我们特地邀请他在这场大破坏之前光临，好把他来访期间制造的碎片残骸统统埋葬在八月的残垣瓦砾之下。他就是班尼，我相交了15年的密友。我们虽然喜欢他，但却也不得不提防着他。
预定抵达时间过了好几个小时，他才从机场打电话来，问我可否开车去接他。据说出租车公司方面出了一点小问题，他被困在机场了。
我在候机楼上的吧台找到班尼时，他正怡然自得地喝着香槟，翻阅着一本法文版的《花花公子》杂志。班尼老兄年近50，身材瘦长，仪表堂堂，上身着一件高雅的西装，可惜衬衫上却斑斑点点，污浊不堪，高档的西装裤也像被烧焦了似的。“抱歉，把你给拖出来，”他说：“可是他们没有车了。唉，还是先喝杯香槟吧。”
在我的催问下，班尼只好如实地讲述了他的遭遇。而在我看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实在是太寻常不过了。班尼搭乘的飞机准时抵达，他预订的一部敞蓬轿车也早已等候在那里。午后明媚的阳光使班尼兴致勃勃，他放下顶蓬，在上路前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雪茄。雪茄在路上宜人的和风吹抚下燃烧得很快。二十分钟后，班尼便不得不带着遗憾将即将燃尽的烟头甩掉。至今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当时潇洒的姿势。渐渐的，他发现过往的车辆都开始向他招手致意，他遂也微笑着频频挥手还礼。心中暗想，法国人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友善了。还差几公里就要上高速公路时，他终于意识到车后起了火，都是那没熄灭的雪茄烟头掉在椅垫上惹的祸。按班尼自己的描述，他当时的头脑异常地沉着冷静，立即把车子停向路边，很快便做出了站在前座上用尿液灭火的机智决策。而这也正是警察到来时发现班尼正在进行的工作。
“他们都非常客气，” 班尼说道：“还建议我把车子开回机场。倒是出租车公司的人十分顽固，说什么也不肯再换一部车给我。”
他喝完啤酒，把账单交给我。因为兴奋紧张了一下午，他还没来得及去兑换旅行支票呢。我们很高兴见到班尼，他还是老样子，依然那么风度翩翩，依然笨拙得无可救药，依然衣着体面但永远手头拮据。记得有次受他邀请参加晚宴，我们都没带钱，结果我和妻子只得冒充他的女仆与跟班，事后再与他对分小费。跟班尼在一起，总是笑声不断，弄得一顿晚餐一直吃到凌晨时分。
接下来的一周还算风平浪静。像班尼老兄这样一位平时看个手表都能把酒泼得浑身都是、裤子永远比人先品尝到饭菜的人来说，一周内只打破了一两样东西已经属于奇迹了。至于游泳时莫名其妙地把浴巾遗失在泳池里、突然发现护照随着脏衣服送进了干洗店，以及有几回以为自己吞下了黄蜂等小事，就更算不上什么了。
班尼终于走了。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希望他不久后还能再来，以便接着喝光我们在他床下发现的四杯残酒，并一道取走他那条明晃晃地遗留在衣帽架上的内裤。
车站咖啡店
奔牛村那家古老的车站咖啡店最先是贝纳向我们推荐的。他郑重其事地形容，那是一家旧式家庭餐厅，早在食物成为一种时尚、酒馆开始卖鸭肉而不是卖牛肉以前，法国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餐厅的身影。“要去就快，”贝纳说，“因为老板娘已经开始念叨退休了。别忘了带上好胃口，老板娘喜欢看人吃得盘底朝天。”
奔牛村的车站已经关闭40多年了，站前无人照管，道路布满坑凹，从街道上看不出那里 面会有一家餐馆——既没有招牌，也不见张贴菜单。我们打这儿走过几十回了，一向以为这栋房子里无人居住，殊不知树林后面还隐藏着一个趴满了的停车场。
我们在一辆当地救护车和一辆水泥车之间把车停稳，很远之外便听到餐馆敞开的窗内传出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和嘈杂的人声。餐馆距车站约50公尺远，四四方方地挺立在那里，显得朴实无华。门上几个手写的大字：“车站咖啡馆”，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褪色，不仔细看几乎认不出来。
这时，一辆小型雷诺货车开进停车场，两个身着工作服的男子跳下车，走到外墙边一个老旧的水槽，用木架子上的黄色沉年香皂洗了洗手。端着还在滴水的双手，他们用手肘推开门，径直走向酒吧末端挂在钩子上的毛巾。看得出，他们已经是常客了。等他们擦干手，两杯酒和一瓶水已经摆在桌上恭候了。
餐厅很大，通风良好。前厅相对阴暗，后厅则十分敞亮。后窗外是一片田野和葡萄园，绵延到远方朦胧而高大的卢贝隆山。正午其实才刚过几分钟，餐厅里至少已经有四十人在用餐了。普罗旺斯人什么都可以耽误，唯独午餐是必须准时的，仿佛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一个定时器。人们的格言是：正午进餐，刻不容缓。
每张桌上都铺着白色的纸桌布，摆着两瓶没贴商标的酒，一瓶红色，一瓶粉色，那是两百公尺外对街上的奔牛村合作社自己生产的。这儿没有菜单可看，老板娘每周一到周五制作五种不同菜式，她做什么，顾客就得吃什么。她的女儿送上一篮柔软好吃的面包，顺便问我们要不要喝水，如果要添酒可以随时告诉她。
大多数顾客好像彼此都认识，吃饭之余还不忘了隔着餐桌相互调侃。一个胖大个儿被指为正在减肥，他听了佯作气愤地停下手中的刀叉，怒目圆睁地盯住声音传来的方向，以示抗议。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的电工和为我们铺石阶的布鲁诺也在一个角落里同桌吃饭，接着又认出另外两三张面孔，自从我们家第一次停工以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们。这几位的面颊都晒得通红，显得既健康又轻松，仿佛刚刚度假归来。其中一位显然也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喊道：
“我们不在，家中清静多了吧？”
我们表示，八月份复工时，希望他们都能来。
“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准儿去。”他的手摇摆着。我们明白：怕是又指望不上了。
夏天的清淡饮食
老板娘的女儿送上第一道菜，解释说，因为天气热的缘故，今天安排的是份量较少的清淡食品。她放下一只椭圆形的盘子，上面铺着香肠片、熏火腿、小黄瓜、黑橄榄，外加胡萝卜腌制的酸辣泡菜。还有一大片涂香肠吃的奶油。主食是一篮面包。
这时，两个穿夹克衫的人带着一条狗走进来，占据了最后一张空桌。老板娘的女儿轻声向我们介绍说，其中年长的一位据称曾是派驻中东某国的大使，可是位贵客呢。现在那位贵 客就坐在泥水匠、水电工和卡车司机中间，拿起一小片香肠喂他的狗。
盛在玻璃碗中送来的莴苣沙拉曾一度让我们以为是这顿午餐的谢幕演出，谁知不久，又端上一盘拌了番茄酱的面条和一份淋了浓汁的洋葱猪排。我们想，如果这还算暑天的清淡食品的话，真不知道冬天里老板娘会给客人们都吃什么。我们此刻真心希望她能够打消退休的念头。说话间，老板娘已经收拾完厨房中的一切，在门口的酒吧台后坐定。她是个矮小但匀称的女人，头发仍然乌黑而浓密，看样子再做上一辈子也没什么问题。
老板娘的女儿过来收拾了桌子，把剩下的红酒倒进我们的杯子，未等我们吩咐便又拎来一瓶红酒，外带一碟乳酪。早到的客人已经纷纷离座准备回去工作了，他们心满意足地抹着胡子，询问老板娘明天打算给他们吃点什么。“快走吧，总之亏待不了你们。”她得意地说道。
吃完乳酪，我已是强弩之末。而对美食从不拒绝的妻子，则又要了一块柠檬蛋塔。餐厅里这时开始弥漫着咖啡香和烟草的味道。午后的阳光照进窗口，把在那边吸烟的三个人头顶的烟雾透映成淡蓝色。
我们点了咖啡，顺便要求结账，这才发现，这里不用账单，客人离去时要自己走到吧台前付款。我们的餐费是每人50法郎（包含酒水），外加4法郎咖啡钱。无怪乎这地方会天天客满。
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我们在离开前特意关心地询问老板娘是否真有退休的打算？
她停下手中擦拭吧台的动作，似乎陷入了往日的回忆。“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感慨道：“家里要我决定是下田务农还是进厨房帮厨。打那时候起，我就讨厌种田，活儿又累又脏。”她垂下眼去看了看保养得很好、白皙年轻得让人惊讶的双手，接着说道：“所以，我选择了下厨。结婚以后我们就搬到这儿，已经烧了38年的菜。够久了。”
我们充分表达了我们的遗憾。而她只是轻松地耸耸肩。“是人总会有厌倦的那一天。一退休，我就搬到奥伦奇（orange）去。我想住在有阳台的公寓里，安安静静地晒晒太阳。”她说着抬眼望向窗外的阳光，仿佛看到了那个遥远而悠闲的自己。
两点钟了，大厅空落落的只剩一个满脸风霜、两鬓斑白的老人，正拿方糖往咖啡里放。一切显得那么安逸和温馨。我们感谢老板娘让我们享受了这么好的一顿午餐。
“小菜一碟儿。”她笑了。
午后的普罗旺斯像个巨大的蒸笼。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泥土中所蕴藏的最后一点水汽也被逼无奈地升腾起来，在空气中翻滚，使我们好像穿行在一个漫长的海市蜃楼幻象之中。路边的葡萄叶无精打采地蜷缩在藤蔓上，农家的狗也变得默然无声，整个乡野变得出奇的静谧，像是沓无人烟的荒漠。这是一个适合遁入泳池，攀上吊床，或读一本轻松读物的下午，一个难得没有工人也没有客人的下午。此刻，连时光的移动，似乎都是轻缓慵懒的。
铁球大赛与美丽的骗局
傍晚十分，丰盛的午餐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我们忍着下午暴晒后刺痛的皮肤，开始筹备每周例行的运动赛事。法国滚球（boules）是我们来到法国后的一个重大发现。在我们眼中，它简直可以说是人类所发明的最有趣的一种运动。有些与我们颇有同感的朋友早些时候下达了战书，相约每周会战一次。我俩当然决定义不容辞地在球场上为捍卫梅纳村的荣誉而战。
很久以前，我们在普罗旺斯的一个假期里，看见一个老人在鲁西隆村（roussillon）邮局下方的球场上，跟人打了一下午的滚球，争争吵吵，其乐无穷。于是，我们便也买了一套球具，带回英国。可是这项运动不适合在潮湿多雾的英国玩，我们只好长期把它封存在蛛网密布的储藏室里。搬来普罗旺斯之后，我们拆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套球具。光滑而结实的球面，恰到好处地握在掌心；钢制的球体，沉重而有光泽。互相碰撞时发出“啵！”“啵！”的声音，听起来十分过瘾。
我们注意到，有一群人每天在奔牛村教堂边的球场上打球。他们绝对是个中高手，从六公尺外便可准确无误地击中你脚趾边停放的钢球。我们白天专心偷师学艺，晚上回到家便照猫画虎地钻研球技。我们还注意到，真正的高手出球时屈膝而蹲，手指弯曲抓球，掌心向下。这样，球抛出时，手指的摩擦力导致球体高速旋转，看上去虎虎生风，颇有气势。我们同时学到的还有高手们的风范，如：根据钢球抛出瞬间的感觉或发出慨叹，或兴奋地大吼。若是球的落点距离目标太近或太远，则或潇洒地耸耸肩或夸张地做出诅咒。没过多久，除了手上的准头欠佳外，我们俨然也成了此道高手。
有两种基本出球法――滚地球和高飞球。掷高飞球的用意是把对手的球撞开。我们曾亲眼看到有些人百步穿杨的绝技，但无论我们在家如何勤学苦练，要想加入一场像奔牛村球场经常举行的那种级别的比赛，恐怕非多年苦修而不可得。
但滚球其实是一种很容易入门的游戏，初学者打第一只球的时候，就能乐在其中。首先，要把母球——一只木制小球——掷上球场；然后，参赛者各持三支钢球，轮流投掷。每一回合结束，谁的钢球最接近母球，谁就是赢家。为了防止混淆，各人的铁球上都印有不同的花纹。比赛的计分方式有好几种，每个地区的玩法和规则也各不相同。因此，只要东道主队能够处心积虑地谋划，在比赛中便可大占便宜。
这天傍晚的球赛是在我家院中进行的，自然就要遵照我们卢贝隆山区的规矩。具体规则如下：
1． 不饮酒者，取消参赛资格。
2． 提倡富有创意的作弊、取巧。
3． 有关谁的主球比较接近母球的争议，必须经由争吵才能决定。任何一方都没有终裁权。
4． 夜幕低垂时比赛终止。但此时若无人明显居于上风，大家必须摸黑继续比赛，直到借助手电筒的微光判出胜负，或母球不知遗落何方为止。
我们还煞费苦心，在球场上设计出一些不易察觉的斜坡和凹洞，为客队布下陷阶，又故意把球场地面弄得凹凸不平，只有这样，在技高一筹的客队面前，我们才稍有获胜的机会。此外，我还特意掌控了红酒的分配权；如果客队一时间准头奇佳，我会立即奉上大杯美酒；至于酒精对于掷球的准头会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我可是深有体验。
客队成员中，只有一位从没玩过滚球的16岁女孩，其余三位的球龄至少均在6周以上，实力不容小觑。比赛之前是例行的球场检视。不出所料，他们对于球场地面的不合规格深表不满，还抱怨说西斜的阳光晃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同时，他们一定是识破了我们的诡计，严正要求比赛期间禁止任何狗儿进入球场。终于，在伸出汗湿的手测试了风速之后，比赛正式开始。
滚球赛遵循的是一种独特而缓慢的节奏。一球掷出后，比赛便暂停片刻，以便让下一名投手上前进行实地考察，以决定下一球是该采用高飞法撞击前一球呢，这是用滚地法绕过其他的障碍，去贴近母球。看清楚了，投手会慢慢悠悠地再踱回来，一边思索攻击的方法，一边再酌上一口美酒。决定做出了，投手便优雅地放下酒杯，然后以同样舒缓的节奏，弯腰屈膝，蓦地将球掷出，然后目送球在空气中嘶嘶划过，砰的落地，经过喳喳的滚动，直到终于静止。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动作是急促的，因而简直没有运动受伤的可能（只有班尼是个例外。他在所打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球中，击碎了一块屋瓦，砸伤了自己的脚趾）。
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弥补了球赛缺乏激烈冲突的不足。当晚的比赛双方各显其能，花招层出不穷：有热心提供对方蹩脚建议的；有一个“无心”疏忽，将对手的球踢出老远的；也有无中生有地指责对方超越发球线的；还有扬言狗要跑进球场的；而我们则利用地形熟悉的心理优势尖叫着警告对方草丛中有蛇。轮到一方投手掷球时，另一方必定从旁鼓噪，不是批评他姿势不当，便是故作殷勤地频频敬酒，以达到骚扰对方意志的目的。球赛如此进行了半天，一点也看不出胜负的迹象，大家索性先停下来欣赏悦人的夕阳。
残阳似血
房子西面的群山之巅并肩耸立着两座高大的山峰。此时此刻，火红的残阳恰好落在两峰之间形成的v形地带，展现出大自然绝妙的对称美。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到5分钟，壮观的美景便消失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也回到现实的如火如荼的战斗中，继续在初上的星光下展开搏杀。估量铁球与母球的距离，此时显得益发困难，也更易引起争议。正当我们在一片吵闹声中准备浑水摸鱼地提出和议之际，那位首次玩球的16岁女孩子，却把三只球全部打到了母球身边。青春加上纯果汁，就这样击败了我们这群处心积虑、头重脚轻的老手 。
接下来的晚餐在庭院中进行。石板地在我们的赤足下散发着太阳的余温，配合着酒意，熏得人飘飘欲仙。烛光忽明忽暗，映着红酒与古铜色的笑脸，使我不禁产生了一种人生如此，夫复何求的感慨。借着酒意，朋友告诉我们，他们的房子八月份将出租给一家英国人，而他们自己则要前往巴黎住上一个月。他们深恐我们还不了解状况，于是进一步告诫式地解释说：到了八月，全巴黎的人都会南下普罗旺斯。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英国人、德国人、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会蜂拥而来。到了那时，周边的道路将变得水泄不通，市场和餐馆也会爆满，往日宁静的乡村将变得嘈杂不堪，而每个人都会毫无例外地变得油嘴滑舌。这样的警告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但就马上就要过去的七月来看，情况远比预想中的好。我们有理由相信，八月应当也不难轻松裕如地应付过去。我们届时会拔掉电话插头，躺在后院的游泳池畔，聆听大音乐家曼尼古希先生指挥钻孔机和吹氧焊枪演奏出的交响乐。
八月
普罗旺斯每年的八月都是以这种杂乱无章的方式开始的；而四周以后，返城大行动又会将同样的闹剧在相反的方向上重复演绎一遍。
唉，八月的怪事就是多。
好在这个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生活又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马路上将不再塞车，餐厅也将不再人满为患，而曼尼古希，也会重新穿着长裤来上班了。
大明星碧姬·芭铎
“听说了吗，”曼尼古希神秘兮兮地说道：“外面都在传，说碧姬·芭铎在鲁西隆村那边新买了所房子。”他放下手中的钳子，紧贴过来，谨防那位年轻的学徒也偷听到芭铎小姐的私人计划。
“据说，她不想住在圣特鲁培了，”曼尼古希说着，食指习惯性地伸出来，点到我的胸口，表明他告诉我的可都是掏心窝子的秘密。“这可怪不了她，”他的手指自信地在我胸口 继续点着：“你知道吗，每年的八月份，随便哪天都有5000个人偷偷摸摸地在海里头撒尿！想起来就觉得恶心。傻瓜才会下海游泳呢！”
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表示对此等大不卫生的恐怖行为的无限愤慨却又无能为力。
当我们站在山区的阳光下，对不幸居住在圣特鲁培岸边的海洋生物深表同情的时候，曼尼古希那位更加可怜的学徒工吃力地扛着一只铸铁暖气片跋涉上门前的台阶。他的肩头上像挂着一圈花环一样吊着一串铜质管道配件，随着蹒跚的脚步发出叮叮当当的悦耳奏鸣，同时映衬着他那件早已被汗水湿透的耶鲁大学体恤衫，形成一幅意识流艺术家笔下知识与劳动紧密结合的绝妙画面。就是不知道，如果耶鲁大学同学会看到这幅场景的话，会作何感想。才忙了不一会儿工夫，曼尼古希的衣着已经向骄阳做出了重大让步：他褪去常穿的厚长裤，换上与帆布鞋相配的咖啡色短裤，仍然难免汗流浃背。
今天是我家盛大工程的开幕日，标志着这一重大时刻的是屋前空地上通常只有废料场中才能见到的景象：在一个油渍斑斑的工作台周围，散落的中央供暖系统的零件堆积如山，其中包括：一盒一盒的黄铜接头和活塞，还有焊枪、瓦斯筒、钢锯、暖气片、钻头，和一罐一罐好像黑蜜一样的东西。这还只是第一批材料，其他如：水箱、燃料桶、锅炉和火炉等物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运到。
曼尼古希特意领我参观他那些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的各色零件，一边介绍名称和用途，一边啧啧有声地赞叹着：“嘿，瞧这质量，简直太棒了。”接下来，我们穿越家中即将施工的房间，由曼尼古希逐一指出他准备在哪块墙壁上大动干戈地进行外科手术。我此刻才真正开始意识到，今后的几周，我们将生活在怎样一个水深火热和尘土飞扬的世界之中。这种觉醒的意识让我几乎产生了搬到圣特鲁培去与那里的几十万游客共度八月的念头。
每个周末，数以百万计的北方人都把南下的道路挤压得水泄不通。据报道，高速公路靠近博纳（beaune，由巴黎通往蔚蓝海岸的高速公路的中转站）的一段，堵塞的车流绵延整整35公里，一眼望不到尽头。如果有谁能够在一小时内通过里昂（lyon）的那条隧道，便已经算得到幸运女神的特别青睐了。汽车水箱的温度和人的脾气在酷暑和交通堵塞的共同作用下以同样迅猛的速度提升。倒是抛锚的卡车得以忙里偷闲，着实享受了一把全年最惬意的周末。但紧接着，疲倦和焦躁自然而然地带来了车祸和伤亡。普罗旺斯每年的八月都是以这种杂乱无章的方式开始的；而四周以后，返城大行动又会将同样的闹剧在相反的方向上重复演绎一遍。
大多数“入侵者”都回超越我们而直奔蔚蓝海岸，但也有成千上万人特意涌进卢贝隆山区。他们改变了当地市场和村庄的风貌，也增添了本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咖啡馆常客发现他们经常坐着的地方现在已经被大批的外国人占领，只好站在酒吧边，抱怨度假季节的种种不便，诸如：面包店里的面包一早就被卖光，观光客将汽车从早到晚地堵住住家的门口不说，还彻夜不眠地喧哗等等。另一方面，本地人也不得不点头叹息着承认观光客确实为地方上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不管怎么说，大家倒也一致同意，这帮八月的过客也不那么讨人厌。
他们皮肤白皙，穿着光亮的鞋子，提着崭新的购物袋，开着咋眼的汽车。你不可能认不出他们。他们带着观光客特有的眼光，在拉考斯特村、梅纳村和奔牛村的街巷间往来穿梭，有的人还盯住当地的村民端详和拍照，仿佛他们也是古老村景的一部分。每天傍晚，在梅纳村边的古城垣上，都可以听到有人大声赞颂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其中，一对英国老夫妻在眺望山谷时发出的评语最得我心。
“落日的景色真是美不胜收。”她说。
“是啊，”她的丈夫答道：“与小村相映衬，特别动人。”
八月笑语
此时，就连平日老实敦厚的福斯坦也突然变得幽默起来。葡萄园的工作目前已暂时告一段落，眼下除了坐等秋天葡萄成熟之外，他整天无所适事。于是，福斯坦成了我们家的常客，还经常用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英国式的笑话逗大家开心。一天早上，他故作神秘地问我们：“猜猜看，什么东西能在三小时内，由死老鼠的颜色变成死龙虾的颜色？”他在问这个问题时，因为极力控制着自己不因为可笑的答案而笑出声来，故而肩膀不住地抖动。未等我们细想，他已经憋不住，抢先把答案说了出来：“答案就是度假的英国人！”唯恐我未能全盘 理解这笑话的精髓，他又详细解释道：“英国人只要稍稍一晒太阳，皮肤立刻会红得发亮。别说晒太阳了，就算晒月亮也能把他们给烤红。”脑子里对比着英国人和龙虾的共通之处，福斯坦笑得前仰后合。
早上还颇为诙谐幽默的福斯坦，等到我们傍晚再见到时已经变得十分庄重肃穆。他郑重地告诉我们，从蔚蓝海岸方面传来了坏消息，格拉斯附近发生了森林火灾，卡纳尔航空公司出动了飞机进行救援。据说这种灭火方法是从鹈鹕身上获得的灵感：飞机先是拖着一个庞大的水箱出海去，装上满满一箱水回来，再浇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上，既节省时间，又节省能源。但不幸的是，有一架飞机竟把一个正在海里游泳的游客也一并装进水箱，丢进了森林大火之中，活活地把他“火化”了。
我们感到悲伤之余，连忙回家查看《普罗旺斯日报》，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的细节。但奇怪的是，这么大的悲剧，报纸上竟只字未提。我们又去敲另外一位朋友家的门，问他可否听说过此事。他听了我们的叙述微笑着摇摇头，似乎很有趣地看着我们说道：“这是八月的老段子了。每次发生火灾，都有人造这种谣。去年他们说被抓起来的是一个滑水的，明年或许该轮到尼斯哪家大酒店的门卫了。福斯坦是在逗你们玩儿呢！”就连老实巴交的福斯坦都学会戏弄我们了，我们真不知道还能相信什么人。
蝙蝠大战
我们渐渐学会了去接受在八月里可能发生的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说，当住在邻近旅馆里的朋友半夜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在卧室里看见了一头老鹰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奇。我们的见解是，那也许不是一只真的老鹰，只是老鹰飞过时留下的巨大身影。他们仍然不死心，接着打电话给前台的值班人员，要求彻底进行调查。
老鹰是不是好像从角落的衣橱那边飞出来的？值班员好像很有经验地问道。是啊，没错 。 我们的朋友惊讶地点点头。啊哈，谜底揭晓了，那哪儿是什么老鹰啊，不过是一只住在衣橱里的蝙蝠而已。别担心，以前也有人看过它从衣橱那儿飞出来过，它从不伤人的。它也许不伤人，我的朋友执着地说，可是我们不想和蝙蝠睡在一起，我们要求换房间。行，旅馆的房间全满了。值班员也不让步。于是，三个人站在深夜的房间中央，热烈地讨论起捕捉蝙蝠的技巧问题。还是值班员先想到了办法。你们呆着别动，他说，我去去就来。几分钟后，他不负众望地返回，在留下一大罐杀虫剂和最后的晚安祝福后，他再次飘然而去，就像他飘然而来，轻轻地挥一挥手，不带走一只蝙蝠。
夏夜舞会
葛氏村外的一所大宅要举行舞会。我们受邀在其他客人未到前，和女主人的几位朋友共进晚餐。盛会将临，我们的感情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居然荣幸地受到邀请，忧的是以我们现有的法文水平恐怕应付不了这种隆重的社交场面。据我们所知，到场的似乎只有我们二人说英语。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背水一战，同时，希望普罗旺斯人热潮汹涌的谈话不要冲散了我俩。依照邀约条件，我们应于九点钟抵达，这时间相对我们往常的作息时间来说十分尴尬，开车上葛氏村那个斜坡时，我们的肚子已因等待过久而不满地咕咕乱叫了。屋后 的停车场早已客满，车辆沿着场外的马路一直伸到50公尺开外，并且所有的车似乎都挂着代表巴黎的75字头的牌子。看来，我们将要同桌共食的绝不仅仅是村里的几个乡下朋友而已，想到这里，我们开始觉得或许应该穿得更正式些。
进得大门，我们便仿佛置身于杂志中的世界：随处可见只有《家庭与园艺》杂志中才有的装饰布景，《时尚》杂志中方可得见的的衣香鬓影。点着蜡烛的餐桌，安放在草地上和阳台上。已经五六十位客人或坐或站地散布在餐桌周围，女士们的神态或冷峻或慵懒，大多穿穿着白色晚礼服，端着香槟的手上珠光宝气。维瓦尔第的音乐从容不迫地从装了地灯的谷仓那边一阵阵传来，似乎是在告诫我们这两个乡巴佬：我们已经不可饶恕地闯入了巴黎上流社会的领地。妻子慌张地提出要回去换装，而我则完全沉浸在因足下污浊的鞋子而产生的羞愧之中。
逃走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便被女主人发现了我们。使我们稍感安心的是，至少她穿的是平常休闲的衬衫和长裤。
“你们找到停车位了？”她不待回答，又接着说道：“都是路边那条沟，弄得不大好停车。”我们说今晚的场合简直不像是在普罗旺斯。她笑着耸耸肩：“现在是八月嘛。”她递给我们一份饮料便离开了，任由我们与那群俊男美女周旋。
我们仿佛置身于巴黎，周围没有一张脸孔经过阳光或风雨的洗礼，女士们脸色白皙，显得时髦动人，男士们仔细刮净了下巴则显得油光水滑。这里没有人喝低档的茴香酒，若是按照普罗旺斯的标准，所有的人现在都在窃窃私语。我们赫然发现自己的心态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前，我们也许会认为类似的宴会气氛理所应当；而现在，我们都觉得这种场合压抑、沉闷，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清爽。无疑，我们已经变成乡巴佬了。
原始舞之风
从自助餐台上取了酒和食物，客人们开始入席了。这时，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插曲：走上露台的女士们的高跟鞋不经意间纷纷陷入花坛的砂地，这引起了高贵的女士们一阵刻意但十分优雅的“赞叹”：“主人真了不起，居然想到用石头铺地这么原始的创意。”“是啊，真像是在野餐哪。” “是啊，布置得比贝佛利山和坎星顿的花园还原始呢，啧啧...."
不知道当地的神灵是否真正听懂了女士们话中的涵义，总之，她们的话音刚落，一阵狂 风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吹起，一股脑席卷了桌上剩余的虾仁沙拉。芦笋叶和面包屑从盘中腾空而起，迎面扑撒在女士们雪白的胸前和男士们丝质的长裤上，有些更是精准地灌入男士们衬衫的领口。桌布像鼓胀的风帆一样吹起，无情地掀翻了桌上的蜡烛和酒杯。人们细心整理过的发型变了样，努力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也再维持不住了。这未免太原始野蛮了些吧！一阵紧张忙碌的撤退之后，晚宴重新在屋内展开。
随着更多客人的陆续到来，谷仓那边维瓦尔第的音乐停止了，在几声尖锐的电子扩音器的嘶响之后，传来了一个男人撕心裂肺的嚎叫，仿佛那里有位外科医生未经麻醉便开始了心脏手术一般。我们过了半晌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当红歌星小理查德正在唱片中卖力地邀请大家下场去跳舞呢。
我们很好奇；不知这种热门音乐会对在场的名媛绅士造成何种效果？我可以想像他们在文明舒缓的乐声中迈着轻巧高雅的舞步，彼此微微点头的情景；也能想像出他们和着大师查尔斯·阿兹纳的名曲跳起贴面舞的缠绵仪态。但，天知道，现在演奏的可是会令人汗流浃背的丛林蛮荒之舞啊！“嘭嘭啪啪......” 我们迫不及待地踏着鼓点登上谷仓的台阶，以便更早地欣赏到他们的舞姿。
谷仓边搭起的舞台上彩灯变幻闪烁，迎合着鼓声的节拍，在墙边竖起的镜子中往来扫射。一个年轻男子，佝偻着肩膀，在自己香烟的迷雾中，眼睛半开半阖。他亢奋地站在两个唱盘机的后面，手指狂乱地抚弄着音乐控制台，释放出更多嘈杂低沉的声音。
“茉莉小姐你真行！”小理查德在唱片中继续嘶喊着。唱机后的年轻人也伴随着一阵痉挛，吼叫着应和道：“你一定爱跳舞！” 强烈的重金属音符使谷仓震颤起来，那些巴黎人也跟着震颤起来，人们疯狂了：大家手舞足蹈、乳晃臀摇，嘴巴无意识地张着，眼神也失去了目标，无数双拳头漫无目的地在空中乱挥，不时可见失控的首饰划过天空，连钮扣从衣服上绷脱也毫无知觉。此时此刻，高雅的仪表被抛到脑后，每个人都只顾得翻腾、抽搐，身体愈摇愈低。
大多数人并不在乎有没有舞伴，他们实际上是在与自己的影子为舞。纵然在狂舞忘形之际，他们也没有忘记不时探询一下自己反映在镜子中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香水味和人们滚烫的身体散发出的味道，整个谷仓沉浸在同一种剧烈的脉动之中，狂热沸腾。此时，如果有谁不识时务地妄图穿越人群，必定会遭遇无数条横扫的手臂猛击，或被飞舞的项链所鞭挞。
这些人就是片刻前还端庄持重的女士们先生们吗？先前连多饮一杯香槟都显得狂放的人们，现在竟然一个个蜕变成像吃多了兴奋剂的不良少年，而且还颇能乐在其中。我们自信无法同流合污，于是怀着惊诧的心情悄然离去。因为明天早晨，还有更加精彩的山羊赛跑等着我们去观赏呢。
山羊运动会
首次在烟草店的橱窗上看到“山羊赛跑”的海报是在一周前。那是一个将穿越整个奔牛村的大型赛事，起跑点就设在凯撒咖啡馆门口。海报中除了列明参赛的10匹羊选手和骑师们的大名之外，还特别注明：本次大赛奖品多多，同时吸收观众下赌注。另外，主办单位还将特聘一支大型交响乐队到场加油。单从海报上就可以看出，这显然是一场运动盛会——是奔牛村的世界杯。为了占个好位置，我们早早便抵达了会场。
九点钟的时候，天气已热得戴不住手表。凯撒咖啡馆的阳台早已客满，大家都像我们一样，提前抢占了有利地形，现在正惬意地吃着早餐，喝着冰镇啤酒，悠闲地等待着演出的开始。靠近咖啡馆门前台阶的墙边，一个膀大腰圆的妇人独自占据了一张桌子，头上顶着一把印有果汁广告的遮阳伞，即便在嘈杂的人群中也显得格外醒目。她目光如电，威严地扫视着我们，一手拎着一本票簿，另一只手把一只钱箱晃得叮当作响。她的威严自有她的道理，因为她便是这场“赛羊大会”的官方投注经办人。也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就在一墙之隔的咖啡馆后门，另有一个男子正代表着民间的力量接受着“场外下注”。时间距离正式开赛已经不远了，女经办人主动向我们发出了投注的邀请。为表示绝对的公正，她还特意提醒式地喊道：“各位，下注前先看看清楚，选手们就在那边。”
其实不用她提醒，我们早就知道选手们必定就在附近。它们的身体和排泄物散发出的气味在阳光烤炙下十分浓郁。我们把头伸出栏杆往下看，选手们也以愤怒的暗灰色眼睛毫不示弱地回望过来，一面缓缓咀嚼着赛前最后的餐点。选手们的下巴上都点缀着一缕稀疏的山羊胡，头戴蓝白相间的赛马帽，身穿印有与海报上的名单号码相符的运动背心，它们简直是酷极了。我们能根据海报提供的信息分别叫出选手们的名字，可是要下赌注的话，这么点儿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获胜，我们还需要一点内幕消息及诸如哪位选手的速度快、而哪位的耐力比较足之类的其他信息。于是，我们向旁边一位也在伸头往下看的老人家请教，相信他和所有法国人一样，是此道专家。
“注意看它们的粪便，”他说：“赛前大便最多的，通常跑得快。肚子里排空了，自然比装了一肚子东西的羊跑得快。这是基本逻辑。 ”我们观察了几分钟，一致认为六号“米田共”产量最丰。“好啦，”我们的指导员说：“现在再看看骑师，找一个身体强壮的。”
骑师这会儿差不多都在咖啡馆里养精蓄锐。他们也穿着印有号码的背心，戴着赛马帽。我们很快便找到了六号的骑师，一个筋肉结实、看上去很有夺标气质的男子。他正旁若无人地猛灌啤酒，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不错，他和那边那位刚刚排空肚子的“六号”不正是一对完美的胜利组合吗。我们拿定了主意，准备下注。
“不行，”主持赌局的妇人解释说：“你们必须列出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排列顺序，然后才能投注。” 这样一来，我们的如意算盘全部被打乱了。我们刚才一直在专心物色理想的骑师，谁还顾得上注意各位选手的排泄量呢？原本必胜的局面现在变成了碰运气：我们还是选定六号领先，惟一的女骑师第二，一头叫“妮妮”的羊第三——她蹄子后部的绒毛显得短而精悍，看来一定善跑。投注的事情搞掂了，我们安心地走下楼去，加入咖啡馆外喧闹的观众群。
海报上许诺的大型乐团也开来了，原来是从艾普镇弄来的一辆尾部装了音响的小型货车。此刻车上正播放着桑尼与雪儿的名曲：《我得到了你，宝贝》。一个细瘦的巴黎女子——我们认出是昨晚舞会中的一个客人——开始随音乐的节奏拍打她穿着一双昂贵的白色皮鞋的纤纤玉脚。我们显然不是惟一注意到她的表演的观众，一个没刮胡子、手持酒杯的大肚皮男人力排众人，挤过来向她发出了共舞的盛情邀请，一副硕大的屁股左右激烈地扭动着，希冀引起她的垂青。巴黎女子毫不怜香惜玉地对这位当地崇拜者抱以一个足以让奶油发臭的白眼，低下头去专心在她的露易斯威登皮包里搜索起什么来，不再理会那位大腹仁兄的纠缠。乐团那边，阿丽达·富兰克林的歌声顶替了桑尼与雪儿的宝贝，咖啡馆前的小广场也聚集了更多的人头，我们则挤在一个举着摄像机的德国人和那个大肚皮男人中间，争取看到最精彩的场面。只有孩子们好像对这场重大赛事无动于衷，继续在泥泞的羊屎堆间展开着跳房子德游戏。
终点线拉好了。那是一条穿越整个广场的绳子，距离地面约两公尺半高。十个从一到十编号的大气球灌满了水，按等距间隔挂在绳子上。大肚皮男人主动向我们解释起了比赛规则：届时，每位骑师都将被授予一根锋利的木棍。此棍有两重作用：第一，如果有哪只山羊消极怠跑，可以用来略施小小的“激励”；第二，抵达终点时，必须用这根棍子戳破气球，证明完成了任务。说到第二条，他眉飞色舞地进一步解释说，骑师到时候难免会淋成落汤鸡，样子滑稽得很。
骑师们登场的时刻到来了。他们陆续从咖啡馆里现身出来，昂首阔步地拨开人群，牵出自己的羊。我们看中的六号骑师从容不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开始将手中的木棍两端削得更加尖利。在我看来，这颇有大将风范的举动是个好兆头。另一位骑师则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对主办单位大发牢骚，直到一辆汽车从狭窄的小街那头开来，打断了双方争执。一个面带迷惘的年轻女子走下车来，举着一张地图，问周围的人怎么能够从这里驶上高速公路。
非常不凑巧的是，通往高速公路的路这会儿恰好正被10只山羊和200多个看热闹的人，以及一个大型流动乐团占据着。年轻女人丝毫没有被前面宏大的场面所震慑，她迈着倔强的步伐返回了汽车，车一声咆哮之后，开始继续向前。
场面顿时陷入一片惊愕与混乱之中。主办人员和几个骑师把那辆车团团围住，不住地敲打车顶、挥舞木棍，从那仍在移动的车轮下，抢救必死无疑的山羊和儿童。看热闹的人群则向前拥挤，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陷身人潮的汽车，终于不得不停下来，年轻女人坐在车内，两眼直视前方，忿忿地紧抿着坚毅的嘴唇。退后！主办人员怒吼着，手指着原先汽车驶来的方向，并招手让后面的人群让路。终于，在群众鼓掌欢呼声中，引擎发出一阵恶毒的嘎渣嘎渣声，汽车气冲冲地沿着来时的方向退去。
参赛者重新集合到起跑线，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骑师们纷纷进行着最后的检查工作，看看羊脖子上的号码牌是否栓紧。选手们则似乎显得格外镇静，对这戏剧性的一刻无动于衷。六号正在专心致致地啃七号的背心，而我们的第三选择九号‘妮妮’则坚持把头掉转过来，一副反潮流而动的架势。骑师无奈只好抓住羊角把她提起来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圈，并用两膝紧夹她的身体，使她能够保持正确的方向。经过这番折腾，‘妮妮’的赛马帽歪倒在一边，遮住了一只眼睛，使她看上去活像个游手好闲的浪子。我们不禁深感失落与不智：我们可是指望它得第三名的，但从她现在视线受阻、又缺乏方向感的表现看来，显然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准备出发了。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几周甚至几个月的训练，等的就是这激动人心的一刻。选手们角并角，肩并肩地站立成一排，静候起跑的命令，周围的人群也一瞬间安静下来。一位骑师大声打了个呼哨，比赛开始了。
走出不到50公尺，便已经可以看出山羊们并非天生的运动员，不然就是它们误解了参赛的目的。有两只才跑了几公尺便嘎然止步，说什么也不想前进了。无奈的骑师只好自己跑在前面，奋力地拖着无知的选手们。另一只起跑之后才想起来它早在半小时前便该完成的使命，在第一个转弯处毅然停下来响应大自然的召唤。我们的‘妮妮’，也许是因为一叶障目的缘故，在该转弯的地方直冲向前，把无辜的骑师甩入观众群中。至于其他选手，则在各种激励方式的刺激下，零零落落地向山上爬去。
“踢他们的屁股！”我们的大肚皮朋友大声地吼叫道。早先见过的那位巴黎女子不知什么时候被挤到了我们身边。在听到大肚兄的豪言后下意识地向后一缩。这一举动反而激起了大肚兄的斗志，他开始进一步展示自己渊博的学识。“知道吗？”他冲巴黎来的女士挤了挤眼：“跑最后的那一只要被吃掉，用烤肉叉子叉着烤着吃。真的哟。”巴黎女子忙把太阳镜从发际拉出，戴好。但掩饰不住的是，她的脸色已经不大好看了。
比赛跑道环绕着村中高地一圈，之后便向下返回广场中的喷水池旁。喷水池此时已经改装成一道水上防线，两边堆上干草，中间拉上塑胶布，选手们必须涉水或游泳而过，才能抵达咖啡馆外的水球终点站。这真是对选手与骑士们合作与毅力的严峻考验。
赛事观察员在比赛的中转站大声播报着比赛实况。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是：一号和六号正在激烈地争夺领先的位置。细心的人们发现转播中前后只提到了九位选手，还有一位芳踪缥缈。“可能喉管给割断了吧。”大肚皮自信地对巴黎女人说道。这使得她终于忍无可忍，奋力推开人群，另辟蹊径去了。
喷水池那方传来噗通一声，一个女人的叫骂声随之而来。原来有人先于选手们遭到了水上防线的暗算。那是一个小女孩，湿漉漉地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惊恐地大声喊叫着。
“羊来了！羊来了！”
女孩的母亲唯恐孩子被杀红了眼的选手们踩成肉泥，连忙拉起裙子跳进水中。“看她的大腿！”大肚皮捅了我一肘，一边亲吻着自己的指尖表达惊呼与赞叹。
伴随着一阵杂沓的蹄声，领先的两位选手已经来到喷水池前。那是我们的六号还有刚才转播中提到的一号。两位选手好像早有默契，在到达水池前都义无反顾地扎入池边的干草堆中，一点也没有打算弄湿自己身体的意思。骑师们不得不软硬兼施地把选手们推下水去，再打池子的那一端拖出水面。剩下的旅途就平坦得多了，骑手们挥动着手中的木棍冲向终点，宛如中世纪的武士们在坐骑上晃动着长矛一般威武雄壮，湿透的帆布鞋在柏油路上踩得叽喳作响，留下了一串串见证着胜利者成长的足迹。
一号赛手在屁股遭到重击的情形下，率先刺破了水球。我这才发现，那位可爱的巴黎女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占据了最佳的位置，亲身见证了胜利者诞生的历史时刻。可惜她过于沉浸于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期然被水球中倾泻而下的洪流迎头痛击，她利落地往后一退，又不幸撞入了一滩新鲜的羊屎堆。赛前把棍子削得尖尖的那位六号骑士，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赶在下一位选手到达之前勉强刺破了那只水球。选手们陆陆续续地抵达了终点，终于，只剩下最后一只水球孤伶伶地悬挂在绳子上。那是九号，我们那没有方向感的‘妮妮’，可怜的她没能完成比赛。大肚皮看到我怅然若失的样子，善解人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别担心，屠夫会找到她的。”
散场后，我们在走回车上的途中看见了‘妮妮’。她挣断绳索逃离了骑师，正高高地站在俯望街道的一座小花园里，低着头悠闲地吃着天竺葵叶，小帽子滑稽地扣在一只角的顶端。我们衷心地祝福她能够逃脱屠夫和大肚皮之流的魔掌，长命百岁。
喧嚣热闹的一天
“早啊，泥瓦匠。”
“早啊，水管工。”
工作队一到，又是喧嚣燥热的一天。他们相互寒喧握手，像是第一次见面似的，以职务而不是以姓名相称。建筑师克里斯蒂安与他们合作了好多年，也从来不叫他们的名字，总是 庄重又复杂地把他们的姓和职务连在一起，比如：曼尼古希水管工，安德雷泥瓦匠和特鲁斐利石匠等。这使得他们有的人的名字听起来冗长严肃，大有贵族气派。例如铺地毯的让·皮埃尔，他的正式称呼叫作：“加亚尔·波瑟地毯师（gaillard-poscur de moquette）”，给人的感觉像是见到了中世纪的侯爵大人，颇令我肃然起敬。
曼尼古希水管工把我家的墙壁钻得千疮百孔，据说是要让房子的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他铺设的暖气。此刻，大家围拢在其中的一个洞口旁，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工程的日期与进度，仿佛这里正聚集着一群天生以准时为人生准则的人们。工程的进展将遵循严格的先后次序：由曼尼古希先安好所有管子；砖石工尾随其后，砌砖补石；接下来，电匠、泥水匠、瓷砖工、木匠和油漆工依序—一登场。有鉴于在座的诸位都是本份的普罗旺斯人，没有人敢于对工程的具体完成日期进行有效的确认。不过，这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空间。
曼尼古希显然因为身为本次工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颇为自得。要知道，所有其他人的时间表全要根据他的工作进度才能够确定得下来。
“你们会看到，”他说：“我得把墙壁挖得像干酪似的。你怎么样，砖石匠？给你半天的时间修补够吗？”
“可能要一整天，”狄第埃说：“可是你什么时候弄好？”
“别催我，”曼尼古希说：“我做了40年的水管工，中央暖气管这玩意儿可是急不来的。这可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工程。”
“要到圣诞节吗？”狄第埃带着揶揄的口吻故作虔诚地问道。
曼尼古希显然识破了话中的含义，看着泥瓦匠摇摇头：“哈，你这家伙跟我开玩笑啊。不过，说到冬天，大家都想想看。”为了示范出冬天的景象，他比划着在肩膀上披上一件想像中的大衣。“想想看，外面的气温是零下10℃，”他打了个哆嗦，拉下软帽盖住耳朵，煞有介事地继续说道：“突然之间，‘啪’地一声，水管漏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初有人装得太仓促，活儿做得不够仔细。” 曼尼古希停下来环顾四周，自信大家的心灵都已经充分体会了寒冬与漏水的严重状况后，才得意地说：“那时候，该谁看笑话啊？啊？该谁取笑我这个水管工啊？”
反正到那时还讲得出笑话的绝对不会是我。装暖气这件事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恶梦。幸好白天还可以待在室外，这才能勉强能够忍耐。以前我们家的改建工程，至少都局限在房子的一部分，而暖气管工程却无所不在。曼尼古希和他的触手般的铜管如影随形，灰尘、瓦砾和扭曲变形的断管残线撒在他每天工作的路线上，像是铁齿白蚁蛀出的痕迹。最糟的是我们全无隐私可言，不是在厕所遇见手持焊枪的学徒，便是在卧室发现往墙上凿洞的曼尼古希。游泳池是惟一的避难所，但即使在那儿，也只有完全钻进水里，才能借着池水，隔绝屋内电钻与钢锤的无情噪音。有时候我们想，朋友的话也许是对的，我们应该到别处去度八月，或者，干脆把自己冷冻封存起来更好。
相比之下，夜晚是如此的安详宁静，我们逐渐沉溺于闲坐庭院，任夜空中的星辰来抚平白日喧嚣创伤的心情，连卢贝隆地区特意为夏季游客而举办的众多社交及文化活动，我们也失去了兴趣。这期间，除了去听了一场圣诗演唱会，在修道院极不舒服的板凳上坐得屁股疼麻之外；我们只去欣赏了一次在奥佩德一处废墟上举行的音乐会。其他的时间，我们足不出户，能够在宁静中独自休养生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普罗旺斯的一年7
年度庆典
不过，我们终究还是发现，温饱问题还是比安逸的环境更加重要。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我们发现原本准备做饭的食料已在一天钻探工程中蒙上了厚厚一层石灰。饥肠辘辘的我们只好决定去附近的古德村（goult）先解决肠胃的问题。那是一个人烟稀少，对观光客没有丝毫吸引力的小村庄，在村里的那家简朴的小馆用餐就像在自家吃饭一样，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奢华铺张，只是食品会更干净些。出发前，我们仔细掸去衣服上的灰尘，并留下狗儿看守着满目疮痍的家。
过去的一天闷热宁静、令人窒息。到了夜晚，村口仍然弥散着柏油路面烫焦的气息，混合着晒干的迷迭香味和泥土的芬芳。进了村我们才惊异地发现，不期然又闯入了人的海洋。原来，今天是古德村举行年度庆典的佳节良宵。
我们如果不是饿昏了头，事先应该能够考虑到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每个村子都会在八月里举行庆典，只是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滚球大赛，有的是骑驴竞走，有的是烤肉聚餐，有的则是展销会。现在的古德村似乎正沉浸在类似盛大集市的气氛之中。街边的树上着悬挂五彩缤纷的彩灯，地面上有木板铺成的跳舞场；吉普赛人、手风琴手、纪念礼品商人和摇滚乐团不辞辛苦，从亚维依跋涉赶来。这是个热闹场面，通常也很好玩；除非你像我们一样，整天忍受着建筑工地的折磨，再也不愿承受任何的刺激。但既来之，则安之，况且我们已经在脑海里点了无数遍的晚餐，总得吃了再走。想想只要能享用到干贝熏肉沙拉、老酒烧鸡、主厨特餐和美味的巧克力蛋糕，村里多几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年中的其他月份中，只要村里的街道上出现了十几个人，就表示发生了特别的事件。可能是哪家的葬礼，也可能是离咖啡馆不远的两家肉店又展开了降价大战。但今晚绝对不同，是由古德村做主人，欢迎全世界来客的造访，而全世界人民显然和我们一样饥饿难当。餐馆早已客满，摆在餐馆外面的桌椅也坐满了人。几对眼中透着期待与渴望的夫妻躲在树影下等待着空位。服务生一脸的怨尤，心里一定在嘀咕为什么为了同样的工资今天要付出这么多劳动。老板帕特里克显得精疲力竭，但看得出心情格外舒畅。他现在的身份可是一个临时金矿的主人了，不开心才怪。“你们应该先打个电话来的，”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骄傲地说道：“十点再来，看看我能给你们弄点儿什么吃的。”
我们别无选择，只好决定先去咖啡馆要点喝的，暂时安慰一下嗷嗷待哺的肠胃。意料之中的是，连平常能够装下古德村全村人口的咖啡馆，现在也拥挤得只剩下站着的位子了。为了躲避嘈杂的人声，我们端着饮料走到马路对面，那儿在平常是一个空旷的广场。现在的广场上也不清闲，围绕着广场中心的纪念碑，不知来自何方的人们摆起了无数杂货摊。纪念碑上镌刻着当地在历次战争中为了法兰西的荣誉而英勇捐躯的村民们的名字。在法国，我们见过许多类似的战争纪念碑。所有的纪念碑都像眼前的这座一样，得到了十分妥善的维护。现时，三面崭新的法国三色旗在四周灯火的照射下鲜艳明亮地迎风飘扬，映衬着灰色的石碑。
广场周围的民房，都敞开着窗户，居民伸头探脑，张望着窗下难得一见的骚乱场面，连身后光影闪烁的电视节目也忘得一干二净。严格地说，这场面与其说是庆典，还不如说是市集更为准确。广场上随处可见各色的摊位：本地工艺匠摆出了自己制作的雕刻品和陶器；酿酒人带着自家制作的美酒；养蜂人则摊开一罐罐新鲜诱人的蜂蜜；还可以发现不少远道而来的古董商和画家，在兜售各自的存货。白天灼热的天气不仅仍然可以从石墙上残留的温度感觉出来，也可以从慵懒移动的人群身上看出：街上的人们一律腆着饱胀的肚皮，肩膀松垮，一副休闲度假的姿态。
大多数摊位的形式不过是一张折叠桌，外加印花桌布上零星摆放的一些手工艺品。有些摊位的旁边居然见不到摊主，取而代之的是折叠桌上撑起的一则告示：指示大家，万一有人要买东西，可到附近的咖啡馆去寻找摊主。相形之下，有一个摊位以其规模和精致程度十分引人注目。那里不仅有桌子、椅子和长凳，还散落着几盆装饰用的棕桐，活像一个室外的起居室。一个黝黑壮实的男人，穿着短裤和凉鞋，坐在其中的一张桌子旁，面前的桌上摆放着一瓶酒和一本订货簿。我们认出，这是来是帮我们做过活儿的铁器专家奥德先生。他显然也在同一时间认出了我们，招手示意要我们过去坐下。
铁匠的专长是铁器和钢具。在法国乡下，他们的工作通常都围绕着制作和安装铁窗、铁门、铁条、铁栅栏，用以防范无所不在的小偷。不过，奥德先生高瞻远瞩的目光敏锐地穿透眼前的铁窗和铁栅栏，发现了仿制十八和十九世纪古董钢制家具的广大市场。他有一大本产品照片及设计图样，无论你看上的是一张长椅、一只烤面包架，还是拿破仑睡过的那种折叠行军铁床，他都能做得出来，然后再为它们刻上岁月的风霜和铁锈，使它们回到任何你想像中的年代。奥德先生告诉我们，在他的小舅子和心爱猎犬的帮助下，无论谁来订购任何东西，他一定保证在两周内完成。当然，如果不出任何意外的话，三个月以后，货就可以送到家里了。我试探着问他生意如何。
他拍了拍面前的订货簿，大声地说道：“我都可以开工厂了。德国人、巴黎人、比利时人，今年全都想要一张大圆桌，和几张这样的花园椅。”他说着拖过身旁的椅子，向我们仔细展示凳脚优美的大弧线。“问题是他们总以为不管什么东西，我几天时间就能做好。我们的工作方式你是知道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嘎然而止，我欣慰地猜想，他一定是想起了我们的惨痛经历而问心有愧了。果然，他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而是抓起酒瓶猛咂了一口酒，然后开始若有所思地咀嚼起来。这时，一对已经在摊位附近徘徊了一阵子的夫妇走上前来，询问行军床的价钱。奥德先生这才从冥思中清醒过来，一口咽下嘴里的残酒，飞快地打开订货簿，伸出舌头舔舔铅笔尖，然后抬头看着他们，一脸诚挚地说道：“我必须老实地告诉两位，你们可能要等上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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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夜暴雨
我们吃到晚饭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回到家，早过了午夜。空气温暖而阴沉，异乎寻常的凝滞。这是个适合下池游泳的夜晚，我们滑入水中，仰浮在水面，让满天浩瀚的繁星为这酷热的一天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此时，一道闪电划过远方的夜空，紧接着，遥远的蔚蓝海岸方向传来一声闷雷。我们全身心地感受着清凉池水的滋润，惬意地想着，那将是一场别人家的风暴。
别人家的风暴凭借着漆黑凌晨的掩护来到梅纳村。我们被窗口爆发出的一声巨响和随之而来的狗吠声惊醒。此后的一个多小时中，风暴仿佛就高悬在我们的屋顶上，肆无忌惮地向屋后的葡萄园发出电闪雷鸣。之后是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像皮鞭一样抽打着屋顶和院中的石板。雨水顺着烟囱流下，在门前汇聚成一道道溪流。破晓之前的片刻之间，风雨嗄然而止。然后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太阳像往常一样在东方的地平线缓缓地探出头来，撒下一片金灿灿的光芒。
我们家断电了。片刻之后，当我们想起打电话给法国电力局，才发现电话线也不通了。我们绕屋巡查风雨打坏了什么，看见门前的车道有一半已冲到外面的马路上去了；裂隙竟如拖拉机车轮大小，深度则足以对任何正常车辆造成威胁。但凡事总有好的一面，况且我们一下发现了两个值得庆幸的结果：首先，暴风雨后的早晨格外清新美丽；另外，往日此时已经在卖力地制造噪音的工人也不见了踪影。毕竟，自家的水门事件总是比我们这里的中央供暖系统要重要得多。我们兴致勃勃地到树林子里去散步，好奇心也驱使我们想看看暴风雨在那儿产生了什么效果。
令人惊讶的效果倒不是有多少树木被连根拔起，而是几个月来饱受炎阳烘烤的地面，此时竟然溪水潺潺。缕缕雨水化成的青烟自林间袅袅升起，在新一轮明日的照耀下竟发出嘶嘶的声响。我们回家吃早餐时，心情也像外面的阳光与蓝天一样晴朗。电话线的恢复畅通更加带给我们欣慰，而让我们意识到这个好消息的是保险公司的法图先生。他在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关切地询问我们的保险财产是否曾遭遇什么损失。
我们安慰他说惟一受损的只有车道。
“那就算很好的了，”他在电话那端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感叹着说：“我有个客户，厨房里现在的积水足有五十公分。谁想得到有时候偏偏会发生这种事。唉，八月的怪事就是多。”
他说得对。这个月稀奇古怪的事情还真不少。好在这个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生活又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马路上将不再塞车，餐厅也将不再人满为患，而曼尼古希，也会重新穿着长裤来上班了。
九月
九月初的天气，在很多方面给人以春天的感觉。白天干燥而炎热，夜晚则清凉怡人。与八月的沉闷潮湿相比，空气显得格外的清新。山谷的居民也甩去夏日的困顿，开始着手打理一年间最主要的事业。每天早晨，我们都能够在各处的葡萄园看到果农们沿着整齐排列的葡萄藤查看满山遍野饱满多汁的葡萄。
空闲日月
几乎在一夜之间，卢贝隆山区的人口锐减。包括许多漂亮的古老房屋在内的“第二故乡”纷纷重新闭紧门窗，套上重锁。至少在圣诞节以前，这些房子都将不再会有人居住。连我都能轻易识别出这些房屋的所在，也就无怪乎小偷们会在沃克吕兹省成行成市了。即便是装备最差、动作最慢的笨贼，有了这么几个月完全不受打扰的时间，也总能从容地完成任务。而这种特有的理想工作环境，也激发了不少当地人加入这个全无风险的行业。普罗旺斯不愧为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连孕育出的小偷们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品位。我们听到的一个案例中 ，有人像在布置新居一样，带着鉴赏家的眼光四处搜集称心如意的家居物件，涉猎的范围之广，视角之独特，令人咂舌：他会搬走整个厨房设施和用品，而对其他房间的物品秋毫无犯；被他看中的同时还有罗马式的古旧屋瓦，古老的前门，甚至还包括一株刚刚成熟的橄榄树。这让我不禁想到，他很可能就是拿走我们信箱的那个坏蛋。
我们又开始看到久违的当地朋友。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从夏季的围困中解脱了出来。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们遭受了太多访客的骚扰，至今仍然惊魂未定。我们发现，朋友们诉说的故事大同小异，而尤以排水系统和钱财为首要话题。虽然各家访客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度，说话时的心情也或感困惑，或带歉疚，抑或感到愤怒，但他们使用的词句却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不知不觉中，他们竟合力编篡出了一套八月常用句。以下八句便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仅供参考。
“你说什么？他们不接受信用卡？人人都用信用卡的呀” （神情：困惑）
“你家的伏特加酒喝光了。” （神情：歉疚）
“浴室里有一股怪味。” （神情：困惑，歉疚加无辜）
“可不可以请你付账？我这儿只有五百法郎的大钞。” （神情：无辜）
“没关系，我一回到巴黎，就寄一份新的来赔你。” （神情：看似歉疚）
“我不知道你家的马桶这么容易坏。” （神情：无辜）
“我打到洛杉矶去的电话费一共多少，别忘了告诉我” （神情：无）
“看你这样为我们做牛做马，我真抱歉。”。（神情：看似歉疚）
“你家没威士忌了。” （神情：无辜）
听到了太多有关水管堵塞、狂饮白兰地、把酒杯打碎在游泳池里、一毛不拔以及吃喝无度的故事后，我们觉得自己在八月的遭遇已经算是相当幸运了。我们的房子的确遭到了严重程度的破坏，但听起来朋友们的房子所受的创伤也不轻。而且，当曼尼古希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之时，我们至少不必忍辱负重地继续提供食宿。
九月初的天气，在很多方面给人以春天的感觉。白天干燥而炎热，夜晚则清凉怡人。与八月的沉闷潮湿相比，空气显得格外的清新。山谷的居民也甩去夏日的困顿，开始着手打理一年间最主要的事业。每天早晨，我们都能够在各处的葡萄园看到果农们沿着整齐排列的葡萄藤查看满山遍野饱满多汁的葡萄。
福斯坦也不例外，经常可以看到他站在葡萄园里捧着串串葡萄，若有所思地望着天空，还不时咂着舌头，念念有词。我想他一定是在思索天气将如何变化，于是便好奇地问他，何时才是收获葡萄的最佳时机。
“应该等它们再熟一点，”他说：“但是九月的天气靠不住。”
每个月都能听到福斯坦对天气发表类似的悲观评论。好像全世界的农夫在向人倾诉从土地上讨生活是件多么艰苦的事情时，都用的是这种认命而哀愁的语气。风总是不调、雨总是不顺，阳光、野草、病虫害、政府，总会有什么东西突然跳出来坏了他们的好事。我有时甚至怀疑，他们是否能够从自己这种悲观的论调中得到自虐的快乐。
“一年里头，也许11个月都风平浪静，”福斯坦以一种无奈的口吻说道：“但是，忽然‘哗’的一声，来了一场暴风雨，葡萄就可能再也榨不出汁了，只剩下一堆废物葡萄渣。”说到葡萄渣这个字眼的时候，福斯坦的语气是如此轻蔑，以至于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不幸的情况，他宁可让风雨打坏的葡萄挂在枝上烂掉，也不愿再多花一分钟时间去采收那些连普通红酒也酿不成的东西。
仿佛上天认为福斯坦的命运还不够悲惨似的，除了天气之外，还为他增添了更多困扰：原来，我们那块地上的葡萄必须分两次采摘。有500棵左右的葡萄藤产的是无法酿酒的食用葡萄。这自然有点麻烦，但是看在食用葡萄在市场上不菲的价钱的份上，再麻烦也只有忍着点儿了。但无疑，这也造成了福斯坦可能遭遇双倍灾难和双倍失望的机会，而照福斯坦自己的说法，这种灾难简直是无法避免的。继续呆在那里显然会更大程度地刺伤福斯坦脆弱的神经，我连忙识趣地走开，留他独自摇头叹息，怨天尤人。
暧气设备
福斯坦造成的悲愁气氛，不久被从曼尼古希那里传来的大好消息冲淡了。最近，曼尼古希像分配口粮似的，每天给我们一些关于工程进度的好消息。而今天的新闻是，暖气工程终于就要完工了。随着预期中点燃锅炉的日子一天天迫近，曼尼古希显得比我们还要兴奋。他不仅打了三通电话来提醒我订购油料，还坚持一定要亲自监督灌油过程，生怕外来的新手坏了他精心设计的工程大事。
“你最好小心一点，”他颐指气使地冲着送燃油来的人叮嘱着，给我的感觉那与其说是在解释，不如说是在教训来得更为准确。“知道吗，一小滴油星子就能塞住燃烧器，阻碍电极，后果就严重啦。我想你在灌油前最好再过滤一遍比较好。”
送油工愤怒地站起身，用他沾满油污的黑手气愤地拨开曼尼古希指点过来的手指尖，大声说道：“我的油经过三重过滤，绝不可能出问题。”他习惯性地将指头递向嘴唇，似乎要进一步通过诅咒发誓来捍卫自己的名誉。所幸，终于在最后关头停住，发觉以目前手指的状况，还是不要冲动的为好。
“我们等着瞧。”曼尼古希兀自嘴硬地说着，怀疑地看着那尚未塞入油桶的油嘴。见此情景，送油工赌气地拿过一块肮脏的油布，夸张地在桶上擦拭着，好像曼尼古希的眼光玷污了他心爱的老伙计。在灌油典礼的进行过程中，曼尼古希照例发表了一场内容详尽的科技演说，论述燃烧器和锅炉的内部结构与功能，送油工不怎么感兴趣地听着，只是在必要他做出反应的当口才咕噜地应一声：“呃，是吗？” 眼看着油料就要装完了，曼尼古希转向我，骄傲地大声说道：“好，我们今天下午第一次试车。”话音未落，他突然考虑到一种可怕的可能性，流露出一脸焦虑的神情：“你们今天下午不会出去吧？你和夫人都在家吗？”让曼尼古希这样的演说大师失去听众是一种极不人道的做法。我们当即表示，下午两点钟准时到场，听候教诲。
下午两点，我们准时聚集在试车指挥现场。这里原来是一间驴舍，现在经过曼尼古希的精心改造，已经成为暖气系统的神经中枢。锅炉、燃烧炉和水箱依次排列，由铜质总开关和不同色彩的管道连接。管子的颜色十分符合逻辑地用红色代表热水，蓝色代表冷水。若干大小粗细不一的管子像手臂一样从锅炉中探出，延伸到天花板上消失不见。各类水阀、标度盘、开关或明或暗地点缀在房间粗糙的石墙上，看上去十分复杂。
我真后悔不该直接将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因为曼尼古希显然把我的话当作了对他的人身攻击，足足花了10分钟向我示范这些仪器是如何令人难以置信地简单。他不停地转动开关和水阀，摆弄着仪表，终于搞得我彻底晕头转向。“好啦！”他最后一次示范开关动作之后说道：“现在你了解这机器了，让我们开始试车吧。”这会儿他才好像意识到了学徒的存在，冲那可怜的孩子大声喝道：“孩子！你给我当心点儿！”
这头怪兽在一阵吱吱嘎嘎的轰鸣之后苏醒过来。“火再烧得旺点儿，”曼尼古希在锅炉四周手舞足蹈地进行着第五次调整。室内的空气仿佛猛然遭到重击，爆发出一声怒吼。“哈，现在才是真正的燃烧！”曼尼古希兴奋地呼喊着，好像他现在启动的不是一台锅炉，而是法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架航天飞机。“瞧着吧，用不了5分钟，每个房间的暖气片都会烧得烫手。跟我来！”
他带头冲了出去。在曼尼古希的带领下，我们开始巡视自己的房屋，他坚持让我们触摸到每一个角落的暖气片，骄傲地说：“瞧见没有，今年冬天你们穿着衬衫就可以过了。”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此刻我们可是汗流浃背，连衬衫都不想再穿了。屋外依旧是摄氏27℃的高温，而大开暖气的室内更加让人无法忍受。于是，我善意地提出，我们已经完全信服了曼尼古希先生的杰出成就，那么现在是否能够赶在大家脱水之前关掉这个玩意儿呢。
“啊，这可不行。”我们的小小请求遭到曼尼古希的断然拒绝：“得让它开足二十四个小时，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接头紧不紧，有没有漏水的地方。注意了，什么都别碰，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检查。千万当心，每个阀门都要开到最大，这一点最重要。”说完，曼尼古希逃似地走了。留下我们伴着满屋烤熟了的灰尘和炙热的铁管，像花草一样在风中枯萎。
乡间枪声四起
九月的一个周末，乡间忽然枪声大作，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战前演习。法定的狩猎季节开始了。每一个热血的法国男人都端起枪，带着狗，杀气腾腾地开进山去追寻所谓的体育精神。这事儿对我们来说其实早有预兆。最先的迹象来自于维松村（vaison-la-romaine）一家枪具店随邮件发来的一则骇人听闻的广告，号称该店愿以“季前价格”提供应有尽有的军火，仅枪械一项就有六七十种可供选择。想到或许可以拥有一支威尔内·卡龙大号猎枪或一支带有电子瞄准器的鲁格点四四毫米口径步枪，我自打出生以来便一直沉睡多年的狩 猎本能复苏了。但任何危险物品交在我手上，我妻总有充分的理由提心吊胆。她敏锐地指出，我如果打算射穿自己的脚，似乎大可不必使用电子瞄准器。
我们俩都为法国人对枪枝的酷爱感到惊讶。我们曾两度造访外表看来温柔和平的法国家庭，而两次都被主人主动邀请参观其家庭武器库。其中一位男士藏有5支口径不等的来福枪，而另一位则有8支上了油、抛了光的长枪，赫然陈列在餐厅墙壁的框架上，像一件件致命的艺术品。为此，我们产生了一系列疑问：怎么会有人需要八支枪？你们怎么知道出去打猎时该带那一枝？还是你们会全部都带着，像打高尔夫球一般用长袋子装着，然后遇见豹子或糜鹿时拣出那支点四四口径的，等到遇见兔子再挑出那把最细小的？
后来，我们渐渐了解到，法国人对于枪枝的狂热，不过是全国上下热衷脸面功夫的部分表现罢了。无论做什么事，他们都会极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专家。法国人要是决定参加骑自行车，打网球或是滑雪之类的体育运动，最忌讳的就是让别人看出他们是新手，因此总会竭力装备得像个职业高手一般。说来这也简单，只要花上那么几千法郎，他们就能打扮得像个参加环法自行车赛或冬季奥运会的国家级选手。至于狩猎运动，各式附属装备的种类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每一件装备又因能极大地增强主人的勇武强悍气质和危险的外表而变得格外迷人。
有一天，我们应朋友之邀去卡维隆市场参观在那里举行的狩猎装备预展。我们到达时，各个摊位上的展品已经堆积如山，而整个市场看起来就是一座小型军需用品仓库：有与子弹带相连的皮质来福枪套；有缀着无数拉链口袋的猎装和便于清洗血迹的猎物袋；有外籍雇佣兵空降刚果时穿的那种野战靴和刃宽九寸、手柄里刻有罗盘的巨大猎刀；有轻巧的铝制水壶（在我想来，它们装酒的机会可能比装水的机会还要多）；还有套环的宽腰带，上面附着装刺刀的套子，想来在子弹都已耗尽的情形下，这冰冷的钢刀就要派上用场了。其他诸如：步兵帽、野战迷彩裤、救命口粮、折叠式野炊火炉等更是种类齐备，琳琅满目。除了那有着四条腿和一只像雷达一样鼻子的猎犬外，人类在对抗森林里的各类野兽时可能需要的东西，这里都齐备了。
猎犬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不能简简单单地在柜台上草草交易的。我们听说，真正有心打猎的人，若是没有亲眼见过小狗的双亲，谁也不会贸然买下它。不过，照我们所见的几只猎犬看来，要找到小狗的父亲恐怕相当困难。但我们也发现，来源不明的杂种狗，大概有三种可以辨认的类别：淡褐色的大型长耳狗，细细长长的矮脚狗，以及那满面皱纹与悲愤的高瘦猎犬。
几乎每个猎人都认为自己的狗天赋异禀，而且至少能讲出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来佐证爱犬的英明神武。如果单从主人的溢美之词来看，这些狗儿不仅都具有超凡脱俗的灵性与能力，而且时刻效忠主人，至死而不渝。听多了狗儿们的传奇，我们不禁心驰神往，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在狩猎季节展开的那个周末能够亲眼目睹看他们的精彩表演。说不定我家的小犬见识了前辈们的光辉榜样，也能励精图治，做出点比追蜥蜴、捉网球更有建树的事业来呢！
狩猎活动拉开了帷幕
在我们家附近山谷举行的狩猎活动于一个周日的清晨七点拉开了帷幕。一时间，枪声此起彼伏，从我们的房屋左右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区。枪林弹雨的声音，让人觉得任何移动的物体都随时会有中弹的可能。有鉴于此，在带着狗儿外出散步时，我特地带上家里所能找到的最大一条白色手帕，以便在必要时当作白旗，及时缴械投降。为谨慎起见，我们选择了屋后通往村子的小径，心想，任何领到猎枪执照的人，都应该前往林深草密的山谷中去寻猎物，绝不会那么没有品位地留在这人来人往的小道上吧。
很明显地听不到鸟鸣了。所有敏感和有经验的鸟都在第一声枪响之后，逃往更加安全的地方去了。远的现在应该已经踏上了前往北非的征程，近的恐怕已经在亚维依市中心重建家园了。早些年，猎人们常把家养的鸟挂在树上，利用美色引诱其他鸟儿靠近，然后来个瓮中捉鳖。可惜，现在法律不允许这么做了，猎人们得靠自己的森林知识外加敏捷轻巧的身手主动出击了。
我倒是没见到什么丛林知识丰富、身手矫健的猎人，但确实见到不少全副武装的人牵着猎狗浩浩荡荡地出发来扫荡法国南部的兔子与画眉。可他们并没有往森林里去。事实上，他们就散布在我行走的这条小道旁，三五成群地聚在空地上，说笑、抽烟，饮酒和切香肠吃。没有一点迹象表明，这里将会有一场人与画眉鸟的斗智之战。我暗暗猜想，一定是清晨的那场枪炮齐鸣，耗光了他们的弹药。
狗铃儿响叮当
倒是他们的猎犬跃跃欲试地急于开工。在狗屋里圈了好几个月，突然恢复了行动的自由，重新嗅到了森林的气息，猎犬们兴奋之余，拼命拉扯着皮带，鼻子紧贴着地面来回地奔跑。每条狗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条厚厚的项圈，项圈上挂着个小铜铃铛。据说这只小铃铛具有双重作用：一来，它可以标明猎犬正在追逐猎物的方位，使猎人得以提前占据有利地形，给猎物来个迎头痛击；二来，它还能够避免主人将在草丛中辛勤工作的爱犬当作兔子或野猪射杀。当然，有责任感的猎人绝不会在没看清猎物之前就胡乱开枪---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但我自有我怀疑的理由。喝了一早上的酒，乍听到丛林中传来沙沙之声，难保他们不会热血沸腾地拔枪就射；而发出沙沙之声的，很可能就是人，事实上，很可能就是我。我越想越惊，开始盘算着是不是也该戴个铃铛，免遭误伤。
将近中午时分，铃铛的另一妙用开始显露出来，那就是：避免猎人一趟狩猎活动下来，因走丢了狗而大失体面。原来猎犬远不是我想像中那种循规蹈矩和忠贞不二的动物，他们更喜欢追随着自己的鼻子乱跑，浑然没有丝毫的时间概念。他们当然弄不懂午餐时间一到，狩猎就要中止的规矩。当然，挂了铃铛，也并不表示一经召唤狗儿们就一定会回来，不过至少能让猎人们晓得它们大致身在何方。
中午到了，一个个穿着迷彩服的猎手走向停在路边的汽车。只有几个人的身后还跟随着忠诚的老伙计，其他人则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向着铃声传来的方向呼唤着狗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呼唤变得愈来愈不耐烦。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主人的呼唤渐渐升级为咆哮和诅咒。又过了几分钟，猎人们放弃了，纷纷发动车子向村里驶去，大都形单影只。
稍后，当我和妻子在院里准备午餐时，三只被抛弃的猎犬跑进院来享用游泳池里的清水。可恨我家那两头母犬对那三位骤悍猎手的异国风味大为倾慕，不顾廉耻地在它们面前搔首弄姿。我索性把他们统统圈在院子里，却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茫然中，我想到了福斯坦。
听了我的陈述，福斯坦镇定地说道：“别担心，放他们出去。那些猎人傍晚还会再来的，找不到狗的话，他们会留下一只坐垫。”
根据福斯坦的解释，这一招屡试不爽。猎狗如果在树林里走失，主人只须在最后见到它们的地方留下狗窝里拿来的垫子，或一块破布片之类的东西，狗儿们迟早会回到这块与他气味相投的地方，等人来接它们回去。
我们刚刚按照福斯坦的话把院门打开，三只猎犬撒腿便跑，嘴里发出兴奋的叫声。那是一种奇特的、悲哀的叫声，不是吠，也不是嚎，而是哀婉幽怨的声音，像双簧管奏出的痛苦悲鸣。福斯坦摇摇头，带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口吻叹道：“看来他们会流浪好几天了。”他不打猎，更视猎人和猎犬为入侵者，认为他们无权在他珍贵的葡萄藤边打转。
葡萄丰收的季节
福斯坦告诉我们，他认为收获食用葡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现在万事具备，就等安莉修好卡车马上就开始动手。安莉是这个家的机械能手，每年九月，她都要想办法让那辆采摘葡萄的老爷车尽可能地多干些儿活。那台老爷车现年已经30多岁了（实际年龄福斯坦已经记不太清了），车头突起、车身塌陷、两侧已经没有了车门和挡板、轮胎更是早已磨得失去了纹理。照理说，它多年以前就该退休了，但是谁也没有提起买新车的事。况且，家里不是有现成的机械能手吗，为什么还要花钱买新车，再送到外面的修车厂去修理呢？由于卡车每年只 会派上几星期的用场，每次出动时，福斯坦都会格外小心翼翼地开着它绕道穿过屋后的乡间小道，免得遇上那些多管闲事的小警察，纠缠不清，什么煞车失灵啦、保险过期啦等等。
安莉的手段的确高明，老爷车在一天清晨终于喘着粗气发动了。福斯坦开着它蹒跚地走过来时，我发现车上载满着装葡萄用的木制托盘，托盘的深度恰可以让葡萄浅浅地铺上一层。福斯坦、安莉和他们的女儿将托盘沿着整齐的葡萄架均匀地分配排开之后，便手持剪刀，开始了今年的第一次采摘工作。
这是一份既耗时间又辛苦的工作。因为作为水果的食用葡萄，其外观与滋味几乎同等重要。采下的每一串葡萄都要再经过仔细的检查，凡是有伤痕的、起皱折的，都要掐掉。葡萄串长得很低，有时竟然触碰到地面，而有的又被层层叶子遮盖，为采摘者制造着重重困难。由于必须不断地蹲下、剪枝、站起、审核，再掐掉坏的，包装好的，采摘的进度每小时只有几十公尺。酷热的天气从上下两个方向夹攻着福斯坦一家：土地从脚下蒸腾出热气，炙烤着他们的面庞，而骄阳则从上方恶毒地紧盯着他们裸露的脖颈和肩膀。田野里没有树荫，也没有一丝微风，但这丝毫没有降低福斯坦他们的斗志。在一天忙碌的十个小时当中，他们除了中午吃饭时间外，绝不休息。从那以后，每当我看到水果盘里的葡萄，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背痛与中暑的景象。直到傍晚七点多，福斯坦一家人才算结束了今天的工作。当他们走进屋来喝杯酒的时候，看上去疲惫不堪，浑身散发着热气，但显然心满意足。福斯坦表示，葡萄长得很好，估计用三四天工夫就能采收完毕。我也被福斯坦一家的劲头所感染，开始高兴地谈论起今天的好天气。这个话题很明显地引起了福斯坦的共鸣。
“天气的确太好了，”他说着，把帽子往后一推，露出了额头上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一端是日头肆虐了一天后留下的深褐色皮肤，一端则是相对较白的本色。“但越是好的天气越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他若有所思地仰头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显然想起了随时可能降临的各种灾难。接下来的如果不是暴风雨，便有可能是严霜，要不就是闹蝗虫或者森林火灾，说不定哪天还会遭到原子弹攻击呢。总之，根据他的经验，在第二批葡萄采摘之前，一定还会出状况。就算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也会因为医生说他胆固醇太高需要节食而自怜自爱一番。是啊，这的确也是个大问题。仿佛记起了命运近来待他不仁不义，他不禁又干了一杯苦酒。
寻觅美酒与酒窖欢宴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家里那间单独为储存美酒而设置的房间。那不是华丽的酒橱，也不是楼梯下的低矮阴沉的角落，而是名副其实的酒窖。它就埋藏在房子最下面的地底下，四面墙壁由终年冰冷的大石块砌成，地面上则铺满碎石，看空间，就算放上三四百瓶酒也没有一点问题。我决心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个酒窖填满，同时也相信我们的朋友会以同样的决心把它喝空。我于是有了借口，经常以亲善大使的姿态，走访各地葡萄园，搜购好酒，免得渴着了朋友。
为了追寻美酒和友谊，我去过吉恭达和包姆村，也去过教皇城堡。这些著名的美酒产地都不过是一个个稍微大一点的村子大小，但看得出，每一个地方和当地的人们都是全心全意地为了制造美酒这项美好的事业而存在的。所到之处，好像相隔几十公尺就有一座酒窖，因为随时都可以见到各家酒窖的广告，广告词简单而热情：“请来品尝我们的美酒！”而我每一次拜访都得到主人们极大热情的迎接，这种礼遇是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曾经历过的，让我每每感到受宠若惊。我的足迹遍及吉恭达的库房和包姆村的山上城堡，那里的佳酿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教皇城堡”出产的一种后劲足而极易入口的廉价红酒，每公升仅售30法郎，像路边地摊大甩卖一样不负责地装在一个个塑胶大桶里面，一点也不起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种陈列在某个昂贵浮夸酒房内的烧酒。当我提出希望尝试一下的时候，主人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支娇小纤细的雕花玻璃瓶，轻轻地将一滴酒点在我的手背上，使我一时之间大感尴尬和困惑：吃不准他只是让我闻闻，还是在请我品尝。
片刻之后，我驾车驶离了村庄，开始追随路边过目都是的卖酒招牌，一路深入遍野葡萄的乡间。在那里，我可以直接从农家的手中买到原装的佳酿。我发现，当地农人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他们个个亲切友善；第二，他们毫无例外地以自己的产品为荣。另外，至少对我而言，他们的推销技巧高超得无法抗拒。
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我从大路转上一条两边栽满葡萄的狭窄石径。据朋友们说，这条小路通往一家特别制造隆河白酒的酒窖，而这种白酒恰是我午餐时的最爱。再有个一两箱，就可以重新填满酒窖中上次家中举行狂欢酒会后腾出的空位了。我暗暗盘算着，短暂地停留一下，用不了十分钟，买了酒就可以回家。
小径末端是一座宽大的房子，在一株巨大的悬铃树的遮蔽下，呈u字形坐落在一片空地中间。一只昏昏欲睡的狼狗爬在树下，对着我无精打采地吠叫了两声，又兀自埋头睡去，算是尽到它作为替身门铃的职责。
一个身穿工作服的男人从院子那头的拖拉机旁走过来，手里还捧着一堆油腻腻的火花塞，抱歉地伸过一只前臂迎向我的手掌。
“您想买些白酒？好哇。真不巧，您看，我正忙着拾捣我那台拖拉机呢。不过没关系，我叔叔会来招呼您的。”他说着，抬头冲屋内喊道：“爱德华叔叔，你能不能来招呼一下这位先生？”
不一会儿工夫，木珠编成的门帘掀开了，爱德华大叔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耀眼的金光出现在门口。他穿着无袖汗衫、棉布工作裤，脚下是地毯拖鞋。他的腰围十分可观，足可与庭院中那棵老树媲美，但是他的鼻子却更加惊人，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样的鼻子——宽大，厚实而多肉，鼻头呈现出一种介于玫瑰红和深紫色之间的某种颜色，紫色的线条则从鼻侧醒目地越过脸颊。毋庸质疑，眼前的这个人钟爱他所酿造出来的每一桶酒。
他友善向我望过来，脸颊上的皱纹绽放得像一条条紫色的胡须。“你好。请先来尝尝我们的酒吧。”说罢，他领我穿过庭院，推开两重厚重的木门，进入一座没有窗户的长方形房子。他关好外边的那扇房门，要我在门内等着，自己走去开灯。虽然刚从阳光刺眼的外面走进来，我在屋内什么也看不见，但鼻子分明闻到一股股略带霉味、但绝不会弄错的味道，那是一股发酵葡萄汁的芳香气息。
爱德华大叔开了灯，关上里面的房门，完全将屋外的热气隔离开去。屋顶垂落着一盏只有一只灯泡的电灯，在一个破旧的扁平灯罩下散发出昏黄的光芒。借助着这一点微光，我四处打量了一下屋内的陈设：一张长柜桌周围散落摆放着六张椅子，昏暗的屋角隐约可辨一个通往地窖的水泥阶梯，一箱一箱的酒堆在沿着四周墙壁码放的木架上。一台老式冰箱靠在一个破烂的水槽边，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在我观察房间的摆设时，爱德华大叔已经在那边擦拭起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的一排高脚玻璃酒杯。他神情严肃，每擦完一个都要举到灯光下察看，在仔细确认没有什么杂质残留物之后，这才放到桌上。在七只杯子整齐地排列在桌上之后，他又开始将各式酒瓶依次摆放在每个杯子的后面。每安置一瓶酒，他都要简短地发表一段评论：“这白酒，先生您是知道的，非常不错的新鲜酿造。这玫瑰红，可不像蔚蓝海岸那边的玫瑰红，味道浓着呢。喏，瞧这瓶，十三度的酒精含量，恰到好处。这是淡红酒，就算喝上一整瓶也可以照常下场打网球。这一瓶，恰恰相反，是冬天喝的，酒力10年不退。还有……”
我几次试图阻止他再说下去，并一再表示，我只要两箱那种白酒就好了。但他对我的话置若罔闻。他的理论是，既然已经不辞辛苦地大老远跑来，哪儿能不多尝几种酒再走呢？“来吧，年轻人，”爱德华大叔说：“我也陪你一块儿尝尝。” 他在我肩膀上重重地一拍，将我按坐在桌边。
我们品尝着各种美酒，而爱德华大叔则开始向我讲述葡萄和美酒的关系。不知不觉中，我竟然渐渐听入了迷。他告诉我哪一种酒会出产自葡萄园中的哪一个具体部位，为什么某些坡地上产的酒味道比较淡，而某些坡地却专产浓郁的烈酒。每尝一口酒，他都声情并貌地连带说明可以搭配的食物，不禁令我也逐渐想入非非。在想像中的天堂，我们不仅品尝了鳌虾和醋溜三文鱼，还饱餐了香烧鸡、蒜泥烤羊肉，外加牛肉嫩橄榄和蘑菇红焖猪肉。酒的滋味是一种比一种好，也一种比一种贵。但想到我正在接受专家的款待，除了坐下细品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还有一种酒你该尝尝，”爱德华大叔说：“虽然有些人会觉得不合口味。”他挑出一瓶酒，小心地倒了半杯，放在我面前。酒的颜色深红偏黑。“很有特色的酒，”他说：“且慢，喝这酒需要配点儿东西。”他说着转身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只留下我一个人守着一大堆空空的酒杯和酒瓶。我这时才突然感觉到肚子里的酒精开始发生了作用。
“好啦，” 爱德华大叔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把一只盘子放在我面前；盘子里面放着两小卷羊乳酪，撒着香菜、闪动着橄榄油的光泽。他接着递给我一把木柄小刀，从木质刀柄的磨损程度显示，爱德华大叔这一生中已经不知道用这种方法痛饮了多少沉年老酒，也不知道招待了多少像我这样的酒食之徒。爱德华大叔在旁边津津有味地看着我切开一片乳酪吃下去。浓厚的乳酪气味，顿时塞满了我的口腔，此时再将杯中酒慢慢吮入口中，那种感受犹如琼浆玉液。
爱德华大叔帮我将一箱箱酒瓶搬上车时，我不禁产生了少许疑问：真的买了这么多吗？但我很快便开始嘲笑自己的健忘。我们在那阴暗的酒窖欢宴上待了将近两个小时；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买下多少东西都有可能。我摇晃着醉醺醺的头，同时还带走了一份邀约：下个月，一定来参观葡萄采摘大行动。
普罗旺斯的一年8
收获季节
葡萄大采收是一年中农事的高潮。我们土地上的葡萄，是在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进行最后大采摘的。福斯坦本想再晚几天，但他突然间仿佛得到了有关天气的私人情报，让他相信十月份会是个多雨的季节。
采收食用葡萄时的三人小组，现在扩充了劳尔堂兄和福斯坦的老爹。安德烈老爹的任务是缓缓跟在采葡萄人的后面，拿手杖往葡萄藤里戳探，若是发现漏摘的葡萄串，便发出大声 的叫嚷，让前面不负责任的人回来，完成应尽的职责。作为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他的声音仍然出人意料地宏亮悠远，足以起到震慑的作用。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穿着短裤背心，而是穿着毛衣、外罩一件厚棉外套，还戴着顶帽子，好像现在已经到了凉爽的十一月。看到我妻子手里的照相机，他摘下帽子，用手梳理梳理头发，再飞快地将帽子戴上，退到半人高的葡萄叶后，摆了个相当经典的姿势。他和我们其他的邻居一样喜欢照相。
在缓慢的进展和嘈杂的人声中，一行行的葡萄藤逐渐恢复了青绿的颜色，人们将装满葡萄的板条箱堆放在卡车后面，将车厢填得满满当当。这段日子以来，每天傍晚马路上都挤满了奔驰着的货车和拖拉机，把堆积如山的紫色葡萄运往莫拜村（maubec）的酿酒合作社，在那里过秤和测量酒精的浓度。
采摘工作出乎意料的顺利，并没有出现福斯坦预言的差错。为了庆贺，他兴致勃勃地邀请我们随他一道护送最后一批葡萄去合作社。“今晚我们就会算出总重量，”他兴奋地说：“然后，你就知道明年你有多少酒喝了。”
卡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朝远方夕阳落山的地方蹒跚着驶去，我们则紧随其后。小路上随处可见掉下来的压扁的葡萄残骸。我们到达的时候，合作社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粗壮的红脸汉子们神采奕奕地坐在拖拉机上，轮到他们时，便把车开上平台，把条板箱推上滑道——葡萄们从此将迈向入瓶之前的第一段行程。
我们等福斯坦卸完货，随他一起走进合作社的大厅，亲眼看到我们的葡萄被装进一只不锈钢大桶。“注意看指针，” 福斯坦说：“这里显示的是酒精含量。”仪表盘中的指针猛地向上抬起，一阵震动之后停留在12.32度上。这显然不是福斯坦期待中的数字，他不禁低声咕噜了几句。福斯坦原来指望酒精浓度能够达到12.5度，要是再让葡萄晒上几天太阳，也许他的愿望就实现了。不过，说实话，超过十二度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结果了。
他带我们去找计算每批货物重量的人，凝视了一阵记录板上的一系列数字，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叠自己的记录纸进行对比。片刻之后，他点点头，表示计算完全正确。
“你不愁没酒喝了。”他作了个普罗旺斯人表示喝酒时的特有动作，拳头握紧，大拇指竖
起，指指嘴巴。“总共是一千二百公升多一点。”
对这个听起来像个大丰收的数字，我们表示非常高兴。福斯坦倒是相当平静地说道：“嗯，还不坏吧。至少没下雨。”
十月
十月的天气有着鲜明的特点。白天暖得可以下水游泳，夜晚却又凉得需要生起炉火，有几分印度夏天的特征。终于有一天，普罗旺斯以其典型的狂放方式结束了这种时冷时热的现象。在我们一夜的睡梦中，大自然完成了季节的转换。
野蘑菇
我们看到他时，那人正站在一棵老橡树下，端详着密布在老树根部的青苔与杂草。他的右腿包裹在一只过膝的钓鱼用塑胶防水长靴中，左脚却穿着一只跑鞋；一只手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棍，另一只手拎着一个蓝色的购物篮。
过了片刻，他的注意力转到树的侧面，伸出那只包着塑胶长靴的腿向前试探着，紧张地用手中的棍子杖往杂草里面戳弄，活像个剑侠，在提防着对方随时可能发起的敏捷凶猛的反 击。紧接着，塑胶腿再次向前探出，身形也配合着重复进行：防卫、刺出、后退、再刺出。他的全副心思都放在这场紧张激烈的斗剑上，当然无从知道我此刻就站在他身旁咫尺开外的地方津津有味地观战。我的一只狗不识时务地走到他身后，嗅嗅他的后腿，打断了这场精彩的个人表演。
可怜这位任兄全没有料到敌人居然会从背后袭来，竟如同触电一样跳到半空，伴随着一声惨烈的惊呼：“妈呀！” 重新落到地面。半晌后，他这才发现我家那位四脚刺客，还有我的存在。看到他窘迫不堪的样子，我连忙道歉说不该这么无声无息地惊扰他。
“刚才有那么一阵，”他说：“我还以为谁在攻击我。”
他实在想像不出什么东西在攻击他之前会很有兴趣地先去闻闻他的腿。为了寻找答案，我问他在这里是否在找什么东西，他举起手中的购物篮，说道：“当然是蘑菇。”
这就是卢贝隆山区新奇但又令人担忧的一面，你永远无法完全领教什么角落里蕴藏着什么样的凶险。就我目前的了解，卢贝隆山区的确充满了奇人异事，但再怎么样，蘑菇，就算是野蘑菇，也不会冒险向成年人类发起攻击吧。我于是疑惑不解地问他：本地的蘑菇是不是非常危险。
“危险？有的能要你的命。”他断然说道。
这我倒有几分相信，可是怎么解释他刚才穿着塑胶长靴进行的精彩剑道表演呢？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冒着被人当成乡巴佬的风险，指着他全副武装的右腿问道：
“穿靴子是为了保证安全吗？”
“当然是。”
“你到底怕什么呢？”
他用那柄木剑在胶靴上“啪”地一拍，以购物篮为盾，昂首阔步地向我走来，猛地出剑朝我旁边的一丛七里香反手一击。然后，他凑到我的耳边，压低声音说道：“蛇。”说罢，嘴里模仿着他的死敌，发出嘶嘶的声音。“它们正准备冬眠呢。如果你现在骚扰到它们——嘶嘶——它们会跟你玩儿命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看到我似乎也被震慑住的样子，他才恢复了一点自信，开始得意地向我展示篮子里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林子里采来的战利品。在我看来，这些东西一定藏有剧毒，因为它们的颜色从深蓝、褐红、到鲜艳的桔黄，可谓五彩斑斓，唯独就是没有市场上出售的那种规规矩矩的白蘑菇。他把篮子凑近我的鼻尖，让我呼吸一下他称之为山之精华的气味。我惊讶地发现味道确实不俗：那是一种混合着大地的气息，本身特有的浓郁，还略带几分坚果清香的味道。我不禁对这些蘑菇另眼相看，重新更仔细地观察起它们的形态。记得以前在树林里也见过类似的蘑菇，它们一簇簇地长在树下，看起来一副阴险恶毒的模样，给我的感觉是吃下去一定必死无疑。那位穿靴子的朋友一再向我保证，他手里的这些蘑菇不但没毒，而且味道鲜美。
“但是，”他也不无谨慎地说道：“你要想自己摘，首先得认识哪几种是有毒的。大概也就是两三种吧。如果你不确定，可以拿到药房去化验一下。”
我倒从来没想过，蘑菇在炒蛋之前还需要先接受医学鉴定。不过，想想看，既然肠胃在法国历来是最有影响力的器官，这种作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验证蘑菇剑侠的话，我在不久后去卡维隆办事的途中，顺便到那里的几家药房去转了一圈。一点不错，这个季节的药房已经变成了专业蘑菇检验中心。本来贴在窗子上的总是些手术器具或减肥美女的图片，现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幅幅巨大的蘑菇辨识表。有些药房更是在橱窗里摆上成堆的参考书，除详细论述人类已知的各种可食野生蘑菇，还附有精美的插图。
我看见有人拎着污脏的袋子走进药房，焦虑地把袋子呈上柜台，好像里面装的不是蘑菇，而是某种急待检测的罕见病毒。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当地医药专家严肃庄重地当面审视袋子里那些沾满泥土的小东西，接着便宣布判决。我暗自猜想，检测蘑菇这项工作对那些整日在痔疮药与鱼肝油之间打转的药剂师来说，也算是一种饶富趣味的变化吧。我在旁边看得兴味盎然，差点忘了自己来卡维隆的本来目的：不是在药房之间瞎逛，而是到糕点大王那里买面包。
面包之灵
长时间地住在普罗旺斯，让我们也染上了对面包的狂热，选购每天吃的面包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大乐趣。梅纳村的小面包店开店时间颇不规律。有一次我竟得到这样的回答：“等老板娘重新梳妆完毕，才能重新开门。”从那时起，我们产生了到附近其他村落去寻找面包的念头。这一做法付诸实施所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我们惊喜地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来我们吃惯了的稀松平常的面包，内中却另一番天地。
吕蜜尔村的面包厚实耐嚼，比一般的长条面包长得肥胖而且扁平；卡布瑞村的面包则有着焦黑的外皮，长的又圆又大，好像如压扁了的足球。我们学会了识别哪种面包可以放一天，而哪种则3小时内不吃就开始变味儿；还了解了用什么面包做菜最合适，什么面包则适合点缀在鱼汤的表面。我们还惊喜地发现，糕点的旁边居然还摆着一瓶瓶待售的香槟酒和许多特制的小糕点。这种搭配无疑会极大地刺激客人们的食欲，也难怪这些小糕点当天早晨才新鲜出炉，不到中午便会卖光了。
每家面包店各有自家的独门妙方，使他们的产品与超级市场的大众化面包截然不同：有的对面包的外形做出各种微妙精致的改造；有的则对面包加以别出心裁的外部装饰，使它们看上去各不相同，仿佛是艺术家们创造出的一件件艺术珍品。在这些面包店里，那些超市里面的机器切片面包好像从来就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
在卡维隆，电话号码簿上登录的面包店有17家。但我们听说，其中有一家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品质上都堪称出类拔萃，为当地糕点面包之王。据说在这家叫做“奥兹家”（chez auzet）的糕点店里，面包与糕点的烘焙和食用，神圣得颇有几分宗教的意思。
天气暖和的日子，店家会在店外的人行道山摆放上桌椅，以便卡维隆的家庭主妇们可以坐在那里，一边悠闲地啜饮着热巧克力奶，咀嚼着杏仁饼干或草莓点心，一边慢慢地考虑该买些什么样的面包回家作午餐和晚餐。为了帮助她们做出决定，“奥兹家”还特意印制了琳琅满目的面包产品目录。我便从柜台上取了一份，顺便叫了咖啡，坐在温暖的阳光里，开始拜读起来。
我的法国文化教育经过这一读，无疑又更上了一层楼。目录上不但介绍了许多我过去闻所未闻的面包，还明确坚定地告诉我每种面包的具体吃法。根据我的口味，在喝饭前开胃酒时，我可选择被称作土司的小面包，散了盐肉的“惊奇面包”，或是咸味千层酥。这还算简单的，进入正餐阶段的搭配可就复杂了。例如，我如果想先来点生菜的话，可以搭配的面包就有四种：洋葱面包、大蒜面包、橄榄面包和羊乳酪面包。是不是太复杂了？那么，我可以选择改吃海鲜，因为“奥兹家”只批准了一种面包可以搭配海鲜，那便是切成薄片的裸麦面包。
所以，这家餐厅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列举出我吃猪肉、鹅肝以及喝汤时各该配些什么，吃禽类和畜类时又该怎样搭配，而吃腌肉又该如何，还有与混合沙拉（可别与各式纯素菜沙拉混为一谈）和三种成分各异的乳酪相互配搭的吃法。我粗粗计算了一下，这里一共提供香草味的、辣味的、核桃仁的等等计十八种面包。可是，吃小牛肝时又该配什么呢？带着这个迷惑，我走进店里，打算从老板娘那里找到答案。
她往货架了上飞快地扫了一眼，挑出一种粗短的棕色面包。在找零钱的过程中，她向我介绍了一家餐馆，据说那里的大师傅根据每道菜的不同搭配以不同的面包佐餐。老板娘赞许地说道：“那位师傅才真正懂得面包，不像有些人...”
我呢，算是初窥面包的门径，正如我刚开始领略蘑菇的世界一样。这天早晨可谓受益匪浅。
大地的霓裳
当我在俯望遍地葡萄园的小山头上遇见马索的时候，他刚刚出门，准备到林子里去打点什么野味。看上去，他的心情不错，正一只手挎着枪，嘴角叼着黄色雪茄烟头，注视着脚下的山谷。
“你看看那边的葡萄藤，”他说道：“大自然母亲正在穿上她最美的衣装。”
我正准备沉浸到马索出人意料地营造出的诗情画意中去，这份意境却被他自己打破了――他大声清理了一下喉咙，啪的往地上重重地吐了一口浓痰。不过，他说的没错，葡萄藤好看极了，遍野枯褐色、艳黄色和猩红色的葡萄叶宁静呈现在阳光下，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画面。
这时节的葡萄已经采收完毕，再没有机器或人来干扰我们眼中的美丽景观。下一次的农忙要等到叶片落尽，剪枝开始的时候。而现在，正好处于两季交替的空当，天气有时依然炎热，但却已经明显不是夏天的感觉了，而金秋也还没有到来。
我问马索，他卖房子的事是否有什么进展？有没有哪对和善可亲的德国夫妇，在附近露营时爱上这座房子？
提到露营客，马索不禁怒发冲冠。“露营的？他们才买不起我这样的房子呢。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不卖了，到1992年再说。等着瞧吧，到那时，欧洲统一了，边界也消失了，他们全会跑到我们南方来找房子。什么英国人啦、比利时人啦……”他在空中挥着手，把欧洲共同体的全部国民都一网打尽：“那时候，房价可就不同了。卢贝隆山区的房子会身价大涨，连你现在住的那座小房子也能值上一两百万呢。”
在我和马索以往的谈话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1992年了。仿佛到了那一年，只要欧洲合而为一，外国钞票就会大把大把地涌进普罗旺斯。欧洲人将纷纷忘记自己的国籍，共同组成一个快乐大家庭。金融限制只要一取消，西班牙人，还有意大利人，他们会怎么做？还不是赶紧拎着钞票，到普罗旺斯来买房子？
在当地，这么想的不只马索一个人，可是我一点儿也看不出这种事情将会发生的迹象。普罗旺斯已经住了不少外国人，他们买房子的时候除了遭遇官僚主义繁琐的书面文章之外从没再碰到什么其他的困难。再讲到欧共体的整合，签订一纸协约并不能消除各国之间的争执、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欺诈和刁难，这种情况恐怕在法国会格外严重。也许50年后，情况会有所变化；但1992年？绝对不可能！
然而，马索对此深信不疑。他梦想着到1992年把房子卖掉，从此退休；或在卡维隆买下一间兼卖烟草的小酒吧。在问到那时候他打算怎么处理那三条恶狗的时候，我曾一度以为会看到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错得很厉害。
“他们不会喜欢住在城里的，”他干脆地说：“我到时候得把它们都干掉。”
马索兴致很高地陪我走了几分钟，一路诉说着那一定会到手的财富和随之而来清闲生活。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总该有点补偿吧；人到了晚年就该享点清福，不该还守在土地上折磨那几根老骨头。虽然是在山区，他的房子也实在是少见的难看，而在他谈论起来却好像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说着说着，他离开了山径，走进林中开始了吓唬鸟儿们的旅程。这真是个残忍、贪心又虚伪的老无赖！但我发现我却越来越喜欢他了。
山道上散落着猎枪的空子弹盒，是马索鄙视并称之为“小路猎人”的那些家伙留下的。他们想打猎又怕树林里的泥巴玷污了靴子，便在山径上终日徘徊，期待会有几只不那么机灵的鸟儿飞进他们的射程。除了乱丢的子弹盒，更有揉成一团的香烟包、空的沙丁鱼罐头和酒瓶，都是那些号称“热爱大自然”的当地人留下的纪念品。他们大声疾呼自然保护和抱怨观光客破坏卢贝隆山区美景的热情，并没有丝毫影响到他们随意制造垃圾的行动。普罗旺斯的猎人真是不知检点的一帮家伙。
蚂蚁的天敌
回到家时，我发现一场小型会议正在后院里深藏在树丛后的电表旁举行。法国电力公司的查表员来查电表时发现，一窝蚂蚁赫然在电表里筑造了一个据点，导致我们家的用电量变得无法查考。会议的初步结论是蚂蚁必须得赶走。除了妻子和查表员外，曼尼古希先生也加入了讨论。我们怀疑他最近就住在我们家的锅炉房里，随时准备为我们碰到的任何家庭问题提供建议。曼尼古希弯下腰去仔细观察之后，以惯常的开场白说道：
“啊呀呀，就这些蚂蚁啊，不多嘛。”这是我头一回听他轻描淡写地看待某个问题。事实上，蚂蚁已经形成了黑黑的一团，结结实实地填满了整个装电表的金属箱子。
“我可不打算碰它们，”查表员叫嚷着：“它们会顺着衣服爬到里面来咬人。上回我清过一个蚂蚁窝，结果整个下午都有蚂蚁藏在我身上。”
他站在一旁盯着那个团团蠕动的蚁群，下意识地拿螺丝扳手轻轻敲着牙齿，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突然，他转向曼尼古希，问道：“你有焊枪没有？”
“我是水管工，当然有焊枪了。”
“那好，我们用焊枪烧死它们。”
曼尼古希显然对他的话深表诧异。他退后一步，双手夸张地在胸前画起了十字。在确认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之后，他拍拍额头，伸出食指，看样子不是要表示反对，就是要像往常那样发表一场演说，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说出这样的话。用焊枪烧？你知道这里面的电流有多强吗？” 他盯着查表员大声说道。
查表员感觉受到了侮辱，没好气地说道：“当然，我可是电气技师。”
曼尼古希故作惊讶地说道：“啊，是吗？那你一定清楚，用火把电缆烧破会有什么后果。”
“我会非常小心的。”
“小心！小心！老天，照你的做法，我们可能会和这些蚂蚁同归于尽的！”
查表员赌气地把螺丝扳手收入袋中，然后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说道：“那好吧，我事儿我不管了，你来处理吧。”
曼尼古希略微思忖了片刻，然后以一位大魔术师向观众展示一个超级大魔术之前的风度，潇洒地转过身，对我的妻子说道：“夫人，可否请您给我几个新鲜的柠檬，两三个就够了，外加一把刀子？”
不一会儿，我那位超级魔术师助手夫人果然带着刀子和柠檬回来了。曼尼古希把每个柠檬都切成四块，一面神秘兮兮地说道：“这个秘方可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家教给我的。”他抬头看了一眼怏怏不乐地站在旁边一棵树下的查表员，又不友好地小声地嘀咕起什么。我猜那一定是在无情地攻击使用焊枪的愚蠢主意，因为我听到结尾的一句是：“去他的什么焊枪吧。”
切好柠檬，曼尼古希凑近蚁窝，开始来来回回地往上面挤压柠檬，还不时停下来查看一下这场人工酸雨的效果。
蚂蚁投降了，它们互相践踏着，争先恐后地逃出电表箱。曼尼古希得意的神情溢于言表，带着教训的口吻对查表员说道：“看见了吧，年轻人？蚂蚁受不了新鲜的柠檬汁。你今天可算学了门手艺。只要以后在电表箱里放几片柠檬，保证蚂蚁再也不会来了。”
查表员受教之余，显然并不领情。他嘀嘀咕咕地强调自己可不是卖柠檬的，没地方找那么多柠檬汁；况且柠檬汁会把电表箱弄得粘粘糊糊的。“什么？粘粘糊糊的？那也总比被烧成灰好。”曼尼古希在凯旋班师回锅炉房的路上不依不饶地回敬道，最后的总结陈词是：“没错，粘手总比烧死好。”
雷雨季节
十月的天气有着鲜明的特点。白天暖得可以下水游泳，夜晚却又凉得需要生起炉火，有几分印度夏天的特征。终于有一天，普罗旺斯以其典型的狂放方式结束了这种时冷时热的现象。在我们一夜的睡梦中，大自然完成了季节的转换。
大雨在夜间悄然而至，又持续不停地下了一整天。这次不再是夏天那种温暖大颗的雨点，而是一条条灰色的雨幕，密密地从空中笔直地垂落到地面，冲刷过葡萄园，击倒灌木丛， 把花圃化作泥泞，又把泥泞化作褐色的小河。倾盆大雨直到接近傍晚的时候才渐渐止歇，我们立刻出去察看昨天还绵延屋前的车道现在是否依然健在。
在那场八月的大雷雨中，车道曾经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可是与眼前我们所见的惨状相比，原来的损伤不过像小猫的爪痕一般。泥土像弹坑似一个接一个，从院门口一直延伸到外面的路上，砂砾石块胡乱地堆积得到处都是，还有一部分砂石干脆被冲到房子对面的瓜田里去，最远的竟跑了一百多公尺。遭到爆破的矿区大约也不过如此。除非对自己的汽车深恶痛绝，否则谁也不会愿意把车通过这条栈道开到我们家的门前。我们看来需要一辆推土机才能清理这一片废墟，另外，可能还需要几吨砂石来填补被冲毁的部分。
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曼尼古希先生。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日子来，他已经成了我们的活电话号码簿；另一方面是因为据他说，他对我们的房子有一份近乎房主的感情，所以提供的任何建议都好像花的是他自己的钱。果然不负众望，曼尼古希先生在听着我诉说失去的车道的经过时，不住地发出叹息：“真是大灾难啊！”，以此表示他深切了解问题的严重性。
在我讲完之后，可以听到曼尼古希在电话那端喃喃地复述着我们的需求：“推土机，没问题，大卡车、砂石、压路机，…”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好像也听到了从他哼唱出那么一小段音乐，似乎是莫扎特的经典之一，想必是他在借助大师的灵感来帮助思考。终于，他下定决心似地说道：“好，就这么着。我有个邻居的儿子，是推土机专家，价钱也公道。他叫桑切斯。我明天就让他上你那儿去。”
我必须提醒曼尼古希，等闲的汽车可开不上我家的车道。
“别担心，他早习惯了。”曼尼古希说。“他骑的摩托车有特制的轮胎，哪儿都能去。”
第二天早晨，一阵尖锐的马达轰鸣从屋外的道路边穿透进来。我跑出去的时候，正好看到桑切斯奋力地在门前的车道上搏杀。他的摩托车像弯道滑雪似的在坑坑洼洼的弹洞间闪转腾挪；不时双脚蹬在踏板上，凌空飞跃而起，跨过一个个土堆的阻拦。经过艰难险阻的跋涉，他终于抵达了我家的院门。熄灭了摩托车，他骑在车上，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回望着车道。他的黑头发，黑皮外套，黑摩托车，使他显得冷峻而潇洒，无反光的飞行员式太阳眼镜，更为他平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我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们那位保险业务员法图先生，他们两人可真是搭配的一对儿。
不到半小时，桑切斯已经亲身勘探完门前的这块矿区，估了价，并且打电话订购了砂石。此外，他与我们订下金石之约，说是两天以后，一定会开着推土机来动工。这话，我们并不大敢当真。晚上，当曼尼古希以上级总监的口吻打电话来询问时，我试探着告诉他，桑切斯先生的效率颇为惊人。
“那是他们的家风，”曼尼古希说：“他爹种瓜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做儿子的将来也会靠开推土机变成百万富翁的。话说回来，他们虽然是西班牙人，做事倒是十分严谨的。”听出我们颇为诧异，曼尼古希解释说，老桑切斯年轻时到法国来找工作，后来研究出一种方法，能让甜瓜长得又快又好，整个普罗旺斯都无人能及。曼尼古希羡慕地说：“他现在呀，可阔气了，一年只干两个月的活儿，冬天还到西班牙的阿利坎特（alicante）去度假呢。”
小桑切斯如约而至，一整天都坐在推土机上来回平整我们门前的土地。他的动作准确利落，填平成吨的土像泥水匠使用泥刀一般优雅从容。坑洞填上之后，他用巨大的耙齿将地面抹平，然后邀请我们来观赏他的成绩。经过他的一番修整，门前的车道路面果然平整无暇，教人都舍不得在上面踏足。接着，他又为车道稍稍添加了些坡度，这样，以后再下倾盆大雨，雨水便会顺坡而下，流到旁边的葡萄园去。
“还好吧？” 桑切斯在大功告成之后问道。
“没说的，修得跟去巴黎的高速公路一样。”我们由衷地赞叹道。
“那好，我明天再来。”他敏捷地爬上推土机的驾驶座，以15公里的时速，稳健地开走了。按计划，明天，他会带砂石来。
大富翁铺车道
第二天清早，一辆卡车开上车道，直抵屋前，破坏了新平整好的路面的完美。那台车看起来比福斯坦家的卡车更老旧不堪，车身松垮，排气管几乎垂到了地面，熄火时，还像灵魂出窍一般地发出了一阵颤抖。车里走出一男一女，站在卡车旁，饶有兴味地看着房子。两人都是圆滚滚的身材，满面风尘之色。不用问，这是一对流动的季节工，在回南方过冬的路上，希望来碰碰运气，找找最后的工作机会。
看得出，他们是一对善良的老夫妇。这使我油然生出歉疚之心。
“田里的葡萄，恐怕都已经采收完了，”我抱歉地说。
男人裂开嘴笑着点点头：“很好，能在大雨之前摘完。你运气不错啊。”他伸手指向屋后的森林：“那里有很多蘑菇吧，我猜。”
“是啊，”我说，“很多。”
见他们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于是请他们尽可以把车子停在这里，上山去采些蘑菇。
“不了，不了，”男人说：“今天我们还要做工。我儿子就要运砂子来了。”原来这就是那位甜瓜富翁！他打开卡车后厢的门，取出泥水匠用的长柄铲子，还有木制的长齿耙。“其他的，留给他去搬吧，”他说道：“我可不想被压断脚。”
我探头往里看去，发现车座后面紧紧绑着一台足有卡车那么宽的小型蒸汽滚筒压路机。
在等待儿子到来之际，老桑切斯先生同我谈论起人生的意义和对幸福的追求。
他说，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他还是喜欢偶尔亲自动手做做工。瓜田里的工作，七月间就结束了，以后的日子实在无聊。有钱固然很好，可是除了钱，人还应该有点别的追求。既然喜欢凭双手劳动，何不来帮儿子做做工呢？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雇佣百万富翁的经验。通常我也没有兴趣和时间与他们周旋，可是与这一位百万富翁相处的一天，我感到十分愉快。
小桑切斯运来了砂石，一堆一堆地倒在车道上，老桑切斯则用铲子把砂石挑起散开，再由夫人随后用木耙推平、铺匀。接下来轮到压路机出场，它像一架大型婴儿车一般，在桑切斯的驾驶下，趾高气扬地在车道上往来驰骋。而老桑切斯夫妇则在儿子的指引下，在这里加一铲土，在那里耙几下。有时，儿子还不客气地吆喝两句：“留神你的脚，别踩到葡萄藤！”
在全家通力合作之下，天擦黑时，我们屋前已经展开了一条缎带似的路径。在我看来，这条小径完全有资格参加推土机杂志举办的任何车道大赛。桑切斯将压路机重新塞回卡车后座，然后将爹娘也请进前座，这才转向我说，价钱比他原先估的要低些，但到底多少他还得回去算算才知道。同时保证，明天一早，他爹就把账单送来。
第二天清晨我们起床之后，发现一辆陌生的小型货车停在院门口，四处都不见车主的踪影。
我们暗暗猜想，大概是哪个偷懒的猎人因为贪图方便，才会在上山前把车一直停到这里吧。
早餐快吃完时，我们听到窗子上传来一阵轻轻的敲打声，循声望去，老桑切斯先生那圆圆的褐色面庞出现在窗口。他说什么也不肯进屋，说是靴子太脏了。原来，他六点钟就钻到我家后院的树林里去了，还带了些礼物给我们。说着，他伸出的一顶老旧的花格帽，里面满满地盛着刚刚摘下的野蘑菇。随礼物附送的还有他最爱的烹调配方――蘑菇加奶油、大蒜和芹菜末；以及一个恐怖故事。故事中，一家三口用餐时因误食毒蘑菇而爆亡。邻居发现时，他们仍坐在桌旁，眼睛睁得大大的，完全被那种鲜艳美味的毒物麻痹了。为了加深故事效果，他还现身说法地使用了肢体语言，一双眼睛夸张地向脑后翻去。就在我们心中开始对是否接受他的致命礼物捉摸不定时，他又表示愿用生命担保，目前帽子里的蘑菇绝对安全。“祝你们胃口好。”
说完，他带着得意的微笑扬长而去，丢下我们捧着色彩斑斓的可疑物品独自回味那一家三口的不幸遭遇。
终于还是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当晚，我们便将老桑切斯先生的礼物下了锅。当然，我们还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在狼吞虎咽之时仍然没有忘记随时抬眼观察一下对方，看看是否出现传说中脸部麻痹和翻白眼的现象。野生蘑菇比普通的白菇好吃得太多了，我们决定投资，买一本野生蘑菇图解，再添置一双防蛇长靴，两人各穿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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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的一年9
庭前碎石
关于我们那座老房子的修整工程，可谓旷日持久。我们原来对新居的种种美好期盼现在都已化为无有，只求能够尽快完成便谢天谢地了。工人们不能上工的理由有上百种：木匠割伤了指尖，泥水匠的卡车被盗，油漆匠则得了流行性感冒……。五月份订下的工程，说是六月一定来，结果是直到九月才有人开始露面。那些水泥搅拌器、碎石子儿、圆锹和锄头，都愈来愈像是我们家的固定布景，大言不惭地横亘在门前。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倒还容易在和煦的阳光下，用忍耐的眼光看待满屋子未完成的工作。而现在，随着天气的转凉，我们被迫 待在屋里的时间愈来愈多，再看到这些零乱的物料，心情便不由得急躁起来了。
我们随着建筑师克里斯蒂安走遍全屋，听他讲述该由什么人做什么工作，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正常情况下，”具有无穷魅力和不可阻挡的乐观精神的克里斯蒂安平静地说道：“只需要六七天就能够完成整个工程。抹抹石灰、涂涂水泥、再刷两天油漆，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大感振奋之余，不得不告诉克里斯蒂安，近来有时会想像在圣诞节的清晨醒来，身边仍然围绕着遍地瓦砾，而这种想像常常令我们沮丧万分。我们的想像显然也对克里斯蒂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他身体的每一部位都表现出受惊的状态向上方飞扬。他高举着双手，上扬着眉毛，耸着肩膀，大声说道：“哈，你们这种奇怪的胡思乱想一点儿根据也没有。放心吧，马上就可以完工了，不会再有任何耽搁。”为了表示诚意，他立即打电话给工作小组的各位成员，准备展开一周密集的行动。“看着吧，会有进展的，”他坚定地说道：“不，不是进展，是会有结果的！”
电话的效果产生了，小组的各位成员果然在百忙中抽空，分头察看了我们的房子。狄第埃和他的狗是清早七点钟来的，电工借着午餐的时间露了一面，而泥水匠雷蒙则特意在晚间跑来喝了一杯酒。他们来归来，可都不是来干活儿的，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工作需要进行。每个人都对这事儿居然拖了这么久表示无比的惊讶，仿佛该负责的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似的。所有人都在私下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别人身上，要先等某人做完什么什么，他才能接着做什么什么。对我们提出是否要拖到圣诞节的疑问，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报以哄然大笑：距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呢，就算让他们再新盖一所房子，到圣诞节也能盖好了。但是，对于我请他们具体说出究竟那一天能够修葺完毕的问题，他们也同样毫无例外地保持缄默。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我们问。
“快了，快了，”他们说。
我们也只好满足于这样的回答。我们走到屋外，看着水泥搅拌器忠实地守望在前门，努力地让自己想像：那不是机器，而是一株高大的丝柏树。
快了！快了！天知道又会是什么时候。
十一月
西北季风连续刮了三天三夜，院中的丝柏树被风吹得弯曲成一个绿色的c字； 瓜田里的塑胶布也被撕成碎片。到了夜里，狂风更加疯狂地摇撼起屋顶的瓦片和卧室的木窗，无止无休地撞击着房屋，企图破门而入；连呼啸声也变得更加狠毒，给人以一种无处藏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有时会让人意志消沉。
葡萄枯枝
法国农民极富创造性，同时痛恨浪费。他们决不轻易抛弃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是光秃的拖拉机轮胎、缺损的镰刀、坏掉的锄头，还是从1949年产的雷诺车上拆下来的变速箱，有朝一日都可能派上用场，从而为他们省下一大笔开支。
我在葡萄园边上发现了一种的奇妙装置，虽然生满了重锈，却是福斯坦聪明才智的绝佳体现。他把100公升装的油桶拦腰切断，架在一个狭窄的铁管上；又在前面装上一只已经变形 成椭圆的旧车轮，在后面加装上两只长度不一的把手，便形成了一辆独轮手推车。福斯坦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以最低价为剪枝季节特别制作的工具。
秋风已经吹落了最后一片葡萄叶，纠结光秃的葡萄枝看起来像成团成块有着褐色倒钩铁丝在冷风中瑟缩。在明年春天生机复发之前，主干以外的枝芽都必须被剪除。剪下的枝蔓含纤维质太多，就算整个冬天埋在土里也不会腐坏，因此不能当作肥料。若是听任它们堆放在田间，又会阻碍拖拉机行进。农民们的做法是一股脑儿把剪下的枝蔓统统一把火烧掉，而这时就用得上独轮手推车了。
它居然是一种最简单的机动焚化炉。在油桶里点着火，推着车沿着田间一路走一路剪枝，再随手丢进桶内焚烧；等灰烬装满，便散倒在地上，在桶内重新生起另一堆火。这东西虽然看似原始，却相当实用有效果。
傍晚时分，我散步回家，远远看见一缕青烟自田边福斯坦剪枝的地方冉冉升起。见我走过来，他直起身，顺便用手搔了搔背。我与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僵硬而冰冷。指着横躺在砂质土地上的一列列葡萄枝，福斯坦说：“不错吧，嗯？我喜欢它们清清爽爽的样子。”这让我想起在纽约一家自称“美食精品店”的铺子里见过类似的葡萄枝。登堂入室的葡萄枝全部被整齐地剪成一尺长短，显得高贵典雅地摆放在货架上，上面用标签标明：“真正的葡萄枝”，保证增加烤肉芳香。而这样的葡萄枝每小捆的标价是两美元。我向福斯坦讲述了我的见闻，并据此请他留些枯枝给我，以便在明年夏天烧烤时拿来作燃料。对于这个新闻，福斯坦简直难以置信。
“有人会要买这玩意儿？”他回头望望地上的葡萄藤，想到他这一天之内可能烧掉了成百上千的美元，不禁惋惜地摇了摇头。面对又一次残酷的打击，他只好耸了耸肩，无奈地说：“太奇怪了。”
荣耀之酒
我们一位住在维松村北面隆河谷的朋友，受当农民兼酿酒工人们推举，加入了圣文森特协会——这是一个当地的酒类品尝组织，类似于中世纪的骑士协会。入会仪式将在村公所礼堂举行，会后有庆祝晚宴，晚宴之后还有舞会。晚宴中的酒不仅浓烈，而且将敞开供应。届时，农民们会带上他们的妻子倾巢而出，尽兴玩乐。像任何都市里的舞会一样，出席这样的仪式，男士们需要打上领带，这样的装束在乡间倒显得格外少见。
多年以前，我们也曾参加过在勃良第（burgundy）举行的类似晚宴。还记得那时，足有两百多人穿着全套晚礼服出席。刚开始，大家都拘谨有礼，但等到上主菜时，数百人一起唱起勃良第人的饮酒歌，气氛一下活跃起来。我们隐约还记得兴致勃勃地目睹烂醉的人们晚宴后在警察的协助下吃力地寻找自己的座车，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打开车锁的情景。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不醉不归”的宴会，我们打心里喜欢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感觉到，凡是喜爱葡萄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村公所礼堂的正式名称叫做“节日厅”，是一幢很新的建筑，设计形式全然不顾周围的中古房舍，好像建筑师顾意要给这村子一样碍眼的东西似的。这是一座典型的现代碉堡，一个砖块和铝门窗造就的盒子，镶嵌在柏油铺设的广场上，毫无魅力可言。但此刻，为了举行活动，房屋上装饰了不少儿霓虹灯管，使礼堂看起来更像一个浓装艳抹的丑妇正在得意洋洋地卖弄风情。
在门口迎接我们的是两位壮实的红脸汉子，虽然他们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长裤，披着鲜红的丝带，我们还是一眼可以看出，他们无疑都是像福斯坦一样的葡萄专业户。听说我们是“新骑士”邀请的客人，他们连声说：“好，好，请进。”用肥胖的手掌轻拍着我们的背，把我们带进大厅。
大厅一端是一个搭起的讲台，上面放着一张长桌和一支麦克风。比较小的吃饭长桌，在讲台下左右沿墙排列，种葡萄的农民和他们的朋友则在中央留下的大片空间聊天。
往常在葡萄田间相互喊话的这些男人和女人，一下子没法习惯调整音量，导致大厅内的谈话声震耳欲聋，大厅的回音更变本加厉地把这种喧嚣演变成如狂风呼啸一般。不过，虽然说大声谈话是典型的田野风味，人们的服饰则绝对是只有周日才有可能上身的套装：男人们一律深色西装，衬衫的领子硬挺，紧绷着饱经风吹日晒的黝黑的脖子，看起来很不舒服；女人们则大多是鲜艳、精致的连衣裙。有一对夫妻的服饰看起来特别得考究和与众不同。女的衣服上缀着灰色的珠子，长袜上也缝着同色相配的小羽毛，走起路来双腿给人以振翅欲飞的感觉。她的丈夫穿的是镶着黑色饰边的白色晚装外套，灰格的衬衫滚了更多黑色饰边，下身是黑色晚装长裤。不知道是他们没来得及注意还是行头仅限于此，他脚下踩的却一双厚底棕色皮鞋，看起来十分突兀。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决定，待会儿一定要注意看看这一对在服装陪衬下的曼妙舞姿。
美酒人生，翩翩起舞
我们找到朋友一家时，他正脸色迷茫地环顾大厅，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我们原以为是典礼的庄严气氛让这位新任“骑士”太紧张了，但问题似乎比这更加严重。
“我好像没看到酒吧台。”他说；“你们看到了吗？”
有一面墙边摆着好些酒桶，饭桌上也有些酒瓶。要知道，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子里，要 是各家都把酒窖里珍藏的隆河坡地酒倒出来，足可以把整个村子淹成一片酒海。谁能想到，在这个美酒圣地的中心大厅里会没有酒吧呢！此时，再细心地观察一下同赴酒宴的其他客人，我们发现了另一件让人忧心的事：居然没有一个人的手里拿着酒杯。
我们差点要大失仪态，伸手到最近的桌上去抢过一瓶酒来。这时候，扩音器里传出小号华丽的奏鸣，委员们列队入场的时间到了。十几个披着大斗篷、戴着宽边帽的男士在讲台上的桌后各就各位，有的挟着羊皮纸卷轴，还有一人捧着一本耀眼的圣经模样的大书。我们想，现在应该随时都有可能宣布斟上荣耀之酒，宣布典礼正式开始了吧。事实总是难遂人愿，我们发现自己无意中又获得了一次领略法国式官僚作风的机会。
先是市长抓住麦克风，发表了开幕演讲；接着是首席委员发表讲话；紧接着是他那位手捧“圣经”的副手的演讲。之后，三位新任委员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去，长篇大论地讲述他们对葡萄的热爱，以及将如何严格遵守会规。然后则是三人分别表达获此殊荣的欣喜。我注意到，我们的那位朋友说话时声音有些沙哑。别人或许以为那是情绪激动所致，只有我知道他老兄是酒瘾发了。
最后，委员会请大家合唱一首像普罗旺斯季风般雄壮的酒歌。
“神圣的高脚杯盛装装着坡地的美酒，”大伙同声和着：“让我们同饮一杯自己酿出的琼浆!” 我一边哼唱，一边暗想：是该喝一杯了。这场仪式已经进行一个多小时了，我们还连一滴酒也没沾着呢。看得出，人群中抱着和我一样想法的不在少数。
刚一宣布入座，大厅里便出现了一股兴奋的躁动，人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寻找着最佳的座位。终于，期待已久的酒杯出现了，人们纷纷在神圣的酒杯中注满酒，干掉，又重新注满。桌面上荡漾开一片宽慰的气氛，我们此时才得以放松心情，准备考虑考虑菜单的问题。
第一道菜是调味鹌鹑：号称价值两法朗一个的鹌鹑头不见了，说是将用于以后的宴会。接下来的是海鲜鱼。而这些都只是开胃小菜而已，是厨师在挥刀斩向牛肉之前的热身运动。不过，上牛肉大餐之前，尚需先来一样小巧而犀利的东西，他们称之为“普罗旺斯空腹冻”，是酒糟掺一点点水，做成像果冻的样子。据说这种果冻是清除口中其他食物的余味用的；而事实上，它的威力不仅能清除口中余味，也足以麻痹肠胃和大脑。但厨师这么安排自有其道理。第一口咬下去是冰冻酒精的滋味，之后我便感觉腹中空虚了——不愧是空腹冻。这道特色点心终于使我对完成这漫长的一餐产生了一线希望。
伴随着小号的第二次响起，牛肉出场了。男女侍者端着盛满牛肉的盘子绕桌游行一周，以达到充分调动大家的食欲的目的。随后，白酒撤下，取而代之的是本地农民引以为傲的红酒，颜色深浓、酒力强烈。数不清的菜肴一样接一样地被端上来，直到看见甜点奶酥和香槟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到了舞会开场的时候。
村里的乐队是那种传统老派的乐队，他们不喜欢演奏专供人们跳蹦的音乐，他们要的是人们翩翩起舞。有华尔兹，有小狐步，也有几支大概是活泼的加伏特舞曲（gavottes）。但在我看来，整个晚上的最高潮是探戈。我想，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像我们一样有机会看到五六十对酩酊大醉的男女，整齐划一地模仿着探戈舞王，一会儿俯冲，一会儿旋转，又是踏步又是顿足的样子，这景象让我永生难忘。人们的手肘撑开，头部随着音乐的进展左右摇摆，脚步踉跄地从厅的这头舞到那头，尽力保持着平衡，随时有与人相撞或跌倒的可能。一个小个子男人，把头深深埋进高个女伴的低胸领口内，完全无视于周围的一切，盲目地驰骋在幻想的空间。穿着缀珠衣裙和饰边衬衫的那一对，下半身粘在一块儿，背却向外拱出，在人群中穿进穿出，十分灵巧。
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受伤。我们离开时已经一点多了，音乐仍在演奏，吃饱喝足的人们仍在跳舞，似乎聚会才刚刚开始。我们再一次领教了普罗旺斯人的传统风俗。
老寡妇的家
第二天我们回到家时，发现这里已经变了个样，门口的台阶前整洁得令人感到陌生。几个月来仿佛已经成为屋子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水泥搅拌器不见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们虽然也不喜欢让这个巨无霸守在屋外，但它却至少保证了狄第埃和他那一帮工人还会回来工作。如今他们居然偷偷溜过来，把“我们的”水泥搅拌器给搬走了，而且据我猜测，极有可能是被拿去应付其他人家的长期工程去了。我们关于圣诞节 之前完成房屋装修的期望，一下子遭到了沉重打击。
克里斯蒂安像往常一样对我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解释道：“他们现在应付的是一件紧急工程……一个老寡妇家的屋顶出了问题……”
克里斯蒂安的话让我感到惭愧。与一个可怜的老寡妇风餐露宿的处境相比，我们这点问题算什么呢？
“别担心，”克里斯蒂安说：“两天，或者三天，他们就会回来，把你这儿的活儿做完。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星期呢。”
没有多少个星期了，我们沮丧地想。妻子建议绑架狄第埃的长耳狗，它对狄第埃而言比水泥搅拌器更贴心。把它当人质，这主意不错，也很大胆，但可惜那条狗从不离开狄第埃左右。那好吧，如果不能绑架他的狗，也许可以绑架他的妻子。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们感觉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时候，估计就快咬人了。
房子里到处是有待完成的工作，尤其是未装好的窗户和墙上的裂缝，在第一阵冬季季风袭来时越发显得令人发指。西北季风连续刮了三天三夜，院中的丝柏树被风吹得弯曲成一个绿色的c字； 瓜田里的塑胶布也被撕成碎片。到了夜里，狂风更加疯狂地摇撼起屋顶的瓦片和卧室的木窗，无止无休地撞击着房屋，企图破门而入；连呼啸声也变得更加狠毒，给人以一种无处藏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有时会让人意志消沉。
西北季风
“真是个自杀的好天气，”一天早晨，马索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风把他的山羊胡子吹得迎面贴在脸上。“真的哟，这风要是再不停，我们就会看到有人出殡了。”
在马索看来，这风跟他童年时经历的季风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那时候，西北风一刮就是好几个星期，对人们的大脑会造成奇特但可怕的影响。作为证明，马索讲起了他父亲的朋友阿诺的故事。
阿诺与马的故事
阿诺家的那匹马渐渐衰老，不再适合干田里的重活儿了，于是阿诺决定卖掉它，再买一匹年轻的马回来。
一个刮着大风的早晨，他牵着老马走了15公里的山路，来到艾普镇的集市。事情的开始还很顺利，找到了买主，价钱也谈妥了，可是那天集市上的小马都不怎么样，一个个瘦骨伶仃的。阿诺只好空着手回家，打算下星期再来，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牲口。
西北风整整吹了一个星期，等到阿诺再次动身上艾普镇的时候，风还是那么疯狂地吹着。这次他运气不错，买到一匹大黑马，价钱比卖老马的价钱多出了一倍。但阿诺安慰自己说，就像那个马贩子所说的，多余的部分买的是马的青春，新买的马可以为他做好几年的工呢。
还差两三公里就要回到阿诺农场的时候，由于受不了狂风的肆虐，黑马突然挣脱缰绳逃走了。阿诺在后面拼命地追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在眼前。他无助地在灌木丛和葡萄园里搜寻，在风中大声呼唤，诅咒季风惊吓了他的马，诅咒自己的厄运，诅咒老天让他破了大财。天黑了，搜索仍然毫无结果，阿诺只好带着愤怒和绝望的心情回家。没有马，阿诺再也不能耕田了；他的生活全毁了。
阿诺的妻子兴奋地在门口迎接他，告诉他说，今天家里出了件非同寻常的事：一匹大黑马从小径那头直奔过来，一头冲进农舍外面的马厩就再也不走了。她喂它喝了点水，然后用一辆推车挡住马厩门口，以防那匹大黑马逃走。现在那匹马正老老实实地呆在马厩里呢。
惊喜交加的阿诺马上点起灯笼，跑到马厩去看那匹大黑马。没错，就是它，一根扯断的僵绳还挂在它的脑袋上呢。他兴奋地拍了拍马的脖子，谁知，缩回手的时候，赫然发现手指竟沾上了黑色的颜料。
这一惊可非同小可，阿诺连忙挑高灯笼仔细观瞧。在灯笼的光辉下，残酷的现实出现了：下午才小小运动了一下的大黑马现在居然还在累得流汗，涔涔的汗水沿着马肚两侧滴到地下，带走了附在马身上的颜料、露出了灰色的皮毛。这不是他上星期才卖掉的那匹老马吗？！
恼怒与羞愧之余，阿诺就进农场后面的树林子里上了吊。
说到这里，马索停下来点燃了一支烟，佝偻着肩膀，兜着两手迎着狂风挥舞了一阵，然后为这个故事作了总结：
“验尸的时候，法医发挥了点幽默感。阿诺的死因被记载为：‘心智遭马匹打击以致错乱而自杀’。”
马索咧开嘴笑着，摇头晃脑地沉浸在故事中他想像的幽默里。我却在同时发现，凡是马索讲的故事，似乎结局都很残忍。
“但他真是个笨蛋。”马索说道：“他应该回到集市上，一枪打死那个马贩子——砰！——然后把责任都推给那个倒霉的西北风。要是我，就这么干！” 一阵汽车引擎低沉的吼声打断了马索对人间正义的进一步阐述，一辆与小径一样宽的四轮驱动丰田卡车迎面开来，只在经过我们时稍稍慢了一下，算是给我们提供了逃生的机会。我们认出那是迪富尔先生，村里的杂货店老板，卢贝隆山区野猪的天敌。
普罗旺斯的一年10
狩猎野猪的高手
以前，我们在肉店的墙上也见过高悬的野猪头，但从来只把它当成是乡间常见的怪异装饰品，并没有多加注意。但是今年夏天，有那么一两次，我们亲眼见到野猪从山区干燥的高坡上跑下来，在我们后院的游泳池里喝水，顺便偷吃两个地里的甜瓜。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无法直视墙上做成标本的野猪头了。野猪生得黝黑而粗壮，四条腿比家猪长，长满胡须的敦厚面庞总是显得十分郁闷。我们开始喜欢上了野猪楚楚动人的模样，暗暗祈祷猎人们能放过它们。不幸的是，野猪是异常鲜美的野味，整个卢贝隆山区的猎人们都为此对它们紧追不 舍。
迪富尔先生是位公认的冠军级猎手，在现代化机械装备下更加如虎添翼。他穿着野战服，卡车上满载火力强大的武器。当其他装备较差的猎人还在喘着气缓步爬行之时，他的卡车已经开上崎岖的山径，抵达了野猪云集的高地。车厢里有一只大木箱，里面装着六条受过严格训练的猎犬，能够连续追踪兽迹达数日之久。面对如此可怕的对手，可怜的野猪们恐怕是九死一生了。
想到不久之后，我们将再也没有机会看到那些郁闷的小可怜到我们家做客了，我不禁一阵伤感，对身边的马索表示，政府允许这么多猎人死追猛打可爱的野猪，实在缺乏人道精神。
“但是它们的味道可真不错，”马索可没有我那么多愁善感，他咽下了一大口口水，说道：“知道吗，尤其是乳猪，那个味道，简直太棒了。而且，这也很正常啊。你们英国人对动物太多情了。话说回来，那些只知道捉狐狸的英国人，才是真正的神经病呢。”
路上的风更强、更冷了。我虚心地向马索请教，他认为这风要吹到什么时候。
“一天，一星期，谁知道？”他突然转过头来，面带狐疑地打量我：“你不会想自杀吧？”
他的话简直让我哑口无言。半晌，我才抱歉地表示：让他失望了，我现在感觉很好，很开心，正期待着冬天和圣诞节的来临呢。
“等着瞧吧，圣诞节一过，常常会发生谋杀案。”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好像在盼望着钟爱的电视节目——“季风自杀事件”的血腥续集。
回家的路上，我听见身后的山坡上传来了枪声，不禁在心里暗暗祷告，希望迪富尔失手没有打中。不管在这里住多久，我大概都没法成为真正的乡下人。同时，只要我喜欢活蹦乱跳的野猪还胜过盛在盘子里的猪肉，我大概也就没法真正同化为法国人。让法国人去崇奉他们的肠胃吧，我宁可与周围环境中的血腥诱惑保持一点文明的距离。
我这顾影自怜的清高一直坚持到晚餐时分。当妻子把安莉送来的一只野兔蘸着香料和芥末烤熟的时候，我的自尊和良知早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连吃了两大盘，再喝上一大口浓浓的肉汁，那种感觉棒极了。
橄榄油磨坊
第一次向我们说起普罗旺斯橄榄油之美味的，是“伊凤阿姨小馆”的80岁主厨苏里瓦夫人。在她心目中，那是普罗旺斯最好的东西。关于这件事，她比我们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有发言权。她不仅是出色的厨师，也是位橄榄油专家。她试用过所有品牌的橄榄油，而根据她的专业知识和审美眼光，雷伯谷地产的橄榄油最好。根据她的提议，我们如果想买这种美妙的东西，可以到莫桑村（maussane-les-alpilles）的小磨坊里去找。
住在英国的时候，橄榄油对我们来说可算是件奢侈品，只是在调制新鲜蛋黄酱或拌莎拉的时候，我们才舍得用上一点。在普罗旺斯，它变成了日用品，遍地都是。我们一次就买了5公升用铁罐装着的橄榄油，用来做菜，浸泡羊乳酪、红辣椒，还拿来蘸面包，拌芦笋，保存蘑菇，甚至用它来防止醉酒――饮酒前吞一大汤匙橄榄油，据说可在胃壁形成保护膜，免遭过量酒精的侵蚀。我们像海绵般吸取着橄榄油，渐渐学会了分辨它的等级和口味。结果是，我们开始变得挑剔和敏感，从此放弃了到商店里或超级市场买油，而磨坊及生产商成了我们进货的惟一选择。我对于四出搜寻橄榄油的兴趣，绝不下于为了寻觅美酒而遍访当地的葡萄园。
出门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盘算午餐在哪里打发。我们如果要去陌生地方，除了研究地图之外，一定会细读戈米氏指南。我们发现，莫桑村很靠近雷伯，而雷伯的博马奈餐厅我们是光顾过的，菜固然好，账单也很惊人。莫桑的餐馆会不会同样贵呢？苏里瓦夫人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到帕哈度（le paradou）去，”她告诉我们：“在帕哈度小咖啡馆里吃午餐。但是，中午以前一定要到哟。”
外出的那天是个寒冷、晴朗、适合美食的好天气。在正午前几分钟，我们跨进了帕哈度咖啡馆。扑面而来的大蒜香和燃烧木柴的气味，极大地调动了我们的胃口。长方形的屋子里生着好大一堆炉火；屋里摆满了古老的大理石餐桌，还有素色瓷砖砌的酒吧。厨房里正传出忙碌的刀声。在我们看来，这家餐馆万事俱备，但是老板说，唯独缺少我们的座位。
屋里暂时还是空荡荡的，可是老板解释说，十五分钟之内就会坐满。他抱歉地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值此危急关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平时并不显山露水的妻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此时的她由于面对咫尺天涯的午餐，从心底里表现出一种悲痛欲绝的神情。我敢打赌，任何人只要看到她当时的表情，都会立刻良心发现，义不容辞地供她驱策。而老板的目光恰好不经意地掠过妻子的面庞，这一瞥已经足以融化他心头的坚冰。再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言语，我们立即被安排在面向炉火的一张桌子旁，中间还摆上了一瓶上好的红酒。
不一会儿，老顾客熙熙攘攘地进来了，直奔他们每天坐惯了的餐桌。还不到十二点半，咖啡里已经座无虚席。老板，也是这里惟一的侍者，满手端着盘子忙得团团转。这家餐馆按照免除顾客点菜烦恼的法则经营着。像奔牛村的“车站咖啡馆”一样，厨师做给你什么，你就得吃什么。我们得到的是一份油炸脆番薯片、一份橄榄油沙拉，此外还有粉色的乡村香肠切片，蜗牛、鳕鱼、煮鸡蛋蘸蛋黄酱、柔嫩的乳酪和自制的蛋饼。这样的一餐，在法国人看来习以为常，却能让到访的游客在多年之后仍然津津乐道。对于我们这对居住在这里的外籍人士而言，这是又一次愉快的发现。我们决定把这家餐厅的大名写上我们的记事簿，留待某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带着辘辘的饥肠故地重游。可以肯定的是，到时候我们一定会酒足饭饱，身上暖和地离开。
阳光的滋味
我们到达莫桑的橄榄油磨坊之后，才知道来早了两个月。这一季的橄榄，要到一月才有收成，那时候来，才能买到最新鲜，最好的。不过，幸好去年橄榄大丰收，至今还有些许存余的油。磨坊的经理说，如果我们愿意先到磨坊里转转，他会帮我们装好几升带走。
磨坊的正式名称叫“雷伯谷地橄榄油合作社”。这个名字对眼前这幢朴素的房子来说，无疑是长了些，以至于所有的字母都在狭窄的前楣上摩肩接踵地排列着。房子深藏在一条小 路的内侧。屋里的每样东西似乎都用油涂抹过，地板和墙壁无处不是湿滑不堪。连通往展示厅的楼梯，踩在脚下也是滑溜溜的。几个男人在大厅内围桌而坐，正在往瓶子、罐子上贴合作社的金色标签。瓶瓶罐罐里都装着黄绿色的橄榄油——正如墙上的招贴画所言，滴滴香浓，纯净天然，是橄榄经一次冷压榨出来的。
领油的地点在经理的办公室。经理用两公升装的方罐，给我们装了六罐在纸盒里，此外，还向我们分别赠送了一些橄榄油香皂。
“再没有什么比这个对皮肤更好的了，”他用油污的手指拍打着脸颊说道：“至于这油呢，也绝对是精品。你用了就知道。”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这天晚餐前，我们便禁不住诱惑打开了第一罐。滴几滴橄榄油在涂满了碎蕃茄的面包上，那感觉，好像吃下了和煦的阳光。
普罗旺斯的一年11
清扫烟囱之必要
已经是十一月下旬了，仍有客人不断来访。他们穿着盛夏的服装，天真地希望在这个季节还能见到适合游泳的天气。他们总以为普罗旺斯是地中海型气候，看见我们穿的是毛衣，晚间还燃起壁炉，喝的是冬季的暖酒，吃的是冬天的食物，他们难免大感沮丧。
十一月的天气都这么冷吗？这儿难道不是一年到头都很热吗？我们说起积雪、说起零度以下的夜晚和凌厉的西北风，他们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好像是我们拿热带气候的说辞，把 他们诳骗到了北极。
确切地说，普罗旺斯的冬季虽然寒冷，但日照充足。十一月底，天空晴朗湛蓝，阳光普照、万里无云，如果不考虑温度的因素，简直和五月没什么分别。按福斯坦的话说，天气好得这么反常，老天爷一定居心叵测。他预感今年冬天将特别寒冷，气温会降得出奇的低，从而上演1976年的惨剧。那一年里，所有的橄榄树都因严寒而冻死。福斯坦甚至幸灾乐祸地预言：鸡圈里的鸡会被冻僵，会有老人冻死在自家的床上，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本地区会长期断电。最后，福斯坦郑重地警告我，烟囱必须及早进行清理。
“天气一冷，你的壁炉里就会成天都生着火，” 福斯坦深有感触似地说：“那时候，没有清干净的烟囱多半会失火。等消防队员来帮你灭火时，如果你拿不出清扫过烟囱的证明，他们就会罚你一大笔钱。”
“更糟糕的是，万一烟囱起火导致房子烧毁了，而你又拿不出清扫烟囱的证明，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福斯坦停下来，看着我沉重地点点头，脑海中一定已经浮现出我瑟缩在寒风中无家可归，同时又濒临破产的情境。
“可是，” 我有几分焦虑地问他：“扫烟囱的证明要是跟屋子一起烧掉了怎么办呢？”显然，这一点他倒没有想到过。我想，他应该很感激我提前向他发出了另一种灾难可能发生的警报。像他这样谨小慎微、乐于悲观的人，需要有人时时添加一些新的忧虑因素，否则他会觉得太安逸自得了。
我也不敢怠慢，很快便电请卡维隆的首席扫烟囱师傅贝特拉摩先生在方便的时候务必携带着扫把和吸尘器光临寒舍。贝特拉摩先生很快便如约而至。他身材高大，态度威严而有礼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多少受到他那身乌黑的炭灰影响，他的形象竟让我想起了屹立于悬崖之巅冷傲的雄鹰，当然，我脑海中的鹰也是黑色的。贝特拉摩先生显然明白我的焦虑，他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在扫烟囱这一行已经干了二十年。怕我还不放心，在清扫的过程中他又不止一次地宣称，凡是经他扫过的烟囱，从来没有失过火。工作完毕之后，他开具了我梦寐以求的清扫证明，并有意无意地加盖了他乌黑的手指印。最后告别前，他祝我冬天过得愉快，并留下了让我多少产生了些困惑的一句：“今年冬天不会冷到哪里去。已经连续过了三个寒冷的冬天，第四年一定不冷。”
我试探着问他要不要顺便也去替福斯坦家清扫烟囱，另外也好同福斯坦交换一下天气预测方面的意见。
“不，我从来不上他家。他们家里都由他老婆负责扫烟囱。”
十二月
这一年，我们太注重享受自我了，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家里和附近的山谷，光是日常琐事便花去了我们大半的时间和精力。这些琐事有时让我们感到沮丧，常常造成各种不便，但从来不乏味无聊。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觉得悠然自得，如鱼得水。
美女日历
邮差的车在一天早晨高速冲上我家屋后的停车场，又猛地掉转头，理直气壮地顶向旁边车库的墙壁，一举撞碎了一边的尾灯。不过，显然兴致勃勃的邮差丝毫没察觉到任何损失，仍然径自走入院中，晃动着手里的大信封，笑得十分灿烂。他目标明确地直奔屋中的酒吧台，手肘往台上一放，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说道：
“你好啊，年轻人！”
已经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年轻人了，而且邮差通常也不会把信直接送到屋里。带着些许的迷惑，我递上一杯他期待中的酒。
他故作意外状地眨眨眼，说道：“啊，茴香酒，来点也好。”
他为什么这么开心呢？我脑子里禁不住不断地猜测着：今天是他的生日吗？还是他快退休了？是中了六合彩吗？我几乎是怀着焦急的心情在等待他为我解开迷团了。但他却不慌不忙地讲述起他朋友上周打中野猪的事，然后问我知不知道野猪下锅前要怎么收拾才好？接着是一整套血淋淋的解剖课程：从剖腹取肠到挂起晾干、肢解以及下锅。不知不觉中，杯中的酒已经喝完了。我此时早已看出这并非是他今天早上的第一杯，而他的疯狂驾驶行为也得到了圆满的解释。在为他斟满第二杯之后，我们的话题才转上正题。
“瞧，我给你带来了什么！邮局出的新日历。”邮差老兄说着，拍了拍手中的信封：“这上面注明了明年所有的节日，还有几张不错的美女图片呢。”
他从封套里拿出一本日历，哗哗地翻弄起来，不久便找到了他最为欣赏的那张。照片中，一个女孩子穿着一对椰子壳，在地中海的温暖阳光下懒洋洋地冲着我们绽放出暧昧的笑容。
“哇塞！瞧瞧这张，够味道吧。”
妻子显然听到了什么，从楼上传来了她下楼的脚步声。我连忙帮他合上手里的日历，同时对他竟然想到送给我们这么精美的礼品深表谢意。
“这是免费的，”他说：“你愿意花钱买的话也可以。”
在邮差老兄第二次冲我眨眼的时候，我终于弄懂了他的来意。他是来收取圣诞红包的，只是冒冒然到人家门前伸手讨要未免有失尊严，这才有了日历赠送典礼。
钱也拿了，酒也喝完了，邮差老兄可谓大获全胜，于是，雄赳赳地驶往下一站，空余一堆尾灯残片在车道上，供我等留念。
回到屋里，发现妻子正在仔细端详着那本日历。不过，她关心的倒不是那些性感亮丽的日历女郎，而是切乎我们家计民生的大事。
“你发现了吗，”她懊恼地说：“离圣诞节只有三星期了，可那些工程队的人还是连个影子也见不着！”
显然，在工人们看来，圣诞节就是圣诞节；不管房子修到什么地步，圣诞节总是要来，要过；可能要到明年二月，这些人才会从新年假期的游荡里苏醒。
绝妙良策
妻子突然急中生智，提出一个只有女人才想得出来的点子。她认为，既然工人们认为耶稣的生日并不足以成为房子完工的充分必要期限，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另找一个比耶稣更伟大的理由逼迫工人们就范呢？而对法国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吃饭和畅饮美酒更重大的事件呢？这么想来，我们很快做出了决定：以庆祝完工为名，邀请工人们到家里来开个宴会。不过前提条件是，必须带着他们的太太一起来。
这出自直觉的诡计来自于两项假设：第一，太太们因为从没看过先生在别人家的工作成绩，好奇心会驱使她们非来不可；第二，做太太的肯定不愿看见工程未完成的部分是由自己丈夫负责的，这会让她们在别家太太及所有的人面前丢脸。回家的车上，夫妻俩还可能因此大吵一架呢。
越想越觉得这是个是绝妙的好计。我们选定了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作为宴请日，发出了请帖：香槟酒会，从上午十一点开始。
我们的妙计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到两天，水泥搅拌器被送了回来。狄第埃和他的助手们重新大声喧闹着从上次没做完的地方继续干下去，好像中间根本没有三个月的中断似的。没有人说明为什么这些日子他们总不肯来，也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忽然复工。狄第埃有一次信口说起，他希望做完这里所有的工作，再接着去滑雪。这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接近的线索。他还附带着说，他和他的妻子将非常愿意来参加我们的酒会。
我们计算过，如果每个人都来的话，总共有二十二个人，每个人都有着普罗旺斯人特有的好胃口。又因为就在圣诞节前，他们可能期待我们来点节庆气氛的食物，而不仅是一碗橄榄油和几片香肠。妻子开始准备菜单，把小纸条和备忘录贴得满屋子都是：焖烧兔肉！蛋黄酱！小比萨饼！草菇饼！橄榄油面包！要几个猪油火腿蛋糕来着？一张又一张的纸条，弄得我只写了两个字——香槟——的记事条显得单薄无趣。
一个寒冷的早晨，酒会的压轴大餐送到了。那是朋友特地从佩里格弄来的一整只肥鹅肝。只要我们自己烹调，加些黑色野松露末，价钱比买现成的便宜很多。我们打开包装纸。不禁赞叹这只肝的主人生前一定是一只硕大如小型飞机的猛禽。连它的肝都那么生猛庞大，我捧着它放上砧板时，那肥厚、褐黄的一团布满了我的双掌。
根据朋友的指示，我把它切块，塞进玻璃罐腌渍起来，再以颤抖的手指，掺了些珍贵的松露片进去。这哪里是在烧肥鹅肝啊，感觉分明是在烧钱。
将玻璃罐封好，放进盛着滚烫的大炖锅，整整煮上九十分钟。然后取出凉晒片刻，在变凉之前送进冰箱急冻。等油脂凝结之后，再取出玻璃罐，摆到地窖里去。这时，妻子才在她的备忘录上把“肥鹅肝”这一项划掉。
驴鸣情事
时近岁末，天空仍然湛蓝，也没有英国每逢年末时的那种狂乱气氛，叫人觉得心里有几分怪怪的。山谷里惟一可能与节日有关的迹象，是相隔一里之遥的彭赛先生家传出的奇怪声音。我连续两天早晨打他家门前走过，都听到尖锐的叫声——不是恐惧或痛苦的叫声，倒更像是出于愤怒。我认为这不是人类的声音，但又不能确定，于是我去问福斯坦是否也听到过这种悲鸣。
“哦，那个啊，”他说：“那是彭赛在修理他的驴子。”
梅纳村的教堂每到圣诞夜都要布置一个真的马槽。彭赛先生的驴子届时将是重要的配角，当然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可是它偏偏天生讨厌刷洗梳毛，又不肯安安静静地忍耐梳洗过程，所以才会有那种出离愤怒的吼声。福斯坦对圣诞之夜驴子的体面出席丝毫不担心，但他善意地提醒我，到时候，凡是聪明人都会离那头驴的后腿远远的，因为它的腿上功夫众人皆知，而天知道，它在郁闷地洗了个澡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
村子里正在物色扮演圣婴耶稣的人选。年龄及气质相当的婴儿都在候选之列。其中，整晚能够保持清醒不打瞌睡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参拜耶稣的高潮，要在午夜才能开始，而仁慈的上帝之子，是不会忍心当着众多信徒的面鼾声如雷的。
除了以上的一些微小的迹象和邮差塞在信箱里的贺卡外，圣诞节在这里仿佛还有好几个月那么远。我们没有电视，看不到那些矫揉造作地制造欢愉气氛的电视广告；也没有人高唱“欢乐颂”，没有人举办公司年终聚餐，更没有抢购年货的慌张气氛。我喜欢这种感觉，但妻子则显得略有不安，好像失落点什么。怎么没有喜庆气氛？怎么没有圣诞饰品？怎么没有圣诞树？带着她的这些问题，我们决定到卡维隆镇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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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的一年12
采购一份节日气氛
旅行很快便初见成效。刚一进村口，我们立刻就看见了一个圣诞老人，摇摆着向我们的方向走来。他穿着宽松的红色带环扣长裤，戴着一顶红色的精灵帽，上身却是一件滚石乐队的t恤衫，嘴唇周围挂着一副假胡子。远远望去，他的胡子好像着了火；走近了才看出那是胡须间夹着的一根香烟。在云雾间踉跄而行的圣诞老人从一群孩子的身旁走过，自然引起了孩子们的极大关注。可怜了那些做父母的，恐怕要费些时间才能解释明白，为什么孩子们心目中的神仙老爷爷会堕落成这副模样。
街道两旁张灯结彩，音乐声从酒吧和商店开着的门里不停地流泻出来。看着成排地摆在人行道边的圣诞树，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完全置身于新年之中了。一个在路边小巷里扯着大嗓门摆摊叫卖床单的男人暂时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他大叫着：“来看看这块料子的质地吧，夫人。德国造，纯纤维的！您要是挑得出一点毛病，我就送你五千法郎！”一个老农妇闻言，真的拿起一块布料，凑到眼前，一厘米一厘米地检视起来。摊主恶狠狠地瞪了老太太一眼，不由分说地一把将布抢走扔回到布堆上。
我们刚一转过街角，险些与一只死鹿撞个满怀。它挂在肉店门外，眼睛茫然地瞪着挂在它旁边的野猪。隔着橱窗，我们看到肉店里挂着一排没毛的小鸟，折断了脖子的头整齐地吊挂在胸骨前。肉店老板还捏紧了它们的鸟嘴，在身上拴上绿色的松叶和红色的丝带，试图弥补已经逝去的生机。
这是肉店的圣诞节大促销活动之一，买六送一。不知道当地的法国人会不会欣赏肉店老板的苦心，总之，这副画面极大地触动了我们体内作为英国人而被马索耻笑过的动物敏感神经。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之后，我们几乎是跑着离开了。
普罗旺斯圣诞节最重要的内容是毋庸置疑的。从橱窗内的陈设、排着长龙购物的地点看来，衣物、玩具和音响设备都不过是附属品；圣诞节最重大的事件是：吃。牡蛎、螫虾、雉鸡、野兔、馅饼加乳酪、火腿、腌肉，还有蛋糕与粉色香槟，着实令人流连忘返。绝对不虚此行，带着圣诞树、圣诞饰品，更是满载着节日的喜庆，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
更多的日历
门前有两个穿制服的男人坐在他们那辆没有标志的汽车里，显然已经恭候我们多时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穿制服的，总会感觉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这次也不例外。停车、熄火、下车的动作我故意做得很慢，脑子里飞快地反思着最近都做过些什么大逆不道的反对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事。那两个人此时也下了车，走过来向我敬了个礼。我蹦紧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即便是在法国这个繁文缛节登峰造极的地方，警察也不会在逮捕你之前向你敬礼的。
事实上，他们也并非警察，而是卡维隆消防队的消防员。他们问我可否容许他们进屋看看，我一面热情地应承着，一面努力思索我们的清扫烟囱证明被妻子搁到那儿去了。他们显然是来做例行抽查的，为的就是要揪出那些还没有清理烟囱的人家。
我们围着餐桌坐下。他们中的一个打开手提箱，取出一本日历放在桌面上，郑重地说道：“我们是特意给你们送沃克吕兹省消防队日历来的。你们看，所有的公共假日都标明在上面。”
确实如此，这份日历的大小、款式和内容几乎和邮局的日历一样。不过，戴椰子壳胸罩的女孩儿们摇身一变，成了英勇的消防斗士。照片中，有的消防队员表演着高楼灭火；有的进行着救死扶伤的工作；有的则使出了高山搜救的法宝。当然，也少不了小伙子们潇洒地站在消防车上的写真。法国乡下的消防队负责所有的紧急救难工作。除了救火之外，他们还会帮你解救掉进山穴的爱犬；在救护车繁忙的时候，护送病人去医院等等。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
要是让这些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人主动开口，我就太无地自容了。当下，我责无旁贷地提出，是否可以让我们通过捐款表达一下我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一点点敬意。
“当然可以。” 消防队员们显然被我的诚意感动了。
他们熟练地开出收据，我看到收据的抬头写着：致“卡维隆消防队之友”。想到从今以后，能够以最值得尊敬的人之朋友的身份自居，我在破财之余，感到不胜欣慰。又敬了一个礼之后，两位消防英雄决定到山谷更深的地方去碰碰运气。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突然醒悟，不禁为他们担起心来，默默祈祷在他们平日的训练里，已经练就了一身勇斗恶犬的过硬功夫。因为，要想让马索捐款，恐怕比扑灭熊熊大火容易不了多少。我几乎可以想像得到马索手持着猎枪，阴险地躲在窗帘后面窥视着他的狗群对付入侵者的模样。我曾亲眼见过那些狗凶恶地爬在一辆汽车的前轮上，狂吠着想冲进车里饱餐一顿人肉。轮胎在它们的利爪下脆弱得像生牛肉一样被撕成碎片。虽然车里的人吓得面无人色，惊恐地落荒而逃，马索却始终若无其事一般地坐在一边，笑着继续抽他的烟。
我们现在是一个拥有两份日历的家庭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圣诞节前还会有第三份送来。而这一份，绝对值得我们慷慨解囊的。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每逢周二、周四和周六，卫生局的勇士们都会在我家车道头上停下，收取多得令我们汗颜的空瓶、气味不佳的厨房垃圾、狗食罐头、破酒杯以及碎瓦破砖、鸡骨头，还有数不胜数的各色废品。不管垃圾多大、多重，清洁工们总是从不退缩，而且一定能够把它们扛上卡车。夏天里，他们一定经常被恶臭窒息；而冬天里，他们又很有可能冻得想掉眼泪。清洁工和他的伙伴，终于开着标致车来了。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那部破车欢快地歌唱，兴奋得好像是在进入汽车坟场前，出来做最后一次郊游。
两个快活而肮脏的家伙走下车，用力地跟我握了握手，顺便吐出满口酒气。我看到在他们的车后座圈着一窝兔子和一堆装得满满的香槟酒，于是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今天的收成不错啊，捡了那么多瓶子，可以换不少零钱吧。”
“我们才不在乎那几个空瓶子呢，”其中一个说道：“不过，你该看看有些人丢了些什么给我们收拾。”他指着那窝兔子做了个鬼脸，捏着鼻子，高雅地翘起小指头，叹道：“真脏啊！”
他们对我们的红包相当满意，高兴地走了。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找个饭馆饱餐一顿，吃得一片狼藉，然后让别人来给他们收拾残局。
地毯师傅
狄第埃弯着腰，拿着簸箕和扫帚仔细地清扫墙角残余的水泥碎屑。看见这部专事破坏的人形机器，现在居然从事着如此细碎的杂务，真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因为这表明，他的工作做完了。
狄第埃直起身，把簸箕里的东西扔进一只纸袋，然后点燃了一只香烟，说道：“行了。正常情况下，油漆工明天会来。”
我们走出屋外，看到艾里克正把铲子、水桶、以及大小工具箱统统搬上卡车。狄第埃嘻嘻地坏笑着调侃我：“我们要把水泥搅拌器搬走了，你不介意吧？”
“承蒙您关心，没有它我们好歹也还能凑合着过日子。” 我愉快地答应着。
他们二人合力把搅拌机沿着一块厚木板搭成的坡道推上卡车尾箱，把它紧紧绑在驾驶舱后面。狄第埃的长耳狗高仰着头，密切注视着水泥搅拌器移动的全部过程，然后敏捷地跳上车，悠闲地爬在仪表板旁边。想到它差点惨遭被我们绑架的厄运，我不禁莞尔。
“走了！”狄第埃伸出那只握起来像龟裂的皮革般的粗糙大手，说道：“星期天见了。”
油漆工第二天如约到来完成了他的工作。地毯师傅皮埃尔随后抵达。一切迹象表明，各家的太太们显然一致决定，在她们来赴我家的“国宴”时，一切都必须打点妥当。
到了星期五晚上，地毯只差最后几公尺就能铺好了。
“我明天早上再来，” 皮埃尔自信地说道：“明天下午你们就可以开始安置家具了。”
到了第二天中午时分，地毯铺设工程到了最后阶段，只要把地毯塞进门槛边的木条下便可大功告成了。谁知就在这时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皮埃尔在地板上钻孔时，无意中洞穿了曼尼古希埋设在地板下的热水管。顿时，一股强烈的水柱喷射而出，在门边勾画出一幅风景图片里的小喷泉。
我们连忙手忙脚乱地关上供水阀门，再把浸湿的地毯卷回去，然后立刻打电话给曼尼古希先生。经过这一年来多次的共赴患难，他的电话号码我已经倒背如流了，而他张口要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大概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啊呀呀。”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沉思了片刻，然后坚定地说：“必须要把地板要撬开，我才能焊接水管。你最好通知夫人一声，会有那么一小点灰尘出现。”
夫人这回儿上街买菜去了。她本以为回来时会看到一间间干净整洁、铺好地毯的卧房、浴室和更衣室呢。眼前这种结果毫无疑问地会使她大感意外。我连忙奉劝皮埃尔，为着他的安全着想，还是先回家避一避风头的比较好。我家那头母老虎，一气之下会想杀了他也不一定。
“什么声音那么吵？”正在停车的夫人问道。
“是曼尼古希的钻头。”
“哦，是吗。”她异乎寻常的冷静，让我觉得很危险，暗自庆幸提前打发走了皮埃尔。满地寻找漏洞的曼尼古希，已经在地板上挖出了一条战壕。透过战壕，我们清楚地看见那条热水管，以及赫然印在管上的一个大洞。
“好啦，”曼尼古希说道：“补洞以前，要先确定一下水管有没有堵塞。你们站在这儿看着，我打开浴室的开关放水出来。”
我照着曼尼古希的吩咐，目不转睛地盯着洞口。随着曼尼古希一声“放水”，一股肮脏的热水兜头盖脸地喷了我一头一脸。
“你看见什么啦？” 曼尼古希在浴室那边大喊。
“水，”我带着哭音说道。
“妙极了。管子一定畅通无阻。” 那边传来他兴高采烈的声音。
曼尼古希补好管子，回家看橄榄球赛去了。
我们则动手擦抹地板，互相安慰着说其实还不算太糟：地毯会变得干爽；灰尘沙砾不过才刚刚装满一簸箕；焊枪烧出的焦痕也可以重新油漆过。整体来说，只要我们不去看那锯齿状的壕沟，这房间也可以算是装修好了。反正我们别无选择，再过几个钟头就是星期天了。
异国风俗
我们以为十一点半以前不会有客人来。但事实证明，我们实在是低估了香槟酒对法国人的吸引力。十点半刚过，便传来了第一声敲门声。在之后的一个小时内，除了狄第埃夫妇之外，所有人都到齐了。他们穿着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衣服，在客厅里沿着墙壁站了一圈。男士们与平日里开工时的嘻笑吵闹相比，显得格外的拘谨客气，想必是刻意要在妻子面前维护几分绅士形象。但这种形象维护工作并不影响他们不时地骤然脱离墙的屏障，向桌上的点心发起突然袭击。
充当侍者的我，负责往杯子里倒酒。这让我了解到法国人与英国人之间，另一项基本的差别。英国人在参加酒会的时候，无论谈话、抽烟或吃东西，酒杯总是形影不离地紧握在手中，只有在完成同时需要两只手的复杂工作――比如：擤鼻涕或上厕所――的时候才会出现例外。但即便是在那些紧要关头，英国人也绝不会允许酒杯远离到视线之外。
法国人就不同了。你刚把杯子递给他，一转眼的工夫，他们就又给放下了。想来是因为对法国人来说，谈话时要是只能使用一只手恐怕沟通都会发生障碍。所以，当一大群法国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桌子上的杯子们也必然是成群结队地啸聚在一起，用不了五分钟，便弄不清谁是谁的了。客人们不愿意用别人的杯子，又认不出那个是自己的，结果变成一个个羞涩而渴望地看着酒瓶。我们只好重新换上干净的酒杯，但用不了多久，同样的场景又会再次重演。
我正在担心玻璃杯马上就会用完，恐怕得拿茶杯来代替的时候，一阵熟悉的柴油机引擎声传来，狄第埃那辆工程卡车径直开到了屋后，他和狄第埃夫人也由后门走了进来。狄第埃夫人从头到脚穿着咖啡色的精制软皮衣，坐在砂砾遍布的卡车前座一定很不舒服。可是我分明记得狄第埃有一辆小轿车供平时休闲之用的啊。
“古董花盆”
正在我狐疑之际，克里斯蒂安从房间的另一头走过来，把我拉到一旁。
“我们可能有点麻烦，”他说：“你最好出来一下。”
我惊疑不定地跟着他，一路盘算着这次又要花多少钱才能消灾。狄第埃则挽起我妻子的手臂紧随在我们后面。我回头望去，发现每个人都跟了出来。
“哇塞！”刚一转过屋角，克里斯蒂安便指着狄第埃开来的卡车喊起来。
卡车后尾箱上平常放水泥搅拌器的地方，现在毅然挺立着一个球状的东西，大约有三英尺高，四英尺宽，用鲜艳的绿色纶纱纸包裹着，上面还装饰着红蓝白三色的蝴蝶结。
“这是我们大家合送的，”克里斯蒂安揭开了谜底，说道：“来，拆开看看。”
狄第埃此时大献殷勤，将香烟咬在牙齿间，用他的两手充当马镫，毫不费力地将我妻子从地面举到了齐肩的高度。妻子顺势上了卡车，我也跟着爬上去，和她一起撕开了绿色的包装纸。
最后一片纸的落地引来了一片掌声，伴随着泥水匠雷蒙尖锐的口哨声。我们站在卡车上，沐浴着阳光，看着周围仰望的面孔，还有我们的礼物，感觉像一对凯旋归来的战斗英雄。
礼物是一只古董大花盆，是那种远在切割机发明前几千年，人们完全依靠手工凿成的圆形容器。厚厚的边，略微有点不规则，外表是历经风吹日晒之后才会呈现的浅灰色，突现出一种古朴的美。花盆里面已经填满了泥土，还种上了樱草。
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既是惊讶，又是感动，只好用并不熟练的法文结结巴巴地竭力表示谢意。
好在雷蒙及时援手，打断了我们词不达意的发言：“妈的！我渴死了。演讲够长了，我们还是去喝一杯吧。”
宾主同乐
一个小时前的拘束消失了。男士们的外套都被脱了下来，而香槟酒则遭到猛烈的攻击。男人们陆续带领着他们的妻子参观整个房屋，展示他们的工作成绩，对着用英文标示出“冷水”、“热水”的浴室龙头指指点点，还不时打开抽屉看看木工活做得是否精细，像孩子般好奇地摸摸这里，碰碰那里。
克里斯蒂安领着一群人，把大石盆从卡车上卸下来。八个穿著体面却喝得醉醺醺的男人 ，在把那块要命的大石头弄到地面的时候，居然没有人受伤。雷蒙夫人闲来无事，负责在旁监工。“很好，勇士们。”她优雅地说道：“注意，别把你们的手指头弄脏了。”
曼尼古希夫妇率先告辞。在摄入了大量馅饼、乳酪、水果派和香槟酒之后，他们还准备再去吃一顿午餐。可是礼节不能忽略，他们向其他客人—一道别，握手、亲吻面颊，互祝好胃口。根据我的统计，整个道别仪式花了十五分钟。
其他人则好像准备在这里待上一整天似的，将所到之处的吃喝扫荡一空。雷蒙自封为官方娱乐官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连串笑话，一个比一个粗俗，也一个比一个精彩。在解释完把鸽子放进冰箱以分辨其性别的妙方后，雷蒙终于停下来，喘上一口气，也喝上一杯酒。
“你太太这么好的女人，怎么会嫁给你这么一个无赖？” 狄第埃借着空当和几分酒意，凑到我耳边说道。
我这里还没有来得及反戈一击，那边雷蒙已经重整旗鼓，准备展开了下一轮表演了。他郑重其事地放下手中的酒杯，清了清嗓子，两手向前伸出，做出一副渔夫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大鱼脱钩而去时才有的表情。好在他太太及时而坚决地在他嘴里塞上了一大块比萨饼，封锁了下文。显然，这段少儿不宜的故事，她在家已经领教过了。
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移过了庭院，在屋前撒下一片阴凉的树荫。客人们开始互相道别，握手、亲吻，时而暂停一下仪式，喝上最后一杯。
“到我家去吃中饭吧，”雷蒙的兴致不减，大声说道：“吃晚饭也行。现在几点钟啦？”
已经三点钟了。连续吃喝了4小时，我们的肠胃暂时看来没有心情再接受雷蒙提出的邀请了。
“啊，那好吧，”他遗憾地说：“如果你们在减肥的话，那就算了。”
他把车钥匙交给太太，自己则靠在后座，两手交叉着放在肚皮上，眼里流露出对下一餐的殷切期盼。他已经说服了另几对夫妻和他一起晚餐，想必一定早有准备。我们挥手目送他们离去之后，才返身回到空荡荡的家。同样空荡荡的还有桌上的盘子和酒杯。应该说，这次聚会相当成功。
我们看着窗外的大花盆，在耀眼的阳光和繁茂的鲜花映衬下分外鲜艳夺目。但是，至少需要四个人同时发力，才能把这个大家伙从车库搬到后院去。而根据我们的经验，在普罗旺斯要找四个大男人帮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他们肯定得先来巡视一下需要搬动的东西，喝上几杯酒，再热烈地争执一番，这才能够初步地敲定日期。可是这个日期到时候多半会遭到不经意的遗忘。他们会对此耸耸肩表示歉意或无奈，但时间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说不定，到了明年春天花盆才会摆到适当的位置也未可知。在这里，我们学会了以季节为单位思考问题，而不再以天数或周数来计算时间。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相信普罗旺斯绝不会为了我们而改变节奏。
肥鹅肝还剩了不少，我们可以切成薄片，拌成沙拉。在游泳池那头的树阴下，我们又惊喜地发现了一瓶幸存的香槟酒。当晚，我们围座在壁炉旁，一边添着柴火，一边想像着我们在普罗旺斯的第一个圣诞节会是什么情景。
飞逝年华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从未间断地应付不断到访的客人，还长时间地生活在近乎原始社会的状态下，忍受着建筑工程造成的极大不便。实在很难想像，现在房子居然修好了，既整洁又干净，而且完全只属于我们两个人。最近的一批客人上周离开了，而下一批号称要帮我们迎接新年的客人要到除夕才会抵达。在圣诞节这天，我们将终于可以独自清静一会儿了。
我们在和煦阳光下、空寂的山谷中醒来，心情轻松得像在飞翔。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 久，我们便不得不重新返回了地球。厨房里居然在圣诞节这天断电了！准备了多时的烤羊腿计划只好暂时作罢。残酷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明显：今年的圣诞节大餐，我们恐怕只有吃冷面包和乳酪的份了，因为本地各家餐馆的圣诞午餐早在好几周前就订满了。
只有在听说有人可能吃不到饭的时候，法国人的同情心才能发挥到最大的极限。如果你告诉他们有人受了伤，或破了产，他们不是讥讽便是仅限于礼貌地表示同情。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在饮食上发生困难，他们绝对会上天入地，甚至把自己面前的餐桌都让出来，为你解决问题。
我们打电话给毕武村卢伯酒店的老板莫里斯，想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人临时退掉酒席。答案不出我们所料：没有。而且届时每张桌子都会座无虚席。我们沮丧地说明了我们的遭遇，电话那头是一阵明显受到镇静的沉默，接着，传来了莫里斯义不容辞的声音：“你们恐怕得坐在厨房吃了。不过，尽管来吧，我自有安排。”
他安排我们坐在厨房门口，大壁炉前面的一张小桌子旁，隔壁坐的是喜气洋洋的一个大家庭。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为你们准备了烤羊腿。” 莫里斯说。我们告诉他，我们自己本来也准备了羊腿，还想过把它带来，请他代烤呢。
莫里斯笑得很开心：“这种日子要是没烤箱，简直没法儿过了。”
我们缓缓享用了美酒佳肴，谈论着过去一年中流水一般逝去的日子。我们还有好多东西没有看，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呢！我们的法文一直存在着语法问题，现在更是夹杂了无数建筑工人的俚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说得像个真正的法国人。亚维隆艺术节的整个活动，我们不知怎的也全错过了。其他错过的还有：葛氏村的驴子赛跑，手风琴比赛，福斯坦一家八月份到下阿尔卑斯山的旅行，吉恭达村的酒节，梅纳村的犬类展览……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室外活动。这一年，我们太注重享受自我了，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家里和附近的山谷，光是日常琐事便花去了我们大半的时间和精力。这些琐事有时让我们感到沮丧，常常造成各种不便，但从来不乏味无聊。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觉得悠然自得，如鱼得水。
莫里斯端过几杯烧酒，拖来一把椅子，坐到我们身边。微笑着用半生不熟的英文说道：“圣诞快乐。”
蹩脚的英文在他嘴里稍纵即逝，法文则片刻间又溜回舌尖。但一声“bonne annee（新春如意）”分明已经让我们在严冬里感到了春天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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