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菊与刀_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序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两年后出版日译本，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仍作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重要书籍为人们广泛引用，显示出了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48年病逝。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结果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化人类学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 “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本尼迪克特所使用的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日本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比较方法等，也是值得借鉴的。当然，该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忽视历史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是事实表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近年来中日之间各种摩擦增多就是一个明证。为了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可缺少。修正文库将《菊与刀》这部名著与日本数百年来的绘画名作联在一起，是为了理论与体验并行，知性与感性同在。其作法之大胆，投入之勇决，读者亦不可不知。
菊与刀引言
美国不得不认真对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难弄懂的。这个对手不断地发展壮大，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与我们全然不同，西方公认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是没有意义的。自从日本开埠以后，我们对他们的描述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又”之类的句式。比如，当我们说日本人彬彬有礼时，总想加上“但是，他们又很蛮横高傲”；我们说他们冥顽，附带一句“但是，他们又能适应激烈的革新”；我们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一肚子怨恨；他们做事情完全只考虑面子，但
又具有真诚的良心；他们在军队受到机器一般的训练，但有时候非常不服管教，敢于犯上作乱；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同时又保持着良好的传统。所有这些描述简直像是在开玩笑，但是——它们千真万确。
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
战时的日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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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一些是西方各国通行的。比如：什么情况下要全民总动员，局部失利的时候如何重拾信心，战死者与被俘者的某种稳定比例，如何对待战俘等等。这些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属于同一个文化源头。
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几乎与美国相反，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理解完全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美国认为是轴心国的侵略导致了战争，他们在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毫无道理地欺压弱
小，他们践踏“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法则，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惯例。日本则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日本在国内实现了和平统一，平定了内乱，建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99.5%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邻邦———中国。“大东亚”共荣圈里都是黄种人，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后是英国、俄国，从这一地区清除出去，使圈内各个民族“各得其所”。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明确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这是日本民族创造力的表现，是最符合其心声的神圣抱负。
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人与美国人想的也不一样。它叫嚣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拥有广阔疆土，军备实力雄厚，但这算得了什么？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些差距，有足够的办法让差距不起作用。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型日报———《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没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
“是的，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报纸上不断出现这样的字眼。即使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对意志力的信仰与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之间的交战。”在美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反复念叨：“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当日本在塞班、硫璜岛吃了大亏的时候，他们托词说，这是因为过分强调物质差距而没有完全发挥精神战斗力；而早在日军炫耀其伟大胜利的那几个月，早在珍珠港之前，这种口号一直起到了进军战旗的作用。19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当然，日本其实也担心其真实军力不够用。在整个1930年代，国民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上升非常快。偷袭珍珠港那年，国民收入有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17%。但是，大舰巨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犹如武士的佩刀，质量象征的是他的内在道德品质。
战时的日本把这套信仰发挥到了极致。
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上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4个字。他们的飞行员以自杀方式撞击我们的军舰。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又被夜间的空袭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弥补一般老百姓的营养短缺。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上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部下陆续返回，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极其苍白，但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长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啊哟，他死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被击中，受了致命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上尉的身体凉得像冰块一样。上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强烈的责任感支撑死者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这在美国人看来完全是一段胡编乱造。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首先指出一点，这位上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上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高手。“完美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这一精神，怎么就不能在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上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这样的境界。上尉学会了，并且收到了效果。
战时的日本（2）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套不屑一顾，视之为穷国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狂想。但我们如果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伴随着一系列的鼓励、禁忌和排斥，用特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这些信条绝不是精神病。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明白日本人一些“白痴话语”，比如在失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妄想”。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他们这些不起眼的话中，衡量他们有多深的幻灭，衡量我们的胜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除了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日本研究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就不存在什么变故。不论遇到什么灾难———都市被炸平，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收音机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指望国民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周详的世界之中。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商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没有疏漏。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自得地说，“敌人现已在我股掌之间……”“美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市迅速陷落，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仗打得越惨，事情就发展得越顺利。
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训令，在弃舰时，必须以最漂亮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非常牢固。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700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首脑———将军。对天皇的忠诚无关紧要。对一般日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了，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而，美国没有理由要礼遇天皇，恰恰相反，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应该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消灭这种愚蠢的迷信，那么，我们就能重新塑造日本的社会结构。
另有许多能干的、到过日本或者读过前线报告的美国人，持另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要民主”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没有受过在被俘后的保密教育，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互不相同。这种情况当然来自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些士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因此，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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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日本（3）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然而，反对这次战争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态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包括那些对
背叛希特勒的将军表示不满的战俘，都认为战争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而日本人相信，皇室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是两回事。
天皇与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受谴责。显然，日本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而美国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如果不了解事实，就会认为那些俘虏在胡扯;事实上，一些审讯战俘的老手，也根本未能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拒绝反对天皇”的字样，———全体俘虏都拒绝反对；即使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俘虏同样拒绝；对天皇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这位天皇即位可能是个错误”，还有 “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或者“也许皇室逊位可以使日本妇女得到自由，如同美国妇女享受的那种自由”。
因此，日本军部充分利用了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共诵天皇的“军人敕谕”，“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结果，让军部措手不及的是，日本天皇真的下令了。
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对其他所有人和机构则加以批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对他们直属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行为非常痛恨。并非大众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日本战时的报纸、杂志曾经指责政府没有做到位，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右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说出来会受到责怪。他们满腹狐疑，却还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此更进而加以发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就各种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开口。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对激发人们斗志没有一点儿好处。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国民怯懦无能，简直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因而能够发挥的战力，现在却仍没有发挥出来。”
瞧，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对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能作出评判，并没有无条件地按等级制行事。然而，惟独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稍后的篇章中予以解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战争中暴露出来，就是日本独特的对战争中人员损失的态度。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的无线电报对此表现极大的惊讶，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内容如下：
向司令官约翰·爱斯·麦肯因（原文如此———译者注）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尼米兹的公报已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但麦肯因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地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件小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并非虚构而是实际发生的事，希望你们了解这一奇特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授勋。
一切救援行为，对倒霉蛋的一切帮助都能深深地感动美国人。比救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人了。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小鬼”。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高尚的，小心谨慎则屁用不顶。这一态度在对待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表达得十分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军官教导士兵，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那些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而日本确实无动于衷。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的救护班，我们用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在日本军队中并不普及。对医疗品补给就更加令人慨叹了。在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根本没有在被围前预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结果，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战时的日本（4）
日本对负伤的本国士兵既然是这种态度，那如何对待美军战俘也就可想而知。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被监禁的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超过了日军士兵。因为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连一个正式的军医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日军给他们自己人治病的惟一的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
日本这方面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军对此有正式的命令，但在前线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主动投降的人少得可怜。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部队大多都会放下武器。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1。而在荷兰地亚，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降、死比率为1︰5，这与北缅的1︰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那些美军战俘光是投降就够不要脸的了。即使没有受伤、疟疾、赤痢等等，也已经是个“废物”而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许多美国人都曾谈到，在俘虏营里，美国人发笑该是多么危险，因为这会惹得看守大怒。日本人时常替这些战俘感到丢脸，而当了战俘的美国人却居然自己没感觉，更加令人不可容忍。美国战俘发现，军官经常让看守与美国战俘保持同等待遇，比如急行军或是乘坐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般的运输船转移。这让战俘们惊讶。有些美国人还说，日本哨兵还要求他们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因为最大的犯罪是公开违抗。在俘虏营，战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厂做工时，禁止从外边带回食物，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来就行。但是，如果被发现，那就是嚣张的犯罪。俘虏营中确实存在许多暴行和虐待。我们只是把作为文化习惯的行为和变态的虐待区分一下，并不是说这些暴行可以原谅。
特别说一下，战争早期日军士兵确信敌军将虐待并杀掉一切战俘，因而更加以投降为耻。有一个谣言在日本各地广为流传，说我军军用坦克碾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俘虏———有些日军士兵打算投降，但我军怀疑他们是诈降，干脆杀掉。而这种怀疑常常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日军战俘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没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日军被俘后的突然反抗使我军倍加警惕，这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丢脸莫过于当俘虏，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大吃一惊，唾弃之极。其实，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本身就被认为是怪事。他们原先想当然地以为，敌人会跟自己一样战斗到死。
还有个现象非常戏剧化，得着重强调。西方士兵被俘虏后不会主动与敌人合作，而日本兵，他们会！他们不知道怎么当俘虏，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他们不想回家，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说： “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结果他们做得太超过战俘的标准，而成了模范的盟军兵员。这些老兵———这些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相同的是都要全力以赴。
当然，不是每一个日本战俘都是这样。有一些全然不可理喻；另有一些是因为美军的温和处置而诱导出上述行为。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的协助，总觉得其中有些东西很不对头；有些战俘营从未利用过日军战俘提供的服务。但在接受日军战俘使用的战俘营中，先是有个去掉疑心病的过程，日益发展出对日军战俘的信赖。
好像日本人的信条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努力奋斗，如果失败，会非常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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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安其位（1）
任何人想弄明白日本人，得首先明白他们的口头禅“各安其位”。他们对秩序和等级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仰如此对立，有如南北两极。我们认为等级制不可能是个合法制度。日本人首先对“社会人”有一个整体概念，然后形成等级制度，要理解它，必须对他们的民族习俗，诸如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等作一番描述。
日本人看待国际问题，与他们看待自己的内部事务用的是同一双眼睛，同一套观点。在
过去的十年间，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已高踞于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的顶端，现在，这种地位虽已被西方各国所取代，但他们对现状的接受仍然深深植根于等级观念。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重视。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前言中说：“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使世界各国‘各安其位’是持久和平之前提……”
珍珠港事件之前，我国赫尔国务卿提出了四项原则，与日本的等级观念恰好相反。它们是：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及和解；平等的原则。这就是当今世界正在有组织地实现的普适人权的基石。我们有时候也会破坏这些原则，但我们不会起而反对平等的正义性；面对等级制度，我们的反应就是气愤地向它宣战。
珍珠港事变前夕，当我们向日本宣布我国这些最高原则的时候，也就清晰地表述了我们对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态度。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持续地完善这个还不够完善的世界。而日本人向世界宣布“各安其位”的信念时，也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多少世纪以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的组织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也就广泛地被公众接受。承认等级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过，这与简单的西方式权威主义有很大差别。现在日本人承认美国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我们就更有必要透彻地了解他们的概念。只有这样，当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日本同时也能顺利扮演他们期望扮演的角色。
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但还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问候，每一次相遇，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的社会关系。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 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的程度，或对方的辈分，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好几个，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根。换言之，日本人像许多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一样，习惯使用“敬语”，说话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得清楚鞠躬的幅度大小。对某一个主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鞠躬和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习在什么场合该行什么礼，而且从小就得学习。
不仅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礼仪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在不同情况下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个老百姓对其密友可以无须鞠躬行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那身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有些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反而增强。
当然，也有相互之间不太拘泥礼节的人。在美国，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时，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摁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亲和兄长。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纯粹的礼节而是有它的含义。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但对方出现了，如果对方吩咐什么，那他就有优先权；受礼的一方也承认，此时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他得在某种程度上负责。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人们都知道，中国和日本都有一个地位很高的孝道规矩。中国在六七世纪的时候，把孝道连同佛教、儒教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但是，孝道有所改动，适应了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在中国，甚至现在，一个人必须忠实地听候大族长的吩咐。一个大宗族可能有成千的成员，宗族有权力决定全体成员的生活大事，而且族长的权威不容挑战。当然，中国面积很大，很多地方有独特的规矩，但在大部分地区，往往一个村庄的居民都属于一个大族。中国人口有4亿5千万，但只有470个姓氏。同一姓氏的人，基本都认为彼此有血缘关系。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而且，远离家乡、住在城市里的家庭也可能与他们是同宗。像广东那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向大家的祖先牌位行礼。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院，遇到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大家共同出资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宗族使散布各地的成员联系起来，成为消息的集散地，每10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认真增订的族谱，把事业有成者着重登记，表示他们有权分享祖宗的遗产。一个大家族还有世代相传的家规，当宗族与当局意见不一时，甚至可以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当局。在封建帝制的某些时期，这种半自治性质的大宗族共同体只是在名义上受国家管理。政权不断变幻，官员指派下来也得通过族长进行管理，而大家把那些逍遥自在的官员全都看成是外人。
各安其位（2）
到了日本，规矩发生了很多变化。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都只有贵族武士拥有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制度的根本，没有姓氏也就谈不上宗族。但日本只有上层社会才有族谱这种东西。另外，日本人的传统是对封建领主尽忠，这个领主是当地的大名，与中国上任几年又要调走的官员大不相同。领主不是外人，宗族必须将领主置于最高位置。结果，中国以族谱和宗祠为联系纽带，而日本，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与宗族的联系纽带就是他所属的藩。
联系宗族成员的另一条纽带，就是在神社、圣地祭拜远祖或是氏族神。这类活动，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能参与。但日本的神社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在“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里，村民们集中在一起，无需证明彼此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被称作是该神的“孩子”。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住在这位祭神的土地上。如同世界各地的村民一样，这些祭拜者由于世代定居同一个地方，彼此当然有着亲戚关系，但并不是出自一个共同祖先。
与神社不同，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间里的“佛坛”上进行的，那里只设立六七个近亲的灵牌。在日本所有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种佛坛前祭祀着至今怀念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近亲，并供上食品，佛坛上供奉的是类似墓碑的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日本的家族与家族之间联系淡薄得接近西方，颇有点儿像法国传统。
这样一来，日本的孝道只在家庭内部有效，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伯父及其后代。在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应当确定自己的辈分，依照性别、年龄保持着相应的地位。即使是成员众多的豪门，也是由许多独立的小家庭组成的，次子以下的男孩子必须另立门户。因为家庭狭小，彼此直接接触，要求“各安其位”的规定十分严密周到。一个家庭的长者在隐居不问家事以前，所有人对他都必须严格服从。哪怕到了现代社会，一个家里有几个成年的儿子，他们的父亲都有可能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老迈的祖父。有时候孩子都三四十岁了，他们的婚姻还是父母说了算。一家之长在吃饭的时候首先举起筷子，洗澡的时候也首先入浴，全家人只要碰到他都要鞠躬行礼，而他只需要点点头。日本有句歇后语：“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和尚要求脑袋上长头发。”意思就是：“可以想，不可以做。”
辈分和年龄上不同，就应该“各安其位”。日本人说到秩序混乱的时候，常说这简直是“非兄非弟”，这跟我们说的非驴非马基本一个意思。在日本人看来，长兄应该很自然地保持其长兄的特质。他们是继承者。外国人在日本多呆一段时间，会感到“日本的长子从小就有一套好像身负重任的不凡气质”。长子的特权有时候与父亲相差无几，尤其长大成人后，弟弟会成为依赖长子生活的人；现在在农村和乡镇，还有这种规则的遗迹。长子留在家中，继承了祖先的产业，次子和三子也许已经走出广阔天地，受到更多现代教育，取得更多收入，而古老的等级制度依然要遵守。
我们在现代政治角斗中也能发现这些习俗的痕迹。1943年春天，陆军发言人就大东亚共荣圈发表了以下看法：“日本是他们的长兄，他们是日本的弟弟，应该让占领区的人民了解这个局面。如果对他们太好，他们心理上会有一种滥用长兄好意的倾向，这对日本的统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换言之，什么对弟弟有好处应该由当哥哥的决定，弟弟是不应该被宠坏的。
另外，等级制还有一条：女性的地位要比男性低。甚至女性年龄大一些，她的地位依然比不上男性。日本传统女性走路时从来都是跟在丈夫身后；即使她们穿上西服，与丈夫并肩而行，进门还走到丈夫前面，一旦换上和服就得马上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得平静地看着礼物、关怀和教育都被兄弟占有。日本也有一些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但课程重点都放在教导礼仪举止上，智力方面的训练无法与男性学校相比。有个极端的例子，一位女校长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姑娘们说，她们应该学一学欧洲语言，这样将来在收拾丈夫用的书时，才能不用人教就会把书插入书架的恰当位置。
不过，日本妇女其实享受着比亚洲多数国家都大的自由，而且自古以来一直如此，不单单是西方入侵后的现象。她们从未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她们几乎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进出，在大街上行走，无须将自己隐藏在深闺里，这些自由让印度女性非常羡慕。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的采购和金钱。钱财短缺时，她必须计算周到，把暂时不用的东西挑出来送进当铺。使唤佣人的是主妇，她对儿子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务，指手画脚，好像她从来不曾当过任凭吩咐的小媳妇。
在日本，辈分和性别造成了实质上的特权，但是，行使这一特权的人不会天然地专横独断。要形容他们，最好说是责任的受托者。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无论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关键事务由他决定，恰当与否，也由他来负责。他并不拥有无条件的权力。他的行动关系对全家的荣誉，任性而为绝对不能成为合格的家长。他必须使儿子及弟兄们能牢记该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不辜负家产。地位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家族的要求使他有时候不能顾及个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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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安其位（3）
具体一点儿，遇到大事的时候，家长会召集家族会议，无论地位如何，每个成员都会参与讨论。比如一个孩子要订婚了，家族成员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发表意见。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不会因某个意见来自地位很低的成员就故意忽略。一个妻子或者弟弟的意见有可能变成最终的决定。家长如果无视众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可能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当然，家庭会议也可能作出让当事人很难服从的决定，但此时家长会非常坚决，不容异议。他们这种要求服从的权力与普鲁士那种专横的家长权力不太一样，虽然一样的有强制效果，因为过程由
大家参与，其心理接受程度更大。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故意教导孩子去尊重专制，也不轻易养成对权力屈服的习惯。在当事人看来，无论家长的决定多么苛刻，但那是以全体成员都关心的名义宣布的，是以最高价值来要求服从的。它的背后不是暴力，而是对家庭荣誉和利益的忠诚。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都是幼儿时期在家中学习和养成的，然后他（她）带着这个观念进入社会，无论经商从政，都要把它表现出来。他早已习惯于向一个“适得其所”的人表示恰当的礼貌，不管他们在圈子里是否具有真正的影响力。一个妻管严的丈夫或者一个让弟弟拿大主意的哥哥，在正式场合照样受到妻子或弟弟的尊重。特权在表面上始终维持，不会因为背后另有操纵就被破坏，即使略有走样也很少见。这些习俗，有时候会给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乐于在背后享受实权的家伙带来进退自如的感觉。因为这样一来他不容易受人注意。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真正弄明白了，一个决定作出以后，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全体人员都确信这个决定符合家庭利益，能维护家族声誉。每一个日本人都高度重视自己家庭共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愿意把个人意志从属于这份财富之下；而年长者则被看作这份财富的委托管理者，因此无视他们的安排会被认为是对所有家庭成员的侵犯。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用武力威胁，家中的年长者很少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但家中的等级制运转良好。
其实上述日本家庭等级制度的介绍并不很深入，要想理解日本一家人之间那种强有力的感情纽带，这一点解释远远不够。尤其美国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有标准，理解起来更不容易。日本家庭中那种紧密的粘性本身就很奇怪，它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要知道，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依照阶层划分出来的等级制，与他们在家庭中依照辈分和性别划分的等级制有深刻的相通之处，日本的历史大部分就是等级制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日本从等级模糊的中国吸收生活方式，试图把它们融入自己的等级制文化。日本天皇和宫廷向中国派遣使节，让他们将令人惊叹的高度文明习俗带回来充实日本，这件事他们是用最大的热情去做的。在那之前，日本连正式的文字都没有；之后他们采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来记述他们实际上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口头语言。古代日本有一种宗教，说的是四万个神仙镇守山林和村庄，为居住各地的民众带来平安和幸福。这种民间宗教经过无数变迁，逐渐形成了现代日本的神道。到七世纪，日本从中国大举引进佛教，并逐渐把它当作国教。以前日本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都没有营造过巨大的永久性建筑，后来天皇仿照中国首都建造了新的奈良，同时兴建的还有许多壮丽的寺院。使节们带来了中国的官阶品级和法律条文，陆续被日本宫廷采用。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是惟一的一个主动寻求外国文明，并按自己的计划予以高效率吸收的国家。
说日本按自己的计划来吸收中国文明，最大例子就是他们没有去模仿中国的考试制度。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复制中国那种等级模糊的社会组织，中国的政权岗位是授给那些科举考试合格的官员的；日本则交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构成社会等级制度的主体。日本不断被分割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经常玩弄政治，试图削减对方的势力，许多社会习俗也与领主、家臣、侍从的特权有关。除了中国的官僚制度以外，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的小家族与中国那种把各种职业都吸收进来的大宗族制度。还有，日本没有接受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把皇室称为“云端之人”，除了这个家族以外，谁也不会梦想继承皇位；而中国经常改朝换代。可以这样认为，日本天皇及其宫内大臣引进中国文化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世俗皇帝给人拉下马这回事，也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文化，但这些新的文明为此后几百年间世袭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冲突开辟了道路。他们开始争夺统治权。8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封建领主们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内战。群雄之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了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日本人对高贵血缘的信任再次起作用，“将军”成为世袭，只要源赖朝的子孙就能够控制其他封建领主。天皇已徒具虚名，他的重要性仅在于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象征性的封赐，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它以武力征服不肯服从的各地领国，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听从大名，在动乱的年代中，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大名的生命，组成军队向敌对的大名进攻，或者组成联军向将军的统治发起挑战。
各安其位（4）
日本在公元16世纪走到了内战的高潮。几十年动荡不安，后来伟大的武士德川家康打败了所有的敌人，在1603年成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这个家族统治日本大约260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除。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朝代，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威胁下的和平，有效地执行了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制。
但德川家族一开始就有个大麻烦，始终没有妥善解决。一些强藩曾经在内战中反对他，
被打败以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外样大名”。因为日本宗族以藩为纽带，德川不能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是保留了领地和家臣。相对应的，德川的盟友成为“谱代大名”，有权进入权力中枢，也享受德川家族的荣誉。为了维持这个困难的政局，德川的策略就是随时削弱“外样大名”的力量，防止他们联合。结果，为了和平和统治权，德川不仅没有顺应历史去废除封建体制，反而逐渐加强了这个体制。
具体到日本人的生活，德川大力巩固封建等级观念，政府对国民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的规定，确保所有人固守本分。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袭身份的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4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及鞣制者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甚至通过他们居住地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穷得惨不忍睹，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不可能干其他事，正式的组织和社会活动都把他们排斥在外。
比贱民高一个等级的就是商人了。这肯定让美国人吃惊，但绝对是事实。商人牟利必须让物质和人员流通，而德川政府最担心的，就是流通造成的各种敌对势力的联合。实际上，商人阶级就本质来说是封建集权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所封所建就被打破，集权就会衰亡。17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未有过的严峻的锁国令，打算从根本上铲除商人的基础。日本曾经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商人阶层随之发展。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一定大小的船只者，都要处以极刑。而政府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国内交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各藩藩界均设有关卡，严格禁止商品进出。另有一些法律规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中规定了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丧时的费用限制。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内。法律不保证他们可以免受特权阶层———武士之刀的凌辱。德川氏企图把商人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政策，在货币经济中无疑要失败，而当时日本早已发展到货币经济时代。
面对无数困难，德川政府努力在维持。武士和农民是日本最重要的两个阶层，德川幕府把他们分别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伟大的名将丰臣秀吉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不能兼作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资格，成为寄生阶层一分子，每年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贡米作为俸禄。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封建大名与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俸禄额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格的高低决定。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对武士来说，如果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更加头痛。结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不过财富对人的影响力太大，武士必须避免穷困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威仪，结果他们形成了一个通行的信条：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和商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层是老百姓。武士的配刀不单是装饰，他们对老百姓有拔刀的权力，刀是其特权和阶层的标志。不过这并非德川的首创，德川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传统。幕府颁布的法律规定：“对武士无礼的庶民，可即斩杀。”在他正式的法律中，庶民与武士各自有详尽的义务和行为准则，两大阶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在他临时颁布的法律中，又为僵硬的等级制增加了弹性，为两个阶层一再架起了桥梁。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舞刀弄剑，他们日益成为藩主财产的管理人及各种风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他们处理各种文书，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执行主人的意志。200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长的岁月，几乎没有像样的使用武功和战略的机会。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逐渐发达并开始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武士虽然也时刻准备拔刀应战，但又在无聊的日子中，发展出非常精细的艺术品位。
各安其位（5）
农民不是贵族阶层，他们对武士的欺凌只能逆来顺受，沉重的赋税也颇让人喘不过气，而且他们经营其他事务会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但法律对他们的某些重要权利严加保护。比如，德川统治时期禁止永久的土地转让，使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非常牢固。在日本，有土地就有威望。不过农民得养活整个上层社会，而这个阶层数量大约有200万。他们要交实物税。同样是水稻产区，泰国的传统赋税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40％，实际交纳的还要高。有些高产区的藩主收去农民一年所得的80％。此外还经常有强迫徭役和无偿服务，消耗农
民的精力和时间。结果，农民和武士一样，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整个德川时代，日本的人口增长几乎是停滞的。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的人口停滞很说明问题。不过，每个等级都对下级承担着具体的义务，如果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表示不满。
极度贫困的农民时常起而反抗。有时候是针对封建领主，有时候直接针对幕府当局。德川时代的256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他们一般不反对沉重的40％的赋税，而是抗议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赋税。因为无法忍受，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求免除苛政的请愿书，递交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扣压或者领主不予理睬，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驾，确保状子不被扣压。农民此举风险很大，幕府首脑一般首先解决当前问题，而后则追究农民领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决有半数倾向于农民的利益。当局看来，农民的请愿可能正当也可能是无理取闹，需要评判，而且正当的要求应该尊重。但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已触犯等级制度的严峻法令。即使判决倾向于农民，但农民领袖应该判处死刑，斗争的目的再正确也必须死。甚至农民领袖自己也承认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目睹首脑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者钉上木架。他们不会暴动，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领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很残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必须接受。
多年来幕府一直努力巩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大名在每个藩中处于最高地位，将军在行政上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间结盟，甚至未经将军许可，大名不许互相通婚。各个领地之间经商受到严重阻碍，哨卡林立，彼此甚至不准架桥。幕府严禁大名“出女入炮”，就是私运妇女或者偷运武器入境。将军还派了许多密探了解各个大名的财政状况，一旦某个大名金库充实，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大型的土木建筑工程，把他多余的钱全都花掉。各种规定中最有名的一项就是，每年之中，大名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当他返回自己的领地时，也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为将军手中的人质。幕府费尽心机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使日本保持基本的平静，没有走向中国改朝换代的轮回。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等级制金字塔的尖端，他是奉天皇之命来掌权的。天皇才是最高等级，但他和他的宫廷世袭公卿贵族隐居在京都，没有实际权力。天皇的收入甚至比不上最小的大名，宫廷的一切仪式都由幕府严格制定。尽管如此，有权有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废掉天皇。他把他隐藏得如此隐秘，德川幕府即将崩溃的时候，打开日本大门的佩里将军也没有想到将军的背后还有一位天皇。美国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于1858年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也得依靠自己去发现天皇的存在。
追寻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得隔远一点儿看。泛太平洋地区一直有一个“神圣首领”的概念，他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只是个象征，但他本人是神圣的。在新西兰各部落中，神圣首领绝对不可冒犯，以至他不能亲自取食而必须由专人喂食。这个喂食的汤匙都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外出时必须由人抬送，因为凡是经过他神圣的双脚接触过的土地都自动地成为圣地，而为神圣首领所占。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任何人都不能摸。他可以跟部落诸神直接对话，凡人则听不到，看不见。在某些太平洋岛屿，比如汤加岛或西萨摩亚，神圣首领与世俗生活完全没有关系。世俗首领掌管权力，经营一切，而神圣首领只负责主持宗教仪式，他要在果园中接受第一颗成熟的果实，完成复杂的仪式过程，然后人们才敢吃这些果实。神圣首领去世的时候，人们用“天堂空虚了”这种词句来宣告，并在庄严的仪式中抬入巨大的坟墓。因为他与世俗隔绝，为人左右，因此有些旅行家认为，神圣首领成了世俗军事首领的某种政治犯。日本天皇在幕府时期，与汤加的情况非常相似。
不过天皇虽然被军事领袖架空，没有政治权利，但日本人心目中有他一个恰当的地位。日本人看待天皇并不以其政治业绩为标准。在大将军统治日本的许多个世纪中，日本人始终如一地珍视天皇和他的宫廷。只有用西方人的眼光才觉得天皇是多余的。在日本人看来，从天皇到贱民，每一个等级都有他独特的作用，都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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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安其位（6）
日本政府在75年前宣告封建制度结束。但根深蒂固的民族风俗不是谁宣布结束就能结束的。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日本的政治领袖是如何谨慎地构造现代日本，期望这个国家能保留大量的传统，以免丧失自身的特性的。尽管整个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但日本人不可能一下子变成西方人。他们在几百年里已经习惯了法律和秩序，习惯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铁腕手段。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细致繁琐的等级规则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领域之内，认真履行精细分配的义务，那么他们是能够信赖这个世界的。盗贼无处躲藏，
内战受到制止，人们只要能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申诉并期望得到补偿。历代德川将军中最开明者曾经设置过控诉箱，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扔进箱子里，只有将军本人才有打开这个箱子的钥匙。在日本，粗鲁的侵犯能得到有力的制止，只要这种行为越出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非常相信这些规范，大家都知道，只要遵守它，就能得到安全。
人们衡量彼此的勇气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对或修改这些规范，而是看他是否与规范保持一致，是否奋力捍卫这些规则的尊严。要知道这些规则可不是摩西十诫中那些模糊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非常具体而详细的规定。这种场合该如何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如何。武士此时该怎么做，平民该怎么做，兄长该说什么，弟弟又该说什么，等等。
世界上不是只有日本人实行过等级制度，但日本没有像其他一些生活在强力控制之下的民族一样，变得温顺怯懦。这是因为日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被考虑到，都享受着某种保障。甚至贱民阶层也得到保证，让他们垄断自己的特种职业，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当局的承认。而作为合法团体，当贱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有适当的通道进行申诉。虽然每个阶层都很不如意，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大家又都信赖这一秩序，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而且日本的等级限制具有一种区别于印度种姓制度的弹性。他们有一整套明确合法的手段对制度进行微调，任何人都觉得这样做不会违反常规。一个人可以有好几种办法改变自己的等级身份。随着货币经济的逐渐发展，高利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时候富人就使用各种合乎传统的办法使自己跻身上流社会。他们把还不起钱的农民的土地扣押下来，等待他还债，自己就变成了“地主”。农民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在赎回土地之前，得向高利贷者按时交纳高昂的地租。这些富人的子女还与贫困的武士通婚，俨然成为武士的岳丈，顺利地把自己的家庭拉到贵族阶层。
还有一个办法是过继和收养。富人们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结果亲生父母与高贵的养父母就结为亲戚；他们也让自己的孩子入赘到武士阶层，一样有效。虽然，日本人入赘的代价很大，他必须放弃生父家的身份，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并随妻子的姓氏。但这样一来商人的后代成了武士，并获得武士的财产继承权。武士因为处于寄生地位，往往穷困拮据，给富人提升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大量机会。
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度没有限制不同阶层的人互相通婚，就为阶层之间的血缘流通提供了合法而宽阔的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年代，富人成批地渗入下层武士阶层。这种情况与欧洲很不一样。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是剧烈的，整个制度受到了一个逐渐发展的强大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完整地统治了现代工业，悍然挑战城堡和重骑兵。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整齐的中产阶级，因为商人和高利贷者都以合法的手段进入了上层社会，他们与原来的上层社会结成了自然而然的联盟。结果欧洲在工厂主的重压下苟延残喘，而日本反而没有阶级之间血腥斗争的迹象。这一点，非常令人惊奇。
因此，看起来非常细微的差别产生了重大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欧洲的阶级在大尺度上固定住了，像法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就爆发了激烈冲突，贵族的财产乃至生命都会被剥夺；而日本，因为阶层之间关系较近，就没有产生壁垒分明的冲突。推翻老迈腐朽的幕府政权是谁？是商人、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共同完成的。日本直到近代一直保留着贵族制度，如果没有这种温和的阶级流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见繁琐细致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制度有一些值得信赖的理由，日本人喜欢这一套制度，而从历史的大范围来看，它确实保证了许多利益，减少了流血。说它给予安全，在许多地方是有理有据的。
在德川幕府于19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形势已无可挽回。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森严的等级几乎同时受到了来自金钱的压力。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无力支付其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只能供人嘲弄。他们企图靠对农民增课已经很重的赋税来避免沦亡，还经常提前征收，使农民贫困到极点。幕府也濒临破产。当1853年佩里司令官率舰队前来之时，日本国内危机已很严重。在他强行闯入日本之后，于1858年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恰好处于封建危机的顶峰，日本民众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国家面对外国的粗暴入侵，竟然无力抵抗。幕府成了全体指责的目标。
立刻，口号响彻了日本———“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种口号无论怎么说也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进步的。与“尊王”这个口号连在一起并同样广为流行的口号是“攘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政策黄金时代的政治纲领。极少数领导人懂得这条道路是如何行不通，他们努力奋斗，却被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表明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启动大规模的变革，会顺应极其陌生的西方模式，更不用说50年后竟能与西方强国一争雌雄。但这一切居然成为现实。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达到了极高的目标。可
以说他们完成的业绩甚至超过其本国精英和激进舆论所提出过的最高要求。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地平线上哪怕巴掌大的乌云都没有升起，可以让高人预示几十年后会有一股风暴横扫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依靠自己愚昧落后、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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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1）
“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回荡在列岛，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历史。这一口号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日本免受外国欺凌，打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恢复到公元十世纪的黄金时代。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的所作所为，与这个口号的内涵基本相左。在天皇支持者心目中，“尊王攘夷”就是要把外国人打败，逐出日本。列岛没有一个外国人最好。他们还要恢复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剥夺“改革派”在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这群倒幕派拥有不俗的军事力量，其主力是强大的“外样大名”。他们想通过王政复古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只要求
换一下当权者。农民也参与了，他们盼望多保留一些自己收获的稻米，却也讨厌“改革”。武士阶层则希望保持俸禄，并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在财政上支持王政复古的商人们，则希望推行重商主义，却从来不觉得封建制度有什么不对。
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了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幕府的统治结束。当时的西方人看日本，都认为即将推行的是岛国主义，一种极为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它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个领地的收税权。但这种剥夺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豢养武士和兴建公共建筑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以后的五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措施十分认真，标志不同等级的服饰和装备被取消了，还颁布了著名的“散发令”，使贱民得到解放，不再固守自己的传统职业。政府取消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消了各地的关卡，废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又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成公债，一次性发还。该公债在5到10年内可兑现成现金。这笔巨款加上其原有财产，使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工业企业。日本的工商业主与封建贵族一开始就合二为一，使未来本会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消于无形之中。
新生的明治政府动作迅猛，发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这些政策很不得人心。当时的普通民众对征韩计划远比这些措施更有热情。明治政府则不仅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而且坚决地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而奋战的人深感失望。1877年，这些对立派团结在西乡隆盛的旗下，向政府发动了进攻。他的军队代表着“尊王攘夷”和维持封建制度的全部愿望，其叛乱的合法性，就是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政府招募了一支由平民组成的义勇军，打败了西乡隆盛的武士和贵族的联军。这次战争足以表明，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遇到多大阻力。
农民对政府也很不满意。明治的最初10年间，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采取措施，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也难怪，这么缓慢的步骤，农民认为政府肯定忘掉了他们应得的利益。农民们还反对建立学校，反对征兵制，反对重新丈量土地，反对散发令给贱民带来的平等待遇，反对官方限制佛教、改用公历。可以说凡是改变他们早已经习惯的生活的政策，他们都反对。
那么，大家都在跟改革唱反调，谁又在支持它呢？是谁最后撑住了局面呢？是那个允许等级间通婚的法令所造成的特殊阶层，是那些彼此结成亲戚朋友的商人和下层武士。这些人要么为大名打理产业，要么自己经商，经营过各种不同的事业，也磨练了不俗的政治手腕。他们熟悉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富于信心的干练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并组织实施。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级，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精明能干并且敢于行动。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其国力之衰弱犹如今日之泰国，怎么产生了一批洞察形势的领导人，成功地推行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要知道这次尝试超过任何民族所曾经历过的尝试。这些领导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本书的主题就是要探讨这种民族特性过去如何，现在又如何。这里，我们只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时代的精锐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采用哪个“主义”，从未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既没有把封建阶级骂得一无是处，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厚禄，使他们转而永远支持政府。他们终于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之所以晚了十年，与其说是出于阶级立场拒绝农民的要求，还不如说国家当时穷得厉害，想照顾到却无法实行。
首先得说明，这些政治家没打算废除等级制度，只是觉得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调整。得给各类人群一个新的位置。“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后的政治家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为了向国民推行他们的卓越政纲，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们交替使用施加压力和给予恩惠的办法，以求贯彻改革方针。但是，在公共舆论不赞成改用太阳历、设立公共学校及废除对秽多贱民的不平等待遇等等时，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明治维新（2）
自上而下的改革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889年天皇赐予人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表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设立了议会。这部宪法是阁下们对西方宪法进行了研究和批判之后精心拟订的。宪法起草者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步骤，防止人民在这个关键阶段弄出乱子，或者通过舆论横加干扰。负责起草宪法的是隶属皇宫的一个局，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说明那些阁下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1880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孝允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斯宾塞写了意
见寄致伊藤。关于等级制，斯宾塞写道：日本在其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以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应当加以维护、培育。他说，对长辈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此信支持阁下们心中的信念，明治的大政治家们十分满意。显然，他们力图维护等级制度的一切可能的优点，不打算在将来失去它的帮助。
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明治的政治家们明确规定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各安其位”的义务。整个安排，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具体内容来讲，都与美国、英国截然不同。面对如此众多的差异，我们经常会忽视最基本的要点。这一要点，在我们举了足够的例子后，会着重指出。
上面是有力的统治，公众舆论不能强迫它改变举措。政府掌握在上层人物手中，靠选举产生的人物也不能影响他们。在这一阶层中，人民没有发言权。在1940 年，政府最高层都是一些随时可以“谒见”天皇的重臣、顾问、阁僚、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及其他高官。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是无法达到这样高的地位的。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对遴选、任命内阁成员及大藏省或运输局长就更说不上有什么发言权。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见，虽然有对政府高官提出质询或批评的特权，但对任命、决策或预算等无可奈何。日本也没有法律的创议制。众议院还受到由不经选举产生的贵族院的制约，贵族院议员中贵族占半数，另有四分之一由天皇敕选。贵族院对法律的批准权与众议院几乎相等。整个规则严密无情，颇有实效。
这能保证日本政府中的高级职位都掌握在“阁下”们手中。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在“各安其位”的体制下没有自治。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面的权力总在向下伸展，而在中途与下面的地方自治权碰上，随时会擦出争议的火花。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在于民主范围达到什么程度，地方的领导是否能对整个地方共同体负责，会不会被地方势力所垄断以致损害广泛的公众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就像中国一样，最小的单位约5至10户，后来被称作“邻组”，这是居民中最小的责任单位。“邻组”的组长，对组内事情有领导权，保证组内成员行为端正，遇有可疑行为必须报告，发现在逃犯则要交给政府。明治政治家们最初废除了这一套，后来又恢复。在市镇中，政府有时积极培植“邻组”，但在今日农村中则几乎已经不起什么作用，较之更为重要的单位是“部落”。部落既没有被废除，也没有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编入政府体系。它是国家权力尚未涉及的领域。这种由15户左右的人家组成的部落，直至今日，每年更换部落长，仍在发挥着组织的机能。部落长的任务是管理部落的财产；组织部落对遇丧或遭受火灾的家庭给予援助；安排耕作、盖房、修路等公共作业的适当日程，遇有火警则负责振铃；休息日则敲钟击梆，以示通告。日本的部落长，与其他亚洲国家不一样，不负责征收国家赋税。因此，他们所处的地位没有什么矛盾，是在民主责任范围内发挥作用。
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市、町、村三个级别，由公选的“长者”们推选一位头头。在农村，这个头头常常是一位老人，一位拥有土地的农民家族中的长者。当了村长后，经济上不会有什么好处，却相当有权势。他与其他长者共同管理村里的财政、公共卫生、学校，特别是财产登记和了解每个人的情况。村公所是个相当繁忙的地方，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补助费，征集由本村负担、数额远比国家补助费要大的教育经费并监督其收支，管理村落共有财产及其租贷，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以及登记一切财产买卖；而财产买卖也必须在村公所正式登记后才算合法。村公所要求本村居民必须及时登记其住址、婚姻、子女出生、过继和收养、前科以及其他资料。对于每户家庭，也都要保管同样的材料。不管任何地方，此类材料都可以从该地提供给那个人的原籍村公所并记入他的册籍。一个人在申请就业或接受审判，或因需要证明其身份时，他必须给他的原籍市、町、村公所写信，或者自己亲自回去，取得一份本人材料的副本，交给有关方面。所以人们是绝不轻易给自己或家庭留下不好的记录的。
因此，市、町、村负有巨大责任。1920年代，日本出现了全国性政党。这在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会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交替。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行政机构却丝毫不受影响，仍然由“长者”们领导，为政府服务。不过，地方行政机构在以下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这就是：一切法官均由国家任命，警官和教员都是国家雇员。由于日本的民事诉讼几乎一直是通过调停或仲裁来解决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倒是警官更重要一些，每逢有临时集会，他们必须到场。但是，这种任务是不常有的，多数时间用在记录有关居民身份和财产上。政府常常把警官从一处调到另一处，保持其局外人的地位，避免腐败。学校的教员也常有调动。国家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密。日本和法国一样，每个学校在同一天都用同样的教科书，上同样的课，每个学校每天早晨都在同一时间，在同样的广播伴奏下，做着同样的早操。市、町、村共同体对学校、警察和法院，不能行使自治权。
明治维新（3）
日本政治结构，几乎没有一点不与美国大相径庭。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大选中胜出的人持有最高的行政、立法权，地方的管理则是由在地方指挥下的警察和法院来执行。然而，日本的政府机构在形式上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十分接近。例如，荷兰就和日本一样，一切法律都由女王的内阁负责起草，国会实际上从未制定过法律。甚至县、市长在法律上也规定由女王来任免，因此女王在形式上的权力之广泛，直达地方事务，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虽然女王实际上总是认可地方的提名，但必须女王任命则是事实。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君主
负责，这在荷兰也是如此。但是，在荷兰，任何宗派团体都可以自由创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几乎全部照抄法国。运河的开凿、围海造田及地方开发事业，在荷兰大体皆是地方自治体的任务，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市长或官员们的任务。
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之间的上述差异，还表现在更深刻的地方。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顺，让许多权力过程通过道德和礼仪来实现。国家可以指望，只要那些 “阁下”们身在其位，恪守职责，他们的特权就会得到尊重。人民没有理由在国事上自作主张，在日本，越过权限就是错误。在政府的最高层，“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政府只是要求“国民支持”。当国家的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国家政府这种东西，美国人认为是一时还无法摆脱的孽障，日本人则不然，在他们眼里，国家近乎至善，完全在为他们的福泽而运作。
不但如此，政治家认为，舆论放弃干涉它不该干涉的事务后，也应该在它理应起作用的时候尽到职责。政府十分注意承认国民意志的“适得其所”。在合法的公众舆论领域，即使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还是努力恳求人民同意，这样说绝非过分。比如，负责振兴农业的官员在改良旧式农耕法时，恰如美国爱德华州的同行们一样，很少使用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民信用合作社、农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多次交谈，并听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上的事必须由地方解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使之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与政治相比，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领域中制定了更为离奇的制度。政府把国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可以要求全体国民信奉国家神道，却并不认为违反西方的信仰自由原则。这就好像美国政府要求人们对星条旗敬礼一样。这只不过是忠诚的象征。因为“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神道而无须担心西方的非难。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成了神话传说时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但要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对“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崇拜。国家神道受国家支持，国家管理。而对其他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固不用说了，甚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祀神道，也都听任个人意愿，几乎和美国一样。这两种不同领域甚至在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的神官、祭祀、神社等费用均由国库开支；一般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基督教各派的经费靠教徒自愿捐赠。
在这一自由领域，日本人进行各种符合自己心意的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非常流行，至今仍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宗教，各种宗派有不同的教义和开山祖师。即便是神道，在国家神道之外，也有不少教派。其中有些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以前，已经成为纯国家主义的堡垒。另有一些教派是一种精神治疗，常被比作“基督教科学”。有的信奉儒家教义，有的则专门从事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多数不属于国家神道。在这种节日里，老百姓涌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拽绳，打铃，击掌，召唤神灵降临。接着，他们恭恭敬敬地行礼，礼毕后再次拽绳，打铃，击掌，送回神灵。然后，离开神社殿前，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这就是在神社院子里小摊贩上购买珍品玩物，看相扑、祓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逗笑的神乐舞。除了少数献身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在日本绝不会使人感到严峻。日本人还喜欢长途跋涉地朝山拜庙，把它看作愉快的假日节目。
明治维新（4）
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就是这样谨慎地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职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的。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但对认为与国家直接有关的事，他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创建陆海军时，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像其他领域一样，他们在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而且比在老百姓中废除得更彻底。他们甚至在军队中废除了日本的敬语，虽然实际上保留了某些旧习。军队职阶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凭个人的能力。因此军人在日本人中声誉很高，赢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加之，排、连单位大多由同一地区的乡
邻编成，和平时期服兵役者大都离家不远，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地方上保持联系，而且每个人在军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军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地方，代替了武士与农民、财主与穷人的关系。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几乎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军队都被作为赖以维持现状的巨大力量。日本则不一样，军队非常同情普通民众，以这种同情为基础，军队曾经一再地站到大金融家和寡头阶层的对立面。
建立了这样一支人民军队，不仅没有让日本政治家感到欣慰，反而造成某种忧虑。这支部队太过靠近下层，而根据经验，军队应该在等级制度中有更高的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最高层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并没有写入宪法，却保留了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惯例。比如，陆海军大臣与内政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谒见天皇，并能通过天皇的授权而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如果内阁反对他们，他们还可以阻止内阁的成立，只需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即可。没有这种高级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无法组成，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此职的。同样，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军部如果不满，只需召回他们的内阁中的代表就可以让它解体。在这个最高决策阶层，军部首脑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
为进一步确保议会什么也干不了，宪法中还有一条规定：如果帝国议会否决政府所提的预算草案，政府将自动执行前一年度的预算。尽管外务省保证军队不会进入满洲，关东军还是采取了行动，这是说明军队独立性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时军部首脑看到内阁意见不一致，还没来得及作出对军队不利的决定，就趁机支持部队的指挥官发兵。对军部的贸然举动，日本当局倾向于接受一切后果，这并不说政府同意该项政策，而是他们觉得在特权问题上不该逾越界限。
发展产业，日本走的也是一条独特道路，没有借鉴任何西方国家的现成办法。这里也是由阁下们安排步骤和规则。他们制定计划，由政府创办企业，予以财政补助。这些企业都是他们认为日本现在需要的，其管理职责由政府派员担当。他们聘请了外国技术专家，或把自己人派出学习。当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了他们认为的组织完备、业务发达的时候，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人公司，其售价“低廉到荒谬的程度”，买主则是那些经过挑选的金融巨子，即以三井、三菱为中心的一些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认为，产业发展是关系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业，不能相信供求原则或者什么自由企业。但这一政策与社会主义没什么关系，那些财团获得了厚利。事实上，日本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建立了它最需要的企业。
眼看日本顺利走通了这条道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修改了“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正常顺序”。它不是从生活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建设等等都被赋予优先权，飞速发展到高水平的技术和效率。当然，这些企业并没有全部转让给民间财阀，庞大的军事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官僚手中，并接受政府的特别财政补助。
在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之内，没有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经营者的“应有地位”。但产业也有自由地带，那就是用最少的资本和最廉价的劳动力来经营的各种“剩余的”轻工业。这些轻工业没有现代技术也能生存，现在仍然存在。美国习惯称呼这种产业叫“家庭血汗工厂”。一个小本制造商买进原料后，贷给一个家庭工厂或者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厂加工，完成一道制造工序，然后回收产品再贷出，完成第二道工序。如此几经反复，最后把成品卖给一般商人或出口。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工业雇员中有53%是这种小工厂或家庭工厂雇佣的。这些职工并非全无保障，他们受到古老学徒制的家长式的庇护。另外在大城市的许多家庭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背着婴儿的母亲在干计件零活。
日本的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其工业也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两个特性都有重大意义。当日本政治家决定需要有一个与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制相匹敌的财界贵族制时，他就为他们创办一批战略性企业，挑选一批在政治上有特权的商人家族，使他们与其他等级建立联系，获得“适当地位”。在日本政治家们的计划中，从来没有想要削弱政府与这些财界寡头的联系，不仅给他们利润，而且给他们很好的地位。从日本人传统的对金钱及利润的态度来说，财界贵族难免不受民众的攻击，政府则尽量努力按照公认的等级制观念来扶植这些贵族。不过，这种努力并未完全成功，因为财阀仍不断受到所谓少壮派军官团体和农村方面的攻击。但是事实的真相仍然是，日本舆论攻击的矛头所向并不是财阀，而是“成金”大户。所谓“成金”，常被译作“暴发户”，但这个词并未能准确表达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暴发户之所以会遭人嘲笑，是因为他们不善交际，缺乏教养。然而，他们这种缺点却被感动人心的致富抵消了。他们从破木屋中起家，从骡前马后变成累资巨万的油田巨子。但在日本，“成金”一词来自棋盘，意思是一个步卒突然变成了女王。它像“名士”一样横冲直撞，神气十足，但在等级制上，它根本无此权力。人们都认为“成金”是靠诈骗、剥削致富的，对 “成金”者极尽指责，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者的态度差距之大，令人瞠目。日本在等级制中对巨富授予应有的地位，并与之建立联盟。但如果这种财富不是在这一领域中获得的话，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毫不客气。
总之，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应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征，正如对平等与自由的信赖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一样。
但是，当日本人要把这种 “安全”的公式向外输出时，就遭到惩罚了。等级制与日本国内老百姓的思想很吻合，因为等级制培育了那种思想。在那个世界里，人们的野心只是等级制能够容忍的野心。但是，这个制度绝对不该输出。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在别的国家看来，实在是狂妄之极，甚至连狂妄这个词都难以表达其令人愤慨之处。而日军官兵到了各个占领国，看到当地居民们根本不欢迎他们时，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毕竟是整个等级制中的一个地位；等级制，即使对低层的人来讲，不是也很理想吗？日本军部曾经拍过好几部描写中国人热爱日本的影片，其中痛苦绝望的中国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用纳粹干脆利落的征服论比较一下，会发现日本人至少保留着“我是来帮助你”这种思想。但日本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位”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这是真正的日本产品。日本的作家们把这种伦理体系视为当然，因此也就不加论述。我们要了解日本人，就应该对这个体系追本溯源。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1）
在英语世界，我们常常说要成为“历史的承继者”。两次大战和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减少了我们的自信，以目前的成就来“承继历史”，似乎不太够资格。不过这些糟糕记录也没有增加我们对历史的负罪感。东方人则翻开了硬币的另一面：他们天然是历史的负恩者。东方的“祖先崇拜”很多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完全是针对祖先。那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自己得到过许多东西,他们不仅欠历史的，也欠眼前的，在与周围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受惠良多。他们的日常行为和意志时常会有报恩的感觉。这是基本的出发点。西方人极端轻视
社会对他们的恩情，尽管社会对他们以很好的照顾、教育、幸福生活，包括他们的降临人世。因此，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日本人会觉得我们有点虚伪。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会这样讲话。他们不会轻视过去。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各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
东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十分明显，看似简单，但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却很复杂。如果不能对这一层深刻理解，那就无法搞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在战争中有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无法理解日本人看似莫名其妙的易怒态度。背负深恩很容易使人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总觉得自己身上有重大的责任。
中国和日本有很多词来表达“义务”的概念。这些词不是同义词，其特殊含义也不能翻译成英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类似的概念。日文中有个字表示一个人背负的债务或者人情，从最大到最小，应该都翻译成“恩”。这个词要是严格译成英文单词，就得把英文中的“义务”、“忠诚”、“关切”、“爱”统统连缀到一起，构成一个字。而且这个怪字也还是歪曲了原意。“恩”这个词包含着无数微妙的意思，其中最明确的，就是承担的债务、重负。一个人接受长辈、上级的恩，同时就接过了一种不愉快的自卑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意思就是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个债主，不管是什么债，都叫作“恩人”。
“记恩”，是率真和忠诚的表示。日本小学二年级课本有一个小故事，题目叫“不忘恩情”，就是这个意思。
哈齐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它出生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在那个人家里像孩子一样得宠。它被养得又肥又壮。主人每天上班时，它总跟着他跑到车站，主人傍晚下班的时候，它又去车站迎接。
不久主人去世了。哈齐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它每天都在寻找主人。一到傍晚它就跑到车站，电车来的时候它凝视着人群，看里面有没有它的主人。
岁月流逝，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车站上仍然有那条衰老的哈齐，每天都在人群中搜索它的主人。
这个短故事的含义是：爱的别名是忠诚。一个孝顺母亲的儿子可以说他不忘母恩，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母亲怀有哈齐一般的赤诚。“恩”这个词不单纯指他对母亲的爱，还指他对母亲亏欠的一切记忆。这包括襁褓时母亲的哺育照顾，孩子时母亲的牺牲以及成年以后母亲所做的一切。“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它确实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是负债。我们美国人则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的约束，是可以自由给予的。
当日本人提到“皇恩”时，它的意思就是无限忠诚。这是天皇的恩情，每个人都应该无限感激。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活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顺心，整个状态都与天皇的恩情有关。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一生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而这一观念是自古就有、牢不可破的。这个人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主、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变成了天皇。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谁成了最高上级，而是几百年来“不忘恩情”的这种习性在日本人习性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让这种感情集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生活的热爱每增加一分，就会同时增加对天皇的感恩。战争时期，发给前线士兵的每一支烟，每一口酒都在强调那是在领受皇恩。他们说，神风飞机的自杀攻击就是报答皇恩。为守卫某些太平洋岛屿而全部“玉碎”也是如此。
人们接受了父母之恩，天高海阔难以报答，这正是让父母支配子女的东方著名的孝道的源头。因为子女对生他养他的父母欠了巨债，必须努力偿还；他竭力服从父母的意愿，而不是像德国那样，父母迫使子女服从。日本看待孝道十分现实。有这么一句老话：“养儿方知父母恩。”人都有一个离开父母就过不得的幼年，必须由父母供给衣食住行，才能长大成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日本人深感美国人不在乎这一点。他们对自己子女的悉心照料也是对父母之恩的一种回报。对孩子的义务也从属于“父母之恩”。
日本对老师、主人也负有特殊之恩，因为他们都是帮助自己成长起来的人。这些人对自己有恩，将来出现困难的时候自己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对他们身后的亲属予以特殊照顾。人们不遗余力地履行这些义务，而且这些恩情不随时间流逝而减轻，甚至时间越久，负疚越重，好像在记忆中产生了一种恩情的利息。受一个人的恩，乃是一桩大事，经常觉得“恩情的力量” 会超过受恩者的个人意愿。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2）
上面这些伦理原则是否能顺利运转，得看每个人是否能把自己看作负有深恩之人，自觉履行义务而不抱怨。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日本的等级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伴随着等级制，一切习惯被认真遵守，使日本人高度重视道德上的报恩。这些伦理如此深入人心，西方人无法想像。
对上级负恩，如果把上级看成是善人，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西方人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做
。日本人这样做也多少有点儿困难。日语里有个词很有意思，那就是“爱”，相当于英语里的“love”。上个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寻找日语中的同义词来翻译“love”，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爱”。他们在把圣经翻译成日语的时候，用这个词表达上帝对人类的爱以及人类对上帝的爱。但是，日语中的“爱”混合着两种意思，一个是“庇护”，一个是“亲热”。它最贴切最常用的语境就是表达上级对下级的“爱”。在现代日本，当人们要求文字高雅严谨的时候，“爱”就专用来表达上级对下级的感情。后来随着外国语言的入侵和官方努力打破等级界限，现在这个词好不容易开始用于同辈之间。
因此，语言文字构造的氛围也使日本人乐于接受报恩的思想。但在日本，受人之恩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情。他们不喜欢背上人情债。长辈或者上级的恩还好说，同辈和陌生人的突然援手，反而让日本人觉得讨厌。按理，这些恩情应该回报，而陌生人和同辈之恩报起来十分麻烦。日本人大街上发生的事情一般不大理睬，不是因为缺乏主动和勇气，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除了警察，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别人背上恩情。明治维新之前，有一条著名的法律：“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职责要求你前往帮助，你插手就惹人怀疑，是不是想从中捞点儿什么好处。你既然知道帮助会使对方感恩领情，最好别乘人之危，应该慎重对待。对于卷入“恩情”，日本人是十分小心的。哪怕是一支烟，如果两人过去没有交往，就会感到不舒服。这时，表达谢意的最礼貌的说法是“真过意不去”。有一个日本人向我解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了当地表示你感到为难，会好受一些。你从来没想到要为对方做什么，因此对受恩感到羞耻。”因此———“真过意不去”。
日语中有许多类似“thank you”的词，仔细体会意思，就能发现受恩时的不安心情。比如现代都市大百货公司普遍采用的一个鞠躬“谢谢你”，听得耳朵全无反应。但应该了解这个词的本意是“这可太难得了”。日本人此时说这个算什么意思？他们在说，顾客上门购货，给商场带来了巨大而难得的恩惠。这是在恭维顾客的慷慨。
那些小店的店主经常挂在嘴上又是另一个词：“这怎么得了。”如果英文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谢意，会非常古怪，它的意思就是：“以我这种小本生意无法偿还您的恩情，感到非常遗憾。”还有在大街上，如果风吹走了你的帽子，一个陌生人帮你捡了回来，你最好说一句“这怎么得了”才是恰当的礼节。因为你们可能从此不再相见，无法报答，因此深感遗憾和愧疚。
一个语气更重的谢意表达就是“诚惶诚恐”，它的汉语假名里有一个中文的“辱”字。意思是你受了别人的大恩，但你等级低下，本来不配接受，从而感到羞愧和耻辱。这个词里包含着的“耻辱”，意义非同小可，是下一章要重点讲的。日本的老派店员在向顾客道谢的时候，喜欢使用“诚惶诚恐”。顾客如果要求赊账，也是这个词。明治以前的小说经常会出现这个词，尤其一个身份低的小姑娘被领主选成侍妾，一定得说“诚惶诚恐”，表示“蒙受如此大恩，简直就没脸面见人了”。
上述语言分析基本把“恩”的力量说明白了。这些例子，也许比理性的概括和总结更加有效果。日本人受恩时的矛盾情绪远远多于西方人。在公开的社会关系中，巨大的欠恩感常常推动日本人竭尽全力以求报恩。也正因为这样，被动地欠人恩情常常使人心生反感。对于这种反感，日本著名的作家夏目漱石在名作《哥儿》中作了生动的描绘。
主人公哥儿碰到一个新朋友，给他起了个绰号“豪猪”。豪猪请他喝了一杯冰水，破费一钱五厘。后来主人公受人挑唆，打算与豪猪决裂。此时他马上想到了那杯冰水。
虽然只是一杯冰水，一钱五厘的价格，但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实在有损我的面子。接受对方的恩惠而默不作声，就表明我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我喝的那杯冰水，哪里需要他付钱，但他却硬要抢着付，弄得我心里总感到愧疚，这种羞耻感可不是金钱。我虽然无权无势，却有独立人格，要我低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那得值100万的价钱！
我让豪猪破费了一钱五厘，但我回报了他一百万。这就是我的感觉。
第二天，他把一钱五厘丢在豪猪的桌子上。不算清这一杯冰水的恩情，就无法继续处理两人之间的问题。
对如此鸡毛蒜皮的事情郑重其事，又如此容易受到刺伤，在美国只有小流氓或者精神病患者才能找到。但这在日本是一种美德。日本人多半也做不到像“哥儿”这样，倒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好笑，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马马虎虎，缺乏足够的“美德”。日本文学评论家谈到“哥儿”时，说他是一个“秉性耿直，纯洁如水晶，为正义不惜战斗到底的人”。作者曾经说，“哥儿”就是他自己的化身。这本小说描绘了一个崇高的美德———受人之恩者，应该把自己的感谢看成具有“百万元”的价值，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能摆脱负债者的处境。他应该只接受“看得起的人”的恩情。“哥儿”在愤怒中，把“豪猪”的恩情与自己的奶妈的恩情做了个比较。奶妈从小对他十分溺爱，经常把糖果、小铅笔等作为礼物私下里送给他，有一回还给了他三块钱。“她对我如此关怀，让我非常内疚。”当时他把这三块钱当作借款收了下来，几年过去了，仍未归还。但为什么没还呢？“哥儿”把豪猪与老奶妈的恩惠放在一起，得到结论：“因为我把她看成自己的一部分了。”这一独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人对恩情的反应。无论里面夹杂着多少错综复杂的感情，只要“恩人”实际上是自己，也就是“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当然，那些风吹帽子、别人捡起来之类的小事，因为自己同样能做到，无须帮助，也可以心安理得。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恩情”就成为难堪和痛苦。这种人情债，无论多么微小也让人难过。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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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3）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过重的恩情是要惹出麻烦的，最近一本杂志的问答专栏就是个好例子。这是《东京精神分析杂志》里的专栏，有点儿像美国杂志上的“失恋信箱”。下面是一则问答，毫无弗洛伊德的色彩，纯粹日本风格。有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写信给专家，信的内容如下：
我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6年前老伴去世了，为了儿女顺利成长，我没有续弦。孩子
们也把我这一举动看成美德。如今孩子们一个个都结婚成家了。8年前儿子结婚时，我让出房子，退居到离家两三条街的另一所房子里。说来有点儿不好意思，3年以来，我同一个夜度娘，也就是一个酒吧妓女发生了关系。我听了她的身世，十分同情，就花了一小笔钱替她赎身，将她带回了家，教她礼仪，安顿在我家当佣人。那姑娘十分负责，而且很节俭。然而，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为此看不起我，把我当作外人。当然，我并不责怪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那姑娘的父母对此并不知道，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把女儿还给他们，说她应该回去结婚了。我同她的父母见了面，说清了情况，她父母虽然贫穷，却并不贪财。他们同意女儿留下来，却权当她已经死了。那姑娘也愿意守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但是，我比她大几十岁，犹如父女一般，因此我也曾想过把她送回家。我的儿女们则认为她看上我是为了我的财产。
我身患绝症，最多还能活一两年。我该怎么办？十分希望您能为我指教一二。最后我要说明一点：那姑娘虽然一度沦落风尘，但全是生活所迫。她个性单纯，她的父母也不是惟利是图的人。
医生接到这样一封信，认为老人把他对子女的恩情看得太重了。他回答说：
你的事情很常见……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让我说明一下。你好像希望我按你的思路回答问题，这样不好，我很不愉快。当然，对你长期的独身生活我深表同情，可是你想利用这一点让子女感恩戴德，默许你不正当的行为，这是我不能同意的。你不是个狡猾的人，但却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如果你离不开女人，那最好明确地跟子女说，你必须跟女人一起生活。你把长期独身作为筹码，强调子女们欠了深恩，他们自然对你反感。当然，是人就会有情欲，你也一样。但人应该战胜情欲。你的孩子希望你战胜情欲，保持理想的父亲形象。他们是自私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自私是因为他们结婚后情欲得到了满足，却拒绝父亲同样的要求。如果单纯从情欲出发你自然有道理。不过你的孩子们另有想法，无法完全接受你的计划。
你说那姑娘和她的父母都很善良，完全是一厢情愿。人的善恶是由环境决定的，不能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提出要求，就认为他们善良。做父母的会让女儿嫁给一个快死的人做老婆？太愚蠢了。他们这样打算一定是想得到一笔好处，你以为不是这样，完全就是幻想。
你的子女的想法不会与情欲有关，而是担心他们盘算你的财产。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姑娘年轻，也许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念头，她的父母则一定有。
你现在有两条路，第一、做一个完人，与姑娘一刀两断。这也许很难，你的感情不会答应。第二、停止矫揉造作，不去做理想的父亲，但尽快立一份遗嘱，把给那姑娘的和给自己孩子们的份额都写清楚。
最后，你不要忘记你是行将就木的老头。我从你的笔迹上看得出，你开始变得孩子气了。你不再保持理性了。你说是把姑娘救出深渊，实际上恐怕是姑娘救你出深渊。你是打算让她代替母亲的位置，孩子没有母亲就不能生存，因此，我认为你应该选第二条路。
这封信把“恩”的一个侧面讲清楚了。一个人如果想让别人感受重恩，只能牺牲自己。这个做父亲的期望收回本息，但孩子们的感觉却是被人出卖。指望孩子们报恩，这个想法可能激起的反感，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了。
日本人看待恩情如同金钱的出借和归还。主动去报恩是很高的德行，而主动去要别人报恩则成为最受诟病的事情。美国人看待这种事情有另外的眼光。在美国人眼里，爱、仁慈、慷慨，这些东西无法衡量，也就无法在脑海中登记在册。它们是无条件的事物，越是不含定价，就越可贵。但日本人，无论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日本的老话就说过：“只有慷慨非凡的人，才能受人之恩。”
道德和它的压力（1）
日本把道德细化到行为准则，就构成了刚性的东西。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一些伦理概念，“忠”、“孝”原是汉语。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英文相应的表达一般是 “慈善”、“博爱”，但它含义更广，几乎包揽了一切最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父母必须有“仁”；统治者不“仁”就会遭受叛乱和起义。人们是否对皇帝尽 “忠”，其前提总是看这位皇帝是否行的是“仁”政。地方官员和其他领袖也都把“仁”放在第一位。它是整个中国伦理体系中，
对人的品德和行为的最高判决标准。
中国伦理的这一制高点，日本从未接受。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两个国家的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与制度不容，即使在学术领域也不曾全盘接受过。”“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对中国的领袖，至少在表面上“仁”是必须拥有的素质；在日本绝对是份外之事。
“仁义”缺乏地位，这个词就逐渐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德川时代有许多杀人越货为生的单刀歹人（正规武士是佩带双刀的，样子很好看，只有无赖才会佩单刀），彼此之间会互道“仁义”。一个恶棍遭到追捕，如果请求另一个恶棍窝藏他，对方为害怕报复也确实伸出了援手，这就叫“行仁义”。到现代社会，仁义与违法行为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比如报纸上说：“下层劳工至今仍然在行仁义，对此，必须加以严惩。警察应该禁止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显然这里的“仁义”已经与中国仁义全不相干了。它单指强盗的荣誉。日本有些小工头与非熟练工人签定契约，从中牟利，如同美国码头上那些意大利人一样，这种做法也叫“行仁义”。到这个地步日本文化彻底践踏了中国伦理中最高价值的“仁”，使原本在其下的“义”成为伦理体系的制高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能破除孝道的只有更高等级的义务，比如对天皇这个等级制度的至尊所需要尽到的义务。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在故意破坏自己的幸福，在孝道的大义之下，当事人只有在所不惜。
日本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女学生因为天灾，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师发动村民凑了一笔款子为她赎身。然后，这位教师的母亲把这笔钱偷了。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指责和惩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为保全丈夫的名誉，就留下遗书称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的责任居然无人过问。儿子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坚强地经受同类的考验。电影里这个儿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
我这个美国人认为，悲剧的全部责任就是那个小偷。但我的日本朋友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说孝道是经常与其他道德发生冲突，但无论怎样，如果主人公把矛头指向母亲，那他会毁坏自己的名誉和自尊心。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住在美国，曾经在东京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很爱她，但只能悲伤地与之断绝关系。当时她没有责怪丈夫，把感情逐渐倾注到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但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那个孝顺的儿子来索要婴儿。当然婴儿是属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带走后立刻送进了孤儿院。
在美国，这些都被看作个人幸福遭到外来干涉的事件，但日本人不能把干涉看成“外来的”。恩，孝道，这比个人幸福更加高级。好像在说，你可以去追求好日子，但得先还清欠债。当然了，道德的这种不公平的重压也会产生反弹。询问亚洲人什么是最可恨的，缅甸人说是火灾、盗贼、官府、歹人；日本人说是地震、打雷和老家伙。
日本人不会对记忆以外的祖先尽孝道，三代以前的长辈，墓碑都无人过问。许多专著都提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维，对构思非现实形象没有兴趣。与中国人相比，日本的孝道印证了这一点：孝道义务仅限于生存者。
热爱自己的孩子，西方人的看法是处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认为是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非常明确地说，回报祖先恩情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受到的照顾加倍地转向下一代。帮助贫困的直系亲属后代也属于孝道范围，但不要求必须出自慈爱之心。比如某个家庭收养了丧偶的外甥女，那个年轻寡妇就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只能吃冷饭剩菜。家里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的任何决定，她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在特殊情况下她也可能受到比较好的待遇，但这样做可不出自“义务”。
日本因为等级制度，兄弟之间时常产生冲突。但家中婆媳冲突可能是最剧烈的。到现代，日本的姑娘们公开谈论要嫁给一个没有继承权的男子，因为他可以外出谋生，媳妇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
在沉重的“义务”的重压下，日本偶尔可以看到家族成员中相当露骨的怨恨。不过，这种现象在与孝道接近但更高级的义务———对天皇尽忠———中就不存在了。日本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与人间的生活完全隔离。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孝道也就成了一种幻想出来的、纤尘不染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写道：“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其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过去700年来天皇始终是国家的象征，孤立而神圣，对国家大臣的任何行为不负有责任。政治家正需要这种精神上的统一。过去人们强调对将军尽忠，尽管日本人是这样做了，但阴谋推翻乃至暗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大名和将军与百姓靠得更近，人们容易看清他是谁，这时候产生的忠诚自然淡薄一些。而天皇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天皇的形象。
道德和它的压力（2）
忠诚，这一概念来自中国，但日本人走得更远。日本政治家轻而易举地把全体国民忠诚的对象转移到天皇身上，古老的民间传说，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无疑是起了些作用的。但这一传说并不像西方人想的那么重要。其实那些完全否定神的存在的日本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应该忠于天皇。东西方的观念差异在这里又明显了起来。
西方认为神就是至上，是等级的顶峰。在人与神之间，日本人的距离更近。每个日本人
死后都会变成神，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日本对天皇的忠诚，更大的一个因素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它万世一统，继承皇位。西方人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日本的继承规则也与西方不同，但这种挑剔对日本人无效。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皇室就是“万世不变”的。明治维新之前，反德川的势力就是利用了“万世一系”的情况，而不是天照大神理论。
近代日本作了种种努力，使“忠”的对象转向具体的人并且特指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是一位杰出、威严的人，他长期在位，自然地成为臣民瞻仰的国体象征。他极少在民众面前出现，仅有的几次露面，都隆重地布置仪式，极尽尊荣。群众匍匐在地上，没有发出丝毫声响，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看上一眼。二楼以上的窗户全部遮闭，以保证任何人都不得从高处俯视天皇。他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严格按等级进行。日本没有天皇召开执政会议的说法，而是少数特权的“阁下” 们，“受赐拜谒天皇”。他难得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所发的诏敕内容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或者是安抚民心。当他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在为他虔诚祈祷。
通过这些方式，天皇凌驾于国内一切政治纠纷之上。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我们对国旗设置了某种仪制，并认为这种仪制不适用于个人。而日本人却充分利用天皇这个最具象征的人的价值。人民敬爱天皇，天皇也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使陛下放心”，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像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他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的忠诚直接针对天皇，其间没有中介，他们自己用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一级一级传到他们耳朵的。“这是天皇御旨”，这一句话就可以唤起“忠”，其强制力要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号召。罗里先生曾描述这么一件事：在一次日常的军事演习中，一位军官带队出发时下令，不经他同意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那一天，由于口渴和疲劳，有20个人倒了下去，其中有5人死亡。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一看，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少。“那位军官下了命令，他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在民政管理中，“忠”把一切都管了起来，从丧葬到纳税无所不包。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习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法律———从规定停车的尾灯标志到所得税的税率，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引起国民的不满。联邦法律更受到加倍的怀疑，因为它干扰各州的立法权，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许多国民认为，对那些法律，无论怎样反对，也不能满足国民的自尊心。因此，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是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顺民。也许更符合实际的看法是，两国国民的自尊心取决于他们面对自己的不同态度。在西方，自尊心是与自己的作为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习俗各有各的难处：我们的难处在于即使对全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接受；他们的难处在于，人们一生都处于负恩的重压之下。也许，每个日本人都能在某些场合找到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苛求的办法。特定情况下他们赞赏暴力，乐于采取直接行动了结个人私怨，这些是美国人不赞成的。然而，无论如何，“忠”对日本人的支配力是无可怀疑的。
1945年8月14日，日本人的“忠”在全世界显示了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没有投降这一说。他们声称，幻想那些分布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恐怕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地方部队还没遭受过失败，他们还确信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本土各岛，到处都是誓死顽抗之辈。占领军———其先头部队只能是小部队——— 如果前进至舰炮火力圈之外，就会遭到屠杀。在战争中，日本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是好战的民族。这类美国分析家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天皇下了诏书，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的声音尚未广播之前，大群的反对者们包围了皇宫，试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宣布。但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都认了命。不论是在满洲、爪哇、菲律宾，各地的司令官，或者是本土的东条们没有一个人反对。盟国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他还紧紧地握着手枪，中午时就把枪忘在了一边，傍晚便悠闲地上街去买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用遵守和平的办法使“陛下安心”了，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发誓要用竹枪击退夷狄来使“陛下安心”呢！
这种事情不算神秘。只是有些西方人不明白，是情感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而情感本身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有些人说日本民族只会灭绝，别无其他出路；另一些人则主张，只有自由主义者掌握政权，推翻现政府，日本才能得救。这两种分析，如果说的是一个全民动员进行总体战的西方国家，那还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以为日本的行动方针和西方国家基本相同，这就错了。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以后，有些西方人士还在预言，一切机会均已失去，因为日本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日本人不明白他们已经被打败”。这是
西方的社会哲学，是以西方的真理标准为基础的。但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那种最后的力量：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他们使用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在战斗力未被完全摧毁以前，就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保住了最珍视的东西，他们有权利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说，国家被打败并没有让法制崩溃，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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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与情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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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义”是日本人的伟大传统，是武士与主君、武士与其他武士之间的关系。这种感情超过了“忠”，超过了义务。在某些层次上与“恩”重叠，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恩”。因为“情义”的产生可能完全没有施与；而且“情义”必然发生在彼此熟悉的人之间，与陌生人无关。
在12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引渡他的朋友，因为他是个敌对的领主。那位大名写
的回信至今在流传。他表示强烈愤慨，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对于公务，余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士重名誉，武士之间的情义乃永恒之真理。”也就是说，它超越将军的权力。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古代日本崇拜这种超越一切的武士德行，在历史故事中比比皆是，流传很广，而且经过润色，改编为能乐、歌舞伎及神乐舞蹈。
关于“情义”最著名的故事是一位大力神般的浪人、12世纪豪杰弁庆的事故。浪人指的是没有主君，靠自己谋生的武士。这个弁庆除了一身神奇的力气之外，并不算什么特异之士。他寄身僧院，使僧侣惊恐。他斩杀过往武士，收集刀剑，只为了让自己有一套体面的打扮。有一次，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结果发现那是个强大的对手。这位青年是源氏后裔，正谋划着为其家族恢复将军地位。他就是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表示热诚的“情义”，为义经立下无数功勋。但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逃跑。他们化装成为建立寺院而化缘的僧侣，走遍日本全国。为了避人耳目，弁庆装扮成领队，义经则身着同样服装混在一行人之中。沿途每遇敌方布置的哨卡，弁庆就拿出编造的一卷寺院募捐簿来念诵以求蒙混过关。但在最后时刻，尽管义经衣着卑微，却无法掩饰高贵的气质，引起对方的怀疑。他们把一行人叫回来。弁庆心念电转，突然借口一点小事打义经的耳光。敌方误信为真，不再怀疑他们。因为如果这位和尚真是义经，家臣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如此违背“忠”是不可想像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行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处所之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义经赐死。主君仁慈地赦免了他。
这些古老故事讲的“情义”发自内心，为近代日本人遥想“黄金时代”提供了素材。这些故事告诉他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愿意”做的因素。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情义”是一种人们珍视的直接人际关系，而又具有封建性装饰。“懂情义”的含义就是终身忠于主君而主君也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就是把精力和生命献给恩情深重的主君。
这当然是一种幻想。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表明，有许多武士暗中背叛，或被敌方大名所收买。而且，如果主君对家臣有所侮辱，家臣当然可以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搭上。古代关于忠诚的故事，对今日日本人只是美好的梦想。因为，现在“报答情义”，已经不是对自己合法主君的忠诚，而是对各类人履行各种义务。今日涉及情义的语言充满了歧视感，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他们说：“这门亲事完全是出于情义”，“我录用那个人完全是出于情义”，“我会见他完全出于情义”，如此等等。在农村，在小商店的交易中，在上层财阀社会里，在日本内阁，人们都“受情义的强迫”，“为情义所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关系深厚而强求某人做自己的岳父；还有的人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取得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也觉得不能不答应。他说：“如果不帮助恩人，世人会说我不懂情义。”这些说法都有“不愿意”、“只是为了情面”的含义。
美国人对付欠债不还的家伙就是宣布他人格破产，这是十分严厉的惩罚。日本人则把不能报答情义视为人格破产，而生活中的每一接触都涉及某种“情义”。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会涉及义务的那些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一一慎重对待；意味着终年在复杂环境中谨小慎微，惟恐有失体面。
日本人的“情义”和“义务”完全不同。“义务”无止境，不论如何做也不可能完全报答。“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譬如，每年两度，每个家庭都要包装一些礼品作为6个月以来所受馈赠的答礼；女佣人家里年年寄东西来作为感谢雇用的谢礼。但是，日本人忌讳比所受馈赠更重的回礼。“赚礼”，是不名誉的事情。说送礼者是“用小虾钓大鱼”，很不好听。报答“情义”时务必要考虑周到。
只要做得到，人们都把相互之间的来往记录在案，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在农村，这些记录有些由村长保管，有些由组内一个人保管，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人们参加葬礼时习惯带“奠仪”。除此之外，亲戚还要送各种颜色的布匹来制作送葬的幡。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房，男的打棺材，挖墓穴。村长有一本账簿记录这些事情。账簿对死者家庭十分珍贵，它记录了邻居们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上面名单也是这一家在别家死人时，必须还礼的依据。以上是长期的相互礼尚往来。此外，还有短期的礼尚往来。和一些庆宴一样，丧主对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要用饭款待，而帮忙者也要给丧主送些大米来做饭。这些大米也载入村长记录。举行庆祝宴会时，客人们也大都要带来一些米酒，作为宴会饮料。无论出生或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
名分与情义（2）
关于“情义”，日本人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账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坦博士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经过，这位商人曾给埃克斯坦博士提供去日本的旅费，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完成了任务，回到美国撰写传记，定稿后寄给日本，却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来信。博士自然担心：是不是书中有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发出了好几封信，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士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美国。不久，他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到埃克斯坦博士家拜
访。这份礼品实在可观。这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太久，必须送厚礼。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您当时大概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需要对日本多么的了解，才能懂得那个“立刻”的含义呀。
“份内的情义”，意思是份内理所当为，这个词代表日本传统的荣誉感，意味着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这份荣誉感包含着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能够忍受痛苦，要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份内的“情义”，还要求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雪，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多种方式，但肯定不应该置之不理。
“份内的情义”，日本人没有给它起一个专门用词，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情理。它包含着善意和关切，也包含着洗刷耻辱，蓄意报复之心。西方语言中把上述两者区分为感激与报复两个对立的范畴，日本人对此则无所谓。为什么一种品德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认为这样最合理。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没有雪耻，“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不过，“对份内的情义”而产生的敌意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大陆道德的特点。它不是所谓东方气质，中国人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听到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者看作是“小人”，认为这种人气量狭小，道德水平不上层次。暹罗人相信对侮辱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侮辱，这样能暴露出他有多卑鄙。他们不像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
要理解“份内的情义”，必须知道日本还有多种比较内敛的道德。复仇只是在特定场合应该采取的行动，此外还包括稳静的、克制的行动。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份内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好必需品，爬上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我克制。这种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不能完全做到。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位高则任重”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比对庶民要高，对平民虽不是那么严格，但也差不了多少。如果说，对武士要求能忍耐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对庶民则要求能极端顺从地忍受持刀武士的侵犯。
关于武士的坚忍，有很多著名故事。他们必须能忍耐饥饿，如果奉命不吃东西，他们要做到即使饿得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俗谚说：“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十分潇洒。日本人的态度恰似那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话：“受伤了？不，报告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士临死前不能显露出丝毫痛苦，要毫不畏缩。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说过，他小时候睾丸被狗咬伤，当医生给他做手术时，父亲把刀戳在他鼻梁上：“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
“份内的情义”，还要求其生活方式配得上自己的身份。缺少这种“份所当为”，就丧失了自尊。德川时代的《取缔奢侈令》对各类人的衣着、财产、用品几乎都作了详细规定。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规定一切的做法，美国人将大吃一惊。在美国，自尊是与提高自己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一成不变的《取缔奢侈令》是否定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的。德川时代规定，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买其他种类的布娃娃。我们对这类法律会感到不寒而栗。但在美国也并不是全然没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心安理得地认为，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争取获得较高的薪金已成为我们自尊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在日本，有钱会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让人放心。即使在今天，穷人和富人一样，都以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保持其自尊。这在美国是无法理解的。
“份内的情义”，除了“守本分”之外，还需要尽到其他的义务。告贷者借款时也许要把“份内的情义”抵押给债主。直至二三十年前，借款者一般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还不起债，他也不会真的公开受辱。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这种惩罚。但是，当新年来到，债务必须偿还之时，无力还债的人会用自杀来 “洗刷污名”。至今，除夕之夜仍有一些人以自杀挽回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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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与情义（3）
所有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份内的情义”有关。比如，有许多校长会因学校遭火灾而引咎自尽。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因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惊。也有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而被烧死。至今仍有流传说，有些人在庄严捧读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偶尔读错，竟然自杀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误把自己的孩子起名“裕仁”（天皇的御名，在日本必须避讳，绝不能说），因而自杀并把孩子一起杀掉。
日本的专业人员，对其专业上“份内的情义”要求十分严格，但却不一定靠美国人所理解的高度专业水平来保持。教师说：“教师的名分，不允许我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也必须装作知道。“份内的情义”所特指的正是这种自我防御。实业家也是这样。“实业家份内的情义”决定他不能承认他的资产已经枯竭，或者他为公司制定的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在“情义”上也不能承认自己外交方针的错误。有关“情义”的上述含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高度地等同起来，对某人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日本小学中竞争机会之少是美国人想像不到的。日本的教师们奉命必须让每一个儿童提高成绩，不能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互相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一年的制度，同时入学的儿童，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不是学业成绩。一旦竞争无法避免，比如中学入学考试，其紧张程度是空前的。每一位老师都知道一些孩子们因没考上而企图自杀的故事。
这种尽量减少直接竞争的作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而且以“恩”为基础的伦理，本身为竞争这种东西没留下多少空间。他们的等级体系有繁琐的规定，把直接竞争控制在最低程度。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他们可能互相排斥，但没有进行竞争。日本人看到美国家庭中儿子与父亲比赛开车技术，是以惊诧的语气进行评论的。
在日本到处都有中间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面对面。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而，在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无数日常事务中，中间人都起着作用。中间人为当事者双方传达对方的意见。或者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交往中，双方各自都请中间人，他们先做细致交涉，然后再分别向各方汇报。用这种方式进行间接的接触。当事者就不至于听到在直接的要求与责难，伤及名分与情义。中间人也会因发挥了这种重要作用而获得声望，并以其成功事例博得社会的尊敬。中间人还以同样方式帮助求职者探听雇主意图，或将雇员的辞职意图转告雇主。
为了避免羞辱，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节以求缓和，把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日本人认为，主人迎接客人必须换上新衣。因此，访问农家时，如果农民还穿着劳动服，那就必须稍待片刻。在没有换上适当衣服并安排好适当礼节以前，那个农民将毫无欢迎的表示。主人甚至会若无其事地站在客人身边更衣打扮，直到打扮齐整以前，好像他不在现场。在农村，有男青年在夜阑人静、姑娘们已经就寝时访问姑娘的习俗。对男青年的求爱，姑娘们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男青年则要用手巾蒙面，以便遭到拒绝后第二天无须感到羞耻。这种化妆并不是为了不让姑娘们认出是谁，而是为了日后不必承认他曾经被人拒绝。
美国人不应当因日本人尚礼而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美国人随便评论他人，视同儿戏。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对轻微的批评也当作大事。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对他所讲的“嘲笑”作出的典型反应。
我拜访一个我最信赖的传教士，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国的意思，指望他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非常失望，这位传教士喊道：“什么？你想到美国去？”传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间里，他们俩一块儿嘲笑我！霎时间，我似乎觉得脑子里的血全部流到了脚底下。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两三秒钟，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自言自语道：“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说原因。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最不诚恳的。
我经常原谅发脾气的人，因为有时候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我一般也能原谅撒谎的人，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苦难局面时不够坚强，说不出真话。我也能原谅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因为人们遇到别人说闲话的时候，难免不陷进去。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
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
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的心在叫喊：“你为什么……”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东西打成一个包袱，离开传教士的家。
名分与情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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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自己“被残害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想去美国学画，却遭到传教士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污了，只有实现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污名。他后来果然来到美国，并成为著名的画家。他指责传教士时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不真诚”。这使我们感到奇怪，那位美国人的惊奇是十分符合“真诚”的含义的。牧野先生是按日本人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日本人对那种蔑视别人，以至不屑挑起争吵的人，认为是不诚恳。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既然不能原谅，那么惟一可行的就是报仇。牧野来到了美国，也就洗刷了污名。在遭到侮辱或失败的情况下，“报仇”是一件“好事”，在日本传统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为西欧人写书的日本人，常常使用生动的比喻来描写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这位最富于博爱思想的日本人，在其1900年所著书中写道：“报仇具有某些足以满足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报仇观念就像数学中必须使方程式的两边相等那样严密，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冈仓由三郎在题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把报仇与日本一种独特的习惯作了比较：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被训练成这样：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像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有洁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接着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宁静。”换言之，“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只要你身上沾一点，就不贞洁。日本人没有这样一种伦理教育，即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他们也不认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日本的传统经常公开提倡这种“晨浴”式的报仇理想。无数事例和英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其中脍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这些故事被编入教科书，在剧场上演，拍成电影，写成通俗读物。它们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事故中很多是描写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有一位大名让他的三个家臣去猜一把名刀的锻造者。三人提出了三个名字，请来专家鉴别后，只有名古屋山三准确地说出这把刀是“村正”锻造的，两位鉴定错了的家臣感到受了侮辱，便要伺机杀掉山三。其中一个人趁山三熟睡之际用山三自己的刀去刺杀，但山三未被刺死。此后，狙击者矢志复仇，终于杀死山三，实现了“份内的情义”。
其他的故事是关于必须向自己的主君进行报仇。按照日本的伦理，“情义”意味着家臣必须终生忠于主君，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家臣感到受辱，也会一变而为仇敌。德川第一位将军家康的故事中就有这样的好例子。德川的一位家臣听说，德川曾在背后说他是个“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这是对武士尊严的侮辱，绝难容忍。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不忘此辱。当时，德川刚刚定都江户，着手统一全国，敌对势力仍在，大局尚未平稳。这位家臣暗中勾结敌方诸侯，策谋内应，纵火烧毁江户。他认为这样就实现了“情义”，向德川报了仇。西方人有关日本人的忠诚的议论，很多不合实际，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们说“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样。
日本历史故事中这两个主题：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凡受辱必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两个主题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很常见，情节也多种多样。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当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说及实况，情况就很清楚，尽管他们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报仇，在现实生活中则和西欧一样，复仇行为很少见，甚至比西欧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成为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对耻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来代替挑起争斗。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可能性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相互依存的经济状况，把复仇行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针对自己胸膛。人们可以玩弄计谋向仇人进行报复而使对方毫无察觉，这多少有些像古代故事中，主人暗藏粪便于珍馐，以飨仇敌。今天，就连这种隐秘的攻击也极为稀少，更多的是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易恼恨自己。近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一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小说中的主角厌烦一切，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这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小说不大写这种题材，常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残酷社会的虐待，而很少描写单纯的厌烦。描写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有一个原因，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或者渔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漂荡。不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认为有必要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以弄清阴云来自何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人都容易伤感。古代英雄惯于向敌人进行攻击，他们则把这种攻击转而向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忧郁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
名分与情义（5）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最极端的攻击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在一定场合，从“份内的情义”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年关还不了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结合无望而双双情死的恋人，以死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进行战争的爱国志士等等，都像上不了高中的少年及不愿意当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对准自身。有些日本权威说，这种自杀倾向
在日本是新近出现的。是否如此，很难判断，但是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往往高估自杀的频率。按比例来说，上一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人数比日本任何时代都要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就像美国人大书特书犯罪一样，他们对这些话题有切身之感，必须抒发出来。与杀别人相比，他们更津津乐道自杀。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得到的某种满足。
近代日本的自杀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更加富于自虐性。最近四五十年间，每当日本人感到“世界混乱”、“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需要洗“晨浴”以洗净污秽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毁灭别人。
把自杀作为最后论据而争取获胜，在日本很常见。德川时代有个著名故事，说的是幕府有一位年高德劭的顾问，担任将军监护人，曾经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当众袒腹抽刀，准备切腹。这种威胁手段奏效了，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职位。他达到了目的，也没有自杀。在现代，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已不是谈判手段而是为主义殉身，多半是所提主张未被采纳，或反对某些已签字的协议（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以求留名史册。在这种场合，只有实实在在的自杀，才能影响舆论；不是摆摆架式进行威胁就能够奏效的。
在“份内的情义”遭受威胁时，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发展，自我攻击有时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在这个阶层广泛蔓延，有充分的社会学原因。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很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满足其雄心壮志。特别是1930年代，当局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使他们愈加感伤。日本知识分子常把他们的抑郁归因于西方化造成的混乱，但这种说法并不对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很多知识分子都曾蒙受过的这种心理毁损。19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是用传统办法摆脱这种厌倦情绪的。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对外。对外发动侵略，使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了恶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内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们相信，虽然自己也许再也不会成功，但作为民族的一份子，却在参与一份成功的事业。
现在，这场战争的结果证明了上述信念的错误，消沉再次成为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胁。不管怎么想，他们很难克服这种心情。它根深蒂固。东京的一位日本人说： “再不用担心轰炸了，真是一个大解脱。但我们不打仗了，也没有目标了。每个人都恍恍惚惚，干起活来心不在焉。我自己是这样，我老婆是这样，所有的日本人都像医院的病号，干什么事都是慢吞吞的，茫然若失。人们抱怨政府对战争的善后及救济工作进展缓慢。我以为，这是因为那些官员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这种虚脱状态的危险性与法国解放后一样。在德国，投降后最初的6至8个月期间还没出现这个问题，日本则成了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这种反应。但是令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与此同时，日本人对战胜国竟如此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来迎接美国人。这些人的表情既不抑郁，也没有愤怒和敌意。用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中的话来说，他们已经“忍所难忍”。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着手重建家园？他们有这种机会。占领军并没有占领每个村庄，行政事务的管理仍在他们手中。整个民族似乎都在欢笑招手迎接敌人而对自己的事却满不在乎。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复兴奇迹，在1930年代倾注全力准备军事征服，他们的士兵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不顾一切，逐岛拼死作战。
这个民族其实丝毫未变。他们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应的。在顽强努力与消磨时光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摆不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在当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要知道除了猛烈攻击以外，日本人还喜欢靠消除竞争来保持面子。作为一种派生的结论，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安全办法。作出努力反而会招致疑忌，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消沉情绪蔓延。
但是，日本人并不会长期欣赏消沉。“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既是当前日本号召改善生活的经常性口号，也是战争期间广播中常用的词句。随着对美国的适应和理解，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开始了：“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轰炸废墟的瓦砾依然未清，公用事业仍处于停顿，这对日本名誉该是何等玷污！他们还埋怨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他们的可怜相。日本人那敏感的荣誉心开始起到正面作用。他们也希望倾注最大努力，以便将来能成为一个在联合国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那仍然是为了名誉，但方向则全然一新了。如果将来大国之间实现了和平，日本是能够走上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名分与情义（6）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是坚决投入还是躲避争斗要看具体情况，这算不上道德问题。而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既使失败，我们的信念也不变。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在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人则除少数极端顽固分子外，不需要组织反对美国占领军的运动。他们没感到在道义上有坚持旧路线的需要。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安全担心，并且受到曾经是
国家主义者官员的有礼貌的接待，未发生过多少报复行为。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抱着他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
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美国人怎么都难相信是真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变化还要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们就猜不出他们会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欧人士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日本俘虏的巨变也会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公众之中。大部分学者对那种可怕的不投降主义有深刻印象，相信日本“只知道胜利或失败”；而且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侮辱，一定会拼死报复。某些人进一步说，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苟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们不懂得“情义”。他们在众多为保持名誉的各种抉择中，只挑出复仇与侵犯这种显著的传统程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采取另一种方针的习惯。他们把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在欧洲公式中，任何个人或民族，如果进行战斗，首先必须确认其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则来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的战争理由是，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残暴的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情义”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互相尊敬。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维护名誉。
在历史上其他场合，日本也曾有同样的举动，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长期的锁国帷幕刚刚拉开，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国人在横滨的生麦遭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傲慢、好战在日本闻名，英国派了远征军进行惩罚，炮轰萨摩藩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武器，但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炮。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炮击却带来了惊人的意外后果，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报复，反而向英国寻求友谊。他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强大，就要求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这所学校“教授西方的技术……因生麦事件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与萨摩藩同样以好战和激烈排外著称的另一个藩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培育“王政复古”领导者的温床。朝廷曾发布一道敕令，限以1863年（阴历）5月11日为期，命令将军把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反之。它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日本的火炮和弹药实在低劣，外国船只并未受损害。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联合舰队迅速击毁了要塞，并索取300万美元的赔偿，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诺曼论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巨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份内的情义” 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样，“情义”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是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作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并驱使它进行了这场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是，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试图把“情义”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崇拜“武士道”，或曰“武士之道”。有理由说，这种介绍引起了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罗“情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评论家出于灵感的创作。而且，由于武士道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随着这些领导人的信誉扫地，武士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怀疑。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情义”。恰恰相反，现在正是西方人应当理解“情义”在日本的含义的更加重要的时期。把武士道等同武士阶级也是误解。“情义”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与日本其他一切义务及纪律一样，身份越高，“情义”的责任“就越重”。日本并不是只有武士阶层，其高度的组织性决定了这是个性格统一的国家。就其全民而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是被“份所当为的情义”所迫，是为自身的名誉而尽的义务。日本不会把自己的国民分成好战者和躲开竞争者两部分，只有 “不懂情义者”，才是真正受到藐视和厌恶的。
人情的世界（1）
日本这种有恩必报、自我克制的道德准则，似乎是要把个人欲望等同于罪恶，坚决从内心根除，这似乎很符合佛教的原教旨。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却又非常宽容，这实在令人惊诧，在这点上其道德伦理显然跟释迦及佛典是对立的。日本是佛教国家，却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享乐是好事，他们追求享乐，尊重享乐。只不过要求享乐必须适可而止，不能侵犯到人生的重大事务。
这套生活方式使他们的日子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日本人的享乐观，也许印度人最能理解。“享乐”像“义务”一样需要学习。日本人一方面培养肉体享乐，一方面规定不得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沉溺其中，这让生活变得很难处理。肉体享乐被当作艺术来培养，玩味之后，又可以马上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腻的肉体享乐是泡澡。从穷困的农民、卑贱的仆人到豪富贵族，每天傍晚泡在滚烫的热水中是他们的生活常规。
最常见的浴槽是木桶，下面烧着炭火，水温可以高达华氏110度以上。入浴前，要先洗净身体，然后在桶中如胎儿般抱膝而坐，全身泡到热水里，水位浸到下颚处，舒适地享受温暖。日本人的每天洗澡除了美国人一样重视清洁之外，另有一番情趣韵味，是其他国家的洗澡习惯所难以媲美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年龄越大，情味越浓。”
他们会想尽办法节约泡澡费用和劳力，但泡澡是绝不可少的。城镇中有游泳池大小的公共浴池，人们可以在这里一边泡澡一边谈笑聊天。在农村，妇女们轮流在庭院里烧洗澡水，供几家人轮流入浴。入浴时被人看见也并不在乎，即使是上流家庭也是如此。入浴时有严格的顺序：首先是客人，接着依次为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里最下等的用人。出浴时，人们全身发红，如同熟虾，然后合家团聚在一起，享受每天晚餐前的轻松愉快。
跟重视泡热水澡这样的享乐一样，他们也重视“锻炼”，包括最严厉的传统的冷水浴。这种习惯常被称为“寒稽古”（冬炼）或称“水垢离”（冷水洗身锻炼），至今依然盛行，只不过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形式了。从前的冷水浴须在黎明前出发，坐在冰冷的山瀑之下。或在寒冬之夜，于没有取暖设备的日式房间里往身上泼冷水，这也是非同一般的苦行。帕西瓦尔·洛厄尔记述了19世纪90年代盛行的这种习俗：有志获得医疗能力或预言才能的人们———他们并没打算当僧侣或神官 ———在就寝前要进行“水垢离”。凌晨两点，“众神入浴”时，要起床再做一遍。早晨起床、中午以及日落时也要各做一遍。在那些急于学习乐器或其他手艺以求谋生的人中，尤其盛行黎明前的这种苦行。还有为了“锻炼身体”在严寒中裸露身体的方式。据说练习写字的孩子们尤其要这种“特别有效”的锻炼，哪怕把手指冻僵，长满冻疮。现代的日本小学里也没有取暖设备，说是这对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大有好处，以便将来能够忍受人生的各种磨难。西方人则对日本孩子经常感冒流鼻涕印象更深刻———这种习惯也只能带来这种后果。
睡眠是日本人的另一大乐趣，也是日本人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不管什么姿势，也不管是否处于我们认为根本不能入睡的情况下，都能舒舒服服地睡着。这令许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惊奇不已。美国人几乎把失眠和精神紧张看成同义语，按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人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但他们却能够毫不费力地熟睡。日本人晚上很早就去睡觉，通常村民们在日落后不久就会入睡。东方各国很少有这样习惯早睡的国民。另外，我们的观念是，睡眠是为明天积蓄精力。日本人早睡却并非这个原因，他们认为恢复精力是一回事，睡眠是另一回事。一位十分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写道：“到了日本，你必须抛弃那种认为今晚的睡眠和休息是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的想法；你必须把睡眠和解除疲劳、休息、保养等问题分开来考虑。”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估算昨晚睡了几个小时。睡眠的长短可以提示我们，白天能有多少精力和多大效率。日本人睡觉，则就是喜欢睡觉，只要没人妨碍，他们就能随时高高兴兴入睡。
同样，他们也明显可以毫不吝啬地牺牲睡眠。准备应考的学生会彻夜用功，根本没想过睡个好觉能让他更轻松地应付考试；军队之中，睡眠则完全服从于训练。杜德大尉1934年至1935年曾在日本陆军工作，在谈及跟手岛上尉的一次谈话时说道：
“平时演习时，部队连续三天两夜行军，除了十分钟小憩和短暂间歇可以打个盹之外，根本不能睡觉。士兵们边走边打瞌睡。有一个少尉睡沉了，撞到路旁一堆原木上，引起一阵大笑。好不容易回到兵营，却都被分配去站岗或者巡逻，还是不能睡觉。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休息呢？’上尉回答：‘噢，不用，他们都知道怎么睡觉，现在是要训练他们不睡觉。’”
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的观点。
跟泡澡、睡觉一样，吃饭也是一种享受，同时又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日本人喜欢在空闲时烹调多种菜肴，一道菜分量很少，色彩味道却很讲究。但是某些特定情况又强调训练的一方面，比如佛教寺院里的饭前感恩祈祷，就要求僧侣把食物看成良药，意思是说，修行之人不该把吃饭看成享乐，而应该看作一种必需。还有，一个日本农民复述古老的谚语：“快吃快拉是美德”；他还说，“吃饭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为了活命不得不吃，所以应该尽快吃完。”
人情的世界（2）
按日本人的观点，强行绝食也是测试意志是否坚强的好办法。跟上述的洗冷水澡、“训练”不睡觉一样，绝食也意味着能够忍受苦难，正如传诵的武士那样“口含牙签”。如果能够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体力不仅不会因为卡路里、维生素的缺乏而下降，反而会因为精神的胜利而提高。日本人不承认美国人所认为的营养和体力的对应关系。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东京广播电台向防空洞的避难者们宣传“体操可以使饥饿者恢复体力和元气”的事情。
浪漫的恋爱则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虽然这跟日本人的婚姻方式、家庭义务完全相反，但这也是他们的“习惯”。日本文学充满了这类题材。跟法国文学作品一样，日本小说中的主角大都是已婚者。情死是他们喜欢阅读和谈论的话题。十世纪的《源氏物语》是一部著名的描写爱情小说，跟同时代发表的其他国家的杰出小说相比毫不逊色。封建时代的大名、武士们的恋爱故事也极具浪漫色彩，仍然是现代小说的主要题材。这跟中国文学有许多区别。中国人忌讳描述浪漫主义爱情和性享乐，借此免去了人际关系中的不少纠纷，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和谐。
在这一点上，相对于中国人，美国人更容易理解日本人。不过这种理解仍然是肤浅的。日本人并没有我们在性享乐上的诸多禁忌。日本人在这个领域不大讲伦理道德。他们认为，跟其他的“人情”一样，只需要把性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可以了。“人情”不存在罪恶，对性的享受也不必讲究什么伦理道德。英美人认为日本人珍藏的一些画册是淫秽的，认为吉原（艺伎与妓女的集中地）是悲惨的地方。日本人一直很重视这种评论。在他们跟西方接触之初，就非常注意外国人这些评论，还制定了一些法律来使他们的习惯接近西方标准。但是，任何法律也不能消除文化上的差异。
有教养的日本人很充分地了解，他们认为算不上猥亵的事，英、美国人却认为那是不道德的，猥亵的。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原则和他们那种“人情不能侵入人生大事”的信条之间有着巨大鸿沟。这也正是我们难以理解日本人对待恋爱和性享乐的态度的主要原因。在美国生活中，婚姻和性享乐，一个可以公布于世，另一个只能避人耳目。而日本人则把这两者的范围划分得很清晰，并在两个方面都公开且坦率。他们对两者的区分是，一个属于人生的主要义务的世界，另一个则属于微不足道的消遣世界。这种划分，使他们“各得其所”，对家庭中的模范父亲和市井中的登徒子都能分别适用。
日本人理想中的恋爱跟结婚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美国人所赞许的恋爱是以选择配偶为基础的，“相爱”就是我们结婚的最好理由。结婚以后，丈夫如果跟其他妇女发生肉体关系，就是在侮辱他的妻子，因为他把理应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了别人。日本人则是听命于家长来选择配偶，盲目地结婚。他和妻子的相处必须遵守清规戒律。就算是在很融洽的家庭中，日本小孩也不会看到父母之间出现性爱的表现。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男子只会这样循规蹈矩地生活。有钱的日本男子会去找情妇。情妇也许是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他技艺的艺伎，也许是妓女。不管是哪种人，他都得跟那位女子的雇主签订契约，以防止那个女子被遗弃。契约要保证给女方报酬，他还将为她另筑新居。当女子有了小孩，男子如果希望把这个小孩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可以例外地把这个女子接回自己的家。进门以后，这个女子不是妾，而是佣人。她的孩子称正式的妻子为“母亲”，生母和孩子的关系不会被承认。日本人对家庭义务和“人情”，甚至在空间上也是泾渭分明的。
只有上流阶层有财力蓄养情妇。大多数男子通常是时不时去找艺伎或妓女玩乐。这种玩乐是完全公开的。妻子会为出去夜游的丈夫梳洗打扮，妓院可以给他妻子送账单，而妻子会理所当然地照单付款。妻子如果对此感到不快，也只能自己烦恼。和艺伎玩乐比到妓院花费要高，而且跟艺伎过夜的高昂费用中并不包含性行为。他所能享受的仅仅是得到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的款待。如果要跟某艺伎进一步接触，必须成为这位艺伎的保护人，签订让其成为他情妇的契约；或者是因为男子的魅力迷人，能让艺伎自愿献身。当然，与艺伎共度一夜，绝对不排除出会现情色之事，艺伎的舞蹈、风趣、歌谣、仪态都传统且富有挑逗性，会特意展现贵妇所矜持的一切。这些都是“人情世界”中的现象，对于“孝的世界”则是一种解脱。只要把这两个世界划分清楚，就没有理由不去纵情享乐。
妓女都住在烟花巷。从艺伎那里出来后，如果余兴未尽，可以再到妓院去。妓院消费相对低一些，穷一点的男子通常放弃艺妓满足于此。妓院外面有着妓女的照片，客人经常毫不避讳地长时间对照片进行品评挑选。妓女的身份地位也不如艺伎。她们大多是因为家境贫穷而沦落妓院，没有受过艺伎那样的艺术训练。妓女直接面对客人，面无表情地坐在人前，任其挑选。后来日本人发现西方人对这个习惯非常反感，才逐渐不做得那么露骨。
一个男子挑选一位妓女，与妓院签订作为她惟一的保护人契约，妓女就成为他的情妇，这是一种相对有保障的关系。女侍或女店员即使不签订契约也可以成为男子的情妇，这种“自愿情妇”是最没有保障的。算起来她们才基本上是通过恋爱与男子结合的，却被排除在公认的“义务世界”之外。日本人读到美国的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婴儿绕膝”的伤感故事诗歌时，他们会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和日本的“自愿情妇”视为等同。
人情的世界（3）
日本的男人在挑定一位妓女后就与妓院签订契约，此后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妓女唯一的客人，而这个妓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男人的情妇。这种妇女是受合同保护的。然而，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男人在不签定合约的情况下将女招待或女店员擅自变为自己的“情妇”，往往这样的女性是最没有法律保障的。因为从分工的角度来说，女招待或女店员是属于跟别人谈恋爱然后与男对象结合的那种，可是现在她们的做法使他们不能被纳入“家庭义务”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当日本人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婴儿绕膝”，悲痛欲绝的故事或诗歌时，他们会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与日本的“自愿情妇”联系起来。
同性恋是日本传统“人情世故”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在日本古代，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物公认的一种娱乐方式。明治时期，为了赢得西洋人的赞许，日本政府宣布同性恋也属于应被废除的旧习陋习之列，违反者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至今这种习惯却仍被认为是“人情世故”之一，人们的道德标准也对这种现象比较包容，只要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妨碍家庭关系就行了。日本人觉得虽然有的日本男人自愿当职业男妓，但不必过于担心日本会出现大量的如西方人所说的那种男、女同性恋数量膨胀的情况。当得知在美国居然有人强迫成年男子扮演同性恋的角色时，日本社会一片哗然。在日本，男人只可能选择未成年的少年作为同性恋的对象。因为强迫成人扮演同性恋的角色是非常有损人格的。在日本社会中也有他们自己的界线（什么事可以做而不伤害自尊），只不过这种界线与美国人的界限不同罢了。
自淫在日本也不被认为是什么道德问题。在世界上恐怕再找不到其他民族能像日本那么多的自淫工具了。在这方面，鉴于西方的舆论压力，日本人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但骨子里头，日本人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工具是什么坏东西。西方人强烈反对手淫，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态度比美国甚至还要强烈，很多美国人都在未成年之前就对这点印象很深了。大人总是悄悄地告诉小男孩，手淫会得神经病，头发会秃掉等等。母亲们更是从孩提时代就对小孩的行为，非常警觉，如果发现这种事，就会非常严厉地施以体罚，甚至把双手缚住，或者家长会非常严厉地说上帝会惩罚他的。日本的幼儿和少年则没有这种体验，因而也不可能指望他们长大后能和美国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一样。日本人从来不觉得自淫是一件罪恶的事情，相反，他们认为那是一种享乐。日本人认为只要在文明的生活中把它放在一种无足轻重的位置，一切还是处于可控之中的。
酗酒是日本“人情世故”的另一种表现。当听到美国人豪言壮志地说要禁酒时，日本人觉得这简直就是西方国家的奇思怪想。同样，对于美国地方上举行投票要求颁布禁酒法令的运动，日本人也是这样看待的。在日本人看来，饮酒是一种乐趣，只要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而且它只是一种小的消遣，因此正常的人也绝不会为它所困。按照日本人的看法，就如不必担心人们会成为同性恋者一样，人们也不必担心人人都会成为醉鬼。事实上酗酒问题也确实没有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因此，家庭，以至社会都并不厌恶醉酒的人。喝醉酒的人不会胡来，也不会打自己的孩子。通常的表现就是纵情歌舞，不拘任何礼节。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则喜欢相互坐在对方的膝盖上。
传统的日本人还严格区别饮酒和吃饭。在农村的宴会上，如果谁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再喝酒了。他已涉足于另一个“圈子”了，对饮酒和吃饭这两个“圈子”日本人是区别得很清楚的。在自己家中的时候，人们有时也在饭后饮酒，但绝不会一边饮酒一边吃饭，而是先享受一种，再享受另一种。
上述的这些日本人关于“人情世故”的观点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后果。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人那种身体和精神两种力量在人的一生中一定要一决雌雄的思想。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本身不是罪恶，尽可能地享受肉体上的快感并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按照这条逻辑走下去人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正如乔治·桑塞姆爵士写的那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人似乎都缺乏这种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抓住这些恶的问题。”⑥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东西也看作是人生的一部分。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较量，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之间的斗争。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温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没有注定哪个灵魂就一定要进地狱，而哪个则定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可能是善的。
甚至日本的神也显现出这样善恶的两面性。在日本最著名的神是素盏鸣尊，他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是“迅猛的男神”。西方神话中都把他视为魔鬼，因为他对自己的姐姐行为极其粗暴。天照大神怀疑素盏鸣尊到自己住房来的动机不良，想把他赶到屋外。于是，他放肆地胡闹，在天照大神的大饭厅里乱拉大便，而当时大神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他甚至还犯下了毁坏稻田的田埂这样的滔天大罪。但最糟的，也是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他居然在他姐姐的卧室的上端挖个窟窿，把剥了皮的斑驹的生殖器从这里投了进去。由于素盏鸣尊罪不可赦，受到了诸神的审判，被处以重刑，赶出了天国，放逐到“黑暗之国”。可是，他仍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比较招人喜爱的神，人们还是对他比较尊敬。虽然在世界神话中这样的神并不少见，但在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这种神则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只有把超自然的东西划成善恶两个对立的集团，明辨是非，才能更符合宇宙斗争的哲学。
日本人始终不正面承认美德也应包括同恶的势力作斗争。正如日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百年来一直阐述的那样，这种道德规范对日本是不适用的，并且他们还很引以为豪地声称这就是日本人道德的优越性所在。他们说，中国的道德规范就是将“仁”，“公正”、“博爱”上升到一种绝对的高度，按照这个标准，凡是人都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十八世纪伟大神道家本居宣长曾说，“当然，这种道德规范对中国人来说是好的，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近代的佛教家及民族主义者们也就这个同样的话题著书立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人们认为，日本人天生性善，值得信赖，因而没有必要再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斗争。人们只需要擦净心灵的窗口，在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事就好了。如果不小心心灵染上了污点，日本人也会尽快地将污秽清除，这样人性中善的光辉定会再放光芒。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那末，何必自我怀疑心灵中的发现呢？恶不是人生而具有的。基督教圣经《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日本人则没有这种想法，他们的思想中也没有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教。“人情世故”都是上天赐予的，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应该对它进行谴责。
当美国人听到这些后不免会想，这势必将导致一种完全自我放纵的哲学。但是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义务规定为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完全承认，报恩就是意味着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他们认为，把追求幸福当作人生重大目标的思想是令人吃惊的、不道德的。当能够沉溺其中时，幸福只是一种消遣，如果郑重对待，以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那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要常常经受苦难，这是他们早已想到的。这样虽然会给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多障碍，但日本人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放弃了一些自己觉得并不是什么邪恶的享乐，当然，这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正是日本人最值得称颂的美德。
与日本人这种见解相一致，日本小说和戏剧中也很少见到“大团圆”的结局。美国观众通常都渴望看到圆满的结局，希望剧中人今后永远幸福，希望美德能够受到回报。如果美国人不得不为剧中人流泪，那必定是因为主角的性格有缺陷，或者因为主角成了不良社会秩序的牺牲品。日本观众则喜欢含泪欣赏男主角如何走向悲剧的命运，或美丽的女主角遭到杀害。这种情节才是他们期待的高潮。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总以男女主角的苦难为主题：两个人互相爱慕却又不得不放弃相爱；或者他们虽然幸福地结婚了，但其中一方却不得不自杀以履行义务；或者妻子献出一切以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比如勉励丈夫磨
砺才艺成为优秀演员，而在丈夫成名前夕，妻子却隐身市井，让丈夫自由享受新的生活，丈夫成名之日，妻子却贫病交迫，无怨无悔地死去，等等。总之，结局不需要美满，只求唤起对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的珍惜和同情。主角的苦难并不是由上帝裁判，而是表明：主角为履行义务忍受了一切，但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或死亡，都没有使他们偏离正道。
日本现代战争电影也体现着这种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会以为，这是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这些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和苦难，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看不到英美骑兵那种壮观、激动人心的场景。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事变，都是一个格调：在泥泞中行军，凄惨沉闷的苦战，胜负未卜的煎熬，等等。他们或描写泥泞深陷，夜宿中国小镇；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而幸存的代表，成了残废、瘸子、盲人；或是描写士兵死后，家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伤残军人的恢复健康也很少被写成剧本。这些影视作品甚至不涉及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刻刻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电影的制作者知道，这些电影是不会在日本观众中激起向往和平的反战情绪的。
道德的困境
日本人的人生观体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道德规范之中。他们认为，“人的义务”可以像在地图上切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 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特殊详细的准则。一个人评价同伴不会评价其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等。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不会使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在哪个特
定领域里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一个得到赞许的行为总是跟该行为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人 “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情义”或者在“仁的世界”行动时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方式。甚至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要求采取不同的行动。例如对主君的“情义”，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又如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国民对敌人作战直至最后一兵一卒；天皇广播宣布投降之后，“忠”所要求的行为就发生了变化，日本人马上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绝不会感到心理苦痛。在日本人的生活里，矛盾已深深扎根在他们的人生观之中。对西方人来讲，特别应该重视的是，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世界”和“世界”，“行动方针”和“行动方针”，相互之间应该协调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箴言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认为那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日本人完全不认为自己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道德伦理戒律。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从宇宙的高度，也能恰当地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打磨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跟刀锈一样，所以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悄悄发光，只需加以研磨，就能使之重新生辉。
日本人这种奇特的人生观，令西方人很难看懂日本的民间神话、小说和戏剧。日本人的小说评论也总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来论述：主人公的失败是因为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难以忠孝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遵行正义或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具有约束力的几种义务之间的矛盾，都是“善”的。对它们的选择就像面对多如牛毛的债务，必须选择先偿还一部分。同时，还清一笔债务，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其他债务。
日本人对剧中人的这些看法，和西方人是根本对立的。我们认为剧中人之所以是好人，是因为他选择了善，并且与恶进行斗争。“有德者胜”，结局应该圆满，好人要有好报。日本人则酷爱这样的主角：他既拖欠社会恩情，又不能有悖于名分，无法调和，只好一死了之。这样的故事在许多其他文化中是在教唆人们屈从于残酷的命运，在日本却反而成为启迪主动精神和宣扬坚忍意志的题材———主人公在竭力完成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了其他义务，最后又和他所忽视的“世界”进行清算。
如果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这种简单随便的行为准则，即使所受影响不深，也无法想像他们还能再回到那种规矩繁琐的生活状态中去。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桎梏”，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栽小树。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时，是一件为庭园增添雅趣的艺术品；但一旦移植到了土地上，就不再会是盆栽了。他们已感到再不能成为日本庭园的点缀，再不能适应曾经往昔的要求。他们最为剧烈地经历了日本道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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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养（1）
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要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要如此自虐地节俭？为什么只集中锻炼一项苦行，对其他人认为确实重要、应当训练的某些行为却完全不要求克制？那些在本国从未学过修养方法的观察者，来到高度信赖修养方法的国家里，最容易产生种种误解。
日本人认为，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术比赛的成人，甚至是贵族，都
要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需的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不管考试成绩多好，剑术多么高超，礼貌如何周到，都必须放下书籍、竹刀或社交活动，进行特殊的“修炼”。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神秘的修炼。但是即使那些不修炼的日本人，也承认“自我修养”的术语和实践在其生活中的地位。各个阶级的日本人都运用普遍流行的一套有关自我克制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不仅培养能力，还有更高要求，我将其称为“圆熟”。这两者有区别，有不同的根据，其目的是要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并通过不同的外部标志来加以识别。
第一类，即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陆军军官说：“他们都知道怎么睡觉，现在要训练他们不睡觉。”他讲的是一种公认的原理，即精神驾驭术，认为意志应当驾驭肉体。他们完全不理会“忽视健康肉体必受损害”的规律。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理论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不管健康是否允许，不管肉体本身是否受过训练，总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自我修养”，来发扬日本精神。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也有着相互的强制力，既要求等量，也要求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等级责任。他们自我牺牲的道德和美国迥然不同。日本人特别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该把为别人服务看成是在压抑自己。有位日本人对我说：“我们做了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情的时候，觉得是自愿的，或者认为那是对的。我们绝不感到遗憾。我们不会认为我们在实际上作出了多大牺牲，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这应当受到回报。”日本人把如此缜密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会理会什么“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极端的义务。关于相互义务的传统强制力，阻碍他们拥有 “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极易出现。
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是为了改善他驾驭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修养初期也许会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终究能够学会享受其中的乐趣 ———否则就会抛弃修养。徒弟要在生意上有出色表现，少年要学习“柔道”，媳妇要学习跟婆婆相处。训练之初，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要逃避，这可以理解。这时，他们的父亲就会教训说：“你希望什么？要体会人生，必须接受一些训练；如果放弃修养，今后肯定会不愉快。要是陷入这样的处境遭到议论，我是不会袒护你的。”用他们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并不意味着他们达到了道德戒律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的严重压抑，以及这种压抑不会导致攻击性的冲动。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能理解这种区别。桥牌选手为了打好牌，绝不会抱怨必须作出的自我牺牲，绝不会把为了成为专家而花费时间看成“压抑”。尽管如此，医生们还是得出结论说，一场豪赌或冠军赛事之际，胃溃疡与精力高度集中、身体过度紧张是有直接联系的。日本人也有同样的情况。但是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和他们坚信“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导致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忍受的行为。他们不为自己找借口，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把生活中的不满归咎于别人。他们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在意自己“身上的锈”。
第二类，“圆熟”，是比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更高的境界。这类修养的技巧，他们有时称之为“怪癖”。
日语中有一系列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境界的词汇。这些词汇有些用于演员，有些用于宗教信徒，有些用于剑术家，有些用于演说家、画家以及茶道家。我仅举其中的一个词：“无我”。这是禅宗用语，在上流阶层中很流行。它所表达的“圆熟”境界是指意志和行动之间“毫无障碍，丝丝入扣”的体验。不管它是世俗的经验，还是宗教的经验，这就如电流从阳极自由且直接地流向阴极。没有达到圆熟境界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仿佛有一块绝缘板。日本人把这个障碍称作“观我”、“妨我”。经过特别训练，消除这种障碍后，“圆熟”者就完全意识不到“我正在做什么”，正如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不需要用力。
在日本，普通人也努力要达到这种“圆熟”的境界。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谈及一位女学生时说：
她到东京某著名传教士的住处去，请求成为基督教徒。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因为想乘坐飞机。问她：飞机跟基督教有什么联系？她说，她听说坐飞机要有一颗非常镇静、处变不惊的心，这种心只有通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她认为，基督教恐怕是最好的宗教，因而前来求教。
自我修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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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也把“镇静、遇事沉着”跟应付考试、讲演、政治生涯都统统联系起来。在他们眼中，培养“一点”（集中、专注）对做任何事都有着无可非议的好处。
很多种文明都有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的训练技巧和目标显然具有完全独特的特征。日本的修养术很多来自印度瑜伽派，这更令人感到饶有兴味。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
注、驾驭五官的技巧体现出了与印度修行方式的亲缘关系。日本同样重视“虚灵”（心中不想）、“体静”（身体不动），会千万遍反复诵念同一句话，或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象征，甚至采用印度的术语。但除了这些表面的共同点之外，日本版的修养术跟印度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日本虽然作为佛教大国，轮回和涅槃的思想却从没成为日本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有少数僧侣接受这种教义，但从没影响过民间思想和习俗。在日本，没有把鸟兽虫鱼看成是人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葬仪和庆生也没有受到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槃也不是，僧侣们对此进行了加工使其消失了。有学问的僧侣们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槃，即在此时此地，松树和野鸟中都能“见涅槃”。日本人对关于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不谈逝世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即使是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坛上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这样的用语在佛教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对普通的死者都能使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就可以理解，这样的民族当然不会去追求“涅槃”那种艰难目标。既然一个人怎么都能成佛，也就不必再终生苦苦追寻这种可以轻易到手的目标。
同样，日本也没有肉体和精神不相容的教义。瑜伽修行是消除寄生于肉体之中的欲望的方法。日本人没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人情”（烦恼）并非恶魔，感官享受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惟一条件是感官享乐必须为人生重大义务作出牺牲。这一信条在日本人对待瑜伽修行的方法上，从逻辑扩展到极端：不仅排除一切自虐性苦行，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甚至不是禁欲主义教派。他们的“悟者”过着隐遁生活，虽然称为“隐士”，却通常仍和妻子安逸舒适地生活在风光秀丽的地方。娶妻生子和超凡入圣之间完全没有矛盾。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即净土真言宗）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不轻易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顿“悟”入圣是因为自我冥想修行和生活质朴，并不在于非得要破衣敝服，弃绝声色娱乐。日本的圣者整天吟诗品茗，赏花弄月。如今的禅宗甚至告诫其信徒，要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他们把瑜伽修行方法理解为“自我修养以求完善自身”的方法，理解为“使人和其行为毫无间隔”，达到“圆熟”境界的方法。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它的回报就在眼前，它使人们能够有效应付任何局面，用力适中，恰如其分。它使人能够控制姿意妄为的自我，镇定自若，无论遇到外来的人身危险还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激荡，都不会失去镇静。
当然，这种训练不仅对僧侣有益处，对武士也有益。事实上，正是武士把禅宗奉为自己的信仰。日本用神秘主义修行来训练武士单独作战，从禅宗刚开始影响之时起就一直如此。12世纪，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的巨著就取名为《兴禅护国论》。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达到相当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所说，没人能从中国禅宗史上看出任何禅宗传到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手段的迹象。“禅宗和茶道、音乐一样，彻底变成了日式文化。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主张不从经验中寻求而是从内心直接体验真理的冥想的神秘主义教条，会在12、13世纪的动乱年代中那些逃避世俗灾难的寺院中流行。但我们却想像不到，日本武士阶级竟然会把它作为喜爱的生活准则。”
日本的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道教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上帝的恩宠，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力”上，指靠他人的帮助，即仁慈的上帝的帮助。而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则主张依靠“自力”，靠自己帮助自己。他们教导说，潜力只存在于自己内部，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符合他们的性格。他们无论作为一个僧侣还是一个政治家、教育家———他们都从事类似的工作———都以禅宗修行方式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非常明确：“禅所求者，惟在己身可发现的光明，不容许任何阻碍。除去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惟此一途，可以得救。”
探索真理的人，不接受任何二手货。不管是佛陀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三乘十二因缘教都是一堆废纸”。研究这些虽然并非毫无益处，但这不能让其心中灵光一闪，只有这灵光一闪才能使人顿悟。有一本禅语对答的书中记载道，弟子求禅僧讲《法华经》。禅僧讲得很不错，弟子却感到失望：“怎么，我还以为禅僧蔑视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哩！”禅僧回答说：“禅并非一无所知，只是相信真知在一切经典、文献之外。汝非来求知，仅来问经耳。”
自我修养（3）
禅师们所授的传统训练，是要教弟子怎样去求“真知”以达顿悟。既有肉体的训练，也有精神的训练，不论哪种，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确立效果。剑术家的修禅就是一个好例子。他自然得经常练习基本刺、击的技巧，但这只属于“能力”范围———他还必须学会“无我”。开始他会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持身体的几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地板会逐渐增高，天长日久，剑术家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时跟置身于平坦的庭院中一样舒服。当他能够坦然站立在那根柱子上的时候，他就得到“真知”而“顿悟”了。他的“心”
已经顺从己意，不会眩晕，不会担心摔跌下去。
日本这种立柱术是把我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派立柱苦行术做了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训练，它不再是苦行了。无论修禅还是许多农村中的习俗，各类肉体训练都经过了这种改造。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潜入冰水或站在瀑布下之类的苦行修炼。这些或者是为了锻炼肉体，或者是为了祈求上帝的怜悯，或者是为了进入恍惚状态。而日本人所喜好的在天明前站、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中，或在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等耐寒苦行，其目的是“锻炼意识自我”，训练自己不觉痛苦、不受干扰地继续冥想。当他在寒夜凌晨中意识不到水的冰冷，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熟”了。除此之外，不求任何补益。
精神训练也同样讲究自适自得。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不会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教导”，因为弟子不会从自身外学到有意义的东西。老师会跟弟子讨论，但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到达新的智慧境界。越粗暴的老师，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如果老师突然敲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使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弟子就会在这种冲击中通了电一样顿悟，因为这破掉了他的自我满足。僧侣言行录中充满着这类故事。
最常用的一种让弟子拼命努力开悟的方法是“公案”，字面意思是“问题”，据说有1700个。禅僧逸话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而费时七年并不罕见。“公案”的目的并非要求得到合理的答案。比如：“设想孤掌独鸣”，或“缅思未生儿时母”；以及“背负尸体而行者谁？”，“朝我而来者何人？”，“万法（万物）归一，一又何归？”等等。此类禅问在12、13世纪以前的中国曾使用过。日本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方法。但在中国“公案”已经绝迹，日本却成了达到 “圆熟”的重要训练手段。禅的入门书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藏着人生的困境”。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想吞热铁球”的人，“想叮铁块的蚊子”。他忘我努力，终于横在他心灵和公案间的“观我”屏障被除去，犹如一道闪电，心和公案合而为一，他就顿“悟”了。
看过了这些对高度紧张的精神努力的描述，再去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获得的伟大真理时，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花了八年时间思索“朝我而来者何人？”最后，他明白了，结论是：“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定的模式，可从下面的问答中窥知：
僧问：“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答：“谁束缚了你？（即：谁把你绑在了轮回之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有名的成语，就是“骑驴找马”。他们要学的“不是网罟，而是那些工具捕捉鱼兽”。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心灵，现存手段即可达到目标。一切都是可能的，无需借助外力，只需要反求自己。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探索者所发现的真理（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而在于日本人是如何探索真理的。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人性周围的墙壁上，这种人性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总是有很多人在盯着自己并准备褒贬自己的幻觉。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深有感切的“耻感”。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进入了自由天地，砖也就无用了，也就用不着再解答公案了。功课修完，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跟着解脱。他们拼命钻死角，“为修行”变成“叮铁块的蚊子”，钻到最后，恍然大悟：根本没有死角。“义务”与“情义”之间，“情义”与“人情”之间，“正义”与“情义” 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出路，获得了自由，从此能充分“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们的“修养”业已“圆熟”。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大拙）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自身”，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铃木说：“意识一旦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必然会冲突。行为的我要求摆脱旁观的我的束缚。”当“悟”之时，既无“观我者”，也无“无知或不可知灵体”，只剩下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此外皆不存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改变一下描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一个人，就像一个小孩，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根据别人的评论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到伤害，一旦进入到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认为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可以跟剑术师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却毫无所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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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养（4）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用这种训练以求达到“无我”。他们学到的是对有限美的明晰、不受干扰的感受；他们学会调整手段和目标，用适当的努力，刚好达到目的。
完全未经训练的人也有一种“无我”体验。欣赏音乐歌舞的人陶醉于剧情而忘我，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他手掌出汗，这是“无我之汗”。轰炸机飞行员在接近目标投弹之前，也会渗出“无我之汗”，“他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没有旁观的自我。当
高射炮手全神贯注侦察敌机时，周围的世界似乎全消失了，他同样出的是“无我之汗”，同样失去了“观我”。凡是身处这类场合，达到这种状态的人，都进入了最高境界。这就是日本人的观念。
上述概念雄辩地证明，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看成了严重压力。这种牵制一旦消失，他们就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把所谓“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看作是一回事，从而以临危不惧、“保持机智”而自豪。日本人却要靠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才能解脱。日本文化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并对此力图辩解，断言只有去掉心理负担，才能让人的意识进入更有效率的境界。
日本人体现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就当已经死去一样活着”的人。他们把这句话用于日常勉励。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鼓励进行大桩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是死掉了，干下去。”当一个人陷入严重困境，看不到一丝希望时，也常常以“就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战败后被选为贵族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在其自传小说中说：“就像被魔鬼缠身的人一样，他每天躲在自己房间里哭闹。他那爆发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苦痛持续了一个半月，但生命终于获胜……我此身将要带着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当成已经死了，再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喜欢说：“我决心就当已死，以报答皇恩。”这句话包含着一系列实际的行为，比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抔土”，决心自己“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等等。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潜藏着“就当已死般活着”的态度。这样等于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一切恐惧和戒心。死人无需再为行为是否恰当而顾虑。死人不用再报“恩”，他自由了。“就当已死般活着”，意味着摆脱了一切矛盾和冲突，意味着：“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就当已死”中剥离了意识。所谓的“观我”、“妨我”是判断个人行为的监督者。这生动地点明了东西方的心理差异。我们说到一个没有良心的美国人，是指他干坏事却没有罪恶感。而日本人在使用类似词汇，却是指此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妨碍。同一类词，美国是指坏人，日本却是指好人，指有修养，能最大限度发挥能力，能完成最困难的工作，行为无私的人。罪恶感是引导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力量，如果一个人良心麻木，就失去罪恶感变成反社会的人。日本人的哲学却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内心冲动直接表现为行动时，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人们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来消除“羞耻”。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不会有第六感的障碍，这才能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儿童学习（1）
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Ｕ形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幼年和老年时期是 “自由的领地”。随着幼儿期的逝去，约束逐渐增加，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时期，持续数十年，此后再次逐渐回升。过了 60岁，就又可以像幼儿那样几乎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
在美国，这种曲线是颠倒过来的。幼儿时期教养非常严格，随着孩子的成长而逐渐放松
。到孩子们独立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我们的壮年期是自由和主动性的鼎盛时期。随着年龄增长，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为他人的累赘，就又会再受到束缚。日本那种人生模式，美国人想都没有想到过，那跟我们的现实完全背道而驰。
日本人在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的约束，虽然此时他们的体力、谋生能力最强，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修养），能够得到自由不能达到的效果。
娇纵孩子的国民都非常希望生育孩子。日本人正是这样，他们要小孩首先是因为这是一种快乐。但他们也不仅是为了获得感情上的满足。如果断绝了家族血统，他们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每个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儿子，自己死后才有人在佛坛灵前跪拜。这也是为了绵延家系，传宗接代，保持家庭荣誉和财产。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幼儿需要父亲一样。
儿子将来总要取代父亲，但这并不是撇开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仍然管理着“家务”，以后再由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把家务让给儿子，这种角色就没有意义。这种根深蒂固观念，使成年的儿子不会因为依靠了父亲，而感到羞耻和不体面。
妇女要小孩也不仅是为了满足情感，她们只有当上母亲后才会有地位。无子女的妻子的家庭地位最不稳定，即使不离婚，也没有指望当上婆婆，对儿子的婚姻和儿媳行使权力。为延续家系，她的丈夫可能收养子，但按照日本人的观念，没有生育的妻子是个失败者。日本妇女都希望多生小孩。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平均出生率是31.7‰，甚至比东欧多子女的国家还高。美国1940年度的出生率是17.6‰。日本母亲生孩子的年龄很低，多数在19岁就会生小孩。
在日本，分娩和性交一样隐秘。产妇在阵痛时都不能大声呻吟。母亲要提前给婴儿准备新被褥和小床，因为新生婴儿不睡新床不吉利。穷苦家庭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净，作为“新”被。小被褥很轻，不像大人的那样板硬。据说小孩在自己的床上会睡得更香。事实上，他们让婴儿分床睡觉，在内心深处的根据仍然是一种“感应巫术”，即新人必须睡“新”床。婴儿的睡床靠近母亲的睡床，要直到婴儿长大，懂得要求和母亲同睡时，才能与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也许要满一周岁，婴儿才会伸出双手，提出这种要求。这时婴儿才会由母亲搂着睡。
婴儿出生后的头三天不给哺奶，因为日本人要等着流出真正的乳汁。三天之后，婴儿随时含着奶头，或者是吃奶，或者是叼着玩。母亲以给孩子喂奶为乐事。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最容易感受到母亲的这种乐趣，乳房不仅供给婴儿营养，而且供给喜悦和快乐。婴儿出生的第一个月，不是放在小床上睡觉，就是由母亲抱着。30天之后，会抱着婴儿去参拜当地神社。参拜之后，婴儿的生命才被认为已经扎根于体内，这时才能带他自由外出。
他会被用一根双重带子系住腋下和臀部，再挂过母亲肩前，在腰前打一个结，背在母亲的背上。天冷时母亲会用外衣把孩子全部裹上。家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 ———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得背婴儿，甚至在玩垒球或踢石子时也背着婴儿奔跑。农家和贫困家庭，基本都是由孩子看孩子。“由于日本婴儿生活在人群中，很快就显得聪明有趣，似乎他们也正在玩着背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游戏。”日本婴儿四肢伸开被绑在背上，跟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方流行用披肩裹婴儿的方式很相似。他们都把孩子看成被动的。用这种方法育婴，长大以后能够随时随地、不拘姿势地睡觉。日本人正是如此。但日本用带子背婴儿不会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那样，完全培养孩子的被动性。婴儿“在人的背上会像小猫那样搂着别人……婴儿……会靠自己的努力求得最舒服的姿势；很快，他就能掌握一种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只是绑在别人背上的包袱”。
母亲工作时把婴儿放在睡床上，上街时背在背上。母亲对婴儿说话，哼小曲，母亲给别人还礼时也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让他鞠躬致意。每天下午，母亲给婴儿洗浴，然后让他坐在膝上逗着玩。
三四个月的婴儿系着尿布，布质很粗厚。日本人常常抱怨他们的罗圈腿就是尿布造成的。三四个月之后，母亲就会教他便溺：估计好时间，把婴儿带到户外，用手托着婴儿，尽量包紧，让婴儿的身体离远点，单调地吹着口哨，等着孩子便溺。孩子能明白这一听觉刺激的目的。人们公认，日本婴儿像中国婴儿一样，很早就学会了便溺。婴儿尿床的话，有些母亲会拧小孩的屁股，至少会训斥一番，并把记性差的婴儿更加频繁地带到户外教他便溺。拉不出大便时会给婴儿洗肠，或给他服泻药。母亲们认为这是为了让婴儿舒服些。学会大小便后就可以不带尿布了。日本婴儿肯定觉得那种尿布不舒服，不仅因为它很粗厚，而且尿湿以后没有换尿布的习惯。不过婴儿还太小，不明白学会便溺与摘除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联系。他们只体验到每天必须如此，无法逃避。这种无情的训练为婴儿成人后服从日本文化的强制性繁琐作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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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2）
日本婴儿通常是先学会讲话，后学会走路。爬是从来不受鼓励的。传统的习惯是，婴儿不满周岁不许让他站立或走路。近十几年来，政府在廉价普及的《母亲杂志》中宣传应鼓励婴儿学会走路，这才逐渐普及开来。母亲会在婴儿腋下系根带子，或者用手扶着婴儿身体。但婴儿还是更想早学说话。当婴儿开始讲单词时，大人逗婴儿说话为乐的句子就逐渐变得有目的了。他们不是让婴儿从偶然的模仿中学习讲话，而是教单词，教语法，教敬语，婴儿和大人都喜欢这样做。
日本小孩学会走路之后，就会开始各种恶作剧。比如用手指捅破窗纸等等。大人会夸大室内的危险，比如说踩门槛是“危险”的，坚决禁止。日本的房子没有地下室，是靠梁柱架在地面上的。小孩踩了门槛，大人就严肃地认为这会使整个房屋坍塌变形。孩子们也不能在两张榻榻米（铺席）联接处踩踏坐卧。铺席的尺寸是固定的，房间按铺席多少被称作“三铺席房间”或“十二铺席房间”。孩子们经常听到这种故事：古代武士会从铺席下面用剑把坐在铺席联接处的人刺死。厚而柔软的铺席很安全，铺席的接缝处则很危险。母亲常常用“危险”和“不行”来规劝幼儿，第三个常用规劝词是“脏”。日本家庭的整洁是有名的，儿童自幼就受到重视整洁的教育。
在下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多数婴儿都不会断奶。近来政府在《母亲杂志》上提倡婴儿最好在八个月以上断奶。中等阶级的母亲有的照此实行，但这远未成为日本人的普遍习惯。哺乳极其符合日本人的感情。他们认为那是母亲的最大快乐。采用新习惯的人把缩短哺乳期看成是母亲为孩子的幸福而牺牲。他们同意 “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的新观点，批评不让孩子断奶的母亲是自我放纵，没有自制力。他们说：“她说没办法让孩子断奶，没那回事”，“那是她下不了决心”，“她就是想让孩子一直吃她的奶”，“她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另外，日本人没有给刚断奶的幼儿吃特别食品的习惯。断奶的孩子应喂以稀粥，但大部分是从吃母乳一下子就转到吃成人普通食品。日本人的饮食中不包括牛奶，也不为婴儿准备特殊蔬菜。在这种习惯下，自然有理由怀疑政府倡导的“长时间哺乳对孩子身体不好”是否正确。
婴儿通常是在能听懂说话后断奶。在这之前，吃饭时母亲会抱着婴儿坐在全家饭桌旁喂一点食物。断奶后他们吃的食物量增多。对于有了下一个孩子而不得不断奶的孩子来说，母亲会不时给他吃点心，让他不要恋奶。有时会在乳头上涂上胡椒面。所有的母亲都会嘲弄幼儿说，吃奶的还只是个小娃娃。她们说：“看你表弟，他才是个大人哩！他的年纪和你一样大小，却不要吃奶”；“瞧！那小孩在笑话你哩。你已经当哥哥了还要吃奶。”2岁、3岁甚至4岁还玩妈妈奶头的孩子一发现年龄稍大的孩子走近，就会突然放开奶头，装出没那回事的样子。
用讥笑来督促孩子早点成人，不只限于断奶。从孩子能听懂说话起，任何场合都会用这样的方法。例如男孩哭起来，母亲就会说“你又不是女孩子”，“要知道你是个男孩！”等等。或者说：“看那个小孩就不哭。”当客人带小孩来串门时，母亲就会当着自己孩子的面，亲客人的孩子，并说：“我要这个宝宝，我喜欢要这种聪明伶俐的宝宝，你都长大了，还尽淘气。”她自己的孩子就会飞跑到妈妈跟前，一边用拳头打母亲，一边哭着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喜欢这个宝宝，我听妈妈话。”当一两岁的小孩吵闹或者不认真听话，母亲就会对男客人说：“请给我把这孩子带走，我们家已经不要他了。”客人会扮演这个角色，开始把孩子从家里带走。于是孩子疯了一样哭喊着向母亲求救。母亲看到嘲笑完全达到目的，就又和颜悦色地把孩子拉回身边，要求抽泣的孩子发誓，今后再也不调皮。这种小型滑稽剧有时也演给五六岁的孩子看。
嘲弄还有其他形式。母亲走到父亲的身边对孩子说：“我不爱你，我爱你爸爸，因为你爸爸是好人。”孩子就万分嫉妒，要把父亲和母亲分开。母亲说：“爸爸不像你，不在家里乱喊乱叫，也不乱跑。”孩子顿脚说：“你撒谎，骗人！我并没那样做，我是好孩子。你不喜欢我吗？”玩笑开够了，父母相视而笑。他们不仅用这种办法嘲弄男孩，也同样嘲弄女孩。
这类经历成为培育日本成人明显害怕嘲笑轻蔑的肥沃土壤。我们无法肯定幼儿到几岁才明白某种嘲弄是在拿他开玩笑，但他早晚会懂得的。明白之后，这种受人嘲弄的意识就跟害怕失去安全和亲密的恐惧感结合在一起。成人之后受到别人嘲笑时，幼儿期的这种恐惧的阴影就会浮现。
这种嘲弄之所以会在2至5岁的孩子心灵中引起巨大的恐慌，是因为家庭确实是安全自在的天堂。父母之间，在体力、感情上都有明确的分工，他们很少以竞争者姿态出现在孩子面前。母亲或祖母承担家务，教育孩子，她们侍候、崇拜父亲，家庭等级制座次十分明确。孩子们知道，年长者有特权，男人有女人没有的特权，兄长有弟弟没有的特权。一个孩子在他一生中的幼儿期间能受到家庭内所有人的娇宠，男孩子尤其如此。无论是对男孩女孩，妈妈永远是什么愿望都答应满足的人。一个3岁男孩对父亲绝不表示任何反抗，却可以对母亲和祖母暴跳如雷，发泄无名怒火，发泄受父母嘲弄以及要被“送给别人”的愤懑。虽然并非所有男孩都脾气暴躁，但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上流家庭，脾气暴躁是3到6岁孩子的通病。可以看到幼儿一个劲用拳头捶打母亲，又哭又闹，极尽粗暴之能事，把母亲精心梳就的发髻弄乱。他甚至以粗暴发泄、无端攻击为乐，因为母亲是女人，而他，即使只有3岁也毫无疑问是个男子。孩子对父亲，就只能表现尊敬，父亲是等级制上高层次的代表。用日本人的常用术语来说，就是“为了训练”，孩子必须学习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敬。日本的父亲比西方任何国家的父亲都较少承担教育子女的任务。教育孩子的事完全交给妇女。父亲对孩子有什么要求，只是用眼神示意或者讲几句训诫的话。由于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孩子们都会立刻听从。在闲暇的时间，父亲也可能会给孩子做点玩具。
儿童学习（3）
孩子可以对祖父母纵情撒娇，同时祖父母也是受尊敬的对象。祖父母并非担任教育孩子的角色，虽然有的祖父母对于溺爱孩子不满而自己来承担教养角色，但这毕竟会产生一大堆矛盾。在日本家庭里，婆婆与媳妇争夺孩子的事极为普遍。祖母通常一天到晚守在孩子旁边。从孩子的角度看，他可以获得双方的宠爱。从祖母的角度看，她可以利用孩子来抑制儿媳。讨取婆婆的欢心，是年轻的母亲一生中最大的义务。不论祖父母怎样骄纵孙子，媳妇也不能提出异议。日本经常出现妈妈说不能再给糖果吃的时候，祖母偏偏马上又给的事情，还含
沙射影地说：“奶奶给的点心没有毒。”通常祖母给孩子的东西都是母亲弄不到的，她也比母亲有更多的闲暇陪孩子玩耍。
哥哥姐姐都奉命宠爱弟妹。日本小孩在妈妈生下另一个孩子时，会充分感受到被“夺宠”的危险。失宠的孩子很容易联想到自己时常亲昵的母乳和母亲的床榻就要让给新生的婴儿了。新小孩诞生前，母亲会告诉孩子：这次，你会有一个活娃娃而不是“假”宝宝了。以后你就不是跟妈妈睡觉，而是跟爸爸睡了。母亲会把这说得像是一种特权，孩子会对为新婴儿出生所做的各种准备感兴趣。新婴儿出生时，孩子们通常由衷感到激动和喜悦，但这种激动和喜悦很快会消失。失宠的小孩总想把婴儿抱到别的地方去。他对母亲说，“把这个宝宝送给别人吧。”母亲回答说：“不，这是我们家的宝宝呀！让我们大家都来喜欢他吧。你爱小宝宝，你得帮妈妈照顾宝宝，好吗？”这种情况有时会反复持续很长时间，母亲对此也似乎并不介意。多子女家庭会自动出现一种调节办法：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结成伙伴，老大照顾老三，老二照顾老四。弟妹们也是跟隔一个次序的兄姐亲密。在七八岁前，男女差别对这种安排影响不大。
日本小孩都有玩具。父母和亲友都给孩子们送布娃娃和其他玩具，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是买的。孩子们用布娃娃及其他玩具作游戏，如过家家、当新娘、过节日等等。游戏之前会先辩论：大人是怎么做的？有时争论不止，就请母亲裁决。母亲就说：“贵人度量大”，劝大孩子忍让。常用的话是：“吃亏者占便宜”，意思是，你先把玩具让给小孩子，过一会儿，他玩腻了玩别的，这玩具还是你的。母亲的这个意思，3岁的孩子都能很快领悟。在玩主仆游戏的时候，母亲会让大孩子当仆人，说是大家都高兴，你也会快乐。日本人生活中，“吃亏者占便宜”的原则，即使在成年以后，也受到广泛尊重。
日本人教育孩子，除训诫与嘲弄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手段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随时给孩子吃糖果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办法。随着孩子接近学龄，会采用各种 “治疗”方法。如果孩子脾气暴躁，极不听话，母亲就把他们带到神社或寺院去。母亲表态说：“让我们求神佛给治疗吧。”多数场合下这相当于一次愉快的郊游。施行治疗的神官或僧侣会跟孩子严肃地谈话，问孩子的生日和他的坏毛病。然后他退至后屋祈祷，再回来宣布病已治好。有时则会说，孩子淘气是因为肚子里有虫子。于是，他给孩子作祓，清除虫子。日本人说这种方法“短时有效”，也被认为是“良药”。
把盛满干艾粉的一种小型圆锥形容器放在小孩皮肤上，点火燃烧，叫作“灸”，留下的斑痕终身不会消失。艾灸是东亚一带流行的古老疗法。日本也有用它治疗各种疾患的传统。艾灸还可以治疗脾气暴躁和固执己见。六七岁的小孩就会接受母亲和祖母的这种“治疗”，难治之症甚至要治疗两次，但很少需要用三次来“治疗” 孩子淘气的。艾灸并非惩罚，不是美国人说的“你这么干，我可要揍你！”但艾灸的苦痛远甚于挨打，于是孩子们懂得不能淘气。
除了上述对付调皮孩子的各种办法，还要培养孩子们很多习惯，使其具有必要的身体技能。他们十分强调教师手把手地教孩子，孩子则必须老老实实地模仿。两岁之前，父亲就会让孩子盘腿端坐，脚背贴着地板。刚开始时孩子很难做到不仰面朝天。端坐的要领之一是强调身子要稳定，不能乱动，不能改变姿势。掌握端坐的诀窍就是全身放松，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被动性要靠父亲亲手按着摆正孩子的腿。不仅要学习坐，也要学习睡的姿势。日本妇女注重睡姿优美，其严肃性犹如美国妇女不能被人看到裸体一样。日本政府为了争取外国人承认，曾把裸浴列为陋习，在这之前，日本人并不以公开裸浴为耻，但却特别重视妇女的睡姿。男孩怎么睡都没关系，女孩则必须双脚并紧，曲身而睡。这是训练男女有别的早期规则之一。这种规则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要求更严格。杉本夫人（悦子）谈及她自身的武士家庭教养时说：
自我记事起，我晚上总是小心静静地躺在小小的木枕上……武士的女儿不论在什么场合，即使睡觉时也要做到身心不乱。男孩子睡觉可以四肢叉成“大”字，手足乱放。女孩子睡觉则必须小心谨慎，曲身庄重地呈现“き”字形。这表现了一种“自制”精神。
日本妇女告诉我说，晚上睡觉时，母亲或奶奶要帮她们把手脚放规矩。
教授传统书法时，老师也是手把手地教。这是为了让孩子“体会感受”。在孩子还不会认字写字之前，就要让他们体会那种慢条斯理、有板有眼的运笔方法。在近代大班教学中，这种教授法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了，但仍时有所闻。行礼、用箸、射箭以及背枕头以模仿背婴儿，都是手把手地教授孩子。
儿童学习（4）
除上层阶级外，孩子在上学以前就与附近的孩子们一起游戏。在农村，孩子们不到三岁就开始结成小小的游戏集团。在乡镇和城市，孩子们也在拥挤的、车辆往来的街头自由玩乐。他们有着特权，可以在商店周围乱转，可以站在旁边听大人说话，可以踢石子和橡皮球，可以聚集在村社嬉戏，氏神保护他们的安全。上学前和上学后的头二三年内，男孩会跟女孩结伴玩。但多数是同性之间最为亲近，特别是同年龄的孩子最容易结为密友。这种同年集团，在农村甚至可能持续终生，持续性超过其他集团。在须惠村，上了年纪的人，“随着性关
系的逐渐减退，同年人的集会便成为人生的真正乐趣。须惠村的俗话说：‘同年比老婆还要近。’”
学龄前的儿童集团相互之间无拘无束。孩子们有性知识，因为大人会随便谈论这些，日本家庭也通常居室狭窄。而且母亲给孩子洗澡时，也常常逗孩子，指戳其生殖器，尤其是男孩的阴茎。只要注意场合和对象，日本人一般不责备孩子的性游戏，也不认为手淫是危险的事情。伙伴之间会随便相互揭丑（成人之间这种揭丑会是侮辱），相互炫耀（成人之间的这种自炫会引起耻辱感）。对孩子，日本人会平静地笑笑，说，“孩子是不知什么叫羞耻的”，并补充说，“因而他们才如此幸福。”这就是幼儿与成人之间的鸿沟，如果说哪位成年人“不知羞耻”，就等于骂那个人死不要脸。
这种年龄段的孩子常常互相议论对方的家庭和财产，他们特别爱炫耀自己的父亲，“我爸爸比你爸爸本事大”，“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等等，这都是他们经常的话题，甚至为夸耀各自的父亲而打架。这些行为，美国人也许觉得不值得介意，但要知道，在日本，孩子们的这些言行跟他们耳闻目睹是完全两样的。大人都谦称自己家是“敝宅”、“寒舍”，尊称邻居的家为“府上”、“贵府”。
日本人承认，幼儿期的数年之间，从形成游伴到小学三年级，大约到九岁左右，是强烈主张个人本位主义的。他们有时会说“我当主君，你当家臣”，“不行，我不当家臣，我要当主君”，有时会炫耀自己，贬低别人。总之，孩子想说什么都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这些话不能说，他们就慢慢安静下来，再也不炫耀了。
对超自然神灵的态度，孩子们是在家里学到的。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孩子。通常孩子有组织地接触宗教只会是在民族节日或祭日，和其他的参拜者一起接受神官洒的祓灾水。在特别的祭祀日，有的孩子会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最经常且深刻的宗教经验通常来自以家庭佛坛和神龛为中心举行的家庭祭祀。祭祀家族祖先牌位的佛坛，供着鲜花、香火和某种树枝，每天还要供奉食品，傍晚要点上小小的油灯，年长者要向祖先报告家里发生的一切大事，每天跪拜。人们常说不愿在外面宿夜， “因为离开家里这一套祭告，心里不踏实。”神龛是一个简单的棚架，供奉从伊势神宫取来的神符，也放各类供品。厨房供有被烟熏黑的灶神，窗户、墙壁上贴着许多护符。这些护符都是为了保证全家安全。村里的镇守神殿有大慈大悲的众神镇守，同样是安全的地方，母亲们喜欢让孩子到神殿内玩耍。孩子们没有害怕神的经验，也就没有必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意。众神受人礼拜，赐福人间，但却并非当权者。
男孩入学两三年之后，才会开始真正的训练，被纳入成人的谨慎的生活模式中。在这之前，孩子学习控制身体，因为淘气而接受“治疗”。他受到的是和蔼的规劝或一点嘲笑。他可以任意行事，包括粗暴地对待母亲。他的自我为中心能得到助长。上学之初的头三年是男女同校。老师们对孩子都很喜爱，平等相待他们。这时家庭和学校都一再嘱告他们不要使自己陷入“难堪”。孩子年龄尚小，不知“羞耻”，但却必须教导他们不要使自己“难堪”。比如一个故事里的男孩，本来没有狼，竟然瞎喊“狼来了！狼来了！”来愚弄别人，“如果你们也这样，人们就会不相信你，那确实是很难堪的事。”
许多日本人说，他们做错事的时候，第一个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家长。在这段时期，年长者的教育工作确实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逐渐把受人嘲笑和“必须根据‘对社会的情义’而生活”这种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到了孩子6岁左右，为忠义而献身的故事所提倡的义务，才会开始变成对他们的一系列约束。长辈对孩子说，“如此下去，世人会耻笑你。”规则很多，因时因事而异，大多数跟礼节有关。这些规则要求个人意志服从于逐渐扩大的对家庭、邻居及国家的义务。要求自我抑制，认识自己所承担的“债务”，并逐渐处于欠恩负债的地位，告诉他如果打算还清恩情，就必须谨慎处世。
这是把幼儿期的嘲弄以新的严肃态度深植于正在成长的少年心中。八九岁的孩子就可能开始受到家人真正的排斥和打击。比如老师向家庭告状说他不听教导或者操行分不及格，家里人便不理睬他。假如有店主人指责他做了某种淘气的事，那就意味着“侮辱了家庭名声”，全家人都会指责他。我认识的日本人有两位在10岁前曾经两次被父亲逐出家门，因为感到羞耻，也不敢到亲戚家去，都只好呆在外边的窝棚里，被母亲发现后，经母亲调解才得以回家。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有时被迫关在家里“谨慎”，即“悔过”，专心致志地写日本人十分重视的日记。总之，家人都把这个男孩看作他们在社会上的代表，小孩遭到了社会的非难，全家人就反对他。他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就别指望家庭的支持，也别指望同年人的支持。他犯了错误，同学就疏远他，他必须道歉并发誓不再犯，否则没有人会理睬他。
儿童学习（5）
在这段年龄以前，女孩的教育跟男孩的教育没有本质区别，只在细枝末节上有差异。女孩比男孩受到约束要多些，事情也要多做些。在接受赠礼和关怀时，女孩总是屈居末位。她们也不能像男孩子那样脾气暴躁。但她们还是有令人惊讶的自由：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跟男孩子一起在外面玩耍吵闹，还常常毫不服输。从6岁到9岁，她们开始逐渐懂得对社会的责任，情况和体验大致跟男孩相同。9岁以后，学校会男女分班，男孩子们逐渐开始重视新建立的男性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害怕被人看见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也告诫女孩子不要与男
孩子交往。据说这个年龄的少女动辄忧郁寡欢，深居简出，难以教育。日本妇女说这是“童欢”的终结。女孩的幼年期因男孩的排挤而结束。此后，她们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条将永远持续，无论结婚前后。
男孩懂得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不等于明白了日本男子应负的全部义务。日本人说：“男孩从10岁起开始学习‘对份内的情义’”，这句话的意思是 “义在憎恶受辱”。男孩必须学习这类规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什么情况下应以间接手段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要孩子学会在遭受侮辱时进行反击。男孩子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对母亲粗暴，跟同龄孩子争相诽谤、抗辩，没有必要在10岁以后再学习怎样攻击对手。“对份内的情义”的规范是要他们的攻击方式纳入公认的模式，并提供特定的处理方法。如前所述，日本人往往把攻击指向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行使暴力，学童也不例外。
六年制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学的少年（其人数约占人口的15%，男孩比例较高）立刻就面临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竞争涉及到每个考生和每门学科，这些少年也就马上要承担“对份内的情义”的责任。对这种竞争，他们并没有逐渐积累的经验，因为在小学和家庭里都是尽量把竞争降低到了最低程度。这种突然而来的考验，使竞争更加激烈和令人担忧。但日本人在缅怀往事时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想尽办法捉弄，让低年级学生表演各种屈辱的噱头。低年级学生对此都十分憎恨。日本男孩是不会把这些事当作开玩笑的。一个男孩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奴颜婢膝、四脚爬行，他会咬牙切齿，策谋报复。并且由于不能立即报复，就会更加地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几年后，他也许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苦练剑术或柔道，毕业后当众报仇，使对方出丑。如果不能报此仇怨，始终会“心事未了”。
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队中会有类似体验。日本每4个青年就有1人被征召入伍。2年兵对1年兵的欺辱，远比中学高年级生欺侮低年级生厉害得多。军官对此毫不过问，士官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干预。日本军队规范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丢脸的。争执都在士兵间自行解决。军官认为这是“锻炼”部队的一种方法，并不参与其事。老兵会把上一年的积怨一古脑儿地向新兵发泄，以显示他们所受“锻炼”的水平。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经历了各种屈辱的体验才是重要的原因。日本式教养培育出对“自尊”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得野蛮。他们不能忍受屈辱。他们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这也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上述事态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自然是来自日本古老的嘲笑和侮辱习俗。日本人对这类习俗的反应也并非学校和军队创造的。由于日本有“对份内的情义”的传统规范，嘲弄和折磨比在美国更令人难忍受。尽管受嘲弄的群体到时候会依次虐待另一个受难群体，但这并不能防止被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对施虐者进行报复。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找替罪羊来发泄积愤是常见的民间习俗，比如在波兰，一个新学徒或年轻的收割手被嘲弄以后，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恨，而是对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发泄。日本的少年当然也用这种方法消除怨恨，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直接复仇。受虐者必须直接报复施虐者才“感到痛快”。
关怀日本前途的领导者在战后重建日本的事业中，应当对日本学校和军队的这种侮辱青少年的习俗特别注意。应当充分强调“爱校精神”、“老同学关系”，以消除以大欺小、以高压低的恶习。军队必须切实禁止虐待新兵。虽然老兵对新兵应当进行严格训练，坚持严格要求在日本不算侮辱，但嘲弄、虐待则是侮辱。在学校和军队里，凡是上级生或老兵让下级生或新兵摇尾装狗，模仿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时间让他们“立大顶”，都必须受到严惩。如果能有这种改变，将比否定天皇的神格以及从教科书中删除国家主义内容更加对日本的再教育有效。
少女不学习“对份内的情义”的准则，没有男孩在中学及军队训练中的体验，也没有类似经验。她们的生活远比男子平稳。从她们懂事起，她们就受到一种教育：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当先，礼品、关爱，女孩都没份。她们必须尊重的处世规则是：她们没有公然表白自我主张的特权。她们只在婴幼时期和男孩一样享受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当她们还是幼女时，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成人后就不能再穿了，直到第二个特权时期，即60岁后才能再穿。在家庭里，她们也像兄弟一样，可以受到彼此不睦的母亲和祖母双方的宠爱。另外，弟弟妹妹总是要姐姐和家庭其他成员跟他们“最亲”。孩子们要求跟姐姐同睡来表示最亲。姐姐常把祖母给予的恩惠分给两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单独睡觉，夜里，幼儿可以把被子紧挨着他喜欢的年长者。“你对我最亲”的证据就是两个人的睡床紧挨在一起。九、十岁之后，女孩被男孩的游戏伙伴排除在外了，但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她们可以炫耀新的发型，日本14岁至18岁女孩的发型是最讲究的。她们可以穿上丝绸衣服，而这之前只能穿棉布衣服。家庭这时会千方百计地打扮她们，让她们更加漂亮。这样，女孩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儿童学习（6）
女孩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约束，这种义务要她们自己直接承担，无须父母强制。父母不会对女孩进行体罚，而是平静而坚定地期待，希望女儿按照要求来生活。下述事例是这种教养方法的一个极端例子，值得加以引用。它说明了女孩所受到的那种不甚严厉、似有特权的教养的特点，是一种无权威的压力。
稻垣钺子从6岁起就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教授汉文经典：
在整个长达两小时的授课中，除了双手和嘴唇之外，老师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得同样纹丝不动地端坐。有一次上课时，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合适，我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屈起的双膝角度稍有偏移，老师脸上立刻微微露出不满的惊愕神情。他轻轻合上书，慢条斯理但是很严峻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请回房间去好好思考思考。”我羞得无地自容，但是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像行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我小心翼翼来到父亲跟前，跟平常下课后一样向父亲报告。父亲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没到。他似乎不在意地说：“你的功课学得这么快啊！”这句话简直就像丧钟。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仍有隐痛的感受。
杉本夫人描写她的祖母时，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日本父母态度的显著特点：
祖母态度安祥，她希望每个人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既无叱责，亦无争辩，但祖母的希望像真丝一样柔软却坚韧，使她的小家庭保持着她认为正确的前进方向。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却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每种工艺和技术的训练都非常明确。女孩子学到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幼儿期的正确用箸，进入房间时的姿态，以及成年后学习茶道和按摩，无一不是由长辈手把手地教授，反复不断地练习，直至娴熟且成为习惯。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们到时候就能“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习惯。杉本夫人描写她14岁订婚后如何学习伺候未来的丈夫用餐。在此之前，她一次也没见过未来的丈夫。丈夫在美国，她在日本的越后。在母亲和祖母的监看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下厨做几样据我哥哥说是松雄（未婚夫）特别爱吃的菜。我假想他坐在我身旁，为他夹菜，并总是劝他先吃。我学习关心未来的丈夫，使他感到愉悦。祖母、母亲也总是装作松雄就在眼前似地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好像丈夫真的在房间里。如此这般，让我学会尊重丈夫，珍视我作为他妻子的地位。”
男孩子虽然不像女孩子那么严格，也要通过实例和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习惯一旦“学会”，就不能有任何违反。进入青年期，男孩的生活中有一个重要领域主要是靠他自己的主动性：长辈从不教他求爱的习惯。家庭禁止一切公开表现性爱的行动。而从9岁或10岁起，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孩女孩就完全不同席。日本人的理想是双亲要在男孩对性感兴趣之前为他订下婚约。因此，男孩接触女孩的最好态度是“害羞”。农村常常用这个话题取笑男孩，让他们总是“害羞”。
但男孩子仍然设法学会了求爱。过去，甚至最近，农村中许多姑娘在出嫁之前就已怀孕。这种婚前的性经验是不属于人生大事的“自由领域”。父母议婚时也不太在乎这些事。但在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讲的那样，甚至连女佣人都受到了必须保持贞洁的教育。进入中学的男孩被严禁与异性有任何交往。日本教育和舆论都在竭力防止两性在婚前的亲密接触。日本电影把那些对年轻妇女随便表示亲昵的青年看作是“坏”青年，而所谓“好”青年则指那些对可爱的少女采取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粗野态度的青年。对女人表示亲昵，就意味着这位青年“放荡”，或是追逐艺伎、娼妇、咖啡女郎的人。
到艺伎馆是学习情事的“最好”方法，因为“艺伎会教你，男人只需悠然观看”，不用顾虑自己笨手笨脚，也不指望能跟艺伎发生性关系。不过能到艺伎馆去的日本青年并不很多，他们多数是去咖啡馆去看男人怎样亲昵女人。但这种观察跟他们在其他领域的训练不是同一类型，男孩有很长时间担心自己这方面的笨拙。性行为是他们生活中无需由长者亲手指导而学会的极少数领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在年轻夫妇结婚时会交给他们《枕草子》和绘有各种姿态的画卷。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 “看书就可以学会。好比庭园布置，父亲并不教导如何布置日本式庭园，但你上了年纪就会学会这种嗜好。”他们把性行为和园艺都看成是到时候看书就能学会，虽然大部分日本青年是通过别的办法学习性行为的。总之，这方面他们不依靠成年人的悉心教导。这种训练差异使青年深信，性属于另一领域，与人生大事无关，根本不需要长辈亲自指教。这是一个可以自由控制的领域，尽管他也时常迷惑，惴惴不安。由于这个领域跟其他领域有不同的规则，男子结婚后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寻花问柳，并不认为侵犯了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家庭关系。
妻子没有同样的特权。对丈夫保持忠贞是她的义务。如果被勾引了，只能悄悄偷情。日本妇女很少能隐瞒私情不被发现。神经过敏或心绪不宁的妇女被认为患有 “歇斯底里”症。“妇女最经常遇到的困难不是社会生活，而是性生活。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以及大多数歇斯底里症患者，显然是由于缺乏性协调。妇女只能靠丈夫的意愿来满足性欲。”须惠村的农民认为，大多数妇女病“始于子宫”，而后蔓延到头部。丈夫如果只迷恋其他女人，妻子就会求助于手淫。从农村到上流家庭，妇女都秘藏有传统的手淫工具。在农村，生过孩子的妇女可以很随便地谈论性。当母亲之前，她是一句关于性的玩笑也不能说的。这种玩笑随着年龄的增长充斥在男女混杂的宴会之中。她们甚至会配合猥亵小曲的节拍，搔首弄姿，毫无顾忌地大跳艳舞。“这种余兴必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村人到村外迎接服役期满回乡的士兵时，妇女们会女扮男装，互相开着下流的玩笑，假装要强奸年轻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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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7）
这样，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也有着某种自由，出身越是低微，自由就越大。她们一生多数时间必须遵从各种禁忌，但并不忌讳男女性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在满足男人性要求时，她们又能克制性欲。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会抛开禁忌。如果她的出身低微，其淫荡毫不逊色于男子。日本人对妇女行止端正的要求根据年龄和场合而有所不同，不要求妇女的性格一成不变，不会像西方人一样把妇女简单地分成“贞女”和“淫妇”。
男人们也同样既有恣意放纵的时候，又有谨慎克制的时候，这些都视场合的不同而定。男人最大的乐趣是跟男人一起喝酒，如果有艺伎侍奉在侧就更加惬意。日本人乐于醉酒，两三杯下肚，就会放开平时的严肃拘谨，喜欢相互倚躺，亲密无间。醉酒者除了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发生吵闹之外，很少能看见粗暴行为或者打架。除了喝酒这种“自由领域”，日本男人决不能干别人讨厌的事。如果一个人在生活的重要领域被人指责为讨厌，那就是仅次于日本最常用的骂人话“马鹿”（混蛋）。
教育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应忽视。他们在幼儿期过着娇纵的特权生活，此后在接受各类训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留存着“不知耻”的年代的快乐记忆。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他们过去就曾有过天堂。他们描绘童年时代所用的是他们的特殊术语，他们说人性本善，说众神慈悲以及做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使他们很容易地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种”，死后都能成神。这种观念使他们固执、自信，这是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就去干任何事情的思想基础，是使他们敢于坚持己见，甚至反对政府、以死证明自己正确的思想基础。有时，这种盲目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热。
六七岁以后，“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逐渐带着强大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这种压力虽然不是普鲁士式的纪律，却无法逃避。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奠定了基础：一是父母固执地训练其便溺的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式，二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他要抑制幼儿时期的无拘无束的冲动———那些冲动并不是不好，只是已不合时宜了。他逐渐进入严肃的生活，随着幼年特权被逐渐否定，他被允许享受成人的享乐，但幼年时代的经验决不会真正消失。他们的人生哲学随时从童年吸取经验。他承认“人情”，这是幼年时代的经验；在成年生活的“自由领域”内，他又重新体验幼年时代的感觉。
日本儿童生活有一个显著的连续性贯穿着儿童时代：取得伙伴的承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一点，而非绝对的道德准则，深深扎根在了儿童的心灵之中。在儿童时代的前期，孩子大到会向母亲撒娇的时候，母亲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他会计较自己和兄弟姐妹们所得点心的多少，以此判断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能敏感地察觉遭到冷遇，甚至会问姐姐：“你是不是最疼爱我？”在童年的后期，他要渐渐放弃个人满足，以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接纳，否则会遭到“世人”的讥笑。大多数文化教育儿童都会施加类似压力，但在日本，这种压力特别沉重。被“世人”抛弃，这在孩子心里类似母亲嘲弄威胁要丢弃他。因此，在他一生中，被伙伴排斥比挨打更可怕。他对嘲笑和排斥的威胁异常敏感。事实上，由于日本社会不容易保持私密，“世人”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几乎尽知，如果不赞成其言行，确实可能把他排斥掉。这绝不是主观想像。日本的房屋结构，薄薄的板壁不能隔音，白天又敞开着，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私生活是完全暴露的。
而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有助于了解因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造成的两面性格。幼年时代建立的一面是“不知耻的自我”。这使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对镜自照，以窥测自己还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妨我”，而是反映灵魂的深处。人会从中看到自己“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里，他把自己的眼睛看作是灵魂之“窗”，这有助于使他作为一个“不知耻的自我”而生活。他能在镜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据说大有为此镜子不离身的人在。甚至有人在佛坛上放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这虽然很不寻常，但并不费事。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放有镜子作为神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电台曾特意播送过一首歌，赞扬几位女学生掏钱买了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人们完全不会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而认为这是她们心灵深处重新焕发出为沉毅的目标而献身的精神。对镜自照是一种审视精神灵魂的高尚行为。
在孩子心中培植“观我”观念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对镜子发生了感情。他们照镜子时并没有看见所谓的“观我”，但镜中所反映的自我就像他们的童年时代一样是善良的，是无需用“耻”来开导的。他们赋予镜子的这种象征意义也成为自我修养以求“圆熟”的基础。在这种自我修养中，他们坚持不懈地消除“观我”，以求复归儿时的直率和纯真。
儿童学习（8）
幼儿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的各种影响，并不会导致他们认为童年后期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是在剥夺特权。日本人常常攻击基督教的自我牺牲概念，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这是“自觉自愿”地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自愿死去正是达到了他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dog’s death”在英语中，是指穷困潦倒而死，而日本人是指没有价值的死。一些不甚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也称作“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日语中则属于“自重”范畴。
“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同等价值，克制才能胜任大事。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则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戒律的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能控制那种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是有可能爆发出来破坏正常生活的。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它不是掩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
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由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放肆，甚至可以姿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在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迷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他们往往举动怯懦，但他们又可以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极为驯服，但也不会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却又傲慢不逊；他们可以接受军队盲从的训练，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的学说，这就是他们矛盾性的明证。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种种紧张。对这些紧张，日本人的反应并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要对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即如何协调儿时处处被宽容的骄纵经验和后来生活里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束缚。
很多日本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像道学家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惟恐纵情会跟实际生活发生冲突———正因这种纵情并非幻想，而是确曾有过的经历，这种恐惧也就更加严重；有些人会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更加意识分裂，害怕着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为了防止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以表面的温顺来加以掩饰，把思虑沉溺于日常琐事，每天机械上演着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外还有些人，由于对儿时生活感情更加深刻，成人后面临社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会感到严重焦虑。他们试图更加依赖别人，但年龄已经不再允许。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动辄就陷入紧张和激动。凡是不能以常规处理的意外事件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
以上是日本人极度担心遭受排斥或非难时所面临的特殊危险。如果不是感到过度压力，他们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既享受生活乐趣，也保持着幼年所培育的不刺伤他人的情感的习惯。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功。幼年时代使他们具有了自信。罪感意识尚未形成沉重负担，后来所受的各种束缚是为了与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可得到满足。日本人一向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诸如观樱花、赏月、赏菊、观雪、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绝不像一个郁结烦恼和深藏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逐享乐时也并不消沉颓废。在日本还未从事那不幸“使命”以前的幸福时代里，农村生活中闲暇时的活泼愉快，工作时的勤奋，绝对不逊于任何民族。
但日本人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遗弃和讥笑等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务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极少数违背这点的人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家庭、家乡和国家增光。这样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的一大强国。对于个人，这种紧张感则是种沉重的负担。人们高度紧张，惟恐失败，惟恐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从事的工作仍不免遭人轻视。有时他们的积愤爆发，会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为。而这并非是像美国人那样，因为其主张或自由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他们察觉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这时他们的危险的自我，如果可能，就会向侮辱者诽谤者发泄；如果不可能，就向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本的自由。这些自由，被美国人视为像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当然。战败以来，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能没有顾虑率性而为，他们将会何等狂喜！杉本夫人曾经传神地描述过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能够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圃并供给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值的园圃赋予我一种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人的心中能有这种幸福感，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惊异……我这样的人，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玷污家庭名声，从不惹父母、老师、上级生气，从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打算种马铃薯。
谁也不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给我以莽撞自由的心情，自由之神在叩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家花园中有一块土地特意让它荒芜以保持天然野趣，但又总有人修剪松枝，整饰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细心撒在上面。
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对杉本夫人来说，就是她被教育的那种伪装的意志自由的象征。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一半以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并以小石块来铺底。巨石的布置要跟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互映衬。菊花也都是盆栽，准备参加每年处处都会举办的菊展。每朵花的花瓣都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常会用不易被看见的金属线圈来保持其形态。
杉本夫人幸运地摘掉了菊花上的这些细线圈。这时，她激动的心情愉悦而纯真。盆栽的花，花瓣一直被人摆弄，一旦回复了自然，就显现出满心的喜悦。但是今天，在日本人中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对“耻”的压力提出怀疑，这种自由可能会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有代价的，建立新观点和新道德并不容易。西方人不能设想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道德，并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应该以为日本最终不能建立一套比较自由、宽容的伦理规范。生活在美国的“二世”日本人已经没有日本道德的知识和实践，他们的血液中也丝毫不存在要墨守其父母的出身国日本的成规。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时代里建立起一种不用要求过去那种自制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完全可以摘掉金属线圈，不经人摆布依然秀丽多姿。
在进入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来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亦即他们所说的自己负责擦掉“身上的锈”。身体被形象地比喻为刀，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保护刀的光洁，人也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由于自己的弱点、不坚定和无效性而产生的一切自然后果。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远比自由的美国更加严格。在这个意义上，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德性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作用。而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品德深入人心，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提出了“放下刀”（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保持光洁。就他们的道德术语而言，这把刀是一种即便在自由、和平的世界里也能存在的象征。
投降后的日本人（1）
日本投降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波茨坦公告》说：“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盟国达成其战争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或误导日本国民再度兴起征服世界的欲望”。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联合指令，作出了重大决定，并且获得了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
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管理跟盟军对德、意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区别。它纯粹是一个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的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的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县市的居民。它的任务是规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不可能实施某项指令，可以提出辞职。如果他的建议正确，也可以修改指令。
这一政策在华盛顿被拟订之时，很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可能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一个怒目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将会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这些担忧并未成为事实。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于有关战败民族、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政策。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是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排除屈辱的象征，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策，他们能够如此接受，在于他们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严如其分，恰好足以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政治模式，树立起新的目标。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该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
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这就需要对德国制定某种媾和条件。明智的媾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情，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情，而是避免沦为牺牲者。德国的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如同其他占据高位的人一样，按德国人的说法，是“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个儿子都在青年时代反对权威的父亲，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然而他们成人后，最终还是跟父母一样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权威主义。几乎所有西方的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很难见到。日本孩子跟父亲有某种真正的亲情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亲只要稍许改变一下声调，孩子就会按父亲的愿望行事。但父亲也绝不是幼儿的严师，青年时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相反，孩子进入青年时期就在世人的判断面前成为为家庭责任的殉道者。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学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的对象，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儿童在早期跟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位居等级制度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自身并不掌握着专断权力。在等级制中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也并不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着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纵。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的一位领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最准确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
日本社会是一个三角，它被大头针固定住了一角。
换句话说，在桌面上的三角形，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头针则是几乎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是围绕着一个十分隐蔽的轴在摆动。专制权力力求不浮上表面，一切行动都在表达对象征性地位的忠诚，这个象征性地位经常不行使实权。日本人一旦发现被揭掉假面具的权力之源，就会认为它是剥削，是跟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正如同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因为日本人是这样观察他们的社会的，所以他们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却不会成为革命者。他们并不打算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可以像明治时代那样实现最彻底的变革，却根本不去批判制度本身。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之为“复古”。西方的著述家，有的寄希望于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了战争期间日本地下势力并指望他们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领导权，还有的预言激进政策将在战后的选举中获胜———他们都严重地错误估计了形势。保守派的首相币原男爵1945年 10月组阁时发表的下述演讲最准确地表达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体国民意愿的民主主义形态……我国自古以来，天皇就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国民的意志。这就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所讲的民主政治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精神的真正体现。
对民主作如此解释，在美国人看来，简直岂有此理。但是，在这种复古解说的基础上，日本无疑将比立足于西方意识形态更容易于扩大国民的自由范围，增进国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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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后的日本人（2）
当然，日本将要试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但是，西方的制度，正像在美国一样，并不能成为改善世界的可资依赖的工具。普选和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虽然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困难。当这些困难持续下去，日本人就会修改这些我们所赖以实现民主的方式。那时，美国人将愤然宣称这场战争白打了。
我们相信我们的办法是最好的。但是，普选在日本重建和平国家的过程中充其量只能占
居次要地位。自19世纪90年代试行第一次选举以来，日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当时所记述的那些传统困难今后还会重复：
在激烈的选举战中，确实丝毫不存在个人的仇恨。议会中的激烈论战，以至使用暴力，往往使外人惊愕，但它很少属于个人之间的对抗。政争并非真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藩阀之间、党派之间利害的斗争。而且，每一个藩阀或党派的热忱追随者对新的政治只理解为新的战争———一种忠于领袖利益的战争。
在比较接近的20世纪20年代的选举中，农村人投票之前总是说：“洗好脑袋准备砍头。”这句话把选举战比方为过去有特权的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直至今日，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与美国仍然如此不同，不论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日本赖以重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是日本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神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就抛弃这种方针。他们一直接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改变方向。抱有更加绝对的伦理观的民族总是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正义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继续努力使“正义”在下一次获胜。或者，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进行忏悔。日本人则不是这样。投降后的第五天，当时美军尚无一兵一卒登陆，东京一家大报《每日新闻》即已著文评论战败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说：
然而，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
这篇社论强调每个人都必须不忘日本彻底地失败了。既然企图单凭武力来建设日本的努力已彻底失败，今后就必须走和平的道路。另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认为近年来日本“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外政策中的“重大错误”：
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和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认为这种转变是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心存疑虑。但实际上，这是日本人为人处世的完整的组成部分：在人际关系上如此，在国际关系上也如此。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成目的，就认为是犯了“错误”，失败的话，就把失败的方针予以抛弃。他们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他们常说：“噬脐莫及”。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应该靠武力来猎取崇拜。他们忍受了这一纲领所要求的一切牺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最神圣的发言者天皇，向他们宣布日本已经失败。他们则接受了战败所包括的一切：这意味着美军要占领日本，于是他们欢迎美军；这意味着皇国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主动考虑制定一部摒弃战争的宪法。
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社论，其中写道：
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如实地观察事物。过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应通过坦率的分析而予以消除……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具有信心。
这就是表明，他们曾试行的一种行动方针失败了，现在，他们将要试行一种和平的处世艺术。日本各家报纸的社论都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得到尊重。”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阶层的心声，东京街头及偏远农村的普通民众都同样在进行着大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无法相信，如此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枪死战到底的国民。日本人的伦理中包含的许多东西是美国人所排斥的，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得到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异质的伦理也包含着许多值得赞扬的地方。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的对日管理，承认了日本人改变航向的能力，而没有采用令人屈辱的手段来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伦理把我们的手段强加给日本，从我们的文化上来看也许是能够接受的。根据西方的伦理信念，侮辱和刑罚是使做过坏事的人认识其罪孽的有效社会手段。这种自我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
但日本人对此肯定看法不同。按照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过错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会使他确认不再这样去做。这些自然后果也可能包括总体战的失败。但是，日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视为屈辱而憎恶。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是采用诽谤、嘲笑、鄙视、侮蔑和揭露其不名誉等手段。日本人如果感到受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尽管西方的伦理强烈谴责这种信条，但事实上，美国占领的有效性却实在是取决于在这一点上的自制 ———日本人非常憎恶嘲笑，认为这与投降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包括解除军备、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投降后的日本人（3）
日本曾经战胜过一个强国。在敌国最终投降，而且日本认为它并未嘲笑过日本时，日本作为战胜者，曾谨慎地避免侮辱失败的敌人。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投降时，有一张日本妇孺皆知的著名照片。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服不同，俄国军人并没有被解除武器，依然佩带着军刀。根据日本人流传的著名故事说，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译带着食品来到俄军司令部：
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军马已全被宰杀吃掉。因此，日本人带来的50只鸡和100个生鸡蛋受到了由衷的欢迎。
次日，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如约会见。
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赞扬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长期的顽强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阿拉伯种白马送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极其希望从阁下手中得到这匹马，却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这匹马一定会下赐给他。他许诺，如果那样，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爱马那样加意爱护它。
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专程在住宅前院建了一所马厩。据描述，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讲究，将军死后，马厩成为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认为，日本人自上次俄国投降后性格已完全改变，比如，他们在菲律宾的肆意破坏和残暴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对于像日本这样极易随着情况而变化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未必是必然结论。首先，敌军在巴丹战役之后并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后来菲律宾的美军虽然投降了，日军仍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蔑视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根本瞧不起日本”。他们对排日的移民法，对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及第二次裁军条约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作出这种反应的。美国在远东经济中影响的扩大以及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了日本人行为的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侮辱时是一面，反之是另一面。
美国取得最后胜利使日本人所处的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例一样，他们的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此前所采取的方针。日本人的独特伦理观，使他们能够自行消除积怨。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没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屈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仅仅属于接受战败的“当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显然很奏效。
保留天皇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好。天皇先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访问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计的。据说，在建议天皇否认神格时，天皇曾提出异议，说到让他抛弃他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感到很为难。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劝说他，西方人关于“天皇仍在坚持神格”的想法，将会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勉为其难，同意发表否认神格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译给他看。看了这些评论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显然不会理解，天皇对发表声明一事竟然感到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允许日本人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指令上明确写道：
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劳动、工业、农业诸团体，应鼓励其发展并提供便利。
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了。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合也重新抬头。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后果中有所收获的证明。美国一位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参加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
“日本‘胜利’了！不是吗？”
今天日本的罢工与战前日本的农民起义很相似，那时农民请愿是因为年贡、赋役过重，妨碍了正常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没有要变革制度本身的企图。在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罢工者喜欢采取的办法是：
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在三井系统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作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
当然，不论管理政策是如何地具有好意，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困难的。日本的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等问题必然非常尖锐。如果执行那种不任用日本旧官员的政策，问题会更麻烦。军队复员是美国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非常担忧的一个大问题，由于保留了日本官员，这个问题的威胁显然减轻了，但也并不容易解决。日本人深知这种困难。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同情的语气讲道，对于那些历尽艰辛的日本士兵，战败这杯苦酒该是多么难喝。报纸请求他们不要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判断”。一般来说，遣返军人表现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其中一些人参加了追逐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秘密结社。他们动辄对他们现在的地位感到愤慨。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那种昔日的特权地位。在以前，日本伤残军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见他们时都要行礼。入伍时村里要开欢送会，退伍要开欢迎会，款以美酒佳肴，伴以美女歌舞，士兵会坐于首席。如今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那样的优厚待遇，只有家里人安置他们。在许多城市及村镇，他们受到了冷遇。了解了这种骤然变化对日本人有多么苦痛，就不难想像，这些军人会多么喜欢跟昔日同僚相聚，缅怀过去那种名誉寄托给军人的旧日本时代了。而且，他的战友中可能有人会告诉他，有些幸福的日本军队已经在爪哇、山西、满洲与盟军重新开战。他们会说：为什么要绝望？他将再度打仗！
投降后的日本人（4）
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在日本早就存在。这些团体要“洗刷日本的污名”。那些因复仇宿愿未了，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极可能参加这种秘密团体。这类团体就如黑龙会、玄洋社等使用的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份内的情义”，是允许使用的。为了消灭这种暴力，今后若干年内，日本政府还必须继续以往长时期的努力，来强调“义务”，贬抑“情义”。
因此，仅仅号召“判断”正确还不够，还必须重建日本经济，让目前二三十岁的人有生
活之路，能够“各得其所”。必须要改善农民的状况。每当经济不景气时，日本人就会回到故乡农村。但很多地方土地狭小，债务也很繁重，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工业也必须开始发展。反对平分遗产的情绪十分强烈，只有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他幼子只能到城市去寻找机会。
日本人今后无疑要经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是，如果国家预算不列入重整军备的费用，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珍珠港事件前大约10年间，日本年收入的一半都花在军备及维持军队上。这样的国家如果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农民的租税，是有可能为健全的经济建立起基础的。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是耕种者得60%，其余40%用于支付租税及佃租。同是种稻国的缅甸、暹罗，传统的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日本耕种者所交纳的巨额税金归根结底用在了支付军费上。
今后10年间，欧洲或亚洲任何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将比搞军备的国家具有潜在的优势。这类国家可以把财富用来建设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我们在推行亚洲政策及欧洲政策时几乎未注意这种情况。因为我国不会因国防计划的巨大费用而陷入贫困，我国没有蒙受战争灾祸。我们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的重大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的机械设备和大批量生产模式已如此完善，若不从事大规模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事业及研究设施，我们的人就将面临失业。盈利投资的需求也十分迫切。
其他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即便西欧也很不相同。德国尽管要负担巨大的赔偿，但因为不能重新武装，在今后10年左右，如果法国推行扩充军备政策，那么德国就有可能建设起法国所不能建立起来的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日本也将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中国的当前目标是军事化，而其野心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日本的国家预算中如果不包含军事化目标，它将在不远的将来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它的经济将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并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有声誉的地位，如果美国能利用其势力支持这项计划，将对日本提供很大的帮助。
依靠强制力量去塑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办不到，其他国家也办不到。不论是哪一次征服，这种办法从未获得过成功。任何国家都无法强迫一个习俗和观念都不同的民族按照外国的模式去生活。光凭法律不能让日本人认可选举的权威，不能使他们无视其等级制度中的“各安其位”；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具备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以及拥有自由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种义务的热情。但是日本人已明确地认为需要向这个方向改变。日本投降后，他们的为政者说，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掌握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已在怀疑“耻” 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而希望在同胞中发展新的自由，不再害怕被周围的人批评或者排斥。
这也因为，不论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太过分了。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蔽个人感情，抛弃个人欲望，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日本人曾经证明，他们能够忍耐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训练。但是，负担实在太过沉重，他们必须高度抑制自己以求得善遇。他们不敢要求过一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却被军国主义者引到了一条牺牲累累、漫无止境的道路上。过去的几百年里，他们为生活付出了太过高昂的代价，变得自以为是，并且鄙视那种道德观念比较宽容的民族。
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是全体事业失败的根源。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这就必须实现世界和平。今后数年间，如果俄国和美国致力于扩充军备，准备进攻，日本则将利用其军事知识参加那场战争。但承认这一点并不用怀疑日本会成为和平国家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机应变的，如果情况允许，日本也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如果不允许，他们还是可以把自己再变成一个大兵营。
现在的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是一个输掉的政策。他们将关注着军国主义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并向世人展示他们会干得多漂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地方也失败了，日本则向世人展示他们吸取教训能修正得多漂亮。是整个世界的变化决定着日本人是否会得出一个结论：振兴帝国皇朝绝对不是通向荣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