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海明威短篇小说集_海明威
乞力马扎罗的雪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①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奇怪的是它一点也不痛，”他说。“你知道，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这样。”
“真是这样吗？”
“千真万确。可我感到非常抱歉，这股气味准叫你受不了啦。”
“别这么说！请你别这么说。”
“你瞧那些鸟儿，”他说。“到底是这儿的风景，还是我这股气味吸引了它们？”
男人躺在一张帆布床上，在一棵含羞草树的浓荫里，他越过树荫向那片阳光炫目的平原上望去，那儿有三只硕大的鸟讨厌地蜷伏着，天空中还有十几只在展翅翱翔，当它们掠过时，投下了迅疾移动的影子。
“从卡车抛锚那天起，它们就在那儿盘旋了，”他说。“今天是它们第一次落到地上来。我起先还很仔细地观察过它们飞翔的姿态，心想一旦我写一篇短篇小说的时候，也许会用得上它们。现在想想真可笑。”
“我希望你别写这些，”她说。
“我只是说说罢了，”他说，“我要是说着话儿，就会感到轻松得多。可是我不想让你心烦。”
“你知道这不会让我心烦，”她说，“我是因为没法出点儿力，才搞得这么焦灼的。我想在飞机来到以前，咱们不妨尽可能轻松一点儿。”
“或者直等到飞机根本不来的时候。”
“请你告诉我能做些什么吧。总有一些事是我能干的。”
“你可以把我这条腿锯下来，这样就可以不让它蔓延开去了，不过，我怀疑这样恐怕也不成。也许你可以把我打死。你现在是个好射手啦。我教过你打枪，不是吗？”
“请你别这么说。我能给你读点什么吗？”
“读什么呢？”
“咱们书包里不论哪本咱们没有读过的书都行。”
“我可听不进啦，”他说，“只有谈话最轻松了。咱们来吵嘴吧，吵吵嘴时间就过得快。”
“我不吵嘴。我从来就不想吵嘴。咱们再不要吵嘴啦。不管咱们心里有多烦躁。说不定今天他们会乘另外一辆卡车回来的。也说不定飞机会来到的。”
“我不想动了，”男人说，“现在转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除非使你心里轻松一些。”
“这是懦弱的表现。”
“你就不能让一个男人尽可能死得轻松一点儿，非得把他痛骂一顿不可吗？你辱骂我有什么用处呢？”
“你不会死的。”
“别傻啦。我现在就快死了。不信你问问那些个杂种。”他朝那三只讨厌的大鸟蹲伏的地方望去，它们光秃秃的头缩在耸起的羽毛里。第四只掠飞而下，它快步飞奔，接着，蹒跚地缓步向那几只走去。
“每个营地都有这些鸟儿。你从来没有注意罢了。要是你不自暴自弃，你就不会死。”
“你这是从哪儿读到的？你这个大傻瓜。”
“你不妨想想还有别人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说，“这可一向是我的行当哩。”
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接着越过那片灼热而炫目的平原，眺望灌木丛的边缘。在黄色的平原上，有几只野羊显得又小又白，在远处，他看见一群斑马，映衬着葱绿的灌木丛，显得白花花的。这是一个舒适宜人的营地，大树遮荫，背倚山岭，有清洌的水。附近有一个几乎已经干涸的水穴，每当清晨时分，沙松鸡就在那儿飞翔。
“你要不要我给你读点什么？”她问道。她坐在帆布床边的一张帆布椅上。“有一阵微风吹来了。”
“不要，谢谢你。”
“也许卡车会来的。”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卡车来不来。”
“我可是在乎。”
“你在乎的东西多着哩，我可不在乎。”
“并不很多，哈里。”
“喝点酒怎么样？”
“喝酒对你是有害的。在布莱克出版的书里说，一滴酒都不能喝。你不应该喝酒啦。”
“莫洛！”他唤道。
“是，先生。”
“拿威士忌苏打来。”
“是，先生。”
“你不应该喝酒，”她说。“我说你自暴自弃，就是这个意思。书上说酒对你是有害的。我就知道酒对你是有害的。”
“不，”他说。“酒对我有好处。”
现在一切就这样完了，他想。现在他再没有机会来了结这一切了。一切就这样在为喝一杯酒这种小事争吵中了结了。
自从他的右腿开始生坏疽以来，他就不觉得痛，随着疼痛的消失，恐惧也消失了，他现在感到的只是一种强烈的厌倦和愤怒：这居然就是结局。至于这个结局现在正在来临，他倒并不感到多大奇怪。多少年来它就一直萦绕着他；但是现在它本身并不说明任何意义。真奇怪，只要你厌倦够了，就能这样轻而易举地达到这个结局。
现在他再也不能把原来打算留到将来写作的题材写出来了，他本想等到自己有足够的了解以后才动笔，这样可以写得好一些。唔，他也不用在试着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遭遇失败了。也许你永远不能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这就是你为什么一再延宕，迟迟没有动笔的缘故。得了，现在，他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但愿咱们压根儿没上这儿来，”女人说。她咬着嘴唇望着他手里举着的酒杯。“在巴黎你决不会出这样的事儿。你一向说你喜欢巴黎。咱们本来可以待在巴黎或者上任何别的地方去。不管哪儿我都愿意去。我说过你要上哪儿我都愿意去。要是你想打猎，咱们本来可以上匈牙利去，而且会很舒服的。”
“你有的是该死的钱，”他说。
“这么说是不公平的，”她说。“那一向是你的，就跟是我的一样。我撇下了一切，不管上哪儿，只要你想去我就去，你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可我真希望咱们压根儿没上这儿来。”
“你说过你喜欢这儿。”
“我是说过的，那时你平安无事。可现在我恨这儿。我不明白干吗非得让你的腿出岔儿。咱们到底干了什么，要让咱们遇到这样的事？”
“我想我干的事情就是，开头我把腿擦破了，忘了给抹上碘酒，随后又根本没有去注意它，因为我是从不感染的。后来等它严重了，别的抗菌剂又都用完了，可能就因为用了药性很弱的石炭酸溶液，使微血管麻痹了，于是开始生坏疽了。”
他望着她，“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
“我不是指这个。”
“要是咱们雇了一个高明的技工，而不是那个半瓶子醋的吉库尤人②司机，他也许就会检查机油，而决不会把卡车的轴承烧毁啦。”
“我不是指这个。”
“要是你没有离开你自己的人——你那些该死的威斯特伯里、萨拉托加和棕榈滩③的老相识——偏偏捡上了我——”
“不，我是爱上了你。你这么说，是不公平的。我现在也爱你。我永远爱你。你爱我吗？”
“不，”男人说。“我不这么想。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哈里，你在说些什么？你昏了头啦。”
“没有，我已经没有头可以发昏了。”
“你别喝酒啦，”她说。“亲爱的，我求求你别喝酒啦。只要咱们能办到的事，咱们就得尽力去干。”
“你去干吧，”他说。“我可是已经累啦。”
现在，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的卡拉加奇④的一座火车站，他正背着背包站在那里，现在正是辛普伦—奥连特列车的前灯划破了黑暗，当时在撤退以后他正准备离开色雷斯⑤。这是他准备留待将来写的一段情景，还有下面一段情节：早晨吃早餐的时候，眺望着窗外保加利亚群山的积雪，南森的女秘书问那个老头儿，山上是不是雪，老头儿望着窗外说，不，那不是雪。这会儿还不到下雪的时候哩。于是那个女秘书把老头儿的话重复讲给其他几个姑娘听，不，你们看。那不是雪，她们都说，那不是雪，咱们都看错了。可是等他提出交换居民，把她们送往山里去的时候，那年冬天她们脚下一步步踩着前进的正是积雪，直到她们死去。
那年圣诞节在高厄塔耳山，雪也下了整整一个星期。
那年他们住在伐木人的屋子里，那口正方形的大瓷灶占了半间屋子，他们睡在装着山毛榉树叶的垫子上，这时那个逃兵跑进屋来，两只脚在雪地里冻得鲜血直流。他说宪兵就在他后面紧紧追赶，于是他们给他穿上了羊毛袜子，并且缠住宪兵闲扯，直到雪花盖没了逃兵的足迹。
在希伦兹，圣诞节那天，雪是那么晶莹闪耀，你从酒吧间望出去，刺得你的眼睛发痛，你看见每个人都从教堂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他们肩上背着沉重的滑雪板，就是从那儿走上松林覆盖的陡峭的群山旁的那条给雪橇磨得光溜溜的、尿黄色的河滨大路的，他们那次大滑雪，就是从那儿一直滑到“梅德纳尔之家”上面那道冰川的大斜坡的，那雪看来平滑得象糕饼上的糖霜，轻柔得象粉末似的，他记得那次阒无声息的滑行，速度之快，使你仿佛象一只飞鸟从天而降。
他们在“梅德纳尔之家”被大雪封了一个星期，在暴风雪期间，他们挨着灯光，在烟雾弥漫中玩牌，伦特先生输得越多，赌注也跟着越下越大。最后他输得精光，把什么东西都输光了，把滑雪学校的钱和那一季的全部收益都输光了，接着把他的资金也输光了。他能看到伦特先生那长长的鼻子，捡起了牌，接着翻开牌说，“不看。”
那时候总是赌博。天不下雪，你赌博，雪下得太多，你又是赌博。他想起他这一生消磨在赌博里的时间。
可是关于这些，他连一行字都没有写；还有那个凛冽而晴朗的圣诞节，平原那边显出了群山，那天加德纳飞过防线去轰炸那列运送奥地利军官去休假的火车，当军官们四散奔跑的时候，他用机枪扫射他们。他记得后来加德纳走进食堂，开始谈起这件事。大家听他讲了以后，鸦雀无声，接着有个人说，“你这个该死的杀人坏种。”
关于这件事，他也一行字都没有写。
他们杀死的那些奥地利人，就是不久前跟他一起滑雪的奥地利人，不，不是那些奥地利人。汉斯，那年一整年跟他一起滑雪的奥地利人，是一直住在“国王—猎人客店”里的，他们一起到那家锯木厂上面那个小山谷去猎兔的时候，他们还谈起那次在帕苏比奥⑥的战斗和向波蒂卡和阿萨洛纳的进攻，这些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写。
关于孟特科尔诺，西特科蒙姆，阿尔西陀⑦，他也一个字都没有写。
在福拉尔贝格⑧和阿尔贝格⑨他住过几个冬天？住过四个冬天，于是他记起那个卖狐狸的人，当时他们到了布卢登茨⑩，那回是去买礼物，他记起甘醇的樱桃酒特有的樱桃核味儿，记起在那结了冰的象粉一般的雪地上的快速滑行，你一面唱着“嗨！嗬！罗利说！”一面滑过最后一段坡道，笔直向那险峻的陡坡飞冲而下，接着转了三个弯滑到果园，从果园出来又越过那道沟渠，登上客店后面那条滑溜溜的大路。你敲松缚带，踢下滑雪板，把它们靠在客店外面的木墙上，灯光从窗里照射出来，屋子里，在烟雾缭绕、冒着新醅的酒香的温暖中，人们正在拉着手风琴。
“在巴黎咱们住在哪儿？”他问女人，女人正坐在他身边一只帆布椅里，现在，在非洲。
“在克里昂。这你是知道的。”
“为什么我知道是那儿？”
“咱们始终住在那儿。”
“不，并不是始终住在那儿。”
“咱们在那儿住过，在圣日耳曼区的亨利四世大楼也住过。你说过你爱那个地方。”
“爱是一堆粪，”哈里说。“而我就是一只爬在粪堆上咯咯叫的公鸡。”
“要是你一定得离开人间的话，”她说，“是不是你非得把你没法带走的都砍尽杀绝不可呢？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非得把什么东西都带走不可？你是不是一定要把你的马，你的妻子都杀死，把你的鞍子和你的盔甲都烧掉呢？”
“对，”他说。“你那些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就是我的马和我的盔甲。”
“你别这么说。”
“好吧。我不说了。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
“现在这么说，已经有点儿晚啦。”
“那好吧，我就继续来伤害你。这样有趣多啦。我真正喜欢跟你一起干的唯一的一件事，我现在不能干了。”
“不，这可不是实话。你喜欢干的事情多得很，而且只要是你喜欢干的，我也都干过。”
“啊，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别那么夸耀啦，行吗？”
他望着她，看见她在哭了。
“你听我说，”他说。“你以为我这么说有趣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想，这是想用毁灭一切来让自己活着。
咱们刚开始谈话的时候，我还是好好的。我并没有意思要这样开场，可是现在我蠢得象个老傻瓜似的，对你狠心也真狠到了家。亲爱的，我说什么，你都不要在意。我爱你，真的。
你知道我爱你。我从来没有象爱你这样爱过任何别的女人。”
他不知不觉地说出了他平时用来谋生糊口的那套说惯了的谎话。
“你对我挺好。”
“你这个坏娘们，”他说。“你这个有钱的坏娘们。这是诗。
现在我满身都是诗。腐烂和诗。腐烂的诗。”
“别说了。哈里，为什么你现在一定要变得这样恶狠狠的？”
“任何东西我都不愿留下来，”男人说。“我不愿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后留下来。”
现在已是傍晚，他睡熟了一会。夕阳已隐没在山后。平原上一片阴影，一些小动物正在营地近旁吃食；它们的头很快地一起一落，摆动着尾巴，他看着它们现在正从灌木丛那边跑掉了。那几只大鸟不再在地上等着了。它们都沉重地栖息在一棵树上。它们还有很多。他那个随身侍候的男仆正站在床边。
“太太打猎去了，”男仆说。“先生要什么吗？”
“不要什么。”
她打猎去了，想搞一点兽肉，她知道他喜欢看打猎，有心跑得远远的，这样她就不会惊扰这一小片平原而让他看到她在打猎了。她总是那么体贴周到，他想。只要是她知道的或是读到过的，或是她听人讲过的，她都考虑得很周到。
这不是她的过错，他来到她身边的时候，他已经完了。一个女人怎么能知道你说的话，都不是真心实意呢？怎么能知道你说的话，不过是出于习惯，而且只是为了贪图舒服呢？自从他对自己说的话不再当真以后，他靠谎话跟女人相处，比他过去对她们说真心话更成功。
他撒谎并不都是因为他没有真话可说。他曾经享有过生命，他的生命已经完结，接着他又跟一些不同的人，而且有更多的钱，在从前那些最好的地方，以及另外一些新的地方重新活了下来。
你不让自己思想，这可真是了不起。你有这样一副好内脏，因此你没有那样垮下来，他们大部分都垮下来了，而你却没有垮掉，你抱定一种态度，既然现在你再也不能干了，你就毫不关心你经常干的工作了。可是，在你心里，你说你要写这些人，写这些非常有钱的人；你说你实在并不属于他们这一类，而只是他们那个国度里的一个间谍；你说你会离开这个国度，并且写这个国度，而且是第一次由一个熟悉这个国度的人来写它。可是他永远不会写了，因为每天什么都不写，贪图安逸，扮演自己所鄙视的角色，就磨钝了他的才能，松懈了他工作的意志，最后他干脆什么都不干了。他不干工作的时候，那些他现在认识的人都感到惬意得多。非洲是在他一生幸运的时期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他所以上这儿来，为的是要从头开始。他们这次是以最低限度的舒适来非洲作狩猎旅行的。没有艰苦，但也没有奢华，他曾想这样他就能重新进行训练。这样或许他就能够把他心灵上的脂肪去掉，象一个拳击手，为了消耗体内的脂肪，到山里去干活和训练一样。
她曾经喜欢这次狩猎旅行来着。她说过他爱这次狩猎旅行。凡是激动人心的事情，能因此变换一下环境，能结识新的人，看到愉快的事物，她都喜爱。他也曾经感到工作的意志力重新恢复的幻觉。现在如果就这样了结，他知道事实就是如此，他不必变得象一条蛇那样，因为背脊给打断了就啃咬自己。这不是她的过错。如果不是她，也会有别的女人。如果他以谎言为生，他就应该试着以谎言而死。他听到山那边传来一声枪响。
她的枪打得挺好，这个善良的，这个有钱的娘们，这个他的才能的体贴的守护人和破坏者。废话，是他自己毁了自己的才能。他为什么要嗔怪这个女人，就因为她好好地供养了他？他虽然有才能，但是因为弃而不用，因为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所信仰的一切，因为酗酒过度而磨钝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懒散，因为怠惰，因为势利，因为傲慢和偏见，因为其他种种缘故，他毁灭了自己的才能。这算是什么？一张旧书目录卡？到底什么是他的才能？就算是才能吧，可是他没有充分利用它，而是利用它做交易。他从来不是用他的才能去做些什么，而总是用它来决定他能做些什么。他决意不靠钢笔或铅笔谋生，而靠别的东西谋生。说来也怪，是不是？
每当他爱上另一个女人的时候，为什么这另一个女人总是要比前一个女人更有钱？可是当他不再真心恋爱的时候，当他只是撒谎的时候，就象现在对这个女人那样，她比所有他爱过的女人更有钱，她有的是钱，她有过丈夫，孩子，她找过情人，但是她不满意那些情人，她倾心地爱他，把他当作一位作家，当作一个男子汉，当作一个伴侣，当作一份引为骄傲的财产来爱他——说来也怪，当他根本不爱她，而且对她撒谎的时候，为了报答她为他花费的钱，他所能给予她的，居然比他过去真心恋爱的时候还多。
咱们干什么，都是注定了的，他想。不管你是干什么过活的，这就是你的才能所在。他的一生都是出卖生命力，不管是以这种形式或者那种形式。而当你并不十分钟情的时候，你越是看重金钱。他发现了这一点，但是他决不会写这些了，现在也不会写了。不，他不会写了，尽管这是很值得一写的东西。
现在她走近来了，穿过那片空地向营地走过来了。她穿着马裤，擎着她的来复枪，两个男仆扛着一只野羊跟在她后面走来。她仍然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他想，她的身躯也很动人，她对床第之乐很有才能，也很有领会，她并不美，但是他喜欢她的脸庞，她读过大量的书，她喜欢骑马和打枪，当然，她酒喝得太多。她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人的时候，丈夫就死了，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她把心都放在两个刚长大的孩子身上，孩子却并不需要她，她在他们身边，他们就感到不自在，她还专心致志地养马，读书和喝酒。她喜欢在黄昏吃晚饭前读书，一面阅读一面喝威士忌苏打。到吃晚饭的时候，她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在晚饭桌旁再喝上一瓶甜酒，往往就醉得足够使她昏昏欲睡了。
这是她在有情人以前的情况。在有了那些情人以后，她就不再喝那么多的酒了，因为她不必喝醉了酒去睡觉了。但是情人使她感到厌烦。她嫁过一个丈夫，他从没有使她厌烦，而这些人却使她感到厌烦透了。
接着，她的一个孩子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去了，事件过去以后，她不再需要情人了，酒也不再是麻醉剂了，她必须建立另一种生活。突然间，孤身独处吓得她心惊胆战。但是她要跟一个她所尊敬的人在一起生活。
事情发生得很简单。她喜欢他写的东西，她一向羡慕他过的那种生活。她认为他正是干了他自己想干的事情。她为了获得他而采取的种种步骤，以及她最后爱上了他的那种方式，都是一个正常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她给自己建立起一个新生活，而他则出售他旧生活的残余。
他出售他旧生活的残余，是为了换取安全，也是为了换取安逸，除此以外，还为了什么呢？他不知道。他要什么，她就会给他买什么。这他是知道的。她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人。他跟任何人一样，愿意立刻和她同床共枕；特别是她，因为她更有钱，因为她很有风趣，很有欣赏力，而且因为她从不大吵大闹。可是现在她重新建立的这个生活行将结束了，因为两个星期以前，一根荆棘刺破了他的膝盖，而他没有给伤口涂上碘酒，当时他们挨近去，想拍下一群羚羊的照片，这群羚羊站立着，扬起了头窥视着，一面用鼻子嗅着空气，耳朵向两边张开着，只等一声响动就准备奔入丛林。他没有能拍下羚羊的照片，它们已跑掉了。
现在她到这儿来了。
他在帆布床上转过头来看她，“你好，”他说。
“我打了一只野羊，”她告诉他。“它能给你做一碗好汤喝，我还让他们捣一些土豆泥拌奶粉。你这会儿觉得怎么样？”
“好多啦。”
“这该有多好？你知道，我就想过你也许会好起来的。我离开的时候，你睡熟了。”
“我睡了一个好觉。你跑得远吗？”
“我没有跑远，就在山后面。我一枪打中了这只野羊。”
“你打得挺出色，你知道。”
“我爱打枪。我已经爱上非洲了。说真的，要是你平安无事，这可是我玩得最痛快的一次了。你不知道跟你一起射猎是多么有趣。我已经爱上这个地方了。”
“我也爱这个地方。”
“亲爱的，你不知道看到你觉得好多了，那有多么了不起。
刚才你难受得那样，我简直受不了。你再不要那样跟我说话了，好吗？你答应我吗？”
“不会了，”他说。“我记不起我说了些什么了。”
“你不一定要把我给毁掉，是吗？我不过是个中年妇女，可是我爱你，你要干什么，我都愿意干。我已经给毁了两三次啦。你不会再把我给毁掉吧，是吗？”
“我倒是想在床上再把你毁几次，”他说。
“是啊。那可是愉快的毁灭。咱们就是给安排了这样毁灭的。明天飞机就会来啦。”
“你怎么知道明天会来？”
“我有把握。飞机一定要来的。仆人已经把木柴都准备好了，还准备了生浓烟的野草。今天我又下去看了一下。那儿足够让飞机着陆，咱们在空地两头准备好两堆浓烟。”
“你凭什么认为飞机明天会来呢？”
“我有把握它准定会来。现在它已经耽误了。这样，到了城里，他们就会把你的腿治好，然后咱们就可以搞点儿毁灭，而不是那种讨厌的谈话。”
“咱们喝点酒好吗？太阳落山啦。”
“你想喝吗？”
“我想喝一杯。”
“咱们就一起喝一杯吧。莫洛，去拿两杯威士忌苏打来！”
她唤道。
“你最好穿上防蚊靴，”他告诉她。
“等我洗过澡再穿……”
他们喝着酒的时候，天渐渐暗下来，在这暮色苍茫没法瞄准打枪的时刻，一只鬣狗穿过那片空地往山那边跑去了。
“那个杂种每天晚上都跑过那儿，”男人说。“两个星期以来，每晚都是这样。”
“每天晚上发出那种声音来的就是它。尽管这是一种讨厌的野兽，可我不在乎。”
他们一起喝着酒，没有痛的感觉，只是因为一直躺着不能翻身而感到不适，两个仆人生起了一堆篝火，光影在帐篷上跳跃，他感到自己对这种愉快的投降生活所怀有的那种默认的心情，现在又油然而生了。她确实对他非常好。今天下午他对她太狠心了，也太不公平了。她是个好女人，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可是就在这当儿，他忽然想起他快要死了。
这个念头象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不是流水或者疾风那样的冲击；而是一股无影无踪的臭气的冲击，令人奇怪的是，那只鬣狗却沿着这股无影无踪的臭气的边缘轻轻地溜过来了。
“干什么，哈里？”她问他。
“没有什么，”他说。“你最好挪到那一边去坐。坐到上风那一边去。”
“莫洛给你换药了没有？”
“换过了。我刚敷上硼酸膏。”
“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颤抖。”
“我要进去洗澡了，”她说。“我马上就会出来的。我跟你一起吃晚饭，然后把帆布床抬进去。”
这样，他自言自语地说，咱们结束吵嘴，是做对啦。他跟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而他跟他爱上的那些女人却吵得很厉害，最后由于吵嘴的腐蚀作用，总是毁了他们共同怀有的感情：他爱得太深，要求得也太多，这样就把一切全都耗尽了。
他想起那次他孤零零地在君士坦丁堡⑾的情景，从巴黎出走之前，他吵了一场。那一阵他夜夜宿娼，而事后他仍然无法排遣寂寞，相反更加感到难忍的寂寞，于是他给她，他那第一个情妇，那个离开了他的女人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他是怎样始终割不断对她的思恋……
怎样有次在摄政院外面他以为看到了她，为了追上她，他跑得头昏眼花，心里直想吐，他会在林荫大道跟踪一个外表有点象她的女人，可就是不敢看清楚不是她，生怕就此失去了她在他心里引起的感情。他跟不少女人睡过，可是她们每个人又是怎样只能使他更加想念她，他又是怎样决不介意她干了些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摆脱不掉对她的爱恋。他在夜总会冷静而清醒地写了这封信，寄到纽约去，央求她把回信寄到他在巴黎的事务所去。这样似乎比较稳当。那天晚上他非常想念她，他觉得心里空荡荡的直想吐，他在街头踯躅，一直溜过塔克辛姆，碰到了一个女郎，带她一起去吃晚饭。后来他到了一个地方，同她跳舞，可是她跳得很糟，于是丢下了她，搞上了一个风骚的亚美尼亚女郎，她把肚子贴着他的身子摆动，擦得肚子都几乎要烫坏了。他跟一个少尉衔的英国炮手吵了一架，就把她从炮手手里带走了。那个炮手把他叫到外面去，于是他们在暗地里，在大街的圆石地面上打了起来。他朝他的下巴颏狠狠地揍了两拳，可是他并没有倒下，这一下他知道他免不了要有一场厮打了。那个炮手先打中了他的身子，接着又打中他的眼角。他又一次挥动左手，击中了那个炮手，炮手向他扑过来，抓住了他的上衣，扯下了他的袖子，他往他的耳朵后面狠狠揍了两拳，接着在他把他推开的时候，又用右手把他击倒在地。炮手倒下的时候，头先磕在地上，于是他带着女郎跑掉了，因为他们听见宪兵来了。他们乘上一辆出租汽车，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⑿驶向雷米利希萨，兜了一圈，在凛冽的寒夜回到城里睡觉，她给人的感觉就象她的外貌一样，过于成熟了，但是柔滑如脂，象玫瑰花瓣，象糖浆似的，肚子光滑，胸脯高耸，也不需要在她的臀部下垫个枕头，在她醒来以前，他就离开了她，在第一线曙光照射下，她的容貌显得粗俗极了，他带着一只打得发青的眼圈来到彼拉宫，手里提着那件上衣，因为袖子已经没了。
就在那天晚上，他离君士坦丁堡动身到安纳托利亚⒀去，后来他回忆那次旅行，整天穿行在种着罂粟花的田野里，那里的人们种植罂粟花提炼鸦片，这使你感到多么新奇，最后——不管朝哪个方向走仿佛都不对似的——到了他们曾经跟那些刚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军官一起发动进攻的地方，那些军官啥也不董，大炮都打到部队里去了，那个英国观察员哭得象个小孩子似的。
就在那天，他第一次看到了死人，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子和向上想起的有绒球的鞋子。土耳其人象波浪般地不断涌来，他看见那些穿着裙子的男人在奔跑着，军官们朝他们打枪，接着军官们自己也逃跑了，他同那个英国观察员也跑了，跑得他肺都发痛了，嘴里尽是那股铜腥味，他们在岩石后面停下来休息，土耳其人还在波浪般地涌来。后来他看到了他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事情，后来他还看到比这些更糟的事情。所以，那次他回到巴黎的时候，这些他都不能谈，即使提起这些他都受不了。他经过咖啡馆的时候，里面有那位美国诗人，面前一大堆碟子，土豆般的脸上露出一副蠢相，正在跟一个名叫特里斯坦·采拉⒁的罗马尼亚人讲达达运动。特里斯坦·采拉老是戴着单眼镜，老是闹头痛；接着，当他回到公寓跟他的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又爱他的妻子了，吵架已经过去了，气恼也过去了，他很高兴自己又回到家里，事务所把他的信件送到了他的公寓。这样，一天早晨，那封答复他写的那封信的回信托在一只盘子里送进来了，当他看到信封上的笔迹时，他浑身发冷，想把那封信塞在另一封信下面。可是他的妻子说：“亲爱的，那封信是谁寄来的？”于是那件刚开场的事就此了结。
他想起他同所有这些女人在一起时的欢乐和争吵。
她们总是挑选最妙的场合跟他吵嘴。为什么她们总是在他心情最愉快的时候跟他吵嘴呢？关于这些，他一点也没有写过，因为起先是他绝不想伤害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感情，后来看起来好象即使不写这些，要写的东西就已经够多了。但是他始终认为最后他还是会写的。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他目睹过世界的变化；不仅是那些事件而已；尽管他也曾目睹过许多事件，观察过人们，但是他目睹过更微妙的变化，而且记得人们在不同的时刻又是怎样表现的。他自己就曾经置身于这种变化之中，他观察过这种变化，写这种变化，正是他的责任，可是现在他再也不会写了。
“你觉得怎样啦？”她说。现在她洗过澡从帐篷里出来了。
“没有什么。”
“这会儿就给你吃晚饭好吗？”他看见莫洛在她后面拿着折叠桌，另一个仆人拿着菜盘子。
“我要写东西，”他说。
“你应该喝点肉汤恢复体力。”
“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他说，“我用不着恢复什么体力啦。”
“请你别那么夸张，哈里，”她说。
“你干吗不用你的鼻子闻一闻？我都已经烂了半截啦，现在烂到大腿上了。我干吗还要跟肉汤开玩笑？莫洛，拿威士忌苏打来。”
“请你喝肉汤吧，”她温柔地说。
“好吧。”
肉汤太烫了。他只好把肉汤倒在杯子里，等凉得可以喝了，才把肉汤喝下去，一口也没有哽住过。
“你是一个好女人，”他说，“你不用关心我啦。”
她仰起她那张在《激励》和《城市与乡村》上人人皆知，人人都爱的脸庞望着他，那张脸因为酗酒狂饮而稍有逊色，因为贪恋床第之乐而稍有逊色，可是《城市与乡村》从未展示过她那美丽的胸部，她那有用的大腿，她那轻柔地爱抚你的纤小的手，当他望着她，看到她那著名的动人的微笑的时候，他感到死神又来临了。这回没有冲击。它是一股气，象一阵使烛光摇曳，使火焰腾起的微风。
“待会儿他们可以把我的蚊帐拿出来挂在树上，生一堆篝火。今天晚上我不想搬到帐篷里去睡了。不值得搬动了。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夜晚。不会下雨。”
那么，你就这样死了，在你听不见的悄声低语中死去了。
好吧，这样就再也不会吵嘴了。这一点他可以保证。这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经验，他现在不会去破坏它了。但是他也可能会破坏。你已经把什么都毁啦。但是也许他不会。
“你能听写吗？”
“我没有学过，”她告诉他。
“好吧。”
没有时间了，当然，尽管好象经过了压缩，只要你能处理得当，你只消用一段文字就可以把那一切都写进去。
在湖畔，一座山上，有一所圆木构筑的房子，缝隙都用灰泥嵌成白色。门边的柱子上挂着一只铃，这是召唤人们进去吃饭用的。房子后面是田野，田野后面是森林。一排伦巴底白杨树从房子一直伸展到码头。另一排白杨树沿着这一带迤逦而去。森林的边缘有一条通向山峦的小路，他曾经在这条小路上采摘过黑莓。后来，那所圆木房子烧坍了，在壁炉上面的鹿脚架上挂着的猎枪都烧掉了，枪筒和枪托跟融化在弹夹里的铅弹也都一起烧坏了，搁在那一堆灰上——那堆灰原是给那只做肥皂的大铁锅熬碱水用的，你问祖父能不能拿去玩，他说，不行。你知道那些猎枪仍旧是他的，他从此也再没有买别的猎枪了。他也再不打猎了。现在在原来的地方用木料重新盖了那所房子，漆成了白色，从门廊上你可以看见白杨树和那边的湖光山色；可是再也没有猎枪了。从前挂在圆木房子墙上的鹿脚上的猎枪筒，搁在那堆灰上，再也没有人去碰过。
战后，我们在黑森林⒂里，租了一条钓鲑鱼的小溪，有两条路可以跑到那儿去。一条是从特里贝格走下山谷，然后烧着那条覆盖在林荫（靠近那条白色的路）下的山路走上一条山坡小道，穿山越岭，经过许多矗立着高大的黑森林式房子的小农场，一直走到小道和小溪交叉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钓鱼。
另一条路是陡直地爬上树林边沿，然后翻过山巅，穿过松林，接着走出林子来到一片草地边沿，下山越过这片草地到那座桥边。小溪边是一溜桦树，小溪并不宽阔，而是窄小、清澈而湍急，在桦树根边冲出了一个个小潭。
在特里贝格的客店里，店主人这一季生意兴隆。这是使人非常快活的事，我们都是亲密的朋友。第二年通货膨胀，店主人前一年赚的钱，还不够买进经营客店必需的物品，于是他上吊死了。
你能口授这些，但是你无法口授那个城堡护墙广场，那里卖花人在大街上给他们的花卉染色，颜料淌得路面上到处都是，公共汽车都从那儿出发，老头儿和女人们总是喝甜酒和用果渣酿制的低劣的白兰地，喝得醉醺醺的；小孩子们在寒风凛冽中淌着鼻涕；汗臭和贫穷的气味，“业余者咖啡馆”里的醉态，还有“风笛”跳舞厅的妓女们，她们就住在舞厅楼上。那个看门女人在她的小屋里款待那个共和国自卫队员，一张椅上放着共和国自卫队员的那顶插着马鬃的帽子。门厅那边还有家住户，她的丈夫是个自行车赛手，那天早晨她在牛奶房打开《机动车》报看到他在第一次参加盛大的巴黎环城比赛中名列第三时，她是多么高兴。她涨红了脸，大声笑了出来，接着跑到楼上，手里拿着那张淡黄色的体育报哭了起来。
他，哈里，有一次凌晨要乘飞机出门，经营“风笛”跳舞厅的女人的丈夫驾了一辆出租汽车来敲门唤他起身，动身前他们两个人在酒吧间的锌桌边喝了一杯白葡萄酒。那时，他熟悉那个地区的邻居，因为他们都很穷。
在城堡护墙广场附近有两种人：酒徒和运动员。酒徒以酗酒打发贫困，而运动员则在锻炼中忘却贫困。他们是巴黎公社的后裔，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懂得他们的政治并不难。他们知道是谁打死了他们的父老兄弟和亲属朋友的，当凡尔赛的军队开进巴黎，继公社之后而占领了这座城市，任何人，只要是他们摸到手上有茧的，或者戴着便帽的，或者带有任何其他标志说明他是一个劳动者的，一律格杀勿论。就是在这样的贫困之中，就是在这个地区里，街对面是一家马肉铺和一家酿酒合作社，他开始了他此后的写作生涯。巴黎再没有他这样热爱的地区了，那蔓生的树木，那白色的灰泥墙，下面涂成棕色的老房子，那在圆形广场上的长长的绿色公共汽车，那路面上淌着染花的紫色颜料，那从山上向塞纳河急转直下的莱蒙昂红衣主教大街，还有那另一条狭窄然而热闹的莫菲塔德路。那条通向万神殿的大街和那另一条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经过的大街，那是那个地区唯一的一条铺上沥青的大街，车胎驶过，感到光溜平滑，街道两边尽是高耸而狭小的房子，还有那家高耸的下等客店，保尔·魏尔伦⒃就死在这里。在他们住的公寓里，只有两间屋子，他在那家客店的顶楼上有一间房间，每月他要付六十法郎的房租，他在这里写作，从这间房间，他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屋顶和烟囱以及巴黎所有的山峦。
你从那幢公寓却只能看到那个经营木柴和煤炭的人的店铺，他也卖酒，卖低劣的甜酒。马肉铺子外面挂着金黄色的马头，在马肉铺的橱窗里挂着金黄色和红色的马肉，那涂着绿色油漆的合作社，他们就在那儿买酒喝；醇美而便宜的甜酒。其余就是灰泥的墙壁和邻居们的窗子。夜里，有人喝醉了躺在街上，在那种典型的法国式的酩酊大醉（人们向你宣传，要你相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大醉）中呻吟着，那些邻居会打开窗子，接着是一阵喃喃的低语。
“警察上哪儿去了？总是在你不需要警察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出现了。他准是跟哪个看门女人在睡觉啦。去找警察。”等到不知是谁从窗口泼下一桶水，呻吟声才停止了。“倒下来的是什么？水。啊，这可是聪明的办法。”
于是窗子都关上了。玛丽，他的女仆，抗议一天八小时的工作制说，“要是一个丈夫干到六点钟，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只能喝得稍微有点醉意，花钱也不会太多。可要是他活儿只干到五点钟，那他每天晚上都会喝得烂醉，你也就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受这份缩短工时的罪的是工人的老婆。”
“你要再喝点儿肉汤吗？”女人现在问他。
“不要了，多谢你。味道好极了。”
“再喝一点儿吧。”
“我想喝威士忌苏打。”
“酒对你可没有好处。”
“是啊，酒对我有害。柯尔·波特⒄写过这些歌词，还作了曲子。这种知识正使你在生我的气。”
“你知道我是喜欢你喝酒的。”
“啊，是的，不过因为酒是对我有害的。”
等她走开了，他想，我就会得到我所要求的一切。不是我所要求的一切，而只是我所有的一切。嗳，他累啦。太累啦。他想睡一会儿。他静静地躺着，死神不在那儿。它准是上另一条街溜达去了。它成双结对地骑着自行车，静悄悄地在人行道上行驶。
不，他从来没有写过巴黎。没有写过他喜爱的那个巴黎。可是其余那些他从来没有写过的东西又是如何呢？
大牧场和那银灰色的山艾灌木丛，灌溉渠里湍急而清澈的流水和那浓绿的苜蓿又是如何呢？那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上向山里伸展，而牛群在夏天胆小得象麋鹿一样。
那吆喝声和持续不断的喧嘈声，那一群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当你在秋天把它们赶下山来的时候，扬起了一片尘土。群山后面，嶙峋的山峰在暮霭中清晰地显现，在月光下骑马沿着那条小道下山，山谷那边一片皎洁。他记得，当你穿过森林下山时，在黑暗中你看不见路，只能抓住马尾巴摸索前进，这些都是他想写的故事。
还有那个打杂的傻小子，那次留下他一个人在牧场，并且告诉他别让任何人来偷干草，从福克斯来的那个老坏蛋，经过牧场停下来想搞点饲料，傻小子过去给他干活的时候，老家伙曾经揍过他。孩子不让他拿，老头儿说他要再给他一顿狠揍。当他想闯进牲口栏去的时候，孩子从厨房里拿来了来复枪，把老头儿打死了，于是等他们回到牧场的时候，老头儿已经死了一个星期，在牲口栏里冻得直僵僵的，狗已经把他吃掉了一部分。但是你把残留的尸体用毯子包起来，捆在一架雪橇上，让那个孩子帮你拖着，你们两个穿着滑雪板，带着尸体赶路，然后滑行六十英里，把孩子解到城里去。他还不知道人家会逮捕他呢。他满以为自己尽了责任，你是他的朋友，他准会得到报酬呢。他是帮着把这个老家伙拖进城来的，这样谁都能知道这个老家伙一向有多坏，他又是怎样想偷饲料，饲料可不是他的啊，等到行政司法官给孩子戴上手铐时，孩子简直不能相信。于是他放声哭了出来。这是他留着准备将来写的一个故事。从那儿，他至少知道二十个有趣的故事，可是他一个都没有写。为什么？
“你去告诉他们，那是为什么，”他说。
“什么为什么，亲爱的？”
“不为什么。”
她自从有了他，现在酒喝得不那么多了。可要是他活着，他决不会写她。这一点现在他知道了。他也决不写她们任何一个。有钱的人都是愚蠢的，他们就知道酗酒，或者整天玩巴加门⒅。他们是愚蠢的，而且唠唠叨叨叫人厌烦。他想起可怜的朱利安和他对有钱人怀着的那种罗曼蒂克的敬畏之感，记得他有一次怎样动手写一篇短篇小说，他开头这样写道：“豪门巨富是跟你我不同的。”有人曾经对朱利安说，是啊，他们比咱们有钱。可是对朱利安来说，这并不是一句幽默的话。
他认为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富有魅力的族类，等到他发现他们并非如此，他就毁了，正好象任何其他事物把他毁了一样⒆。
他一向鄙视那些毁了的人。你根本没有必要去喜欢这一套，因为你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情都骗不过他，他想，因为什么都伤害不了他，如果他不在意的话。
好吧。现在要是死，他也不在意。他一向害怕的一点是痛。他跟任何人一样忍得住痛，除非痛的时间太长，痛得他精疲力竭，可是这儿却有一种什么东西曾经痛得他无法忍受，但就在他感觉到有这么一种东西在撕裂他的时候，痛却已经停止了。
他记得在很久以前，投弹军官威廉逊那天晚上钻过铁丝网爬回阵地的时候，给一名德国巡逻兵扔过来的一枚手榴弹打中了，他尖声叫着，央求大家把他打死。他是个胖子，尽管喜欢炫耀自己，有时叫人难以相信，却很勇敢，也是一个好军官。可是那天晚上他在铁丝网里给打中了，一道闪光突然把他照亮了，他的肠子淌了出来，钩在铁丝网上，所以当他们把他抬进来的时候，当时他还活着，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肠子割断。打死我，哈里。看在上帝的份上，打死我。有一回他们曾经对凡是上帝给你带来的你都能忍受这句话争论过，有人的理论是，经过一段时间，痛会自行消失。可是他始终忘不了威廉逊和那个晚上。在威廉逊身上痛苦并没有消失，直到他把自己一直留着准备自己用的吗啡片都给他吃下以后，也没有立刻止痛。
可是，现在他感觉到的痛苦却非常轻松，如果就这样下去而不变得更糟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事情了。不过他想，要是能有更好的同伴在一起，该有多好。
他想了一下他想要的同伴。
不，他想，你干什么事情，总是干得太久，也干得太晚了，你不可能指望人家还在那儿。人家全走啦。已经酒阑席散，现在只留下你和女主人啦。
我对死越来越感到厌倦，就跟我对其他一切东西都感到厌倦一样，他想。
“真使人厌倦，”他禁不住说出声来。
“你说什么，亲爱的？”
“你干什么事情都干得太久了。”
他瞅着她坐在自己身边和篝火之间。她靠坐在椅子里，火光在她那线条动人的脸上照耀着，他看得出她困了。他听见那只鬣狗就在那一圈火光外发出一声嗥叫。
“我一直在写东西，”他说，“我累啦。”
“你想你能睡得着吗？”
“一定能睡着。为什么你还不去睡？”
“我喜欢跟你一起坐在这里。”
“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他问她。
“没有。只是我有点困啦。”
“我可是感觉到了。”
就在这时候，他感到死神又一次临近了。
“你知道，我唯一没有失去的东西，只有好奇心了，”他对她说。
“你从来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你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完美的人了。”
“天哪，”他说。“女人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少啦。你根据什么这样说？是直觉吗？”
因为正是这个时候死神来了，死神的头靠在帆布床的脚上，他闻得出它的呼吸。
“你可千万别相信死神是镰刀和骷髅，”他告诉她。“它很可能是两个从从容容骑着自行车的警察或者是一只鸟儿。或者是象鬣狗一样有一只大鼻子。”
现在死神已经挨到他的身上来了，可是它已不再具有任何形状了。它只是占有空间。
“告诉它走开。”
它没有走，相反挨得更近了。
“你呼哧呼哧地净喘气，”他对它说，“你这个臭杂种。”
它还是在向他一步步挨近，现在他不能对它说话了，当它发现他不能说话的时候，又向他挨近了一点，现在他想默默地把它赶走，但是它爬到他的身上来了，这样，它的重量就全压到他的胸口了，它趴在那儿，他不能动弹也说不出话来，他听见女人说，“先生睡着了，把床轻轻地抬起来，抬到帐篷里去吧。”
他不能开口告诉她把它赶走，现在它更沉重地趴在他的身上，这样他气也透不过来了，但是当他们抬起帆布床的时候，忽然一切又正常了，重压从他胸前消失了。
现在已是早晨，已是早晨好一会儿了，他听见了飞机声。
飞机显得很小，接着飞了一大圈，两个男仆跑出来用汽油点燃了火，堆上野草，这样在平地两端就冒起了两股浓烟，晨风把浓烟吹向帐篷，飞机又绕了两圈，这次是低飞了，接着往下滑翔，拉平，平稳地着陆了，老康普顿穿着宽大的便裤，上身穿一件花呢茄克，头上戴着一顶棕色毡帽，朝着他走来。
“怎么回事啊，老伙计？”康普顿说。
“腿坏了，”他告诉他。“你要吃点儿早饭吗？”
“谢谢。我只要喝点茶就行啦，你知道这是一架‘天社蛾’，我没有能搞到那架‘夫人’。只能坐一个人。你的卡车正在路上。”
海伦把康普顿拉到旁边去，正在给他说着什么话。康普顿显得更兴高采烈地走回来。
“我们得马上把你抬进飞机去，”他说。“我还要回来接你太太。现在我怕我得在阿鲁沙⒇停一下加油。咱们最好马上就走。”
“喝点茶怎么样？”
“你知道，我实在并不想喝。”
两个男仆抬起了帆布床，绕着那些绿色的帐篷兜了一圈，然后沿着岩石往了走到那片平地上，走过那两股浓烟——现在正亮晃晃地燃烧着，风吹旺了火，野草都烧光了——来到那架小飞机前。好不容易把他抬进飞机，一进飞机他就躺在皮椅子里，那条腿直挺挺地伸到康普顿的座位旁边。康普顿发动了马达，便上了飞机。他向海伦和两个男仆扬手告别，马达的咔哒声变成惯常熟悉的吼声，他们摇摇摆摆地打着转儿，康普顿留神着着那些野猪的洞穴，飞机在两堆火光之间的平地上怒吼着，颠簸着，随着最后一次颠簸，起飞了，而他看见他们都站在下面扬手，山边的那个帐篷现在显得扁扁的，平原展开着，一簇簇的树林，那片灌木丛也显得扁扁的，那一条条野兽出没的小道，现在似乎都平坦坦地通向那些干涸的水穴，有一处新发现的水，这是他过去从来不知道的。斑马，现在只看到它们那圆圆的隆起的背脊了。大羚羊象长手指头那么大，它们越过平原时，仿佛是大头的黑点在地上爬行，现在当飞机的影子向它们逼近时，都四散奔跑了，它们现在显得更小了，动作也看不出是在奔驰了。你极目望去，现在平原是一片灰黄色，前面是老康普顿的花呢茄克的背影和那顶棕色的毡帽。接着他们飞过了第一批群山，大羚羊正往山上跑去，接着他们又飞越高峻的山岭，陡峭的深谷里斜生着浓绿的森林，还有那生长着茁壮的竹林的山坡，接着又是一大片茂密的森林，他们又飞过森林，穿越一座座尖峰和山谷。山岭渐渐低斜，接着又是一片平原，现在天热起来了，大地显出一片紫棕色，飞机热哄哄地颠簸着，康普顿回过头来看看他在飞行中情况怎样。接着前面又是黑压压的崇山峻岭。
接着，他们不是往阿鲁沙方向飞，而是转向左方，很显然，他揣想他们的燃料足够了，往下看，他见到一片象筛子里筛落下来的粉红色的云，正掠过大地，从空中看去，却象是突然出现的暴风雪的第一阵飞雷，他知道那是蝗虫从南方飞来了。接着他们爬高，似乎他们是往东方飞，接着天色晦暗，他们碰上了一场暴风雨，大雨如注，仿佛象穿过一道瀑布似的，接着他们穿出水帘，康普顿转过头来，咧嘴笑着，一面用手指着，于是在前方，极目所见，他看到，象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垠，在阳光中显得那么高耸、宏大，而且白得令人不可置信，那是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的山巅。于是他明白，那儿就是他现在要飞去的地方。
正是这个当儿，鬣狗在夜里停止了呜咽，开始发出一种奇怪的几乎象人那样的哭声。女人听到了这种声音，在床上不安地反侧着。她并没有醒。在梦里她正在长岛的家里，这是她女儿第一次参加社交的前夜。似乎她的父亲也在场，他显得很粗暴。接着鬣狗的大声哭叫把她吵醒了，一时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很害怕。接着她拿起手电照着另一张帆布床，哈里睡着以后，他们把床抬进来了。在蚊帐的木条下，他的身躯隐约可见，但是他似乎把那条腿伸出来了，在帆布床沿耷拉着，敷着药的纱布都掉落了下来，她不忍再看这副景象。
“莫洛，”她喊道，“莫洛！莫洛！”
接着她说：“哈里，哈里！”接着她提高了嗓子，“哈里！请你醒醒，啊，哈里！”
没有回答，也听不见他的呼吸声。
帐篷外，鬣狗还在发出那种奇怪的叫声，她就是给那种叫声惊醒的。但是因为她的心在怦怦跳着，她听不见鬣狗的哭叫声了——
①马塞人（masai）：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一种游牧狩猎民族。
②吉库尤人：非洲班图人的一支。
③这三个地方都在美国。
④卡拉加奇：土耳其西北部，位于欧洲部分的一城市。
⑤色雷斯：爱琴海北岸的一个地区，分属希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⑥帕苏比奥：意大利东北部一山峰。
⑦从波蒂卡到阿尔西陀，这些都是意大利地名。有些地名作者的拼法有错误，如孟特科尔诺（montecorno），正确的译音应为蒙特科尔维诺（montecorvino），阿尔西陀（arsiedo）正确的译音是阿尔西洛（arsiero）。
⑧福拉尔贝格：奥地利西部一州。
⑨阿尔贝格：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的一乡村。该地以滑雪著称。
⑩布卢登茨：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一区，游览胜地。
⑾君士坦丁堡：现名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最大的城市。
⑿博斯普鲁斯海峡：位于土耳其欧亚两个部分之间。君士坦丁堡即在该海峡西岸。
⒀安纳托利亚：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⒁特里斯坦·采拉（1896—1963）：诗人、散文家、编辑，出生于罗马尼亚，长期在巴黎从事文学活动，达达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⒂黑森林：德国西南部山区，在巴登－符腾堡州，著名的游览胜地。
⒃保尔·魏尔伦（1844—1896）：法国诗人。
⒄柯尔·波特（1893—1964）：美国作曲家和抒情诗人。
⒅一种双方各有15枚棋子，掷骰子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
⒆这一段，作者所说的朱利安，系指美国小说家s．菲茨吉拉德——据威廉·奥康纳编《七个现代美国小说家》中，恰尔斯·夏因写的《s．菲茨吉拉德》一文。
⒇阿鲁沙：坦桑尼亚一城市。
一天的等待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脚，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鹤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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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里的猫
这家旅馆里只住着两位美国旅人。他们进出房间和上下楼梯时，碰见的人都很陌生。他们住在二楼，面朝大海，也面对着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大棕榈树和绿色的长凳。天气好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带着画架的艺术家。艺术家们都喜欢棕榈树的姿态，喜欢面对着公园和大海的这栋旅馆那种明快的色彩。意大利人大老远跑来看战争纪念碑。纪念碑是青铜铸的，在雨里泛着光。这会儿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石子路上出现一汪汪积水。雨水滂沱，海浪裹着雨水像一条长长的线涌上岸，又沿着沙滩滑下去，然后再裹着雨水涌上来。泊在战争纪念碑旁边广场上的汽车都开走了。广场对面有个侍者站在咖啡馆门口，正朝着空荡荡的广场张望。
美国人的妻子正站在窗边往外看，外面有只猫刚好蜷缩在他们窗子底下一张滴着雨水的绿桌子下。那只猫缩紧了身子，不让雨水滴到身上。
“我要去逮那只猫咪。”妻子说。
“我去。”丈夫躺在床上说。
“不，我去。外面那只可怜的猫咪想在桌子底下躲雨呢。”
丈夫靠在床头的两只枕头上，继续看书。
“别淋湿了。”他说。
他的妻子下楼去了。经过旅馆营业处的时候，店主起身向她哈哈腰，他的办公桌就在营业处那头。他是个老头儿，个子很高。
“下雨了。”妻子说。
她有点喜欢这个店主。
“是啊，是啊，太太，坏天气，真是个坏天气。”
房间里光线很暗，他站在房间另一头的写字台后面。美国太太喜欢他，喜欢他接到任何投诉时都那么认真的态度；喜欢他的修养，喜欢他乐意为她效劳的模样；喜欢他作为店主的那种感觉，喜欢他那张苍老、严肃的脸和他那双大手。
她怀着对他的喜爱，打开门向外张望。雨下得更大了。一个人披着橡胶斗篷的人正穿过空荡荡的广场，朝咖啡馆走去。那只猫应该就在右边。或许她可以沿着墙，从屋檐底下走过去。她站在门口还没迈出去，背后有人为她撑开一把伞。原来是负责照料他们房间的女侍者。
“您可千万别淋湿了。”她面带笑容，用意大利语说道。毫无疑问，是店主派她来的。
女侍者撑着伞，美国太太沿着石子路走到他们房间的窗子底下。那张桌子就在这儿，被雨水冲洗得鲜绿鲜绿的，可是猫不见了。她突然大失所望。女侍者望着她。
“您丢东西了吗，太太？”
“刚才有只猫。”年轻的美国太太说。
“有只猫？”
“对，一只猫。”
“一只猫？”女侍者哈哈一笑，“雨里的猫？”
“对。”她说，“就在这张桌子底下。”她又加了一句，“噢，我可真想要它，我就想要只猫咪。”
她用英语说这几句话时，女侍者紧绷着脸。
“来吧，太太。”她说，“我们该回里面去了，要不您会淋湿的。”
“我想也是。”年轻的美国太太说。
她们沿着石子路往回走，进门后，女侍者在外面收了伞。那个美国太太经过办公室时，店主在写字台那头向她哈哈腰。太太从心里觉得某些东西又渺小又麻烦。这个店主让她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却又十分重要。她一时觉得自己太重要了。
她走上楼梯，打开房门。乔治还在床上看书。
“猫逮到了吗？”他放下书问道。
“跑了。”
“奇怪，会跑到哪儿去呢？”他把目光从书上移开，说道。
太太坐在床边。
“我真想要那只猫。”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它。我就是想要那只可怜的猫咪。可怜巴巴地淋着雨对一只猫咪来说有点悲惨。”
乔治的目光又挪到了书上。
她站起身，在梳妆台前坐下，拿起镜子左照照右看看。她端详着自己的侧影，从这一侧看到那一侧，又照照后脑勺和颈窝。
“你觉得我把头发留长好不好？”她一边再次端详自己的侧影，一边问。
乔治抬起头来，看着她的颈窝，她的头发很短，像个男孩儿。
“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我可烦死了。”她说，“像个男孩子，真够恼人的。”
乔治挪动了一下身子，换了个姿势。从她开始说话，他的目光就一直停留在她的身上。
“你看上去漂亮极了。”他说。
她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走到窗边，向外张望。天色渐渐暗了。
“我要把头发扎到后面，扎得又紧又光滑，在后脑勺盘个大大的髻，坠在后面沉甸甸的。”她说，“我真想有只猫咪坐在我的膝头上，我一摸它，它就发出呜呜的声音。”
“是吗？”乔治躺在床上应道。
“还有，我想用银碗吃饭，要点上蜡烛。我还希望现在就是春天，我要对着镜子梳妆，我要一只猫咪，还要几件新衣裳。”
“噢，别说了，去找点儿东西看吧。”乔治说着，又低头开始看书。
太太向窗外眺望着。天很黑了，雨点敲打着棕榈树。
“不管怎么说，我都想要一只猫。”她说，“我想要只猫，现在就想要只猫。要是我没有长头发，也没什么别的好玩儿的，总能有只猫吧。”
乔治没有理睬她，依旧看着书。太太又望着窗外，广场上的灯都亮了。
有人敲门。
“请进。”乔治说着，抬眼望去。
女侍者站在门口，怀里紧紧抱着一只大花斑猫，她松开手把猫放下来。
“不好意思，打扰了，”她说，“老板让我把这只猫送给太太。”
世界之都
名叫“帕科”的男孩儿，马德里多的是。这个名字是“弗朗西斯科”的爱称。马德里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个做父亲的来到马德里，在《自由报》的寻人栏中刊登了一则启事说：“帕科，星期二中午到蒙塔尼亚饭店来见我。往事一概不咎。爸爸。”结果，应召而来的青年竟有八百人之多，最后只得召来一中队的骑警才把他们赶散。但是，在卢阿卡寄宿公寓里当餐室侍者的这个帕科，却既没有父亲原谅他，也没有做过什么错事需要父亲原谅。他有两个姐姐在卢阿卡做女侍，她们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她们跟这家寄宿公寓原先的一个女侍是同乡，那个女侍干活勤快，为人又诚实，因而就给她的村子和同村的人都赢得了好名声。两个姐姐出盘缠让弟弟乘长途汽车来到马德里，并且替他弄到这份当侍者学徒的活儿。他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①的一个村庄，那里的情况还处于原始状态，真叫人难以相信，食物匮乏，生活中的舒适其根本谈不上。从他有记忆的日子起，他就在拚命地干活。
①埃斯特雷马杜拉：西班牙中西部一高原。
他是个身材结实的小伙子，头发漆黑，有点儿鬈曲，一口洁白的牙齿，皮肤细腻，连姐姐们也羡慕不已；脸上还经常挂着一丝开朗的微笑。他手脚灵快，活儿干得挺出色，也很爱他的姐姐，她们看上去很标致，很世故。他喜欢马德里：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方；他也喜欢他的工作，穿着干干净净的亚麻布衬衫和夜礼服在明亮的灯光下干活儿，厨房里吃的东西又很丰盛，这工作似乎充满了瑰丽的浪漫色彩。
住在卢阿卡，并在餐室就餐的还有另外八到十二个人，但是在帕科的眼里——他是三个侍者中最年轻的一个——实际存在的就只有那些斗牛士。
二流的剑刺手①住在这家公寓里，因为圣赫罗尼莫路地段很好，伙食精美，膳宿费用又便宜。对于一个斗牛士来说，即使不显得阔气，至少得显得体面些，因为在西班牙，人们最最重视的美德就是体面和尊严，勇敢倒还在其次。斗牛士们总住在卢阿卡，直到他们花光了最后几块比塞塔。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斗牛士搬出卢阿卡，住进了一家更高级或者更豪华的旅馆，因为二流斗牛士从来不会成为一流斗牛士；可是从卢阿卡潦倒下去却十分迅速，因为凡是能挣点钱的人，都可以住在这里；客人不提出，帐单是从不会拿给他的，除非经营这家膳宿公寓的那个女人知道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①斗牛士一般可分为三种，“剑刺手”是斗牛队里的主要斗牛士，是唯一可以用剑刺杀公牛的人；“骑马长矛手”骑在马上，于斗牛开始时，用带有钢尖的长矛刺牛，将其激怒；“短枪手”手持成双的短枪，将其插入已被激怒的牛之肩部和颈部。每个斗牛队通常由一名剑刺手，两名片马长矛手和三名短枪手组成，以剑刺手为首，其他五人须服从他的指挥。
眼下，正有三名正式的剑刺手住在卢阿卡公寓，此外还住着两名很好的骑马长矛手和一名出色的短枪手。对于家在塞维利亚，春季要住在马德里的骑马长矛手和短枪手来说，①住进卢阿卡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但是他们收入不错，工作固定，雇用他们的剑刺手在即将到来的斗牛季节中全签订了大量合同，所以这三位副手每一个挣的钱都有可能比那三个剑刺手中的任何一个为多。说到那三个剑刺手，有一个生了病，却想装得没病似的；另一个是新兴的角色，没红几天便成了过眼烟云；而第三个则是个胆小鬼。
①塞维利亚：西班牙西南部一城市。
这个胆小鬼曾一度勇猛非凡，技艺高强，到斗牛季节他第一次作为正式剑刺手出场时，小肚子就被牛角狠狠地戳了一下，负了重伤，从此便成了胆小鬼，不过仍然保留着走红时的许多豪爽的派头。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不管有人逗他，没人逗他，他总是笑口常开。当年得意的日子，他挺喜欢恶作剧，但现在已经不再来这一套了。大概没有心思了吧。这位剑刺手有着一张聪明的、非常坦率的面孔，举止很有派头。
生病的那位剑刺手处处留神，从不显出生病的样子，餐桌上摆出来的菜他都特别细心地每一样都吃上一点。他有许许多多手帕，总自己动手在房间里洗。近来，他更卖起自己的斗牛服来了。圣诞节前他卖掉了一套，价钱十分便宜，到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又卖掉了一套。这都是很值钱的服装，一直保存得很好，如今他身边只剩下一套了。生病以前，他曾是一个大有希望，甚至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士。尽管他自己不识字，却收集了一些剪报，上面说，他在马德里的首场斗牛中表现得比贝尔蒙特①还要出色。现在他总是独自一人在一张小桌旁进餐，很少抬一抬头。
①贝尔蒙特：生于1892年，为西班牙著名斗牛士。
那位曾经昙花一现的剑刺手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很有气派。他也是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就餐，脸上难得有一丝笑意，更不用说哈哈大笑了。他来自瓦利阿多里德，那里②的人都是不苟言笑的。他可是个有才能的剑刺手，但是他还没有仗着自己临危不惧、镇静自若的长处赢得公众喜爱时，他的风格就已经过时了，海报上披露出他的大名再不能把观众吸引到斗牛场去了。他当年的新奇之处在于他身材矮小，连公牛的肩隆也看不到；但身材矮小的斗牛士并不就只他一个，他始终没有能给公众留下持久的印象。
②瓦利阿多里德：西班牙北部一城市。
至于那两位骑马长矛手，一个是花白头发的瘦子，长着一副秃鹫般的面孔，体格虽不健壮，胳膊和腿却象铁打的一般，裤子下面总是穿一双牧牛人穿的长筒靴，每天晚上总要喝上过多的酒，色迷迷地盯着公寓里的随便哪个女人。另一位则生着一张古铜色的面孔，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容貌英俊，两手大得特别，头发象印第安人那样乌黑。这两位都是了不起的骑马长矛手，不过大家都说第一位因为耽于酒色，技艺已经大不如前，而第二个据说又过于任性，动不动就跟人吵架，所以跟任何剑刺手共事，顶多只一个斗牛季节。
那个短枪手是个中年人，头发已经斑白，可是尽管上了岁数，却仍然象猫一般敏捷；他坐在餐桌旁边，看上去很象一个生财有道的商人。对今年这个斗牛季节说来，他的腿脚还很利落，到了上场的时候，他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还足以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愁没人正式雇用他。所不同的是：到他脚底下不够敏捷时他就会惊慌失措，而如今不管在场内场外他都胸有成竹，镇静自若。
这天晚上，大家都已离开了餐室，只剩下那位长着秃鹫面孔、喝了过多酒的骑马长矛手，逢年过节在西班牙集市上拍卖表的那位脸上带有胎记、同样也喝了过多的酒的商人；另外还有两个加利西亚①来的教士，他们坐在墙犄角的一张桌子旁，酒即使喝得不算过多，肯定也已经不少。在当时，酒是包括在卢阿卡的膳宿费用中的，而侍者又刚新拿来几瓶巴耳德佩尼亚斯②红葡萄酒，先送到拍卖商的桌上，再送给骑马长矛手，最后又送去给两个教士。
①加利西亚：西班牙西北部一沿海省份。
②巴耳德佩尼亚斯：西班牙中南部一村庄，盛产红葡萄酒。
三名侍者站在餐室的一头。这里的规矩是：侍者要等他们所负责的餐桌上的客人全部走光以后才能下班。但负责两个教士那张餐桌的侍者预先约好要去参加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集会，帕科事先已答应帮他照料那张餐桌。
楼上，那个生病的剑刺手正独自一人伏在床上。那位不再引人注目的剑刺手正坐在那里望着窗外，准备出去上咖啡馆坐会儿。那位胆小鬼剑刺手则把帕科的一个姐姐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想要让她干什么事儿，可她却嘻嘻笑着不肯答应。剑刺手于是说：“来啊，野姑娘。”
“不，”帕科的姐姐说。“我干吗要来？”
“行个好吧。”
“你吃饱了，现在又要拿我当甜点心。”
“只来一回。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别碰我。别碰我，我告诉你。”
“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儿罢了。”
“我告诉你，别碰我。”
在下面餐室里，那个个子最高的侍者这时已经误了开会的时间，他说：“瞧瞧这些黑猪喝酒的样子。”
“话不能这么说，”第二个侍者说。“他们都是些体面的顾客，酒又喝得不算太多。”
“我看我这种说法很恰当，”高个子侍者说。“西班牙有两个大祸害，公牛和教士。”
“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公牛和个别的教士罗，”第二个侍者说。
“当然是，”高个子侍者说。“只有通过个别的人，你才能向整个阶级发动进攻。必须杀死个别的公牛和个别的教士。把他们统统杀光。然后才不会再有新的出来。”
“留着这些话到会上去说吧，”第二个侍者说。
“瞧瞧马德里的野蛮劲吧，”高个子侍者说。“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这些家伙还在大吃大喝。”
“他们是十点钟才开始吃的，”第二个侍者说。“而且菜又很多，这你也知道。那种酒又很便宜，他们都付了钱，再说，这酒也不凶。”
“有你这样的傻瓜，工人们怎么能团结一致呢？”高个子侍者问。
“听我说，”第二个侍者说，他是个五十岁的人了。“我已经干了一辈子的活啦。下半辈子也一定要干活。我对干活毫无怨言。干活是正常的。”
“是呀，可没有活干就要命了。”
“我一直在干活，”年纪较大的侍者说。“去开会吧。用不着待在这里了。”
“你真是个好同志，”高个子侍者说。“不过你缺乏思想。”
“mejorsimeafaltaesoqueelotro，”年纪较大的侍者说（意思是没有思想总比没有活儿干好点儿）。“去开会吧。”
帕科一直没有吭声。他还不懂得政治，但是每次听高个子待者讲到必须杀死教士和宪警时，他总感到一阵心情激动。在他看来，高个子侍者就代表着革命，而革命也是富于浪漫色彩的。他本人倒很想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革命者，有一个象现在这样的固定工作，同时，还是一个斗牛士。
“开会去吧，伊格纳西奥，”他说。“你的工作我来照应。”
“我们俩来照应，”年纪较大的侍者说。
“一个人就足够了，”帕科说。“去开会吧。”
“puesme，voy，”①高个子侍者说。“多谢多谢。”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意思是“那我走了”。
同时，在楼上，帕科的姐姐已经摆脱了那个剑刺手的拥抱，那副熟练的程度不亚于一个摔交运动员摆脱对手的擒拿那样。她现在发起火来，说：“你们这些饿狼般的家伙。一个不够格的斗牛士，胆小如鼠。要是你对女人有这么多本事，就把它用到斗牛场上去吧。”
“你这种说话的腔调就象个婊子。”
“婊子也是女人，可我不是婊子。”
“可也快了。”
“反正不会由你第一个来糟践。”
“离开我出房去吧，”剑刺手说。这时候，他因为遭到拒绝，碰了一鼻子灰，又感到心寒胆怯起来了。
“离开你？什么东西没有离开你呢？”帕科的姐姐说。“你不要我帮你把床铺铺好吗？老板花钱雇我来就是干这个的。”
“离开我，”剑刺手说。那张英俊开朗的脸紧蹙起来，那样子象是在哭泣。“你这婊子。你这个小臭婊子。”
“剑刺手，”她说，顺手把门关上。“我的剑刺手。”
在房间里，剑刺手一屁股在床上坐下。他的脸仍然那样紧蹙着。在斗牛场上，每当他这样时，他总是强作笑脸，把坐在第一排的观众吓上一大跳，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竟会落到这步田地，”他大声说。“竟会落到这步田地。”
他还没有忘记自己得意的日子，那不过是三年前的事情。他还没有忘记五月里那个炎热的下午，他身上披着那件沉重的、盘着金丝花的斗牛服，那时候他在斗牛场上的嗓音象在咖啡馆里一样从容，一样响亮。他记得当他动手去刺杀公牛时，牛角正低下来，他握紧宝剑，剑锋斜着朝下，对准牛肩膀的顶端，只看见两只宽大的、可以撞倒木栅、尖端已经裂开的牛角，上面是一片布满尘土、长着短毛的黝黑色的肉峰，那时他曾经吁了一口气；他记得剑扎进去时就象扎进一堆硬黄油一样容易，他用手掌推着剑柄，左臂低低地伸过去，左肩朝前，全身的重量全压到了左腿上，接着忽地一下身体的重量又不在他的腿上了。说时迟，那时快，身体的重量竟落到了他的小肚子上，公牛抬起头来，一只牛角戳进了他的小肚子，他给牛角戳住，转了两下，才由别人把他救下来。所以现在，当他难得有机会动手去刺杀公牛时，他已经不敢正眼盯着牛角了。一个婊子又怎么知道他每次斗牛之前思想上要经历一番什么样的斗争呢？这帮人经历过些什么场面，居然敢来嘲笑他？她们都是些婊子，自己知道会干出些什么勾当来。
在楼下餐室里，那个骑马长矛手坐在那里，打量着那两个教士。餐室里要是有女人，他便直眉瞪眼瞅着她们。要是没有女人，他就很有兴趣地盯着一个外国人，uninglés，但①这当儿既没有女人又没有外国人，他只好傲慢无礼而又自得起乐地盯着那两个教士。正当他这样盯着教士看的时候，脸上带有胎记的拍卖商站起身来，折好餐巾，走了出去，把他要来的最后一瓶葡萄酒剩下了一大半。倘若他在卢阿卡的帐目早已付清的话，他准会把这啤酒全部喝光的。
①原文为西班雅语，意思是“一个英国人”。
两个教士并没有回看这个骑马长矛手。一个教士说：“我来到这里等着见他已经有十天了。我整天坐在接待室里，可他就是不肯见我。”
“有什么办法可想吗？”
“一点办法也没有。能有什么办法呢？咱们这种身份的人是没法抗拒权贵的。”
“我来了两个星期了，也是一事无成。我等着，他们就是不肯见我。”
“咱们都是从被人遗弃的乡下来的。等钱花光后，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再回到被人遗弃的乡下去。马德里对加利西亚有什么好关心的呢？咱们那儿是个穷省份。”
“咱们的巴西略兄弟所干的事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对巴西略·阿尔瓦雷斯是否诚实还缺乏真正的信心。”
“人到了马德里就学会懂事了。马德里扼杀了西班牙的生机。”
“只要他们肯接见一下，哪怕是拒绝你的要求也好啊。”
“不会的。干等着吧，就是要让你等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
“好吧，咱们就等着瞧吧。只要别人能等，我也就能等。”
正在这时，那个花白头发秃鹫面孔的骑马长矛手站起身，走过来站在教士们的餐桌旁，面带微笑地盯着他们看了一会。
“一位斗牛士，”一个教士对另一个说。
“而且是个出色的，”骑马长矛手说，然后便走出了餐室。他身穿灰色茄克衫、紧身马裤，腰身很漂亮，双腿呈弓形，足登一双牧牛人的高跟皮靴。当他一边微笑着，一边相当稳健地大踏步走出去的时候，这双皮靴在地板上发出卡嗒卡嗒的声响。他生活在一个安排得当的职业小天地里，在这个天地里，他日子过得挺乐和，夜夜陶醉在纵酒狂欢之中，什么也不放在眼里。此刻，他点起一支雪茄，在门厅里把帽子歪戴在头上，便出门向咖啡馆去了。
两个教士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成了餐室里最后的两个人，于是便紧跟着那位骑马长矛手也离开了。现在餐室里除了帕科和那个中年侍者外，已经空无一人。他俩收拾好餐桌，把酒瓶拿进了厨房。
洗盘子的小伙子待在厨房里。他比帕科大三岁，为人玩世不恭，尖酸刻薄。
“来，拿过去，”中年的侍者说。他倒了一杯巴耳德佩尼亚斯红葡萄酒，递给他。
“有好喝的为什么不喝？”小伙子把酒杯接了过去。
“tu，帕科？”年纪较大的侍者问。①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意谓“你呢”。
“谢谢你，”帕科说。他们三个人都喝了。
“我要走了，”中年的侍者说。
“晚安，”帕科和那个小伙子对他说。
他走了出去，只剩下他们俩了。帕科拿起一个教士用过的餐巾，两脚站定，笔直地立着，然后放低餐巾，顺势低下头去，把双臂一挥，模仿斗牛士从从容容摆动披风的那种架势。他转过身来，右脚稍稍向前移动了一下，又做了一个摆动披风的动作，对着假想的公牛占据到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接着又做了一个摆动披风的动作，这一次动作徐缓、恰到好处、十分边式，然后他把餐巾收回到腰部，脚步不动，身子一闪，躲过了公牛。
那个洗盘子的名叫恩里克，他用挑剔的目光嘲笑地望着帕科。
“公牛怎么样？”他说。
“非常勇猛，”帕科说。“你瞧。”
他挺直瘦长的身子，又做了四个无懈可击的摆动披风的动作，身段干净利落，边式优美。
“公牛呢？”恩里克问，他背靠洗碗槽站着，手里拿着酒杯，腰上系着围裙。
“劲头还很足，”帕科说。
“你真叫我恶心，”恩里克说。
“为什么？”
“瞧我的。”
恩里克脱下围裙，逗引着假想中的公牛，做了四个漂亮的、吉卜赛式的挥动披风的慢动作，最后把围裙的一端放开，用手成弧形地一摆，掠过从身边冲过的公牛的鼻子，再绕到了自己的腰上。
“瞧瞧我这一手，”他说。“可我却在洗盘子。”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害怕，”恩里克说。“miedo．①你在斗牛场上面对着真的公牛时，也会同样害怕。”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意谓“害怕”。
“不，”帕科说。“我不会害怕。”
“leche！①”恩里克说。“每个人都害怕。不过斗牛士能够抑制住自己心头的害怕，所以他才能撩拨公牛。我参加过一次业余斗牛，结果怕得要死，只好逃走。每个人都认为那很有趣。到时候你也会害怕的。如果不是因为害怕，那西班牙所有擦皮鞋的早就都成了斗牛士了。你，一个乡下小伙子，准会比我怕得还要厉害。”
①原文为西语牙语，意为“奶水”，俚语作“去你的”解。
“不会，”帕科说。
他在想象中，曾经斗过好多次牛了。好多次，他都看到了牛角，看到了湿漉漉的牛嘴，看到牛耳朵在抽动，接着，当他披风一挥时，就看到牛把头一低，猛冲过来，蹄子啪啪作响，激怒的公牛擦身而过。当他一次又一次地挥动披风时，公牛便一次又一次地猛冲过来，最后他做了一个潇洒的闪身动作，使公牛兜过来绕过去。然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开去，短上衣的金花上粘着公牛擦身而过时碰下来的牛毛；公牛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象中了催眠术那样，观众中欢声四起。不，他才不会害怕呢。别人是会害怕的，但他不会。他知道自己不会害怕的。即使他曾经感到害怕，他知道自己好歹能够应付的。他有信心。“我不会害怕，”他说。
恩里克又说了一遍：“leche。”
他接着说道，“咱们要不要试试看？”
“怎么个试法呢？”
“听我说，”恩里克说。“你只想到牛，可你并没有想到牛角。牛的气力很大，牛角划起人来象小刀子一样锋利，戳起人来象刺刀一样快，杀起人来象棍棒一样凶狠。瞧，”他说着打开桌子的一只抽屉，取出两把切肉刀。“我把这两把刀绑在椅子腿上，再把椅子举在头的前面给你扮演公牛。刀子就算牛角。如果你做得出刚才那些动作，那才算你真有本事。”
“把你的围裙借给我，”帕科说。“咱们到餐室里去试试。”
“不，”恩里克说，他突然变得不那么刻薄了。“别试吧，帕科。”
“要试，”帕科说。“我不怕。”
“等你看见刀子过来，你就会怕了。”
“咱们等着瞧吧，”帕科说。“把围裙给我。”
恩里克用两块油迹斑斑的餐巾缚住刀身的中央，打了个结，把这两把刀身沉重、刀锋跟剃刀一样犀利的切肉刀牢牢缚在椅子的腿上。这时候，那两个女侍，也就是帕科的两个姐姐，正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她们要去看葛利塔·嘉宝主演的《安娜·克里斯蒂》。至于那两个教士，一个正穿着内衣①坐在那里读祈祷书，另一个则穿着睡衣在念玫瑰经。除了生病的那位以外，所有的斗牛士晚间都到了福尔诺斯咖啡馆；那位身材魁梧、深色头发的骑马长矛手正在打弹子，那位矮小、严肃的剑刺手正同那位中年的短枪手和其他几个一本正经的工人挤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摆着一杯牛奶咖啡。
①嘉宝：著名女影星，1906年生于瑞典，后去美国拍过许多电影。《安娜·克里斯蒂》系根据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1888-1953）所作同名剧本改编的电影。
那位喜欢喝酒、头发花白的骑马长矛手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杯卡扎拉斯白兰地，乐滋滋地盯着另一张桌子，因为那位早已泄了气的剑刺手正跟另一名已经抛弃了剑重作短枪手的剑刺手和两名形容憔悴的妓女坐在那边。
拍卖商站在街道拐角地方跟朋友谈天。高个子侍者正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会议上等候机会发言。中年侍者坐在阿尔瓦雷斯咖啡馆的平台上喝着一小杯啤酒。卢阿卡的女老板已经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她仰面躺着，两腿夹着垫枕；她身个儿又大又胖，为人随和，诚实而清白，笃信宗教，丈夫死了二十年，她每天都想念他，为他祈祷。那个生病的剑刺手独自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伏在床上，嘴巴顶着一块手帕。
再说，在空荡荡的餐室里，恩里克用餐巾把切肉刀缚在椅腿上，打好了最后一个结，然后把椅子举起来。他把缚上刀子的两条椅腿朝前，又把椅子高举过头，头的两边各有一把刀子，笔直朝前。
“这椅子很重，”他说。“听我说，帕科。这事儿很危险。别来了吧。”他在出汗。
帕科面对他站着，把围裙展开，拇指朝上，食指朝下，两手各捏着围裙的一边，把它展开来逗引“公牛”的注意。
“笔直冲过来吧，”他说。“象公牛那样转过身。想冲多少次就冲多少次。”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挥披风呢？”恩里克问。“最好是斗三个回合以后，中间来个休息。”
“好，”帕科说。“对着我来吧。嘿，torito！来吧，小公①牛！”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意为“小公牛”。
恩里克低下头朝他冲了过来，帕科就在刀子前面把围裙挥舞着，刀子从他的肚子前面刺过去。对他来说，这掠过去的刀子就是真正的牛角，角尖白生生的，犀利而光滑；当恩里克从他身边冲过去后重又转过身子向他再冲来时，这正是公牛那热乎乎的、两边血迹斑斑的硕大身躯砰砰砰地冲过去，又象猫一般敏捷地转过身来，在他缓缓地挥动披风时再次向他冲来。接着，公牛又一转身冲了过来。当他盯视着来势凶猛的刀尖时，他把左脚向前多迈出了两英寸，刀子没有擦身过去，而是象插进酒囊那样一下子就插进了他的小肚子。从突然插进去的坚硬的钢刀上面和周围，涌出了滚热的鲜血。恩里克大声喊道：“啊呀！唉！块让我拔出来！快让我拔出来！”帕科朝前扑倒在椅子上，手里仍然拿着那件当披风用的围裙，恩里克连连拉着椅子，这时刀子连连在他、在他的小肚子，在帕科的小肚子里转动。
现在刀子抽出来了，他坐在地板上一摊越来越大的、热乎乎的血泊里。
“把餐巾遮在上面。快捂住！”恩里克说。“紧紧捂住。我这就去请医生。你必须捂住不让血出来。”
“应该预备一只橡皮杯子的，”帕科说。他曾经看见那种杯子在斗牛场上用过。
“我笔直地冲过来，”恩里克哭着说。“我只是想让你看看这有多危险。”
“别担心，”帕科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微弱。“去把医生找来吧。”
在斗牛场上，他们是把你抬起来，扛着跑到手术室去的。如果你还没有到那里，股动脉里的血就流光了，那么他们就把教士请来。
“去通知那两个教士中的随便哪一位，”帕科说，一边把餐巾紧紧捂住自己的小肚子。他简直没法相信这事儿已经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但这话恩里克并没有听到，他正沿着圣杰罗尼莫赛马场向通宵服务的急救站跑去。帕科独自一人，先坐起身，后来又把身子蜷作一团，终于摔倒在地板上，再也没有爬起来过。他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离开自己，就象拔掉浴缸里的塞子以后，缸里的脏水很快流光一样。他害怕起来，觉得头发晕。他想作一次忏悔。他记得它是怎么开头的：“我的上帝啊，我因为触犯了您而感到由衷的悔恨，您真值得我敬爱，我决心……”他虽然说得很快，但还没等他说完，他已经觉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于是脸朝下伏到地板上，很快就死了。股动脉一经割断，血液总是一下子便流光，那速度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当急救站的医生由一名警察（他紧紧抓住恩里克的一只手臂）陪同走上楼梯时，帕科的两个姐姐还在大马路的电影院里。她们对嘉宝演的这部电影大为失望。过去她们惯于看到这位大明星扮演的角色活动在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的场面中，而在这部影其中她却生活得那样凄惨、卑微。观众根本不喜欢这部影片，他们吹口哨，跺脚，来表示抗议。旅馆里所有其他的客人几乎都在做着帕科出事儿时他们正做的事情，只有那两个教士因为已经祈祷完毕，正在准备睡觉；那个头发花白的骑马长矛手已经把酒移过去，跟那两个面容憔悴的妓女坐在一张桌子上。过了一会，他便跟她们中间的一个走出了咖啡馆。这个妓女刚才喝的酒一直是那个失去了勇气的剑刺手付钱买来的。
对于这些事儿里的随便哪一件，帕科这个小伙子永远不会知道了，对于这些人第二天和以后的日子要做些什么，也是这样。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生活下去，怎样结束一生。他甚至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结束了一生。正象西班牙有句谚语所说的那样，他是“充满着幻想”死去的。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他还没有时间经历幻想的破灭，甚至到临死之前也没有来得及把忏悔做完。
他甚至连对嘉宝演的那部电影表示失望的时间也没有，这部电影使整个马德里的观众失望了一个星期。
翟象俊译
在士麦那码头上
奇怪的是她们每天晚上到了半夜就乱叫乱嚷，他说。我不知道她们干吗偏在那个时刻叫嚷。我们停在港口，她们都在码头上，到了半夜，她们就叫嚷了起来。我们常打开探照灯照她们，止住她们。那一招总是很管用。我们用探照灯对她们上上下下扫射了两三遍，她们就不叫了。我一度是码头上值班的高级军官，有个土耳其军官怒气冲天，向我走来，因为我们有个水手大大地侮辱了他。于是我跟他说，一定要把那个家伙押上船去，狠狠加以惩罚。我请他把那个人指认出来。于是他指出一个副炮手，其实这老兄最不会惹是生非了。说是他一再受到大大的侮辱；话是通过一个翻译跟我说的。我真想象不出这个副炮手怎么会懂得那么多土耳其话可以侮辱人。我就把他叫过来说，"只是防你跟任何土耳其军官说话罢了。"
士麦那：古城名，今称伊兹密尔，是小亚细亚西部港口，曾被希腊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土耳其收复。
"我没跟他们任何人说过话，长官。"
"这我完全相信，"我说，"不过你最好还是上船去，今天就别再上岸来了。"
于是我跟那土耳其人说，这人给押上船去了，一定要严加惩处。啊，一定要严惩不贷。他听了感到满意极了。我们是好朋友呢。
最糟糕的是那些带着死孩子的女人，他说。你没法叫那些女人扔下死孩子不管。她们的孩子都死了六天啦，就是不肯扔下。你拿这一点办法也没有。临了只好把她们押走。最离奇的是有个老大娘。我把这事告诉一个医生，他说我在瞎说。我们正把她们赶出码头，总得把死尸清理掉啊。这个老婆子就躺在一副担架上。他们说，"请你看一看她好吗，长官？"于是我看了她一眼，就在这当口，她死了，身子完全僵硬了。她两腿伸直，下半身全挺直了，直僵僵的。正跟隔夜就死掉了似的。她彻底死了，完全僵硬了。我把这事告诉一个医学界的家伙，他跟我说这不可能。
大家全都在码头上，根本不象有地震啊这种事。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土耳其人的情况。大家根本不知道土耳其佬会干出什么事来。你还记得他们命令我们进港不准再开走吗？那天早晨进港时我很紧张。他有好多门大炮，可以把我们轰得片甲不留。我们紧挨着码头开来，正打算进港，抛下前锚和后锚，然后炮轰城里的土耳其营地。他们本来可能把我们从海面上肃清，但我们本来也可以把这城干脆轰光。我们进港时他们只是对我们开了几下空炮。凯末尔作出决定，把那个土耳其司令开革了。罪名是越权啊什么的。他有点狂妄自大。这就可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凯末尔（1881-1938）：土耳其将军，于1923-1938年任第一任总统。
你总记得那海港吧。海港里四处都漂浮着不少好东西。我生气只此一回碰上这种事。所以就梦见东西了。你对带着孩子的女人并不在意，你对带着死孩子的女人也一样并不在意。她们带着孩子可没什么不好。奇怪的是少数孩子怎么死掉的。只用什么东西把孩子盖住就不去管它了。她们总是挑货舱里最阴暗的角落带孩子。她们一离开码头就百事不管了。
希腊人也真是够厉害的家伙。他们撤退时，驮载牲口都没法带走，所以他们干脆就打断牲口的前腿，把它们全抛进浅水里。所有断了前腿的骡子都给推进浅水里了。这简直是妙事一桩。哎呀，真是绝妙绝妙。
陈良廷译
在密执安北部
吉姆·吉尔摩是从加拿大到霍顿斯湾来的。他从霍顿老汉手中买下了那爿铁匠铺。吉姆又矮又黑，胡子很多，手很大。他是个打马蹄掌的好手，可即使他系上皮围裙，看上去也不大象个铁匠。他住在铁匠铺的楼上，而在迪·吉·史密斯家搭伙。
莉芝·科茨是给史密斯家干活的。史密斯太太是个块头很大、长得挺干净相的女人。她说莉芝·科茨是她所见过的最整洁的女仆。莉芝的腿长得挺美，她老是系着干干净净的方格花布围裙。吉姆还注意到她脑后的头发也总是整整齐齐的。他喜欢她的面孔，因为她的面孔是那么快快活活的，可是他从没把她放在心上。
莉芝非常喜欢吉姆。她喜欢他从铺子走过来的样子，并且常常跑到厨房门口守着看他从大路上走过来。她喜欢他胡子的样子。她喜欢他微笑时露出那么洁白的牙齿。她很喜欢他的模样并不象个铁匠。她喜欢迪·吉·史密斯和史密斯太太那么喜欢他。有一天，他在屋外的澡盆里洗澡，她发现自己喜欢他手臂上的毛那么黑，而手臂上没被太阳晒到的部位又那么白。喜欢这些，使她自己也觉得好笑。
霍顿斯湾小镇，不过是在博伊恩城和夏勒伏瓦之间大路上的五家人家：有家百货店兼邮局（有一个高大的假门面，一辆马车或许就是套系在前面的），还有史密斯家、斯特劳家、狄尔华绥家、霍顿家和梵霍逊家。这些人家都在一大片榆树丛林之中，那条路沙土很多。沿着大路的左右两边都有耕地和树林。往大路上去，一边是卫理公会教堂，另一个方向往大路下去是镇办学校。铁匠铺漆成红色，面对着学校。
陡直的沙土路穿过树林从山上向下通到港湾。从史密斯家的后门朝外望出去，视线可以穿过那一片直伸到湖滨的树林，还可以看过港湾那边去。春、夏季里景色美极了，港湾蓝里透亮，从夏勒伏瓦和密执安湖有风吹来时湖上常泛起白浪来。从史密斯家的后门，莉芝看得到矿砂船由湖里开出来，驶向博伊恩城。她看着这些船的时候，它们象是根本不动似的，可要是她进屋去擦干几只盆子然后再出来的时候，它们就已经驶出老远，看不到了。
莉芝现在一直在想着吉姆·吉尔摩。他似乎并不很注意她。他对迪·吉·史密斯谈到那爿铺子，谈到共和党，也谈到詹姆斯·吉·布莱恩。晚上他就着前面屋子里的灯光看①看《托莱多②喉舌报》和《大急流报》，或是拿着篝灯和迪·吉·史密斯一起出去，在海湾里叉鱼。秋天，他就和史密斯还有查利·怀曼驾着马车，带着帐篷、食物、斧头、各人的枪和两只狗，到梵德比尔特那边的松树平原去猎鹿。在他们出发前，莉芝和史密斯太太为他们做吃的，一直要做四天。莉芝想要做些特别的东西让吉姆带去，可后来还是没有，因为她不敢向史密斯太太要鸡蛋和面粉，而要是她自己去买呢，又怕在做的时候被史密所太太当场发觉。史密斯太太倒没什么，可是莉芝就是不敢呀。
①詹姆斯·吉·布莱恩（１８３０-１８９３）：美国政治家。
②托莱多（Ｔｏｌｅｄｏ）：美国港市。
在吉姆去猎鹿旅行的整个时候，莉芝一直都想着他。他不在的时候真不好过哇。她老是想着他，睡觉也不香，可是她发觉，想着他，倒也挺有趣的。要是她能忘乎所以，就可好过些了。在他们要回来的前一天晚上，她根本睡不着，她以为没睡着，是因为在梦里没睡着和真的睡不着全都搞混到一起了。她看到马车在路上驶过来时感觉着不得劲，心里有种难过的味道。她等不及看见吉姆了，似乎吉姆一来，一切都会好了。马车在外面那棵大榆树下停住了，史密斯太太和莉芝跑了出去。所有的男人胡须都长了，而马车后面则有三头鹿，它们纤细的腿从车厢边上硬邦邦地挺了出来。史密斯太太吻了迪·吉，他也紧紧拥抱了她。吉姆说了声“喂，莉芝”，还咧嘴笑了笑。莉芝原不知道吉姆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她料想准会有什么事儿的。然而，并没有什么事发生。男人们才回家，就是这么回事儿。吉姆把鹿上面的粗麻布袋拉掉，莉芝就看着它们。有一头是只大雄鹿，从马车上拿下来可是又硬又僵。
“是你打的么，吉姆？”莉芝问道。
“是呀。难道不棒吗”吉姆把它放上肩，扛到熏肉房去了。
当晚查利·怀曼留下来在史密斯家吃晚饭。时间太晚了，不能回到夏勒伏瓦去了。男人们洗干净了在前面房间里等吃晚饭。
“那只瓦罐里难道没有什么东西剩着吗，吉米？”迪·吉·史密斯问道。于是吉姆出去到停在粮仓里的马车上把男人们带着去打猎的威士忌酒罐子拿进来。那是一只四加仑的罐子，罐底里还有不少的酒晃荡着。吉姆在回屋子的路上喝了一大口。要把这样的罐子举起来喝里面的东西是很难的。有一些威士忌在他衬衫前襟淌了下来。吉姆拿着罐子进来时，那两个男人都笑了。迪·吉·史密斯叫人拿玻璃杯，莉芝就拿来了。迪·吉倒出了三大杯。
“嗨，为你干杯，迪·吉，”查利·怀曼说道。
“为那该死的大雄鹿干杯，吉米，”迪·吉说道。
“为我们失而复得的干杯，迪·吉，”吉姆说罢就喝掉了他的酒。
“对男人来说味道很好。”
“这年头，对付让你烦恼的事情，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再来一杯好么，伙计们？”
“祝您身体健康，迪·吉。”
“一切顺利，伙计们。”
“明年如意。”
吉姆开始感到心满意足了。他喜欢威士忌的味道和感觉。他为回来有舒服的床、热腾腾的食物和妻子而感到高兴。他又喝了一杯。男人们进来吃晚饭时欢天喜地的，然而举止可敬。莉芝放好食物后也坐在桌边和这家人一起吃饭。这是一顿很好的晚餐。男人们认真地吃东西。晚餐后他们又到前面的屋子里去了，莉芝则和史密斯太太一起收拾。然后史密斯太太上楼去了，不久，史密斯出来了，也上楼去了。吉姆和查利还在前面的屋子里。莉芝正在厨房里挨着火炉坐着，假装在看书，却在想着吉姆。她还不想上床去睡，因为她知道吉姆就会出来的。她要在他出来的时候看看他，这样她就能带着他的神态上床了。
她正苦苦地想着他，于是他就出来了。他两眼闪光，头发有一点儿乱。莉芝低头看书。吉姆过来走到她的椅背后，在那儿站住了。她能感觉到他的呼吸，然后他用双臂抱住了她。在他的双手下，她感到乳房胀实丰满，乳头坚挺。莉芝吓坏了，还没有人触摸过她呢。可是她想道，“他还是到我这儿来了。他真的来了。”
她绷着不动，因为她吓坏了，不知道除此之外该怎么办。然后，吉姆把她紧紧抱着靠在椅子上，吻了她。这是一种如此厉害、揪心和痛苦的感觉，以至于她以为自己会受不了的呢。她感到吉姆就在椅子后面而她却受不了。随后她内部有什么东西咔嗒敲了一下，这感觉就变得温暖些，柔和些了。吉姆把她紧紧地抱着靠在椅子上，而现在她也需要这样了。于是吉姆悄声说，“来散步吧。”
莉芝从厨房墙壁的钉子上拿下了上装，他们走出门去。吉姆用手臂搂着她，每回走不了几步，他们就要停下来互相紧紧拥抱一下，并且吉姆就要吻吻她。没有月亮，他们在齐踝深的沙土路上穿过树木朝港湾上的码头和仓库走去。木桩间的水轻微地拍打着，港湾过去是一片漆黑。天虽冷，可是莉芝因为有吉姆在一起，还浑身发热呢。他们在仓库的遮雨棚里坐了下来，吉姆把莉芝拉过来贴近他。她害怕得很。吉姆的一只手伸进了她的衣服并且抚摸遍了她的胸部，而另一只手则在她膝上。她吓坏了，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干出什么事来呢，可是她紧紧偎依着他。接着，那只在她膝上觉得是那么大的手挪开了，在她大腿上放着，并且在移动。
“别……，吉姆，”莉芝说道。吉姆的手又向上摸去。
“你不可以，吉姆。你不可以的呀。”无论吉姆还是吉姆的大手都没理她。
地板很硬。吉姆把她的衣服掀了起来，并且正要对她干什么事哩。她很害怕，可是她需要它。她得接受它，但是它又让她害怕。
“你不可以干这样的事，吉姆。你不可以的呀。”
“我一定要，我就是要。你知道我们一定要。”
“不，我们还没有，吉姆。我们一定不能。哦，这是不对的呀。你不能呀。那东西太大，让人太痛了。哦，吉姆。吉姆，哦。”
码头的铁杉木板又硬又冷又粗糙，而吉姆的身子又是那么重，他已伤害了她。莉芝推了推他，她被压得这么难受。吉姆睡着了。他不会再动了。她从他身下挣扎出来，坐了起来，把裙子和上装拉拉直，并且想要把头发弄弄好。吉姆嘴巴有点儿张开，在睡觉。莉芝俯身过去在他脸颊上吻了吻。他还是睡得很熟。她把他的头抬起一点来，摇了摇。他把脑袋转了过去，咽了口口水。莉芝哭了起来。她走到码头边上，朝下向水看去。港湾上正有薄雾升起。她又冷又悲，一切都象是完了。她走回到吉姆躺着的地方，再一次使劲摇了摇他，看他到底醒不醒。她哭着。
“吉姆，”她说：“吉姆。醒醒啊，吉姆。”
吉姆动了动，把身子蜷得更紧了。莉芝把上装脱了下来，俯身过去拿上装给他盖上。她把上装小心谨慎、干净利落地在他四周掖好。然后她穿过码头，走上陡直的沙土路回去睡觉。冷雾由港湾上穿过树林正升起来呐。
王圣珊译
印第安人营地
又一条划船拉上了湖岸。两个印第安人站在湖边等待着。
尼克和他的父亲跨进了船梢，两个印第安人把船推下水去，其中一个跳上船去划桨。乔治大叔坐在营船的尾部。那年轻的一个把营船推下了水，随即跳进去给乔治大叔划船。
两条船在黑暗中划出去。在浓雾里，尼克听到远远地在前面传来另一条船的桨架的声响。两个印第安人一桨接一桨，不停地划着，掀起了一阵阵水波。尼克躺倒下去，偎在父亲的胳膊里。湖面上很冷。给他们划船的那个印第安人使出了大劲，但是另一条船在雾里始终划在前面，而且越来越赶到前面去了。
"上哪儿去呀，爸爸？"尼克问道。
"上那边印第安人营地去。有一位印第安妇女病势很重。"
"噢，"尼克应道。
划到海湾的对岸，他们发现那另一条船已靠岸了。乔治大叔正在黑暗中抽雪茄烟。那年轻的印第安人把船推上了沙滩。乔治大叔给两个印第安人每人一支雪茄烟。
他们从沙滩走上去，穿过一片露水浸湿的草坪，跟着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走，他手里拿一盏提灯。接着他们进入了林子，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走去，小道的尽头就是一条伐木的大路。这条路向小山那边折去，到了这里就明亮得多，因为两旁的树木都已砍掉了。年轻的印第安人立停了，吹灭了提灯，他们一起沿着伐木大路往前走去。
他们绕过了一道弯，有一只狗汪汪地叫着，奔出来。前面，从剥树皮的印第安人住的棚屋里，有灯光透出来，又有几只狗向他们扑过来了。两个印第安人把这几只狗都打发回棚屋去。最靠近路边的棚屋有灯光从窗口透射出来。一个老婆子提着灯站在门口。
屋里，木板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妇女。她正在生孩子，已经两天了，孩子还生不下来。营里的老年妇女都来帮助她、照应她。男人们跑到了路上，直跑到再听不见她叫喊的地方，在黑暗中坐下来抽烟。尼克，还有两个印第安人，跟着他爸爸和乔治大叔走进棚屋时，她正好又尖声直叫起来。她躺在双层床的下铺，盖着被子，肚子鼓得高高的。她的头侧向一边。上铺躺着她的丈夫。三天以前，他把自己的腿给砍伤了，是斧头砍的，伤势很不轻。他正在抽板烟，屋子里一股烟味。
尼克的父亲叫人放些水在炉子上烧，在烧水时，他就跟尼克说话。
"这位太太快生孩子了，尼克，"他说。
"我知道，"尼克说。
"你并不知道，"父亲说。"听我说吧。她现在正在忍受的叫阵痛。婴孩要生下来，她要把婴孩生下来。她全身肌肉都在用劲要把婴孩生下来。方才她大声直叫就是这么回事。"
"我明白了，"尼克说道。
正在这时候，产妇又叫了起来。
"噢，爸爸，你不能给她吃点什么，好让她不这么直叫吗？"尼克问道。
"不行，我没有带麻药，"他的父亲说道。"不过让她去叫吧，没关系。我听不见，反正她叫不叫没关系。"
那做丈夫的在上铺翻了个身面向着墙壁。
厨房间里那个妇女向大夫做了个手势，表示水热了。尼克的父亲走进厨房，把大壶里的水倒了一半光景在盆里。然后他解开手帕，拿出一点药来放在壶里剩下的水里。
"这半壶水要烧开，"他说着，就用营里带来的肥皂在一盆热水里把手洗擦了一番。尼克望着父亲的满是肥皂的双手互相擦了又擦。他父亲一面小心地把双手洗得干干净净，一面说道：
"你瞧，尼克，按理说，小孩出生时头先出来，但有时却并不这样。不是头先出来。那就要给大家添不少麻烦了。说不定我要给这位女士动手术呢。等会儿就可以知道了。"
大夫认为自己的一双手已经洗干净了，于是他进去准备接生了。
"把被子掀开好吗，乔治？"他说。"我最好不碰它。"
过一会儿，他要动手术了。乔治大叔和三个印第安男人按住了产妇，不让她动。她咬了乔治大叔的手臂，乔治大叔说："该死的臭婆娘！"那个给乔治大叔划船的年轻的印第安人听了就笑他。尼克给他父亲端着盆，手术做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父亲拎起了孩子，拍拍他，让他透过气来，然后把他递给了那个老妇人。
"瞧，是个男孩，尼克，"他说道。"做个实习大夫，你觉得怎么样？"
尼克说，"还行。"他把头转过去，不敢看他父亲在干什么。
"好吧，这就可以啦，"他父亲说着，把什么东西放进了盆里。
尼克看也不去看一下。
"现在，"他父亲说，"要缝上几针，看不看随便你，尼克。我要把切开的口子缝起来。"
尼克没有看。他的好奇心早就没有了。
他父亲做完手术，站起身来。乔治大叔和那三个印第安男人也站立起来。尼克把盆端到厨房去。
乔治大叔看看自己的手臂。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想起什么，笑了起来。
"我要在你那伤口上放些过氧化物，乔治，"大夫说。
他弯下腰去看看印第安产妇，这会儿她安静下来了，她眼睛紧闭，脸色灰白。孩子怎么样，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一清早我就回去，"大夫站起身来说。"到中午时分会有护士从圣依格那斯来，我们需要些什么东西她都会带来。"
这当儿，他的劲头来了，喜欢说话了，就象一场比赛后足球运动员在更衣室里的那股得意劲儿。
"这个手术真可以上医药杂志了，乔治，"他说。"用一把大折刀做剖腹产手术，再用九英尺长的细肠线缝起来。"
乔治大叔靠墙站着，看着自己的手臂。
"噢，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没错的。"他说道。
"该去看看那个洋洋得意的爸爸了。在这些小事情上做爸爸的往往最痛苦，"大夫说。"我得说，他倒是真能沉得住气。"
他把蒙着那个印第安人的头的毯子揭开来。他这么往上一揭，手湿漉漉的。他踏着下铺的床边，一只手提着灯，往上铺一看，只见那印第安人脸朝墙躺着。他的脖子贴两个耳根割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冒，使躺在床铺上的尸体全汪在血泊里。
他的头枕在左臂上。一把剃刀打开着，锋口朝上，掉在毯子上。
"快把尼克带出棚屋去，乔治，"大夫说。
其实用不到多此一举了。尼克正好在厨房门口，把上铺看得清清楚楚，那时他父亲正一手提着灯，一手把那个印第安人的脑袋轻轻推过去。
父子两个沿着伐木道走回湖边的时候，天刚刚有点亮。
"这次我真不该带你来，尼克，"父亲说，他做了手术后的那种得意的劲儿全没了。"真是糟透了——拖你来从头看到底。"
"女人生孩子都得受这么大罪吗？"尼克问道。
"不，这是很少、很少见的例外。"
"他干吗要自杀呀，爸爸？"
"我说不出，尼克。他这人受不了一点什么的，我猜想。"
"自杀的男人有很多吗，爸爸？"
"不太多，尼克。"
"女人呢，多不多？"
"难得有。"
"有没有呢？"
"噢，有的。有时候也有。"
"爸爸？"
"是呀。"
"乔治大叔上哪儿去呀？"
"他会来的，没关系。"
"死，难不难？爸爸？"
"不，我想死是很容易的吧。尼克。要看情况。"
他们上了船，坐了下来，尼克在船梢，他父亲划桨。太阳正从山那边升起来。一条鲈鱼跳出水面，在水面上弄出一个水圈。尼克把手伸进水里，让手跟船一起在水里滑过去。清早，真是冷飕飕的，水里倒是很温暖。
清早，在湖面上，尼克坐在船梢，他父亲划着船，他满有把握地相信他永远不会死。
玉澄译
搭火车记
爸爸把我轻轻一推，我醒了过来。乌黑一其中，只见他在床铺跟前站着。我感觉到他的手还按在我身上，那时我的脑子已经完全清醒，眼睛看得见，感觉也清楚，可是身子的其余部分却都还在熟睡之中。
“吉米，”他说，“你醒了吗？”
“醒了。”
“那就快把衣服穿好。”
“是了。”
他并没有走，我心里想要起来，可是我的人实际上却还在熟睡之中。
“快把衣服穿好了，吉米。”
“是了。”我嘴上应着，人却还躺着不动。后来睡意消散了，我才从床上爬了起来。
“这才是好孩子，”爸爸说。我踩在地毯上，手探到床后头去找衣服。
“衣服在椅子上，”爸爸说。“把鞋子袜子也一起穿上啊。”说完便走了出去。天气冷了，穿衣服成了件麻烦事；我一夏天没穿鞋袜了，如今穿上去觉得真不是味儿。爸爸随即又回到了屋里，在床铺上一坐。
“鞋穿着疼吗？”
“紧得很。”
“‘鞋紧也得穿’啊。”
“我这不是在穿了吗。”
“改天给你换一双吧，”他说。“刚才这话算不上是什么为人之道，吉米。不过是有这么句老话罢了。”
“我明白。”
“就好出‘两打一，没出息’，也是一句老话。”
“我倒觉得这句老话比‘鞋紧’那一句有些意思，”我说。
“这一句却不一定有道理，”他说。“所以你才听得入耳。听得入耳的老话就不一定有道理。”天很冷，我系好了第二只鞋的带子，就穿戴齐全了。
“你想不想穿扣子鞋？”爸爸问。
“我是随便的。”
“你要是喜欢的话，以后就给你换一双，”他说。“喜欢穿扣子鞋的，就应该穿扣子鞋。”
“我都准备好了。”
“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吗？”
“要出远门。”
“去哪儿呢？”
“加拿大。”
“加拿大倒也是要去的，”他说。我们走到了厨房里。厨房里窗都上了窗板，桌子上点着一盏灯。地当中是一只手提箱、一只行李袋和两只帆布背包。“来吃早饭吧，”爸爸说着，从炉子上端来了长柄平底锅和咖啡壶，到我的旁边坐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吃火腿蛋，喝加了炼乳的咖啡。
“尽量放开肚子吃。”
“我吃饱了。”
“还有一个蛋也吃了吧。”平底锅里还剩下一个蛋，他拿翻饼夹子夹起来放在我的盘子里。这蛋叫肉油煎得都起了脆皮了。我一边吃，一边四下打量。我这一去要是不再回来的话，对这厨房还真该多看几眼，道别一番呢。角落里的炉子是生了锈的，热水槽上的盖子已经掉了半个。炉子顶上的屋面下，椽木缝里嵌着一把木柄的洗碗刷。那是一天傍晚爸爸看到有只蝙蝠，扔过去正好卡住在那儿的。他始终没有去取下来，先是想以此提醒自己刷子该更新了，后来大概又觉得见了这把刷子倒可以想起那蝙蝠。那蝙蝠是让我用袋网给逮住的，逮住后先关在个笼子里，蒙上了布幔。这小东西小眼睛、小牙齿，在笼子里拢起了翅膀缩成一团。待到天黑，我们就把它带到湖边去放了。只见它一出笼子就飞到湖上，拍拍翅膀，显得轻盈极了。先期下来紧贴着水面掠过，随即又冲天而起，打了个回旋，越过我们的头顶，飞回那茫茫夜色中的树丛里去了。厨房里共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吃饭的，一张是洗碗的，两张桌子上都铺着破布。一只白铁桶是提湖水用的，那水槽里贮的就是湖水；还有一只仿花岗石纹理的搪瓷桶，里面盛的是井水。食品柜门上有一条擦手毛巾套在滚筒上，炉子上方的毛巾架上挂的是擦碗毛巾。扫帚靠在壁角里。柴箱内还有半箱木柴，锅子一律靠墙挂起。
我把厨房上下左右都打量到了，好记住在心里。我是非常喜欢这厨房的。
“怎么，”爸爸说，“你将来真不会忘记？”
“我想该不会忘记。”
“不忘记些什么呢？”
“我们都有过些什么样的乐儿。”
“不光是搬柴提水的苦差？”
“这些也不好算什么苦差。”
“对，”他说。“是不能算苦差。你要走了，心里不难过吗？”
“要是去加拿大，就没有什么可难过的。”
“我们又不是搬到加拿大去住。”
“也不在那儿待一阵？”
“不会待很久的。”
“那我们上哪儿去呢？”
“到时候看吧。”
“对我来说去哪儿都好，”我说。
“好，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爸爸说。他掏出一包香烟来自己点了一支，然后连包递过来：“你不抽烟？”
“不抽。”
“好极了，”他说。“那你就先到外边，爬梯子上去把烟囱口拿桶给堵住，我来锁门。”
我就走了出去。天色还黑，不过沿着山峦的轮廓线已透出了一点微光。梯子已经靠在屋顶边上了，我在柴棚旁边找到了采浆果用的那只老提桶，便提着上了梯子。平底鞋踩在梯子的横档上觉得滑溜溜的，有点悬乎。我把桶在烟囱管顶上扣好，这样一可以挡住雨水，二可以不让松鼠和金花鼠钻进去。站在屋顶上居高下望，过了树丛就是湖。回头再看另一边，见到下面是柴棚顶，栅栏，再往外就是山峦了。此刻的天色已经比刚登上梯子时亮了些，拂晓时分，寒飕飕的。我又看看树丛，看看湖，好把这些都记在心里，我把四外的景物都一一看到了：背后一带的山峦，屋后远处的树林子，眼光收回来，又落到了下面的柴棚顶上，这些都是我挺喜爱的，柴棚、栅栏、山峦、树林，我哪一样不爱啊，我真巴不得这一回不是远走他乡，而只是出门去钓一次鱼。我听见门关上了，爸爸已经把箱包行李都搬出来放在地上了。他随即锁上了门。我扶着梯子准备下来。
“吉米，”爸爸唤了。
“嗳。”
“在屋顶上觉得怎么样啊？”
“我这就下来。”
“不忙下。我也上来待会儿，”说着他就爬上来了，一副慢吞吞挺小心的样子。跟我一样，他也把四面八方都看到了。
“我也真不想走啊，”他说。
“那我们为什么还是得走呢？”
“我也说不清楚，”他说。“反正我们就是非走不可。”
我们下了梯子，爸爸就把梯子收起来放进柴棚里。我们把行李一直搬到码头上。汽艇就系在码头边。其布罩上是一层露水，引擎、座椅也都被露水沾湿了。我揭去了罩布，拿一团废纱头擦干了座椅。爸爸把行李从码头上一一搬到汽艇里，放在船梢。我这就解开了船头船尾的缆绳，又重新回到汽艇里，手却还攀住了码头。爸爸靠了一只小开关给引擎进油起动：他先把手转盘转了两下，将油吸入气缸，然后抓住手摇柄摇上一圈，带动了飞轮，引擎就起动了。我拿缆绳在一个木桩上一套，用手拉着，不让汽艇跟码头脱开。螺旋桨搅动了湖水，汽艇使劲要挣脱码头而去，激起了片片水花，打着漩涡向木桩之间流去。
“开船吧，吉米，”爸爸一声吩咐，我放开了缆绳，于是我们就离开码头出发了。透过树木的缝隙我看见了我们那所上了窗板的小屋。汽艇是背对码头笔直驶出去的，所以码头看去一下子就短了许多，展现在眼前的已是一长溜儿的湖岸了。
“你来开吧，”爸爸对我说，我就上去掌舵，把船头往外偏过点儿，朝尖角地的方向驶去。我回头一看，那湖滩、码头、船库、香枞树丛都还看得见，可是过不了一会儿，这一大片开垦地就都过去了，前面是小河湾，那是小河入湖的河口所在，沿岸高高的尽是青松树，再往前就是尖角地一带的林木茂密的湖岸，那我就得小心了：尖角地外的水下有沙洲，伸得可远了。沙洲外边可都是深水区域，我沿着深水区的边上驶去，不多时就过了尽头处，湖面下只见边上的沙滩都消失了，水里一大片长的尽是蓝花水草，被螺旋桨这么一吸，都纷纷向我们倒来。再后来尖角地也过了，我再回头来看时，码头和船库都已杳不可寻，我只看到尖角地上有三只乌鸦在踩着沙走，沙地里还有一大根陈年老木头半陷半露，除此以外，便只有前面这片辽阔的湖面了。
我先听到火车声，而后才看见来了火车。火车起初是打个大弯驶来的，看去小得很，急匆匆的，一小节一小节接连不断。火车似乎带动了山冈，山冈似乎又带动了火车背后的树。我看见火车头喷出一股白气，随即听到一声汽笛，接着又是一股白气，又是一声汽笛。天色还早着哩，可火车早已到了一片落叶松沼泽地的对面。路轨两旁都是流动的水，那清澈的泉水底下褐色的才是沼泽地，沼泽地中央的上空笼罩着一派雾气。给林火烧死了的树在雾其中看去都灰不溜秋的，细细的没有一点生气，不过雾却也不算浓。天是寒飕飕、白蒙蒙的，还早得很哩。火车顺着路轨如今笔直开来了，渐渐的愈来愈近、也愈来愈大了。我从路轨上退下来，回过头去看看：湖边有两家杂货店、几个船库，长长的码头伸出在湖中，紧靠车站的自流井旁是一方铺小石子的地。井水从一根涂褐色防水膜的管子里迎着阳光往外直喷，喷出的水四散飞溅落在个水池里。背后就是湖，湖面上铺了一阵微风。沿岸有些树林子。我们开来的游艇还系在码头上。
火车停下了，列车员和扳闸员跳下车来，爸爸跟弗雷德·卡思伯特道了别。我们的游艇就寄在他的船库里，托他照看了。
“几时回来呀？”
“我也说不上，弗雷德，”爸爸说。“来春就拜托你给游艇上一次漆。”
“再见了，吉米，”弗雷德说。“可要多多保重啊。”
“再见了，弗雷德。”
我们跟弗雷德握过手，就上了车。列车员上了头里的车厢，扳闸员收起我们当踏级用的小木箱，飞身攀登上已经开动的列车。弗雷德还留在站台上，我眼望着车站，看弗雷德在那里站了一阵就走了，看水管里喷出的水在阳光里飞溅，到后来眼前就都变成枕木和沼泽地了，车站已缩得极小，湖也像变换了方位，看起来不一样了，再后来这些都看不清了，车过了熊河，穿越一个隧道，眼前就只有向后飞快退去的枕木铁轨，以及路轨两旁乱长的野草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一看，好留下个记忆的了。如今从车厢头上向外望去，只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眼生。树林子看去都是一副陌生面孔，好像这样的树林子自己就从没见过似的。经过湖泊的时候也一样，觉得那就是一个湖，一个陌生的湖，跟自己住过的湖滨就是不一样。
“你在这儿要给洒一身煤灰了，”爸爸说。
“我们还是进去吧，”我说。落在这么个处处陌生的地方，我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依我看，那一带的景色跟我们的住地其实应该是一般无二的，可就是给人的感觉不一样。树叶正在变色的阔叶树林，那样子大概也到处都差不多吧，但是坐在火车上看见一片山毛榉林子，心里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倒只会对家乡的树林感到怀念。不过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只当这一带都不过是我们住地的照式延伸，以为这里应该跟家里一模一样，给人的感觉也应该是相同的，但是其实不然。我们跟这里就是没有一点相通之处。那山比树林子更讨厌。千山一个样恐怕可以算是密执安州的特点吧，但是我在火车上凭窗望去，看到树林、沼泽，有时还过河，觉得倒也十分有趣，后来又经过一座座山，山上都有农家，山后都有树林，按说都是一样的山，可那里的山就是让我感到异样，处处都让我有一点异样之感。当然一条铁路要经过许多座山，那么多山我看也不可能都毫无差异吧。可是那种异样却总让我看着觉得刺眼。好在那天是个早秋的晴朗天。开了车窗，空气清新，过了一会儿我就感到饿了。我们是天没亮就起来的，这时候已快八点半了。爸爸从车厢那头走来，回到座位上坐下。
“觉得怎么样啊，吉米？”
“肚子饿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和一只苹果来给了我。
“来，跟我到吸烟车厢去吧，”他说。我就随着他穿过车厢，去到前一节车厢里。我们在一个双人椅上坐下，爸爸靠窗坐在里边。吸烟车厢里很脏，座椅上包的黑皮都给烟灰火星末子烫坏了。
“看对面座位上，”爸爸跟我说了一声，可眼睛却没望着那儿。对面有两个汉子并排坐着。里座一个眼望着窗外，右手腕上上了手铐，手铐的另一半却铐在旁边那人的左手腕上。他们的前排座位上也坐着两个汉子。我只看得见他们的后背，不过两个人的坐法也跟那两个一样。靠过道的两个一前一后在那里说话。
“唉，赶早车！”其中面对着我们的一个说。坐在他前面①的那个说话连头也不回：——
①意思是早车只有坐席，不像夜车有卧铺——
“那我们干吗不搭夜车呢？”
“你愿意跟这号人睡在一起？”
“睡就睡呗。有什么不可以的？”
“倒还是这样舒服些。”
“舒服个屁。”
一直眼望着窗外的那个汉子这时对我们看看，还眨了眨眼。那是个小个子，戴一顶帽子。帽子里用绷带裹着脑袋。跟他同铐一副手铐的那个也戴一顶帽子，但是脖子很粗，穿一身蓝，看他戴帽子的那副样子，好像是因为出门才戴的。
前排座位上的两个人高矮大小都差不多，只是靠过道的那个脖子粗些。
“老兄，给支烟抽抽怎么样？”向我们眨眼的汉子隔着同铐一副手铐的那人冲爸爸说。旁边那个粗脖子扭过头来对我们爷儿俩瞧瞧。眨眼的汉子笑了笑。爸爸掏出一包香烟来。
“你打算给他烟抽？”那押人犯的问。爸爸就把香烟从过道上连包递过去。
“我来交给他吧，”那押人犯的说。他用那只没铐着的手连包接过香烟来捏了捏，又换到铐上的手里拿着，用没铐着的手抽出一支，递给旁边的汉子。靠窗的汉子朝我们笑笑，那押人犯的替他把烟点上了。
“你待我倒蛮不错哩，”他对那押人犯的说。
那押人犯的隔着过道把香烟连包递回来。
“你也抽一支嘛，”爸爸说。
“不了，多谢。我嘴里嚼着哪。”
“要赶长路？”
“去芝加哥。”
“跟我们一样。”
“那可是个好地方，”靠窗的小个子说。“我去过。”
“我相信你去过，”那押人犯的说。“我相信你去过。”
我们就过去坐在他们正对面的座位上。前排那个押人犯的回过头来看看。他看押的那个人眼望着地下。
“出什么事啦？”爸爸问。
“这两位先生是通缉的杀人犯。”
靠窗的汉子冲我眨眨眼睛。
“说话可要干净点，”他说。“我们这儿谁不是有头有脸的。”
“什么人叫杀啦？”爸爸问。
“一个意大利人，”那押人犯的说。
“你说什么人？”小个子笑容满面地问。
“一个意大利人，”那押人犯的还是向着爸爸说。
“是谁把他杀了？”小个子瞅着警官问，两眼睁得大大的。
“你这人真会捣乱，”那押人犯的说。
“哪儿的话呢，”小个子说。“我只是问你一声，警官，是谁把这意大利人杀了？”
“就是他杀了这意大利人，”前排座位上的犯人望着这个刑警说。“就是他张弓搭箭杀了这意大利人。”
“给我住嘴，”刑警说。
“警官，”小个子说。“我可没杀这意大利人。我也不会去杀一个意大利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意大利人。”
“把这话记下来，算他一条罪状，”前排座位上的犯人说。
“他要抵赖，就是罪上加罪。还说他没杀这意大利人呢。”
“警官，”小个子问，“到底是谁杀了这意大利人？”
“是你呗，”那刑警说。
“警官，”小个子说。“那是诬赖。我可没杀这意大利人。我也不想再多说了。我可没杀这意大利人。”
“他要抵赖，得给他罪上加罪，”那另一个犯人说。“警官，你怎么把这意大利人杀了呀？”
“你这事可犯了错误啦，警官，”小个子犯人说。“错误犯得可大啦。你说什么也不该杀了这意大利人。”
“杀哪个意大利人也不对呀，”另一个犯人说。
“你们两个，都给我把鸟嘴闭上！”那警官说。“他们都是吸毒的，”他告诉爸爸说。“疯疯癫癫，就像乱爬的臭虫。”
“臭虫？”小个子这一下连嗓门都响起来了。“我身上可是没有臭虫的呀，警官。”
“他祖上世世代代都是英国的伯爵老爷呢，”那另一个犯人说。“不信问那位元老大人好了，”说着把头朝爸爸一摆。
“还是问那位小哥儿去，”那头一个犯人说。“他正好也是乔治·华盛顿那样的年纪。决不会说假话的。”①——
①传说华盛顿年幼时曾砍坏了父亲心爱的樱桃树，但是他没有说谎，向父亲坦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说呀，老弟，”那大个子犯人冲我瞪出了眼睛。
“住嘴，”押人犯的警官说。
“对，警官，”小个子犯人说。“叫他住嘴。他怎么可以把这个小娃儿扯进来呢。”
“想当年我也是个孩子，”大个子犯人说。
“闭上你的瘟嘴，”那押人犯的说。
“说得对，警官，”小个子犯人先来了这么一句。
“闭上你的瘟嘴！”讲这第二句时那小个子犯人却冲我直眨眼。
“我看我们还是回原来的车厢里去吧，”爸爸对我说。“回头见啊，”他对两个刑警说。
“好。吃午饭见，”前排那个刑警点点头说。小个子犯人对我们眨了眨眼。他看我们顺着过道走去。那另一个犯人则眼望着窗外。我们穿过吸烟车厢，回到原先那节车厢里的座位上。
“哎，吉米，这你见了有什么想法？”
“我弄不清楚。”
“跟我一样，”爸爸说。
午饭在卡迪拉克吃。我们已经在柜台跟前坐着了，才看见他们进来，他们去找了一张桌子坐。这顿饭吃得够劲儿。我们吃的是鸡肉馅饼，我还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一客青浆果饼配冰淇淋。这家小饭馆顾客拥挤。从开着的门里望出去，看得见火车。我坐在便餐柜台前的圆凳上，看他们四个人一起吃饭。两个犯人用左手吃，两个刑警用右手吃。那两个刑警要用刀子切肉时，得靠左手来使叉子，这一来就把犯人的右手也拉过来了。铐在一起的手都双双搁在桌面上。我注意看那小个子犯人吃饭，他看来不像是故意的，可总是弄得那警官十分不自在。他常常会不知不觉似的突然一动，那只手也搁得别扭，叫那警官的左手老是给拉住了。那另外一对却吃得要多自在有多自在。反正不像这一对那么好看就是了。
“这吃饭的工夫，干吗不把家伙去了呢？”那小个子对警官说。警官一声也不吭。他这时正要去拿咖啡，刚把咖啡端起来，小个子突然一动，他的咖啡起了。警官一眼也没朝那小个子看，却猛地一伸胳臂，钢铐把小个子的手腕也吊了起来，警官的手腕子到处，小个子的脸上早已着了一下。
“王八蛋！”小个子骂了一声。嘴唇破了，他就咂了咂嘴唇。
“骂谁？”警官问。
“不是骂你，”小个子说。“我都拴在你手上了，哪儿能骂你呢。才不会骂你呢。”
警官把手腕子放到桌子底下，瞅着小个子的脸儿。
“你看怎么样？”
“也没怎么样，”小个子说。警官对着他的脸儿瞅了一阵，用他带铐的手又去拿咖啡了。警官把手伸到，小个子的右手也就给从桌子的那头直拉到桌子的这头。警官端起咖啡杯，刚举到嘴边要喝，杯子却突然脱出了手，咖啡起得到处都是。警官对小个子一眼也没瞧，抬起手铐冲着小个子的脸上就是两家伙。小个子一脸是血，他咂咂嘴唇，眼睛直望着桌子。
“你这该挨够了吧？”
“对，”小个子说。“是挨了很不少。”
“这一下心里该舒坦点儿了吧？”
“舒坦极了，”小个子说。“你心里呢？”
“把脸擦擦干净，”警官说。“你的嘴巴在淌血。”
我们看见他们两个两个上了火车，我们自己也上了车，到座位上坐好。那另一个刑警——不是大家叫警官的那个，是跟大个子犯人铐在一起的那个——对刚才餐桌上的那一幕压根儿没有理会。看是都看着，却似乎并不在意。大个子犯人一声也没吭，却什么都看在眼里。
我们的丝绒车座上有些煤灰末子，爸爸就用报纸把座椅掸了掸。车开动了，我从开着的窗子里向外望去，想把卡迪拉克的面貌看个清楚，但是根本看不到多少东西，只看到了那湖，还有一些工厂，以及铁轨近旁一条平行的漂亮平坦的路。沿湖边一带都是一堆堆的锯屑，可多了。
“别把头探出去，吉米，”爸爸说。我就坐了下来。反正也没有什么可看的。
“阿尔·莫加斯特就是这个镇上的人，”爸爸说。
“哦，”我说。
“刚才餐桌上发生的事你看见啦？”爸爸问。
“看见了。”
“看得一点都不漏？”
“这倒不敢说。”
“你看那小个子这样捣乱是为了什么呢？”
“我看他是故意要弄得别别扭扭的，好达到去掉手铐的目的。”
“另外你还看见了什么吗？”
“我看见他脸上先后挨了三下。”
“他挨揍的当儿你的眼睛看着哪儿呢？”
“看着他脸上。我就看那警官揍他。”
“跟你说了吧，”爸爸说，“就在那警官用铐着他右手的手铐往他脸上揍去的时候，他却用左手从桌上抓起一把钢口的餐刀塞在口袋里。”
“我倒没有看见。”
“那可不行啊，”爸爸说。“人都是有两只手的，吉米。至少出娘胎都是有两只手的吧。你真要把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的话，对两只手就都应该看着。”
“那另外两个人都干了些什么呢？”我问。这一来爸爸倒笑了。
“对他们我倒没有注意，”他说。
午饭以后我们一直坐在那节车厢里，我就靠在窗前看外边的野景。现在看野景也没有多大味道了，因为眼下有件事就够好看的，再说野景我也看得多了。不过我也不想贸然提出到吸烟车厢去，这事总得由爸爸先提吧。他是在那里看书，我想大概是我那副坐不定的样子，叫他书也看不安生了。
“你从来也不看书，吉米？”他问我。
“不看，”我说。“没工夫看。”
“你这会儿在干些什么呢？”
“等着呀。”
“你想不想到前边去？”
“想。”
“你看我们该告诉那个警官吗？”
“别，”我说。
“这可是个道德问题，”他说完就合上了书。
“你想告诉他吗？”我问。
“不想，”爸爸说。“再说，还没有被法庭判定有罪的人，对他按理就应当作无罪的人看待。说不定他倒没有杀那个意大利人呢。”
“他们是吸毒鬼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们吸不吸毒，”爸爸说。“吸毒的人也多的是。不过，不管是吸上了可卡因还是吗啡还是海洛因，说起话来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呀。”
“那么是吸上了什么呢？”
“我也说不上来，”爸爸说。“到底是什么呢，弄得人说起话来变成了那个样子？”
“我们还是上前边去吧，”我说。爸爸取下了手提箱，打开来把书放好，还从口袋里掏出些什么东西一并放了进去。他锁好箱子，我们就一起去吸烟车厢。顺着吸烟车厢的过道走去，我看见了那两个刑警和两个犯人都安安静静坐着。我们就在他们的对面坐下。
小个子帽子拉得很低，把头上的绷带都遮没了，两片嘴唇都肿了。他没打瞌睡，在看窗外。那警官却昏昏欲睡，眼睛一会儿闭一会儿开，张开了一会儿又闭上了。他的脸色看去十分困倦，只想睡觉。前面一排的那两个都在打瞌睡了。犯人歪向窗口那头，刑警歪向过道这头。这样歪着双方都不好受，后来人愈来愈困，彼此索性歪到一块儿来了。
那小个子对警官看看，随后又向我们这边看看。他似乎认不得我们了，眼光就又一直朝车厢的那头望去。他似乎把吸烟车厢里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乘客不是很多。这时候他又瞅了瞅警官。爸爸早已从口袋里又拿出一本书来，在那里看书了。
“警官，”小个子唤道。警官撑开了眼皮，对犯人看看。
“我得上厕所，”小个子说。
“这会儿不行，”警官闭上了眼。
“我说，警官，”小个子说道。“难道你就从来没有憋不住要上厕所的时候？”
“这会儿不行，”警官说。他此刻正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舍不得放弃。他的呼噜已经在慢慢地来了，要是睁开眼来的话，这呼噜就打不下去了。小个子向我们这边看看，可似乎还是认不得我们。
“警官，”他又唤了。警官没有答理。小个子的舌头舔了一下嘴唇。“我说警官，我得上厕所。”
“好吧，”警官说着，就站了起来，小个子也站了起来，两人一起从过道里走过去。我对爸爸看看。爸爸说：“你要去就去吧。”我也就跟在他们后面从过道里走过去。
他们却在厕所门口站着。
“我得一个人进去，”犯人说。
“那可不行。”
“得了吧。让我一个人进去。”
“不行。”
“为什么？你锁着门好啦。”
“去掉家伙就是不行。”
“得了吧，警官。让我一个人进去。”
“我得看着点儿，”警官说。他们走了进去，警官随即把门关上了。我坐在厕所门对面的座位上。我望了望过道那头的爸爸。我听得见厕所里面在说话，却听不出他们在说些什么。有人转了一下门内的把手想要开门，紧接着我就听见有个东西倒在门上，在门上撞了两下。那东西随即就倒在地上了。然后又发出了一个声响，就像杀兔子时提起了兔子的后腿，把兔子头使劲往个树桩上撞。我忙不迭地对爸爸使眼色，打手势。那种声响连响了三下，紧接着我就看见有什么东西从门下流了出来。一看是血呢，很慢很慢的，往外直流。我穿过过道快快跑到爸爸身边。“门的底下流出血来啦。”
“在这儿坐好，”爸爸说完就站起身来，到过道那边碰碰刑警的肩膀。那刑警抬眼一看。
“你的伙伴上厕所里去了，”爸爸说。
“好嘛，”那刑警说。“这有什么？”
“我的孩子刚去那儿，看见门底下流出血来了。”
刑警一听跳了起来，那另一个犯人给猛地一牵，倒在座位上。那犯人对爸爸看看。
“跟我来，”那刑警对犯人说。犯人却还坐在那儿。“跟我来，”那刑警又说了一声，犯人还是不动。“不来我就揍得你屁股开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人？”犯人问。
“跟我来，你这个狗杂种，”刑警说。
“哎，别骂人嘛，”犯人说。
两个人就顺着过道走去，刑警右手拿着把手枪走在前头，跟他铐在一起的犯人磨磨蹭蹭跟在后边。乘客们纷纷站起来看。爸爸说：“大家都留在座位上不要动。”他牢牢抓住了我的胳膊。
那刑警见到了门底下的血。他回过头来盯住了犯人。犯人见他盯着自己，站住不动了。他说了声：“别！”那刑警右手拿着枪，左手使劲向下一甩，犯人往前一个踉跄，跪倒了下来。他又说了声：“别！”那刑警眼睛盯住了门和犯人，手里把枪倒了个个儿，抓住枪口，突然对着犯人的半边脑袋猛砸下去。犯人脚一软倒下了，脑袋和两手都着了地。他倒地以后还在那里摇头，连声说道：“别别！别别！”
那刑警接二连三砸下去，把他砸到出不了声。犯人脸儿朝下趴在地上，脑袋耷拉在胸前。刑警眼睛盯着门，把手枪往地上一放，弯下腰去打开了犯人手上的手铐。接着又捡ae餦f0手枪，站起身来，右手握枪，左手去拉绳通知停车。然后才伸手去转门把手。
火车开始减速了。
“谁在门外，不许进来，”我们听见门内有个人说。
“快开门，”那刑警说着，后退一步。
“阿尔，”那声音说，“阿尔，你没事吧？”
那刑警闪在门的一边。火车渐渐慢了下来。
“阿尔，”那声音又说了。“你要是没事的话就答应我一声。”
没人应声。火车停了。扳闸员开门进来，问：“怎么回事？”他看了看地上的人和血，又看了看那个拿枪的刑警。列车员也从车厢的那头过来了。
“里边有个家伙杀了人，”那刑警说。
“还有呢！早就翻窗逃走啦，”扳闸员说。
“看住那个人，”那刑警说着，就推开了去车厢头上的门。我赶到过道的那边往窗外望去。沿路轨有一道栅栏。栅栏外是树林。我望了望路轨的两头。只见刑警匆匆跑了过去，一会儿又跑了回来。一个人影子也没见到。刑警回到了车上，厕所的门也开了。门是好不容易才打开的，因为警官倒在地下，身子压在门上了。窗子开了约莫一半。那警官嘴里还有气息。大家就把他抱起来抬到车厢里，大家也抱起了那个犯人，把他安置在一个座位上。那刑警把手铐在一只大提箱的提手上一套。看来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去照看这个警官呢还是该去追捕那小个子，还是怎么样。大家都下了火车，望望路轨远处，望望树林边上。那扳闸员看见小个子是穿过路轨跑进树林去的。刑警到树林里去了两次，又都退了出来。那个犯人把警官的手枪抢走了，所以看来谁也不愿意闯进树林深处去抓他。最后火车又开了，他们准备到前站去报告州警，把小个子的相貌特征发往各地通缉。爸爸帮助他们照料警官。他给警官清洗了伤处，伤在锁骨和头颈之间，他叫我到厕所里去取来卫生纸和毛巾，折起来堵在伤口上，又从警官的衬衫上撕下一只袖管，把伤口裹紧。他们尽量设法把他安顿好，爸爸还替他擦净了脸。他的脑袋在厕所的地上撞得够呛，所以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不过爸爸说他的伤倒不重。车一到站他们就把他送下了车，还有一个刑警也把另一个犯人带走了。这犯人脸色煞白，脑袋一侧隆起了一个紫血块。他给押走的时候，一副样子显得傻乎乎的，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只巴不得快些办好似的。爸爸帮着他们安排完警官的事，又回到火车上。车站上正好有一辆运货汽车，警官给抬上了汽车，送到医院里去了。那另一个刑警在打电报。我们还站在车厢的进口处，火车就开动了，我看见那犯人还站在那里，后脑靠在车站墙上。在哭呢。
我只觉得样样无趣，满肚子不痛快，于是我们进了吸烟车厢。扳闸员拿了一只水桶和一团废纱头正在那里擦洗，去掉地上的血迹。
“他的情况怎么样啊，大夫？”他对爸爸说。
“我可不是大夫，”爸爸说。“不过我看他的伤碍不了事。”
“这么两个大个子警察！”扳闸员说。“居然会对付不了那么一个小矮子。”
“你看见他翻窗出去的？”
“可不，”扳闸员说。“应该说，是他跳下去刚落在路轨上，就被我看到了。”
“你当时认出他了吗？”
“没有。乍一见我没认出他。依你看他是怎么用刀扎他的，大夫？”
“一定是从背后扑上去的吧，”爸爸说。
“不知道他这刀子是哪儿来的？”
“这就不知道了，”爸爸说。
“还有一个可怜的蠢蛋也真是，”扳闸员说。“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要逃跑。”
“是啊。”
“可那警察还是结结实实给了他一顿。你看见了吗，大夫？”
“看见了。”
“那个可怜的蠢蛋，”扳闸员说。他洗过的地方留下了些水印，血迹都没了。我们又回到自己那节车厢的座位上。爸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我说，吉米，”过了一阵他才说。
“嗯。”
“对这件事你现在总的怎么看？”
“说不出个看法。”
“我也是，”爸爸说。“心里很不痛快是不是？”
“对。”
“我也是。害怕吗？”
“看到血的时候很害怕，”我说。“见他打犯人也很害怕。”
“那是正常现象。”
“你害怕吗？”
“不怕，”爸爸说。“你看到血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了一下。
“又浓又滑。”
“血浓于水啊，”爸爸说。“一个人走上了生活的道路，首先体验到的就是这一句老话的意思。”
“那不是这个意思吧，”我说。“那是说的亲属关系。”
“不，”爸爸说。“就是这个意思，不过等你体验到的时候，你总少不了还要吃一惊的。我忘不了我第一次体验时的感受。”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只觉得鞋子里面尽是血。暖烘烘、腻稠稠的。就像打野鸭的时候长筒靴里灌了水，只是暖烘烘的，比较稠，也比较滑。”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啊，是好久以前的事啦，”爸爸说。
蔡慧译
卧车列车员
——到睡觉的时候，爸爸说下铺还是让我睡吧，因为明天一清早我要看窗外野景的。他说他睡上铺也没关系，不过他想过一会儿再睡。我脱下衣服，放在上面的网兜里，穿上睡衣，躺到铺上。我关了灯，拉开窗帘，可是坐起来看窗外觉得冷，躺在铺上又什么都看不见。爸爸从我的铺下拿出一只手提箱，提到床上打开，取出他的睡衣，往上铺一扔，然后又取出一本书，还拿出酒来在小瓶子里灌上一瓶。
“开灯好了，”我说。
“不要开了，”他说。“我用不着。你困吗，吉米？”
“好像有点儿。”
“好好睡一觉吧，”他说完，就关上了手提箱，又放回到铺下。
“你没把鞋子放在外边吗？”
“没有，”我说。鞋子在网兜里，我爬起来想去取，他却已经找到了，替我拿出去放在过道里。他拉上了床帘。
“你还不准备安歇吗，先生？”卧车列车员问他。
“是的，”爸爸说。“我要到厕所里去看会儿书。”
“好嘞，先生，”列车员说。躺在被窝里，把厚厚的毯子一盖，周围一漆黑暗，车外的四野里也是一漆黑暗，那真是别有情味。车窗的下部是开着的，有一道纱窗遮着，透进来的风有股寒意。绿色的床帘扣得严严实实，车虽然摇晃，却感到非常安稳，而且开得很快，偶尔还能听见一声汽笛。我睡着了，醒来时往窗外一看，发现列车开得慢极了，原来正在过一条大河。水面上和迎着车窗掠过的大桥铁架上都亮光闪闪。就在这时，爸爸准备上上铺去睡了。
“你醒了，吉米？”
“是啊。我们到哪儿啦？”
“这会儿正在过界进加拿大呢，”他说。“不过到天亮车子该又要出境了。”①——
①从密执安州乘火车去纽约州，最便捷的路线就是走伊利湖北岸，从加拿大的境内穿越而过——
我向窗外望去，想看看加拿大，可见到的只是铁路编组场和一节节货车。列车停下了，两个人拿着手电筒从旁边走过，时而站下用品头敲敲轮子。除了在车轮前猫着腰的人影和对面的货车以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又爬回铺上。
“我们这是在加拿大的哪儿呀？”我问。
“温泽，”爸爸说。“明天见了，吉米。”
天亮醒来向窗外一看，早已到了个景色优美的地区，看去倒很像密执安，只是山更高了，林木的叶子全都在变色了。我穿好了衣服，只等穿鞋，就探手到床帘下去取。鞋已经擦过了。我就穿上鞋子，收起床帘，来到外面的过道里。过道里一排排铺位都还张着床帘，看来大家都还没有醒。我到厕所探头张望了一下。那黑人列车员正在铺垫座椅的一个角落里睡大觉呢。他把帽子拉下来遮住了眼睛，脚高高地搁起在一张椅子上。嘴张开了，头向后仰，双手握拢合在身前。我又一直走到车厢头上去看野景，可是那里风大灰多，又没有个坐处。我就又回到厕所，蹑手蹑脚走了进去，免得惊醒那列车员。我来到窗前坐下。一清早这厕所里有股铜痰盂的气味。我饿着肚子，望望窗外的秋景，看看列车员睡觉。这一带看样子倒像是个打猎的好去处。山上多的是矮树丛，还有成片的林子，农家房子看去都很漂亮，道路也都修得不错。这里跟密执安看去有一样不同。在这里火车一直往前开去，景色似乎都是连成一片的，而在密执安，一处处就都各不相干了。这里没有一片沼泽地，也没有森林大火留下的痕迹。看去处处都像是有了主儿的，可又都是那么优美的野景，山毛榉和枫树都已变了叶子的颜色，随处可见的矮栎树也都有色彩艳丽的树叶，哪儿有矮树丛哪儿就准有许多苏模树，鲜红一片。看来这一带还是野兔子繁衍的好地方，我想找找猎物看，可是景物闪过去太快，目光根本集中不到一点上，能够看到的鸟儿也只有天上的飞鸟。我看见有一只鹰在一片田野上空猎食，还看见了跟这雄鹰成对的一只雌鹰。我看见有金翼啄木鸟在树林边上飞，我估摸这是在向南迁徙。我还两次见到了青鸟，可是在火车上要看到鸟儿可不容易。从火车上看野外，要是笔直看着面前景物的话，东西都会往旁边溜去，所以要看就只能把目光稍稍前移，由着景物从眼前闪过。我们经过一个农家，屋外有好长一起草地，我看见有一群双胸斑沙在那里觅食。火车驶过时，其中有三只飞了起来，打个回旋飞到树林上面去了，其余的却还在那里继续觅食。列车拐了个大弯，我看见了一长串车厢在前边弯成了一道弧，火车头老远跑在头上，驱动轮转得飞快，下方则是一个深深的河谷。这时我一回头，看见列车员已经醒了，正瞧着我呢。
“你看见什么了？”他说。
“没什么。”
“你看得可专心了。”
我没说什么，不过心里正巴不得他醒过来。他的脚还搁在椅子上，只是伸起手来，把帽子戴戴正。
“昨儿老晚还在这里看书的是你的爸爸？”
“是啊。”
“他可真会喝酒。”
“他酒量好。”
“酒量是好。没说的，酒量是好。”
我没说什么。
“我跟他一起喝了两杯，”列车员说。“我倒是酒性都上来了，可他却一坐就是半夜，一点事儿也没有。”
“他从来也不会醉，”我说。
“就是。可他要是一直这样喝下去，会把五脏六腑都烧坏的。”
我没说什么。
“你饿了吧，老弟？”
“是啊，”我说。“正饿得慌呢。”
“餐车这会儿该开张了。来，到后边去，我们去弄点儿什么吃吃。”
我们就往列车的后尾走去，又穿过了两节车厢，都是一排排起位全还挂着床帘的，再过去才是餐车。我们又穿过一排排餐桌，来到后面的厨房里。
“嗨，伙计，你好，”列车员招呼大师傅说。
“是乔治大叔啊，”大师傅说。另外还有四个黑人在一张桌子上打牌。
“给这位小哥和我弄点东西吃好不好？”
“不行啊，”大师傅说。“这会儿都还没有准备好呢。”
“来喝两口怎么样？”乔治说。
“不不，”大师傅说。
“这儿有呢，”乔治说。他从侧袋里取出一只小瓶。“多蒙这位小哥的爸爸一番好意送给我的。”
“好大方，”大师傅说。他抹了抹嘴唇。
“这位小哥的爸爸是世界冠军。”
“什么冠军？”
“喝酒冠军。”
“他真够大方的，”大师傅说。“昨儿晚饭你怎么吃的？”
“跟那帮子黄娃娃①一块儿吃的。”——
①指肤色较淡的黑白混血儿——
“他们还在一块儿？”
“从芝加哥一直闹到底特律才散。我们现在给他们起了个名儿，叫做白色爱斯基摩人。”
“好啦，”大师傅说。“全都准备妥当啦。”他在一只油炸锅的锅边上敲了两个蛋。“给冠军的儿子来一客火腿蛋怎么样？”
“谢谢，”我说。
“那一番好意让我也叨点光怎么样？”
“行啊。”
“祝你的爸爸永远当冠军，”大师傅对我说。他舔了舔嘴唇。“这位小哥也喝酒吗？”
“他不喝，”乔治说。“对他我得照看着点。”
大师傅把火腿蛋装在两只盘子里。
“请坐，二位。”
乔治和我坐了下来，他又给我们端来了两杯咖啡，然后就在我们对面坐下。
“不知你舍不舍得让我再领受一下那番好意？”
“乐意极了，”乔治说。“我们得回车厢里去了。铁路上的行情怎么样？”
“铁路股票行情坚挺，”大师傅说。“华尔街的行情怎么样？”
“狗熊①都又改做多头了，”乔治说。“眼下做熊妈妈是很冒风险的。”
“还是小熊②最靠得住，”大师傅说。“巨人队太骄，所以总得不了联赛冠军。”——
①在股票市场的行话中，把做“空头”的叫做“狗熊”（大概是出自“熊未捉到先卖皮”这句俗语），把做“多头”的叫做“公牛”。所谓“熊市”、“牛市”即源出于此。下面谈话中的“熊妈妈”、“小熊”，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②“小熊”是芝加哥的职业棒球队，下面说的“巨人”则是纽约的职业棒球队（后改属旧金山）。这两队都属“全国联赛”（“全国联赛”是美国棒球最高水平的两大联赛之一）——
乔治笑了，大师傅也笑了。
“你真是个够交情的哥们儿，”乔治说。“我就是喜欢上这儿来跟你见见面。”
“快走吧，”大师傅说。“拉卡万纽丝要来叫你了。”
“我爱那个姑娘，”乔治说。“谁敢动她一根毫毛”
“快走吧，”大师傅说。“要不那帮黄娃娃可是不会放过你的。”
“这真是一种愉快，老哥，”乔治说。“真是太愉快了。”
“快走吧。”
“请再赏个脸吧。”
大师傅抹了抹嘴唇。“客人要走啦，一路顺风啊！”他说。“我待会儿还来吃早饭，”乔治说。
“免费招待就是，”大师傅说。乔治把酒瓶放进了口袋。
“再见了，慷慨的人，”他说。
“快滚吧，”打牌的一个黑人说。
“再见了，列位，”乔治说。
“吃早饭再见，”大师傅说。我们就走了出来。
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那节车厢里，乔治看了看号码牌。上面显示出一个十二号、一个五号。乔治把一个小东西往下一拉，数字就消失了。
“你还是在这儿坐，不用客气，”他说。
我就在厕所里坐下来等，他管自到过道那头去了。只一会儿工夫他就回来了。
“好啦，全都侍候周到啦，”他说。“这铁路上的事你喜欢吗，吉米？”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你爸爸不就是这样叫你的吗？”
“是啊。”
“这不结了，”他说。
“我太喜欢了，”我说。“你和大师傅说起话来总是那个样儿的吗？”
“不，詹姆斯，”他说。“我们只有心里一热乎才那个样①儿说话。”——
①吉米的正名——
“也就是你们一起喝了酒，”我说。
“不光是喝了酒。只要为了个什么缘故两人心里一热乎。大师傅和我是同调。”
“什么叫同调？”
“对人生抱有同样看法的人。”
我没说什么，这时电铃响了。乔治到外边把那箱子里的小东西一拉，又回到里间来。
“你看见过用剃刀扎人吗？”
“没有。”
“要不要听我说说？”
“好啊。”
铃声又响了。“我还是去看一看，”乔治说着就出去了。
一回来他就挨着我坐下。“使剃刀可是一门技术，”他说，“不是只有干理发这一行的才会使这种家伙。”他对我看看。“别把眼睛瞪得这样大，”他说。“我不过是嘴里讲讲。”
“我不怕。”
“我看你也不会怕，”乔治说。“你最要好的朋友就在你身边哩。”
“对，”我说。我看他是有点醉了。
“这玩意儿你爸爸有很多吧？”他掏出了酒起。
“我不知道啊。”
“你爸爸真称得上是一位标准的高尚慷慨的绅士。”他喝了一口。
我没说什么。
“我们回头再说剃刀，”乔治说。他伸手到上衣的里袋里掏出一把剃刀来，并不打开，就放在左手的掌心里。
那手掌是淡红色的。
“你看看这剃刀，”乔治说。“使起来不用费什么劲，也没什么玄乎的。”
他把剃刀托在掌心里拿给我看。那剃刀有个黑柄，是用骨头做的。他拉开刀来，直挺挺的亮出了刀锋，交到右手里。
“你有根头发没有？”
“什么意思？”
“拔根头发下来。我自己的头发太韧了。”
我拔下一根头发，乔治伸手接了过去。他用左手捏着，看个真切，剃刀一扬，就把头发截为两半。“一是刀口要锋利，”他说。眼睛依然望着残留的小半截头发，手里把剃刀翻了个个儿，刀锋朝反方向又是一扬，头发就在紧靠两个指头处又给削去了一半。“二是动作要洗练，”乔治说。“有这两条就很了不起了。”
吱吱的电铃声响了，他折好剃刀，交给了我。
“代我保管一下，”他说完就出去了。我把剃刀拉开看看，折拢看看。还不是一把普通的剃刀？乔治又回来在我身旁坐下。他喝了一口。瓶里没酒了。他把瓶子看了看，收起来放回到口袋里。
“请把剃刀给我，”他说。我就交给了他。他接过去放在左手的掌心里。
“你刚才看到了，”他说，“一条是刀口要锋利，一条是动作要洗练。还有一条比这两条更重要。就是刀法要把稳。”
他右手拿起剃刀，轻轻一挥，刀身就出来了，刀背贴住在指关节上，锋口亮在外边。他把手让我看清楚：刀柄藏在拳头里，翘出的刀身贴着指关节，由食指和拇指扣住。刀子就这样牢牢地架妥在拳头里，亮出了锋口。
“你看清楚啦？”乔治说。“你再看看，使用起来还少不了要掌握这样熟练的技巧。”
他站起身来，啪的一声一伸右手，拳头早已握起，刀子早已贴着指关节亮了出来。剃刀的刀身在射进窗口的阳光里发亮。乔治头一低，抡刀连砍了三下。又后退一步，把刀在空中挥了两挥。然后压低了头，用左臂护住了脖子，拳头带着刀子飞快地一捅一收，来回不停，一边又是躲又是闪。他砍了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直砍了六下，才直起腰来。他一脸汗水，把剃刀折好放在口袋里。
“要掌握使用的技巧，”他说。“另外左手最好还要拿一个枕头。”
他坐下来擦了擦脸。还脱下帽子揩了揩里面的皮垫圈。又走过去喝了杯水。
“剃刀其实只是一种幻想，”他说。“剃刀是防不了身的。谁都能拿剃刀来捅你。你既然捅得到人家，人家自然也捅得到你。要是左手能拿上个枕头，那就好了。可是用得着剃刀的时候又上哪儿去弄枕头呢？总不见得会在床上去捅谁吧？剃刀只是一种幻想，吉米。那是黑人的武器。地地道道是黑人的武器。可你现在也知道黑人是怎么个用法了。黑人品实总共只作了一个改进，就是可以在手里把剃刀翻个个儿。黑人中只有一位杰克·约翰逊①才真具备了自卫的功夫，可他却给关进莱文沃思②去了。我这点剃刀功夫比起杰克·约翰逊来那真是差远了！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吉米。人生在世，别的都是空的，自己有个看法才最受用。像我和大师傅这样的人，都是有自己看法的。即使看法不正确吧，日子总也比较好过些。像杰克老哥或马库斯·加维③这样的黑人，满脑袋幻想就得给抓去坐班房。我要是对剃刀还死抱着幻想的话，也不知道会弄得怎么样呢。什么都是空的啊，吉米。喝了酒，过上个把钟头，你就会像我这样，知道那个滋味了。你和我，其实还根本不好算朋友。”——
①杰克·约翰逊（1878-1916）：美国黑人重量级拳击手。美国黑人拳击手中第一个冠军获得者。他多次击败白人对手，以致引起了种族骚乱。他还先后同两个白人妇女结婚，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1913年初他以“诱拐妇女罪”被判一年徒刑。
②莱文沃思：在堪萨斯州东北部，联邦监狱所在地。
③马库斯·加维（1887-1940）：生于牙买加的黑人，1916年到纽约。他相信黑人在白人占多数的国家不可能得到公平待遇，因此主张黑人应该“回到非洲去”。二十年代他的支持者达两万之多。他得到了大量捐款，用这些钱创办了黑人企业，以赢利作为“回到非洲去”运动的经费。1925年加维被控“利用邮件设置骗局”，判决有罪，给关了一年牢——
“哪儿的话，我们是朋友。”
“吉米好老弟，”他说。“你看那可怜的‘虎斑草’老哥，他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啊。他要是个白人的话，百万家财早都挣下啦。”
“他原先是干什么的？”
“原先是个拳击手。拳击功夫好得真没说的。”
“他们把他怎么啦？”
“总是叫他在铁路上跑，不是干这个就是干那个。”
“真太可惜了，”我说。
“吉米，这还不算什么，事情可还大着哪。你还会从女人那儿染上梅毒，要是你有老婆的话，老婆都会逃跑。吃这碗铁路饭晚上往往是回不了家的。你去找的那种女人，她也是没办法才来跟你好的。你去找她，是因为她没办法，你拉不住她，也是因为她没办法。男子汉一辈子能有多少欢情可得呢，喝了酒心里多添几分不痛快又算得了啥。”
“你心里觉得不痛快？”
“是啊。心里觉得不痛快。要不是觉得不痛快，我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我爸爸早上铺来也常常觉得不痛快。”
“是吗？”
“可不。”
“那他怎么办呢？”
“就锻炼身体。”
“哎，我有二十四个铺位得收拾。也许这倒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天一下铺雨来，在火车上就觉得日子长得难捱了。雨打得车窗玻璃都湿了，再也看不清楚窗外的景色，而且在雨里看去反正车外什么都是一个样。我们路过好多个大小城镇，可是没一处不在下雨，火车在奥尔巴尼过赫德孙河时，雨下大了。我走出车厢，站在连廊里，乔治把门打开了，好让我看野景，可是眼前见到的却只有湿漉漉的铁桥架，落在河里的雨点，还有就是那水淋淋的列车了。不过外边却有股子好闻的气味。这是一场秋雨，从开着的门里透进来的空气闻起来很清新，好似潮湿的木柴、沾水的铁起，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湖滨的秋天。车厢里乘客虽有不少，可看上去都引不起我多大的兴趣。有个漂亮的妇女要我在她身旁坐下，我就去了，后来才明白，原来她自己也有个跟我同样年纪的孩子，眼下她是到纽约某地去当教育局长的。我心想：我这会儿要是能跟乔治到餐车厨房去，听他跟大师傅谈谈，那该有多好呢。可是白天一般的时候乔治说话也跟常人无异，只有说得更少，而且态度非常规矩，不过我也注意到他喝了不少冰水。
车外雨停了，但是大山顶上还有大片的云团。火车沿着河边驶去，四野里真美丽极了，这样的美景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只有肯伍德太太家里一本书的插图上才看得到如此风光。我们住在湖滨的时候，逢星期天总要上肯伍德太太家去吃饭，她家有这么一本大书，一直放在客厅里的桌子上，我在等吃饭的时候总要去翻翻看看。那本书上的版画也就像此刻这雨后的四野，也有这样的河，河畔也耸立着这样的山，山上也是这样灰色的山岩。有时在河的对岸可以见到有列车迎面而过。树头的叶子入秋都已变色，有时看见河面只在树木的枝桠之间露出一角，那时这河看去就一点也不显得古老，跟书上的插图也不像了，倒是让人觉得这种去处大可住得，住在这儿可以钓钓鱼，一边吃午饭一边看火车开过。不过总的说来这河是阴暗、凄凉而又陌生的，似乎并非现实，倒是像书上的版画，古味十足。这也可能是因为一场大雨刚过、太阳还没有出来的缘故。风吹叶落的时候，落叶欢舞，踩上去也带劲，树呢，也还是老样子，只是树上没有了叶子而已。可是雨打叶落的时候，落叶就生气全无，都湿漉漉贴在地上了，树也变了，变得水淋淋没有好脸面了。沿赫德孙河的这一路上景色固然十分美丽，这种景色在我可毕竟是感到很隔膜的，我倒宁愿还是回到湖滨去。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也正就是书上的版画给我的感觉，这里边掺杂着很多别的东西：看这本书我总是在那个客厅里，那是别人的家，时间又总是在吃饭前，何况雨后的树一片水淋淋，更何况北方的季节此时已是秋尽，天气又潮又冷，鸟儿早已飞空，在树林子里散步已不再是什么乐事，天一下雨就只想待在屋里，生上一堆火。我看我也不是一下子想到了那么多的，因为我这个人向来是不多想也不细想的，只是赫德孙河沿河的景色给了我那么复杂的感受而已。一下雨，什么地方都会变得陌生的，连自己的家乡也不能例外。
蔡慧译
岔路口感伤记
我们是在中午前到达岔路口的，还开枪误杀了一个法国老百姓。这人当时正快步穿过我们右方的田野，他已经过了农家房子，才看见第一辆吉汽车开来。克劳德命令他站住，他却只管在田野里跑去，雷德就一枪把他打死了。这是雷德当天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他心里好不喜欢。
我们都以为那是个德国人，身上老百姓的衣服是偷来的，不料一看他竟是个法国人。至少他的身分证是法国的，那上面说他是苏瓦松人。②
“sansdoutecéctaituncollabo（他肯定是个通敌分子），”③克劳德说——
①《岔路口感伤记》是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61年之间——原编者注
②苏瓦松是巴黎东北约八十公里处的一个城市。
③原文为法语，下同——
“他不是想逃跑吗？”雷德还反问道。“克劳德叫他站住，那个法国话说得可标准了。”
“‘猎获簿’上就把他作通敌分子登记吧，”我说。“他的身分证照旧去放在他身上。”
“他真要是苏瓦松人，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雷德又反问道。“苏瓦松离这儿可远着哪。”
“他在我们的部队开到之前逃走，就说明他是个通敌分子，”克劳德还解释说。
“他这张脸也真难看，”雷德瞅着地上的人说。
“也被你弄坏了点，”我说。“听好了，克劳德：把身分证照旧放好，身上的钱一个子儿不许动。”
“不拿别人会拿的。”
“你就不要去拿嘛，”我说。“德国鬼子送上门来的钱是决不会少的。”
然后我就指示他们：两辆车在哪儿停放，“买卖”在哪儿开张。我还派奥内西姆穿过田野，过了这两条路，到那上了窗板的小餐馆里去打听打听清楚，有多少人马已经从这条出逃的必经之路逃了过去。
逃过去的人马倒还真不少，都是往右边的那条路上去的。我知道短不了还有很多人马要逃过去，就用脚步测量了一下从这条路到我们那两个埋伏点的距离。我们使用的都是德国人的武器，这样即使岔路上有什么巨大的声响传到德国人耳里，也就不致会惊动他们了。我们把埋伏圈特意设在过岔路口有相当距离的地方，免得到时候弄得岔路口满地狼藉，一派杀人场的景象。我们要德国人快快投这岔路上来，而且要源源不断地来。
“这个guetapens（伏击）真太妙了，”克劳德说。雷德问这个法国字怎么讲，我告诉他那也不过是一般的埋伏的意思。雷德说这个字他倒得好好记住。他现在十句话里倒有五句要说些自以为是的法语，要是给他个命令的话，他也十回里有五回会用他的所谓法国话来应上一声。他说得滑稽，我挺爱听的。
那是夏末一个绝美的好天，那年夏天后来就不大再有这样的好天气了。我们埋伏好以后便就地躺着，两辆车子在肥料堆后面掩护我们。这个肥料堆体积大，气味重，而且非常坚实，我们躺在沟后的草地里，草还像常年夏天那样有股草香，两棵树给两个埋伏点各撒下一片遮荫。我这两个埋伏点也许设得太靠前了点，不过只要你火力够，上门的货色来得快，你是决不会嫌靠得太前的。一百码就满不错了。五十码更理想。我们连五十码都还不到呢。当然，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总是觉近不觉远的。
有人也许会说埋伏得这么靠前不妥当。可是我们到时候还得赶出去再赶回来，得尽可能把路上的伏击痕迹清除掉。车辆之类是没什么办法可收拾的了，不过按照常情来推想，估计后来的车辆会当那是被飞机打坏的。只是那天并没有飞机。不过来人也不会知道今天还没有飞机来过这里。何况匆匆忙忙往逃生路上逃跑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
“moncapitaine（我的队长），”雷德对我说。“要是我们的先头部队来了，听见这里响的都是德国人的枪炮，可不要把我们打得命都没了？”
“我们两辆车上的人会对先头部队的来路注意观察的。自有他们来打信号避免误会。不要急嘛。”
“我一点也不急，”雷德说。“我已经打死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通敌分子。我们今天也总共只有这么一点战果，这个伏击可一定要多多杀上几个德国鬼子。pasvrai（不是吗），奥尼？”①——
①奥内西姆的爱称——
奥内西姆说：“merde（放弃）。”就在这时我们听见飞快开来了一辆汽车。我看见车是从两边种山毛榉的那条路上来的。那是一辆绿灰色伪装了的大众车，压得沉甸甸的，车上尽是戴钢盔的，看样子真像去赶火车一般。路旁有两块石头可以作瞄准点用，那是我从农家的一堵石墙上拆下来安在那儿的，一等大众车过了岔路口，顺着我们面前这条又起又直的上山的逃生路向我们这里驶来时，我马上命令雷德：“车到第一块石头，把开车的干掉。”又命令奥内西姆：“机枪摆射，高度：一人的身高。”
雷德的枪一响，那大众车的驾驶员对车子就失去了控制。由于他戴着钢盔，我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如何。只见他的手松开了。可不是紧紧蜷缩成一团，也不是死死抓住方向盘。机枪在驾驶员的手松开之前也早已开了火，于是车子就冲到了沟里，把车上的人都抛了出来，看去就像慢镜头一样。有的摔在路上，二分队的弟兄爱惜弹药，给他们来了一个短点射。有一个人打了个滚，还有一个人在爬，我正看着，克劳德把两个都打死了。
“我那一枪好像打中了驾驶员的脑袋，”雷德说。
“别太自鸣得意了。”
“这样的距离打枪，枪口总免不了有些上抬，”雷德说。
“我是瞄准了他最低的部位打的。”
“伯特兰，”我对二分队那边喊道。“请你带领手下到路上去把他们搬开。把eeldbuch①全部拿来给我，钱你给保存一下回头再分。得快些把他们搬开。你也去帮个忙，雷德。把他们都往沟里扔。”——
①德语，原意是“野外作业记录本”，这里疑是指德国兵的身分证件之类，同下文提到的“饷簿”很可能是一回事——
他们打扫战场的时候，我就向着小餐馆那边西来的公路眺望。我除非得亲自动手一起参加，否则是决不看打扫战场的。看打扫战场可不好受。我不好受，人家自然也不见得好受。不过我是带队的。
“你报销了几个，奥尼？”
“八个该一个没漏吧。我只能说我都打中了。”
“这么近的距离”
“是打中了也显不出多少能耐。可我用的毕竟是他们的机枪啊。”
“我们得快些再作好战斗准备。”
“我看这辆车子坏得倒还不算厉害。”
“等回头再去查看吧。”
“听哪，”雷德说。我听了听，随即就把哨子吹了两下，于是大家都赶紧退了回来，雷德还拖着末了一个德国人的一条腿，颠得死人脑袋乱颤。这样我们便又埋伏了起来。可是什么也没来，这一下我心里倒急了。
我们设置埋伏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要在敌人的逃亡路线上横跨两侧进行狙击。严格说来，“横跨两侧”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因为我们的人力不足，不能在道路两旁同时设伏，此外我们的技术条件也不够，碰上装甲车辆就办法不多了。不过我们两个埋伏点都各备有两枚德制的panzerfaust。那比①正规部队里用的美式火箭筒威力要大得多，使用也轻便，弹头大，发射管又可以扔掉；但是近来我们在德国人撤退时缴获的这种火箭筒有不少是给暗里安上了饵雷的，还有不少给故意破坏了。所以我们只用那些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时鲜货”，而且总还要从中随意抽些货样，叫个德国俘虏打打看——
①德语：钢甲拳。即德制反坦克火箭筒——
被非正规部队抓获的德国俘虏往往非常愿意提供合作，态度决不会比饭店领班或三四流外交官差。总的说来，在我们眼里德国人就好比是走上了邪路的童子军。这也就是赞他们是优秀军人的又一种说法。我们可不是优秀军人。我们是专干一门肮脏职业的。用法国话说，就是“unmétiersale（一门肮脏透顶的职业）”。
经过反复审问，我们知道了从这条逃亡路上逃走的德国人都是往亚琛去的，我知道我们现在打死他们一个，以后在亚琛或起格菲防线后面就可以少一个敌人抵抗。这道理是简单明了的。我就欢喜问题这样简单明了。
我们看见这一回来的德国人是骑自行车的。总共四个，也是急急忙忙的，但是都已经累透了。他们不是自行车部队的。他们就是一般的德国兵，骑的是偷来的自行车。领头的那个看到路上有新鲜血迹，又一扭头瞧见了那辆汽车，便用足全身力气把右脚的长筒靴往右脚镫上狠命踩下去，这时我们却向他开了火，也向另外三个开了火。人挨了枪子儿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个情景看起来总是挺惨的，尽管还比不上驮着人的一骑马中了枪那么惨，更别说一头奶牛误入枪林弹雨给打穿肚子了。可是在近距离内看一个人中了枪弹摔下自行车，那自有一种亲如切身的感觉，叫人受不了。眼前可是四个人、四辆自行车。那个切身之感才叫强烈呢，何况，自行车翻倒在路上声音尖细而刺心，人摔下来又响得那么闷，装备碰得劈啪一片，这一声声都传到了你的耳里。
“快把他们搬到路外边去，”我说。“把四辆vélos（自行车）都藏起来。”
正当我扭过头去监视路上时，那小餐馆有一扇门打开了，出来了两个戴便帽、穿工作服的老百姓，各拿了两只瓶子。他们慢悠悠穿过了岔路口，一转弯向埋伏点后面的田野里走来。他们上身都穿运动衫加旧上装，下面是灯芯绒裤子，脚登农村靴。
“对他们注意监视，雷德，”我说。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往前走，后来竟把瓶子高举过头，两只手各拿一瓶，走到我们跟前来了。
“快卧倒，”我喊了一声。他们就赶快趴下，把瓶子在腋下一挟，顺着草地爬过来。
“noussommesdescopains（我们是朋友），”其中一个喊道。这人一副深沉的嗓音，一开口酒气直冲。
“过来，你们这两个酒糊涂的copains（朋友），让我们来认一下，”克劳德应道。
“我们是在过来呀。”
“外面下这么大的铁弹雨，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啦？”奥内西姆喊道。
“我们送一点小礼物来了。”
“刚才我到过你们那里，你们的小礼物当时为什么不送？”克劳德问道。
“哎呀，情况变化了嘛，camarade（同志）。”
“变得有利啦？”
“rudement（大大的有利），”那头一个酒鬼camarade说。
另一个趴在地上，把一只瓶子向我们递过来，带着很不痛快的口气问：“onditpasbonjourauxnouyeauxcamardes（对新同志也不问一声好）？”
“boniour（你好），”我说。“tuveuxbattre（你们想来打仗）？”
“假如有必要的话。不过我们来是想问一下：这些vélos可不可以给我们？”
“得等战斗结束，”我说。“你们服过兵役吗？”
“这个自然。”
“那好。你们每人带一支德国步枪、两夹子弹，顺着这条路到我们右边两百码的地方，见有过路的德国人就来一个毙一个。”
“我们不能跟你们在一块儿吗？”
“我们是专业人员，”克劳德说。“队长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办。”
“上那边去选一个有利的地形，枪可不能朝这边打。”
“把这个臂章佩上了，”克劳德说。他一个口袋里满是臂章。“你们是franetireurs（游击队员）了。”他没有说出完整的名称。
“过后能把vélos给我们？”
“你们打不上的话，给一人一辆。打上了，给一人两辆。”
“得的钱怎么办？”克劳德说。“他们用的可是咱们的枪。”
“钱就归他们拿吧。”
“不该归他们。”
“缴获的钱都要送上来，回头会分给你们一份的。allezvite（快去）！débinetoid（走呀）！”
“ceuxsontdeupoivrotspourris（这两个是烂酒鬼），”克劳德说。
“拿破仑时代都还有酒鬼呢。”
“很可能。”
“肯定的，”我说。“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向你担保。”
我们躺在草地里，草的气息还十足是夏天的气息，沟里的尸体渐渐引来了苍蝇，有普通苍蝇也有青头大苍蝇，黑色路面的公路上鲜血四周还有些蝴蝶。不但鲜血四周有黄的白的蝴蝶，连尸体拖过的地方留下的一条条血迹旁边都有。
“我倒不知道蝴蝶原来是吃血的，”雷德说。
“我本来也不知道。”
“也难怪，我们打猎的季节那是冷天，已经没有蝴蝶了。”
“我们在怀俄明打猎的时候，‘小木桩’地鼠①和土拨鼠早都躲在洞里了。可那还只是九月十五呢。”——
①北美大草原地区有一种地鼠，因起挺起身子静止不动时看去像个小木桩，故有“小木桩”地鼠之称——
“我倒要仔细看看蝴蝶是不是真的吃血，”雷德说。
“要不要拿我的望远镜去看？”
他仔细看了好一会儿，说：“真他妈的难说。不过老钉在那儿是肯定的。”然后他又转过头去对奥内西姆说：“奥尼呀，pauvre－（可怜的）德国鬼子真差劲。pasde（没有）手枪，pasdebinoculaire（没有望远镜）。妈的什么都rien（没有）。”
“assezdesous（可就是有钱），”奥内西姆说。“我们这一回钱的收获倒是不小。”
“有钱也没个鬼地方可花。”
“以后再花吧。”
“jeveux（我倒想），maintenant（现在）就花，”雷德说。
克劳德用他童子军万能刀上的拔塞钻把两瓶酒开了一瓶。他闻了闻，递给我。
“‘cestducestdugnolfe（是烧酒）。”
那边的二分队也在享受他们的那一份。他们原是我们最亲近的伙伴，可是一分开以后，就觉得他们像是外人了，那两辆车更像是后方梯队了。我心想：人真是一分开就疏远。这一点倒应该注意。倒还有这么件事需要注意。
我举起瓶来喝了一口。那是高纯度的烈酒，凶极了，一上口就是一团火。我把瓶子还给了克劳德，克劳德又给了雷德。雷德一口喝下去，眼泪都流了出来。
“这里的酒是用什么东西酿的，奥尼？”
“大概是土豆吧，还得上铁匠铺去弄点马蹄上修下的边皮加在里面。”
我翻译给雷德听了。“我什么酒都喝过，就是土豆酒倒还没尝过味道，”他说。
“这酒是装在生锈的钉桶里催陈的，里面还要放几枚旧钉子提提酒味。”
“我得再喝一口，消消嘴里那股味道，”雷德说。“moncapitaine，咱们要死一块儿死好吗？”
“bonjourtoutlemonde，（向全世界的人问好），”我说。
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老笑话，说是有个阿尔及利亚人即将在桑丹监狱①外的街道上被送上断头台，问他可有什么遗言要说，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为蝴蝶干杯，”奥内西姆喝了一口。
“为钉桶干杯，”克劳德也把起子一举。
“听哪，”雷德说着把酒起递给了我。我们都听见了一辆履带车的声音。
“好家伙，中头彩了！”雷德说。“alongongfangdolapatreelefuckingjackpotoulemore，”②他轻轻地唱了起来，钉桶酒这时已经对他不起作用了。我又喝了一大口酒，大家趴在那儿，把一应布置检查了一遍，眼睛就都朝着左边的路上望去。不久就看见了。那是一辆德国人的半履带式兵车，车上的人挤得都只有勉强站着的份儿——
①巴黎的一座监狱。
②这里哼的是《马赛曲》，但是随口夹进了几个英文字，法语的音也念得不准。意思变成了：“前进祖国的孩子们，但愿头彩多多的来”——
在敌人的逃亡路线上设置埋伏，总少不了要在路的对面一侧埋上四颗饼状地雷，有宽余的话还可以再多埋一颗，都打开了保险，一颗颗就像比特大号汤盘还大的圆形大跳棋，①又像死呆呆伏着不动的蛤蟆。四五颗地雷排成一个半圆形，拔些野草盖在上面，用一根在船用杂货行里都能买到的黑油粗绳串起来。绳子的一头系牢在里程标上，这种一公里一个的标石叫做borne，也可以系在十分之一公里的小标石上，反正只要找个牢不可拔的东西系住就行。绳子松松地横过路面，一头挽上个圈，由前队伏兵或后队伏兵掌握都可以——
①古时下西洋跳棋有在地上划了棋盘下的，棋子奇大。有些地方如苏格兰至本世纪犹有此风——
开来的这辆压得沉甸甸的兵车，是驾驶员面前有了望口的那一种，重机枪此刻都高高地昂起了头，警戒着空中。我们个个都紧盯着兵车，看它步步逼近，车上挤得也真够瞧的。满满一车尽是党卫军，现在连领章都看见了，面孔也都看清楚了，看得愈来愈清楚了。
“拉绳，”我向二分队大喊一声。不料绳子一收紧，原来排成半圆形的地雷就给拉移了位，乱了阵形，我想这一下露馅了：一看就知道那是用青草遮着的饼状地雷！
这时候驾驶员要么见了地雷马上刹车，要么还是往前直开，撞上地雷。行驶中的装甲车辆是不能打的，但是只要车子一刹住，我就可以用那大弹头的德制火箭筒给它一家伙。
那半履带式兵车来得极快，此刻我们已经把他们的面孔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都忙着在看公路那头可有我方的先头部队追来。克劳德和奥尼脸色发白，雷德面颊上肌肉一抽。我却总是这个老毛病：肚子里又觉得像掏空了似的。紧接着那兵车里就有人看见了血迹，还看见了沟里的那辆大众车和尸体。他们用德国话大喊大叫，那驾驶员跟他身边的军官想必也看到了路上的地雷，车子往旁边一起，猛的停了下来，可是刚要打倒车后退，就被火箭筒击中了。在火箭筒击中的同时，两个埋伏点上的人马也都一起开了火。兵车上的那帮家伙自己也有地雷，就急急忙忙构筑其他们的路障来，好给幸存的那点力量作个掩护，因为在德国火箭筒击中、兵车被炸毁的那个当儿，我们个个都低倒了头，头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往下洒，好似打开了一个喷泉。洒下来的都是钢铁之类的硬家伙。我查点了一下：克劳德，奥尼，雷德，都还在射击。我也拿了一支“施迈瑟”对着瞭望口在射击，我背①上湿漉漉的，脖颈上也尽是血，不过这喷泉的来历我也看清楚了。我真不明白这兵车怎么会没有给炸个大开膛或大翻身，却这样一下子就完蛋了。我们车子上的“五零”机枪②也都在射击，所以当时声响挺大，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兵车里再没有人露脸了，我以为事情已经了结，正要挥手命令“五零”机枪停止射击，兵车里却有人扔出一颗木柄手榴弹来，在路外才一点点的地方就爆炸了——
①一种德国冲锋枪。
②口径为0．50英寸的机枪——
“他们连自己的死人都杀起来了，”克劳德说。“我去喂它两颗尝尝怎么样？”
“我来再给它一家伙。”
“得了，一次就够受的了。我的背上早已刺满一背的花子。”
“好，那你去吧。”
他借着“五零”机枪的掩护，在草地里迂回爬去，拿颗手榴弹拔去了保险销，让把手先啪的弹开，手榴弹在他手里冒了会儿青烟，他才一撩手高高地抛了出去，落到了兵车的那一侧。手榴弹轰然一声爆炸，把人震得都跳了起来，弹片①打在装甲板上，哐哐直响——
①这种手榴弹不同于木柄手榴弹，不用拉弦。拔去保险销后，就靠手指的力量把手榴弹上的把手压住。掷出时手指一松，把手脱开，带动导火索起燃，数秒钟后爆炸。距离敌人较近时，可以先让把手脱开，等导火索稍燃后再投出——
“快出来，”克劳德用德国话说。一把德国冲锋枪从右边的了望口里开了火。雷德对着瞭望口打了两枪。冲锋枪又开火了。显然雷德的枪打不到他。
“快出来，”克劳德直喊。冲锋枪又响了，那声音就像小孩子拿了根棒一路走一路在栅栏上磕碰。我还击的枪声听来也是那样怪僻。
“快回来，克劳德，”我说。“雷德，你对着这边的口子打。奥尼，你打那边的。”
克劳德很快回来了，我就说：“这个不得好死的德国鬼子。我们就把还有一个家伙用掉了吧。以后总还弄得到的。反正先头部队也就要到了。”
“这辆兵车是他们的后卫部队，”奥尼说。
“你上去打，”我对克劳德说。他打了，兵车的前舱给打得没了踪影，于是他们就进去搜遗下的钱财和饷簿。我喝了口酒，对我们的车子挥挥手。“五零”机枪上的弟兄学着拳击手的样子，把手高举在头顶上挥舞。我随后就背靠大树一坐，一是需要考虑一下，二也可以监视公路那头的动静。
他们把搜到的饷簿全拿了来，我都给装在一只专放饷簿的帆布包里。没有一本不是沾了血的。钱倒是缴获了不少，也都沾着血，奥尼和克劳德还同二分队里的人一起撕下了好多党卫队的肩章，能用的冲锋枪都收了来，不能用的也拿了几把，统统装在一只外有红条条的帆布袋里。
钱，我是从来不碰的。那是他们的事，反正我认为碰了钱是要倒运的。不过这一下倒有好大一笔钱可分了。伯特兰给了我一枚一等铁十字章，我放在衬衫口袋里。这种东西我们难得也在身边放上一时半时，过后就都送掉了。我是什么都不愿意留着的。留着到头来总难免要倒运。拿虽然暂时拿着，可心里却觉得：要是以后能够退回去，或者送给他们的家属，那该有多好呢。
大家看上去就像在屠宰场里遇上了一场爆炸，浑身都是叫炸飞的太小肉块打过的痕迹，那几个钻进兵车肚子里去的人出来时身上也不见得干净。我起初还糊里糊涂，后来发现有这么多的苍蝇老是叮着我的肩背和脖颈，才知道自己的模样儿该有多惨了。
那半履带式兵车横在路中，这一来车辆过此就非得减速行驶不可了。大家都已经收获不小，我们又没有一个伤亡，再说这个地方也已经破坏得没法再打了。我们就是要打也只能改天再打了，何况我可以肯定这已是后卫部队，现在就是再打，也只能打上几个散兵可怜虫了。
“排除地雷，把东西都收拾好，我们回农家房子里去梳洗梳洗。在那儿我们照样可以把公路封锁得严严实实。”
大家都提着沉甸甸的东西来了，个个兴高采烈。我们把两辆车子就留在那儿，大家都到农家场院里的抽水机跟前去好好洗了洗。有被铁皮划破擦伤的，雷德都给搽了碘酊，他还给奥尼、克劳德和我洒上了一些消炎粉。等雷德给大家弄完了，克劳德也给雷德弄。
“那农家房子里就没有一点可喝的吗？”我问勒内。
“我不知道。我们哪有工夫看？”
“你进去看看。”
他找到了几瓶红葡萄酒，倒还可以喝得，我就随便找个地方一坐，清点清点武器，说说笑话。我们纪律是严格的，却不拘形迹，只有在自己师里，或者需要做给人看看的时候，才会讲究这些。
“encoreuncoupmanqué（又是一场空欢喜），”我说。那是一个很老的老笑话了，我们队伍里当初有过一个无赖，每当我主张放小鱼过去，等大鱼上钩的时候，他总要来这么一句。
“今儿才厉害呢，”克劳德说。
“简直叫人受不了，”米歇尔说。
“我，我真干不下去了，”奥内西姆说。
“moijesuislafrance，（我，我就是法兰西噢），”雷德说。
“你还打吗？”克劳德问他。
“pasmoi（我是不打了），”雷德答道。“我来指挥。”
“你还打吗？”克劳德问我。
“jamais（坚决不打了）。”
“为什么你的衬衫上尽是血？”
“有一头母牛产崽，我在照料呢。”
“你是个助产士还是个兽医？”
“除了姓名、军衔和军号，我什么也不能交代。”
我们又喝了些酒，同时注意着路上，只等我们的先头部队到来。
“qùestla该死的先头部队（那该死的先头部队在哪儿啦）？”雷德问。
“他们的机密我哪儿知道。”
“幸亏在我们作小accrochage（接触）的时候他们没来，”奥尼说。“告诉我，moncapitaine，你在发射那家伙的时候是怎么个感觉？”
“肚子里像掏空了似的。”
“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心里是求天拜地，可千万别’偏‘了。”
“也真是我们走运：他们的油水好足。”
“还有，他们倒居然没有后退散开。”
“可别败了我今天下午的兴啊，”马塞尔说。
“有两个骑自行车的德国鬼子，”雷德说。“从西边过来了。”
“好家伙，倒有胆量，”我说。
“encoreuncoupmanqué，”奥尼说。
“这两个有谁要打？”
谁也不要。那两个人一头趴在车把上，蹬得不紧不慢，他们的靴子太大了，踩在脚镫上显得很别扭。
“我来用m－1①打一个试试，”我说。奥古斯特把枪递给了我，我等到那前一个汽车的德国人过了半履带式兵车，眼前没有树木遮住他的身影时，就把枪瞄准了他，枪口随着他往前移了移，一枪却没有打中——
①美制半自动步枪——
“pasbon（不行），”雷德说。我就把枪口再提前些，又是一枪打去。那德国人也是那样一副惨不忍睹之状，跌下车来，倒在路上，那vélo倒翻了过来，一个轮子还在直打转。另一个汽车的死命往前蹬，一会儿工夫那两个copains也开起火来了。我们只听见他们“嗒砰”“嗒砰”刺耳的枪声，那汽车的却丝毫无损，只管往前蹬，不一会儿就蹬得看不见了。
“copains真他妈的不bon（中用），”雷德说。
过会儿我们就看见那两个copains撤了下来，来到了我们大部队里。我们队伍里那几个法国人都又羞又恼。
“onpeutleseusiller（能不能把他们毙了）？”克劳德问。
“不。我们不枪毙酒鬼。”
“encoreuncoupmanqué”奥尼这么一说，大家的气才平了些，不过总还不大愉快。
那前头一个copain衬衫口袋里藏着一啤酒，就在他站住举枪致敬时，酒瓶露了出来。他说：“moncapitaineonafait，unvéritablemassaore（我的队长，这一下杀得可真痛快）。”
“住嘴，”奥尼说。“把你们的家伙给我。”
“可我们给你们充当了右翼呢，”那copain一副洪亮的嗓音说道。
“你们顶个屁，”克劳德说。“两位可尊敬的酒鬼先生，给我闭上嘴巴滚蛋吧。”
“maisonabattu（可我们打了啊）。”
“还打呢，放你的屁，”马塞尔说。“foutmoilecamp（给我滚）。”
“onpeutfusillerlescopains（能不能把这两个朋友毙了）？”雷德问。他就会像鹦鹉学舌。
“你也给我住嘴，”我说。“克劳德，我说好了要给他们两辆vélos的。”
“不错，”克劳德说。
“你跟我去，拿两辆最坏的给他们，把那个德国鬼子连同vélos也一起给收拾了。你们其余的人继续封锁道路。”
“当年的老章程可不是这样办的，”一个copain说。
“当年的老章程今后就不能照搬了。反正当年的你恐怕也是个醉糊涂。”
我们先到公路上去处理那个德国人。他没有死，可是两肺都给打穿了。我们对他尽量和悦相待，扶他躺下时尽量让他躺舒服，我替他脱去了上衣衬衫，我们替他在伤口上洒了消炎粉，克劳德还用急救包替他作了包扎。他的面孔长得很讨人喜欢，看上去他至多不过十七岁。他想要说话，可是说不出来。他一向听惯了临到这种局面应该如何对待，如今就极力想照着去做。
克劳德从死人身上剥下了两件上衣，替他做了个枕头。然后抚了下他的脑袋，拉起手来替他按按脉搏。那小伙子两眼一直望着他，却说不出话。小伙子的目光始终也没有离开过他，克劳德俯下身去在他前额上亲了亲。
“把路上那辆自行车搬走，”我对两个copains说。
“cettoputainguerre（这该死的战争），”克劳德说。“这混蛋透顶的战争。”
小伙子不知道是我给了他那一枪，所以也不特别怕我。我也去按了按他的脉搏，这才明白克劳德何以会有那样的举动了。我这个人要是懂事些的话，就应该也去把他亲亲。可是这种事情往往当时不会想到，结果就成了终生的遗憾。
“我想留下陪他会儿，”克劳德说。
“真太感谢你了，”我说。我便去树木背后，到那四辆自行车的藏处，见那两个copains早已像两只乌鸦一样在那儿站着了。
“这一辆，还有这一辆，你们拿去，foutemoilecamp（给我滚）。”我剥下了他们的臂章，塞进自己的口袋。
“可我们打了呀。这就该得两辆。”
“给我滚，”我说。“听见没有？给我滚。”
他们失望地走了。
从小餐馆里出来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问我要那辆新的自行车。
“我的那辆今儿早上给他们抢走了。”
“好吧。拿去吧。”
“还有两辆怎么办？”
“快走吧，这会儿别到公路上来，大军随后就到。”
“可你们不就是大军吗。”
“不，”我说。“很遗憾，我们可并不是大军。”
那孩子骑上了一点都没有损伤的自行车，踏到小餐馆里去了。我就顶着炎夏的天空，回到农家场院里，等我们的先头部队开来。我当时的心情真是坏得不能再坏了。不过更坏的心情其实还是会有的。真的，我敢肯定会有。
“我们今儿晚上到不到城里去？”雷德问我。
“去呀。部队是从西边来的，这会儿也该把城拿下来了。你不听见声音吗？”
“当然听见。中午以后就听见了。这个城好吗？”
“等大军一到，我们联系上以后，顺着小餐馆前面的那条路一直往前走，你就可以看到了。”我在地图上指给他看。“只要走上约莫一英里路就可以看到了。看见吗，一转过那个弯，地势就低下去了？”
“我们还打吗？”
“今儿不打了。”
“你还有衬衫吗？”
“比这一件还脏呢。”
“再脏也不会比这一件更脏了。你脱下来我去洗一洗。天这么热，要是到你该穿的时候还没干透，穿上去也没关系。你心里不痛快？”
“是啊。很不痛快。”
“克劳德怎么还不来？”
“他要陪着中了我枪的那个孩子，看他合眼。”
“是个孩子？”
“是啊。”
“唉，真要命，”雷德说。
过了一会儿克劳德推着两辆vélos回来了。他把小伙子的feldbuch交给了我。
“你的衬衫也脱下来交给我去洗洗干净吧，克劳德。我和奥尼的已经洗过了，这会儿都快干了。”
“多谢你了，雷德，”克劳德说。“酒还有剩吗？”
“我们又找到了几瓶，还有些香肠。”
“好极了，”克劳德说。他心里也正郁郁不乐，排解不开呢。
“等大军过来了以后，我们打算到城里去一次。从这儿过去，只要走一英里多一点的路就到了，”雷德告诉他说。
“我以前去过，”克劳德说。“这个城不赖。”
“我们今天不打了。”
“那明天再打。”
“可能明天就用不着打了。”
“可能。”
“打起点兴致来吧。”
“别胡说。我这不是挺高兴的吗。”
“那好，”雷德说。“这啤酒和这点香肠你拿着，我马上去洗衬衫。”
“多谢你了，”克劳德说。我们把酒对半分着喝了，可是谁也喝不痛快。
蔡慧译
有人影的远景
那座公寓里情况奇怪极了。电梯自然已经停开。连电梯顺着上下的那根钢柱都已经弯了，那六层大理石楼梯也有好几级已经碎裂，上上下下只能小心踩着边上走，免得普通掉下去。有些通向房间的门其实背后早已空无所有，别看有的门外表似乎完好无损，你要是推开了门一步跨进去，很可能会一脚踩空：这座公寓曾经被几颗高爆炮弹直接击中，正面的四楼楼面连同底下三层都给炸掉了。但是顶上两层的正面倒有四个房间还是好好的，各层的后面一排房间也都还有自来水供应。我们都管这座公寓叫“老宅子”。
情况最吃紧的时候，前沿阵地就在这公寓的正下方，那大街环绕的小高地顶上靠边沿一带便是。战壕和淋坏晒烂的沙袋至今都还在原处。真近极了，站在这残破公寓的阳台上，抢一块碎砖瓦或灰泥片一扔就能扔到那儿。但是如今前线已从小高地的边沿推进到了河的对岸，那里有座山冈耸立在名为“村舍”的旧日皇家猎舍的背后，前线就在松树密布的山坡上。眼下战斗正在那一带进行，我们不但把“老宅子”当作了了望哨，还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形来拍新闻片。
当时的处境是危险的，天又总是那么冷，肚子也总是吃不饱，不过我们却还常常开玩笑。
每次只要有炮弹击中房屋炸了开来，砖屑泥粉就会冲天而起，一会儿沉落下来，镜子面上就是厚厚的一层灰，好像新造房子窗上涂的白粉一样。在这座上楼都怕楼梯会塌下去的公寓里，有个房间内却有一面落地长镜居然没有震碎，我用指头在粉尘厚积的镜面上抠出了印刷体大写的“约翰尼死期到”字样，然后找了个由头打发摄影师约翰尼上那个房间里去。那时正是炮击的当口，他推门进去，一见迎面这鬼神的晓示，就脸色煞白，把魂都吓掉了，他满心气愤而又无可奈何，为此我们直要到好长久以后才重又言归于好。
第二天我们在旅馆门前往一辆汽车里装器材，我上了车，觉得怪冷的，就把旁边的窗玻璃摇起来。只见摇起来的窗玻璃上赫然几个印刷体的红色大字，想必是借了支唇膏当笔涂在那儿的：埃德小人。这辆带标语的汽车我们接连用了好几①天，那班西班牙人见了一定感到莫名片妙。他们一定只当这几个字是荷兰或者美国的什么革命组织的名称缩写或标语口号，以为那大概也是类似f.a.i.或c.n.t.②那样的组织呢——
①原文edisalice，内lice一字应该用单数louse，所以在后文中两人要为这个字争执起来，各不相让。
②f.a.i.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明盟，c．n．t．是（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
后来有一天，驻在当地的那位英国大员却使我们把彼此间的一点疙瘩全忘了。这位大员有一顶德国式的大钢盔，他每次出行只要是往前线的那个方向去，就总要把这顶钢盔戴上。大伙儿对这种打扮谁也没有好感，总觉得既然钢盔不多，就应该留着给突击部队用。所以我们看见他头戴钢盔，心里马上就对这位大员起了反感。
我们是在一位美国女记者的住处碰上的，女记者那里有一只上好的电炉。大员见这个房间十分舒服，立刻就喜欢上了，给起名叫“俱乐部”。他提议大家各自把酒带来，说这里暖和，气氛也愉快，正好饮酒取乐。那美国女记者却是位工作极勤奋的，一直很注意不想让自己的住处给染上点“俱乐部”的色彩，尽管也许总是不太成功。所以当下听见自己的住处给这样明确地题了名、归了类，真不啻挨了一拳。
第二天我们正在“老宅子”里工作，拿条破席子当帘子一遮，煞费苦心地使摄影机镜头避开了下午强烈的阳光，没想到大员这时却由那位美国女记者陪着来了。他在“俱乐部”里听我们谈起过这么个所在，特意要跑来看看。当时我正拿了副双筒望远镜在破阳台一角的阴影里观察。那是一副小型的八倍蔡司镜，只要两手在上面一盖，就不会发生反光。这时进攻快要开始了，我们正等着飞机来轰炸，因为政府军当时缺乏重炮，只能由轰炸来代替进攻前必不可少的炮击。
我们的工作一向是躲在屋里做的，大家都像耗子一样不敢露出一点形迹，因为我们决不能给这座表面看似空无一人的楼房引来炮火，不然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完成，今后也不可能再把这里当作观察站了。可是此刻那大员进得房来，就拉上一把空椅子，到这一无遮蔽的阳台正中一坐，钢盔、特大号双筒望远镜，凡此种种一应俱全。阳台长窗的一侧斜架着一台摄影机，像机关枪那样作了精心的伪装。我则隐蔽在另一侧的黑角落里，不叫山坡上的人看见，一直小心在意可千万不能闯进了阳光亮堂堂的开阔处。独有这大员却堂而皇之坐在向阳地的中央，头戴钢盔，俨然是一副全球总参谋长的架势，望远镜亮晃晃的，比得上一架日光反射信号起。
“你瞧，”我说。“我们这儿得工作。你在那儿坐着，望远镜会发出反光，对面山上的人全看得见。”
“依我看在房子里是根本没有危险的，”大员俨然以上司下顾的口吻，若无其事地说。
“你要是打过野羊，”我说，“你就知道了：你老远看得见野羊，野羊也老远看得见你。你用望远镜不是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对方的人吗？他们也有望远镜的。”
“依我看在房子里是根本没有危险的，”大员却还是那句话。“坦克都在哪儿啦？”
“在那儿，”我说。“树底下。”
两个摄影师气得直做怪脸，都攥紧了拳头，在头顶上乱挥。
“我把大摄影机拿到后边去，”约翰尼说。
“小妞儿，躲远点，别过来，”我冲着那美国女记者说。然后又告诉大员：“你知道吧，他们把你当成谁的参谋长啦。见了你这钢盔，这望远镜，他们以为你是指挥作战的。知道吗，你这是自找麻烦。”
他说的还是那句老话。
就在这个当儿我们挨了第一颗炮弹。只听见一声巨响，好似爆裂了一根蒸气管，外加撕裂了一块帆布。爆炸的声音没落，灰泥墙粉还在轰隆劈啪往下掉，我就冒着漫天的尘雾，推着那女记者往门外跑，躲到后面一排房间里去。正当我冲出房门的时候，只见有个头戴钢盔的家伙从我身旁一闪而过，向楼梯口窜去。一头野兔子一窜而起，左一蹦右一跳的一溜烟逃走，那个速度应该说够快了吧，可是这位大员窜过尘雾弥漫的过道，冲下楼梯，夺门而出，往街上一钻，速度之快却连野兔子都别想赶得上。我们的一位摄影师说，他的莱卡摄影机最快的快门都别想拍得下这位大员的动作。这话固然有些过甚其词，倒真是说得一针见血。
总之对方对这幢房子快速轰击了足有分把钟。炮弹简直就是平射的，在呼啸而来和击中爆炸的轰然一响、陡地一震之间，几乎都没有个间隙能容你铺一下铺。后来总算打完了，我们又等上了几分钟，看是真的不打了，才到厨房里去扭开水池上的龙头喝了点水，然后重新找了个地方，把摄影机再架起来。这时候进攻正好刚刚开始。
那美国女记者把大员恨透了。“是他带我上这儿来的，”她说。“他还说这儿挺安全呢。结果他自己倒溜了。连声再会都不说。”
“这个人哪有一点绅士风度，”我说。“瞧，小妞儿。注意看。喏，开始啦。”
只见地面上有些士兵站了起来，半弯着腰，向一片小林子里的一座石头房子跑步前进。炮弹都对准了石头房子打去，所以石头房子会不时消失在突然腾起的一阵阵尘雾中。每次一炮打过，风又总会把尘雾吹散，石头房子又总会清清楚楚露出脸来，好似一艘船破雾而出一般。在士兵的前面有一辆坦克晃晃摇摇开得飞快，活像一只圆顶炮鼻虫，开进树林子就看不见了。正看着时，忽然跑步前进的士兵都扑倒在地上了。接着左边又有一辆坦克冲上前去，进了树林子，坦克开火的闪光都看得见，石头房子冒了烟，飘散的烟雾里看得见有个伏在地上的士兵爬起来就拼命往回跑，逃回自己原先所在的战壕里去了。接着又是一个爬起来跑了，一只手抓着枪，一只手还抱着头。再后来简直就是全线后退了。有的跑着跑着就倒下了。有的趴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满山坡星星点点都是。
“怎么回事？”女记者问。
“进攻失败了，”我说。
“怎么？”
“没有能坚持到底。”
“为什么呢？他们后退不也跟前进一样危险吗？”
“不见得。”
女记者举起望远镜来看。可是随即又放了下来。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说。她泪水顺着两颊直流，脸上还在抽搐。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见她流过泪，要哭的话，大可一哭的事我们也见得多了。打起仗来，各等各样的人，包括将军在内，谁都免不了有流泪的时候。不管人家跟你是怎么说的，反正这句话才真是实情，不过眼泪还是应该尽量少流，人们也都能忍则忍，所以我以前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记者流泪。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了？”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我说。“现在你算是见识过了。”
“这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要是带队指挥还有人的话，说不定还会打发他们再上去。不过我看只怕是不会了。这损失有多大，你不妨数一数就明白了。”
“那些人全都死了？”
“不一定。有的是受了重伤，动不了了。等天黑以后，会有人来把他们抬下去的。”
“那坦克现在怎么办呢？”
“能撤回去算是走运。”
可是其中有一辆已经倒运了。松林里腾起一股黑污的烟柱，在空中随风飘散，很快就扩大成乌黑的滚滚一团，浓浓的油烟里看得见还有红通通的火舌。只听见一声爆炸，同时看见一阵白烟翻滚，于是黑烟窜得就更高了，下面着火的范围也更大了。
“那是一辆坦克，”我说。“起火了。”
我们继续看下去。从望远镜里可以望见打壕沟的一个角落里爬出两个人来，抬起一副担架，顺着上山的一道斜坡往上爬去。看上去爬得很慢，似乎爬得很吃力。正看着时，前面那人忽然腿一屈跪下了，随后便一屁股坐下来。后面那个早已趴倒在地上。他爬到前面，把胳膊钩在前面那人的肩下，拖着他向壕沟里爬去。一会儿他就不动了，只见他面孔朝下趴得直挺挺的。这样两个人就都横在那儿不动了。
对石头房子的炮击已经停止了，此刻四下一片悄然。衬着青青的山坡，那农家大宅子连同围墙里的院子黄得好显眼，不过山坡上筑了工事，挖了交通沟，泥土翻起处还添上了些白色的瘢痕。山坡上这会儿有些小火堆升起的细烟，那是行军炉灶在做饭。往上，通向农家大宅子的一路上则尽是这场进攻战遗下的死伤士兵，好像把许多包裹撒在青草坡上。那辆坦克还在树林子里燃烧，烟是又黑又油的。
“吓人哪，”女记者说。“这种场面我还是生气第一次见到。真吓人哪。”
“打仗的场面总是这么吓人的。”
“你见了倒不觉得讨厌？”
“我讨厌，我一向就见了讨厌。可干一行就得懂一行。这是打的一场正面进攻战。打正面进攻战就是这样惨。”
“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进攻了？”
“有啊。办法多啦。不过你总得先有军事知识，有军纪，有经过训练的班排长。尤其应该有出奇制胜的计谋。”
“这会儿天色都给弄得黑乎乎的，要拍也没法再拍了，”约翰尼说着就把他的远距离摄影镜头用罩子罩了起来。“喂，我的’小人‘哥。我们快回旅馆去吧。今天的活儿干得相当不错。”
“是啊，”那另一个摄影师说。“今天我们拍到的一些镜头是非常珍贵的。可惜进攻没有成功，真是太遗憾了。算了，这事还是别去想了。但愿有一天我们能拍到进攻得胜的镜头。只是进攻得胜的日子往往不是下雨就是下雪。”
“我可永远也不想再看了，”那女记者说。“我今天算是见识过了。我是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看了，好奇心打不动我，写文章挣大钱引诱不了我。他们都是男儿汉血肉之躯啊，跟你我有什么两样？可你看看他们，就这样都倒在那儿山坡上了。”
“你可不是男儿汉，”约翰尼说。“你是个女儿家。可不能混淆了。”
“那个戴钢盔的家伙又来了，”那另一个摄影师望着窗外说。“又大模大样地来了。我恨不得手里有颗炸弹，扔下去冷不丁吓他个半死。”
我们正在收拾摄影器材，那戴钢盔的大员进来了。
“哈罗，”他说。“你们拍到好影片了吗？伊丽莎白，我有一辆汽车停在后面一条小街上，我来送你回去。”
“我要跟埃德温·亨利一块儿回去，”那女记者说。
“风小点儿了吗？”我问他，这无非是句应酬话。
他没有答理，管自问女记者：“你不去？”
“不去，”女记者说。“我们准备大家一块儿走。”
“晚上跟你在俱乐部见，”他照样乐呵呵地对我说。
“你已经不再是俱乐部里的人了，”我极力学着英国人的腔调，告诉他说。
大家一起下楼，大理石楼梯上有窟窿，走起来得十分小心，眼下又添了新的损伤，得一一跨过、绕过。这真像是一座走不完的楼梯。我拾到了一个炮弹引信头上的“铜帽子”，已经撞扁了，底部还有灰泥的痕迹。我就递给了那个叫伊丽莎白的女记者。
“我不要，”她说。到了门口，大家一起站住，让那个戴钢盔的家伙一个人走在前头。他架子十足地穿过了有时会有冷枪打来的大街这半边；到了对面墙头的掩护下，便只管端着架子继续走他的。于是我们也一次一个，向街对面的墙下作冲刺。在这里待过了一阵子总会知道：过开阔地的时候，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往往会招来敌人的火力。所以我们过了这个关口，心里总是挺高兴的。
这样我们就在墙头的掩护下顺着大街走去，四个人并排走，手里拿着摄影机，脚下踩着新飞来的铁起、刚碎的砖块，以及成块的石头，一路看看前面那个戴钢盔家伙架子十足的步态：他，已经不再是俱乐部里的人了。
“真讨厌，我还要写电讯稿呢，”我说。“今天的电讯稿可不好写。进攻失败啦。”
“你这是怎么啦，老兄？”约翰尼问。
“你应该找些可以说得的事情来写，”那另一个摄影师和婉地说。“今天的事情那么多，总该有些什么可以说说吧。”
“他们什么时候去把伤员弄回来？”那女记者却问。她没戴帽子，步子跨得又大又随便，头发披在皮领短茄克衫的领子上，在愈来愈暗的光线下看去都成了土黄色的了。她转过头来时，头发也跟着一晃荡。她面孔发白，脸色难看。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等天一黑。”
“上帝保佑，快些天黑，”她说。“原来战争就是这样。我要来采访报道的就是这么回事。那两个抬担架出去的人是不是给打死了？”
“死了，”我说。“肯定死了。”
“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那女记者不胜怜悯地说。
“人有时候想走却就是迈不开腿，”我说。“走起路来像陷在深沙里，有时又像身在梦中。”
前边，那个戴钢盔的人还是一直顺着大街走去。他左边是一排残破的房屋，右边是营房的砖墙。他的汽车停在大街的尽头，我们的车子也就停在那儿一所房子的背面。
“我们就带他回’俱乐部‘去吧，”那女记者说。“今儿晚上我可不想让谁受到伤害。感情不能受到伤害，什么都不能受到伤害。嗨！”她就喊起来。“等等我们哪。我们来啦。”
那人站住回头一看，笨重的大钢盔随着脑袋转过来，显得滑稽极了，像是什么驯顺的牲口头上长的两只大角。他等在那儿，我们就迎上前去。
“是不是要搭我的车？”他问。
“不用了。我们的汽车就在前面。”
“我们都到’俱乐部‘去，”那女记者说。然后向他微微一笑：“你也来，顺便再带上一啤酒，好吗？”
“那就太好了，”他说。“我带什么酒好呢？”
“带什么酒都行，”女记者说。“随你的便好了。我还有些工作得先去做好。七点半左右碰头吧。”
“你要不要搭我的车回去？”他问她说。“那辆车上还得装这么些玩意儿，怕是太挤了。”
“好啊，”她说。“我挺高兴的。谢谢你啦。”
他们俩上一辆车，我们把摄影器材统统装上另一辆车。
“怎么啦，老兄？”约翰尼说。“你的女朋友倒让别人送回家去？”
“这场进攻战叫她看得心都乱了。她心里难受着呢。”
“看进攻战而心不乱的女人不好算个女人，”约翰尼说。
“这次进攻败得真惨透了，”那另一位摄影师说。“幸而她观察的距离还不算太近。今后不管有没有危险，我们可千万不能让她近距离看进攻。这种场面刺激性太大。今天她在那儿看，还不过像看电影一样。看去就像电影里的老式战斗场面。”
“她心地善良，”约翰尼说。“跟你不一样，我的lice哥。”
“我的心地可善良了，”我说。“不过你应该说louse，用lice不对，lice是复数。”
“我就喜欢用lice，”约翰尼说。“这个字听起来口气更强硬。”
可是他却抬起手来，把车窗上用唇膏写的那几个字擦掉了。
“要开玩笑我们明天再另换个花样吧，”他说。“镜子上写字的事儿算是跟你一笔勾销了。”
“行，”我说。“那太好了。”
“你呀，我的lice哥！”约翰尼说着，拍了拍我的背。
“应该用louse！”
“不。就是要用lice！这个字我喜欢多了。口气上要强硬百倍。”
“去你的。”
“好吧，”约翰尼说着，愉快地笑了。“这一下我们又都是老朋友了。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得注意着点，彼此可别伤了感情才好。”你总是的，碰到件事就要想起点什么①——
①《你总是的，碰到件事就要想起点什么》是一篇以古巴为背景的完整的短篇小说。海明威于1939至1959年间定居于古巴的“了望农场”——原编者注——
“这篇小说写得真不错，”孩子的父亲说。“你知道你这篇东西写得有多好吗？”
“那可不是我要她送给你看的，爸爸。”
“你另外还写过些什么呢？”
“小说就这一篇。真的，那不是我要她送给你看的。可小说一得了奖”
“她要我辅导辅导你。不过你既然写得出这样的好文章，也就用不着别人来辅导了。你只要写下去就可以了。你写这篇小说花了多少时间？”
“也没花很多时间。”
“你从哪儿听说有这么一种海鸥的？”
“大概是在巴哈马吧。”
“你从来没有去过狗礁，也没有去过埃尔鲍基。在凯特基也好，比美尼也好，都没有海鸥来做窝住，连燕鸥都没有。在基韦斯特也只能见到些最小的燕鸥来做窝。”
“对，就是那种叫’该杀的彼得‘的。窝都做在珊瑚礁上。”
“就做在浅滩上，”他父亲说。“可小说里说的那种海鸥，你哪儿见得到呢？”
“可能是你告诉我的吧，爸爸。”
“这篇小说的确写得非常好。倒使我想起了好久以前看过的一篇小说。”
“你总是的，碰到件事就要想起点什么，”孩子说。
那年夏天，父亲在藏书室里找了些书给孩子看，孩子就看这些书。孩子要是不去打棒球、不去俱乐部练射击的话，总会来大房子吃午饭，来的时候往往说他一直在写作。
“你要是想给我看看，只管拿来，有什么问题要问，只管来问，”父亲说。“你要写你熟悉的东西。”
“我是这样，”孩子说。
“我不想来监督你，也不想来钉牢你，”父亲说。“不过，假如你想要的话，我倒可以找些我们彼此都熟悉的题材，给你出几个简单的题目做。这样练习练习很有好处。”
“我觉得我干得倒还算顺利。”
“那你不一定要拿给我看，什么时候觉得有必要，再给我看好了。《当年在远方》这篇文章，你看了喜欢吗？”
“喜欢极了。”
“我刚才说到出题目，无非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可以一起去逛一次市场，或者去看一次斗鸡，把我们的所见各自记下来。只要把自己看到后觉得印象深刻的东西如实记下就可以了。比如，在斗鸡的两个回合之间，公正人让鸡主人把鸡抱回去调理一下，这时候鸡主人就扒开鸡嘴往嗓子眼里灌点酒。就记诸如此类的小事。看看我们各自看到了些什么。”
孩子点点头，可是随即就垂下眼来，望着面前的盘子。
“要不我们也可以去一次咖啡馆，玩上几盘扑克骰子，①你就写你听到人家都谈了些什么。也不要全写出来。只要把有点意思的写出来就行了。”——
①有的骰子上面刻有扑克图案，称为扑克骰子。另外，亦有以骰子掷出花色，引用品克牌打法的。也称为掷扑克骰子——
“按这个办法写我现在怕还不行呢，爸爸。我想我还是照那篇小说的写法写下去吧。”
“那就照你的老办法写吧。我不想干预你，也不想影响你。我说的这些都不过是练习罢了。本来我倒很愿意陪你练习练习。就好比弹琴练指法。其实这些办法也不一定就真好得不得了。我们还可以另找些更好的办法。”
“我恐怕还是照那篇小说的写法写下去的好呢。”
“也好，”父亲说。
父亲心里想：我像他这样年纪的时候，还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呢。我认识的人里也从来没有一个能有这样的本事。我认识的人里也从来没有一个能像他似的，才十岁的娃娃就有那么一手好枪法。小小年纪不只参加射击表演，还跟大人、跟职业选手一块儿比试枪法。他十二岁上就以平等的资格上场参加比赛了。他打起枪来就像身上天生有雷达似的。目标没到射程以内，他绝不轻易发枪；野禽被一哄赶冷不防飞出来，他也决不会给弄得措手不及。他常常打长尾野鸡，打飞过的野鸭子，射击的姿势优美，出枪恰到好处，准确非凡。
逢到比赛打活鸽的时候，只要一等他来到屋外的水泥场上，通过旋转门走进射击栏，旁边挂起了黑条纹金属板表示由他上场，那班职业选手就都不作一声，紧盯着看了。射手中只有轮到他上场，满场观众才会鸦雀无声。他举起枪来架在肩上，还回头看了看枪托底部抵在肩膀的什么部位，一些职业选手见了微微一笑，好像发现了一个秘密似的。然后他的腮帮子就靠下去贴在贴腮上，左手老远伸出在前头，身体的重心前移到了左脚上。枪口抬起来又低下去，往左移了移又往右移了移，最后回到了正中。右脚的后跟轻轻一提，浑身的力气都集中到了弹膛里的那两发弹药上。
“预备！”他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嗓音是那么低沉沙哑，真不像是小孩子的说话。
“预备！”管鸽笼的人应了一声。
“放！”那沙哑的嗓子话音一落，五个笼子里不知哪一个笼中就飞快冲出一只灰鸽来，也不知是怎么一窜，就贴着青草地箭一般一掠而过，向着白色的矮栅栏飞去。第一个枪筒里的子弹一下就打中了它，第二个枪筒里的子弹也随之而入。那飞鸽脑袋朝前一冲，栽了下来，只有那些射击的行家才看出第二颗子弹也打中了鸽子，尽管这时鸽子早已中弹死在空中了。
孩子这时就会打开枪筒，离了水泥场，回到休息室去，脸上不带一点表情，眼睛直望着地下，对喝彩声只当没有听见一样，要是碰到哪个职业选手赞他一声：“好样的，斯蒂维，”他就会以那个陌生的沙哑嗓门说声“谢谢”。
他就会把枪在枪架上放好，等着看父亲上场打。父亲打罢，爷儿俩就会一起走到露天的冷饮柜台跟前。
“我可以喝瓶可口可乐吗，爸爸？”
“只许半瓶为限。”
“好吧。真遗憾，我刚才的动作太慢了。倒让那只鸽子逞了强，真是不应该啊。”
“那鸽子冲劲足，飞得又低，斯蒂维。”
“要不是我动作慢，那就谁也不会知道了。”
“你打得还不错。”
“我还会打得跟本来一样快的。不用为我操心，爸爸。就喝上这么点儿可乐，我包你出手慢不了。”
他打第二只鸽子时，地笼的弹簧门一开，鸽子从暗沟口里窜出来，刚一飞起就给打死在空中。大家都看清了鸽子是在空中中了第二枪以后才落地的。出了笼子还飞不到一码远。
孩子来到休息室时，有个本地的射手说道：“好，你这一下打得轻松，斯蒂维。”
孩子点了点头，把枪搁好。他看了看记分牌。还要等四个选手上过场，才会又轮到父亲。他就去找父亲。
“你这一回出手又很快了，”父亲说。
“我是听见了开笼声的，”孩子说。“我不是糊弄你，爸爸。我知道几个笼子开笼的声音都是听得见的。可我发现眼下二号笼开起来要比别的笼子响一倍。这个笼子也真该上点油了。看来这号事谁也没有注意。”
“我总是一听见开笼声就把枪口转过去。”
“是啊。可要是声音特别响的话，那准是在左边。左边的声音响。”
父亲此后连打三轮，鸽子没有一次是从二号笼里出来的。后来真碰上了一次，他却并没有听到开笼声，结果这一次他是用了第二发枪弹在老远以外才把鸽子打死的，死鸽子正好撞在栅栏上，落在界内。
“咦呀，爸爸，我真抱歉，”孩子说。“他们上过油了呢。都怪我多嘴了。”
爷儿俩一起参加过了最后一次国际射击大赛，晚上在一块儿闲聊，孩子说道：“我真不明白，怎么有人会连只鸽子也打不中。”
“这话可千万不能对人家说啊，”父亲说。
“我不说。可我这倒真是心里话。打不中是说什么也不应该的。我总共只失败过一次，可也是两枪都中，只是死鸽子栽下来掉在界外了。”
“可这样你还是失败了。”
“我明白。这样我还是失败了。不过我弄不懂，真要是个够格的射手怎么会连只鸽子也打不中。”
“也许过了二十年你就懂了，”父亲说。
“别生气，爸爸，我不是存心要顶撞你。”
“没什么，”父亲说。“可对别人你这话千万不能说啊。”
他是在对那篇小说、对孩子的写作感到捉摸不透的时候想到了这些的。孩子虽然天赋惊人，能成为这样一个打飞禽的能手却也并非全靠自己，他不是不经点拨、不经培养就自己成了材的。可如今他早已把这个锻炼的过程统统忘了。他忘了自己起初打不中飞禽，父亲就要扒开他的衬衫，叫他看看他枪托抵的不是地方，所以臂膀上都起了青肿。教给他纠正毛病的办法就是每次举枪一定要回头看一看肩膀：看枪确实架妥了，才能招呼放鸽子。
他忘了父亲还教给他一套动作要领：把身体的重心落在你跨前的脚上，莫抬头，只管转枪口。怎么能保证身体的重心落在跨前的脚上呢？只要把右脚的后跟抬起就行。莫抬头，转枪口，快出手。记住，得分多少是无关紧要的。可我要求你一定要做到鸽子刚一出笼就得打着。看鸽子不要看其他部位，只要看它的嘴。枪口要瞄准鸽子嘴。要是鸽子嘴看不见，看嘴巴该在哪儿就瞄哪儿。我现在对你的要求是出手一定要快。
孩子天生是棵打枪的好苗子，但是父亲一直帮着摔打，要把他磨练成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每年都要带着他苦练提高出手速度，初练时十枪里不过中个六七枪、七八枪。后来提高到十有九中，在这个水平徘徊了好一阵，又提高到二十枪内枪枪命中，可惜不走运，到底成不了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那第二篇小说他可始终没有拿出来给父亲看。直到暑假结束他还没有把稿子改到能使自己觉得满意。他说他要磨到完美无缺才能拿出来。等他一完稿，他一定马上送来给父亲看。他说这个暑假过得非常愉快，真是少有的愉快，而且还有这么些好书看，他感谢爸爸在写作问题上对他没有逼得太紧，因为暑假毕竟是暑假，今年的暑假过得好，大概算得上是过得最好最好的暑假之一了，跟爸爸在一起那可真是带劲极了，真是带劲极了。
过了七年，父亲又看到了那篇得奖的小说。那是他在孩子当年住过的房间里查阅几本书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本书，在书中看到的。他一看见这本书就立刻意识到那篇小说是怎么来的了。他记起了当年的那种似曾相识之感。把书一翻，果然有这一篇，一字未动，连题目都一样。那是一位爱尔兰作家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所收都是极优秀的作品。孩子竟是一字不改的抄袭，连题目都照抄了。
父亲心想：从小说得奖的那年夏天到他无意发现这本书相隔已有七年；这七年中的后五年，孩子简直把一切坏事、蠢事都干绝了。可父亲本来还一直以为那是因为孩子病了。以为他是得了病才变坏的。以为他原先一直还是不错的。是那最后一个暑假后一两年才开始变的。
如今他明白了，这孩子从来就不是个好孩子。回想往事，他总每每有这样的感觉。悲哀啊，原来射击是并不能促使人进步的！
蔡慧译
大陆来的大喜讯
①《大陆来的大喜讯》是又一篇以古巴为背景的完整的短篇小说——原编者注——
接连吹了三天南风，王棕树灰色的树干在狂风里弓着腰，长长的棕叶更是给吹得倒弯着身子，好像已经脱离了树干，在前边另成了一行似的。风愈吹愈猛，暗绿的叶柄拼命嘶叫了一阵，终于纷纷被风扼杀了。芒果树的枝桠也都在大风中一阵战栗，啪嗒断了。风里带来的热气烤得芒果花枯焦粉碎，连花梗也干瘪了。草都枯萎了，泥土里已经没有一点水份，风里尽是一派粉尘。
大风日夜不停整整刮了五天，等到风息，王棕树的叶子已有半数死僵僵吊在树干上了，还青的芒果不是掉在地上，就是死在树上，花蔫了，花梗也枯了。今年芒果的收成算是完蛋了，其他的作物也都一样。
那人挂出去的电话跟大陆接通了，他先叫了一声：“喂，辛普森医生，”接着就听见对方那条破哑嗓子说道：“惠勒先生吗？哎呀，先生，你那位哥儿今天可真叫我们大家都吓了一大跳。一点不假。我们照例在电休克治疗前给他用喷妥撒钠，我早就注意到这孩子对喷妥撒钠有异乎寻常的耐药力。他以前从来没有弄过麻醉剂的玩意儿？”
“据我知道没有弄过。”
“真没有弄过？可也是，天下的事难说。反正他今天的表演我算是领教了。弄得我们五个人倒像小娃娃一样傻了眼。真的，五个大人都变成娃娃了。治疗只好延期。是啊，他对电休克这样害怕是不正常的，完全没有理由可以解释，所以我才给他用了喷妥撒钠，不过今天是不能做这个治疗了。别急，依我看今天倒有个可喜的迹象。他今天一点都没有顶牛，惠勒先生。这样的好现象以前还真不曾有过。这孩子果然进步了，惠勒先生。我还夸他呢。对，我当时对他说来着：’斯蒂芬，我倒不知道你还这样懂事呢。‘他眼前的情况包你会满意、会夸奖的。今天他事后就写了封信给我，写得可逗了，可有意思了。我这就把信给你寄去。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你没有收到？对了，对了，一定是发信有了点耽搁。我的秘书老是手头的事情一大堆，这种情况甭说你是理解的，惠勒先生，我是个忙人啦。是啊，他不肯接受治疗的时候骂起人来确实难听到极点，不过事后向我赔礼道歉，倒大有绅士的风度。你真该来看看这孩子现在的模样呢，惠勒先生。他现在注意自己的仪容了。简直就是一位标准的时髦青年大学生。”
“那治疗的事怎么办？”
“喂，会给他治疗的。首先喷妥撒纳的用量得加大一倍。他的耐药力着实惊人哪。我不说你也清楚，目前这一系列的治疗是他自己要求增加的。这看起来好像有点’自虐狂‘的味道。连他自己的信里也隐隐然有这么种意思。不过我倒有点不以为然。依我看这孩子是对现实渐渐开始明白了。我这就把信给你寄去。这孩子的情况包管会使你感到欢欣鼓舞的，惠勒先生。”
“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
“什么？喔，是说天气呀。这个嘛，我看可以说是每年这个季节的一大特点吧，只是今年未免过分了点。是啊，是同常年不完全一样。说实在的今年的天气是有点儿邪门。你有事只管来电话好了，惠勒先生。这孩子有进步了，我还有什么可着急、可担心的呢。他的信我这就给你寄去。信写得挺漂亮的，我看也未尝不可以这么说吧。是啊，惠勒先生。不不，惠勒先生。惠勒先生，依我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想跟他通话？我替你把电话转到医院里去。不过恐怕还是明天通话比较好些。做完了治疗他难免会有些累。还是明天比较好些。你说他今天没有做治疗？对对，一点不错，惠勒先生。我是觉得这孩子现在体力比较差，怕干不了这样费力气的事。对对。治疗要到明天才做。我得加大喷妥撒纳的用量才行。这一系列治疗可是他自己要求增加的。你就后天给他打电话好了。后天他不做治疗，而且也休息过了。对，惠勒先生，是这样。你用不到焦急。依我看他能有这样的进步，已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今天是星期二。你星期四跟他通电话吧。星期四什么时候都行。”
星期四南风又大了起来。反正现在风对树木再也造不成多大伤害了。棕榈树焦黄枯死的叶柄大不了给吹折了，芒果树未死花梗上的一二朵残花大不了给烤蔫了。只是杨树叶子都给吹得发了黄，扬起的尘土和刮落的树叶撒得游泳池里满池都是。尘土透过纱窗给吹进屋里来了，有钻进书里的，有落在画上的。奶牛都背着风伏在栏里，连嘴里倒嚼的草料都含着砂粒。惠勒先生记得，大风总是在四旬斋期间①来的。当地人索性就给起名叫四旬斋风潮。凡是恶风当地人都给起了名字，一些蹩脚作家就专爱拿这种恶风做文章。这号事他就坚决不干，比方说他就坚决不写棕榈树的叶梗给刮得在树干前边倒挂成一行，好似少妇背向狂风而立，吹散的头发都扬向前方。他就坚决不写起风前一天晚上他们一起散步时闻到的芒果花香，不写他窗外芒果花丛中的蜜蜂嗡嗡。蜜蜂如今早就没了影踪。他也决不用外文来叫这股风。以种种风的外文名字作题材敷衍成篇的蹩脚文章已经见得太多了，这种名目他就说得出几大筐。惠勒先生此刻写文章就一个字一个字用笔写，在这四旬斋风潮中他可不想把打字机拿出来用——
①复活节前的四十天，守斋悔罪，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禁食，称为四旬斋。天主教、东正教，以及耶稣教中的某些教会都有这样的规矩——
在他家里打杂的小伙子是他儿子的同龄人，两人在一起长大的时候还是朋友。这时小伙子走进来说：“给斯蒂维打去的电话接通了。”
“嗨，爸爸，”传来了斯蒂芬沙哑的嗓音。“我很好，爸爸，真的很好。从来没有这么痛快的。真的，那劳什子现在都给赶跑了。痛快得你没法想象。我现在对眼前的一切真的又都清清楚楚了。辛普森医生吗？喔，他挺不错的。说真的我信得过他。他是个好人哪，爸爸。说真的我对他很有信心。他比一般医生气易近人。他现在要给我额外增加几次治疗。大家都好吗？那好。你问天气吗？好，还可以。治疗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没有。一点都没有。一切都很好。很高兴你也一切都好。这一回我算是真的明白过来了。好吧，我们犯不上浪费电话费了。向大家问好。再见了，爸爸。咱们回头见。”
“斯蒂维问你好呢，”我①对打杂的小伙子说——
①原文如此。下同——
他想起了当年，愉快地笑了。
“多谢他。他好吗？”
“好，”我说。“他说一切都好。”
蔡慧译
雇佣兵
——故事一则
要是你对在马克萨斯群岛②采珍珠的条件，对筹划中横穿戈壁滩的铁路上谋份差事的可能性，或者对那些以热的辣味肉馅玉米饼闻名的共和国③的潜力真的感到兴趣，就请到芝加哥瓦巴希大道坎勃里纳斯咖啡馆去。在那里，新一代的放荡不羁人士每晚大嚼意大利实心面条和小方饺的餐厅后面，有一间窄小的、烟雾弥漫的房间，那是个追随部队想发财的哥儿们的交流中心。你一走进房间——除非你得到坎勃里纳斯点头允诺，进这房间并不比参加那闻名遐迩的骆驼钻针眼的表演容易多少——房间里会刹那间寂静下来。然后，数目不固定的眼睛，会带着只有时不时想到死亡才有的那种超然的紧张神情，把你周身细细打量一番。这种审视并不全然是粗鲁的。瞧你顺眼，就没事儿；要是人们并不认识你，那也没事儿；坎勃里纳斯已经点了头嘛。过了一会儿，人们又继续聊起天来。不过有一次，门猛一下子被推开，人们抬起头，眼光射向门口，认出来了是谁，有个男人就从一张牌桌边半欠起身，一只手藏在背后，还有两个男人猛地趴在地板上，只听得门口一声轰鸣，于是在马来群岛结下的冤仇就在坎勃里纳斯咖啡馆后屋里了结了。但是这次不是这么回事——
①下面这五篇是《全集》本没有收进的，现根据彼得·格利芬于1985年发表的海明威传记《与青春为伍》中的文本加以补译。
②在大洋洲东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
③指墨西哥及中美洲诸共和国——
一月，我从被风刮得光溜溜的瓦巴希大道走进坎勃里纳斯惬意的酒吧，得到了坎勃里纳斯木人的笑容的支持，穿过侍者们正在清除套餐的残羹剩饭的餐厅，一阵风似地走进这窄小的后屋。有两个我以前在咖啡馆见过的男人正坐在三张桌子中的一张旁，面前摆着几瓶半空的没有商标的酒，内行人士都知道这叫做“肯塔基佳酿”。他们点了点头，我就坐到他们桌边。
“抽烟吗？”两人中个儿高一点的问道，这人很瘦，脸色象鞣了一半的皮革，他将一包廉价香烟从桌边往我这儿推过来。
“兴许这位先生宁愿抽一支这种东西，”另一个笑道，精心修得两头尖尖翘起的小胡子下面白牙一闪，用一只指甲修得整整齐齐的小手把一只上有姓名首字母图案的香烟盒推过桌来。
“这不奇怪，”大个子嘟囔道，喉结在法兰绒衬衣领子上一上一下地动着。“我自己也受不了这味儿。”他抽出一支自己的烟卷，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了一端捻搓，直到他面前桌上堆起了一小堆烟草，然后小心翼翼地拈起这一团烟丝，塞在舌头下面，点燃剩下的那半支烟。
“真逗，用这办法吸烟，是不是？”那黧黑、矮小的人把一根火柴递给我时，笑着说道。我把烟盒还给他时，注意到盒上交叉的大炮图案。
“法国炮兵？”①我问道。
“是，先生；七十五支队的！”他又笑了笑，整个脸庞亮②了起来——
①原文为蹩脚法文。
②原文为法文——
“喂，”那瘦削的人插嘴道，用一种沉思的目光瞅着我，“你不是干炮兵营生的，对吗？”
“是的，那玩意儿太费脑筋，”我说。
“这样想真他妈的不好。并不是这样的，”皮革般面容的人对我的看法作答。
“为什么？”我说。
“眼下这可是个好差使啊。”他把那团烟丝卷到舌尖下面，深深吸了一口烟屁股。“对炮手来说。秘鲁跟智利干起仗来。两百美元一个月——”
“付黄金，”法国佬笑着说，捻了一下小胡子。
“付的是黄金，”皮革脸继续说道。“我们从坎勃里纳斯这儿听到了内幕消息。他们要炮兵军官。我们见了领事。一个胖子，满神气的，挺油滑。’跟智利干仗？无稽之谈！’他说。我用拉美人式的英语跟他说了好一阵，才算打通。这个拿破仑——”
法国佬弯了弯腰，“达尼·里考中尉。”
“这个拿破仑——，”皮革脸无动于衷地接着说，“跟我是秘鲁皇家共和部队的官儿，拿着车票在往纽约奔。”他拍了一下大衣口袋。“到那儿去见秘鲁领事，送上证件，”他又拍了拍大衣兜，“然后坐船通过巴拿马地峡到秘鲁去。咱们来喝一杯吧。”
他按了一下桌子下面的键钮，矮胖的撒丁侍者安东尼诺从门外探进脑袋来。
“要是你还没喝过，来上一杯干邑-本尼迪克特酒①怎么样？”皮革脸问。我点点头，琢磨了一下。“三杯马爹利-本尼迪克特酒，尼诺。坎勃里纳斯不在乎的。”②——
①法国产的一种甜酒。
②原文为意大利文，尼诺为安东尼诺的简称——
安东尼诺点点头，走了。里考对我笑了一下。“等着听人怎么把这苦艾酒贬称为邪酒吧！”
我正在纳闷皮革脸干吗要这种酒，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的人才喝这种上口挺醇和、到头来却不知不觉让脑袋瓜天昏地转的混合酒。安东尼诺端酒来的时候，我还在一个劲儿寻思，酒不是斟在利久酒酒杯里，而是盛在偌大的满满当当的鸡尾酒酒杯里。
“这一切全算我的，”皮革脸说，随手抽出一卷钞票。“我和拿破仑现在每月的报酬是二百美元呐——”
“拿的是黄金！”里考笑着说。
“是黄金！”皮革脸平静地说完这句话。“听着，我姓格拉夫斯，佩里·格拉夫斯。”他从桌子那一头看着我。
“我叫里纳蒂。里纳蒂·勒纳多，”我说。
“意大利佬？”格拉夫斯问道，眉毛和喉结同时往上抬。
“爷爷是意大利人，”我回答道。
“意大利佬，呃，”格拉夫斯几乎听不见地说道，然后拿啤酒杯。“为拿破仑，还有你，勒沙瓦①先生，我要敬上一杯。拿破仑，你说‘打倒智利！’里沙托，你说‘智利必须毁灭！’②③我的祝酒词是‘智利见鬼去吧！’”我们全从酒杯里呷了一口酒——
①格拉夫斯在整齐小说中把里纳蒂·勒纳多的名字都叫错了。
②原文为法文——
“打倒智利，”格拉夫斯沉思般地说，然后用一种辩论的口气说道，“这帮智利佬，难道不坏透了吗！”
“可曾去过那儿？”我问。
“没有，”格拉夫斯说，“这帮混帐智利佬，坏透了。”
“格拉夫斯上尉心底里是个宣传家，”里考笑着说，点燃一支烟。
“咱们全集合在炸面包圈周围。秘鲁炸面包圈，”格拉夫斯若有所思地说，一边将又一支烟卷拆开。“紧跟炸面包圈，孩子们，我的勇敢的孩子们。炸面包圈万岁。拥护秘鲁炸面包圈，打倒智利辣味牛肉丁。这些智利佬，全是一帮混蛋！”
“炸面包圈是什么意思，我亲爱的①格拉夫斯？”里考迷惑不解地问。
“让世界成为炸面包圈安全生存的地方，这伟大的古老的秘鲁炸面包圈。别丢起炸面包圈。记住炸面包圈。秘鲁希望每个炸面包圈尽它的义务，”格拉夫斯用一种单音调吟唱道。“用炸面包圈把我裹起来，我勇敢的孩子们。不，这听起来不对头。它没有一句口号应有的意味。可这帮智利人全是混蛋！”
“上尉是非常爱国的，是不是？我寻思炸面包圈是秘鲁②的国家徽记，是吧？”里考问。
“从没上那儿去过。但我们将让这帮智利混蛋瞧瞧他们绝对不能践踏这伟大的古老的秘鲁炸面包圈，拿破仑！”格拉夫斯说，一面用拳头猛捶桌子。
“说真个的，既然咱们的剑听命于这个国家，咱们应该多了解一点这个国家的情况，”里考抱歉地喃喃说。“不知道秘鲁的国旗是怎么样的？”
“我本人不会用剑，”格拉夫斯阴郁地说，举其他的酒杯。“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喂，你去过意大利吗？”
“呆过三年，”我回答道。
“大战期间？”格拉夫斯瞥了我一眼。
“大战期间，”③我说——
①原文为法文。
②原文为法文。
③原文为意大利文——
“好小子！听说过‘豺狼’吗？”
在意大利谁没听说过“豺狼”？那是意大利王牌驾驶员中的王牌，只比死去的巴拉卡①差一点。哪个男学生都能道出他击落敌机的数目和他跟大名鼎鼎的奥地利驾驶员冯·胡塞男爵交战的经过。机枪枪管卡住了，机上的观察员死在机舱里，但他硬是把冯·胡塞活着弄回意大利防线。
“他是个勇敢的人吗？”格拉夫斯问，脸庞绷紧起来。
“当然啦！”我说。
“当然！”②里考说，他跟我一样熟悉这段经过。
“他并不勇敢，”格拉夫斯说，他那皮革般的脸皮悄悄皱出一副笑容。“他是不是个有种的好汉，我让你，拿破仑，也让你，里鲍索先生，自己去判断。战争结束了——”——
①巴拉卡（1888-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空军著名的战斗机驾驶员。
②原文为法文——
“我好像在别的地方也听说过这些事，”里考嘟囔道。
“战争结束了，”格拉夫斯平静地继续说。“大战前，我是野战炮队的军士长。大战结束时我当上了野战炮队的上尉，临时管管事。过了一阵，他们把我们全撸回到战前的级别，我就退了役。从上尉一下子跌到军士，这一跟头可跌得不轻啊。你知道，我是个军官，可不是个上等人士。我能指挥一个炮兵连，可是抽烟的趣味太怪。但我也并不比那帮老军士更倒霉。他们中有些人当时成了少校，有的甚至当上了中校。可这一下子，又全降为军士，或者退伍完事。拿破仑是个上等人士。你一瞧他那样子就知道。但我不是。问题不在这里，要是他们存心那么办军队的话，我也并不抱怨。”他举啤酒杯。
“打倒智利佬！
“停战以后，我有了假期，得到了一份调令，可以去意大利，就取道热那亚和比萨，直奔罗马，可有个小子说西西里岛气候特棒。我就是在那儿学会喝这种酒的。”他发现酒杯空了，就按了一下桌子下面的键钮。“这玩意儿喝多了，对人没有好处。”
我点点头。
“从一个名叫圣吉尔瓦尼城的地方摆渡去墨西拿，在那①儿你可以乘上火车。一条线去巴勒莫。另一条奔卡塔尼亚。②③只是选择哪条线，跟我跑哪条线的问题。两列火车停在那儿，我们一大帮人站着，这时，有个女人走上前来，对我微笑着说，‘您是要去道米那的那位美国上尉福勃斯吧？’
“我不是，明摆着的，如果是个象这里的拿破仑那样的上等人士，当时就会说，多遗憾哪，他不是福勃斯上尉，可我不会那一套。我敬了个礼，一瞧她那模样儿，就赶紧说我正是那位上尉，正在去道米那的途中，管它在哪儿呢。她高兴极了，可是说她原以为我要过三四天才能来呢，还问亲爱的狄奥尼西娅怎么样了？
“我在罗马曾经去过柯索·卡瓦利，在一条名叫狄奥尼④西娅的马身上赢了钱，它在最后一段直道上从后面赶上来，赢得甭提有多漂亮了，所以我没撒谎，照直说狄奥尼西娅一生中的状态从没这么好过。还有比央卡，她怎么样了，这好姑娘？比央卡嘛，就我所知，身体再好没有了。我们就这样边说边走，走进一节头等车的包房，而这位太太，她的名字我没听清，正一个劲儿惊叹我们俩会面是件多有趣、多幸运的事儿。听了狄奥尼西娅的描述，她立刻就认出我了。敢情不好吗，战争打完了，大家又可以享受一点乐趣了，再说，我们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也干得挺出色嘛。那会儿有些欧洲人老是坚说美国参了战——
①在西西里岛东北角，与意大利半岛上的卡拉布里亚区隔墨西拿海峡相望。
②西西里岛西北部海港城市。
③在西西里岛东部海岸。
④意大利语，意为跑马场——
“铁路右边一路上尽是柠檬园和桔子树丛，景色漂亮得让你瞧上去眼睛都发疼。修了梯田的山坡，金黄色的果实掩映在碧绿的树叶间和山峦上绿色更深的橄榄树丛中，一道道溪流露出宽阔的干涸的卵石河床，一直伸向大海，还有古老的石砌屋宇，一切都显得那么富有色彩。而在铁路左边，只见一片大海，海水比拿不勒斯湾水要蓝得多，对面的卡拉布里亚区海岸一片紫色，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象那样的。嗯，那位太太跟那风光一样，瞧上去甭提有多叫人顺心啦。只是她有点不同凡响的地方。一头蓝黑色的头发，脸色象古老的象牙，眼睛犹如两潭墨水，加上饱满的红润润的嘴唇，还带着那种微笑，你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儿吧，里斯考沙先生。”
“但这万分愉快的艳遇跟‘豺狼’一身是胆有什么关系，上尉？”里考问，他对于女人的优点有他自己的看法。
“大有关系，拿破仑，”格拉夫斯继续说道。“她有那种红润润的嘴唇，可不——”
“快谈‘豺狼’！去他妈的红润润的嘴唇！”里考不耐烦地嚷道。
“上帝保佑她的红嘴唇，拿破仑。过了一会儿，那列小火车在一个叫贾迪尼的小站上停了下来，她说咱们要在这里下车，道米那就是山上的那个镇子。有一辆马车等在那儿，我们坐了进去，马车就沿着象管道弯头一般的路直往山上的小镇奔去。我一路上显得十分殷勤而又庄重。拿破仑，要是你见到当时我的模样就好啦。
“当晚我们一块儿吃饭，我告诉你吧，那可不是快餐之类的便饭。先送上马爹利一本尼迪克特酒，然后是各式各样的饭前小吃，希奇古怪，弄也弄不明白，可味道甭提有多美了。然后是一道汤，清汤，接着是一道那些身子扁平的小鱼，象小鲽鱼之类的，煮法跟你在新奥尔良①卢骚酒家吃的软壳蟹一样。烤小火鸡，浇汁挺怪的，还有勃朗特葡萄酒，跟融化了的红宝石差不离。他们在埃特纳火山②上种葡萄，你知道，他们不让把葡萄运出意大利，运出西西里岛。至于甜食，我们吃了意大利人称作面点的那种挺特别的皱皮玩意儿和土耳其黑咖啡，还有一种利久酒，叫克瓦恩特洛③——
①美国南方路易斯安那州墨西哥湾港口城市。
②在西西里岛东北部。
③原产法国的一种带橘味的白酒——
“吃完饭，我们坐在外面花园的柑桔树荫下，墙上攀着素馨花，月光下一切阴影都变成了蓝黑色，她的秀发一团暗黑，嘴唇却是红红的。在远处，你可以看见明月挂在海面上，而白雪覆盖在埃特纳火山的山脊上。天地间的万物在月光下都象石膏一样洁白，或象卡拉布里亚海岸那样紫，而山下，远处的贾迪尼车站的灯光闪烁着黄色。看上去她似乎跟她丈夫不太和睦。他是个飞行员，在意大利占领军中，驻在伊斯特利或者哈斯特利，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我也不怎么在乎。而我来陪她几天，让她高兴高兴，她挺乐意。我当然也乐意啦。
“得，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餐，或者他们所谓的早餐，那是面包圈、咖啡和柑桔，当时阳光透过偌大的弹簧门上的窗玻璃照射进来，门一下子被推开了，冲进来——意大利佬总少不得是冲进房间的，请原谅我，迪沙瓦先生——一个挺帅的家伙，腮帮子上横着一道疤，披件漂亮的象演戏用的蓝披肩，黑靴子擦得锃亮，佩着一把剑，喊道：‘卡里西玛！’
“然后他瞅见我坐在早餐桌旁，于是他这一声‘卡里西玛’以一种咯咯声告终。他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只有那道疤象条鲜红的鞭痕，特别显眼。
“‘这是怎么回事？’他用意大利语问，猛一下子抽出剑来。我认出了他。这张英俊的、带伤疤的脸，我在许多画报的封面上见过。这正是那‘豺狼’。那位夫人正对着早餐盘子哭泣，她吓坏了。但‘豺狼’真是了不起。他把这场面搞得挺有戏剧性，而且搞得十分出色。他具有我从未见过的威慑一切的气势。
“‘你是什么人，你这狗杂种？’他对我说。真逗，这个词儿竟然具有国际性，在所有国家都通用，是不是？
“‘佩里·格拉夫斯上尉愿为您效劳，’我说。那真是个叫人发笑的情景，这神气活现的、面容英俊的、所向披靡的‘豺狼’，怀着满腔义愤，可面对他的却是老佩里·格拉夫斯，就象你们现在见到的那样起貌不扬。我瞧上去并不象是三角恋爱里的一角，但我身上有些东西叫她喜欢，我琢磨。
“‘你敢接受一位绅士的挑战吗？’他突然吐出了一句。
“‘当然，’我说，鞠了一个躬。
“‘就在此时此地？’他问。
“‘当然，’我说，又躬了一次身。
“‘你有剑吗？’他用甜腻腻的语调问道。
“‘请等一等，’我说，就走出去，拿上我的包、皮带和枪。
“‘你有剑吗？’等我回来时，他问。
“‘没有，’我说。
“‘我给你找一把来，’他说，显出他最佳的‘豺狼’派头。
“‘我不想用剑，’我说。
“‘不想跟我决斗？你这狗杂种，我要宰了你！’”
格拉夫斯的脸冷酷极了，声音也温柔极了。
“‘我就在此时此地跟你决斗，’我对他说。‘你有手枪，我也有。我们面对面分站在桌子两头，左手撑在桌上。’桌子不到四英尺宽。‘由这位夫人喊一，二、三。喊到三，我们就开枪。隔着桌子开火。’
“这一下，控制局面的由漂亮的‘豺狼’变成佩里·格拉夫斯啦。因为和他可以用一把剑结果我的性命同样肯定无疑的一件事是：如果现在他在三英尺外用枪打死我，我也会让他跟我一起归天。他也明白这个，就开始冒冷汗。这是唯一的迹象。他前额上绽出大颗大颗的汗珠子。他解开披肩，拔出手枪。那是把7．65毫米口径的小手枪，样子特丑的短脖小左轮枪。
“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站着，将手撑在桌面上，我记得我的手指抠进了一只咖啡杯，我们拿手枪的右手放在桌沿下面。我的．45口径的大手枪拿在手里，满满一握。那位夫人仍然在哭。‘豺狼’冲着她说，‘喊数，你这婊子！’她在歇斯底里地抽泣。
“‘埃梅利奥！’‘豺狼’喊道。一个仆人来到门口，脸色苍白，显得十分恐惧。‘站到桌子那头去，’‘豺狼’命令道，‘慢慢数一、二、三，喊清楚。’①
“这仆人站到桌子的另一头。我没象‘豺狼’那样，死盯着对方的眼睛。我瞥了一眼他的手腕，他的手已经放在桌子底下了。
“‘一！’侍者说。我盯着‘豺狼’的手。②
“‘二！’他的手刷的举起来。他紧张之下失去了自制，想③不等喊到三就对我开枪，把我打死。我的老左轮枪响了，飞出偌大一颗．45口径的子弹将他那正在打响的手枪一下从手上打飞了。你知道，他还从没听说过把枪放在屁股边就发射的事儿呢——
①②③原文均为意大利文——
“那位夫人一下子蹦跳起来，尖声大叫，双手搂着他。他的脸因羞愧而涨得通红，那只手因为枪崩飞时引起的剧痛而在发抖。我把枪插进枪套，拿上野战背包，往门口走去，但是在桌边停下步来，站着喝我的那杯咖啡。咖啡是凉的，但是我喜欢早晨喝咖啡。没有再说什么。她紧紧搂着他脖子在啜起，他站在那儿，脸色通红，无地自容。我走到门口，打开门，回头瞧了一眼，她从他肩膀上跟我挤眼儿。也许是眨眨眼睛，也许不是。我关上门，走出院子，上了奔贾迪尼镇的大路。‘豺狼’，他妈的，不，他是只荒原狼。拿破仑，一只荒原狼是狼又算不上是狼。现在你还认为他是个浑身是胆的人物吗，迪斯波托先生？”
我缄默不语。我正在想象这个皮革脸的老牌冒险家是怎样跟欧洲公认的最无畏的人比试勇气的。
“这只是个标准问题，”酒送上来时，里考说，“‘豺狼’是个勇士，当然如此。生擒冯·胡塞的冒险经历就是证明。而且，我的上尉，他是拉丁人。那是你无法懂得的，因为你只有勇气而没有想象力。那是上帝的赐予，老兄。”里考微微一笑，悲哀地摇摇头。“我真希望能有想象力就好啦。我已经九死一生，我不是胆小鬼。我入土之前还要碰到不少死亡，但那是，你怎么说来着，格拉夫斯，我的营生。咱们现在要去打一场小小的战争。也许是一场开玩笑的战争，呃？但是人们牺牲在智利和在蒙福孔①是一回事儿，我羡慕你，格拉夫斯，你是个美国佬——
①法国东北部一小镇，位于凡尔登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毁于炮火，原址现有阵亡将士纪念碑——
“勒纳迪先生，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敬佩里·格拉夫斯上尉一杯，他是如此勇敢，竟把你们国家最勇敢的飞行员都搞得象个怕死鬼啦！”他哈哈大笑起来，举起了酒杯。
“啊，喂，拿破仑！”格拉夫斯窘平地插进嘴来。“咱们把祝酒词改成‘炸面包圈万岁！’吧。”
蔡慧译
十字路口
——肖像选
波琳·斯诺
波琳·斯诺是我们湖湾区①曾有过的唯一的漂亮姑娘。她犹如一朵百合花从粪堆上直直地生长绽放开来，身体轻巧而又美丽。她父母双亡之后，去跟勃洛杰特家住在一起。打那之后，阿特·西蒙斯就开始每晚上勃洛杰特家去。
阿特去不了湖湾区大多数人家，但老勃洛杰特却乐意他来串门。勃洛杰特说他使蓬荜增辉。勃洛杰特干农庄杂事时，阿特就跟着他一块儿下马房，先向四周溜上一眼，瞧瞧有没有人偷听，然后就跟勃洛杰特讲好多故事。老勃洛杰特每每走进来，脸蛋涨得象火鸡的垂肉般红，咯咯大笑，使劲儿拍阿特的背脊。笑啊，笑啊，脸蛋变得越来越红——
①指密执安湖东北部的大特拉弗斯湾，在密执安州北部——
阿特开始晚餐后带波琳去散步。她起先见阿特就害怕，他那手指头，又厚实又粗陋，开起腔来还老摸她，所以不想去。老勃洛杰将就跟她开玩笑。
“阿特是湖湾唯一规矩的小伙子啦！”他说，拍拍阿特的肩膀。“去玩吧，波琳！”
波琳的一对大眼睛会显出惊惧的神色——但她还是跟着他一块儿走上路，隐没在暮色中。向查勒沃瓦①迤逦延伸的山脉上有一抹血红的晚霞，波琳就对阿特说，“你不以为这有多美吗，阿特？”——
①密执安州北部一县，境内有查勒沃瓦湖——
“咱们出来不是聊落日的，妞儿！”阿特说，伸手搂住了她。
过了些时日，有些邻居开始抱怨，他们就把波琳送到南边科德沃特的教养学校去。阿特也避了一阵风头，回来跟詹金斯家一个妞儿结了婚。
埃德·佩奇
斯坦利·凯普尔有次来到博因城，随一个杂耍班子作①巡回演出。他贴出一张海报，说他能在六个回合之内击倒任何对手，要是输了，愿被罚钱。那会儿，人人都在干伐木的行当，埃德·佩奇跟老板怀特的二号营地的一帮伙计来瞧杂耍。大戏一开场，凯普尔的经理人问有谁敢上，埃德就走上了戏台——
①位于查勒沃瓦湖畔——
那是场妙极了的厮杀格斗，有好多小子坚称埃德比凯普尔略胜一筹。不管怎么说，埃德因为挺住了这六个回合，得了一百美元赏金，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干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他只是沉溺于回忆他跟斯坦利·凯普尔的那场搏斗。有一阵子，人们还都赞赏地指指埃德。但如今大部分人已把那场搏杀忘得一干二净，有不少人还说不相信埃德居然能干出那事儿。
鲍勃·怀特
鲍勃·怀特应征入伍，跟一个基地医院单位出了国。大约在停战前三天，他到了法国。鲍勃回国后在秘密共济会支部第一次晚会上对会员们聊了好多关于战争的故事。
鲍勃有一枚铁十字奖章，他说是从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军官身上搜来的。而前线后方四十英里地方的喧嚣竟比战壕里还要糟糕。鲍勃不喜欢法国佬。有些法国佬还用牛犁地，而所有的法国丫头牙齿全是黑的。她们跟咱们的妞儿们可不一样。鲍勃跟法国一些最高贵的家庭打过交道，他应该什么都知道。据鲍勃说，法国士兵在战争中什么仗也没打。他们全是些老头儿，总是在修修路什么的。鲍勃说，海军陆战队也没真打过仗。他瞧见过许多海军陆战队，他们全都在码头和巴黎当宪兵而已。
说起来，鲍勃如今带回来了关于法国的直接见闻，湖湾区的人们也认为法国或者海军陆战队不怎么样了。
赫德老头——以及赫德太太
赫德老头有一张瞧上去不怎么正经的脸。他没络腮胡子，下巴嘛，似乎有点儿偷偷地朝里缩，水汪汪的眼睛兜圈儿红，鼻孔的边缘老是血红血红的，象擦破了表皮。赫德的小酒馆就在我家后面一起低地的四十号街上，你能听见他曳马时咒骂马的吆喝声。他是个矮小的人，常来我家后院提取我们留在那儿的盛在大电石桶里的泔水喂猪。当他发现泔水中有他认为猪不喜欢吃的玩意儿时，你可以听见他压低了声音咒骂我们和泔水。
他是个福音派信徒，按时去教堂做祷告。从来没人瞧见过他微笑，但我们有时能听见他在哼这样的小调：
宗教让我快乐，
宗教让我快乐，
宗教让我快乐，
我-正-在-途中！
赫德太太是个魁梧的女人，有张硕大的、清秀的、其实的脸庞，她大约比老头儿年轻二十岁光景。她现在约莫四十岁，当她十八岁时，她父亲撒手死去，给她留下老阿马克酒馆。她使最大劲儿经营这小酒馆，但怎么也不行。她没足够资金搬到大片布城①去，而且那时日，不象如今有度夏季假日的人可做买卖。她有一次告诉我妈——“那会儿，我可也是个漂亮妞儿呢。”——
①密执安州中部一大城市——
赫德每晚总是到老阿马克酒馆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瞧她怎样好歹做买卖，把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他不愿开口帮她劈柴什么的。他只顾傻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瞅她绝望地胡混日子。在那儿站了一些日子后，他开腔道，“萨拉，你还是最好嫁给俺吧。”
这样，她不久就跟他结了婚，她跟我妈说，“可怕的是他那会儿跟他现在瞧上去一模一样。”
比利·吉尔贝特
比利·吉尔贝特是个皮吉韦族印第安人，住在北边苏姗湖附近。比利太太是密执安州北部地区最漂亮的印第安娘儿，他们生了两个胖墩墩的棕色皮肤的小子，一个叫比拉，一个叫普鲁登斯。比利和太太俩都曾上愉悦山城①去上学，而比利可是个能干的农夫啊。在1915年，湖湾区的人谁也不明白比利干吗要去苏圣马利，报名参加黑衣军。②③——
①在密执安州中部，那里有一家师范学院。
②位于该州北端，在苏必利尔湖和休伦湖之间。
③英国政府于1725年开始组建的苏格兰高地警卫团，因其深色方格呢军装而得名——
今年夏天，比利回到家乡。他上衣胸口绣有两条丝带，左袖袖口上缝着三条金色的细条饰。湖湾区的老百姓没一个知道丝带代表着军功章和特等军功章，而所有参过军的人回家来都佩有这种丝带，有的有三四条呢，退役的时候你可以在营房里买到；人们拿他的褶裥短裙①开了不少玩笑——
①苏格兰高地男子穿的格子花呢做的短裙——
“瞧这印第安佬，还穿裙子呢！”那些二流子会这样大声说。当他放下背包，点燃支烟时，一定又有人说，“哈，瞧这娘儿，她还抽烟！”这总能引起一阵哄然大笑。这绝不是比利心目中的凯旋回家的情景。
他沿大路走到苏姗湖，发现小屋空荡荡的。门上了大锁，庭园荒芜，刚建不久的果园里爬满了匍匐草，把还没被兔子啃光树皮的幼树挤得奄奄一息。比利回到路上，走到一家邻人家里。
“吉尔贝特太太吗？”那人在门道问，忍住笑瞧着比利的褶折短裙。“她跟西蒙·格林的儿子跑啦。把农庄卖给了查勒沃瓦的g。今年还没犁地呢。你就是比利，呃？哎，他们住在本州的南边什么地方。”邻居站在门道里，手里拿着盏灯。
比利转过身，好歹背上背包，迈着苏格兰高地人的大步走向暮色苍茫的大路，无边苏格兰圆帽歪在脑袋一边，光溜溜的膝盖在褶折短裙下摆动着，就象它们曾经在巴鲍墨到康布雷①的大路上摆动一样。他的脸庞象往常一样麻木而毫无表情，但他的眼睛透过夜色却瞧着远方，他然后开始吹起口哨来。他吹的调儿是：——
①巴鲍墨在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康布雷在法国北部诺尔省。1917年英国军队在此西线打了一次大仗——
“离蒂珀雷里，非常遥远，
非常遥远。”①——
①蒂珀雷里在爱尔兰中部。这支爱尔兰歌曲流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歌词大意为：“离蒂珀雷里，非常遥远，离我认识的最甜蜜的姑娘，非常遥远。再见，皮卡迪莱，再见莱斯特广场。”——
蔡慧译
一个在爱河中的理想主义者的造像
——故事一则
高架列车铁轨正好从办公室开着的窗户下经过。铁轨对面有另一幢办公楼。火车沿铁轨而行，在车站上一停下便把另一幢办公楼挡住了。有时候鸽子停栖在办公室窗户的窗台上，并往下飞翔，停歇在铁轨上。行驶中的列车并不使对面的大楼完全看不见，而是透过开着的车窗和飞速掠过的车厢与车厢之间的站台显现出来。正是午餐时分，办公室里除了拉尔夫·威廉斯之外，没有人影；他正在给未婚妻的妹妹写一封信，即将写完。他从打字机上拿下最后一页信笺，便读起来。
我亲爱的伊莎贝尔，
我以这种方式与你恳谈，因为你和我在许多问题上
的看法是如此的偏异，通过当面交谈是难以得出任何结
果来的。
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这是我不愿看到的。倘若我错了，我愿意改正我的过失。你简直难以想象这种感觉是如何在折磨我。这比我初次去见欧玛时，你告诉我你感到我对你有怠慢之举更使我黯然神伤。那些时日对我来说是十分美妙的，因为我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了，我原以为这种沉睡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也许正是我表面上似乎并不太在意你的存在的原因——因为我寻觅到了我一直在探寻的爱，而一旦寻找到了这份爱，便不想失去它了。好几个月前，当你端坐在北岸旅社里对我直言相告之后，我竭力想作些补救。我为我的怠慢感到遗憾，为我的粗忽真诚地表示抱歉。然而我在这方面的努力似乎徒劳无益，显然是一败涂地。当我想到我所渐渐热爱的家庭——这种爱通过欧玛表现出来——中的一员，居然在她内心深处对一个希冀有朝一日成为她姐夫的人怀有反感与恶意，我便感到受到了伤害。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你的感情有任何的减弱。你只是放任自己如是想而已。
我的生活、经验、感情和理想的本质使我比跟我同龄的一般人想得更深邃一些。我还明白你为什么让这些感情潜入你的心田。
在我二十三年的岁月中，由于某种未知的理由，我崇尚一种对人类来说非常奇特的理想，这种理想发展到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以致哪怕稍一提到它就会从我的内心深处引发起一股怨恨，而且我无法不让它表现出来。所以我要继续这样感受下去，但是决意将这种感受羁留在我的内心，不管它是否会伤害我。
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和一个缺乏理想的人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前者以他用实际的观点来思想和观察所得来指导他的人生，而后者则怀有充分的幻想，以尚未实现或者也许永远不会实现的梦想来引导自己。我坚持自己的理想。那就是要多给予一些，比我所希求的或获取的要多一些。我总是在思索，思索，也许思索得过多了，但我总是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总是设想要是在别人的处境中我会做什么，然后沿着自认为正确无误的道路执著地走下去，当一个人总是做正当的事，他就不可能犯太大的错误。你曾经读到过关于富人的故事，他们竭尽全力获取了地位、权力和福祉，但所用的方法却激起了别人的反感，使人们对他们由于怀有理想而高踞于同类之上的名望表示冷漠。
怜悯、关怀、体谅和善意使给予者和接受者都得到恩泽。它们是不仅仅在圣诞节，而是从正月到十二月都值得修炼与实践的美德。这就是我现在和一直信奉的信条。在这个问题上，你也许不会和我谋合。你也许会说，我并不躬行这些美德。倘若你还是这样想，我感到遗憾，我不可能逾越我曾经做过的一切，因为当人们对别人表示善意，当人们更少地想到使自己快乐，而较多地想到使别人幸福，他们便会毫无私念，善解人意，更接近于遵守这条戒律，“当爱人如己。”①——
①引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第19节耶稣的教导——
无私、体谅和善意是主要构筑在我们自己的诚挚、毫不吝惜和无私的善意之上的。这是配合了人们的偏见和自然形成的好恶而有意识地培育的善意。这正是我好多次竭力做到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欧玛和我彼此相爱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爱你们家所有的人。对于你来说，我的这些情感也许带有偏见，但这只是你心中的想象而已——
对于我们，这些情感是合情合理的好恶。你不理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感。对于我，那个理想就是你，一个女人。那么你觉得我希望获得我所爱的女人的这一理想的性质是什么呢？你并不喜欢这种理想，因为我并没有以你所期望的热情投入你所酷爱的事情之中去，而且我知道你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你并不喜欢它，因为那晚我没有对你的取笑对象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者揶揄一番。由于我赋有我理想中的女人——包括你和克拉拉——
所拥有的羞怯感，我无法象你那样领悟到一个女人的四肢的形状，在与其他人的作一比较之后，竟能给人以幽默感与娱乐。
我的理想是一个自然之女，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神的杰作，不管她可能拥有什么形体，并且当这个理想由于不适宜地过多关注外表而受到损害时，我所以反感的原因便十分清晰了。
我明白我没有投入诸多的令人欢娱的玩笑和好笑的娱乐中去，我也看出在此次不悦之前已经好几次被你审察到了。我常常为此感到遗憾。许多年以前，当我比现在小得多的时候，在野餐或聚会上，当我没有以应有的热情投入娱乐或叫人发笑的恶作剧时，总有人会注意到，并且告诉我。我常常竭力想克服这种感情，不让它们显露出来，但我知道我没有做成功，它们仍然被人觉察到了。
由于我生活的性质和我的理想的形成，我不喜欢看到那些无助于增添女性魁力和优雅风度的事情，这还因为我比一般人思考得更深，对这些事情有更高的标准。理想是人类迄今为止所知的最强大的力量，但是，我想，这些理想过早而不恰当地进入我的心中，于是我把它们全部集中在那唯一的对象上。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理想，为什么我却选择了这一理想，我自己一直迷惑不解，但是我很高兴我这样做了。我真切地知道，拥有理想的人，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地不愿让他的理想被玷污、被贬低或者被出卖的人是永远不会感到疲乏的，是永远不会在心中、在精神上和在心灵中觉得孤独的。
正是这些好恶使你觉得它们对你来说是不妥的，使你觉得我对有些行为、词儿或说法存有偏见。然而，这些好恶也许正是非常合理的，既然人们都怀有这些好恶，既然你渴望体谅、善意和爱，那你就应该忽略有些好恶，否则就不可能获得这种体谅和善意。有时候，别人会喜欢非常糟糕的事物，而我们的方式也许正是一种较好的做法。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自然的办法就是一直为此奋斗到最后一息，以使人们有时能领悟到我们的方式的合理性，并与我们的想法一致。
现在，我愿意花较大的力气去完成并克制我的感情，尽我的能力去取悦每一个人，倘若你愿意往我这儿靠近一点，我们就可以忘却已经发生的一切。
当我想交友时，我总是奉行一种方针，即伺机为他们做点有益的事；这是我发现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帮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忙，并持之以恒，那就难得会失败。因为挚友赞赏这些事情；不管他们表露与否，你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倘若我发现我有可能失去这些朋友，我便找出我的什么令人厌恶的习惯，然后设法纠正这种习惯，或者断然抛其它。伊莎贝尔，我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呢？伊莎贝尔，我是否用对你写这封信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对你做到了这一点呢？
对于你将如何看待或如何接受这封信，我茫然无知，但是我希望我已在一定程度上对你解释了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感觉。
倘若我因此而使你对我冷漠，倘若是我的过错使你对我的与日俱增的不悦潜入你的心田，我所能说的就是：我感到歉然。我只是表露了我的本色，我自然的本色，并抱歉我使你这么想。
非常忠诚于你的谦卑的未来的姐夫
拉尔夫·斯宾塞·威廉斯他一边读这封信，一边吃午餐。他修改了倒数第五段一句非常诘屈聱牙的句子，用打字机在信封上打了地址，将信笺折好放进信封，封了口子，将信放在待寄的邮框里。然后，他将包午餐的包装纸扔进废纸篓，将桌上的面包屑吹掉，踱到窗户前。他眺望着街道对面高架列车底下的那家杂货店。他现在所需的是来一大杯上好的、冰镇的、双料的放柠檬水的可口可乐。那是一种高品位的、冰凉的、富有刺激性的饮料。不喝刺激性的东西，对人的身体要好些，但有时候刺激性的东西却是一样好东西。它们象所有的事物一样有其自己的位置，需要的是不要滥用。他戴上了他的帽子。
蔡慧译
梣树树根的腱
从前还不太开化的时代流行过一句谚语：“invinoveri－tas。”①它大致的意思是说，在损人的杯中物的影响下，人能涤去拘谨和习俗的尘垢，暴露出他真正的本性来。这真正的本性也许是快活的，也许是富有诗意的，也许是病态的，或者也许是极端好斗的。在我们祖先原始的术语中，这些流露出来的状况按下列顺序被称为大笑、伤感的痛哭和勃发的斗殴——
①拉丁文，意为：“酒后吐真言。”——
一种在酒精的腐蚀作用下蜕去外壳的人，也许会象寄居蟹的皱不拉几、变了形的剥壳肉，样子十分难看。另一种人，外表如顽石般坚硬，在酒精的影响下可能竟是个和蔼、慷慨和可亲的人。但是那时还有一种人，酒精对于他们内在的个性却毫无效果，就象用醋去冲刷金字塔，而塔里的棺椁却毫不受影响一样。
据说这种人有十分奇妙的头脑；一般人把这种头脑误认为是肉体与酒精的搏击中能进行最有力的抵御的一个据点。从生理学的观点来说，他们拥有一种非吸收性的胃。但是你不能指望以这种非吸收性的胃为题材来写一部酒吧冒险的英雄传奇。这就跟对一个受枪伤十分严重的美国步兵说他曾经跟德国政府作战，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曾与德国人民为敌一样的困难。
这篇奇谈述及非吸收性的胃、枪击、“上帝神手”以及情感的真正所在。然而故事并不是按上面讲的这个顺序来展开的，因为先讲的是“上帝神手”。
从前，在用茶杯喝鸡尾酒之前，神手伊万斯是个枪手。如今，枪手跟带枪的歹徒是十分不同的两类人物。一个带枪的歹徒，而现在歹徒带双枪似乎更为时兴，每每是个有尖颚、戴顶宽边帽、操一口南方土音、惯于耸起下巴使腮帮子上的肌肉鼓起好拍特写镜头（不断地嚼口香糖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的人，有两把大手枪插在打开的皮套里，低低地挂在毛茸茸的裤子上。他瞧上去也许很冷酷，但实际上是非常心地善良的，在电影的末尾结果每每安然无恙。一般来说，反正他总是别的什么人伪装而成的。
而枪手却没有一丁点儿带枪歹徒的这些显著的特点。他是个安安静静的、不引人注目的、相当枯燥乏味的职业杀手。作为杀手，他们的外形也许会各不相同，但是作为一个阶层，他们都乐意两个人一块儿干，而且在近处见红。枪手之所以喜欢近击也许是因为他往往是个很糟糕的射手。在城里很少有练习自动手枪的机会，而在十英尺内射击却无需多大的技能。何况每个枪手都有其弱点，那就是杰克·法雷尔（他当警察时亲眼目睹了从“杀人魔王”到“堪萨斯城黑佬”等杀人团伙的兴起，并参与制服他们中的大部分）所说的梣树树根的腱。醇酒、妇人和歌，这三样东西的前两样要了许多人①的命。每个人都有起致命弱点嘛。
神手伊万斯却是个例外。神手是“上帝神手”的简称。黑社会行话中的这个亵渎神明的称呼一直伴随着他从西雅图来到东部。打从他在中西部干了第一桩人命案子，在九号街和大马路四叉路口开家小酒馆的洛基·哈菲兹对靠在酒柜上的两个新入门的哥儿们就滔滔不绝地神聊起这事了，一边用短而粗的食指敲打柜面来给这高谈阔论打拍子。
“要是那小子就是‘上帝神手’，我敢说主的左撇子枪法真不赖。那小子确实是这么回事——上帝的左撇子枪手。而②且我想跟你们说，那左手的功夫跟彼得·杰克逊③的差不离。那号人啊，不等你看清楚就打枪，而且一定要达到目的。你们这帮花架子在这儿东游西逛，千方百计想当上杀人专家，最好留神别碰上这神手。”——
①原文为ashheelstendon，与achillesheel′（阿喀琉斯的脚跟）及achillestendon（脚跟的腱）谐声。据希腊神话，阿喀琉斯出生后被迫母浸在冥河中，只有脚跟未浸及水，故成为他全身的唯一可以致命的部位。
②此处借用拳击术语，原意为左直拳。
③彼得·杰克逊系英国通俗文学作家吉尔贝特·弗兰科（1884-1952）所作小说《彼得·杰克逊，雪茄商人》中的主人公——
洛基一边这么说，一边用木刮刀刮掉杯口溢出的啤酒泡沫。
神手第一次出手就有那么点儿不凡的气派在里边。有帮小子要求干掉一个名叫斯各蒂·邓肯的人，他了解内部的秘密太多，被怀疑跟称作“包打听”的警方代表们有接触。神手开口要“先付现钞两百美元，作为逃亡费用，再寄两百美元到芝加哥留局邮件待领处”。当然啦，这对于干掉一条人命要价实在太高了，但他解释道，“干不干，由你们。我可不是个普通杀手。要是你们不想干得干净麻利，去找个要价便宜点的小子好了。”这帮人接受了这条件。由于斯各蒂·邓肯有警方保护，要他的命是务必不能留下表明是当地人干的任何标记的。
这样，午后不久，斯各蒂·邓肯正从他一向吃午饭的豺狼酒家走出来，神手伊万斯，一个冷静、矮小、黑不溜秋的小个子，正站在哈菲兹酒馆的过道上，外面的弹簧门半开着。象个台球冠军不慌不忙而准确地击一只无需多大技巧的球那样，他拔出兜里那支丑陋的短脖自动手枪，趁邓肯在街对面豺狼酒家门前露脸时，就开了一枪，眼瞧着邓肯应声往人行道上迎面扑倒，然后把枪放回兜里，走到酒柜前。
洛基在他面前放上一瓶威士忌，神手往一只小瓶底玻璃杯里斟上满满的一杯酒。
“打脑袋瓜子，”他象闲谈一般对洛基说，酒吧经过预先安排，这时没有酒客，“比较干净利落；用软头弹打，你知道活儿干成啦。”
他一仰脖喝干了威士忌，拒绝再喝点什么垫后酒，就从墙钩上拿下顶软帽和一件有腰带的粗呢宽大衣，提起一只旅行包，往后门走去。“喂，神手！”洛基从酒柜后面走出来，声如洪钟地叫道。“我想跟您握握手。”他在围兜上擦擦一双大手，带着钦佩的目光冲着这黝黑的矮个儿微笑。
“别叫我神手，”伊万斯非常镇静地说，打开通向小胡同的门。“我不跟任何人握手。”
打那之后，全城有好一阵子没见到神手伊万斯。
偶尔有一些关于他的新闻传回城里。他在纽约。他在那儿结果了一条人命。他离开了纽约。谁也不知道他目前在哪儿。人们相信他又到西部来了。后来，他在新奥尔良宰了个人，有一、两个月没听到他的音讯，然后他又在芝加哥出现，又发生了一件谋杀案。这种事的顺序总是这样的。神手伊万斯在城里露脸了。然后便是一件没有证人或者只有对杀人者有利的证人的血案。神手伊万斯随之销声匿迹了。他为肯付最高价钱的人干，而且单个儿干。他不对任何人效忠，因此也不会跟任何人分赃。
从事那最古老职业的人们对他毫无办法，而他唯一可能有的弱点是酗酒。他每每喝得太多。但酒对他却没有任何看得出来的效果。当他的伙伴们在酒吧醉得哭啊闹的或者变得动不动就跟人吵架时，他还是那个神手伊万斯，和响尾蛇一样能致人于死地，却并不发出这种毒蛇的警告信号。
所以，当他销声匿迹两年后又重新在洛基·哈菲兹的酒馆出现时，他的到来在本城那些会意识到他的来到的公民中引起了猜测和惊愕，并且使两个人害怕得心里透凉，魂飞魄散。全区知道底细的人们在推测：神手伊万斯的露面比爱尔兰最准的报丧女妖的哭泣还要更肯定地预示死亡。全区的人在琢磨这次该轮到谁丧命。在普基·米勒和艾克·兰兹的内心深处隐存着一种令人丧气、苦恼、虚脱的恐惧。而杰克·法雷尔的心中却充溢了喜悦之情。
把斯各蒂·邓肯顺顺当当地干掉并没有阻止保护黑帮利益安全的堤坝上的漏洞渐渐扩大，而突发的迅猛的溃决将使他们大家随着洪水奔向案发者聚集的更可怕的沼泽口——监狱。普基·米勒和艾克·兰兹有足够的理由懂得为什么为了保护黑帮的利益该挑上他们去死。他们担心神手伊万斯成为那保护系统的代理人呆在城里，担忧他们说漏过嘴已对黑帮造成威胁，使黑帮感到嫌恶，因此他们想起躺在豺狼酒家门前人行道上的斯各蒂·邓肯的情景来，前额上一个干脆利落的圆洞，后脑勺上一只大洞足够放一只鸡蛋。所以他们前去找杰克·法雷尔。
“神手伊万斯在城里呐，”普基说，越过桌子瞧着那头的杰克·法雷尔——十五街警察局的魔王，下巴方方的，血色很好，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
“我知道，”杰克非常准确地往墙旮旯的痰盂吐了口痰，重又将雪茄塞进嘴里。
“你们准备怎么办？”艾克问道。
“什么也不干，”法雷尔回答道，浓密的毛茸茸的白眉毛下面的眼睛含着笑意瞧着他们。
“什么也不干，”普基恐惧至极，差不多在嚎叫了。“什么也不干。而他却要把我们宰了。他就是要这么干的。可你却说‘什么也不干’。”
他咚的一下往桌子上捶去，脸蛋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你难道不知道他这次来是冲着我和艾克的吗？”
“当然知道，”杰克·法雷尔说，又往痰盂里准确无误地吐了一口痰。
“别跟我们逗啦，杰克，”艾克说，他更能控制自个儿一些。“我们知道我们是线人。但我见过斯各蒂·邓肯的下场。别跟我们逗了，杰克。”
法雷尔拔出嘴里的雪茄，把椅子朝后一仰，盯着这两名线人的眼睛看。
“我没在跟你们逗，老兄。我们没有抓到神手伊万斯的任何把柄。我们明知道他干掉了斯各蒂，但是没有一点证据。”
“哈菲兹怎么样，”普基哀叫着插进嘴来。
“哈菲兹。哈菲兹，他发誓从没见过神手。对他也没掌握任何材料。我们能做的只是把他当流浪汉扣起来或者扣住他审查一番，但都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他不是流浪汉，该掌握的情况我们都已作过调查了。总有人该走这条单向的路到那片土地去，而到了那边的旅客都一去不复返。你可不怕死，是吗，普基？”
“别逗了，杰克，”艾克说，他那个种族的毅力使他在哀叫的普基旁边显得很有尊严。“我们真的什么也干不了啦？”
“你们自己去干掉他，然后出溜，或者找到一点他的茬儿，我就来把他关起来。”法雷尔自得其乐地抽着雪茄。
“你知道我们宰不了他。我们不是枪手啊，”艾克哀求道。
“他酗酒，是不是？他愿意跟任何人来上一杯。也许他压根儿就不是来找你们两位老兄算帐的。把他灌个饱，也许他会吐露出点儿什么。今晚在哈菲兹酒馆里让他喝个饱。我会尽力保护你们的，老兄。”
“最要命的是，”普基发牢骚道，“敢情他不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枪手。也许我们会有些机会来抓住他，要不，叫别的什么人来要他的命吧。但是这小子就是死神。没有谁能逮得住他，而他也没什么弱点可以利用。他甚至会把一个只不过想其他一下的人杀了。”
“每个人都有弱点啊，”法雷尔说，“现在你们两个小子走吧。”
这两名线人打开门，溜出去了。
法雷尔伸手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码。
“哈罗，洛基吗？我是杰克。你那儿有人吗？好吧。是啊。我知道他要来找我的麻烦。两名线人刚到我这儿来过。吓死啦。但是我们没有他的任何把柄。是的。我理解你为什么不能作证。线人们今晚要试一下，让他喝个酩酊大醉。他打算明天干掉我？我要是他的话，也会要这么干的。既然能有办法搞他们的上司，那干吗不放过线人啊。好吧。是的。听清楚了，洛基。为了蒙其他，我将送张唱片来。今晚约十一点半左右，我将在街对面的豺狼酒家给你打电话。动手放那张唱片。我送来的那一张。他会跟两名线人安插在那儿的几个娘们一起喝酒。你一开留声机，就随时准备趴下。是的。好吧。再见，洛基。”
他挂上话筒，啪的戴上圆顶高帽，在办公桌最上面的抽屉里找到一支没抽过的雪茄，吹起口哨，走出门去。
当天夜里，神手伊万斯站在洛基·哈菲兹酒吧里，矮矮的个儿，橄榄色脸庞，目光冷酷，右脚抬起，搁在酒吧边的铜横档上，左手握住一瓶威士忌，经常给放在面前的小酒杯斟酒。倒满了酒，他用左手拿啤酒杯来喝。他的右手总是垂在身边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旁，或者撑在酒柜上，这样可以抽取放在腋下皮套里的另一支枪。他眼睛紧盯着洛基脑后与酒柜起行的大镜子，镜子里映出酒吧的全景和两扇弹簧门。
那晚，有好几个人走近神手，献殷勤说要请他喝酒。对所有的人，他的回答是一样的。“我自己买酒喝。”这一来再聊下去就难了。看来神手是不会泄漏任何秘密了。要是“酒后吐真言”真有其道理的话，那么把神手的外壳剥去后，就只会露出下面的另一层更加坚实的壳。
午夜前半小时，酒吧后面的电话的铃铃地响了。洛基拿起电话筒。“哈罗？打错了。”嘭的一声撩上电话筒。
“喂，也许有张唱片您还没听过吧，”他说，伸手去拿一叠留声机唱片最上面的一张。
“别放他妈的爵士乐，”这黝黑的矮小男子在酒柜前说。
“这不是爵士乐，”洛基答道，装好一只新唱针。“这是真正的高雅玩艺儿。穿礼服听的音乐。它叫《穿起戏装吧》。”①
他开了留声机，利翁卡瓦洛的撩人心绪的歌剧中那伟大的男高音的嗓音就从留声机里飘将出来。“笑吧，丑角，虽然你心儿已碎，”卡鲁索②唱道。神手的脸庞顿时亮了起来，然后又蒙上一层阴霾，眼睛垂下来瞧着地板。丑角的歌声在撕心裂肺地抗议着命运强其他在彻底崩溃的生活之中还得插科打诨开玩笑，在整个的歌声中，神手始终凝视着地板。外壳被击破了——
①这是意大利作曲家利翁卡瓦洛（1858-1919）所作二幕歌剧《丑角们》中卡尼奥的一段咏叹调。
②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歌唱家——
神手没瞧见弹簧门被推开，杰克·法雷尔站在门道上。他只听见卡鲁索的雄浑的歌声在卡尼奥痛苦忧伤的悲叹之中回响。最后一个音一唱完，他不由自主地举起双手鼓掌。
“举着手，不许动！”杰克·法雷尔的嗓音象子弹一般爆发出来，神手转过身，眼睛正对着这爱尔兰人肥大的长着雀斑的手中那支．45口径的左轮枪的枪口。“举着手，不许动，意大利佬！”
他将训练有素的手指往神手大衣上一摸，从兜里和挎在肩上的皮套里拔出两支枪来，然后冲着那张黑不溜秋的脸哈哈大笑。
“你没有弱点，呃？谁也甭想碰你？谁碰你，就宰了谁，呃？”他一下子将神手的手用钢铐铐上。“现在可以放下手来了。我们关于这双手已抓住了足够的把柄，这下洛基可以不用冒风险直说他所知道的关于斯各蒂·邓肯的案子了。”
神手伊万斯站在那儿纹丝不动，象一条脊背被打断的响尾蛇，以其所有的狠毒和仇恨紧盯着法雷尔。
“你没有弱点，”法雷尔幸灾乐祸地接着说，“喝酒你没事儿。你对娘儿们不比对一部吃角子老虎更上心。你打算明儿个干掉我。但是不管怎么说，你的确有一个弱点。你的真实姓氏是瓜达拉贝内，是吧？”被逮住后，神手没说一句话，所有的仇恨都集聚在他眼睛里。他的脸象以前一样不动声色。
“瓜达拉贝内是他的姓氏，洛基，”法雷尔转身对酒吧老板说。“把他的手从口袋边移开的是意大利佬的歌声。你的①梣树树根的腱，瓜达拉贝内先生，是音乐。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好吗，洛基？”——
①因为瓜达拉贝内这姓氏说明神手原是意大利人，所以是卡鲁索迷——
蔡慧译
潜流
斯托伊弗桑特·宾对开门的女佣咧嘴一笑，正如每次斯托伊弗桑特·宾咧嘴一笑时一样，对方也以粲然一笑回报他。
“多萝西小姐很快就下楼来，斯托伊弗桑特先生。我能帮您脱去外衣吗？”她目送着他，眼睛里带着远比赞许更为丰富的光芒。娘儿们总是这么瞅斯托伊弗桑特的。那晚在前往多萝西·哈德莱寓所的路上，他曾走进一座电话亭，有两个妞儿正从隔壁一座电话亭里走出来，一见他便互相推推搡搡。
“这汉子看上去顺眼极了，”一个妞儿说，目光紧紧尾随着他，一边从她放梳妆用品的小坤包里拿出唇膏来。
“是呀，他太英俊了，简直不敢相信。这些美男子太帅了，我可是腻味了。我一生中没结交过漂亮男人。给我找个量入为出的翻砂小工就可以了。”她对自己的笑话毫无激情地干笑起来。
“得了，伊芙琳，他已经走了，别整晚干望着那道门了。那美男子已经不见影儿了。”
“我琢磨，”第一个妞儿涂好了唇膏，对着小包里的镜子自我陶醉地说，“我琢磨他是太漂亮了。我真想今晚跟他在一起做个朋友。”
“我还盼望成为阿斯特夫人①呢——但我们不是。我们必须赶紧到佩卡拉洛饭店去，也许还能美餐上一顿晚饭。走吧，我的女强人。让我们跳普西米舞②来一路走吧。”
当然，斯托伊弗桑特·宾并不知道这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知道娘儿们总是目送着他，对他起头论足，而今天晚上，他对周围的一切更加漠然，因为他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正往多萝西·哈德莱家赶去。他要向多萝西求婚，而心中毫无把握。
斯托伊③以前曾经向妞儿们求过婚。一次是在湖中独木舟荡漾时，有明月当空助阵，一次是在他的汽车里，那时正以每小时五十多英里的速度行驶着，他一只手搭在驾驶盘上。但他每次求婚都颇为成功，而最后一次还是他的哥哥将他搭救出来的。让我们来瞧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最近的一次求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是在哈利的游艇上求婚的。那次也是明月高照；对于结果，根本就没有什么疑虑。而今晚则不同。他要向多萝西·哈德莱求婚，而他有一种预感她会拒绝他。他点燃了一支烟，想用抽烟来暂时排除思虑。斯托伊弗桑特·宾从来没有真正思虑过，但是在抽烟时，他比平时更少用脑子——
①指英国的阿斯特子爵夫人南茜·韦普尔（1879-1964），曾是英国第一位下议院议员。
②美国二十年代流行的整个身子颤动的舞蹈。
③斯托伊弗桑特的简称——
这时，多萝西走进房间，伸出一只手来。“嗨，斯托伊，”她对他孑然一笑。
“你好，多，”他也报之以一笑，将烟卷啪的弹进壁炉的①炉火中。
人们一见多萝西，首先注意到的必定是她的秀发。她的头发象旧日乡间擦得锃亮的铜水壶那样金光闪闪，吸收了所有的炉火火光，偶尔还熠熠返照一下。多么美妙的秀发！她身子的其他部位也十分可爱，斯托伊怀着一种欣赏不已的心情瞅着她。
“你总是瞧上去这么美，多，”当她一屁股坐进壁炉前一张深深的皮椅子里时，他说。他倚坐在她椅子的扶手上，低头细细瞧着她那光辉灿烂的金发！
“自从你回来后，一直在干什么呢，斯托伊？好久没见你了吧？”她抬起头瞧着他，问。斯托伊思索了一会儿。
“啊，我们一伙在八月去了一趟尼皮贡湖。有山姆·霍②恩、马丁、邓特利和我。然后，我和山姆·霍恩一块儿在魁北克省一直往北走，逮到了一头驼鹿。说实话，是山姆逮到的。我最近还去了南边的潘恩赫斯特③，瞎逛。那儿游客少极了。”——
①多萝西的昵称。
②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苏必利尔湖北约35英里。
③冬季旅游胜地，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部——
斯托伊拿出他的烟盒，伸向多萝西。她摇摇头。多萝西是斯托伊认识的妞儿中唯一不抽烟的，她每次婉拒总是给他一种愉悦的心情。她却以为他只是粗心大意才又敬她烟的。
“斯托伊，你这野小子，眼下到城里来干什么？”多萝西粲然一笑，摩挲他的手臂。这是多萝西一个非常古怪的动作。当她抚摸你的手臂时，仅仅是抚摸而已。其他妞儿嘛，这也许包涵什么含义——而多萝西却不。对于她，这没任何含义。
“来瞧歌剧，”斯托伊咧嘴一笑。
多萝西朗朗地大笑起来，犹如中国风铃的叮当声。“要不是硬拖你去，你是从来不会去歌剧院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斯托伊？”
“好吧，多。眼下就讲也一样。”他声调有些变了，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没有退让开来，只是紧盯着他的眼睛。“我爱你，多。我希望你能嫁给我。”
他的手仍然搭在她肩上，她又哈哈大笑起来，但这一次不太欢乐，而她的眼睛仍然盯着他的眼睛。“哦，斯托伊！你太可笑了。我不能嫁给你。而且你心中明白，你并不真正爱我。”当她说“可笑”时，斯托伊的手从她肩头垂了下来。
“可笑得怪了，我不光是说可笑，哈！哈！”她缓缓地说，将手搁在他的手上。“我非常看重你，斯托伊。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可是在我们做朋友这段时期里，你爱上了二十个妞儿。你不可能真正爱上一个女人。况且，你长得太英俊了。我却长着个塌鼻子，斯托伊。哦，是的，长着个塌鼻子。我绝对不能嫁结一个象你这么俊美的男子汉。我才不愿与你一块出去，让人们嘀咕，‘这个和这么英俊漂亮的汉子在一起的红头发妞儿是谁呀？’”
“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妞儿！”斯托伊充满激情地说。
多萝西平静地对他微笑，紧紧地捏了一下他的手。“我正在纳闷你这话说了多少回了，斯托伊？你变化无常，小伙子。你很不专一。”她的嗓音非常温和。“哦，我知道我伤害了你。我想我是存心伤害你的。你从来没耐心做完一件事。你马球打得很棒。但你绝对不愿坚持下去。有一年，你获得了全国公开赛亚军。而第二年，你却没参赛。你的马球至少比我知道的两名国际比赛选手棒得多，而且你知道你能玩好高尔夫这运动。但你不能坚持到底，斯托伊。而且你在其他事儿中也会是这样。你是个用情不专的人，斯托伊。我知道那是个十分老派的字眼——不过你正是这么回事，我亲爱的老友。”她又摩挲其他的手臂来。
“让我说几句吧，多。”斯托伊的脸庞一片绯红，显得如此俊美，以致多萝西巴不得能倒进他的——唉，斯托伊太英俊了。“自从我们孩提时代起，我一直爱着你，多。从你是个红头发的小丫儿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爱着你。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是一股巨大的强劲的潜流。就象一条河。潜流不断地往前涌去，而清风只在河面上激起白色的浪花，使得看上去河流仿佛在流向另一个方向。但白色的浪花仅仅是在水面上。而在水下，潜流奔涌向前，总是这样。我对你的爱就是这股潜流，而其他的妞儿不过是水面上的小小浪花而已。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亲爱的？”
“我明白，亲爱的斯托伊。但眼见并不为实，”多萝西满腔柔情地说，如果斯托伊此时就一把把她拥入自己的怀中，这故事对读者来说就没什么看头了。“但我要给你一个机会，老朋友。你从没坚持做过一件事。你总是爱情不专一。选上一件事儿，痛下决心来无条件地做成它。表明你是个冠军，而不是亚军。别总是做个未获名次者，斯托伊。然后你可以再来向我求婚。”
“你是指商务吗？”斯托伊悲平地说。
“并不一定。商务并不比其他事儿艰难，而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有不少钱了。再敛财就不太应该了。挑选一件艰苦的事儿，斯托伊。做成它。当上冠军吧，好哥儿。”
“天啊，多，我会成功的。”斯托伊站了起来，将多萝西的手捏在他那宽大的手掌之中。“我会成功的，多。然后，我会——”
“再到我这儿来吧，”多萝西替他说完了这句话，他就走出房间，心中燃烧着她的粲然的微笑。
回到寓所，他给最好的朋友山姆·霍恩打电话。山姆外出了。“请他一回来就来找我。有急事。”斯托伊挂上了电话，开始在房间里踅来踅去。过了一会儿，他走向酒柜，给自己斟了一杯酒。正在那时，山姆·霍恩冲了进来。
“你这疯小宾子，这么晚还叫我来干吗？独酌，呃？得，我们来改变这情况。酒杯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给山姆大叔说说吧。有妞儿想嫁给你吗？”他圈起手握住酒杯，将双脚高翘在桌上。“我必须当上冠军，山姆，”斯托伊认真地说。
“那容易！”山姆说。“你在尼皮贡湖上用假绳钓鱼，没人能比得上你。”
“她不承认那个，”斯托伊回答道。
“她，呃？”山姆说。“哦，当然，她！得，她是谁呀？为什么你突然为了她非得当冠军不可？”
斯托伊给他解释了好一阵子。山姆的腿依旧搁在桌上，大礼帽往后推在后脑勺上，他给自己又斟了一杯酒，当斯托伊伸手去拿酒平时，他一把紧抓住酒瓶。“不，哥儿，你不能喝了。这玩意儿不可能把你培养成冠军，只会让你贪杯上瘾。让我想想看。你不可能在网球上出类拔萃。不可能打赢约翰斯顿、约翰逊那帮人。你曾经可能在高尔夫球上当过赢家，但现在不行了。在一年之内，不会有马球比赛。你运气很不好，小宾子。”
“你遗忘了什么，你这老百晓，”斯托伊说。
“没，我没遗忘什么。我只是没把握是否该提到它。你知道上次在俱乐部拳击时道森是怎么评价你的吗？‘要是宾先生愿意参加拳击赛，眼下在154磅级不可能有任何拳击选手能击败他。’我明白这一点。而且我也知道你是多么热爱拳击。”
“她说过-—这必须是一件艰苦的事，”斯托伊沉思道。
“那确是一件艰苦的事，没错儿。那是世界上最艰苦、最肮脏、最糟糕的运动，斯托伊，我的小宾子，”山姆应道。
斯托伊站起来，摆出一个拳击的架势。“山密弗尔，斯①兰·宾②听上去象个拳击家的化名吗？瞧，小子，站在你面前的是斯兰·宾（斯托伊弗桑特·宾已经死亡），未来的世界中量级拳王，”斯托伊令人印象深刻地说——
①山姆的昵称。
②斯兰，原文为slam，意为猛击——
“先生们，这位是斯兰·宾，霍伯肯①恐怖之神，”山姆点点头，将酒杯斟得满满的。
最初的八个月是可怕的。斯托伊一想到拳击就厌恶，他厌恶被痛击一通，在爬过围绳时，总是出一身冷汗。但他也不会挨到痛击，因为他的左拳的速度比以往中量级比赛中的拳击手都快上一点儿，而他的右拳犹如手套里装满了混凝土一样的凌厉无比。他在初赛中彻底击败了那几名跟他对抗的拳击手，不久便名闻遐迩。但是他憎恶这一切。他厌恶那散发臭气的更衣室、观众、烟气弥漫的狭窄的比赛大厅，厌恶一切气味以及坐在赛台周遭座位上的一张张显得又红又白的脸。
山姆·霍恩与曾经是菲茨西蒙斯②的练习对手的老道森一直陪他在一起。道森为他安排赛程，训练他，并给他以指导。山姆在各回合的间隙用毛巾往他的肺里扇空气，而道森则用海绵吸干他脸上和胸部的汗，按摩他的腿，揉捏他的手臂和大腿，并往他耳朵里灌输忠告。斯托伊很快就赢了所有的初赛。在遇到几个本领不高的拳击手之后，他的对手渐渐不太好对付了。他渐渐体会到了被痛击、往往被狠揍一通的滋味。他的眼睛开始被打得发青，但他也尝到了击倒对手的激动。当拳头不差分秒地猛一下子击中要害、一直在猛击你的那人失去知觉塌倒在涂松脂的拳击台帆布地上时，这份感觉真是什么也比不上的——
①霍伯肯城位于新泽西州东北部，与纽约市的曼哈顿岛隔哈得逊河相望。
②罗伯特·菲茨西蒙斯（1862-1917），美国拳击家，1891年获世界中量级拳击冠军，1897年获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
有一天晚上，在打了八个快速出击的艰苦回合之后，斯托伊的右拳击中了对手——一个犹太人，却有一个爱尔兰名字——下巴略偏一边的地方，他蹲下去，将戴着手套的双手插进这位失去知觉的凯尔特犹太人的臂下，将他拖到拳击台他的那一角，这时人头济济的场子里一片欢叫声，呼喊斯兰·宾的名字，他意识到他离这一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已不远了。
“你击败了他，小宾子！你确实赢了这场比赛，老弟！啊，你竟然制服了这老手，小子！”他们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朝斯托伊的更衣室走去，山姆兴奋地说。道森尾随在后，手里提着铅桶、海绵、毛巾和其他什物。斯托伊在更衣室里仰面躺在长沙发上，气喘吁吁，一边听山姆嚷嚷。
“哦，小子，你们在第六回合旗鼓相当地互相拖拉时，我想可怜的山姆会干脆昏过去了。可当你在第八回合击倒了他，我狠狠地一拳打在老道森身上，差一点让他栽进围绳里去。我那一拳跟你的一样的凌厉难当，斯托伊。”
“可真是一场激烈的比赛，”斯托伊带着疲惫不堪的调子说。“他比我想象的要厉害。有两三次他揍得我够呛。”
“着，是你揍得他够哈，我的老爸。是吗，道森？”他对正走进门的教练说。
“确实揍得他够呛！即使你手套里装满了铅，也不可能揍得他更凶。除了这水桶，你把什么都用来揍他了。你的上半身是重量级的料，宾先生。这就是为什么你击败了所有的中量级选手。嗯，现在只有一名选手比你今晚揍得半死的哥儿强。”他打开了一瓶搽剂。“我们下一场将与他对阵，宾先生。你感觉如何？”
“我感觉挺好，道森。但我盼望这一场赶快过去。所有的这一切。今晚，我有两次寻思要是能不打这场比赛，我愿拿出所有的一切来。到头来，我干吗要跟人斗拳？我并不是必须打的，对不？”他烦躁地说。
“哦，你必须打，斯托伊，”山姆平静地说。
“是的，我必须打，”斯托伊听天由命地说。“但我多么盼望这一切都过去啊。道森，我们什么时候跟麦吉本斯打？”
“大约过一个月吧，宾先生。在新奥尔良。打二十回合。”①——
①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一港口城市——
“你知道，道森，我从不打二十回合的比赛。”斯托伊的嗓音带着怨气。
“你也不用打到二十回合，宾先生，”道森咧嘴笑道。
斯托伊将与之交手的麦吉本斯是他所在的量级中的冠军，最伟大的拳击手之一，尽管也是进入这四方赛台的拳手中最怪僻的一位。他实际上是爱尔兰人，如今在拳击手中爱尔兰人是很稀有的了。他是个矮胖子，长着一张象猴子般的脸庞，象猩猩一般颀长的手臂。没有任何人击倒过他，更不用说击昏他了，他的左右拳都具有置人于死地的力量。他一直是拳击台上各种技艺的大师，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将在未来的岁月中保持冠军的头衔。当他的经纪人对他说起跟斯托伊比赛的事时，他丑陋的猴脸一抽搐，露出一口狼牙的狞笑来。
“贵格派威利，伙计，不是个美男子吗？好吧，如果可①能的话，打满二十回合，他就不会那么漂亮了。和他八二分成吧。”——
猿人麦吉本斯的经纪人赛德曼在和道森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谈判之后，回到他那决斗者身边。“你是说八二分成吗？”暴躁的猿人问。
“麦克，我达成的协议比你预想的还要好。胜者独享。你会击败这姓宾的小子的。他对于你只是小菜一碟。你会杀得他一败涂地的。那个过去总和康瓦尔郡人②练拳的老阿历克·道森正在指导他，我看他也不过是那种货色。这一来你能多拿二成。难道这不是一着妙棋吗，麦克？”——
①这是麦吉本斯的外号及名字。
②这是菲茨西蒙斯的外号，因为他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康瓦尔郡——
“我说过八二分成，你这犹太猪仔。要是发生意外怎么办？你为什么不照我说的做？”
“不会有意外的，麦克。请相信我吧。不可能发生意外。一定不能发生意外！你只须击倒他就行了。你现在愿意了吗，麦克？”
“我只能这样做了，你这混蛋。不过对于我来说，八二分成要好听得多。在过去的日子里，当你没法回避时，胜者独享是不错的。但八二分成意味着不管怎么样你总能分得八成。而且总是有可能发生意外的。”
“但是，麦克，听着！绝对不能发生意外。你必须保证不发生意外。你只须将他打翻在地就行了。”赛德曼的语调中揉和着歉意、赞美、信心和鼓励。
“好吧，我会做到的。你给我闭嘴，行吗？”猿人的火气又冒上来了。
在初赛期间，道森、山姆和斯托伊一起在斯托伊的更衣室里。山姆还是那么兴高采烈。“不出两小时，你就能成为这项古老的世界性运动的冠军了，小宾子。我把属于和将属于霍恩家的一切都押在你身上，来赌你猛的一拳将对手击昏而胜。”
“他将为你省下你的钱，霍恩先生。等他成功了，可别把我凉在一边呀。你觉得怎么样，宾先生？”
“我感觉挺好，阿历克。我只是想放弃这场拳赛算了，因为我怕得要死，两腿发颤。除这之外，我倒没事儿。我永远不会再参加拳赛了，阿历克。”斯托伊正穿着他的拳赛短裤和鞋子，全身裹在一条旧的橄榄球毯和一件浴衣里。
“你没事儿，宾先生。但要时刻提防着他。他的左右拳都不行。用你的左拳挡开他，裁判没数完十，就别以为你击倒他了。别让他糊弄你，让你以为他情况不行。别靠近他！别跟他打近战。把他打得屁滚尿流。我们将坐收二万美元，宾先生。”道森讲这番教诲的每一个字时，都打手势来示范。他是三个人中神经最紧张的。
“你是说坐收二万美元，阿历克？然而我并不认为拳击手能得到这么高的份额。”
“依我看，你真是太好了，宾先生。但是请记住。别靠近他。别让他愚弄你，一有机会就狠狠揍他！”
已经走出去的山姆从门口探进头来。“来吧。该轮到咱们了。我们的名字挂在名牌上了。幸运之轮要转动了。来吧，你这拳师。我有一个惊喜给你，斯托伊。进场时，往娘儿们坐的地方瞧瞧，你这耍拳儿的。瞧瞧你能否注意那鲜亮的一点。”
“你这傻呵呵的疯子。她不会在这儿吧，是吗？”斯托伊突然愤怒地喝道。
“她正在这儿啊，小宾子，”山姆高兴地说。
“谁让你带她到这儿来的，你这傻瓜？”
“谁也没有，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有时会心血来潮。说到底，你在为谁打拳啊？”
“唉，你这该死的傻疯子，”斯托伊无可奈何地嘟哝道。“我本来想比赛结束后才让她知道的。要是我给打破了脑袋怎么办？”他是如此地愤怒，不可救药地愤怒，以致不知道正在往哪儿走，竟一下子闯进了这大场子边沿上的观众群里。
“这没关系。她什么都知道了。她是和她父亲一起来的。我给她讲了关于这场比赛的一切，讲了你，讲了那‘对手’和所有有关的一切。斯托伊，你不会因为她在场而给弄得大为尴尬什么的吧？”
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坡道走向拳击台，整个场子内掌声雷动，其中夹杂着一声声高叫：“嗨，你这拳击大师！”“你会击败他的吧，宾！”“把猿人宰了！”山姆把凳子从绳索间递上去，斯托伊向观众鞠躬之后在凳子上坐下，身子后倾，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
“就在那边，”山姆指着说。“难道你眼瞎了吗？向她挥手啊！”斯托伊挥起手来，但他只见多萝西亮光闪烁的秀发和一摊白色——那准是她的脸庞。
接着便象通常一样令人厌倦地等待冠军露面，等到他在通道上拖曳着脚步来到时，响起了又一阵欢呼。接着介绍选手后，裁判将二名拳击手叫到拳击台中央，吩咐了几句，接着便响起了自动的锣声，拳击赛正式开始。一排排弧光灯照在拳击台的帆布地上，一片晃眼的白光。
猿人的下巴缩在胸口上，两肩耸起，两条毛茸茸的长手臂展开着，左臂外伸，右臂弯成弧形。他以一种奇怪的、拖曳着脚板的步法移动身子，一双小蓝眼睛一直回避着斯托伊的视线。
正如道森所说的，斯托伊腰部以上是重量级水平。他的双肩令人望而生畏，手臂奇长，手腕厚实无比。双腿长得很俊美，但与上身并不相称，而宽阔的胸膛呼吸起来象匹赛马。他的头发仔细地梳理过，而脸庞正如多萝西所说的“太英俊了”。
他们握手之后一往后挪步，斯托伊的左拳便象脱弦之箭一般飞向猿人的脸蛋。但猿人把脑袋往一边一扭，自己的右拳便啪的一声击在斯托伊心脏上方的肋骨上。“美男子！”猿人说。“转眼就不会这么美啦。”他左右开弓，直逼过来，斯托伊用一下左直拳来迎击，象用一根两英寸长、四英寸宽的木材往他脸上捅了一下，使他猛怔了一下。猿人重新扑打过来，斯托伊侧身躲闪，上前一步，从大腿边撩起右拳猛揍猿人的下巴。这是老菲茨西蒙斯的谋略。猿人昏昏沉沉地摇晃着，仿佛就要倒地的样子。他双手下垂。斯托伊趁势用左拳倏的击向他的脑袋，往前一冲，准备用右钩拳将他击倒在地，这时，他自己感到挨到剧烈的一击，耳中隐隐约约听见敲锣的声音。
山姆和道森把他拖到拳击台一角的凳子上，他鼻子闻到氨水的芳香味儿，重新振作了起来，山姆往他身上泼水，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助手用一条大毛巾在把大股空气扇进他吃力地喘着气的肺部。“在你肯定能击倒他之前，别靠近他！别靠近他！用缓兵之计来掩护自己！只要坚持下去。在上一回合，当你用右钩拳对付他时，他用左拳给了你一下。”
这时锣声又响起来。有人把他屁股底下的凳子猛地抽走。他又独个儿伫立在拳击台上了。但他并不是独个儿，因为猿人正在向他走来，一副跌跌撞撞的样子。他必须拖延时间，掩护自己，等头脑清醒些，摆脱掉这迷迷糊糊的感觉。猿人向他猛扑过来，象阵雨般一拳拳痛击他，而他则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下巴。他隐约感到一生还从未见过如许多的拳击手套。他感到鼻子发胀，知道鼻子正在大出血，淌向他的胸部。这时要退出比赛该多么容易啊！一个回合到底要打多久？只三分钟吗？它已经延续快三小时啦。这时两人正抱作一团，猿人正往他后腰猛击肾部钩拳。每一下都仿佛心口被人痛击①了一般。裁判将两人分开。他的丝绸衬衣上沾着血迹。斯托伊再一次掩护自己，躲进守势的躯壳之中。猿人连连猛击。要退出比赛是多么轻而易举！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得到安宁，向这一切告别。不，在什么地方有一股潜流。他必须随这股潜流而行。这正是症结之所在，这股不断流着的潜流。正是这潜流使一切都动起来了。多萝西也在这儿。他纳闷为了什么？这时，他头脑清醒起来，想出了一个办法。锣声响起，他踉踉跄跄迈着醉汉的歪歪斜斜的步子走向拳击台角落——
①拳击肾部是犯规动作——
道森俯在他身上，让他闻氨水。道森在揉搓他那被打裂的鼻子、用海绵将他眼睛中的血吸干时，斯托伊从发肿的嘴唇间嘟嘟哝哝地说着话。“我没事儿，阿历克。两人都能玩这骗人的把戏。在下一回合，我要战胜他！”
锣声响起，他仍然象上一回合那样跌跌撞撞地走上前去，在猿人凌厉的攻势下向后退却。他这时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了，但他不想反击。只要尽量藏匿在守势的躯壳之中，保护好下巴就可以了。观众狂呼要求拳手击倒对方。在猿人一阵可怕的进击之后，他塌倒下去，双膝着地，听见裁判在数数。当数到平时，他站了起来，两手在身侧晃动着。猿人冲将过来，脸色狰狞，希冀一拳定局。他这一拳刚出手，斯托伊的右拳象一道电光般从腰下飞将出来，以打桩般的伟力猛击在猿人的下巴上。猿人的脸抽搐起来，身子摇摇晃晃，正当他要倒下去时，斯托伊又抡起能将骨头击碎的一拳，打个正着。裁判数到了十，反正他要数到一百也可以，接着他将斯托伊戴拳击手套的右手举过了头。长时间以来，斯托伊第一次咧嘴笑了。
全场一片狂叫。山姆用一臂抱住了他，凑着他耳朵高声嚷嚷。道森正疯狂地敲打他的脊背。穿过乱哄哄地走动的观众，有一位红头发的妞儿和一位穿晚礼服的绅士奋力向拳击台走来。
斯托伊从围绳间钻出来，到了场子的地板上，多萝西一下子扑在他的怀里。“哦，斯托伊！”她嘤嘤地哭泣起来。“你被揍得血迹斑斑的脸是如此的其实而俊美。我是多么的爱你。哦，你为什么要参加拳击赛呢？哦，我是多么的爱你！你不是用情不专者。你比这奄奄一息的格斗者好多了。哦，我在说什么废话哟！但是我爱你，斯托伊。哦，斯托伊，你不会再参加拳击赛了，是吗？”他紧紧地抱住她，血淋淋的脸上绽出一丝笑容。“别担心，最亲爱的。别担心。”
蔡慧译
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
当时有的是坏天气。秋天一过，这种天气总有一天会来临。夜间，我们①?只得把窗子都关上，免得雨刮进来，而冷风会把壕沟外护墙广场上的树木的枯叶卷走。枯叶浸泡在雨水里，风驱赶着雨扑向停泊在终点站的巨大的绿色公共汽车，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群拥挤，里面的热气和烟雾把窗子都弄得模糊不清。那是家可悲的经营得很差劲的咖啡馆，那个地区的酒鬼全都拥集在里面，我是绝足不去的，因为那些人身上脏得要命，臭气难闻，酒醉后发出一股酸臭味儿。常去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男男女女始终是醉醺醺的，或者只要他们能有钱买醉，就是这样，大多喝他们半升或一升地买来的葡萄酒。有许多名字古怪的开胃酒在做着广告，但是喝得起的人不多，除非喝一点作为垫底，然后把葡萄酒喝个醉。人们管那些女酒客叫做ｐｏｉｖｒｏｔｔｅｓ，那就是女酒鬼的意思。
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是穆费塔路上的藏垢纳污之所，这条出奇地狭窄而拥挤的市场街通向壕沟外护墙广场。那些老公寓房子都装着下蹲式厕所，每层楼的楼梯旁都有一间，在蹲坑两边各有一个刻有防滑条的水泥浇成的凸起的鞋形踏脚，以防房客如厕时滑倒，这些下蹲式厕所把粪便排放入污水池，而那些污水池在夜间由唧筒抽到马拉的运粪车里。每逢夏天，窗户都开着，我们会听到唧筒抽粪的声音，那股臭气真教人受不了。运粪车漆成棕色和橘黄色，当这些运粪车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缓缓前进时，那些装在轮子上由马拉着的圆筒车身，在月光下看去好指作者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Ｈａｄｌｅ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８９１—１９７９），她比作者大八岁，１９２０年两人相遇，１９２１年９月与海明威结婚，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６年定居巴黎。像布拉克布拉克（ＧｅｏｒｇｅｓＢｒａｑｕｅ，１８８２—１９６３），法国画家，立体派创始人。的油画。可是没有人给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排除污秽，它张贴的禁止公众酗酒的条款和惩罚的法令已经发黄，沾满蝇屎，没人理睬，就像它的那些顾客一样，始终一成不变，身上气味难闻。
随着最初几场寒冷的冬雨，这座城市的一切令人沮丧的现象都突然出现了，高大的白色房子再也看不见顶端，你在街上走，看到的只是发黑的潮湿的路面，关了门的小店铺，卖草药的小贩，文具店和报亭，那个助产士——二流的——以及诗人魏尔伦魏尔伦（ＰａｕｌＶｅｒｌａｉｎｅ，１８４４—１８９６），法国抒情诗人，是从浪漫主义诗人过渡到象征主义的标志。在他最优秀的作品中明确的涵义和哲理是不存在的；他的第一部诗集《感伤集》(1866)，在技巧上纯熟地模仿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在那里去世的旅馆，旅馆的顶层有一间我工作的房间。
上顶层去大约要走六段或八段楼梯，屋里很冷，我知道我得去买一捆细枝条，三捆铅丝扎好的半支铅笔那么长的短松木劈柴，用来从细枝条上引火，加上一捆半干半湿的硬木爿才能升起火来，让房间暖和，这些要花我多少钱啊。所以我走到街对面，抬头看雨中的屋顶，看看是否有烟囱在冒烟，烟是怎样冒的。一点没有烟，我想起也许烟囱是冷的，不通风，还想起室内可能已烟雾弥漫，燃料白白浪费，钱随之付诸东流了，就冒雨继续前行。我一直走过亨利四世公立中学、那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刮着大风的先贤祠广场，然后向右拐去躲避风雨，最后来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背风的一边，沿着大道继续向前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直走到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我熟悉的好咖啡馆。
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并把我那顶饱受风吹雨打的旧毡帽放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叫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便开始写作。我写的是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而那天风雨交加，天气很冷，正巧是故事里的那种日子。我历经少年、青年和刚成年的时期，早已见过这种秋天将尽的景象，而你在一个地方写这种景象能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那就是所谓把你自己移植到一个地方去，我想，这可能对人跟对别的不断生长的事物一样是必要的。可是在我写的小说里，那些小伙子正在喝酒，这使我感到口渴起来，就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酒在这冷天上口真美极了，我就继续写下去，感到非常惬意，感到这上好的马提尼克马提尼克（Ｍａｒｔｉｎｉｑｕｅ）为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是法国的一个海外行政区，首府为法兰西堡。朗姆酒使我的身心都暖和起来。
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俊俏，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柔滑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她头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修剪得线条分明，斜斜地掠过她的面颊。
我注视着她，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非常激动。我但愿能把她写进那个短篇里去，或者别的什么作品中，可是她已经把自己安置好了，这样她就能注意到街上又注意到门口，我看出她原来是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作。
这短篇在自动发展，要赶上它的步伐，有一段时间我写得很艰苦。我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每当我抬头观看，或者用卷笔刀削铅笔，让刨下的螺旋形碎片掉进我酒杯下的小碟子中时，我总要注意看那位姑娘。
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是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不会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
接着我又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了这个短篇，迷失在其中了。现在是我在写而不是它在自动发展了，而且我不再抬头观看，一点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不去想我此时身在何处，也不再叫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了。我喝腻了圣詹姆斯朗姆酒，不再想到它了。接着这短篇完成了，我感到很累。我读了最后一段，接着抬起头来看那姑娘，可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我这样想。但是我感到悲伤。
我把这短篇合起在笔记簿里，把笔记簿放进上衣的暗袋，向侍者要了一打他们那儿有供应的葡萄牙牡蛎和半瓶干白葡萄酒。我每写好一篇小说，总感到空落落的，既悲伤又快活，仿佛做了一次爱似的，而我肯定这次准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尽管还不能确切知道好到什么程度，那要到第二天我通读一遍之后才
知道。作者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指的是《在密执安北部》。
我吃着那带有强烈海腥味和淡淡的金属味的牡蛎，一边呷着冰镇白葡萄酒，嘴里只留下那海腥味和多汁的蛎肉，等我从每个贝壳中吸下那冰凉的汁液，并用味道清新的葡萄酒把它灌下肚去，我不再有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开始感到快活并着手制订计划了。
既然坏天气已经来临，我们大可以离开巴黎一个时期，去到一个不下这种雨而会下雪的地方，那儿雪穿过松林飘落下来，把大路和高高的山坡覆盖起来，在那个高处，我们夜间走回家去的时候，会听到脚下的雪吱嘎吱嘎地响。在前锋山前锋山为瑞士西南部日内瓦湖东北湖滨的一小城。南有一所木制农舍式的别墅，那里的膳宿条件特佳，我们可以一起住在那里，看我们的书，到夜晚暖和地一起睡在床上，敞开着窗子，只见星光灿烂。那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乘三等车价钱并不贵。那儿的膳宿费比我们在巴黎花费的并不多多少。
我要把旅馆里那间我写作的房间退掉，这样就只需付勒穆瓦纳红衣主教大街７４号的房租了，那是微不足道的。我给多伦多指《多伦多星报》。海明威早年曾任该报驻巴黎记者，后来才辞职当专业作家。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它们的稿费的支票该到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写这种报道，因此我们有钱作这次旅行。
也许离开了巴黎我就能写巴黎，正如在巴黎我能写密歇根一样。我不知道要这样做为时尚早，因为我对巴黎了解得还不够。但是最后巴黎却还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妻子想去，我们就去，于是我吃完牡蛎，喝干了葡萄酒，付了我在这咖啡馆里挂的账，便抄最近的路冒着雨——如今这只不过是当地的坏天气而已，而不是改变你的生活的什么东西了——赶回圣热内维埃弗山，回到山顶上的那套房间。
“我想这该是绝妙的，塔迪塔迪（Ｔａｔｉｅ）是海明威给自己起的绰号。，”我妻子说。她长着一张线条优雅的脸，每次作出决定时，她的眼睛和她的笑容都会发亮，仿佛这些决定是珍贵的礼物似的。“我们该什么时候动身?”
“随你想什么时候走都行。”
“啊，我想马上就走。难道你不早就知道吗?”
“也许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这儿天气就晴好了。等天晴了，变冷了，就会非常好。”
“我看天一定会好的，”她说。“你能想到出去旅行，不也是真好吗。”
斯泰因小姐的教诲
等我们回到巴黎，天气晴朗、凛冽而且美好。城市已经适应了冬季，我们街对面出售柴和煤的地方有好木柴供应，许多好咖啡馆外边生着火盆，这样你坐在平台上也能取暖。我们自己的公寓暖和而令人愉快。我们烧的是煤球，那是用煤屑压成的卵形煤团，放在木柴生的火上，而大街上冬天的阳光是美丽的。现在你已习惯于看到光秃秃的树木衬映着蓝天，你迎着清新料峭的风走在穿越卢森堡公园的刚被雨水冲洗过的砾石小径上。等你看惯了这些没有树叶的树木，它们就显得像是雕塑，而冬天的风吹过池塘的水面，喷泉在明媚的阳光中喷涌。由于我们在山里待过，现在所有的远景，看起来都变得近了。
由于海拔高度的改变，我对那些小山的坡度毫不在意，反而怀着欣快的心情，于是登上旅馆顶层我工作的那个房间也变成了一种乐趣，从这房间可以看到这地区高山上的所有屋顶和烟囱。房内的壁炉通风良好，工作时又暖和又愉快。我买了柑橘和烤栗子装在纸袋里带进房间，吃橘子的时候，剥去了皮，吃那像丹吉尔红橘那样的小橘子，把橘皮扔在火里，把核也吐在火里，等我饿了，就吃烤栗子。多走了路，加上天冷和写作，总使我感到饥饿。在顶楼房间里，我藏了一瓶我们从山区带回来的樱桃酒，每当快写成一篇小说或者快结束一天的工作时，我就喝上一杯这樱桃酒。我一做完这天的工作，就把笔记簿或者稿纸放进桌子的抽屉里，把吃剩的柑橘放进我的口袋。如果放在房间里过夜，它们就会冻结。
我知道自己干得很顺利，走下那一段段长长的楼梯时，心里乐滋滋的。我总要工作到干出了一点成绩方始罢休，我总要知道了下一步行将发生什么方始停笔。这样我才能有把握在第二天继续写下去。但有时我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却没法进行下去，我就会坐在炉火前，把小橘子的皮中的汁水挤在火焰的边缘，看这一来毕毕剥剥地窜起蓝色的火焰。我会站在窗前眺望巴黎千家万户的屋顶，一面想，“别着急。你以前一直这样写来着，你现在也会写下去的。你只消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来就行。写出你心目中最最真实的句子。”这样，我终于会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然后就此写下去。这时就容易了，因为总是有一句我知道的真实的句子，或者曾经看到过或者听到有人说过。如果我煞费苦心地写起来，像是有人在介绍或者推荐什么东西，我发现就能把那种华而不实的装饰删去扔掉，用我已写下的第一句简单而真实的陈述句开始。在那间高踞顶层的房间里我决定要把我知道的每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我在写作时一直想这样做，这正是良好而严格的锻炼。
也是在那间房间里，我学会了在我停下笔来到第二天重新开始写作这段时间里，不去想任何有关我在写作的事情。这样做，我的潜意识就会继续活动，而在这同时我可以如我希望的那样听别人说话，注意每件事情；我可以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学习；我可以读书，免得尽想起我的工作，以致使我没能力写下去。当我写作进展顺利，那是除了自我约束以外还得运气好才行，这时我就走下楼梯，感到妙不可言，自由自在，可以到巴黎的任何地方信步闲游。
如果在下午我走不同的路线到卢森堡公园去，我可以穿过这座公园，然后到卢森堡博物馆去，那里的许多名画现在大部分已转移到卢浮宫和网球场展览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上那里去看塞尚，去看马奈和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大师的画，他们是我在芝加哥美术学院最初开始熟悉的画家。我正向塞尚的画学习一些技巧，这使我明白，写简单而真实的句子远远不足以使小说具有深度，而我正试图使我的小说具有深度。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不善于表达，无法向任何人解释这一点。何况这是个秘密。但如果卢森堡博物馆里灯光熄灭了，我就一直穿过公园去花园路２７号葛特鲁德·斯泰因葛特鲁德·斯泰因（Ｇｅｒｔｒｕｄｅ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４—１９４６），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曾就读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和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１９０２年前往欧洲，自１９０３年起直至去世始终蛰居巴黎。她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实验派，写作强调文字重复，讲究集中，其中极致的作品使人难以卒读。２０年代中，她的工作室成为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艺术家会聚的中心之一。住的那套带工作室的公寓。
我的妻子和我曾拜访过斯泰因小姐，她和跟她住在一起的朋友指艾丽斯·巴·托克拉斯(aliceb.toklas,1877—1967)，她的秘书兼女伴。两人有同性恋关系。斯泰因曾以艾丽斯的口气写成《艾丽斯·巴·托克拉斯自传》一书（１９３３年出版），实为她本人的自传。对我们非常亲切友好，我们喜爱那挂着名画的大工作室。它正像最优良的博物馆中的一间最好的展览室，可就是没有她们那儿的暖和而舒适的大壁炉，她们招待你吃好东西，喝茶和用紫李、黄李或野覆盆子经过自然蒸馏的甜酒。这些都是气味芳香而无色的酒，从刻花玻璃瓶倒在小玻璃杯里待客的，而不论它们是否是ｑｕｅｔｓｃｈｅ，ｍｉｒａｂｅｌｌｅ或者ｆｒａｍｂｏｉｓｅ即上文所指用紫李、黄李或野覆盆子制成的酒。，味道都像原来的那种果实，在你的舌头上变成一团有节制的火，使你感到暖烘烘的，话也多起来了。
斯泰因小姐个头很大但是身材不高，像农妇般体格魁梧。她有一对美丽的眼睛和一张坚定的德国犹太人的，也可能是弗留利人弗留利为今意大利东北部一古地区，历史上受到诸邻国入侵，一再易手，于１９１８年回到意大利之手，１９４５年，其东部被划入南斯拉夫。的脸，而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多变的脸以及她那好看、浓密而富有生气的移民的头发，头发的式样很可能还是大学读书时的那种，这些都使我想起一个意大利北部的农妇。她不停地讲着，起初谈的是人和地方。
她的同伴有一副非常悦耳的嗓子，人长得很小，很黑，头发修剪得像布泰·德·蒙韦尔插图中的圣女贞德，而且长着一只很尖的鹰钩鼻。我们第一次见到她们时，她正在一块针绣花边上绣着，她一面绣着一面照看食物和饮料并且跟我的妻子闲聊。她跟一个人交谈，同时听着两个人说话，常常会半途打断那个她没有在交谈的人。后来她向我解释，她总是跟妻子们交谈。她们对那些妻子很宽容，我的妻子和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喜欢斯泰因小姐和她的朋友，尽管那个朋友叫人害怕。那些油画、蛋糕以及白兰地可真是美妙极了。她们似乎也喜欢我们，待我们就像我们是非常听话、很有礼貌而且有出息的孩子似的，我还感觉到她们是因为我们相爱着并结了婚而宽恕我们——时间将会决定这一点——所以当我的妻子请她们上我们家去喝茶时，她们接受了。
她们来到我们的套间的时候，似乎更喜欢我们了；但这也许是因为地方太小，我们挨得更近的缘故。斯泰因小姐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提出要看看我写的短篇小说，她说她喜欢那些短篇，除了一篇叫《在密执安北部》的。
“写得很好，”她说。“这是一点儿没问题的。但这篇东西ｉｎａｃｃｒｏｃｈａｂｌｅ这是一个法语词，意为“无法挂出来的”……那意思是好像一个画家画的一幅画，当他举行画展时他没法把它挂出来，也没人会买这幅画，因为他们也没法把它挂出来。”
“可要是这并不是淫秽的而不过是你试图使用人们实际上会使用的字眼呢?如果只有这些字眼才能使这篇小说显得真实，而你又必须使用它们呢?你就只能使用它们啊。”
“你根本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她说。“你决不能写任何无法印出来的原文仍是那个法语词ｉｎａｃｃｒｏｃｈａｂｌｅ（无法挂出来的），这里引申为“无法印出来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做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
她本人想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作品，她告诉我，而她是会发表的。她对我说，我这作家还不够好，在那家刊物或《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不了作品，但是我可能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风格的新型作家，不过第一件事要记住的是不要去写那种无法印出来的短篇小说。我没有在这点上与她争论，也不想再解释我想在人物对话上作什么尝试。那是我自己的事，还是听别人说话更有趣。那天下午她还告诉我们该怎样买画。
“你可以要么买衣服，要么买画，”她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钱，谁也不能做到两者兼得。不要讲究你的衣着，也根本不必去管什么时尚，买衣服只求舒适经穿，你就可以把买衣服的钱去买画了。”
“可是即使我再也不买一件衣服，”我说，“我也不会有足够的钱去买我想要的毕加索的画。”
“对。他超出了你的范围。你得去买你自己的同龄人——你自己那当兵的团体里的人画的画。你会认识他们的。你会在本区指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为文人艺术家聚居之地。这一带碰到他们的。总是有些优秀的新出现的严肃画家。可买很多衣服的人不是你。总是你太太买嘛。价钱昂贵的正是女人的衣服啊。”
我看见我的妻子尽量不去看斯泰因小姐穿的那身古怪的统舱旅客穿的衣服，她真的做到了。她们离去的时候，我们仍旧受到她们的喜爱，我想，因为她们要我们再次去花园路２７号作客。
我受到邀请在冬季下午五点钟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她的工作室，那是后来的事了。我曾在卢森堡公园里遇见过斯泰因小姐。我记不清她是否在遛狗，也不记得当时她到底有没有狗。我只记得我是独自一个人在散步，因为我们那时养不起狗，甚至连一只猫也养不起，而我知道的仅有的猫是在咖啡馆或者小餐馆见到的，或者是我赞赏的公寓看门人窗口上的那些大猫。后来我在卢森堡公园常常碰见斯泰因小姐带着她的狗；但是我认为这一次是在她有狗以前。
可是不管有狗没有狗，我接受了她的邀请，并且习惯于路过时在工作室逗留，而她总是请我喝自然蒸馏的白兰地，并且坚持要我喝干了一杯再斟满。我就观赏那些画，我们交谈起来。那些画都很激动人心，而谈话也很惬意。大部分时间是她在讲，她告诉我关于现代派绘画和画家的情况——主要是把他们当作普通人而不是画家来谈——并且谈她自己的作品。她把她写的好几卷原稿给我看，那是她的同伴每天用打字机给她打的。每天写作使她感到快活，但是等我对她了解得更多以后，我发现，对她来说，要使她保持愉快就需要把这批每天稳定生产出来（生产多少则视她的精力大小而异）的作品予以出版，并需要得到读者的赏识。
这在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她已经发表了三篇人人都能读懂的小说。其中一篇《梅兰克莎》写得非常好，是她的那些实验性作品的优秀范例，已经以单行本即《三个女人》，收有《好安娜》、《梅兰克莎》和《温柔的莉娜》三个中篇，出版于１９０９年。形式出版，而且博得了曾见过她或者熟识她的评论家的赞扬。她性格中具有这样一种品性：当她想把一个人争取到她这一边来，那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而那些认识她并看过她的藏画的评论家，接受她的那些他们看不懂的作品，因为他们是把她作为一个人而喜爱她的，并且对她的判断力怀有信心。她还发现了关于节奏的许多法则和重复使用同样的词汇的好处，这些都是讲得通而且有价值的，而她谈得头头是道。
但是她厌恶单调乏味的修改文字的工作，也不喜欢承担把自己的作品写得能让人家读懂的责任，尽管她需要出书并得到正式认可，尤其是为她那部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题名为《美国人的形成》的书。
这本书开端极为精彩，接着有很长一部分进展甚佳，不断出现才华横溢的段落，再往下则是没完没了的重复叙述，换了一个比她认真而不像她那么懒的作家，早就会把这一部分扔进废纸篓里去了。我在让——也许该说是逼——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福特·马多克斯·福特（ＦｏｒｄＭａｄｏｘＦｏｒｄ，１８７３—１９３９），英国小说家、诗人、编辑、评论家，１９２４年在巴黎主编《大西洋彼岸评论》，发表过乔伊斯、海明威的作品，常资助年轻作家。在《大西洋彼岸评论》上连载这部作品时方始深切认识这一点，明白这样一来恐怕到这份评论刊物停刊也连载不完。因为要在《评论》上发表，我不得不给斯泰因小姐通读全部校样，由于这种工作不会给予她任何乐趣。
在这个寒冷的下午，我经过公寓看门人的住房，跨过冷冽的庭院，进入那工作室的温暖的氛围，上面说的都还是几年以后的事。这天下午斯泰因小姐教导我性的知识。那时我们已经互相非常投合了，我也已经明白凡是我不懂得的事情很可能都是同这方面有些关系的。斯泰因小姐认为我在性问题上太无知了，而我必须承认，自从我了解了同性恋的一些较为原始的方面以后，我对同性恋持有一定的偏见。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还是个孩子、色狼这个词儿还没有成为用来称呼那种整天着迷于追逐女人的男人的俗称时，你得随身带一把刀子准备必要时使用，才能跟一群流浪汉在一起厮混。从我在堪萨斯城的那些日子海明威１９１７年中学毕业后，曾在《堪萨斯城星报》社任记者，第二年才至意大利任红十字会驾驶员。，从那个城市的不同区域、芝加哥以及大湖上的船只上的习俗，我懂得了许多你无法印出来的词汇和用语。在追询之下，我竭力设法告诉斯泰因小姐，当你还是个孩子却在男人堆里厮混的时候，你就得做好杀人的准备，要懂得怎样去干这事而且要真正懂得为了不致受到骚扰，你是会这样干的。这个词儿是能印出来的。要是你知道你会杀人，别人就会很快感觉到，也就不会来打扰你了；可也有一些境地是你不能让别人把你逼迫进去或者受骗上当落进去的。如果使用那些色狼在湖船上使用的一句无法印出来的话，“啊，有道缝不赖，可我要个眼”，我就能把我的意思表达得更生动些，但是我跟斯泰因小姐谈话时总是很小心，即使在一些原话也许能澄清或者更明确地表达一种成见的时候，我也是小心翼翼。
“是啊，是啊，海明威，”她说。“可你当初是生活在罪犯和性变态者的环境里的呀。”
对此我不想争辩，尽管我以为我曾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生活过，其中有各式各样的人，我曾竭力去理解他们，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我没法喜欢，有些人我至今还厌恶。
“可是那位彬彬有礼、名气很大的老人，他在意大利曾带了一瓶马尔萨拉或金巴利酒马尔萨拉酒指产于意大利西西里岛马尔萨拉港的一种淡而甜的红葡萄酒。金巴利酒指意大利金巴利公司生产的带辣椒味的开胃酒。到医院里来看我，行为规规矩矩得不能再好，可后来有一天我不得不吩咐护士再也不要让那人进房间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这种人有病，他们由不得自己，你应该可怜他们。”
“难道我该可怜某某人吗?”我问道。我当时提了此人的姓名，但他本人通常乐于自报姓名，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提他的名字了。
“不。他是邪恶的。他诱人腐化堕落而且确实是邪恶的。”
“可是据说他是个优秀的作家啊。”
“他不是，”她说。“他不过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他为追求腐化堕落的乐趣而诱人腐化堕落，还引诱人们染上其他恶习。比如说吸毒。”
“那么我该可怜的那个在米兰的人不是想诱我堕落吗?”
“别说傻话啦。他怎么能指望去诱你堕落呢?你会用一瓶马尔萨拉酒去腐蚀一个像你那样喝烈酒的小伙子吗?不，他是个可怜的老人，管不住自己做的事。他有病，他由不得自己，你应该可怜他。”
“我当时是可怜他的，”我说。“可是我感到失望，因为他是那么彬彬有礼。”
我又呷了一口白兰地，心里可怜那个老人，一面注视着毕加索的那幅裸体姑娘和一篮鲜花的画。这次谈话不是由我开的头，我觉得再谈下去有点危险了。跟斯泰因小姐交谈几乎从来是没有停顿的，但是我们停下来了，她还有话想对我讲，我便斟满了我的酒杯。
“你实在对这事儿一窍不通，海明威，”她说。“你结识了一些人人皆知的罪犯、病态的人和邪恶的人。主要的问题在男同性恋的行为是丑恶而且使人反感的，事后他们也厌恶自己。他们用喝酒和吸毒来缓解这种心情，可是他们厌恶这种行为，所以他们经常调换搭档，没法真正感到快乐。”
“我明白啦。”
“女人的情况就恰恰相反。她们从不做她们感到厌恶的事，从不做使她们反感的事，所以事后她们是快乐的，她们能在一起过快乐的生活。”
“我明白了，”我说。“可是某某人又怎么样呢?”
“她是个邪恶的女人，”斯泰因小姐说，“她可真是邪恶的，所以她从没感到快乐过，除非跟新结识的人。她诱人堕落。”
“我懂了。”
“你肯定懂了吗?”
那些日子里要弄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谈起别的事情时，我很高兴。公园已经关门了，于是我只得沿着公园外边走到沃日拉尔路，绕过公园的南端。公园关了门并上了锁，使人感到悲哀，我绕过公园而不是穿过公园匆匆走回到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家里，心里也是悲哀的。这一天开始时也多么明媚啊。明天我就得努力工作了。工作几乎能治疗一切，我那时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我那时必须治愈的毛病，我判定斯泰因小姐已经感觉到，就是青春和我对妻子的爱。等我回到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家中，我一点也不感到悲哀了，就把我刚刚学得的知识讲给我的妻子听。那天晚上，我们对我们自己已经拥有的知识以及我们在山里新近获得的知识感到高兴。
迷惘的一代
为了享受那里的温暖，观赏名画并与斯泰因小姐交谈，很容易养成在傍晚顺便去花园路２７号逗留的习惯。斯泰因小姐通常不邀请人来作客，但她总是非常友好，有很长一段时间显得很热情。每当我为那加拿大报社以及我工作的那些通讯社外出报道各种政治性会议或者去近东和德国旅行归来，她总要我把所有有趣的逸闻讲给她听。总是有一些很有趣的部分，她爱听这些，也爱听德国人所谓的“绞刑架上的幽默”①的故事。她想知道现今世道中的欢快的部分；绝不是真实的部分，绝不是丑恶的部分。
我那时年少不识愁滋味，而且在最坏的时候总是有些奇怪和滑稽的事情发生，而斯泰因小姐就喜欢听这些，其他的事情我不讲而是由我自个儿写出来。
当我并不是从外地旅行归来，而是在工作之余去花园路盘桓一番的时候，我有时会设法让斯泰因小姐讲关于书籍方面的意见。我在写作时，总得在停笔后读一些书。如果你继续考虑着写作，你就会失去你在写的东西的头绪，第二天就会写不下去。必须锻炼锻炼身体，使身体感到疲劳，如果能跟你所爱的人做爱，那就更好了。那比干什么都强。但是在这以后，当你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就必须读点书，免得在你能重新工作以前想到写作或者为写作而烦恼。我已经学会决不要把我的写作之井汲空，而总要在井底深处还留下一些水的时候停笔，并让那给井供水的泉源在夜里把井重新灌满。即现在通称的“黑色幽默”。
为了让我的脑子不再去想写作，我有时在工作以后会读一些那些当时正在写作的作家的作品，像奥尔德斯·赫胥黎、戴·赫·劳伦斯或者任何哪个已有作品问世的作家，只要我能从西尔维亚·比奇西尔维亚·比奇（ＳｉｌｖｉａＢｅａｃｈ，１８８７—１９６２）生于美国，１４岁随父来到巴黎，爱上法国和法国文学，１９１９年在巴黎奥德翁路开设书店莎士比亚公司，出售图书杂志，并设“出租图书馆”，长期成为法国文艺界人士以及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的活动中心。１９２２年２月大力支持乔伊斯在她的图书公司出版《尤利西斯》。１９４１年乔伊斯病逝于苏黎世。同年，莎士比亚公司亦被纳粹关闭，比奇被拘于集中营达６个月，后从集中营逃出，躲藏在巴黎，直至海明威随盟军打回巴黎，帮她清除了在屋顶上打冷枪的德国鬼子。的图书馆或者塞纳河畔码头书摊上弄得到。
“赫胥黎是个没生气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为什么要去读一个没生气的人的作品呢?你难道看不出他毫无生气吗?”
我那时看不出他是个没生气的人，我就说他的书能给我消遣，使我不用思索。
“你应该只读那些真正好的书或者显而易见的坏书。”
“整个今年和去年冬天我都在读真正好的书，而明年冬天我还将读真正好的书，可我不喜欢那些显而易见的坏书。”
“你为什么要读这种垃圾?这是华而不实的垃圾，海明威。是一个没生气的人写出来的。”
“我想看看他们在写些什么，”我说。“而且这样能使我的脑子不想去写这种东西。”
“你现在还读谁的作品?”
“戴·赫·劳伦斯，”我说。“他写了几篇非常好的短篇小说，有一篇叫做《普鲁士军官》。”
“我试图读他的长篇小说。他使人无法忍受。他可悲而又荒谬。他写得像个有病的人。”
“我喜欢他的《儿子们和情人们》和《白孔雀》，”我说。“也许后者并不那么好。我没法读《恋爱中的女人》。”
“如果你不想读坏的书，想读一点能吸引你的兴趣而且自有其奇妙之处的东西，你该读玛丽·贝洛克·朗兹玛丽·贝洛克·朗兹（ＭａｒｉｅＢｅｌｌｏｃＬｏｗｎｄｅｓ，１８６８—１９４７），英国小说家，擅写历史小说及凶杀疑案故事。《房客》（１９１３年）曾被搬上银幕……”
我那时还从未听到过她的名字，于是斯泰因小姐把那本关于“撕人魔”杰克的绝妙的小说《房客》和另一本关于发生在巴黎郊外一处只可能是昂吉安温泉城昂吉安温泉城位于巴黎北郊，为巴黎人常去的旅游胜地。的谋杀案的作品借给我看。这两本都是工作之余的上好读物，人物可信，情节和恐怖场面绝无虚假之感。它们作为你工作以后的读物是再好没有了。于是我读了所有能弄到的贝洛克·朗兹太太的作品。可是她的作品也不过就是那个样，没有一本像前面提到的那两本那么好，而在西默农西默农（ＧｅｏｒｇｅＳｉｍｅｎｏｎ，１９０３—１９８９），比利时法语多产作家，其著名作品有“梅格莱探案”的系列小说。最早一批优秀作品问世前，我从未发现有任何书像她这两本那样适宜在白天或夜晚你感到空虚时阅读的。
我以为斯泰因小姐会喜欢西默农的佳作——我读的第一本不是《第一号船闸》就是《运河上的房子》——但是我不能肯定，因为我结识斯泰因小姐时，她不爱读法语作品，虽然她爱说法语。珍妮特·弗朗纳珍妮特·弗朗纳（ＪａｎｅｔＦｌａｎｎ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７８）为当时美国《纽约人》周刊驻巴黎的记者。给了我这两本我最初读的西默农的作品。她爱读法文书，她早在西默农担任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时，就读他的作品了。
在我们是亲密朋友的那三、四年里，我记不起葛特鲁德·斯泰因曾对任何没有撰文称赞过她的作品或者没有作过一些促进她的事业的工作的作家说过什么好话，只有罗纳德·弗班克罗纳德·弗班克（ＲｏｎａｌｄＦｉｒｂａｎｋ，１８８６—１９２６），英国小说家，自小身弱，于剑桥大学肄业两年后，为恢复健康，到处去旅行，著有浪漫主义小说多种。和后来的斯各特·菲茨杰拉德是例外。我第一次遇见她时，她谈起舍伍德·安德森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８７６—１９４１）于１９１９年发表了《小城畸人》而成为红作家。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作家，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男人，热情洋溢地谈到他那双美丽温暖的意大利式的大眼睛和他的和气和迷人之处。我可不在意他的美丽温暖的意大利式的大眼睛，我倒是非常喜欢他的一些短篇小说。那些短篇写得很朴实，有些地方写得很美，而且他理解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并且深深地关注着他们。斯泰因小姐不想谈他的短篇小说，总是谈他这个人。
“你觉得他的长篇小说怎么样?”我问她。她不想谈安德森的作品，正如她不愿谈乔伊斯的作品一样。只要你两次提起乔伊斯，你就不会再受到邀请上她那儿去了。这就像在一位将军面前称赞另一位将军。你第一次犯了这个错误，就学会再也不这样做了。然而，你永远可以在一位与之交谈的将军面前谈起另一位被他击败过的将军。你正与之交谈的将军便会大大称赞那位被他打败的将军，并且愉快地描述他如何把对方打败的细节。
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写得太好了，没法拿来当作一个愉快的话题。我正准备跟斯泰因小姐讲他的长篇小说写得多么出奇地糟，但是这样也不行，因为这样无疑就是批评她的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了。等他最后写了一部叫做《黑色的笑声》的长篇小说，写得实在糟透了，又蠢又做作，我忍不住在一部戏拟之作《黑色的笑声》出版于１９２５年，第二年海明威就发表模仿之作《春潮》，加以讽刺。里批评了一番，这使斯泰因小姐非常生气。我攻击了她圈子里的一个成员。但是在这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并没有生过气。安德森作为一个作家垮台后，她就自己开始大肆吹捧他了。
她曾生过埃兹拉·庞德的气，因为他在一张不牢固而且毫无疑问是很不舒服的小椅子上坐下时坐得太快，结果把椅子压坏了，可能压得开裂了，而这把椅子很可能是故意给他坐的。没有考虑到他是个伟大的诗人，是个有礼貌很大方的人，本来是能给自己找一把大小适宜的椅子坐的。她把不喜欢埃兹拉的原因说得那么巧妙而且恶毒，那是多年以后才编造出来的。
正是在我们从加拿大回来后，住在乡村圣母院路，我跟斯泰因小姐还是亲密朋友的时候，她提出了迷惘的一代原文为法语，ｇｎ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ｄｕｅ，我们一向译作“迷惘的一代”，但用今天流行的词汇，该作“失落的一代”。这说法。她当时驾驶的那辆老式福特Ｔ型汽车的发火装置出了些毛病，而那个在汽车修理行工作的小伙子在大战的最后一年曾在部队里服过役，在修理斯泰因小姐的福特车时手艺不熟练，或者是没有打破别的车子先来先修的次序而提前给她修车。不管怎样，他没有认真对待，等斯泰因小姐提出了抗议，他被修理行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老板对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斯泰因小姐说。“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真的吗?”我说。
“你们就是，”她坚持说。“你们对什么都不尊重。你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
“那个年轻的技工喝醉了吗?”我问道。
“当然没有。”
“你看见我喝醉过没有?”
“没有。可你的那些朋友都是醉醺醺的。”
“我喝醉过，”我说。“可是我从没有醉醺醺地上你这里来。”
“当然没有。我没有这么说。”
“那小伙子的老板很可能上午十一点钟就喝醉了，”我说。“所以他能说出这么动听的话来。”
“别跟我争辩了，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这根本没有用。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正像汽车修理行老板所说的那样。”
后来，等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指《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把那句话和《圣经·传道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一起放在卷首。的时候，我把斯泰因小姐引用汽车修理行老板的这句话跟《传道书》中的一段相对照。但是那天夜里走回家去的途中，我想起那个汽车修理行的小伙子，不知道在那些汽车被改装成救护车时他有没有被拉去开车作者想起自己１９１８年在意大利北部战线为红十字会志愿开救护车的情景……我记得他们怎样装了一车伤员从山路下来狠狠踩住刹车，最后用了倒车排挡，常常把刹车都磨损，还记得那最后几辆车子怎样空车驶过山腰，为了让有优良的Ｈ形变速装置和金属刹车的大型菲亚特汽车来替代。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以及与自我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相对的自我约束，我想到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接着当我走近丁香园咖啡馆时，灯光正照在我的老朋友内伊元帅米歇尔·内伊（ＭｉｃｈｅｌＮｅｙ，１７６９—１８１５）为拿破仑手下最著名的元帅，骁勇善战的传奇式英雄，参加拿破仑的历次战争，１８０４年授元帅头衔，１８１２年拿破仑率军远征俄国，内伊被封为莫斯科亲王，法军自莫斯科撤退时任后卫部队指挥。的雕像上，他拔出了指挥刀，树木的阴影洒落在这青铜雕像上，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背后没有一个人，而滑铁卢一役他打得一败涂地，我想起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我便在丁香园坐下跟这雕像做伴，喝了一杯冰啤酒，才走回到我那在锯木厂上面的套间的家里。但是坐在那儿喝啤酒的时候，我注视着雕像，想起当年拿破仑带着科兰古科兰古侯爵（ＡｒｍａｎｄＣａｕｌａｉｎｃｏｕｒｔ，１７７３—１８２７），法国将军，外交官，拿破仑时期的外交大臣。１８０４年起为拿破仑的御马总管，历次大战中追随皇帝左右。他的回忆录是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时期的重要史料。乘马车从莫斯科仓皇撤退时，内伊曾率领后卫部队亲身战斗过多少日子来着，我想起斯泰因小姐曾是个多么热情亲切的朋友，她谈起阿波里奈尔时谈得多么精彩，谈起他在１９１８年停战的那天去世，当时群众高喊“打倒纪尧姆”，而阿波里奈尔在神志昏迷之际以为他们在高喊反对他法国现代主义诗人阿波里奈尔（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１８８０—１９１８）名纪尧姆，但此处群众要打倒的是德皇威廉二世，因纪尧姆是威廉在法语中的拼法的读音。，而且我想我要尽我的力量并且尽可能长久地为她效劳，务必使她所作出的出色的工作得到公正的评价，所以愿上帝和迈克·内伊迈克为内伊的名字米歇尔英语中拼法的爱称。帮助我吧。但是让她说的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等我到了家，走进院子上了楼，看见我的妻子和儿子和他的小猫“Ｆ猫咪”时，他们都很快活，壁炉里升着火，我就对妻子说，“你知道，不管怎么说，葛特鲁德是个好人。”
“当然，塔迪。”
“可有时她确实会说一大堆废话。”
“我可从没听她讲过，”我的妻子说。“我是做妻子的。跟我说话的是她那个同伴。”
莎士比亚图书公司
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钱买书。我从莎士比亚图书公司出借书籍的图书馆借书看。莎士比亚图书公司是西尔维亚·比奇开设在奥德翁路１２号的一家图书馆和书店。在一条刮着寒风的街上，这是个温暖而惬意的去处，冬天生着一只大火炉，桌子上和书架上都摆满了书，橱窗里摆的是新书，墙上挂的是已经去世的和当今健在的著名作家的照片。那些照片看起来全像是快照，连那些故世的作家看上去也像还活着似的。西尔维亚有一张充满生气轮廓分明的脸，褐色的眼睛像小动物的那样灵活，像年轻姑娘的那样欢快，波浪式的褐色头发从她漂亮的额角往后梳，很浓密，一直修剪到她耳朵下面和她穿的褐色天鹅绒外套的领子相齐。她的腿很美，她和气、愉快、关心人，喜欢说笑话，也爱闲聊。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比她待我更好。
我第一次走进这家书店的时候心里很胆怯，因为身上没有足够的钱参加那出借图书馆。她告诉我可以等我有了钱再付押金，就让我填了一张卡，说我可以想借多少本书就借多少。
她没有理由信任我。她并不认识我，而我给她的地址，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74号，又是在一个不能再穷的地区。但她是那么高兴，那么动人，并且表示欢迎，她身后是一个个摆满着图书也就是这家图书馆的财富的书架，像墙壁一般高，一直伸展到通向大楼内院的那间里屋。
我从屠格涅夫开始，借了两卷本的《猎人笔记》和戴·赫·劳伦斯的一部早期作品，我想是《儿子与情人》吧，可西尔维亚对我说想多借一些也行。我便选了康斯坦斯·迦纳译的《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及其他》。
“如果你要把这些都读完，就不会很快回到这儿来，”西尔维亚说。
“我会回来付押金的，”我说。“我在我的住处有钱。”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你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付。”
“乔伊斯一般什么时候上这儿来?”我问道。
“要是他来，平常总要在下午很晚的时候，”她说。“你见过他吗?”
“我们在米肖餐馆见到过他跟家人在一起吃饭，”我说。“可是在人家吃饭的时候盯着人家看是不礼貌的，而米肖餐馆的价格又很贵。”
“你常在家吃饭吗?”
“现在大都这样，”我说。“我们有个好厨师。”
“在你那地区附近没有什么餐馆，是吗?”
“没有。你怎么知道的?”
“拉尔博瓦莱里·拉尔博(ＶａｌｅｒｙＬａｒｂａｕｄ，１８８１—１９５７）为法国小说家、诗人、评论家，曾把柯勒律治到乔伊斯等欧洲作家的作品译成法语出版。在那儿住过，”她说。“他非常喜欢那地段，可惜就是没有餐馆。”
“最近的一家价廉物美的饭店要跑到先贤祠那一带。”
“那一带我不熟悉。我们都在家就餐。你跟你的妻子哪天务必上我家来玩。”
“等我来给你付押金的时候吧，”我说。“但是非常感谢你。”
“书别看得太快啦，”她说。
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家是一个有两居室的套间，没有热水也没有室内盥洗设施，只有一只消毒的便桶，用惯了密歇根州那种户外厕所间的人是并不觉得不舒适的。但是可以眺望到美丽的景色，地板上铺一块上好的弹簧褥垫做一张舒适的床，墙上挂着我们喜爱的画，这仍不失为一个使人感到欢乐愉快的套间。我拿了这些书回到家里，把我新发现的好地方告诉我的妻子。
“可是，塔迪，你一定要今天下午就去把押金付了，”她说。
“我当然会这样做的，”我说。“我们俩都去。然后沿着塞纳河和码头去散步。”
“我们可以沿塞纳河路散步，去看所有的画廊和商店的橱窗。”
“对。我们可以上任何地方去散步，我们可以上一家新开的咖啡馆去待会儿，那儿我们谁也不认识，也没人认识我们，我们可以喝一杯。”
“我们可以喝上两杯。”
“然后可以找个地方吃饭。”
“不，别忘了我们还得付图书馆押金呢。”
“我们要回家来，在家里吃，我们要吃一顿很好的晚餐，喝合作社买来的博讷酒产于法国中东部的博讷城的一种普通干红葡萄酒。，你从那窗口就能看到橱窗上写着的博讷酒的价钱。随后我们读读书，然后上床做爱。”
“而且我们决不会爱任何其他人，只是彼此相爱。”
“对，决不。”
“多么好的一个下午和傍晚啊。现在我们还是吃中饭吧。”
“我饿极啦，”我说。“我在咖啡馆写作只喝了一杯奶咖。”
“写得怎么样，塔迪?”
“我认为不错。我希望这样。我们午餐吃什么?”
“小红萝卜，还有出色的小牛肝加土豆泥，加上一客苦苣色拉。还有苹果挞。”
“那么我们就可有世界上所有的书籍阅读了，等我们出门旅行的时候就能带这些书去了。”
“这样做对得起人吗?”
“没问题。”
“她那儿也有亨利·詹姆斯的书吗?”
“当然。”
“哎呀，”她说。“我们运气真好，你发现了那个地方。”
“我们一向是运气好的，”我说，像个傻瓜，我没有用手去敲敲木头西方迷信，人们认为在夸自己有好运气以后要用手敲敲木头，以免好运气跑掉……公寓里也到处有的是木头可以让人去敲啊。
塞纳河畔的人们
从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的尽头走到塞纳河有很多条路。最短的一条是沿着这条路径直往前，但是路很陡，等你走上平坦的路段，穿过圣日耳曼林荫大道街口繁忙的交通车辆以后，来到一个没生气的地方，那里伸展着一条荒凉向风的河岸，右边就是那葡萄酒市场。它和巴黎其他任何市场都不同，只是一种扣存葡萄酒以待完税的仓库，从外面看去阴沉沉的像个兵站，或者俘虏营。
跨过塞纳河的支流就是圣路易岛，上面有狭窄的街道和又老又高的美丽的房子，你可以渡河上那儿去，或者向左拐，沿着同圣路易岛一样长的码头走，再向前走，便到了圣母院和城中岛①的对面。
在沿码头的书摊上，你有时能发现有刚出版的美国书出售，价钱很便宜。银塔饭店楼上有几间房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把房间出租，给住在那儿的人在餐厅用餐享受折扣优待，如果房客们离去时留下什么书籍，旅馆中的茶房就把那些书卖给沿码头不远处的一家书摊，你就可以从女摊主手里花很少几个法郎买下。她对用英语写的书缺乏信心，买下这些书她几乎没有付什么钱，因此只要能得到一点薄利就马上脱手。
“这些书有什么值得一读的吗?”我们成了朋友后，她问我。
“有时候有本把值得一读。”
“教人怎样辨别呢?”
“等我把它们读了就能辨别啦。”城中岛即巴黎旧城，在塞纳河中，圣路易岛的西面，巴黎圣母院即位于该岛的西部。
“可这仍旧多少是一种碰运气的行为。再说有多少人能读英文书?”
“把它们给我留着，让我浏览一遍。”
“不行。我不能把它们留着等你来。你并不经常经过这里。你总要隔好长一段时间才来一次。我可得尽快把它们卖掉。没有人能辨别它们是否有什么价值。要是它们原本是毫无价值的，我就永远别想把它们卖出去了。”
“那你怎样辨别一本有价值的法文书呢?”
“首先要有插图。其次是插图的质量问题。再次是看装订。如果是一本好书，书的主人就会把它像样地重新装订起来。英文书籍全都是装订好的，但是装订得很差。法国书一般为普通的纸面本，让人用皮革重新装订，比英美的硬面本高档。没有办法从这一点来判别它们是好是坏。”
过了银塔饭店附近这家书摊，到奥古斯丁大码头以前，就没有别的书摊卖美国和英国书的了。从奥古斯丁大码头往前到伏尔泰码头再过去的地方有几个书摊出售他们从塞纳河左岸那些旅馆，特别是拥有比大多数旅馆都更有钱的顾客的伏尔泰旅馆的雇员那里买来的书籍。一天我问另一个女摊主，她是我的朋友，书籍的主人是否出卖过书籍。
“不，”她说。“这些书全都是他们扔掉的。因此人们就知道这些书没有什么价值。”
“是朋友们把这些书送给他们，让他们在船上阅读的。”
“没错儿，”她说。“他们准是把很多书都扔在船上了。”
“他们就这样把书撂下了，”我说。“航运公司保存了这些书并且重新装订好，它们就成了船上的藏书。”
“这倒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她说。“至少这样书就装订得像个样子了。像这样的一本书也就有价值了。”
在我写作余暇或者思考什么问题时，我就会沿着塞纳河边的码头漫步。如果我散着步，有些事干或者看别人在干着一些他们熟悉的事，我思考起来就比较容易。在城中岛的西端，新桥南面，在亨利四世雕像的所在地，岛最终变得像一个尖尖的船头，那儿临水有个小公园，长着一片优美的栗树，树干高大而枝叶纷披。在塞纳河中形成的急流和回水流经之处有不少适宜垂钓的好地方。你走下一段台阶到那小公园，就能看见捕鱼的人们在那儿和在大桥下钓鱼。垂钓的好地点随着河水涨落而变化，捕鱼人用长长的连接起来的钓竿，但是用很细的接钩线和轻巧的鱼具和羽毛管浮子钓鱼，老练地在他们垂钓的那片水域里诱鱼上钩。他们总能钓到一些鱼，他们经常成绩可观，能钓到很多像鲦鱼那样的鱼，他们称之为鱼句鱼。这种鱼整条放在油里煎了吃味道很鲜美，我能吃下一大盘。这种鱼长得很肥壮，肉质鲜美，味道甚至超过新鲜的沙丁鱼，而且一点也不油腻，我们吃的时候连骨头一起吃下去。
吃鱼句鱼的一个最佳去处是在下默东的一家建筑在河上的露天餐厅，在我们有钱离开我们的拉丁区出游时就上那儿去。那餐厅叫“神奇渔场”，卖得有一种极好的白葡萄酒，那是麝香葡萄酒麝香葡萄酒产于法国西部卢瓦尔河下游的南特一带，由那里特产的麝香葡萄酿成。的一种。这是莫泊桑的一个短篇小说中出现过的地方，西斯莱阿尔弗雷德·西斯莱（ＡｌｆｒｅｄＳｉｓｌｅｙ，１８３９—１８９９），法国画家，擅作风景画，其作品色彩十分柔美和谐，所画雪景尤有魅力。他的许多最佳作品是１８７２—１８８０年间在巴黎等地与莫奈亲密相处的那段时间完成的。曾画过那俯视河上的景色。你不用跑那么远去吃鱼句鱼。你在圣路易岛上就能吃到一份很好的油炸鱼句鱼。
我认得几个在圣路易岛和绿林好汉广场该广场位于城中岛的西端，即上文提到的像尖尖的船头的地方。之间的塞纳河多鱼的水域钓鱼的人，有时候天气晴朗，我会买上一升葡萄酒、一只面包和一些香肠，坐在阳光下阅读一本我买来的书，观看他们钓鱼。
有些游记作家写到在塞纳河上垂钓的人们，把他们写得似乎是疯子，从未钓到过一尾鱼；但那是认真的饶有捕获的垂钓。那些捕鱼人大都是靠很少的养老金过活的人，那时他们还不知道一旦通货膨胀，那一点儿养老金就会变得微不足道，还有一些是钓鱼迷，他们逢到有一天半天的休假就去钓鱼。更适宜垂钓的地方是在夏朗通，马恩河在那儿汇入塞纳河，而巴黎的东西两边都适合垂钓，但是在巴黎本身也有非常好的钓鱼场所。我没有去钓鱼，因为我没有鱼具，而且我宁愿省下钱来到西班牙去钓鱼。再说，那时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写作能告一段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得不出门，我可不想迷恋于此道而不能自拔，而钓鱼这活动是有它的旺季和淡季的。但是我密切关注它，学会一点有关知识很有意思，感觉良好，知道就在本城有人在钓鱼，有着健康的认真的垂钓活动，还把一些供油炸的鱼带回家去给他们的家人，总是让我很快活。
有了那些捕鱼人和塞纳河上的生活动态，还有在船上自有其自己的生活的漂亮驳船，那些烟囱可向后折叠以便从桥下通过的拖轮，拖曳着一长列驳船，还有河边石堤上高大的榆树，梧桐树，有些地方则是白杨，我沿河散步时就从不感到孤独。城里有那么多树木，你每天都能看到春天在来临，直到一夜暖风突然在一个早晨把它带来了。有时一阵阵寒冷的大雨会又把它打回去，这样一来似乎它再不会来了，而你的生活中将失去一个季节。在巴黎这是唯一真正叫人悲哀的时刻，因为这是违反自然的。在秋天感到悲哀是你意料之中的。每年叶子从树上掉落，光秃的树枝迎着寒风和凛冽的冬天的阳光，这时你身子的一部分就死去了。但是你知道春天总会来到，正如你知道河水冰结了又会流淌一样。当冷雨不停地下，扼杀了春天的时候，这就仿佛一个年轻人毫无道理地夭折了。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春天最后总是来临，但是使人心惊的是它差一点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