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

祖国

作者：[美] 罗伯特.哈里斯

感谢

感谢伦敦的维纳图书馆的管理员和工作人员这几年来给予的帮助。
也在此感谢戴维.罗森塔尔，尤其是罗本.西斯曼，没有他们，如果让我独自完成的话，这本书可能永远不会开始。

一亿日耳曼主宰民族将分布在欧洲，确保他们主宰地位的，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垄断……充当奴隶劳工的其他民族将在体质和心智上加以人工的弱化，变成孱弱的文盲和半白痴。这样，他们（德国人）就可以安然地享用帝国的建设成就——高速公路、“通过快乐获得力量”连锁饭店、各地的党总部大厦、以及巨大的军事博物馆和天文馆——将建在林茨，这里将成为“希特勒波利斯”；他们将徜徉在各地的艺术中心和画廊，可以一边吃着奶油小圆面包，一边尽情欣赏日耳曼中产阶级喜爱的轻歌剧《风流寡妇》……这将是一个属于德意志的千年时代，甚至连人的想象力也将被钳制在其中，无从逃脱……
——休.特雷费-罗珀，《希特勒的精神世界》
（休.特雷费-罗珀，1914-2003，英国历史学家，曾经出版《希特勒的桌边谈话1941-1944》，80年代因误将伪造的《希特勒日记》证为真品而名誉扫地）

人们有时对我说：“当心！你将面临长达20年的游击战！”……我对这样的前景感到欣喜。在这样的状态下，德意志民族将永远保持一种不断向上的活力。
——阿道夫.希特勒，1942年8月29日

第一章

1964年4月14日，星期二

Ich schwoere Dir, Adolf Hitler, als Fuehrer und Kanzler des Reiches Treue und Tapferkeit. Ich gelobe Dir und den von Dir bestimmten Vorgesetzten Gehorsam bis in den Tod, so wahr mit Gott helfe.
我向元首及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宣誓，吾将忠诚及勇武。我发誓服从元首及指挥官的命令，直至死亡。愿万能的上帝保佑我——党卫队誓词

一
浓厚的云层像毯子一样整晚笼罩在柏林上空，直到清晨仍然没有散去。在城市西方的哈维尔湖一带已经下起了细雨，雾气迷蒙，水天交织成灰色的一片。
扎维尔.马赫，第三帝国刑事警察柏林分部的凶案侦探，叹了一口气，钻出了他那辆大众牌汽车，走进雨中。他对这雨的味道非常熟悉。这是从北方波罗的海飘过来的雨，寒冷，闻起来有海的味道，甚至有点咸。有一阵，他觉得自己回到了20年前，仿佛正站在指挥塔上，指挥他的U艇，在夜雨中悄悄驶离威廉港。
他看了看表。刚过7点。
在前面路旁还停着三辆车。两辆车的司机在睡觉，第三辆属于普通民警，或者像德国老百姓通常的称呼，“奥波”（Orpo）。这是“Ordnungspolizei”的缩写。车里是空的，车顶上的警灯一亮一灭，照着路旁的森林：蓝，黑，蓝，黑，蓝，黑。
马赫四下寻找奥波的巡警，最后发现他们聚集在下面的湖边，蹲在一棵矮柳树旁边，他们脚旁有一堆浅色的东西。旁边一个树桩上坐着个年轻人，穿着一套黑色运动服，胸前口袋上有党卫军的双闪电徽标。他的脑袋埋在膝盖之间，双手捂着脸，看起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马赫狠吸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它“嘶”的一声在泥地里熄灭了。
他朝湖边走去。一个巡警站了起来，伸直胳臂：“嗨，希特勒！”
马赫没有搭理他，径直穿过泥泞的湖边草地，走到现场。
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尸体。冰冷，肥胖，无毛，惨白。离远了看，还真像一座扔到泥地里的雪花石膏雕塑。尸体上有一些污泥，背部朝下，上半身搁浅在岸上，两臂大张。尸体的一只眼睛紧闭，另一只则无神地凝望灰色的天空。
“名字，二级下士？”眼睛没离开尸体，马赫对旁边向他敬礼的那个民警问道。声音很温和。
“拉特卡，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Sturmbannfuhrer）是党卫队的军衔，差不多等于国防军的少校。因此拉特卡——他有一副老狗似的忠心耿耿的眼神——此时显得特别殷勤。马赫知道这种人：三次申请转为刑警，三次被拒绝；一个尽职的老婆，为元首生了一足球队的孩子；一个月200帝国马克的收入。典型的小公务员。
“好吧，拉特卡”马赫继续用温和的声音问道，“什么时候发现它的？”
“一个小时前，先生。我们当时正快要下班，正巡逻到尼古拉湖的时候接到了电话。一级优先处理。我们5分钟就到这儿了。”
“谁发现了他？”
拉特卡指了指肩膀后面。
那个穿运动服的年轻人站了起来。他最多不超过18岁。由于雨淋，浅棕色的头发紧贴着粉红色的头皮。马赫注意到这孩子小心翼翼地避开尸体不去看它。
“你的名字？”
“党卫队队员赫尔曼.约斯特，先生”他说话带有萨克森土音，听起来畏畏缩缩的，又有点巴结，“泽普-迪特里希党卫军学校学员。”马赫知道这座学校，就在东边不远的施拉特湖，是座50年代修建的修道院式建筑。混凝土，丑陋。“我每天早上跑步都经过这里。当时天还很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只天鹅。”这个年轻人怯生生地说。
一旁的拉特卡擤了下鼻子，一脸不屑的表情。马赫知道他在想什么。一个党卫军士官生！怕一具尸体！难怪乌拉尔那边的战争会没完没了地打下去！
“当时你看见别人了吗，约斯特？”马赫用和蔼的口气问道，听上去像这孩子的叔叔，而不是一个秘密警察。
“没人，先生。那边野餐区有个电话亭，一公里半远。我跑到那儿打了电话，之后就回来一直坐在这里，直到巡警出现。这期间没一个人从这里经过。”
马赫又看了看尸体。它非常胖。大约110公斤。
“把它从水里拽出来吧”马赫转过来，“到叫醒这个睡美人的时间啦。”旁边拉特卡咧开嘴笑了起来。
雨下大了，湖对岸的克拉多夫已经完全被雨雾遮没。雨水落在树枝和树叶上，然后噼里啪啦地打在车顶上。雨中有一股很大的泥土味道，夹杂着青草、树叶和腐烂的蔬菜气味。马赫的头发也被打湿，雨水顺着头皮流进了脖子。他没有注意到。对马赫来说，每个案子，不论其结局多么平淡，开头的阶段总是最有趣、最有挑战性的。
马赫42岁，但是没有发福，身材还很好。灰色头发，深灰的眼睛——和柏林的铅灰天空倒很搭配。大战时期，宣传部给潜艇官兵创造了个昵称，叫“灰狼”，对于马赫来说这倒是个很般配的外号。但从本质上说，马赫的性格并不适合当一只狼。他不喜欢成群作战，经常单枪匹马地工作，使用大脑的时间也远远多于使用肌肉。所以真正了解他的同事都管他叫“狐狸”。
U艇的天气！
他走上路肩，打开一辆白色斯科达的车门，车里的暖气迎面扑来。“早，施派达尔！”车里是刑警总部的摄影师。马赫抓住他的肩膀，“出来淋浴喽！” 施派达尔还没完全睡醒，露出了一脸苦笑。
另一辆斯科达的车窗自己摇下来了。“好了，马赫，好了！”刑警总部的病理学家奥古斯特.艾斯勒用带有威严的语气说，“把你那兵营笑话留着给别人说吧。”
他们聚集到水边，只有艾斯勒独自站在一旁，举着一把古旧的黑伞，无意同别人分享。施派达尔把一个灯泡旋进闪光灯插座，右脚小心翼翼地踏上一堆粘土，以便取景。他的鞋子很快陷了下去。“操！”他骂了一句，闪光灯亮了一下，一刹那间似乎将四周的景象都凝固了下来：苍白的面孔，银针一样的细雨，黑黝黝的树林。一只天鹅游了过来，在几米之外的湖中游来游去，好奇地巡视着人类的奇异活动。
“在保护她的窝。”年轻的党卫队学员解释道。
“我要在这儿拍一张，还有那边”，马赫比来划去。施派达尔又骂了一句。闪光灯又亮了两次。
马赫弯下身，抓住尸体的腋窝。死尸的肉是硬的，还很滑，像硬橡胶。
“都来搭把手！”
两个民警一人抓住死尸的一条胳臂，和马赫一道把它拖上了岸。马赫注意到约斯特的脸色非常不自然。
这个死老头穿着一条蓝色游泳裤衩，一直褪到膝盖。在冰冷湖水的浸泡下，生殖器缩成一团，就像黑色鸟窝中的几个鸟蛋。
尸体的左脚没有了。
一定是这样。马赫想。没有什么案子是这么简单的。又是探险解秘的一天。
“医生先生，您的看法。”
艾斯勒向前走了几步，脱下一只手套，用手指摸索着断肢的边缘。尸体的左脚从脚踝的部位断掉了。
“螺旋桨？”马赫问道。他以前看过类似的景象，从泰格尔湖或施普雷河这些繁忙水道中捞出的尸体，还有从汉堡的阿尔斯特港捞出来的那些死人，看上去都像被虐待狂的屠夫砍过似的。
“不。”艾斯勒摇了摇头。“伤口是老的。外科手术的结果。手艺不错。12小时以前死的。或者再靠后一些。”
树林后面传来了柴油机发动的声音。
“救护车。”拉特卡说，“他们从来都不早到。”
马赫对施派达尔比了个手势：“再拍一张。”
看着尸体，马赫点着了又一支香烟。他向下望去。尸体的那只眼睛空洞地回瞪着他。闪光灯闪了一下。那只天鹅扇了扇翅膀，向湖心游去。

二
刑警总部在柏林的另一边，老皇宫西边的韦尔德市场大街（Werderscher-Markt），离哈维尔湖大约25分钟车程。马赫需要约斯特做份笔录，答应随后把他送回学校。尸体装上救护车后，湖边的这一小群人就散开了。马赫开着他那辆四门大众，加入了柏林的早高峰车流。
又是一个消沉暗淡的柏林清晨。潮气打在脸上，又湿又冷，像针扎。在波茨坦大街上，车轮溅出的泥水逼得为数不多的行人贴着人行道的最里边行走。从车窗里看出去，马赫觉得自己像在一座盲人城市里，人们在摸索着走路去上班。
马赫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似乎像某种事故：开始时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接着就是突如其来的某件事，之后就是一个永远改变的世界。虽然没有什么比一具从哈维尔湖里捞上来的死尸更寻常的事了。差不多每两个月一次：破产商人，失意情郎，溺水儿童；意外事故，自杀，谋杀；绝望者，沮丧者，还有疯子。
今天早上的电话是6:15响的。当时他正在安斯巴赫大街的公寓里。没有睡觉，而是睁眼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几个月以来，他的睡眠一直很差。
“马赫？哈维尔湖那边发现一具尸体。”打电话的是克劳斯，刑警总部的夜班官员。“去看看。”
马赫说他不感兴趣。
“你感兴趣也好，没兴趣也好，甭说这个。”
“我不感兴趣，因为我现在不当班。上星期我加了一星期的班。还有上上星期。”还有再上一个星期，也许应该告诉他。“今天我不去上班。找别人吧。”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接着是克劳斯的声音。“你真走运。我看了上星期的值勤记录。你接着睡吧。哦，”对方吃吃窃笑起来，“或者接着做别的什么事。”
狂风夹杂着雨点打在窗户上。发现尸体后有固定的一套程序：病理学家，摄影师和侦探必须立刻赶到现场。侦探们有个轮值表，放在刑警总部里。
“今天谁当班？”
“耶格尔。”
马克斯.耶格尔。马赫和他共用一个办公室。马赫想起这个同事在潘考区的那套小公寓，他的老婆和四个女儿：早餐时间是这家人相聚的唯一时刻。马赫离了婚，因此自由得多。有时候他会在下午去看儿子。不过，如果他不出现场，那么整个早晨和上午都将坐在家里无所事事。
“哦，别折磨他了。我去吧。”
这是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前的事。马赫从后视镜里看了看闷闷不乐的乘客。约斯特缩在后座上，瞪着窗外的灰色雨天和灰色城市。
汽车穿过了南北轴心大街，即将驶入菩提树下大街。在勃兰登堡门前，一个骑摩托的警察比着手势拦下了车流。勃兰登堡门那边，在巴黎广场的中央，一支身穿棕色制服的冲锋队乐队正在吹吹打打。大众的车窗都关着，因此只能模糊地听到大鼓和镲的声音。艺术学院大楼外有那么几十个人在驻足观看。
每年的这个时候，要穿越柏林的大街而不碰上这类排演，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在6天的时间里，帝国各地的演出团体都要云集柏林，以庆贺一年一度的“元首日”，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
大众车的雨刷随着鼓点来回摆动，仿佛乐队的指挥。
“现在我们看到了最后的证据，”马赫小声地念叨着，“在军乐面前，德国人会变疯的。”他回头看了看约斯特，后者报以惨淡的一笑。
一声高音铙钹宣告曲子结束。乐队指挥转过来向观众们鞠了一躬，在他身后，那些冲锋队员扛着大号小号，半走半跑地奔向他们的巴士。人群走光了之后，巡警吹了声哨子，用戴白手套的手示意车辆可以继续前进。
根据一道野蛮的政府法令，菩提树下大街的那些美丽椴树在1936年以“迎接奥运”的名义都被砍光了。作为替代品，戈培尔下令在路旁树起十米高的石柱，每根柱子上面都耸立着一只帝国的金鹰。整条大街看起来就像一片印第安红人的丛葬地，上面戳着无数根图腾柱。
马赫在腓特烈大街路口右转，几分钟后就到了韦尔德市场的刑警总部。这是一座第二帝国时代建造的六层官僚大楼，巨大，丑陋。十年以来，马赫差不多每周要来这里七天。像他前妻抱怨的那样，他对这里比自己的家还熟悉。
走过党卫队岗哨和笨重的旋转门，在大门里边，有一块告示板，标出今天的反恐警戒等级。一共有四个等级，绿、蓝、黑、红。今天，像往年这个时候一样，是最高的红色警戒。
马赫向传达室门卫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替约斯特登记。今天比往常都要繁忙。元首日之前的一个星期都是这样。大堂里，女秘书抱着文件盒穿梭来往，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上的笃直响。空气里有一股橡胶雨衣和地板上光蜡的味道。穿绿制服的民警和穿黑制服的刑警在小声讨论案件。在大堂的远端，人群的头顶上，有两座胸像：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和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双重头子，正用那冰蓝色的眼睛冷酷地盯着对面的元首塑像。马赫拉开电梯门，把约斯特拽了进去。
海德里希手下的保安力量分为三个部分。最底层是奥波，普通警察。他们负责的是日常调解、酗酒斗殴、夫妻吵架、交通违章、还有救人灭火这类普通案子。他们还负责高速公路、火车站和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给超速驾驶的司机开罚单，偶尔也负责从湖里捞尸体什么的。
在这个结构的最顶层是“西波”（Sipo），这是Sicherheitspolizei的缩写，意为保安警察。这个部门是由过去的国家秘密警察，也就是盖世太保，和党的情报保安机关——SD（保安处）合并而成的。他们的总部在西南边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负责处理恐怖主义、颠覆、间谍、不同政见者、以及其他“高度危害国家安全”的案子。他们在每座工厂和学校、每家医院和教堂、每座城市、每个村庄和每条街道都安有眼线。湖里的尸体不会惊动他们，除非死者是恐怖分子或者叛国者。
在这两个阶层中间的什么地方，是被称为“克里波”（Kripo）的刑警。确切地说，是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五部。他们负责刑事案件，从抢劫银行到人身伤害，从强奸到跨种族通婚。调查一具湖里的尸体——他们是谁，怎么到那儿去的——是刑警的生意。
电梯在三楼停下。门廊上淡绿色的霓虹灯名牌照着绿色的地毡，再衬上绿色的墙壁，整条走廊看起来像个很久没清洗的鱼缸。这里也有一股地板蜡的味道，不过还夹杂着实验室试剂和香烟的气味。二十扇毛玻璃门沿走廊一字排开。这里便是刑警们的办公室。有些门半开着，里面传出打字机的劈啪声，或是电话铃声。
“同国家社会主义敌人的无休止战争的神经指挥中枢”马赫说。这是最近某期党报《人民观察家》上的原话。见约斯特仍然没有反应，马赫补充了一句：“一个笑话。”
“对不起？”
“算了。”
他推开一扇门，扭亮电灯。他的办公室看上去像一个黑沉沉的碗橱，一间牢房。一扇很小的窗户面对刑警大楼空洞洞的内院，窗外的景色是水泥地和砖墙。一面墙被打造成书架。皮面精装书，法医手册，一本杜登大字典，一本大地图集，柏林街道指南，电话簿，一大堆贴上标签的案卷盒子：“布劳恩”，“洪特”，“斯塔克”，“扎德克”，仿佛被官僚主义再度埋葬的遇害者墓碑。另一面墙摆着四个柜子，其中一个顶上搁了盆吊兰，两年前由一个对扎维尔.马赫怀有某种希望的中年女秘书摆上去的，由于老不浇水，早已枯死。除了窗前并排摆的两张桌子和椅子外，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具了。其中一张桌子是马克斯.耶格尔的。
马赫把大衣挂在门旁的一根钉子上。他能不穿制服就尽量不穿，今天的借口是外面的大雨。灰裤子，海军发的蓝毛衣。他把耶格尔的椅子推给约斯特。“坐。咖啡？”
“好的，谢谢”
走廊里有台咖啡机，很稀罕的美国货。“瞧瞧他妈的这些照片。嘿，真带劲儿！”马赫身后走廊上，从某间房间里传出菲贝斯的声音。他是VB3——性犯罪部的探员。“她家女佣拍的。真他妈清楚，每根毛儿都看见。这丫头应该上咱们这儿来上班。”
咖啡机里弹出一个塑料杯。某个大官的老婆，他想。还有来自总督区的某个波兰园丁。大多数案子里，这些小伙子都是波兰人，年轻，英俊，多愁善感，带点波兰人的那种贵族气。然后是某个落寞的官太太，丈夫在遥远的乌拉尔前线、或者某个金发小妞儿的爱巢里，忽视了对自己妻子的义务。看样子，他们似乎是被某个心怀醋意、要不就是极端忠于当局的女佣给告发了。根据1935年的种族法令，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人民法院将展开听证会。然后就是杀鸡儆猴的审讯。那女人，拉文斯布吕克的两年徒刑。她丈夫，降职和训斥。至于那波兰人，要在萨克森豪森关上25年，如果幸运的话。不过更有可能是后脑勺吃颗枪子儿。
“操！”从那房间里传出另一个男人的惊叹。接着是菲贝斯得意的大笑。这个不得志的家伙有50多岁，老婆在10年前跟一个党卫队滑雪教练私奔了。马赫端着两杯清咖啡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用脚把门踢上，把菲贝斯那猥亵的声音挡在了外面。

“帝国刑事警察
韦尔德市场5-6，柏林
目击证明
我的名字是赫尔曼.弗里德里希.约斯特。1945年2月3日生于德累斯顿。我是柏林泽普.迪特里希党卫军学校士官生。今天早晨0530时，我离开学校开始例行晨跑。当时单独一人。我按照通常路线，穿过绿林，前往哈维尔湖，在林德岛餐馆掉头南返。在天鹅岛（Schwanenwerder）堤道以北大约300米的地方，我注意到湖岸有一个白色物体。那是一具男性尸体。我跑到半公里外的电话亭通知警察，随后返回尸体旁边，直至警察赶到现场。其间附近没有人或车走动。
在刑警侦探扎维尔.马赫在场的情况下，我自愿写下以上证明。
党卫队队员H.F.约斯特
0824时，1964年4月14日”
在约斯特写报告的时候，马赫研究着写报告的这个人。党卫军学校的生活还没有在这个孩子的脸上烙上成人的烙印，这是一张粉红色的、甚至带有一丝女孩儿气质的纤弱面庞。马赫怀疑这孩子是否刮过胡子。
“你为什么一个人跑步？”
约斯特把签好名字的报告递给他。“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一个人思考问题。在兵营里，你很少有独处的机会。”
“你进入这学校多长时间了？”
“三个月。”
“喜欢那儿的生活吗？”
“喜欢！？”那孩子勉强挤出一丝苦笑，“我刚在哥廷根大学入学，就收到了征召令。这么说吧，这绝对不是我最快活的一天。”
“你在哥大学什么？”
“文学。”
“日耳曼文学？”
“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文学吗？”约斯特再次露出苦笑。“我希望服完这三年的役就回去上课。我想当教师。或者作家。不是党卫军军官。”
马赫看了看这份报告，“既然你不喜欢军事，那你为什么加入党卫军呢？”他已经能猜到答案了。
“我父亲。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卫队’的创建人之一。”马赫知道这支部队，一开始是泽普.迪特里希创建的元首私人卫队，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师，在西线和苏联战功累累。“我是独子。他希望我继承他的事业。”
“你一定不喜欢这点。”
约斯特开始畏缩。“我混的还可以。而且有人私下告诉我，我不必去前线。巴德托尔兹的党卫军军官学校需要一名教员助理。”看到马赫的疑惑神色，约斯特补充说：“他们开设了一门课程，‘美国文学的堕落’。听起来和我以前的兴趣差不多。‘堕落’。大概我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马赫哈哈大笑。然后把目光移回报告。“我想你会的。希望你能当上老师。”
“我可以走了吗？”
“恩。”
约斯特一脸放松的表情。他站了起来。马赫握住门把手，帮他开门。“对了，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约斯特满脸惊愕。“什么！？”
“你说你五点半离开兵营。你是六点过五分给警察打电话的。天鹅岛离你们兵营三公里远。你每天都跑步，所以这段路只需要15分钟。你没有闲溜达，因为当天在下雨。除非你突然崴了脚，否则你应该在5点45分跑到天鹅岛。你过了20分钟才打电话报警。那么，相差的这段时间里你干了些什么？”
可以看得出，约斯特满脸震惊。“可能我离开兵营的时间要晚一些。也许我先在教练汽车道上兜了几个来回……”
“也许，也许。”马赫警告地摇着脑袋。“这些我们都可以查出来。我先提醒你，如果我发现事实和你说的不一样，那么你要有所准备。你是同性恋吧。”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
马赫把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我关心的不是这个。不过也许你每天单独晨跑是为了跟某个人约会。在绿林里。20分钟，啊？放心，这是你的私事，我不会记录的。我感兴趣的只是那具尸体。你看见什么了？你当时到底干了些什么？”
约斯特拼命摇着脑袋，泪水从他淡蓝色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发誓！”
“好吧，好吧，”马赫放开了他，“到楼下等着。我安排车子把你送回学校。”他把门拉开。“记住，由你自己告诉我，比我亲自找出事实来，结果要好得多。”
约斯特犹豫了片刻，一时间马赫以为他要开口说话了。但约斯特最后还是一句话没说，走出了房间。
马赫给车库打电话要了辆车。他放下听筒，盯着另一面墙上的空洞窗户。雨水在墙上形成了一道水幕。他对那男孩是不是太严厉了？也许。但有时候真相只能通过这种出人不意的方式问出来。马赫隐约觉得约斯特是同性恋，本想借此吓唬他说出真相。在第三帝国，这种“反社会行为”一般要被关进集中营，而党卫军成员若犯下此桩罪行，则会被送入东线的惩戒营——很少有人从那里活着回来。
马赫看到过许多像约斯特这样的年轻人。这类人越来越多。他们反抗父母，置疑政府，留长发，穿牛仔裤，偷听美国的电台，在小圈子里私下交流禁书——君特.格拉斯和格雷厄姆.格林，乔治.奥威尔和J.D.塞林格（注：美国犹太人，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反对战争——二十年来乌拉尔山以东那场无休止的、针对由美国支持的俄国游击队的战争。
马赫突然为自己对待约斯特的审问方式感到羞愧，觉得有必要向他道歉。但是另一种念头又占了上风，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那具死尸背后的迷团解开。只有这样，才能为刚才那种欺凌弱小的行为赎罪。

刑警总部的值班室占据了大楼的整个三层。马赫三步并做两步爬上楼梯。在入口外，一个斜挎冲锋枪的警卫检查了他的证件。厚重的防弹钢门在电铃蜂鸣声中缓缓打开。
远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柏林市区图。如繁星一般的桔黄色小灯泡标出了大柏林122个警察局的位置。它的左边是一幅更大的地图，大德意志帝国。红灯泡标出所有大得足以设立警察局的城镇。整个欧洲中部一片深红，宛如银河中心繁密的恒星团。这条红色的银河越向东越稀疏，莫斯科以东只有零星的一些小点，宛如银河边缘的寥寥星光。这就是第三帝国警察机器的天象图。
克劳斯，柏林大区的夜班警察头头，坐在这幅星象图下面的一个高台上。他正在打电话，看到马赫向他走近时举起一只手示意。在他下面是报案中心，几十位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妇女坐在玻璃隔出的办公间后面，戴着耳麦忙来忙去。她们从来都是生意兴隆。一个从东线回来探亲的装甲师上士，在家里吃完晚饭后拔出手枪，把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个地打死，最后把自己的天灵盖轰到了天花板上。一个包打听的邻居报告了警察。于是，案情——严加控制，以免流传到社会上——被提交到这里，然后分发给下面一层的侦探们。
在克劳斯身后，一个穿制服的女秘书在夜间案情通报板上写着什么东西。通报板有四栏：严重犯罪，犯罪，人为事故，灾祸。每栏又细分成好几项：报案时间，情报来源，报告内容，应对措施。在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其1000万人口一晚上的犯罪活动，被浓缩到这块几平方米的白色塑料板上。
从头天晚上10点到现在，大柏林一共有18起命案。最严重的一起——IH2D4K——是潘考区的车祸，3个成人和4名儿童死于非命。这个案子将移交给民警。在克罗伊茨贝格，一家人被烧死在自家房屋里。在韦丁有一场酒吧斗殴。斯潘道有名妇女被殴打致死。马赫的案子排在最后：0607时，哈维尔湖。女秘书回到自己的座位，把手里的马克笔放回笔筒。
克劳斯放下电话，语气有些生硬：“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马赫。”
“没事儿。我想要整个柏林的失踪人口报告。过去48小时的。”
克劳斯看上去放松了一些。他转向那位板着脸的女秘书：“你听到侦察员同志需要什么东西了。快去办，黑尔嘉！看看上一个钟头有没有什么新报告送来！”克劳斯转了回来，眼睛因为缺觉而通红：“我一个小时前刚从那边回来。你知道那个地方。敏感地区。”
马赫盯着那张柏林大地图。绝大部分是灰色的道路蜘蛛网，但西南角有一块巨大的喜人绿色，那里是绿林。旁边一条长长的蓝色水面是哈维尔湖。一个像胎儿的东西从湖岸伸入水中，一条细细的堤道将其同湖岸连接起来。
天鹅岛。
“戈培尔家是不是还在那儿保留着一所房子？”
克劳斯点点头，“还有其他那些人。”
天鹅岛是柏林最高尚的住宅区之一，住在那里的都是达官贵人。岛上零星散布着几十座房子，入口的堤道有警卫把守。隐秘，幽静，安逸，坐享森林空气和湖泊美景的好地方。也是最不适合发现无名尸体的地方。
“当地的民警管那儿叫‘野鸡地’。”
马赫笑了笑。“锦鸡”是柏林街头黑话，指的是那些党国要人。“是啊，在那种地方出现浮尸可不太好。”
黑尔嘉回来了。“从星期天早上起的人口失踪报告。”克劳斯接过报告，瞟了一眼，递给马赫：“最新的报告还没加进去，不过够你忙的了。你应该让你那胖伙计耶格尔来办这案子。按理该他处理，记得吧？”
“谢谢。我至少先把开头的工作做了。”
克劳斯摇了摇头。“你太热心了。又不会给你升职。薪水那么少。”
马赫把名单卷成一筒，凑近克劳斯：“同志，别忘了，‘通过劳动获得自由’”。这是集中营的口号。
他转身而去，听见克劳斯对那女秘书发牢骚：“看见了吧？他净开这类鬼玩笑。”

马赫回到办公室时，耶格尔正在挂外套。
“扎维！” 耶格尔张开双臂，“值班室告诉我了。真谢谢你！”他穿着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的制服，黑色的束腰上衣上面还能看出早餐的蛛丝马迹。
“哎，别高兴的太早。尸体上面没有一点儿线索。星期天以来柏林有上百人失踪。核对名单就要半天。我答应儿子今天下午带他出去玩。所以接下来的活就是你的了。”
马赫点燃一支烟，向耶格尔讲述所有已知细节：丢失的脚，他对约斯特的怀疑，案发地点的特殊性。耶格尔一边听一边轻声哼着，表示听明白了。这是个大块头的家伙，有差不多两米高，大手，大脚。他有50岁了，比马赫大10岁。两人自从1959年起便分享一间办公室，刑警总部的人有时开玩笑说这对搭档是一狐一熊。
“这是人口失踪报告。”马赫一屁股坐在桌子上，打开从三楼拿来的纸卷。上面是一串人名，出生日期，失踪时间，联系地址。耶格尔叼着一支肥大的雪茄，肥大的手指飞快地翻看着报告。
“那位好医生艾斯勒说，咱们这位先生大概是昨天晚上6点钟死的，所以他的家人到七八点钟才会发现人不见了。也许再等上一晚上，有可能到今天早上还没有报告。但是还有两种可能：一、他死前就已经失踪一阵子了；二、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艾斯勒把死亡时间弄错了。”
“那家伙当兽医都不够格。”耶格尔颇为赞同。
马赫飞快地数着人名。“一百二十个人。我们这位先生大概在60岁左右。”
“也有可能是50多岁。在水里泡12小时，样子不会好看的。”
“对。所以应该把1914年以后出生的都排除在外。这样还剩下一打左右的名字。而且没有比这再省事的调查了：小朋友，你爷爷少了一只脚吗？”马赫把名单一撕两半，把一半递给耶格尔。“哈维尔湖附近有哪些警察局？”
“尼古拉湖分局。万湖。克拉多夫。加托。皮切尔斯多夫。不过最后这个可能太靠北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马赫给所有的分局都打了电话，询问有没有人上交一团衣服、或者报告失踪人口。没有任何新线索。失踪名单上的人也都没有少一只脚。到11点半，马赫站了起来。
“无名氏先生。”
耶格尔十分钟前就挂上了电话，此时正在窗口抽烟。“可怜的老家伙，是不是？比你还形单影只。”他啐掉舌头上的散落雪茄烟叶。“我一会儿去值班室看看有没有新的报告。你该走了。跟皮利好好玩玩吧！”

刑警总部对面，一家不起眼的教堂刚刚结束午祷。身披雨衣的牧师正在锁上教堂的大门。马赫站在总部门口盯着他。基督教在第三帝国是不受官方欢迎的。好多牧师都成了盖世太保的告密者。那位牧师把一枚巨大的铁钥匙塞进衣袋，发觉街对面的警察巢穴门口有人在注视着他，连忙垂下眼帘，低头匆匆离开，仿佛正在做一件非法的勾当。马赫也扣上外套，迈上丑陋肮脏的柏林大街。

三
“大凯旋门开工于1946年，在1950年‘民族觉醒日’那天竣工。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元首，尤其是元首在‘奋斗年代’绘制的那些草图。”
游览巴士上的乘客们赶紧埋头记下这一重要信息，接着纷纷站起来，涌到巴士的一侧，带着赞叹的表情望着那座巨大无朋的雄伟建筑。马赫把儿子抱到膝盖上，让他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导游是位中年妇女，穿着帝国旅游部的深绿色制服，叉开腿倚靠在挡风玻璃上。她的声音冷冰冰的。“凯旋门用花岗岩建造，总体积是两百三十六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立方米。是法国巴黎凯旋门的49倍。”
有一下子，凯旋门高高耸立在他们头顶上，紧接着旅游巴士就驶进了像隧道一样的门洞。这条门洞比足球场还要长，有五十层楼那么高。顶灯和探照灯照亮了门里面的八条车道。
“大凯旋门的高度是一百八十米，宽一百六十米，深一百九十米。在它内侧的墙上，刻着1914年到1918年、以及1939年到1946年为祖国牺牲的三百万战士的名字。”
女导游打了个喷嚏。游客们尽职尽责地伸长脖子，想看到那三百万人名的片言只字。这些游客里有一群日本人，脖子上挎着“尼康”相机；一对大大咧咧、一望而知是美国人的夫妇，带着一个岁数和皮利差不多的小孩；一大群拓居者模样的东方农民，大概来自奥斯特兰或者乌克兰。
马赫望了一眼阵亡者名单。上面的某个地方有他父亲的名字。还有他的祖父和外祖父。他把眼睛移回到女导游身上。她掏出手绢擤了擤鼻子，没发现有个人在饶有兴趣地注意着她。
巴士驶出了长长的门洞，重新回到铅灰色的柏林苍穹之下。
“离开凯旋门后，我们就进入了胜利大街的主要路段。这条大街由帝国部长斯佩尔阁下主持设计，1957年全部竣工。它有一百二十三米宽，是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两倍；它的长度是五点六公里，是香榭丽舍大街的二点五倍。现在在你们左边可以看到内政部和交通部大厦，右边是经济部、粮食部和殖民部……”
更大，更高，更宽，更长，更贵……甚至战胜了同盟国之后，马赫想道，德国人也仍然有一种自卑感。没有任何东西是它自己的样子。所有的东西都要拿来同外国人拥有的同类东西做比较……
观光巴士经过了一段高级商店、影剧院和饭店林立的繁华街道，穿过一座圆形广场后，又进入了一群气氛甚为浮夸的政府建筑群之中。“军人会堂”，女导游照本宣科地背诵道，“是德意志帝国最大的战争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德国在战争中缴获的大量外国战利品，包括法国签字投降的车厢，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铜像，还有原来陈列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中的‘炮王’。”
马赫以前带儿子看过那门大炮，在它旁边是从刚刚退役的“元首”号战列舰上拆下来的508毫米巨炮。在军人会堂的对面，是巨大无朋而又杂乱无章的“帝国元帅府”，集空军部、“四年计划”总部、帝国狩猎总监府等等和戈林的私人府邸于一体，柏林人称之为“戈林宫”。这座建筑在帝国元帅死亡之后就被空置，谣传说元首的继承人海德里希即将接管它，把秘密警察总部迁移到这里。女导游略过了这座建筑，没有加以介绍。
“在你们的正前方，”女导游带着略为炫耀的自豪语气介绍说，“胜利大街的最北端，是世界第八大奇观。”
“世界第八大奇观”，皮利喃喃地重复说。
甚至在挑剔的马赫看来，它也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在薄雾中，远处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巍然耸立，在一群像战列舰一样的灰色建筑之上，是一座半入云端的巨大穹顶。
马赫周围的拓居者们纷纷交头接耳。“天哪！那简直就是一座山！”一位农妇模样的妇女用拳头掩住惊讶的嘴巴。她和丈夫还有四个孩子坐在一起。这个家庭可能从去年冬天就开始省吃俭用，筹措这次“大旅行”。帝国旅游部的宣传画册把四月“元首日”期间的柏林宣传得如同人间仙境：蔚蓝的天空，鲜花的海洋，身穿盛装的人群，整洁的街道，丰盛的食品，金发少女在元首宫前献礼……在寒冷萧索的明斯克或着基辅很少能见到的美好景象。
“通过快乐获得力量”这个组织已经从帝国劳工部划到了旅游部，它针对帝国东部的众多移民推出了一揽子旅行项目。移民们乘坐两小时的容克喷气客机，或者驾着自家的“大众”轿车在柏林-莫斯科高速公路上行驶三天，就可以来帝国首都观光旅游一番。
皮利挣脱了他爸爸的怀抱，摇摇晃晃地走到巴士前部。马赫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鼻梁。这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在U艇上服役期间，当英国的护航驱逐舰在薄薄的艇壳外面投下无数深水炸弹时——养成的习惯。
马赫在海军里一直服役到26岁，在1948年因为怀疑得了肺结核而离开现役，在威廉港转入了“Marinekuestenpolizei”，也就是海岸警卫队。也是在威廉港的肺结核疗养院，他遇见了一个叫克拉拉.埃克哈特的护士，并和她结了婚。1952年，马赫加入了汉堡刑警部门。两年后克拉拉怀孕，两人的婚姻也在这时开始走向下坡路。在马赫被提拔到柏林的时候，保罗——小名是皮利——出生了。正好是10年零1个月之前。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他并不责怪克拉拉。她一直是一位坚强的妇女，认为婚姻、家庭和孩子是最重要的，而且从来都没有变。可是他，马赫自己，却变了。在海军中呆了10年之后，他突然来到岸上，闯入了陌生的环境之中。当他上班、看电视、吃饭、甚至躺在妻子身边的时候，往往会突然觉得自己仿佛还是在潜艇里面，不知道哪一颗深水炸弹将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在中午去了克拉拉家——在南郊的利希滕拉德，是战后修建的丑陋居民区中的一座平房——接来皮利。把车停在路边，按两下喇叭，门帘掀开——这几乎已经成了固定的程序。自从五年前他们离婚后，就一直如此，这样可以避免难堪的见面寒暄。严厉反对离婚的帝国婚姻法规定离婚父亲只有在周日可以和孩子共处四个小时，但最近几年这条规定已经放松。自从1959年宣布学童在“元首日”前后放假一周后，马赫就常常在非周末的时间里来接皮利。
按完喇叭之后，门开了，皮利出现在门口，好象一个害羞的儿童演员不情愿地被推上舞台。他穿着崭新的希特勒儿童团制服：黑衬衫，蓝短裤。皮利一言不发地爬进轿车，马赫给了他一个拥抱。
“学校怎么样？”
“还好。”
“你妈妈呢？”
这个小孩开始嗫嚅。
“你想去哪儿玩？”
一阵沉默。
他们在动物园对面、布达佩斯大街的一家闪亮的现代化饭馆吃了饭。父子俩坐在塑料椅子上，一个吃着香肠和啤酒，一个捧着苹果汁和汉堡包。两人谈论着儿童团。10岁到14岁的德国小男孩都要加入这个组织，否则就会被视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生物。
“我的入团考试得了第一。”
“好家伙。”
“你必须在12秒里面跑完60米。还要跳远。还要做俯卧撑。还要考党的理论。还要会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马赫一时间几乎脱口唱出这首纳粹党党歌。“你的匕首呢？”
皮利开始翻找他的口袋。这孩子长得像母亲，马赫想道。同样的宽颧骨和宽嘴巴，分得很开的棕色眼睛。
皮利骄傲地把匕首放在了桌上。马赫开始回想他自己是什么时候得到同样的匕首的。1934年？马赫拿起匕首，看着手柄上的纳粹万字标志，然后把它递还给儿子。
“好样的，我为你骄傲。你想去哪儿？咱们可以去看电影，或者去动物园。”
“我想坐观光巴士！”
“但是咱们上次坐过了啊。还有再上次。”
“我就是要坐巴士！”

“帝国人民大会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它的穹顶高度超过四分之一公里。在某些日子里——比如今天，它的顶端会没在云雾之中。穹顶的半径是一百六十米，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只有它的十六分之一。”
他们这辆车来到了胜利大街的尽头，停在广阔的阿道夫.希特勒广场上。广场的右边是国防军总司令部。30年代曾经被焚毁的第二帝国国会大厦已经被修复，包在这一片建筑群中，成了国防军图书馆。广场的左边是阿道夫.希特勒宫，元首官邸，第三帝国最神圣的圣地。
现在他们可以看到帝国人民大会堂的细节了。最底下的建筑入口处是一排柱廊，用采自瑞典的红色花岗岩修成，每根柱子脚下都装饰着阿特拉斯神和大地女神特勒斯的镀金雕像。在它之上是洁白的基座，再往上就是那震撼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青铜穹顶。
女导游还在喋喋不休：“这座大会堂可以容纳十八万人，只在最隆重的庆典中使用。有趣的是，人们呼出的水气会缓缓上升，在穹顶内形成薄薄的云层，遇到青铜屋顶后会冷凝成水滴，像毛毛细雨一样落下来。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有自己的天气系统的建筑。”皮利扒在车厢前部，贪婪地望着这座建筑。
这套解说词马赫早就听过无数遍了。他向车窗外望去，看见的是湖边泥滩中的那具尸体。那老家伙在想什么？星期一的晚上去游泳？柏林从星期一早上起就阴云密布了。自杀？有可能。想想吧。走进寒冷的湖水中，在黑暗中扑打着湖水，没人看见，暴雨中也没人能听见……
“我们会见到元首吗，爸爸？”皮利突然扑过来，打断了马赫的思路。
“恐怕不会。”马赫有点内疚。克拉拉经常抱怨他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
导游的声音飘了过来：“……元首宫的南立面有七百米长，是法国凡尔赛宫的七倍……”
巴士慢慢地驶过元首宫的正面入口。广场周围环绕着一圈平台，真正的入口还在它上面。花岗岩基座，大理石，青铜雄狮……整个元首宫宛如一条盘绕在广场西边的睡龙。四名党卫军荣誉卫队士兵纹丝不动地站在入口岗亭前，头顶上是巨大的万字鹰徽。柱廊后面，整个这面墙上没有一扇窗户，只是在青铜大门的上方有一座宽大的阳台。在庆典活动中，元首就站在这里，向下面如痴如狂的芸芸众生挥手。事实上现在就有几十个人站在广场上，巴巴儿地抬头往着那座阳台，苍白的脸上充满了期待。
马赫扭头看了看儿子。皮利也被眼前那巨大建筑的宏伟气势震慑住了。他的小手用力地攥住“希特勒儿童团”发给他的匕首，看上去仿佛是一位小小的十字军骑士……

观光巴士把游客们带回了这趟游览的出发地——戈滕兰火车站。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暮色笼罩了柏林上空。
火车站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群：举家旅行的市民；回家休假的军官；拖着行军包和女友手挽手的士兵；提着简陋行李的外国劳工；刚刚结束两天两夜的火车旅行、被柏林的嘈杂喧闹惊得目瞪口呆的东方移民……到处都是制服，黑色的，灰绿色的，海军蓝的，咔叽黄的……火车站就像一座巨大的工厂吞吐着人群，那种嗡嗡的声音听起来也像工厂。到处都立着警告标志：“随时保持警惕！”“看见可疑行李立即向有关当局报告！”“警惕恐怖活动！”
戈滕兰车站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车站，它的钢架屋顶上覆盖着厚厚的玻璃砖，里面分成四层，有上百座自动扶梯和电梯。像房子一样高的火车从这里出发，沿着四米宽的高速铁路通往巴黎、伦敦、罗马、君士坦丁堡和哥本哈根。预报车次的巨大电子告示牌上不断闪现大德意志帝国各东方领地的名字——戈滕兰（过去的克里米亚）的首府提奥多里亚斯哈芬（塞瓦斯托波尔）、陶里达总督区的首府梅利托波尔——“戈滕兰”和“陶里达”这两个大区的名字分别来自据称发源于当地的哥特人和条顿人；伏尔加日耳曼省的条顿施塔特（萨拉托夫），以及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罗斯托夫、乌法、喀山……
马赫花了半个小时才走到火车站的地下停车场，取回自己的轿车。回家的路上皮利一言不发，直到快到家时，才突然冒出来一个古怪的问题。
“你是个反社会者，不对吗？”
从一个十岁孩子的口中听到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奇怪，马赫几乎大笑出来。“反社会”在第三帝国是离“反党”和“叛国”只有一步之遥的罪名。不参加各类社会团体，冬赈的时候不捐钱，都会被视为“反社会”。
“别胡说八道！”
“可是埃里希叔叔就是这么说的！”
埃里希.赫尔弗里希，纳粹党柏林市委的一个忠实党棍和专职官僚，业余的童子军团长。他一年前开始追求克拉拉。这么说他现在已经成了“埃里希叔叔”了。啊哈！
“他说你不对元首敬礼，还开党的玩笑。”
“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他说市党部里有一份关于你的文件。他还说你早晚会被抓起来。”皮利看起来一副要哭的样子。“我想他是对的。”
“别胡思乱想了。”马赫把车停在了房子外面。
“我恨你！”皮利尖声叫喊了一句。马赫打开车门，这孩子头也不回地跑向家门。屋子里传出一阵狗叫。
“皮利！”马赫追过来，喊了一声。房门打开了，克拉拉站在门廊里，穿着德意志主妇协会的制服。在她身后，是一身棕色制服的埃里希。一条狼狗跑了出来，舔着皮利的手和脸，但是被他一把推开。这孩子消失在房间里。
马赫想追进屋去，但是克拉拉挡住了他的去路。
“别烦那孩子！离开这里！别打扰我们！”
她抓住狼狗的项圈，把它牵回屋里，关上了房门。

当马赫驾车回刑警总部时，不断地想着那条狗。在那座屋子里，它是惟一没有身穿制服的生物。
如果心情不是这么糟糕，马赫准会大笑起来的。

四
“今天真不顺啊”，马克斯.耶格尔把胳臂伸进外套。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半了。“没有失物上交报告。没有人拣到衣服。我一直往回查到星期四，没有发现你要找的东西。尽管案发时间早就超过了24小时，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念这老家伙。你肯定他不是个流浪汉？”
马赫摇了摇头。“吃得太好了。流浪汉也不会有游泳裤。这是常识。”
“算了，”马克斯抽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按灭。“今天晚上我要参加一个党代会，‘德意志母亲：家庭阵线上的民族战士’。”
像刑警部门的其他高级侦探一样，耶格尔也有一个党卫军军衔，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不过，和马赫不一样，他是去年才入党的。马赫对此并不感到奇怪：非党人士在任何单位里升到一定的位置，就会碰到所谓“玻璃屋顶”，要想再提升一步，只有入党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汉内洛蕾也去吗？”
“我老婆？德意志母亲青铜荣誉勋章的获得者？嘿嘿，她自然要去。”耶格尔看了看表。“喝杯啤酒去怎么样？”
“今天算了。谢啦。我和你一起下楼。”
马赫和耶格尔走下刑警总部大楼的大理石台阶。出门之后，耶格尔就向左拐到酒吧林立的于伯瓦尔大街，马赫则往右拐，朝施普雷河走去。他走得很快。雨已经停了，但是空气仍然带着潮湿味儿。他来到宫桥，巨大的霍亨佐伦王宫像一头黑色的怪兽蹲伏在对面的博物馆岛上。战前就耸立在那里的青铜路灯照着黑色的铺路石。施普雷河上的夜航驳船传来一阵低沉的雾角声，在河两岸的高大石头建筑中回荡。
耶格尔又拐了个弯，走上滨河路。他很喜欢扑面而来的冰凉潮湿空气，这让他想起待在海上的那些日子。一艘驳船正在向南航行，船首亮着一盏桔黄色的灯，船尾啪嗒啪嗒地搅起一团团浪花。远处，柏林大教堂和古典艺术博物馆仍旧灯火通明，除此之外，周围一片寂静，没有汽车，没有行人。城市仿佛在夜色中蒸发掉了。马赫离开了河边，穿过斯皮特尔市场大街，几分钟后走进了柏林市立殡仪馆。
艾斯勒博士已经回家了。服务台后面传来一个年轻女人气喘吁吁的声音：“哦，我爱你！我想怀上你的孩子！”殡仪馆的值夜者，一个快要谢顶的中年男人，恋恋不舍地把目光从桌子上的德律风根牌便携电视上挪开，检查了马赫的证件，在登记簿上记下了来访者的名字，从一大堆钥匙里挑出一串，然后让马赫跟他进去。在他们身后，响起了Reichsrundfunk（帝国广播公司）晚间黄金时档肥皂剧的片头曲。
滑动门后面是一条单调的走廊，看上去活像刑警总部大楼里它的几十个孪生兄弟。马赫和值班员乘着吱噶作响的老式运货电梯来到了地下停尸间。在“禁止吸烟”的提示灯下，两人同时点燃了手里的香烟。经验丰富的人都会这么做。这倒不是为了遮掩尸体腐败的味道——停尸间的温度很低，尸体不会发出异味——而是为了遮挡刺鼻的防腐剂气味。
“你想看那个老头？早上8点多钟送来的那个？”
“对。”
值班员拉开沉重的大门，寒气扑面而来。两人走进了冰库一样的停尸房，天花板上惨白的日光灯让这个房间看上去显得更冷。铺着白瓷砖的地面向房间中央微微倾斜，房间中央是一条窄窄的排水槽。两边墙上有一个个不锈钢大抽屉，尸体都放在那里面。值班员从墙上拿下一个活页夹子，翻看着。
“这一个。”他把夹子夹在腋下，走向一个大抽屉，把它拉开。马赫走了过去，拉开尸体上面覆盖的白布单子。
“你可以离开了，我办完事之后会喊你的。”马赫头也不抬，对值班员说道。
“不允许。有规定。”
“怕我损坏证据？请便吧。”
冻得硬邦邦的尸体看上去与白天大不一样。一张多肉、坚硬的脸，一对小眼睛，一张看上去很冷酷的嘴。除了几丛白发外，尸体上几乎没有什么体毛。鼻子很尖很挺，鼻梁两边有些凹陷。此人生前一定经常戴眼镜。面孔本身没什么特点，但两侧腮帮子都有瘀伤。马赫把手指插进死者嘴里，只摸得到多肉的牙龈。此人肯定戴着假牙，一定是在遭到袭击时被打飞了。
尸体肩膀很宽，看上去相当健壮。马赫轻轻地把布单盖了回去。他一向尊重尸体，选帝侯大街上的一些诊所，其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都不一定比马赫更温柔。
马赫向冻得冰凉的手掌呵了呵气，把手伸进外套的内衣袋，取出一个小锡盒和两张洁白的硬纸卡片。他握住尸体冰凉的左手腕，将攥成拳头的手指掰开，然后将每根指头都沾了沾锡盒里的油墨，在纸卡片上印下了指纹。效果不错。他又取了右手的指纹，值班员在一旁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个过程。尸体那苍白手指上的黑色污渍看上去很刺眼。“把它弄干净”，马赫对值班员说。

刑事警察的总部大楼在韦尔德市场，不过那些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审讯室、实验室、档案、警用武器库、工作室、拘留所——却集中在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主管委员会大楼内。这座位于繁忙地铁车站对面的古老普鲁士要塞式建筑是马赫拜访的下一个目的地。他从殡仪馆一路走到那里，只花了15分钟。
“你想要什么！？”
对马赫大声叫嚷的是奥托.柯特，指纹鉴定处的头子。
“优先权，”马赫心平气和地对后者说，一边从烟盒里抽出又一支香烟。他很了解柯特，两年前两人一起破获过兰科维茨一个声名狼籍的武装抢劫团伙，他们作案时杀了一名警察。柯特因此升了一级，欠下了马赫的人情。“我知道你这儿的工作一直排到了元首一百周岁诞辰，我也知道西波那帮家伙压你优先办理那些恐怖分子和天知道什么组织的案子。但是帮我这一次。”
柯特一屁股靠到椅子背上。在他身后的书架上，马赫可以看见刑警头子阿图尔.内贝的犯罪学著作。内贝从1933年起就开始掌管第三帝国的刑事警察力量。“我瞧瞧你有哪些材料。”柯特让步了。马赫递过去那两张指纹卡片。
“男性。60岁左右。死亡一天。”
柯特摘下眼镜，用手指揉着眼睛。“好吧。我先办这个。”
“要多久？”
“明天早上才会知道。”柯特戴回眼镜，“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肯定会有犯罪记录呢？”
马赫也不知道，不过他不敢向柯特承认这一点。“相信我吧。”他说。

马赫在半夜11点才回到他的公寓。老式的电梯已经停运，因此他只好沿着铺有破旧棕色地毯的楼梯走上楼回家。羊毛毡地毯上一股股卷心菜、糟青鱼和煎肥肉的气味。当他路过二楼时，听见一对年轻夫妇在吵架，他们就住在他的楼下。
“你怎么能那么说？”
“你就是一事无成！一事无成！”
传来了咣当一声摔门的声音，还有婴儿的啼哭。一户人家调大了电视音量表示抗议。每晚都有这样的公寓奏鸣曲。很久以前，这座位于蒂尔加腾南边的公寓楼一度属于典雅的居住区，住户都是律师、医生一类人物，现在却每况愈下。
马赫爬到三楼，打开了自己的房门。房间里很冷。暖气又坏了。这套公寓有五个房间：一个起居室，有相当豪华的栗木护墙板和高高的天花板，都是很不错的战前老手艺；一间卧室，一间浴室，一个小厨房，还有一个空房间，里面堆放着几年婚姻积淀下来的东西，好多箱子一直没有拆包。
这套房子比战后按标准化图纸大量兴建的那种44平方米一套的Volkswohnung（人民公寓）大很多。马赫搬来之前，这里住的是空军一位少将的遗孀。这个老太太从战争时期就住在这里，公寓在她手中逐渐变得陈旧衰破。她后来搬到了西班牙的马略卡。
在搬进来后的第二个周末，马赫重新装修了卧室。他撕下原来的壁纸时，在其后面发现一张很老的照片。那是一张全家合影，因为日期太久已经变得棕黄。照片上的字表明那是1929年由柏林一家照相馆拍摄的。一家人站在照相馆的森林布景板前面。一个黑发妇女看着她手中的婴儿，她丈夫骄傲地站在她身后，胳臂搭在妻子的肩膀上，旁边还站着一个满脸笑容的小男孩。马赫此后一直把这张照片摆在壁炉架上。
那个男孩的岁数和皮利差不多，如今也该是马赫这般岁数了。
他们是谁？为什么把照片藏在壁纸后面？那个小男孩后来怎么样了？如果参军的话有没有活过战争？好几年里，这些好奇的念头一直萦绕在马赫心中。然而韦尔德市场那边繁重的工作使得他无暇去调查自己的这宗小小神秘案子。直到去年圣诞节，由于某种他说不上来的原因——也许是随着又一个生日即将来临而引起的焦虑，他开始着手调查照片的来龙去脉。
市政档案显示，他这套公寓在1928年到1942年曾经属于一位叫雅各布.魏斯的房主。但是警察部门没有关于这个魏斯的任何记录。冬赈、搬家、邻里监视报告、死亡……一概没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人事档案里也没有征召这个人服役的记录。那家照相馆现在成了电视机商店，所有的营业记录都当废纸处理掉了。房屋登记管理部门的年轻工作人员们也没有谁记得魏斯一家。他们消失了。魏斯。白色（注：Weiss在德语中意为“白色”）。空白。
现在，马赫知道了答案。或者说知道了部分答案。有一天傍晚，他想到了一个新办法，拿着这张照片去挨家询问楼里的其他住户。所有的住户都惊讶地看着他，仿佛他是个疯子。只有一个例外。
“他们是犹太人。”一位在楼里住了30年的老太太飞快地丢过这句话来，然后在马赫面前关上了门。
当然了。犹太人！人人都知道，第三帝国和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在战争期间被重新安置到了东方。至于这些人现在过得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关心，也没有一个人公开或者私下询问，如果他们还有一些理智的话。即使是一个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询问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也是件十分尴尬和难以启齿的事。
也正是从那时起，马赫辛酸地回想，他和皮利的关系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开始在天亮之前醒来，而且经常自愿承担一些额外的出勤任务。

马赫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维滕贝格广场车道上的晚归车辆。接着他走进厨房，为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一的Berliner Tageblatt（柏林日报）扔在水槽旁。马赫把它拣了起来，回到起居室。
马赫读报的习惯是从最后一版向前读。后面的真消息多一些。如果报纸上说来比锡队4:0击败了科隆队，那么这个新闻极有可能是真的。不过党的中央宣传部甚至发明出了一种改写体育比赛结果的报道方法。
体育版没有什么有趣新闻。东京奥运会倒计时，日本举国兴师动众迎奥运；美国代表队将在28年后首次重返奥运会；德国运动员仍然在各类世界比赛中保持领先地位；等等等等。
接下来是广告版。德国的家庭们！今年夏天请去戈滕兰度假，这里是帝国的里维埃拉！还有商品广告。法国可蒂香水、佛罗伦萨高级女装、荷兰香烟、比利时巧克力、瑞典裘皮、波斯恺加鱼子酱、奔驰跑车、西门子电视、英国哈罗兹公司的家具……仿佛整个欧洲出产的奢侈品都堆到了第三帝国的丰饶羊角中，而且还溢了出来。
接下来是公告版，出生、结婚和死亡：特贝，恩斯特和英格丽，喜结良缘；魏德纳，特里斯坦，献给元首的婴儿，体重2.9千克；文策尔，汉斯，71岁，忠诚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不幸去世……还有一颗颗孤独的心在寻找安慰：“50岁，纯种雅利安人，医生，莫斯科战役老兵，寻找健康、贞洁、谦卑的30岁雅利安妇女，宽臀、穿平跟鞋、不戴耳环者优先考虑”；“寡妇，60岁，想再度寻找北欧种男性生子，以使古老家族不至断嗣”……
艺术活动版：扎拉.利安德，《敖德萨妇女》的女主角，在光明宫电影院演出音乐剧，表现南提罗尔德意志人在乌克兰草原上史诗般的“重新安置”；一篇音乐评论文章，尖锐地讥讽了正在汉堡夜总会中演出的一支名叫“甲壳虫”的英国乐队，说这四名利物浦青年表演的音乐“像美国黑鬼的嚎丧”，这一新现象反映了英国文化的衰退，德国青年不要受其毒害云云；元首日那天，赫伯特.冯.卡拉扬将在伦敦的皇家艾伯特大厦指挥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即欧洲联盟的盟歌……
社论版猛烈抨击了发生在海德堡的反战学生示威，用党报《人民观察家报》惯用的那种强烈笔调称“一切背叛民族的叛徒都将被德意志民族专政的铁拳无情地镇压！”
讣闻：内政部的某个大头头，“终生为党和帝国服务……”
德国新闻：伴随着春天解冻，帝国将在西伯利亚发动新的攻势！德国战士消灭苏联恐怖主义小组！乌克兰总督区首府罗夫诺，五名恐怖分子因为袭击杀害德国移民家庭被处决！法本公司研制出新抗癌药！还有一张照片，海军最新服役的“邓尼茨海军元帅”号战略核潜艇驶入挪威特隆赫姆基地。
世界新闻：白金汉宫宣布爱德华八世国王和沃利斯王后将在7月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以加强不列颠帝国和德意志帝国这两个北欧种族国家之间的民族纽带”。华盛顿，肯尼迪总统在初选中的胜利表明他很有可能将赢得第二次总统竞选。法国和西班牙食油短缺，欧盟将从中国进口大豆……
报纸从马赫的手中滑落，掉到了地板上。
半个小时后，电话铃声刺耳地响了起来。
“真抱歉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柯特的声音有些讥讽，“不过我的印象是你送来的材料很急。我应该等到明天早晨再来电话吗？”
“不，不”马赫已经完全醒了过来。
“你会爱死这个结果的。真漂亮！”认识他这么多年来，马赫还是头一次听到柯特吃吃发笑。“你肯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这不是你跟耶格尔之间搞的什么鬼？”
“是谁？”
“首先是背景调查，”柯特显然很享受现在的这个时刻，“我们往回查了大量的资料，最终才找到一个符合的样本。非常完美。没有错误。没错。你的人在我们这里有案底。他以前被捕过一次。我们在慕尼黑的同事逮捕的他。40年以前。再确切一点，1923年11月9日。”
电话这头沉默了。五秒，六秒，七秒。
“啊！我敢说你记得这个著名的日期。”
“一个alter Kampfer（老战士）”，马赫喃喃地说，伸手去够掉在椅子上的香烟。“名字？”
“对啊。一个党的老同志。啤酒馆暴动时和元首一起被逮捕。你真是从湖里钓出了条大鱼啊，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柯特再度哈哈大笑。“一个聪明点的人会干脆把他留在那里。”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柯特挂上电话后，马赫在公寓里来回溜达了五分钟，一个劲儿地猛抽烟。然后他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是给耶格尔的，第二个打给韦尔德市场的值班员，第三个是一个柏林号码。一个睡意朦胧的男人接听了电话。
“鲁迪？扎维尔.马赫。”
“扎维？你有毛病吗？现在是半夜！”
“不完全是。”马赫在地毯上走来走去，一手拎着电话机，一手拿着听筒，“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看在老天份上！”
“关于一个叫约瑟夫.布勒的人，你能告诉我什么资料？”

那天晚上马赫做了个梦。他又回到了湖边，梦境中有雨，有那具尸体，脸朝下趴在泥泞中。他拉住尸体的肩膀，可是怎么拖也拖不动，就像铅铸的一样。但是等他转身要走时，尸体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脚踝，把他往湖里拉。马赫拼命挣扎，把手指插进泥地里，但是没有用。当他和尸体一道沉入湖中时，尸体的面孔突然变成了皮利的模样，因为愤怒而扭曲，对着他大声嚷道：“我恨你！恨你……恨你……”

第二章

1964年4月15日，星期三
detente，名词，（a）放松，使轻松；（b）（国际关系等的）缓和

一
昨天那场糟糕的雨留下的最后痕迹已经几乎从街上消失，太阳奇迹般地出现了，清爽的金色清晨阳光洒在商店铺面和阳台窗户上。
浴室里，淋浴水管发出一阵共鸣，然后喷出一股冷水。马赫用他父亲留下来的老式剃须刀刮着脸。从半开的窗户外传来了城市清晨特有的声音：第一趟有轨电车的噪音，远处陶恩岑广场的汽车发动机轰鸣，赶往维滕贝格广场地铁站的上班人群的脚步声，送牛奶和早版报纸的三轮小卡车的卸货声，主妇们排队购买第一批新出炉面包时的交谈和笑声……早上7点的柏林常有的各种声音。
他的黑色党卫军制服平摊着放在床上。这是象征权力和权威的甲胄。褐衬衫，黑色皮纽扣。黑领带。黑马裤。黑色高腰皮靴，散发出一股皮革和鞋油的味道。
黑色束腰上衣，四个银纽扣。领章上四个银色的方块。左臂是红白黑三色纳粹万字袖章。右边袖子，一个白金袖扣，上面用小粒钻石拼出字母“K”，Kriminalpolizei（刑事警察）。
黑色的皮制武装带。黑色军帽，上面是银色的骷髅头和纳粹之鹰。黑色皮手套。
马赫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一个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回瞪着他。他把公务手枪别在腰上。9毫米的卢格手枪。然后走出了房门。

“你不想再添点了？”
鲁道夫.哈尔德望着马赫那张挖苦的脸，一边咧齿而笑，一边从堆得满满的托盘里端出威斯特法伦火腿、波兰香肠、三个煮得很老的鸡蛋、许多花色的奶酪，一大堆吐司面包，一杯牛奶，一杯蒸馏咖啡，把它们摊在桌布上。“我想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提供的早餐通常不会这么花色繁多”。
他们坐在多萝西大街腓特烈.卡尔亲王饭店的餐厅里。这座饭店坐落在韦尔德市场和哈尔德工作的帝国档案馆之间，虽然是一家面向平民游客和出差商人的廉价旅馆，但是早餐却相当不错。饭店入口处斜挂着一面欧盟旗帜：深蓝色底上排成一圈的12颗金星。马赫暗地里猜想，贝克纳先生，这家饭店的老板，大概是从跳蚤市场上买了面旧旗，挂出来招徕外国游客。不过这招看起来作用不大。每当有列车经过附近的高架桥驶进腓特烈大街火车站，饭店的墙就要随之颤动。马赫选中这里，是因为衣着寒酸的住店客人和满脸无聊的侍者不会有胆量去偷听一位党卫军官员的谈话，因此说话时不用压低音量。马赫可不敢在阿德隆或者凯撒霍夫饭店的餐厅里这么做，因为谁都知道那些高级饭店的侍者是为秘密警察工作的。这一招果然管用，马赫的黑色制服在他周围制造了五六张空桌子的无人区。
“你就要了这么点东西？”哈尔德惊讶地说，“咖啡？”他摇了摇头。“黑咖啡，威士忌，烟。老兄，作为减肥食品，这可不怎么样。现在我想起来了，自从你和克拉拉离婚后，就没见你正经吃过东西。”哈尔德磕破一个煮蛋，开始剥皮。
在我们所有这些人里面，马赫想，哈尔德是变化最少的一个。在慢慢变得丰厚的脂肪下面，在开始松弛的中年肌肉下面，依然能看见当年U-174号潜艇上的那个瘦长条少年的影子。哈尔德当时是发报员——一个很糟糕的蹩脚发报员，在威廉港潜艇学校完成急就章式的速成训练，1942年分配到潜艇上。当时是德国潜艇损失的高峰时期，邓尼茨急需新人手补充他的狼群。
那时的哈尔德戴着副眼镜，一头红发，还留了个美国式的鸭屁股发型。在长年累月的海上生活中，其他艇员都蓄起了大胡子，他却只是在脸蛋和下巴上长出一丛丛桔红色的毛，活像一只发霉的猫。把他安排到潜艇部队真是个可怕的错误，他笨手笨脚，连更换鱼雷信管都不会干，每次出海都是吓得要死。但是他很受人欢迎。潜艇乘员都很迷信，而有人传说鲁迪.哈尔德会给他所在的潜艇带来好运。所以他们都在照顾他，帮他遮盖错误，每天都让他在那狭小的铺位上叽叽咕咕地多躺半个钟头。他成了U-174号的福神。
战争结束后，哈尔德——被自己竟然从战争中幸存这个事实所震惊——重返柏林大学，攻读历史专业。1958年，他开始参加帝国中央档案馆的官定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编纂工作，将一块块历史碎片拼凑成一张伟大的历史图画。在那张画中，他自己也出演了一个小小的、担惊受怕的角色。1963年，《德国潜艇部队：战役和战术，1939-46》出版了。现在哈尔德正在帮助编写官方版的德国陆军东线战史。
“这就好像生产大众轿车”，哈尔德咬了一口鸡蛋，解释他现在的工作：“我做轮胎，耶克尔做车门，施密特安装引擎。”
“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写完？”
“哦，永远也写不完，我想。史料多如瀚海。这就是个文字版的大凯旋门。每一次战役，每一次战斗，每一次小规模冲突，每一发子弹，每一片雪花，每一个喷嚏。都得写出来。有人甚至开始写官方历史的官方历史。我么，我再干五年吧。”
“然后呢？”
哈尔德掸去领带上的蛋黄碎渣。“在南方什么大学里找个职位，乡下买间房子，跟老婆孩子住在一起。再写一两本书。我没什么雄心。历史研究工作经常让你意识到自己是个寿命有限的凡人。哦，说到这个……”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迭纸，挤挤眼睛：“来自帝国档案馆的致意。”
这是一本党内要人名录的复印件，四张护照那么大的纸上，印着几十个人的简历和头像。布吕恩。布吕讷。布赫。还有布勒。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人事指南》，1951年版”，哈尔德插话说。
“我知道这本书。”
“大部头，是啊。”
哈维尔湖那具尸体就是布勒。没错。他正盯着马赫，目光多疑，表情冰冷。这是一张官僚的面孔。律师的面孔，也许。一张你即使见过上千次也无法准确描述的面孔。机器式的面孔。
“上面写道，”哈尔德说，“纳粹党早期骨干之一，1922年入党。是为汉斯.弗朗克工作的律师之一。后者是元首本人的律师。德国法律学院的常务主管。”
“国务秘书，波兰总督区，1939年”马赫读道，“党卫队旅队长。”旅队长！老天！他开始做笔记。
“荣誉军衔。”满嘴食物的哈尔德解释说，“我怀疑他是否开过枪。他是典型的公务人员。1939年弗朗克被派到波兰当总督时一定带了他的原班人马。布勒是他的一员干将。你一定得尝尝这火腿，味道真不错。”
马赫在匆匆抄写。“他在东方待了多长时间？”
“12年，我想。我查了1952年的人名录，没有他的名字。所以他肯定是1951年退休的。”
马赫停止书写，用钢笔轻轻敲打着牙齿。“我能离开几分钟吗？”
大堂里有个公用电话亭。他要了刑警总部的总机，然后要求转到自己的办公室。
“耶格尔。”
“听着，马克斯，”马赫重复了一遍从哈尔德那里得到的情报。“名录里提到了妻子。”他把抄写下来的纸举到眼前，“伊迪丝.图拉尔德。你能找到她吗？可以让她辨认尸体。”
“她已经死了。”
“什么？”
“她10年前就死啦。我查看了党卫军人事档案。连得到荣誉军衔的人也要列出直系亲属。布勒没有孩子。不过我查到他有个姐姐。她是个寡妇，72岁。名字叫伊丽莎白.特林克尔。住在弗斯滕瓦尔德。”马赫知道这个地方，一个小镇，在柏林东南方，开车需要45分钟。“当地警察正在带她去停尸房。”
“我在那儿和你碰头。”
“还有件事。布勒在天鹅岛有幢房子。”
这就解释了发现尸体的地点。“很好，马克斯。”马赫挂上电话，走回餐厅。
哈尔德已经吃完了早餐，见马赫过来，扔下了手中的餐巾。“真不错。现在我可以心满意足地去整理克莱斯特第一装甲集团军的1500箱资料啦。”他开始剔牙，“我们应该经常见个面什么的。艾尔莎经常问我‘你什么时候带扎维来啊？’”他把身子往前倾了倾。“听着，我那儿有个女的，人挺不错的，现在正在巴伐利亚给《德意志少女联盟：1935-1950》收集资料。丈夫去年在东线失踪。可怜鬼。总之，你和她。怎么样？我们俩可以安排你们见面，比方说，下个星期？”
马赫笑了笑。“你可真体贴啊。”
“这不是正确答案。”
“是啊。”马赫轻轻拍打着复印卷宗。“我能留下这个吗？”
哈尔德吃吃笑起来。“为什么不能？”
“还有件事。”
“说吧。”
“总督区的国务秘书。这究竟是个什么职位？”
哈尔德把两只手平放在桌子上，盯着肥厚手背上的金红色汗毛。
“他和弗朗克掌握权力。绝对的、说一不二的权力。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那个时期总督区的首要问题是重新安置。”
马赫在笔记本上写下“重新安置”几个字。“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什么？研讨会吗？” 哈尔德把他用过的餐盘摆成个三角形，左边是两个较小的盘子，右边是个大盘。他推着三个盘子，它们碰到了一起。“这就是战前的波兰。1939年以后，西边的几个省”，他敲敲那两个小盘子，“并入了帝国。这个是但泽-西普鲁士。这个是瓦尔特兰。而这个，”他指着大盘子，“就是残余的部分，总督区。西边两个省开始日耳曼化。这不是我的研究领域，你知道。但是我看过一些材料。1940年，他们定下的目标是每平方公里至少要有100名德国居民。他们在3年里差不多完成了这个目标。了不起的工作，尤其是当时还在打仗。”
“重新安置一共牵涉到多少人？”
“100万。党卫队优生学研究所在东南欧的好多犄角旮旯发现了日耳曼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如果你的颅骨比例符合某种标准，而且又来自正确的村庄，那么你就是日耳曼人。”
“布勒呢？”
“啊，好吧。为了给这100万日耳曼人腾出地方，必须迁出一百多万波兰人。”
“然后他们去了总督区？”
哈尔德偷偷地快速向左右张望，确认他们的谈话没有被人偷听。人们管这种动作叫“德意志一瞥”。“还有从德国迁出去的犹太人。还有法国、比利时、荷兰这些地方的犹太人。”
“犹太人？”
“是啊是啊，你小点声。”哈尔德说话声音很小，说得又快，马赫不得不探身越过桌子去听。“你可以想象。那么多人，一下子全挤进去。拥挤、饥饿、疾病……他们管当时的总督区叫‘粪坑’，这可不光是字面上的意思，那地方真的变成了一个大粪坑。”
每个星期，报纸和电视上都要登出帝国东方事务部号召德国人移居波兰总督区的广告。“德意志人！去享用你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免费颁赠农场！头五年的收成由政府补贴，保证稳定收入！”广告上还展示了快乐的移民家庭在总督区过着舒适、甚至奢侈的生活。但是那里的真实情况越过边界传回了德国：贫瘠的土壤、繁重的劳作、单调枯燥的村镇、难以忍受的官僚。德国人在黄昏前必须回家，以免遭到游击队袭击。波兰总督区对人们的吸引力比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的乌克兰总督区差很多，甚至比不上奥斯特兰总督区，甚至比不上莫斯科总督区。
一个侍者走过来倒咖啡，马赫挥手让他走开。当他走出听力能及的范围后，哈尔德才重新开始说话。“弗朗克在克拉科夫的瓦韦尔城堡里统治着总督区。那里一定也是布勒工作的地方。我有朋友在那里的档案机构工作。他讲过一些故事。天哪，有的故事……城堡里的生活奢华得超出了你的想象。只有罗马帝国能够与之相比。到处都堆满了财宝。油画、宝石、金盘子、金烛台、金餐具、教堂里的金法器、刺绣……还有贿赂。现金贿赂，还有那种贿赂……恩，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哈尔德的眉毛舞动着，比比划划地说着。
“布勒也牵涉到这些活动当中了？”
“谁知道呢？即使没有，那他也是总督府里唯一没有这么干的人。”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天鹅岛有一座房子。”
哈尔德轻声吹了下口哨。“对啦！伙计，咱俩真是打错了战争啊！挤在那铁皮棺材里，在大西洋海面底下两百米听着深水炸弹爆炸。有人的战场却是在西里西亚的城堡里，腰包里塞满金币，睡着丝绸床单，床上还滚着好几个波兰小妞儿……”
马赫很乐意听哈尔德讲下去，但是他还要赶时间。他们离开饭店时，哈尔德说：“那么你会来我家和那个德意志少女团小姐共进晚餐喽？”
“我会考虑的。”
“也许我可以让她穿着制服来……”站在饭店外面，双手插进口袋里，围着长长的围脖，哈尔德看上去更象个学生了。突然他用手拍了下脑门。“哎，瞧我这记性！我本来刚才想和你说的……上个星期，几个西波的高级侦探来档案馆，向我询问你的情况。”
马赫感觉到他的微笑凝固了。“盖世太保？他们想要什么？”他尽量使声调保持稳定，不颤抖。
“哦，就是通常那点儿东西。战争时期你表现怎么样，有没有哪种强烈的政治倾向，有哪些朋友。怎么，扎维？你快要晋升了吗？”
“一定是。”马赫用力使自己放松下来。这可能只是例行的询问。他一定得记住让马克斯留意打听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晋升遴选工作。
“好吧，如果他们把你提拔成刑警头头儿，可别忘了老朋友啊。”
马赫大笑。“当然不会。”他们握手告别。马赫又问了一句：“对了，这个布勒，他有什么敌人吗？”
“哦，这个呀，肯定有。”
“比如说？”
哈尔德吃吃笑着，“比如说，从3000万波兰人开始算起。”

韦尔德市场二楼只有一个人，一个肥胖的波兰女清洁工。当马赫走出电梯时，她正背对着他，马赫只能看见一双黑色橡胶靴和戴着红布头巾的脑袋。她一边擦地一边轻声哼着歌，波兰歌，用她的本国语言。当她听见马赫的脚步时立即停止了哼唱，把脸扭过去对着墙。马赫快步走过去，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门关上后，他听见那波兰女人又开始唱歌。
现在还不到9点。他把帽子挂在门上，然后挂上外套。桌上有一个棕色大信封，他撕开信封，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是昨天在哈维尔湖拍的现场照片。由于闪光灯的缘故，布勒的尸体在彩色照片上显得更加苍白，看上去象是躺在湖边晒日光浴。
马赫从柜子的最上面一格搬出那台老掉牙的打字机，放在桌子上，然后又从纸篮里拿出两张用过很多次的复写纸，两张白纸，一张正式的公文表格，把它们卡进打字机的送纸口。然后他又点了一支香烟，盯着那盆枯萎的吊兰看了好几分钟，然后开始打字。

致 VB3(a) 主管
事由：无名尸体
自：X.马赫，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 4/15/64

兹汇报以下情况
1、昨天0628时，我奉命前往哈维尔湖查看一具无名尸体。该尸体由党卫队队员赫尔曼.约斯特于0602时发现，他向民警做了报告（附上）。
2、没有符合该尸体体貌特征的男性被报告失踪。因此我取得该尸体指纹，并进行了比对工作。
3、经过比对，证实该尸体的身份是约瑟夫.布勒博士，老党员，荣誉党卫队旅队长。该对象于1939至1951年担任波兰总督区国务秘书。
4、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奥古斯特.艾斯勒博士早先进行的检查表明，该对象死因为溺水，推测死亡时间为4月13日晚间。
5、该对象生前住在天鹅岛，接近发现尸体的地点。
6、目前尚没有怀疑对象。
7、更详细的尸体解剖工作将在直系亲属辨认尸体后进行。

马赫把报告从打字机中扯出来，签了名，然后在出门时把它交给了局里的一个听差。

那个老太太笔直地坐在太平间接待室的硬木椅子上。她穿着一套做工不错的棕色斜纹软呢衣服，头上戴着盯耷拉着一根羽毛的棕帽子。棕色浅口皮鞋，灰色羊毛袜。她直瞪瞪地望着前方，一个法国香奈尔提包放在她的膝盖上。医生、杂役、警察和一个个悲痛的家属从她面前穿流而过。马克斯.耶格尔在她旁边四仰八叉地坐着，腿伸出去好远。看到马赫赶来，他把他拖到了一旁。
“到这儿10分钟了。什么也没说。”
“震惊状态？”
“我想是。”
“我去看看。”
当马赫在她旁边坐下时，老太太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他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道：“特林克尔太太，我叫马赫。我是柏林刑事警察的探员。我们必须完成有关你弟弟死亡的报告。我们需要你去辨认他的尸体。然后我们会把你送回家。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特林克尔太太转过脸来。她的脸又窄又小，鼻子削挺（像她弟弟的鼻子），薄嘴唇。干瘪的喉咙前，一个贝石浮雕胸针把紫色的敞领毛衣别到一起。
“你听懂了吗？”马赫又问了一遍。
她用清澈的灰色眼睛瞪了他一眼，声音干涩：“很清楚。”
他们沿着走廊走进一间小小的等候室，那里铺着木地板。似乎是为了给这个充满死人味的地方增添一些生气，三面墙上挂着Deutsche Reichsbahn-Gesellschaft（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的大幅旅游海报：聚光灯照射下的柏林帝国人民大会堂穹顶；林茨的元首博物馆；巴伐利亚的施塔恩贝格湖。第四面墙上的海报早被人撕了下去，露出淡绿色的石膏墙壁，上面的四个钉眼看上去就像子弹孔。
门外的咔哒声意味着尸体已经被推来。它平放在一辆金属推车上，盖着布单。两个工作人员把它推到房间中央，然后彬彬有礼地离开。耶格尔关上了房门。
“您准备好了吗？”老妇人点点头。马赫把布单揭开，老太太靠到了他的身上。马赫闻到一股薄荷止咳糖、香水和樟脑的混合味道：老年妇女的味道。她盯着尸体看了半天，张开了嘴，仿佛要说什么，但是最后只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她闭上了眼睛。马赫在她晕倒之前一把抓住了她。

“是他。”她说。“我有10年没见过他了。他又胖了些。我从来没见过他不戴眼镜的样子。我是说自从童年时代以后。但没错，这就是他。” 特林克尔太太坐在林茨那张招贴画底下的椅子上，双手捧着脸，白发耷拉下来，遮住了她的脸。尸体已经推走了。
门开了，耶格尔端着一杯水走进来，把它递到老太太干瘪的手中。她握着杯子，半晌过后端起杯子一饮而尽。“我从来没有晕倒过，从来没有。”她喃喃地说。耶格尔偷偷做了个鬼脸。
“当然了。”马赫安慰道，“我还需要问一些问题。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请告诉我。”老太太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说下去。
“你为什么10年没有和他见面呢？”
“伊迪丝，他老婆，死后，我和他之间再也没有什么话题可说了。我们从来都不亲近。甚至小时候也是这样。我比他大八岁。”
“他夫人死了有一阵子了是吗？”
她想了想。“五三年，我想。冬天。她得了癌症。”
“从那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情况吗？你们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只有我们俩。他偶尔给我写信。两周前我过生日时他还来过一封信。”老太太埋头在提包里翻腾了半天，抽出一张折叠成长方形的纸来。很厚、很挺刮的那种奶油色亚麻信纸，信头上压着天鹅岛一所大房子的浮雕印花。字体很工整。信的内容一本正经，满是官腔：“亲爱的姐姐，希特勒万岁！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身体健康，和我一样。约瑟夫。”马赫读完，把信纸折好还给老太太。难怪没人想念他！
“在其他信里，他提过有什么担心的事吗？”
“他有什么要担心的？”她轻蔑地吐出这几个字。“伊迪丝在战争时期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他们很有钱。他的生活方式很讲究，这你应该知道。”
“没有孩子？”
“他不能生育。”声音里没有同情的意思，好象在讨论她兄弟头发的颜色。“伊迪丝很不幸福。我想她死于这个原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大房子里。精神上的那种癌症也能杀人。她曾经很喜欢音乐，钢琴弹得很好。他们有台很名贵的大钢琴，贝希斯坦牌的，我想。而且他……他是个很冷冰冰的男人。”
从屋子另一边传来了耶格尔的声音：“所以你不是经常挂念他？”
“不，不是。没有人会经常想他。”她转向马赫，“我守寡已经有二十四年了。我丈夫是空军的轰炸机导航员。1940年在法国上空给打了下来。我倒不是没有钱——绝对不是。可是如果再有一些钱，一点点钱，可以让我手头更宽裕一些。可是那个人……约瑟夫没有一次提出过要帮助我。”
“他的腿怎么了？”耶格尔问道。他的声音很不客气。在这场姐弟家庭纠纷中他站在了布勒一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听他的语气，仿佛是那老妇人偷了她弟弟的脚一样。
老太太没有搭理他，而是继续对马赫说话。“他从来不谈论他自己。但是伊迪丝告诉过我。那是1951年，他当时还在总督区工作。从克拉科夫去卡托维兹出差。有一名护卫。他的车被波兰游击队伏击了。一枚地雷，她是这么说的。他的司机被炸死了。约瑟夫很幸运，只丢了一只脚。在那之后他就退休了。”
“他还游泳吗？”马赫看了眼笔记本。“你知道，我们找到他……呃，他的尸体的时候，他身上穿着游泳裤。”
老妇人笑了笑。“我弟弟对任何事都有狂热的喜好，马赫先生，无论是政治还是健身。他不抽烟。他从来不喝酒。他每天都锻炼身体，尽管他有……残疾。所以我不奇怪他会去游泳。”她戴上了眼镜，伸手去够帽子。“我现在想回家了，如果可以的话。”
马赫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向老太太伸出手去。“布勒博士在1951年之后干过什么工作？他当时只有……恩，五十出头？”
“是啊，很奇怪。”她打开提包，拿出一面小镜子，检查她那顶帽子上的羽毛是否又耷拉了下来。“战前他可是雄心勃勃的。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可是他离开克拉科夫之后就不再这样了。他从来没有重返法律界。可怜的伊迪丝死后，差不多十年里，他只是坐在那儿，坐在他那幢大房子里，什么事也不做。”

在下面两层楼的地方，奥古斯特.艾斯勒博士，党卫军军医，刑事警察VD2（法医科）的顶梁柱，开始做解剖检查。他从布勒的锁骨下方斜切了一刀，反方向又切了一刀，然后从胸脯向下切到耻骨，切开了一个Y字形口子。他把手伸进腹腔，绿色橡胶手套被血染得通红。他又切又拉又割，马赫和耶格尔在一旁靠墙站着，抽着烟。
“你知道你的人午餐吃了些什么吗？”艾斯勒一边干活一边说，“给他们看看，埃克！”
艾斯勒的助手、一个长着雀斑和红头发的年轻党卫军军医，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团粘呼呼湿答答的暗绿色东西。
“莴苣。消化得很慢。在肠子里找到的。
马赫以前和艾斯勒一起工作过。两个冬天以前，当大雪掩盖了菩提树下大街、泰格尔湖完全冰封的时候，一个叫肯普的驳船船主被人从施普雷河里捞了出来，几乎被冻僵，后来在去医院的救护车上咽了气。事故还是谋杀？确认他掉到河里的时间很关键。看着施普雷河岸边两三米宽的冰层，马赫认为他掉到水里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艾斯勒则坚持认为人在这样的冰水里可以存活45分钟。检察官最后还是采纳了艾斯勒的观点，肯普船上的二副后来被定罪绞死了。
在那之后，那位检察官——一位很正派的老式人物——把马赫叫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门锁上。然后他给马赫看了艾斯勒提交给法庭的“证据”：厚厚一大摞盖着“国家最高绝密”图章的资料，来自达豪集中营，日期是1942至1944年。资料里面有对囚犯和俄国战俘进行冰冻试验的测试结果，并标明这些人体试验数据只限在党卫军军医系统内流传。犯人们被戴上手铐吊入冰水槽中，有些人一直泡在水里，有些人则不时吊出来测试体温，直至这些人全部被冻死。还有照片。有些人裸体，有些穿着各种服装，从夏日短裤到皮制飞行服。还有的人脖子上套着充气救生衣。这些试验持续了两年之久。在一些数据登记表上，测试体温人员的签名是奥古斯特.艾斯勒，当时他是一名年轻的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那天晚上，马赫和检察官在克罗伊茨贝格的一间酒馆里喝得大醉而归。第二天两人谁也没有提到前一天的那些话题。两人此后再也没见过面。
“如果你希望我告诉你什么有趣的解剖结果，马赫，那你还是别想了。”
“我从来没盼望过什么好事儿。”
耶格尔大笑起来：“我也没有。”
艾斯勒没有理会二人。“溺水。毫无疑问。肺里有水。所以他掉到湖里时一定还在呼吸。”
“没有伤口？瘀伤？擦痕？”
“要不你来这儿自己检查一下？不？那就只有听我说了。淹死的。脑袋上没有打击或撞击的痕迹。也没有强制用力的痕迹。”
“心脏病？”
“有可能。做完整个解剖和器官检查之前我没法确定地回答你。”
“需要多长时间？”
“该多长就多长。”
艾斯勒站在布勒脑袋旁边，用刮刀小心地刮去死者的头发。然后熟练地切开头皮，一直切到发际线。马赫抽了一大口烟，深深地吸到肺里。
艾斯勒放下手术刀，把它放进一个金属托盘，然后拿起一把开颅锯，这东西是环形的，上面绷着金属线，乍看上去像牙线架子一样。艾斯勒将用它切开头骨。马赫转了过去，闭上眼睛。他在祈祷，祈祷所有他喜爱的、喜欢的、或者认识的人，都不要在死后受到这种屠夫般的检查。
耶格尔问：“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我们该回去了。”
他们走进了走廊。在身后，可以听到金属和骨头摩擦的刺耳声音。

二
半小时后，马赫开着局里的一辆大众轿车驶上了哈维尔林荫路。这条路沿着哈维尔湖蜿蜒前行，路面很高，有一道长长的斜坡通往水边。有时，路那边的树丛会挡住湖面的景色。在四月阳光的照耀下，湖水反射着点点粼光。几只小帆船懒洋洋地漂在水面上，洁白的三角帆和蔚蓝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
马赫把车窗摇了下来，胳臂搭在车门上，让冷冽而清新的空气拍打他的脸和肩膀。路两旁的森林一片生机昂然的绿色，越过它们，可以看见几幢大别墅的红褐色房顶。再过一个月，这条路就会被来湖滨度假、划船、野餐和晒日光浴的小汽车塞得满满的。但是今天这里还是空荡荡的，除了他的车外，一辆车的影子都没有。整条公路都是他的。
马赫开过威廉皇帝塔的红砖岗楼，路面开始向下，逐渐与湖面相平。十分钟后，他来到了昨天早上发现尸体的地方。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这地方看上去和昨天截然不同。蓝天、白云、绿树、草坪、天鹅、湖水、沙滩，风景美得一如帝国旅游部的漂亮铜版招贴画。灰色的云层早已消失，八公里长的哈维尔湖一直向北蜿蜒到斯潘道要塞。
马赫下了车，沿着约斯特的路线走了一遍，从发现尸体的地点起，穿过树林，向右急转弯，然后继续沿着湖边，一直走到鲜红色的电话亭。他又走了一遍。然后走了第三遍。对结果很满意。他坐回车里，朝天鹅岛开去。
在天鹅岛入口，一根红白相间的栏杆挡住了马路。一个警卫朝他走过来，穿着制服，肩上斜挎着一支冲锋枪，手里拿着一本活页夹。马赫把刑事警察的证件递过去，警卫很仔细地看了半天，又看看马赫的脸，然后把证件递回去，敬了个礼。“很好。谢谢您，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这儿的标准检查程序是什么样的？”
“每辆车都要检查。查看证件，问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如果看上去可疑，我会给他们要拜访的地方打电话，核实情况。有时我们会搜查车辆。这要看帝国部长先生当时是否在这里。”
“你有登记记录吗？”
“是的。”
“拿来给我。我要查一下星期一晚上有没有人拜访约瑟夫.布勒博士。”
警卫把冲锋枪挪到另一边肩膀上，走回岗亭。马赫可以看到他在翻阅一本厚厚的登记簿。
“没有，先生。布勒博士星期一一整天都没有访客。”
“他离开这座岛了吗？”
“我们对本岛居民没有记录，先生。只登记访客。而且我们不检查离开的车辆。只检查开进来的。”
“是啊。”马赫越过警卫，看着哈维尔湖。一群海鸥在湖面上飞来飞去，飞得很低，一边飞一边叫。一群游艇停靠在天鹅岛的码头上。他可以听见风掠过它们桅杆时发出的尖啸声。
“岛岸的情况怎么样？有人看守吗？”
警卫点了点头。“水上警察的巡逻艇每小时绕岛巡逻一次。而且每座房子都有自己的看守。很严密。警卫，保安，警犬，警报器。足够守卫一所‘KZ’用的了。我们这个岗哨只是把那些探头探脑的好奇者拦在岛外。”
KZ，卡蔡特。念起来比其全称“Konzentrationslager”（集中营）简洁得多。
岛屿深处传来大马力汽车引擎轰鸣的声音，还有警报器呜呜作响。警卫看了看，对马赫说：“对不起，先生。”然后他跑回岗亭旁，按下按钮，栏杆慢慢地升了起来。警卫笔直地立正敬礼。
一支车队从岛上开出来，风驰电掣地从马赫身旁高速驶过。开头是一辆深灰色的宝马轿车，车顶上装着警灯。然后是一辆银黑色相间的迈巴赫“大选帝侯”牌豪华轿车。马赫注意到它那长长的流线型车身被压得很低。一定是防弹的。迈巴赫之后又是一辆宝马。
在车队经过他的一霎那，马赫看到了迈巴赫后座上的乘客。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孩，演员，或者是个模特，一头短短的金发；在她旁边，笔直地盯着前方的，是一个老年人，鹰勾鼻，发际线向后退缩，露出了光光的脑门。任何德国人和欧洲人都不会认不出这个人。车队消失在进城的方向。
“他老是这么风风火火地赶路吗？”
警卫露出会意的微笑。“是啊。帝国部长先生一向很赶时间。戈培尔夫人中午要回家用午餐。”
“啊，我说呢。”马赫转动钥匙，发动了大众轿车。“你知道布勒博士已经死了吗？”
“不知道，先生。”警卫没有流露出丝毫感兴趣的迹象。“什么时候的事？”
“星期一晚上。他被水流冲到了离这里几百米远的地方。”
“我听说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怎么认识他，先生。他不经常出门。没有访客。从来不和人交谈。不过这儿好多住户都是这样。”
“他的房子在哪边？”
“你不会找不着的。就在岛的东边。有两个尖塔。岛上最大的房子之一。”
“谢谢。”
当他沿着车道往前开的时候，马赫看了一下反光镜。警卫站在那儿看着他开进去，过了一会儿又把冲锋枪换了个肩膀，擤了下鼻子，回到了岗亭里。
天鹅岛是个不大的地方，只有1公里长，半公里宽。一条单向车道顺时针绕岛一周，要到布勒的房子，马赫不得不绕过四分之三个岛。他开得很慢，每路过一所房子都要几乎停下来，仔细查看一番。
这个地方以生活在哈维尔湖南边的一群天鹅而得名，从上个世纪起就是上流社会的时髦居住区。岛上的大部分房子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差不多每所房子前面都有一块宽阔的草坪，法国式窗户，大露台，石栏杆，雕像，喷泉，长长的车道。马赫知道，其中有一所房子是用杜伊勒里宫的建筑部件装饰的——在巴黎公社覆灭前夜，拿破仑三世的这座皇宫被社员放火烧毁。巴黎市政厅和卢浮宫也被公社社员放了火（幸好后者只烧掉了一部分侧翼建筑）。后来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没有修复这座皇宫，而是把它拆除卖掉了——某个威廉皇帝时代的德国工业大亨买来了好些柱子、浮雕、门楣，用来装饰自己的私人宫殿。像岛上其他豪宅一样，那座房子也显得大而无当。透过大门的铁栏杆，可以看见草坪上趴着一头凶猛的罗特威勒犬。
马赫知道岛上一些房主的身份：戈培尔是这里最显要的住户，还有其他几个党中央的高官；一个发动机制造业巨头，战后靠使用奴隶劳工发了大财；柏林最大的韦尔特海姆百货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是他在30年前从其原来的犹太老板手里夺过来的；一个军火制造商；在东方占领区修建帝国高速公路的总承包人。马赫一开始还有些疑惑，以布勒的职位和地位，怎么能够和这些非贵即富的邻居为伍。这时他想起了哈尔德告诉他的故事：像罗马皇帝一样的豪华生活……
“KP17，这里是总部。KP17，请回答！”车内无线电响起了一名女话务员急切的声音。马赫伸手从仪表板底下拿起话筒。
“这是KP17。请讲。”
他已经开到了布勒的别墅门外。透过铸铁大门，他可以看见一条铺着浅黄色沙石的车道，还有两座尖塔，和警卫向他描述的一样。
“你说过会有麻烦。现在麻烦来了。”从话筒里传出的是耶格尔粗嘎的声音。
“怎么？”
“我十分钟以前回到办公室。有两个盖世太保在等你。‘考虑到党员布勒同志的特殊身份，哇啦哇啦哇啦，这个案子已经被列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件’。”
马赫使劲拍了一下方向盘。“操！”
“‘所有的相关文件和资料都要交给保安警察。刑事警察正在从事的所有调查活动全部终止。该命令马上生效。’”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这事正在发生。他们现在就坐在咱们的办公室里。”
“你告诉他们我在哪里了吗？”
“当然没有。我把他们丢在那儿，说我试着去找你。然后我就到调度室来了。”耶格尔压低了音量。“听着，扎维，别干什么逞英雄的傻事。他们这次很认真。盖世太保随时都有可能到天鹅岛。”
马赫盯着房子。它看上去静悄悄的，仿佛被遗弃了一般。该死的盖世太保。
他迅速拿定了主意。“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马克斯。很抱歉。话筒有些问题。我想可能是哪根线短路了。你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清。请你通知他们，等我回去之后检修一下这辆车的无线电。完毕。”他把无线电关掉了。
马赫继续向前开了50米，然后沿着一条散步小道向右转弯，把车停在天鹅岛中央的茂密树林中，小心地藏好，然后走了出来。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布勒家的院门是锁着的。当然会是这样。他踩着铁门上的装饰用雕花，爬到大门顶端，小心翼翼地让屁股和大腿避开门顶上的金属尖，然后翻了过去。
房子比他想象的还要大，一共有三层，白色拉毛外墙，斜坡式房顶上覆盖着红褐色的板岩瓦顶。房子正面并不是对着大门，而是朝向左边。他沿着车道走到房前。两端各有一座圆形的塔楼，带着尖顶，可能是闺房或者楼梯。二楼有一座大露台，横跨整座房子。露台下面是石头柱子和门廊，大门就半掩藏在门廊的阴影中。车道中冒出了小草的尖芽。草坪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理了，去年冬天的落叶随处可见。
他走进门廊。第一个惊喜。大门没有锁。马赫走进门厅，四下张望。右边有一座大理石楼梯。左边是两扇门。正前方是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大概通到厨房，他猜想。
马赫试了试第一扇门。里面是带有桁条天花板的餐厅。一座长长的餐桌，十二把高背椅子。餐具柜上挂着小幅油画，一只野兔子和两只死野鸡。看上去油画的年代很古老。桌子上摆着金烛台，水晶玻璃大盆，应该是放水果或者鲜花用的。一度应该是洁白的精致亚麻桌布，上面落着灰尘。
第二扇门后面是客厅。豪华，但是品味有些俗气。沉重的枝形水晶大吊灯；打蜡的橡木地板上铺着几块厚厚的波斯地毯。家具也是那种豪华厚重的风格。镀金扶手椅，沙发，手工雕刻的咖啡桌，三只相称的古灯。酒柜上面摆着看上去年代久远的青铜小雕像。两面墙上挂着绣帷挂毯。应当是很名贵的挂毯，马赫猜想。可惜他对此毫无研究。另一面墙上也挂着几幅油画。窗边有一台大钢琴，上面摆着两幅照片。马赫拿起一幅，就着铅玻璃里透过来的光线试图看清楚。相片框是银的，很沉，上面雕有纳粹党的鹰和万字纹饰。照片显然是在布勒和他妻子的婚礼上拍摄的。一名冲锋队军官举着橡叶树枝。布勒穿着冲锋队制服，他妻子头上戴着一个花环。丑得就像一只青蛙。两人都面无笑容。
马赫拿起第二张照片，立即觉得胃往下一沉。彩色照片上的人还是布勒，穿着党卫军的银黑色礼服，满脸谦卑，微微躬身，向前伸出手去。和他握手的那个人穿着一身朴素的褐色军装，戴着万字袖章，脸半对着照相机，好像在和拍摄者身后的什么人说话。马赫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相框上的玻璃。“致党员布勒同志”，照片上的题词这样写道，“阿道夫.希特勒，1945年5月17日。”
突然，马赫听到了声音：仿佛有一扇门被踢开，接着是一阵呜咽哀鸣。他迅速把照片放回钢琴上，回到门厅中。声音是从走廊远处传来的。
马赫抽出手枪，警惕地向走廊走去。正如他猜测的一样，走廊的尽头是厨房。这时呜咽又传了出来。还有沉重的撞击声。可以闻到一股污秽的味道，好像是什么东西的粪便。
在厨房另一端还有一扇门。布勒慢慢摸到门边，握住把手，然后猛地把门推开，用枪指着里面。
什么也没有。地上躺着一只大狗，嘴上戴着笼头。见他进来，挣扎着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从他身旁跑出厨房，穿过走廊和门厅，冲出了房子。
马赫很愿意在那里待上几分钟缓缓神，但是他没有时间。他把卢格手枪别回腰间，然后很快地检查了一下。这间屋子是食品储藏室，地上满是狗粪和狗尿，还有被那条饥饿的大狗拖得满地都是、但无法下嘴享用的食物。外面厨房的水槽里有几个脏盘子。桌子上有半瓶伏特加，还有个空玻璃杯。厨房一边有几级向下的台阶，墙上有一扇小门，应该是通往酒窖的，但是锁上了。
马赫检查了楼上的房间。主人卧室，浴室，客房。那种俗气的豪华风格随处可见。而且，布勒注意到，到处都挂着油画。风景、肖像、神话、寓言，什么题材都有。许多油画都落上了灰尘。这座房子好几个月没有仔细清扫了。也许是几年。
两座圆塔楼中的一座被布勒用作了书房。书架上摆满了法律书、案卷、工具书。窗户边上是一座漂亮的嵌花大写字台，一把皮转椅。窗户外面是楼前的草地。书房里还有一把丝绸面子的长沙发，上面摊着一条毯子，表明主人偶尔会在这里睡觉。还有更多的照片。布勒穿着律师长袍，布勒穿着党卫军制服，布勒和党内的大人物们合影，马赫认出其中有汉斯.弗朗克。所有的照片看上去都起码有20年历史了。
马赫在皮转椅上坐下，望着窗外。大草坪向右边倾斜，一直延伸到湖边。远处一座别墅的私人小码头上系泊着一艘漂亮的白色游艇，黄烟囱，红桅杆。再远处，克拉多夫-万湖码头隐约可见。
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桌子上。桌子上有一部电话，干涸的黄铜墨水池，象牙把手的吸墨器，景泰蓝火漆盒。电话的手柄也是象牙的，黄金底座用珍珠和蓝宝石镶嵌出万字图案。他把手伸过去。
电话机响了。
他的手悬停在电话上方。一声。两声。三声。在寂静的屋子里，铃声显得格外刺耳，写字台上的灰尘被震得飞舞了起来。四声，五声，六声。他握住了话筒。七声，八声。他拿起了话筒。
“布勒？”一个老年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死气多活气少，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布勒？请讲话。谁在那边？”
马赫说话了。“一个朋友。”
一片寂静。然后电话挂上了。蜂鸣音。
马赫也挂回了听筒。他开始快速搜查写字台的抽屉。一把铅笔，几本带有浮雕花纹的信纸，一本字典。他从最底下的抽屉开始搜起。一个有经验的小偷曾经说过，这是最快的翻抽屉方法。
没有。什么都没有。
有什么东西。
在最上面一个抽屉的最里面，他摸到了一样小东西，很硬很光滑。拿出来一看，是一个小记事本，黑色皮革封面，烫金的鹰和万字徽章。打开一看，是1964年的党务日记手册。他把它塞进口袋。
在外面，布勒的狗好象发了疯一样，在水边来回奔跑，望着湖对岸，隔着笼套像马一样嘶鸣。每隔几分钟，它就要坐在后爪上歇一歇，然后继续它那无望的巡视。马赫注意到狗的右半侧身体沾满了干涸的血迹。当他也走到湖边时，它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马赫用他那党卫军马靴的后跟踢了踢布勒家私人码头的木头桩子，然后走了上去。木板间隙很宽，他能看到下面的湖水在咣当咣当地荡漾。由于靠近湖岸，水显得很浑浊。在码头尽头是一条小船，他上去的时候船身左右摇晃。船尾水面上一道虹彩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片油污，只有几十厘米宽，和腐烂的叶子搅和在一起。船上到处一股燃料的臭味。哪儿漏油了。他试图进入船尾的引擎室，但是门锁上了。他扒在污秽的圆形舷窗上往里看，但里面太暗了，什么也看不见。
马赫跳出船，走上来时的路线。小码头上的木头由于风吹日晒已经褪成了灰色，只有一个地方例外，在靠近岸边的地方，木头的表层被什么东西敲碎了，露出里面黄色的新木茬来。还有一道白色的擦痕，像是油漆。马赫弯下腰来仔细检查这个地方。水里有个什么东西，浅色的，吸引了他的余光。
马赫走到岸上，然后尽量靠近水边，趴下身子，把上半身探到码头木板下面。他勉强够到了那个东西。粉红色，像个娃娃，但是顶端有皮革覆面和不锈钢扣子。拿在他手里的是一只假脚。

那条狗最先听到了动静。它从草坪上转过头去，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然后跑向房子。马赫立即把他的新发现丢在水里，跟着那只受伤的畜生跑起来。一面诅骂着自己的愚蠢，他一面跑到房子旁边一丛矮树里面，借助尖塔阴影的掩护，试图看清楚院子大门的动静。那条狗扑在铁门上，试图吠叫，但是由于戴着笼头，狂狺变成了呜噜呜噜的声音。门外，马赫可以看到有两个人。接着出现了第三个人，举着一把长长的专用切割钳。10秒钟后，粗大的铁门闩被喀嘣一声剪断了。
当他们走进院子时，那条狗似乎感到害怕，于是站得离他们远了些。这些人，像马赫一样，也穿着盖世太保的黑色制服。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向那条狗走去，看上去像是要喂它点儿什么吃的。那狗畏缩了，隔着笼头呜呜哭着。接着传来一声脆响，好像打开香槟酒的瓶塞。树丛中扑棱棱飞起一群乌鸦。那人把消音器摘下来，把手枪别回腰间，指着狗的尸体，对同伴比比划划说着什么。另一个人抓起狗的后腿，把尸体拖到了一丛灌木中。
这三个人向房子走去。马赫仍然藏在阴影中，慢慢移动位置，不让自己被发现。忽然，他想到自己没有必要躲藏。他可以告诉那三名盖世太保，他没有收到耶格尔的传话，已经搜查过了房子。但是这几个人的举止中有一种特别的东西阻止他这么做。也许是漫不经心地射杀那条狗的经过。狗的表现提醒了他，也许这几个人曾经来过这里。
当他们走得更近时，马赫可以看到他们领口的军衔。两个二级突击大队长，第三个人的军衔是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SS-Obergruppenfuhrer）。两名少校和一名上将！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案件”会惊动一名党卫军上将？
这位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大约五十多岁，脖子很粗，看上去像公牛一样健壮。他的脸让人想起退役的拳击选手。马赫在电视新闻里和报纸上见过这个人。
他是谁来着？
猛然间，他想起来了。奥迪洛.格洛波克尼克（Odilo Globocnik）。他那奇特的斯洛文尼亚德意志人姓氏一直在党卫军系统里被人简称为“格洛布斯”（Globus）。很多年以前他是维也纳大区的党领袖。是他开枪打死那条狗的。
“你，一层。你，检查屋子后面。” 格洛布斯向两名手下发号施令。他们消失在房子中。马赫又等了半分钟，然后向大门溜去。他没有走车道，而是弯下腰来，借助树丛的掩护，曲折接近门口。在离大门五米远的地方，他看到了一样东西，惊讶得屏住了呼吸。
在大门右边墙上，有一个非常隐蔽的投信口，从门外进来的人不仔细留意的话谁也不会发现。投信口里面是一个漆成绿色的金属箱，一面开口。在箱子里面，躺着一个厚厚的棕色大包裹。
我绝对是疯了，他想，一定是疯了。
最后几米他没有跑。马赫知道，没有什么比快速移动的物体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了。他装出闲逛的样子，从藏身之地走出树丛，仿佛世界上没有比这再自然的事了。他从信箱中取出那个包裹，然后一转弯消失在大门外。他以为会听到背后传来让他站住的命令，或是一声枪响。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坐在轿车里，马赫注意到自己握住方向盘的双手在发抖。

三
“为什么我们信仰德国和元首？”
“因为我们信仰上帝。我们信仰他所创造的德国。他为德国，为我们派来了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我们应当首先为谁服务？”
“为我们的人民服务。为我们的元首服务。”
“我们应当服从什么？”
“对德国的信仰。元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党卫军。”
“很好，”教官点了点头。“很好。三十五分钟后在南运动场集合。约斯特，留下来。其他的人，解散！”
无论是剃得短短的发型还是灰色的宽松操练运动服，这群年轻的党卫军士官生看起来都像是某个宗教隐修团的狂热修士。宽大的教室里传出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还有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已故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大画像悬挂在教室前方。约斯特一个人在教室中央立正站着。一些学员在出教室时好奇地向他瞥去。肯定又是他。约斯特。同性恋，孤零零，脾气古怪。大概今天晚上他又要在宿舍接受体罚了。
教官朝教室后方点点头。“你有访客。”
马赫斜靠着一片暖气，抱着胳臂。“你好，约斯特。又见面了。”
他们沿着空旷的操场漫无目的地走着。操场一角，一名党卫队一级小队长正在神气活现地向一群新生训话。另外一边，几百个穿着黑色运动服的年轻人在做伸展体操，弯腰够着脚尖。整座党卫军军校让马赫想起监狱的场面。同样丑陋的水泥楼房，穿着制服的居民，高墙和巡逻警卫。像一座集中营。泽普-迪特里希党卫军学校是一处自成系统的小社会。
“我们能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吗？”马赫问道。
约斯特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这里没有任何隐私空间。”他们又走了几步。“我想我们可以去宿舍。其他人现在都在食堂。”
宿舍里有一股澡堂子的气味，汗水，体臭，皮革，洗过的衣服，消毒水，还有一股煮烂的包菜味道。这是一大间宿舍，里面足有上百张床，排成四列。约斯特说得很对。宿舍里一个人都没有。他的床在房间里面，离门口有三分之二间房子那么远。马赫在棕色的军用毛毯上坐下，递给约斯特一根香烟。
“这里不允许抽烟。”
马赫把烟盒塞了过去。“没事。就说是我命令你的。”
约斯特面带感激地接过了香烟。他跪下来，打开床头一个小小的金属箱，想找出什么可以当烟灰缸用的东西。马赫凑了过去。他可以看到柜子里面的东西：几本平装书，杂志，一副相框。
“可以吗？”
“请。”
马赫伸手拿出那张照片。一家人。这让他想起了魏斯一家。父亲穿着党卫军制服。羞涩的母亲戴着顶帽子。漂亮的女儿，大约14岁。约斯特，胖胖的脸蛋，穿着短裤，和现在这个弯腰找东西的瘦小伙子简直是两个人。
“变了很多，不是吗？”约斯特头也没抬。马赫有些惊讶，但试图掩盖自己的情绪。“你姐姐？”
“她还在上学。”
“你父亲呢？”
“他现在在德累斯顿开一家工程建筑公司。1941年头一批进入俄国领土的德军。”
马赫仔细研究那张照片。“他戴的是骑士十字勋章？”
“是啊。”约斯特拿回相框，把它放回储物箱里。“您父亲呢？”
“他在皇帝陛下的海军里服役。公海舰队。第一次大战中在日德兰受了伤，一直没有痊愈。”
“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七岁的时候。”
“您现在还想念他吗？”
“每天都想。”
“您也参加海军了？”
“潜艇部队。”
约斯特轻轻地摇了摇头。他苍白的脸变成了粉红色。“我们都是子承父业，不是么。”
“大多数，我们当中大多数人。”
他们静静地抽着烟。马赫听到外面的体操训练口令：“一、二、三……一、二、三……”
“这些人，”约斯特又摇了摇头，“埃里希.卡斯特纳（注）有首诗。Marschliedchen。”他闭上眼睛，开始背诵：
“你喜欢仇恨，并用它衡量整个世界
你向人心中的兽性投喂
它会成长，你身体中的野兽
让人心中的野兽最终吃掉人”
年轻人突然迸发的热情让马赫觉得很不自在。“这是什么时候写的诗？”
“1932年。”
“我没听过。”
“你不可能听过。它是被禁的。”
一阵沉默。
“我们弄清了你发现的那具尸体的身份。”马赫最终打破了沉默。“约瑟夫.布勒博士。波兰总督区国务秘书。党卫队旅队长。”
“哦，天哪！”约斯特把脑袋埋入怀中。
“现在这件事很严重。来找你之前，我和你们学校的门卫谈了话。他们有记录。你是昨天早上五点半出门的。和平常一样。所以你在陈述里所说的那些话没有道理。”
约斯特没有抬头，香烟快要烧到他的手指。马赫轻轻地把烟头拿出来灭掉。
“看着我！”
约斯特抬起头。“现在我是你。”马赫鼓起腮帮子，拧着眉头，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像头一天他见到约斯特时后者的表情。约斯特咧嘴笑了笑。“很好。现在，你一边跑步，一边想着什么问题。也许是你的作业。也许是你的军校生活多么糟。你穿过树丛，快要跑到湖边。当时下着雨。光线不是很好。在你的左边，你看到湖边有东西……”
约斯特嗫嚅着说：“对。”
“无论你看到的是什么，都不可能是那具尸体。”
“但是……”
马赫没有让约斯特说下去。“不要继续自掘坟墓了。年轻人。两小时前我到现场检查了。从你跑步的那条路上根本不能看到湖边。”
没有反应。
“所以，你的确是看见了什么事情。你没有停下来。但是那件事让你觉得可疑，所以不久之后你又折了回来。大约是五分钟之后。这时你才发现了那具尸体。然后你打了电话。”
他站了起来，抓住约斯特的手，把后者拖了起来。
“和我一起跑！”
“我不能……”
“跑！”
空荡荡的宿舍里传来两人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两人沿着床铺之间的通道跑着。“现在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你穿过了树丛，来到湖滨小路上。”
“请别……”
“告诉我！”
“我看见……一辆……一辆汽车。”约斯特说，“三个男人……雨下得很大。他们穿着雨衣。像斗篷……像修士……他们低着头……向湖边走去……我吓坏了……我穿过马路，躲到对面的树丛里，不让他们发现我……”
“继续！”
“他们回到车里，发动车子，开走了。”
“你还有些东西没讲。”
“不，我发誓……”
“你看见了一张脸。当他们钻进轿车时，你看见了一张脸。”
“不……”
“告诉我那张脸是谁的，约斯特。你看见他了。你知道他是谁。告诉我！”
“格洛布斯！”约斯特的声音带着哭腔，“是格洛布斯！”

注：埃里希.卡斯特纳，1899-1974，德国诗人和作家，著名儿童小说《埃米尔捕盗记》的作者，作品在纳粹时代被禁

四
他从布勒家拿来的包裹平放在副驾驶座上。可能是枚炸弹？马赫发动大众轿车时，这个念头飞快地从他脑海中掠过。这几个月来，邮包炸弹案件层出不穷，好几个政府官员的手或脑袋被炸掉了。他有可能成为《柏林日报》的第三版：“侦探死于神秘炸弹爆炸……”
他沿着施拉赫特湖往前开，直到发现一家熟食店。他买了一条黑面包、半块熏火腿和四分之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柏林的郊外依然晴空万里，空气新鲜。马赫掉转车头，向绿林开回去。他要干一件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做过的事。他要去野餐。
在戈林于1934年被任命为帝国首席狩猎总监后，对绿林地区做了许多绿化工作，栽下许多栗子树和椴树，山毛榉，白桦和橡树。但是在这片森林的心脏地带，就像一千年前一样，仍然被阴郁的松树林占据着。在耶稣诞生五个世纪前，好战的日耳曼部落从这片森林里冲出来，向罗马帝国的边陲发动了进攻。二十五个世纪之后，在每一个周末，带着他们的帐篷和宿营拖车，这些好战的日耳曼人又回来了。在这些人的日耳曼血液里，还保留着他们祖先对森林的狂热崇拜。
马赫停下车，带着吃喝的东西，还有布勒的邮包炸弹，或者随便什么玩意儿，沿着林间小径走进了森林。五分钟后，他找到一块理想的空地，可以看到哈维尔湖在树干顶端反射的蓝光。在温暖的阳光照射下，松树和松脂的味道显得很浓郁。头顶上，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正在缓慢下降，准备在坦珀尔霍夫机场降落。当它从视线中消失后，发动机的声音也听不见了，周围只有林间鸟鸣。
马赫暂时还不想打开那个包裹。所以他找了一块平坦的大石头，坐下，开始享用他的午餐。
关于奥迪洛.格洛波克尼克，或者说格洛布斯，马赫知道得不多。过去三十年里，这个人的运气像风向标一样变化无常。出生在一战后从斯洛文尼亚迁回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家庭，30年代后期成为卡林西亚地区的纳粹党领袖。然后牵涉到非法外汇买卖，降职，战争爆发时调到波兰总督区当警察头子。他一定是在那儿认识布勒的，马赫想。战争当中他积累了不少财富，战争结束后却第二次走下坡路，调到了哪儿来着？对了，的里雅斯特。负责南提罗尔日耳曼人和意大利犹太人的“重新安置”。不过，希姆莱死后他又回到了柏林，现在在盖世太保里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高位，只对海德里希一个人负责。
那张残忍、充满兽性的脸绝对不可能被人错认。尽管下着雨，光线不好，约斯特还是马上就认出了他。格洛布斯的画像挂在党卫军学校的名人堂里，而且格洛布斯自己有时也在那所学校亲自向肃然起敬的学员们授课，有关帝国保安力量的组织结构和权力构成。难怪约斯特如此害怕。他应当匿名给奥波打电话，在他们到来之前就离开那里。或者更明智一点，在马赫看来，干脆就不给他们打电话。
马赫吃完了火腿。他把剩下的面包掰成碎渣，朝远处林地里扔去。两只一直在树上眼巴巴地盯着他的乌鸫落了下来，急切地啄着那些面包渣。
他拿出了那个小本本。每年纳粹党都要向所有党员发放这种日记本一样的空白记事本。开头几页是一些常用资料：党内职务等级划分；政府部长和其他要员名录；Kommissariat（专员）和各大区的党委书记。
公众假日：1月1日，新年；1月30日，民族觉醒日；2月24日，建党日；3月21日，波茨坦日；4月20日，元首日；5月1日，德意志民族日和五朔节；6月22日，夏至节；7月29日，党领袖日；8月下旬，丰收感恩日；9月下旬，秋分节和纽伦堡党代会；10月3日，二战胜利纪念日；10月20日，元首生日半周年纪念；11月9日，鲜血日；12月22日到25日，冬至节和圣诞节——30多年来，党一直试图用前一个节日取代后者，但是始终没有成功。
一幅欧洲地图。国际火车时刻表。柏林至巴黎，5小时；柏林至洛夫诺，16小时；柏林至梯弗里斯（第比利斯），27小时；柏林至乌法，四天……
记事本本身是按两页一星期的格式排列的。马赫最初以为这是本空白的手册。然而仔细检查之后，他发现3月7日那天被标上了一个小记号。4月1日那一栏写着“姐姐的生日。”4月9日的日期旁边也有一个十字记号。4月11日写着“施图卡尔特/路德，上午10点”。4月13日，也就是布勒死亡那天，日期旁边也被划上了记号。就这么多。
马赫把这几个日期抄到笔记上。很好。约瑟夫.布勒死亡案件。推理。一，意外事故死亡。盖世太保在刑警之前几个小时得到了消息。格洛布斯亲自来检查尸体。被约斯特看到。荒谬。
推理二。布勒被盖世太保谋杀。格洛布斯指挥这次处决。也很荒谬。1941年颁布的“夜雾法令”在法律上仍然有效。根据这个法令，盖世太保可以合法地把布勒从家里拖走，然后在某个秘密监狱的牢房里把他害死，然后财产充公。归根结底有谁会悼念他、或质疑他的失踪？
那么，推理三：布勒被格洛布斯私下杀害，后者宣布他的死亡为国家安全案件，然后自己来“亲自调查”。但是为什么一开始允许刑警卷入呢？格洛布斯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布勒的尸体丢在公共场所？
马赫背靠着石头，闭上了眼睛。由于阳光强烈，能看见眼皮底下一片血红。威士忌带来的睡意开始逐渐笼罩他的头脑。
他睡了一个半小时。地面上传来一阵沙沙声。有什么东西在碰他的袖子。马赫睁开眼，只来得及看见一只白尾巴和一对高高的鹿角正在蹦进树丛。在离帝国心脏不到10公里的地方，有一头野鹿！马赫摇摇脑袋，开始拿起那个包裹。
很厚的棕色纸。用绳子细心捆好。专业地捆好。包装纸折叠得很整齐，棱角尖锐。包裹里面填充着防止碰撞的报纸。一个包得非常标准的包裹。马赫认识的人里，还没有谁能做出这么漂亮的活儿。一定是位女性。邮戳。三枚瑞士邮票。绿底上有黄色的小花。苏黎士的邮戳，日期是4月13日16点。前天。
马赫慢慢截开包装绳时，觉得腋窝开始出汗。他轻轻地挑开接缝，一厘米一厘米地把它撕开。
里面是一个巧克力盒子。
一个头发蓬松的乡间少女，红润的脸蛋，在鲜花丛中围着五月柱跳舞。背景是蓝天和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盒子上用黑色的哥特字体印着“祝我们敬爱的元首生日快乐。”但里面绝对不可能是巧克力。这盒子太沉了。
马赫掏出瑞士军刀，小心割开盒子外面的玻璃纸。他轻轻地把盒子放在一根木桩上。脸扭向一边，右臂背在身后，他侧着身子用左手抠开了盒盖。
咔哒咔哒，里面的机械装置开始运行。
接着就是这个：
“爱难开口
心难碎
连翩起舞
终日游戏
忽然听到
‘我爱你’
众口一词
他们说
‘快说你也爱我’
爱呀，爱呀
啊，我爱你”
当然，没有歌词，只有曲调。但是他对它再熟悉不过了。一个人坐在绿林的小山丘上，马赫听到的是这盒瑞士巧克力在演奏《风流寡妇》第三幕，汉娜与丹尼洛伯爵同舞时的那段著名音乐，《风流寡妇圆舞曲》。

五
从郊区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异常地安静。城里也没有多少车。当马赫回到韦尔德市场时终于知道了原因。大厅上方的公告板宣布下午四点半时将有重大的政府新闻宣布。工作人员都下楼集中，准备收看广播。马赫来得正是时候。
宣传部早就发现，在人们下班前公布重大新闻的做法比其他方法好得多。由于人们都在工作岗位上，周围全是熟人和陌生人，所以对公布的新闻只好全盘接受，没有私下怀疑或思考的时间。而且，广播时间是精心安排过的，这样工人在听过广播之后可以早一点回家，4点50，比如说，而不是5点。这样即使连起初反感这种做法的人也起码可以从中沾到一些恩惠。威廉大街的宣传部雇佣的心理学家比记者还要多。
刑警总部的人都集中到了大厅中。军官和职员，打字员和司机，全都挤在一起。大厅四角，四台大型电视机已经全部打开，屏幕上是一幅帝国地图，中央是一只纳粹老鹰。电视中播放着贝多芬的交响乐。接着是各种画面：猎猎飘扬的鲜红万字旗；胜利大道上的阅兵；火箭升天；康拜因在东普鲁士金黄的麦浪里收割；戴着褐领巾的金发男女儿童；鲁尔的工人炼出一炉钢水；红脸蛋的巴伐利亚农村少女在摘苹果；大型远洋邮轮徐徐下水……在过去，人们只能从“人民收音机”里听到音乐，没有画面。每隔一会儿，屏幕上就出现一名男播音员：“德意志人！请准备收听特别公告！”然后又是庆丰收式的画面。
马赫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标准程序了？1938年，他和同学们被从教室里领出来，收听德国军队开入维也纳的新闻。在昏暗的中学室内运动场里，他们的校长，一名一战退伍老兵，泪流满面，女老师们都在拿手帕擦着激动的泪水。
1939年。那时他在汉堡的家里。和母亲坐在客厅里。一个星期五的上午。11点。电台里直播了元首对国会的演说，德国军队已于清晨开始对波兰采取行动：“……从现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我又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军服，要不就以身殉国……如果英国准备打一年，我们就打一年；如果英国想打两年，我们就打两年；如果英国想打三年，我们就打三年……Und wenn es erforderlich ist，will ich zehn Jahre kaempfen（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打它十年）！”如雷的掌声。17岁的马赫注意到他母亲在哭。感到难为情，他把目光移向了别处。他望着父亲身穿帝国海军军服的照片。感谢老天！终于打起来了。现在我可以像你一样去打仗了。
下一次演说他是在海上收听的。1943年4月，苏联投降！这全要归功于元首在战略方面的天才！头一年夏天国防军发动“蓝色战役”，夺占了高加索和巴库，斯大林的战争机器因为没有石油而干涸了。接着，克莱斯特率领四个强大的装甲集团军挥师北上。秋天，莫斯科沦陷。冬天，列宁格勒沦陷。讲和。割让乌拉尔山以西全部土地。1943年6月22日，夏至节那天，国防军的120个师在柏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300万市民全部出动。
接着是1944年。英国求和！这全要归功于元首在反情报工作方面的天才！马赫记得头一年所有的潜艇都被召回大西洋沿岸各基地，安装新型密码机。整整一年里只有14条船驶回英国。英伦三岛大饥荒。饿死三十万人。接着，利斯特元帅从高加索挥师南下，占领土耳其和波斯，同隆美尔在巴勒斯坦会师。印度发生反英大暴乱。英国议会提出不信任案。丘吉尔下台，国王退位。德军进驻伦敦。
1946年。10月3日。美国同意停战！这全要归功于元首在科学方面的天才！当年夏天，美国用原子弹击败了日本，但是元首向美国本土发射了一枚A10型洲际导弹，在纽约市上空凌空爆炸。在那之后，从战略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被美国集团和德国集团之间的冷战所代替。只有在乌拉尔山的东方，由于残存的苏联不断派出游击队袭击新德意志帝国的领土，才导致德国重新对其发动“惩戒”战役，最后变成20年来无休无止的边境游击战。死亡、胜利、战争、报复。一次次新攻势：秋明、阿克纠宾斯克、库尔干、车里雅宾斯克……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还是有这样的新闻广播。1951年帝国元帅戈林的去世和他的国葬仪式，当时电视里播放了一整天哀乐；1962年希姆莱也得到了同样的最高规格待遇。他出访芬兰时，座机在波罗的海上空1万米处神秘爆炸。
“德意志人！请准备收听特别公告！”
马赫看看周围的观众。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有些人在喃喃交谈。可能是同苏联的停战。那些儿子、兄弟或丈夫在东方前线服役的人脸上露出了盼望的神情。他看见了耶格尔，在同VA1部（法律部）的一个女秘书开着玩笑。他看到马赫在注意他，笑眯眯地挤了一下眼睛。
一阵急促的鼓点。电视画面切换到一座建筑的外景。播音员：“现在我们即将从外交部进行现场直播。”
画面又换了。一只雄鹰站在地球上，散发着光芒。站在这个布景前面的是外交部首席发言人德莱克斯勒。此公长着两道浓密的黑眉毛，尖嘴猴腮，活像一只大马猴。马赫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在一亿多德国人里面，难道戈培尔就找不出那么一个长得比较不像罪犯的发言人吗？
“女士们先生们，我受命向你们发布外交部的公报。”德莱克斯勒开始对外交部新闻中心的记者讲话。他戴上眼镜，把稿子平摊在念稿台上，然后开始说话。
“在爱好和平及世界安全的元首和大德意志帝国人民长期的善意要求下，在欧洲联盟的支持和配合下，德意志帝国外交部，代表元首本人，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阁下发出正式邀请，邀请其对德意志帝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本着坦率和诚实精神进行会谈，以实现德国和美国的最终和解。邀请已被接受。美国大使于今天上午通知外交部，肯尼迪总统将于九月在柏林与元首会晤。希特勒万岁！德国万岁！”
一阵鼓点。画面再度切换到帝国地图和纳粹老鹰。电视里开始播放国歌。全体人员立正。马赫可以想象得到此时德国各地的情景。在船坞和工厂里，在火车上和汽车上，在办公室、学校和商店，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歌声直冲九霄：
“Deutschland，Deutschland ueber Alles！Ueber Alles in der welt！”……
马赫的嘴唇也跟着一起动，但是没有出声。

“又是一堆操蛋的活儿，”耶格尔说。他的脚高高跷在桌子上，吧嗒吧嗒地抽着一支雪茄。“谁要是说‘元首日’就是保安工作的噩梦，那才是扯淡。肯尼迪来的时候，全城警察都得累个臭死，连想都不用想。”
马赫笑着看他：“我想，马克斯，你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历史性意义。”
“我操它的历史性意义。我只想到我的睡眠。现在炸弹已经像炮仗一样到处乱响了。看看这个。”
耶格尔把腿从桌子上挪下来，开始翻腾他面前的一堆卷宗。“你在哈维尔湖玩儿的时候，咱们这儿有人却得埋头干活。”他翻出一个信封和一张打字报告。这是份PPD档案——里面放的是死者遗物。耶格尔从信封里抽出两本护照，递给马赫。一本护照属于一个党卫军军官，保罗.哈恩；另一本是个年轻女性的，护照主人名字叫玛格达.福斯。
“漂亮妞儿，是吧？”耶格尔说。“他们刚结婚。从斯潘道开车去坦珀尔霍夫。到地中海去度蜜月。男的开车。路过瑙讷大街，一辆卡车横冲过来，把马路挡住了。里面跳出来几个人，拿着枪。新郎慌了，改成倒档。嘭！撞上了路灯。正在换一档，砰！恐怖分子开枪了。一枪打中脑袋。嗝屁了。小玛格达跳出车，准备逃跑。砰！又一枪。新娘也完蛋了。蜜月也完蛋了。什么都完了。两家子人还在斯潘道高高兴兴地给新人祝酒，吃吃喝喝呢。两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告诉他们。”
耶格尔用一块脏手绢擤了擤鼻子。马赫看着新娘护照上的照片。确实很漂亮。金发，深蓝色的眼睛。24岁。死得真可惜。“谁干的？”他把护照递回去。
“波兰人。”耶格尔一根根地竖起手指头。“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俄国佬。红军。无政府主义者。谁知道呢？谁都有可能。那个倒霉死鬼把婚礼告示贴在了兵营的收发室，谁都能看到。盖世太保逮了一个清洁工，一个厨子，正在弄口供。这些兵营的佣人都是外国人。今天下午他们都被带走了。可怜鬼们。”他把护照塞回信封，然后扔到了抽屉里。“你今天混得怎么样？”
“来块巧克力。”马赫把那个瑞士巧克力盒子递给耶格尔。小小的办公室里传来了叮叮咚咚的音乐声。
“好吃。”
“关于这个，你知道些什么？”
“关于什么？《风流寡妇》？元首最喜爱的轻歌剧。我妈简直迷得发狂。”
“我母亲也是。”
每个德国的家庭主妇都为之发狂。弗朗茨.雷哈尔的《风流寡妇》。讲的是一个虚构的欧洲小国外交官受命勾引一个富有而美丽的年轻孀妇的故事，最后以大团圆的完美结束。1905年在维也纳首演，甜腻得像这座城市闻名于世的奶油点心。元首在学生时代就发狂地喜爱这出歌剧。雷哈尔在1948年去世，元首特地派自己的私人代表出席了葬礼。
“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耶格尔用他那大爪子从盒中抓起一颗巧克力，丢进嘴里。“谁送给你的？一个秘密的爱慕者？”
“我从布勒的信箱里拿来的。”马赫咬开一颗牛奶巧克力，一股粘稠的樱桃汁流进了他的嘴里。“想想吧。你孤零零一个人，没有朋友。有人却从瑞士给你送来一盒昂贵的巧克力。没有任何留言。一个八音巧克力盒，演奏的是元首喜爱的音乐。谁会这么做？”他吞下另外半块巧克力。“也许里面下了毒？”
“哦！老天！”耶格尔赶忙把嘴里的巧克力吐到手上，然后掏出手绢擦去嘴边和手上浓褐色的唾液。“说真的，扎维，有时候我常常在想，你是不是心智不健全啊？”
“我在系统性地消灭国家安全案件的证据。”马赫强迫自己拿起又一颗巧克力。“不。比这更糟。我在大吃大嚼国家安全案件的证据。双重的害处。破坏司法制度，同时增加自己的体重。”
“说真的，你该休息了。我说你应该马上把这盒巧克力倒到楼下垃圾筒里。然后跟我一起回家，和汉内一起吃晚饭。你看上去有一星期没好好吃过东西了。盖世太保把文件都拿走了。验尸报告也直接送到阿尔布雷希望特亲王大街。这个案子结束了。对咱们俩来说。”
“听着，马克斯，”马赫把约斯特的坦白告诉了他，包括看见格洛布斯和尸体在一起。他掏出布勒的记事本。“这里面有几个名字我要查一下。谁是施图卡尔特和路德？”
“我不知道。”耶格尔的脸突然沉了下来。“我不想再听跟这有关的事儿了。”

一道石砌楼梯通向刑警总部大楼半黑暗的底层。在楼梯口，马赫犹豫了。他手里拿着那盒巧克力。往左拐是总部大楼的水泥中庭，楼里所有的垃圾都集中到那里的几个垃圾箱中。往右拐，一条稍微明亮一些的走廊通往资料库。
他把巧克力盒夹在腋下，向右边走去。
刑警总部的资料库在锅炉房旁边，天花板上密如蛛网的暖气管道让那里闷热无比，到处是被烤热的灰尘和故纸味道。在半明半暗的灯火下，杂乱地堆放着一堆堆、一摞摞、一捆捆的资料和档案。
资料管理员是一个身材肥胖、面目凶恶的妇女，穿着特大号的黑色党卫军制服。这位胖女神以前是普洛岑西监狱的女看守。她要马赫出示证件，尽管十多年来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这里一两次。她照例仔细查看了证件，仿佛以前从未看过似的，然后凶巴巴地瞪着马赫的脸，然后把证件递还给他，同时翘了翘肥胖的三层下巴，表情介乎于感谢和冷笑之间。她竖起一根胖手指，第五百次警告他：“里面不许抽烟！”
马赫从离管理员最近的架子上拿下一本《Wer Ist’s？》，一本足有一千页厚的德国著名人物名录指南。他还拿了一本党内发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人事指南》，哈尔德就是在这书里找到了布勒的资料。他抱着两本书，找了张灰尘少些的阅读桌坐下，把头顶上的阅读灯打开。墙那边，托普父子公司生产的大锅炉发出嗡嗡蜂鸣。除此以外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这里真是个被遗忘的角落。
这两本书里面，马赫觉得那本纳粹党人事指南更有用一些。这部书从3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版。他经常在下午和傍晚来到资料室，在暖烘烘的屋子里翻阅早年的人事指南，看那些人的面孔是如何一年年地变老。早些年的人事指南上净是些如今已经入土的老家伙：波罗的海“自由军团”战士，啤酒馆暴动参加者，冲锋队队员，鼻梁折断、脖子比脑袋还粗的打手型人物，直瞪瞪地盯着照相机，仿佛是犯人在接受警察局的拍照。这些人里看上去最顺眼的，也是摆出一副19世纪乡下老农去城里照相馆的土包子样。
但是从40年代末开始，这些老家伙一个个地消失了，人事指南上开始出现精明强干的技术型官僚。施佩尔那样的人物。知识分子。工程师。博士。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和专业训练。彬彬有礼，笑容温和，目光冷硬。
找到了一个路德。教名：马丁。不过这个马丁.路德同志看上去并不像那个赫赫有名的同名历史人物。他长着布丁一样的圆脸，黑发，戴着一副牛角眼镜。马赫掏出笔记本。
出生：1895年12月16日，柏林。1914-18，服役于德国陆军运输部门。1933年3月1日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柏林市议会中担任达勒姆区代表。1936年进入外交部。先是“Dienststelle Ribbentrop”（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主管。1940年出任外交部与党卫队之间的联络官。然后调到“Abteilung Deutschland”（德意志人事务部）。1941年7月提升为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1955年退休。
简历只有疏要的几行字，但是马赫已经在脑海里勾勒出了这个人的形象。野心勃勃的街头政客，干巴巴的官僚。就像几千名在纳粹党掌权后一星期内突击入党的官僚一样，政治投机分子。
他翻到施图卡尔特那一页。威廉.施图卡尔特（Wilhelm Stuckart），法学博士。人事录上的照片是在摄影室里拍的标准像，看上去像一个自负的影星。一头灰色卷发，向外凸的颧骨，酒色之徒的多肉嘴唇。马赫继续做着笔记。
1902年出生于威斯巴登。在慕尼黑及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1928年以“magna cum laude”（马赫记得这个拉丁文词组好象是“优等成绩”的意思）毕业。1922年在慕尼黑入党。在冲锋队和党卫队里担任多种职务。1933年担任斯德丁市长。1935-53年任内务部国务秘书。著作：《德国种族法评注》，1936年。1944年授予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荣誉军衔。1953年退出公职，从事法律业务。
这个家伙和路德截然不同。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像布勒一样的“老战士”；一个年纪轻轻就飞黄腾达的人。31岁就当上了足足有30万人口的斯德丁市长……突然间，马赫想起最近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些内容。什么地方来着？他想不起来了。恩……
《Wer Ist’s？》没有提供更多的资料，只是说施图卡尔特没有结婚，而路德结过三次婚。马赫在笔记本里找到两页空白的纸，画下两道线，分成三栏，在顶端分别写下布勒、路德和施图卡尔特的名字。然后是三个人的简历，提升日期，职位。这是他常用的方法之一，可以分析出一些看上去似乎毫无关系的人之间的某种联系。
他们出生的年代很接近。布勒64岁，路德68岁，施图卡尔特61岁。都在30年代出任公职，分别是39年、36年和35年。职位也差不多，布勒和施图卡尔特是国务秘书，路德是助理国务秘书。都在50年代退休：布勒是1951年，路德1955年，施图卡尔特1953年。他们肯定彼此认识。布勒在上星期五同另外两人见过面。那么，还能分析出什么线索呢？
马赫往后一仰，把腿翘在桌子上，看着天花板上交叉纵横、落满灰尘的暖气管道。
他想起来了！
马赫收回腿，坐了起来。
在资料室入口报刊架上，有成叠的《柏林日报》、《人民观察家报》和党卫队官方报纸《黑色军团》。他找出前一天的《柏林日报》。翻到讣闻那一版。昨天晚上他还看过。
“忠诚的纳粹党员，久经考验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威廉.施图卡尔特同志，前内政部国务秘书，于4月13日因心脏病不幸在柏林去世，享年62岁。施图卡尔特同志一生忠于党的工作，终生服务于党和帝国。1922年……”
地面似乎在微微旋转。管理员抬头凶巴巴地盯着他。“你怎么了？不舒服？”
“我很好，谢谢。帮我个忙，好吗？”他拿起一张纸片，写下施图卡尔特的全名和出生日期，“帮我找找这个人的资料。”
她看了看纸条，伸出手来：“证件。”
他掏出工作证。管理员舔了舔铅笔，在查询登记表上记下证件上的12位号码。这样刑事警察手里就会有一份记录，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扎维尔.马赫在4月15日下午申请查阅有关威廉.施图卡尔特的资料。在盖世太保要求他停止办理布勒案件整整八个小时之后。不遵守党的纪律的又一条罪证。对此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管理员走到一座大档案柜前，仔细看了看标签，拉出一个小抽屉，飞快地翻动里面的卡片索引。“斯特鲁普，斯特伦克，斯特鲁斯，施图普纳格尔……”
马赫插嘴说：“你跳过去了。”
管理员冷笑一声，抽出一张粉红色的纸片。“施图卡尔特，威廉。有一份档案。被人拿走了。”
“谁干的？”
“你自己看。”
马赫凑过去。施图卡尔特的档案在菲贝斯的手里。VB3，性犯罪部。
中午的威士忌和傍晚的灰尘让马赫觉得干渴异常。走廊外有台饮水机，他接了一杯凉水。
接下来该干什么呢？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像耶格尔每天这时候要做的一样，锁上抽屉，拿起帽子和大衣，下班回家，和老婆孩子呆在一起。不过对马赫来说这不是一项选择。安斯巴赫大街空荡荡的公寓，吵闹的邻居，头一天的报纸，这些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他的生活圈子已经缩小到如此可怜的范围，唯一的消遣就是工作。如果他不选择这个，那还有什么可干的呢？
而且还有件事。工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让人上瘾的麻醉剂。永远有更多的迷团要解开。谁是魏斯一家？那具湖边尸体是谁？布勒和施图卡尔特的死亡有什么联系？是这些迷一般的问题在支撑和推动着他的生活向前迈进。所以，没有选择。
马赫把纸杯扔进垃圾桶，向楼上走去。

六
瓦尔特.菲贝斯在他的办公室喝着荷兰杜松子酒。窗户旁边的桌子上，有五个脑袋在瞪着他：五个白石膏做的人头，一半头皮掀开，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大脑。五个脑袋排成一排，远远看上去就像洗手间里的五个水池。它们从左到右按照种族优劣顺序排列，每个脑袋下面都有文字说明。这是第三帝国官定的种族等级：
第一等，纯种北欧人，包括绝大多数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他们是第三帝国最理想的种族，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保持着纯正的北欧血统，身材高大，长颅窄面，金发碧眼。讽刺的是，在德国本土，属于这个种族的人却不多。
第二等，旧石器时代以后混入微量凯尔特或其他“无害”血统的北欧人，或称法利克人（Phalic），这些人包括大多数德意志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爱沙尼亚-芬兰人，他们面部稍微圆一点、颅骨稍微矮一点，但也是金发碧眼。
第三等，有少量阿尔卑斯-迪纳里克血统或东波罗的血统的混血种，他们的头发稍微暗一些，眼睛的颜色也可能是绿色或者褐色，住在东南欧或波罗的海东岸的日耳曼人大多属于这个类型；只有属于以上这三个种族的人可以参加党卫队。
另外两个等级的人头面带责备地盯着菲贝斯，他们不能在第三帝国担任高级公职：
第四等，迪纳里克或东波罗的血统占优势的混血种族，或者这两个血统的纯种，囊括了属于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乌克兰、俄罗斯、捷克、克罗地亚等种族的帝国臣民，尽管他们当中也有金发碧眼，但是颅骨的比例却不符合某些标准：面部太宽，或者眼睛之间的距离太大；最末一个等级则是带有非雅利安人血统的混血儿。
在新欧洲的这个种族等级序列中，大多数法国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西班牙人被定为“地中海种族”和“阿尔卑斯种族”，他们的地位在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之间，但是由于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外国公民，因此他们的脑袋没有被陈列在菲贝斯的办公室中。
马赫的种族属性介于第一等和第二等之间。至于菲贝斯，很讽刺的是，他勉强够得上划入第三等的标准。第三帝国最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很少是那些金发碧眼的雅利安超人——用《黑色军团》的话说，“他们对于自己属于统治种族一事太过理所当然”，因此很少去操心这方面的问题。相反地，对“雅利安人血统纯正性”最热衷的却是那些对自己血统不那么自信的家伙：弗兰肯大区（巴伐利亚北部）某个长着罗圈腿的黑头发校长；下巴伐利亚某个戴着厚厚眼镜的肥胖店主；图林根地区某个红头发、面颊抽搐的神经质会计师，志愿参加党的义务工作，利用节假日时间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团员们传授种族学知识……胖子、瘸子、丑八怪。捍卫“雅利安种族纯洁”的急先锋，就是这些人。
“什么是纯种的雅利安人？”“像戈培尔一样高，像戈林一样体态健美，像元首一样金发碧眼”记得当年这个老笑话的人，不是进了KZ，就是干脆消失无踪了。
这么说，威廉.施图卡尔特的档案是在菲贝斯这里了——这个长着近视眼、弯腰罗锅、一嘴龅牙、头戴绿帽子的老菲贝斯。帝国把他最乐意干的工作恩赐给了他。种族间性行为和同性恋的数量猛增，已经超过了强奸、人工流产，这个“反德意志民族的重罪”，可以被判处死刑。如今已经进入六十年代，这些新罪名已经成为第三帝国最主要的性犯罪活动。菲贝斯带着狂热和欣喜的劲头，为帝国、为元首侦破这些案子，日夜不休。用耶格尔的刻薄话说，党员菲贝斯同志在这些与性有关的案子中间一边打滚，一边高兴得直哼哼，快活得就像粪堆里的一头猪一样。
但今天不是。他在办公室里饮酒，眼神模糊，秃脑袋上的假发两头翘起，像蝙蝠翅膀一样呼扇着。“报纸上说，施图卡尔特死于心力衰竭。”马赫对他说。
菲贝斯眨了眨眼睛。“但是档案室说，他的资料被你拿走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有。咱俩是同事，对吧？”不待邀请，马赫就一屁股坐了下来，点着一支香烟，“还有，咱俩同病相怜，都有‘家庭事务的困扰’，对吧？”“不光是家庭事务。”菲贝斯咂吧咂吧嘴。“给我一支。”
马赫递过去一支香烟，然后点着自己的打火机，送了过去。菲贝斯深深地吸了一口，表情看上去就像一个偷偷抽烟的学校男生。“这案子对我震动太大了。马赫。不骗你。这个人对我来说就像英雄一样。”“你认识他？”“听说过他。我这种地位的人，怎么能和他相识呢？”菲贝斯自卑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怎么？你为什么对他产生兴趣？”“国家安全。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明白了。”菲贝斯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酒。“我们俩非常像。马赫。你和我。”“是么？”“没错。只有你泡办公室的时间和我一样多。咱俩都把老婆孩子那套东西给抛弃了——那堆狗屎！咱俩都是为工作而生。工作进展顺利，你就觉得高兴。工作要是不顺利……”菲贝斯的脑袋开始往前耷拉，“你看过施图卡尔特的书吗？”“很不幸，没有。”
菲贝斯拉开抽屉，拿出一本皮革封面的精装书，递给马赫。《德国种族法评注》。马赫注意到书的切口已经被翻得很脏，封面的烫金书名已经褪色，装订线也开始松动，可见它经常被书的主人翻阅。
马赫飞快地翻着书页。这本书用大段大段的章节仔细解释了1935年通过的三部法律：《帝国公民法》，《德意志血统和尊严保护法》，《德意志人民遗传健康保护法》。它们被统称为《纽伦堡种族法》。书中一些段落用红墨水画上了着重线，旁边写上了大大的惊叹号表示赞许：“为了避免玷污种族血统，新婚夫妇在婚前必须接受强制的婚前检查”，“患有性病、先天低能、癫痫症和遗传疾病（参见1933年的《绝育法》）的人，结婚前必须接受绝育手术”。还有表格：“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状况统计表”，“给定数目的任意人群中属于第一等杂种血统的人口统计”（注：在纳粹德国，“Mischlinge”（杂种）这个词特指混入犹太血统的混血儿。第一等是有1/2犹太血统、但本人不信犹太教的，第二等是有1/4犹太血统的，第三等是有1/8犹太血统的，以此类推）
对于马赫来说，这完全是一本不知所云的奥义天书。菲贝斯解释说：“这里面大多数内容已经过时了。你知道，这些法律基本上是针对犹太人的，而犹太人，你知道……”尽管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俩，但菲贝斯还是下意识地来了个“德意志一瞥”：“……他们全都迁移到东方去了。但是施图卡尔特仍然是我的偶像。这部书就是整个帝国种族系统的基石。”
马赫把这部圣书递了回去，菲贝斯双手捧过它，脸上露出慈爱的神情，像圣母抱着圣婴。“谢谢。其实我想看的是施图卡尔特的案卷。”马赫等着对方表示反对。但是令他很惊讶，菲贝斯一边抓起酒瓶子给自己再倒一杯酒，一边用漠不关心的语气说：“自己看吧。”
有关施图卡尔特的刑警档案已经发黄，看上去有些年头了。档案中最早的文件可以追溯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前。1936年，施图卡尔特成为内政部“保卫德意志血统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由律师、医生、公务员组成，专门对那些申请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的申请进行评判，决定是否批准相应的婚姻请求。不久之后，有关部门就开始受到匿名举报，说施图卡尔特接受金钱贿赂，非法签发结婚许可，同时还与一些女当事人有暧昧的关系，对她们提出性要求。
第一个具名的举报者是多特蒙德的一名裁缝，马塞尔先生。他向当地的党支部提出抗议，说他的未婚妻被施图卡尔特骚扰了。他的申诉书被移交给刑警。之后警察部门没有对施图卡尔特展开任何调查，反而把马塞尔先生和他的未婚妻关进了集中营。之后还有数起类似的举报，其中一起战时投诉来自他居住的那个街区的街道委员会主任（纳粹党的最低级党组织），对这些投诉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处理的。
1953年，施图卡尔特开始与玛丽亚.德马尔斯基，一个18岁的华沙女孩交往。为了嫁给一名国防军上尉，这个女孩宣称自己的德意志血统可以追溯至1720年。内政部的调查结果是，德马尔斯基提交的路德派教堂洗礼登记文件是伪造的。第二年，德马尔斯基获得了在德国政府部门工作的许可，她的雇主是一个叫威廉.施图卡尔特的家伙。
马赫扬了扬眉毛。“这家伙这么做，怎么可能十年里一点事儿都没有呢？”“他是个党卫队旅队长，马赫。你没法投诉一个旅队长。你看见马塞尔的下落了吧？谁要是敢检举，下场很可能和他一样。还有，谁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照片、情书，一概没有。不过……”“嗯？不过什么？现在有了证据？”“你接着看下去吧。”
在案卷中有一个棕色的马尼拉纸信封，里面有十多张彩色照片。是用质量最好的阿克发胶卷冲印的，画面极清晰。画面中，施图卡尔特和德马尔斯基一块儿躺在床上，猩红色的高级丝绸床单上，两具白花花的肉体。画中人物的面孔很好辨认。这些照片全都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拍摄的，可能安放在床对面的柜子上或镜框中。那女孩的身体看起来肤色苍白，营养不良，被压在施图卡尔特的肥大身躯下，仿佛就要被折断一样。在一张照片里，她跨坐在施图卡尔特身上，细瘦的胳膊伸到脑后，脸侧对着照相机的镜头。德马尔斯基的脸庞看起来比较宽，斯拉夫人的特征很明显。但是从她那一头浅白色齐肩金发上看，如果说这个女孩是日耳曼人，似乎也有一些根据。
“这照片不是最近拍的吧？”“差不多十年以前。老头儿头发没那么白。小妞儿后来胖了一点。看上去更像妓女了。”“他们这是在哪儿？”照片的背景很模糊，依稀可以看出棕色木头的床头板，红白相间的条纹壁纸，一盏壁灯、上面有黄色的灯罩。“不是他家——至少不是现在的样子。可能是在饭店里。或者妓院。你发现没有？他们有时候直盯着镜头看，所以我想照相机可能是安装在一面双面镜子的后面。他们是在照镜子。”
马赫又仔细看了一遍照片。他用手指摸着照片的背面。相纸很挺括，很新。应该是用老胶卷翻印的新照片。在克罗伊茨贝格的昏暗小巷里，一个拉皮条的人肉贩子会向你兜售这种翻拍的色情照片。“你在哪儿找到这些照片的？”“尸体旁边。”
案卷里说：施图卡尔特先射杀了他的情妇。玛丽亚.德马尔斯基衣着整齐，脸朝下仆倒在施图卡尔特位于弗里茨.托特广场的公寓床上。子弹是从后颈射入的，凶器是党卫队为高级军官配发的卢格手枪（如果这把枪真是凶器的话，那也一定是它第一次开火，马赫想）。伤口里的鹅毛和棉花表明凶手是隔着枕头开枪的。为了消音。接着，施图卡尔特坐在床边，吞枪自尽。现场照片上，他僵硬的右手还紧紧握着那把枪。
“他留下一张字条，”菲贝斯说，“放在餐厅桌子上。‘通过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能让我的家人、帝国和元首免遭耻辱。希特勒万岁！德意志万岁！’署名：威廉.施图卡尔特。”“敲诈？”“有可能。”“谁发现尸体的？”“啊！这一点最有意思了。”菲贝斯一字一字地挤出来，仿佛每个字都带着毒汁：“一个美国女记者。”
她的陈述也在案卷里。夏洛特.麦吉尔，25岁，一家美国通讯社——世界欧洲报导（World European Feature）驻柏林的特派记者。“一个真正的小婊子。我们把她带进来的时候还在大嚷大叫，宣布她的什么权利。权利！哈！”菲贝斯又倒了一杯酒。“操！我想咱们现在对这帮西方媒体记者真是太客气了，你说是吧？”
马赫看了看她的住址。除了这个记者以外，唯一一个目击证人是施图卡尔特那座公寓的守门人。这美国女人声称在楼梯上看到两个男人，接着她就发现了尸体。但是守门人发誓说当时没有别的人在场。还有一个信封，装的是从施图卡尔特身上找到的一串钥匙。
马赫突然猛地抬起头，表情紧张地盯着菲贝斯背后那扇毛玻璃门。那老酒鬼吓了一跳，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怎么回事儿？”“没什么。门外面有个影子。”
“老天！这鬼地方……”菲贝斯冲到门边，打开门，向走廊上左右张望。马赫迅速把信封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走廊上没人。”菲贝斯关上房门，“你的胆量也越来越小了，马赫。”“是啊。有时候经常出现幻觉。反应过度。大概我该去休假了。”他合上案卷，站了起来。
菲贝斯在酒精的影响下前后晃动着脑袋，斜眼瞪着他。“你不把这玩意儿拿走？你不是和……呃……盖世太保一块儿办这个案子么？”“没有。两码事。”“哦。”菲贝斯一屁股坐了下去。“刚才你说‘国家安全’，我以为……没关系。盖世太保把这个案子接过去了。谢天谢地。格洛布斯亲自负责。呃！你听说过他吧。一个恶棍。没错。恶棍。不过他会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的。”
亚历山大广场的档案处提供了路德的住址。根据警方档案，他仍然住在达勒姆区。马赫又点了一支香烟，然后开始拨路德家电话。电话铃响了半天，但是没有人接。就在他要挂上电话时，话筒另一头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声音。“喂？”
“路德夫人？”“是。”她的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年轻。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仿佛刚刚哭过。“我的名字是扎维尔.马赫。我是柏林刑事警察的一名侦探。我能和你丈夫谈话吗？”“抱歉……我不明白。如果你是警察，那你应该知道……”“知道？知道什么？”“他失踪了啊！他星期天就失踪了。”她又开始哭起来。
“啊，我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马赫小心翼翼地把香烟放在烟灰缸的边上，让它保持平衡。天上的父啊！又一个！“他说他因为生意上的事要到慕尼黑去，星期一回来。”话筒另一头的女人擤了下鼻子，“不过我早就和警察局的人说过这些事了啊。你肯定知道，现在是很高级的官员在处理这个案子……”
路德夫人突然中断了说话。马赫能听到话筒的另一头有小声交谈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多疑声音。她对那男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回来对着听筒说话。“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在这里。他想和你谈谈。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马赫挂上了电话。
在离开办公室的路上，他想着上午在布勒家里接到的那个电话。一个老头的声音。“布勒？请讲话。谁在那边？”“一个朋友。”然后电话被挂断。

七
在戈滕兰车站附近，比洛大街自东向西横穿柏林交通最繁忙的街区之一。这片街区长达一公里，那美国女人的住址就在这一带。那栋公寓楼比马赫想像的还要破败不堪：五层高的砖楼，墙面上积满了一个世纪以来从柏林-安哈尔特铁路上飘过来的火车煤烟，其间还星星点点地点缀着白色的鸟屎。公寓大门前的马路牙子上坐着个胡子拉碴的酒鬼，脑袋左右扭动，挑衅地盯着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马路对面是个高架地铁车站。马赫在路旁停车的时候，正好有一列地铁进站，红黄相间的车厢和蓝白色的电火花为这片陷入黑黢黢暮色中的灰暗街区添上了几抹色彩。
她的公寓在四楼。不在家。马赫读着钉在门上的英文字条：“亨利，我在波茨坦大街的酒吧里。爱。夏莉。”马赫只认识少数英文单词，但要看懂这个字条还没问题。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下楼梯。波茨坦大街很长，两边有许多酒吧。
“我在找麦吉尔小姐，”在底楼，他对公寓看门人说，“知道我在哪儿能找到她吗？”
见到银黑色的党卫队军服，看门人像合上电闸一样立即精神起来，原先百无聊赖的神情变为热切的巴结面孔。“她一个小时以前出门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她出去十五分钟以后，一个年轻小伙子来找她。是个外国人，穿得很时髦，短头发。她午夜之前是不会回来的，这我可以向您保证，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马赫不禁想，这个长舌头的老太太向盖世太保汇报了多少关于她的房客们的情报呢？“她有没有常去的酒吧？”“‘黑妮’，就在拐角。那些死外国佬都去那儿。”
“您的观察能力会为您赢得赞赏的，夫人。”
五分钟后，当马赫终于摆脱那个喋喋不休的女人时，他对“夏莉”的情况已经了解得足够多了。他得知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剪了一头齐耳短发；知道她个子很小，很苗条；知道她出门时外面穿了一件蓝色风衣，“还有高跟鞋，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对，高跟鞋，就像个妓女”；马赫还知道了这个女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知道她经常半夜才归家，下午才外出；知道她拖欠了上个月的房租；那胖女人还想把他拖到垃圾桶旁边，指给他看“那贱妇扔出来的酒瓶子，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不了，谢谢您了，夫人……不，她不是妓女，我不想对她立案侦查。没有这个必要……不，我不想看她丢掉的酒瓶子。您已经帮了很多忙了……”
他开车右转，驶上比洛大街，接着再次右转，进入热闹非凡的波茨坦大街。黑妮酒吧就在左前方五十米远。大大的招牌上，一个穿着皮围裙、留着大胡子的胖子正在快活地举起一杯溢满泡沫的黑啤酒。招牌下面是霓虹灯拼成的酒吧名字，有几盏灯早就烧坏了，远远看去，店名变成了“HEI S”。
时候还早，酒吧里静悄悄的，只有角落那里坐着一桌人，正在用英语大声交谈。六个人，她是其中唯一的女人，一边大笑，一边用手指头缠绕着旁边一位年轻男子的头发。那男子也在大笑，忽然看见马赫走过来，低声向众人说了句什么话，笑声全都停住了。这几个人全都扭头看着马赫，他对自己的党卫队军服和马靴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感到很窘。
“麦吉尔小姐，你好。”马赫彬彬有礼，仿佛一名英国绅士，没有像典型身穿军装的德国人那样“咔”的一下并拢脚跟，“我是扎维尔.马赫，柏林刑事警察探员。”他把他的证件递过去晃了晃，“能和您借一步说话吗？”
她有一双深色的大眼睛，在酒吧的昏暗灯光下闪闪发亮。“请便。”“私下谈谈，我是说。”“我和警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凑到旁边那位年轻男子的耳旁，同他耳语了几句话，他们俩全都笑起来。马赫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耐心地等着。过了一会儿，那男子站了起来。他穿着运动夹克，里面的衬衫没有扣扣子。他从衬衫胸袋里抽出一张名片：“亨利.奈丁格尔。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很抱歉，马赫先生，但是麦吉尔小姐说她已经把她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们的警察了。”马赫没有搭理他。
那女人说：“如果你不愿意走的话，为什么不加入我们？这是《纽约时报》的霍华德.汤普森先生，”年纪最大的男子抬了下眼镜，“这位是合众国际社的布鲁斯.法隆先生。彼得.肯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阿瑟.汉内斯，路透社。亨利，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我们正在喝一小杯，庆祝那件‘大新闻’。来吧。美国人和党卫队——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啦，不是吗？”
“小心点，夏莉。”使馆的那个年轻男子小声提醒说。“闭嘴，亨利。哦，天哪，要是这个人还不走的话，我就跟他一块儿走。看这个……”她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揉皱了的表格，把它塞到马赫鼻子底下。“因为这堆乱七八糟的事儿，我收到了这个。我的签证被提前注销了，因为‘未经许可便与德国公民进行密切交往’。我本来应该今天离开，幸亏我的同事跟宣传部说情，才又延长了一个星期。看上去不错，是不是？正好在‘大新闻’之前把我撵走。”“这事很重要。”马赫催促他。
她盯着他，表情很镇定。大使馆的家伙把手放在她胳膊上。“你不必一定跟他走。”这句话看来帮她拿定了主意。“你住嘴好吗，亨利？”她挣脱他的手，穿上了风衣。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用英语说了什么。“我知道，霍华德，别担心。”在酒吧外面，她问：“我们去哪儿？”“我的汽车。”“然后呢？”“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有趣。”她个子真小。即使穿上高跟鞋，也比马赫的肩膀矮几厘米。他帮她打开大众轿车的车门。当她弯腰钻进车内时，他可以闻到她口中的酒气。还有烟味——美国香烟，不是德国的——还有香水。上等货，他想。
在他们身后,大众轿车的1300cc引擎发出嗡嗡的声音。马赫开得很小心，先是向西进入比洛大街，然后绕过柏林-戈滕兰车站，向北驶入胜利大街。站前广场上，“巴巴罗莎”战役中缴获的几百门俄国大炮排列在两旁，炮口向天，直指多云昏暗的柏林夜空。首都的这一部分地区通常在晚上非常安静。柏林人通常更喜欢去选帝侯大街两旁的高级咖啡馆，或者克罗伊茨贝格区那些下流放荡的小酒吧。但是这天晚上，胜利大街上哪儿都是人——成群结伙，带着敬畏的神情瞻仰着那些大炮、以及那些山一样高的公共建筑物，要不就是四处闲逛，浏览商店橱窗。
“什么样的人会晚上出门跑到这儿看大炮呢？”她好奇地望着车窗外的人群。“游客。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小年轻。这种人在柏林有三百多万。”把这个美国女人带回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是件非常冒险的事，特别是现在格洛布斯已经知道某个胆大包天的刑警在寻找路德。但是他需要亲眼看一看那座公寓，核实一下那女人所讲的事。他没有行动计划，对于在那所公寓里会找到什么也一无所知。他想起元首说过的一句话：“我遵循天意为我指明的道路，就像它为一个梦游者指出道路一样”，不禁莞尔。
在他们前方，探照灯的笔直光柱打在帝国人民大会堂穹顶上空的金色纳粹雄鹰身上，远远望去，那只站在地球之上的巨鸟仿佛悬浮在空气之中。在Welthauptstadt （世界首都）上空振翅待扑的一只食肉猛禽。她看见了他的表情。“你在笑什么？”“没什么。”他在欧洲议会大厦外面驾车右转。聚光灯照射下，十二个欧盟成员国的旗帜在夜风中徐徐飘扬。中央是一面超大的德国国旗，足有其他国旗两倍大。
“给我讲讲施图卡尔特。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很难讲。我父母认识他。我爸爸战前在美国驻德大使馆工作。他娶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女演员。她是我母亲。莫妮卡.柯赫。可能你听说过她？”“没有，没听说过。”她的德语非常流畅，毫无瑕疵，一定是从童年就开始说这种语言。从母亲那里学的，一定是。
“啊，她听到这个一定很难过。她总认为自己是战前德国的一个大明星。不管怎么说，他们俩都认识施图卡尔特。不是很亲密，但是认识。去年我来柏林时，他们给了我一份熟人名单，可以去拜访探望。差不多一半已经死了。其余大多数不愿意和我见面。美国记者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交往对象，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抽烟你介意吗？”
“请便。施图卡尔特是个什么样的人？”“非常讨厌的糟老头子。”黑暗中传来打火机的火光。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一把搂过我，把手放在我的……呃……后面。当着公寓里那女人的面。那是圣诞节之前。从那之后我就一直离他远远的。上星期我收到纽约办公室的一封电报，他们想做一个阿道夫.希特勒75岁生日的专题，想采访一些过去就认识他的老家伙。”
“然后你就给施图卡尔特打电话了？”“对。”“然后预约星期天与他见面。然后等你到他那儿时，发现他已经死了。”“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干嘛还要问我？”“我不知道，小姐。我不知道。这才是关键。”在这之后，他们一言不发，静静地开车。
弗里茨.托特广场离胜利大道几个街区远，作为施佩尔“大柏林都市规划”的一部分，兴建于50年代中期。这座广场面积不大，四周都是豪华的公寓楼，中央是一座小小的纪念花园，矗立着托拉克教授为“帝国高速公路之父”弗里茨.托特制作的雕塑。“哪座楼是施图卡尔特家？”她指了指广场另一端的一幢建筑。
马赫驾车绕过广场，围着那座公寓楼转了一圈，最后停在楼下。这里是禁止停车的区域，他把柏林市警察局的特许停车牌摆在车窗下面。这座新古典主义的公寓楼比党和政府在战后为老百姓修建的“人民公寓”豪华得多。气派的花岗岩墙基，白色墙面。高大的法式落地窗。大理石阳台。房楣上点缀着神话人物雕像。公寓楼后面是一座附设的私人花园，用铸铁栅栏围起来，只有住户有钥匙。马赫猜测每套公寓的价格都在百万马克以上。
“几层？”“五楼。哦，你们的四楼。”她耸了耸肩。在欧洲，人们把楼房的一层叫做“底层”。他抬头向上望去。四楼的窗户漆黑一片。好兆头。如同柏林的其他公共雕塑一样，托特博士的这座塑像也被聚光灯照得通明。在反射过来的灯光下，她的脸色显得很白，看上去好像生病了一样。这时他想起了在菲贝斯那里看到的现场照片——施图卡尔特的头盖骨被子弹崩开，脑浆流了一床——理解了她的心情。
“我不一定非得这么做吧？”坐在车里，她怀着希望对马赫说。“不。但是你会的。”“为什么？”“因为你和我一样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你跟我到这儿来的原因。”她又开始瞪他，然后丢掉手中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那就快点儿吧。我还要回去和朋友在一起。”
公寓的门钥匙在马赫偷来的那个信封里。一共五把。马赫试了试，发现其中最大的那把黄铜钥匙可以打开公寓楼的大门。他们走进门厅。这里的陈设和大楼的外观一样豪华。过分装饰、镀金成癖、竞相奢华的“新帝国风格”——洁白的大理石地面上面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镶金叶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角落里摆着洛可可式的镀金家具，红色天鹅绒长椅和茶几，估计都是19世纪的古董。到处打扫得一尘不染，空气中有一丝栀子花的香味。谢天谢地，看门人不在。大概下班了。事实上，整幢公寓楼都静悄悄的，给人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大概一些住户已经离开城里，到郊外的别墅或庄园去躲清净了。聪明的人总是在元首日之前离开柏林，躲开汹涌拥挤的人群。
“现在干什么？”“告诉我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看门人坐在桌子旁边。这儿。”她指了指门厅入口处的一张桌子，“我告诉他我来探访施图卡尔特，他让我上四楼。我没法坐电梯。当时正在维修。有个人在那儿工作。所以我走楼梯上去。”
“什么时间？”“中午。12点整。”
他们沿着楼梯向上走去。楼道很安静，和门厅同样豪华。波希米亚水晶壁灯散出柔和的淡黄色光芒。墙上贴着锦缎墙纸，楼梯上也铺着厚地毯，连楼梯扶手都是雕花黄铜的。“我走到二楼的时候，两个人从上面冲下来，差点撞上我。”“说说他们的外貌。”“这事儿发生的很突然，他们很快就从我身边冲过去了，我没看仔细。两人都是三十多岁。一个人穿褐色衬衫，另外一个穿绿色的夹克，带风帽的那种。短头发。就注意到这么多。”“他们看到你有什么反应？”“把我扒拉到一边。动作很粗鲁。穿夹克的对另一个人咕哝了一句，我没听清。电梯间里有很大的噪音。接着我找到了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按门铃，没人来开门。”
“然后呢？”“我走下去，找到门房，让他帮我把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打开，看看他是不是没事。”“为什么？”她踌躇了一下。“我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直觉。你知道，你和一个人约好，去拜访他，明知道他在家里等着你，却不来开门……”“然后你让门房开了门？”“我告诉他，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我就去喊警察。如果施图卡尔特博士发生什么不测，他就要对警察解释这一切。”
很精明的做法，马赫想。纳粹党当政后的30年里，当局一直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大多数德国人养成了习惯，不愿意为任何事承担直接责任。“然后你就看到了尸体？”她点点头。“门房先看见的。他大喊大叫，然后我冲了进去。”“你提到你在楼梯上看到的那两个人了么？门房怎么说？”“他忙着在那儿吐呢。吐得一塌糊涂。然后他坚持说没看见任何人下楼。他说这两个男人是我捏造出来的。”“你认为他在撒谎？”她想了想。“不。我想他可能真没看见那两个人。不过我也不明白，他怎么可能看不见他们。”
他们还站在二楼的楼梯上，就站在麦吉尔看见那两个男人的地方。马赫转身下楼，她犹豫了一会儿，也跟着下去了。在一层楼梯平台旁边，有一扇门，可以通往一层的走廊。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有可能藏在这里，我想。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藏呢？”
他们继续往下走，走到底层。这里有两扇门，一扇通往门厅。马赫试了试另一扇门。没有锁。“或者他们可以躲到这里。”他扭开了这扇门，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道寒酸得多的水泥楼梯，通往地下室。借着日光灯的光亮，他们走了下去。楼梯很长，他们转了好几次弯才走到底下。面前是一扇厚厚的钢门，看上去足有一吨重。马赫伸手试试，很轻松地把它拉开了。一定上了油。
门里面是一条长长的水泥走廊，两侧有许多房门。马赫一扇扇地拉开。厕所、淋浴房、储藏室、发电机室、水泵和空气过滤机，这里是一处防空掩体。根据1948年《帝国民防法》的要求，所有新建建筑物都要配备地下掩体，配备发电机和空气过滤装置。这个掩体设计得很周全：火车式铺位，食品柜，单独的卫浴设施。家具全是金属做的。民防法规定防空洞里不能用易燃材料。马赫拖来一把金属椅子，摆到通风口下面，那个通风口离地面两米半高。他抓住通风口的金属遮板，轻而易举地把它拆了下来。所有的螺丝都被拧下来了。“建设部要求每个防空掩体都要留出直径一米半的通风管道，”他一边向错愕不已的夏洛特解释，一边解下武装带，连同手枪一起挂在椅背上。“就是没考虑到会给我们留下多少麻烦。对不起，介意吗？”
他脱下军装上衣，递给她，然后蹬上那把椅子。在通风口里面，他摸到什么东西，拽了一下，觉得很结实，于是使劲把自己拉了进去。果真是这样。通风口里的空气过滤机和风扇都已经被拆走了。他一点一点地往前蹭，手脚并用。通风管道里一片漆黑，他被灰尘呛得直咳嗽。爬了好一阵儿，他终于摸到了通风口的出口，吃力地推开一块金属板，只听得那块板子咣当一声掉到了地上。
外面的空气新鲜而甜美。出口位于公寓楼后面的住户私用花园里，周围是婆娑的绿树和灌木。他扒在通风口，望着云隙中的点点夜星，犹豫了好一阵，最后还是原样退了回去，最后全身灰土地跳回到防空洞的水泥地面上，震得两脚发麻。
那女人正拿着他的手枪指着他。“梆！梆！你死了。”面对马赫错愕的神情，她莞尔一笑。“美国的笑话。”“不好玩。”他一把夺回卢格手枪，别到枪套里。“OK。”她说，“好玩的在这里。两个凶手被目击者发现离开了现场。过了四天，警察才发现他们是怎么跑出去的。我说这个挺好玩儿的，你说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他用力掸去衬衫和裤子上的灰土。“如果警察发现的证据表明他是自杀，在他的尸体旁边找到遗书，又是死者本人的手迹，那么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进一步进行调查。”“但是你来了啊，而且果然发现了新的证据。”“我是好奇心很强的那种类型。”“当然。”她又开始露齿而笑。“这么说，施图卡尔特是被人开枪打死的，凶手伪造了自杀现场。”马赫犹豫了一下。“很有可能。”
他说出这几个字后，马上感到后悔。就施图卡尔特这件案子来说，这个女人已经把他领到了这样深入的地步，对于一个第三帝国的警察来说，相当不明智。
现在她的眼睛里露出嘲笑的神色。他暗暗咒骂自己，后悔不该低估这个女人。她和职业罪犯一样机灵。有一瞬间，马赫考虑把这女人带回酒吧，然后自己回家上床睡觉。但是想了想，他决定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么做并不好。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必须有这个女人的帮忙。
几分钟的静默。地下室的日光灯稳流器发出嗡嗡的声音。接着，他开口说话，语气略带嘲讽。“现在呢，我们必须检查党员施图卡尔特同志的公寓。”这句话的效果令他很高兴。夏莉脸上的讥讽笑容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但是她没有拒绝和他一起去。他们快步沿着楼梯往上走，马赫不禁想道，也许这个女人和他一样对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感到好奇。
他们走进门厅，上了电梯。在四楼，电梯门平滑地打开。他们正要走出去时，突然听见开门的动静。在他们左边。马赫一把攥住夏莉的胳膊，快速走出电梯，闪到楼梯间的入口处。借着墙角的遮挡，他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穿着貂皮领大衣，怀里抱着一只名贵的哈巴狗，步态高傲地走向电梯。“你把我攥疼了。”
“嘘！对不起。”他们躲在门后。那贵妇亲昵地对小狗说着什么，接着消失在电梯里。不知道菲贝斯有没有把施图卡尔特的案卷移交给格洛布斯。如果那老家伙发现公寓门钥匙不见，一定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的。他们得抓紧。
施图卡尔特公寓的门口贴上了盖世太保的封条，盖着大印。门把手堵上了红色的封蜡。一张布告向胆敢探头探脑的好奇者宣告，这所公寓已经处于“秘密国家警察”的直接管制之下，严禁进入。马赫戴上一副薄薄的细皮手套，打碎了门把手上的封蜡。他试到第二把钥匙，就毫不费力地就把门打开了。“别碰任何东西。”借助走廊的灯光，马赫找到了电灯开关，扳了上去。
他打量着周围。这是一座圆形的小门厅。深绿色的锦缎护壁，靠墙摆着雪花石膏和大理石的古董胸像，墙上挂着几幅小油画。门厅两侧各有一条走廊，正对着公寓大门则是两扇白色的门。他们推开门，走进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
马赫眨巴眨巴眼睛。他只在画报里的巴黎歌剧院介绍中看到过同样令人目不暇接的奢华场面。这个大客厅有20米见方，左边墙上有两扇门，右边有一扇，正对着门厅则是五扇法式落地窗。天花板很高，挂着华丽的水晶枝形吊灯，正在大放光明。这间客厅比楼下的门厅布置得更加奢华，到处都是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油画，雕塑，小件古董，花色黯淡的名贵波斯地毯。壁炉上面是涡纹装饰的威尼斯镀金镜子，前面摆着两座镶嵌着金丝和宝石的珐琅佛塔，就是摆在博物馆里也不失为一流的藏品——也许正是从华沙或者巴黎的某家博物馆里弄来的，马赫想。他回忆起布勒的别墅，以及哈尔德告诉他的故事。这套奢华公寓就是残酷的战争之树为权贵们结出的甜美果实。
“再给我讲一遍当时的经过。”“门房把门打开。我们走进来。他喊了喊，没人应答。于是我们分头检查。我打开了这扇门。”她领他退回到门厅，指指右边那道走廊。尽头是一道小一些的门。马赫只在杂志上看过与这类似的浴室。比他自己公寓的客厅还要大。象牙色和黑色的大理石，烟玻璃和镀铬的浴室设备。和古罗马浴池一样大的下沉式漩涡按摩浴缸。插满鲜花的花瓶，玫瑰、百合、满天星、羊齿蕨和铁线兰，花朵已经开始枯萎。洗脸池的水龙头也是镀金的。就在这儿，马赫想，德马尔斯基小姐泡在浴缸里，用美甲师修过的手指翻着欧洲版《时尚》杂志。她那头金发被选帝侯大街的美发师漂成白金色，她的波兰祖宗也被施图卡尔特设法漂白成高贵的日耳曼人。
“然后呢？”“我回到客厅。”他们沿着原路走了回去。马赫再度仔细打量这个房间，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细节。宁芙，居住于山林水泽的美丽仙女，到处都是宁芙。镀金的宁芙头戴花冠，双手撑着镜子；青铜的宁芙举着台灯；象牙雕刻的宁芙扶着座钟。墙上也挂着许多宁芙。身披轻纱的宁芙，与睡莲一起在池塘中沐浴的宁芙，和年轻猎人嬉笑的宁芙，林中仙女和水中仙女……还有安菲特律特（海中五十仙女之一，海神波塞冬之妻）和忒提斯（海中女神，阿基里斯的母亲）。
落地窗外，可以看到托特广场的灯光。厚重的金丝织缎帷幔和薄如蝉翼的挑纱窗帘被拉到两旁，用带穗子的天鹅绒粗绳挽住。另外三面墙上挂着许多镜子。在金碧辉煌的家具和美奂美仑的古董中间，马赫的黑色制服和夏莉的蓝色风衣显得格外不协调。
“我听到门房在卧室里尖声呼叫，于是跑进去，看看出什么事。”她指着右边那扇门。门里面是一间与客厅等宽的房间。借着客厅的光亮，马赫分辨出这里是一间书房。房间另一头，通往主卧室的门开着。他走进去，摸索着把门边的壁灯打开。她扭过脸去。在昏黄的灯光下，干涸的血迹看上去变成了黑色。一块一块的黑色图案奇形怪状，看上去就像心理医生用的墨迹图。墙上和天花板上也有血迹，一道道干血悬挂在墙上，仿佛一株株小树。“他们在床上？”她点了点头。“然后你做了什么？”“喊警察。”“门房在哪儿？”“浴室里。他一看到那场面就吐了。幸亏没吐在地毯上。”“之后你又看过尸体吗？”她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好吧，好吧，小姐。”马赫举手投降。“可以了。去客厅等我。”
人的身体里有六公升血液。足够给一间公寓刷墙用了。马赫工作时设法避免往床上和墙上看。他走进衣帽间，打开衣橱，检查每一件衣服，用戴手套的手摸索口袋和褶边。他把床头柜挪开，检查后面。他没有翻抽屉，因为前一批盖世太保肯定都检查过了，不过最后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把抽屉拉开。里面的东西果然被检查过，然后乱七八糟地塞了回去。从手法上看，应该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民警搜查的。损坏的证据比发现的还多。什么也没有。冒这么大的风险，难道得到的是这个结果吗？
他把胳膊伸到床底下时听到了那个声音。过了一秒钟才反应过来。“爱难开口，心难碎，连翩起舞……”“抱歉。”他冲进客厅时，她吐了吐舌头说，“我不应该碰那玩意儿。”他把巧克力盒从她手上拿走，关上盒盖。“你在哪儿找到的？”“桌子上。”有人把施图卡尔特过去几天的邮件都拿到客厅里了，一封封地拆开检查过。拆开的信封都扔在桌子上，旁边是电话。他刚才没有注意到这些信。怎么可能？！那盒巧克力的包裹也被撕开，丢在桌子上。马赫把它拿起来。同样的专业包裹，苏黎世的邮戳，星期一下午，16时。这时他注意到她手里拿着一把拆信刀。“我告诉你别碰任何东西。”“我说了对不起。”“你以为这是在做游戏？”哦，天哪，她比我还疯。“你现在必须离开这儿。”他试图抓住她的胳膊，但是她闪开了。“没门。”她面对着他往后退，用那把刀指着他。“我和你一样有权利待在这儿。你敢把我扔出去，我就拼命喊，把柏林所有的盖世太保全都招来。”“你有一把刀。不过我有一把枪。”“啊哈！可是你不敢开枪。”
马赫伸手搔了搔头发。你以为你比别人都聪明，但是现在蹦出来这么个女人。你把她从酒吧里叫出来，带到这儿。她无时无刻不在想法混进这里，可是你竟然希望她乖乖地离开。马赫觉得自己看上去一定像一个白痴。“你跟我撒谎了。”“你也对我撒谎了。所以咱俩扯平了。”“这儿很危险。我求求你了。你不知道他们……”
“我知道的事，我的采访资格被取消了，原因是这座公寓里发生的什么事。我被勒令离开你们这个疯疯癫癫的国家，一回到纽约就会被解雇。这老头害我失去了工作。所以我一定要找出原因来。”“你怎么以为我会相信你？”“你怎么以为我会相信你？”他们对峙了一分钟。他的手还在挠头发，她用一把银质的拆信刀对着他。外面，欧洲议会大厦楼顶的大自鸣钟在报时，奏出《欢乐颂》的头几个音节。他看了看表。十点整。
“没时间和你玩这个了。”他快速地说着，试图用急迫性打动她。“这儿是公寓的钥匙。这把能打开楼门。这把是公寓大门钥匙。这把是床头柜的钥匙。这是桌子抽屉的钥匙。这把……”他看着独特的圆柱形匙身和排列成小孔的匙齿，若有所思地说，“应该是保险柜的钥匙。保险柜在哪儿？”“我不知道。发誓。”
他们快速地搜索了整个公寓。书房、主卧和主人浴室里都没有保险柜。客厅另一边的两扇门分别通往一间小沙龙、两间客房和餐厅。左边那条走廊的尽头是厨房和洗衣房。所有的房间里都没有保险柜。过了十多分钟，他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客厅。马赫开始挪动家具，摸索墙纸，检查油画后面的墙壁，掀开地毯。突然她说：“这面镜子松了。”很小的镜子，三十厘米宽，挂在发现邮件的那张桌子上方。马赫抓住镜框，它动了动，但是取不下来。“试试这个。”她把刀递了过去。马赫小心翼翼地把刀背伸到镜子后面，试探着。左边三分之一高度的地方，刀子碰到了什么东西。一个小杠杆。他用刀拨弄着，忽然碰到了什么机关，镜子一下子弹开了，露出后面的保险柜。光有那把钥匙还不够。还有一个号码锁。马赫小声诅咒着。“对你来说太难了？”她幸灾乐祸地问道。“在困境中，”马赫反唇相讥，“一个足智多谋的警官总会找到机会的。”他伸手拿起电话。

八
五千公里之外，肯尼迪总统正露出他那著名的招牌笑容。他正在一座体育场里对几千名老百姓发表演讲，面前堆满麦克风，身后是红、白、蓝三色条幅，和“选肯尼迪当下届总统”、“六四年之后再来四年”的大标语。他说了句什么话，马赫没听懂，但是下面的人群却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他刚才说什么？”他们坐在施图卡尔特公寓的书房里。电视发出幽幽的蓝光。他们正在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实况转播。在第三帝国，非法接收和收看境外（尤其是美国）的电视节目，被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罪。只有高官要员的住宅和高级涉外饭店才可以安装卫星电视信号接收装置。
她为他翻译：“德国人有他们的政治制度，我们有我们的。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星球上的公民。正如我们两个国家记得的那样，我真诚地相信，我们之间能够有和平。”她踢掉了高跟鞋，聚精会神地趴在电视机跟前的地毯上，马赫则坐在长沙发上。
“啊哈，这段话更有意思。”等屏幕里的那个人又讲完长长的一段话之后，她才开始翻译。“他说他秋天访问德国时，准备提出改善人权的问题。”她摇摇头，哈哈大笑。“这个老搅屎棍，他唯一关心的是改善他在十一月大选里的得票情况。”
“人权？”“你们集中营里关的几千个持不同政见者，战争中失踪的几百万犹太人，拷打、酷刑，对政治犯的死刑。抱歉提到这些。不过我们那儿是个堕落的布尔乔亚国家，认为人应当享有人权。过去二十年里你没听说过这些事？”她话中的轻蔑语调令他很不自在。他从来没有和一个美国人说过这么多话。以前只碰到过几个美国游客，还有几个受宣传部邀请、来柏林参观的美国亲纳粹分子，比如查尔斯.林德伯格和库林格神父。受盖世太保邀请，美国的红十字会官员参观过几所样板集中营。
听她的意思，好像她对德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比他更清楚。他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来反驳她，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你的口气就像一个政客。”他能想到的最有力反驳就是这个了。她没有搭理他。他继续看电视屏幕。不考虑老花镜和满脸皱纹的话，肯尼迪看起来就像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会赢吗？”她没说话。有一阵他以为她不再搭理他了。过了一会儿，她才接茬。“我觉得会。对于一个75岁的老头来说，他的状态相当不错，你也得承认这点。”“没错。”
马赫站了起来，走到窗户旁边，点燃一支香烟，不时望望窗外。托特广场上的车很少。这里本来就是个住户不多的高级社区，达官贵人们不是出去度假了，就是去阿德隆酒店吃晚餐，去国家歌剧院欣赏普契尼的《托斯卡》——世界闻名的女高音玛丽亚.卡拉斯正在帝国做巡回演出。一对年轻恋人正在托特的塑像下手挽手。作为恋人，他们的举动非常不自然，太客气了，可能是盖世太保的密探，这事不好说。一阵强有力的发动机轰鸣声，一辆黑色的保时捷跑车从广场旁边飞速驶过，红色的尾灯消失在远处巨大建筑的黑影之中。
“战争中消失的几百万犹太人……”光是和她谈论这个话题，就可能把他送上党卫队内部法庭。不过她的见闻对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知识宝库。某些信息对她来说也许是空气和水一样平淡的琐事，对他来说却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情报。如果他能把她劝服得不那么针锋相对……也许会得到一些宣传部样板新闻之外的信息。不，这念头太荒谬了。他现在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一个金发播音员在念着新闻。背景是肯尼迪和希特勒的照片，以及那个法语单词：“DETENTE”——缓和。夏洛特.麦吉尔爬起来，在书房的酒橱里找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大杯，然后舒服地坐到沙发里。她举起酒杯，嘲笑地对屏幕行了个纳粹举手礼。“敬约瑟夫.肯尼迪，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平使者，狗娘养的私酒贩子，反犹主义老混蛋。祝你穿在烤肉叉上在地狱里烤。”
书房里的时钟指向十点半。十点四十五。十一点。她说：“也许你的朋友改变了主意。”站在窗边的马赫摇头。“他会来的。”又过了几分钟，托特广场上出现了一辆蓝色的斯柯达轿车。它绕着广场慢慢地兜了个圈子，接着又兜了一圈，然后停在这座公寓楼的对面。马克斯.耶格尔从驾驶座里爬出来。另一边的车门里钻出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夹克，戴着顶软呢帽，手上提着一个医生出诊用的提箱。他抬头看了看这座楼，发现了灯光，转身向后退缩，但是耶格尔揪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公寓楼下。
门厅的蜂鸣器响了。“你最好不要开口说话，”马赫叮嘱说，“这样最好。”“随你的意。”她嘟哝着说。他走到门厅，按下蜂鸣器通话键。“你好，马克斯。”他按了开门键，打开楼下的大门，接着把公寓门也打开。走廊上没人。
过了大约一分钟，传来轻柔的一声“叮咚”。电梯到了四楼。马赫把门拉开，那个小个子男人低头走进施图卡尔特公寓的门厅，一言不发。这个家伙大约五十岁，长着一张黄鼠狼一样的脸，身上带着在后街小巷和黑道上厮混多年的那种鬼鬼祟祟味道，像他口中发出的气味一样难闻。耶格尔跟在他的身后。那个人看到夏洛特后，退回到门厅里。
“那女人是谁？”他惊慌地问耶格尔。“你没提到有女人在场。那女人是谁？”“闭嘴，维利！”耶格尔喝道，把那男人推到客厅。“别理她，维利，看这儿。”马赫一边安慰着，一边扭亮台灯，让它照着保险柜。“英国货，”维利.施蒂耶费尔看了看保险柜，“金属防护外壳。厚十五毫米的钢板。机械构造很巧妙。八位密码。或者六位，如果你幸运的话。”他转向马赫，带着哀求的口气说：“求您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再被逮到一次，我就得上断头台了。”“你不快点干的话，这次就得上断头台。”马赫恐吓他。“十五分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然后我就离开这儿。求您了。”马赫点点头。“可以。”
施蒂耶费尔又多疑地看了夏洛特一眼，然后开始工作。他脱去外套和帽子，打开手提箱，拿出一付橡胶手套和一具听诊器。马赫把耶格尔拉到窗边，悄悄问他：“你怎么说服他的？”“你以为呢？我跟他说，第四十二条对他来说仍然有效。这家伙不用多劝，一点就透。”《德意志帝国刑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于惯犯和“反道德”的罪犯，可以在他们没有作案时就实施“预防性拘留”，只要有怀疑就可以。国家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罪犯在血液和基因里带着牢牢的天然烙印，犯罪癖好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音乐天赋或者金色头发一样。罪犯的先天特征，而不是他所犯的罪行，才是定罪的最大依据。一个小混混，在第一次参加街头斗殴时，从受害者身上抢走几马克，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如果他的长相显得獐头鼠目的话。判决书会宣布“他显露出对犯罪的病态爱好，这种犯罪倾向深深植根于他的本性之中，排除了他作为国家和民族有用一员的可能性。”但是第二天，在同一个法庭上，同一个法官可能会让一个因为一句话便射杀自己妻子的党员当庭交保释放，因为后者“没有社会危害性”。
施蒂耶费尔经不起下一次逮捕了。他刚因为抢劫银行在斯潘道监狱服完八年徒刑。现在他只能乖乖地和警察合作，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提供情报、充当线人、撬门压锁——没有其他选择，否则很容易就被“预防性拘留”，即使他什么坏事也没有做。出狱以后，维利.施蒂耶费尔在工人阶级居住地维廷区开了一个修表小摊，向当地民警发誓从此清白做人。但是看他现在的动作，很难相信这点。维利熟练地把听诊器的探头放在锁止机关所在的地方，塞好耳塞，然后开始耐心地转动号码盘。
“快点，维利。”马赫搓着手，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耶稣基督！”耶格尔压低声音，“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回头给你解释。”“不，谢谢。我和你说，我不想知道。”施蒂耶费尔的全身绷紧了。他已经找到第一个锁止机关的位置。“1。”这是密码锁的第一位号码。耶格尔不断斜眼偷窥那个女人。她故意装出一副仪式端庄的姿势，坐在一把镀金椅子上，双手姿态优雅地放在膝盖上。“一个外国女人！老天啊！”“6”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过去。每过几分钟找出一个号码。11点35分，施蒂耶费尔向马赫提出了问题。“这个保险柜的主人，他的生日是哪天？”“你问这个干什么？”“告诉我。这会节省时间。我想他把自己的生日设成了密码。1、6、1、1、1、9，我已经找到这几位数字了。11月，16日，19……”马赫掏出笔记本，开始拼命地翻阅。啊，在这里！“1902。”“0……2……”施蒂耶费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通常都是主人的生日，”他说，“或者元首的生日，或者民族觉醒日。”他把保险柜的钢门拉开。
那个保险柜很小。宽和高都只有二十厘米。没有钞票或珠宝。只有纸——陈年旧纸，已经发黄。马赫把它们拿出来，放在桌上，开始翻阅。“我要走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马赫没有搭理他。用红色丝带捆绑的是一叠财产文件。位于威斯巴登的某所大庄园——家族地产。股权所有证：法本、西门子、蒂森、斯柯达、赫希、美孚石油，上面的金额都是天文数字，大得骇人听闻。波兰和法国的庄园地契。保险单据。一张玛丽亚.德马尔斯基的照片，大概拍摄于五十年代。
突然，站在窗边的耶格尔发出警告：“他们来了。你这个傻子！大白痴！”一辆没有车牌的灰色宝马轿车正在托特广场上向这边开来。速度很快。后面是一辆军用卡车。两辆车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楼下急刹车，把车道堵塞住了。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跳出轿车。卡车车厢尾栏板被踢开，几十名手持冲锋枪的党卫军士兵跳了下来。“快跑！快跑！”耶格尔冲马赫大喊大叫。他开始把夏莉和施蒂耶费尔往大门那边推。
马赫用发抖的手指继续翻阅那摞纸。在最下面是一个蓝色信封，没有任何标记。里面有个有分量的东西。信封是开着的。他看见封口背面有铜版印刷的花体字：“Zaugg & Cie. Bankiers”。他把这信封塞进口袋。下面，公寓楼的大门被砸得砰砰响，警报器发出高音蜂鸣，在四层楼之上都可以听见。
“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在这儿。”“现在怎么办？”耶格尔问。施蒂耶费尔的脸都变灰了。那个女人被吓得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下室！”马赫冲他们喊道。“我知道出去的路！上电梯！快！”另外三个人都冲进走廊。马赫把文件塞回保险柜，关上门，拨乱号码盘，把镜子推回去。没有时间把门把手上的封蜡塞回去了。他们按住电梯，等着他。他飞身闪了进去，电梯门马上关上了。三楼，二楼……马赫祈祷着，希望电梯不会停在地面层。没有停。电梯门打开，外面是地下室光秃秃的水泥墙壁。楼梯间那边传出党卫队士兵沉重皮靴的声音。
“这边！”被他拆下来的通风口金属遮板还放在墙边。施蒂耶费尔不需要告诉，就向通风管道爬去。他先把那个提箱丢进去，然后向上一蹿，但是没有抓到可以借力的东西。他两手撑着通风孔边缘，两腿在光滑的墙面上乱踢乱蹬，试图找到落足点。“帮帮我！”马赫和耶格尔托住他的双腿，把他推了进去。皮靴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一定发现了地下室的入口。一个人在大声发号施令。
马赫对夏莉说：“你是下一个。”她表示反对，指着耶格尔说：“你一个人没法把他塞进去。”耶格尔攥起拳头，然后又放开了。她是对的。他太胖了。“我留下来，想法混过去。你们俩快出去。”“不。”现在形成了僵局。
马赫掏出信封，递给夏莉。“你带着这个。我们俩可能被搜身。”“那你呢？”她一手提着高跟鞋，正准备蹬上椅子。“别轻举妄动，直到我和你联系。别跟任何人说。”他一把抓过她，抱住她的双腿，把她塞进了通风孔。她可真轻。党卫队士兵已经冲进了地下室。在走廊上。一扇扇门被踢开。马赫把金属遮板放回原处，然后把椅子踢到一边。

第三章

1964年4月16日，星期四

“当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时间足够长以后，人民就不会再考虑，在这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阿道夫.希特勒，1941年7月11日

一
灰色宝马轿车向南开，驶入萨尔大街。两旁是陷入沉睡的旅馆和关门上锁的商店。他们经过一座蜷伏在黑暗中的庞然大物，那是人种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轿车在这里左转，驶入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向盖世太保总部驶去。如同第三帝国的其他东西一样，公务车也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民警开的是一升引擎的奥佩尔和瓦尔特堡小汽车；在他们之上是刑警，可以配备1.3升的大众轿车——这是战前由费迪南.波尔舍博士设计的“人民轿车”的四门放大版本——或者斯柯达轿车；在这之上是盖世太保，他们给手下配备的标准公务轿车是宝马1800型轿车，配备大功率引擎，阴险的深灰色车身。
马赫坐在后座上，旁边是耶格尔。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排那个逮捕他们的家伙。他是这次袭击行动的指挥官。当他们被党卫军士兵从地下室押出来、带到门厅时，这个恶棍给他们行了个举手礼：“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卡尔.克雷布斯，盖世太保。”当时他没什么印象。只是到现在，坐在宝马轿车里，仔细端详，他才认出这个人来：在布勒的别墅，这家伙当时和格洛布斯在一起。
这个人大约三十岁，一张有棱角的脸，看上去接受过高等教育。如果不是那身军服的话，他可能被人当成任何人——律师、医生、银行经理、优生学家或者刽子手。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是从一个模具里培养出来的，人生轨迹也相同：参加希特勒儿童团、希特勒青年团；中学毕业后服役两年，或者参加其他国家服务活动；进入大学，加入纳粹党；毕业，在某个地方获得一个职业；结婚，加入“通过快乐获得力量”……他们读的是同样的书，听的是同样的演说，喊的是同样的口号，在冬赈活动中吃的是同样的大锅菜。他们是第三帝国这部大机器上的小零件，除了纳粹党之外不服从其他的任何最高权威，像大众轿车一样质量可靠、像大众轿车一样平淡无奇。
宝马刚一停下来，克雷布斯就跳了下去，把后座车门打开。“这边，先生们，请。”马赫钻出轿车，打量着这条大街。也许克雷布斯就像导游一样彬彬有礼，但他们后面十多米外的另一辆宝马把这些人的态度暴露无遗。那辆车在他们之前就停下了，从里面出来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都带着武器。自从马赫和耶格尔在弗里茨.托特广场的公寓里被盖世太保以彬彬有礼的方式逮捕后，整个这桩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没有手铐，没有指着肚子的枪管，没有宣读逮捕令。只是给总部打了个电话，然后礼貌地请二位先生前往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以便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克雷布斯还客气地请二人“暂时”交出武器。但是在客气的语调后面，是盖世太保那种阴森森的杀气，这是再和蔼的外表也掩饰不了的。
盖世太保总部是一幢占地甚广的威廉皇帝时代建筑，五层楼高，大门面向北方，永远也照不见太阳。许多年以前，在魏玛共和国时代，这里是柏林艺术学校的校址。纳粹党上台后，先是逼学生在中庭里烧毁他们的现代艺术作品，然后由秘密警察接管了这座大楼。几年前，大楼底层和一层那些高大的窗户被装上了防护网，以防恐怖分子往窗户里扔炸弹——这事真的发生过。从外面望去，大楼里面的灯光晦暗，仿佛被浓雾笼罩。
马赫曾经偷偷为自己制订了一条终生遵守的戒律：从不，从不穿过这座大楼的门槛。直到今天晚上为止，他一直遵守着这个戒律。三级台阶之上，是大楼的门厅。再走上几级台阶，是一座大厅。大理石地面上铺着红色的地毯。门厅很高，如同教堂一样，回荡出各种声音。午夜时分，这里仍然是一片繁忙景象。事实上，黎明前的几个小时是盖世太保最忙碌的时间。如同忙碌的蜂巢一样，从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传出各种声音：电话铃声，皮靴声，电传打字机的哒哒声，口哨，叫喊，谈话……一个佩戴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官衔的大胖子从大厅里走过，揉着鼻子，不感兴趣地扫了他们一眼。
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往前走，两旁是万字旗和纳粹要员的大理石胸像：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罗森堡、弗兰克、赖伊、塞斯-英夸特……全都雕成古罗马元老的风格。在他们后面，马赫可以听到那几个便衣的脚步声。他偷偷看了一眼耶格尔，只见他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咬紧牙关，腮帮子上的肌肉都绷紧了。
更多的楼梯。另一道走廊。地毯退场，塑料地毡取而代之。墙壁开始变得暗黑邋遢。马赫猜测他们在大楼的深处，什么地方的二层。“如果你们在这儿等一下的话，”克雷布斯打开一道上了年纪的木门，按了开关，日光灯管一根根地噗噗点亮。他站在门边，让他们进去。“咖啡？”“谢谢。”克雷布斯离开了。这里就剩他们两个人。在门关上的一霎那，马赫看到门外站着两个武装警卫。
这个房间似乎曾经被盖世太保用作某种“接待室”。房间中央是一面粗木桌子，一边有一把椅子。靠墙摆放着另外六把椅子。一扇很小的窗户，一面墙上挂着约瑟夫.维耶茨（Joseph Vietze，第三帝国肖像和风景画家，为戈林、戈培尔、赫斯等纳粹高官绘制肖像而著称，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陈列有他的多幅风景画作品）的著名作品：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画像。当然，是复制版，挂在塑料画框中。地板上有一些很可疑的褐色圆点，呈喷溅状分布，在马赫看来，很像干涸的血迹。
位于莱比锡广场南边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是德意志帝国的黑暗心脏。它同胜利大道、大凯旋门和帝国人民大会堂一样有名，但是却没有出现在任何柏林旅游手册里。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是原先的艺术学校，盖世太保总部就设在这里；9号是一座工字型的大楼，是海德里希的私人办公室；最东边，位于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和威廉大街交会处的，是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宫， SD（帝国保安部）的总部。一个复杂的地下通道网络将这三座大楼联为一体。
耶格尔嘟囔了一句，一头仰倒在椅子上。马赫想不出来和他说什么，只好选择沉默。他向窗户外面看去。南边是弗里德里希.海宁花园，过去是公园，但是早已不对公众开放。在夜色下，花园里的池塘看上去像墨水池，灌木东一丛西一丛，就像特大号的刺猬。枝条光秃秃的酸橙树向天空伸出爪子。右边远处，是混凝土和玻璃的欧罗巴大厦——一些游客总是把这座建筑和欧洲议会大厦弄混。实际上这幢现代风格的立方体建筑是20年代由犹太建筑师门德尔松设计的。盖世太保慷慨地允许保留这座位于他们鼻子底下的建筑，作为这位犹太建筑师“贫乏想象力的见证”。和远处施佩尔的那些巨大公共建筑比起来，这座大楼就像一个玩具魔方。
马赫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带皮利到这里玩。欧罗巴大厦的楼顶有一个露天餐馆。姜汁啤酒和果子奶油蛋糕，一个小小的草台班子在演奏——还能是什么呢？——《风流寡妇》。上年纪的妇人戴着她们为周日出游精心挑选的帽子，用干瘪的手指拨弄着骨瓷餐具。绝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去看黑色树丛后面的那座邪恶建筑。对于剩下的一小部分人来说，欣赏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和9号的建筑风格，可以在胆战心惊之余给他们带来一些刺激的快感，就像在监狱外面或者老虎笼子旁边野餐一样。在那几座大楼的地下室里，盖世太保在帝国内政部的授权下，可以采取一种被称为“加大强度的审问方式”。具体的方法由衣着得体、坐在温暖办公室中的人起草，而且执行时总有医生在场。几周以前，在韦尔德市场曾经有过一场谈话，有人打听到了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最新的审问方式：把一根细细的导尿管插入受审者的尿道，然后猛地抽出来。
“连翩起舞，终日游戏，忽然听到‘我爱你’……”马赫摇了摇头，捏着鼻梁，试图理清头绪，仔细想。他在屁股后面留下了一长串线索，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把盖世太保引到施图卡尔特的公寓。他要求调阅施图卡尔特的档案。他和菲贝斯讨论过案情。他给路德家打过电话。他去找过夏洛特.麦吉尔。
他为那个美国女人感到担心。甚至她逃离托特广场，盖世太保照样也能在明天找到她。“例行调查，小姐……这个信封是什么？……你怎么得到它的？……讲一下打开保险柜的那个人的相貌……”她很坚强，像女演员一样自信，但是在他们的手里，她甚至坚持不了五分钟。
马赫把额头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窗户是密封的。从这里到地面有十五米高。
他身后，门打开了。一个黑黝黝的男人端着两杯咖啡走了进来。他只穿着衬衫，腋窝下有两块深色的汗渍。他把咖啡放在桌子上。耶格尔胳膊交叉，坐在椅子上，端详着他的靴子。“还要等多长时间？”那男人小声嘟囔了一句，他们俩都没听清楚。一小时？一晚上？一周？
门又关上了。耶格尔尝了口咖啡，立刻皱眉咋舌：“猪尿。”他点了支雪茄，朝自己面前喷着烟圈。两人大眼瞪小眼。过了一会儿，马赫说：“你本来可以逃出去的。”“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别傻了。”
马赫尝了尝咖啡，已经变凉了。日光灯忽明忽暗，嗡嗡作响，弄得他太阳穴发疼。这就是他们对待嫌疑犯的手法之一。把你丢在这里，直到两三点，困乏不堪，身体最脆弱的时候，防范意识也变得薄弱。作为审问过许多犯人的刑警，他自己也知道这套把戏。
他把咖啡一口吞尽，然后又点着一支香烟。任何东西，只要能帮助他保持清醒。他为那个女人感到负疚，为他的朋友感到负疚。“我是个傻瓜。不应该把你卷进来。真对不起。”“别说啦。”耶格尔挥挥手，把面前的烟驱散。他倾身向前，轻声对马赫说。“你必须让我分担一部分责任，扎维。好党员耶格尔，恩，褐衬衫，黑衬衫，乱七八糟的什么衬衫，总之二十年来我一直献身于自扫门前雪的神圣事业。”他抓住马赫的膝盖，“他们会给我面子的。我有资本。我一向表现良好，所以会有特权照顾的。”
他把脑袋凑过来，小声说着：“他们早就已经开始注意你了，朋友。单身，离婚。他们会活剥了你的。至于我呢？正好相反。毕恭毕敬的耶格尔，娶了一个获得德意志母亲勋章的妻子。青铜勋章。嗯，工作能力不太好，也许……”
“这不是真的。”“……但是对党来说是个安全可靠的人。咱们这么说吧。昨天早上我没告诉你盖世太保接管了布勒的案子。你回来之后，我提议检查一下施图卡尔特这个老家伙。他们会看我的档案的。凭我的良好记录，他们可能会相信这个说法。”“不会起作用的。”“老天！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特权或者良好记录能够摆平的事。你没看出来吗？布勒和施图卡尔特怎么样？他们是党的高官，咱们俩出生之前他们就入党了。他们死的时候，那些特权又在哪里？”“你真认为盖世太保杀了他们？”耶格尔看起来吓坏了。马赫把手指放在唇上，向那幅画像的方向示意。“你不愿在海德里希面前说的话，也不要和我说。”他小声警告。
黑夜在沉寂无声中慢慢过去了。大约三点钟的时候，耶格尔拉过两把椅子，摆到一起，然后舒服地躺在上面睡起觉来。不到一分钟，他就开始打鼾。马赫回到窗户旁边。在他身后，他能感觉到海德里希的双眼在盯着他。他试图不去理会这种感觉，但是没有成功。马赫转过身来，面对着画像。
画中的人物穿着黑色的制服，一张憔悴的白脸，银狐般的头发——不像一个人，倒更像是一个骷髅照片的负片底版。一张X光片。画面中唯一的颜色，就是那张死人面模般脸庞上的淡蓝色双眼。一双细长的、亚洲人一般的眼睛，就像从云层裂缝中露出的冬日天空。
马赫从未见过海德里希，也未与他交谈过。他只听说过这位大人物的种种传奇。他被书籍和文章描绘成尼采所称的那种超人。穿飞行服的海德里希（他曾经在东线驾驶梅塞施密特喷气式战斗机与苏联飞机缠斗），身穿运动服的海德里希（他曾经代表德国参加过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击剑比赛），演奏小提琴的海德里希（据说他那哀婉凄美的演奏能让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两年前，当希姆莱的座机在一万米高空中神秘爆炸后，海德里希接替他成为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uhrer-SS）。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说，他是元首的继承人。刑警总部的传言说这位帝国首席警察最喜爱捆绑和虐恋。
马赫坐了下来。一阵阵倦意像潮水般席卷而来。这就是麻痹：先是双腿，接着是身体，最后是头脑。尽管极力抗拒，他还是打了一个小盹儿。半梦半醒之间，他觉得自己听到遥远的地方有人在叫喊——绝望的惨叫。但这有可能是梦境。在梦里，脚步声越来越近。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房门砰然打开的声音。他被人粗暴地摇醒。“早上好，先生们。我希望你们休息得很好。”是克雷布斯。
马赫觉得浑身酸疼。他的眼睛由于日光灯的光线刺激而不断眨巴。窗户外面，天空已经变成珍珠灰色，宣告黎明的到来。耶格尔轻蔑地咕噜着，伸直了腿，坐了起来。“现在又要干什么？”“现在我们谈一谈。”克雷布斯彬彬有礼地说。“跟我来。”“这是谁家倒霉孩子呀？”耶格尔从牙缝里挤出这么几个字，“推得咱们团团转？”不过他很明智，知道把声音尽量压小。他们走进一条走廊，马赫对正在进行的游戏有些担心。这种玩法是他没见过的。审问应当属于夜间的艺术。在你最困倦、最疲惫的时候来玩。为什么要拖到早上？为什么要给他们四五个小时、让他们恢复精力、统一口径？
克雷布斯刚刚刮过胡子。他的脸颊上有几处小小的口子，露着血丝。“洗手间在右边，”他说，“你们大概需要梳洗一下。”与其说是建议，还不如说是命令。
洗手间的镜子上布满陈年水垢留下的痕迹。看着那张胡子拉碴、眼睛通红的脸，马赫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与其说是警官，还不如说是罪犯。他按下塞子，把洗脸盆接满水，卷起袖子，松开领带，一捧捧地向脸上泼冷水，还有额头、脖子后面。冰冷刺骨的自来水让他恢复了清醒。耶格尔站在旁边。“别忘了我跟你说的。”马赫连忙把水龙头打开。“小心点。”“你认为他们连自己的厕所都要窃听？”“他们什么地方都窃听。”
克雷布斯领他们向楼下走去。警卫跟在身后。去地窖？他们穿过门厅——已经比来的时候安静多了——走出了大楼。曙色即将降临。不是去地窖。在宝马轿车里等候的，是把他们从施图卡尔特公寓带来的那位司机。车队离开大楼，向北驶去，加入了波茨坦广场的早高峰车流。在各个大商场的橱窗里，都摆着镀金画框的元首照片——50年代由英国最著名的人像摄影师塞西尔.比顿爵士拍摄，如今已经成为元首的标准像。照片周围摆着嫩绿的月桂树枝和五彩缤纷的鲜花，看上去花团锦簇，雍容非常。元首日前夕典型的商店橱窗布置。还有四天，人们就可以看到万字旗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到处冒出来，整座城市将变成一座红白黑三色的森林。
耶格尔握住扶手，看起来病怏怏的。“我说，克雷布斯，”他用哄骗的语调说，“咱们都是同级的干部，你至少可以告诉我们这是去哪儿吧？”克雷布斯没有回答。前方是大会堂的圆顶。十分钟后，当汽车转上东西轴心大街时，马赫知道了他们的目的地。
他们到那里时已经快八点了。布勒别墅的铁门大开，院子里停满了汽车，到处都是穿黑制服的家伙。一个党卫军士兵在用金属探测仪搜索草坪，在他身后插着三面红旗，一群士兵在标出的这些地方用力挖掘。草坪被掀翻，黑棕色的土块压在草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远处还停着一整队的灰色宝马、一辆党卫队的军用卡车、以及一辆大号的装甲车，看起来像银行运金砖的那种防弹车。
马赫感觉到耶格尔捅了捅他。在房子侧面，阴影之中，停着一辆车身很长的黑色奔驰轿车。司机斜靠在车门上。镀铬的散热器旁边挂着一面金属小旗：黑底，银色党卫军双闪电标志，旗帜的一角是一个神秘的符号，一个哥特体的字母K。

二
德国刑事警察的总头子是个上年纪的老人。他的名字是阿图尔.内贝。他是一个传奇。早在党掌握权力之前，内贝就已经成为柏林刑事警察的头头了。那是在二十年代。他的头颅很小，手上的皮肤因为年老而干燥龟裂。1954年，为祝贺他的六十岁生日，帝国国会通过议案，在奥斯特兰总督区赠送给他一宗巨大的地产，位于明斯克附近，占地500多平方公里，包括4座村庄和2000多名白俄罗斯农奴——官方的叫法是“农业工人”。但是这个采邑的主人却从来没有到那里巡视过一次。他和他卧床多年的妻子住在夏洛滕堡的一座大宅子里，到处是消毒水的味道和氧气管的嘶嘶声。一直有传言说海德里希想干掉他，把自己的人扶上帝国刑事警察总监的位子，但是却不敢这么做。
“Onkel Artur”——“阿图尔大叔”，韦尔德市场的人都这么称呼他。这是个无所不知的老人。马赫曾经远远地与内贝打过照面，但是从来没有与他交谈过。现在他坐在布勒的大钢琴旁边，用一只发黄的手指弹奏着一个高音符。钢琴没有调音，在满是灰尘的空气中，声音听起来很不协调。
站在窗户边，背对着房间的，是奥迪洛.格洛布尼克。克雷布斯“喀”地并拢脚跟，举起右臂：“希特勒万岁！探员扎维尔.马赫和马克斯.耶格尔！”内贝继续弹拨着钢琴琴键。“啊哈！”格洛布斯转过身来。“两位大侦探！”
靠近了看，这家伙像一头身穿军服的公牛。粗壮的脖子把衣领撑得紧紧的。他的两只大手攥成拳头，垂在身旁。在他的左脸上有一道长长的暗红色伤疤，从颧骨一直划到嘴角。这个男人浑身散发出暴力的气息，危险的味道就像干燥空气中的静电一样环绕其周身。内贝弹一下琴键，他的脸就抽搐一下。在马赫看来，他很想揍那个老头一顿。但是没有这个胆子。内贝的职务比他高。
“如果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先生结束了他的个人独奏会，”格洛布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内贝的手悬停在琴键上方。“为什么这个人有一台贝希斯坦牌的钢琴，却不调音呢？”他转过头来看着马赫。“为什么他会那么做？”“他的妻子弹奏钢琴，先生。”马赫彬彬有礼地回答。“她十年前就死了。”“哦，当然，当然。从那之后就没人弹奏它了。可惜。”内贝把琴键盖板盖上，用手指轻轻画着上面的灰尘。“好奇而已。”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格洛布斯打断内贝的感慨，“今天早上我向党卫队全国领袖阁下汇报了一些事情。全国总指挥先生，如您所知，在他的命令下，我们才举行这次会面。克雷布斯将解释盖世太保方面的立场。”马赫飞快地和耶格尔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么说这件事现在已经一直上报到海德里希那里了。
克雷布斯掏出一份刚打好的备忘录，开始用精确而机械的、不带感情的语调宣读。“有关党员约瑟夫.布勒同志死亡的报告在昨天、即四月十五日凌晨两点十五分，由柏林刑事警察的夜班值班员用电传打字机报告给盖世太保总部。八点三十分，在考虑到党员布勒同志的党卫队旅队长荣誉军衔后，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党卫队全国领袖阁下本人。”
马赫把两手背在身后，指甲深深陷入手掌的肉中。耶格尔的脖子上，一条肌肉在神经质地跳动。“在布勒死亡时，盖世太保已经完成了对他的一项特别调查。考虑到这一点，并考虑到布勒在波兰总督区曾经担任过的职位，此案被定为国家安全案件，整个调查行动被移交给盖世太保。“然而，由于在通讯联络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故障，这个变动没能及时通知给刑警探员扎维尔.马赫。他非法进入了死者的住宅。”盖世太保在调查布勒？马赫迫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克雷布斯身上。
“下一个：党员威廉.施图卡尔特同志的死亡。“根据盖世太保的调查结果，施图卡尔特与布勒在某起案件中有关联。再一次将情况通报给全国领袖本人。调查再一次被移交给盖世太保。而且，再一次，探员马赫，这一次是在探员马克斯.耶格尔的陪同下，非法进入死者的住宅自行调查。在4月16日00:12时，探员马赫和耶格尔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内被本人亲自逮捕。他们自愿同意与我一同前往盖世太保总部，向更高一级的有关部门澄清有关事实。签字，卡尔.克雷布斯，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秘密国家警察 我在今天早晨六点完成此备忘录。”
克雷布斯叠上备忘录，把它递给刑警头子。外面，铁锹在草坪上翻飞。内贝把那张纸塞进衣袋。“记录方面到此为止。当然了，我们也会准备一份自己的报告的。现在，格洛布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们，我知道。”“海德里希想让你亲自去看。”“看什么？”“你的人昨天在这儿进行小小探险时所遗漏的东西。请跟我来。”
它在地窖里。甚至如果当时马赫砸开了锁头、走进地窖，他也怀疑自己是否能找到这个地方。在一堆堆杂乱堆放的破烂——天鹅绒布面绷裂的旧沙发、随意乱放的木工工具、卷成一卷卷的污秽地毯——后面，是木板墙。有一面墙是假的。
“我们知道在找什么，你瞧，”格洛布斯摩拳擦掌，用夸张的声调说道，“先生们，我保证你们在整个一生中都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东西。”他伸手扳动墙上的一个生锈挂钩。整面墙咔嗒一声从中间裂开了。
木墙后面是一间密室。当格洛布斯打开电灯开关时，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密室里堆满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宝藏。这里比教堂的圣器收藏室还琳琅满目，比精工雕琢的珠宝盒还要缤纷夺目。油画，到处都是年代久远的油画。天使、圣徒、身穿貂皮大氅的贵妇、佩带宝剑的华服少年、浴榻上的裸女、拾穗的农妇、鲜花，景物，日出、暴雨、悬崖上的庙宇、白云下的山丘、古罗马的宫殿、威尼斯的运河……
“这边请。”格洛布斯做了个手势。“全国领袖先生会感到嫉妒的。你们比他还要先目睹这些宝藏。”这个密室并不是很大。长宽各有四米，马赫猜测。头顶上有几个盖着挡板的开口，像是空调和除湿器的通风口。天花板上还装着射灯，可以直接照到挂在墙上的每幅画作。房间中央是一把老式的皮制转椅，十九世纪的职员在账房里用的那种椅子。格洛布斯用一只穿着长筒靴的腿踢了一下扶手，让它滴溜溜地旋转。
“想一想吧。那个老兔崽子。坐在这儿。大门紧闭。就像嫖客在妓院里一样惬意。我们昨天下午发现了这里。克雷布斯？”一直站在后面的克雷布斯走上前来。“今天早上从林茨的元首博物馆派来了一位专家，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昨天晚上，我们先请腓特烈皇帝博物馆的布劳恩教授进行了初步评估。”
他翻阅着笔记本。“当场辨认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包括：拉斐尔的《年轻男子肖像》，伦勃朗的《年轻男子肖像》，鲁本斯的《肩扛十字架的耶稣》，古阿尔迪的《威尼斯宫殿》，贝洛托的《克拉科夫郊外大街》。八幅卡纳雷托的作品。至少三十五幅丢勒和库姆巴赫的版画。一幅十六世纪的哥白林挂毯。至于其他作品的详细情况，我们只能等艺术史专家到来之后才能得知。”
（注：弗朗西斯科.古阿尔迪，1712-1793，威尼斯著名风景画家。贝尔纳多.贝洛托，1720-1780，威尼斯著名画家，受邀为波兰和萨克森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创作过多幅风景画作品。他绘制的德累斯顿和华沙风景画在二战后对两座城市的重建工作贡献良多。卡纳雷托，1697-1768，威尼斯著名画家，贝洛托的舅舅。哥白林是法国最著名的织染世家，15世纪起定居于巴黎，为历代法国国王制作图案精美的挂毯，甚为名贵。其作坊在1662年被法王路易十四购买，成为皇家挂毯厂）

克雷布斯漫不经心、没有感情地指点着他念到的那些作品，仿佛那些挂在墙上的不是价值连城的画作，而是餐馆里的盘子。他的手指停顿到房间尽头一座精美绝伦的教堂祭坛组雕上。“这是纽伦堡雕刻家维特.施托斯的作品，1477年由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四世委托制作，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中央的浮雕画面是圣母玛丽亚安息，四周围绕着十二使徒。上面是圣母圣天图。两旁的画面是耶稣和玛丽亚的生平，包括圣灵感孕、天使报喜、耶稣降生、三王来朝、耶稣复活和耶稣圣天。祭坛台阶两旁……”他指了指相关的部位，“则是耶稣的家族谱系。你们看到的是祭坛被拆散之后的组雕，原来的祭坛组雕高13米，打开之后宽11米。”
格洛布斯洋洋自得地转向一言不发的刑警头子，面带夸耀地说：“克雷布斯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知道所有这些东西。他是我们最聪明的军官之一。”“啊，我可以肯定这一点。”内贝面无表情。“非常非常有趣。那么，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
克雷布斯再度上前解释。“维特.施托斯祭坛组雕来自克拉科夫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从那里运走的时间是1939年11月……”格洛布斯打断了他的话。“来自波兰总督区。我们猜测其中大多数来自华沙和克拉科夫。在布勒经手的官方登记中，这些艺术品不是在波兰战役中损毁，就是丢失了。鬼才知道那头猪一共从那里捞了多少东西。想想吧，他得卖掉多少幅画才能买得起这座房子！”
内贝探过身去，用手指轻轻触碰着画布。这是一幅宗教油画。圣塞巴斯蒂安（注：早期基督教殉道圣徒之一，原为士兵，因为在军中传教而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下令乱箭射死。在西方是士兵、运动员和青年人的主保圣徒）被绑在一根柱子上，全身被羽箭射穿。由于画作年代太久，表面的清漆已经破裂，就像干裂的河床。但是清漆下面的色彩——红色、金黄色、白色、紫色、蓝色——依然鲜明。由于在教堂中陈列的年代太久，从画布上散发出一股麝香、没药和乳香的气味。战前波兰的气味。一个已在地图上消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国家。马赫注意到，在一些画框的边上有石粉的痕迹。这是在城堡或者修道院的石墙上悬挂几个世纪后留下的痕迹。在那幅圣塞巴斯蒂安的画像前，内贝全神贯注，若有所思。“这个人身上有些地方让我想起了你，马赫。”他用手指轻轻沿着画面中裸露出来的金黄色年轻肉体比划着，发出一阵气喘吁吁的笑声。“一个‘自愿的殉道者’。格洛布斯，你觉得呢？”
格洛布斯从嗓子眼里挤出一阵轻蔑的咕噜声。“我不相信任何圣徒，”他瞪了马赫一眼，“或者殉道者。”“非比寻常。”内贝小声说，“想到布勒拥有这些……”
“您认识他？”马赫终于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了出来。“不太熟。战前认识的。一个忠诚的党员，敬业的律师。很好的组合。一个狂热的追求细节者。就像我们这里这位盖世太保同行。”克雷布斯微微鞠躬。“全国总指挥阁下过奖了。”
“下面才是事情的关键，”格洛布斯粗暴地插话，“经过调查，我们知道了党员布勒同志的一些举动。我们知道了他在波兰总督府干的勾当。我们知道了他的同谋。不幸的是，在上周的某个时候，这老王八蛋发现了我们在调查他的活动。”
“然后自杀？”内贝问道，“然后施图卡尔特也自杀了？”
“显然如此。两人选择了同样的出路。施图卡尔特是个不折不扣的腐化堕落分子。他不光收集画在帆布上的美人，而且还收集会喘气的美人儿。比较起来他更喜欢品尝有血有肉的。布勒在东方搜集到了这些东西。具体有多少来着，克雷布斯？”
“1940年他们在波兰总督府编纂了一份秘密的详尽目录。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份目录。仅仅从华沙弄走的艺术品就包括欧洲著名艺术家的2700件作品，波兰本国艺术家的10700件作品，14000件雕塑。从克拉科夫弄走了大约2万件作品。还有从波兰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城堡、教堂、修道院、艺术学校和私人收藏家那里没收的艺术品，正在统计当中。”
格洛布斯再度插嘴：“我们已经从草地中挖出了一些雕塑。大多数作品会转交给它们该去的地方：林茨的元首博物馆、卡琳庄园的赫尔曼.戈林博物馆、柏林的腓特烈皇帝博物馆和古典艺术博物馆，还有维也纳的美泉宫。但是，从我们的人在波兰总督府找到的那份名单来看，失窃数量和已经被发现的艺术品还有很大差距。他们是这么下手的：作为总督区国务秘书，布勒有权派人去查封所有的博物馆和私人住宅。他从中挑选最值钱的东西，登记打包。施图卡尔特利用身为内务部官员的优势，把这些赃物武装护送到帝国本土。然后他利用职权把这些东西藏起来，或者秘密走私出境，在国外卖掉，然后购买黄金、珠宝、外汇……任何体积小、不容易被发现的贵重物品。”
马赫注意到内贝对这番话产生了兴趣。他的小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艺术品。“还有其他的高级官员参与其中吗？”“您听说过前任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马丁.路德博士吧？”“当然。”“我们正在寻找他。”“寻找？他失踪了？”“三天前他去慕尼黑出差，之后再也没有露面。”“我是否可以认为，这表明你们已经确定路德也牵扯到这桩走私活动中了？”“战争中，路德是外交部德意志人事务司的主管。”“我记起来了。他负责外交部与党卫队的联络事务，还有刑事警察。”内贝转向克雷布斯。“另外一个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你会很欣赏他的……呃……工作积极性。不过也是一个很粗鲁的人。顺便说一下，我想声明，嗯，克雷布斯，你可以记录，我对他与任何犯罪活动的牵连都感到震惊。”
克雷布斯拿出笔。格洛布斯继续讲下去。“布勒从波兰偷艺术品，施图卡尔特在这边接收。路德在外交部的工作给他提供了方便，他可以自由地去国外旅行。我们相信他利用这个机会把一些艺术品走私出境，并且变卖了。”“在哪儿？”“瑞士。还有西班牙。可能还有意大利和匈牙利。”“那么，等到布勒从总督区返回帝国——这是哪一年来着？”内贝转向马赫，扬起眉毛。“1951年。”“啊，很好。这么说，从1951年起，这里就成了他们的宝库。”
内贝走向转椅，双手撑住扶手，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他慢慢转动座椅，浏览所有四面墙上的画作。“非同寻常。我想这一定是整个世界上私人手中最叹为可观的艺术品收藏。”“罪犯手中最叹为可观的艺术品收藏。”格洛布斯更正说。
“啊呵，”内贝闭上了眼睛。“这地窖真是个与世隔绝的好地方。我需要新鲜空气。把手伸给我，马赫。”当这老人站起来时，马赫可以听到他浑身的骨头和关节都在噼啪作响。但是他的手像钢铁一样有力。
内贝沿着房子后面的凉廊来回踱步，手里拄着一根藤条拐棍，包铜的棍子头敲打着地面。哒、哒、哒。“布勒跳湖淹死了。施图卡尔特对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你的案子看来不等插手就自我了结了，格洛布斯。没有令人尴尬的询问和审判。这不是很好么？客观地说，我认为路德同志的生存希望非常渺茫。”“没错。路德有心脏病。据他妻子说，病因是战争期间工作过于紧张。”“你让我吃了一惊。”
“据他妻子说，他需要安静、休养、还有随身携带的药品。这些都不是现在他能找到的东西，不管他藏在哪儿。”“这个商务旅行……”“他应当在星期一从慕尼黑赶回来。我们检查了柏林和慕尼黑的汉莎航班登记。在星期一一整天，没有姓路德的乘客。”“可能他逃到国外去了。”“可能。不过我表示怀疑。美国也好，苏联也好，这世界上不论他跑到哪儿，盖世太保都有办法找到他。这他是知道的。”
哒、哒、哒。
马赫对内贝的敏捷思维感到钦佩。1920年代，作为柏林的刑警官员，他写了一套有关犯罪学的著作。马赫记得前天晚上在指纹鉴定处的奥托.柯特那里看到过这套书。它今天依然被德国的刑事警察用作教科书。“至于你，马赫，”他突然停了下来，转身问道，“你对布勒的死有什么看法？”耶格尔自从离开盖世太保总部就一直一言不发，这时突然插话：“先生，我们只是在收集证据……”内贝用拐杖的铜头敲打着石板地面。“我不是在问你。”
马赫非常想要一支香烟。“我只有初步的观察，全国总指挥先生。”他把手指插进厚厚的头发。他陷得太深了，已经超过了他能脱身其中的能力范围。这不是开始，他想，而是结束。格洛布斯双臂交叉，站在一旁冷冰冰地盯着他。
“党员布勒同志，”他开始慢慢地说，试图理清思路，“在星期一晚上六点到翌日清晨六点之间的某个时刻死亡。我们还在等待验尸报告，不过死因显然是溺水。他的肺里充满了液体，表明他落到水中时还在呼吸。我们还从天鹅岛的警卫那里得知，在这段时间里，布勒没有接待过来访者。”“所以是自杀。”格洛布斯点点头。“不一定，全国副总指挥先生。布勒没有从陆路过来的拜访者。但是他家私人码头上的木头有碰撞的痕迹，表明那里停过一条船。”“布勒的船。”格洛布斯再度插嘴。“布勒的船有几个月没有使用了。也许是几年。”
现在他吸引了这几名听众的注意力，马赫感到有些轻松。他的语速开始加快。慢点，慢点，他悄悄警告自己。要沉住气。“当我昨天早上检查那座别墅时，发现布勒别墅的警卫犬被关在厨房里，戴着嘴罩。它的一边身体在流血。我问自己：一个要自杀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狗呢？”“那条狗现在在哪儿？”内贝也开始聚精会神。“我的人把它打死了。那条狗疯了。”格洛布斯说。“啊，当然。继续讲，马赫。”
“我认为，杀害布勒的凶手在夜间乘船来到天鹅岛。借助夜幕的掩护。如果您记得的话，星期一那天晚上有一场暴雨。湖面一定波涛汹涌。这就解释了码头上的碰撞痕迹。我想那条狗一定发觉了，被他们击晕，让布勒无从警觉。”“然后把他丢到湖里？”“不是马上。尽管身有残疾，但布勒仍然是一个出色的游泳运动员，他姐姐是这么说的。您看到就会明白。他的肩膀很宽，上身肌肉锻炼得很好。当他的尸体被冲洗干净后，我在停尸房仔细查看了一遍。他的这个部位，”马赫指指自己的脸颊，“有青淤的痕迹。在齿龈前面也有。在厨房里有一瓶伏特加，已经喝掉了一大半。我想验尸官会发现他的血液里含有大量酒精。他们用枪顶着他的脸，逼迫他喝下多半瓶酒，把他灌醉，然后给他换上游泳裤，抬到他们的船上，然后丢到湖里。”
“知识分子的胡说八道。”格洛布斯轻蔑地说。“也许他喝酒只是为了给自己的自杀行动壮胆。”“据他姐姐说，党员布勒同志是一个绝对禁酒主义者。”长时间的沉默。马赫可以听到耶格尔沉重的喘气声音。内贝凝望远处，哈维尔湖的对岸。过了半天，格洛布斯才恨恨地说：“多妙的推理啊。不过没有解释我们的刺客为什么没有简简单单地往布勒的脑袋里打一颗子弹，反而要费这么多事。”
“我想那样做的话就太明显了，”马赫解释说，“他们想把现场布置得看上去像自杀。但是却弄巧成拙。”“很有意思。”内贝仿佛在自言自语。“如果布勒的自杀现场是伪造的，那么有理由相信，施图卡尔特的现场也同样是伪造的。”因为内贝仍在凝视着哈维尔湖，所以马赫一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是个问句，而且是问他的。
“我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我昨天晚上查看了施图卡尔特的公寓。对施图卡尔特的谋杀，我想，是由三个人共同完成的。两个人闯进公寓。第三个人留在门厅，假装修理电梯，制造出噪音，掩盖枪声，在尸体被人发现前给凶手留出逃跑的时间。”“自杀的遗言呢？”“伪造的。或者是在枪口逼迫下写的。或者……”
他停了下来。他说的太多了。可能是个致命错误。克雷布斯正在盯着他。“就是这个？”格洛布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每日一篇的格林童话？很好很强大。可惜咱们当中有些人还得工作。路德是这个谜团的关键，先生们。只要一找到他，所有的迷就全都迎刃而解了。”内贝看上去若有所思。“如果路德的心脏情况真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快行动速度。我会通知宣传部，把路德的照片登在电视和报纸上。”
“不，不，绝对不能这么做。”格洛布斯似乎提高了警觉。“全国领袖先生本人坚决不愿意看到任何有关的案情被公开给民众。我们现在最不希望看到的事，就是某桩牵涉到党的高层官员的丑闻，尤其是目前这个时候，肯尼迪来访前夕。老天爷！你能想象那些外国媒体闻到一丁点腐败的气味后会如何高兴吗？不。我可以担保，我们可以在不惊动媒体的情况下抓到他。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安排民警加大巡逻力度，监视火车站、港口和机场，还有边境出入站。克雷布斯可以安排这些事。”
“那么我希望他马上开始。”“立刻，全国总指挥先生。”克雷布斯向内贝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身离开凉廊，走进了别墅。“我在柏林还有事，”内贝气喘吁吁地说，“马赫在这儿全权代表刑警，直到路德被抓到为止。”格洛布斯冷笑了两声。“这就不必要了吧？”“哦，有必要。用他的时候小心点，格洛布斯。这是个有脑子的人。耶格尔，你可以回去正常上班了。”耶格尔看上去如释重负。格洛布斯看上去要说什么，但是想了想还是觉得住嘴为妙。“陪我到汽车那儿，马赫。日安，格洛布斯。”
当他们走过拐角后，内贝狡黠地说：“你没有说出事实，是不是？或者至少不是全部事实。很好。上车。我们得谈谈。”司机把手举到帽檐边上敬礼，然后拉开车门。内贝呻吟着钻进了汽车，全身都在吱吱嘎嘎作响。“痛风病。”他神情厌倦地对马赫解释道。
后面有两排座位。内贝坐在后座上，马赫坐在他的对面。老人按下一个按钮，司机座位后面缓缓升起一面隔音挡板。“今天早上六点，一个信差把这东西送到了我家。”内贝打开旁边座位上的一个黑色小手提箱，拿出一沓纸。足有几厘米厚。“全都是关于你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受宠若惊，是不是？荣膺盖世太保如此垂青和关注。”
六十年代恐怖活动变得猖獗后，奔驰公司专门为部长和总督级别的要员专门制造了奔驰600加长型防弹轿车，带有实心轮胎和防地雷底盘，车身用火箭筒都打不穿。防弹玻璃有十厘米厚，阳光透过去变成了莹莹绿色。内贝看上去活像爬虫馆里的一只蜥蜴。
“出生，汉堡，1922年。父亲因大战中的旧伤在1929年去世。母亲在1942年死于英国空袭。1939年参加海军。1940年进入潜艇部队服役。1943年因为卓越的勇敢表现获得提升。1946年成为艇长——帝国最年轻的潜艇指挥官之一。闪闪发亮的履历。可是呢，哎呀呀，从这时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内贝继续翻阅着那叠档案。马赫盯着车窗外面。绿色的草坪。绿色的天空。浅绿色的房子。灰绿色的士兵。“这玻璃太厚了。其实五厘米就足够了。”内贝头也没抬，马赫感到有些惊讶，连忙收回了视线。
“十年没有得到晋升。1957年离婚。那时候‘有关部门’开始对你加以注意。街道委员会和邻里监视组织的报告：“拒绝在冬赈活动中捐款”。韦尔德市场的党务官员：“多次拒绝加入国社党”。食堂的侦察员报告：“对希姆莱有不满言论”。酒吧的侦察员报告，饭馆的侦察员报告，走廊上的侦察报告……”内贝一张一张地抽出那些淡黄色的打字纸。
“1963年圣诞节：开始询问过去住在你的公寓中的犹太人的下落。哈！犹太人！你疯了吗？这里是你妻子的报告。这是你儿子的报告……”“我儿子？我儿子只有十岁大！”“已经足够做出自己的判断了。而且学会倾听大人的话了。你知道。”“我能不能听听他汇报了些什么？”
“‘对党的活动缺乏热情’。问题在于，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内贝把文件丢到一旁，警告地伸起一根手指，“这些文件已经在盖世太保那里积攒了差不多十年。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今年一点，明年一点。就像肿瘤一样。每份报告看起来都不致命，但是加起来就足够了。现在你为自己招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且他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你。”“格洛布斯？”“格洛布斯，是啊。还能有谁？昨天晚上他要求把你送到哥伦比亚大厦，由党卫队内部法庭进行审判。”哥伦比亚大厦坐落在坦普尔霍夫机场旁边的帕佩将军大街上，是党卫队的内部监狱所在地。“我可以这么和你说，马赫，就凭这些材料，已经足够把你送进KZ了。在那之后，谁也帮不了你。甚至我也无能为力。”
“是什么阻止了他这么做？”“要对现役的高级刑事警官进行军事审判，必须经过全国领袖本人的批准。海德里希征求了我的意见。所以我是这么对敬爱的全国领袖先生说的：‘很显然，格洛布斯这个家伙害怕马赫会发掘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东西来。所以他想先下手，除掉他。’海德里希说：‘我明白了。你有什么建议？’我说，‘为什么不这么办？让他在元首日之前证实他对格洛布斯的指控？这样他还有四天的工夫。’‘好吧，’海德里希说，‘但是如果到时候他还是什么结果也没有的话，我就把让格洛布斯得到他。’”内贝裂嘴笑了笑，看上去更像蜥蜴了。“这就是全国领袖先生为合作多年的同事做出的友好安排。”
“我想我必须感谢全国总指挥先生。”“哦，不。不要谢我。”内贝看起来很高兴。“海德里希真的很想知道你在对格洛布斯做什么。他很想知道。我也是。可能原因不同。”他再度用那只强有力的爪子抓住了马赫的胳膊，嘶嘶作声。“这狗杂种害怕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你去查出来。别相信任何人。阿图尔大叔一辈子都相信这一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些老家伙管格洛布斯叫‘潜水艇’吗？”“不知道。”“因为战争期间，他在波兰一幢大楼的地下室里安装了一台潜艇用的柴油机。用废气把犯人熏死。格洛布斯喜欢杀人。他很想杀了你。记住这一点。”
内贝放开了马赫的胳膊。“现在咱们必须说再见了。”他用手中的藤杖敲敲车顶。司机钻出车来，走到马赫这边，把车门打开。“我本来可以把你捎回柏林的。但是我更喜欢一个人走。随时向我通报。找到路德，马赫。在格洛布斯之前找到他。”
沉重的车门被司机轻轻关上了。那台400马力的八缸引擎发出的声音出奇的小。也许是车身钢板太厚了，马赫想。这辆重达六吨的大轿车姿态优雅地驶上砂石铺就的车道，向别墅大门开去。马赫几乎看不见车里的情况，只有防弹玻璃后面那个模模糊糊的绿色剪影。
他转过身来，发现格洛布斯正在看着他。那个粗脖子的党卫队将军大步向他走来，手里拿着一把卢格手枪。他一定是疯了，马赫想。他想在这儿把我打死。就像打死布勒的那条狗。但是格洛布斯只是把那把枪塞到他的手里。“你的手枪，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你会需要它的。”接着，他突然逼近马赫。近得足以闻到从他嘴里呼出的热气。酸臭哄哄的蒜肠气味。“你没有目击者。”他凑到马赫耳边，悄悄地说。“你没有目击者。再也没有了。”
马赫在奔跑。他出布勒的别墅，跑出天鹅岛。跑上湖边堤道，然后翻下来。跑进树林，直到标志着绿林东部边界的那条高速公路，才停下来喘气。他的两只手抓住膝盖。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气最终变成了哭泣。在他下面，公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接着他又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不顾身上的疼痛。他走下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走过尼古拉湖地铁站，沿着西班牙大街走向党卫军学校。
门卫看了看他的刑警证件，让他进去了。他的外表——眼睛通红，胡子拉碴，气喘吁吁——似乎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他找到了宿舍楼。他找到了约斯特的铺位。枕头没有了。毯子被拿走了。只留下铁床架和木床板。床头柜开着，是空的。
一个正坐在床边擦靴子的学员讲了所发生的事。他们是昨天晚上来的。两个人。约斯特将被送往东线，他们说，“接受某种特别训练”。约斯特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句话，似乎是在等待那两个人的到来。这个学员惊叹地摇了摇头。约斯特！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竟然选中了约斯特！所有的同学都既羡慕又嫉妒。他竟然比他们领先一步，去体验真正的战争！

三
电话亭里散发出一股尿液和香烟的味道。肮脏的地面上扔着一个用过的保险套。“快点啊，快点啊！”马赫自言自语。他用一枚一马克的硬币敲打着电话亭的玻璃，一边心急火燎地听着电话另一头的振铃音。她没有接电话。最后他把听筒挂了回去。
自从昨天中午在绿林的野餐之后，差不多二十小时里，马赫还没有吃过什么东西。街对面有家食品杂货店。马赫买了一瓶牛奶，和一条刚烤出来的松软面包，站在路边匆匆吞下。多疑的店主在窗户后面望着这幕奇怪的场景。马赫知道自己看上去就像个逃犯——逃亡途中停下来胡乱找点食物，在大庭广众之下狼吞虎咽，然后继续上路。牛奶顺着他的嘴角流了出来，他用手擦净。他的皮肤像砂纸一样粗糙。
他又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是否被跟踪。马路这边，一个穿制服的保姆推着一辆童车。对面，一个老太太走进电话亭。一个小孩向哈维尔湖方向走去，扛着他的玩具帆船。太平常了，太平常了……好公民马赫咽下最后一滴牛奶，把空瓶子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在人行道边上坐下。“你没有目击者。再也没有了……”他对格洛布斯感到一阵巨大的愤怒。比这强烈的则是深深的内疚情绪。
盖世太保一定在卷宗里看到了约斯特的陈述。他们会去党卫军学校核查，从而得知马赫昨天下午来过这里。这会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引起一阵惊慌情绪。他对约斯特的拜访实际上等于这个年轻人的死刑判决书。他太纵容自己的好奇心了，结果导致一个年轻人的无辜死亡。不。他不信格洛布斯会真的把约斯特送到东线。他太了解这个恶棍了。这个年轻人现在应该已经被杀死了，尸体冷冻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地窖里，等着几个月后作为“阵亡士兵”的尸体送还给他的家人。
而现在那个美国女孩也没有接电话。他们对她做了什么？
一辆军用卡车从他身边驶过。一个可怕的场景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夏洛特.麦吉尔被车碾过的尸体躺在阴沟里。“柏林市政当局对这起交通事故感到遗憾……肇事司机仍在搜寻当中……”马赫觉得自己就像某种致命传染病的带菌者，给与他接触过的人带去死亡。他应当挂上一个牌子，写上“此人危险，请勿靠近”。
一段段回忆在他头脑中不断闪现。
阿图尔.内贝：“找到路德。在格洛布斯之前找到他……”
鲁迪.哈尔德：“上星期几个西波的高级侦探来档案馆，向我询问你的情况……”
阿图尔.内贝：“这里是你妻子的报告。这是你儿子的报告……”
他沿着开满苹果花和樱桃花的郊区街道走了半个小时。街道两旁，树篱和栅栏后面，是一栋一栋的独立式住宅，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楼。衣着得体的中年男人，医生、律师或者大学教授，每天早上把他们的大众或者奥佩尔轿车从自家车库里开出来，妻子站在门边挥手。达勒姆是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郊区，幽静、安逸而富足。几辆校车从马赫身边经过，车里坐满了穿着儿童团褐色制服的小孩。所有的孩子都兴高采烈。大概是去动物园春游。
为了问路，马赫拦下了一个大学生。看到马赫的黑色制服，那个年轻人乖顺地垂下头。达勒姆有许多大学和研究所，马赫看到许多年轻人——比如他面前的这位——留着违反官方规定的长发，一直垂到衣领。一些年轻女生穿着牛仔裤——天知道她们是在哪里买到的，把屁股绷得紧紧的。还有一些学生穿着皮夹克，骑着摩托车呼啸过市。
由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创建的“白玫瑰”组织，这个四十年代被镇压的学生抵抗运动，在六十年代又死灰复燃，成为令盖世太保颇为头疼的十宗“叛逆罪”大案之一。（注：指攻击国家元首、攻击宪法、危害国家秩序和安全等罪名。与之相似的是“叛国罪”，包括出卖国家机密、帮助敌国等危害国家对外安全的罪行。在第三帝国，这两桩罪名被列为最高等级的犯罪）大学的墙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涂鸦：“Ihr Geist lebt weiter”——“他们的精神永存”。“白玫瑰”运动的成员秘密集会，反对兵役制度，留长发，穿牛仔裤，收听被禁止的西方流行音乐，私下阅读被禁的书籍和杂志。凡是被抓到的“白玫瑰”成员都要被判处重刑，关进集中营，或者至少也要送到东方前线服役。尽管大学当局负责任地和秘密警察联手，全力镇压，但新的“白玫瑰”小组仍然在全国各所大学里层出不穷，令盖世太保头疼不已。那个大学生一只胳膊夹着书，用另一只手含糊地给马赫指了指方向，然后如释重负地转身离开了。
路德的房子离植物园很近，是一座19世纪的大宅，远离街道，一条弯曲的白色砂石车道直通大门。大门对面停着一辆没有标志的灰色宝马，车里坐着两个面无表情的男人。那辆车说明了一切。房子后面可能还有两个监视者，还有至少一个人在周围的街道上巡视。马赫从宝马旁边走过，看到一个男人凑过去对他的同伙说了句什么。什么地方传来了割草机的嗡嗡声。青草的新鲜味道从车道上飘过来。这座占地广阔的大房子一定值很多钱。也许不如布勒的别墅那么贵，不过应该也差不多。屋檐下面装着鲜红色的报警装置。
他按了门铃，察觉到门后有什么人正在通过窥视口看着他。半分钟后，厚实的大门打开了，门里是一位英国女仆，头戴白色软帽，穿着黑裙子，上面围着白围裙。他把证件递给她，她默默地接过来，然后又把门关上了。马赫耐心地等着。过了几分钟，那女仆把大门打开，马赫走了进去。女仆的鞋子在抛光的木地板上啪嗒啪嗒作响。他们穿过幽暗的门厅，走进更加幽暗的客厅。几乎所有的窗帘都垂了下来。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古龙水味道。马赫皱了皱鼻子。
玛尔蒂.路德夫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条手绢。她抬头望着他——玻璃一样的蓝眼睛，上面布满细小的血丝。“有什么新消息？”“什么也没有，夫人。非常抱歉。但是希望您知道，我们已经采取了所有的必要措施来寻找您丈夫。”
这是事实，比你能想到的更接近事实，马赫想。
她是一个正在快速失去风韵的女人，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她正在不屈不挠地与衰老的容貌战斗。不过，她采用的战术并不是很明智：色泽不自然的金发；做过拉皮手术的脸颊，化着浓妆，这儿一点粉，那儿一点膏；一件山东绸的洋装，只系了一颗扣子——尽管她并不胖——露出部分奶油色的乳房，从尺寸上看，像是填充过的。从岁数上判断，这个女人更像是路德的第三任妻子，而不是原配或者续弦。她身旁放着一本翻开的小说，封面朝上，马赫看到了书名。《皇帝的舞会》，芭芭拉.卡特兰（注：1901-2000，英国最畅销的言情小说作家）的浪漫爱情小说。
她把马赫的证件还给他。“请坐下来好吗？您看起来累坏了。甚至没时间刮胡子！咖啡？或者雪利酒？不？罗丝，给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拿咖啡来。哦，我自己要一点点雪利酒。一点点。”马赫挑了把扶手椅坐下，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开始倾听路德夫人悲哀的诉说。她丈夫？一个好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从不发怒。哦，也许有时候会发脾气，不过那是因为紧张。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他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马赫先生注意到了吗？
她递给他一张照片。在某个海滨胜地。也许是法国的蓝色海岸，或者克里米亚。路德穿着一条可笑的短裤，皱着眉头。他的眼睛被一副厚厚的太阳镜所遮挡。
她继续喋喋不休。一个像他丈夫那样岁数的男人——对了，他们正准备在12月去西班牙度假，庆祝他的69岁生日。嗯，他们在马略卡岛有座房子。啊，马丁是佛朗哥大元帅的朋友。他在西班牙认识许多有权有势的朋友。哦，佛朗哥大元帅是个非常非常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马赫先生认识他吗？不？嗯，总之，她不敢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出门前总是告诉她什么时候回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能和马赫先生谈论这些事真好，您真有同情心……
当她交迭两腿时，丝绸裙子发出了唰唰声，露出了她的膝盖。女仆把咖啡、奶罐和方糖放在马赫面前，然后把雪利酒端到女主人那里。路德夫人所说的“一点点”实际上是一整瓶，不过已经喝掉了三分之一。“您听到他提过约瑟夫.布勒或者威廉.施图卡尔特这两个名字么？”
路德夫人皱眉思考，马赫看到那个由粉底和胭脂做成的蛋糕上出现了一小条裂缝。“不，没有……绝对没听说过。”“上星期五他出门了吗？”“上星期五？我想想……是的，他早上出门了。”她小口啜饮着雪利酒。马赫做着笔记。“他什么时候告诉你他必须出差的？”“那天下午。他大概两点钟的时候回来，说发生了什么事，必须在星期一去慕尼黑。他是星期天晚上坐飞机走的，在那边住一晚上。”
“他没有告诉你究竟是什么事吗？”“我丈夫是个很老派的人，你知道，那种外交部出来的官员。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工作，您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了。在他出发之前，看起来是什么状态？”“很烦躁，就像平时那样。”她笑了笑，小姑娘的那种吃吃傻笑。“没错，不过显得比平时更心不在焉。电视里的那些新闻令他沮丧。恐怖活动，东方的战争……我告诉他别去关注这些事，这对健康不好，但是他不听我的……是啊，这些事占据了他的头脑。”她的声音放低了。“战争期间，他曾经精神崩溃过。可怜的人儿。压力太大……”
她看上去泫然欲泣的样子，马赫连忙转换话题。“他是哪年精神崩溃的？”“1943年，我想。那时候我还没遇到他。”“当然。”马赫有礼貌地笑了笑，微微颔首。“那时候您一定还在上学。”“也许不一定是在学校……”那条裙子又往上提了几寸。“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他的安全的？”“星期一。他没回家。我一整晚都没睡。”“所以您星期二早晨报告了他的失踪？”“我本来要去，这时候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来了。”
马赫试图掩饰语气中的惊讶。“他在您通知警察之前就来了？那是什么时候？”“九点过一点吧。他说他有事找我丈夫。我把情况告诉了他。全国副总指挥看上去很担心。”“啊，我敢肯定他很担心。他有没有告诉您他要和路德先生说什么事？”“没有。我想应该是和党有关的事情。为什么要问这个？”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刻起来。“您认为我丈夫做错了什么事吗？”“不，不是……”
她把裙子边缘拉了下来，用戴戒指的手指把褶皱抹平。“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次谈话的目的是什么？”“您丈夫去过瑞士吗？”“去过。偶尔。好几年以前。他在那儿有业务。怎么？”“他的护照在哪儿？”“不在他的书房。我查过了。不过我和全国副总指挥说过这件事。马丁总是随身携带护照。他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到它。这是外交部的习惯，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真的……”
“哦，抱歉，夫人。”他换了个话题。“那些防夜贼的警报装置。我来的时候注意到，它们似乎是新的。”
她盯着自己的膝盖。“马丁去年让人安装的。有人闯进我们家。”“两个男人？”
她满脸惊奇地望着他。“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句话是个错误。“我一定是在你丈夫的报案记录里看到的。”“不可能。”路德夫人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更加惊异了，声音中充满了狐疑。“我丈夫从来没有报案。”“为什么？”
她看上去似乎像要发作——“这关你什么事？”——但是看到了马赫眼中的关切神情，于是改变了主意，改用比较平静的语气回答。“我求他报案，但是他不愿意。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原因。”
“什么时候发生的？”“去年冬天。我们本来计划晚上待在家里，喝点酒，看电视。但是有朋友打电话过来，所以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屋子里有两个人。就在这个房间。”她神色紧张地环视四周，仿佛闯入者还藏在某个角落里。“谢天谢地，我们的朋友也和我们一起回来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看到我们有四个人，就从那扇窗户跳出去了。”她指指马赫的肩膀后面。
“您家里有几个佣人？”“四个。罗斯，还有一个厨娘，一个司机和一个园丁。”“他们当时在哪里？”“罗斯和厨娘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她们的房间在阁楼。司机下班回家了。园丁住在看门人的小屋里。”“他们都没有发现入侵者？”“没有。”“在这之后，您先生安装了报警系统。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安全措施吗？”
“马丁雇了保镖。四个。他们轮班巡逻。不过，圣诞节之后，他觉得连保镖也不能相信了，就把他们都遣散了。连司机和园丁都辞退了。他真是吓坏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被什么吓坏了？”“他不肯告诉我。”手绢再度登场。她又为自己倒了另外“一点点”雪利酒。她的口红在玻璃杯上留下了一抹粉红。泪珠在她的眼眶周围打转。
马赫最初的判断是错误的。她为丈夫的失踪而担心，这没错。但是现在她更担心的显然是丈夫在欺骗自己。一个又一个可怕的念头飞快地从她的脑海中流过，在那双蓝眼睛里留下了踪影。另一个女人？一桩犯罪？一个秘密？他是不是已经叛逃国外？或者更仁慈一点，已经死了？
马赫向她表示了慰问，并且想提醒她，盖世太保正在对她丈夫进行调查，不过想一想还是决定不说为妙。这个女人快要崩溃了。为什么还要雪上加霜呢？反正不久之后她自己也会知道的。他希望国家不要没收这幢房子。“我占用您太多时间了，夫人。”马赫合上笔记本，站起身来，微微鞠躬，伸出手去。“我再也看不到他了，是不是？”她眼泪汪汪地问道。“您会见到的。”他说。不会了。恐怕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离开那座昏暗的房子、呼吸到新鲜空气，对他来说是个摆脱。盖世太保的人仍然坐在宝马车里。他们看着他离开那座房子。他犹豫了片刻，然后转身向植物园地铁站走去。四个保镖！他现在已经有点头绪了。
星期五早上，在布勒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布勒、施图卡尔特和路德。三个惊慌失措、冷汗直流的老男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流冷汗。可能商量出了补救结果，每个人都领到了任务。星期天，路德飞到了苏黎世。现在马赫几乎可以肯定那两盒巧克力是路德在第二天下午从苏黎世机场寄过来的，可能当时他正要登上另外一架飞机。那些巧克力不是礼物，而是信号。是不是路德用寄出巧克力的方法来告诉另外两个人，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呢？或者相反，任务失败了？
马赫回头望了一眼。没错。现在他被盯梢了。刚才在路德的房子里盘桓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辨认出他的身份。至少有三四个人跟在他身后。不过，哪一个是他们的特工呢？那个穿着绿色风衣的妇女？那个骑自行车的大学生？盖世太保的特工都经过良好训练，不太容易辨认出来。他加大了步伐。车站就在前边。
疑问。星期一下午，路德从苏黎世返回柏林了吗？或者滞留国外？他开始努力回想。昨天早上，在布勒的别墅：“布勒？请讲话。谁在那边？”——这一定是路德，他推断。所以：假设路德在登机前寄出那个包裹，然后飞机起飞，那么他应当在晚上七点左右抵达柏林。然后就消失了。
植物园车站属于郊区电气化铁路、即所谓“S-Bahn”的一站。马赫买了一张一马克的车票，直到列车进站才走上站台。在车门即将关上的一霎那，他跳下车，然后沿着金属天桥走到另外一个站台。两分钟后，他登上了开往南边的下行列车。在里希特菲尔德车站，他跳下列车，走向对面的站台。
由于是非高峰时间，站台上显得空荡荡的。他放过了开往市中心的第一趟列车，登上了第二列，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车厢里，他找到了一个能够观察到整个车厢的座位。除了他之外，这节车厢里只有一个怀孕的妇女。马赫朝她笑了笑，那女人连忙把脑袋扭向别处。很好。
路德啊，路德。马赫点燃一支香烟。已经年近七十，身患心脏病，眼睛也不好。带有偏执狂的特征，甚至连妻子也不敢相信。他们六个月前来找你，让你侥幸逃脱了。为什么你要从柏林的机场开始逃亡呢？是不是下了飞机、通过海关之后，就开始给你的老朋友打电话？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当时肯定已经血流成河，没人应答。在天鹅岛，如果艾斯勒对死亡时间的估计是正确的话，布勒应当正在面对前来谋害他的凶手。他们让电话一直响下去吗？或者其中一个接电话，另外一个盯着布勒？
路德啊，路德。有某件东西令你开始逃命——星期一晚上，在冰冷的柏林暴雨中开始选择逃命。
马赫在柏林-戈滕兰车站下车。在巨大的火车站中庭，他站在一尊党卫军士兵雕塑旁边观察。在他下面，几十部自动扶梯把穿流如梭的旅客送到火车站的四层站台上去——最下面是地铁车站；第二层是普通铁路线；第三层，也就是地面层，是第三帝国引以为傲的“欧洲超级列车”站台。许多条郊区电气铁路的站台都汇集于最上面一层。这里是另一个把狂想变为现实的建筑奇迹。大理石镶嵌的地面，粗大的多立克式石柱，几平方公里的铜屋顶，30米高的整面玻璃墙……政府关闭了教堂，同时修建了比世界上最大的大教堂还要宏伟的火车站。
看着无数行色匆匆的旅客，马赫感到一阵巨大的失落。无数生灵——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小小秘密，有自己的雄心和梦想，自己的负疚和罪恶——在他下面川流不息，互相之间形同陌路，从不交往。想到要在这么多生灵中寻找一个老人的踪迹，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个荒谬的幻想。
但是格洛布斯就能做到。马赫注意到，就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火车站里的警察逐渐增多了。民警对每一个年过六十的男人都大加留意。一个没能拿出证件的流浪汉被带走了，一边走一边抱怨。
格洛布斯！马赫转身离开扶栏，走到向下的自动扶梯旁，站了上去。他开始在柏林寻找一个也许能救他一命的男人。

四
搭乘中央线地铁就是——如同宣传及文化教导部指出的那样——追寻德国历史足迹的一次旅行。柏林-戈滕兰车站、比洛大街、诺伦多夫广场、维滕贝格广场、纽伦堡广场、霍亨佐伦广场……如雷贯耳的站名就像一串珍珠，把德国的历史贯穿起来。（注：比洛是第二帝国时代的宰相；诺伦多夫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元帅；维滕贝格是马丁.路德张贴批判罗马教廷的《九十五条论纲》、开始宗教改革之地；纽伦堡是纳粹党代会召开地；霍亨佐伦是德意志帝国皇族之姓）
为了与其历史意义相称，这条线路仍然在使用战前制造的车厢。保养得很好的木头车厢，漆了一道又一道的红色和黄色油漆。三代柏林人的屁股把木头座椅磨得又光又亮。大多数乘客站着，抓着皮革拉环，随着车厢的节奏晃来晃去。昏黄的电灯泡照着车厢内的标语，提醒乘客们保持警惕：“逃票者的得利是柏林人的损失！向当局通报任何不良举动！”“他把座位让给妇女或老兵了吗？如果没有，罚款25帝国马克！”
马赫在站台报摊上买了一份《柏林日报》，斜靠着车门，浏览报上的内容。肯尼迪和元首，元首和肯尼迪。都是这个。很显然，帝国对这次结束美德冷战的会谈寄予了很大希望。这只能意味着东方的战事比任何老百姓所了解的都要糟糕。“在东方保持永久战事将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种族，”元首曾经这样说过，“使得我们的人民免受欧洲那种安逸享乐的腐蚀、从此变得软弱。”
但是人民已经变得沉溺于安逸享乐了。否则的话，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还有什么意义？他们有波兰人为他们打理花园，有乌克兰人为他们清扫大街，有法国厨子为他们烹调美食，有英国女仆为他们做家务。品尝到和平带来的安逸舒适后，他们对战争失去了胃口。在报纸的内页里，用最小号的字体登出了布勒的讣告。他被说成是在“浴室事故”中死亡。
马赫把报纸塞进衣袋，在比洛大街车站下了车。在车站外面，他能看到夏洛特的公寓。帘子后面有一个影子在快速移动。她在家。或者不如这么说：有人在她家。看门的老太太不在她那把椅子上。他敲敲夏洛特的公寓门，没人应答。他更用力地敲了敲。没有反应。马赫转身离开，大步走下楼梯。走下一节台阶后，他就止步，数到十，转身，后背贴着墙，走一步停一步，蹑手蹑脚地回到夏洛特的公寓门旁。他拔出了手枪。
过了好几分钟。什么地方有条狗在叫唤。汽车、火车和飞机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婴儿啼哭，小鸟唧啾：不和谐的杂音。在公寓里面，什么人在走动。地板的嘎吱声。门开了一条小缝。马赫用肩膀猛地把门撞开。站在门后的人，不管他是谁，被这股巨大的力量撞得向后趔趄了好几步。马赫冲进公寓，从小小的门廊里把那个人推进起居室。一盏台灯掉在了地上。他试图用枪顶住那个男人，但是对方按住了他的胳膊。现在他被对方推着，步步后退。他的腿肚子撞到了一个茶几，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板上。卢格手枪从他手中飞了出去。
好吧。现在局势颠倒过来了。确实滑稽。换一个场合，马赫也许会哈哈大笑的。他对打架这种事从来就不是很在行。而现在——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两手空空，脑袋对着壁炉，两腿还在茶几上——就像一个怀孕的妇女在接受妇科检查。
袭击者仆倒在他身上，马赫可以感觉到吹到他脸上的热气。袭击者用一只戴着皮手套的手捂住马赫的脸，另一只手去掐他的喉咙。马赫既看不见，也没法呼吸。他把脑袋扭来扭去，试图咬那只手。他向上挥拳，打到了袭击者的脑袋，但是对方不为所动，继续扼着马赫的气管。扑在他身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冷酷无情的机器，正在试图慢慢地把他碾碎。一根钢铁般的手指找到了一条动脉，然后用尽全力按了下去。马赫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下去了。不断袭来的黑暗压过了疼痛的感觉。这么说，走过了这么远的路，将在这里终结了。
一下猛击。那只手松开了，缩了回去。马赫慢慢挣扎着，试图重新开始搏斗。至少他可以作为观众观看接下来的搏斗。那个袭击者的脑袋被一把金属椅子砸中，滚到了一边。他的眉毛上被砸开一道口子，血流了出来，流得满脸都是。砰！又是一下猛击。还是那把椅子。袭击者举起一支胳膊，试图抵挡，同时用另一只手抹去眼眶里的血。他手脚并用地向门口爬去，后背上骑着一个愤怒的魔鬼——嘶嘶地叫，怒火中烧，箍住他的脖子，连踢带咬，又撕又挠，还伸出爪子去抠他的眼睛，如同疯了一般。这个倒霉的家伙艰难地爬了起来，向门口挪去。在门边，袭击者把自己的后背——连同骑在他身上又踢又咬的那个家伙——向门框用力撞去。一下，两下，三下。直到这时，夏洛特.麦吉尔才松开那个袭击者，让他逃脱。
一阵一阵的疼痛。脑袋、腿肚子、肋骨、喉咙……不时冒出来一阵抽痛，犹如五朔节时噼里啪啦的焰火。“你在哪儿学会打架的？”他们在厨房里。他弯着腰，脑袋伸在洗碗池上方。她正在小心翼翼地帮他擦干后脑勺上的血迹。“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弟弟，而你是唯一的一个女孩，那你就不得不学会打架。抓稳了。”
“可怜的弟弟们。啊！”马赫的脑袋上伤口最多，血水从头顶上流下来，在他眼前几公分的地方滴滴答答地流到水槽里，让他感到一阵眩晕。“在好莱坞电影里，我想，应当是由男人来救女孩。”
“好莱坞电影不过是一堆垃圾。”她拿来一条干净的毛巾。“这个伤口很深。你肯定不用去医院吗？”“不用。”“那个人还会回来吗？”“不。至少现在不会回来。这应当是一起秘密行动。谢谢你。”他用那条毛巾捂住后脑勺上的伤口，站直了身子。这时候他感觉到一阵新的疼痛。在脊椎上。“一起秘密行动？你不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窃贼？”“不。他很专业。盖世太保训练出来的职业杀手。”
“我把他打败了！”肾上腺素让她的皮肤光泽闪亮，眼睛也闪闪发光。她身上唯一受伤的地方是肩膀上的瘀青。她比他记忆中的样子更加动人。线条精巧的颧骨，小巧笔挺的鼻子，饱满的嘴唇，大大的棕眼睛。她有一头棕发，长度刚刚到达那洁白纤细的脖子。两旁的头发收拢在耳后。
“如果他收到的命令是杀掉你，我想他能做到的。”“真的吗？那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干？”突然间，她的声音变得怒气冲冲。“你是美国人。一个受到特别关照的物种。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他看了一下毛巾。血已经止住了。“不要低估了你的敌人，小姐。”“不要低估了我！”她生气地瞪了马赫一眼，看上去楚楚动人。“要是我没赶回来，他会杀了你。”他决定还是一言不发为妙。她现在的样子就像是一点就着的火药桶。
整个公寓被彻底地搜索过一遍。她的衣服都耷拉在抽屉边上，桌子上和地上到处都是纸，行李箱都被打开了。不过，即使没有人来乱翻一气，马赫想，这个公寓也未必见得多么整洁。洗碗池里有烟灰。卧室里堆着酒瓶子（大部分是空的）。从《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上复印的文章（已经被她的德国搜索者划成了一条一条的）胡乱地贴在墙上。搜索这间公寓的工作一定像梦魇一样可怕。暗淡无力的黄昏光线从肮脏的窗帘后面照过来。每隔几分钟，有火车经过时，整个公寓的墙就要颤抖一阵。
“我猜这是你的？”她从椅子下面捡起那把卢格手枪，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捏着枪把。“对。谢谢。”他接过手枪，别回腰间。她有一种能够让别人觉得自己很蠢的天赋。“有什么东西丢了吗？”“大概没有。”她扫了一眼这间杂乱的公寓。“就是有，我也没法发现。”“昨天晚上我给你的……那件东西？”“哦，那个？在壁炉架上。”她的手指在上面摸索，眉头皱了起来。“它应该是在这儿……”
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当他再度睁眼时，发现她在吃吃地笑。“别害怕，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那东西就在我心脏旁边。就跟情书一样。”她转过身去，解开衬衫扣子。当她转回身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个蓝信封。他接过信，走到窗边。信封摸起来暖暖的，还带着她的体温。
那个信封又窄又长，光滑而挺括，是用厚厚的亚麻纸制作的。外观是浅蓝色，由于年代久远，上面有许多小小的棕色斑点，就像肝斑。这种高级的、手工制作的信封属于另一个时代，早已消逝的战前时代。信封上没有姓名或地址。
信封里面有一把小小的黄铜钥匙，以及一封信，是与信封同样的浅蓝色亚麻纸，像卡片一样厚。信纸的右上方用花体铜版字印着“Zaugg & Cie. Bankiers”。佐格银行。地址是巴恩霍夫大街44号，苏黎世。下面是打字机打出来的一行字，证明此信持有人是该银行2402号账户的共同所有人之一。日期是1942年7月8日。下面是银行总董赫尔曼.佐格的签字。
马赫把这封信看来看去。他一点也不纳闷施图卡尔特为什么把这封信锁在保险柜里。未经帝国银行的批准，德国人在国外拥有账户属于非法行为。对于违反这一规定的人，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我很担心你。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接。”“我在做一些调查。”“调查？”她再度露齿一笑。
在马赫的建议下，他们徒步向蒂尔加滕公园走去。如果柏林人要讨论什么不愿意被人窃听的话题，这座位于城市中心的森林就是他们的首选之地。甚至神通广大如盖世太保，也没法给每一棵树都装上窃听器。树下草丛中开着水仙花。小孩在新湖的湖岸旁边开心地喂着野鸭。
逃出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非常容易，她说。通风井通往房屋的后面，那边没有党卫队士兵。他们都在前面。她翻过铁栅栏，若无其事地走过几条街，拦了辆出租车回家了。她一晚上没睡，等着他来电话，但是没等到。她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熟记在心。到早上九点钟，她决定不再等了。
她想知道马赫和耶格尔究竟遇到了什么。他告诉她，他们俩被带到了盖世太保总部，第二天早上被释放了。“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吗？”“没错。现在说说你发现了什么。”她先去了诺伦多夫广场的公共图书馆——她的新闻采访证已经被作废，别的什么事也做不了。图书馆里有本欧洲银行指南。她在里面找到了佐格银行。它如今仍然在营业，地址也没变，还在巴恩霍夫大街。从图书馆出来之后，她去了美国大使馆，去找奈丁格尔。
“奈丁格尔？”“你昨天晚上见过他。”马赫想起来了。那个穿着运动夹克的年轻人，脑袋枕在她的胳膊旁。“你没把这些事告诉他吧？”“当然没有。不过他这个人很小心谨慎，我们可以信任他。”“在断定谁更可靠这方面，我更信赖我自己的感觉。”他感到一丝失望。“他是你的男朋友？”她站住了。“这算哪门子问题？”“这件事对我来说利害攸关。身为德国公民，我比你面临更多的危险。我有权知道……”“你没有权利打听！”她看上去怒气冲冲。“好吧好吧。”马赫举手投降。这个女人真难应付。“那是你的私事。”他们继续往前走。奈丁格尔是瑞士金融方面的专家，她解释说，曾经帮许多逃到美国的德国难民取出他们在苏黎世和日内瓦的存款。这种事一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1934年，一个叫格奥尔格.汉内斯.托马的盖世太保被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派到瑞士，调查德国籍账户持有人的名字。托马在苏黎世住下，和一些单身的女出纳发生交往，还向一些小职员提供“资助”。当盖世太保怀疑某个德国公民在瑞士非法持有账户时，托马就会去相关的银行，伪装成这个德国人的代理人，声称要替当事人往账户里存款。一旦银行同意办理，就说明这个倒霉的德国人在这家银行里开设了账户。盖世太保就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逼问出所有详细信息。不久之后，银行就会收到存款人从德国境内发来的一封电报，以标准的格式要求银行把他的存款转回德国。
盖世太保与瑞士银行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逐步升级。柏林与伯尔尼之间的电话、电报、书信抗议往来不断。在德国，那些储户被处决，或者送进集中营，在瑞士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愤怒。最后瑞士联邦议会做出反应，通过了新的银行法，禁止瑞士银行向外界透露与储户有关的一切信息。格奥尔格.托马身份暴露，被驱逐出境。
瑞士银行开始意识到与德国客户做生意不仅危险，而且牵扯精力。与客户直接联络是不可能的。成百上千个账户被它们的德国主人惊恐地抛弃了。瑞士的银行家也不愿意被牵涉到这种事关生死的游戏当中去，这对他们的公众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到1939年，一度繁荣的对德银行业务已经销声匿迹。
“之后战争就爆发了。”夏莉说。他们已经走到了新湖的尽头，开始沿着陆军运河往回走。从南边的动物园里传来鹳鸟的啼声，就像有人在敲梆子。树林北面若隐若现地传来东西轴心大街的交通噪音。左前方，帝国大会堂的青铜圆顶耸立在森林上空。柏林人开玩笑说，避免看到大会堂圆顶的唯一方法，就是住到大会堂里面去。
“1939年之后，在瑞士开设银行账户的要求猛增。原因很明显。许多人不顾一切地想把他们的财产转移出德国。所以一些银行，包括佐格银行在内，想出了一种新方法。交给银行200瑞士法郎之后，你就会在银行里有一个编号的保险箱，一把钥匙和一封授权信。”
“就像施图卡尔特的那封。”“对。你只需要向银行出示信和钥匙，保险箱里的东西就都是你的了。不提出任何问题。开户人可以申领多把钥匙和授权信，只要交费就行。妙就妙在，从此银行与主顾完全脱钩。某天，某个小老太太也许会把她的终生积蓄存到这里。十年之后，她的儿子可以出示钥匙和信，把这笔钱领走，如果他拿得到出国许可的话。”
“或者盖世太保的人拿着钥匙和信……”“如果他们能得到的话。银行什么也不问。没有令人尴尬的后果出现。没有透露客户信息。没有违反《瑞士银行法》。”“这些账户……它们仍然存在？”“战争结束后，由于柏林的压力，瑞士政府禁止了这种做法。不过此前开设的老账户依然有效。因为签了字的协议必须得到遵守。这种钥匙和信本身也成了贵重财产。人们把它转来转去，作价出售。亨利说，佐格银行的这种生意尤其兴隆。天知道他们在保险箱里放了什么东西。”
“你对这个奈丁格尔先生提到了施图卡尔特的名字了吗？”“当然没有。我告诉他，我在给《财富》杂志写一篇报道：‘战争中失去的宝藏’。”“就像你告诉我，你采访施图卡尔特是为了写‘元首的早年时代’？”她犹豫片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脑袋还在抽痛，肋骨也不得劲。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点了一根香烟，让自己有时间想一想。“人们看到暴力死亡的场面之后，他们通常会跑开，设法忘掉自己看见的景象。你却不是这样。昨天晚上，你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施图卡尔特的公寓。你翻看他邮件时的手法……今天早晨：询问有关瑞士银行的情报……”
他闭上了嘴。一对老年夫妇从对面走来，盯着他们看。他意识到他们俩看起来是一对奇特的搭档：一个党卫队军官，没刮胡子，身上到处都是瘀青和伤口，还有一个女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外国人。她的德语说得非常流利，没有口音，但是她的身上有某种气质，那种自由国家公民身上的气质，使得她与那些拘谨的、胆小的、三十年来被纳粹统治所驯服的德国人有所不同。
“这边走。”他领她转向一条通往树林深处的小径。透过茂密的树林，可以看到大战中修建的巨大高射炮塔，就像褐色的城堡，外观十分丑陋，破坏了公园的景色。“能给我一支吗？”他为她点烟的时候，她用手遮住打火机。在婆娑林荫中，小小的火苗在她眼中反射出点点光亮。
“好吧。”她继续往前走去，双手抱着肩，仿佛感到很冷。“我父母确实在战前就认识施图卡尔特。我在圣诞节之前确实拜访过他。但是我没给他打电话。是他给我打的电话。”“什么时候？”“上星期六，晚上。”“他说了些什么？”
她哈哈大笑。“哦，不，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在我的职业里，消息是一种可以用来出售的商品。不过我愿意用它来交换点什么。”“你想知道什么？”
“所有的一切。为什么你昨天晚上闯进那间公寓。为什么你对自己的同行保密。为什么一个小时以前盖世太保的杀手差点杀死你。”“哦，那个。”他微微一笑。
他感到疲劳。他走到一棵栎树旁，背靠在粗糙不平的树干上，凝视着远处的运河。还没到夏日旅游旺季，不过第一批平顶游船已经开始了环绕柏林的水上旅游。从船上传来了《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两天以前，我在哈维尔湖里钓上来一具尸体。”
他把所有的事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他提到了布勒的死和路德的失踪；讲了约斯特看到的场面，以及后来他的下场；讲到了内贝和格洛布斯，地窖中的那些艺术珍品，以及盖世太保在他身上搜集的那些黑材料。他甚至谈到了皮利的告密。
马赫以前注意到，罪犯在做完坦白后——尽管坦白的内容有可能把他们送上绞架——往往会感到如释重负。现在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在他把这几天发生的一切都对夏莉说完之后，感觉好多了。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她说：“好吧，这才公平。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不过当时我碰到的事是这样的……”
她星期六晚上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天气非常恶劣，大雨已经下了三天，把整座城市都冲了个透。她没有心情出去和朋友聚会。好几个星期以来都是这样。你知道，柏林是一座非常容易令人感到沮丧的城市。在那些巨大灰色建筑的阴影下，看到街上那些无休无止的制服，面对那些面孔死板、没有一丝笑容的官僚，你会觉得自己渺小、无助。
电话铃在11:30响了起来，当时她正要睡着。一个男人的声音。语调紧张。逻辑清晰。“你公寓外面有个电话亭。到那儿去。我五分钟之后给你打电话。如果电话亭里有人，不要走，在那儿等着。”
她没认出来这个男人的声音，但是他的急迫语气表明这不是一个玩笑。她穿上衣服，抓起风衣，摸黑走下楼去。滂沱的雨点像冰雹一样狠狠地砸到她的脸上和身上。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线，她看到马路对面、地铁站出口旁边果真有一个电话亭。里面没人。谢天谢地。在她等电话的时候，她想起了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声音。
“等等，”马赫说，“往回一点儿。你和施图卡尔特的第一次会面。讲讲这个。”
那是去年，圣诞节之前。她给他打了电话，说明自己的身份，并且提出去拜访他。他在电话中显得颇不情愿，但是在她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同意和她一起喝下午茶。他有一头卷曲的白发，肤色是那种日晒后的淡茶褐色，好像是长时间在紫外线日光浴灯下照射的结果。他的情妇玛丽亚，也在公寓里，束手束脚，像女仆一样畏缩。她端来茶点，然后就离开了，让他们俩谈话。无非是那些客套话。你母亲怎么样，很好，谢谢，等等等等。哈！她熟练地弹掉了一大节烟灰。
“我母亲的演员生涯，自从她离开柏林之后就结束了。我的出生彻底葬送了她的演员梦。你也猜得到，战争期间，好莱坞对德国女演员的需求不是那么迫切。”
然后施图卡尔特问她父亲的情况。也很好。她可以比较愉快地回答这个问题。她父亲在1961年，即肯尼迪当选的那一年，从国务院退休了。助理国务卿迈克尔.麦吉尔。上帝保佑。施图卡尔特是通过妈妈认识他的，当时他是驻柏林大使馆的职员。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马赫打断了她的话。“三七年到三九年。”“继续。”接下来，施图卡尔特问到她的工作。世界欧洲报导。他从来没听说过。不奇怪，她说，没人听说过。差不多就是这类谈话，彬彬有礼的客套话。最后她起身准备离开，给了他一张名片。他弯腰行了个吻手礼，方式很恶心，那对厚嘴唇在她手上逗留了半天，好像狗在闻一块肉。接着他又在她出门的时候摸了摸她的屁股。就是这样。之后五个月里，她没有搭理过他。
“直到上星期六？”对，直到上星期六。她在电话亭里等了大概半分钟，他打来了电话。原先那种傲慢自大的语调已经荡然无存。“夏洛特？”他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非常抱歉用这么戏剧性的方式和你通话。你的电话被窃听了。”
“他们说每个外国人的电话都会被窃听。”“没错。我在部里的时候，看过一些窃听记录。不过电话亭是安全的。我现在也在电话亭里。星期四的时候，我到比洛大街，记下你那个电话亭的号码。这件事很严重。我需要和你们国家的有关当局联络。”“为什么不去找大使馆？”“使馆不安全。”他听起来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而且很紧张。绝对喝了酒。“你是不是想叛逃？”
长时间的沉默。接着从她身后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声音，好像是谁在用硬币敲打玻璃。她转过身去，看见一个男人正扒着玻璃往电话亭里看，全身水淋淋的，就像一个潜水员。她一定是大叫了一声，因为施图卡尔特的声音听起来更紧张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向那个男人摆摆手，他失望地离开了。“没事。有个人想用电话。”“好吧，长话短说。这件事我只和你父亲联络。不通过大使馆。”“你需要我做什么？”“明天来找我，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夏洛特，我会让你变成全世界最出名的记者的。”“在哪儿？什么时候？”“我的公寓。中午。”“那儿安全吗？”“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然后他挂上了电话。这是她最后一次听到施图卡尔特的声音。
她抽完了香烟，用脚尖把烟蒂捻灭。剩下的事他差不多都知道了。她发现了尸体，报了警。他们把她带到亚历山大广场的一个警察局，在一间空屋子里关了三个小时。接着她又被领到一个地方，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党卫队官员面前写了份笔录。那人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个病理解剖室，不像警官的房间。马赫笑了笑。可怜的老菲贝斯。
她决定不告诉警察，那死者在星期六晚上给她打过电话。原因不用说。如果她被发现同施图卡尔特的叛逃密谋有牵连，她肯定会被立即逮捕。不管怎么说，他们最后还是决定驱逐她。就是这么回事。
柏林市计划在元首日期间举行一系列盛大的烟花表演，场地就设在蒂尔加滕。公园里有一大块空地被拦了起来，身穿蓝色制服的烟火工人正在小心翼翼地组装他们的秘密武器。围栏后面站着一些好奇的年幼柏林人和他们的保姆。炮筒，沙包，掩蔽壕，几公里长的导线，堆得到处都是。不知底细的人看到这个场面，会以为这里要举行一场炮兵演习，而不是庆祝活动。没有人把注意力放在一位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或者一位穿蓝色风衣的小个子妇女身上。
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下一串号码。“这是我的电话，办公室的和家里的。还有，这是我一位朋友的电话，马克斯.耶格尔。你昨天晚上见过他。如果和我联系不上的话，就给他打电话。”他撕下那张纸，递给她。“如果任何事情引起你的怀疑，或者令你担心，不管是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你呢？你打算做什么？”“我想法去苏黎世。今天晚上。明天去查看一下这个银行帐号。”她还没张嘴，他就知道她要说什么。“我和你一起去。”“你在这儿会更安全一些。”“但是这也是我的报导啊！”她的语气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老天爷，这不是什么报导。”他试图压制怒气。“听着。咱们这么办。无论我发现什么，我都会告诉你。你会知道所有的故事。”“不如亲自到那儿好。”“总比死了好。”“他们在国外不会那么干的。”“正相反。在国外，他们不用顾忌你的美国记者身份。如果你在这儿被干掉了，他们就要向美国大使馆解释一大堆问题。如果你死在国外……”他耸了耸肩，学着外交部官僚的口吻，“‘谁说这是盖世太保干的？证据呢？’”
他们在湖边上分手。他大步流星地走过草坪，向繁忙的市中心走去。一边走，他一边掏出那个信封，晃了晃，检查钥匙是否还在里面。他把信封举到鼻子上，嗅着她的体香。他回头望了一眼。她正在走进栎树林。一会儿被树木挡住，一会儿又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消失，出现，消失，出现。沉闷的树林中，她那小小的身影看上去就像一只明亮的蓝色小鸟。

五
马赫发现他的公寓大门挂在破碎的铰链上直晃荡。他站在门口，手握手枪，侧耳倾听。没有动静。公寓里静悄悄的。他的公寓也被搜查过，但是要仔细得多。所有被搜过的东西都丢到了客厅中央，推成了一座小山。衣服、书籍、鞋子、往日的信件、照片、瓷器、家具……全都胡乱地堆放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有人要用这些东西点一个火堆，但却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
在那堆杂物最上面，是一个木镜框。马赫的照片，20岁时拍摄的。他正在与潜艇部队总司令邓尼茨海军上将握手。他捡起镜框，走到窗边，拂去上面的灰尘。他都不记得这张照片了。为什么要把这照片丢在这儿？是警告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每艘潜艇离开威廉港之前，邓尼茨都要亲自到潜艇上为乘员送行。一个令人敬畏的人，严厉而正直，握手有力，声音嘶哑。“狩猎顺利！”他对马赫大声喊道。他对每个人都这么说。照片上有五个人，在指挥塔下面一字排开。鲁迪.哈尔德站在马赫的左边。另外三个人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战死了，尸首埋葬在U-175号潜艇的残骸里，长眠于冰冷的大西洋深处。狩猎顺利。他把照片扔回到那堆东西上面。
干这活儿需要很长的时间。时间，怒气，以及对搜索工作不会被打断的确信。一定是在他被关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的那段时间里干的。只有盖世太保才有权力来搜他的房子。他想起“白玫瑰”成员在韦尔德市场附近一座大楼上写的口号：“一个警察国家是一个被罪犯掌管的国家。”
他们检查了他的邮件。一堆长时间未支付的账单——他们看到这个会兴高采烈的——和前妻的一封信，发信日期是星期二，前天。他简单潦草地看了看信的内容。她说她决定不让他去探望皮利，因为那会使孩子心绪不宁。他最好同意，否则的话她可能不得不对帝国家庭法庭陈述她的理由。她相信，为了孩子和他本人着想，不必走到这一步。署名是“克拉拉.埃克哈特”。这么说她已经恢复了婚前的娘家姓。他把信揉成一团，扔到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上面。
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搜查浴室。马赫冲了个澡，刮了胡子。他在镜子里仔细检查了身上的伤痕。胸口上一大道瘀青，后背和腿上有更多的瘀青；喉咙上一道青紫色的勒痕；看上去没有实际那么糟。他爸爸以前说什么来着？他小时候每次受伤，爸爸都用这话给他止疼：“你会活下去的，孩子。”没错。你会活下去的。
他光着身子走进起居室，在那堆东西里翻出了干净的衣服、一双鞋、一个手提箱、一个皮革旅行手提袋。他原以为他们会把他的护照拿走，但是在那堆杂物的最底下找到了它。护照是1961年颁发的。当时他去意大利出差，把一个犯罪团伙成员从米兰押回来。他的照片上面盖着纳粹雄鹰的钢印，对页是内政部长塞斯-英夸特笔走龙蛇的签名，要求各国政府“对持有该护照的大德意志帝国公民予以通行便利”。照片上的那个人要年轻许多，脸蛋饱满一些，面对镜头微露笑容。天哪，他想，三年间我老了十岁。
他换上干净衬衫，然后用刷子把制服刷干净，又穿了上去。他弯腰把换洗衣服放进行李箱时，眼角扫过了一样东西。魏斯一家的照片。他把它拣起来，叠成小方块，就像他五年前发现这张照片时的样子，然后塞进钱包。如果他们问，他就说这是自己的家庭照片。他提着手提箱，环视房间一眼，然后走出门外。他尽可能把那扇门关好，虽然它已经被盖世太保给撬坏。
在维滕贝格广场的德意志银行总行营业处，马赫向坐在柜台后面的出纳员询问自己的户头上有多少钱。“4277马克38芬尼。”“全取出来。”“全部吗，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您打算关闭这个户头？”那个戴无框眼镜的出纳问道。“全部。”
马赫看着那人点出4277马克的钞票。5、10、20、50，高斯、李比希、申克尔、巴赫。100、200、500、1000，俾斯麦、齐柏林、瓦格纳、歌德。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建筑师和音乐家，诗人和政客。在帝国受到官方崇拜和颂扬的偶像们。钞票上面压着一小堆硬币。他把钱接过来，塞进自己的钱包里，与那张照片放在一起。
十年没有提升，加上七年的离婚赡养费，这一小叠钞票就是他的毕生积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刚才说什么了吗？”出纳员好奇地看着他。他刚才一定是把自己的念头给嘟哝出来了。“没有。谢谢你。”马赫拎起手提箱，走到营业厅门外，拦了辆出租车，让司机去韦尔德市场。
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做了两件事。先打电话给科隆的汉莎航空公司总部，询问他们的保安处头子曼弗雷德——以前是一个刑警警官，和他熟识——检查一下星期日和星期一往来于柏林和苏黎世的所有航班，看看有没有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乘客。
“马丁.路德？”曼弗雷德听起来很困惑。“你还想查别的什么人吗？查理曼大帝？沃尔夫冈.冯.歌德？”“别开玩笑。这事很重要。”“很重要，当然。我知道。”曼弗雷德答应马上去查有关信息。“听着，如果你厌倦了跟在救护车后面的生活，我这里永远有你的位子。”“谢谢！也许吧！”
挂上电话之后，马赫把那盆早已枯死的植物从文件柜顶上拿了下来。他拔出那棵吊兰，把钥匙藏在土里，把吊兰塞回去，然后把花盆放回了原来的地方。
五分钟后，曼弗雷德打来了电话。
阿图尔.内贝的套间在四楼。秘书和副官办公的外间铺着奶油色的地毯，奶油色的墙壁，隐蔽式的射灯，黑色的皮沙发，不锈钢和玻璃茶几。六十年代最时髦的装饰风格。墙上是托拉克雕塑作品的油画：躯干如赫克利斯一般强壮的男人将巨石推上山顶，庆祝帝国高速公路的诞生；女武神与“无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拉夫人”这三个恶魔战斗……托拉克教授的雕像以其大而无当的惊人尺度而赢得了不少笑话：“教授今天无法接待来访者——他正在那匹马的左耳朵上工作”。
内贝的副官奥托.贝克，一个脸蛋光滑的海德堡和牛津毕业生，抬头看着走进办公室的马赫。“我要和全国总指挥先生谈话。”“他现在谁也不见。”“他会见我的。”“他不会。”马赫凑近贝克的脸，一拳捶在桌子上。“去问他。”他听到内贝的女秘书在贝克身后问：“需要我去喊保安吗？”“等一会儿，英格丽。”从牛津的党卫军行政管理学院毕业的家伙，都喜欢装出英国绅士那种遇事不惊的派头。贝克慢条斯理地弹去制服袖子上一个看不见的斑点。“什么名字？”“马赫。”“啊，那个著名的马赫！”贝克拿起电话。“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马赫想见您，全国总指挥先生。”他看着马赫的脸，点点头。“好的。”贝克按下桌子里面一个按钮，电动门闩咔嗒一下打开。“五分钟，马赫。他和全国领袖先生有个会面。”
通往内间的大门是用实心橡木做的，厚达15厘米。里面拉着百叶窗，外面的光线几乎透不过来。巨大的办公桌上亮着台灯，内贝正俯身阅读桌上的什么文件。他戴着放大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只巨大的蓝眼睛，像死鱼一样。他抬头看看马赫。“啊，谁来了啊？”内贝摘下放大镜，“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马赫。我猜，两手空空？”“很不幸，是的。”
内贝点点头。“我听值班警官说，现在全帝国的警察局都关满了拿不出证件的流浪老头儿跟老酒鬼……足够格洛布斯忙到圣诞节的了。”他向后一仰，舒服地靠到椅背上。“就我所知，路德这个老滑头才不会急于露面呢。他肯定会找什么地方躲几天。这才是你的希望所在，马赫。”“我求您一件事。”“说。”“我想出国。”
从内贝那老年人的躯体中爆发出一阵与其年龄不相衬的狂笑。他笑得前仰后合，用两只手捶着桌子：“你的材料已经够详细的了，马赫，可是那里面却没提到你有这么好的幽默感。哈哈哈！太妙了！谁知道呢？大概你还是会活下来的。也许哪个集中营司令官愿意把你当宠物养呢。”“我想去瑞士。”
“哈哈哈哈！”内贝抹去笑出来的眼泪，“当然！当然！那儿的风景特别引人入胜。”“我从汉莎航空那里得到证实。路德在星期天下午飞到了苏黎世，星期一晚上搭乘最后一班航班返回柏林。我相信他在那里有一个银行帐号。”内贝的大笑以一个喷嚏告终。“证据？”
马赫把信封放到了内贝的桌子上。“我昨天晚上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里发现了这个。”内贝打开信封，仔细地读着信纸上的文字。他抬起视线：“这里面是不是还应该有一把钥匙？”马赫望着内贝身后的油画。施穆茨勒的《农庄少女耕田归来》，帕都瓦的《元首发表演讲》。纳粹正统派画家创作出来的高级垃圾。
“啊，我懂了。”内贝又靠回椅背，用眼镜腿敲着腮帮子。“如果我不让你去，我就得不到那把钥匙。当然，我可以省掉好多麻烦，直接把你扔给盖世太保，他们能劝你把钥匙交出来——而且很快。但是呢，那就意味着格洛布斯和海德里希，而不是我，发现保险箱里的秘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吃力地站了起来，走到百叶窗旁边。他把叶片稍微卷起来一点，透过缝隙观察外面的景象。马赫看到他的眼睛从一边扫视到另一边。
最后他开口说话。“很有诱惑力的讨价还价。不过为什么我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场面呢：我站在赫尔曼.戈林机场的登机处，眼泪汪汪地向你挥舞一条白手绢，然后你上了飞机，一去不复返。”“我猜，如果我保证我会回来，也不会对您起作用？”“这取决于我的智力水平。”
内贝走到桌子旁边，再度阅读那封信。他按下内部通话按钮。“贝克。”副官马上出现在内贝的办公室里。“马赫，把你的护照给他。贝克，你拿着它去内政部，让他们发一个立即生效的出境签证。有效期24小时。从今天晚上六点开始，明天晚上六点失效。”贝克望了马赫一眼，走了出去。
内贝扬起那颗满布皱纹的脑袋：“这是我的条件。瑞士刑警总监，施托伊利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从你下飞机开始，直到再度上飞机为止，他的人会监视你。不要尝试摆脱他们。如果你明天下午六点错过了返回柏林的班机，你会马上被瑞士警方逮捕，引渡回德国，直接送进达豪。如果你想逃到伯尔尼，躲进哪个外国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他们也会在路上把你拦住。归根结底，你又能去哪儿呢？昨天发表那个声明之后，美国大使馆是不会接纳你了。他们会把你推出大门，送给瑞士警察，也就是送给我们。英国、法国、意大利，他们一直听我们的话。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听美国的。嗯，还剩下中国大使馆，我想。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到他们那儿去寻找机会。归根结底，他们也对美国人百依百顺。我若是你，宁愿去试试从集中营里越狱的可能性。等你一回到柏林，你就把你发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这么安排如何？”马赫点点头。“很好。元首管瑞士叫‘饭店服务生的国家’。我推荐‘Baur au Lac’，塔尔大街上的‘湖滨饭店’。能够俯瞰湖景。非常豪华。很适合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度过一晚。”
回到办公室后，马赫给湖滨饭店打了电话，预订一间房间，接着向汉莎航空订了一张往返机票。不到一个小时，他的护照就被人送回来了。出境签证贴在内页，上面盖着标志着欧洲最高权威的紫色图章：站在纳粹万字上的展翅雄鹰。签证上的日期一栏由某个官员用钢笔写上了时间。
如同第三帝国其他事物一样，出境签证的有效期也取决于你的级别，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党的高级官员是十年；党员五年；普通群众一年，如果没有不良记录的话。剩下的人什么也拿不到。马赫前往外部世界的签证有效期是一天。也就是说，在当局看来，他几乎跟第三帝国的那些“政治贱民”——发牢骚者、社会寄生虫、怠工者、秘密犯罪组织成员——归为一类了。
他给刑事警察经济调查部打了个电话，请求和“瑞士银行方面的研究专家”通话。他们找到了一位。马赫提到了佐格的名字，问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电话那一头的人笑着说：“你想要多少资料？”“从开头说起吧。”“请别挂。”那个人把听筒放在一边，马赫听到翻检资料的哗哗声。
佐格银行是1877年成立的，创办者是一个德裔法国人，路易.佐格。至于赫尔曼.佐格，在施图卡尔特那封信上签名的家伙，是路易的孙子。他现在仍然是银行的主管。柏林方面注意这个人已经超过二十年了。1940年代，赫尔曼.佐格和一些不太可靠的德国公民有过密切往来。财政部和党卫队经济管理总局的调查人员怀疑他为这些德国主顾窝藏了价值上亿帝国马克的艺术品、现钞、证券、金砖、珠宝和宝石——全都是原本应当由德国政府充公没收的财产。但是他们尝试了很多年，都没法进行进一步调查。这家银行的嘴巴就像一整块花岗岩一样严，没有缝隙可钻。
“关于赫尔曼.佐格本人，有哪些材料？”“很少。五十四岁，已婚，有一个儿子。他在苏黎世湖畔有一座房子。名望甚高，深居简出。在瑞士政府里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马赫又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已经记不清这是今天的第几支了。他抓过一张纸。“请再把他家的地址说一遍？”
马赫正在给耶格尔写一张留言条，这时他回来了。他用后背把门顶开，怀里抱着一大摞文件，汗流浃背。两天没挂的胡子令他看起来显得凶巴巴的。“扎维！感谢上帝！”他越过那堆文件，惊喜地瞪着马赫，“我一整天都在试着找你！你到哪儿去了？”“到处转转。这是什么？你的回忆录？”“施潘道的枪杀案。新娘和新郎。今天早上你听到大叔的话了，”他学着内贝那尖声尖气的嗓音，“‘耶格尔，你可以回去正常上班了。’”
他把那摞材料丢在桌子上。窗户咔嗒作响，一阵灰尘被吹进办公室。“目击者的证词。家属的陈述。验尸报告。他们从那小子身上挖出了十五颗子弹。”他伸伸腰，用拳头揉着眼睛。“我得好好睡上一个礼拜。实话跟你说，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吓成昨天晚上那样。我的心脏可受不了。喂，我说你现在在干什么？”
马赫拿下那盆死花，挖出钥匙。“我要赶飞机。还有两个小时。”耶格尔看着他的行李箱。“别告诉我。让我猜猜……去黑海度假！在海边弹巴拉拉卡琴！”他抱着胳膊，把腿踢得笔直，模仿哥萨克人跳舞的样子。马赫微笑着摇摇头。“你不觉得自己像一头熊吗？”“我？像一头熊？”还没等马赫转过身来，他就跳出了门外。
奥伯瓦尔大街那间小酒吧的主人叫菲舍尔，是个退休警官。酒吧里满是烟气和汗味，还有劣质啤酒和炸洋葱圈的味道。光顾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警察，下班回家之前喝上一杯。每天六点之后，吧台和散座上全是绿制服、灰制服和黑制服，火车座式的木头包厢里也坐满了这帮家伙。现在还早，酒吧里一半座位是空的。
狐狸和熊碰到了许多熟人，他们热情地对两人打着招呼。“喝！马赫！去度假，呃？”“嘿！耶格尔！下回刮胡子的时候站得离剃刀近一点儿！”耶格尔坚持要请客。马赫在酒吧的角落里找到了一间空包厢，把行李箱塞到桌子底下。
他环视四周。有些人已经认识十年了。兰斯多夫的一帮卡车司机，成天耍牌，满脑子下流故事；乌尔特广场重案组的一帮酒鬼。他不会怀念这帮人的。瓦尔特.菲贝斯孤零零地坐在吧台上，转着手中的酒瓶子。他还没从对施图卡尔特的哀悼中走出来。活像一个肝肠寸断的伤心寡妇。
耶格尔回来了，端着满满两大扎黑啤酒。“干杯！”“干杯！”耶格尔擦去嘴边的泡沫。“好香肠，好啤酒，好机器——德国送给世界的三样礼物。”每次他们俩一块儿喝酒，马克斯总要说这句，马赫每次都想指出这一点，但总是把话咽回去。
“那么，那飞机是怎么回事儿？”对于耶格尔来说，“飞机”这个词总是和浪漫的异国情调联系在一起。他去过的离柏林最远的地方是黑海的一个家庭度假地，在戈培尔施塔特——过去的名字是雅尔塔——附近。去年夏天，他和汉内参加了“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的一次“大旅行”，回来之后吹嘘了半年。
服务员给马赫端来了一盘“Zanderfilet”（浇汁的炸鱼、洋葱圈和土豆泥拼盘），他望望盘子，冲着耶格尔扬起眉毛。“我要的。你总得正经吃点什么东西。”耶格尔拦住服务员，又要了一大扎啤酒。马赫一直没有开口，直到服务员把啤酒端来，然后转身离去。他偷偷地转动脑袋，用眼角的余光看看周围。“德意志一瞥”。他的背后是墙。对面的包厢是空的。酒吧那头传来一阵大笑。
“我要去瑞士。内贝给了我二十四小时签证。你刚才在办公室看见的那把钥匙，是我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里找到的。是苏黎世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钥匙。”
耶格尔睁大了眼睛。“那些艺术品一定都藏在那儿！记得格洛布斯今天早上说的吧？他们把艺术品走私到瑞士，在那边出售。”“不止这些。我后来又找到了那个美国女孩。施图卡尔特星期六晚上给她打了电话，想要叛逃。”叛逃！那个连提都不能提的可怕行为！这个恐怖的词就像一具死尸一样吊在他们眼前晃荡。
沉默半响，耶格尔才开口：“那么说，盖世太保一定全都知道了。他们肯定窃听了她的电话。”马赫摇摇头。“施图卡尔特可不傻。他给她家对面的电话亭打电话。”他喝了一大口啤酒。“马克斯，你还不明白吗？现在我就像摸黑下楼梯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栽下去。先是从湖里捞出来一个‘老战士’，然后又牵扯出施图卡尔特的死亡。昨天晚上，目睹格洛布斯在现场的唯一证人，约斯特，那个军校学员，被党卫军带走了。现在又是施图卡尔特要叛逃。接下来会是什么？”
“你从楼梯上摔下去，把脖子摔断。接下来就是这个。”“很准确的预言。不过你还不知道最坏的那部分。”马赫告诉他盖世太保的那个卷宗。耶格尔看起来极度震惊。“耶稣基督！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过留在国外不回来。我甚至把所有的存款都取出来了。不过内贝说的很对：没有别的国家敢和我沾边。”马赫喝完了啤酒，用叉子拨弄着土豆泥。“你能帮我办点事吗？”“说吧。”“那个美国女人的公寓今天早上被人撬开了。你能不能问问舍讷贝格的民警，到那里去看看。我把地址留在桌子上了。还有，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她了，让她遇到麻烦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没问题。”“还有，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皮利？”他递给耶格尔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从银行取出来的半数钞票。“不是很多，不过我需要剩下的那些钱派用场。留着这个信封，直到他长大一些、能理解这一切的意义时再交给他。”
“哦，老天！伙计！”耶格尔瞪圆了眼睛。他站了起来，俯过身子，双手放在马赫的肩膀上。“总不至于糟到那个地步吧？你在吓唬我，是不是？”马赫凝视着他。过了几秒，耶格尔勉强挤出笑容，把视线转到别的地方。“好吧，那么……”他把信封塞进衣袋里。“老天！”他突然咬牙切齿地说，“要是我的哪个孩子向盖世太保告密……我非得给他一顿好揍不可！”“错不在那孩子，马克斯。”
责备。你怎么能责备一个十岁的孩子？那孩子身边需要一个父亲。这正是党提供给他的——坚强有力、可以信赖、有人陪伴——所有这些，都是马赫亏欠那个孩子的。还有，儿童团鼓励小孩向政府汇报他们家庭里的各种秘密。不，他不会，也不能责备自己的儿子。
耶格尔也变得意气消沉起来。“再来一杯？”“抱歉。”马赫站了起来。“必须走了。下次我请你。”耶格尔也站了起来。“你回来之后，扎维，和我们住几天。女孩们去德意志少女团的营地了，好几周不在家。你住在她们的房间。咱们想办法来对付这个军事审判。”“窝藏一个反社会分子，这对你在当地党支部的评语可不大好啊。”马赫苦笑。“去他妈的党支部。”这句话饱含愤懑。耶格尔伸出他那熊爪子一般的大手，马赫一把握住。“照顾好你自己，扎维。”“照顾好你自己，马克斯。”

六
（*** 以下部分在英文原著中并没有，不知道译者是怎么翻译的 ***
太阳像一个破碎的蛋黄，悬挂在西方的天际。东边的天空已经变成紫蓝色。金星已经升上北半球的天穹。马赫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透过车窗向外望去。他们正在一座公路高架桥上，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很远。前方，从高速公路通往航站楼的出口处，许多车正在那里排队。
赫尔曼.戈林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和停机坪上全是最新一代的喷气式客机。泛美航空公司蓝白相间的波音707和DC-8；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新式“彗星”-300，机尾喷着米字旗，刚从伦敦飞来，准备飞往开罗和开普敦；法国航空公司飞往达喀尔和里约热内卢的容克式飞机；多尼尔，亨克尔，福克-沃尔夫，还有德国航空界的最新奇迹——安装四台迈巴赫发动机的容克-800巨型双层宽体喷气客机，机身上画着汉莎航空公司的黑鹳，机尾是大德意志帝国的红白黑三色国旗。）

曙光照耀在赫尔曼.戈林机场的跑道上，透过油气的薄雾闪闪发光的是新一代的喷气客机：蓝白色的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饰有万字的汉莎航空公司的容克式飞机。
柏林有两个主要机场。年代久远的坦普尔霍夫机场位于市中心，跑道长度有限，只能起降国内航线的短程飞机。崭新的赫尔曼.戈林国际航空中心位于大柏林市的东北方，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勃兰登堡边区境内，周围森林和湖泊环抱。这座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枢纽站落成于1960年，专供远程国内航线、以及国际和洲际航线使用。它也是从纳粹欧洲各国前往世界各地的门户中转站。
赫尔曼.戈林国际机场的中心航站楼是一幢气势宏大的钢结构建筑，正面长度足有两公里，在暮色之中灯火辉煌。它由纯粹的直线条构成，外观简洁刚劲，巨大而壮观，设计者是——还能是谁呢？——阿尔伯特.施佩尔。大厅的墙壁上画着李林塔尔、里希特霍芬和齐柏林伯爵这些德国航空英雄的画像，他们默默地俯视着光亮的大理石地面。到处都是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不锈钢和镀铬的各种设施闪闪发亮。抵港大厅门外是帝国空中英雄汉娜.莱契的铝制塑像，由大战中被击落的喷火式、兰开斯特式、野马式和“空中堡垒”的残骸融化铸成。在她脚下是由五种语言写成的标语：“柏林，大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欢迎您”
马赫付了出租车费，还给了司机一笔小费。他提着行李厢，踏上人行匝道，向离港大厅的自动门走去。外面的空气感觉冷冽，夹杂着刺鼻的气味——在低空积攒了一天的航空煤油和汽车尾气味道。头顶上，一架飞机越升越高，翼尖上的两盏小灯忽闪忽灭。
自动门在他面前打开，然后嘶的一声关上。外面的噪音一下子被隔断。人造的纯净空气取代了被机油污染的自然空气。人类活动的声音取代了机械的声音。
“飞往纽约的汉莎LH401次航班开始登机，旅客请前往八号登机门办理手续……”
“最后一遍登机呼叫。飞往提奥多里亚斯哈芬的汉莎LH1014次航班……”“荷兰航空公司飞往巴格达、曼谷和巴达维亚的KL677次航班已经停止登机……”
马赫在汉莎航空的柜台拿到了机票，然后去办理登机手续。他的护照被一个金发女职员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她穿着汉莎公司的制服，左胸上戴着名牌，“吉娜”；翻领上别着一个小巧的钻石别针，上面是纳粹党徽的图案。“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要托运行李吗？”“不，谢谢。我只带了这个。”他拍拍那个尺寸不大的手提箱。
她把护照递还给他，里面夹着登机牌。她脸上是那种职业微笑，又亮又无表情，就像霓虹灯里的人儿。“三十分钟后登机。祝您旅程愉快，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谢谢你，吉娜。”“不用谢。”“谢谢。”“不用谢。”他们谢来谢去，就像一对互相鞠躬的日本商人。坐飞机旅行对马赫来说也是件新鲜事，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有它自己的奇怪礼节。
马赫沿着标志找到洗手间，选了最里面一个隔间，走进去，锁上门。他打开手提箱，拿出那个皮革手提袋。他盖上马桶，坐下来，脱下脚上的长统靴。白色的灯光照在镀铬的衣钩和卫生纸抽筒上，闪闪发亮。他脱得只剩短裤，把军装和长统靴塞到手提袋里，把那把卢格手枪藏在衣服中间，拉上袋子拉链，然后锁上。
五分钟后，走出洗手间时，他已经换上了便装。浅灰色的西装，白衬衫，淡蓝色的领带，棕色皮鞋，一个身穿黑制服、腰别手枪的雅利安超人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商人。他从周围人群的眼光里就能看出这种巨大变化。人们看他的方式不再是惊恐的一瞥。
行李托运处的那个职员也像对待老百姓那样板着面孔，态度很是粗暴。他接过那个旅行提袋，把托运凭据递给马赫。“别弄丢了！丢了的话，别回来再找我要。”他朝旁边的标语扬了扬头：“警告！只有出示凭据后方可领取行李！”
在护照检查处，马赫闲逛了一会儿，观察着保安人员的工作。第一道关口：检查登机牌是否与签证不符；第二道：检查出境签证。三个“Zollgrenzschutz”（边防警察），站在通道两旁，斜挎着冲锋枪。排在马赫前面的那个老头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他们仔细检查了半天，海关官员打了一通电话，才挥手让他通过。这么说他们仍然没有抓到路德。
轮到马赫时，那本护照引起了检查员的一阵困惑。一个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只有24小时的出境签证？通常这样的军衔和身份很容易放行通过，现在却把他弄糊涂了。海关官员脸上显露出好奇和巴结兼而有之的奇特表情。考虑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党卫队中级官员，最后还是那种卑躬屈膝的奴性占了上风。“祝您旅途愉快，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接下来的安检手续证明马赫的审慎不是没有道理的。所有的手提行李都要用X光机检查一遍。他被仔细地搜了身，然后被要求打开手提箱。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拿出来检查。盥洗用具袋被打开，剃须霜被拧开盖子，试喷了几下。检查人员一丝不苟，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一颗炸弹或者一个劫机者在他们眼皮底下被放过去的话，他们接下来的五年就要在集中营里度过了。通过了所有的安全检查之后，马赫拍了拍衣袋，确定那封信还在里边，黄铜钥匙在另一个口袋里。然后他走进酒吧，要了一大杯威士忌，同时又点着了一支香烟。他在起飞前10分钟登上了飞机。
容克-720是一种用于短途国际航线的飞机，客舱里每排有六个座位，中间是过道。这是当天从柏林飞往苏黎世的最后一个航班，坐满了穿着三件套西服的商人和银行家，翻着《华尔街时报》、《法兰克福日报》和《欧洲经济评论》。舱内禁止吸烟的灯还没有亮，有的人嘴里叼着雪茄。空中小姐走来走去，检查头上的行李架。
马赫的座位靠窗，旁边的位子是空的。他把手提箱塞到行李架上，盖好，坐下，系上安全带，然后闭上了眼睛。机舱里播放着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右边的发动机开始轰鸣，接着是左边的。襟翼放了下来。飞机向前窜了一下，接着开始慢慢沿着滑行道向前移动。灯火通明的航站楼转到了飞机的后方。
过去三十六小时中，马赫有三十六小时没合眼。现在那音乐起了催眠曲的作用。机身的颤动则像摇篮一样。飞机还没进入跑道，他就睡着了。他错过了安全演示，也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坐到了他的身边。飞机的起飞也没有打扰他的梦境。
他迷迷糊糊地睡了大约三十分钟，直到飞机已经到达一万米高空、机长宣布飞到莱比锡上空，他才睁开眼睛。空中小姐正俯身问他要什么饮料。他想说“威士忌”，但是注意力却从空中小姐的身上引开了。坐在他旁边、正在假装阅读杂志的，是夏洛特.麦吉尔。
他们在士瓦本阿尔卑斯山脉上空飞行了一段时间，莱茵河突然出现在机翼下面。在夕阳照耀下，河面粼粼闪着红色和桔黄色的光，好像一道熔化的金属，向西奔流。这条被德意志诗人反复歌颂的大河发源于帝国南部边界的群山中，流过阿尔萨斯大区与巴登大区之间的富饶河谷。在科布伦茨的德意志角，在威廉皇帝的塑像脚下，它与摩泽尔河会合，然后继续奔流北上；经过灯火通明、高炉林立的鲁尔区——那里已经成为一整座长90公里、宽60公里的巨大城市，创造出大德意志帝国六分之一的财富；最后再度转向西方，在荷兰境内流入北海。马赫从来没有从空中俯视过这条河。
Lieb' Vaterland, magst ruhig sein. Fest steht und treu die Wacht, die Wacht am Rhein!
——“亲爱的祖国，请你放心。守望者坚强屹立，莱茵河上的守望者！”
儿童时代耳熟能详的旋律突然从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室内运动场里，一台钢琴弹奏着激昂的曲调。这首歌是谁谱写的来着？他记不起来了。
飞机越过莱茵河，就意味着他已经离开了帝国的领空，进入了瑞士。从远处的朦胧暮色中可以看到蓝紫色和灰色的山脉。飞机下面则是精耕细作的整齐田地，深色的松林，红色屋顶的村庄和小小的白色教堂。
他醒过来时的惊异脸色令夏洛特捧腹大笑。你见过上百个罪犯了，她说，还跟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打过交道。可是你从来没见识过美国媒体的本事。
他小声咒骂，但是她用那双大眼睛望着他，装成无辜的样子，看上去就像耶格尔的女儿一样天真纯洁。一次深思熟虑的行动被她给搅成了一场闹剧。他有一部分怒火是针对自己的。
她坚持要解释，不管他听不听。她两手比划着，端着一个一次性塑料杯，里面是半杯威士忌。这事很容易。他告诉她当天晚上要飞到苏黎世去。晚上只有一个航班。在机场，她对汉莎航空的人解释说她是和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一道的，不过迟到了。她能不能和他坐到一起？他们同意了，她知道他已经上了飞机。
“然后找到了你，睡得像个婴儿。”她总结道。“要是他们说没有叫马赫的旅客呢？”“那我也要去苏黎世。”她不理会他的怒气。“听着，我现在已经差不多知道了所有的情节。艺术品盗窃。两个退休的大官死了，第三个在潜逃。一次未遂叛逃。一个瑞士银行的秘密账号。还差一点。我得去苏黎世的那个银行看看。没准我的魅力能打动佐格先生，让他接受我的专访呢。”“我不怀疑。”“别愁眉苦脸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我不会提到你的名字的。”
苏黎世离莱茵河只有二十公里。它不是一个繁忙的空港城市，飞机在苏黎世湖上空兜了一个小圈，就开始下降。马赫喝完了威士忌，把空杯子还给服务员。夏洛特也把杯中的残酒一口喝完，和马赫的杯子放到一起。“至少我们有一个爱好是相同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我们都喜欢威士忌。”她望着前方，嘴角露出微笑。
他扭过头去，看着窗外。这是她的技巧。让他出丑。先是没有告诉他施图卡尔特打来的那个电话；然后被他“逼着”闯入死者的公寓。今天早晨跟那个美国外交官谈论什么瑞士银行。现在又是这个。马赫现在的感觉就像有了一个粘在屁股后面的小孩——一个锲而不舍的、足智多谋的、老让人出丑的、狡诈多端的、危险的小孩。他偷偷摸了摸胸前，检查一下那封信和钥匙是否还在那里。趁他睡觉的时候把这两样东西偷走，这种事她肯定干得出来，他深信这一点。
马赫觉得耳朵里涨鼓鼓的。容克客机开始降落。瑞士乡间的黄昏景色从窗外掠过，就像电影镜头：田地里停着一辆拖拉机；公路上一辆孤零零的小货车，开着车灯；远处村庄的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灯光……砰的一声，接着又是一声，机身剧烈颠簸，飞机着陆了。
苏黎世机场大大出乎他的预料。跑道和机库后面是一片树木葱郁的小山。没有城市的踪影。一时间他以为格洛布斯发现了他的意图，命令这架飞机返回德国迫降。可能他们在符滕堡或巴伐利亚的某个空军基地降落了？飞机转了一个弯，进入滑行道。他望见了小小的航站楼，以及楼顶上的大字：苏黎世。
飞机刚一停下来，那些飞行常客就解开安全带，齐刷刷地站起来拿行李。她也站了起来，拽出一个小手提箱，还有那件蓝风衣。他慢了一步，只好站在她身后伸手够自己的提箱。“对不起。”她耸了耸肩。“接下来去哪儿？”“我去我的饭店，小姐。您去哪儿是您自己的事。”马赫有点幸灾乐祸。他前面有一位胖胖的瑞士人，正在磨磨蹭蹭地往一个黑皮文件夹里塞一摞单据。马赫从他身边挤了过去，推开通道上的乘客，挤到了舱门旁边。身后的人在抱怨，马赫没有回头。
比起宏伟巨大的赫尔曼.戈林空港，苏黎世机场的到港大厅简直就是一个玩具小屋。马赫神采奕奕地走向护照检查处，在那里他重施故伎，设法加塞穿过长长的队伍，排到了前面。那些遵纪守法的德国和瑞士公民们诧异地看着他。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骚动和抱怨声。这么说她在试图追上他。
接过他护照的那个瑞士海关官员是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留着小胡子。“公务还是旅游，马赫先生？”“公务。”当然是公务。“请等一会儿。”那年轻人拿起电话，拨了三位号码，然后转过身去低声说了些什么。“是，是，当然。”接着他转过来，把护照还给马赫。
他们一共两个人，在行李领取处那里等着他。马赫在五十米之外就把他们辨认出来了：大块头，剃着平头，穿着黑色的警用皮鞋和系带风衣。全世界的便衣警察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他从两人旁边走过，看都没看一眼。凭着直觉，他知道他们跟上来了。
他没有什么东西要向瑞士海关申报，所以穿过了绿色通道。他走出了航站楼。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出租车。出租车在哪儿？身后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得笃，得笃。外面的空气比柏林要低几度。得笃，得笃。他无可奈何，转过身来。她站在那儿，蓝色风衣，提着手提箱，歪头看着他。“离开我，小姐。您没听明白吗？难道要我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吗？回美国去，把您那蠢故事登报。我还有正经事要办。”没等她开口，他就回过身来，拉开出租车的后座门，把提箱和旅行袋丢进去，然后钻进车里。“湖滨饭店。”
他们离开航站楼，开上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马赫回头，看见另一辆出租车紧紧跟在后面，离他这辆车只有十米远。再后面是一辆没有标志的白色奔驰轿车。老天！这场面可真够滑稽的。格洛布斯在追路德，他在追格洛布斯，麦吉尔在追他，现在瑞士警察在追逐他们两个人。他又点了一支香烟。“您没看见吗？”出租车司机指了指车里的告示。“请勿吸烟，谢谢。”“欢迎来到瑞士。连禁烟告示都比德国的文明。”马赫小声自言自语。他把玻璃摇下几公分，让车里的烟雾散出去。
苏黎世这座城市比他想象的还要漂亮。它那古老的市中心让他想起童年时的汉堡。湖边环绕着古老的建筑。绿白相间的有轨电车咣啷咣啷地从街道中央驶过。马路两旁咖啡馆、餐馆、影院鳞次栉比，商店灯火通明，橱窗里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外国商品。街上的行人个个都显得富足而悠闲。
司机在收听“美国之音”。在柏林，这个电台受到官方的干扰，只能听到一些沙沙的杂音，在这里却听得很清楚。“I wanna hold your hand”，年轻的英国声音（注：《I wanna hold your hand》是甲壳虫乐队的成名歌曲之一），“I wanna hold your ha-a-and”。背景里，上千个女孩在尖声狂呼。“以上是正在汉堡演出的英国乐队‘甲壳虫’，四个英国小伙子凭借独具一格的演唱风格，在第三帝国受到了年轻人出人意料的欢迎……”
湖滨饭店离苏黎世湖只有一条马路之隔。车费是23瑞士法郎。马赫心算了一下，给了司机一张五马克的钞票。“不用找了。”帝国马克在全欧洲都是受欢迎的硬通货，地位比瑞士法郎还要坚挺。小厮过来为他打开车门。马赫拿起行李，走进了湖滨饭店的大堂。
这个饭店果真像内贝说的一样豪华。他那房间一夜的房费就相当于半个月的薪水。“很适合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度过一晚……”。他在住宿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余光忽然注意到一抹蓝色出现在大堂里。后面是两个浅褐色风衣。我成了电影明星了，马赫走进电梯时想。走到哪儿都有两个贴身保镖和一个女记者跟着。
他把城市地图摊开，放在床上，然后坐在地图旁边，结果一屁股陷进了席梦思床垫里。他没有多少时间。长长的苏黎世湖伸入市区那些街道网格之中，就像一把蓝色的餐刀。根据他从经济调查部那里得到的材料，佐格先生在湖街那里有一栋房子。马赫找到了这条街道。它贴着湖的东岸，大概在饭店南边四公里远。
有人在轻轻敲门。一个男人在小声喊他的名字。现在又是谁？他快步走到门边，一把把门拉开。走廊上站着一个上了岁数的侍者，举着托盘。他看起来吃了一惊。“对不起，先生。277房间的那位小姐向您致意，先生。”“啊，当然。”马赫站到一旁，让侍者进来。那老头儿犹犹豫豫的，好像怕马赫揍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可怕，马赫想。不过他无意换成另一副表情。侍者把托盘放下，咳了一声，右手放在胸前，掌心朝上。等他发现自己没有得到期盼中的小费之后，就识趣地离开了。托盘里面是一瓶鹿谷（Glenfiddich）威士忌，苏格兰最好的牌子。酒瓶旁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一个单词。“Detente？”
他松开领带，站在窗户旁边，喝着威士忌，望着窗外的苏黎世湖。黑色的湖水周围绕着一圈黄色的路灯，其间点缀着红色、绿色和白色的灯饰。他又点了一支香烟。这个星期的第一百万支。
窗户下面，有人在人行道上无拘无束地放声大笑。湖面上有一盏小灯在缓缓移动。没有大会堂。没有军乐队。没有万字旗。没有灰色宝马。没有制服海洋。自从——多长时间来着？——至少一年以来，他第一次置身于钢铁和花岗岩的柏林之外。他把杯子举起来，看着里面那浅褐色的液体。这么说，世界上毕竟存在着另外的城市，另外的生活。他注意到在瓶子旁边还放着一个玻璃杯。这么说她管饭店要了两个杯子。他在床边坐下，望着电话。手指头敲着桌子。我一定是疯了。
她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边把手插到外衣口袋里，一边歪着头微笑。在飞机上，她穿着一件红色羊毛外套，系着一条皮带。她的腿很漂亮，穿着黑色丝袜。当她生气或困惑时（她常常如此），她会用手拨弄耳后的头发。窗户外面的笑声飘远了。“过去二十年里你没听说过这些事？”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里，她的这个问题听起来有轻蔑的味道。她知道很多事。“战争中失踪的几百万犹太人……”他捏着她的留言卡，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后躺到了床上。十分钟后，他拿起听筒，与接线员通话。“277房间。”疯了，疯了。
他们在大堂里一棵枝繁叶茂的棕榈树下见面。大厅另一边，一个弦乐四重奏小乐队正在演奏施特劳斯轻歌剧《蝙蝠》中的舞曲。“那瓶威士忌不错。”马赫终于开口说话。“和谈条件。”“接受。谢谢。”他看着那个上年纪的大提琴演奏者。她的两腿分得很开，好像在给一头母牛挤奶。“天知道为什么我应该相信你。”
“天知道为什么我应该相信你。”“规则。”他一字一句地说。“第一，不要再撒谎。第二，按我说的做，不管你愿不愿意。第三，你把要写的东西先拿给我看。如果我告诉你不要写什么东西，你就把它删掉。如何？“成交。”她面露微笑，向他伸出了手。她的握手平静而有力。他第一次注意到她戴了一块男表。“又改变主意了？”她戏谑地问道。他松开了手。“你打算要出门？”尽管是在室内，但她仍然穿着那件红色外套。“对。”“你有笔记本吗？”她拍拍外衣口袋。“随身不离。”“我也是。很好。咱们走吧。”
在欧洲的黑色汪洋大海中，瑞士是一个灯火明亮的孤岛。它四周都是心怀敌意的国家。南边是已被“领袖”墨索里尼统治了四十年的意大利王国，叫嚣要收回讲意大利语的蒂契诺州；西边是达尔朗海军上将统治的法兰西国，不断煽动法语区的分裂情绪；东边和北边是大德意志帝国，它的高层官员们总是妄图像十五年前（1949年）吞并列支敦士登一样，把瑞士的德语诸州也纳入版图。小小的瑞士能在三个强邻的觊觎下存活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瑞士奇迹”，他们这么说。
二战结束后，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卢森堡已经变成了“摩泽尔兰”，阿尔萨斯-洛林变成了“威斯特马克”，奥地利则是“奥斯特马克”——“西部边区”和“东部边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凡尔赛和约的丑陋私生子，已经萎缩成“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位于大德意志帝国的环抱中，由帝国保护长官卡尔登布隆纳（历史上1943年接替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头目）统治；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早已从地图上消失。在东方，帝国领土被分为党卫队控制之下的四个总督区：奥斯特兰，乌克兰，高加索和莫斯科。克里米亚半岛和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聚居区是其中的飞地，两块由帝国直辖的“样板殖民区”。德国公民去帝国东方腹地的那些城市需要获得内政部的特别许可，因为东方属于“军管区”，依然处于绥靖不休、暴动不止的准战争状态。由于惧怕肩扛地空导弹的俄罗斯游击队的袭击，汉莎航空甚至取消了从柏林飞往乌法和叶卡捷琳堡的航线。
在西方，12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根据1947年的《罗马条约》组成了欧洲联盟，它们都是德国的盟国，德国则是超然于欧盟之上的“指导国”。在东南方，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也早已成为德国的卫星国，以一种更低级的仆从形式依附于“欧洲新秩序”。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德语都成为第二语言，从小学起，这些国家的学童们就必须学习柏林指导编写的德文识字读本。人们收听德国的广播，开着德国造的汽车，看着德国的电视，里面播放的是德国的电影和音乐节目。他们在德国财阀拥有的工厂里工作，抱怨着德国游客在那些挤满德国人的旅游胜地的恶劣表现。德国队在所有的国际比赛中都获胜，只有板球除外，因为那种游戏除了英国人之外谁也不会玩。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只有中立的瑞士是一个例外。元首并非特别垂青瑞士，但是时势的发展救了它一命：1946年，最高统帅部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入侵瑞士的“圣诞树”计划，但是此时美国宣布停战，接着“冷战”就开始了。在帝国元帅戈林的劝说下，入侵瑞士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许多人都说，这是因为戈林在瑞士的银行账户最多。
随着冷战的持续、欧洲和世界经济的复苏，瑞士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它那发达的金融业成为互不往来的两个超级大国集团之间进行经济接触的唯一渠道。美德之间通过瑞士进行秘密会谈，双方的特工在这里窃取对方的科技、商业和军事情报。“瑞士只有三类公民，”刑警总部的那个瑞士问题专家告诉马赫，“我们的间谍，美国人的间谍，还有试图同时帮两边掌管钱财的瑞士银行家。”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那些银行家们纷纷在苏黎世湖的北岸落脚安家。汹涌而来的金钱冲刷着苏黎世湖的湖岸，留下一层厚厚的浮渣，不过，这是用马克、英镑、美元和瑞士法郎堆成的浮渣。就像天鹅岛一样，银行家们的别墅隐藏在高墙和铁门之后，房前还遮挡着密密的树丛。马赫探身嘱咐司机：“开慢点儿。”
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支车队。马赫和夏莉的出租车后面跟着两辆雪铁龙警车，里面坐着瑞士警察。他们从美景大街转到湖滨大街，马赫一个一个数着路旁的门牌号码。“停在这儿。”出租车猛地靠上了路边。两辆警车没来得及反应，从他们身旁冲过，在前面一百多米的地方刹住车，然后倒了回来。夏莉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现在干什么？”“现在我们看一看赫尔曼.佐格先生的家。”马赫付了车费，司机调头向城里的方向开去。街道上静悄悄的。
所有的别墅都有周密的保安措施。但是佐格先生的家——马路对面，从头数第三座房子——简直是一座堡垒。大门是实心金属的，足有三米高，两旁是厚厚的石墙。门上装着保安摄像机。马赫挽起夏莉的胳膊，装成一对情人的样子，从门前走过去。他们穿过马路，站在佐格住宅的私人车道旁边，耐心地等着。马赫看了看手表。刚过九点。
五分钟过去了。他刚想开口提议离开，这时从门后传来了一阵哐啷声，接着是马达的蜂鸣声，那两扇铁门缓缓地向内打开。夏莉凑到他耳旁，小声说：“有人要出来了。”“不，”他朝马路远处点点头。“有人要进去。”
一辆大马力的豪华轿车。英国车。黑色的本特利。它从城市那边飞速驶来，拐进大门。前排是司机和一个男人。后排坐着一位银发老人。大概这就是佐格先生。马赫注意到车身离地面很低，它驶上车道的斜坡时，四个轮胎发出砰、砰、砰、砰的声音，接着就从他们的眼前疾驰而过，消失在大门里。
大门嘎吱嘎吱地移动，关到一半时嘎然而止。两个男人出现在房子那边，快步向大门走来。“你！”其中一个男人用粗暴的语气高喊，“你们两个！站在那儿别动！”他手里握着什么东西。是手枪。马赫握住了夏莉的胳膊。停在他们前面的一辆警车突然开着倒车灯冲了过来，变速箱嘎吱直响。那个保镖本已走到他们身边，看到这架势后连忙停下了脚步，接着开始迟疑着后退。那辆警车在他们面前刹车，玻璃摇了下来。车里的警察冲马赫和夏莉高喊：“看在老天的份上，上车！快上车！”马赫打开后座车门，把夏莉推了进去，然后自己也钻进了警车。那个瑞士警察熟练地来了个三点式倒车，扭头向城里的方向开去。佐格的保镖已经不见了。大门在他们身后砰然关上了。马赫转过头来。“你们瑞士的银行家是不是都这样戒备森严？”“这要看他们是在和谁打交道。”那个警察调了调后视镜，以便能看到后座上的情况。他大约四十多岁，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您还准备进行别的冒险活动吗，马赫先生？也许在哪儿再打场小架？下次如果能提前通知我们的话，也许会对您有所帮助。”“我想你的工作是跟踪我们，不是保护我们。”“跟踪和保护。这是我们接到的任务。顺便说一下，后面那辆车上是我的搭档。这一天真他妈的长。原谅我的语言，小姐。他们没说还有一位女士。”“你能把我们送到饭店吗？”马赫问道。那个警察忍俊不禁。“这么说现在我又成了司机？”他打开报话机，和他的搭档通话：“已经没事了。我们回湖滨饭店。”夏莉的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正在写什么东西。“他们是什么人？”“这个警官和他的搭档是瑞士警察，来确保我不会跑到伯尔尼、翻墙跳进哪个大使馆去申请政治避难。他们还来确保我毫发无损地回到祖国。”“这是在下的荣幸。”从前座传来咕哝声。“你面临什么危险吗？”夏莉问。“显然。”“耶稣！”她又在写什么东西。马赫望向窗外。湖对岸几公里外，苏黎世城的灯光成为照映在黑色湖水上的一条光带。他的呼吸在玻璃上凝成一片雾气。
佐格一定是刚从办公室回来。确实很晚，不过苏黎世的银行家们都工作到很晚。一天工作十二或十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佐格的房子只有一条路可以抵达，这就排除了最有效的安全措施——变更回家路线。至于湖滨大街，一边是湖，另一边是几十条街道，则是保安工作的噩梦。这能解释一些现象。
“你注意到他的车了么？”他问夏莉，“车身很沉。轮胎抓地的声音很响。在柏林经常能看见这样的车。这辆本特利有防弹装甲。”他把手指插到头发里。“两个保镖，监狱一样的高墙和铁门，防弹轿车。佐格先生是哪门子银行家啊？”
她的脸庞在暗处，他看不见她的表情，不过能够感觉到她的兴奋。“我们有授权书，对不对？不管他是哪门子银行家，起码现在他是我们的银行家。”

七
他们在老城区选了一家餐厅吃饭。洁白的亚麻布餐巾，沉重的雕花银餐具。侍者在他们身后站成一排，姿势优雅地揭去每一道菜上面的银罩，就像魔术师在变戏法。如果说湖滨旅馆的房间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的话，这顿饭会花掉另外一半。不过马赫不在乎。
她不像他以前遇到过的任何一个女人。她不像德意志妇女联盟大力培养和宣传的那种女人，生活重心只围绕着“孩子、教堂和厨房”——丈夫的晚饭总是热气腾腾地及时上桌；丈夫的制服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平整；五个孩子一个个喂得像斯特拉斯堡鹅一样红润肥胖。不，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国家社会主义的女孩痛恨化妆品、尼古丁和酒精，夏莉.麦吉尔则滥用这三样东西。她的眼睛在烛光下尤其动人。夏莉喋喋不休地对他讲纽约的事：国外的新闻报道，她父亲在柏林的外交官生涯，约瑟夫.肯尼迪的弱点，政治，金钱，男人，她自己。
她在1939年春天出生于华盛顿（“和平时代的最后一个春天，我父母总爱这么说”）。她父亲在珍珠港事件后离开柏林，回到华府。她母亲总是试图成功打入美国的电影圈子，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50年代中期，迈克尔.麦吉尔被派往新西伯利亚，残存的苏联的首都，出任大使。那个地方对四个孩子来说太危险了，所以他们被留在了美国。夏莉进了弗吉尼亚几家学费昂贵的女子学校，每次都因为违反校规被踢出校门：抽烟，吐痰，骂人，刻意违反她所知道的每一条校规。
“我去了纽约，想当一名女演员。这想法行不通。接着又去试着当记者，还可以。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了结了我父亲的一桩心事。然后——你猜怎么着——跟老师谈恋爱了。”她摇了摇头。“一个人能有多傻呢？”她娴熟地弹掉一节烟灰，“还有酒么？”
他把瓶子里最后一点葡萄酒都倒到了她的杯子里，然后又要了一瓶。轮到他发问了。“为什么来柏林？”“想摆脱纽约。我母亲是德国人，所以比较容易拿到签证。我必须承认，‘世界欧洲报导’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响亮。在三流写字楼里租一间办公室，两个胡子拉碴的男人，一台电传机。老实说，谁能拿到德国签证，他们就招谁。甚至像我这样的。”她喝多了，眼睛水汪汪的，看着马赫。“我不知道他结婚了。那个老师。”她打了个榧子，“最基本的观察错误，你说是不是？”
“什么时候结束的？”“去年。我到欧洲来显示自己不是一事无成。特别是对他。所以我被人排斥的时候感觉特别糟糕。老天！还要回去面对那帮家伙……”她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侍者忙走过来，为她又倒了一杯。“可能我有恋父情结。你今年多大？”“四十二。”“正好在我喜欢的年龄范围里。”她透过眼镜冲他笑了笑。“你最好留神。你结婚了吗？”“离婚了。”“离婚了？这么说我大有希望。给我讲讲她。”
她的率直让他放松了警惕。“她曾经是……”他更正了自己的错误，“她是……”他停住了。你如何来概括一个和你结婚九年、离婚七年、向当局告发你的妻子呢？“她不像你。”他能说的也就是这个了。“什么意思？”“她没有自己的见解。别人想什么，她就想什么。她没有好奇心。她充满怨气。”“对你？”“当然。”“她在和别人交往吗？”“嗯。一个党的小官僚。比我更适合她。”“你呢？你有对象吗？”马赫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高音报警信号。下潜，下潜，下潜。
离婚之后，他有过两段短暂的浪漫关系。住在他楼下的一位女教师，还有大学里教历史的一位年轻女教授。后者是鲁迪.哈尔德的朋友。有时候他怀疑鲁迪把给他找对象当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之一。每段关系都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她们厌倦了约会前最后一分钟从韦尔德市场打来的电话：“这边有急事，抱歉……”。
他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应该去当个侦探。”她冲他做了个鬼脸。“你的回答太少了。你应该去当个记者。”
侍者又倒了一轮酒。等他转身走后，夏莉说：“你要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第一眼就讨厌你。”“啊哈！那套制服。一下子就把人给暴露了。”“那套制服，没错。今天下午我在飞机上看见你的时候，简直认不出你了。”对马赫来说，这也是令他今晚心情颇佳的原因之一。他不再随时在镜子里和橱窗外面看见穿黑军装的自己。不再有人看见他走近就害怕地躲开。“告诉我，他们在美国怎么评论党卫军？”她翻翻眼睛。“哦，拜托，马赫。别破坏这么好的一个夜晚。”“我是认真的。我很想知道。”他必须耐心哄劝，才能得到答案。“好吧。刽子手，”她最后哦终于开口，“施虐狂，恶魔人格。那类评价。这可是你要问的。不是针对你个人，你知道。还有别的问题吗？”“还有一百万个。一辈子也问不完。”“一辈子！好吧，问吧。反正我今天晚上没有事。”
他一下子想不起来要问什么了。好像思维瘫痪了一样。从哪个问题开始呢？
“东方的战争，”他说，“在柏林，我们只听到胜利。不过国防军每天晚上都用专列从乌拉尔那边运回一口口棺材。所以没人知道在那边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在哪儿读到过，五角大楼估计，从1960年之后已经有将近10万德国人死在了那边。苏联人死得更多。德国空军日复一日地轰炸苏联的城市，不过他们还是不断从你们身后冒出来。日丹诺夫和贝利亚说得对，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退了。你们不敢使用核武器，因为五角大楼早就宣布，对苏联的核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核攻击。你们的领导人不敢引发一场全世界的核大战。”
“还有什么？”他竭力在脑海里搜索着最近几天报纸上的头条信息。“戈培尔说，德国的宇航技术远远压倒美国。”“我想这个大概是真的。佩内明德比我们早许多年就发射了人造卫星。你们在刻赤把第一个太空人送上天的时间，也比我们早。”他想起了战时从广播中听到的那些敌国领导人名字。“温斯顿.丘吉尔还活着吗？”“没错。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加拿大，写他的回忆录。女王也住在那儿。”她看到他错愕的表情。“伊丽莎白不承认她伯父的王位。他们在渥太华有一个小宫廷。统治着……我想想……牙买加，巴哈马，还有加勒比海上的几个小岛。”
“犹太人呢？按美国人的说法，我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她摇摇头。“你为什么非得问这个？”“寻找真相。请告诉我。这很重要。”“真相？你怎么知道真相长得什么样？”她突然提高了声音，餐厅里的人都回头看她。“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德国人是从外空间来的生物。这里没什么真相。”“很好。那就把你们宣传的那些东西告诉我。”
她怒气冲冲地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是又转了回来，瞪着他。他没法直视她的眼睛。“好吧。他们说你们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都杀光了。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婴儿。他们说，你们把犹太人从家里抓出来，有些人当场被打死。剩下的人被塞进牲口车，运到东方，一路上有好几十万人冻死饿死病死。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被你们赶往更东边，没人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下场。有几个犹太人穿过战线，逃到了乌拉尔山东边，逃到了苏联。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他们。可怜的干瘪小老头。他们讲了些很疯狂的故事。森林里的集体处决，集中营里的人体试验，焚尸炉，拿人油做肥皂。还有在波兰东部的一些集中营，几百万人走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他们说有几百万欧洲犹太人被你们杀死了。然后德国大使出面，衣冠楚楚，对电视媒体说这些都是犹太-布尔什维克的造谣宣传，是为了掩盖俄国人自己的大屠杀。没人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不过和你说实话，除了犹太人以外，大多数美国人对此都漠不关心。”她靠回椅背上，“现在满意了？”“我很遗憾。”
“我也是。”她掏出香烟，突然停了下来，瞪着他。“这就是你约我出来的原因，对不对？跟那瓶威士忌无关。你想从我这儿获得信息。”她咯咯笑起来，“老天！我还以为我在利用你呢，哈哈哈！”
在那之后，他们变得亲切而随意起来。无论之前两人之间存在什么芥蒂，现在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他给她讲了他父亲的事，他如何子承父业，进入海军，如何在战后加入刑警部门，并且从警察工作中深得乐趣。“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穿那个。”“什么？”“那套制服。”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哦，理由很简单。1936年，德国刑事警察和国际刑警组织被并入了党卫队系统。所有的警官都被授予党卫队名誉军衔。所以我面临选择：或者穿上那套制服，成为侦探，想法做一点好事；或者不穿那套制服，什么好事也做不了。”照现在那些事情的发展速度来看，不久之后我就没有选择了，他想。她点点头。“明白了。我想你这样做很对。”
他觉得很不自在，对他自己感到憎恶。“不，夏莉，不是这样。那不过是一堆胡说八道。”晚餐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喊她的名字，尽管她一直要他这样做。“过去十年里，我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包括我自己。不幸的是，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一套了。”“但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最糟糕的那些事——是在战争当中，而你当时不在那里。你告诉过我，当时你在海上。”
他低头看着盘子，沉默不语。她继续为他辩解：“而且无论如何，战时的情况是和现在不一样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国家都干过坏事。我的国家往日本老百姓头上丢了一颗原子弹，一下子炸死了25万人。英国人轰炸了汉堡和科隆。还有苏联，美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是苏联的盟国。老天，你知道斯大林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吗？”
她说的不假。在德军像浪潮一样向东推进时，苏联政权的滔天罪行被一桩一桩地揭露出来。在卡廷森林里发现了成千上万具波兰战俘和老百姓的尸体。在文尼察、明斯克、基辅和里加，国防军和党卫军发现了无数个万人坑，里面埋着苏联人撤退前被匆忙杀害的“政治嫌疑犯”尸体，有老人，有妇女，还有中学生。在臭名昭著的“Holodomor”，即1932年人为制造的那场乌克兰大饥荒中，斯大林故意饿死了350万乌克兰人。可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了150万俄罗斯“富农”。1936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则杀掉了将近200万人。还有1939年到1941年的种族大清洗，从波罗的海三国、卡累利阿和乌克兰流放了上百万少数民族……没有人知道确切的遇难人数。
电视里经常播放关于苏联大屠杀的纪录片：手举内务部囚犯号码牌的波兰老太太和爱沙尼亚少年，以及他们已经半腐烂的尸体；活骷髅一般的劳改犯；牲口车里的行尸走肉；堆积如山的头骨；被推土机匆忙掩埋的死尸。还有那些被集体处决的伏尔加德意志族妇女和儿童：在“蓝色战役”末期、苏联军队总崩溃前夕，在战犯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他们被疯狂而绝望的NKVD部队集中起来，双手反绑，脖子上勒着电线，连成一串，每个人的脖子后面都挨了一枪。那些行刑场、万人坑、审讯室、北极圈里的古拉格……现在都被德国当局改成了“布尔什维克罪行纪念馆”，以悼念布尔什维克主义的1100万受害者。德国和欧洲的学生被组织起来，去卡廷和沃洛格达参观那些可怕的场所，过去关在古拉格里的前政治犯充当导游和讲解员。在莫斯科还有一所党卫队历史研究所，专门研究斯大林时代的罪行。
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手上。“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连我都明白这一点。”
他没有看她。“没错。你跟我说的这些，我早就知道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战时’，‘俄国佬是他们当中最坏的’，‘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又能干什么呢’。这套说辞我们已经悄悄嘟囔了十多年。为自己辩护，我们所做的仅此而已。而且还要偷偷地说。”
她把那只手抽了回去，点了一支烟，然后用手指翻弄着小巧的金色打火机。“我第一次来柏林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一张名单，全是当年她在德国的熟人和好朋友。其中许多人是演员和艺术家。我想那里面有不少是犹太人的名字。我按着名单去找这些人。所有的人都不见了。不是消失了，而是好像他们根本就没存在过似的。”
她用打火机轻轻叩打着桌布。他注意到她的手指修长纤细。没有做美甲。没有戴任何戒指。“当然了，我母亲那些朋友的房子里，现在住着人。大多数是老年人。他们以前一定彼此认识，对不对？但是他们却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失踪的人，然后继续去看电视，喝茶，听音乐。这些犹太演员，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一点踪迹也没有留下。”“你看看这个。”马赫掏出钱包，抽出那张犹太人家庭的照片。它和餐厅那豪华的环境一点儿也不协调，仿佛是从某人阁楼里的破烂堆中翻出来、或者在跳蚤市场地摊上摆放的那种破烂。
他把照片递给她，她拿在手里仔细端详。一绺头发从她额头上垂下来，她用手把它拨开。“他们是什么人？”“我和克拉拉分手后搬到了现在的公寓。它是好多年以前装修的，已经有点破破烂烂了。我在卧室的壁纸后面发现了这张照片。我后来把整个公寓都仔细搜了一遍，但只找到这么一张照片。他们姓魏斯，是犹太人。但是我想知道得更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现在在哪儿？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他把照片拿回来，重新叠成小方块，塞回钱包。“你会怎么做呢？”他说，“如果你一辈子都在与犯罪做斗争，结果突然发现真正的罪行是你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犯下的？每个人都跟你说不要担心，你什么也做不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你会怎么做呢？”她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表情看着他。“我想你快要发疯了。”“或者更糟，精神错乱。”
她坚持要付一半的帐单，不顾他的抗议。离开餐厅时已经是午夜了。他们默不作声地朝饭店走去。天穹上已经布满了繁星，鹅卵石街道下面，苏黎世湖已经陷入沉睡，轻柔地拍打着堤岸的石头。她挽着他的胳膊。“你问过我，大使馆的那个男人，奈丁格尔，是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的问题很失礼，抱歉。”“如果我的答案是‘是’，你会不会很失望？”他犹豫了片刻。“哦，他不是。他倒是很想。对不起，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像自吹自擂。”“不是自夸。我相信许多男人都想成为你的情人。”“我还没遇到……”还没……
她停了下来。“我二十五岁了。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喜欢谁就与谁交往。”她转身面向他，用手指轻轻摸着他的脸。“老天！我讨厌亲一个我够不着的人。你呢？”她一把搂过他的脑袋。多奇怪啊，马赫事后想，一个人能这么长时间生活在对过去、对你的世界、对你自己的无知中。而且要这么做真是太容易了。你只需要沿着别人为你准备好的路走下去就是了，永远不必抬头环视四周——从襁褓到裹尸布，一切都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进行。去它的吧。他要把这一切都抛之脑后，对这一套说再见了。
他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步履轻盈。他搂着夏莉的腰。他有那么多的问题要问。“等等，等等。”她在开心地大笑，两只手环绕着马赫的脖子，“够了，不要再问了。要不我该怀疑你是为了问问题才和我交往了。”他们走进了他的房间。马赫关上了门。夏莉一把抓住他的领带，把他拉到了自己的怀里。他张口要说什么，她把一根手指放到了他的嘴唇上。

第四章

4月17日，星期五
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和保安力量，被政治侦探故事的神秘形象所笼罩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一
柏林证券交易所三十分钟前开始了新一天的交易。在苏黎世巴恩霍夫大街的瑞士联合银行大楼外面的电子显示屏上，博尔塞指数一路攀升：拜耳，西门子，蒂森，戴姆勒——上涨，上涨，上涨。唯一受“和解”新闻影响、价格下跌的股票，是克虏伯军火。
像每天早晨的场景一样，一小群衣冠楚楚的人焦虑不安地聚集在显示屏下面，关注着第三帝国的经济健康状况。六个月以来，博尔塞指数一直在下跌，欧洲的投资者们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惊恐状态。但是这个星期，多亏了肯尼迪总统——老乔很懂得股票市场，不是吗？毕竟这个老家伙当年在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赚了五亿美元——是啊，感谢老乔，股价停止了下跌。柏林很高兴。大伙儿都高兴。
大家都在目不转睛地瞪着显示屏，没人注意到从湖边向大街走来的一对男女。他们俩没有牵手，不过肩并肩离得很近，不时触碰到对方的身体。在他们后面跟着两位戴着宽檐呢帽的男士，穿着麂皮风衣，表情厌倦。

在离开柏林之前的那天下午，马赫简单扼要地听人介绍了瑞士银行的概况。
“苏黎世的金融中心在巴恩霍夫大街。它两旁都是高级商店，看上去像一条时髦的购物街，实际上它也确实是一条高级购物街。但是那些商店后面的大院、还有商店楼上的那些办公室，才是巴恩霍夫大街的关键。你能在那里找到银行。不过得睁大眼睛。瑞士人说，财富的年代越久，越难看见它们。在苏黎世，那些钱的历史如此悠久，它们干脆从世上消失了。”
在巴恩霍夫大街的铺路石板和有轨电车路下面，有无数带拱顶的地下密室，超过三代的欧洲豪富把他们的巨大财富埋藏在这里面。马赫看着那些购物者和游客，不禁浮想联翩：在这些行色匆匆的过客脚底下，埋藏着多少古老的梦想和秘密啊！
那些银行的规模都不大，大多数都是家族经营的企业：一二十名雇员，一套办公室，一块刻有银行名字的小小黄铜铭牌。佐格银行就是其中的典型。银行的大门在一条偏巷中，藏在一家珠宝店的后面。门上方装着一架摄像机，和佐格先生别墅外面装的摄像机属于同一型号。当马赫按下门铃的时候，夏莉在轻轻抚摸他的手。
通话器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询问来人的姓名和目的。他抬起头，盯着那架摄像机。
“我的名字是马赫。这是麦吉尔小姐。我们想见佐格先生。”
“您预约了吗？”
“没有。”
“行长先生不会见没有预约的来客。”
“告诉他，我有一封你们银行的授权信，账号是2402。”
“请稍等。”
那两名盯梢的便衣警察在巷口闲逛。马赫看着夏莉。她的眼睛似乎更加明亮了，皮肤闪闪有光泽。马赫的心情也不错，周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树变得更绿，花儿更白，天空更蓝，就像被人用水洗过一样。
夏莉背着一个皮制挎包，从里面掏出了一部银色的莱卡相机。“我想给我的相册拍点照片。”
“你愿意的话就拍吧。不过别把我拍进去。”
她拍下了佐格银行的大门，以及挂在门旁的小小铭牌。这时通话器响了：“请上二楼”，沉重的橡木大门后面传来一阵蜂鸣声，马赫伸手把门推开。
这座楼房从外面看起来既小又不起眼，然而当他们走进大门时，马赫惊奇地发现面前是一道玻璃楼梯，两旁是时髦的镀铬的扶手，通向面积宽阔的接待厅，四周墙上挂着现代艺术作品。
在楼梯尽头，赫尔曼.佐格亲自迎接他们。在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凶巴巴的保镖，昨夜他们在佐格的住宅见过此人。
“马赫先生，是吧？”佐格伸出手来，“和麦吉尔小姐？”他一边握着夏莉的手，一边扬起眉毛：“英国人？”
“美国人。”
“哦！幸会幸会！我总是很乐意见到来自美国的朋友。”
这位上了年纪的银行家看起来像一个娃娃。银白色的头发，粉红的面庞，小巧的手和脚。他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黑色西服，白色丝绸衬衣，珍珠灰色的领带。“我想您一定带来了必要的认证文件？”
马赫把那个信封递给她。佐格抽出信纸，对着光线认真研究上面的签名。“是的，没错。我年轻时候的笔迹。我想我的书法这几年已经变差了。这边请。”
佐格把他们领进办公室，示意他们坐在一张低矮的白色皮沙发上，然后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后面。很高的皮椅。现在他高高在上，俯视着他们。心理学上的老把戏。
马赫决定坦率直言。“我们昨天路过您的住宅。您很好地保护着自己的私密。”
佐格的两只手握在一起，放在桌子上。他比划了个手势，好像在说“你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儿”。“据我的人说，你们也有自己的保护者。我应当把这次拜访看作官方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
“都是。或者说，都不是。”
“哦，这样。我见过许多这样的情况。接下来你该说‘这是件很微妙的事’。”
“这的确是件很微妙的事。”
“正是我的专业。”佐格先生整了整袖口。“有时候我觉得整个欧洲二十世纪的历史都从我的办公室里经过。三十年代，坐在你现在这个位子上的是犹太难民，一群可怜的家伙，不管什么东西都紧紧抓住，希望能救他们一命。他们通常由一两名来自盖世太保的绅士陪伴。到四十年代，我的顾客换成了——应该怎么说呢？新近获得一笔财富的德国官员。有时候那些关闭别人账户的绅士会回到我这里，开设自己的账户。到五十年代，我们开始和那些在四十年代消失的人的后代打交道。现在，六十年代，我看到美国顾客越来越多，就像您二位一样。等到七十年代，我就把这间银行交给我的儿子接管。”
“这封授权信，”马赫问道，“有多大的权限？”
“您有钥匙吗？”
“有。”
“那您就有全部权限。”
“我想先从这个账户的历史开始。”
“好的。”佐格仔细研读着那封信，然后拿起电话：“格拉芙小姐，请把2402号的文件拿进来。”
一分钟后，一位中年女秘书走进佐格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马尼拉纸文件夹，佐格把它接过来。
“你们想知道些什么呢？”
“这个账户是什么时候开户的？”
他看了看文件。“一九四二年七月。八号。”
“谁开的这个账户？”
佐格犹豫了一下。他看上去活像个守财奴，把守着存放珍贵信息的保险柜。开口或者闭口，每种选择都是莫大的痛苦。但是他为自己这个行业亲自制订的那些规则让他没有选择。
过了半天，佐格才幽幽地开口：“是马丁.路德先生。”
马赫在做笔记。“对这个账户有什么安排？”
“一个保险箱，四把钥匙。”
“四把钥匙？”马赫的眉毛惊讶地抬了起来。他知道其中三个人的名字：路德自己、还有布勒，还有施图卡尔特。谁拿着第四把钥匙？“那些钥匙是如何分配的？”
“它们全是发给路德先生的，连同四封授权信一起。当然，他如何分配这些钥匙，就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事了。你要知道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账户——战时紧急开设的账户——专门用来保护所有人的隐秘和匿名性，而且也便于户头所有人的继承者或受益人进入这些账户，如果原来的户主发生任何意外的话。”
“他是如何支付费用的？”
“现金。瑞士法郎。三十年的租金。一次性提前付清。别担心，马赫先生。直到1972年之前，您都不必再交一法郎。”
“您有这个账户的操作记录吗？”夏莉开口问道。
佐格转过身来。“只有保险箱被打开的日期。”
“哪些日期？”
“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
四月十三日！马赫几乎要发出一声胜利的惊呼。他的猜测是正确的。路德的确在那一周的头一天飞到了苏黎世。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日期。
“只有四次？”马赫问道。
“没错。”
“直到上星期一为止，那个保险箱已经有二十一年没有被人打开过？”
“日期记录上是这么说的。”佐格啪地合上文件夹，“补充说一下，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我这里有些保险箱已经有五十年没人打开过了。”
“您亲自开办的这个账户？”
“是的。”
“路德先生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打开保险箱，或者他为什么需要这些特殊安排？”
“客户特权。”
“对不起，您说什么？”
“这是客户和银行之间的私人信息。”
夏莉插话进来：“可是现在我们是你的客户啊。”
“不，麦吉尔小姐。路德先生是我的客户，而你们只是我的客户的受益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每次都是路德先生亲自打开保险箱吗？”马赫问道。
“客户特权。”
“上星期一是路德先生打开的保险箱吗？当时他的情绪如何？”
“客户特权，客户特权，”佐格举起双手，“您可以一直问下去，问一整天，不过答案都是这个，马赫先生。不仅我没有向您提供这些信息的义务，而且瑞士银行法也禁止我这样做。这是违法行为。在您的权限之内能够了解的信息，我已经都提供了。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
“是的，”马赫合上他的笔记本，看着夏莉。“我们想亲自查看一下保险箱。”

一台小小的电梯把他们带往地下保险库。电梯里只能容纳下四个人。马赫、夏莉、佐格和他的保镖占满了里面的空间，他们不自在地挤到一起。贴近了之后，马赫发现银行家身上有一股高级古龙水的味道，还发现他的头发上搽着润发油。
地下保险库看上去像一座监狱，或者太平间。他们面前是一条镶着白色壁砖的走廊，大约三十米长，两旁有铁栅栏。在走廊尽头，一个警卫坐在桌子后面。佐格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串沉重的钥匙，钥匙串的另一头用铁链拴在他的腰带上。他一边轻声哼哼，一边翻弄着钥匙串，试图找出正确的那一把。
天花板在微微颤动，一辆有轨电车从他们头顶上驶过。
佐格领着两人进了铁笼子一样的隔间，他的保镖和保险库警卫站在门外。日光灯照着三面铁墙。每面墙壁都是由半米见方的钢制保险箱门组成的。佐格走到他们前面，在齐腰高的位置打来了一扇柜门，然后退到一旁。保险库警卫连忙走上前来，拉出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盒子，大小和军用行李箱差不多，把它抱到桌子上。
佐格解释说：“您的钥匙可以打开这个盒子。我在外面等您。”
“没必要。”
“谢谢您，不过我情愿在外面等。”
佐格彬彬有礼地退出门外，背对着隔间。马赫看看夏莉，把钥匙递给她。
“你来。”
“我在发抖……”
她把钥匙插进了锁孔。那把锁结构精良，很容易就被打开了。盒子的一端开了，夏莉把手伸进去。她的脸上出现了迷惑的表情，接着是失望。“是空的，我想……不，有东西！”
她露出了微笑，从保险箱中拉出一个扁平的硬纸板盒，大约50厘米见方，高5厘米。盒盖被火漆封死，上面贴着一张打字标签：“帝国外交部条法司财产，柏林”。在这行字的下面，用粗黑的哥特字体写着“Geheime Reichssache”。国家绝密文件。
一份条约？
马赫用钥匙划碎火漆封印，打开盒盖。里面飘出一股麝香和乳香的混合香味。
另一辆有轨电车从头顶上驶过。佐格在门外面哼着小调，玩着钥匙串。
纸盒里面，是一件用油布包裹起来的东西。马赫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他把捆扎油布的细麻绳解开，看到一块木板。色泽暗淡，划痕累累，年代久远，有一角已经被磕坏了。他把它翻过来。
夏莉站在旁边。“它真漂亮……”，她喃喃说道。
木板的边缘有许多小裂纹，好像它是从某个固定的地方强行摘下来的。但是木板中央的那幅画却保存完好。一个年轻的妇人，美貌而高雅，浅褐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看着画面右边。一串黑色的珠子在她的脖子上绕了两圈。在她的怀里，那修长优雅的手指正抚摸着一只白色皮毛的小动物。不是狗。看上去像鼬鼠。
夏莉说得很对。它非常漂亮。仿佛吸收了保险库的灯光，它看上去闪闪发光。那女孩的洁白皮肤光洁明亮，仿佛天使的皮肤。
“它画的是什么？”夏莉喃喃自语。
“天知道。”马赫有些失望，觉得自己仿佛被骗了似的。那个保险箱难道只不过是布勒的财宝库的一部分？“你对艺术知道多少？”
“不多。不过这幅画上有些东西让我觉得很熟悉。可以吗？”她接过画，仔细端详。“是意大利的，我想。你看她的服装——领子开口处是方形的，还有那袖子。我认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非常古老——而且绝对是真品。非常真。”
“而且非常赃。把它放回去吧。”
“必须这样吗？”
“当然。除非你能想出来一个好故事，讲给柏林机场的海关官员听。”
另一幅油画。就这么多。马赫手里拿着油画，心中默默诅咒着。他检查了放油画的纸板盒，又拿起金属保险箱，使劲晃动着。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铁盒子仿佛在嘲笑他。来这里之前，他可否期望过能在里面找到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但是起码应该是件能指出线索的东西。
“我们必须走了。”他说。
“等我一分钟。”
夏莉把油画靠在保险箱上，拍了十多张照片，然后把油画重新包好，放到盒子里，把保险箱锁上。
“我们这边弄好了，佐格先生，谢谢您。”马赫向门外喊道。
佐格和警卫同时出现在隔间里——出现得太快了一点，马赫想。他猜测行长先生一定是在竖着耳朵听他们的谈话。
佐格搓着手。“我想，您对一切都还满意？”
“非常满意。”
警卫把金属箱放回空格中，佐格锁上了柜门，那个抱着鼬鼠的意大利女孩再度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我这里有些保险箱已经有五十年没人打开过了……”她下一次再见到光明，还要等多久呢？
他们在电梯里一言不发。佐格像牧羊犬一样把他们领到底层大街出口旁边。“那么我们就再会了。”他握了握马赫和夏莉的手。逐客令，不过是很有礼貌的逐客令。
马赫觉得还要再说点什么。最后再试试。他决定改换战术。“佐格先生，恐怕我不得不提醒您，这个账户的两个共同持有人已经在上星期被谋杀了，马丁.路德博士自己也失踪了。”
佐格甚至连眼睛都没眨。“老客户消失，新客户出现，”他对他俩做了个手势，“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世界就是这样轮回的。客户们来来去去。你唯一可以确信的是，马赫先生，无论谁赢，在战斗的硝烟消散之后，能够幸存下来的，仍然是瑞士各州的银行。日安。”
他们走出门外。大门徐徐关上。夏莉突然回头喊道：“佐格先生……”
银行家的脸伸出门缝。他还没来得及把脑袋缩回去，夏莉就按动了快门。他的眼睛瞪大了，小小的嘴巴张成了一个完美的愤怒O形。

蓝色迷蒙的苏黎世湖水看上去就像童话故事里描写的景色——一个很适合海怪和英雄出现的布景。如果这世界像童话所展望的那样的话，马赫想，带尖塔的城堡就应该从湖上的薄雾中出现。
他依着饭店外面湿漉漉的石头栏杆，行李箱放在脚旁，等待正在结帐的夏莉。
他希望能在这里多待一些时间——带她到苏黎世湖上划船；探索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它后面的山丘；在老城的迷人餐馆里吃晚饭；每天晚上回到他的房间，在湖水拍岸声的伴奏下做爱……梦想而已。左边五十米开外，他的瑞士监护人正在汽车里打哈欠。
许多年以前，当马赫还是汉堡刑事警察的一名年轻探员的时候，他曾经负责押送过一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抢劫犯外出。这个抢劫犯的案件审判过程曾经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过，他的青梅竹马看到报纸以后，开始给他写情书，然后经常去探监，最后同意嫁给他。整个这件事触动了德意志民族气质中多愁善感的那股性情，公众发起了请愿活动，要求允许犯人和新娘举行婚礼。当局在这件事上显得非常宽厚温和，于是马赫带领这名犯人出狱，参加婚礼。在整个婚礼的过程中，马赫始终站在新郎身旁，他的手和犯人铐在一起，甚至在新人与亲友合影的时候也没有离开，仿佛是一位称职的伴郎。
婚礼之后，在教堂旁边一间阴森的大厅举行了宴会。快结束的时候，新郎小声地对马赫说，在附近有间储藏室，里面铺着地毯，而且牧师也没有反对意见……马赫——自己也是一名结婚不久的年轻丈夫——检查了那间储藏室，确认里面没有窗户，于是让新郎和他的妻子在里面单独待了二十分钟。牧师——他在汉堡码头区的教堂待了三十年，见过所有稀奇古怪的事——会心地朝马赫挤了挤眼睛。
在返回监狱的路上，当高墙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马赫认为那个犯人也许会变得沮丧，会哀求在外面多待一会儿，甚至也许会用脑袋去撞车门。但是和他猜测的相反，那犯人面带微笑，安静地坐在囚车里，抽着香烟。
站在苏黎世湖畔，马赫体会到了当年那个犯人的感觉。能够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这就足够了。一天已经足够了。
他察觉到夏莉从身后走过来。她轻轻地吻了他的脸。

苏黎世机场的商店被五颜六色、堆得高高的各种礼品挤满了：布谷钟，玩具雪橇，印着马特合恩峰照片的烟灰缸，酒心巧克力。马赫选了一盒巧克力，是用八音盒包装的，上面印着“祝我们敬爱的元首生日快乐，1964”的字样。他拿着巧克力盒走向收银台，一个圆胖丰满的中年女人抬头望着他。
“您能为我包一下这个盒子吗？”
“没问题，先生。写下您要寄去的地址就可以了。”
她递给他一张表格和一支铅笔，马赫写下了汉内洛蕾.耶格尔的名字和地址。汉内甚至比她丈夫还要胖，而且是巧克力的狂热爱好者。他希望马克斯能领会这个玩笑。
收银员熟练地用棕色牛皮纸把巧克力盒飞速包好。
“您这里卖出了许多这样的巧克力吗？”
“好几百盒。你们德国人一定很爱你们的元首。”
“是啊，没错。”他打量着这个小包裹。纸张的叠法和绳子的系发，与他在布勒别墅发现的那个包裹完全一样。
“你不会，我想，碰巧留下往德国寄这些包裹的那些地址名单吧？”
“那不可能。”她在包裹上面写下地址，舔着一枚邮票，把它贴上去，然后丢到身后的一堆包裹中间。
“哦，那当然。我想你会不会记得上星期四的下午四点，在这里碰到过一位上年纪的德国顾客呢？他戴着眼镜，眼睛水汪汪的。”
她的表情忽然变得多疑。“你是什么人？警察？”
“这不重要。”他付了钱，还买了一个印着“我爱苏黎世”字样的马克杯。
路德千辛万苦来到苏黎世，并不是为了把那幅画放进保险柜，马赫想。甚至身为一个前外交部高级官员，路德也无法把半米见方、盖着“绝密”印章的包裹偷偷携带出德国海关。他来到这里一定是为了取出什么东西，把它带回德国。而且这是二十一年来他第一次回到这家银行。由于还有另外三把钥匙，而且由于从来不相信别人，路德一定很担心另外那件东西是否还在那里。
他望着出港大厅，想像着上星期的场面：那位老人急匆匆地走进航站楼，带着他珍贵的行李，他那脆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撞击着胸膛。巧克力一定代表着成功的消息：到目前为止，老同志们，一切顺利。他担心的是什么呢？不是油画或者钱，他们在德国有很多。
“文件。”这个词从马赫口中脱口而出。
“什么？”走在前面的夏莉惊讶地回头望着他。
“这就是几件事情之间的联系。文件。他们都是文官。他们毕生都在与文件打交道。文件。”
他想像着这几个人战时在柏林的场景——直到深夜还坐在办公室里，埋头文牍工作，在永恒流动的官僚文件中互相交换备忘录和便条，用文件给自己构造起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几百万德国人在战争中参加了战斗：在泥泞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在利比亚的沙漠，在晴朗的南英格兰天空，或者——像马赫自己——在海上。而这些老家伙们，也在他们的中年时代以自己的形式参加过这场战争——文件和备忘录的战争。
夏莉摇着手。“这一点道理也没有。”
“我知道。猜测而已。我给你买了这个。”
夏莉撕开马克杯的包装纸，哈哈大笑，把杯子捧到胸前。“我会珍惜它的。”

他们快步通过了海关。在栏杆后面，马赫最后向外望了一眼。那两名瑞士警察正站在护照检查人员的桌子旁边。其中一位——在佐格的别墅外搭救他们的那位——向他们招了招手。马赫也挥手致意。
广播里传出最后一遍登机呼叫：“搭乘汉莎航空公司227航班飞往柏林的乘客，必须立刻办理登机手续……”
他放下手臂，转过身来，向登机口走去。

二
这次航班上没有威士忌，但是提供咖啡——浓烈的黑咖啡，随叫随到。夏莉拿起一份报纸，但是很快陷入梦乡。马赫太兴奋了，无法睡着。
他从笔记本里撕下十几张纸，撕成一半大小，然后再对半撕开。他把这些纸摆在面前的塑料小桌上，每张纸上都写着一个名字，一个日期，和一起事件。他反复移动这些纸片，改变它们的排列顺序——从前面挪到最后，从后面挪到中间，从中间挪到前面。他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脑袋被烟气笼罩着。在周围一些好奇偷窥的旅客看来，这个中年男人似乎正在玩一种奇特的单人纸牌游戏。

1942年7月。在东线，国防军在南俄罗斯发动了“蓝色计划”：将使德国最终赢得对苏战争的总攻。美国还没有从珍珠港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英国人在空袭鲁尔区，在北非的沙漠里和隆美尔作战。在布拉格，海德里希在一次炸弹袭击中受伤，正在痊愈之中。
就是这样：德国人的好日子，特别是那些在被征服领土上的德国人。豪华公寓，漂亮女孩，大马力汽车，从金币到鱼子酱的各种贿赂——一箱箱地打包发运回德国。从上至下的腐败：从下士到司令，从美酒到祭坛组雕。布勒、施图卡尔特和路德过着尤其花天酒地的生活。布勒在总督区没收各种财宝，施图卡尔特用内政部的各种关系和掩护把它们偷运回德国——非常安全，有哪个下级官员胆敢随意拆开盖有“内政部，最高绝密”火漆印章的包裹、进行检查呢？路德把这些珍品走私到国外，偷偷出售——同样非常安全，谁敢要求帝国外交部日耳曼人司的头子打开他的行李箱呢？三个人都在五十年代退休，成为富裕安闲、声名显赫的离休高干。
然后，1964年：大祸临头。
马赫像洗牌一样拨弄着那些纸片，把它们重新排列起来。
四月十一日，星期五，这三个同谋者在布勒的别墅聚到一起：这表明某样东西已经使他们陷入恐慌状态。
不，这不对。他翻阅笔记本，找到夏莉在公用电话亭里和施图卡尔特的那段对话。哦，当然。
四月十日，星期四，聚会前一天。在比洛大街上，施图卡尔特站在夏莉的公寓对面，记下这个电话亭的电话号码。带着这个号码，他在星期五去了布勒的别墅。某种无比恐怖的东西已经完全压倒了他们，以致这三个惊恐的男人想到了最不可能的那条路——叛逃到美国。施图卡尔特负责安排这件事。由于肯尼迪即将访德的缘故，他们不敢相信美国大使馆。他们需要同华盛顿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施图卡尔特有一条这样的联系渠道：迈克尔.麦吉尔的女儿。这个提议得到另外两人的赞同。星期六，施图卡尔特给夏莉打电话，安排一次会谈。星期天，路德飞到瑞士：不是去取钱或者油画——在柏林，他们这两样东西都有很多——而是取出他们在1942年夏天和1943年春天之间放进去的什么东西。
但是显然已经太晚了。路德从佐格银行的保险箱中取出东西、在苏黎世机场发出平安信号、然后降落在柏林的时候，布勒和施图卡尔特都已经死了。
马赫靠回椅背，继续完成那个已经做完一半的拼图游戏。起码那些猜想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夏莉在睡梦中轻轻地叹了一声。她的脑袋倚在马赫的肩膀上。他吻了吻她的头发。今天是星期五。元首日是星期一。他只剩下一个周末的时间了。“哦，我亲爱的麦吉尔小姐，”他悄悄嘟囔着，“我恐怕我们找错方向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即将在本次飞行的终点——赫尔曼.戈林航空港降落。请将您的座椅移回垂直位置，收起面前的小桌……”
马赫小心翼翼地把夏莉的脑袋从他的肩膀上移开，避免惊醒她。他收起了面前的纸片，站起来向机舱后部走去。由于飞机不平稳，他的脚步趔趔趄趄的。一个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男孩从厕所里出来，有礼貌地帮马赫拉着门。马赫点了点头，从他身旁走过，进入厕所，锁上了拉门。厕所里的灯黯淡无光。
不新鲜的空气在厕所中循环流动着，混杂着尿液、消毒水和廉价肥皂的臭气。他把金属马桶盖掀开，把所有的纸片都丢了进去。飞机倾斜了一下，开始摇晃。头顶上一盏小灯亮了起来：“注意！请回到你的座位！”空气湍流让他的胃很不舒服。不知道路德在返回柏林的那架飞机上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马桶上的金属把手摸起来冰冷粘湿，他按下冲水开关，那些纸片打着转，消失在暗蓝色的水流漩涡中。
汉莎航空公司的经济舱厕所里不提供毛巾，只有一次性湿纸巾，上面浸泡着一些令人生疑的液体。马赫擦了擦脸。透过纸巾的纤维，他能感觉到自己脸颊上的滚烫皮肤。飞机遇上了气流，机身再次颠簸，就像深水炸弹冲击波下的潜艇一样。他们降落的速度很快。他把额头贴在冰冷的镜子上。下潜，下潜，下潜……

她已经醒了，正在用一把塑料小梳子梳理那头浓密的头发。“我以为你已经从飞机上跳下去了。”
“啊，没错，我脑海里的确出现过这个念头。”他系紧了安全带。“但是也许你能成为我的救星。”
“你终于说出了最动听的话。”
“我说的是‘也许’。”他握着她的手。“听着，你确定施图卡尔特当时说的是，他在上星期四去检查了你公寓对面的电话亭？”
她皱眉想了一会儿。“是的，我敢肯定。我想起来当时的想法了。当时我想，这个人一定是非常认真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问题是，施图卡尔特的行动，究竟是只代表他自己——一个人悄悄逃脱——还是和他的同伙们商量之后做出的集体行动呢？”
“这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想想吧。如果他在星期五和另外几个人说到这件事，那就意味着路德也会知道你的家庭背景，以及和你联系的方法。”
她惊讶地把手抽回来。“但是这想法很疯狂，他从来不会信任我。”
“没错，的确很疯狂。”他们的飞机穿过一片云层，下面还有另一片云彩。在远处，马赫可以望见大会堂的圆顶，仿佛一顶小小的青铜头盔。“假设路德还活着，那么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机场已经处于严密监控之下。港口和火车站也是。边境关卡一定都收到了对他的通缉令。在肯尼迪这档子事之后，他没法直接逃进美国大使馆。他不能回家。那么他还有什么选择？”
“我不这么认为。他可以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给我打电话。或者星期四早晨。他为什么要拖到星期五？”
他从她的声音中听到了疑惑。你不想相信事实，他想。你认为你很聪明，去苏黎世去寻找你的报道。但是你的报道却一直在找你——在柏林。
她转过脸去，望着舷窗外面。
马赫忽然觉得灰心丧气。他对她还是了解得很少。
“我认为他等待的原因，是想要找到更好的渠道，更安全的逃脱方法。谁知道呢？也许他已经找到了。”
她没有搭理他。

在一片朦胧细雨中，他们的飞机在赫尔曼.戈林航空港着陆。在跑道的尽头，容克客机掉头驶入滑行道，舷窗蒙上了一层潮湿的雾气，上面布满了雨滴。在一片潮湿中，航空港大楼上的巨大万字标志看上去变得柔软弯曲。
海关护照检查处有两个通道：一个供德国和欧盟臣民通行，另一个供世界上其余国家的公民使用。
“那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啦，”马赫说。下飞机时，他不顾夏莉的反对，拿着她的行李，现在他把手提箱递还给她。“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
“回家，我想。坐在那里，等着电话铃再度响起。你呢？”
“我想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节历史课。”她抬头看着他，露出了迷惑的表情。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他说。
“你最好别忘了。”
在德意志帝国的土地上，怀疑的本能再次回到了人的身上。他在她的双眼里可以看见这种表情，她仿佛在探寻马赫的内心深处。他试图安慰她：“别担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她点了点头。接下来又是一阵彼此尴尬的沉默。突然，她踮起脚尖，把脸蛋贴在了他的脸上。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她就扭头离开了。

从海外飞回来的德国人都在规规矩矩地排着队，一言不发，等待进入帝国。在护照检查柜台，马赫耐心地等待着，双手背在背后。在元首生日之前的这几天，边防检查格外严格，海关的工作人员战战兢兢，神经过敏，生怕从自己的手中放进来一个捣乱分子。
边防官员的眼睛隐藏在帽檐的阴影中，马赫看不见他的表情。“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在签证失效之前三小时入境。”他在签证纸上画了一道粗粗的黑线，盖上“失效”的图章，然后把护照递给马赫。“欢迎回家。”
在人头攒动的海关大厅里，马赫四处张望，试图发现夏莉的踪影，但是却没有找到她。可能他们拒绝让她入境。在心底里，他甚至希望他们这么做。这对她来说要安全一些。
边防人员打开每一件行李，仔细检查。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严格的检查。怒气冲冲的旅客们站在摊开的衣服、内衣和剃须膏之中团团打转，打着手势向海关的官僚争辩。整个海关大厅看起来就像是印度某地乱糟糟的喧闹集市。他耐心地等着。
过了半天，马赫才来到行李提取处，找到他的手提箱。在厕所里，他换上了那身黑色的党卫军军装，把便服塞进皮箱里，检查了他的卢格手枪，把它塞进枪套里。离开洗手间的时候，他往镜子里看了一眼。一个黑衣警察严肃地回瞪着他。
欢迎回家。

三
党的宣传部门把阳光明媚的天气叫做“元首天气”。党没有为雨天和阴天发明别名。
不论如何，根据帝国颁布的法令，不管这天是否下着毛毛细雨，它都是为期三天的公众假日的开始。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详尽策划和周密安排，它的臣民各就各位，准备开始庆祝活动。
马赫在戈林空港的航站楼外登上了排队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出租车，现在正费力地穿过柏林北边的维丁区。这里是工人阶级的柏林，一度曾经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柏林，红色阵线的大本营。在20年代，红褐两党的打手们经常在这里的狭窄马路和破旧公寓前面大打出手。现在，战前的那些破败大街已经拓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路两旁是战后修建的“人民公寓”，六层或者七层的丑陋混凝土单元住房。为了庆祝元首日假期的来临，各家工厂全都提前一个小时鸣响了下班汽笛，现在，那些工人们已经回家换上了节日才穿的好衣服，把桌子抬到了马路上。红光满面的肥胖主妇们抬着一盆盆的香肠和煮土豆。供应商拉来一车车的啤酒，小孩子们则兴奋地在成人的大腿之间跑来跑去。大家都在准备着晚上的街头狂欢盛宴。
这里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忙坏了。每家每户都在窗台摆上了鲜花。每隔两三栋建筑，就有一所房子在楼顶天台的铁栏杆上挂出长长的横幅和旗子——大多数是鲜红的万字旗，不过也有标语和口号。“柏林的工人向元首的七十五岁诞辰致敬！”“阿道夫.希特勒，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首席同志，万岁！”楼群后面的小巷上也是水泄不通，当地的冲锋队乐手在敲着大鼓，奏着欢快的音乐，醉醺醺的人在唱歌。这还只是元首日之前的礼拜五。不知道维丁的地方官员为元首日本身筹划了多么热闹的庆祝活动呢，马赫想。
在头一天晚上，几个富于反叛精神的大学生用白油漆在沃尔夫大街的拐角处刷上了调侃的标语：“任何不兴高采烈的人将被立即枪毙。”几个身穿褐色衬衫的党徒忙得满头大汗，正在满脸焦急地试图用铁丝刷子擦去墙上的字迹。
马赫让出租车开到了弗里茨-托特广场。前天晚上被盖世太保带走时，他的大众轿车仍然停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外面。马赫支付了车费，走下出租车。他抬头看了看四楼。有人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
在韦尔德市场，马赫把行李扔到桌子底下，然后给值班官员打了个电话。他们还没有找到马丁.路德。“就咱俩私下说说，马赫。格洛布斯把这儿的人全都催得团团转。每隔半个小时，他就大吼大叫，威胁说除非我们马上找到那老头儿，否则他就要把谁谁送进KZ。”克劳斯向他抱怨道。
“全国副总指挥先生非常敬业。”
“哦，没错，他是非常敬业。”克劳斯的声音忽然变得多疑起来。“我的意思不是说……”
马赫挂上了电话。无论谁在窃听他的办公室电话，这都会让他琢磨一阵子。
他把打字机抱到桌子上，塞进一张纸。他点着了一支香烟。

致：阿图尔.内贝，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帝国刑事警察
自：扎维尔.马赫，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1964年4月17日

1，很荣幸地向您汇报，今天上午10:00，我按照计划拜访了位于苏黎世巴恩霍夫大街的佐格银行。
2，我们昨天下午讨论的那个数字账号，是在1942年7月8日由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马丁.路德开设的。该账号共有四把钥匙。
3，保险箱先后在以下三个日期被开启：42年12月17日，43年8月9日，64年4月13日.
4，我亲自对保险箱进行了检查。里面——
马赫靠回椅背上，朝天花板吐出一个完美的烟圈。他在想，那幅画落到内贝手里会是什么样——与施穆茨勒和基辛纳那些浮夸而拙劣的庸作悬挂在一起——这个前景很不美妙，对那幅画来说是个亵渎。最好还是把她留在安静与黑暗之中。他的手指在打字机按键上悬停了几秒钟，然后打下最后几个字：
——什么也没有。

马赫从打字机上撕下那页报告，签了名，然后塞进信封里。他给内贝的办公室打电话，被告知立刻带着报告过去，亲自去。他挂上电话，望着窗外的砖墙。
为什么不呢？
马赫站了起来，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柏林电话号码簿，把它拿下来，在里面找到了一个号码。他到隔壁的办公室借用电话，这样也许他的通话不会被窃听。
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帝国档案馆。”

十分钟以后，马赫感觉到自己的皮靴正陷入内贝办公室地毯的柔软绒毛之中。
“你相信巧合吗，马赫？”
“不，先生。”
“‘不’，”内贝说道，“很好。我也不相信。”他摘下那副大眼镜，把马赫的报告推到一旁。“我不相信两个退休的政府公务员——年龄相同，职位相同——在腐败指控面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自杀。老天爷……”他讥讽地笑了笑，“如果每个贪污腐化的政府官员都选择这条路的话，恐怕柏林的大街很快就会堆满死尸。他们也不会碰巧在美国总统宣布赏光访问德国的同一个星期里相继被什么无关的小混混杀掉。”
他站起身来，把转椅推到身后，走到一个小书架前。上面摆满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名著：《我的奋斗》，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的神话》，《戈培尔日记》……内贝按下一个隐藏起来的开关，书架旋到一旁，后面是一个酒柜。马赫定睛看了看，原来书架上的巨著其实都是假书，在木板上做出书脊的样子，印上烫金的书名。
内贝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伏特加，然后走回桌旁。马赫站在他的面前，半是立正半是稍息地站着。
“格洛布斯为海德里希工作，”内贝开口说道。“所以很简单。格洛布斯连自己的屁股都不敢擦，除非海德里希告诉他接下来是擦屁股的时间。”
马赫一言不发。
“接下来呢？海德里希为元首工作，恩，在大多数时间里如此。而且在所有的时间里，他都为他自己工作……”
内贝把沉重的玻璃杯举到嘴旁。他那蜥蜴般的尖舌头伸到了伏特加里，搅拌着那透明的液体。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美国人亲近吗，马赫？”
“不知道，先生。”
“因为我们现在陷到了粪坑里。有一些事，你在那小矮博士办的报纸上是不会读到的。到1960年，我们在东方有两千万拓居者。希姆莱的计划。到世纪末大概会有九千万。很好。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往东边送那些家伙。麻烦的地方在于，差不多有一半人都想回来。想想看这其中的讽刺性，马赫：我们好不容易赢得了东方的生存空间，可是谁也不愿意生存在其中。为什么？恐怖主义。”他一手举着眼镜，做了个手势。“我用不着向一位刑警官员讲述恐怖主义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中央情报局给他们提供钱，武器，还有训练。克格勃提供人员，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源源不断地渗过战线，在我们的后方搞破坏。二十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而我们德国人呢？年轻人不想去打仗，年纪大的不想去工作。”
内贝叹息着，摇了摇花白的脑袋，往杯子里丢了一块冰，嘶啦嘶啦地喝起来。
“海德里希愿意付出一切，包括他老母亲的性命，来同美国人达成缓和。为了实现德美缓和，杀几个人根本不在话下。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对不对，马赫？布勒，施图卡尔特，路德——他们都对缓和构成了威胁，对吧？”
内贝那锐利的目光在马赫的脸上来回搜索。马赫尽量直视前方，不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你自己也猜到了，对不对，马赫？”
“不，先生。”
“‘不，先生’，”内贝嘲弄地模仿着他的语气，“好吧，那么现在开始考虑考虑这种可能吧。我们造就了一代超人来统治这个帝国，对吧？我们教他们用严密的逻辑来思考和行事——无情，有时候甚至残忍。记得元首曾经说过的话吗？‘我给德意志人民的最大礼物就是我教会了他们清晰地思考。’然后发生什么了？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最优秀的那部分人，开始用这种无情的逻辑思考来对付我们这些老人。我告诉你，马赫，我很高兴自己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我很怕将来的德国。”
内贝沉默了几分钟，让自己的思绪游走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过了一会儿，他回过神来，拿起那付夸张的眼镜，开始阅读马赫的报告。
“腐化堕落，嗯。帝国的永恒主题。”内贝又皱着眉头读了一遍马赫的报告，然后神情厌倦地把它撕碎，扔到了纸篓里。

克里奥，主管历史的缪斯女神，守卫着帝国档案馆的大门：一位亚马逊女武士风格的高大裸体女人，雕塑者是被众人讥讽为“帝国阴毛大师”的阿道夫.齐格勒教授。她稍微前倾，面向胜利大道，俯视着对面的军人会堂。在军人会堂的外面，一长队游客正耐心地排队等待瞻仰腓特烈大帝的遗骨。在克里奥的巨大胸脯上栖息着一大群鸽子，从下面望去，好像一群登山运动员在攀登巨大的灰色冰川。
在克里奥的身后，大楼的花岗岩门楣上方镶嵌着镀金的月桂花环，花环中央是元首的语录：“正确的历史相当于一百个师的力量”。
鲁迪.哈尔德把马赫领进了档案馆，来到三楼。他推开沉重的双扇大门，站在一旁，示意马赫进去。里面是一道深邃的长廊，深灰色的花岗岩墙面，地面铺着大理石。长廊像一条隧道一样通向远处，似乎永无尽头。
“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风格，是吧？”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鲁迪开始用职业历史学家的口吻说话，语调中带着骄傲和挖苦。“我们管这叫条顿风格。你大概听说过，这座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档案馆。咱们头顶上还有两层楼，是行政办公室。脚底下是资料库，有六层楼那么高。你正走在祖国的历史上面。至于我么，我正在照料克里奥手中的火炬。”
鲁迪的办公室看上去像是修道院苦行僧的房间：狭小拥挤，没有窗户，墙上是大块大块的花岗岩。桌子上堆着半米高的文献资料，地上也铺满了散乱的纸页。到处都是书，估计有上百本，每本都夹着书签。书签也是五花八门，有带颜色的纸条，也有电车票的票根、香烟纸盒里的烟标、还有压扁了的火柴盒。
“这就是历史家的职责：带来混乱——越来越多的混乱。”哈尔德望着自己杂乱的办公室，解嘲地说道。他从房间中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挪走了一摞二战时期的《信号》杂志，掸去椅子上的灰尘，示意马赫坐在那里。
“我需要你的帮助，鲁迪。这是第二次了。”
哈尔德一屁股坐到了桌子上。“好家伙，好几个月听不到你的消息，结果这个星期却一下子找了我两次。我敢说这次还是和那个姓布勒的家伙有关系，对不对？我在报纸上看见他的讣告了。”
马赫点点头。“我应当提醒你，现在我已经是一个灾星了。仅仅是和我见面，就有可能给你带来危险。”
“哈哈，这事儿听起来更好玩了。”哈尔德把长长的手指头握拢在一起，噼噼啪啪地掰着指关节。“说下去。”
“这事对你来说可能是个挑战。”马赫停顿了片刻，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有三个人，布勒，威廉.施图卡尔特和马丁.路德。头两个已经死了，第三个在拼命逃亡。三个人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你知道。在1942年夏天，他们在苏黎世开设了一个银行户头。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把钱或者艺术品藏在那里——就像你猜测过的那样，布勒的确不遗余力地从波兰搜刮财富——但是我现在想，他们藏到瑞士去的东西更有可能是政府文件。”
“什么样的文件？”
“我还不确定。”
“很敏感的文件？”
“很有可能。”
“现在就有一件麻烦事。你说的这三个人属于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外交部，内政部和波兰总督府。当然啦，最后一个算不上是什么政府部门。这就意味着成吨的文件。马赫，我是说真的，成吨。”
“你这儿有他们的旧文件记录吗？”
“外交部和内政部的。波兰总督府的文件档案都存放在克拉科夫。”
“你有接触那些文件的权限吗？”
“从官方的立场上看，没有。不过，如果从非官方的渠道……”他摇着一只手，“也许有可能。但是，扎维，要翻阅一遍那些文件，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你觉得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那些文件里一定有线索。可能有些文件失踪了。”
“这是不可能凭咱俩的力量查出来的。”
“我告诉过你，这是个挑战。”
“那么，你需要在什么时候得到这个‘线索’？”
“今天晚上就要。”
哈尔德发出了一声叫喊，夹杂着怀疑、生气和嘲笑的声音。马赫尽量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听着，鲁迪。三天之内，我就要面对党卫队荣誉法庭的审判。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必须现在就找到那个线索。”
哈尔德一言不发地看了他一会儿，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表情，然后转过身去，喃喃说道：“让我想想……”
“我能抽烟吗？”
“到走廊里去抽。这儿的东西都是易燃的。”
马赫抽烟的时候，听到哈尔德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的声音。他看了看手表。六点钟。长长的走廊上空无一人。绝大多数的职员一定是提前下班，回家享受周末长假去了。马赫悄悄推了两间办公室的门，发现它们全都是锁上的。第三扇门是开着的。他走进去，拿起电话，听到拨号音，然后拨下“9”，转成外线。他拨了夏莉的公寓号码。她立刻就接了。
“是我。你还好吗？”
“很好，”她说，“我发现了一点东西。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别在公开的电话线路上告诉我。我一会儿再和你通话。”他顿了顿，还想再说点什么，可是她已经挂上了听筒。
哈尔德也在打电话，他的声音透过半开的办公室房门，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回荡：“埃伯哈德？晚上好……真的，咱们都得没日没夜地工作……一个小问题，如果方便的话……内政部的……什么，它们已经被……很好。公务级别的？……哦，我懂了。很好。所有这些都已经完成了？”
马赫闭上眼睛，倚靠着冰冷的墙壁，试着不去想像他脚底下那六层楼高的档案海洋。拜托，鲁迪，拜托……
他听见一声响，哈尔德把听筒放了回去。过了几秒钟，鲁迪来到走廊上，手里抓着他的夹克衫，衬衫的胸前口袋里插着好几支钢笔。
“比较走运。我同事说，至少内政部的文件已经做了分类目录。”他沿着走廊快步前行，马赫在他后面小跑着试图跟上。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应当会有一个总目录，告诉我们施图卡尔特经手过哪些文件，以及经手时间。”哈尔德猛摁呼叫电梯的按钮，却没有反应。“他们在晚上一般都是关掉电梯的。没想到今天关得这么早。咱们只能走下去啦。”
在他们沿着宽阔的楼梯急匆匆地往下跑的同时，哈尔德大声问道：“你知道这是严重违反规则的吗？我只能接触那些和军事有关的档案。陆军，海军，东线。我没有权限查阅那些行政管理的文件，特别是内政部的。如果咱们被人拦住，你得掏出证件，跟他们大喊大叫，说这是警察公务，秘密行动什么的。他们得花好几个小时去核实。至于我呢，我就和他们说，我只是个无辜的小公务员，帮你带路。可以吗？”
“非常好的主意。咱们还有多远？”
“一直到最底下。”哈尔德一边小跑一边摇着头。“荣誉法庭！老天爷！扎维，你到底出什么事了？”
在地下六十米深处，空气既凉爽又干燥。灯光很暗，以保护那些文件不变色发脆。“档案库埋得特别深，他们说能抵御美国核导弹的直接轰炸。”
“那后面是什么？”
马赫指着一扇巨大的钢门。上面写着“注意！非授权人员严禁入内！禁止通行！必须出示证件！”
“正确的历史值100个师。不正确的历史都存放在这儿。我靠！小心点！”
哈尔德把马赫拉进了一个门廊。一个警卫正推着一车档案，看上去就像煤矿里推煤车的矿工。马赫猜想这个警卫一定看见了他们，可是对方却没有搭理他，而是径直从他们身旁走过去了，嘴里还哼着小曲儿。他站在刚才那扇钢门前，打开门锁。在开门的一瞬，马赫瞥见里面有一座炉子，炉火正在熊熊燃烧。警卫把车推进去，钢门沉重地关上了。
“快点儿走。”
他们一边走，哈尔德一边解释着这里的手续。档案馆按照货栈和仓库的方式来运转。调阅某份档案的要求，先被转到每层的中央处理区。这里的书架上摆着许多尺寸骇人的分类目录簿，一米高，二十厘米厚。接下来要在这些目录簿里查到所需文件的分类库房号码。每个库房里都有一大堆文件，库房本身是防火的，远离查询区。秘诀在于，哈尔德说，知道你要找的文件在哪个账簿里。他在那些分类目录簿前走来走去，用手指敲打着深红色的皮革书脊，直到找到要找的那一本，然后吃力地把它拖下来，抱到楼层主管的办公桌上。
在战后，马赫有一次到“里希特霍芬”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下面转悠过。帝国档案馆有些地方让他回想起了那次的经历：低矮的天花板，昏暗的灯光，觉得上面有什么巨大的东西正在压迫下来。在办公桌旁边是一台复印机，在第三帝国属于警方严格登记的管制物资，以免颠覆分子用它来印制非法出版物。货运电梯上有十多辆空空的手推车。无论朝四边哪个方向望去，都有五十多米远。整个地方空无一人。
哈尔德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叫喊。“国家绝密：1939年至1950年政府文件！哦，耶稣基督！一共四百箱！你想找哪一年的文件？”
“瑞士银行的账户是1942年7月开设的。那么就找一下那一年头七个月的文件吧。”
哈尔德一边翻着目录页，一边自言自语：“是啊，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分类的了。他们把文件分成四类：政府通信，声明和备忘录，法令与条例，各部私人文件……”
“我在找的，是能把布勒和路德联系在一起的某种文件。”
“这样的话，最好应该查一下政府通信。能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了些什么。”哈尔德在做着笔记。“D/15/M/28-34，OK，咱们走吧。”

D储藏室在左边二十米远。15号柜M区在那个屋子的角落里。“只有六箱文件，”哈尔德高兴地说，“谢天谢地。你检查一到四月的，我查五月到七月的。”
那些箱子，每一个都有办公桌的大抽屉那么大，一米多深，是由硬纸板做成的。这儿没有桌子，于是他们坐在地上开始翻阅。马赫背靠着金属架，打开了第一个箱子，拿出一大摞纸来，开始检查。

你这辈子有时候需要一点运气。
第一份文件是1月2日的信件，由空军部的助理国务秘书签发，讨论的是帝国民防志愿者组织的防毒面具发放问题。第二份，1月4日，是四年计划办公室发出的，指责高级政府官员非法浪费汽油的现象。
第三份发自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马赫首先看到的是签名——棱角鲜明，蜘蛛一样细长的笔画。接着他的目光挪到了信纸的抬头：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柏林SW11，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接着是日期：1942年1月6日。接下来是正文。
只有寥寥几语。
亲爱的施图卡尔特博士……原定相关各部门于1941年12月9日举行的工作午宴，改于1942年1月20日1200时举行，地址是柏林万湖56-58号，国际刑警组织总部。
马赫翻阅了箱子里的其他文件：黑色和紫色的复印件，以及用亚麻纸印刷的雪白的原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发文单位：帝国总理府，经济部，托特组织。召开会议或工作午餐的邀请信，请求，询问，物资交流。但是没有与海德里希有关的其他文件了。
马赫把那封信递给哈尔德。“你对这怎么看？”
哈尔德皱着眉头：“很不寻常，要我说的话。帝国中央保安总局邀请政府官员来开会？”
“能知道他们谈论的是什么吗？”
“应当可以。可以查阅当时的备忘录。我来看看日期。1月20日……”
哈尔德看了看笔记，站起来，走到档案架的另一边。他拖出另外一个箱子，走回墙角，盘腿坐到地上，飞快地翻阅着里面的文件。马赫望着他。突然，哈尔德大叫一声：“哦老天爷……”
“怎么了？”
哈尔德递给他一张纸，上面用打字机打着几行字：“因国家安全事由，应党卫队全国领袖阁下的要求，1942年1月20日会议有关的备忘录已撤去。”
“看看日期。”哈尔德说。
马赫瞪大了眼睛。1964年4月6日。也就是说，十一天之前，海德里希亲自下令移走了这份文件。
“他能这么做吗？我是说从法律意义上看？”
“盖世太保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从这里取走一切文件资料。它们通常会被送到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
走廊里传来一阵响声。哈尔德竖起一根手指以示警告。两个人都静了下来，在警卫从门外走过时一动不动。从焚化室出来之后，那辆推车已经是空的了。他们听着咣啷咣啷的声音，直到它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做什么？”马赫小声问道。
哈尔德挠了挠头。“国家绝密级别的部门间会议……”
马赫猜到了他的想法。“布勒和路德都应邀参加了，对吧？”
“很合乎逻辑。他们那个级别的官员都很挑剔。一个部不会派出助理国务秘书，来和另外一个部的小办事员一块儿开会的。现在几点了？”
“八点。”
“克拉科夫现在是七点。”哈尔德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我现在就给在总督区档案馆的朋友打电话，问问过去两个星期里党卫队是否去过他们那儿。如果没有，那么我可以让他明天帮我查一查，看看布勒的那份备忘录是不是还在。”
“难道不能在这儿查吗？外交部档案？路德的私人文件？”
“不行。文件太多了。可能要花好几个星期。这是最快的方法，相信我。”
“跟他说话时小心点，鲁迪。”
“别担心，我知道提防危险。”哈尔德在门旁止住了脚步。“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我出去的时候别抽烟。这里是全帝国最容易着火的建筑物。”
的确没错，马赫想。哈尔德离开之后，他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非常渴望一支香烟。他的手一直在发抖，最后他只好把手揣到衣袋里。
这儿对第三帝国的官僚主义来说真是个绝妙的纪念馆啊。某个部的职员A先生想做什么事，于是向B处长申请许可。B处长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就上报给C司长。C司长再上报给D部长。D部长说，这事要由A先生自己来做出决定。于是A先生再度去找B处长……整整三代党的官僚，他们之间的结盟与敌对、诡计与陷阱，那些纸面证据全都存放在这些箱子里。上万张用公文织成的阴谋蜘蛛网，如今正在空调送来的习习凉风中沉睡。
十分钟以后，哈尔德回来了。“党卫队两星期以前去了克拉科夫。好吧。”他搓着两只手，“总督区档案馆的人记得很清楚。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来访者。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先生。”
“无论我查到哪儿，”马赫绝望地说，“都会看见他！”
“他乘坐党卫队的专机，从柏林飞到克拉科夫，随身带着海德里希亲自签署的特别指令。他对他们大喊大叫，连唬带吓。他知道要去找什么东西。他从那里取走了一份文件，当天中午之前就飞回柏林了。”
格洛布斯，海德里希，内贝。马赫两手抱住脑袋。要解开头绪很不容易。“这么说这条路没指望了？”
“到这儿就结束了。除非你认为在施图卡尔特的文件里还有什么东西。”
马赫看着那些箱子。里面的东西形同死人的残骸。要详细检查这些文件的念头令他作呕。他迫切需要新鲜空气。“算了吧，鲁迪。谢谢了。”
哈尔德突然停下来，捡起海德里希的邀请信。“很有意思，这个会议延期了，从12月9号推到了1月20号。”
“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哈尔德怜悯地看着他。“你真的把自己完全拘禁在咱们那个铁皮小破船里了？当时外面发生的事难道你一点印象都没有？1941年12月7号，你这个猪头，日本海军在珍珠港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12月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足够召集一场跨部门会议了，对不对？”哈尔德在得意地微笑，但是不久之后微笑就消失了，代之以皱着眉头的思索。“我怀疑……”
“怀疑什么？”
他拍着那张纸。“在这封邀请信之前，肯定还有一份邀请信，请他们12月9号去开会。”
“那又怎么样？”
“看情况。有时候我们的盖世太保朋友在销毁令人尴尬的文件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效。特别是他们如果急匆匆地……”
马赫站在铁架旁边，上下打量。他的失望一扫而空。“哪一箱？咱们从哪儿开始？”
“要召开那样级别的一场会议，海德里希需要至少提前两星期通知有关部门。”哈尔德看着笔记本，“这就是说，施图卡尔特的私人文件，1941年11月。我来看看……应该是第26号箱子，我想。”
他和马赫一起站在铁架前，一个一个地数着箱子上的数字编号。他们找到了第26号箱，哈尔德连忙把箱子从铁架上抱下来，捧在怀里。
“别着急，扎维。历史教会我们要耐心。”
他半跪着把箱子放在了地上，打开箱盖，拿出一叠旧文件来。他飞快地查阅了每份文件的抬头，然后把它放在左手一边。“出席意大利使馆招待会的邀请信，无聊。沃尔特.达雷博士在农业部主持的会议，无聊……”
哈尔德检查了大约两分钟，马赫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焦急地握拳捶着左手。突然，哈尔德喊道：“我靠！”他又看了一遍手中的文件，然后抬头对马赫说：“海德里希的邀请。不那么无聊了，我想。一点也不无聊。”

四
天穹上五彩缤纷，令人目眩神迷。美丽的红紫色星云大团大团地爆发，天蓝色的彗星和桔黄色的流星划过天幕，消失在天际线上，然后在一片翠绿色的云海后面爆炸。
在蒂尔加滕公园的上空，壮观的焰火表演正在接近高潮。带降落伞的照明弹点亮了柏林的夜空，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粉的……好不热闹。马赫想起了上次大战中的空袭场面。
马赫在菩提树下大街等待左转弯信号灯时，一大群东倒西歪的冲锋队员从他面前走过。其中有两个人，搭着肩膀，踢起大腿，在把黑夜照成白昼的巨大水银路灯下跳着康康舞。其他的人醉意醺醺地敲着大众轿车的外壳，斜眼歪嘴，耷拉着舌头，吃吃傻笑，活像一群人猿。马赫换上一档，小心翼翼地驾车躲开了这帮醉汉。当那个跳舞的家伙开始模仿芭蕾舞演员用足尖旋转时，从那帮醉汉当中爆发出一阵粗鄙的大笑。
马赫开车回到了韦尔德市场。所有的警员休假都被取消了。每扇窗户都亮着灯。在大堂里，有些人向他高声打招呼，但是马赫没有搭理他们。
他沿着楼梯走到地下室。
苏黎世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帝国档案馆的地下文件库，现在又是刑警总部的地下室……想到这里，马赫不禁莞尔。我现在变成穴居人了。同时还是个掘墓者，专门发掘故纸堆的盗墓贼。
看守资料室的那个母夜叉还没下班，脸色凶恶地坐在她的窝里。难道她从来不睡觉吗？他又一次出示了证件，母夜叉一本正经地把马赫的名字记录下来。
资料室里有几个警探，正坐在房间中央的大桌子旁边抄抄写写，翻弄着吕宋纸的旧文件。马赫在屋子最远的一个角落里找到把椅子，坐下来，扭开手边的台灯，把灯罩拉低，然后从上衣里掏出从帝国档案馆拿来的三张纸。
这些文件都是质量很糟糕的复印件。帝国档案馆的复印机年代太久了，原件放歪了，所以字迹都是斜的。马赫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埋怨鲁迪。鲁迪一开始怎么也不答应帮他复印：看到海德里希的邀请信内容之后，他那种中学生似的活泼劲儿立刻一股脑消失了。马赫几乎是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复印机旁。一复印完，鲁迪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储藏室，把文件塞回箱子，把箱子抱到铁架上。在鲁迪的坚决要求下，他们从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后门离开了帝国档案馆。
“我想，扎维，咱们从现在开始应当尽量不见面。”
“当然。”
“你知道……这些事儿……”哈尔德止住了脚步，一脸愁苦相。在他头顶上，蒂尔加滕公园发射的焰火乒乓爆炸。
“别难过，鲁迪，我知道。你有老婆孩子……”
见鲁迪神色紧张地环视左右，马赫知道他怕有人盯梢，于是没有握手，也没有和他告别。说完这句话，就大步流星地走了。

现在，三份文件摆在马赫的面前。
第一份：海德里希最初发出的那份邀请信。
“帝国保安警察及党卫队保安处总指挥
11月19日，1941年

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内政部
柏林
亲爱的施图卡尔特博士：
1941年7月31日，大德意志帝国帝国元帅阁下催促我，在所有相关的中央政府部门协调配合下，在组织、技术和物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对欧洲的犹太人问题进行最后解决，并且尽快向他提供一份草案，写明已经采取了什么行动。随信附上帝国元帅来信的复印件。
考虑到该事项的极端重要意义，以及必须在政府相关各部门之间对未来的最后解决工作进行协调，我提议为讨论该问题而举行一次会议。考虑到自从10月10日起犹太人就已经被从帝国及保护国的领土上迁往东方，涉及到运输安排问题，因此该事尤为紧迫。
因此我邀请你与我和其他官员一道（名单附上），于1941年12月9日中午12时整，在格罗斯-万湖56-58号的国际刑警组织办公处举行午餐会。
希特勒万岁！”
最下面是海德里希那蜘蛛一般的签名。

第二份文件是复印件的复印件，因此许多地方都看不清，字迹就像古墓里的古代铭文一样难以分辨。这封信是赫尔曼.戈林给海德里希的指示，日期是1941年7月31日：
“为了补充我在1939年1月24日所布置给你的任务，即通过适当手段移民和疏散的方法解决德国犹太人问题，现在我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犹太人的问题。
无论哪个政府部门被牵涉到这项工作中，他们都应尽力配合你的工作。
我还责成你在不远的将来尽快给我草拟一份文件，说明为了贯彻我们打算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在组织、技术和物资方面拟定了什么样的计划，以及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文件三：一份受海德里希邀请参加会议的名单，一共十四个人。施图卡尔特是上面的第三个；布勒是第六个，路德是第七个。马赫还认出了其他的几个名字。
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其他十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走到服务台。原先在大厅里的那两个警探已经走了，服务台后面一个人也没有。马赫敲着母夜叉的木头窝，喊道：“有人在家吗？”
从一排文件柜的后面传来了玻璃瓶碰撞的清脆声音。这么说这就是她的秘密。她肯定忘了他还在这儿。过了一会儿，母夜叉蹒跚着重新露面了。
“关于这十一个人，咱们这儿有多少资料？”
他想把名单递给她，但是她却抱着胳膊瞪着他。马赫注意到她的制服上油渍麻花的。
“没有特别许可的话，一次不许查阅超过三份资料。”
“别理它。”
“这是不允许的。”
“上班时间喝酒也是不允许的。你浑身酒臭。现在把资料给我。”

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对应一个号码。每个号码都对应一份档案。并不是所有的档案都保存在韦尔德市场，只有那些健在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和刑警打过交道的人，才在这里有记录。但是，通过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部信息库，以及《人民观察家报》的讣告（每年装订成册出版，名字叫《已故人士名录》），马赫能够找到不少东西。他查阅了每个名字的下落，一共花了他两小时。
第一个人是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阿尔弗雷德.梅耶。根据刑警总部关于他的档案，梅耶由于身患多种精神疾病，在1960年自杀，当时他还在接受精神治疗。
第二个人是格奥尔格.雷勃兰特博士，也来自东方事务部。他在1959年死于交通事故。他的轿车在斯图加特到奥格斯堡的高速公路上被一辆大卡车压扁了。肇事司机逃跑了，一直没有找到。
埃利希.纽曼，四年计划办公室的国务秘书，在1957年吞枪自尽了。
罗兰.弗雷斯勒博士，司法部的国务秘书，后来是帝国人民法庭的最高法官。1954年，他在柏林人民法庭上被一个疯子用刀捅死了。曾经进行过调查，法庭警卫如何让一个持械的疯子如此靠近庭长，但结论是没有人失职。那疯子当场被法庭警卫开枪打死。
看到这儿，马赫跑到走廊里抽了根烟。他把烟深深地吸到肺里，然后慢慢地呼出来，仿佛在做痊愈治疗。
格哈德.克罗弗，冲锋队区队长，帝国总理府的代表，1963年5月宣告失踪。他妻子报了案。柏林南边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在水泥搅拌器中发现了他的尸体。
弗里德里奇.克里青格。这个名字很耳熟。当然了。马赫记得电视里的新闻镜头：炸成一团废铁的轿车，儿子搀扶着寡母。克里青格，前帝国总理府国务秘书，一个月前在他慕尼黑寓所外面被炸成碎片。马赫记得那是3月7日的事。没有哪个恐怖主义团伙声称对此负责。
从《人民观察家报》的讣告来看，有两个人死于自然原因。党卫队旗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派来的代表，1961年死于心脏病发作。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朗格博士，拉脱维亚党卫队保安处的头儿，1955年死于脑肿瘤。
海因里希.缪勒。这是另外一个马赫熟悉的名字。巴伐利亚小警察缪勒，盖世太保的头头，1962年坐飞机和希姆莱一起出访时，在1万米高空爆炸了。
党卫队区队长卡尔.肖恩加特，波兰总督区党卫队保安处的代表，从柏林动物园地铁站的站台上掉入轨道，被开过来的列车压死了。日期是1964年4月9日，差不多一星期之前。当时没有目击者。
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托.霍夫曼，RuSHA（种族和重新安置部）的头子，1963年12月26日被人发现用晾衣绳在施潘道的公寓里上吊自杀。
就是这些了。当时和海德里希一起开会的那十四个人，如今有十三个已经死了。第十四个人——路德——则踪影皆无。

作为提高公众警觉性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宣传部制作了一系列卡通画片，来让公众提高对恐怖主义的提防。有人在二楼的告示板上贴了一张。一个小女孩收到一个包裹，于是开心地打开。接下来的几幅画面里，她拆去一层一层的包装纸，最后发现自己手里拿的是捆绑到一起的两个炸药筒，上面还连着一个定时器。最后的画面是一声爆炸，旁边写着注释文字：“警告！不要随意打开陌生包裹，除非你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东西！”
非常好的笑话。每个德国警察的座右铭都是这个。不要打开陌生包裹，除非你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不要随意提问，除非你知道答案是什么。
Endloesung。最后解决。Endloesung，Endloesung。马赫半走半跑地穿过走廊、奔向办公室的时候，这个词在他的脑袋里搅来搅去。
Endloesung。
他打开耶格尔办公桌的抽屉，在乱七八糟的一堆杂物里面翻找。在韦尔德市场，耶格尔做事一团糟的习惯是众人皆知的，经常因为工作松懈而遭到申斥。马赫一边翻找，一边祈祷他不要把那些申斥记在心里。
他没有。
上帝保佑你，马克斯，你这个老家伙。
他关上了抽屉。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在自己的电话旁边有一张黄色的纸条：“紧急情况！立刻与值班警官联系！”

五
在戈滕兰车站的调车场里，警察拿来了许多高压碘灯，绕着那具尸体摆成了一圈，从远处看去还挺吸引人，让人以为这里在拍摄什么电影。
马赫高一脚低一脚地跨过铁轨和枕木，踩着被内燃机车油烟熏黑的石块，向灯光那里走去。
在改名叫戈滕兰车站之前，这座火车站的旧名字是柏林-安哈尔特车站，帝国最繁忙的铁路枢纽之一。元首就是在这里登上他的“亚美利加”号专列前往东普鲁士的战时大本营的。也是从这里，柏林犹太人——包括魏斯一家——开始了他们去东方的旅程。
“……考虑到自从10月10日起犹太人就已经被从帝国及保护国的领土上迁往东方……”
在他身后，站台上的大喇叭正在广播车次信息。远处传来了像轮船雾角一样的汽笛声。一辆巨大的克虏伯内燃机车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牵引着一列灯火通明、像房屋一样高的“欧洲超级列车”，减缓了速度，准备进站。深色的车厢上挂着“莫斯科-明斯克-华沙-柏林”的牌子，从挂着剔纱窗帘的车窗里传出轻快的华尔兹舞曲声音。
戈滕兰调车场是一片巨大的空间，无数条铁轨在这里纵横交织。在巨大的黄色钠灯射下的灯光之间，那一小片耀眼的白色格外醒目。十多个人站在那里，旁边是一列停驶的高速货车。走近之后，马赫认出里面有两个民警，克雷布斯，法医艾斯勒博士，一个摄影师，一小群焦急不安的帝国铁路公司官员，以及——格洛布斯。
格洛布斯最先看见他，于是慢慢地拍着那对巨大的手掌，嘲笑地说：“绅士们，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欢迎刑事警察的大侦探驾到，来给我们讲讲他的推理。”
一个民警在偷偷傻笑。
那具尸体，或者说那具尸体剩下来的部分，躺在铁轨中间，被一条羊毛毯子盖住了。旁边还放着一个绿色的塑料裹尸袋。
“我能看一下尸体吗？”
“当然。我们还没有移动它。我们正等着你的到来，大侦探。”格洛布斯朝着克雷布斯点点头，后者挪开了毯子。
一个男人的躯体，两头沿着铁轨被切断，肚皮朝下趴在枕木上。他的一只手已经被压成了肉泥，脑袋也被压裂了。两条腿也被火车轮子压过，但是整条裤子都血迹斑斑，没法断定是从哪里切断的。尸体上有一股浓烈的酒精味道。
“现在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格洛布斯把塑料袋拿到灯光底下，把它打开，塞到马赫的脸前。“盖世太保不想被指控破坏证据。”
里面有两只脚，其中一只还穿着鞋。一只断手，断裂处露出白骨，手腕上还戴着一块金表。马赫没有闭上眼睛或者扭开脸，格洛布斯看上去有些失望。“啊哈，很好。”他把塑料袋扔到了地上。“它们开始腐烂、老鼠开始啃它的时候，闻起来更糟糕。查查他的口袋，克雷布斯。”
克雷布斯向尸体弯下腰去。他穿着一件黑色皮大衣，看上去像一只吃腐肉的乌鸦。他把手伸到尸体下面，在衣服口袋里搜寻着，同时扭头对马赫说：“我们两个小时以前接到帝国铁路警察的通知，说这里有人看见了一个家伙，符合路德的体貌特征。可是等我们赶到这里时……”
“他原来就身患重病。心脏病。”马赫苦笑了一下。“所以不是多么出人意料的事。”
“在这儿，全国副总指挥先生。”克雷布斯终于从尸身底下掏出了一本护照和一个钱包，递给了格洛布斯。
“是他的护照，没错。”格洛布斯翻看了那本护照之后，一边漫不经心地拍着护照的封皮，一边说。“钱包里有几千马克现金。足够在阿德隆饭店包下一套带丝绸床单的豪华房间了。不过这个老杂种当然不敢在文明社会的人群当中露脸。他别无选择，只能睡在这儿。”
看来这具尸体令格洛布斯很满意。他把护照递给马赫。路德那张沉闷的老脸从马赫长满老茧的拇指旁边窥视着他。“好好看看这个，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然后跑去告诉内贝，这事儿就算结束了。盖世太保从现在开始接手。你可以回去休息休息了。”尽量享受一下吧，他的眼神这么说道，趁你还能享受几天的时候。
“感谢全国副总指挥阁下的关心。”
“你会发现我这个人有多和蔼可亲的，马赫，我向你保证。”他转向艾斯勒。“他妈的救护车怎么还不来？”
法医马上并拢双脚。“正在路上，全国副总指挥阁下。马上就到。”
马赫转身离开了这群人。他朝十米之外的一群铁路工人走去。“你们当中是谁发现那具尸体的？”
“是我，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一个身穿深蓝工作服、戴着软顶工作帽的男人往前走了一步。他是个机车司机，眼睛红红的，声音很不自然。这恐惧是源自那具尸体，马赫想，还是源自一位党卫军上将出人意料的到场？
“抽烟吗？”
“老天，是，是！谢谢您，先生！”
那个司机拿了一支香烟，鬼鬼祟祟地偷偷望了格洛布斯一眼。后者正在对克雷布斯训话。
马赫帮他点上火。“放松，老兄，放松。你以前碰到过这种事么？”
“有一次。”那男人感激地望着那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吞入肺中，一点儿也没吐出来，马赫不禁暗暗惊诧。“这儿每过三到四个月，总会发生一起这类事故。下雨的时候，流浪汉喜欢睡在空车皮底下，可怜的家伙。等火车一开动的时候，这些家伙就惊慌失措了，不是安全地留在那儿，而是手忙脚乱地想往外爬。”他用手指按了按眼球，“我一定是从他身上开过去的，但是什么声音也没听见。我回头查看车厢有没有挂上，却看到地上有一双腿……”
“你们这个调车场里有很多流浪汉吗？”
“经常有一二十个。铁路警察试图把他们赶出去，但他们总是想办法偷偷摸回来。这个地方太大了，保安巡逻一次要半天功夫。你看那边。有几个正在跑。”
他指着车厢另一边。除了一列运牲口的棚车之外，马赫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差不多在列车的尽头处，他看到了有什么东西在移动。一个影子正在动作古怪地奔跑，看上去像提线木偶。接着又有一个，然后又一个。他们跑到车厢连接处，躲避一会儿，然后又向下一列列车冲刺。
格洛布斯背对着他们，似乎忘记了这群铁路工人的存在。他还在对克雷布斯说着什么，用右拳捶打着左手。
马赫看着那些影子，直到他们跑到安全的地方。突然间他的视线被打断了。夹着一股劲风，开往克里米亚的夜间卧车正在加速驶出柏林。奶油色的双层卧铺车和餐车花了半分钟才从他的面前走完，而那群流浪汉也都消失在桔黄色灯光笼罩不到的黑暗当中。

第五章

4月18日，星期六

我要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必须谈得十分坦率，但是绝对不要向别人公开……我说的是灭绝犹太民族……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一定了解，当一百具、五百具、或者一千具死尸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事情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这样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成为正派人——除了由于人性弱点而造成的某些特殊情况——这就是我们的艰苦所在。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未写过、将来也不会再写的光荣的一页。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兹南对党卫军高级军官的秘密讲话，1943年10月4日

一
从她公寓房门底下透出一线灯光。在她的公寓里，收音机正在播放音乐。爱情歌曲，曲调舒缓，软绵绵的，和晚上的气氛很相称。她在开派对么？这是美国人在面对危险时的本能反应？
他站在房门外的楼梯间上，看着手表。差不多凌晨两点了。他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收音机的声音消失了。他听到了她的声音。
“谁？”
“警察。”
过了一两秒钟，从门后面传来了开锁和拉开防盗链的声音。门打开了。
“你真可笑。”她微笑着说。但是马赫能够看得出来，这微笑是为了他而勉强装出来的。在她的眼睛深处，他可以看到疲惫和——难道不是吗？——恐惧。
他低头吻了她，双手轻轻地搂着她的腰，立刻感觉到身体里迸发出一股欲望。老天！他想，她把我变成了十六岁的……
从公寓里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抬起头来，从她的肩头望过去。一个男人从浴室里走出来。他比马赫年轻几岁，褐色粗革皮鞋，运动夹克，白色套头毛线衫，领口露出衬衫的领子，还打着领结。他一定是下班后随便抓了件毛线衫套在了工作时穿的正装上。夏莉察觉到了马赫的尴尬，于是从他怀中挣开。“你记得亨利.奈丁格尔吧？”
他站直了身子，觉得自己有些笨拙。“当然。在波茨坦大街的酒吧里。”
两个男人谁也没有做出准备握手的动作。美国人的脸上毫无表情。马赫瞪着奈丁格尔，低声问夏莉：“这儿出什么事了？”
她踮起脚尖，凑到他的耳旁悄声说：“什么也别说。别在这儿说。发生了一些事。”然后她故意大声地说：“很有意思不是吗？咱们三个人……”她拉着马赫的胳膊，把他拉向浴室的方向。“咱们到我的客厅去聊。”

在浴室里，奈丁格尔制造出了一阵紧张气氛。他把浴盆和淋浴喷头的冷水喷头全都打开，然后扭大了收音机的音量。电台播放的节目已经变了，现在薄墙板随着所谓“德国爵士乐”的节奏而振动——这种无聊的音乐有着平淡的切分音节，抹去了美国爵士乐中所有“黑鬼的影响”。等一切都安排完毕之后，奈丁格尔在浴盆边缘一屁股坐下。马赫坐在他旁边，夏莉盘腿坐在地上。
“前天早上那个不速之客的事，我告诉亨利了。就是你和他打架的那个家伙。他认为盖世太保可能正在安装窃听器。”
奈丁格尔苦笑了一下。“很抱歉，不过我想这是贵国的标准程序，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贵国……
“我担保他们是在干这个。非常明智的预防措施。”
可能他并不比我年轻，马赫想。那美国人有一头浓密的金发，金黄的眉毛，皮肤晒得有点黑。他的牙齿非常整齐，像珐琅一样，洁白耀眼。20年代的美国比德国繁荣许多，他童年时一定经常去看齿科大夫，吃的也很好。马赫这一代的德国孩子当时吃的是清水一样的土豆汤，还有锯末做的香肠。要是从奈丁格尔的相貌来猜测年纪的话，可以说他只有25岁，也可以说是50岁。
有一阵子，三人谁也没开口，浴室里只有“德国爵士乐”那平淡无奇的声音。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别告诉任何人，”最终还是夏莉先开口，“可是我没法那么做。现在你必须信任亨利，亨利必须信任你。相信我，眼下没有其他的办法。”
“那么自然啦，我们俩都得信任你。”
“哦，拜托，别这样……”
“好吧好吧。”他举起手，做了个投降的手势。
在她旁边，有一台最新式的录音机，美国货。从机器上引出一根线，另外一头不是麦克风，而是小吸盘。
“听听这个，”她说，“你就会全明白了。”她侧过身去，按下按键。磁带开始转动。
“麦吉尔小姐？”
“是谁？”
“和上次一样的程序，小姐，如果你明白的话。”
咔嗒一声，然后是蜂鸣音。
她按下另一个按键，录音机停了。
“这是第一个电话。你说过他会打电话过来，所以我一直在等着。”她的声音里带着胜利的语气。“那是马丁.路德的声音。”

现在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疯狂，他没见过比这更疯狂的事。就像在蒂尔加滕狂欢节的鬼屋中行走一样。你的脚踏进去没多久，就发现迎面蹦出来一个怪物。你吓得后退几步，这时才发现自己面前是一面哈哈镜。
路德。
“那是几点的事？”马赫问道。
“十一点四十五分。”
十一点四十五分。在调车场司机发现那具尸体之后的四十分钟。他想着格洛布斯那张得意忘形的脸，不禁笑了出来。
“有什么好笑的？”奈丁格尔问道。
“没事，我回头再和你解释。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就像上一次一样。我在电话旁边等着，五分钟之后电话铃又响了。”
马赫把手放在额头上。“别告诉我你把那机器端到了马路对面。”
“该死！我需要证据！”她瞪着他，“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看这个，”她站起来，“我把录音机藏在风衣下面，吸盘从袖子中间穿过去，所有的线都在衣服里面。我把吸盘贴在听筒上，就像这样。放松一下，外面漆黑一片，别人不会看见它的。”
奈丁格尔，那个职业外交官，平静地插话：“别讨论你是怎么弄到录音带的，以及应不应该录音了。”他看着马赫，“咱们能让她播放一下录音吗？”
夏莉按下按键。一开始是一阵噪音，她把吸盘贴到听筒上的动静。接着——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是施图卡尔特的朋友。”
一个老人的声音，但是听起来并不是有气无力的样子。柏林人特有的那种带有挖苦语气的口音。正如马赫预料到的那样。接着是夏莉的声音，一口流利的德语。“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施图卡尔特死了。”
“我知道。尸体是我发现的。”
一阵长时间的停顿。从录音带的背景声音上，马赫可以听见火车站的大喇叭在广播。路德一定是利用他们发现尸体后的那个间隙，从戈滕兰车站的某个公用电话那里打来的电话。
夏莉小声说：“他一声不吭，我想我可能把他吓坏了。”
马赫点点头。“我说过，你是他唯一的希望。”
接着又从录音机里传出了说话的声音。
“你知道我是谁？”
“是的。”
“你说我需要什么。你认为我需要什么？在你的国家政治避难。”
“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会付钱的。”
“那不必……”
“我有情报。珍贵的情报。”
“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接你。我们一起去大使馆。”
“太快了。现在还不必。”
“什么时候？”
“明天早上。听我说。九点钟。大会堂广场。中央的台阶。明白了吗？”
“知道了。”
“叫大使馆派人来。但是你也必须到场。”
“我们怎么认出你？”
一声大笑。“不。我去找你。如果我觉得放心，就在你跟前露面。”一阵停顿。“施图卡尔特说你又年轻又漂亮。”停顿。“那老头子就是那德性。”停顿。“穿件与众不同的外套。”
“我有一件风衣，亮蓝色的。”
“穿蓝衣服的漂亮女孩。很好。早上见，小姐。”
咔嗒一声。
蜂鸣音。
录音机关上了。
“再放一遍。”马赫说。
她把磁带倒回去，又播放了一遍。马赫看着别处，在路德用那尖细的老年人声音劝诱夏莉的时候，望着夹杂铁锈的水流打着漩涡从排水孔里流出去。
“穿蓝衣服的漂亮女孩……”
播完第二遍之后，夏莉探身关掉了录音机。
“他挂电话之后，我回到这儿，取出磁带，然后回到电话亭给你打电话。你不在家。所以我找了亨利。我还能做什么？他说他要和大使馆里的人接触。”
“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奈丁格尔打了个哈欠，提起裤管，挠着无毛的白腿。“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夏莉今晚就去接他，然后直接去大使馆。”
“你听见他说的了。今天晚上来不及。太快了。他不敢露面。他必须等到明天早晨，到时候那些盖世太保应该停止了对他的搜捕。”
夏莉喃喃地说：“我不明白……”
“两小时前你没法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赶往戈滕兰车站调车场的路上。我们的盖世太保朋友非常高兴地在那儿发现了路德的尸体。”
“这不可能！”
“不，这不可能。”马赫捏着鼻梁，摇着脑袋。他很疲倦，很难理清思路。“我的想法是，路德从瑞士回来之后，在过去四天里一直藏在调车场，同时设法联络你。”
“但是他这些天是怎么活下来的？”
马赫笑了笑。“他有钱，记得吧。有很多钱。可能他找了一个比较老实的流浪汉，让他帮忙买吃的和喝的，还有暖和衣服。直到他想好自己的计划为止。”
“什么计划，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奈丁格尔插嘴问道。
“他需要一个人来代替他，来让盖世太保确信他已经死了。”他说话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那个美国佬的疑心大概传染了他。他身子前倾，小声说道：“昨天，天黑之后，他一定是杀死了一个人。在流浪汉当中找到一个岁数和体型跟他差不多的男人。把他灌醉，然后敲晕，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塞进他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护照，把自己的金表也给那个人戴上了。然后把他拖到调车场的铁轨中间，放在一列货车底下，车轮中间。把醉汉的脑袋和手放在铁轨上。然后在一旁等着，直到火车开动，他才离开。他在赌运气：到今天早上九点，柏林警察会停止对他的搜捕。很聪明的赌博，要我说的话。”
“耶稣基督啊！”外交官看看马赫，又看看夏莉，“这就是我要领到大使馆里头去的人？”
“哦，还不是那么糟糕。”马赫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笔记。“1941年1月20日，十四个人，其中有马丁.路德，在万湖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战争结束之后，其中六个人被谋杀了。四个据称是自杀，一人死于飞机事故，还有两个人是自然死亡。今天只有路德一个人还活着。很不寻常，你说呢？”他把那几页纸递给奈丁格尔。
“你可以看到，这次会议是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发起的，讨论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我的猜想是，路德可能要和你们做一笔交易：在美国的新生活，来交换有关一千一百万欧洲犹太人下落的书面证据。”
水还在哗哗地流。收音机里的音乐停了，一个播音员正在用甜腻的声音说：“现在，给那些半夜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情人们。彼得.克罗德和他的乐队，演奏《脸贴脸》……”
（注：彼得.克罗德，1905-1981，出生于德国的奥地利钢琴演奏家；《脸贴脸》（Cheek to cheek），美国犹太裔作曲家欧文.柏林1935年创作的爵士乐名曲）
夏莉悄悄地把手伸到了他的手中，眼睛看着别处。马赫握住了它。她把手指和马赫的手指交错在一起，然后用力挤压。很好，他想，她有理由觉得害怕。她紧握着他的手，好像进行花样自由跳伞表演的演员一样。奈丁格尔在埋头阅读那些文件，一边读一边喃喃自语：“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啊！”

“我这儿有个麻烦，”奈丁格尔说，“我跟你们俩坦率地说。夏莉，请不要做记录。”他的声音很低，他俩必须聚精会神才能听清。“三天以前，美国总统，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宣布他准备访问这个‘邪恶帝国’。这标志着二十年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做了一个彻底的转变。我相信美德冷战的结束将导致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现在这个家伙，路德，在理论上——如果你们所说的是真的话——可以再度改变未来的历史。在七十二小时的时间里。”
“但是至少会以一个正确的方式结束这周发生的所有这些事。”夏莉回敬道。
“完全是胡扯。”他在用英语说话。马赫瞪着他。“您在说什么？”
“我在说，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我必须向林德伯格大使汇报，林德伯格大使必须向华盛顿汇报。我的直觉是，他们会要求更多的证据。比这些要多得多，”他指指散落在地上的复印件，“才能对一个——根据你的描述——杀人犯打开使馆的大门。”
“但是路德答应提供给你证据。”
“那是你说的。但是我认为华盛顿不会甘冒风险，破坏掉这次实现缓和的机会，仅仅凭你的……推理。”
夏莉站了起来。“这真是发疯。如果路德不跟你一起直接走进大使馆，他会被逮捕，然后被杀死的。”
“对不起，夏莉。我不能那么做。”他恳求地望着她。“拜托了！我不能把每个要求叛逃的老纳粹都带进大使馆！起码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时候不行。特别是像那样的家伙。”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的。”她的手捂着嘴唇，瞪着地板，摇着脑袋。
“想一分钟吧。好好想一下。”他几乎是在哀求。“这个路德寻求政治避难。德国人会说：把他交出来，他刚杀死了一个人。我们说：不，因为他会告诉我们，你们这些杂种在战争期间是如何处理欧洲犹太人的。峰会期间发生这些事，结果会怎么样？不，夏莉，别光看着别的地方。想一想。星期三肯尼迪的支持率上涨了10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把这堆东西扔到他脸上，白宫会怎么反应？”
两个美国人用英语彼此争吵了大约十分钟，然后马赫平静地插嘴道：“你是不是忽略了什么东西，奈丁格尔先生？”
奈丁格尔转过身来。“有可能。你是警察。你来告诉我。”
“在我看来，我们所有的人——你，我，盖世太保——我们都低估了好党员路德同志。记得他在九点钟和夏莉说过的话吗？‘但是你也必须到场’。”
“那又怎么样？”
“他知道你这个大使馆官员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别忘了，他也是外交官，在德国外交部工作了好几十年。现在是最高峰会到来之前的敏感时期。他猜测你们的大使馆会把他转身推出门外，交给等候在那里的盖世太保。否则的话，他星期一回到柏林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雇一辆出租车去巴黎广场，然后径直走进美国大使馆？这就是为什么他坚持夏莉必须在场。必须有一个记者作为目击者。这样，在把他送给盖世太保之前，你们使馆的人就会慎重考虑了。”
马赫起身捡起那几份文件。“对不起，作为一名德国警察，我不知道美国媒体是怎么工作的。但是夏莉现在已经有了她的独家新闻，不是吗？施图卡尔特的死亡，瑞士银行的帐号，被掠夺的欧洲财宝，现在还有这东西——她和路德的电话录音。”他转向她。“路德也许是现在最后一个肯透露一千一百万欧洲犹太人下落的知情人。但是，美国政府决定不给他政治避难权，而且把他移交给盖世太保。这个故事结局对于美国新闻媒体的读者来说，是不是更加吸引人？”
“哦，你这坏蛋！”夏莉得意地笑了。
奈丁格尔露出了绝望的表情。“嘿，别这样，夏莉！咱们私下说说，我从来不赞成那种做法。大使馆里有好多人认为肯尼迪不应该来这儿。就是这样。”他整理了一下领结。“但是现在的情况……简直是太复杂了。”

最后他们达成了协议。九点差五分的时候，奈丁格尔在大会堂前的台阶上与夏莉见面。路德露面之后，他们就护送他快速钻进一辆轿车里，马赫开车。奈丁格尔听听路德讲的故事，然后决定是否根据这些材料把他带进大使馆。他打算做的一切不会告诉大使、华盛顿或者任何人。一旦他们走进使馆大楼，就由“更高一级的人”来决定路德的命运。但是那些高级官员将会被告知，夏莉掌握了整个事件的所有过程，以及证据，而且会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夏莉确信，这样一来，国务院没有胆量再把路德送回去。
至于如何把路德偷运出德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有办法，”奈丁格尔说，“我们以前运出去好多叛逃者。但是我不会在一位党卫队官员面前谈论具体的偷运方法。无论如何，非常可靠。”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夏莉。“回国之后，你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压力，让你保持缄默的。”
“我能想法处理。”
“别太自信。肯尼迪的手下有许多人马，专干脏活儿。好吧，假设路德提供了什么猛料。假设这些材料刺激得所有人毛骨悚然——议员谴责，示威游行，社论抨击，等等等等……但是今年是选举年，记得吗？那么白宫突然因为这次最高峰会而陷入困境，你认为他们会如何反应？”
“我能想法处理。”
“他们会往你脑袋上扔足足一车大粪的。夏莉，你的脑袋，还有这个老纳粹的脑袋。他们会说：好吧，他说的事有什么稀奇的？二十年来我们不断听犹太人讲这种拿人油熬肥皂的恐怖故事。好吧，也许还有一些所谓的文件和照片，不过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伪造的。肯尼迪会发表电视讲话：我的美国同胞们，问问你们自己，为什么这些事在现在这个时刻才被人揭露出来？破坏这次最高峰会，最符合谁的利益？”奈丁格尔靠近了她，他的脸离她只有几厘米远：“他们会让胡佛和联邦调查局出马的。认识任何左翼分子吗，夏莉？或者犹太好战分子？和他们当中的阿猫阿狗睡过觉？老天爷，他们会弄出来几个家伙，对着报社记者发誓说你跟他们睡过觉，尽管你这辈子从来没见过他们。”
“去你的！”夏莉挥拳打着奈丁格尔，“去你的！”

奈丁格尔真的对她有爱恋之情，马赫想。陷入单相思的爱情中，不能自拔。她知道，而且在逢场作戏。他记得几天前那个晚上，在波茨坦大街的酒吧里第一次见到他们时的场面，她在玩弄他的头发。今天晚上，当他看到马赫在亲吻夏莉时的表情，他对夏莉恶劣态度的逆来顺受，他看夏莉时那含情脉脉的表情……在苏黎世的对话：“你问他是不是我的情人……他倒是很想……”
现在，他穿着外套，在夏莉公寓的门口徘徊，就是不肯离去，不愿意把马赫和夏莉单独留在一起。磨蹭了半天之后，他才推开门，消失在外面。
他明天肯定会到场的，马赫想道，哪怕仅仅是为了保护夏莉的安全。

奈丁格尔离开之后，他们并排躺在夏莉的窄床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言不发。街灯在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窗棂的黑影投射在天花板上，看起来就像牢房的栅栏。在微风吹拂下，窗帘轻轻拂动。有一阵，外面传来喧杂的说话声和关车门的声音。观看焰火表演的左邻右舍回家了。
他们静静地听着，直到所有的声音从街道上消失，然后马赫悄悄地说：“昨天晚上在电话里，你说你发现了什么。”
她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可以听见她在客厅里翻弄东西的声音。半分钟以后，她回到卧室，夹着一本厚皮精装画册。“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我买了这本书。”她坐在床边上，扭开台灯，翻着书页。
“看这儿。”她把翻开的书递给马赫。
那是一幅黑白图画，瑞士银行保险库里那幅油画的黑白照片。重新翻拍也没有破坏它的美丽。他用手指夹着那页书，翻过来看封面。
《利奥纳多.达芬奇的艺术》，作者是柏林腓特烈大帝博物馆的阿尔诺.布劳恩教授。
“天哪！”
“我知道。我想我以前在哪儿见过它。看这儿。”
“‘抱貂的贵妇’，这是达芬奇所有作品里最具神秘色彩的画作之一。”布劳恩教授写道，它创作于1483年到1486年之间，“相信画中人物是塞西莉亚.加勒尔尼，米兰统治者路多维科.斯福尔扎的情妇。”这说法有两处出处，一处是贝尔纳迪诺.贝林奇奥尼（1492年去世）的一首诗，另一处是塞西莉亚.加勒尔尼本人在1498年写的一封信，提到她的一副“年轻时期的画像”。考虑到达芬奇一生只创作过四幅女人肖像油画——包括著名的“蒙娜丽莎”，因此这幅画尤其珍贵。
“但是，对于达芬奇的研究者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这幅画如今的下落才是真正的谜团。在1798年，波兰的亚当.沙托伊斯基亲王在意大利购买了这幅名作，把它带回波兰，悬挂在自己的城堡里。1830年俄国人镇压波兰起义时，沙托伊斯基亲王带着这幅油画流亡法国。直到1882年，其后人才将它带回克拉科夫。这张照片1932年拍摄于克拉科夫的沙托伊斯基宫博物馆。在那之后不久，它就消失在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的迷雾’中。帝国当局寻找它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恐怕这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艺术珍品已经从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
他合上画册。“另一个报道，我想。”
“而且精彩绝伦。全世界只有九幅出处没有争议的达芬奇画作。”她开心地微笑着，“如果我能平安离开这里、回去写报道的话。”
“别担心，我们会想法把你弄出去的。“他躺回床上，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听到她放下了画册，也钻到了床上，蜷缩着和他躺在一起。
“那你呢？”她凑着他的耳朵，轻声问道。“你会和我一起逃出去吗？”
“现在还不能讨论这个。在这儿不能。”
“对不起，我忘了。”她的舌头尖碰到了他的耳朵。
一阵战栗，像触电一样。
他张口想说什么，她把手指放在了他的嘴唇上，像在苏黎世时一样。
“游戏的规则是不要出声……”

不久之后，他躺在她身旁，倾听着她的呼吸。在梦里，她小声咕哝着什么。在睡梦中，她翻了个身，脸对着马赫。她的胳膊抱着枕头，挡住了她的脸，仿佛在抵挡着什么东西。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帮她赶走梦中的魔鬼。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下来，马赫钻出了被单。
他的赤脚踩在厨房地砖上，觉得冰凉不适。他打开碗柜，里面有一些落满灰尘的瓶瓶罐罐，还有一些半空的食品包装袋。冰箱很老很旧，大概是从什么研究所或者医院里弄来的，里面有许多青一块绿一块的古怪霉斑。很显然，烹饪在这里是非常罕见的一项活动。他煮了一壶开水，洗了一个马克杯，往里面放进三勺速溶咖啡。
他一边小口喝着咖啡，一边在公寓里走来走去。他站在起居室窗户旁边，掀开窗帘的一角，看着外面的景色。比洛大街上面空无一人。在微暗朦胧的路灯照耀下，他能望见那个电话亭，以及它后面的地铁站入口。他把窗帘放了回去。
美国。他以前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前景。当他想着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大脑自动浮现出戈培尔博士亲自为德国人植入的那些画面。腐朽而没落的资本主义垂死世界，犹太人和黑人的国家。戴着礼帽、脑满肠肥、贪婪地数着一袋袋金元的大亨。冒烟的工厂和衣衫褴褛的工人。贫民窟里的流浪汉，酒吧里的脱衣舞娘。黑帮团伙驾着飞驰的汽车激烈交火。熊熊燃烧的公寓大楼，刺耳的爵士乐队。肯尼迪的招牌笑容。夏莉的深色眼睛和雪白胳膊。美国。
他走进浴室。墙上挂着雾气和肥皂沫。到处都是玻璃瓶子和塑料小罐。女性化妆品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神秘领域。他已经有好久没有参观过女士的浴室了，让他觉得笨拙而陌生。他拿起一些小瓶，嗅嗅里面的东西，往指尖上倒了一点乳霜，用两根手指摩擦着。她的味道跑到了他的手上。
他围上一条大浴巾，坐在地板上静静地思考。在他昏昏沉沉地陷入睡眠之前，听到她在睡梦中发出了三四次惊呼。

二
快到7点钟的时候，他走下楼梯，来到比洛大街上。他的大众汽车停在夏莉公寓左边几百米开外的地方。汽车旁边的肉铺已经早早地开门了，红光满面的肉铺老板把一扇扇猪肉和牛腿挂在晶晶发亮的肉钩子上，多疑的主妇们正在挑剔地用手指和鼻子判断着每块肉的新鲜度。
像以前每年元首日来临前夕一样，柏林的肉铺橱窗被各种花色的新鲜货物堆得琳琅满目：大块大块的熏肉和火腿，肉排和奶酪；褐色、红色、白色和黑色的各种香肠，粗的像五英寸炮弹一样粗，细的却细如手指。玻璃柜门的转炉里正在烤着一串串油汪汪的子鸡和羊排。一个不锈钢大盘子里盘着一卷粗大的血肠，堆得高高的。看到它，马赫想起了什么东西。
格洛布斯的手，没错，就是那个。粗大的、血管毕露的、像生肉一样的手指头。
马赫把大众汽车的后排座椅靠背放倒，拿出手提箱。当他站直身子的时候，偷偷用目光观察左右。周围似乎没有什么异常，完全是典型的星期六清晨景色。大多数商店照常开门营业，但是提前一个小时关门，以便店主回家庆祝节日。
回到公寓之后，他煮了更多的咖啡，手捧着一个杯子，放夏莉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一边放着热水，一边在浴室里刮了胡子。他听见她走进浴室的脚步声。她搂住他的胸脯，脸蛋在他的脖子上轻轻摩擦，她的胸脯顶着他的后背。
他没有回头，抓住她的手，一边亲吻着，一边在满是水汽的镜子上写道：“收拾行李。以后不回来了。”
他擦去镜子上的字迹和雾气之后，才清楚地看见她的样子：蓬松的头发，睡眼惺忪，脸上的线条非常柔和。她点点头，转身消失在卧室中。
他换上了在苏黎世穿过的那套平民服装，但是有一点不同。把卢格手枪放进了一件军用防水短上衣的右口袋。那件上衣——国防军的剩余物资，多年前在汉堡的旧货市场上买到的——很大很松垮，旁人不会注意到衣袋中的手枪。他甚至可以像电影里的美国黑帮一样，把手伸到衣袋中，握住手枪，顶住受害者的后背，说“OK，乖乖地跟我走吧，老兄。”想到这里，他不禁微笑。又是美国。
房间里可能有窃听器，这给整间公寓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们静静地在客厅和浴室里走来走去，一言不发。
八点过十分，她准备好了。马赫把收音机从浴室搬到客厅里，打开开关，调大音量。
“从送去参加展览的那些绘画里可以看出，有些人眼中的世界是和其本来面目不同的——这世界上真有那样的人，认为草地是蓝的，天是绿的，云彩是黄的……”
在元首日前夕重播元首的历次重要历史讲话，是帝国宣传部多年以来的传统。现在重播的是1937年元首在德国艺术之家举办的“颓废艺术展”上的讲话，比现在年轻三十岁的元首正在唾沫翻飞地抨击那些现代派艺术。
不顾她的无言抗议，马赫拎起了她的手提箱。她穿上了那件蓝色风衣，肩上挎着一个皮包，相机挎在另一边。在门口，她回头最后环视了公寓一眼。
“也许这些所谓的‘艺术家’真的是用这种视觉来观察世界，而且相信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问，这种对艺术的背叛是如何萌芽的。还有，如果背叛是遗传的话，那么内政部长先生就必须采取措施，不允许这种颓废的退化继续繁衍下去——或者，如果他们不相信真实的表达形式，而是在这个国家里寻找其他的方法来突出他们自己的特异思想，那么就要把他们送上刑事法庭。”
在一阵雷霆般的欢呼和鼓掌声中，他们关上了门。
在下楼的时候，夏莉悄悄地问：“这种广播要持续多久？”
“整个周末。”
“哈，那邻居们一定很高兴。”
“呵呵，可是他们谁敢去敲门、让你把声音关小呢？”
在楼梯下面，看门的大妈静悄悄地站着——就像一个哨兵，左手提着一瓶牛奶，右手拿着一串钥匙，胳膊下夹着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正在伸长了耳朵听他们的对话。见两人走下来，她连忙对夏莉说：“早上好，小姐”，一边却用眼睛打量着马赫。
“早上好，舒斯特曼太太。这是我表哥，从亚琛过来。我们去街上拍一些柏林人庆祝节日的照片。”她拍拍相机，“快点，哈拉尔德，我们要错过精彩的镜头了。”
那多疑的老太太继续打量着马赫，他怀疑她是否认出他来了——在另一个晚上，他第一次来找夏莉的时候。但是他表示怀疑。她只会记住那身党卫队制服的。过了几分钟，她放弃了认出他的努力，低下头嘀咕着，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了。
“你演的还真像。”走到大街上之后，马赫说。
“记者的本能训练。”他们一言不发，朝大众轿车走去。“真幸运，你没穿制服。否则的话她要问一大堆问题。”
“路德肯定不会钻进一辆由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开的轿车。你说我看上去像不像大使馆的司机？”
“非常高贵的司机。”
他把皮箱丢进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坐到前座上。在发动引擎之前，他说：“不论这件事的最终结果如何，你再也不能回到这儿来了，知道吗？帮助一名叛逃者——他们会认为你是间谍的。这就不是把你驱逐出境的问题了。比那还要严重。”
她摇摇手：“我从来不担心这个。”
他发动汽车，加入了周末清晨的柏林车流之中。

他小心翼翼地开着车，每过半分钟就看看反光镜，确保自己没有被盯梢。八点四十分，他们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广场。
马赫驾车绕着广场顺时针开了一圈。元首官邸，帝国人民大会堂，国防军最高司令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建筑风格：硕大无朋的巨型花岗岩堡垒，巨大的铜门和阳台，巨大的台阶和雕像……每个部位都不成比例地大，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大而无当的怪物。
阿道夫.希特勒广场上停着十多辆观光巴士，正在往外倾斜着一群群充满敬畏和赞叹的货物。在两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带领下，一队穿着褐色衬衫和黑短裤的儿童正攀登着大会堂前面的无数级台阶，好像在爬雪山。在他们上方，是大会堂入口处的巨大红色花岗岩柱廊，从远处看去，就像一小队褐蚂蚁正在爬向一块草莓硬糖。
在广场中央的巨大喷泉周围摆放着一堆堆活动栅栏，这是为下星期一的清晨准备的。届时元首将从他的官邸驱车前往帝国大会堂，主持一年一度的军人感恩仪式。在那之后，他将返回自己的官邸，出现在阳台上。排成方队的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战士，以及大德意志帝国最新的坦克、自行火炮和导弹发射车将从阳台下面整齐地列队经过，并接受广场上五十万狂热德国人的欢呼。

马赫在旅游巴士旁边找到了一个停车位。从这儿，他可以清楚地看见走进帝国大会堂的人流。
“走上台阶，”他说，“到大会堂里面，买一本导游手册。尽量表现得自然一些。奈丁格尔出现之后，撞到他的怀里：你们是老朋友，在这里意外地碰见了，真奇妙是不是啊，等等等等。总之和他多谈一会儿。”
“那你呢？”
“我看见你们和路德碰头之后，就把车开到大会堂台阶底下，去接你们。后车门没有锁。站在靠近下面的台阶上，离马路近一些。别让他没完没了地和你说话。我们需要尽快离开这儿。”
他还没来得及说“祝你好运”，她就跳出了车外。
路德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这里四周都是有利地形，那老家伙可以不露面地观察周围的人群。到处都是旅游团，没有人会注意站在一起的三个人。如果什么地方出错，惊恐四散的游客会给他们制造逃跑的有利掩护条件。
马赫点了一支香烟。还有十二分钟。他看着夏莉走上那高高的台阶。在台阶顶端，她停下来喘口气，接着就消失在里面。
到处都是一片忙碌。白色的出租汽车，还有从最高司令部大楼开出来、车身长长、挂着金属将旗的那些深灰色奔驰轿车，在广场周围川流如梭。
为了转播阅兵式，德国和欧盟国家的电视台已经在元首官邸附近搭好了电视转播塔，周围停放着好几辆信号传播车。工作人员正从车上搬下一捆捆的黑色电线和巨大的麦克风。摄像师检查着摄像机，彼此大声喊着技术术语。身穿褐色制服、牵着警犬的冲锋队队员站在旁边，多疑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别处，小贩支起货架，摆出他们的货物——煎香肠，小圆面包，汽水，冰淇淋，明信片，做成大会堂形状的青铜镇纸，报纸和杂志，柏林地图。一群鸽子呼啸着从天空中飞来，落在大喷泉旁边的空地上，满怀希望地在地上找着面包渣。两个穿着希特勒儿童团制服的男孩兴高采烈地跑向它们。马赫想起了皮利，心中一阵刺痛。他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消化他的痛苦。
差五分钟九点的时候，她准时出现在平台上，开始沿着台阶往下走。一个穿着浅黄褐色外套的男人径直向她走去。是奈丁格尔。
拜托，别那么显眼，傻瓜……
她停了下来，脸上露出夸张的惊喜表情，张开双臂。很好的表演。他们开始交谈。
差两分钟九点。
路德会来吗？如果是的话，从哪个方向来？从西边的元首宫？从东边的最高司令部大厦？或者直接从广场的哪个角落蹦出来？
突然，在他左边，一只戴着皮手套的手敲了敲大众车的车窗玻璃。一个面相可憎的交通警察，身穿皮衣。
马赫摇下车窗。
“这里禁止停车。”
“知道了。两分钟，然后我马上离开。”
“没什么两分钟。现在就离开。”那个警察看上去就像从动物园越狱的大猩猩。
马赫试图把视线转回台阶，一边和交警说话，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他的刑警证件。
“你把事情搞砸了，伙计。”他咬牙切齿，嘶嘶地说道，“你闯入盖世太保监视行动的现场。而且，我告诉你，你在这儿特别醒目，就像尼姑庵里的一根鸡巴。”
那个警察翻看着马赫的证件，把它凑近眼睛仔细观察。“没人告诉我今天这里有行动，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什么行动？监视对象是谁？”
“共产党。共济会会员。学生。斯拉夫人。”
“没人跟我说过。我必须核实一下。”
马赫握住方向盘，好让他的双手不再发抖。“我们在保持无线电静默。如果你打破它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海德里希会亲自把你的两个卵蛋铐起来的。现在，我的证件。”
那个交警的脸上浮现出狐疑的表情。有一阵，他看上去似乎很想把马赫从汽车里拖出来，但是最后他慢慢地把证件递了回去：“我不知道……”
“谢谢你的合作，下级警士。”马赫摇上玻璃，结束了对话。
还差一分钟九点。夏莉和奈丁格尔还在交谈。他向后视镜里撇了一眼。那交警往远处走了几步，停下脚，还在观察着这辆车。他犹豫了一会儿，下了决心，宝马摩托车，拿起无线电。
马赫在低声咒骂。他最多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路德还没有露面。

然后他看见了他。
一个老年男人，带着厚框眼镜，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外衣，从帝国大会堂里走了出来。他停下脚步，环视四周。他的手摸着一根柱子，好像怕它跑掉一样。接着，他犹犹豫豫地沿着台阶往下走去。
马赫发动了汽车。
夏莉和奈丁格尔背对着那个人。他向他们走去。
拜托，拜托，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回头看一一眼！
最后夏莉转了过来。她看见了那个老人，认出了他。路德举起了胳膊，好像一个游泳者试图爬上岸边。
马赫突然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有什么地方我没有想到……
路德离他们还有五米远。他张开嘴想要说什么。他的脑袋突然消失了。消失在一团突然炸开的红色血雾中。他的身体向前倾倒，然后翻转着滚下台阶。夏莉把手挡在脸前，试图挡住飞来的血浆和脑浆。
一声，接着又是一声。狙击步枪的清脆爆音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上回荡，吓走了那群鸽子。它们像一群灰色的树叶一样，穿过广场飞走了。

人群开始尖叫。
马赫飞快地挂上档，打着转向灯并入车流。别的司机在愤怒地按喇叭，他置之不理，一道又一道地并线，在车流之中穿来插去。他的开车方式就好像他的车不会被撞坏一样，好像信念和意志能够让他避免撞车一样。他看到尸体旁面马上围上了一小群人，血和脑组织正沿着台阶慢慢向下流淌。十多辆深灰色的宝马轿车从不同的方向开到了广场上，急刹车停了下来。穿黑制服或皮夹克的秘密警察钻出汽车，从四面八方跑向那个地点——在他们当中有格洛布斯和克雷布斯。
奈丁格尔搀扶着夏莉，试图把她拖离现场，拖到路边，马赫猛踩刹车，大众轿车的四条轮胎和柏油马路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停在了台阶底下。那外交官打开车门，把她塞进后座，然后自己也挤了进去。车门砰地关上了。大众轿车飞也似的一溜烟跑掉了。

我们被出卖了。
十四个人出席了那次会议，现在十四个人都死了。
路德伸出了胳膊。他的脖子后面突然出现红色的喷泉。他的脑袋爆炸了，身子向前栽倒。格洛布斯和克雷布斯在奔跑。那个重大的秘密，无论是什么，已经随着路德的脑组织一起流向了广场人行道的阴沟里……
被出卖了……

他把车开到罗森大街，绕过如今已经拆除的犹太会堂，拐进了柏林证券交易所附近的一处地下停车场。这里是他常用的会见线人的地点。在周末，还有比这里更冷清的地方吗？他从入口处的机器里拿了一张停车卡，然后沿着匝道向下面开去。轮胎摩擦着混凝土，车头大灯照着地上的陈年油迹，以及一道道碳黑色的轮胎擦痕。
地下二层空空荡荡的。在周末和节日里，柏林的金融区荒无人烟。马赫把车停在被柱子遮掩着的一处角落里，熄了火。一片寂静笼罩着停车场。
谁也没有开口。夏莉还在使劲地用纸巾擦着她的外套。奈丁格尔靠在靠背上，闭着眼睛。突然，马赫用拳头猛捶着方向盘。
“你告诉谁了！？”
奈丁格尔猛地睁开了眼睛。“谁也没告诉。”
“大使？华盛顿？驻这儿的间谍头子？”
“我跟你说了，谁也没告诉。”他的声音里带着愤怒。
“你抵赖也没有用。”夏莉说。
“真是又荒谬又滑稽。老天爷，你们俩……”
“想想其中的可能性吧。”马赫数着手指。“路德背叛了他自己——荒唐。比洛大街的电话亭被窃听——甚至盖世太保也没有本事去窃听柏林的每一处公用电话。很好。那么，是昨天晚上的谈话被人偷听到了？不太可能，我们自己都几乎听不清当时说的是什么。”
“为什么一定是阴谋呢？也许路德被跟踪了。”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走？为什么在接头的前一刻，在公共场合把他打死？”
“他当时在直盯盯地看着我。”夏莉痛苦地用手捂住脸。
“不一定是我。”奈丁格尔生气地说。“一定是你们俩当中的某个人泄的密。”
“怎么泄？我们整晚都在一起。”
“哦，我敢肯定你们俩是在一起。”他吐出这几个字，扭头看着车窗外面。“我本来不必接手这摊子烂事，夏莉。你最好和我一起回大使馆。马上。今天晚上我们会让你搭飞机离开柏林，耶稣保佑，要是盖世太保没发现你与这事有联系的话……”他停顿了一下。“拜托。”
她坚定地摇了摇头。
“如果不是为了你自己的话，那也要想想你的父亲。”
“我父亲和这事有什么关系？”
奈丁格尔钻出了大众轿车。“我本来不应该让自己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你是个傻瓜。和他一样！”他朝马赫点点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他大步离开轿车，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车库里回响，一开始很清晰，但是后来变成模糊的一片回音。最后是沉重的金属门撞击的声音。他走了。
马赫从后视镜里望着夏莉。她看上去很娇小，蜷缩在后座上。
远处传来了动静。车库入口的栏杆被提升起来。一辆车在向下开过来。马赫突然警觉起来，十分紧张，仿佛得了幽闭恐惧症——他们的掩蔽所也可以很好地成为抓捕他们的陷阱。
“不能停在这儿，”他发动了引擎。“我们必须继续跑。”
“那样的话，我准备拍更多的照片。”
“你必须这么做吗？”
“你已经收集了你的证据，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我准备收集我的。”
他又瞥了她一眼。她扔掉了纸巾，用一种脆弱的挑战眼神瞪着他。
他把脚放在了离合器踏板上。如今格洛布斯一定已经从那个交警那里知道了他的长相和车牌号，并发觉其中的奥妙。直接穿过柏林城是个很危险的做法，这毫无疑问。但是还能去哪儿呢？躲起来等待盖世太保来敲门？
他开车绕着停车场转了一圈，接着向出口开去。在他们身后出现了车头大灯的亮光。

三
他把车停在哈维尔湖畔，和她并肩向岸边走去。马赫指给她发现布勒尸体的地点。像四天前的斯派德尔一样，她的相机也发出了许多下“喀嚓”声。不过，在现场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拍摄的东西。泥地里还残留着几处脚印。布勒的尸体被拖上岸的地方，有几处草丛被压倒。再过一两天，连这些痕迹也会消失的。
她转过去望着湖面，裹紧了风衣。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到布勒的别墅去也非常危险，所以他把车停在了天鹅岛的入口附近，让发动机运转着。她探过身子，拍了几张岛屿入口的照片。红白相间的栏杆被放了下来。没有看见警卫人员的影子。
“就这么多吗？”她说，“《生活》杂志可不会为这种照片付钱的。”
他想了一会儿。“可能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看。”

格罗斯万湖56-58号坐落在别墅云集的绿林区，是一座建于19世纪的白色大房子。这座带门廊的房子坐落在一座花园里，有三层楼高。战争结束后，国际刑警组织已经从这里搬走了，一所女童学校搬了进来。
马赫站在别墅的雕花铁栅栏大门外，东瞧瞧西看看，仔细打量着浓荫遮蔽、通往大厦的的碎石车道。两个小天使雕塑点缀在车道的两旁。门廊前面是一座圆形的大花坛，粉红色的花朵正在大片大片地盛开。他推了推大门。没有锁。很好。他向夏莉做了个手势，示意她跟上自己。
“我们是马赫先生和太太。”他一边推开大门一边说，“我们有一个女儿……”
夏莉点点头。“是啊，当然。海蒂。七岁了。梳着辫子……”
“她不喜欢现在的学校。别人向我们推荐了这里。我们想参观一下。”马赫关上了大门，他们沿着车道向大厦走去。
她在继续自言自语：“当然，我们很抱歉就这么直接闯了进来……”
“但是马赫夫人看上去不像是有一个七岁女儿的年纪？”
“她还在年幼无知的时候，就被一个英俊的侦探给引诱了……”
“很有趣的故事。”
碎石车道围着花坛绕了一个圈。马赫试图想像出这里在1942年1月时的样子：地上积满肮脏的积雪，或者笼罩上一层薄薄的寒霜。光秃秃的树丛。几个警卫站在门口。挂着政府牌照的公务轿车一辆排着一辆，停在弯弯的车道上。一个公务员向警卫致意，登上门廊台阶，走进敞开的大门。施图卡尔特：年轻而潇洒。布勒：他的公文包里满满地塞着法律文件。路德：那双狡黠的眼睛在厚厚的玻璃片后面眨动。
还有海德里希。他是像主人一样提前到达这里呢，还是像主子一样最后来到这里呢？一月里湖畔的寒气会不会给那苍白的、狐狸一样的脸颊带来一抹红色呢？
这座房子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夏莉照了一张大门的照片，马赫踏进墙根下的灌木丛，扒着窗户向房屋里面窥探。一排排小人国尺寸的桌子，上面倒放着一列列小人国尺寸的椅子。两块黑板，上面写着教小孩子向党感恩的祷词。第一块：
餐前——
元首，我的元首，上帝把您赐予我们
在我们的一生中保护我们，看护我们
您把德国从深深的不幸和穷困中拯救出来
今天，为了每天吃到的面包，我感谢您
希望您能长久地守护我们，不要抛弃我们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我的光明
万岁，我的元首！
另一块黑板上：
餐后——
感谢您赐予我们这顿丰盛的美食
年轻人的守护者和老人的朋友
我知道您日理万机，但是不要担心
白天和黑夜，我都和您在一起
请您把头枕在我的腿上
我们坚信，我的元首，您是最伟大的
万岁，我的元首！

房间的墙上挂满了稚气的涂鸦：蓝色的草坪，绿色的天空，黄色的云彩。儿童眼中的世界和那些被元首嗤之以鼻的“颓废艺术”惊人地相似。“如此地反常，必须彻底消灭”……马赫可以闻到学校常有的那种味道：粉笔灰，木地板，还有糟糕的饭菜气味。他转过身来。
隔壁的别墅花园里，有人点起了一堆大篝火。从湿木头和落叶中冒出了一股股白烟，飘过草坪，一直飘到房子后面。这座别墅的后面是通向草坪的宽阔台阶，两只咆哮的青铜狮子盘踞在台阶两侧。站在草坪尽头，透过湖畔的矮树丛，可以望见哈维尔湖那阴暗的湖面。
他们面对着南方。半公里开外就是天鹅岛，但是被树丛遮挡着，只有从楼上的窗户才能望见。如此近的距离，是不是五十年代初促使布勒买下他那座大别墅的动机之一呢？他是不是那种喜欢时不时返回犯罪故地缅怀一下昔日罪行的恶棍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当年他又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呢？
马赫弯下腰，从草坪中挖出了一块泥土，把它凑到鼻子跟前嗅着，然后松开手指，让泥土从指缝中漏下去。犯罪的踪迹——无论它是什么——在许多年以前就消失了。

在花园的深处有两个年代久远的大木桶，上面还残留着斑驳的绿漆。女童学校的园丁用它们来收集雨水。马赫把它们翻过来，和夏莉坐在木桶上，肩并肩，两腿随意晃荡着，凝视着湖水。他终于不用拼命赶路了。不会有人到这里来搜捕他。这里似乎有一种什么东西，使得周围的气氛显得忧郁——死寂的别墅，静谧的花园，落到湖面上的枯叶，潮湿木头发出的浓烟……都显得和春天这个季节格格不入。更像是秋天，万物开始枯萎凋敝的季节。
“我和你说过吗，”长久的沉寂之后，他终于开口，“在我去海上服役之前，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犹太人？等我回来之后，发现他们全都消失了。我问过他们的下落。人们说他们被疏散到了东方。重新安置。”
“他们相信这个说法吗？”
“公开的场合里，当然。甚至在私下的场合里，最好也不要对此表示怀疑。假装相信这是真的。”
“你相信这种说法吗？”
“我以前没有想过。”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又有谁关心呢？即使人人都知道那些犹太人的下落，又有谁会关心呢？即使你知道了，那和现在又有什么不同呢？”
“有些人不这么认为，”她提醒他，“所以参加海德里希会议的那些人现在都死了。除了海德里希自己。”
他回头看了看那座房子。他母亲生前顽固地相信鬼魂的存在，和他说过，砖头和墙灰会像海绵一样吸收历史，把它们目睹过的一切都储存起来。在那之后，在他的警察生涯里，马赫看到过许多邪恶的场面，可是他从来不相信这种说法。格罗斯万湖56-58号看起来和别的房子并没有什么不同。看起来就像是商业巨子的豪宅，现在改造成了女校。那么，那些墙壁现在又吸收了什么东西呢？小女孩的嬉笑打闹？少女的情窦初开？几何学课本？考试时的焦虑？
他掏出海德里希的邀请信。“午餐时间的研讨会”。也就是说，从中午开始。在下午三点或四点钟结束。那时候天应该已经快黑了。窗户里露出黄色的灯光。湖面上开始笼罩起薄雾。十四个人。享用着美餐，也许有人已经被盖世太保提供的葡萄酒灌得醉醺醺的了。专车停在外面，等着把他们带回柏林市区。司机们在外面等了一下午，两脚冰冷，鼻子通红……
接着，不到五个月之后，在仲夏的炎热中，在苏黎世的巴恩霍夫大街，像其他许多被吓得发抖的有钱人一样，马丁.路德走进赫尔曼.佐格的办公室，开设了一个账号。四把钥匙。
“我很奇怪，他为什么空着手。”
“什么？”她走神了。他打断了她的沉思。
“我一直在想象着接头的情景。路德提着一个公文箱，或者类似的东西。可是，当他走下台阶、向你靠近的时候，他是空着手的。”
“可能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了衣袋里。”
“可能。”风停了。哈维尔湖的湖面一动不动，看上去就像一块凝固的灰色猪油。一个水银做成的湖泊。“但是他从苏黎世飞回来的时候，一定带着什么行李。他在国外住了一晚。而且他从银行拿走了什么东西。”
风又刮起来了，呜呜地吹着树梢。马赫看了看四周。“他是个多疑的老杂种。他那种人，一辈子都在给自己留后路。他不会冒险把所有的东西一次性全部交给美国人。否则的话，他到美国以后靠什么来讨价还价呢？”
一架帝国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斜斜地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向泰格尔的军用机场飞去。雷鸣般的声音变成滚滚的低音。这是1942年时还没有的一样东西……
突然，他站了起来，把她从木桶上拽了下来。接着，他迈开大步，向那座房子走去。她紧跟在后面——一边跌跌撞撞，一边大笑，让他放慢脚步。

他把大众轿车停在了施拉滕湖畔的公路旁，冲进路边电话亭。马克斯.耶格尔没有接电话。韦尔德市场的电话和他家里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单调的铃音让马赫觉得孤单。他想和人说话。和任何人说话。
他又试了鲁迪.哈尔德的号码。也许他能向他道歉，向他暗示说这次冒险也许很值得。可是他也没有接听。马赫瞪着电话听筒。那么，皮利呢？甚至那个怀有敌意的小男孩的声音，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但是李希滕拉德那所小房子的电话也没有人接听。
整个城市已经对他关上了大门。
他已经快走出了电话亭，忽然想到了什么，转回身去，拨通了他自己公寓的电话。铃声只响了一下，那边的话筒就被拿了起来。
“喂？”盖世太保。那是克雷布斯的声音。“马赫？我知道是你！不要挂电话！”
他飞快地把话筒扔了出去，好像它咬了他一口一样。

半个小时后，他的汽车停在了柏林市立殡仪馆的木制大门外面。他没穿着党卫队的制服，感觉自己好像赤身裸体一样。在远处走廊的拐角，一位妇人在轻声地哭泣着。一名女民警僵硬死板地坐在她旁边，对于这种公共场合里的表情流露感到尴尬和不自在。马赫向登记员出示了证件，询问马丁.路德的尸体。那男人翻看着活页夹子的登记记录。
“男性，六十多岁，姓名是路德，马丁。午夜前后被送来。铁路事故。”
“今天早上那起枪击案呢？广场上的那一起？”
登记员叹了口气，舔了舔手指头，继续翻着登记簿。“男性，六十多岁，姓名是斯塔克.阿尔弗雷德。一个小时前送来的。”
“就是这个。他们是怎么认出他的身份的？”
“衣袋里的身份证。”
“很好。”趁登记员还来不及阻拦，马赫大步流星地向电梯走去。“我自己下去检查就可以了。”
运气真糟糕！电梯门刚一打开，马赫就看见面前站着一个熟悉的面孔。党卫队军医奥古斯特.艾斯勒。
“马赫！”菲斯勒看上去非常震惊，后退了一步。“老天，他们说你已经被逮捕了。”
“他们说的是错的。我现在在秘密工作。”
艾斯勒瞪着他的便服。“你那是什么打扮？拉皮条的？”看来这套便服令艾斯勒震惊不小，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摘下眼睛，揉拭着眼睛。马赫强迫自己和艾斯勒一起傻笑。
“不，其实是病理学家的打扮。我听说这工作赚的多，又不用正经上班。”
艾斯勒停止了大笑。“你就胡说八道吧。我从午夜就一直待在这里。”他压低了声音。“一个大官。盖世太保的秘密行动。嘘嘘，”他敲着自己的大鼻子，“我只能说这么多。”
“放松点，艾斯勒。我知道这个案子。路德夫人认出尸体来了吗？”
艾斯勒发觉自己故弄玄虚的企图失败了，看上去满脸失望。“不，”他喃喃说道，“我们没让她受那种罪。”
“那斯塔克呢？”
“我……我……马赫啊，你知道的倒挺多。我正要去做尸检。你跟我一起去吗？”
马赫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炸开花的头颅，血浆和脑浆。“不了，谢谢你。”
“我想你也不会去。见鬼，他是被什么东西打中的？反坦克火箭？”
“他们抓到凶手了吗？”
“你是侦探。你告诉我。反正我得到的指示是‘这事别追查得太远’。”
“斯塔克的遗物在哪儿？”
“已经装袋准备运走了。在保管室。”
“怎么走？”
“沿着走廊走下去。左边第四扇门。”
马赫扭头就走。在他身后，艾斯勒喊道：“嘿！马赫！把你最好的妞儿留给我！”病理学家那刺耳的大笑一直伴随他走完整条走廊。
左边第四扇门没有锁。马赫观察左右，确认自己没有被盯梢，然后推开了那扇门。
里面是一间不大的储藏室，三米见方，四周堆得满满的，只有中间有一小块空地。四周落满灰尘的铁架子上，放着用油布和塑料包起来的包裹。手提箱，提包，雨伞，假肢，帽子，甚至还有一辆轮椅——已经被压得变形了。通常，殡仪馆会把死者的遗物交给其亲属；如果死亡情况可疑，侦探会拿走遗物，有时会将它们送到位于舒恩瓦尔德的刑事侦查实验室。马赫查看着那些塑料袋，上面都挂着标签，标有死者姓名、死亡日期和地点。有些包裹可怜巴巴地包着一些破烂衣物和零碎杂物，它们属于早已消失多年的死者，那些尸体没人关心，甚至警察都对它们不感兴趣。
多么典型的格洛布斯式错误啊！盖世太保永远正确，不是吗？他们继续把斯塔克的尸体当成路德来对待，而路德的尸体，则当成流浪汉“斯塔克”的尸体，草草埋入专门安葬乞丐和流浪汉的公共慈善墓地。
马赫在门边的铁架子上找到了那个包裹。标签上写着“4/18/64，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斯塔克.阿尔弗雷德”
这么说，路德就像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半饥不饱，穿着别人的破衣烂衫，惨遭枪杀，尸体像块烂肉一样被漫不经心地随意处置，一个陌生人来取走他的遗物。绝妙的下场。完美的正义。
他从口袋里掏出小刀，把塑料袋割开。里面装的东西像内脏一样撒满了一地。
马赫并不关心路德这个死人。眼下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从午夜到早晨九点这段时间里，格洛布斯是如何发现路德还活着的。
美国人！
他撕开了口袋上最后一块聚酯胺塑料胶带。
那些破烂衣服上散发出屎尿的臭气，还有呕吐物和臭汗——人体能分泌的每一种脏东西——的味道。天知道这些脏衣服里有多少虱子和跳蚤！马赫觉得自己的手开始发痒。
他很快地检查了衣服和裤子上的每个口袋。
全都是空的。
别放弃希望！行李寄存票是个很小的东西，卷起来的话不比火柴杆粗多少！可以藏在任何地方——比如衣领的褶皱里！他们不一定能够发现！
他用小刀划开了棕色外套的针脚线，刀尖划过一片片干涸发硬的血迹和人体分泌物，他那汗湿的手指变得又棕又黑，又粘又滑……什么也没有。
马赫一无所获。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从死者遗物里发现过的所有那些蛛丝马迹——纸片，线头，扣子，烟蒂——一概都没有。盖世太保已经详尽地搜捡过了这堆破烂。他们当然会这么做。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竟然寄希望于盖世太保的粗心和马虎。他怒火中烧，愤怒地撕扯着这堆破衣服……
马赫最后终于停下手来，气喘吁吁地站在一堆破布片之上，像一个失败的刺客。他捡起一片破布，把刀子擦干净，然后擦了擦双手。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他两手空空地回到车里之后，夏莉对他说，“我想也许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回来。”
她仍坐在大众轿车的后座上。马赫回头望着她。“不，他带了。他当然带了。”他试图驱赶掉不耐烦的情绪，毕竟那不是她的过错。“但是他吓破了胆子，不敢随身带着那东西。所以他把它寄存到了什么地方，机场或者火车站，收到了一个寄存凭条。他打算稍后再去取。我敢肯定现在格洛布斯已经拿到了它。或者，如果我们走运的话，那东西已经丢了。”
“不。听我说。昨天我在机场通过海关的时候，不禁感谢老天爷，因为你不让我把那幅油画带回柏林。记得海关那儿的长队吗？他们每件行李都要搜查。路德怎么能骗过他们，把任何违禁的东西带过海关呢？”
马赫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思考着夏莉的这句话。“很好的问题，”最后他说，“非常好的问题。也许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问题。”

在赫尔曼.戈林航空港，汉娜.莱契的铝制塑像在春雨中慢慢地氧化生锈。她那布满锈点的眼睛瞪着离港大厅外面的环形车道。
“你最好留在车里，”马赫说，“你会开车吗？”
她点点头。马赫把车钥匙扔在她的膝盖上。“如果空港警察让你离开这里，你马上把车开走，不要和他们争辩。沿着车道兜一圈，再回到这儿来。不断兜圈子。给我二十分钟时间。”
“然后呢？”
“我不知道。”他挥动着双手，“见机行事吧。”
他走进航站大楼。海关检查处上方悬挂的巨大电子钟显示着“13：22”。他回头扫了一眼。也许他的自由只能以分钟计了。除非格洛布斯发布全国戒备警报，否则机场里的巡逻和警卫力量永远是帝国全境里最严密的。
他脑海里无法摆脱克雷布斯在他公寓里的景象，还有艾斯勒的话：“他们说你已经被逮捕了”……
一个男人提着士兵会堂的纪念袋。马赫觉得自己好像以前见过他。盖世太保的盯梢员？他掉转方向，向厕所走去。他站在小便池旁边，假装在撒尿，眼睛盯着门口。没人走进来。等他走出洗手间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
“飞往第比利斯的汉莎270航班，最后一次登机呼叫……”
马赫走到汉莎航空公司的中央值班柜台，向警卫出示了证件。“我要见你们的保安负责人。马上。”
“他可能不在这儿，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那就去找他。”
警卫离开了半天。电子钟上显示着“13：27”。13：28。也许他去叫盖世太保了。13：29.马赫把双手插到衣袋里，摸到了冰凉的卢格手枪。站在这儿，总要好过在阿尔布雷希特大街刑讯室的石头牢房里蠕动爬行、把打掉的牙齿吐在手里。
13：30。
警卫回来了。“这边请，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曼弗雷德和马赫同时进入了柏林刑事警察系统。五年后，在即将展开一场专门的腐败调查之前，他离开了韦尔德市场。现在他穿着伦敦萨维尔巷高级裁缝店手工缝制的西服，戴着晶晶发亮的瑞士手表，抽着喷香的古巴免税雪茄，赚到的钱是其合法工资的五倍之多。税务部门对他早有怀疑，却找不到丝毫违法的证据。他是个商业王子，赫尔曼.戈林航空港是他小小的腐败王国。
当曼弗雷德得知马赫不是来调查他，而是求他帮忙时，表情立刻从坐立不安变成了狂喜和眉飞色舞。直到他们顺着长长的走廊穿过航空站大楼时，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仍未消散。“耶格尔那家伙现在怎么样了？继续到处制造混乱？菲贝斯呢？继续对着雅利安少女和乌克兰清洁工的照片打飞机？哦，天知道我多怀念你们那帮家伙。这边走。”曼弗雷德把粗大的雪茄塞到嘴里，推开两扇大门。“看，阿拉丁的宝库！”
金属滑动门的后面是一间飞机库那么大的屋子，里面堆满了丢失的和没人认领的东西：皮箱，拉杆旅行箱，提包，背包，手袋，包裹，木箱，金属箱，写着日文的小包裹，挂着托运标签的摩托车……“丢在这里的东西五花八门，马赫，”他得意洋洋地说，“有一次我们甚至发现了一头豹子！”
“豹子？真豹子？猫科动物的豹子？”
“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没人喂她。我拿她做了件不错的大衣。”他大笑着，捻动指头，打着清脆的榧子。从阴影里走出一个上了岁数的男人，扁平脸，耷拉着肩膀，眼中露出惊惧的神色。一个斯拉夫人。
“站直了，老家伙！尊重点！”曼弗雷德猛推了一下，把那可怜的斯拉夫搬运工推了个趔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在找一样东西。告诉他，马赫。”
“一个手提公文箱，也可能是个行李箱。是在13号星期一晚上，跟苏黎世飞来的最后一班飞机一块儿到达的。可能丢在了飞机上，也可能留在了行李认领区。”
“听明白了吗？”斯拉夫人点点头。“好，去吧。把它找出来！”那工人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开了。曼弗雷德做着手势，小声说：“白痴。他的舌头在战争期间被切掉了。最理想的工人。”他哈哈大笑，拍着马赫的肩膀。“那么，最近混得怎么样？”
“还不错。”
“老百姓的便服。周末加班。肯定出什么大事了。”
“有可能。”
“和那个马丁.路德有关，对不对？”
马赫没有作声。
“这么说你也是个白痴，我懂了。”曼弗雷德把烟灰弹在干净的地面上。“我猜，是棕裤子的活儿？”
“什么？”
“海关警察的行话。有人想把什么违禁的物品带进大德意志帝国。他们走到海关，看见警卫，吓得拉裤子了，于是把自己的行李——不管里面装着什么东西——丢下来，拔脚逃跑了。”
“我想这是特别措施？你们这儿不会每天都打开所有行李来检查吧？”
“只有元首日之前的一个星期是这样。”
“那些丢下来的行李，你们怎么处理？打开检查？”
“只有看上去值钱的时候才检查。”曼弗雷德又开始哈哈大笑，马赫觉得他在掩饰自己的紧张。“不是。开个玩笑。我们人手不够。不管怎么说，这些行李搬下飞机的时候已经用X光扫描过了。没有枪支和炸药的话，我们就把它丢在这儿，等着有人来认领。如果一年之后还没人认领，我们就把它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玩意儿。”
“能让你买得起一两件西服，我猜。”
“什么？”曼弗雷德拉了拉那件精致衬衫的领子，“就这种破衣服？”
从他们身后传来一阵动静，他回头看了看。“看上去你还挺走运，马赫。”
斯拉夫人提着什么东西向这边走来。是一个公文箱。曼弗雷德接过来，在手里掂了掂。“还挺轻。不可能是金子。你认为这是什么？毒品？美钞？走私过来的东方丝绸？寻宝图？”
“你不打开看看吗？”马赫揣在衣袋里的那只手握住了手枪。必要的时候他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它。
曼弗雷德看上去仿佛受了侮辱。“老兄，不过是帮你个小忙而已，这是你的活儿。”他把公文箱递给马赫。“你会记住的，对不对，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如果哪天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小忙的话，你也会这么做的，对吧，同志？”

这个公文箱看上去就像律师或者商人出门时经常携带的那种轻便手提箱，小牛皮箱面，四角包着炮铜，锁和铰链也是炮铜做的。看上去路德使用这个提箱已经有许多年了，棕色的皮面上有不少划痕和刮蹭的痕迹，抛光的黄铜锁扣也变得黯淡。提手摸起来很光滑，仿佛已经变成了手掌的一部分。摸着它，马赫有一种充实可靠的感觉：非常棒的做工，结实的针脚，战前手工生产的优质品。甚至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传了一代或者两代人。家传的财富。
在走回大众轿车的路上，马赫不断体验着这个提箱给他带来的种种奇妙感觉。出去的路不需要经过海关——这是曼弗雷德送给他的另一个照顾。
夏莉就像一个收到生日礼物的孩子，当她发现它是锁着的时候，变得失望而沮丧。马赫沿着车道准备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她从提袋里拿出一把指甲刀，试图用它把锁扣剪开。不锈钢的刀刃啃咬着坚硬的黄铜，尝试了半天之后，那顽固的铜锁仍然纹丝不动。
“你在浪费时间，”马赫说，“我们得找个地方把它砸开。等我们到那儿再说。”
“到哪儿？” 夏莉一边不甘心地晃动着那个公文箱，一边问道。
他把手伸进了头发里。
问得好。

柏林城里所有的饭店房间都被订满了。旧帝国总理府对面的凯撒霍夫饭店，菩提树下大街的布里斯托尔饭店，以优雅的屋顶花园咖啡馆而闻名的伊甸园饭店……早在一个月前就全都停止接受预订了。无论是拥有上千间客房的巨型宾馆，还是火车站旁边只有十几间陋室的小旅舍，全都挤满了穿着制服的客人：身穿黑色和银色制服的党卫队要员，一身褐色制服的冲锋队下士，陆军上将和海军上校，身穿天蓝色华丽花哨制服的空军军官……不光如此，蜂拥涌入首都的还有来自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少女联盟，来自国家社会主义领袖学校、国家社会主义退伍老兵协会、德意志黑鹰骑士团、帝国殖民协会、帝国邮政联盟、帝国护林人协会……等等五花八门组织的成员，穿着光怪陆离的各色制服。
在柏林最著名、最豪华的饭店——坐落于巴黎广场和威廉大街路口的阿德隆饭店外面，坐在方向盘后面的马赫皱起了眉头。街道上挤满了人群，他们被拦在一排排活动栅栏后面，正在围观着走入饭店的社会名流，不时发出惊呼和尖叫。马赫小心翼翼地攥着方向盘，试图在这堵人墙中挤出一条路来。他从人缝中瞥见了女影星罗密.施耐德，她主演了元首最喜欢的电影《希茜公主》。在马赫的前面，年轻球星贝肯鲍尔从一辆银灰色的保时捷跑车中钻出来，周围亮起了一片白色的闪光灯。他在两年前的世界杯比赛上为德意志帝国夺得了冠军，戈培尔博士亲自向他颁发了金质奖章。

在驾车从那群人当中费力地慢慢挤过去的时候，马赫还见到了一个党的大区总督，一位著名的时装设计师，以及克虏伯家族的继承人——花花公子安特.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少爷。一辆挂着党卫队上将旗的奔驰防弹轿车停在他们身后，后座上的黑衣高官被闪光灯淹没。
好不容易穿过了那群人之后，马赫沿着菩提树下大街继续往东开，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路口往左拐，接着又往右，驶进了多萝西大街。在在腓特烈.卡尔亲王饭店后面，他拐进了一条堆满垃圾箱的偏僻小巷。就是在这儿，在和鲁迪.哈尔德一块儿吃早餐的地方，开始了整个噩梦一般的故事。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已经想不起来了。
腓特烈.卡尔亲王饭店的经理经常穿着老式的黑色上衣和条纹裤子，看上去特别像已故的民族英雄兴登堡总统。今天他的装扮也不例外。他急匆匆地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抚摸着一对白色的鸡毛掸子，好像它们是猫狗一样的宠物。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马赫先生！多么高兴再次见到您啊！真的，真荣幸啊！而且您穿了一套休闲的服装……”
“下午好，贝克尔先生。我有个难于启齿的请求。我想要一间房间。我必须得到一间房间。”
贝克尔扔掉了鸡毛掸子，绝望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这不可能，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甚至对像您这样的贵客来说也不可能。”
“拜托，贝克尔先生。您肯定有个空闲的房间。比如说小阁楼什么的。放扫帚的储藏室？您这是在帮帝国刑事警察一个大忙。”
贝克尔那浑浊的眼睛扫视着公文箱，接着转移到了夏莉的身上，眼神一亮。
“这位是马赫太太？”
“很不幸，不是。”马赫抓着他的胳肢窝，把他拽到一边。一个上年纪的服务生在多疑地看着他们。“这位年轻女士有重要情报。我希望亲自询问她……在隐秘的地方，单独询问。我怎么能搞到一间房间？”
“也许……非正规的话……我来安排一下？”
“很好！”马赫掏出他毕生积蓄最后剩下的一小沓，开始数着钞票。“为了这个‘非正式的安排’，帝国刑事警察当然会对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做出补偿……”
“我懂了。”贝克尔看着那叠钞票，舔着嘴唇。“当然，这肯定是秘密公务。毫无疑问，阁下您希望不把它登记到住宿登记簿中？”
马赫停止数钱，把整叠钞票都塞到了经理那湿漉漉的手中，合上了他的手指。

把自己的钱包洗劫一空之后，马赫换来的是厨房女佣的一间宿舍，位于顶层阁楼中，从三楼有一道陈旧的木头楼梯通往那里。他们在楼下等了五分钟，让那女孩有时间整理出自己的房间、换上干净床单。贝克尔先生提出帮他们提行李，被马赫彬彬有礼地回绝了。他也假装没有看见那老头时不时地打量着夏莉的淫荡目光。
他跟贝克尔先生要了点吃的——面包，奶酪，火腿，水果，黑咖啡——经理答应亲自送上来。马赫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外走廊上。
“这儿可不是阿德隆饭店。”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马赫对夏莉说。
那间小房间既拥挤又沉闷，里面只有一张狭窄的单人床、一个梳妆台、一把椅子和一个储物柜。它一定靠近大楼的中央热水管道，空气闷热，嘈杂声不绝，令人难忍。马赫跳上椅子，推开狭小的天窗，落了一身灰尘。他把脑袋伸出窗外。多萝西大街上没有多少车流。他向南边望去，洪堡大学的巴洛克式大楼上挂满了鲜红的万字旗。
马赫跳下椅子。
“谁稀罕阿德隆饭店？”她一把搂住了他，热烈地吻着他的嘴唇。

经理按照马赫的指示，把托盘放在了门外。爬楼梯差点要了他的老命。马赫静静地站在离门口三厘米远的地方，听那老头儿气喘吁吁地放下托盘、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开。马赫继续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他确信贝克尔先生已经下楼，才开门取来托盘。他把它放在梳妆台上。门上没有插销，只有一把弹子锁，可以从外面用钥匙打开，于是他拖来那把椅子，顶在门把手上。
马赫把路德的手提箱放在女佣的木板床上，然后掏出了小刀。
那把锁异常坚固，马赫花了五分钟才把锁舌撬开。锁扣按钮“啪”地弹了起来，马赫打开了公文箱。
又是那种陈年纸张的味道。常年上锁的文件柜或者抽屉里经常有这种味道：木头纸浆，漂白纸张的酸性药剂，辛辣的化学消毒药水，墨水里的铁锈味，还有打字机油墨的味道。
夏莉紧挨着他的肩膀。他能感觉到她那温暖的气息呼在自己的脸颊上。
“别跟我说它是空的。”
“不。它不是空的。里面装满了东西。”
他掏出手帕，擦去手上的汗水，然后把箱子翻扣过来，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倒在了床单上。

四
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卡尔特的宣誓证词
（共四页，打字）
1941年12月21日星期天，伯恩哈德.罗斯纳博士，内政部的犹太人问题顾问，紧急要求私下与我会面。在极端激动的状态下，罗斯纳博士来到我的住处。他告诉我说，他的助手，种族事务助理顾问维尔纳.菲尔德舍尔博士从“一个完全可靠的消息来源，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了最近从柏林疏散的一千名犹太人的下落。他们在波兰的卢布林森林里被集体枪杀。他还告诉我，他对此感到极端愤慨，无法再在内政部现在的职位上继续工作下去。他提出要求被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我答复说，我将设法核实他所提供的有关屠杀犹太人的情况。
接下来，在第二天，我前往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在党卫队全国总指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他证实了罗斯纳博士所说的情报，并逼迫我说出消息的来源，并且说道如此严重的泄密事故是不能容忍的。接着，他把自己的副官打发出办公室，要求私下和我说几句话。
他告诉我，七月份他被叫到元首在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元首坦率地向他口授了如下事宜：他决定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时机已经到来。他不相信他的继承人会有足够的意愿或意志、或者拥有他目前所指挥的强大军事力量。他并不担心这样做的后果。人们至今还记得法国大革命，可是有谁还记得被屠杀的上万无辜者？在革命性的时代，有它自己的特殊法律。当德国赢得这场战争之后，不会有人记得犹太人，不会有人问我们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万一德国不幸在这场不朽的斗争中失败，那么起码那些期望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得到好处的家伙将被消灭掉。必须断然地、坚决地消灭掉犹太教的生物基础。否则的话这个毒瘤将毒害接下来的几代人。历史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党卫队全国总指挥海德里希还进一步声称，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阁下已经在1941年7月31日授予他足够的全权，可以调用所有的必需手段，来执行这个元首命令。在不久之后即将举行的跨部门会议上，将要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海德里希还急迫地命令我找出菲尔德舍尔博士的消息来源。这是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案件。
接下来我向海德里希提议道，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他应当设法从元首那里得到有关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书面命令。全国总指挥先生答道，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这是不可能的。所有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高指令只能停留在口头指示的层面。不过，他建议我在适当的机会亲自向元首索取这样的书面命令。党卫队全国总指挥海德里希最后用一种诙谐的口气结束了和我的谈话。他说，考虑到我是帝国的首席法律起草者，他是帝国的首席警察，我们俩在这件事上不应当被合法性的问题束缚住手脚。
在此我发誓证明，以上文字是我与党卫队全国总指挥海德里希的真实谈话记录，根据当天傍晚我做的笔记整理而成。

签字：威廉.施图卡尔特（签名）
日期 1942年6月4日，柏林
证人：约瑟夫.布勒（签名）

五
在城市的西边，白昼正让位给黑夜。夕阳落入了蒂尔加滕森林的树林中，余辉给帝国人民大会堂的巨大穹顶镀上了一条金边，看上去就像耶路撒冷的金顶清真寺。随着一阵嗡嗡声，胜利大街和东西轴心大街上的路灯和探照灯全都打开了。在东边，聚光灯照射着军械库、腓特烈大帝博物馆和老皇宫。多萝西大街上亮起了霓虹灯。下午挤满大街的人群已经消散，让位给电影院、餐馆和戏院外面的长龙。一艘飞艇缓缓地飞过蒂尔加滕森林上空，艇身上点缀着向元首祝寿的霓虹灯标语。

帝国外交部文件
绝密
帝国驻英国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发来的急件
（两页，打印件）
接收日期：1938年6月13日，柏林
尽管并不了解德国，但是肯尼迪大使从许多渠道了解到，如今的德国政府为德国和德国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德国人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善感到满意和高兴。
大使接着谈到了犹太人问题，表示它对德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说到这一点，他觉得目前最敏感的不是打算消灭对我们有害的犹太人这个事实，而是我们对此大吹大擂的态度。他自己完全理解和同情我们对犹太人的政策。他来自波士顿，在那儿，在一个上流乡村俱乐部，以及许多其他俱乐部里，过去五十年间没有接纳过一个犹太人。

接收日期：1938年10月18日，柏林
今天，在一次正式的谈话中，肯尼迪大使再次提到了在美国社会中非常普遍的反犹太情绪，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理解并支持德国对于犹太人的态度。从他的性格来判断，我相信他会和元首相处得非常好。

“老天！我们没法独自把这些文件带出去。”
“我们必须这么做。”
“拜托！让我把这些文件带到大使馆。他们会用外交邮袋把它偷运出德国的。”
“不行！”
“你不能确定是不是他背叛了我们……”
“除了他还能有谁？再看看这个！你真以为美国的外交官愿意看到这些文件？”
“但是如果我们带着这些文件被逮到……那就是死刑判决书。”
“我有个计划。”
“妙计？”
“最好是这样。”

营区施工中央办公室，奥斯维辛
致德意志设备工厂，奥斯维辛，1943年3月31日
回复你司在1943年3月24日的来信
（引用原文）
现答复你司在前引信件中提到的问题。
依照1943年1月18日的命令修建的三座气密塔，用于Bw30B和3C区，尺寸及操作方法相同，现已经建造移交完毕。
借这个机会，我们还要指出，根据1943年3月6日的另一道命令，为Bw30A区三号火葬场1号焚尸炉建造的100/192规格防毒气密门，其尺寸和规格应当与二号火葬场相同，带有观察孔，覆盖厚度为8毫米的双层玻璃，周围用橡胶密封。考虑到大批犹太人即将从波兰和西欧运来，因此目前这项工作非常急迫，需要加紧进行……

在旅馆外面不远的地方，菩提树下大街北边，有一家昼夜营业的杂货店。它的主人——像所有的产业一样——是个德国人，但是日常经营却交给了一伙罗马尼亚人。只有他们才穷得愿意二十四小时营业。店里的东西堆放得满满的，就像中东的巴扎市集一样：锅子、长袜、婴儿食品、贺卡、文具、玩具、胶卷……柏林庞大的外籍工人群体给这家杂货店带来了相当忙碌的生意。
他们分头走进去。夏莉先进去，和那个穿着厚裙子的罗马尼亚大娘说了些什么，她消失在货架后面，不一会儿拿着一堆瓶子回来了。马赫从另一个店员那里买了一本小学生的作业本、两卷棕色的厚马尼拉纸、两卷礼品包装纸和一卷胶带。
他们走出杂货店，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往北走了两个街区，来到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他们登上了往南开的地铁列车。车厢里都是普通的周末乘客：手拉手的情侣，逛完商场的一家老小，去酒吧狂欢的年轻人。没有人，马赫可以确保这一点，对他和夏莉流露出哪怕最细微的关注。不过，尽管这样，他还是等到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瞬才把夏莉拉下来。他们站在坦珀尔霍夫地铁站的月台上。从这里搭乘35路电车，他们在10分钟后就可以到达坦珀尔霍夫机场。
沿途他们一言不发。

克拉科夫
1943年7月18日
（手写）
亲爱的克里青格，
以下是你所要的名单
奥斯维辛 50.02N 19.11E
库尔姆霍夫 53.20N 18.25E
贝尔泽克 50.12N 23.28E
特雷布林卡 52.48N 22.20E
马伊达内克 51.18N 22.31E
索比堡 51.33N 23.31E
希特勒万岁！
（签名）
布勒

与赫尔曼.戈林航空港比起来，坦珀尔霍夫机场显得又老又小，陈旧而过时。它的航站楼建于战前，只有两层。楼里到处挂着早期航空旅行时代的照片：巨大的飞艇客舱里，身穿白色西服的侍应生在弹奏钢琴；汉莎航空公司的老式“容克”三引擎客机，机身上覆盖着波纹型的蒙皮；戴着护目镜、身穿翻毛领皮夹克的驾驶员，从舷窗伸出胳膊，翘着拇指；戴着钟形女帽、提着圆形提包的女乘客。多么纯真的年代！
马赫站在航站大楼的入口大厅里，假装正在欣赏那些照片，偷偷观察着四周。夏莉一个人走向租车柜台。
突然，她面露微笑，作着抱歉的手势，试图打动租车公司的柜员：她错过了航班，她必须马上和家人团聚……那身穿草绿色制服的男柜员翻弄着表格，摊开双手，仿佛在说“一辆车也没有了”。有一阵，气氛似乎僵持在那里，但是接着那柜员就投降了。是啊，小姐，我来想想办法。像您这样有一双美丽眼睛的小姐，当然不应当失望……他舔了舔铅笔，开始填写租车表。小姐，您的驾照……
她把驾照递了过去。那是前一年颁发给玛格达.福斯小姐的。年龄二十四岁，住在柏林-马林多夫。五天前在自己的婚礼上被谋杀的那个女孩。耶格尔把它和施潘道枪杀案的其他物证一块儿忘在了抽屉里。
马赫挪开目光，强迫自己盯着一张旧日的坦珀尔霍夫机场航空全景照片。跑道上用白色的石子拼写出“BERLIN”的字样。当他回头时，那个职员正在详细地向夏莉解释租车合同中的细节，露出色迷迷的傻笑。
这个策略并非没有危险。明天早晨，一份租车合同的副本会自动交到警察局存档。甚至低贱如民警，都会纳闷为什么一个被谋杀的妇女会去租一辆车。但是明天是星期天，星期一是元首日。而到了星期二——民警最早发现这份租车合同不对劲的时候——马赫和夏莉也许早就逃到了安全的地方，要么已经被盖世太保逮到，要么已经死了。
十分钟之后，和柜员最后一阵眉来眼去之后，她拿到了一把钥匙。那是一辆普普通通的黑色奥佩尔四门轿车，已经跑了一万多公里。又过了五分钟，马赫也来到停车场。她开车的时候，他为她指路。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她坐在方向盘之后。在繁忙的车流中，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专注，他对此觉得很陌生。

腓特烈.卡尔亲王饭店的大堂空无一人。住宿客人们都出去享受柏林的夜生活了。他们经过登记柜台走向楼梯的时候，柜台里的女孩低下了头——显然，这对男女是贝克尔先生的小秘密之一，最好还是不要知道得太多。
他们的房间没有被搜查过。马赫临走前夹在门和门框之间的棉线还挂在那里。他从床底下拽出路德的皮箱。那根头发还挂在锁上。
夏莉脱光了衣服，围上一条浴巾。在门厅旁边的小浴室里，光秃秃的电灯泡发出暗黄色的光芒。浴室里有一个破旧的搪瓷浴缸，底下是四个铁爪子。

马赫走回卧室，再次用椅子顶上房门。他把公文箱里的东西分门别类放在梳妆台上：地图，不同的信封，备忘录和往来公文，报告和统计表，其中一份用特别大的打字机字号打印而成。有些纸张由于年代久远而变黄发脆。
马赫还记得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和夏莉坐在这间房间里，听着外面繁忙的车流。他记得自己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读着这些证据，最初是激动，接着是震惊，然后难以置信，然后沉默，直到最后他们从信封里抽出那些照片。
现在他需要系统性地整理这些东西。他拉过椅子，在那堆文件中清理出一小块地方，然后打开作业本。他撕下了大约三十张纸，在每张表格纸的顶端，他写下年份和月份，从1941年7月开始，到1944年1月结束。他脱下外套，搭在椅子靠背上，然后开始埋头清理那些资料，用清晰的笔迹记下日期和事件。
一张抬头印着Deutsche Reichsbahn-Gesellschaft（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的铁路时刻表，用战时那种质量糟糕的黄色纸张印刷：
日期:1/26 车次:Da105 始发站:特雷辛施塔特 开车时间: 终点站:奥斯维辛 到达时间:
日期:1/27 车次:Lp105 始发站:奥斯维辛 开车时间: 终点站:特雷辛施塔特 到达时间:
日期:1/29 车次:Da13 始发站:柏林 开车时间:1720 终点站:奥斯维辛 到达时间:1048
日期:1/29 车次:Da107 始发站:特雷辛施塔特 开车时间: 终点站:奥斯维辛 到达时间:
日期:1/30 车次:Lp108 始发站:奥斯维辛 开车时间: 终点站:特雷辛施塔特 到达时间:
日期:1/31 车次:Lp14 始发站:奥斯维辛 开车时间: 终点站:扎莫希奇 到达时间:
日期:2/1 车次:Da109 始发站:特雷辛施塔特 开车时间: 终点站:奥斯维辛 到达时间:
日期:2/2 车次:Da15 始发站:柏林 开车时间:1720 终点站:奥斯维辛 到达时间:1048
日期:2/2 车次:Lp110 始发站:奥斯维辛 开车时间: 终点站:密施罗维茨 到达时间:
日期:2/3 车次:Po65 始发站:扎莫希奇 开车时间:1100 终点站:奥斯维辛 到达时间:
日期:2/4 车次:Lp16 始发站:奥斯维辛 开车时间: 终点站:利茨曼施塔特 到达时间:
……
周而复始，直到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始发站。现在差不多所有车次都有了具体的出发和到达时间，精确到分钟。
日期:2/11 车次:Pj131 始发站:比亚韦斯托克 开车时间:0900 终点站:特雷布林卡 到达时间:1210
日期:2/11 车次:Lp132 始发站:特雷布林卡 开车时间:2118 终点站:比亚韦斯托克 到达时间:0130
日期:2/12 车次:Pj133 始发站:比亚韦斯托克 开车时间:0900 终点站:特雷布林卡 到达时间:1210
日期:2/12 车次:Lp134 始发站:特雷布林卡 开车时间:2118 终点站:格罗德诺 到达时间:
日期:2/13 车次:Pj135 始发站:比亚韦斯托克 开车时间:0900 终点站:特雷布林卡 到达时间:1210
日期:2/13 车次:Lp136 始发站:特雷布林卡 开车时间:2118 终点站:比亚韦斯托克 到达时间:0130
日期:2/14 车次:Pj163 始发站:格罗德诺 开车时间:0540 终点站:特雷布林卡 到达时间:1210
日期:2/14 车次:Lp163 始发站:特雷布林卡 开车时间: 终点站:沙芬威塞 到达时间:
……
就这样，一直延续到月底。
一根生锈的别针夹在时刻表的边上。它夹着一封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东部地区总经理的电报，日期是1943年1月13日，收件地址是柏林。
电报的开头是一长串收报人名单：
帝国铁路公司董事会诸理事
柏林，布雷斯劳，德累斯顿，埃尔富特，法兰克福（美茵），哈勒（南），卡尔斯鲁厄，柯尼斯堡（普），林茨，美因茨，奥珀林，法兰克福（奥得），波森，维也纳
东部铁路中央指导部，克拉科夫
帝国保护国铁路局，布拉格
交通管理总局，华沙
帝国交通管理局，明斯克
接下来是正文：
事由：1943年1月20日至2月28日期间运送重新安置者的特别列车
随信附上1943年1月20日至2月28日这段时期的特别列车（包括Vd、Rm、Po、Pj和Da）的编制表，1月15日在柏林审核通过。同时附上车厢的轮流使用计划。
每次轮流使用列车车皮时，都要留意车厢的编组情况，不要打乱原有的编组次序。每次全程运输结束后，车厢要进行清洗和消毒，以便下次使用。车厢的数目和种类取决于上一次的列车编组情况，并且应当用电话向我汇报确认。
（签字）雅各比博士
33 Bfp 5 Bfsv
明斯克，1943年2月9日

马赫重新翻阅那些时刻表，仔细地研究它的日程安排。特雷辛施塔特至奥斯维辛，奥斯维辛至特雷辛施塔特；比亚韦斯托克至特雷布林卡，特雷布林卡至比亚韦斯托克……这些音节在他疲惫的大脑里不断地跳动，仿佛车轮在铁轨上发出的有节奏声音。
他的手指沿着竖栏往下移动，试图研究出其中的规律。这么说，一列火车将在早餐时间在比亚韦斯托克装上人，午餐时间抵达特雷布林卡——不是所有的旅途都这么短，他注意到从柏林到奥斯维辛需要十七个小时——接着，在下午，卸空的车皮将被清洗消毒，晚上九点返回比亚韦斯托克，凌晨时到达，准备在早餐时间装载另一批乘客。
二月十二日，这个日程被打破了，空火车没有返回比亚韦斯托克，而是去了格罗德诺。途中经过了两天，然后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再次启程返回特雷布林卡，这次车上装得满满的。午饭前后，它抵达终点站，清空车厢，然后再晚上再次离开，这次是去比亚韦斯托克西边的帝国城市沙芬威塞（Scharfenweise），它从前的波兰名字叫奥斯特罗韦卡（Ostroleka）。
作为柏林刑事警察的一个探员，从这些证据中还能推论出其他的什么结论吗？
数字，他可以推算一下数字。
假设每节车厢装六十个人，每列火车挂六十节车厢。推论：每次可以运走三千六百人。
在1943年二月，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次列车。这么说，每周向特雷布林卡或奥斯维辛运去两万五千人。推论：每月十万人。每年一百二十万人。
这还是以冬季运送能力为基准估计的数据。中欧的冬天，大雪覆盖铁轨，冰霜冻坏道岔，出没在森林中的游击队员往铁路上安放炸弹的冬天。
推论：春天和夏天的数字会更高。

他站在浴室门口。夏莉穿着黑色拖鞋，背对着他，俯身探向洗脸池。她的头发被打湿之后，个子显得更小了。在她按摩头皮的时候，那白色的肩膀上出现了几条纤细的肌肉。她又冲了一次头发，然后向身后伸出一只手。他把毛巾递给她。
她在浴室里放了一堆奇怪的东西：一对绿色的香蕉手套，一个刷子，一个碟子，一把勺子，两个瓶子。马赫捡起瓶子，研究上面的标签。一个瓶子里装的是碳酸镁和醋酸钠的混合物，另一瓶是双氧水。在镜子旁边放着一本灰绿色封皮的护照，上面印着第三帝国的万字雄鹰。马赫打开护照，玛格达.福斯那双无忧无虑的眼睛正在瞪着他。
“你肯定这方法能管用？”
夏莉把毛巾盘在头发上。“一开始会变红。接下来是桔黄色。然后双氧水会把它漂白成淡金色。”她摇摇瓶子，“十五岁的时候，我是简.哈洛（美国金发影星）的狂热崇拜者。都快我妈逼疯了。相信我。”
她戴上橡胶手套，把化学品倒入碟子里，用小勺搅拌，直到它变成深蓝色的膏状物。

国家绝密 会议纪要
30份复件 第……号（数字被刮去了）
“下列人员出席了1942年1月20日于柏林格罗斯万湖56-58号召开的各部国务秘书会议，以讨论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
一下午里，马赫已经读了两遍万湖会议纪要。眼下他强迫自己把注意力再次放到这份文件上。
一开头是海德里希直截了当的发言：“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将近一千一百万……”
在会议纪要的第六页，一张黄纸上，列出了详细的统计数字：
A.
旧帝国境内：131800
奥斯特马克：43700
重新归并帝国的东部领土：420000
波兰总督区：228400
帝国民政管理下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400000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74200
爱沙尼亚：已解决犹太人问题
拉脱维亚：3500
立陶宛：34000
比利时：43000
丹麦：5600
法国/占领区：165000
法国/未占领区：700000
希腊：69600
荷兰：160800
挪威：1300
B.
保加利亚：48000
英格兰：330000
芬兰：2300
爱尔兰：4000
意大利，包括撒丁岛：58000
阿尔巴尼亚：200
克罗地亚：40000
葡萄牙：3000
罗马尼亚，包括比萨拉比亚：342000
瑞典：8000
瑞士：18000
塞尔维亚：10000
斯洛伐克：88000
西班牙：6000
土耳其（欧洲部分）：55500
匈牙利：742800
苏联：5000000
其中
乌克兰：2994684
不包括比亚韦斯托克的白俄罗斯：446484

合计：超过11000000

“……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犹太人应当以适当的相应方式送往东方，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为大规模的劳工队，送到这些地区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被自然淘汰。
剩下来能够存活的人，由于无疑是具有最坚强抵抗力的部分，因此必须受到相应处理。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认为这些经过自然淘汰筛选而剩下来的人，将是犹太民族东山再起的菌床和祸根（参见历史教训）。
在执行最后解决计划的过程中，应当在整个欧洲沿着从西到东的顺序进行……”

“……以适当的相应方式送往东方……具有最坚强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处理……”官僚机构最喜欢使用的暧昧词语。避免泄露出去后产生不愉快后果的文字润滑油，避免涉及到精确法律责任的文字防空洞。
马赫打开一摞质量很差的复印件。这些是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四处B4组的头头阿道夫.艾希曼在会议之后根据发言纪录整理汇编的纪要草稿，用打字机打出来，上面画满了涂改记号。在靠近下部的地方，有一个愤怒的大叉，马赫分辨了半天，才辨认出那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签名。
在原始记录里，艾希曼写道：“最后，党卫队全国总指挥海德里希问道，处理如此庞大的人口数字时具体有哪些困难。党卫队全国总指挥阁下列举了一些已经用到的方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枪决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解决方法。这样处理起来速度很慢。警卫力量不够。在那些等待特别处置的人群中容易产生恐慌情绪。除此之外，这种方法被认为会影响我们部队的士气。他请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朗格博士，拉脱维亚党卫队保安处的负责人，向大家提交了一份目击者报告。
鲁道夫.朗格博士说，最近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对比。十一月三十日，一千名柏林犹太人在里加附近的森林里被枪决。十二月八日，他的人在库尔姆霍夫用毒气卡车进行了一次‘特别处置’。与此同时，当年十月，在奥斯维辛使用齐克隆-B对俄国战俘和波兰犹太人进行了几次试验。在此从处理能力和安全性两个角度考虑，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在这段话旁边的空白处，海德里希批示道：“删掉！”
马赫拿着会议纪要原件进行了对比。上面那段话，在纪要中被删减成一小句话：“最后，讨论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最后解决的可能。”
经过这种“文字消毒”处理之后，会议纪要变成了一份沉闷平淡的档案文件。
马赫匆匆写下更多的笔记。1941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那些空白格子慢慢地写满了潦草的字迹。在光线昏暗的阁楼里，慢慢勾勒出整幅图画：各条线索之间的联系，策略，原因和后果……他找到了路德、施图卡尔特和布勒在会议上的发言。路德预言在北欧国家会遇到麻烦，但是“在西欧和东南欧不会有任何困难”。在谈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人是犹太人的混血杂种时，施图卡尔特提议对这类人实施绝育手术。布勒则忧心忡忡地向海德里希表示，波兰的犹太人有两百五十多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宜劳动”。这两百五十万人不存在重新安置的问题，因为他们就住在那里。所以“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我的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
一封信件，收件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方。发件人是如今在欧洲家喻户晓的锅炉和暖气制造商——埃尔富特的托夫父子公司：
致奥斯维辛党卫队和中央建筑处
1943年2月12日
事由：为集中营建造第二个和第三个火葬场
我们已收到你们要求建造五个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还包括两个搬运尸体的电梯。另外还订造一套加煤装置和一套搬运骨灰的装置。

他中断了五分钟，抽了支烟。他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翻着那些笔记，仿佛演员在背诵台词。从浴室里传出水流的声音。饭店的其余部分则在黑暗中发出噼啪破裂的响声，仿佛停在码头、正在朽烂的一艘大帆船。

六
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参观记录，马丁.路德，帝国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
（手写，十一页）

1943年7月14日
经过将近一年的不断申请之后，我终于得到允许，代表外交部对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进行全面视察。
我乘坐的飞机从柏林起飞，日落前不久在克拉科夫机场降落。晚上，我和汉斯.弗朗克长官、约瑟夫.布勒国务秘书一起在瓦韦尔城堡共进晚餐。明天一早，我将在黎明前动身，乘车前往集中营（路途需时约一小时）。集中营长官鲁道夫.霍斯将亲自招待我。

1943年7月15日
关于集中营，我的第一印象是营区的巨大尺度。霍斯司令告诉我，它的占地面积是两公里乘以四公里。这里的地面是和西里西亚一样的黄土，像荒漠一样延伸开，偶尔能看到一些绿树。在集中营里整齐地排列着上百座木头营房，一直超出我的视线之外。营房的屋顶盖着绿色油毡。在穿过营区的时候，我看见一小群身穿蓝白条纹囚服的犯人，有些扛着厚木板，有些扛着铁铲和鹤嘴锄。一些人在往卡车上搬运板条箱。整个营区弥漫着一股臭味。
我感谢霍斯拨冗陪同我视察营区。他解释了这里的行政机构运转情况。这个营区隶属于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其他一些类似的集中营，比如坐落在卢布林区的那些，则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迪洛.格洛布尼克直接掌管。不幸的是，由于工作是在繁忙，霍斯司令不能陪同我看完整个营区，他把我交给一位年轻的三级突击队中队长，魏德曼先生。他叮嘱魏德曼，要确保我参观到集中营的每一个地方，对于我的任何要求都不得拒绝。接下来，我们在党卫军营房用了早餐。
早餐之后，我们开车来到营区的南部。这里有一条铁路，长度大约是1.5公里。铁路两侧是混凝土柱子支撑起来的电网，还有木制的了望塔，上面架设着机枪。天色逐渐变亮，温度也上升了。这里的气味很难闻，大约有一百万只苍蝇在嗡嗡地飞来飞去。在西边，树丛顶上露出一座巨大的红砖烟囱，是四方形的，正在喷出浓烟。
早上7点40分：铁道周围的地区开始站满了党卫军士兵，有些人牵着狗。附近还有一群特殊囚犯。我们听到远处有火车汽笛的尖叫声。过了几分钟，机车从营区的大门里出现了。它喷出的蒸汽驱散了空场上的黄色尘土。火车停在我们面前。身后的大门被关上了。魏德曼：“这是从法国运来的犹太人。”
我数了一下，这列火车有六十节车厢。都是货车，两侧有滑动木门。火车停稳之后，士兵和特殊犯人围了上来。车门上的挂钩被打开，车门被拉开。整列火车，从头到尾，都在大声喊叫“所有的人马上出来！带上你们的手提行李！把所有的大件行李留在车厢里！”
男人最先走出车厢，由于突然见到光线而目眩眼花。他们从车厢门口跳到地面上——大约有1.5米高，然后转身帮助妇女和孩子下车，接着去接他们的行李。
被放逐者的状态：浑身灰尘，污秽不堪，手里拿着碗或杯子，对着自己的嘴做手势，表示口渴。在他们后面的车厢里躺着死尸和无法移动的虚弱者。魏德曼说这列火车是四天以前离开法国的。党卫军士兵强迫那些能走动的人排成两列。家庭成员被分开时，他们彼此大声呼叫。在比划了一些手势之后，这支队伍开始往前走。两名党卫队军医站在一旁，时不时地示意某些人出列，站成另外一排。被叫出来的都是相对强壮的成年男子，也有一些妇女。这支有劳动能力的队伍直接走向劳工营。另一支队伍朝树林那边走去。我和魏德曼跟着他们。我回头的时候，看见身穿条纹囚服的犯人登上车厢，把行李和尸体往外面丢。
8点30分：魏德曼数了一下，这支队伍大约有两千人。抱着婴儿的妇女，穿着短裤的小孩，少年，老年人，病人，半疯狂的人。他们五人一排，沿着一条煤渣路走了大约三百米，穿过一块草坪，走上另外一条小路。路的尽头是十二级混凝土台阶，通向一座大约一百米长的半地下建筑。这座建筑的入口用多种语言（德语、法语、希腊语、匈牙利语）写道“浴室和消毒室”。浴室里光线很好，有长凳，还有几百个带号码的挂钩。
这时警卫大声对人群说：“把衣服都脱光！你们有十分钟时间！”人们开始犹豫，彼此瞪着。警卫用更严厉的语气重复了命令，有些人开始慢吞吞地、犹犹豫豫地脱衣服。“记住你们的挂钩号码，好领回自己的衣服。”那些特殊囚犯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小声安慰着他们，帮助动作不便的人脱衣服。有些母亲试图把婴儿藏在衣服堆里，但是他们马上被搜了出来。
9点05分：那些裸体的人穿过两扇沉重的铁门，走进了第二间房间。我们站在门口望了一眼。这个房间的尺寸和第一个房间差不多，四周是裸露的水泥墙。房间内有四根大的方形柱子，彼此距离约二十米。天花板很低。魏德曼介绍说，每根柱子的底下都有金属格子。犹太人都走了进去，大门关上了。魏德曼做了个手势，我和他穿过空荡荡的更衣室，来到外面。我听到汽车引擎的沉闷声音。
在地下室的顶上铺着草坪，现在这里停着一辆厢型小货车，上面画着红十字标志。两名党卫队士官戴上了防毒面具，从车里拿出四个金属罐头。草坪上有四个方形的通气孔。士官们挪开通气孔的盖子，打开金属罐头，把它扔进去，然后把盖子盖上。每个通气孔里扔了一个罐头。接下来，两人脱去防毒面具，开始抽烟。外面阳光明媚。
9点09分：魏德曼示意我和他一起回到地下室。从房间的另一头传来沉闷的呜咽声。我们穿过房间。有些衣服还很暖和。铁门上有一扇小小的观察孔，马赫示意我往里看。一个男人的白色胸脯突然贴了上去。我连忙把头扭开。
一个警卫说：“今天淋浴室的水一定很烫，他们叫得多厉害啊。”
在外面，魏德曼解释说，我们必须等待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你愿意去参观加拿大吗？我说：什么？他大笑起来：“加拿大”是营区的一个部门。为什么叫加拿大？他摇摇头：没人知道。
“加拿大”离毒气室大约一公里远。一片空场，四周围着铁丝网，四角有了望塔。这里的物品堆积如山：大皮箱，手提箱，旅行皮包，手提包，柳条箱，旅行用的帆布背包，小包裹。还有其他的东西：婴儿推车，轮椅，毛毯，假肢，刷子，梳子，镜子……魏德曼给我看了一张清单，是上个月由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移交给帝国的物品单：男士衬衫13.2万件，男鞋10.5万双，妇女外衣15.5万件，妇女内衣7.5万件，男孩童装1.5万件，女孩童装9000件，女人头发3吨（一卡车），手帕13.5万条……囚犯从停车场运来了这一批法国犹太人的行李。在魏德曼的坚持下，我拿了一个医生出诊用的皮包当作纪念品，它的做工非常精良。
9点31分：我和魏德曼回到地下室。电气设备发出嗡嗡的声音。抽气系统正在工作。大门打开了。尸体堆在大门的……（此处字迹不清楚）腿，沾满了粪便、经血。尸体上有抓和咬的痕迹。犹太囚犯穿着长筒胶鞋和胶皮围裙，戴着防毒面具，用水龙头冲洗尸体（魏说房间底部有些坑洼的地方，那里聚集的毒气要过两个小时才能消散）。尸体很光滑，用皮带栓住手腕，把它们送进四座双门电梯。每座电梯能装25具尸体……（字迹不清）铃声，升到上面一层。
10点02分：火化室。非常热。十五个焚尸炉都在全力燃烧。噪音很大。柴油鼓风机在帮助火焰燃烧。从电梯上卸下来的尸体被扔上传送带（金属轮）。血液从下面的水槽流出去。尸体的头发被剃光，头发被装在大麻袋里。戒指、项链、耳环、手镯被扔进金属盒。最后：牙齿组，八个人，用撬棍和钳子拔下尸体口中的金牙、齿桥和金质填充物。魏给了我一小块金子，让我感受一下重量。非常沉。尸体用金属小推车扔进炉子。
魏德曼：整个营区一共有四座这样的毒气室-火葬场。每座每天可以处理两千人，一共可以处理八千人。由犹太工人操作，每两到三个月换一批。整个操作完全可以自我运转。秘密保护得很好，不会有活口。最令人头疼的保密难题是焚尸炉的臭气和夜晚的火焰。在几公里外都能看见，特别是那些前往东线的运兵列车。

马赫检查了日期。路德是在7月15日参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7月17日，布勒把波兰总督区境内六座死亡营的地址发给了帝国总理府的克里青格。8月9日，苏黎世的银行账户最后一次被打开，往里放入东西。同一年，据路德的妻子说，他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心脏病。
克里青格是第四把钥匙的持有人。他的名字到处可见。马赫重新检查了在布勒家里找到的记事本。那些日期很吻合。又一个谜团被解开了。

马赫强忍着反胃，继续翻弄着那堆毛骨悚然的备忘录和信件。德意志钾碱公司从奥斯维辛购买骨灰制造肥料的投标书；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用人体脂肪制造肥皂的试验报告；法本公司使用集中营犹太人进行新药人体试验的报告；在贝尔格莱德新建造两座火葬炉的投标书……
一张纸，很不起眼，下午被马赫忽略过去了。和其他十几张纸一块儿用生锈的别针别住，塞在一个破烂的信封里。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理夏德.格吕克斯，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D处处长发出的通知。日期是1942年8月6日。
回复：头发的用途
作为对上一封报告的回复，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局长奥斯瓦尔德.波尔下达命令，要求从囚犯头上剪下的头发必须进行合理使用。人发可以制成工业用毛毡、或者纺成线。女性囚犯的头发可以为潜艇艇员编制毛袜、山地步兵的防寒袜、或者铁路职工的毡袜。
因此，特命令你部不得任意丢弃犹太人囚犯的头发。女性囚犯的头发应当在剪下之后被储藏起来。男性囚犯的头发，除非长度超过20毫米，才可回收使用……
每月收集的头发数量，应当根据性别进行分类，在每月的5号报告给本局。汇报工作从1942年9月5日开始。

马赫又读了一遍。“……为潜艇艇员……”

一，二，三，四，五……马赫的脑袋埋在水下，屏住呼吸。他在数数，听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声音，在黑暗中看到一些金星从他的眼皮前面飘过。十四，十五，十六。他长吟一声，湿淋淋的脑袋离开了水盆。他贪婪地呼吸着空气，直到肺里吸满了氧气，然后再次把脑袋埋入水中。这一次他数到了二十五。他觉得自己的肺快要爆炸了。他跪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水从他的鼻孔和嘴巴里流出来。
他再也无法把自己洗刷干净了吗？
最后，他筋疲力尽地躺在浴缸旁边，望着天花板，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

第六章

4月19日，星期日

无论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会战胜你们。你们不会有人活下来充当目击者。甚至即使有人活下来，别人也不会相信他讲的故事。会有怀疑和讨论，历史学家会深入研究，但是没有人会得出结论，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证据，连同你们，一起消灭掉。甚至哪怕留下了一些证据，你们其中一些人得以幸免，人们仍然会说，你们描述的那些事太可怕了，无法令人相信：他们会说，这些是盟国炮制的虚假宣传，是神话。他们会相信我们，而不是你们。我们将否认一切。我们才是讲述集中营正确历史的权威。
——一位党卫队军官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囚犯的训话，引自普里莫.列维（1919-1987，意大利犹太裔化学家、作家、诗人，大屠杀幸存者）：《被淹死的和被拯救的》

一
1953年7月，当时马赫刚刚三十出头，还是在汉堡码头区抓妓女和皮条客的一名初级探员，他和克拉拉曾经共同度过一个假期。他们在KdF（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连锁办事处租了一辆车，从黑森林山脚下的弗赖堡启程，沿着莱茵河向南开，然后转向东边，一直开到博登湖区，住在湖滨的一座小旅馆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天空挂着彩虹，他们播下了爱情的种子，那颗种子后来变成了皮利。
他现在还能回想起那些景色：围着铁栅栏的阳台，俯瞰着莱茵河谷，河面上那些又短又肥的拖船懒洋洋地移动着。旧城的城墙，老教堂，克拉拉的裙子，向日葵黄色，一直遮到脚踝。
他还能回想起另外一些东西：一公里之外，莱茵河上的一座铁桥。德国和瑞士的边界。
不要尝试从主要的航空港或者海港逃跑：他们会像保卫帝国总理府一样严密地注意那些地方。不要尝试从其他地方偷越边界。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意大利……这只不过是从监狱的一个院子翻墙跳入另一个院子罢了。不要尝试把这些文件邮寄出帝国：邮政部门会打开所有寄往国外的包裹进行检查。不要试图把这些文件交给柏林的其他人，他们只会面临同样的难题，而且这些人，像夏莉说的那样，并不比一条响尾蛇更可靠。
瑞士边境是最好的机会。那座铁桥在向他们招手。

现在，把它们藏起来。
他跪在地毯上，铺开一张棕色厚纸。他把文件边缘对齐，精心地叠成一堆。他从钱包里掏出魏斯一家的照片，看了一眼，把它和那些文件放到了一起。他把这些文件严丝合缝地包好，用胶布一圈一圈地粘上，这包裹摸起来就像一块棕色的坚硬木头或者砖块。
一个长方形的小包裹，十厘米厚，摸起来很牢固，没有任何可疑凸起或者沙沙响声。
他呼了一口气。很好。
在包裹的外面，他裹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礼品包装纸，上面印着花哨的字眼，“好运”和“幸福”。很好。现在这个包裹看上去就像送给新郎新娘的新婚礼物。

他打开布勒的记事本。里面附带的帝国地图上标着高速公路里程。
从柏林到纽伦堡：500公里。纽伦堡到斯图加特：150公里。从斯图加特开始，穿过符滕堡的河谷和森林，直到莱茵河畔的瓦尔德斯胡特：150公里。总共八百公里。
“多少英里？”
“五百。你认为你能应付得了吗？”
“当然。十二个小时。也许还用不了。”她坐在床边，身子向前倾。她身上裹着一条毛巾，头上缠着另外一条。
“不要太匆忙。不要超速驾驶。你有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当你觉得已经和柏林有一段安全的距离之后，给瓦尔德斯胡特的美景旅馆打电话，订一间房间。现在不是旅游旺季，应当没有困难。”
“美景旅馆，瓦尔德斯胡特。”她点点头，背下这些字眼。“那你呢？”
“我在你后面几个小时的路程。午夜前后会赶到旅馆，和你会合。”
她并不相信他的说法，他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不让她有插嘴的机会，继续说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能由你携带这个包裹，还有这个……”他掏出另外一本偷来的护照。保罗.哈恩，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1925年8月16日出生于科隆。比马赫年轻三岁。施潘道枪击案中的新郎。
“为什么你不带着它？”
“如果我被逮捕的话，他们会从我身上搜出这份护照的。然后他们就会推论出你在冒用谁的身份。”
“你并不想跟我一起走。”
“我绝对想跟你一起走。”
“你认为你自己已经完蛋了。”
“不是。听着，我长途跋涉八百公里而不被拦下的机会，要比你少得多。你知道。所以我和你必须分头行动。”
她在摇头。他在她身旁坐下，搂住她的脖子，把她的脸转向自己，盯着她的眼睛。
“听着，你在那儿等我——听我说！——在旅馆等我到明天早晨八点半。如果我还没赶到，你就独自开车过去，不要等我。不要在旅馆里继续等，那样很不安全。”
“为什么是八点半？”
“你应当尽量拖延到九点钟，到那时再穿过边境。”她的脸蛋湿漉漉的，他吻了它们一下。“九点钟，德国人民敬爱的元首要离开总理府，前往帝国人民大会堂。这是元首日的高潮。接下来几个月里，人们都会为此而兴奋。海关的警卫肯定会聚集在哨所里，听广播或者看电视。如果说有哪一天德国海关的警卫竟然会挥挥手让你通过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
她站了起来，取下头上的毛巾。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她的头发闪着白色的光芒。
她让第二条毛巾脱落在地上。
白色的身体，白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一个鬼魂。他需要确信她是真实的人，他们都还活着。他伸出一只手，摸着她的皮肤。

他们躺在窄小的木床上，她轻声地对他描绘他们俩的未来生活。他们明天晚上会在纽约的埃德瓦尔德机场（注：即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他们直接走进《纽约时报》的办公室。她认识那儿的一个编辑。第一件事是复印那些文件。复印数十份。然后就是登报印刷。尽快，越快越好。早早版的《纽约时报》，当天晚上就可以上市。
“如果他们不愿意刊登怎么办？”这种人们可以自由地在报纸上刊发文章的想法对他来说十分陌生。
“他们会刊登的，宝贝。乖乖，他们巴不得呢。万一不行的话，我就站在第五大道上向人们散发复印件，就像那些没法出版自己小说的疯狂作家一样，每人发一份。但是不必担心。他们肯定会刊登的。我们俩将改变历史。”
“但是有人会相信吗？”从打开公文箱的那一刻起，这个念头就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不去。
不，她解释说，现在我们掌握着证据。证据会改变一切的。没有证据的话，你什么也没法证明。不过有了这些证据——人名、日期、地点、数字、时间、政府公文、备忘录、通知、地图、图表、照片、证词——你所说的一切都有了核实的依据。当然，即使这样，仍会有人提出质疑和否认，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但是，根据心理学的定义，所有这些都是应激反应，是人对已经存在的事实的反应。
“有些人永远不会相信，比如那些反犹太主义者。无论我们有多少证据，甚至把海德里希亲自抓到美国国会去招供，他们都不会相信。但是，大多数人会相信的，这就足以阻止肯尼迪的行程。没有最高峰会。没有第二届总统任期。没有缓和。冷战不会结束。五年之后，也许五十年之后，这个建立在谎言、专制和谋杀上的极权社会就会自行瓦解，分崩离析。德国和欧洲将重新获得自由。建立在万人坑上的政权不会长久。人类的文明不会允许它存在。我相信这一点。你呢？”
他没有回答。

在柏林的晨曦中，他醒了过来。天窗外面，是他熟悉的灰色天幕。
“你的名字？”
“玛格达.福斯。”
“出生日期？”
“1939年10月25日。”
“地点？”
“柏林。”
“职业？”
“在家。和我父母住在一起。”
“你们去哪儿？”
“瓦尔德斯胡特，莱茵河边上。去见我的未婚夫。”
“名字？”
“保罗.哈恩。”
“你去瑞士的目的？”
“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在哪儿？”
“苏黎世。”
“这是什么？”
“结婚礼物。一本影集。一本圣经？《我的奋斗》？切菜板？”她试探着答案。
“切菜板，很好。一个像玛格达这样的女孩，开了八百公里的汽车，给她的朋友送一块切菜板。”马赫一直在屋子里踱步。现在他站在夏莉面前，指着那个包裹。“请把它打开，小姐！”
她琢磨了一会儿。“我该说什么？”
“没有什么可说的。”
“真可怕。”她拿出一支香烟，把它点着。“好吧，你怎么看？我的手在发抖。”
差不多七点了。
“咱们走吧。”

整个饭店正在慢慢地苏醒。他们从一扇扇关着的房门前走过，能听到水流声，收音机在广播，还有小孩的笑声。在二楼，他们听到一个男人震耳欲聋的鼾声。
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那个包裹，胳膊平伸着，仿佛里面装的是钚。她把它藏到行李箱的深处，埋在衣服中间。马赫提着箱子，走下楼梯，穿过无人的大堂。他们路过餐厅，一些早起的住客已经开始享用丰盛的早餐。他们从后巷的一扇防火门离开饭店。夏莉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套装，戴着一块头巾。她租来的奥佩尔停在他的大众轿车旁边。从饭店的厨房里传出厨子的大喊大叫、咖啡的香气和油煎食物的滋滋声。
“你离开美景旅馆之后，往右拐。公路和河谷平行，你不会错过那座铁桥的。”
“你已经告诉过我了。”
“在轮到检查你之前，就估量一下海关的警戒水平。如果他们搜查每一件行李，就马上调头，开到什么地方，把这些文件藏起来。树林里，小沟，谷仓……一个比较好认、你能记起来的地方，这样别人可以来找到它。然后马上出境。向我保证。”
“我保证。”
“每天都有一班从苏黎世飞往纽约的航班。下午两点。”
“两点，我知道。你和我说过两遍了。”
他朝她走近一步，但是她躲开了。“我不和你说再见。不是在这儿。今天晚上我会和你见面的。咱们俩还会见面的。”
那辆奥佩尔令人泄气地无法发动。她拉开节气门，又试了一次。这次引擎终于发动起来了。她把车倒出停车的地方，一眼也没有看他。她发白的指节用力地攥住方向盘。
然后，她离开了马赫，只在身后的清晨空气中留下一片蓝白色的轻烟。

马赫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坐在床边，抱着她的枕头。他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换上制服。他站在梳妆台的镜子前面，扣上黑色外套的纽扣。无论是哪种结局，这都是他最后一次穿上这身制服了。
“我们将改变历史。”
他戴上军帽，调整左右，然后拿起昨天晚上做的三十多页笔记，他的笔记本，还有布勒的记事本，把它们放在一起，用剩下的半张棕色厚纸把它们包在一起，放到衣袋里。
历史会这么容易地被改变吗？他对此感到怀疑。当然，根据他的经验，那些秘密就像浓酸——一旦被泼洒出来，就会一路腐蚀掉它们碰到的所有东西：既然婚姻生活会被腐蚀掉，那么为什么不会腐蚀掉一届总统任期呢？为什么不会腐蚀掉一个恐怖政权呢？但是说到历史……他不自主地摇了摇头。这超出了他的能力。一个侦探会根据怀疑找到证据。至于历史那部分，他把它留给她去完成。

他把路德的提箱拿到浴室，把夏莉留下的瓶瓶罐罐、手套、勺子、碟子和刷子都扫到里面。接下来他清理了卧室。很奇怪，当她在这儿的时候，这间屋子看上去挤得满满的。她走了之后，房间显得空荡荡的。
他看了看手表。八点三十分。她现在应该离柏林很远了。可能已经开到了维滕贝格，另一个马丁.路德开始伟大的宗教改革的城市。
在登记柜台后面，经理鬼鬼祟祟地出现了。
“日安，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这个特殊询问结束了是吗？”
“没错。感谢你的配合，贝克尔先生。”
“这是我们的荣幸。”贝克尔扬起了一边眉毛。他那两只肥厚多肉的手掌用力搓到一起，仿佛在从里面榨油。“如果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觉得有必要再次进行询问的话……”他那刷子一样的眉毛在上下飞舞，“也许我能为他提供一两名嫌疑人？”
马赫笑了。“日安，贝克尔先生。”
“祝您日安，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他坐在大众轿车的副驾驶座上，沉思了半晌。备用轮胎是个很不错的地方，不过他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塑料门板密封得很好，没法拆下来。最后他把手伸到烟灰缸下面，摸到了一块光滑的平面。很好。他撕下两条胶布，把那个小包粘在冰冷的金属上。
他把剩下的胶带塞进路德的手提箱，把它扔进了饭店厨房外面的一个垃圾筒。那个公文箱躺在垃圾的上面，棕色的皮革表面格外醒目。马赫找到一截断掉的扫帚把，在垃圾堆里挖了一个坑，把皮箱推了进去，然后用咖啡渣、鱼头、菜皮和长蛆的臭肉把它盖上。

二
黄色的标志牌上只有一个词。Fernverkehr，远途交通。它标示着柏林的环形高速公路。在向南的路上，只有马赫这一辆车。这条路上还有零星的几辆巴士和小汽车，不过它们都在朝另一个方向行驶。
他驶过坦珀尔霍夫机场的铁丝网围栏，周围一下子变成了郊区的景色。宽阔的快速公路两侧是住宅小区和便利商店。红砖建造的五层公寓楼丑陋地排列在路旁，人行道上种着整齐划一的树木。在一块西门子冰箱的金属大广告牌下面，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儿正在地上捡什么东西。左边是一家医院。右边是一座年久失修、已经关闭的小教堂，外墙上涂着党的宣传口号。一群身穿褐色衬衫的青年站在梯子上，从教堂的房顶往下放着条幅，“德意志人民敬爱的元首……”
马赫驾车驶过一块块出口标志牌：“马林菲尔德”，“比克夫”，“利希滕拉德”……
前面是一个带交通信号灯的路口。红灯。他停了下来。在他前面，是通往萨克森和符滕堡的高速公路。通往莱茵河，通往苏黎世，通往美国……在他后面，有人在按喇叭。信号灯变成了绿色。他拨下转向灯，往右拐去，驶离了快速公路，接着发现自己在那些看起来都一样的住宅区小路中迷了路。

五十年代开发这片郊区时，用战争中那些名将的名字命名了这里的街道：斯图登特大街，莱希瑙大街，曼陀菲尔林荫大道……马赫经常在这里迷路。他是应当在莫德尔大街往右拐、驶上迪特里希大街呢，还是应当从保卢斯大街往左拐进入迪特里希大街呢？他沿着路边慢慢地开车，一栋栋地辨认着那些一模一样的平房，最后终于找到了。
他把车停在常停的地方，几乎要去按喇叭了，忽然意识到这是这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不是第一个。不是他的探望日。也就是说他不能接近皮利。需要采取正面行动，就像哈梭.冯.曼陀菲尔将军曾经做过的那样。
在混凝土小道上没有散落的玩具或者垃圾。他按门铃时，那条狗没有叫唤。他小声地咒骂着。这个星期他似乎总是在空房子外面吃闭门羹。他站在门廊上，扒着玻璃往屋里看。帘子动了一下。
“皮利！你在那儿吗？”
帘子的一角被掀开了，仿佛显贵揭去一幅画像上的覆布。他儿子苍白的脸出现在玻璃后面。
“我能进来吗？我想和你谈谈。”
那张脸毫无表情。帘子又放了回去。
好兆头还是坏兆头？马赫无法断定。他朝窗户挥手，指着花园：“我在那儿等你！”
他走回木栅栏门那儿，望着外面的道路。两边都是平房，街对面也是。它们向各个方向延伸，仿佛一座巨大的兵营。这一带的房子里住的大多是老人。幸存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经过了接下来的一系列动荡和不幸，幸存下来——通货膨胀，失业，党的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十年以前，他们就已经变得白头驼背了。他们看到了太多，经历了太多。现在他们坐在家里，隔着窗户对皮利这样的小孩大喊大叫，指责他们太过吵闹、或者电视看得太多。
马赫在那块手帕一样大的草坪上来回踱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块草坪也不大。一辆辆车从门外驶过。两栋房子之外，一个老头在修理一辆自行车，鼓着腮帮子，气喘吁吁地给车胎打气。别的什么地方有割草机的响声。
皮利还没有动静。马赫正在琢磨自己是不是要跪在门外、冲门框下面的投信口喊上两句，这时门开了。
“好小伙子。最近怎么样？你妈在哪儿？赫尔弗里希在哪儿？”他无法说出“埃里希叔叔”这样的字眼。
皮利把门打开了一条小缝，只够伸出一张脸。“他们不在家。我得画完我的画儿。”
“不在家？”
“去排练庆祝游行。我看家。他们这么说的。”
“我知道了。我能进来和你谈谈吗？”
他等待着被拒绝。不过，那男孩一言不发地站到了一旁，让他进去。马赫在离婚之后第一次走进了前妻的住处。
他打量着那些家具。便宜，但是看上去很漂亮。壁炉架上放着一大束水仙花。房间里整洁干净，一个污点都没有。她总是追求尽善尽美。就是这样，他早就知道这点。甚至在电视上方挂着的元首画像——白发的元首站在元首宫的花园里，慈爱地抱着一个孩子——也显得很有品味。克拉拉的这位人间上帝是位和蔼亲善的神。这位新的上帝取代了旧的那个。他摘下帽子，觉得自己像一个闯空门的夜贼。
他站在尼龙小地毯的边上，开始了他的演讲。“我必须走，皮利。可能会很长时间见不到你。人们可能会对你说到我，会说到一些可怕的东西，但那不是真的。我想告诉你……”告诉你什么？他把手插到头发里。皮利抱着胳膊站在他面前，瞪着他。他结结巴巴地试图说下去：“爸爸不在你身边，这些年你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那时我比你现在的岁数还小。有时候，因为这个，我恨他。”
他的眼神……看上去真冷酷……
“但是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很想他。如果我现在能和他谈话……问问他……我会……”
从囚犯头上剪下的头发必须进行合理使用。人发可以制成工业用毛毡、或者纺成线。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呆呆地站了多长时间。他垂下脑袋，一言不发。最后，他说：“我必须走了。”
这时皮利朝他走过来，拉住他的手。“没关系，爸爸。现在别走。我给你看看我的画。”

男孩的卧室就像一个司令部。帝国空军的喷气式攻击机正在俯冲轰炸，战斗机在盘旋上升。这些塑料组装模型用几乎看不见的细钓鱼线挂在天花板上。一面墙上挂着东线的大地图，用颜色图钉标注着敌人的位置。另一面墙上贴满了皮利身穿儿童团制服的照片。
皮利一边画，一边对马赫讲解：“这是我们的飞机。呜呜呜！这是红军的高射炮。砰砰！”黄色的蜡笔线条布满了天空。“现在给他们尝尝这个！”一串黑色的蚂蚁蛋像雨一样落下。“布尔什维克匪帮派出了他们自己的飞机，不过性能不如我们的好。”空战持续了五分钟，一个高潮紧接着另一个高潮。
突然间，大概是厌倦了自己的创作，皮利扔下蜡笔，扑到了床地下。他掏出一大摞彩色的军事画报。《信号》，《鹰》，《装甲》，画报版的《黑色军团》……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多杂志？”
“埃里希叔叔给我的。他有好多。”
皮利蹦到床上，开始翻动那些画页。“这文章说的是什么？”他把杂志递给马赫，坐得离他更近了一些，拉着他的胳膊。
“工兵慢慢地贴近机枪阵地的铁丝网防线，”马赫读道，“一阵火光，滚滚燃烧的凝固汽油喷出死亡的火焰，让敌人的机枪手失去了战斗力。火焰喷射器的操作手是无畏的男人，他们的神经像钢铁一样的坚强。”
“这个呢？”
这并不是马赫事先设想的那种道别，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喜欢这样的话……他继续读下去。“‘我们想为新欧洲而战’，在上阿尔萨斯的党卫军训练营里，从哥本哈根来的三个兄弟和他们的连长说道。他们在种族、健康和思想政治上完全符合党卫队成员的资格，现在正在林中营地里享受着男子汉的户外生活。”
“这个呢？”
“拜托，皮利，你已经十岁了，你看得懂这些杂志。”马赫微笑着说。
“但是我想听你讲。看这个。这是一艘潜水艇，像你的那条船。上面说什么？”
他停止了微笑，放下杂志。有些地方不对头。是什么呢？
他想起来了。那种奇怪的安静。没有汽车，没有人声。甚至连割草机都停止了工作。他看到皮利的眼睛不时瞟着窗外。他明白了。
屋子里什么地方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马赫冲向房门，但是那个男孩比他还快。他冲向马赫，死死地抱住他的腿，坐在他的脚上，装出小孩撒娇的样子。“别走，爸爸！”他说，“别走……”
马赫的手抓到了房间的门把手，但是他动不了。他已经被皮利牢牢地抱住了。我以前梦到过这个场景。
在他身后，窗户被砸开了。碎玻璃打在他们的后背上。身穿制服、手持真枪的家伙冲进了这个房间。突然，马赫仰面倒在了地板上，望着头顶上的那些塑料小飞机。它们用几乎看不见的钓鱼线挂在天花板上。

他能听见皮利的声音。“没事的，爸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是来帮助你的。他们会让你变得更好。然后你会回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保证过……”

三
他的双手被铐在背后。两个党卫军把他按在墙上，背靠一张巨大的东线地图。格洛布斯站在他的面前。皮利已经被粗暴地赶出了这间屋子。谢天谢地。
“这个时刻我已经期待很久了，”格洛布斯兴奋地搓着手，“就像一位新郎等待新娘一样。”他朝马赫的胃部狠狠地打了一拳，打得他喘不上气来。马赫痛苦地弯下身子，跪到了地上，像一只大虾米一样蜷缩起来。身后的地图和那些小图钉也被带了下来。格洛布斯揪住他的头发，把他从地板上拉了起来。马赫大口地吸气，感觉马上就要呕吐。还不等他喘过气来，格洛布斯又是一记老拳，马赫再次痛苦地蜷缩到地板上。这个过程重复了好几次，直到马赫像一条死鱼一样完全瘫软在地毯上。格洛布斯站在他的脑袋旁边，靴尖对着他的耳朵。“你们看，”他对周围的恶棍们说，“现在我用脚来踩这堆屎。”从遥远的地方，马赫听到了许多男人粗暴的笑声。

“那个女孩在哪儿？”
“什么女孩？”
格洛布斯慢慢地把他那香肠一样的手指举到马赫脸前，攥成拳头，然后向下移去。
空手道式的猛然一击，打在了马赫的肾部。他眼前白光一闪，再次扑倒在地板上，恶心得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最糟糕的是，你知道眼前所经历的痛苦只是山脚的缓坡，前面还有一座高耸如云的山峰要爬。他知道这套拷打的程序。最初是胃部。接着是肾部。然后是耳朵后边，枕骨附近……
“那个女孩在哪儿？”
“什么……女孩？”

他们下了他的武器，给他戴上手铐，然后半推半拉地带出那座木板房。门外已经站了一群围观者。克拉拉的那些老年邻居们饶有兴趣地看着马赫被按低脑袋、塞进宝马警车的后座。在被塞进轿车前的一瞬，马赫看到外面停着至少五辆警车，一辆卡车，还有一整支身穿黑色制服的军队。他们以为在这个平静乏味的退休阶级住宅区会遇到什么？一场小型战争？
依然看不到皮利在哪里。手铐在背后，迫使他必须将身子前倾。两个盖世太保的彪形大汉也挤进了宝马的后座，一左一右。警车开走时，马赫看到那些老年公民正在慢吞吞地走回他们自己的屋子，缩回到安全的沙发里，继续看他们的电视。

车队一路向北飞驰，穿过节日的车流，经萨尔大街向东拐进了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在离盖世太保总部大楼五十米开外的地方，车队拐进了一扇高高的监狱式铁门。里面是一个砖墙大院。
他被拖出轿车，被那两个彪形大汉夹着，押进一扇小门，沿着混凝土楼梯向下走去。他不记得自己走了多久。转过一道弯，经过一道厚厚的水泥钢门，里面是一道有拱顶的走廊。“咣当”一声。一扇门被打开了。他被塞进了一间狭小的单人囚室。接下来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他们让他独居一室，这样他的想象力就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勾画出种种恐怖的预测。这是他们标准的做法。马赫爬到墙角，靠墙坐了下来，脑袋靠着冰冷的水泥砖。在这里每熬过一分钟，她就多出一分钟的逃脱时间。他想到了皮利，想到了那些谎言，不禁攥起了拳头。
牢室里面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挂在牢门上方，和他一样，被囚禁在一个生锈的铁笼子里。他看着自己的手腕。他们拿走了他的手表。她现在会不会已经到纽伦堡了呢？他闭上眼睛，开始想象纽伦堡那些教堂的哥特式尖塔。圣洛伦佐教堂，圣塞巴多斯教堂，圣雅各布教堂……
他的每一条肢体——甚至包括身上每一个叫得出名的部位——都在抽痛。不过他们很注意，没有在脸上留下明显的伤痕。他有幸遇到了一群专家。想到这点，他差点莞尔一笑，但是从肋骨部位传来的一阵剧痛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被带出了牢房，沿着走廊，来到一间讯问室。白墙，厚重的橡木桌，两端各摆着一把椅子。墙角有一个铸铁的炉子，不过没有生火。格洛布斯没有露面。审讯由克雷布斯主持。他的手铐被取了下来。接下来又是老一套——好警察，坏警察，红脸白脸，大声咆哮，温言劝诱。那个干巴巴的克雷布斯甚至试图开玩笑：“通常我们会连你儿子也一起逮捕的，用他来让你……嗯，怎么说呢，提供合作。但是在你的这个案子里，我们知道这种手段反而会起反作用。”这就是盖世太保的幽默。克雷布斯微笑着靠回椅子，用手里的铅笔指了指马赫，“无论如何，他是个不平常的小孩。”

“不平常……只有你们才这么认为。”在之前的殴打中，马赫的舌头被自己的下颌狠狠地咬了一下，说起话来很不利索。
“昨天晚上，我们的人给了你的前妻一个电话号码，”克雷布斯慢悠悠地说，“一旦你露面，就通知我们。这孩子在一旁记住了我们的话。他一看见你，就给我们打了电话。真是党的好孩子。他继承了你的头脑，马赫。你的主动精神。你应当为他感到骄傲。”
“就目前这个状况来说，我对我儿子的感情的确非常强烈。”
很好，他想。就围绕着这个话题谈下去吧。多一分钟，她就多逃出一公里。
但是克雷布斯很快就言归正传，打开了一个厚厚的卷宗夹子。“现在我手里有两个关于你的案子，马赫。第一个是关于你的政治可靠性问题，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弄了好几年了。今天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案子——至少不是直接有关联。第二个案子：你在过去一周里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你同已故党员路德同志叛逃到美国的阴谋的牵连。”
“我和这事没有任何关系。”
“昨天早晨，你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曾经被一名交通警察盘问。此时路德也在那里，正试图同美国女记者麦吉尔，以及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接头。”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荒谬！”
“你否认你到过广场吗？”
“不，当然不。”
“那么你为什么去那里呢？”
“我在跟踪那个美国女人。”
克雷布斯在做着笔记。“为什么？”
“她就是发现党员施图卡尔特同志尸体的那个人。考虑到她是一家资产阶级民主派媒体的特派员，我很自然地对她产生了怀疑。”
“别糊弄我，马赫。”
“好吧，我在跟踪她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如果她能误打误撞地碰上一具退休的国务秘书的尸体，没准她也会撞上另外一具。”
“恩，这个观点比较有说服力。”克雷布斯摸着他的颧骨，沉思了一阵儿，然后拆开一包香烟，丢给马赫一支，接着又打开一包新火柴，给马赫点上火。马赫深深地吸了一口，让烟充满自己的肺部。他注意到克雷布斯并没有为自己点烟。这些都是审讯程序的一部分。盖世太保的小道具。
克雷布斯又在翻弄着他的笔记本。皱起了眉头。“我们相信叛徒路德正在打算将一些敏感信息泄露给美国记者麦吉尔。什么样的信息？”
“我不知道。也许是艺术品走私案？”
“星期四那天，你去了苏黎世。去干什么？”
“在路德消失前，他去过那里。我想看看那里有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突然消失。”
“找到了吗？”
“没有。但是我的这次旅行是得到批准的。我向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内贝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你们没看到吗？”
“当然没有。”克雷布斯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东西。“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先生的嘴巴紧得很。甚至对我们也是这样。麦吉尔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
“你应当知道，因为你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开车把她接走了。昨天，枪击案发生之后。”
“那不是我，克雷布斯。”
“是的，那是你，马赫。在那之后，你去了停尸所，检查了叛徒路德的个人物品——我们对这一点很有把握。党卫队医生艾斯勒可以作证”
“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是路德的，”马赫说，“我只知道它们属于一个叫斯塔克的人，当他被打死的时候，离麦吉尔只有三米远。我当然会有兴趣检查一下他身上带着什么东西，因为麦吉尔才是我感兴趣的目标。还有，如果你记得的话，星期五晚上是你亲自把路德的尸体指给我看。究竟是谁打死了路德？是蓄谋还是意外？”
“那不重要。你指望能从停尸房中找到什么东西？”
“许多。”
“什么？具体点！”
“跳蚤。虱子。从他那破烂衣服上撕下来的一小块破布。”
克雷布斯“啪”地把铅笔扔到了桌子上。“你是个聪明人，马赫。至少我们确信这一点。你平白无故地对一个普普通通的死胖子发生兴趣，你认为我们会跟你的同事耶格尔一样相信这一点吗？你可以继续这么玩下去，拖延几个小时。但是我们不愿意陪你玩几个小时，马赫。而且我们没有你想像得那么傻。”他沙沙地翻弄着一摞纸，用蜘蛛一样细长灰白的手指头翻弄着那些文件和记录，接着甩出了王牌。
“你从机场拿走的那个手提箱，里面装着什么？”
马赫凝视着克雷布斯身后的某个点。他们什么都知道了。
“什么手提箱？”
“看上去像医生出诊箱的那个手提箱。不是很沉、但是很可能放着文件的那个手提箱。曼弗雷德在给我们打电话之前半小时交给你的那个手提箱。他回到办公室，收到一份传真，马赫，从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发来的，禁止你出境的全国紧急通报。他看见那份传真之后，决定——像一个爱国的公民那样——最好把你的拜访告诉我们。”
“曼弗雷德！”马赫说，“‘一个爱国的公民’？他在骗你，克雷布斯。拿谎话来掩盖他自己的那些勾当。”
克雷布斯又叹了口气。他站了起来，踱到马赫身后。他的手放在马赫那张椅子的靠背上。“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很愿意多了解了解你。我是说如果你还能剩下什么东西的话。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会变坏呢？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对这此很感兴趣。好在未来预防类似的情况发生。”
“你的好学精神很让人敬佩。”
“你又开始了，是不是？态度问题，这是你最大的症结所在。马赫，你要知道，帝国正在发生变化——从内部——而且你本来可以成为这个变化的一部分。元首自己也对帝国的年轻一代更有兴趣——你认真听我说！他赞成对帝国进行重组，对内对外变得更加开放，还有，跟美国人展开对话。像奥迪洛.格洛布尼克那样的老东西……”他轻蔑地比了个手势，“他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凑到马赫的耳边，轻声地说：“你知道格洛布斯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洗耳恭听。”
“因为你让他显得很蠢。在格洛布斯的世界里，那意味着最严重的冒犯。你帮我的忙，我就帮你抵挡他。”克雷布斯坐回座位，恢复了正常的音调。“那个女人在哪儿？路德想把什么情报交给她？路德的手提箱在哪儿？”
还是这三个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

讽刺的是，这种询问方式能够给受审的一方提供足够的信息，从而使他们掌握和审问方一样多——甚至更多——的情报。从克雷布斯的问题里，马赫能够知道他们目前掌握了哪些对他不利的情况，比如说，他们知道马赫去了停尸房，还从机场取走了一个手提箱。但是他们不知道路德试图透露给美国人的信息内容。从这一点上，马赫看到了希望。
克雷布斯又耐心地询问了半个小时，还是徒劳无功。这时房门打开了，格洛布斯出现在门外，手里拎着一根沉甸甸的警棍。那根棍子的皮革外套已经被无数受害者的血浆洗得黑亮黑亮的，在他手上来回晃荡，里面像是灌满了铁砂。在格洛布斯的身后，站着两个像大猩猩一样粗壮的打手。
克雷布斯换成了立正姿势。格洛布斯开口问道：“他全都交待了吗？”
“没有，全国副总指挥先生。”
“哈！那么现在轮到我来问他了，我想。”
“当然。”克雷布斯俯身收拾桌子上的纸张，扭头看了马赫一眼。
马赫怀疑那究竟是自己的想象、还是灯光的原因，他竟然看到克雷布斯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带有歉意的表情。

克雷布斯离开之后，格洛布斯兴奋地在审讯室里踱步，一边五音不全地哼着一支早年间党的进行曲的调子，一边呲牙咧嘴地笑着，好像一只抓到了老鼠的大肥猫。他手里拖着一根木头棒子，在石地板上划来划去。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亲爱的小马赫？……不知道？不回答？这是美国人的发明。一根棒球棍。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礼物。”他举起棍子，在头顶上挥舞了几下。“我在考虑组建一支党卫军棒球队呢。我们可以跟美国陆军比赛。你说这个主意如何？戈培尔觉得不错。他认为美国佬会喜欢这种比赛的。”
他把球棒放在桌子旁，开始解开上衣的牛口。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认为第一个错误是1936年犯下的。希姆莱让所有巡街的臭警察都穿上了党卫队的军装。从那个时候起，就不断地有你这样的渣滓和内贝那样的老臭逼混进党卫队里面。”
格洛布斯把上装递给一个打手，开始卷起衬衫的袖子。突然间，他粗暴地吼叫起来：“老天爷！我们本来知道怎么跟你这种王八蛋打交道。但是现在党卫队已经被腐蚀了，软弱了！‘你有没有胆子’变成了‘这符不符合纪律’。41年在东线的时候，去他妈的什么破纪律。那儿的气温有零下五十度，你撒的尿会被冻在半空中。”他换了一种声调：“马赫，你当然见过克雷布斯的。你会爱上他的，这个怂货。他是你这种类型的人。”他学着克雷布斯的声音：“‘您允许的话，全国副总指挥先生，我想先单独询问嫌疑犯。我觉得他会对比较温和的询问方式作出回应。’温和个鸡巴！如果他是我的狗，我会喂给他毒药吃的。”
“如果他是你的狗，他会把毒药吃下去的。”
格洛布斯兴奋地对两个助手说：“瞧瞧这家伙，还在卖弄他那点可怜的幽默。”他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拿起棒球棍，转向马赫。“我看过了你的材料。你倒是挺擅长写东西的，做了一大堆笔记，列了一大堆表格。去你妈的二流作家。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左撇子。”
“又在撒谎。把你的右胳膊放到桌子上！”
马赫觉得胸口喘不上气来。“去你的。”
格洛布斯瞪了一眼两个帮凶，他们连忙从背后紧紧抓住马赫的胳膊，然后把他的脑袋按在桌子上。一个打手把马赫的左臂扭到背后，扭得高高的，几乎脱臼。马赫痛苦地呻吟着，另一个恶棍爬到桌子上，牢牢按住他的右臂和脑袋。这家伙的膝盖离马赫的脑袋只有几寸远。现在马赫只有手指头还能自由地动弹。
格洛布斯拎起球棒，掂了掂分量，然后用全身力气把它抡起来，就像伐木工人用斧头砍树一样，抡了个三百度的圆圈，然后狠狠地砸在了马赫的手背上。
他一开始并没有昏迷过去。两名打手松开了他，马赫瘫软如泥，滑到了地上。桌子上留下了长长一条亮晶晶的液体，那是唾液、眼泪和鼻涕的混合。马赫跪在地上，两条胳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过了好一阵，他才能抬起头来，看到自己的手掌。他的手又高又肿，变成了一团生肉，血管断裂，皮肉变色。直到这时，他才昏迷过去。

黑暗之中传来一阵皮靴踏地的声音。
“那个女人在哪儿？”
他被踢了一脚。
“路德要交给她什么情报？”
又是一脚。
“你从机场偷了什么东西？”
又一脚。
一只皮靴踩在那只皮开肉绽的手上，旋转着向下踩去，就像在石头地面上碾灭一个烟头。

马赫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蜷缩在墙角，那只已经残废的手瘫在地上，又红又黑又紫，肿得老高，就像一个死婴。一个人，可能是克雷布斯，正在俯身对他说着什么，不过他听不清。
“这是什么？”他终于听明白了克雷布斯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
这位盖世太保的侦查员上气不接下气，仿佛刚刚爬完几百阶楼梯。他一只手抓住马赫的下巴，另一只手握着一迭纸。
“这上面写的东西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你的车里发现了这些东西。烟灰缸底下。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马赫把头转开，对着漆黑的墙壁，一言不发。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他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判断力——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人影。一个金属的东西压在他的皮肤上。一根锋利的针尖正对着他的眼睛。他试图伸手挡开，但是胳膊却被人攥住了，一点也不听使唤。针尖扎进了他的静脉。那个穿白衣服的人碰到了那只烂肉一样的手，马赫发出一阵痛苦的嚎叫，但是一阵更巨大的痛苦很快沿着他的静脉向全身袭来。
折磨他的那个医生岁数很大，弯腰驼背，苍白的皮肤像纸一样脆。在马赫看来，一定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了许多年。他皮肤的毛孔里积攒了许多污垢，眼睛后面有一片阴影。他没有说话，清理了马赫手上的伤口，用一种干净的、闻起来像停尸房防腐剂一样的液体把皮开肉绽之处清洗干净，然后用一条白绷带把它包扎起来。然后他仍然一言不发，和克雷布斯一道把马赫扶起来。他们把他放回椅子上，在他面前放着一杯香浓醇厚的咖啡。一支香烟被塞到了他的那只好手里面。

四
马赫在自己的脑海里修起了一道墙。他把夏莉和她那辆飞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放在了这堵墙的后面。这堵墙非常高，用他凭自己的意识想象出的任何材料修建而成——巨石、混凝土、砖瓦、条石、生锈的铁床架、被推倒的有轨电车、行李箱、婴儿推车……那堵墙沿着阳光明媚的德国大地延伸开来，就像中国的长城，马赫自己一个人在这堵墙前面巡逻，守卫着墙后面的东西。他永远也不会让他们越过这堵墙。除了墙后面的东西之外，别的东西他们都可以得到。
克雷布斯还在读着马赫的笔记。他的两个胳膊肘都放在桌子上，双手撑着下巴。他偶尔动一下，伸手翻到笔记的下一页。马赫平静地看着他。在抽完香烟、喝完咖啡、来自手上的巨痛消失之后，他的心情甚至有些愉悦。
克雷布斯终于读完了所有的笔记，庄严地阖上了眼睛。他的脸色显得十分苍白。然后他把那些记满数字和日期的纸摊开，把马赫的笔记本和布勒的记事本放在旁边。他一毫米一毫米地调整着这些东西的位置，直到它们完美地对齐为止。也许是药物的作用，突然之间马赫能看清楚东西了，而且看得非常清楚。他可以看见墨水在那些纸上洇凯的痕迹，看到克雷布斯没有刮过的胡子茬。在一片寂静中，他甚至觉得自己能听到灰尘落下来的声音。
“你要把我杀了吗，马赫？”
“杀掉你？”
“用这些东西。”克雷布斯的手指头停留在离那些材料一厘米高的地方。
“这得取决于是谁知道你看过了这些东西。”
“车库里的一个下级警员。我们把你的车拖到这里，他从车里搜到了这包材料。他把它直接交给了我。到目前为止格洛布斯还不知道……”
“那就是答案。”
克雷布斯开始揉搓自己的脸，然后停了下来，手指头按着脸，好像犯了牙疼。他透过指缝看着马赫。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可以自己去看。”
“我当然看过了。不过看不懂。”克雷布斯翻弄着那些纸张。“比如说这个。什么是齐克隆-B？”
“氢氰酸结晶体。在那之前他们用一氧化碳。再之前用子弹。”
“还有这儿：奥斯维辛-比克瑙，库姆霍夫，贝乌泽克，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索比堡……这些究竟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用齐克隆-B杀死犹太人的地方。”
“还有这个……每天八千……”
“这是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毒气室和焚尸炉每天杀死的人数。”
“一千一百万……”
“那是欧洲的犹太人总数。也许他们成功了，这些犹太人被完全消灭了。起码现在我一个犹太人也见不到。你呢？”
“这儿，这个名字，格洛布尼克……”
“当时他是卢布林大区的党卫队和警察头头。那些杀人中心是他建立起来的。”
“我不明白，”克雷布斯把这些材料扔回桌子上，仿佛它们咬了他一口似的。他摇着头：“我不知道这些事……”
“你当然知道。每次有人拿‘被送到东边去’开玩笑的时候，每次母亲吓唬小孩说如果不乖就要被送到‘烟囱里面去’的时候，你都应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搬进了他们的房子，拿走了他们的财产，得到了他们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敢面对事实。”他用左手指着那摞纸。“这些材料给那些犹太人的骨头加上了血肉。但是骨头已经在焚尸炉里面被烧成了骨灰和空气。”
“我是说，我不知道布勒、路德和施图卡尔特卷到了这件事里面。我不知道格洛布斯也有份……”
“当然。你以为你只是在调查艺术品盗窃案。”
“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克雷布斯喃喃说道。“星期三的早晨，我在调查德国劳工阵线的腐败案。非法出售劳保用品。然后突然之间，我被叫到党卫队全国领袖那里，单独会面。他对我说，一些退休的高官卷入了艺术品走私案，这会给党的形象带来很坏的影响。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负责这件案子，他让我立即去天鹅岛，接受新的任务。”
“为什么他选中了你？”
“为什么选中我？党卫队全国领袖知道我对艺术很感兴趣。我们谈论过这方面的话题。我的任务只是到那里去对艺术品进行登记。”
“但是你一定意识到是格洛布尼克杀了布勒和施图卡尔特？”
“没错。我不是白痴。我跟你一样知道格洛布斯的名声。但是他在执行海德里希的命令，如果海德里希让他逃脱，以避免发生和党有关的丑闻，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是谁，有什么能力去反对？”
“你有什么能力去反对？”马赫重复道。
“咱们俩把这事讲清楚，马赫。你是说他们的死跟艺术品走私案丝毫无关？”
“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所谓的艺术品走私，只是掩盖另一桩丑闻的幌子。仅此而已。”
“但是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为了避免公开审理带来的丑闻，格洛布斯代表国家秘密处决这些罪犯。他不顾一切想抢在刑警的前面。星期三晚上，我还在研究天鹅岛的那些照片时，接到了他的电话。当时他非常愤怒，说虽然已经正式把你从这个案子调开，可是你却闯进了施图卡尔特的公寓。他让我到那儿把你抓出来。我去了。我告诉你，如果是格洛布斯说了算的话，那时候就是你的末日轮。但是内贝插了一手。接下来，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调车场发现了路德的尸体。整个案件本来应该在那时就结束的。”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那不是路德的尸体的？”
“星期六早上，大概六点钟。格洛布斯往我家里打了电话。他说他得到情报，路德还活着，准备在九点钟在帝国人民大会堂门口和那个美国女记者碰头。”
“他知道这件事，”马赫插嘴道，“是因为美国大使馆里的内线向他通风报信了。”
克雷布斯对马赫的说法嗤之以鼻。“胡说八道。他窃听了电话才知道这件事。”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克雷布斯打开文件夹，取出一张单页的棕色纸。“夏洛滕堡的分析中心直到午夜才整理出这份记录。”
马赫接过那张纸。

Forschungsamt（注：“研究所”，海德里希成立的窃听机构）
最高国家机密
G745,275
起始时间：2351时，1964年4月17日
……
男：“你说我需要什么？你认为我需要什么？在你的国家政治避难。”
女：“告诉我你在哪儿。”
男：“我会付钱的。”
女：“那不必……”
男：“我有情报。珍贵的情报。”
女：“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接你。我们一起去大使馆。”
男：“太快了。现在还不必。”
女：“什么时候？”
男：“明天早上。听我说。九点钟。大会堂广场。中央的台阶。明白了吗？”
女：“知道了。”
……

一时间，马赫仿佛又听到了她的声音，闻到了她的气味，触摸到了她的肌肤。
与此同时，他的思绪一片混乱。
他把那张纸还给克雷布斯，后者把它工工整整地放回文件夹。“接下来发生的事你都知道了。格洛布斯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楼顶上布置了狙击手，要求路德一露面就开枪把他打死。坦率地说，这个命令让我很惊讶。在公共场合做这种事……我想，这个家伙一定是疯了。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急于要路德的性命。”说到这里，克雷布斯停了下来，意识到他在干什么，他的角色和任务是什么。他简短地结束了自己的话：“我们搜查了尸体，什么也没发现。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跟踪你。”
马赫的手又开始传来一阵阵抽搐的疼痛。他低下头，看见白色的绷带上渗出了血迹。
“现在是几点？”
“五点四十七分。”
她已经开了十一个小时的车。
老天，他的手……红色的污渍在慢慢扩散，在白色的绷带上形成了一片星罗棋布的群岛。
“他们一共有四个人。布勒，施图卡尔特，路德和克里青格。”
“克里青格？”克雷布斯开始做笔记。
“弗里德里希.克里青格，帝国总理府的国务秘书。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是不会把所有的信息都记下来的。”
克雷布斯把铅笔扔到了一旁。
“令他们感到不安的，并不是灭绝行动本身。记着，他们都是资深的老党员。由于没有明确的来自元首本人的书面指令，才令他们感到恐慌。一切都是口头汇报，没有书面指令。他们得到的只是来自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口头指令，说元首希望这么做。我能再要一根烟吗？”
克雷布斯给他点上烟，马赫美美地吸了两口。“这些都是我的推测，你明白吗？”克雷布斯点点头，示意马赫接着说下去。“我的猜测是，这些人都是精于法律的老官僚，还有好几位资深律师，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书面文件把元首本人和灭绝犹太人的这项政策联系起来？我想，他们的结论是，由于这个计划太可怕，国家元首不可能让自己过于明显地牵涉其中。那么为什么这些任务交给了他们去干？因为如果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责任就会推到他们、而不是元首身上，他们就会成为战犯。而如果德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们也会总有一天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屠杀行为的替罪羊。”
克雷布斯小声嘀咕说：“老天，我不想知道这些……”
“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保险措施。他们写下了书面誓词，这很容易，毕竟四个人里面有三位是律师。然后他们开始把能搜罗到的一切与此有关的材料都收集起来。最后他们还写了一份对集中营的访问记录。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双重保险。如果德国赢得战争，希姆莱或海德里希想灭口，他们就可以用这些材料来进行反讹诈，保住自己的性命。如果盟国赢得了战争，他们就可以说：看啊，我们反对这项政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收集证据。路德甚至在这里面加进去一些对盟国敲诈勒索的材料：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发表的亲纳粹言论。把那个给我。”他朝自己的笔记本和布勒的记事本点点头。克雷布斯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它们推过桌面。
用一只手打开记事本、翻到要找的地方，做起来很困难。他最终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
“集中营的运作方式使得没有人能活下来当证人。毒气室和火葬场是由挑选出来的囚犯操作的，这些人最后也要被杀死，由新的犯人代替，这一批人过一段时间也会被干掉，以此循环。对于这个杀人链条的最低一环，是这么处理的，那么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呢？看这里。1942年1月，海德里希召集各个部的相关人员，在万湖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14个人参加了会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1954年，第一位与会者死了。接下来是1955年，然后是57年、59年、60年、61年、62年。1963年，杀手试图破门而入杀死路德，所以他雇了保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什么也没发生，所以他以为那只不过是普通的入室盗窃。”
“够了，马赫。”
“到1963年，消灭证人的工作开始加速。五月份，格哈德.克罗弗失踪，随后在一处建筑工地找到了他的尸体。十二月，霍夫曼吊死了他自己。今年三月，克里青格被汽车炸弹炸成了碎片。现在布勒吓坏了。克里青格是导火索。他是这个四人小集团里第一个送命的。”
马赫拿起布勒的记事本。
“这里，你看，是克里青格送命的日期，被画上了一个十字记号。在那之后一切恢复正常，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他们是在自己吓唬自己。接下来，四月九号，另外一个十字！布勒的老同事，来自波兰总督区的肖恩加特，在动物园车站撒欢儿跳到了车轮底下。天鹅岛上一片恐怖气氛。但是一切已经完了。”
“我说过，不要说了！住嘴！”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为什么在头九年里只死了八个人，而接下来的六个人在短短的六个月时间里连续死于非命呢？为什么这么匆忙？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耐心等待之后，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突然之间，我们刑警的眼睛从污泥里移开，转向更广阔的视野。谜底在上星期二揭开。我们的新朋友，美国人，要来访问啦！接下来这又引出一个新问题……”
“把那东西给我！”克雷布斯扑过桌子，一把夺回了两个笔记本。走廊外面传来了格洛布斯的声音。
“消灭这些人是出于海德里希自己的意图呢，还是说这个命令来自地位比他更高的那个人呢？来自那个拒绝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任何相关文件上的那个人……”
克雷布斯脸色雪白，双手颤抖着把桌子上的材料拢成一堆。然后他哆嗦着打开了火炉的炉门，一股脑儿把那些东西全都塞了进去。那些纸张和笔记本一开始完好无损地躺在燃烧着的红色煤块上，接着很快冒出了黄色的火苗，然后变成熊熊大火。审讯室的门再次被打开来了。

五
“库姆霍夫！特雷布林卡！贝乌泽克！”在拷打的间歇，马赫冲着格洛布斯大声喊出这些名字。
“现在他总算吐出点东西来了。”格洛布斯对那两个打手狞笑。
“马伊达内克！索比堡！奥斯维辛-比克瑙！”他仿佛在用这一串串名字当作盾牌，来抵挡那恐怖的酷刑。
“哈！真可怕！我该有什么反应呢？迅速萎缩，然后咽气？”格洛布斯抓住马赫的耳朵，凑到他耳边，小声地说：“那些只是名字，马赫。只是名字。那些地方什么也没剩下。我们早就把它们拆了个精光。甚至连一块砖头也没给你留下。真遗憾，是啊！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你的。而且我这么告诉你吧，就连你自己内心的一部分，都在怀疑你自己！”格洛布斯往他的脸上吐了一口痰，一口灰黄色的粘痰。“这个世界一点儿也不关心这档子事儿。”他扔开马赫的脑袋，任其几乎耷拉到地上。
“现在，再问你一遍。那个女人在哪儿？”

六
时间缓慢地从四面八方溜走。他在颤抖，牙齿打战，仿佛发条玩具。
许多年以前，这个房间就关过和他一样的犯人。作为墓碑的替代品，他们用指甲在墙壁的石头上刻下自己的名字。“J.F.G 2-22-57”、“卡佳”、“H.K. 44年五月”。有一个人只刻了半个字母E。他也许没有了体力，也可能是没有时间了。
没有任何一处字迹，他注意到，是在离地面一米以上的地方的。
手上的疼痛令他反应迟钝。马赫产生了幻觉。一条狗在用牙齿咬他的手。他闭上眼睛，想知道现在是几点。他对时间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力。上一次他向克雷布斯问到时间是几点来着？哦，对了，将近六点。然后他们谈了将近半个小时。然后是他和格洛布斯的第二次“交流”，时间好像长得无休无止。现在他被关在这间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看不到一丝外面的光线，精疲力竭，而且还有那只狗在咬他。
他的脸贴在地面上，感觉很温暖。光滑的石头仿佛在融化，像羽毛垫子一般。
他梦见了自己的父亲。小时候他也做过这样的梦，他父亲从家庭相册里的那些照片中走出来，在军舰离开港口的时候站在甲板上，向他挥手，直到最后变成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点，最后消失在天际。他梦见了约斯特，穿着党卫军运动衫，跑步经过布勒的尸体，嘴里背诵着那首诗。他梦见了夏莉。
但是他更多地梦见自己仰面朝天躺在皮利的卧室里，他理解了皮利，原谅了皮利，因为他这么做是为了他。他的双臂像游泳一样拼命划动，两条腿却陷进了泥沼一样的地板。接下来窗户爆炸了，有人抓住他的肩膀……
他被狱卒摇醒了。
“站起来！”
他像一个胎儿蜷缩在地上，全身都在抽痛，关节像锈死了一样。狱卒唤醒了那条狗，它又来啃咬他的右手。他觉得恶心，胃里面在翻江倒海。牢房的墙壁仿佛在向后退去，接着又向他压过来。
马赫被狱卒提了起来。狱卒的手里摇晃着一串手铐。克雷布斯站在他旁边。格洛布斯那个虐待狂不在。谢天谢地。
克雷布斯厌恶地看着眼前这副场面，对狱卒说：“你最好把他的手铐在前面。”
马赫的手被铐在了前面。狱卒拿来了他的帽子，扣在他的脑袋上。他被两个人扶着，趔趔趄趄地往前走，穿过走廊，爬上楼梯，走进了新鲜空气中。
夜空干净而冷冽。在那个四方形院子的上空，星星在一闪一闪。大楼和汽车都被月光镀上了一层银白色。克雷布斯把他推进一辆奔驰轿车的后座，然后坐在他的旁边。他对司机点点头：“哥伦比亚大厦。把车门锁上。”
当通往地下室的大门在他身后关上的时候，马赫感到一阵放松。
“别抱有希望，”克雷布斯说，“全国副总指挥仍然在等着你。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厦有更现代化的方法。仅此而已。”
奔驰汽车飞快地驶出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的内院。院门在他们前方打开，马赫看到了两名党卫军官员和他们的司机。一个卫兵向他们敬礼。
哥伦比亚大厦在阿尔布雷希特大街南边三公里远。在50年代，政府对这所监狱周围的街区进行了开发，但是资金很快就不够了。施佩尔的推土机推出来的空地被东一块西一块地蚕食掉，那座黑暗的大楼如今已经被许多平淡无奇的办公楼和仓库掩盖起来，附近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发的荒废地带，以及拆了一半的建筑，看上去犹如战场。来自东欧的“Gastarbeiter”（外籍劳工）在空地上搭起了许多简陋窝棚。
马赫设法坐直身体，让自己的脑袋枕在柔软的真皮靠背上。突然克雷布斯凑过来，仔细地看了看他，然后对司机惊呼道：“老天爷！这家伙尿裤子了！快靠边！”
那司机咕哝了一句，好像在骂马赫。他把车停到了路边。克雷布斯钻了出来，绕到马赫这边，打开车门，粗暴地说：“滚出来！我们没有时间！”然后他扭头对司机说：“一分钟就好。别熄火。”
马赫被推搡着，走进一条漆黑的小巷。在一座已经被荒废的小教堂门前，克雷布斯摘掉了他的手铐。
“你很走运，马赫。”
“我不明白……”
“你有个很爱你的叔叔。”
嗒嗒嗒，从教堂里传来棍子敲击地面的声音。嗒嗒嗒。

“你应当一开始就来找我，我的孩子，”阿图尔.内贝说，“这样就可以给你自己省下不少麻烦了。”他用干枯的手指摸着马赫的脸。在黑影中，马赫看不清他的脸，只有模糊的一团黄色影子。
“拿着，我的手枪。”克雷布斯把自己的武器塞到了马赫的手里。“拿着！你突然袭击了我，夺走了我的武器。明白吗？”
他是在做梦吗？但是那把手枪感觉沉甸甸的，应该是真的……
内贝还在说着，用一种低沉、急促的语调。“哦，马赫，马赫！克雷布斯今天傍晚找到了我。震惊！非常震惊！他把你告诉他的事都告诉了我。我们当然也有所怀疑！当然！不过从来都没有任何证据。现在你有了证据，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好好地惩罚这群杂种！”
克雷布斯打断了他的话。“请原谅我，先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做了个手势。“那边，马赫，看到了吗？有辆车。”
在小巷的尽头停着一辆车身低矮的轿车，马赫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影子。他听到那辆汽车的引擎在转动。
“这是在搞什么？”他看着这两个人。
“走过去，上那辆车。没有时间了。我数到十，然后就开始喊人了。”
“别让我们失望，马赫。”内贝掐掐他的脸。“你的阿图尔叔叔是个上岁数的人了，但是他希望能够活着看到这帮杂种上绞刑架。走吧。把那些文件运出去。让它们上报纸。我们现在冒着巨大的危险，给你一个机会。快走吧。”
克雷布斯：“我开始数数了。一，二，三……”
马赫犹豫着，慢慢地往小巷尽头走去，然后变成了拼命奔跑。车门打开了。他回头望去，内贝已经消失在阴影中。克雷布斯把手举到嘴边，凑成个喇叭形，然后开始喊叫。
马赫转过头来。他已经来到了轿车的跟前。从车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扎维！扎维！”

第七章

元首日

……从维也纳通往克拉科夫的铁路经过奥斯维辛（距维也纳348公里），一个人口一万二千的工业小城。在波兰的皮雅斯特王朝时代，它是奥斯维辛和扎托尔公爵的朝廷所在地（扎托尔饭店：床位数20）。从这里有一条二级铁路经过斯卡维纳通往克拉科夫（69公里，3小时）……
贝德克旅游手册，《波兰总督区》，1943版

一
午夜，柏林幸存的各个教堂都敲响了钟声，迎接元首日的到来。司机们飞速地从他们对面迎头开过，闪着大灯，按着喇叭，在身后抛下一串声浪。柏林郊区的工厂拉响了汽笛，此起彼伏，仿佛火车一样。
“我亲爱的老朋友，他们是怎么折磨你的？”
马克斯.耶格尔试图集中精力开车，但是每隔几秒钟，他就往右边瞟上一眼，面露恐惧与憎恶的神色。
他不断地问：“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
马赫还沉浸在惊讶与迷惑之中，不知道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中的世界。他扭过身子，望着后车窗。“我们去哪儿，马克斯？”
“老天才知道。你想去哪儿？”
他们后面的公路空荡荡的，一辆车也没有。马赫小心翼翼地转过来，望着耶格尔。“内贝没有告诉你？”
“内贝说你会告诉我。”
马赫望向车外。一座座黑漆漆的建筑从车窗外飞快地掠过。夏莉此时应当已经到了瓦尔德斯胡特，住进了那家旅馆，等着他。还有八个小时的时间。公路上只有他们这一辆车。也许他们能及时赶到。
“我在韦尔德市场，”耶格尔解释说，“大概是晚上九点钟。电话响了。是阿图尔大叔。‘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扎维尔.马赫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好朋友？’‘为了他我什么都能做’，我回答说。那时候有关你的谣言已经在市场里传开了。‘很好，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他对我说，‘我们要看看你对朋友究竟忠诚到什么地步。克罗伊茨贝格，阿克斯曼-维格大街的拐角，那座荒废教堂的北边。从十二点一刻等到十二点三刻。你要是和别人说这事，明天早上你就会被关进KZ。’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耶格尔的前额上有一道汗。他还在一会儿看着道路、一会儿看看马赫。“操！马赫，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才好。我被吓坏了。现在我们是在向南开。这条路对吗？”
“你做得很好。”
“你见到我不觉得高兴吗？”耶格尔音调紧张地问道。
“非常高兴。”
马赫再度感到一阵虚弱。他蜷缩着身体，用左手摇下车窗。除了呼啸的风声和轮胎在沥青路面上高速滚动的声音之外，他还听到了一种声音。那是什么？他把脑袋伸出窗外，向天空望去。一片漆黑，他什么也望不见。但是可以听见。是直升机的声音。他关上了窗户。
他记起了电话亭的那份窃听记录。“你说我需要什么？你认为我需要什么？在你的国家政治避难。”
在黑暗中，这辆车的仪表盘发出绿莹莹的光线。崭新的皮革气味。
“这车真不错。你是从哪儿弄到它的？”这是一辆奔驰跑车，最新的型号。
“从韦尔德市场的车库里。真是个美人儿，对吧？油箱已经灌满了，你想上哪儿去都成。任何地方。”
这时马赫开始咧嘴笑起来。不过笑声不是很大，时间也不长，因为他那只受伤的手又开始疼了。
“哦，马克斯，马克斯，”他说，“内贝和克雷布斯撒谎的功夫这么高明，而你却这么笨拙。有你这样的人站在他们一伙，我真为他们感到难过。”
耶格尔直瞪瞪地望着前面。“他们肯定给你灌了不少药。他们伤害了你。你的脑子已经被他们搞乱了，相信我。”
“如果他们选的司机是别人，而不是你，也许我真会上当的。但是你……告诉我，马克斯，为什么后面的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我想，如果你在跟踪一辆闪闪发亮的新车，上面还装着电子跟踪装置的话，你不需要跟得太近。完全可以在一公里之外跟踪。特别是你还有一架直升机的话。”
“我冒着生命危险，”耶格尔咬牙说，“而这就是给我的报答。”
马赫的左手里握着克雷布斯给他的手枪。他把枪管顶到了耶格尔脖子上的肥肉里。“为了增强这出戏的戏剧性，克雷布斯把他的枪给我了。我敢肯定里面没有子弹。不过你想冒这个风险吗？我不这么认为。现在，马克斯，左手握住方向盘，用右手慢慢地把你的枪掏出来。动作要慢。眼睛盯着公路。”
“你一定是疯了。”
马赫慢慢把枪管戳进耶格尔的肉里。枪口滑过汗湿的皮肤，停在他的耳朵根附近。
“好吧，好吧。”他把枪递给了马赫。
“很好。现在，我坐在旁边，用它指着你的肥肚皮。如果你敢做任何事，马克斯，任何事，我就把一颗子弹打进去。听懂了吗？如果你对此有任何疑问的话，不妨想想看，然后你会得出结论的，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了。”
“扎维……”
“闭嘴！继续开车，一直开到外环路！”
他希望耶格尔不会看到他的手在发抖。他把握着枪的手放在了膝盖上。很好，他们在跟踪他。这说明他们还是没有抓到她，也不知道她在哪儿。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安排这出好戏的。

在城市南边二十五公里处，环形高速公路的灯光像项链一样从森林中穿过。巨大的黄色指路牌上用黑色字体写着一个个帝国城市的名字：从斯德丁开始，顺时针依次是但泽、柯尼斯堡、明斯克、波森、克拉科夫、基辅、罗斯托夫、敖德萨、维也纳；然后是慕尼黑、纽伦堡、斯图加特、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汉诺威、汉堡和罗斯托克。
马赫的车是逆时针的方向，他们沿着环形公路开了二十公里，来到了弗雷德斯多夫立交桥，然后向右拐去。指路牌上写着“出口：莱格尼茨、布雷斯劳、克拉科夫……”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一颗黄色的星星掩没在树梢中，接着又升了起来。
奔驰跑车开下了立交桥，进入帝国21号高速公路。月光洒在路面上，看起来就像一条银白色的河。马赫可以想象出这副场景：在他们后面跟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有无线电跟踪车、卡车、装甲车、直升机，甚至也许还有内贝和格洛布斯的黑色奔驰轿车……仿佛一条由灯光和冲锋枪变成的巨龙。而这辆车就是这条巨龙的脑袋。他领着他们——远离她，沿着空荡荡的高速公路，向帝国的东方开去。

二
疼痛和疲劳像浪潮一样袭击着他，试图将他的清醒意志席卷而去。为了保持清醒，他和耶格尔没话找话。
“我想，是克劳斯把你我卷进这样一种局面的。”
在这之前，他们有一个小时没有交谈。引擎的轰鸣声和轮胎沙沙行驶在路面上的声音几乎令他睡着。
“克劳斯？”马赫的突然开口令耶格尔吓了一跳。
“克劳斯打乱了事先的安排，让我去了天鹅岛，而不是你。”
“克劳斯！”耶格尔生气地皱着眉。在仪表盘的照射下，他的脸绿油油的，就像魔鬼一样。他这辈子所有的麻烦都可以追溯到克劳斯！
“星期一晚上你值班的时候，盖世太保做了安排，是不是？他们是怎么告诉你的？‘哈维尔湖明天会发现一具尸体，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不要忙着去辨认尸体的身份。让这个案子耽搁几天’……”
“差不多是这意思。”耶格尔喃喃地承认道。
“然后呢？星期二早上，你睡过了头！等你赶到市场的时候，我已经接过了这个案子。可怜的马克斯！早上永远起不来床。我想盖世太保一定爱死你了。你和谁打交道？”
“格洛布尼克。”
“啊哈！格洛布斯本人！”马赫吹了个口哨。“我敢打赌，你当时一定激动得以为圣诞老人降临了。他对你许诺了些什么？晋升？转到秘密警察？”
“去你妈的！”
“所以呢，你把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向他汇报。当我告诉你约斯特看见格洛布斯在湖边和尸体在一起的时候，你向他通风报信，结果约斯特失踪了。我从施图卡尔特的公寓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也给他们打了电话，这样我们就都被捕了。他们在第二天早上搜查了那女人的公寓，因为你告诉他们，她从施图卡尔特家的保险箱里拿走了什么东西。他们把你和我单独关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这样你可以替他们从我嘴里套话……”
耶格尔的右手松开方向盘，抓住了枪管，试图把它扭到一边，但是马赫的手指碰到了扳机，于是按了下去。
在狭小的汽车里，枪声显得格外震耳欲聋。轿车冲出了高速公路，冲到了分隔两边车道的中央草坪上，车身颠来颠去。有一阵马赫以为他被打中了，接着又以为耶格尔被打中了。但是两人都安然无恙，耶格尔双手抓住方向盘，拼命地试图控制住汽车的方向。枪仍然攥在马赫的手里。清冷的空气从车顶篷上的一个小洞里灌了进来。
耶格尔像疯子一样大笑，嘴里咕哝着什么，但是马赫仍然没有从开枪之后的暂时失聪中反应过来。那辆车离开了草坪，重新返回到高速公路上。

开枪的时候，马赫的右手磕到了车门，一阵剧痛几乎令他晕过去。但是冰冷刺骨的空气从车顶上的弹孔里灌进来，让他清醒了许多。他本来想把这个故事讲完：“直到克雷布斯给我看那份窃听记录，我才知道你背叛了我。因为我只和你一个人讲过施图卡尔特是如何从比洛大街的电话亭里打电话给那个女孩的。”但是冷风吹散了他的念头。何必呢？这些话说了又有什么用？
最讽刺的是奈丁格尔。他一直怀疑的这个美国人原来是无辜的，而他最亲密的朋友才是叛徒。
耶格尔还在像疯子一样裂齿狞笑，一边开车一边自言自语。眼泪从他那肥胖松弛的脸颊上流了下来。

五点过后不久，他们在一家昼夜营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加了油。耶格尔坐在车里，摇下车窗，让服务员把油箱加满。马赫用枪指着他的肋骨，但是这看起来似乎没必要。勇气和胆量似乎从耶格尔身上完全消失了，这个家伙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摊行尸走肉。
年轻的服务员好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两名身穿党卫队制服的军官一言不发地坐在最新款的奔驰轿车里，一个人流着眼泪，另一个皱着眉头。他看了看车顶上的弹孔，然后决定还是一言不发为妙。
透过服务区与公路之间的树丛，马赫可以看到公路上偶尔经过的车灯。但是跟踪他的那支车队却不见踪影。他猜他们一定是停在一公里开外，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当他们开回公路上的时候，耶格尔开口了：“我从来没想过要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扎维。”
马赫正在想着夏莉，听到这句话后不满地嘟囔了一声。
“格洛布尼克是个党卫军上将，看在老天份上。如果他说：‘耶格尔，看那边！’你就会扭过头去看另一边，对不对？我是说，毕竟这是法律，对吧？我们是警察。我们必须遵守法律。”
耶格尔盯着马赫，后者一言不发，他只好把眼光转回到高速公路上。
“然后呢，他命令我把你发现的一切情况都汇报给他。我还能怎么做？”
“你可以警告我。”
“啊？那然后呢？你会做出什么反应？我知道你很聪明，能承受这一切。可是我怎么办呢？还有汉内洛蕾，还有孩子们？我不是英雄，我当不了英雄，扎维。永远会有像我这样的家伙，这样像你这样的人看上去就会显得很聪明。”
他们向晨曦的方向开去。在远处的低矮山丘下面已经出现了一丝淡红色的光亮，好像远方哪座城市燃起了大火。
“现在你把我的枪夺走，我猜他们该枪毙我了。他们会说我是故意让你这么做的。他们会枪毙我。耶稣啊，这一切都是个玩笑，是不是？告诉我，这是个玩笑！”他直瞪瞪地看着马赫。
“嗯，是个玩笑。”

他们到达奥得河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灰色的大河从钢架桥的两边延展开来。两条拖船在慢慢流淌的河水中央懒洋洋地相向航行着，突然间双方同时拉响雾笛，仿佛在互致早安问候。
奥得河。德国与波兰的天然边界。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边界了，也不存在什么波兰了。
马赫望着前方。1939年那个炎热的九月，第十集团军正是沿着这条路滚滚前进的。他记得在过去的新闻纪录片里看过他们渡过奥得河的场面。高大的波美拉尼亚牡马拉着一门门火炮，坦克兵们从四号坦克的炮塔中伸出半个身子，排成纵队的士兵们高兴地向镜头挥手……胜利来得太容易了。
前面的出口标志写着“格利维策”。战争就是在这儿爆发的。
耶格尔在哀诉：“我快坚持不住了，扎维。我没法再开下去了。”
“不远了。”马赫冷漠地说道。
他在回想昨天格洛布斯对他说的那些话。“那些地方什么也没剩下。我们早就把它们拆了个精光。甚至连一块砖头也没给你留下。真遗憾，是啊！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你的。而且我这么告诉你吧，就连你自己内心的一部分，都在怀疑你自己！”那是他最糟糕的时候，因为他觉得格洛布斯说的是真的。

在公路旁不远处的小山顶上，耸立着一座孤零零的“Totenburg”（死人城堡）。四座花岗岩的高塔，每座大约有五十米高，环绕着一座青铜铸造的方尖碑。在他们从它旁边经过的时候，第一缕阳光照在纪念碑上，金属的碑身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从这儿开始，直到乌拉尔山，散布着上百座这样的坟墓，纪念那些为了征服东方而死去的、正在死去的、以及即将死去的德国人。越过奥得河之后，在从匈牙利一直延伸到蒙古的欧亚大草原上，帝国高速公路都是修建在人工堆建的山脊上的，这样它在冬天就不会被可怕的积雪所掩埋。那些荒凉的高速公路，路面被俄罗斯猛烈的寒风吹得干干净净……
他们又开了二十公里，前面就是丑陋的工业城市卡托维兹和它那林立的高大烟囱。这时马赫吩咐耶格尔往右拐，离开高速公路。

在他的脑海里，他能看见她现在的样子。
她站在饭店柜台前，正在结账。她看了看手表，对服务生说：“您确定没有任何留言？”服务生彬彬有礼地笑着说：“没有，小姐。”这个问题她已经问了十多次。
现在看门人要帮她拎行李，但是她拒绝了。她坐上那辆奥佩尔轿车，下面就是莱茵河。她读着他偷偷放在她行李箱里的那封信。“这是保险箱的钥匙，亲爱的。一定要让她重见天日……”
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更多的时间过去了。她不断地望着北方，朝他可能出现的方向望去。
最后她看了看手表，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发动了汽车，开上了通往瑞士的道路。

现在他们经过了巨大的上西里西亚工业区。棕褐色的土地被枯黄的树篱切割成一块一块的。青草被二氧化硫漂成了白色。黑色的小溪从黑色的矿渣和煤渣堆里流出来，上面长着几颗生命力顽强、却严重营养不良的小树。矿井卷扬机像鬼魂一样站在被遗弃的褐煤矿洞口，巨大的叶片一动不动，就像一座风磨。
“真是个粪坑！这鬼地方怎么这么破破烂烂的？”
这条公路起初和一条铁路线齐头并进，然后穿过了一条小河。河边漂浮着大块大块的人造橡胶和塑料泡沫。他们正位于卡托维兹的下风方向，化学品和含硫煤烟的臭味飘进了车里。天空呈现出硫磺一样的淡黄色。透过浓厚的烟雾望去，太阳就像一个橘红色的桔子。
他们沿着铁路线继续往前开，经过一座无人看守的铁路桥，然后是一个铁路交叉口。现在快到了……马赫的脑海里浮现出路德手绘的那幅粗糙地图。
又一个铁路交叉口。他犹豫了一下。
“往右拐。”
一片铁皮工棚。一堆被胡乱丢弃的木头。又一片铁皮工棚。
他认出了那条小河，以及一条如今已经废弃的铁路支线。
“停车！”
耶格尔踩下了刹车。
“就是这儿。你可以熄火了。”
一片沉寂。甚至听不到鸟鸣。
耶格尔神情厌恶地望着周围的荒地、稀疏的树木和生锈的铁轨。“可是这儿什么地方都不是啊！”
“现在几点？”
“刚过九点。”
“打开收音机。”
“这又是闹的哪一出？你想听音乐？也许来一段《风流寡妇》？”
“把收音机打开！”
“哪个频道？”
“哪个频道都一样。现在是九点。这个时间所有的电台都在播同一个节目。”
耶格尔按下开关，从扩音器里传出一阵海浪冲刷岩石的声音。他转着旋钮，找到了一个频道。沙沙声逐渐消失，然后又变得清楚起来。这不是海浪的声音，而是一百万名纳粹党员协调如一的喊声。
“把你的手铐拿出来，马克斯。对，就是这个……把钥匙给我。把你自己铐在方向盘上。”
“扎维……”
“他出来了！”喇叭里传出播音员歇斯底里的欣快叫喊，“我看见他了！他出现在阳台上了！”

他沿着那条路走了五分钟，几乎快要走到一片桦树林时，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回头望去，透过那些摇曳的荒草，他看见一公里外那辆奔驰轿车已经被好几十辆其他汽车包围了。一群黑色的生物正在向他这个方向跑来。
他转过头来，继续走着。

她等在边界检查站的外面。万字旗无精打采地耷拉在旗杆上。边防人员拿走了她的护照。
“小姐。您离开德国是为了何种目的？”
“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在苏黎世。”
他看看护照上的照片，又看看她的脸，然后再看看照片。然后他开始检查签证上的印章和日期。
“您一个人独自旅行？”
“我的未婚夫本来要跟我一起去，不过他有事留在柏林了。党卫队的那些事，先生，您知道。”一个十分得体的微笑……
很好，不错，亲爱的，没有人比你更出色了。

他的眼睛盯着地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一个哨兵在盘问她，另外一个在检查那辆汽车。
“您带了哪些行李？”
“只不过是几件过夜的衣服，还有一份结婚礼物。”她做出迷惑的表情。“怎么，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您希望我把行李箱打开吗？”她开始打开车门……
哦，夏莉，别演得过了火。她弯下腰，露出了大腿和臀部的优美线条。哨兵们在互相递眼色。

他看到了。一条红色的东西，差不多被一棵树苗完全遮盖住。他弯腰拨开浮土，把它取出来，在手里翻看着。
一块红色的砖头，边缘还带着黄色的砂浆痕迹。被炸药的冲击力炸得坑洼不平，边角破碎。但是这已经足够了。他用拇指摩擦着砂浆，砖屑被刮到了指甲缝里，看上去就像干涸的血迹。他弯腰把它放回原处，这时他看到了更多的砖头，湮没在草丛中。十块，二十块，一百块……

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一个阳光明媚的节日，一个晴朗的好天……哨兵们又看了看那份通告。上面只是说要抓到一个美国女人，一个浅棕色头发的女人……“不，小姐，”他把护照递给她，向另一个哨兵挤了挤眼。“不必打开行李了。祝您旅行愉快。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她回敬道。

走啊，夏莉，快点走啊……

她好像听到了他的话。她把脸转向东方，望着他所在的方向。她咬着嘴唇，一言不发，紧紧握住方向盘，指关节变得苍白。她开车缓缓地向边界那一边开去。瑞士的白色十字。朝阳照射下的莱茵河在闪着粼粼金光……

她成功了。她越过了边界。他抬头望着太阳。他知道这一点。绝对确信。
“站在原地！不许动！”
直升机的黑色影子出现在地面上。他身后传来了喊声。离得很近。金属一样的、机器人一样的喊声，不带任何感情：
“扔下你的武器！”
“站在原地！不准动！”
“站在原地！！！”

他摘下佩着银色骷髅头的党卫队军帽，把它扔得远远的。它一蹦一跳地滚过草地，就像他父亲当年扔出的小石子一跳一跳地掠过水面一样。然后他从腰带中抽出手枪，确认它已经上好了子弹，然后向寂静的树林跑去。

(全书完)

作者注

这部小说中一些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经历直到1942年为止和真实历史一样，相关人物的真正命运在那之后，当然了，也和书中所说的截然不同。
约瑟夫.布勒，波兰总督区国务秘书，在战后纽伦堡法庭对汉斯.弗朗克的审判中曾经出庭作证，随后被引渡给波兰。1948年7月10日，他被波兰的法庭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1948年8月22日，他在原纳粹波兰总督区首府克拉科夫被处决。
威廉.施图卡尔特在战后被逮捕，判处四年监禁。他在1949年被释放，之后住在西柏林。1953年12月，他在汉诺威被一辆汽车撞死。这起“事故”很可能是战后狩猎漏网纳粹战犯的复仇组织所为。
在1943年，马丁.路德试图从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手中攫取德国外交部长的职位。他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失败了，被后者投入了集中营。在那里他曾经试图自杀，但是没有成功。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和其他集中营囚犯一同被盟军解放，随后于1945年5月13日死于一所医院里，原因是心力衰竭。
1945年5月31日，奥迪洛.格洛布尼克在奥地利的卡林西亚被一支英军巡逻队抓到。他吞下随身携带的氰化钾胶囊自杀了。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于1942年5月27日在布拉格被捷克特工炸伤，6月4日死于败血症。希特勒想给他修建一座豪华的纪念陵墓，但是因为战局日益恶化而没能实现。海德里希被埋在了柏林的军人公墓，1945年，他坟墓上的木制十字架被人拿走，随后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从军人公墓中穿过，海德里希墓位于边界东德一侧的雷区中，如今已没有人能找到它的确切位置。
阿图尔.内贝的命运非常有意思。他卷入了1944年刺杀希特勒的七月密谋中，刺杀行动失败之后，他躲到了万湖的一个小岛上，但是不久之后就被一个他所抛弃的情妇出卖了。根据官方的说法，他于1945年3月2日在柏林的普洛岑西监狱被人用一根钢琴线绞死。但是战后不断有人说在意大利或者爱尔兰见到过这位神秘人物。
那些参加万湖会议的人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阿尔弗雷德.梅耶在1945年自杀。罗兰.弗雷斯勒于1945年在盟军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当时他正在主持对720密谋参与者的审判。阿道夫.艾希曼在战后逃到阿根廷，被摩萨德发现，绑架到以色列。1962年他在特拉维夫被绞死，骨灰被撒入公海，以免玷污以色列的国土。卡尔.肖恩加特在1946年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5月16日绞决。奥地利人奥托.霍夫曼被一个美国军事法庭判处15年徒刑，后来一直活到1982年。
海因里希.缪勒在战后一直不知所终，有人说他在5月2日试图从柏林突围时被红军打死了，也有人说他被苏联人俘虏，然后帮助他们训练苏联的秘密警察。鲁道夫.朗格也下落不明，他有可能于1945年2月战死在西普鲁士。
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弗里德里希.克里青格说他对纳粹政权犯下的那些暴行感到羞愧和负罪。他被宣判无罪，1947年4月25日死在纽伦堡。埃里希.纽曼死于1948年。
剩下的两个人，格奥尔格.雷勃兰特和格哈德.克罗弗，在50年代初都被纽伦堡法庭释放，成了受尊敬的联邦德国公民，生活安逸而舒适。前者在余生中从事对俄国日耳曼人历史的研究，于1982年死于波恩，后者在巴登-符滕堡州的乌尔姆从事税务顾问工作，直到1987年才咽气，是最后一位死亡的万湖会议参加者。
书中提到的以下文件是真实的：海德里希关于万湖会议的邀请函；戈林在1941年7月31日给海德里希的信件；德国驻英大使关于约瑟夫.肯尼迪亲纳粹言论的汇报；奥斯维辛集中营办公室的那些命令；铁路时刻表；万湖会议纪录摘要；关于犹太人头发用途的备忘录。
一些虚构的文件也尽可能与历史事实相符。比如说，推迟万湖会议的通知；根据以色列法庭在1962年的审讯记录，埃希曼对万湖会议内容所作的原始记录确实十分详尽，而且确实因海德里希的批示而进行了大幅度删减；希特勒确实避免让他的名字出现在任何与灭绝犹太人有关的文件上。
这本书中所描写的1964年的柏林，是依据阿尔伯特.施佩尔和希特勒所规划的那个大柏林，即“Welthauptstadt Germania”（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亚）而描绘出来的。
维特.施托斯祭坛在1939年被运到了纽伦堡，1946年归还给波兰，如今还在克拉科夫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中展示。
1939年，在德军攻占克拉科夫后不久，达芬奇的《抱貂妇人》就被取走，陈列于柏林的腓特烈大帝博物馆。1940年，在汉斯.弗朗克的坚决要求下，它被运回克拉科夫，挂在他的办公室套房里。二战结束后，盟军在巴伐利亚的弗朗克私宅里发现了这幅画，把它归还给波兰。如今《抱貂妇人》仍然挂在克拉科夫的扎托伊斯基博物馆里，向世人展示它那令人屏息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