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
名人传_罗曼·罗兰 第1章 前言 《名人传》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所着《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三部伟人传记的合称。小说饱蘸浓墨，真实地刻画了三位伟大的艺术家各自历尽挫折和磨难的人生历程，凸现了他们崇高的人格和广阔的胸襟，为我们谱写了一阕震撼人心的“英雄交响曲”。 罗曼·罗兰，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世界着名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罗曼·罗兰出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城镇克拉姆斯，十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巴黎，一八八九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随即被公费派往意大利留学，一八九二年从罗马返回法国，先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音乐艺术史，并从此开始了他的文艺创作。 二十世纪初，罗曼·罗兰的创作方向从历史题材的戏剧转向了名人传记。自一九○三年至一九一一年，他先后创作了《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同期发表了他的长篇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长篇小说于一九一三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一九一五年，瑞典文学院把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罗曼·罗兰，以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曼·罗兰则把奖金全部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本土的难民组织。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罗兰深刻体察法西斯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痛苦，撰写了一系列的反战文章，揭露侵略战争给人类制造的沉重灾难。他积极投身进步的政治活动，出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对人类的自由、民主和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三五年六月，罗曼·罗兰应苏联作家协会主席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受到了当时的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亲切接见。 罗曼·罗兰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热爱真理、毕生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罗曼·罗兰满怀着一种无法释怀的“英雄情结”，满怀着一腔醒世励人的激情为伟大人物树碑立传，他自己也因而成为了世界文学艺术殿堂里一位不朽的英雄。在罗曼·罗兰所生活的时代，“世界追求的是利益而不是信仰和精神力量”，在这种浑沌浊世唯我独醒的痛苦抗争中，他看到这个世界缺少的正是英雄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于是，他希望唤起人们敬仰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激情，希望以英雄人物的伟大品格唤醒“意志薄弱、精神不振、被征服了的一代”，而编撰英雄人物的传记就成了罗曼·罗兰的唯一选择。在撰写《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 的过程中，罗曼·罗兰对英雄人物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真正的英雄是诞生于孤独之中并勇于和苦难抗争的人；真正的英雄是直面痛苦、“懂得生活而且热爱生活”的人；真正的英雄是不畏牺牲、敢于为终极真理奋斗的人。“贝多芬中年耳聋是命运中的不幸，米开朗琪罗的悲惨命运是其本性使然，托尔斯泰则是自己精心选择了命运”，三种不同的命运，经历着相同的苦难，造就了三个不平凡的英雄。 “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罗曼·罗兰——欧洲历史上的最后一个骑士如此向整个欧洲、向全人类大声疾呼。他的《名人传》从多个侧面集中表现了德国古典音乐家贝多芬、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等三位伟大的艺术家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的重重磨难，歌颂了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热爱人类的高尚品格，弘扬了他们誓死不向困难和挫折低头的抗争精神。一百多年来，《名人传》召唤着那些正在遭遇坎坷和不幸的人们，“人类中最优秀的代表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吧，他们会安慰我们。”一百多年来，《名人传》鼓舞着无数身处逆境中的热血青年像贝多芬一样“紧紧地扼住命运的咽喉”，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战胜挫折、奋发图强、自我激励的力量源泉。 编委会 第2章 贝多芬传(1) （序言） 二十五年前，我在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时，并没有打算涉足音乐学。那是一九〇二年，当时我正在经历着一段苦难，生命中充满了毁灭与更新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 我来到一个童年伙伴的身边，在这里暂避了十天。在我的人生战斗里，他多次支持过我，他就是贝多芬。 我来到波恩，来到他的家里，他的身影在我眼里重现。在科布伦兹，我见到了他的老朋友韦格勒夫妇的孙子，还从其身上发现了韦格勒夫妇的影子。在美因兹，我听了他的交响乐演奏会，担任指挥的是魏恩加特纳。随后，我便跟他单独相处。潮湿的四月，莱茵河畔雾气氤氲，在那灰暗的日子里，我诉说着心曲，他的痛苦、勇气、欢乐，还有他的弗洛伊德，完全感染了我。我拜倒在地，他就用有力的大手扶起我，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重返巴黎。我信心倍增，与人生重新结盟。好似一个得到痊愈的病人，在向神明唱着感谢的曲子。这支感谢曲就是这本小小的书。它最开始发表在《巴黎杂志》上，后来又由佩居伊再版。我从来没想到过，这本书会传到我狭小的友人圈子之外。但是，“人各有命……”。 很抱歉我在这里说了这么多琐碎的事情。我应该对某些人作出回应，他们今天想要从这支颂歌中找到符合严格的史学写作规范的东西。 虽然我是个史学家，但我是在依照自己的时间去做。对于音乐学，我已在其他的几本书中尽了很大的义务，例如《亨德尔》，例如一些关于歌剧的研究着作。但是，《贝多芬传》完全不是这种研究型的着作，它并非是为了学术而创作的。它是一支歌，是唱给受伤的、窒息的心灵的，心灵复苏了，振作了，从而给救世主唱上一支感谢的歌。我非常清楚，自己已经给这个救世主改头换面了。但是，那些关于信仰和爱情的行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我的《贝多芬传》当然也是如此。 这本小书倒走运了，人们纷纷抢购它，虽然它从来没有这种希求。 那时候的法国，有数百万的人，他们是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在贝多芬的音乐里，他们听到了这种呐喊，于是，他们就跑来向他恳求。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会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就像一些教堂，在作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时那样，谁又不记得那些注视着祭献的面容，那些沐浴在神谕的光辉下的痛苦的面容！今日之人距离昨日之人已太遥远，但他们是否距离明日之人更近呢？ 本世纪初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的差别全都被抹平：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中最优秀的人都消失了。我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里，留下了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不自觉地与他们相似。从这本书里，他们也认出了自己。 不消几天时间，这本出自一个无名小卒之手的小册子，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走出，人手相传。于是，它不再属于我个人。 我刚才重新读了这本小书。虽然它还有些不足之处，但我不打算修改它，因为它应该保留它的原始特征，保留伟大的一代的神圣形象。 值此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我对他无尽缅怀。同时，对那个年代的伟大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致以颂扬和纪念。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心向善，爱自由胜于一切。 即便为了王座，也永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 他的身材矮小而粗壮，具有运动员似的结实骨架。 他宽阔的脸庞长期呈土红色，直到他年老时，在远离田野蛰居室内的冬季，他的脸色才变成病态的蜡黄色。 宽大的额头往前凸出。一头黑发厚实而浓密，好似梳子从来都不能将它梳顺，戗立的头发像希腊神话中梅杜莎头上的蛇。 他的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能震慑住所有看到它的人，因而也注意不到它们的细微之处。他褐色的脸上总是一副悲壮的神情，两只眼睛放射出粗野的光芒，使人们误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其实不然，它们是蓝灰色的。当他兴奋或愤怒的时候，这两只很小却又深陷的眼珠会突然变大，在眼眶里转动，反映出所有真实而奇妙的思想。 它们总是朝天一瞥，目光忧伤而苦恼。 他的狮面脸上，短鼻头又宽又方，小嘴巴的下唇包着上唇，牙床厉害得好像能咬碎核桃。在右下颏处，有一个深深的酒窝，这使得他的脸型看上去非常不对称。 莫舍勒斯说：“他笑得很甜，与他交谈时，他的神情非常可爱，像是在鼓舞着你。然而，他的笑却是突兀的，笑声很短促，粗野又难听。”这样的笑，是一个不习惯快乐的人的笑。其实，他总是表情抑郁，好像有“一种难以自拔的忧伤”。 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说，见到“他那温柔的眼神和那深深的痛苦”时，需竭尽全力才能让自己不流下泪来。 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碰到了他。是在一家小酒店里，他坐在一个角落，拿着长长的烟斗在抽烟，两眼紧紧地闭着，看起来就像死神已经逼近了他。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凉地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让对方写下要他做的事情。他的声音非常尖锐，是耳聋的人所惯有的。 他的脸色变幻不定，例如灵感突然出现时，或者正弹着琴被人撞见时。如果是走在街上，当这种脸色突变的时候，常常会把过往的行人吓一大跳。“脸上肌肉鼓了起来，青筋暴突，眼神更加粗野得吓人，两片嘴唇也在不停地哆嗦，像一个巫师招来了魔鬼，却被魔鬼制服了。” 他就是这个样子，犹如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 “就像是李尔王。”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如是说。 莱茵河的岁月 一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邻近科隆的小城镇波恩，在一幢旧房子的阁楼里，路德维希·冯·贝多芬降生了。 贝多芬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才艺平平的男高音歌手，嗜酒如命。母亲给人做女佣，她是一个厨师的女儿，第一任丈夫是一名男仆，丈夫死后，再嫁给贝多芬的父亲。 与另一位音乐家——在温馨家庭的呵护下长大的莫扎特相比，贝多芬的童年充满了苦难。他是在父亲的暴力下开始学习音乐的。四岁时，父亲就逼他在羽管键琴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或塞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这种有悖儿童天性的强制教育，简直让他喘不过气来。为此，他几乎就要永远地厌弃艺术。 而生活的重担却过早地压到他身上：少年时候，他就得养活自己。 他十一岁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做了管风琴手。 贝多芬与母亲感情深厚，“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她那么善良、那么让我爱戴！啊，当我甜蜜地喊着‘妈妈’的时候，当她能够听到的时候，我是多么幸福啊！”可是，一七八七年，母亲却因肺结核病去世了。贝多芬担心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总是感到不舒服，除此之外，他还被忧郁所侵袭，这是比病痛更加残酷的。 由于他的父亲酗酒成性，已无力支撑起这个家。年仅十七岁的贝多芬不得不担当起养育两个弟弟的重任。迫于现实，他只能要求父亲退休，经纪人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到了他手上，因为怕他父亲把钱胡乱花掉。 他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靠，那就是波恩的布勒宁一家，这是他永远珍视的。这里有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她是他童年的伙伴，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和诗歌，也许，他们之间产生过一种非常温柔的情愫。 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韦格勒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他们三人直到晚年，都保持着一种纯洁的友情，而且心灵还是像过去一样年轻。从韦格勒夫妇和他们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里，可以见证这一点。 他被迫离开了波恩，前往维也纳。他一生的时光几乎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可是，他从未忘记过莱茵河，她像是具有人性似的，活泼欢快地奔流着，温柔的河水浸润着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堤坡，就像父亲宽广的胸膛，蕴藏着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美丽的波恩，没有任何地方比她更美丽、威武而又充满柔情。所以，他把莱茵河称为“我们的父亲河”。 他生命中的前二十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少年的梦想就是在这里形成的。在那一片片草地上，那些被雾气包裹的白杨树、矮树丛和垂柳，它们的根浸泡在平静而湍急的水流中；那些村庄、那些教堂、那些墓地，也都用慵懒的眼睛好奇地俯视着河岸。远处的七峰山高耸云端，微微地泛着蓝光，山上的古堡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在那儿静静地兀立着，瘦削的轮廓看起来是那么古怪。 他始终心系这片土地，在生命将息的那一刻，他还梦想着与它重逢，可终究未能如愿以偿。 “我的祖国，我美丽的出生之地，在我看来，它永远都是那样美丽，那样明亮，就跟我离开它时一样。” 与命运抗争 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入读波恩大学。 那场席卷欧洲的革命爆发了，贝多芬的心也被革命所占据。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汇集地，当时，着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波恩大学讲授德国文学课，他后来成为了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的人们得到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时，还在上课的施奈德在课堂上即兴朗诵了一首诗，这首诗慷慨激昂，一下子就激发了同学们火热的激情。第二年，厄洛热·施奈德教授的一本革命诗集发表了。关于这本诗集，有一份预定名单，在这份名单里，我们可以找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战争日渐逼近，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去了维也纳，在这个德意志的音乐之都定居下来。在去维也纳的路上，他遇到了黑森军队正在向法国挺进，这激起了他的爱国之情。他开始动手为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曲，在一七九六年和一七九七年，他谱写了一支《出征歌》和一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的合唱曲。 大革命征服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自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还是跟法国人和使馆频繁交往。贝尔纳多特将军刚到维也纳时，贝多芬也和他有着亲密的接触。在这种交往之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共和派倾向。在他以后的岁月里，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倾向更加明显了。 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形象呢？在施坦豪泽曾给他画的一张像里，可以较好地体现出来。比起实际年龄来，画中的贝多芬显得年纪更小一些。一张严峻的脸上，燃烧着勃勃野心的烈焰。身材瘦而挺直，领口高高的，僵直地支起他的脖子。目光里满是鄙夷，却又有些紧张的神色。他对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力量充满信心。一七九六年，在他的笔记本里，他这么写道：“要勇敢！我有我的天才，虽然身体虚弱，但这份天才一定会大放异彩……二十五岁！我不是已经二十五岁了吗？……在这个年龄，一个人应该为他这辈子打造出一个完整的雏形。” 按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的话来说，贝多芬粗鲁傲慢、抑郁寡欢、说话一口外地腔。但是，只有他的几个密友才了解，在他这种傲然的笨拙下，藏匿的却是一颗善良的心。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首先的想法是：“例如，我见到一个朋友生活困难，我要帮助他，但是依我的经济能力却办不到，那么，我只消坐到书桌前，动手干点活，片刻之后，我就可以使他从困境里走出……这是多美的事。”接下来不久，他又这样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创造利益。” 可是，痛苦却找上了他，并与他纠缠了一辈子。在一七九六年到一八○○年间，耳朵里日夜不停地嗡嗡响，听力越来越差，而且内脏疾病也带给他很多痛楚。这样过了好几年，他都没有把这些告诉任何人，哪怕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他都不说。因为担心别人会发现自己的残疾，他老是躲着别人。这个可怕的秘密，他将它深深隐藏起来了。直到一八○一年，他隐瞒不下去了，才告诉了他的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善良的阿曼达，我的挚友……真希望你可以经常和我呆在一起！你的贝多芬实在是非常不幸。我的听觉——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已经变得很弱了。早在你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已感觉到征兆了，只是我在瞒着。后来，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是否能治，目前尚不得而知，我的肚子不舒服大概与此有关。肚子的不适几乎已全好了，但听觉是不是也可以治好？当然，我希望能治好，但这很困难，因为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得凄凄惨惨地生活了，在这个可悲、自私的世界里，我不得不避开我所珍视的一切……我只能在凄惨的隐匿中听任命运安排！当然，我确实考虑过，要战胜这一切的灾祸，可是，这怎么可能实现……” 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说：“……我过着凄惨的生活。近来，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避免所有的交际活动，因为我不能和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的是别的行当，这也许无碍，可是，对于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来说，这种情况就太可怕了。我的仇敌们会怎么说呀？ 他们可是为数不少啊！……在剧院里，我一定得坐得离乐队特别近才行，不然我就听不到演员们说的台词。要是坐得稍远一点的话，就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到了……别人说话轻声一点，我差不多听不见，可我又无法忍受别人冲着我大喊大叫的样子……对我的这一生，我总是不停地诅咒……古希腊的传记作家普吕塔克劝我听从命运的安排。要是有可能的话，我倒是想跟命运挑战，可是，我一生中的某些时刻，却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么可悲的逃避啊！但是，我却只剩下这条唯一的路了！” 他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年)，作品第十号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一七九八年)，反映了他当时那种悲剧式的痛苦。奇怪的是，像一八○○年所作的欢快的《七重奏》和清丽的《第一交响乐》，还有另外的许多作品，却并不带着这种痛苦，反而充满了年轻人的快乐。 也许，让心灵习惯痛苦必定需要一段时间。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实太残酷，它就会寻找过去。羁旅在维也纳的贝多芬，常沉浸在对故乡的回忆里，他当时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 《七重奏》中一段变奏的行板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支赞美莱茵河的曲子，是对年轻人的梦的赞美。它快乐又慵懒，可以体味出一种讨人喜欢的欲念。但是，在某些段落中，通过《引子》，通过一些低音乐器的和声，通过一些荒诞的谐谑曲，我们可以怀着激动的心情，在那青春的面孔上发现天才的目光。就像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儿的眼睛一样，人们已经认为，从中可以找到悲剧将要来临的迹象了。 在他肉体的痛苦之外，又增加了另一种痛苦。 要寻找贝多芬音乐灵感的源泉，必须深入到他的爱情与他的傲慢个性相抗争的过程中，去体会他那骄傲的性格被爱情所压抑的痛苦。 贝多芬的心灵中，带有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讨厌粗俗的谈论和思想。据说，对于莫扎特写《唐璜》这部歌剧，他始终都不能原谅，他认为莫扎特是在糟践才华。对于爱情的神圣，他也有着自己毫不含糊的看法。 第3章 贝多芬传(2) 韦格勒说，他所见过的贝多芬，始终都是激情高昂的。而他的这些激情是与欢娱无关，是纯洁的、无邪的。他的挚友辛德勒说得非常肯定：“他以儿童般的纯洁走完了一辈子，从未有过任何缺德需要忏悔。” 这样的人是注定要被爱情欺骗和伤害的。贝多芬就是这样，他一直都在痴情地恋爱，在追求着梦想中的幸福，然而，幸福的幻想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痛苦的煎熬。 一八○一年，他似乎对朱丽埃塔·居奇亚迪倾注了激情，他将着名的作品《月光奏鸣曲》(第二十七号之二，一八○二年)题献给了她。“我又感到活着的快乐了，并且与人接触得也多了……多么可爱的姑娘，是她的魅力促使我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她爱我，我也爱她。两年多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这样写道。 可是，他却为这段爱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本来身患残疾，而这段爱情让他更深地体会到残疾之苦，他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人。 再说，朱丽埃塔带给了贝多芬很多痛苦，她风骚、幼稚、自私，并于一八○三年十一月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 对贝多芬来说，他的心灵本已被病魔折磨得十分脆弱，这段激情却又给他带来无比的绝望，这有可能毁灭他的心灵。他几乎要倒下了，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从他当时写给他的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中，可以看出他的生命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他在信封上写明了“等我死后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呐喊声，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让听到的人无比悲悯。他不再对疾病痊愈抱有任何希望了：“那崇高的、支撑着我的生命的勇气都消失了”。如果不是因为他那决不屈服的性格，他几乎就要终结自己的生命了。 所有这些——爱情、痛楚、意志、颓废与高傲的交织以及内心的痛苦，在他一八○二年所写的伟大作品中都体现了出来：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其中戏剧化的吟诵有如一段雄伟而哀婉的独白；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莱尔的词句谱写的六支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而一八○三年的《第二交响曲》侧重反映了他青年时期的爱情：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意志得到了胜利。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永远不能让我屈服……啊！要是可以千百次地享受人生，该是多么美好！”是的，贝多芬坚强的性格不可能被挫折所打败，他又活了二十五年。 痛苦与幸福他的那些作品中，有好几部进行曲体现了战斗的节奏，其强烈和紧凑使听者深为震撼。《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而在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尤其突出。 这些乐曲体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英雄气慨，这很容易让人回想起它所产生的时代。当时，大革命的浪潮正在向维也纳推进，贝多芬也为此而激动。对于革命，他充满了同情。赛弗里德骑士这么说：“当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时，他总是主动地谈论起政局来。他对政局的评判显现着他独特的智慧和眼光。” 他晚年最知心的朋友辛德勒说：“他拥护共和思想。他支持无限制的自由，支持民族的独立……他希望人们能够创建一个共和政府……他主张在法国举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成功进行这种选举，从而为人类的幸福打好基础。” 就像革命的古罗马人，在普吕塔克思想的熏陶下，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英雄共和国，而胜利之神就是法国的首席执政。所以他接连写出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一八○四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叙事歌。 在他伟大而孤独的心灵里，时代的浪潮显得极其强烈，极其纯洁。 在这股浪潮中，显现着贝多芬的面容，如同史诗般洋溢着战争的激情。 《科里奥兰序曲》(一八○七年)像狂风暴雨似的呼啸着，《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第一章也和这个序曲一样，《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一八○四年)也同样如此，这一点俾斯麦曾谈到过，俾斯麦说：“我只要听到它，就能英勇不屈。”《埃格蒙特序曲》到《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一八○九年)，即使是一些炫耀技巧的乐句都无比壮烈，有着万马奔腾的气势。 这难道值得奇怪吗？他在谱写关于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的时候，霍赫将军即将战死在莱茵河畔，这是一位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更值得歌颂的人，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上，至今还矗立着他的纪念碑。就算贝多芬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在维也纳就亲眼看到了两次革命的胜利。一八○五年十一月，他的歌剧《菲岱里奥》首场演出，法国军官都去观看。而攻克巴士底狱的于兰将军，当时就住在洛布科维兹家，洛布科维兹是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贝多芬将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他。 一八○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在舍恩布伦驻军。没多久，贝多芬就开始对这些来自法国的征服者产生了仇恨。可是，他仍然深切地感受到了法国人那种史诗般的狂热。倘若谁不能像他一样地去感受这种狂热，那么，谁就不能完全明白他的这种行动，不能完全听懂他这种胜利的音乐。 贝多芬突然中断了他的《第五交响曲》，用跟以往习惯完全不同的手法，将《第四交响曲》一气呵成。因为幸福已经来临了。 一八○六年五月，他订婚了，未婚妻叫泰蕾兹·德·布伦威克。早在贝多芬初来维也纳时，她跟着贝多芬学钢琴，她就爱上了他，那时候她还是个70穃a小姑娘。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是贝多芬的朋友，一八○六年，他们两兄妹和贝多芬一起，在匈牙利的马尔车瓦萨家里作客，他们就是在那里相爱的。 在泰蕾兹·德·布伦威克的一些叙述里，保存着她对那些幸福时光的回忆。她说：“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晚餐后，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是伸手将琴键平抚一遍，他的这个习惯，弗朗索瓦和我都了解。他老是要先这样来一下才开始弹奏。然后，他敲了几个低音部的和音，接着，以庄重的神情弹奏起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要是你把心儿交给我，请先悄悄地传送，勿让他人知晓，你我心灵相通。’ “我母亲以及教士他们都已经睡下了；我的哥哥正在静静地望着远方；而我呢，他的歌声，还有他的目光，已经把我的心穿透了，我被幸福的感觉包围着——次日清早，我在花园里遇到了他。他告诉我说：‘我在写一部歌剧，剧中的主角已经在我的心里扎根，已经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从未有过现在这样的感受，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光明和纯净。在此之前，我就像童话里说的那个孩子一样，只顾着捡路上的小石子，而完全没有注意到路边开满了鲜花……’一八○六年五月，在得到我亲爱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后，我成了他的未婚妻。” 《第四交响曲》就是这一年写成的，它是一朵纯洁的鲜花，饱含着他这一生中那些平静岁月的芬芳。那个时候的贝多芬，据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泽说，他开朗幽默，热情风趣，彬彬有礼，能容忍厌恶的人，穿着考究。他竟然将他们迷惑住了，以致他们没有发觉他的听力出了问题，他们说他很健康，只不过有点近视。而当时梅勒给他画的一幅c1藑肖像里，贝多芬的神态也具有一种浪漫的高雅，只有略微的不自然。这只恋爱中的狮子，把自己的爪子藏起来了。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甚至从《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温柔里，感到那骇人的力量，感受到固执的性格以及愤怒的嘲讽。 爱情的美好影响持续到了一八一○年。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能重新振作起来，他的才华结出了甜美的果实。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的梦幻——《田园交响曲》(一八○八年)，还有他的所有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热情奏鸣曲》——他自己这样看的，它是受到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迪而作的，于一八○七年发表，并把它题献给了泰蕾兹的哥哥。 作品第七十八号(一八○九年)，这支充满着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他题献给了泰蕾兹，还附上了一封题为“致永远的爱人”的信。这封信没有日期，就跟《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炽热的爱情： “我的天使，我的全部，我的‘我’……我的内心有千言万语要向你倾诉……啊！不管我在何处，你都与我同在……你也许无法在星期日之前得到我的最新消息，想到这里我哭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不过，我的爱却更加强烈……噢！上帝！生活中要是没有你，我该怎么过！多么亲近，却又这般遥远……我想的全部是你，我永远的爱人，这种想念有时是快乐的，有时又变得忧郁了，它向命运垂询，命运能不能接受我们——我只要跟你一起生活，不然我就没法活了…我的心决不会被其他女人所占据。绝对不会的！绝对！噢，上帝！为何相爱的人要分离？可是，我现在过着忧愁的日子。因为你的爱，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的男人，却又是最不幸的男人……安静……安静下来——爱我！今日、昨日，多么强烈的渴望、多少热泪抛向你！你是我的生命，是我的一切，再见了……啊！继续爱我吧，永远也不要误解你最亲爱的人，不要误解他的心，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 那种深邃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那么，是什么原因妨碍了这对相爱的人的幸福？或许是因为没有足够财富；或许是因为现实条件的差距；或许是因为人家强迫他长期等待，让他保持爱情的秘密，使贝多芬感到屈辱，从而进行了反抗；又或许是他的粗暴、他的疾病、他的愤世嫉俗，无意中使他爱的女人感到痛苦，而他自己也绝望了……总之，婚约毁了。但是，他们俩好像都不曾忘记这段爱情。泰蕾兹·德·布伦威克于一八六一年去世，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爱着贝多芬。一八一六年，贝多芬说：“只要我一想起她，我的心还是跳得那么激烈，就像与她初次见面时那样。”他于这一年写下了六支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泰蕾兹曾送了一幅自己的肖像给贝多芬，上面题字为：“送给罕见的天才，杰出的艺术家，善良的人。泰·布赠。”贝多芬晚年时，曾有一位朋友见到他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习惯似的大声说着：“你那么美丽，那么伟大，就像是一位天使！”那位朋友退出来，不久又回去，看到他正坐在钢琴前，就对他说：“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的脸色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可怕的神情了。”贝多芬回答说：“因为我的天使今天来看我了。”可见这段爱情带来的创伤之深。他还喃喃地自言： “可怜的贝多芬，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属于你的幸福。你要找到真正的朋友，除非是在理想的世界里。” 在他的笔记里，贝多芬这样写道：“服从于你命运的安排：你注定只能为他人而活，而不能为自己活着；对你而言，你的幸福仅仅是存在于艺术中。啊，上帝，赐予我力量吧，让我战胜自己！” 我的王国在天空 爱情抛弃了他。一八一○年，他又成了一个单身男人。但是，光荣来到了，正值壮年的他也感到了自己全身都是力量。他任意发泄自己粗暴的脾气，用不着在乎别人说什么，也不必顾忌社会的一切规范。 有什么必要去顾虑什么呢？爱情已经破碎了，一切的雄心壮志都消沉了，剩下的只有他的力量，他只能从力量的消耗中寻求欢乐。“力量，对于那些不平常的人而言，它就是一种精神支柱！”他又不修边幅了，言谈举止更加毫无顾忌。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权利，即使是面对那些地位高贵的人物。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并不认为有什么是高贵的，除了善良。” 贝蒂娜·布伦塔诺在那时候见过他，她说：“没有谁——即使是皇帝或国王——能像他这样坚信自己的力量。”她被他震撼了，她在一封给歌德的信中说：“一见到他，我就忘记了整个世界，甚至也忘记了你。啊，歌德……我并没有错，在我看来，这个人远远地超越了当代文明。” 那时候，歌德有心结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他们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了，不过，俩人却谈不来。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赞赏有加，但是，他那过于率性和暴躁的性格，跟歌德实在不能相处，并且在某些事情上对歌德造成了伤害。他给贝蒂娜的信中讲述了他和歌德一起散步的事情。这位傲岸的共和派，教训了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一番，使得这位参议永不能原谅他。 也是一八一二年，贝多芬在特普利兹写成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这只花了他几个月时间。这两支曲子分别是富有节奏感的祭乐和诙谐的交响曲，它们最自然、最放松，带有欢乐的疯狂的激情，有出乎意料的对比，令人惊叹的伟大的机智，那种巨人似的爆发，令歌德和泽尔特都感到惊惧。在德国北方，流传着《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的说法。没错，是一个醉了的人创作的，不过，是一个陶醉于力量和天才的人。 他自己也说：“我是酒神，为人类酿制琼浆玉液。我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神圣的狂热。” 瓦格纳曾说，《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贝多芬在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我并不知道是否如此。不过我可以从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发现他那来自佛来米族的遗传。同样，在这样一个崇尚纪律和服从的国度，他的言谈举止却大胆而狂放，这也是他自身血统带来的。 《第七交响曲》中饱含着那么多的坦荡，那么多的自由的力量，这是任何一个作品都无法相比的。这是纯粹的娱乐，是对力量的浪费，那种欢快就像一条泛滥的河流。在《第八交响曲》中，力量虽然没有那般雄浑，却更为奇特，更为人性化，悲剧和闹剧相互交织，大力士一般的强健和孩童般的任性交融在一起。 一八一四年，贝多芬的荣耀可谓是达到了顶点。维也纳大会上，他被看成是欧洲的荣耀。亲王们向他致敬，而他则高傲地接受他们的献媚——他曾这样向辛德勒吹嘘。 独立战争更加激发了他的激情。一八一三年，他作了《威灵顿的胜利交响曲》，而在一八一四年初，他又作了《德意志之再生》这支战斗合唱曲。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着君王们的面，他指挥演奏了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写了一个名为《大功告成》的合唱曲。 比起他其他的所有音乐作品，这些应景之作给他带来的声誉要更大一些。布莱休斯·赫弗尔依照弗朗索瓦·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为他作了一幅木刻画，弗兰茨·克莱恩于一八一二年从他脸上拓出了一个脸模，在这木刻画上和脸模上，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时的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出来。这张牙床紧咬的狮子脸上，深印着愤怒和痛苦，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意志力——拿破仑式的意志力。谈到耶拿战役之后的拿破仑时，他说：“真遗憾，对于战争，我不像对音乐那般拿手！不然，我将打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在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的信中，他说：“我的王国在天上。” 孤独的深渊 荣耀成为过去，他生命里最悲惨的时期到来了。 第4章 贝多芬传(3) 在维也纳这座充满了轻佻和浮华的城市里，贝多芬这种傲岸又自由不羁的天才根本不可能讨人喜欢。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离开这里。在一八〇八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下定决心离开奥地利，打算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音乐之都维也纳终究有一些高雅的鉴赏家，他们发现了贝多芬的伟大，正是这些独具慧眼的人们，使他们的祖国避免蒙受失去贝多芬的奇耻大辱。 一八〇九年，维也纳三位富有的贵族承诺每年给他四千弗罗林，唯一的要求是他必须留在奥地利。这三位具有慧眼的贵族就是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他们说：“一个人只有在不为衣食所忧的前提下，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艺术创作，伟大的作品才有可能诞生。所以我们决定支持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为他的创作消除物质上的障碍。” 很遗憾，这笔年金并没有足额支付，没过多久就完全停止了发放。 一八一四年的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也改变了。当时的社会开始青睐政治而鄙薄艺术，将贝多芬视为迂腐的代名词。 此后，他的朋友和保护人相继死亡或分离，一系列重大变故接踵而至：一八一二年金斯基亲王去世；一八一四年里希诺夫斯基亲王去世；洛布科维兹也于一八一六年去世。而拉美莫夫斯基——贝多芬的第五十九号作品的受赠者，也在一八一五年二月举行了最后一场音乐会。贝多芬童年时代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在一八一五年与贝多芬因一言不和而分道扬镳。从此，贝多芬的世界里一片孤独。他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里写道：“我孤苦伶仃地活在这世上，一个朋友都没有。” 他的耳朵之前只是重听，这时也完全聋了。从一八一五年秋天开始，他跟别人只能用笔交流。一八二二年，在《菲岱里奥》演奏会上，贝多芬自己要求指挥总排练，辛德勒这样叙述当时的场景： “……从第一幕的第二部开始，明显地，他已完全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他将演奏减慢了很多，乐队跟随他的指挥棒演奏，而歌手们却不管不顾地往前赶。一切就这样乱套了……重新开始后，还是出现同样的混乱……演出不可能再由贝多芬来指挥了，可是怎么跟他沟通呢？ 谁也不忍心对他说：‘退下吧，可怜的人儿，你无能为力了。’贝多芬焦急不已，烦躁不安地左顾右盼，试图从大伙的表情上看出端倪……突然，他大声把我叫过去，递过他的笔记本，要我写下来。我写下这句话：‘求您不要再指挥下去了，回去后我会告诉您原因。’ “他猛地跳下来，冲我叫起来：‘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一进门，就瘫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就这样呆到吃饭。饭桌上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显得无比痛苦、虚弱、颓丧。……告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治疗耳疾的名医……十一月里的这一天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一天，在我与贝多芬来往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我从未见过哪一天能与这天相比。他的心灵受到重创，他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可怕场面的阴影之下，直到死去的那一天为止。” 两年后，即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担任《合唱交响乐》的指挥时，或者不如按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时，全场向他发出一片喝彩声，而他压根儿就没有听到，直到一位女歌手拉起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他这才突然看见观众全体起立，挥舞着帽子，鼓起掌。 一八二五年左右，美国旅行者罗素见过他弹钢琴，说当他想轻柔地弹奏时，琴键没有响声，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和抽搐的手指，令人无比伤感。 他开始自我封闭，只有大自然能给离群索居的他带来些许慰藉。 贝多芬这样写过：“世界上没有人如我一样喜爱田野……我喜爱一棵树超过喜爱一个人……”在维也纳，他每天都要绕城墙转一圈；在乡间，他总是一个人从早到晚地散步，不管是烈日高照，还是风雨飘摇，他都不戴帽子。“万能的主，我在树林里，多么快乐啊！在树林里，我快乐无比，每一棵树都向我传递着你的话语。上帝，太美妙了，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丘上，如此的寂静，它在为你效劳。” 可是，财务带给他的烦恼却使他精疲力竭。一八一八年，他这样写过：“我几乎要沦为乞丐了，但我还得装，装作自己衣食无忧。” 他还这样写过：“写作品第一百零六号时，确实是迫不得已了。为换取面包的创作是苦不堪言的。”据施波尔说，贝多芬的鞋裂口子了，他经常无法出门。因为他的作品卖得不好，他不但没赚到什么钱，还欠了出版商许多债。《d大调弥撒曲》只有七个人订购，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的那些精品奏鸣曲，他创作每一支曲子都花了三个月，但是，每一曲给他带来的回报勉强算来也才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指定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或许是他的最深邃的作品，是和着他的血泪的作品，可是，亲王却没有付给他一分钱。 生活是如此窘迫，可是，他还要没完没了地打官司。为了向别人索取答应给他的报酬，他要打官司。一八一五年，他的兄弟因肺结核去世，留下了一个儿子，他为了保留对这个侄子的监护权，也要打官司。 他将满心的温情全倾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个叫查理的侄子，他有一个很不称职的母亲。一开始，贝多芬必须跟他这个弟媳争夺查理。他这样写道：“啊，我的上帝，我的城垣，我的防卫，我唯一的避难所！我看透了我的心灵深处，有人与我争夺我的查理——我的宝贝，我不得不承受这种苦痛！听听我的呼唤吧，我不知如何称呼的神明呀，在你的造物中，这个最不幸的造物，请接受他强烈的祈祷吧！” “啊，我的上帝！救救我！你看到了的，全人类都抛弃了我，因为我不愿向不义低头！请接受我的乞求，至少在以后，使我能和我的查理生活在一起……哦，命运如此残酷，如此不可调和！不，不，我的不幸永远也不会结束！” 他热烈地爱着他的侄子，如此信赖他的侄子，可是，这个侄子却并不配得到这一切。在给他的信里，贝多芬显得非常痛苦和愤懑，就像米开朗琪罗写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一样，不过他显得更为天真，更加感人： “最卑劣的无情无义的回报，难道我还需要再次得到吗？如果要割断我们之间的联系，那好，就随他便吧！当那些秉持公正的人知道后，他们都将恨你……使我们连在一起的种种约束，如果你不堪忍受，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世间的一切都在按上帝的意志发生——把你交给主，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了，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那最高的审判者……” “像你这种被惯坏了的孩子，想方设法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吧，这样对你才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你那么虚伪地待我，太让我心痛了，也让我很难忘记……上帝为我作证，我但愿与你相距千里，远离你这可悲的小兄弟和这般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然后他签了名：“不幸啊，你的父亲——或者也是幸运，我不是你的父亲。” 但他立刻又心软了： “我亲爱的儿子！什么也不要多说，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至于你的将来怎么安排，我们好好谈谈吧。我以我的荣誉担保，我一定不会责备你！责备将毫无用处。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只会是疼爱，是最亲切的帮助。来吧，到你父亲那忠实的心窝里来。贝多芬。 “来吧，接到这封信立即就回家来。” 在信封的背面，他还写着一行法文：“若您不来，就必是令我去死。” 他又哀告说：“不要撒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若别人说的都是真的，你以虚伪来回报我的话，那是多么可耻啊……再见，虽然不是生你的，但一定抚养过你，并为你的成长竭尽心血的人，用他比父爱尤甚的爱，从心底深处求你走上唯一的善良和正直的大道。你的忠诚的好父亲。” 他全身心地爱着这个叫查理的孩子，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但是，孩子的表现却令人失望，根本不配得到他伯父如此的信赖。 这个侄子并非缺少天资，贝多芬本想将他引入大学，但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最后只得答应他让他去经商。可是，查理却爱去赌场，并欠了大把债。 做伯父的具有伟大的情操，做侄子的却没有得到有益的影响，反而使他恼恨和反抗，他如此可耻地说过：“我变得更坏了，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一八二六年夏天，他居然对着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他自己并没有死，倒是贝多芬始终未能从这个可怕的打击中摆脱出来。 贝多芬临终前，他也没有陪在身边。贝多芬曾在给他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未抛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来为我送终。”不过，给他送终的并不是他称为“儿子”的那个人。 欢乐颂 陷在忧伤的深渊里，贝多芬着手歌颂欢乐了。 他这一生始终希望歌颂欢乐，以此作为他某部大作品的终曲。一七九三年，他还在波恩那时候，就考虑过此举。整个一生，他都在琢磨歌颂的确切形式，琢磨着可以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他一直没有定下来。即使是在《第九交响曲》，他也仍然在犹豫。在最后一刻，他还想着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第九交响曲》差点就有了一个与现在不同的结尾。要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不是大家常常听说的题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终曲的交响曲》。一八二三年七月，贝多芬还在考虑用器乐曲作为它的终曲，后来，这段器乐曲被他用到作品第一百三十二号的那个四重奏里了。车尔尼和松莱特纳甚至肯定地说，对于这个念头，在一八二四年五月的演出过后，贝多芬一直没有放弃。 要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这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困难。要与他忠实的乐队分手，他下不了这种狠心。他说：“一个念头突然迸出来时，我就听到一种乐器在弹奏它，我从来就没听见过人声在歌唱。” 所以，他使用声部时总是尽量延后。他不仅将终曲的吟诵交给器乐来演奏，甚至连欢乐的主题也是如此。 这个不幸的人，愁苦一直在折磨着他，而他却一直想要歌颂欢乐！ 然而，他却又因为不断地卷入激情与愁苦，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实现了夙愿。 当欢乐的主题首度出现时，乐队戛然而止，突然的寂静让一种神秘而又神圣的气氛注入歌唱之中。确实应该如此：这个主题就是神明。 这份从天而降的欢乐，被神圣的平静包围着：它用轻柔的气息抚慰着痛苦；当它无声无息地渗进正在康复的心灵时，起初的接触非常温柔，就像贝多芬的那个朋友的感受一样——“看到他温柔的双眼，直想流泪”。 主题随后进入声部，一开始表现的是低音部，情调有点严肃和压抑。逐渐地，欢乐把人攫住。这是征服，是在与痛苦战斗。接下来是进行曲的节奏，军队浩荡，男高音热烈而急促，那一切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可以从中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到启迪而发出的呼喊，让人看到他边作曲子边走过田野，那么陶醉而狂放，就像置身于雷雨之中的李尔王。然后是宗教的陶醉，神圣的狂欢，疯狂的爱。全人类都向苍天伸开双臂，强烈地欢呼，往前冲去，去迎接欢乐，并把它紧搂在怀里。 平庸的公众被巨人的作品所战胜，充斥着轻浮之气的维也纳，一时也被它所震撼。 但是，贝多芬在这里总是感到忧伤和侮辱，因为当时的维也纳，被罗西尼和意大利的歌剧占领了。他要去伦敦定居，还想把《第九交响曲》定在那儿首演。不过，他的几位高贵的朋友再三恳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得知您写了一部新的圣乐曲，这部作品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表达了您的信念所启迪您的那些情感。一种超自然的光芒已经深入到你的心灵，它被此照耀着。而且我们还知道，在您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添加了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您最近几年隐遁了，这让所有曾把目光转向您的人感到难过。大家都很痛苦，都在思索着，当一种外国音乐想方设法要移植到我们的舞台上，以使德国艺术被人遗忘的时候，而那位天才，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他却保持着沉默……我们的民族在期待，期待一种新的生命和光荣，期待一种不顾当今潮流而重创真与美的时代，能担当起这一重任的人只有您……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愿，但愿您能尽早让我们实现……但愿仰仗着您的天才，为了我们，为了世界，未来的春天鲜花更盛！”这些挽留他的信言词恳切，也得以证明，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贝多芬所享有的巨大威望不仅表现在艺术上，而且表现在道德上。 崇拜他的人们颂扬他的才华时，想到的第一个词儿不是科学术语，也不是艺术术语，而是“信念”。 贝多芬被他们的诚心所打动，他继续在维也纳待了下来。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演出极其成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贝多芬一出现，观众们就不停地鼓掌，甚至一连鼓了五次掌。在这个讲究礼仪的国家，哪怕是皇族驾临，一般都只鼓三次掌。演出如此狂热，连警察都出动了。交响曲引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很多人当场感动得哭泣。音乐会后，贝多芬激动异常，竟晕了过去。有人把他抬到辛德勒家，他一直昏沉地和衣躺着，一整夜都没有吃喝。 不过，胜利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贝多芬并没有因此得到钱。音乐会没有给他带来哪怕一分钱的收入，他穷困的物质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虽然他贫病交加，孤独无助，但他却是个胜利者，是战胜人类平庸的胜利者，是战胜自己命运和痛苦的胜利者。 “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这个凌驾一切的上帝！” 悲剧的终结 终于，他抓住了他这一生的追求。他获得了欢乐。他会在这让暴风雨平息的心灵的最高境界久留吗？是的，有些时日，不得不时常跌进往日的忧愁之中。在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斥着怪异的影子。 然而，似乎《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带给了他光荣。他将来有这些计划： 创作《第十交响曲》和《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曲、为克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音乐，还有创作《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由此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典大师们那种强有力的宁静，如巴赫和亨德尔。 一八二六年，施皮勒大夫见了他一面，他说，贝多芬看起来容光焕发，非常精神。也是在这一年，一位失意的诗人格里尔巴泽最后一次见到贝多芬时，是贝多芬鼓励他振作起来。格里尔巴泽说：“啊！ 要是我有您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就好了！” 时事如此艰难，人们的思想被反动的专制政治所压迫。格里尔巴泽叹息着说：“审查制度扼杀了我。要是你想自由发表你的言论和思想，就该去北美。”但是，贝多芬的思想是任何权势也没法锁住的。 第5章 贝多芬传(4) 诗人库夫纳给他写信说：“文字虽然被束缚，幸好，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就是伟大的自由之声，在德国思想界，这也许是仅有的一种自由之声。这一点他自己也发现了。他总是提起他必尽的职责，要以自己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未来的人类”而战斗，造福人类，给予他们勇气，斥责他们的懦弱，让他们觉醒。 他给他的侄子的信中说：“在我们的时代，对于那些可悲的人们，需要用坚强的心灵去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不管是对政府、警察，还是对贵族，贝多芬都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哪怕面对公众也是这样。警方虽然知道，但他们对他的批评和讥讽都能包容，把它们看作是无关紧要的胡言乱语，所以也就对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的言论听之任之了。” 如此看来，这个无法驯服的力量，没有什么能使它屈服，而现在这力量更是开始捉弄痛苦了。在他最后的几年里，尽管创作条件艰苦，但他的音乐常常带着一种全新的特点：嘲讽、蔑视、傲然而欢快。他死前四个月，于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最后一段，作品第一百三十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终曲，可以说轻快异常。说严格点，这不是常人所有的那种轻快。它一会儿是莫舍勒斯说的那种嬉笑怒骂，一会儿又是与痛苦作战获胜之后的动人的微笑。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胜利者，他不相信死神。 但是，死神还是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末，他因着凉而患上了胸膜炎，他在维也纳病倒了，在为了侄子的前途，冒着隆冬的严寒四处奔波回来后就病倒了。而朋友们都相距遥远。他叫侄子给他去请医生。据说这个冷漠的家伙居然忘记了，直到过了两天后才想起来。医生来得太迟，诊治马虎。三个月里，他那运动员的体魄在与病痛抗争着。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立他亲爱的侄子为正式继承人。此外，他想到的还有莱茵河畔的朋友，他写信给韦格勒，说：“……我真想再跟你说说话啊，但是我已经变得太虚弱了，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心里吻你，还有你的洛申。” 要是没有几位英国朋友的慷慨相助，在他生命最终的时刻可能也会被贫穷所笼罩。他变得很温顺和有耐心。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在弥留之际，在经过三次手术后等待第四次手术时，他躺在床上，安详地写道：“我想，不管什么样的病痛都会同时带来点好处的。” 这个好处就是解脱，就是他临终前说的“喜剧的结局”，但我们却要说：这是他这一生的悲剧的结局。 在一场大雷雨——一场暴风雪中，在滚滚雷声里，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替他合上眼睛的是一个陌生人(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 作者致埃尔多迪伯爵夫人的信 （一八一五年十月十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赞颂过他伟大的艺术成就！可是，他绝不仅仅是一个最伟大的音乐家，他还是这个时代最勇敢的艺术力量的化身。对于在苦难和奋斗中的人们来说，他是他们最伟大的好朋友。当我们为世界遭受劫难而悲伤时，是他来到我们身边，就像坐在一位服丧的母亲身边，并不说话，只是弹出一支隐忍悲情的钢琴曲，来安慰那位哭泣的女人。 我们在庸俗的善与恶中，进行着无休无止的争斗，这种毫无意义的争斗弄得我们精疲力竭，这时候，我们找到他，浸泡在他这片意志和信仰的海洋中，那真是美得难以言说。我们从他身上得到了勇气，得到了战斗的幸福，得到了与上帝同在的陶醉。 他与大自然时刻作着沟通和交融，最终，他从其中汲取了深邃的力量。格里尔巴泽赞赏贝多芬时竟带有某种害怕的情绪，他在谈到他时说：“他只走进了可怕的境界，艺术居然与野性和古怪的元素相混合。”舒曼在谈及他的《第五交响曲》时也说：“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它，它对我们还是有威力，这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力量，就像大自然的现象，虽然不断地产生，却一直让我心生恐惧和惊愕。”他的好朋友辛德勒说：“他真正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确实如此：贝多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量，一股原始的力量，和大自然其他成分之间相互交战，于是产生了一种壮观的如荷马史诗般的景象。 他的一生犹如一个雷雨天。 由一个明媚清亮的早晨开始，仅有几缕若有若无的轻风。但是，空气虽然静止，却隐隐预感到有某种沉重的威胁。突然间，卷过大片乌云，雷声悲鸣，狂风怒号，《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奏起。 这时候，白昼的清纯并没被损害。欢乐还是欢乐的，纵使忧伤，却总带着一线希望。 但是，一八一○年后，心灵的平衡被打破。光线变得怪诞起来。 一些最清晰的思想，在人们眼里就像是升腾着一些水汽，反复地散聚，它们那种凄惨而古怪的骚动将人们的心笼罩住。雾气中，音乐主题经常是浮现出一两次就完全消失，直到曲终时，它才重新出现在一阵狂飙之中。就连快乐也带有苦涩而粗犷的特点。一切情感中都掺杂了一种热病和毒素。夜幕降临，雷雨聚集。黑压压的云层堆蓄起来，闪电挟带着暴风雨，开始《第九交响曲》了。突然，疾风暴雨之中的黑夜被撕裂，天空开了一道口子，黑夜被驱赶，意志力又将白昼的明媚还给了我们。 哪种征服能与它媲美？这种超越凡尘的光荣，这种人类心灵从来没有过的最辉煌的胜利，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达到过了？抑或是奥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阳光达到了？一个不幸的人，一个被贫困、残疾、孤独、痛苦缠绕的人，一个世界不给他欢乐的人，他竟创造了欢乐，把欢乐带给人间！ 他把自己的苦难酿造成了快乐。就像他说过的一句豪言壮语，他的人生浓缩成了这句话，并鼓舞着所有勇敢的人： “用苦痛换来欢乐。” 贝多芬的遗嘱之一 哦，你们这些人啊，居然认为我或让我被人认为是个记仇的、疯癫的、愤世嫉俗的人，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啊！你们并不知道，在这种外表下，有怎样无法言说的原因！ 我的心灵，我的精神，它们从我童年时代起就是倾向于温柔和仁慈的情感。我甚至一直打算去完成一些伟大的事业。但是，请考虑一下，这六年来，我的身体是多么糟糕，而一些无能的医生还将我的病情耽误，我一年又一年地接受着谎言，总盼望着可以好转，最后却只能面对这种结果：它是一种顽症，不是绝对不可以康复，但也许要等好几年才行。虽然我天生乐观而积极，社会上的各种消遣活动都能适应，却不得已早早地脱离人群，孤单地生活。有时我也想克服这一切，而不断翻新的残疾却总是阻隔着我，这是多么无可奈何的事啊！但我又无法跟别人说：“放大声一点，大声地喊，因为我是个聋子！”我怎么能开口告诉人们我的某个感官有毛病？对我来说，这个感官比对任何人本应更加重要和完美，而且它从前也是最完美的，在我这一行中，肯定没有人比得上这种完美——噢！这可是难以出口的话啊！ 我本想与你们作伴，但是，若你们看到我躲在一边，请你们原谅我。我的不幸让我倍感痛苦，因为它使我被人们误解。我没办法与人交往，与人进行微妙的谈话，与大家进行倾诉，我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安慰。孤单，彻底的孤单。我越是急需走向交际场合，越是恐惧、小心。我像一个被放逐的人在生活。要是我进入哪个社交场合，我马上会感到一种揪心的忧虑，我担心有人会发现我的残疾。 所以我近来在乡下住了半年。我那高明的医生告诫我，一定要尽力好好保护自己的听力，这倒合我的心愿。我多少次都心痒痒地渴望与人接触啊！可是，当我身边的人听到了远处的笛声或者牧童的歌声，而我却一点也没听到时，这是多大的耻辱！这让我几乎要彻底陷入绝望了：我差不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是艺术，只有它能挽留住我。啊！我觉得，当我还未完成生命赋予我的全部使命时，我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我就这样苟且偷生，这是多么悲惨的生活啊，身体是那般虚弱，哪怕在我身体最好的时候，只要一点细微的变化，就能把它转入最糟糕的境地！ “忍耐！”这是别人说的。现在，我应该选择忍耐作我的方向。我有了耐心来抵抗，但愿我能坚持长久，一直坚持到无情的死神将我的生命线掐断。 我已经有所准备，这也许是好事，也许不是好事。我二十岁就被迫成为了哲学家，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那是比其他人更为艰难的。 神明啊，你可以从苍天探进我的内心深处，你懂它，你知道，在我的心中，居住着人类的爱和行善的愿望！啊，人啊，要是你们哪天看到这句话，想一想你们曾经不公平地对待我。像我这般痛苦，但愿不幸之人在看到我时能感到宽心，虽然大自然为他设计了各种障碍，但他竭尽了自己的能力，立足于艺术家和精英们的行列。 卡尔、约翰，我的兄弟，在我死之后，要是施密特教授尚健在的话，你们就以我的名义去请求他述说一下我的病情，并把这封信夹在我的病历里，以便让我离世之后，这个社会尽可能地承认我。另外，我那微薄的财产就由你们继承，将它平分。你们要相亲相爱，相互扶持。我早就原谅了你们对我的伤害，而且，你，我的卡尔，你近段时间给与了我很多照顾，我对此心存感激。我祝愿你们生活幸福，不像我这样满是愁苦。要培养你们的孩子的道德感：使人幸福的只有道德，而不是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我穷困潦倒时，正是道德在支撑着我。正因为有它，也因为有艺术，我才没有选择自尽的方式来结束我的生命。 永别了，愿你们相亲相爱！在此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谢，尤其是里希诺夫斯基亲王和施密特教授。我希望，里希诺夫斯基亲王的乐器由你们俩中的一个人保管。你俩千万不要因此而起争执。要是它们能帮助到你们，立即卖掉它们也无妨。要是在我躺在墓穴之中的时候，我还能帮上你们，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 倘若可以如此，我将高兴地迎接死亡。假若死神可以等我所有的艺术天分得到挖掘后才来，那么，即便我命运多舛，我还是希望它可以迟来。不管怎么说，就是这样我也高兴了。难道它不正是让我从无休无止的痛苦中得到解救吗？喜欢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吧，我会勇敢地迎接你。永别了，不要把我彻底遗忘在坟墓里。我是值得你们怀念的，因为我在世时经常思念你们，想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祝你们幸福！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一八○二年十月六日 于海林根施塔特 贝多芬的遗嘱之二 给我的弟弟卡尔和约翰，等我死去再拆阅和执行。 海林根施塔特，一八○二年十月十日。 我这就要向你们告别了，这当然很悲痛。没错，我的希望，我所怀有过的一定程度上治愈的希望，它大概完全抛弃了我。就像飘零的秋叶，它枯萎了，我也干枯了。我像来时一样走了。以前，在我美好的夏日支撑我的那最大的勇气，现在也不见了。啊，我的主，给我表现一次纯洁的快乐日子吧！那种真正快乐的深邃的声音，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啊，我的神明！在大自然和人类的圣殿里，我还可以得到欢乐吗？永远也不可以了吗？不？啊！这太残酷无情了！ 贝多芬书信集 致阿曼达牧师的信 （大约写于一八○一年） 我真诚的朋友，我亲爱的、善良的阿曼达，看着你的来信，我的心情既痛苦又欢乐。你对我的忠诚和关怀是什么也比不上的！你一直都是我的朋友，这可太好了。没错，我可以坚决地不把你等同于其他人，因为我曾经考验过你的忠诚。你不是一个来自维也纳的朋友，你应该属于我的故乡所能养育的那种人！你的贝多芬太不幸了，因而，我是多么盼望你能够时常伴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我的听力，也是我身上最宝贵的一部分，它衰退很多了。早些时候，你还跟我在一起时，我就有了预兆，只是我一直隐瞒着；后来，情况越来越坏。暂时还不知道可不可以治好。我的肚子不舒服也许跟这有关系。现在肚子差不多完全好了，可是听力能否治好呢？我当然希望可以治好，可是这相当难，因为这类疾病根本无法医治。我只能悲惨地过日子了，我所珍视的一切东西，我都得避开，而且还是在这个如此可悲和自私的世界里！ 所有的这些人里，对我来说，只有希诺夫斯基最靠得住。去年以来，他给了我有六百弗罗林了：这些钱，再加上我卖出作品的收入，让我不用为吃饭发愁了。我现在写的东西，马上就可以卖给五个出版商，并且出价都不低。近来，我写了挺多的东西，知道你在订购一些钢琴，我可以寄给你一架钢琴和我的一些作品，让你省点钱。 有一个朋友来了我这里，这让我现在稍感安慰，跟他在一起，我可以享受到一点交谈的乐趣，享受到无私的友情。他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个朋友。我经常跟他说起你，我告诉他，你是我离开故国后最贴心的朋友之一。……啊！要是我听力好的话，该多么幸福！我就会奔向你。可是必须避开一切，我最美好的时光流逝了，我的才情和力量可能要求我做的一切，我都没有完成。隐忍是多么可悲的事，但我只能在其中偷生！不错，我确实想战胜我所有的灾祸，可是这又怎么可能？ 阿曼达，要是半年后我的病还没有治好，我要你放下一切，到我的身边来，陪我去旅行，残疾对我的演奏和作曲还没有太大影响，只是在跟人交往时让我感到麻烦，我深信，做我的旅伴你不会缺少幸福的。现在，有什么是我不敢较量的！ 你走之后，我几乎是啥都写，甚至连歌剧和宗教音乐都写。是的，你不会不答应我的，你会帮助你的朋友渡过难关，会为他排遣忧愁。 我的钢琴演奏水平提高了很多，我希望这次旅行也能给你带来快乐。 然后，你就留在我的身边，直到永远。 你的信我都收到了，虽然我回信很少，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我的心脏在为你跳动，带着跟你一样的温情。我告诉你的一切有关我听觉上的事，请你不要对任何人说，你一定要严守秘密。 盼常来信。 你的信，哪怕是写得再短的信，也能使我得到慰藉，使我获益匪浅。我期盼着快点收到你的来信，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没有把你的四重奏寄还给你，因为从我开始可以正式创作四重奏后，我便将它们完全改动了。等你将来收到时，就会知道的。 别了，亲爱的好友！要是你觉得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给你带来愉快的话，你一定要向我说实话，我是真诚地爱你的、你忠实的路·冯·贝多芬。 致弗兰茨·格拉德·韦格勒博士的信 （一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于维也纳） 我最亲爱的韦格勒，谢谢你的关注！我不敢奢求你的关注，对此我受之有愧。然而，你的心真好，即使我的大大咧咧是不可饶恕的，但你也毫不在意，你始终是我最忠诚、善良、正直的朋友。——啊，不要说我会忘记你，会忘了你们大家，你们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我又怎能忘记了！相反的，我经常想念你们，想和你们待在一起。 第6章 贝多芬传(5) 我的故国，我的出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我刚离开时那样真真切切。我的父亲河——莱茵河，当我将与之再次相见，并向它致敬时，那将是我平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这个心愿何时能实现呢，现在我还无法告诉你确切的时间。但至少可以跟你说，你们会发现我又长大了：这不是指艺术方面，我指的是做人方面，你们会觉得我更善良和完美。如果说我们国家在物质生活上没有得到提高，那么，我的艺术将可以为改善穷人的命运贡献力量……我的近况还不算太坏。说给你听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从去年开始，希诺夫斯基一直是我最热情的朋友，我和他之间确实产生过一点小误会，不过这反而加固了我们的友谊。他给了我每年六百弗罗林的津贴，一直给到将来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为止。我作曲得到的收入还不错，订单也是接二连三地来，我可以这么说的。我的每件作品都有六、七个出版商争抢，只要我自己不怕烦的话，更多的都会有。 他们不再跟我讲价了，就按我定下的价照付。你看，多美的事！ 例如，我见到一个朋友生活困难，我要帮助他，但是我的经济能力却办不到，那么，我只消坐到书桌前，动手干点活，片刻之后，我就可以使他从困境里走出。但我也比以前更节俭了……不幸的是，有一个忌妒的魔鬼前来作怪，它就是我那病恹恹的身体。 三年以来，我的听力越来越差了。这或许是因为我肚子不舒服引起的，你知道我以前老是肚子疼，现在就更严重了，因为我总是拉肚子，拉完后就特别虚弱。弗兰克想让我服补药，还拿扁桃油替我治耳疾。不过，一点效果都没有，听力照样越来越差，肚子还是一样的疼痛。一直到去年秋天都是这样的，我那时总是灰心绝望。一个笨医生提出让我用冷水洗浴；另一个医生稍聪明一点，他劝我在多瑙河暖和的水中洗浴，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的肚子疼好了些，可耳疾还是没任何好转的迹象，可以说是更糟糕了。去年冬天，我的身体情况确实无比糟糕，老是剧烈腹痛。 一直到上个月之前，都还是这个样子，我去看了韦林医生。因为我考虑到我的病更应该请外科医生来治，再加上我一直都相信他。我严重的腹泻就是他治好的，差不多完全止住了。他还让我去多瑙河洗温水浴，他往水里加了些强身的药酒。他没有给我开任何药，直到四天前，他才给我开了点胃药片，还开了一种治耳疾的茶。我感到好了很多，有点力气了，只是耳朵有点嗡嗡直响，白天黑夜都是这样。 可以说，我的生活实在是悲惨。近来，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避免所有的交际活动，因为我不能告诉别人说：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的是别的行当，这也许无碍，可是，对于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来说，这种情况就太可怕了。我那众多的仇敌们会怎么说我呢？ 为了让你了解这种古怪的重听，让我告诉你吧，在剧院里，我一定得坐得离乐队特别近才行，不然我就听不到演员们说的话。要是坐得稍远一点的话，就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到了。在交谈时，奇怪竟然还没有人觉察到我有耳疾。因为我非常不专心，所以别人总以为是我没专心听。别人说话轻声一点，我差不多听不见。不错，我可以听到声音，但听不清具体的言辞。可要是别人大喊大叫时，我又难以忍受。至于将来会如何，那鬼才知道呢。韦林说，就算不能得到完全的康复，情况也一定会有所好转。 对于我的生命，我的造物主，我经常诅咒它们。普鲁塔克指引我要隐忍。可是只要有机会，我就要挑战我的命运。但是，我一生中的某些时候，却是上帝最为可悲的造物。我求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我的病情，就连洛申也不要说，我告诉了你，你一定要绝对保密。要是你能就这个问题写信给韦林的话，我会很欣慰。如果我持续是这种情况，我将在明年春天去你身边，你要替我在某个美丽的地方租一间乡村小屋，我想做半年的乡下人，这样对我也许有好处。 隐忍！不过是一种逃避，多么可悲啊！可是，我却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路了！你已经够烦的了，而我又给你带来这友情上的烦恼，请你原谅。 斯特凡·布罗伊宁现在正在这里，我们几乎整天待在一起。回忆过去，让我很是开心！他真的懂些事了，人又善良，是一个优秀青年，而且心地纯正，多多少少跟我们大家一样……我也想写信给洛申。各位善良的人们，就算我没有给你们写信，我也从来没有忘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你知道我是不擅长写信的，我最要好的朋友们也是好几年没接到过我写的信了。我生活里唯有音符，刚完成一部作品，接着又要开始另一部作品了。依我现在的工作方式，一般都是同时在做三、四件事。你要经常给我写信啊，我尽量有空就给你回信。代我向大家问好……再见，我忠诚善良的韦格勒！相信你的贝多芬的爱，相信他的友谊。 致韦格勒的信 （一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于维也纳） 我善良的韦格勒！谢谢你再次对我的关心，我很不值得得到这份关心。——你想知道我现在好不好，需要些什么，虽然谈论这些问题让我挺不舒服，但我还是乐意告诉你。 几个月以来，韦林总是给我的两只胳膊敷发疱药……这种治疗让我非常难受。不说那种痛苦，就连手臂都常常一两天不能动弹……我知道，耳朵里的嗡嗡的鸣响声比以前要轻些，尤其是左耳——最先出现重听的就是它，但是，我的听觉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改善，我甚至不敢肯定它有没有变得更加严重。 我的肚子好多了，特别是在我洗了几次温水澡后，有那么八九十来天，我的感觉还不错。隔那么一段时间，我就吃点健胃药；而且还按照你的劝告，在肚子上敷些草药。——韦林不愿意听我谈论什么雨中淋浴。当然，我对他也不是很满意。他对这种病太不上心、太随意。 对我来说，去他那里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可是，如果我不去他那里，我就从来见不到他。 你认为施密特医生怎样？我并不想换医生，可我觉得韦林过于注重实践，不习惯从书本中接纳新观念。而施密特这一点就跟他全然不同，或许他不会像韦林那样随意。据说直流电疗法效果不错，有个聋哑儿恢复了听觉呢，还治好了一个聋了七年的男子。这是一个医生告诉我的，他曾经见到过。你觉得如何呢？恰好，我听说施密特有点这方面的经验。 我又感到活着的快乐了，并且与人接触得也多了。两年来，我是多么孤单和忧愁啊，你几乎无法想象。我的残疾就像一个幽灵，处处在阻碍着我，让我躲避着人们。我也许如同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但我并不是！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是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的促成。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我两年来所拥有的初次幸福时光，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到婚姻可能会给人带来幸福。但令人难过的是，她跟我的情况不一样，而且，说实在的，现在我还不可能结婚，我必须要再挣扎一番。 如果不是有耳疾，我也许早就走遍了半个世界。这也是我必须要去做的——对我而言，比起从事艺术创作，并将它展现出来，再也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更快乐。 你不要以为我在你们家里会快乐。还有谁能使我快乐？哪怕是你们的关切，对我而言都可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从你们的脸上，我会看到同情的表情，这会令我更加忧伤。在我那美丽的故国，又有什么吸引着我投向他呢？不过希望有个更好的环境而已。要是没有这个病痛，我原本会实现我的心愿的！ 啊！倘若我可以摆脱这个病魔，我真想拥抱全世界！我的青春才刚刚开始，是的，我感受到它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的体力和脑力得到飞快的增长。我那已然窥见却无法确定的目标，我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它了。只有这样的一些思想，才使你的贝多芬得以活下去。没有片刻的休息！——除了睡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休息。但非常糟糕的是，我的睡眠却不得不比以前要花更多的时间。要是能将我的病痛除掉一半，那么，我就像一个更加自主和成熟的人那样，奔向你们，将我们友谊的纽带长久地拉紧。 你们应该看到，我可以在这个世界得到幸福，我并非是个不幸的人。——不，这让我无法忍受！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屈服……啊！要是可以千百次地享受人生，该是多么美好——不，我感觉得到，我并非生来要过安适的生活。 ……向我多多问候洛申…… ——你确实有些爱我，是不是？请相信我的友情。 你的贝多芬 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冯·布罗伊宁写给贝多芬的信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科布伦茨） 路易，我亲爱的老朋友： 当我把里斯的十个公子中的一个送去维也纳时，我不禁想起了你。 自从我离开维也纳，二十八年来，要是你没有每隔两个月就收到一封长信的话，那挨骂的应该是你，因为我给你寄了头两封信后你却不回信。这是不好的，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些老年人不自觉地都在回忆往事，追寻青年时代的影子是我们最大的快乐，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那善良的母亲，愿上帝保佑她！多亏了她，我才与你结识，还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是我一生的闪亮点，我总是快乐地回忆着它……我举目遥望着你，就像瞻仰一位英雄。而且，我可以骄傲地说： “我并非没有对他的发展产生影响，他常常向我倾诉他的愿望和梦想，而后来，当他接连不断地被人误解时，我却很明白他的本意是什么。” 感谢上帝，让我可以和我的妻子谈起你，现在又跟孩子们谈起你！ 第7章 贝多芬传(6) 我岳母的家比你自己的家更好，在你高贵的母亲去世后就更是了。请你给我们重复一遍：“对，无论是欢乐时，还是悲伤时，我都想到你们。”一个人，就算升到像你那么高的位置，他一生也只有一次幸福： 即他的年轻时期。你多次想念的是波恩、克勒茨贝格、戈德斯贝格、佩比尼埃尔等地方。 至于我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我就现在告诉你吧，好让你参照着回信。 一七九六年，我从维也纳回来后，境况不怎么样，我不得不干起了医生的行当，并且一干有好几年。在这种破地方，也就马马虎虎混个温饱而已。后来，我做了教师，可以领一份薪水。一八○二年，我结了婚。 过了一年就生了个女儿，让她受了完整的教育。她性情正直，像她父亲一样有一种清雅的气质，她可以把贝多芬的奏鸣曲弹得出神入化。这不值得炫耀，因为这只是得益于她先天的资质，而并非后天的努力。 一八○七年，我很高兴地得到了一个儿子，他现在在柏林学医。 等到四年过后，我就把他送去维也纳，你愿意照顾他吗？……八月份，我庆贺了我六十大寿，朋友和知己都前来祝贺，有六十多个呢，甚至还包括这座城市的几位着名人物。我从一八○七年起就住在这里，现在我拥有了一幢漂亮房子，拥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的上司很满意我，国王还给我颁发奖章和勋章。洛尔和我的身体还不错。 ——好了，我已经将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你了。该轮到你介绍了……你永远也不愿意把你的眼睛从圣·艾蒂安教堂顶上移开吗？你对旅行不感兴趣吗？难道你永远不再想看看莱茵河？ ——洛尔和我，我们向你表示真挚的情感。 你的老友韦格勒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贝多芬，亲爱的老朋友！韦格勒又开始给您写信了，这是我的愿望。这愿望现在得以实现，我认为有必要再加上两句——是为了让您更多地回忆我，也是为了再次向您提出请求，对于莱茵河以及您的出生地，不知道您是不是不再有任何再见的意愿，也不知道您是不是愿意给韦格勒和我最大的快乐。 我们的朗申对您表示感谢，因为是您给了她那么多幸福的时光。 听到我们谈起您，她就非常高兴。我们在波恩时，在快乐的青年时代，我们所有的争吵与和好的小故事，她通通知道……要是见到您，她会多么高兴！遗憾的是，这个小妮子没有一点音乐天赋。不过她还是没少用功，她很刻苦，也有毅力，所以可以弹奏您的奏鸣曲、变奏曲了，而且，她给韦带来了许多快乐，因为对于他来说，音乐就是最好的消遣。 虽然尤利乌斯具有音乐才能，可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怎么努力。他快乐地玩了半年大提琴。在柏林，他有一位好老师，我相信他还是可以取得进步的。 两个孩子都很高，很像他们的父亲。另外，他们也具有韦尚未完全丧失的好脾气（这要感谢上帝）……老人们都有自己的喜好，而韦则非常喜欢弹您的变奏曲的主题曲，不过他常弹的是新曲，弹得极有耐心。他最喜欢您的歌，进了房间而不坐到钢琴前，这对韦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由此可见，亲爱的贝多芬，您看到我们对您的思念是多么持久、多么生动——请您对我们说一句：这对您有点珍贵，您并没有完全把我们抛到脑后。 我们原本打算，如果我们这个最亲切的愿望不能得到实现，就去维也纳我兄弟家里，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见到您了；可是，即使是这样的旅行，我们也是难以设想的，因为我们的儿子现在在柏林。韦已经把我们的情况全都告诉了您，我们没有理由再抱怨了。 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境况也比其他很多人要好，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身体都挺好，有一双好儿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了。是的，他们至今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他们老是开开心心的，是两个好孩子。 对朗申来说，巨大的悲伤只有一次：那就是我们可怜的布尔沙伊德死去了；这是一大损失，是我们大家都永远不会忘记的。再见，亲爱的贝多芬，请您好心地想念我们。 埃莱奥诺雷·韦格勒 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 （一八二六年十月七日于维也纳） 亲爱的老友！ 收到你和你的洛申的信，我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照理我应该马上给你们回信，但我有点懒了，不怎么想写信，我想，正因为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即使我不写信，他们也了解我。 我的脑海里经常想着要给你们回信，可是当我想下笔时，却总是把笔扔得远远的，因为我无法写出我的感受。我记得你一直给我的全部的爱，我记得有一次，你叫人来给我粉刷房间，让我感到意外和欣喜。还有布罗伊宁一家，我也忘不了。 人生自然有离别：各人有各人的目标，每个人都尽力要达到目标，把我们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那些为善的原则，永远无法动摇。 遗憾的是，今天我无法畅快地给你写信，因为我病了，卧床不起……在我心里始终有着你的洛申的倩影，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我要让你知道，我年轻时的所有一切美好和心爱的东西，是我永远珍爱的。 ……我的理念从来就是：没有一天不动笔，哪怕我暂时让艺术之神小睡一会，那也是养精蓄锐，使它醒来后更有劲。我希望可以再留几部大作在这个世间，然后，我就像一个老顽童，在正直的人们当中结束我的人生。 ……我要告诉你我获得的某些荣耀，我知道你听到这个一定会开心的，法国已故国王授予了我一枚勋章，上面镌刻着：国王赠送给贝多芬先生；还附有一封非常客气的信，是皇家侍从长夏特尔公爵亲笔写的。 我亲爱的好友，今天就写到这儿吧。回忆起往事让我心酸不已，寄出这封信会让我淌下不少的眼泪。这只是个开端而已，你很快将会收到我第二封信，你给我写信越多，我就越是高兴。当大家有着像我俩这样的朋友时，就会明白这种感情了。再见。请你替我亲吻你亲爱的洛申和你的孩子们。忘了我。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永远爱你的，你忠诚的、真正的朋友，贝多芬 致韦格勒的信 （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于维也纳） 我真诚的、敬爱的老朋友！ 我很荣幸地从布罗伊宁那里接到了你的第二封信。我身体还很虚弱，无法给你回信，你可以想像，你告诉我的一切，全部是我高兴接受的，都是我愿意听到的。至于我的康复，假如可以说康复的话，那还是很慢很慢，尽管医生们什么都没说，但据我自己估计，是一定得做第四次手术了。我已经没有耐心了，我想：无论是什么灾祸，都可以带来点什么好处……今天，我肚里还有多少话要说给你听啊！但我太虚弱了：无法做什么，只好在心里拥抱你，还有你的洛申。在这里向你和你的全家献上真诚的问候。 你的忠实的老友贝多芬 致莫舍勒斯的信 （一八二七年三月十四日于维也纳） 我亲爱的莫舍勒斯！ ……我于二月二十七日做了第四次手术，一些确切的病兆又出现了，第五次手术也为期不远了。倘若一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到头？我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真的，我就是命运多舛。不过我听从命运的安排，我只求上帝能发善心，让我活着时，让我在接受死神的折磨时，不要再担心生活的艰难。这样的话，上帝的意志，我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如何悲苦和可怕，我都能有勇气承受。 …… 您的朋友：路·冯·贝多芬 贝多芬思想集 为了追求更美，没有什么规则不可以被打破。 音乐应该使人们迸发出精神的火花。 音乐是一种启示，要高于任何智慧和哲学……所有能参透我的音乐内涵的人，必须摆脱其他人还在其中挣扎的苦难。 （一八一〇年致贝蒂娜的信） 与神明接近，并将它的光芒遍洒人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美好。 为什么写作？——我内心的东西必须流露出来，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因。 如果有神跟我对话，当我要把他所说的写下来时，我想到的就是一把神圣的提琴。 （致舒潘齐希的信） 按照我作曲的习惯，总是有着一个整体的轮廓浮现在我眼前，哪怕我正在写的是器乐曲。 （致特赖奇克的信） 有必要不用钢琴来写曲……这样，就会逐渐产生一种能力，把我们所向往和感受的东西表达确切，这对高贵的灵魂极其重要。 （致鲁道夫大公的信） 和整个人生的目标一样，自由和进步也是艺术的目标。如果说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祖先的那种坚定信念，那么，很多事情至少因为文明而得到了拓展。 （致鲁道夫大公的信） 我的曲子(如果写完了)，我不习惯再作任何润色。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因为我相信这个真理：局部的变动对曲子的特点会有影响。 （致汤姆逊的信） 除了荣耀归于主或类似的其他作品，纯粹的宗教音乐只有声乐才可以表现，因此我偏爱帕莱斯特里纳的作品；但是，假若不具备他的精神和他的宗教观，却一味地仿效他，那就是很荒谬的。 (致管风琴手弗罗伊登贝格的信) 您的学生弹钢琴时，如果他的指法、节拍和音符都挺准确，那么就别因为一些小小的错误而打断他，要等到他弹完一曲后再向他指出来。——这才是造就音乐家的方法，而且，不管怎么说，音乐艺术的初衷也在于此……至于需要表现技巧的段落，就让他轮流运用所有的手指……无疑，如果手指用得少些，往往能获得所谓“珍贵如珠”的赞誉，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更喜欢其他珠宝。 (致车尔尼的信) 那些古代的大师，真正拥有天才的只有德国人亨德尔和赛巴斯蒂安·巴赫。 (一八一九年致鲁道夫大公的信) 赛巴斯蒂安·巴赫堪称“和声之父”，我的心完全在为他崇高伟大的艺术而跳动。 (一八〇一年致霍夫迈斯特的信) 我从来都是莫扎特的一名崇拜者，我将永远如此，直到我的生命终结。 (一八二六年致斯塔德勒神甫的信) 至于作为艺术家这方面，所有关于我的文章，从来都没有人听说过我对它们有丝毫关注。 (一八二五年致肖特的信) 伏尔泰认为：“骏马虽被苍蝇叮了几口，还是朝前奔驰”，我跟他的看法一样。 (一八二六年致奥古斯特·冯·克莱恩的信) 第8章 米开朗基罗传(1) （序言） 在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有一尊大理石雕像，米开朗琪罗将其命名为“胜利者”。那是一个健美的裸体男青年，低额头上覆盖着鬈发。 他昂首挺立，膝头抵住一个俘虏的后背。俘虏胡子拉碴，弯着背，头像牛一样朝前方伸出。但是，胜利者看都不看他，就在举起拳头欲击打他时，突然住了手，那带着凄苦的嘴和犹豫不决的目光转向别处。 那条胳膊朝肩头折回，身子朝后仰着，他不再需要胜利，他已厌恶胜利。他虽然是胜利者，但他自己同时也被征服了。 在米开朗琪罗的所有作品中，唯有这尊带着疑虑的英雄形象，直到他死之前都留在他的工作室。他有一个叫做尼埃尔·德·沃尔泰尔的知己，原想将其移去他的墓地，因为这尊雕像就是米开朗琪罗，是他整个一生的写照。 痛苦没有止境，而痛苦又形式多样。有一种是因为事物的疯狂残暴而导致的，例如贫穷、疾病、命运不公、人心险恶等等；第二种是出自本身的原因，它同样是可怜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当前的境况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米开朗琪罗的痛苦就属于第二种痛苦。他具有得天独厚的力量，他生来就是为了战斗，并且战无不胜。他胜利了。但是，那又怎样呢？ 他不要胜利，那不是他的愿望。这不是哈姆雷特式的悲剧吗？具有英雄的天才，却没有英雄的意志；具有强烈的激情，却没有这种愿望，这是多么尖锐的矛盾！ 大家可不要期盼，在许多伟大之后，在这里又看到一种伟大！我们永远也不会说，一个人因为太伟大，这个世界就无法容纳他了。精神忧虑并非有伟大的意味。就算是伟大的人物，如果其个人与世界之间、其生命和生命的法则之间不够和谐，则谈不上伟大，反而是其弱点。——干嘛要将这个弱点隐瞒起来？难道最软弱的人就不值得去爱吗？——其实他更值得去爱，因为他更需要爱。我绝不会将英雄树立得高高在上。我憎恶怯懦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敢正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脆弱。那些太容易被豪言壮语和幻想所蒙骗的民众，有必要让他们知道：英雄的谎言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世上只存在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且还要去爱它。 我在此所说的命运的悲剧，表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这种痛苦来自人的内心深处，它不断啃啮着生灵，直至完全毁灭它。在伟大的人类中，它是最强而有力的一个代表，一千九百年来，它以基督徒的痛苦和信仰的呼唤响遍西方。 在经过多少世纪以后，也许有那么一天——如果人们还记得我们这个尘世的话——有那么一天，后世的人类，会俯身在这个消失的种族的深渊边，感叹着，心里有恐惧和怜悯，就如但丁站在炼狱的边缘那样。 但是，我们这些人，从小就处于这些焦虑之中，对这种心情的体会，有谁能比我们更深？我们亲眼所见，最亲爱的人在其中苦苦挣扎着，我们熟知，基督教的悲观主义，是那般苦涩而又令人陶醉。有时，我们必须做出努力，为了避免像某些人，在犹疑的当儿，跌进神圣的虚幻中！ 上帝啊！生命永恒啊！世间受难人的庇护所啊！所谓信仰，只不过是对人生缺乏信心，对未来缺乏信心，对勇气和欢乐都缺乏信心！……我们知道，要经历过多少次失败才能得到痛苦的胜利！……基督徒啊，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爱你们，因为我同情和可怜你们，我也赞赏你们的忧伤。你们让世界忧伤，同时你们也将世界变得更美丽。如果你们的痛苦不再存在，这个世界便会变得贫乏。这个懦夫的时代，他们在痛苦面前害怕得发抖，大喊大叫地索要幸福的权利，而幸福往往是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 对于痛苦，我们应该勇于面对它，并且尊重它！我们赞颂欢乐，也要赞颂痛苦！欢乐和痛苦是两姐妹，它们同样神圣。它们缔造世界，培养伟大的心灵。它们是力量、是生命、是神明。谁要是不兼爱欢乐和痛苦，那就是两者皆不爱。所有体验过它们的人，就能体会生命的价值和谢世的美好。 罗曼·罗兰 （序篇） 他是佛罗伦萨的一名中产市民。 这佛罗伦萨，遍地都是黑森森的宫殿，塔楼像士兵手里的长矛，直指天空；山峦起伏，在淡蓝的天空背景上，呈现出清晰柔和的线条；低矮的小杉树一丛一丛的，和银色的橄榄树林一起，似波浪在微微翻滚。 这佛罗伦萨，它是典雅而高贵的，涌现了多少杰出的名人，例如： 总是一副嘲讽的苍白面孔的洛朗·德·梅迪西，阔嘴的马基雅维里，名画《春天》的作者——淡金色头发的波提切利，贫血病的维纳斯等等。 这佛罗伦萨，又是那般的狂热、骄傲、神经质，它盲目地沉溺在疯狂中，各种宗教的或社会的歇斯底里使之动荡不安。这里每个人都自由，每个人却又专横霸道，这里的生活既舒适，却又如同地狱。 这佛罗伦萨，他的公民聪明、热情，却又偏执、易怒，他们嘴尖舌利、生性多疑，相互妒忌和窥探，动辄相互撕咬。它不能容纳莱奥纳多·达·芬奇的自由思想，波提切利也只能像一个英格兰清教徒，在虚幻的神秘主义中终其一生，而热情灼灼的萨伏那洛拉，却焚烧起艺术作品，让他的僧侣们围着火堆跳舞。三年之后，火堆重新燃起，却将萨伏那洛拉这个先知烧死了。 米开朗琪罗，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偏执、热情和狂热的城市的居民。 他目光开阔、才华横溢而又豪放不羁，他对他们那个艺术圈子是不屑一顾的，他瞧不起他们那种做作的心态、平庸的写实、伤感的情调以及病态的精雕细琢。他虽然对待他们态度粗暴，但他爱他们。他不像纳多·达·芬奇那样，用含着微笑的冷漠态度对待自己的祖国。他离开佛罗伦萨，就会苦苦地思念它。他千方百计想毕生在佛罗伦萨生活。在战争的悲惨年月里他在这里，他想：“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够在佛罗伦萨，至少死后要回来”。 他们家在佛罗伦萨可谓年代久远，作为一个老佛罗伦萨，他对于自己的血统和种族是非常自豪的，这跟他对自己的天才的自豪感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他不允许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艺术家：“我不是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我是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他是精神上的贵族，而且具有这个等级的一切偏见。他甚至说，“从事艺术的应该是贵族而不是平民”。 他对家庭是一种宗教的、古老的、近乎野蛮的观念。他为它牺牲一切，并希望别人也像他一样。如他所言，他将“为了它而被卖作奴隶”。家庭里的一点点小事，都会牵动他的感情。他看不起自己的兄弟，他们也理应被他看不起。对于他的继承人，即他的侄儿，他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不过，不管侄儿还是兄弟们，他都将他们视为家族的代表，都对他们表示尊重。他的信中经常出现这种词句： “……我们的家族……维系我们的家族……我们不要绝了后……” 他具有这个顽强剽悍的种族所具有的一切迷信和狂热。他整个就是用这种迷信和狂热的湿软泥构造的。但是，从这湿软泥中却迸发出一道火焰，将一切都净化了，这道火焰就是他的天才。 你不相信有天才吗？你不知道天才为何物吗？那就来看看米开朗琪罗。从来没有谁像他那样，被天才所困。这天才似乎不同于他本人的气质：那是一个征服者，侵入他的内心，将他囚住了。他坚定的意志对此也无能为力，甚至，连他的精神与心灵对此也束手无策。这激发了一种狂热，一种可怕的生命力，他的身心过于柔弱，根本就无法控制。 他始终生活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疯狂中。他浑身充满着的过度的力量，这种力量带来的痛苦迫使他行动，不断地行动，连片刻的休息都没有。 “我拼命工作，直到精疲力竭，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工作，”他写道，“我日夜工作，什么都不想。” 这种对工作的需要如同一种病态，使他的工作量越积越多。他接了太多订单，结果却无法交货，这些致使他成了一个工作狂。他简直就是要去雕刻整座山！他什么都要亲自动手，巴不得独自一人建起宫殿和教堂，他想成为多面手：工程师、凿石工。这使他过着一种形同苦役犯的生活，例如：他要建一座纪念碑，为了选材料，他会花数年时间泡在石料场，为了搬运它们，还要修出一条路来。这样，他连吃饭和睡觉都挤不出时间，他总是在写信时悲叹： “我几乎顾不上吃饭了……就连吃饭我都没有时间……这十二年，我累坏了身体，缺少生活必需品……我一分钱都没有，衣不蔽体，不得不忍受各种艰难困苦……我在贫困和痛苦中挣扎……” 这苦难其实是想象出来的。他挣了很多钱。但金钱对他有什么意义？他活得很贫穷，被自己内心需要所奴役。他像一头拉磨的驴，让自己的工作紧紧拴住。他为何要这样自讨苦吃？他不可以让自己不要这么受苦吗？没有谁能明白，连跟他脾气相似的父亲也不明白。他父亲在写给他的信中责怪他： “你弟弟告诉我，你生活十分节俭，节俭到清苦的地步：节俭是美德，但自虐就不好了，会对你的身心带来损害，它是上帝和人类都不喜欢的恶习。你现在年轻还没什么问题，但等你不再年轻时，这种悲惨的生活给你带来的病痛就会全部冒出来。不要过太苦的日子了，要过适当好一点的生活，必需的营养一定要保证，切记不要过于劳累……” 但是，所有规劝都对他无效。他从来就不愿改善自己的生活。他每天只吃少量面包，喝点儿葡萄酒，只睡几个小时的觉。在博洛尼亚雕刻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时，只有一张床供他与他的三个助手睡觉。 他经常是和衣而睡，连靴子也不脱。有一回，他的腿肿得脱不下靴子，只得将靴子割破，连皮带肉地扯下来。 因为他这么可怕地不讲究卫生，果然被他父亲言中，他经常生病。 从他的信中得知，他生过十四五次大病。有几次高烧，差点儿要了他的命。他的眼睛、牙齿、头部、心脏都有病。他常犯神经痛，尤其是睡觉的时候，睡觉让他觉得是苦差。他未老先衰，才四十二岁就极其衰老。他四十八岁时，曾这样写过：要是工作一天，就需要休息四五天。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去看医生。 这般疯狂地干活，对他的肉体造成了巨大影响，不过，这还比不上对他的精神所带来的影响。他被一种悲观的情绪所缠绕。这是他们家族的一种遗传病。他的父亲大概也经常被妄想症所折磨，米开朗琪罗很年轻的时候，就曾千方百计地宽慰他的父亲。但是，对比他所照顾的人，他自己的病情更为严重。他生性多疑，再加上没有间歇地劳动，极度的疲劳从来得不到休息，自然致使他陷进疑虑和狂乱之中。 他怀疑他的仇敌和朋友，也怀疑他的父母、兄弟和继子，他怀疑他们都巴望着他早死。 他对一切都感到焦虑不安，总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而他的家人却对此加以嘲笑。如他自己所言，他生活在“一种忧郁或者是癫狂的状态”。长此以往，他竟爱上了痛苦，似乎从中找到了一种苦涩的乐趣，他在他的诗里说：“越使我痛苦的，越让我喜欢。” 所有的一切，即便是爱和善，都是他痛苦的源头，“我的忧伤，就是我的欢乐。” 在广袤的宇宙中，他所看到和感受到的只有痛苦，他就是为了痛苦而生的。世界上的一切悲观失望全都概括到他的这句话里，这句绝望的、极其不公的呐喊声里：“万千欢乐不敌小小痛苦！……” “他精力过人，”孔迪维说，“几乎使他与整个人类社会完全隔绝。” 他总是孤单的，他恨人，也遭人恨。他爱人，却无人爱他。人们对他既钦佩又害怕。最终，他让人对他产生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他凌驾于他那个时代。这让他稍感安慰。他从高处看人，别人则从低处看他。他从未休息过，最卑微的人拥有过的那份温馨他从未拥有过，安然地躺在别人的怀抱里入睡的幸福，他这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哪怕只有一分钟。女人的爱情从来不曾眷顾他，而唯一出现过的维多莉娅·科洛娜，也如一颗纯洁而冷静的友谊之星，只在他荒凉的天空作了短暂的闪烁。周围是夜一般的漆黑，他炽热的思想如流星般匆匆穿过，那是他的欲望与狂乱的梦幻。 贝多芬可从未有过这样的黑夜。因为这样的夜晚一直存在于米开朗琪罗的心中。贝多芬的忧伤是因为社会的过错。他渴望欢乐，他本人天性活泼开朗。而米开朗琪罗是因为他自己忧郁成性，令人害怕，使人本能地躲开他，他在自己的身边制造了一片空白。 最糟糕的不是孤独，而是跟自己过不去。他无法让自己好好生活，不能控制自己，并且老是否定自己、反对自己、摧残自己。他是天才，却有一颗背叛这个天才的心灵。有人说这是他的宿命，命运使他激烈地反对他自己，并且阻止他完成任何伟大的计划。这种叫命运的东西其实就是他自己。他不幸的关键，或者说他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缺乏意志力和性格脆弱，这往往是人们很少看到或极不敢去看的东西。 不管是在艺术和政治上，还是在他所有的行动和思想中，他都是优柔寡断的。他根本无法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种办法之间作出选择。例如：有关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碑、圣一洛朗教堂的面墙、梅迪西的陵墓等的情况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不断地开始又开始，总是没有一个结果。他总是在要和不要之间犹豫不决。他刚刚作出的抉择，立即又产生质疑。他晚年就再也没有完成什么大作了：他厌倦一切。 有人说他的任务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有人说他之所以举棋不定完全是他的买主们的责任。可是大家不要忽略，要是他自己坚决不干的话，没有人可以逼着他干的。但是，他没有拒绝的勇气。 出于道德和胆怯的原因，他在各个方面都很脆弱。他的苦恼总是因为他思虑过多，并且，这种种思虑对性格稍微坚强点的人来说，完全不值一提。因为夸张的责任心，他自以为是被迫去干一些粗活，其实这种粗活任何一个工匠都能比他干得好。他不能兑现合同，却又放不下这些合同。 他的脆弱是因为他太胆小谨慎了。他被尤利乌斯二世称为“可怕的人”，同时却被瓦萨里称为“谨慎的人”——他太谨慎了。可是，这个“使所有人，甚至使教皇都害怕的人”却害怕所有的人。跟亲王们在一起，他害怕，但是，那些在亲王们面前唯唯诺诺的人，他又瞧不起，说他们是“亲王们的驴”。他一心想躲开教皇，可是却没有躲开，并且还俯首听命。买主们在信上言语不恭，他都能容忍，并且还低声下气地回复。他偶尔也会跳起来，高傲地说话——不过他总是会再三忍让。 他一直在挣扎，却无力斗争，直到死去。所有教皇中，只有克莱蒙七世待他最宽厚，这位教皇与一般人所言恰好相反，他了解他的弱点，颇为怜悯他。 在爱情方面，米开朗琪罗完全丧失尊严。在费波·德·波奇奥这种混蛋面前他都很谦卑。而托马索·德·卡瓦列这个可爱却平庸的人，却被他视为“伟大的天才”。 第9章 米开朗基罗传(2) 至少，爱情使他的这些弱点变得感人起来。当他因恐惧而变得软弱时，这些软弱也只是非常痛苦的表现而已，不敢说是“可耻的”。他突然被一种巨大的恐惧所惊吓，他害怕得在整个意大利奔逃。一四九四年，因为一个幻象，吓得他逃离了佛罗伦萨。一五二九年，佛罗伦萨被围，他负责守卫的重任，却又从那里逃走了，一直逃到威尼斯，他打算要逃去法国了。随即，他为自己的这种慌乱感到可耻，就想弥补，于是重返被包围的佛罗伦萨，一直坚守到围城结束。然而，佛罗伦萨沦陷后，大批人被流放，这时他又吓得浑身发抖！他竟然去巴结负责流放的官员瓦洛里，而他高贵的朋友巴蒂斯塔·德·帕拉，就是被这个混帐东西处死的。佛罗伦萨的流放者，他自己这些朋友，他都不认了！ 他恐惧，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羞耻。他鄙视自己，因为厌恶自己，他甚至病倒了。他想死，大家都以为他要死了。 但他不能死。他体内有一种强烈的求生力量，将他拉住了，让他忍受更多的痛苦。倘若他可以无所作为就好了！但他办不到。他做了，他必须去做。他做了吗？做了，是被迫在做，就像但丁笔下的受难者，卷进自己疯狂而矛盾的激情里。 他会有多么痛苦！ “痛苦，让我痛苦吧！在我过去的日子里，我没有找到任何属于自己的一天！” 他向上帝发出绝望的呼救： “啊，上帝！啊，上帝！谁能比我自己更有力地控制我？” 他之所以渴望死去，是因为他认为死可以结束这种使人发疯的被奴役生活。谈及那些死去的人，他是如此地羡慕： “你们再也不用担忧生活与欲望的改变……往后的岁月再也不能对你们施以暴力，任何力量都再也不能操纵你们……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怎能不对你们心生羡慕？” 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身。从天地万物的桎梏里逃脱出来！从自己的幻想里摆脱出来！ “啊！让我，让我不再回到我自己吧！” 在首都博物馆里，他惊惶不安的眼睛还在看着我们，从那张痛苦的脸上，我仿佛听到了这悲切的呼喊声。从外表上看，他结实健壮，身材因过度劳累的缘故显得有些变形，行走时头抬得高高的，背却弯弯的，腹部腆了出来。 弗朗索瓦·德·奥兰特曾为他作过一幅肖像画，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他的模样：画中的他侧立着，身穿黑衣，肩披罗马式大衣，头缠布巾，外戴一顶深黑色大呢帽。他有着滚圆的脑袋，突出的方额头上，遍布皱纹。蓬乱的黑发不算浓密，有点儿卷。深褐色的小眼睛里带点黄褐和蓝褐的斑点，色彩经常变化，目光敏锐却含着无限忧伤。宽而直的鼻子中间部分隆起，托里贾尼的拳头曾将它击破。鼻孔两翼到嘴角有一些深深的皱纹。嘴唇很薄，下嘴唇略微前伸。鬓发稀疏，纵横交错的胡须不算厚密，大约四五寸长。他的颧骨突起，塌陷的面颊被毛发围绕。 忧伤和疑虑主导着他的整个相貌。这跟诗人塔索时代典型的面容一样，深刻着忧愁与怀疑的印记。一对锐利的眼睛呼唤和启迪着人们的怜悯。 至于那种怜悯，我们就不去计较了，给他那份爱吧，那份他一生都在渴求却从来不曾获过的爱。他曾承受过那些巨大的痛苦：他见到自己的祖国惨遭蹂躏，意大利被野蛮的外族侵占了几百年；他见到了自由的泯灭，他所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眼见艺术的光芒一束接一束地熄灭。 这黑夜逐渐降临的夜里，他孤独地留到最后。临死之前，他回首往事时，甚至不能自我安慰地说，他做过了他该做的和可能做的一切。 他感到虚度了一生。他一生枉然地放弃了欢乐，枉然将一生献给了艺术的偶像。 他活了九十年，他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享受一天真正的生活，他如此艰苦地劳作，而他伟大计划中的任何一项计划竟然都未能执行。 他没有完成一件他自认为伟大的作品、他最看重的那些作品。因为命运的嘲弄，这位雕塑家所完成的都是绘画作品，都不是按自己的意愿完成的。 那些他所认为的伟大作品，那些给他带来无限自豪的希望的同时，又给他带来无尽痛苦的杰作，有部分在他生前就被毁了，例如《比萨之战》的图稿、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还有部分只剩下他构思的草图，落得个无疾而终的结果，例如尤利乌斯的陵墓、梅迪西小教堂。 雕塑家吉贝尔蒂有一本《评论集》，其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昂茹公爵有一个可怜的德国首饰匠，“他可以媲美希腊古代的雕塑家”，但他到晚年时，他眼见凝聚了自己毕生心血的作品被毁了。“眼见自己全部的辛劳都白费了，他跪地大喊：‘啊，主啊，主宰天地的主，万能的主，不要让我再迷途，除了你之外，不要让我跟随任何其他人，可怜可怜我吧！’他马上将自己的财产悉数赠给穷人，然后归隐山林，了此余生……” 米开朗琪罗就跟这个可怜的德国首饰匠一样，生命垂暮之年，苦涩地看着自己的作品一半被毁，一半未能完工，所有的努力白费了，一生的光阴虚度了。 于是，他退让了。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份自豪，他崇高而骄傲的自由之魂，跟他一起遁入“神明的爱，那十字架上的神明正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欢乐颂》那雄壮的声音没有喊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只唱着《苦难颂》，唱着解脱尘世的“死亡颂”。他被彻底击败了。 这就是世界的征服者中的一位。他用自己的天才创作的作品，如同先辈们建造的那些丰功伟绩，都由我们享受着，而他们流过的鲜血我们不再去考虑。 我想将这鲜血呈献给众人看，我想举起英雄们的鲜红旗帜，让它在我们的头顶上飘扬。 （上篇）斗争 【一】力量 一四七五年三月六日，在卡森蒂诺的卡普雷塞，米开朗琪罗出生了。在他的出生之地，“空气清新温和”，土地崎岖不平，嶙峋的亚平宁山脊上，到处可见岩石和山毛榉。就在不远的地方，阿西斯的圣方济各曾经看到过基督在阿尔佛尼阿山上显圣。 米开朗琪罗的父亲，是卡普雷塞和丘西的最高行政长官，脾气暴躁，却信奉上帝。米开朗琪罗六岁时，母亲便离开了人世。他一共有五兄弟，即利奥那多、米开朗琪罗、博纳罗托、乔凡·西莫内和西吉斯蒙多。 他刚一出生，就被送给别人喂养，那人是塞蒂涅阿诺的一个石匠的妻子。后来，他开玩笑地说，他之所以成为雕塑家，跟这位石匠妻子的乳汁不无关系。 他上学时只喜欢素描。据孔迪维说：“因为这个，他的父亲及叔叔伯伯们都看不起他，并且经常殴打他，因为他们非常仇恨艺术家这个职业，认为家里有个艺术家即是家门的耻辱。”为此，他从小即尝到了人生的凶险，也体会到了精神的孤独。 不过，由于他的执着，他父亲还是屈服了。十三岁时，把他送去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的画室当学徒，这是佛罗伦萨画家中最大最好的一间画室。一开始，他就有几件作品获得极大成功，据说做师傅的居然妒忌起他这个学徒来了。过了一年，他们师徒就分手了。 他讨厌起绘画了，他向往一种更伟大的艺术。转而又进入一间位于圣马可花园的雕塑学校，这是洛朗·德·梅迪西开办的学校。梅迪西亲王颇为看重他：让他住进宫殿，允许他跟他的儿子们共桌进餐。在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他得以埋首于古代的收藏品之中，沉浸在柏拉图门徒们的博学和诗意的氛围里，因此他充满怀古之情，变成了一位崇尚古希腊文明的雕塑家。这时候，他完成了《半人半马怪与拉庇泰人之战》这幅浅浮雕作品，指导他的是“极喜欢他的”波利齐亚诺。 这座威严的浅浮雕，不屈不挠的力与美占据了主导，反映出少年米开朗琪罗的勇敢心灵，表现了他粗犷的雕刻手法。 后来，他与洛伦佐·迪·克雷蒂、布贾尔迪尼、格拉纳奇及托里贾诺·德·托里贾尼一起，去卡尔米尼教堂临摹马萨乔的壁画。他总是嘲讽不及自己灵巧的同伴，有一天，托里贾尼遭到了他的嘲笑，虚荣心很强的托里贾尼冲他就是一拳，把他的脸都打破了。后来，他还大肆吹嘘这件打架的事，他向贝韦努托·切利尼讲述道：“我握紧拳头，朝他的鼻子猛力一击，只感到他的鼻梁骨都被打碎了，软塌塌的。就这样，我给他留下了一个终生的印记。” 米开朗琪罗虽然信奉异教，但这并没有压灭他对基督教的信仰。 这两个相互敌对的世界争夺着他的灵魂。 一四九○年，米开朗琪罗十五岁。当时，有一位传教士开始狂热地宣传《启示录》，这位叫萨伏那洛拉的布道者才三十五岁，长得矮小瘦弱，他完全被上帝的精神所咬啮。布道台上，教士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强烈抨击起教皇，意大利的上方，被他高高地挂起了上帝那把鲜血淋淋的利剑，这让米开朗琪罗吓得全身冰凉。也震憾了整个佛罗伦萨。人们都发疯了似的地哭喊着向街头跑去。当时，不管是富有的公民还是学者，都不再坚持自己的理论，一个接一个地要求加入这个教派。 这种恐惧像一种传染病，米开朗琪罗没能逃过它。当预言者宣称新的神之剑、那个小丑人法王查理八世要临近了时，米开朗琪罗吓坏了。他做了个梦，几乎被吓疯。 他有一位诗人兼音乐家的朋友，名叫卡尔迪耶雷。某天夜里，他看见了死去的洛朗德·梅迪西的影子，半裸的身上挂着几缕破布。这个人说他自己马上会被驱逐出境，再也无法回到祖国了，命令他将此事告诉他的儿子彼得。卡尔迪耶雷跟米开朗琪罗说了这个梦，米开朗琪罗就鼓励他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梦告诉亲王，但是卡尔迪耶雷不敢，他害怕彼得。 在那之后的一天早上，他又慌张失智地跑来告诉米开朗琪罗：那个死者又在梦里出现了，而且穿的衣服也跟上回的一样。死者学着卡尔迪耶雷的样子躺下来，看着他，也没动声色，只是轻柔地吹着他的脸，似乎是责怪他没有听从吩咐。 米开朗琪罗将卡尔迪耶雷臭骂了一顿，并逼他马上走路去梅迪西的别墅，地址在佛罗伦萨附近卡尔奇的半道上。卡尔迪耶雷路遇彼得，就叫住他，接着便把自己做的梦告诉了他。彼得听了大笑不已，还叫自己的侍从们赶走卡尔迪耶雷。亲王的秘书比别纳冲卡尔迪耶雷说： “你发疯了。你认为洛朗最喜欢谁？是他儿子还是你？就算他要显灵，也是显给他看，而不是你！” 遭到这番辱骂和嘲讽后，卡尔迪耶雷回到佛罗伦萨，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米开朗琪罗，并对米开朗琪罗说，佛罗伦萨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米开朗琪罗被他说服，吓得不轻，过了两天就仓惶出逃了。 这是米开朗琪罗第一次被迷信吓坏，在他的一生中，后来还发生过多次这种事情。虽然他为自己这种行为感到羞耻，但他却没办法控制住自己。 他这次逃到了威尼斯。 逃出佛罗伦萨那股“烈焰”，他立即就踏实安定下来。他回到博洛尼亚过冬，把那位预言者和他的预言都抛到脑后去了。世界的美好让他重新振奋。他读了彼特拉克、薄伽丘和但丁的作品。 直到一四九五年春，他才重新回到佛罗伦萨，此时，正值宗教节日的狂欢庆典，各党派斗争异常激烈。这个时候的他已对周围的狂热不感兴趣，而且，为了挑战萨伏那洛拉派的狂热，他雕刻了着名的《睡着的爱神》，他同时代的人都将其视为古代的作品。 不过，他在佛罗伦萨只待了几个月，就去了罗马。 他一直是艺术家中最具异教精神的一个，直到萨伏那洛拉死之前。 那一年，萨伏那洛拉将那些被视为“虚荣与异端”的书籍、饰物和艺术品付之一炬，他却在这一年雕刻完成了三幅作品：《醉了的酒神》、《垂死的那多尼斯》和巨大的《爱神》。 他的哥哥、僧侣利奥那多因信仰那个预言者而被人追赶。而萨伏那洛拉也被聚集的危险所包围。可是，米开朗琪罗并未回佛罗伦萨来扞卫他。萨伏那洛拉被烧死，米开朗琪罗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他所有的信件中，丝毫没有体现出这件事。 虽然米开朗琪罗保持着沉默，他却雕出了《哀悼基督》。 死去的基督似永恒年轻，躺在圣母的腿上，好像睡着了似的。纯洁的圣女与受难的神明脸上，呈现出奥林匹亚的严肃。可是，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哀伤夹杂其中，这两个美丽的躯体，沉浸在那哀伤中。 米开朗琪罗的心一片悲凉。 让他感到悲哀的不止是那苦难与罪恶的景象。他的心中有一种专制的力量，这种力量一直不肯放过他。他被这种天才的疯狂所控制，到死都无法松一口气。他对胜利没有幻想，但他发誓，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光荣，他要去战斗。家庭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头。 家人向他索要钱，他没有钱，却出于骄傲的原因，从来不会拒绝他们： 只要是寄钱给他的家人，就算让他卖身他也愿意。他的健康越来越糟糕，食欲不好、寒冷、潮湿、过于劳累等等，开始在毁灭他。他老是头疼，一边的胸腹部肿胀。他父亲常常责怪他的生活方式，却没有去想他自己也有责任的。“我所经受的全部磨难，都是为了你们”，“……我所有的忧虑，都是因为爱你们而导致的”，这些话都是米开朗琪罗写信给父亲时所言。 一五○一年春天，他再次回到佛罗伦萨。 四十年前，佛罗伦萨大教堂事务委员让阿艾斯蒂诺雕一尊先知像，交给了他一块巨大的大理石。谁料雕刻刚动工就停了，没有谁敢接手。 米开朗琪罗后来却接下了，雕了一尊巨大的雕像——《大卫》。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据说，有个叫比尔·索德里尼的行政长官，就是把雕像交由米开朗琪罗做的那个人，他想要显露一下自己高雅的品位，就胡乱地批评说雕像的鼻子太厚了。米开朗琪罗还真的抓起了一把剪刀爬上了脚手架，但他手里还暗藏着一些大理石粉。他装模作样地晃动剪刀，同时将大理石粉一点点撒落，可是，那只鼻子他连碰都没碰。然后，他转身对着行政长官说： “这下好了吧，您瞧瞧。” 索德里尼回答说： “哦，这下好多了。您这一改动，就让它活起来了。” 米开朗琪罗呢，他走下脚手架，心里却在暗暗发笑。 从这件作品中，似乎可以看出一种幽默的蔑视。这是休憩状态下的蠢蠢欲动的力量，鄙视和悲哀兼而有之。这种力量在美术馆的围墙之内感到窒息，它需要户外的空气，正如米开朗琪罗所言，“需要直接照射的阳光”。 当时有一个艺术家委员会，成员包括有菲比利诺·利比、波提切利、佩鲁吉诺和莱奥纳多·达·芬奇等人物。一五○四年五月十八日，在米开朗琪罗的请求下，艺术家委员会研究决定，《大卫》这尊雕像立到了市政议会的宫殿前。 搬运雕像的任务交给了大教堂的建筑师们。五月十四日傍晚时分，从一间临时的破屋里移出了《大卫》。大理石像如此巨大，以至于不得不拆掉门上方的檐墙才能移出。晚上，有些老百姓想破坏《大卫》，朝它丢石头。所以，必须派人严密地看管它。把雕像笔直地捆着，从上方轻轻吊起来，使它可以摆动，但不能碰到地面。它缓慢地往前移动，从大教堂搬到旧宫前，花了整整四天时间。十八日中午，它移到了指定地点。晚上，照样有人在它四周严加防范。可是，防不胜防，终于在某个晚上，它让石头给击倒了。 这就是给人民提供榜样的佛罗伦萨民众。 一五○四年，佛罗伦萨市政议会促成了米开朗琪罗与莱奥纳多·达·芬奇之间的较劲。 第10章 米开朗基罗传(3) 莱奥纳多那年五十二岁，比米开朗琪罗大二十岁。他俩是一对毫不投缘的人。当阴郁而狂躁的米开朗琪罗遇到莱奥纳多那嘲讽的微笑时，竟非常气恼。莱奥纳多越是伟大，米开朗琪罗越是敌视他，并且绝不放弃任何向他表示敌意的机会。《一个同代人的记述》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莱奥纳多英俊潇洒、温文尔雅。某天，他跟一个朋友在佛罗伦萨街头散步。他穿了一件长及膝盖的粉红外套，卷曲的长髯修剪得非常漂亮，飘逸在胸前。圣·特里尼塔教堂的旁边，有几位中产阶级成员正在讨论但丁的一段诗文。他们向莱奥纳多打招呼，请他为他们阐释一下诗意。就在这时，米开朗琪罗刚巧经过。莱奥纳多便说：‘米开朗琪罗会给你们解释你们所谈的诗句。’米开朗琪罗以为他想让自己出丑，就没好气地讥讽他：‘你自己去解释吧，你这个只会做一个青铜马模塑，却不会浇铸它，而且还毫不知耻地歇手不干的人！’说完他就扭头走开了。莱奥纳多满面羞红地呆在那里。但米开朗琪罗还嫌不解气地叫嚷道：‘而米兰的那个混账东西还指望你能完成这一件作品，还以为你有这个能耐呢！’就像要将莱奥纳多伤害个够似的……” 当时的市政议会大厅需要做装饰，行政长官索德里尼居然想到，让他们这样一对互为敌对的人去做这同一件作品。这两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力量就这样进行着奇怪的斗争。一五○四年五月，莱奥纳多开始创作《安吉亚里之战》的图稿。同年八月，米开朗琪罗接到《卡希纳之战》的订单。佛罗伦萨分成了两大班派，分别拥戴这两个对手。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的恩怨都相互扯平了。因为，那两件作品都已湮灭。 一五○五年三月，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召唤下，米开朗琪罗去了罗马。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的英雄的时期。 尤利乌斯二世欲为自己建造一座堪与古罗马城媲美的陵寝。这股帝王的傲气使米开朗琪罗激动不已。他作出了一张巴比伦式的构思，打算修建一座山峦一般的建筑，并竖起四十多尊巨型雕像。教皇也兴奋不已，将他派去卡拉雷的石料场，挑选必需的大理石材料。米开朗琪罗这一去就在山中待了八个多月，一种超凡的激情操控着他。据孔迪维记述：“某天，他骑着马从当地穿越，见到一座靠着海岸的山峦，他突发奇想，想雕刻这一整座山，将之雕成一尊巨大的石像，让航海家们远远地就可以看到……要是他有足够的时间，要是别人允许他这么做，他真的会干成的。” 一五○五年十二月，他回到罗马。当时他居住在圣·卡泰里纳教堂，他挑选的大理石块运来后，搬到他所住的教堂后的圣彼得广场。堆积如山的石料令百姓称奇，令教皇欣喜不已。米开朗琪罗开始干活了。 教皇迫不及待地不时跑来看他，“与他亲热交谈，就像兄弟那样”。教皇甚至下令修一座吊桥，将梵蒂冈宫与米开朗琪罗的住所连接起来，好让他们秘密往来。 不过，好景不长。米开朗琪罗有一帮仇敌，并且有强大的势力。 他们的头领是教皇的建筑师，也是拉斐尔的朋友，名叫布拉曼特·德·乌尔班，他的才气与米开朗琪罗不相上下。他们怂恿尤利乌斯二世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而尤利乌斯二世也有此意，以为这更能使他的荣光永存。 米开朗琪罗批评布拉曼特，指责他在工程中营私舞弊，他的这种指责也许有理也许无理。布拉曼特当即下定决心要斗赢他。 他决定要让米开朗琪罗在教皇面前失宠。他抓住尤利乌斯二世的迷信心理，告诉教皇说，民间有个说法，说生前造墓是不吉祥的事情。 结果他成功了，使尤利乌斯二世不再热衷于原来修建陵寝的计划，而改为实施他的计划了。 一五○六年一月，尤利乌斯二世决定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从而放弃建造陵寝了。米开朗琪罗已为这项制作花费巨大，欠了一屁股债，不仅如此，他还因此受辱了。 他老是跑去求见教皇，而教皇却一直让他吃闭门羹，最后干脆让自己的马夫将他逐出了梵蒂冈。 米开朗琪罗在其住处给教皇写下一封信： “圣父，在您的圣命下，我于今天上午被逐出宫门。我想告诉您，从今天开始，如果您还需要我，您可以到任何地方找我，除了罗马。” 他寄走信，叫人将他屋里的东西全部卖掉，然后就骑马逃走了。 教皇在收到信后，派了五名骑兵去追他。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在波吉彭西追上了他，交给他一纸命令：“接到此令，即返罗马，否则必予严惩。”米开朗琪罗却回答，他回来可以，前提是教皇必须遵守原来的诺言，否则，尤利乌斯二世永远也别指望看到他了。 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给教皇，大意如下： “主啊，倘若谚语是真，也只有那句：‘并非不能，只是不去做。’ 假话和谗言你都信了，你给予了酬报的人是真理的敌人。而我，我曾经是你忠实的仆人，现在也是，我依附着你，就像光芒依附着太阳。 我为你花费了时间，你却没有感动！我越是拼命地干活，你就越是不喜欢我。我曾希望借您的伟大而让自己也变得伟大，也曾希望，您那公正的天平和神威赫赫的宝剑，是我唯一的评判，而不是响应谎言的回声。可是，上天在将所有德行降临人间时，总是玩弄它，让它落到枯萎的树上，并在那儿开花结果。” 其实，米开朗琪罗逃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受到尤利乌斯二世的侮辱。根据他写给朱利阿诺·德·桑迦罗的信，可以看出布拉曼特有意杀害他。 米开朗琪罗走了，布拉曼特便成了唯一的大师。他的对手逃走的第二天，他即举行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奠基仪式。他痛恨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设法要将之永远销毁。圣彼得广场的工地上，还堆积着米开朗琪罗为尤利乌斯二世建造陵寝的大理石料，他鼓动老百姓将那些石料哄抢一空。 米开朗琪罗去了佛罗伦萨市政议会避难。而教皇却因为米开朗琪罗那般反抗而十分愤怒，向市政议会发出一道道要他回罗马的命令。 这时，市政议会叫来米开朗琪罗，并说：“你连教皇都敢玩弄，这种事是法国国王都不敢做的。我们可不想因为你而得罪他，所以，你必须回罗马，但我们会给你带上一些有份量的信，声明对待你的一切不公正，也是对市政议会的不公正。” 米开朗琪罗固执地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要求尤利乌斯二世让他继续建造陵寝，并且要求工作地点在佛罗伦萨而非罗马。尤利乌斯二世出发征讨佩鲁斯和博洛尼亚时，他的警告越来越严厉了，米开朗琪罗想躲到土耳其去，因为刚好土耳其的苏丹托方济各会请他前往，去那里为君士坦丁堡建造佩拉大桥。 最终他还是让步了，一五○六年十一月的最后几天，他相当不甘心地来到了博洛尼亚，尤利乌斯二世刚刚攻破该城，正以一名征服者的身份入驻。 “有天早晨，米开朗琪罗去桑佩特罗尼奥教堂做弥撒。教皇的御马夫见到了他，也认出了他，就把他领到尤利乌斯二世面前。当时，教皇正在斯埃伊泽宫里用膳。教皇很生气，冲他说：‘按道理，该是你前去罗马觐见我们，但是，你却在那等着，反而让我们去博洛尼亚见你！’听闻此言，米开朗琪罗当即下跪，大声请求宽恕，声言自己当时的话并非出于心机，而是因为一时的气愤，因为他觉得被人驱赶是一种侮辱，他无法承受。教皇低着头坐在那里，满面怒容。这时，索德里尼派一位主教来了，想替米开朗琪罗说情，他上前劝道：‘他做的那些事是很蠢的，望圣驾不要将这些放在心上，他犯罪是因为他的无知。画家们除了自己的艺术之外，都喜欢干些愚蠢的事情。’教皇几乎怒发冲冠，大吼道：‘你居然对他说这种粗话，这是连我们都从没跟他说过的。你才无知……你滚，见你的鬼！’主教还不走，于是，教皇的仆人们就挥舞着拳头将他赶走了。教皇把气都发到主教身上去了，这时候，他就让米开朗琪罗走上前来，宽恕了他。”这件事见于孔迪维的记述中。 为了与尤利乌斯二世重归于好，米开朗琪罗不得不顺从教皇的任性，而教皇那专横强大的意志已经改换了兴趣。建陵寝这事已成为过去了，他要在博洛尼亚为自己铸一尊青铜巨雕。米开朗琪罗声称自己“对铸铜一窍不通”，但这是徒劳的，他必须学习铸铜。这件活计可是相当的苦累。他住的屋子破破烂烂，总共只有一张床，与他一起共享这张床的还有三人，包括两名佛罗伦萨助手拉波、洛多维科，以及铸铜匠贝尔纳迪诺。就这样过了十五个月，忍受了各种各样的烦恼。 最终，他还是与剽窃他的拉波和洛多维科闹翻了。他把拉波“像个畜生似的赶走了”。 拉波和洛多维科对此非常不满，在佛罗伦萨散布谣言，攻击米开朗琪罗，还向其父亲索取钱财，诬蔑米开朗琪罗偷了他们的钱。 谁料，那个铸铜匠根本就不会铸铜，是个徒有其名的家伙，“我原本还以为贝尔纳迪诺会铸铜的，即使是没有火也能铸，我太过于相信他了。” 一五○七年六月，铸铜告败。铜像只能铸到腰际，又得重新来过。 为了这个作品，米开朗琪罗一直忙到一五○八年二月，他的身体几乎被彻底弄垮。 “我几乎没有时间吃饭，”他在写信给他兄弟时说，“……我的生活环境极端恶劣，工作极其劳累，我没有一丝杂念，只是一心一意地工作，日夜不停地工作。我忍受了那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并且还在忍受着，我甚至相信，如果需要我又造一个雕像的话，我这一辈子都不够用，这实在是一项巨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一五○八年二月，这尊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终于在桑佩特罗尼奥教堂的面墙前竖立。 米开朗琪罗那般劳累的工作，换来的却是悲惨的结果，这尊雕像只立了四年，一五一一年十二月，它被尤利乌斯二世的敌人本蒂沃利党人毁掉了，其碎片被阿方斯·德·埃斯特买走，铸成了一门炮。 米开朗琪罗回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又交给他一项意想不到的任务，而且更为艰难，他命令他去画西斯廷教堂的拱顶。要知道他对壁画技巧可是一窍不通的。那个人，好像他就是乐意让别人做不可能的事，认为米开朗琪罗有本事把这些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也是一五○八年，他的对手拉斐尔开始绘制梵蒂冈宫的组画，拉斐尔的幸福心情是无可比拟的。而米开朗琪罗深知，那项殊荣对自己来说其实非常可怕，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考验。他千方百计地推辞，甚至建议由拉斐尔取代他来完成。他说这并非他的专长，他无论如何都完成不了。可是教皇坚决不同意，无奈之下，米开朗琪罗只得接下这项任务。 布拉曼特见到米开朗琪罗好像重新得宠，就以此来刁难他。他指望着米开朗琪罗名誉扫地。他替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大教堂里竖起一个脚手架，并从佛罗伦萨叫了几个懂壁画的画家给他帮忙。我们已经知道，米开朗琪罗是不能有任何助手的，他先是声称布拉曼特的脚手架不能用，就另搭了一个。他也讨厌佛罗伦萨的画家，让人砸掉他们画的所有东西，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米开朗琪罗只身一人带着几个小工干活。困难虽然更大，却并没让他胆怯害怕，他反而增加计划，除了按原定计划画拱顶外，还决定要给四周的墙壁也画上。 一五○八年五月十日，这项大工程开工了。这灰暗的岁月，是他整个一生中最灰暗的几年，却又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几年！这是传奇式的米开朗琪罗，是西斯廷大教堂的英雄，他那伟大的形象，应该而且已经被铭刻在人类的记忆里。 他痛苦不堪。即使他那神圣的思想也无法使他摆脱内心的沮丧，这封信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的精神极其颓丧，已经工作一年了，我没从教皇那里拿到一分钱；因为我的工作进展太慢，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什么报酬，所以我没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可是，这工作也太难了，又完全不是我的专长。 所以，我这是在白费时间。但愿上帝保佑我！” 他刚完成《大洪水》，这幅作品就开始发霉了，以致于无法辨认出各个人物的相貌。他拒绝再这样工作下去，可是教皇听不进他的话，他只得继续干下去。 他本来就身心疲倦，令他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家人又跑来骚扰他。 他要养活这一大家子人，他们却还拼命地盘剥和压榨他。他父亲经常向他哀叹钱不够花。他只得花费时间帮助父亲打起精神，其实他自己已经不堪重负了。 “您不要着急，这些事情不能算人生的困难……只要还有我在，我就永远不会让您缺少什么……只要还有您，我自己再穷苦也无所谓，如果您不在了，哪怕可以拥有全世界的金子我也不要……若是您无法像别人那样可以在世上争得荣誉，那么您只要衣食不缺就足够了。就像我在这里这样吧，虽然穷，但却坚定地与基督一起生活着，用不着为生活、为荣誉、为这个人世犯愁。其实，我的生活极其困难，而且还得忍受猜疑。十五年了，我始终都没能好好地生活过。我竭尽全力地赡养您，但从来未得到您的承认，您也从来都不相信这一点。但愿上帝原谅我们大家！只要我做得到，我已准备好了，只要我能活多久，我就会这样去做多久！”这是一五○九年至一五一二年间，他写给他父亲的信中所言。 他的三个弟弟都来搜刮他。他们总是指望着他寄钱给他们，等着他为他们找工作。他在佛罗伦萨积攒的那笔小小的财产，也被他们肆无忌惮地挥霍光。他们常来罗马，在他这儿吃、住。博纳罗托和乔凡·西莫内要求他为他们盘下一家店铺，而吉斯蒙多则想要他为自己在佛罗伦萨附近购置些田产。他们认为他做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对他却从来没有过感恩。 米开朗琪罗明白他们在搜刮他，但他太看重面子了，对他们总是有求必应。而这几个家伙却是得寸进尺。让米开朗琪罗痛恨的是，这几个品行不端的家伙趁米开朗琪罗不在家的时候虐待他们的父亲。这让他忍无可忍，终于挥起鞭子抽他的弟弟们，他简直恨不得杀了他们。 他的第三个弟弟博纳罗托，在斯特罗齐家的商店帮工，虽然米开朗琪罗给了他不少钱，他还恬不知耻地向他哥哥伸手，而且还吹牛皮，说自己为哥哥花了很多钱，比他寄给他的还多。 一边是可耻的家庭在盘剥他，一边是顽固的敌人在窥伺他的失败，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苦苦地挣扎。可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居然完成了西斯廷大教堂那伟大的作品。他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啊！因为受不了这些，他几乎想放下一切再次出逃。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说不定他正是有了去死的念头。 他进度缓慢，坚持不让教皇去视察他的工作情况，教皇因此怒不可遏。他俩都是性格骄傲之人，就像两片雨云似的经常撞击起来。“有一次，”孔迪维说，“尤利乌斯二世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完成？米开朗琪罗习惯性地回答：‘在我能完成的时候。’教皇一听，气坏了，举起棍子就打他，口里还不断地重复：‘在我能完成的时候！在我能完成的时候！’米开朗琪罗跑回住处，把行李收拾好，准备就此离开罗马。 但尤利乌斯二世立即派了一个人去，带给他五百杜卡托，竭力安抚他，请他原谅教皇。米开朗琪罗原谅了教皇。” 第11章 米开朗基罗传(4) 可是第二天，他俩又吵起来了。终于，有一天，教皇气冲冲地对他说：“你想要我叫人把你扔下脚手架来吗？”米开朗琪罗只得让步，他叫人移开脚手架，将他的大作亮了出来。那天是一五一二年的万圣节。 这是个盛大的节庆日，是祭奠亡灵的阴沉日子，很适宜这件可怕的作品面世，因为在这件作品里，充分体现了神明掌握生杀大权的精神——那是横扫万物之神，聚集着雷霆万钧的强大力量。 【二】强大的力量 从这项巨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中走出来了，米开朗琪罗获得了无限的荣光，但是，他却累得精疲力竭了。由于画西斯廷大教堂的拱顶，他一连几个月都是仰着头在画，使得他的眼睛都给弄坏了，导致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为了看清楚信件或是任何一件东西，都必须要将它们举在头顶上方才行。 他常常对自己的残疾进行自嘲：“在艰难的环境下，我得了甲状腺肿大，那就像一只灌饱了水的伦巴第猫……我的胡子朝着天，脑袋枕着背，我的胸就像一只鹰，画笔上沾的颜料滴在我的脸上，成了一幅图案。我的腰部回缩体内，屁股控制着平衡。我连自己的脚都看不清，走路只能摸摸索索。我身前的皮肉松，身后的皮肉紧，如同一张叙利亚的弓。我的思考力跟我的身躯一样怪诞，因为一支弯曲的芦苇是吹不成调的……” 外形变得丑陋了，我们不要以为他真的可以这么置之一笑。对于一个比任何人都更热爱形体美的他来说，丑陋是一种耻辱。他其实也非常苦恼，其实也自卑怯懦。这些，可以从他的几首短小的情诗中看出一点痕迹。 他的一生都受着爱的煎熬，爱情加剧了他的忧伤。可是，他没有得到过任何爱的回馈。所以，他自我封闭，在他的诗里发泄他的情爱和苦痛。 他迫切地需要作诗。他童年时期就开始作诗。他的素描、信件、纸张上，都写满诗句，他写完又会反复地推敲和润色，这些诗句是他思想的很好反映。遗憾的是，他青年时期作的绝大部分诗，在一五一八年被他焚烧了，还有一部分也在他死之前被毁了。但是，从他仅剩的少量诗句里，也足以让我们看出他当年火热的激情。 最早的是一五○四年左右在佛罗伦萨写的一首诗： 爱神啊，如果我能成功地抗拒你的疯狂，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幸福！ 可是现在，我泪湿衣襟，唉！在你的魔力下屈服…… 一五○四年至一五一一年间，他所作的两首短小的情诗，似乎是写给同一名女性的，诗句令人揪心： 其一 是谁硬将我引去你的身边……唉！唉！唉！ ……我被紧紧地捆绑。但我还是自由的……其二 我为什么不再属于我自己？ 哦，上帝！哦，上帝！哦，上帝……是谁强行使我与自己分离，又有谁能比我更能掌控我自己？ 哦，上帝！哦，上帝！…… 一五○七年十二月，有一封发自博洛尼亚的信，信的背面写了这样一首十四行诗： 她的金发上戴着鲜艳的花冠，她是多么的幸福！ 鲜花争相轻抚她的额头，谁将第一个亲吻她？ 她那张开下摆的衣裙是多么的幸福哦——因为它能紧紧地将她的酥胸束住。 那金色的衣料啊，摩挲着她的粉颊与香颈，永远不觉疲倦。 而最幸运的要数那条金丝带了，它轻轻地束着她的丰乳。 她的腰带好像在说：我愿意一直缠绕着她…… 哦…… 我的双臂可以做些什么呢？ 这种对肉欲的精细描绘，不由得使人回想起波提切利来。 在一首自由的长诗中，米开朗琪罗非常直白地描写了自己忧伤的爱情，那是一种很难确切引述的忏悔： 一天见不到你， 我就无法安宁。 只要见着你， 就好像饥饿的人见到了食物…… 你朝我微笑， 你在街上与我打招呼， 都让我的心腾地燃烧起来…… 你跟我说话时， 我就脸红失语， 那巨大的欲念也立即消失…… 接着却是痛苦的呻吟： 啊！ 无尽的苦痛， 我钟爱的女子根本不爱我！ 想到这里，我肝肠寸断！ 我该怎么活下去…… 在梅迪西家庭小教堂圣母像的画稿旁边，他写着以下的几句： 阳光普照着大地， 而我却孤独一人， 在黑暗中倍受煎熬。 每个人都欢天喜地， 而我却躺在痛苦中， 呻吟、哭泣。 米开朗琪罗的雕刻和绘画作品是强而有力的，其中并没有表现爱。 他的作品只是他最英勇的思想的反映，好像他耻于在其中体现出心灵的脆弱来。他只在诗里倾诉自己，他那颗包裹在粗犷外表下的心，那胆怯而温柔的心的秘密，必须到他的诗里去寻找： 我在爱；我为何要来到这世间？ 西斯廷的任务完成了，尤利乌斯二世也死了，米开朗琪罗重返佛罗伦萨，回到他念念不忘的计划上来：为尤利乌斯二世建造陵寝。他签了合同，保证七年完工。三年间，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虽然忧伤，却宁静而成熟。他在这三年内创作了最完美的作品：《摩西》和收藏在卢浮宫的《奴隶》，这两幅作品最好地体现了他的激情与意志的平衡。 可是，平静的日子并不长久，他的生命随即又掀起了狂潮，他又跌进了漫漫黑夜。 新上台的教皇是利奥十世，虽然他的思想是伊壁鸠鲁派的，他把所有的恩宠都给了拉斐尔，但是，因为米开朗琪罗为西廷大教堂增光，是意大利的骄傲，他要使米开朗琪罗乖乖地听他的话，这将让他面子十足，增添荣耀。 他提出，让米开朗琪罗将圣·洛朗教堂的面墙修造好，这座教堂是梅迪西家族的。当时，拉斐尔趁他不在的期间，成了罗马艺术上的君主，米开朗琪罗有点不服气，他决意要与他一争高低，就接受了这个新的任务。可是，他还有修建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任务在身，他两个任务都不想放弃，从物质上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将带给他无尽的烦愁。 他尽量让自己相信，对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与圣·洛朗的面墙，他可以同时进行工作。他打算将主要工作交由一名助手去完成，自己只去弄那些主要的雕像。可是，在习惯的驱使下，他又在自己的计划中沉醉了，没多久，他就不能再容忍别人来分享原属于自己的荣誉了。 更严重的是，他担心教皇利奥十世会反悔，竟然恳求教皇把自己拴在这条新添的锁链上。 后来，当然不可能继续建造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了。尤为可悲的是，他连圣·洛朗的面墙也无法修建。因为他拒绝任何合作者，什么都想亲自动手，这种可怕的怪癖，使他无法安心地待在佛罗伦萨干自己的工作，而是跑去卡拉雷监督采石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种种困难。梅迪西家人不喜欢卡拉雷采石场的石料。一方面，因为已经用了卡拉雷采石场的石料，教皇无端指责他受人贿赂了；另一方面，因为不得不遵从教皇的命令，而被卡拉雷人怪罪。他本来可以用船将大理石从热那亚运往比萨，但是，卡拉雷人与利古里亚水手联合起来，使他找不到一条船，逼得他只能修筑一条路。要穿山越岭地修筑一条路，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特别是有一段路是从沼泽上穿过，只能架木桩。 本地人不愿意为筑路帮一点忙。工人们又不会干活。采石场是新建的，工匠们都是新手。这种情况下，米开朗琪罗不由得发出哀叹之声： “我想征服山峦，给这里带来艺术，可是，竟如要让死人复生一般艰难。” 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改初衷，他说：“我答应过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无论有多难。我将完成一项意大利从未做过的最漂亮的工程，但愿上帝帮助我。” 多少力气、热情和才气都白废了！因为疲劳和操心过度，一五一八年九月底，在塞拉韦扎，他病倒了，他很清楚，自己的健康与梦想被这苦役般的工作摧毁了。对必须要开始干活的欲望，对无法干活的焦虑，死死将他缠住，而其他无法兑现的承诺也在追逼着他。 “我着急死了，因为我的厄运，我没法做我本来想做的事……我痛苦死了，别人把我当成一个大骗子，虽然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 回到佛罗伦萨，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焦急地等运送大理石的船队到来，可是阿尔诺河干涸了，船只载满了石料，根本无法溯流而上。 好不容易等来了船只，这下总可以开工了吧？可是，他没有，他坚持必须等到大理石料堆积成山才动工，他又回到采石场。 他一再地拖延着开工日期，也许因为他对开工感到害怕，或者是他夸下了海口？这是一项如此巨大的建筑工程，他是否过于冒失了？ 这完全不是他可以干的活，他上哪儿去学习？但此时此刻，他进退两难。 即便费了那么多的周折，大理石的运输安全却一点也没得到保证。 六根运往佛罗伦萨的独石巨柱，途中就断了四根，有一根甚至是在到了佛罗伦萨后才断裂的。他被他的工人们糊弄了。 在采石场和泥泞的路上浪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光，教皇和梅迪西红衣主教极其不耐烦。一五二○年三月十日，教皇敕令，取消了米开朗琪罗于一五一八年签订的加高圣·洛朗教堂的面墙的合同。直到派来代替他的一队队工人到达皮耶特拉桑塔时，米开朗琪罗才知道这个消息，他的尊严受到了挫伤，他愤怒地指责红衣主教和教皇。 其实，应该指责的是米开朗琪罗自己，他自己也很清楚，那是他最大的痛苦。他在跟自身作斗争，从一五一五年一五二○年这段时间，正是他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时期，可是，他有什么成绩？只有一件苍白乏味的《密涅瓦基督》，这是一件见不到米开朗琪罗的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不怕说得难听，就是这样一件作品，他都没有完成。 在伟大的文艺复兴的最后的几年里，意大利之春即将被种种灾难结束之前，也是在一五一五年至一五二○年间，拉斐尔画了《演员化妆室》，画了《火室》，还画了其他各种题材的伟大作品，他建了公主别墅、圣彼得大教堂，挖掘古迹，筹备庆典，修建纪念碑，掌管艺术，创办了一所学员颇多的学校，最后，硕果累累的拉斐尔才与世长辞。 在米开朗琪罗以后一个时期的阴暗作品里，反映出了他的这种幻灭的苦涩、虚度年华的失意、希望的破灭、意志的沦丧等等，例如，梅迪西家族坟墓以及尤利乌斯二世纪念碑上的那些新雕像。 米开朗琪罗是自由的，可是他不过是一辈子从一个枷锁换到另一个枷锁里，主人不断变化。不久后，红衣主教尤利乌斯·德·梅迪西当上了教皇，称为克雷蒙七世，一五二○年至一五三四年，米开朗琪罗都由他主宰。 克雷蒙七世总想让艺术和艺术家成为为自家门庭增添荣耀的奴仆，所有教皇都是如此，这是被人们非议的。而且米开朗琪罗没太多理由抱怨他，教皇克雷蒙七世对他实在是无比恩宠和爱护。但是，纵使他有颗伟大的心灵，他那种狂躁和悲观，那种致命的忧愁，也是他的主人不能解决的。 那时候，米开朗琪罗陷在焦头烂额的工作中，克雷蒙七世把他从中拉出来，然后决定为他的天才指向一个新的去处。教皇指望他全力为自己服务，委托他建造梅迪西家族的小教堂和坟墓，甚至劝他加入教派，并送给他一笔教会的薪酬。米开朗琪罗拒绝了，克雷蒙七世还是给了他一笔月薪，数目是他所要求的三倍，并且还将圣·洛朗教堂旁边的一幢房子赠给了他。 他开始积极地展开教堂的工程。一切看似顺利。可是，他又要经历一次灰心的危机。因为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者们不放过他，他们不能饶恕他放弃前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威胁要控告他。一想到要打官司，米开朗琪罗便害怕得发疯。 米开朗琪罗的良心使他认为他的敌人是有道理的，他不听朋友的劝告，固执地放弃了教皇的薪酬和房子。 几个月之后，穷途末路的他迫于生计，又写信要求干活，并要求得到他之前拒绝的钱。 人家想教训他，装作不知道这回事。过了两个月，他还是没拿到一分钱。他只得再三要求得到月薪。他已一年多未得到月俸，并同贫困作着斗争，他无法雇请别人来帮忙，生活的艰难已经使他无心于艺术了。 克雷蒙七世偶尔被他的痛苦所打动，便让人转达了自己的友爱和同情。教皇向他保证，“只要他在世一天，就会恩宠他一天”。可是，这个梅迪西家族，他们的无聊简直无可救药，并且总是战胜他们的同情。他们不但没有减轻他的任务，反而加了新的任务，其中有这样一项荒唐的任务：要他完成一件巨人雕像，巨人要头顶一座钟楼，胳膊上要托着一个壁炉。 这个古怪的主意，让米开朗琪罗花费了一段时间。除此以外，他的那些工人、泥瓦匠、车夫因为受到了八小时工作制的先驱们的蛊惑，经常给他制造麻烦，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解决。 同时，来自家庭的烦恼也越来越多。他父亲年纪越大，脾气也越坏，变得更加蛮不讲理，有一天，他竟然从佛罗伦萨离家出走，诬蔑是被他儿子赶走的。米开朗琪罗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感人至深，体现了他对父亲的爱和谦卑是那么那么深，可是，这些也只让老人家那刻薄的思想得到了短暂的平息。不久后，他又怪儿子偷了他的钱。 米开朗琪罗被逼无奈，就又给他写了一绝望的信。 一个人身处这么多的愁苦中，工作自然进展不顺。一五二七年，那些突发性的政治事情把意大利弄得天翻地覆时，梅迪西家族小教堂的雕像还没有完成一个。所以，一五二○年到一五二七年这段新时期，对于米开朗琪罗来说，不过是在他前一阶段的幻灭与疲惫上，增添了新的幻灭与疲惫而已。这十多年以来，他没有因为完成任何一件完整的作品、或实现了任何一项计划而欢乐。 【三】绝望 他厌恶一切事物，连同他自己，因此，一五二七年在佛罗伦萨爆发的洪流也把他卷了进去。 在这之前，与他在生活和艺术上饱受苦难的态度一样，米开朗琪罗对政治事务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自己的个人情感和对梅迪西家族的义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始终没能取得很好的平衡。这个暴烈的天才在行动中总是那么胆小，他不敢冒险跟这个世界上的强权进行政治和宗教的斗争。他总是担忧自己和家人，担心受到牵连。万一因一时气愤，说了什么反对专制行为的过激言词，他马上就会否认。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叫他们小心慎言，一旦发现不对劲，就立即逃离： “就像瘟疫发生了，逃命是第一要紧的……生命比财富重要……不要惹事，不要树敌，除了上帝之外，不要相信任何人，也不要说任何人的是非，没有谁能知道将来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什么事都不要掺和进去。” 他像个疯子似的胆小谨慎，以至于他的兄弟和朋友都嘲笑他。 “请别嘲笑我，”米开朗琪罗伤心地回应道，“一个人嘲笑别人都是不应该的。” 其实，这位伟人的挥之不去的胆怯并不值得好笑。倒是他那可悲的神经是应给与同情的，它们让他被恐惧操控了，他虽然挣扎着跟恐惧抗争，却总是不能把它打败。一旦危险来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逃走，可是经历过痛苦的磨难之后，他竟然能够做到让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去勉强地承受危险，这样倒显得他更了不起了。而且，他比别人更聪明，因此也就比别人更有理由害怕，他具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这使他能更清楚地预见到意大利的种种不测。可是，他天生怯弱，为了把他卷进佛罗伦萨的革命洪流中，则必须要让他置身于绝望的漩涡里，使他可以看到自己的灵魂深处。 第12章 米开朗基罗传(5) 在他胆小怕事的灵魂里，却充满着热烈的共和思想。从他信心十足或精神狂热之时不时流露出来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他的这种思想，尤其是他后来在与他的朋友们，如卢伊吉·德·里乔、安东尼奥·佩特罗、多纳托·贾诺蒂谈话时，这种表现更是明显。贾诺蒂在他的《但丁神曲对话录》中就引述过他们的谈话。朋友们都很惊讶，但丁为什么把布鲁图斯和卡修斯放在地狱的最后一层，把恺撒放在他们的上面，受的罪反而更重。朋友们问到此事时，米开朗琪罗大力褒扬刺杀暴君的人，他说： “要是你们认真读过开头的几篇，你们就会知道，但丁非常清楚暴君们的本性，他知道人和神该怎样惩罚他们。他将暴君们归为‘残害同胞者’，罚他们到第七层地狱去接受沸水的煎熬……既然但丁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他就理所当然把恺撒当作他的祖国的暴君，因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刺杀他是完全正义的行为。在他看来，杀一个暴君并不是杀人，只不过是杀一个人头怪兽。所有的暴君人性都已丧失，全无每个人对同类那种天生的爱：他们已不再是人，他们是野兽。对于同类，他们没有任何的爱，这是很明显的，要不然他们为什么会掠夺别人呢，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糟践别人的暴君呢？……显然，布鲁图斯和卡修斯杀恺撒不能说是犯了谋杀罪，因为暴君不是人，是野兽，是每一个罗马公民都要求依法将他处死的暴君。” 因此，当查理·坎特的大军攻陷了罗马，梅迪西一家被放逐，这些消息传到佛罗伦萨，整个佛罗伦萨城的民族与共和思想开始觉醒时，米开朗琪罗站到了佛罗伦萨起义者的前列。平日里，劝诫家人像躲瘟疫似的逃避政治的他，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处于一种极度狂热的状态中，以致对什么都毫不畏惧。此时，瘟疫和革命肆虐着佛罗伦萨，他却留下来了。他的兄弟博纳罗托传染了瘟疫，在米开朗琪罗的怀里死去。一五二八年十月，他参加了守城会议。一五二九年一月十日，他当选为城市防御工程的监管。四月六日，他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城防工事总监，任期一年。六月，他去视察了比萨、阿雷佐和里沃那的城防。七月和八月，他被派往费拉雷，检查那里的防御工事，并同作为防御工程专家的一位公爵相互商讨。 米开朗琪罗认为，佛罗伦萨最重要的防御位置就是圣米尼亚托高地，他决定在此阵地建一些炮台来加强防御。可是，行政长官卡波尼却不知为什么加以反对，他千方百计要把米开朗琪罗赶出佛罗伦萨。 一座被围困的城市总难免会流传着种种叛变的流言，而米开朗琪罗那病态的怀疑症，很容易相信这些流言。米开朗琪罗怀疑卡波尼和梅迪西党人想甩掉他，不让他守卫佛罗伦萨，因此他住到了圣米尼亚托，并且不愿离开。这次的流言似乎相当确凿。行政长官卡波尼因可疑而被撤职，弗朗切斯科·卡尔杜奇接替他当上了行政长官。不过，佛罗伦萨军队的司令却由马拉泰斯塔·巴利翁接任，这让人不放心。 米开朗琪罗有种预感，认为马拉泰斯塔会叛变。他将自己的这种担心报告了市政议会。新的市政长官卡尔杜奇却将他一顿臭骂，斥责他疑心太重，胆小怕事。而司令马拉泰斯塔知道米开朗琪罗在揭发他，就放出话来说，他会不择手段地对付一个危险的对手，再加上他在佛罗伦萨权势强大得像个大元帅。米开朗琪罗明白，这下自己玩完了。 他原本是决定无所畏惧地等待战争结束的，可是，“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早晨，有个人跑到圣尼古拉门外，我当时正在炮台上，他悄悄地告诉我说，要是我想活命，就不要久留在佛罗伦萨。他跟我一起回到我的住处，然后我们又一起吃了饭，他就替我牵了马来，直到我出了佛罗伦萨，他才离开”，这段话是他自己写的。 瓦尔基的话对他的出逃作了补充：“米开朗琪罗将一万二千金弗罗林缝在三件衬衫上，然后将衬衫做成短裙。他是从正义门逃出去的，因为那里的守卫不很严密。他身边还带着里纳多·科尔西尼和其学生安东尼奥·米尼。” “我不清楚在后面推着我的是神还是鬼，”几天后，米开朗琪罗这样写。其实，怂恿着他的，是那个荒唐而恐惧的魔鬼，它纠缠着他，不放过他。 九月二十三日，米开朗琪罗在费拉雷，公爵盛情邀请他，处于疯狂和迷乱中的他拒绝了，他不愿留在城堡中，选择继续逃亡。九月二十五日，他到了威尼斯。市政议会获悉后，立即给他派了两位侍从，以满足他的所有需要。但是，他羞愧地拒绝了，退隐到了乌德卡。他认为这样还躲得不够远，他要逃到法兰西去。 法国驻威尼斯有一个大使，名叫拉扎尔·德·巴尔夫，他连忙写信给弗朗索瓦一世和蒙莫朗西陆军统帅，请他们趁机将米开朗琪罗留在法国宫廷。法国国王当即表示说，要赠给米开朗琪罗一笔年金和一幢房子。可是，就在信件往返的这段时间内，米开朗琪罗已经回到了佛罗伦萨。 他的狂热消退了。他开始为自己的恐惧感到羞惭了，他的逃亡传遍了佛罗伦萨。市政议于九月三十日下令，所有逃亡的人，要是在十月七日前还没回来，将以反叛罪处之。不过，在佛罗伦萨驻费拉雷的大使加莱奥多·朱尼的斡旋下，市政议会宽恕了他，并派出石匠巴斯蒂阿诺·迪·弗朗切斯科，将一张特别通行证带到威尼斯，把它交给了米开朗琪罗。而他的友人也写信给他，全都恳求他回去，尤其是他的挚友巴蒂斯塔·德·帕拉，更是以一个爱国者的情操，深情地呼唤他回来。 被朋友的诚恳所感动，他终究回来了。十一月二十日，他回到了佛罗伦萨。二十三日，市政议会撤销了对他的指控状，但又惩罚他在三年内不得参加大会议。 从此，米开朗琪罗又英勇起来，他恪尽职守，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圣米尼亚托已遭敌人炮击一个多月了，他在那里的职位得到恢复。他再次加固了高地上的防御工事，并发明了一些新的武器，他还将毛线包和棉被从钟楼上垂下，据说，大教堂因此而得以避免被炮火击毁。 在围城期间他的最后一次行动是：为了监视敌人的行动，或为了察看大教堂的圆顶的情况，他曾勇敢地爬上了那个圆顶。这是出自一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一则消息。 曾经，他预感到马拉泰斯塔·巴利翁会叛变，一五三○年八月二日，这个预感真的成了事实。十二日，佛罗伦萨投降，皇帝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教皇的特使巴乔·瓦洛里。行刑开始了。第一批被杀害的人中，就有米开朗琪罗的挚友，如巴蒂斯塔·德·帕拉。据传，米开朗琪罗躲进了阿尔诺河对岸的圣尼科洛教堂的钟楼里。他的恐惧不无理由，因为有谣言说他曾要拆毁梅迪西府。不过，克雷蒙七世还是像从前那样关爱他，这个胜利者的怒气刚一消退，他就下令寻找米开朗琪罗，并告知他要是愿意继续建造梅迪西家族陵寝，他仍然能得到他应有的待遇。 米开朗琪罗露面了，又开始工作了——为了他曾反对的那些人的荣耀。不仅如此，这个可怜的人，还同意为巴乔·瓦洛里雕刻《拈手搭箭的阿波罗》，这个人为教皇干过各种坏事，还是杀害他好友巴蒂斯塔·德·帕拉的凶手。没多久，他开始否定被佛罗伦萨放逐的人们。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在物质力量的淫威面前卑怯地低下了头，只为了保全自己的那个艺术之梦。他的整个晚年都在为使徒彼得建造一个规模巨大的纪念碑，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他自己明白：他与彼得一样，每当听到雄鸡报晓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怅然涕下。 他在逼迫下说谎、奉承瓦洛里、赞颂乌尔班公爵洛朗，另一方面，他却又因此而痛苦不堪，羞愧难当。他一头扎进工作中，将他所有的虚无狂乱全在工作中发泄。他雕刻的根本就不是梅迪西家族，而是自己的绝望！当有人向他指出，朱利阿诺和洛朗·德·梅迪西雕得不像时，他巧妙地回答说：“什么像与不像，等到千年之后还有谁可以看出？” 一个，表现的是行动；另一个，表现的是思想。底座上的那些雕像，是在诠释《昼》与《夜》这两尊雕像，而《晨》与《暮》，都道出了生命的痛苦和对现世的憎恶。这些人类痛苦的不朽的象征，于一五三一年完成。绝妙的讽刺！可惜无人看懂。乔凡尼·斯特罗齐看到那座妙不可言的《夜》时，写下了这样的诗： 《夜》， 你看到的《夜》，如此甜美地睡着， 一位天使在这块岩石上雕成了她； 她是活着的，她只是睡着了。 你若将她唤醒，她就会跟你说话。 米开朗琪罗回答说： “对我而言，睡眠是非常宝贵的。当罪恶与耻辱泛滥的时候，我宁愿变成石块。眼不见耳不闻，这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不要把我叫醒，嘘！说话小声点！” 有必要考虑到罗马的遭劫和佛罗伦萨的陷落对人们心灵的影响： 理智被破灭了，彻底崩溃了，许多人从此一蹶不振。米开朗琪罗甚至想到要自杀： “要是可以的话，应该将自杀这种权利赋予这个人，他虽然有着崇高的信仰，但他的生活却比奴隶还要凄惨。” 他的思想乱糟糟的。一五三一年六月，他病倒了，头部和胸部的疼痛日夜折磨着他。与此同时，他仍然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吃得很少，睡眠更少。克雷蒙七世为此忧心如焚。一五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教皇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以便让他能够更久地为罗马、为他的家庭、为他自己增添荣耀”，下令禁止米开朗琪罗干别的工作，只能建造尤利乌斯二世陵寝和梅迪西家族陵墓，否则开除他的教籍。教皇保护他免受那些向他索要艺术品的人的烦扰，教皇让别人代笔，给米开朗琪罗写了封信说：“如果有人向你求画，你就把画笔绑在脚上，胡乱地画几笔，然后告诉对方说：‘画好了。’”同时教皇还替他跟越来越凶的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周旋。 一五三二年，就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事宜，乌尔班公爵的代表们和米开朗琪罗之间签订了第四份合同：三年时间内，米开朗琪罗得另修一座新的较小的陵墓，并且由他自己承担一切费用。为了偿还他以前从尤利乌斯二世及其继承者那儿得到的一切报酬，他得另外支付两千杜卡托给他们。他那个伟大计划就这样破产了，他签下的与其说是合同，不如说是他伟大计划的破产书，可悲的是，他还要为它赔钱！ 不久后，梅迪西家族陵墓的计划也成了一场空。一五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克雷蒙七世逝世了。幸运的是，米开朗琪罗当时不在佛罗伦萨，因为亚历山大·德·梅迪西公爵一直非常恨他。公爵让米开朗琪罗建一座要塞以控制佛罗伦萨全城，但是米开朗琪罗拒绝了，对于米开朗琪罗这个胆小的人来说，这可算得上是英勇之举，也是他对自己祖国伟大的爱的表现，但是这让公爵对他的恨更加强烈，随时都有可能加害于他，但碍于克雷蒙七世的保护，才没能得逞。现在，克雷蒙七世去世了，幸好米开朗琪罗当时不在佛罗伦萨，不然，他会连命都保不住。从此以后，他再也见不到佛罗伦萨了，他回不去了，而计划中的梅迪西家族小教堂也永远建不成了。 所谓的梅迪西家族小教堂，给我们所留下的，最多不过是米开朗琪罗关于墙壁装饰的那点构架。米开朗琪罗连雕像的一半都没完成，他所设想的绘画也没完成，而且，当他的门徒们后来欲将他的构想找回来并补全时，他甚至都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他们自己当初的设想。就这样，他把自己全部的工作都放弃了，以致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一五三四年九月二十日，米开朗琪罗回到罗马，他没有再离开那里，直到逝世。他离开罗马已经有二十一年了。这二十一年里，他只完成了以下作品：尤利乌斯二世那未完工的陵寝的三尊雕像、梅迪西家族那未完工的陵墓的七尊雕像——也是没雕刻完工的、洛朗教堂的未完工的过厅、圣玛丽·德·密涅瓦教堂的未完工的《基督》、为巴乔·瓦洛里作的未完工的《阿波罗》。在他的祖国，在艺术之梦中，他失去了健康、精力以及信仰。他失去了他最爱的一个兄弟，失去了他崇敬的父亲。他曾为自己的兄弟和父亲作了一首痛心疾首的诗，以表示自己的愧疚，弥补自己对他的爱，希望“父子间崇高伟大的爱可以在天国里更加厚重”。这首诗中充满了对死的渴求。不过，这首诗也没有写完，就像他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 对他来说，尘世已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他的艺术、志向、爱情、希望，全都灰飞烟灭。他已经六十岁了，人生似乎也可以结束了。 “唉！唉！我看不到前方的路，我恐惧……要是我没弄错——噢！ 但愿上帝让我弄错了！——我看见了，主啊，我认识了善却做了恶，我必将因此而受到永恒的惩罚……” （下篇）舍弃 【一】情爱 他这颗破碎的心灵中，当所有生机被剥夺后，他开始了新生，就像遍地万紫千红的春天，他的情爱之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不过，这种爱里面，几乎不掺有任何自私和肉欲的成分。这是对卡瓦列里的美貌的神秘崇拜，是对维多莉娅·科洛娜的真诚友谊，是他对成为孤儿的侄儿们的慈父般的爱，是对贫苦人和弱者的怜悯，是神圣的仁爱。 米开朗琪罗对托马索·德·卡瓦列里的那份爱，是平庸的思想无法理解的。哪怕是在文艺复兴晚期的意大利，也会招来一些令人气恼的流言，便如阿莱廷就曾含沙射影地讽刺过此事。不过，阿莱廷之流的辱骂，并没有让米开朗琪罗生气。因为，没有一个灵魂比米开朗琪罗的灵魂更加纯洁，也没有一个人对爱的态度比他的态度更加虔诚。 “曾经，我多次听到米开朗琪罗谈论爱情，”孔迪维经常说，“在场的人都认为他所谓的爱情纯粹是柏拉图式的。对我来说，我并不清楚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什么，但我非常清楚的是，通过我和他长远而亲密的交往后，我从他嘴里听到的都是最可敬的话，能够将青年人心中狂躁的欲火扑灭。” 但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不带一丝文学味，也不是冷酷的：他迷恋一切美的事物，如同迷恋一种思想。这种迷恋使得米开朗琪罗成为他见过的所有美物的奴隶。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对朋友贾诺蒂的邀请表示拒绝时，据贾蒂诺的《对话录》记述，他这样说： “当我见到一个带着点才气或思想的人，一个言行出众的人，我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于是，我就全部心思都放他身上，以致于我不再是自己了……你们大家都那么有才华，所以倘若我接受了您的邀请，我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占有我的一部分。就算是跳舞的人和弹古琴的人，要是他们在他们那种艺术里也是出类拔萃的话，我也会受到他们的摆布！那么，你们的陪伴不但不能使我得到休息，使体力得到增强，或使心情平静，反而会让我的心灵随风飘荡，无处可栖。照此往复，我会不知道自己身死何处。” 对这位伟大的美的创造者来说，除了对思想、言谈或声音的迷恋外，肉体的美对他具有更大的诱惑。 “一张漂亮的脸庞对我来说就像一副马刺！它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快乐。” 第13章 米开朗基罗传(6) 在他看来，一个美丽的躯体是神圣的，是神灵在其肉身覆盖下的显现。就像摩西面对火棘丛林，只能颤抖着走近它。他所崇拜的对象，如他自己所言，正是他的偶像。一个伟人如此谦卑地拜倒在偶像面前，就连高贵的卡瓦列里都看不过眼，尤其是他所崇拜的如费博·德·波奇奥这样的偶像，美貌之下的灵魂却是那么庸俗和可恶，这就更是让人难以理解了。可是，米开朗琪罗却无视这一点……他是真的没看到吗？ 不，他只是不愿意看到而已，他要在心中完成已构思好的雕像。 他那些梦幻之中的活生生的情人，吉拉尔多·佩里尼要算最早的一个，那是一五二二年前后的事。而一五三三年，米开朗琪罗又爱上了费博·德·波奇奥，一五四四年又爱上了塞奇诺·德·布拉奇。他对待卡瓦列里并非专一，可是，对他的友情却非常持久和狂热。从一定程定上来说，也许因为这位朋友不仅拥有美貌，他高尚的道德也值得米开朗琪罗尊重。 一五三二年秋天，米开朗琪罗在罗马与卡瓦列里相识。他给卡瓦列里的第一封信充满了热烈的表白，但卡瓦列里的回信却非常庄重： “您的来信已经收到。对我而言，这封信是最为宝贵的。您的来信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我不够资格收到像您这样的人的来信。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天才，我敢说这个世界再没有可以超过您的天才了，而您却给一个刚走上这个社会的年轻懵懂的人写信，我认为这是不值得的。但我也没理由相信您所说的非真心话。我相信——对，我的确相信，您对我的感情只是这样的：您是艺术的化身，对于那些献身艺术并热爱艺术的人，必然具有一种特定的爱。我就是属于那些人中的一员，对艺术的热爱程度来说，我不亚于任何人。我向您承诺，对您的爱，我一定要好好回报。除您之外，我还从没有爱过任何人，除您的友情外，我还从未盼望得到任何他人的友情……如果需要我为您服务时，请尽管说，我将永远为您服务。您忠诚的托马索·卡瓦列里” 卡瓦列里对米开朗琪罗好像一直保持着一种尊敬而有分寸的感情，他一直为米开朗琪罗所信任，而且是被认为唯一一个能影响到他的人。他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永远为他朋友的幸福与伟大而尽心竭力。由于他的促成，米开朗琪罗才下定决心完成圣彼得大教堂圆顶的木制模型。正是他保存了米开朗琪罗为建造圆顶而绘制的图纸，并努力使之实现。最后，也正是他，在米开朗琪罗死后，他按照亡友的意愿，监督和执行此项工程。 可是米开朗琪罗对他感情之深，就像是一种疯狂的爱。米开朗琪罗给他写了许多信，信中表达了对他炽热的感情，称他为“强大的天才”“时代的光芒”，恳求他“不要看不起我，因为我无法与您相比，您是无人可比的”，而且，米开朗琪罗还将他的现在和未来都赠给他，并补充说： “至于我的过去，我无法赠给您，为了更久远地为您效劳，这于我来说是一种没有尽头的痛苦，因为未来非常短，我已经很老了……我相信，任何东西都不能破坏我们的友情，虽然我说得有些狂妄，因为我远远比不上您……我可以忘却我赖以生存的粮食，却不会忘记您的名字，不错，那了无生趣地维持着我的肉体的粮食，我宁可把它忘却，也不会忘记您的名字，那是我的肉体与心灵的支柱，它赋予我太多温暖美丽，甚至于我只要一想到您，痛苦就消失，就不惧死亡，因为，我的灵魂交付了给那个人，它已由他所主宰……倘若我必须要停止对他的想念，那么我立刻就会死的。” 他还送了许多精美的礼物给卡瓦列里。是一些教他学习素描特意画的素描作品，然后还为他画了一幅《被宙斯翅膀举上天空的甘尼米》、一幅《鹰叼其心的提提厄斯》和一幅《法埃东乘太阳战车与酒神节的孩子们一起跌入波河》，这些全都是他绝妙的作品。 他还写了一些十四行诗寄给了他，这些诗有些非常美妙，多数却相当阴暗，有部分诗很快就在文学圈里流传开来，意大利人民都耳熟能详。其中有一首还被人称为“十六世纪意大利最美的抒情诗”： 通过您智慧的双眼， 我见到了一缕温柔的光芒， 我失明的眼睛， 本已不能再见到它的。 您的双脚啊， 帮我承担了一个重担， 我那瘫痪的脚， 本已无法再承担它的。 您的精神， 使我觉得自己已飞上天穹。 我的一切意志就包含在您的意志里， 我的思想在您的内心形成， 我的语言就在您的喘息中显露。 孤独的时候，我像是月亮， 只有太阳照亮它时， 人们才能看见它在天空。 另外还有一首更为着名的诗，是赞颂完美友情的最美的颂歌之一， 是前所未有的： 两个情人之间， 若是存在着贞洁之爱，存在着崇高的怜悯，存在着相同的命运； 若是双方都遭到了残酷命运的打击， 若是那两颗心由唯一的一种精神和意志所掌握， 若是两副身躯上有一个灵魂成为了永恒，一对相同的翅膀将他俩带去天空， 若是爱神之金箭将他俩的五脏六腑一箭穿透并焚烧殆尽， 若是他们不顾自己地相互爱着， 若是他俩都以自己的欢乐渴求两人相同的结局， 若是联系着他俩的爱与信仰，是世间万千种爱情都比不上其百分之一的—— 那么， 一个怨恨的举动有没有可能将这样一条纽带割开？ 这种完全没有了自我的炽热爱情，这种全身心地为心上人付出的爱，并非总是那般宁静明朗。忧伤经常占据着他，被爱所驾驭的灵魂呻吟着，挣扎着。 “我在哭泣，我在燃烧，我耗费着自己，内心无比痛苦……” 另一首诗中，他对卡瓦列里说：“是你，夺走了我生之欢乐。” 这些诗句未免过于热情了，这种友谊未免过于夸张了，卡瓦列里有些隐忧，他对此的态度是友爱和平静的冷淡。米开朗琪罗对此抱歉地对他说： “我亲爱的神，请不要因我的爱而生气，我的爱只是奉献给你的优秀品德的，一个人的精神恋上另一个人的精神是理所当然的。我唯愿，在你那俊美的相貌上所领略到的东西，一般人无法懂。如果有谁想懂，就得先死去才行。” 一五三三年到一五三四年，米开朗琪罗对卡瓦列里的爱达到了顶峰。如果说他们之间是纯洁的友情，却又过于炽热，毕竟令人惶惑不安，也许可以说它是一种病态的友情。 幸好，有一位女子出现了。是她，给了米开朗琪罗这个老小孩、这个孤伶伶的失落于世间的人一种平静而清朗的爱，给他那颗死灰般的心灵注入了一点平和、信心和理智。 她是维多莉娅·科洛娜，他于一五三五年结识了她。 维多莉娅·科洛娜生于一四九二年。她出身于意大利的名门望族，父亲是一位亲王，母亲亦是一位亲王之女。她的家族深受文艺复兴光辉思想所影响。 十七岁时，她嫁给了佩斯卡拉侯爵、大将军费朗特·弗朗切斯柯·德·阿瓦洛，他是帕维尔的征服者。她很爱他，但他完全不爱她。 她长得不美，在一些纪念章上可以看到她的头像：她的脸是男性化的，有个性、而又很严肃。她有一个高高的额头，鼻子又长又直，上唇短，下唇略向前伸，嘴唇紧闭着，下巴突出来。 菲洛尼科·阿利卡纳塞奥认识她，并为她写过传记。传记对她的外貌描写虽然相当委婉，但还是可以透露出她其貌不扬。她出嫁时，就为了获取一种永不磨灭的美而钻研文学，但是，因为天生如此，无论她怎么努力，也不能使英俊而风流的丈夫佩斯卡拉爱上她。然而，爱是不讲道理的，她天生就爱他，并为他痛苦。 丈夫的不忠确实使她非常痛苦。即使是在家里，佩斯卡拉都会欺骗她，这事闹得整个那不勒斯到处是流言蜚语。佩斯卡拉于一五二五年去世，那时候，她还在感到痛苦。她躲进宗教和诗歌里。她躲进了修道院，先后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呆过。刚开始她并没有完全与世隔绝： 她之所以寻找孤独，只因为要好好地回忆她的爱情，好好地用诗词歌赋来歌颂她的爱情。意大利的所有大作家，她都会跟他们往来。从一五三○年起，她的十四行诗就在整个意大利流传开来，这在当时的女人中，让她赢得了唯一的殊荣。退隐平静大海中的伊斯基亚岛后，她还在美丽海岛的孤寂里，不倦地唱着她的爱情。 不过，从一五三四年起，她就彻底沉浸在宗教里了。天主教的改革思想，当时为避免分裂而倾向于复兴宗教，那种自由的宗教精神将她完全占据。我们不清楚她在那不勒斯是否结识了胡安·德·瓦尔德斯，但是，她无疑是深受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奥基诺的宣道的影响。她结识了许多改革派教的人士，其中最伟大的红衣主教卡斯帕雷·孔塔里尼是她的朋友。 在意大利最纯洁的思想所汇聚的理想主义小组中，维多莉娅是最激进的人中的一个。她同勒内·德·费拉雷、同玛格丽特·德·纳瓦尔保持通信往来，后来变成新教徒的彼尔·保罗·韦尔杰廖称她为“一道真理之光”。 后来，卡拉法领导兴起了冷酷无情的反改革运动，她陷入了致命的怀疑中。她和米开朗琪罗一样，有一颗狂热却脆弱的灵魂：她需要信仰，而对于教会，她无法抵抗它的权威。“她瘦得只皮包骨，却还坚持斋戒、苦修。”她的朋友波莱红衣主教逼着她克制智者的骄傲，让自己皈依神明，以逐渐获得平静。带着一种牺牲的陶醉感，她真的这样做了……如果她这样做只是牺牲了自己就没什么话说，可她却将自己的朋友们一起牺牲了。她把奥基诺的作品交给了罗马的宗教裁判所，这给其带来了祸端。如同米开朗琪罗，她这颗伟大的灵魂也被恐惧吓坏了。她将良心的责备埋进了一种绝望的神秘主义之中，一五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维多莉娅·科洛娜在给莫洛内红衣主教的信中写道： “您见到了我们处于无知的混沌之中，见到我去了那错误的迷宫，见到了那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歇息的躯体，见到了一颗为找到平和而躁动不已的心。神有意让我成为一个无用的人！让我明白一切皆在基督身上。” 她呼唤死神以求解脱，一五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她离开了人间。 她与米开朗琪罗相识的那段时期，正是她深受瓦尔德斯和奥基诺的自由神秘主义所影响的时期。这个悲伤和烦恼的女人，她不能缺少可以依赖的向导，同时，因为她满腔的母爱需要有一个施予的对象，所以她需要这样一个比她更加软弱和不幸的人，例如米开朗琪罗。 面对米开朗琪罗，她将自己的烦乱和恐惧深藏起来。表面上她是平静的、矜持的，还有点冷漠。她从别处求来平和，又将之交付给了米开朗琪罗。 他俩的友谊开始于一五三五年间，到一五三八年秋，他们的关系就很亲密了，当然，这种亲密完全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上。那时候，维多莉娅四十六岁，米开朗琪罗已经六十三岁了。她住在罗马平奇奥山脚下的圣西尔韦斯德罗修道院，而米开朗琪罗则住在卡瓦洛山附近。 每个礼拜天，他俩都会在卡瓦洛山的圣西尔韦斯德罗见面，一起讨论《圣保罗书信》。葡萄牙画家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他的四本《绘画谈话录》中，就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的谈话，真切地反映了他俩严肃而亲切的友谊。 这位葡萄牙画家初次去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时，有人在诵读圣书，恰好佩斯卡拉侯爵夫人在跟几个朋友一起在听。米开朗琪罗当时没有在场。圣书诵读结束时，可爱的侯爵夫人带着微笑，对这位外国画家说： “想必弗朗索瓦·德·奥朗德是要听米朗琪罗的谈话，而对这个讲道的人并不感兴趣。” 弗朗索瓦深受伤害，反问道： “怎么，侯爵夫人难道以为我只会画画，对其他的就什么都不懂了吗？” “不要见怪了，弗朗西斯科先生，”拉塔齐奥·托洛梅伊说，“恰好相反，侯爵夫人要说的是一位画家是精通百样的。我们意大利人对绘画十分敬重！她这样说，也许不过是想增加您听米开朗琪罗的谈话的兴趣。” 弗朗索瓦赶忙道歉，这时，侯爵夫人就对她的一名仆人说： “到米开朗琪罗那里转告他，在结束仪式后，我和拉塔齐奥先生将会继续留在这个小教堂里，这里舒适凉爽，要是他愿意牺牲点时间前来，我们会非常开心……不过，”她熟谙米开朗琪罗的倔脾气，就补充说道，“不要告诉他葡萄牙人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这里。” 在等待传话人回来这一会，他们聊起用什么方法才能使米开朗琪罗谈起绘画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希望米开朗琪罗来这里能谈论绘画，但是，又不能让其看出他们的用意，她知道，要是让他看出来，他马上就会闭嘴。 “喏，”她说，“你得承认，当你耍小花招攻击米开朗琪罗的时候，你一定会被他击败的。拉塔齐奥先生，我们一定得先跟他谈诉讼案，谈教皇的敕令，然后，再谈绘画，如果我们想自己掌握主动权的话。” “安静了片刻，然后有人敲门。我们都以为仆人这么快就返回了，担心大师不会来了。但是，非常幸运，住所就在附近的米开朗琪罗当时恰好就在前来圣·西尔韦斯德罗的路上。他是从埃斯基利纳街往温泉方向走，一路上在同他的门生乌尔比诺大谈哲学。传话的仆人在半路上遇到他就把他带来了。他这时已经到了门口，侯爵夫人起身出去迎接，同他站在门口单独说了好一阵子的话，然后才请他在拉塔齐奥和她之间坐下。”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坐到了他身边，但是他的这位邻座米开朗琪罗一直都没有理睬他，这让弗朗索瓦非常不高兴，脸上流露出了恼怒的神情，他说： “真的，如果你不要让某人看见，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站在某人的面前。” 米开朗琪罗一听此言，吃惊地看了看他，随即非常谦恭地道歉： “真对不起，弗朗西斯科先生，我没有看见您，因为我的眼睛只去看侯爵夫人了。” 稍停片刻后，维多莉娅就开始跟他委婉地东拉西扯起来，但就是不说绘画。她谈话的技巧之妙，简直让人大开眼界。就像要攻进一座坚固的城池，自然是艰难而巧妙的，而米开朗琪罗呢，他像是这个城池里的一个被围困者，警惕而多疑，他在这里设一个岗哨，那边拉起一座吊桥，另外的地方又埋设了地雷，对各城门和墙垣进行严密的防守。不过，最后还是侯爵夫人赢了。实在是没有谁可以防得住她的。 终于，话题就这样巧妙地转到艺术上来了。维多莉娅同米开朗琪罗商谈，她计划修建一座宗教建筑，米开朗琪罗马上自动请缨要去察看现场，草拟图纸。 “我原本不敢要求您帮这么大的忙的，”侯爵夫人回答说，“虽然我知道，您在所有事情上都听从主的教导……与您相识的人，对米开朗琪罗这个人的敬重，要超过对他作品的敬重。这与那些不认识您的人不同，他们只敬重出自您手的那些作品，须知，那只是您本身最弱的一部分。我还欣赏您为了避开我们无聊的交谈，经常独自躲在一边；我还欣赏您，不为那些跑来求您的达官贵人们作画，却将整个生命奉献给了一件唯一的伟大作品。” 对于这番恭维，米开朗琪罗谦逊地点头致谢，而对于那些只知闲聊的无所事事的王公显贵与教皇，他表达了自己的厌恶：这些人随心所欲，强迫一个艺术家陪他们瞎聊神侃，却不明白这个艺术家去日无多，恐怕连自己的使命都无法完成了。 第14章 米开朗基罗传(7) 接着，他们转而又交谈起了艺术中最崇高的题材，侯爵夫人认真而严肃。对于她来说，对待一件艺术作品，就跟对待米开朗琪罗一样，是一种信念的表现。 “好的绘画，”米开朗琪罗说，“它是靠近上帝的，并和上帝相结合……它只是复制了上帝的完美形像，是上帝的画笔、音乐、旋律的影子……所以，画家仅有思想和技巧是不够的。我认为，为了使圣灵便于指引他的思想，他的生命应该做到最纯洁和神圣……” 在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的庄严肃穆中，他们就这么进行着神圣的交谈，时光渐渐流逝。有时候，他们更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到花园中接着交谈，弗朗索瓦·德·奥朗德描述道，“在泉水之畔，在月桂树影下，坐在石凳上，背后是一堵爬满了藤蔓的墙”，他们从那里俯瞰罗马，古城展现在他们脚下。 可惜，这些美好的交谈没能得以继续。因为佩斯卡拉侯爵夫人经受了信仰危机。一五四一年，她离开罗马，去了奥尔维耶托，随后，又去了维泰尔贝的一座修道院修心养性。 不过，她经常从维泰尔贝去罗马，专程看望米开朗琪罗。她那神圣的精神使他迷恋，她也给他报之精神上的慰藉。她收到了他的许多信，并保留了下来，这些信中饱含着她那高贵的心灵所能写下的圣洁而温柔的爱。 “按照她的意愿，”孔迪维写道，“他画了一张裸体的基督像。这个基督脱离了十字架，如果不是两位天使分别挽住了他的一只胳膊，他就会像一具瘫软的尸体那样，在圣母面前掉落。圣母在十字架下坐着，张开的双臂伸向苍穹，她泪流满面，痛苦不己。出于对维多莉娅的爱，米开朗琪罗还画了一张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像，但那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他把脸转向圣父，喊道：“哎哟！哎哟！”他的身体并没有瘫软，而是在临终前的最后的痛苦中痉挛着，挣扎着。 现藏于卢浮宫和大不列颠英博物馆中那两张伟大的《复活》画像，也许正是受维多莉娅的启示而画的。卢浮宫那张画上，基督似一个大力神，他愤怒地将墓穴的石板推开，一只腿还踏在墓穴里，头却高昂着，双臂高举，激越地冲向天穹。回到上帝身边！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那些他不屑一顾的匍匐在他面前的惊慌失措的人！终于摆脱了，摆脱了这可恶的人生！而大不列颠英博物馆的那张却比较宁静祥和。基督已经走出坟墓，他翱翔在天空，强壮的身躯在空气中飘荡。他的两臂交叉环抱，头朝后仰着，双目安详地紧闭，神情犹如一片和煦的阳光。 维多莉娅就这样为米开朗琪罗的艺术重新开启了信仰之门。另外，他那曾经被卡瓦列里引发的诗歌才华，也被她重新激活。在他们友谊的初期，维多莉娅写出了《灵性的十四行诗》。她边写边将诗一首一首地寄给他的好友米开朗琪罗。从这些诗中，米开朗琪罗汲取到了温馨的抚慰和全新的活力。他用一首漂亮的十四行诗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感激： 凭着炽热的爱， 幸福的精灵为我已然垂危的心灵留下了生命。 你只看中了我， 在财富和欢娱上，有那么多高贵的人物你都没有看中。 就像从前你出现在我眼前一样，而今，你在我的心里出现。 宽慰我…… 所以， 由于您的恩泽，我的焦虑得到了安抚， 我要用诗句来表达我的感谢。 假若为了回报你对我的亲切关怀而赠您一些可怜的画， 那就无异于狂妄自大。 一五四四年夏天，维多莉娅回到了罗马，从此直到去世，她都一直住在圣安娜修道院。米开朗琪罗常去看望她。她深情地思念他，经常悄悄地送他一点小礼物，给他带来情趣，让他生活得更舒适。不过，这位生性倔犟的老人，“不愿接受任何人的礼物”，就算送礼的是他的最爱，他也不接受。 她死了，他眼睁睁地看着她死的。据孔迪维记述，他当时说： “我看着她死去，却没有像吻她的手那样吻她的额头和脸，每念及此，我都痛悔不已。” 这句话让人动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爱是多么的矜持和圣洁。 “她的死，”孔迪维说，“让他好像没有知觉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痴呆麻木的。” “她把我当作一件宝贝，”一会儿过后，他又悲伤地说，“我也如此。 死神把我的一位好友夺走了。” 为悼念她，他作了两首十四行诗。一首渗透着柏拉图式的精神，充满着狂热的理想主义，就像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这首诗里，米开朗琪罗把维多莉娅比喻成雕塑神的锤子，从物质上敲打出崇高的思想火花： “我的粗糙的锤子，倘若要把坚硬的岩石一会儿凿出一个形象，一会又凿出另一个形象的话，那是因为它听从了那只手的动作，那只握着它、引导它、指挥着它的手。一种外在的力驱动着它来回挥动。 雕塑神的锤子举起来了，凭借自己唯一的力量，在天国创造自己和他人的美。没有任何一把锤子能够自行创造。它在使其他一切富有生机，因为锤子举得越高，砸下去的力量就越大，这把锤子举在我的头顶，高举在天穹上。所以，如果神的铸铁场现在可以帮助我，它就可以将我的作品臻于完善。在这个世间，到此为止，那是唯一的一把锤子。” 另外一首诗宣布了爱战胜了死亡，显得更加温柔： “那个女子，她把我从哀叹中拯救出来，她在我面前静静地离开人世，静静地离开她自己之时，曾经认为，可以与她相提并论的大自然都要羞愧不已，看到了这个情形的每个人都会为之恸哭。但是，死神啊，你且不要吹嘘，是你将众太阳中的那个太阳熄灭了，就像你曾把其他的太阳都熄灭了那样！因为爱神赢了，让她在天上人间物圣人中间复活了。可恶的死神以为抑制住了她的回声，以为让她的灵魂之美黯然无光了。但她的诗词刚好相反：它们赋予了她更多的生命，比她活着时更甚，让她更为光彩照人，她死去后，征服了未曾征服的天国。” 他们的友谊严肃而宁静，正是在这个时期，米开朗琪罗完成了《最后的审判》、波利内教堂的壁画，也终于完成了尤利乌斯二世陵寝。 这是他绘画与雕刻的最后杰作。 一五三四年，米开朗琪罗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安家。这时候，克雷蒙七世逝世。他从所有其他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打算一心一意将尤利乌斯二世陵寝完成，这样，可以卸掉在良心上压了他一辈子的这个重负，一生也就可以了结了。可是，刚到罗马，他又被一些新主人拴牢了。 保罗三世召唤他去为他服务，米开朗琪罗拒绝了，理由是他已跟乌尔班公爵签了合同，必须先完成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这使教皇恼羞成怒，他威胁他说：“这是我三十年来的一个愿望，我现在已身为教皇，难道不能实现这样一个夙愿吗？我要把你签的那份合同撕毁，不管怎样，我一定要使你为我效劳。” 米开朗琪罗被逼得想逃走，他打算逃到热那亚附近的一座修道院躲起来。那里的院长阿莱里亚主教是他的朋友，也是尤利乌斯二世的朋友。那里与卡拉雷非常近，在那里他本来是可以安心完成这份杰作的。 他也可以逃去乌尔班隐居，那儿环境安静，他希望那里的人们出于对尤利乌斯二世的缅怀而友好地对待他。他已经派了一个人先去探路，买下了一幢房子。可是，事到临头，他又丧失了勇气，他担心这样做将后患无穷。他又被套牢了，继续拖着那沉重的负担，直至结束。 一五三五年九月一日，保罗三世委任他为圣保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雕刻师和绘画师。四月份那时候，米开朗琪罗就接受了创作《最后的审判》的工作。从一五三六年四月起，一直到一五四一年十一月，也就是维多莉娅待在罗马的这一段时期，他全身心地进行着这项创作。 就是在完成这项巨大的任务时，多半是一五三九年，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受到了重伤。瓦萨里记述道：“他又痛又恼怒，却不愿意接受医生的诊治。”他挺可笑地讨厌医生。不过，“幸好，在他摔下来之后，他的朋友、佛罗伦萨的巴乔·隆蒂尼是一位聪明的医生，因为可怜他，就去他家看望他。敲门却无人应，医生就直接走上楼，挨个儿寻找各个房间，一直找到了米开朗琪罗在的那间。米开朗琪罗正躺在床上，看到他时，颇为不悦。但巴乔并不想走，坚持为他进行了治疗后才离开。” 瓦萨里写道：“如同从前的尤利乌斯二世，保罗三世也经常来看米开朗琪罗作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一般，他的礼仪长比阿奇奥·德·切塞纳都会陪同他来。有一次，教皇问切塞纳，他对米开朗琪罗这些作品有什么看法。切塞纳其人非常迂腐，他说，在圣保罗大教堂这么庄严的地方，画那么多下流的裸体画，这太伤风化了。并补充说，要是用来装饰浴室的休息厅或者旅店的话，还差不多。这让米开朗琪罗心里窝火，切塞纳离开后，他就凭记忆，按切塞纳的模样画成判官米诺斯，呆在地狱中，双腿缠着条大蛇，身边全都是些妖魔鬼怪。 切塞纳知道了，就向教皇诉说。保罗三世却幽默地说：‘如果米开朗琪罗是把你放在炼狱里，我还可以设法救你出来，可是，他把你放到了地狱里，这我就帮不上忙了，只要进了地狱，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赎罪。’” 认为米开朗琪罗的画有伤风化的人，并不是切塞纳一个。意大利当时正在整饬风化，而且，因《西门家的基督的最后晚餐》被诉有伤风雅，作者韦罗内塞很快就要被送上宗教裁判所了。看到《最后的审判》大喊下流的人不计其数。声音最响的是拉莱廷这个淫秽大师，他拼命给贞洁的米开朗琪罗灌输一些廉耻教育。他给米开朗琪罗写了一封无耻而伪善的信。他指责他所表现的是“一些连在妓院都不好意思看的东西”，他说米开朗琪罗如此亵渎别人的信仰，比自己不信教的罪责还要大，他向刚成立不久的宗教裁判所揭发他不虔诚。他恳请教皇毁掉那些壁画。他指控米开朗琪罗是路德派，同时还卑鄙地对他含沙射影，暗示人们说他道德败坏，而且，还指控他偷了尤利乌斯二世的钱，简直要将他置于死地。 这样一封卑鄙无耻的信，将米开朗琪罗心灵深处的虔诚、友谊和荣誉感一一玷污。米开朗琪罗读着这封信时，虽然报之以轻蔑的一笑，但随后他却伤心地哭了，不过，他并没有对此加以反击。毫无疑问，他想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反击他们不值得，因为即使战胜了他们也没有任何意义。” 当阿莱廷和切塞纳对他的《最后的审判》的观点处于优势时，他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阻止。有人把他的作品称为“路德派的垃圾”，他也保持沉默。当保罗四世要将壁画毁坏时，他没有出声。当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根据教皇的命令给他创造的英雄们“套上裤头”时，他还是不出一言。当有人问他是什么意见时，他充满讥讽与怜惜地刻薄地回答说：“请禀告教皇，这是一件小事，改造起来非常容易。但愿教皇能改造一下世界，改造一幅画不需要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他很清楚自己，他完成这些作品时，正处在怎样热烈的信念中，他是在与维多莉娅·科洛娜的信仰的谈论之中，在这颗圣洁的灵魂的庇护之下，来完成这些作品的。他羞于以这些寄托了他英雄思想的贞洁裸体辩护来反抗和阻止那些伪君子们与小人的下流猜测。 完成西斯廷的壁画之后，米开朗琪罗以为自己有权去完成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了。这时，他已是七十高龄的老人，可是教皇仍然不满足，又要求他去绘制波利内教堂的壁画。本来用在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几尊雕像，也差点被他弄去装饰那个小教堂。 米开朗琪罗应该庆幸，因为他终于和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签了最后一份合同，根据这个合约，他交付完那些已完成的雕像，并雇佣了两名雕塑家来完成陵寝的收尾工作。这样一来，他便永远卸下了其他一切负担。 他的苦难还没到尽头。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不罢休地缠着他，逼他归还所谓他们以前支付给他的钱。教皇让人告诉他，不要管这些事，只管搞他的波利内教堂的壁画就好了。米开朗琪罗则回答说： “可是，我们绘画用的是大脑而不仅仅是手，不考虑根本原因的人是可耻的，因此我只要心里头有事情，就弄不出任何好东西……我一辈子都曾跟这个陵寝拴在了一起，我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为了在利奥十世和克雷蒙七世面前给自己辩白。我那太认真的良心毁了我自己。 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我看见不少人每年可以搞到两三千埃居，可是我呢，我死命地在干，结果还是挨穷。而且，还被人当做贼！在人们面前，这里我不说是在神的面前，我自认为是个诚实的人，我没有欺骗过任何人……我不是贼，我是佛罗伦萨的一个中产阶级，身世高贵，我的父辈都是体面人……当我不得不与这群混帐家伙斗争时，我终于成了疯子！” 虽然合同上没要这么一条，但他为了补偿他的敌对者，他亲手制作了《积极的生命》与《凝思的生命》这两尊雕像。一五四五年一月，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终于在温科利的圣彼得大教堂落成。起初美好计划到现在只剩下什么了？只有《摩西》，它在原计划中不过是不起眼的陪衬部分，现在却占据了主要位置。无异于一个伟大计划的讽刺画！ 不管怎么说，那件事总算是完结了。米开朗琪罗摆脱了他一生的噩梦。 【二】信仰 维多莉娅死后，米开朗琪罗曾想回佛罗伦萨，留在父亲的身边，“让自己那把老骨头歇息歇息”。为几代教皇效劳后，他愿将余生奉献给上帝。这也许是因为受到那位女友的影响，也许是为了了却他自己最后的心愿之一。维多莉娅·科洛娜逝世一个月后，即一五四七年一月一日，米开朗琪罗确实接到保罗三世的敕令，委任他为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全权建造这座建筑物。一个已是七十高龄的老人，居然接受了这个从来没承担过的重任，那并不是因为完全没有困难，也不是因为教皇的再三坚持，而是因为，他将其视为一种责任，一项神交给他的使命，他写道： “不少人都认为，是上帝把我安放在这个岗位上的，我自己也这样认为。无论我有多大年纪，我都不愿放弃它，因为我这一生都是心怀着对上帝的爱而工作的，现在，我将自己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为了这项神圣的使命，任何报酬他都不接受。 这件事情又让他与众多敌人交手，这些敌人包括“桑迦罗派”，包括所有的管理员、供应商、工程承包商等等，他揭发他们的营私舞弊，不过，桑迦罗却对此漠不关心。瓦萨里说：“是米开朗琪罗，他从窃贼和强盗的手里把圣彼罗教堂解救出来。” 他的敌对者们联合起来对付他。带头的就是那个厚颜无耻的建筑师巴乔·比奇奥。瓦萨里指责他，说他偷窃了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并借机排挤米开朗琪罗。有人造谣，说米开朗琪罗完全不懂建筑，根本就是在浪费钱财，毁坏前人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管理委员会也开始质疑米开朗琪罗，于一五五一年在教皇的主持下，对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监工和工人们在萨尔维亚蒂和切尔维尼两位红衣主教的支持下，纷纷指证米开朗琪罗。 对此，米开朗琪罗不屑为自己进行申辩，他拒绝和他们进行辩论。 第15章 米开朗基罗传(8) 他对切尔维尼红衣主教说：“我应该做的或者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没必要一定要告诉您或任何其他人。您的任务是监督财务支出，其余的事情只跟我一人有关。”他天生就是这种骄傲的禀性，从来不会将他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至于那些总是抱怨他的工人，他回答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和泥抹灰、凿石块、锯木头，你们只管按我的命令，做好你们份内的事就行。倘若想知道我脑子里的想法，那是没门的，因为那将侵犯到我的尊严。” 他的这一套言行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好在有历任教皇保护他，不然的话，他休想得到片刻安生。所以，当尤利乌斯三世去世，切尔维尼成为教皇时，米开朗琪罗就打算离开罗马。然而马尔赛鲁斯二世刚登基就驾崩了，由保罗四世接位。米开朗琪罗又得到了教皇的庇护，他就继续奋斗下去。这个作品他已做了八年，工程进行顺利，只剩下建造圆顶部分了，他认为要是这个时候放弃它，就会损害名声，也会使灵魂无法得到救赎。 对这项任务，他在一五五五年五月十一日给侄儿利奥多的信中说，“承接这个任务，我是违背了我的本意的。这八年当中，我感到的只是无休无止的烦恼和疲劳，我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消耗自己。现在好了，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已经可以造圆顶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我离开了罗马，那么这个作品就会功败垂成，对我而言这是最大的耻辱，也是我灵魂上的一桩罪过。” 但他的敌人们根本就不甘罢休，斗争有时会酿成悲剧。一五六三年，在进行圣彼得大教堂的工程中，他有一个最忠实的助手，叫比尔·吕伊吉·加埃塔，被人诬告犯了盗窃罪而进了监狱，工程总管切萨尔·德·卡斯泰尔迪朗特则被人刺杀。米开朗琪罗报复性地任命加埃塔接替切萨尔。但行政委员会将加埃塔赶走，却任命了米开朗琪罗的敌人南尼·迪·巴乔·比奇奥。米开朗琪罗极其恼怒，干脆不去圣彼得了。 于是，到处都能听到他被解职的流言，行政委员会就让南尼接替他的位置，南尼也立马摆起一副主管的姿态。他巴望着这个身老体病的八十八岁的老人在烦恼和灰心中放弃这一切。不过，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米开朗琪罗当即去找教皇，表示如果不还他以公道，他就要离开罗马。他要求重新做调查，证明南尼是无能和骗人的，要将其赶走。这是一五六三年九月的事情，离他去世只有四个月时间，可以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他还在与忌妒和仇恨作斗争。 我们犯不着替他叫屈，他知道怎样自卫，哪怕他身体老朽了，他还是可以“把那群恶人打得一败涂地”，他以前这么对他弟弟乔凡·西莫内说过。 米开朗琪罗晚年的岁月里，除了完成了圣彼得的那件大作外，还被另外一些建筑工程所占满，例如朱庇特神殿、圣玛丽亚·德利·安吉利教堂、佛罗伦萨圣洛朗教堂的楼梯，皮亚门，尤其是圣乔凡尼教堂，这个大计划也像他的其他很多计划一样，最终不了了之。 佛罗伦萨人邀请他，在罗马修建一座属于他们的教堂，科斯梅公爵还为此事不惜亲自写了一封恭维他的信。因为对佛罗伦萨的爱，米开朗琪罗怀着一种年轻人的激情去弄这座建筑。他对自己的同胞们说： “要是你们根据我的图纸来施工，不管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都永远无法超过它。”据瓦萨里说，他是极其谦虚的人，这种话他以前或以后从来都会不说的。佛罗伦萨人对他的图纸没作丝毫改动地接受了。米开朗琪罗有个叫蒂贝廖·卡尔卡尼的朋友，在他的指导之下做了一个木模型用来教学。在他的设计里，这座教堂无论从美学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看，都是一件举世罕见的艺术品。可是，在花费了五千埃居后，再也没有资金投入，只得停工，教堂最后没能建成，就连那木模型也不知去向了，这让米开朗琪罗心痛欲绝。 这是米开朗琪罗对艺术的最后一次失望。在他行将就木之际，他怎能幻想刚开工的圣彼得大教堂终有建好的一天，他会留下一件永垂青史的作品呢？如果他能做主，他本人也许会将它们毁掉。他的最后一件雕塑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基督降下十字架》，关于这件作品的故事，就证明他已经多么不在乎艺术了。他还继续雕塑着的原因，已不再是出于对艺术的信仰，而是出于对基督的信仰了，因为“他的精神和力量无法阻挡他进行创作”。可是，当他一旦完成一件作品，他就要把它毁掉。“他的仆人安东尼奥求他把它赏赐给自己，否则，这件作品就会被他完全毁掉。” 这就是米开朗琪罗在他生命临终的日子里，对自己的作品漠不关心的表现。 维多莉娅死去后，再没有任何伟大的爱照亮他的生命。爱，已经远离了他： 爱情的火焰没有停留在心， 灵魂的翅膀已经折断了， 最糟的病痛——衰老， 总在驱赶轻微的忧伤。 他相继失去了自己的兄弟们和好友们。他的侄儿侄女们已变成了孤儿，他把自己对家庭那种粗暴的爱都转移到了他们身上，转移到他最喜欢的弟弟博纳罗托的孩子们身上。这两个孩子是一男一女，侄女叫做切卡，侄子叫做利奥那多。米开朗琪罗将切卡送进一座修道院，为她支付了食宿费用，经常去看望她，她结婚时，还分了一份自己的财产给她做嫁妆。对利奥那多，他更是亲自负责教育。这孩子在他父亲去世时，他才九岁。米开朗琪罗如同一位严父，给他写了一封封语重心长的信，就如贝多芬跟他侄儿之间的通信那样。利奥那多经常惹他伯父生气，米开朗琪罗也忍不住要教训他。侄儿写的字总是东倒西歪，米开朗琪罗认为这是对他的不恭敬，气得在信里大骂了他一通： “每回一收到你的信，我还没有看就感到很生气。我不知道你是在哪里学写字的！一点也不用心！……我相信，你哪怕是给世界上一头大蠢驴写信，也会多花点心思……你的上一封信，我实在没法读下去，把它丢进火炉了，因此也就回不了你的信。我已跟你讲过了，并且不厌其烦地再三地说了，我每回一收到你的信，没看就先来气了。 你干脆不要再写信给我了。假如要告诉我什么事，你最好找个会写字的人代写吧，因为我的脑袋要考虑太多其他事情了，你那些胡涂乱划的字，我实在没时间去辨认。” 多疑的天性，再加上兄弟们都让他失望，更是加重了他的疑心病，所以，对于侄儿那种谦卑恭顺的爱，他已不抱什么幻想了。他认为侄儿对他的情感都是冲他的钱来的，因为他清楚自己是他的继承人。这一点米开朗琪罗也毫不客气地向侄儿言明了。有一次，米开朗琪罗旧病发作，生命奄奄一息了，他知道利奥那多跑到罗马来了，还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米开朗琪罗愤怒地冲他喊道： “利奥那多！我病倒了，你却跑到乔凡·弗朗切斯科先生家去，去打听我有没有留下点什么东西。难道我给你放在佛罗伦萨的钱还不够吗？你不要对亲人说谎话，也不要像你父亲那样，他居然把我从佛罗伦萨自己的家中赶走！你知道吗，我已立了一份遗嘱，根据遗嘱，你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去你的吧，不要在我眼前出现，也永远不要再写信给我！” 虽然他如此愤怒，但对利奥那多并没多大触动，因为他总是随后又给他一封封慈爱的信和礼物。一年之后，他为赠送三千埃居的许诺所吸引，又跑到罗马来了。他为钱如此猴急，这刺痛了米开朗琪罗的心，他心伤不已，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你这么急地跑到罗马来，可是，要是我一贫如洗缺吃少喝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跑得这么快来看我呢！……你自己说你跑过来是出于对我的爱，没错！这种爱不过是蛀虫的爱！要是你真的爱我的话，你就会写信给我说：‘米开朗琪罗，您已给予我们太多了，我们已足够了，那三千埃居您自己留着花吧，对于我们来说，您的生命比财富更加宝贵……’可是，四十年来，你们吃我的用我的，却没有说过一句好话给我听……” 米开朗琪罗非常重视利奥那多的婚姻大事，为此操了六年的心。 利奥那多为了得到伯父的遗产，就温顺地听从伯父的所有安排，不管是挑合适的人选，还是进行商谈或拒绝，都由他伯父去做，他自己显得什么都不在意。倒是米开朗琪罗非常积极，就像要娶亲的是他自己一样。他把婚姻看得很严肃，至于有没有爱情是不重要的。他提出一些苛严的条件，都是毫无诗意的，非常现实而又一定要达到： “这是一辈子的大事：你得记住，丈夫与妻子之间必须相差十岁。 你要留心，你所选择的那个女子不仅要道德好，而且要身体健康……别人跟我提了好几个，我觉得有好的也有不行的。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就写信告诉我，我会告诉你我的看法……你选择谁这是你的自由，只要她有良好出身，有教养就行，至于她有多少嫁妆都不必在意，没有的话日子反而过得太平，反而是更好的事……有个佛罗伦萨人告诉我，别人跟你提起过吉诺里家的一位姑娘，你也看中了。不过，我觉得不太合意，因为她父亲只是看中了你的钱，倘若他有能力为他女儿办嫁妆，他才不会把女儿嫁给你。我希望，愿意让女儿嫁给你的人看中的是你的人而不是你的钱……你一定得考虑的地方是：对方的心理和身体是否健康，是不是出身良家，人品是否端正，还要知道他的父母是什么人，因为这一点也十分重要……你要找一个贫贱时不会耻于干家务的女子……至于外貌呢，你就不要太在意了，只要她没有残疾也不是丑八怪就行了，因为你自己也并非佛罗伦萨最英俊的年轻男子……” 通过多方寻求，似乎觅到了那个稀罕的人儿。可是，到了最后时刻，却发现对方视力很差，就因为这样一个小缺陷而放弃了这个人选。 利奥那多自己都感到灰心了。他奇怪他伯父为什么这么坚持要让他结婚。 米开朗琪罗这样对侄儿解释：“……结婚是好事，是为了我们家香火不断。虽然我相信即使我们家断了香火，对世界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每一种动物都在努力保存自己的种族。所以，我盼望你结婚生子。” 最后，米开朗琪罗也感到烦了，他开始感到很可笑，怎么他的侄儿利奥那多却好像无所谓似的，总是他在一边瞎忙着，于是他宣布撒手不管这事了： “六十年来，我一直都为你们操心，如今我老了，我得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他的侄儿却同卡桑德拉·丽多尔菲订了婚。他很高兴地祝贺他，并答应给他一千五百杜卡托。等利奥那多结婚后，米开朗琪罗又写信祝福新郎新娘，承诺送卡桑德拉一条珍珠项链。 虽然他很开心，但还是提醒侄儿说，对这类事情，他虽然不是太清楚，但他觉得，利奥那多要做到明确处理她所有关于金钱方面的问题，而且本来应该在把那女子带回家来之前就要处理好的，这些问题总是像是不和的种子。信的结尾，他又嘲讽地劝告他： “哦！……现在就开始好好地生活吧，不过你总得考虑考虑，寡妇总是比鳏夫多。” 不过，两个月后，他却寄给卡桑德拉两枚分别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而不是他曾许诺的珍珠项链。卡桑德拉给他寄了八件衬衣以示感谢。米开朗琪罗给他们说： “衬衣特别漂亮，我尤其非常喜欢它的布料。不过，我却不高兴你们花这些钱，因为我什么都有。代我向卡桑德拉致谢，告诉她想要什么只管给我写信，我在这里所能找到的一切东西，不管是出自罗马还是其他地方制造的，我都可以寄给她。这回我只寄一个小礼物，下回我尽量寄点她喜欢的东西去。但你可要告诉我她喜欢什么。” 不久，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出世了，按照米开朗琪罗的意思，给老大取名叫博纳罗托；老二叫米开朗琪罗，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一五五六年，老伯父邀请这对年轻夫妇前来罗马，就住在他的家中。他总是与家人一起分享欢乐和悲伤，而他自己的事情，包括健康方面，都从不允许他的家人来操心。 米开朗琪罗还有不少着名而高贵的朋友。 尽管他也是脾气暴躁的人，不过，要是你把他想象得像贝多芬，像那个多瑙河的农民一样，那你就错了。他出自名门世家，是意大利的一个贵族，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少年时，他就在圣马可花园与洛朗·梅迪西在一起生活，从这开始，他与意大利最高贵的爵爷、亲王、主教以及作家、艺术家来往频繁。 例如：他会跟诗人弗朗切斯科·贝尔尼一起谈诗；同贝纳代托·瓦尔基通信；跟卢伊吉·德·里奇奥、多纳托·贾诺蒂赋诗和唱。他的谈话记录、他对艺术的深刻见解、对但丁无人能及的透彻看法，都有人将其收集。 只要他高兴，他完全就是一位温文尔雅、风度迷人的绅士；只要他愿意做官，他一定可以做个完美无缺的官员。社交圈没有排斥过他，而是他自己总与之保持距离。若是他想过一种排场的生活，那也绝无问题。对意大利而言，他就是天才的化身。到他艺术生涯的最后岁月，他已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硕果仅存的巨人，他代表着文艺复兴运动，整整一个世纪的荣光都可以在他一人身上体现。不仅仅是艺术家们将其视为超凡的圣人，就连亲王们，如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卡特琳娜·德·梅迪西、科斯梅·德·梅迪西等等，他们在他的威望面前也礼让三分。 弗朗索瓦一世、卡特琳娜·德·梅迪西都表达过对他的敬意。科斯梅·德·梅迪西打算派他当元老院议员，米开朗琪罗到罗马时，他平等地对待他，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和他亲切交谈。科斯梅的儿子，堂·弗朗切斯科·德·梅迪西接见他时，居然把红衣主教帽都取下来拿在手里，“对这位旷世之才表示出无限的敬意”。人们对他的天才表示崇敬，对“他崇高的道德”亦是如此。他晚年所享有的荣耀堪与歌德或雨果媲美。 不过，他又比较另类。他既不像歌德那样渴求获得民望，也不像雨果那样，崇敬资产阶级。他对世事，对现存秩序的态度是自由的。他鄙视荣耀和上流社会，即便他是为教皇效劳，“那也是被逼无奈”。他根本就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他对教皇都会感到厌恶，他们有时在和他说话时，并派人找他时，他都会生气”，而且，“他还会对他们的令旨不管不顾，不高兴时就抵抗不从”。 “当一个人天生就是这样，而且因为他所受到的教育，让他讨厌一切虚伪时，如果你要他不要怎样生活，这是没道理的。假如他不要求你做什么，更无意进入你的范围，那你凭什么要打扰他呢？那些无聊的事情，你干嘛要让他屈就，干嘛一定要把他拉进这个社会？这个人并非什么高人，他只看重自己的才华，他不愿意媚俗。” 因此，他跟社会的联系很少，只保持着必要的联系，或者单纯知识方面的联系。他不让任何人接近他的隐私，教皇、亲王、文人和艺术家们，在他心目中并没有什么份量。也许他真的喜欢过他们中的少数人，那他们之间的友情也极少得以长久下去。他爱他的朋友们，对他们慷慨大方，可是他的高傲、倔犟、疑惧，往往使他把最要好的朋友变成死对头。有一天，他写了下面这封饱含着美丽的忧伤的信： w w w. xiao shuotxt. co m>txt 第16章 米开朗基罗传(9) “那些可怜的忘恩负义之徒，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要是你给处在困境中的他们以帮助时，他就说他从前帮过你。要是你给他一份工作以示关照，他就口口声声说你是无奈之举，因为你自己不懂这项工作。他会把他得到的一切恩惠都说成是施恩者的无奈之举。假如他得到的恩惠太明显了，他怎么也无法否认的话，忘恩负义之徒就会在一旁等着，不管等多久，只要曾经的恩人犯下一个明显的错误，他就会找借口说他的坏话，再也犯不着感激他了。别人总是这样对我的。然而，当一个艺术家有求于我时，我没有一次不是真心实意，不是有求必应的。但后来，他们竟借口我脾气古怪，要么说我得了疯病，大肆说我的坏话。我就算是真的疯了，那伤害的也只是我自己啊！他们就这样来对待我，真是好心没有好报啊。” 他有几个较为忠实的助手，这是没错，但这些人大多是无能之辈。 有人怀疑他这是有意为之，为的是好让他们当作驯服的工具，而不把他们当成合作者，这好像有点道理。但是，据孔迪维说： “很多人说他不愿教自己的助手，这种说法并不对，相反，他倒是很愿意教他们。但天生就是这么遗憾，他所教的人要么是无能之人，要么是虽有能力却缺乏毅力，不能坚持，才学几个月，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把自己当大师了。” 不过，可以肯定他对自己助手的第一点要求就是：必须要绝对服从他。对桀骜不驯者，他毫不客气；对谦虚而忠诚的徒弟，他却表现得极为宽和。他对懒惰的徒弟乌尔巴诺关爱有加，被他称为“像最好的父亲一样的亲爱之人”；他将彼特罗·迪·贾诺托“视同儿子”。西尔维奥·迪·乔凡尼·切帕雷洛从他那儿出去替安德烈·多里亚干活，觉得过意不去，又要求米开朗琪罗重新收留他。 这里特别要说到他的一个叫安东尼奥·米尼的助手，完全可以证明他对助手的宽宏大量。据瓦萨匡说，米尼“在米开朗琪罗的徒弟当中，他是有毅力的，但是却不够聪明。他爱上了佛罗伦萨一个穷寡妇的女儿。遵照他父母的意愿，米开朗琪罗把调离了佛罗伦萨。安东尼奥打算去法国。米开朗琪罗送许多作品给他：全部素描和纸样、画作《丽达》、以及为创作《丽达》所作的包括蜡制和陶制的所有模型。带着这些馈赠，安东尼奥去了法国。可是，一场厄降临，米开朗琪罗的计划遭到了打击，而对他那个卑微朋友的计划的打击就更为严重了。安东尼奥去巴黎，打算将《丽达》献给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当时不在巴黎，安东尼奥就把《丽达》寄存在他的一位意大利朋友朱利阿诺·博纳科尔西那里，然后就返回了他居住的里昂。过了几个月他重回巴黎时，却不见了《丽达》，原来博纳科尔西将之卖给了弗朗索瓦一世，得来的钱由他独吞了。安东尼奥气得发疯，他没有了经济来源，再加上没自卫能力，在这座异国的城市里流浪，终于在一五三三年年底，忧伤而终。 而在他所有的助手中，有一个人是米开朗琪罗最喜欢的，他在米开朗琪罗的爱护下而声名远扬，他叫弗朗切斯科·德·阿马多雷，小名叫乌尔比诺。他从一五三〇年起，就开始为米开朗琪罗工作了，在米开朗琪罗的指导下建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米开朗琪罗非常关心他的前途。 “我死去后，你该怎么办呢？”米开朗琪罗问他。 “那我就为别人工作。”乌尔比诺回答。 “噢，可怜的人儿！”米开朗琪罗说，“我要帮帮你。” 他有一次一下就给了他两千埃居，出手之大方是只有皇帝和教皇才可以相比的。 可是乌尔比诺却比他先死，他死的第二天，米开朗琪罗给他侄儿写了封信，说： “昨天下午四点，乌尔比诺去世了。对他的死，我深感悲痛，我爱他，我的爱也是他应该得到的，因为他是那么高尚的一个人，胸襟磊落，朴实忠诚。他的死几乎让我难以继续活下去了，我的心将永远得不到平静，宁愿和他一同死去。” 他痛苦得难以言述，过了三个月，他写给瓦萨里的那封有名的信里，流露出了这种痛苦，却更加使人伤心落泪： “乔奇奥先生，我亲爱的朋友，我写信也没心思了，在这里简单写上几句是为了回您的信。您知道，乌尔比诺过世了，对我来说，这实在太残酷了，这是一种巨痛，不过，也是上帝赐给我的一大恩泽。 为什么要说是恩泽呢？因为，他活着的时候给了我继续生活的勇气；而他死去的时候却教会我，不要忧伤而终，要企盼着去死。他一直待在我身边，有二十六年啊，我始终觉得他是个忠实可靠的人。我让他富有了。我本指望着他给我养老送终的，他却比我先走了。我没有别的指望了，只求可以在天国与他重逢。上帝赐给了他幸福的死亡，也明显地表示了天国是他的归宿。我留在了这个充满欺骗的世界，留在了无尽的烦恼和不安中，这对他来说是比死还痛苦的事。我个人最美丽的部分已追随他去了，只剩下无穷无尽的苦难。” 处于这种极大的悲痛之中，他请求他的侄儿前来罗马看望他。他的悲痛让利奥那多和卡桑德拉非常担心，他们连忙赶了过来。乌尔比诺在死前委托他照顾自己的儿子，他甚至还给自己的一个儿子取名为“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承担了这份托孤的重任，因为这份责任，他获得了一些重生的力量。然而，这时他身体已经虚弱不堪了。 他还有一些朋友是很怪异的。因他天生就很固执，再加上对社会的各种限制有一种逆反心理，所以他宁愿与一些思想简单的人交往，这些人通常都是叛逆的、不拘小节的，与一般人不同。比如托波利诺，这个卡拉雷的石匠，“他想像着自己是个杰出的雕塑家，在每艘载满大理石开往罗马的船上，他要把他雕刻的小雕像塞上三、四件，让米开朗琪罗肚皮笑破”；例如梅尼盖拉，他是个瓦尔达诺的画家，“经常跑去米开朗琪罗那里，求他为他画一张圣洛克或圣安东尼，再由他来上色，把它卖给农民。米开朗琪罗呢，平时连国王们都难以得到他的画，这时却宁愿丢下手里的工作，根据梅尼盖拉的要求为他作画，有一幅《基督受难图》还是上好的作品；有一个理发师也喜欢画，米开朗琪罗就给他画了一幅《圣弗朗索瓦受刑》图。一个替尤利乌斯二世陵寝干活的罗马工匠，因为对米开琪罗的指教言听计从，他在大理石中居然雕出了一尊美丽的石雕像，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因此认为自己一不小心成了一名大雕塑家。还有外号叫拉斯卡的滑稽的金匠皮洛托；懒散的怪画家英达科，“厌恶画画，却爱神侃”，喜欢说“只晓得干活却不懂得玩乐的人是不配当基督徒的”；尤其是那个朱利阿诺·布贾尔蒂尼，非常滑稽可笑却又无伤大雅，米开朗琪罗对他特别重要，据瓦萨里记述： “朱利阿诺是个善良的人，生活很简朴，没有坏心，米开朗琪罗很喜欢他。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对自己的作品太喜爱了。而米开朗琪罗因为自己常常不能自我满足而非常痛苦，就反而认为这是好事情……有一次，奥塔维亚诺·德·梅迪西要朱利阿诺给他画一幅米开朗琪罗的肖像。朱利阿诺就开始画了。他让米开朗琪罗坐好，自己一言不出，两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冲他喊道：‘米开朗琪罗，快看，你起来呀，我已经抓住了你相貌的主要部分。’米开朗琪罗站了起来，但是他一见到那幅肖像时，就大笑起来，对朱利阿诺说：‘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我的一只眼睛都被你镶进太阳穴去了，喏，你看。’听到他这样说，朱利阿诺很生气。他对照肖像看真人看了好几遍，然后大胆地回答说： ‘我不觉得这样。不过，你坐回去，看有什么要修改的。’这下米开朗琪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笑着坐在朱利阿诺对面，朱利阿诺反复地看看他又看看画，然后站起来说道：‘你的眼睛就是我所画的这样，你天生就是这样的。’米开朗琪罗笑着说道：‘行，是天生长错了。你接着画，不要吝惜颜料。’” 米开朗琪罗从不轻易宽容他人，但是对于这些小人物，他却将自己的宽容付予他们。虽然有拿这些可笑的人寻开心的意味，但也包含着对这些以大艺术家自居的可怜者的同情。或许他从他们身上想到自己的疯狂，莫不是一种心酸而可叹的自嘲。 【三】孤独 米开朗琪罗就这样与他这些卑微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不过，他还有一些更卑微的“朋友”陪伴他，那是家畜，是他的母鸡和猫。 可是，他的内心还是孤独，这种孤独感越来越强烈。“我总是孤独得很。”一五四八年，他写信给他侄儿时说，“我同谁都不说话。” 就这样，他不仅逐渐与人类社会隔绝，而且断绝了人类该有的利益、欲望、快乐和思想。 对共和党的热情，是把他与那个时代的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而这个最后的激情也熄灭了。一五四四年和一五四六年，他两次病重时期，一个被放逐的叫里乔的共和党人朋友，曾把他接到斯特罗齐的家中，那个时候，他那种激情还闪电似地放射了最后一道光芒。米开朗琪罗病愈后，派人去找逃亡在里昂的罗伯特·斯特罗齐，请他去提醒法国国王，当初的承诺要兑现了。他还说明，倘若弗朗索瓦一世能使佛罗伦萨重获自由，他可以保证，他会出钱替他建一尊骑着马的青铜像，并将其立在市政议会的广场上。一五四六年，为了感激斯特罗齐留他在他家养病，他送给他两尊《奴隶》雕塑，后来，这两尊雕塑被斯特罗齐转赠给弗朗索瓦一世了。 这只是他在政治立场上最后一次激进的爆发。一五四五年，他在与贾诺蒂的说话录的一些片断中，就已经偏向于斗争无用论以及不抵抗主义的思想，这跟托尔斯泰的观点相似： “敢于去杀害别人，这是妄自尊大的表现，因为你无法判定一个人死去后是不是就可以变善，你也无法判断一个人活着就不能变善。 所以，我忍受不了这些人，他们认为，要是不以实际上是杀戮的恶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善。时代改变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欲望起了变化，人们产生了厌倦……总之，总会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 就是这同一个米开朗琪罗，从前对杀死暴君的激进分子加以赞扬，如今却对想以行动改变世界的革命者冷静相看。他知道，曾经他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个，而此刻他却痛苦地谴责自己。好似哈姆雷特，开始时对一切都产生怀疑，包括自己的思想、仇恨，包括他从前所相信的全部。他放弃了行动。 事实上，他已不再有仇恨，他无法再恨了，因为已经为时过晚了： “我太不幸了，长久的期待使我精疲力竭；我太不幸了，那么迟才达成自己的心愿！现在，莫非你不知道？一颗高傲而伟大的心在宽恕，慷慨大度地向曾经冒犯他的人献出自己的爱。” 他住在特拉扬广场附近的马塞尔·德·柯尔维街。他在那里有一幢带小花园的房子。他和一个男仆、一个女佣，还有一些家畜住在一起。 他的男仆女佣全都是邋里邋遢的，他常换仆人，老抱怨他们，跟他们相处不好。这一点跟贝多芬一样，老是跟仆人产生冲突。在他的笔记里，还留有这些主仆争吵的痕迹。一五六〇年，他辞退了女佣吉罗拉玛。辞退之后写道：“啊！如果她从来就没有到过这儿，那该有多好啊！” 他的卧室很暗，像一座坟墓似的。里面有很多蜘蛛，到处结满蛛网。楼梯中间有一幅他自己作的画，是肩上扛着一口棺材的《死神》。 他过着像穷人的生活，吃得很少，因为晚上难以入眠，经常爬起来，拿出凿刀干活。他自己用硬纸壳做了一顶帽子，中间插上一支蜡烛，再把帽子戴在头上，这样的话，就可以腾出双手就着烛光干活了。 他愈老，便愈孤独。整个罗马都在梦中时，他却躲在属于自己的黑夜里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一种需要。寂静对他而言是美事，夜晚则是他的朋友，他写过这样一首关于黑夜的诗： “哦，黑夜，哦，黑暗而恬静的时光，所有努力将达到平和，激发你的人依然可以看得明白；赞美你的人还有其完整的判断。所有疲惫的思想，那从尘世而来的，被潮湿的阴影和歇息深入的思想，都被你用剪刀剪断了。你经常把我从梦里带进天国，那是我的向往之地啊！ 死亡的阴影，内心所有敌对的灾难都通过它而停止，你的痛苦是一剂灵丹妙药，我原本病残的肉体恢复了健康，你擦干我们的眼泪，赶走我们的疲劳，你为好人洗去了仇恨和憎恶。” 一天夜晚，瓦萨里去看望这位老人，他一个人孤伶伶在空寂的屋子里发呆，面前是他那悲凄的《哀悼基督》。 瓦萨里敲门时，米开朗琪罗起身举着烛台去开门。瓦萨里想看看他的雕塑，但米开朗琪罗将烛台弄到地上，熄灭了烛火，让他什么也看不到。乌尔比诺去找别的蜡烛时，米开朗琪罗转向瓦萨里说：“我已经老朽了，死神总是在扯我的裤脚，叫我跟它一起去。有朝一日，我的身体会像这个烛台似的倒下，而我的生命之光也会像它一样熄灭。”死的念头一天比一天更紧地缠绕着他，他无法摆脱。 他对瓦萨里说：“我心中的每一个念头都被死神紧紧地缠着。” 死似乎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幸福： 第17章 米开朗基罗传(10) “经常地，我的眼前浮现出过往的一切，哦，虚假的世界，这时，我才清楚人类的谬误和过错。那个人，终于相信了你的谄媚，相信了你那虚妄的快意，他正在为他的灵魂准备巨痛般的悲伤。经历过这些的那人，他清楚地知道，你经常许诺平和与幸福，但你却根本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因此，在尘世羁留得最久的那个人是最失意的人，而生命越是短暂的人，越是容易回到天国……” “拖了一年又一年，才到我的最后时刻，哦，这个世界，欢乐来得太迟了，我得承认这一点。你许诺以平和，却没有给予平和；你应允以歇息，却除非是让我还没出生就死去……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根据经验：夭折的新生儿才是天国的选民。” 当他侄儿为新生的儿子庆贺时，米开朗琪罗将其狠骂了一顿： “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排场。当全世界都在哭泣时，笑是不容许的。为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就这样大肆张扬，这是不懂事的表现。 欢乐应该留着，直到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死的那一天，才可以将它宣泄。” 等到第二年，他侄儿的第二个孩子夭折了，他倒写信去向他祝贺。 大自然，狂热和天才使其一度对大自然视而不见，到了晚年，却成了他的一大慰藉。一五五六年九月，西班牙阿尔贝公爵大军威胁到了罗马，他逃离罗马，途经斯波莱特，在那里停留了五个星期，他置身于橡树和橄榄林中，尽情享受金色的秋日。十月底，他被召回罗马，临行前还依依不舍的。他写信给瓦萨里说：“我将自己的一大半留在那里，因为平和只存在于树林里，这是千真万确的。” 返回罗马，这位八十二岁的老人写下了一首漂亮的田园诗，诗中用田园与乡土生活对照出城市的虚妄，充满了青春朝气，这是他一生的最后诗作。 但是，如同置身于艺术和爱情中，他在大自然中找寻的还是上帝，他日益靠近上帝。他一向信仰虔诚。对于神甫、僧侣、善男信女之流的谎言，他是从来不信的，并且只要有机会就会挖苦他们，可是，对他的信仰却从未有过怀疑。他的父亲和兄弟们生病或死去的时候，他首要关心的是他们的圣事。他绝对相信祈祷，他把自己获得幸运和避开不幸，全都归功于祈祷。 孤独的时候，他具有神秘的崇拜狂热。这种狂热中某次的情形给我们留存了下来，这当然纯属偶然。有一个当时的记述，为我们描绘下来这位西斯廷教堂的英雄沉醉于祈祷中的面容：寂静无声的深夜，他孤身一人于罗马自家花园里祈祷，仰望着星斗满天的夜空，眼里满是痛苦和哀求。 有人说他对圣贤们与圣母的信仰非常淡漠，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 他最后的二十年全部用来建造圣彼得大教堂，他最后的一件作品，因他去世而未能完成的，也是圣彼得的雕像，把他说成是新教徒那简直是荒唐可笑。我们不能忘记，他多次想去远方朝圣，一五四五年，想去朝拜科姆波斯泰雷的圣雅克，一五五六年，他想去朝拜洛雷泰，他还是圣·让·巴蒂斯塔兄弟会中的一员。 但是，如同所有伟大的基督徒一样，他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一直追随着基督，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一五一二年，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他说：“在过着清贫的生活时，上帝与我同在。”甚至在临死前，他还请求家人让他回忆基督经受过的苦难。而跟维多莉娅·科洛娜做朋友后，尤其是在她去世之后，他这种信仰就更强烈了。 他的艺术几乎全都献给了基督，另一方面，他的诗作却充满了神秘主义。他否定了艺术，躲进了基督那张开的双臂里： “海面波涛汹涌，一条小船载着我，我的生命之旅到达了一个港口，人们都在这个共同的港口登岸，将自己所有的虔诚或亵渎的作品作出汇报和说明。因此，我的那份激烈的幻想，把艺术当成了一种偶像，当成了君王，如今看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而且，我看得很清楚，每个人所希冀的东西原来都是苦难。爱情的相思、快乐的幻想，此刻它们都临近死亡，现在又能怎么样？我坚信其中的一个，但另一个却威胁着我。绘画和雕刻，它们都无法再使我心境平和，十字架上那朝我们张开的双臂欲搂抱我们，我的心灵已转到了这份神圣的爱里了。” 在这个老人不幸的心灵中，信仰和苦难使之绽放了最纯洁的花朵，那就是最神圣的仁慈。 被仇敌们诬蔑为小气、贪婪的这个人，他一辈子却从未间断过施恩于别人，无论是认识或不认识的。他不仅善待他的老仆和他父亲的老仆们，而且时常资助穷苦人。他父亲死后，一个叫莫娜·玛格丽塔的女佣由他收留，后来她的死“让他感到了一种失去亲姐妹的伤心”；他对一个在西斯廷教堂做过工的普通木匠倍加爱护，这个木匠的女儿出嫁的嫁妆也是米开朗琪罗置办的……他喜欢让侄儿、侄女们参与他的施舍活动，引发他们的爱心，让他们替他布施，而又不透露他这位施主的名字，因为他不想用行善来博名。出于一种温柔细腻的情感，他尤其顾念那些穷苦人家的女孩子，总是设法悄悄送给她们一些嫁妆，让她们能够结婚或进修道院。一五四七年八月，他写信给他的侄儿： “……你去结识一些这样的穷苦人家，他们家一定要有待嫁的要送去修道院的女儿，却又是他们羞于启齿的，你把我的钱偷偷送给他们，但千万要摸清楚，不要给人家骗了……” 一五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他写给利奥那多的信中说： “如果你知道还有哪位高贵的市民急需用钱，尤其是有女儿要出嫁的，那么就告诉我吧，我会很高兴地为他们做些什么，我的灵魂也可以因此得到救赎。” 结束语死亡 “渴盼已久的死神终于姗姗而来。” 他苦行僧般的生活固然使其保持着健壮的体魄，却难逃病魔的入侵。一五四四年和一五四六年，他一共患了两次恶性疟疾，结果都未彻底痊愈，而另外还有结石、痛风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病痛，将他的身体完全打垮了。在他晚年的一首诗中，他描绘了自己被疾病折磨的可怜的躯体： “我孤苦伶仃、生活悲惨，就像树皮里的髓质……我的声音，如同一只胡蜂，被围困在皮包骨头的躯体里，发出的嗡嗡叫声……我的如同松动的琴键……我的脸就像一张稻草人的脸……耳朵总是轰轰响： 一只耳朵里好像有蜘蛛在结网，另一只耳朵里有一只蟋蟀整夜整夜地鸣唱……卡他型炎症使我直喘粗气，彻夜难眠……艺术，给了我荣耀，却又使我得到这么个结局。可怜的老朽，倘若死神不快点来救我，我就被歼灭了……疲劳把我肢解，把我撕裂，把我压碎，我在等待着一个归宿，那就是死亡……” 一五五五年，他写信给瓦萨里说，“我亲爱的乔奇奥，从我的字迹里，你就可以看出我已到了寿终正寝之时了……” 一五六○年春，瓦萨里前去看他，发现他已经虚弱不堪。他几乎从不出去，整夜整夜的失眠，处处体现出他已去日无多了。他越老，就越是容易伤怀，越是爱掉眼泪。瓦萨里写道： “我去看望了我们伟大的米开朗琪罗，他意想不到，这令他非常激动，就像一位父亲找回了丢失的儿子那般。他双臂抱着我的脖子，不断地吻我，同时开心得眼泪直流。” 不过，他头脑还是清醒的，精神还不错。在瓦萨里这次去看望他时，他拉着瓦萨里谈了很久艺术方面的各种问题，就瓦萨里的创作提出了一些建议，还陪着他骑马去了圣彼得大教堂。 一五六一年八月，他突然病倒了。他光着脚一连画了三个小时。 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使他倒在地上，全身痉挛着。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发现他时，他已不省人事，卡瓦列里、班迪尼和卡尔卡尼知道消息后立即跑过来。等他们赶到之后，米开朗琪罗已经醒过来了。过了几天，他又骑着马出去，继续弄他那皮亚门的图稿。 这个性情古怪的老人不喜欢别人的照料，不管是以什么借口，他都拒绝。可是，他再次孤独地经受了病魔的袭击，而仆人们总是心不在焉、马马虎虎，他的朋友们替他感到非常难受。 他的继承人利奥那多现在也不敢贸然前来看他，因为他从前想来罗马看看他的身体如何，就已经挨过他的一顿臭骂。一五六三年七月，他请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向米开朗琪罗转达，问他伯父是否允许他来看望。他知道米开朗琪罗生性多疑，为了防止伯父怀疑他另有所图，他还让沃尔泰尔补上一句，说他生意做得很好，过得富有，什么也不需要了。精明的老人让人转告他说，既然这样，他就开心了，那么，他自己所存的一点点钱，就拿去分给穷人好了。 过了一个月，利奥那多感到很不甘心，又托人告诉米开朗琪罗，说自己对他的身体和他的仆人们不放心。这次惹火了米开朗琪罗，他回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在他死前的六个月，还有多么强的生命力： “看了你的来信，可见，那些忌妒成性的混蛋说的话你都信了。 他们是因为无法偷到我的东西，又拿我没办法，就给你写信说了一大堆谎话。他们都是垃圾，你却太笨了，居然相信他们说的话，把我当成个小孩子一样。让他们去见鬼吧。他们到哪里都喜欢惹是生非，只晓得忌妒别人，根本是些无赖。你信中说我的仆人不关心我，我实话告诉你吧，他们对我无比忠诚，对我无时不是非常尊敬的。你说担心别人来偷窃我，我也要告诉你，我相信我家里的每个人，他们都让我放心。所以，你关心关心你自己吧，不要操心我了，我在必要时知道如何自卫，我又不是个小孩子。你多保重！” 并不是只有利奥那多一个人关心他的遗产。整个意大利都是米开朗琪罗的遗产继承人。尤其是托斯卡纳公爵和教皇，他们惦念着圣洛朗和圣彼得两处的有关建筑的图稿和素描，坚决不能让它们丢失。一五六三年六月，在瓦萨里的鼓动下，科斯梅公爵责成他的大使阿韦拉尔多·塞里斯托里秘奏教皇，说米开朗琪罗日渐衰老，需要对他的生活起居和所有出入他家的人进行密切监视。一旦他突然离世，就该马上将他的财产登记造册，包括所有的素描、图稿、文件和金钱等等，并且，还要密切注意，不要让人在起初的混乱之时趁火打劫，并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当然，大家的行事都非常小心，绝对不让米开朗琪罗有所察觉。 这些小心的防范措施不能说是没必要的，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 米开朗琪罗于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的信是他这一生的最后一封信。一年来，他的通信由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负责，而他几乎不再亲手写信了，必须要通信时，也只是口述并签上名。 他始终在工作。一五六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忙着弄《哀悼基督》 这幅作品，站着工作了一整天。十四日，他发烧了。蒂贝里奥·卡尔卡尼闻讯赶来，不过，他不在家。天下着雨，他却跑去乡下散步了。 他回来时，卡尔卡尼责怪他下雨天不该往外面跑。米开朗琪罗回答说： “那我能怎么办呢？我生病，但我在哪里都没法安心。” 他说话语无伦次，他的那种眼神和脸色，都让卡尔卡尼十分担心。 卡尔卡尼赶紧给利奥那多写信，告诉他说“虽然说不会马上就不中用了，但我非常担心这不会太久了。” 同日，米开朗琪罗派人请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来，叫他待在自己身边。达尼埃尔请了医生费德里艾·多纳蒂来。二月十五日，他根据米开朗琪罗的嘱咐，给利奥那多写了一封信，说他可以来看他，并交待他“路上不很平安，要多加小心”。 沃尔泰尔又补充了几句： “我离开他时，是八点多，当时他神志很清醒，情绪也很稳定，就是因为身体发麻感到难受，所以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想去骑马，他平时都习惯这样做的。天气非常冷，再加上他头疼腿乏力，所以骑马没成功。回来之后，他坐在靠近壁炉的一把扶手椅里。他不爱在床上躺着，更爱坐在扶手椅上。” 忠实的卡瓦列里守在他的身旁边。 直到他去世的大前天，他才愿意躺到床上。当着朋友们和仆人们的面，他神志清楚地口授了他的遗嘱。他将“灵魂献给上帝，躯体交给大地”。他要求“至少，在死后应该被送回”他亲爱的佛罗伦萨去。 接着，他便“从可怕的暴风雨里回来，走进了甜美的宁静中”。 这天是二月里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五点钟左右，暮色降临时。“他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是他进入平和的天国的第一天！……” 米开朗琪罗终于去了他的向往之地，他终于安息了，他超脱了时光： “灵魂得到了幸福，时间不再从它这里流逝！”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悲怆的故事要结束了，我却非常痛苦，因为我有一种顾虑。我在思忖，我原本希望给那些痛苦的人找一些同伴，使他们能支撑住自己的痛苦，可是，我这样做是不是又把这些人的痛苦加给那些人了。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只一味地表现英雄们的英雄主义，而给他们内心深深的伤痕罩上一层纱？ ——不可以！要真实！我从没有给我的朋友们承诺过，要以说谎来换得幸福，没有承诺过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幸福。我承诺给他们以真实的情况，哪怕要牺牲幸福，我承诺奉献出的是壮美的真实，它雕刻着不朽的灵魂。它散发的气息虽然让人觉得难受，但它却无比纯洁，让我们失血的心浸浴其中吧。 伟大的心灵就像高高的山峰。狂风将其袭击，云雾将其遮蔽，可是，没有别的地方比在这里呼吸更加畅快。这里空气无比清新，你心灵的秽气都被涤荡干净，云开雾散时，你可以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人类。 这正是那座高大的山峰，它矗立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上方，远远望去，可看到他巍峨的身影隐没在无垠的天空中。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生活在这些山峰之上。但是，每一年总可以登山朝拜一次，在那里换换气，更新血液，将会感到自己与永恒更加接近。等到返回人生的平原时，心中就会充满了与生活搏斗的勇气。 罗曼·罗兰 第18章 托尔斯泰传(1) 一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一百年以前，在大地上火光闪亮的俄罗斯的伟大灵魂，是曾照耀着我们青年时代的最纯洁的光芒。在十九世纪末，在那浓重阴霾下的日暮黄昏里，它是星辰，给人以莫大的抚慰。 我们青少年的心灵，被它的目光吸引和安抚。在法国，为数不少的人认为，托尔斯泰远远不止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艺术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朋友，一位最好的朋友，此外，其中的许多人还认为，他是欧洲全部艺术中唯一真正的朋友——这是一个神圣的回忆，我心怀感激和敬爱。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刚刚接触托尔斯泰的那些日子，那是一八八六年。法兰西的大地上，俄罗斯艺术之花开始大放光彩。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着作译本，各大出版社抢着出版和发行。从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七年间，巴黎出版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还出版了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这些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新世界的伟大作品，在几个月内，甚至几个星期内，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时，我刚进入高等师范学校。学校的小社团里，有现实主义和嘲讽的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有热衷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美亚雷斯；有忠诚于古典主义的传统者；有司汤达的信奉者以及瓦格纳的崇拜者；有无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大家的见解和立场不尽相同，相互之间经常争吵不休，各有各的阵营。可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因为对托尔斯泰共同的爱，我们大家得以重新走到一起。 每个人爱他的理由都不相同，每个人都从他那里找回了自我。而对于所有人来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生命的一种启迪，是一扇通向无垠宇宙的大门。 这个来自欧洲边境的伟大声音，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外省，唤起了同一种感情。有一回，我竟然听到，在我的家乡纳韦尔，有些富有者在激动地谈论《伊万·伊里奇之死》，要知道他们平时对艺术毫无兴趣，也几乎从不看书的。 在一些卓越的评论家的着作中，我读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说托尔斯泰的思想精髓是源于我国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维克多·雨果。 要说托尔斯泰是受乔治·桑影响，我们暂且不说这种不可信的观点，因为他不能容忍她的思想；而让·雅克·卢梭和司汤达对他的实际影响之大，我们也不必去否定，反正，怀疑他的伟大和魅力是源自他们的思想那是很不好的。活跃着艺术的思想范畴最为狭小。思想是否有力度，并不在于这个思想本身，而是在他们对它的表达当中，在个人的特色当中，在艺术家的特征当中，在其生命的气息当中。 托尔斯泰的思想是输入的吗？不管怎样，反正在整个欧洲，还没听到过与他的声音相类似的声音。在听到这种心灵的音乐时，我们所感到的那种激动和震撼，该怎么去另行解释？这心灵的乐声是我们企盼已久的，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情感不存在追赶时髦。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只是在读了托尔斯泰的着作之后，才了解欧仁·米尔希奥·德·沃居埃的《俄国小说论》那一本书的。 在我们看来，他的崇羡与我们的赞赏相形之下显得苍白无力。沃居埃先生尤其是以一个文学家的态度进行评论。但是，对我们来说，光是赞赏作品就远远不够了：我们处于作品之中，他是我们的。因为他那炽热的生命和他那年轻的心，他是我们的；因为他那嘲讽式的幻灭、那冷峻的洞察力，以及那种对死亡的恐惧，他是我们的；因为他对博爱的梦想以及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梦想，他是我们的；因为他对文明的谎言之深恶痛绝，他是我们的；而且，因为他的现实主义和他的神秘主义，他是我们的；因为他的大自然的气息，对无形的力的感受，对无限的晕眩，他是我们的。 就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于当时那一代人的影响一样，这些作品也这样影响了我们：它们是一面明镜，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强大与脆弱、希望与恐惧。我们从没有考虑过要将所有矛盾调和；更没有考虑过，要将这颗反映宇宙的复杂心灵，归到狭隘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范畴。我们不会像布尔热之流，他们在托尔斯泰去世后，立即就给《战争与和平》这位荷马式的诗人加以党派的观点，大肆批评。就像我们匆忙拼凑的小团体，可以成为衡量一位天才的尺子似的……托尔斯泰跟我们是不是属于同一个党派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们要先搞清楚但丁和莎士比亚属于何种党派之后，再去呼吸他们的气息，去沐浴他们的光华吗？ 我们绝对不会像今天的评论家那样，认为“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危机以前的，一个是危机以后的；一个好而另一个不好”。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的是他的全部，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感到，在这样的心灵中，所有的东西都站得住，所有的东西都相互关联。 二 对于本能所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一直没有加以解释，今天，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智去加以证实。现在，这长久的生命到达了终点，无所遮挡地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变成了思想天空中的太阳，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了。立刻让我们震惊的是，它彻头彻尾是依然如故，虽然有人想要用藩篱一段一段地将之截断——虽然托尔斯泰本人因为自己是个激情满怀的人，当他爱着的时候、相信的时候，都以为自己是初次的相信、初次的爱，并且以为自己的生命是从此时开始的。开始，重新的开始。在他的心中，同样的危机和挣扎，发生过多少次啊！所以，人们无法评论他的思想，因为它从来就不是统一的。每当人们试图分析在他的思想中顽固存在的各种矛盾时，就会发现它们一会儿是同盟，一会又是死敌，不过总是以敌对为主。在托尔斯泰的身上，绝对不存在心灵和思想的统一。 艺术与生命是相互统一的。托尔斯泰的作品总是与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无人能及，他的作品通常都带有自传性质。从二十五岁起，他的作品就带着我们一步步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那矛盾而冒险的传奇里。 从他二十岁之前直到他去世所写的《日记》里，从他提供给比鲁科夫先生的笔记里，更是补充了我们对他的这种认识。这些资料使我们不但可以逐日地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而且重现了托尔斯泰这个天才赖以生根的、滋养了他的那个世界。 一份丰富的遗产。特别高贵和古老的双重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和沃尔康斯基家族。自称可追溯到留里克，这个创建了洛夫哥罗德大公国，创建了俄罗斯之雏形的古代君王。家谱中记载有亚历山大大帝的侍从，有七年战争中的几位将军，有对拿破仑多次战役中的一些英雄，有十二月党人，有政治流放犯。《战争与和平》里好几个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就是他从家人的回忆录里选取的人物，例如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老亲王，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伏尔泰式的专制贵族的代表；例如他母亲的一位堂兄弟，尼古拉·格雷艾里维奇·沃尔康斯基，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负了伤，并在拿破仑眼前从战场上被救了回去，就像安德烈亲王一样；例如他的父亲，长得有点像尼古拉·罗斯托夫；例如他的母亲，玛丽亚公主，温柔的丑妇，但眼睛却很美，她善良的心地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大家都知道，他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里的感人叙述是不够真实的。因为他对他的父母并不太了解。他母亲去世时，他不足两周岁。所以，对于母亲，脸庞带着微笑，给身边洒满欢笑的母亲，只是从小尼古拉·伊尔捷涅耶夫的含泪讲述中想象到的……在他的《童年时代》第二章里，他说： “啊！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只要能见到那微笑，我也会彻底地忘掉忧愁……” 不过，她那种坦率无邪而不畏人言的天性，那种善于编故事并讲叙这些故事的绝妙天才，都传给了托尔斯泰，这是无疑的。 对于父亲，他多多少少还有些印象。他父亲可爱又幽默，眼睛含着一丝忧伤，他在自己的庄园里独立生活，与世于争。九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的死使他“第一次明白了悲痛的现实，内心充满了沮丧和绝望”，童心与恐怖的幽灵初次相遇，他这一辈子花了一部分的时光来战胜它，另一部分将用来改变它的形态，并赞扬着它……在《童年时代》的最后几章里，这种悲痛留下了一些难忘的印痕，不过，在书里面，这份回忆是从对母亲的死和安葬的叙述中表达出来的。 他们一共有五个孩子，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幢古老的宅子里居住。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托尔斯泰正是在这幢古宅里出生的，直到他八十二岁逝世时才离开。最小的是女儿，叫玛丽亚，后来去当了修女，托尔斯泰临死之前，从自己的家宅和家人身边逃离后，就是躲到她那儿去了。四个儿子分别是：自私而又迷人的谢尔盖，“我从未见过有谁能像他那样真诚”；热情而内向的德米特里，他读了大学，毫无顾忌地信奉宗教，守斋节食，探访穷人，接济残疾人，后来，又以同样的激情放浪形骸，随后又懊悔不迭，给一个与他相好的妓女赎了身，结了婚，二十九岁时却因肺结核死去；老大尼古拉，是兄弟中最受爱戴的一个，他从他们的母亲身上继承了编故事讲故事的能耐，是一个感情细腻而又风趣的人，却又胆小怕事，后在高加索当军官，并在那里染上了酒瘾，他内心充满基督教的温情，也经常去探访穷人，将自己所有财产全都分给了穷苦人。屠格涅夫说他“让谦恭在生活中得到实现，而他的弟弟列夫只是一心一意在理论上对它进行发展和深化”。 有两位善良和热情的女性，一直照顾着后来成为孤儿的这几个孩子，那就是塔佳娜姑妈和亚历山德姑妈。托尔斯泰说，塔佳娜姑妈“拥有镇静和爱这两种高尚的品德”，她一辈子只知道爱。她一直是舍己为人……“她让我体会到了被爱的欢愉”。 而亚历山德姑妈，她从来不雇用仆人，从来不肯让别人为自己服务，而是甘愿永远服务于别人。她爱读圣人传，爱跟那些纯洁的朝圣者聊天，这是她最喜欢的消遣。他家里住着好几个善男信女。这其中就有一位老妇人，她是一名朝圣者，会吟诵赞美诗，后来，她成了托尔斯泰妹妹的教母。还有一个叫格里萨的朝圣者，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祈祷，不停地抹眼泪……据他在《童年时代》第七章的描述： “噢，伟大的基督徒格里萨！你的信仰如此坚定，你觉得自己在走近上帝，你的爱如此炽热，以致从你嘴里吐出言语时，你无法用理智控制。因为你赞颂上帝的庄严，当你找不到词语之时，你匍匐在地，泪痕满面……” 这些卑微的人物，为托尔斯泰的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托尔斯泰的晚年得到了显现和实践。他们的虔诚，他们的爱，在少年托尔斯泰心里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到了托尔斯泰的老年，这些种子成熟了。 但是，在他的《童年时代》里，除了纯真善良的格里萨，托尔斯泰没有提及这些帮助他心灵成长的卑微人们。但是，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感觉到他“那颗纯洁的、仁慈的心，像一道明亮的光，永远能照射出他们最大的优点”，这是一颗多么温柔的心！他幸福时，他只想到那个他所知道的唯一的不幸者，他为之哭泣，为之付出，他愿为之献出爱心。他搂着一匹老马，求它原谅他使它受苦了。他乐意去爱，哪怕被爱的人不爱他。 他未来的天才已经萌芽：他有想象力，常为自己想像到的故事伤心；总是去探索人们内心的想法；他那早慧而锐利目光，能从参加丧葬礼的人的脸上，看出谁是真的伤心，谁是假装悲戚。据他自己说，他五岁时就开始感受到，“人生并非享乐，而是一种沉重的苦役”。 好在他很快就忘记了这种念头。他开始沉醉于民间故事、俄罗斯神话和传说及《圣经》故事，特别是《圣经》中约瑟那高贵的历史，直到晚年，他还把它当作艺术的典范。还有《一千零一夜》，这是他从一个盲人说书人那里听来的，他每晚坐在祖母家的窗台上，听这个说书人娓娓讲述梦幻般的故事。 三 他在喀山上学，成绩一般。大家在谈及他们三兄弟时都会说：“谢尔盖这个人，想干啥都可以干成；德米特里想干啥却啥都干不成；列夫呢，他是啥都不想干，啥也干不成。 他将这段时期称为“青少年荒漠时期”、阵阵狂风猛烈刮过这片荒凉的沙漠。在他的《少年时代》，尤其是《青年时代》对这段时期的叙述里，饱含着心灵的忏悔。他很孤单，头脑狂热。一年的时间内，他为自己寻找并试验着种种学说。他有时是对自己进行肉体折磨的斯多噶澡；有时又是放荡不羁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后来，竟相信轮回之说。终致跌进了狂乱的虚无主义里。他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分析，再分析……如他自己在《少年时代》第十九章中所言： “我已经不停地思考，我想，我是正在思考着……” 永不止步的分析，犹如一台空转的推理机器，将成为他危险的习惯。如他自己所说，“给生活带来困扰”，但却成为他艺术的源泉。 这使他丧失了一切信念，他自己是这样看的。他十六岁就不再祈祷，也不再去教堂了。不过，信仰还是在的，只是它没有醒来，在他的《忏悔录》第一章里，他说： “我一直在相信某种东西。我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我还是相信神明的，换而言之，我并未否定它。到底是哪个神明呢？我不知道。 我也不否认基督及其教义，但这种教义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我又说不清了。” 有时，他头脑里充斥着慈善的幻想。他想过把自己的马车卖掉，得到的钱分给穷人，想过要拿出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发给穷人，他还想过不雇用仆人……因为，“他们跟我是平等的人”。有一次，他在病中写了一本《人生规则》，他在书里天真地定下自己的责任，他要“研究和深化所有的学说：法律、医学、语言、农业、历史、地理、数学，对音乐和绘画要有极高的造诣”，他坚信“人类的命运是不断完善的过程”。 但是，在一个少年的欲望、强烈的感官需要和巨大的自尊心的驱使下，这种自我完善的信念不知不觉地偏离了方向，变得自私，变得注重现实和物质。他虽然还是在继续完善自己，但他只是为了要征服世界，取悦于人，从而获得别人的爱戴。 不过，那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他实在是长得丑：显得粗笨的长脸形；短发低低地盖住额头，两只眼睛小小的，眼窝深陷，目光冷峻；阔鼻厚唇，嘴巴朝前突出，一对招风耳。这张无法改变的丑脸使得他小时候几次频临绝望。他发誓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体面人”。为了像一个真正的“体面人”，他竟然因此去赌博，疯狂地借钱，肆意地放荡。 有一样东西挽救了他，那就是真诚。 “你是否知道，为什么我爱你超过爱其他人”，涅赫留多夫这样对他说，“因为你有一种惊人而罕见的品质——坦率。” “对，我说话毫无保留，哪怕是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也都会说出来。” 即使是在他最放荡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犀利地、无情地批判自己。 在日记中，他这么写道：“我彻底地堕落了，就像一个畜牲一样活着。” 第19章 托尔斯泰传(2) 而且，按照他爱分析的怪癖，他记下了自己犯错的原因：1．无决断力，魅力不足；2.自欺欺人；3．不沉着；4．知错不改；5．易怒；6．恐惧；7．效仿性；8．胡思乱想；9．思考欠周密。 这种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批判社会习俗和知识迷信方面使用过了。他瞧不起大学教育，从来不会认真地研究历史，还因为思想的开放和大胆而受到校方的处罚。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发现了卢梭，读了他的《忏悔录》、《爱弥儿》之后，非常崇拜他，甚至把卢梭的肖像纪念章挂在脖子上，就像挂圣像似的。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七年间，他初写了几篇哲学论文，就是评价卢梭的。 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五一年，他厌倦了大学和“体面人”的生活，回到家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住到了乡村。他最初的几部作品中，于一八五二年写的《一位绅士的早晨》叙述了他的这一段经历，这部优秀的作品里，主人公名叫涅赫留多夫，这是他最喜爱用的名字。 涅赫留多夫刚刚二十岁。他放弃了上大学，欲为农民服务。他努力帮助了他们一年，可是，有一次他去村里探访时，他遭受了冷遇、根深蒂固的猜忌、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下流无耻、忘恩负义，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他沮丧地回来，回想起自己一年前的梦想、激情和理念，即“爱和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幸福的真理”。他感到自己失败了，羞愧而绝望： “在钢琴前坐下，他下意识地用双手按着琴键。先弹了一个和音，接着弹出了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了弹奏。和音并非完全规则，它们一直都是平凡甚至庸俗的，不能显现出任何音乐才华，但他在其中找到了一种不能确定的、忧伤的乐趣。每当和音有变时，他就心跳加快，等着新的音符出来，并在想象之下模糊地去补足那缺陷。他听到合唱、乐队……他主要的乐趣就是在想象之下的被迫活动，虽无关联，却向他显示出那些过去和未来的最多变的形象和情景，明晰得惊人……” 刚刚跟他聊天的农民，刚才还认为他们是下流的、猜忌的、撒谎的、懒惰的、冥顽的农民，他再次审视他们时，却只看到他们的优点，而不再看他们的缺点。他以爱的直觉进入到他们的心中，他看到了他们的忍耐、宽容、知足，还有因循守旧和对过去可怜而可悲的依恋，他看到他们工作劳累却身体健康……“这真美……我为什么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呢？”在《一位绅士的早晨》全集第二卷里，他喃喃说道。 整个托尔斯泰就在这第一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得以再现：他眼光敏锐，想象力从不间断。他以彻底的现实主义眼光来观察人们，可是当他闭上眼睛时，梦想和人类的爱又在他的幻想里出现。 四 然而，一八五○年时的托尔斯泰可不像涅赫留多夫那样有耐心。 他对亚斯纳亚感到失望，如同以前厌烦了精英们，他开始厌烦这些老百姓了，他无法承受自己的角色，再加上债主们的逼迫，他于一八五一年逃往高加索的军队，躲到已在那里当军官的哥哥尼古拉身边。 一进入安宁平静的山里，他就精神焕发起来，他找回了上帝，他在《日记》里写道： “昨晚，我几乎彻夜未眠……我在向上帝祈祷。祈祷时所感受到的温馨情感，我无法描绘下来。我背诵了通常的祷文，然后就久久地祈祷着。我向往着某种非常伟大和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说不上。 我有意让自己和神明融为一体，我祈求宽恕我的过错……可是，我不祈求这样，我认为，既然它赋予了我这样的恬静时刻，就表明它已经宽恕了我。我在祈求，同时我也感觉到，我一无所求，而且我不能，也不会请求。我感谢它，不是用言语，也不是用思想……刚过去一个小时，我就听到了罪恶的声音。我梦想着光荣和女人，逐渐入睡了： 这可比我强有力得多。管它呢！我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一刻的幸福，让我在这一刻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伟大。我想祈祷，但我不知如何祈祷；我想弄明白，但我又不敢。我把自己交给你的意志处理。” 肉体未被击败，它也从来没有被击败；在他的内心，情欲与上帝间的争斗秘密地进行着。在《日记》里，托尔斯泰记下了蚕食他的三大恶魔： 1．赌瘾，这是有可能战胜的；2．肉欲，也有能力战胜；3．虚荣，是最难战胜的恶魔。 在幻想着为他人而生活、而献身之时，纠缠着他的还有肉欲或轻浮之念：某个高加索女子的模样使他魂牵梦绕，或者“要是他左边的胡子翘得比右边的高点儿，他会感到不自在”。 “没关系！”上帝就在那里，他再也不离开他了。斗争本身的骚动也孕育了许多东西，他全部的生命力因此得到了激越。一八五二年一月，在致塔佳娜姑妈的信中，他说： “我曾有过一个轻浮的念头，想去高加索一游，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予我的启迪。我始终都在感激上帝，是他用手指引了我。在这儿，我感觉自己变得好多了，我相信我将会遇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 大地回春，鲜花盛开，一切都如此美好，这是感恩的圣歌。一八五二年，托尔斯泰的天才绽放了最初的几朵鲜花：《童年时代》、《一位绅士的早晨》、《入侵》、《少年时代》，他感激上帝赐予自己灵感。 五 一八五一年的秋天，在蒂弗里斯，他开始着手写作《童年时代》，一八五二年七月二日，于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完成了这本书。 大自然使人怦然心动，生活是崭新的，战争的危险惊心动魄，处在这种新环境下的托尔斯泰，一心想要发现一个必须要了解的富于特色和激情的世界，但非常奇怪的是，他却在这第一部作品里，开始对往事进行回忆。 他写《童年时代》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只得中止了军队的事务而作长期的休养。他闲得无聊，孤独和痛苦伴随着他，不由得回想起往事，心头无限感怀。近几年一直过着颓废而紧张的日子，现在能重温童年“美妙、无邪、富有诗情画意和快乐的日子”，心灵变得像孩子般“善良、敏感而有爱心”，无疑感到非常温馨。 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充满着青春的热情，心中有无穷的计划，怀着循环式的诗情想象。他极少酝酿一个独立的题材，在他未能实现的博大精深的历史画卷里，他的那些大部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历史长链中的一截儿，他把他的《童年时代》仅视作《人生四部曲》的第一篇，《人生四部曲》本应该包括他在高加索的生活，直到通过大自然获得上帝的启示为止。 《童年时代》对他的成名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后来托尔斯泰跟比鲁科夫先生谈到这部书时，却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它，他说：“写得太糟了，缺乏文学气息！……毫无可取之处。” 也只有他自己才这样看。一八五二年九月六日，大名鼎鼎的《现代人》杂志收到未署作者名的原稿时，马上就把它刊登出来了，结果好评如潮，欧洲所有读者都认可它。它具有诗一般的韵味，笔触细腻，情感微妙，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它使托尔斯泰不悦。 他不喜欢的原因恰好是别人喜欢它的原因。确实，托尔斯泰的个性没有在这部书中得到体现，只在记录某些地方人物时，或者在极少的篇幅里，表现出吸引人的宗教情感或感情的现实意味。书中充斥着的感伤与温柔的格调，是后来的托尔斯泰一直反感的，他其他的小说完全摒弃了这种写法。 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幽默和眼泪，是狄更斯带给他的。他曾在《日记》里说，他十四岁到八十一岁之间最喜爱的作品中，给他带来巨大影响的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他在高加索时重新读了这部着作。另外两位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是斯特恩和特普费尔。他说，“我当时深受他们的启迪。” 谁能想到，《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会以《日内瓦短篇》做他的第一个模板？不过，如果你知道了这一点，回头就能在《童年时代》中找到那种热情而狡黠的质朴，那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贵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因而，托尔斯泰起初就是以一个众人所熟悉的面孔出现的。但他很快就确立自己的个性。一八五三写的《少年时代》，虽然没有《童年时代》那么纯粹而完美，但它显示出了一种奇特的心理，对大自然的一种极其强烈的情感，和一颗饱受折磨的心。一八五二年十月写的《一位绅士的早晨》里，托尔斯泰的个性似乎已明显形成了，观察深刻而敏锐，对爱充满了信念。在这部短篇小说中，他出色地描绘了一些农民的肖像，人们已经发现，《民间故事》中《两位老人》里，描绘得最妙的一个人物——养蜂老人，此时就已初具雏形。桦树下的矮小老人，伸开双臂，眼睛看着天空，光秃的头在太阳下闪亮，金色的蜜蜂围绕着他飞舞，却并不螫他，在他的头顶形成一个王冠……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则直接反映了他当时的激情，例如《高加索纪事》。其中第一篇《入侵》中的壮丽景色令人叹为观止：河边群山的日出；用极其渲染的手法描绘出的声影交织的惊人的夜景；远处积雪的山峰在紫色的雾霭中消失时，清新的空气中，飘荡着的夜归的士兵们壮丽的歌声。这里面，已初现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个代表人物的影子：赫洛波夫上尉，这个真正的英雄，他并不是爱好打仗，而是因为打仗是他的职责，他是“属于那些纯朴宁静、让人一眼看过去非常简单而舒服的脸庞之一”。他不太灵活，显得傻乎乎的，漠视周围的一切，战斗中，其他的人全都变了，只有他还是那样。“他跟人们平常见到的样子没什么区别：一样平静的动作，一样平稳的声音，天真而呆滞的脸上一样是朴素的表情”。他身边，那位中尉在扮演着莱蒙托夫的主人公，是个善良的人，却偏要装成一副粗野蛮横的模样。 而那个可怜兮兮的矮个儿少尉，因为初次上战场而无比兴奋，样子可爱又好笑，见人就想扑过去拥抱一下，最后却被无谓地杀死了，如彼加·罗斯托夫。这幅图景中，托尔斯泰的影子有所体现，虽然他没有参与到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中去，但他在旁边观察着，人们已听到了他反战的呐喊，在他的《入侵》，全集第三卷里，他这样写道： “世界如此美丽，天空繁星点缀，难道人们不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吗？那些凶狠的、复仇的情感，那些消灭同类的狂怒，为什么要保存在这里？人类在与大自然接触之时，心中的恶都应该统统消失掉，这才是真正的善与美。” 他在这一时期的观察下，还写下了一些其他的高加索纪事，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在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五五年经过加工写成的，例如《伐木》，是严格的写实，有点冷峻，却对俄罗斯军人的心理做了奇特的叙述，是替未来作的记叙；一八五六年，他完成了《在小分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熟人的相遇》，描写了一个失意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是一个放荡的下级军官，怯弱、酗酒，还爱说谎，他连想都不敢想会被杀死，就像被他蔑视的士兵似的死去，最差的士兵比他都要强过无数倍。 堪称高加索的颂诗的《哥萨克》，是托尔斯泰所有作品中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的青春赞歌，也是他所有这些作品之上，犹如群山的第一道山脉上耸立的最高峰。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是伟大的青春的力量，是一去不复返的天才的迸发。”这是一部独树一帜的小说，是雄伟的春之泉，爱情喷薄而出： “我爱着，我在深深地爱着！……勇士们！善良的人们！……”他不停地念叨着，抑制不住哭泣的冲动。为什么？谁是勇士？他爱着谁呀？他自己也不知道。 心灵的陶醉肆意地流淌。《哥萨克》里的主人公奥列宁，像托尔斯泰一样重回高加索，探寻冒险的生活。他被一位哥萨克青年女郎迷住了，他满怀着渴盼，然而心里却充满了矛盾。他一会儿想，“幸福就是牺牲自己，一心一意为他人而活”，一会儿又想，“牺牲自己是一种愚昧”。于是，他与那位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的观点几乎一样：“无论怎么做都是应该的，上帝就是为了人类的快乐而创造了万物。也无所谓罪恶，那只是灵魂的救赎”。那么，他还需要考虑什么？只要活着就够了。生命是整体的美好和幸福，那强大的、普遍存在的生命： 生命就是上帝。 对自然的一种狂热的崇拜蛊惑并吞噬着他的心灵。奥列宁在森林中迷路了，“四周全是野生植物，不计其数的野兽和飞鸟，飞虫成群，草木幽暗，空气芬香温热，叶下淙淙流淌着浊流”，就在距敌人埋伏处不远的地方，他“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幸福，他按照儿时的习惯，画着十字，开始感谢某个人”。他犹如一个印度托钵僧人般自足，他独自一人，在这吸引他的人生漩涡里迷失；到处潜伏着的一些看不见的生物，这时正在窥伺着他的死，成千上万的小虫子在他身边嗡嗡地叫着： “快来，快来，伙伴们！这就是我们要螫的那个人！” 很明显，他清楚他在这里再也不是俄罗斯绅士了，也不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的人，不是谁的朋友或亲戚，他只是一个生物，只是像蚊蚋、雉鸟、雄鹿般的，此刻在他周围生活着、游荡着的那些生物。 “我将像它们一样生活和死去。上面将生出青草……” 他的心里满是欢乐。 青年时期，托尔斯泰狂热地陶醉在人生的力和爱之中。他拥抱大自然，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他向大自然倾泻，宣泄他的忧愁、欢乐和爱情。但这种浪漫的陶醉从未损害他目光的敏锐。如此强烈的景色描写，以及真实的人物刻画，只在这首炽热的诗中才有，在他别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自然与人的对立是这部作品的核心，也将是托尔斯泰一生的思想中最喜爱的主题之一，是他的信条之一。这使他找到了《克勒策奏鸣曲》中的严酷语调，并用来鞭挞人间百态。对于他自己所爱的人，他的描写都是真实的：自然界的生物、那位美丽的哥萨克年轻姑娘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自私、贪婪、欺诈、恶习，都被他敏锐的目光所捕捉。 尤为重要的是，高加索向托尔斯泰揭示了他生命中的宗教根源。 他自己曾向他青年时代的密友、年轻的姑妈亚历桑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倾诉过，当然，是在严守秘密的前提条件下向她们倾诉的。他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给她的一封“信仰声明”的信中写到： “小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过，我的信仰只是靠热情和感伤撑持着。 十四岁左右，我开始思考人生。因为宗教和我的观点不一致，我把毁灭宗教看作是一件好事……我认为一切存在都符合逻辑，一切都是分门别类的，宗教在我心里没有位置……后来，有一段时期，人生对我而言已没有任何秘密了，它也就开始失去意义了。那正是在高加索，在我孤独而痛苦的时候……那是殉道的时期，也是至福的时期。我的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两年从未间断的思考中，我发现一个真理：为了永远的幸福，人应该为别人而活。我大感惊讶，它跟基督教是相同的！于是，我不再深入寻找，而开始去《福音书》中寻找。 但我什么都没找到，既没找到上帝，也没找到救世主，更没找到圣体……但我还是要用尽我一切的力量去找。我一心为了得到真理，我哭泣，自我折磨……就这样，我就跟我的宗教待在一起了。” 六 第20章 托尔斯泰传(3)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应召到罗马尼亚军团，随后又去了克利米亚军团，并于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七日随大部队开拔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爱国心和激情在他胸中燃烧。他英勇作战，经常置身险境而不顾。特别是在一八五五年四月份和五月份，他每三天就得有一天在第四炮台值岗。 连续几个月，他都在不间断的紧张和恐惧之中生活，死神离他那么近，这使得宗教神秘主义又在他心中复苏了。一八五五年四月，他在日记里写下祈祷文，表达对上帝让他在险境中得保平安的感恩，并祈求能够继续得到上帝的护佑。他说：“……以便让我实现生命的永恒和光荣的目的，尽管我对此还不了解……”这里说的生命的目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宗教。他就是这样与上帝进行着交流。 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他写道： “我被指引着走向一种伟大的思想，为了实现这种思想，我知道，我是可以奉献出全部生命的。这就是：创立一个全新的、崇尚基督的宗教，以此团结全人类。” 这将成为他晚年的计划。 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又开始写作。轰隆的枪炮里，他完成了他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时代》。由于创作的环境使然，这本书写得非常凌乱，还不时出现司汤达式的抽象分析。不过，令人称道的是，他居然能深刻地参透一个青年人错综复杂的头脑。这本书对内心进行坦诚的披露，非常罕见。而且，有时候，在春季城市的美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以及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充满着多少的清新诗意！书中狂热的泛神论调赋予书中的某些篇章一种抒情美，其笔调令人想起《高加索纪事》来。譬如，那夏夜的一幕： “新月皎洁，在它平静的光芒下，池塘闪闪发亮，一棵棵枝繁叶茂的老桦树，呈现出铝白色。背着月光的一面的树影，将树丛和大路遮蔽着。鹌鹑在池塘后面叫着。两棵老树轻轻相触，发出难以分辨的沙沙声。蚊子嗡嗡直叫；一个苹果落到了枯叶上；一只青蛙跳到平台的石阶上，绿色的背部在一缕月光下闪着光……月亮上升着；它悬在空中，遍洒清辉：池塘更加清晰明亮了；暗处更加暗黑，亮处则更加清亮……我这条渺小的小虫子，早已被人世间的热情严严地笼罩住了，因为爱情的伟力，这时候的大自然，这时候的月亮，这时候的我，已经交融成一体了。” 然而眼前的现实总是直接跳出来，干扰了他对往事的怀想，《青年时代》因此未能完成。在防御工事的掩体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隆隆的炮声里，在他的连队里，观察着活着的人和垂死的人，《塞瓦斯托波尔纪事》记下了他们的以及他自己的焦虑和悲凉。 这三篇纪事包括《一八五四年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它们通常被统为一谈。其实，它们之间是互不相同的。尤其是第二篇，在艺术情感上跟其他两篇都不同。而另外两篇则以爱国主义为主导，第二篇中却有一种永恒的真理在翱翔。 据说，俄国皇后读了第一篇纪事之后流下了眼泪，沙皇在赞赏之余，下令将其译成法语，并把作者调离危险地带。道理很容易理解，文中全是对祖国和战争的赞颂。刚入伍的托尔斯泰热情持续高涨，他满怀爱国激情。他还没有从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中看到野心、自负和低贱的情感。对他来说，这是一首伟大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英雄们相媲美”。另外，这些纪事中没有任何想象的痕迹，也无任何客观再现的尝试。作者在城市里漫步，在清晰地进行观察，但叙述起来却略显呆滞；“你们看……你们走进……你们注意到……”这时纪实的叙述，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大自然的热情赞颂。 第二篇就完全不同了：《一八五五年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开篇就可读到这样的句子： “数千个人类的自尊心在这里彼此碰撞，或者在死亡中走向沉寂……” 稍后，又这样写道： “……太多的人产生了太多的虚荣心……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甚至到坟墓前也是虚荣！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特有的病症……为什么荷马和莎土比亚他们谈论的是爱情、光荣和痛苦，而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却是一些虚荣者与赶时髦者的没完没了的故事？” 它不再是作者的简单叙述了，而是直接展示出激情和人物，它把英雄主义下面隐藏着的所有东西都披露出来了。托尔斯泰用他那犀利而深邃的目光，搜索着他的战友们的内心深处。从他们的心中和他自己的心中，他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神临近，人们却还在上演着喜剧。尤其是恐惧，已经被他点明，面纱被他揭开，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他毫无顾忌、坦率而无情地剖析了这挥之不去的恐惧和畏死心理。 就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抛开一切多愁善感的心态，他轻蔑地指出，那是“一种空泛的、阴柔的、假惺惺的同情”。他善于剖析的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就已显露出来，有时还带点病态的性质。在描写普拉斯胡辛之死时，更是出神入化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用了整整两页来描写炮弹落下尚未爆炸的那一刹那间，普拉斯胡辛脑袋里闪过的念头，又用一页写炮弹炸响后，那可怜的人“被炸中胸部而立刻死去”之时，他内心的想法。 就像一场演出，乐队中场休息时那样，这些战斗场景里突然展现出一片明媚的大自然景象，阳光穿过乌云，光明的乐章在壮美的景色中回响，成千上万的战死的人倒在这片战场上。基督徒托尔斯泰忘了他在第一篇纪事中的爱国主义，诅咒起离经叛道的战争来： “这些人，是一些基督徒，他们极力宣扬着爱与牺牲同样伟大的原则，同时也看到自己的一切行为。在给予他们生命的上帝面前，在赋予每个心灵一种惧死之情以及对善与美之爱的上帝面前，居然不下跪忏悔！他们没有像兄弟一样拥抱着，并流下幸福快乐的泪水！” 结束了这篇尖刻的话后，托尔斯泰自己又产生了疑惑。他在想，自己这样说是否错了： “我被一种可怕的疑惑压迫着。或许我不该说出这些。也许我所说的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之一。每个人的内心不自觉地藏着这些真理，要是表达出来会造成坏的影响，是不应该表达出来的。就好像酒糟一样，千万不要去搅动它，不然就弄坏了酒。哪种罪恶是必须避免表述的？哪些美的表白又是应当仿效的？坏人和英雄分别是谁？大家都是好人又都是坏人……” 不过，他还是镇定下来，他自豪地说： “我热爱着这部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想尽我所能表现出的他的所有的美。他是美的，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是不变的真理。”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读了几个篇章后，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这正是俄国现在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果戈理逝世以来，俄国文学里真实的东西太少了……您给我们的艺术带来真理，对于我国是全新的东西。我只担心一件事：时间和人生的怯弱。我们周围装聋作哑的人们，会像对付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那样对待您，我担心它们会挫灭您的锐气。” 这种担心其实没有必要。对于一般人来说，时间可以消磨其精力，可是对托尔斯泰来说，反而能增加他的精力。不过，由于当时祖国正遭受困难，再加上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他痛苦而善良的内心认为自己过于坦率和严酷，他有些懊悔。第三篇纪事《一八五五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中，在说到军官们赌博时吵了起来，他突然停住了，说： “这场戏赶快落幕吧。明天，也许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慷慨赴死。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深藏着伟大的火花，他们将因此成为英雄。” 这种顾忌并没有减少故事本身的现实主义力量，可是在对人物的选择上，已相当明确地体现了作者的同情。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及其英勇陷落，在两个感人而自豪的人物身上表现出来了。这两个人物是两兄弟，哥哥是科泽尔特佑夫上尉，颇似托尔斯泰；弟弟沃洛加是个旗手，胆小却热情，喜欢狂热地独白，沉于幻想，总是没来由地流泪，有时是温情的眼泪，有时是怯懦的眼泪。他刚到防御工事时非常害怕。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还惧怕黑，睡觉时总要用军大衣蒙住头。因为孤独和别人的冷漠，他总感到郁闷。但是，临到庄严的时刻，他却笑对危险。他属于那种富有诗意的少年，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加，《入侵》里的少尉，他们都是心中充满爱，能够笑傲沙场，却突然间莫名其妙就死了。兄弟俩战死在同一天，那是守城的最后一天。在饱含着爱国主义的怒吼中，这篇小说结束了： “队伍放弃了城市，离开了。看着那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每个士兵满腹都是难以表述的悲痛，叹着气，向敌人扬起拳头。” 七 托尔斯泰在那座人间地狱里待了一年，在这里，他探及了人类的激情、虚荣和痛苦的深层。他走出那座地狱，于一八五五年十一月重回彼得堡的文人圈中。可是，他感到自己厌恶他们，瞧不起他们，他们全身上下都显得委琐而虚假。远观这些人，只觉得他们笼罩在艺术光环中，走近看，却感到一种悲哀的沮丧，这其中包括他曾经赞赏的屠格涅夫，他刚刚将自己的《伐木》题献给了他。 有一幅一八五六年的画像，画上就是他跟那些人在一起，其中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 其他人表情随意而自然，只有他，一副悲苦而严峻的样子，脑袋瘦削，双颊深陷，胳膊僵直地抱住，显得非常另类。他一身军装，站在这些文人的身后，像苏亚雷斯幽默地写的，“他跟这些人不像是一伙的，倒像是在看押他们，似乎正要把他们押回监狱”。 所有人都殷勤地围着这个刚来到他们中间的年轻同行，他有着双重荣誉，既是作家，又是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 读他的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时，流下热泪并大喊“乌拉”的屠格涅夫，朝他友爱地伸着手。不过他俩不投缘。虽然他们两个观察世界的目光都是那般清晰，但他们内心的色彩却是相互对立的：一个崇尚美，爱嘲讽，易激动，多情而清醒；另一个则是粗暴的，自傲的，经常为道德观念所苦恼，心中总蕴藏着一个神明。 对于这些文人，托尔斯泰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他们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列于精英阶层，是超越万人的顶尖角色。他对他们的反感，是出于一个贵族和军官的身份，看不起这些自由主义的市民阶级文人。对于一般人全都认可的意见，他总是本能地抱着一种反对的态度，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出于对人的猜疑，对人类理性的潜在的蔑视，他总是去探究自己或他人的欺骗和谎言，屠格涅夫这样说： “对别人的真诚，他是从来都不相信的。他认为所有道德的冲动都是虚伪的。他还有一个习惯，对于他认为没说真话的人，总是用他那非常锐利的目光去逼视人家……”。 格里戈罗维奇也这样说： “瞧他听人说话的模样！瞧他用深陷在眼眶里的灰眼珠紧盯着对话者的模样！瞧他那紧抿的嘴唇，那带着多大的嘲讽啊！” 那犀利的目光，再加上那些让人愤怒的恶毒的字眼，在屠格涅夫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东西了。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初次见面之时，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离开之后，他们相互平静下来，试图客观地评价对方。但随着时间的变迁，托尔斯泰离他的文人圈越来越远了。他无法原谅这些生活堕落却满口仁义道德的艺术家，在他的《忏悔录》里，他说过： “我相信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品格低劣的，甚至还远远比不上我随着军队转战四方时遇到的人。但他们却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是完美的人。他们让我感到恶心。” 他跟他们分道扬镳。不过，他们那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他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有所保留。因为那使得他的虚荣和骄傲可以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回报丰厚的宗教，能为你带来“女人、金钱、荣誉……” “在这个宗教里我曾经是一个高级神职人员，生活得舒适而有益……” 为了更好地投身其中，他退伍了，那是一八五六年十一月间。 但是，像他这种性格的人是不会闭上眼睛的。他相信进步，也愿意相信进步。他觉得“进步”这个词“意味着点什么”。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三十日，他去了法国、瑞士和德国。这一趟旅行颠覆了他的这个信念。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他在巴黎观看到的一次行刑，“使他认识到自己对进步是一种虚幻的迷信……” “当我看到犯人头颅被斩断，落到篮子里时，有一种感觉袭遍我的全身心：没有任何所谓维持现有秩序天经地义的道理能证明这种行为的正当。即便是有某种理论可使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也仍然怀疑它的正当性，因为只有我的心能判断善恶，而不是别人说的或者做的。”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他看到了一个流浪的小歌手，那些寓居于施威策尔霍夫的英国富人们不愿向他伸出施舍之手，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里他写着，他蔑视自由主义者视为珍宝的幻想，蔑视那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想画出几条假想的界线”的人。 “在他们眼里，文明是善的，而野蛮是恶的；自由是善的，而奴隶制是恶的。这种意想中的看法把人们最本真最美好的需要毁灭了。 谁能明确地告诉我，什么是自由、专制，什么是文明、野蛮，什么是善恶分明。我们只有唯一的一个引路人，那就上帝，他指引着我们相互亲近。” 回到俄罗斯，回到了故乡亚斯纳亚，他又关注起了农民。这并非是他对民众已不再抱幻想了。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他写道： “为民众辩护的人，说民众有良知的人，说的都是废话，民众也许是正直的集合体，但他们之所以凑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都有庸俗和可鄙一面，这正好反映了人类天性的弱点和残酷”。 所以，他要教育的对象并非民众，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儿童。 因为这才是有希望的。他办了一些学校，却并不太清楚要教什么内容。 为了获得一些经验，他于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游历了欧洲。 他对许多教育体系进行了研究，不过都没有采用。他去过马赛两次，在那里他发现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校外，是通过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和现实生活来进行的，他把这些叫做“无意识的学校” 或“自发的学校”。自发的学校与强制性的学校相对立的，他认为后者是愚蠢可笑的。他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想创办的、试着创办的就是这种自发的学校。 第21章 托尔斯泰传(4) 他的宗旨是自由的。他不允许一些所谓精英，所谓“享有特权的自由阶层”，将自己的学问和错误强加给他们并不了解的民众。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从来就无法造就“人类所需要的人才，只能培养出腐败社会需要的人：官僚，官僚教授，官僚文学家，或者一些毫无目的地挣脱了自己的原有环境的人，青春虚度、找不到人生位置的人，如一些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让民众自己说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他们并不在乎“知识分子们强迫他们学习的读和写的技巧的话”，他们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有别的更加迫切、更加合理的精神要求。试着去弄明白他们的需求并帮助他们去实现这些需求吧！ 他一直都是革命的保守者，他一直想将这些自由理论在亚斯亚纳付诸实践。同时，他还努力地在农业种植中引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精神。一八六一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皮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为了保护民众利益，反对地主和国家滥施职权。 不要以为这种社会活动就占据了他所有的精力，就使他满足了。 他还是摆脱不了与此敌对的一些欲望。有了这种社会活动还不够，他还需要社交，他始终是喜爱社交的。寻欢作乐的念头时不时蠢蠢欲动。 他还是好动的。他不顾生命危险去猎熊；他经常豪赌。有时甚至还受到他所蔑视的彼得堡文学圈的影响。 走出这段迷途后，他因厌恶而陷入了精神的危机。他这段时期的作品，令人遗憾地留有艺术的和精神的不确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 带着一股典雅、自负和浮华气味，连他自己也对此非常反感。一八五七年写于第戎的《阿尔贝》显得怪腔怪调而又绵软无力，他所固有的那种深度和精度一点也没得到体现。《记数人日记》虽然感人，却显得马虎应付，大概正是托尔斯泰对自己的厌恶的体现。他的化身——涅赫留波夫亲王——在一个下流的处所自杀了： “他拥有一切：有名声，有财富，还有崇高的思想和希望；他从没有犯过罪，但他做的事却更糟糕：他把自己的心和自己的青春毁灭了；他陷入了迷茫，这并非是被什么强烈的欲望控制了，而是因为缺乏意志。” 逼近的死亡也没能改变他…… 这时，死亡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的灵魂。《三个死者》已经预示了《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对于死亡的阴沉的分析，预示着死者的孤独以及他对活着的人们的仇恨，他绝望地号叫：“为什么？”三个死者，即富婆、患痨病的老驿站马车夫和砍倒的桦树，这“三部曲”确有其伟大之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形象生动感人，尽管这部作品被捧得很高，但结构有点松散，桦树的死也缺乏诗意，不及他对景物描写之美。 从总体上看，我们还不清楚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艺术的思想呢，还是道德的意图。 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一点。一八五九年二月四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莫斯科协会的新会员招待会上，他在演说中大肆宣扬为艺术而艺术；而协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在向他这位“纯艺术的文学代表”致意后，则与他唱起了反调，扞卫为社会和道德而艺术。 一年后，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九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结核在耶尔病逝，他极度悲痛之下，几乎“动摇了对善、对一切的信念”，并由此而放弃了艺术。在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七日写给费特的信中，他说： “真理是那么的可怕，只要谁有了理解和表达真理的愿望，那就一定会费尽心力去理解和表达。在我的道德观中只留下了真理，我要做的也就是这样一件事，只是不在你们的艺术规范下去做。艺术就是谎言，然而，即使是再美丽的谎言，我也不会去接受了。” 然而，半年不到，他又写了《波利库什卡》，重新回到“美丽的谎言”中。这部作品是除了表达对金钱和金钱之万恶的诅咒之外，也许是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了。但它仍然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批评它的只是观察太过细致，选材太过丰富，开篇的幽默跟结尾的残酷对比起来，反差过于强烈。 八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天才的托尔斯泰在摸索，他怀疑自己，“没有强烈的激情，没有主宰自己的意志”，就像《记数人日记》中的涅赫留波夫亲王。但是，他却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幸福的夫妻》，这部于一八五九年创作的作品是一部最清纯的作品，是他前所未有过的，只能说这是爱情创造的奇迹。 他本来是别尔斯家多年的好友，却前后爱过他们家的母女四人。 最后，他真正爱上的是二女儿，可是他自己不敢承认。索菲娅·安德烈耶荚娜·别尔斯是刚满十七岁的女孩子，而他却三十多岁了，他把自己看得像个老头儿，生活疲惫而污秽，对方却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他没有权利将这两者搅在一起。他将这份爱压在心底整整三年。后来，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的记述里，反映了他是怎样向索菲娅·别尔斯求爱的，还有她又是怎样回答他的。那个词是他们羞于启齿的，他俩在一张桌子上用铅粉撒出它的第一个字母。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为了让她完全了解他的过去，强烈地盼望把《日记》 交给心上人；索菲娅呢，则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那样，为此而深感痛苦。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俩举行了婚礼。 其实这桩婚礼早就在诗人的脑海里举行了。早在三年前创作《幸福的夫妻》这本书的时候，爱情刚刚萌芽，还没有被人察觉时，他已经提前享受了幸福甜蜜的爱情生活，也曾为“一去不复返的幸福”而流泪。还有新婚燕尔时的春风得意，爱情的自私，再后来便是厌倦，隐约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结合在一起的心慢慢地分离，社交圈对少妇的诱惑和危险，致命的误解。终于，心灵的秋天来临，带着温情的悲哀，再度出现的爱情已经苍白而衰老，泪痕、皱纹、对种种磨难的回忆、对互相伤害的懊恼、虚度的岁月使它更加凄婉动人——再就是宁静的夜，爱情转向了友情，浪漫的激情过渡到母爱的庄严……所有这些应该来的种种经历，托尔斯泰已经梦想过，也体味过了。为了更好地体验这一切，他还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体验过。 小说的情节在一个女人的心中展开，并由她来讲述，这是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唯一的一次。讲得那么细腻美妙！美丽的心灵羞涩地蒙着一块轻纱……托尔斯泰的剖析这一次没有用强光；没有固执地暴露赤裸裸的真实。不是直接吐露出内心生活的秘密，而是让人去猜测。托尔斯泰的心灵和艺术变得温和起来。形式与思想达到和谐的均衡：《幸福的夫妻》具有拉辛式的完美意境。 这让托尔斯泰享受到了温馨生活也带来困扰的婚姻，成为了他的救星。他身心疲惫，病魔缠身，对自己和自己的努力都感到厌烦。第一批几部着作取得了辉煌成功，继而却是评论界的寂然无声和公众的冷漠。他还假装出满不在乎的得意神情。一八五七年十月的《日记》 里，他写道： “我名声不佳，让公众很失望，这曾让我抑郁了好久。现在我可以平静下来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且我有了大声说话的力气。至于公众，让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他对自己的艺术并没有把握。诚然，他可以驾驭文学工具，但他并不知道要用它来做什么。正如他在谈到《波利库什卡》时说：“这个懂得舞文弄墨的人，见到个题目就废话连篇。” 他的社会事业失败了。一八六二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职务。 同年，警察搜查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将一切都翻遍了，最后把学校查封了。托尔斯泰当时不在场，他过于疲劳，只担心自己会得肺痨。 他在《忏悔录》中是这样写的： “仲裁纠纷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困难，学校工作又理不出头绪，为了教育他人，不懂却要装懂，这份尴尬让我太难受了。这一切使我怀疑，使人沮丧，我就这样病倒了。我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即我的家庭生活，假如不是它使我看到了希望，也许我早就像十五年后那样陷入了绝望。” 九 如同给所有其他事情付诸激情一样，他起初也是充满激情地享受着家庭生活。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很有文学天赋，就个人来说，她对他的艺术的影响是十分宝贵的。如她自己所言，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太太”，因为她把丈夫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她跟他一起工作，把他的口述记录下来，帮他把草稿誊清。她努力保护着他，让他摆脱长期困扰着他的宗教幽灵，这个幽灵已经给他带来了艺术即将死亡的气息。此外，她还得替他关紧大门，不让社会乌托邦侵入；她还得激发他的创作天才。更重要的是，她还用女性细腻的心灵给托尔斯泰的创作带来了无尽的源泉。 托尔斯泰初期的作品中，只有《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出现过一些美丽的形象，别的作品几乎没有女人的存在，即使有，也是次要人物。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影响下创作的《幸福的夫妻》中，终于出现了女人。随后的着作中，大量涌现了少女和女性代表人物，她们的生活热情洋溢，甚至要超过男人。 《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她们的原型就是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这一点是可信的。另外，她也许是他的一个宝贵而严谨的合作者，从她的倾诉以及她独特的视觉来看，这是有可能的。我甚至觉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些篇章完全出自一个女人的笔下。 幸而有了这段婚姻，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品尝到了他久违的那种和平与宁静。有了爱情的呵护，他可以悠闲地幻想，安静地创作他思想的杰作。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九年间，他创作了《战争与和平》；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七年间，他又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小说堪称鸿篇巨制，在它们面前，十九世纪的所有其他小说都黯然失色。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浩瀚的史诗，是现代的《伊利亚特》。其中涌动着众多的人物和激情。凝视着这部着作之时，或者默默地想着这部着作之时，我多少次想到了荷马和歌德。虽然其精神跟创作的时代都大不一样，但我发现托尔斯泰创作这部书的那个时期，他确实从荷马和歌德那儿汲取了思想养料。而且，他一八六五的笔记里，在归纳各种不同的文学题材时，他将《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〇五年》(即《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二部分)归于同一类。他的思想活动自然而然地引导着他的创作，将他从描写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和人民的小说，引入描写交汇了千百万生灵意志的人类群体的小说。 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的悲壮经历，终于使他明白了俄罗斯的民族魂及其古老的生命。《战争与和平》在他原来的计划中，不过是从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史诗的壁画系列的一幅中心画而已。 为了感受这部作品强大的精神力量，必须了解其隐藏起来的整体性。 大多数法国读者有点近视，只见其中的无数细枝末节，被弄得眼花缭乱。这片人生的森林里，他们迷失了方向。一定得站在高处，目光放远，环视那自由的天际以及那一片树林和田野，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这部鸿篇巨着里充满着荷马式的精神、宁静的永恒法则、有力地搏动的命运气息，所有的细枝末节都汇成了一个浑融一体的情感世界，从中感受到艺术家创作作品、驾驭作品的才华，就像是《创世纪》 中万能的上帝降临到了海洋之上。 刚开始的大海是平静的。犹如战争前夕的俄罗斯社会，一片和平。 前一百页用客观、冷静、准确和绝妙的讽刺手法，刻画了上层社会人们心灵的空虚。只是到了将近第一百页的地方，那些虽生犹死的人里面最坏的一个才发出一声叫喊： “我们在犯罪，我们在撒谎，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已过了五十岁了，朋友们……死亡将把一切都带走……死亡！多么可怕啊！” 在那些空虚、虚假、碌碌无为、将会堕落和犯罪的灵魂里，还是有几个天性较为健全的人。这些真诚的人：如皮埃尔·别祖霍夫，天真而淳朴；如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独立而怀旧；如小罗斯托夫们，具有青春气息；有人是仁慈而忍让的，如玛丽娅公主；另外，还有些并不善良，跋扈傲慢，并被不健全的生活折磨着的一些人，如安德烈亲王。 海面的波涛开始涌动，行动开始了。俄罗斯军队开进了奥地利。 真正的将领并不是企图控制一切的人，而是像库图佐夫或巴格拉季昂那样的人，他们“设法使人相信，他们的意志与当时的局势，与部下的意志和听任命运的摆布完全协调一致”。多好啊，就这样听任命运的摆布！ 安德烈亲王缓过气来了，又得以活下去了……然而就在远方，就在远离生命的气息和神圣的风暴的地方，那两颗美丽的心灵——皮埃尔和玛丽娅公主，她们却正面临着上流社会浊流的威胁，正受到爱情的欺骗。 安德烈在奥斯特利茨受了伤，在行动突然中断时，他猛然有了无限宁静的启迪。他仰面躺着，“只看见头顶上的高处，是广袤而深邃的天空，天空里飘浮着几片浅灰色的薄云”。 “多么平静，多么安详啊！”他心想，“这和我那狂飙猛进多么不同啊！这天空多么高远，为什么早没有发现呢？我终于看到了它，我真幸福！是的，全都是虚空和失望，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感谢上帝！” 波涛止住，生活回到原状。在城市的混浊气氛里，人们又开始沮丧绝望起来，开始在黑夜里彷徨不安。污浊的世俗气息里，一缕大自然的气息偶尔混合其中，那是令人陶醉而又使人发狂的气息，包含着春天、爱情和盲目的力量，以致迷人的娜塔莎向安德烈亲王投怀送抱，不久，这股力量又把她投进随意一个追求她的男人的怀抱。多少纯洁浪漫被世俗所污染！而那“广阔无垠的笼罩着污浊的尘世的天空”仍然没有改变。人们对它都视而不见，就连安德烈，他也忘了奥斯特利茨的光明。在他看来，天空仅仅是一个“满是阴霾的沉重的穹顶”，它所笼罩的一切都是虚无。 是时候了，该用战争的风暴将这些贫血的心灵唤醒。祖国遭受敌人的侵略，鲍罗金诺村陷落了。这是个庄严而伟大的日子，人们之间敌意顿消，道洛霍夫拥抱了他的死对头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在为他的邻居阿纳托里·库拉金的不幸而伤心哭泣，这个正在救护车里抢救的人曾经是他最憎恨的人。为国献身的热情，以及听从上帝安排的意愿，让所有人的心相互结合在一起。 库图佐夫大将军，代表着俄罗斯的民族魂，代表着他们听从命运安排的决心。这个老人有的是经验和智慧。 “相对于激情，这位老人有的只是经验，这也是激情带来的结果。 在他的身上，对事件的冷静观察代替了从事实中获得结论的智慧，他并没有从事什么或创造什么，他只是注意倾听，考虑一切因素，机会一来再加以利用。好的事情绝不阻挡，有害的事情绝不容忍。他喜欢看着战士们的脸，努力在上面找到那些难以捉摸的必胜的信念和意志。 他承认有些东西不是他的意愿所能控制的，即眼前事态无法规避的进程。他观察并跟随这些事态的发展。他懂得要排除个人的主观因素。” 第22章 托尔斯泰传(5) 而俄罗斯民族那冷静悲壮的宿命意识，也在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这位农民身上得到体现。他质朴、虔诚、隐忍，即使在痛苦和死亡面前，也面带着他那慈祥的微笑。 在经过种种磨难后，在经历了祖国的遭劫和垂死的挣扎后，书中的两位主人公，皮埃尔和安德烈凭着对爱情和神明的信仰，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脱，得到了常人难及的快乐。 但托尔斯泰并没有就此收笔。一八二〇年的结尾部分是从拿破仑时代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一个过渡，留给人的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和重生的感觉。托尔斯泰将结尾安排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时，就像开头一样。他已经预见了未来的英雄们，也预见了他们与现实生活、与宗教传统之间必将发生的种种冲突。 我试图勾勒出这部小说的大致轮廓，因为没有人愿意费这个工夫。 可是，小说中有数百个各具特点的英雄，个个都描绘得栩栩如生，他们包括一些士兵、农民、贵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那么，这些人的特殊生命力又该怎样去看！这些肖像在一系列的欧洲文学中毫无雷同，他们没有一个是临时编造的，托尔斯泰事先拟过无数的草图，他说“这是由好几百万个的构思一起构建起来的”，他在很多个图书馆查询，还在家庭档案以及自己的笔迹和回忆中寻找素材。准备工作的缜密保证了创作的稳定性。托尔斯泰抱着与读者心灵相通的激情和欢乐，热情洋溢地进行创作。《战争与和平》魅力无穷的原因，特别有一点是因为他的心是年轻的。托尔斯泰的这部着作富有童心，这是他其他任何作品所不及的。每一颗童心都是莫扎特的一首曲子，婉转纯洁有如清泉水，像那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妮娅以及那可怜的小彼加。 最迷人的要数娜塔莎了。这是一位可爱而善良的姑娘，喜欢幻想，喜欢笑。我们谁不曾与她相识？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妹吧，看着她长大，带着温柔而纯洁的感情爱她。 美好的春夜，月光如水，娜塔莎靠在窗前，带着憧憬，热情似火地诉说，安德烈亲王在楼上的窗前倾听……第一场舞会的激动，期待的爱情，欲望和迷梦初现，黑夜的森林里，积雪映出奇怪的亮光，你坐在雪橇上飞驰，大自然拥抱着你。欣赏歌剧的那晚，理智沉醉在艺术的奇特世界里；心在狂乱，慵倦的身体因爱情而疯狂；将心灵深处的痛苦洗涤干净，守护着心爱的垂死者的神圣怜悯……提起这些往事的激动之情，就像谈到最亲爱的女友一般。 这样创造出来的女性人物，让几乎所有现代小说和戏剧中的女性人物都相形见绌！生命被抓住了，它是那么的灵活、流畅，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它的颤动和变化。 玛丽娅公主也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她虽然面目丑陋，却心地善良。 这个笨拙而腼腆的姑娘，看到深藏的秘密全部暴露时，如同所有跟她一样的其他女子，她的脸都羞红了。 总之，如我曾说过的，女人的性格强过男人的性格，尤其要强过托尔斯泰赋予了他自己思想的那两位英雄：皮埃尔·别祖霍夫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他们一个性格脆弱绵软，一个性格热情而暴躁。都毫无主见，思想不断摇摆，永远畏缩不前。也许有人会说，就应该这样，这才是真正俄罗斯人的思想。然而我发现有些俄罗斯人也对此持批评态度。屠格涅夫就这样批评过，他认为托尔斯泰心理停滞不前。 “没有真正的发展。永远都在迟疑，情感永远在颤动。”托尔斯泰自己也认为，他有时为了描画出一段历史，而让个人的性格作了些牺牲。 确实，《战争与和平》的伟大成就，在于重现了整整一代历史，重现了民族的那些变迁和战斗。书中所说的真正的英雄是各民族人民，在他们身后，也如荷马的英雄们那样，有神明在引导着他们。那种看不见力量，“指挥广大群众的是无限的小”，是“无限”的气息。盲目的民族在隐藏在背后的命运的指挥下相互碰撞，这种战斗具有一种神秘的伟大。《伊利亚特》令我们想到印度的史诗。 《安娜·卡列尼娜》与《战争与和平》一样，是他作品成熟时期的顶峰。这部作品更加完美，因为其时他已更有信心来驾驭艺术这个行业，创作经验更加丰富了。只可惜其中还是缺乏青春的火焰和蓬勃的朝气，而这正是托起《战争与和平》的强有力的翅膀。托尔斯泰已经不再有那种创作热情了。新婚带来的宁静业已消失，精神上的烦恼开始侵入了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为他营造的爱情与艺术的乐境。 《战争与和平》完成后，艺术家的思想留出了一片空地，他又开始关注起哲学和教育学了：他给平民百姓写了一本《启蒙读物》，辛勤地写了四年，这本书给他带来的自豪感甚至要超过《战争与和平》，于是，他在一八七二年写了一本后，一八七五年又接着写了第二本。 后来，他又从早到晚专心地研究起希腊文，不理会其他的事情。他重新发现了荷马，一个本真的荷马，而不是翻译家所告诉我们的荷马，不再是“那些茹科夫斯基和那些福斯无病呻吟，用缠绵的喉音发出的歌声，而是另外的一个魔鬼在恣意地纵声高歌。” “不会希腊语，就等于是没有学问！我相信希腊语是真正美好的人类语言，是我前所未见的纯粹的美。” 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种疯狂。后来，他又办起学校来，因为太过执着和狂热，竟然病倒了。一八七一年，他只得去萨马拉的巴奇基尔斯家里去疗养。除了希腊之外，他讨厌一切。一八七二年，他经历了一场官司，然后，他谈起要卖掉他在俄国的所有一切，去英国定居，他说得认真而又严肃，这让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非常忧虑： “如果你一天到晚陷在希腊文里，你的病永远无法好了。就是那希腊文折磨得你焦虑不安，让你对生活如此冷漠。希腊文是死的语言，大家都这样说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它能让人的精神死亡。” 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他终于让伯爵夫人喜出望外，他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了。他丢掉了刚刚制定不久的其他种种计划。 可是，当他创作这部小说时，刚好有亲人去世，丧事弄得家庭悲悲戚戚，而他的妻子又病倒了。“家里失去了幸福……” 这段悲惨的经历与那种热情的幻灭在这部着作中留下了些微的痕迹。对爱情的描写已不似《战争与和平》那般欢快和有诗意，除了列文订婚的那几章非常漂亮外，那种可以与各时代的美妙抒情诗相媲美的爱情，在这本书里根本找不到。不仅如此，这本书所表达的爱情具有尖锐的、肉欲的、自私的特点。不似《战争与和平》，决定这篇小说宿命的不是某种杀戮和宁静的神明克里希纳，而是爱的疯狂，是“整个维纳斯……” 当安娜和沃伦斯基在那场美妙的舞会上一见钟情时，正是那个维娜斯，在这个美丽纯洁、思想丰富、一身黑丝绒服的安娜身上，施予了“一种魔鬼般的诱惑”。当沃伦斯基刚刚倾诉爱情时，那让安娜脸上熠熠生辉的，“这光辉并不代表快乐，而是深夜里可怕的火灾的火光”。 也就是那个维娜，是她，给这个聪明正直的女人，这个满怀挚爱的年轻母亲的血液里，注入了一种肉欲的动力；是她，进驻了这个女人的内心，直到摧毁了这颗心后才转身离去。 所有与安娜接近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为她那潜藏的魔鬼般的诱惑感到恐怖，基蒂第一个恐惧地发现了它。当沃伦斯基去看安娜时，他的快乐中掺有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只要安娜在场，列文就感到失去了全部意志。安娜自己也了解这一点，但她已不能控制自己了。 随着情节的发展，那个高傲的人的整个道德壁垒破碎了，被那种缠绕着她不放的激情一点一点地攻破了。她的勇敢，她的真诚，他身上所有最优秀的品质，全都瓦解了，堕落了：她不敢放弃世俗的虚荣；她一心一意只为讨好他的情人，人生已无任何别的追求；她羞愧而害怕地不让自己生育；她被忌妒心所折磨，她被性欲所操纵，以致她对自己的动作、声音、眼神都要加以矫饰；她堕落到成为那种随意挑逗男人的女人了；她为了麻醉自己，开始一直依赖吗啡，直到最后，因为无法忍受种种折磨和道德堕落的悲苦，她终于走向了火车轮下。 “而那个胡子拉碴儿的小乡下人”，那个纠缠在她和沃伦斯基梦境中的幻影，“站在车厢踏板上探身看着铁轨”。 上帝说：“我保留着报复的权利。” 这颗在爱情上备受折磨、在上帝的律条压迫下呻吟的灵魂的悲剧，是作者一气呵成的一幅画，同时他又为之感到心痛。如同《战争与和平》那样，托尔斯泰在那幅画的周围还安插了另外几个生命的故事。 不过，这些平行的故事转换得有点生硬，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的那种交响曲般的有机统一。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些完全写实的场面描写，比如彼得堡的贵族圈子以及他们不着边际的闲谈，其实这没什么意义。 总之，对比《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把他的精神人格和哲学思想更加直露地揉进了人生景观。但是，作品并未因此而减少其壮丽色彩。它同样有着众多的各具特色的人物。我认为对男人的描写更胜一筹。斯捷潘·阿尔卡杰维奇这个人物，托尔斯泰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描绘，他的自私和可爱无不让读者忍俊不禁。还有卡列宁这个完美的高级官员，这个优雅的政客却又是那么平庸，他总是以嘲讽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他是虚伪世界里自尊与自卑、伪善与基督精神的古怪的混合物，虽然他聪明而且确实很慷慨，但他永远也无法摆脱那个虚伪世界。他最终陷入了一种神秘的幻境里。 这部小说不但是安娜的悲剧，而且还是一八六〇年前后俄国社会的长幅画卷，描绘了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剧院、赛马等各种画面，另外，有意思的是，它带有自传的性质。着作中康斯坦丁·列文这个人物就像是托尔斯泰的化身，比其他任何一个人物都要像他。在列文身上，托尔斯泰不仅赋予了他自己那种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那种蔑视知识分子的乡村贵族的反自由主义倾向，而且还还将自己的生命赋予了他。列文与基蒂的爱情，他们前几年的婚姻生活，根本就是他对自己家庭生活的回忆，就连列文兄弟的死，也是来源于托尔斯泰对其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追忆。 这部书的最后部分，简直就是画蛇添足，然而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当时烦乱的心绪。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为作者下一步写作计划提供了一个艺术过渡，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则预示了他两年后的作品《忏悔录》叙述革命精神时的自传性倾向。在他此后的作品中，他都继承了这部书的风格，即以尖锐的或嘲讽的形式抨击当时的社会，抨击一切的谎言，无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谎言：他抨击崇尚自由的高调、世俗的伪善、自娱自乐式的宗教和爱。 他向整个社会开战，因为所有本真的情感，所有来自心灵深处的激情都被这个社会扭曲和摧毁了！ 死亡突然向社会的陋习投下一束光芒。安娜已经奄奄一息了，故作高傲的卡列宁看着她伤心落泪。在他那颗没有生命、虚伪的心灵里，基督徒的宽宥和爱之光芒闪现出来。作为丈夫、妻子、情人的这三人，他们暂时地改变了，完全变得质朴而正直起来。但是，随着安娜的逐渐复原，他们三人又全都感到，“面对从内心指引着他们的近乎神圣的道德力量，还有另一种力量在操纵着他们，这是一种粗暴而强大的无形力量，使他们无从察觉，但又不得安宁”。他们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没有任何力量进行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被迫作恶，这也是社会规则所需要的”。 在作品结束时，如果说列文得到了升华，那也是因为受到了死亡的触动，就像他所代表的托尔斯泰一样。直到现在，“他无法信仰，但同时，他也无法彻底怀疑”。列文眼睁睁见到他的兄弟去世后，就非常恐惧于自己的愚昧和无知。他的婚姻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控制住了他的焦虑。但是，当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焦虑重又出现。他时而祈祷，时而又否定。他阅读着哲学家们的着作，却毫无用处。狂乱时，他害怕自己会自杀。体力劳动让他比较放松，因为劳动时，一切都清楚明了，不存在任何怀疑。他跟农民们聊天，其中有个农民跟他说到那些“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的人”时，竟然启示了他。他看到了理智与心灵的对立。“理智没有让我得到任何东西，我所知的一切都是心灵赐予我和启示我的。” 从此，列文恢复了平静。他的心灵是他的唯一指引者，那个身份卑微的农民这样一句话，将他带回到上帝面前……什么是上帝？他无意了解。这个时候的列文，就像托尔斯泰一样，很长一段时间都毕恭毕敬地面对教会，也不再反对教义。 十 列文那些瞒着基蒂的焦虑和自杀的念头，在同一个时期，托尔斯泰也这样瞒着他的妻子。他赋予了他的主人公列文以宁静，但他自己并未得到宁静。这种宁静不可能相互传递。我们能感觉到，它多数时候是停留于被人向往的状态，而不能得到实现。托尔斯泰是清楚这一点的。他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着作，但是还没等这本书写完，他就对它感到厌烦了，无法继续写下去。他毫无心情地发着呆，他对自己感到厌恶和害怕。生命的空隙里，一股来自深渊的狂风席卷了他，那是死亡的晕眩。后来逃出深渊之后，托尔斯泰讲述了这几年可怕的岁月，他说： “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我爱过他人，也被别人爱着，我有几个很乖的孩子，有大片庄园，荣耀、健康我都不缺；我可以像个农民似的割草；连续工作十小时也不嫌累。突然间，我的生命停顿。虽然我会呼吸、吃喝、睡觉，但这都不是生活。我不再向往什么，我也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我向往的。我甚至连真理都不想去认识。所谓的真理，不过是人的偏执。 “我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境地，我很清楚我一无所有，除了死亡。 我这么一个幸福的健康的人，竟然会自己感到活不下去了！我不愿说那是想自杀，只能说有一种力量将我引向摆脱生命，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它比我的力量强大。也许这是一种憧憬，和过去对生活的憧憬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为了不让自己过快地让步，我不得不对自己采取一些措施。于是，我这个幸福的人，竟要藏起一切绳子，以防自己每晚独睡卧室时，把绳子结在几只衣橱上悬梁自尽。我不敢带枪出去打猎了，以防自己开枪自毙。 “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一场闹剧，有人故意戏弄我。四十年的辛劳、苦痛、前进，回头一看竟是虚无！我将只留下一堆腐肉和蛆虫……只有对人生感到陶醉时才能活下去。可是，当醉意消失，所看到的一切全都是欺骗，荒谬的欺骗……家庭、艺术都满足不了我。家庭，不过是一些和我一样不幸的人；艺术不过是人生的镜子。人生不再有意义，照镜子又有何乐趣？最坏的是，我根本无法忍耐了。我异常恐惧，就像在密林中迷路的人四处瞎撞，不能止步，虽然心里明明知道越是乱走越是陷得深……” 第23章 托尔斯泰传(6) 是民众挽救了他。托尔斯泰一直对民众有“一种奇特的亲情”，这种情感从没有动摇过。最近几年，他也如同列文那样，与民众接近了许多。他开始挂记那亿万的生命，他们不像那些学者、富人和无所事事的人，不像这些人要么绝望自杀，要么醉生梦死，要么像他那样苟且偷生，他们根本就生活在这个狭小的圈子之外。他们那亿万的生命为什么可以摆脱那种绝望，为什么没有自杀？他发现那并非是因为他们的理智，他们反而是不顾理智的，他们通过信仰而生活，这不顾理智的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人活下去的力量。没有信仰就不能活下去。在人类最初的无穷思想中，宗教思想早就已经酝酿起来了。对人生之谜以信仰作解答，反映了人类最深刻的智慧。” 是不是了解宗教书籍中那些智慧的公式就够了？不是的，信仰并非一门学问，它是一种行动，只有被实践了才有实在的意义。托尔斯泰看到，思想正统的有钱人都认为，信仰只是一种“人在享乐中的慰藉”，他反感这种说法，他毅然投身于普通民众当中，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做到生命与信仰和谐地融合。 但是怎样才能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普通民众呢？别人是有道理的，仅仅知道这一点是没用的，我们要与他们一样，可是这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祈求上帝，贪婪地向上帝伸出双臂，可全都是徒劳。上帝避开了，上哪儿抓住他呢？ 终于有一天，上帝的恩泽降临了： “我独自待在早春的深林里，听着那阵阵林涛。我在思索，我近三年以来的困惑、对神明的追求，不断地在快乐和绝望之间起伏……突然，我知道了，只有在相信上帝的时候，我才是活着的。想到上帝时，我会从内心深处感到，生命那欢快的波浪在激荡着。身边的一切全都活跃起来，什么东西都具有一种意义；而当上帝在我心里消失时，我的生命也停止了。” 我在心底里呼喊： “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寻找呢？我要找的就是他，没有了他，我就不能继续活下去。要知道，神和生活是一回事，神就是生活。” “从这一刻起，这道光芒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他得救了。神显现在他眼前。可是，他并不是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他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痴迷。因为在他身上，亚洲人的梦幻与西方人对理性和行动的崇尚相互交织，所以，他得随即将所得到的启示转变成信仰进行实践，并从中找出日常生活的永恒规则来。 他心怀虔诚，愿意相信自己家人的信仰，由研习他所属的东正教的教义开始着手。为了更加紧密地贴近教义，三年以来，他严格地遵守所有的宗教仪式，忏悔，领圣体，对自己感到不快乐的事情不下结论，亲自探索自己觉得隐晦的难以理解的东西，与自己所爱的人——活着的和死去的——在这信仰下紧密团结，执着地盼望着到时候“爱将会为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他的理智和他的心灵开始反抗了。他觉得某些行动是很丑恶的，像洗礼和领圣体的事。当别人强迫他说圣体就是基督真实的血肉时，他感到自己心上好像被捅了一刀。但是，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的并非教义，而是现实的问题，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各教会之间相互仇恨；第二，公开或者默许地赞成杀人，即赞成战争和死刑。 这三年来托尔斯泰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思想，这一次，他无所顾忌了。昨天他还在偏执地实践着宗教，现在他开始愤怒地践踏了，他终于做出了决断，激烈地与之决裂。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一年间，他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中，把它看作是“有缺陷的谎言，而且是有意地谋求利益”。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三年间，他在其《四福音书的统一性和演绎》中，用福音书来与之对抗。就这样，他的信仰在福音书中建立起来。下面的话语就是他的信仰： “我相信基督教学说。我相信，只有所有的人都得到幸福，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幸福。” 这种信仰根源于摩西的山中布道，托尔斯泰将其主要教导归纳为五诫，分别为：戒发怒；戒犯奸；戒发誓；戒以怨报怨；戒与人为敌。 这是基督教义中的消极部分，而它的积极部分只概括为一诫：爱上帝和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基督说过，若有谁违反这些训诫，他在天国的地位将是最低的。 托尔斯泰又天真地加以补充： “在过了十八个世纪后，我发现了这些训诫，就像刚发现一件新的东西一样，尽管这看起来有些奇怪。” 那么，托尔斯泰真的就相信基督这个神吗？不是的。他给基督冠之以圣贤中最伟大的圣贤之名，如梵天、菩萨、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比赛亚，他们为人们指点迷津，让人们走上通往真正的幸福的道路。他们是伟大的宗教创始人，是印度、中国和希伯来的半神和先知，托尔斯坦就是他们的忠实信徒。他极尽所能地去扞卫他们，抨击那些他认为是“伪善者”和“律法家”的人，抨击教会的代表，抨击傲慢的科学和“科学的伪哲学”的代表。这并非说他在借助启示来反对理智。 自他从《忏悔录》中叙述的烦恼阶段走出来后，他几乎完全信奉理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 “起初是圣子，”他跟圣约翰几次三番地说，“圣子，即‘理智’”。 一八八七年他的《生活论》的题词里，引用了帕斯卡尔的名言：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整个大自然中，它是最脆弱的，却是有思想的一根芦苇……我们的一切尊严皆蕴藏在思想之中……让我们好好思考吧：这就是真正的道德。” 这里所说的理智不是科学和狭隘的理智，并不是“以偏概全，把动物性的生活看成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智，而是主宰人类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法则，“是人类这种有理智的生物所应该遵循的生活规则”。 “这种规则与支配着动物的滋生繁衍、草木的生长繁茂、大地和星辰的运行规则相类似。我们的生命，只在遵循着这条规则中而存在，只在将我们的动物性在理智的律令下受到束缚而存在，从而获得善……理智无法定义，我们也无需给它下定义，因为不仅大家都认识它，而且我们认识的也仅仅是它……人是凭着理智来了解一切的，而非信仰……只有当理智显现出来时，生命才真正得以开始。理智的生命是唯一真实的生命。” 如此说来，我们有形的、个人的生命，又是什么？“它并不属于我们”，托尔斯泰说道，“因为它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在“个人的”激情和“理智的”激情之间，使它们的相似性得以增加的是，这些激情并不满足于爱，它们要用行动来实现。 “不要说，要做。”基督说。 理智的具体活动是什么？是爱。 “人类只有唯一的一项理性活动，那就是爱。爱是心灵的光辉，是最合情理而又最光明的……爱是最真实最崇高的善，它能解决人生所有的矛盾，它能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为他们作出牺牲：因为爱就是为所爱的人献身，只有牺牲自己才是真爱，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爱的方式。所以一个人只有懂得了不存在仅属于自己的幸福时，真正的爱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这时候，他生命中的一切精髓，才能去滋养真正的爱的高贵接枝；而这个接枝出于生长的本能，就会从粗野的、动物性的本体中汲取养料……” 理智和爱热烈地相互结合，构成了他狂热的信仰。他被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了教籍，他对此作出了回应，同时为自己的信仰做了庄严的表达： “我相信上帝，在我看来，他是精神和爱，是万事万物的精髓……我认为人只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做才能得到幸福；我认为上帝的意志就是，所有人都应该爱别人，为别人牺牲，就像为上帝牺牲一样。就像《福音书》上说的，这是一切律令和预言的要旨。” “我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生命的意义仅仅在于助长人生的爱。我们的一生，爱的力量的增长相当于一天天增加的幸福，到另一个世界里，就是完美的幸福。比起任何其他的力量，这种爱的增长更有利于在这个尘世建立起天堂，换而言之，就是要建立一种和谐博爱的新秩序，来替代一种分裂、欺骗与弱肉强食的生活组织。为了在爱情观念上获得进步，我们唯有用祈祷的办法。但这种祈祷又不同于在教堂中做的公共祈祷，那是被基督所痛斥的；我们要做的是基督以身作则的那种祈祷，使我们更加坚信生命的定义……我相信生命永恒，相信普天之下，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是善有善报。我对这一切坚信不疑，所以我虽然年事已高，但还应经常努力阻止自己盼望肉体的消亡，即我的新生……” 十一 他以为他不安的心灵找到了休憩的庇护所，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新活动的起始。 迫于家庭责任，他跟家人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 一八八二年一月，他参与了人口普查工作，这使他得以亲眼目睹大城市贫困的一面。这种贫困的状况给他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 那个被文明所掩饰的疮疤，他第一次接触到它的那晚，跟一位朋友讲起来时“扬起拳头，痛苦地大喊大叫，涕泪长流”。 “人不能过那种生活啊！”他哭泣着说，“这种情形不可以存在的！ 不可以存在的……”他又持续数几个月处于可怕的沮丧之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你以前老是说：‘我没有信念，真想上吊自杀。’可是现在你有信念了，怎么还是那样悲伤和苦恼？” 因为他的信念不是伪善者的信念，不是那种骄傲得意的信念；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私自利，没有那种只顾自己超度，却不顾他人命运的自私自利；因为他心中有爱，因为他已无法忘记他所见到的那些悲惨的人，而且，他那颗善良仁慈的心，让他感到自己应该对他们的痛苦与堕落负责任：他们是这个文明的受害者，他也是这个文明中的一分子，他享有的精英阶层的特权，却是牺牲了成百上千万的人而换来的。这种罪恶换来的福利你接受了，你就是参与制造了这种罪恶。要是不把这些罪恶揭露出来，他的良心将不得安宁。 他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间着的《我们该怎么做？》一书中，对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危机作了一番表述。他这次病得比第一次更为悲惨，后果也更为严重。人类的苦海中，在那真切存在的、不属于无病呻吟的痛苦汪洋里，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算得了什么呢？他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不可能在亲眼见到之后，还不采取行动不惜任何代价地去消除它。可是，他能做到吗？ 有一幅他的肖像画，是我一看到就深受感动的，它能表达出托尔斯泰当时是多么痛苦。他正面坐着，双臂环抱，穿着农民外套，神态沮丧。他的头发还很黑，但唇上的短胡子已经灰白了，长须和颊髯完全是白的。两重皱纹爬到他漂亮的宽额头上，形成一道和谐的沟纹。 他那犬形的大鼻子里，那双坦诚、清晰却忧郁地看着你的眼睛里，多少善良藏在其中！那双眼睛深信不疑地将你看透！它们为你叹息和悲哀。塌陷的面颊上，划了一道道痛苦的印痕，眼皮下有一条条的皱褶。 刚哭泣过的他显得非常坚强，因为他准备投入战斗了。 对莫斯科的惨状，他用一种摄影般的手法进行精确的描述。他把在贫民区或收容所参观亲眼目睹的情形照实描写出来。 他一开始就认为，要拯救那些不幸的人，并非是用金钱可以办到的，这一点他坚信无疑。因为他们多少已经被城市的腐化和堕落所侵害。于是，他勇敢地在寻找罪恶的源头。把制造这宗罪恶的可怕链节，一节一节地展示开来。首先是富人，他们那该死的穷奢极欲，引诱着人们堕落下去；继而是不劳而获的思想；然后是国家这个权利者为剥削和压迫他人而创造的残忍实体；再就是狼狈为奸的教会和科学、艺术…… 这是一支罪恶的大军，怎样才能将其打败呢？起码的一条，就是不参与其中。拒绝参与剥削别人的行动，放弃财富，不为国家服务。 这还不够，还必须“不欺骗”，不畏惧真理。必须“忏悔”，抛掉根深蒂固的教育所带来的骄傲。最后，必须身体力行地劳动，也就是要“用汗水换面包”。 那最后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条告诫。托尔斯泰估计那些社会精英们会嘲讽他，所以对此预先作了回答。他说，体力劳动不会降低思考能力，反而能增长智慧，而且也符合本性的正常需要。劳动可以强身健体；劳动也可以启发艺术。另外，它还能促进人们重新团结。 托尔斯泰在他后来的着作中，把这些精神健康的信条补充了进去。 他焦急地考虑，如何拯救灵魂、增强精力。低级的娱乐可以麻痹你的意识，残酷的享乐能够灭绝人的良知，该如何摒弃这一切呢？他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放弃了他最喜爱的嗜好：狩猎。他为了锻炼意志而节制食欲。就像运动员为了拼博取胜，他强行给自己施以一种残酷的训练计划。 《我们该怎么做？》一书体现出托尔斯泰离开宗教冥想的相对平静，准备进入纷繁社会的艰难旅程的第一站。从这开始，就拉开了那场为期二十年战斗的序幕。谴责一切党派，并立身于一切党派之外的老人，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的预言家，开始孤身一人，向文明的种种罪恶和谎言宣战。 十二 他的精神革命，他身边的人并不感兴趣，还反倒使他的家人非常难堪。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早就在旁边忧虑不安地观察着，观察着他徒劳地抗争的病症的发展。打从一八七四年起，眼见丈夫为学校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神，她就开始又气又恼了。 “这些启蒙读物，算术、文法，我完全瞧不上，我无法装做对它们感兴趣。” 而当教育被宗教取代后，情况更加糟糕了。对托尔斯泰这个新皈依者最初的倾诉，伯爵夫人是非常反感的，甚至于当他在信中说到上帝时，都必须求她原谅： “我提到上帝的时候，你可不要像有时所表现的那样生气发火。 我避不开他，因为他是我思想的基础。” 不可否认，伯爵夫人被他感动了，她把自己的烦躁竭力压抑着，不过，她还是不安地观察着自己的丈夫： “他直勾勾的眼神很怪异，几乎不说一句话，好像这个世界不存在似的。” 她估计他在生病，她说：“列夫自称他一直在工作。唉！他在写的只是些浮泛的宗教论述。他一边读一边思考，闹得头疼，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证明教会的说教不符合福音书的教义。对这些东西有可能感兴趣的人，整个俄罗斯顶多也就是十来个人。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只希望快点结束这件事，但愿这不过是他生了一场病。” 可是病症毫无消失的迹象。他们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虽然还是互敬互爱，可是两人无法互相理解。他俩都尽力为对方作出让步，可是，这种让步通常变成了彼此的伤害。托尔斯泰不得不跟着家人来到莫斯科。他在一八八一年十月五日的《日记》里写道： “这一辈子最艰难的一个月：羁旅莫斯科。大家都安顿下来了。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生活？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生活，而是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着！可怜的人们……” 同样的时期，十月十四日，伯爵夫人这样写： “莫斯科。到明天为止，我们来这里就有整整一个月了。前两周，我每天都要哭，因为列夫不仅满腹忧伤，而且非常沮丧。他寝食难安，有时还会哭泣，我几乎要疯了。” 第24章 托尔斯泰传(7) 他们只得分开一段时间。因给对方带来痛苦，他们相互道歉。他俩一直都是相爱的！可是，只要两人重新相聚，又变得水火不容。伯爵夫人难以认同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癖好，由于这种癖好，他开始向一个犹太教教士学习希伯来语。她无法掩饰自己的不开心。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她给他写信说： “你亲自劈柴、烧水、缝靴，你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了那么多精力，这真让我伤心。” 不过，她又加以补充，就像一个母亲面对有点疯癫的孩子那样，带着温柔而嘲弄的微笑说道： “‘孩子想怎么玩就让他怎么玩吧，只要他不哭就好。’这句俄罗斯谚语使我平静下来。” 不过，信没有这样寄出去，因为她可以想象，当丈夫读到这一段话时，这嘲讽的语气会使他那善良而天真的眼睛更加忧伤；于是，她又拆开信，充满爱意地写道： “突然间，你那么清楚地站在我面前，我心中对你有着无限柔情！ 你身上属于乖巧、善良、天真和执着的东西，被你对别人充满同情的心灵之光照耀着，被你那直透人心的目光照耀着……这些东西只有你才具备。” 这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就这样相互折磨，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继续着。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情形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垂死的老李尔王带着迷惑逃往大草原，这一切才告终。 《我们该怎么做？》最后那段对妇女们的热烈呼喊，大家都没有怎么留意。对当代的女权主义，托尔斯泰没有一点好感。但是，对他认为是“贤妻良母”式的女人，对了解人生真谛的女人，他却虔诚地充满了崇敬；对她们的痛苦与欢乐，对她们生儿育女那可怕的苦难，对她们不求回报的、费尽心力的艰辛的劳作，对她们痛苦过去后获得的幸福，他都大为赞扬。 他描绘了一个勇敢的妻子的肖像，她是她丈夫的助手，不是丈夫的累赘。她懂得，“作出隐形的牺牲，为了他人的生命而没有回报，人的天职唯在于此”。 “这样的女人，非但不会唆使丈夫去干欺瞒、占有别人劳动果实的事，对于这种可能带坏自己孩子的勾当，她还感到深恶痛绝。她要求自己的伴侣去做正当的、需要精力、不惧危险的工作……她知道，他们的孩子们是注定要被人当作圣洁的典范的，而她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为这神圣的事业作贡献。她要在孩子和丈夫心里培养这种牺牲精神……统治着、引导着男人的，就是这种女人……哦，贤妻良母！人类的命运就由你们所掌握！” 这个呼唤的声音，带着企求和希冀……难道竟会不被人听到……过了几年，最后的希望也熄灭了，一八九五年的《致友人书》里，他说： “你们可能不会相信，但是你们无法想象，我是多么孤独，对于我这个真实的人，周围的人怀着何种程度的轻蔑。” 对于他的思想变化的伟大之处，倘若连最爱他的那些人都那么不了解，我们又怎能企盼别人会对他了解得更加深入，对他更加尊敬呢？ 那些与他重归于好的人，有些是因为出于一种谦卑的基督教精神，并不是因为改变了对他的感情，他总是自嘲说：“我常为托尔斯泰感到不公平，不过，就像法国人所说的，各人自有消灭跳蚤的方法。” 几年后，快要去世的屠格涅夫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在那封着名的信中，他恳求他的“朋友，俄罗斯的伟大作家”，“重新返回文学的道路上”。欧洲的所有艺术家都有着同样的焦虑与祈求。欧仁·迈希奥尔·德·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自己的《托尔斯泰研究》的结尾，借由一幅托尔斯泰身穿农民服装，手拿缝靴锥子的肖像画，雄辩地呼唤道： “这不是您的工具，你这位创造杰作的巨匠！……我们的工具是笔，我们该耕耘的是人类的灵魂，那是同样应该得到呵护和灌溉的。请允许我向您说起一个人，他是莫斯科的第一个印刷工，曾有人要求他像普通的俄罗斯农民一样耕田种地时，他极力呼喊道：‘我要做的是向全世界撒播智慧的种子，而不是在地里撒播麦种！” 就好像托尔斯泰不愿充当思想粮食的播撒者似的……在《我们信仰的寄托》的最后，他写道： “我认为，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辉，就是为照耀着大众而生的。我认识真理的才华同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这种才华就是一把火，而且是在燃烧中才能有意义的一把火。我认为我生命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在内心的光明之中生活，并高举起这种光明，让更多的人都看得到。” 但是，这种光明，这种“在燃烧中才能有意义”的火，使大多数艺术家都感到不安。他们以为他们的艺术很可能会被烧毁；托尔斯泰会像普洛斯帕罗一样，把他那根创造性幻想的魔棒永久地折断了。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要证明，托尔斯泰并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激发了艺术中的一些静止的力量，他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扼杀他的艺术才华，反而升华了他的这种才华。 十三 难以理解的一点是，人们在谈论托尔斯泰对科学和艺术的思想时，总是忽略了他的那部《我们该怎么做？》，这部写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间的书，是他的这些思想的着作中最重要一部。这部书中，托尔斯泰第一次向科学和艺术发起猛烈攻击，往后所有的攻击都不及这么猛。这是一篇最激烈的檄文，是针对“科学的伪道士”和“艺术的骗子”所写的。那些知识阶层，将之前的统治阶级，包括教会、国家和军队摧毁或控制后，又霸占了其位，他们不愿意或者没能力为人类做好事，却声称人们崇拜和效忠他们，教条似的宣扬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无耻信仰，他们其实是顶着这套骗人的面具，将其个人自私自利和空虚的面具掩盖起来。 托尔斯泰又说：“千万不要认为我否定艺术和科学，我不仅不否定，反而要以艺术和科学的名义赶跑那些出卖它们神圣的殿堂的人。” “就像面包和水一样，科学和艺术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更加重要……认识人类使命，认识人类的福祉所在，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关于人类使命的表白，关于人类福祉的表白，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托尔斯泰极力地赞美那些“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以竖琴或扬琴，形象或语言，来进行反对欺骗的斗争，表达斗争中的痛苦，表达对真善美获胜的希望，表达对假恶丑获胜的绝望，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热情企盼”的人。 《我们该怎么做？》一书中，他勾画出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形象，这是一些充满了痛苦而神秘的激情的文字： “只有在不索取任何权利，只是履行义务时，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才能取得成就。因为只有当这种活动的实质是奉献时，才值得人类称颂。以精神上的劳动服务于他人的那些人，注定要为完成这一使命而痛苦，因为只有在痛苦与折磨之中，才能产生精神的世界。奉献与痛苦，这就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利。 人是不幸的，他们受苦、死亡，无暇享乐、游荡。思想家或艺术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坐在奥林匹斯山顶上，烦躁、激动、不得安宁。他们一定要确定并说出什么能给人们带来福祉，什么可以使众人的痛苦得到解救，如果他们没有确定或没有说出来，明天可能就来不及了，因为他们有可能即将死去……真正的艺术家和学者，并不是那些培养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那些学校倒是经常培养出一些破坏科学和艺术的人；也不是凭着学历享受俸禄的人将会成为思想家或艺术家，而是那种想要不去思索、不表达内心却又做不到的人，因为他们受到两种无形的力量的驱使，那就是他内在的需求和对普罗大众的爱。世界上不存在追求享乐、志得意满的艺术家。” 这段光彩夺目的话，给托尔斯泰的天才投下了一丝悲剧性的光芒。 这是在亲眼目睹了莫斯科惨状后，内心极其痛苦的情况之下写的。科学和艺术充当了当今社会所有不平等和伪善体系的同谋，他对此深信不疑，并且永远都不会动摇这种观念。不过，当他初次接触悲惨世界的印象渐渐淡化，伤口渐渐复原，这本书里颤动的痛苦和复仇的怒火，在他后来的任何一本书里都找不到了。在他以后重新批评艺术的着作中，他将以文学的角度而不是神秘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在书中，艺术问题被从人类悲惨的背景里剥离出来，而一直以来，这人类的悲惨恰恰是让托尔斯泰一念及就要发狂的，就像那天晚上，他参观了夜间收容所后，回到家里就满怀绝望地大声哭叫。 那么，他的这些说教式的着作就变成冷酷无情的了吗？不是的，对他而言，是不可能冷酷的。直至他的生命结束之前，他还是以前那个写信给费特的人： “对于一个人物，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物，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大可对他冷嘲热讽，甚至破口大骂，让他活活气死。” 他就是这么对文艺作品进行批判的。他对作品中的否定部分进行激烈的谩骂与嘲讽，这是他给艺术家们唯一最深刻的印象。他对他们的迷信与怀疑采取了过于猛烈的攻击，以致于他们把他当作艺术上的敌人，甚至是任何艺术的敌人。但是，托尔斯泰的批评是有建设意义。 他从来不会为了破坏而破坏，他是有破有立的。生性谦逊的他从来不说自己创立了什么。他曾经并将永远地扞卫艺术，反对艺术被假艺术家利用和玷污。 一八八七年，他那部着名的《艺术论》问世前十多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过去和未来都始终存在着真正的科学和艺术……那些自以为是文明人的人以及他们身边的学者和艺术家，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就像掌握着神权的神甫一样，他们有着所有特权阶层共有的毛病，当今的一切罪恶都来源于此。……所谓的科学和艺术，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大骗局，一种狂热的迷信，我们如果摆脱了过去的宗教迷信，就必不可免地会落入这种迷信当中……不要迷信，保持住自己的赤子之心……” 对于这个特权阶层所津津乐道的当代艺术，对于这种迷信，这个大骗局，托尔斯泰在他的《什么是艺术》中无情地予以揭露。他风卷残云般地将它的可笑、无聊、虚伪、堕落一一展现出来。这种破坏给他带来的快感，犹如一个孩子从毁掉自己的玩具里得到的快感一样。 在整个批评部分里，往往通篇都是幽默，不过也稍欠平允。这其实是战斗，托尔斯泰操起任意一件武器，恣意地挥舞，他根本不去考虑被打者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像打仗一样，他往往会误伤到一些应该保护的人，例如易卜生和贝多芬。错就错在他太激动了，批判之前无暇细想，以致完全丧失了理智，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的艺术修养还欠缺。 对于现代艺术，他能有多少了解呢？他不过是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这个乡绅一八六〇年起就再也没到过欧洲，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乡村里度过他一生中的四分之三的时光，能见识过什么欧洲的绘画和音乐？他唯一感兴趣的只是开办学校。 绘画方面，他都是道听途说的，胡乱地引证一些颓废的画家，像皮维斯、马奈、莫奈、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等，他钦佩儒勒·布雷东和莱尔米特，只是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具有善良的情感，但他瞧不起米开朗琪罗，而那些描绘心灵的画家，他连伦勃朗都没提到过一次。 音乐方面，他感觉不错，却不怎么在行。仅凭着幼年的印象，知道几位在一八四〇年左右就已成为古典音乐家的人，此后的音乐家就没什么了解了。不过柴可夫斯基是个例外，因为他的音乐让他感动得流泪。他对伯拉姆斯和理查德·施特劳斯都不屑一顾，就连贝多芬他都敢教训，他自以为很了解瓦格纳而评价他，其实他只听过一次瓦格纳的《西格弗里格》，并且是在幕启后才入场，而第二幕的中间他就退场了。 文学方面，不用说他了解会比较多点。但是，不知道他吃错了什么药，他放着很了解的俄罗斯作家不去评论，却对外国的诗人们指手画脚，这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再说，他们的作品集，他不过是随手翻了几页罢了！ 随着年岁渐长，他的顽固和自负居然有增无减。他还写了一本书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成为任何人都行，但他不是艺术家。” 说得这么绝对，简直是值得敬佩！托尔斯泰坚信自己真理在握，不容置疑。他会告诉你： “《第九交响曲》这个作品会使人们相互隔阂。” 或者： “只有巴赫的着名的小提琴曲、肖邦的大调小夜曲，以及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人的作品当中择取的十来件作品，除此之外，其他的统统都该像一种让人们相互隔阂的艺术一样被抛弃，烧成灰烬。” 或者说： “我将证明莎士比亚连四流作家都不如。他对性格的描写，简直糟糕透顶。” 哪怕世界上其他的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意见，他一定还毫不退让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骄傲地写道：“我对莎士比亚的看法，截然不同于整个欧洲对他的固有的看法。” 他总是对诺言感到困扰，他觉得诺言无处不在；越是普遍传播的观念他越是奋力反击；他挑战它，怀疑它，如同他在谈到莎士比亚的名气时那样说：“那种影响，是人们遭受到传染病式的一种影响。就像中世纪时期的十字军远征，信奉巫师，找寻点金石，对郁金香满心狂热等等。只有摆脱它后，人们才会发现这种影响的疯狂。新闻业越来越发达，这些传染病就变得越来越猖獗。”为了更好地表达这类传染病症，他还举出了“德雷福斯事件”这个例证。他是一切不公正的敌对者，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扞卫者，他鄙夷地、冷漠地谈起这一事件。 这个例子非常明显，可以证明，由于他的极端态度，导致他对谎言的怀疑，对“精神传染病”的出自本能的排斥会达到什么程度！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却没办法克服。人类道德的沦丧，不可想象的盲目，让这个心灵的透视者、热情力量的召唤者将《李尔王》看作是“劣作”，把高傲的考狄莉亚看成“没有个性的人物”。 必须承认，莎士比亚某些真正的缺陷，那些我们所没有真心承认的缺陷，确实被他很清楚地看到了，例如千篇一律地套用诗句，英雄主义，修辞单一。我理解托尔斯泰，在所有作家中，他是最缺文气的一个，对于天才最突出的文人的作品，他自然是最反感的了。 可是，对于大家都不明白的那些事情，你又何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谈论？对于一个向你完全封闭的世界，你的评判能有何价值？ 倘若我们要从中找到一把钥匙去打开这个奇特的世界，这些评判当然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要探求托尔斯泰艺术之门的钥匙，它的价值却是巨大的。对于一个创造性的天才，我们不能要求他的批判完全公正无私。当瓦格纳或托尔斯泰在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时，他们谈的并非贝多芬或莎士比亚其人，他们说的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是在表达自己的理想，并不是有意要欺骗我们。托尔斯泰在批评莎士比亚时，无意让自己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进行，他对莎士比亚的客观艺术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第25章 托尔斯泰传(8) 托尔斯泰是从信仰的高度出发进行艺术评判的，无需在他的批评中寻找属于个人的任何成见。他不是要让自己成为典范，跟对其他人的作品一样，他对他自己作品的批判同样是毫不留情的。 那么，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他提出的宗教理想对艺术又有什么价值？ 这是个灿烂的理想。“宗教艺术”这个词，它字面上包含的宽度也许会让人产生误解。其实，托尔斯泰并没有缩小艺术领域，而是将它扩大了。他说，艺术无处不在。 “艺术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例如：戏剧、音乐会、书籍、展览等等，仅仅是艺术中微小的一部分。 我们的生活中，从孩子们的游戏到宗教仪式，都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艺术行为。艺术与语言是人类进步的两个载体，一个用以沟通心灵，另一个用以交流思想。要是它们其中的任一个误入歧途，社会就会呈现病态。今天的艺术已经误入歧途了。” 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没有什么基督教艺术了。阶级已经分化。有钱人和有权人妄图垄断艺术，他们任意制订审美标准。艺术远离广大群众，同时也就变得非常贫乏。 “不为生计劳动的人，他们的思想情感要比劳动者的思想情感贫乏得多。今日现代社会的情感可以归为三类：骄矜、淫欲、惰性。这三类情感及其他的衍生物，就构成了富人阶层唯一的艺术主题。” 这样的艺术主题，它污染世界，腐蚀人民，宣扬性欲，它是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障碍。而且，它不是真正的美，缺乏自然和真诚，是一种凭空想像的、矫揉造作的艺术。 面对这种美学家的谎言和富人们的消遣物，让我们建立起鲜活的艺术、人性的艺术、团结一切阶级和民族的艺术。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光辉的典范。 “例如《创世纪》的史诗，《福音书》的寓言、传说、童话、民歌，它们是为大多数人懂得并喜爱的艺术，是崇高的艺术。” 最伟大的艺术应该能够反映时代的宗教意识，但千万不要认为是教会的教义。“每个社会自己所追求的最大幸福的理想，这就是这个社会的人生的宗教观。”大家都有一种或明晰或不甚明晰的感情，某些先行者便将其清晰地表达出来。 “宗教意识始终存在。它是流淌着河水的河床。” 我们时代的宗教意识就是，人类以博爱来实现理想的幸福。只有为实现这一大同境界而奋斗、直接以爱的力量使这种境界得以实现的艺术才是真正的最崇高的艺术。但是，也有另一种艺术在参与着这个共同的任务，它通过愤怒和蔑视的力量，对所有反对博爱的事物严加打击。例如狄更斯的小说，陀思妥耶夫的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米勒的绘画。哪怕达不到这种高度，只要以同情和真理来反映日常生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爱，那也不失为真正的艺术。所以，《堂吉诃德》和莫里哀的戏剧也是真正的艺术。这后一种艺术固然有它的缺陷，它的写实风格过于琐碎，而主题又过于贫乏，尤其是在“拿它们与《约瑟行传》这样的古代典范相比较的时候”。太精确的细节描写会破坏作品，也会使其失去普遍的意义。 “当代作品正是被一种写实主义所破坏，所以，应对这种艺术上的狭隘性加以批判。” 这也是托尔斯泰自己天才的根源，他毫不迟疑地进行了批判，把自己当成未来的牺牲品。 “未来的艺术将不会是现代艺术的延续，它将是在另一种基础之上建立的，将不再从属于一个特权阶级。艺术不是一种职业，它是表达真情实感的载体。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只有在不孤独的时候，在按人类的生活规则生活的时候，才能感受到那种真情实感。所以说，脱离生活实际的人，他无法进行创作，因为他的创作环境是最差的。” “只有艺术能消灭暴力，这也是艺术的使命。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让天国，要让爱来统治一切。” 谁不赞成这番慷慨陈词？又有谁看不到，他的观点虽然不乏空想和幼稚之气，却又多么地生动和丰富！不错，我们的艺术从整体上来讲，只不过是某一个阶级的声音，而且它还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分化成各个相互敌对的小群体。在欧洲，将各个党派和种族团结起来的境界，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心灵可以达到。而我们这个时代，托尔斯泰就有这种广博的心灵。在他的心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不同阶层的人民，都相亲相爱了。他和他们一样，从这份博爱中体会到了巨大的欢乐。我们人类伟大的心灵，岂能满足于欧洲小团体的艺术带来的残羹剩炙？ 十四 不管理论有多美妙，它的价值也要靠实践了它的着作才能得到体现。在托尔斯泰身上，就像信仰与行动始终是统一的那样，他的理论和创作也始终是统一的。就在他构思他的艺术批评的同时，他提出了自己心目中新的艺术形象。这是两种艺术形式，一种更高大，另一种却不那么纯洁，但它们在最人性的意义上来说都带有“宗教性质”：一种是以爱促使人们团结，另一种则是与爱的敌人进行战斗。 《伊万·伊里奇之死》、《民间故事与童话》、《黑暗的力量》、《克勒策奏鸣曲》和《主与仆》，这些写于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五年间的作品，都是赋予了他新的艺术模特的杰作。这个时期的创作就像是带有两座钟楼的大教堂，一座钟楼代表着永恒的爱，另一座则代表着人世的恨，而高高矗立在这个时期最顶峰的，是一八九九年着的《复活》。 所有这些着作都带有他新的艺术特征，因此都与他之前的作品有区别。清晰尖锐的艺术线条、曲折繁复的心灵描写、集中突出的内心变化，就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先弓起身体聚集力量，突然之间一蹿而出；感情更加普遍，摆脱了局部的写实和短暂的细节；最后，他的语言更加形象和生动，有着自然的气息。 对民众的爱，与民众的接近，使他早就体味到了民间语言的美妙。 童年时期，他就对民间说书人的故事听得入迷。长大成为着名作家后，他又从跟农民的交谈中感到一种艺术的乐趣。后来，他对保尔·布瓦耶先生说： “他们就是大师。从前，我跟他们，或者跟那些肩背布袋在我们乡下流浪的人交谈时，我听到了许多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到的话语，我详细地记录下来了，那些话语往往被我们当代的文学语言所遗忘，却总是充满着俄罗斯乡间的气息……” 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被文学堵塞，他对这类民间语言更是敏感。而且，因为他远离闹市，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这使得他的思维也带点老百姓的性质。他跟农民一样，说话喜欢绕弯，理解缓慢，一会儿又令人尴尬地突然激动起来，而且老是重复一种谁都知晓的想法，无休无止地说些相同的词句，也不知道他累不累。 这些都是民间语言的缺陷而不是优点。只是过了很久，他才发现了民间语言中的潜在魅力：形象、生动、机智、狂放的诗意，“民间语言能够表达诗人所能表述的一切声音”。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就开始受到民间语言的影响了。 不止是写作风格受到了民间语言的影响，他的许多灵感也是从民间语言中来的。一八七七年，一个四海为家的说书艺人来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把他讲的故事都记录了下来。几年后，托尔斯泰创作了《民间故事与童话》这本书，众所周知，这本书中写得最棒的是《人靠什么生活》和《三老者》这两篇传奇故事，它们就是出自那个说书人之口。 在当代艺术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作品，是高于艺术的作品，你读它的时候，根本不会把它跟文学联想起来。民间智慧的甜美笑容、《福音书》的精神、人们兄弟般的纯洁的爱结合到了一起。在这些《福音书》预言似的故事里，混合着东方传说的气息，混合着《一千零一夜》 这部他孩童时期起就喜欢的伟大作品的气息。某个时候，又照进一道诡异的光，赋予故事一种令人畏惧的伟大。例如：《农民巴霍姆》中，巴霍姆疯狂买进大批田地，斯塔尔希纳还答应他，他一天之内走过的所有土地都归他所有，为了占有尽可能多的土地，他拼命地走，结果刚走完一天他就倒地而死： 斯塔尔希纳坐在山丘上，一边看着他不要命地跑，一边按着肚子哈哈大笑。巴霍姆倒下了。“太棒了，小伙子，土地都归你了。”斯塔尔希纳站了起来，扔了一把十字镐给巴霍姆的仆人，“好了，把他埋葬了吧。”只剩下仆人独自一人了，他给巴霍姆挖了个墓穴，一个不到三尺的坑，刚好摆进他的身体，就这样把他埋了。 几乎每个故事都有一种诗意的氛围，都带着一样的忍耐和宽容的福音精神。 不管何处，不论何时，结论都是爱。托尔斯泰想为全人类创建一种艺术，立即达到大同的境界。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取得了不断的成功： 因为他的作品清理了一切腐朽的成份，只剩下永恒。 《黑暗的力量》达不到、也不企求达到心灵净化这种庄严的高度，这是双刃剑的另一面。一面是神明之爱的梦想，一面却是残酷的现实。 在读这部戏剧时，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是否会出于信仰和对人民的爱，而将人民理想化的同时背叛真理！ 托尔斯泰的大部分戏剧作品都不太出色，这本戏剧创作却显得挥洒自如。人物性格和情节安排得很恰当：以美男子自居的尼基塔；放纵与淫乱的阿尼西娅；貌似纯朴善良、却又以母爱为名无耻地掩护儿子奸情的老马特廖娜；口齿不清、身材长相可笑、却又圣洁似活神仙的老头子阿基姆。然后便是堕落的尼基塔，这个并不太坏的弱者，虽然努力想要悬崖勒马，但却在他母亲和妻子的放纵下，在罪恶的泥潭之中越陷越深，终至跌进了罪恶的深渊……然后就是可怕的杀死新生儿的场景。尼基塔不肯杀。而阿尼西娅已经为了他谋害了亲夫，这个罪恶搅得她痛苦不堪，心性都变得疯狂而残忍了，她威胁着要告发他。她叫喊道： “这样，我将不再是唯一的罪人了。他也将是一个杀人犯。让他知道做个杀人犯是什么滋味！” 尼基塔用两块木板死死地夹紧孩子，可是，实施犯罪的时候，他害怕了，逃跑了，他威胁要把阿尼西娅和他的母亲都杀了，他哭泣着哀求： “我的好妈妈，我再也受不了啦！” 这个声音让他产生幻觉，好像就是被夹紧的孩子在哭喊。 “我要逃到哪里去……” 那一场小姑娘和老仆人的对话，虽然不像莎士比亚戏剧的第四幕那么粗野，可是更加惨痛。夜晚，待在屋内的他俩，听到也猜到了外面正在进行的犯罪。 结局是自愿地接受惩罚。尼基塔由父亲老阿基姆陪着，赤脚走进一个婚庆现场。他跪着请求大家的宽恕，把自己所有的罪行都供了出来。老阿基姆鼓励他，精神恍惚地看着他，带着痛苦的微笑。 使这本剧作具有特殊艺术韵味的，是那些农民式的语言。托尔斯泰对保尔·布瓦耶先生这样说：“为了写《黑暗的力量》，我把我的笔记本都翻烂了。” 托尔斯泰在观察人民，并站在高处给处在黑暗中的他们投下一丝光明，同时，他还为处于更加深沉的黑暗中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创作了两本悲壮的小说。这段时期，他的艺术思想似乎都被戏剧形式所占据。《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克勒策奏鸣曲》两部小说集中反映的都是内心的悲剧；而《克勒策奏鸣曲》更是悲剧主人公的自述。 写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间的《伊万·伊里奇之死》，是令法国读者最感动的作品之一。我在写这本托尔斯泰的传记时，开篇就记述了我如何亲眼见到哪些人被这部作品所感动，连法国外省那些平时不太关注艺术的资产阶级读者也被感动了。这是因为，这部作品描写了这帮中产阶级中的一个人物，描写得非常真切，让他们简直可以对号入座。伊万·伊里奇是个规矩的公务员，不信教，无理想，整天埋头工作，好像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临死时，他才发现自己虚度了一生，不由感到惊恐不已。他是一八八〇年欧洲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他会读左拉的作品，会去听萨拉·伯恩哈特的演唱会，虽然无任何信仰，却也不是反宗教人士，因为这个资产阶级从来就不去想什么信仰或不信仰，他们不愿为这耗费心思。 《伊万·伊里奇之死》对人世，尤其是对婚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极尽尖酸刻薄、嬉笑怒骂之能事，从而为一系列的新作品拉开了序幕；也预告了他在《克勒策奏鸣曲》和《复活》中将会有更加粗暴的描写。 这本书描绘了一场可笑的悲凉的空虚人生，而这样的人生还不计其数。每个人都抱有狂妄的野心，满足了可怜的虚荣心，却又感到没意思，“总是与自己的妻子单独过夜”，工作上的烦恼，幻想着真正的幸福，最多也就是玩玩牌。这种荒唐的人生，却因一个更为荒唐的理由而失去了。有一天爬上梯子想给客厅的窗挂上窗帘，却摔了下来。 原来，一切都是欺骗，生活的欺骗，疾病的欺骗。只顾自己身体健康的医生的欺骗，厌恶了他的疾病的家人的欺骗，盘算着丈夫死后自己的退路却又装出一副忠贞模样的妻子的欺骗。唯有富于同情心的仆人不欺骗他，没有对那个垂死者隐瞒病情，跟那些欺骗他的人斗争，同时，还非常友爱地照料着他。 伊万·伊里奇“对自己满心怜悯”，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独，感觉到了众人的自私。他异常痛苦，直到那一天，他发现自己过去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并发现他其实可以修补这个谎言。于是，一切都清晰明朗起来，可是，这时离他死去只有一个小时了。他心里不再有他自己，而只是想着他的家人，为他们感到可怜，他感觉到自己应该死去，这才能让他们摆脱自己。 《克勒策奏鸣曲》是一部残酷的作品，矛头直指社会，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因自己所遭受的苦痛而发疯般寻找报仇对象。出于主人公这个人物形象表现的需要，他的表达方式是粗野的，是极其激烈的肉欲描绘，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骄奢淫逸之徒。与此相对照的，是极端的禁欲主义和对情欲的憎恨与恐惧，就像饱受肉欲煎熬的中世纪僧侣，对生活充满了的诅咒。由严密的逻辑推致的境地，连他自己都感到大惊失色：书写成后，他自己都不敢接受那种结论，但又由不得不信，不得不接受。 如果就强烈的表达效果、集中迸发的激情、鲜明的视觉冲击和圆满成熟的艺术形式而言，托尔斯泰没有任何别的着作能与《克勒策奏鸣曲》相比。 这个书名实在有些文不对题，容易让人对书的内容产生误解，所以有必要就它作个解释。其实，音乐在这本书里的作用是次要的。就算删掉“奏鸣曲”这几个字，书的内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音乐和爱情都具有使人堕落的力量，托尔斯泰念念不忘这两个问题，但他错误地把它们混为一体。关于音乐的魔力，有必要另作文章去阐述，托尔斯泰在这本书中给它的份量并不足以证明他所揭示的危险。关于托尔斯坦对音乐的态度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不会很了解，所以我必须稍微多说几句。 第26章 托尔斯泰传(9) 他绝非完全不喜欢音乐。人总害怕自己喜爱的东西。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他的《童年时代》和《夫妇的幸福》，想想音乐的回忆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幸福的夫妻》中，从春季到秋季，爱情都是在贝多芬的《幸福的夫妻》中展现的。大家也不妨再回忆一下，涅赫留多夫和小彼加在临死前的那个夜晚，他们心中所听到的那些美妙的交响乐。 不能否认，托尔斯泰并不精通音乐，可是音乐总会让他感动得落泪。 在他的某一个人生阶段，他还曾十分热衷于音乐活动，一八五八年，他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音乐协会，这就是后来的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前身。 他的妹夫别尔斯在《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中这样说：“他非常喜欢音乐，喜欢在工作之前弹一阵钢琴。他尤其喜欢古典大师的作品，也许他总能从中获得灵感。他喜欢我妹妹的歌喉，爱为她伴奏。我发现，他在听音乐时，经常会脸色泛白，并且会带有一丝难以觉察的怪相，这可能是音乐引起了他的恐惧。” 这种恐惧就是震撼着他心灵深处、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一种力量！ 他觉得自己的意志、理智、人生的一切现实，都融入了这个音乐的世界里。再看看《战争与和平》第一卷中的那个场面：尼古拉·罗斯托夫刚赌输了钱，灰心丧气地回到家里，他听到妹妹娜塔莎在唱歌，歌声使他把一切都忘了。 尼古拉没有杀人，也没有盗抢犯罪，音乐对他来说只可以带来片刻的沉醉。可是，对娜塔莎来说，她却在其中迷失了自我。晚上在歌剧院看完演出之后，“这艺术的狂乱而奇异的世界，远远地离开了现实，善与恶交织着，荒诞与理性纠缠着”，听着阿纳托里·库拉金的倾诉，她感到意乱情迷，竟然答应跟着他私奔。 托尔斯泰越老就越害怕音乐。一个叫奥尔巴赫的人对他有所影响。 一八六〇年，托尔斯泰在德累斯顿与他见过面，这个人无疑让他增加了对音乐的偏见。“他谈起音乐来就像是在谈一种荒淫的享乐似的。 在他看来，音乐是一种使人滑向堕落的东西。” 卡米尔·贝莱格先生问，为什么他放着那么多颓废的音乐家不选，却偏偏就选中了最清纯和圣洁的贝多芬呢？那是因为，贝多芬是最棒的，托尔斯泰以前喜欢他，并且一直都喜欢他。他最早期的作品《童年时代》的回忆跟《悲怆奏鸣曲》相关联；在《复活》的结局部分，当涅赫留多夫听到演奏c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泪水止不住地要流出来，“他在为自己感到悲叹”。 但是，在《艺术论》中，我们读到托尔斯泰用“聋子贝多芬的病态作品”来表述时，会多么恼怒他。而且，早在一八七六年，柴可夫斯基就非常讨厌他“总是要诋毁贝多芬，让别人也要怀疑他的天才”，并因此逐渐冷却了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 《克勒策奏鸣曲》使我们看出，他为什么如此激烈地、不公平地看待贝多芬。托尔斯泰指责贝多芬的什么？指责他太强有力了。托尔斯泰跟歌德一样，在听c小调交响曲时，深受震撼，竟心生怒火，斥责音乐大师用乐曲控制了他的意志，他说： “这音乐，立即把我带到乐曲作者的精神世界去了……就像在中国，音乐本应属于国家的事。任意一个什么人就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催眠力量，我们对此难以容忍……这些曲子，只允许在某些重要场合演奏……” 尽管他气愤，但是，他仍然被贝多芬音乐的力量所折服，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力量确实能使人心灵得到净化，使人变得高尚起来。 但托尔斯泰忘了一点：大多数听音乐或创作音乐的人，他们的生命其实是庸常或贫乏的。音乐对那些感觉迟钝的人不构成危险。歌剧院演出《莎乐美》时，一般的观众绝对不会受到那种病态情感的感染。 只有如托尔斯泰那种感情和生活异常丰富的人，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事实如此，虽然托尔斯泰对贝多芬的态度太不公平，但是，从对贝多芬的音乐的感受而言，他比今天崇拜贝多芬的一部分人要深刻得多。起码，他了解“老聋子”艺术中那汹涌澎湃的疯狂的激情和强有力的粗犷之气，今天的演奏者和乐队却理解不了这一点。对贝多芬来说，相对于他的崇拜者对他的爱，他也许更满意托尔斯泰对他的恨。 十五 《复活》距《克勒策奏鸣曲》有十年之久。这是他日益专心于布道的十年。 《复活》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艺术遗嘱。就像《战争与和平》是他成熟时期的辉煌的光芒，他的暮年也被《复活》的光芒所笼罩。这可以称得上是最后的高峰，也许是最高的高峰，峰顶高不可见地隐没在云端。 托尔斯泰已经老了，他端详着这个世界和他的人生、审视着他过去的错误、他的信仰以及他那高贵的愤怒。他在高处看着它们。这跟他以往的作品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样的，同样是反对虚伪的战斗；但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艺术家的精神凌驾于他的主题之上；在《克勒策奏鸣曲》和《伊万·伊里奇之死》的阴沉嘲讽和不安的心灵中，注入了一种宗教的明净，那是从他内心世界确切反映出来的一种明净。有时，他甚至称得上是基督教的歌德。 我们发现，在这部作品中，具有他最后阶段的着作中强调的所有艺术特征，尤其是叙述的凝炼，这部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更要显得突出。观察越来越清晰明了，用全然无情的写实手法表现出了人身上的兽性：“人天生的恶——兽性，越是未被发现，越是被所谓诗意的外表掩盖住了，就越是可怕。”沙龙里的交谈，只不过是满足身体的需要：“需要借着舌头和喉咙的肌肉的运动来促进消化。” 他对所有人进行冷峻而深刻的观察，连漂亮的科尔夏金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她的肘骨尖锐地突出着，大拇指指甲很宽大，而袒胸露背的模样也使涅赫留多夫感到羞愧和厌恶”；女主人公玛斯洛娃同样没能逃脱，她的堕落暴露无遗：未老先衰，言辞下流，放荡的笑声充满挑逗意味，满身酒气，涨得通红的脸。对细节的描写跟自然主义作家一般粗野，诸如女人蜷缩在垃圾箱上，与人聊天。诗意的想像、青春的气息全都消失，只是初恋的回忆还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音乐的旋律。公鸡在夜间打鸣，结冰的河面，冰块像玻璃杯破碎般迸裂，发出噼啪的声音，屋外的年轻人透过窗玻璃偷窥着一个少女，少女看不见他，她坐在桌旁，小油灯火光颤动，卡秋莎脸带微笑在幻想着。 抒情在这部书里没有占据什么位置。他的艺术手法更加趋于客观，与他本人的生活距离更大了。他在这里探究的是罪恶的世界与革命的世界，这些于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他只是凭着一种自发的同情努力闯进去。他还承认，他所仔细观察的革命者们，之前他无法克服对他们的厌恶感。而他观察得如此真切，就像一面毫无瑕疵的镜子照出来的一样，实在令人赞叹。 典型的人物多么丰富，细节的描写多么精确！不管卑鄙龌龊还是操守美德，一切都以智慧的平静和博爱的胸襟去对待，态度既不严苛又不姑息……身陷囹圄的女人们可悲可叹，她们相互间竟无同情心；但是艺术家如同仁慈的上帝：他看到了每一个女人的内心，看到了她们卑贱之下隐藏的无奈，看到了她们可耻的面具下哭泣的脸庞。 玛斯洛娃那卑微下贱的心灵中，渐渐闪现出一道纯洁而苍白的光亮，最后，成为一种牺牲的光照亮着她，这种光亮美得动人，就像一束阳光改变了伦勃朗画中的卑贱。哪怕面对刽子手，也从不声色俱厉。 “主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然而，糟糕的是，他们是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的，他们感到愧疚，却又不能拒绝。 最后，书中流露出沉重的宿命感，它同时压在受苦的人和让他人受苦的人的身上。譬如那个典狱长：这个人天生就富有仁慈心，他腻烦了自己的狱吏生活，他那个身体虚弱的、面色苍白、眼圈发黑的女儿，翻来覆去总是练习弹奏李斯特的一首狂想曲，这也使他厌烦透顶；譬如那位西伯利亚的城市总督，他聪明、善良，他按自己的意愿干的是好事情，却总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一些坏事，为了逃避这两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三十五年来他都是借酒浇愁，可是，他哪怕喝醉了酒，也能控制住自己从不失态；更有一些家庭和睦之人，由于职业使然，变得对别人冷漠无情。 而主人公涅赫留多夫的性格，是唯一有失客观和真实的性格，这是因为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主观地加在了他身上。《战争与和平》 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最有名的典型人物已有好几位的性格特点都有缺陷或危险，如安德烈亲王、皮埃尔·别祖霍夫、列文等，不过，他们的缺点都不算太严重，因为以这些人物的地位和年龄，他们的思想状况与托尔斯泰的思想状况更为接近。不像在这儿，作者将他自己这位老人的超脱的灵魂安放在一个三十五岁的放荡之人的身体上。 我绝对无意质疑涅赫留多夫精神危机的真实性或突发性。这位阔绰富有受人爱戴的亲王，正打算迎娶一个爱他而他也喜欢的漂亮姑娘，可是突然间，他决定要娶一个妓女，他抛弃了他的一切，他的财富、地位和朋友，这一切竟是为了给自己的从前赎罪。他的这种冲动坚定不移地持续了好几个月，一切考验他都经受住了，他欲娶为妻的那个女人，还是过着放荡的生活，就算他知道这些，也丝毫没有改变主意。 这其中有着一种圣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进行了心理分析，使我们能够从潜意识、从主人公们的机体之中看到根源。但涅赫留多夫并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人公气质。他不过是托尔斯笔下通常出现的一个人物，普普通通、碌碌无为、身体健全的一个典型人物。事实上，我们能感觉到：一个很现实的人物与原应属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危机矛盾地并存着，当然，这另一个人就是托尔斯泰老人。 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也给人同样分裂的印象。严格写实的第三部分，有一个《福音书》式的结论并存着，这属于个人信仰的行为，并不符合被观察的生活的逻辑，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托尔斯泰强行在自己的写实主义当中夹入宗教，这已不是第一次，可是在他以往的作品中，这两种元素较好地相融。而在这本书中，它们并立存在，不相交融。由于托尔斯泰的一切信仰都更远离实际，而他的写实主义却更是自由而尖锐，所以二者的反差则尤为强烈。这不是因为疲乏，而是年岁使然，所以在逻辑叙述上略显僵硬。宗教的结论并非是作品自然发展的结论。我深信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坚决肯定的，但他那自相矛盾的本质——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在作品中也没能很好地融合。 总之，《复活》尽管没有他年轻时的作品那般和谐与完美，尽管就我来说我更加喜欢《战争与和平》，可它仍然可以说是一部最真实的赞美人类的同情心的美丽诗篇。与其他作品相比，这里更能让人清晰地看到托尔斯泰明亮的目光和深邃的淡灰色的眼睛，“那目光可以穿透人们的心灵”，在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找到上帝。 十六 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放弃艺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即使真有这样的念头，也不能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支柱。从宗教出发，他可以放弃发表作品，可是，他无法放弃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断过艺术创作。 据在他晚年拜望过他的保罗·布瓦耶说，他一边创作布道的或论战的作品，一边进行文艺作品的创作，这两类创作交替进行。他总在写完一本什么社会论着后，诸如《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接着他就会再写一本他给自己讲述的美丽故事，如《哈吉·穆拉特》，这部歌颂高加索战争和山民反抗斯卡米尔统治的作品，堪称是一部壮丽的史诗。艺术是他的消遣和乐趣，——但也许也是一种他用以炫耀的虚荣。 他收集了很多名家对真理和人生的论述，编成了《每日必读文选》 一书，这说得上是关于世界观的文集，一九〇〇年以后，他编写的纯艺术性的作品也就只刊印了这一部，此外的作品都只是手稿。 相反的，而他创作的论战和布道的作品，他倒是果敢而热情地将它们投入了社会大战中。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他几乎全力以赴。那时候，俄罗斯正承受着一个巨大的危机，沙皇帝国一时间似乎就要垮掉了。俄日战争、战后的损失、革命骚乱、陆军和海军兵变、大屠杀、农民起义等等，好像“世纪末”要到来了。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这应该是危机到了顶峰的时候，就是在这几年，托尔斯泰发表了一系列有着巨大影响的作品，如《战争与革命》、《大罪恶》、《世纪末》。这最后的十年中，不论在俄国还是在全世界，他都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孤军奋战，既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他脱离了开除他教籍的教会。 他执着的信仰，使他“要么离开他人，要么离开真理：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他记起一句俄罗斯谚语：“老人说谎无异于富人偷盗。”他选择宣示真理，所以他离开了众人。他要告诉大众一个完整的真理。 这位与谎言誓不两立的老人，坚持不懈地抨击一切宗教和社会迷信，一切被人盲目崇拜的偶像。他现在不屑于攻击暴政、迫害异己的教会、沙皇的贵族统治了，因为现在大众都在向这些扔石头，大家都明白了这一切，就不那么可怕了，这一切都骗不了大家，他反而可以手下留情了。 旧的谎言早已暴露，托尔斯泰又把批判揭露的矛头指向了新的谎言。他抨击的不再是专制，而是对自由的浪漫幻想，这就是他最不能原谅的新的谎言。但我们弄不清楚，在新偶像的信徒中，他最恨的是社会党人还是自由党人。 他早年以军官的身份参加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时，以及与彼得堡的文人圈子交往时，他就已经开始反感和厌恶自由党人了。这也是他与屠格涅夫一度失和的一个原因。 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他这种对自由党人不屑一顾的态度从各个角度都表现了出来，比如，对于外省民众的教育事业和关于改革的议事日程，列文拒绝参与。 而且，对于自由党人任意使用“民众，民众的意愿……”等词句，托尔斯泰感到非常气愤。哼！他们了解民众吗？他们知道什么是民众吗？ 尤其在自由运动似乎立即就要成功，并筹备召开杜马大会时，托尔斯泰对立宪思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他以鄙夷不屑的态度远离自由主义；而对社会主义，他尤为憎恶，他认为，自由的谎言与科学的谎言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它不是说自己是在某种经济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吗？不是说这种经济学内在的绝对规律就是世界进步的规律吗？ 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让他憎恨，他们是迂腐有害的学究，灵魂骄傲而僵化，他们不爱人类，只爱自己的思想。 而且，还是一些低级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目标只不过是让人类的低级的需求——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一个目标，按它所提倡的办法也无法实现。” 从总的来说，它没有爱，有的只是对压迫者的恨，“对富裕阶层的优越生活的妒忌”以及“追逐臭肉的苍蝇似的贪婪”。要是社会主义胜利了，世界将出现很可怕的景象。 第27章 托尔斯泰传(10) 托尔斯泰这样攻击自由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绝对不是为了让贵族阶级乘虚而入。恰好相反，他是为了在消灭了队伍中危险的捣乱分子后，让新旧两个世界的战斗全面展开。因为他也是相信革命的，不过他的革命和革命者们的迥然不同，就像是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信徒的革命，期待着未来由圣灵来统治。《世纪末》一书中，他这样说： “我认为这时候开始的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为了这场革命，基督世界已经酝酿了两千年。在这场革命里，真正的基督教将要替代腐朽的基督教和它衍生的统治制度，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基础，这正是一切有良知的人所渴望的。” 这位预言家选择什么时刻来宣告幸福与爱的******？他选择了俄罗斯最黑暗的时刻，灾难和耻辱的时刻。创造性的信仰具有多么崇高的能量！周围的一切都是光明的，即使黑夜也能照见。在死亡中，在满是战争的灾难中，在俄军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和血腥的阶级斗争中，托尔斯泰看到了新生的信号。从日军的胜利中，他梦想的逻辑得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俄国应该不参与任何战争，因为在战争中，非基督教民族与“跨越了被奴役的屈从阶段”的基督教民众相比，占有莫大的优势。那么，他的人民是不是就该退让？不是的，这是伟大的骄傲。俄国必须抛却一切战争，因为它要完成“伟大的革命”。 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布道者，暴力的死敌，竟在无意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野蛮的压迫中解救出来，这场革命应当在俄国爆发。它开始了。” 上帝的这个选民为什么由俄罗斯来担当呢？因为新的革命首先应弥补“大罪”：富人垄断土地，上千万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而且是最残忍的奴隶生活。因为，对于这个不公平的体会，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俄罗斯人民那般深。 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在全世界来说，俄罗斯人民最能领悟到基督教的真谛，那即将到来的革命必须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博爱的法则。可是，如果不遵循不抗恶的原则，这个博爱的法则就无法实现。 恰好，这种不抵抗主义就是俄罗斯人民的一个主要特点。 这是自愿的忍辱负重，与自甘下贱的服从有天壤之别。 “能做到忍辱负重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甚至不应该在忍受屈辱的同时对暴力进行斗争，但是他也不能承认暴力的合法性，不能服从于暴力。” 托尔斯泰写下这一段话时，他正异常激动。在一个民族那种英勇的不抵抗主义下，出现了最悲壮的榜样，他正对此激动不已。这就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教士加蓬带领着手无寸铁的民众在彼得堡示威，他们任由军队枪杀镇压，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一个自卫的动作。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人称为“皈依者”的老信徒尽管备受迫害，仍顽强地对政权采取不服从态度，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日俄战争的灾难后，这种思想迅速地在农民中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服兵役，他们受到的压迫越是残酷，反抗就越是强烈。这样的消极反抗，各地方都在进行着，即使他们并没有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例如一八九八年开始消极抵抗的高加素的杜霍博尔人，一九〇五年前后开始消极抵抗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这些运动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远远超过托尔斯泰对它们的影响，而他作品的意义就是在于，他发出的呼声属于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不管高尔基之类的革命派作家们如何说，都得承认这点。 对于那些“因为他的言论或作品的启发而痛苦的人”，他请求他们宽恕他。拒绝服兵役是他们个人的决定，并不是他怂恿的。 对于犹豫不决的人，他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他会劝说对方服兵役，因为“多一个军人总好过多一个伪君子或者叛徒，勉强自己去做做不到的事，那就是伪君子，就是叛徒”。他非常怀疑逃避兵役的贡恰连科的决心。他担心“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因为对上帝的爱而做此决定，他不过出于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驱使”。他写信给杜霍博尔人，叫他们不要因骄傲和顾忌人言而固执地拒绝服从，他们只应当“基督精神在他们心中扎根时才坚持，因为此时他们才能够在痛苦中体味幸福”。 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请求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不管怎么样，都应该保持对迫害他们的人的爱”。就像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说的，必须爱残忍的希律王： 这种神圣的、纯洁的、热烈的、永不熄灭的爱，最终将会让人们超越《福音书》上所说的：“要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毕竟这还带着一种自私的味道！ 按某些人的说法，就是这种爱过于广博，自私被清理得一干二净，爱将变得空泛！可是，还有谁会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 “今天最大的罪恶就是抽象地去爱人类，对相隔甚远之人的泛泛之爱……爱我们所不认识的并且永远都不可能遇上的人，这太容易了！ 不需要做任何牺牲。同时还可以对自己十分满意！这是自欺欺人。不能，一定得爱你的亲人——爱跟你一起生活又对你带来妨碍的人。” 大多数研究托尔斯泰的着作，都认为托尔斯泰的哲学和信仰并不新颖。确实，他的思想太美，是永恒的美，不可能如时下流行的新鲜东西……也有一些人说他的哲学与信仰如同《福音书》，是乌托邦式的。预言家就是乌托邦，他在尘世就是永恒。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景象，既然我们发现最后一位预言家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既然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家额头戴上了光环，我觉得，这对世界而言，是一件比添加了一种宗教或新的哲学更新颖、更重要的事。只有眼睛瞎了的人，才看不到这颗伟大心灵的奇迹，因为在这个由于仇恨而使社会一片血腥的时代，他是人类博爱的代表！ 十七 在人类永远的记忆里，他有一个固定的模样：宽阔的脑门儿上深刻着一道双重皱纹，雪白的眉毛异常浓密，一把长老似的胡须，很容易就能使人想起第戎的摩西像。脸庞因为苍老了，变得温和而慈祥；脸上犹存病痛、忧伤、慈爱的痕迹。从二十岁近乎兽性的粗野、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呆板严肃，到后来的他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可是，唯一没变的是那双清亮的眼睛，还是那么深邃敏锐、坦率真诚，显得毫无城府，却又洞察秋毫。 在他去世的九年前，于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他在回复圣教会议的信中写道： “幸好我有我的信仰，它使我生活在平和与欢乐之中，并能在平和与欢乐中走向死亡。” 看到这句话，我想起一句古谚语：“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不该在他死前称之为幸福的人。” 他当时自感得意的那份平和与欢乐，是否忠实地与他相伴？ 一九〇五年“伟大革命”的希望破灭了。依然是黑暗重重，期待的光明并未见到。革命的动荡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精疲力竭。过去的不公平丝毫没有改变，要说有何改变，只有贫困变得更严重了。 早在一九〇六年，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使命就已失去信心。在他的顽强信仰的支持下，他开始将目光放到远处的其他民族身上，从中寻找可以担负这一使命的民族。他考虑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认为“那种自由对于西方民族来说已经永远丧失了，而东方民族正在被召唤，担负起寻回它的使命”；而人类的转变，将在“道”这条永恒规律的道路上，由中国人领导亚洲人来完成，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老子和孔子的中国已经否定了自己从前的智慧，就像早在它之前就已经这么做的日本一样，他们都已效仿欧洲了。 被迫害的杜霍博尔人移居了加拿大，令托尔斯泰很没面子的是，他们在那里很快就占有了土地；格鲁吉亚人刚刚挣脱国家的锁链，就开始打击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那些人；俄国军队让一切都恢复了秩序。 包括犹太人，“他们的国家之前还是圣书，是一个人所能企盼的最美丽的国度”，就连他们也陷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恶疾之中。这种错误的民族运动，“是现代欧洲主义产下的畸形儿”。 托尔斯泰伤心，但他并没灰心。他相信上帝，相信未来： “要是一眨眼之间就可以长出一片森林，那当然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这根本不可能，一定要等着种子发芽、出苗、长出叶子之后，才能拔干，最后才能长成一棵树。” 可是，一定得有许多树才可以长成一片森林，托尔斯泰仅仅只是一棵树。他是孤独的，虽然他集荣耀于一身。世界各地的人们写信给他，包括穆斯林国家、中国和日本，他的《复活》在这些国家翻译出版了，他的“还土地于人民”的思想被传播了。美国的报纸记者跑来采访他；一些法国人也向他请教关于艺术或政教分离的问题。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人，他自己也清楚，却并不花心思去招揽信徒。他的朋友们想把托尔斯泰的崇拜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团体，但是遭到了他的反对： “没必要相比迎合，最好是大家一起靠近上帝……要靠近上帝，你只有单独地去做才行……我所想象的境界是一座宽敞的神殿，阳光透过屋顶照射到神殿的中央，我们从四面八方走来，不约而同地汇集到那阳光下，联合起来，然后才能得到幸福。” 有多少人汇集到那阳光底下？这并不重要！只要有一个人与上帝在一起，这就足够了。 也许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孤独的信仰可以保证托尔斯泰有多大程度的幸福？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跟歌德的那种自觉自愿的宁静相比，该有多大的差别！他好像在逃避宁静，厌恶宁静。 但是，从一九〇〇年起，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从知识分子开始，波及全国人民，鼓动起了成千上万的不幸者。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窗下，他们那支先锋队伍咄咄逼人地列队而过。这种情景对托尔斯泰的精神带来了痛苦和惶恐，《法兰西信使报》发表了托尔斯泰的三个短篇，是他晚年的部分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点。 在图拉乡间，纯朴而虔诚的朝圣者一队一队地走过，而今，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每天逃来的饥饿的流浪者。托尔斯泰跟这些流浪者交谈，震惊于他们胸中的愤怒。他们不再如从前，把富人当作“通过施舍来拯救自己灵魂的人，而是一些强盗、土匪，是吸血鬼”。这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受过良好教育，因为破产而导致绝望，什么事都做得出。 托尔斯泰经常收到一些反叛者的来信，他们抗议他的不反抗理论，他们说，对统治者和富人伤害民众的行为，只能这样回答：“复仇！ 复仇！复仇！”托尔斯泰还能指责他们吗？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几天后，当他看见村子里的穷人因为铁锅和牛羊被抢而哭诉哀求，而官吏们却无动于衷时，他也别无他法，不禁发出了抗议的吼声，反对那帮刽子手，“那帮官吏和他们的走狗，只忙于贩酒谋利、教唆杀人或宣判流放、入狱、苦役或绞刑，他们全都明白，从穷人那儿抢走的锅具、牛羊、布匹，可以更好地蒸馏出毒害百姓的酒精、制造杀人的武器、建造监狱和苦役监，尤其可以让他们发横财”。 你一辈子都企盼着世界充满爱，可是，你现在看到的却是这种可怕的景象，你不得不困惑地闭上眼睛，这实在是让人痛心的事。如果你也跟托尔斯泰一样，想到自己的生活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原则，那么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悲痛了。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他晚年最大的痛处，或者应该说是他最后的三十年吧？对于这一痛处，我们只能用一只虔敬的手小心地触摸一下，因为这是托尔斯泰力图不让他人知道的隐痛，它不仅属于故去的他，也属于其他仍然活着、被他所爱、并爱着他一些人。 他自始至终未能让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妻子儿女接受他的信念。 他忠实的伴侣，他的妻子，勇敢地分担他的生活和艺术创作的辛劳，而他却放弃了艺术信仰，改奉一种她所不了解的道德信仰，她对此感到很痛苦。同样，托尔斯泰也很痛苦，因为连最好的伴侣都不能理解自己。在写给丹奈洛摩的信中，他说： “我全身心都感觉到，什么是夫妇同体，丈夫与妻子是不应该在心灵上分离的……我强烈地盼望，那种使我能在人生的痛苦中得到超脱的宗教意识，我能够将其中的一部分传递给我的妻子。我希望这种意识能够传递，不是从我身上传递给她，而是经由上帝传递给她，虽然作为一个女性是很难接受这种意识的。” 这一愿望好像也没有得到实现。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欣赏并热爱这个伟大灵魂，爱他的心地纯洁、胸怀坦荡、仁慈宽厚；她看到“他走在群众前面，指引人类该走的道路”；当圣教会开除他时，她勇敢地站出来，为他声辩，并发誓要与丈夫共患难。但是，她不能勉强自己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托尔斯泰又太认真，他不想逼她做违心的事，他憎恨人家背叛信仰和爱，但是更加憎恨虚伪的信仰与爱。既然她不信，他又怎能强迫她改变生活，牺牲她和她的儿女们的前途呢？ 跟孩子们的隔阂就更深了。勒鲁瓦·博利厄先生曾去过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家里，他说：“在饭桌上，父亲说着话，儿子们表现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厌烦和怀疑的态度。”他的信仰只稍稍打动了他的三个女儿，而他最喜欢的玛丽娅已经死了。在家人中间，他在精神上还是孤独的。 这种思想上的距离使他感到苦恼，还有别人强加于他的交际活动、那些从世界各地跑来的讨厌的——包括让他难以接受的美国人以及新潮人物，都使他苦恼不已。而且，他还为他的家庭强迫他过的那种“奢华”生活而苦恼。天知道，那也可以叫做奢华。据有些去过他的简朴屋子里的人的描述，他的屋子里的家具实在是太朴素了，只有一张铁床、几把破椅，墙壁是光秃秃的！而这份舒适却仍然带给他一种负担，带给他一种挥之不去的愧疚。在《法兰西信使报》刊登的他的第二个短篇中，他将自己家的奢华与周围的贫困惨状痛苦地做了对比。 一九〇三年，他曾这样写道： “我的活动不管在某些人看来如何有益，但已丧失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我的生活与我所宣扬的东西并不相符。” 那他为什么不让它们相符合呢！如果说，他即使不能逼自己的家人摆脱交际生活，那他自己为何没有摆脱那些人，以及那种生活呢？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免遭他的敌人们的攻击，不会有人再说他虚伪了！ 他曾经这样想过，并且早就下了决心。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他曾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令人赞叹不已的信，有人找到那封信并将之发表。在这里有必要差不多完整地抄录如下。他那颗慈爱而痛苦的心灵，他这颗心灵包含的秘密，在这封信里得到了最好的披露： “亲爱的索菲娅，你知道，一直以来，我的生活都背离了我的信仰，我已为此苦恼了很久。我做不到硬逼着你们改变你们的生活和习惯，也做不到疏远你们，因为我想，我的孩子们还很小，我要是离开了，必将会失去对他们可能会有的些微影响，而且会给你们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 第28章 托尔斯泰传(11) “我已经过了十六年这样的生活，我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不能再这样不时地与你们抗争，让你们不开心，又不时地在那些我已习惯了的包围着我的习惯和诱惑之下屈服。现在，我决定要做我想了很久的、一直要做的事了：我要离开……就像印度的老人，到了六十多岁后就跑进森林里去，像信教的老人把最后的时光献给上帝，而不是一天到晚嬉闹玩乐。我也一样，我已七十来岁，一门心思想要得到宁静、孤独，而且，要是不能实现完全的一致性的话，最少，也不要让我的整个一生和我的良知之间不一致。要是我当着大家的面公然地离开，你们就会哀求我，与我争辩，我就会心软，我本该付诸行动的决定，也许就得不到实行。” “如果我的决定让你们伤心，那么，请一定要原谅我。尤其是你，索菲娅，就让我离开吧，不要责怪我，不要怨恨我，也不要寻找我。 我的离开，并不是因为我怨恨你——不，我没有怨恨，我知道你做不到像我一样观察、思考，我不能勉强你改变你的生活，为你根本不相信的东西作出牺牲。我完全不怪你；与此相反，我回忆起我们共同生活的漫长的三十五年来的日子，我心中对你只有满满的爱意和感激，尤其是前一半时间，你用你母性的勇气和忠诚，勇敢地承担起了一切，你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使命。你将你所能给予的东西都给了我，给了这个世界。你付出了伟大的母爱，作出了伟大的牺牲……然而，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最后十五年里，我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不能相信我是那个罪魁祸首，我知道，即使我强迫自己改变了，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或者这个世界，而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得去改变。我不能怪你总是不听我的，我反倒是应该感谢你，我将永远满怀爱意去回想你对我的无私的牺牲。再见，亲爱的索菲娅。我爱你。” “我离开你并不表示……”结果，他还是没有离开她。枉费了这封信！不过，他感到写出来就够了，就等于他的决定付诸行动了……写了这封信之后，他耗尽了他的决断力。“要是我当着大家的面公然地离开，你们就会哀求我，与我争辩，我就会心软……”他没必要“争辩” 和“哀求”，他只需要转眼过后，又能看见他想要离开的那些人，那些他不能、也无法离开的那些人。这封装在口袋里的信最后被他塞进了一件家具里，上面写明： “等我死去后，请把它转交我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他逃跑的计划就此终结。 他的力量就是这种表现？他做不到为他的上帝而牺牲自己的温情？诚然，在基督教名人录中，有不少圣人硬着心肠践踏自己的和别人的情感，那么凶狠、那么毫不犹豫……可惜他不是这类人，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很软弱，他是人。我们就是因为他这一点才爱他。 十五年前，在一篇让人撕心裂肺的文字里，他问自己： “喂，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否能够按照你所宣扬的原则生活呢？” 接着，他就痛苦地回答： “我感到羞愧，我有罪，活该被轻蔑……不过，请比较一下我从前的生活与今天的生活，您会看到，我在努力按上帝的律令生活。我做到的还不及应该做到的千分之一。因此，我感到羞愧和不安，可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做，而是因为我做不到……谴责我吧，但别谴责我所走的道路。如果说我认识通向我家的那条路，而我像个醉汉一样跌跌撞撞地走着，难道这意味着这条道路不对吗？要么您就给我另外指出一条路，要么请您支持我走这条真正的路，就像我指引您走这条道路一样。请不要打击我的信心，不要幸灾乐祸地看待我的悲伤，大声叫道：‘瞧吧！他说他是往家里去的，却掉进了泥潭里！’不，不要幸灾乐祸，请帮助我，支持我！……帮助我吧！如果大家全都迷路了，我会伤心得绝望的；可当我竭尽全力要从那儿走出来时，你们对我的每一次迷途非但不同情，反而指着我数落：‘看呀，他也和我们一起掉进泥潭里了！’” 死期越来越迫近了，他翻来覆去地说： “我不是圣人，也从未把自己当圣人。我不过是个由人摆弄的普通人，自己所思所想的东西有时并没有全部说出来，那不是因为不能说，而是因为常常会夸大或弄错。我的行为就更糟了。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有很多坏习惯，想要侍奉真理之神，却总是磕磕绊绊。如果把我当成一个不会出错的人，那我的每一个错误就像是一段谎言或一种虚伪了。如果把我当成一个软弱的人，那就可以显示我的真实面貌：一个可怜却又真诚的人，一直专注于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上帝的好仆人。” 内疚折磨着他，比他更强有力，却比他更缺少人情味的信徒们无声的责怪困扰着他，脆弱和优柔寡断撕扯着他，在爱家人和爱上帝之间左右为难，终于有一天，他顿生绝望之心，也许是临死前的一阵炽热的狂风将他卷出家门，流浪、奔逃，在一所修道院投宿，再上路，最后在路上病倒了，倒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里，再也起不来了。临终前，他躺在病榻上伤心痛哭，那不是在为自己哭泣，他哭的是天下不幸之人。他一边抽泣，一边说： “这片土地上有无数的人在忍受着苦难，但为什么你们都在这里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呢？” 于是，他要“解脱”了。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日凌晨六点刚过，他所说的“解脱”到来了，“死亡，幸福的死亡……” 十八 他的一生就是一场战斗，八十二年的战斗结束了。他生命的全部力量，所有的罪过和善行都参与了这场悲壮而光荣的战争。所有的罪过中，仅有的一个谎言，在最后的隐居中，被他自己不停地进行追踪并打击。 一开始是令人陶醉的自由，在雷雨之夜，闪电越来越远地划亮夜空，情欲在相互碰撞，爱情狂乱，幻像永恒。高加索、塞瓦斯托波尔那动荡而激昂的青春岁月……然后是结婚初期的甜美宁静。爱情、艺术、大自然的幸福——《战争与和平》。 “有些人长着强健的翅膀，却因凡心未泯而掉落人间，折断了翅膀：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们扇动折断的翅膀，奋力起飞，却又重新摔落。翅膀会治愈，我还是会振翅高飞。上帝帮助我！” 在那恐怖的暴风雨时期，他写下了这一段话。关于这时期的回忆，他都写在了《忏悔录》里。托尔斯泰一再地折断翅膀，摔在地上。可他毫不气馁，爬起来又重新飞起。他振动着两只有力的翅膀，一次一次地飞向“广袤深邃的天穹”，他的两只翅膀分别是：理智和信仰。 信仰给了他新的武器。他初期的作品中就在对社会的谎言作斗争，他用这种新的武器继续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他不再局限于小说中的几个典型人物，而是向所有虚伪的大偶像发起进攻，包括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众教育、慈善事业、和平主义……他的抨击是猛烈无情的。 在这个世界上，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出现一些伟大的反叛思想家痛斥堕落的文明，就像先驱者约翰那样。最近的一位是卢梭。卢梭热爱大自然，仇恨当今社会，渴求独立，狂热崇拜《福音书》和基督教精神，这预示着托尔斯泰将要来临。托尔斯泰曾以卢梭为依据说道：“他的一些文字深入我的心灵，令我相信我也可以写出它们来。”可是，这两颗心灵之间是区别多么大啊！托尔斯泰具有一颗多么纯洁的基督徒式的心灵！看日内瓦人卢梭在其《忏悔录》中的这句话： “永恒的上帝！谁敢跟你说：我比那个人好多了！” 这种傲然的呐喊，包含着多少不逊、多少伪善的傲岸啊！ 他还挑战般地向世人吼道： “我无畏地大声宣布：谁敢认为我不诚实，谁就是一个该死的人。” 托尔斯泰却经常为他往日生活的“罪恶”而哭泣： “我感受到地狱般的痛苦。我想起了我自己过往的一切怯懦，这些回忆如影相随，使我难以平静。人们都遗憾死了就没有了回忆。其实，没有回忆是多么幸福的事！要是我死了之后，还要回想起我在这个世界里所犯的种种罪恶，那该多么痛苦！……” 他做不到像卢梭那样写出自己的《忏悔录》，因为卢梭说过：“我愿意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我知道，善在战胜恶。”托尔斯泰尝试着写《回忆录》，但是他放弃了，他手中的笔滑落下来：他不想自己成为这本书的读者的笑柄： “人们会说：被大家捧得那么高的人竟然这样！他多么懦弱！而我们的这些庸庸碌碌的人，我们的懦弱却是上帝的旨意。” 对于基督教美好的信仰、纯洁的道德和谦卑，卢梭从来没有真切地感受到过，而正是这些，让托尔斯泰拥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憨实的品格。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看到了朝圣者、无辜者，那些在他童年时期以忏悔和眼泪感动过他的人。 他和卢梭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与社会作斗争。可是，在托尔斯泰的人生中却还有另一种更为激烈的战斗，在他最后的三十年内，他心灵中两种最强的力量——真理与爱之间进行着一种崇高的战斗。 真理——“这看到灵魂深处的目光”，那双看穿你内心的灰眼睛……真理是他第一个信仰，是他的艺术的女王。 “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是我全身心地爱着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她都是最美的女主人公，她就是真理。” 但是后来，那“令人害怕的真理”已经不能满足他了。爱取代了它的位置。爱是他童年时代的活水源头，是他“心灵的自然境界”。一八八〇年，当他的思想出现混乱时，他并未放弃真理，而是向爱敞开真理之门。 用爱穿透到真理之中，这是他中期杰作的唯一价值，他的写实主义与福楼拜的写实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此。福楼拜费尽心思不让自己爱自己书中的人物。这样，不管他多么伟大，他总缺少光明！仅有太阳的光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心灵之光。托尔斯泰的写实主义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他是用书中人物自己的目光观察他们，因此，哪怕在最坏的人身上，他也能找到爱他们的理由。并且能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和所有人之间都有一根博爱的链条相联系。它通过爱深入到生命的源头。 但是这种联系很难维持。有时，生命的景况和痛苦是那般难以承受。谁能说出托尔斯泰在最后的日子里所承受的痛苦？那种痛苦，是他看到了现实的残酷，看到它与他充满爱的激情和狂热的心灵所期待的不一致的痛苦！ 一个深知文字那美妙却又可怕的力量的真正的艺术家，在他写下一个真理时，他感受到的痛苦是多么真切啊！在当今充斥着文明的谎言的世界，这种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健康的真理是多么重要，它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然而，我们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的肺腑无法适应这种空气，竟有那么多人无法忍受这种空气，他们是那么虚弱，这是文明的毒害，或者是他们自身善良的结果！这些真理是会杀人的，难道可以不管不顾地把它扔向他们吗……社会一直在真理和爱之间犹豫徘徊。而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既牺牲了真理，又牺牲了爱。 这两种信念，托尔斯泰都从来没有背叛过。在他成熟时期的作品里，爱是照耀真理的火炬；在他晚年的作品里，爱是一种从上方照射下来的光芒，是一种恩惠的光芒，它照亮了人生，却又没有混杂在人生当中。这一点我们在《复活》中看到了它：信仰统治着真实，但总是在现实之外。每当托尔斯泰注视着他所描绘的那些人，他们都是软弱又平庸的人，但他一旦进行抽象的思考，他们便圣洁得像天使。他的日常生活也和他的艺术一样出现这种矛盾，甚至还更残酷。 他知道爱要求他应该做什么，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他做的总是另一套；他并没有按照上帝的愿望来生活，而是按照世俗在生活。那真正的爱在哪儿可以找得到？它有着各种不同的而又相互矛盾的面孔，你怎么去加以区别？是家庭的爱还是全人类的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在这两者之间徘徊。 他并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就让那些骄傲的知识分子鄙夷地去下结论吧。当然，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找到了真理，而且对此很有信心。在这帮人眼里，托尔斯泰是一个弱者，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不可以树为榜样。无疑，他不是他们所效法的榜样：他们没有足够强的生命力。托尔斯泰不属于充满虚荣心的精英们，他不属于任何教派。不是他所说的“犹太僧侣”，也不是信奉这种或那种信仰的人。他是自由基督徒的最高形象，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追求一个越来越远的理想。 托尔斯泰不与思想的特权者们对话，他只跟普通人对话。他代表着我们的良知，说出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想法，说出我们所不敢正视的我们内心的东西。但他之于我们，并非是一个骄傲的大师，不是仗恃着艺术和智慧高踞于人类头上的人。他有一个名字，一个最美丽、最温馨的名字，是他喜欢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名字，那就是“我们的兄弟”。 罗曼·罗兰 一九一一年一月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托尔斯泰死后留下了大量作品没有发表，后来有大部分刊印出版了。它们被比安斯托克译成法文，集成三卷。这些作品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甚至有一八八三年作的《一个疯子的日记》，也有不少他晚年的作品。这其中包括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剧本、对白。有很多是没有完成的。我个人将它们分成两大类：一类倾向于纯艺术作品；一类倾向于道德信仰方面的作品。还有一小部分，和谐地融汇了这两种倾向。 很遗憾，托尔斯泰不热衷自己在文学方面的荣耀，也许是一种秘密的禁欲思想使然，阻止了他将应该是最美的作品写完，例如《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老人的遗作——日记》。这是关于沙皇亚历山大大帝的流传甚广的传说，说的是他已被公认为死去了，其实，他是隐姓埋名出走了，心甘情愿地老死于西伯利亚。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非常偏爱这种主题，而且把自己和他的主人公相融成一体。非常惋惜的是，这本《日记》只给我们留下了最初的几章，作品叙述的紧凑和清新，与《复活》中那些最优秀的篇章相比也毫不逊色。 《谢尔盖老爹》也是托尔斯泰惯用的大手笔形式，不过叙述截短了。说的是一位老人因为自尊心被伤害，于是过着孤独的苦行生活，最终在跟人们一起生活时找到了上帝。书中的一些章节叙述得极其凶残粗暴，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主人公发现他所爱的女人污秽下流的一面，对那种场面的描写简直再质朴、悲壮不过了：他的未婚妻，他当作圣女一般来崇敬的女子竟是他所崇敬的沙皇的情妇！有一位修道士因为内心被搅得要发疯了，为了重获宁静，狂乱的夜里，他拿起斧头剁着自己的手指，这种场面也极其扣人心弦。与这种粗犷激动的描写相反的是，书尾处，与曾经是青梅竹马的可怜老妇人的凄惨的交谈，以及最后几页的简洁与宁静。 《母亲》也是一部能激起人们内心情感的作品：一位善良而理智的母亲，四十年的时光，将一切心思都放在相夫教子上，突然间变成孤身一人了，她非常茫然不知所措，这个自由的思想者最终归隐于一座修道院，在那儿写日记。不过这本书也只留下了开头几篇。 还有一些艺术性很高的短篇系列。 第29章 托尔斯泰传(12) 《傻瓜阿列克谢》可称之为漂亮的民间故事。说的是一个普通人，自始至终在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从未感到有什么不满足，最后死去了。 《舞会之后》讲的是一个老人说他是怎样爱着一位少女的，但是，当看到她那当上校的父亲指挥手下鞭打一个士兵之后，又是怎样突然不再爱她了。这篇作品堪称完美，先是少年时代甜蜜的回忆，接着又是让人激动的最真实的描述。《梦中所见》是说一位亲王，他有一个视为珍宝的女儿，但他却不能饶恕她，因为她在别人的引诱下离家出走了。可是，他一见到她，却又主动地请求她的宽恕。然而，他看见女儿的孩子时，却无法克制自己的厌恶之情。《霍登卡》是一个短篇，很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一八九三年，讲的是有一位年轻的俄国公主，她想参加莫斯科的一个民间节庆，人群突然异常拥挤，她无比惊骇，在人群中挤来踩去，竟致昏厥，后被一个工人救醒，当时这位工人自己也被挤了够呛。他们就这样发生了友情，一起聚了一阵子，然后就是分手，从此不再重逢。 而《哈吉·穆拉特》场面宏大，也许可以成为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一八五一年几次高加索战争的一个片段。托尔斯泰进行创作时，已经对自己的创作手段得心应手了。眼睛的和心灵的视觉都非常完美。然而很奇怪，大家对故事本身并不感兴趣，因为大家觉得，托尔斯泰自己对故事不太感兴趣。其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只激起他恰如其分的同情，哪怕只是一个一晃而过的人物，他也会完满地进行描绘。在写这部出色的着作时，他似乎不是出于内心的需要，而是因为肉体的需求。就像别人活动活动筋骨一样，他也必须锻炼自己的脑力。 他需要创作，他在创作。 另外一些带有个人色彩的作品，则往往显得忧伤。如自传式的《一个疯子的日记》就是这样的。它追忆了一八六九年精神错乱前，他最开始的几个恐怖之夜。还有《魔鬼》，这是他最后的一部短篇小说，篇幅却是最长的，它的有些篇章堪称一流，遗憾的是有一个荒唐的结尾：一位乡下财主，与他农庄的一个年轻农家女有了性关系，自己却跟其他女人结婚。他是个老实人，也很爱自己的妻子，就小心地摆脱了那个农家女。可是，这个农家女却已“与他的血液相融”，只要一见到她，他就忍不住就想占有她，而她也在不停地追寻他。他终于又与她发生了关系，他感到自己已没法离开她，就自杀了。书中的乡下财主善良、软弱、健壮、目光短浅、聪明、正直、勤劳、忧伤而痛苦；他年轻的妻子浪漫而钟情，将自己的丈夫理想化了；而那个农家女美丽健康，感情炽热，对一切都毫无顾忌，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令人反感的是，在小说的结尾，托尔斯泰加进了道德精神，这是在他现实生活中所没有发生过的，他自己也有过相似的一次艳遇。 五幕剧《黑暗中的光明》是一部描写托尔斯泰本人及其家人的作品，只是使用了别的人名。这部作品有一些很明显的艺术上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对托尔斯泰晚年深藏于内心的悲哀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会被这部作品震撼！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林特泽夫和《我们该怎么做？》的着作者有着同样的信仰，也同样有着付诸实践的热望，然而，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妻子的眼泪——也许是真诚的，也许是挤出来的眼泪——阻止着他离开家人。他只好可怜地呆在家里过着自己不喜欢的生活，靠着做木工活计打发愁闷。尽管他没有参与妻子和孩子们的奢靡的生活和隔三差五的狂欢会，但人们仍然指责他虚伪。 不过，仍然有一批信徒和不幸的人，因为他崇高精神和朴实人格的感召而聚集在他身边。一位东正教神甫因为折服于他的理论而脱离了宗教。一位好青年因为拒绝服兵役而被关进了惩戒营。而那个可怜的萨林特泽夫，那个托尔斯泰的化身，因为对自己产生的怀疑而彷徨。难道是他错了？他就这样把别人引入痛苦和死亡，是不是毫无意义？最后他实在无法摆脱这份苦闷，只得请求那个青年的母亲把自己杀死，因为他无意之中将其引到了绝路上。 《无所谓罪人》是一个很短的短篇，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托尔斯泰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情景。它讲的是一个人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极其痛苦，却又无法摆脱，他只能进行同样痛苦的忏悔。 还有两部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剧作：一部是名为《一切品性自她而来》的农村小剧本，抨击了酒精的危害。人物颇具个性，典型的体貌、可笑的语言，绘声绘色，非常逗趣。那个农民，最终原谅了偷了他东西的窃贼，他自己故意摆出道德高尚的样子，再加上他那种幼稚的自尊心，显现出一种滑稽的崇高。另一部名为《行尸走肉》也很了不起，它是一部十二场剧。剧本反映了荒谬的社会机器对懦弱而善良的人们的倾轧。主人公费佳被自己断送了，被他的善良，被他隐藏在一种放荡生活之下的深刻的道德所断送，因为他无法忍受世间的卑劣，无法忍受自己的自暴自弃，可是他无力反抗。他有一个他深爱的妻子，聪明、善良、贤慧，但却“缺少那颗放进苹果酒里使它生成泡沫的葡萄”，缺少能够使人忘记一切的“生活中的颤动”。他所需的就是要忘掉一切，第五幕的第一场中，他说： “我们面前有三条路，是仅有的三条路。第一条，做个公务员，赚点钱，过着日益卑劣的生活，这让我感到恶心，我恐怕适应不了……第二条路，是跟那种卑劣作斗争的路，那样的话，我必须是个英雄，但我并非英雄。剩下第三条了，那就是要忘记自我，喝酒、玩乐、唱歌，这是我所选择的路，但你们看吧，这条路把我引到哪里了……” 另一段里，他说： “我是怎样陷落进去的？首先就是酒。并非是我爱喝酒。可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身边的一切都是多余的，我对此感到愧疚……至于想当一个贵族的领袖，或一个银行行长，那是极其可耻的……要是你喝了酒，你就不会再有羞耻之心了……然后是音乐，不是歌剧，也不是贝多芬，而是吉卜赛女郎，她会给你的生命带来无穷的活力和精力……还有就是美丽的黑眼睛、微笑……可是，你越是沉迷于这些东西，过后你就会越是愧疚……” 他离开了妻子，因为他觉得，他只是带给她痛苦，而她也没让他快乐。他把她让给了一位朋友，他们是相爱的，只是她没挑明而已，这位朋友跟她志同道合，他在社会的底层消失。这样一切都好：另外两个人都很幸福，而他则努力让自己像他们一样幸福。但是，社会绝不容许你的自行安排，这两个朋友会因重婚罪而入狱，而费佳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他只能选择自杀了。这部作品相当怪异，具有非常深刻的俄罗斯风格，它反映了在大革命被镇压之后，伟大的希望消失了，优秀人才灰心萎靡了。这部作品朴实无华，没有什么慷慨陈词。人物性格全都真实而生动，包括次要人物也是这样，比如吉卜赛女郎和律师们。 另外有几本着作我不作过多的陈述，因为那些作品有着过于明显的道德教条的痕迹，背离了作品应有的自由的生命，尽管作者的内心对此仍有着清晰的认识。 《伪币》：是一个很长的短篇，差不多算是一本长篇小说了，它要表现世界上所有的个人行为之间的联系。两个中学生犯了一件伪币案，此后便接连引发了一系列的罪恶，事情变得越来越可怕，直到出现了一个曾被恶人所害的可怜女人，她的高尚容忍终于影响到了这个凶手。终于，从这个凶手身上，顺藤摸瓜找到了最初的犯罪人，他们通过他们所伤害的人赎了罪。这种崇高的主题堪称是史诗式的，甚至可以与古典的命运悲剧相媲美。可是，它的叙述过于冗长和琐碎，缺少广度和厚度，而且，虽然每个人物都有其特点，却又全部不够份量。 《儿童的智慧》是发生在孩子们之间的一系列对话，多达二十一则，每一则的主题都很大，涵盖宗教、艺术、科学、教育、祖国等。 对话都相当生动，不过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话，让人很快就厌倦了。 《年轻沙皇》：这位年轻的沙皇幻想着自己无意识所造成的不幸。 这个集子里最差的一部作品就数它了。 最后，我只想列出几个书名，如《两个朝圣者》、《瓦西里祭司》、《谁是凶手？》等等。 纵观这些着作，对于托尔斯泰这一生所拥有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感到非常惊讶。若是他谈论自己的社会观念时，言词可能会显空泛；可是，只要他面对一个实际的行动，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时，就不见了那种人道主义的幻想，只剩下那个目光犀利如鹰的艺术家，那目光一下子就射进了你的内心，这种威严的清晰和敏锐，是他从来未曾失去的。要说他在艺术方面有什么欠缺，就我所发现的来说，唯一只有缺乏激情这一点。我们可以感觉到，除了一些短暂的时期之外，艺术创作已经只是托尔斯泰的一种消遣，也许只是一种行动的载体，而不再是他生命的主要部分。但是，他真正的目标是行动而不是艺术。他偶尔被这种激情的幻想操纵时，却似乎对此感到有羞愧，于是马上停笔，或者完全放弃，就像《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老人的日记》，尽管那有可能是一部让他重新与艺术完美契合的作品。在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这种创作力却折磨着他，他的创作力被他奉献给了上帝，这位大艺术家的例子真是少之又少。 罗曼·罗兰 一九一三年四月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在这本书刚刚发行的时候，人们还无从估量托尔斯泰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种子尚埋在土里，必须等夏季的到来。 今天，已经可以收获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出现了一棵系谱树，他的理论被人们实践着。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先驱者圣约翰”之后的，是印度的救世主：圣雄甘地。 一八四七年，托尔斯泰十九岁，他因病住在喀山的医院里，与他相邻的病床上，躺着一位面部被强盗严重砍伤的喇嘛，在他那儿，托尔斯泰第一次受到了不抵抗主义的启迪，他以后一生的三十年中一直坚持着这种思想。 过了六十二年，已是一九〇九年了，托尔斯泰老了，这个俄罗斯的老使徒，以他的爱和苦培育出的那一束圣光，由印度一个叫甘地的年轻人接替在手，甘地把这一束圣光变成了熊熊的火把，照亮了印度，照亮了世界各地。 不过，在谈到他俩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大概地谈谈托尔斯泰同亚洲的关系。要是缺了这一个介绍，一部《托尔斯泰传》在今天就不算是完整的，因为就历史上的重要性来说，托尔斯泰和亚洲的关系比他和欧洲的关系更重要。大师的虔诚门徒保尔·比鲁科夫，将自己掌握的所有材料结合起来写成了《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我们可以据此来了解这个主题。 东方一直吸引着他。在喀山上大学时，他首先就选择了阿拉伯——土耳其东方语言系。在高加索的那些年，因为与穆斯林文化长期接触，所以对穆斯林文化有了深刻的印象。一八七〇年后，那些阿拉伯和印度的童话就开始在《童话与传说》中出现了，这是一部他特意为小学编纂的书。当他遇到宗教危机时，光是《圣经》已不能满足他，他很快就投入到东方宗教的研究中去。他阅读了大量与此相关的书籍。很快，他就有意将自己读到的东西介绍给欧洲，他把福音书、菩萨、老子、克利希纳的东西集结成一本《圣贤思想集》。他刚一接触到这些思想时，就确信人类的各种大的宗教基本上都是统一的。 但是，他更加重视跟亚洲人民的直接联系。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里，亚斯纳亚与东方各国的通信往来非常频繁。 在东方诸国中，与他最接近的要数中国的思想了。但偏偏对中国思想的介绍是最少的。从一八八四年起，他就开始研究起孔子和老子，古代圣贤中，他偏爱老子。但是，实际上，一直到一九〇五年托尔斯泰才第一次与老子的同胞通信。他好像只与中国的两个人通过信。当然，这两人都是顶尖人物。一位是名叫秦汉春的学者；另一位是享誉欧洲的大文豪辜鸿铭，他原为北京大学教授，革命时遭到驱逐，后流亡到日本。 从他给这两位中国精英的信里，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人民的钦佩与厚爱，尤其是他于一九〇六年十月写给辜鸿铭的那封长信，堪称一部宣言。近年来，欧洲在中国犯下残酷的暴行，而中国却极其宽容地忍受，所以，他对中国的这种情感更深了。他鼓励中国这样坚持心平气静地忍耐，并预言说中国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中国把旅顺港割让给俄国，而俄日战争却让俄国付出了惨痛代价，那么，侵占胶州湾的德国和强占威海的英国也会遭到类似的报应。盗贼们最终会因为分赃不匀而相互斗起来。 但是，暴力与战争的思想最近又在中国人心中苏醒了，托尔斯泰得知后，深感不安，他要求中国人抵制这种思想。要是中国人传染上了这种思想，那将会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平和勤劳的东方帝国有着真正的智慧，它应该被逐渐传播给世界人民，而一旦古老的中国消失了，这种智慧的支柱也将随之崩塌。托尔斯泰相信，人类生活的一种巨大变化将会到来，他坚信中国将会起到首要的作用，并成为东方的领袖。亚洲应该向世界指出通往自由的那条真正的道路，这是亚洲的任务。而托尔斯泰说，那条道路就是老子的“道”。他特别希望，中国不要照搬西方的方案、不要以西方为模型来进行改革，即不要用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不要建立国家军队，不要建设大工业！ 对于欧洲那些国家的人民的凄惨景象，托尔斯泰是多么清楚啊！ 无产阶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斗争风起云涌，无休无止的军备竞赛和战争，还有那些惨无人道的殖民政策，这些血淋淋的现实，意味着整个文明的破败！欧洲就是一个先例，没错，是一个不应该的先例。 中国不能一直这样被侵略，它面前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不抵抗——不管是对自己国家的政府还是对外国政府。只要坚持它不为所动，只是依照神的律令埋头耕田种地，面对这四万万人英勇而平静的消极抵抗，欧洲列强就会解除武装！人类要获得智慧和幸福，其秘诀就在于，在田地里平静地耕作，同时遵循着中国的三个宗教原则：反对使用武力的儒教；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教；弘扬忘我与博爱的佛教。 我们似乎可以从托尔斯泰的这些建议中看出今天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不过，与他通信的那位知识渊博的辜鸿铭，似乎并未从中受益，他固守着自己标新立异却又有着很大局限性的传统精神，他把它当作医治当代世界狂躁症的万能药，为旧秩序提出一种新的“忠诚大宪章”。 不过，千万不要从表面的波涛来判断茫茫大海。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圣贤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尽管那些起起落落的党派之争和那些革命与托尔斯泰的思想沾不上边，但是，谁能否认，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托尔斯泰的思想不是靠得很近？ 第30章 托尔斯泰传(13) 日本人与中国人恰好相反，他们具有狂躁的生命力，对世界上所有的新思想都感到好奇，如饥似渴地去接纳吸收，因此，托尔斯泰联系得最早的亚洲民族就是日本。托尔斯泰对日本人，对他们民族狂热的好战心理，特别是对他们那种适应欧洲文明，并大肆套用欧洲文明深表怀疑。不能说他的怀疑没有道理，因为他和日本人的频繁通信使他多次感到失望。例如一个叫佐木的自称是托尔斯泰信徒的报刊主编，自以为是地把他的教导与爱国主义混在一起，而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然公开指责托尔斯泰。更让他失望的是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他刚读完托尔斯泰一篇关于俄日战争的文章时，激动得浑身颤抖、热泪直流，激动地喊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托尔斯泰是唯一的先知”，可是，过了几个星期，日本人在对马岛击败了俄国舰队以后，爱国主义的疯狂浪潮席卷了一切，他也发表了一本大肆攻击托尔斯泰的恶劣的书…… 那些社会民主党人，那些勇敢的反战人士，他们对托尔斯的拥护反而更加坚定和真诚，可是他们的思想与托尔斯泰的真正思想距离太远。一九〇四年九月，他们给托尔斯泰写了信，为答谢他们，托尔斯泰表达了他对战争和社会主义的谴责。 但是，托尔斯泰的思想最终还是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一九〇八年，为庆贺他八十寿诞，他的俄国朋友们打算为他制作一本纪念册，并向全世界他所有的朋友发出征文信。日本人加藤寄来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就日本所受的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作了说明。在日本，托尔斯泰的大部分宗教着作都被翻译并出版，加藤说，大约在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三年间，他的这些作品在日本的宗教界引发了一场精神革命，不只是基督徒中间，佛教徒也包括在内，并且还引发了佛教的一次革新。 此前，宗教是一种在外界律令约束下的既定秩序，这时候，它有了或者说重新有了一种内在性。“宗教意识”随即成了一个流行词。当然，这个“我”的觉醒并非没有危险。它可能会导向一种跟牺牲和博爱精神截然不同的结局：自私享乐、麻木不仁、绝望，甚至自杀，这个狂躁的民族一旦发起狂来，总会将一切主义推演向极端，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确实已经导向了这种结局。在日本，特别是在京都附近，有一些研究托尔斯泰的团体成立了，他们一边耕田种地，一边宣扬纯洁的爱的精神。 这些日本信徒当中，最可爱的代表人物是年轻的德富健次郎，一九〇八年的贺寿文集中，也有他写的文章。一九〇六年的开头几个月，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从东京寄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很快给他回了信。但是，等不及收到托尔斯泰的回信，德富健次郎就乘船前去拜访他。他不懂一句俄语，英语也不好。七月份到达亚斯纳亚，在那里呆了五天，托尔斯泰像慈父般接待了他，然后他直接又回到了日本。这一个星期，以及老人那灿烂的“微笑”，是他这一辈子难以忘却的深刻记忆。他在一九〇八年写的文章相当感人，中间提到此事，用他那颗质朴、纯洁的心灵叙述着： “透过别离后七百三十天的尘埃，透过一万公里的距离，我还能够真切地看到他。我带着妻子和我的爱犬，在一个小乡村的一间破屋里住了下来。我种菜、拔草。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在拔草、拔草……我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我的思想、本性，也许是因为这个不完美的时代。但无论如何，我是幸福的……” 这个日本人用几句朴素的文字，描绘了他勤劳的充满智慧的幸福生活，比起其他写贺寿文的所有信徒来，他更能实现托尔斯泰的理想，也更能说到他的心坎上。 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有两千万之多，因此作为一个俄罗斯人，托尔斯泰得以有较多的机会去了解穆斯林，他的通信往来，很多是面向穆斯林。但是，一九〇一年之前，还不见他们有什么通信。只是在同年的春天，他回复了圣教会的信，以及被逐出教会后，才征服了他们。 他的话语崇高而坚定，对整个穆斯林世界产生了震撼。他们感到这其中含着他们的先知的声音，他们天真地试图将自己的先知归入其中。俄罗斯的巴什基尔人、印度的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穆夫提、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都给他写信，说当他们读到他公开指斥整个基督教的宣言时，他们“高兴得哭了”。他们他把称为“教友”，祝贺他摆脱了“对三位一体的黑暗信仰”，还努力地想要他改变信仰。有一位天真的印度穆夫提，很开心地告诉他：他们新的救世主，一个名叫哈兹拉特·米尔扎·吉拉姆·穆罕默德的，在克什米尔发现了耶稣的墓，因此，基督教那个耶稣复活的谎言被彻底打破了。他还把耶稣墓的照片和他那位新救世主的肖像带给了他。 我们难以想象，在收到这些奇特的示好的信时，托尔斯泰几乎不带嘲讽或悲哀，保持着令人赞叹的平静。所有没有见过托尔斯泰论辩的人，根本无法懂得，他威严的性格可以达到那种镇静温和的态度。 他从未失过真正的平静。而那个跟他通信的穆斯林，反倒斥他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偏见的余孽”，也许是因为托尔斯泰没有信奉那位穆斯林的新救世主，他便用那个救世主的话威胁托尔斯泰： “……一类人是凭自己的理智来接受它；第二类人是借形象与奇迹接受它；第三类人要靠剑的力量才能接纳它的。比如说法老，摩西为了让他信奉上帝，只好逼他喝红海的水。上帝派下来的先知有必要教导人们……” 托尔斯泰并没有以牙还牙。他的崇高原则是，热爱真理的人们，永远都不可以凭宗教的不同或欠缺为出发点，而应以团结各个宗教，造就各宗教的价值为出发点。“对于各个宗教，我努力地这么做着，” 他说，“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对于那位愤怒的穆斯林，他只是说：“每个具有真正宗教情感的人，他的责任就是以身作则，过着有道德感的生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些。他崇敬穆罕默德，他对他的一些话相当佩服。但是，穆罕默德也好，基督也好，都只是一个人。如果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想要变成一种真正的宗教，就必须不再盲目地信奉一个人或者一部典籍，仅仅信仰那种与人类的良知和智慧相一致的东西。 托尔斯泰总会担心对方的信仰被他伤害： “要是我万一使您受到伤害，那就请您原谅。对于真理，我们不能只说出一半，要么全说出来，要么就什么都不要说。” 显而易见，他根本就没有说服和他对话的人。 至少他遇见了另外一些开明的、自由的穆斯林，他们和他谈得来： 这里首数那位埃及着名的宗教改革家——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一九〇四年四月八日，他从埃及写信给托尔斯泰，对他被开除教籍一事表示祝贺。他说，这是一种神圣考验，是上帝对自己的选民的馈赠。他说托尔斯泰的光辉温暖寻求真理的人，并将他们聚集起来，说他们真心期盼着他创作的所有作品。托尔斯泰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此外，托尔斯泰还接到了米尔扎·里扎·卡恩亲王的致敬信，他是波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一九〇一年海牙首次和平大会的代表。 一九〇八年征集贺寿文时，伊斯兰教派出了一位加尔各答的法学家为代表，他叫做阿·杜拉·阿勒·玛姆·苏赫拉瓦尔迪，他在文章里称颂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丰碑。他称托尔斯泰为瑜珈僧，认为他的不抵抗主义与穆罕默德的教诲并不矛盾，但是，“必须像托尔斯泰读《圣经》 一样，要沐浴着真理的光辉去读《可兰经》，不要在迷信的浓雾中去读它”。他称颂托尔斯泰并非超人，而是全人类的兄弟，他既不是西方的光辉，也不是东方的光辉，他是神的光辉，是照耀众人的光辉。 他还预言，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在与印度先哲的思想相交融之后，也许能让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一些新的救世主”。 不错，托尔斯泰那些思想确实是出自于印度，对于他的信徒来说，那就是圣人的哲言。 托尔斯泰受到了“爱之主”克利希纳的思想的巨大影响。而且，在印度，不少人都敬称托尔斯泰为“圣人”，把他当作一位再生的古贤哲来敬重。《新改革》的主编戈帕尔·切蒂是托尔斯泰思想的忠实信徒，在一九〇八年的贺寿文中，他把托尔斯泰与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相比，并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在印度，就会被当作行动之神毗湿奴神，被当作宇宙心灵的化身，被视为爱之主斯里·克利希纳。 但是，随着历史长河的流转，托尔斯泰这个苦修士对于神明的梦想，到达了韦沃卡南达和甘地的伟大行动的跟前。 命运总是充满了奇迹！第一个把托尔斯泰引导到这种行动面前，而后又成为圣雄甘地的得力助手的那个人，名叫c·r·达斯，他当初还是一个激烈反对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你能相信，是托尔斯泰的声音终于将他召回，让他来完成真正的使命吗？一九〇八年底，c·r·达斯身处革命阵营中。他经常给托尔斯泰写信，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暴力信仰；他公然抨击托尔斯泰的不反抗主义；然而，他又请求托尔斯泰帮他吹捧《自由印度斯坦报》。托尔斯泰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写得像一篇论文，这封名为《致一个印度人的信》，后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他对自己的不抵抗与博爱的理论奋力地进行了扞卫，几乎所有的论断都使用了克利希纳的话作为论证。他对古老的宗教迷信进行大力的抨击，也痛斥了科学的新迷信。对于印度人否定自己古老的智慧和文化而迎合西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说： 第31章 托尔斯泰传(14) “在佛教和儒家的广阔世界之中，这种新的科学偏见毫无立足之地，对暴力的认同是一种宗教谎言，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都明白了这点后，将能直接孕育出爱的真谛，那才是适合人类的，是东方的大师们极力颂扬的。但是，那种科学迷信代替了宗教迷信，一天天侵犯着东方人民。它已经征服了日本，并准备好了最严重的灾难。它还散布于中国和印度，被那些像您一样自命为群众领袖的人所接受。在您的报纸上，您提出了那种思想，指导印度应以此为基本原则来活动。” “……什么！你们，最虔诚的民族中的成员，竟然轻易地深信自己的科学教育。在你们的人民之中，自远古以来就有的强烈呼唤的爱的真谛，你们就这样弃之如敝履！……那些拥护暴力的人、真理的敌人、理论和科学的奴隶，也就是你们的欧洲老师们，对于他们提供给你们的荒谬言论，你们居然鹦鹉学舌一般地津津乐道！” “您说印度之所以被英国征服，是因为没有进行顽强的武装抗争？ 正好相反！要说印度被英国征服了，那仅仅是因为印度人承认了暴力是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不仅过去承认，现在也仍然承认。他们在暴力原则的名义下向各邦的君主们臣服，而且还是在这个名义下与他们以及欧洲人、美国人进行斗争。……只不过是三万人——可以说是软弱的人——的一家公司，竟然奴役着一个两亿人的民族！任何一个旁观者听到这事，一定搞不懂这是什么道理……从这些数字来看，并非是英国人在奴役印度人，而是印度人自己在奴役自己……” “如果说印度人被暴力征服了，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曾经的生活原则就是暴力，并且现在还是依靠暴力来生存，并且，对于博爱这个适应于全人类的永恒的原则，他们却不承认。” “克利希纳说过，一个人追求的是他已拥有的东西，却又不知道自己已经占有了那种东西，那么，他是愚昧之人，是值得怜悯的人！ 人应该以爱为原则来生活，这种原则应该是与人的心灵相契合的，符合不参与暴力、不反抗的原则。这样的话，不仅一百多人征服不了一百万人，而且几百万人也无法征服一个人。对于恶行，不要反抗，也不要参与，不要加入到行政、司法、税收，尤其是军队的专制体系当中！那么，世界上就没有谁可以征服你！” 他最后又引用了克利希纳的一段话，作为俄国教导印度的不反抗理论的结束语： “孩子们，抬起你们被蒙蔽的眼睛去看更高的地方，你们的面前将会出现一个充满着欢乐，充满着爱，充满着理性和属于每一个人的智慧的世界，是唯一的真实世界。那么，你们就会知道，因为爱，你们变得怎么样了，你们得到了什么，你们要做的又是什么。” 这封信被一个年轻的印度人得到了，他名叫甘地，当时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当律师。这封信给了他很大的触动。约在一九〇一年底，他写信给托尔斯泰说，他在托尔斯泰的福音精神感召下坚持领导着牺牲运动，已经有十多年了。他想把那封写给c·r·达斯的信译成印地文，希望能得到托尔斯泰的允许。 甘地的“以温和对抗强暴、以谦卑和爱对抗傲慢与暴力的战斗”，对此，托尔斯泰表示了他兄弟般的祝福。甘地寄给托尔斯泰一本《印度自治》的英译本，他阅读过之后，马上就领悟到了这种宗教和社会经验的最高价值： “您研究的‘消极抵抗’论，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全人类，它都具有最高的价值。” 读了约瑟夫·j·多克撰写的《甘地传》后，他又感动又佩服。一九一〇年五月八日，他忍着病痛给甘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当他感觉到自己康复之后，他从科茨谢蒂给他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那是一九一〇年九月七日的事，是他离家出走前的一个月，他出走后，就客死他乡了。虽然这封信有点长，我还是坚持要在本文后面附上全文。 它是托尔斯泰不抵抗主义的福音书和精神遗嘱，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一九一四年，南非的印度人将它发表在《印度评论》的黄金版，这本杂志主要是为南非的消极抵抗运动作宣传的。就这样，不抵抗主义与它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也与它的第一次政治上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了。 也同样是在这个时候，在一九一四年，欧洲爆发了大战争，人与人之间相互杀戮，这种反差简直令人发指。 但是，等到暴风雨过去，等到狂暴的喧嚣声逐渐平息下来，在一片废墟之上，人们又听到了甘地那纯洁而坚定的声音，就像云雀在歌唱。这个声音的音调更为清亮和悦耳，托尔斯泰那些伟大的话语，那人类新希望的颂歌，又重新在这声音中传达出来。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五月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南非，约翰内斯堡，德兰士瓦省 k·甘地先生： 收到了您寄来的《印度评论》，很高兴从这里了解到绝对的不抵抗主义。我突然很想把我读完它之后的感想告诉您。 活得越久，我就越需要把最触动自己心灵的东西，把我认为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的东西说出来，尤其是此时此刻、我清晰地感到死神即将来临的时刻。这个东西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抵抗主义”。说到底，它就是还没有被曲解的爱的原则。爱，或者说是心灵对人们互相理解和扶助的渴望，是人生唯一的最高的原则……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并且在自己的心灵深处能感受到的，这一点我们在孩童的身上看得更清楚。一个人如果没有被世俗的思想的谎言蒙蔽，就会永远都知道这一点。 这条原则曾被人类所有圣贤宣扬过，包括印度的、中国的、希伯来的、希腊的和罗马的所有圣贤。我觉得，基督表达得最清楚，基督明确地说，这是一切原则的原则。但是，基督做得更进一步，他预见到这条原则有被歪曲的危险，便揭示了它会被物欲横流的那些人所歪曲。这个危险就是，他们竟然认为，为了扞卫自己的利益，他们有权利使用暴力，或者，换句他们的话说，就是有权进行报复，以暴力夺回在暴力下失去的东西。人生最高的原则是爱，使用暴力与那个最高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知道，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认同或使用了暴力，那个最高的原则就被破坏了。一切的基督教文明表面上看来非常灿烂辉煌，实际上，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倾向于这个显而易见的、怪诞的误会与矛盾。 实际上，只要认同或使用了暴力反抗，那么爱的原则就毫无价值了。一旦爱的原则失去了价值，那么强权就成为唯一的原则了，基督教就是这样的。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一千九百年了。再说，不管什么时候，对于社会组织的主导原则，人们都看成是武力。基督教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只是在于，在基督教中，爱的法则是被清楚而明确地提了出来，虽然基督徒把他们的生活建立于暴力之上，但他们还是郑重地接受了这一爱的原则，这跟任何其他的宗教是不同的。所以，基督教徒们的矛盾就是，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基础之间的矛盾：即原则的爱与各种形式的暴力，与不可缺少的而且被承认的如政府、法庭、军队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随着内心生活的发展变得更严重了，近年来更是达到了颠峰。 问题现在提了出来：是或者不是，一定要作出选择！要么我们不承认任何的宗教道德，任由强权掌控着我们的生活，要么就完全取消所有的苛捐杂税，所有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尤其是军队。 今年春天，莫斯科的一所女子学校举行宗教测验，先是信教老师，然后是参加测试的主教向学生提问，他们就十诫，尤其是第五诫“戒杀”向学生提问。学生一旦答对了，主教都会再加上一道题：“根据上帝的律令，杀戮行为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正确答案应该是这样：“不，不是，杀戮在战场上和执行死刑时是被允许的。” 事先老师们就这样调教过女孩子们，她们也是这般回答的。但是，据现场一个目击者讲给我听，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中有这么一个，当被提问第一个问题“杀人是否永远是一大罪恶”时，她的脸红了，激动而又坚定地回答：“永远都是！”她坚决地反驳了主教的诡辩，坚持说无论何种情况，杀戮都是不被允许的，《旧约》里早就这样写着了，而基督呢，他不仅不允许杀戮，而且还不允许伤害邻人。那个威严可怕、能言善辩的主教竟然被驳得哑口无言。 不错，我们的报纸上，可以无休无止地说些什么快速发展、外交纠纷、俱乐部、科学发现以及那些所谓的艺术作品，而对这个女孩的话却保持缄默！但是，那种思想是不能压抑的，因为所有基督徒都像她一样，多多少少都会有所感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救世军、一天天增长的犯罪率和失业率、有钱人日益疯狂的奢侈淫靡、贫穷的人水深火热的生活、层出不穷的自杀事件，这种种现状都在证明，应该要解决内在的矛盾，而且必须要解决。也许承认了爱的原则，谴责使用任何暴力，就能解决这种状况。所以，您在德兰士瓦，虽然与我们相隔天涯，但您在那里的活动却是我们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它是当今世界的一切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不光是基督教民众，还包括全世界其他的所有人民。 在俄国，也有与此相类似的运动在迅速地发展，拒绝服兵役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您一定很高兴听到这些。虽然你们那里的不抵抗主义者的人数不多，我们这里拒绝服兵役的人数也很少，但是，我们都可以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比人更加强大。” 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即使传递着一种歪曲了的基督教教义，即使承认为了战争必须加强军队与军备，但那种激烈的矛盾还是存在着，它或迟或早都会赤裸裸地表露出来，而且很有可能是会提早表现出来的。那时候，就必须在消灭基督教和取消军队之间作出一个选择。 但是，没有基督教，国家政权就无法维护，而武力对国家来说同样也必不可少。各国政府都已感觉到了这个矛盾，包括你们的英国政府和我们的俄国政府。但是，因为保守的思想使然，对于揭露了这个矛盾的人，各国政府都在下力气迫害他们，比对待任何敌对国家的活动所下的力气都要大。这一点，我们在俄国看到了，而且，通过你们的报纸，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各国政府看得很清楚，威胁着它们的最严重的危险是从何而来的，而且，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它们所维护的不仅仅是它们的利益，它们是在为生或死在战斗。 列夫·托尔斯泰 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于科泽谢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