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

爱与黑暗的故事_阿摩司·奥兹
爱与黑暗的故事(1)
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父母睡沙发床，晚上拉开的床从墙这头摊到墙那头，几乎占满了他们的整个房间。早上起来，他们总是把床上用品藏进下面床屉里，把床垫翻过来，折拢，用浅灰床罩罩得严严实实，上面放几个绣花靠垫，夜间睡觉的所有痕迹于是荡然无存。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房间用作卧室、书房、阅读间、餐厅和客厅。对面是我的小绿屋，一个大肚子的衣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过道昏暗，狭仄而低矮，有点弯曲，像监狱里的逃跑地道，将两个小房间之间的简易厨房和厕所连接起来。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光线暗淡的灯泡，即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阴郁的微光。两个房间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金属遮帘护卫着，眯起眼睛使劲要看看东边的风景，然而看到的只是一棵布满尘埃的柏树，还有粗石垒就的矮墙。透过厨房和厕所后墙上的小窗口，可窥见一所小型监狱的院落，院子为高墙环绕，铺着水泥地面，栽在锈迹斑斑橄榄罐中的一棵没有神采的天竺，见不到一线阳光，正渐渐死去。所有的小窗台上，长年累月放着密封的腌黄瓜罐，还有一个有裂缝的花盆被用作花瓶，里面是棵顽固不化的仙人掌。实际上，这是一套地下室住房，是从小石山坡上挖出来的，是楼房的第一层。小山是紧挨着我们的邻居，一座沉重、内向、安静的邻居，苍老、忧郁的小山，具有单身男子的习性，总是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从来不吱吱拖动家具，不招待客人，不发出响声，不打扰我们，但是总从它和我们的共用墙渗到我们这边来，就像我们这个可怜居住区那轻微而执拗的霉味、阴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湿。这样一来，即使在盛夏，我们家也会领略到一丝冬意。客人们会说，在热浪中，你们这里向来蛮舒服的，这么凉爽，清新，真的凉飕飕的，但你们冬天怎么受得了呢？
潮气不会从墙上渗进来吗？冬天在这里不觉得有点沮丧吗家里到处是书。父亲能用十六七种语言阅读，能说十一种语言（都带有俄语口音）。母亲讲四五种语言，能看懂七八种。当他们不想让我听懂他们的谈话时，便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多数情况下不想让我听懂。当母亲偶尔当着我的面用希伯来语提到大种马时，爸爸便会愤怒地用俄语冲她咆哮：你这是怎么啦？没看见孩子就在那里吗？）出于文化方面的考虑，他们基本上读德语和希伯来语书，大概用意第绪语做梦。但是他们只教我希伯来语。也许他们害怕懂多种语言会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杀伤力的欧洲大陆的诱惑。按照父母的价值标准，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我认为，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文化。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人——他们还拿不准，毕竟那里在屠杀印第安人、抢劫邮政列车、淘金、骚扰女孩。
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它们具有真正舒适世界里的感官韵味，远离布满灰尘的白铁皮屋顶，远离满是废铁、鳍蓟的城市荒地，远离承受炎炎夏日重压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就能听到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就能看到赤脚的牧鹅女，在我什么都还不懂时，她的性感就让我落泪。一年年过去，我逐渐意识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着伟大的商人、音乐家、学者和作家，例如马丁·布伯、格肖姆·肖勒姆和阿格农，以及许许多多杰出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有时，当我们经过本耶胡达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时，爸爸会悄声对我说：“瞧，那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正在被谈论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就连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离我们的居住区十分遥远，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达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馆，那里悬挂着镀金枝形吊灯；是在牙买加或大卫王酒店里的大厅。在那里，追求文化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与富有教养的英国人举止得体；在那里，富有梦幻、脖颈颀长的女子身穿晚礼服，在藏青西装笔挺的绅士怀中翩翩起舞；在那里，宽宏大度的英国人和犹太文化人或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共进晚餐；在那里，举行独奏会、舞会、文学晚会、茶话会，以及赏心悦目的艺术座谈会。也许这样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灯与茶话会一道，只能出现在那些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街上的人们——那些图书管理员、教师、职员和装订工人们的梦中。无论如何，它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居住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区，属于契诃夫。多年后，当我阅读契诃夫时，确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式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似的人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当我在某本书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欧发迪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作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绳系住腰身。我们附近托尔斯泰似的人物（父母称之为“托尔斯泰式奇科姆”）无一例外，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者，追求符合道德准则生活者，热爱人类者，热爱世上一切生灵者，长期向往乡村生活者，向往在田野和橘园从事简朴农耕者。然而，他们连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种不好：也许会把植物浇死，也许会忘记浇水。要不就得归咎于可恶的英式管理，用氯气对我们的水消毒。他们中有一些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托尔斯泰式人物：饱尝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备受压抑，对理念着迷。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托尔斯泰式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的人都居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为契诃夫工作。世界的其余部分都被笼统地看作一个“大世界”。不过这个大世界也另有别称：开明，外在，自由，虚伪。我几乎只能从集邮册上认识这个大世界：但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乌班吉沙里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湖。那个大世界是如此遥远、醉人、美轮美奂，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危险，充满了威胁。
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在那里，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在漫漫黑夜中结交，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关系上也没有任何界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亚历山大爷爷有一次说：他们认为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很简单，小伙子只是到一个姑娘那里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许姑娘甚至连等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会向小伙子提出要求，就像讨杯水。”缺乏想象力的贝茨阿勒尔伯伯则带着克制的愤怒说道：“这些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毁了？就这样把所有的情感都抹煞了？就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温吞水？”尼海米亚大叔从角落里突然冒出两句歌词儿，听起来像走投无路的野兽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长曲折，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啊，妈妈，我在热浪中、在风雪中寻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来越遥远，嗨勒嗨……”接着琪波拉用俄语说：行了，行了。你们发疯了吗？孩子会听见你们说话的！”就这样他们说起了俄语。拓荒者们生活在加利利、沙龙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们的视野中。
那些小伙子们粗犷热心，少言多思，姑娘们高大强壮，坦率自律，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他们了解你，了解你为何羞怯不安，他们依然深情、严肃，满怀敬意地待你，不把你当孩子，而是把你当成人，尽管是小一号的成人。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欲之歌；要么就是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孤独与内省，能够露宿户外，睡帐篷，从事艰苦的劳作，唱着“我们总是整装待命”、“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铧带给你和平，而今他们用枪杆子带来和平”、“把我们派往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他们能骑烈马，要么就是开履带宽宽的拖拉机。他们讲阿拉伯语，知晓每个山洞和每条幽谷，会打枪，会投手雷，而且还阅读诗歌和哲学。他们勤学好问，含而不露，就连在夜晚躺在帐篷里那短短的时间，也借着烛光低声地谈论着生活，谈论着在爱情与责任、民族利益与普遍正义之间所作的严酷抉择。有时，朋友和我一起去塔努瓦发货场看他们乘坐着装满农产品的货车，远远地从山那边来到这里，“身着工作服，脚登笨重的胶鞋”，我通常走到他们的近旁，吮吸干草的气息和远方飘来的醉人芬芳——那里，的确发生着巨变。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耕耘田地，种植葡萄园，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们正拿起枪支，骑上马背，还击进犯者，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悲惨的躯体铸成了战斗的国民。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一起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从那个地方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关于戏剧、歌剧、芭蕾、卡巴莱的种种传闻，还有现代艺术、党派政治、激烈争端的反响，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语。在特拉维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谁听说过游泳的犹太人？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虫蛹中奇妙地再生”。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我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蓝色男式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那种他们称之为“哈维尔曼”（非常容易相处的人）的人，鬈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样子随意但撩人，嘴上叼着烟，在世界上无拘无束；他终日在田野里从事艰苦的劳作，要么就是使用研钵，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间，他和姑娘们跳舞，要么就给她们唱充满深情的歌，皎洁的月光映衬着沙丘，黎明时分，他带上手枪或者轻机枪从掩体走出，潜入夜色之中，守护着房屋和田野。特拉维夫是那么的遥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至多到特拉维夫去过五六次，我们偶尔到那里和姨妈们一起过节。不光是那时特拉维夫的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有许多不同，而且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飘浮。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要么就是像听音乐会迟到的人，先踮起脚尖，测试着地面，然后，一旦他们放下脚，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要是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拿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但是在特拉维夫，嗬！整座城市就像个大蚱蜢。人在腾腾跳动，房屋、街道、广场、海风、黄沙、林阴大道，甚至连天上的云彩都在跳动。一次，我们到特拉维夫去庆祝逾越节之夜，第二天早早起来，大家都在睡觉，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门，独自到一个小广场去玩。小广场上有一两条长椅，一个秋千，一个沙坑，三四棵小树，鸟儿已经在上面叽叽喳喳了。几个月后过新年，我们又到特拉维夫旅行，那个小广场已经挪地方了。它同小树、长凳、沙坑、飞鸟和秋千一起被搬到了街道的另一头。我大吃一惊，我搞不懂本古里安和适时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回事？谁一下子把整个广场给搬走了？明天是不是该搬橄榄山？搬大卫塔？会不会把哭墙搬走？耶路撒冷人带着嫉妒、骄傲、羡慕和稍许一点信心谈论特拉维夫，仿佛特拉维夫是犹太民族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规划，一个最好不宜过多谈论的规划，似乎隔墙有耳，处处潜伏着敌方间谍和特工人员。特拉维夫，大海，日光，蓝天，沙地，脚手架，林阴大道两旁的电话亭，一座正在兴建的新城，线条简单，在柑橘园和沙丘间崛起。不只是你买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车去旅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不同的大陆。
爱与黑暗的故事(2)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家人通过电话进行固定的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维在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店往他们那里的小药店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待着回复。姨妈哈娅和姨父茨维让我们放心，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等在小药店里，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店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感情就这样酝酿出了。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店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开始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历史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家门。我们三人一行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店说：“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话给远方的特拉维夫，他也知道茨维在健康诊所上班，哈娅在劳动妇女同盟担任要职，伊戈尔长大要当运动员，他们是果尔达·迈耶森（即后来的果尔达·梅厄）和米沙·阔罗德尼的挚友，后者在这里被称作摩西·库勒，但我们还是会提醒他：“我们来给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海涅曼先生会说：行，当然可以。请坐。”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讲经常讲的一个有关电话的笑话：“一次，在苏黎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旁屋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可怕响声。伯尔·洛克问哈兹菲尔德出什么事了，哈兹菲尔德解释说，是鲁巴晓夫同志在向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讲话。‘向耶路撒冷讲话，’伯尔·洛克说，他怎么不用电话呢？’”爸爸会说：我现在拨号。”妈妈说：还早呢，阿里耶。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呢。”他会说，没错，可接通也需要时间。”（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妈妈说：“是啊，可我们一下子就接通该怎么办，他们还没到呢？”爸爸回答说：若是那样的话，我们过会儿再试一次不就得了。”妈妈说：不行，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认为没接到我的电话。”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时间差不多就五点钟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站在那里，对接线生说：下午好，女士。请接特拉维夫648。”（要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还是处在三位数字的世界。）有时接线生会说：“请等几分钟，先生，邮电局长正在打电话。”要么是西顿先生，要么则是纳沙什维先生。我们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他们在那边会怎么想呢？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曲曲弯弯，那么脆弱，没有人把守，遭受日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不是件容易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园，那是怎样的一个工程，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木。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要么就是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完话了，于是就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生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接特拉维夫648。”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要么就是：“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法，已经彻底结束了。接着，药店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嗨，茨维？”“讲话。”“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店里给你们打电话。”“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们呢？”“也挺好的。”“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句。”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而出，掬同情之泪，声调平板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他们要表达私人情感时，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誗①杰伯廷斯基（1880—1940），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就像欧洲资产阶级行为方式加强限制宗教犹太社区。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语言，当你讲希伯来语时，难以知道说出之后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能确保说出来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们日里夜里所惧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样希伯来语好的人，也不能说完全掌握了希伯来语。为追求准确，他们讲话时放不开。他们经常改变主意，再次系统阐述刚刚说过的话。大概近视眼的司机就是这种感觉，深夜开着生车在陌生城市里试图驶出弯弯曲曲的小路。一个星期六（安息日），妈妈的一个朋友前来看望我们，她是老师，名叫莉莉亚·巴萨姆哈。每当客人在谈话时说“我胆怯”或者说“他处在胆怯状态”时，我就放声大笑。在日常希伯来俚语里面，她所用“胆怯”一词意为“放屁”。他们不知道我干吗要笑，也许知道，却佯装不知。爸爸在说“军备竞赛”或者抗议北约国家决定重新武装德国以威慑斯大林时，也是一样。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书面语“军备”在时下希伯来俚语里是“性交”的意思。爸爸在我说“搞定”，一个绝对无辜的词汇时，总是把脸一沉，我总也不明白这个词干吗让他那么紧张。他当然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不可能问。多少年过去，我知道了在三十年代，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个女子怀孕又不跟她结婚的意思。有时习语“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深夜在货仓里，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与她素不相识。”于是，要是我说“乌里姐姐给搞定了”什么的，爸爸便会噘起嘴唇，耸耸鼻梁。他当然不会向我解释什么——怎么能解释呢？他们私下相处时，从来不讲希伯来语。大概在最私下的时刻，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一言不发，因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听上去滑稽可笑，这给一切蒙上了阴影。
表面看来，在那些日子，拓荒者站在声望之梯的最高端，然而拓荒者住得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住在山谷，加利利，以及死海岸边的荒野里。犹太民族基金会海报上展示了他们那吃苦耐劳、忧心忡忡的影像，镇定自若地站在拖拉机和犁过的土地间，令我们钦佩不已。站在拓荒者下面一级云梯上的是其“隶属成员”，他们穿着背心在夏日阳台上看社会主义者报纸《达瓦尔》，是劳动者同盟、先锋队和健康基金会成员，身穿卡其布服装，自愿为公共资金交款，吃色拉就炒鸡蛋和酸奶，严格约束自己，有责任感，生活方式扎扎实实，是土生土长的产品，工人阶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别具特色的一罐产品里，是温和的橄榄，“上蓝蓝，下蓝蓝，我们在这里建造港湾，建造港湾”。与这一既定团体相抗衡的是“不隶属者”，别称恐怖主义者，以及住在梅·沙里姆的虔诚的犹太人、仇视犹太复国的极端正统主义者；还有一群混杂的乌合之众，包括行为古怪的知识分子、野心家，以及以自我为中心见多识广的浪迹天涯之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弃儿、个人主义者和犹豫不决的虚无主义者、未曾设法恢复德国生活方式的德国犹太人、亲英的势利小人、富有的法国式黎凡特人，他们具备着我们视为骄横自大男总管的夸张方式。接着是也门人、格鲁吉亚人、北非人、库尔德人和萨洛尼卡人，他们绝对都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绝对都是大有可为的人类资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需要在他们身上投入大量的耐心和努力。除去这些，还有难民，幸存者，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的话，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负担。（他们总是用意第绪语词汇tsores来形容，脸上流露出厌恶之情，于是孩子意识到这些tsores是某种痼疾，属于他们，而不属于我们。）在幸存者中，有利赫特先生，周围的孩子们管他叫作“百万孩子”，他在马拉哈伊街上租了一间小房子，夜间睡在床垫上，白天卷起铺盖做“干洗和蒸汽熨烫生意”，总是耷拉着嘴角，露出轻蔑和厌恶神情。他习惯性地坐在小店门口等候顾客的来临，每当邻居家的孩子经过时，他总是朝一旁吐口唾沫，噘起的双唇间挤出几句话：“百万孩子被他们杀了！你们这样的小崽子！屠杀了他们！”他说此话时，并非含着悲伤，而是带着仇恨，憎恶，仿佛在诅咒我们。
爱与黑暗的故事(3)
在拓荒者和不幸的小贩之间的天平上，我父母没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们一只脚踏在隶属团体里（他们是健康基金会成员，为社区基金捐款），另一只脚则悬在空中。爸爸从心底里接近非隶属者的观念，从杰伯廷斯基分裂出来的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尽管他离这些人的枪炮非常的遥远。顶多，他用他的英语知识为地下工作服务，为不定期出版的富有煽动性的非法小册子《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撰稿。热哈维亚区的知识分子对父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马丁·布伯倡导的和平主义理想，即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一往情深的密切关系，完全摒弃建立希伯来国家的梦想，以便阿拉伯人能够怜恤我们，恩准我们在这里住在他们脚下，这样的观念在我父母看来是一种没有骨气的抚慰，一种怯懦的失败主义，表现出犹太人在漫长的大流散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特征。我妈妈原来在布拉格大学读书，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完成学业，给准备考试的学生教私人课，讲述历史和文学。我父亲在维尔纳（今天的维尔纽斯）大学得到了学位。又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斯克普斯山校园获得硕士学位，但他在希伯来大学没有机会获得教职。当时耶路撒冷有资格的文学专家的人数远远超过学生人数。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任课教师拥有真正的学位，即从著名的德国大学获得的光灿灿的文凭，而不是像父亲那样拿的是波兰人/耶路撒冷人的蹩脚文凭。他于是在斯克普斯山的国家图书馆谋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夜晚坐在那里撰写希伯来中篇小说论和简明世界文学史。我父亲是一位颇富教养、彬彬有礼的图书管理员，表情严肃而羞怯，他系着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身穿一件有些破旧的西服上衣。他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点头哈腰，跳上前去为女士开门，执着地行使着那么一点点权利，充满激情地用十种语言引用诗歌，总是做出友善并好玩的样子，不住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玩笑曲目（他称之为“趣闻轶事”或者是“插科打诨”）。然而他的这些玩笑一般说来讲得比较费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而是就我们在艰难时世里有义务愉悦所做的积极意向声明。每当父亲面对身穿卡其布衣服的拓荒者、革命者、由知识分子变成的劳动者时，就有一些迷惘。在其他地方，在维尔纳或者华沙，怎样对无产者说话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的确切位置，尽管如何向这个劳动者清清楚楚地证明你有多民主、多不俯就要看你自己，但是在这里，在耶路撒冷，一切都那么模糊不清。并非像共产主义俄国那样天地颠倒，只是模糊不清。一方面，父亲绝对属于中产阶级，只是有一点中产偏下，但他受过教育，撰写过文章和书籍，在国家图书馆有个不起眼的职位，而他的对话者是个汗流浃背的建筑工人，身穿工作服，脚踏笨重的胶鞋；另一方面，也是这同一个工人，据说有学化学的文凭，同时又是坚定的拓荒者，大地之盐，希伯来革命英雄，体力劳动者。相形之下，爸爸却感到自己是——至少在心灵深处——没有根基，是有两只左手的目光短浅的知识分子，有点像家园建设前线的弃儿。
我们的多数邻居是小职员、小店零售商、银行出纳、电影院售票员、学校老师、家庭教师，还有牙医。他们不是笃信宗教的犹太人，只在赎罪日那天才去犹太会堂，偶尔也会在举行希姆哈《托拉》仪式时去，然而在安息日夜晚点燃蜡烛，保存一丝犹太人的痕迹，或许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以防万一。他们多多少少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这方面又有点不舒服。对于英国托管，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对于工人阶级，对于当地的文化生活，对于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对于克努特·哈姆孙的长篇小说，他们都有明确的看法。那里有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和布道者，比如说，号召正统派犹太教信徒解除对斯宾诺莎的禁令，或者是全力以赴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解释说，他们并非真正的阿拉伯人，而是古代希伯来人的后裔，或者是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念、托尔斯泰和犹太复国主义教义一股脑地综合起来，这种综合将会使一种纯粹而健康的绝妙生活方式在阿里茨以色列诞生，或者是提高羊奶产量，或者是同美国甚至同斯大林结盟，目的是要将英国人驱赶出去，或者是要大家每天早晨做简单的运动，那样才不会心情郁闷，还能净化灵魂。这些在星期六下午聚到我们小院里啜饮俄式茶的邻居，几乎都是错了位的人。每当有人需要修保险丝、换水龙头或是在墙上钻个小洞，大家都愿意找巴鲁赫，他是左邻右舍惟一能做这样奇事的人，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巴鲁赫金手指”。其他的人则都是知道怎样用激烈言辞来分析犹太人民回归农业生活和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他们声称，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已经过剩，但是我们缺乏普通劳动者。可是我们的左邻右舍，除“巴鲁赫金手指”之外，几乎看不到一个劳动者。我们也没有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大家都看许多报纸，大家都喜欢谈天说地。其中一些人可能什么都玩得转，另一些可能比较机智，但多数人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慷慨激昂地朗诵他们从报纸上、各种小册子里和党派宣言中所看到的一切。作为孩子，我只能朦朦胧胧地猜测到，他们在接受上茶时摆弄帽檐，要么就是在母亲欠身（只是微微）给他们加糖时从她端庄得体的领口比平时多露出一点肌肤，他们就会羞红脸颊，非常局促不安，手指慌乱，试图缩回去不要了。这些举动与在他们改变世界的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所有这一切出自契诃夫——也让我感到有些乡野土气。在世上有些地方正在出现真正的生活，那地方离这里特别遥远，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欧洲。在那里每个夜晚都要点燃数百枝蜡烛，女士们和先生们在桉木隔板隔开的房间里喝漂一层奶油泡沫的咖啡，要么就是舒适地坐在悬有镀金枝形吊灯、富丽堂皇的咖啡屋，手挽手去听歌剧或者看芭蕾，从近旁观察伟大艺术家的生活、撼人心魄的风流韵事、破碎的心、画家的女朋友突然爱上了画家最好的朋友——作曲家，半夜三更走出家门，任雨水打着头顶，独自站在古桥上，桥影在水中颤抖。
我们住的地方从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能出现在山那边的远方，出现在人们生活随意的地方。比如在美国，那里的人们淘金，抢劫邮政火车，把一群群牲畜惊得四处逃窜穿过无边无垠的原野，谁在那里杀印第安人多最后就会赢得漂亮姑娘。这是我们在爱迪生影院所看到的美国：漂亮姑娘要奖给最优秀的射手。这样的奖品有什么用？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要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美国，谁射杀女孩子多，谁到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英俊的印第安人做奖品，我也只得相信有这么回事。无论如何，这就是远方的世界。在美国，还有在我集邮册里出现的其他奇妙的地方，在巴黎，在亚历山大，在鹿特丹，在卢加诺，在比阿里茨，在圣莫里兹，神圣之人钟情那些地方，彬彬有礼地你争我夺，失败、放弃战争、漂泊，在大雨滂沱的城市，他独自坐在林阴大道旅馆那昏暗的酒吧里把酒，生活随意。就连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里，大家也总在探讨主人公生活随意，为爱而死，或者是为某种崇高的理想而死，或者是心力交瘁而死。这些皮肤晒得黝黑的拓荒者也是一样，在加利利的某座山岭，随意生活。我们这地方，无人为耗尽体能、单恋或理想主义而死，人们不是随意地生活——不光我的父母，所有的人。
我们有一条铁打的规定，不买任何进口商品，要是能够买到相应的当地产品就不买外国货。但是，当我们来到坐落在欧发迪亚和阿摩司街交界处奥斯特先生家开的商店时，我们得选择是买犹太合作社塔努瓦做的基布兹奶酪，还是买阿拉伯奶酪。阿拉伯奶酪是附近小村庄利夫塔自制的还是进口货，可就难说了。的确，阿拉伯奶酪便宜一点。但是你要是买阿拉伯奶酪的话，是不是就有点背叛犹太复国主义了呢？有时，在某基布兹或者是莫沙夫，在耶兹里埃尔谷地或者是加利利山峦，一个超负荷劳作的拓荒者姑娘坐在那里，或许眼中含泪，给我们包着希伯来奶酪——我们背弃她去买异族人的奶酪？我们有心肝吗？另一方面，要是我们抵制阿拉伯邻居的产品，我们便会加深并将永远持续两个民族之间的仇很。我们将要为日后的流血冲突负有部分责任，天理不容。确实，谦卑的阿拉伯农民，质朴，诚实，在土地上耕作，其心灵尚未遭到城市生活不良习气的污染，堪称托尔斯泰笔下淳朴而心地高尚的农民们的黑兄弟！我们岂能没有心肝背弃他粗制的奶酪？我们岂能如此冷酷地去惩罚他？为了什么？因为不老实的英国人和邪恶的上流社会人士派些农民来反对我们吗？不是的。这次我们决定买阿拉伯村庄里产的奶酪，顺便提一句，其味道确实比我们合作社的奶酪味道好，价钱也便宜一点。但是，另一方面，谁知道阿拉伯奶酪会不会不够干净呢？谁知道他们那里的奶制品店是个什么样子？要是得知，太迟了，他们的奶酪有病菌怎么办？病菌是我们最可怕的梦魇之一。就像反犹主义，你从未真正把目光投放在反犹主义或者是病菌上，但是你非常清楚地知道它们在四面八方等待着你，看是看不到的。确实，我们谁都未曾看到病菌的说法不确切，我就看到过。我曾长时间地有意盯住一块旧奶酪，直至突然开始看见数以千计的小东西在上面蠕动。就像耶路撒冷的引力，那时的引力比现在大多了，病菌也又大又壮。我看到它们了。在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里，顾客之间可能会爆发小小的争论：买还是不买阿拉伯农民的奶酪？一方面，“慈爱自家中始”，所以只买合作社的奶酪是我们的责任；另一方面，“这律法是为你们和你们当中的寄居者”，所以我们又购买阿拉伯邻居的奶酪，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者”。
wＷw。xiaoshuo txt.coＭ
爱与黑暗的故事(4)
不管怎么说，想一想托尔斯泰怀着蔑视来看待这些人，他们买这种奶酪而不买那种奶酪只是因为宗教、民族或者是种族有别！那么普遍价值呢？人道主义呢？兄弟情意呢？但是，就为了少花两毛钱去买阿拉伯奶酪，而不去买为我们利益而奋斗的拓荒者们做的奶酪，何等的可悲，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心胸狭隘！可耻！可耻而丢脸！不是可耻，就是丢脸！整个生活如此可耻，如此丢脸。
还有另一个典型悖论：人们该不该送花庆祝生日？要是该送，送哪种花？唐菖蒲价格昂贵，但是有文化韵味，有贵族气派，能够传情达意，不是带有野生气的亚洲杂草。我们可以随意挑选许多银莲花和仙客来，可是过生日，或者庆祝图书出版送银莲花和仙客来不合适。唐菖蒲拥有独奏会、盛大宴会、话剧演出、芭蕾舞、文化活动那种韵味，表达出深沉、纤细的情感。于是，我们就送唐菖蒲。不问价钱。但问题是送七枝是不是有些过？五枝是不是有点少？或许送六枝？或许干脆就送七枝好了。不问价钱。我们可以在唐菖蒲周围放一圈石刁柏，送六枝。另一方面，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时了？唐菖蒲？而今哪儿还有送唐菖蒲的？在加利利，拓荒者相互送唐菖蒲吗？在特拉维夫，谁人操心唐菖蒲？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它们浪费钱财，四五天就枯萎了。那么我们该送什么呢？送盒巧克力怎么样？一盒巧克力？甚至比唐菖蒲更为滑稽可笑。或许最妙的主意是拿些纸巾，要么就是一套小杯托之类刻有花纹的银制品，把手挺可爱，上热茶时用，这倒不是虚饰的礼品，它们既美观又非常实用，不会把它们扔掉，而是会用上几十年，每当使用它们时，也许会在刹那间想到我们。
到处可见欧洲那个应许之地的各种使者。比如说小矮子，我指的是白天支撑百叶窗使之敞开的小个子男人，那些小小的金属造型。每当你想关上百叶窗，你将它们旋转，于是整个夜晚它们倒悬着头。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是这样被倒挂在那里的。那是恐怖的一幕，可怕的一幕，恐怖和可怕的并非他们被绞死的事实，他们罪有应得，恐怖和可怕的是他们头朝下被绞死。我有点同情他们，尽管我不该如此。你发疯了吗？同情墨索里尼？与同情希特勒几乎一模一样！可是我试验过，我用双腿夹住墙上的一根管子，大头朝下，几分钟过后，血液全部涌向头部，我感到犯晕。墨索里尼及其情妇被那样倒挂在那里不仅仅是几分钟，而是三天三夜，是在他们被处决之后！我认为那是极其严酷的惩罚。即便是对刽子手。即便是对情妇。并非我对情妇这一概念一无所知。在那年月，整个耶路撒冷一个情妇也没有。有“女伴”，有“伴侣”，有“具备双重含义的女朋友”，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有这样小心的传说，比如说，车尔尼安斯基先生和鲁帕汀的女友之间有一腿，我的心怦怦直跳，意识到“有一腿”是个神秘致命的表达方式，将甜蜜、可怕、丢脸的东西隐藏起来。可情妇呢？全然是《圣经》上的东西，比生活伟大的东西。不可思议。也许在特拉维夫有这样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总是拥有我们这里不存在或者被禁止的东西。
我差不多是自己开始读书的，那时我还很小。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时的夜晚比现在的漫长，因为地球自转速度比较缓慢，银河系比现在自在。电灯光惨淡昏黄，经常因停电而中断。直至今日，冒烟的蜡烛或煤油灯的气味让我产生读书的愿望。由于英国人在耶路撒冷实行宵禁，晚上七点我们就被限制在家里。即使没有宵禁，在那时的耶路撒冷谁愿意摸黑出去？一切关闭得严严实实，石街分外空寂，每个经过那狭窄街道的路人都要拖上三四个影子。即便没有停电，我们也总是生活在黯淡的灯光下，因为节约至关重要。父母把四十瓦的灯泡全部换成了二十五瓦的，不光是为了节约，主要是因为灯光明亮造成一种浪费，浪费是不道德的。我们这套小房子总充斥着人权的痛苦：为了印度饥饿的孩童，我得把我盘子里的东西吃得一干二净；从希特勒地狱里活过来的幸存者，被英国人运送到了塞浦路斯的拘留营；衣衫褴褛的孤儿，仍旧在饱经蹂躏的欧洲大陆那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流浪。爸爸惯于就着二十五瓦电灯泡的惨淡灯光伏案工作到凌晨两点，损伤了眼睛，因为他认为使用光线强的灯泡不对。拓荒者在加利利的基布兹夜复一夜地坐在帐篷里，借着摇曳的烛光撰写诗集和哲学专著，你怎能将他们遗忘而像罗斯柴尔德坐在明晃晃的四十瓦电灯下？要是邻居们看到我们家突然亮得像舞厅，会说些什么？他宁愿损伤自己的视力，也不愿意吸引旁人的注意力。我们还算不上最贫穷者。爸爸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拥有一份微薄但固定的收入。妈妈教些私人课。我每周五在泰勒阿扎给科恩先生浇花园挣一先令，周三我在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后面，把空瓶子放进框子里，又挣四个皮阿斯特，我还教芬斯特太太的儿子看地图，每节课两个皮阿斯特（可这是赊账，直到今天芬斯特一家也没给我钱）。尽管有这些收入来源，我们还是每天省钱，省钱。小住房里的生活与我在爱迪生影院里曾经看到过的潜艇上的生活类似，每当海员们从一个水密仓到另一个水密仓去，就得把舱门关在身后。当我用一只手打开厕所的灯时，就用另一只手把走廊里的灯关掉，为的是不浪费电。我轻轻地拉动链子，因为光是小便就把储水器里尼亚加拉大瀑布似的流水倾泻而空是错误的。还有其他需要（从来没有命名），时而要做全部冲洗，可小便要用整个尼亚加拉？此时内盖夫沙漠的拓荒者正把刷过牙的水节省下来浇灌植物吧？此时在塞浦路斯的拘留营，整个一家人要把一桶水用上三天吧？我离开厕所时，用左手把灯关掉，与此同时，右手打开走廊里的灯，因为大屠杀仿佛昨日，因为依旧有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在喀尔巴阡山脉和多洛米提斯山飘泊流浪，在临时难民营和禁不住风吹浪打的大船上经受苦难，像骷髅一样瘦骨嶙峋，衣衫褴褛，因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有困苦与贫穷：中国苦力、密西西比拾棉人、非洲儿童、西西里渔夫。我们有责任不浪费。此外，谁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烦恼尚未结束，最好相信最坏的事情将要来临。纳粹或许已被消灭，但在波兰集体屠杀仍在继续，讲希伯来语的人在俄国正遭受迫害，这里的英国人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大穆夫提正在讨论屠宰犹太人问题，谁知道阿拉伯国家将要对我们做些什么，而玩世不恭的世界考虑到石油市场和其他利益，支持阿拉伯人。我们在这里的日子不会好过。
我们只有大量的书。到处都是书，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排满了书。过道、厨房、门口和窗台，到处是书。几千本书，遍布整套住房的各个角落。人们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是书是不朽的，那是种怎样的感觉。我小时候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成为作家。人可以像蚂蚁那样被杀死，作家也不难被杀死，但是书呢，不管你怎样试图要将其进行系统的灭绝，也会有一两本书伺机生存下来，继续在雷克雅内斯梅岭、巴利亚多利德或者温哥华等地，在某个鲜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享受上架待遇。要是有那么一两次，买安息日食品的钱不够，妈妈会看看爸爸，爸爸就会知道该做出牺牲了，就会朝书架转过身去。他是一个有理智的人，知道面包比书重要，孩子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记得他佝偻着后背，穿过走廊，胳膊底下夹着两三本珍爱的书，走向梅亚先生的旧书店，仿佛是驼着的后背让他走不快似的。我们的先辈亚伯拉罕一大早从帐篷里把以撒放在肩上走向摩利亚地时，就是这样躬着身子吗？
我可以想象到他的忧伤。爸爸和书具有一种感官上的联系。他喜欢感受、抚摸、闻嗅他的书。他对书动手动脚，以此为快：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得过去触摸书，连别人的书也是一样。那时的书确实比现在的书要性感：适于闻嗅、轻抚和抚弄。有些书是用有点粗糙的皮装订而成，上有烫金字体，散发着香气，触摸时让你起鸡皮疙瘩，好像你在触摸什么隐秘而不可接近的东西，某种在你的触摸下耸起并颤抖的东西。还有一些书用布面卡纸板装订而成，用散发着奇妙芳香的胶水粘住。每本书都有自己独特而富有挑逗性的气味。有时布面从卡纸板上脱落，像调皮的裙，令人难以抵挡诱惑去窥视肉体和衣装间的黑暗空间，闻嗅那些令人炫目的气味。一般情况下，爸爸会在一两个小时后回来，书没有了，满载装有面包、鸡蛋、奶酪的牛皮纸袋，有时甚至有腌牛肉罐头。但有时他献祭归来，笑逐颜开，没有了心爱的书，但也没有吃的：他确实把书给卖了，但立刻买了另外的书来取而代之，因为他在旧书店发现了这样的奇珍异宝，也许平生只有这样一次机会，故而无法控制自己。妈妈宽恕了他，我也宽恕了他，因为除了甜玉米和冰激凌，我几乎什么也不喜欢吃。我痛恨炒鸡蛋和腌牛肉。坦白地说，我有时甚至嫉妒印度饥饿的孩子，因为从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誗①指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作为燔祭之事，见《旧约·创世记》第22章。快六岁时，我的人生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爸爸在他的书架上腾出一小块地方，让我把自己的书放在那里。确切地说，他给予我书架最后一格的四分之一。我怀抱着自己所有的书，这些书以前一直放在我床边的一条凳子上，把它们拿到爸爸的书架上，井井有条地放在那里，让它们背对世界，面朝墙壁。这是某种始发仪式，一个真正走向成长的仪式：一个人的书若是站立了起来，他就不是一个孩子，而已经是大人了。我已经和爸爸一样了。我的书已经站立在那里了。我犯了个严重错误。爸爸出去工作时，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整治我的图书角，但做这些事情时又非常孩子气。我按照高度来排列书。最高的书确实有损我的尊严，那是儿童文学作品，用韵文写成，附有图片，我蹒跚学步时他们就给我读这些书。我把它们放在那里，是因为我想把分配给我的书架全部填满。我想要我的领地满满当当，拥挤，溢出，像爸爸的书架那样。爸爸下班后，我尚处于亢奋状态，他吃惊地瞥了一眼我的书架，随即一言不发，死死盯住我，那目光让我终生难以忘怀：那是蔑视的目光，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失望的目光，近乎绝望的目光。最后，他噘起嘴唇朝我嘘了一声：你发疯了吗？按照高度来排列？你错把书当成士兵了吗？你以为它们是某种荣誉卫士吗？是消防队接受检阅吗？”他不再说话。爸爸那边是漫长、可怕的沉默，某种格里高尔·萨姆沙似的沉默，仿佛我在他面前变成了昆虫。我这边是负疚的沉默，仿佛我真的一直就是某种可怜昆虫，现在秘密揭穿了，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失去了。爸爸打破沉寂，继续说话，在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里，爸爸向我揭示出所有的人生真谛。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加隐瞒。他开始引我探究图书馆迷宫的内在秘密：暴露出主要交通干线，也暴露出条条林中小道，令人头晕目眩的风光。它们千变万化，差别精微，想象奇特，像颇具异国情调的大街，有大胆的组合，甚至异常古怪之念。书籍可以按照主题分类，可以按照作家名字顺序排列，按照系列或者出版商排列，按照年代顺序、按照语言、按照题目、按照领域，甚至按照出版地点排列。不胜枚举。于是我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秘密。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道路。任何事情均可根据不同的乐谱和逻辑，以其中某种形式发生。这些并行逻辑按照自己的途径保持和谐，自我臻美，与众不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连花费几个小时重新整理我的小图书馆，我把这二三十本书像一包卡片那样颠来倒去，按照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重新组合。我从书里学到了布局艺术，它并非出自书中所写内容，而是出自书本身，出自书的外表。我学到了在允许与禁止之间、在合乎常规与异乎寻常之间、在标准与古怪之间存在着令人困惑的无人烟地区和忽明忽暗的地带。这一课从此一直陪伴着我。当找到爱时，我已经不再是生手，我已经懂得有各式各样菜肴，有高速公路和风景线，还有人迹罕至的偏僻小路。有些允许做的事情几乎成为禁忌，有些禁忌又近乎允许。不胜枚举。
爱与黑暗的故事(5)
偶尔，父母允许我把书从爸爸的书架上拿到院子里掸掉灰尘。每次不得超过三本，这样才不至于把位置搞乱，因此每本书会回到其合适的所在。这项任务艰巨而惬意，因为我发现书尘气息让人如此心醉神迷，令我有时忘却了自己的任务、职责和责任，在门外一直待到妈妈焦急起来，打发爸爸执行营救使命，查明我有没有中暑，有没有被狗咬伤。他总是会看到我蜷缩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沉浸在书中，双腿蜷曲，头歪向一旁，嘴半张着。爸爸半生气半慈爱地问我怎么又这个样子，我过了会儿才缓过神来，像溺水者和眩晕者那样，缓慢而勉强，从无法想象的遥远所在，来到这满是日常杂务的尘世中来。整个童年，我都喜欢排列东西，把它们打乱，而后再重新排列，每次排列都有一点区别。三四个空蛋杯能够变成一座座堡垒，或者是一群潜水艇，或者是雅尔塔会议上超级大国的首脑集会。我有时会搞个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闯进没有秩序的混乱领地。这当中有某种无畏，令人振奋不已。我喜欢把一盒火柴倒在地板上，试图找到无限可能的一切组合。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走廊墙壁上挂着一幅大型欧洲战区示意图，上边别有别针，并插有五颜六色的小旗。每隔一两天，爸爸就会按照无线电新闻广播移动这些别针和小旗。我则建造着类似的私人现实世界：我在灯心草垫子上布下我自己的战区示意图，我虚拟的现实世界，我把军队分布在四周，施行夹击运动和声东击西的战略，攻克桥头堡，侧翼包抄敌军，签署战术撤退命令，而后举行战略突围。我是个对历史着迷的孩子。我尝试纠正将领们过去犯下的种种错误。我重新打起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战役，从提图斯军队的魔爪下解救耶路撒冷，把战役推向敌人的土地，把巴尔·科赫巴的军队带到罗马城墙，迅猛拿下古罗马圆形剧场，把希伯来人的旗帜插向朱庇特神庙。这一切完成后，我把英国军队中的犹太特种部队搬到公元一世纪和第二圣殿时期，两挺机关枪竟然把哈德理安和提图斯那可诅咒的精湛兵团打得落花流水，我陶醉其中。一架轻型飞机，一个管工（吹笛手），就能使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屈服。我把马萨达卫士注定失败的战斗，转变为犹太人借助一座迫击炮和几枚手雷而取得决定性胜利。实际上，我小时候具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愿意赋予某件事情第二次机会，而它不可能拥有这次机会——至今，这一模一样的冲动仍驱动着我前行，不管我何时坐下来写小说。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许许多多。城市遭到毁灭，重建，再毁灭，再重建。
征服者一个个接踵而至，统治一段时期，留下几座城墙和高塔，在石头上留下几道裂缝、些许陶器碎片和文献，而后不见了踪影，如同薄薄晨雾在山坡上消失。耶路撒冷是个上年纪的慕男狂，她把情人们一个接一个榨干至死，而后打着哈欠把他们从身上抖掉；是黑寡妇球腹蛛，当配偶还在和它交配时就将其吞噬。与此同时，在世界另一边发现了新大陆和岛屿。妈妈经常说，你生得太晚了，孩子，算了吧，麦哲伦和哥伦布已经发现了面积最大的岛屿。我和她争辩。我说：你怎么能够那么肯定？毕竟，早在哥伦布之前，人们就以为已经了解了整个世界，没有什么等待发现的了。我在灯芯草垫、桌子腿和床之间的空档，有时不只发现不知名岛屿，还会发现一颗颗新星、太阳系、整个银河系。要是我进了监狱，我将失去自由和一两样什么东西，但只要允许我拥有一盒多米诺骨牌、一包纸牌、一盒火柴或者是一把扣子，我就不会因无聊而受煎熬。我会终日排列、再排列，将其分开，再聚合到一起，组合成一件小作品。这一切或许是因为我是家中惟一的孩子。
我没有兄弟姐妹，朋友寥寥无几，他们很快就会对我感到厌倦，因为他们要打斗，适应不了我游戏中的史诗般节奏。有时，我星期一开始做新游戏，星期二整个上午在学校想出下一次行动，哪天下午来那么一两次行动，其余的留给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我的朋友们对此颇为反感，出去到后院玩追人游戏，而我则日复一日地继续在地板上从事我的历史游戏，运送部队，包围城堡或城池，大破敌军，势如破竹，在山区展开抵抗运动，袭击堡垒和防御工事。解放，接着重新征服，用火柴棍儿延伸或者缩小边界。要是大人误闯了我的小领地，我就会宣布绝食或是停止刷牙。但是最终审判日将会来临，妈妈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灰尘，会把一切统统清除，轮船、部队、都城、山峦和海岸线，整个大陆，如同原子核大屠杀。九岁那年，有一次，一个名叫尼海米亚的大叔教给我一句谚语，“恋爱如同打仗”。我那时一点也不懂得爱情，只是在爱迪生影院看到爱情与被杀害的印第安人之间有种模模糊糊的联系。但从尼海米亚大叔的话中，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欲速则不达。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意识到，我大错特错了，至少从交战角度着想：在战场上，速度据说绝对至关重要。我的错觉大概来自尼海米亚大叔本人行动迟缓、不好变化这一事实。他一站起身，就几乎不可能让他再次坐下，一旦就座，就不能让他站起身。他们会说，起来吧，尼海米亚，求你了，真的，你这是干什么呀，已经很晚了，起来吧，你还要在这里坐到多会儿呢？坐到明天早晨？坐到明年（下个赎罪日）？坐到弥赛亚来临吗？他会回答说：至少。接着他有所反省，挠挠自己，羞怯地暗自微笑，好像摸透了我们的把戏，加了一句：一切都逃不出我的眼睛。他的体态仿佛像尸体那样总保持着最后的自然状态。我和他不同。我绝对非常喜欢变化，喜欢不期而遇，喜欢旅游。但我也喜欢尼海米亚大叔。不久以前我找过他，但在吉瓦特肖尔墓地没有找到。墓地扩大了，渐渐远去，很快将会与贝特尼库法湖接壤，要么就与莫茨阿毗连。我在长凳上坐了大约有半个钟头，一只执拗的黄蜂在柏树枝桠间嘤嘤嗡嗡，小鸟把一个词重复了五六遍，我目光所及只有墓碑、树木、山丘和云朵。一个身材苗条的黑衣女子头戴黑色头巾从我面前走过，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偎依在她的身边。孩子的小手指紧紧抓住她的裙边，二人都在哭泣。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家中。时间大概是晚上五点或者五点半，外面又冷又黑，狂风夹杂着雨水抽打着紧闭的百叶窗。爸爸妈妈去了钱塞勒大街和玛拉、斯塔施克·鲁德尼基一起喝茶，是在先知街的拐角。他们向我保证在八点钟之前，最晚不超过八点一刻或者八点二十回到家中。即使他们晚回来一会儿，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毕竟他们只是和鲁德尼基一家在一起，离家不过十五分钟路。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没养孩子，却养了两只波斯猫，名叫肖邦和叔本华。客厅一角还有个笼子，里面装着只老鸟儿，都快要瞎了。为防止鸟儿感到孤独，他们又往笼子里放了一只鸟，那只鸟是玛拉·鲁德尼基做的，在上了油彩的松果上插两根当作鸟腿的木棍，再加上彩纸翅膀，并点缀着真正的羽毛。妈妈说，孤独酷似沉重的铁锤，打碎着玻璃，锻造着钢铁。爸爸则循循善诱，给我们从词源学角度讲述“铁锤”一词，以及它在不同语言中的衍生结果。爸爸喜欢对我讲述语词之间的各种联系、出处、关联，仿佛语词来自东欧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有许多二堂弟三表兄之类，婶子大娘姑姑姨妈们，姑表姐妹们，姻亲们，孙儿重孙儿们。就连姑姑、表兄弟也有自己的家史，自己的裙带关系网。比如说，“姑姑”指爸爸的姐妹，舅舅”指妈妈的兄弟。希伯来语舅舅“多德”一词，也指情人，尽管我并不确定它们最初是同一个词。爸爸说，你必须提醒我查一下大词典，准确地查出这些词的出处，其用法怎样一代代发生着变化。要么就是，不要提醒，现在就去把词典拿来，我们一起学，顺便请把杯子拿到厨房。
在院子里和大街上，黑沉沉一片岑寂，无边无垠，你可听得见流云在屋顶间低飞，轻抚着柏树梢头。可听得见浴室里水龙头的滴水声，沙沙声，要么就是抓挠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只能凭脖颈后的毛发稍感觉，那声音来自衣柜和墙壁之间。我打开父母房间里的灯，从爸爸的书桌上拿起八九枚环形针、一个铅笔刀、两本小笔记本、一个装满黑墨汁的长颈墨水瓶、一块橡皮、一包图钉，用这些建造一个位于边境上的基布兹。在小地毯上砌起沙漠深处的一堵墙和一座高塔，把环形针摆成半圆形，把铅笔刀和橡皮分立在高大墨水池的两侧，墨水池是我的水塔，在这些建筑周围是用铅笔、钢笔圈成的围墙，以及用图钉营造的堡垒。不久就会来一场突然袭击：一伙嗜血成性的强盗（两打扣子）将从东南方向袭击定居点，但是我们要略施小计。我们把大门敞开，让他们长驱直入农场大院，那里将要发生血洗，大门将会关闭，因此他们插翅难逃，接着我将命令开火，就在那一刻，从所有建筑物顶上，还有用作水塔的墨水瓶顶上，用我的白色象棋棋子代表的拓荒者将会开火，他们将用激烈的一阵炮火，消灭自投罗网的敌人兵力，唱起那荣誉的赞歌，高吟血腥惨烈的故事。而后，我会唱起赞美之歌，把灯芯草垫子提升为地中海，用书架代表欧洲海岸线，沙发代表非洲，直布罗陀海峡横穿椅子腿，散落的纸牌表示塞浦路斯、西西里和马耳他，笔记本可以是航空母舰，橡皮和铅笔刀是驱逐舰，图钉是水雷，环形针将是潜水艇。
屋子里很冷。我没有像他们吩咐我的那样加一件毛衣，不浪费电，我会点十来分钟电炉。电炉有两组电阻丝，但是有个节电旋钮，总是使一组电阻丝，即电量低的那组电阻丝发光。我目不转睛，看线圈是怎样燃烧的。它逐渐发亮，开始你什么也看不到，只听见劈劈啪啪的声音，就像走在砂糖上，随后淡紫色的微光在电阻丝两端出现，随后淡红色的微光开始向中心散发，像羞答答面颊上的红晕，随后变成深红，随后迅速不顾任何体面地撒野，从赤裸裸的明黄到淫荡的酸橙绿，直至线圈中央发亮，不可阻挡地炽烈燃烧，通红滚烫的火光如同透过反光镜的亮晶晶金属盘看到的野蛮太阳，让你不得不觑起眼睛。现在电阻丝炽热，炫目，无法控制自身，任何时刻都会融化，朝我的地中海倾泻而来，像爆发了的火山喷涌出滔滔熔岩，把我的驱逐舰队和潜水舰队一并摧毁。此时，它的伙伴，上面的电阻丝，冷冰冰地静止不动，无动于衷。另一组电阻丝越亮，这组电阻丝越是无动于衷。它耸耸肩膀，坐在台边区将一切尽收眼底，但纹丝不动。我突然一震，仿佛自己的皮肤感受到线圈之间那被禁锢的张力，意识到我有个简单而迅速的办法来确保那组无动于衷的电阻丝别无选择，只能燃烧，于是它也颤抖着迸发出热情洋溢的红光——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禁止点燃第二组电阻丝不单是因为那是可耻的浪费，还因为会造成电路超负荷的危险，烧断保险丝，使整座房子陷于一片黑暗，谁能在半夜把“巴鲁赫金手指”给我找来呢？第二组电阻丝只有当我丧失理智，完全丧失理智，完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才可燃烧。但要是我还没把它关上父母就回来怎么办？或者我及时把它关掉，但线圈没有时间冷却下来，躺在那里装死，那么我怎么为自己辩护呢？所以我必须挡住诱惑，不把它点燃。我也得收拾一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在不断进行的反细菌战大背景下，奶奶在煮水果和蔬菜时也绝不妥协。她把一块布浸泡在略呈粉红色名叫卡里的消毒液里，擦两遍面包。每次吃过饭，她不洗碗，而是让它们享有为过逾越节夜晚才可能有的待遇：被煮上好长时间。奶奶施罗密特也把自己一天“煮上”三次：无论冬夏，她每天几乎用开水洗三次澡，为的是清除细菌。她活到高龄，臭虫和病毒远远地看见她走来，就跑到大街的另一边。她八十多岁时犯过两次心脏病，科罗姆霍尔茨医生警告她说：亲爱的女士，要是你不停止这些热水澡，我无法为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幸和令人遗憾的后果负责。但施罗密特奶奶不能放弃洗澡。她太惧怕细菌了。她在洗澡时死去。她患有心脏病这是事实。但真相则是我奶奶死于过于讲卫生，而不是心脏病。事实有模糊真相的倾向。洁癖害了她。尽管她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箴言是：黎凡特到处是细菌”，或许可以证实早先的一个真相，一个比卫生魔鬼更为深入的真相，一个受到压抑的看不见的真相。毕竟，施罗密特奶奶来自东北欧，那里的细菌和耶路撒冷的一样多，更不用说其他的有害物质了。这里一个窥孔或许能让我们稍稍看到东方景象、颜色和气味对我奶奶或许对像她那样的其他难民和移民的心理影响。
爱与黑暗的故事(6)
大,学生,小,说,",网
这些人来自东欧阴郁的犹太乡村，黎凡特人普遍追求感官享受令其感到困扰，乃至通过建立自己的隔离居住区抵御其威胁。威胁？也许真相是，并非黎凡特人的威胁使我奶奶住在耶路撒冷时，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用滚烫的热水浴来苦行净身，而是其富有诱惑性的感官魅力，以及她个人的身体，还有那人头攒动的一个个市场上的有力吸引，用丰富的陌生蔬菜、水果、加有香料的奶酪、刺鼻的气味和难以下咽的食品，折磨她，刺激她，令其呼吸急促，双腿发软，那些淫荡之手摸索并钻进蔬菜和水果的最隐秘所在，探进红辣椒、辣橄榄以及所有裸露着的食品，红肉鲜血淋漓，恬不知耻一丝不挂地吊在屠夫的挂钩上，调味品、芳草、粉末，令人目不暇接地排在一起，以及那个辛辣、佐料浓郁的世界所具备的一切色彩缤纷的猥亵诱惑，更别说新鲜烧烤、咖啡豆发出呛人的香味，玻璃容器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饮料，内放有冰块和柠檬片，市场上的搬运工身体强健有力，黝黑发亮，毛发众多，上身赤裸，后背上的肌肉在灼热的皮肤下有力地凸现出来，闪闪发光，一排排汗珠流淌下来在太阳底下黝黑发亮。或许奶奶所有的清洁膜拜仪式不过是一件密封的无菌航天服？一条消过毒的贞洁带子，从她第一天来到这里，就自愿把带子扣在身上，用七把锁锁住，并毁坏所有的钥匙？最后她死于心脏病，这是事实。但害她的不是心脏病，而是过于讲究卫生。也许害她的不是讲究卫生，也非欲望，也非对欲望的内在恐惧，而是对这种恐惧所持续的秘密愤怒，那是种压抑着的愤怒，非常有害的愤怒，像个没有切除的疖子，对她自己的身体愤怒，对她自己的渴望愤怒，而且也是深沉的愤怒，对这些渴望所引起的急剧反应愤怒，一种不可告人的恶毒愤怒，既冲着犯人又冲着看守，年复一年秘密悲悼流逝而去的荒废光阴，悲悼身体的萎缩和体内的欲望，那欲望经受了上千遍的洗涤、去污、刮落、消毒和烹煮，这种黎凡特人的欲望肮脏，汗涔涔，缺乏理性，在昏厥的那一刻达到亢奋状态，但满是细菌。几乎过去了六十年，我还能记得他的气味。我召唤那气味，它就重新回我身边。那气味有些粗糙，土腥，但却强烈而惬意，令我回想起触摸粗麻袋布的感觉，近似于忆及触摸他的皮肤，松散的头发、浓密的胡须摩擦我的脸颊，让我感到惬意，就像冬日待在温暖、昏暗的旧厨房里。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死于1943年秋天，那时我只有四岁多，于是乎这种感官记忆只能通过几个阶段的传播与扩大才能够存留下来。爸爸妈妈经常使我忆起那些瞬间，因为他们喜欢向熟人炫耀孩子曾经坐在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腿上，玩弄他的苍髯。他们总是朝我转过头来请我确认那段故事：“你还记得那个安息日下午沙乌尔伯伯把你放在他腿上，叫你小淘气包，对吧？”我的任务是给他们背上一再重复的话：对。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我记起的那幅画面与他们的版本有些不同。
我不想毁坏他们的画面。我父母有重复这个故事的习惯，并让我予以确认，确实为我强化并保留了对那些瞬间的记忆。倘若不是由于父母的虚荣，这记忆恐怕早已淡漠或已然消失。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我记忆中的画面有别，我所保存的记忆并非只是父母故事的反映，而是直接的生活，父母搬演的伟大诗人与小孩子的形象与我脑海里的画面不同，证明我的故事并非一味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按照父母的版本，帷幕拉开，一身短打的金发男孩坐在希伯来诗歌巨匠的膝头，抚弄并拉扯他的虬髯（胡子），而诗人则给小家伙一个赏赐，叫他“小淘气包”，而孩子呢——哎呀，童言无忌！——则一报还一报，说：“你自己是淘气包！”对此，按照爸爸的版本，创作了《面对阿波罗神像》的人回答说，“也许我们二人说得都对”，甚至亲吻我的脑袋，爸爸将其解释为某种先兆，某种膏油仪式，仿佛可说是普希金弯腰亲吻托尔斯泰的脑袋。但在我的记忆中，父母那不断重现的探照灯光或许可以帮助我保存那幅画面，但绝不是镌刻下那幅画面。我脚本中的画面并非像他们的那样甜美，我没有坐过诗人的膝头，也没有揪过他那著名的虬髯，但我的确在约瑟夫伯伯家里摔了一跤，摔倒时咬破了舌头，流了点血，我哭了起来，诗人也是个儿科医生，比我父母早一步来到我面前，用他那双巨大的手把我扶起来。我甚至现在还记得，他抱起我时，我背冲着他，哭号的脸冲着房间，他把我在怀中掉了个向，说了些什么，接着又说了些什么，当然不是把普希金的桂冠献给托尔斯泰。我在他怀里挣扎时，他强行掰开我的嘴，让人拿来些冰块，察看一下我的伤口说：“没关系，只是擦伤，我们现在哭鼻子，我们一会儿就开怀大笑。”大概是因为诗人说话时把我们二人都包括在内，要么就是因为他两颊蓬乱的胡须碰到我的脸，像条粗糙温暖的厚毛巾，要么就真的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强烈熟悉的气味，那气味我至今还能想象得到。（那不是剃须水或者肥皂的气味，也不是烟草味，而是绝对的体味，非常浓烈，像冬日鸡汤的气味。）我很快便平静下来，显然，我和平时一样，惊吓胜于疼痛。毛茸茸的尼采胡蹭在我脸上，有些发痒。接下来，我只记得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小心翼翼，把我放到约瑟夫伯伯（即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的沙发上，没有大惊小怪，诗人医生，要么就是妈妈把琪波拉伯母急急忙忙拿来的冰块塞进我的嘴里。我只记得这些，在那一瞬间，业已形成的“民族复兴一代”诗人巨匠，与正哭哭啼啼、日后所谓“以色列国家一代”作家的微不足道的代表，没有交流名垂千古的妙语。这件事过了三四年后，我会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名字了。当听说他是个诗人时，我并不吃惊，那时候，耶路撒冷几乎人人都是诗人，要么就是作家，要么就是研究家，要么就是思想家，要么就是学者，要么就是改造世界的人。博士头衔也不会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里，所有的男客要么是教授，要么就是博士。但是，他不只是一位老博士或教授。他是儿科医生，一个头发蓬乱的人，目光含笑，两只大手毛茸茸的，胡须浓密，脸颊粗糙，身上散发着独特的气味，强烈、柔和的气味。
直到今日，每当看到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照片或者画像，或者是看到放在作家车尔尼霍夫斯基故居入口处的头部雕像，我立刻被他那令人舒适的气味裹挟，那气味像冬天的毛毯。与我们时代的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一样，爸爸有点秘密迦南人支持者的味道。东欧犹太村庄及其一切，现代文学创作中比阿里克和阿格农等作家对它进行的表现，令他感到窘迫难堪。他想让我们脱胎换骨，像满头金发、有男子汉气、晒得黝黑的希伯来欧洲人，而不是犹太东欧人。他一向憎恨意第绪语，称之为“胡言乱语”。他把比阿里克视为受难者诗人，永恒死亡者”诗人，而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则是冲破新黎明的先行官，标志着以“风暴之势征服迦南”的黎明。他能带着极大的热情，将《面对阿波罗神像》倒背如流，然而没有注意到诗人自己依旧向阿波罗膜拜，不愿意向狄俄尼索斯唱赞美诗。在我见过的人中，他比谁都能背诵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也许比车尔尼霍夫斯基自己还能背。他在背诵时声情并茂，这样一位深受缪斯启迪的诗人，因此堪称音乐诗人，没有典型的犹太村庄情结，无所顾忌地描写爱情，甚至描写感官享乐。爸爸说，车尔尼霍夫斯基从未沉湎于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痛苦。每逢这样的时刻，妈妈会略带疑惑地看着他，似乎从内心深处为他不加掩饰的快乐本性感到震惊，但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爸爸拥有显著的“立陶宛人”气质。他非常喜欢使用“显著”一词。（克劳斯纳一家来自敖德萨，但在这之前住在立陶宛，在立陶宛之前显然住在马特斯多夫，今日奥地利东部的马特斯堡，靠近匈牙利边境。）他是个多愁善感、满怀热情的人，然而大半辈子憎恨所有形式的神秘主义与幻术。
他把超自然现象视为江湖骗子和魔术师营造的产物。他认为，哈西迪主义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在说出这个词时，他总是做出愤怒的怪相，同使用“胡言乱语”、“陷入迷狂”、麻醉剂”或“直觉”等词的表情一样。妈妈一贯倾听他讲话，她不接他的话茬，却向我们报以忧伤的微笑，有时对我说：你爸爸是个聪明而有理性的人，甚至在睡觉时都具有理性。”妈妈过几年去世后，他的乐观明朗有些渐渐减退，他除了不再口若悬河之外，情趣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接近妈妈的志趣。他在国家图书馆的一间地下室发现了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以前鲜为人知的一份书稿，是作家青年时代的一个练习本，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速写、信手涂抹之作、诗歌习作，以及不为人知的短篇小说《报复》。爸爸到伦敦去了几年，在那里就这一发现写博士论文，通过与具有神秘色彩的佩雷茨的邂逅，他同早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狂飙突进相去渐远。他开始学习远方民族的神话和民族传奇，浏览意第绪语文学，如同某人把拉住扶手的手松开，逐渐迷恋上小到佩雷茨短篇小说、大到哈西迪故事的神秘魅力。
但是，在那些年，我们常常星期六下午步行去塔拉皮尤特大街的约瑟夫伯伯家，爸爸仍然试图教导我们像他那样开明。父母经常谈论文学。爸爸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妈妈则偏爱席勒、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斯特林堡、格尼辛、比阿里克，也谈论住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对面的阿格农先生。然而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之间并没有伟大的友谊。当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和阿格农先生二人碰巧相遇时，那小路上刹那间感觉礼貌而冰冷。他们会把帽子举到一尺来高，微微欠身，大概谁都在从内心深处希望对方永远消失，湮没在深渊深处。约瑟夫伯伯不觉得阿格农多了不起，认为阿格农的创作长篇大论，有股乡村野气，用各种各样伶俐过头的领诵者的装饰音来进行点缀。至于阿格农先生，对此耿耿于怀，但最终报了一箭之仇，在塑造长篇小说《希拉》中那个荒唐可笑的巴赫拉姆教授这一形象时，把讽刺矛头直指约瑟夫伯伯。幸亏约瑟夫伯伯死在《希拉》出版之前，因而免除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而阿格农先生多活了几年，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拥有世界声誉，不过他也深受其苦，眼睁睁看着塔拉皮尤特两人一同住过的那条死胡同重新命名为克劳斯纳街。从那时到去世，他不得不忍受屈辱，做克劳斯纳街上著名的阿格农。于是乎直到今朝，命运故意作对，决意让阿格农之家伫立在克劳斯纳大街中央。而克劳斯纳之家则注定被拆毁，命运还是故意作对，在那里造了一幢普普通通的方形居住楼，俯瞰一群群游人经过阿格农之家。誗①尤里·尼桑·格尼辛（1879—1913），生于乌克兰，后辗转欧洲，希伯来语小说家。
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们会朝觐塔拉皮尤特大街，朝觐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小别墅。我们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离塔拉皮尤特有六七公里远，它位于遥远而有些危险的希伯来人郊区。热哈维亚和克里亚特·施穆埃尔南部，蒙蒂菲奥里风车之南，延伸出一个陌生的耶路撒冷：塔里比耶、阿布托尔和卡特蒙、德国人居住区、希腊人居住区和巴卡阿。（我们老师阿韦沙厄曾解释说，阿布托尔以一名老武士的名字命名，意为“公牛之父”，塔里比耶曾经是叫塔里比的一个人的庄园，巴卡阿意思是平原或者山谷，圣经时期的巨人谷，而卡特蒙的名字是希腊文“卡塔蒙尼斯”的阿拉伯文讹误，意为“修道院旁”。）再往南，在所有这些异国世界之外，在黑黝黝群山的那边，在世界的尽头，孤寂的犹太居民区星星点点，若隐若现，梅库尔哈伊姆、塔拉皮尤特、阿诺纳，以及快要与伯利恒接壤的拉玛特拉海尔基布兹。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看上去只像挂在远方山巅布满尘埃树木上的一个灰团。有天夜里，邻居弗里德曼工程师从我们屋顶指着远方地平线，天地之间悬浮着一簇簇摇曳的微光，说那边是阿伦比兵营，再那边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是阿诺纳的灯光。要是再有暴力事件发生，他说，那里的日子会很不好过。更不用说爆发真正的战争了。
wＷw。xiaoshuo txt.coＭ
爱与黑暗的故事(7)
我们午饭后出去漫步，那时城市把自己关在紧闭的百叶窗后，沉浸在安息日午后的小憩中。瓦楞铁单坡顶石屋间的街道和院落陷于一片沉寂，仿佛整个耶路撒冷笼罩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球里。我们穿过盖乌拉大街，走进阿哈瓦一条破败不堪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居住区那拥挤的小巷，经过拴在年久失修阳台和外面楼梯护栏上挂满黑、黄、白色衣服的洗衣绳，沿兹克龙摩西街而上，那里总是散发着阿什肯纳茨穷犹太人做饭时飘出的味道，像霍伦特安息日炖品、罗宋汤、大蒜、洋葱和泡菜，继续穿过先知街。安息日下午两点，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不到一个活人。我们从先知街走向斯特劳斯街，这条街总是掩映在古松阴影里，两面高墙为古松遮荫护挡，一面是女执事开的新教徒医院那长满苔藓的灰墙，另一面则是犹太人医院比库尔霍里姆那阴森森的墙壁，庄严的铜门上雕饰着以色列十二部落的象征。两所医院里飘出药香，还有刺鼻的陈年来苏尔气味。接着，我们穿过名服装店玛阿延施图伯旁边的雅法街，在阿西亚萨夫兄弟开的书店前面逗留片刻，允许爸爸对橱窗里大量的希伯来文新书一饱眼福。从那里，我们走过整条乔治王第五大道，经过琳琅满目的店铺、高高悬挂着枝形吊灯的咖啡馆，以及价格昂贵的商店，这些都在安息日空空荡荡上了锁，但是通过橱窗上一道道铁护栏朝我们示意，用另一个世界富有诱惑的魅力朝我们眨眼，散发着遥远大陆的财富气，以及无忧无虑坐落在宽广河岸边的灯火通明的喧闹城市的芬芳。那里有仪态优雅的女士和前程远大的绅士，他们没有生活在一次次的袭击或政令中，不知何为艰辛，用不着去一个一个数硬币，用不着遭受拓荒者和自我牺牲条条框框的压制，用不着承担社区基金、医疗资金和配给券义务，悠然自得地在漂亮的住房房顶或具有现代色彩的宽敞单元楼安装上多烟道烟囱，地板上铺有地毯，身穿蓝色制服的门卫守护门口，身穿红制服的电梯仔开电梯，仆人、厨子、男管家、房屋代理唯命是从。女士们先生们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不像我们。这里，乔治王街，还有在德国犹太人的热哈维亚，在希腊和阿拉伯富人的塔里比耶，现为另一种寂静所笼罩。它有别于贫穷而无人问津的东欧犹太人小巷在安息日里的虔诚寂静——迥然不同、激动人心的秘密寂静在乔治王大街上徘徊不去。眼下安息日下午两点半，大街上空空荡荡，那是一种带有异国风情、实际上尤为英国风情的寂静，因为乔治王街——不仅是因为名字——在我一个孩子的眼里，永远像电影中看到的奇妙伦敦城的延伸。乔治王街拥有一排排高大正规的建筑，以清一色的外观顺着道路两旁延伸开去，不像我们住区，住户和住户之间隔着可怜的无人照管的院落，垃圾和碎铁愈加损坏了其外观。在乔治王街这里没有破旧失修的阳台，不会看到窗户上有断裂的百叶窗像张着没牙的瘪嘴，不会看到把可怜家当暴露无遗的穷人窗口，不会看到补丁摞补丁的床垫、花里胡哨的地毯、挤在一起的一堆堆家具、黑糊糊的炒锅、发霉的水壶、奇形怪状的搪瓷炖锅以及一排五颜六色锈迹斑斑的罐头盒。这里，街道两旁是不间断的建筑物那自豪的外观，一扇扇屋门，一张张饰有窗纱的窗子，都谨慎地讲述着财富和尊贵，声音轻柔，织品考究，地毯柔软，玻璃雕花，举止优雅。这里，楼房门口饰有黑色玻璃盘板，写着律师、经纪人、医生、法律文书起草人以及被著名外国公司正式认可的代理人等字样。当我们途经塔里塔库米楼时，爸爸喜欢解释名字的来由，好像他在两星期前或是一个月前没这么做过似的。妈妈喜欢说，够了，阿里耶，我们听过了，你又来解释塔里塔库米了。我们经过施伊拜尔大坑，未曾建起的建筑物地基，经过后来成为议会临时栖居地的甫鲁民楼，经过哈马阿洛特大厦那半圆形的包豪斯派建筑，它保证所有进来者领略到迂腐的德国犹太人美学那苛刻的快感。我们停了一下，仔细看看老城城墙，与马米拉穆斯林墓地相交，互相催促快点赶路（已经两点四十五分了！还有很多路呢！），继续走过耶舒龙犹太会堂，来到犹太代办处粗笨的圆弧形建筑前。（爸爸会压低声音，仿佛在向我透露国家机密：“那里是我们的政府所在地，魏茨曼博士、卡普兰、施尔托克，有时甚至是大卫·本
古里安本人。这里跳动着希伯来人政府的心。很遗憾这不是比较威严的民族内阁！”）接下来他会给我解释何为“影子内阁”，倘若英国人最终离开，我们这里会发生什么，他们离去究竟是好还是坏。我们从那里下行，向塔拉桑塔学院走去。（爸爸在那里工作有十年之久，独立战争后，或说耶路撒冷遭到围困后，通往守望山教学楼的道路遭到封锁，国家图书馆期刊部在这里三楼的一个角落找到了临时避难所。）从塔拉桑塔走上十来分钟便是弧线形的大卫楼，城市在那里戛然而止，展现在面前的是空旷的田野，位于埃麦克来法伊姆的火车站就在近旁。左边可见耶民摩西的风车翼板，右上方斜坡上，是塔里比耶区的最后几座住宅。当我们走出希伯来城市的疆界时，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紧张，仿佛我们正在跨越一条看不见的国境线，走进异国他乡。三点钟过一点，我们会沿着一条大路行走，这条路将古代奥特曼朝觐者客栈废墟（其上方是一座苏格兰教堂）与废弃了的火车站分隔开来。这里的风光大不一样，比较浑浊，古旧陈腐。这地方突然令我想起乌克兰西部小城边上一条穆斯林小街上的妈妈，小城是她的故乡。爸爸呢，则不可避免地开始谈论土耳其时期的耶路撒冷，谈论杰玛尔·帕夏的政令，谈论刚好在火车站前铺就的广场上当着聚拢的人群发生的斩首与鞭刑。火车站，正如我们所知，是一个名叫约瑟夫·拜伊·纳翁的耶路撒冷犹太人从奥特曼帝国那里得到特许后，于十九世纪末期修建的。
我们从火车站前面的广场沿希伯伦路而下，从英国军事防御设施前面经过，还经过圈起来的一串硕大的燃料容器，上面用三种语言显示出“真空油料”字样。希伯来文标记有些奇怪，滑稽，缺乏元音。爸爸哈哈大笑着说，这又一次证明，引进单独的元音字母，实现希伯来文书写现代化，势在必行。他说元音字母是阅读时的交通指挥。我们左侧，有几条岔路通往山下阿布托尔阿拉伯人居住区，而我们右侧则是德国人居住区一条条迷人的小巷，一个静谧祥和的巴伐利亚人村庄，处处鸟儿欢歌，鸡鸣犬吠，苍松翠柏之间时不时点缀着鸽房和红瓦屋顶，枝繁叶茂的树木遮蔽了小石墙内的一座座花园。这里的每一座房屋都建有地窖和顶楼，其特有含义让像我这样的孩子——生在脚下没有黑漆漆的地下室、头上没有幽冥的顶楼，没有衣柜，没有五斗橱，没有落地式大摆钟，院子里没有辘轳水井的地方——心生感伤的痛苦。我们继续沿着希伯伦路前行，经过粉红色的石砌官邸，那里住着富有的上流社会人士、笃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专业人士、政府管理部门的高级职员和阿拉伯高等委员会成员，马德姆·贝·阿里马特纳维、哈吉·拉什迪·阿里阿非非、埃米利·阿德万·阿里布斯塔尼博士、亨利·塔维尔·图塔赫律师以及巴卡阿郊区的富有居民。这里所有的商店都是敞开的，咖啡馆里欢声笑语，音乐声声，仿佛我们把安息日抛到身后，使其在也门莫西和苏格兰救济院间一堵挡住去路的想象中的墙壁前止步。在宽大的人行道上，在咖啡屋前两棵古松的阴影下，三四个已不年轻的男子围坐在一张低矮木桌旁的几条柳条凳上，一律身着棕色制服，配有金链，金链从扣眼中露出，绕过腹部，消失在一个衣兜里。这些先生们喝着玻璃杯里的茶，要不就是啜饮小雕花茶杯里的咖啡，在十五子棋板上掷骰子。爸爸乐颠颠地用阿拉伯语和他们打着招呼，那语言从他嘴里说出像是俄语。先生们片刻间不再说话，略微吃惊地看着他，其中一人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什么，或许只有一个字，或许真的在回应我们的问候。三点半，我们经过阿伦比军营的带电铁丝网，那是英国在南耶路撒冷的军事基地。我在地毯上做游戏时经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这座军营，攻克，慑服，清洗，让希伯来人的旗帜飘扬在它的上空。我从这里将直捣外国入侵者的心脏，派遣一队队突击队员冲到恶意山庄最高司令长官的围墙，我的希伯来人武装在壮观的钳形运动中一次次攻克恶意山庄，一支全副武装的纵队从西面，从军营里闯入住宅，而另一支部队从东部，从通往朱迪亚沙漠的东部斜坡出其不意地切断后路。我八岁多一点时，是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年，两个同谋和我一道在屋后院子里造了一枚火箭。我们的目的是将其发射向白金汉宫（我在爸爸的地图集里，找到一张大幅的伦敦中心地图）。我用爸爸的打字机打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书信，向温莎宫里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陛下发出最后通牒（我用希伯来语写作，那里一定会有人给他翻译的）：你要是不在六个月内离开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的赎罪日就会成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审判日。但是我们的工程从来没有结果，因为我们无法展开精密的导航设计（我们计划袭击白金汉宫，而不是无辜的英国路人），因为我们难以设计出一种燃料，可以把我们的火箭从凯里姆亚伯拉罕区的阿摩司和奥法迪亚大街射向伦敦中心。正当我们投身于技术研究和发展之际，英国人改变了主意，匆匆忙忙离开了这里，伦敦就这样从我的民族热情和致命的火箭中幸存下来。火箭是用被人扔掉的一台冰箱和破自行车零件制作而成。快四点钟时，我们终于离开了希伯伦路，来到塔拉皮尤特外围。两边长满黑漆漆柏树的林阴道上，从西向东吹起一阵微风，飒飒作响，在我心中掀起了奇妙、屈辱和肃然起敬之感。那年月的塔拉皮尤特静谧安宁，花团锦簇，位于沙漠边缘，远离城市中心和商业喧扰。塔拉皮尤特计划以精心照管的中欧住房规划模式为榜样，为追求宁静的学者、医生、作家和思想家而建。道路两旁，令人惬意的单层小型住房坐落在美丽花丛之中，正如我们想到的那样，每座住房里，居住着杰出的学者，或者是像我们约瑟夫伯伯那样著名的教授，尽管他没有子嗣，但在整个国家闻名遐迩，甚至通过著作翻译将声名播向遥远的异国。我们向右拐进考拉哈多洛特大街，一直走到松林边，而后左拐，来到了伯伯家门外。妈妈会说，离四点还差十分呢，他们还在休息吧？我们干吗不安安静静地在花园长椅上坐等几分钟呢？要么就是，我们今天有点晚了，已经四点一刻了，俄式茶炊一定弄好了，琪波拉伯母一定摆上水果了。两棵华盛顿蒲葵如同哨兵立于大门两侧，再过去是一条墁过的小路，两侧的金钟柏树篱从大门通向宽阔的台阶，我们从台阶走向前面的门廊，门上方精美的铜盘上镌刻着约瑟夫伯伯的箴言：犹太教和人文主义。门上有个更小更亮的铜盘，上面用希伯来文和罗马字母写着：教授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再下面，是一张用图钉钉上去的小卡片，琪波拉伯母用浑圆的笔迹写着：两点至四点请勿打电话。谢谢。
wＷw．xiＡoshＵotxt.cＯm
爱与黑暗的故事(8)
已经到了前厅，我被一种敬畏之情攫住，仿佛心脏本身受命脱掉鞋子，穿袜子走路，踮起脚尖，礼貌地呼吸，紧闭双唇，适度得体。在前厅里，只有一个带弯曲把手的棕色衣帽架立在前门口，还有一面小墙镜，一块黑色编织地毯，其他空间都被一排排的书籍占满：从地面直通屋顶的一个个架子上放满了书。我从字母上认不出这些书是用哪种语言写成，书直立摆放，还有一些书躺在它们的头顶，丰满而灿烂夺目的外国图书自如地舒展着身子，而其他可怜巴巴的图书则局促地挤在一起窥视着你，躺在那里，像非法移民挤在外国轮船的上下铺里。厚重体面的书籍用烫金皮革封面装订，稍薄一点的书籍用薄纸，俨然光彩照人气度庄严的绅士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它们周围、中间和身后乃为一本本汗流浃背的小册子、传单、活页印刷品、选印本、期刊、日报和杂志，犹如总是聚集在任何广场和市场的嘈杂人群。前厅里有扇窗子，透过令人想起隐居者小屋的铁把手，在观看着花园里的忧郁叶子。琪波拉伯母在厅里接待我们，也在这里接待所有的客人。她是位可人的老太太，脸上神采奕奕，笑容可掬，身穿一条银灰色长裙，肩披一条黑色披肩，非常俄国化，一头白发揽在脑后，梳成整整齐齐的小髻，迎上双颊依次接吻，和蔼的圆脸朝你露出欢迎的微笑，总是先向你问好，通常等不到你回答，就直接切入我们亲爱的约瑟夫的情况，说他又是彻夜未眠，要么就是旧病复发后胃又恢复了正常，要么就是刚从宾夕法尼亚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那里收到一封特别好的来信，要么就是明天以前得给拉维多维奇的杂志完成一篇重要的长文，要么就是决定对希伯来文学批评家艾西格·希尔伯施拉格的再次伤害不予理睬，要么就是终于决定给“和平契约”帮派的那些领袖们的谩骂以毁灭性还击。消息公告发布后，琪波拉伯母甜美地一笑，带我们觐见伯伯本人。“约瑟夫正在客厅等着你们呢。”她向我们宣布时会发出一阵笑声；不然就是“约瑟夫已经和科鲁泊尼克、内塔尼亚胡夫妇、约尼特赫曼先生和肖赫特曼一家待在客厅里了，还有一些贵客正在赶来。”有时她说：“从早晨六点他就囚在书房里，我甚至得把饭给他送到那里，可没关系，没关系，你们现在尽管去，去找他，他肯定会高兴的。他看见你们总是那么高兴，我也高兴，让他稍微停一下工作，休息一会儿对他比较好，他在毁自己身体哩！他一点也不在意自己。”
前厅开有两扇门。一扇直通向客厅兼饭厅，窗格玻璃上有花纹雕饰；另一扇，沉重而阴暗，把我们引向教授的书房，有时书房又被称作图书馆。约瑟夫伯伯的书房在我这个孩子的眼中，像通往某座智慧之宫的前厅。爸爸一次悄悄对我说，在伯伯的私人图书馆里，有两万五千多册藏书，其中包括无价的古代巨著，我们最伟大作家和诗人的手稿，为他个人签名的首版书，采用各种手段偷运出苏维埃敖德萨的经卷，价值连城的收藏品，宗教与世俗书籍，近乎所有的犹太文学作品和大量的世界文学作品，伯伯在敖德萨购买的图书，或者是在海德堡得到的图书，他在洛桑发现或在柏林和华沙所找寻到的图书，他从美国订购的图书，以及只在梵蒂冈图书馆才有的图书；其语言包括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叙利亚语、古希腊语、现代希腊语、梵语、拉丁语、中世纪阿拉伯语、俄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甚至连我听都没有听说过的语言和方言，比如说乌加里特语、斯洛文尼亚语、马耳他语以及古斯拉夫教堂语言。图书室有某种严格肃穆之处，数十个书架那笔直的黑线条从地面伸向天花板，甚至伸向门道和窗户，某种沉静严厉的辉煌，不允许草率和轻浮，对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压迫感，就连约瑟夫伯伯本人，在这里说话也总是轻声细语。伯伯那巨大图书室里的气味将会伴随我整个人生：七种隐藏智慧那散发泥土气的诱人气味，献身学术的恬静世俗生活气味，还有秘密隐士生活从最深的智慧井里滚滚涌出的幽灵般的沉寂，死去先贤们的窃窃私语，埋没已久的学者们的秘密思想迸发而出，对前代人欲望的冷峻抚慰等气味。也是从书房，透过三个高高的窄窗，可以看到长疯了的幽暗花园，花园墙外，便是满目荒凉的朱迪亚沙漠，嶙峋的石丘滚滚泻向死海。花园外围柏树参天，青松瑟瑟，苍松翠柏中不时长有欧洲夹竹桃、野草，未经修剪的玫瑰花丛，布满尘埃的金钟柏，昏暗的沙石小径，一张花园木桌历经多次冬雨后已经腐烂，一棵弯弯曲曲的老楝树已经半枯。即便是在夏季最炎热的日子里，在这座花园里也有几许俄罗斯式的冬意，令人沮丧。没有子嗣的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用厨房里的残羹剩饭喂养园中的猫，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出来到哪里漫步，也没看见他们谁会在徐徐晚风中坐在那两张褪色的长椅上。在那些安息日的午后，只有我在花园中漫步，总是孤身一人，躲避客厅里学者们那索然无味的谈话，在林下植物里猎豹，在石头下挖掘，寻找贮存的古老羊皮纸，梦想着用我部队的勇猛炮火征服墙外光秃秃的山丘。
图书室四面高大宽阔的墙壁被拥挤然而错落有致的书占据，一排排蓝、绿、黑色珍贵的书籍饰有金银雕花。有些地方的书籍放得特别挤，两排书被迫一前一后站在承受重负的同一格书架上。有些部分带有华丽的哥特式字母，令我想起尖塔和移动塔车，有些部分是犹太圣书、塔木德著述、祈祷书、律法大纲和密德拉西汇编。一架是西班牙出的希伯来文图书，一架是意大利出的；还有一部分是柏林或什么地方的希伯来启蒙运动图书，还有望不到边际的犹太思想、犹太历史、早期近东历史、希腊罗马历史、古今教会历史，以及各式各样的异教徒文化；伊斯兰教思想、东方宗教、中世纪历史，还有令我感到神秘的大片斯拉夫区域、希腊区域，再有一片是灰棕相间的四眼活页夹、卡纸板文件夹，鼓鼓胀胀夹满选印本和手稿。就连地板上也让一堆堆的书籍覆盖了，有些书翻开来放在那里，有些书里夹满小书签，而另一些则像惊恐的绵羊在为客人准备的高背椅上甚至窗台上挤作一团。一架装着金属脚的小黑梯子可以在图书室里移来移去，可够到上面紧挨着高高屋顶的书架。偶尔，我被允许小心翼翼推着橡胶轱辘上面的它从一个书架到另一个书架，没有图片、植物或者装饰品，只有书，许许多多的书和沉寂盈满了房间，还有股奇妙的气味，那是皮革封面，发黄的纸张，霉菌散发出来的，有点怪异，像海草和旧胶水的气息，智慧、秘密和尘埃的气息。在图书室中央，伫立着克劳斯纳教授的书桌，仿佛一艘黑漆漆的大驱逐舰在高山环绕的崖湾内抛锚，整个书桌堆满了一堆堆的参考文献、笔记本、各种各样的钢笔，蓝的、黑的、绿的、红的，铅笔、橡皮、装满回形针的盒子，橡皮圈和钉书钉，暗黄色的信封、白色信封，以及上面贴有彩色好看邮票的信封，纸张、散页印刷品、笔记和索引卡片，打开的希伯来文书籍上堆放着外文书，时不时插入从螺旋形状的纸簿上撕下来的纸张，上面是我伯伯那密密麻麻的细长字迹，到处涂涂抹抹修修改改，像黑色的死苍蝇，到处是小纸片，约瑟夫伯伯的金边眼镜放在一堆东西上边，仿佛在天空中飞翔，而另一副眼镜则放在椅子旁边小推车上的另一堆书上，第三副眼镜则在黑沙发旁小箱子上，透过一本打开了的小册子的书页偷看你。
约瑟夫伯伯本人就待在这张沙发上，以一种灾难性的姿势蜷缩在那里，肩上披一条像苏格兰士兵短裙的红绿格毯子，不戴眼镜，他的脸显得光秃秃的，充满了稚气。他身材瘦削，像孩子那样纤巧，那双细长的棕色眼睛看上去既喜悦，又有几分失落。他用那只几乎透明的白手和我们微微握手，咧开八字须和山羊胡子，露出淡粉色的微笑，说些诸如此类的话：“请进，亲爱的，进来，进来呀！”（即使我们已经走进房间，已经站在他面前，然而依旧靠近房门，爸爸妈妈和我挤作一团，像一小群迷失在陌生牧场里的牲畜。）“请原谅我没有站起来迎接你们，不要对我过于苛刻，因为我三天两夜都没有离开写字台，没有合眼，问问克劳斯纳夫人，她会为我作证，我没吃没睡，我甚至没有溜一眼报纸，只想把这篇文章写完，它的发表会在我们的国土上引起强烈反响，不光是在这里，整个文化世界将会屏息注视这场论争，这一次我相信我会让蒙昧主义者永远哑口无言！这一次迫使他们表示赞同说阿门，或者至少承认他们别无话说，他们大势已去，他们的游戏结束了。你们怎么样？我亲爱的范妮娅？我亲爱的罗尼亚？还有可爱的小阿摩司？你们好吗？你们有什么新情况？你们给亲爱的小阿摩司读几页我写的《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了吗？我亲爱的人，在我看来，在我写的所有东西中，《当民族为自由而战》最适合给亲爱的阿摩司自己和我们整个杰出的一代希伯来青年做精神食粮，或许还包括我的《第二圣殿史》中对英雄主义和反叛的描述。“亲爱的，你们呢？你们一定是走着来的。路是不是太远了？从你们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里？我现在想起来了，三十年前我们还年轻时，住在风景如画、真诚的布哈拉人居住区，我们经常在安息日从耶路撒冷走到贝特拉或是阿那托特，有时会走到先知撒木耳墓地。亲爱的克劳斯纳夫人现在要给你们拿些吃的喝的，要是你们善意地跟随她去的话，我把这段难写的话写完就过去。沃伊斯拉夫斯基家和诗人尤里·兹维，以及埃文扎哈夫今天可能也来。亲爱的内塔尼亚胡和他迷人的妻子差不多每个安息日都来看我们。现在过来一下，我亲爱的人们，过来亲眼看看，我亲爱的小阿摩司你也过来，看看我写字台上的草稿——我死后，应该让一拨拨、一代代学生到这里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作家为艺术而奉献时所遭受的痛苦，我平生进行的奋斗，不遗余力追求简约、流畅和明晰的风格，看看我每行字中删去多少，我打了多少草稿，有时甚至有六遍以上的不同草稿，此后方觉自己的东西差强人意。成功来自汗水，灵感来自勤奋和努力。古语说得好，祝福既上自天堂，又下自万丈深渊。当然，我只是开个小玩笑，女士们，请原谅。现在，我的亲爱的，跟克劳斯纳太太去解解渴，我不耽误你们了。”
从图书馆，你可以出去，走到又窄又长的走廊，那是住房的结肠地带。走廊右边是浴室和贮藏室，而照直走则是厨房、食品贮藏室和可说是厨房分支的用人住的房间（尽管从来就没有过用人）。你也可以立即左拐走进起居室，或者是照直走到走廊尽头，则是我伯伯伯母那装饰华丽的洁白卧室，里面有一面镶铜边的大梳妆镜，两边则放有装饰性的蜡烛架。因此你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到起居室：当你走进家门时从前厅左转，或者径直走进书房，出来后进走廊，立即左转，就像约瑟夫伯伯通常在安息日里所做的那样，或者直接走到几乎有整个起居室那么长的黑餐桌头上的贵宾位置。此外，在起居室一角有一低矮的拱形门道通向休息室，休息室的一面是圆形的，像座角楼，休息室的窗子俯瞰着前花园、华盛顿蒲葵和安静的小街。阿格农先生的住宅就耸立在街道对面。休息室也被称作吸烟室。（在安息日，克劳斯纳家里禁止吸烟，然而安息日并非能永远阻止约瑟夫伯伯写文章。）这里有几把沉重、柔软的扶手椅，有铺着绣有东方风格图案坐垫的沙发，一条宽大软绵绵的地毯，一大幅油画（波兰画家莫里西·格特里夫画的？）画的是一个上年纪的犹太人，佩戴经匣，肩上披着祈祷披肩，手上拿着本祈祷书，但这个犹太人并没有读祈祷书，因为他双眼紧闭，嘴张开，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虔诚和精神亢奋。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虔诚的犹太人了解我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非但没有指责我，反而默默地请求我修正我的道路。那时，整个耶路撒冷到处是一居室半的住房，或者是两居室的住房由两家相互争斗的家庭合住。克劳斯纳教授的宅邸在我看来成了苏丹或罗马皇帝王宫的样本，我经常在入睡之前，躺在床上幻想大卫王国复辟，希伯来部队为塔拉皮尤特的宫殿站岗放哨。在1949年，梅纳赫姆·贝京竞争以色列总统，我罗织出这样的意象：伯伯在塔拉皮尤特的总统府四周是希伯来士兵，每一入口的黄铜牌下，两名浑身闪光的哨兵分立两侧，令所有的走近者确信，犹太人和人道主义价值将会永远联合在一起，相互之间不会发生冲突。“那个神经病孩子又在住宅里跑来跑去了。”他们说，你们看看他，没完没了地跑，上气不接下气，脸涨得通红，浑身是汗，好像吞了水银。”他们责骂我：你怎么回事？你吃红辣椒了吗？你在追赶自己的尾巴吗？你当自己是哈努卡节的陀螺吗？是飞蛾吗？是螺旋桨吗？你把自己的漂亮新娘给丢了？你的轮船沉了？你让我们大家头疼。你净给琪波拉伯母捣乱。你干吗不坐下来安静一会儿？你干吗不找本好书看看？要不我们给你拿来纸笔，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给我们画张好看的画？不干？”但我已然如此，从客厅疯跑到走廊，到用人房间，再到花园，再跑回来，充满了奇幻，摸摸墙壁，敲一敲，以找到隐匿的寝室、看不见的空间、秘密通道、地下走道、隧道、地道、秘密夹层，或者是伪装起来的门。直至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誗①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总理（1977—1983）。誗②海姆·魏兹曼（1874—1952），化学家，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以色列国家的奠基人之一，以色列第一任总统。誗③哈努卡节，有光明节、净殿节等多种译法，为的是纪念公元前165年犹太民族在犹太·马加比领导下反抗异族统治、捍卫民族信仰的起义。陀螺是过此节时儿童玩的一种玩具。
爱与黑暗的故事(9)
在起居室装有黑玻璃面的餐具柜里，陈列着一套华丽的餐具，长颈玻璃壶、陶瓷和水晶杯子，一套古老的哈努卡灯具，以及专门用于逾越节的器皿。在陈列橱上面，放着两座青铜塑像：愠怒的贝多芬面对着双唇紧闭沉着镇定的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后者经小心翼翼的抛光，身穿华丽军装，戴一顶军官们戴的尖顶帽，一条官方皮带挎在胸膛。约瑟夫伯伯坐在桌子上手，说话声音尖利，女里女气，恳求，甜言蜜语，有时几近呜咽。他会讲述民族状况、作家和学者身份、文化人的责任，要么就是讲同事们不够尊重他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他的国际地位，而他本人对他们则不怎么在意，实际上鄙夷他们的狭隘心胸，鄙夷他们那乏味而自私的观念。有时他会把话题转向国际政治，对斯大林代理人四处发动的颠覆活动忧心忡忡，对道貌岸然的英国人的伪善鄙夷不屑，惧怕罗马教廷玩弄诡计，罗马教廷从来没有接受，从来不会接受犹太人小到掌管耶路撒冷大到掌管以色列土地，对开明民主国家的重重顾忌表现出审慎的乐观，对美国则深怀羡慕，但并非没有留，在我们时代美国居于民主国家之首，然而受到庸俗行为和物质至上主义的浸染，缺乏文化与精神底蕴。总的来说，十九世纪的英雄人物，如加里波第、亚伯拉罕·林肯、格雷斯通等人，堪称伟大的民族解放者，文明与启蒙价值的杰出的阐释者，而新世纪（二十世纪）则处在那两个刽子手的铁蹄之下，一个是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格鲁吉亚鞋匠之子，一个是那个控制了歌德、席勒和康德家园的叫花子的疯狂之子。客人们满怀尊敬静静地听，要么就是用几个安静的字眼表示赞同，以不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约瑟夫伯伯的餐桌谈话不是聊天，而是感人至深的独白。
克劳斯纳教授会从餐桌上座指责、痛斥、怀旧，要么就是对一系列事情发表见解、主张，做情感表白，如犹太代办处领导那平庸的不幸，总是讨好异教徒；希伯来语的地位，一方面受到意第绪语的不断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语言的不断威胁，腹背受敌；职场上一些同事的狭隘嫉妒，年轻作家和诗人们的浅薄，尤其是那些本土出生的人，既没有掌握一门欧洲文化语言，就连希伯来语也疲软了；要么就是欧洲犹太人理解不了杰伯廷斯基的预言性警告，美国犹太人即使现在已经出现了希特勒，依然沉迷物质享受，而不到故乡定居。偶尔有位男客提问或发表评论，犹如有人把青蛙扔到篝火上，他们鲜少有人敢展开某种次要的详细议题，或是介入主人的谈话，大多数时间，都满怀敬意地坐在那里，发出礼貌的赞同之声，或是当约瑟夫伯伯采用嘲讽或者幽默的口气时放声大笑，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伯伯不可避免地加以解释：刚才说的只不过是开开玩笑。至于女士们，她们不参与谈话，其角色仅限于充当点头听众。当约瑟夫伯伯慷慨地在她们面前散发智慧连珠时，期待她们适时报以微笑，通过面部表情露出喜色。我不记得琪波拉伯母在桌子旁边就座过。她总是在厨房、贮藏室和起居室之间来回奔忙，装满饼干碟和果盘，给大银盘里的俄式茶炊加上热水，总是急急忙忙，腰上系条小围裙。当她不需要倒茶，也用不着添加蛋糕、饼干、水果或者是一种叫作瓦伦液的甜味调制品时，就站在起居室和走廊之间的门口，站在约瑟夫伯伯的右手后边两步远的地方，双手放在肚子
上，等着看是否需要什么，或者是哪位客人需要什么，从湿抹布到牙签，或者是约瑟夫伯伯礼貌地冲她指出她应该从他图书馆写字台右上角取来最新一期《来守乃奴》或者是伊扎克·拉马丹的新诗集，他想从中引用一些东西支持自己的论证。这是那年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约瑟夫伯伯坐在餐桌上座，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而琪波拉伯母系着白围裙站在那里，服侍，或者是等待，召之即来。然而，伯伯、伯母绝对彼此忠贞不渝，彼此相亲相爱，一对身患慢性疾病没儿没女的年迈情侣，他待妻子如同对待婴孩，极尽甜美深情；她待丈夫如同对待娇惯的孩子，给他穿衣服，系围巾，万一他感冒，就打个鸡蛋，调上牛奶和蜂蜜，缓解他喉咙的疼痛。一次我碰巧看见他们并肩坐在床上，他一只半透明的手放进她的双手中，而她则小心翼翼地给他修剪指甲，用俄语悄声向他倾诉各种爱慕之情。
约瑟夫伯伯酷爱在书上题上情意绵绵的字句。从我九岁或十岁起，他每年都要送我一卷《儿童百科全书》，在其中一卷中，他采用后缩式格式书写，有点像是在退缩：致我勤奋而聪颖的小阿摩司衷心祝愿他成长为民族栋梁约瑟夫伯伯谨上。现在，五十多年过去后，当我凝视这题字，我不知道他真正了解我什么。我的约瑟夫伯伯，通常把冰凉的一只小手放在我的脸颊上，银白色的须髯下露出温和的微笑，盘问我最近读了哪些书，读过他写的什么书，这些时犹太孩子在学校学些什么，比阿里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哪首诗我会背诵，谁是我所喜欢的《圣经》英雄。没顾上听我答话，他告诉我说，我应该通晓他在《第二圣殿史》里所写的马加比家族，有关国家前途，我应该读读他昨天在《观察者》上发表的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要么就读读他在本周《早晨》杂志上的访谈录。在题字中，他小心翼翼地在容易造成模棱两可的地方给元音加上音标，而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则像风中之旗在飘动。
在大卫·弗里希曼译作的扉页上，他又一次题字，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希望我：愿他在人生路上取得成功学本书翻译妙处之用词，人须遵循人己之所思而非人类大众——本时代芸芸众生之所想，爱他的约瑟夫伯伯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犹太历5714年8月在这样的一次安息日聚会上，约瑟夫伯伯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女士们，先生们，我毕竟没儿没女，我的书就是我的孩子，我在其中倾注了全部心血，我死后，它们，只有它们将会把我的精神，我的梦想传给未来的一代。”对此琪波拉伯母回应说：“嗨，欧西亚，打住。嘘，欧辛卡，打住，打住。你知道大夫告诉过你不要激动。现在你的茶凉了，冰凉冰凉的。别，别，我亲爱的，别喝了，我要去给你倒杯新的。”对手们的伪善和卑鄙令约瑟夫伯伯义愤填膺，有时会提高嗓门，但声音从来不是吼叫，而是高分贝的咩咩羊叫，与其说像嘲弄、痛斥的先知，不如说像抽泣的女人。有时，他用脆弱的手敲击着桌面，但那样子与其说是打击，不如说是抚摸。一次，在抨击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同盟会或是那些建议讲犹太—德国人行话（他定义为意第绪语）的人的长篇激烈演说中，他打翻了一罐冰镇柠檬水，水流到他腿上，系着围裙站在门边的琪波拉伯母刚好站在他身后，她弯腰用围裙擦拭他的裤子，说对不起，扶他起来，带他去了卧室。
十分钟后，她把衣着干爽光彩照人的他带回到朋友中间，大家围坐在桌前礼貌地等候他，低声谈论着男女主人，他们像一对信鸽：他待她如同一位上年纪的女儿，而在她看来，他就像可爱的孩子，视如眼珠。有时她会把胖胖的手指和他透明的手指交叉在一起，那一刻二人会交换眼神，接着垂下眼帘，腼腆地相视而笑。有时，她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助他脱鞋，让他躺下休息一会儿。他忧伤的头颅靠在她的前胸上，单薄的身体偎依着她丰满的身躯。要么就是她在厨房里洗刷，无声地流泪，他会来到她身后，把粉色双手放在她的双肩上，发出一连串的唧唧、咯咯、吱吱声，仿佛在哄婴儿，要么就是自愿做她的婴儿。作为孩子，我最钦佩约瑟夫教授的是，我听说他给我们创造了几个简单的希伯来日常词语，那些词语看来已经家喻户晓并得到永久性的使用，包括“铅笔”、“冰川”、“衬衫”、“绿屋”、“吐司”、“货物”、“单调”、“色彩缤纷”、“官能的”、“起重机”和“犀牛”。（试想，要是约瑟夫伯伯没给我们创造“衬衫”、多彩外套”一词，我每天早晨穿什么？没有他的铅笔、铅制尖笔，我用什么写字？更不用说“官能的”了，那可是这个恪守道德规范的伯伯创造的一个特殊礼物了。）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年出生于立陶宛的奥尔凯尼基，1958年逝世于耶路撒冷。十岁那年，克劳斯纳一家从立陶宛移居到敖德萨，在敖德萨，他从传统的犹太宗教小学到具有现代风格的经学院，行进摸索，之后投身“锡安之爱”圈子里的一员。十九岁那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题为《新词和优秀创作》。
他在这篇文章里论证道，希伯来语言范围有待扩展，甚至要引入外来语，这样才能使之成为一门鲜活的语言。1897年夏天，他到德国海德堡求学，因为在沙皇俄国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在海德堡的五年间，他跟随库诺·费舍尔教授研习哲学，深为勒南版本的东方历史所吸引，受卡莱尔影响深远。他在海德堡五年间学习领域涉及哲学、历史到文学、闪语和东方学（他掌握了十几门语言，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和阿拉伯语，阿拉米语、波斯语和阿姆哈拉语）。当时，他在敖德萨时期的友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在海德堡攻读医学，二人的友谊进一步深化，变成一种诚挚而有益的亲和力。“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约瑟夫伯伯会这样说他，“雄鹰般的希伯来语诗人，一只翅膀触及《圣经》和迦南风光，而另一只在整个现代欧洲展开！”有时他称车尔尼霍夫斯基拥有“孩子般简单纯净的灵魂，哥萨克强健结实的体魄！”约瑟夫伯伯当选为代表，代表犹太学生出席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有一次甚至和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做过简短交流。（“他人很英俊！像上帝的一个天使！他的脸焕发着内在的神采！在我们看来，他像亚述王，蓄黑胡子，流露出受到神灵启迪的梦幻神情！他的眼神，我将至死记得他的眼神，赫茨尔拥有年轻恋爱诗人的眼神，灼热，忧伤，令所有凝视它的人着迷。他高高的前额也赋予了他崇高的神采！”）回到敖德萨后，克劳斯纳写作，教书，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在二十九岁那年，他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了现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月刊《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更为精确地说，约瑟夫伯伯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的是一份“期刊文学”，克劳斯纳立即通过发明希伯来词语“每月一次”，把它变成了月刊。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新词并将其注入语言的血流中，这在我看来只是比创造光明与黑暗的人稍逊一筹。要是你写一本书，你可足以幸运地让人们读上一阵子，直到其他更好的书问世，并将其取代，但是创造一个新词，则几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时闭上眼睛，想象那位干枯孱弱的老人，白花花的山羊胡子很突出，须髯柔软，双手纤细，戴着俄式眼镜，心不在焉独自拖着细碎的脚步，像格列佛身处大人国，而大人国里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鹳鸟、威猛的犀牛都满怀感激朝他彬彬有礼地鞠躬。
爱与黑暗的故事(10)
他和妻子范妮·沃尼克（自结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亲爱的琪波拉”著称，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劳斯纳夫人”著称），把他们在敖德萨里米斯里纳亚的家变成某种社交俱乐部和聚会场所，招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文人墨客。约瑟夫伯伯总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悦。即便他谈及他的忧伤、他深深的孤独、他的敌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规者们的悲剧命运、他整个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两只圆眼镜片后潜藏着压抑的快乐。他的一举一动，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红色的婴儿面颊放射出兴高采烈、乐天达观的活力，那是一种对人生的肯定，近似于快乐论。“我又是一夜没有合眼，”他对每一位客人都这么说，为我们民族忧心忡忡。为我们未来的恐惧，我们有些发育不全的领导人那狭隘的视角，在黑暗中压在我心头，比我本人的问题更要沉重，更别说我的痛苦，我气短，我患有可怕的偏头疼。”（要是你把他的话当真，那么他至少在二十世纪早期到1958年去世为止没有一刻会闭上眼睛。）1917年到1919年，克劳斯纳在敖德萨大学当讲师，后成为那里的教授。列宁的十月革命后，红白双方的血腥内战使得敖德萨已经易主。1919年，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迈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拉莎凯拉·布拉兹从敖德萨启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鲁斯兰号”。那是战后第三代阿里亚移民高峰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五月花”。那年的哈努卡节，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区。
然而，我祖父亚历山大和祖母施罗密特以及我爸爸和他的哥哥大卫却没有前往巴勒斯坦，尽管他们也是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生活条件在他们看来非常亚洲化，于是他们动身去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纳。爸爸及其父母1933年抵达耶路撒冷，那时，维尔纳的排犹主义已经升至对犹太学生采取暴力活动。我的亲伯伯大卫是个执着的欧洲人，他迟迟没有行动，那时的欧洲似乎只剩下我的家人和他们那样的犹太人。其他的人都是泛斯拉夫人、泛日耳曼人，或者只是拉脱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爱尔兰人或者是斯洛伐克爱国主义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欧洲的惟一欧洲人就是犹太人。我爸爸经常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三个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比如说，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黑山人），但即使在那里，也居住着一群明显的南斯拉夫人；即使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里，有俄国人，有乌克兰人，有乌兹别克人和楚克奇人和鞑靼人，在他们当中有我们的同胞，一个苏维埃民族里的真正成员。而今欧洲彻底改变了模样，而今的欧洲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满是欧洲人。顺便提一句，在欧洲，墙壁上的涂鸦也发生了变化。爸爸年轻待在维尔纳时，欧洲的每面墙壁上写着“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五十年后他到欧洲旅行，墙壁上都在呐喊：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
约瑟夫伯伯花费多年时间撰写论拿撒勒耶稣的巨著。令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均为震惊的是，约瑟夫伯伯在这部巨著中，声称耶稣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从未打算开创一种新教。而且，他把耶稣视为最出类拔萃的犹太道德主义者。阿哈德·哈阿姆恳请克劳斯纳把类似这样的句子删去，避免在犹太世界里酿成巨大丑闻。当此书1921年在耶路撒冷发表时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中委实引起轩然大波：极端主义者指控他“从传教士那里收取了贿赂，为彼人大唱赞歌”；而基督教圣公会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士却要求大主教将《拿撒勒的耶稣》一书的英文译者、丹比博士解职，因为该书“受到异端邪说污染，把我们的救世主描绘成某种改革拉比，描绘成凡人，描绘成与基督教一点没有关系的犹太人”。约瑟夫伯伯主要因这本书以及几年后与之相应的续篇《从耶稣到保罗》，赢得了国际声誉。一次，约瑟夫伯伯对我说：“宝贝儿，我想象得到，在学校他们教你们憎恨可悲又杰出的犹太人，我只希望，他们没教你们每次经过背负着十字架的他时都要吐唾沫。等你长大后，宝贝儿，读读《新约》，不管老师怎么说，你会发现此人乃我们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他是某种行神迹奇事之人，是犹太人的虔诚派教徒，尽管他确实是个梦想家，缺乏任何政治领悟，然而，他在犹太名人圣殿中拥有一席之地，与同样被开除教籍的斯宾诺莎不相上下。你知道吗，谴责我者乃昨日犹太人，目光狭隘，没用的可怜虫。可你呢，我的宝贝儿，万万不可像他们那样一事无成，一定得读好书，读书，读书，再读书！现在，请你去问问克劳斯纳夫人、亲爱的琪波拉伯母我的护肤霜、擦脸油在什么地方，请告诉她是旧擦脸油，因为新的连喂狗都不合适。你知道吗，我的宝贝儿，非犹太人语言中所说的‘救世主’和我们所说的弥撒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什么？弥撒亚只是受膏油者：《圣经》中的祭司和国王都是弥撒亚，希伯来语单词‘弥撒亚’完全是个平凡的日常词语，与擦脸油一词密切相关——不像异族人语言，把弥撒亚称为‘救世主’和‘耶稣基督’。可你是不是太小，理解不了这些？若是这样，现在就跑去问你伯母我让你找她要什么。是什么东西？我又不记得了。你记得吗？若是记得，让她仁慈地给我泡杯茶，正如拉夫·胡纳在《巴比伦塔木德》中《逾越节》篇里所写的那样，‘无论主人命你做什么，除非命你出去’，我的版本则是‘除非茶叶’。我当然只是在开玩笑。快去吧，我的宝贝儿，不要再窃取我的时间了，大家都来占用我的时间，没有意识到每时每刻都是我个人的财富，它就这样消失了。”到耶路撒冷后，约瑟夫伯伯在希伯来语言委员会做秘书，1925年希伯来大学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希伯来文学系主任。在这之前他希望并且期待让他去负责犹太历史系，要么至少去主管第二圣殿时期历史的教学，但是“大学里的大人物，从其德意志高处，小瞧我”。在希伯来文学系，用约瑟夫伯伯自己的话说，他感觉到自己像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因为他遭到阻碍，不能推动整个欧洲大陆前进，在遭到放逐的小岛上，他肩负着推动某种进步和井然有序秩序的使命。过了约莫二十年，才设立了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36年到公元70年）历史系主任一职，约瑟夫伯伯终于前去主管这一学科，也没有放弃希伯来文学系主任的职位。“吸取异族文化，将其融入吾民族与人类之血肉，”他写道，这是我平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至死不会放弃。”他带着拿破仑式的激情，在别处写道：“要是我们民族渴望统治自己的国土，那么我们的子孙需要钢铸铁炼！”他经常指着起居室餐具柜上的两座青铜塑像——盛怒而充满激情的贝多芬和身穿庄严制服、紧闭坚毅双唇的杰伯廷斯基——对客人们说：“个体精神确如民族性格——二者均蓬勃向上，均桀骜不驯，摒除虚幻。”他非常喜欢丘吉尔式的表达方式，像“我们的血肉”，“人类的与民族的”，“理想”，“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用之奋斗”，“我们不让步”，“以弱抗强”，“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后来者”和“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1929年，塔拉皮尤特遭到阿拉伯人袭击，他被迫逃离。他的家，与阿格农家一样，遭到抢劫与焚烧，他的图书室，像阿格农家的图书室一样，遭到严重毁坏。“我们必须对年轻一代进行再教育，”他在《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一书中写道，“我们必须赋予其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一种坚定不移的反抗精神……我们的多数老师尚未克服大流散时——无论流亡欧洲还是流亡阿拉伯国家时——那种卑躬屈膝的失败者精神。”
在约瑟夫伯伯影响下，我祖父母也成了新犹太复国主义者杰伯廷斯基，我爸爸实际上更接近于准军事地下武装的理想及梅纳赫姆·贝京的自由党。然而贝京实际上令心胸宽大、世俗化了的敖德萨杰伯廷斯基产生了较为复杂的情感，且夹杂有某种加以控制的优越感。由于贝京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小村庄，易动感情，所以在人们眼中显得有几分庸俗或者说土气，但他无疑是位勇敢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也许够不上世界级的人物，不太具有足够魅力，缺乏诗味，缺乏伟人气质，但他精神高尚，有几分悲剧性的孤独特征，颇具雄狮与苍鹰特征的领袖风范。杰伯廷斯基在谈到民族复兴后以色列和各民族的关系时写道：“如同一只雄狮面对群狮”。贝京看上去不太像雄狮。就连我爸爸，尽管叫阿里耶，在希伯来语中是雄狮的意思，也不是雄狮。他是个目光短浅、笨拙的耶路撒冷学者。他没有能力成为一名地下战士，但是通过偶尔为地下工作撰写英文宣言，为斗争做贡献，在宣言中对“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人”的狡诈虚伪极尽讨伐之功。这些宣言秘密印刷成铅字，由动作敏捷的年轻人夜间贴到周围居住区的墙上，甚至贴在电话线杆上。我也是儿童地下工作者。我曾不止一次，用自己的部队左右包抄，把英国人赶走；经过英勇的海上伏击战，把陛下的军舰击沉；绑架最高司令官甚至国王本人，对他进行军事审判；我亲手把希伯来旗帜在恶意山总督府邸的旗杆上升起（如同美国邮票上的那些士兵在硫磺岛上升起星条旗）。将英国人驱除后，我会和被征服了的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签署协议，建立所谓的文明而富有启蒙色彩的民族阵线，抵挡（野蛮的）东方浪潮，他们有曲里拐弯的古老文字和短弯刀，他们冲出沙漠，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粗嘎叫声，屠杀、抢劫、焚烧我们。我想长成贝尼尼塑造的大卫像那样的模样，英俊潇洒、头发拳曲、双唇紧绷，约瑟夫伯伯《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中的扉页上再次沿用了这幅雕像。我想长成坚强、沉默的男人，声音缓慢，深沉。不要像约瑟夫伯伯那样声音尖利，有点哀怨。我不想让自己的双手长成他那双老太太似的柔软的手。
我的约瑟夫伯伯是个绝妙坦诚的人，满怀自爱与自怜，精神脆弱，渴求认知，充满孩子般的兴高采烈，一个总是佯装可怜的幸福人。他带着某种快乐满足，喜欢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成就，他的发现，他的失眠，他的诋毁者，他的经历，他的书籍、文章和讲座，所有这些无一例外地引起了“世上轰动”；还谈论他的会谈，他的工作计划，他的伟大之处，他的重要性以及他的高尚精神。他曾经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自私自利，娇宠成性，像婴儿一样甜美，像神童一样桀骜不驯。在那里，在曾打算成为柏林花园郊区古耶路撒冷复制品的塔拉皮尤特，一座树木繁茂的宁静小山，红瓦屋顶在绿叶中若隐若现，每座别墅均给著名作家或学者提供了一个平静舒适的家。克劳斯纳伯伯有时会在轻柔的晚风中沿着小街漫步，小街后来便以克劳斯纳的名字命名，他纤细的手臂与琪波拉伯母丰满的臂膀缠绕在一起，琪波拉伯母是他的母亲、妻子、上了年纪的女儿和得力助手。他们迈着小碎步，走过建筑师科恩博格的门口，科恩博格偶尔会招租有文化讲礼貌的房客。死胡同的尽头也是塔拉皮尤特的尽头，耶路撒冷的尽头，定居地的尽头——朱迪亚沙漠那令人生畏的贫瘠山丘从这里延伸开去。远方的死海波光粼粼，如同一盘融化的钢水。
我看见他们站在那里，站在世界尽头，荒野边缘，二人都很纤弱，像两只玩具熊，手挽着手，任耶路撒冷晚风吹拂着他们的头。松涛阵阵，干爽洁净的空气中飘浮着天竺葵花的苦味，约瑟夫伯伯身穿西装外套（他建议希伯来语西装外套一词的说法应该是“夹克拜特”），系着领带，脚穿拖鞋，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逸，伯母身穿一条深色花丝绸长裙，肩上披着一条灰色披肩。死海上方，蓝蓝的摩押山岭覆盖了整个宽阔的地平线，脚下是通往老城城墙的老罗马路，就在他们眼前，圆顶清真寺变成了金色，基督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和清真寺旁光塔上的新月旗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下。城墙本身正变得灰暗沉重，他们可以看见老城上方的守望山，令约瑟夫伯伯感到如此亲切的大学建筑占据了它的顶端；还可看见橄榄山，琪波拉伯母将会葬在橄榄山山坡上，约瑟夫伯伯本人虽希望也葬在那里，但没有得到允许，因为他死的时候东耶路撒冷将被约旦所管辖。暮霭时分的光照得他那孩子般的面颊和高高的前额更加粉红。他双唇上浮动着一丝困惑、有些不知所措的微笑，仿佛一个人敲开一家房门，他本是那里的常客，通常受到热情的款待，但当房门打开后，一个陌生人突然打量他，吃惊地退缩，仿佛在问，你究竟是谁，先生，你究竟来这里干什么？
爸爸妈妈和我会让他们在那里多站一会儿。我们不声不响地与之告别，走到7路公共汽车站，汽车肯定几分钟后就会从拉马特拉海尔和阿诺纳开过来，因为安息日已经结束了。7路公共汽车拉着我们开往雅法路，从那里我们乘3路汽车支线到泽弗奈亚大街，离家还有五分钟的路，妈妈会说：“他没有变化。总说一样的话，一样的故事和奇闻轶事。从我认识他之日起，他就在每个安息日重复自己。”爸爸会说：“你有时有点太挑剔了。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们有时都在重复自己。你也是。”我淘气地加上杰伯廷斯基的一句诗：“用鲜血和zhelezo，我们将升起g ezho。”（约瑟夫伯伯能够滔滔不绝详细讲述杰伯廷斯基怎样遣词造句。显然，杰伯廷斯基在希伯来语中找不到g eza“种族”一词的合适音韵，于是他暂时写俄文词汇zhelezo“钢铁”代替。因此就有了：用鲜血和zhelezo/我们升起一个民族/骄傲，慷慨和强悍”，直等到朋友巴鲁赫·克鲁夫尼克出现，把zhelezo变成了希伯来文词汇y eza，“汗水”：用鲜血和汗水/我们将升起一个民族/骄傲，慷慨和强悍”。爸爸会对我说：“真的。有些事情可开不得玩笑。”妈妈说：“实际上，我想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不该有的。”爸爸会插嘴说：“行了。我们不说了。今天就到这里结束。阿摩司，记住今天晚上你要洗个澡。洗洗头发。不洗，我不会饶过你的。干吗要饶你？你能给我说出不洗头发的理由吗？不能？既然这样，要是你没有任何理由，最好永远也不要犟嘴，从现在开始永远记住这一点：‘我愿意’和‘我不愿意’不是理由，只能将其定义为自我纵容。顺便说一句，定义’一词来自拉丁文‘结束’，限定’，每下一次定义表示在两者之间划分一条界限，把界限里面和界限外面的东西区分开来。实际上它或许和‘防护’一词有关，希伯来词汇也反映出这一特征，‘定义’（哈盖代尔）源于‘隔离墙’一词。现在请把手指甲剪一剪，把所有脏衣服扔进洗衣筐。你的裤衩、衬衣，还有袜子。然后呢穿上睡衣，喝杯可可，上床睡觉。今天就这么着了。”
也许是因为我们只在安息日结束之前的傍晚才去拜访，至少直至三星出现在窗前他们才开灯。或许灯是开着的，但是耶路撒冷的电灯光是如此昏黄，有些吝啬，也许就是阿格农先生在节约用电，也许是停电了，那光是煤油灯光。我至今仍然记得那种忽明忽暗，实际上我几乎可以触摸到它，窗子护栏似乎将它囚禁起来，使之更加突出。造成忽明忽暗的原因现在难以说明，甚至那时就难以说明。不管是什么原因，无论阿格农何时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那书，仿佛一群拥挤的崇拜者，身着破旧的黑色衣裳，而阿格农的形体投下不止一个影子，是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影子。这就是他在我的孩提记忆里所留的印象，至今他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在忽明忽暗中摇摆，走路时身边有三四个分离开的影子晃来晃去，那影子在他前面，右面，身后，头顶，或是脚下。偶尔，阿格农太太用一种威严尖利的声音说些什么，有一次，阿格农先生把头微微歪向一边，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对她说：“有客人在场时请允许我在自己家里做一家之主。一旦他们走了，你立刻就做女主人。”我清清楚楚记住这句话，不只因为它所包含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中伤（而今我们将其界定为颠覆性的），而且主要由于他所使用的“女主人”一词在希伯来文中非常罕见。多年后当我读到他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和小贩》时，我再次偶遇此词。除阿格农先生，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使用“女主人”一词表达“家庭主妇”的感觉，尽管在说“女主人”时，他的意思不是指家庭主妇，而是略有不同。难以知晓，毕竟，他是位拥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影子的人。
w w w.x iaoshu otx t.c o m
爱与黑暗的故事(11)
妈妈敬仰阿格农先生，我该怎么说呢，仿佛总是踮着脚尖。就连她坐在那里时，她似乎也是坐在脚尖上。阿格农本人几乎不和她说话，他似乎只和我爸爸讲话，但当他和我爸爸讲话时，目光似乎在母亲的脸上停留片刻。奇怪的是，在罕见几次和妈妈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在回避她，转而看我，要么就是看着窗子，要么当时情形并非如此，只是以这种方式镌刻在我的想象里。活生生的记忆，像水中涟漪，抑或像瞪羚跳跃前皮肤在紧张地抖动，这活生生的记忆突如其来，在瞬间以几种节奏或几个焦点在颤动，而后凝固起来，化作记忆之记忆。1965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胡狼嗥叫的地方》问世，我战战兢兢送给阿格农先生一本，并在扉页上签名。阿格农给我写了封措辞优美的回信，谈了些我的书：“你就你作品写给我的话，使我想起你已经谢世的令堂。记得她曾在十五六年前从令尊大人那里给我拿来一本书。你大概和她一同前来。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说话不多。
但是她的脸庞优雅圣洁，多日在我眼前挥之不去。阿格农谨上。”我爸爸按照阿格农要求，在他撰写《包罗万象的城市》时，把波兰文百科全书中的《布克扎克兹》一文翻译过来。当他把阿格农界定为“大流散作家”时，会扭动双唇。他的故事缺乏羽翼，爸爸说，缺乏悲剧深度，甚至没有健康的笑，有的只是连珠妙语和嘲笑挖苦，倘若他时而有些优美的描绘，但并不就此辍笔休憩，直至将其湮没在冗长的插科打诨和加利西亚人的机智中。在我看来，爸爸把阿格农的小说视为意第绪语文学的一部分。他并不喜欢意第绪语文学。由于他具备立陶宛人理性至上的天性，故而憎恨魔法、超自然和汪洋恣肆的感情主义、任何披上朦胧的浪漫主义或者神秘主义外衣的东西，以及蓄意令感觉混乱并剥夺知性的东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品位才发生变化。应该承认，就像我奶奶施罗密特的死亡证明将一个死于洁癖的人记载为死于心脏病，我爸爸的简历上因而只声明他最后致力于研究佩雷茨一部不为世人所知的手稿。这些是事实。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几乎没有和爸爸讲过真实情况。他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他的童年，他的爱情，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他的父母，他哥哥的死，他自己的疾病，他的痛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痛苦。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谈过母亲的死。一个字也没谈过。我也没有让他好过，我从来不想发起可能会导致终极启示问题的谈话。倘若我开始在此写下我们——爸爸和我，没有谈及的所有事情，我能够填满两本书。爸爸留给我许多工作要做，我依然在做。
妈妈通常这样说阿格农：“那个人见多识广。”有一次她说：“他为人也许不是很好，但至少明辨是非，他也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她几乎每逢冬天都一遍又一遍地读《锁柄》集中的短篇小说。或许在里面她找到了共鸣，看见自己的忧伤和孤独。我有时也会重读《她在盛年之际》开头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说过的话：母亲在盛年之际去世。母亲三十岁那年离开了人间。母亲在世间时日不多且痛苦。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寂静笼罩着我们不幸的家；家门从来不向生人打开。母亲躺在床上，说话不多。这些话与阿格农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我妈妈的话基本相同：“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说话不多。”我自己呢，许多年后当我写题为《谁来了》的文章时，我总是想着阿格农《她在盛年之际》开篇中明显赘述的句子：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我母亲并非终日坐在家里，她出去的时候不少。然而她在世间时日也不多而痛苦。“世间时日”？有时我在这些话中听到我母亲人生的二重性，绨尔扎母、利亚人生的二重性，以及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人生的二重性。仿佛她们也在墙上投下了不止一个影子。
多年后，基布兹胡尔达的学校需要一位文学老师，因此委员会派我到大学学文学。我鼓足勇气，按响阿格农家的门铃。（或者用阿格农的话说：我提着自己的心去见他。”）“可是阿格农不在家。”阿格农夫人彬彬有礼而气呼呼地说，她答复前来抢劫她丈夫宝贵时间的一群群强盗土匪时，采用的都是这种方式。阿格农女主人并没有骗我，阿格农先生的确没在家里，他在外面，在屋后的花园里，他突然出现了，穿着拖鞋和一件无袖无领无扣的套头衫，向我打招呼，接着满怀疑惑地询问，可先生你是谁呢？我报上名字和父母名字，就在那里，站在他家门阶旁。（阿格农夫人没说一句话就走进了屋里。）阿格农先生记得几年前耶路撒冷的风言风语，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你不就是那个孩子，他可怜的妈妈弃他而去，他和爸爸又相处不好，离家到基布兹生活了吗？你不就是那个经常挑蛋糕里的葡萄干，在这里遭到父母申斥的孩子吗？（我不记得这些，也不相信他说的挑葡萄干这回事，但我选择了不反驳他。）阿格农先生请我进屋，问了一会儿我在基布兹里做什么，我的读书情况（现在大学里读我的什么东西？你喜欢我哪一本书？），还打听我和谁结婚了，我夫人的家庭背景。当我告诉他从她爸爸那边算，她是十七世纪《塔木德》学者和喀巴拉学者以赛亚·霍洛维茨
的后裔时，他眼睛一亮，给我讲了两三个故事，与此同时，他已经不太耐烦，显然是想办法把我给打发了。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的问题所在，尽管我踮着脚尖坐在那里，与母亲以前的所为如出一辙。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格尔绍恩·谢克德教授让他学希伯来文学的一年级学生比较布伦纳和阿格农以海法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我读过了短篇小说，还读了我在图书馆所能找到的关于描写他们在第二次阿里亚时期在雅法的友谊，我感到非常震惊，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怎么竟然成了朋友。约瑟夫·海姆·布伦纳是个俄国犹太人，痛苦、情绪不稳、体格粗壮、马马虎虎、暴躁易怒，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在热情与绝望、怜悯与暴怒之间不断地摇摆。他那时已经在现代希伯来文学领域占据了中心位置，也在拓荒者运动中举足轻重，而阿格农那时不过是腼腆的加利西亚小伙子，比布伦纳小几岁，差不多仍是个文学新人，一个由拓荒者转换成的文书，一个文雅而敏锐的《塔木德》学生，穿着整洁，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严谨作家，身材瘦削，富于梦幻并好挖苦人的年轻人。究竟什么使二人在第二代阿里亚时期相互吸引，关系那么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几乎像一对恋人?而今，我觉得我可以猜出其中的某些奥妙，但是在阿格农家里的那一天，我是那么纯真，我向主人讲述了自己的作业，纯真地打听，他是否能告诉我他和布伦纳走得近的秘密。阿格农先生皱起双眉，看着我，或者说仔细地察看了我一阵子，目光斜视，表情愉快，面带微笑。那种微笑——我后来懂了——是扑蝶者在觊觎着一只可爱的小蝴蝶。他审视我之后说：“我和约瑟夫·海姆·布伦纳，愿上帝为他复仇，在那年月关系密切，基于一种共同的爱。”我竖起耳朵，相信自己就要听到一个将要终止所有秘密的秘密，我就要了解某种刺激而瞒得严严实实的爱情故事，我可以将其写成一篇轰动性的文章，让我这个无名小卒一举在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成名。
“你们都爱的是谁?”我问，怀着年轻人的纯真，心怦怦直跳。“这可得严守秘密。”阿格农先生微笑了，不是朝我微笑，而是朝自己微笑，微笑时几乎朝自己挤眼，“对，严守秘密，要是你发誓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只透露给你。”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我多蠢啊，一个劲儿向他做口头保证。“那好，你知我知，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住在雅法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和我都疯狂地爱上了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
没错，阿格农自嘲性的讽刺令其苦恼，也令他单纯的拜访者，一个前来拉阿格农袖子的人苦恼。尽管也有些微真实隐藏于斯，仍然朦胧暗示出一个秘密：一个外表强壮感情充沛的人为一个外表纤弱的年轻人深深吸引，而一个文质彬彬的加利西亚年轻人也依恋令人敬重的一个暴躁易怒的人，后者可以将其置于父亲般的羽翼下，或者给他提供一副兄长的肩膀。然而，将阿格农和布伦纳的短篇小说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某种共同爱，而是某种共同恨。所有虚假的，修辞上的，或者是第二次阿里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结束的移民浪潮)世界里的妄自尊大所造成的浮夸，犹太复国主义现实中所有不真实或是自命不凡的东西，在那一时代犹太生活中所有舒适安逸的，佯装圣洁的中产阶级的自我放纵，均遭到阿格农和布伦纳同样的憎恨。布伦纳在创作中用愤怒的锤子将所有这一切打得粉碎，而阿格农用辛辣尖刻的讽刺将谎言与伪装戳穿，释放了使之膨胀的恶臭。诚然，布伦纳笔下的雅法，和阿格农笔下的雅法一样，在虚伪和口若悬河的人们中，偶然有几个单纯的真实的人物闪烁着微光。阿格农本人是个严守宗教戒律的犹太人，他守安息日，戴无檐小帽，用文字表述，是惧怕上帝的人。在希伯来语中，“害怕”和“信仰”是同义词。在阿格农的小说中，有些角落采用了非直截、高超的掩饰方式，害怕上帝被描绘成可怕地敬畏上帝。阿格农相信上帝，害怕上帝，但是他不爱上帝。“我是个心平气和的人。”长篇小说《宿夜的客人》中丹尼尔·巴赫说，“我不相信全能的上帝想要他的子民好。”此乃一个充满悖论和悲剧性的甚至绝望的神学立场，对此，阿格农从来没有进行推理性的表达，但是允许作品中的次要人物进行吐露，通过降临在主人公身上的遭际加以暗示。当我在撰写论阿格农的著作《天国的沉默：阿格农害怕上帝》时探讨了这一主题。好几十个犹太教徒，多数来自极端正统派派别，其中包括年轻人和妇女甚至宗教教师和公务员，写私信给我。有些信属名副其实的告白。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说，他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看到了我在阿格农身上所看到的东西。但是我在阿格农创作中所看到的东西，有那么一刻，我在阿格农本人，在他那富有嘲讽的犬儒主义——濒临绝望和打趣的虚无主义中有所窥见。
“上帝无疑怜悯我。”他曾在没完没了地抱怨公共汽车服务时说，“倘若上帝不怜悯我，我们地区的政务委员会或许会怜悯我们，但是我害怕公共汽车合作组织比他们二者都强大。”我在耶路撒冷大学读书的两年间，到塔拉皮尤特朝觐过两三次。我最早的短篇小说在《达瓦尔》（《事》）周末增刊和《开晒特》（《箭》、《彩虹》）季刊上刊登，我计划把它们留在阿格农先生那里，听听他的想法，可阿格农先生却道歉说：“我很遗憾这些天读不了东西。”让我另一天拿来。而我在另一天去找他时两手空空，把登有我作品的《开晒特》放在肚子前面，像个不好意思的孕妇。最后，我没有了在那里生产的勇气，我害怕自己让人讨厌，我像来时那样挺着个大肚子或者是鼓鼓囊囊的毛衣离开了他的家。只是过了几年，当短篇小说结集成书（《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时，我鼓起勇气把书送给他。收到阿格农先生的友好来信后，我围着基布兹欢跳了整整三天三夜，充满了欢乐，充满幸福默默地歌唱吼叫，从内心里吼叫，哭泣，尤其是他在信中写道：“我们会面时，我口头上给你讲的会比这里写的更多。我在逾越节期间将把其他小说读完，因为我喜欢你所写的那些短篇小说，在小说中，主人公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一次国外一份杂志刊登了一位比较文学巨匠(大概是瑞士的埃米尔·斯泰格)的一篇文章，按照他的观点，二十世纪上半期中欧三位最为重要的作家是托马斯·曼、罗伯特·穆西尔和施·约·阿格农。文章发表在阿格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几年。我非常激动，便从阅览室里把杂志偷了出来(那时候大学里还不能复印)，急急忙忙揣着它来到塔拉皮尤特，让阿格农高高兴兴地阅读。他委实非常高兴，站在自家门阶上，狼吞虎咽地一口气把通篇文章读完，这才让我进门，再读了一遍又一遍，大概还舔舔嘴唇，之后用那种有时用来看我的目光看着我，天真地问：“你也觉得托马斯·曼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吗？”一天夜里，我错过了从雷霍沃特开往基布兹胡尔达的末班车，不得不坐出租车。电台里一整天都在谈论阿格农和诗人奈利·萨克斯并列获得诺贝尔奖，出租车司机问我是不是听说过有个作家叫作，叫什么，伊格农来着：“你看看这叫什么事，”他惊愕地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突然一下子带我们打进世界决赛。遗憾的是，他最后和一个女人势均力敌。”
有那么几年，我努力从阿格农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我挣扎着把我的创作和他的影响，他那密集、装饰性的有时平庸的语言，他有节奏的韵律，某种密德拉西式的自鸣得意，铿锵作响的意第绪语格调，哈西迪传说那生动有趣的轻柔之音，拉开距离。我努力摆脱他的影响，摆脱他的讽刺与睿智，他巴罗克式的象征主义，他神秘迷宫般的游戏，他的双重语义以及他复杂而渊博的技巧。尽管我为摆脱他的影响而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我从阿格农那里所学到的东西，无疑仍在我的创作中回响。我从他那里真正学到了什么?也许是：不止投下一个影子，不从蛋糕里挑拣葡萄干，克制自己，不断磨砺。还有一件事：我奶奶常用比我所发现的阿格农表达法还要尖锐的方式说：“要是你已经哭得再没有眼泪，那么就不要哭，放声笑吧。”
爱与黑暗的故事(12)
有时我被留在爷爷奶奶家里过夜。我奶奶经常会突然指着家具或衣服或人，对我说：“那么丑，简直接近美了。”有时她说：“那么聪明，聪明极了，简直什么都不知道了。”要么就是：好疼啊，好疼，疼得我都要笑了。”她整天自己哼着小曲，那曲子来自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显然那里不用害怕细菌，也没有粗野，她抱怨说粗野同样污染了这里的一切。“像畜生一样！”她突然憎恶地嘶嘶尖叫，原因并不明显，没有挑衅性的事情或者任何来由，没有烦劳自己向我们解释她把谁比作畜生。就连晚上我坐在公园凳子上，坐在她身边，公园里看不到别人，微风轻轻触摸着树梢，或许用看不见的指尖通过非真实的触摸使之颤抖，奶奶会突然爆发，充满厌恶，声音颤抖，震惊，怒不可遏：“真是这样!怎么会呢!比畜生还坏。”一会儿以后，她又轻轻哼唱起我不熟悉的曲调。她总是自己哼唱，在厨房，在镜子前，在阳台的折叠帆布躺椅上，甚至在夜晚。有时，我洗完澡，刷过牙，并用包上棉球的橙木棒掏了耳朵，被放到她宽大的床上。(我出生前，奶奶就把双人床扔掉或者是驱逐了。)奶奶给我讲一两个故事，抚摸我的脸颊，亲吻我的额头，随即用香水润湿的小手帕擦拭我的额头。她总把手帕放在左衣袖里，用它擦拭或碾碎细菌，接着把灯关掉。即便那时，她在暗中继续低声哼唱，毋宁说是在从内心深处驱逐一种遥远梦幻般的声音，一种栗色的声音，一种幽暗而惬意的声音，那声音逐渐净化为一种回声，一种颜色，一种气味，一种轻柔的粗糙，一种棕红色的暖流和不冷不热的羊水——整个夜晚。但是她为你带来的夜间的所有这些快感，早晨首先就要被残酷地擦洗掉，甚至在你尚未喝杯带皮可可之前。爷爷敲打毯子的声音把我从床上惊醒，那时他已经在和寝具进行常规的黎明之战了。甚至你的眼睛还没有睁开，热气腾腾的热水浴已经在等待着你了，因为水里加进了抗菌溶液，闻起来好像是在卫生所。浴盆上已经放好了一把牙刷，象牙色的牙膏像条蜷缩的白虫，已经躺在鬃毛上了。你的责任是浸泡自己，浑身上下打一遍肥皂，用丝瓜瓤子擦拭自己，用清水漂洗自己，然后奶奶来了，把跪在浴缸里的你拎出来，紧紧抓住你的胳膊，用令人生畏的长毛马刷给你擦拭周身，从头到脚，接着又来一遍。那马刷令人想起缺德的罗马人的铁梳，他们用铁梳将阿基瓦拉比以及巴尔·喀巴赫起义中其他烈士们的肉体撕裂。直至皮肤红得像生肉，接着奶奶让你紧紧地闭上双眼，而她则向你头上倒香波，连续击打你的头，用尖指甲挠你的头皮，像约伯用瓦片挠他自己。她一直用阴郁而好听的声音向你解释，睡觉时身体的腺体组织分泌出污物和淤泥，如黏糊糊的汗液、各种各样的油脂分泌物，再加皮肤屑、掉的头发、成千上万的死细胞，以及许许多多你最好不要知道的污浊分泌物，你睡着的时候，所有这些渣滓和流出的废物抹遍你全身，混合在一起，招致，对，的确是主动地招致细菌，招致卡介菌，也招致病毒，云集在你的全身，更不用说那些科学尚未发现的所有事物，那些用强度最大的望远镜也看不见的事物。可是即使看不见，它们也在夜晚迈着无数只可怕的毛茸茸小腿爬满了你的身体，就像蟑螂的腿，但小得让你看不见，就连科学家也还看不见，在这些小腿上，布满了讨厌的刺毛，它们通过鼻子和嘴爬回到我们的身体里，还通过一些我不需要告诉你的地方爬进去，尤其是人们在那些不好的地方，不洗澡，只是擦擦身上，擦拭一点也不干净，相反，正好把肮脏的分泌物散布到我们皮肤上的成千上万的小孔中，越来越脏，越来越令人厌恶。尤其是身体日日夜夜不断分泌出来的脏物和因触摸不卫生之物而滋生的外在脏物混合到了一起，你不知道谁在你之前弄过这些物品，如钱币、报纸、楼梯扶手、门把手，甚至买来的食品，毕竟你摸这些东西时，天晓得谁曾经朝上面打过喷嚏，甚至，对不起，擦鼻子，甚至把鼻涕流到了这些漂亮的包装纸上，你在街上把它们拿起来，后来竟直接放到床上人们睡觉的地方，更别说你直接在拉圾箱里拣来的瓶子塞，不用说你妈妈，上帝保佑她，直接从什么人手中买来的玉米了，那个人在解手后可能连手都没有洗，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他是否健康?他有没有得过结核或者霍乱，或是斑疹伤寒，或是黄疸病，或是痢疾?或是脓肿，或是肠炎，或是湿疹，或是牛皮癣，或是脓包病，或是疖子?他甚至连犹太人都不是。你知道这里有多少疾病吗?有多少黎凡特人的瘟疫?我说的只是人所共知的疾病，不是说那些大家尚未知晓、医学科学尚未发现的疾病，长期以来，黎凡特的人们像飞蝇一样死于寄生生物或杆菌或微生物或连医生也不认识用显微镜方可看见的蠕虫，尤其是在这个酷热的国家，到处是飞蝇、蚊子、飞蛾、蚂蚁、蟑螂、蠓蚊，还有那些认不出来的东西，这里的人们没完没了地出汗，他们总是从另一个人身上碰到或者是蹭到炎症、分泌物、汗水以及体内排泄物，你这个年龄最好不要对所有这些臭烘烘的排泄物了如指掌，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把别人弄湿，另一个人在这地方这么拥挤的人群中甚至感觉不到粘上了什么，握一次手就足以把所有的疾病传上，甚至用不着接触，只通过呼吸空气，别人就能够把癣、沙眼和血吸虫中所有的细菌、杆菌吸入肺里。这里的公共卫生一点不像欧洲，至于卫生健康，这里有一半的人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亚洲昆虫，令人作呕的有翅飞虫直接从阿拉伯村庄或者甚至从非洲径直来到这里，谁知道它们一直带有什么怪异的疾病、炎菌和分泌物，这里的黎凡特充满着病菌。现在你可以把自己好好擦干，像个大孩子，任何地方都不要湿着，然后扑些爽身粉，你知道先扑哪里，再扑哪里，哪里也别落下，我要你往脖子上擦一些这支管里的鹿茸霜，然后穿上我放在这里的衣服，这是你妈妈给你准备的，上帝保佑她，我只是用滚烫的熨斗熨了一下，可以消毒，把在那里繁殖的东西都杀死，比洗衣房做得要好，然后到厨房里来找我，头发要梳好，我给你一杯好喝的可可，然后你吃早饭。她离开浴室时会喃喃自语，不是生气，而是带着某种深深的悲哀：“像畜生一样。甚至禽兽不如。”
一扇门，镶着饰有几何图形的霜花玻璃板，隔开了奶奶的卧室和爷爷那称作“亚历山大爷爷书房”的小房间。爷爷在这里拥有自己的私人通道，从那里走进花园，走到外面，走进城市，走进自由。在这间小屋的一个角落，放着从敖德萨运来的沙发，像厚木板那样狭窄坚硬，爷爷夜里就睡在上面。在这张沙发底下，七八双鞋像列队行进的新兵，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清一色的黑，亮闪闪的，就像施罗密特奶奶收集起来的帽子，绿的、棕的、褐紫红的，她把这些帽子视为奖品，放进一个圆帽盒里保存起来，因此亚历山大爷爷喜欢掌管整个鞋舰队，他把这些鞋擦得亮闪闪的，如同水晶，有的坚硬，底子很厚，有的圆头，有的尖头，有的是粗皮的，有的系着鞋带，有的带着固定夹，有的带扣子。沙发对面，放着他的小书桌，一向整整齐齐，上面放着墨水池和橄榄木的吸墨台。吸墨台在我眼中总像一辆坦克，或者是笨重的烟囱船(漏斗船)，驶向由三个银光闪亮容器组成的三件套，一个装满回形针，另一个装满图钉，第三个则像蝰蛇窝，那是橡皮筋蜷缩在一起，挤作一团。书桌上有一套长方形的金属文件盘，一个放接收信件，一个放寄出信件，第三个放剪辑下来的报纸，还有一个放城市管理部门和银行的文件，再有一个放自由派运动耶路撒冷分部的书信。也有一个橄榄木盒子，里面装满了面值不同的邮票，特快专递、挂号和航空标签分别放在不同的格子里。还有一个格子装信封，另一个装明信片，后面放着的是造型为埃菲尔铁塔的旋转银架，分门别类，装着不同颜色的钢笔和铅笔，包括一支奇妙的有红蓝两色头的铅笔。在爷爷书桌的一角，一摞摞文件旁边总放着一个高高的黑瓶子，里面装着外国酒，旁边有三四个绿高脚杯，样子像水蛇女人。爷爷喜欢美，憎恨一切丑陋的东西。他喜欢偶尔一个人喝上一口樱桃白兰地，振奋他激情澎湃的孤寂心灵。世界不了解他。妻子也不了解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他的心灵总是向往着某种崇高，但是众人共同密谋要砍断他的翅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他的商业伙伴，所有的人都在密谋迫使他一头扎进七七四十九种各式各样的养家糊口、打扫卫生、收拾整理、洽谈生意，以及上千种小负担和义务。他性情平和，容易上火，也容易平息。无论他何时看见任何责任，不管是家庭责任，还是社会责任，还是道德责任，他总是弯腰肩负起来。但之后又会发出叹息，抱怨负担沉重，所有的人，尤其是奶奶，利用他的好脾气，让他负载着扼杀了他诗人火花的一千零一件使命，把他当成供差遣的童仆一样使唤。当时，亚历山大爷爷做商务代表和服装推销员，给洛德兹亚纺织品厂和其他几家德高望重的商号在耶路撒冷做代理人。爷爷书房里的墙壁几乎摆满了架子，他把五颜六色的样品保存在架子上的小箱子里，有布料、衬衣、罗纹和华达呢裤子、袜子、各式毛巾、方帕和窗帘。我可以使用这些样品箱，但不能把它们打开，用它们来建造宝塔、堡垒和防护墙。爷爷坐在椅子上，背靠书桌，伸出双腿，他粉红色的脸，一般情况下闪烁着和蔼和满足的光，朝我欣喜地微笑，仿佛在我手下一点点增高的箱子塔很快就要让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庭院和中国的万里长城黯然失色。是亚历山大爷爷给我讲述中国的万里长城，讲金字塔，讲空中庭院以及人类精神奇观，比如说帕台农神庙，古罗马圆顶剧场，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帝国大厦，克里姆林宫教堂，威尼斯运河，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深夜时分，在孤独书房里的书桌旁，面对着高脚杯里的樱桃白兰地，亚历山大爷爷是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他用俄语为一个疏离的世界撒下爱、快乐、热情和渴望的诗章。
w w w. xiao shuotxt. co m
爱与黑暗的故事(13)
他的好友约瑟夫·科罕才迪克把这些诗歌翻译成希伯来语，例如：“沉睡多年后/仁慈的神，我崛起了;/我的眼帘含着爱恋睁开，/再活三天。/从一端到另一端/让我踏遍先祖的土地/让我漫步每座山丘峡谷/领略她的美好/每个人将安全地居住在此/在无花果和蔓藤下，/大地赐予礼物，/快乐遍及我故乡的土地……”他写赞美之诗，歌颂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梅纳赫姆·贝京或者是他著名的兄长，我的约瑟夫伯祖；也写诗歌奋起反抗德国人、阿拉伯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所有仇恨犹太人的人。我在所有这些诗歌中，也发现三四首描写孤独与悲伤的诗，有这样的句子：“如此阴郁的思想包围着我/在我人生的夜晚：/告别了年轻人的生机/告别了阳光下的希冀——/留下的是冰冷的冬季……”但困扰着他的通常并非冰冷的冬季。他是位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酷爱武装、胜利和征服，一个热情澎湃心地纯真的鹰派人物。他坚信，要是我们犹太人给自己佩上勇气、无畏和钢铁般的决心，等等，要是我们终将奋起不再担心异族人，我们就能打败所有的敌人，从尼罗河到伟大的幼发拉底河，建立起大卫王国，整个残酷邪恶的异族人世界，会来到我们面前顶礼膜拜。他嗜好崇高，强大，光彩照人之物——军服，黄铜号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旗帜和长矛，皇家宫殿和武器装备。他是十九世纪的产儿，纵然他活得很长，看到了四分之三个二十世纪。我记得，他身穿浅米黄色法兰绒西装，要么就穿一套笔挺的细条西装。他有时在套装下面惹人注目地穿上内包缝的马甲，腰上缠一条精致的银链，伸进那件马甲的口袋里。夏天，他头上戴顶编织得松松散散的草帽，冬天戴顶系黑丝带的博尔撒利诺帽。他暴躁易怒，有突然动雷霆之怒的危险，但很快又喜笑颜开，道歉，请求原谅，表示痛悔，仿佛他的愤怒只是阵发性剧烈的咳嗽。你老远就可以一下子了解他的情绪，因为他的脸色就像信号灯一样变来变去：粉，白，红，又回到粉。多数情况下，他双颊露出心满意足的粉色，但当他被人冒犯后，就会变得惨白，要是生气了，就变得通红，但一会儿过后，就又恢复到粉色，等于向全世界宣布雷雨风暴已经结束，冬天已经过去，花开大地，爷爷习惯性的喜悦在短暂中止后又熠熠生辉。
他一下子就会完全忘记是谁又是为什么激怒了他，风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一个孩子哭过一阵后立即平息下来，绽开微笑，又高高兴兴地玩儿去了。拉夫·亚历山大·霍罗德诺（当时在俄国，后来在波兰，而今在白俄罗斯）的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逝世于1794年。他是位神秘主义者，喀巴拉学者，苦修者，创作了几部富有影响力的伦理学著作。据说，“他终生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小房间，研习《托拉》；他从来不亲吻或管教孩子，从来不和他们进行非宗教话题的谈话”。他的妻子独自支撑着家庭，抚养子女。然而，这位杰出的苦行者教导说，一个人应该“怀大喜悦和热诚崇拜上帝”。（布拉茨拉夫的纳哈曼拉比说他是一个先锋派哈西迪。）但是喜悦也好，热诚也罢，都无法阻止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摒弃这样一个愿望，那就是他死后，“丧葬协会将委托犹太教公会对吾之遗体进行四次死亡惩罚，直至一切肢体均被粉碎”。比如说，“命之把我举到屋顶，使劲将我扔到地上，不要放床单或麦秸，命之如此重复七次，我庄严告诫丧葬协会，受被开除教籍之痛苦，用七死来折磨我，勿免除吾之屈辱，因屈辱乃吾之荣幸，可免除些许上天之大罚”。所有这些能够赎罪或者纯化“为女子利百加所生亚历山大·吉斯金德的精神或心灵”。他另一件著名轶事是，漫游德国一个个小镇，为犹太人定居圣地筹钱，甚至因此遭到监禁。
他的后人姓布拉兹，乃为“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所生”的缩写。他的儿子拉夫·约塞勒·布拉兹，父亲从未吻过管教过的孩子中的一个，被视为绝顶义人，此人终日研习《托拉》，工作日期间从未离开过书房，甚至连睡觉也没有离开过。他允许自己坐在那里，头枕着胳膊，胳膊放在桌子上，夜里睡上三四个小时，手指间夹着一根蜡烛，当蜡烛燃烧殆尽时，火苗会将其唤醒。就连他的快餐也被送到书房，只有在安息日来临之际他才离开书房，安息日一结束，立即又赶了回来。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个苦修者。他的妻子开了家布料店，一直养活他和他的孩子，直至他去世，同时在他母亲的有生之年也供养他的母亲，因为拉夫·约塞勒为人谦逊，不允许自己担任拉比一职，但是他给穷孩子教授《托拉》，不收任何报酬。他也未著书立说，因为他认为自己庸碌无为，不适合讲前人未在他面前讲过的新东西。拉夫·约塞勒的儿子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布拉兹（我爷爷亚历山大的祖父）是个成功的生意人，经营谷物、亚麻，乃至猪鬃，到哥尼斯堡、但泽和莱比锡等地做贸易。他是位一丝不苟遵守戒律的犹太人，但大家都知道，他与祖父和父亲的过于狂热拉开了距离。
他并非背离社会，不仰仗妻子额头上的汗水度日，不憎恨时代思潮和启蒙运动。他允许孩子们学习俄文、德文，以及一点“异族智慧”，甚至鼓励他的女儿拉莎凯拉·布拉兹学习，读书，做个知识女性。他当然没用可怕威胁告诫丧葬协会在他死后把他的尸体粉碎。门纳海姆·门德勒·布拉兹，亚历山大·吉斯金德之子，拉夫·约塞勒之孙，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崇拜的基础和根源》之作者之曾孙，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定居敖德萨，与妻子帕尔拉一起开了一家小玻璃厂。在这之前，当他年轻之际，他在哥尼斯堡做政府职员。门纳海姆·布拉兹富有，英俊，讲究吃喝，意志坚强，不墨守成规，即使按照十九世纪末期犹太人敖德萨非常宽容的标准评价。作为不加掩饰的无神论者，著名的享乐主义者，他既憎恶宗教，也憎恶宗教狂热，其全心全意之程度与他祖父和曾祖父连丝毫律法都要恪守的程度一模一样。门纳海姆·布拉兹在表现自我方面是个自由思想家。他在安息日当众抽烟，狂放不羁大吃禁吃食品，出于人生苦短的阴郁观点，也出于对来生和神明审判的激烈反对，他追求快乐。这位伊壁鸠鲁和伏尔泰的崇拜者相信，人应该伸手拿取生活赋予他的一切，任情于心中憧憬的无拘无束的快乐，只要这样做，他既不会遭受伤害和非正义的痛苦，也不会给别人带来苦难。他的姐姐拉莎凯拉，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布拉兹那位受过教育的女儿却和立陶宛奥尔凯尼基乡村(离维尔纳不远)一个淳朴的犹太人订婚，那个人名叫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耶海兹凯尔·克劳斯纳之子，一个佃农奥尔凯尼基的克劳斯纳一家，可不像附近特拉凯镇上他们那博学多才的堂兄弟们，基本是纯朴的乡村犹太人，固执而天真。埃兹耶凯尔·克劳斯纳饲养牛羊，种植水果蔬菜，先是在一个名叫泊皮书克(或者是帕皮施基)的村里，继之到鲁德尼克村，最后到了奥尔凯尼基村。
三个村子都离维尔纳很近。耶胡达·莱夫与父亲耶海兹凯尔一样，只从乡村教师那里学到了一点点《托拉》和《塔木德》，遵守戒律，然而他不喜欢阐释学的精微。他热爱户外生活，痛恨被禁锢在室内。誗①名字在家族中沿用。我大女儿取了我母亲的名字范妮娅，我的儿子叫丹尼爱拉·耶胡达·阿里耶，用的是我最大的堂兄丹尼爱拉·克劳斯纳和我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的名字。丹尼爱拉·克劳斯纳比我大一岁，三岁那年和父亲大卫、母亲玛尔卡在维尔纳被德国人杀害。我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用的是出生于立陶宛奥尔凯尼基乡村的他的祖父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的名字，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乃莱夫·耶海兹凯尔之子，莱夫·耶海兹凯尔乃莱夫·卡第什之子，莱夫·卡第什乃莱夫·杰达利亚·克劳斯纳-奥尔凯尼基之子，后者是拉比亚伯拉罕·克劳斯纳，《风俗习惯书》作者的后裔。拉比亚伯拉罕·克劳斯纳在十四世纪末期居住在维也纳。我弟弟大卫用的是大卫伯伯、我父亲哥哥、那个被德国人杀死在维尔纳的人的名字。我的三个孙儿分别用的是他们的祖父(马加比·萨尔兹伯格)祖母(洛特·萨尔兹伯格，莉娃·祖克尔曼)的名字。他试图经营农产品，但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其他生意人很快便发现并利用了他的天真，把他挤出市场。耶胡达·莱夫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欣欣然一村接一村地运送乘客和货物。他是个为人随和、性情平和的马车夫，满足于现状，喜爱佳肴，喜欢在安息日和节日坐在桌前唱歌，喜欢在冬夜喝杯荷兰烈酒。他从来不殴打他的马，不畏艰难险阻。他喜欢独自旅行，步履缓慢而轻松。他的马车载着树木和一袋袋粮食穿过黑黝黝的森林、空旷的平原，穿过狂风暴雪，穿过冬天覆盖河面的一层薄冰。
一旦冰在沉重的马车下碎裂(因此亚历山大爷爷喜欢一遍遍地提到冬天的夜晚)，耶胡达·莱夫就会跳入冰水中，用他那强壮有力的双手抓住马辔，把马和车拉到安全的地方。拉莎凯拉为她的马车夫丈夫生了三儿三女。但是在1884年她身染重病，克劳斯纳一家决定离开立陶宛偏僻的乡村，辗转数百里来到敖德萨，拉莎凯拉就生在那个地方，她富有的哥哥就住在那个地方。门纳海姆·门德勒·布拉兹肯定会照顾他们，确保生病的妹妹得到最好的医治。克劳斯纳一家定居敖德萨的1885年，他们的长子，我伯祖约瑟夫是个十一岁的神童，天性勤奋，酷爱希伯来语，渴求知识。他似乎更像自己的堂兄弟特拉凯头脑敏锐的克劳斯纳，而不像其先祖奥尔凯尼基的农民和马车夫。他的舅舅，崇拜伊壁鸠鲁和伏尔泰的门纳海姆·布拉兹宣称，小约瑟夫注定要成为大人物，并资助他读书。可他弟弟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在他们搬到敖德萨时只有四岁左右，有些难于管教，是个情绪化的孩子，很快便显示出与祖父和爸爸那些乡野克劳斯纳相像的倾向。他的心思不在读书上，自幼喜欢长时间待在外面，观察人们的举止，体味并感受世界，一个人待在草地树林里，陷入重重梦幻。他活泼，慷慨，善良，人见人爱，大家都称之为祖西亚或者兹赛尔。那就是爷爷亚历山大。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弟，我叔祖比扎莱尔，以及三姐妹索菲亚、安娜和达丽亚，他们都没有来成以色列。
我目前能够确信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索菲亚是文学老师，后来做了列宁格勒一所中学的校长。安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去世，而达丽亚，或者说达沃拉，试图在革命后与丈夫米沙逃到巴勒斯坦，但由于达丽亚怀孕，被“扣”在了基辅。克劳斯纳一家刚到城里时，尽管有兴旺发达的门纳海姆舅舅，还有布拉兹家族在敖德萨的其他亲戚们帮忙，但一度非常艰难。马车夫耶胡达·莱夫，一个身强力壮、热爱生活、好开玩笑的坚韧之人，不得不用尽积蓄购买了一个不通风的小杂货店，来维持不牢靠的家庭生计，之后身体渐衰。他思念开阔的平原、森林、雪原，思念他的马和车，思念他所离开的立陶宛的乡村客栈和河流。几年以后，他一病不起，不久死在他蹩脚的小店里，年仅五十七岁。他的遗孀拉莎凯拉在他死后活了二十五年，最后于1928年死于耶路撒冷的布哈拉区。正当约瑟夫伯祖在敖德萨、后来在海德堡追求辉煌的学业时，爷爷亚历山大十五岁那年辍学，做点小生意，在这里买点什么，又到那里贩卖，夜里写下激情澎湃的俄文诗歌，贪婪的目光投向商店的橱窗，投向一堆堆瓜果、葡萄和西瓜，投向淫荡的南方女人，匆匆赶回家中写下另一首感情充沛的诗，而后又在敖德萨的大街上转一圈，小心翼翼打扮得十分入时，像成年人那样抽烟，黑胡子仔细地打过蜡。他有时到港口尽情观赏轮船、装卸工和廉价的娼妓，不然就激动地观看一队士兵伴着军乐列队走过，有时他会在图书馆待上一两个小时，不管拿到什么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决意不去和长兄的手不释卷较劲。
与此同时，他学会了怎样和知书达理的年轻女子跳舞，怎样喝上几杯白兰地却依然不乏睿智，怎样在咖啡馆与人结识，怎样讨好小狗，为的是取悦女士。他在敖德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转悠，好几个民族的风格使这个港口城市带着浓烈的异国情调。他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向女孩子献殷勤，做点小买卖有时也赢利，坐到咖啡馆的角落或者是公园的长凳上，拿出笔记本写首诗(四节，八韵)，接着又开始转悠，在尚无电话的敖德萨，给热爱锡安协会领袖们做不计报酬的童仆——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拿来急件，送到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处，要么就是从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那里送到爱说俏皮话的比阿里克先生或者是门纳海姆·尤西施金生那里，或者是从尤西施金先生那里送到利连布鲁姆那里。当他在休息室或者大厅里等待答复时，反映热爱锡安运动精神的俄文诗便在他的心中涌起：耶路撒冷的街道，铺上了素玛瑙和水苍玉，雄鹰兀立在街道的每个角落，天空在头上闪烁着七重天的光彩。他甚至写致希伯来语言的爱情诗，赞美它的优美和乐感，阐明他永恒的信仰，但都是用俄语。(甚至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住了四十余年，爷爷也不能完全掌握希伯来语，直至临终之际，他讲的是打破各种韵律的个人希伯来语，在写希伯来语诗时犯可怕的错误。在他去世前不久，给我们寄到胡尔达基布兹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我非常亲爱的孙儿重孙儿们，我非常非常念你们。我非常非常你们大家看!”)
爱与黑暗的故事(14)
1933年，当他终于和痛苦万状的奶奶施罗密特一起抵达耶路撒冷时，他不再写诗，专心致志地经商。几年间，他把从维也纳进口的前年流行服装，成功地卖给向往欧洲情趣的耶路撒冷妇女。但是最后，另一个比爷爷精明的犹太人出现了，开始从巴黎进口去年流行的服装，爷爷和他的维也纳服装于是告败。他被迫抛弃生意，抛弃对服装的爱，开始为耶路撒冷供应霍伦洛德兹亚生产的针织品，还有拉马特甘一个小商号的毛巾。失败与贫困，使在他生意兴隆时期弃他而去的缪斯女神重新回到他的身旁。他又一次在深夜把自己关进“书房”，用俄语撰写热情澎湃的诗章，赞美希伯来语言的辉煌，赞美耶路撒冷的魅力——它不是贫困、乌烟瘴气、热得令人窒息的狂热者们的城市，而是街上散发着没药与乳香气息的耶路撒冷，上帝的天使在它每座广场上飘动。这里我以《皇帝的新装》故事里那个勇敢的小男孩的身份，走入一幅画面，用金刚怒目的现实主义攻击爷爷所写的诗：“你现在在耶路撒冷住了多年，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街道是用什么铺的，锡安广场上究竟飘着的是什么，那么你为什么总写不存在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写一个真实的耶路撒冷?”爷爷亚历山大对我莽撞的话语大光其火，脸色一下子从令人愉快的粉红变得通红锃亮，用拳头敲着桌子，吼道：“真实的耶路撒冷? 像你这样的尿床娃娃竟然知道什么真正的耶路撒冷?真正的耶路撒冷就是我诗中所写的那样!”“你还要用俄语写到什么时候，爷爷?”“你什么意思，傻瓜，你这个尿床的小家伙?我用俄语算术!我用俄语骂我自己!我用俄语做梦!我甚至——”(可奶奶施罗密特确切地知道他下面该说什么了，便打断他：“你怎么回事?你疯了吗?你瞧瞧孩子就站在那里呢!”)“你还想回俄国吗，爷爷?去拜访一下?”“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俄国已经没有喽!俄国死了。有斯大林，有捷尔任斯基，有叶卓夫，有贝利亚，有座大监狱，有集中营和刽子手！”“但是你肯定还是有点爱敖德萨的吧?”“咳。爱，不爱——有什么区别。
鬼知道！”“你不想再看见它吗？”“咳，嘘，尿床的小东西，不说了，啊？”一天，令举国皆惊的挪用公款和腐败的一个丑闻曝光，在他的书房里喝茶吃蛋糕的当儿，爷爷给我讲了他十五岁那年在敖德萨时，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我有一次拿着一份急件，一份通知，送到热爱锡安委员会成员利连布鲁姆那里。”(利连布鲁姆不仅是个著名的希伯来文作家，还在敖德萨热爱锡安组织里担任财务主管这一荣誉职位。) “他，利连布鲁姆，的确是咱们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爷爷向我解释说。在等候利连布鲁姆写回信时，这个经常出没游乐场所的年仅十五岁的年轻男子拿出香烟，伸手拿客厅桌上的烟灰缸和火柴盒。利连布鲁姆迅速抓住爷爷的手，拦住他，接着走出房间，一会儿回来时，手上是从厨房里拿来的火柴盒。他解释说客厅里的火柴是用热爱锡安组织的经费买的，只在委员们开会时用，只能给委员们使用。“因此，你瞧，在那时候，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不是谁都可以用的。不像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过了两千年终于建立了一个国家，让人家去偷。在那时候，每个孩子都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无主财产，什么不是，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然而不总是这样。
一次，大概是五十年代末期，发行了一张面值十里拉的精美钞票，上面印有诗人比阿里克的照片。当我攥着我的第一张比阿里克钞票，径直走到爷爷家里，给他看看国家如何尊敬他在年轻时代就认识的人。爷爷确实非常激动，双颊染上了喜悦的红晕，他把钞票翻过来掉过去，举到灯泡底下，仔细查看比阿里克的照片。(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在朝爷爷顽皮地眨眼，似乎在说“咳?”)爷爷眼里闪动着小小的泪花，可是当他沉醉于精神快乐时，把新钞票折起来，塞进了夹克衫的内兜里。十个里拉那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基布兹人。我惊呆了：爷爷，你在干什么呢?我只是把它拿来给你看看，让你高兴高兴。你过一两天，肯定会有自己的。”“咳，”爷爷耸耸肩膀，“比阿里克欠我二十二个卢比。”话说敖德萨，爷爷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时，爱上了一位令人敬重的姑娘叫施罗密特·列文。施罗密特喜欢舒适的东西，喜欢上层社会。她热衷于款待社会名流，与艺术家交友，过“文化生活”。那是场可怕的恋情：她比她的小型卡萨诺瓦大八九岁，而且她碰巧是他的嫡表姐。
最初，惊愕不已的家庭不愿听到成熟女子和小男孩之间有什么婚姻联系。不光是二人年龄差距大，有血缘关系，而且，小伙子没有受过可赢得功名的教育，没有固定职业，除倒买倒卖之外没有固定收入。除这些灾难之外，还有一点尤为重要，沙俄法律禁止嫡表亲通婚。根据照片，施罗密特·列文——拉莎凯拉·克劳斯纳(娘家姓布拉兹)姐姐的女儿，是个身材结实肩膀宽阔的年轻女子，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文雅，高傲，并保持得体的严肃和克制。她头戴软毡帽，精致地在额头上分出一条线，右帽檐耷在整齐的头发和右耳上，左帽檐的翘起部分像船尾，亮晶晶的女帽饰针把一小束水果别在帽前，左边插着的一根羽毛骄傲地在水果上，帽子上，以及所有这一切之上舞动，像傲慢自大的孔雀尾巴。女士左臂上戴一只时髦的山羊皮手套，拎着个长方形的皮手包，右臂紧紧地和年轻的亚历山大爷爷的胳膊交织在一起，而她的手指，也戴着手套，轻轻地在他黑大衣袖子上盘旋，不加掩饰地触摸他。他站在她右边，衣着整洁，笔挺，装扮得漂漂亮亮，尽管厚鞋底增加了他的高度，尽管他头上戴着顶霍姆堡毡帽，但他还是显得比她瘦小。他年轻的面庞严峻，坚毅，近乎忧郁。他悉心修饰的胡子驱不掉脸上孩子般的稚嫩。他的眼睛狭长，忧郁。他身穿一件文雅宽大带垫肩的半长大衣，上过浆的白衬衫，戴一条丝领带，右胳膊上夹着甚至摆动着一只时髦的拐杖，杖柄上雕刻着花纹，金属包头发着光，在旧照片里，它像剑锋一样闪亮。
震惊了的敖德萨对这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持反对态度。两位母亲，她们是一对姐妹，投身于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它以指控犯罪开始，又以无尽的沉默宣告结束。于是爷爷把他那一点点积蓄提取出来，四处倒卖货物，一个卢比一个卢比地攒，两个家庭都愿意出点血，只要把丑闻从眼前和心中驱走。我的爷爷奶奶，一对为情所困的表兄妹，像成百上千的俄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那样，启程前往美国。他们打算在纽约结婚，得到美国国籍，要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出生在美国布鲁克林，纽沃克，新泽西，撰写洋洋洒洒的英文小说，反映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移民们的感情和压抑，以及他们饱尝痛苦的后代们那神经质的苦难经历。但是，在纽约和敖德萨之间某地，在黑海或是西西里海岸线，要么就是当他们在黑夜中平稳地向直布罗陀海峡那闪烁的灯火行进，或许他们的爱之船正在驶过消失了的大西洋大陆时，在轮船甲板上，发生了又一幕戏剧，情节陡转，爱情又抬起了令人生畏的龙首：春日里，少年之心，为爱思悠悠。长话短说。我爷爷，那个年龄尚未满十八岁的准新郎又一次坠入爱河，如醉如痴，惊心动魄，死去活来，就在轮船的舱房里，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船客，据我们所知，也比他大上十来岁。但是施罗密特奶奶，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从未产生放弃他的念头。她立即揪住他的耳垂，握紧拳头，夜以继日丝毫没有放松，直至纽约的拉比按照摩西和以色列律法为他们主持了婚礼。(“揪住耳朵，”我们大家会兴高采烈地叽叽咕咕，“她一直揪住他的耳朵，直至举行了婚礼。”有时他们说：“直至举行婚礼?她从未放弃过他。直至她生命的尽头，甚至比尽头还要长，她紧紧抓住他的耳朵，有时拽拽。”)接着，巨大的谜团随之而至。一两年之内，这对怪异的伴侣再次支付旅途费用——或许他们的父母又帮了他们——登上另一艘轮船，头也不回地回到了敖德萨。简直是闻所未闻。从1880年到1917年，两百万犹太人从东方移民到西方，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定居美国，除了我的祖父母返程外，其他人做的都是单程旅行。可以想象，他们是惟一的乘客，因此我感情充沛的爷爷无人所爱，在整个回返敖德萨的路上，他的耳朵安然无恙。为什么回去? 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索取到清醒的答案。“奶奶，美国怎么那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只是太拥挤了。”“拥挤?美国拥挤?”“那么多人生活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里。”“谁决定回去的，爷爷，是你还是奶奶?”“咳，这是什么话?你问什么呢?”“你们为什么决定离开?你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喜欢。咳，怎么，到处是马，还有红色印第安人。”“红色印第安人?”“红色印第安人。”除此之外，我从他那里什么都掏不出。
这里是爷爷另一首诗的译文，也是用俄语写的，叫作《冬天》：春天已远，只有冬日，风暴狂怒，黑天沉沉，我阴郁的心没了欢乐与喜悦，我想哭，但泪已干。我灵魂疲惫，精神凄然，心如头顶上苍天看不到光线，我韶华已逝，春天和爱的欢乐，去而不返。1972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后，我寻找，并找到一个样子像美国印第安人的妇女。记得她正站在列克星顿和第五十三街的拐角散发传单。她既不年轻，也不老，颧骨宽大，身穿一件老头穿的外衣，披着件披风抵御刺骨的寒风。她递过来一张传单微笑着，我接过来谢谢她。“爱情在等待着你。”它承诺，在单身酒吧地址下写着，“不要再耽搁了。现在就来。”
在1913年或1914年摄于敖德萨的一幅照片里，我爷爷打着蝶形领结，灰色帽子上飘着亮闪闪的丝带，三件套西装，从敞开的西装外套里，露出一道闪亮的银线，穿过扣得紧紧的马甲，显然是根怀表链。黑丝结贴在华丽的白衬衫上，皮鞋油黑发亮。他时髦的手杖刚好夹在胳膊肘下，像平时一样悬在那里。他右手拉着一个六岁男孩，左手牵着一个四岁的漂亮女孩。男孩长着一张圆脸，精心梳理过的一缕头发令人喜爱地从帽下探出头，沿额头形成一条线。他身穿一件高贵的双排扣类似军服的外套，扣子又白又大。外套底下露出短裤，一窄条雪白的膝盖隐约可见，随即被似乎用袜带吊着的白色长袜覆盖。小姑娘朝摄影师微笑。那神态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魅力，故意对着照相机镜头表现自己。她柔软的长发披到肩膀，舒服地散落在大衣上，整整齐齐地右分。她圆圆的脸庞丰满而快乐，双眼细长，有点斜视，像中国人的样子，圆润的嘴唇微笑着。她在裙子外面穿一件双排扣的小外套，在各方面都与哥哥相像，只是小了一号。脚上的鞋子引人注目地装着可爱的弓形扣。照片里的男孩是我的伯伯大卫，人们总管他叫兹尤兹亚或者兹尤兹因卡。女孩呢，那个迷人而卖弄风情的小女人，小姑娘，是我的爸爸。从婴儿到七八岁——尽管有时他告诉我们说直至他九岁——施罗密特奶奶经常在外层给他穿带领子的裙子，要么就是穿她自己给他做的百褶裙或者直裙，经常穿女孩穿的红鞋。他那一头迷人的长发泻到肩头，系着一只红、黄、浅蓝或者粉色的蝴蝶结。每天晚上，母亲用香气扑鼻的溶液给他洗头，有时早晨再洗一遍，因为夜间油脂出了名地损害头发，剥夺头发的活力、光泽，成为孕育头皮屑的温室。她给他的手指戴上小戒指，给他胖乎乎的小胳膊戴上手镯。当他们前去游泳时，兹尤兹因卡——大卫伯伯——和爷爷亚历山大到男更衣室去换衣服，而施罗密特奶奶和小利欧尼赫卡——我爸爸——径直走进女浴室，在那里浑身上下打一遍肥皂，是啊，那里，也是在那里，专门请到那里，洗两遍澡。是施罗密特奶奶生下兹尤兹因卡后，铁了心要生个女儿。她得知没生下女孩后，立即决定，她自然有不容置疑的权利把这个孩子，她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选择和品位抚养，这世上任何力量也没有权利干预并命令她罗尼亚或者利欧尼赫卡的教育、打扮、性别和举止。
亚历山大爷爷显然没有找到理由反叛。关在小房间里，置身于自己的小天地，爷爷享受着一种相对的自治，甚至允许他去追求个人志趣。与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王子一样，他从未想过干蠢事而遭人耻笑，不想对他小人国领地四周的强大邻国进行内政干预而影响自己岌岌可危的主权。至于我爸爸，他从来没有抗议。他很少回忆和女人一起洗澡以及其他女性体验，除非他打算和我们开玩笑时才这么做。可是他的玩笑在我看来永远像目的宣言：瞧一瞧，看一看，像我这样严肃认真的人是如何为了你们而乱了方寸，主动逗你们发笑。母亲和我通常冲他微笑，仿佛在感谢他的付出。而他，激动，几乎感人地把我们的微笑解释成继续逗我们乐的邀请，他会主动给我们讲两三个我们已经听过上千遍的笑话，讲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火车上的故事，讲关于斯大林和叶卡捷琳娜女皇会晤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笑出了眼泪，而爸爸为把我们逗乐了而沾沾自喜，又大讲斯大林在公共汽车上坐在本古里安和丘吉尔对面，讲关于比阿里克和另一个希伯来语诗人史龙斯基在天堂相会。当他讲史龙斯基和一个女孩幽会时，母亲温柔地对他说：“你今天晚上不做点工作吗?”要么就是：“别忘了你答应要在孩子睡觉前和他一起贴邮票。”一次他对客人们说：“妇人之心!伟大的诗人们尝试反映其内在秘密的努力算是白费了。瞧，席勒曾在哪儿写过，万物中没有比妇人之心更为深邃的秘密了，没有女人曾经或将要向男人显露整个女性的神秘世界。其实他尽管问我好了——毕竟，我曾在那里待过。”有时他用某种并不可笑的方式开玩笑：“当然，我有时追逐裙钗，像多数男人那样，甚至更甚，因为我过去拥有自己足够的裙钗，忽然间她们都离我而去。”有一次他这样说：“要是我有女儿的话，她一定会是个美人。”他还加了一句：“将来，在未来的一代，性别差异将会缩小。这一差异总的来说是个悲剧，但有朝一日它可能蒸发，但那只不过是个错误的喜剧。”
爱与黑暗的故事(15)
正是施罗密特奶奶，一位酷爱书、理解作家的杰出女性，把敖德萨的家变成了一个文学沙龙——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希伯来文学沙龙。她凭自己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孤独与渴求认知，羞怯与狂放，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与陶醉自我的自大狂妄，这些别别扭扭的组合驱动着诗人和作家走出书斋，你找我我找你，你挨我我靠你，找乐，调笑，放下架子，互相感受，手搭在肩膀上，或胳膊搂着腰，谈天说地，争论不休，有点唠叨，有些好奇地查看别人的隐私，阿谀逢迎，意见不一，串通勾结，正确无误，生气见怪，道歉，修补，互相回避，再寻找自己其他的伙伴。她是完美的女主人，她在招待客人时朴实无华，然而优雅大方。她向众人呈上倾听的耳朵，承受的肩膀，好奇羡慕的眼神，同情的心灵，自己用鱼做的佳肴，冬天晚上一碗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烩菜，放到嘴里即刻融化的罂粟子蛋糕，从俄式茶炊里倒出的一碗碗滚烫的热茶。爷爷的工作是以专业水平倒利口酒，给女士们供应巧克力和甜蛋糕，给男士们供应呛人的俄国烟。时年二十九岁的约瑟夫伯伯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接手《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哈施罗阿赫》乃现代希伯来文化的一份重要刊物(诗人比阿里克本人曾做过编辑)，从敖德萨时期就开始裁定希伯来文学，按照自己标准来弘扬或贬损作家。琪波拉伯母陪他去参加他弟弟、弟媳家里的“社交聚会”，用羊毛围巾、温暖的大衣和耳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门纳海姆·尤西施金，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热爱锡安运动领袖，装束整齐地亮相了，他的胸脯像野牛一样挺得高高的，嗓音像俄国总督一样粗哑，像沸腾的俄国式茶炊那样兴高采烈。随着他的到来，整个房间一片沉静：大家出于尊重不再说话，有人会站起身给他让出座位，尤西施金会以将军般的步态大踏步穿过房间，他叉开双腿，豪爽地坐在那里，用手杖敲两下地板，表示允许沙龙谈话继续进行。甚至切尔诺维茨拉比(人称拉夫·扎伊尔)也是个常客。还有个胖乎乎的青年历史学家，曾经向我奶奶求爱。(“但高雅女子难以同他接近——他非常智慧，有趣，但衣领上总有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污渍，他的袖口满是污垢，有时你可以看到一块块食物夹在他的裤线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邋遢鬼！”)偶尔，比阿里克会在晚上来串门，他脸色苍白中带着忧郁，不然就是颤抖中含着冷峻与愤怒——或与之截然相反，他也能成为晚会的生命和灵魂。“而那时!”奶奶说，“他怎么竟像个孩子!一个真正的无赖!没遮没拦!那么有伤风化。有时他会用意第绪语和我们开玩笑，直至让女士们面红耳赤，乔尼·罗尼茨斯基会朝他叫喊：‘咳，嘘!比阿里克!你怎么回事!啊!够了!’”比阿里克好吃好喝，他喜欢快快乐乐，他用面包和奶酪填饱肚皮，接着又干掉一块蛋糕，一杯热茶，一小杯利口酒，而后他会开始一个接一个用意第绪语唱小夜曲，表达希伯来语言的奇妙以及他对希伯来语的深爱。诗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闯进沙龙，光彩照人却显腼腆，充满激情然敏感易怒，能征服人心，用孩子般的纯真感动人，像蝴蝶一样脆弱，但令人痛苦，甚至在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把左中右的人都给伤了。而真实情况呢? “他从不蓄意伤人——他那么纯真!心眼好!一颗不知何谓罪恶的童心!不像一个忧伤的犹太孩子，不像!像个异族人的孩子。充满生存之乐，淘气顽皮，精力充沛!有时他刚好像个初生牛犊！如此一头快乐的初生牛犊在四周跳来跳去。在众人面前扮演滑稽角色!但只是有时候这样。有些时候他来时痛苦不堪，立即使每个女人都想去关心他!所有的女人!老老少少，结婚的未婚的，相貌平平的漂亮可爱的，都感到有种暗含的冲动去关心他。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他甚至不知道他拥有这种力量——如果他知道，就不会这样来对待大家了!”车尔尼霍夫斯基喝下一两杯白兰地后，情绪高涨起来。有时他会开始读自己创作的那些诗，诗中洋溢着欣喜与忧伤，使房间里的每个人与之一同伤心，或者为他伤心。他狂放不羁的举动、浓密的鬈发、杂乱的胡须，他所带着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并不都特别聪明，甚至不都是犹太人，但都很美丽，秋波荡漾，没少引起人们评头品足，刺激了作家们的羡慕之情——“作为女人我跟你说，”奶奶又发话了，“女人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错，比阿里克惯于坐在那里这样看他……看他带来的异族姑娘……倘若比阿里克能够像车尔尼霍夫斯基这样生活上一个星期，他情愿少活一年!”激烈争论涉及希伯来语言和文学的复兴、革新之局限、犹太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之关系、同盟会会员、意第绪主义者(约瑟夫伯伯，以争辩的语调，称意第绪语为“胡言乱语”，平静下来后称之为“犹太德语”)、朱迪亚和加利利地区的定居点、赫尔松或哈尔科夫犹太农民的老问题、克努特·哈姆孙和莫泊桑、强权与社会主义、女人和农业等诸多问题。
1921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四年后，敖德萨在红与白的血腥战争中历经数次权力交替，我爸爸也终于从女孩变成男孩有两三年之久，奶奶和爷爷以及两个儿子飞往维尔纳，当时维尔纳一部分领土归波兰所有(尚未属于立陶宛)。爷爷对共产主义者深恶痛绝。“别和我谈论布尔什维克，”他经常嘟哝，“咳，有什么呀，即使在他们掌权之前，在他们走进从人家那里抢来的房子之前，在他们梦想成为国家机器成员和人民委员之前，我对他们就了如指掌。我记得他们以前的模样，小阿飞、敖德萨港口地区的下等人、暴徒、恶霸、小偷、酒鬼和恶棍。咳，有什么呀，他们差不多都是犹太人，形形色色的犹太人，你有什么办法。但他们不过是出身于最纯朴家庭的犹太人——咳，有什么呀，市场上贩鱼的，我们一般称他们是紧紧粘在锅底上的沉渣。列宁和托洛斯基——什么托洛斯基，哪个托洛斯基，列夫·布隆施泰因，亚诺夫卡一个名叫多维多扒手的疯儿子——这群乌合之众披上了革命者的外衣，咳，有什么呀，穿皮靴，腰带上别着左轮手枪，像脏兮兮的大母猪穿丝绸裙。他们就这样走上大街，抓人，把财产充公，他们一喜欢上谁的房子或者女朋友，就把人家给杀了。咳，有什么呀，当然有一两个异族人跟他们干，也是底层出身，来自海港，渣滓，他们是群乌合之众，咳，有什么呀，一群穿臭袜子的乌合之众。”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年后，他对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这一态度也没有改变。以色列军队在“六日战争”中征服了耶路撒冷老城，几天后，爷爷建议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协助以色列，“非常尊敬，毛发无损，秋毫无犯”。让黎凡特阿拉伯人回归到他们的历史家园，他称之为“阿拉伯家园”：“就像我们犹太人回到咱们故乡一样，他们应该荣归故里，回到他们出生的阿拉伯家园。”简而言之，我询问，要是俄国人攻打我们，以使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免遭返回故里的艰难困苦，他认为该怎么办。他淡粉色的面庞气得通红，盛气凌人地吼道：“俄国!你说的是哪个俄国? 俄国已经不存在了，尿床的小东西!俄国不存在了！或许你在谈论布尔什维克?咳，有什么呀，从布尔什维克还在敖德萨港口地区，尚且无足轻重的时候，我就对他们了如指掌了。他们不过是一帮盗贼和群氓!锅底上的沉渣!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是大张旗鼓地虚张声势而已!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多么奇妙的希伯来人飞机，枪支，咳，有什么呀，我们应该派这些年轻小伙子和我们的飞机穿过彼得堡，大概来去各用两个星期，一枚利利索索的炸弹——我们以前就该对他们这样——一声巨响——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像脏棉毛，飞进了地狱!”“你认为以色列该轰炸列宁格勒吗，爷爷?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你听说过原子弹吗?听说过氢弹吗?”“都在犹太人的掌控之下，咳，有什么呀，美国人，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所有的新式武器都出自犹太科学家之手，他们必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么和平呢?有实现和平的途径吗?”“有。我们得打败我们所有的敌人。我们得痛打他们，这样他们才会来向我们祈求和平——然后呢，咳，有什么呀，我们给他们和平。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毕竟，我们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甚至有这样的一诫，追求和平——咳，有什么呀，倘若需要，我们和巴格达讲和平，倘若需要，我们甚至和开罗讲和平。难道不应该吗?怎么会这样?”
十月革命、内战和红色胜利后的困惑、贫困、审查和恐惧，使敖德萨的希伯来作家们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四处逃散。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和他们的许多朋友一道在1919年年底乘坐“鲁斯兰号”前往巴勒斯坦，他们抵达雅法港口宣告了第三代阿里亚的开端。其他人从敖德萨逃往柏林、洛桑和美国。亚历山大爷爷、施罗密特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没有移居巴勒斯坦——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但是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化。于是他们去了立陶宛，那里是克劳斯纳一家，爷爷、约瑟夫伯伯和拜茨阿里勒的父母二十五年前离开的地方。维尔纳依旧在波兰的统治之下，激烈的反犹主义在那里从未间断，一年年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和恐外症在波兰、立陶宛一直起支配作用。庞大的犹太少数民族对于被征服得服服帖帖的立陶宛人来说，仿佛是压迫者体制的代言人。边境那边，德国正遍布着新的、冷酷凶残的仇犹纳粹。在维尔纳，爷爷也是个生意人。他期待不高，从这儿买点什么到那里去卖，这中间有时候会赚些钱。他把两个儿子首先送进希伯来学校，继之送进传统的中学。大卫和阿里耶兄弟，不然就是叫作兹尤兹亚或者是罗尼亚，从敖德萨带来了三种语言：他们在家里讲俄语和意第绪语，在街上讲俄语，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办的幼儿园不得不讲希伯来语。这里，在维尔纳传统的中学里，他们又加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波兰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在大学欧洲文学系，学习了英语和意大利语，在闪语哲学系我爸爸又学了阿拉伯语、阿拉米语和楔形文字。大卫伯伯不久找到了一份教文学的工作，而我爸爸耶胡达·阿里耶1932年在维尔纳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希望追随哥哥的脚步，但是这时的反犹主义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犹太学生不得不遭受屈辱、人身攻击、歧视和施虐狂虐待。“但确切地说，他们向你们做了什么?”我问我爸爸，什么是施虐狂虐待?他们打你们了吗?撕你们的练习本了吗?你们为什么不申诉呢?”“你无法，”爸爸说，“理解这些。不理解更好。我高兴，尽管你也不能理解这个，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为你不理解那种情形而高兴。我当然不愿意让你了解。因为不需要了解。就是因为已经不需要了解了。因为它已经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也就是说，它在这里不会发生。现在我们谈谈别的，我们谈谈你的行星相册好吗?当然我们仍然有敌人，有战争，有围困，伤亡不小。那是肯定的，我不否认。但这不是迫害。这——不是。既不是迫害，也不是侮辱，也不是集体屠杀。不是我们在那里得要遭受的施虐虐待。那将一去不复返了。不是这里。要是他们袭击我们，我们就一报还一报。我觉得你把火星插在土星和木星中间了。错了。不，我不告诉你。你可以自己查一查看看什么地方错了，你也可以自己把位置放对。”
爱与黑暗的故事(16)
维尔纳时期保存下一本已经磨损了的相册。这是爸爸，他的哥哥大卫，二人都在上学，神情都很严肃，苍白，尖顶帽下露出他们的两只大耳朵，二人都身穿西装，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这是亚历山大爷爷，开始有点谢顶，胡须浓密，装束整齐，样子有点像沙皇时代的一个小外交官。这是一些集体照，也许是毕业班。毕业的是爸爸还是大卫伯伯已难以知晓，他们的脸很是模糊。男孩子戴着帽子，女孩子戴着扁圆的贝雷帽。多数女孩都是一头黑发，一些露出蒙娜丽莎似的微笑，那微笑了解你极想知道的东西，但你不会知道，因为它注定不是对你的。那么是对谁的呢?几乎确定，这些集体照中的年轻人实际上都被剥光衣服，被迫奔跑，遭到鞭打，被恶犬追逐，挨饿受冻，进了波那森林大坑。除我爸爸之外，他们当中还有谁幸存?我对着强光细看集体照，试图在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某些狡猾或者果敢，某种内在的坚韧，这坚韧或许使第二排左边的男孩猜测出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不相信所有安慰性话语，在时犹未晚之时爬到隔离区下面的阴沟里，参加了森林游击队。不然就是，中间那个漂亮女孩怎么样了，她显得聪明而玩世不恭，不是我之所爱，不能欺骗我，我虽然比较年轻，但我已经什么都懂了，我甚至知道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大概她幸存下来了?她是逃出来参加鲁德尼克森林中的游击队了吗?她是由于外表像雅利安人，设法藏到隔离区外面的一个区了吗?她躲进修道院了吗?不然就是在时犹未晚之际设法躲开德国人及其立陶宛亲信，溜到了俄国境内?不然就是她在时犹未晚之际移民到了巴勒斯坦，过沉默寡言的拓荒者生活，一直活到七十六岁——在耶兹里尔峡谷的一个基布兹管理蜂箱或者鸡舍?这是我年轻的爸爸，长得很像我的儿子丹尼爱拉(中名是耶胡达·阿里耶，和爸爸名字一样)，像得令人毛骨悚然，十七岁，又瘦又高，像根玉米棒子，打着蝶形领结，纯真的双眼透过圆圆的镜片在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骄傲，一个聊天大王，然而非常腼腆，这并不矛盾，黑油油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脸上露出一种欣喜的乐观：朋友，千万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战胜一切，把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发生什么，也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照片中的爸爸比我儿子年轻。如果可能，我会走进照片，向他和他快乐的朋友发出警告。我会试图向他们解释将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是不是在取笑我们呢?这又是我的爸爸，一副参加舞会的打扮，头戴裘皮无檐帽，一顶俄式帽子，在划一只小船，两个女孩子冲他微笑，有些卖弄风情。这张他穿的是有点滑稽可笑的灯笼裤，露着袜子，一个头发中分的女孩微笑着从身后拥抱他。女孩正要把一封信投进标有“邮政服务”字样(照片中的字迹清清楚楚)的信箱。这封信是寄给谁的?收信人怎么样了?照片里另一个女孩，那个身穿条纹长裙，胳膊上挎着黑色小手包，穿白鞋白袜的女孩又将命运如何? 照片拍过之后，女孩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继续微笑?这是我的爸爸，也在微笑，突然令人想起那个在年幼时被母亲打扮成的小姑娘，与之在一起的还有五个男孩，四个女孩。他们在森林里，但是却穿着他们在城里穿的最好衣服。然而男孩子脱掉了外衣，穿着衬衣打着领带，站在那里，摆出既勇敢又孩子气的姿势向命运挑战，或者是向女孩子们挑战。在照片里，他们用人搭成一座小型金字塔，两个男孩肩扛着一个胖女孩，第三个男孩亲热地举着她的大腿，另两个姑娘仰头看着，开怀大笑。朗朗天空，连同河桥上的栏杆也显得非常欢快。只有周围的森林没有笑，它密密层层，威严，黑漆漆的，从照片这头延伸到照片那头，大概还会延伸。维尔纳附近的森林，鲁德尼克森林? 还是波那森林?不然就是波皮舒克或奥尔凯尼基森林，我爸爸的爷爷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喜欢坐在他的马车上穿过奥尔凯尼基森林，在一片漆黑甚至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的夜晚，也信赖他的骏马、强壮的臂膀和好运。爷爷在精神上向往着经历两千年不幸、正在重建的阿里茨以色列。他思念加利利、沙龙平原、吉拉德、吉尔伯阿山谷，思念撒玛利亚山、以东山脉，“奔流，约旦河水在奔流，你波涛汹涌”。他为犹太民族基金会捐款，给犹太复国主义者支付谢克尔，热切地阅读点点滴滴的阿里兹以色列信息，为杰伯廷斯基的演讲如醉如痴。杰伯廷斯基有时经过犹太人居住的维尔纳，聚集起热情的听众。爷爷一向全力以赴地支持杰伯廷斯基那妄自尊大毫不退让的民族主义政治，认为他是军事复国主义者。然而，即使维尔纳大地的火舌快烧到他和家人脚下时，他还是倾向于——也许是施罗密特奶奶使之倾向于——到某地寻找不像巴勒斯坦那么亚洲化、比总是暗无天日的维尔纳略微欧洲化的新家园。1930年到1932年，克劳斯纳想移民法国、瑞士、美国(尽管是红色印第安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但这些国家无人愿意接纳他们，他们的犹太人已经够多了。(“一个都多。”加拿大和瑞士的部长们那时说，其他国家嘴上不说但也这么办。)约在德国纳粹执政前的十八个月，我那位犹太复国主义爷爷竟然无可救药地对维尔纳的反犹主义视而不见，甚至申请德国国籍。让我们幸运的是，德国也拒绝接受他。这就是他们，这些满怀热情的亲欧派人士，能讲如此多的欧洲语言，吟诵欧洲诗歌，坚信欧洲道德水准至高无上，欣赏欧洲的芭蕾和歌剧，培育着欧洲传统，梦想着它实现后民族主义后统一，仰慕它的行为举止、衣着和时尚，自犹太启蒙以来无条件无拘无束地热爱它热爱了几十年，尽人之最大努力以取悦它，以各种方式为它做出各种贡献，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用狂热的取悦打破它的冷漠与敌视，与之交友，使自己得到它的欢心，为它所接受，为它所拥有，为它所爱……
因此在1933年施罗密特和亚历山大·克劳斯纳，那两位已对欧洲失望了的恋人，与他们刚刚完成波兰文学和世界文学学士学位的幼子耶胡达·阿里耶兴味索然，几乎是不太情愿地移民到亚洲化的亚洲，移民到爷爷年轻时代写下的感伤诗歌中一直向往的耶路撒冷。他们从的里雅斯特乘坐“意大利号”轮船去往海法，途中和船长合影，船长的名字写在照片旁边，他叫本尼阿米诺·乌姆伯托·斯坦德勒。千真万确。在海法港，留下了这样一个家族传说。英国托管时期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官员正等待着他们，往所有乘客身上喷洒消毒水。当轮到亚历山大爷爷时，就有了我们的故事。他非常生气，从医生手里抓过喷头把医生喷了个透，好像在说，谁要是在这里胆敢对待我们像在大流散中那样，就这么对付他。两千年了，我们默默地忍受一切，但是这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决不能默默忍受新的流亡，我们的尊严不能遭到践踏——或者是消毒。
待续...
w w w. xiao shuotxt. co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