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小说集

《奥康纳小说》

奥康纳：善于用变形手法塑造人物的艺术家

鹿 金

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一生只活了三十九岁，她的创作生涯也只短短地持续了十七年，象一颗划破黑夜的天空的流星那样，一眨眼又沉入黑暗中；所不同的是她进发出的智慧的火花却留在人间。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奥康纳去世后曾对她的作品作过一个概括的评论：“我深信她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会永远活在美国文学中。那些作品也许题材范围狭窄，但是清晰、坚实、生动，充满精采的描写和警句，还有一种别具只眼的洞察力，使她的作品比十几部诗集有更多的真正的诗意。”这个评语是中肯而有预见性的，不过稍微保守了一点。唯一需要补充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品不但活在美国文学中，而且赢得了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注意。
一九二五年，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出生于佐治亚州萨几纳市，是小爱德华?奥康纳和里贾纳?克莱因的独生女。父母家都信天主教。她的童年是孤独的，进入教区学校以后才有同较多的人接触的机会。她从小就爱好供玩赏的禽鸟，这个癖好保持了一生，甚至后来她在小说中把某些鸟作为象征。最有名的例子是《背井离乡的人》中的孔雀。
一九三八年她父亲被发现患有不治之症：散布性狼疮，奥康纳一家迁到米列德奇维尔市中心克莱因家去住。玛丽在皮博迪中学里是个既活泼又用功的学生。一九四一年，爱德华去世。次年，玛丽高中毕业，考进当时的州立佐治亚女子学院，主修英语和社会科学。她在校期间一心想当个漫画家，四年级的时候曾经向《纽约人》投过漫画稿。这家杂志虽然给予她鼓励，但是始终没有采用过一张她的漫画。一九四五年，她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她的一个英语教授为她向衣阿华大学写作班申请学习。当时主持写作中心的是诗人保罗? 安格尔。他后来在回忆一九四六年奥康纳第一次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同他见面的情景和他对她的印象的时侯写道：
他一句也听不懂奥康纳家乡的佐治亚土音。“我感到困窘，请她把刚说过的话写在拍纸簿上。她写道：‘我叫弗兰纳里?奥康纳。我不是新闻记者。我能到写作班来吗？’……我告诉她带几篇作品的样本来。虽然时间已经迟了，我们会考虑她的。弗兰纳里的情况同济慈的一样：济慈虽然满嘴伦敦土语，但是写出来的却是语音纯正的英语；弗兰纳里讲的是别人不能马上听懂的土话，但是她写在纸上的散文却富于想象力，坚实，生气勃勃，就象弗兰纳里本人。有几个星期，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奇特然而信任的关系。不久，我就听得懂佐治亚口音了。交来的短篇小说蕴涵着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揭示人性的缺陷，结实，富于同情心。……她对自己的短篇小说被朗读感到腼腆，所以轮到她向创作班交小说，我朗读的时候就不提作者的姓名。奥康纳在衣阿华大学期间，著名美国诗人和小说家罗伯特?佩恩?沃伦教过一学期课。她的小说中有一个关于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的场面，沃伦提出了意见……这个场面改掉了。奥康纳对她自己的作品的看法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客观的；她总是改了又改，而且总是越改越好。她要当作家的决心是坚定的。没有什么事情，甚至她对自己的作品的敏感性，能抵制这种决心。删改，重写……奥康纳坐在教室的后座，默不作声，却比那些在每堂写作课上用浮夸的语言高谈阔论的人更使人感到她的在场。她唯一流露出来的表情是偶尔看到一件可笑的事情后被引逗出来的腼腆的微笑。她坐在式样笨拙的椅子上，容光焕发。”
迄今，衣阿华大学图书馆里仍然保藏着奥康纳的第一部作品《天竺葵：短篇小说集》的手稿，其中收有六篇小说。扉页上写着：“为了获得州立衣阿华大学研究生院英语系文学硕士学位，作为必须完成的功课的一部分而提交的一份作业”。手稿上写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另有一张单独的纸上写着献给她的老师保罗?安格尔的题辞。这部小说集始终没有出版，但是奥康纳早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就把那篇《天竺葵》寄给《强音》杂志，小说在当年夏季号上刊出。这是当时二十一岁的这位无名作家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
一九四七年，她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但是还在大学里待了一年，然后到亚多去，根据几篇短篇小说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慧血》，后来她又搬到纽约一家公寓旅馆去住。她在纽约结识了也信天主教的罗伯特和萨莉?菲茨杰拉德夫妇，从此成为好友，终身不渝。一九六四年她去世后，罗伯特是她的著作权方面的遗嘱执行人；萨莉是她的书信集的编者。
一九五○年年底，奥康纳身患重病，她的疾病在亚特兰大被确诊为散布性狼疮。她靠输血度过危机，后经注射当时在实验阶段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病情终于得到控制。一九五一年夏天，奥康纳出院。她衰弱得连上楼梯的力气也没有。她母亲带着她到离米列德奇维尔市几英里的那座叫安达鲁西亚的饲养奶牛的农场去，在那里母亲经营农场，做女儿的在秋天健康情况有所改善以后继续写作。农场生活是固定不变的。早晨，奥康纳写作；中午，她母亲开汽车，两人到米列德奇维尔去美美地吃一餐午饭；下午和黄昏，如果没有客人来，她就看看农场上的禽鸟，阅读或者作画。她的工作态度极为从真；每天在相同的时间，她强迫自己在书桌旁坐上两小时，即使没有创作激情或灵感。她“有时侯工作了几个月，不得不把写的东西扔掉，但是并不认为浪费了时间。”大剂量地使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使奥康纳骨质疏松；结果，她的髋骨支撑不住她的体重了。起先，她借助于手杖；从一九五五年起，她靠两根铝拐杖行走。尽管她行动不便，她还是尽可能地接受一切讲演的邀请，即使报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她也乐于从命。她总是逐字逐句地念讲演稿。现在有一些稿子已经出版，不难看出，显然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
除了写作、讲演以外，在她的生活中写信也是一件大事。她同许多人通信，其中有一些人她始终未曾会面。信中的措词显示她才思敏捷、气质幽默，譬如说，她在信上说过：“生前害病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想没有这种经历的人错过了上帝的一个恩惠。”用诙谐的甚至可以说是嘲笑的口吻来谈自己的痛苦的处境，这个例子足以反映她性格的一个特点。她的《书信集》（1979）是一部文笔优美、趣味盎然的散文集，为研究她的思想、创作意图和欣赏她的作品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一九六四年初，奥康纳在写尚未题名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切除了一个良性的腹部肿瘤，但是她患的狼疮又活动了，她的肾脏受到了影响。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唯一的希望是再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她凭着惊人的意志力抱病写作，终于了却了这个心愿。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狼疮夺去了她的生命。一九六五年，小说集《上升的一切一定会汇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在她身后问世。

奥康纳一生写了两部不长的长篇小说《慧血》（Wise Blood，1952）和《强暴的人夺走了它》（The Violent Bear It Away，1960）、一些主要是谈小说写作的论文和三十一篇短篇小说，还有一部书信集。创作数量不多，却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奥康纳在致安德鲁?莱特尔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我的思想方法来说，唯一使我避免成为一个地区性作家的办法是当个天主教徒，而唯一使我避免成为一个天主教作家（狭义的）的办法是当个南方人。”这已经成为了解她的思想和作品的一把钥匙了。首先，她是个南方人和天主教徒，她的作品中有着丰富的南方色彩和强烈的天主教原罪说的意识。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她的作品中很少出现对往昔的南方的怀恋和彰明较著地宣扬天主教义，所以她尽管自称她的创作技巧得力于宗教上解释教义的方法（主要是指运用隐喻和象征的手法揭示言外之意），却不以区域性作家和天主教作家自居。她曾经在一次讲演中对她的创作手法作了明确的交代：作品中的人物得有一个动作或者姿态，既要合情合理，又要完全出人意料。动作或者姿态既要是属于这个人物的，又要超出这个人物之外，既要暗示时间性，又要暗示永久性。奥康纳毕竟是个高明的艺术家，她深知只有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中的活动（时间性）来揭示言外之意（永久性），才能使她的作品成为艺术品，而不是平庸的说教。所以她那些用漫画化手法写的作品，往往并不使一般读者感到她的虔诚的本意，而是感到震惊和沮丧，感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使人们丧失信念、充满焦虑的时代。她的作品无疑反映了西方社会中的某些真实的生活面貌，或者说它们是以变形手法描绘的一些发人深思的西方社会的世态图。所以她不同意有些美国评论家把她的作品称为专以渲染恐怖为能事的哥特式小说，而自以为是个天主教现实主义作家。
现在，简单地谈谈她的两部长篇小说。
《慧血》是奥康纳根据她的四篇短篇小说《列车》、《卖削土豆皮擦子的人》、《公园深处》和《伊诺克和大猩猩》扩大和改写而成的。书名是她对原罪一种开玩笑的说法。故事情节大致是讲主人公黑兹决定抛弃他的宗教信仰，要在佐治亚的边远地区建立一个“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教会”，他否认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耶稣降生救世和末日审判。后来，他幡然悔悟，竟然弄瞎自己的双眼，表示赎罪，但是因曾犯杀人罪，最后死于警察之手。作者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看不到上帝的人无异是个盲人，而弄瞎自己的眼睛倒是为了看到上帝。她在《慧血》的再版本序言中说，这部作品“尽管是一部关于一个基督徒的滑稽小说，就其本身来说，是严肃的”，这样，她明确地透露了作品的寓意，但是读者也可以把黑兹和书中另一个主要人物伊诺克的怪诞行为看作在荒诞的环境中得不到正常生活的人的荒诞的或者说心理变态的行为，因为宗教狂的近乎疯癫的行为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心理状态的反映。
她的第二部小说叫《强暴的人夺走了它》，书名取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这一节文字在《圣经》英译本中意义被曲解。中译本的译文：“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也不正确。实际上，明确的意义是强暴的人夺走了它（天国），这是救世主基督即将来临的预兆。根据书名的提示，读者就不难懂得作品的寓意了。私酿威士忌为生的梅森?塔沃特是个自封的先知。他生前曾对他的侄孙弗朗西斯?马里恩?塔沃特说过，他当先知的第一件事情是为他的白痴表弟毕晓普?雷伯施行洗礼。毕晓普的父亲，当教师的乔治竭尽全力要使他的外甥弗朗西斯摆脱梅森的思想影响，结果无济于事。弗朗西斯为毕晓普在湖上施行了洗礼，接着把他淹死了。在故事结束的时侯，弗朗西斯纵火烧了自己的树林。毫无疑问，在奥康纳的心目中，不管是狂热的梅森和弗朗西斯，还是相信尘世的智慧的乔治，都是强暴的人。全书有许多怪诞和叫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但是不少描述闪烁着诙谐的色彩，反映作者的性格中幽默的一面。
尽管奥康纳的两部别具一格的长篇小说受到不少西方评论家的好评，《强暴的人夺走了它》尤其受到推崇，短篇小说才是她大显身手的领域。她善于精心编排故事，通过情节显示强烈的激情，偏爱用滑稽而有时急转直下的手法塑造变形的人物和安排暴力行为和死亡的结局。短篇小说这个文学形式最适宜于让她发挥这些特色，所以奥康纳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也最能反映她在创作上的全貌。她的三十一篇小说中有十九篇分别收在《好人难寻》（1955）和《上升的一切一定会汇合》 两个集子中。其他十二篇第一次收在一九七一年问世的《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中，不过以前也都在刊物上发表过。我们这个集子收她的小说十八篇，包括了她所有的名篇。由于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写法比较别致，这里就收在这个译本里的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按写作先后次序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列车》的主人公黑兹就是《慧血》中那个要自立教会的年轻人。整篇作品刻划黑兹在列车上那种迷惘的心情和好象失魂落魄的行为，隐晦地点明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里所说的“家”既是现实的，又是象征性的。再说，读者不妨把列车也当作一个象征，是旅客在抵家以前的暂时的居处。在奥康纳看来，家，或者叫归宿，就是“天国”。但是我们不必受她的宗教观念拘束，不妨把这篇小说看作是她为一个失去信念的人烘染的肖像。《列车》经作者修改以后成为《慧血》的第一章。
《公园深处》 描述伊诺克同黑兹在市立森林公园的一次会面。伊诺克带他去看木乃伊，看到他从玻璃上反映出来的眼睛“就象两个很整齐的枪弹窟窿”。后来，黑兹面对那具木乃伊，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作者用这段近乎怪诞的情节来暗示黑兹将来毁目皈依上帝的结局。
《伊诺克和大猩猩》写伊诺克偷来一件用来化装大猩猩的行头，穿在自己的身上，借此达到自我完成的目的。
凡是没有看过《慧血》这部小说的读者可以从以上三篇中多少领略一下《慧血》的风貌。
《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曾被用作她第一部小说集的书名，可能是奥康纳的短篇小说中被收入选集次数最多的一篇。故事再简单没有了，讲一家五人高高兴兴地出门去度假，偏偏撞上那个自称“不合时宜的人”的逃犯和他的两个同伙，结果都送了性命。这是一个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出鲜血淋漓的恐怖剧，但是奥康纳并不满足于只给读者刺激，她要引起他们对人生的思索。在故事结尾，老奶奶和不合时宜的人的那段精采的对话点明了主题。细心的读者当然不会放过逃犯的那句话的：“老太太，有人没完没了地受惩罚，而别人却从来也没挨过罚，您认为这合乎情理吗？”
《好有好报》这个篇名是反语。老妇人克拉特打算把近乎白痴的女儿嫁给希夫利特。希夫利特居心不良，假装同意这门亲事，骗到一辆汽车后撇下新娘，独自溜掉，在路上看到一个离家出走的男孩，回想起他当年自己的经历，忽发善心，让男孩搭车，带着惋惜的心情诉说如今对他母亲的感情，被那个男孩一顿臭骂。希夫利特最后情不自禁地祈祷：“啊，上帝！让暴风雨降临吧，把这个世上的污泥冲刷掉吧！”这话出自一个骗子之口，当然更耐人寻味。
《河》也是一个恐怖的故事，写一个孩子渴望在河水中受洗，结果被恶人溺毙，着重刻划孩子的寂寞的心情，从侧面揭示美国做父母的忽视儿女的精神生活而酿成的悲剧。貌似怪诞的情节中蕴藏着严肃的社会意义。
《背井离乡的人》是奥康纳的名篇之一。篇名就有双重意义。第一，当然是指从波兰来的吉扎克；第二，从象征意义来说，被辞退的肖特利夫妇，甚至雇用者麦金太尔太太也都是，因为她最后缠绵病榻，背离了正常生活。故事的背景借用奥康纳自己的安达鲁西亚农场。孔雀是作者的爱物，也是基督的神性的传统象征。她用孔雀点缀情节是有宗教意义的，暗示小说中的人物对耶稣的忽视，但是《背井离乡的人》所以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共鸣不是作品中的教义，而是作者用巧妙的手法摄制了美国激烈的生存竞争的一个缩影。
《人造黑人》是奥康纳自己最喜爱的小说；有些美国评论家甚至认为是她的最好的一篇。没有嘲讽和恐怖，充分展示作者的性格中风趣的一面。故事的高潮是在爷爷海德否认他认识自己的孙子纳尔逊以后。爷爷感到羞耻和内疚，孙子憋着一肚子闷气，对他又憎恨又轻蔑。在看到一个人造黑人像的一刹那，象奇迹出现似的他们两人和好了。和好的基础是海德认识了自己的错处，而纳尔逊仿佛一下子变得成熟了，表示了宽容。
《善良的乡下人》中那个卖《圣经》的年轻人是个恶棍，他那部挖空了的《圣经》里藏着一瓶威士忌、一副背面印着淫画的扑克牌和一盒避孕套。凭着他那副“善良的乡下人”的伪装，他耍弄了得到博士学位、有着智力上的优越感的赫尔珈，抢走了她的假腿和眼镜——她的“灵魂”和智力的象征。作者用抽丝剥茧的手段暴露那个假装基督徒的恶棍的丑恶的真面目（“从我出生以来，我就什么也不相信！”），不过更有意义的是她对那个自以为高明的赫尔珈的心灵的巧妙的揭示。尽管她有一肚子学问，却因居心不良，想戏弄一个“善良的乡下人”，结果反而受骗上当，落入圈套，出乖露丑。
《识时务者为俊杰》原名《上升的一切一定会汇合》，篇名借自法国古生物学家兼神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的选集中一部分关于进化的文章的标题。奥康纳在这篇小说中虽然写的是种族歧视制度对人的心理影响，用黑女人对朱利安的母亲那一击来表明黑人的地位的上升和他们同白人的汇合（实际上，这话带有诙谐的意味），但是作者着重刻划的是朱利安对他妈妈的腻烦，揭示两代人中间的鸿沟。在他母亲中风以后，全篇的最后一句：“那黑腾腾的浪潮……一分一秒地拖延他进入那种内疚和悲痛的境界”，点明了作品的主旨。
《瘸子应该先进去》中的谢帕德受到了残酷的惩罚，他为了挽救犯罪儿童鲁福斯，终于失去亲生子诺顿。从表面上看，这是个好心得不到好报的故事，但是奥康纳生动地描绘了谢帕德的那种施恩于人的沾沾自喜的心情和诺顿得不到家庭温暖的苦恼，这样就暴露了谢帕德沽名钓誉的虚伪面目。悲惨的结尾使读者震惊，也使读者沉思。奥康纳善干运用出乎意料的结尾来创造悲剧。本篇提供了最成功的例子。
即使在奥康纳的小说中，《帕克的脊背》也是奇特的。帕克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娶了个虔诚的丑姑娘露丝。有一次，他在干庄稼活的时候，拖拉机撞在一棵大树上，着火燃烧，他却幸运地死里逃生。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恩惠，进城去让画师在他的背脊上刺了一幅拜占庭风格的基督像，结果挨了他妻子一顿痛打。她用扫帚打得他背上的“墓督的脸上出现了条条污痕”，原来她反对偶像崇拜。帕克那种不甘于受他妻子摆布、力图改变局面的心情写得又滑稽又动人。
《最后审判日》是根据她早年的作品《天竺葵》改写的，讲一个住在纽约的佐治亚老人坦纳千方百计要回故乡去的经过，当时奥康纳已自知不久于人世；面对着死亡，她考虑到自己的归宿，所以对坦纳的描绘是那么扣人心弦。
在结束这篇粗略的介绍以前，还想说明一件事：特意收在这个译本里的《帕特里奇的节日》是奥康纳自己一再表示不满意的一篇小说。如果有心的读者愿意读一读，同前面提到的那些成功的作品作一番对比，从中领会作者自己的爱恶，那么我们选这一篇的目的就达到了。

（石头的石头ocr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奥康纳书信四则

[美国]弗兰纳里?奥康纳 杨立平 译

致威廉?塞森斯①

1960年9月13日

　　你认为《暴力得逞》一书不很成功，对此我深表歉意。但我以为，既然你看任何东西——竖立的树枝、树叉、螺丝钉，都从性象征的角度出发，都用一种我从未想到的方法，那么，你认为它不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你来说，上面列举的东西在故事中仅具有本来的意义、只发挥自然的作用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你的批评让我觉得，你读的文学批评类书籍太多了，因而也太擅长用一种人为的、破坏性的和极为狭隘的方法来评论问题了。
　　如果这是一本现实主义小说或该小说需要你所需求的那种现实主义，那么，缺少现实主义成分这一点会至关重要。很明显，书中的老人不是一位南方施洗礼教者，而是一位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预言者。真正的预言者是受圣灵的启迪，而未必受他所居住地区的主要教派的左右。更何况，南方传统的新教团体正在为世俗和体面所取代，也正日趋被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教派——耶和华的见证者、玩蛇者、思想自由的基督徒、独立的预言者、骗子、疯子、有时真正受了天启者——彻底推翻。这些教派和传统的新教大相径庭。一个人必须忠实于他的本性。我认为，本书中的老人便是如此。他是一位预言者，而非一位教会人员。作为预言者，他必须是一位天生的天主教徒。霍桑称他不是写小说，而是写传奇。我是他的一个继承者。
　　总之，你的批评离开本书的灵魂太远了，以至我无法和你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是，我衷心希望你会克服掉那种错误的思维模式，不要把一个门把手都看成性的象征，也不要把此类推测强加于那些本无此意的人们。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任何东西，但结果只能是同样地令人啼笑皆非。那个树叉，我的天！比利，弥补一下你的天真吧。你不是在曼哈顿，不要用那些东西来为难那些穷学生了，他们应该得到更好的东西。
　　盼望着感恩节时我们能见到你。

致玛雅特?李②
自皮德蒙特医院， 1960年12月22日

　　听到你那熟悉的声音，我兴奋极了。今天收到你的信，而今晚我也许要被一辆悄然无声的汽车追赶着穿过万难通过的白色堤坝。夜里，护士长没有隔着墙和我讲话，因而我睡得很好。癌症医院的一个护士给我带来了一盒月牙面包，一位姑妈给我拿来了六个鸡蛋糕，我在弗罗里达州的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只人造蜘蛛，放在床上来吓唬那些护士们。看来，星期五我是回不了家了。那位老人说让我们一天天地挨下去。我母亲说，当我们离开时，医院会收我的钱，医生们会获得更多的信息，我将去刚来时去过的地方。在考虑问题方面，你永远超不过我母亲。
　　他们所做的是：抽取我的血，并对我的骨骼进行X光透视。但他们正在查明我的病情。今天，另一位朋友给我拿来了两卷本的《追忆逝水年华》，但我希望，我不会在这儿一直呆到把它读完。这儿的伙食很糟样，你以前注意到没有？
　　我刚到这儿、在接待处回答有关我自己的一些问题时，那位戴着眼镜、一头红发的妇女问我受雇于何人，“受雇于我自己，”我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她问。“我是一位作家，”我回答说。她停止了打字，又问了一遍，“干什么工作？”
　　“作家，”我说。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个词你怎么拼写？”……
　　我得把一个鸡蛋糕和一个月牙面包留给你吃了，因为我在十二点必须停止吃喝。

你的 奥斯沃特

致“A”③
1964年3月14日

　　我认为，对付杰克的校样的最佳方法是，把它们从你住的四楼窗口悬挂出来，任凭鸟儿把它们啄成碎片，用来做窝巢。如果你有更好的主意，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好了。我不喜欢校样。对那些校样，我从来没有看过第二遍。上个星期一，也就是在我做手术的前一天，我收到了《斯万尼评论》寄来的《启示》④的校样，我不得不在医院里修改完这篇小说。似乎不很受欢迎。
　　照料我的护士中有一个酷似特宾夫人⑤。她的丈夫叫奥蒂斯，她总是对我讲她是一位多么出色的护士。她最喜欢用的语法结构是“以前——”。她说，她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无论是有钱人还是黑鬼。她对我详细讲述了奥尔克森县贫困的生活。我简直弄不清，这种环境是上帝送给我的奖赏还是惩罚。她不知道自己可笑，因而要大笑便成了一种痛苦。我想，她使我的病痛增加了一倍。她已取得了护士资格证书。另有两位是该医院的注册护士，她与她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两位注册护士的报酬要优厚些。值夜班的那位注册护士把过去三个周末里莱茜遇到的各种事情对我讲了一遍，上白班的注册护士是警察局长的太太。因而，呆在医院里也并不是清闲、安静的，但也不无收益。然而，我的病还没有多少起色，如果你收不到我的信，那证明，我还未恢复原有的精力。

致马雅特?李 1964年7月1日

　　我推想，你现在一定在契斯特，但也许不在。我从报纸上得知，你的朋友杰克?罗宾逊（棒球手）现在在阿尔伯尼——如果你有意到那儿的监狱里度周末，阿尔伯尼一词可读作All Benny⑥。我没听说发生在W.C.的那件事，因为没有人与我做伴，我也没碰到从那儿来的人。但是，只要我能活到那一天，迟早我会听个够的。
　　我很高兴没有人与我做伴，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事：把这本书弄出来。在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之前，我必须把它弄完。如果病情有所好转，我还有其它一些事情要做。在这里，除了花销方面的事情外，我还有更多的事要考虑。根据莫里尔大夫的指示，我的泼尼松用量已减了一半，因为我血液中的氮元素含量增加了三分之一。我明白，药物和疾病正携手要夺去我的生命。然而不管怎样，我的耳边还未传来天使的合唱，也未听到《克莱蒙泰》和《快来把我带回家》⑦这样的曲调。我可能好些了。我希望你一直很好。契克牧师近来怎样？我希望情况不会仍然让人失望。你读到过刊登在《斯万尼》杂志上的一篇名为《哈莱姆的达赖喇嘛》的小说了吗？小说很长，但写得很好，不妨读一下。
　　我听说为了我的表兄弟要结婚，你的弟媳要举办一次午宴，我的母亲和姑姑已应邀星期六前去参加。但是，我们这里出了些麻烦。肖特星期天被抓进了监狱，因为他酒后无证开车，肇事后又逃离事故现场。他违反了法律，恐怕将加入到戴手铐脚镣的囚犯们行列中去了。他是罪有应得。但是，我的母亲正在为他的案子奔走，因此，我怀疑她能否去赴宴。

　　①威廉?塞森斯，奥康纳的朋友。
　　②玛雅特?李，剧作家，她于1956年与奥康纳相识，两人旋即成为好友。在奥康纳生前，玛雅特?李一直想把奥康纳的小说改编成剧本，但直到奥康纳去世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
　　③“A”是奥康纳一个好朋友的代称，他是个小说家、评论家，在许多事情上观点与奥康纳相似，因此两人很谈得来，保持着长时间的通信。
　　④奥康纳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
　　⑤《启示》中的女主人公。
　　⑥All Benny意思是“全是兴奋剂”。
　　⑦两首歌曲的名字，曲调优伤。

　　录自《外国文学》1995年第一期

背井离乡的人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主 万 译

一

孔雀跟在肖特利太太的身后，顺着那条大道走上那座小山。她打算去站在山顶上。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看上去倒象一个完整的行列。她把两只胳膊合抱起来，在登上那座山顶时，简直象那个巨大的乡下主妇，得到一个危险的信号，便跑出来看看出了什么麻烦。她用两条极粗的腿站着，具有一座大山的宏伟自信的神气，再往上去是逐步狭小的花岗岩般凸出的部分，最后是两个冷冰冰的碧蓝的聚光点，向前扫视，察看着一切。午后白晃晃的太阳正在一大片参差不齐的云层后面运行，仿佛自命是一个不速之客，可是她不顾阳光，目光往下凝视着从公路上分叉出去的那条红土大道。
孔雀就在她的身后停下，它的尾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发出金绿色和蓝色的光彩，它稍许翘起来点儿，免得碰到地面，还象蓬起的裙裾那样，在两边飘扬出去。脑袋在那个芦苇般的蓝色长颈子上缩下，仿佛它正注意着远处一件别人全看不见的东西似的。
肖特利太太正注视着一辆黑色汽车从公路上转过来，驶进大门。在大约十五英尺外的工具棚那边，那两个黑人阿斯特和萨尔克停止了工作，注视着。他们给一棵桑树遮住了，不过肖特利太太知道他们在那儿。
麦金太尔太太正从她宅子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那辆汽车。她脸上露出最开朗的笑容，但是肖特利太太就连从那么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出，她的笑容里有一层紧张不安的意味。来的这些人只是受雇来帮忙的，就象肖特利夫妇或是那些黑人这样。然而，这地方的主人却出来欢迎他们。她出来站在那儿，穿着最好的衣服，戴着一串珠子，这会儿还大张着嘴，快步走上前去。
汽车和她一样，在道旁停下，神父首先跳下了车。他是一个身穿黑衣服的长腿的老头儿，戴着一顶白帽子和一个方向朝后的衣领，肖特利太太知道，神父要别人知道自己是神父的时候，总这么做。就是这位神父安排好让这些人上这儿来的。这时候，他把后车门拉开，从车上跳下两个小孩儿，一男一女，接着走得比较慢的，是一个身穿褐色衣服的女人，样子就象一颗花生。然后，前车门打开，那个男人，那个“背井离乡的人”，走下车来。他身材很矮，背有点儿瘪进去，脸上戴着金丝边眼镜。
肖特利太太把视力集中在他身上，随后又扩大开点儿，把那个女人和两个小孩儿也包括在一幅团体照片里。使她觉得很特别的第一件事是，他们看上去和其他的人一样。每回，她在想象中看见他们时，她所得到的形象就是三只熊，排成单行行走，象荷兰人那样穿着木鞋子和有许多钮扣的闪亮的上衣，戴着水手的帽子。可是那个女人却穿着一件她本人也可以穿的衣服，孩子们穿着和周围一带任何人所穿的一样的衣服。那个男人穿了一条卡其裤子和一件蓝衬衫。突然，在麦金太尔太太向他伸出手时，他快速地弯下腰，亲了一下那只手。
肖特利太太把自己的一只手猛地一下抬起来伸向嘴去，一刹时又把手放下，在屁股上使劲儿擦擦。要是肖特利先生想要吻她的手，麦金太尔太太就会把他打得抱头鼠窜，不过肖特利先生好歹也不会去吻她的手。他没有时间去闲混。
她眯缝着眼，更仔细地看看。那个男孩儿呆在那群人的中央说话。据信他最会讲英语，因为他在波兰学过点儿英语，于是他听父亲讲了些波兰语，再用英语讲出来，然后听着麦金太尔太太讲的英语，再把那译成波兰语。那个神父告诉过麦金太尔太太，他的名字叫鲁道夫，十二岁，女孩子的名字叫斯莱奇威格，九岁。在肖特利太太听来，斯莱奇威格就象一个你会给害虫取的名字，或者是相反的那样，就好象你管一个男孩儿叫博尔威维尔①似的。他们的姓只有他们自己和那个神父才说得上来。她听得出的不过是戈布尔霍克。她和麦金太尔太太在准备接待他们的那一星期里，一直管他们叫戈布尔霍克家。
接待他们的准备工作很不少，因为他们自己一无所有，一件家具，一条被单，或是一只碟子也没有。一切不得不从麦金太尔太太不能再使用的物件中拼凑起来。她们从这儿收集起一件单件的家具，从那儿又收集起一件。她们还取来一些有花纹的鸡食布袋，用那做了几条窗帘，两条红色的，一条绿色的，因为她们没有足够的红布袋好做成三条一色的。麦金太尔太太说，她不是钱做的，买不起窗帘。“他们也没法说什么，”肖特利太太说。“你想他们会分辨出是什么颜色吗？”麦金太尔太太曾经说过，这些人经历了他们经历的一切以后，对自己能得到的随便什么都应当十分感激。她还说，想想看从那面②逃出来，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他们多么幸运。
肖特利太太回想起，她有次看过的一部新闻短片中的一个小房间，房里堆得很高的是一大堆赤裸裸的尸体，胳膊和腿缠结在一起，这里支出一个头，那里又支出一个，一只脚、一个膝盖、一个应当遮掩起的部分，全支了出来，还有一只手高高举起，手里并没有抓着什么。你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它是真的，没来得及相信它，画面倒又变了，一个空洞的人声说道：“时间在前进！”这是欧洲每一天都在发生的那种事情，他们在欧洲不象在这个国家里这样前进。肖特利太太从她的有利的地位上注视着，突然通过直觉知道，戈布尔霍克家，象带着伤寒蚤的老鼠一样，可能会把所有那些杀人的方式直接带过大海，带到这地方来。如果他们是从对他们干下那种事情的地方来的，有谁能说他们不会对别人也干下那种事情呢？这个问题的广泛意义，几乎使她感到震惊。她的肚子颤抖起来，仿佛大山的中心微微震动了一下。她自动地从高地上走下来，走上前去由人家介绍给他们，仿佛她打算立刻就弄明白，他们能做出点儿什么事似的。
她走近前去，腆着肚子，昂着脑袋，两只胳膊合抱起来，皮靴轻轻拍击着她的粗腿。她在离开那群用手比划着的人大约十五英尺的地方站定，把目光盯在麦金太尔太太的后颈窝上，使人家觉察到她来了。麦金太尔太太是一个六十岁的矮小的女人，生着一张满是皱纹的圆脸，红色的前刘海几乎垂到了用笔画的两道高耸起的橘黄色的眉毛上面。她的嘴很小，活象一个洋娃娃的，眼睛睁大时是柔和的蓝色，但是眯起来察看牛奶罐时，却比较象钢铁或者花岗岩的颜色。她曾经埋葬了一个丈夫，又和另外两个离了婚。肖特利太太很敬重她，把她看作一个还没有人能胜过的人——除非，哈，哈，或许就是肖特利夫妇。她把一只胳膊朝着肖特利太太的方向伸过来，对那个男孩儿鲁道夫说：“这位是肖特利太太。肖特利先生是帮我管理牛奶房的。肖特利先生在哪儿？”在肖特利太太依旧合抱着两只胳膊，又朝前走起来时，她这么问。“我想找他来会会吉扎克家的人。”
原来是姓吉扎克。她当着他们的面并没有管他们叫戈布尔霍克。“钱塞在牛棚里，”肖特利太太说。“他没有时间象那边那些黑人那样，在矮树丛里休息。”
她的目光首先掠过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的头顶，然后缓缓向下转去，就象一只兀鹰在空中翱翔，下降，终于停到那个尸体上那样。她站得相当远，因此那个人不能吻她的手。他用绿色的小眼睛正视着她，咧开大嘴朝她笑笑，嘴里半边没有牙齿。肖特利太太并没有笑，她转过脸去注意看那个小女孩。她站在母亲的身旁，把肩膀从一边摇向另一边，头发编成两根环形的长辫子。尽管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害虫的名字，她却长得很美，这是不可否认的。她比肖特利太太的两个女儿安妮?莫德和萨拉?梅长得都美。肖特利太太的两个女儿一个快十五岁，一个快十七岁，不过安妮?莫德始终没有发育好，萨拉?梅眼睛有点儿斜视。她把那个外国男孩和她的儿子H.C.比较了一下，H.C.要出色上许多。H.C.二十岁，具有她这种体格，还戴着眼镜。他现在在上圣经学校，等毕业以后，就要去从事教会工作。他嗓音响亮、甜润，唱圣歌很合适，而且什么东西都能叫卖。肖特利太太望着神父，想起来这些人并没有一种很高深的宗教学说。这会儿，她无法说出他们都相信什么。因为那些蠢事没有一件由于他们的信仰而给革除掉。她又看见了那个尸体堆得很高的房间。
神父本人以一种外国方式讲英语，不过他的喉咙里好象塞满了干草。他的脑袋秃了，一张长方形的有白斑的脸上生着一只大鼻子。在她打量着他的时候，他的大嘴一下张开，两眼凝视着她的身后，说：“啊—啊—啊！”一面用手指指。
肖特利太太回过身。孔雀正站在她身后几英尺以外，头微微翘起。
“一只多美的鸟儿—儿啊！”神父咕哝说。
“又多一张嘴要养活，”麦金太尔太太朝孔雀那方面瞥了一眼，说。
“它多会儿开屏呢？”神父问。
“在它认为合意的时候，”她说。“早先这地方有二三十只这种孔雀，但是我让它们一个个死啦。我不喜欢听见它们半夜里尖声怪叫。”
“这么美，”神父说。“尾巴上满是太阳。”说着，他蹑手蹑脚走向前去，低头看着孔雀的背部，那种发亮的金绿两色的图案就是从背部开始的。孔雀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刚从一个阳光灿烂的高地上下来，让他们大伙儿一饱眼福似的。神父的亲切的红脸低下去对着它，高兴得容光焕发。
肖特利太太尖刻地撇了撇嘴。“不过是一只小孔雀，”她嘀咕说。
麦金太尔太太扬起橘黄色的眉毛，和她互相丢了一个眼色，表示这个老头儿已经进入了他的第二童年。“唔，咱们得领吉扎克家去看看他们的新家，”她不耐烦地说，于是又让他们挤坐进了那辆汽车。孔雀朝两个黑人藏在后面的那棵桑树走去。神父把看得出神的脸转开，他上了汽车，把这些背井离乡的人送到他们这就要去居住的那所小木屋去。
肖特利太太等到汽车驶得看不见后，才迂回地走到桑树那儿去，站在那两个黑人身后大约十英尺的地方。一个黑人是个老头儿，手里提着一只桶，里面装了半桶牛饲料。另一个黑人是一个肤色微黄的小伙子，生着一个短小的土拨鼠的脑袋，脑袋上戴着一顶圆圆的毡帽。“唔，”她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看了很不少时候。你们觉得他们怎样？”
那个老头儿阿斯特撑起身来。“我们一直在看，”他说，仿佛这对她会是新闻。“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是从大洋那面来的，”肖特利太太把胳膊一挥，说。“他们就是所谓‘背井离乡的人’。”
“‘背井离乡的人’，”他说。“嘿，真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呆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又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象你给赶出了这儿，又没有人肯要你那样。”
“可他们似乎就要在这儿呆下去啦，”老头儿用沉思的声音说。“要是他们在这儿呆下，那么他们就呆在一个地方啦。”
“当然啦，”另一个表示同意。“他们就要在这儿呆下。”
黑人的不合逻辑的想法，总使肖特利太太气恼。“他们没有呆在应该呆的地方，”她说。“他们应该呆在那边，那边的一切还象他们过去习惯的那样。这儿要比他们来的地方先进。不过你们现在最好留神，”她说，一面点点头。“大概还有千百万象他们这样的人。我知道麦金太尔太太说过什么话。”
“她说什么来着？”年轻人问。
“眼下对白人和黑人来说，工作可不容易找，不过我想我听见了她对我所说的话，”她用单调的声音说。
“你几乎什么话都可以听见，”老头儿说，一面探身向前，仿佛想要走开，又止住自己那样。
“我听见她说，‘这就要把对主的畏惧③灌输给那帮好吃懒做的黑人！’”肖特利太太用响亮的声音说。
老头儿走开了。“她常常说这样的话，”他说。“哈哈，是这样，真个的。”
“你最好上那个牛棚里去，帮一下肖特利先生，”她对另一个黑人说。“你想她干吗付钱给你？”
“是他打发我出来的，”那个黑人嘀咕说。“是他派给我一件别的活儿干的。”
“那么你最好就去做吧，”她说，同时站定在那儿，直等到他走开。接着，她又站了一会儿，沉思着，那双茫茫的眼睛正望到孔雀的尾巴上。孔雀已经跳上树去，尾巴垂下来正在她的眼前，尾巴上满是闪亮耀眼的行星，那些眼睛每一只都有一道绿圈，衬托着一个太阳，一刹那显得是金色，一刹那又显得是橙红色。她可能是在望着一幅宇宙图，但是她没再去注意它，就和她没有注意到那棵树的暗淡的绿叶间露出的斑斑驳驳的蓝天一样。这时候，她内心里正看见一种幻象。她正看到那千百万人争先恐后地抢在她本人前面据有这儿的一些新工作。她本人是一个巨大的天使——翅膀宽得象一所房屋——正在告诉黑人，他们不得不另找工作了。她转身朝牛棚方向走去，心里默想着这件事，脸上的神情既傲慢又满意。
她由一个倾斜的角度走近牛棚，这使她可以在自已没给人看见之前，先看进谷仓的门里去。钱塞?肖特利先生正蹲在门里一只花白大奶牛的身后，把最末那架挤奶机安放好。一支大约半英寸长的香烟粘在他下嘴唇的中央。肖特利太太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她要是看见或者听说你在这个牛棚里抽烟，准会大发脾气的，”她说。
肖特利先生抬起一张皱纹很深的脸，每边面颊下都瘪下一块，那张起疱的嘴巴的两角还有两道长长的凹下去的纹路。“你要去告诉她吗？”他问。
“她自己有鼻子，”肖特利太太说。
肖特利先生好象对这种本领不加任何考虑，就用舌尖卷起那个香烟头，把它吸进嘴去，紧闭上嘴，站起身，走出牛棚，睁圆了两眼，很赞赏地望了老婆一下，把那个闷熄了的烟头吐到草丛里去了。
“啊，钱塞，”她说，“呃，呃。”她边说边用大脚趾刨了一个小坑，把烟头埋起来。肖特利先生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向她表示爱情的一种方式。以前，他向她求完婚以后，并没有带一只吉他来弹，或是带什么好东西来送给她保存，而是坐在她门廊的台阶上，一句话也不说，模仿一个瘫痪的人撑起身来欣赏一支香烟的样子。等香烟抽到适当程度以后，他总转眼瞅着她，张开嘴，把烟头吸进去，然后坐在那儿好象把烟头吞了下去似的，一面用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出的最可爱的神气望着她。那种神气几乎使她心花怒放。每次他这么做，她总想要把他帽子拉下来遮着他的眼睛，使劲儿搂抱着他。
“我说，”她说，一面跟在他身后走进牛棚去，“戈布尔霍克家全来啦。她要你去会会他们，说：‘肖特利先生在哪儿？’我说：‘他没有时间……’”
“把那些重量加起来，”肖特利先生说，同时又蹲下身去对着那头牛。
“你认为他一句英语不懂，能开一台拖拉机吗？”她问。“我想她在他们身上花的钱是得不偿失的。那个男孩能讲英语，不过他样子很娇气。能干活儿的不能讲，能讲的又不能干活儿。她并不比多弄几个黑人来好多少。”
“要是我的话，我宁愿找一个黑人，”肖特利先生说。
“她说，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有千千万万，她还说她要多少，那个神父就可以替她找多少来。”
“她最好别去跟那个神父搅和到一块儿，”肖特利先生说。
“他样子并不机灵，”肖特利太太说，“——有点儿愚蠢。”
“我可不要找一个罗马教皇来告诉我怎样经营一个牛奶房，”肖特利先生说。
“他们不是意大科人，他们是波兰人，”她说。“从波兰来的，在那儿，死人全是堆积起来的。你记得那些死尸吗？”
“我现在给他们三星期，”肖特利先生说。

三星期后，麦金太尔太太和肖特利太太开车到最远的甘蔗田去，观看吉扎克先生开动一架切草机。这是麦金太尔太太刚买来的一架新机器，因为她说，她第一次有一个会操纵的人了。吉扎克先生会开拖拉机，会使用转动的干草打包机，切草机，联合收割机，榨汁机，以及她这地方拥有的任何其他机器。他是一个熟练的技工、一个木工和一个泥瓦工，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麦金太尔太太说，她估计单在修理这一方面，他每月就可以给她节约二十美元。她还说，找到他，是她有生以来一天中所做的最出色的工作。他会开挤奶机，而且异常整洁，又不抽烟。
她把汽车停在甘蔗田边上，她们下了车。年轻的黑人萨尔克正把大车接在切草机上，吉扎克先生则把切草机接在拖拉机上。他先连接好，把那个黑人小伙子推开，亲自把大车接在切草机上。每逢他要锤子或螺丝起子的时候，他总用手比划，脸上显得精神抖擞而又有点儿愤怒。随便什么事非做得挺麻利，才能合他的意。黑人们使他感到紧张不安。
前一星期，他在晚餐的时刻碰上了萨尔克，提着一只粗麻布袋悄悄溜进关小火鸡的栏里。他看见他从场地上拿了一只大小可以油煎的火鸡，把它塞进口袋里去，又把口袋藏在上衣里面。接下去，他跟着他绕过牛棚，一下朝他扑过去，把他拖到麦金太尔太太的后门口，用手势把全部经过向她说了。同时，那个黑人嘀咕说，要是他偷了什么火鸡，那么愿上帝把他打死，他只是拿了这只火鸡去涂些黑鞋油在它头上，因为它患了鸡痘。如果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实情，那么愿上帝把他打死。麦金太尔太太叫他把火鸡放回去，接着她花了很长时间向这个波兰人说明，所有的黑人全都会偷。她最后不得不去把鲁道夫叫来，用英语告诉他，让他再用波兰语告诉他父亲。吉扎克先生脸上带着惊讶而失望的神情走了。
肖特利太太站在一旁，等着看切草机出毛病，可是它并没有出毛病。吉扎克先生的全部动作麻利而准确。他象一只猴儿那样跳上拖拉机，操纵着那台橘黄色大切草机驶进甘蔗中去。一刹那，饲料就从管子里形成一道绿色气流喷射进大车里去。他颠颠簸簸地驶下那一行，直到他的机器不见了，声音越来越远。
麦金太尔太太高兴地叹息了一声。“我到底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了，”她说：“好多年，我一直在和一些笨拙无用的人浪费时间。笨拙无用的人。贫穷的白种废物和黑人，”她咕哝说。“他们把我吸干啦。在你们全家来以前，我有过林菲尔德家、科林家、贾雷尔家、珀金家、平金家、赫林家，以及上帝知道还有些什么别的人家。他们没有一个离开这地方不带走一件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
肖特利太太可以镇定自若地听着这一番话，因为她知道，如果麦金太尔太太认为她也是废物，那么她们就不会一块儿谈论废物了。她们两人都不赞成废物。麦金太尔太太继续自言自语，讲着肖特利太太以前常听她说过的那一番话。“这地方我已经经营了三十年啦，”她说，一面紧蹙起眉来，望着眼前的那片田地。“老是只不过勉强维持。人家以为你是钱做的。我得缴税，得继续保险，又要付修理费，还有饲料费等。”这些全集合拢来。她挺起胸脯站着，两只小手紧紧握着胳膊肘儿。“自从法官去世以后，”她说，“我简直入不敷出，他们临走全都拿上一件东西。黑人从不离开——他们呆在这儿偷。黑人认为凡是有钱的人他都可以偷，无用的白人则认为，凡是雇得起象他们那种笨拙无用的人的，都很有钱。而我得到的就是脚下的泥土！”
你雇用，你解雇，肖特利太太心里想着，不过她并不总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她站在一旁，让麦金太尔太太把她的话全部讲完，可是这一回结尾却和平时不一样。“但是我到底得救啦！”麦金太尔太太说。“一个人的苦难是另一个人的收益。那边的那个人，”她指指“背井离乡的人”走得看不见的地方，“——他非干话儿不可！他要干活儿！”她把那张精神抖擞、满是皱纹的脸转向肖特利太太。“那个人就是我的救星！”她说。
肖特利太太笔直地朝前望着，仿佛她的眼光看穿了甘蔗和小山，一直看到了另一面。“我对于从魔鬼方面来的救星感到很怀疑，”她超然而徐缓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麦金太尔太太问，同时目光严厉地望着她。
肖特利太太摇摇头，但是不肯再说什么别的。事实上，她也没有什么别的话说，因为她只是在那一刹那才有这种直觉的。她始终没有多去想到魔鬼，因为她觉得宗教主要是为了那些没有信仰、不知道怎样避免邪恶的人。对于象她自己这样的人，对于精明强干的人，宗教是一个提供歌唱机会的社交场合，可是如果她曾经多去思考它，她就会认为，魔鬼是宗教的领袖，上帝只是个门客了。随着这些背井离乡的人的到来，她不得不对许多事情都重新加以考虑了。
“我知道斯莱奇威格对安妮?莫德说了些什么，”她说。麦金太尔太太很细心，没有问她是什么，只把手伸下去，折了一小枝檫木④放在嘴里咀嚼。这当儿，她继续说下去，那种方式表示自己并没有把话全说出来。“她说，他们，他们四个人，靠七十美元生活，日子长了是不行的。”
“他是值得加工资的，”麦金太尔太太说。“他替我节省了钱。”
这就等于说，钱塞从来没有为她节省钱。钱塞每天清早四点钟起身去挤牛奶，不管冬天刮风、夏天炎热。过去这两年，他一直都是这样。他们跟着她时间最长，从来没有哪个人跟着她这么长久的。他们所得到的感激就是这种旁敲侧击的话，说他们没有替她节省钱。
“肖特利先生今儿觉得好点儿吗？”麦金太尔太太问。
肖特利太太认为这也正是她该这么问问的时候了。肖特利先生因为患病，在床上睡了两天。吉扎克先生除了干自己的活儿外，还替他干了牛奶房里的活儿。“没有，他还没好，”她说。“大夫说，他是由于劳累过度。”
“如果肖特利先生是劳累过度，”麦金太尔太太说，“那么他一定另外还干什么活儿。”说完，她几乎是闭上眼望着肖特利太太，就象在察看一只牛奶罐子的底似的。
肖特利太太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她内心的猜疑却象一块乌黑的雷云那样增长起来。事实上，肖特利先生确实另外干着一件活儿。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这也压根儿不干麦金太尔太太的事。肖特利先生酿造威士忌。他在这地方最远的角落里有一个小酿酒场。不错，是在麦金太尔太太的地上，不过是在她仅仅拥有而并没有耕种的地上，在对谁都没有什么用处的荒地上。肖特利先生并不怕干活儿。他清早四点钟就起身去挤牛奶，中午应该休息的时候，他就去照料他的酿酒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肯这样干活儿。黑人知道他的酿酒场，但是他也知道他们的，所以他们之间始终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可是既然这地方来了一些外国人，来了一些留神注意、毫不谅解的人，由一个不断发生战斗、宗教还没有改革⑤的地方来的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不得不时刻留神。她心想，应当有一道法令取缔他们。他们没有理由不能留在大洋那边，取代某些在他们的战争与屠杀中被杀死的人。
“还有，”她突然说，“斯莱奇威格说，等她爸爸一攒起钱来，他就要自己买一辆旧汽车。等他们买了一辆旧汽车，他们就会离开你。”
“我不会付给他许多钱，让他可以积攒起来，”麦金太尔太太说。“这一点我可不发愁。当然啦，”她随后说，“要是肖特利先生不能干活儿啦，我在牛奶房就不得不完全靠吉扎克先生了，那样我就不得不再多付给他一点儿工资。他不抽烟，”她说，这是一星期里她第五次指出这一点来。
“没有人，”肖特利太太着力地说，“干起活儿来象钱塞那样出力，照看起牛来象他那样自在，或者信教象他那样虔诚的。”说着，她合抱起胳膊，目光炯炯地看到了远处。拖拉机和切草机的声音越来越响。吉扎克先生由那行甘蔗的另一边绕过来，出现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她咕哝说，心里不知道要是这个波兰人发现了钱塞的酿酒场，他会不会知道那是什么。这些人带来的麻烦是，你无法说出他们知道点儿什么。每回吉扎克先生一笑，欧洲便在肖特利太太的想象中延展开，显得神秘、邪恶，是魔鬼的实验站。
拖拉机、割草机和大车嘎啦嘎啦、轰隆轰隆在她们面前驶了过去。“想想看，要是由人和骡子来做这件事，那得需要多少时间，”麦金太尔太太喊着。“按照这种速度，我们可以在两天内把这片最远的地全部割光。”
“也许可以，”肖特利太太咕哝说，“要是不发生什么大意外的话。”她想到拖拉机如何已经使骡子变得毫无价值了。现在，你没法把一头骡子送掉。下一件该去掉的东西，她提醒自己，就是黑人了。
下午，她把阿斯特和萨尔克这就会遭到的事情，向他们说明了，他们当时正在牧场上，在给撒肥机装肥料。她在一个小棚下那一大块盐旁边坐下，肚子腆到了膝上，胳膊放在肚子上。“你们黑人最好留神，”她说。“你们知道你们卖一头骡子能得到多少钱。”
“一点儿也得不到，真个的，”老头儿说，“一点儿也没有。”
“在没有拖拉机以前，”她说，“可能是用一头骡子。在没有‘背井离乡的人’以前，可能是靠黑人。不再提到黑人的时刻，这就要来了，”她预测着。
老头儿彬彬有礼地出声笑了。“是呀，真个的，”他说。“哈哈！”
年轻人没说什么。他只显得闷闷不乐，可是等她走进屋子以后，他说：“大肚子⑥的神气好象她什么全知道。”
“没关系，”老头儿说，“你的地位太低，谁也不会来和你争。”
在肖特利先生回到牛奶房里去干活儿以前，她一直没把自己为酿酒场的忧虑告诉他。后来有天晚上，他们上床睡觉以后，她才说：“那个人四处乱窜。”
肖特利先生合抱起两手，放在瘦骨嶙嶙的胸部，装作是一具死尸。
“四处乱窜，”她说下去，一面用膝盖使劲儿撞了一下他的腰部。“谁说得上来，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谁说得上来，要是他发现了，他会不会立刻上她那儿去告密？你怎么知道他们在欧洲不酿酒？他们开拖拉机。他们种种机器都有。你快回答我。”
“现在，别为我操心，”肖特利先生说。“我已经死了。”
“他那双小眼睛显出来他是外国人，”她咕哝说。“还有他那种耸肩膀的样子。”她把自己的肩膀收缩起，耸了好几次。“他又有什么好耸肩的呢？”她问。
“如果人人都象我一样死了，谁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啦，”肖特利先生说。
“那个神父，”她咕哝说，接下去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在欧洲，他们大概有一种不同的酿酒方法，不过我猜他们各种方法全知道。他们满脑子尽是鬼点子。他们始终没有前进或是改进。目前，他们信仰的宗教和一千年前一样。对这件事应该负责的只能是魔鬼。他们彼此老在战斗。争吵。然后把我们也拖进去。他们不是已经把我们拖进去两次了。我们也没有头脑，只会跑到那边去，替他们解决，接下来他们又回到这儿来，四处窥探，发现了你的酿酒场，直接跑去向她报告。而且很可能随时都去吻她的手。你听见我说的话吗？”
“没有，”肖特利先生说。
“我再来告诉你一件事，”她说。“要是他不明白你说的一切，不管你说的是英语还是别的语言，我都决不会大为吃惊的。”
“我也不会讲别种语言，”肖特利先生低声说。
“我怀疑，”她说，“过不了多久，这地方就不会再有黑人了。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倒宁愿这儿有黑人，也不愿有波兰人。还有，到时候，我打算替黑人说话。戈布尔霍克第一次上这儿来的时候，你记得他怎样和他们握手，好象他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好象他和他们一样黑似的，但是等他发觉萨尔克在拿火鸡的时候，他马上就去告诉她。我早就知道他在拿火鸡啦。我本可以亲自去告诉她的。”
肖特利先生很平缓地呼吸，仿佛睡着了似的。
“黑人就不知道他多会儿有朋友，”她说。“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我从斯莱奇威格那儿听说到许多事。斯莱奇威格说，他们在波兰住在一所砖房里，有天晚上，有个男人来，叫他们在天亮以前离开那儿。你相信他们住过砖房吗？”
“装腔作势，”她又说。“这只是装腔作势。就我来说，一所木头房子已经够好了。钱塞，”她说，“脸朝这边。”我不喜欢瞧见黑人遭到虐待，匆匆跑走。我非常可怜黑人和穷人。我不是一贯是这样吗？”她问。“我说我难道不是一贯对黑人和穷人很友好吗？”
“到时候，”她又说，“我可要支持黑人，就是这么回事。我可不能看着那个神父把所有的黑人全赶走。”

麦金太尔太太买了一把新的大耙和一辆有动力起重机的拖拉机，因为她说，她第一次有一个能操纵机器的人了。她和肖特利太太曾经开车到那片偏僻的田地上去察看他前一天翻的地。“这地翻得好极了！”麦金太尔太太说，一面望着车外那片起伏不平的红土地。
自从这个“背井离乡的人”来给麦金太尔太太干活以后，麦金太尔太太变了。肖特利太太很细心地注意着这种变化。她的一举一动开始变得象一个秘密发了财的人，她也不象先前常做的那样，有话全告诉肖特利太太。肖特利太太疑心这种改变是由于那个神父捣的鬼。他们很狡猾。首先，他把她请进他的教堂去，然后他就把手伸进她的钱包。哼，肖特利太太想着，她真傻！肖特利太太自己有一个秘密。她知道“背井离乡的人”正做着的一件事会把麦金太尔太太难住的。“我还是要说，他不会每个月为七十美元永远干下去的，”她咕哝说。她打算把秘密保持在她和肖特利先生之间。
“唔，”麦金太尔太太说，“我也许不得不去掉几个其他的帮手，让我可以多付点儿钱给他。”
肖特利太太点点头，表示这件事她早就知道了。“我可不是说那些黑人不该遭到这种命运，”她说。“不过他们倒是很尽力的。你总可以吩咐一个黑人该做什么，然后呆在一边，看着他做好。”
“这也正是法官所说的话，”麦金太尔太太说，很赞同地望着她。法官是她的第一位丈夫，就是把这块地方留给她的那一位。肖特利太太听说，她嫁给他的时候只有三十岁，可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她想等他一死，自己就会很有钱，但是那个老头儿是个恶棍。等他的遗产清算下来后，他们发觉他一个子儿也没有。他留给她的只是五十英亩地和这所宅子。不过她总是恭恭敬敬地讲到他，还引用他的话，例如，“一个人的苦难是另一个人的收益”和“你知道的魔鬼总比你不知道的好”。
“可是，”肖特利太太说，“你知道的魔鬼总比你不知道的好。”说完，她不得不转过身去，不让麦金太尔太太看见她笑。她通过阿斯特那个老头儿探听出了那个“背井离乡的人”想要干些什么。除了肖特利先生外，她谁也没有告诉。肖特利先生在床上一下子笔直地坐起来，象坟墓中的拉撒路⑦那样。
“住嘴！”他这么说。
“是这样，”她说。
“不是的，”肖特利先生说。
“是这样，”她说。
肖特利先生向后平躺下了。
“波兰人相当蠢，”肖特利太太说。“我猜全是那个神父唆使他干的，就是这么回事。我责怪那个神父。”
神父常常来看吉扎克家的人。他也总顺便进来看看麦金太尔太太。他们总在这地方绕上一圈，她总指出她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改进，一面听着他的轻快的谈话。肖特利太太突然听说，他正在劝她再弄一家波兰人到这地方来。他们两家一来以后，除了波兰语外，这儿简直不会再讲什么别的语言了！黑人就会全离开，这两家人就会合起来对付肖特利先生和她自己。她开始想象到一场语言的战争，看到波兰语和英语相互对峙，大步走上前，不是句子，只是些词，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声音又响又尖地怒喝，一面大步走上前，接着便互相扭打。她瞧见那些肮脏的、尖刻的、未经改革的波兰单词，朝着洁净的英语单词扔烂泥，结果一切全变得同样肮脏。她看见它们全堆积在一间房里，全是肮脏的死词，他们的，还有她的，堆积起来，象新闻短片里赤身露体的尸体那样。愿上帝救救我，她默默地喊着，不要让我受到撒旦恶臭势力的影响！从那天起，她开始带着一种新的注意力去读《圣经》。她用心读着《启示录》，开始引用各预言书里的词句。没有多久，她对自己的存在便获得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她很清楚地看到，世界的含意是一种安排好的奥秘。她疑心自己在这项安排中要起一种特殊的作用，这并不使她觉得惊讶，因为她很坚强。她看到万能的上帝创造出坚强的人来，要他们做不得不做的事。她感到要是召唤到自己的时候，她是会准备好的。这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注意着那个神父。
他的访问使她愈来愈气恼。在最近的那一次，他四处走着，从地上拾起羽毛来。他找到了两根孔雀羽毛，四五根火鸡羽毛和一根旧的褐色的母鸡羽毛，象拿一个花束那样把这些羽毛全拿走了。这种愚蠢的做法一点儿也没有骗到肖特利太太。他来到这儿：领着大群外国人漂洋渡海来到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引起了争吵，赶走了黑人，还把巴比伦⑧的娼妓安顿在正直的人当中！每次他到这地方来的时候，她总藏在一件什么东西后面注视着，直到他离开。
一个星期日下午，她看到了幻象。肖特利先生的一面膝盖感到疼痛，她去替他把牛赶进牛棚，正缓缓地走过牧场，两只胳膊合抱起来，眼睛盯视着远处低悬在空中的云层，云层看上去就象一排排白鱼，被冲上了一大片碧蓝的海滩。她走上一个斜坡后停下，吃力地吁了一口气，因为她的身体非常重，而且人也不象过去那么年轻了。有时候，她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象一个孩子的拳头那样，在胸膛内一会儿握紧一会儿张开。当这种感觉来临的时候，使她完全停止思想，她就象自身的一个大躯壳那样走来走去，毫无理由地移动。但是她毫不怯懦地登上了这个斜坡，站在坡顶上，自己很高兴。忽然，在她注视着时，天空向后折成两片；象舞台上幕布那样，一个巨大的人形站在那儿面对着她。人形的颜色是晌午后不久太阳的颜色——金白色。它并不具有明确的形状，不过有些火红的轮子，以及一些强烈、黝黑的眼睛，绕着它急速旋转。她说不出来那个人形是在朝前走还是朝后走，因为它是那么壮丽。她为了望望它，把两眼闭上。它变成了血红色，轮子变成了白色。有一个洪亮的人声说了这一个词：“预言！”
她站在那儿，微微有点儿蹒跚，不过身子依然挺得笔直，两眼紧紧闭着，手攥得很紧，遮阳的草帽低低的戴在额头上。“邪恶国家的儿童将遭到屠杀，”她用响亮的声音说。“腿生在该生胳膊的地方，脚顶着脸，耳朵在手掌心里。谁会保持完整？谁会保持完整？谁？”
不一会儿，她睁开了眼。天空里满是白鱼，被一种看不见的潮流懒洋洋地支撑着两胁，还有一片片阳光，淹没在它们前面相当远的地方，不时闪现出来，仿佛正给冲向相反的方向。她木然地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直到她走过牧场，到了那片地上。她象一个精神恍惚的人那样穿过牛棚，没有对肖特利先生说。她继续往前，顺着大道走，直到她看见神父的汽车停在麦金太尔太太宅子的前面。“又来了，”她咕哝说。“又来搞破坏啦。”
麦金太尔太太和神父正在院子里散步。为了不迎面碰上他们，她往左转过去，走进了饲料房，一个单间的小木屋，一边堆着花布袋子的杂凑的饲料。一个角落里有些散出来的牡蛎壳，墙上还挂着几幅肮脏的旧日历，替牛饲料和各种专卖药品做的广告。有一幅上是一个穿着常礼服、蓄着胡须的先生，手里握着一只瓶，在他的脚下有这么一句题词：“这个惊人的发现使我变得很受人欢迎。”肖特利太太一向觉得跟这个人很接近，仿佛他是她所熟悉的一位杰出人士，不过这时候她没想到什么别的，只想到神父在场所带来的危险。她在两块板之间的一个裂缝那儿站定，由那儿看出去，看见神父和麦金太尔太太朝着那个火鸡孵房溜达过去，那个孵房就在饲料房的外边。
“呀—呀—呀！”他们走近孵房的时候，他说。“瞧瞧这些小火鸡！”他弯下身，从铁丝网间斜眼望着。
肖特利太太把嘴撇了撇。
“您认为吉扎克家会离开我吗？”麦金太尔太太问。“您认为他们会不会到芝加哥或是一个那样的地方去吗？”
“他们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神父问，一面用一个手指对着火鸡摆动了一下，大鼻子紧贴着铁丝网。
“为了钱，”麦金太尔太太说。
“呀—呀，那么多给他们点儿钱，”他淡漠地说。“他们得生活下去。”
“我也得生活，”麦金太尔太太咕哝说。“这意思说，我不得不解雇一些其他的人罗。”
“肖特利夫妇工作满意吗？”他问，对火鸡比对她还要注意。
“上个月我有五次都发现肖特利先生在牛棚里抽烟，”麦金太尔太太说。“有五次。”
“黑人比他好点儿吗？”
“他们撒谎，偷东西，你老得留神注意着他们，”她说。
“啧，啧，”他说，“你解雇谁呢？”
“我决定明儿通知肖特利先生，一个月后请他离开，”麦金太尔太太说。
神父简直好象没有听见她说的话，他净忙着把手指伸进铁丝网去摆动。肖特利太太在一只盛着孵蛋用谷糠的敞开的口袋上砰地一声坐下，弄得饲料的尘末在她的四周飞扬起来。她发现自己直勾勾地朝前望着对面的墙壁，日历上的那位先生正高举着他的惊人的发现，但是她并没有看见他。她朝前望着，仿佛压根儿什么也没有看见。接着，她站起身，跑到自己的家里去，脸色红得几乎象爆发的火山一样。
她把所有的抽屉拉开，又从床下面拖出箱子和破旧的小提包来，开始把抽屉里的东西装进箱子，一直收拾得没有停，也没有把头上戴的草帽摘下。她让两个女孩儿也这么做。等肖特利先生走进来时，她甚至都没有望他，只用一只胳膊指着他，另一只还在忙着收拾。“把汽车开到后门口来，”她说。“你总不见得等着人家解雇你吧！”
肖特利先生一生中对她消息灵通从来没有怀疑过。他顿时便看清楚了全部实情，于是愠怒地皱了皱眉，走出门去，驾驶着汽车绕到后门口来。
他们把那两张铁床缚在车顶上，又把两张摇椅放在床里面，把两张床垫卷起来，塞在摇椅之间。在这上面，他们缚了一柳条篓的小鸡。他们把旧提包和箱子全放在汽车里面，留下一小块空隙让安妮?莫德和萨拉?梅坐进去。这样花去了下午其余的时间和大半夜，可是肖特利太太决定，他们要在清晨四时以前离开，肖特利先生不必再在这地方安放好一架挤奶机了。在她忙碌着的时候，她的脸色一直迅速在变，红一阵白一阵。
天亮以前，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他们预备离开了。全家都坐进了汽车，挤坐在箱子、包袱和行李卷之间。那辆四四方方的黑汽车驶行起来，它的嘎嘎声比平日还要响，仿佛因为载重过度而提出抗议似的。在后座上，那两个瘦长的、大骨骼的黄发姑娘坐在一叠箱子上，还有一头小猎兔犬和一只带着两只小猫的大猫呆在毯子下面。汽车缓缓驶行，象一条超载的漏水的平底船，它驶离了他们的小木屋，驶过了麦金太尔太太正在里面酣睡的那所白房子——她简直没有料到肖特利先生那天早上会不挤牛奶了。他们还驶过了山顶上那些波兰人的小木屋，往前驶下大道，到了大门口。两个黑人一前一后，正从大门那儿走去帮助挤牛奶。他们笔直地对着车子和车子上的人望望，可是就在车灯暗淡的黄光照亮了他们的脸时，他们也很有礼貌地显得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者反正对车上的情形并没有加以重视。这辆载满了人和什物的汽车在清晨那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可能只是飘浮过的薄雾。他们继续以同样平稳的步伐沿着大路走去，头也没有回。
一个深黄色的太阳在天空升起，天空和大道一样，也是光滑的灰黑色。田野长满了杂草，很呆板地在两旁延展开去。“咱们上哪儿去？”肖特利先生第一次问。
肖特利太太坐在车上，一只脚踏在一个粗板箱上，所以膝盖抵着自己的肚子。肖特利先生的胳膊肘儿几乎伸到了她的鼻子下面。萨拉?梅光着的左脚支到前座上来，碰到了她的耳朵。
“咱们上哪儿去？”肖特利先生又问了一遍，因为她又没有回答，他于是转过身望望她。
一股强烈的热流似乎缓缓地、全力地涌上了她的脸，仿佛这时候涌上来准备作一次总攻击似的。尽管她一条腿盘屈在身子下面，一只膝盖几乎支到了颈子上，她却坐得笔直，不过寒森森的蓝眼睛里特别缺乏光彩。眼睛里的视力可能都转过去，朝着她内心注视了。她突然同时抓住肖特利先生的胳膊肘儿和萨拉?梅的脚，把它们又拉又扯起来，仿佛想把这两个多余的肢体也装在自己的身上似的。
肖特利先生咒骂起来，连忙把汽车停下。萨拉?梅喊叫着想挣脱开，但是肖特利太太似乎想立刻把车子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一下。她前后转来转去，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把它们紧紧抱着，一会儿是肖特利先生的脑袋，一会儿是萨拉?梅的腿，猫，一小卷白被褥，她自己圆月般的大膝盖。接下去，她的凶神恶煞般的神气一下变成了一种惊讶的神色，抓着东西的手也松开了。一只眼睛和另一只眼睛斗到了一块儿，似乎静悄悄地垮掉，她一动也不动了。
那两个女孩儿不知道她遭到了什么事，开口问道：“咱们上哪儿去，妈？咱们上哪儿去？”她们以为她在开玩笑，可她们的父亲却睁大眼睛笔直向前望着她，正在学一个死人的样子。她们不知道她有了一次重大的经验，或者可以说已经在这个世上背离了她所有的一切。她们被眼前的光滑、灰白的大道吓坏了，声音愈来愈响地不断重复问道：“咱们上哪儿去，妈？咱们上哪儿去？”同时，她们妈妈的庞大身躯向后一倒，一动不动地靠在座位上，眼睛象涂成蓝色的玻璃，她似乎第一次在注视着她的祖国幅员广大的边疆。

二

“唔，”麦金太尔太太对那个老黑人说，“咱们没有他们，也能维持下去。咱们看着他们来，看着他们走——黑人和白人。”她正站在牛棚里，老黑人在打扫牛棚。她手里握着一把草耙，不时从犄角里耙出一个玉米棒子来，或者指着他漏掉的一块潮湿的地点。当她发觉肖特利家走了以后，她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意思说，她用不着解雇他们了。她雇用的人老是离开她——因为他们全是那种人。在她雇用过的所有人家中，肖特利家最好，如果不算这个“背井离乡的人”的话。他们可不是废物。肖特利太太是个好女人，她会想念她的，但是象法官过去常说的那样，你可不能既得到肉饼，又吃到它。她有了那个“背井离乡的人”也满意了。“咱们看着他们来，看着他们走，”她很满意地又说了一遍。
“您和我，”那个老头儿说，一面弯下身把锄头从一只饲料架下面拖过去，“还在这儿。”
她完全听明白了他音调里要她听出来的那层意思。一道道阳光从有缝的天花板上射下来，照到了他的背上，把他分成了三个清楚的部分。她看着他的长手握紧锄头，他的年老的、弯腰曲背的侧面伸展开来，挨那两只手很近。你可能在我之前就呆在这儿，她暗自说，可是很可能你走了以后，我还在这儿。“我花了半辈子尽跟毫无价值的人浪费时间，”她用严厉的声音说，“不过现在，我可不干啦。”
“黑人和白人，”他说，“全都一样。”
“我可不干啦，”她又说了一遍，伸出手去，迅速拉了一下披在肩上、象一件斗篷那样的那件黑罩衫的领口。她戴着一顶阔边的黑草帽，这是二十年前她花了二十美元买的，现在用来遮太阳。“金钱是万恶的根源，”她说。“法官每天都这么说。他说他为金钱悔恨。他说你们黑人这么傲慢的原因就是，因为流通的货币太多啦。”
老黑人见过法官。“法官说他渴望有一天自己穷得没有钱雇黑人干活儿，”他说。“嗨，到那一天，世界就会又站起来了。”
她探身向前，两手放在腰上，伸长颈子，说：“唔，那一天差不多就快来啦。我现在告诉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最好留神。我可不必再容忍愚蠢的行为了。现在，我有一个不得不干活儿的人！”
老头儿知道什么时候回答，什么时候不回答。最后，他说：“咱们看着他们来，咱们看着他们走。”
“不过，到目前为止，肖特利家并不是最糟糕的，”她说。“我记得很清楚那些姓加里特的。”
“他们是在那些姓柯林斯的之前，”他说。
“不，在林菲尔德家之前。”
“亲爱的主啊，那些姓林菲尔德的！”他咕哝说。
“那样的人没有一个想要干活儿，”她说。
“咱们看着他们来，咱们看着他们走，”他说，仿佛这是迭句那样。“但是咱们以前从来没有过一个，”他说，同时弯下身把脸凑近她，“象咱们现在所有的这个人。”他的皮肤是黄褐色，眼睛因为年老而昏花蒙胧，好象悬在蜘蛛网后面似的。
她睁大眼睛，密切注视着他，一直注视到他把手又往下伸，握紧锄头，再次弯下身去拖了一堆刨花到那辆手推车旁边。她硬僵僵地说：“肖特利先生还没有打定主意是否去收拾牛棚以前，他就已经把牛棚打扫干净啦。”
“他是从波兰来的，”老头儿咕哝说。
“从波兰来的。”
“波兰可不象这儿这样，”他说。“他们有种种不同的做法。”接着，他便令人听不明白地叽咕起来。
“你在说些什么？”她说。“你要是有什么关于他的话想说，你就说出来，大声说出来。”
他没有作声，把膝盖颤巍巍地弯下，把耙子沿着饲料槽的底下缓缓拖过去。
“要是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我希望你向我报告，”她说。
“问题可不是什么他该做，什么他不该做，”他咕哝说。“问题是别人全都不那么做。”
“你没有什么证明他不好的事，”她简慢地说，“那么他就在这儿呆下去。”
“咱们以前从来没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人，就是这么回事，”他低声说，接着很有礼貌地哈哈一笑。
“时代在变，”她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发生些什么事情吗？世界正在膨胀起来，变得满都是人，因此只有机灵、节约、精力旺盛的人才能生存。”她边说着机灵、节约、精力旺盛这几个词，边用手轻轻在手心上敲打着。从牛棚分隔栏较远的那头，她可以顺着大道看下去，看到那个“背井离乡的人”。那个人正站在牛棚敞开的门口，手里拿着那个绿色水龙管。他的身个儿显得有点儿发僵，这似乎使她有必要慢慢地走近他，就算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她作出这一决定，因为她无法很轻松地和他谈话。每逢她对他说什么话的时候，她发觉自己总过度地又喊叫又点头。她还觉察到，有个黑人总靠在最近的小屋后面，注视着。
“真的不行！”她说，一面合抱起胳膊，在一个饲料架上坐下，“我已经打定主意，我这一辈子在这地方所用的废物已经够多的啦。在我的晚年，我可不来跟肖特利家、林菲尔德家和柯林斯家浪费光阴了。如今世上尽是不得不干活儿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多多余的人呢？”他问。
“人是自私的，”她说。“他们儿女太多啦。这件事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
他抓起手推车的把手，正准备退出门去。这时候，他停住不动了，一半在阳光里，一半不在，就这样站着嚼口香糖，仿佛他忘了想朝哪个方向走似的。
“你们黑人所不知道的是，”她说，“我是在这一带掌握着一切的人。如果你们不干活儿，我就赚不到钱，也就没法付工资给你们。你们全依靠我，可你们个个人的举动都好象情况恰恰是相反的那样。”
从他的脸上，我们没法知道，他有没有听见她说的话。最后，他拉着手推车退了出去。“法官说他知道的魔鬼，总比他不知道的好，”他用清楚的声音轻轻地说，说完便推着车走了。
她站起身，跟着他，前额中央，正在红色前刘海的下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深的、垂直的窝。“法官早就不付这一带的帐款了，”她尖声喊着。
他是她手下的黑人中唯一见过法官的，他于是认为这就给了他权利。他看不大起她的另外两个丈夫克鲁姆斯先生和麦金太尔先生。在她每次离婚以后，他都以他的隐讳的、彬彬有礼的方式向她祝贺。遇到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总在一扇窗子外面工作，因为他知道她就坐在那儿。他总自言自语，细心地绕着圈子讨论，自己询问自己回答，然后停住。有一回，她静悄悄地站起来，使劲儿把窗子关上，他给吓得往后一下摔倒了。偶尔，他还对孔雀说话。孔雀就跟着他在这地方到处走，它的平稳的眼光盯在老头儿后面口袋里支出来的麦穗上，或者它坐在他附近啄自己的羽毛。有一回，她从厨房敞开的门口听见他对孔雀说：“我记得早先你们有二十只在这地方走来走去，现在只有你和两只母孔雀了。在克鲁姆斯的时候是十二只，在麦金太尔的时候是五只。如今只有你和两只母孔雀了。”
那一回，她走出门去，到了门廊上，说：“克鲁姆斯先生和麦金太尔先生！我不想听见你再管他们俩叫什么别的。这一点你可以明白：等这只小孔雀死了，不会有什么孔雀来代替它啦。”
她养着这只孔雀，只是出于一种迷信，怕惹恼了坟墓里的法官。法官喜欢看见孔雀在这地方走动，因为他说孔雀使他觉得自己阔绰。在她的三位丈夫中，法官是最常出现在她眼前的，尽管他是她埋葬了的唯一一位丈夫。他给埋在家族的墓地里。那是一小片地，用栅栏围起来，就在那片偏僻的麦田中央，里面还葬着他的父母、祖父、三位姑婆婆和两个早夭的堂兄。她的第二位丈夫克鲁姆斯先生呆在四十英里外的州立收容所里。她的最后一位丈夫麦金太尔先生大概在佛罗里达州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喝得烂醉。可是法官和他的家族埋葬在麦田里，却一直在家。
她在他是个老头儿的时候嫁给了他，因为他有钱，不过另外还有一个她就连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她很喜欢他。他是一个肮脏的、吸鼻烟的法官，在县里以阔绰闻名，平日总穿一双高统皮鞋，一套有一条黑条纹的灰衣服，打一个领结，而且不论冬夏，总戴一顶发黄的巴拿马草帽。他的牙齿和头发是烟草色，脸是土红色，上面凸凸凹凹，有些神秘的、史前般的疤痕，仿佛他是在化石中给发掘出来的。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汗水抚摸旧了的钞票味，不过他随身从来不带钱，也拿不出一枚镍币来。她当了几个月他的秘书，老头儿目光锐利，顿时就看出来，这个女人很爱慕他的为人。他们结婚后他活着的那三年，是麦金太尔太太生活中最幸福、最顺遂的日子，可是等他去世以后，他的产业竟然全破产了。他留给她一所抵押出去的房子和五十英亩土地，地上的树木他在去世以前全都砍去了。那就仿佛是作为他一生顺遂的最后一次成就，他把一切全能够带走。
但是她生存下来了。她经历过了老头儿本人都会觉得很难制服的一个又一个佃农和牛奶工人，生存下来了。她能够应付一大批喜怒无常、难以逆料的黑人的经常折磨。她甚至还设法立定脚跟，能够对付偶然闯来的吸血鬼，牲口贩子，伐木人，以及随便什么东西的买主和卖主，他们常乘坐拼凑起的卡车驶来，在院子里揿响了喇叭。
在她看着那个“背井离乡的人”把水龙管关掉，走进牛棚不见了时，她在黑罩衫下把两只胳膊合抱起来，微微挺起身子站着，脸上一副满意的神色。她觉得很惋惜，这个可怜人竟然给赶出了波兰，穿过欧洲，不得不在一个异国他乡住进一个佃户的小木屋，不过她对这件事却一点儿也没有责任。她自己也有过一个艰难的时期。她知道奋斗是怎么一回事。人们应该奋斗。吉扎克先生从欧洲一路跑到这儿来，大概一切东西都是人家施舍的。他大概并没有作出充分的奋斗。她给了他一份工作。她不知道他感激不感激。除了他干着的这份工作外，她对他一无所知。实情是，他对她还不很真实。他是她看着发生的一种奇迹，她谈论着它，可是她依然并不相信。
她看着他从牛棚里走出来，对萨尔克招招手。萨尔克正由那片地的后面绕过去。他打了一个手势，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件东西来，他们两个站定了看着。她顺着那条小路朝他们走去。那个黑人的身个儿又高又松弛，他正把圆脑袋以平日的那种愚蠢的方式向前伸着，比笨蛋好不了多少，不过如果他们是这样，他们总是很好的工人。法官曾经说过，雇用一些蠢笨的黑人，因为他们还不懂，不会停下不干活儿。波兰人正在迅速地打着手势。他把一件东西留给那个黑人小伙子，然后走开。她还没有绕过那条小路的转弯处，便听见拖拉机的引擎开响了。他正朝田地里驶去。黑人还逗留在那儿，张开嘴，瞪眼望着他手里的不知什么东西。
她走进了那片地，穿过牛棚，很赞赏地看着那个潮湿的、洁净的混凝土地面。那时候不过九点半，肖特利先生在十一点钟以前压根儿不会把什么东西洗干净的。她由另一头走出去的时候，看见那个黑人慢吞吞地在一条斜着横贯她前面那条大道的小路上行走，眼睛还注视着吉扎克先生交给他的那件东西。他并没有看见她，站住脚，把膝盖弯下，把身子倚在一只手上，用舌头绕了几小圈。他手里有一张照片。他抬起一个手指，在照片上面轻轻描画。接下去，他抬起脸，看见了她，似乎愣住了，他的嘴半张着，勉强笑笑，手指还扬着。
“你干吗没上地里去？”她问。
他抬起一只脚，嘴也张得更大点儿，同时拿着照片的手慢慢朝裤子后面的口袋移去。
“那是什么？”她问。
“没有什么，”他咕哝说，一面自动把照片递给她。
那是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小姑娘的照片，身上穿着一件白衣服。她生着淡黄色的头发，上面戴着一只花环，两只眼睛和善、镇定，水灵灵地朝前望着。“这个孩子是谁？”麦金太尔太太问。
“是他的表妹，”小伙子高声说。
“唔，你拿着它干什么？”她问。
“她就要嫁给我啦，”他用更高的声音说。
“嫁给你！”她尖声问。
“我付一半钱，把她弄到这儿来，”他说。“我每星期付给他三块美元。她现在大点儿啦。是他的表妹。她并不在意嫁给谁，能够离开那儿她就非常高兴。”那个高嗓门似乎象一股紧张的声音那样喷射出来，随后他瞥了她的脸一眼，声音又变得低沉下去。当他的炯炯的目光看到她的脸时，她的两眼具有蓝花岗石的颜色，不过她当时并没有望着他。她正朝那条大道望下去，拖拉机的声音从那条大道上远远传了过来。
“我猜她反正也不会来，”小伙子咕哝说。
“我来照料着让你把你的每一分钱都弄回来，”她嗓音平板地说，说完转身走开，手里把那张照片一折为二。她那矮小、挺直的身个儿上没有迹象表明她心绪不宁。
等她回进宅子以后，她立刻在床上躺下，闭上眼睛，用一手紧紧按着自己的心，仿佛她想把它保持在原来的部位似的。她的嘴张开，发出了两三个干巴巴的小声音。接下去，过了一分钟，她坐起身，大声说道：“他们全都一样，向来总是这样。”说完她又平躺下了。“二十年来弄得我筋疲力尽，他们甚至去盗地的墓！”她想到这儿，悄悄地哭泣起来，每过一会儿就用罩衫的底边擦擦眼睛。
她所想到的就是法官坟墓上的那个天使，这是用花岗石做的一个裸体小天使。老头儿有天在市里一家墓碑铺的橱窗里看到了它。他立刻便喜欢上了，部分因为那个天使的脸使他想起了他的妻子，部分因为他想要一个真正的艺术品放在他的墓上。他把它带回家来，一路上把它放在车厢里他身旁的绿绒座位上。麦金太尔太太始终没有看出小天使象她自己的地方。她一向认为它很丑陋，可是当赫林家从老头儿的墓上把它偷走时，她感到震惊，勃然大怒。赫林太太觉得它非常美，经常到墓地上去看它，赫林家离开的时候，天使除了大脚趾外，也跟着他们走了。大脚趾留下，因为赫林老头儿用来劈下它的那柄斧子，砍得稍许高了一点儿。麦金太尔太太始终没钱补竖起一个来。
等她哭够了以后，她爬起身，走进后面门厅去。那是一个小房间般的空门厅，黑暗、清静得象一座小教堂。她在法官那张黑色的呆板的椅子边上坐下，一只胳膊肘儿撑在桌上。这是一件特大的有卷缩顶板的家具，上面有些分类架，里面放满了尽是灰尘的文件。过去的银行存折和分类帐册全堆放在半开着的抽屉里。还有一个小保险箱，象一座神龛那样搁在正中，里面没有东西，不过却上了锁。自从老头儿去世以后，她对宅子里这一部分没有更改过。这是对他的一种纪念，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在这儿处理他的业务的。那张椅子往这面或那面一歪，就发出一种残骸的刺耳声音，听起来跟他抱怨贫穷时的声音很相象。这是他谈话的第一要点，仿佛他是世上最穷的人了。她也遵照着这种谈话方式，不只是因为他这么做了，而且因为这也是实情。当她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转身对着空保险箱时，她知道世上没有比她更穷的人了。
她一动不动地在办公桌面前坐了十到十五分钟，然后仿佛获得了一些力量，于是站起身，坐上汽车，驶到玉米田里去。
这条大道穿过一片浓荫荫覆的松树林，最后通到一座小山的山顶上。小山在一大片带繸的绿色原野间扇形延展开去，绵亘起伏。吉扎克先生正在田地外面顺着一条环形路朝中央切去，田地中央的那片墓园几乎全给玉米遮住了。她可以看见他坐在拖拉机上，在山坡上较高较远的那面，后面是切草机和大车。时时，他得跳下拖拉机，爬上大车去把饲料铺铺开，因为黑人还没有到。她站在她的黑色小轿车前面，急躁不耐地注视着，两只胳膊在罩衫下面合抱起来。同时，他绕着田地的边沿慢慢前进，渐渐挨近了她，她挥挥手叫他下来。他把拖拉机停住，跳下来，朝她这边奔跑，一面用一块油污的破布揩了揩他的红通通的嘴。
“我要和你谈谈，”她说，一面招手叫他到那片灌木丛边沿的阴凉下去。他摘下便帽跟着她，脸上笑嘻嘻的，可是等她转过脸对着他的时候，他的笑容渐渐消失了。她的眉毛细长、凶狠，象蜘蛛的腿那样预兆不祥地蹙到了一起。那个深深的垂直的窝从那片红色的前刘海下面往下一直延伸到了鼻梁上。她从口袋里取出了那张对折起的照片，一语不发地递给了他。接着，她往后退了一步，说：“吉扎克先生！你要把这个天真可怜的孩子弄到这儿来，想法让她嫁给一个愚蠢讨厌、偷东西的黑人吗！你是个什么样的恶棍啊！”
他把照片拿过手去，缓缓又笑开了。“是我的表妹，”他说。“拍这张照片时，她十二岁。举行第一次圣餐式。如今已经十六岁了。”
恶棍！她暗自说，同时望着他，仿佛她这才第一次看见他那样。他的前额和脑袋上便帽遮着的地方是白的，脸上其余的部分则是红通通的，上面密密地覆盖着短短的黄色汗毛。眼睛在金边眼镜后面象两颗闪亮的钉子，金边眼镜架在鼻梁上用铁丝结了起来。整个脸看上去好象是好几张脸拼凑成的。“吉扎克先生，”她慢吞吞地开口说，随后说得快了起来，最后在一个词说到一半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住，“那个黑人不能娶一个欧洲来的白人做妻子。你不能对一个黑人那样说话。你会使他激动起来。再说，这样也不成。也许，在波兰可以这样，但是在这儿可不成，你不得不作罢。这完全是愚蠢的。黑人们一点儿理智也没有，你会使他激动……”
“她在集中营里呆了三年，”他说。
“你的表妹，”她用明确的声音说，“不能上这儿来，嫁给我的一个黑人。”
“她十六岁，”他说。“是波兰人。妈妈死了，爸爸死了。她在集中营里等候着。第三个集中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来，在里面翻检了一下，取出同一个姑娘的另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她年龄大了几岁，穿着一件没有腰身的深色衣服，正跟一个矮女人靠墙站着，那个女人似乎没有牙齿。“这是她的妈妈，”他指着那个女人说。　　“她在第二个集中营里死了。”
“吉扎克先生，”麦金太尔太太说，一面把那张照片朝着他推回去，“我可不愿意我的黑人心烦意乱。没有黑人，我不能经营这地方。没有你我能经营，可是没有他们就不成。你要是再对萨尔克提起这个姑娘，那么你就不能跟着我干活儿啦。你明白吗？”
他脸上没有露出什么理解的神色，心里似乎正在把所有这些词拼凑起来，构成一个思想。
这时候，麦金太尔太太想起了肖特利太太的话：“他什么都懂，只是装着不懂，这样他好做他乐意做的事。”她脸上重新显出了最初说话时的那种震惊、愤怒的神色。“我没法明白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她说，“竟然会把一个天真可怜的姑娘弄到这儿来，把她嫁给一个那样的人。我真没法明白。我真没法明白！”她摇摇头，用蓝眼睛痛苦地凝视着远方。
过了一会儿，他耸耸肩，让胳膊垂下，仿佛他劳累了。“她不在乎黑人，”他说。“她在集中营里呆了三年。”
麦金太尔太太觉得两膝特别乏力。“吉扎克先生，”她说，“这件事我想我就不必再和你说了。如果我再说，你就不得不另外去找一个工作啦。你明白吗？”
那张拼凑起的脸并没有说什么。她获得的印象是，他没有看见她呆在那儿。“这是我的地方，”她说，“谁来这儿，谁不来这儿，得听我说。”
“是，”他说，一面把便帽又戴上。
“世界上的苦难不该由我来负责，”她随后又想着这么加了一句。
“是，”他说。
“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呆在这儿应该知道感激，”她加上一句，“但是我不能肯定你是否知道。”
“是，”他说，同时微微地耸了一下肩，转身朝拖拉机走去。
她看着他上了拖拉机，驾驶着它又驶进玉米田里去了。当他驶过她，绕过那个转弯的地方时，她登上了坡顶，合抱起两只胳膊站在那儿，冷酷无情地朝前望着那片田野。“他们全都一样，”她咕哝说，“不管他们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州来的。我应付过赫林家、林菲尔德家、肖特利家。我也能应付一个姓吉扎克的。”她把目光收敛起来，最后就紧紧盯住拖拉机上那个逐渐远去的人形，仿佛她正通过一个瞄准器望着他那样。她一生都在和世上过剩的人口搏斗，现在她碰上的是以一个波兰人的形式出现的。“你就和他们其余的人一样，”她说，“——只不过精明强干、勤俭节约，不过我也是这样。这可是我的地方。”她站在那儿，一个生着一张苍老的、胖乎乎的脸，戴着一顶黑帽子，穿着一件黑罩衫的矮小身影，合抱着两手，仿佛什么事都能应付似的。可是她的心却在跳着，好象内心里已经蒙受到某种粗暴的行为。她睁大眼睛看着整片田野，因此拖拉机上的那个人形在她阔大了的视野里，不过象一个蚱蜢那么大。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工夫。这时候吹来了一阵清风，玉米在山坡两边象巨浪一般颤动起来。那台巨大的切草机发出单调的吼声，粉末四溅，继续把切碎的饲料均匀地喷进大车里去。到黄昏的时候，这个“背井离乡的人”就会割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这两座小山的两边除了残梗外，什么也不剩。那片墓园就会象一座小岛那样在田地中央升起。法官就躺在他的遭到玷污的墓碑下面，咧开嘴微笑。

三

神父用一只手指托着他的温和的长脸，讲了十分钟炼狱⑨的情形。这时候，麦金太尔太太一直从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愤怒地斜眼瞅着他。他们正在她的前门廊上喝姜汁啤酒，她不停地嘎拉嘎拉搅拌着玻璃杯里的冰块，嘎拉嘎拉晃动着珠子，嘎拉嘎拉摇摆着手镯，象一匹急躁不耐的小马丁丁当当地摇动它的马具那样。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义务应该留着他，她正低声这么说，绝对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义务。突然，她身子一歪，站起身来，声音象钻头钻进一只锯床那样，压过了他的乡土音。“听着，”她说，“我不是研究神学的，我是讲究实际的！我想跟您讲一件实际的事情！”
“噢—噢—噢，”他哼哼着停住了。
她至少加了少量威士忌在她自己的姜汁啤酒里，这样她才能容忍他的漫长的访问。她很别扭地坐下，发觉那张椅子挨着她比料想的要近。“吉扎克先生叫人很不满意，”她说。
老头儿假装惊讶地扬起眉毛。
“他是多余的，”她说。“他不合适。我得找一个合适的人。”
神父很仔细地把帽子在膝上转着。他有一种小诀窍，能够静静地等上一会儿，然后再把谈话转回到他自己的思路上去。他年纪大约八十岁。在她为了请这位神父替她找这个“背井离乡的人”，去见神父以前，她从来没有结识过一位神父。他替她找来这个波兰人后，更利用这次工作方面的介绍，想来使她改变信仰——正如同她早就料想到他会做的那样。
“给他点儿时间，”老头儿说。“他会学着适应的。你的那只美丽的鸟—鸟—鸟儿哪儿去啦？”他问，接着又说，“唔—唔—唔，我瞧见了！”一面站起身，朝外望到草地那面。公孔雀和两只母孔雀正全神贯注地在行走，长长的颈子上羽毛竖起，公孔雀的碧蓝羽毛和母孔雀的银绿色羽毛在傍晚落日的余晖里熠熠发光。
“吉扎克先生，”麦金太尔太太强忍着，用单调、平稳的声音继续往下说道，“很有能力。这我承认。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和我的黑人共事。他们不喜欢他。要是黑人跑掉，那我可受不了。我也不喜欢他的态度。他对于上这儿来一点儿也不知感激。”
神父一手放在纱门上，把门拉开，准备溜走。“噢—噢，我得去了，”他咕哝着。
“我告诉你，我要是找到一个理解黑人的白人，我就不得不让吉扎克先生走啦，”她说，一面又站起身来。
他于是回过身，望着她的脸。“他没有地方可去，”他说。随后，他又说：“亲爱的太太，我非常熟悉你，知道你不会为了一件小事就把他赶走！”他没有等她回答，就举起手，用低沉的声音向她祝福。
她生气地笑笑，说：“当然，这个局面不是我造成的。”
神父让自己的眼睛浏览到那些孔雀那儿去。孔雀已经走到草地的中央。公孔雀突然一下停住，把颈项向后转去，同时扬起尾巴，以一种闪烁的、手鼓般的声音开了屏。一层层充满金光的小太阳在一片金绿色的烟雾中飘浮在它的头上。神父站在那儿呆住了，下颚松弛下去。麦金太尔太太不知道，自己曾经在哪儿看见过这么一个愚蠢的老头儿。“基督会象这样来临的！”他欢快地大声说，同时一手在嘴上揩了一下，大张着嘴站在那儿。
麦金太尔太太的脸上摆出一副固执的清教徒的神情，她的脸红了起来。在谈话中说到基督使她窘困，就象说到性问题使她母亲窘困那样。“吉扎克先生无处可去，这并不是我的责任，”她说。“我可不觉得我应该为世上所有多余的人负责。”
老头儿似乎没有听见她说的话，正全神贯注在公孔雀身上。孔雀正一小步一小步往后退，脑袋靠在展开的尾巴上。“这是变形⑩，”他咕哝说。
她不知道他在说点儿什么。“首先，吉扎克先生用不着非上这儿来，”她说，一面死瞪了他一眼。
孔雀垂下尾巴，开始啄起草来。
“首先，他用不着非上这儿来，”她又说了一遍，着重地说着每一个字。
老头儿心不在焉地笑了。“他来拯救我们，”他说，同时和善地伸出手去，握了一下她的手，说他非走不可了。

如果肖特利先生几星期后没有回来，那么她就会出去雇用一个新人。她并不想要他回来，可是当她看见那辆熟悉的黑汽车沿着大道驶来，在宅子旁边停下时，她有一种感觉，认为是她自己回来了。她经过一次痛苦的长途旅行，又回到了她自己的地方。这时候，她突然一下认识到，她想念的是肖特利太太。自从肖特利太太离开以后，她没有一个人可以谈谈说说，所以她奔到门口，指望看见肖特利太太喘息着走上台阶来。
肖特利先生独个儿站在那儿，戴着一顶黑毡帽，穿着一件印有红蓝两色棕榈树图案的衬衫，但是那张虫咬的、有疤的长脸上的纹路却比一个月以前还要深。
“嗨！”她说。“肖特利太太在哪儿？”
肖特利先生没说什么。他脸上的变化似乎是来自内心的，外表上就象一个长途跋涉、缺乏饮水的人那样。“她是上帝自己的天使，”他用很响的声音说。“她是世上最可爱的女人。”
“她上哪儿去啦？”麦金太尔太太咕哝着问。
“死啦，”他说。“在从这儿走出去的那天，她中了风。”他脸上有一种死尸般的平静。“我猜是那个波兰人杀了她，”他说。“她打一开头就看穿了他，知道他是从魔鬼那儿来的。她和我这么说过。”
麦金太尔太太过了三天才渐渐淡忘了肖特利太太的死亡。她告诉自己，随便谁都会以为她们是一家人的。她重新雇用了肖特利先生，叫他干农场上的活儿，虽然没有他的妻子，她实际上并不需要他。她告诉他，本月底她将通知“背井离乡的人”一个月内离开，然后肖特利先生就可以重新得到他在牛奶房里的工作了。肖特利先生喜欢干牛奶房里的工作，不过他乐意等待。他说，看到这个波兰人离开这地方，他的确感到相当满意。麦金太尔太太说，那样她会感到十分满意的。她承认自己首先应该对原有的助手们觉得满意，而不应该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寻找。肖特利先生说他始终就不喜欢外国人，因为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过外国人是什么样子。他说他那时候看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象我们这样。他说他回想起有一个朝他扔手榴弹的人的脸，那个人戴着圆圆的小夹鼻眼镜，跟吉扎克先生的一模一样。
“但是吉扎克先生是波兰人，不是德国人，”麦金太尔太太说。
“他们这两种人没有多大差别，”肖特利先生解释说。
黑人们看见肖特利先生回来，全很高兴。那个“背井离乡的人”指望他们象他自己那样辛勤地干活儿，而肖特利先生却承认他们的局限性。有肖特利太太约束住他的时候，他本人始终就不是一个出色的工人，如今没有她，他更为迟钝、更容易忘事。波兰人象原先一样拼命地干活儿，似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就要给解雇了。麦金太尔太太看到有些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她本来以为在那时间内决办不了的。虽然如此，她还是决定要辞退他。他那个矮小、挺直的身个儿迅速地四处走来走去。这对她说来，竟然成了这地方最惹人生气的景象。她觉得她让那个老神父给骗了。他曾经说过，如果那个“背井离乡的人”不令人满意，那么她没有什么法律义务该留着他，但是这时候，他却提出了道义方面的义务。
她打算告诉他，她在道义方面的义务是对她自己人民的，是对肖特利先生的，因为他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国家作战。她对吉扎克先生可没有这种义务，他到这儿来只是来利用他所能利用的机会的。她觉得在解雇“背井离乡的人”以前，她必须先跟神父把这问题讲清楚。到那个月的第一天，神父没有来访问，她于是把给波兰人通知的事稍许推迟了一点儿。
肖特利先生告诉自己，他早就应该知道，没有一个女人说她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当真打算做她说要做的那事。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忍受得住多久她的这种犹豫不决。他自己认为她正变得心肠很软，不敢把波兰人轰走，惟恐他另谋一个工作十分困难。他可以把这件事的实情告诉她。那就是，如果她让他走，三年内他就会自己有所房子，房顶上还架有一个电视天线。作为一种策略，肖特利先生开始每天晚上到她的后门口来，把一些事实放到了她的面前。“一个白人往往得不到一个黑人所得到的尊敬，”他说，“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他还是白人，可有时候，”说到这儿，他总停下，朝远处望去，“一个为自己祖国作战，流血，牺牲的人，却得不到一个他和他们作战的那些人的尊敬。我问你，这对吗？”当他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时，他可以看着她的脸，知道自己的话正在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日子，她的脸色并不好看。他注意到了她眼睛四周的纹路。当他和肖特利太太是这地方唯一的白人帮手时，她眼睛四周是没有这些纹路的。每逢他想到肖特利太太，他总感到他的心沉了下去，象一只旧水桶落进一口枯井里去那样。
老神父一直避而不来，仿佛上次的访问使他吓坏了，不过最后，他看到“背井离乡的人”并没有给解雇，于是很大胆地又来访问，继续从他记得自己中断了的那地方开始来教导麦金太尔太太。她并没有请他来教导，可是他反正进行了教导，在每次谈话中总强行说出一种圣礼的一项小定义，或是一种教义，也不管他是在跟谁谈话。他坐在她的门廊上，没有注意到她那有点儿嘲笑、有点儿气愤的神情。她带着这种神情坐在那儿，晃动一只脚，等着机会打一个楔子到他的谈话里。“因为，”他正在这么说，仿佛讲到什么市里昨天发生的事情那样，“当上帝派遣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微微低了一下头——“作为人类的救世主，他……”
“弗林神父！”她说话的声音使他吓了一跳。“我想和您谈一件正经事！”
老头儿右眼下的皮肤骇得皱缩起来。
“就我来说，”她说，同时恶狠狠地瞪眼望着他。“基督不过是另一个‘背井离乡的人’。”
他微微举起手来，让它们落到他的膝上。“噢—噢—噢，”他咕哝说，仿佛在考虑这件事似的。
“我这就要让那人走，”她说。“我对他并没有什么义务。我的义务是对那些为自己国家出了点儿力的人，而不是对那些渡过大洋来利用他们能够获得的机会的人。”接下去，她想起自己的全部理由，话说得很快。神父似乎把注意力收敛起来，退进到一个私人祈祷室去，等着她把话说完。有一两次，他的目光转到草地去，仿佛在寻找一个逃脱的方法，但是她说得没有停。她告诉了他自己怎样已经在这地方生活了三十年，老是硬撑着对付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上哪儿去的人，他们什么也不要，只要一辆汽车。她说她发现他们全都一样，不论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州来的。等吉扎克家准备好以后，她说，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她的。她告诉他外表阔绰的人实际上最穷，因为他们要保持的东西最多。她问他认为她是怎样偿付饲料费的。她告诉他，她倒很想把宅子翻修一下，可是她出不起这笔钱。她甚至没钱把丈夫墓上的碑重新修建好。她问他乐意不乐意猜一猜，这一年她的保险费有多少。最后，她问他，他是否认为她是钱做的。老头儿突然很难听地大吼了一声，仿佛这是一句很可笑的问话。
当这次访问结束的时候，她觉得很失望，尽管她很明显地战胜了他。这时候，她打定主意，到下个月的第一天，她就通知“背井离乡的人”，在三十天内另找出路。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肖特利先生。
肖特利先生没说什么。他的女人从来没有吓得跑开，不做她所说的事，而他熟悉的唯一一个这种女人就是他的妻子。他女人说波兰人是魔鬼和这个神父派遣来的。肖特利先生毫不怀疑，神父对麦金太尔太太具有某种特殊的控制力，不久她就会开始去参加他的弥撒了。她显得仿佛内心里有件什么事正使她筋疲力尽似的。她变得更瘦、更烦躁不安，不象惯常那么精明了。现在，她会看着一只牛奶罐，而看不出它多么肮脏。他曾经看见她嘴唇移动，可她并没有在说话。波兰人始终没有做什么错事，不过她还是觉得他惹人生气。肖特利先生随心所欲地干活儿——并不总合她的意——但是她似乎并不注意。然而，她却注意到波兰人和他的全家都长胖了。她向肖特利先生指出来，他们面颊上瘪下去的地方全饱满起来了，他们还把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攒起来。“是呀，太太。将来有一天，他们就能买下你的产业，再出卖，”肖特利先生曾经很冒昧地这么说。他看得出这句话使她很震惊。
“我在等一日到来，”她曾经这么说。
肖特利先生也等候着。一日到来，又过去了，她并没有解雇他。他本来可以告诉随便谁事情会是怎么个情形的。他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不过他不喜欢看见一个女人被一个外国人欺骗了。他觉得这件事是一个男人不能袖手旁观，听其发生的。
麦金太尔太太没有理由不该立刻解雇吉扎克先生，可是她一天天拖延下去。她为她的帐单和她的健康烦心。夜晚，她睡不着，或者要是她睡着了，她也梦见“背井离乡的人”。以前，她从来没有解雇过任何人，全是他们自动离开的。有天夜里，她梦见吉扎克先生和他的一家人搬进她的宅子来，她却搬去跟肖特利先生住。这可叫她太受不了啦。她醒了过来，好几夜都没再睡觉。一天夜晚，她梦见神父前来访问，用低沉单调的声音一再说道：“亲爱的太太，我知道你心肠很好，不会忍心把那个可一可一可怜人撵走的。想想成千上万他们那样的人，想想焚烧炉、闷罐子车、集中营、有病的孩子和我们主基督。”
“他是个多余的人，破坏了这一带的平衡，”她说。“我是个有头脑、讲实际的女人。这儿没有焚烧炉、没有集中营、没有我们主基督。等他离开的时候，他会赚到更多的钱。他会在工厂里工作，买一辆汽车，不再跟我说话——他们所要的就是一辆汽车。”
“焚烧炉、棚车、有病的孩子，”神父用低沉单调的声音说，“还有我们亲爱的主。”
“这都是多余的，”她说。
下一天早上，她在进早餐时打定了主意，她要马上去通知他。她站起身，走出厨房，沿大道走去，手里还拿着餐巾。吉扎克先生一手撑着腰，以他那种脊背瘪下去的姿势站在那儿用水冲洗牛棚。他把龙头关掉，不很耐烦地来接待她，仿佛她妨碍了他的工作。她并没想好自己该对他说什么，她只是走来了。她站在牛棚门口，严厉地望着洁净、潮湿的地面和水淋淋的木枷⑾。“你好吗？”他说。
“吉扎克先生，”她说，“我眼下简直没法应付我的债务。”接下去，她用较为响亮、较为有力的声音着重地说着每一个字，“我有好些帐要付。”
“我也是，”吉扎克先生说。“欠了好些帐，又没有多少钱。”说完，他耸了耸肩。
在牛棚的另一头，她看见一个长着鹰钩鼻的长长的黑影，象一条蛇那样由阳光照耀的敞开的门口向前潜行到一半的地方，停下。在她后面一处地方，她感到有一片寂静，黑人们铲地的声音一分钟以前就是从那儿传来的。“这是我的地方，”她愤怒地说。“你们都是多余的。你们个个人都是多余的！”
“是呀，”吉扎克先生说，又打开了水龙软管。
她用手里的餐巾擦了擦嘴，走开了，仿佛她已经把来办的事办完了。
肖特利先生的影子从门那儿退出去。他靠在牛棚的旁边，点着了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半支烟。现在，他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好等着上帝的手发出打击，不过他知道了一件事：他可不闭上嘴等着。
他从那天上午开始，便抱怨起来，对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黑人也好，白人也好，都说明他这方面的情况。他在食品杂货铺抱怨，在县政府抱怨，在街道拐角处抱怨，还直接向麦金太尔太太本人抱怨，因为他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情。倘使那个波兰人能够听明白他不得不说的话，那么他也会对他说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他对麦金太尔太太说，“我用生命和身体冒险去证明这一点。上大洋那边去，作战、流血、牺牲，回到这边来，发现谁得到了我的工作——正是和我作战的人。有枚手榴弹险些儿把我炸死，我看见是谁扔的——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戴的眼镜就和他的一样。可能是在同一家店铺买的。世界真太小了。”他沉痛地微微笑了一声。既然肖特利太太不再代他说话了，他便亲自着手来讲，他发觉自己具有这种才干，有能力使其他的人明白他的道理。他对黑人们说了不少话。
“你为什么不回到非洲去？”有天早晨他们在打扫地窖的时候，他问萨尔克。“那是你的家乡，是吗？”
“我不上那儿去，”那个小伙子说。“他们会吃了我的。”
“唔，要是你规规矩矩，你本来没有理由为什么不可以呆在这儿，”肖特利先生和蔼地说。“因为你并没有打哪儿逃走。你爷爷是给买来的。他和上这儿来毫无关系。我讨厌的是从自己家乡逃跑出来的那些人。”
“我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到处乱跑，”黑人说。
“唔，”肖特利先生说，“我要是再出去跑的话，不是去中国，就是去非洲。你上这两处地方中的随便哪一处去，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你上其他那些地方去，你所能辨别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如果他们说上一句话的话。而且，你也并不总能辨别出来，因为他们大约有一半人懂英语。这就是我们犯下的错误，”他说，“——让所有那些人全会英语。如果人人只知道自己的语言，那么麻烦就少多了。我女人说，懂两种语言，就好象脑袋后面也长了眼睛。你没法欺骗她。”
“你当然没法，”小伙子咕哝说，接下去又说道，“她挺好。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她更好的白种女人了。”
肖特利先生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默不作声地干了一会儿活儿。过了几分钟，他直起身来，用铲柄轻轻拍了拍黑人小伙子的肩膀。有一刹那，他就那么望着他，濡湿的眼睛里包含着不少深意。接着，他温和地说：“报复为我所有，主这么说。”
麦金太尔太太发觉，市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肖特利先生对她农场上的事情的说法，所有的人都谴责她的行为。她开始明白，她在道义方面有义务解雇那个波兰人，可她却在逃避，因为她觉得这很难办。她无法再忍受这愈来愈严重的内疚了。一个寒冷的星期六上午，她在早餐后出发去解雇他。她听见他在车棚那儿启动拖拉机，于是便朝那儿走去。
地面上有一层很厚的霜，使田野看上去象绵羊的蓬乱的脊背。太阳几乎是银白色，树林在天边象干鬃毛那样支了起来。乡野似乎从车棚四周那一圈轻微的声音那儿退却。吉扎克先生蹲在那个小拖拉机旁边的地上，把一个零件装上去。他还要替麦金太尔太太工作三十天，麦金太尔太太希望他在这期间里把地翻好。黑人小伙子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些工具。肖特利先生呆在车棚里，准备登上那辆大拖拉机，把它倒出去。她打算等他和黑人离开以后，再开始办这件令人不快的事。
她站在那儿看着吉扎克先生，同时把两脚在坚硬的地面上跺着，因为寒气象一阵麻痹那样悄悄窜上了她的脚和腿。她穿着一件很厚的黑上衣，戴上一条大红头巾，黑帽子拉下来覆盖在头巾上，遮住耀眼的亮光。在黑帽檐下面，她脸上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神色。有一两次，她的嘴唇不出声地动了动。吉扎克先生在拖拉机的响声中高声叫唤那个黑人把一把螺丝起子递给他。当他拿到手后，他转身在冰凉的地上躺下，从拖拉机下面伸手向上去转什么。她没法看见他的脸，只看见他的脚和腿，以及他的身体，从拖拉机边上很唐突地支了出来。他穿了一双已经破裂的长统橡胶鞋，上面溅满了泥浆。这会儿，他抬起一只膝盖，然后放下，微微转了一下身子。在她对他不满的事情中，最为不满的就是，他不自动离开。
肖特利先生上了那台大拖拉机，正从车棚里把它倒出去。他似乎给拖拉机激动起来，仿佛拖拉机的热和力向上对他产生了点儿冲力，他立即顺从了它。本来他是朝小拖拉机开过来的，但是他在一个小斜坡上刹住，跳下来，转身又朝车棚走过去。这时候，麦金太尔太太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吉扎克先生平放在地上的两腿。她听见大拖拉机的刹车松开，抬头一看，大拖拉机正向前驶来，计算着自己的路径。后来，她想起她看见那个黑人默不作声地跳到一旁，闪避开它，仿佛地下有只弹簧放开了他，她还看见肖特利先生慢得难以置信地回过头，一声不吭地从肩上睁大眼睛望着。她又想起她开始朝“背井离乡的人”喊叫，可是她实际上并没有喊叫。她感到自己的眼睛、肖特利先生的眼睛和那个黑人的眼睛，全在一道目光中汇聚到了一块儿，使他们永远勾结到了一起。她还听见拖拉机轮子轧断波兰人的脊骨时，他发出的那个微小的喊声。两个男人奔上前去救援，她晕过去了。
她想起等她苏醒过来后，她奔到了一个地方，也许是奔进宅子，又奔出去，不过她记不清为了什么，或者当她到了宅子里，她是不是又晕倒了。等她最后回到两台拖拉机的地方时，救护车已经到了。吉扎克先生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全弯身扑在他的身上，另外还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弯身对着他，咕咕哝哝说着她不明白的话。起先，她心想这一定是大夫，可是随后，她带着一种烦恼的情绪认出来，原来是那个神父。他跟随救护车赶来，正把一个什么东西塞到那个被压坏的人嘴里。一会儿工夫后，他站起身。她先看看他的血迹斑斑的裤腿，接下去又看看他的脸。他的脸并没有避开她，不过就和乡间其余的人一样漠然、一样毫无表情。她只是直瞪瞪地望着他，因为这场经历使她太震惊了，简直有点儿失常。她脑子里并没有把握住发生的一切事情。她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外国，弯身对着死人的人们全是当地人。死人给抬上救护车送走了，她象一个外乡人那样注视着。
那天晚上，肖特利先生事先没有通知，便离开了那地方，寻找一个新工作去了。黑人萨尔克突然想多见识一下世界，出发到那一州的南部去了。老头儿阿斯特没有人陪着，无法干活儿。麦金太尔太太几乎没有注意到自己没有一个帮手留下来，因为她神经紧张地病倒了，不得不到医院去。等她回来以后，她看到这地方她如今实在无法经营了。她把她的牛交给了一个职业拍卖商（他赔本卖掉了），自己隐居起来，仗着她所有的那一点儿东西生活，一面极力想保住自己日益衰退的健康。她的一条腿感到麻木，两手和头晃动起来。最后，她不得不整天睡在床上，只有一个黑女人伺候她。她的眼光一天天越来越差，嗓音也完全丧失了。除了那个老神父，没有多少人记得到乡野来看她。神父每周固定来一次，带来一袋面包屑。在他用面包屑喂完孔雀以后，他总走进来，在她的床边坐下，解说教会的教义给她听。

①原文是Boliweevil，意思是：棉子象鼻虫，系一种害虫。
②指欧洲。
③《公祷书》圣诗第一百十一篇：“对主的畏惧，是聪明的开始。”
④北美洲产的一种樟科植物，根部含有芳香性挥发油。
⑤指十六世纪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l483-1546）等的领导下，发起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成立新的教会和教义，攻击天主教教会。波兰人大部分仍信奉天主教，所以这么说。
⑥这是黑人给肖特利太太取的绰号。
⑦《圣经》财主和拉撒路的寓言中叙说的一个乞丐，他在世上受尽苦难，死后进入天堂。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⑧巴比伦（Babylon）：古代巴比伦王国的首都，系一骄奢淫逸的大都市。
⑨天主教认为，灵魂要升入天国前，先得到所谓炼狱中去洗干净灵魂上的种种罪恶。
⑩指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⑾指牲畜栏中，限制牲畜活动的木枷。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格林里夫一家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屠 珍 译

　　梅太太的卧室窗户低矮，面朝东，窗下站着一头公牛，让月光照得银白——真象一位从天而降的耐心等待向她求爱的神祗——它仰着头，仿佛正在倾听屋内的点滴动静。那扇窗户黑洞洞的，她的呼吸声低得根本传不到窗外。浮云渐渐遮住月亮，那头公牛变黑，开始在暗中撕扯那排矮树篱。浮云转眼掠过，它又出现在原地，正在那儿从容地咀嚼树叶，头顶上还戴着一顶桂冠，那是它撕扯树篱时用犄角挑下来的绿枝条叶。月亮再次退进云层，公牛逗留之处，一片漆黑，只传来它那细嚼的响声。窗户骤然闪现粉红亮光，一扇软百叶窗给拉了起来，一条一条的亮光从那头牛身上掠过。它倒退一步，垂下头，好象要炫耀一下自己犄角上那个桂冠似的。
　　可是足有一分钟之久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它又抬起它那个加了冕的脑袋；一个妇女这时象轰赶一条狗那样粗声粗气嚷道：“滚开这儿，先生！”接着嘟囔道，“哼，不定是哪个黑鬼的杂种牛。”
　　那头公牛开始用前蹄刨弄土地，梅太太探着身子站在百叶窗后面，急忙把它拉下来，免得灯光招引那头牛冲到矮树篱这边来。她还向前探着身子，稍微等了一会儿，睡袍松松垮垮地耷拉在她那瘦削的肩膀上。她脑门上整整齐齐地别着一排绿色软发夹，为了睡觉时可以去掉苍老皱纹，脸上还厚厚地涂了一层蛋白糊，真跟水泥地那样光溜。
　　她在睡梦中觉得耳边响起一阵坚定而有节奏的咀嚼声，好象有什么东西正在蚕食这所房子的一面墙似的。她心里明白，不管那是什么玩意儿，只要这块地方属她所有，那玩意儿就会坚定不移地要吃光一切，从她那道篱笆墙开始，一点点吃到她的住宅；眼下它就在吃她的房屋呐，而且会用同样坚定的节奏不慌不忙地一直吃进她的屋子，吃掉她本人和她的两个儿子，再接着吃下去，就会把一切都吃光，只留下格林里夫一家人，吃啊吃的，把一切都吃光，只剩下格林里夫一家人留在原本是她的那片产业的正中间一块完全归他们所有的小岛上了。那阵咀嚼声渐渐挨近她的胳臂肘儿，她不由得惊跳起来，发现自己完全醒了，站在卧室中央。她顿时弄清那是什么声音了：大概是一头奶牛正在她窗下撕扯那道矮树篱吧。格林里夫先生没有关上巷门，她确信她那群奶牛一定都跑到草地上去吃草啦。她开亮那盏暗淡的粉色台灯，然后走到窗前拉起百叶窗。那头公牛，长腿瘦削，站在离她约摸四英尺远的地方，象个粗鲁的乡巴佬情人，正在从容自在地咀嚼着什么。
　　她眯缝着眼睛狠狠望着它，心想过去十五年来总是不断有些懒汉的公猪拱坏她的麦地啦，他们的骡子在她的草地上打滚啦，他们的杂种牛糟踏她的纯种奶牛啦。这次要是不好好收拾一下这头野家伙，它就会越过篱笆，天亮之前把她那群奶牛毁掉——而格林里夫先生却在大道半英里开外那所佃户住房里呼呼睡大觉呐。她除非马上穿好衣服，开车到他的住处去把他叫醒之外，别无其他办法。他会跟她来，可他那副表情，他整个身躯，他每歇一口气，都仿佛在说：“照俺看来，她那两个男孩再怎么也不该让他们的老娘半夜三更这样开车出来。他俩要是俺的儿子，就会自己去轰走那条公牛啦。”
　　那条公牛低下头，摇晃几下身子，那个桂冠便滑落到犄角根儿，看上去真象一顶咄咄逼人的带刺桂冠。这当儿，她已经把百叶窗关上，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听见它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开了。
　　格林里夫先生会说：“他俩要是俺的儿子，决不会让他们的老娘半夜三更去找佃户帮忙。他俩就会自己动手干起来。”
　　她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决定还是不去打搅格林里夫先生。她又躺回床上，心里思量着格林里夫家的两个儿子如果有一天在这个世界上出了头，都应当归功于她雇用了他们的老爹，别人家谁也不会要他的。格林里夫先生已在她家干了十五个年头，别人连五分钟也容不下他。不说别的，光说他去取东西时那两步走便足以叫任何一个长眼睛的人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工人啦。他耸起肩膀，蹑手蹑脚地向前磨蹭，好象从来也没直着朝前走过似的。他东扭西歪画葫芦似地朝前移动；你要想同他照个正面，得赶到他前面去才成。她没把他辞掉是因为她总怀疑自己是不是会比他干得更好些。他也懒散得不想再出去另找工作；他并没有偷东西的能耐，每次她让他干一件活儿，总得说三四遍，他才肯干；如果有奶牛得了病，要等请兽医都来不及了，他才告诉她；要是她的牛棚起了火，他会先叫老婆出去看看火苗大不大，然后再去扑灭。至于他那个婆娘，她可连想都不愿想一下。可是格林里夫先生在他老婆面前却是个说一不二的老爷。
　　“他们要是俺的儿子，”他会说，“宁愿斩掉自己的右胳臂，也不会让他们的老娘去……”
　　“如果你的两个儿子有点自尊心的话，”她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对他这样说，“那就有好些事不会让他们的亲妈去干啦。”

　　第二天早晨，格林里夫先生一来到后门口，她就告诉他有一头野牛在场院里流窜，她要他立刻把它关起来。
　　“早关起来了，它在这儿都有三天了，”他朝着自己那只伸在前面的右脚说，同时把那条腿朝里抬起来一点，仿佛要看看鞋底似的。他站在三级台阶底下，她呢，从厨房门口朝外探着身子；她是个矮小的女人，长着一对浅灰色近视眼，头上竖起乱蓬蓬的灰发，活象受惊的鸟儿头上的冠毛。
　　“三天了！”她压着嗓门尖叫道，这种腔调已经成为她的一种习惯。
　　格林里夫先生一边眺望着附近那个牧场，一边从衬衫兜儿里掏出一包香烟，朝手心里倒出一支。然后他把那包烟放回兜儿里，站在那里瞧会儿那支烟。“我把它关在牛栏里了，可它又闯荡出来啦，”他慢腾腾说。“后来我就一直没再见到它。”他弯腰叼起烟卷儿，把它点燃，然后脑袋稍稍朝她那边转过来。他的脸盘儿上半部渐渐斜削到又瘦又长的下半部，真象一个质量粗糙的圣餐杯。脑袋上戴一顶歪向鼻梁的灰毡帽，两只深陷的黄色眼睛遮在帽檐的阴影里。身材一点也不起眼。
　　“格林里夫先生，”她说，“今天早上你先把那条野牛弄走，再去干别的活儿。你知道它会破坏我的奶牛生育繁殖计划。把它拉走，关起来；下次再有什么野牛闯进来，马上就告诉我。你听明白没有？”
　　“你要我把它关在哪儿呢？”格林里夫先生问。
　　“我不管你把它关在哪儿，”她说。“你自己总该有点主意。把它关在它钻不出来的地方。这到底是谁家的公牛？”
　　格林里夫先生似乎又想沉默又想说话，一时犹豫不定。他端详他左边的天空。“它想必是谁家的牛呗，”半天他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不错，它想必是的！”说完之后，她便使点劲把门砰的一下关上。
　　她走进饭厅，她的两个儿子正在里面吃早饭，她便走到餐桌上座她那把椅子那儿，贴边坐下来。她从不吃早点，不过她总跟他们一起坐在那里，照料他们吃到他们想吃的东西。“说实话！”她说，开始讲起公牛那件事，还模仿格林里夫先生那种腔调说：“它想必是谁家的公牛呗！”
　　韦斯利继续看那份折好放在盘子旁边的报纸，斯科费尔德却不时停下来瞧她一眼，笑笑。这两个儿子对任何一件事都一向没有同样的反应。她曾说，他俩就象白昼和黑夜那样迥然不同。两人唯一共同之处就是谁也不关心自己家这个农场里所发生的事。斯科费尔德是商人类型，韦斯利则是个知识分子。
　　老二韦斯利七岁时患过风湿病。梅太太认为这就是使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原因。斯科费尔德却有生以来从没生过一天病，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他要是推销一种比较体面的保险单，梅太太倒也不会介意，可他卖的却是只有黑人才买的那一种。他就是黑人称之为“保险推销员”的那种人。他说干黑人保险这一行比别的任何一种保险都能多挣钱，而且他还总在客人面前大声炫耀这一点。他会嚷道：“妈妈不爱听我这样说，可我是这个区里顶呱呱的黑人保险推销员哩！”
　　斯科费尔德三十六岁，宽脸膛，总是笑眯眯的，可他没结婚。“是啊，”梅太太就会说，“你要是销售体面的保险单，就会有个好姑娘嫁给你啦。哪个好姑娘心甘情愿嫁给一个干黑人保险的人呢？你早晚有一天会醒悟过来，可那时就太晚喽。”
　　斯科费尔德一听见这话就会假声假气地说：“怎么，妈妈，我得等您死了之后才结婚呢，那时我就会娶上一个胖胖的乡下好姑娘可以接管这个农场啦！”有一次他还添说道：“……一个就象格林里夫太太那样的好太太。”梅太太等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就象耙子柄那样直挺挺地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屋里。她坐在床沿上，小脸耷拉得长长的，发一阵子愣。最后她会喃喃说：“我象奴隶那样苦干，我又挣扎，又流汗，就是为了给他们把这个地方支撑起来；可等我一死，他们就要娶个穷白人，弄进来把一切都毁掉。”那时她就决计改变一下自己的遗嘱。第二天她便到她的律师那里去附加一条限定继承权的条款，好让他们如果结了婚，却不能把产业遗留给他们的妻子。
　　一想到他俩中有一个可能会娶个哪怕只有一丁点儿象格林里夫太太那样的女人，就足够叫她心里很不好受。她容忍了格林里夫先生十五个年头，而她唯一能容下格林里夫太太的办法就是一直根本不跟她照面。格林里夫太太是个块头大、松松垮垮的女人。她家四周的小院象一片垃圾堆，五个女儿总是邋里邋遢的；连那个最小的都闻鼻烟。她不种点花草收拾个花园，或是把孩子们的衣服洗洗干净，却一门心思干她自己所说的那种“祈祷治疗”。
　　她每天都把报纸上那些可怖的新闻报道剪下来——什么妇女遭到强奸啦，罪犯越狱逃跑啦，儿童被焚啦，火车出事啦，飞机堕毁啦，电影明星离婚啦，等等。她把这些剪报拿到树林里，挖个小坑埋掉，然后就趴在上面哼哼唧唧地祈祷一个小时左右，在她身下来回移动两只大胳臂，再把它们伸出来，最后干脆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梅太太都怀疑她打算在泥地上睡大觉呢。
　　直到格林里夫一家人来到她这儿好几个月之后，她才发现这桩怪事。有一天清晨，她去检查一块地，那里她原来要种黑麦，可长出来的却是苜蓿草，因为格林里夫先生往播种机里放错了种子。她正从一条分隔两块牧场、两旁是树林的小道回来时，唯恐碰上蛇，手里就拿一根长棍儿有节奏地戳着地面，嘴里嘟囔着往前走。“格林里夫先生，”她喃喃地说，“你做的这种错事，我可承担不起这种损失。我是个穷苦的妇道人家，只有这么一块地。我还要担负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我不能……”
　　忽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呜里呜噜的痛苦的呻吟声，“耶稣啊！耶稣！”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吓人的焦急求援声。“耶稣啊！耶稣！”
　　梅太太停下脚步，吓得把一只手按在喉咙那儿。这阵声音那么尖利刺耳，使她觉得那就象有一股强烈挣脱出来的力量正从地底下钻出来朝她直冲过来似的。她又有一个想法倒比较合情合理：不知什么人在她那块地里受了伤，而且会控告她，要她拿出全部财产来赔偿。她没有财产保险。她急忙朝前冲去，刚转向那条小道的拐弯处便看到格林里夫太太耷拉着脑袋，膝盖和双手着地，趴在路旁。
　　“格林里夫太太！”她尖叫道。“出了什么事？”
　　格林里夫太太抬起脑袋。完全是一张泥土和眼泪涂成的花脸，两只小眼睛的颜色象地里的两粒豆子，眼圈又肿又红，可她脸上却带着叭喇狗那种镇静自若的表情。她趴在那儿，身子晃动，嘴里哼唧着：“耶稣啊！耶稣！”
　　梅太太朝后退缩一步。她心想耶稣这样的字眼只应当在教堂里才能用，就象有些字眼只在卧室里才能说一样。她是个规规矩矩的基督徒，对宗教深怀敬意，尽管她当然也不信宗教所宣讲的全是真事。“你这是怎么啦？”她严厉地问道。
　　“您破坏了我的治疗，”格林里夫太太说，一面挥手叫她站开点。“等我结束以后，才能跟你说话。”
　　梅太太站在那里，张着嘴，哈着腰，举起棍子，好象自己也闹不清要打什么似的。
　　“噢，耶稣！扎我的心吧！”格林里夫太太尖声喊叫。“耶稣，扎我的心吧。”接着她就平躺在泥地上，活脱儿象个大肉丘，两条腿和两只胳臂大张着，好象她要用土把手脚都裹起来似的。
　　梅太太就象受了一个小孩的侮辱那样既恼火又不知所措。“耶稣，”她一边说，一边往后退，“耶稣会为你感到害臊。他会叫你马上站起来，回家给孩子们洗衣服去！”说完她就一扭头，尽快走开了。
　　她一想到格林里夫家的两个男孩怎样在社会上提高了地位，就会想到格林里夫太太污秽地趴在泥地上那幅情景，自言自语说：“哼，不管他们有多么了不起的前程，反正都是那路货色。”
　　她真想能在她的遗嘱里记下这么一条，就是在她死后，韦斯利和斯科费尔德不准再继续雇用格林里夫先生。她有本事对付格林里夫先生，可他俩肯定办不到。格林里夫先生有一次向她指出她那两个儿子连干草和青贮饲料都分不清。她当即向他指出他俩可有别的才能，斯科费尔德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而韦斯利是一位很成功的知识分子。格林里夫先生对此未加评论，可他却从没错过一次机会，不是用一个表情，就是打个简单的手势，让她看出他非常瞧不起他俩。格林里夫一家人虽然地位低微，他却从不含糊地让她知道，他自己的两个男孩——奥?和爱?梯?格林里夫——要是能在他们那样的环境内长大成人，肯定会表现得更好。
　　格林里夫家的两个男孩比梅家的两个男孩小两、三岁。他俩是双胞胎，你跟其中一个说话，总闹不清他到底是奥?梯呢还是爱?梯，他俩也从来没有那份教养说明自己是谁。两人都骨瘦如柴，长着两条长腿，红肉皮，贼亮的贪婪的黄眼睛同他们爹的一模一样。格林里夫先生由于他俩是双胞胎而开始引以为荣。梅太太说，他那种表现就仿佛他们自认为这是一桩妙不可言的事儿似的。那两个男孩精力旺盛，勤奋苦干；她对谁也都会承认他俩成长起来很不容易——其实完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他俩的成长。
　　他俩都参了军，一穿上军装就跟别人家的男孩没什么两样。当然，他俩只要一张嘴说话，你就能分辨出来他俩的出身，可他俩很少开口。他俩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想法给派到海外去，而且还在那里一人娶了一个法国老婆。他俩并没娶法国的穷人，娶的却是挺体面的姑娘；她们自然不知道他俩糟蹋了标准的英语，或许也闹不清格林里夫一家子到底是什么出身。
　　韦斯利由于心脏有毛病而没能当兵为祖国效劳，斯科费尔德却在部队里服役了两年。他大大咧咧，服役结束时只当上了上士。格林里夫家的两个男孩可都当上了尉官；格林里夫先生那阵子一有机会就用军衔提到他哥儿俩。他俩还都想方设法让自己负了伤。如今两人都享受残废抚恤金。另外，他们从部队一复员下来，就趁机利用一切优待条件进入大学的农学院——那时节，纳税人供养着他俩的法国老婆。他们两家人现在住在约摸两英里开外的公路那头，那块地是由政府资助买下来的，一套供两家居住的砖瓦平房也是由政府帮助买、帮着盖的。梅太太说过，战争要是让谁走了运、发了迹，那就是格林里夫家的两个儿子了。他俩各自养了三个孩子，说一嘴格林里夫家那种英语加法语的混合语言；他们由于母亲的关系，将来都会给送进天主教会办的学堂，抚养成为有教养的人。“再过二十年，”梅太太问斯科费尔德和韦斯利，“你们知道那些人就会成什么人了吗？”
　　“社会名流，”她阴沉沉地说。
　　她花了足有十五年的工夫来对付格林里夫先生，到如今这件事都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在每一特定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好坏，就跟天气好坏一样，是个重要因素，从而叫她能干什么或者不能干什么；而且她已经学会看他的脸色，就象一位真正的乡下人能看出日出日落的时辰一样。
　　她是迫不得已才成为乡村妇女的。当年已故梅先生是位商人，在地皮落价时买下了这块土地，可他死后，遗留给她的就是这份产业了。那时节，两个儿子搬到农村这个破落的农场来，心里都很不痛快，可她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她就让人把这块土地上的树统统伐成木材，用变卖来的那笔钱开始经营奶房，格林里夫先生就是应她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的。“见你的广告，俺带两个儿子就来，”信上就这么写的，可第二天他开着一辆七拼八凑的卡车来到时，他的老婆却带着五个女儿坐在后车厢地板上，他本人带着两个儿子坐在驾驶室里。
　　这些年来，他们一家人住在她这里，格林里夫夫妇几乎一点都没见老。他们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就象田野里的百合花，吮吸着她拚老命投进这块土地里的油水。等她由于过度劳累和忧虑而死去后，格林里夫一家人，又健康又兴旺，就会接着准备吸干斯科费尔德和韦斯利的精血。
　　韦斯利说格林里夫太太不见老是因为她把感情全放在“祈祷治疗”那上面了。“您也应当开始祈祷才是正理，亲爱的妈妈，”那种说话的腔调没法不流露出一种有意识的恶意，唉，可怜的孩子啊！
　　斯科费尔德只会激起她那满腔无法容忍的怒火，而韦斯利却使她真正焦虑不安。他又瘦又神经质，脑袋早就秃了，而且对他的性格来说做个知识分子也是个沉重的负担。她怀疑他是不是非等她死后才结婚不可，可她深信到那时他准会让一个不对头的女人虏获。体面的好姑娘不喜欢斯科费尔德，而韦斯利又不喜欢体面的好姑娘。韦斯利什么都不喜欢。他每天驾车二十英里到他教书的大学里去上课，每天晚上再驾车二十英里回来，可是他说他憎恶驾二十英里汽车，他憎恶那所二流大学，他憎恶那些上大学念书的傻瓜。他憎恶这个国家，他憎恶他所过的生活；他憎恶同他母亲和那个白痴兄弟一起生活，他还憎恶听见一切有关那个该死的牛奶房、该死的雇工和该死的破机器的事。不过，他尽管说了这些话，却压根儿也没动过窝。他常常谈起巴黎和罗马，却连亚特兰大①市都从来没去过。
　　“你要是到那些地方去就会病倒的，”梅太太总是说。“巴黎有谁会费心照管你吃无盐的饭菜呢？你认为自己要是跟那儿一个怪里怪气的女人结了婚，她会专门给你做无盐的饭菜吗？不会的，她肯定不会的！”每当她说这话时，韦斯利就会在椅子上粗鲁地一扭身，不理睬她。有一次她说个没完，他可咆哮起来了。“好啦，您干吗不干点讲究实效的事，婆娘？您干吗不象格林里夫太太那样为我祈祷呢？”
　　“我不爱听你们两个孩子拿宗教开玩笑，”她说。“你们要是上教堂，就会遇到一些体面的好姑娘啦。”
　　但是跟他们说什么也都没用。这当儿，她瞧着他们俩一边一个坐在餐桌那儿，谁也一点都不关心一头野牛闯进她的牧场，糟踏她的奶牛群——其实那也是他们的牛群，他们的未来——她瞧着他俩，一个弯着腰在埋头看报，另一个仰靠在椅背上，一前一后地摇晃着，象白痴那样冲她咧嘴笑；她真想跳起来，用拳头捶桌子，嘴里嚷道：“你们早晚有一天会明白事实真相，可那时候就太晚啦！”
　　“妈妈，”斯科费尔德说，“您别激动，我能告诉您那头牛是谁的。”他狡猾地瞧着她。他把椅子放平，站起身来。接着他溜着肩膀，举起两手抱着脑袋，踮起脚尖走到门口。他又退进过道，把门拉开，拉得几乎把他全身都挡住了，只露出个脑袋。“您想知道吗，亲爱的？”他问道。
　　梅太太坐在那里冷冷地瞧着他。
　　“那是奥?梯和爱?梯的牛，”他说。“我昨天从他们的黑人嘴里听说的，他告诉我他们正找不着它呢，”然后他朝她一龇牙，一咧嘴，悄悄溜走了。
　　韦斯利抬起眼皮，笑了。
　　梅太太掉过头来，表情并没改变。“我可是这儿唯一有头脑的成年人了，”她说。她探身向前，把报纸从他的盘子边上拨开。“你有没有看出等我死了，你们俩得怎么对付他吗？”她开始说。“你明白了吧，他为什么说不知道那头牛是谁的。因为那是他们自己家的。你看出我为什么要那样对付他吗？你明不明白这些年来我要是不把脚踩在他的脖子上，你们俩就可能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去挤牛奶吗？”
　　韦斯利又把报纸拉回到他的盘子边上，瞪着两眼瞧她的脸，嘟囔道：“哪怕为了拯救您的灵魂不进地狱，我也不会去挤牛奶。”
　　“我知道你不会，”她用尖利的嗓门说。她朝后一坐，手里来回转动她盘子旁边那把餐刀。“奥?梯和爱?梯是两个好男孩，”她说。“他们才应当是我的儿子。”这种想法真叫可怕，使她的视线一下子让一层泪水弄模糊，看不清韦斯利了。她只能看到他那黑魆魆的轮廓从餐桌旁匆匆站起来。“你们俩，”她喊道，“你们俩才应该属于那个女人！”
　　他正朝门口走去。
　　“等我死了，”她尖着嗓子喊道，“我真不知道你们俩会成什么样子。”
　　“您整天哇哇喊叫什么等您死了，”他一边匆匆朝外走，一边咆哮道，“可我看您活得倒还挺欢呢。”
　　半晌她坐在那里一动也没动，直勾勾地瞪视着窗外对面一片又灰又绿的模模糊糊的景致。她舒展一下脸和脖子的肌肉，深吸一口气，但是眼前那片景色总是汇成灰濛濛的一团。“他们也用不着想我很快就会死去。”她喃喃说，内心还有一种更加对抗的声音补充道：等我万事齐备之后，我才死呐。
　　她用餐巾擦干眼泪，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眼前的景致。奶牛正在路两旁两块淡绿色的草原上吃草，在它们身后，围住它们的是一道黑糊糊的树屏障，锯齿般削尖的树梢挡住淡漠的天空。草原足能使她心情平静下来。她不管从这所房子里哪扇窗户望出去，都能看到自己性格的映象。城里的朋友都说她是他们所认识的女人当中最杰出的一位，她几乎身无分文，又无经验，来到一座破烂的农场，却干出了头。“样样事情都跟你作对，”她会说，“气候跟你作对，土壤跟你作对，雇工跟你作对。他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你。除了用铁腕手段之外，别无其他办法！”
　　“瞧妈妈这只铁手腕！”斯科费尔德会一边尖叫着，一边抓起她的手腕，把它举起来，叫她那只青筋暴露的纤弱小手耷拉在手腕上活象一朵折断了的百合花。大伙儿这时总会扬声大笑。
　　太阳在那群吃草的黑白花奶牛上方移动，只比空中其他部分稍微亮一点。她往下一瞧，看到一个黑影似的东西，也可能是阳光从某个角度照射过来而造成的阴影，正在它们中间晃动。她尖叫一声，立刻转身快步走出屋子。
　　格林里夫先生正在地窖里往一辆手推车上装饲料。她站在沟边上，朝下看他。“快去收拾那头野牛。它现在跑到奶牛群里去了。”
　　“总得干完一件事再干另一件事啊，”格林里夫先生答道。
　　“我叫你先去干那件事。”
　　他把小车从地窖开口那边推出来，直朝牲口棚推去，她紧跟在他身后面。“你别以为，格林里夫先生，”她说，“我闹不清那是谁家的牛，还有你为什么不赶紧通知我它跑到我这儿来了。我其实也可以喂养奥?梯和爱?梯那头公牛，好等着瞧它在这儿毁掉我的奶牛群。”
　　格林里夫先生扶着小推车停下来，回头瞧一瞧。“是那两个孩子的公牛吗？”他怀疑地问道。
　　她一声没吭，只是抿紧嘴唇，掉头望着别处。
　　“他们倒是跟我说过他们的公牛跑了，可我压根儿不知道就是这一头，”他说。
　　“现在我要你马上把这头野牛关起来，”她说，“我马上开车去找奥?梯和爱?梯，叫他们今天就把它弄走。它呆在这里这段时间，我应当让他俩赔偿损失——这样一来，下次就不会再犯了。”
　　“他们买它也只不过花了七十五块钱，”格林里夫先生有意转让。
　　“白给我，我也不要，”她说。
　　“他们只想宰它吃肉罢了，”格林里夫先生接茬儿说，“可它挣脱绳子跑出来，把头冲进他们那辆运货小卡车里去了。它不喜欢卡车和小汽车这种玩意儿。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的犄角从挡泥板里拽出来，可等他们把它一松开，它又跑了；他们太累了，没精力再追它——可我压根儿不知道就是这头牛。”
　　“你早知道也不吃亏，格林里夫先生，”她说。“可你现在知道了。弄匹马来，把它轰走。”
　　半个小时左右，她从前面的窗口望见那头牛，全身松鼠色，耸起的臀部，浅色的长犄角，正在房前那条土道上轻松地慢慢跑着。格林里夫先生骑着马跟在后面。“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格林里夫家的牛，”她嘟哝道。她走到门廊上喊道：“把它关在跑不出来的地方。”
　　“它爱挣脱拴它的绳子，”格林里夫先生说，带着赞赏的目光瞧着那头牛的臀部。“这位先生是个运动员。”
　　“如果那两个孩子不来把它拉走，它就会变成一名死运动员，”她说，“我可是警告你啦。”
　　他听到她的话，可没回答。
　　“我从来没见过比这更难看的牛了，”她喊道，可他已经走远，听不见了。

　　她开车转进那条通向奥?梯和爱?梯家的车道时已近晌午。那是一所崭新的矮矮的红砖房，盖得有点象一个带窗户的仓库，坐落在一个秃山顶上。阳光直射它的白屋顶。这是现在谁都盖的那种房子，也没什么标记表明是格林里夫家，只不过有三条猎犬和丝毛狗串种的狗在她的汽车一停下就从房后窜了出来。她想起从狗的种类总能看出主人的社会等级，她就按几下汽车喇叭。一边等人出来，一边继续琢磨那所房子。窗子关得很严，她纳闷政府会不会给它安装了空调设备。没人出来，她又按几下喇叭。过一会儿，一扇门打开了，门内出现几个孩子，他们站在那里，也不往前走，直瞧着她。她看出这是格林里夫家的一个真正特点——他们会逗留在门内，一连朝你看上几小时。
　　“你们哪个孩子能不能过来一下呀？”她喊道。
　　过了一分钟，他们都慢慢朝前走来。个个穿着宽大的罩衫，赤着脚，不过他们倒不是她所想象的那么脏。有两三个长得别提多象格林里夫那家子人了，可是另几个又不太象。最小的是个满头凌乱黑发的姑娘。他们在离汽车大约六英尺远的地方全都站住张望着她。
　　“你长得很漂亮嘛，”梅太太冲那个最小的姑娘说。
　　没有回答。他们好象相互分享一种无动于衷的表情。
　　“你们的妈妈呢？”她问。
　　对这句话也有好一阵子没人答话。后来其中有一个用法语说了句什么。梅太太不懂法语。
　　“你们的爸爸呢？”她又问。
　　过了片刻，一个男孩说：“他也没在则（这）儿。”
　　“嗯，”梅太太说，好象终于证实了什么事儿似的。“那个黑人哪儿去啦？”
　　她稍等一下，看出不会有谁会答复了。“连猫咪都有六条小舌头，”她说。“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回家去，让我教教你们说话啊？”她扬声大笑，笑声渐渐在一片沉默的气氛中消逝。她感到自己好象正在格林里夫家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受审。“我自己开车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黑人，”她说。
　　“你要去就去呗，”一个男孩子说。
　　“好咧，谢谢你，”她嘟嚷道，开车走了。
　　牛棚在房后那条小道的尽头。她还没有亲眼见过呢，不过格林里夫先生曾经给她详细描述过，因为那是按照最新的规格建造的。那是一个挤奶房，安排得可以从房子下面挤奶。牛奶顺着机器管道一直流到奶房，格林里夫先生曾说再也用不着人一桶一桶地拎奶了。“您多咱也安装一个啊？”他问过。
　　“格林里夫先生。”她说，“我可什么都得自己动手。我还没有从手到脚全受政府的补贴。盖一所那样的奶房要花我两万块钱。我现在只能凑合着使收支保持平衡。”
　　“我的两个男孩倒是盖了，”格林里夫先生喃喃说，接着还添一句——“男孩儿并不都一样。”
　　“当然不一样！”她说。“我感谢上帝！”
　　“感谢老天爷样样都恩赐给我，”格林里夫先生又慢吞吞说。
　　紧跟着是一阵深深的沉默，她心想你倒满有理由这样认为，你可从来也没给自己办成过一件事。
　　她把汽车停在牛棚旁边，按几下喇叭，可是没人露面。她在车里坐了几分钟，观察周围停放的各式各样的机器，拿不稳其中有多少件是他们自己出钱买的。那儿有一台饲料收割机，还有一台轮转稻草打包机。她也有这些机器。既然这里没人，她就决定下车去看看这间牛奶房，瞧瞧他们收拾得干净不干净。
　　她打开牛奶房那扇门，把头伸进去，一下子惊讶得好象都喘不过气来了。那间洁白无疵的水泥房间里充满阳光，那是从两面墙上两排齐人高的窗子照射进来的。金属支柱闪闪发光，刺人眼目，她不得不眯起眼睛才能看清一切。她连忙把头缩回，关好门，皱紧双眉靠在门上。外面的光线倒不那么亮，可她还是意识到阳光正直射她的头顶，就象一颗银子弹准备射进她的脑袋似的。
　　一个黑人在机器棚拐角处出现，手里拎着一个装牛仔饲料的黄色提桶朝她走来。他是一个肤色淡黄的小伙子，穿着格林里夫孪生兄弟给他的旧军装。他在一段适当的距离处停下，把饲料桶放在地上。
　　“奥?梯和爱?梯两位先生在哪儿呢？”她问道。
　　“奥?梯先生进城了，爱?梯先生在那边地里呢，”那个黑人一边说，一边用手先往左指一下又往右指一下，好象他在指出两颗行星的位置似的。
　　“我留个话，你能记住吗？”她问，仿佛对这并没有多大把握似的。
　　“我要是不忘就会记住，”他说，露出一点不乐意的脸色。
　　“那好，我就写下来吧，”她说。于是她又钻进汽车，从皮夹子里取出一个铅笔头，在一个空信封的背面写起字来。那个黑人走过来；站在车窗外边。“我是梅太太，”她边说边写。“他们的公牛跑到我那边去了，我要他们今天就把它弄走。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对这事恼火极了。”
　　“那头牛是星切（期）六就溜了，”黑人说，“我们谁也没再见着它。谁都不则（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
　　“那你现在可知道了，”她说，“你可以告诉奥?梯和爱?梯两位先生，他们如果今天不来把它弄走，我明天早上头一件事就是让他们的老爹开枪把它打死。我不能让那条野牛毁掉我的那群奶牛。”她把写好的字条交给他。
　　“我要是拿得准奥?梯先生和爱?梯先生的话，”他一面接过字条，一面说，“他们准会说您要毙了它就请便吧。那家伙已经撞坏了我们一辆卡车，我们都乐意不想再见它活着回来啦。”
　　她把头缩回去，稍稍眯缝着眼睛瞧他一眼。“难道他们打算利用我的时间和我的雇工开枪打死他们那头牛吗？”她问道。“他们不想要它了，所以才把它撒开，巴望别人打死它吗？它正在那儿吃我的燕麦，毁我的奶牛群，而他们还想叫我替他们打死它吗？”
　　“我猜您会的，”他轻声说。“它撞坏了……”
　　她狠狠瞪他一眼，说道：“哼，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有些人就是这样行事，”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奥?梯和爱?梯两位先生，哪个当家？”她总怀疑他俩一直暗地里争吵不休。
　　“哥儿俩从不争抄（吵），”那小伙子说，“他俩就象一个人长着两张皮。”
　　“哼，我想那只是因为你从没见过他俩吵架。”
　　“谁也没听见他俩吵过嘴，”他一边说，一边移开目光，好象这句傲慢的话是冲另外一个人说似的。
　　“反正，”她说，“我跟他们的老爹打了十五年交道，不是不知道格林里夫一家人的底细。”
　　那个黑人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儿，瞧着她。“您就是卖给我保险单那个人的老娘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谁卖给你保险单，”她尖刻地说。“你把那张字条交给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今天不来弄走那头牛，他们可就逼得他们的老爹明天要打死那条牛啦，”说完她就开车走了。
　　一下午她都在等格林里夫那对双胞胎来把牛拉走。可是他俩没来。我真等于在给他们干活儿呢，她心里恼火地想。他们简直想尽办法利用我；吃晚饭时，她为自己两个儿子着想又唠叨起这件事，因为她想让他俩了解奥?梯和爱?梯想干什么。“他们不想要那头牛了，”她说，“——递给我黄油——所以他们就把它撒开，好让别人着急，替他们把它解决掉。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儿？我是个受害人。我一直是个受害人。”
　　“把黄油递给受害人，”韦斯利说。他的情绪比往常还要坏，因为他从大学回来时，汽车有一只轮胎放了炮。
　　斯科费尔德把黄油递给她，说道：“怎样，妈妈，一头老公牛什么也没干，只让您的奶牛群串了点秧，就要把它毙了，您这样做难道不害臊吗？”他说，“我声明就凭我这样一位妈妈，我居然能成为这么个好男孩，真可说是一桩奇迹！”
　　“你不是她的男孩，伙计，”韦斯利说。
　　她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手指尖放在桌子边儿上。
　　“我就知道，”斯科费尔德说，”就凭我这种出身，我可下了大功夫才使我变得象现在这样好。”
　　他们每逢逗弄她的时候，都使用格林里夫家那种语言，韦斯利那副腔调尤其象一把利刃那样扎人心。“那让我再告诉你一件西（事），兄弟，”他说，同时把身子往前探过桌子，“你要是头脑有一半清醒，早就该知道啦。”
　　“啥事啊，兄弟？”斯科费尔德问，那张宽脸龇牙咧嘴地冲着对面那张干巴的瘦脸。
　　“那就是，”韦斯利说，“你和我都不是她的男孩……”可他突然顿住了，因为她发出一种粗声粗气的喘气声，就象一匹老马，猛古丁被抽打了一下似的。她暴跳起来。奔出屋子。
　　“唉，真是的，”韦斯利大声吼道，“你干吗要这样招惹她？”
　　“我从来都没招惹过她，”斯科费尔德说。“是你开头惹她的。”
　　“嘿！”
　　“她可不再象过去那么年轻，接受不了这一套啦。”
　　“她只能发火，”韦斯利说，“只有我总得受她那一套。”
　　他兄弟那张嬉笑的面孔一下子变了色，两人之间忽然暴露出这家人丑恶相似的一面。“没人会同情你这样一个讨厌的杂种，”他说，隔着桌子伸手揪住对方衬衫的前胸。
　　她在卧室里听到乱扔盘子的粉碎声，急忙穿过厨房跑到饭厅里来。过道的门敞着，斯科费尔德正往外走。韦斯利象只大甲虫似的躺在地上，那张翻倒的餐桌有一边正压在他身子中间，盘子的碎片撒满一身。她把桌子从他身上挪开，揪住他的胳臂帮他站起来，可他一爬起来就怒冲冲地把她甩开，冲出屋子去追他的哥哥。
　　她差点儿倒下，幸亏有人突然敲后门，使她又挺直身子，转过身来。她的视线通过厨房和后廊，可以看到格林里夫先生正焦虑不安地从铁纱门往里窥视呢。她浑身顿时恢复气力，就好象她得在魔鬼本人向她挑战时才能这样振作似的。“我听见一阵砰砰乱响，”他喊着，“我还当是房顶上的灰泥砸在您身上了。”
　　平時你要是想找他，得有人骑马到处转悠才能把他找到。她穿过厨房和后廊，站在铁纱门里说：“没事，没什么事，只是那张桌子翻了。一条腿有点毛病，”连停都没停一下就接着说：“那两个孩子没来把牛拉走，所以明天你得用枪把它打死。”
　　空中相交淡红一道紫一道的彩虹，太阳正慢慢象下梯子那样在彩虹后面沉落下去。格林里夫先生蹲在台阶上，后背朝着她，他的帽顶同她的脚面相齐。“明天我给你把它轰回家去，”他说。
　　“噢，那可不行，格林里夫先生，”她带着嘲讽的声调说，“你明天把它赶回去，下星期它又会跑回到这儿来。我心里可有数。”接着她又伤感地说：“我真奇怪奥?梯和爱?梯居然这样对待我。我还以为他们会感恩呢。他俩当初在这儿度过一段多么幸福的日子啊，是不是，格林里夫先生？”
　　格林里夫先生没吱声。
　　“我认为他们确实度过，”她说。“我认为他们确实度过，可他们如今已经忘记我对待他们的一些好处了。我记得他们穿过我孩子的旧衣裳，玩过我孩子的旧玩具，还用我孩子的旧猎枪打过猎，在我的池塘里游过泳，打过我的鸟，在我的小河里钓过鱼，我也从来没忘记过他们的生日，而且圣诞节好象一个接一个来得挺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他们现在还记得这些事吗？”她问。“不记得了，”她补充道。
　　她瞧一会儿渐渐隐没的太阳，格林里夫先生查看自己的两只手掌。过了一会儿，她好象刚想起一件事似的，便问道：“你知道他们不来把那头牛拉走，真正为了什么吗？”
　　“不，我不知道，”格林里夫阴沉沉地说。
　　“他们不来只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家，”她说，“你跟一个女人打交道，什么事都能不了了之。如果换了一个男子汉在管理这个地方……”
　　格林里夫先生就象一条蛇咬人那样麻利地回嘴道：“您也有两个儿子啊。他们知道您这儿有两个男人。”
　　太阳已经消逝在那排树后面。她低头瞧着那张正朝上扬起的暗黑狡猾的脸，瞧着那两只在帽檐阴影下贼溜溜闪亮的眼睛。她一直等他明白她的感情受了伤害才说：“有些人很晚才学会报恩，格林里夫先生，可有些人根本永远学不会，”她转身走开，留下他一个人坐在台阶上。
　　大半夜她在睡梦中都听到一种声音，就象有块大石头正在把她头脑外面那道墙磨穿一个窟窿。她在墙这面走，越过绵延起伏的秀丽山丘；她每走一步，都先朝前拄一下她的长棍儿。过了一阵，她开始意识到那声音原来是太阳要焚穿那排树，她就停下来观望，心里蛮有把握那是办不到的事，它得照通常那样落在她那片产业之外。她刚一站住时，太阳是个肿大的红球，可她站在那儿观望时，它开始变得又狭又苍白，后来竟象颗子弹了。接着，它忽然冲破那排树障，从山坡上朝她飞快滚来。她惊醒过来，手捂在嘴上，可那阵声音在耳边虽然弱了，却还清晰，原来还是那条公牛在她那扇窗户下面咀嚼。格林里夫先生又把它放出来了。
　　她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摸黑走到窗前，朝百叶窗外望去，可是那头牛已经离开那道树篱，她起先并没发现它。随后她看到稍远的地方有个大黑影儿停留在那里，仿佛在盯视着她似的。这可是最后一夜我能容忍这种事情啦，她心里想，一直守望着那个铁黑的影儿在黑暗中走开。
　　第二天早上，她一直等到十一点整才开车到挤奶房去。格林里夫先生正在涮洗奶罐。他已经洗好七个，把它们都立在奶房外面让太阳晒干。两个星期以来她一直在关照他干这个活儿。“行啦，格林里夫先生，”她说，“去把你那杆枪拿来。咱们一块儿去把那头野牛干掉。”
　　“我还当您要把则（这）些奶罐……”
　　“去拿你的枪，格林里夫先生，”她说，脸和声调都没有一点表情。
　　“那位先生昨天晚上又挣脱出来了，”他带着歉意的声调喃喃说，又弯身摆弄那个他有一只胳臂伸进去的奶罐。
　　“去拿你的枪，格林里夫先生，”她还是用那种既得意又平板的声调说。“那头野牛眼下正在牧场上跟白天放牧的奶牛在一起哪。我从楼上的窗口看见它了。我现在开车把你送到地里，你可以把它轰到那块空牧场上去，就在那儿把它毙了。”
　　他慢慢摆脱奶罐。“谁也甭想叫我用枪打死自己孩子的公牛！”他粗声粗气地说。他从裤子后兜儿里掏出一块破布，使劲擦他的两只手，又擦一下鼻子。
　　她就象没听见他说话那样，转身又说：“我在车上等着你。去拿你的枪。”
　　她坐在车厢里，瞧着他迈着大步朝放枪的那间工具房走去。他进屋后就传出一阵乒乓乱响声，好象他在踢什么碍事的东西。过一会儿，他拿着枪出现了，从汽车后面绕过来，用力打开车门，一屁股摔坐在她身边的座位上。他把枪放在两个膝盖当中，用手紧握着，两眼直盯着前方。她心想，看上去他倒想把我毙了呢，她把头掉开，好不让他看到自己在微笑。
　　那天上午，晴朗无云，天气干燥，她开车穿过树林，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然后转入一片旷地，那儿有条窄道，两旁都是田野。她因达到目的而感到高兴，感官也敏锐起来。鸟儿在四处喳喳欢叫，草地几乎绿得耀眼，天空更是蓝得沁人心脾。“春天来了！”她兴高采烈地说。格林里夫先生撇一下嘴角，好象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愚蠢了。她在第二块牧场门口把车停下，他就猛地打开车门跳下去，砰的一声甩上车门。接着他把栅门拉开，让她把车开进去。他把栅门关上后，又一语未发地坐上汽车，她就沿着牧场边缘开去，终于发现那头公牛几乎是在牧场中央，混在那群奶牛里安安静静吃草呢。
　　“那位先生正等着您呢，”她说，还朝格林里夫先生怒容满面的侧影狡猾地看一眼。“把它轰到旁边那个牧场上去，等你把它一赶进去，我就开车进去，自己把栅门关上。”
　　他又猛地跳下车，这次存心不把车门关上，好让她得把身子斜过座位去才能把它关好。她微笑着坐在那里，望着他穿过牧场走向对面那扇栅门。他每走一步都好象往前一冲、然后又往后一退似的，真象在召唤什么神灵证实他这是在被迫干这件事的。“好啦！”她大声说，仿佛他还坐在汽车里似的，“是你的亲儿子让你干这事的，格林里夫先生。”奥?梯和爱?梯这当儿也许正在嘲笑他呐。她能听到他俩带着浓重的鼻音在说：“让老爹给咱们毙掉那头牛。他肯定认为要毙的牛是一头好样的公牛呢。叫老爹毙那头牛真会逼死他咧！”
　　“如果你那两个孩子稍微关心你一点，格林里夫先生，”她说，“他们就会亲自来拉走那头牛。我对他们这种行为真感到惊讶。”
　　他绕着圈子先去开栅门。那头公牛黑乎乎地站在那群花奶牛中间，一动也没动。它低着头，一个劲儿吃草。格林里夫先生拉开栅门，开始绕圈子，想从公牛后面挨近它。他离它十英尺左右远时，就用两只胳臂拍打自己身体的两侧，公牛懒洋洋地抬一下头，又接着吃草。格林里夫先生弯腰捡起一样什么东西，使劲朝它摔去。她猜想那一定是块尖石头，因为公牛蹦起来一直跑到山丘边缘那头消失不见了。格林里夫先生不慌不忙跟在后面。
　　“你别以为赶不上它就算完事！”她喊道，接着就开车径直穿过牧场。她得慢慢地驶过斜坡，等她到达栅门时，格林里夫先生和公牛都没影儿了。这块让树林整个圈起来的牧场比先前那块小，真象一块绿色的竞技场。她下车，关上栅门，站在那儿寻找格林里夫先生的踪迹，可他彻底不见了。她顿时明白他是有意让那头公牛消失在树林里的。最后她会看见他不定从树林哪儿钻出来，一瘸一拐地朝她走来，到她跟前说：“您要是能在树林里找到那位先生，我就服您。”
　　她就会说：“格林里夫先生，我如果非得跟您走进树林不可，哪怕再等一个下午，咱们也得找到那头野牛，把它毙了。如果非得要我给你扣扳机不可，你也得把它打死。”他一看到她这种毫不含糊的劲儿，就会转回去，自己赶紧把那头牛打死。
　　她又回进汽车，把车开到牧场中央；这样一来，他呆会儿从树林里出来，用不着走多远就可以来到她身边。她猜想他这当儿一定坐在一个树桩上，用一根棍儿在地上划杠杠玩呢，她决定看着自己的手表等待整整十分钟，然后便按汽车喇叭。她下车，溜达几步，就在汽车前面的保险杠上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她累极了，把脑袋靠在汽车前头的盖罩上，闭上眼睛。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疲倦，现在可才是晌午。她虽然闭着眼睛，却可以感到炽热的太阳在她头顶上方照耀着。她稍稍睁开眼睛，白花花的亮光却又迫使她不得不闭上。
　　她一时靠在汽车盖罩上，困倦地纳闷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累。她闭着眼睛，把时间没分成白昼和黑夜而分成过去和将来。她相信自己这样疲倦是因为她已经连续不断地苦干了十五个年头。她断定自己完全有权感到疲倦，完全应该休息几分钟再开始干活儿。不管在哪种审判席前，她都可以说：我一直在干活儿，从没偷懒享乐过，就在她回忆自己这一辈子辛劳的时刻，格林里夫先生很可能在树林里闲荡呢，格林里夫太太也可能正四仰八叉地躺在那个她埋好剪报的土坑上睡大觉哪。这些年来，那个女人越来越犯疯，梅太太相信她准是中了邪。“你老婆恐怕已经让宗教给迷住了心窍，”她有一次对格林里夫先生婉转地说。“凡事都该有个节制才对，你知道。”
　　“她可有一次治好了一个内脏都让蛔虫吃掉一半的人啊，”格林里夫先生说，她恶心地急忙转身走开。这当儿，她心想这些可怜的人头脑也真是太简单了。不大一会儿，她就打起盹来了。
　　等她坐直身子时，她看一下手表，已经过了十分钟。她没有听到任何枪声。她脑海里又涌现一个新的想法：也许格林里夫先生用石块扔那头野牛，把它惹火了，那畜生就掉过头冲过来，把他顶在一棵树上，用犄角把他刺穿了？这种嘲弄的想法愈来愈深入：奥?梯和爱?梯便会找个讼棍控告她。这就会是她十五年来同格林里夫一家人打交道再合适不过的结局。她简直怀着欢快的心情想到这里，就好象她在给朋友讲个故事，想出一个如此完美的结尾似的。接着她又把这种想法否定掉，因为格林里夫先生身边有枪，她本身也有保险。
　　她决定再去按喇叭。于是她站起身来，把手伸进车窗，按三长声喇叭，又按两三下短声，好让他知道她已经有点不耐烦了。随后她又走回去，在保险杠上坐下来。
　　几分钟后，从树林那边出现一样东西，一个黑糊糊的影子扬了几次头，接着就冲她这边晃晃悠悠奔来。她过了一会儿才看出是那头公牛。它正踩着一种近乎摇摇晃晃的欢乐步伐，慢悠悠地穿过牧场朝她跑来，好象它十分高兴又见到她似的。她朝它身后望去，看看格林里夫先生有没有从树林里出来，可他没露面。“它在这儿呐，格林里夫先生！”她喊道，又朝牧场另一边望去，心想他也许会从那边出现，可也没有他的踪影。她回过头来，看见那头公牛正低着头朝她奔来。她一动也没动，毫不畏惧，只是诧异地僵立在那里。她呆视着那个疯狂的黑糊糊的东西向她飞快地冲来，仿佛她对距离一点概念也没有似的，好象她不能立刻断定它究竟有什么意图似的；在她的表情还没改变之前，那头公牛已把头埋在她的膝间，活象一个狂热的情人。它的一个犄角朝前一顶，刺穿她的心脏，另一个犄角绕住她的腰，把她夹得没法挣脱。她继续瞪视着前方，可是眼前的景象彻底变了——那一排树障在那个只剩下天空别无它物的人间变成一道黑色的伤痕——她本人象一个突然恢复视觉的人，可又感到亮光亮得叫人无法忍受。
　　格林里夫先生正举着枪从侧面朝她这边跑来，她看到他奔过来，可她并没朝他那个方向眺望。她看到他从一个无形的圆圈外围挨近过来，那一排树障在他身后豁开一个口子，他腾云驾雾，脚底下什么也没踩着。他朝那头公牛眼睛开了四枪。她并没听见枪响，可她觉出那个庞大的身躯抖动一下，慢慢下沉，把她拖到它的头顶上方，等格林里夫先生走到她身前时，她好象正趴在那个畜生耳边，喃喃告诉它什么最终的新奇发现呢。

　　①亚特兰大，美国佐治亚州一城市。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公园深处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主 万 译

伊诺克?埃默里醒来的时候知道，他可以领着去瞧瞧的那人今儿就要来了。他凭自己的血液知道。他象他爹一样具有慧血。
那天下午两点钟，他向大门口的第二班门卫打招呼。“你迟到了不止十五分钟，”他气忿忿地说。“可是我还是留下啦。我本来可以走掉，可是我还是留下了。”他穿着一身绿制服，领口和袖口都有黄滚边，每条裤腿的外侧自上到下有一条黄条纹。第二班门卫是一个生着页岩般肌理的突出面孔的小伙子，他嘴里衔着一根牙签，也穿着同样的制服。他们看守的那道大门是用铁条制成的，两旁的混凝土弓形门柱做成了两棵树的形状，树枝蜷曲地伸展出去，形成了门楣，上面有几个盘绕成的大字：市立森林公园。第二班门卫靠在一边“树干”上，用牙签剔起牙来。
“看起来我每天，”伊诺克抱怨说，“每天都要足足损失十五分钟，站在这儿伺候你。”
每天他下班以后，总走进公园去，而每天他走进去以后，总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先走到游泳池去。他怕水，不过他喜欢坐在池边的岸上，看着女人，倘使有女人在池子里游泳的话。有一个女人每星期一来，她穿的游泳衣每一面臀部那儿都裂开了。起先，他以为她不知道，所以没有公然在岸上注视着，而是悄悄地钻进一些矮树丛，暗自窃笑着，从那儿观看。池子里没有别人告诉她游泳衣破了——大群的人要到四点钟才来。她在水里游了一圈，然后在池畔躺下睡上将近一小时，始终没有觉察到会有人在矮树丛中看着她游泳衣破裂的地方。后来有一天，他到晚了一点儿，看见三个女人的游泳衣全裂开了。当时池子里尽是人，谁也没有怎样在意她们。这个城市就是这样——老使他感到惊讶。每次他节省下两美元时，他就去光顾一个妓女，可是他所看到的公开放荡的行为不断使他震惊。他出于一种礼节感，才悄悄钻进矮树丛去。时常，有些女人会把游泳衣的背带从肩上拉下，舒展开身体躺在那儿。
这所公园是这个城市的中心。他到这个城市里来——血液里早就有所领会——他在这个城市的中心站住了脚。每天他都看着它的中心，每天。他感到那么震惊，那么畏惧，那么不知所措，因此单是想想它就使他汗流浃背。在公园的中央，他发现了一件东西。它是一件神秘的事物，虽然它就放在一只玻璃匣子里，让大伙儿观看，还有一张用打字机打的卡片放在那儿，说明了它的一切。不过有一件事是卡片上无法说明的，而卡片上无法说明的，全在他的肚子里。这是一种可怕的知识，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是一种可怕的知识，象一根巨大的神经那样生长在他的体内。他无法把这件神秘的事物给随便什么人看，然而他一定得给一个人看。他不得不领着去看的那人，是一个特殊的人。那个人不可能是这个城市里的，可是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知道看见这个人的时候，他会知道的。他还知道，他不久就会看见这个人了，要不然，他体内的神经就会长得非常大，他就会被迫去抢劫一家银行，朝着一个女人扑过去，或者驾驶一辆偷来的汽车闯进一座大楼的侧面。整个上午，他的血液一直在说，这个人今儿就要来。
他离开了第二班门卫，由一条细心选定的小路朝游泳池走去。这条小路经由游泳池女更衣室的后面通到一小片空地上，从那儿整个游泳池顿时便可以一览无遗。池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水是深绿色的，停滞不动——但是他看见那个带着两个小男孩的女人从池子另一面走来，朝更衣室走去。她一般每隔一天来一次，总带着那两个孩子。她和他们一块儿下水，游过池子，然后就在池子旁边的阳光下躺着。她穿一件有些斑渍的白色游泳衣，象只布袋一样合身，伊诺克有好几次很欣喜地看着她。他从那片空地上走到一个土坡上一些银白杨树丛里。它们下面有一条很好的坑道。他爬进去，一直爬到一片稍许开阔点儿的地方，惯常总坐在那儿。他坐定下来，把银白杨的枝条拨弄一下，好从后面看得清楚一点儿。在树丛中，他的脸总是通红。要是有人恰巧在那地方把银白杨的枝条拨开，便会认为自己看见了一个魔鬼，就会滑下土坡，摔进池子。那个女人和那两个小男孩走进了更衣室。
伊诺克从来没有立刻走到公园里那个幽暗、秘密的深处去。那是午后的最高峰。他做的其他事情都是环绕着这个最高峰逐步树立起来的。这些事情变成例行公事，不可缺少。他离开矮树丛以后，便到“凝霜瓶”去。这是一个卖热狗的摊子，做成一个榨橙汁器的形状，屋顶四面都漆着蓝色的霜。他总在那儿喝一杯巧克力麦乳精牛奶冰淇淋棍合饮料，还对那个女侍者说上几句挑逗的话，因为他认为那个女侍者暗地里爱上了他。过了那儿，他总走去看看动物。动物全关在一长排铁笼里，象电影里的阿尔卡特拉兹监狱①一样。冬天，笼子里有电热设备，夏天有空调设备。有六个人受雇伺候那些动物，用丁字形大牛排饲养它们。动物什么事也不做，四下伏着。伊诺克每天都满怀畏惧和憎恶的心情注视着它们。然后，他就上那儿去了。
那两个小男孩跑出更衣室，跳进水去。同时，游泳池另一面的那条车道上传来一种刺耳的噪音。伊诺克把头从矮树丛中伸出去。他看见一辆深灰色的汽车驶过，声音听起来仿佛马达拖在车身后面。汽车驶了过去。他可以听见它转过车道拐弯地方、向前驶去的嘎嘎声。他仔细听着，想知道它会不会停下。噪音低了下去，接着渐渐又变响了。汽车又驶过来。伊诺克这一次看到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男人。它的声音又消失了，随后又响起来。汽车第三次又绕过来，几乎就在池子那边正对着伊诺克的地方停下。车上的那个男人从车窗里朝外张望，越过草坡，望到池水面上，两个小男孩正在池子里泼水、尖叫。伊诺克把头尽可能伸出矮树丛，眯起眼瞅着。那个人身旁的车门是用一根绳子扎着的。他由另一面车门跳下车，走到汽车前面，然后在通向游泳池的土坡上向下走了一半路。他在那儿站了一分钟，仿佛在找人，接着便直挺挺地在草地上坐下，身上穿的一套衣服，看起来就象里面具有强烈的亮光似的。他把膝盖弯起来坐着。“唔，我得学狗爬了，”伊诺克说。“唔，我得学狗爬了。”
他马上从矮树丛中悄悄爬出去，心剧烈地跳着，就象在博览会上那个小伙子驾着一辆摩托车，环绕一个斗兽场的围墙驶行那么迅速。他甚至记得这个人的姓名——黑兹尔?韦弗。一刹那，他匍匐在地上，到了银白杨树丛尽头，朝游泳池那面望过去。那个身穿蓝衣服的人形还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儿，看样子就象是给一只看不见的手拉住，仿佛那只手要是一抬，那个人形就会一跃跳过游泳池，脸上的神情毫不改变。
女人从更衣室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那块跳水板。她把两只胳膊张开，开始跳跃，把跳板振动得发出一大阵沉重的啪啪声。接着，她突然向后旋转，跳入水里不见了。黑兹尔?韦弗先生的头慢悠悠地转过来，看着她跳进游泳池去。
伊诺克站起身，顺着更衣室后面的小路走下去，从另一面悄悄走出来，开始朝着黑兹走过去。他呆在土坡顶上，在便道旁的草地上轻轻行走，不发出一丝声音。等他直接到了黑兹的身后时，他在便道边上坐下。如果他的胳膊有十英尺长，那么他就可以把两手放在黑兹的肩上了。他静静地端详着他。
这当儿，那个女人正从池子里爬出来，在水边撑起身子。她的脸，一张苍白的长脸，首先露了出来，一顶绷带般的游泳帽几乎一直遮到眼睛上面，锋利的牙齿从嘴里暴出来。然后，她用两手撑着，直到一只大脚和一条腿先上了岸，另一条由另一面也爬上来，于是她出水了，蹲在那儿喘息。她松弛地站起身，抖动了一下，跺了跺脚，水从她身上滴下。这时候，她的脸正朝着他们，所以咧开嘴笑了笑。伊诺克可以看见黑兹尔?韦弗脸的一部分，他正注视着这个女人，并没有咧开嘴回笑笑，只是在她啪啪地走到一个有阳光的地点去时，一直注视着她。那个地点几乎正在他们坐的地方下面。伊诺克不得不稍许挪动了一下，好看见。
女人在那个有阳光的地点坐下，把游泳帽摘掉。她的头发很短，缠结在一起，闪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从很深的铁锈色，到没有光泽的柠檬黄色。她摇了摇头，然后又抬起脸来望望黑兹尔?韦弗，咧开嘴，露出尖牙齿笑笑。她在有阳光的地点舒展开身体躺下，双膝凸起，背脊骨贴着混凝土。那两个小男孩在池水的另一头，正在把对方的头撞到池子的边上。她躺下去，直到身子平平地靠在混凝土上，然后抬起手，把游泳衣的背带从肩上褪下。
“啊呀！”伊诺克小声说。他还没来得及把两眼从那个女人身上移开，黑兹尔?韦弗已经跳起身，几乎走到他的汽车旁边了。女人笔直地坐起来，游泳衣在胸前落下去一半。伊诺克同时两面望望。他把注意力强行从女人身上移开，跟在黑兹尔?韦弗的身后奔过去。
“等我一下！”他大声喊着，一面在汽车前面挥动两只胳膊。汽车已经嘎嘎响起来，准备驶走了。黑兹尔?韦弗又把马达关了。他的脸在挡风玻璃后面显得有点儿愠怒，有点儿象青蛙，就仿佛有一声喊叫给闷在里面，就好象暴力影片中一扇小房间的门，门里有一个人给绑在椅子上，嘴里塞了一条毛巾。
“哟，”伊诺克说，“我说，这不是黑兹尔?韦弗吗？你好，黑兹尔。”
“门卫说我在游泳池会找到你，”黑兹尔?韦弗说。“他说你藏在矮树丛里，看人家游泳。”
伊诺克的脸红了。“我一向很欣赏游泳，”他说。接着，他把头从车窗外伸进去。“你在找我吗？”他喊着问。
“那些人，”黑兹说，“那些姓莫兹的人——她有没有告诉你他们住在哪儿？”
伊诺克似乎没有在听。“你特意上这儿来找我吗？”他说。
“阿萨?莫兹和萨巴思?莫兹——她把那个削土豆皮的擦子给了你。她没有告诉你他们住在哪儿吗？”
伊诺克把头从车子里缩出去。他打开车门，钻进车，在黑兹的身旁坐下。有一会儿，他就那么望着他，舔了舔嘴唇。接着，他小声说：“我一定得给你瞧一件东西。”
“我在找那些人，”黑兹说。”我一定得会见那个男人。她没有告诉你他们住在哪儿吗？”
“我一定得给你瞧这件东西，”伊诺克说。“我一定得让你瞧瞧，今儿下午，就在这儿。我一定得让你看。”他一把抓住黑兹尔?韦弗的胳膊。黑兹尔?韦弗摆脱了他。
“她有没有告诉你他们住在哪儿？”他又说了一遍。
伊诺克不住地舔着嘴唇。他的嘴唇苍白，只有发烧所起的疤是紫色的。“真个的，”他说。“她不是邀请过我去看她，还把我的竖琴也带去吗？我一定得让你瞧这件东西，”他说，“然后我再告诉你。”
“什么东西？”黑兹咕哝说。
“这件东西我一定得让你瞧，”伊诺克说。“笔直朝前驶去，我会告诉你在哪儿停下的。”
“我不要看你的东西，”黑兹尔?韦弗说。“我一定得要那个地址。”
“除非你跟着我来，要不然我记不起，”伊诺克说。他没有望着黑兹尔?韦弗。他朝车窗外面望去。一刹那，汽车开动了。伊诺克的血液流动得很快。他知道在到那儿以前，他得先上“凝霜瓶”和动物园去，所以他预见到要和黑兹尔?韦弗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不得不把他带到那儿去，就算得用一块大石头狠揍一下他的脑袋，把他一直背到那儿去。
伊诺克的头脑分成了两部分。和血液联系的那部分做盘算的工作，可是它从来不说什么话。另一部分里贮藏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在第一部分盘算着怎样使黑兹尔?韦弗经过“凝霜瓶”和动物园时，第二部分却问道：“你打哪儿弄来这辆漂亮的汽车的？你应该在车身外面漆上些标志，象‘上车来吧，姑娘’，——我瞧见有一辆就漆着这话，后来又瞧见一辆漆着……”
黑兹尔?韦弗的脸很可能是从一块大岩石的侧面凿出来的。
“我爹早先有一辆黄色的福特牌轿车，那是他靠一张彩票得来的，”伊诺克咕哝说。“它有一个可以折起的车顶篷，还有两根天线和一个松鼠尾巴，全跟着车子一块儿来了。后来，他把那车子换掉啦。在这儿停下！在这儿停下！”他嚷着——他们正驶过“凝霜瓶”。
“它在哪儿？”他们刚走进去，黑兹尔?韦弗就这么问。他们到了一个光线很暗的屋子里，屋子后部横放着一道柜台，柜台前面有些象毒蕈似的褐色圆凳。面对着门的那堵墙上，有一幅冰淇淋的大广告，绘着一头牛打扮得象一个家庭主妇。
“它不在这儿，”伊诺克说。“我们路上得在这儿停一下，弄点儿东西吃。你要吃什么？”
“什么也不要，”黑兹咕哦说。他笔直地站在屋子中央，两手插在衣袋里，脖子在衣领内缩下去了一点儿。
“嗨，坐下，”伊诺克说。“我得稍许喝点儿饮料。”
柜台后面有人挪动身子。一个象男人那样留着短发的女人从一张倚子上站起身，走上前来。她原先坐在那张椅子上看报。这当儿，她绷起脸望着伊诺克，身上穿着一件早先是雪白的、如今已经沾满了一块块黄渍的制服。“你要什么？”她大声说，同时凑到他耳边，仿佛他耳聋似的。她生着一张男人的脸和两只肌肉发达的大胳膊。
“我要一杯巧克力麦乳精牛奶冰淇淋混合饮料，小娘儿，”伊诺克温柔地说。“里面多放些冰淇淋。”
她恶狠狠地从他前边转过身去，瞪眼望着黑兹。
“他说他什么也不想要，就想坐下对着你看上一会儿，”伊诺克说。“他不饿，就是想要看看你。”
黑兹楞呆呆地望着这个女人。她背过身去对着他，开始调牛奶冰淇淋。他在那排圆凳的最末一张上坐下，把指关节按得劈啪作响。
伊诺克细心地注视着他。“我猜你稍许变了点儿样，”过了几分钟，他嘀咕说。
黑兹的脖子猛地一下转过来，他开始走上前去。“把那些人的地址给我。就这会儿，”他说。
伊诺克马上想起来了。是警察。他脸上突然流露出心领神会的表情。“我猜你并不象过去一贯的那么傲慢，”他说。“我猜也许，”他说，“你现在不象早先，没有那么多的理由了。”偷了那辆汽车，他心里想。
黑兹尔?韦弗往后坐下。他脸上没有表情，可是在那双愠怒、濡湿的眼睛里却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他把脸避开了伊诺克。
“你在游泳池那儿怎么那么快就站起身来？”伊诺克问。那个女人手里端着麦乳精，回过脸来对着他。“当然啦，”他发火地说，“我也决不会要一辆有一个那么难看的方向盘的卡车。”
那个女人把麦乳精砰的一声放在他前面的柜台上。“一毛五分，”她大声吼着。
“你可不止值这点儿钱，小娘儿，”伊诺克说。他暗自笑了笑，一面通过麦管向麦乳精里吹泡。
那个女人大步走到黑兹尔坐的地方。“你领着这样一个狗娘养的上这儿来干吗？”她吼着。“一个象你这样安安静静的好小伙子，带着一个狗娘养的上这儿来。你应该稍许注意点儿自己交的朋友。”她姓莫德，整天都从柜台下的一只水果瓶里喝威士忌。“耶稣，”她说，一面用手在鼻子下面擦了一下。她在黑兹面前一张靠背笔直的椅子上坐下，脸却对着伊诺克，两只胳膊在胸前合抱起来。“每天，”她望着伊诺克对黑兹说，“每天这个狗娘养的都要上这儿来。”
这时候，伊诺克正在想着那些动物。他们接下去就得去看动物了。他不喜欢那些动物，想到它们就使他的脸变成了巧克力的紫色，仿佛麦乳精正涌上他的头脑来。
“你是个好小伙子，”她说，“我瞧得出你不好喝酒，好，别喝，别和那边那个狗娘养的搅和在一块儿。我瞧见一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总知道。”她正对着伊诺克叫嚷，但是伊诺克却注视着黑兹尔?韦弗。当时就好象黑兹尔?韦弗肚子里有个什么正在拧紧，虽然他外表一动也没有动，连手也没有动。他显得好象给身上那套蓝衣服压下去了似的，仿佛肚子里那个东西正在越拧越紧。伊诺克的血液告诉他非得赶快不可。他用麦管把麦乳精快快吸光。
“是呀，先生，”她说，“没有什么比一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更讨人喜欢的了。上帝是我的见证人！我瞧见一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总知道。我瞧见一个狗娘养的，也总知道。他们有很大的不同。那个用麦管咕嘟咕嘟吸的满脸脓疤的杂种，是个该死的狗娘养的。你是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最好注意怎样和他交朋友。我瞧见一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总知道。”
伊诺克吸到杯底，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毛五分钱，放在柜台上，站起身来。不过黑兹尔?韦弗已经先站起身，正靠在柜台上，对着那个女人。她并没有立刻看到他，因为她正望着伊诺克。他用两手撑着，靠在柜台上，直到他的脸离开她的只有一英尺。她转过脸，瞪眼瞅着他。
“走呗，”伊诺克开口说，“咱们没有时间跟她拌嘴。我马上得让你瞧瞧那玩意儿，我得……”
“我可不是规规矩矩的，”黑兹说。
伊诺克等他又说了一遍后，才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话。“我可不是规规矩矩的，”他又说了一遍，脸上和声音里没有任何表情，只是象望着一块木头似的望着那个女人。
她睁大眼睛望着他，先吃了一惊，接着大为气恼。“你想我会在乎吗！”她尖声喊叫起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干我什么屁事？”
“走呗，”伊诺克嘀咕着，“走呗，要不我就不告诉你那些人住在哪儿。”他抓住黑兹一只胳膊，把他从柜台旁拖开，朝门口走去。
“你这杂种！”女人尖声喊着，“你们想想，我会在乎你们随便哪一个臭小子吗？”
黑兹尔?韦弗迅速把门推开，走了出去。他重新坐上汽车，伊诺克跟在他后面也跳上了车。“好，”伊诺克说，“开车顺着这条道朝前走。”
“你干吗要告诉我？”黑兹说。“我又不呆在这儿。我得走。我不能再呆在这儿啦。”
伊诺克打了一阵寒战。他开始舔了舔嘴唇。“我一定得让你瞧瞧，”他嗓音嘶哑地说。“除了你，我不能让谁看。我在游泳池瞧见你驾车驶来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预兆，你就是那个人。整个上午我都知道有人会来，后来我在游泳池看见你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预兆。”
“我可不在意你的这些预兆，”黑兹说。
“我每天都去等着看预兆，”伊诺克说。“我每天都去，不过我不能随便带别人。我得等待预兆。等你瞧过以后，我立刻就把那些人的地址告诉你。你一定得瞧，”他说。“等你瞧了以后，有件事管保会发生。”
“决不会发生什么事，”黑兹说。
他又把车发动起来。伊诺克在座位边上坐下。“那些动物，”他咕哝说。“咱们得先由它们旁边走过去。这用不着花多少时间。用不着一分钟。”他看见那些动物目露凶光在等着他，准备使他错过时机。他想到要是警察这会儿就在这儿发出警报，开来警车，尖声叫着，在他让黑兹尔?韦弗看到那东西之前便逮住了黑兹尔，那可怎么好！
“我一定要会见那些人，”黑兹说。
“在这儿停下！在这儿停下！”伊诺克喊着。
左面，有二长排闪闪发光的铁笼子。在铁条后面，有些黑魆魆的形影正坐着不动或者走来走去。“下车来，”伊诺克说。“这不费什么时间。”
黑兹跳下车。接着，他站定了。“我一定得会见那些人，”他说。
“好吧，好吧，来呀，”伊诺克嘀咕说。
“我认为你并不知道地址。”
“我知道！我知道！”伊诺克喊着。“第一个数字是‘二’。现在来吧！”他拖着黑兹朝那些笼子走去。第一个笼子里有两只黑熊。它们面对面坐着，象两个主妇在吃茶点，脸上斯斯文文，自己顾着自己。“它们什么事也不做，整天就坐在那儿散发臭味儿，”伊诺克说。“每天早晨，有个男人走来，用一个水龙管子冲洗这些笼子，它们还是很臭，就好象他没有洗过似的。”这儿的每一个动物私下都十分恨他，象社会上的人恨钻营奔竞的人那样。他朝前又走过两只关熊的笼子，看也没去看它们。然后，他在下一个笼子前面站住。笼里有两只黄眼睛的狼，绕着混凝土的边上嗅个不停。“鬣狗，”他说。“鬣狗对我什么用也没有。”他走近前点儿，朝笼里吐了一口唾沫，吐到一只狼的腿上。它穿梭般地走到了一边，恶狠狠地斜眼瞪了他一下。有一刹那，他忘了黑兹尔?韦弗。接着，他连忙回头看看，想确定他是否还在那儿。黑兹尔正站在他的身后。他没有在看动物。他在想着那些警察，伊诺克猜想。他说：“来吧，咱们用不着看前面的所有那些猴儿。”通常，他总在每个笼子面前逗留上一会儿，对自己大声说上一句污秽的评论，但是今儿，动物不过是他不得不经历的一种形式。他匆匆地走过了关猴儿的笼子，回头看了两三次，以确定黑兹尔?韦弗是否在他身后。到了最后一个关猴子的笼子前，他停住，仿佛管不住自己那样。
“瞧瞧这只无尾猿，”他瞪着两眼说。这只动物背对着他，除了一个很小的粉红色屁股外，全身都是灰色的。“我要是有一个那样的屁股，”他装着一本正经地说，“那就老坐着。我决不把它暴露在上公园来的所有这些人面前。来呀，咱们用不着看下面的那些鸟儿。”他从那些关鸟的笼子面前跑过去，到了动物园的尽头。“现在不需要汽车了，”他说，一面往前走去，“咱们就穿过那片树林，直接走下那边那座小山去。”他停住，看见黑兹尔?韦弗并没有跟着他走，反而在关鸟的最后一个笼子面前站住了。“啊呀，”他呻吟说。他站在那儿，拼命挥动胳膊，一面喊道：“来啊！”可是黑兹望着笼子里，站在那儿并没有动。
伊诺克向后跑到他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但是黑兹心不在焉地把他推开，继续朝那只笼子里看。笼子里是空的。伊诺克睁大眼睛望。“空的！”他喊了一声。“你望着这只空荡荡的旧笼子干什么？你来呀。”他站在那儿，浑身出汗，脸色发紫。“空的！”他喊着，接下去他瞧见笼子里并不是空的。在笼里一个角落的地面上，有一只眼睛。这只眼睛是在一把象洗碗刷的东西的当中，那把刷子坐在一块破布上。他凑近铁丝，斜眼细看，看见那把刷子原来是一只猫头鹰，一只眼睛张着。它正盯视着黑兹尔?韦弗。“这不过是一只尖声号叫的老猫头鹰，”他嘀咕说。“你以前看见过的。”
“我可不是规规矩矩的，”黑兹对着那只眼睛说。他说这话的神气，就象他对“凝霜瓶”的那个女人说的时候一样。那只眼睛轻轻闭上，猫头鹰把头转过去对着墙壁。
他谋杀了一个人，伊诺克想着。“哦，好耶稣啊，来吧！”他尖声叫着。“我得马上让你瞧那玩意儿。”他把他拉开，可是离开笼子走了几步，黑兹又停住，望着远处的一件东西。伊诺克的眼力很差。他眯起眼睛看看，瞥见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大道远处，有一个人形。还有两个小身个儿在它的两边蹦跳。
黑兹尔?韦弗突然回过身，对他说道：“那玩意儿在哪儿？让咱们这就去瞧瞧。走吧。”
“我不是正领你上那儿去吗？”伊诺克咕哝说。他觉得身上的汗在收干，浑身刺痛，皮肤变得好象给针戳着，就连头皮上也是如此。“咱们得步行去，”他说。
“为什么？”黑兹咕哝说。
“我也不知道，”伊诺克说。他知道自己要遭到什么事了。他知道自己要遭到什么事了。他的血液停止流动。先前它一直象打鼓般的流动，现在它一下停了。他们开始朝山下走去。那是一片很陡的山坡，山坡上尽是树木，树身由地面往上四英尺全漆成了白色，所以看起来好象穿了短袜。他紧紧抓住黑兹尔?韦弗的胳膊。“越往下走越潮湿，”他茫然地朝四下望望说。黑兹尔?韦弗摆脱了他。一刹那后，他又抓住了他的胳膊，止住了他。他从树木间指着下面。“博物馆，”他说。这个古怪的词儿使他打了一阵寒战。这是他第一次大声说到它。他指的地方原来是一座灰色建筑物。他们越往山下走，那个建筑物就变得越高大。后来，等他们到了树林尽头，走出去到了砾石车道上时，那个建筑物似乎突然一下子缩小了。它是圆形的，颜色是烟灰色。正面有些柱子，每根柱子之间，有一个没有眼睛的女人像，头上顶着一只罐子。柱子上面，有一条用混凝土塑的扁带饰和刻出的“博物”两个字。伊诺克不敢把这个词再念出来。
“咱们得走上台阶，穿过前门，”他小声说。走上门廊，一共有十级台阶。正门是黑色的，很宽阔。伊诺克小心谨慎地把门推开，把头从门缝间伸进去。一刹那，他把头又缩回来，说：“好吧，走进去，慢慢走。我不想惊醒那个老警卫。他和我不太友好。”他们走进了一个黑暗的门厅。门厅里有很浓的漆布和杂酚油②的气味，以及另一种比这两种淡一点儿的气味。这第三种气味并不太浓，伊诺克说不出是他以前闻过的什么气味。门厅里除了两只瓮和一个老头儿睡在靠墙放着的一张靠背笔直的椅子上外，什么东西也没有。老头儿穿着和伊诺克一样的制服，看上去象一只钉在那儿的干蜘蛛。伊诺克望着黑兹尔?韦弗，瞧瞧他是否也闻到了那个不太浓的气味。看样子他好像也闻到了。伊诺克的血液又流动起来，这一回声音比较近，就象鼓声移近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他捏紧黑兹的胳膊，蹑手蹑脚穿过门厅，到了尽头另一扇黑漆门前。他把门推开一条窄缝，把头从门缝间伸进去。接着，一刹那，他又缩回来，弯了下一只手指，叫黑兹跟着他走。他们走进了另一间门厅，和前面一间一样，不过是横向的。“它就在那边那第一道门里，”伊诺克小声说。他们走进了一间黑色的房间，里面放满了玻璃匣子。这些玻璃匣子遮住了墙，地面中央有三只棺材般的匣子。沿墙的匣子全盛放着鸟儿，它们斜蹲在油漆过的木棍上，带着干瘪、调皮的神情向下望着。
“来吧，”伊诺克小声说。他血液里那种打鼓般的声音越来越近。他走过地面中间的两只匣子，朝第三只走去。他走到它较远的那头，站住了脚，把脖子伸向前朝下望着，两手紧紧攥在一起。黑兹尔?韦弗走到了他的身旁。
他们两人站在那儿，伊诺克直挺挺的，黑兹尔?韦弗的身体微微向前弯着。匣子里有三只碗，一排钝了的武器，以及一个男人。伊诺克看着的就是这个男人。他大约有三英尺长，赤身露体，呈现出一种干枯的黄色，两眼紧紧闭着，仿佛一大块钢铁正落下来，就要打在他身上似的。
“瞧瞧那儿的说明，”伊诺克用教堂内常用的那种低声说，一面指着那个人脚头用打字机打出的一张卡片，“那上面说，他从前和咱们一样高。有些阿—拉伯人在六个月里使他成了这样。”他谨慎小心地回过头去，看看黑兹尔?韦弗。
他所能分辨出的是，黑兹尔?韦弗的眼睛正盯视着那个缩小了的人。他探身向前，因此他的脸在那个匣子的玻璃盖上反映出来。那个倒影是苍白的，眼睛就象两个很整齐的枪弹窟窿。伊诺克挺直身子等候着。他听见门厅里有脚步声。耶稣啊，耶稣啊！他祈祷着，让他赶快做他要做的随便什么事吧！脚步声进了房门。他看见那个女人带着两个小男孩来了。她一手搀着一个孩子，正咧开嘴在微笑。黑兹尔?韦弗一次也没有从那个缩小了的人身上抬起眼来。女人朝他们走了过来，在匣子的另一面站住，低头朝里面望去。她的脸的倒影在玻璃盖上显得正对着黑兹尔?韦弗的倒影咧开嘴在笑。这时候，她吃吃笑了一下，把两只手指放在牙齿前面。两个小男孩的脸就象是放在她两边的盘子，用来承接从她脸上溢出的笑容。黑兹的脖子向上一昂，他发出了一种声音。那种声音是伊诺克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它可能是匣子里的那人发出的。接着，伊诺克知道是他发出的。“等等！”他尖叫了一声，跟在黑兹尔?韦弗的身后飞奔出房。
他在半山腰上赶上了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拉得他转过身来。随后，他站在那儿，突然软弱无力，身体轻得象一只气球，睁大两眼望着。黑兹尔?韦弗抓住了他的两面肩膀，摇撼着他。“他们的地址是什么？”他喊着。“把那个地址告诉我！”
就算伊诺克知道那个地址，他当时也想不起来了。他甚至连站也站不起。等黑兹尔? 韦弗放开他以后，他立刻向后倒下，摔倒在一棵穿白色短袜的树身上。他翻了个身，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色。他以为自己在漂浮。一大段路前面，他看见那个身穿蓝衣服的人形跳了一跳，拾起一块大石头。他看见那张狂怒的脸转过来，把石头朝他猛地一扔。他笑了，闭上了两眼。等他再睁开眼时，黑兹尔?韦弗已经不见了。他把手放在前额上，然后又把手放在眼睛前面。手指上有些红条纹。他回过头，看见地上有一滴血。在他望着时，他认为那滴血象一条小泉水那样扩大开来。他笔直地坐起身，皮肤发冷发僵，他把一只手指放进血里，微微地可以听见自己的血液在流动，他的秘密的血液，在那个城市的中心流动。

①阿尔卡特拉兹监狱（Alcatraz Penitentiary）：从前美国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阿尔卡特拉兹小岛上的监狱。
②一种防腐剂。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好人难寻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屠 珍 译

老奶奶不愿意去佛罗里达州，而想到东田纳西州去探望一下亲友，因此想方设法叫贝雷改变主意。贝雷是她的独养儿子，老奶奶如今跟着他过日子。这当儿，贝雷正坐在紧贴桌子旁边的那把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上橙色版面的体育消息。“贝雷，你瞧，”她说，“看看这条消息吧!”她站在那里，一只手叉在瘦小的胯骨上，另一只手冲着贝雷的秃脑瓜子擦拉擦拉地摇晃手里的报纸。“那个自称不合时宜的人，从联邦监狱里逃出来了，正向佛罗里达州窜逃呐。瞧这里说他对人们都干了些什么鬼名堂。有这样一个逃犯在州里窜来窜去，我可绝不带孩子还朝那个方向去凑热闹。要是那样做，良心上说不过去哟!”
贝雷依旧津津有味地看报，头连抬都没抬一下。于是，老奶奶转身冲着孩子妈；孩子妈穿一条长裤子，脸膛宽得象棵圆白菜，露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头上裹着一块绿头巾，两角扎得就跟兔子的一对耳朵一样。她抱着婴儿坐在沙发上，从罐里一勺一勺地舀杏儿喂他。老奶奶说：“孩子们已经去过佛罗里达州，该换个新鲜地方带他们去玩玩，让她们四处见识见识，开阔开阔眼界嘛、他们可从来没去过东田纳西州。”
孩子妈好象没听见她的话，戴眼镜的八岁胖儿子约翰?韦斯利却插嘴说：“您要是不愿意去佛罗里达，干吗不呆在家里呢?”他跟妹妹琼?斯塔正坐在地上看滑稽画报。
“就是让她在家里当一天女皇，她也不愿意呆，”琼?斯塔说。长着金发的脑袋抬也没抬。
“是啊，要是那个不合时宜的人把你们俩都逮住，该怎么办?”
“我掴他嘴巴子，”约翰?韦斯利说。
“就是给她一百万块钱，她也不愿意呆在家里，”琼?斯塔又说，“她呀，总怕错过点什么没看见。反正咱们上哪儿，她必得跟着上哪儿。”
“好咧，小姐，”老奶奶说，“等下回你再叫我给你卷头发，咱们瞧着办吧!”
琼?斯塔说自己的头发天然就是鬈曲的。

第二天清晨，老奶奶头一个上了汽车，准备出发。她带上自己那个硕大的黑旅行袋，把它放在角落里，它看起来活象一头河马的脑袋；下面还藏着一只篮子，里面放着她的老猫咪，她可舍不得把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呆三天，它会十分想念她的，况且她担心小宝贝会碰开煤气炉的开关，发生意外，窒息而死。说真的，她的儿子贝雷可不愿意带一只老猫走进汽车游客旅馆里活现眼。
老奶奶在汽车后座正中间就坐，一边是约翰?韦斯利，一边是琼?斯塔。贝雷和孩子妈带着婴儿坐在前面。他们八点四十五分离开亚特兰大。启程时，车上里程表的数码是55890，老奶奶把它记了下来，因为她觉得等旅行回来，能说出总共逛了多少英里，那才叫有意思呢。车走了二十分钟，才来到郊区。
于是，老奶奶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脱下雪白的线手套，连同自己的手提包一起放在后窗户架子上。孩子妈照旧穿着长裤子，头上依然扎着绿头巾。老奶奶却戴一顶海军蓝的硬边草帽，帽檐上有一束人造的白紫罗兰。她穿一身带小白点的深蓝色长衣服，镶花边的领子和袖口全是白玻璃纱做的，领口那儿还别一枝带香囊的布做的紫罗兰。万一发生意外，过往行人看见她暴死在公路上，谁都一眼就能辨认出她是一位高贵夫人。
她说自己早就料到今天是开车出去逛逛的好日子，天气既不太热，也不太凉。她提醒贝雷，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五十五英里，巡警往往躲在广告牌和树丛后面，趁你还没来得及放慢速度就冷不防一下子把你逮住。一路上，老奶奶把奇物异景一一指点出来，石山啦、公路两旁时时出现的蓝色花岗石啦、微带紫纹而闪闪发亮的粘土斜坡啦，还有地里一排排饰带般绿油油的庄稼啦。银白色的阳光普照树丛，几株长得顶不象样的树木在明晃晃地发亮。孩子们还在看连环滑稽画报，妈妈打盹儿了。
“咱们快点穿过佐治亚州吧，省得没完没了地尽看它，”约翰?韦斯利说。
“我要是个小孩儿，”老奶奶说，“决不用这种口气数落自己的家乡。田纳西有高山，佐治亚有小山，各有各的特点嘛!”
“田纳西不过是一块垃圾堆似的高低不平的山地罢了，”约翰?韦斯利说，“佐治亚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
“说得完全对，”琼?斯塔帮腔道。
“我小时候，”老奶奶交叉着满带青筋的十指，说道：“孩子对自己的家乡啦、自己的父母啦，还有别的一切一切，都比现在更尊重。那当儿，大伙儿都规规矩矩。嗨，快瞧那个怪可爱的黑崽子!”她指着一个站在一问棚屋门口的黑孩子说。“这不是一幅画吗?”她问道，大家都转过头来，从后窗户往外瞧。黑孩子冲他们招了招手。
“他光着屁股呐!”琼?斯塔说。
“没准儿他根本没有裤子可穿，”老奶奶解释道。“乡下的黑崽子可不象咱们那样样样都有。我要是会画画儿，一定画这样一幅画。”
两个孩子交换连环画报看。
老奶奶要帮着抱抱婴儿，孩子妈就从前座靠背上把他递过来。她把孩子放在膝上轻轻颠着，给他讲沿途看见的东西。她转动眼珠，努起嘴唇，还把干瘪的老脸贴到婴儿光溜溜的脸蛋儿上。孩子偶尔恍恍惚惚地冲她微微一笑。这当儿，他们正路过一大块棉花地，当中用篱笆围着五、六个坟头，好似一个小岛。“快瞧那块坟地!”老奶奶指着坟圈子说：“那是个老宅的茔地，属于这个种植园的。”
“种植园在哪儿呐?”约翰?韦斯利问。
“飘走喽[1]!”老奶奶说，“哈哈!”
孩子们看完了他们带的每一本连环画报，就打开饭盒吃起来。老奶奶吃了一份花生酱夹心的三明治和一枚橄榄；她不准孩子把纸盒和揩嘴的纸巾随便往窗户外头乱扔。他们没什么事可干，于是，就玩起游戏来。每人选定天上一块云彩，让另外两个人猜它象什么。约翰?韦斯利挑了一块宛如一头牛似的云彩，琼?斯塔猜它象牛，可是约翰?韦斯利说不对，是辆汽车。琼?斯塔说他不公平，两人就隔着老奶奶，噼里啪啦对打起来。
老奶奶说要是他俩肯消停下来，就给他们讲个故事。她一讲故事，眼珠就翻来翻去，晃头晃脑，活象在做戏。她说啊，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有一位先生来自佐治亚州贾斯珀，名叫埃德加?阿特金斯?蒂加登，一个劲儿追求她。她说他长得别提有多俊啦，是个绅士，每星期六下午都来看她，还必定给她带来一个西瓜，上面刻着他的姓名缩写字母——“E．A．T．”[2]。嗯，她说有一个星期六，蒂加登先生又夹着西瓜来了，可巧没人在家，他就把西瓜留在屋前门廊上，乘坐他那辆晃里晃荡的旧汽车回贾斯珀了。她可从来没收到那个西瓜，因为有个过路的黑崽子看到西瓜上刻的三个字母是“吃。”就把它给吃掉了!这个故事好象挠了约翰?韦斯。利胳肢窝下的痒痒肉，使他格格地笑个没完，琼?斯塔却觉得没多大意思。她说她绝不会嫁给一个每逢星期六只给她带一个西瓜来的男人。老奶奶说当初她要是嫁给蒂加登先生，那才叫嫁对了，因为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绅士，“可口可乐”汽水刚一创牌子，他就买下它的不少股票。
前几年他才归西，死的时候是个大阔佬。他们在宝塔餐厅门前停下车来，进去吃烤肉三明治。这家餐厅坐落在蒂莫西郊外的一块旷地上，是用拉毛水泥和木料盖的，兼作加油站，里面还有一间跳舞厅。老板名叫红萨米?巴茨，是个大块头。房子这儿那儿到处张贴着招徕顾客的广告，连好儿英里以外的公路上都看得见这样的广告：

尝尝红萨米的名牌烤肉！红萨米的烤肉美味可口，名不虚传！
红萨米！那个笑眯眯的胖小子！名副其实的烤肉专家！红萨米为您
效劳！

红萨米这时正躺在餐厅外面光秃秃的平地上，头钻在一辆卡车下面修车呐，旁边有只一英尺来高的小灰猴子作伴，它被铁链拴在一棵楝树上，叽叽咕咕地叫个不停。小猴子看见孩子跳下汽车，冲它跑来，立刻往回一窜上了树，爬到最高的树梢上去了。
宝塔餐厅里面是间长条的屋子，黑咕隆咚，一端有个柜台；另一端放着几张桌子，中间空档权当舞池。贝雷一家人拣了自动电唱机旁边的一张桌子，坐了下来。红萨米的老婆，一个肤色晒得通红的高个儿女人，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比肤色还要浅，走过来招呼，问他们想吃点什么。孩子妈往电唱机的小洞口投进一枚硬币，顿时奏出《田纳西圆舞曲》，老奶奶说不知怎的，这支曲子总叫她想站起来跳舞。她问贝雷愿不愿意跳个舞，他只冷冷地回瞪了一服。他可不象她那样性情开朗，旅行使他感到厌烦。老奶奶棕色的眼睛炯炯发光，脑袋瓜子摆来摆去，做出一副坐在椅子上跳舞的姿态。琼?斯塔要听另外的曲子，好跟着拍子跳跳，孩子妈又往电唱机的小洞口投进一枚硬币，于是放出一支节拍快的曲子，琼?斯塔便走进舞池，跳起踢跶舞。
“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红萨米的老婆站在柜台后面探身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小女儿?”
“不，当然不愿意，”琼?斯塔说，“就是给我一百万块钱，我也不愿意呆在这样一个破烂的鬼地方!”她跑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多么可爱的小姑娘!”那女人又重复一句，彬彬有礼地作个窘相。
“你不觉得丢脸吗?”老奶奶轻声责备道。
红萨米进来了，叫他的老婆少在柜台那儿磨蹭，赶紧招待顾客。他穿的那条卡其裤子，只齐到胯骨那儿，大肚子象袋粮食似的，耷拉在裤腰上，在衬衫里头颠来颠去。他走过来，在附近一张桌子旁坐下，一连声叹了好几口气，嘴里嘟嚷道：“简直没法办!没法办!”他用一块灰不拉几的手帕擦了擦红通通的脸膛上的汗珠子。“这年头，您真不知道该相信谁才好，。他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人确实没有从前那样好啦，”老奶奶说。
“上星期有两个家伙闯进来，”红萨米说，“他们开一辆克莱斯勒牌汽车，一辆撞得稀里哗啦的破车，不过没有多大毛病。这两个小伙子，依我看，也还规规矩矩，说是在工厂里干活的。于是，我就让他们灌满了要买的汽油。唉，我干吗要那样做呢?”
“因为你是个好心肠的人!”老奶奶当即答道。
“是啊，夫人，我想就是这么回事，”红萨米说，仿绋深受感动似的。
他的老婆端来吃食，没有托盘，居然一下子把五盘全都端来了，一手拿两盘，胳膊肘上还悬乎乎地托着另一盘。“在上帝的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能让你信得过，”她说。“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一个人哟!”她瞧着红萨米，又重复了一句。
“报上提到那个越狱的、不合时宜的人的消息，你们看到了吗?”老奶奶问。
“他没有马上到这儿来抢劫，我一丁点儿也不感到奇怪，”红萨米的老婆说，“他要是听说有这个地方，准保会来的。他要是听说钱柜里只有两分钱，必定会……”
“得啦，得啦，”红萨米说，“快去把‘可口可乐’给客人拿来吧。”那女人走开了，去端别的东西。
“好人难寻哟，”红萨米说，“样样事情都变得糟糕透顶。我记得当年出外，大门都可以不锁。再没那种好日子喽。”
他跟老奶奶谈论往昔美好的年月。老奶奶说，依她看来，如今出现这种情况，欧洲该负全部责任。她说欧洲那种作法，叫人以为我们全是钱做的咧。红萨米认为谈这些也都白搭，不过老奶奶的话还是千真万确的。孩子跑到大太阳底下看条纹累累的楝树顶端那只猴子去了。它正忙着抓身上的跳蚤，用牙小心嗑着，好象在吃什么珍馐美味。

酷热的午后，他们继续驱车前进。老奶奶打瞌睡了，每隔几分种就让自己的呼噜声扰醒一次。到达图姆斯博罗郊外时，她醒过来了，想起当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参观过附近的一个古老的种植园。她说那栋房子前廊矗立着六根又大又白的柱子，一条幽静的林荫道，两旁种着成排的栎树，直通到大门前。两边各有一个木格子的小凉亭，你跟情人在花园里散步累了，可以在那里歇歇脚。她记得清清楚楚从什么地方转弯就可以通到那里。她明明知道贝雷不愿意浪费一点时间去看一所老宅子，可是她越说越想去看看，瞧瞧那对小凉亭有没有坍掉。“那栋房子里还有一堵秘密的夹板墙咧!”她狡黠地说，说的并非实话，却希望人人相信，“传说当年谢尔曼将军[3]带兵过来的时候，这家人把银器全都藏在里面了，可是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嘿!”约翰?韦斯利说，“咱们去瞧瞧!准能找到!咱们把木板全都捅穿，准能找到!现在谁住在那儿?该从哪儿转弯?嘿，爹，咱们能到那儿去转一下吗?”
“我们从来没见过带秘密夹板墙的房子!”琼?斯塔尖声喊道，“咱们到那栋带秘密夹板墙的房子去吧!嘿，爹，咱们干吗不去看看那栋带夹板墙的房子呀?”
“反正离这儿也不太远，我知道，。老奶奶说，“用不了二十分钟。”
贝雷直盯着前方，下巴颏儿板得象马蹄铁一般硬。“不去，”他说。
两个孩子嘁嘁喳喳乱叫起来，非要去看看那栋带夹板墙的房子不可。约翰?韦斯利使劲踹汽车前座的后背。琼?斯塔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哼哼唧唧地诉说他们连假期都过得不并心，从来不能称心如意地干他们想做的事。婴儿也哇哇地嚎起来。约翰?韦斯利猛踢椅背，劲头之足，他爹连腰眼那儿都感到了冲力。
“好，好，好!”他喊道，在路旁刹住车，“你们都给我住嘴，行不行?住嘴一秒钟，好不好?你们要是不消停下来，哪儿也不去啦。”
“去看一看，对孩子也很有教育意义嘛!”老奶奶喃喃着说。
“好啦，”贝雷说，“可是记住，只为这种劳什子停留一次。就此一次，下不为例。”
“车子倒回去差不多一英里，就到了那条该转弯的土 道，”老奶奶指挥道。“刚才路过那儿，我记了一下。”
“一条土道!”贝雷嘟囔了一句。
于是，他们掉头朝那条土道驶去。老奶奶又想起那栋房子别的特征，象前厅漂亮的玻璃门啦，大厅的烛灯啦，等等。约翰?韦斯利说秘密夹板墙没准儿藏在壁炉里头吧。
“那栋房子，你们根本进不去，”贝雷说，“你们不认识房主。”
“你们在前面跟主人谈话，我就绕到屋后去，跳窗户进去，”约翰?韦斯利建议道。
“我们宁愿呆在汽车里，”妈妈说。
他们转到那条土道，汽车颠簸地驶了进去，顿时扬起一阵阵粉红色尘土。老奶奶想起当年没有石子路，一天至多能走三十英里路。这条土道，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不少地方还有积水，有时还得在险峻的路堤上来个急转弯。霎时间，他们的车子行驶在山坡上，眺望得见几英里以外茫茫一片青里透灰的树梢；转瞬间，他们又陷入一个红土坑洼里，四处满布尘土的树木都在俯视他们。
“那个鬼地方最好马上出现，”贝雷说，“要不然我就要折回去了。”
这条土道象是一条长年累月没人走过的路。
“没多远了，”老奶奶说，话刚一脱口，脑子里蓦地闪现一个糟心的念头，窘得她满面通红，两眼发直，两条腿一抬，把那个放在角落里的旅行袋碰翻了。旅行袋一倒，老猫咪喵地一声从那个盖着报纸的篮子里窜出来，蹦到贝雷的肩膀上去了。
孩子们摔倒在车厢里，孩子妈紧抱着婴儿被咀出车外，跌倒在路上；老奶奶也给甩到前座上去了。汽车翻了个斤斗，掉进路旁的沟壑。贝雷仍然坐在驾驶座上。那只猫——一只宽白脸，红鼻头，灰条的狸花猫——象条肉虫子似的紧盘在他的脖子上。
孩子们一发现脚还能动弹，便从车厢里爬出来，嘴里嚷道：“出车祸喽!”老奶奶蜷缩在前车厢的踏板上，但愿自己受了点伤，免得贝雷的火气全冲她一人发来。车祸发生前，她脑子里猛地闪现的那个糟心的念头，原来是她方才记得一清二楚的那栋房子并不在佐治亚州，而是在田纳西州。
贝雷用两只手把猫从脖子上揪下来，往窗外面一棵松树那边狠狠扔过去。接着，他下了汽车，先找孩子妈；她抱着哇哇哭的婴儿，呆坐在红粘土的沟沿上，幸好只是脸上划破一个口子，肩膀有点扭伤。“出车祸喽!”孩子们狂热地吱哇乱叫。
老奶奶瘸着腿从车厢里钻出来，琼?斯塔失望地说：“真可惜谁也没死!”老奶奶的帽子依然扣存脑袋上，可是前檐断裂了，往上翘起，形成一个挺时髦的角度，边上还耷拉着那朵紫罗兰的花蕊。除了两个孩子，他们三个人都在沟里坐下来，从惊吓中慢慢苏醒过来，浑身直打颤。
“也许会有辆汽车路过吧，”孩子妈沙哑地说。
“我的内脏不定哪儿受了伤，”老奶奶说，手直揉肋骨，可是没人搭理她。贝雷气得上下牙直打磕碰。他穿一件黄运动衫，上面印着蓝鹦鹉，脸色跟运动衫一般蜡黄。老奶奶决定不提那栋房子是在田纳西州了。

路面要比他们坐的地方高出十英尺，他们只能望见路那边的树梢。还有更多的树木，在他们陷进去的那个沟壑后面，苍郁而挺拔。几分钟过后，他们看见远方山坡上有辆汽车朝他们这个方向慢慢驶来；车里的人好象在注视他们。老奶奶站起来，使劲挥动两只胳臂，好让人家注意。汽车继续慢吞吞地开过来，时而在转角处隐没，时而又冒出来，驶到他们刚才路过的那个山坡时，蠕动得越发慢了。它就象一辆又黑又大、破旧不堪的柩车，里面坐着三个男人。
车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土道上停下来。司机毫无表情地凝视着他们所坐的地方，不发一语。接着，他回头跟另外两个人嘀咕了几句，三人便一块儿从汽车里下来。一个是胖胖的小伙子，穿一条黑裤子，上身是件红运动衫，胸前印着一匹飞驰的银色骏马。他溜达到这家人的右边，站在那里，半咧着嘴，狞笑地盯视着他们。另一个小伙子，穿一条卡其裤子和一件蓝条的外衣，头戴一顶灰礼帽，帽檐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大半个脸。他慢吞吞地踱到这家人的左边。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司机下了车，站在车旁低头瞧着他们。他比另外两个人年纪大，头发有点灰白了，戴一副银丝边眼镜，显出一副堂堂学者的派头。他生就一张马脸，皱纹挺多，没穿衬衫，也没穿背心，下身是条绷得很紧的蓝色劳动布裤子，手里拿一顶黑帽子和一管手枪。两个小伙子手里也有枪。
“我们出车祸啦!”孩子们扯起尖嗓门喊道。
老奶奶有股奇特的感觉，好象认识那个戴眼镜的人，面熟得很，仿佛已经跟他认识一辈子了，可就是想不起他到底是谁。那人离开汽车，朝沟下走来，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免得滑倒。他穿一双棕白两色的皮鞋，没穿袜子，脚腕子又红又瘦。“你们好，”他说，“我瞧见你们翻了一个滚。”
“翻了两个滚，”老奶奶答道。
“不，一个滚，”他纠正道。“我们看得一清二楚。海勃姆，你去试试他们的车子还能开动不，”他悄声对戴灰帽子的小伙子说。
“你干吗拿把手枪?”约翰?韦斯利问。“干吗拿枪啊?”
“太太，”那人对孩子妈说，“你能不能叫两个孩子挨着你坐下来?我一见孩子就心烦。我要你们一块儿坐在原地不动。”
“你凭什么支使我们?”琼?斯塔问。
他们身后的树林象一张咧开的大黑嘴。“过来，”孩子妈说。
“你瞧，”贝雷突然开口了，“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尴尬。我们……”
老奶奶啊的尖叫一声，猛地爬起来，瞪着两只大眼。“你敢情是那个不合时宜的人!”她说，“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老太太，”那人说，微微一笑，仿佛被人认出来不由得自鸣得意似的，“不过，老太太，要是您没认出我是谁，也许对您令家倒会更有利些。”
贝雷很快掉过头来，跟他妈嘟哝了几句，连孩子们听觅都吓了一大跳。老奶奶呜咽起来。那个不合时宜的人脸涨得通红。
“老太太，”他说，“别难过。有时一个人说话并非出自本意。我想他原本没打算跟您这样说话。”
“你不会杀害一个妇道人家吧?”老奶奶一边说，一边从袖口里掏出一块干净手绢使劲撅了撅眼睛。
不合时宜的人用脚尖在地上钻了个洞，又用脚把它填平。“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下毒手的，”他说。
“听我说，”老奶奶几乎象是在尖叫，“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上去一点也不象匪徒之辈。我知道你准是好人家出身!”
“对了，老太太，”他说，“世界上最好的人家。”他笑了，露出一排整齐而结实的白牙齿。“上帝再也没造出比我妈更好的女人了，我爹心地也跟赤金一样纯洁，”他说。那个穿红运动衫的家伙绕到这家人的背后站住，手枪别在胯骨那儿。不合时宜的人蹲了下来。“博比?李，看住这两个孩子，”他说。“你晓得他俩搅得我心神不定。”他瞧着面前挤作一堆的六口人，似乎有点发窘，仿沸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咦，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他抬头看了一眼说。“不见太阳，可也没有云彩。”
“是啊，今儿天多好，”老奶奶说。“听我说，你不该管自己叫不合时宜的人，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心眼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别说话!”贝雷嚷道，“全都闭上嘴，让我一个人来应付这局面!”他象运动员那样蹲伏在地上，仿怫要起跑，可是并没动窝。
“谢谢您的恭维，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用枪托在地上画个小圆圈。
“这辆车修好，起码得花半个小时，”海勒姆望着汽车凸起来的顶篷，提醒了一句。
“那你和博比?李先把他跟那个男孩带到那边去吧!”不合时宜的人指着贝雷和约翰。韦斯利说。“这两个小伙子要问你点事，”他又对贝雷说，“请跟他们到那边树林里走一趟吧。”
“您瞧，”贝雷说，“我们现在处境非常尴尬，稀里糊涂得还闹不清怎么回事呐!”他的声音嘶哑，两眼跟他衬衫上的蓝鹦鹉一般蓝而殷切。他一动也没动。
老奶奶抬手整理整理帽檐，好象也要跟儿子一块儿进入树林，可是帽檐不幸脱落在手中，她楞在那里，瞪着手里拎着的帽檐，过了半晌才松手让它落在地上。海勒姆揪住贝雷的胳膊，象搀老头儿那样把他搀扶起来。约翰?韦斯利紧拉着爸爸的手，博比?李跟在后头，他们朝树林走去。刚要进入阴森森的树林，贝雷一转身，靠在一棵光秃秃、灰暗的松树干上，喊道：“娘，我一会儿就回来，等着我！”
“眼下就回来吧！”老奶奶尖声喊道，但是他们还是消逝在树林里了。
“贝雷，我的儿啊！”老奶奶凄惨地嚷道，可是她发现自己正在瞧着蹲在她面前的不合时宜的人，便绝望地对他说：“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您可一点也不象坏人！”
“不，我不是一个好人，”不合时宜的人好象仔细掂量了一下她的话，然后说道：“可我也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爹说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不一样，是另一个品种的狗崽子。‘你知道，’我爹说，‘有人一辈子也没问过一个为什么，可是另有一些人总爱刨根问底。这孩子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将来准会到处惹是生非！’”他戴上黑帽子，突然仰视天空，又朝树林深处张望一下，仿佛又有点发窘。“很抱歉，我在你们两位太太面前光着上身，”他说，耸耸肩膀，“我们一逃出来，就把囚犯衣服埋掉了。没有更好的改善之前，只好凑合有什么穿什么。这几件衣服也是向几位遇到的人借来的呢，”他解释道。
“没什么关系，”老奶奶说，“贝雷的箱子里也许还有件替换的衬衫。”
“我这就去看看，”不合时宜的人说。
“他们把他带到哪儿去啦？”孩子妈嚷道。
“我爹是个了不起的人，”不合时宜的人说。“你怎么也抓不着他的把柄，尽管他从来没跟官方发生过什么麻烦。他就是有办法对付他们。”
“你要是肯试着那样办，也可以成为一个堂堂的正人君子，”老奶奶说，“想想看，要是能安顿下来，舒舒服服过日子，不用成天价想着有人在追捕你，那该多好啊！”
不合时宜的人一个劲儿用枪托在地上刮土，仿佛在考虑这个问题。“是啊，老太太，总是有人在追捕你，”他喃喃说。
老奶奶发现他帽子下面的肩胛骨挺瘦，因为她正站在那里瞧着他。“你祷告吗？”她问。
他摇摇头。老奶奶只看见那顶黑帽子在他的两块肩胛骨之间晃来晃去。“不祷告，”他说。
树林里传来一声枪响，紧跟着又是一响。随后一片静寂。老奶奶猛地扭过头去。她听得见风从树梢吹来，象是心满意足地抽了口长气似的。“贝雷儿啊！”她叫唤道。
“我在唱诗班里唱过一阵子，”不合时宜的人说，“我什么都干过。服过兵役，陆军啦、海军啦，国内国外都驻扎过，结过两次婚，在殡仪馆里当过差，铁路上干过一阵子。此外，种过庄稼，遇到过龙卷风，还见过一个男人活活给烧死。”他抬头瞧着孩子妈和小姑娘，她俩紧紧偎在一起，脸色惨白，目光发呆。“我还见过一个女人让人鞭打呐！”他说。
“祈祷吧，”老奶奶说，“祈祷吧……”
“我记得自己从来也不是个坏孩子，”不合时宜的人用一种近乎轻柔的声调说，“可不知在哪里做了点错事，就被送进教养院，活活给埋没了。”他抬头注视着她，好让她注意听。
“那正是你该祷告的时候，”她说，“头一次你被送进教养院，是为了什么呀？”
“你向右转是堵墙，”不合时宜的人又仰起头来，凝视万里无云的天空，说道，“你向左转，还是堵墙。抬头是天花板，低头是地板。我忘了自己干了什么，老太太。我坐在那儿，冥思苦想，想想自己到底干了什么错事，可是直到今天也没想起来。有时觉得快想起来了，可是总没有个结果。”
“他们可能错判了吧？”老奶奶含含糊糊地问。
“没有，”他说，“没弄错。他们有白纸黑字的证据。”
“你别是偷了什么东西吧？”她问道。
不合时宜的人冷笑一声。“谁也没有什么我想要的东西，”他说，“教养院的主任医师说我犯的罪是杀死了亲生父亲，可我知道那是瞎说八道。我爹是一九一九年闹流行性感冒时死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葬在霍普韦尔山浸礼会教堂的墓地，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看。”
“你要是祈祷，”老奶奶说，“耶稣会帮助你的。”
“说的是，”不合时宜的人说。
“那你干吗不祈祷啊？”她问道，突然高兴得浑身颤抖。
“我什么帮助也不要，”他说，“我自己干得蛮好。”
博比?李和海勒姆从树林里从容地走出来。博比?李手里还拎着一件印着蓝鹦鹉的黄衬衫。
“博比?李，把那件衬衫扔过来，”不合时宜的人说。衬衫嗖地飞过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就把它穿上了。老奶奶说不出这件衬衫给她带来了什么回忆。“不，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一边说，一边扣扣子。“我发现犯罪没什么了不起。可以干这件事，也可以干另一件事，杀人啦，从他的车上拆下一个轮胎啦，都一个样，因为迟早你总会忘掉自己干了些什么，而且要为这受到惩罚。”
孩子妈呼哧呼哧地喘气，好象上气不接下气似的。
“太太，”他问道，“你和小姑娘愿不愿意跟随博比?李和海勒姆到那边去同你丈夫会合？”
“行，谢谢，”孩子妈有气无力地说。她的左胳膊不听使唤地来回晃悠，另一只胳膊抱着睡熟了的婴儿。她吃力地往沟坡上爬，不合时宜的人说：“海勒姆，搀一把那个女人。博比?李，你拉着小姑娘的手。”
“我不要他拉着，”琼?斯塔说。“他那副模样让我想起一头猪。”
胖小子脸涨红了，笑了笑，抓住小姑娘的胳臂，紧跟在她妈妈和海勒姆身后，把她拖进树林。
老奶奶发现如今只剩下她和不合时宜的人单独在一起，反倒说不出话来了。天空既没有一块云彩，也没有太阳。她周围除了树林，什么也没有。她想告诉他应该祷告，张了几次嘴，又闭上了，没吭一声。最后，她发现自己在念叨“耶稣啊！耶稣啊！”意思是说耶稣会帮助你，可是从她那种口气听来，倒象是在咒骂耶稣。
“是啊，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仿佛同意似地说，“耶稣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他的处境跟我差不离儿，只不过没犯什么罪罢了，而他们却能证明我犯过罪，因为他们有我犯罪的白纸黑字的证据。当然罗，”他说，“他们从来也没有给我看过我的罪证，这就是干吗现在我干脆自己签字。我老早就说过自己签字，好汉做事好汉当，然后自己保存一份原件。这样你就知道自己到底干过啥，可以衡量一下所受的惩罚跟所犯的罪是否合情合理，最后你可以拿出点凭据证明自己被惩罚得一点也不公平。我管自己叫不合时宜的人，”他说，“因为我没法认为自己被处罚得合情合理，罪有应得。”
树林里传来一声尖叫，紧跟着是声枪响。“老太太，有人没完没了地受惩罚，而别人却从来也没挨过罚，您认为这合乎情理吗？”
“耶稣啊！”老奶奶喊道，“你出身高贵，我知道你不会枪杀一个妇道人家的！我知道你是好人家抚养大的！耶稣啊！你不该枪杀一个妇道人家。我可以把我带的钱都给你！”
“老太太，”不合时宜的人说，望着树林深处，“从来也没听说过死尸赏小费给抬棺材的人的。”
又传来两声枪响，老奶奶象一只讨水喝的喉咙干燥的老火鸡那样扬起头来啼叫，“贝雷儿啊，贝雷宝贝儿啊！”心似乎都快碎了。
“只有耶稣能叫人起死回生，”不合时宜的人接着说。“他不该那么做。他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如果他照他所说的那样做，那你最好抛弃一切，追随他去吧。如果他没有那么做，那你最好尽情享受一下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吧——杀个把人啦，放把火烧掉那人的住房啦，要不然对他干些丧尽天良的事。除了伤天害理，别无其他乐趣。”他说着，嗓音几乎变得象是在嗥叫。
“也许耶稣没有叫人起死回生过，”老奶奶喃喃说，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她头晕眼花，扑通一下坐倒在沟里，两腿歪扭着。
“我没在场，所以不敢说他没干过，”不合时宜的人说，“我真希望当时在场就好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拳头捶地。“我没在场，确实不对，因为要是在场，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啦。听着，老太太，”他提高嗓门说，“我要是在场，就会知道怎么回事啦，我也不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儿了。”他的嗓音好象要炸裂了，老奶奶头脑突然清醒了一下。她看见那家伙的脸歪扭着，离她自己的脑袋不太远，仿佛要哭似的，她便小声说道：“唉，你也是我的一个孩子，我的一个亲生儿哟！”她伸出两手，抚摸他的肩膀。不合时宜的人猛地闪开，好象让毒蛇咬了一口似的，朝她胸口砰砰砰连开三枪。然后，他把枪放在地上，摘下眼镜擦擦灰。
海勒姆和博比?李从树林里走出来，站在沟渠上面俯视着老奶奶，她半躺半坐在一摊鲜血里，象孩子那样盘着腿，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仰视着万里无云的晴空。
不合时宜的人不戴眼镜，两眼显得暗淡无神，现出一圈通红的眼窝。“把她弄走，跟其他几个人扔到一块儿去！”他一边说，一边把那只在他脚边磨蹭的猫拎起来。
“这位老太太真够贫嘴的，是不是？”博比?李说，哼着小调从沟渠上滑下来。
“她要是一辈子每分钟都有人没完没了地冲她开枪射击，”不合时宜的人说，“她也会成为一个好女人的。”
“挺有趣！”博比?李说。
“住嘴，博比?李，”不合时宜的人说，“人生根本没有真正的乐趣。”

① 这里借用了美国畅销小说《飘》的书名，指已不存在了。
② 即“埃德加?阿特金斯?蒂加登”，这个姓名每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拼起来，恰是“吃”的意思。
③ 威廉?谢尔曼（1820—1891）：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北军将领，1864年9月率军攻占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使这一地区遭到浩劫。他的名字在南方一直受人诅咒。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好有好报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杨怡 译

　　希夫利特先生第一次出现在老妇人和她女儿住的那条公路上时，她俩正坐在门廊上。老妇人出溜到椅子边上，身子向前探出着，手平放在眼睛上方遮住刺眼的阳光。女儿看不见前面远处的东西，继续玩着自己的手指。虽然老妇人只和女儿一起住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她以前也从未见过希夫利特先生，可是，即使打远处她都能看出，他是个流浪汉，什么人都不怕。他的左袖挽起着，看得出里面只有半条胳膊，他身体瘦削，微微往一边倾斜，好像微风在推着他走似的。他穿着一套城里人穿的黑色衣服，带一顶棕色毡帽，帽檐的前面往起卷着，后面往下耷拉着，手提一只马口铁工具箱。他缓缓地往前行走，正向着她住的这条路走来，他的脸转向太阳的方向，太阳好象稳稳地停在一个小山顶上似的。
　　老妇人始终没有改变姿势，直到他差不多进了她的院子，她才站起身，一只手握成拳头放在屁股上。她女儿是个大个子姑娘，穿着一件短短的蝉翼纱衣服，一看见他，就猛跳起来，又是跺脚又是用手比划，嘴里还兴奋地发出“啊啊啊”的声音。
　　希夫利特刚走进院子便站住脚，他放下箱子，冲着她用手轻轻地碰了碰帽檐，好象她丝毫没有被打扰似的；然后转向老妇人，一路挥舞着帽子走过去。他的头发长长的，乌黑、光滑，从中间分开，平平地向两边披下，一直遮到耳朵上。他的额头往下倾斜，占去了脸长的二分之一还多，五官就在额头和突出的尖下巴中间。他似乎是个年轻人，但是脸上却带着一种镇静自若的不满神情，好像他已经看透了世情似的。
　　“晚上好，”老妇人说。她的身体象一根雪松的篱笆桩，头上低低地扣着一顶男式的灰帽子。
　　流浪汉站在那儿看着她，没有答话。他转过身子，面对着落日，慢慢地挥舞他那条好胳膊和另一条短的胳膊，表示天空是多么广阔，他的身体组成了一个倾斜的十字架。老妇人双臂交叉在胸前注视着他，好象她是太阳的所有者一样；她的女儿也在注视，脑袋探出着，手腕下那双胖乎乎的手无可奈何地垂着。她长着一头略带淡红色的金色长发，双眼象孔雀的脖子那么蓝。
　　差不多有五十秒钟，他保持着这种姿势，然后他提起箱子，走到门廊前，把箱子放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太太，”他的声音沉着，带有鼻音，“我愿意出大价钱住在每天傍晚能让我见到太阳的地方。”
　　“那就每天傍晚看吧，”老妇人说着，坐回到椅子上。女儿也坐下了，带着小心谨慎、躲躲闪闪的神情注视着他，好象他是一只已经离得很近的鸟似的。他把身子往侧面一歪，手伸进裤兜里摸索，过了一会儿掏出了一盒胶姆糖，递给她一片。她接过去，剥开后嚼了起来，可眼睛始终盯着他。他又递给老妇人一片，她只是翘起上嘴唇，表示她没牙了。
　　希夫利特先生暗淡而敏锐的目光已经扫过院内所有的东西——屋角的抽水机，那株巨大的无花果树，有三四只鸡正准备栖息在那儿——目光移到一个车棚那儿，他看到一辆汽车的发锈的方形后部。“太太，你们开汽车？”他问。
　　“那辆车有十五年没开动了，”老妇人说。“打我丈夫去世那天起，它就没动过。”
　　“一切都跟那会儿不一样了，太太，”他说，“世界几乎都腐败了。”
　　“是啊，”老妇人说，“你是从附近来的？”
　　“我叫汤姆?T?希夫利特，”他轻声说，眼睛盯着汽车的橡皮轮胎。
　　“很高兴见到你，”老妇人说，“我叫露西内尔?克拉特，还有我的女儿小露西内尔?克拉特。你在这儿附近干什么，希夫利特先生？”
　　他估摸那辆汽车大概是一九二八或一九二九年的福特牌。“太太，”他说着，转过身来，正眼瞧着她，“告诉你一件事。在亚特兰大有个医生，他拿一把小刀，把人的心脏——人的心脏，”他重复了一遍，探出身体，“从他的胸膛里挖出来，把它放在手里，”说着他自己伸出一只手，掌心向上，好象它正轻轻地掂着人心的份量似的，“仔细地研究，就象它是一只才孵出一天的小鸡一样，太太，”说到这儿，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很长时间，脑袋往前伸出着，土灰色的双眼闪闪发光，“他对心脏并不比你我知道的多。”
　　“是啊，”老妇人说。
　　“哎，就是他拿着那把刀，切进心脏的每一个地方，他知道的仍然不会比你我多。你想赌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赌，”老妇人聪明地说。“你从哪里来，希夫利特先生？”
　　他没有回答。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包烟叶和一叠香烟纸，熟练地用一只手给自己卷了一支烟卷，将它粘在上嘴唇上。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在鞋上划着了一根。他拿着燃烧的火柴，好象在研究神秘的火焰似的，危险地将它移近自己的皮肤。女儿发出了很大的声响，她指指他的手，又冲着他直摇手指，就在火焰即将烧着他之前，他弯下身去，手弯成杯形拢住火焰，象要用它来烧自己的鼻子那样，点着了烟卷。
　　他轻轻地弹去灭了的火柴，向傍晚的空中喷出一缕灰色的烟。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诡谲的神色。“太太，”他说，“现在这个时代，人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叫汤姆?T?希夫利特，从田纳西州的塔沃特来，但是你以前从没看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在说谎？太太，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从佐治亚州的辛格尔贝里来的艾伦?斯巴克斯？不是从亚拉巴马州的卢西来的乔治?斯皮兹？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从密西西比州的图拉福尔斯来的汤姆普森?布赖特呢？”
　　“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老妇人轻声说，感到讨厌。
　　“太太，”他说，“人们并不在乎他们是怎么说谎的。也许我能告诉你的最好的话是：我是个男人；但是，听着，太太，”他说，停顿了一下，用更加诡秘而平静的口吻说，“什么是一个男人？”
　　老妇人用牙床咀嚼起一颗种子来。“你那个马口铁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希夫里特先生？”她问。
　　“工具，”他说，往后退了退，“我是个木匠。”
　　“嗯，如果你上这儿来干活，我能管你吃、管你住，但付不起工资。我可把话说在头里，”她说。
　　他没有马上回答，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他靠在支撑门廊顶的那根二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柱子上。“太太，”他慢慢地说着，“对有些男人来说，有些东西对他们比钱更重要。”老妇人前后摇晃着身子，没有开口，女儿注视着流浪汉头颈里上下移动的喉结。他接着对老妇人说，绝大多数人感兴趣的是钱，但是他问道，男人创造出来是干什么的。他问她，男人创造出来是否就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别的什么。他还问她，她认为自己创造出来是为了什么，她没有回答，只是坐在那里摇动，拿不稳一个一条胳膊的男人是否能为她的厕所换个新屋顶。他问了一大堆问题，她都没有回答。他告诉她，他今年二十八岁，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他曾经唱过福音音乐①，当过铁路上的工头，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还在电台讲过三个月的“罗伊叔叔和他的红河放牧者”。他说他在国家军队里打过仗、流过血，每一片外国土地他都去过，到处见到不惜一切去做一件事的人。他说，他可不是这样长大的。
　　一轮滚圆的黄月亮出现在无花果树的枝桠间，似乎它也要和小鸡们一起待在那儿一样。他说男人必须到农村去全面地看看，他希望自己住在象这儿这么荒凉的地方，在这儿，他可以看见太阳每天黄昏象上帝让它那样落山。
　　“你结婚了还是单身？”老妇人问。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末了他问道：“太太，现今你上哪儿去找个清白的女人？能够随便结识的垃圾货，我可一个也不愿要。”
　　女儿的身体弯得很低，脑袋差不多要垂在两个膝盖中间了，她正通过在倒过来的头发形成的一个三角形当中注视他，突然她翻倒在地上，身子瘫成一堆，啜泣起来。希夫利特先生过去把她扶起来，帮她坐回到椅子上。
　　“她是你女儿？”他问。
　　“我唯一的孩子，”老妇人说，“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无论给我什么东西，我都不愿意把她嫁给别人。她又漂亮，会擦地板、做饭、洗衣服、喂小鸡，还会锄草。我不会为了一小盒珠宝就把她嫁人。”
　　“是啊，”他和气地说，“别让任何男人把她从你身边带走。”
　　“任何追求她的男人，”老妇人说，“都得住在这儿。”
　　黑暗中希夫利特先生的目光集中在远处闪闪发光的汽车保险杆上。“太太，”他说着，一下举起他那条短胳膊，似乎他能用它去指她的屋子、院子和抽水机一样，“这个农场上没有哪一样破旧东西我不能替你修复的，不管我是否是个一条胳膊的半拉子生手。我可是个男人，”他绷着脸带着尊严的神情说，“即使我身体残废，但是我有，”他说着，用指关节在地上敲敲，强调他下面要说的话的重要，“精神智慧！”他的脸从黑暗中露出来，伸进从门外射进来的一道亮光中。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好象他自己都对这个不可能存在的事实感到惊讶。
　　老妇人对这句话无动于衷。“我告诉过你，你可以留在这儿工作，挣口饭吃，”她说，“如果你不在乎睡在那儿的汽车里的话。”
　　“哟，听着，太太，”他欣喜地咧开嘴笑着说，“古时候的修道士们睡在棺材里呢！”
　　“他们不如我们先进，”老妇人说。

　　第二天早晨，他开始修厕所的屋顶，而那个女儿露西内尔，坐在一块岩石上看他干活。他干了大约有一个星期才使这个地方起了明显的变化。他修补了前后台阶，盖了一个新猪圈，修复了栅栏，还教露西内尔——她完全是个聋子，活到现在还从未开口说过一个字——说了个“鸟”字。这个脸色红润的大个子姑娘到处跟着他，一面嘴里念着“鸟……鸟”，一面还拍着双手。老妇人从远处观望着，心中暗自高兴，她正急着要找个女婿。
　　希夫利特先生睡在那辆汽车又硬又窄的后座上，双脚伸出在车窗外。他把剃须刀和一罐水放在一只当床头柜用的板条箱上；把一面镜子靠在车厢后面的玻璃上；外套整齐地挂在悬在车窗上的衣架上。
　　傍晚，他坐在台阶上说话，老妇人和露西内尔坐在他两边的椅子里拚命前后摇动。在深蓝色的天空映衬下，老妇人身后的三面环山黑魆魆的，空中繁星点点，月儿离开了栖息在树枝间的小鸡，出没在群山之间。希夫利特先生讲，他是因为个人对这个农场感兴趣，才对它进行这番改进的。他说他还想让那辆汽车开动起来呢。
　　他掀起过汽车的发动机罩，仔细研究了机器后说，他知道这车是靠手工造汽车的那个年代的产品。他说，现在，你让一个工人拧一个螺丝，另一个工人拧上另一个螺丝，第三个工人再拧上第三个螺丝，因此，一个螺丝就是一个人。所以你为一辆汽车就得花一大笔钱，你是把钱付给所有那些工人哪。眼下，如果只付钱给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对汽车感兴趣的人，你不必付钱给其他人，你就能得到一辆便宜一些的汽车，又是一辆好一些的汽车。老妇人表示同意，情况就是那样。
　　希夫利特先生说，这个世界的麻烦就在于没有人去关心、制止和承担任何麻烦。他说，要不是他用了足够长的时间去关心和制止这种麻烦，他就不可能教会露希内尔说一个字。
　　“教她说点儿别的吧，”老妇人说。
　　“你希望她接下来说些什么？”希夫利特先生问。
　　老妇人咧开没有牙齿的嘴微笑，她的微笑显然另有用意，带有暗示性质。“教她说‘小妞’，”她说。
　　希夫利特先生已经明白她在想什么了。
　　第二天，他随意地检修了一下汽车，到傍晚时分，他告诉她说，如果她愿意买一条风扇皮带，他能让车子开动起来。
　　老妇人说她愿意给钱。“你看见那边的女孩子吗？”她指着坐在一英尺外的地上看着他的露西内尔问，姑娘的眼睛在黑暗中也是蓝色的。“如果一个男人想把她带走，我就说：‘任何人都休想把这最可爱的姑娘从我身边带走！’但是如果他说：‘太太，我不想把她带走，我就想在这儿娶她，’那么我就说：‘先生，我一点儿也不怪你。我自己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既有个永久的住处、还得到一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你不是个傻瓜，’我就这么说。”
　　“她多大了？”希夫利特先生随意问道。
　　“十五、六岁，”老妇人说。这姑娘差不多有三十岁了，只是由于她的无知，年龄难以猜测而已。
　　“再把汽车油漆一下也不错，”希夫利特先生说，“你不希望它锈得烂掉吧。”
　　“以后考虑吧，”老妇人说。
　　第二天，他步行进城，带回了所需的东西和一桶汽油。下午晚些时候，车棚里传出可怕的声响，老妇人从屋里冲出来，以为露西内尔在什么地方发脾气呢。露西内尔正坐在一只鸡篓上，跺着双脚，嘴里尖声喊着：“鸟……！鸟……！”但是她的尖叫声被汽车淹没了。随着一阵隆隆声，汽车开出了棚屋，神气活现、气势汹汹地行驶着。希夫利特先生身子笔直，端坐在驾驶座上。他的脸上露出一种严肃而又谦虚的神情，好象他刚刚使一个死者复活过来似的。
　　那天晚上，老妇人坐在门廊里摇晃着，直截了当地跟他谈起正事来。“你想找一个清白的姑娘，不是吗？”她同情地问道。“你不想要任何垃圾货。”
　　“是的，我不要，”希夫利特先生说。
　　“一个不会说话的，”她继续说，“不会跟你顶嘴或骂脏话的人。这就是你所需要的那种人，就在那儿，”说着，她指了指露西内尔，姑娘正盘腿坐在椅子里，一双手握住自己的双脚。
　　“是啊，”他承认说。“她不会给我任何麻烦。”
　　“星期六，”老妇人说，“你和她，还有我，可以开车进城，去举行婚礼。”
　　希夫利特先生在台阶上稍微挪动了一下位置。
　　“我不能马上结婚，”他说。“你想做的一切事情都需要钱，我什么钱也没有。”
　　“你要钱干什么？”她问。
　　“结婚需要钱，”他说。“现在有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不能带她出去象象样样地旅行一次，我是不会跟她结婚的。我的意思是说带她去住旅馆、好好款待她。我不愿跟温莎公爵夫人②结婚，”他坚定地说，“除非我能带她到旅馆去，给她好东西吃。”
　　“我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对这一点我毫无办法。我老母亲教会我怎么做的。”
　　“露西内尔连什么是旅馆都不懂，”老妇人轻声说。“听着，希夫利特先生，”她说，从椅子深处往外出溜，“你会得到一个永久的住处、一口深井和一个世界上最最清白的姑娘。你不需要钱。我告诉你，对一个既没有朋友又是残废的穷流浪汉来说，世界上是没有他容身的地方的。”
　　这些难听的话印在希夫利特先生的脑子里就象一群嗡嗡作响的小虫飞落树顶那样。他没有立即答复。他给自己卷了一支烟卷，点上后才用平静的语调说：“太太，一个人是由肉体和精神两部分组成的。”
　　老妇人抿紧上下齿龈。
　　“肉体和精神，”他重复了一遍。“肉体呢，太太，就象一间屋子：它不到处跑；但是精神，太太，可就象一辆汽车，总是在到处跑，总是……”
　　“听着，希夫利特先生，”她说，“我的井永远不会枯竭，我的屋子在冬天总是暖乎乎的，这儿没有一样是抵押品。你可以上法院自己去了解了解。而且在那儿，在那个棚屋里，还有一辆挺不错的汽车。”她谨慎地抛出了这个诱饵。“到星期六，你可以将它漆好。我会付油漆钱的。”
　　黑暗中，犹如疲惫的蛇被火惊醒了似的，希夫利特先生的微笑变成了满脸笑意。一下子，他又恢复了原状，说道：“我只是说一个人的精神对他来说比其他一切都重要。我一定得带妻子出去度周末，压根儿不考虑代价问题。我得按照精神指示行事。”
　　“我给你十五元去周末旅行，”老妇人用不高兴的口气说。“我最多就能给这些。”
　　“这点钱恐怕连付汽油和旅馆费都不够，”他说。“没法供应她的伙食。”
　　“给你十七元五角，”老妇人说。“我就这些钱了，你再榨也榨不出了。你们可以吃顿午饭。”
　　希夫利特先生被“榨”这个字深深地刺痛了。他肯定地认为，她还有更多的钱缝在床垫里了，但是他对她有言在先，他对她的钱不感兴趣。“好吧，那就这样，”他说着站起身，没再对她说什么就径直走开了。
　　星期六，他们三个开车进了城，汽车上的油漆刚干，希夫利特先生和露西内尔在法官办事处结了婚，老妇人是证婚人。他们一路走出办事处，希夫利特先生的脖子一直在衣领里扭动。他看起来神色抑郁、辛酸，好象被人抓住时受到了侮辱似的。“我根本不相信这些手续，”他说。“这只是一个女人在办公室里干的活，只是在纸上写写、验验血而已。关于我的血，他们知道些什么？即使他们来取我的心脏，把它挖出来，”他说，“他们也根本不了解我什么。我完全不相信这种手续。”
　　“可法律相信，”老妇人尖声地说。
　　“法律，”希夫利特先生说，吐了口唾沫。“我不相信的就是法律。”
　　他把汽车漆成了墨绿色，在车窗下面加上了一圈黄漆。他们三人爬进汽车前座，老妇人说：“露西内尔看起来漂亮吗？就象个洋娃娃。”露西内尔穿着一身白礼服，那是她母亲从一个大衣箱底上翻出来的，她的头上带着一顶巴拿马帽，帽檐上插着一串木头做的红樱桃。她脸上平静的表情不时被她一闪而过的、象沙漠中的绿芽似的孤单的小小念头所改变。“你得了个宝贝！”老妇人说。
　　希夫利特先生甚至都不朝她看一眼。
　　他们开车回到家里，让老妇人下车和带上午饭。他们准备出发时，老妇人站在外面，手指扒住车窗玻璃的边，往里看着，泪水从眼角涌出来，顺着脸上肮脏的皱纹往下淌。“以前，我还从未跟她分开过两天时间，”她说。
　　希夫利特先生发动了马达。
　　“我所以没让别人而让你娶了她，因为我看你不会亏待她的。再见，小妞，”她说着抓住女儿白礼服的袖子。露西内尔直勾勾地盯着她，似乎根本没看见她在那儿一样。希夫利特先生慢慢地向前开动汽车，老妇人只得松开了双手。
　　下午一两点钟时分，田野开阔，空气清新，周围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尽管汽车每小时只能开三十英里，希夫利特先生却想象着汽车在高速行驶，上坡、下坡、急转弯，他沉浸在想象之中，忘记了早上的痛苦。他一向希望自己有一辆汽车，但是他过去一直买不起。他开得极快，希望能在天黑时赶到莫比尔。
　　偶尔，他也会停止想象，可时间很短，只够他看一眼身旁的露西内尔。他们一离开院子她已吃好午饭，现在她正把樱桃从帽子上一个个扯下来，扔出窗外。尽管有了汽车，他的心情仍然变得沮丧起来。他开了约一百英里地，这时，他想她一定又饿了，于是在来到下一个小城镇时，他把汽车停在一个贴着铝面的叫“热点”的餐馆前，他带她进了餐馆，给她要了一份火腿玉米粥。一路颠簸，露西内尔这会儿直想睡觉，屁股一沾上凳子，她就把头搁在柜台上，闭上了双眼。除了希夫利特先生和柜台后面的伙计外，“热点”餐馆没有别的顾客。那个伙计是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人，肩头上搭着一块油腻腻的抹布。他还没把食物装上盘端出来，露西内尔已经轻轻地打起呼噜来了。
　　“等她醒来给她吃，”希夫利特说。“我现在就把钱付了。”
　　伙计弯下身子，看着她那头带粉红色的金色长发和睡梦中半开半闭的双眼。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看希夫利特先生。“她看起来像个上帝的天使，”他轻声说。
　　“一个搭车的，”希夫利特先生解释说。“我等不及了。我得赶到图斯卡卢萨去。”
　　伙计又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摸了摸她的一缕金发，希夫利特先生走了。
　　他一个人开车走了，可他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沮丧。下午四五点时，天气变得又闷又热，土地平旷，一望无际。一场暴风雨正在天空深处缓慢地形成，没有雷鸣，好像暴风雨在降临前要把地上的每一丁点空气都抽去似的。有好几次，希夫利特先生倒希望自己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他还觉得一个有汽车的人应对其他人尽一种义务，他的眼睛一直主意着外面，看有没有搭车的人。偶尔，他看到一块提醒人们注意的宣传牌：“谨慎驾驶。救人或即救己。”
　　公路很狭窄，路两边是一片干燥的田野，在一块块空地上，随处可见矗立着的小木屋或汽车加油站。太阳落到了汽车的正前方。那是一个红彤彤的球，透过挡风玻璃看去，球的上下略微有些扁平。他看到一个身穿工装、头带灰帽的男孩站在路边，他减慢速度，把车停在男孩的面前。男孩没有举手示意要求搭车，他只是站在那儿，但是他带着一只小纸箱，那顶帽子戴在头上的样子表明他已永远离开某个地方了。“孩子，”希夫利特先生说，“我看你是要搭车吧。”
　　男孩没有说是还是不是，他只是打开车门，上了车，希夫利特又发动了汽车。男孩把纸箱放在大腿上，双臂交叉搁在箱顶上。他转过脑袋，眼光从希夫利特身上移向窗外。希夫利特先生感到心情压抑。过了片刻，他开口道：“孩子，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因此，我敢肯定，你只能有第二好的母亲了。”
　　男孩迅速地瞥了他一眼，目光忧郁，随即又把脸转向窗外。
　　“做一个男孩的母亲，”希夫利特先生继续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她教他跪在她膝下做第一次祈祷；她给他任何别人无法给的爱；她告诉她什么对、什么错；她关心他做正经事。孩子，”他说，“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为我离开我的母亲那天那么后悔过。”
　　男孩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身子，但他没有看希夫利特先生。他松开双臂，一只手放在车门把上。
　　“我的母亲是上帝的天使，”希夫利特先生声音紧张地说。“上帝把他从天堂里带出来，给了我，而我却离开了她。”他的双眼刹时蒙上了一层泪水。汽车几乎停住不动了。
　　男孩在座位里发火地转过身来。“见你的鬼去吧！”他喊叫道。“我的娘是个邋遢的老妖精，你的是个臭婊子！”说完，他蓦地打开车门，拿着箱子跳下车，跳进了沟里。
　　希夫利特先生感到非常震惊，所以他缓慢地开了大约一百码，连车门也没有关上。一片与男孩帽子的颜色一模一样、萝卜形状的云落到太阳上，另一片看起来更可怕的云待在汽车后面。希夫利特先生觉得，他将要被腐朽的世界所吞没。他举起一条胳膊，让它再落到胸口上。“啊，上帝！”他祈祷着。“让暴风雨降临吧，把这个世上的污泥冲刷掉吧！”
　　那片萝卜形状的乌云继续在慢慢地往下落。几分钟后，从后面传来隆隆的雷声，难以置信的象白铁皮罐那么大小的雨点噼里啪拉地落在希夫利特汽车的后部。他很快地踩在油门上，断臂伸出在窗外，冒着惊天动地的大雨向莫比尔急驰而去。

　　①美国的一种黑人宗教音乐。
　　②指英国逊王爱德华八世（温莎公爵是他逊位后的爵位）的妻子，曾是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已于1986年4月24日去世。

　　（冯俊华录入）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另，《世界文学》2002年第五期刊有孙宏、李平的译本，题目作《你保全的也许正是你自己的性命》。

河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贺哈定 译

　　孩子郁郁不乐、没精打采地站在黑暗的起居室中央。他的父亲正在替他穿上方格子外衣。他的右胳臂还弯在袖筒里没有伸出来，父亲却胡乱地给他扣上纽扣，把他向门口推过去。一只苍白的有斑点的手从半开的门外伸进来接他。
　　“他的衣服还没有穿好呢，”门外走廊里的人大声说。
　　“那你就看在基督份上，替他穿穿好吧！”父亲嘴里嘟哝着，“现在是早上六点钟了。”他身穿浴衣，光着脚。他把孩子领到门外，正准备关上门，发现她的身影隐现在门口。她是一个骨瘦如柴，皮肤上长着斑点的女人，身穿豌豆绿长外衣，戴着毡帽。
　　“还有他和我的车钱，”她说，“我们来回得乘两次车。”
　　他走进卧室去取钱，回来时她和孩子站在房间中央，她在观察这房子。“我要是来照管你，这些香烟头的气味闻得时间长了可真受不了。”她说着替孩子把衣服穿好。
　　“这是零钱，”父亲说。他走到门口，敞开门等待着。
　　她数了数钱，把它塞到衣服里面的什么地方，走到留声机附近的一幅水彩画前。“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知道的。”她凝视着那些色调粗犷，零零碎碎的平面形，有几根黑色线条从中穿过。“我应该知道的。我晚上十点上班，五点下班。乘去葡萄藤街的车要一小时。”
　　“唔，我知道了，”他说，“那么我们是不是让他今晚八点或九点钟回家？”
　　“可能还要迟些，”她说，“我们要到河边去治疗。那位特别的牧师不常到这一带来。”她朝水彩画点点头说，“我可不愿意花钱买这个。我宁可自己画一张。”
　　“好了，康宁太太，我们到时候再见吧！”他的手指在门板上敲着鼓点。
　　卧室里传来有气无力的声音，“给我拿一个冰袋来。”
　　“他妈妈生了病，太可怜了，”康宁太太说，“她什么病？”
　　“我们不知道，”他低声说。
　　“我们去请牧师为她祈祷。他治好过许多人。是贝弗尔?萨默斯牧师。也许她应该找个时间见见他。”
　　“也许是的，”他说，“我们晚上见。”他转身进了卧室，让他们出发。
　　小男孩默默地注视着她，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他今年四岁或是五岁，长了一张长脸，下巴突出，两只半开半闭的眼睛隔得很远。他一言不发，耐心地站着，好象一头等待放出羊圈的老羊。
　　“你会喜欢那个牧师的，”她说，“贝弗尔?萨默斯牧师。你应该听听他的唱。”
　　卧室的门突然打升，父亲伸出头来说：“再见，孩子，去好好玩吧！”
　　“再见，”小男孩说，他好象被枪射中一样跳了起来。
　　康宁太太又看了水彩画一眼。他们出了房门，走过走廊，按了电梯铃。“我才不画这种画呢，”她说。
　　户外灰濛濛的天空被路旁两排没有点灯的空楼房隔断了。“等一会儿天会晴的，”她说，“到河边去听布道，这可是今年最后一次机会了。擦擦鼻涕，乖孩子。”
　　他抬起袖子就要往鼻子上擦，被她阻止了。“这样可不好，”她说，“你的手帕呢？”
　　他把手伸进衣袋，装出找手帕的样子，她等着。“有些人就是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你打发走，”她对着咖啡馆橱窗上自己的影子喃喃自语。“什么都要你准备好。”她从自己衣袋里抽出一条红蓝两色的花手帕，弯下身来替他擦鼻涕。“擤一下，”她说，他照办了。“这手帕借给你用，把它放在口袋里。”
　　他折好手帕，小心地放进衣袋。他们走到路口，靠在一家打烊的杂货店墙上等电车。康宁太太竖起外衣的领子，使它碰到脑后的帽檐。她的眼睑开始垂下，看来要靠着墙睡着了。小孩轻轻地捏了一下她的手。
　　“你叫什么名字？”她用昏昏欲睡的腔调问他，“我只知道你姓什么。我还应该知道你的名字。”
　　他的姓名是哈里?阿希费尔德，但以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名字。“贝弗尔，”他说。
　　康宁太太身子一挺，脊背不再靠墙。“这可真是个巧合！”她说。“我告诉你这是那个牧师的名字！”
　　“贝弗尔，”孩子重复说。
　　她俯视着他，好象把他当成什么奇迹。“我今天一定让你见到他。这个牧师可不寻常。他能给人治病。不过他给康宁先生帮不了忙。康宁先生没有信仰，不过他说他什么都想试一下。他的肚子这里痛。”
　　电车出现在空荡荡的街道尽头，只能看到一个黄点。
　　“他现在住进了政府医院，”她说，“他们把他的胃割去三分之一。我告诉他还是要感谢耶稣，给他留下了三分之二。但他说他谁也不谢。咳，真古怪！”她喃喃自语，“贝弗尔！”
　　他们走近电车轨道，准备上车。“他要给我治病吗？”贝弗尔问。
　　“你得了什么病？”
　　“我饿了，”他终于下了断语。
　　“你投有吃早饭？”
　　“那时候我还来不及饿，”他说。
　　“那好，等我们到了家，我们两个人都吃点东西，”她说，“早饭我自己已准备了。”
　　他们上了电车。坐在隔着司机几排的座位上。康宁太太把贝弗尔抱在膝盖上。“现在你乖一点，让我打个盹。你坐在我身上不要下地。”她把头靠在椅背上。他看她渐渐合上眼睛，张开嘴巴，露出稀稀落落几颗长牙，有的金黄，有的比她的脸还黑。她开始吹气，发出嘘嘘声，好象一个奏乐的骷髅。电车上除了他们两人和司机之外没有别人了。他见到她已睡着，就抽出花手帕，摊开它，仔细研究起来。过后又把它折好，拉开外衣衬里的拉链，把它藏好。过了一会儿他自己也睡着了。
　　她的住房在电车终点站半英里以外，离开大马路还有一段距离。那所房子是焦油纸砖的，前面有个门廊，铁皮屋顶。门廊里有三个男孩，个头大小不一，但脸上都长着同样的斑点。还有一个高个子女孩，头发往上梳去，夹了许多铝制卷发夹，看上去和屋顶一样耀眼。三个男孩跟在他们后边进了屋，围住了贝弗尔。他们默默地看着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他叫贝弗尔，”康宁太太说着脱下了外衣，“名字和牧师刚巧一样。这三个男孩叫杰西、斯皮维、辛克莱，站在门口的是萨拉?米尔德里德。贝弗尔，你把外衣脱下来，挂在床柱上。”
　　三个男孩看着他解开扣子脱下衣服。接着又看着他把外衣挂在床柱上。然后他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件外衣。突然他们转身跑出房间，在门廊上商量起什么事情来。
　　贝弗尔站着环视这个房间。它既是厨房又是卧室。这座房屋共有两间，前后两个门廊。在他的脚前，一条浅色狗的尾巴在两块地板之间晃来晃去，因为它的脊背贴着墙角来回摩擦着。贝弗尔跳起来向它踩过去，但这条狗很有经验。在他的脚踩到之前，它已缩回去了。
　　墙上钉满了照片和年历。有两张圆照片，老头老太太两人都是瘪嘴，还有一张照片，那个男人的两道浓眉从鬓角直到鼻粱上缠成一团，他脸上的五官突出，象是从一个光秃秃的悬崖往下坠落的样子。“这就是康宁先生，”康宁太太说。她从火炉边走过来一会儿和贝弗尔一同瞻仰这张照片，“不过它不再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了。”贝弗尔从康宁先生的照片转到床头另一张彩色照片。一个穿着白被单的男人，长头发，头上围着一个金环，正在锯一块木板，几个孩子站在旁边看着他。贝弗尔正要问这人是谁，那三个男孩走回房间，向他打打手势，要他跟着他们出去。他真想爬到床底下去抱住一根床腿不放。但那三个满脸斑点的孩子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他。过了一会儿他跟在他们后面，稍许拉后几步，走出门廊，转过屋角。他们穿过一片长着杂乱的黄草的田地，向猪厩走去。这猪厩是用木板钉成的，有五英尺见方，里面满是小猪。三个男孩打算悄悄地把贝弗尔弄进猪厩去。他们先走到，默默地转过身来，背靠着围栏等候着。
　　贝弗尔走得很慢，故意把两脚并在一起，好象是走路有困难的样子。有一次在公园里，看护他的人把他忘了，他挨了几个陌生孩子一顿打，一直到打完了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开始闻到一股刺鼻的垃圾味道，听到一种野兽的喧叫。他在猪厩几步之外停步观望，面色苍白，但不想退缩。
　　那三个男孩一动也不动，象是出了什么事。他们的眼睛直盯着他的头上方，似乎看见他身后有什么东西来了，但他自己不敢掉转头去看。他们脸上的斑点呈灰白色，灰眼珠静止不动，好象是玻璃球，只有耳朵微微地抽搐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最后，他们中间的一个说：“她要打死我们的。”他转过身去，垂头丧气，干咳了几声，然后爬上围栏，伏在上面往厩里看。
　　贝弗尔坐在地上，由于紧张情绪已消除，感到一阵昏眩。他朝他们咧着嘴笑。
　　坐在围栏上的那一个孩子严厉地盯住他。“喂！你，”过了几秒钟之后，他又说：“你要是想看看猪，又爬不上来，可以把底下的板子抽掉，这么看进去。”看来他是好心，才提出建议。
　　贝弗尔从来没有见过一头真的猪，只在书上看到过，知道猪是胖胖的粉红色小动物，尾巴打着弯，圆圆的脸上露着牙齿，象蝴蝶领结那样的耳朵。他探出身去，急切地抽那块木板。
　　“使点劲，”那个最小的男孩说，“木头烂掉了。只要拔出那根钉子就行。”
　　他从松软的木板上拔出一根红色的长铁钉。
　　“现在你可以抽掉板子，把脸放到……”一个男孩用平静的声音告诉他。
　　他已经这样做了。另一张脸，灰颜色，湿漉漉的，喷出酸味，正向他伸过来。它从木板下面挤出来，把他迎面撞倒。不知道什么东西直往他脸上喷气。它再次冲过来，撞得他在地上翻滚，接着又从后面把他拱起来，一直往前追赶，他一路尖声叫着跑过黄草地，它跟在后面蹦跶着。
　　康宁家三个孩子站在原地观看。坐在围栏上的那个孩子伸出细长的腿把抽开的木板关上。他们没有流露丝毫喜色，但看来也不象刚才那样心情紧张了，似乎某种重大的愿望已经得到部分的满足。“妈妈不喜欢他放出猪来，”最小的孩子说。
　　康宁太太站在屋后的门廊上，在贝弗尔上了台阶时抓住了他。猪的火气已消，气喘吁吁地钻到房屋底下。但这孩子足足尖声叫喊了五分钟。最后她总算把他哄住了，给他拿来早饭，让他坐在她膝盖上吃。这时猪爬上两级台阶，上了门廊，站在纱门外阴郁地低着头向里张望。它的腿很长，驼着背，一只耳朵被咬掉了一块。
　　“滚开！”康宁太太吆喝它，“这头猪真象那个开加油站的帕拉代斯先生。”她说，“你今天会在治疗时看到他的。他耳朵上长了瘤。他总是来表明自己没有给治好。”
　　猪站在那里又斜视了几分钟，然后慢吞吞地走开了。“我不想看到他，”贝弗尔说。

　　他们向河边走去。康宁太太带着他走在前面，三个男孩排成纵队跟着，最后是高个子姑娘萨拉?米尔德里德。谁要是走出行列跨到大路上，她就叫嚷起来。他们一行看上去象一艘两头尖的老船的骨架，在公路边上缓缓移动。星期日发白的太阳跟在他们后面，拉开一段距离。太阳迅疾地爬过一片泡沫般的灰云，好象打算赶上他们似的。贝弗尔拉着康宁太太的手走在公路边上，俯视着从混凝土路面流下去的水形成的橘黄和紫红色沟渠。
　　他想这次还算是幸运的。他们找来了康宁太太，可以带你出去一整天，不象往常那些看孩子的人就坐在你家里，要不就是上公园。你要是能离开家就可以看到许多东西。他今天已经发现自己是一个名叫耶稣基督的木匠造出来的。以前他还以为那是一个名叫斯莱德沃尔的医生，胖胖的，长着黄胡子。他给他拍照片，以为他的名字叫赫伯特。不过这一定是和他开玩笑。在他住的地方，人们老爱开玩笑。如果说他以前也想过这问题，他可能把耶稣基督当作是象“哦”、“该死的”、“上帝”这一类的字眼，或者是有时骗取人家一些东西的人。他在康宁太太家里问她床头上那幅画上穿床单的人是谁，她听了以后张大嘴巴看了他好久。接着她告诉他，“那是耶稣，”说完了她仍对他看个不停。
　　几分钟后，她站起身来，从另一个房间取来一本书。“你看看这个，”她翻着书本说，“这是我曾祖母的。我说什么也舍不得丢掉它。”她翻到斑斑点点的一页，手指从一行棕黄色的字下面划过去。“埃玛?史蒂文斯?奥克利，1832，”她读了这些字后说，“这还不值得留着？书上每个字都是福音真理。”她又翻到下一页，把书名念给他听，“耶稣基督的一生，供十二岁以下儿童阅读。”接着她又念起书里的句子来。
　　这本书不大，淡褐色的封面，镶着金边，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油灰味道。书内满是图画，有一个木匠把一群猪从一个男人身旁赶开：它们是真的猪，灰不溜秋的，看起来挺讨厌，康宁太太说耶稣把它们全都从这个人身旁赶开。她念完后，让他坐在地板上继续看画。
　　在他们临走之前，他把这本书塞进外衣的衬里内，没有被她看见。因此他的衣服下摆一边高一边低。一路上他的心情象梦幻一样朦胧而宁静。后来他们离开公路走上一条蜿蜒、漫长的红土路，路旁盛开着忍冬花。他开始狂跳起来，拽紧她的手，仿佛想猛冲过去，攫住此时已经超到他们前方的太阳。
　　他们走完一段土路，就越过长着紫色野草的田野，穿进荫翳的树林，林地铺了厚厚的松针。他从来没有进过树林，因此走起路来左顾右盼，小心翼翼，似乎进了一片陌生的国土。他们沿着一条只走马不行车的蜿蜒小路，穿过发出劈啪声的红叶走下山坡。一次，为了怕滑倒，他急忙抓住一根树枝，目光落在一个暗黑的树洞上，里面有一对凝滞不动的金绿色眼睛。到了山脚下，树林外是开阔的草地，黑白相间的母牛散在那里吃草。草地象阶梯一样一层层向下倾斜，一直伸展到宽阔的河畔。橘红色的河水中映出的太阳好似一颗钻石。
　　一群人站在河边唱歌。他们身后摆了一排长桌子。几辆小汽车和卡车停在通往河边的路上。他们穿过草地，加快了步伐，因为康宁太太用手挡住眼睛上方，看到牧师已经站在河水之中了。她把篮子往桌上一放，把走在她前面的三个男孩往人群中推去，免得他们为了想吃东西赖在这里不走，她牵着贝弗尔的手轻轻地走到前边去。
　　牧师站在河中离岸约十英尺的地方，水深没膝。他是一个高个子青年，穿着卡其布长裤，裤腿卷起高过水面。他上身穿了一件蓝衬衫，颈上系了一条红巾，没有戴帽子，浅色的头发，鬈曲的鬓脚伸到两颊的陷窝里，皮包骨头的瘦脸上映着河水泛出的红光。他看上去大约十九岁。他的歌声高亢带着鼻音，盖过了河边唱歌的人。他双手放在身后，头向后仰着。
　　他用一个高音符结束了歌唱。然后默默地俯视着河水。两只脚在水中移动着位置。接着他抬头看河边的人群。他们互相紧挨着站在那里等待，脸上显露出庄重而期待的神色。每一双眼睛都看着他。他再次移动着两脚的位置。
　　“我可能知道你们为何而来，”他带着浓重的鼻音说：“也可能不知道。”
　　“如果你们不是为耶稣而来，那就不是为我而来。如果你们只是想来看看能否把你们的痛苦投进河里，那你们就不是为耶稣而来。你们无法把你们的痛苦投进河里。”他说，“我从来没有对人这样讲过。”他停住了，看着自已的膝盖。
　　“我看见你治好过一个发病的女人！”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声喊叫，“看到那个女人站起身来，身体挺得笔直走回去了。她来的时候是瘸着腿的。”
　　牧师抬起一只脚，接着又换了男一只。他脸上似笑非笑。“如果你为这事面来，那还不如回家去好，”他说。
　　接着他仰起头，高举双臂高呼：“你们大家听着我要讲的话！河只有一条，那就是生命之河，是耶稣的血流成的，你们要把自己的痛苦投进这条河，信仰之河，生命之河，爱之河，耶稣的血流成的红河！”
　　他的声音变得柔和动听了。“一切河流发源于那一条河，而且最终象归入大海一样流回那一条河。如果你们相信的话，就把你们的痛苦投进去，痛苦就排除了。因为造成这条河正是为了让它载运罪恶的，那条河本身充满了痛苦，它流向基督王国，痛苦就会慢慢地被冲刷掉。慢慢地，慢得就象围着我的脚的这条古老的红河。”
　　“你们听着！”他开始唱起来，“我在《马可福音》上读到一个不洁的人，我在《路加福音》上读到一个盲人，我在《约翰福音》上读到一个死人！啊，你们大家听着！同样的血把这条河染红了，把那个麻风病人洗干净了，使盲人睁开眼睛了，使死人跳起来了！你们这些有苦恼的人，”他叫道，“把它投入血河，把它投入痛苦之河，看着它流向基督王国。”
　　在他布道时，贝弗尔的眼睛带着睡意望着在高空悠然盘旋的两只鸟。对岸有一片金红色的檫树林，它的背后是连绵的山峦，长满了深蓝色树木，间或有一株高耸入云的青松。在后面远处，城市象一簇疣子一样从山腰突起。鸟儿向下回转，轻轻地落在最高的青松上，它们在树梢耸肩栖息，仿佛支撑着苍穹。
　　“如果你们想把痛苦投进这条生命之河，那就过来吧，”牧师说，“把你们的苦难投到这里。但是你们不要以为这就是它的尽头了，因为这条古老的红河并不是流淌到这里为止。这条古老的红色受难河还要慢慢地流下去，流向基督王国。这条古老的红河适宜施洗礼，适宜投进你们的信仰，投进你们的痛苦。但是拯救你们的不是这浑浊的泥水。一个星期以来我走遍这条河的上下游。星期一我在幸运湖，第二天在理想湖，星期五我和我妻子乘车到路拉维娄去看一个病人。那里的人没有看到治好病。”他说话时脸更红了一阵，“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会治好。”
　　在他说着话的时候，只见有个人象蝴蝶拍翅膀那样向前移动着——那是一个老太太，她挥动双臂，不住地摇头，好象它随时都要掉下来似的。她走到河边下了水，手臂在河水中搅动着。接着她弯下身子把脸埋到水里，随后又抬起头来，全身湿淋淋的，仍然挥动着双臂，迷惘地转了一两圈，这时有人伸出手去把她拉回到人群中。
　　“她这样干了十三年了！”一个粗嗓子的人喊道，“把这帽子传过去，大家赏给这小家伙一点钱。他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直冲着站在河里的青年这样叫喊的是一个块头很大的老头。他坐在一辆灰色的老式长身轿车的保险杠上，象耸立的石头一般。他歪戴呢帽，帽子的一面遮住耳朵，另一面露出太阳穴上一块紫色的瘤。他坐在那里上身向前倾着，两手垂在膝盖之间，眯着眼睛。
　　贝弗尔朝他看了一会儿，连忙钻进康宁太太外衣的褶裥里把自己藏起来。
　　站在河里的小伙子迅速瞥了老头一眼，举起拳头高喊起来：“不信上帝就信魔鬼！不为上帝作证就为魔鬼作证！”
　　“我亲身经历过，”人群中传出一个女人神秘的话声，“我知道这个牧师能治病。使我睁开了眼睛！我为上帝作证！”
　　牧师迅速举起双臂，把那些关于河水和基督王国的话又说了一遍。老头坐在保险杠上，眯着眼睛斜睨着他。贝弗尔不时从康宁太太背面偷看他一眼。
　　一个穿工装裤和棕色上衣的男人向前欠欠身子，用手很快地蘸一点河水，甩动几下，然后站直身子。一个女人把婴儿抱到水边，用一点水溅湿他的脚。一个男人走出几步，坐在河岸上，脱了鞋，蹚进河水；他在河里站了几分钟，竭力把脸向后仰去，接着又蹬回岸，穿上鞋。牧师一直唱着，似乎并不注意他们的行为。
　　他的歌声一止，康宁太太就举起贝弗尔对他说：“牧师，你听我说，今天我从城里带来一个男孩，交给我看管的。他妈妈病了，他要你为她祈祷。真巧极了，他的名字也叫贝弗尔！贝弗尔，”她转向背后的人，“和他同名，这不是很巧吗？”
　　这话在人群中引起一些低声的议论，贝弗尔转过头来，向注视着他的人咧嘴笑笑。“贝弗尔，”他扬扬自得地喊道。
　　“听着，贝弗尔，”康宁太太说，“你受过洗礼没有？”
　　他只是咧着嘴笑。
　　“我想他从来没有受过洗礼，”康宁太太扬起眉毛对牧师说。
　　“把他传过来，”牧师说，他向前跨了一大步接住了孩子。
　　他把贝弗尔夹在肘弯里，看着他咧开嘴的笑脸。贝弗尔滑稽地转动眼珠子，伸过脸去贴近牧师的脸。“我的名字叫贝夫——喔——尔，”他高声说，舌尖在嘴里滑来滑去。
　　牧师没有笑。他那瘦削的脸上神色严峻，细长的灰眼睛里映出几乎是无色的天空的映象。坐在汽车保险杠上的老头纵声一笑，贝弗尔抓住牧师的衣领，紧握不放。这时他的笑容已经消失。他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开玩笑。在他住的地方，一切都是开玩笑。从牧师的脸色中他立即看出牧师的一切言语行动都不是开玩笑。“名字是我妈妈给我取的。”他很快地说。
　　“你受过洗礼没有？”牧师问他。
　　“洗礼是什么？”他咕哝了一句。
　　“如果我为你施了洗礼，”牧师说，“你就可以到基督王国去了。你可以在受难河中受洗礼，孩子。你可以沿着生命之河走了。你想要吗？”
　　“想，”孩子说。他想：那我就不用回到那套房子去了，我要到河底下去。
　　“那样你就和以前不一样了，”牧师说，“你就会数数了。”接着他转身面对人群，开始布道。贝弗尔看着牧师身后漂散在河水中的白色太阳的碎片。牧师突然说：“好吧，现在我就给你施洗礼。”他事先也不打招呼，就夹紧孩子，把他倒提起来，头插到水里。牧师嘴里念念有词，接着又把孩子倒转过来，严厉地看着他喘气。贝弗尔两眼发黑，瞪得很大。“你现在数数吧，”牧师说，“在以前你连数数也不会的。”
　　孩子受惊不小，连哭也忘记了。他吐出嘴里的泥水，用沾湿的衣袖擦擦眼睛和脸。
　　“别忘了他妈妈，”康宁太太说，“他要你为他妈妈祈祷。她病了。”
　　“主啊，”牧师说，“我们为一个不在这里作证的受苦人祈祷。你妈妈在医院里生病吗？”他问道，“她痛苦吗？”
　　孩子瞪着眼睛看他，“她还没有起床，”他迷惘地喊道，“她喝醉了，头痛。”周围的空气是那样的宁静，他可以听到太阳的碎片敲打着河水。
　　牧师听了大吃一惊，顿时怒形于色。他的脸涨红了，眼睛里的天空也变暗了。河岸上发出一阵哄笑。帕拉代斯先生叫道：“咳！医好那个喝了酒头痛的受苦女人吧！”他开始用拳头捶打膝盖。

　　“他在外面呆了一整天了，”康宁太太说。她带着孩子站在门口，目光锐利地朝着正在举行宴会的房间看去。“恐怕已经过了他平常上床的时间。”贝弗尔一只眼已经闭上，另一只半开半闭。他流着鼻涕，张开嘴巴大口呼吸着，湿漉漉的褶裥衣服的一边下摆耷拉下来。
　　康宁太太断定那一个就是她，穿黑裤子的那个——黑缎子长马裤，光脚穿着凉鞋，露出涂红的脚趾。她斜躺在长沙发上，高高地架着腿，一只手撑着头，没有站起身来。
　　“喂，哈里，”她说，“你今天玩得很高兴吧？”她的光滑而苍白的长脸上毫无表情。甜薯色的直头发向后梳去。
　　父亲去取钱了。房间里还有另外两对男女。其中一个金发小紫蓝眼珠的男人坐在椅子上欠身对孩子说：“喂，哈里，今天玩得高兴吗？”
　　“他不叫哈里，他的名字是贝弗尔，”康宁太太说。
　　“他的名字就叫哈里，”她在长沙发上讲了话，“谁听说过有人叫贝弗尔？”
　　孩子似乎站在那里睡着了。他的头越来越往前垂下去。过了一会儿，猛然向后一仰，睁开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皮已经胶住了。
　　“他今天早上告诉我他叫贝弗尔。”康宁太太吃惊地说，“和我们的牧师同名。我们一整天都在河边听布道和治疗。他说他的名字叫贝弗尔，和牧师一样。是他告诉我的。”
　　“贝弗尔！”他母亲说，“我的上帝啊，多古怪的名字！”
　　“那牧师就叫贝弗尔，这一带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牧师了，”康宁太太说，“而且，”她用挑战的口吻说，“他今天上午给孩子施了洗礼！”
　　他母亲坐起来，“哎唷，真叫人受不了，”她呻吟着。
　　“还有呢，”康宁太太说，“他还给人治病。他为你祈祷，要把你治好。”
　　“治好！”她几乎叫喊起来，“看在上帝份上，治好什么呀？”
　　“你的痛苦，”康宁太太冷冷地说。
　　这时父亲拿了钱回来，站到康宁太太旁边，等着把钱付给她。他的眼里布满血丝。“说下去，说下去，”他说，“我还想多听点她的痛苦。痛苦的真正性质已经消失了——”他把手里的纸币挥了挥，声音慢慢低下去。“靠祈祷治病倒真便宜。”他喃喃自语。
　　康宁太太站了一会儿，眼睛盯住房间，象一具看见了一切的骷髅。①她没有接钱就转身出去，关上门走了。父亲回转身淡然一笑，耸耸肩。其他的人都朝哈里看着。小男孩蹒跚地向卧室走去。
　　“到这儿来，哈里，”他母亲说，他机械地转到她的方向，眼睛也不再睁大些。“告诉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她在孩子走到跟前时问他。她开始替他脱外衣。
　　“我不知道，”他小声说。
　　“不，你知道的，”她说着，觉得他的外衣的一边比较重。她拉开衬里的拉链，用手接住掉落出来的一本书和一块脏手帕。“你从哪里弄来的？”
　　“我不知道，”他伸出手来想抓住它们。“是我的。她给我的。”
　　她把手帕丢到地上，把书举到他够不着的高处，看看是什么书。她脸上做出一副夸张的滑稽模样。其他几个人全都凑过来，在她背后看那本书。“我的上帝！”有人喊道。
　　一个男人透过厚镜片盯着那本书。“这是一本贵重的书，”他说，“收藏家的珍品。”他从别人手里拿过来，坐到另一张椅子上。
　　“可不要让乔治把它带走啊！”他的女友说。
　　“我告诉你，这是本贵重的书，”乔治说，“1832年的。”贝弗尔转向他睡觉的房间走去。他出去后带上了门，在黑暗中慢慢摸索到床前，坐下来脱了鞋，钻进被单。过了一分钟，射进一道亮光，照出他母亲修长的侧影。她踮着脚轻声走过来，坐在他的床沿上。“那个傻瓜牧师是怎么说我的？”她低声问他。“你今天都说了些什么谎，小宝贝？”
　　他闭上眼睛，听到她的话声从远处传来，仿佛他在河底下，她在河的最上面。她摇他的肩膀。“哈里，”她说，弯下身子把嘴贴近他的耳旁，“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她拉她坐起来，他觉得似乎是把他从河底吊了上来。“告诉我吧，”她低声说，她那带苦味的气息喷到他的脸上。
　　他在昏暗中看到她苍白的鹅蛋脸贴近了他的脸。“他说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咕哝着，“我能数数了。”
　　一秒钟后，她抓住他的衣襟，把他的头放回枕头。她俯身看了他一会儿，嘴唇在他的前额轻轻地擦了擦；然后直起身子走开，在那道灯光中款款扭动她的臀部。

　　他并未早醒，但他醒来时那间房间还很暗、很闷。他躺在床上挖了一会儿鼻子和眼睛，然后坐起来向窗外望去。淡淡的阳光射进室内，窗玻璃把它染成灰色。大街对面的帝国饭店里有一个黑人女清洁工正从楼上往下观看，她的头放在交叉的手臂上。他下床穿了鞋，进了浴室，接着走进前房。他吃了两片涂鳀酱的饼干，是在咖啡桌上发现的，又喝了酒瓶里剩下的姜汁啤酒。然后开始找他的书，但书不在那里。
　　这套房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冰箱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他走进厨房，找到一些葡萄干面包头，涂上半缸子花生酱，爬上高凳子，坐着细细地嚼起来，不时把鼻子往肩膀上擦擦。吃完面包，他找到一些巧克力牛奶喝了。他还想喝点姜汁啤酒，但他们把开酒瓶刀放到他够不着的地方。他审视了冰箱里留下的东西——一些枯萎的蔬菜，是她放进之后忘记的，此外有不少她买来的黄橘子，还没有挤汁；还有三四种乳酪，一个纸袋里装着发腥味的东西，再就是猪肉骨头。他让冰箱门敞开着，踱进昏暗的起居室，坐到长沙发上。
　　他断定他们都要出门去，不到一点钟不会回来。他们得要上饭馆吃午饭。他还够不着餐桌，侍者会给他端一张高椅子来，他坐起来嫌太小了些。他坐在长沙发正中，用脚跟踢着它。接着他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察看烟灰缸里的香烟头，这似乎已成为他的习惯。他自己房间里有他的图画书和积木，但大部分弄坏了。他发现要想得到新的就得先弄坏旧的。不管什么时候，除了吃东西以外没有多少事可做，但他并没有吃成一个小胖子。
　　他决定把几个烟灰缸倒在地上。如果他只倒掉其中几个，她会以为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他倒空了两个，用手指小心地把烟灰抹进地毯。接着他在地毯上躺了一会儿，仔细研究他高高翘起的两只脚。他的鞋还是湿的，他开始想起那条河。
　　他的脸部表情慢慢地起了变化，仿佛过去他不知道自己在寻求什么，现在逐渐看到它出现了。他突然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了。
　　他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进了他们的卧室，在昏黑中搜寻她的钱包。他的眼睛扫过她从床沿垂到地下的苍白的手臂，又扫过用白被单裹成一团的父亲，扫过东西塞得满满的大衣柜，最后目光落到挂在椅背的钱包上。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乘车券和半包救生工具。接着他离开这房子，在路口赶上一辆电车。他没有带手提箱，因为那里面没有他想要的东西。
　　他在终点站下了车，走上前一天康宁太太带他走的那条路。他知道现在到她家里谁也找不到，因为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去上学了。康宁太太告诉过他她要出去给人家打扫房子。他穿过她家的院子，走上他们去河边的那条路。焦油纸砖住房已经离得很远，再过了一会儿他走的土路也到了尽头，他不得不沿着公路的路边走着。淡黄色的太阳升得很高，天气很热。
　　他走过一个棚屋，房前有一个橘红色加油泵，但是他没有看见那老头正从门道里向外闲看着。帕拉代斯先生在喝橘子水，他慢慢地喝光一瓶，眼睛离开瓶子从旁边斜视过去，只见一个穿了方格衣服的小孩身影从路上消失了。他把空瓶子放在板凳上，眼睛仍然斜视着，用衣袖擦擦嘴。他走进棚屋，从糖果架上捡了一根手杖形薄荷糖，足有一英尺长、两英寸厚，塞到臀部口袋里。接着他上了自己的汽车，慢慢地驶上公路去追赶那孩子。
　　这时贝弗尔已到了紫草田。他虽然满身尘土，汗水淋漓，但仍然快步前进，想尽快钻进树林。一进了树林他就从一株树旁漫步走向另一株，想找出他们昨天走的那条路。他终于找到松针上踩出的路，就沿着它走下去，直到看见从树林中蜿蜒伸出去的陡峭小路。
　　帕拉代斯先生已经到了路旁，他下了汽车走到几乎每天都要来坐坐的老地方，手里拿着不放鱼饵就垂入水中的钓竿，凝视着从他面前流过的河水。任何人从远处看他，都会看到一块半藏在灌木林之中古老的巨石。贝弗尔根本没有看见他。他只看到了河。河水泛着橙色的闪光。他没有脱鞋子和衣服就跳了下去，含了一大口河水。他咽下一部分，把剩下的吐出来。他站在齐胸的水中，环视周围的一切。澄静的蓝天浑然一体，只有太阳在它上面钻了一个洞，天空的底部是树梢镶成的花边。他的外衣漂浮在水面上，围绕着他，象一片奇异的睡莲叶子。他站在水中面对太阳咧嘴而笑。他不想再捉弄牧师了，他想的是给自己施洗礼。这次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河里找到基督王国。他不想浪费更多的时间了。他立即把头钻到水下，往前走去。
　　一秒钟之后，他开始感到透不过气来，从嘴里往外喷唾沫，他的头再次露出水面：过了一会儿他又钻进水里，结果还是一样。这条河不愿意接受他。他再试了一次，又站立起来，呛得透不过气来。昨天牧师把他的头插进水里就是这样。他必须战胜把他迎面顶回来的东西。他停下来，突然想到这又是一个玩笑。这正是一个玩笑！他想到自己从老远跑来，结果什么也做不成。他开始对那脏水拳打脚踢起来。这时他的脚下已经踩不着什么东西了。他低低地发出一声痛苦而愤怒的呼喊。接着他听到有人在叫唤。他转过头来看见一个象巨猪的东西在他身后奔跳，挥舞着一根红白相间的棍子②喊叫着。他立即一头扑入水中，这次等待他的一股激流象一只文雅的长手似的抓住了他，急速地把他向前拖去，往下沉落。他立即感到很惊讶：既然他的行动迅速，也明白他要去什么地方，他的一切愤怒和恐惧全消失了。
　　帕拉代斯的头不时露出水面。最后在下游远处，老头象一个古代的水怪从水中升起，两手空空站在那里，阴郁地极目远望那流去的河水。

　　①西方所谓“宴会上的骷髅”指令人扫兴的人或东西。
　　②指那根红白条纹相间的手杖形薄荷糖。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鸿 沟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温健骝 译

　　朱里安的母亲得了高血压，她的医生告诉她，非得去掉二十磅不可，所以，逢星期三晚，朱里安要带她搭公共汽车进城，到Y校去上一个减肥班。减肥班专为年过五十的职业女性而设，她们的体重在一百六十五磅与二百磅之间。他的母亲，是比较苗条的一个，但她说，淑女从不说出自己的年纪和体重。她晚上不要独自搭公共汽车，因为车上已经是黑白混坐了的，而且，减肥班既然是她少数娱乐的一种，对她的健康也是需要的，又是免费的，她说，凭她过去为他所做的一切，朱里安至少得出来带她去。朱里安倒不乐意考虑她以前为他所做的一切，但每个星期三晚上，他都撑着，带她去。
　　她站在大厅镜子前面，戴上帽子，差不多准备停当动身了，而他呢，双手收在后面，看起来像钉在门框上，等待着，一似圣塞伯斯蒂安，等待着即将射穿他的利箭，帽子是新的，花掉她七块半。她不断地说：“也许我不该花那么多钱买它。真的，我不该花那么多。我要脱下来，明天送回去。我不该买这帽子。”
　　朱里安抬起眼睛看天。“不，你该买下来，”他说。“把它戴上，我们动身吧。”那是顶讨厌的帽子。帽檐是一块紫色天鹅绒，一边垂下，另一边竖起来；其余都是绿色，看起来像一个拿掉了填料的垫子。他觉得，那与其说滑稽，不如说是既快活又凄惨。每一样使她愉快的东西，都是微小的，也都使他沮丧。
　　她再把帽子提起来，慢慢地又把它套在头顶上。两鬓灰发，从她红红的脸两边翘出来，但她的眼睛，天蓝色的，却是天真无邪，就像她十岁时那样子，还未经世故似的。要不是因为守寡，她得辛辛苦苦，拼命叫他有吃的，有穿的，还叫他上学，到现在也还在撑着他“直到他能站稳脚跟”，那么，她也许还是个他要带到城里去的小女孩吧。
　　“可以了，可以了，”他说。“我们走吧。”他打开了门；为了催她动身，还走下人行道。天空是一朵垂死紫罗兰的色调，衬出了黝暗地矗立着的房子；房子虽然没有两间是相同的，那球根状的，肝色的畸形却是划一的丑陋。四十年前，这一带是时髦的住宅区，他的母亲就老想着，要在这儿弄上一间公寓，那就美了。而今，每栋房子都围上那么窄窄一圈的垃圾，圈里总坐着一个脏兮兮的孩子。朱里安一边走，双手插在袋里，低着头，往前倾，双眼呆滞，好像抱定决心要在他为她的快活而牺牲的这段时光，使自己完全麻木掉。
　　门关上了；他转过身，看到那矮胖的身影，顶上戴着那可怕的帽子，正向他走来。“嗯，”她说，“人就活那么一生；多付一些，我至少就不会走来走去，都碰到和自己一样穿戴的人。”
　　“有那么一天，我要去挣钱了，”朱里安抑郁地说——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去——“你爱什么时候高兴，就开那样的玩笑吧。”但是，首先，他们得动身。他心目中有那么一块地方，房子两边最近的邻居，也得在三里外。
　　“我看你过得蛮好的，”她说，一边戴上手套。“你才离开学校一年。罗马城不是一天盖起来的。”
　　在Y校减肥班中，只有少数学员是戴了帽子和手套上课，而且还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儿子。她就是其中一个。“得要时间哪，”她说，“世界又不成世界。这帽子我戴上比其他人戴上好看；她拿出来的时候，我却说，‘那东西拿回去。我不要把它戴在头上，’她倒说，‘慢着，等你戴上再说吧，’她一把帽子给我戴上，我就说，‘哎——好，’她说，‘要是你问我嘛，你戴了帽子亮堂多了，帽子让你一戴也漂亮多了；还有，’她说，‘戴了那帽子，你就不会走来走去都看见自己。’”
　　朱里安想道，倘若她自私，倘若她是个母夜叉，酗酒，朝他尖叫，他倒也憋得住气。他一边走着，满心的郁闷，仿佛正在慷慨赴义之中失掉信心。看见了他那拉长了的、没有希望而又懊恼的脸，她突然停下来，眼神中满是忧伤，还往回拉他的手臂。“等等我，”她说。“我回家去，脱掉这东西；明天，我去还了它。我疯了。那七块五毛，我可以用来付煤气账单。”
　　他狠狠地抓紧她的手臂。“你不要拿回去，”他说。“我喜欢它。”
　　“嗯，”她说，“我不觉得自己应该……”
　　“别闹了，好好的戴着，”他咕哝道，更其郁闷了。
　　“这个世界又不成世界；”她说，“我们能享受什么；也是奇事。告诉你，底下的翻到顶上来了。”
　　朱里安叹了口气。
　　“当然，”她说，“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每次他带她到减肥班，她都说这个。“里边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我们这一类，”她说，“不过，我对谁都能够和蔼。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们才不理你什么和蔼，”朱里安粗暴地说。“知道你的身份，只对一代人有好处。你连自己在什么地方，自己是谁，一点儿也不知道。”
　　她停下来，让自己的眼睛朝他瞥了一下。“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她说，“要是你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真为你羞耻。”
　　“噢，见鬼。”朱里安说。
　　“你的曾祖父是本州的前任州长，”她说。“你祖父是兴隆的地主。你祖母是葛德海家的人。”
　　“你要看周围么，”他激动的说，“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么？”他把手臂猛地抽出来，横扫一下，指点邻近的房子，而渐深的夜暗却至少使它们显得不那么阴黑。
　　“你还是那样子，”她说。“你的曾祖父有个庄园和两百个奴隶。”
　　“现在没有奴隶了，”他急躁的说。
　　“他们那时比现在好多了，”她说。他哼了一下，要是她不谈那话题。每隔几天，她都滚到这话题上，像一辆在通行无阻的轨道上的火车。他知道沿路的每一个站，每一个路口，每一块洼地，也知道准在哪一点上她的结论会堂堂皇皇滚进总站：“那真荒谬。那简直就不现实。他们该起来，那对，不过得在他们篱笆的那边。”
　　“别说了，”朱里安说。
　　“我替他们难过的，”她说，“就是那些有一半白种的。他们真惨。”
　　“你不说行不行？”
　　“假使我们是一半白的。我们当然会百感交集。”
　　“我现在就百感交集，”他苦哼道。
　　“那么，我们说些愉快的事情吧，”她说。“我记得小孩子的时候，到爷爷那儿去。那时，房子有双楼梯，一直到实际上是二楼的地方去——烧饭炙食都在楼下。我总喜欢留在厨房里，闻那墙上的味道。我坐在那儿，用鼻子抵住灰泥，深呼吸。事实上，那地方是葛德海家的，可你的爷爷切斯特尼付了抵押金，给他们留了下来。他们那时，家道已经中落了，”她说，“不过，管他中落不中落，他们永远忘不了自己是什么人。”
　　“不用说，是那破败的大房子提醒他们，”朱里安咕哝道。他一说起它来，没有不带着轻蔑的；想起它来，也没有不带着眷恋。他小孩的时候，房子卖掉之前，他见过一次。双楼梯已经坍掉，给拆了下来。黑人住在里头。但它留在他的脑海里，一如他母亲所知道的一样。房子固定的出现在他的梦里。他会站在那宽广的前廊，听着橡树叶子的沙沙的声音，然后，闲荡过那有高高天花板的大堂，到客厅里去；客厅就是通到大堂去的。他定着眼睛看那磨损了的地毯和褪了色的帷幔。他觉得，会欣赏那房子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她。比起任何他叫得出名字来的东西，那房子的残破的辉煌是他喜欢的；也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居留过的住宅区，对他说来，都是一种折磨——而她呢，却不大晓得那区别。她把自己这种感觉迟钝叫做“能屈能伸”。
　　“我记得那个老黑人，她是我的保姆卡洛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她更好的了。我一向对我的黑种朋友非常尊重，”她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我不会给他们做，而他们……”
　　“看老天的份上，你不谈这个话题行不行？”朱里安说。他自己搭公共汽车的时候，总是特意要坐在一个黑人旁边，好像要补偿他母亲的罪过。
　　“你今天晚上脾气倒挺大的，”她说。“你没什么不对劲吧？”
　　“我没什么不对劲，”他说。“这会儿，停停嘴吧。”
　　她把嘴噘起来。“嗯，你今天的脾气实在坏透了，”她批评说。“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
　　他们来到了公共汽车站。望眼中还没有公共汽车；朱里安，双手依旧插在袋里，头向前伸出，瞪着眼看那空荡荡的街道。要等车子，又要搭车子的恼怒，像一只滚烫的手，开始摸上他的脖子。她发出一声呻吟；他的母亲就在眼前，使他痛苦不堪，他冷阴阴的看着她。她撑住自己，挺得很直，在那顶可笑的帽子底下；戴着它，像一面她想象中的尊严底旗帜。他心中起了一种丑恶的冲动，要去毁坏她的神气。突然，他松开了领带，扯了下来，放到袋子里。
　　她獃住了。“你带我进城，为什么非得弄成那样子不可？”她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千方百计，叫我难堪？”
　　“要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地位，”他说，“你至少得知道我在什么地位。”
　　“你就像一个——流氓，”她说。
　　“那么，我一定就是了，”他嘟囔说。
　　“我就这样回家，”她说。“我不打扰你了。如果你连这样的小事也不能替我做……”
　　眼睛一边往上翻，他把领带又系上。“回复我本来的阶级，”他嘀咕道。他脸冲着她，嘘着声说，“真正的文化，是在精神里，在精神，”他说，一边敲着脑袋瓜，“精神。”
　　“那是在心里，”她说，“也在你怎样做事情；而你怎样做事，是要看你是什么人。”
　　“这见鬼的车子里，谁也不管你是什么人。”
　　“我管自己是什么人，”她冷冰冰的说。
　　灯火通明的公共汽车出现在下一个山丘的顶上；车子邻近的时候，他们挪到路上去截它。他用手顶住她的肘子，把她举上那格吱格吱响的梯级。她走进去，带着微微的笑意，仿佛走进一个大厅里去，那儿每一个人都在等着她。他放进代币的时候，她就坐在前面一张朝着过道的三人阔座上。一个瘦削的女人，牙齿突出，头发又黄又长，坐在一头。他的母亲挪过去，坐在她的身边，留下旁边的空位给朱里安。他坐下来，看着过道那边的地板，那儿放着一双穿红白帆布凉鞋的瘦脚。
　　他的母亲即时泛泛地聊了起来，用意是谁爱搭讪就跟谁搭讪。“还会比这个热的么？”她说，一边从手袋里掏出一把黑色摺扇，扇面上是日本风景；接着，她就在面前搧起来。
　　“我看会的吧，”突牙的女人说，“有一回事，我可确实知道；我住的地方，不会比这个更热的了。”
　　“那准是西晒的太阳照着，”他的母亲说。她向前挪了一点，前前后后的看了看公共汽车。只有半满。每一个都是白人。“我看，车子上坐的都是自己人，”她说。朱里安往回缩。
　　“变化变化一下，”过道那边的女人说，她是红白帆布凉鞋的主人。“那天我上了车子，他们多得像蚤子——从车头直到车尾。”
　　“不成世界哪，”他的母亲说。“不知道我们怎么让它到这个田地。”
　　“叫我生气的，是那些好门好户的孩子，却偷汽车偷胎，”有突牙的女人说。“我给我家孩子说，我说呀，你也许不阔，不过，你是给教养得正正当当的；要是我抓到你那样子胡混，他们能把你送到感化院里去。你要安分守己。”
　　“教导可以见功，”他的母亲说。“你的孩子念中学吗？”
　　“第九级，”那女人说。
　　“我儿子去年刚念完大学。他想写作，不过，目前在卖打字机，到他弄出些名堂为止，”他的母亲说。
　　那女人向前靠，眼睛盯着朱里安。他投给她那么恶意的一眼，使她又陷回自己的座位里。过道那边的地板上，有一张别人扔掉的报纸，他站起来，捡起报纸，把它在面前打开。他的母亲谨慎地放低了声调，继续聊下去，但过道那边的女人却大声地说，“嗳，那真好。卖打字机跟写作也差不多。要卖要写，他一换就是了。”
　　“我告诉他，”他的母亲说，“罗马城不是一天盖起来的。”
　　在报纸的后面，朱利安退缩到他心灵的內厢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那里边。对周围一切的活动，他吃不消，不愿参与的时候，他就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泡沫里安身立命。从这泡泡，他可以看到外头，下判断，而在那里边，他也安全，不受外界闯入。那是唯一的地方他觉得可以免于他同胞都有的愚騃流俗。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进去过，但是，从那里边，他能一清二楚的看见她。
　　老太太是够聪明的；他想，要是她扯开话题，抓对了前题，她就会一路的说下去。她依照自己妄想世界的规律生活；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踏出这世界一步。那规律就是，她首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创造了为他牺牲的必要条件，然后为他牺牲了自己。他接纳了她的牺牲，那是因为她缺乏远见，弄得非牺牲不可而已。她的一整生就是挣扎着，要活得像个切斯特尼家的，却又没有切斯特尼家族的好处；她要给他自己心目中认为一个切斯特尼家人应该给他的一切；但是，她说过，既然挣扎着好玩，还干吗抱怨呢？正如她得胜过来，在你得胜过来之后，回顾那艰苦的时代，那又是何等样的乐趣！他不能饶恕她的地方，就是她以挣扎为乐，还自以为得胜。
　　其实，她说得胜，意思就是，她总算把他带大了，还送他上大学，而他又成长得那么好——俊气（她的牙没补上，就为了他的能长整齐），聪明（他知道自己过份聪明，不会有什么成就），将来有的是前途（当然，他前面并没有什么前途）。她原谅了他的悲观，理由就是，他还在成长；原谅了他偏激的思想，因为他欠缺实践的经验。她说，对于“人生”，他一无所知，他甚至还不曾真正入世——而对这个世界，他却已经像个五十岁的人那样幻灭了。
　　在这一切之中，更深一层的讽刺，就是即使有她这样，他还是成长得那么好。虽然上的是三流大学，他却自己努力，取得一流的教育；虽然在成长的时候受制于一个狭隘的脑筋，结果他却有个广大的心怀；虽然她所有的观点都愚蠢，他却免于偏颇，也不怕面对事实。这一切中，最为奇妙的，却是他并不如她对他那样，因爱她而盲目；在情绪上，他把自己从她那里划分开来，而且能够完全客观的看她。他并没有受制于自己的母亲。
　　公共汽车猛然煞停住了，把他从沉思中摇醒过来。车子后面的一个女人，踏着碎步，一直往前冲；她站稳的时候，险些儿栽到他的报纸里去。她下了车，一个块头大的黑人上来。朱里安压低了报纸，瞧着。每天看到不平的事发生，给了他一种满足感。他的看法，认为在方圆三百里内，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没有一个人是值得认识的，亦由此得到证实。黑人穿着整齐，带着个手提箱。他四面的看了一下，然后坐在那穿着红白帆布凉鞋的女人坐着的椅子的另一头。他立刻翻开一张报纸，把自己给遮在后面。朱利安母亲的手肘即时分明的戳到他的肋骨上。“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单独搭这些公共汽车了吧，”她低声说。
　　黑人一坐了下去，穿红白帆布凉鞋的女人同时站了起来，朝公共汽车后面走去，坐在那刚下了车的女人坐过的位子上。他的母亲往前斜着身子，带着赞许的神色，看了她一眼。
　　朱利安站起来，走过过道，坐在那穿帆布凉鞋的女人坐过的地方。他从那里肃然看着对面的母亲。她的脸已经变成愤怒的红色。他盯着她，把自己的眼睛弄成一个陌生人的眼睛。他感到内心的压力突然提升，好像他公开向她宣战一样。
　　他愿意和那个黑人搭话，和他谈艺术或者政治或者超出他们周围的人所能理解之上的任何题目，可是那人还是盘踞在他的报纸后面。一似他对换掉位置置之不理，或者他从来就没有留意到。朱里安要表达他的同情，也没有办法。
　　他的母亲带着责备的神色，把眼睛盯在他脸上。那有突牙的女人紧盯住他，好像对她说来，他是一种新怪物。
　　“你有火柴吗？”他问那黑人。
　　那人，眼睛没有离开报纸，伸手到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给他。
　　“谢谢，”朱里安说。好一会，他傻乎乎的拿着火柴。一个“不准吸烟”的牌子从门的上方俯视着他。单是这么一个牌子阻止不了他；他没有香烟。几个月前，他戒了烟，因为他买不起。“抱歉，”他咕哝道，把火柴递回去。那黑人放低了报纸，生气地看了他一眼。他接过火柴，又把报纸竖起来。
　　他的母亲还在盯着他看，但是，她并没有利用他这一瞬间的不舒畅。她的眼睛还留着那被打垮了的神色。她的脸看起来红得不自然，好像她的血压上升了。朱里安把脸板得不露一丝同情。占了上风，他要拼命把持住，一路占下去。他想给她一次教训，要她好一会还记住，但又看不出有什么办法把这一点维持下去。黑人拒绝从他的报纸后面出来。
　　朱利安交叉着手臂，木然看着前面，面对着她又像看不见她，仿佛他已经终止承认她的存在。他心中看见这么一个场面：公共汽车到站，他还留在位子上；她问：“你不下车吗？”的时候，他就看着她，仿佛在看一个粗鲁地问他话的陌生人，他们下车的那个街角常常闃无一人，但那里灯火明亮，要她自己走四条街口去Y区也伤不了她。他决定等到那时候，然后才决定要不要让她一个人下车。他要在十点钟的时候到Y校去带她回家，不过，他可以由得她揣测究竟他来不来。她以为自己总可以依赖他，那是没有理由的。
　　他又一次退回那有着高天花板，摆设着大件古老家具的房间里。他的心灵在刹那间伸展开了，但是，接着他留意到对面的母亲，而心的景象亦缩拢了。他冷冷的细看她。她那穿着小轻舞鞋的双脚还够不到地板，像一对小孩的脚那样悬空摆荡。她那夸张的责备目光正对准着他。他也觉得自己完全与她隔绝了。就在那一刻，他可以随自己高兴给她一巴掌，就像他会掌掴一个在他管教之下而又特别讨厌的孩子那样。
　　他开始千方百计的想一些行不通的办法去教训她。他可以和一些有名的黑人教授或者律师交朋友，带他回家消磨一个晚上。他那样做完全合情合理，可是她的血压就会上升到三百度。他不能逼得她到中风发作的程度，更而且，他也从来没有交上过什么黑人朋友。他也试过想在公共汽车上跟那几类比较好的，那些看起来像教授或者牧师或者律师的人攀交情做朋友。有一天早上，他在一个看起来神气活现而皮肤棕黑的汉子旁边坐下，那人回答问题时声音宏亮，态度严肃，却原来是个做殡仪馆生意的。还有一天，他坐在一个手指上戴了钻石戒指，抽着雪茄烟的黑人旁边，但在说了几句夸张的俏皮话之后，那黑人按铃，站了起来，在爬过朱里安要下车的时候，却往他手上塞过来两张彩票。
　　他想像自己的母亲病重，卧床不起，而他却只能给她找来一个黑人医生。这个想法，他反复玩味了好几分钟，然后又丢开了，换过一幅心中的景象；一瞬间，他看见自己是一个同情者，参加了一个静坐抗议。这是可能的，但他并没有左思右想。代替这个的，是一个他几近极端恐怖的想法。他带回家一个美丽而又使人猜疑是黑种的女人。准备好吧，他说。你没什么别的法子可以施展了。这就是我挑中了的女人。她聪敏，体面，甚至说得上好，而且她吃过苦却没有以为是乐趣。现在，你虐待我们吧，即刻动手虐待我们吧。把她从这里赶出去吧，可是，记着，你也赶走了我。他的眼睛瞇起来了；在他自己培育出来的愤怒中，他看见过道那边的母亲，紫着脸膛，萎缩到她那道德本性的侏儒一般的大小，坐着，在她那顶帽子的荒谬的旗帜下，像一具干尸。
　　公共汽车一停，又把他从幻想中倒了出来。一声吸吮的嘶响，车门开了；黑暗中上来一个高大的、衣着浓艳而脸色阴沉的黑种女人，还带着个小男孩。那孩子，大抵有四岁，身穿一套短格子花呢衣服，头戴奥国泰洛尔人帽子，上插一根蓝色羽毛。朱里安希望他会坐在自己身边，而那个女人就挤进他母亲旁边的座位。他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安排了。
　　那女人一边等着拿代币，一边打量着可能哪里坐得下——他希望她想坐到别人最不要她坐下去的地方。她有点儿脸熟，但朱里安却说不上来是什么个脸熟法。她是妇女中的巨人。她的脸绷起来，不仅是拿来迎接对手，而且是要找出对手。她那厚大的下唇向下倾斜，像一个警告牌：别摆弄我。她那臃肿的身子裹在一件绿绸衣裳里，她的红鞋子也装不下她双脚。她戴了一顶讨厌的帽子。帽檐是一块紫色天鹅绒，一边垂下，在另一边，却竖起来；其余都是绿色，看起来像一个拿掉了填料的垫子。她带着的红色大手袋，胀得满满的，好像塞满了石头。
　　真教朱里安失望，那小男孩却爬上他母亲旁边的空位子。他的母亲把所有的小孩子，不论黑的白的，都堆在一个名目底下：“可爱的”，而她又认为，小黑人，总的说来，要比白种小孩更可爱。那小孩爬上座位的时候，她朝他笑了笑。
　　就在这时候，那女人已经向朱里安旁边的空位逼近。使他生气的是，她挤着身子坐了进去。那女人一坐在自己身旁，他就看见自己母亲的脸变了；他带着满足感了解到，比起他来，她更反对这样的坐法。她的脸看起来几乎是灰色；她的眼睛里有一种阴沉地认识了什么的神色，就像她在某种可怕的对峙中突然感到恶心。朱里安了解到，那是因为她和那个女人可以说换掉了儿子。虽然他的母亲不会认识到这回事的象征意义，她却会感觉得到。他的脸上明明摆着他引以为乐。
　　坐在他身边的女人给自己嘀嘀咕咕的说了些不清不楚的话。他感到旁边有一种怒气，一种捂住的不平之气，像一只怒猫的咆哮那样。他什么都看不见，只见那红色手袋笔直的在那臃肿的绿色大腿上。他心中看见那女人站着等代币时的样子——那笨重的身躯，从红色的鞋子升上来，一直过了结实的臀部，那硕大的前胸，那傲慢的脸，到那又绿又紫的帽子去。
　　他的眼睛睁大了。
　　那两顶帽子的形象，一模一样的，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带着辉煌日出的光芒。他的脸忽地因快乐而明亮起来。他简直不相信命运把这样一个教训推在他母亲身上。他咯咯大笑有一声，好得她看他，而且了解他看到了这些。她把眼睛慢慢的转到他身上。眼睛里的蓝色好像变成瘀伤了的紫色。有一会，他对她的无辜，有了些不安，但那只维持了一刹那，接着原则就挽救了他。正义叫他有大笑的权利。他那咧嘴的笑容就僵在那儿，直到仿佛明明白白的像在大声说：你的惩罚恰恰配上你的小心眼。这教训叫你永远记住。
　　她的眼神转过去看那女人。仿佛看着他，她已受不了，反而发觉那女人可取。又一次，他感觉身旁的冲冲怒气。那女人隆隆作响，像一座快要喷发的火山。他母亲嘴巴的一角开始轻轻抽动。在她的脸上，他看到复原的初期迹象，还了解到这些会使她突然觉得好笑，那就完全不是什么教训了；他的心不禁往下沉。她的眼睛盯在女人身上，而她的脸上浮出一丝引以为乐的微笑，就好像那女人是一只偷了她帽子的猴子似的。那小黑人睁着大大的出神的眼睛仰视着她。他试着好一会要引起她的注意。
　　“卡弗尔！”那女人突然说。“到这边来！”
　　卡弗尔看到聚光灯终于照到他身上，于是抽起双脚，转身向着朱里安的母亲，吃吃的笑。
　　“卡弗尔！”那女人说。“你听见吗？到这边来！”
　　卡弗尔从座位上溜下来，却背靠着座底，蹲在那儿不动，他的头顽皮地转过来朝着朱里安的母亲，而她正向他微笑。那女人伸手过来，把他抓到她的这一边来。他在她膝上坐稳，背往后仰，悬空朝朱里安的母亲咧着嘴笑。“他好可爱啊！”朱里安的母亲对那有突牙的女人说。
　　“我料想不错，”那女人说，不置可否。
　　那黑女人使劲拉他坐直，可是他摆脱了她的掌握，冲到过道的那边，一边吃吃的笑个不住，一边攀上他喜欢的人的座位旁边。
　　“我看他喜欢我，”朱里安的母亲说，朝那女人微笑。她对比她下等的人特别和蔼的时候，就是用那样的微笑。朱里安看到什么都完了。那教训从她身上滚下来，像雨水滚下屋背。
　　那女人站起来，猛地把孩子拉离了座位，好像她要抓走他，免他受到传染。朱里安能够感觉到她内心的愤怒，愤怒自己没有像他母亲的微笑那样的武器。她在那孩子的腿上打了辣辣的一巴掌。他大嗥一声，然后一头撞在她的肚子上，还用脚踢她的胫骨。“别闹，”她凶凶的说。
　　公共汽车停下来，那个一直在看报纸的黑人下了车。那女人挪过去，砰的一声把孩子放在她自己和朱里安之间。她牢牢的按住他的膝盖。过了一会，他把双手放在脸的前面，就着指缝偷看朱里安的母亲。
　　“我看见你啰——！”她说，也把手放到脸前，窥视他。
　　那女人一巴掌把他的手打下来。“别闹这猴儿戏，”她说，“趁我还没有打你个半死！”
　　下一站就该他们下车了，朱里安真是感激不尽。他伸手上去，扯那绳子。那女人也同时伸手上去，扯那绳子。噢，我的老天，他想。他有一种可怕的直觉，那就是他们一起下车的时候，他的母亲会打开钱包，掏个五分钱给小孩。那手势，对她来说，就自然得像呼吸一样。公共汽车停了，那女人站起来，往前面冲去，背后拖着那要留在车上的孩子。朱里安和他母亲站起来，跟上去。他们走近车门的时候，朱里安试着要帮她拿她的手袋。
　　“不，”她小声说，“我要给那小男孩五分钱。”
　　“不行！”朱里安嘘声说。“不行！”
　　她低头朝那孩子微笑，打开了袋子。公共汽车门开了，那女人抓住孩子的膀子，把他提起来，吊在他屁股边上，一起下车。一到了街上，她把他放下，摇他。
　　朱利安的母亲走下公共汽车的梯级时，要把钱包合上，但她的双脚一站到地上，就再打开它，动手在里面乱翻一气。“什么也找不着，只找到一分钱，”她嗫嚅道，“不过看起来倒像个新的。”
　　“别那样做！”朱里安凶猛地咬牙切齿的说。街角上有一盏街灯，她匆匆的走到灯下去，要把钱包里面看个仔细。那女人正急匆匆的走下街去，手上提着的孩子还吊在背后。
　　“啊，小男孩！”朱里安的母亲叫道，还快走几步，刚好在过了灯柱的地方赶上他们。“这里给你一个明晃晃的新铜板，”她递过去，那铜板在矇眬的灯下映出闪闪铜光。
　　那高大的女人转过身来，站在那儿，双肩耸起，脸孔僵住，满是抑压着的愤怒，好一会，眼盯着朱里安的母亲。然后，突然之间，她仿佛要爆炸，像一部机器给多加了这么一分压力。朱里安看见那黑色的拳头，连那红色手袋，挥舞起来。听见那女人大叫：“谁的铜板他也不要！”他闭上眼睛，缩作一团。他再睁开眼的时候，那女人已经走下街去，那小男孩攀在她的肩膀上，瞪大着眼睛看。朱里安的母亲坐在人行路上。
　　“我告诉过你别那样子，”朱里安忿然说。“我告诉过你别那样子！”
　　有一分钟，他站在上面，咬着牙。她的两条腿在前面伸直，而她的帽子却在腿上。他蹲下去，看着她的脸。那真是一丝一毫的表情也没有。“你这个正好是活该，”他说。“起来吧。”
　　他捡起她的手袋，把掉了出来的东西都放回去。他的眼睛正好看到了在人行道上的铜板；他捡起来，让那铜板在她的眼前掉进钱包里。然后，他站起来，弯下去，把手递给她，要拉她起来。她赖在那儿不动。他叹了口气。路的两旁，升起在他们头上的，是黑色的公寓大厦，上面标志着不规则的长方格子的灯光。街的尾端，一个男人从一扇门走出来，朝相反的方向走开去了。“够了，”他说，“假使有人偶然经过，想知道你为什么坐在人行道上呢？”
　　她抓住那只手，上气不接下气的，沉重地把身子板起来，然后站了好一会，还微微晃动着，好像黑暗中那点点灯光在她周围绕着圈儿。她的眼睛，带着暗影而又茫然，最后，停留在他的脸上。他并不想隐藏自己的暴躁。“我希望这次给了你一个教训，”他说。她往前靠，眼睛在他脸上扫射。她好像试着要断定他是谁。接着，仿佛在他身上找不到什么熟悉的东西，她迈开步子，一直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走去。
　　“你不是要到Y校去吗？”他问。
　　“回家，”她喃喃地说。
　　“那么，我们走路回去？”
　　她继续走，算是回答。朱里安跟着走，双手放在背后。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这个她得到的教训溜走而没有解释它的意义来支持它。还是得要她了解到，刚才在她身上发生的是什么回事。“不要以为那只是一个自高自大的黑种女人，”他说。“那是一整个黑色种族，他们不再要你那纡尊降贵的铜板。那是你的黑人替身。她可以戴和你一样的帽子，而且，肯定说，”他好意地加上那么一句（因为他认为那是好玩的），“戴在她头上比戴在你头上好看。这一切的意思，”他说，“就是：旧世界消失了。老规矩过时了，你的和蔼恩惠一文不值。”他带着苦味，想起那对他来说已经消失了的房子。“你不是自以为的什么人了，”他说。
　　她继续吃力的往前走，一点也不理他。她的头发，有一边已经松了下来。她掉了手袋，也没有理会。他弯下去，捡起来，递给她，但她没有接过去。
　　“你不必闹得像世界末日似的，”他说，“因为还不曾末了。从现在起，你得在一个新世界里过活，换掉一下，面对一些现实吧。振作起来，”他说，“那不会叫你死掉。”
　　她的呼吸加快。
　　“我们等公共汽车吧，”他说。
　　“回家，”她重浊地说。
　　“我不喜欢看你闹成这个样子，”他说。“像个小孩似的。你这样做，我太失望了。”他决定在那儿停下来，也教她停下来，等公共汽车。“我不要再走下去了，”他说，停住了。“我们搭公共汽车回去。”
　　她继续走路，好像没有听见他一样。他走几步，抓住她膀子，止住她。他看她的脸，不禁倒吸一口气。他看到的，是一张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脸。“叫爷爷来领我，”她说。
　　他瞪着眼看，獃了。
　　“叫卡洛琳来领我，”她说。
　　他吓呆了，放松了她，而她又再往前冲，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那样走路。一阵黑暗的浪潮仿佛要把她从他身边卷走了。“母亲！”他大叫。“亲爱的，心肝，等等！”她颓然倒在人行道上。他往前直冲，伏在她身旁，大声喊叫，“妈妈，妈妈！”他把她翻了过来。她的脸扭曲得非常厉害。一只眼睛，大大的瞪视着，微微往左移动，仿佛解缆而去。另外一只，却动也不动的盯着他，再一次扫射他的脸，找不到什么，就闭上了。
　　“在这里等着，在这里等着！”他大声叫道，跳了起来，向着前面远处所见的一丛灯光跑去求救。“救命啊，救命啊！”他大声呼喊，但他的声音细弱，还不如一线声息。他越跑得快，那些灯光漂得越远；他的双脚麻木地挪动，好像并不带他到什么地方去。那黑暗的浪潮要把他冲回她的身边，一分一寸的，在阻延他进入那罪衍与忧伤的世界里。

　　（冯俊华录入）
　　录自《鹧鸪镇上的杜鹃花季：奥康纳短篇小说选》，温健骝译，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年12月初版。

火 鸡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主 万 译

他的枪在那棵树的枝叶间闪烁着钢铁的亮光。他从牙缝间相当响亮地咆哮道：“好吧，梅森，你就走到这儿为止。一切全完啦。”梅森皮带下的那些六响枪支了出来，象静候着的响尾蛇，但是他把它们向空中一抛，等枪落到他脚下时，把它们象许多干瘪的小公牛脑壳那样一脚踢到自己的身后。“你这个流氓，”他咕哝着，一面把缚在那个被逮住的人脚踝上的绳子收收紧，“这是你会发出的最后一阵沙沙声啦。”他往后退了三步，把一支枪放平，用一只眼睛瞄着。“好吧，”他冷漠、精确地慢吞吞说，“这是……”接下去，他看见了它，轻轻地穿过较远处的矮树丛，一点儿青铜色和一阵沙沙声，随后通过树叶间的另一处缝隙，看见了生在红羽毛中的一只眼睛，红羽毛遮住了头，顺着颈子披了下去，微微地颤动。他寂静无声地站在那儿，火鸡又朝前走了一步，然后停住，提起一只脚来倾听。
但愿他有一把枪，但愿他有一把枪！那么他便可以瞄准目标，在原地击中它了。一刹那后，它就会悄悄地穿过矮树丛，在他还没有分辨出它朝哪个方向走去时，就飞到了一棵树上。他没有转动头，用眼睛尽力在地面上寻找，看看近处有没有一块石头，可是地面上看起来就仿佛刚打扫过那样。火鸡又走动了。本来提到一半的那只脚放了下去，翅膀张开，垂下去遮住了脚，因此鲁勒可以看见一根根长羽毛的尖头。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一下扑进丛林去，扑到它的身上……它又走动了，翅膀又扬起、放下。
它在一颠一跛地走，他很快地这么想着。他走近了点儿，极力想使自己的行动不被它觉察到。突然，它的头从矮树丛里伸了出来——他离开它大约有十英尺——随即往后一缩，接着蓦地一下又回进丛林里去。他开始徐徐地走近了点儿，两只胳膊硬僵僵的，手指作好一把逮住它的准备。他可以断定它是跛脚的，也许不能飞了。它再一次伸出头来，看见了他，于是穿梭般地回进矮树丛里，再由另一边走出去。它的动作是朝半边倾斜的，左边翅膀拖曳着。他要去逮住它。他要去逮住它，就算他不得不追踪到县境外的话。他缓慢地穿过灌木丛，看到它在二十英尺以外，警惕地注视着他，颈子一伸一缩。它弯下身，极力想张开翅膀，又弯下身，朝一边走了几步，又弯下身，极力想使自己飞起来，可是他可以断定它不能飞。他要去逮住它。他要去逮住它，就算他不得不追踪到州境外的话。他看见自己由前门走进去，火鸡挂在肩上，还看见他们大伙儿尖声叫道：“瞧瞧鲁勒，提着那只野火鸡！鲁勒！你在哪儿打到这只野火鸡的？”
噢，他在森林里逮住它的，他想他们也许乐意要他去给他们逮上一只。
“你这蠢鸟，”他咕哝着，“你又没法飞。我已经逮住你啦。”他正步行着绕上一大圈，想绕到它的身后。有一刹那，他几乎认为自己可以去把它捡起来了。这时候，它已经倒下，一只脚伸直着，可是等他走得相当近，可以扑上前去时，它动作笨重地朝前窜去，使他不禁一怔。他追过去，一直到了一片半英亩的空旷的枯萎棉花田里。随后，火鸡由一道围墙下面钻过去，又进入了一片树林。他不得不用手和膝盖在地上爬，才从围墙下面钻过去，眼睛仍然盯着火鸡，同时当心不把自己的衬衫扯破。接下去，他又跟在火鸡身后奔跑，感到有点儿头晕，但是他奔得更快，想赶上火鸡。要是他在树林里丢失了它，那么就永远丢失了。它正朝另一面的矮树丛走去，会朝前走到外面大道上的。他这就要逮住它。他看见它忽地一下穿过一片灌木丛，于是也朝那片灌木丛追去。当他到达那儿时，它又冲出去，一转眼在一道树篱下不见了。他很快穿过那道树篱，听见自己的衬衫给撕破，感到胳膊上给擦伤的一条条冰凉的道道。他停住一会儿，低头看了看撕破的衬衫袖子。火鸡就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他可以看见它越过那座小山的边上，往下又进入了一片空地。他朝前飞跑。如果他提着火鸡回家，他们便不会注意他的衬衫了。汉尼始终就没有逮住过一只火鸡。他从来就没有逮住过什么。他猜想他们瞧见他时，准会大吃一惊的，他猜想他们会在床上谈论这件事。他们对他和汉尼就是这样。汉尼并不知道，他从不惊醒。鲁勒每天夜晚总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就醒了过来。他和汉尼睡在一间房里，他们的父母睡在另一间里，两个房间之间的那扇门总是开着，所以每天夜晚鲁勒就静听。他父亲最后总说：“孩子们今儿怎样？”母亲就说，天哪，他们把她弄得劳累不堪，天哪，她认为她不该发愁，可是汉尼眼下这样，她怎么能不为他发愁呢？她说，汉尼一向就是个不寻常的孩子。她还说，他长大起来也会成为一个不寻常的男子汉的。他们的父亲说，不错，如果汉尼没有先给关进教养所去的话。母亲说，他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他们就象鲁勒和汉尼那样争论。有时候，鲁勒因为想心思，就没法再睡了。他听完以后，总觉得很疲倦，但是他还是每夜醒过来，静听。每逢他们开始谈到他的时候，他总在床上坐起来，好听得更清楚点儿。有一次，父亲问，鲁勒为什么经常独自玩耍，母亲说她怎么知道呢？要是他想要独自玩耍，她瞧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不该这么做。他父亲说这件事很叫他烦心。她说，嗨，如果他就是为这事不得不烦心的话，他最好别这样。她又说，有人告诉她，他们在常青①看见过汉尼。他们难道没有告诉过他，不能上那儿去吗？
第二天，父亲问鲁勒最近在做些什么。鲁勒说：“独自个儿玩耍，”说完便有点儿象跛脚那样走开了。他猜想父亲大概显得十分烦恼。他猜想，当他肩上挂着火鸡回家去的时候，父亲会认为这很了不起。这时候，火鸡正朝着一条大道走去，想走进大道旁边的一道明沟。它后来就沿着那道沟跑。鲁勒越追越近，结果他绊在一个翘起来的树根上摔倒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撒了出来，不得不把它们快快地收拾起。等他爬起身，火鸡己经不见了。
“比尔，你带一队人，顺着南峡谷走下去。乔，你由那边山峡抄近路绕过去，截住它，”他对他的弟兄们喊着。“我由这条路跟着它。”他吩咐完毕，沿着那道沟又往前奔。火鸡就在那道沟里，离开他不到三十英尺，颈子几乎贴着地面，气喘吁吁。等他距离它将近一码的时候，它才一下又窜走。他一直追下去，到了沟尽头，然后火鸡出了沟又到了大道上，钻到大道另一边的那道树篱里。他在树篱边不得不停下，喘上一口气，从叶缝间可以看见火鸡呆在另一边，颈子贴着地面，整个身子因为喘息一起一伏。他可以看见它的舌尖在张开的嘴里上下动着。假如他可以把胳膊伸过树篱，他也许可以趁它累得动弹不得时一把逮住它。他朝树篱走近了点儿，把手放松下来，伸过去，接着一把抓住了火鸡的尾巴。另一方并没有挣扎。或许，火鸡已经倒在地上死了。他把脸凑近树叶，从叶缝间看过去，一手把小树枝推开，但是手一松，树枝又合拢来。他放开火鸡，把另一只手抽回来，抓住树枝。通过他掰开树枝形成的洞孔，他看见火鸡象喝醉了似的晃晃悠悠走去。他往回跑到树篱的头上，奔到了另一边。他总会逮住它的。它不要认为自己很机灵，他嘟哝说。
火鸡歪歪斜斜地走过那片田地的中央，又朝树林走去。不能让它再走进树林！走进去他就决逮不到它了！他在它后面奔跑，两眼锐利地紧盯着它。突然，一件什么东西打中了他的胸膛，使他眼前一黑，喘不出气来。他往后倒在地上，由于胸部疼痛，把火鸡完全忘了。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只觉得四周天旋地转。最后，他坐起身，面对着他撞上去的那棵树。他用两手摸了摸脸和胳膊，那些擦破的长口子开始疼痛起来。他本来会逮住它，把它挂在一面肩上的。他们会跳起来，嚷道：“我的天，瞧瞧鲁勒！鲁勒！你在哪儿打到这只野火鸡的？”他的父亲就会说：“嗨！这可的确是一只大火鸡！”他从脚下把一块石子踢开。现在，他决不会再看见那只火鸡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先要看见了它，倘使他不能逮住它的话。
这就象有人很卑鄙地捉弄了他一番那样。
这样白白地奔跑了一大阵。他坐在那儿，闷闷不乐地望着自己雪白的足踝从裤腿里伸出去，伸进他的鞋子。“嗐！”他咕哝了一声，翻过身去，伏在地上，把一边面颊贴着地面，不管地面肮脏不肮脏。他把衬衫撕破，把胳膊划伤，前额上还撞了一个包——他可以感到它稍稍凸了起来，它肯定会是一个大包——这都不为了什么。他的脸贴着地面，觉得冰凉，但是砂砾却挫伤了它，他不得不翻过身来。真见鬼啊，他心里想着。
“真见鬼啊，”他谨慎地说。
接下去，一刹那后，他就只说了一声：“见鬼。”随后，他象汉尼那样说，把“见鬼”的“见”字拖得很长，目光里极力想显出汉尼的那种神色。有一次，汉尼说：“上帝啊！”他妈脚步踏得很重地跟在他身后，说道：“我不想听见你再说这句话了。汝决不可侮慢汝主上帝的名义②。你听见我说的话吗？”他猜想这句话使汉尼闭上了嘴。哈哈！他猜想她那次骂了他一顿，把他骂跑了。
“上帝啊，”他说。
他装模作样地望着地面，用一只手指在尘土中划圆圈。“上帝啊，”他又说了一遍。
“真该死，”他轻声说。他可以感到自己的脸发烧，胸腔里突然怦怦直跳。“真她妈的该死！”他几乎不出声地说，同时回头朝肩后望望，但是身后并没有人。
“真他妈的该死，耶路撒冷的慈悲的主啊，”他说。他的舅舅说过：“耶路撒冷的慈悲的主。”
“慈悲的天父，慈悲的上帝，把小鸡轰出院子去，”他说，一面格格地笑起来。他的脸色变得通红。这当儿，他坐起身，望着自己雪白的足跺伸出裤腿，伸进鞋子去，足踝看起来就象不是他的。他一手紧捏着一边足踝，把膝盖弯起来，下巴颏儿抵在一边膝盖上。“我们在天之父击中了六只，打翻了七只，”他说，同时又格格笑了起来。好小子，要是她听见了，她会把他的脑袋打得缩进去。真该死，她会把他的该死的脑袋打得缩进去。他一阵大笑，翻倒在地上。真该死，她会骂他一顿，象拧该死的小鸡那样拧他的该死的脖子。他笑得两胁疼痛，竭力用手按着，可是每次他想到他的该死的脖子，他就又大笑起来。他躺在地上，笑得满脸通红，浑身无力，没法不去想到她把他的该死的脑袋打得缩进去。他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这句话。过了一会儿，他止住了笑，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不过他不再觉得好笑了。他又说了一遍，不过他无法再笑出来。方才那样追赶全是白费气力，他又这么想。他还不如回家去吧。他坐在这儿究竟想要干什么呢？他突然觉得就好象人家一直在嘲笑他那样。嗐，见鬼去吧，他对他们说，同时站起身，用脚使劲儿踢了一下某一个人的腿，说：“给你一脚，傻瓜，”说完便转身走进树林，抄近路走回家去。
等他一走进门，他们就会喊道：“你怎么把衣服撕破了，你额头上在哪儿撞了那么一个大包？”他就说他摔进了一个坑里。这有什么分别呢？是呀，上帝啊，这有什么分别呢？
他几乎停下。以前，他从来没有听见自己用这种口气暗自说过。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把这种想法收回。他猜想这种想法很不好，可是，真见鬼，这却是他所感到的。他禁不住要觉得这样。见鬼……活见鬼，这正是他所感到的。他猜想这是自己无法避免的。他往前走了一小段路，想着，想着这件事。突然，他觉得纳闷，自己是不是在变“坏”了。这是汉尼所做过的。汉尼赌钱，抽烟，十二点半才溜回家，而且，好小子，他还自以为很了不起哩。“你对这毫无办法，”他们的奶奶曾经对他们的父亲这么说。“他到了这年龄。”什么年龄？鲁勒感到纳闷。我今年十一岁，他想着。年纪还很小。汉尼到了十五岁才开始那样的。我猜我这个人要比他坏，他想着，一面觉得纳闷，不知自己会不会对这作斗争。他们的奶奶曾经和汉尼谈过，告诉他要战胜恶魔，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他斗——如果他不和恶魔斗，他就不再是她的孩子了——鲁勒在一个树桩上坐下——她还说，她愿意再给他一个机会，他要不要再有一个机会呢？他朝着她嚷道，不要！她别来管他，好不好？她对他说，嗨，就算他不爱她，她却很爱他，他好歹总是她的孩子，鲁勒也是的。不，我不是，鲁勒迅速想着。不，她并没有把任何那样的废话加在我的身上。
好小子，他可以使她吓得裤子掉下来。他可以使她牙齿落进汤里。他格格笑了起来。下一次她问他要不要玩一回掷骰子游戏③时，他就说，见鬼，我不来，真该死，她难道不知道什么好的游戏吗？把她的该死的纸牌取出来，他来教给她几种玩法。他在地上翻过身去，笑得喘不过气来。“咱们来喝点儿酒，小家伙，”他总这么说。“让咱们醉上一次。”好小子，他要使她惊得袜子落下！他坐在地上，满脸通红，暗自咧开嘴直笑，每过一会儿便发出一阵新的格格笑声。他记得那位牧师曾经说过，当今这时代，年轻人成批地堕落下去，抛开文雅的作风，跟着魔鬼的足迹走。他们会为这种日子后悔的，他说。他们会哭泣，会咬牙切齿。“哭泣，”鲁勒嘟哝说。男人并不哭泣。
你怎么咬牙呢？他觉得纳闷，于是把上下颚磨了磨，扮了一个鬼脸。这样做了好几次。
他断定他会偷。
他想到自己白费力地追赶了一阵子火鸡。这是一场卑鄙的恶作剧。他断定自己会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大盗。他们很机灵。他断定自己可以使伦敦的警察④全来跟踪他。真见鬼。
他站起来。上帝可以四处走动，把一些东西放在你的面前，使你整个下午白白地追赶它们。
不过你不应该这样想上帝。
然而，他心里却是觉得这样。如果他是觉得这样，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朝四周迅速看了一眼，仿佛有人会藏在矮树丛里。接着，他突然吃了一惊。
火鸡翻倒在一片灌木丛的边上——成了一堆青铜色的竖起的羽毛，红通通的头毫无生气地贴在地面上。鲁勒睁大眼睛望着它，想也没法去想。随后，他猜疑地探身向前。他先不去碰它。它这会儿为什么呆在那儿，让他去逮呢？他先不去碰它。就让它躺在那儿。他自己肩上挂着火鸡走进房间的那幅画面，又来到了他的眼前。瞧瞧鲁勒背着那只火鸡！天啊，瞧瞧鲁勒！他在它旁边蹲下身望着，没有去碰它。他不知道它的翅膀出了什么毛病，于是握着翅膀的尖端把它提起，看看它身下。羽毛全给血浸透了。火鸡给人开枪击中。他估计它一定有十磅重。
天啊，鲁勒！是一只挺大的火鸡嘛！他不知道把它挂在肩上会感到多么沉。他细想了一下，也许他该拿起它来。鲁勒给我们打火鸡。鲁勒在树林里打到的，他追赶它，把它追赶死了。是呀，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孩子。鲁勒突然想着，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不寻常的孩子。这个想头一下子来到了他的头脑里：他是……一个……不寻常的……孩子。
他猜想他比汉尼要不寻常。
他不得不比汉尼更为担忧，因为他对事情的情况知道得比汉尼多。
有时候，他夜间听着时，听见他们争论，就好象他们彼此要杀了对方那样。第二天，父亲总是很早便出去，母亲额头上总是青筋暴露，那神气就好象她随时随刻都期待着一条蛇从天花板上窜下来似的。他猜想他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不寻常的孩子。也许，火鸡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呆在那儿的。他用手摸摸颈子。也许，这是为了不让他变坏。也许，上帝不想让他变坏。
也许，是上帝把火鸡打倒在那儿，让他站起身就可以看到它。
也许上帝这会儿就在矮树丛里，等着他下定决心。鲁勒脸红起来。他不知道上帝会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孩子。他一定认为是这样。他发觉自己突然脸红起来，咧开嘴在笑，于是迅速用手抹了一下脸，使自己止住不笑，脸也不红。如果您要我拿，他说，我很乐意。也许，找到火鸡是一种预兆。也许，上帝是想要他当一个传道士。他想到宾?克罗斯比和斯潘塞?特雷西⑤。他可以创办一个场所，让在变坏的男孩儿呆在里面。他把火鸡提起来——它实在很沉——在肩上放好。他很希望能看到自己肩上这样挂着火鸡是个什么神气。这时候，他想到他不如经由远路走回家——穿过市区。他有不少时间。这样，他缓步出发了，一面挪动火鸡，直到它在肩上挂得比较舒适。他想起找到火鸡以前自己想到的那些事情。他猜想那些事情很不好。
他猜想是上帝在不太晚的时候止住他的。他应该知道感激。谢谢您，他说。
来啊，弟兄们，他说，我们把这只火鸡带回去当晚餐。我们的确非常感激您，他对上帝说。这只火鸡有十磅重。您实在太慷慨啦。
这没有什么，上帝说。听着，我们应该为这些孩子商谈一次。他们全掌握在你的手里，明白吗？我把这个工作完全交给你去办。我很相信你，麦克法尼。
您可以相信我，鲁勒说。我一定尽力做个好人。他肩上挂着火鸡走进了市区，想要替上帝做一件事，但是又不知道自己能做点儿什么。要是今儿有谁在街上拉手风琴，他就会把自己的一毛钱给他们。他只有一毛钱，不过他还是要给他们。不过，他也许可以想出一件比较好的事情。他一直想把这一毛钱留着做一件重要的事。他也许可以从奶奶那儿再讨到一毛钱。来一毛十足的银币怎么样，孩子？他虔诚地抿起嘴来，停止露齿微笑。他不再那样想了。他反正不会从她那儿要到一毛钱的。倘使他再去向奶奶要钱，他妈妈就要用鞭子抽他的。也许会出现一件他能做的事。如果上帝要他做一件事，他会使一件事出现的。
他正走进商业区。从一边眼角上，他注意到，人们全望着他。穆尔罗斯县有八千居民，星期六大伙儿全到蒂尔福德的商业区来。鲁勒经过时，他们全回过脸望着他。他向一家商店的橱窗玻璃上瞥了一下自己的映像，把火鸡稍微移了移，迅速朝前走去。他听见有人叫唤，但是他继续向前走，假装没有听见。原来是他母亲的朋友艾丽斯?吉尔哈德。如果她真要找他，让她追赶上来。
“鲁勒！”她喊着。“我的天，你在哪儿弄到这只火鸡的？”她快步从他身后赶上来，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这可是只大火鸡，”她说。“你一定是个好射手。”
“我并没有拿枪打它，”鲁勒冷冷地说。“我逮着的。我追赶它一直追赶到它跑死啦。”
“天啊，”她说。“你哪天也给我逮一只，好吗？”
“要等我哪天有空，”鲁勒说。她以为她自己十分机灵。
两个男人走过来，对着火鸡吹了一声口哨。他们朝街道转角地方的一些别人喊了一声，叫他们过来看看。他母亲的另一个朋友也站住了脚。坐在路边的一些乡下小孩全站起来，想看看这只火鸡而又不显出来他们很感兴趣。一个穿着猎装、带着枪的男人停下，望着鲁勒，在他身后绕了一圈，看看火鸡。
“你认为它有多重？”一个女人问。
“至少有十磅，”鲁勒说。
“你追它追了多久？”
“大约一小时，”鲁勒说。
“这个该死的鬼灵精，”穿猎装的那人咕哝着。“这真令人惊奇，”一个女人议论着。
“大约有那么久，”鲁勒说。
“你一定很累啦。”
“不累，”鲁勒说。“我得走啦。我很忙。”他脸上摆出一种神气，仿佛他在思考着一件事，一面匆匆走过那条街，直到他走得看不见了。他浑身上下感到温暖、舒适，就象过去或即将有一件很美好的事那样。他回头看了一次，看见那些乡下小孩全跟着他。他希望他们会走上前来，要求看看火鸡。突然，他感到，上帝一定是好极了的。他想要替上帝做一件事。可是他并没有看见任何人拉手风琴或是卖铅笔，他已经走过商业区了。在他当真走到人们居住的那些街道之前，他可能还会见到一个。假如他见到，他就把那一毛钱给掉——即使他知道，自己不能很快就再获得一枚的话。他开始希望自己会看见一个人在乞讨。
那些乡下小孩还跟在他后面走。他想自己可以停下，问问他们想不想要看一下火鸡，不过他们可能只是睁大眼睛望着他。他们是佃户的孩子，佃户的孩子往往就那样睁大眼睛望着你。他也许可以给佃户的孩子办起一所养育院。他想回过身再穿过市区，看看自己有没有经过一个乞丐身旁而没有看到他，可是他心想，人家也许会以为他想要用这只火鸡炫耀炫耀。
天啊，打发一个乞丐到我面前来吧，他突然祈祷着。在我回到家以前，打发一个到我面前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自动祈祷，不过这却是一个好主意。上帝把火鸡放在那儿。上帝会打发一个乞丐到他面前来的。他知道上帝事实上会打发一个到他面前来。这时候，他已经走上了希尔街，希尔街上除了住宅外，什么也没有。要是在这儿见到一个乞丐，那将是奇怪的。除了几个儿童和几辆三轮脚踏车外，人行道上空空荡荡。鲁勒回头看看，那些乡下小孩还跟着他。他决计放慢脚步。这样可以让他们赶上他，这样还可以给一个乞丐较多的时间走到他面前来。但愿有一个正在走来。他感到纳闷，不知是否有一个正在走来。如果有一个来了，那就意味着，上帝特意去找了一个来。那就意味着上帝当真很感兴趣。他忽然担心一个也不来。那是一种地道的强烈的忧虑。
有一个会来的，他告诉自己。上帝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孩子。他朝前走去。街上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他猜想不会有一个乞丐来啦。也许，上帝不信任——不，上帝信任他。天啊，请打发一个乞丐上我这儿来吧！他恳求着。他僵硬地皱起眉头，把肌肉绷成一个疙瘩，说：“请您打发一个来！就是这会儿 。”他刚说完这句话——立刻——赫蒂?吉尔曼转过了他前面那条街的转角，笔直朝他呆的地方走来。
这时候他的感觉几乎就象撞上树时的感觉一样。
她正沿着那条街朝他走来。这就和火鸡倒在那儿一样，就仿佛她一直躲在一所房子后面，等到他走过时才出来。她是一个老婆子，大伙儿全说她比镇上随便谁都有钱，因为她已经乞讨了二十年。她偷偷地溜进人家的房子去，坐下来直到人家给了她点儿什么才走。如果人家不给，她就咒骂他们。虽然如此，她还是一个乞丐。鲁勒走得更快。他把那一毛银币从口袋里掏出来，预备好，心在胸膛里上下跳动。他发了发声，看看自己能不能说话。在他们彼此走得很近时，他伸出手去。“诺！”他喊了一声。“喏！”
她是一个身材高大、长脸的老婆子，穿着一件老式的黑斗篷，脸就象一只死鸡的皮。她看见他的时候，显得仿佛突然闻到什么臭味那样。他朝她奔过去，把那一毛钱塞到她的手里，继续朝前奔去，压根儿没有回过头看看。
他的心缓缓地镇定下来，开始感到内心充满了一种新的情绪——就好象同时又快乐又窘困那样。也许，他红着脸想到，他乐意把所有的钱全给她。他觉得仿佛自己脚下不再需要地面了。突然，他注意到，乡下孩子们拖着脚步跟在他的身后。他简直没有想，连忙回过身，很宽厚地问道：”你们全想看看这只火鸡吗？”
他们原地停下，睁大眼睛望着他。最前面的一个孩子吐了一口。鲁勒连忙朝下望望。唾沫里真有烟草汁！“你在哪儿弄到这只火鸡的？”吐唾沫的那个孩子问。
“我在森林里找到它的，”鲁勒说。“我追赶它，把它追赶死。你们瞧，它翅膀下面给人开枪打中啦。”他从肩上把火鸡取下，放低了点儿，让他们可以看看。“我想它给人击中了两枪，”他激动地说下去，一面把翅膀拉开来。
“拿过来给我瞧瞧，”吐唾沫的孩子说。
鲁勒把火鸡递给他。“你瞧见下面子弹打的窟窿吗？”他问。“唔，我认为同一个窟窿里给打了两枪。我认为它……”吐唾沫的孩子把火鸡往空中一挥，挂到自己的肩上，然后转过身，火鸡的头碰到了鲁勒的脸。其他的孩子也转过身，他们一块儿朝走来的方向慢慢地走去，火鸡在吐唾沫的孩子的背上僵硬地突出来，在他走去时，它的头缓缓地绕圈摇晃着。
他们已经到了前面一个街区，鲁勒才走动起来。最后，他认识到，他甚至没法再看见他们，他们已经走得那么远了。他转身朝家走去，几乎是蹑手蹑脚地。他走过了四片街区，然后注意到天已经黑了，于是突然奔跑起来。他越跑越快，等他转进他家所在的那条街时，他的心跳动得和他的两条腿一样快。他可以肯定，一件使人畏惧的事物正在他的身后飞奔，它的两条胳膊伸得笔直，手指准备抓人。

①酒吧间的字号。
②这句话见《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圣餐仪式第三诫。
③掷骰子游戏，原文是parcheesi，系印度流行的一种以贝壳为骰子的游戏，英美则多以骰子代替贝壳。
④原文是Scotland Yard，直译是苏格兰场，指伦敦警察厅的刑事部。
⑤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和斯潘塞?特雷西（Spencor Tracy）是四十年代美国好莱坞著名的电影演员，两人都曾在影片中扮演过教士。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离井背乡的人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主 万 译

一

孔雀跟在肖特利太太的身后，顺着那条大道走上那座小山。她打算去站在山顶上。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看上去倒象一个完整的行列。她把两只胳膊合抱起来，在登上那座山顶时，简直象那个巨大的乡下主妇，得到一个危险的信号，便跑出来看看出了什么麻烦。她用两条极粗的腿站着，具有一座大山的宏伟自信的神气，再往上去是逐步狭小的花岗岩般凸出的部分，最后是两个冷冰冰的碧蓝的聚光点，向前扫视，察看着一切。午后白晃晃的太阳正在一大片参差不齐的云层后面运行，仿佛自命是一个不速之客，可是她不顾阳光，目光往下凝视着从公路上分叉出去的那条红土大道。
孔雀就在她的身后停下，它的尾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发出金绿色和蓝色的光彩，它稍许翘起来点儿，免得碰到地面，还象蓬起的裙裾那样，在两边飘扬出去。脑袋在那个芦苇般的蓝色长颈子上缩下，仿佛它正注意着远处一件别人全看不见的东西似的。
肖特利太太正注视着一辆黑色汽车从公路上转过来，驶进大门。在大约十五英尺外的工具棚那边，那两个黑人阿斯特和萨尔克停止了工作，注视着。他们给一棵桑树遮住了，不过肖特利太太知道他们在那儿。
麦金太尔太太正从她宅子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那辆汽车。她脸上露出最开朗的笑容，但是肖特利太太就连从那么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出，她的笑容里有一层紧张不安的意味。来的这些人只是受雇来帮忙的，就象肖特利夫妇或是那些黑人这样。然而，这地方的主人却出来欢迎他们。她出来站在那儿，穿着最好的衣服，戴着一串珠子，这会儿还大张着嘴，快步走上前去。
汽车和她一样，在道旁停下，神父首先跳下了车。他是一个身穿黑衣服的长腿的老头儿，戴着一顶白帽子和一个方向朝后的衣领，肖特利太太知道，神父要别人知道自己是神父的时候，总这么做。就是这位神父安排好让这些人上这儿来的。这时候，他把后车门拉开，从车上跳下两个小孩儿，一男一女，接着走得比较慢的，是一个身穿褐色衣服的女人，样子就象一颗花生。然后，前车门打开，那个男人，那个“背井离乡的人”，走下车来。他身材很矮，背有点儿瘪进去，脸上戴着金丝边眼镜。
肖特利太太把视力集中在他身上，随后又扩大开点儿，把那个女人和两个小孩儿也包括在一幅团体照片里。使她觉得很特别的第一件事是，他们看上去和其他的人一样。每回，她在想象中看见他们时，她所得到的形象就是三只熊，排成单行行走，象荷兰人那样穿着木鞋子和有许多钮扣的闪亮的上衣，戴着水手的帽子。可是那个女人却穿着一件她本人也可以穿的衣服，孩子们穿着和周围一带任何人所穿的一样的衣服。那个男人穿了一条卡其裤子和一件蓝衬衫。突然，在麦金太尔太太向他伸出手时，他快速地弯下腰，亲了一下那只手。
肖特利太太把自己的一只手猛地一下抬起来伸向嘴去，一刹时又把手放下，在屁股上使劲儿擦擦。要是肖特利先生想要吻她的手，麦金太尔太太就会把他打得抱头鼠窜，不过肖特利先生好歹也不会去吻她的手。他没有时间去闲混。
她眯缝着眼，更仔细地看看。那个男孩儿呆在那群人的中央说话。据信他最会讲英语，因为他在波兰学过点儿英语，于是他听父亲讲了些波兰语，再用英语讲出来，然后听着麦金太尔太太讲的英语，再把那译成波兰语。那个神父告诉过麦金太尔太太，他的名字叫鲁道夫，十二岁，女孩子的名字叫斯莱奇威格，九岁。在肖特利太太听来，斯莱奇威格就象一个你会给害虫取的名字，或者是相反的那样，就好象你管一个男孩儿叫博尔威维尔①似的。他们的姓只有他们自己和那个神父才说得上来。她听得出的不过是戈布尔霍克。她和麦金太尔太太在准备接待他们的那一星期里，一直管他们叫戈布尔霍克家。
接待他们的准备工作很不少，因为他们自己一无所有，一件家具，一条被单，或是一只碟子也没有。一切不得不从麦金太尔太太不能再使用的物件中拼凑起来。她们从这儿收集起一件单件的家具，从那儿又收集起一件。她们还取来一些有花纹的鸡食布袋，用那做了几条窗帘，两条红色的，一条绿色的，因为她们没有足够的红布袋好做成三条一色的。麦金太尔太太说，她不是钱做的，买不起窗帘。“他们也没法说什么，”肖特利太太说。“你想他们会分辨出是什么颜色吗？”麦金太尔太太曾经说过，这些人经历了他们经历的一切以后，对自己能得到的随便什么都应当十分感激。她还说，想想看从那面②逃出来，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他们多么幸运。
肖特利太太回想起，她有次看过的一部新闻短片中的一个小房间，房里堆得很高的是一大堆赤裸裸的尸体，胳膊和腿缠结在一起，这里支出一个头，那里又支出一个，一只脚、一个膝盖、一个应当遮掩起的部分，全支了出来，还有一只手高高举起，手里并没有抓着什么。你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它是真的，没来得及相信它，画面倒又变了，一个空洞的人声说道：“时间在前进！”这是欧洲每一天都在发生的那种事情，他们在欧洲不象在这个国家里这样前进。肖特利太太从她的有利的地位上注视着，突然通过直觉知道，戈布尔霍克家，象带着伤寒蚤的老鼠一样，可能会把所有那些杀人的方式直接带过大海，带到这地方来。如果他们是从对他们干下那种事情的地方来的，有谁能说他们不会对别人也干下那种事情呢？这个问题的广泛意义，几乎使她感到震惊。她的肚子颤抖起来，仿佛大山的中心微微震动了一下。她自动地从高地上走下来，走上前去由人家介绍给他们，仿佛她打算立刻就弄明白，他们能做出点儿什么事似的。
她走近前去，腆着肚子，昂着脑袋，两只胳膊合抱起来，皮靴轻轻拍击着她的粗腿。她在离开那群用手比划着的人大约十五英尺的地方站定，把目光盯在麦金太尔太太的后颈窝上，使人家觉察到她来了。麦金太尔太太是一个六十岁的矮小的女人，生着一张满是皱纹的圆脸，红色的前刘海几乎垂到了用笔画的两道高耸起的橘黄色的眉毛上面。她的嘴很小，活象一个洋娃娃的，眼睛睁大时是柔和的蓝色，但是眯起来察看牛奶罐时，却比较象钢铁或者花岗岩的颜色。她曾经埋葬了一个丈夫，又和另外两个离了婚。肖特利太太很敬重她，把她看作一个还没有人能胜过的人——除非，哈，哈，或许就是肖特利夫妇。她把一只胳膊朝着肖特利太太的方向伸过来，对那个男孩儿鲁道夫说：“这位是肖特利太太。肖特利先生是帮我管理牛奶房的。肖特利先生在哪儿？”在肖特利太太依旧合抱着两只胳膊，又朝前走起来时，她这么问。“我想找他来会会吉扎克家的人。”
原来是姓吉扎克。她当着他们的面并没有管他们叫戈布尔霍克。“钱塞在牛棚里，”肖特利太太说。“他没有时间象那边那些黑人那样，在矮树丛里休息。”
她的目光首先掠过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的头顶，然后缓缓向下转去，就象一只兀鹰在空中翱翔，下降，终于停到那个尸体上那样。她站得相当远，因此那个人不能吻她的手。他用绿色的小眼睛正视着她，咧开大嘴朝她笑笑，嘴里半边没有牙齿。肖特利太太并没有笑，她转过脸去注意看那个小女孩。她站在母亲的身旁，把肩膀从一边摇向另一边，头发编成两根环形的长辫子。尽管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害虫的名字，她却长得很美，这是不可否认的。她比肖特利太太的两个女儿安妮?莫德和萨拉?梅长得都美。肖特利太太的两个女儿一个快十五岁，一个快十七岁，不过安妮?莫德始终没有发育好，萨拉?梅眼睛有点儿斜视。她把那个外国男孩和她的儿子H.C.比较了一下，H.C.要出色上许多。H.C.二十岁，具有她这种体格，还戴着眼镜。他现在在上圣经学校，等毕业以后，就要去从事教会工作。他嗓音响亮、甜润，唱圣歌很合适，而且什么东西都能叫卖。肖特利太太望着神父，想起来这些人并没有一种很高深的宗教学说。这会儿，她无法说出他们都相信什么。因为那些蠢事没有一件由于他们的信仰而给革除掉。她又看见了那个尸体堆得很高的房间。
神父本人以一种外国方式讲英语，不过他的喉咙里好象塞满了干草。他的脑袋秃了，一张长方形的有白斑的脸上生着一只大鼻子。在她打量着他的时候，他的大嘴一下张开，两眼凝视着她的身后，说：“啊—啊—啊！”一面用手指指。
肖特利太太回过身。孔雀正站在她身后几英尺以外，头微微翘起。
“一只多美的鸟儿—儿啊！”神父咕哝说。
“又多一张嘴要养活，”麦金太尔太太朝孔雀那方面瞥了一眼，说。
“它多会儿开屏呢？”神父问。
“在它认为合意的时候，”她说。“早先这地方有二三十只这种孔雀，但是我让它们一个个死啦。我不喜欢听见它们半夜里尖声怪叫。”
“这么美，”神父说。“尾巴上满是太阳。”说着，他蹑手蹑脚走向前去，低头看着孔雀的背部，那种发亮的金绿两色的图案就是从背部开始的。孔雀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刚从一个阳光灿烂的高地上下来，让他们大伙儿一饱眼福似的。神父的亲切的红脸低下去对着它，高兴得容光焕发。
肖特利太太尖刻地撇了撇嘴。“不过是一只小孔雀，”她嘀咕说。
麦金太尔太太扬起橘黄色的眉毛，和她互相丢了一个眼色，表示这个老头儿已经进入了他的第二童年。“唔，咱们得领吉扎克家去看看他们的新家，”她不耐烦地说，于是又让他们挤坐进了那辆汽车。孔雀朝两个黑人藏在后面的那棵桑树走去。神父把看得出神的脸转开，他上了汽车，把这些背井离乡的人送到他们这就要去居住的那所小木屋去。
肖特利太太等到汽车驶得看不见后，才迂回地走到桑树那儿去，站在那两个黑人身后大约十英尺的地方。一个黑人是个老头儿，手里提着一只桶，里面装了半桶牛饲料。另一个黑人是一个肤色微黄的小伙子，生着一个短小的土拨鼠的脑袋，脑袋上戴着一顶圆圆的毡帽。“唔，”她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看了很不少时候。你们觉得他们怎样？”
那个老头儿阿斯特撑起身来。“我们一直在看，”他说，仿佛这对她会是新闻。“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是从大洋那面来的，”肖特利太太把胳膊一挥，说。“他们就是所谓‘背井离乡的人’。”
“‘背井离乡的人’，”他说。“嘿，真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呆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又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象你给赶出了这儿，又没有人肯要你那样。”
“可他们似乎就要在这儿呆下去啦，”老头儿用沉思的声音说。“要是他们在这儿呆下，那么他们就呆在一个地方啦。”
“当然啦，”另一个表示同意。“他们就要在这儿呆下。”
黑人的不合逻辑的想法，总使肖特利太太气恼。“他们没有呆在应该呆的地方，”她说。“他们应该呆在那边，那边的一切还象他们过去习惯的那样。这儿要比他们来的地方先进。不过你们现在最好留神，”她说，一面点点头。“大概还有千百万象他们这样的人。我知道麦金太尔太太说过什么话。”
“她说什么来着？”年轻人问。
“眼下对白人和黑人来说，工作可不容易找，不过我想我听见了她对我所说的话，”她用单调的声音说。
“你几乎什么话都可以听见，”老头儿说，一面探身向前，仿佛想要走开，又止住自己那样。
“我听见她说，‘这就要把对主的畏惧③灌输给那帮好吃懒做的黑人！’”肖特利太太用响亮的声音说。
老头儿走开了。“她常常说这样的话，”他说。“哈哈，是这样，真个的。”
“你最好上那个牛棚里去，帮一下肖特利先生，”她对另一个黑人说。“你想她干吗付钱给你？”
“是他打发我出来的，”那个黑人嘀咕说。“是他派给我一件别的活儿干的。”
“那么你最好就去做吧，”她说，同时站定在那儿，直等到他走开。接着，她又站了一会儿，沉思着，那双茫茫的眼睛正望到孔雀的尾巴上。孔雀已经跳上树去，尾巴垂下来正在她的眼前，尾巴上满是闪亮耀眼的行星，那些眼睛每一只都有一道绿圈，衬托着一个太阳，一刹那显得是金色，一刹那又显得是橙红色。她可能是在望着一幅宇宙图，但是她没再去注意它，就和她没有注意到那棵树的暗淡的绿叶间露出的斑斑驳驳的蓝天一样。这时候，她内心里正看见一种幻象。她正看到那千百万人争先恐后地抢在她本人前面据有这儿的一些新工作。她本人是一个巨大的天使——翅膀宽得象一所房屋——正在告诉黑人，他们不得不另找工作了。她转身朝牛棚方向走去，心里默想着这件事，脸上的神情既傲慢又满意。
她由一个倾斜的角度走近牛棚，这使她可以在自已没给人看见之前，先看进谷仓的门里去。钱塞?肖特利先生正蹲在门里一只花白大奶牛的身后，把最末那架挤奶机安放好。一支大约半英寸长的香烟粘在他下嘴唇的中央。肖特利太太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她要是看见或者听说你在这个牛棚里抽烟，准会大发脾气的，”她说。
肖特利先生抬起一张皱纹很深的脸，每边面颊下都瘪下一块，那张起疱的嘴巴的两角还有两道长长的凹下去的纹路。“你要去告诉她吗？”他问。
“她自己有鼻子，”肖特利太太说。
肖特利先生好象对这种本领不加任何考虑，就用舌尖卷起那个香烟头，把它吸进嘴去，紧闭上嘴，站起身，走出牛棚，睁圆了两眼，很赞赏地望了老婆一下，把那个闷熄了的烟头吐到草丛里去了。
“啊，钱塞，”她说，“呃，呃。”她边说边用大脚趾刨了一个小坑，把烟头埋起来。肖特利先生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向她表示爱情的一种方式。以前，他向她求完婚以后，并没有带一只吉他来弹，或是带什么好东西来送给她保存，而是坐在她门廊的台阶上，一句话也不说，模仿一个瘫痪的人撑起身来欣赏一支香烟的样子。等香烟抽到适当程度以后，他总转眼瞅着她，张开嘴，把烟头吸进去，然后坐在那儿好象把烟头吞了下去似的，一面用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出的最可爱的神气望着她。那种神气几乎使她心花怒放。每次他这么做，她总想要把他帽子拉下来遮着他的眼睛，使劲儿搂抱着他。
“我说，”她说，一面跟在他身后走进牛棚去，“戈布尔霍克家全来啦。她要你去会会他们，说：‘肖特利先生在哪儿？’我说：‘他没有时间……’”
“把那些重量加起来，”肖特利先生说，同时又蹲下身去对着那头牛。
“你认为他一句英语不懂，能开一台拖拉机吗？”她问。“我想她在他们身上花的钱是得不偿失的。那个男孩能讲英语，不过他样子很娇气。能干活儿的不能讲，能讲的又不能干活儿。她并不比多弄几个黑人来好多少。”
“要是我的话，我宁愿找一个黑人，”肖特利先生说。
“她说，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有千千万万，她还说她要多少，那个神父就可以替她找多少来。”
“她最好别去跟那个神父搅和到一块儿，”肖特利先生说。
“他样子并不机灵，”肖特利太太说，“——有点儿愚蠢。”
“我可不要找一个罗马教皇来告诉我怎样经营一个牛奶房，”肖特利先生说。
“他们不是意大科人，他们是波兰人，”她说。“从波兰来的，在那儿，死人全是堆积起来的。你记得那些死尸吗？”
“我现在给他们三星期，”肖特利先生说。

三星期后，麦金太尔太太和肖特利太太开车到最远的甘蔗田去，观看吉扎克先生开动一架切草机。这是麦金太尔太太刚买来的一架新机器，因为她说，她第一次有一个会操纵的人了。吉扎克先生会开拖拉机，会使用转动的干草打包机，切草机，联合收割机，榨汁机，以及她这地方拥有的任何其他机器。他是一个熟练的技工、一个木工和一个泥瓦工，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麦金太尔太太说，她估计单在修理这一方面，他每月就可以给她节约二十美元。她还说，找到他，是她有生以来一天中所做的最出色的工作。他会开挤奶机，而且异常整洁，又不抽烟。
她把汽车停在甘蔗田边上，她们下了车。年轻的黑人萨尔克正把大车接在切草机上，吉扎克先生则把切草机接在拖拉机上。他先连接好，把那个黑人小伙子推开，亲自把大车接在切草机上。每逢他要锤子或螺丝起子的时候，他总用手比划，脸上显得精神抖擞而又有点儿愤怒。随便什么事非做得挺麻利，才能合他的意。黑人们使他感到紧张不安。
前一星期，他在晚餐的时刻碰上了萨尔克，提着一只粗麻布袋悄悄溜进关小火鸡的栏里。他看见他从场地上拿了一只大小可以油煎的火鸡，把它塞进口袋里去，又把口袋藏在上衣里面。接下去，他跟着他绕过牛棚，一下朝他扑过去，把他拖到麦金太尔太太的后门口，用手势把全部经过向她说了。同时，那个黑人嘀咕说，要是他偷了什么火鸡，那么愿上帝把他打死，他只是拿了这只火鸡去涂些黑鞋油在它头上，因为它患了鸡痘。如果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实情，那么愿上帝把他打死。麦金太尔太太叫他把火鸡放回去，接着她花了很长时间向这个波兰人说明，所有的黑人全都会偷。她最后不得不去把鲁道夫叫来，用英语告诉他，让他再用波兰语告诉他父亲。吉扎克先生脸上带着惊讶而失望的神情走了。
肖特利太太站在一旁，等着看切草机出毛病，可是它并没有出毛病。吉扎克先生的全部动作麻利而准确。他象一只猴儿那样跳上拖拉机，操纵着那台橘黄色大切草机驶进甘蔗中去。一刹那，饲料就从管子里形成一道绿色气流喷射进大车里去。他颠颠簸簸地驶下那一行，直到他的机器不见了，声音越来越远。
麦金太尔太太高兴地叹息了一声。“我到底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了，”她说：“好多年，我一直在和一些笨拙无用的人浪费时间。笨拙无用的人。贫穷的白种废物和黑人，”她咕哝说。“他们把我吸干啦。在你们全家来以前，我有过林菲尔德家、科林家、贾雷尔家、珀金家、平金家、赫林家，以及上帝知道还有些什么别的人家。他们没有一个离开这地方不带走一件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
肖特利太太可以镇定自若地听着这一番话，因为她知道，如果麦金太尔太太认为她也是废物，那么她们就不会一块儿谈论废物了。她们两人都不赞成废物。麦金太尔太太继续自言自语，讲着肖特利太太以前常听她说过的那一番话。“这地方我已经经营了三十年啦，”她说，一面紧蹙起眉来，望着眼前的那片田地。“老是只不过勉强维持。人家以为你是钱做的。我得缴税，得继续保险，又要付修理费，还有饲料费等。”这些全集合拢来。她挺起胸脯站着，两只小手紧紧握着胳膊肘儿。“自从法官去世以后，”她说，“我简直入不敷出，他们临走全都拿上一件东西。黑人从不离开——他们呆在这儿偷。黑人认为凡是有钱的人他都可以偷，无用的白人则认为，凡是雇得起象他们那种笨拙无用的人的，都很有钱。而我得到的就是脚下的泥土！”
你雇用，你解雇，肖特利太太心里想着，不过她并不总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她站在一旁，让麦金太尔太太把她的话全部讲完，可是这一回结尾却和平时不一样。“但是我到底得救啦！”麦金太尔太太说。“一个人的苦难是另一个人的收益。那边的那个人，”她指指“背井离乡的人”走得看不见的地方，“——他非干话儿不可！他要干活儿！”她把那张精神抖擞、满是皱纹的脸转向肖特利太太。“那个人就是我的救星！”她说。
肖特利太太笔直地朝前望着，仿佛她的眼光看穿了甘蔗和小山，一直看到了另一面。“我对于从魔鬼方面来的救星感到很怀疑，”她超然而徐缓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麦金太尔太太问，同时目光严厉地望着她。
肖特利太太摇摇头，但是不肯再说什么别的。事实上，她也没有什么别的话说，因为她只是在那一刹那才有这种直觉的。她始终没有多去想到魔鬼，因为她觉得宗教主要是为了那些没有信仰、不知道怎样避免邪恶的人。对于象她自己这样的人，对于精明强干的人，宗教是一个提供歌唱机会的社交场合，可是如果她曾经多去思考它，她就会认为，魔鬼是宗教的领袖，上帝只是个门客了。随着这些背井离乡的人的到来，她不得不对许多事情都重新加以考虑了。
“我知道斯莱奇威格对安妮?莫德说了些什么，”她说。麦金太尔太太很细心，没有问她是什么，只把手伸下去，折了一小枝檫木④放在嘴里咀嚼。这当儿，她继续说下去，那种方式表示自己并没有把话全说出来。“她说，他们，他们四个人，靠七十美元生活，日子长了是不行的。”
“他是值得加工资的，”麦金太尔太太说。“他替我节省了钱。”
这就等于说，钱塞从来没有为她节省钱。钱塞每天清早四点钟起身去挤牛奶，不管冬天刮风、夏天炎热。过去这两年，他一直都是这样。他们跟着她时间最长，从来没有哪个人跟着她这么长久的。他们所得到的感激就是这种旁敲侧击的话，说他们没有替她节省钱。
“肖特利先生今儿觉得好点儿吗？”麦金太尔太太问。
肖特利太太认为这也正是她该这么问问的时候了。肖特利先生因为患病，在床上睡了两天。吉扎克先生除了干自己的活儿外，还替他干了牛奶房里的活儿。“没有，他还没好，”她说。“大夫说，他是由于劳累过度。”
“如果肖特利先生是劳累过度，”麦金太尔太太说，“那么他一定另外还干什么活儿。”说完，她几乎是闭上眼望着肖特利太太，就象在察看一只牛奶罐子的底似的。
肖特利太太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她内心的猜疑却象一块乌黑的雷云那样增长起来。事实上，肖特利先生确实另外干着一件活儿。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这也压根儿不干麦金太尔太太的事。肖特利先生酿造威士忌。他在这地方最远的角落里有一个小酿酒场。不错，是在麦金太尔太太的地上，不过是在她仅仅拥有而并没有耕种的地上，在对谁都没有什么用处的荒地上。肖特利先生并不怕干活儿。他清早四点钟就起身去挤牛奶，中午应该休息的时候，他就去照料他的酿酒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肯这样干活儿。黑人知道他的酿酒场，但是他也知道他们的，所以他们之间始终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可是既然这地方来了一些外国人，来了一些留神注意、毫不谅解的人，由一个不断发生战斗、宗教还没有改革⑤的地方来的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不得不时刻留神。她心想，应当有一道法令取缔他们。他们没有理由不能留在大洋那边，取代某些在他们的战争与屠杀中被杀死的人。
“还有，”她突然说，“斯莱奇威格说，等她爸爸一攒起钱来，他就要自己买一辆旧汽车。等他们买了一辆旧汽车，他们就会离开你。”
“我不会付给他许多钱，让他可以积攒起来，”麦金太尔太太说。“这一点我可不发愁。当然啦，”她随后说，“要是肖特利先生不能干活儿啦，我在牛奶房就不得不完全靠吉扎克先生了，那样我就不得不再多付给他一点儿工资。他不抽烟，”她说，这是一星期里她第五次指出这一点来。
“没有人，”肖特利太太着力地说，“干起活儿来象钱塞那样出力，照看起牛来象他那样自在，或者信教象他那样虔诚的。”说着，她合抱起胳膊，目光炯炯地看到了远处。拖拉机和切草机的声音越来越响。吉扎克先生由那行甘蔗的另一边绕过来，出现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她咕哝说，心里不知道要是这个波兰人发现了钱塞的酿酒场，他会不会知道那是什么。这些人带来的麻烦是，你无法说出他们知道点儿什么。每回吉扎克先生一笑，欧洲便在肖特利太太的想象中延展开，显得神秘、邪恶，是魔鬼的实验站。
拖拉机、割草机和大车嘎啦嘎啦、轰隆轰隆在她们面前驶了过去。“想想看，要是由人和骡子来做这件事，那得需要多少时间，”麦金太尔太太喊着。“按照这种速度，我们可以在两天内把这片最远的地全部割光。”
“也许可以，”肖特利太太咕哝说，“要是不发生什么大意外的话。”她想到拖拉机如何已经使骡子变得毫无价值了。现在，你没法把一头骡子送掉。下一件该去掉的东西，她提醒自己，就是黑人了。
下午，她把阿斯特和萨尔克这就会遭到的事情，向他们说明了，他们当时正在牧场上，在给撒肥机装肥料。她在一个小棚下那一大块盐旁边坐下，肚子腆到了膝上，胳膊放在肚子上。“你们黑人最好留神，”她说。“你们知道你们卖一头骡子能得到多少钱。”
“一点儿也得不到，真个的，”老头儿说，“一点儿也没有。”
“在没有拖拉机以前，”她说，“可能是用一头骡子。在没有‘背井离乡的人’以前，可能是靠黑人。不再提到黑人的时刻，这就要来了，”她预测着。
老头儿彬彬有礼地出声笑了。“是呀，真个的，”他说。“哈哈！”
年轻人没说什么。他只显得闷闷不乐，可是等她走进屋子以后，他说：“大肚子⑥的神气好象她什么全知道。”
“没关系，”老头儿说，“你的地位太低，谁也不会来和你争。”
在肖特利先生回到牛奶房里去干活儿以前，她一直没把自己为酿酒场的忧虑告诉他。后来有天晚上，他们上床睡觉以后，她才说：“那个人四处乱窜。”
肖特利先生合抱起两手，放在瘦骨嶙嶙的胸部，装作是一具死尸。
“四处乱窜，”她说下去，一面用膝盖使劲儿撞了一下他的腰部。“谁说得上来，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谁说得上来，要是他发现了，他会不会立刻上她那儿去告密？你怎么知道他们在欧洲不酿酒？他们开拖拉机。他们种种机器都有。你快回答我。”
“现在，别为我操心，”肖特利先生说。“我已经死了。”
“他那双小眼睛显出来他是外国人，”她咕哝说。“还有他那种耸肩膀的样子。”她把自己的肩膀收缩起，耸了好几次。“他又有什么好耸肩的呢？”她问。
“如果人人都象我一样死了，谁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啦，”肖特利先生说。
“那个神父，”她咕哝说，接下去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在欧洲，他们大概有一种不同的酿酒方法，不过我猜他们各种方法全知道。他们满脑子尽是鬼点子。他们始终没有前进或是改进。目前，他们信仰的宗教和一千年前一样。对这件事应该负责的只能是魔鬼。他们彼此老在战斗。争吵。然后把我们也拖进去。他们不是已经把我们拖进去两次了。我们也没有头脑，只会跑到那边去，替他们解决，接下来他们又回到这儿来，四处窥探，发现了你的酿酒场，直接跑去向她报告。而且很可能随时都去吻她的手。你听见我说的话吗？”
“没有，”肖特利先生说。
“我再来告诉你一件事，”她说。“要是他不明白你说的一切，不管你说的是英语还是别的语言，我都决不会大为吃惊的。”
“我也不会讲别种语言，”肖特利先生低声说。
“我怀疑，”她说，“过不了多久，这地方就不会再有黑人了。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倒宁愿这儿有黑人，也不愿有波兰人。还有，到时候，我打算替黑人说话。戈布尔霍克第一次上这儿来的时候，你记得他怎样和他们握手，好象他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好象他和他们一样黑似的，但是等他发觉萨尔克在拿火鸡的时候，他马上就去告诉她。我早就知道他在拿火鸡啦。我本可以亲自去告诉她的。”
肖特利先生很平缓地呼吸，仿佛睡着了似的。
“黑人就不知道他多会儿有朋友，”她说。“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我从斯莱奇威格那儿听说到许多事。斯莱奇威格说，他们在波兰住在一所砖房里，有天晚上，有个男人来，叫他们在天亮以前离开那儿。你相信他们住过砖房吗？”
“装腔作势，”她又说。“这只是装腔作势。就我来说，一所木头房子已经够好了。钱塞，”她说，“脸朝这边。”我不喜欢瞧见黑人遭到虐待，匆匆跑走。我非常可怜黑人和穷人。我不是一贯是这样吗？”她问。“我说我难道不是一贯对黑人和穷人很友好吗？”
“到时候，”她又说，“我可要支持黑人，就是这么回事。我可不能看着那个神父把所有的黑人全赶走。”

麦金太尔太太买了一把新的大耙和一辆有动力起重机的拖拉机，因为她说，她第一次有一个能操纵机器的人了。她和肖特利太太曾经开车到那片偏僻的田地上去察看他前一天翻的地。“这地翻得好极了！”麦金太尔太太说，一面望着车外那片起伏不平的红土地。
自从这个“背井离乡的人”来给麦金太尔太太干活以后，麦金太尔太太变了。肖特利太太很细心地注意着这种变化。她的一举一动开始变得象一个秘密发了财的人，她也不象先前常做的那样，有话全告诉肖特利太太。肖特利太太疑心这种改变是由于那个神父捣的鬼。他们很狡猾。首先，他把她请进他的教堂去，然后他就把手伸进她的钱包。哼，肖特利太太想着，她真傻！肖特利太太自己有一个秘密。她知道“背井离乡的人”正做着的一件事会把麦金太尔太太难住的。“我还是要说，他不会每个月为七十美元永远干下去的，”她咕哝说。她打算把秘密保持在她和肖特利先生之间。
“唔，”麦金太尔太太说，“我也许不得不去掉几个其他的帮手，让我可以多付点儿钱给他。”
肖特利太太点点头，表示这件事她早就知道了。“我可不是说那些黑人不该遭到这种命运，”她说。“不过他们倒是很尽力的。你总可以吩咐一个黑人该做什么，然后呆在一边，看着他做好。”
“这也正是法官所说的话，”麦金太尔太太说，很赞同地望着她。法官是她的第一位丈夫，就是把这块地方留给她的那一位。肖特利太太听说，她嫁给他的时候只有三十岁，可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她想等他一死，自己就会很有钱，但是那个老头儿是个恶棍。等他的遗产清算下来后，他们发觉他一个子儿也没有。他留给她的只是五十英亩地和这所宅子。不过她总是恭恭敬敬地讲到他，还引用他的话，例如，“一个人的苦难是另一个人的收益”和“你知道的魔鬼总比你不知道的好”。
“可是，”肖特利太太说，“你知道的魔鬼总比你不知道的好。”说完，她不得不转过身去，不让麦金太尔太太看见她笑。她通过阿斯特那个老头儿探听出了那个“背井离乡的人”想要干些什么。除了肖特利先生外，她谁也没有告诉。肖特利先生在床上一下子笔直地坐起来，象坟墓中的拉撒路⑦那样。
“住嘴！”他这么说。
“是这样，”她说。
“不是的，”肖特利先生说。
“是这样，”她说。
肖特利先生向后平躺下了。
“波兰人相当蠢，”肖特利太太说。“我猜全是那个神父唆使他干的，就是这么回事。我责怪那个神父。”
神父常常来看吉扎克家的人。他也总顺便进来看看麦金太尔太太。他们总在这地方绕上一圈，她总指出她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改进，一面听着他的轻快的谈话。肖特利太太突然听说，他正在劝她再弄一家波兰人到这地方来。他们两家一来以后，除了波兰语外，这儿简直不会再讲什么别的语言了！黑人就会全离开，这两家人就会合起来对付肖特利先生和她自己。她开始想象到一场语言的战争，看到波兰语和英语相互对峙，大步走上前，不是句子，只是些词，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声音又响又尖地怒喝，一面大步走上前，接着便互相扭打。她瞧见那些肮脏的、尖刻的、未经改革的波兰单词，朝着洁净的英语单词扔烂泥，结果一切全变得同样肮脏。她看见它们全堆积在一间房里，全是肮脏的死词，他们的，还有她的，堆积起来，象新闻短片里赤身露体的尸体那样。愿上帝救救我，她默默地喊着，不要让我受到撒旦恶臭势力的影响！从那天起，她开始带着一种新的注意力去读《圣经》。她用心读着《启示录》，开始引用各预言书里的词句。没有多久，她对自己的存在便获得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她很清楚地看到，世界的含意是一种安排好的奥秘。她疑心自己在这项安排中要起一种特殊的作用，这并不使她觉得惊讶，因为她很坚强。她看到万能的上帝创造出坚强的人来，要他们做不得不做的事。她感到要是召唤到自己的时候，她是会准备好的。这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注意着那个神父。
他的访问使她愈来愈气恼。在最近的那一次，他四处走着，从地上拾起羽毛来。他找到了两根孔雀羽毛，四五根火鸡羽毛和一根旧的褐色的母鸡羽毛，象拿一个花束那样把这些羽毛全拿走了。这种愚蠢的做法一点儿也没有骗到肖特利太太。他来到这儿：领着大群外国人漂洋渡海来到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引起了争吵，赶走了黑人，还把巴比伦⑧的娼妓安顿在正直的人当中！每次他到这地方来的时候，她总藏在一件什么东西后面注视着，直到他离开。
一个星期日下午，她看到了幻象。肖特利先生的一面膝盖感到疼痛，她去替他把牛赶进牛棚，正缓缓地走过牧场，两只胳膊合抱起来，眼睛盯视着远处低悬在空中的云层，云层看上去就象一排排白鱼，被冲上了一大片碧蓝的海滩。她走上一个斜坡后停下，吃力地吁了一口气，因为她的身体非常重，而且人也不象过去那么年轻了。有时候，她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象一个孩子的拳头那样，在胸膛内一会儿握紧一会儿张开。当这种感觉来临的时候，使她完全停止思想，她就象自身的一个大躯壳那样走来走去，毫无理由地移动。但是她毫不怯懦地登上了这个斜坡，站在坡顶上，自己很高兴。忽然，在她注视着时，天空向后折成两片；象舞台上幕布那样，一个巨大的人形站在那儿面对着她。人形的颜色是晌午后不久太阳的颜色——金白色。它并不具有明确的形状，不过有些火红的轮子，以及一些强烈、黝黑的眼睛，绕着它急速旋转。她说不出来那个人形是在朝前走还是朝后走，因为它是那么壮丽。她为了望望它，把两眼闭上。它变成了血红色，轮子变成了白色。有一个洪亮的人声说了这一个词：“预言！”
她站在那儿，微微有点儿蹒跚，不过身子依然挺得笔直，两眼紧紧闭着，手攥得很紧，遮阳的草帽低低的戴在额头上。“邪恶国家的儿童将遭到屠杀，”她用响亮的声音说。“腿生在该生胳膊的地方，脚顶着脸，耳朵在手掌心里。谁会保持完整？谁会保持完整？谁？”
不一会儿，她睁开了眼。天空里满是白鱼，被一种看不见的潮流懒洋洋地支撑着两胁，还有一片片阳光，淹没在它们前面相当远的地方，不时闪现出来，仿佛正给冲向相反的方向。她木然地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直到她走过牧场，到了那片地上。她象一个精神恍惚的人那样穿过牛棚，没有对肖特利先生说。她继续往前，顺着大道走，直到她看见神父的汽车停在麦金太尔太太宅子的前面。“又来了，”她咕哝说。“又来搞破坏啦。”
麦金太尔太太和神父正在院子里散步。为了不迎面碰上他们，她往左转过去，走进了饲料房，一个单间的小木屋，一边堆着花布袋子的杂凑的饲料。一个角落里有些散出来的牡蛎壳，墙上还挂着几幅肮脏的旧日历，替牛饲料和各种专卖药品做的广告。有一幅上是一个穿着常礼服、蓄着胡须的先生，手里握着一只瓶，在他的脚下有这么一句题词：“这个惊人的发现使我变得很受人欢迎。”肖特利太太一向觉得跟这个人很接近，仿佛他是她所熟悉的一位杰出人士，不过这时候她没想到什么别的，只想到神父在场所带来的危险。她在两块板之间的一个裂缝那儿站定，由那儿看出去，看见神父和麦金太尔太太朝着那个火鸡孵房溜达过去，那个孵房就在饲料房的外边。
“呀—呀—呀！”他们走近孵房的时候，他说。“瞧瞧这些小火鸡！”他弯下身，从铁丝网间斜眼望着。
肖特利太太把嘴撇了撇。
“您认为吉扎克家会离开我吗？”麦金太尔太太问。“您认为他们会不会到芝加哥或是一个那样的地方去吗？”
“他们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神父问，一面用一个手指对着火鸡摆动了一下，大鼻子紧贴着铁丝网。
“为了钱，”麦金太尔太太说。
“呀—呀，那么多给他们点儿钱，”他淡漠地说。“他们得生活下去。”
“我也得生活，”麦金太尔太太咕哝说。“这意思说，我不得不解雇一些其他的人罗。”
“肖特利夫妇工作满意吗？”他问，对火鸡比对她还要注意。
“上个月我有五次都发现肖特利先生在牛棚里抽烟，”麦金太尔太太说。“有五次。”
“黑人比他好点儿吗？”
“他们撒谎，偷东西，你老得留神注意着他们，”她说。
“啧，啧，”他说，“你解雇谁呢？”
“我决定明儿通知肖特利先生，一个月后请他离开，”麦金太尔太太说。
神父简直好象没有听见她说的话，他净忙着把手指伸进铁丝网去摆动。肖特利太太在一只盛着孵蛋用谷糠的敞开的口袋上砰地一声坐下，弄得饲料的尘末在她的四周飞扬起来。她发现自己直勾勾地朝前望着对面的墙壁，日历上的那位先生正高举着他的惊人的发现，但是她并没有看见他。她朝前望着，仿佛压根儿什么也没有看见。接着，她站起身，跑到自己的家里去，脸色红得几乎象爆发的火山一样。
她把所有的抽屉拉开，又从床下面拖出箱子和破旧的小提包来，开始把抽屉里的东西装进箱子，一直收拾得没有停，也没有把头上戴的草帽摘下。她让两个女孩儿也这么做。等肖特利先生走进来时，她甚至都没有望他，只用一只胳膊指着他，另一只还在忙着收拾。“把汽车开到后门口来，”她说。“你总不见得等着人家解雇你吧！”
肖特利先生一生中对她消息灵通从来没有怀疑过。他顿时便看清楚了全部实情，于是愠怒地皱了皱眉，走出门去，驾驶着汽车绕到后门口来。
他们把那两张铁床缚在车顶上，又把两张摇椅放在床里面，把两张床垫卷起来，塞在摇椅之间。在这上面，他们缚了一柳条篓的小鸡。他们把旧提包和箱子全放在汽车里面，留下一小块空隙让安妮?莫德和萨拉?梅坐进去。这样花去了下午其余的时间和大半夜，可是肖特利太太决定，他们要在清晨四时以前离开，肖特利先生不必再在这地方安放好一架挤奶机了。在她忙碌着的时候，她的脸色一直迅速在变，红一阵白一阵。
天亮以前，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他们预备离开了。全家都坐进了汽车，挤坐在箱子、包袱和行李卷之间。那辆四四方方的黑汽车驶行起来，它的嘎嘎声比平日还要响，仿佛因为载重过度而提出抗议似的。在后座上，那两个瘦长的、大骨骼的黄发姑娘坐在一叠箱子上，还有一头小猎兔犬和一只带着两只小猫的大猫呆在毯子下面。汽车缓缓驶行，象一条超载的漏水的平底船，它驶离了他们的小木屋，驶过了麦金太尔太太正在里面酣睡的那所白房子——她简直没有料到肖特利先生那天早上会不挤牛奶了。他们还驶过了山顶上那些波兰人的小木屋，往前驶下大道，到了大门口。两个黑人一前一后，正从大门那儿走去帮助挤牛奶。他们笔直地对着车子和车子上的人望望，可是就在车灯暗淡的黄光照亮了他们的脸时，他们也很有礼貌地显得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者反正对车上的情形并没有加以重视。这辆载满了人和什物的汽车在清晨那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可能只是飘浮过的薄雾。他们继续以同样平稳的步伐沿着大路走去，头也没有回。
一个深黄色的太阳在天空升起，天空和大道一样，也是光滑的灰黑色。田野长满了杂草，很呆板地在两旁延展开去。“咱们上哪儿去？”肖特利先生第一次问。
肖特利太太坐在车上，一只脚踏在一个粗板箱上，所以膝盖抵着自己的肚子。肖特利先生的胳膊肘儿几乎伸到了她的鼻子下面。萨拉?梅光着的左脚支到前座上来，碰到了她的耳朵。
“咱们上哪儿去？”肖特利先生又问了一遍，因为她又没有回答，他于是转过身望望她。
一股强烈的热流似乎缓缓地、全力地涌上了她的脸，仿佛这时候涌上来准备作一次总攻击似的。尽管她一条腿盘屈在身子下面，一只膝盖几乎支到了颈子上，她却坐得笔直，不过寒森森的蓝眼睛里特别缺乏光彩。眼睛里的视力可能都转过去，朝着她内心注视了。她突然同时抓住肖特利先生的胳膊肘儿和萨拉?梅的脚，把它们又拉又扯起来，仿佛想把这两个多余的肢体也装在自己的身上似的。
肖特利先生咒骂起来，连忙把汽车停下。萨拉?梅喊叫着想挣脱开，但是肖特利太太似乎想立刻把车子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一下。她前后转来转去，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把它们紧紧抱着，一会儿是肖特利先生的脑袋，一会儿是萨拉?梅的腿，猫，一小卷白被褥，她自己圆月般的大膝盖。接下去，她的凶神恶煞般的神气一下变成了一种惊讶的神色，抓着东西的手也松开了。一只眼睛和另一只眼睛斗到了一块儿，似乎静悄悄地垮掉，她一动也不动了。
那两个女孩儿不知道她遭到了什么事，开口问道：“咱们上哪儿去，妈？咱们上哪儿去？”她们以为她在开玩笑，可她们的父亲却睁大眼睛笔直向前望着她，正在学一个死人的样子。她们不知道她有了一次重大的经验，或者可以说已经在这个世上背离了她所有的一切。她们被眼前的光滑、灰白的大道吓坏了，声音愈来愈响地不断重复问道：“咱们上哪儿去，妈？咱们上哪儿去？”同时，她们妈妈的庞大身躯向后一倒，一动不动地靠在座位上，眼睛象涂成蓝色的玻璃，她似乎第一次在注视着她的祖国幅员广大的边疆。

二

“唔，”麦金太尔太太对那个老黑人说，“咱们没有他们，也能维持下去。咱们看着他们来，看着他们走——黑人和白人。”她正站在牛棚里，老黑人在打扫牛棚。她手里握着一把草耙，不时从犄角里耙出一个玉米棒子来，或者指着他漏掉的一块潮湿的地点。当她发觉肖特利家走了以后，她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意思说，她用不着解雇他们了。她雇用的人老是离开她——因为他们全是那种人。在她雇用过的所有人家中，肖特利家最好，如果不算这个“背井离乡的人”的话。他们可不是废物。肖特利太太是个好女人，她会想念她的，但是象法官过去常说的那样，你可不能既得到肉饼，又吃到它。她有了那个“背井离乡的人”也满意了。“咱们看着他们来，看着他们走，”她很满意地又说了一遍。
“您和我，”那个老头儿说，一面弯下身把锄头从一只饲料架下面拖过去，“还在这儿。”
她完全听明白了他音调里要她听出来的那层意思。一道道阳光从有缝的天花板上射下来，照到了他的背上，把他分成了三个清楚的部分。她看着他的长手握紧锄头，他的年老的、弯腰曲背的侧面伸展开来，挨那两只手很近。你可能在我之前就呆在这儿，她暗自说，可是很可能你走了以后，我还在这儿。“我花了半辈子尽跟毫无价值的人浪费时间，”她用严厉的声音说，“不过现在，我可不干啦。”
“黑人和白人，”他说，“全都一样。”
“我可不干啦，”她又说了一遍，伸出手去，迅速拉了一下披在肩上、象一件斗篷那样的那件黑罩衫的领口。她戴着一顶阔边的黑草帽，这是二十年前她花了二十美元买的，现在用来遮太阳。“金钱是万恶的根源，”她说。“法官每天都这么说。他说他为金钱悔恨。他说你们黑人这么傲慢的原因就是，因为流通的货币太多啦。”
老黑人见过法官。“法官说他渴望有一天自己穷得没有钱雇黑人干活儿，”他说。“嗨，到那一天，世界就会又站起来了。”
她探身向前，两手放在腰上，伸长颈子，说：“唔，那一天差不多就快来啦。我现在告诉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最好留神。我可不必再容忍愚蠢的行为了。现在，我有一个不得不干活儿的人！”
老头儿知道什么时候回答，什么时候不回答。最后，他说：“咱们看着他们来，咱们看着他们走。”
“不过，到目前为止，肖特利家并不是最糟糕的，”她说。“我记得很清楚那些姓加里特的。”
“他们是在那些姓柯林斯的之前，”他说。
“不，在林菲尔德家之前。”
“亲爱的主啊，那些姓林菲尔德的！”他咕哝说。
“那样的人没有一个想要干活儿，”她说。
“咱们看着他们来，咱们看着他们走，”他说，仿佛这是迭句那样。“但是咱们以前从来没有过一个，”他说，同时弯下身把脸凑近她，“象咱们现在所有的这个人。”他的皮肤是黄褐色，眼睛因为年老而昏花蒙胧，好象悬在蜘蛛网后面似的。
她睁大眼睛，密切注视着他，一直注视到他把手又往下伸，握紧锄头，再次弯下身去拖了一堆刨花到那辆手推车旁边。她硬僵僵地说：“肖特利先生还没有打定主意是否去收拾牛棚以前，他就已经把牛棚打扫干净啦。”
“他是从波兰来的，”老头儿咕哝说。
“从波兰来的。”
“波兰可不象这儿这样，”他说。“他们有种种不同的做法。”接着，他便令人听不明白地叽咕起来。
“你在说些什么？”她说。“你要是有什么关于他的话想说，你就说出来，大声说出来。”
他没有作声，把膝盖颤巍巍地弯下，把耙子沿着饲料槽的底下缓缓拖过去。
“要是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我希望你向我报告，”她说。
“问题可不是什么他该做，什么他不该做，”他咕哝说。“问题是别人全都不那么做。”
“你没有什么证明他不好的事，”她简慢地说，“那么他就在这儿呆下去。”
“咱们以前从来没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人，就是这么回事，”他低声说，接着很有礼貌地哈哈一笑。
“时代在变，”她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发生些什么事情吗？世界正在膨胀起来，变得满都是人，因此只有机灵、节约、精力旺盛的人才能生存。”她边说着机灵、节约、精力旺盛这几个词，边用手轻轻在手心上敲打着。从牛棚分隔栏较远的那头，她可以顺着大道看下去，看到那个“背井离乡的人”。那个人正站在牛棚敞开的门口，手里拿着那个绿色水龙管。他的身个儿显得有点儿发僵，这似乎使她有必要慢慢地走近他，就算在思想上，也是如此。她作出这一决定，因为她无法很轻松地和他谈话。每逢她对他说什么话的时候，她发觉自己总过度地又喊叫又点头。她还觉察到，有个黑人总靠在最近的小屋后面，注视着。
“真的不行！”她说，一面合抱起胳膊，在一个饲料架上坐下，“我已经打定主意，我这一辈子在这地方所用的废物已经够多的啦。在我的晚年，我可不来跟肖特利家、林菲尔德家和柯林斯家浪费光阴了。如今世上尽是不得不干活儿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多多余的人呢？”他问。
“人是自私的，”她说。“他们儿女太多啦。这件事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
他抓起手推车的把手，正准备退出门去。这时候，他停住不动了，一半在阳光里，一半不在，就这样站着嚼口香糖，仿佛他忘了想朝哪个方向走似的。
“你们黑人所不知道的是，”她说，“我是在这一带掌握着一切的人。如果你们不干活儿，我就赚不到钱，也就没法付工资给你们。你们全依靠我，可你们个个人的举动都好象情况恰恰是相反的那样。”
从他的脸上，我们没法知道，他有没有听见她说的话。最后，他拉着手推车退了出去。“法官说他知道的魔鬼，总比他不知道的好，”他用清楚的声音轻轻地说，说完便推着车走了。
她站起身，跟着他，前额中央，正在红色前刘海的下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深的、垂直的窝。“法官早就不付这一带的帐款了，”她尖声喊着。
他是她手下的黑人中唯一见过法官的，他于是认为这就给了他权利。他看不大起她的另外两个丈夫克鲁姆斯先生和麦金太尔先生。在她每次离婚以后，他都以他的隐讳的、彬彬有礼的方式向她祝贺。遇到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总在一扇窗子外面工作，因为他知道她就坐在那儿。他总自言自语，细心地绕着圈子讨论，自己询问自己回答，然后停住。有一回，她静悄悄地站起来，使劲儿把窗子关上，他给吓得往后一下摔倒了。偶尔，他还对孔雀说话。孔雀就跟着他在这地方到处走，它的平稳的眼光盯在老头儿后面口袋里支出来的麦穗上，或者它坐在他附近啄自己的羽毛。有一回，她从厨房敞开的门口听见他对孔雀说：“我记得早先你们有二十只在这地方走来走去，现在只有你和两只母孔雀了。在克鲁姆斯的时候是十二只，在麦金太尔的时候是五只。如今只有你和两只母孔雀了。”
那一回，她走出门去，到了门廊上，说：“克鲁姆斯先生和麦金太尔先生！我不想听见你再管他们俩叫什么别的。这一点你可以明白：等这只小孔雀死了，不会有什么孔雀来代替它啦。”
她养着这只孔雀，只是出于一种迷信，怕惹恼了坟墓里的法官。法官喜欢看见孔雀在这地方走动，因为他说孔雀使他觉得自己阔绰。在她的三位丈夫中，法官是最常出现在她眼前的，尽管他是她埋葬了的唯一一位丈夫。他给埋在家族的墓地里。那是一小片地，用栅栏围起来，就在那片偏僻的麦田中央，里面还葬着他的父母、祖父、三位姑婆婆和两个早夭的堂兄。她的第二位丈夫克鲁姆斯先生呆在四十英里外的州立收容所里。她的最后一位丈夫麦金太尔先生大概在佛罗里达州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喝得烂醉。可是法官和他的家族埋葬在麦田里，却一直在家。
她在他是个老头儿的时候嫁给了他，因为他有钱，不过另外还有一个她就连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她很喜欢他。他是一个肮脏的、吸鼻烟的法官，在县里以阔绰闻名，平日总穿一双高统皮鞋，一套有一条黑条纹的灰衣服，打一个领结，而且不论冬夏，总戴一顶发黄的巴拿马草帽。他的牙齿和头发是烟草色，脸是土红色，上面凸凸凹凹，有些神秘的、史前般的疤痕，仿佛他是在化石中给发掘出来的。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汗水抚摸旧了的钞票味，不过他随身从来不带钱，也拿不出一枚镍币来。她当了几个月他的秘书，老头儿目光锐利，顿时就看出来，这个女人很爱慕他的为人。他们结婚后他活着的那三年，是麦金太尔太太生活中最幸福、最顺遂的日子，可是等他去世以后，他的产业竟然全破产了。他留给她一所抵押出去的房子和五十英亩土地，地上的树木他在去世以前全都砍去了。那就仿佛是作为他一生顺遂的最后一次成就，他把一切全能够带走。
但是她生存下来了。她经历过了老头儿本人都会觉得很难制服的一个又一个佃农和牛奶工人，生存下来了。她能够应付一大批喜怒无常、难以逆料的黑人的经常折磨。她甚至还设法立定脚跟，能够对付偶然闯来的吸血鬼，牲口贩子，伐木人，以及随便什么东西的买主和卖主，他们常乘坐拼凑起的卡车驶来，在院子里揿响了喇叭。
在她看着那个“背井离乡的人”把水龙管关掉，走进牛棚不见了时，她在黑罩衫下把两只胳膊合抱起来，微微挺起身子站着，脸上一副满意的神色。她觉得很惋惜，这个可怜人竟然给赶出了波兰，穿过欧洲，不得不在一个异国他乡住进一个佃户的小木屋，不过她对这件事却一点儿也没有责任。她自己也有过一个艰难的时期。她知道奋斗是怎么一回事。人们应该奋斗。吉扎克先生从欧洲一路跑到这儿来，大概一切东西都是人家施舍的。他大概并没有作出充分的奋斗。她给了他一份工作。她不知道他感激不感激。除了他干着的这份工作外，她对他一无所知。实情是，他对她还不很真实。他是她看着发生的一种奇迹，她谈论着它，可是她依然并不相信。
她看着他从牛棚里走出来，对萨尔克招招手。萨尔克正由那片地的后面绕过去。他打了一个手势，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件东西来，他们两个站定了看着。她顺着那条小路朝他们走去。那个黑人的身个儿又高又松弛，他正把圆脑袋以平日的那种愚蠢的方式向前伸着，比笨蛋好不了多少，不过如果他们是这样，他们总是很好的工人。法官曾经说过，雇用一些蠢笨的黑人，因为他们还不懂，不会停下不干活儿。波兰人正在迅速地打着手势。他把一件东西留给那个黑人小伙子，然后走开。她还没有绕过那条小路的转弯处，便听见拖拉机的引擎开响了。他正朝田地里驶去。黑人还逗留在那儿，张开嘴，瞪眼望着他手里的不知什么东西。
她走进了那片地，穿过牛棚，很赞赏地看着那个潮湿的、洁净的混凝土地面。那时候不过九点半，肖特利先生在十一点钟以前压根儿不会把什么东西洗干净的。她由另一头走出去的时候，看见那个黑人慢吞吞地在一条斜着横贯她前面那条大道的小路上行走，眼睛还注视着吉扎克先生交给他的那件东西。他并没有看见她，站住脚，把膝盖弯下，把身子倚在一只手上，用舌头绕了几小圈。他手里有一张照片。他抬起一个手指，在照片上面轻轻描画。接下去，他抬起脸，看见了她，似乎愣住了，他的嘴半张着，勉强笑笑，手指还扬着。
“你干吗没上地里去？”她问。
他抬起一只脚，嘴也张得更大点儿，同时拿着照片的手慢慢朝裤子后面的口袋移去。
“那是什么？”她问。
“没有什么，”他咕哝说，一面自动把照片递给她。
那是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小姑娘的照片，身上穿着一件白衣服。她生着淡黄色的头发，上面戴着一只花环，两只眼睛和善、镇定，水灵灵地朝前望着。“这个孩子是谁？”麦金太尔太太问。
“是他的表妹，”小伙子高声说。
“唔，你拿着它干什么？”她问。
“她就要嫁给我啦，”他用更高的声音说。
“嫁给你！”她尖声问。
“我付一半钱，把她弄到这儿来，”他说。“我每星期付给他三块美元。她现在大点儿啦。是他的表妹。她并不在意嫁给谁，能够离开那儿她就非常高兴。”那个高嗓门似乎象一股紧张的声音那样喷射出来，随后他瞥了她的脸一眼，声音又变得低沉下去。当他的炯炯的目光看到她的脸时，她的两眼具有蓝花岗石的颜色，不过她当时并没有望着他。她正朝那条大道望下去，拖拉机的声音从那条大道上远远传了过来。
“我猜她反正也不会来，”小伙子咕哝说。
“我来照料着让你把你的每一分钱都弄回来，”她嗓音平板地说，说完转身走开，手里把那张照片一折为二。她那矮小、挺直的身个儿上没有迹象表明她心绪不宁。
等她回进宅子以后，她立刻在床上躺下，闭上眼睛，用一手紧紧按着自己的心，仿佛她想把它保持在原来的部位似的。她的嘴张开，发出了两三个干巴巴的小声音。接下去，过了一分钟，她坐起身，大声说道：“他们全都一样，向来总是这样。”说完她又平躺下了。“二十年来弄得我筋疲力尽，他们甚至去盗地的墓！”她想到这儿，悄悄地哭泣起来，每过一会儿就用罩衫的底边擦擦眼睛。
她所想到的就是法官坟墓上的那个天使，这是用花岗石做的一个裸体小天使。老头儿有天在市里一家墓碑铺的橱窗里看到了它。他立刻便喜欢上了，部分因为那个天使的脸使他想起了他的妻子，部分因为他想要一个真正的艺术品放在他的墓上。他把它带回家来，一路上把它放在车厢里他身旁的绿绒座位上。麦金太尔太太始终没有看出小天使象她自己的地方。她一向认为它很丑陋，可是当赫林家从老头儿的墓上把它偷走时，她感到震惊，勃然大怒。赫林太太觉得它非常美，经常到墓地上去看它，赫林家离开的时候，天使除了大脚趾外，也跟着他们走了。大脚趾留下，因为赫林老头儿用来劈下它的那柄斧子，砍得稍许高了一点儿。麦金太尔太太始终没钱补竖起一个来。
等她哭够了以后，她爬起身，走进后面门厅去。那是一个小房间般的空门厅，黑暗、清静得象一座小教堂。她在法官那张黑色的呆板的椅子边上坐下，一只胳膊肘儿撑在桌上。这是一件特大的有卷缩顶板的家具，上面有些分类架，里面放满了尽是灰尘的文件。过去的银行存折和分类帐册全堆放在半开着的抽屉里。还有一个小保险箱，象一座神龛那样搁在正中，里面没有东西，不过却上了锁。自从老头儿去世以后，她对宅子里这一部分没有更改过。这是对他的一种纪念，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在这儿处理他的业务的。那张椅子往这面或那面一歪，就发出一种残骸的刺耳声音，听起来跟他抱怨贫穷时的声音很相象。这是他谈话的第一要点，仿佛他是世上最穷的人了。她也遵照着这种谈话方式，不只是因为他这么做了，而且因为这也是实情。当她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转身对着空保险箱时，她知道世上没有比她更穷的人了。
她一动不动地在办公桌面前坐了十到十五分钟，然后仿佛获得了一些力量，于是站起身，坐上汽车，驶到玉米田里去。
这条大道穿过一片浓荫荫覆的松树林，最后通到一座小山的山顶上。小山在一大片带繸的绿色原野间扇形延展开去，绵亘起伏。吉扎克先生正在田地外面顺着一条环形路朝中央切去，田地中央的那片墓园几乎全给玉米遮住了。她可以看见他坐在拖拉机上，在山坡上较高较远的那面，后面是切草机和大车。时时，他得跳下拖拉机，爬上大车去把饲料铺铺开，因为黑人还没有到。她站在她的黑色小轿车前面，急躁不耐地注视着，两只胳膊在罩衫下面合抱起来。同时，他绕着田地的边沿慢慢前进，渐渐挨近了她，她挥挥手叫他下来。他把拖拉机停住，跳下来，朝她这边奔跑，一面用一块油污的破布揩了揩他的红通通的嘴。
“我要和你谈谈，”她说，一面招手叫他到那片灌木丛边沿的阴凉下去。他摘下便帽跟着她，脸上笑嘻嘻的，可是等她转过脸对着他的时候，他的笑容渐渐消失了。她的眉毛细长、凶狠，象蜘蛛的腿那样预兆不祥地蹙到了一起。那个深深的垂直的窝从那片红色的前刘海下面往下一直延伸到了鼻梁上。她从口袋里取出了那张对折起的照片，一语不发地递给了他。接着，她往后退了一步，说：“吉扎克先生！你要把这个天真可怜的孩子弄到这儿来，想法让她嫁给一个愚蠢讨厌、偷东西的黑人吗！你是个什么样的恶棍啊！”
他把照片拿过手去，缓缓又笑开了。“是我的表妹，”他说。“拍这张照片时，她十二岁。举行第一次圣餐式。如今已经十六岁了。”
恶棍！她暗自说，同时望着他，仿佛她这才第一次看见他那样。他的前额和脑袋上便帽遮着的地方是白的，脸上其余的部分则是红通通的，上面密密地覆盖着短短的黄色汗毛。眼睛在金边眼镜后面象两颗闪亮的钉子，金边眼镜架在鼻梁上用铁丝结了起来。整个脸看上去好象是好几张脸拼凑成的。“吉扎克先生，”她慢吞吞地开口说，随后说得快了起来，最后在一个词说到一半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住，“那个黑人不能娶一个欧洲来的白人做妻子。你不能对一个黑人那样说话。你会使他激动起来。再说，这样也不成。也许，在波兰可以这样，但是在这儿可不成，你不得不作罢。这完全是愚蠢的。黑人们一点儿理智也没有，你会使他激动……”
“她在集中营里呆了三年，”他说。
“你的表妹，”她用明确的声音说，“不能上这儿来，嫁给我的一个黑人。”
“她十六岁，”他说。“是波兰人。妈妈死了，爸爸死了。她在集中营里等候着。第三个集中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来，在里面翻检了一下，取出同一个姑娘的另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她年龄大了几岁，穿着一件没有腰身的深色衣服，正跟一个矮女人靠墙站着，那个女人似乎没有牙齿。“这是她的妈妈，”他指着那个女人说。　　“她在第二个集中营里死了。”
“吉扎克先生，”麦金太尔太太说，一面把那张照片朝着他推回去，“我可不愿意我的黑人心烦意乱。没有黑人，我不能经营这地方。没有你我能经营，可是没有他们就不成。你要是再对萨尔克提起这个姑娘，那么你就不能跟着我干活儿啦。你明白吗？”
他脸上没有露出什么理解的神色，心里似乎正在把所有这些词拼凑起来，构成一个思想。
这时候，麦金太尔太太想起了肖特利太太的话：“他什么都懂，只是装着不懂，这样他好做他乐意做的事。”她脸上重新显出了最初说话时的那种震惊、愤怒的神色。“我没法明白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她说，“竟然会把一个天真可怜的姑娘弄到这儿来，把她嫁给一个那样的人。我真没法明白。我真没法明白！”她摇摇头，用蓝眼睛痛苦地凝视着远方。
过了一会儿，他耸耸肩，让胳膊垂下，仿佛他劳累了。“她不在乎黑人，”他说。“她在集中营里呆了三年。”
麦金太尔太太觉得两膝特别乏力。“吉扎克先生，”她说，“这件事我想我就不必再和你说了。如果我再说，你就不得不另外去找一个工作啦。你明白吗？”
那张拼凑起的脸并没有说什么。她获得的印象是，他没有看见她呆在那儿。“这是我的地方，”她说，“谁来这儿，谁不来这儿，得听我说。”
“是，”他说，一面把便帽又戴上。
“世界上的苦难不该由我来负责，”她随后又想着这么加了一句。
“是，”他说。
“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呆在这儿应该知道感激，”她加上一句，“但是我不能肯定你是否知道。”
“是，”他说，同时微微地耸了一下肩，转身朝拖拉机走去。
她看着他上了拖拉机，驾驶着它又驶进玉米田里去了。当他驶过她，绕过那个转弯的地方时，她登上了坡顶，合抱起两只胳膊站在那儿，冷酷无情地朝前望着那片田野。“他们全都一样，”她咕哝说，“不管他们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州来的。我应付过赫林家、林菲尔德家、肖特利家。我也能应付一个姓吉扎克的。”她把目光收敛起来，最后就紧紧盯住拖拉机上那个逐渐远去的人形，仿佛她正通过一个瞄准器望着他那样。她一生都在和世上过剩的人口搏斗，现在她碰上的是以一个波兰人的形式出现的。“你就和他们其余的人一样，”她说，“——只不过精明强干、勤俭节约，不过我也是这样。这可是我的地方。”她站在那儿，一个生着一张苍老的、胖乎乎的脸，戴着一顶黑帽子，穿着一件黑罩衫的矮小身影，合抱着两手，仿佛什么事都能应付似的。可是她的心却在跳着，好象内心里已经蒙受到某种粗暴的行为。她睁大眼睛看着整片田野，因此拖拉机上的那个人形在她阔大了的视野里，不过象一个蚱蜢那么大。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工夫。这时候吹来了一阵清风，玉米在山坡两边象巨浪一般颤动起来。那台巨大的切草机发出单调的吼声，粉末四溅，继续把切碎的饲料均匀地喷进大车里去。到黄昏的时候，这个“背井离乡的人”就会割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这两座小山的两边除了残梗外，什么也不剩。那片墓园就会象一座小岛那样在田地中央升起。法官就躺在他的遭到玷污的墓碑下面，咧开嘴微笑。

三

神父用一只手指托着他的温和的长脸，讲了十分钟炼狱⑨的情形。这时候，麦金太尔太太一直从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愤怒地斜眼瞅着他。他们正在她的前门廊上喝姜汁啤酒，她不停地嘎拉嘎拉搅拌着玻璃杯里的冰块，嘎拉嘎拉晃动着珠子，嘎拉嘎拉摇摆着手镯，象一匹急躁不耐的小马丁丁当当地摇动它的马具那样。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义务应该留着他，她正低声这么说，绝对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义务。突然，她身子一歪，站起身来，声音象钻头钻进一只锯床那样，压过了他的乡土音。“听着，”她说，“我不是研究神学的，我是讲究实际的！我想跟您讲一件实际的事情！”
“噢—噢—噢，”他哼哼着停住了。
她至少加了少量威士忌在她自己的姜汁啤酒里，这样她才能容忍他的漫长的访问。她很别扭地坐下，发觉那张椅子挨着她比料想的要近。“吉扎克先生叫人很不满意，”她说。
老头儿假装惊讶地扬起眉毛。
“他是多余的，”她说。“他不合适。我得找一个合适的人。”
神父很仔细地把帽子在膝上转着。他有一种小诀窍，能够静静地等上一会儿，然后再把谈话转回到他自己的思路上去。他年纪大约八十岁。在她为了请这位神父替她找这个“背井离乡的人”，去见神父以前，她从来没有结识过一位神父。他替她找来这个波兰人后，更利用这次工作方面的介绍，想来使她改变信仰——正如同她早就料想到他会做的那样。
“给他点儿时间，”老头儿说。“他会学着适应的。你的那只美丽的鸟—鸟—鸟儿哪儿去啦？”他问，接着又说，“唔—唔—唔，我瞧见了！”一面站起身，朝外望到草地那面。公孔雀和两只母孔雀正全神贯注地在行走，长长的颈子上羽毛竖起，公孔雀的碧蓝羽毛和母孔雀的银绿色羽毛在傍晚落日的余晖里熠熠发光。
“吉扎克先生，”麦金太尔太太强忍着，用单调、平稳的声音继续往下说道，“很有能力。这我承认。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和我的黑人共事。他们不喜欢他。要是黑人跑掉，那我可受不了。我也不喜欢他的态度。他对于上这儿来一点儿也不知感激。”
神父一手放在纱门上，把门拉开，准备溜走。“噢—噢，我得去了，”他咕哝着。
“我告诉你，我要是找到一个理解黑人的白人，我就不得不让吉扎克先生走啦，”她说，一面又站起身来。
他于是回过身，望着她的脸。“他没有地方可去，”他说。随后，他又说：“亲爱的太太，我非常熟悉你，知道你不会为了一件小事就把他赶走！”他没有等她回答，就举起手，用低沉的声音向她祝福。
她生气地笑笑，说：“当然，这个局面不是我造成的。”
神父让自己的眼睛浏览到那些孔雀那儿去。孔雀已经走到草地的中央。公孔雀突然一下停住，把颈项向后转去，同时扬起尾巴，以一种闪烁的、手鼓般的声音开了屏。一层层充满金光的小太阳在一片金绿色的烟雾中飘浮在它的头上。神父站在那儿呆住了，下颚松弛下去。麦金太尔太太不知道，自己曾经在哪儿看见过这么一个愚蠢的老头儿。“基督会象这样来临的！”他欢快地大声说，同时一手在嘴上揩了一下，大张着嘴站在那儿。
麦金太尔太太的脸上摆出一副固执的清教徒的神情，她的脸红了起来。在谈话中说到基督使她窘困，就象说到性问题使她母亲窘困那样。“吉扎克先生无处可去，这并不是我的责任，”她说。“我可不觉得我应该为世上所有多余的人负责。”
老头儿似乎没有听见她说的话，正全神贯注在公孔雀身上。孔雀正一小步一小步往后退，脑袋靠在展开的尾巴上。“这是变形⑩，”他咕哝说。
她不知道他在说点儿什么。“首先，吉扎克先生用不着非上这儿来，”她说，一面死瞪了他一眼。
孔雀垂下尾巴，开始啄起草来。
“首先，他用不着非上这儿来，”她又说了一遍，着重地说着每一个字。
老头儿心不在焉地笑了。“他来拯救我们，”他说，同时和善地伸出手去，握了一下她的手，说他非走不可了。

如果肖特利先生几星期后没有回来，那么她就会出去雇用一个新人。她并不想要他回来，可是当她看见那辆熟悉的黑汽车沿着大道驶来，在宅子旁边停下时，她有一种感觉，认为是她自己回来了。她经过一次痛苦的长途旅行，又回到了她自己的地方。这时候，她突然一下认识到，她想念的是肖特利太太。自从肖特利太太离开以后，她没有一个人可以谈谈说说，所以她奔到门口，指望看见肖特利太太喘息着走上台阶来。
肖特利先生独个儿站在那儿，戴着一顶黑毡帽，穿着一件印有红蓝两色棕榈树图案的衬衫，但是那张虫咬的、有疤的长脸上的纹路却比一个月以前还要深。
“嗨！”她说。“肖特利太太在哪儿？”
肖特利先生没说什么。他脸上的变化似乎是来自内心的，外表上就象一个长途跋涉、缺乏饮水的人那样。“她是上帝自己的天使，”他用很响的声音说。“她是世上最可爱的女人。”
“她上哪儿去啦？”麦金太尔太太咕哝着问。
“死啦，”他说。“在从这儿走出去的那天，她中了风。”他脸上有一种死尸般的平静。“我猜是那个波兰人杀了她，”他说。“她打一开头就看穿了他，知道他是从魔鬼那儿来的。她和我这么说过。”
麦金太尔太太过了三天才渐渐淡忘了肖特利太太的死亡。她告诉自己，随便谁都会以为她们是一家人的。她重新雇用了肖特利先生，叫他干农场上的活儿，虽然没有他的妻子，她实际上并不需要他。她告诉他，本月底她将通知“背井离乡的人”一个月内离开，然后肖特利先生就可以重新得到他在牛奶房里的工作了。肖特利先生喜欢干牛奶房里的工作，不过他乐意等待。他说，看到这个波兰人离开这地方，他的确感到相当满意。麦金太尔太太说，那样她会感到十分满意的。她承认自己首先应该对原有的助手们觉得满意，而不应该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寻找。肖特利先生说他始终就不喜欢外国人，因为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过外国人是什么样子。他说他那时候看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象我们这样。他说他回想起有一个朝他扔手榴弹的人的脸，那个人戴着圆圆的小夹鼻眼镜，跟吉扎克先生的一模一样。
“但是吉扎克先生是波兰人，不是德国人，”麦金太尔太太说。
“他们这两种人没有多大差别，”肖特利先生解释说。
黑人们看见肖特利先生回来，全很高兴。那个“背井离乡的人”指望他们象他自己那样辛勤地干活儿，而肖特利先生却承认他们的局限性。有肖特利太太约束住他的时候，他本人始终就不是一个出色的工人，如今没有她，他更为迟钝、更容易忘事。波兰人象原先一样拼命地干活儿，似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就要给解雇了。麦金太尔太太看到有些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她本来以为在那时间内决办不了的。虽然如此，她还是决定要辞退他。他那个矮小、挺直的身个儿迅速地四处走来走去。这对她说来，竟然成了这地方最惹人生气的景象。她觉得她让那个老神父给骗了。他曾经说过，如果那个“背井离乡的人”不令人满意，那么她没有什么法律义务该留着他，但是这时候，他却提出了道义方面的义务。
她打算告诉他，她在道义方面的义务是对她自己人民的，是对肖特利先生的，因为他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国家作战。她对吉扎克先生可没有这种义务，他到这儿来只是来利用他所能利用的机会的。她觉得在解雇“背井离乡的人”以前，她必须先跟神父把这问题讲清楚。到那个月的第一天，神父没有来访问，她于是把给波兰人通知的事稍许推迟了一点儿。
肖特利先生告诉自己，他早就应该知道，没有一个女人说她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当真打算做她说要做的那事。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忍受得住多久她的这种犹豫不决。他自己认为她正变得心肠很软，不敢把波兰人轰走，惟恐他另谋一个工作十分困难。他可以把这件事的实情告诉她。那就是，如果她让他走，三年内他就会自己有所房子，房顶上还架有一个电视天线。作为一种策略，肖特利先生开始每天晚上到她的后门口来，把一些事实放到了她的面前。“一个白人往往得不到一个黑人所得到的尊敬，”他说，“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他还是白人，可有时候，”说到这儿，他总停下，朝远处望去，“一个为自己祖国作战，流血，牺牲的人，却得不到一个他和他们作战的那些人的尊敬。我问你，这对吗？”当他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时，他可以看着她的脸，知道自己的话正在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日子，她的脸色并不好看。他注意到了她眼睛四周的纹路。当他和肖特利太太是这地方唯一的白人帮手时，她眼睛四周是没有这些纹路的。每逢他想到肖特利太太，他总感到他的心沉了下去，象一只旧水桶落进一口枯井里去那样。
老神父一直避而不来，仿佛上次的访问使他吓坏了，不过最后，他看到“背井离乡的人”并没有给解雇，于是很大胆地又来访问，继续从他记得自己中断了的那地方开始来教导麦金太尔太太。她并没有请他来教导，可是他反正进行了教导，在每次谈话中总强行说出一种圣礼的一项小定义，或是一种教义，也不管他是在跟谁谈话。他坐在她的门廊上，没有注意到她那有点儿嘲笑、有点儿气愤的神情。她带着这种神情坐在那儿，晃动一只脚，等着机会打一个楔子到他的谈话里。“因为，”他正在这么说，仿佛讲到什么市里昨天发生的事情那样，“当上帝派遣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微微低了一下头——“作为人类的救世主，他……”
“弗林神父！”她说话的声音使他吓了一跳。“我想和您谈一件正经事！”
老头儿右眼下的皮肤骇得皱缩起来。
“就我来说，”她说，同时恶狠狠地瞪眼望着他。“基督不过是另一个‘背井离乡的人’。”
他微微举起手来，让它们落到他的膝上。“噢—噢—噢，”他咕哝说，仿佛在考虑这件事似的。
“我这就要让那人走，”她说。“我对他并没有什么义务。我的义务是对那些为自己国家出了点儿力的人，而不是对那些渡过大洋来利用他们能够获得的机会的人。”接下去，她想起自己的全部理由，话说得很快。神父似乎把注意力收敛起来，退进到一个私人祈祷室去，等着她把话说完。有一两次，他的目光转到草地去，仿佛在寻找一个逃脱的方法，但是她说得没有停。她告诉了他自己怎样已经在这地方生活了三十年，老是硬撑着对付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上哪儿去的人，他们什么也不要，只要一辆汽车。她说她发现他们全都一样，不论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州来的。等吉扎克家准备好以后，她说，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她的。她告诉他外表阔绰的人实际上最穷，因为他们要保持的东西最多。她问他认为她是怎样偿付饲料费的。她告诉他，她倒很想把宅子翻修一下，可是她出不起这笔钱。她甚至没钱把丈夫墓上的碑重新修建好。她问他乐意不乐意猜一猜，这一年她的保险费有多少。最后，她问他，他是否认为她是钱做的。老头儿突然很难听地大吼了一声，仿佛这是一句很可笑的问话。
当这次访问结束的时候，她觉得很失望，尽管她很明显地战胜了他。这时候，她打定主意，到下个月的第一天，她就通知“背井离乡的人”，在三十天内另找出路。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肖特利先生。
肖特利先生没说什么。他的女人从来没有吓得跑开，不做她所说的事，而他熟悉的唯一一个这种女人就是他的妻子。他女人说波兰人是魔鬼和这个神父派遣来的。肖特利先生毫不怀疑，神父对麦金太尔太太具有某种特殊的控制力，不久她就会开始去参加他的弥撒了。她显得仿佛内心里有件什么事正使她筋疲力尽似的。她变得更瘦、更烦躁不安，不象惯常那么精明了。现在，她会看着一只牛奶罐，而看不出它多么肮脏。他曾经看见她嘴唇移动，可她并没有在说话。波兰人始终没有做什么错事，不过她还是觉得他惹人生气。肖特利先生随心所欲地干活儿——并不总合她的意——但是她似乎并不注意。然而，她却注意到波兰人和他的全家都长胖了。她向肖特利先生指出来，他们面颊上瘪下去的地方全饱满起来了，他们还把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攒起来。“是呀，太太。将来有一天，他们就能买下你的产业，再出卖，”肖特利先生曾经很冒昧地这么说。他看得出这句话使她很震惊。
“我在等一日到来，”她曾经这么说。
肖特利先生也等候着。一日到来，又过去了，她并没有解雇他。他本来可以告诉随便谁事情会是怎么个情形的。他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不过他不喜欢看见一个女人被一个外国人欺骗了。他觉得这件事是一个男人不能袖手旁观，听其发生的。
麦金太尔太太没有理由不该立刻解雇吉扎克先生，可是她一天天拖延下去。她为她的帐单和她的健康烦心。夜晚，她睡不着，或者要是她睡着了，她也梦见“背井离乡的人”。以前，她从来没有解雇过任何人，全是他们自动离开的。有天夜里，她梦见吉扎克先生和他的一家人搬进她的宅子来，她却搬去跟肖特利先生住。这可叫她太受不了啦。她醒了过来，好几夜都没再睡觉。一天夜晚，她梦见神父前来访问，用低沉单调的声音一再说道：“亲爱的太太，我知道你心肠很好，不会忍心把那个可一可一可怜人撵走的。想想成千上万他们那样的人，想想焚烧炉、闷罐子车、集中营、有病的孩子和我们主基督。”
“他是个多余的人，破坏了这一带的平衡，”她说。“我是个有头脑、讲实际的女人。这儿没有焚烧炉、没有集中营、没有我们主基督。等他离开的时候，他会赚到更多的钱。他会在工厂里工作，买一辆汽车，不再跟我说话——他们所要的就是一辆汽车。”
“焚烧炉、棚车、有病的孩子，”神父用低沉单调的声音说，“还有我们亲爱的主。”
“这都是多余的，”她说。
下一天早上，她在进早餐时打定了主意，她要马上去通知他。她站起身，走出厨房，沿大道走去，手里还拿着餐巾。吉扎克先生一手撑着腰，以他那种脊背瘪下去的姿势站在那儿用水冲洗牛棚。他把龙头关掉，不很耐烦地来接待她，仿佛她妨碍了他的工作。她并没想好自己该对他说什么，她只是走来了。她站在牛棚门口，严厉地望着洁净、潮湿的地面和水淋淋的木枷⑾。“你好吗？”他说。
“吉扎克先生，”她说，“我眼下简直没法应付我的债务。”接下去，她用较为响亮、较为有力的声音着重地说着每一个字，“我有好些帐要付。”
“我也是，”吉扎克先生说。“欠了好些帐，又没有多少钱。”说完，他耸了耸肩。
在牛棚的另一头，她看见一个长着鹰钩鼻的长长的黑影，象一条蛇那样由阳光照耀的敞开的门口向前潜行到一半的地方，停下。在她后面一处地方，她感到有一片寂静，黑人们铲地的声音一分钟以前就是从那儿传来的。“这是我的地方，”她愤怒地说。“你们都是多余的。你们个个人都是多余的！”
“是呀，”吉扎克先生说，又打开了水龙软管。
她用手里的餐巾擦了擦嘴，走开了，仿佛她已经把来办的事办完了。
肖特利先生的影子从门那儿退出去。他靠在牛棚的旁边，点着了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半支烟。现在，他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好等着上帝的手发出打击，不过他知道了一件事：他可不闭上嘴等着。
他从那天上午开始，便抱怨起来，对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黑人也好，白人也好，都说明他这方面的情况。他在食品杂货铺抱怨，在县政府抱怨，在街道拐角处抱怨，还直接向麦金太尔太太本人抱怨，因为他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情。倘使那个波兰人能够听明白他不得不说的话，那么他也会对他说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他对麦金太尔太太说，“我用生命和身体冒险去证明这一点。上大洋那边去，作战、流血、牺牲，回到这边来，发现谁得到了我的工作——正是和我作战的人。有枚手榴弹险些儿把我炸死，我看见是谁扔的——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戴的眼镜就和他的一样。可能是在同一家店铺买的。世界真太小了。”他沉痛地微微笑了一声。既然肖特利太太不再代他说话了，他便亲自着手来讲，他发觉自己具有这种才干，有能力使其他的人明白他的道理。他对黑人们说了不少话。
“你为什么不回到非洲去？”有天早晨他们在打扫地窖的时候，他问萨尔克。“那是你的家乡，是吗？”
“我不上那儿去，”那个小伙子说。“他们会吃了我的。”
“唔，要是你规规矩矩，你本来没有理由为什么不可以呆在这儿，”肖特利先生和蔼地说。“因为你并没有打哪儿逃走。你爷爷是给买来的。他和上这儿来毫无关系。我讨厌的是从自己家乡逃跑出来的那些人。”
“我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到处乱跑，”黑人说。
“唔，”肖特利先生说，“我要是再出去跑的话，不是去中国，就是去非洲。你上这两处地方中的随便哪一处去，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你上其他那些地方去，你所能辨别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如果他们说上一句话的话。而且，你也并不总能辨别出来，因为他们大约有一半人懂英语。这就是我们犯下的错误，”他说，“——让所有那些人全会英语。如果人人只知道自己的语言，那么麻烦就少多了。我女人说，懂两种语言，就好象脑袋后面也长了眼睛。你没法欺骗她。”
“你当然没法，”小伙子咕哝说，接下去又说道，“她挺好。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她更好的白种女人了。”
肖特利先生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默不作声地干了一会儿活儿。过了几分钟，他直起身来，用铲柄轻轻拍了拍黑人小伙子的肩膀。有一刹那，他就那么望着他，濡湿的眼睛里包含着不少深意。接着，他温和地说：“报复为我所有，主这么说。”
麦金太尔太太发觉，市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肖特利先生对她农场上的事情的说法，所有的人都谴责她的行为。她开始明白，她在道义方面有义务解雇那个波兰人，可她却在逃避，因为她觉得这很难办。她无法再忍受这愈来愈严重的内疚了。一个寒冷的星期六上午，她在早餐后出发去解雇他。她听见他在车棚那儿启动拖拉机，于是便朝那儿走去。
地面上有一层很厚的霜，使田野看上去象绵羊的蓬乱的脊背。太阳几乎是银白色，树林在天边象干鬃毛那样支了起来。乡野似乎从车棚四周那一圈轻微的声音那儿退却。吉扎克先生蹲在那个小拖拉机旁边的地上，把一个零件装上去。他还要替麦金太尔太太工作三十天，麦金太尔太太希望他在这期间里把地翻好。黑人小伙子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些工具。肖特利先生呆在车棚里，准备登上那辆大拖拉机，把它倒出去。她打算等他和黑人离开以后，再开始办这件令人不快的事。
她站在那儿看着吉扎克先生，同时把两脚在坚硬的地面上跺着，因为寒气象一阵麻痹那样悄悄窜上了她的脚和腿。她穿着一件很厚的黑上衣，戴上一条大红头巾，黑帽子拉下来覆盖在头巾上，遮住耀眼的亮光。在黑帽檐下面，她脸上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神色。有一两次，她的嘴唇不出声地动了动。吉扎克先生在拖拉机的响声中高声叫唤那个黑人把一把螺丝起子递给他。当他拿到手后，他转身在冰凉的地上躺下，从拖拉机下面伸手向上去转什么。她没法看见他的脸，只看见他的脚和腿，以及他的身体，从拖拉机边上很唐突地支了出来。他穿了一双已经破裂的长统橡胶鞋，上面溅满了泥浆。这会儿，他抬起一只膝盖，然后放下，微微转了一下身子。在她对他不满的事情中，最为不满的就是，他不自动离开。
肖特利先生上了那台大拖拉机，正从车棚里把它倒出去。他似乎给拖拉机激动起来，仿佛拖拉机的热和力向上对他产生了点儿冲力，他立即顺从了它。本来他是朝小拖拉机开过来的，但是他在一个小斜坡上刹住，跳下来，转身又朝车棚走过去。这时候，麦金太尔太太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吉扎克先生平放在地上的两腿。她听见大拖拉机的刹车松开，抬头一看，大拖拉机正向前驶来，计算着自己的路径。后来，她想起她看见那个黑人默不作声地跳到一旁，闪避开它，仿佛地下有只弹簧放开了他，她还看见肖特利先生慢得难以置信地回过头，一声不吭地从肩上睁大眼睛望着。她又想起她开始朝“背井离乡的人”喊叫，可是她实际上并没有喊叫。她感到自己的眼睛、肖特利先生的眼睛和那个黑人的眼睛，全在一道目光中汇聚到了一块儿，使他们永远勾结到了一起。她还听见拖拉机轮子轧断波兰人的脊骨时，他发出的那个微小的喊声。两个男人奔上前去救援，她晕过去了。
她想起等她苏醒过来后，她奔到了一个地方，也许是奔进宅子，又奔出去，不过她记不清为了什么，或者当她到了宅子里，她是不是又晕倒了。等她最后回到两台拖拉机的地方时，救护车已经到了。吉扎克先生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全弯身扑在他的身上，另外还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弯身对着他，咕咕哝哝说着她不明白的话。起先，她心想这一定是大夫，可是随后，她带着一种烦恼的情绪认出来，原来是那个神父。他跟随救护车赶来，正把一个什么东西塞到那个被压坏的人嘴里。一会儿工夫后，他站起身。她先看看他的血迹斑斑的裤腿，接下去又看看他的脸。他的脸并没有避开她，不过就和乡间其余的人一样漠然、一样毫无表情。她只是直瞪瞪地望着他，因为这场经历使她太震惊了，简直有点儿失常。她脑子里并没有把握住发生的一切事情。她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外国，弯身对着死人的人们全是当地人。死人给抬上救护车送走了，她象一个外乡人那样注视着。
那天晚上，肖特利先生事先没有通知，便离开了那地方，寻找一个新工作去了。黑人萨尔克突然想多见识一下世界，出发到那一州的南部去了。老头儿阿斯特没有人陪着，无法干活儿。麦金太尔太太几乎没有注意到自己没有一个帮手留下来，因为她神经紧张地病倒了，不得不到医院去。等她回来以后，她看到这地方她如今实在无法经营了。她把她的牛交给了一个职业拍卖商（他赔本卖掉了），自己隐居起来，仗着她所有的那一点儿东西生活，一面极力想保住自己日益衰退的健康。她的一条腿感到麻木，两手和头晃动起来。最后，她不得不整天睡在床上，只有一个黑女人伺候她。她的眼光一天天越来越差，嗓音也完全丧失了。除了那个老神父，没有多少人记得到乡野来看她。神父每周固定来一次，带来一袋面包屑。在他用面包屑喂完孔雀以后，他总走进来，在她的床边坐下，解说教会的教义给她听。

①原文是Boliweevil，意思是：棉子象鼻虫，系一种害虫。
②指欧洲。
③《公祷书》圣诗第一百十一篇：“对主的畏惧，是聪明的开始。”
④北美洲产的一种樟科植物，根部含有芳香性挥发油。
⑤指十六世纪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l483-1546）等的领导下，发起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成立新的教会和教义，攻击天主教教会。波兰人大部分仍信奉天主教，所以这么说。
⑥这是黑人给肖特利太太取的绰号。
⑦《圣经》财主和拉撒路的寓言中叙说的一个乞丐，他在世上受尽苦难，死后进入天堂。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⑧巴比伦（Babylon）：古代巴比伦王国的首都，系一骄奢淫逸的大都市。
⑨天主教认为，灵魂要升入天国前，先得到所谓炼狱中去洗干净灵魂上的种种罪恶。
⑩指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⑾指牲畜栏中，限制牲畜活动的木枷。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列 车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主 万译

他想着列车员，几乎把卧铺也忘了。他买了一个上铺。车站上的那人曾经说，可以给他一个下铺，可是黑兹却问他，难道没有上铺了吗。那人说，当然有，如果他要的是上铺的话，说完就给了他一张上铺票。黑兹向后靠在座位上，看到头上的顶篷是圆形的。它就在这儿车厢里。他们把顶篷放下来了。它却在这儿车厢里，你由一道梯子攀登上去。他看到四周并没有什么梯子，于是猜想他们大概把梯子收在小房间里。小房间就在你走进来的那地方。当他最初登上列车时，他曾经看见那个列车员站在小房间的门前，正在穿列车员的短上衣。黑兹当时立刻停下——就停在他站的那地方。
他回头的样子很象，脖子后面也象，还有那只伸出去很短的胳膊。他转身从小房间前面走开，同时望着黑兹。黑兹瞧见了他的眼睛，眼睛也象，简直完全一样——最初一刹那，和老卡什的完全一样，随后又显得不大相同。他望着的时候，它们显得不同了，干脆变得很坚定。“什……你什么时候把床铺放下？”黑兹嗫嚅着。
“还有不少时候哩，”列车员说，一面又走进小房间去。
黑兹不知道该再对他说些什么别的话。他朝前走到他的一段卧铺去。
这时候，灰蒙蒙的列车正在全速驶行，每隔一会儿便掠过一些树木，迅速地驶过一片片空旷的田野和一大片静止不动的天空，天空向相反的方向飞快移去，愈来愈暗。黑兹把头向后靠在座位上，朝车窗外面望去，列车的黄光冷落地照在他的脸上。列车员走过了两次，两次往后走，两次往前走。他第二次往前走的时候，锐利地朝黑兹望了一会儿，然后没说什么便往前走去。黑兹曾经回过身，瞪眼望着他，就象他上次所做的那样。就连他走路的姿势都象。他们这些大吃大喝的黑人全都很象。他们看上去就象他们自己这类黑人——秃头，迟钝，浑身上下十分结实。老卡什从前体重有两百磅——身上没有脂肪——身高五英尺，至多也不过五英尺二寸。黑兹想要和这个列车员谈谈。等他告诉列车员，我是伊斯特罗德人时，列车员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些什么？
列车抵达了埃文斯维尔①。一个女人上了车，坐在黑兹的对面。这意思说，她就要睡在他下面的那个卧铺上了。她说她认为就要下雪啦，又说她丈夫驾车送她到车站上。她丈夫说要是在他回家之前还没有下雪，那么他会觉得惊讶的。他的车要走上十英里路，他们住在郊区。她是要到佛罗里达州去看她的女儿。以前，她始终没有时间作这么远的旅行。事情连连发生，一件紧接着一件，时光好象过得飞快，你无法说出来自己是年老还是年轻。她的样子就好象时光欺骗了她，在她睡着了，不能看着它时，就加倍快速地飞逝。黑兹很高兴有个人在那儿谈谈说说。
他想起自己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和母亲以及其他的孩子们，总到田纳西铁路线上的查塔努加市②去。母亲在列车上总要和别人谈上几句。她就象刚从栏里放出来的一只捕鸟的老猎犬那样尽情奔跑，对所有的大石头和枝条都又嗅又闻，并且在她停下的一切东西四周吸上一口气。等到他们要下车的时候，车上没有一个人她没有交谈过了。她也记得他们。好多年以后，她会说不知道要到韦斯特堡去的那个女人在哪儿，或者说不知道卖《圣经》的那个人有没有把女人接出医院。她渴望和人们交往——仿佛她交谈过的人们遭到的事，也是她所遭到的事似的。她是——个姓杰克逊的——安妮?卢?杰克逊。
我母亲是一个姓杰克逊的，黑兹暗自想着。他已经不再听那个女人讲话了，虽然他还在望着她，她以为他还在听。我的名字叫黑兹尔?威克斯，他说。今年十九岁。我母亲姓杰克逊。我是在伊斯特罗德，田纳西州的伊斯特罗德长大的。他又去思考那个列车员了，他要问他。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列车员甚至可能就是卡什的儿子。卡什有一个儿子跑了。这件事发生在黑兹出生以前。尽管如此，列车员会知道伊斯特罗德的。
黑兹瞥着窗外各种形象黑森森地在他眼前向后掠过。他可以闭上眼睛，把任何一个形象想象成夜色下的伊斯特罗德——他可以找到大道两旁的两所房子，还有那家店铺，那些黑人的住房，以及那座牲口棚和开始伸入草场的那段围墙，遇到月光照在上面时就呈现出灰白色。他可以把那只骡子的头稳稳当当地安顿在围墙上方，让它垂在那儿，感觉到夜晚是什么情形。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感到夜色在他四周轻轻地逼近。他看见妈妈由小路上走来，两手在她脱下的围裙上擦擦，看来好象已经换上睡衣了。她随后站在门口。黑黑黑兹兹兹，黑黑黑兹兹兹，快进来。列车替他说了。他想要站起身，走去寻找列车员。
“你是回家吗？”霍森太太问他。她的名字是华莱士?本?霍森太太，结婚以前，她是希契科克小姐。
“唔！”黑兹吃了一惊，说——“我在陶尔金汉姆，我在陶尔金汉姆下车。”
霍森太太在埃文斯维尔认识一些人，他们有亲戚住在陶尔金汉姆——她想，是一位亨利家的先生。黑兹先生既然是陶尔金汉姆人，也许认识他。他曾经听说过……
“我并不是陶尔金汉姆人，”黑兹咕哝说。“我对陶尔金汉姆什么也不知道。”他没有望着霍森太太。他知道她接下去要问什么话，感到她快要问了，她果然问道：“唔，你住在哪儿？”
他想要从她面前走开。“就在那儿，”他咕哝说，一面在座位上不安地移动。接着，他说：“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我到过那儿，但是……这不过是我第三次到陶尔金汉姆去，”他说得很快——她把脸缓缓伸向前来，瞪眼瞅着他——“我从六岁去过以后，就没有再到那儿去过了。我对那儿什么也不知道。有一次，我在那儿看过一场马戏表演，可是没有……”他听见车厢尽头有一阵铿锵声，连忙抬头望望，看看是从哪儿传来的。列车员正在把卧铺车厢的墙壁向外拉出去一点儿。“我得去找一下列车员，”他说，说完连忙从过道走过去。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对列车员说些什么。他走到列车员面前，还是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我想你准备这会儿就把卧铺铺好，”他说。
“对，”列车员说。
“铺好一张卧铺得花多少时间？”黑兹问。
“七分钟，”列车员说。
“我是伊斯特罗德人，”黑兹说。“我是田纳西州伊斯特罗德人。”
“那不在这条铁路线上，”列车员说。“要是您指望到一个那样的地方去，那么您就乘错了车啦。”
“我是到陶尔金汉姆去，”黑兹说。“我是在伊斯特罗德长大的。”
“您要我把您的卧铺这就铺下吗？”列车员问。
“嗯？”黑兹说。“田纳西州的伊斯特罗德，你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伊斯特罗德吗？”
列车员扳动平坦的座位的一边。“我是芝加哥人，”他说，同时使劲儿拉下两扇窗的窗帘，然后把另一个座位也扳下。就连他脖子的后部也很象。当他低下头的时候，脖子后部便鼓出三块肉来。他是芝加哥人。“您站在过道中央。有人会要从您身旁走过去的。”他突然转过脸，对黑兹说。
“我想我要去坐下一会儿，”黑兹脸红起来说。
在他走回到他那段卧铺去的时候，他知道人家全瞪眼望着他。霍森太太正朝窗外望着。她回过脸，猜疑地望了他一眼。随后，她说，车外还没有下雪，是吗？于是松弛下来，说了一连串的话。她猜她丈夫今儿晚上正在自己做饭。她付了钱给一个姑娘，叫她去给他做饭，但是他一定要自己弄晚饭。她认为一个男人偶尔做一顿饭，并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她认为这对他会有好处的。华莱士并不懒惰，不过他认为整天从事家务劳动并不会得出什么来。她也不知道，到了佛罗里达州有人伺候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他是芝加哥人。
这是五年里她第一次休假。五年以前，她曾经到大拉皮兹③去看过她的姐姐。时光飞逝，她姐姐已经离开大拉皮兹，搬到沃特卢④去了。她猜想，如果她现在看到姐姐的孩子，她会不认识他们的。姐姐写信来说，他们已经长得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高。她说情况变得很快。姐夫是在大拉皮兹市的自来水公司工作的——他曾经有一个很好的职位——可是在沃特卢，他……
“我上次回到那儿去过，”黑兹说。“要是它在那儿，我在陶尔金汉姆就不会下车啦。它隔开着，你知道，象它……”
霍森太太皱起眉头。“你一定是想到另外一个大拉皮兹啦，”她说。“我讲到的大拉皮兹是一个大城市，它一向在它所在的老地方。”她睁大眼睛朝着他望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下去：当他们在大拉皮兹的时候，他们过得很好，可是在沃特卢，他突然喜欢喝起酒来。她姐姐不得不维持全家，教育儿女。他怎么会一年年老呆在那儿，这一点使霍森太太感到很迷惑。
黑兹的母亲过去在列车上同人交谈，总是不多说话。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她姓杰克逊。
过了一会儿，霍森太太说她饿了，问他要不要上餐车去。他同意了。
餐车里坐满了人，好多人等着要进去。黑兹和霍森太太排队站了半小时，在那条狭窄的过道里不住地摇晃，每过几分钟就把身子平贴到一旁，让一个个人走过去。霍森太太和她身旁的那个女人攀谈起来。黑兹很无聊地睁大眼睛望着墙壁。他独自一人压根儿不会有勇气上餐车来。碰见霍森太太，这倒很不错。如果她不一直在说话，他就会很机伶地告诉她，他上次曾经到那儿去过，又说列车员并不是那儿的人，不过他样子很象一个最下层的黑人，很象是老卡什的儿子。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就要告诉她。从他站的地方，他看不见餐车里的情形，不知道那里的情形会是怎样。他猜想总象一家餐厅。接着，他又想到卧铺。到他们吃好饭的时候，卧铺大概已经全铺好，他就可以睡进去了。如果他妈妈看见他睡在列车里的一个卧铺上，她会怎么说呢！他敢断定，她从来就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等他们接近餐车的入口时，他可以朝里看了。里面很象城里的一家餐厅！他敢断定，她从来也没有想到餐车是这样。
每次有人离开，侍者头儿就招呼队伍最前面的人进去——有时候叫一个人，有时候叫好几个。这时候，他招招手叫两个人进去，队伍向前移动了，黑兹和霍森太太，以及正在和她谈话的那个女人站到了餐车的头上，朝里张望。一会儿工夫，又有两个人离开。侍者头儿招招手，霍森太太和那个女人走进去了，黑兹跟在她们后面。那个侍者拦住黑兹，说：“只有两个位子，”一面把他又推回到入口那儿。黑兹的脸涨得通红。他想藏到后边一个人的身后去，接着又想挤过排队的人，回到他来的那节车厢去，但是挤在过道里的人太多了。他不得不站在那儿，让周围的人望着。有好一会儿，没有人离开，他不得不站在那儿。霍森太太没再望他。最后，餐车另一头有一个女人站起身，侍者头儿把手一摆，黑兹踌躇起来，看见那只手又摆动了一下，于是蹒跚地在过道上走，路上撞到两张餐桌上，手也因为碰到一个人的咖啡而弄湿了。他没有朝他同桌的人看，要了菜单上的第一样菜，等送来以后，压根儿没有想到是什么菜就那么吃了。和他同桌的人已经吃好。他看得出来，他们正在等着，看着他吃。
他走出餐车的时候，人很虚弱，两手自动地做着一些紧张不安的小动作。他看见那个侍者头儿招手叫他进去坐下，这似乎是一年以前的事了。他在两节车厢之间站住，呼吸了一下冷空气，清清头脑。这很有用。等他回到他的车厢里时，所有的卧铺都已经铺好，过道里悬挂着色彩阴郁的绿幔子，光线很暗，显得阴森森的。他又认识到，自己有一张卧铺，是一张上铺，这时候他可以睡到上面去。他可以躺下，把窗帘掀起来点儿，让自己可以朝外望望，留神看看——他原来计划做的事情——夜晚列车外面的一切情形。他可以在行驶中望进黑夜去。
他拿了布袋，走进男盥洗室，换上了睡衣。车厢里有个牌子，上面写着：请找列车员招呼您登上上铺。列车员可能是某一个最下层的黑人的亲戚，他突然想到。他可以问问他，在伊斯特罗德一带，或许就在田纳西州，有没有什么亲戚。他走过过道去寻找列车员。他们可以在他登上卧铺之前，先谈一会儿。列车员不在车厢的那一头，他于是回到另一头去看看。在绕过转角的地方时，他撞上了一个暗淡的粉红色东西。这个东西喘息了一声，咕哝道：“真笨！”原来是霍森太太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晨衣，头发在头四周打成了一个个小结。他已经把她忘了。她把头发向后抹得很光，一小绺一小绺象黑色的毒蕈那样分披在脸盘儿的两旁，使她显得十分可怕。她想从他身旁走过去，他也想让她走过去，可是他们俩每一次都朝同一个方向移动。她的脸变得有点儿发紫，只有一些没有激怒起来的白色小斑点。她挺直身子，静静地站着，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他从她身旁溜过去，奔过过道，突然撞上了列车员，因此列车员一滑摔倒，他便摔到了列车员的身上，列车员的脸就在他的脸下面。这个人正是老卡什?西蒙斯。有一刹那，他因为想到这个人是卡什而没有能从他身上爬起来。他低声说了一句，“卡什”。列车员把他推开，站起身，迅速走下过道。黑兹匆匆忙忙地从地上爬起来，跟在他身后说，他想要爬上卧铺去，一面想着，这是卡什的亲属，接着，好象趁他没在意时，突然有件什么东西扔到了他的身上那样，他想到：这是卡什的逃走了的儿子。随后，他又想到，他很熟悉伊斯特罗德，不想提到它，他不想谈论它，他不想谈到卡什。
列车员把通上卧铺去的梯子放好，他站在一旁，睁大眼睛望着。接着，他朝梯子上爬，两眼仍旧望着列车员，在他身上看到了卡什，只是又有点儿不同，不是在眼睛方面。他在梯子上走到一半时，仍然望着列车员，“卡什死啦。他从一头猪身上传染了霍乱。”列车员的嘴聋拉下去，他眯缝起眼睛望着黑兹，咕哝道：“我是芝加哥人。我父亲是个铁路工人。”黑兹睁大眼睛望着他，然后哈哈笑道：黑人当铁路“工人”。说完，他又笑起来。列车员用胳膊一扳，把梯子突然移开，使黑兹不得不揪着毯子爬上卧铺。
他趴在卧铺上，因为自己那样爬上去而有点儿发抖。是卡什的儿子，是伊斯特罗德人。可是却不要伊斯特罗德，恨它。他在卧铺上趴了一会儿。一动也不动。他在过道里摔倒在列车员的身上，那似乎是一年以前的事了。
过了一会儿，他想起来，自己实际上是到了卧铺上。他翻过身去，发现了那盏灯，于是向四周看看。这里没有窗子。
旁边的墙上并没有窗子。墙壁没有往上升起一些开一扇窗子。墙里面也没有暗藏一扇窗子。有一个鱼网般的玩意儿横挂在旁边的墙上，可是没有窗子。有一刹那，他脑子里突然想到，这是列车员干的事——给了他这个墙上没有窗子、只挂有一个鱼网的卧铺——因为他恨他。可是卧铺一准全象这样。
这个卧铺的顶很低，而且是弧形的。他躺下。弯曲的顶看上去就象没有合拢。他在那儿躺了一会儿，没有移动。他的喉咙里有个什么东西，就象是一块海绵，味道有点儿象鸡子儿。他吃了几个鸡子儿当晚餐。鸡子儿全到了他喉咙的海绵里。它们就在他的嗓子眼上。他不想翻过身来，唯恐鸡子儿会动。他想要把灯熄掉，让眼前一片漆黑。他没有翻身就伸手去摸开关，一下把灯关了。黑暗降临到了他的四周，接着因为过道里的灯光从卧铺没有遮起的空隙下面射进来，又亮了一点。他想要一片漆黑，不想这样半明不暗。这时候，他听到列车员的脚步声由过道那头传来，到了地毯上就变得很轻。列车员走得很平稳，身子擦着那些绿幔子，然后走向另一头，声音逐渐消失，听不见了。他是伊斯特罗德来的。伊斯特罗德来的，但是他却恨它。卡什不会要求认他的。他不会想要他。他不会想要一个穿着一件白制服、口袋里放着一柄小笤帚的人。卡什的衣服看样子就好象曾经在大石头下面压过一会儿那样，衣服上有黑人的味道。他想到卡什身上有点儿什么气味，可是他身上却是列车的气味。伊斯特罗德不再有峡谷的黑人了。伊斯特罗德不再有啦。他在大道上回过身，从黑暗中，从半明半暗中，看见那家店铺上了板，那个牲口棚敞开着，里面一片漆黑，而那所小房子有一半都用车装走了，门廊不见了，门厅里也没有地板。上次休假时，他从乔治亚州的营地出来，原定是要到陶尔金汉姆他姐姐家去的，但是他不想到陶尔金汉姆去，便回到了伊斯特罗德，尽管他知道那地方是怎么个情形：两家人家分散到许多城市里去，就连那条大道前前后后的黑人也全到孟菲斯⑤、默弗里斯博罗⑥和其他地方去了。他回去，睡在那所房子里厨房的地上，屋顶上有块板落下来，打在他头上，划破了他的脸。他跳起来，摸索那块板。这时候，列车摇摇晃晃，停住一下，又动起来。他到那所房子里各处看看，想瞧瞧他们有没有把什么应该拿走的东西撇下。
他妈妈一向睡在厨房里，她的胡桃木五斗橱就放在那儿。另外就不再有什么五斗橱了。她姓杰克逊，为那只五斗橱花了三十元，后来就没有再给她自己买过什么其他大家什。可他们却撇下了它。他猜想，他们的卡车上放不下。他把所有的抽屉全拉开，上面的一只里有两根包扎用的绳子，其他的抽屉里什么也没有。他觉得很奇怪，竟然没有人来，把一只那样的五斗橱偷走。他拿了那根包扎用的绳子，把脚拴在好几块地板上，在每一只抽屉里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只五斗橱是黑兹尔?威克斯的所有物。不要偷盗，否则你将遭到追捕和枪杀。
她知道五斗橱多少有了点儿保障，便可以比较放心地安息了。如果她夜晚什么时候走来看看，她是会看见的。他不知道她夜晚是否出来走动，有没有走到那儿来——脸上带着那种神情走来，东张西望、十分不安，沿着那条小路朝前走，穿过四面开敞的牲口棚，在上了板的店铺的暗处停下，随后又不安地朝前走，脸上带着他从越来越窄的棺材盖的缝隙间看到的那种神色。他们把盖子在她上面盖起来的时候，他从那个缝隙间看到了她的脸，看到了笼罩在她脸上的那片阴影，使她的嘴挪下了点儿，好象她不满意于安息，好象她要跳起身，把盖子朝后一推，象一个满意的幽灵那样飞出去，可是他们还是盖下去。她也许会从那儿飞出来，她也许会跳起身——他看见她很可怕，象一只巨大的蝙蝠从那个封口那儿一下冲出去——从那儿飞出去，然而盖子还是在她身上黑魆魆地落下，永远关闭起来，永远关闭起来了。他从里面看着它关闭起来，越关越紧，越关越下来，而且越来越快、越来越黑地关闭下来，把他从窗子，从缝隙间看到的亮光、房间和树木全遮挡起来了。他睁开眼，看着它关下来，他在那个缝隙间跳起身，把身体挤在缝隙间，悬在那儿晃动，人感到头晕目眩，这时候列车上朦胧的光线缓缓地照出了下面的小地毯，不住地晃动，令人眩晕。他悬挂在那儿，又冷又湿，看见列车员在车厢的另一头，是黑暗中的一个白色人形，他站在那儿，注视着他，一动也不动。轨道弯了过去，他很不舒服地向后倒下，倒进了列车的那片奔驶的寂静中去。

①埃文斯维尔（Evansville）：美国印第安纳州西南部的一个城市。
②查塔努加市（Chattanooga）：美国田纳西州东南部的一个城市。
③大拉皮兹（Grand Rapids）：美国密执安州西南部的一个城市。
④沃特卢（Waterloo）：美国衣阿华州东北部的一个城市。
⑤孟菲斯（Memphis）：美国田纳西州西南部的一个城市。
⑥默弗里斯博罗（Murfreesboro）：美国田纳西州中部的一个城市。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帕克的脊背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贺哈定 译

　　帕克的妻子坐在前门廊的地板上剥豆荚，发出劈啪的响声。帕克坐在离她稍远的台阶上，闷闷不乐地看着她。她长得很丑，很丑。她那张瘦脸上的皮肤象洋葱头的外皮似的紧绷着。灰色的眼睛锋利得象两把碎冰锥的尖头。帕克心里明白当初为什么要和她结婚——不这样就弄不到手——但是他想不通为什么现在还和她呆在一起。她已怀了孕，而孕妇可不是他喜爱的那种女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呆着没走，好象被她的什么魔法镇住似的。这实在难以理解，他自己也感到害臊。
　　他们租赁的房屋孤零零地坐落在俯瞰公路的路堤高处，只有一株高高的山核桃树和它作伴。时而有一辆汽车从下面飞驶过去，他妻子怀疑的眼神会随着汽车的声音转过去，然后再回到膝盖上堆满豆荚的报纸上。在她不赞成的事物中，汽车就是一个。除了其他坏品性之外，她还老是怀疑别人犯了罪。她自己烟酒不沾，不讲下流话，也不爱涂脂抹粉。上帝知道，她要是稍微打扮打扮，也会好看一些的，帕克想。她讨厌鲜艳的色彩，自从和他结婚以来更加厉害了。有时候他想：她嫁给他大概是为了拯救他吧？有时他又怀疑她嘴上说不喜欢的东西，骨子里是喜欢的。他可以这样那样解释她的表现，可就是无法理解他自己。
　　她掉转头来对他说：“你不去给男人干活真没有道理。为什么非要替一个女人干不可？”
　　“哎呀，又来了，别讲了好不好？”帕克嘴里嘟哝着。
　　如果他能确定她是嫉妒他的女雇主，那他就高兴了。但是恐怕她主要是担心那女人和他相爱起来，结果要犯罪的。他以前对她讲过那女人是个健壮的金发碧眼的少妇。实际上她是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婆了，年老干枯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只有使唤他多多干活除外。这倒并不是说老太婆就永远不会对年轻男子感兴趣，特别是象他自诩的那种有魅力的男子汉。但是在这位老太太心目中，他就和她那架破旧的拖拉机一样——似乎她留着它，只是因为它是她拥有的一切。拖拉机在帕克坐上去的第二天就出了故障。她立即吩咐他去割草。她对那黑人从嘴角里迸出一句话：“他碰到什么，就弄坏什么。”她还要他干活时穿上衬衫。帕克往常在天气还不太热的日子就脱下衬衫了，现在只好无可奈何地穿上。
　　帕克娶的这个丑女人是他第一个妻子。他过去有过其他女人。但他早就盘算好了，千万别让自己受法律关系的束缚。一天早上他初次遇见她，当时，他开的卡车在公路上抛了锚。他费了力气把卡车拖到公路旁一个打扫得很干净的院子里，那里有一座两间房的屋子。他下了车，打开卡车的引擎罩，检查起马达来。帕克的第六感觉告诉他：附近有个女人在瞅着他。他俯身检查了几分钟，感到脖子酸痛起来。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空空的院子和房屋的门廊，觉察到有一个他看不见的女人躲在近旁的一簇金银花后面或是在房间里隔着窗户窥视他。
　　突然帕克乱蹦乱跳起来，拚命甩他的手，好象手被机器轧碎的样子。他弓着腰，把那只手抱在胸前。“真该死！”他喊道，“耶稣基督，下地狱去！万能的上帝，罚入地狱！该死的，下地狱去！”他扯开嗓子咒骂了一遍又一遍。
　　冷不防一只怕人的硬毛爪子打在他脸上。他向后打了个趔趄，倒在卡车引擎罩上。“不许你在这儿讲脏话！”他身旁有人尖声叫着。
　　帕克的眼前一阵模糊，他还以为自己遭到了来自上天的打击，好象是一个巨大的鹰眼天使，挥舞着一件灰白色的武器。他定睛细看，才看出面前是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子姑娘，手里拿了一把扫帚。
　　“我的手受伤了，”他说，“我的手受伤了。”一阵狂怒使他忘记自己的手并未受伤。“我的手恐怕轧断了，”他吼叫着，但口气并不坚定。
　　“让我看看，”那姑娘命令他。
　　帕克伸出手去，她走到他跟前，看了看他的手。手掌上没有伤痕，她抓起手把它翻过来。她自己的手干枯粗糙而且发烫。帕克碰到她的手，不禁心头一震，清醒过来了。他更仔细地看了看她，心里想：我可不想和这一位打什么交道。
　　姑娘锋利的眼睛盯住抓在她手中粗短发红的手背。那儿用红蓝两色刺了一头鹰，栖息在一尊大炮上。帕克的袖子卷到肘部。鹰的上方有一条蛇盘绕在盾牌上。在鹰、蛇之间的空档里刺着几颗心，其中有的被箭射穿。蛇的上方是一手展成扇形的纸牌。帕克的胳臂从手腕到肘部都刺着鲜艳的图案。姑娘凝视着，脸上浮出被惊吓得几乎失神的笑容，好象是无意之间握住了一条毒蛇一样，她松开了手。
　　“我身上其他的刺花多半是在国外弄的，”帕克说，“这儿一些大部分是在美国刺的。我第一次刺花才十五岁。”
　　“不要对我说这个，”姑娘说，“我不喜欢，它对我没有什么用。”
　　“你应该看看你看不到的那一些。”帕克眨眨眼睛说。
　　姑娘的脸颊上泛起两块苹果似的红晕，使她显得温柔了一些。帕克感到很有趣。他没有料到她不喜欢刺花。他还没有遇见过不喜爱刺花的女人。
　　帕克十四岁时在集市上看到一个人从头到脚全刺了花。帕克从远处望去——他站在近帐篷后面的一条板凳上——除了腰里围了一块豹皮以外，那人身上的刺花好象是一整幅艳丽精致的图案。那个结实的小个子在台上走来走去，伸缩一块块肌肉，使皮肤上阿拉伯图案里的人兽花卉似乎在各自表现巧妙的动作一样。帕克十分激动。当表演人的旗帜经过时，他和有的人一样踮起脚来观看。他这孩子习惯把嘴张得大大的。他迟钝而认真，脑子不灵活。表演结束后，他仍然站在凳子上，盯着身上刺花的人原来站着的地方，一直到帐篷里的人快走完为止。
　　帕克从未感到自己身上会出现什么奇迹。在他见到集市上那个人之前，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他活在世上有什么不平凡的地方。即使在他见到那人的时候，也没有这样想过，但是在心里留下了一种奇怪的不安之感。就好象一个盲童被人轻轻地拨转到另一方向，自己还不知道目的地已经改变了。
　　过了一些日子，他身上第一次刺了花——就是那个站在大炮上的鹰，是当地的一个画师给他刺的。刺的时候痛得并不厉害，那一点微痛正好使他感到这样干是值得的。这也是奇妙的事，因为过去他总以为只有不感到痛的事才值得干。第二年他停了学，因为他已十六岁，可以不上学了。他进过职业学校，但过了一些日子就离开了，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做了六个月的工。他做工的唯一目的是拿钱刺更多的花。他的母亲在洗衣房做工，可以养活他。但是她不愿意出钱让他刺花，除非把她的名字刺在一颗心上。他嘴里叽叽咕咕，却照办了。不过她的名字叫贝蒂?琼，谁也不知道那是他妈妈。他发现这刺花吸引了他很喜欢但以前从未喜欢过他的那一类姑娘。他开始喝啤酒，参加斗殴。他妈妈看到他成了这个样子就哭起来。有天晚上她硬拉他去参加一个福音布道会，事先不告诉他到哪里去。他一看见灯火通明的教堂就挣脱她的手逃跑了。第二天他虚报年龄参加了海军。
　　帕克身上的水兵紧身裤嫌太小一些，但那顶可笑的白色军帽遮住他的前额，相形之下却使他的脸显得富于思想，几乎是感情热烈的样子。进了海军一两个月以后，他的嘴不再张开，五官也长得刚毅有力，象个男子汉了。他在海军干了五年，似乎和那艘灰色的舰船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了，只有他的双眼，还象海洋那样，是灰蓝色的，映现出周围一望无际的空间，仿佛它们就是神秘的大海的缩影。帕克漫步在他所到的各个海港，把这些破烂不堪的地方和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相比。他每到一处，就在身上刺更多的花。
　　他再也不要刺船锚、交叉的步枪这一类无生命的东西了。他的双肩各刺了一只虎、豹。胸口是一条盘在火炬周围的蛇，大腿上是鹰。胃部和肝部分别是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他只求色彩艳丽，不讲究什么内容。他的小腹部刺了些下流画，仅仅是因为那个部位刺这些东西最合适。帕克对每一个新刺的画在头一个月之内总是称心满意的，过后他的兴趣就渐渐淡薄了。只要能找到一面够尺寸的镜子，他就站在镜前审视身上刺花的全貌。但他看到的并不是一幅精致的阿拉伯彩色图案，而是一片东拼西凑杂乱无章的东西。他感到极大的不满，想出去再找一个画师把另一块空白刺上花。帕克的前身几乎已刺满了，后背还是空白。他不愿意在自己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刺花。随着前身的空白处越来越少，他的不满就越来越强烈，而且发展到对整个一切都不满。
　　有一次休假期满，他没有归队，未经请假继续在外面鬼混，醉倒在他连名字也不清楚的一个城市的寄宿舍里。他的不满情绪从潜伏状态慢性发作一下子转为剧烈的爆发。似乎那豹、狮、蛇、鹰、隼都钻进他的皮肤，在他体内互相猛烈地搏斗起来。海军找到了他，在军舰上关了他九个月禁闭后将他除名了。
　　从此以后，帕克断定只有乡村的空气才适合于他。他在路堤上租了棚屋，买了一辆旧卡车，干着各种不同的营生，什么时候干腻了一种就再换一种。他遇见未来的妻子时正在贩卖苹果，按蒲式耳①论价买进，再以每磅同样的价钱卖给偏僻农村路旁单独的住户。
　　“这些玩意儿，”那女人指着他的手臂说，“比印第安傻瓜干的好不了多少。一大堆虚荣，”她似乎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字眼，“虚荣中的虚荣。”
　　哼，我才不管她怎么想呢。帕克心里这样想，但明显地着了慌。“我想你对这一个总比别的更喜欢些吧！”他迟疑地找出一处自己认为会吸引她的刺画。他再次伸出手臂说：“你最喜欢哪一个？”
　　“一个也不喜欢，”她说，“不过那只鸡倒不象别的那样讨厌。”
　　“哪儿来的鸡？”帕克几乎叫喊起来，“哪个傻瓜肯费时间在身上刺一只鸡？”
　　“哪个傻瓜肯弄这些玩意儿？”那姑娘说着转过身去。她慢慢地走回屋子，让他自己走开。帕克在那里停留了五分钟之久，目瞪口呆地望着她走进去的黑门洞。
　　第二天他带了一蒲式耳苹果来了。连这副模样的女人都对付不了，他可不是那种人。他喜欢胖胖的女人，你摸不出她们身上的青筋，更不用说瘦骨头了。他来时她正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院子里挤满了小孩，这些孩子全和她一样瘦得可怜。帕克记得那是个星期六。他和女人厮混时最讨厌有孩子在场。幸好他从卡车上取下那一蒲式耳苹果。孩子们走过来看他拿的什么。他给了每个孩子一个苹果叫他们走开。这样他把一大群孩子全打发走了。
　　那姑娘对他的到来没有丝毫表情。他好象一头迷路的猪或羊闯进她的院子，她也懒得抄起扫帚来把它赶走。他把一筐苹果往她身旁一放，在较低的一级台阶上坐下来。
　　“自己拿吧，”他朝那筐苹果点点头，接着陷入沉默。
　　她赶紧抓起一个苹果，好象不快抓那筐子就要失踪似的。帕克一碰到挨饿的人心里就发慌。他自己一直不愁吃不饱。他看见这样子感到很不舒服。他寻思着：既然自己没有多少话好说，又何必开口呢？他弄不懂自己为什么要来，为什么不早走开，何必在孩子身上白白浪费一蒲式耳苹果？他猜想那些孩子是她的弟弟妹妹。
　　她慢慢地嚼着苹果，郑重其事地品尝它的味道，上身微微弯着，眼睛望着前方。门廊外面是一道漫长的斜坡，长满了紫苑草，公路对面是连绵的山峦和一座小山岗。绵延不断的景色使帕克感到沉闷。你要是往那样一块地方望去，就会感到好象有人在跟踪你，海军的，政府的或是教会的人。
　　“哪个孩子是——你的？”他终于问她了。
　　“我还没有结婚，”她说，“他们是妈妈的孩子。”听她讲话的口气似乎结婚只是时间迟早的事。
　　上帝知道，谁愿意要她呢？
　　一个光脚的大个子妇女从帕克背后的门口探出缺牙的大面孔。显然她已经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了。
　　“您好！”帕克说。
　　那女人走出门，捡起筐里剩下的苹果，“我们多谢你，”她说完就拿着苹果回到房里去。
　　“那是你家老太太？”帕克低声问她。
　　姑娘点点头。帕克心里明白他本来可以说些“我同情你”之类的尖刻话，但他郁闷地一言不发。他只是坐在那里望着景色。他想该拿出点什么货色来了。
　　“我要是明天弄到桃子，就给你带些来。”
　　“那我就非常感谢了，”姑娘说。
　　帕克本来不想带桃子来，但是到了第二天，他不由自主地还是带来了。他和姑娘几乎没有话可说。他讲的一件事是：“我背上一点刺花也没有。”
　　“那你背上是什么？”姑娘问他。
　　“衬衫，”他说，“呃——”
　　“呃，呃，”她有礼貌地附和着。
　　帕克想自己大概昏了头了。他一刻也不相信自己竟然迷上这样一个女人。直到第三次他捧着两个甜瓜来之前，她对他带来的东西没有表示过一点兴趣。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他。
　　“O.E.帕克，”他告诉她。
　　“O.E.代表什么字？”
　　“你可以叫我O.E.，”帕克说，“或是帕克。没有人叫我的名字。”
　　“它代表什么字？”她非知道不可。
　　“别去管它，”帕克说，“你的名字呢？”
　　“你先告诉我它们代表什么字，我才告诉你。”她的口气里有点卖弄风情的意味，很快就弄得他晕头转向。他从来没有向哪个男人或女人透露过自己的名字，只告诉过海军和政府的人事部门。他是在出生一个月之后从受洗礼的登记簿上得到这名字的。他母亲是一个美以美会教徒。他的名字从海军档案中泄露出来之后，帕克差一点把用他名字称呼他的人揍死。
　　“你要到处乱讲的，”他说。
　　“我发誓对谁也不讲，”她说，“我对神圣的上帝起誓。”
　　帕克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接着他的手伸向姑娘的颈子，把她的耳朵拉到自己嘴边，小声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俄巴底，”她轻声念道。她脸上慢慢露出喜色，似乎这名字对她是一个信号。“俄巴底，”她又念了一遍。
　　这名字在帕克心目中还发着恶臭。
　　“俄巴底?伊莱休，”她用毕恭毕敬的腔调念着。
　　“你要是大声叫我这个名字，我就砸开你的脑袋！”帕克说：“你叫什么？”
　　“萨拉?露丝?凯茨，”她说。
　　“见到你我很高兴，萨拉?露丝。”帕克说。
　　萨拉?露丝的父亲是一个严峻的传福音的教士，但他离开家乡到佛罗里达传教去了。她母亲对他向姑娘献殷勤似乎并不在意，只要他来的时候带上一筐东西就行。至于萨拉?露丝本人，帕克很清楚：他来了三次以后，她已经爱得他发狂了。尽管她仍坚持认为皮肤上刺花是“虚荣中的虚荣”，甚至在听到他骂人、在问他是否得到拯救而他回答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要拯救的以后，她还是爱上了他。帕克听了这话灵机一动，他说：“要是你肯吻我，我就得到够多的拯救了。”
　　她做做鬼脸。“那可拯救不了，”她说。
　　过了不久，她就同意乘上他的卡车去兜风了。帕克把卡车停在一条背静的路旁，要她和他一起睡到后面车厢里去。
　　“等我们结了婚，”她说——她就是这样说的。
　　“噢，那没有必要。”他向她伸出双臂，她使劲推开他，由于用力过猛，撞开了车门，他仰面倒在地上。他当场下了决心，从此以后再也不和她来往了。
　　他们在本县法官办事处举行了婚礼，因为萨拉?露丝认为教会是崇拜偶像的。帕克对这些都无所谓。法官办事处里摆满了档案匣和登记簿，里面夹着许多灰黄色的纸条，一头搭拉在外面。法官是个红头发老太太，任职已四十年，看上去就和她那些书册一样积满了尘土。她从一个直立式书桌的铁栅后面为他们证婚。结束后，她挥了一下手臂说：“三元五角。愿你们永生永世不分离！”说完后从一架打字机上抽出几张表格。
　　结婚并没有使萨拉?露丝有多大转变，却使帕克更加郁闷了。每天早晨他断定自己已经受够了罪，当晚决不再回来了，可是到了晚上还是回来了。他什么时候感到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去刺一次花。可是现在，唯一剩下的空白部位是他的后背。要想看到自己背后的刺花就得有两面镜子，自己站在两面镜子中间，凑成一个合适的位置。帕克觉得这样一来可把自己弄成货真价实的白痴了。萨拉?露丝如果更懂事一些，就会喜欢他背后的刺花，其它部位就连看也不想看了。每当帕克向她指出刺花中的具体细节时，她总是紧闭双眼转过身去。如果不是黑夜，她就要他穿上衣服，把卷起的袖子放下来。
　　“在上帝的审判席上，耶稣会告诉你的。你一生中除了全身刺了花，还干了些什么？”
　　“你不要挖苦我，”帕克说，“你就是害怕那个雇佣我的键壮的姑娘会爱上我。到了有一天，她会对我说：‘来吧，帕克先生，让我和你……’”
　　“你在引诱人家犯罪，”她说，“到了上帝的审判席上也要找你算这笔帐的。你应该回去卖水果。”
　　帕克在家里干不了多少事，耳朵里老是听到如果他不改邪归正，上帝的审判席将会对他怎样怎样。只要有可能他就跟她打岔，讲起那个健壮的姑娘来。“帕克先生，”据他说那姑娘是这样讲的，“我雇你来是想靠你动脑筋的。”（她还加了一句：“那你为什么不动动脑筋呢？”）
　　“你要是看到她第一次见到我没穿衬衣时她那副脸色就好了。‘帕克先生，’她说，‘你成了一副活动西洋景了！’”这确实是她的原话，不过这话是从她嘴角里迸出来的。
　　帕克的不满已经发展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只好再去刺花。要刺花就非刺在后背上不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的心里有一种模模糊糊的灵感在起着作用。他设想在背上刺一种萨拉?露丝无法反对的图案——宗教方面的。他设想刺上一本打开的书，下面刺上“圣经”两个字，书页上印着一首真的诗篇。在一个时期内似乎这正是他所企求的东西。但随后他的耳际响起她的话：“我不是有了一本真的《圣经》吗？我通篇都能看，你以为我还想把一首诗篇读了又读？”因此他需要一个比《圣经》还要好的东西。他苦思冥想，夜不成寐，渐渐消瘦下去。——萨拉?露丝只知道把吃的东西往锅子里一丢，随它去煮。为什么还要和这个又丑又怀了孕又不会烧饭菜的女人混下去，他实在想不通。这使得他心绪不宁，脾气暴躁。他脸颊上的筋肉开始有点抽搐起来。
　　有一两次他突然转过身来，仿佛有人在跟踪他。他有一个祖父在州立疯人院过世了，尽管到了七十五岁高龄，临终前还迫不及待地希望在身上刺些花。如今他也同样迫不及待地想刺上一幅合适的画，好叫萨拉?露丝服服帖帖，无法可说。由于他一直在为这件事操心，整天显出失魂落魄的样子。雇佣他的老太太告诉他，如果他没法把心思放在干的活计上头，她就另找一个十四岁的黑孩子，人家是能做到的。帕克因为一门心思想自己的事，也不感到生气。要是在以前，他一定会冷冷地回她一句：“那你去找他好了！”然后一走了之。
　　两三天后，他在大田里用老太太破旧的捆草器和拖拉机收干草。地里都收拾干净了，只剩下中间一株很高大的老树。老太太不肯砍倒高大的老树，就因为它是高大的老树。她就是这一种人。她把树指给他看，好象他没长眼睛似的。她吩咐他用机器在大树附近拾草时不要碰到它。帕克从大田外边开始，向里转圈圈。他不时得跳下拖拉机，解开缠住的捆绳，或踢去挡路的石块。老太太叫他把石块搬到路边去。她在场监工时他就照办。他认为可以对付时就开着拖拉机碾过去。他在田里转圈圈，心里思谋着后背上的合适图案。高尔夫球大小的太阳照例从他的前方转到他的后方，但他觉得在前后两头都看到了它，仿佛他脑后也长了眼睛，突然他发现大树伸出手臂来抓他。轰隆一声巨响，把他抛到半空中，只听到自己用难以相信的高声叫喊着：“上帝在上！”
　　他仰天倒在地上，拖拉机撞在树干上翻转过来，着起大火。帕克首先看到的是他的鞋，很快被火焰吞噬了。一只鞋压在拖拉机下面，另一只在稍远处自己燃烧起来。他没有穿鞋子。他感到着了火的大树向他脸上喷来灼热的气浪。他坐在地上，向后挪动着身子，两眼深眍进去。如果他懂得怎样划十字的话，这时他也要划十字的。
　　他的卡车停在田边土路上。他仍然坐在地上，倒退着朝卡车的方向挪动身子，不过挪动得越来越快了，到了半路他站起身来，开始弓着腰向前奔去，有两次跪倒在地。他感到两条腿就象生了锈的落水管②。他终于到了卡车旁，把它开走了。卡车在路上歪歪斜斜地跑着，从路堤上自家房子的旁边驶过，直奔五十英里以外的城市。
　　他在进城途中，不让自己想什么问题，只是意识到他生活中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往前跨跃一大步，进入了更糟糕的未知境地，而他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变化已经完成了。
　　画师在一条后街治脚病医生诊所的楼上有两间凌乱的大房间。下午三点钟刚过，帕克，仍然光着脚，悄悄地闯进来。那个画师年龄和帕克相仿——二十八岁——但是很瘦，已经秃了顶。他坐在一张小画桌后面，用绿墨水在描画一张图案。他很不耐烦地抬起头来，看来他没有认出站在面前那个眍眼睛的家伙就是帕克。
　　“让我看看你那本书，全是上帝画像的那一本，”帕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宗教的书。”
　　画师仍在用他那聪明高傲的眼睛打量着来人。“我不给醉鬼刺花，”他说。
　　“你认识我的！”帕克怒喊起来，“我是O.E.帕克！你以前给我画过，我每次都付钱的！”
　　画师又看了他一眼，似乎还不能肯定。“你瘦了，”他说，“准是蹲了监狱吧？”
　　“是结了婚，”帕克说。
　　“哦，”画师说。这位画师曾借助于几面镜子，在他头顶上刺了一个微型猫头鹰，每一个细小的部位都刺得完美无缺。画只有半元硬币那么大小，成了他的一件展览样品。城里也有更便宜的画师，但帕克只想找最高明的。画师走到房间后部的一只橱前去翻找一些画册。“你喜欢哪一种？”“圣徒，天使，基督，还是什么？”
　　“要上帝，”帕克说。
　　“要圣父、圣子，还是圣灵③？”
　　“就要上帝，”帕克不耐烦地说，“基督，我不在乎。只要是上帝就行。”
　　画师拿着一本书回过来。他拿开铺在另一张桌上的纸，把书放在桌上，叫帕克坐下来看看喜欢什么。“最新的画在后面。”他说。
　　帕克坐下来看书，他舔湿拇指，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先从后面的现代画看起。有几幅画他认出了——《好牧人》、《不要禁止他们》、《笑容可掬的耶稣》、《耶稣，医生的朋友》。但他迅速地往前翻过去，对那些画一张比一张更没有把握了。有一幅是一张干瘪发青的死人脸，血渍斑斑。另一幅是一张黄脸，紫红色的凹眼睛。帕克的心跳动得越来越剧烈，最后好象成了一台大发电机似的在他胸腔里吼叫。他迅速地翻动着书页，预感到他翻到命中注定的那一张画时，会出现某种迹象的。他继续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快要翻到书的封面了。有一页上一双眼睛迅速看了他一眼。帕克加快速度翻下去，接着就停下了。他的心好象已经割掉，彻底的沉寂无声。好象沉寂本身就是语言，它明白无误地说：回去。
　　帕克又翻回到那一张画——一幅拜占庭风格的基督画像，头上围着光环，没精打采，神色严峻，一双苛求一切的眼睛。他坐在那里，战栗不止。他的心又慢慢地恢复跳动，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它起死回生了。
　　“你找到需要的画没有？”画师问他。
　　帕克的喉咙发干，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站起身来，把书翻到那一页，塞到画师手里。
　　“这要花费你很多钱，”画师说，“不过你用不着那些小方块，只要一个轮廓，面容画得好些就行了。”
　　“我就要原来这样子，”帕克说，“不是这样的我不要。”
　　“一切后果由你负责。”画家说，“我可不能白白地干这种活。”
　　“要多少钱？”帕克问他。
　　“可能要用去两个工作日。”
　　“多少钱？”帕克问。
　　“按工时还是按件数？”画师反问他。帕克以前的刺花都是按工时算钱的，但他都照付了。
　　“那你就先付十元，以后每天十元。”画师说。
　　帕克从皮夹里抽出十元，里面还剩了三元。
　　“你明天上午来，”画师把钱放进衣袋后说，“我先得把画从书上描下来。”
　　“不行，不行，”帕克说。“你现在就描，要不然就把钱退给我。”他的眼睛里直冒火，好象准备打架的样子。
　　画师同意了。照他的分析，一个人傻到要在背上画基督像的程度，很可能一眨眼就要改变主意的，但只要一开工，他就不好收回了。
　　他一边描图，一边叫帕克到洗涤池去洗干净他的脊背，用他的特别肥皂。帕克洗完回到房内来回踱步，神经紧张地缩着肩膀。他想再去看看那幅画，但同时又不愿意看。画家终于站起来，叫帕克躺到榻床上去。画师用氯乙烷擦他的背，然后用碘笔开始描画头部。又过了一小时，他使用了电气工具。帕克并不感到太痛。他在日本时上臂刺的佛像是用的象牙针；在缅甸他的膝盖上各刺了一只孔雀，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小个子用两英尺长的尖棒刺的。一些业余画师则用针和煤黑给他刺花。往常帕克在画师手下轻松自如，常常睡着。但这一次他一直醒着，身上每一块筋肉都紧张起来。
　　到了半夜时分，画师说他要歇工了。他在榻床一头靠墙摆上一面四英尺见方的镜子，再取下盥洗室墙上的一面较小的镜子，放到帕克手上。帕克背朝着榻床上的镜子站着，来回移动手上那面镜子，终于看见背上反射出彩色的闪光，脊背上几乎画满了红、蓝、象牙色和藏红的小方块，他从中辨认出面部的轮廓——一张嘴，浓密的眉梢，挺直的鼻子。但脸上仍是空空的，眼睛还没有画上。给他的印象似乎是画师在作弄他，给他画了一个“医生的朋友”。
　　“它没有眼睛，”帕克喊叫起来。
　　“到时候会有的，”画家说，“我们还要干一天呢。”
　　帕克在光明基督慈善收容所的帆布床上过夜。他发现这是城里过夜最好的地方，因为它免费供应住宿和各种各样的食品。他占了最后一张空床。因为光着脚，还领到一双旧鞋。他迷迷糊糊地穿上鞋上了床，白天发生的一切使他心神不安。他躺在狭长的宿舍里彻夜无眠。其他帆布床上躺着笨重的身体。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一端有一个十字架闪着磷光。大树又伸出手臂来抓他，接着就着起火来，鞋子静静地自己烧起来。书上的眼睛清晰地对他说：回去，同时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来。他真希望自己不在这个城市里，不在这里投宿，不单独睡在这一张床上。他非常想念萨拉?露丝。她那刀尖一样的舌头和碎冰锥一样的眼睛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安慰。他断定自己正在失去这种安慰。和书上的眼睛相比，她的眼睛显得更柔和，张得更大，因为尽管他记不起那些眼睛的确切模样，他仍感到它们的锋利。他感到在它们的注视下，自己变得和苍蝇翅膀同样的透明。
　　画师叫帕克明天上午十时再来。他自己准时到达时，看到帕克坐在阴暗的走廊地板上等候他。帕克打定主意：身上一刺上这幅画，就不再看它了。他以往日日夜夜的那种激动，都是疯人的表现。今后他要按自己的明智的判断去行事了。
　　画师接着干昨天未完成的活。“我想知道一点，”他动手不久就说，“你为什么要在身上画这个？你信教了？你得到拯救了？”他用讥讽的口吻问帕克。
　　帕克感到喉咙干得发涩。“不，”他说，“这对我没有一点用处，一个人无法从不值得我同情的任何东西中拯救他自己。”这些话象隐约可见的气体一样溜出他的嘴，顿时蒸发掉了，好象他从来没有讲过一样。
　　“那你为什么……”
　　“我娶的那个女人得到拯救了。”帕克说，“我本来不应该干的，我应该离开她。她已经完了，怀了孕。”
　　“那太糟糕了，”画家说，“那么是她要你刺这个画的？”
　　“不是，她一点也不知道。”帕克说，“这会使她吃一惊的。”
　　“你以为她会喜欢这画，好让你清静一阵子？”
　　“她有什么办法？”帕克说，“她总不能说她不喜欢上帝的相貌吧？”他感到个人的私事对画师讲得太多了。这些画师干他们的本行是很行的，但他不喜欢他们打听人家的私事。“我一夜没有合眼，”他说，“这会儿想打个盹。”
　　这一句话堵住了画师的嘴，但并未给他带来丝毫睡意。他俯卧在那里，脑子里想象着萨拉?露丝见了他后背上的画以后将是怎样的目瞪口呆，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这个幻景不时受到着火的大树和在树下燃烧的鞋子的干扰。
　　画师一口气工作到将近四点钟，中间也没有歇下来吃饭。他只是偶尔停一下手里的电气工具，擦掉滴在背上的颜料。这幅画像终于完成了。画师对帕克说：“你现在可以站起来看看了。”
　　帕克爬起身来，但他端坐在床沿上，并未下地走动。
　　画师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希望帕克快看。帕克却仍然坐在床沿，上身微向前倾，露出茫然若失的神色。“你哪里不舒服？”画家问他，“去看看刺花吧。”
　　“我没有什么不舒服，”帕克的口气突然凶狠起来。“那刺花是跑不了的。我刺在哪里，它就留在哪里。”他伸手取了衬衫，正想小心地穿上。
　　画师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把他猛推到两面镜子中间。“我要你看！”他说，对自己的作品受到冷待火冒三丈。
　　帕克看了看，面色苍白地走开了。镜中那张脸上的眼睛还盯着——直楞楞地，严厉地，默默地盯着他。
　　“别忘了，这是你自己的主意，”画师说，“我本来想劝你画个别的。”
　　帕克一言不发，他穿上衬衫走出门去。画师在后面叫着：“我等着你付钱呢！”
　　帕克向街头一家小酒店走去。他买了一品脱威士忌，拿到附近一条小巷里，五分钟内就喝光了。接着他踱进离这里不远的一家弹子房。这是他平常进城后常来的地方。这座象谷仓似的房子里灯火通明，一边是酒吧间，另一边是吃角子老虎，最靠里面是弹子桌。帕克一进门，一个穿着红黑格子衬衫的大个子上来和他打招呼，拍着他的脊背叫嚷起来：“你——这小伙子！O.E.帕克！”
　　帕克的脊背冷不防挨了一巴掌。“别打，”他说，“我这里刚刺上花。”
　　“你这次刺的什么？”那人问他，接着又对站在吃角子老虎前的几个人叫嚷：“O.E.又新刺了花了。”
　　“这次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帕克说了一句，就溜到一架没有人占用的吃角子老虎跟前。
　　“大家都过来，”那大个子说，“来看看O.E.的刺花。”帕克被他们扭住拼命挣扎着，他们掀起帕克衬衫的后摆。帕克感到那几双手顿时松开，他的衬衫象面纱一样垂落下来。弹子房里异常的沉寂，帕克觉得这沉寂先从他周围的一圈开始，逐渐蔓延到房基之下，屋梁之上。
　　终于有人开口了。“基督！”接着大家立刻喧嚷起来。帕克转过身来，咧着嘴迷惘地笑着。
　　“随他去吧！”穿格子衬衫的人说，“这小伙子真是个怪人！”
　　“说不定他信教了，”有人喊道。
　　“根本没有那回事！”帕克说。
　　“O.E.信了教，正在为耶稣作证，对不对，O.E.？”一个小个子嘴里叼着一段雪茄烟装着鬼脸问他，“这可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新点子。”
　　“随他去想什么新点子吧！”大个子说。
　　“你——这小伙子！”有人喊叫起来。大家开始吹起口哨，讽刺挖苦他。直到最后帕克说：“哎呀，别说了。”
　　“你为什么要刺这个？”有人问他。
　　“为了高兴高兴，”帕克说，“关你什么事？”
　　“那你这会儿为什么不高兴？”有人叫喊。帕克向他们冲过去，顿时展开一场恶斗，拳头挥舞，桌子掀翻在地，好似起了夏天的旋风。结果有两个人抓住他的手，把他拖到门口猛推出去。这时弹子房里沉寂得叫人的神经受不了。这谷仓似的长房间就好似把约拿④抛入大海时所乘的船。
　　帕克在弹子房后面一条小巷的地上坐了很久，他在审查他的心灵。他看到它象一个事实和谎言交织的蜘蛛网，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不管他自己怎样看，它似乎还是必不可缺的。今后永远留在他脊背上的眼睛是必须服从的眼睛。他确信这一点，正如他以往确信的一切事物一样。因为他有生以来曾服从过属于这一类的任何直觉，嘴里嘟嘟哝哝地，有时是骂不绝口地，常常是战战兢兢地，有一次是狂喜。——狂喜是在他遇见集市上刺花的人后精神大为振奋的时刻；战战兢兢是在他加入海军的日子里，嘟嘟哝哝地抱怨是在他娶了萨拉?露丝之后。
　　一想到她，他就慢吞吞地站起身来。要让她知道他非做不可的事，其他的她会弄清楚的，她至少会感到高兴的。他感到自己的一贯愿望就是让她高兴。他的卡车还停在画师工作室所在的那座楼前，但路并不太远。他爬上车，开出市区，在夜幕下的郊区公路上行驶着。他的醉意几乎全消了，头脑很清醒。不满情绪也消失了，但他感到他似乎不完全是他本人了。似乎他还是他自己，但是对他自己来说又是个陌生人。他驶进了一个不熟悉的乡村，尽管他看到的一切，即使是在夜晚，对他来说也是熟悉的。
　　他终于到达坐落在路堤上的房屋前，他把卡车停在山核桃树下，下了车。他尽量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以证实他还是这里当家作主的人。他没有和她说一声就整夜不归，这只能说明他就是这样办事的，并无其他用意。他用力关上车门，顿着脚走上两级台阶，穿过门廊，把门上的捏手转得咔哒咔哒响，但并无反应。“萨拉?露丝，”他叫道，“让我进去。”
　　门没有上锁，显然是她用椅背顶住了房门捏手。他一只手砸门，另一只手不停地转动捏手。
　　他听到里面床垫弹簧吱嘎吱嘎的声音，就弯下身子去窥视门上的钥匙孔，但发现它用纸团塞住了。“让我进去！”他吼叫着，又猛敲起门来。“你把我锁在外面做什么？”
　　门背后传出尖声：“是谁？”
　　“我，”帕克说，“O.E.。”
　　他等了一会儿。
　　“是我，”他不耐烦地又说了一遍，“O.E.。”
　　房内仍然没有反应。
　　他再试了一遍。“O.E.，”他说了以后又敲了两三下门。“O.E.帕克。你知道的。”
　　一阵沉默。接着传出慢声慢气的话：“我不认识什么O.E.。”
　　“不要开玩笑了，”帕克开始央求她，“你不该这样对待我。是我，老O.E.。我回来了。你又不是怕我。”
　　“是谁？”还是那种冷冰冰的口气。
　　帕克掉转头来，似乎等着他身后有人回答他。这时户外已露出熹微晨光，天边飘浮着两三道黄条。接着，正当他站在门口向外看的时候，一束亮光从地平线喷薄而出。
　　帕克往后一倒，斜靠在房门上，好象被一根长矛刺穿，牢牢钉在门板上了。
　　“是谁？”房间里传来不容分辩的责问。捏手转动了，又传来口气专横的问话：“我问你是谁？”
　　帕克弯下腰，嘴对着塞满纸团的钥匙孔，“俄巴底，”他低声说了之后，立刻感到那亮光倾泻在他身上，把他那蜘蛛网似的心灵照成一幅绚烂瑰丽的阿拉伯图案，一个树木葱郁鸟兽嬉戏的花园。
　　“俄巴底?伊莱休！”他低声说。
　　门拉开了，他跌跌撞撞进了房，见到萨拉?露丝隐约的身影。她两手叉在臀部，顿时发作起来：“雇你干活的不是什么健壮的女人。你毁了人家的拖拉机，你得赔人家，一分钱也不能少。她的拖拉机没有付过保险费。她来了，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
　　帕克哆哆嗦嗦地点起煤油灯来。
　　“你是什么毛病？天快大亮了，还要浪费煤油？”她责问他。“我又不想看你。”
　　昏黄的光笼罩着他们。帕克放下火柴，开始解衬衫的纽扣。
　　“到了这个时辰，你休想再和我胡闹。”
　　“闭上你的嘴，”他沉静地说，“你看看这个，以后我再也不想听你的话了。”他脱下衬衫，把后背转向她。
　　“又添了一个画，”萨拉?露丝吼着说，“我没想到你又出去弄这破烂东西了。”
　　帕克感到自己的膝盖发软。他转过身来喊道：“我要你看！不要老是说个没完！快看！”
　　“我看了。”她说。
　　“你知道那是谁？”他怒气冲冲地问她。
　　“不知道，是谁？”萨拉?露丝说。“我不认识他。”
　　“是他，”帕克说。
　　“他是谁？”
　　“上帝！”帕克叫道。
　　“上帝？上帝不是这副模样！”
　　“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模样？”帕克发出了呻吟，“你又没有见过他。”
　　“他没有模样，”萨拉?露丝说，“他是个圣灵。谁也看不到他的脸。”
　　“哎，你听着，”帕克叹着气说，“这正是他的画像。”
　　“偶像崇拜！”萨拉?露丝尖叫起来：“偶像崇拜！烧掉你自己和每棵绿树下的偶像！谎话和虚荣心我可以忍受，但我这房子里不要崇拜偶像的人。”她抓起扫帚，朝他肩膀打过去。
　　帕克惊呆了，也顾不上抵挡。他索性坐在那里任她打下去。最后打得他快要晕死过去。基督的脸上出现了条条污痕。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她把扫帚丢在地上，狠狠地跺了两三脚，又拿到窗口把沾在上面的脏污拍掉。她手里还抓着扫帚，向山核桃树望去，眼里露出更加冷酷的神色。他在那里——这个自称为俄巴底?伊莱休的人——正倚着树干象婴儿似的哭泣着。

　　①蒲式耳：英美制容量单位，约合36升。
　　②把房屋檐沟的雨水引到地面的竖管。
　　③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结成一个本体。
　　④约拿为希伯来预言家，因违背上帝，被人从船上抛人海中。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帕特里奇的节日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主 万 译

　　卡尔霍恩在通往姑婆婆宅子的车道上把他那辆豆荚形的小汽车停好，小心翼翼地下了车，向两面看看，仿佛料想盛开的杜鹃花会对自己有一种致命的影响似的。这些老奶奶并没有一片整齐的草地，而是有三块台地，里面种满了红白两色的杜鹃花，从便道开始向后延展到她们的没有粉刷、庄严堂皇的宅子边上。她们两位这时候正呆在前面门廊上，一个坐着，一个站在那儿。
　　“咱们的孩子来啦！”贝西姑婆拖长了声音说，好让另一个听见。另一个离开她只有两英尺，但是她耳聋。这声音使再过去一码外的一个姑娘回过头来。她正盘着两腿，坐在一棵树下看书。这会儿，她抬起戴着眼镜的脸，瞪视着卡尔霍恩，然后——带着一丝微笑，他看出明明是一丝假笑——又聚精会神地看书去了。他皱起眉头，呆呆地朝前走到门廊上去，把和姑婆婆们初见面时的问候话说了。她们会把他在杜鹃花节自动到帕特里奇来，看作是他的品行有所变好的迹象。
　　她们两个老太太的嘴有点突出，看上去象装上了木制假牙的乔治?华盛顿。她们穿着一身黑衣服，胸部有一大片皱褶花纹，一头白发向后梳着。在每一个都拥抱过他以后，他有气无力地在一张摇椅上一屁股坐下，对她们局促不安地笑笑。他上这儿来，只不过因为辛格尔顿勾起了他的幻想，不过他在电话里告诉贝西姑婆说，他是来欢度这个节日的。
　　马蒂姑婆，就是耳聋的那一位，大声说道：“你的太爷爷瞧见你对这个节日感觉兴趣，会挺高兴的，卡尔霍恩。他亲自发起这个节日，你知道。”
　　“唔，”小伙子也嚷着回答，“这回你们外加的那项使人兴奋的小节目怎么样？”
　　在节日开始前十天，一个名叫辛格尔顿的人在县政府前面的草地上，受到一个模拟法庭的审讯，因为他不肯买一枚杜鹃花节日章。在受审的时候，他给戴上了枷。等判了罪以后，他和一只山羊一起给关在“监狱”里。那只山羊先前为了同样的罪名也受到审讯，被判了罪。“监狱”是由杰西家为了这件事专门去借来的一个户外厕所。十天以后，辛格尔顿出现在县政府门廊上的一道边门里，用一柄自动无声手枪打死了坐在那儿的五位大人物，还错击毙了人群中的一个人。那个无辜的人挨到的那一枪，是要打市长的。市长当时正弯下身去，把一只鞋的鞋舌拉出来。
　　“一个不幸的意外事件，”马蒂姑婆说。“它破坏了节日的精神。”
　　他听见另一片草地上的那姑娘啪的一声把书合上。她的头出现在树篱上面——一个向前弯着的颈子和一张小脸，脸上一副恶狠狠的神情。有一刹那，在她走开以前，她就那样注视着他们。“它似乎并没有破坏什么，”他说。“我经过市区的时候，瞧见人比早先什么时候都多，所有的旗子都悬挂起来了。帕特里奇，”他喊着说，“会把死去的人埋葬掉，但是它一个子儿也不会损失。”那姑娘的前门在他这句话说到一半时，砰的一声关上了。
　　贝西姑婆走进屋子去了一会儿，捧着一只小皮盒子又走出来。“你长得很象爹，”她说，一面把椅子拖向前，坐到他的身旁。
　　卡尔霍恩毫无热情地把盒子打开，洒了一些赭色粉末在他的膝上，接着他从盒子里把太爷爷的小画像取出来。每次他来，她们总要拿这给他看。老人——圆脸、秃头，容貌一点儿也不出众——坐着，两手合起来，放在一根黑手杖的柄上。他的神情单纯无知，而又十分坚决。是个大商人，小伙子想着，心里害怕起来。“这位高大结实的大人物对今天的帕特里奇会怎么个看法呢？”他含讥带讽地问。“在六个公民给枪杀以后，节日活动又全面展开了。”
　　“爹是很进步的，”贝西姑婆说，“——是帕特里奇从未有过的最有远见的商人。他不是一个被打死的知名人士，就会是一个制服那个疯子的人。”
　　小伙子不知道自己忍受得了多少这样的话。报上刊登了那六个“牺牲者”的照片，以及辛格尔顿的照片。辛格尔顿的照片是这些人里唯一容貌突出的。他脸膛很宽，骨瘦如柴，神情凄惨。一只眼睛显得比另一只圆，在较圆的那只眼睛里，卡尔霍恩看出了这个人的镇定心情。这个人知道，为了保持自身的尊严这一权利他将要受苦，也乐意受苦。那只正常的眼睛里蕴藏着一种很有心计的轻蔑神色，可是总的看来，是一种受到折磨的表情，这个人由于周围人们的疯狂，终于变疯了。其他那六张脸全是同一种一般类型的，就象他太爷爷的那样。
　　“你年纪越大长得就越象爹啦，”马蒂姑婆预言。“你有他那种红润的肤色和几乎同样的神情。”
　　“我完全是一种不同的类型，”他生硬地说。
　　“奶油桃子，”贝西姑婆大笑着说。“你的肚子也变得大起来了，”她说，一面用拳头对着他肚子当中戳了一下。“咱们的孩子现在多大啦？”
　　“二十三啦，”他咕哝说，心想他这次来总不见得会一直这样下去，等她们戏弄了他一番以后，她们会住手的。
　　“你有女朋友吗？”马蒂姑婆问。
　　“没有，”他不耐烦地说。“我认为，”他说下去，“辛格尔顿在这一带被认为不过是一个精神病人吧？”
　　“是呀，”贝西姑婆说，“——很特别。他始终不信教。他不象我们这儿其余的人。”
　　“这是一个大障碍，”小伙子说。虽然他的眼睛不是大小不相称的，他的脸型却是宽阔的，就象辛格尔顿，不过他们之间真正相同的地方是内心的。
　　“既然他精神错乱，那他就没有责任，”贝西姑婆说。
　　小伙予的眼睛闪亮起来。他朝前坐直身子，严密地盯视着这位老奶奶。“那么，”他问，“真正的罪名在哪一点上呢？”
　　“爹三十岁的时候，头发还象个婴孩儿的一样光滑，”她说。“你最好赶快找一个女朋友。哈哈。你现在自己打算怎么办呢？”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烟斗和一只烟草袋来。你没法深入询问她们。她们俩都是虔诚的低教教派的圣公会教友①，可是她们有些非道德性的幻想。“我想我要写作，”他说，一面往烟斗里装上烟草。
　　“唔，”贝西姑婆说，“这可好。也许你会成为另一个玛格丽特?米切尔②的。”
　　“我希望你不会使我们失望，”马蒂姑婆喊着说。“没有几个人不使我们失望。”
　　“我一定不使你们失望，”他冷冷地说。“我在写一篇报……”他停住，把烟斗放进嘴去，向后坐了坐。告诉她们，那会是荒谬可笑的。他取下烟斗，说道：“唔，那说起来话太多啦。你们女人不会感觉兴趣的。”
　　贝西姑婆意味深长地低下了头。“卡尔霍恩，”她说，“我们不想在你身上感到失望。”她们端详着他，仿佛这时候才想到，她们在抚弄的这条心爱的蛇，到头来也许是有毒的。
　　“你们必晓得真理，”小伙子带着恶狠狠的神气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③
　　她们听见他引用《圣经》的话，又显得安下心来。“他拿着小烟斗，”马蒂姑婆问，“是不是挺可爱呢？”
　　“最好去找个女朋友，孩子，”贝西姑婆说。

　　几分钟后，他从她们面前逃走，拿着皮包上楼去，随后又下楼来，准备出去，同时沉浸在自己的素材里。他的目的是把那天的下午用来访问一些人，打听一下辛格尔顿的事。他想要写一篇文章替那个疯子辩白一番，还想这么一写可以减轻自己的内疚，因为他的幽灵，他的影子，在辛格尔顿的清白的形象对照下，在他眼前比平日显得更黑暗了。
　　每年夏季的三个月，他和父母住在一块儿，销售空调器、小船和冰箱，这样在其余的九个月里，他可以轻易地应付生活上的需要，使真正的自我——艺术上叛逆的神秘主义者——诞生出来。在其他那几个月里，他和其他两个小伙子一块儿，住在市里另一头一所没有暖气、没有电梯的大楼里。那两个小伙子也什么事不干。但是夏天的内疚一直到冬天还缠着他。事实是，没有他夏天投身进去的那场无节制的销售，他也能过。
　　当他向父母解释说，他看不起他们的社会准则时，他们带着一丝认可的目光你望我、我望你，仿佛这是他们从自己读过的东西上一直期待着的结果。他父亲提出给他一小笔津贴，贴补他的房租。他为了自立，拒绝接受，但是内心里，他知道不是为了自立，而是因为他喜欢销售。面对着一个顾客，他就会忘记自我，脸上微笑起来，不住出汗，并且摆脱了种种复杂的心情。他给一种冲动支配着，就和某些人追求女人和酒的那股冲动一样强烈。他对此事非常在行，办得如此好，以致公司给了他一张成绩突出的奖状。他在奖字前后加了引号，并且和他的朋友一起用那张奖状作为打镖的靶子。
　　等他在报上看到辛格尔顿的照片时，那张脸象一个阴沉、可耻、将要释放的犯人那样在他的想象中燃烧。第二天早晨，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姑婆婆，告诉她们他要来。他在不到四小时内开车走完了那一百五十英里路到帕特里奇来。
　　在他朝宅子外面走去的路上，贝西姑婆唤住了他，说：“六点钟回来，小绵羊，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件挺美的事儿要让你吃上一惊。”
　　“大米布丁吗？”他问。她们是很糟的厨娘。
　　“还要美得多！”老奶奶说，一面转了转眼睛。他赶快走了。
　　隔壁的那个姑娘拿着书又回到草地上来。他猜想自己或许该认识她。小时候他上这儿来玩，姑婆婆们总找一个她们邻居的古怪的孩子来和他玩耍——有一次是一个身穿一套女童子军军装的胖乎乎的低能孩子，另一次是一个会背诵《圣经》诗句的近视眼的男孩儿，还有一次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女孩儿，她打青了他的眼睛，离开了。他感谢上帝，如今他已经长大了，她们不敢再支配他的时间了。在他经过的时候，那姑娘并没有抬起脸来看看，他也没有说话。
　　等他走上便道，他就闻到了盛开的杜鹃花的花香。杜鹃花似乎用一层层色彩的浪花冲洗着草地，最后汹涌地打到了宅子的白色正面，有粉红和深红的浪峰，有雪白的和一种还不算淡紫色的神秘色泽的浪峰，还有黄红色的纷披的浪峰。五彩缤纷，几乎使他不知不觉地乐得透不过气来。老树上长满了苔藓。房子全是南北战争④以前的破旧入画的那种。他的太爷爷的一句话表达出了这地方的腐朽，因此这句话流传下来，成了这个城市的题词：美是我们金钱的收获。
　　他的姑婆婆的住处离开商业区有五条横街，他快步走过了那五条横街，几分钟便到了那个小商业地段的边沿。商业地段的中心就是那所快要倒塌的县政府办公楼。阳光炽热地射到停在所有空地方的汽车顶上。国旗、州旗、联盟的旗子在每一个路角的灯上飘扬。人们成群地乱跑。在姑婆婆们住的那条僻静的、绿树成荫的街上，杜鹃花开得最盛，他在那儿没有碰上三个人，可是这儿街上尽是人，他们睁大眼睛渴望地注视着店铺橱窗里可怜的陈设，并且恭敬而无精打采地经过县政府的门廊，就是那个流过血的地点。
　　他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谁会认为，他上这儿来也是为了和他们同样的原因。他倒乐意按着苏格拉底⑤的方式，在街头展开一场讨论，讨论一下打死那六个人的实际罪行是什么，但是在他察看那个地点时，他瞧见没有一个人显得会对意义真正感觉兴趣。他没有一定的目标，走进了一家药房。那地方光线很暗，充满着带酸的香草味儿。
　　他在柜台前面的一张高脚凳上坐下，要了一杯莱姆水⑥。调饮料的小伙子留着修剪整齐的红连鬓胡子，衬衫正面戴着一个杜鹃花节日章——辛格尔顿拒绝购买的那种标志。卡尔霍恩的目光顿时落到了这个徽章上。“我瞧你对那位神已经作了贡献嘛，”他说。
　　小伙子似乎没明白这句话的意义。
　　“那个徽章，”卡尔霍恩说，“那个徽章。”
　　小伙子低头望望徽章，然后又望着卡尔霍恩。他把饮料放在柜台上，继续望着卡尔霍恩，仿佛他在伺候一个很有意思的畸形人那样。
　　“您是说所有这些活动吗？”小伙子说。
　　“这些盛大的事情，”卡尔霍恩说，“一开始就死了六个人吧。”
　　“是呀，先生，”小伙子说，“六个人给故意杀害了。我就认识其中的四个。”
　　“这么说，你也分享到一分荣耀了，”卡尔霍恩说。他突然感到外面街道上很明显地寂静下去。他把眼睛转向门口，正好看到一辆灵车驶过，后面跟着一行缓缓行驶的汽车。
　　“这是单独举行葬礼的那个人，”小伙子恭恭敬敬地说。“五个据认为是给存心枪杀的人，昨儿举行了葬礼。这也是一位大人物。不过他死得晚一些，没能一块儿下葬。”
　　“他们的手上有有罪的血迹和无辜的血迹，”卡尔霍恩说，一面瞪眼望着小伙子。
　　“这可不怪他们，”小伙子说。“全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叫辛格尔顿的人。他是个疯子。”
　　“辛格尔顿不过是个工具，”卡尔霍恩说。“帕特里奇本身才是有罪的。”他一口把饮料喝光，把玻璃杯放下。
　　小伙子望着他，仿佛他也疯了。“帕特里奇不能开枪打人，”他用气恼的高声说。
　　卡尔霍恩把一毛钱放在柜台上，离开了。最后一辆汽车在这片街区的尽头拐过弯去。他心想，他看见路上的活动较少了。人们看到灵车，显然赶快离开。距离他两扇门的地方，有个老头儿从一家五金店里探身出来，睁大眼睛朝街上那个行列走得看不见的那头望去。卡尔霍恩急切地想要找个人说话。他怯生生地走上前去。“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场葬礼，”他说。
　　老头儿用一手兜着耳朵。
　　“是那个无辜的人的葬礼，”卡尔霍恩喊着说，一面朝街那头点了一下头。
　　老头儿大声擤了擤鼻子。他的神情并不和蔼。“是唯一一颗打得不错的枪子儿，”他粗声粗气地说。“比勒是个窝囊废，当时正喝醉了酒。”
　　小伙子的脸沉了下去。“我想其他那五个人都是英雄吧？”他狡黠地说。
　　“是好人，”老头儿说，“在自己的职守上牺牲了。我们为他们举行了一场英雄的葬礼——五个人一块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比勒家的人想叫殡仪馆的人赶快，好让比勒也参加进去，可是我们特意没让比勒加入。那样会是一个耻辱。”
　　啊呀，小伙子心里想。
　　“辛格尔顿所做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给我们把比勒除掉了，”老头儿说下去。“现在，该有人来替我们把辛格尔顿除掉。他眼下在昆西⑦，过着奢侈的生活，一个子儿也不花，躺在一张阴凉的床上，消耗了你我缴纳的税款。他们应该当场就开枪把他打死的。”
　　这一番话这么令人吃惊，因此卡尔霍恩说不出话来了。
　　“他们打算把他关在那儿，那就应该向他收伙食费，”老头儿说。
　　小伙子轻蔑地瞥了一眼后，走开了。他穿过街到县政府广场上去，绕大弯走，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远离那个老傻子。广场上树木下面散放着一些板凳。他找到一张空着的，便坐下了。在县政府办公楼台阶的一边，有几个看热闹的人站在那儿，观看辛格尔顿曾经和山羊一块儿给关在里面的那座“监狱”。他朋友的可怜的处境使他一阵激动，感到十分难受。他觉得自己给扔进厕所，锁咔嗒一声锁上了，他从腐朽的木板缝间瞪眼望着外面那些又喊又跳的傻瓜。山羊发出一阵令人厌恶的声音。他看到自己给那种社会精神束缚住。
　　“有六个人都在这儿给打死了，”附近有个奇怪的沉闷的声音这么说。
　　小伙子跳起身来。
　　一个皮肤雪白的小姑娘坐在他脚下的一片黄沙上，用一种超然的目光望着他，舌头翘起来放在一瓶可口可乐的瓶口里。她赤着脚，一头笔直的白头发，眼睛和瓶子一般绿。她发出一阵卜卜的声音，把舌头从瓶口里缩出来。“是一个坏人干的，”她说。
　　小伙子感到了一个人碰上孩子们肯定无疑的事所产生的那种沮丧。“不，”他说，“他不是一个坏人。”
　　那孩子把舌头又放进瓶去，悄悄地又缩出来，两眼盯视着他。
　　“人家待他不好，”他解释说。“他们待他很卑鄙，很残酷。要是有人待你很残酷，你会怎么办呢？”
　　“开枪打死他们，”她说。
　　“唔，这也就是他做的事，”卡尔霍恩蹙起眉头说。
　　她继续坐在那儿，两眼一直盯视着他。她的目光可能就是帕特里奇本身的毫无深度的目光。
　　“你们这儿的人迫害他，最后把他逼疯了，”小伙子说。“他不肯买一枚徽章。这是犯罪的行为吗？他在这儿是个外来的人，你们容忍不了这一点。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就是，”他说，一面愤怒地盯视着那孩子的清澈的目光，“一举一动不象个傻子的权利。和人家不同的权利，”他嘶哑地说，“啊呀。保持个人尊严的权利。”
　　她仍旧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他，抬起一只脚，把它放在一边膝盖上。
　　“他是个坏透了的人，”她说。
　　卡尔霍恩站起身，愤怒地朝前望着，走开了。他的愤怒形成了一种烟雾，遮住了他的视线。他对四周的活动全无法看得很清楚。两个中学女学生穿着鲜明的裙子和上衣，大摇大摆地拦住了他，尖声尖气地说：“为了今儿晚上的美女竞赛，买一张票。看看谁是帕特里奇杜鹃花小姐！”他急骤地避到一旁，几乎连瞥也没有瞥她们一眼。她们的格格笑声传到了他的耳里，一直到他走过了县政府办公楼，到了前面的一片街区，才听不见了。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决不定接下去该做什么事。他面前是一家理发店，店里显得很空、很阴凉。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去了。
　　店里只有理发师一个人，他正在看报，这当儿从报上抬起脸来。卡尔霍恩说要理发，接着便很受欢迎地在椅子上坐下了。
　　理发师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眼睛的颜色原来可能比较深，这时候已经暗淡下去，看样子好象是一个曾经受过苦的人。他把围单给小伙子围上，站在那儿瞪眼望了一下小伙子的圆脑袋，仿佛它是一只南瓜，他正想着怎样切好。接着，他把椅子转过去，让卡尔霍恩面对着镜子。他眼前的形象是一张圆脸，单纯无知、相貌平庸。小伙子的神情变得很凶狠。“你也象他们其他的人那样吃这种厨房下脚吗？”他寻衅地问。
　　“请您再说一遍，好吗？”理发师说。
　　“这儿进行着的这种部落仪式，给理发业带来好处吗？所有这些活动，所有这些活动，”他不耐烦地说。
　　“唔，”理发师说，“去年外地有一千人上这儿来，今年看样子还要多——因为，”他说，“出了那场悲剧。”
　　“那场悲剧，”小伙子跟着说了一遍，把嘴撇了撇。
　　“那六个人被打死了，”理发师说。
　　“那场悲剧，”小伙子说。“那么另一场悲剧怎么样——那个人受到这些白痴的迫害，结果开枪打死了他们六个人？”
　　“噢，他，”理发师说。
　　“就是辛格尔顿，”小伙子说。“他光顾你这地方吗？”
　　理发师开始理发。在他提到那个姓的时候，理发师的脸上显出了一种特殊的不屑谈论的神情。“今儿晚上有一场美女竞赛，”他说。“明儿晚上有一场乐队音乐会。星期四下午有一场盛大的游行，由帕特里奇杜鹃花小姐……”
　　“你认识不认识辛格尔顿？”卡尔霍恩打断他的话，说。
　　“我和他很熟，”理发师说，说完便闭上了嘴。
　　小伙子认识到，辛格尔顿很可能也在他这会儿坐的这张椅子上坐过，不禁一阵激动。他从镜子里自己的脸上拼命寻找暗藏着的和那个人相似的地方。他看到那种相似的地方缓缓地出现了，他的炽热的感情使一种秘密的信息变得十分明白。“他光顾你的铺子吗？”他问，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答复。
　　“他和我是姻亲，”理发师愤慨地说，“可是他从来不上我这儿来。他太吝啬了，连头发也不剃。他自己剃。”
　　“这是一项不可饶恕的大罪，”卡尔霍恩高声说。
　　“他的堂房哥哥⑧娶了我的小姨子，”理发师说，“可是他在街上从不招呼我。他和我象我和您挨得这么近在街上走过，可他径直朝前走，把目光一直盯在地面上，就好象他在跟踪一只小虫那样。”
　　“想得出了神，”小伙子咕哝说。“他一定是不知道你也在街上。”
　　“他知道，”理发师说，他的嘴很不愉快地撇了一下。“他知道。我剪头发，他剪息票，就是这么回事。我剪头发，”他又说了一遍，仿佛这句话在他听来具有一种特别令人满意的音调，“他剪息票。”
　　这是典型的穷汉心理学，卡尔霍恩想着。“辛格尔顿家从前富裕吗？”他问。
　　“他不过是半个姓辛格尔顿的，”理发师说，“辛格尔顿家说他们没有他这个辛格尔顿。辛格尔顿家有个姑娘出去度了九个月的假，后来带着他回来。随后，他们全都死了，把钱全留给了他。我可没法说，他的另一半是姓什么的。我猜是一个外国家伙。”他的音调暗示着言外之意。
　　“我现在可以想象得出是怎么个情形啦，”卡尔霍恩说。
　　“他如今不在剪息票了，”理发师说。
　　“不，”卡尔霍恩说，声音提高了，“他如今在受罪。他是替罪羊，满载着社会上的罪恶，为了人家犯下的罪而牺牲了。”
　　理发师停住，嘴微微张着。过了一会儿，他用稍许恭敬点儿的声音说：“尊敬的先生⑨，你把他看错了。他可不是一个常上教堂的人。”
　　小伙子脸红起来。“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常上教堂的人，”他说。
　　理发师似乎又停下了。他站在那儿拿着剪刀，捉摸不定。
　　“他是个个人主义者，”卡尔霍恩说，“不愿意让人家把自己硬塞进比他低劣的那种人的模式去。是一个不肯墨守成规的人，是一个生活在漫画人物中的有深度的人，结果那些人把他逼疯了，使他把他的暴力行为全部发泄到了他们的身上。注意，”他继续说下去，“他们并没有审讯他。他们只把他立刻送进昆西去。为什么？因为，”他说，“一审讯，就会把他实质上是无罪的和社会上的真正罪行弄得真相大白了。”
　　理发师的脸上显出了喜色。“您是位律师，是吗？”他问。
　　“不是，”小伙子沉着脸说。“我是个作家。”
　　“噢，噢，”理发师咕哝着。“我就猜到准是一位这样的先生。”过了一会儿，他说，“您写什么呢？”
　　“他始终没有结过婚吗？”卡尔霍恩粗鲁地问下去。“他独自住在乡间辛格尔顿的宅子里吗？”
　　“住在还没倒的那部分里，”理发师说。“他不肯花一个子儿去使那地方不倒塌，没有一个女人肯要他。那是他不得不永远为之付出代价的一件事，”他说，同时嘴里发出一种鄙俗的声音。
　　“你知道，因为你一直在这儿，”小伙子说，几乎抑制不住自己对这个顽固分子的厌恶。
　　“哦，”理发师说，“这不过是常识。我理发，”他说，“但是我并不生活得象头猪。我家里有抽水马桶，还有一台冰箱，做出冰块来交到我老婆的手里。”
　　“他不是个物质主义者，”卡尔霍恩说。“对他说来，有些东西比抽水马桶更重要。例如，独立自主。”
　　“哼哼，”理发师这么喷着鼻息。“他并不那么独立自主。有一回，闪电险些儿击倒他，看见当时情形的人说，你该瞧见他是怎么逃跑的。他跑得就好象裤筒里尽是蜜蜂那样。他们简直笑得要死。”他自己也发出了一个鬣犬般的笑声⑩，还在膝盖上拍了一巴掌。
　　“真讨厌，”小伙子咕哝说。
　　“还有一回，”理发师说下去，“有人跑到郊外那儿，放了一只死猫在他的井里。有人老在做着一件事，想看看能不能让他拿出一点儿钱来。另外一回……”
　　卡尔霍恩挣扎着把围单脱去，仿佛他是给困在一个网子里那样。等他脱去以后，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美元来，扔在那个吃惊的理发师的架子上。接着，他朝门口走去，把门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作为他对这家店铺的判决。
　　他走回姑婆婆们家去，可这并没有使他平静下来。随着太阳即将西下，杜鹃花的颜色变深了，树在那些老屋子的上面保护性地沙沙作响。辛格尔顿躺在昆西一间肮脏的病房里一张小床上。这儿没有一个人想到他。小伙子这会儿相当具体地感到，他实在是无罪的。他想到，为了给这个人所受的一切罪主持公道，他不仅得写一篇简单的文章。他要写一部小说，他要说明，而不是只说一下，主要的不公正行为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他一心想着这件事，由姑婆婆的宅子前面走过去四扇门，不得不转身再走回来。
　　贝西姑婆在门口迎着他，把他拉进了门厅。“我告诉过你，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件挺美的事儿要让你吃上一惊！”她说，一面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进了客厅。
　　沙发上坐着一个姑娘，穿着一件莱姆绿的衣服，胳膊和腿全显得又瘦又长。“你记得玛丽?伊丽莎白吧，”马蒂姑婆说，“——有一次你在这儿的时候，带她去看电影的那个伶俐的小姑娘。”他在满腔愤怒中，认出了在树下看书的那个姑娘。“玛丽?伊丽莎白回家来过春假，”马蒂姑婆说。“她是位真正的学者，是吗，玛丽?伊丽莎白？”
　　玛丽?伊丽莎白沉下脸来，表明她对自己是不是个真正的学者并不在意。她望了他一眼，使他很清楚地知道，她和他一样，也不欣赏这种说法。
　　马蒂姑婆紧握着手杖的把手，从椅子上撑起身。“咱们今儿早一点儿吃晚饭，”另一位姑婆婆说，“因为玛丽?伊丽莎白要领你去参加美女竞赛。它七点钟开始。”
　　“好极啦，”小伙子说，他的音调对姑婆婆不会有什么意义，不过他希望对玛丽?伊丽莎白并不是如此。
　　吃饭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去理睬那姑娘。他对姑婆婆们的巧妙的答话显然是冷嘲热讽的，可是她们相当迟钝，不会理解他的暗示，只是象白痴那样对他所说的话格格直笑。有两次她们都管他叫“小绵羊”，那姑娘听了假笑起来。除此之外，她没做什么来表明她玩得很乐。她的圆脸在眼镜后面还很幼稚。脑力迟钝，卡尔霍恩心里想。
　　饭后，他们去参加美女竞赛时，彼此还是没有说话。那姑娘比他高出几英寸，稍许走在他前面一点儿，好象乐意在路上把他丢失了似的，但是过了两条横街以后，她忽然站住脚，在她提着的一只草编的提包里翻检。她取出一支铅笔，用牙咬着，一面继续翻检。过了一会儿，她从包的最下面取出两张入场券和一本速记员用的笔记本来。在取出这些以后，她把口袋关好，往前走去。
　　“你要记录吗？”卡尔霍恩问，音调里含有强烈的嘲弄意味。
　　姑娘回脸看看，仿佛想知道是谁在说话。“不错，”她说，“我要去记录。”
　　“你欣赏这种事吗？”卡尔霍恩用同样的音调问。“你喜欢吗？”
　　“这种事叫人作呕，”她说。“我要快快写成一篇抗议书来结束它。”
　　小伙子茫然地望着她。
　　“别因为我妨碍了你对比赛所感到的乐趣，”她说，“不过这地方完全是虚伪的，彻底腐朽啦。”她的声音里带有一种愤怒的咝咝声。“他们糟践了杜鹃花！”
　　卡尔霍恩大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他镇定下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需要多大的脑力，”他傲慢地说。“需要见识的是，找出一种超越它的方法。”
　　“你是说一种表达它的形式。”
　　“结果反正一样，”他说。
　　在随后的两片街区里，他们默不作声地走着，不过两个人似乎都心神不宁。等他们看到县政府办公楼的时候，他们穿过街朝它走去。玛丽?伊丽莎白把入场券递给站在入口处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入口处是用绳子把广场其余部分圈起来而形成的。人们开始聚集在广场内的草地上。
　　“你记录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儿吗？”卡尔霍恩问。
　　姑娘站住脚，面对着他。“你瞧，小绵羊，”她说，“你乐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上楼到我父亲的办公室去，我可以在那儿工作。你可以呆在下面这儿，乐意的话，帮助挑选帕特里奇杜鹃花小姐。”
　　“我也跟你去，”他控制住自己，说。“我很乐意看着一位了不起的女作家记录。”
　　“这随便你，”她说。
　　他跟随她走上县政府办公楼的门阶，进了一扇边门。他感到极为愤怒，根本没有认识到，他已经走进了辛格尔顿站在那儿开枪的那扇门。他们穿过了一个空荡荡的谷仓般的门厅，悄悄地走上了一段沾满烟草渍的楼梯，进入了另外一个谷仓般的大厅。玛丽?伊丽莎白在那只草编的提包里寻找一把钥匙，然后打开了通向她父亲办公室的房门。他们走进了一间破旧的大房间，那儿放着一排排法学书籍。那姑娘从一面墙边上拖了两张直背的椅子到一扇俯瞰着门廊的窗口，就好象他是个丧失能力的人似的。接着，她坐下，睁大眼睛朝外望去，似乎立即就给下面的场面吸引住了。
　　卡尔霍恩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为了惹她生气，他上上下下打量起她来。大概至少有五分钟，他一直盯视着她。她坐在那儿，用胳膊肘儿撑着窗台。卡尔霍恩睁大眼睛对着她看了那么久，因此他担心她的形象会永远铭刻在他的视网膜上。最后，他经受不住那片寂静了。“你对辛格尔顿怎么看法？”他突兀地问。
　　她抬起头来，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一个基督式的人物，”她说。
　　小伙子惊呆了。
　　“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段神话，”她皱起眉头说。“我不是基督徒。”她又全神贯注地看着外面的场面。喇叭在下面吹响了。“有十六个身穿游泳衣的姑娘就要出来啦，”她拖长了声调说。“这管保会叫你很感兴趣吧？”
　　“听着，”卡尔霍恩恶狠狠地说，“你脑子里会这么想。我对这个该死的节日或是这个该死的杜鹃花女王全不感兴趣。我上这儿来，只不过因为我同情辛格尔顿。我要把他的事情写出来。也许写成一部小说。”
　　“我打算写一篇非小说性的分析文章，”姑娘说，语调里很明白地表示她不屑写小说。
　　他们公然十分厌恶地彼此对望着。卡尔霍恩觉得，如果自己用心试探一下，他会揭露出她的肤浅实质的。“既然咱们的作品形式不同，”他说，一面又讥讽地笑了笑，“咱们可以把调查的结果交换一下。”
　　“这十分简单，”姑娘说。“他是替罪羊。这会儿，帕特里奇忙着在选帕特里奇杜鹃花小姐的时候，辛格尔顿却在昆西受罪。他在赎罪……”
　　“我不是说你的抽象的调查结果，”小伙子说，“我是说你的那些具体的调查结果。你看见过他吗？他长得什么样？小说家对目光短浅的抽象观念并不感觉兴趣——特别是当这些观念很明白的时候。他是……”
　　“你写过多少部小说？”她问。
　　“这将是我的第一部小说，”他冷冷地说。“你看见过他吗？”
　　“没有，”她说，“这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他长得什么样子，并没有什么关系——他生着褐色眼睛还是蓝色眼睛——这对一个思想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你大概怕去看他，”他说。“小说家是绝对不怕看真实人物的。”
　　“我并不怕去看他，”姑娘生气地说，“假如这样做有必要的话。他生着褐色眼睛还是蓝色眼睛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有一件事，”卡尔霍恩说，“比他生着褐色眼睛还是蓝色眼睛重要。你会发现，看见他以后，你的意见会更丰富点儿。我的意见可不是指弄明白他眼睛的颜色。我是说你和他本人实在的接触。人的奥秘，”他说，“是使艺术家感觉兴趣的东西。生活并不存在于抽象观念里。”
　　“那么是什么使你不去看他呢？”她说。“你问我他长得什么样子干什么？你自己去看一趟嘛。”
　　这些话象一口袋岩石那样落到了他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自己去看一趟？去哪儿看呢？”
　　“去昆西，”姑娘说。“你认为是去哪儿？”
　　“他们不会让我见他，”他说。这个提议对他说来是令人震惊的。不知为了什么，他当时没法明白，这使他觉得难以想象。
　　“要是你说你是他的亲属，他们就会让你见的，”她说。“昆西距离这儿只有二十英里路。有什么好拦住你呢？”
　　他正打算说，“我不是他的亲属，”但是他停住，因为自已险些儿泄漏了秘密而怒不可遏地脸红起来。他们在精神上是亲属。
　　“去看看他的眼睛是褐色的还是蓝色的，自己进行一次早先的那种实在……”
　　“我明白了，”他说，“你是说，如果我去，你也乐意一块儿去，是不是呢？因为你并不怕见他。”
　　那姑娘的脸色变得苍白。“你不去，”她说。“你干不了一次早先的那种实在……”
　　“我去，”他看到使她住嘴的机会，忙这么说。“还有，要是你乐意和我一块儿去，你明儿上午九点钟可以到我姑婆婆家来。不过我很怀疑，”他加上一句，“我在那儿会不会见到你。”
　　她把长颈子伸向前，愤怒地望着他。“唔，你会见到我的，”她说。“你在那儿会见到我的。”
　　她又去注意着窗外，卡尔霍恩什么也没有看。两人似乎全在沉思自己的一个重大的个人问题。喧闹的欢呼声从外面传来，时起时伏。每过几分钟，就奏起音乐，还有鼓掌声，但是他们俩谁也没有注意到外面的声音，或是注意到彼此。最后，那姑娘离开了窗口，说：“要是你已经有了一个一般的印象，那么咱们可以离开了。我情愿回家去看书。”
　　“我来之前就已经有了个一般的印象啦，”卡尔霍恩说。

　　他把她送到她的家门口。等他离开的时候，他有一刹那精神昂扬得有点头晕，随后又垮掉了。他知道，去看辛格尔顿的念头决不会单是他一个人想到的。那将是一场令人痛苦的经历，不过也可能使他获得拯救。辛格尔顿在受苦的那种情景，也许会使他感到相当痛苦，使他一劳永逸地摆脱掉做生意的本能。推销是他自己擅长的唯一事情，然而他不能不相信，要是人人都能忍受痛苦，并从痛苦中有所收获的话，那么他们生来就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至于那个姑娘，他很怀疑辛格尔顿的情景会对她有什么好处。她具有机灵的儿童具有的那种特别讨厌的狂热——只有脑子，没有感情。
　　那一夜他睡得很不安静，断断续续地梦见辛格尔顿。有一次，他梦见自己开车到昆西去，卖一台冰箱给辛格尔顿。等他早晨醒来的时候，一场霏微的细雨漫不经意地下着。他把脸转向灰色的窗玻璃，不记得自己梦见些什么，不过他感到那是很不愉快的。他脑子里浮现出那姑娘的扁平的脸孔。他想到了昆西，看到一排排低矮的红房子，有些头发蓬乱的脑袋从装有铁条的窗子里伸出来。他想把思想集中在辛格尔顿身上，但是他的脑子不乐意去想到他。他不乐意到昆西去。他想起来这是关于他要写的一部小说。他想写一部小说的愿望一夜之间平淡下去，象一只漏气的轮胎似的。
　　他还躺在床上的时候，蒙蒙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这场雨也许会使那姑娘不来，至少她或许会认为，她可以利用这场雨作为一个借口。他决计等到九点正。如果到那时候她没有来，他就出发，不是到昆西去，而是回家。最好等辛格尔顿治疗得见效一些以后，在一个较晚的日期再去看他。他站起身，写了一封短信，预备请姑婆婆们转交给那姑娘。信上说，他猜想她经过考虑以后，已经决定她受不了这场经历。那是一封很简洁的信。他最后写了，“你的诚挚的”。⑾
　　九点前五分她来了，站在他姑婆婆的门厅里，浑身上下直滴水，象一束管状的浅蓝色塑料，除了看见她的脸露在外面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她手里拿着一只湿漉漉的纸口袋，大嘴巴一牵，露出一丝捉摸不定的微笑。一夜之间，她似乎失去了一点儿自信心。
　　卡尔霍恩几乎没法显得彬彬有礼。他的姑婆婆们以为这是在雨中的一次浪漫出游，所以亲了亲他，把他送到门外，并且象崇拜偶像那样站在门廊上挥着手绢，直等到他和玛丽?伊丽莎白坐上车，驶走了。
　　这个姑娘身材高大，这辆小车子几乎容纳不了她。她不停地移动着，在雨衣里扭动身体。“这场雨把杜鹃花都给打坏了，”她用冷漠的声音说。
　　卡尔霍恩很不礼貌地默不作声。他想把她从自己的意识中消除掉，以便可以把辛格尔顿重新树立在那里。这时候，他已经把辛格尔顿完全丢失了。大雨形成一道道灰色溪流泻下来。当他们到了公路上的时候，他们隔着田野几乎看不清一行朦胧的树木。那姑娘一直探身向前，眯起眼睛朝半明半暗的挡风玻璃外望去。“要是有一辆卡车由那儿驶出来，”她笨拙地笑了一声说，“那咱们就完啦。”
　　卡尔霍恩把车停下。“我很乐意送你回去，然后自己一个人去，”他说。
　　“我得去，”她粗声粗气地说，同时瞪眼望着他。“我得去看看他。”她的眼睛在眼镜后面显得比实际大，而且令人可疑地汪着泪水。“我不得不面对着这件事，”她说。
　　他很粗暴地把汽车又开动起来。
　　“你不得不向自己证明，你可以站在那儿，看着一个人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她说。“你不得不和他共同经历。我整夜都想到这件事。”
　　“这也许可以给你，”卡尔霍恩咕哝说，“一种比较平稳的人生观。”
　　“这是就我个人来讲，”她说。“你不会明白的。”说完，她把脸转向窗子。
　　卡尔霍恩极力想把思想集中在辛格尔顿身上。他心里一步一步地把他的容貌拼凑起来。每一次，他快要把它拼凑完整时，它就又分裂开，他于是又给撇下，一无所获。他默不作声地开着车子飞快驶行，仿佛想要在路上碰上一个坑，看着这姑娘摔出挡风玻璃去。每过一会儿，她就无力地擤一下鼻子。他们驶行了十五英里左右以后，雨小下去，停住了。两旁的那行树木变得黑森森的很清晰，田野一片苍翠。等医院进入他们的视线以后，他们无疑会很清楚地看见的。
　　“基督只需要接受三小时的折磨，”姑娘突然高声说，“可他一生中余下的时间都得呆在这地方！”
　　卡尔霍恩用眼睛死瞪了她一眼。她脸蛋儿上有一道新流下的泪痕。他把眼睛避开，感到畏惧、气愤。“你要是受不了这件事，”他说，“我还是可以送你回家，自己再来。”
　　“你不必自己再回来，”她说。“咱们已经快到啦。”她又擤了擤鼻子。“我要他知道有人支持他。不论我会遭到什么，我要对他这么说。”
　　小伙子在愤怒中忽然很惊慌地想到，他也得对辛格尔顿说上几句话。当着这个女人的面，他能对他说些什么呢？她把他们之间的感应破坏了。“咱们是来听听的，希望你明白这一点，”他冲口这么说，“我可不是开车一路赶来，听你用你的聪明话使辛格尔顿大吃一惊的。我是来听他讲讲的。”
　　“咱们该带一架录音机来！”她喊起来，“那么他说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保留着了！”
　　“你连起码的理解力也没有，”卡尔霍恩说，“如果你认为可以带一架录音机去接近这样一个人的话。”
　　“停车！”她尖声喊叫起来，一面对着挡风玻璃探身向前，“就是那儿！”
　　卡尔霍恩猛地一下把车煞住，热切地朝前望着。
　　在他们右面的山坡上，有一丛几乎看不大出的低矮建筑物，象一簇茂盛的树瘤那样矗立在那儿。
　　小伙子无可奈何地坐在那儿，汽车仿佛是自动地那样转过弯，朝大门驶去。州立昆西医院几个大字刻在一座混凝土弓形门上。汽车很轻快地驶了过去。
　　“所有由这儿进去的人全放弃了希望，”那姑娘咕哝说。
　　他们不得不在离开大门一百码不到的地方停下。这时候，一个戴着白帽子的胖护士，带领一行病人象大年龄的小学生那样零乱地穿过他们面前的那条道。一个牙齿歪歪斜斜的女人穿着一件条子花纹的衣服，戴着一顶黑羊毛帽，朝着他们挥了挥拳头。一个秃脑袋的男人使劲儿挥动着手。在那一行人拖着脚步穿过草地，朝另一所房子走去时，有几个人恶狠狠地朝他们望望。
　　过了一会儿，汽车又朝前驶行了。“把车停在中央那幢楼的前面，”玛丽?伊丽莎白吩咐。
　　“他们不会让咱们见他的，”他咕哝说。
　　“要是你有事要见他，那就不同啦，”她说。“把车停下，让我下去。这件事我来办。”她的脸上已经干了，带着认真办事的嗓音说。他把车停好，她跳下了车。他看见她走进那幢房子不见了，心里残忍而满意地想到，她不久就会变成一个长大了的妖精了——虚假的智力，虚假的情感，最大的效能，这一些共同发挥作用，产生出这个出类拔萃的爱烦琐分析的博士来。另一行病人由大道上走过。他们中有几个人指着这辆小汽车。卡尔霍恩没有望他们，不过他感到有人正注视着他。“停下，喂，”他听见护士喊叫。
　　他抬头一看，轻轻喊了一声。一张温和的脸，用一条绿色小毛巾裹着，笑嘻嘻的就在他的车窗外面，嘴里没有牙齿，但是一副亲切而又痛苦的神情。
　　“往前走吧，好人儿，”护士说，那张脸移开了。
　　小伙子连忙把窗玻璃升起来，可是他心里却很难受。他又看到戴着枷的那张痛苦的脸——那双稍许有点儿不对称的眼睛，在一声压抑的、毫无用处的喊叫中张开来的大嘴。这个幻象只持续了一刹那，但是等它过去以后，他心里知道，要是他见到辛格尔顿，那肯定会在他思想中促成一种变化，在这次访问以后，他以前从没想象到的一种奇怪的平静，就会来到他的心上。他闭上眼坐了十分钟，知道就快有一场启示了，于是极力想使自己有所准备。
　　突然，车门打开，那姑娘弯身钻进车来，在他身旁坐下，气喘吁吁，脸色苍白。她举起两张绿色的探病卡，指着上面写的姓名：一张上是卡尔霍恩?辛格尔顿，一张上是玛丽?伊丽莎白?辛格尔顿。有一会儿工夫，他们睁大眼睛望着那两张卡，接下来又彼此对望望。两人似乎都认识到，在他们和辛格尔顿的共同亲属关系里，他们彼此有一种亲属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卡尔霍恩恢廓大度地伸出手去。她和他握了一下。“他在左手第五幢楼里，”她说。
　　他们把车子开到第五幢楼前面停下。这是一所低矮的红砖房子，窗子上全装上铁条，象其他各幢一样，只不过它的外面有一条条黑色条纹。在有一扇窗口，有两只手伸到外面来，手掌心朝下。玛丽?伊丽莎白把她带来的纸口袋打开，把带给辛格尔顿的礼物取出来。她带来了一盒糖，一条烟和三本书——一本现代丛书版的《查拉图什特拉如是云》⑿，一本平装的《民众起义》，以及一卷薄薄的精装的霍斯曼⒀诗集。她把香烟和糖交给卡尔霍恩，自己拿着书跳下了车。她朝前走去，但是走到离门一半的地方又停下，一手放到嘴上。“我实在受不了，”她咕哝说。
　　“嗳，嗳，”卡尔霍恩亲切地说。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背上，轻轻地一推。她又朝前走起来。
　　他们走进一个铺有一条有渍印的亚麻油地毡的门厅，一种特殊的气味象一个隐而不现的官员那样，立刻在那儿迎接他们。有一张桌子面对着门，后面坐着一个虚弱的、满面愁容的护士，两眼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看，仿佛她预料有人最终会从后面打她似的。玛丽?伊丽莎白把那两张绿色探病卡递给她。这个女人看了看，哼了一声。“由那面走进去，等着，”她用一种疲乏的、侮辱性的声音说。“得让他准备好。他们不应该在那儿就把探病卡发给你们的。他们对各处的情况知道点儿什么？那些大夫到底照管些什么？要是由我来决定，那么不合作的人谁都不让见。”
　　“我们是他的亲属，”卡尔霍恩说。“我们有权见他。”
　　护士把头往后一昂，没出声地笑笑，咕咕哝哝地说着走开了。
　　卡尔霍恩又把一只手放在那姑娘的背上，领她走进了接待室。他们在那儿一张黑皮大沙发上紧挨着坐下，面对着五英尺外一张一模一样的沙发。房间里没有别的陈设，只是一个房角里放有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只空的白花瓶。一扇装有铁条的窗子，在他们脚下的地上投下了一方块一方块潮湿的亮光。四周似乎极其沉寂，虽然这地方压根儿并不平静。从这幢楼的一头不断传来悲伤的声音，就和猫头鹰的颤动的啸声一样微弱。他们听见另一头传来一阵阵急促的大笑声。近处，一阵单调的、持续不断的咒骂声象机器那么有规律地打破了四周的沉寂。每一种声音似乎全是单独存在的，和所有其他的声音毫不相干。
　　这两个人一块儿坐在那儿，仿佛在等候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场婚礼或者顿时死亡。他们似乎已经在一种命中注定的聚会中接合起来了。同时，两人都不自觉地做了一个动作，好象要跑，可是已经太晚了。沉重的脚步几乎已经到了门口，那个机器般的咒骂声正逼近前来。
　　两个身强体壮的护工走进房，辛格尔顿象蜘蛛一样给夹在他们中间。他把两条腿高高提起，脚不着地，因此两个护工不得不架着他。咒骂声就是他嘴里发出的。他穿着医院的那种在背后扎起来和解开的长外衣，脚塞在两只黑鞋子里，鞋带全抽掉了。他头上戴着一顶黑帽子，不是乡下人戴的那种，而是一顶黑色常礼帽，就象电影里枪手戴的那种。两个护工从后面走到那张空沙发旁边，把他提过沙发靠背，不过仍旧提着他，两人分别从沙发扶手的旁边绕过来，咧开嘴笑笑，在他身旁坐下，他们可能是孪生弟兄，因为虽然一个是金头发，一个是秃头，他们的神情却一模一样，都是愚蠢而温厚的。
　　至于辛格尔顿，他用那双稍许有点不对称的绿眼睛盯着卡尔霍恩。“你们找我干吗？”他尖声喊着。“快说！我的时间很宝贵。”那双眼睛正是卡尔霍恩在报上所看到的，只不过那种炯炯的眼光里却有一点儿鬼鬼祟祟的神情。
　　小伙子坐在那儿，看出了神。
　　过了一会儿，玛丽?伊丽莎白用嘶哑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慢吞吞地说。“我们是来说我们理解你。”
　　老头儿的愤怒的目光转到了她身上。有一刹那，他的眼睛呆住，一动不动，象一只雨蛙看到它的猎取物那样。他的喉咙似乎粗了起来。“噢一噢一噢，”他说，仿佛他刚吞下一件可口的东西似的，“唔一唔。”
　　“听着，老爹，”一个护工说。
　　“让我和她一块儿坐会儿，”辛格尔顿说，把一只胳膊从护工的手里挣脱开，护工马上又抓住了他。“她知道她需要什么。”
　　“让他和她一块儿坐会儿，”那个金发的护工说，“她是他的侄女儿。”
　　“不，”那个秃头的说，“抓住他，别松开。他会脱衣服的。你很知道他。”
　　不过另一个人已经把他的手腕松开了。辛格尔顿倚身向前，对着玛丽?伊丽莎白，尽力想挣脱抓住他的那个护工的手。那姑娘的眼睛变得呆滞起来。老头儿开始从牙缝间发出一些猥亵的声音。
　　“喂，喂，老爹，”那个没抓住他的护工说。
　　“并不是每个姑娘都有机会接近我，”辛格尔顿说。“你听着，小妹妹，我很有钱。帕特里奇没有一个人我不能打败。这地方是我的——这个大饭店也是我的。”他一只手去抓住她的膝盖。
　　那姑娘发出一个抑制住的轻微的喊声。
　　“我在别地方还有些其他的人，”他喘息着说。“你和我是同一类的两个人。咱们不是他们那一种。你是个女王。我要把你放在一个木筏上！”这当儿，他把手腕挣脱开，朝她冲了过去，但是两个护工立刻朝他扑过来。玛丽?伊丽莎白蜷缩到了卡尔霍恩的身旁。老头儿很灵活地跳过沙发，绕着房间奔跑起来。护工们张开胳膊和腿，想逮住他，想从两面逼近他。他们差一点儿便逮住了他，他把两只鞋子踢掉，从他们俩之间跳上了那张桌子，把那只空花瓶摔到了地上，砸得粉碎。“你瞧，姑娘！”他尖声叫着，动手想把病人穿的长外衣从头上拉掉。
　　玛丽?伊丽莎白已经朝房外奔去，卡尔霍恩紧跟在她身后跑，及时把那扇门推开，使她没有撞到门上。他们慌慌忙忙坐上了汽车，小伙子连忙开走，仿佛他的心是马达，随便怎样也动得不够快似的。天空是苍白色的，那条滑溜溜的公路在他们前面象大地的一根暴露出的神经。等他们驶行了五英里路以后，卡尔霍恩把车开到路旁，人感到精疲力竭，不得不停下来。他们默不作声地坐着，什么也不看，后来才转过脸彼此对望望。每一个人都从对方的脸上顿时就看出了和他们的亲属相似的地方，不禁吓得一怔。他们朝别处望去，然后又把目光转过来，仿佛只要聚精会神，他们就可以找到一个还过得去的形象似的。在卡尔霍恩看来，这姑娘的脸似乎反映出了赤裸裸的天空。他在绝望中，向前凑近了点儿，直到一张小脸挡住了他。那张小脸在她的眼镜后面难以改变地升起，使他固定在原来的地位上。那张圆脸单纯、平庸，象一个铁链扣，脸上显示她对生活的才能是一往直前延伸向未来的，这种才能会创建出一个个节日。那张脸象一个高明的推销员那样，似乎一直在那儿等待着获得他。

　　①美国信奉英国国教的教徒成立的教会，为圣公会，他们和英国国教一样，也分为高教教派与低教教派，前者重视教会权威及仪式，后者不重视圣职的特权、教会的组织，主张简化仪式。
　　②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1900—1949）：美国女作家，长篇小说《随风而去》（Gone With the wind，一译“飘”）的作者。
　　③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④指1861—1865年美国南方十一州与北方联邦政府之间发生的内战。
　　⑤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⑥美国的药房往往也出售化妆品、糖果、饮料等。莱姆是一种酸橙，用它的汁加糖和水制成的饮料，即莱姆水。
　　⑦—所精神病医院。
　　⑧原文是second cousin，指父母的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所生的子女。
　　⑨理发师听他谈到“罪恶”，以为他是一位教士，所以用称呼教士的尊称来称呼他。
　　⑩据传说，鬣犬的咆哮声很象魔鬼的笑声，故云。
　　⑾这是英语信末署名前的客套语，用于一般朋友之间。
　　⑿这是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一部作品。查拉图什特拉（Zarathustra，公元前1000）是波斯的宗教家。
⒀霍斯曼（A.E.Housman，1859—1936）：英国诗人。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启 示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屠 珍 译

　　医生的候诊室很小，特平夫妇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差不多已经坐满了人；特平太太的庞大身躯的光临使那间屋子显得越发小了。室内正中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了些杂志；她赫然耸立在桌子上首，活生生地证实那间屋子小得荒谬不当。她在找寻座位时，两只乌亮的小眼睛把在场的病人一个个都看了一遍。那边有把椅子空着，沙发上有一处让一个身穿肮脏的蓝色连裤外衣的金发男孩占着，应该有人告诉他挪动一下，匀出一块地方来让这位太太坐才对。他约摸五、六岁，特平太太一眼就看出没人会叫他挪动一下的。那孩子陷在座位里，胳臂耷拉在两边，两眼呆滞，鼻涕流个不停。
　　特平太太把一只结实的手搭在克劳德的肩膀上，扯起谁想要听都听得见的嗓门说：“克劳德，你去坐那把椅子，”接着就推他去坐那个空椅子。克劳德面色红润，秃顶，体格健壮，比特平太太稍微矮一点儿，他果然坐下来，好象一向惯于听从她的指挥似的。
　　特平太太仍然站着。室内除了克劳德之外，唯一的男人是一个瘦得青筋暴露的老家伙，他把两只赭色的手各自摊在左右膝盖上，紧闭双眼，好象不是睡着了就是已经死了，要不就是在装睡，好用不着站起来把位子让给她坐。特平太太的目光和蔼地落在一位衣着体面、头发灰白的妇人身上；两人眼神相遇，后者的表情表示：那孩子如果是我的，就会懂得点礼貌，挪动挪动——沙发上有的是地方可以匀出来让你坐，也让他坐。
　　克劳德抬头一望，叹口气，仿佛要站起来。
　　“坐下，”特平太太说。“你知道不应该靠你那条腿站着。他的腿上有个肿块，”她解释道。
　　克劳德便把一条腿抬起来，搁在那张放杂志的桌子上，卷起裤腿，露出大理石一般雪白的胖腿肚子，上面果真有个肿大的紫疙瘩。
　　“哎哟！”那位和蔼可亲的夫人说。“您这是怎么搞的？”
　　“一头母牛踢了他，”特平太太说。
　　“老天爷！”那位夫人惊叹道。
　　克劳德把裤腿又放了下去。
　　“也许那个男孩能挪过去一点，”夫人提议道，可是那个孩子却一点儿也没动窝儿。
　　“很快就会有人离开的，”特平太太说。她感到纳闷，一位医生——拥有他们赚到的那么多的钱，他们只把脑袋从医院门里探出来瞧瞧你，就收五块钱一天——为什么不能提供一间大小象样的候诊室呢。这一间简直不比汽车房大多少。那张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皱皱巴巴的杂志，一头还放着一个挺大的绿玻璃烟灰缸，里面盛满了烟蒂和带点血迹的棉花团儿。她要是插手负责管理这个地方，准会时常把它倒得干干净净。室内里端，靠墙没摆椅子。墙上嵌着一个长方形窗格，通过它可以看见里面的诊室，那儿有一名护士走进走出，一位女办事员在听收音机。入口处放着一个金色花盆，里面是塑料做的石竹，叶子差不多垂到了地板。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柔和的福音音乐。
　　就在这当口，里间那扇门开了，一位护士从门缝探头招呼另一位病人进去，她那一脑袋高高盘起来的黄头发要算特平太太平生所见堆得最高的了。那个坐在克劳德旁边的女人抓住圈椅两边的扶手，慢慢撑起身来；她先把粘在大腿上的衣服拉拉平整，然后蹒蹒跚跚地从那扇门走进去，那位护士可早就没影儿了。
　　特平太太宽慰地坐进那把空椅子，可是圈椅太窄，就象紧身胸衣那样把她箍得好紧。“我真希望减减肥，”她一边说，一边转转眼珠，古怪地叹口气。
　　“噢，您一点儿也不胖，”那位时髦的夫人说。
　　“哎呀，我可够胖的了，”特平太太答道。“克劳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体重可从来没超过一百七十五磅，而我呢，只要瞧瞧那些好吃的就长分量，”她笑得肚皮和肩膀直颤悠。“你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对不对，克劳德？”她转身问他。
　　克劳德只咧嘴一笑。
　　“嗯，只要您有这样开朗的好性情，”时髦夫人说，“我想不管您是胖是瘦，根本就无所谓。好性情是最难得的。”
　　坐在她旁边的是个十八、九岁的胖姑娘，正沉着脸在看一本挺厚的蓝面书，特平太太发现书名是《人类的发展》。那个姑娘抬头瞪了一眼特平太太，仿佛不喜欢她那副长相似的。看来她生气了，因为她想看会儿书，而别人居然在哇喇哇喇地讲话。可怜的姑娘一脸粉刺，面色发青，特平太太心想这样年轻轻的怎么长了这么一张丑脸，真叫人可怜。她朝姑娘友好地微微一笑，可是对方瞪眼怒视得更厉害了。特平太太本人尽管肥胖，却一向细皮白嫩的；她虽然已经四十七岁，脸上除了眼角由于笑得过多而出现些鱼尾纹之外，真是一点皱纹也没有。
　　丑姑娘旁边是那个男孩，姿态依然如故；他身边坐着一个干瘪的老太婆，身穿一件棉布印花衣裳。特平夫妇在自己家中水泵房里存有三口袋喂小鸡的饲料，麻袋上印的就是那种花样。特平太太一起头就看出那孩子跟那个老太婆是一伙儿的。从他们的坐态她便看出他们的身份——又蠢又穷的下等白人；他们坐在那里，仿佛如果没人去叫他们站起来，就会一直坐到世界末日似的。正对面，但是在那位衣着体面、和蔼可亲的夫人身旁，坐着一个长脸膛的婆娘，肯定是那个男孩的母亲。她上身穿一件圆领长袖的黄运动衫，下身是一条松松垮垮的紫红色长裤，两件都透出磨损了的样儿；她的嘴唇边上沾着鼻烟迹。一头肮脏的黄头发用一小段红纸带子扎在脑背后。不管怎么说，都比黑鬼还要糟，特平太太心里想。
　　这当儿，收音机里播放的福音赞美诗正唱到“我抬头观望，上帝低头俯视”，特平太太会这首歌，便在内心补充末了一句，“我知道我会在这些日子里成为殉道者。”
　　特平太太向来喜欢暗地里观察别人的脚。那位衣着体面的夫人为了配她那身衣裳穿了一双红灰两色的羊皮皮鞋。特平太太本人穿着她那双好看的浅口黑漆皮鞋。丑姑娘穿的是女童子军鞋和厚袜子。那个老太婆脚登一双网球鞋，而那个下等穷白人婆娘则趿拉着一双很象卧室里穿的黑草编的还镶着金线边的拖鞋——恰恰是您料想她准会穿的那种玩意儿。
　　特平太太有时晚间睡不着觉，就会琢磨一个问题。她倘若不是现在这样一个人，会选择做个啥样的人呢。要是耶稣在造她之前对她说：“只有两个身份由你挑选，要么做一个黑鬼，要么做一个下等穷白人婆娘，”那她该怎么回答好呢？“求求您，耶稣，求求您，”她会说，“让我等一等吧，等到另有一个合适的身份时再说，”可耶稣就会说：“不行，你得马上下凡，我只有这两个身份由你挑，所以打定主意吧。”她便会扭来扭去，踌躇不安，死气白赖地央求，但是全都白搭，最后她只好答道：“好吧，那就把我造成个黑鬼——可是不等于说是个下等的穷人。”于是耶稣就把她造成一个挺体面的黑女人，干净利落，就象她本人现在这样，不过肤色是黑的。
　　那个男孩的妈妈旁边是个年纪还算轻的红发女人，她在看一本杂志，嘴里吃着一块口香糖，正象克劳德会说的那样，玩命地嚼着呢。特平太太看不到她的脚。她并非是个下等的穷白人，只是粗俗罢了。特平太太有时候在夜间排列起人的社会阶层来。最底层的是大多数有色人，并非是她想当的那一种，如果她会成为其中之一的话，而是大多数那样的人；然后是在他们旁边——不是在上面一层，只是同他们稍微隔开一点——是那些下等的穷白人；然后他们上面一层是有房产的人，再上面一层是又有房产又有地产的人，她和克劳德就属于这一等级。她和克劳德上面一层是拥有更大的房子和更多的土地、钱多得不得了的阔人。但是问题到这儿在她的脑子里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有一些阔人粗俗得很，理应在她和克劳德之下才对；另有一些血统很好的人破了产，不得不租房子住，而有些非白种人却照样拥有房地产。镇上就有一名有色人牙医师，不仅有两辆红色的林肯牌汽车和一个游泳池，而且还有一座农场，养着登记过的白脸儿良种牛。通常在特平太太坠入梦乡时，各阶层的人便在她的脑海里浑成一团，她就会梦见他们统统给塞进一辆棚车，运走送进煤气炉。
　　“那座钟倒挺漂亮啊，”她一边说，一边朝右边点点头。那是一座挺大的壁钟，钟面镶嵌在旭日形的铜框里。
　　“是啊，很漂亮，”时髦的夫人同意道。“而且时间也很准咧，”她朝自己的手表瞥了一眼，补充道。
　　她身旁的丑姑娘抬头瞧一眼那座钟，傻笑一声，接着直勾勾地瞧着特平太太，又傻笑一声。然后她接着看她的书。很明显她是那位夫人的女儿，因为她俩尽管气质迥然不同，却有同样的脸型，同样的蓝眼睛。夫人的脸上，两眼闪耀着和蔼的神情，而那个姑娘憔悴的脸上，两眼却好象时而含着愠怒，时而闪出烈焰。
　　如果耶稣说：“好吧，你可以成为一个下等的穷白人，或者一名黑鬼，或者一个丑八怪，”那该怎么办！
　　特平太太挺可怜那个姑娘，尽管她认为人长得丑是一回事，行为丑又是另一码事。
　　那个嘴唇上沾着鼻烟迹的婆娘转身抬头瞧了瞧那座钟。她回过身来，脑袋好象稍微朝特平太太那边偏了一点。一只眼睛歪斜着。“你想知道在哪儿能买到那样的一座钟吗？”她大声问道。
　　“不用啦。我家里已经有一座挺好的钟，”特平太太说。每逢有那样的女人一插嘴，特平太太就会立刻停住话题，不再往下谈。
　　“你可以用绿色彩券①得到一座，”那婆娘说。“他大概就是那样得来的。存足了绿色彩券，差不多什么东西都能得到。我还弄到过一些首饰呢。”
　　该给你自己弄块抹布和几块肥皂好好洗洗才对，特平太太心里想。
　　“我用彩券换床单②，”和蔼可亲的夫人说。
　　那个姑娘猛地合上手里那本书。她瞪视着前方，目光扫过特平太太，一直落到她身后那扇厚玻璃的窗子和黄窗帘上面。姑娘的眼睛好象突然闪现出一种古怪的光芒，就跟夜间指路标射出来的那种古怪的光一样。特平太太回头瞧瞧外面是不是出了什么她应该看一看的事，可她什么也没发现。只有过路行人在窗帘上投下淡淡的阴影罢了。那个姑娘难看的眼光单单挑中她，真是毫无道理。
　　“芬利小姐，”那名护士把门打开一条缝，喊道。嚼口香糖的女人便站起来，从特平太太和克劳德身前走过，进入诊室。她脚上登着一双红高跟鞋。
　　丑姑娘的目光，直勾勾地越过那张桌子，盯牢在特平太太身上，仿佛她有什么十分特殊的理由讨厌她似的。
　　“今儿天气挺不错，是不是？”姑娘的妈妈说。
　　“您要是能找到些黑鬼来摘棉花，眼下正是收获的好时刻，”特平太太说，“可是黑鬼不想再摘棉花了。您寻不到白人来摘，如今也没法找到黑鬼了——因为他们变得跟白人处于一样的地位了。”
　　“反正他们要试一试，”那个下等穷白种婆娘欠身说。
　　“您有一架收棉花的机器吗？”和蔼可亲的夫人问。
　　“没有，”特平太太说，“那种机器把一半棉花剩在地里。反正我们并没有很多的棉花。您如今要是经营个农场，就得样样都有点。我们有两三英亩棉花地，几头猪，一些小鸡儿，还有几头刚够克劳德自己照顾得过来的白脸儿良种母牛。”
　　“有一样牲口我可不要，”那个下等穷白种婆娘一边说，一边用手背擦擦嘴。“那就是猪。臭烘烘的东西，呼哧呼哧的，还到处用鼻子拱土。”
　　特平太太几乎不理睬她。“我们养的猪不脏，也没臭味儿，”她说。“比我见到过的有些小孩还干净呐。它们的脚压根儿就没沾过土。我们有个猪圈是混凝土地面的，在那上面饲养它们，”她解释给那位和蔼可亲的夫人听，“而且克劳德每天下午都用橡皮水管把猪浑身冲洗干净，还刷洗一遍地面。”她心想，可比就在这儿的那个男孩还干净得多。肮脏的小可怜儿。他除了把他那脏大拇指往嘴里塞塞之外，身子一动也没动。
　　那个婆娘别过脸去，不再瞧着特平太太。“我可决不会用橡皮水管冲洗猪，”她冲着墙说。
　　特平太太心想你根本就不会有猪让你冲趴下。
　　“乱呼哧，乱拱土，乱哼哼，”那个婆娘嘟嚷道。
　　“我们样样都有一点，”特平太太又对和蔼可亲的夫人说。“没必要有更多自己照顾不过来的东西。我们今年找到一些黑鬼足够摘我们种的棉花，可是克劳德得用车去接他们，晚间还得把他们送回家。他们连那半英里路都懒得走。他们就是不肯走嘛，我告诉您说。”她欢畅地笑着说，“我真的厌烦巴结那些黑鬼，可您要他们给您干活儿，就得爱他们。他们清早来的时候，我便跑出去说，‘嗨，大伙儿早晨好。’克劳德开车送他们下地的时疾，我就又快又猛地向他们挥手，他们也冲我招招手。”说着说着她便挥舞一只手来举例说明。
　　“现在事情都这个样儿了，”那位夫人说，表示她对此完全可以理解。
　　“真象一群孩子，”特平太太说。“等他们从地里回来，我又拎一桶冰水跑出去迎他们。从今以后事情就得这么办，”她说。“您没准儿也得这样对付。”
　　“可我有一件事儿很明白，”那个下等穷白种婆娘说。“有两桩事我是决计不会干的，一是不会去爱那些黑鬼，二是不会用什么橡皮管子把猪浑身冲洗。”说完之后她还大声轻蔑地哼了两哼。
　　特平太太同那位和蔼可亲的夫人彼此交换个眼神，表明她俩都懂得你得先有某些玩意儿，才能了解某些玩意儿。但是，特平太太每次跟那位夫人互换眼色时，都意识到丑姑娘那种古怪的目光，依然盯牢在她的身上，这真叫她分散注意，难以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
　　“您有了某样东西，”她说，“就得精心照管。”可你除了有口气儿、有条裤子之外，别无它物，她在心里补充道，那你就可以每天上午到镇上去，干脆坐在法院的墙顶上啐唾沫。
　　一个转来转去的怪影儿，透过她身后面的窗帘，淡淡地映在对面那堵墙上。接着传来一辆自行车叽里嘎啦停靠在楼房外边的响声。门开了，悄悄走进来一个杂货店黑人小伙计，手里托着盘子，上面有两个带盖儿的红黑两色的大纸杯子。他是个高个儿男孩、皮肤很黑，穿一条染污的白短裤和一件绿尼龙衫。他慢慢嚼着口香糖，仿佛和着音乐拍子似的。在那盆石松旁边的诊室入口处，他把托盘放下来，探头寻找那位女办事员。没有她的人影儿。他便把胳膊肘儿倚在窗台上等待，撅起他那窄屁股，来回摆动身子。他抬起一只手，抓抓后脑勺。
　　“小伙子，你看见那个按钮没有？”特平太太说。“按它一下，她就会出来。也许她在后边什么地方呐。”
　　“真的吗？”小伙子会意道，仿佛以前压根儿没见过那个按钮似的。他朝右歪着身子，按了一下。“她有时候出门去了，”小伙子转身对他的观众说，胳膊肘儿仍然倚在背后的窗台上。那位护士出现了，他于是转过身去。她交给他一块钱，小伙子便摸索一阵自己的裤兜儿，找出些零钱数给她。护士给了一毛五分钱小费，他便拿着空托盘走出去了。那扇沉重的大门慢慢转动，最后啪嗒一声关上了。室内一时静悄悄的，没人说话。
　　“真该把那些黑鬼都送回非洲去，”那个下等穷白种婆娘说。“他们原是从那儿来的。”
　　“噢，我可少不了我那些心地善良的黑人朋友，”和蔼可亲的夫人说。
　　“天底下有一大堆事可比黑鬼还糟呢，”特平太太附和道。“就象我们白人圈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那样，他们黑人也不全是一个样儿。”
　　“是啊，有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个世界才转动，”那位夫人用她那悦耳的声音说。
　　就在她说话那当儿，皮肤粗糙的姑娘突然咬紧牙关，把下嘴唇朝下一翻，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嫩肉，过了一会儿才把它翻上来。这可是特平太太平生所见到过的最丑的鬼脸了，她一时间就肯定那个动作是冲她做的。丑姑娘瞪着她，仿佛早已认识她，而且讨厌她一辈子了——看来也是特平太太的一辈子，而不只是姑娘的一辈子。怎么回事，姑娘，我连认都不认识你呐，特平太太暗自思忖。
　　她勉强把注意力又集中到讨论上去。“把他们送回非洲，恐怕不切合实际，”她说。“他们才不愿意去呢。他们在这儿过得太舒服了。”
　　“不能让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我插手干预这件事的话，”那个婆娘说。
　　“世界上恐怕没有法子能把黑鬼都送回到那里去，”特平太太说。“他们会躲起来啦，躺倒撒赖啦，对你恶心啦，哭啊号地前俯后仰啦。世界上恐怕没有法子能把他们送回去。”
　　“可他们来到了这儿，”穷婆娘说。“怎么来就怎么回去呗。”
　　“那也不会有很多黑人会那样子，”特平太太解释道。
　　那个婆娘盯视着特平太太，仿佛这儿真出现了一个白痴，而特平太太考虑到这种目光出自何人，也就根本没把它当回事。
　　“不，不，”她说，“他们会呆在这里，然后可以到纽约去跟白人结婚来改善他们的肤色。这才是他们人人想干的事，改善他们的肤色。”
　　“你知道那会出现什么后果吗？”克劳德问。
　　“不知道，克劳德，是什么啊？”特平太太问道。
　　克劳德的眼睛闪闪发亮。“白脸儿黑鬼，”他一笑也不笑地说。
　　可是候诊室里，除去丑姑娘和那个下等白种穷婆娘之外，大伙儿都笑了。姑娘用她那白手指头把书抱在膝上。下等白种穷婆娘把周围的人挨个儿环视一遍，仿佛觉得他们真是一群白痴。那个身穿饲料麻袋衣服的老太婆仍然呆视着对面那个男人的高统靴，就是方才一见特平夫妇进来便装睡的那一位。他也笑得挺欢畅，两只手依旧平摊在膝盖上。那个男孩歪倒了，这当儿几乎脸朝下地躺倒在老太婆的怀里。
　　正当他们止住笑声时，无线电里播放的鼻音很重的合唱使那间屋子没有归于沉寂。

　　 “你走向虚无
　　 我走向虚无
　　 咱俩却会沿着虚无
　　 共同前进，
　　 沿着虚无
　　 彼此相助，共渡难关
　　 不管风和日丽，狂风暴雨
　　 都是笑容满面！”

　　特平太太并非句句都听懂了，但是她理解的程度足以使她赞同这首歌的精神；这使她的头脑为之清醒。助人渡过难关正是她一贯的生活哲学。她一旦发现有人需要帮助，不管他们是白人也好，黑人也好，穷人也罢，体面人也罢，她都一向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吝啬。在她所有应该感到欣慰的事物当中，最得意的就是她确实助人为乐。如果耶稣曾经说：“你可以成为上层社会里的人，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身材也苗条瘦小，可你有了这一切，便成不了一个好女人，”她准会说：“那就别把我造成那样的人。让我做个好女人吧，多胖，多丑，多穷，都无所谓！”她内心激动万分。耶稣没把她造成一个黑鬼，一个下等的穷白人，一个丑女人！而让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还样样都赐给她一点。耶稣啊，谢谢您！她说。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她每逢计算自己感恩祈祷的次数时，就觉得轻盈活泼，仿佛自己的体重只有一百二十五磅，而不是一百八十磅似的。
　　“您的小男孩得了什么病？”那位和蔼可亲的夫人问那个穷婆娘。
　　“长了个烂疮，”那婆娘傲慢地答道。“他从打一生下来就没让我安宁过片刻。他跟她简直一个样儿，”她说，同时冲那个老太婆点点头，后者正用她那毛里毛糙的手指头梳理男孩儿的浅色的头发。“看来只有可口可乐和糖果我能叫他俩下咽。”
　　你叫他俩下咽的恐怕也就只有这两样，特平太太心里想。懒得连做饭的火都不点。象他们这号人，真可说没有什么她还不了解的地方。倒并不是说他们一无所有。因为您如果样样都给他们，不出两星期这些东西就都会要么损坏了，要么变脏了，要么给劈了当柴烧。这都是她从亲身经验中得知的。帮是应该帮他们的，可您又没法儿帮他们。
　　突然之间，丑姑娘又把嘴唇朝下一翻。目光象两把钻头那样钉牢在特平太太身上。这次没错儿，眼神背后必定有什么急切的打算。
　　姑娘，特平太太默默感叹，我并没有得罪过你啊！这位姑娘大概是把她错当成某某人了。没必要抱着无动于衷的态度，听任别人威胁。“你想必是在大学里念书吧，”她壮起胆子问道，两眼径直瞧着丑姑娘。“我看见你在读一本书呐。”
　　姑娘依旧盯视着，明显地不作答。
　　她的妈妈为她这种无礼的态度感到脸红。“那位太太在问你话呢，玛丽?格雷斯，”她悄声说。
　　“我有耳朵，”玛丽?格雷斯说。
　　可怜的妈妈又脸红了。“玛丽?格雷斯在韦尔斯利学院上学，”她解释道，手里绞弄着衣服上的一颗钮扣。“在马萨诸塞州，”她苦笑着补充道。“暑假里，她还坚持学习。成天地看书，真是个书呆子。她在韦尔斯利学得好极了；她学英文啦，数学啦，历史啦，心理学啦，社会研究啦，”她絮絮叨叨地数说着，“可我觉得学得太多了。我认为她应该出来玩玩。”
　　那个姑娘看上去恨不得把她们都从那扇厚玻璃窗户扔出去才好。
　　“老远的北方，”特平太太低声说，心想怪不得没教给她什么礼貌。
　　“我倒宁愿他生病，”那个穷婆娘说，竭力让人再注意她自己。“他不病的时候讨厌透了。看来有些孩子生来讨人厌。有的一生病就烦人，可他却恰恰相反。一生病反倒乖了。他现在没给我添什么麻烦。是我自个儿在等着看医生呐，”她说。
　　如果我要送什么人回非洲，特平太太心里想，就会是你这号人，婆娘。“嗯，真格的，”她大声说，两眼却瞧着天花板，“天下有一大堆事可比黑鬼还要糟咧。”比一头猪还要脏咧，她内心补充道。
　　“我觉得性情不好的人可比天下任何人都更叫人可怜，”和蔼可亲的夫人用明显的细嗓音说。
　　“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好性情，”特平太太说。“天天都能找到叫我笑的事儿。”
　　“那可是她跟我结婚以后才发生的事，”克劳德说，一副滑稽而一本正经的神情。
　　除了丑姑娘和穷婆娘之外，大伙儿又都大笑起来。
　　特平太太笑得肚子直颤悠。“他真是个怪家伙，”她说，“叫我没法子不笑话他。”
　　那个姑娘从牙缝里迸出一种又响又难听的声音。
　　做妈妈的嘴唇抿得老紧。“我觉得人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忘恩负义的人了，”她说，“样样都有，可是并不感激。我就认识一个姑娘，她父母双全，事事依着她，要什么给什么，还有一个爱她的小弟弟；她在受好教育，穿好衣裳；可她从来也没对谁说过一句好话，从来也不笑一笑，成天只会乱批评瞎抱怨。”
　　“她是不是已经长大，不能打了吗？”克劳德问。
　　丑姑娘的那张脸几乎都涨紫了。
　　“是不小了，”那位夫人说，“恐怕没有什么法子可治了，只有任她蠢去呗。早晚有一天她会醒悟过来的，到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其实笑笑也掉不了一块肉，”特平太太说。“倒能使自己浑身痛快些。”
　　“当然，”那位夫人伤感地说，“不过人间总有那么一批人，您简直没法儿跟他们说理。他们挨不得批评。”
　　“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的话，”特平太太深怀感情地说。“那就是感恩戴德。我一想到自己如果不是现在这样一个人，会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一想到现在自己样样都有点，还有个好性情，就情不自禁地想大声喊道：‘耶稣，谢谢您把一切都安排得象现在这样！’命运原本可以完全是另一个样儿！”就拿一件事情来说，也许别的什么女人可以得到克劳德。一想到这一点，她就充满了感激的心情，一阵极其欢乐的暖流流遍全身。“噢，谢谢您，耶稣啊耶稣，谢谢您！”她高声嚷道。
　　那本厚书正打中在她的左眼上方。几乎就在她意识到丑姑娘要把它猛扔过来的刹那间，书已经砸过来了。她还没来得及哼一声，那张粗糙的脸就已经越过桌子朝她猛扑过来，嘴里还嚎叫着。姑娘的十指象夹钳一般掐陷在她那脖颈的软肉里。她听到那个母亲的惊叫，克劳德喊了一声“嚯！”霎时间，她确信自己就要经历一场大地震了。
　　她的视觉一下子变窄了，样样东西在她看来都好象出现在很远的一间小屋里似的，或者可以说，好象她错用望远镜的另一头来观望似的。克劳德的脸皱拢起来，接着就消失了。那名护士忙不迭地跑进跑出。随后，医生瘦削的身影从里间那扇门冲出来。那张桌子翻倒了，杂志飞得哪儿都是。丑姑娘砰地一声跌倒在地，特平太太的视觉突然翻了个个儿，样样东西在她看来又都变大了。那个穷白种婆娘的眼睛硕大无比，瞪视着地板。丑姑娘正躺在那里，护士和妈妈各在一边按着她，她拚命地扭来转去，想挣脱她们的摆布。医生叉开两腿，跪跨在她的身上，力图把她高高举起的一只胳膊曳倒下来。转瞬问，他终于设法把一根长针扎了进去。
　　特平太太感到体内彻底空空洞洞，只有心脏在晃荡，象是在一个肉做的空大鼓里抖来抖去。
　　“谁没事赶快去喊一辆救护车吧，”那位医生说，声调跟年轻大夫遇到非常情况时所采用的那种临时应急的呼叫一样。
　　特平太太连一个手指头都动弹不了啦。那个一直坐在她身旁的老头儿，急忙敏捷地奔进诊室去叫人，因为那位女办事员好象仍然出门未归。
　　“克劳德！”特平太太喊道。
　　椅子上没有他的身影儿。她明白自己得蹦起来去找他，可她觉得自己象是一个在梦中赶火车的人，样样东西都在慢慢移动，你越想跑快，前进得越慢。
　　“我在这儿呐，”一个闷声闷气的声音，很不象克劳德的嗓音，说。
　　他抱着一条大腿，蜷缩在墙角的地上，脸色苍白如纸。她想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可是动弹不了。她的视线渐渐低垂，反而让地板上躺着的那个姑娘吸引过去了，她越过医生的肩膀能看到她那张痉挛的脸。
　　姑娘的两眼不再转动，而是紧紧瞪视着她。那双蓝眼睛似乎比先前更加淡了，好象后面有扇紧紧关闭的门如今打开了，让亮光和空气透进去了似的。
　　特平太太的头脑清醒过来，活动机能也恢复了。她便向前探身，探到能够直接看到那双凶亮的眼睛。那个姑娘确实认识了她，而且是拿某种激烈和个人的方式认识她的，完全超越了时间、空间和条件，这一点她现在是确信无疑了。“你到底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她嘶哑地问道，屏息着等待回答，仿佛在等待一项启示似的。
　　那个姑娘抬起脑袋，同特平太太对视着。“你这个从地狱来的，回地狱见你的鬼去吧，你这头老疣猪，”她喃喃道，声音虽然低，却很清晰。她的两眼一时燃亮，好象她乐于见到自己这句口信儿击中了既定目标似的。
　　特平太太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
　　没多会儿，姑娘就闭上了眼睛，脑袋倦怠地歪在一边。
　　医生站起来，把空注射器交给护士。他又俯身把两只手往那位妈妈肩膀上搭了一会儿。她浑身颤抖，坐在地上，紧闭双唇，把玛丽?格雷斯的一只手握在腿上。姑娘象婴孩攥紧拳头那样攥住她的大拇指。“到医院去吧，”他说。“我会打电话过去做好安排的。”
　　“现在让我来治治那个脖子，”他笑着对特平太太说。接着他便用拇指和食指检查一番她的脖颈。两道月牙形鱼骨般排列的粉红色纹痕深深刻在她的气管上面。另外，左眼上方肿起来一个疙瘩。他的手指头也摸了摸那儿。
　　“甭管我，”她沙哑地说，把他的手拨开。“去看看克劳德吧。她踢了他。”
　　“我过会儿就去看他，”他一边说，一边号号她的脉。这位医生是个满头灰发的瘦子，爱开个玩笑。“回家去休息休息，今天就什么也别干了，过个假日得了，”他一边说，一边拍拍她的肩膀。
　　闪开你的手，特平太太发火地暗自嘟囔道。
　　“别忘了在那个眼睛上方放个冰袋，”他说。接着他便走过去，蹲在克劳德身旁，察看一番他的大腿。没多会儿，他就把克劳德搀扶起来，后者便跟在他身后，一瘸一拐地走进诊室。
　　救护车没来到之前，室内只有姑娘的妈妈颤颤悠悠的呜咽声，她还坐在地上呐。那个穷婆娘一直观望着姑娘。特平太太则茫然直视前方。没多会儿，救护车开到，窗帘上映出一条长长的黑影儿。两名护理人员走进来，把担架放在姑娘身旁，熟练地把她放上去，然后抬出去。护士帮着那位妈妈拾拢起她的零碎东西。随后，救护车的黑影便悄悄地移走了，那位护士又回进诊所。
　　“那个姑娘快成疯子啦，对不对？”穷婆娘问护士，可她一直往里走，压根儿不答理她。
　　“没错儿，快成疯子啦，”穷婆娘对大家说。
　　“可怜的孩子，”那个老太婆喃喃道：那个男孩子的脸仍然靠在她的腿上，两眼呆呆地从她的膝头上朝外瞧。方才那阵混乱时，他一动也没动，只把一条腿抬起来蜷缩在身下。
　　“我感谢上帝，”穷婆娘热诚地说，“我可不是个疯子。”
　　克劳德一瘸一拐地从诊室里走出来，于是特平夫妇俩就回家了。
　　他们的小卡车拐进自己那条土道，开到山坡顶端时，特平太太抓住车窗框架，疑惑地朝外张望。那片土地漂亮地朝下倾斜，越过一块薰衣草丛星罗棋布的田地；斜坡底端就是他们那所黄澄澄的小木屋，它端端正正地坐落在两棵巨大的山核桃树当中那块老地方，周围伸展开来的小花坛，真象是一个花边围裙。房顶上，在两个熏黑的烟囱当中，即使看到有一处烧焦的地方，她也不会怎么大惊小怪。
　　他们俩都不想吃东西，于是换上了家常穿的衣裳，拉下卧室里的百叶窗，便在床上躺下来。克劳德把一条腿垫在一个枕头上，她在眼睛上方敷了一块湿手巾。她刚一躺平下来，脑中就浮现一头半野猪的形象，它满脸肉赘，耳后生角，哼哼唧唧。特平太太不由得低声呜咽起来。
　　“我不是一头疣猪，”她眼泪汪汪地说，“也不是从地狱来的。”可是这一否认显得十分软弱无力。那个姑娘的目光，刺人心的话，甚至那种低沉而清晰的声调，都是只冲她一人而发的，一点也容不得否认的。尽管那间屋子里正有很配那句话的穷白人，却单单把她挑了出来挨那句骂。这桩事实直到这时才给了她一记沉重的打击。那里明明有一个不好好照顾自己孩子的婆娘，却被轻易放过了。那句刺人心的话反倒给了露比?特平这样一个勤劳可敬、笃信上帝的女人。眼泪干了。她不再伤心，反而气得两眼冒起火来。
　　她用一只胳膊支起身子，脸上那块毛巾掉在手里。克劳德仰卧在床，打着呼噜。她想告诉他方才那个姑娘说了什么，可她又不想让他在脑海里留下她是一头来自地狱的疣猪的形象。
　　“喂，克劳德，”她嘟囔道，推推他的肩膀。
　　克劳德张开一只淡蓝色眼睛。
　　她仔细观察一下他的眼神。他什么事也没想，真是我行我素惯了。
　　“啥，啥事儿？”他问了一声，眼睛又闭上了。
　　“没事儿，”她说。“你的腿痛吗？”
　　“疼得厉害，”克劳德答道。
　　“疼一阵子就会好的，”她说，接着就躺下来。转眼间，克劳德又鼾声大作。一下午，他俩都躺在那儿，克劳德睡大觉，她怒视着天花板。时不时她还抡起拳头轻捶几下胸口，好象在对一些看不见的来客为自己的无辜而进行辩护似的，那些客人就象一群慰问者，表面上合情合理地安慰人而实际上却给人平添痛苦。
　　五点半钟左右，克劳德醒了。“得去接那些黑鬼啦，”他叹息道，可是并没有动窝儿。
　　她朝上盯视着，好象天花板上有什么莫名其妙的笔迹似的。左眼上方那个疙瘩这时已经肿得青紫。“听我说，”她说道。
　　“啥事儿？”
　　“吻吻我。”
　　克劳德歪过身来亲了一下她的嘴，声音弄得挺响。他还在她的胯骨肉上掐了一把，两人的手便交错在一起。但是她那副聚精会神的表情却没改变。克劳德下了床，嘴里哼哼唧唧、哇哇乱叫，一瘸一拐地走出门外。她继续观察着天花板。
　　一直到她听见小卡车载着黑人回来了，她才起床。她站起来，把脚塞进一双棕色的浅口便鞋，连鞋带都懒得系上就跌跌撞撞地走到后门廊去取她那个红色塑料提桶。她往里面倒一盘冰块，装满半桶水，然后拎着它走进后院。每天下午，克劳德把帮手带回来之后，其中一个男孩帮他把晒的干草拾掇起来，别的人便呆在卡车的后车厢上等他干完活送他们回家。那辆卡车停在一棵山核桃树的树荫里。
　　“嗨，大伙儿晚上好，”特平太太拎着水桶，拿着长柄勺，冷冷地说。卡车上有三个女人和一个男孩。
　　“俺们今天干得挺麻利，”那个年纪最大的女人说。“哎哟，您这是怎么搞的？”她的目光顿时盯在特平太太额头上那个紫疙瘩上面。“您别是摔了一个觔斗？”她关切地问道。这个老太婆肤色黝黑，牙差不多全掉光了。她的后脑勺上扣着一顶克劳德的旧毡帽。另外那两个女人比她年轻，肤色也浅一些，她俩都有一顶新的鲜绿色阔边遮阳帽，一个戴在头上，另一个拿在手里，那个男孩正在这顶帽子下面咧着嘴直笑。
　　特平太太把水桶放在卡车后厢的地板上，说道：“大伙儿随便喝吧。”她四下里瞧瞧，查明克劳德确实走开了，便交叉着双臂说：“没有，我没摔倒。可比那还要糟糕。”
　　“您才不会碰到什么糟糕的事！”老太婆说。她说这话仿佛她们都知道特平太太一向受到神圣的上帝特殊保护似的。“只摔了个小觔斗罢了。”
　　“我们今天早晨去镇上诊所，治一治特平先生让母牛踢的那块伤，”特平太太说，声音单调，表明她们无须乎再犯傻了。“那儿有个姑娘。一个胖姑娘，满脸都是包。我一见到她就看出她性情古怪，可又拿不准是怎么怪。我呢，正跟她妈妈闲聊天，相处得挺融洽；突然之间，砰！她把她看的那本厚书朝我扔过来了……”
　　“不会吧！”老太婆喊道。
　　“接着她就跳过桌子，掐起我的脖子来了。”
　　“不至于吧！”她们都惊呼道，“不至于吧！”
　　“她干嘛要这么干呢？”老太婆问道。“她怎么啦，犯了什么毛病？”
　　特平太太只是瞪着眼睛看她面前。
　　“想必有什么事惹了她吧，”老太婆说。
　　“他们用救护车把她拉走了，”特平太太接着说，“可是在走之前，她一直在地上打滚儿撒泼，大家就想方设法把她按住，给她扎了一针；她还冲我说了一句话。”她顿了顿。“你们知道她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她们问。
　　“她说啊，”特平太太欲说又止，脸色十分阴沉难看。这当儿，阳光越来越弱，天空泛白，面对夕阳的那棵山核桃的叶子因而显得黑糊糊的。她没法儿把那句话说出来。“一句难听极了的话。”她嘟囔道。
　　“她可不——不该说您什么坏话，”老太婆说。“您温柔可亲。您是我见到过的最温柔可亲的太太了。”
　　“她也漂亮，”那个戴帽子的女人说。
　　“身体也肥实，”另外那个说。“白人当中，我从来没见过还有哪位太太比您更温柔可亲了。”
　　“耶稣作证，句句实话，”老太婆说，“阿门！您的确温柔得不能再温柔了，漂亮得不能再漂亮了。”
　　特平太太心里完全明白黑人的奉承值几个钱，因此怒火反而更旺了。“那个姑娘说啊，”她又拾起话头，这次一口气把它说了出来，“我是一头从地狱来的老疣猪。”
　　一阵沉默的震惊。
　　“她在哪儿？”那个最年轻的女人尖声喊道。
　　“让我去见她。我去把她宰了！”
　　“我跟你一块儿去宰了她！”另外那个喊道。
　　“她准是精神病院里的疯子。”老太婆加重语气说。“您可是白人当中我所见到过的最温柔可亲的太太了。”
　　“她也漂亮，”另外那两个女人说。“肥实得不能再肥实了，而且也温柔。耶稣对她挺满意！”
　　“千真万确，”老太婆断言道。
　　一群白痴！特平太太内心咆哮道。你简直没法儿跟黑鬼说句正经话。你可以指桑骂槐地讲他们，却没法儿同他们交谈。“你们还没喝水，”她简慢地说。“喝完了就把水桶放在卡车上面。我还有好些事要去干，不能总站在这儿瞎浪费时间，”说完她便回身进屋去了。
　　她在厨房正中间站了片刻。左眼上方隆起的那块紫疙瘩，很象微型龙卷风的一块乌云，随时随刻都会在她额头那一区域横扫而过似的。她凶狠地努出下嘴唇，端平厚实的肩膀，然后就大步走进前院，再从边门出去，踏上那条通往猪圈的小道。她那副样儿，真象一个身无武器单枪匹马进入战场的女人。
　　这当儿，太阳深黄得很象中秋圆月，在远处那片树林上方朝西急遽而降，仿佛打算比她先到猪圈一步似的。那条小道坑坑洼洼，她一边朝前走，一边踢开若干个儿不小的绊脚石。猪圈是在谷仓旁边一道小巷尽头的土墩上面。那是一块混凝土方地，象一间小屋那么大，四周围着四英尺来高的木板栅栏。混凝土地面稍微有点倾斜，好让冲刷猪圈的水流进一条地沟，然后给送到地里去当肥料。克劳德站在混凝±边缘的栅栏外边，身子靠在木板顶端上，用橡皮管朝猪圈地面冲水。那根橡皮管连结在附近一个水槽的水龙头上面。
　　特平太太爬上坡，来到他的身旁，怒视着猪群。那里面有七只短硬毛的长鼻子猪仔——棕褐色，身上还有肝色的斑点——和一头几周前刚下了一胎崽子的大母猪。它斜身躺着打呼噜。猪仔四处奔跑，象傻孩子那样晃动身子，眯缝着小眼搜寻地面上剩下的残渣儿。以前她曾经觉察猪是最聪明的畜类，如今她可有点怀疑了。它们可能比狗还机灵。有一头猪甚至当过宇航员。它完美地完成人们交给它的任务，可后来却死于心脏病，因为他们在那段观察它的过程中一直让它身穿带电服笔挺地坐着，而一头猪当然应该趴着才对啊。
　　乱呼哧，乱拱土，乱哼哼。
　　“给我那根橡皮管，”她说着使劲从克劳德手中把它夺过来。“去把那些黑鬼送回家，然后干脆去锯掉你那条腿。”
　　“你这副样儿，真象是吞了一条疯狗，”克劳德评论道，可他还是一瘸一拐地下坡走开了。他并不理会她的情绪。
　　在他走远听不见这边的声音之前，特平太太一直站在猪圈旁边，手里握着橡皮管，见到哪个猪仔好象想躺下来就往它的屁股猛滋一阵水。克劳德磨磨蹭蹭地爬过山坡，她微微转过头来，用两只发火的眼睛扫视一下那条小道。他已经没影儿了。她于是把头转过来，仿佛想鼓起勇气似的，耸起肩膀深吸一口气。
　　“你干嘛要捎给我这样一个口信儿？”她问道，声音低沉而严厉，只比耳语稍微响一点，却带着那种由于满腔怒火而大吼一声的力量。“我怎么会又是猪又是人呢？我怎么会又得救又来自地狱呢？”她一只手攥得紧紧的，另一只手握着橡皮管朝那头老母猪的两眼里里外外地乱滋水，滋得它尖声乱叫，可她根本没听见。
　　从猪圈那儿可以清楚地看到后面的牧场，那里有二十头菜牛聚在克劳德和黑孩儿集拢起来的干草堆周围。牧场新近刚剪平了草，朝公路那边斜过去。越过公路便是他们的棉花地，再远一点也是归他们所有的一片灰蒙蒙的暗绿色树林。树林后面，红灿灿的太阳正在观望那排树篱，好似一个老乡在察看自己的猪群。
　　“为什么该是我呢？”她低沉地问道。“这一带的穷白人也好，黑人也好，可以说，没有一个我没接济过。而我呢，天天干活儿，累得腰都快折断了。我还帮助教会做事。”
　　她好象是主宰身前那一大片领域最合适而有魄力的女人。“我怎么会是一头猪呢？”她问道。“我哪点象它们？”她又冲猪仔猛滋一阵水。“那儿有的是穷白人，不应该是我。”
　　“如果您更喜欢穷白人，那就自己去找呗，”她抱怨道。“您原本可以把我也造成个穷白人。一个黑鬼也成。如果您要的是穷白人，干嘛不干脆把我造成一个呢？”她摇晃那只攥着橡皮管的拳头，空中一时舞出一条水蛇。“我可以不干活儿，松松垮垮，不干不净，”她咆哮道。“整天在人行道上一边闯荡，一边喝沙士汽水。闻闻鼻烟，见到水洼就啐唾沫，满脸都是烟末子。我可以邋里邋遢的。
　　“要不，您原本也可以把我造成一个黑鬼。现在想让我当个黑鬼已经来不及了，”她挺讽刺地说，“不过我可以象黑鬼那样所作所为。躺在路当中，阻断交通。还在地上打滚儿。”
　　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下，万物都呈现出一片神秘色彩。牧场渐渐变成特别暗绿的颜色，公路成为一条淡紫色的带子。她鼓起劲儿进行最后一次袭击。这一次她的喊声洪亮地传过牧场。“叫吧，”她扯起嗓门嚷道，“管我叫作一头猪！再叫我一次猪。从地狱来的。管我叫作一头从地狱来的疣猪。颠倒是非吧。世间总还有个辨别是非的理儿！”
　　一阵筛拣过的回声传回到她的耳边。
　　最后一阵怒火使她浑身直打哆嗦，她吼道：“你当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这当儿，大地万物，田地啦，天空啦，都明显地一时加剧染红。她那句问话穿过牧场，越过公路和棉花地，最后又清晰地折回到她耳边，就象一句从树林那边传来的对她的答复。
　　她张开嘴，可是没有出声。
　　一辆极小的卡车，克劳德那一辆，出现在公路上，飞快地驶向远方。微微传来车辆换档的刺耳声。它看起来就象一个儿童玩具。随时随刻都可能有一辆更大点的卡车和它相撞，把克劳德和那些黑鬼的脑浆子溅得路上到处都是。
　　特平太太站在那里，两眼盯视着那条公路，全身肌肉警张，过了五六分钟那辆卡车才重新出现，往回开来。她一直等它转入自己家园那条小道，心中一块石头方落了地。接着，她活象一尊纪念塑像突然苏醒过来似的，慢慢低下头来，仿佛想看穿奥秘的核心那样盯视着猪圈里的畜类。这当儿，它们都安顿在一个角落里，小猪仔围在那头轻轻哼哼唧唧的老母猪身旁，个个身上布满了红光。它们吁吁地喘气，好象在过着一种神秘生活。
　　太阳最后在那排树林后边落下去之前，特平太太一直呆立在那儿，目光垂视着那群猪，很象在专心汲取什么莫测高深而提神的知识似的。她终于抬起头来。空中只有一道紫色条纹，刺过一块绯红色云彩，象那条公路的延伸那样，一直导向黄昏薄暮。她在猪圈旁边照僧侣那样意味深长地举起双手。眼前顿时浮现幻景。只见那道条纹宛如一座巨大的旋桥拔地而起，穿过一片熊熊火焰，朝上伸展。桥上有一大群鬼魂正在吵吵嚷嚷地登天。其中有整整几连平生破题儿第一遭修饰得干干净净的穷白人，几伙身穿白袍的黑鬼，几个大队边喊边拍手、象蛤蟆那样蹦蹦跳跳的疯子和怪人。队伍末尾则是另一批人，她一看就认出他们是克劳德和她自己那样的人，一向样样都有一点，而且上帝还恩赐才智给他们，让他们能好好享用。她探身向前，想更仔细地瞧瞧那批人。他们在别人身后非常庄严地大踏步走着，可以说明他们一向生活得有条有理，具有常识，举止也正派。只有他们规规矩矩。可是从他们那副由于震惊而改换了的容颜上，她看得出连他们的美德也正在消失。她垂下双手，抓住猪圈的围栏，眯细着两眼，一眨也不眨地盯视着前方。转瞬间，幻景消逝，而她依旧站在老地方，呆若木鸡。
　　后来她终于走下斜坡，把水龙头关上，踏上那条昏暗的小道，慢慢走回家去。在她周围的树林里，不露面的蟋蟀开始奏鸣合唱，而她听到的却只是那些鬼魂发出的声音，他们一边爬向星空，一边高呼哈利路亚③。

　　①六十年代美国一些超级市场为招徕顾客而赠的彩券。
　　②原文是contour sheets，这种床单与床垫一样大，四角往往被固定住。
　　③哈利路亚是犹大教和基督教的欢呼声，意为“赞美神”。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人造黑人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杨 怡 译

　　海德先生一觉醒来，发现屋里充满了月光。他坐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银色的地板，然后又盯视着可能是用织锦缎做成的枕套上的条纹，一转瞬，他看到半个月亮出现在五英尺外的刮脸镜里，它停在那儿，好象在等待他允许它进屋。月儿向前推移，给每一件东西洒上一层神圣的光辉。靠墙的那把直靠背椅看起来挺直而专注，好象在等待命令似的，海德先生的裤子挂在椅背上，显出一种几乎是高贵的神气，象某个大人物刚扔给仆从的一件长袍；但是月儿的外表庄严。它的凝视穿过房间，望到窗外，它在那儿飘过马厩上空，似乎带着一个看到老年就在面前的青年人的神色在注视它自己。
　　海德先生满可以对它说，年龄是上好的恩赐，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才能心平气和地理解生活，这种理解使他成为青年人合适的导师。这至少是他自己的体验。
　　他坐起来抓住床脚那头的铁栏杆，抬起身体，直到他能看见放在直靠背椅旁边倒扣的桶上的闹钟。这时是凌晨两点。钟上的警铃已经坏了，但是他并不依靠任何机械工具叫醒自己。六十年的生活并没有使他的反应迟钝；他肉体上的反应如同他精神上的反应一样，受他意志和强硬性格的支配，这些可以从他的外貌上明显地看出来。他长着一张象试管那样的长脸，嘴张开着，下巴颏又长又圆，还有一个长长的塌鼻子。他的眼睛机警、宁静，在神奇的月色中流露出沉着和足智多谋的神色，似乎是人类某个伟大导师的一双眼睛。他可能是维吉尔①，深更半夜被召唤去找但丁②，或者更好的话，可能成为拉菲尔③，被上帝的一束神光唤醒，飞到托比亚身旁。房间里唯一的一个黑块是窗下阴影里的纳尔逊的那张草床。
　　纳尔逊侧身蜷缩着，双膝抵住下巴，脚后跟抵住臀部。他的一套新衣服和一顶新帽子放在送来的时候的盒子里，两个盒子在小床床脚那儿的地上，他醒来一伸手就可以拿到。阴影外面的那只小便桶在月光中雪白雪白的，看起来就象一个小小的私人守护神似的看护着他。海德先生往后躺下，信心十足地感到他能履行第二天道义上的任务。他打算比纳尔逊起得早，到纳尔逊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烧早饭了。每当海德先生先起床的时候，那孩子总是很恼怒。他们得四点出门，五点半到达火车联轨站。火车将在五点四十五分为他们停一下。他们必须准时到达，因为火车是专为他们停的。
　　这是孩子第一次进城，然而他声称是第二次，因为他生在那里。海德先生试图向他指出，在他出生的时候，他还没有能力判断自己在何处，但是毫无效果，他仍然坚持说他这是第二次进城了。海德先生则将是第三次。纳尔逊说过：“我已经要去两回了，我才不过十岁。”
　　海德先生跟他争论过。
　　“如果你十五年没去那儿了，那你怎么知道你能认得路呢？”纳尔逊曾这样问。“你怎么知道城市没有变呢？”
　　“你发现我迷过路吗？”海德先生问。
　　纳尔逊当然没见他迷过路，但是纳尔逊是个孩子，他要不顶撞地回答一下，他是决不会感到满足的。他回了一句：“这儿附近没有能让你迷路的地方。”
　　海德先生预言：“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并不象自己认为的那么聪明能干。”这次旅行他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教训这方面考虑的。这次旅行将成为那孩子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他会从中发现自己没有理由仅仅因为出生在一座城市里就骄傲自大。他会发现这座城市并不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海德先生有心要让他看到一座城里可以看的一切，这样他今后就会愿意呆在家里度过他的一生了。他一直想着这孩子最终会怎样发现他不象自己想的那么聪明能干，想着想着沉入了睡乡。
　　三点半的时候，一股炸肥咸肉的味儿把他惊醒了，他跳下帆布床。那张草床上已经没有人了，衣盒已经打开。他穿上裤子，奔进另一间屋子。男孩正在烘烤一块玉米粉面包，肉已经炸好了。昏暗中男孩坐在桌边，从一只罐子里喝着冷咖啡。他穿上了那套新衣服，戴着新的灰帽子，帽子低低地压在眼睛上面。这顶帽子他戴着太大，他们定购了大一号的，因为他们预计他的头还要长。他一声不响，但是从他整个样子看来他对自己比海德先生起得早感到很得意。
　　海德先生走到炉子那儿，把长柄煎锅里的肉拿到桌上。“不用急，”他说。“你很快就会到那儿，而且也很难保证你到了那儿一定会喜欢它。”他坐在男孩对面，孩子的帽子慢慢摇晃着往后倒去，露出一张毫无表情的脸，这张脸的模样跟老人的脸非常相象。他们是祖孙俩，但是看起来很象是兄弟俩，年龄相差不大的兄弟俩，因为海德先生在白天有一种年轻人的神情，而那男孩的模样反倒显得老成，好象他早就知道一切，而且愿意遗忘它似的。
　　海德先生有过妻子和一个女儿，妻子去世后，女儿出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她带着纳尔逊回来。后来有一天早晨，她没有起床就死去了，留下海德先生单独一人照看这一岁的孩子。海德先生犯了个过错，他告诉了纳尔逊他生在亚特兰大。如果他不把这一点告诉纳尔逊，纳尔逊也就不可能坚持说这是他第二次上城了。
　　“你可能一丁点儿也不喜欢这座城市，”海德先生继续说。“那儿尽是黑人。”
　　男孩做了个鬼脸，似乎他能对付一个黑人。
　　“得啦，你还从来没看见过一个黑人呢，”海德先生说。
　　“你起得不太早，”纳尔逊说。
　　“你还从没见过一个黑人，”海德先生重复了一遍。“自从十二年前咱们把那个黑人赶走以来，咱们这个县就一个黑人也没有了，那会儿你还没生呢。”海德先生看着男孩，好象在挑动他说他甚至见过黑人似的。
　　“你怎么知道我以前住在那儿的时候没见过一个黑人呢？”纳尔逊问。“也许我见过许多黑人呢。”
　　“即使你见过一个，你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海德先生说，他完全被激怒了。“一个六个月的婴儿分不出谁是黑人谁不是黑人。”
　　“我想我要是看到一个黑人，我会认得出的，”男孩说着站起身，把那顶精巧的折痕很深的灰帽子拉拉直，到外面去上厕所了。
　　他们在火车规定到达的时间之前来到了联轨站，在离第一组铁轨二英尺远的地方站着。海德先生带着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一些小甜面包和一罐沙丁鱼，这是他们两人的午餐。看起来挺毛糙的橘红色的太阳从东部山脉背后冉冉升起，把他们身后的天空染成一片暗红色，但是他们前面的天空仍然是灰白的，面对他们的是一轮灰白而透明的月亮，还没有一个拇指纹清楚，毫无光泽。一只小小的锡制配电箱和一只黑色燃料箱表明这儿就是联轨站；铁路是双轨，它们要伸展到最后消失在空旷地两端转弯处的后面才会再会聚在一起。开过的火车似乎从一片隧道般的森林中穿出，须臾之间暴露在寒冷的天空之下，接着又惊慌地消失在森林之中。海德先生曾经不得不和售票房商量进行一些特殊的调度让这趟车停一下，他私下担心火车不会停，要是那样，他知道纳尔逊会说：“我还以为哪一趟车都会为你停下呢。”在不起作用的早晨月光下，铁轨显得灰白而脆弱。这一老一小睁大眼睛凝视前方，好象正在等待一个幽灵显现似的。
　　然而在海德先生还没决定返回之前，突然传来一声深沉的警笛声，火车出现了，火车沿着铁轨非常缓慢地滑行，几乎是静悄悄地转过沿铁轨约二百码长的森林拐弯处，车前亮着一盏黄灯。海德先生仍然没有把握火车是不是会停下，他觉得如果火车慢慢地驶过去，那就更加显得他是个大傻瓜了。不过他和纳尔逊两人都作好了准备，要是火车开过去就只当没有这回事。
　　火车头开过去了，他俩闻到一股金属受热后的气味，接着第二节车厢在他们站的地方准确地停了下来。一个长着虚胖的老叭喇狗脸的列车员站在车厢踏脚上，好象在等他们似的，尽管他看起来并不觉得他们上不上车跟他有什么关系。“上右边去，”他说。
　　一瞬间他们就上了车，当他们进入静悄悄的车厢时，火车早已开动。大部分旅客仍熟睡着，有的脑袋离开椅子扶手悬空着在睡，有的占了两个座位，舒展了身子睡着，有的懒散地躺着，脚伸到过道里。海德先生看到两个空位子，他把纳尔逊往座位那儿推去。“到靠窗口那儿去坐吧，”他用平常的声音说道，可是在清晨这个时刻，这声音却显得特别响。“你坐在那儿没人会在意的，因为那儿没人坐。就坐那儿吧。”
　　“听见了，”男孩儿低声说。“你不用大声嚷嚷，”他坐下后把头转向窗玻璃。在车窗玻璃中，他看到在一顶白乎乎的象鬼一样的帽子下有一张苍白的象鬼一样的脸不高兴地看着他。他外公也迅速地瞥了一眼，看到一个不同的鬼，在一顶黑帽子下面脸色苍白，然而在咧着嘴笑。
海德先生坐下安顿好后掏出车票，开始高声地念起印在车票上的所有的字来。旅客开始翻动身子。有几个醒了，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你把帽子脱了，”他对纳尔逊说，一面脱下自己的帽子放在膝上。在他多年来已经变成烟灰色的头发中出现了少量的白发，他的头发平伏地贴在后脑勺上。他的脑袋前面光秃秃的，满是皱纹。纳尔逊脱下帽子放在膝上，他们等着列车员过来检票。
　　过道对面的那个男人伸直腿占了两个座位，两只脚搁在车窗上，脑袋伸到过道里。他穿着一套浅蓝色的衣服和一件黄色的衬衫，领子敞开着。他刚睁开眼，海德先生刚准备要自我介绍，这时列车员从后面走过来大声吼叫：“票。”
　　列车员走后，海德先生把那回程的半张票递给纳尔逊说：“现在把票放进口袋，可别丢了，要不你就只好留在城里了。”
　　“也许我会留在那儿，”纳尔逊说，好象这倒是个挺合理的建议似的。
　　海德先生没理他的岔。“这是这孩子出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他对坐在过道对面的那个男人说，那个人这会儿已经在座位边上坐了起来，两脚踏在地上。
　　纳尔逊猛地一下又戴上了帽子，生气地转向车窗。
　　“他从未见过世面，”海德先生继续说。“无知得象他出生的时候一样，但是我有心让他看个够。”
　　男孩越过外公往前朝那个陌生人凑过去，“我生在那个城市里，”他说。“我生在那儿。这是我第二次出门旅行。”他用一种非常决断的声音说着，但是过道对面的那个男人看起来似乎并不明白。他的眼睛下面有青紫色的眼袋。
　　海德先生凑到过道对面，拍拍那人的胳膊。“跟一个孩子打交道，”他一本正经地说，“就得让他看他应该看到的一切。什么都别留下。”
　　“是啊，”那个男人说。他垂下眼睛盯视着自己浮肿的双脚，他抬起左脚，离地板大约有十英寸高。过了一会儿他放下左脚，又抬起右脚。整节车厢里的旅客都开始起身了，在车厢里走来走去，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到处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说话声，接着是一片嗡嗡声。突然，海德先生安详的表情起了变化。他的嘴几乎紧闭着，眼睛里流露出既凶狠又提防的神色。他望着车厢另一端。他没有转身就抓住纳尔逊的胳膊，拉着他往前。“瞧，”他说。
　　一个身材高大、咖啡肤色的男人正缓缓地向前走来。他穿着一身轻巧的服装，系一条黄缎子领带，别着一枚红宝石别针。他的肚子在扣上纽扣的外套里面神气地挺着，他的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另一只手握着一根黑色的手杖，每走一步，随着一个不慌不忙的向外的动作，他把手杖提起来又放下去。他走得非常慢，棕色的大眼睛扫视着旅客的头部。他蓄着一小撮白胡子和一头白色的鬈发。他身后跟着两个咖啡色皮肤的年轻女人，一个穿黄衣服，另一个穿绿衣服。她们跟在他后面，走得跟他一样快慢，一边在小声闲聊。
　　海德先生分明把纳尔逊的胳膊捏得更紧了。当这一行人走过他们身旁时，那只提起手杖的棕色手上的宝石戒指发出的光，在海德先生的眼睛里反射，但是他没有抬眼向上看，那个身材巨大的男人也没有看他。这一行人走完过道的其余部分，步出了车厢。海德先生抓住纳尔逊胳膊的手松开了。“那是什么人？”他问。
　　“一个男人呗，”男孩说着气愤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对这种看不起他的才智的问题感到很厌烦。
　　“什么样的男人？”海德先生坚持说，他的语调却不动声色。
　　“一个胖男人，”纳尔逊说。他开始觉得自己还是小心提防点儿好。
　　“你不知道他是哪种人？”海德先生用一种决断的声调说。
　　“一个老人，”男孩说，他突然有一种预感，今天他不会过得快活。
　　“那是个黑人，”海德先生说着坐回座位上。
　　纳尔逊从座位上跳起来，站在那儿，回头望着车厢的尽头，但是那个黑人已经走了。
　　“我以为你会认出黑人的，因为你第一次进城的时候，在城里见过那么多的黑人，”海德先生继续说。“那是他看到的第一个黑人，”他对过道对面的那个男人说。
　　男孩挨着椅背往下滑到座位上。“你说他们是黑色的，”他生气地说。“你从来没说过他们是棕色的。你跟我说得不对，怎么能指望我知道呢？”
“你就是一无所知，”海德先生说，他站起身移到过道对面那个男人旁边的空座位里。
纳尔逊又向后转过身子，望着那个黑人消失的地方。他感到那个黑人是存心为了愚弄他才走过过道的；他怀着一种强烈的、原始的、刚刚萌生的仇恨憎恶这个黑人。现在他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外公不喜欢黑人。他朝车窗望着，车窗上那张脸似乎暗示，对于这一天的艰难他可能力不胜任。他不知道当他们到达那座城市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能认得出它。
　　说完几段故事后，海德先生发现他对着说话的那个人睡着了，他站起身，提议纳尔逊一起去走走，看看火车的各个部分。他特别想让孩子看看盥洗室，于是他俩先走进男宾盥洗室，仔细察看了一下水管装置。海德先生向纳尔逊示范表演了一下怎样使用冰水冷却器，好象那是他发明出来似的，他让纳尔逊看装有单个自来水龙头的盆，这是旅客刷牙的地方。他们走过几节车厢来到餐车。
　　这是整列火车中最漂亮的一节车厢。车厢漆成深蛋黄色，地板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餐桌上方有宽大的窗子，窗外滚滚移动的景色，它们巨大的空间，在咖啡壶的侧面和玻璃杯上被缩成了一幅幅小型的画图。三个穿着白色套服、围着白围裙的很黑的黑人在过道里前后奔跑，摇摇晃晃地端着托盘，向正在用早餐的旅客点头哈腰。其中有一个冲到海德先生和纳尔逊面前，竖起两只手指说：“两个座位！”但是海德先生大声地回答。“我们上车前就吃过了！”
　　那个侍者戴着一副很大的棕色眼镜，使他的眼白显得更大了。“那就请站在一边，”他说着好象掸苍蝇似的将胳膊优美地一挥。
　　纳尔逊和海德先生都没挪动一步。“看，”海德先生说。
　　餐车近旁的那个角上有两张桌子，一块橘黄色的帘子把它们与其它桌子分隔开了。一张桌上已经摆好餐具，但是没人坐，另一张桌子上坐着那个身材巨大的黑人，他面向他们，背向着帘子。他一面在一块松饼上涂黄油一面柔声地跟那两个女人说话。他的脸非常黑，脖子在雪白的领子两面鼓了出来。“他们被隔开着，”海德先生解释说。接着他说：“咱们去看看厨房吧，”他们走完餐车的过道，但是那个黑人侍者很快从他们身后走来。
　　“旅客不许进入厨房！”他用一种傲慢的语调说。“旅客不许进入厨房！”
　　海德先生在原地停住，转过身子。“这里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他冲着黑人的胸部大声嚷道，“因为蟑螂会把旅客赶出去！”
　　所有的旅客都哈哈大笑，海德先生和纳尔逊咧嘴笑着走出了餐车。在家乡海德先生是个出名的有急智的人，纳尔逊感到在他身上有一种突然而强烈的自豪感。他明白在他们即将到达的那个陌生地方，这个老人将是他唯一的依靠。他要是真的跟外公走散了，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完全孤独了。一种异常激动的心情振动着他。他想抓住海德先生的外衣，象小孩那样抓住不放。
　　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经过的一个个窗户，他们看到外面点缀着一片小屋子和棚屋的农村景色，一条公路沿着铁路伸展开去。许多汽车在公路上飞驶，汽车很小，开得很快。纳尔逊觉得空气中的呼吸声比半小时前小多了。过道对面的那个旅客已经走了，海德先生找不到附近有什么人可以交谈，于是他望着窗外，根据他自己的想法大声说着他们经过的这些建筑物的名字。“南方化学公司！”他说。“南方少女面粉公司！南方大厦！南方美人棉花产品公司！帕蒂花生酱公司！南方妈妈甘蔗糖浆公司！”
　　“别出声！”纳尔逊嘘了一下。
　　全车厢的旅客开始站起来了，从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取下各自的行李。妇女们穿好大衣，戴上帽子。列车员把脑袋伸进车厢，大声吼道：“第一站站……到了，”纳尔逊冲出座位，浑身颤抖。海德先生按住他的肩头让他坐下。
　　“坐着吧，”他用威严的声调说。“第一站在城市的边上。第二站才是主车站。”这是他从第一次上城时获得的知识，当时他在第一站下了车，只得花一角五分雇人送他到市中心。纳尔逊回到位子上坐下，脸色煞白。他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外公对他是不可缺少的。
　　火车停了，等少数旅客下车后又继续向前滑动，好象根本没停过似的。外面，在一排排东倒西歪的棕色房屋后面耸立着一排蓝色的大楼，大楼过去是一片暗淡的灰红色天空，天空渐渐后退直到完全看不见。火车驶进了铁路车场。往下一看，纳尔逊看到一条条银色的铁轨越来越多，纵横交错。他还没来得及开始数有多少，窗子上那张脸就开始冲着他来了，脸色发灰但很清晰，他扭头朝另一面看去。火车进站了。他和海德先生两人跳起身来向车门奔去。两人谁也没注意那只装着午餐的纸袋遗留在座位上了。
　　他俩直着穿过这个小车站，出了一扇沉重的门，来到发出尖声的来往车辆之中。一群群人正急匆匆地去上班。纳尔逊不知道往哪儿看好。海德先生靠着一幢大楼的一侧，在纳尔逊前面瞪着眼瞧。
　　最后纳尔逊说：“嗯，你怎么去看将要看到的一切？”
　　海德先生没有回答。接着，看到别人走过，他好象得到了启示一般，他说：“走着看吧，”开始沿街走去。纳尔逊稳了稳自己的帽子跟在他后面。这么多的景象和声音象潮水般地向他涌来，他走过了第一条横马路，还几乎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些什么。走到第二个拐角处，海德先生回头看了看他们刚离开的火车站，这个终点站是一个混凝土圆顶的油灰色建筑物。他想，要是自己始终能看到这个圆顶，那么他就能在当天下午回来乘火车。
　　他们向前走着，纳尔逊这才开始看清一样样东西，注意到摆满了种种用品的商店橱窗，有五金器具、绫罗绸缎、鸡食和酒。他们走过一个橱窗时，海德先生让他特别注意，人们走进那地方，坐在一把椅子上，双脚搁在脚蹬子上，让一个黑人给你擦皮鞋。他俩慢腾腾地走着，到店铺门口就站住脚，这样他可以看见店里的情况，但是他们不进去。海德先生下定决心不进城里任何一家店铺，因为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旅行时就在一家大商店里迷了方向，受了许多人的侮辱后才找到出口。
　　他们来到两条横马路中间的一家店铺前，那儿有一个磅秤，他俩轮着上去称了一下，放入一分硬币，出来一张纸片。海德先生的纸片上写着：“体重120磅。你是正直而勇敢的人，你所有的朋友都钦佩你。”他把纸片放进口袋，感到惊讶，这台机器居然能正确地说出他的性格，但是却把他的体重搞错了，因为他不久前在一个粮食磅秤上称过，知道自己体重110磅。纳尔逊的纸片上写着：“体重98磅。你将来前途无量，但要谨防黑人妇女。”纳尔逊什么女人都不认识，他的体重也只有68磅，但是海德先生指出这个磅秤也许是把数字印颠倒了，因此这个9是指6。
　　他们继续走着，到第五条横马路的尽头，火车终点站的圆顶看不见了，海德先生向左拐。如果隔壁没有一家更有趣的店铺，那么纳尔逊原可以在任何一家店铺的橱窗前站上一个小时，突然，他说：“我是在这儿生的！”海德先生转过身恐惧地看着他。他的脸上汗津津的，闪着亮光。“这儿就是我出生的地方！”他说。
　　海德先生吓坏了。他发现该是采取激烈行动的时候了。“我给你看一样你没见过的东西。”他说着把他带到一个拐角处，那儿有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蹲下，”他说，“把头伸进去。”男孩蹲了下来把头伸进下水道，他抓着男孩外套的后背。听到人行道底下深处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他赶紧把男孩拉了回来。然后他给男孩讲解排水系统，怎样在整座城市的地下铺下水道，下水道又是怎样会容纳下全部的排水和充满耗子的，一个人怎样可能滑下去被吸进没完没了的漆黑管子。城里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吸进下水道，就此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海德先生对于下水道生动的描述使纳尔逊颤抖了一会儿。他把下水通道和地狱入口联系了起来，第一次懂得地底世界是怎样被连成一片的。他从马路边跑开。
然后他说道：“对啊，但是你可以避开那些洞口嘛。”
他的脸上又流露出那副固执的神情，这使他外公大为恼怒。
“我就是生在这儿的！”他说。
海德先生感到沮丧，但是他只是低声说了句：“你会尝够滋味的。”
两人又继续走下去。又走了两条横马路，他向左拐，感到他这是在绕着圆顶兜圈子；他是对的，因为在半小时内他们又一次从火车站前面走过。起初纳尔逊没有注意到他两次看到的是同样的店铺，但是当他们经过那家你把脚搁在脚蹬子上让黑人给你擦皮鞋的店铺时，他发觉他们是在绕圈子。
　　“咱们已经到过这儿了！”他大叫起来。“我看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我刚才一时记不起方向了，”海德先生说。
他们拐到另一条街上。他仍然不想走得离车站圆顶太远，顺着新方向走过了两条横马路，他向左拐。这条街上全是两三层楼的木结构住房。不论谁从人行道上走过，都可以看到房间里面，海德先生透过一扇窗户往里瞥了一眼，看到一个女人正躺在一张铁床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单，眼睛望着外面。她脸上露出一副机警的神情，这使他感到吃惊。一个模样凶狠的男孩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不知从哪儿冲过来了，他只好往旁边一跳，免得被车撞倒。
“他们要是撞倒了你，也根本无所谓的，”他说。“你最好靠得离我近些。”
在他记得再拐弯以前，他俩在跟这条街很象的几条街上走了好一会儿。这会儿，他们走过的住房都没油漆过，房子的木头看起来都烂掉了；街面也窄多了。纳尔逊看到一个黑人。接着又看到一个，另一个。“这些房子里住的是黑人，”他说。
“快走吧，咱们还要上别的地方去，”海德先生说。“咱们不是来看黑人的。”
他们拐到另一条街上，但是他们仍然到处看见黑人。纳尔逊的皮肤感到刺痛，为了尽快离开这一地区，他们加快了步子。黑人男子穿着汗衫站在屋里，黑人女人们在倾斜着的门廊里摇来晃去。黑孩子们在沟里玩耍，他们停止了玩耍注视着他俩。不久他们开始经过一排排全是黑人顾客的店铺，他俩没有在这些店铺门口耽搁。嵌在黑脸上的黑眼睛从四面八方盯视着他俩。
“对啦，”海德先生说，“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就在这儿，跟这一切黑人在一起。”
　　纳尔逊皱了皱眉头。“我想你已经让咱俩迷路了，”他说。
　　海德先生猛地转了一下寻找那个圆顶。压根儿看不见了。“我没让咱们迷路，”他说。“只是你走累了。”
　　“我倒是不累，就是饿了，”纳尔逊说。“给我一个甜面包。”
　　他俩这才发现午餐已经丢失了。
　　“是你拿的纸袋，”纳尔逊说。“该让我来拿的。”
“你要是想指导这次旅行，那我一个人走了，让你留在这儿吧，”海德先生说，他高兴地看到这孩子脸色变得煞白。
不过，他明白他们是迷路了，而且离开车站越来越远。他自己也饿了，还感到口渴，因为他们在黑人地区，两人都开始出汗了。纳尔逊穿着皮鞋，感到很不习惯。水泥人行道路面很硬。他俩都想找一处地方坐坐，但是这办不到，他俩继续走着。
男孩压低了声音咕哝说：“你先丢了牛皮纸袋，接着又迷了路。”
海德先生不时地咆哮：“谁想要在这个黑人乐园里呆下去，可以呆下去嘛！”
这时候，太阳在天空中升得很高了。从屋子里飘出了一股做饭的香味。黑人们在各自的门口看他们走过。
“你干吗不找个黑人问问路呢？”纳尔逊说。“是你迷的路。”
　　“你是在这儿出生的，”海德先生说。“你要想问你自己去问吧。”
　　纳尔逊害怕黑人，他不想让黑孩子笑话自己。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大个子黑人妇女靠在门口，门是朝人行道方向开的。她头上的头发都直竖着，大约有四英寸长，光着一双棕色的脚站着，脚的两边是粉红色的。她穿的粉红色衣服清楚地显出她的体形。当他俩走到她身旁时，她懒懒地把一只手举到头上，手指埋在她的头发里，看不见了。
　　纳尔逊停住脚步。他觉得那个女人的一双黑眼睛逼得他透不过气来。“怎么走回城里去？”他说，说话的声音听起来不象他自己的。
　　等了一下，她说道：“你现在就在城里。”声音非常浑厚、低沉，纳尔逊只觉得身上好象给喷射了一股凉水似的。
　　“该怎么去乘火车？”他用同样悦耳的声音说。
　　“你可以乘电车嘛，”她说。
　　他明白她是在跟他开玩笑，但是他已经累得不行，连瞪眼的劲儿都没有了。他站在那儿，细细地打量着她全身。他的眼光从她的很大的膝盖望上去，直望到她的额头，然后从她的脖子上的亮晶晶汗珠往下看，扫过巨大的胸脯、裸露的胳膊，回到埋藏她的手指的头发那儿，移动的眼光勾出一个三角形。突然，他想要她伸出手，把他抱起来，把他搂得紧紧的，接着他想要让自己的脸感觉到她的呼吸。他想要在她把他越抱越紧的时候，盯着她眼睛看。他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他感到好象在摇摇晃晃地穿过一条漆黑的隧道似的。
　　“你们可以走过一条横马路，在那儿乘电车，去火车站，小宝贝，”她说。
要不是海德先生把他粗暴地拉开，纳尔逊会瘫倒在她的脚旁。
“你这样做象个白痴！”老头儿大声吼道。
　　他俩急急匆匆地沿街走去，纳尔逊没有回头去看那个女人。他猛地把帽子往前一推，遮住自己羞愧得发烧的脸。他回想起在火车车窗上看到的那张嘲笑的鬼脸和他在路上的预感，想起磅秤里出来的那张纸片上写的要谨防黑人妇女和他外公的那张纸片上写着他是正直和勇敢的话。他抓住老人的一只手，他难得有这种时候，这是依赖别人的一种表示。
　　他俩一路朝电车轨道走去，那儿有一辆黄色的长电车正在当当地驶来。海德先生从来没坐过电车，他让那辆车驶了过去。纳尔逊一声不吭。他的嘴不时地微微颤抖着，但是他外公光想着自己的问题，根本没注意他。他俩站在拐角上，谁也不朝路过的黑人看一眼，这些黑人就好象自己是白人似的去干他们自己的事情，只是大多数黑人站住脚，对海德先生和纳尔逊看上一眼。海德先生忽然想起，既然电车是在轨道上行驶的，他们只要顺着轨道走就行了。他轻轻地推了纳尔逊一下，解释说他们可以顺着电车轨道走，就能走到火车站，接着他俩出发了。
不久，使他俩大感欣慰的是，他们又开始看到白人了，纳尔逊背靠着一幢大楼的墙壁坐在人行道上。
“我得歇歇，”他说。“你丢了牛皮纸袋，又迷了路。你啊，就等到我休息过来再走吧。”
“咱们前面有电车轨道，”海德先生说。“咱们只要一直看得见轨道就行，再说，你也该跟我一样记着牛皮纸袋的嘛。这是你的出生地。是你的故乡。你这是第二次旅行了。你该知道怎么办。”
他蹲下身子，继续用这种腔调唠叨，可是那孩子不理他，只是脱下皮鞋，让火辣辣的双脚放松一下。
　　“象只小人猿似的站在那儿咧开嘴笑，让一个黑女人给你指示。天啊！”海德先生说。
　　“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怎么样，我只是说我生在这儿，”男孩声音颤抖地说。“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不是喜欢这儿。我也从来没说过要上这儿来。我只是说我生在这儿，这跟我毫不相干。我要回家。首先，我从来没想上这儿来。这都是你的好主意。你怎么知道顺着电车轨道走是对的？”
　　海德先生也想到了这一点。“这儿都是白人，”他说。
“咱们先前没走过这儿，”纳尔逊说。
这个地区都是砖房，可能有人住，也可能没人住。路旁栏杆边停着几辆空车，偶尔有一个行人走过。路面上升腾起来的热气钻进纳尔逊的单薄的衣服。他的眼皮开始下垂，一会儿以后，他的脑袋往前斜着。他的双肩抽动了一两次，然后侧身躺倒在地，他筋疲力尽，伸开手脚睡着了。
　　海德先生默默地注视着他。他自己也非常疲惫，但是他俩不能同时睡觉，再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睡，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纳尔逊很快就会醒来，恢复精神，又会神气活现地不断抱怨他丢了牛皮纸袋、迷了路。我要是不在这儿，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海德先生想。接着他想到了另一个主意。他对着那个四肢伸开的身体看了几分钟，随即站起身来。他认为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是对的，他的理由是有时候有必要给孩子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特别是在那孩子总是带着某种新的无礼的态度一再坚持他的看法的时候。他不出一点声响，走到二十英尺外的一个拐角那儿，坐在一条小胡同里一个有盖的垃圾箱上，他在这儿可以往外看到纳尔逊独自醒来。
　　男孩睡睡醒醒，蒙眬地觉得各种模糊的声音和黑魆魆的人影正从他身体的某个黑暗部分上升到光亮处。他睡熟的时候，脸扭动着，他已经蜷起双膝抵住下巴。太阳在狭窄的街道上投下一片暗淡的光；一切事物看起来完全是它的本来面目。海德先生象一只老猴子那样弓着双肩坐在垃圾箱上，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如果纳尔逊不很快地醒来，他就要用脚踢垃圾箱，发出很大的响声。他看看手表，发现已经两点钟了。火车六点钟开，他想到有可能要误车，那真是太可怕了。他用一只脚往后猛踢垃圾箱，胡同里回响着空洞的隆隆声。
　　纳尔逊大叫一声，蓦地跳起身来。他朝外公应该在的地方看去，目瞪口呆。他似乎旋转了好几次，然后抬起腿，头往后一仰，象一匹发了疯的小马驹似的沿街飞奔而去。海德先生跳下垃圾箱跟在他后面奔跑，但是几乎看不见男孩了。一道灰影子消失在斜对面那条横马路那儿。他尽快地跑着，每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向两边的马路看去，但是没有再看见纳尔逊。当他气喘吁吁地跑过第三个十字路口时，他看到在这条横马路和下一条横马路中间出了事，他停住了脚步。他蹲在一个废物箱后面看着，弄清他的处境。
　　纳尔逊两腿叉开着坐在地上，旁边躺着一个老妇人，她正在大声尖叫。食品撒在人行道上。已经有一群女人聚集在那儿，等着看怎么处理，海德先生清楚地听到躺在路上的老妇人喊叫道：“你撞坏了我脚踝，你爹得赔偿！一个子儿也不能少！警察！警察！”有几个女人在拉纳尔逊的肩膀，但是那孩子似乎吓呆了，站不起来。有什么东西逼着海德先生从废物箱背后出来向前走去，但是他走得很慢，简直象在爬。在他一生中，他还从未被警察叫去谈话过。那些女人在纳尔逊周围打转，好象她们可能马上都扑到他身上，把他撕成碎片似的，那个老妇人仍然在尖叫她的脚踝给撞坏了，叫警察过来。海德先生走得非常慢，这样他就可以每前进一步马上后退一步，但是，他走到离开那儿大约十英尺的地方，纳尔逊看到了他，跳了起来。男孩一把紧紧抱住他的屁股，直喘粗气。
　　女人们都转向海德先生。受伤的那个老妇人坐起身，喊叫起来：“你这位先生！你得支付医药费，一分也不能少，那是你孩子干的。他是个少年罪犯！警察在哪儿？谁给记一下这个男人的名字和地址！”
　　海德先生试图把纳尔逊的手指从他的屁股上挪开。他的脑袋象甲鱼头似的缩在衣领里；他的双眼呆滞，流露出害怕和提防的神色。
　　“你的孩子撞伤了我的脚踝！”那老妇人大叫。“警察！”
海德先生感觉到警察从后面走近来了。他笔直地瞪着前面的女人，她们愤怒地聚在一起，象一堵坚固的墙那样挡住了他的去路。
“这不是我的孩子，”他说。“我从来没看见过他。”
　　他感觉到纳尔逊的手指松开了。
　　女人们往后退去，害怕地注视着他，她们似乎对一个竟然不承认自己的孩子的男人厌恶极了，因此无法容忍把手放到他身上去。海德先生继续往前走，穿过一块她们默默地让出来的空地，把纳尔逊留下了。他看到前面只是一条曾经是街道的空洞洞的隧道。
　　男孩留在原地站着，他的脖子向前伸着，双手垂在身体两侧。他的帽子紧扣在脑袋上，上面连折皱都消失了。那个受伤的女人站起身冲他晃了晃拳头，其他的人则向他投来怜悯的目光，但是他丝毫没有注意到她们。眼前没有警察。
　　过了片刻，他开始机械地走起来，并不使劲赶上他的外公，而只是跟在后面，相差二十来步。他们就这样走过五条横马路。海德先生双肩下垂，脖子向前弯着，弯得别人从后面看不见。他害怕转过头去。最后他满怀希望很快地回头瞄了一眼。他看到在他身后二十英尺的地方一双象干草叉的尖子一样的小眼睛刺进他的后背。
　　男孩的秉性并不宽容，但这是第一次有了一件需要他宽容的事情。海德先生以前从未做过丢脸的事。又过了两条横马路，他回过头，用痛苦地硬逼出来的愉快声调喊道：“咱们上哪儿去喝瓶可口可乐吧！”
　　纳尔逊带着一种他从未流露过的庄严神气转过身去，背对外公站着。
　　海德先生开始感到他不承认纳尔逊这件事的严重性。他们继续前进，他的脸绷得紧紧的，显出洼下去的脸颊和高高的颧骨。一路上，他什么也没看到，只是发觉电车轨道看不见了。从哪儿都看不见那个圆顶，下午也快过去了。他知道，如果天黑了他们还在城里，那他们就要挨揍，要遭抢劫。他只是巴望让自己遭到报应，但是想到他的罪孽会连累纳尔逊，想到即使在眼前他也正在给孩子带来厄运，他可受不了。
　　他们不停地走着，走过一条条横马路，穿过一个几乎没有尽头的全是小砖房的地区，直到海德先生几乎摔倒在一个水龙头上，那个龙头在一小块草地边，离地大约六英寸高。从清晨到现在，他没喝过一口水，但是他觉得自己现在不配喝。然而他想到纳尔逊也会口渴的，他俩都来喝水就会碰到一起了。他蹲下身子，嘴对准水管口，旋开龙头，一股冰凉的细流流进他的喉咙。接着他用极痛苦的声音喊道：“过来喝口水吧！”
　　这一回，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了差不多有一分钟。海德先生站起来往前走去，好象喝的是毒药。纳尔逊在火车上用纸杯喝过一些水，后来就一直没喝过，尽管如此，他还是从自来水龙头旁走过去，不屑在他外公喝过水的地方喝水。当海德先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失去了一切希望。在即将消逝的暮色中，他看上去憔悴、绝望。他能感觉到男孩根深蒂固的憎恨，男孩用跟他一样的速度跟在他身后；他还知道（如果由于某个奇迹，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被杀害）在他的余生中，他俩将继续这样相处。他知道眼下自己正进入一处完全陌生的地方，那儿没有一样东西跟以前的相同；进入一个失去尊敬的漫长的老年和一个值得欢迎的结局，因为它总是个结局啊。
　　至于纳尔逊，他的思想已经把他外公的无情无义的行为冷冻起来，他好象试图把事情完整无缺地保存着，直到最后审判日奉献出来。他走着，不向左右张望，但是当他感到在内心某个遥远的地方出现一个神秘的黑人形象，好象这个形象会用一次热烈的拥抱把他那冷冻的幻象融化掉的时候，他的嘴会扭动一下。
　　太阳落在一排房子后面，他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一个漂亮的市郊地区，路旁是一块块草坪，草坪上装饰着一个个供小鸟戏水的小盆，草坪后面是幢幢大楼。这儿一切都很荒凉。他们走了好几条横马路，连一条狗都没碰到。巨大的白房子有点象遥远的水中的冰山。这儿没有人行道，只有一圈一圈汽车道挺好玩地盘旋着。纳尔逊没有采取行动靠近海德先生。老头儿觉得他要是看到一个下水道入口，他会钻进去，让自己被水冲走；他能想象，当他被水冲得看不见的时候，那孩子站在一边兴趣不大地望着。
一声响亮的狗叫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抬头看到一个肥胖的男人带着两条哈巴狗正走过来。他就象因船只失事而困在荒岛上的人那样挥动双臂。
“我迷路了！”他叫道。“我迷路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和这个孩子得赶这趟火车，可我找不到车站。啊，上帝啊，我迷路了！啊，上帝啊，救救我吧，我迷路了！”
　　那个男人是个秃头，穿着打高尔夫球的灯笼裤，他问海德先生要赶哪趟车，海德先生掏出车票，手颤抖得非常厉害，几乎连车票都拿不住了。纳尔逊已经走到十五英尺以内的地方，站在那儿瞧着。
　　“嗯，”那个胖男人说着把票还给海德先生，“回城里去赶这趟车是来不及了，不过你可以在郊区车站赶上趟。车站离这儿三条横马路。”他开始讲解怎么去车站。
　　海德先生瞪着眼瞧，好象他正在慢慢地起死回生，胖男人说完就走了，两条狗在他脚边蹦蹦跳跳地走去，这时，海德先生转身对纳尔逊气喘吁吁地说：“咱们要回家了！”
　　孩子站在大约十英尺远的地方，在灰色的帽子下他的脸毫无血色。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得意而冷冰冰的神色。眼睛里没有光，没有感情，也没有兴趣。他只是站在那儿，一个小小的人影，等待着。家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海德先生慢腾腾地转过身去。他感到自己现在懂得没有季节的时间是怎么样的，没有光的热是怎么样的，灵魂没有得到拯救的人是怎么样的。即使永远赶不上火车他也不在乎，要不是有一样东西，象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传来一声大叫，突然引起他的注意，他可能会忘记还要去火车站。
　　他沿着街道还没走到五百码，就在手都能碰到的地方看到一个黑人石膏像，黑人石膏像俯身坐在一堵围着一个很大的草坪的低矮的黄砖墙上，大小跟纳尔逊差不多，向前倾斜的角度不太稳，因为把它固定在墙上的灰泥已经碎裂。他有一只眼睛完全是白的，手里拿着一块棕色的西瓜。
　　海德先生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石膏像，直到纳尔逊在不远的地方站住脚。两人就这么站着，后来，海德先生低声说：“一个人造黑人！”
　　无法说出这个人造黑人原先是打算塑成年轻人还是老人；他看起来太糟糕，因此两者都不象。原来打算把他塑成神情快活的样子，因为他的嘴角向上绷紧着，但是那只有缺口的眼睛和倾斜的角度却使他显得非常痛苦。
　　“一个人造黑人！”纳尔逊用和海德先生完全一样的声调重复说了一次。
　　他俩站着，脖子向前伸的角度和肩膀弯曲的样子几乎相同，他们的手在口袋里一模一样地抖动着。海德先生看起来象老小孩，而纳尔逊象一个小老头。他们站着，盯着这个人造黑人看，好象他们面对着一件极其神秘的东西，一个为纪念另一个人的胜利而建立的纪念碑，这把他俩在共同的失败中带到了一起。他俩都能感到它象一个仁慈的行动解除了他俩之间的隔阂。海德先生以前从来不懂什么是仁慈，因为他一向好得不需要仁慈，但是他觉得自己现在懂了。他朝纳尔逊看看，明白他必须对孩子说点儿什么，来表示他仍然是明智的，从孩子回看的目光中，他看到他渴望得到信心。纳尔逊的眼睛似乎在哀求他彻底解释一下人生之谜。
　　海德先生张嘴要发表一番高超的议论，接着他听见自己说：“这儿没有多少真的黑人，所以他们不得不做一个人造的。”
　　等了一下，男孩点点头，嘴巴奇怪地抖动了一下说：“趁咱们现在还认识路，回家去吧。”
　　两人刚到火车站，要乘的那趟火车就滑进了郊区车站，他俩一起上了车。在火车应该到达联轨站前十分钟，他们走到车门口，站在那儿作好了跳车的准备，如果它不停的话。但是火车停下了，月亮刚巧在这时从云层中涌出，重新洒下明亮的光辉，空地上充满了月光。他们下车的时候，鼠尾草在银光下轻轻地颤动着，渣块在他们脚下闪烁着亮晶晶的黑光。树顶象公园的保护墙似的围着联轨站，比天空还要黑暗，空中飘浮着巨大的白云，好似一盏盏照明灯。
　　海德先生一动不动地站着，又一次觉得仁慈的行动感动了他，但是这回他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语言能表达它。他懂得仁慈产生于苦痛，任何人都不能拒绝接受，而且是通过奇怪的方式给予孩子们的。他懂得这是一个人死后能带给造物主的一切，突然他羞愧得脸红了，因为他能随着死亡带给造物主的仁慈实在太少了。他用上帝的彻底性来审判自己，而仁慈的行动象一团火焰似的盖住了他的骄傲，把他的骄傲烧得干干净净，他站在那儿，感到心惊肉跳。他以前从来没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罪孽深重的罪人，但是现在他明白他的真正的腐败堕落一直隐藏着没有让他发现，生怕这样就会使他绝望。他认识到当他有生以来在自己的心里怀有的亚当的罪孽，及至现在，他拒绝承认可怜的纳尔逊的罪孽都得到了宽恕。他明白没有什么罪孽大得使他不能承认是自己犯的，因为上帝是按照他宽恕人的程度爱人类的，他感到自己到那时会作好准备进入天堂。
　　纳尔逊在帽檐的阴影下使自己的脸色平静下来，他带着一种既疲惫又怀疑的神情望着他。火车从他们身边滑过，接着便象一条受惊的蛇似地钻进树林不见了，这时，他低声咕哝说：“我很高兴我上那儿去了一次，但是以后我再也不会去了！”

　　①古罗马诗人（公元前70—前19）。
　　②意大利诗人（1265—1321）。在但丁的长诗《神曲》中，维吉尔是但丁游历地狱时的向导。
　　③拉菲尔为犹太文学中提到的天使长。在《圣经》经外书《托比特》这部作品中，描写拉菲尔和托比亚一起来到米堤亚国（古代王国，位于今伊朗西北部），后来他指示托比亚去和撒拉结婚，并告诉他怎么赶走和撒拉相爱的恶魔。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善良的乡下人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主 万 译

　　除了独自一人时脸上的那副呆板的神情外，弗里曼太太还有两副嘴脸：热忱的与冷落的，这是她待人接物时惯常用上的。她的热忱的嘴脸既扎实又有力，象一辆重型卡车向前驶行。她的眼睛从不左顾右盼，只是随着人家的叙说转动，仿佛正盯着一行耸人听闻的报道一路看下去似的。她很少用另一副嘴脸，因为她并不时常需要收回一篇讲话，可是遇到需要那么办的时候，她的脸上就纹丝不动，乌黑的眼睛里几乎也看不出有什么动静。在这种时刻，她的两眼就好象在收敛进去。接下来，注视着的人就会看到，尽管弗里曼太太可能站在那儿，跟堆叠起的几口袋谷物一样真实，但是精神却已经不在那儿了。遇到这种情形，霍普韦尔太太就放弃了想把随便什么事向它说明白的努力。她也许会说个没完。弗里曼太太决不会给人家说得自行承认在哪一点上错了。她总站在那儿；要是你能使她说句什么话的话，那也是一句象这样的话。“唔，我不会说过是这样，也不会说过不是这样。”再不然，她也许会把目光掠过厨房最上层的架子（那儿放着各式各样覆满灰尘的瓶子），说道：“瞧你去年夏天贮藏起来的无花果你并没有吃掉多少。”
　　她们总在厨房里吃早饭时，处理最重要的事务。每天早晨，霍普韦尔太太总在七点钟起身，把她和乔伊的煤气炉点了起来。乔伊是她的闺女，一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姑娘，装有一条假腿。霍普韦尔太太把她看作一个孩子，虽然她已经三十二岁，还受过高等教育。乔伊总在母亲吃早饭的那当儿起来，蹒跚地走进洗澡房，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不一会儿，弗里曼太太总来到后门口。乔伊便听见她母亲叫唤一声，“快进来吧。”接着，她们就低声谈上一会儿，她们的谈话在洗澡房里根本就辨别不出来。等到乔伊走进厨房的时候，她们通常总谈完了天气预报，正在谈论弗里曼太太的女儿，不是谈格林尼丝，就是谈卡拉梅。乔伊管她们叫格利塞林和卡拉默尔①。格林尼丝十八岁，是一个受到许多人爱慕的红头发姑娘；卡拉梅是一个金发的姑娘，只有十五岁，可是已经结婚，怀孕了。她的胃里什么食物也受不住。每天早晨，弗里曼太太总告诉霍普韦尔太太，自从上次前来汇报以后，她又呕吐过多少次。
霍普韦尔太太喜欢告诉人家，格林尼丝和卡拉梅是她所知道的两个最出色的姑娘，有说服力曼太太象一位夫人，她可以把她领到任何地方去，介绍给她们可能会遇到的任何人，决不会感到羞愧。接下来，她就会讲到她最初是怎样碰巧雇用了弗里曼母女的，对她来说她们怎样是上天的恩赐，以及她怎样已经雇用她们四年了。她留用了她们这么久的原因是，她们并不是废物。她们是善良的乡下人。她们曾经说出一个人的姓名来，作为她们的保证人，她打过电话给那个人。据那个人告诉她，弗里曼先生是一个善良的农场主，不过他的妻子却是世上从未有过的最闹闹嚷嚷的女人。
“她件件事都得有份，”那个人说。“要是她在事情平静下去之前没有到场，那么她管保就死了，就是这么回事。你的事情她全都想知道。她丈夫我完全受得了，”他曾经这么说，“但是我和我太太在这地方对那个女人再多一分钟也受不了。”这使霍普韦尔太太踌躇了好几天。
　　结果她还是雇用了她们，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前来申请，但是在雇用之前，她已经拿定了主意，打算怎样应付这个女人。既然她是一个遇事非插手不可的人，霍普韦尔太太便作出决定，不仅要让她件件事都参加，而且要照料着她确实件件事都参加了——她准备把件件事的责任都交给她；她准备要让她去掌管。霍普韦尔太太自己并没有恶劣的品质，可是她却能以那样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利用别人的恶劣品质，以致她从来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她雇用了弗里曼母女，一用就是四年。
　　没有什么是完美无缺的。这是霍普韦尔太太最爱说的一句话。另外一句就是：这就是生活！还有一句，最重要的一句，是：嗳，其他的人也有他们的意见。她通常总在餐桌上用一种温和而坚决的口气说出这些话来，仿佛就她一个人持有这种见解。那个身材高大、行动笨拙的乔伊由于经常感到忿懑，脸上已经失去了一切表情，这种时候她总睁大眼睛，稍许向一旁瞪视着，她的蓝眼睛冷冰冰的，里面的神情就象一个人凭着意愿已经使双目失明，而且打算就这样保持下去那样。
　　当霍普韦尔太太对弗里曼太太说，人生就是这样的时候，弗里曼太太总说：“我自己也老这么说。”随便谁所想到的任何事情，没有不先被她想到的。她比弗里曼先生来得敏捷。当霍普韦尔太太和弗里曼太太在那地方呆了一会儿工夫之后，霍普韦尔太太对她说道：“你知道，你是车轮后面的车轮。”说完，她眨了眨眼。这时，弗里曼太太就说：“这我知道。我一向很敏捷。有些人是比别人敏捷一些。”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霍普韦尔太太说。
　　“是呀，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弗里曼太太说。
　　“世界上是得有各式各样的人。”
　　“我也总这么说。”
　　那姑娘吃早饭时已经听惯了这种对话；吃午饭时又听上一些；有时吃晚饭时她们也这么谈上一气。没有客人时，她们就在厨房里吃饭，因为在那儿吃可以随便一些。弗里曼太太总想法在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到来，看着她们吃完。如果是夏天，她就站在门口，可是冬天她总把一只胳膊肘儿放在冰箱顶上站在那儿，低头看着她们，再不然她就站在煤气炉旁边，把裙子的后部稍微提起一点儿。偶尔，她会靠墙站着，把头从一边晃向另一边。她随便什么时候都一点儿也不急着离开。这一切举动对霍普韦尔太太是很难堪的，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女人。她认识到，没有什么是完美无缺的，她在弗里曼母女身上找到了善良的乡下人，而且在这年头，如果你找到些善良的乡下人，那么你最好就尽力留住他们。
　　她跟废物打交道已经有过很不少的经验了。在弗里曼母女到来之前，她平均每年要更换一家佃户。这些农民的妻子可不是你乐意让她们在你身边呆很久的。霍普韦尔太太早已跟丈夫离了婚，所以需要一个人陪着她在田地上各处走走。当她不得不强迫乔伊来做这种事的时候，她说的话通常总非常难听，脸上的神气总非常阴沉，因此霍普韦尔太太总说：“你要是不能高高兴兴地来，我压根儿就不要你来。”那姑娘听到这话，总坚定地挺直肩膀站在那儿，脖子微微朝前伸着，一面回答说：“您要是要我去，我可在这儿——象我眼下这样。”
　　霍普韦尔太太由于乔伊那条假腿，总原谅她这种态度（那条腿是乔伊十岁那年，在一场打猎的意外事件中被枪打断的）。要霍普韦尔太太认识到，她的孩子已经三十二岁，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只有一条腿，这是很困难的。她仍旧把她当作一个孩子，因为如果她想到这个可怜的结实的姑娘已经三十多岁了，一次舞也没有跳过，或者说始终就没有怎样正常地玩乐过，她就满心难受。她的名字实在是叫乔伊，但是到她二十一岁，离开家以后，她立即通过法律手续把它改掉了。霍普韦尔太太确信，她曾经想了又想，直到她碰巧想到任何语言中最难听的那个名字。于是她便去把那个美丽的名字乔伊②改掉，在改掉之前根本没有告诉她的母亲。所以她的正式名字是赫尔珈。
　　霍普韦尔太太想到赫尔珈这个名字时，便想到一艘战舰的宽阔、单调的船身③。她不肯使用它。她继续管她叫乔伊，姑娘听到她这样叫唤也答应，不过完全是呆呆板板的。
　　赫尔珈学会了宽容弗里曼太太，因为弗里曼太太使她可以不陪母亲去散步。就连格林尼丝和卡拉梅也有用，她们有时把原来可能会针对这她的注意占了过去。起初，她以为自己容忍不了弗里曼太太，因为她发觉要对弗里曼太太粗鲁无礼是不可能的。弗里曼太太会莫名其妙地露出忿懑的神色；一连好几天，她都会绷着脸，可是她不高兴的原因却总是含糊不明的。一次直接的攻击，一个明显的斜眼蔑视，以及脸上流露出一清二楚的恶意——这些从来不能影响到她。有天，事先毫无迹象，她竟然管她叫起赫尔珈来了。
　　她并没有当着霍普韦尔太太的面这样叫她，因为那样，霍普韦尔太太会生气的，但是当她和这姑娘恰巧一块儿呆在宅子外面时，她总说上一句什么话，结尾加上赫尔珈这个名字。这个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乔伊—赫尔珈总双眉颦蹙，脸红起来，仿佛有人干涉了她的私事似的。她认为这个名字是她个人的私事。她最初想出这个名字来，纯粹是由于它声音难听，后来她才充分感到了这个名字很合式。她曾经幻想到这个名字象呆在炉里的那个丑恶、出汗的伏尔甘④那样起作用，女神一听见叫唤，大概就不得不到他面前去。她把这名字看作是她最高超的创作行为的名称。她的重大胜利之一是，母亲并没有能使她的尘土变为乔伊⑤，不过更大的一场胜利是，她却能自己把它变为赫尔珈。然而，弗里曼太太很感兴趣地使用这个名字，却激怒了她。那就仿佛弗里曼太太的锋利、明亮的小眼睛深深看透了她的脸庞，看到了某一个秘密的事实。她身上有件什么似乎吸引住了弗里曼太太。后来有一天，赫尔珈才认识到，那件东西原来就是她的假腿。弗里曼太太对于不为人知的传染病、隐而不现的残疾，对儿童们的行强等等的详情细节特别喜欢。至于疾病，她喜欢痼疾或不治之症。赫尔珈听见霍普韦尔太太向她细说过那次打猎的意外事件，那条腿事实上是怎样被打断的，她怎样始终并没有昏迷过去。弗里曼太太随时随刻都可以听着这件事，就仿佛它是一小时之前刚发生的。
　　早上，赫尔珈笨重地踱进厨房时（她走起路来可以不发出那种难听的声音，但是她却让它发了出来——这一点霍普韦尔太太可以肯定——因为那是一种刺耳的声音），她瞥了她们一眼，并没有说话。霍普韦尔太太总穿着她的大红晨衣，用碎布条把头发束在脑后。她总坐在餐桌旁，就快吃好早饭了；弗里曼太太胳膊肘儿由冰箱上向外支着，逗留在一旁，低头看着餐桌。赫尔珈总把鸡蛋放到炉子上去煮，自己合抱起胳膊站在前面。霍普韦尔太太望着她——是一种间接的凝视，又象是看她，又象是看弗里曼太太——心想女儿只要稍许振作起来点儿，就不会这么难看了。她的容貌并没有什么不好，一副讨人喜欢的神情总可以有帮助的。霍普韦尔太太说，遇事朝乐观方面看的人，即便长得不美，也会显得很美。
　　每回她这样望着乔伊时，心里总禁不住要感到，倘使这孩子没有拿博士学位，那么反而倒会好些。那个学位的确并没有使她怎样崭露头角。现在，她既然拿了，那也就不再有任何借口好再上学校去了。霍普韦尔太太认为，女孩子们上学校去玩乐玩乐是很不错的，可是乔伊已经“度过”那段时期了。不论怎样说，她身体不会很结实，可以再去上学了。大夫曾经告诉霍普韦尔太太，如果特别用心照料，乔伊也许可以活到四十五岁。她心脏比较弱。乔伊曾经明白表示，要不是因为这种情况，她就会远离开这些红土山岗和善良的乡下人了。她就会在一所大学里，向知道她在谈点儿什么的人讲学。霍普韦尔太太能够很清晰地想象她呆在那儿，看上去象个稻草人，对更多的人讲着同一个讲题。眼下，她整天走来走去，穿着一条穿了六年的裙子和一件黄色运动衫，上面印着一个凸出的褪色的骑马牛仔的图案。她认为这是很可笑的。霍普韦尔太太认为这是愚蠢的，只不过表明她还是一个孩子。她很有才气，然而她一点儿见识也没有。在霍普韦尔太太看来，她似乎一年年愈来愈不象别人，愈象她自己了——粗鲁傲慢，心怀歹意。再说，她还说了些那么离奇古怪的话！她对自己的母亲曾经说过——事先毫无迹象，也没有什么借口，在一顿饭吃到一半时一下站起身，脸色发紫，嘴里含着一些食物——“娘儿们！你曾经扪心自问过吗？你曾经扪心自问，瞧瞧自己并不是什么样的人吗，天哪！”她曾经这么喊道，接着又一下坐下，瞪眼望着她的盘子。“马尔布朗谢⑥说得不错：我们不是自己的光明！”霍普韦尔太太直到今天也想不明白，是什么使自己讲出那么一句话的。她引了这句评论，无非希望乔伊会听进去，微笑决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姑娘拿了博士学位；这使霍普韦尔太太完全搞不明白。你可以说：“我女儿是个护士，”再不然，“我女儿是个教师，”或者甚至说：“我女儿是个化学工程师。”你没法说：“我女儿是个哲学家。”这是一件随着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早已结束了的事。乔伊整天低着头坐在一张深深的椅子里读书。有时候，她出去散散步，不过她可不喜欢猫、狗、花、鸟、大自然或是友好的年轻小伙子。她望着友好的年轻小伙子，仿佛可以闻到他们的愚蠢气息似的。
　　有一天，霍普韦尔太太把那姑娘刚放下的一本书拿起来，随意地翻开。她念道：“另一方面，科学不得不另行表明其严肃认真的态度，说明它完全涉及事物的真相。‘无有’——就科学来说，它怎么会不是一件引起恐怖的事和一种幻象呢？如果科学是正确的，那么有一件事是固定不变的：科学对于‘无有’并不希望知道什么。这毕竟就是探讨‘无有’的绝对科学的方法。我们通过对‘无有’不希望知道什么而知道了这一点。”这几句话下面用蓝铅笔划了线；它们对霍普韦尔太太所产生的影响，就象一道莫名其妙的邪恶的符咒那样。她连忙把书合起来，走出房去，仿佛身上一阵发冷似的。
　　这天早上，姑娘走进厨房时，弗里曼太太正在议论卡拉梅。“晚饭后，她呕吐了四次，”她说，“夜晚三点钟以后又爬起来两次。昨儿，她什么事也没有做，就是在衣柜抽屉里乱翻。她所做的就是这件事。站在那儿，瞧瞧自己会碰上什么。”
　　“她非吃点东西不可，”霍普韦尔太太咕哝着，一面呷着咖啡，一面望着站在炉子前面的乔伊的脊背。她正想着，不知道这孩子对那个推销《圣经》的人说了点儿什么。她想象不出，乔伊跟他可能会交谈些什么。
　　他是一个又高又瘦、没戴帽子的青年人，前一天上门来向她们推销一本《圣经》。他出现在门口，提着一只黑色的大提箱，沉甸甸的，一手很费力，因此他不得不倚靠着门框。她眼看就象要垮下了，不过他却用愉快的声音说：“早，塞达斯太太！”一面把提箱放下来搁在垫子上。他并不是一个难看的青年人，尽管他穿了一身翠蓝色的服装和一双没有拉得很高的黄袜子。他脸上颧骨突出，一绺粘糊糊的褐色头发搭拉在前额上。
　　“我是霍普韦尔太太，”她说。
　　“噢！”他说，假装显得迷惑不解，不过两眼却闪闪发光。“我瞧见信箱上写着‘塞达斯’，所以我以为你是塞达斯太太哩！”他欢快地放声大笑起来。接着，他拾起那只提包，借着喘气，朝前跌进了她的门厅。那神气就好象提箱先摆动了，带动他向前似的。“霍普韦尔太太！”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说。“我希望您身体好！”他又笑了一声，然后脸上兀地一下完全严肃起来。他停住，正眼恳切地望望她，说：“太太，我是来讲很正经的事情的。”
　　“唔，进来，”她咕哝着，心里不太高兴，因为她的午饭已经差不多预备好了。他走进起居室，在一张直背的椅子边上坐下，把提箱放在两脚之间，朝着房间里四下瞥了一眼，仿佛在估量一下她那样。她的银器在两只餐具柜上闪闪发光；她断定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么精致的一间房里。
　　“霍普韦尔太太，”他开口说，把她的姓叫唤得听起来几乎很亲密，“我知道您很相信基督教礼拜式。”
　　“是呀，”她咕哝着。
　　“我知道，”他说，说完又停住，把头歪向一边，显得很机灵，“我知道您是位善良的太太。朋友们告诉过我。”
　　霍普韦尔太太从来不喜欢人家把她当傻瓜。“你卖什么？”她问。
　　“《圣经》，”青年人说，目光朝房间各处快快地扫了一眼，然后又说道：“我瞧您的起居室里没有一部家庭《圣经》，我瞧这是您缺少的一件东西！”
　　霍普韦尔太太没法说：“我闺女是个无神论者，不让我把《圣经》放在起居室里。”她把身子微微挺起来点儿，说道：“我把《圣经》放在床旁边。”这话并不是实情。它是放在顶阁上哪个地方。
　　“太太，”他说，“上帝的教训是应当保存在起居室里的。”
　　“唔，我想这是一个爱好的问题，”她开口说。“我想……”
　　“太太，”他说：“对一个基督教徒来说，上帝的教训除了在他的心里以外，还应当在宅子内的每一间房里。我知道您是一个基督教徒，因为我从您脸上的所有纹路中可以看得出来。”
　　她站起身，说：“嗐，青年人，我不想买一部《圣经》。我闻到我的饭快烧焦啦。”
　　他并没有站起身，却绞着双手，低头望着它们，同时，声音柔和地说：“唔，太太，我来告诉您实情——如今没有多少人想要买一部《圣经》。再说，我知道我实在很直率。有话就说，并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说真的，我不过是个乡下小伙子。”他抬眼朝她那不友好的脸上瞥了一下。“您这样的人绝不喜欢戏耍我这样的乡下人！”
　　“哟！”她喊道，“善良的乡下人是世上最好的人⑦啦！再说，我们全有不同的处世方法，要使世界发展，得有各种各样的人。这就是人生！”
　　“您说的一点儿不错，”他说。
　　“嗐，我认为世界上善良的乡下人还不够多！”她给激了起来，这么说。“我想毛病就出在这儿！”
　　他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色。“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哩，”他说。“我叫曼利?波因特，是威洛霍比郊外的乡下人，甚至不是来自一个地方，只是来自一个地方的附近。”
　　“你等一会儿，”她说。“我得去照料一下我的午饭。”她走到外面厨房里，发现乔伊站在门口，她一直呆在那儿听着。
　　“把世上最好的人打发走，”她说，“咱们吃饭吧。”
　　霍普韦尔太太受了伤害，朝她望了一眼，把蔬菜下面的火减弱下去。“我对谁也不能粗鲁无礼，”她嘀咕着，一面回到起居室去。
　　他已经把提箱打开，每个膝盖上放着一部《圣经》坐在那儿。
　　“你最好把这些收起来，”她对他说。“我一部《圣经》也不要。”
　　“我很谢谢您的诚实，”他说。“除非到很远的乡下去，要不就见不到真正诚实正派的人。”
　　“我看得出，”她说，“真正诚恳的人！”通过门缝，她听见有人哼了一声。
　　“我猜有许多小伙子都来告诉你，他们正在大学里用功读书，”他说，“不过我可不告诉您这种事。由于某种原因，”他说，“我不想上大学。我想把我的一生完全献给基督教工作。您瞧，”他放低声音说，“我心脏有毛病，也许活不了多久。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有毛病，可能活不了多久时，嗐，太太……”他停住，张开嘴，睁大眼睛望着她。
　　他和乔伊的情况竟然一样！她知道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但是她迅速定住了神，咕哝道：“你留下吃午饭，好吗？我们很乐意邀你！”不过她听见自己这么说，立刻又后悔了。
　　“好，太太，”他用羞窘的嗓音说，“我当然高兴这么做喽！”
　　乔伊在母亲把他介绍给自己的那当儿曾经望了他一眼，随后在整顿饭的时间里一直就没再去望他。他对她讲了几句话，但是她却假装没听见。霍普韦尔太太不明白她为什么故意粗鲁无礼，虽然她宽容了它；她觉得自己一贯不得不热情洋溢地去进行款待，以弥补乔伊的缺乏礼貌。她鼓励他谈谈他自己；他也就谈了。他说他是十二个孩子中的第七个，当他八岁的时候，父亲给压在一棵大树下。他给压得不象样子，事实上，几乎给劈成了两半，完全辨认不出来了。他母亲拚命干活儿，尽力硬撑着过下来；她总是照料着要她的孩子们上主日学校⑧，每天晚上读《圣经》。他如今十九岁，卖《圣经》已经卖了四个月啦。在这段时期里，他卖却了七十七部《圣经》，还得到人家答应，好再卖掉两部。他想成为一个传教士，因为他觉得那是你可以最有效地替人们服务的方法。“失去其生命的人将得到生命，”⑨他简朴地说。他是万分诚恳、万分真挚、万分热切的，因此霍普韦尔太太随便怎么也不会笑出来。他用一片面包挡住，不让豌豆滚到桌上，随后就用那片面包把盘里的卤汁吸了个干净。她可以看到乔伊斜眼瞅着他使用刀叉的神气；她也看到，每过几分钟，这个小伙子就锐利地、鉴赏地睃上那姑娘一眼，仿佛想引起她的注意似的。
　　饭后，乔伊把碟子从餐桌上收拾掉，走开了，撇下霍普韦尔太太去陪他谈话。他又向她谈了他的童年和他父亲遭到的意外，还谈了他自己所遭到的种种事情。每过五分钟左右，她就强忍住一个呵欠。他坐了两小时，最后她告诉他自己在镇上有一个约会，非走不可了。他把他的《圣经》收拾起来，谢过了她，预备告辞，但是到了门口他又停住，使劲儿握了握她的手，说他随便哪次外出，都没有遇见过一位象她这么好的太太，并且询问他可不可以再来。她曾经说过她将永远高兴看见她。
　　乔伊一直站在那条路上，似乎在望着远处一件什么东西。这时他走下台阶朝她走去，由于提着那只沉重的提包，所以身体向一侧倾斜。他走到她站着的地方止住了脚步，直接面对着她。霍普韦尔太太看不见他说了点儿什么，不过想到乔伊会对他说点儿什么，她就哆嗦起来了。她看得出过了一会儿，乔伊说了一句话，接下去那个小伙子又开口说话，还用空着的手做了一个激动的手势。过了一会儿，乔伊又说了一句别的话，小伙子听完后又开口说了起来。接下去，使霍普韦尔太太惊讶的是，她看见他们两个一块儿朝大门口走去。乔伊和他一路走到大门口。霍普韦尔太太想象不出他们彼此说了点儿什么，她还没敢开口去问。
　　弗里曼太太坚持要霍普韦尔太太注意她自己。她已经从冰箱旁边走到煤气炉前面，因此霍普韦尔太太不得不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以便显得是在洗耳恭听。“格林尼丝昨儿晚上又跟哈维?希尔出去啦，”她说。“她眼睛患了麦粒肿。”
　　“希尔，”霍普韦尔太太心不在焉地说，“是在汽车修理厂干活儿的那个人吗？”
　　“不是，他就是上按摩学校⑩的那个人，”弗里曼太太说。“她眼睛患了麦粒肿。已经有两天啦。据她说，那天晚上他送她回来的时候，说：‘让我来替你把这个麦粒肿治一治。’她说，‘怎么个治法呢？’他说，‘你就在那辆汽车的座椅上横躺下，我来治给你看。’她就照着他的话做了。他吧嗒按了一下她的颈子。他一连那样按了好几下，直到她叫他住手。今儿早上，”弗里曼太太说，“她的麦粒肿全好啦。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了。”
　　“这我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霍普韦尔太太说。
　　“他要她到法官办事处去和他结婚，”弗里曼太太说下去，“她对他说，她可不用什么仪式结婚。”
　　“唔，格林尼丝是个好姑娘，”霍普韦尔太太说。“格林尼丝和卡拉梅姐妹俩都是好姑娘。”
　　“卡拉梅说，她和莱曼结婚的时候，莱曼说他当然感到是神圣的。她说莱曼讲，他可不乐意拿五百块由一个传教士来主持婚事。”
　　“他乐意拿多少呢？”乔伊从煤气炉旁边问。
　　“他说他不乐意拿五百块，”弗里曼太太又说了一遍。
　　“唔，我们大伙儿都有活儿要做，”霍普韦尔太太说。
　　“莱曼说，他觉得这样只有更神圣点儿，”弗里曼太太说。“大夫要卡拉梅吃梅脯。说不用吃药。又说那一阵阵腹痛是由于压迫。你知道我认为是在哪儿吗？”
　　“她再过几星期就会好点儿的，”霍普韦尔太太说。
　　“在管道⑾那儿，”弗里曼太太说。“要不然她不会这么不舒服的。”
　　赫尔珈把她的两只鸡蛋啪的一声敲开，放在一只小碟子里，正把它们和一杯倒得太满的咖啡一起端到餐桌上来。她当心地坐下，吃了起来，打算问长问短来把弗里曼太太留在那儿，如果她为了任何理由露出想要离去的意思的话。她可以觉察到母亲的目光盯视着她。第一句绕着弯问出来的话，就会是关于那个推销《圣经》的小伙子的；她不希望把这种询问招引出来。“他怎么吧嗒按一下她的颈子呢？”她问。
　　弗里曼太太于是描摹了一番他是怎样按她颈子的。她说他有一辆五五年的默丘里牌汽车，可是格林尼丝说，她宁愿嫁给一个只有一辆三六年的普利茅斯牌、却乐意请个传教士主持婚礼的人。乔伊问她，要是他只有一辆三二年的普利茅斯牌，那怎么样。弗里曼太太说，格林尼丝所说的是一辆三六年的普利茅斯牌。
　　霍普韦尔太太说，没有许多姑娘具有格林尼丝的见识。她说，她喜欢那些姑娘的就是她们的见识。她说这使她想起，她们昨儿有位很好的客人，一个推销《圣经》的年轻人。“啊呀，”她说，“他当时叫我厌烦得要死，不过他为人倒非常老实、非常诚恳，我对他不能不礼帽。他只不过是善良的乡下人，你知道，”她说，“——只不过是世上最好的人。”
　　“我瞧见他走进来，”弗里曼太太说，“随后——我瞧见他离去。”赫尔珈可以感到她嗓音的微微变动，那种微微的暗示，说他并不是独自一个离去的，对不对呢？她的脸上仍旧毫无表情，不过她连颈子都红起来了，接下去舀的一勺儿鸡蛋似乎是吞咽下去的。弗里曼太太望着她，仿佛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秘密似的。
　　“嗨，使世界发展，得有各种各样的人，”霍普韦尔太太说。“我们全不一样，这是一件好事。”
　　“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相象，”弗里曼太太说。
　　赫尔珈站起身，笨重地走进房去，响声比应有的强两倍；她把房门锁上，因为十点钟她将在大门口会见那个推销《圣经》的小伙子。她把这件事考虑了大半夜，最初把它想作一个大笑话，接着又开始看到它深切的含意。她曾经躺在床上，想象着他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面上极其愚蠢，但是内里却到达了任何一个推销《圣经》的人都不会意识到的深度。她们前一天的谈话就是这种性质的。
　　前一天，他在她面前站住，就那样立在那儿。他的脸瘦削发光，满是汗水，脸当中是一个尖尖的小鼻子，那种神气跟他在餐桌上时并不一样。他正用公然好奇的神情，用恋恋不舍的神情，凝视着她，象一个孩子在动物园里看着一种奇异的新动物那样。他正在喘息，仿佛他跑了一大段路才到达她面前似的。他的目光不知怎么似乎很熟悉，可是她想不起以前在哪儿有人那样注视过她。几乎有一分钟，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接下去，他似乎吸一口气那样小声说：“你曾经吃过一只刚孵出两天的小鸡吗？”
　　姑娘毫无表情地望着他。他可能只是在一个哲学团体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来供人们考虑。“吃过，”她不一会儿这么回答，仿佛已经从各个方面考虑过了。
　　“它一定非常小！”他得意扬扬地说，神经质地小声格格笑着，浑身上下颤动起来，脸色变得通红，最后才平息下去，十分爱慕地凝视着。姑娘的神情始终毫无变化。
　　“你多大岁数了，”他轻声问。
　　她等了一会儿才回答。接着，她用平淡的声音说：“十七岁。”
　　他接连笑了几次，象波浪打破一片小湖的湖面那样。“我瞧见你有一条木腿，”他说。“我认为你真勇敢。我认为你真可爱。”
　　姑娘茫然地、坚定地、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
　　“陪我走到大门口去，”他说，“你是个勇敢、可爱的小东西。我瞧见你从门外走进来的时候，立刻就很喜欢你。”
　　赫尔珈朝前走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低眼看着她的头顶微笑。
　　“叫赫尔珈，”她说。
　　“赫尔珈，”他嘟哝了一声，“赫尔珈，赫尔珈。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谁的名字叫赫尔珈。你很怕羞，是吗，赫尔珈？”他问。
　　他点点头，注视着他的红通通的大手抓住那只巨大提包的把手。
　　“我喜欢戴眼镜的姑娘，”他说。“我好动脑筋。我可不象脑子里从来不曾认真细想过一回的那种人。这是因为我可能会死。”
　　“我也可能会死，”她突然说，一面抬起脸望着他。他的褐色眼睛很小，这时候狂热地闪闪烁烁。
　　“听着，”他说，“你认不认为有些人因为具有种种共同之处等等，所以注定该聚在一起呢？象那些全喜欢认真细想的人等等？”他把提包换到另一只手上，这样靠近她的一只手便空出来了。他握住她的胳膊肘儿，稍微摇了摇。“我星期六不工作，”他说。“我喜欢到森林里去走走，看看大自然穿戴着点儿什么。爬山过岭，到老远去。举行野餐等等。我们可不可以明儿出去野餐一次呢？答应吧，赫尔珈，”他说，同时好象快要死去那样望了她一眼，仿佛感到内脏就要全掉出来那样。他甚至还把身子朝她微微歪下一点儿。
　　夜间，她曾经想象到自己勾引了他。她想象他们俩在那地方行走，直到他们走到了后面两片田地以外的那座谷仓那儿。她想象着到那儿之后，出现了那样一种情况，她轻而易举地便勾引了他。随后，当然罗，她不得不对付他的悔恨。真正有才华的人甚至可以把一种想法传达给一个智力低劣的人。她想象自己控制住了他的悔恨，把那种情绪变成了对生活的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她把他的羞愧全部打消，把它变成了一种有用的力量。
　　十点正，她出发朝大门口走去，逃避开没有引起霍普韦尔太太的注意。她没有带什么吃的东西，望了出去野餐通常总得带点儿吃食。她穿了一条宽大的裤子和一件肮脏的白衬衫。后来一想，她又撒了点儿瓦佩克斯⑿在衬衫衣领上，因为她没有任何香水。她走到大门口时，一个人也没有。
　　她朝那条空荡荡的大道两头张望，心里很忿慨地感到自己被哄骗了，他只是想要使自己照着他的意思走到大门口来。接下来，他突然从对面路堤上一片矮树丛中高高地站了起来，笑嘻嘻地摘下了一顶阔边、崭新的帽子。他前一天并没有戴这顶帽子。她心里想着，不知他是不是专为这次出外野餐而购买的。帽子是黄褐色，有一道红白两色的带子环绕着，戴在他头上稍微嫌大了点儿。他从矮树丛里走出来，仍旧提着那只黑提包，身上仍旧穿着那身服装和那双黄袜子，由于行走，袜子朝鞋子里缩了下去。他走过大道，说：“我知道你会来！”
　　姑娘心里有点儿愠怒地感到纳闷，他怎么会知道这一点的。她指着那只提包问道：“你干吗把《圣经》也带来？”
　　他挽着她的胳膊肘儿，笑嘻嘻地低眼望着她，仿佛不能停下。“你决没法说多会儿需要上帝的教训，赫尔珈，”他说。有一刹那她心里怀疑，不知这件事是不是当真发生了。接着，他们攀登上了路堤。他们往下走进牧草地，朝森林走去。小伙子在她身旁轻快地走着，脚尖着地，一步一跳。提包今天似乎并不太重；他甚至还晃动它。他们在那片牧草地上走了一半路都没说一句话，接着他一手很轻松地搂住她的腰，柔声问道：“你的木腿接在那个部位？”
　　她骤然生起气来，睁大眼睛望着他。有一会儿，小伙子显得有些窘。“我并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他说。“我的意思只是说，你非常勇敢。我猜上帝一准保佑着你。”
　　“不，”她说，两眼朝前望着，走得很快，“我连上帝也不相信。”
　　他听到这话，停住，吹了一声口哨。“不信！”他喊着说，仿佛他太惊讶了，什么别的话也说不出来。
　　她往前走去。一刹那后，他又在她身旁一步一跳地行走，一面用帽子扇着。“就一个姑娘来说，这很特别，”他说，同时用眼角瞟着她。等他们到了森林边上，他又用手搂住她的腰，一句话没说就使她贴紧了他，热烈地吻了她一下。
　　这一吻里压力多于情感，但是却使姑娘身上的肾上腺素骤然大增，是一个人简直可以从一所着火的房子里把一只装满东西的皮箱拎出去，不过就她来说，这股力量顿时到了头脑里。甚至在他放松她之前，她的头脑好歹都是清醒的、超逸的、嘲弄的，正从老远带着感到又有趣又可怜的心情打量着他。以前，始终没有人吻过她。她很高兴地发现，这是一次寻常的经历，而且完全受着脑力的控制。有些人可能会欣赏阴沟里的水，如果有人告诉他们那是伏特加⒀的话。等小伙子带着一脸期待盼望而又捉摸不透的神情，把她轻轻放开以后，她转过身往前走去，什么话也没说，仿佛这种事对她说来稀松平常。
　　他气喘吁吁地跟在她身边行走，看见有个树根可能会把她绊倒时，便伸手来搀扶她。他抓住蒺藜藤子歪歪斜斜的长叶片，把它们往后推去，直等到她走了过去。她在前面领路，他沉重地呼吸着跟在后面。随后，他们出来到了一片阳光灿烂的山坡上，它徐徐倾斜向下，伸入另一片稍许小点儿的山坡。再往前，他们可以看见贮藏多余干草的那座老谷仓生了锈的仓顶。
　　山岗上遍布着粉红色的矮小杂草。“那么你将得不到拯救罗？”他突然停住脚，问。
　　姑娘笑了。这可是她破题儿第一遭对他微笑。“在我的经济核算中⒁，”她说，“我得救了，你下地狱，不过我告诉过你我不相信上帝。”
　　看来没有什么可以破坏小伙子脸上的爱慕神色。这时他凝视着她，仿佛动物园的那只奇异的动物把爪子从铁栅里伸出来，亲昵地捅了他一下似的。她认为他那样子好象又要吻她了，于是趁他还没有机会之前，忙朝前走去。
　　“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坐下一会儿吗？”他低声问，快到结尾时声音变得很轻。
　　“在那座谷仓里可以坐下一会儿，”她说。
　　他们迅速朝那里走去，仿佛谷仓会象一列火车那样驶走似的。那是一座很大的两层楼的谷仓，里面阴凉、黑暗。小伙子指着通上统楼的梯子，说：“咱们不能到那上面去，这太可惋惜啦。”
　　“咱们干吗不能上去？”她问。
　　“因为你的腿，”他恭敬地说。
　　姑娘鄙夷地望了他一眼，用两手抓住梯子，向上攀登。这时他站在下面，一副敬畏的样子。她很利索地进了那个入口，然后往下看着他说：“嗨，要上来就上来呗。”他也攀登上去，手里提着那只提箱很不灵便。
　　“咱们不会需要《圣经》的，”她说。
　　“这谁知道，”他喘息着说。在他进入统楼之后，他又喘了一会儿气。她已经在一堆麦秆上坐下。一片很阔的阳光，里面充满了尘埃，斜照到她身上。她往后靠在麦捆上，脸转向别处，由谷仓的正门望出去，干草就是在那儿从大车上投掷进统楼上来的。那两片斑斑驳驳呈现出粉红色的山坡，后面衬着黑压压隆起的一片森林。天空蔚蓝，万里无云。小伙子在她身旁坐下，一只胳膊伸到她身后，一只胳膊放在她身前，有条不紊地亲起她的脸来，象鱼一样发出些细微的声音。他并没有摘下帽子，只把它推到后脑勺上不碍事的地方。后来，她的眼镜变得有些妨碍，他就把它从她脸上摘下，匆匆地收进自己的口袋去。
　　姑娘起初对任何一次亲吻都没有作出反应，但是不久，她也开始亲他，而且亲了几次他的面颊之后，便低下去吻他的嘴，流连在那儿，一再吻他，仿佛企图把他的呼吸全部吸走似的。他的呼吸十分清新，象一个孩子似的；那些亲吻全粘糊湖的，也象一个孩子似的。他咕哝着说他爱她，又说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爱上了她，不过这种咕哝就象由母亲正在哄着睡觉的一个孩子发出的烦躁的梦呓。在这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没有失去理智，或者可以说，理智始终没有一刹那被情感占了上风。“你还没有说过你爱我哩，”最后，他小声说，一面从她身边往后退开一点儿。“你得说一句。”
　　她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望进那片穹隆的天空，然后低下来望望一道黑森森的山岗，再向下望进两片看来象是上涨的绿莹莹的湖水的地方去。她没有认识到他已经把她的眼镜拿去了，不过这片景色在她看来，不会显得很特别，因为她对自己的环境难得仔细地加以注意。
　　“你一定得说，”他又说了一遍。“你一定得说你爱我。”
　　她对于自己如何表态一向很当心。“就某种意义讲，”她开口说，“如果泛泛地使用这个词的话，你不妨这么说。不过这可不是我使用的词儿。我并没有什么幻想。我是一个那种看透了一切，一直看到无有的人。”
　　小伙子蹙起脸来。“你一定得说。我已经说了，你一定得说，”他说。
　　姑娘几乎是温柔地望着他。“你这可怜的小娃娃，”她低声说。“你不明白，这只有好，”说完她抱住他的脖子，把他的脸拉下来贴着她。“咱们都得下地狱，”她说，“不过咱们有些人已经把蒙着眼睛的布去掉，看到并没有什么可看的。这就是一种拯救。”
　　小伙子惊讶的眼睛茫然地从她的发根之间望过去。“好吧，”他几乎是哭声地说，“可是你爱我不爱我呢？”
　　“爱，”她说，接下来连忙又加上一句，“就某种意义讲。不过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事。咱们之间绝不可以有什么欺骗的行为。”她把他的头抬起来，盯视着他的眼睛。“我已经三十岁了，”她说。“我拿了好几个学位。”
　　小伙子一脸恼怒而固执的神气。“我不在乎，”他说。“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你所做的一切。我只想知道你爱我不爱我？”说完，他一把紧搂住她，狂暴地连连亲她的脸，直到她说了，“我爱，我爱。”
　　“好吧，”他说，一面放开了她。“那么证明一下。”
　　她笑了，两眼蒙眬地向外望着变动不定的景色。她甚至还没有打定主意想试一试，就已经勾引了他。“怎样来证明呢？”她问，觉得应当稍许延宕他一下。
　　他探身向前，把嘴凑近她的耳朵。“给我看看你的木腿接在哪儿，”他小声说。
　　姑娘急剧地轻轻喊了一声，脸上立刻变得毫无血色。使她大吃一惊的，倒不是这个猥亵的提议。童年时期，她有时不免感到羞愧，但是教育把那种情绪的最后一丝痕迹全都消除了，象一个高明的外科大夫切除肿瘤那样。她对于他的要求不会再感到羞愧，就象她不会相信他的《圣经》那样。不过她对于这只假腿就象孔雀对于它的尾巴那样敏感。除了她自己外，谁也不曾碰过它。她私下里照料着它，几乎把自己的眼睛也避开，就象有人照料自己的灵魂那样。“不成，”她说。
　　“我知道，”他坐起身，咕哝着。“你只是戏弄我，把我当傻瓜。”
　　“哦，不是，不是！”她喊道。“它接在膝盖这儿。不过在膝盖这儿。你为什么要看？”
　　小伙子炯炯地盯着她望了好一会儿。“因为，”他说，“就是它才使你与众不同的。你不象随便哪个别人。”
　　她坐在那儿，睁大眼睛望着他，脸上和清冷碧蓝的圆眼里没有一丝迹象表明这句话打动了她。与此相反，她感到自己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撇下她的头脑在抽吸她的血液。她断定自己生平第一次面对着真正单纯无知的人了。这个小伙子以超出智慧以外的一种本能，提到了她的实情。过了一分钟，她嘶哑地高声说：“好吧。”那情形就象是完全向他屈服，就象是她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又奇迹般地在他的生命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命。
　　他开始轻轻地把那只松弛的裤腿卷了上去。假腿穿着白色短袜和褐色平地鞋，用一种象帆布那样很厚的料子包扎着，头上是一只很难看的接合器，附在那只断腿上面。小伙子卷起裤腿，露出这一部分时，脸上的神情和说话的声音都是十分恭敬的。他说：“现在，做给我看看怎样取下，怎样装上。”
　　她为他取下来，又把它装上去，然后他自己取下来，十分体贴地握住它，仿佛是真腿一样。“你瞧！”他一脸高兴的孩子的神气说。“现在，我也会取下、装上啦！”
　　“快给我装上，”她说，心里想着自己会跟他一块儿逃走，每天晚上他就会把假腿帮她取下，每天早晨再帮她装上。“快给我装上，”她说。
　　“等会儿，”他低声说，一面把它竖起来放在她拿不到的地方。“把它撇开一会儿。你有我啦。”
　　她惊慌地喊了一声，可是他把她推倒下，又亲起她来。她没有那条假腿，觉得完全得依赖他。她的头脑似乎完全停止了思想，正从事于它不大适合的某种其他功能。种种不同的神情在她的脸上飞快地来来去去。每隔一会儿，小伙子就往后瞥上一眼竖在那儿的那只假腿，他的两眼象两只钢钉。最后，她把他推开，说：“现在，替我装上吧。”
　　“待会儿，”他说。他把身子倚向另一边，把提包拉过来，打开。提包内有浅蓝碎花的衬里，只装有两部《圣经》。他取出一部来，把封面打开，里面是空的，盛着一小瓶威士忌，一副纸牌，以及一只蓝色的小盒子，上面印有一些字。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她面前，每次只放一件，摆成中间空开相等间隔的一排，象一个人在一位女神的神殿上贡献祭品似的。他把那只蓝盒子放到她手里。这种产品只用来预防疾病，她看了看，把它放下。小伙子正在把长颈酒瓶的盖子拧开。他停住，含笑地指指那副纸牌。那不是一副寻常的牌，而是一副每张牌背面都有一幅诲淫图画的牌。“喝一大口，”他说，先把酒瓶递给她。他把酒瓶递到她面前，可她象一个中了催眠术的人那样，一动也不动。
　　到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嗓音几乎有着一种央告的声调。“你难道不是，”她咕哝着，“你难道不是善良的乡下人吗？”
　　小伙子昂起头来。那神气就仿佛他刚开始明白，她也许是想侮辱他。“是呀，”他说，把嘴唇微微翘了起来，“不过这压根儿没法拦住我。我随便哪一天都跟你一样善良。”
　　“把我的腿给我，”她说。
　　他用一只脚把假腿推得更远。“来吧，让咱们开始快活一下，”他哄骗说。“咱们彼此还不够十分了解。”
　　“把我的腿给我！”她尖叫起来，想扑过去取它，可是他轻易地就把她又推倒下了。
　　“你忽然一下这是怎么了？”他问，一面皱起眉头，把长颈瓶的盖子拧上，迅速放回那部《圣经》里去。“刚才一会儿，你说你什么也不相信。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哩！”
　　他的脸几乎气得通红。“你是一个基督教徒！”她咬牙切齿地说。“你真是个好基督教徒！你就象他们所有的人一样——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你可真是个完美无疵的基督教徒，你是……”
　　小伙子的嘴愤怒地紧抿着。“我希望你并不认为，”他用傲慢、愤怒的音调说，“我会相信这套废话！我可以卖《圣经》，但是我知道该做点儿什么。我并不是昨儿才诞生的，我知道自己在朝什么方向走！”
　　“把我的腿给我！”她尖声叫着。他飞快地一下跳起身，因此她几乎没有看到他把纸牌和那只蓝盒子收进那部《圣经》去，再把《圣经》丢进提包。她看见他一把抓住假腿，随后有一刹那她看见假腿孤零零地斜放在提包里面，两头每面搁着一部《圣经》。他砰的一声把盖子关上，一把抓起提包，把它一摆伸出了入口，接着自己也穿过入口下楼去了。
　　等他全身都下去了，只剩下他的头时，他回过脸，看了看她，这时脸上已经不再有任何爱慕的神色了。“我收集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他说，“有一次，我这样弄到了一个女人的玻璃眼睛。你也不要认为你会逮住我，因为波因特并不是我的真姓。我每到一家就用一个不同的姓，而且哪儿也不呆上多久。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赫尔珈，”他说，使用这个名字就仿佛他并不多么重视它那样，“你也并不多么精明。从我出世以来，我就什么也不相信！”说完，那顶黄褐色的帽子由入口那儿下去，不见了。姑娘被撇下来，坐在麦秆上尘蒙蒙的阳光里。等她把异常激动的脸转过去朝着那个入口时，她看见他的蓝色身形⒂衬着斑驳碧绿的湖水尽力往前走去。
　　霍普韦尔太太和弗里曼太太正呆在后面那片牧草地上挖洋葱。她们一会儿工夫后看见他从森林里走出来，越过牧场朝大道走去。“唷，那看起来象是昨儿想卖一部《圣经》给我的那个迟钝的好青年嘛，”霍普韦尔太太眯起眼睛瞅着说。“他一定是到后面那一带去把《圣经》卖给黑人。他那么单纯，”她说，“不过我猜要是咱们全都那么单纯，世道就会好多啦。”
　　费里曼太太也把目光朝那儿望去；她刚瞥见他，他就到了山岗下面不见了。接着，她把注意力又回到正从地上拔起来的那个味道难闻的洋葱苗上。“有些人不会那么单纯，”她说。“我知道我就决不会那样。”

　　①格利塞林（Glycerin）是“甘油”；卡拉默尔（Caramel）是“焦油”。
　　②乔伊（Joy）意为“欢乐”。
　　③英语“船身”、“船壳”为hull，读音跟赫尔珈相近，所以这么说。
　　④罗马神话中，火与锻冶之神，系主神朱庇特与天后朱诺之子，据说他袒护朱诺，反对朱庇特，被朱庇特从天上掷下来，跌断了一条腿。
　　⑤根据罗马神话，朱庇特命令火神伏尔甘用粘土制成了潘多拉，人类的第一个女性。
　　⑥马尔布朗谢（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哲学家。
　　⑦“世上最好的人”（直译是：“世上的盐”），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
　　⑧教会办的在礼拜天传授《圣经》知识给儿童的学校。
　　⑨这句话是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九节。
　　⑩原文是chiropracter school，指用手按摩脊柱治疗法的学校。
　　⑾指输卵管。
　　⑿大抵是一种香粉的商标。
　　⒀苏联产的一种烈性烧酒。
　　⒁英语中“储蓄”和“获得拯救”都是save，所以这么玩笑地说。
　　⒂他穿着一身翠蓝色的服装，故云。

　　（阿壳、冯俊华录入）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识时务者为俊杰
(本篇又译为《上升的一切一定会汇合》)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屠 珍 译

　　医生告诉朱利安的妈妈由于她血压高而必须减轻二十磅体重，因此每逢星期三晚上，朱利安就得陪她乘公共汽车进城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开设的减轻体重班去锻炼。这个减重班是个专为体重在一百六十五磅到两百磅之间的、五十岁以上的在职妇女开设的。他的母亲在这个班里真算是比较苗条的一个，可是她说女人在年龄或体重方面是向来不说实话的。自从公共汽车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分坐制之后，她就不愿意夜间独自去搭乘公共汽车了，另外也因为去减重班锻炼是她很少几项娱乐之一，对她健康也大有好处，而且又是免费，她就要求朱利安至少考虑到她的养育之恩而能麻烦一下陪送她去上课。朱利安并不想考虑她的养育之恩，不过每到星期三晚上他总是打起精神送她走一趟。
　　她站在门厅的镜子前面，戴上帽子，差不多准备要走了；他呢，两只手背在身后，活象圣萨巴斯丁①等待箭射穿他的身子那样，站在门框那儿等着。那是顶新帽子，花了她七块半钱。她一个劲儿嘟囔着：“也许我不该花那么多钱买它。对，我不该买。我不戴了，明天就去把它退掉。我压根儿就不该买这顶帽子。”
　　朱利安冲天翻了翻眼。“不，您应该买它，”他说。快戴上，咱们走吧。”那顶帽子真是难看透了。紫丝绒的帽檐一边向下耷拉，一边向上翘着；其它部分是绿色的，看上去象个掏光了枕芯的靠垫。他认为与其说它滑稽可笑，还不如说它时髦而哀婉动人。对他来说，她引以为乐趣的种种事物都是微不足道的，叫他感到不愉快。
　　她又一次把帽子举起来，慢慢戴在脑袋上。她那红润的脸盘儿两端滋着两绺灰发，可她那对蔚蓝色的眼睛却显得天真无邪，当年她十岁时就肯定是这个样儿，如今依然如故。她是个寡妇，为了供养她的儿子吃穿，送他上学受教育而劳累奔波，她至今还在养活他，“直到他能自己站住脚跟为止”；要不是如此，她甚至可能是个他得带着进城去玩的小姑娘咧。
　　“挺好，挺好，”他说。“咱们走吧。”他开门先走出去，好让她跟上来。天空紫阴阴的，衬着它的那排房子显得特别灰暗扎眼，尽管没有两幢是相同的样式，却都是那种肝色的鳞茎状的大型建筑物，丑陋不堪。四十年前这一带曾是高级住宅区，因此他母亲坚持认为在这里租一套公寓房子住倒挺不错。每座房子的四周都围着一圈窄窄的土地，里面经常坐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孩子。朱利安朝前走去，两只手揣在兜儿里，脑袋向前低探着，两眼呆滞，表现出他在这段为了使她高兴而自己作出牺牲的时间里决定保持麻木不仁。
　　大门关上了，他回头看到那个顶着俗不可耐的帽子的矮胖人影向他走来。“算了吧，”她说，“一个人只活一次，我即使买这顶帽子吃了点亏，内心至少还算踏实。”
　　“早晚有一天我也会开始挣大钱的，”朱利安阴郁地说——他心里明白自己其实永远也办不到——“到那时，您只要一心血来潮就可以买一顶这种滑稽的帽子。”不过，他们首先得迁居。他心里在想象一处住宅，两边最近的邻居也至少得相距三里远才好。
　　“我觉得你干得还不错嘛，”她一边戴上手套，一边说。“你刚出校门一年。罗马也不是一天就建起来的呀。”
　　在减重班上，很少有几个人象她那样戴着帽子和手套来上课，而且还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儿子。“别着急，”她说，“何况这个世界是这样乱糟糟的。这顶帽子我戴着比其他任何女人戴着都好看，虽然她一把它拿出来，我就说：‘快把那个玩意儿放回去，我才不会戴它呢，’可她说：‘等您戴上瞧瞧再说嘛，’她一给我戴好，我就说：‘咳，’于是她说：‘您要是问我的意见呀，我得说这顶帽子抬举了您，您也抬举了这顶帽子，况且，’她又说，‘戴上这顶帽子，您内心就会踏实。’”
　　朱利安心想如果她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个又酗酒又冲他尖声叫唤的老母夜叉的话，他倒更能很好地容忍自己这份命运。他十分沮丧地跟在她身旁走着，好象在这种自我牺牲之中失去了自信心。她一眼望到他那张由于失望和不高兴而耷拉得挺长的面孔，便面带忧愁的表情突然停下来，往回揪他的胳臂。“等我一下，”她说。“我马上回家摘掉这顶玩意儿，明天就去退掉。我买它时，头脑不大清醒。我原本可以用这七块五角钱付煤气费。”
　　他猛地揪住她的胳臂。“您甭拿回去了。”他说。“我喜欢这顶帽子。”
　　“那，”她说，“我就不……”
　　“别说啦，您就高高兴兴地戴着吧，”他喃喃说，心情更加沮丧。
　　“这个世界给搞得这样乱七八糟，”她说，“咱们居然还能自得其乐，可也真是邪门儿。我告诉你说，现在可真是乾坤颠倒喽。”
　　朱利安叹了口气。
　　“当然，”她说，“你如果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哪儿都可以去。”每次他陪她去减重班，她都要说一遍这套话。“那个班里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咱们这样的人，”她说，“不过我对谁都能以礼相待。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们才不在乎您那份礼貌呢，”朱利安粗暴地说，“知道自己的身份只对一代人有效。您现在根本一点也没闹清您现在的地位和身份。”
　　她站住，瞪视着他。“我当然知道我现在的身份，”她说，“可你要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可真为你害臊。”
　　“哎呀，算了吧，”朱利安说。
　　“你曾祖父当过这个州的一任州长，”她说。“你爷爷是个能干的阔地主。你奶奶是戈德海伊家族的。”
　　“您能不能张眼四下里看一看，”他紧张地说，“您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他猛地一甩胳臂，指着左邻右舍；天色虽然渐渐暗下来，至少还没使这一带模糊不清。
　　“你得保持你的身份，”她说。“你曾祖拥有一个庄园，还有两百个奴隶。”
　　“现在已经没有奴隶了，”他不耐烦地说道。
　　“他们当奴隶的时候比现在过得还要好，”她说。他哼了一声，好叫她别再扯这个话题。她每隔几天就会象一辆驶行在开阔的轨道上的火车那样运转到这个题目上去。至于对那条道，他熟悉每一站，每一个联轨点和沿途每一处沼泽，而且也熟知她会堂而皇之地到站，把结论下在哪一点上：“这简直太离奇了。根本就不现实。他们应该站起来，对，不过得在他们自己的篱笆那边才对。”
　　“别扯这个了，”朱利安说。
　　“我最替那些黑白混血的人难过，”她说，“他们可真是一场悲剧。”
　　“别再扯这个啦，行不行？”
　　“咱们要是一半白种人，就准会有混合感情了。”
　　“我现在就有混合感情，”他嘟嚷道。
　　“得了，咱们还是谈点有趣儿的事吧。”她说。“我还记得当初我是小姑娘的时候去爷爷家的情景。当时那所房子有双排楼梯通到真正的二层楼——烧饭做菜都在一层楼。我那时就喜欢呆在厨房里，因为那儿四面墙的气味好闻。我会搬在那里把鼻子紧贴在护墙板上做深呼吸。那个地方其实是戈德海伊家的产业，可是你爷爷切斯特尼替他们付清了抵押借款，给他们保留了下来。他们那时过着比原来要紧缩的穷困日子，”她说，“不管紧不紧缩，他们可从来没忘记自己的身份。”
　　“肯定是那所腐朽的宅邸总在提醒他们吧，”朱利安喃喃说。他一谈到它，没有一次不带着轻蔑的口气，可是一想到它，又没有一次不带着怀念的心情。他幼年在那所房子还没给卖出去之前曾经去看过一次。双排楼梯已经腐烂，给拆掉了，里面住着黑人。但是留在他脑子里的印象却是他母亲所熟悉的那种旧日的形象。他经常在梦中见到它。他会站在宽敞的廊子里，听橡树叶子沙沙作响，然后漫步穿过高屋顶的门厅，进入客厅，凝视那些破旧的地毯和褪了色的帷帘。他觉得是他本人而不是她才能真正欣赏这一切。比起任何别的他叫得出来的东西，他更喜欢那所府邸陈旧的雅致；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后来所住的几处地区都叫他难以忍受——而她却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别。她说自己的迟钝感觉“正在调整”。
　　“我还记得我那个老黑奴奶妈卡萝琳。世上没有再比她更好的人啦。我一向对我的黑人朋友十分敬重，”她说。“我情愿为他们做任何事，可他们……”
　　“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能不能别再扯这个话题？”朱利安说。他每次独自乘上一辆公共汽车，总是决心要坐在一个黑人身旁，好象是为了赎他母亲的罪似的。
　　“你今天晚上火气可真大啊，”她说，“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啊？”
　　“我哪儿都挺舒服，”他答道。“现在就别往下扯啦。”
　　她噘起嘴唇。“嗯，你今天情绪可真够坏的，”她提醒道。“我再也不跟你说话啦。”
　　他俩来到公共汽车站。汽车连一点影子还都没有呐，朱利安依然把手揣在兜儿里，探头瞪视着空荡荡的街道。那种不得不在车站等着登上公共汽车的沮丧心情开始象一只烫手那样串到他的脖颈那儿。他母亲痛苦地叹口气，才使他意识到她在场。他愁眉苦脸地瞧她一眼。她戴着那顶就象是她想象中的一面高贵的旗帜似的、怪里怪气的帽子，把身子挺得笔直。他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有意打乱她这种兴致的歪念头。他忽然把自己的领带解开，揪下来，放进口袋里。
　　她不高兴了。“你为什么每次陪我进城都要弄出这副模样来呢？”她说。“你干吗要存心叫我难堪呢？”
　　“您要是永远闹不清自己的地位，”他说，“至少可以闹清我的地位。”
　　“你这副样子活象一个——恶棍，”她说。
　　“那我必定就是一个呗，”他喃喃地说。
　　“我回家了，”她说。“我不想打搅你。你如果连这么点小事都不肯为我着想……”
　　他朝天翻翻白眼，又把领带系好。“恢复我原来的阶级，”他小声嘟囔道。他把脸冲着她，咬着牙说：“真正的教养是在头脑里，头脑里，”他说着又轻轻敲敲自己的脑袋，“在脑袋瓜子里呐。”
　　“在心里头，”她说，“在你怎样处理事物当中，而你怎样处理事物就要看你的身份啦。”
　　“没有人在这该死的公共汽车里在乎您的身份。”
　　“我可在乎自己的身份，”她冷冰冰地说。
　　一辆亮着灯的公共汽车在前方另一座山顶上露面了，等它快驶近时，他们就走到路中间去迎它。他扶着她的胳臂肘儿，把她搀上叽叽嘎嘎直响的阶梯。她微笑着走进车厢，仿佛走进一间所有的人都在等她似的大客厅。他在付车钱时，她便在前面面对过道的一张供三人坐的座位上坐下来。一个龅牙、长着一头又长又黄的头发的瘦女人坐在那排座椅的另一端。他母亲挪动到她身边，好匀出一个位子让朱利安坐在她身旁。他坐下来，瞧着过道对面的车厢地板，那儿有两只穿着红白条帆布凉鞋的瘦脚。
　　他母亲立刻扯起一般的话头，以引起任何一位愿意搭腔的人的注意。“天还能再热吗？”她一面说，一面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把上面绘有日本风景的小黑折扇，开始扇起来。
　　“我琢磨着会的，”龅牙的女人说，“不过我倒是知道我们家住的那套公寓热得不可能再热了。”
　　“那准是下午西晒的缘故，”他母亲说。她朝前坐坐，往车厢四下里打量一下。只坐满了一半。全部是白人。“我发现车厢里坐着的都是咱们自己人，”她说。朱利安不禁畏缩一团。
　　“这叫赶巧了，”那个坐在过道对面、穿红白条帆布凉鞋的女人搭腔道。“那天我乘车，人多得跟跳蚤一样——前前后后，满坑满谷。”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一片混乱，”他母亲说。“我也闹不清咱们怎么弄到这般地步的。”
　　“最让我恼火的是那些体面家庭出身的小伙子竟然偷汽车轮胎，”龅牙的女人说。“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可能算不上阔气，可你是正派教养出来的，你要是让我抓住干那类事儿，他们可把你送到教养院去。你得规规矩矩守本份。”
　　“还是要看教养，”他母亲说。“您的孩子上高中了吗？”
　　“九年级，”那个女人说。
　　“我儿子去年刚念完大学。他想当个作家，可是在干起来之前，现在先销售打字机，”他母亲说。
　　那女人探身朝朱利安盯视着。他狠狠瞪她一眼，又让她缩回去靠在椅背上坐好。车厢过道对面的地上有一张别人扔了的报纸。他起身把它捡起来，打开来挡住脸看报。他母亲谨慎地低声继续往下聊，可是对面那女人却用大嗓门说：“哦，那太好了。销售打字机接近干写作嘛。他完全可以从这一行直接转到那一行。”
　　“我跟他说啦，”他母亲说，“罗马城也不是一天就建起来的呀。”
　　躲在报纸后面，朱利安正退缩到自己的沉思冥想中去，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每逢他容忍不了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就沉湎在这种精神肥皂泡里。从这个泡泡里他仍然可以往外看，也可以作出判断，而他在那里面却不会遭到外界的任何渗透。他认为这是自己回避他的同胞通常那些愚蠢的言谈举止唯一安全的地方。他母亲从来没有侵入过他这个地盘，可他从里面还是可以彻底看清她的面貌。
　　老太婆是够聪明的，可他想她如果从任何一个正确的前提出发，也许还会更聪明些。她是按照自己的幻想世界的法则生活的，在这之外，他从没见她涉足过。这个法则就是为他牺牲自己，可她一开始拟定这个必要的行动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要说他允许她作出这种自我牺牲，那是因为她本人目光短浅而使之成为必然。她一辈子都在死乞白赖地按照一个切斯特尼家族成员的气派行事，尽管自己没有切斯特尼家族的产业，供给她的儿子一切她认为一个切斯特尼家族成员应有的东西；她自己说过奋斗挺有趣儿，那又何必抱怨呢？而且等你获胜了，就象她获胜了那样，再回头看那些艰苦的岁月该多有意思啊！他不能原谅她的地方就是她喜欢这场奋斗，而且自以为获胜了。
　　她说她获胜了，意思就是指她顺利地把他哺养成人，把他送进大学，再加上他也挺有出息——长相漂亮（她为了省下钱来矫正他的牙齿，连自己的牙齿都没补），聪明（他意识到自己聪明得都过头了，根本不可能获得什么成功），而且前途无量（他的前途当然渺茫得很）。她原谅他那种郁郁寡欢，理由是他还在成长，他那种激进的想法是由于缺乏实际的生活经验。她说他至今对“生活”还一无所知，甚至还没进入真正的世界呐——可他本人已经象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儿那样对世界不抱任何幻想了。
　　对这一切更大的讽刺是他虽然不愿接受她的管束，倒也成长得挺有出息。他虽然只进了一个三流大学，可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受到了一流教育；他虽然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一个思想狭隘的人的控制，到头来心胸却很开朗；她的观点尽管都很愚蠢可笑，他却毫无偏见，不怕面对事实。更奇怪的是，他不象她对待他那样盲目地热爱她，相反他对待她一点也不感情用事，而且能完全客观地看待她。他不受母亲的控制。
　　公共汽车猛地一刹车停住了，把他从沉思中晃醒。车厢后面一位妇女小碎步东倒西歪地冲向前，差点儿扑倒在他的报纸上，幸好又站稳了。她下了车，一个大个子黑人上了车。朱利安把报纸放低以便观望。观察一下日常活动中的不公正现象，倒也使他感到某种程度的称心如意。这使他更加确信：除了极个别情况之外，周围三百英里之内真没有一个人值得结交。那个黑人衣着整齐，拎着一个公事皮包。他四下里望一眼，然后就在那个穿红白条帆布凉鞋的女人的座位另一端坐下来。他立刻打开一张报纸，把自己遮在后面。朱利安母亲的胳臂马上一个劲儿地捅他的肋骨。“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一个人乘公共汽车了吧，”她小声地说。
　　那个黑人刚一坐下，穿红白条帆布凉鞋的女人顿时站起来，走到车厢那头刚才下车的那个女人的座位上坐下来。他母亲探身向前，向她投去赞许的目光。
　　朱利安站起来，走过过道，在那个穿帆布凉鞋的女人方才坐的位子上坐下来。从那儿他安详地望着他母亲。她气得满面通红。他盯视着她，把目光变成一个陌生人的目光。他突然觉得情绪激昂，好象在向她公开挑战似的。
　　他真想跟那个黑人聊聊，谈一谈他们周围的人都理解不了的话题，艺术啦，政治啦，可是那个黑人一直埋头在看报。他要么就是不闻不问更换座位这件事，要么就是根本没注意到。朱利安没法向他表达自己的一份同情。
　　他母亲一直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的脸。那个龅牙的女人眼巴巴地瞧着他，好象对她来说，他是个新鲜的怪物似的。
　　“您有火柴吗？”他问那个黑人。
　　那人眼睛没离开报纸，手往兜儿里摸一下，递给他一盒火柴。
　　“谢谢，”朱利安说。他一时傻乎乎地拿着火柴。车门上方有一块“禁止吸烟”的牌子正对着他。单独靠这个恐怕也拦不住他，他其实根本没有烟卷。他已经戒烟好几个月了，因为买不起。“对不起，”他低声说，把火柴还回。那个黑人放下报纸，憎恶地瞪了他一眼。他收回火柴，又把报纸举起来看。
　　他母亲继续望着他，不过她并没有利用他这片刻的困窘来对他进行报复。她的眼神还是模模糊糊的。脸色看上去红得有些反常，好象血压升高了。朱利安故意脸上不露丝毫同情的表情。既然抓住了这个优势，他就不顾一切地要保持住它，把它坚持到底。他很想给她一个教训，让她经受一阵子，可是看来没法子进行。那个黑人躲在报纸后面，就是不肯露面。
　　朱利安盘着两只胳臂，呆头呆脑地朝前望着，虽然面对着母亲，可又好象没瞧见她似的，好象已经不再意识她的存在似的。他在幻想一个景象；公共汽车抵达他们去的那一站，他还坐在座位上一动也不动；她问他，“你到底下不下车啊？”他就会朝她看一眼，好象她是一个跟他说话很粗卤的陌生人。他们下车的那个拐角一向僻静无人，不过路灯很亮，让她一个人走过那四个街段到青年会去也不大要紧。他决定等一等，到时再决定是否让她一个人下车。他到十点钟会再来接她回家的，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让她在那段时间里忐忑不安地琢磨他会不会再露面。总让她觉得可以依赖他是毫无道理的。
　　他仿佛又隐退到那间只有稀稀拉拉几件古老的大家具的高屋顶房间。他的灵魂暂时出了窍，可他这当儿又意识到母亲就坐在他的对面，于是那个幻景就遁逝了。他冷眼观察她。她那两只穿着浅口小鞋的脚，象小孩的脚那样耷拉着，几乎够不着地面。她向他投来极端不满的眼神。他感到自己跟她完全无关。那一刹那，他真想惩戒她一下，就象他会惩戒一个让他看管的特别讨厌的孩子似的。
　　他开始想象各式各样可以教训教训她的未必可能的办法。他或许可以同一些著名的黑人教授或律师交交朋友，邀请他们晚上到家中作客。他这样做会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是她的血压就会升高到三百。他并不想气得她中风，何况他在结交黑人这方面压根儿就没成功过。他试过在公共汽车上同一些看上去象教授、牧师或律师等较强一类的黑人结交朋友。有一天早晨，他坐在一个挺神气的深棕色皮肤的男人身旁，那人用一种洪亮而严肃的声调回答他的话，可后来发现他原来是个承办殡葬的人。另有一天，他坐在一个戴着一枚钻石戒指、抽着雪茄烟的黑人旁边，可是两人逗了几句玩笑话之后，那个黑人按铃站起来，从他身边迈过去下车时，却往朱利安手里塞了两张彩票。
　　他又想象母亲病重卧床不起，而他只能给她找来一个黑人医生。他玩味地想了几分钟这个念头就放弃了，又一时想象自己做为一个同情者参加一次静坐示威。这事倒是可能的，可他没往下想，而终于想到一桩最可怖的事。他把一个漂亮而行迹可疑的黑种女人带回家。您最好作好思想准备，他说。这事您可没法干预。我就选中了这个女人。她聪明，有派头，甚至人品也很好；她受过苦，她可没把这事当做玩笑。现在您就迫害我们吧，请吧，迫害吧。您把她从这儿轰出去，可是记着，那就把我也一块儿轰走了。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通过他酝酿起来的那层怒火，看到他母亲在过道对面，脸变成酱紫色，精神状态不佳，萎缩得象个侏儒，头上顶着那顶旗帜似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帽子，坐在那里活象一尊木乃伊。
　　公共汽车停住，又把他从胡思乱想中震醒。车门吮吸似地咝的一声打开了，从黑暗中走上来一位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满脸脾气的黑种胖女人，还带上来一个小男孩。那孩子约摸四岁左右，穿一身格子呢短西服，戴一顶提洛尔山区②人那种插一根蓝羽毛的帽子。朱利安希望这孩子会坐在他的身旁，那个女人则挤到他母亲旁边去坐下。他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安排了。
　　那个女人一边等付车费，一边环视，看看到哪儿坐下合适——他希望她坐到那个最不欢迎她去的地方。她那副样儿有点面熟，可是朱利安摸不清是哪点地方。她在妇女当中算得上是个庞然大物。她板着面孔，象是不仅要迎击任何对抗，而且还要把对抗搜寻出来。厚实的下嘴唇耷拉下来，象是一种警告：别惹我。她那鼓鼓囊囊的身体裹着一件绉绸的绿衣裳，两只肥胖的脚满满腾腾地挤在一双红鞋里。她戴着一顶难看极了的帽子。紫丝绒的帽檐一边向下耷拉，另一边向上翘着，其它部分全是绿色的，看上去象个掏光了枕芯的靠垫。她手里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巨大的红皮夹子，好象里面塞满了岩石似的。
　　叫朱利安大为失望的是，那个男孩爬到朱利安母亲旁边那个座位上去了。他母亲把所有的孩童，白种的也好，黑种的也好，全归为一类：“逗人爱的，”而且她还认为总的说来黑孩儿要比白孩儿更可爱一些。那个男孩爬上座位时，她朝他微微一笑。
　　这当儿，那个黑种女人正朝朱利安身旁那个空位子逼近过来。叫他讨厌的是，她硬挤了进来。这个女人在他身旁安顿下来时，他看到他母亲的脸色刷地一下变了；他满意地领悟到他母亲比他对这更为反感。她的脸几乎都灰了，眼神呆滞无神，好象她突然对某种可怕的对抗无比厌恶似的。朱利安认为那是因为她和那个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彼此交换了儿子。他母亲尽管还不会认清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可她会有这种感觉的。他脸上明显地露出觉得有趣的神情。
　　他身旁那个女人嘟囔几句，连她自己也闹不清在说什么。他意识到身旁有一股不满的情绪，活象一只发怒的猫在低声吼叫。他只看得见那个红皮夹子立在鼓鼓囊囊的绿大腿上，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想象这个女人刚才站在那里等付车费时的模样——笨重的体形，从那双红鞋起，朝上是那敦实的臀部，巨大的胸脯，傲慢的面庞，直到头上那顶紫绿两色的帽子。
　　他的眼睛睁大了。
　　这两顶一模一样的帽子的景象，宛如带着旭日东升的光芒，突然出现在眼前。他的脸顿时欢悦地放光了。他不敢相信命运之神竟会硬给他母亲安排这样一个教训。他格格大笑起来，好引起她注意而朝他这边注视，瞧一瞧他究竟看见了什么。她慢慢把目光移向他。眼珠好象从蓝色变成了青肿的紫色。他对她这种稚气一时感到不快，但这只持续了一秒钟，因为原则解救了他。他笑得很合法嘛。那种嬉笑越来越响了，简直明明象是在对她大声说：这次惩罚对您的心胸褊狭完全恰如其份。这个教训对您来说真该终身难忘。
　　她把目光移向那个女人。她好象没法忍受再瞧他了，可也好象没法认为那个女人有哪点更可取。他又意识到身旁存在着那股不满的情绪。那个女人就象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那样咕隆隆地抱怨。他母亲的嘴角有一边开始微微抽动。他一看到母亲的脸色有开始复原的迹象，情绪也就低落下来，领悟到这事会突然叫他母亲感到挺有意思而根本不再是什么教训。她一个劲儿盯视着那个女人，露出一丝感到有兴趣的笑容，好象那个女人是一只偷了她的帽子的猴子。黑人小孩瞪着好奇的大眼睛向上望着她。他一直在想法惹她注意。
　　“卡弗！”那女人突然喊道。“上这儿来！”
　　卡弗发现注意力终于转移到自己身上，便把两只脚高抬起来，转身冲着朱利安的母亲，格格地笑。
　　“卡弗！”那女人又喊道。“你听见我叫你没有？过来！”
　　卡弗慢慢从座位上爬下来，可还蹲在那里，背靠着座椅腿，脑袋偷偷转向朱利安的母亲，她正在朝他微笑呢。那个女人伸出一只手，穿过过道，一把将他揪过来。他稳住自己，往后依在她的膝盖上，还在朝朱利安的母亲咧着嘴笑。“这孩子真招人爱，是不是？”朱利安的母亲对那个龅牙的女人说。
　　“我想是吧，”那女人含含糊糊地说。
　　黑女人使劲揪孩子坐直，可他摆脱她，冲过了过道，格格大笑着，又爬到他喜爱的那个人旁边的座位上去了。
　　“我想他一定喜欢我，”朱利安的母亲一边说，一边向那个黑种女人微微一笑。这是她通常向一个低等人做出的那种特别宽厚的微笑。朱利安发觉一切都落空了。这场教训在她的头脑中就象屋顶上的雨水那样流失了。
　　黑种女人站起来，把孩子从那个座位上揪下来，仿佛让他躲避传染病似的。朱利安可以感到她气就气在自己没有一种象他母亲微笑那样的武器。她使劲抽打了一下孩子的大腿。他嚎叫一声，用脑袋顶他母亲的肚子，还用两只脚乱踢她的小腿。“老实点，”她狠狠地说。
　　公共汽车停下了，那个读报的黑人下了车。黑种女人便挪动过去，把孩子重重按在朱利安和她之间。她用膝盖牢靠地顶住他。不一会儿，那个孩子把两只手捂在脸前，偷偷从手指缝中瞧朱利安的母亲。
　　“我瞧见小淘气啦！”她一边说，一边也把手捂在脸前，从手指缝中瞧那个孩子。
　　黑种女人把孩子的手打下去。“别犯疯啦，”她说，“别惹我把你打得昏头昏脑！”
　　下一站他们就到啦，朱利安心中感到一阵宽慰。他抬手拉一下铃绳。那个黑种女人也同时抬手拉了一下。噢，我的上帝，他心里嘀咕着。他担心地预感到：他们一起下车，他母亲准会打开手提包，给那个黑孩儿一个五分镍币。这种做法对她来说就跟呼吸一样自然。汽车一停，黑种女人站起身来，拖着那个还不想下车的孩子，朝门前直冲过去。朱利安和他母亲也站起身来跟在后面。走近车门时，朱利安想帮他母亲拿着手提包。
　　“不用，”她小声说，“我要给那个孩子一个五分镍币。”
　　“别这样！”朱利安劝阻道。“别这样！”
　　她低头向小孩笑一下，打开手提包。公共汽车门开了，黑种女人用胳臂夹起孩子，把他挂在她的胯骨上，一起下了车。她刚一站在街上就把孩子放下，摇晃他一下。
　　朱利安的母亲下汽车，不得不把手提包又合上。可她脚一着地就又把它打开，开始在里面瞎翻腾。“我只能找到一个一分钱的钢蹦。”她喃喃说，“不过这还是个新的呐。”
　　“别这样做！”朱利安咬牙恶狠狠地说。街头拐角那边有一盏路灯，她连忙跑到灯下再在手提包里仔细找一找。黑种女人拖着孩子急步向前走去。
　　“喂，小孩儿！”朱利安的母亲喊道，朝前赶几步，正好在路灯柱子那儿追上她母子俩。“给你一个又新又亮的钢蹦，”她朝前举着那枚在暗光下闪亮的黄铜色硬币。
　　那个高大的黑种女人转身站在那里停留片刻，两肩一耸，脸让丧气的怒火气得铁青，两眼瞪着朱利安的母亲。接着她忽然象一台机器由于多承受一盎司重的压力而爆炸了。朱利安看见那只握着红皮夹子的黑拳头挥舞过来。他紧闭两眼，身子一缩，听到那个黑种女人嚷道：“他才不希罕谁的钢蹦呐！”等他张开眼睛，黑种女人正拉着那个瞪着两只大眼回头瞧的男孩儿，消失在马路的尽头。朱利安的母亲跌坐在人行道上了。
　　“我跟您说过别那样做，”朱利安忿忿地说。“我跟您说过别那样做嘛！”
　　他咬着牙站在那里居高临下望着她。她的两条腿向前挺直，帽子搁在腿上。他蹲下来看看她的脸，真是一点表情也没有。“您这才叫活该呢，”他说。“现在站起来吧。”
　　他拾起她的手提包，把掉出来的东西一一捡进去。他从她腿上把那顶帽子拿起来。他一眼又见到那枚滚到人行道边上去的硬币，也弯腰捡了起来，当着她的面把它扔进手提包。然后他站起来，俯身伸出两手要把她拉起来。可她一动也不动。他叹口气。黑压压的公寓楼房在他俩身边两旁耸立着，带着不规则的长方形亮光。在这段街区的尽头，有一个人从门里走出来，朝另一方向走去。“得啦，”他说，“要是有人路过问您干吗坐在马路沿儿上，怎么办？”
　　她拉着他的手，呼呼喘气，使劲站起来，接着便站在那儿微微晃动，好象黑暗中星星点点的亮光在围着她打转儿。她那又蒙眬又恍惚的目光最后落在他的脸上。他并没掩饰自己的不快。“我希望这次可给您一个教训了，”他说。她往前探身，两眼扫视他的脸。她好象竭力想辨清他到底是谁。随后，她仿佛没在他身上找到什么熟悉的地方，就蓦地探着脑袋，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您不去青年会上课了吗？”他问道。
　　“回家，”她喃喃说。
　　“好吧，那咱们走回去吗？”
　　她的回答就是继续朝前走。朱利安背着双手紧跟在后面。他认为应该向她解释一下她刚受到的那种教训的意义。她或许也应当搞清楚她遇到的是怎么一档子事。“别认为这只是碰上了一个盛气凌人的黑种女人，”他说。“这意味着整个黑人种族再也不会低三下四地接受您施舍的小钱了。那个黑人跟您一模一样。她也可以戴一顶跟您那顶一样的帽子，而且肯定地说，”他又添上一句（因为他觉得这挺有意思），“她戴着可比您戴着还好看哪。这一切都说明，”他说，“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些待人接物的旧方式已经过时不用了，您那种善心现在一文不值啦。”他痛苦地想到那所对他来说早已失去的宅邸。“您再也不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了，”他说。
　　她继续踽踽地往前走，毫不理睬他。她的头发一边松散下来了。她把手提包掉在地上，也没有一点反应。他弯腰把它捡起来递给她，可她没接过去。
　　“您也用不着这样慌神，好象末日已经来临似的，”他说，“因为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从今以后您应该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面对一些现实。打起精神来吧，”他说，“这要不了您的命。”
　　她气喘咻咻。
　　“咱们等等公共汽车吧，”他说。
　　“回家，”她口齿不清地说。
　　“我真恨您做出这副样子，”他说，“简直就跟孩子一样。我本来以为您要比这强得多呢。”他决定就地站住，迫使她也停下来等公共汽车。“我不再往前走啦，”他一面停下，一面说。“咱们乘公共汽车吧。”
　　她好象没听见他的话，继续朝前走。他抢上几步，一把揪住她的胳臂把她拽住。他瞧着她的脸，倒吸一口气。他看到一张自己从没见过的脸。“叫外公来接我，”她说。
　　他惊恐地盯视着。
　　“叫卡萝琳来接我，”她说。
　　他惊惶失措地松开手，她便东倒西歪地朝前走去，好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晃晃悠悠。看上去象是一阵黑腾腾的浪潮把她从他身旁卷走了似的。“妈妈！”他失声喊道。“亲爱的，亲娘啊，等一等！”她腿一软跌倒在人行道上。他冲过去，趴在她身旁，哭喊道：“妈妈，妈妈！”他把她的身子翻转过来。她的脸完全扭歪了。一只眼张得挺大瞪视着，慢慢朝左挪动，就象船只给拔了锚似的移动。另一只眼盯着他看，又扫视一遍他的脸，可什么也没找到就闭上了。
　　“您在这儿等等，等等！”他喊道，连忙跳起来朝前方远远的一撮亮光跑去呼救。“救命啊！救命啊！”他嚷道，可是他的声音十分微弱，仅仅一丝声音。他往前跑得越快，那些灯光就飘得越远，他两脚麻木地挪动，可好象并没把他带到哪儿去。那阵黑腾腾的浪潮仿佛又把他扫回到他母亲的身旁，一分一秒地拖延他进入那种内疚和悲痛的境界。

　　①圣萨巴斯丁，第三世纪一殉道者，为乱箭所穿。
　　②提洛尔，奥国西部与意大利北部之一区域，在阿尔卑斯山中。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眺望林景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屠 珍译

　　前一星期，玛丽?福琼①和老头儿每天上午都去观望一架掘土机把土挖出来扔向一个土堆。那项工程正在老头儿卖给某人的一块地上进行，地段靠近新修的湖滨，那人准备在那儿盖一座钓鱼俱乐部。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老头儿和玛丽?福琼都开车到那儿去，然后他把他那辆破旧的紫红色卡迪拉克牌汽车停放在俯瞰工地的堤岸上面。那个湖泊离工地不到五十英尺，面上泛起红波，朝前舒展开来，对岸边上有一排黑压压的树林，一眼望去，那排树林的两头仿佛要从水面走过来，沿着田边继续走下去似的。
　　他坐在车前的保险杠上面，玛丽?福琼则叉开两腿坐在引擎盖上面；两人有时一连好几个钟头瞧着那架机器有条不紊地在那个红土坑里吃进一块块土方，那里本来是个放牛的牧场。碰巧又是皮茨唯一卓有成效地把那上面的野藤草铲除干净的一块牧场，老头儿把它卖掉时，皮茨差点儿中风；何况就福琼先生来说，他原本可以留着它不卖的。
　　“不管是哪个傻瓜，只要他让一块牧场干扰进步发展，就失去我的好感，”他不止一次坐在保险杠上对玛丽?福琼这样说，但是那个姑娘只顾瞧着那架机器，别的什么也不加理会。她坐在引擎盖上面，俯视着那个红土坑，瞧着机器上那个脱离本体的巨大的咽喉吞饱泥土，然后带着持续作呕的响声，以一种迟缓而呆板的抽回动作，嘎嘎地转过来把土又全部吐出来。她那双淡淡的眼睛在眼镜背后一次又一次地追随这种重复的动作，那张脸——老头儿脸容的小小复制品——从来也没有失去全神贯注的神情。
　　玛丽?福琼长得象她的外公，除去老头儿本人外，家中没人对这一点显得特别高兴。老头儿觉得这一特征大大增添了她的迷人之处。他认为她是他所见到过的最机灵、最漂亮的小姑娘，而且还让家里别的人都知道，倘若——加重语气的倘若——他百年之后留下什么东西给什么人，那准会是留给玛丽?福琼。她如今九岁，象他本人那样矮壮，长着他那样的很淡的蓝眼睛，他那样的鼓鼓的宽脑门，他那样的咄咄逼人的怒容和他那样的红润的面色；而且在内心深处，她也很象他。她特别具有他那种智慧，他那种坚强的意志和他那种劲头和魄力。尽管他俩在年龄上相差七十岁，精神境界之间的差距却甚微。她是家中唯一他瞧得起的一个成员。
　　老头儿一点也不喜欢玛丽的母亲，也就是他的三女儿或是四女儿（这他可从来也没记清楚过），尽管这个女儿认为自已一直是在照顾着他。她还认为——谨慎地没有明说，而只暗自期待着——只有她在容忍老头儿晚年的怪脾气，将来他理应把这个田庄传给她。她嫁给了一个姓皮茨的白痴，生养了七个孩子，除了顶小的玛丽?福琼之外，其他几个也都是同样的白痴；对老头儿来说，玛丽可是一种返祖现象。皮茨是那种一个镍币也挣不到的家伙；因此十年前，福琼先生就让他们全家搬到他的田庄来耕种。皮茨种出来的东西全归皮茨，可是土地仍旧属于福琼所有，而且他还经常留意在他们面前保持这桩事实不变。井干了，他不许皮茨钻一口深井，却坚持要他们从泉水汲水。他不打算为钻口新井而破费一笔钱，他心里也明白，如果让皮茨出钱，那么往后每当他有机会对皮茨说：“你如今可是住在我的土地上呐，”皮茨就会理直气壮地回嘴道：“嘿，抽水给你喝的可是我的水泵。”
　　皮茨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十年，不免觉得他们似乎已经是这个田庄的主人。他的女儿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可是老头儿觉得她自从嫁给皮茨之后便显出喜欢皮茨胜过喜欢娘家了；所以她回来住，也得象别的佃户一样，虽然他没有让他们交租钱；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不许他们钻一口井。人一过六十就会时时感到不自在，除非他能掌握更大的权力，因此老头儿便时不时把自己的土地卖掉一块，给皮茨这家人一个实际的教训。再也没有什么比看到他把一块地产卖给一个局外人更叫皮茨发火了，因为皮茨本人很想把它买下来。
　　皮茨是个瘦个子，长下巴颏儿，性情暴躁，成天绷着脸，闷闷不乐；他的老婆是那种为自己的责任而感到自豪的人：呆在这里照顾爸爸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不干，又有谁会做呢？我这样做，心里可完全明白不会因此而得到什么报酬。我这样做，纯粹由于这是我的责任。
　　老头儿丝毫也没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他知道他们正在急切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那时他们就可以把他放进一个八英尺深的洞穴里，盖上土完事。然后，即使他没有把这个田庄传给他们，他们估计自己也能把它买下来。因此，他曾经暗自写下遗嘱，把一切都留给玛丽?福琼托管，指定他的律师而不是皮茨作为遗嘱执行人。等他一死，玛丽?福琼就会叫他们气得蹦起来；玛丽准能这样做，他对这件事丝毫也没怀疑过。
　　十年前，他们曾经宣布打算给那个就要出生的娃娃，如果是个男孩儿，就从他的名字取名为马克?福琼?皮茨，可是老头儿当即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胆敢把他的名字同皮茨这个姓连接在一起，他就把他们轰出这个田庄。娃娃生下来是个姑娘，他发现孩子尽管刚出生一天，却分明长得酷似他本人；他心软了，便亲自建议让孩子从他已故七十年之久的亲爱的母亲之名，取名为玛丽?福琼。
　　福琼庄园坐落在乡间一条泥土道附近，离那条铺设的柏油马路有十五英里路远；要不是他一向支持进步发展，他才不会把自己的任何一块土地卖掉呢。有些老年人喜欢阻挠改进，反对任何新事物，在每种改革面前都畏缩不前，他本人可不是那种人。他想看到一条铺设的公路在他的住宅前面出现，上面有许许多多新型汽车来往；他想看到一家超级市场在他家那条路的对面落成；他想看到一个加油站、一家汽车旅馆、一座坐在车内观看的露天电影院，都在离他家很近的地方一一出现。发展突然调动了一切。电力公司在河流上建造了一座水坝，淹没了周围村庄的大片地区；由此而形成了湖泊，其中有半英里长的河岸，紧贴着他的土地，每一位汤姆啦、迪克啦、哈里啦，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兄弟啦，都想占有湖边的一片土地。传说他们就快有一条电话线了。传说福琼庄园前面那条土道就要铺设起来了。传说这里最终会成为一座乡镇。老头儿觉得那就应该把它定名为乔治亚州福琼镇。他虽然已经七十九岁，却是个深有远见的人。
　　那架掘土机前天就停止工作了，他俩今天正在观望两架巨大的黄色推土机把那个土坑内部修整平坦。他没卖土地之前，总共有八百英亩地。如今他已经把后庄五块二十英亩的土地卖掉了；每当他卖出一块地时，皮茨的血压就升高二十毫米（汞柱）。“皮茨这家人会让牧场干扰未来发展，”他对玛丽?福琼说，“你我可不是那种人。”至于玛丽?福琼其实也是皮茨家中的一名成员，他倒摆出一副绅士派头故意加以忽视，仿佛那是一桩不应该由孩子本人来负责的苦恼事儿。他喜欢把她想象为自己的同宗同族。他坐在车前的保险杠上面，玛丽坐在引擎盖上，两只光脚搭在他的肩膀上面。一辆推土机正在他俩身下移动，把堤岸的边缘切平。老头儿的脚如果朝前挪动几英寸，就可以在岸边上晃荡了。
　　“你要是不注意那个司机的话，”玛丽?福琼嚷道，声音盖过了机器的响声，“他就会切掉你的一块土地啦！”
　　“那边立着柱标呐，”老头儿喊道。“他没有越过它。”
　　“现在还没有，”她大声说。
　　推土机从他们身下经过，朝那边远处开过去。“对，你注意着点，”他说。“张大眼睛看着点儿，如果他撞了那个柱标，我就过去拦住他。皮茨这家人就是那种人，会让一块放牛场，或是一块放骡的草地，或是一排豆子干扰进步发展，”他接着说。“只有你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才明白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阻挡时代的前进……”
　　“他正在那边晃动那个柱标呐！”她尖声嚷道；他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她却已经从引擎盖上跳下来，沿着堤边跑过去了，那身黄色的衣服在她背后波浪似的飘起来。
　　“别太挨近堤边跑，”他嚷道，可她已经到达柱标那儿，正蹲下来瞧瞧它给动摇到了什么程度。她俯身在堤岸上冲那个推土机司机摇晃她的食指。那人向她摆摆手，又接着干自己的活儿去了。老头儿心想，她那个小手指头可比她家别人的头脑全加起来还更有见识咧；他骄傲地瞧着她走回来。
　　她长着一头稠密的、黄里透红的头发——跟他当年有头发时一模一样——直直地耷拉在两颊旁，两边齐耳梢，额前留个刘海儿，从而形成一个门脸儿似的模样。她那副银边眼镜跟他那副相同；就连走道儿的样子也象他，腆着个肚子，踩着既谨慎又莽撞的步子，介乎摇摆和拖着脚步走之间。这当儿，她正紧挨着堤边走过来，右脚外侧都跟岸边相齐了。
　　“我叫你别太挨近堤边走道儿，”他喊道；“要是掉下去，你就看不到完工那一天啦。”他一向很当心不让她遇到任何危险。他决不会让她在有蛇出没的地方坐着，或者把手放在可能藏有大黄蜂的矮树丛上面。
　　她并没有朝里挪动一英寸。她有一股他那种倔脾气，那就是不爱听的话根本不听；这原本是他自己教给她的一个小花招，如今她用这种办法来对付他，他也只好赞赏。他预料等她老了，这个鬼花招会对她很有用途的。她回到汽车旁边，一言不发地爬回到引擎盖上面去坐着，照原先那样把两只脚搭在他的肩膀上，好象他不过是汽车的一部分罢了。她又把注意力集中到远方那辆推土机上面去了。
　　“记住，你大大咧咧就什么也得不到，”她的外公说。
　　他是个严守纪律的人，可他从来也没抽打过她。有些孩子，比如皮茨家中头六个孩子，他倒觉得应该按照原则每周抽他们一人一顿鞭子，但是对聪明的孩子却另有一套管教办法，因此他压根儿就没对玛丽?福琼动过一次手。而且他也从来不许她的母亲或者哥哥姐姐打她，哪怕是掴她一记耳光都不行。可是做爸爸的却不听这一套。
　　皮茨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老是怀着一肚子毫无道理的怨恨。好多次在饭桌前，福琼先生心怦怦跳地看到皮茨从他那个位子——不是首位，那儿是福琼先生的席位，而是从边座上——慢慢站起来，突然平白无故而又不加解释地扭头冲玛丽?福琼说：“跟我走一趟，”然后就一边走，一边解下他的皮带，离开那间屋子。小姑娘的脸上立刻就会浮现一种异样的表情。那种神情老头儿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却惹得他心里发火。那是一种半畏惧、半尊敬的神情，另外还夹带一点别的什么很象合作之类的成分。这种表情一出现在玛丽的脸上，她就会站起来，跟随皮茨一道走出去。两人便会坐进他那辆卡车，沿着土道开到一处别人听不见声音的地方，然后他就会在那里狠狠揍她一顿。
　　福琼先生知道他揍她，因为他曾经开车尾随他们，看到了这种情况。他曾经躲藏在一百英尺开外的一块圆石头后面观望，亲眼见到小姑娘把身子贴在一棵松树上面，皮茨就用皮带抽她的脚脖子，抽得那么有条不紊，真好象他在用钩刀使劲抽打矮树丛似的。她只跳上跳下，仿佛是站在一个热火炉子上面，象一条让人鞭打的狗那样哽哽咽咽。皮茨一直抽了三分钟左右，然后一语不发地转身上车，把她撇在那儿，自己开车走了；她呢，滑倒在树底下，用手来回揉自己的两只脚。老头儿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逮住她。她淌着眼泪，流着鼻涕，困惑得脸都变了形，上面肿起好多小红块。老头儿朝她扑过去，唾沫飞溅地说：“你干吗不回手打他？你的志气哪儿去了？你以为我会让他揍我吗？”
　　她一跃而起，翘起下巴颏儿，从他身旁直朝后退。“没人揍我，”她说。
　　“难道我没亲眼见到吗？”他沙哑地反驳道。
　　“没人在这儿，也没人揍我，”她说。“我平生从没挨过揍；要是有谁胆敢揍我，我就宰了他。没人在这儿，你自己可以看看嘛。”
　　“莫非你管我叫做说谎的家伙或是瞎子！”他嚷道。“我亲跟看到他揍你，可你一点也不反抗；你紧贴在那棵树上，两条腿蹦啊跳的，呜呜地哭，一点也不反抗；换了是我，我就会挥舞老拳狠狠打他的脸，而且……”
　　“没人在这儿，也没人揍我；要是有谁胆敢揍我，我就宰了他！”她嚷道，接着一转身穿过树林跑去。
　　“我倒成了波兰瓷做的蠢猪，颠倒黑白了！”他在她背后吼着，在那棵树底下的一块小石头上面坐下来，怒气冲冲，感到恶心。这纯粹是皮茨对他所采取的报复。真好象皮茨开车带到这儿来揍一顿的是他，真好象服服帖帖挨了一顿揍的也是他。他原先想到可以对皮茨说，如果他揍玛丽，他就把他们轰出庄园，借此来阻止他再揍她；可是他试过一次，皮茨却说：“把我轰走，那你也就把她一块儿轰走了。马上就干吧。她是我的孩子，我想揍就揍；如果合我的意，我天天都会揍她一顿。”
　　不论什么时候他都能叫皮茨觉出他决意要干的事所发挥的威力，眼下他就暗中有个小计谋，会给皮茨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他让玛丽?福琼记住她如果不在乎就什么也得不到的时候，便在津津有味地想着自己那个小计谋；没等她答活，他又补充说道，他可能很快就要再卖掉一块地啦，要是卖成就会分给她一份红利，可她如果对他出言不逊，那就不给了。老头儿时常在口头上小小地刺玛丽一下，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就象放一面镜子在一头公鸡面前，瞧着它跟自己的影象厮斗一番那样好玩儿。
　　“我不要什么红利，”玛丽?福琼说。
　　“我可从来没见你拒绝过一次。”
　　“你也从来没见过我要过一次，”她反驳道。
　　“你已经存了多少钱？”他问。
　　“这不干你的事，”她一边说，一边用脚跺他的肩膀。“别干涉我的事。”
　　“我敢断定你象黑鬼老太婆那样，把钱都缝在褥垫里了吧，”他说，“你应该把钱存在银行里。等我一办完这次交易，我就给你开个帐户。除了你我之外，谁也不能查帐。”
　　推土机又在他们身下开动起来，隆隆的响声淹没了他还想说的话。他停顿一下，等响声一过去，可就再也憋不住了。“我就要把咱们住房前面那块地卖掉盖一个加油站啦，”他说。“往后咱们不必再开车到远处去灌油，只消走出前门就行了。”
　　福琼的住宅离那条土道约有两百英尺远，他打算卖掉的正是那两百英尺范围的空地。他的女儿轻松愉快地管那块地叫“草坪”，尽管那里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土地。
　　“你是说，”玛丽?福琼想了想，说道，“那块草坪吗？”
　　“对，小姐！”他答道。“我指的就是那块草坪，”说完之后他还拍了一下膝盖。
　　她没再说什么，老头儿回头朝上瞧瞧她。那正方形的小门脸儿正象他自己的脸在回瞧他，然而不是他眼下那种表情，而是他心里不痛快时那种阴郁的神态。“那里是我们玩儿的地方啊，”她嘟囔道。
　　“有的是地方你们可以去玩儿，”他说，对她这种缺乏热情的态度感到恼怒。
　　“那我们就看不到路那边的树林啦，”她说。
　　老头儿盯视着她。“路那边的树林？”他重复道。
　　“我们就看不到景致啦，”她说。
　　“景致？”他重复道。
　　“树林啊，”她说；“我们就从门廊那儿看不到树林啦。”
　　“从门廊那儿看树林？”他重复道。
　　接着她又说：“我爹还在那块空地上放小牛犊呐。”
　　老头儿一时震惊得没有立刻表示愤慨，随即怒火一下子爆发了。他跳起来，转身用拳头猛捶引擎盖，大声嚷道：“他可以到别处去放牛！”
　　“你离开了那堤坝，会希望没离开的，”她说。
　　他从车前转悠到侧面，两眼一直盯着她。“你以为我在乎他在哪儿放他的小牛犊吗？你以为我会让一头小牛犊跟我瞎捣乱吗？你以为我挺关心那个傻瓜在哪儿放牛吗？”
　　她坐在那儿，那张脸涨得紫红，真比她的头发颜色还要深，跟他自己这当儿那副表情完全一样。“管自己的兄弟叫作傻瓜的人，注定要下地狱让火烧，”她说。
　　“别瞎审判，”他嚷道，“你不是也得受审判！”那副脸色比她的还要紫。“你啊！”他说，“让他什么时候想揍你就揍你，你呢，只呜呜地哭几声，两条腿蹦啊跳的，一点也不反抗！”
　　“他跟别人从来也没碰过我，”她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咬清每个字的字音。“从来也没人动手打过我；要是有谁胆敢那样做，我就宰了他。”
　　“真是颠倒黑白，”老头儿扯起尖嗓门嚷道，“把黑夜说成大白天！”
　　推土机又在他俩身下经过。两张脸相隔一英尺，在那阵噪音远离之前一直保持着同样的神情。随后老头儿说：“你自己走回家去吧。我不让一个耶洗别②搭乘我的车！”
　　“我才不跟巴比伦婊子同车呢，”她说，然后就从汽车另一边出溜下来，开始穿越牧场。
　　“婊子是女人！”他吼道。“你知道个啥！”可她连头也不回，根本不屑答他的话；他瞧着那小而茁壮的身体傲然阔步地穿过那块净是黄点的田野，朝树林那边走去，他那股为她而生的自豪感便象那座新湖湖面上的微波那样，又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处处值得他骄傲，唯独她拒不勇敢地违抗皮茨这一点除外，那事就象回头浪那样直往回曳。如果他能教会她用眼前那套对付他本人的方式来对抗皮茨，她就会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孩子，具有谁都想有的那种刚毅不屈和无所畏惧的品质；可是她的性格当中单缺这一点。只有这一方面她不象他。他转身眺望湖泊对岸那片树林，心想不出五年，那边就会出现房屋、商店和停车场以取代树林，而这一切主要应归功于也。
　　他打算拿出实例来教导那个孩子长志气；由于他已经打定主意，他便在当天午餐桌上宣布自己正在同一个名叫蒂尔曼的人协商，要把住房前面那块地卖出去盖一个加油站。
　　他的女儿，面带精疲力竭的神情，坐在饭桌下首，一听这话不禁呻吟了一声，好象一把钝刀子正在慢慢拧进她的胸脯似的。“你指的是那块草坪！”她呜咽道，仰倒在椅子上，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重复道，“他指的是那块草坪啊。”
　　皮茨的另外六个孩子大声尖叫起来：“是我们玩儿的那块地方！”“别让他那样干，爸爸！”那我们就看不见那条道啦！”以及其他类似的蠢话。玛丽?福琼却一语不发。她面带执拗而冷漠的表情，仿佛在筹划自己的什么事。皮茨不再吃饭，两眼瞪视着前方。他的碟子里盛满菜肴，可他的拳头却象两大颗浅黑的石英石，一动也不动地摆在碟子两边。两只眼睛把孩子们挨个儿环视一遍，仿佛要从他们当中搜出个特殊的来。目光最后落在外公身旁坐着的玛丽?福琼身上。“你对我们干的好事！”他嘟囔道。
　　“我没有，”她说，语气当中却缺少保证的成分。那只是一阵颤音，一个受惊骇的孩子的声音。
　　皮茨站起来说：“跟我走一趟，”接着就转身朝门外走，一边走一边解他的皮带；叫老头儿彻底失望的是玛丽溜下饭桌，跟随他，几乎可以说是跑步跟着他，出大门登上卡车，爷儿俩便开车走了。
　　这种怯懦象是福琼先生自己的怯懦，叫他伤感，浑身难受。“他无缘无故揍一个无辜的孩子，”他对自己女儿说，后者坐在饭桌下首分明还很沮丧，“你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抬手拦住他。”
　　“你自己也没抬手啊，”其中一个男孩小声说，接着从那群蛤蟆的合奏中又传出一阵嘟嘟囔囔的抱怨声。
　　“我是个患心脏病的老人，”他说。“我没办法拦住一头公牛。”
　　“这事准是她撺掇你干的，”他的女儿无精打采地喃喃道，脑袋在椅背顶端边上摇来晃去。“样样事都是她撺掇你干的。”
　　“从来也没有哪个孩子撺掇我干过什么事！”他尖声嚷道。“你简直不象个做妈妈的！你可太丢脸了！那孩子是个小天使！一位圣徒！”他用那么高的嗓门嚷嚷，声音都变了；他不得不匆匆奔出那间屋子。
　　一下午，老头儿只好躺在床上消磨时光。他每逢知道那孩子遭到毒打，就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太大了点，在心包里挤得难受。这当儿他可比以往更加横了心，非要看到加油站在自己家门前盖起来不可；这事如果叫皮茨中风，那就再好没有了。要是叫他中风并且瘫痪，那算他活该，从此他也就不能再揍玛丽了。
　　玛丽?福琼生他的气，向来不会保持很久，或者十分认真；尽管那天下午他没有再看见她，可是第二天清早，他一醒过来，却发现玛丽跨坐在他的胸脯上呢，她命令他快点起来，以便别错过机会去看那架水泥搅拌机。
　　他俩到达那里时，工人正在给钓鱼俱乐部打地基呐，水泥搅拌机早已开始操作。它的体积和颜色都跟马戏团里的一头大象差不多；他俩站在那儿，瞧着它搅拌了半个多小时。十一点半，老头儿因为同蒂尔曼有个约会，要去商讨他那桩交易，便不得不离开。他并没告诉玛丽?福琼上哪儿去，只说得去看一个人。
　　蒂尔曼经营一家乡镇综合商场，其中包括加油站啦，废铜烂铁库啦，旧车场啦，舞厅啦，地点在那条同福琼田庄前面的土道连结起来的公路上五英里开外之处。那条土道也很快就要改建成柏油马路了，因此蒂尔曼想在那里找一块好地方再办一家那样的企业。他是个很有进取心的买卖人——福琼所看重的那类企业家，他认为那人不仅同发展的步伐保持一致，而且还一向有预见性，因此某种新发展一旦到来，他就能在那里从容不迫地迎接它。公路上到处是他的商场广告招牌，上面分别写着蒂尔曼商场距离此处仅有五英里，仅有四英里，仅有三英里，仅有二英里，仅有一英里的字样；“请注意蒂尔曼商场就在附近拐角，”最后则是眩眼的红字：“到了，朋友，蒂尔曼商场！”
　　蒂尔曼商场两边均是停放旧车的广场，一种收容无可救药的汽车的场所。他也卖各式各样的户外装饰品，石鹤石鸡啦、缸啦、瓮啦、大花盆啦、旋转木马啦，此外离那条路远一点的地方还另有一排墓碑和纪念碑出售，以免让他的舞厅主顾看到后心情沮丧。他的买卖大都在户外交易，因此铺面本身的造价并不太贵。只是一座一间屋的木结构房子，他在后身另外扩充了一间镀锡铁皮盖的长厅充当舞厅。舞厅内部又分为二，有色人种区和白人区，各自附有一小间收五分钱门票的电影院。他还有一个烤肉坑灶，出售烤肉三明治和汽水果汁之类的饮料。
　　他俩开车来到蒂尔曼商场的凉棚下面时，老头儿瞥了孩子一眼，她坐在那里，两腿支在座位上，下巴颏儿枕在膝头上。他不清楚她记不记得那块地正要卖给蒂尔曼。
　　“到这儿来干什么？”她蓦地问道，脸上带着一副蔑视的表情，仿佛嗅到了一个敌人。
　　“不干你的事，”他说。“你就坐在车里，等我出来，我会带给你一样东西。”
　　“不稀罕你带什么给我，”她耷拉着脸子说，“因为我不愿意呆在这儿。”
　　“嗬！”他说。“可你已经在这儿了，没法子办，只好等着，”说完他就不再理睬她，下车走进那爿光线挺暗的店铺，蒂尔曼正在里面等着他呐。
　　过了半小时，他走出来，发现她不在车上了。他断定她准是在哪儿藏着呢，便在周围找找，看看她是不是躲在店铺后身。他朝两个舞厅的门里瞧瞧，在墓碑四周遛遛。然后他的目光在那个堆放破烂汽车的广场上转来转去，猜想她可能在那两百辆汽车当中的任何一辆里面或者后面躲着呢。他转来转去，又转回到店铺前面来了。一个黑男孩儿坐在地上，背靠着结水珠的冰箱，正在喝一瓶紫色饮料。
　　“那个小姑娘跑到哪儿去了，孩子？”他问道。
　　“没看到啥小姑娘，”男孩儿答道。
　　老头儿烦躁地在口袋里摸索一阵，掏出一枚镍币交给他，又说：“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身上穿着黄色棉布衣裳。”
　　“您要是说一个长得象您的矮胖丫头，”男孩子说，“她跟一个白人坐卡车走了。”
　　“什么样的卡车，什么样的白人？”他嚷道。
　　“一辆绿色的小型卡车，”男孩儿咂咂嘴说道，“一个她管他叫‘爹爹’的白人。他们打那条路走了一会儿啦。”
　　老头儿气得浑身直哆嗦，只好上车回家。他的感情在暴怒和屈辱之间来回奔腾。以前她可从来也没离开过他，当然也决不会由于皮茨的缘故而撇下他。皮茨命令她上卡车，她居然不敢不上去。一得出这个结论，他可比以往更加发火了。她不敢违抗皮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在各方面都把她训练得挺好，为什么单单在性格上有这样一个缺点呢？真是一个叫人摸不透的谜。
　　他回到家门口，踏上台阶时，她正坐在门廊里的吊椅上闷闷不乐地眺望呐，目光越过那块他要卖掉的地，径直投向远方。她的两眼虚肿，眼圈儿是粉红色的，可他没看到她腿上有什么红印儿。他便挨着她在吊椅上坐下来。他原打算用一种严厉的口吻讲话，可是一出声却挺泄气，仿佛是出自一名试图重新赢得好感的求婚者之口。
　　“你干吗离开我？以前你可从来也没撇下过我啊，”他说。
　　“因为我愿意，”她说，直瞪瞪地瞧着前方。
　　“你从来也没愿意过，”他说。“那是他叫你走的。”
　　“我告诉过你我要走，我就走了，”她渐渐地加强语气说，瞧都不瞧他一眼，“现在你可以走开了，别来烦我。”口气非常决断，以前他俩发生争执时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腔调。她盯视着前方，目光越过那块紫色、黄色和粉红色野花杂草丛生的空地，越过那条红土道，直达远方那排顶端边缘发青的、黑糊糊的松林。再过去是窄窄一排更远的灰里透蓝的树林，然后就是茫茫苍穹，上面只漂浮着一两朵破棉絮似的白云，别无他物。她盯视着那片景致，仿佛那是一个人，同老头儿相比，她更喜欢那个人似的。
　　“这是我的一块地，对不对？”他问道。“我卖自己的地，你干嘛这样火冒三丈呢？”
　　“因为那是草坪，”她说。鼻涕眼泪大把大把地淌下来，可她一直绷着脸，泪水一流到唇边便把它舔掉。“那样一来，我们就看不见路那边的景致了。”
　　老头儿朝路那边瞧瞧，让自己再次确信那边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闹脾气，”他疑惑地说。“那边除了树林之外，啥也没有啊。”
　　“我们就看不见林景了，”她说，“而且那片地是草坪，我爹在上面放小牛犊。”
　　一听这话，老头儿气得站起来，说道：“你的一举一动简直不象福琼家里的人，倒更象皮茨家里的人，”以前他可从来没对她说过这样难听的话，刚一说出口就后悔了。这句话刺伤他自己的心比刺伤孩子的心还要厉害。他转身走进家门，上楼到他的房间里去了。
　　一下午，他好几次从床上爬起来，朝窗外眺望，视线越过那个“草坪”，投向玛丽说他们以后再也看不见的那排树林。每次他都看到同样的东西：树林——既没有山峦，也没有瀑布，更没有任何一种人工栽培的花木，光是树林。午后这个时辰，阳光在松林里曲折穿行，把每棵细树杆都照得光秃秃地特别醒目。他心想，松树干就是松树干嘛，邻近这一带的人谁想看一棵，根本无须走得很远。他每次起床朝外眺望，都进一步确信自己卖掉那块地是非常明智的。这件事会招致皮茨持久不满，但是他可以买样礼物送给玛丽?福琼，同她言归于好。对成年人来说，道路不是通往天堂就是下到地狱，可是对儿童来说，沿途一向有好多站歇一歇，在那里，一丁点小事就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他第三次起床观望树林，那当儿差不多六点钟了。夕阳几乎已经躲到松林后面，喷出万道霞光，那些瘦削的树干看起来好象都给举起在一池红光里似的。老头儿凝视良久，仿佛有一段拖长了的时间他被从通向未来的种种喧嚣声中抓出来，被按在一个以前他不理解的、令人不快的谜团之中。在这种幻觉中，他仿佛看到树林背后有—个人受伤了，鲜血溅满好几棵树。几分钟过后，皮茨的小卡车在窗下嘎地一声刹住，才打破了这种煞风景的幻觉。他回到床上，合上眼睛，可是闭着的眼皮前又浮现众多魔鬼般的红树干在黑树林里一一腾空而起的景象。
　　晚餐桌上，没人跟他说一句话，包括玛丽?福琼在内。他匆匆吃完饭，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晚上都在琢磨将来有一家象蒂尔曼商场那样的企业就在附近的好处。他们不必再到远处去给汽车加油。他们无论什么时候想买一条面包，都只消跨出前门，走进蒂尔曼商场后门就行了。他们还可以把牛奶卖给蒂尔曼。蒂尔曼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蒂尔曼还会引来别的买卖。那条土道很快就会铺设成柏油马路。从全国各地来的旅客都会在蒂尔曼商场逗留一会儿。他的女儿要是觉得自己比蒂尔曼强，最好压一压她的气焰。人人生来自由而平等的。这句警言一在他的脑际回响，他的爱国情绪就占了上风，他意识到卖掉那块地完全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他必须为未来提出保障。他在窗口观望闪烁在路那边树林上空的月亮，倾听一会儿蟋蟀和雨蛙的呜叫声，就在它们那片（口瞿）（口瞿）、啯啯的嘈杂声下面，他仿佛还听得见未来的福琼城镇的脉搏跳动声。
　　他上床睡觉，确信自己早晨一醒过来就会象往常那样注视一面嵌在秀发门框里的小红镜子。玛丽会把卖地那件事一古脑儿忘了；早饭后，他俩便会开车到镇上的法院去取买卖契约。在回来的路上，他就可以在蒂尔曼商场逗留片刻，完成那项交易。
　　清早，他张开眼睛，却只见到光秃秃的天花板。他镇定一下，朝屋里四处张望，没有她的身影儿。他斜身靠在床边，瞧瞧床底下，她也没藏在那里。于是他起床穿好衣服，走出大门。玛丽又完全象昨天那样坐在廊子里的吊椅上，正朝远方眺望呢，目光越过草坪直达那片树林。老头儿非常生气，自从当年她刚会爬行的时候起，他每天清晨醒过来，都会发现她不是在他床上就是在床底下。今天早晨，她却明明更喜欢眺望树林。他决定眼下不跟她计较，等她的气儿消后再跟她算帐。他在吊椅上挨着她坐下来，可她依旧注视着树林，根本不理睬他。“我还当你和我要到镇上那家新开张的游艇商店去看看汽艇呢，”他说。
　　她没有转过头来，却猜疑地大声问道：“还有别的事要去干吗？”
　　“没有什么别的事，”他答道。
　　她停顿一下，说道：“要是这样，我就去，”但是，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那就穿上你的鞋，”他说。“我可不跟一个光着脚丫子的女人进城。”对这句玩笑话她也连笑都没笑一声。
　　天气跟她的情绪一样冷漠。又象要下雨又不象要下雨。灰蒙蒙的天空叫人心里不痛快，太阳也懒得露出来。一路上，她一直瞧着自已两只朝前伸着的、穿着笨重的棕色学生鞋的脚。老头儿过去常常偷偷走到她身边，发现她独自正在跟自己的脚丫子说话呢，他猜想这会儿她一定又跟它们不出声地聊上了。她时不时动一下嘴唇，可没跟他说什么，任凭他的话溜过去，好象没听见似的。他断定要花费一笔很可观的钱才能买回她的好兴致，最好还是买一艘汽艇吧，因为他自己也想要一艘。自从水在这一带积存成湖泊起，她就没完没了地谈论船只。他们先来到游艇商店。一进店门，老头儿就兴致勃勃地对店员说：“给我们看看穷人家玩的汽艇！”
　　“全部是给穷人家准备的！”那个店员说。“您老要是买下一艘就会穷啦！”他是个矮胖的小伙子，身穿黄衬衫、蓝短裤，喜欢随机应变，爱说个笑话。他俩便连珠炮似地接连交换几句俏皮话。福琼先生瞧一眼玛丽?福琼，看她脸上有没有露出喜色。她却站在那儿呆视，视线越过一艘摩托汽艇侧身，心不在焉地直瞧着对面那堵墙。
　　“小姐喜欢汽艇吗？”店员问道。
　　她一转身，溜出店门回到人行道，接着又上了汽车。老头儿诧异地注视着她。他简直不敢相信一个象她那样聪明的孩子居然为了仅仅出售一块地就会这样闹脾气。“她大概有点不舒服，”他支吾着说。“我们下次再来，”说完他也走出店门，回到车上。
　　“咱们去买蛋卷冰淇淋吧，”他挺关心地瞧着她，建议道。
　　“我才不要吃什么蛋卷冰淇淋，”她说。
　　他实际上是要去法院，可又不想明说。“我要去办点小事，你去逛逛那家小杂货铺，好不好？”他问道。“我这儿有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你可以去买点东西。”
　　“我才不去什么小杂货铺，”她说，“也不稀罕你的硬币。”
　　连一艘汽艇都提不起她的兴趣，更何况两角五分的硬币，他责备自己居然如此愚蠢。“那你到底怎么回事呢，小姐？”他体贴地问道。“你不舒服吗？”
　　她转身直直地瞧着他的脸，越来越凶地说：“是因为那个草坪。我爹在那儿放他的小牛犊。我们再也看不见树林了。”
　　老头儿已经尽可能长久地压住自己的火。“他揍你！”老头儿嚷道。“而你居然还替他担忧他在哪儿放小牛犊！”
　　“我有生以来从来没人揍过我，”她说，“有谁胆敢碰我一下，我就宰了他。”
　　一个七十九岁的老汉决不能任凭一个九岁的娃娃耍弄。他的神情变得跟她那种神情一样坚定。“你到底是福琼家的人，”他说，“还是皮茨家的人？打定主意吧。”
　　她的嗓音响亮，肯定而又挑衅。“我是玛丽——福琼——皮茨，”她说。
　　“那我是纯血统的福琼！”他嚷道。
　　对这一点她没话可说，而且脸上也现出那种含意。她好象一时给彻底打垮了，老头儿看出那是皮茨家里人的表情，一清二楚得叫人心烦意乱。他看到的是皮茨家那种单纯而愚蠢的表情，自己觉得也给玷污了，仿佛那是出现在自己的脸上似的。他嫌恶地别过头去，把车倒出来，径直开往法院。
　　法院的楼房是红白两色的，正面闪闪发光，坐落在一个广场正中央，广场上的草大部分已经给磨光。老头儿把车停在法院门前，专横地对她说：“呆在这儿，”然后下车，砰地一声摔上车门。
　　办理立契出让的手续花了他半个小时光景；他回到车前，发现她坐到后座旮旯里去了。他能看见的她那部分脸，显示出一种预知凶兆的阴郁表情。天也暗下来了，空中有股缓缓流动的热浪，预示可能会起旋风。
　　“咱们最好还是赶快走吧，免得遇上一场风暴，”他说，接着又强调说，“因为回家之前，我还得在一处地方停留一下。”可是他所得的答话倒好象是他在运送一具小死尸似的。

　　去蒂尔曼商场的一路上，他又回顾一遍许多导致他采取目前这一行动的正当理由，确实从中找不出一丁点儿毛病。他决定尽管她不会老是保持这种态度，他自己却对她彻底失望了，等她一旦回心转意，她得向他道歉才行；他还决定暂时不买汽艇了。老头儿渐渐认识到他俩闹别扭，一向是因为他表现得不够坚定。他以前太宽厚了。他这样专心一致地思考着，甚至没有留意一路上那些标明离蒂尔曼商场还有多少英里路的广告招牌，直到最后一块突然喜气洋洋地展现在他面前：“到了，朋友们，蒂尔曼商场！”他才醒悟过来，连忙把车子驶进凉棚下面。
　　他都没看玛丽?福琼一眼，就下车走进那爿阴暗的商店，蒂尔曼倚在三层罐头货架前面的柜台上，正在等他呐。
　　蒂尔曼是个话不多而动作快的家伙。他照老习惯那样交叉着胳膊坐在柜台后边，那貌不出众的脑袋象蛇脑袋那样在胳膊上方摇摇晃晃。他长着一张三角脸，底端削尖，脑袋顶上布满斑点。两只眼睛发绿而且细长，舌头总爱暴露在半张着的嘴里。他的支票本就在手边，两人便立刻认真地开始办正事。他没费多大工夫就看完契约，签上名字。接着福琼先生也签了字，两人便隔着柜台握手。
　　福琼先生握着蒂尔曼的手时，心中如释重负。他觉得事已定局，无论跟她还是跟他自己都不可能再有任何争论的余地。他觉得自己按原则办完了事，未来也得到了保障。
　　他俩刚一松开手，蒂尔曼就突然变了脸色，倏地缩到柜台底下，没影儿了，就好象他让人抓住脚猛地往下一曳似的。一个瓶子砸碎在他刚才身后那排罐头上面。老头儿急忙转过身来。玛丽?福琼正站在门口，她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举起另一个瓶子就要扔过来。他连忙闪避，瓶子砸在他身后的柜台上面，她又从板条箱上抓取另一个瓶子。他赶快朝她奔过去，可她飞跑到店铺另一头去了，凡是够得着的东西拿起就掼，嘴里还尖声嚷嚷着什么，听不明白。老头儿又扑过去，这一回揪住了她的衣服后摆，倒拖着把她拖出店门。然后他紧紧抓牢她，把她拎起来带到几英尺开外的汽车那边去，她在他的臂挽里呼哧呼哧直喘气，哽哽咽咽，可是一下子变蔫了。他想法打开车门，把她扔进去，然后自己匆匆跑到汽车另一边，上车尽快驶走。
　　他觉得自己那颗心膨胀得跟那辆汽车一般大，正在向前急驶，把他带列一处无可逃避的目的地去，速度之快真是前所未有。最初五分钟，他什么也没想，只在快速前进，仿佛受自己的愤怒驱使似的。渐渐他恢复了思维能力，玛丽?福琼正坐在座位的角落里，缩成一团，抽着鼻子呜呜地哭呐。
　　他平生从没见过一个小孩这样胡作非为。不管是他自己家的孩子，还是别人家的，都从没在他面前发过这样大的脾气；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由他亲自教养起来的孩子，这个九年来一直是他的好伙伴的孩子，会叫他如此难堪。这个他从没举手打过的孩子啊！
　　接着他猛然醒悟，迟迟才认清这一切原来都是他自己的过错。
　　她尊敬皮茨，是因为他揍她，哪怕并没有什么正当理由；要是他现在有正当的理由也不揍她，那她原来是个捣蛋鬼，就只能怪他自己没把她管束好。他觉得时机已到，不能再避而不揍她一顿了，于是他从公路转到那条通往家园的土道时，心想揍完她一顿，往后她就再也不会乱扔瓶子了。
　　他沿着那条泥土道一直开到自己那片土地的边界，然后转入一条刚够一辆汽车通过的小道，颠颠簸簸地穿进树林，走了半英里路。他把汽车停在正是他看到皮茨用皮带抽她的那个地方。那儿路变宽了，可以让两辆汽车并排通过或者容得下一辆汽车掉头，是一块红土地，光秃秃的挺难看，四周围着又细又高的松树，好象是给聚集在那里目睹可能会在那样一块空地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似的。有几块石头从土里凸了出来。
　　“下车，”他说，手伸过她身前把车门打开。
　　她没看他，也没问要在这儿干什么，就下了车；他也从另一边下车，绕到汽车前头。
　　“现在我要揍你一顿！”他说，嗓音特别响，空空洞洞的，好象有一种提高了的颤音，穿过松树顶端。他不想在揍她的时候遇到倾盆大雨，便说：“快着点，趴在那棵树上准备好，”接着就解他的皮带。
　　他想干什么事玛丽似乎很慢才能想到，好象那需要透过她头脑中的一层迷雾似的。她一动也没动，脸上困惑的表情渐渐开始消失。几秒钟以前，她的脸通红，扭曲得变了样，这当儿疑惑的神情渐渐消失，最后只剩下一种明确的表情，一种慢慢下定决心、非干不可的神态。“没人揍过我，”她说，“谁要是胆敢试一下，我就宰了他。”
　　“我不喜欢胡搅蛮缠，”他一边说，一边朝她走过去。他觉得两膝很不稳当，好象不是会朝后就是会朝前转悠似的。
　　她只后退一步，两眼瞪视着他，接着她摘下自己的眼镜，把它丢落在一小块岩石后面，那块石头就在他叫她趴在上面的那棵树附近。“摘掉你的眼镜，”她说。
　　“别对我发号施令！”他大声说，笨拙地用皮带抽她的脚脖子。
　　她一下子朝他扑过去，动作快得叫他弄不清自己首先受到的是什么攻击，是她那结结实实的身体的分量呢，还是她的脚那阵乱踢，还是她的拳头在他的胸脯上那阵乱捶。他挥舞皮带，不知该往哪儿打，但是他在决定怎么能把她揪住之前，一直设法先把她从身上摆脱掉。
　　“放开我！”他嚷道。“我叫你放开我！”她却似乎无处不在，从四面八方同时朝他袭来。就好象他正遭到并非一个小孩而是一群小精灵的攻击，他们都穿着结实的棕色学生鞋，小拳头硬得象石头。他的眼镜飞落到一边。
　　“我早就叫你把它摘下来，”她咆哮道，并没住手。
　　他用两只手抱住一个膝盖，另一只脚不稳地站着，身子摇来晃去，又是一阵拳头雨点般打在他的肚子上。他觉出爪子似的手掐进他的一只胳膊上端的肉里，她吊在那上面，两脚轮番机械式地踢他的膝盖，另外那个拳头不断地猛捶他的胸膛。接着，他惊恐地看到她的脸升到他的面前来了，龇着牙；她咬他的下巴一侧，痛得他象头牛那样吼叫。他好象看到自己那张脸从几方面同时过来咬他，可他没法防备，因为他正遭到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脚踢，先是肚子上，然后是胯骨上。他突然跌倒在地，象一个身上着火的人那样翻滚。她马上扑在他的身上，一边跟他一道打滚儿，一边还在踢他；两只拳头这当儿无拘无束地猛捶他的胸口。
　　“我是个上了岁数的人！”他尖叫道。“放开我！”可她没有住手。她又对他的下巴袭击了一次。
　　“别咬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是你的外公！”
　　她停下来，脸正好在他的脸的上方。两对一模一样的淡眼睛对视着。“够了没有？”她问道。
　　老头儿朝上盯视着自己的形象。它得意洋洋，而又充满着敌意。“你让我揍了一顿，”它说，接着又字字紧逼地补充道，“我是纯种的皮茨。”
　　就在她松手的当儿，他趁势卡住她的脖子，猛地一使劲儿，他设法翻滚过来，跟她调了个个儿，这样他就朝下瞧着那张是他自己的而竟敢说是皮茨的脸。他的手还紧紧卡住她的脖子，他就抬起她的脑袋，往碰巧就在她头下的那块岩石上猛磕下去。紧接着又磕一下。然后，他一边瞪视着两眼慢慢朝上翻、好象毫不理会他的那张脸，一边说：“我身上可没有一滴皮茨的血。”
　　老头儿继续向自己那个被征服了的形象盯视，直到他发现它尽管彻底沉默了，脸上却没有一丝悔恨的表情。两只翻白的眼睛呆视着，并没有把他收进眼底。“这回总算给你一个好教训了吧，”他说，语调中却带点怀疑。
　　他好不容易才使自己那两条挨过踢而嗦嗦发抖的腿站起来走两步，但是他那颗刚才在车上就开始膨胀的心脏，还在不断扩张。他回头冲着那个脑袋耷拉在岩石上面、一动也不动的小躯体凝视好久。
　　随后，他仰跌在地，两眼无能为力地沿着光秃秃的树干往上瞧，一直望到松树顶端；他的心脏又痉挛一阵而扩张起来，扩张得那么快，老头儿觉得自己仿佛正在给拖进树林，仿佛正同那些难看的松树一起朝那个湖泊尽快奔去似的。他觉察到那边会有一小块能使他逃离树林的空地。他已经远远可以看到那一小块空隙之地，苍白的天空映照在那边的水里。随着他奔跑过去，那里变得越来越宽阔，突然那座湖泊整个出现在他面前，微微起伏的波浪朝他的两脚庄严地滚滚而来。他猛然意识到自己不会游泳，而且也没有买汽艇。他看到两边那些细树干已经变粗，成了两排神秘而幽暗的纵列，正蹚过河水，朝远方走去。他绝望地环视四周，想找人救救他，可是那里杳无人迹，岸边只有一个庞大的黄色怪物③，象他那样静止不动，嘴里塞满泥土。

　　①这个姓的英义是Fortune，意谓幸运。
　　②耶洗别（约公元前846年），以色列王妃名，以残忍放荡著称。
　　③指前文提到的推土机。

　　（石头的石头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伊诺克和大猩猩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贺哈定 译

伊诺克?埃默里向他的房东太太借了一把雨伞。他站在杂货店的门道里打算把伞撑起来，但发现它至少和它的主人同样年纪了。伞总算撑开之后，他抬手把墨镜扶正，跑到街上冒着大雨继续赶路。
这把伞房东太太十五年前就不再用了，正因如此，她才借给他。伞一淋了雨水，就发出一声尖叫垂落下来，扎在他的颈背上。他头上套着雨伞向前跑了几步，又折回到一家商店的门道里放下了伞。为了再把它撑开，他只好把伞尖支在地上，用脚使劲把它踹开。他再次跑到街上，手紧握在套筒的下面，以防它再垂落下来。结果每走几步路，那刻着猎狐小狗头的伞柄就戳到他的上腹部。他又这样走了四分之一段街，伞的后半部突然向上翻卷，雨水往他的衣领里直灌。他缩着头躲到一家影院的遮檐下。这一天是星期六，售票窗前有一大群孩子马马虎虎地排着队等候买票。
伊诺克平常并不太喜欢孩子，但孩子们似乎总是喜欢看着他。站队的孩子全都转过头来，几十双眼睛盯着他，对他很感兴趣。他的伞一半往上翘，一半往下垂，样子很古怪。眼看着那往上翘的一半就要完全垂落下来，流进他衣领内的雨水更多了。孩子们见了这个情景，顿时哄然大笑，乐得乱蹦乱跳起来。伊诺克瞪了他们一眼，转过身去摘下他的墨镜。这时他发现面前是一张大猩猩的巨幅画像。猩猩头顶的上方写了红字：“贡加!丛林之王，一代巨星!亲自光临!!!”和大猩猩膝盖相齐之处还写着：“贡加今日中午十二时莅临本剧院。免费欢迎前十名勇敢的人上来和他握手!”
每当命运女神开始抽回腿去，准备狠踢伊诺克一脚的时刻，他脑子里老是想着别的事情。他四岁时，爸爸从州立监狱给他带回一个罐头盒。那盒子漆成橘红色，上面画着几片松脆的花生糖，还写了绿色的字：“叫你猜想不到的怪事!”伊诺克打开盒子，一根钢丝弹簧跳出来，敲碎了他的两颗门牙。他有生以来遇到这类事情太多了。看来他在危急的时刻要是更机灵些就好了。他站在海报跟前，仔细看了两遍，心里在想：上帝终于赐给他一个机会，可以把那个红极一时的大猩猩羞辱一番了。
他转过身来，问身边的那个孩子什么时候了。那孩子告诉他：十二点十分，贡加到来的时间已经过了十分钟。另一个孩子说：他可能是被下大雨耽搁了。又有一个孩子说：不是因为下雨，是要等他的导演从好莱坞乘飞机赶来。伊诺克听了这些话把牙磨得格格作响。第一个孩子告诉他：他要是想和明星握手的话，就得和他们一样站队等着。伊诺克站到队里。一个孩子问他多大年纪了，另一个评论他的牙长得很滑稽。他竭力忍耐住不去理会他们，只顾收拾他那把伞。
几分钟后，一辆黑色卡车从横街拐过来，在大雨中缓缓行驶着。伊诺克把伞往腋下一夹，眼睛透过墨镜斜睨过去。卡车开近影院时，车里的留声机开始奏出“塔拉拉——蓬——底——暖”，但是这音乐几乎全被雨声湮没了。车身上贴着一大张金发碧眼的女郎的画像，是和大猩猩无关的其他电影广告。

卡车在电影院门前停住，孩子们小心地把队站整齐。卡车后门和囚车一样装了铁栅栏，但大猩猩不在门口。两个穿雨衣的人跳下驾驶室，嘴里咒骂着跑到后边打开车门。其中一人伸进头去说：“喂，快一点好不好?”另一个人对孩子们晃晃大拇指说：“你们让开点好不好?让开点，好不好?”
卡车里的留声机放出话声：“朋友们，这是贡加。怒吼的贡加，伟大的明星!朋友们，热烈欢迎贡加吧!”这声音在大雨巾听起来好象是喃喃细语。
等候在车门外的那人再次探进头去说：“喂，你出来好不好?”
车厢里某个角落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声。一秒钟后，伸出一只毛茸茸的黑手臂，一碰到雨水立刻缩了回去。
“真见鬼，”站在遮檐下的那一个人骂了一声。他脱下雨衣，抛给车门外的人，这人又把它抛进车厢。再过了两三贫钟，猩猩在门口出现了。他身上的雨衣纽扣全扣上了，一直扣到领口。衣领向上竖起，颈子上挂了一根铁链。等在门外的那人抓住铁链，把他拉下车。他们丙个一齐跳到遮檐下。售票窗里一个慈母模样的女人准备好免票，先让头十个勇敢的孩子走上去握手。
大猩猩毫不理会那些孩子，只顾跟随那人走到入口处的另一边。那里设了一个小讲台，约一英尺高。他跨上台去，转过身来面对着孩子们开始吼叫起来。吼声并不太高，听起来还不觉得太受不了。这吼声似乎发自一颗黑色的心。伊诺克吓了一跳。要不是有孩子们团团围住他，他一定拔腿逃走了。
“谁先上来?”那人问道。“来吧来吧，谁先上?第一个孩子免费。”
这一群孩子站在原地不动。那人向他们直瞪眼，“你们是怎么回事，孩子们?”他狂叫起来，“你们害怕了?只要我抓住这铁链，他伤害不了你们。”他抓紧铁链，把它抖动得哐啷哐啷响，表示这铁链在他手里非常牢靠。
过了一分钟，一个小女孩从人群中走出来。她那鬈曲的长发象一条条木刨花，三角脸上显出一副凶相。她走到离大明星四英尺以内的地方。
“好，好，”那人抖动着铁链说，“快一点。”
猩猩伸出手来和她迅速地握了握。这时已有另一个女孩准备上来，后面跟着两个男孩。孩子们又站成长队开始向前挪动。
大猩猩的手臂一直伸着，他偏过头去看看外边的雨，显出厌烦的神色 伊诺克这时候已克服了惊恐、正在绞尽脑汁想编出几句脏话来，当场好好羞辱大猩猩一番。往常他进行这方面的创作是毫不费力的，但这时偏偏什么也想不出来。他的大脑两个半球都是空荡荡的。他连自己天天使用的那些骂人的话也记不起来了。
这时候他前面只剩下两个男孩了。第一个上去握过手，走到一边去了。伊诺克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他前面的孩子也握过手走到旁边。只留下他自己面对着猩猩。猩猩机械地抓起他的手。
这是伊诺克到这座城市来后向他仲过来的第一只手。它温暖而柔软。
霎那之间，他只是站在那里握着那只手。接着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讲起来：“我的名字叫伊诺克?埃默里。我上过罗德米尔少年圣经学校。现在我在市动物园工作。我看过你的两部影片。我才十八岁，但已经为城市工作了。我爸爸叫我来……。他的声音嘶哑了。
大明星稍许欠丁欠身子，他眼睛的神色起了变化。一双令人讨厌的人眼凑得更近，透过两只赛璐珞的眼珠斜睨着伊诺克。“你滚开!”从那副猩猩毛皮里面发出粗鲁的声音，很低沉，但非常清晰，他把握着的手也甩开了。
这样的侮辱深深刺痛了伊诺克的心。他的身体一连打了三个转，才弄清该走哪个方向。接着他尽快跑到雨里去了。
伊诺克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期望：他就要发生什么变化了。这念头怎么也摆脱不掉。他的希望实质上是由两分怀疑，一分欲望构成的。在整个下半天内它在他身上始终起着作用。他对自己的需求只有一点朦朦胧胧的概念，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抱负的孩子，他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想改善自己的境遇：他想总有一天人们站着队等候和他握手。

整个下午他在房间里坐立不安，百无聊赖。一会儿咬指甲，一会儿把房东太太伞上的绸布撕成条条，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架子。接着他又把伞骨一根一根地扯断。最后成了一根黑色的手杖，一端是尖细的钢条，另一端是雕刻的狗头。它本来可能当作一种特殊刑具使用，现在已过时了。伊诺克把它夹在腋下来回踱步。他想：要是带上它走在人行道上一定很神气的。
傍晚七时，他穿上外衣，提了手杖，向隔了两条马路的小饭馆走去。他意识到自己是去获取某种荣誉的。但他心绪不宁，担心那荣誉并不是垂手可得的，非得自己去夺取不可。
不吃点东西就去办事，他是从来不干的。这家饭馆名叫“巴黎餐厅”，是一个约六英尺宽的地道，座落在一家擦皮鞋店和一家干洗店之间。伊诺克溜了进去，坐上柜台尽头的高凳，说他要一碗豌豆汤和一杯巧克力麦乳精。
女招待个子很高，一口大黄牙，黄头发用黑色的发网络着。她一只手老是放在臀部。这时正在给另一个顾客端菜。尽管伊诺克每晚都来光顾，但她还没有学会喜欢他呢。
她并不搭理他，只管动手煎咸肉。餐厅里只有另外那位顾客，已经吃完，在那里看报纸。看来要吃咸肉的只有她本人了。伊诺克把手伸过柜台，用手杖戳戳她的臀部。“你听着，”他说，“我马上要走，有急事。”
“那你就走吧，”她说。她左右摆动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看着煎锅。
“给我来一客那种蛋糕。”他指着一个圆玻璃架子上面半块粉红和淡黄的双色蛋糕。“我有些事要办，马上就要走。把它送到他旁边。”他指指那个看报纸的颐客。他溜下高凳凑到那人跟前去看他手中报纸的背面。
那人放下报纸，瞅了瞅他。伊诺克对他笑笑。那人又举起报纸。“另外几张借我看看好吗?”伊诺克问道。那人再次放下报纸，打量了他一番，他的眼睛浑浊，目光坚定。然后他仔细地把那份报纸翻了一遍，抽出载着滑稽连环画的那一张递给伊诺克，这正是伊诺克爱看的。他每天晚上都要象完成例行公事一样把它看完。他边吃着女招待从柜台那一头平推过来的一碟蛋糕，边看着报纸，感到自己心中激荡着仁慈、勇气和力量。
他看完了一面，翻转过来，开始浏览占了整整一页的电影广告，他的眼睛扫过三栏后，停留在一则花边消息上。那是关于丛林之王贡加的行踪，列出他巡回访问的剧院名字和他光临各家剧院的时问。三十分钟之后他将去第五十七街的胜利剧院，这是他在本城最后一次露面。
如果这时有人注视伊诺克看这条消息，就会发现他的表情起了变化。尽管脸上仍然闪耀着从滑稽连环画中得到的启示，但另一种神情盖过了它——那就是觉醒。
女招待正好转过身子，看到他还没有走，。你怎么啦?”她说，“吞下葡萄干核了?”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了，”伊诺克喃喃自语。
“我也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她面色阴沉地说。
伊诺克伸手摸到他的手杖，把要付的钱往柜台上一放说：“我要走了。”
“别指望我留下你，”她说。
“你可能再也看不到我了，”他说，“——现在这样子的我。”
“管他什么样子，看不到你对我才好呢，”她说。

伊诺克离开饭馆。这个空气湿润的夜晚令人心旷神恰。人行道上的小水坑闪闪发光。商店橱窗玻璃水气蒙蒙，里面摆着亮晶晶的便宜货品。他消失在旁边一条街上，急速地沿着市区里更阴暗的通道行走。只在一条小巷的尽头停了一两次，往四处看看，便继续向前走去。胜利剧院是一家小剧院，座落在居民稠密的地段，适合附近住户的需要。他走过一连串灯火通明的街道，又穿过更多的小巷和后街。到了剧院所在的商业区之后，他放慢了步子。看到过了前面的十字路口就是胜利剧院。它在周围较暗的环境衬托之下，显得分外光彩夺目。他没有跨过马路，只是在剧院对面的人行道上匆匆行进，斜睨着那耀眼的灯火。他走到剧院的正对面停下脚步，躲藏到一座大楼两段房屋之间狭窄的楼梯洞里。
运送贡加的卡车停在对面街旁。大明星站在遮檐下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握手。然后她走到一边去。一位穿了马球衬衫的先生走上去，象运动员那样有力地握手。他后面是一个三岁的男孩，头上戴的巨大的西部帽几乎把脸全遮住了，不得不靠他后面的队伍把他推向前去。伊诺克观看了一会儿，流露出嫉妒的神色。小男孩后面是一个穿短裤的妇女。再后面是一个老头，他为了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不是庄重地迈步向前，而是手舞足蹈地走上了台。伊诺克突然冲过马路，悄悄地钻进敞开着门的卡车。
一直到故事片即将开映，握手仪式才告结束。大明星回到卡车里。观众鱼贯进入剧场。卡车司机和担任司仪的人爬进驾驶室。卡车隆隆地开走。它疾速穿过市区，在郊外公路上飞快地行驶着。
车厢里传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不是平素猩猩发出的那种声音，但是马达和车轮的轰鸣盖过了它。夜色苍茫，四野寂静无声，只是偶尔有猫头鹰的几声怨诉和远处传来运货火车微弱的轧轹声。卡车飞速奔驰，到了十字路口才稍许放慢速度。车厢在小路上颠簸着，一个人影跳出车门，几乎跌倒在地，随即一瘸一拐地向树林匆匆走去。

一钻进密密的松树林，他就放下刚才拄着走路的手杖，还放下夹在腋下的一大团毛茸茸的东西，开始脱去他的衣服。他把脱下的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一件件摞起来。全部衣服摞好后，他拿起手杖，在地下挖一个洞。
苍白的月光不时穿破松林中的黑暗，洒到他的身上，照出他就是伊诺克。一道从嘴角一直拉到锁骨的伤痕和眼睛下的肿块毁坏了他的容貌，使他的神态变得麻木而迟钝。但是再也没有其他假象比它更具有欺骗性了，因为此时此刻他心中正燃烧着最炽烈的欢乐火焰呢。
他急速地挖着土，最后挖出一个约一英尺长一英尺深的坑。他把那堆衣服放进坑里，站在一边休息片刻。埋掉衣服并不象征着埋葬自己的过去。他只意识到这些衣服以后再也用不着了。他一缓过气来，就把挖出的土推进坑去，用脚踩结实。他在踩土的时候发现脚上还穿着鞋。坑里填满土之后，他脱下鞋抛到一边。接着他拾起那一大团蓬松的东西，用力把它抖开。
借着忽明忽暗的月光，可以看到他的一条苍白的细腿消失了，接着另一条也不见了。一个更加粗壮蓬松的身影代替了他原来的身影。霎时间出现了两个头，一个浅色，一个浓黑。但一秒钟之后，它把深色的头套在另一个头之上，纠正了误差。它匆忙扣好那些暗扣，还作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在此之后，它兀立不动。过了一会儿，开始捶胸怒吼起来。它蹦上跳下，手臂乱舞，头向前伸出去。起初吼声很轻微，过了一会儿声音变高，一会儿又低得使人难以忍受，接连不断地忽高忽低，最后归于寂静。它伸出手去乱抓一阵，用力摇动手臂：接着缩回手臂，再伸出去，乱抓一阵，摇动手臂。这样重复了四五遍。接着他捡起尖头的手杖，斜夹在腋下，走出树林跨上公路。无论是哪里的大猩猩，非洲的也好，加利福尼亚的也好，纽约的也好，都没有他现在这样快活。
一对青年男女互相依偎着坐在公路边一块岩石上，凝视着一片开阔的山谷地带后面的市区，没有注意到那个毛茸茸的身影正向他们走来。建筑物的烟囱和正方形的屋顶在白茫茫的天边形成一段凹凸不齐的城墙，在好几处有高耸的尖塔象楔子一样插入云空。那位男青年碰巧转过头来，瞥见大猩猩站在几英尺以外，全身漆黑，一只手伸了出来，样子可怕极了。男青年抽回搂着情人的手臂，悄悄溜进树林。她转过头一看，立即发出尖叫，沿着公路逃跑了。那大猩猩站着，似乎感到有点意外，它的手臂垂下了。它坐在刚才那对青年男女坐过的岩石上，呆呆地望着山谷后面的城市不均匀的轮廓。

庄 稼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温健骝 译

　　威勒顿小姐常常弄得一桌子的面包碎。那是她独特的持家成就；她做起来，非常彻底。路西亚和贝莎洗盘子，迦纳到客厅里去玩“晨报”上的填字游戏。那么就留下威勒顿小姐一个人在饭厅里；在她说来，这可好得很。唷！在那房子里吃早餐，常常是件苦事。路西亚硬要定时吃早餐，就像他们定时吃别的餐一样。路西亚说，定时吃早餐培养出别的有规律的习惯；而且，迦纳捣乱成性，他们非得在吃饭上定下一些规矩不可。这样，她就可以看到他把紫菜酱涂在他的奶油麦饼上。威勒顿小姐觉得，好像这么做上五十年，他就什么都做得来。早餐上的争执，总是以迦纳的奶油麦饼起，以她那三调羹的鲜凤梨汁止。“威莉，你知道自己的酸味儿，”路西亚小姐老是说，“你知道自己的酸味儿”；然后，迦纳眼睛溜转，说些恶心的话；贝莎就跳起来，而路西亚就一副苦涩的样子，而威勒顿小姐就尝到了她已经吞下去的鲜凤梨汁的味道了。
　　弄得一桌子的面包碎，也可以解解闷。在桌子上一边掰着面包，人就可以一边想东西；若是威勒顿小姐要写个故事，她得先想想。通常，坐在打字机前，她的思路最好；不过，这暂时也可以了。首先，她要想出一个写得成故事的题材。写得成故事的题材，多得使威勒顿小姐永远也想不出一个来。她常说，那总是写故事最难的地方。她花在思索题材的时间，比她花在写作的时间要多。有时，她放弃了一个又一个题材，通常要一两个星期才最后决定写些什么。威勒顿小姐拿出银轧碎机和盛盘，开始抹平桌子。她沉思道，不晓得烤面包师傅是不是好题材？她想，外国烤面包师傅可真是，多姿多彩。墨圆儿?费尔默姑母给她留下四张着色彩照，里面是戴着蘑菇似的帽子的法国面包师傅。他们都是高大的汉子——金发而且……
　　“威莉！”路西亚小姐尖声大叫，一边拿着盐瓶到饭厅里来。“看老天的份上，把盛盘顶在轧碎机下面，不然你要把些面包碎都弄到地毯了。上星期我打扫过四次，我可不要再干了。”
　　“你没有因为我弄翻的什么面包碎打扫过，”威勒顿小姐说，简明扼要。“我常常捡起掉下的面包碎，”她还加上，“我掉的可也不算多。”
　　“这次，你先洗洗轧碎机才放好，”路西亚回嘴过去。
　　威勒顿小姐把面包碎都倒到手上，扔到窗子外面去。她把盛盘和轧碎机拿到厨房去，放在冷水的龙头底下冲洗，揩干，放回抽屉里。都完事了。这下，她可以到打字机旁；留在那儿到晚餐时分。
　　威勒顿小姐在她的打字机旁坐下来，舒口气。这下好了！她想过些什么呢？哦。烤面包师傅。唔——。烤面包师傅。不行，烤面包师傅不行。烤面包师傅和社会的紧张没有什么关联。威勒顿小姐坐着，瞪着眼看透了打字机。A S D F G——她的眼睛在打字盘上游移。唔——教员？威勒顿小姐想道。老天，不。教员总使威勒顿小姐觉得特别。她那些在柳湖学院的教员还可以，不过她们都是女人。威勒顿小姐记得，柳湖女子学院。柳湖女子学院，她不喜欢那样的措辞——听起来有生物学的味道。她常常只说自己是柳湖毕业生。男教员使威勒顿小姐觉得，她好像就要念错了什么东西似的。只是，教员已经不合时了。他们算不上是个社会的问题。
　　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唔——用条子抵租的佃农！威勒顿小姐从来不曾和佃农有过什么紧密的联系；不过，她反省了一下，他们跟别的题材一样好看，而且他们叫她沾上关心社会的气息，有了那气息，在那些她希望相与游憩的圈子里，那真有价值呢！“在十二指肠虫身上，”她咕哝道，“我总能赚你一笔。”才说就来了！千真万确！她的手指兴奋地砰砰砰砰的晃动在字盘上，却没有碰到盘键。然后，她突然开始用很很快的速度打起字来。
　　“洛?畝顿，”打字机打出来，“叫他的狗。”“狗”字后面，跟着是突然的一顿。威勒顿小姐的第一个句子，总是写得最好。她老说：“第一句，涌上来，像一道闪光！就像一道闪光！”她边说边弹响了手指，“像一道闪光！”她就是从第一句把故事拼凑出来的。“洛?畝顿叫他的狗”是威勒顿小姐的神来之笔；重读这个句子一遍，她论定了，“洛?畝顿”用在一个佃农身上，不但是个好名字，而且写他叫他的狗，也是一个佃农该做的事，再也恰当不过。“狗竖起了耳朵，溜到洛的身边。”威勒顿小姐把句子写了下来，才晓得出了毛病——一段里面就有两个“洛”字。听起来不悦耳。打字机嘎嘎地往回退；威勒顿小姐在“洛”字上面打上交叉。她在字顶上用铅笔写上：“他”。她又准备即时接下去。“洛?畝顿叫他的狗。狗竖起了耳朵，溜到他的身边。”也是有两个“狗”字，威勒顿小姐想道，嗯——。她断定了：那可不像两个“洛”字那么碍耳。
　　威勒顿小姐对于她自己所谓的“语音艺术”是个伟大的信徒。她认为，念起东西来，耳朵跟眼睛不相上下。她喜欢那样的说法。在给殖民地十三州女儿团讲话时，她说：“眼睛组织出一幅能用抽象思维绘画出来的图画，而一次文学探索的”（威勒顿小姐喜欢“文学探索”这样的措辞）“成功，靠的是在心中创造的抽象思维和在耳朵里记录下来的音质。”（威勒顿小姐也喜欢“音质”。）“洛?畝顿叫他的狗”就有那么一点辛辣带刺的味儿；接着的“狗竖起了耳朵，溜到他的身边。”正好给了这段文字所需要的起头。
　　“他扯住那畜牲的短小、瘦削的耳朵，和它一起滚到泥里。”威勒顿小姐沉思道：也许，那过份了一点。她知道，一个佃农在泥里打滚，可也是理所当然的吧。有一次，她读了一本小说，写的也是这类人，他们干的事也跟这个一样坏；书里另外四分之三所描写的，比这个还要坏。路西亚清理威勒顿小姐桌子的一只抽屉的时候，翻出了那本书。随便浏览了几页之后，她就用拇指和食指夹着书，到炉子边上，把书丢了进去。“威莉，今儿早上，清理你的桌子的时候，我翻到一本书，那准是迦纳搁在那儿，给你开玩笑，”路西亚后来告诉她。“那真恶心，不过，你知道迦纳的为人。我烧了它。”然后，吃吃笑着，她加上一句：“我确定，书不可能是你的。”威勒顿小姐倒确定，书不是谁的，正好是她的；只是，要去认领这个荣誉，她可犹豫了。她是从出版商那儿订来的，因为她不想问图书馆借。连邮费，一共花掉她三块七毛五；她还有四章书不曾念完。话虽如此，她从书中所得到的，也足够使她说洛?畝顿有理由和他的狗一起在泥里打滚。她论定了，写他那样做，也给十二指肠虫多加些要点。“洛?畝顿叫他的狗。狗竖起了耳朵，溜到他的身边。他扯住那畜牲的短小、瘦削的耳朵，和它一起滚到泥里。”
　　威勒顿小姐往后靠。那是个好开头。现在，她就要盘算一下做什么了。当然，得有个女的。也许，洛可以把她宰掉。那种女人总是惹麻烦。她的浪荡不羁，逼得他非宰她不可，然后，他或者就此受良心的追逼。
　　要真个是那样的话，他就得有原则，不过，要使他有原则，倒也不难。她思索着，那么，怎样把这些写进小说里面应该有的一切爱情利害关系里去呢。里面得有些相当暴烈的，写实的场面，那些个虐待狂的事，自己所读到的，都和那个阶级有关联。那是个问题。只不过，威勒顿小姐倒蛮欣赏这些问题。她最喜欢策划热情奔放的场面，可是，一写起来，她常常就开始觉得特别，而且顾虑到家里人在读到这些场面的时候，会说些什么。迦纳会弹响手指，一有机会，就朝她眨眼；贝莎会觉得她可怕；路西亚会用那傻里傻气的声音说：“威莉，你瞒了我们什么？你瞒了我们什么？”接着，照老样子嗤笑一下。可是，现在威勒顿小姐不能想那些了；她要用心写她的人物。
　　洛得要高大、哈腰、瘦削，虽然有红脖子，有大而笨拙的手，可是他那忧郁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倒像个绅士人物。他要有整齐的牙齿，而且，要显得有神气，他得有红头发。他的衣服从他身上垂下来，而他穿起来却漠不关心，就像那些是他皮肤的一部分一样；她沉思道，也许，他最好不要和狗在一起打滚。女人呢，样子要过得去——头发黄，脚脖子粗，眼睛泥色。
　　在小屋子里，她给他端上晚餐；他就坐在那儿，吃那些她从不费心搁上些盐的，一块一团的麦羹，想着些庞大的，遥远的东西——添一只母牛，一间涂了漆的房子，一口清洁的井，甚至一个他自己的农庄。女人会朝他大吼，怨他没有给她的炉子砍够木头，也会因为她背上的疼痛发发牢骚。她会坐着，瞪着眼看他吃那些酸麦羹，数说他不够胆色去偷粮食。她嘲笑道：“你不过是个该死的叫化子！”然后，他叫她不要吵闹。他大叫道：“把嘴闭上！我要的，都要了。”她眼睛一翻，嘲弄他，还大笑——“像你这副样子，我啥也不怕。”接着他把椅子往后一推，向她冲过去。她抓起桌上一把刀子——威勒顿小姐不禁诧异，这女人是哪一号傻瓜——身子往后退，刀子搁在胸前。他向前挺进，她蹿开去，像一匹野马。接着，他们又一次打个照面——他们的眼睛满溢着恨意——而且，他们在前后摆动。威勒顿小姐听得见时间一秒一秒地滴在外面的铁皮屋顶上。他又朝她冲过去，但她已经把刀子准备好，随时往他身上捅进去——威勒顿小姐再也受不了。她在那女人的背后，狠狠的一拳打在她的头上。刀子从她手上掉了下来；一阵轻雾把她从房间抹走了。威勒顿小姐转身，向着洛。“让我给你弄些热麦羹，”她说。她到火炉边上，干干净净的勺了一盘子滑嫩细白的麦羹和一块牛油。
　　“嗳，谢谢，”洛说，朝她笑笑，露出好看的牙齿。“你总是烧得恰好。你知道，”他说道，“我在想——我们可以离开这块租地。我们可以有个体面的地方。要是今年过去，我们赚到一点什么，就拿来牵上一只母牛，一点点的把家发起来。想想看这是什么，威莉，你想想看。”
　　她坐在他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我们就那样干，”她说，“我们今年要积攒得比往年都多；一上春天，我们就该能把那头牛牵上。”
　　“你总知道我心里在惦着什么，威莉，”他说。“你一向知道。”
　　他们在那儿坐了一段长时间，想着他们彼此是多么了解。到后，她说：“把饭吃完吧。”
　　他吃过后，就帮她把炉子里的灰掏出来；其后，在那炎热的七月的傍晚，他们走下牧场，到溪边去，还谈说着他们有一天要弄上的那块地。
　　到了三月末，雨季就快要来了；他们的成就，几乎难以使人相信。过去一个月来，洛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而威莉还要早一个钟头起来，趁天气还清朗，要干的活都得去干。洛说，下星期，雨大抵就要下了；要是到那时候，庄稼还没有收割好，他们就会损失掉——损失掉他们过去月来所得到的一切。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再过一年不比去年丰裕多少的生活，而且，明年还得养一个孩子，不是一头母牛。洛老想要那头母牛。“养孩子花费不了多少，”他辩驳道，“还有，母牛也可以帮补着养他，”但威莉却坚定不移——母牛可以慢慢来——孩子得要开头好。到后，洛说，“也许我们积攒得够牵上牛，养上孩子吧。”他到外面去，看着那新近犁过的土地，仿佛从田畦里就能算出收成来。
　　即使只有去年那么一些些，那也是个好开头。威莉把窝棚收拾好，洛也修葺了烟囱。门阶上盛放着牵牛花；窗下是一丛丛金鱼草。这一年过得平平安安。可现在，他们正为庄稼担忧。他们一定要在雨来之前收割好。“我们还得要一个星期，”洛晚上进屋子来的时候在嘀咕。“再多一个星期，我们就做得了。你觉得怎样，可以收割么？要你去也实在不对，”他叹口气，“不过，我请不来什么帮手。”
　　“我还好，”她说，把颤抖的手藏在背后。“我可以去。”
　　“今儿晚上起云了，”洛说，阴阴的。
　　第二天，他们操劳到天黑——干活到再也干不来了，然后跌跌撞撞的回到小屋去，倒在床上。
　　夜里，威莉醒来，觉得一阵疼痛。那是一种柔和的，绿色的痛楚，紫色的光在里面穿梭。她不晓得自己醒了没有。她的头向两边滚来滚去，里面还有嗡嗡作响的形象在碾着石块。
　　洛坐了起来。“你不对劲了？”他问，颤抖着。
　　她用肘子把身体撑起来，接着又沉下去。“到溪边去，叫安娜来，”她喘着气说。
　　嗡嗡声越来越响，形象越来越灰了。痛楚先是和它们混在一起几秒钟，其后就无休无止的混杂起来。嗡嗡声变得越发清楚了；到天亮，她方才晓得那是雨声。后来，她哑着嗓子问，“雨下了多久了？”
　　“这会儿，该两天了，”洛答道。
　　“那，我们垮了。”威莉无精打采地看着外面滴着雨水的树。“完了。”
　　“没有完，”他温柔地说。“我们有了个女儿。”
　　“你要的是男孩子。”
　　“不，我想要的，都得到了——两个威莉，不是一个——这，比一头母牛还要好吧，”他咧嘴一笑。“我要做什么才抵得上得到的这一切，威莉》”他弯下身，吻她的前额。
　　“我要做什么？”她缓缓的问。“我要做什么才能多帮你的忙？”
　　“你去杂货铺，怎样，威莉？”
　　威勒顿小姐猛一把，推开了洛。“什，什么，你说，路西亚？”她结结巴巴的问。
　　“我说，这一回你去杂货铺，怎么样？这个星期，每天早上都是我去；这会儿我没空。”
　　威勒顿小姐往后移，离开了打字机。“很好，”她怒冲冲的说。“你要些什么？”
　　“一打蛋，两磅番茄——要熟的——你最好马上治好你的伤风。你的眼睛流眼水了，嗓子也哑了。洗澡间里有安母匹灵。买东西就签这个房子用的支票吧。把大衣穿上。天气冷。”
　　威勒顿小姐眼睛往上一翻。“我四十四岁了，”她声明道，“能照顾自己。”
　　“要熟番茄，”路西亚小姐回过话去。
　　威勒顿小姐，大衣都没有扣整齐，缓慢地走上布诺德街，到超级市场里去。“是什么了？”她咕哝道。“对了，两打蛋，一磅番茄。”她经过一行的罐头蔬菜和薄脆饼干，直朝放鸡蛋的箱子走去，可是那儿没有鸡蛋。“蛋在哪儿？”她问一个在称菜豆的孩子。
　　“我们啥也没有，只有纯母鸡蛋，”他说，抓起另一把豆子。
　　“那么，蛋在哪儿，有什么分别？”威勒顿小姐追问道。
　　他把几根菜豆扔回那有盖的大箱子去，懒懒散散地走到蛋箱那儿，递给她一盒。“实在没啥分别，”他说，把口香糖推到前排牙齿上面。“少年母鸡什么的，我不知道。你要么？”
　　“要，还要两磅番茄。熟番茄，”威勒顿小姐补上了一句。她不喜欢买东西。那些店伙一副纡尊降贵的样子，没有道理。那孩子不会对路西亚那么懒散吧。她付过了蛋和番茄的帐，匆匆走了。那地方有点儿叫她郁闷。
　　真傻，一爿杂货店也会叫人郁闷——里面什么也没有，只得一些琐碎的家务——女人在买豆子——店里的小手车带着孩子——为一磅的八分之一左右的瓜果讨价还价——他们又得了什么便宜？威勒顿小姐不大明白。那还有什么机会来做自我表现，创造，艺术？她的四周围，都是一样——人行道上都是人，赶来赶去，手里拿着小包包，脑袋里也满是小包包——那边一个女人，皮绦上系着个孩子，她猛拉，又扯又拽，不要他看橱窗里面的一个南瓜灯；她这一生大抵也得拉扯着他了。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买菜的袋子掉在地上，东西撒了一街；另外一个女人在揩一个孩子的鼻子；街的上端，一个老妇人正走过来，三个孙儿一个劲往她身上跳；他们后面，一对男女，走得那么近，说不上优雅。
　　威勒顿小姐看看那对男女走近来，走过去。女的，身胖，黄发，脚脖子粗，眼睛泥色。她穿着高跟舞鞋，戴着脚镯，身上是太短的棉布衣和格子花呢外套。她的皮肤斑驳，脖子向前突出，仿佛她要伸出脖子来嗅一些一直给拉着往后退的东西。她的脸上凝住一个咧嘴的傻笑。男的，身高，蓬松，掏坏了的样子。他驼着双肩，粗大的红色脖子上长着黄色的瘤节。他们一边拖遢地走路，他的手一边笨拙地摸索她的手；有一两次，他冲她病恹恹地笑，而威勒顿小姐看得见他有整齐的牙齿和忧郁的眼睛，他额上还有斑疹。
　　“呃，”她打个寒噤。
　　威勒顿小姐把东西放在饭桌上，回到她的打字机旁边。她看着上面的纸张。纸上打着：“洛?畝顿叫他的狗。狗竖起了耳朵，溜到他的身边。他扯住那畜牲的短小、瘦削的耳朵，和它一起滚到泥里。”
“糟糕透了！”威勒顿小姐咕哝道。“到底不是个好题材，”她下了定论。她需要一些更加缤纷——更加好看的东西。威勒顿小姐盯着她的打字机看了好一会。突然，她的拳头在书桌上忘形地敲了轻轻的几下。“爱尔兰人！”她尖声叫道。“那些爱尔兰人！”威勒顿小姐一向羡慕爱尔兰人。她想到，他们的生皮鞋里都充满音乐；他们的历史——光辉灿烂！她思索着，那些人，那些爱尔兰人！他们精神饱满——红发，宽肩膀，还有大而低垂的八字胡。

　　（冯俊华录入）
　　录自《鹧鸪镇上的杜鹃花季：奥康纳短篇小说选》，温健骝译，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年12月初版。

最后审判日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主 万 译

　　坦纳正在养足气力，好起程回家。他打算尽可能步行上一程子，其余的路就托付给上帝去安排。那天早上和前一天早上，他让女儿给他穿衣服，把那点儿精力也保存起来。现在，他坐在窗口那张椅子上——蓝衬衫在领口那儿扣好，外衣搭在椅背上，帽子戴在头上——等着她离开。在她走开以前，他没法逃走。那扇窗子望出去是一堵墙和一条胡同，胡同里洋溢着纽约的气息，就是适合于猫儿和垃圾的那种气息。几片雪花飘过那扇窗子，可是它们太薄、太稀疏，他那衰退的视力根本看不见。
　　女儿在厨房里洗碟子。她磨磨蹭蹭地做着每一件事，一面自言自语。当他初来的时候，他曾经回答过她，但是那并没有必要。她生气地凝视着他，仿佛说，他虽然是个老傻子，还是应该有一点儿头脑，知道不去回答一个自言自语的女人的话。她用一种声音问，又用另一种声音回答，他昨儿让她替自己穿衣服，节省了一些精力。用这股精力，他写了一张便条，用针别在他的衣袋里。万一发现本人死亡，请采用收到者付款的快运办法将我送交佐治亚州科林思的科尔曼?帕朗姆。在这下面他继续写道：科尔曼售却我的所有物，偿付我的运费和殡葬费。多余的钱你可以留着。T.C.坦纳启。留在你现在呆的地方。不要让他们说服你到这儿来。这不是个好地方。坦纳又及。他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写好这张纸。他的笔迹抖抖嗦嗦，不过耐心细看，还是可以辨认出来。他用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来控制住手。等他写好以后，女儿去取了食品，又回到房子里来了。
　　今天，他准备好了。要做的事就是把一只脚跨到另一只前面去，直到他到了门口，走下台阶。等他走下台阶以后，他就要离开这一带。等离开这一带以后，他就叫一辆出租汽车，到货运场去。有个流浪汉会帮他乘上一辆货车。等他上了货车以后，他就躺下休息。夜晚，火车就要出发驶往南方。下一天，或者不如说下一天上午，不论死活，他反正回家了。不论死活。重要的是回到那儿，死活倒不重要。
　　倘若他有头脑，他在到后第二天就走了。要是更有头脑，那么他就不会来啦。两天以前，他听见女儿和女婿早餐后彼此告别时所说的话，才变得不顾死活的。他们站在前门口，他出门去三天，她送他动身。他驾驶一辆长途的流动运货车。她一定是在把他的皮软帽递给他。“你应该自己买一顶帽子，”她说，“一顶真正的帽子。”
　　“整天戴上坐着，”女婿说，“象他坐在里面那样。是呀！他做的事就是整天戴着那顶帽子坐在那儿。整天头上戴着那顶该死的黑帽子坐在那儿。坐在屋子里！”
　　“嗨，你连顶帽子也没有，”她说。“除了这顶有护耳的皮软帽以外，什么也没有。有点儿身份的人都戴帽子。其他的人才戴象你这样的皮软帽。”
　　“有点儿身份的人！”他嚷起来，“有点儿身份的人！这叫我好笑！真叫我好笑！”女婿生着一张满是横肉、十分愚蠢的脸，加上一个北方佬的嗓音。
　　“我爹可要在这儿住下，”他的女儿说。“他也活不了多久啦。他是个大人物的时候，可是个大人物。他除了为自己，一生从来没有给谁干过活儿，而且还有人——其他的人——给他干活儿。”
　　“是吗？他找来替他干活儿的全是黑人，”女婿说。“就是这么回事。我自己也找过一两个黑人来替我干活儿。”
　　“你找来干活儿的是北方的黑人，”她说，声音突然变得很低，因此坦纳不得不探身向前，好听清他们所说的话。“用一个真正的黑人，很需要有头脑。你得知道怎样去管理他们。”
　　“噢，这么说，我没有头脑罗，”女婿说。
　　坦纳突然，很偶然的，对女儿有了一种亲热的情感。每隔一阵子，她总会说上一句话，使人认为她有点儿识见储藏在哪儿备用。
　　“你有头脑，”她说。“可你不常使用。”
　　“他看见一个黑人在大楼里，就中了风，”女婿说。“她还告诉我……”
　　“别说得这么响，”她说。“他中风可不是因为这个。”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你打算扯他葬在哪儿？”女婿换了一个话题，这么问。
　　“葬谁？”
　　“里面的他。”
　　“就在纽约这儿，”她说。“你以为在哪儿？咱们有一块地。我独自一人可不再上那儿去。”
　　“是呀。唔，我只是想问问准，”他说。
　　当她回进房来的时候，坦纳两手紧紧握着椅子的扶手。他的眼睛盯视着她，象一个愤怒的尸体的眼睛。“你答应过要把我葬到那儿去的，”他说。“你答应的话全不算数。你答应的话全不算数。你答应的话全不算数。”他的声音是那么干巴巴的，简直听不大见。这时候，他颤抖起来，手脚和头全颤抖起来。“把我葬在这儿，在地狱里燃烧！”他喊叫，然后向后倒在椅子里。
　　女儿打了一阵寒战，注意听着。“您还没有死呢！”她大声地长叹了一口气。“您还有很长时间来为这事烦心哩。”她转过身，开始把散落到地板上的几张报纸拾了起来。她的一头灰发披散在肩上，一张圆脸已经有点儿衰老。“您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些事情，我件件都给您做，”她咕哝说。“您就是这样胡发火。”她把报纸夹在腋下，说：“别对我说什么地狱。我并不相信。这是浸礼会的一大套顽固不化的鬼话。”接着，她走进厨房去了。
　　他把嘴抿得很紧，上面的假牙紧紧地嵌在舌头和上颚之间。不过泪水还是扑簌簌地淌下了他的面颊。他偷偷地在肩膀上擦了一下每一边面颊。
　　她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了。“和有个孩子一样够呛，他要来，现在来到这儿啦，他又不喜欢。”
　　他并没有要来。
　　“装着说不要来，可是我瞧得出。我说过您要是不想来，我也没法硬要您来。如果您不想象体面人那样生活，我对这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至于我，”她用较高的嗓音说，“到我要死的时候，我决不会挑精拣肥。他们可以把我葬在最近的地点。等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会考虑到留在世上的人们。我不会只想到我自己。”
　　“当然不会，”另一个声音说。“你从来不是这么自私。你总是随时随刻照顾别人。”
　　“唔，我总尽力这样，”她说，“我总尽力这样。”
　　他把头靠在椅背上，这样坐了一会儿，帽子耷拉下来，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抚养大了三个儿子和她。三个儿子全死了，两个在战争中牺牲，一个见了魔鬼。除了她以外，没有一个觉得对他应尽义务的人留下了。她结了婚，没有子女，象个女大亨那样住在纽约市。等回家发现他那样生活时，她便准备把他接来。她曾经把脸伸进那个小木屋的门里去，毫无表情地睁大眼睛望了一会儿。随后，她猛地一下失声喊叫起来，向后一跳。
　　“地上是什么？”
　　“是科尔曼，”他说。
　　那个老黑人蜷着身子，在坦纳床脚边的一张草荐上睡着了。他看上去象一张臭皮囊裹着一把骨头安排成的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形。科尔曼年轻的时候，看上去象一头熊，如今他老了，看上去象一只猴。而坦纳呢，情况正好相反。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看上去象一只猴，可是等他年老了，他看上去象一头熊。
　　女儿又走回到门廊上去。两张藤椅的椅面靠在护墙板上，但是她没肯坐下。她从木屋向外走了大约十英尺，仿佛需要走那么远才能摆脱掉那种臭味似的。接下去，她把她的一番话说了。
　　“您要是没有一点儿自尊心，我却有。我知道我的责任。您把我抚养大，就是让我来尽我的责任的。如果您养大我并不要我尽责，那么妈妈是要的。她出身于平民，可并不是喜欢和黑人住在一块儿的那种人。”
　　这时候，那个老黑人惊醒过来，悄悄溜出门去，一个伛偻的黑影，坦纳刚好瞥见，悄没声地溜走。
　　她羞辱了他。他高声喊叫，使他们俩都可以听见。“你认为是谁烧饭？你认为是谁给我劈柴和倒脏水？他是假释出来交给我的。那个无用的混蛋在我手下干了三十年啦。他可不是个坏黑人。”
　　她并没有给他的话打动。“这到底是谁的小木屋？”她曾经这么问。“是您的还是他的？”
　　“他和我一块儿造的，”他说。“你回到你那儿去。我无论如何决不会跟你一块儿去的。”
　　“这小屋看起来也象是他和您一块儿造的。这是谁的地？”
　　“是有些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人的，”他躲躲闪闪地说。他当时知道这是要出售的土地，但是他认为谁要是买下它，那就太令人惋惜了。同天下午，他才发觉情况大不一样。他及时发觉了，于是跟着她回来。要是他晚一天发觉了，他也许还在那儿，赖在博士的那片地上。
　　那天下午，他看见那个褐色皮肤、海豚形的身个儿大踏步走过那片田地时，马上就知道出了什么事，用不着谁去告诉他。要是那个黑人拥有全世界，而不是他现有的一片贫瘠的坑坑洼洼的豆田，那么他也会那样走过去，把野草踏开，粗脖子胀了出来，肚子成为他的金表和金表链的一张宝座。弗利博士。他不过部分是黑人。其余的是印第安人和白人的血液。
　　他对黑人说来是一位重要人物——是杂货商、殡葬人、法律顾问和房地产商。有时候他没用恶毒的眼光望着他们，有时候又那样望着。一定得有所准备，他暗自说，一面注视着他走近前来，一定得准备好从他那儿接过点儿什么，尽管他是黑人。一定得有所准备，因为你除了带来的这个皮囊外，没有一件东西可以给他看。而皮囊如今对你，就和蛇蜕一样没有用。政府反对你，你什么机今也没有。
　　他正坐在门廊上靠着小木屋放的那张直靠背上。“晚上好，弗利，”博士走上前来时，他朝博士点点头，说。博士在空地边上兀地一下停住，仿佛他那会儿刚瞧见他似的，虽然很明白的，他走过那片田地时早就看见他了。
　　“我上这儿来看看我的产业，”博士说。“晚上好，”他的嗓音很响，很急促。
　　是你的产业还没有多久哩，他暗自说。“我瞧见你走来，”他说。
　　“我新近买下了这儿的这片地，”博士说，说完没再望他，便向前走到小木屋的另一面去。一转眼后，他走回来，在他面前停下。接着，他很冒昧地走到小木屋的门口，把头伸进去。那时候，科尔曼也在屋里睡觉。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开。“我认识那个黑人，”他说。“科尔曼?帕朗姆——他喝了你们大伙儿做的私酒，要多久才能清醒过来？”
　　坦纳抓住椅面上的那些球形捏手，紧紧地握着。“这所小木屋并不是你的产业。只是由于我的过错，才造到了你的地上，”他说。
　　刹那间，博士把雪茄烟从嘴里取出来。“这可不是我的过错，”他笑了笑，说。
　　他就那样坐在那儿，向前望着。
　　“犯下这样的过错是不合算的，”博士说。
　　“我还没有发现什么合算的事情，”他咕哝说。
　　“件件事都是合算的，”黑人说，“如果你知道怎样安排的话。”他笑嘻嘻的，仍站在那儿，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个强占公地的人。随后，他回过身，绕到小木屋的另一面去。四下里一片寂静。他在寻找酿酒厂。
　　那正是杀死他的时候。小木屋里有一把枪。他干这件事再容易不过了，可是从童年起，由于怕下地狱，他对这种暴力行为一直十分懦弱。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总是凭机智，凭运气去应付他们。大伙儿全都知道，他对待黑人有一套办法。有一种应付他们的手段。应付一个黑人的秘诀就是，让他看明白他的脑力是没法应付你的。到那时候，他就会扑到你的背上来①，知道你那儿有一件对他终身都有好处的事。科尔曼已经扑到他的背上三十年了。
　　坦纳第一次看见科尔曼的时候，他正雇了六个黑人在一个锯木厂里干活儿。那个锯木厂坐落在一片松树林的中央，距离随便哪一方都有十五英里路。他们是他雇用过的那种悲悲切切的工人，是星期一不来上班的那种。他们听到了传说的事情，以为有位新的林肯②当选了总统，他这就要来废除工作。他用一把锋利的小刀驾驭着他们。当时，他的肾脏有毛病，使他的手不住地颤抖。他用削木头来强行使人看不出他那种多余的动作。他不想让他们瞧见他的手自动颤抖，他自己也不想瞧见或是促成这种动作。那把小刀经常在他那颤抖的手里恶狠狠地动着。四处，有些粗糙的雕像落到了地上——他从来不再去看看，就算他去看，他也说不上来那是些什么雕像。黑人把它们拾起来，带回家去。他们和非洲最黑暗的时期之间并没有间隔多少岁月。小刀经常在他的手里闪闪发光。不止一次，他兀地一下停住，用很随便的声音对一个半坐半靠、把脸避开的黑人说：“黑人，这把刀现在在我的手里，但是如果你继续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那么它很快就会戳进你的肚子。”那个黑人总在这句话说完以前，就站起身来——慢吞吞地，不过他还是站起来了。
　　一个身材比他高大两倍、关节灵活的黑人，曾经逗留在锯木场的边上，看着别人干活儿。当他不看的时候，他就当着别人的面睡觉，象一头巨熊那样伸开手脚躺在那儿。“那是谁？”他这么问。“如果他想要工作，叫他上这儿来。要是他不要工作，叫他走。这儿不准闲人逗留。”
　　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他们只知道他并不想要干活儿，别的事情他们全不知道，不知道他打哪儿来，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尽管他大概是一个人的哥哥，是他们大伙儿的亲戚。他一天没有理睬他。和他们六个人比起来，他是一个黄脸盘的、骨瘦如柴的白人，两手哆哆嗦嗦。他愿意等待着出麻烦，但不是永远等待下去。下一天，那个陌生人又来了。坦纳雇来干活儿的那六个人半个上午一直在看那个呆在那儿的闲人，后来，他们离开吃饭去了，离开晌午整整有三十分钟。他并没有冒风险吩咐他们早些来。他走到麻烦的源头上去。
　　陌生人靠在空地边缘的一棵树身上，眯着眼睛在观看。脸上的那种傲慢无礼的神气，并不能掩饰内心的谨慎。他的神气表示，这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白人，所以他干吗这么神气地走上前来，他决心要干什么？
　　他本来打算说：“黑人，这把刀现在在我的手里，但是如果你不从我眼前走开，……”不过等他走近以后，他改变了主意。黑人的眼睛很小，杀气腾腾。坦纳认为他身上哪儿大概也有一把刀，他会很乐意使用一下的。他自己手里的小刀活动起来，完全是给在他手上起作用的某种一时闯入的灵机操纵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雕刻什么，可是等他走到黑人面前时，他已经在一块树皮上挖出了半美元那么大的两个窟窿。
　　黑人的目光落到了他的手上，盯视着那儿。他的下颚松弛下去。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轻松自在地在划树皮的那把小刀。他凝视着，仿佛看见一种隐藏着的力量在那块木头上发挥作用似的。
　　这当儿，他自己看了一眼，很吃惊地看到一副眼镜架的连接的边框。
　　他把这副眼镜架从眼前伸出去点儿，由空洞里向外看，看过一堆刨花，往前看进树林，一直看到他们养骡子的那个围栏边上。
　　“你的视力不太好吗，小伙子？”他说，一面开始用一只脚在地上擦着，把一段铁丝翻出来。他拾起一小段捆干草用的铁丝。一会儿工夫，他又找到了一段，较短的一段，把那也拾起来。他把这些铁丝缚在树皮上。现在，既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倒并不匆忙了。等这副眼镜架做完以后，他把它递给那个黑人。“把这戴上，”他说。“我不喜欢看见有人视力不好。”
　　有一刹那，黑人本可以做一件什么事，可以接过眼镜架，用手把它捏碎，或者一把抓住小刀，转过刀锋对着他。他从那双模糊的、喝酒喝肿了的眼睛里恰恰看到了那一刹那：一把小刀戳进这个白人肚子给他带来的快乐，被一件别的事抵消了，他说不上来是什么事。
　　黑人伸手接过眼镜架，把眼镜脚很仔细地戴到耳朵后面，然后向前望去，以夸大了的严肃神情东张张西望望。后来，他直盯着坦纳，咧开嘴笑了笑，或是扮了一个鬼脸。坦纳也说不上来是哪样，不过他立刻感到眼前是自己的一个反面形象，仿佛动作笨拙和受到拘束是他们共同的命运似的。这个幻象在他能够辨认出以前便消失了。
　　“传道师，”他说，“你逗留在这儿干吗？”他拾起另一块树皮，没有望着它，又刻起来。“今儿又不是星期日。”
　　“今儿不是星期日吗？”黑人说。
　　“今儿是星期五，”他说。“你们传道师就是这样——一个星期天天喝醉了酒，所以哪天是星期日也不知道啦。你通过眼镜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男人。”
　　“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看到做这副眼镜架的男人。”
　　“他是白人还是黑人？”
　　“他是白人！”黑人说，仿佛他的视力直到这时才大有改进，他才看清楚似的。“是呀，他是白人！”他说。
　　“唔，你待他就好象他是白人，”坦纳说。“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叫科尔曼，”黑人说。
　　从那时候起，他一直就没有摆脱掉科尔曼。你把他们中的一个人当猴儿耍，他扑到你的背上来，终身都呆在这儿，可是让人家把你当猴儿耍，你能做的就是杀了他，或者自行失踪。可他并不想为了杀死一个黑人而下地狱。在小木屋后面，他听见博士踢翻了一只水桶。他坐下等着。
　　一刹那，博士又出现了。他由屋子的另一面绕过来，用手杖使劲儿打着东一丛西一丛阿拉伯高粱③。他在院子当中站住了脚，大约就在他女儿上午向他发出最后通牒的地方。
　　“你不属于这儿，”他开口说。“我可以告你。”
　　坦纳仍旧坐在那儿，哑口无言，睁大眼睛朝田野望过去。
　　“你的酿酒厂在哪儿？”博士问。
　　“要是这一带有酿酒厂，那也不属于我，”他说，说完把嘴紧紧闭上。
　　黑人轻声笑了。“你倒了运，是吗？”他咕哝说。“你过去在河那边不是有一小片地，后来又失去了吗？”
　　他继续细看着前面的那片树林。
　　“要是你想来给我经营那个酿酒厂，那倒不错，”博士说。“你要是不这么做，那么你不如收拾起行李走路。”
　　“我不用来给你干活儿，”他说。“政府还没有要强迫白人来替有色人干活儿哩。”
　　博士用大拇指擦了擦戒指上的宝石。“我不喜欢你，也不喜欢政府，”他说。“你预备上哪儿去呢？你预备上市里去，自己在比尔特莫大饭店里弄上一套房间吗？”
　　坦纳什么话也没有说。
　　“将来有一天，”博士说，“白人要替有色人干活儿的，你不如抢在大伙儿之前先干。”
　　“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不会到来的，”坦纳简慢地说。
　　“对你已经到来啦，”博士说。“对他们其余的人还没有到来。”
　　坦纳的目光掠过那一行树木最远的苍翠边沿，注视着下午灰白、辽阔的天空。“我有个女儿在北方，”他说。“我用不着替你干活儿。”
　　博士从表口袋里取出表来看看，又放回去。他对着自己的手背凝视了一刹那。看来他已经估量过，暗地里知道，一切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需要多少时间。“她不要一个象你这样的老爹，”他说。“也许她说要，可是那不大可能。就算你有钱，”他说，“他们也不要你。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养活黑人，他们又把黑人撵走了。我自己赚钱，”他说，“那种事我从来没干过。”他又望望坦纳。“我下星期回到这儿来，”他说，“要是你还在这儿，那我就知道你是打算给我干活儿啦。”他逗留了一会儿，用脚后跟站着晃动，等候一个答复。最后，他回过身，开始穿过野草丛生的小路走回去。
　　坦纳继续朝那片田野望过去，仿佛他的灵魂已经从他身上给吸出去，吸进了那片树林，椅子上除了躯壳以外，什么也不剩了。如果他早知道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是整天坐在这个无聊的地方，朝着窗外望去，还是替一个黑人经营一个酿酒厂，那么他就会替那个黑人经营这爿酿酒厂了。他随便哪天都会成为一个黑人的白奴。他听见女儿在他身后从厨房里走进来。他的心跳得快了，可是一刹那后，他又听见她扑通一声在沙发上坐下。她眼下还不打算走。他并没有回过身去望望她。
　　她默不作声地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话。“您的苦衷是，”她说，“您一直坐在那扇窗口，外面又没什么可看的。您需要点儿鼓舞的力量和一个发泄情感的办法。如果您让我把您的椅子转过来看看电视，您就不再会想到一些病态的东西了，什么死亡啦、地狱啦、最后审判啦。我的主。”
　　“最后审判就要来了，”他咕哝说。“好人和坏人就要给分开。遵守诺言的人和不遵守诺言的人就要给分开。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尽力做好事的人和不做好事的人就要给分开。敬重父母的人和咒骂父母的人就要给分开。……”
　　她大声喘了一口气，险些儿把他给淹没。“我浪费我的好话有什么用？”她问，说完站起身走回厨房去，敲打起东西来。
　　她身材那么高大、那么魁梧！在家乡，他一直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但是那儿四周至少有清新的空气。他可以把脚踏在地面上。这儿，他甚至并不住在一所房子里。她住在一座鸽子笼般的建筑物里，里面有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他们全口齿不大清楚。这不是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所呆的地方。他到这儿的第一天上午，她曾经带他出去观光。他在十五分钟内就看出来是怎么个情形了。从那次以后，他就没有走出过公寓。他始终不想再踏进地下铁道，乘站着不动就会移动的自动电梯，或是通上三十四层楼的任何电梯。等他安安稳稳地又回到公寓里，他想象过跟科尔曼一块儿去观光。每过一会儿，他就不得不回过头，以确定科尔曼是不是跟在他的身后。沿里面走，要不然这些人会把你撞倒的，紧紧跟在我的后面，要不然你会给撇下，戴着帽子，你这该死的白痴，他曾经这么说。科尔曼边喘息边咕哝着，同时弯下身子蹒跚地快步走着。咱们在这儿干吗？你打哪儿得到上这儿来这个傻主意的？
　　我要让你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地方。现在，你知道了，你在原来呆的地方很不错。
　　我早先就知道，科尔曼说。你难道早先不知道吗？
　　他到这儿一星期后，收到了科尔曼的一张明信片，是火车站的胡顿代他写的。胡顿用的是绿墨水，信上说，“我是科尔曼——X④——你好吗，老板。”下面，胡顿自己写了几句。“不要常到那些夜总会去，快回家乡来，你这混蛋。W.P.胡顿。”他回了科尔曼一张明信片，请胡顿转交给他，信上说，“你要是喜欢的话，这地方还可以。W.T.坦纳。”因为明信片得交给女儿寄，他并没有写上，等养老金支票一到，他立刻就回来。他不打算告诉她，只想留给她一张便条。等支票送来以后，他就叫一辆出租汽车到长途汽车站，然后便启程了。这样会使他们俩皆大欢喜。她已经发现和他呆在一块儿郁郁不快，而她对父亲的责任是令人厌烦的。如果他悄悄溜走，那么她就会很高兴地想到，自己曾经试着想尽责任，结果他却毫不领情。
　　至于他，他就回去，呆在博士的土地上，听候一个嚼一毛钱雪茄的黑人吩咐。而且不会象早先那么在意这件事。相反的，他却给一个黑人演员，或者是一个自称是演员的人，搞垮了。他并不相信那个黑人真是演员。
　　这幢大楼每层楼上有两套公寓。他到女儿这儿来住了三星期后，隔壁那套房间里的人搬走了。他站在过道里，看着人家搬出去。下一天，他又看着另一家人搬进来。门厅又窄又暗。他站在不碍事的角落里，只偶尔向搬家的人提点儿意见，使他们可以把工作办得轻松点儿，如果他们稍加注意的话。家具是新的便宜货，所以他断定搬进来的人也许是一对新婚夫妇，他要等候在一旁，等到他们来了，祝他们幸福。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穿着一套浅蓝色服装奔上楼梯来，手里提着两只帆布提箱。因为他在用力，他的脑袋低着。在他后面，走着一个棕褐色皮肤的年轻女人，生着一头灿烂的黄铜色头发。黑人把提箱砰的一声在隔壁那套房间的门口放下。
　　“小心，亲爱的，”女人说。“我的化妆品全在那里面。”
　　当时，他一下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黑人咧开嘴在笑。他拍了一下她的半边屁股。
　　“别这样，”她说，“有个老家伙在看着。”
　　他们俩都转过身望着他。
　　“你们好，”他说，一面点点头。接下去，他便迅速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门。
　　他女儿在厨房里。“你猜谁租下了那边的那套房间？”他问，脸上显出了高兴的神气。
　　她猜疑地望着他。“什么人？”她咕哝说。
　　“一个黑人！”他用欢欣的声音说。“亚拉巴马州南部的一个黑人，要是我曾经看见过一个的话。他还娶了这个生着红头发、肤色深黄、生活奢侈的女人。他们俩往后就住在你隔壁！”他啪地打了一下自己的膝盖。“是的，大小姐！”他说。“要是不是他们，那才见鬼呢！”这是他到这儿来以后第一次有机会大笑。
　　她的脸顿时板了起来。“好，现在您听我说，”她说。“您别和他们接近。千万别走过去想和他交个朋友。这一带可不一样。我不想和黑人有什么麻烦，您听见吗？如果您不得不住在他们隔壁，您就只管自己的事，他们管他们的事。世上的人就应该这样生活下去。所有的人都能生活下去，要是他们只管自己的事的话。自己生活，也让人家生活。”她象只兔子一样把鼻子蹙起来——这是她的一个愚蠢的习惯。“在这儿，人人都自顾自，人人都生活下去。这就是您得做的事。”
　　“在你出生以前，我就和黑人们共同生活了，”他说。他又回到外面门厅里，等候着。他愿意打赌，那个黑人管保喜欢来跟一个理解他的人谈谈的。在他等着的时候，他有两次忘其所以，在激动中把烟草汁对着护壁板唾了一口。过了大约二十分钟，那套房间的门又打开，那个黑人走出来了。他打了一条领带，戴着一副牛角架眼镜。坦纳第一次注意到，他蓄着一把几乎看不出的小山羊胡须。真是风度翩翩。他向前走来，显然没有看见还有一个人在过道里。
　　“嗨，伙计，”坦纳说，一面点点头，但是那个黑人从他身旁走过去，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只是哒哒地快步走下楼梯。
　　坦纳心想，这个人可能是聋子和哑巴。他回进房间坐下，可是每次他听见门厅里有人声，总站起身走到门口，把头伸出去看看是不是那个黑人。有一回下午三四点钟，黑人恰巧由楼梯转弯的地方绕过来，他瞥见了他的目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那个人已经走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除非有警察追赶，要不然他还从不知道有谁走得那么快。
　　第二天清早，他正站在过道里的时候，那个女人独自从她的门里走出来，脚上穿着涂金的高跟皮鞋。他想对她说一句“早上好！”或者只是点点头，可是他本能地叫自己小心。她不象他以前看见过的随便哪一类黑种或白种女人，于是他紧靠着墙，吓得了不得，假装是隐藏在那儿的。
　　女人不带表情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回过头，走到远离开他的一边，仿佛她正由一个敞开的垃圾筒前面绕过去那样。他屏住呼吸，直到她走得看不见了。接着，他耐心地等候那个男人。
　　那个黑人大约八点钟走出来了。
　　这一回，坦纳断然地走上前去拦住他。“早，传道师，”他说。根据他的经验，如果有个黑人专喜欢绷着脸，这个称呼通常总会使他的脸色开朗。
　　黑人兀地一下站住了脚。
　　“我看见你们搬进来，”坦纳说。“我自己到这儿也没多久。这个地方并不怎么样，要是你问我的话。我想你大概也希望回到亚拉巴马州南部去吧。”
　　黑人没有再走一步或回答一句。他的眼睛转动起来，从黑帽顶向下移到那件无领的蓝衬衫上（蓝衬衫领口那儿扣得齐齐整整），再向下看到褪色的背带、灰色的裤子、高帮鞋，然后慢吞吞地又向上看。同时，一种难以理解的冷冷的怒火，似乎使他的身子发僵和收缩。
　　“我以为你也许会知道，我们在这儿附近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片池塘⑤，传道师，”坦纳说，声音变弱了，不过仍然抱有相当希望。
　　黑人在说话之前，先发出一种气呼呼的声音。“我不是亚拉巴马州南部人，”他用一种气喘吁吁的呼哧呼哧声音说。“我是纽约市人。我也不是传道师！我是演员。”
　　坦纳哈哈大笑。“大部分传道师多少都是演员，是吗？”他眨眨眼，说。“我想你只是附带传道。”
　　“我不传道！”黑人喊起来，一面从他身旁冲过去，仿佛一大群蜜蜂不知从哪儿突然朝他冲来似的。他奔下楼梯，走了。
　　坦纳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才回进他们的房间。那天其余的时间，他坐在椅子里，盘算着是否要再试一次，去和他交个朋友。每次，他听见楼梯上有一个人声，就走到门口，朝外张望，可是黑人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回来。他走到楼梯顶上的时候，坦纳正站在过道里等他。“晚上好，传道师，”他说，把黑人自称是演员的事完全忘了。
　　黑人停住，紧紧抓住楼梯栏杆。他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颤抖起来。接着，他慢吞吞地向前走。等他走得很近的时候，他冲上来，抓住坦纳的两面肩膀。“我可不要听，”他低声说，“你这种羊毛帽子、红脖子、狗娘养的、老杂种穷白佬的瞎胡扯。”他屏住呼吸。随后，他的嗓音传来了，声调十分恼怒，所以近似大笑那样震荡。他的嗓音很高、很刺耳，又很软弱。“我不是传道师！我甚至也不是基督徒。我不相信那种瞎胡扯。没有什么耶稣，也没有什么上帝！”
　　老头儿觉得他的心在胸腔里坚硬起来，象一个橡树瘤似的。“你又不是黑人，”他说。“我也不是白人！”
　　黑人把他砰的一声推到墙上，还使劲儿把那顶黑帽子拉下来，遮到他的眼睛上，接着，他一把抓住他的衬衫前襟，把他向后推到他的敞开的门口，使劲儿把他推进了门。女儿从厨房里看见他茫然地撞到里面过道的门边上，摇摇晃晃地跌进了起居室。
　　有好几天，他的舌头在他嘴里似乎变得僵硬了。等它松动下来以后，它变得有原来两倍那么大，所以他说的话没法使她听明白。他想要知道的就是，政府的那张支票是否寄来了，因为他打算用它买一张长途汽车票，回家乡去。过了几天，他终于说得使她明白了。“钱来啦，”她说。“它只够付头两个星期的医药费。请您告诉我，您不会说，不会走，不会直截了当地思考，一只眼睛还刚开过刀，您怎么回家乡去呢？请您告诉我这一点，成吗？”
　　这时候，他才渐渐明白了自己当下的实际情形。他至少不得不要她明白，非把他送回家乡去埋葬不可。他们可以把他放在一辆冷藏车里运回去，这样他在路上不至于腐烂。他不想要这儿的任何殡葬人员来摆弄他。让他们立刻把他送走。他可以搭乘清早的那班车走，他们可以打一份电报给胡顿，叫他去告诉科尔曼。科尔曼会做其余的事情的，她自己甚至都不用去。经过了不少争论，他终于从她嘴里强行得出了那项保证。她会把他运送回去。
　　在这以后，他觉睡得很平静，身体也稍许好了点儿。在梦境中，他可以感到，家乡清晨的那种寒冷的空气从松木棺材的裂缝间透进来。他可以看见科尔曼红着眼睛在车站月台上等候，胡顿也站在那儿，戴着绿眼罩和黑色羊毛呢的护袖。要是这个老傻子呆在他该呆的家乡，胡顿会这么想，他就不会给装在棺材里乘六点零三分的这趟班车到来了。科尔曼把借来的骡车倒过来，这样他们好把棺材从月台上滑上大车敞开的后部去。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两人紧抿着嘴，把盛着遗体的棺材朝大车慢慢移动。他从里面开始抓棺材板。他们把棺材扔下，仿佛它着了火那样。
　　他们站在那儿面面相觑，然后又看了看棺材。
　　“是他，”科尔曼说。“他本人在里面。”
　　“我猜，”胡顿说，“准是有只老鼠钻进去和他呆在一块儿啦。”
　　“是他。这是他玩的一个鬼把戏。”
　　“要是一只老鼠，他最好就呆在里面。”
　　“是他。弄一把铁撬来。”
　　胡顿咕咕哝哝说下去，一面拿了铁撬回来，开始把盖子撬开。他还没有把前面的一头撬开，科尔曼已经在跳来跳去，激动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了。坦纳用两手朝上一推，在棺材里跳起来。“最后审判日！最后审判日！”他喊着。“你们两个傻瓜难道不知道这是最后审判日吗？”
　　现在，他完全知道，她答应的事有多大价值了。他还不如相信用针别在上衣里的那封短信和在街上、货车车厢里或是随便什么地方发现他死了的陌生人。她除了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事外，什么也不能令人指望。她又从厨房里走出来，拿着她的外衣、帽子和套鞋。
　　“现在，听着，”她说，“我得到铺子里去。我不在家的时候，您不要又勉强撑起身四处走。您上浴室去过啦，总不会再要去。我可不想回来的时候，发现您摔倒在地板上。”
　　你回来的时候，压根儿就不会找到我了，他暗自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她那张愚蠢的大扁脸。他觉得有点儿内疚。她一直待他很好，可他对她始终只是一个老厌物。
　　“我走以前，您要喝一杯牛奶吗？”她问。
　　“不要，”他说。接下去，他吸了一口气，说：“你这儿房子很好。这是乡间很好的一个地区。我很抱歉，要是我生病给了你许多麻烦的话。想去跟那个黑人交个朋友，这是我的过错。”我还是一个该死的骗子，他暗自说，以此来消除这一篇话在他嘴里引起的那种令人厌恶的滋味儿。
　　有一刹那，她睁大眼睛望着，仿佛他正在失去理智。随后，她似乎又朝较好的方面想。“您是不是觉得．每隔一会儿说点儿这种愉快的话，会使您好受点儿呢？”她问，一面在沙发上坐下。
　　他的膝部很想弯曲一下。走呀，走呀，他默默无言地生着闷气。赶快走吧。
　　“有您在这儿真好，”她说。“我可不要您呆在什么别的地方。我自己的爹爹。”她朝他开朗地笑了，一面把右腿跷起来，把套鞋穿上。“在一个这样的日子，我真不想出去，”她说，“不过我非出去不可。您就坐在这儿，希望我不要滑上一跤，跌断脖子。”她把穿上套鞋的那只脚在地板上跺了一下，开始去穿另一只。
　　他把眼睛转向窗子。雪花开始积起来了，凝结在窗玻璃外面。等他再望望她的时候，她正站在那儿，象个大洋娃娃给戴上了帽子、穿上了外套。她把一副编织的绿手套戴上。“好，”她说，“我走啦。您肯定不要什么吗？”
　　“不要什么，”他说，“只管去吧。”
　　“好，那么再见，”她说。
　　他抬了抬帽子，露出一个有些灰斑的秃脑袋。过道门在她身后关上了。他激动得哆嗦起来，把手伸到身后，把外套拖到膝上。等他穿上外套以后，他歇了一会儿，等侯自己止住喘息。随后，他握住椅子的扶手，自己撑起身来。他的身子就象一只沉重的大钟，钟摆来回摇摆，却没有发出声音。等他站起来以后，他立了一会儿，摇摇晃晃，后来才立稳了。他突然产生一阵惊骇与失败的感觉。他决走不成的。不论死活，他决到不了那儿。他把一只脚挪向前，并没有摔倒，于是信心又恢复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咕哝说，“我必不至缺乏⑥。”他朝沙发那儿走过去，在那儿可以扶着走。他到了那儿。他已经启程了。
　　等他走到门口，他女儿已经走下那四段楼梯，到了大楼外面。他走过沙发，顺着墙壁慢慢往前走，一手扶着墙。没有人可以把他埋葬在这儿。他非常有信心，仿佛家乡的那片森林就在楼梯底下似的。他到了那套房间的前门口，把门打开，朝过道里望望。自从演员把他推倒以后，这是他第一次朝着过道里望去。过道里空荡荡，一股潮湿味。那张薄薄的亚麻油地毡散发着一股霉味，一直伸展到另一套房间的门口。那扇门紧紧关着。“黑人演员，”他说。
　　楼梯口距离他站的地方有十到十二英尺。他全神贯注地设法不必一手扶墙，也不必绕远路，就慢慢走到那儿去。他把两只胳膊从身旁伸出去点儿，笔直往前走。他刚走到一半，突然两条腿不见了，或者不如说是觉得仿佛不见了。他感到迷惑不解，低头看看，因为腿仍旧在那儿。他向前跌下，忙用两手抓住楼梯栏杆的柱子。他逗留在那儿，朝那道没有点灯的很陡的楼梯望下去，似乎从来没有对什么东西盯视过那么久。接着，他闭上眼睛，摔了下去，头朝下跌到了那段楼梯的当中。
　　他顿时感到他们从列车上抬下棺材，把它放上运载行李的大车时，棺材的那一下倾斜。他还是没有吭声。列车轰轰响着，驶走了。一刹那后，大车在他身下隆隆驶行起来，把他带回到车站的一边。他听见脚步声嗒嗒地朝着他越走越近，他猜想有一大群人正在聚集拢来。他们等着看见这个场面，他心里想着。
　　“是他，”科尔曼说，“他玩的一个鬼把戏。”
　　“是一只该死的老鼠钻进去啦，”胡顿说。
　　“是他。把铁撬拿过来。”
　　一刹那后，一道微微发绿的亮光照到他的身上。他抬起身，穿过那道亮光，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喊道：“最后审判日！最后审判日！你们这些白痴不知道这是最后审判日，是吗？”
　　“是科尔曼吗？”他咕哝说。
　　弯身对着他的那个黑人生着一张乖戾的大嘴和一双忧伤的眼睛。
　　“一个铲煤工人也没有，”他说。这个车站一定错啦，坦纳想着。那些傻瓜把我卸下来得太早了。这个黑人是谁？这儿天还没有亮哩。
　　在黑人旁边还有另一张脸，一个女人的脸——脸色苍白，一头浓密的、闪闪发光的黄铜色头发，愁眉苦脸，仿佛刚踩到了一堆大粪那样。
　　“噢，”坦纳说，“是你吗？”
　　演员弯下身凑近了点儿，一把揪住他衬衫的前襟。“最后审判日，”他用嘲笑的声音说。“没有什么最后审判日，老头儿。接受这个意见。也许，这对你来说是最后审判日。”
　　坦纳想抓住楼梯栏杆的一根棍子撑起身来，但是他的手抓空了。那两张脸，黑脸和苍白的脸，似乎在晃动。他凭着意志力，把两张脸集中在他的眼前，同时抬起一只轻得和气息一样的手，用他的最欢快的声音说：“把我扶起来，传道师。我是在回家的路上！”
　　他的女儿从食品杂货铺回来，发现了他。他的帽子已经拉下来，遮住了他的脸，头和胳膊全伸到楼梯栏杆的木棍之间，脚悬挂在楼梯井上空，象一个带上足枷的人。她发疯般地拖他，随后奔去找警察。警察用锯子锯断木棍才把他放下来，说他已经死去大约一小时了。
　　她把他葬在纽约市，可是葬完以后，她晚上失眠了。一夜夜，她辗转反侧，脸上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纹路，于是她又把他挖掘出来，把遗体运到科林思去。现在，她夜晚安歇得很好，脸上又恢复了早先的大部分光彩。

　　①这是美国俚语，意谓在道义上、感情上、金钱上或物质上依赖……
　　②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他于一八六二年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奴。
　　③产自美国南部，作牧草、饲料用。
　　④文盲代替签名的记号。
　　⑤意谓好行洗礼。
　　⑥《圣经?旧约?诗篇》第二十三篇。

　　（石头的石头ocr录入，冯俊华校对）
　　录自《公园深处》，[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主万、屠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丛书”之一种。

最先进去的是瘸子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魏 群 译

一

　　一个吧台把谢泼德家的厨房一分为二，谢泼德坐在吧台前的凳子上，就着包装盒吃着麦片。他机械地吃着，目光注视着眼前的孩子，他正在一格格的橱柜间走来走去，为早餐找配料。他是个十岁的金发男孩，长得很结实。谢泼德的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紧盯着他。这个男孩的将来似乎已经写在了脸上。他将成为一个银行家。不，可能更糟，他将来只能经营一个小借贷公司。他指望他能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无私的人，但似乎都不可能。谢泼德年纪尚轻，但头发已经白了，敏感的脸庞微微泛红，立在头上的白发看起来像一圈窄窄的、毛茸茸的光环。
　　男孩朝吧台走来，腋下夹着一罐花生酱，一手端着盘子，盘子里放着一小块巧克力饼，另一只手拿着一瓶番茄酱。他好像没有注意到父亲，爬上凳子后便开始把花生酱抹在巧克力饼上，他的又大又圆的耳朵向脑袋的两旁长着，双眼似乎被这两只耳朵拽得过于分开了一点。他身上的汗衫已经褪色，胸前跃马驰骋的牛仔只剩下了模糊的影子。
　　“诺顿，”谢泼德说，“昨天我见到鲁弗斯?约翰逊了。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小孩看着他，有些心不在焉。他的双眼朝前看着，但眼神不集中。他的一双蓝眼睛比他父亲的要淡，就像他的那件汗衫似的褪了色；有一只眼睛有些微微向外侧倾斜。
　　“他在一条小巷子里，”谢泼德说，“把手伸在垃圾箱里，想从里边找出点东西吃。”他顿了一下，好让孩子能够听清楚他的话。“他在挨饿，”他凝视着小孩，试图以目光触动他的良心。
　　男孩拿起巧克力饼，开始从一角咬起来。
　　“诺顿，”谢泼德说，“你知道什么叫分享吗？”
　　孩子的注意力被牵动了一下。“该分点给你。”诺顿说。
　　“该分点给他，”谢泼德加重了语气。他感到绝望。同其它任何缺陷比起来，自私是最糟糕不过的——脾气暴躁、甚至撒谎也比自私好。
　　小孩把番茄酱的瓶子倒了过来，用力甩着，把番茄酱倒在饼上。
　　谢泼德的脸色更加痛苦了。“你十岁，鲁弗斯?约翰逊十四岁，”他说，“你的衬衣鲁弗斯肯定能穿。”鲁弗斯?约翰逊是少年管教所里的一个男孩，去年谢泼德一直在帮助他。他已于两个月前获释。“在少年管教所里，他看起来相当不错。但我昨天看到他时，他已经瘦成了皮包骨。他可没有涂花生酱的巧克力饼当早餐吃。”
　　小孩愣了一下。“饼不新鲜了，”他说，“我才在上面涂东西的。”
　　谢泼德转过脸，面向吧台顶端的窗户。屋外的草坪碧绿而平整，缓缓地向外倾斜延伸，在五十英尺外与一个小树林相接。妻子在世的时候，他们常常在户外用餐，甚至连早餐也在户外吃。那时他从来没有发现孩子这么自私。“听我说，”他说，他转过身面对着他，“看着我，听我说。”
　　男孩看着他，起码他的眼睛是朝前看的。
　　“鲁弗斯离开少年管教所时我把家里的钥匙给了他——让他感到我信任他，让他有个随时可以去的、受欢迎的地方。他没用这把钥匙。但是他会用的，因为我已经在街上见到了他，而且他在挨饿。就是他不用这把钥匙我也会把他找到带回家。我不能看着一个孩子在垃圾箱里捡东西吃。”
　　男孩皱了皱眉头，他意识到自己的某样东西受到了威胁。
　　谢泼德厌恶地撇了一下嘴。“鲁弗斯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说，“他妈妈一直在监狱里。他是在一个没水没电的小棚子里跟着他祖父长大的。他祖父天天揍他。你愿意生活在那样的家里吗？”
　　“我不知道，”小孩有气无力地说。
　　“那你有时该想一想，”谢泼德说。
　　谢泼德主管这个城市的娱乐事务。每逢周六他都去少年管教所做顾问，分文不取，只为了获得一种满足，知道自己在帮助那些没人关心的孩子。约翰逊是他相处过的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境遇也最凄惨。
　　诺顿拨弄着吃剩下的饼，好像不想吃了。
　　“说不定他不来。”小孩说道，双眼微微亮了一下。
　　“想想那些你有而他却没有的东西！”谢泼德说。“想想假如你要呆在垃圾箱里找东西吃会怎么样？假如你长着一只浮肿的大脚、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又会怎么样？”
　　男孩一脸迷惘，这样的事他显然无法想象。
　　“你有个健康的身体，”谢泼德说，“有个安全的家。从小教你的都是真理。你需要什么、想要什么，爸爸马上就给你。你没有祖父打你，而且你妈妈也不在监狱里。”
　　小孩推开了盘子。谢泼德难以忍受地叫了一声。
　　男孩的嘴巴突然扭曲了，嘴巴下方的肉像是打上了结，脸凑成一团，惟有眼睛留下两道缝。“要是她在监狱里，”他用烦人的声音吼了起来，“我就能去看——看——看她了。”眼泪在他的脸上滚落，番茄酱滴在了下巴上，看起来就像被人在嘴上打了一拳。他肆无忌惮地嚎哭了起来。
　　谢泼德坐在那里感到无能为力、十分痛苦，就像受到了什么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的打击。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痛，完全是他的自私。她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一个小孩的悲伤不会持续这么长。“你都快十一岁了。”他用责备的语气说。
　　小孩的哭声尖锐刺耳，中间夹着喘息。
　　“如果你不再想着你自己而是想想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谢泼德说，“你就不会再想妈妈了。”
　　男孩不哭了，但肩膀还在抖动。然后，他五官一扭，又嚎了起来。
　　“你以为没有妈妈我就不孤独吗？”谢泼德说，“你以为我就一点不想念她吗？我想念她，但我不是坐在那里擦眼泪。我在忙着帮助别的人。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坐在那儿发愁？”
　　男孩渐渐停止了哭叫，像是精疲力竭了。但又有泪水从眼睛里淌出来、流到脸颊上。
　　“今天你打算干什么？”谢泼德问道，想转移他的注意力。
　　小孩用胳膊擦了擦眼睛。“卖种子。”他咕哝道。
　　又是卖东西。他那四只罐子里攒满了五分和一角的硬币，每隔几天就从壁橱里拿出来数。“你卖种子是为了什么？”
　　“得奖。”
　　“得多少奖？”
　　“一千美元。”
　　“有了一千美元你会干什么？”
　　“存起来。”小孩说道，鼻子在肩膀上擦了擦。
　　“我知道你会这样，”谢泼德说。“听着，”他降低了声音，用一种几乎是恳求的语气说，“设想一下，假如你真的赢得一千美元，你愿意把这笔钱花在没你幸运的孩子们身上吗？你愿不愿意给孤儿院买几个秋千架？愿不愿意给可怜的鲁弗斯买只新鞋？”
　　男孩开始从吧台往后退。然后，他身体突然前倾，嘴巴伸在了碟子上。谢泼德又一次难以忍受地叫了起来。所有东西都吐了出来，饼、花生酱、番茄酱——烂呼呼、甜腻腻的一滩。小孩嘴巴伸在碟子上，又吐出了更多的东西。他对着盘子张着嘴，好像等着把心脏一块吐出来。
　　“没什么，”谢泼德说，“这没什么。你不是故意的。擦擦嘴巴去躺一躺。”
　　小孩把头伸在那儿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抬起脸，迷茫地看着父亲。
　　“去呀，”谢泼德说，“去躺一躺。”
　　男孩扯起T恤的一角抹了抹嘴，然后爬下凳子出了厨房。
　　谢泼德坐在那儿盯着那滩浆糊样的未经消化的食物。一股酸溜溜的气味逼得他往后退了退，他感到恶心。他起身把碟子放进水槽，打开水龙头冲洗盘子，厌恶地看着这滩东西淌进了下水道。约翰逊用他那双可怜的、瘦骨嶙峋的手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而他自己的孩子，自私、迟钝、贪婪，吃得太多竟然吐了出来。他用拳头猛地一击，关上了龙头。约翰逊聪颖灵敏，但从出世起就一无所有；诺顿平庸、甚至愚钝，但他却什么都有。
　　他回到吧台吃完早餐。纸盒里的麦片黏湿湿的，但他丝毫没有注意自己在吃什么。在约翰逊身上付出多大的努力都值得，因为他有潜力。当他第一次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和他交谈时他就发现了这一点。
　　谢泼德在少年管教所的办公地点是一个狭窄的小房间，有一扇窗户、一张小桌子，两把椅子。他从来没有去过教堂的忏悔室，但他想，那里的情形肯定和这里差不多，只是他只替人讲解、不赦免罪过。他应该比牧师更可信，他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当约翰逊第一次走进这个小房间时，他正在看这个男孩的记录——无意义的破坏行为、砸玻璃窗、在垃圾箱上放火、割轮胎，像约翰逊这样从乡下陡然移居城市的男孩都可能干出这样的事。他看到约翰逊的智商是一百四十。他急切地抬起了眼睛。
　　男孩蜷坐在椅边上，双臂吊在两腿间。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泛着钢铁般的色泽、非常沉静，半睁半闭地瞄着前方。他那稀疏的黑发平直地掠过前额，看起来不像小男孩那样的随随便便，倒像个老年人似的令人生畏。一种狂热的智慧在他的脸上一望即知。
　　谢泼德朝他微笑，以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
　　男孩的表情没有变得柔和。他倚靠着椅子，把一只畸形的大脚放在膝盖上。这只脚套在一只破烂的、厚重的黑鞋里，鞋底有四、五英寸厚。鞋上有一处皮革已经绽开，一截空瘪的袜头露了出来，像被砍落的头颅中吐出来的灰色信子。对谢泼德来说，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他的种种恶作剧都是对这只脚的补偿。
　　“好吧，鲁弗斯，”他说，“记录上说你还有不到一年就期满了。你出去后计划干什么？”
　　“我没有计划。”男孩说。他的眼光冷漠地移到了谢泼德身后窗外远处的某个地方。
　　“也许你该有个计划。”谢泼德微笑着说道。
　　约翰逊的眼睛仍然盯着谢泼德身后的那个地方。
　　“我希望你能好好利用你的智力，”谢泼德说，“对你来说最要紧的是什么？让我们来谈点要紧的事。”他的眼光不知不觉地落到了他的脚上。
　　“你好好研究吧，研究个够。”男孩懒洋洋地说。
　　谢泼德的脸红了。那个畸形的大黑块鼓胀在他的眼前。他没有理睬男孩的话和恶意的眼光。“鲁弗斯，”他说，“你陷入了很多无意义的麻烦，但我认为只要你意识到自己干这些事情的原因，你就不会那么想干了。”他微笑着。他们几乎没有朋友，几乎看不到友善的脸色，所以只要对他们微笑就已经成功一半了。“你的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对你解释。”他说。
　　约翰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不要你解释，”他说，“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我自己知道。”
　　“那好！”谢泼德说，“那么你能告诉我你做这些事的原因吗？”
　　男孩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黑光。“撒旦，”他说，“他控制了我。”
　　谢泼德紧盯着他。男孩的表情一点不像是在开玩笑，紧闭的嘴角上露出自豪。谢泼德的眼光变得严厉起来。刹那间，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绝望，仿佛面对着的是大自然的一种历时久远、无望获得纠正的根本偏差。这个男孩有关生活的问题被钉在松树上的牌子上的标语回答了：你被撒旦控制了吗？忏悔吧，否则在地狱焚烧。耶稣拯救众生。《圣经》的意思他读不读都懂。他的愤怒替代了绝望。“废话！”他用鼻子哼道，“我们生活在太空时代！你这样聪明的孩子不应该给我这么个回答。”
　　约翰逊的嘴巴微微一撇，他脸露轻蔑，又似乎在发笑，眼光中闪烁着挑战。
　　谢泼德细细地观察着他的脸。只要有智力，一切都有可能。他又微笑了，他的笑容像是要把男孩带进一个窗户灌满了阳光的教室。“鲁弗斯，”他说，“我安排你每个星期和我见次面。也许我能解释你的回答，也许我能告诉你那个恶魔是谁。”
　　此后，那年剩下的时间里，他每个星期六都与约翰逊谈心。他谈得很随意，都是男孩从未听过的话题。他谈得略微高深一点以提起男孩的兴趣，从普通心理学和人心的种种机巧到天文学和太空舱——它们正以超音速环绕着地球，并且不久将围绕着星星旋转。他本能地把话题集中在星星上。他想让这个男孩知道，除了邻居的家什外还有其它东西，他想拓宽他的视野，他想让他看见宇宙，让他知道宇宙最黑暗的部分也能被穿透。他无论如何要让约翰逊拥有一架望远镜。
　　约翰逊很少说话，出于傲慢，他要么不同意，要么进行无意义的反驳，他的畸形脚总是跷在膝盖上，像是一件随时可以利用的武器。但谢泼德没有受骗。他观察着他的眼睛，每星期都会发现里面的某种东西在瓦解。阳光倾泻在男孩的身上，男孩的脸沐浴在光线里，他的表情依然僵硬，但显然已受到了震撼。谢泼德知道自己已经击中了要害。
　　约翰逊现在已经从少年管教所中获释。他靠垃圾箱生活，又重新回到了以往的愚昧。这种不平让人气愤。他被送回到他祖父那里，那个老头的愚蠢是难以想象的。也许现在男孩已经从他那儿逃走了。谢泼德以前就想过由他来监护约翰逊，但他祖父的存在使这一愿望落了空。一想到能为这样一个男孩所做的事，他就激动不已。首先，他将让他穿上一只合脚的矫形鞋。每走一步，他的后背都弯得不成样子。然后，他将激励他对某一门知识产生兴趣。他想到了望远镜。他可以买一架二手望远镜，搁在楼顶的窗户上。他坐在那里想了将近十分钟，想着约翰逊果真和他呆在一起时的情形。浪费在诺顿身上的精力用在约翰逊的身上就会开花结果。昨天，谢泼德看到他时，他的手正伸在垃圾箱里。谢泼德向他挥挥手，朝他走过去。约翰逊看到了他，停了一刹那，然后像只老鼠一样敏捷地消失了。但那一瞬间，谢泼德发现了他表情的变化。男孩的双眼中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他确信，那突然点燃起来的是他记忆中的光明。
　　他起身将盛麦片的盒子扔进了垃圾箱。出门前，他朝诺顿的房间里看了看，看他有没有好一点。小孩正盘腿坐在床上，几个罐子里的零钱都倒了出来，在面前堆成一堆，他正在把其中五分、一角和二角五分的硬币分开。

　　下午，诺顿一个人呆在家里。他蹲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把花种袋子一排排地放在自己的周围。雨水鞭打着窗格玻璃，排水沟里的水哗啦哗啦地流着。屋内十分昏暗，但每隔几分钟，无声的闪电便把房间照亮，一包包花种在闪光中欢快地露出轮廓。他像一只一动不动地蹲在花园里的苍白的大青蛙。突然，他的眼睛警觉了起来。雨突然地停了。寂静压迫着人。倾盆而下的雨像是被暴力强制停住了。他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在转。
　　寂静中，前门的锁上传来了清晰的钥匙转动的声音。声音从容不迫、牢牢地吸引着人的注意力，似乎控制它的不是人手，而是一颗心。小孩跳了起来、躲进了壁橱。
　　脚步声进入了客厅，十分从容，但却不规则，轻一脚重一脚，然后又沉寂片刻，仿佛在停下来听着什么或者检查着什么。一会儿后，厨房的门吱呀了一声，脚步声穿过厨房，来到了冰箱前。壁橱的后面就是厨房，诺顿站着把耳朵贴在墙上。冰箱的门开了。接下来是一阵长长的寂静。
　　他脱了鞋，踮起脚尖走出了壁橱，跨过了花种袋子。在房间的正中，他停住了，僵立在原地。一个身形单薄、面容干瘦的男孩穿着一套湿漉漉的黑衣服站在房间的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站在那儿，被雨水淋湿的头发贴在头上，像一只湿漉漉的、发怒的乌鸦。他的目光像针一样刺穿了小孩、使他无力移动。然后，他的双眼开始扫视屋里的一切——床没有收拾，大窗户上挂着肮脏的窗帘，混乱不堪的梳妆台上放着一张宽脸少妇的照片。
　　小孩突然疯狂地叫了起来。“他一直在等你，他要给你一只新鞋，因为你吃垃圾箱里的东西！”他用一种老鼠般尖声尖气的声音说。
　　“我吃垃圾箱里的东西，”男孩眼睛滴溜溜地瞪着他，慢慢地说道，“因为我喜欢吃垃圾箱里的东西。懂吗？”
　　小孩点了点头。
　　“而且我也能自己弄到鞋。知道吗？”
　　小孩目瞪口呆地点了点头。
　　男孩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坐在了床上。他把一只枕头垫在背后，伸开了较短的那条腿，那只大黑鞋醒目地搁在皱起的床单上。
　　诺顿的眼光一动不动地盯着这只鞋。鞋底有砖头那么厚。
　　约翰逊微微摆动着它，微笑着。“我只要拿它踢上一脚，”他说，“谁都不敢惹我的麻烦。”
　　小孩点点头。
　　“到厨房去，”约翰逊说，“用黑面包和火腿给我做块三明治，再给我来杯牛奶。”
　　诺顿走出了房间，像个受人控制的机器玩具。他做了一大块油腻腻的三明治，面包外面露出了火腿。他又倒了一杯牛奶，然后，他一手端着牛奶、一手捧着三明治回到了房间。
　　约翰逊正像个国王似的倚在枕头上。“谢谢了，跑堂的。”他说着接过了三明治。
　　诺顿站在床边，手里拿着牛奶。
　　男孩撕开三明治一口气将它吃完，然后接过了那杯牛奶。他像个小孩一样双手捧着杯子。当他把杯子放下来喘口气时，嘴的四周挂着一圈白沫。他把空杯子递给诺顿。“去拿个桔子给我，跑堂的。”他用嘶哑的声音说。
　　诺顿去厨房拿来了桔子。约翰逊剥开桔子皮，把桔子皮扔在床上。他慢慢地吃着，向前吐出果核。吃完后，在床单上擦了擦手，然后久久地盯着诺顿，好像在鉴别着什么。“你是他的小孩，”他说，“一模一样的蠢相。”
　　小孩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没有听见。
　　“他连自己的左右手都分不清。”约翰逊沙哑的嗓音中夹着快意。
　　小孩的眼光从男孩的脸上移开了一点，直楞楞地望着墙上。
　　“没完没了地胡扯，”约翰逊说，“全是废话。”
　　小孩的上嘴唇微微抬了抬，但什么也没说。
　　“空话，”约翰逊说，“全是空话。”
　　小孩的脸色变得机警起来，带有了敌意。他稍微往后退了退，似乎马上准备逃。“他心善，”他咕哝着，“他帮助人。”
　　“善！”约翰逊恶狠狠地说。他突然倾过头来。“听着，”他声音尖利地叫道，“我不管善不善。他不对！”
　　诺顿呆立在那里。
　　纱门响了一声，有人进了厨房。约翰逊马上坐了起来。“是他吗？”他问。
　　“是厨子，”诺顿说，“她下午过来。”
　　约翰逊起身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门厅，站在厨房的门前，诺顿跟着他。
　　一个黑人女孩正在壁橱前脱下一件鲜红的雨衣。她是个高个子，淡黑色的皮肤，嘴巴长得像一朵大大的、颜色深暗、快要凋萎的玫瑰。她的头发一层层地盘在头上，斜向一边，像比萨斜塔。
　　约翰逊透过齿缝发出了“嘶”的一声。“来，看看我们这位杰迈玛阿姨。”他说。
　　女孩停了一下，傲慢无礼地瞄了他们一眼，好像他们是地板上的灰尘。
　　“来来来，”约翰逊说，“让我们看看你除了黑鬼还有些什么。”他在客厅里打开了右手的第一扇门，看着里面这间铺着粉红色瓷砖的浴室。“红厕所！”他咕哝道。
　　他一脸滑稽地对着小孩。“他上这个厕所？”
　　“这是客人用的，”诺顿说，“他有时候也用。”
　　“他该在这里把脑袋里的东西倒倒空。”约翰逊说。
　　隔壁房间的门开着。妻子去世后，谢泼德一直睡在这里。光溜溜的地板上搁着一张苦行僧般的铁床。许多“少年棒球联队”的制服堆在一角。各种报纸文件零乱地散布在卷盖式大书桌的各处，上面都压着烟斗。约翰逊站在那儿静静地察看着这间房。他皱了皱鼻子。“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另一间房关着。约翰逊打开门，把头一下子探进了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窗帘关着，空气里像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房里有一张很宽的古式床和一个很大的梳妆台，梳妆台的镜子在微弱的光线里闪烁着。约翰逊啪嗒一声打开了门旁的电灯开关，穿过房间，来到镜子跟前往里面窥视着。亚麻桌布上放着一把银质的梳子和一把银质的发刷。他拿起梳子开始梳头。他把头发直直地梳向前额，然后又梳向一边，梳了个希特勒发型。
　　“别动她的梳子！”小孩说。他站在门口，脸色苍白、呼吸沉重，好像男孩亵渎了圣殿里的圣物。
　　约翰逊放下梳子、拿起了发刷，在头发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她死了。”小孩说。
　　“我不怕死人的东西。”约翰逊说。他打开了最上层的抽屉，把手伸了进去。
　　“别用你那双肮脏的大手碰我妈妈的衣服！”小孩用一种几乎窒息的声音高声嚷道。
　　“别发脾气，宝贝。”约翰逊嘟哝着。他拖出一件起皱的红点上衣，又扔了回去。然后他拉出一条绿丝巾，在头顶上转了几圈，让它飘落在地板上。他的手继续在抽屉的深处刨抓着，一会儿，他抓到了一个褪色的胸衣，将它提了出来，胸衣垂挂着四个金属支架。“是她的马鞍子。”他观察着说。
　　他小心翼翼地将胸衣提起，抖动着，然后把它系在腰上，一上一下地跳起来，使金属支架剧烈地摆动起来。他打着响指，扭起了屁股。“摇摆起来，咚嚓咚嚓，”他唱道，“摇摆起来，咚嚓咚嚓。怎能乞求那个女人、拯救我那可恶的灵魂。”他开始转圈，用那只好脚跺着地板，把那只沉重的大脚悬在一边。他跳着出了门，经过惊慌失措的小孩面前，穿过客厅，奔向厨房。

　　一个半小时后，谢泼德回来了。他把雨衣扔在门厅里的一张椅子上，走到客厅的门前停住了。他的脸色突然间变了，充满了愉悦的光彩。穿着黑衣的约翰逊坐在装着粉红色椅套的高背椅上。他身后的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放满了一排排书籍。他正在读着当中的一本。谢泼德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是一册《大英百科全书》。约翰逊全神贯注地读着，头都没抬。谢泼德屏住了呼吸。这是最最适合这个男孩的场景。他必须把他留在这里。他得想个办法。
　　“鲁弗斯！”他说，“看见你真高兴，孩子！”他跳向前去，伸出了胳膊。
　　约翰逊抬起了头，脸色漠然，“哦，你好。”他说。他没有理会谢泼德伸过来的手，但他发现谢泼德并没有把手拿回去的意思，于是勉强握了握。
　　谢泼德对这种反应有所准备。这种没有热情的表现只是约翰逊的一种伪装。
　　“怎么样？”他说，“你祖父对你怎么样？”他在沙发边上坐了下来。
　　“他跌死了。”男孩冷漠地说。
　　“你在开玩笑！”谢泼德叫起来。他站起身来坐在靠近男孩的一张咖啡桌上。
　　“啊，”约翰逊说，“他没有跌死，是我希望他跌死。”
　　“那么他在哪儿？”谢泼德轻声问道。
　　“他和一个余剩民到山里去了，”约翰逊说，“还有一些其他人。他们要把几本《圣经》埋到山洞里，再把每种动物带去两头。就像诺亚。只是这次是大火，不是洪水。”
　　谢泼德的嘴不高兴地扭了扭。“我明白了，”他说。接着他又说道，“换句话说，这个老笨蛋把你抛弃了？”
　　“他不是笨蛋。”男孩愤怒地说。
　　“他到底有没有抛弃你？”谢泼德不耐烦地问道。
　　男孩耸了耸肩。
　　“监督你的警官在哪儿？”
　　“我不用去找他，”约翰逊说，“他应该来找我。”
　　谢泼德笑了。“等一等。”他说。他起身来到门厅，拿起椅子上的雨衣挂到厅里的壁橱中。他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想一想，想想用什么方法让这个男孩留下来。要让他自愿留下来。约翰逊装着不喜欢他，那只是为了维持一种骄傲，但他将让他留下来，同时不让他的这种骄傲受到伤害。他打开壁橱门，取出了一个衣架。他妻子的一件灰色旧大衣仍然挂在那里。他把它往旁边推了推，但没推动。他使劲把大衣拉开——他往后退了退，像是看见了蚕茧里的幼虫——诺顿站在里面，苍白的脸肿了起来，表情带着一种麻木的痛苦。谢泼德瞪着他。突然间，他发觉自己有了机会。“出来。”他说。他抓住孩子的肩膀用力把他推到客厅的那张粉红色的椅子旁。约翰逊坐在那里，腿上放着百科全书。他要孤注一掷了。
　　“鲁弗斯，”他说，“我遇到了麻烦，需要你的帮助。”
　　约翰逊怀疑地抬起眼来。
　　“听着，”谢泼德说，“我们家还需要一个男孩。”他语气中的绝望是真实的。“诺顿在家里从来不需要和人分享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分享。我需要有人来教教他。能不能帮帮我？和我们在一起呆一阵子，鲁弗斯。我需要你的帮助。”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微弱。
　　小孩突然反应了过来，满脸愤怒。“他到她房间里用了她的梳子！”他尖叫道，拽着谢泼德的胳膊。“他戴着她的胸衣和莱欧拉跳舞，他……”
　　“住口！”谢泼德尖声说道，“你是不是只会胡扯？我没要你汇报鲁弗斯做了些什么，我要你让他在这里受到欢迎。明白吗？”
　　“看到怎么回事了吧？”他问道，转向约翰逊。
　　诺顿恶狠狠地踢着那张粉红色椅子的腿，离约翰逊的大脚只差一点。谢泼德把他猛地拉了回来。
　　“他说你只会瞎说空话！”小孩尖声叫道。
　　约翰逊的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快意。
　　谢泼德没有后退，这些无礼的言行只是男孩的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怎么样，鲁弗斯？”他说，“你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呆一阵子吗？”
　　约翰逊看着正前方，一言不发。他微微地笑了起来，好像在注视着即将出现的某个远景，很得意。
　　“我无所谓，”他说着翻了一页百科全书。“我呆在哪儿都一样。”
　　“太好了。”谢泼德说，“太好了。”
　　“他说，”小孩哑着嗓子对谢泼德低声说，“你分不清你的左右手。”
　　客厅里出现了片刻沉寂。
　　约翰逊把手指在嘴里湿了湿，又翻了一页百科全书。
　　“有一件事我要跟你们俩都说清楚，”谢泼德用平稳的声调说。他的目光从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他缓慢地说着，仿佛他只会说一遍，让孩子们不得不听。“如果我顾虑鲁弗斯怎么看我的话，”他说，“我就不会要他留下来了。鲁弗斯帮我的忙，我帮鲁弗斯的忙，而我们都要帮你的忙。如果让鲁弗斯对我的看法影响了我要为他所做的事，那我就太自私了。如果我能够帮助一个人，我所想的一切就是去帮助他。我是不会去考虑那些琐碎小事的。”
　　两个小孩都没有作声。诺顿瞪着椅子的坐垫；约翰逊靠近了百科全书，看书中的小字。谢泼德看着他们的头顶。他露出了笑容。终究是他赢了。男孩留了下来。他伸手理了理诺顿的头发，拍了一下约翰逊的肩。“好，你们两个小家伙坐在这儿熟悉熟悉。”他兴高采烈地说，然后朝门那边看去。“我去看看莱欧拉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晚餐。”
　　他走后，约翰逊抬起头来看着诺顿。小孩凄冷黯淡地回望着他。“上帝啊，孩子，”约翰逊嘶哑地说，“你怎么会受得了他？”他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刚硬。“他以为自己是耶稣基督！”

二

　　谢泼德家的顶楼是一个大大的、未经装修的房间，房梁一根根地突在外面，室内没有电灯。他们把望远镜用三脚架支在一个天窗前，镜头对着黑暗的天空。银色的月亮，看起来脆弱得像个蛋壳，刚刚从云层后面现出，镶着一圈灿烂的银边。室内，放在箱子上的煤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在上面的顶板上，影子纠缠在一起，微微摇曳着。谢泼德坐在一个货箱上，透过望远镜看着夜空。约翰逊的胳膊肘支撑着头，在等着。谢泼德两天前在一家当铺花十五美元买了这架望远镜。
　　“别一个人占着。”约翰逊说。
　　谢泼德站起来，约翰逊溜到箱子上，把眼睛凑到望远镜上。
　　谢泼德坐到了几英尺以外的一张直背椅上。他的脸色因为高兴而显得红润。他的梦想的一大部分已经成了现实。不到一个星期，他就使男孩的眼光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触及到了远方的星星。他看着弯着腰的约翰逊，感到心满意足。男孩穿着诺顿的一件花格子衬衫和为他新买的一条卡其布裤子。鞋子下星期就有，他来的第二天，谢泼德就带他去矫形商店订做了一只新鞋。约翰逊对他的脚十分敏感，就像对待圣物一样。那个年轻的男店员长着亮晶晶的粉红色秃顶，当他用那双凡夫俗子的手量这只脚时，约翰逊的脸色十分阴郁。这只鞋将使男孩的态度产生根本的改变。即使脚上没有残疾，只要穿上新鞋，小孩都会兴高采烈的。诺顿穿上新鞋时，连续几天到处跑，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脚。
　　谢泼德瞥了瞥房间那一头的小孩，他坐在地板上，倚着一只箱子。他用一根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绳子把自己绑了起来，一圈圈地从脚踝一直绑到膝盖上。他看起来是那么的遥远，谢泼德似乎是从望远镜的另一头看着他。约翰逊和他们住在一起以后，他只打过他一次，那是诺顿第一次意识到约翰逊将要睡在他母亲房里的那个夜晚。他不相信打孩子这种做法会起什么作用，尤其是发怒的时候更不应该这样做。那天，他恰恰是这样做了，却起到了良好效果。诺顿再也没敢惹什么麻烦。
　　小孩没有对约翰逊主动表示慷慨，但在他无权选择的时候，好像也听之任之。每天早晨，谢泼德让他们去游泳池游泳，给他们钱，让他们中午在餐厅吃午饭，然后下午去公园找他，看他的少年棒球联队训练。每个下午，他们拖沓着脚步来到公园，默不作声，沉着脸想着各自的心事，好像都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起码，他庆幸他们没有打架。
　　诺顿对望远镜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你不想起来看看望远镜吗，诺顿？”他说。小孩从来没有在智力上显示出任何好奇的倾向，这使他感到气恼。“鲁弗斯要超过你了。”
　　诺顿心不在焉地倾了倾身子，看着约翰逊的后背。
　　约翰逊从这架仪器前转过身来。他的脸开始变得丰腴了，愤怒的表情已经从凹陷的双颊褪去，只保留在了黑洞一般的双眼中，像是在躲避谢泼德的仁慈。“别浪费你宝贵的时间，孩子。”他说，“你只要看过一次月亮，你就见识过了。”
　　谢泼德对这突然的反常觉得很有趣。男孩对一切可能意味着进步的东西都表示抗拒。当他对某件事情产生强烈的兴趣时，他总是掩饰自己，给人一种不感兴趣的印象。谢泼德不会受骗。约翰逊正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到一个他想让他了解的事实——他的无礼不会对他的恩人产生任何影响，他的善意和耐心天衣无缝，而且威力无比。“有一天你会登上月球，”他说，“十年后，人们很有可能会定期从那里往返。你们这些男孩完全有可能成为太空人、宇航员！”
　　“宇航——鬼。”约翰逊说。
　　“不管宇航员还是宇航鬼，”谢泼德说，“完全可能的是，你，鲁弗斯?约翰逊，将会登上月球。”
　　约翰逊眼睛深处的某个东西抖动了一下。他阴沉了一整天。“我不会活着去月球，”他说，“死了我会去地狱。”
　　“去月球最起码是可能的。”谢泼德淡淡地说。对付这种情况最好是稍稍奚落他一下。“我们看得见月亮，我们知道它在那儿。没有人能确切证明有地狱。”
　　“《圣经》能证明，”约翰逊阴郁地说，“你要是死了去地狱，就会一直在那里燃烧。”
　　小孩将身子倾了过来。
　　“谁说没有地狱，”约翰逊说，“就是反对耶稣。死人要受审判，坏人就要下地狱。他们燃烧时都咬着牙齿哭，”他继续道，“永远都是黑暗。”
　　小孩的嘴巴张开了，双眼变得空洞。
　　“撒旦是那儿的主人。”约翰逊说。
　　诺顿重心不稳地爬了过来，蹒跚着来到谢泼德跟前。“她在不在那儿？”他大声问。“她是不是在那儿燃烧？”他把绳子从脚上踢开。“火在烧她，是吗？”
　　“唉，天哪，”谢泼德嘟哝道。“不是，不是，”他说，“她当然没被火烧。鲁弗斯的说法不对。你妈妈哪儿都不在，她很幸福，她就是不在了。”要是妻子去世时告诉诺顿她去了天堂，有一天他还能见着她，事情就简单了，但自己不能靠谎言把儿子带大。
　　诺顿的脸开始扭曲，下巴挤成了一团。
　　“听着，”谢泼德很快地说，把小孩拉到身边，“你妈妈的灵魂依托在别人的身上，如果你跟她一样善良，一样慷慨，她就会依附在你身上。”
　　小孩黯淡的双眼有些发直，他一点都不相信谢泼德的话。
　　谢泼德的怜悯变成了反感。这个男孩宁愿她在地狱。“你明白吗？”他说，“她不在了。”他把手放在小孩的肩膀上。“这是我惟一能告诉你的，”他用一种柔和但充满了怒气的语调说，“是真话。”
　　男孩没有嚎哭，他猛地闪到一边，抓住约翰逊的袖子。“她在那儿吗？鲁弗斯？”他说，“她是在那儿燃烧吗？”
　　约翰逊的眼睛闪了一闪。“哦，”他说，“她要是坏人就在那儿燃烧。她是妓女吗？”
　　“你妈妈不是妓女，”谢泼德严厉地说道，他有一种卸掉车闸开车的冲动。“我们别再谈这些蠢话了。我们在谈月球。”
　　“她信耶稣吗？”约翰逊说。
　　诺顿一脸迷惘。过了一会儿，他说：“信。”好像他意识到这是必要的。“她信，”他说，“一直都信。”
　　“她不信。”谢泼德咕哝道。
　　“她一直都信，”诺顿说，“我听她说她一直都信。”
　　“她被拯救了。”约翰逊说。
　　小孩看起来依然很不解。“在哪儿？”他说，“她在哪儿？”
　　“在高处。”约翰逊说。
　　“什么地方？”诺顿屏住气问。
　　“在天上的一个地方，”约翰逊说，“但是，你死了以后才能去那儿。坐宇宙飞船去不了那儿。”他的眼睛一闪，投出来的光束牢牢地盯住了目标。
　　“人类登上月球，”谢泼德用严峻的语气说，“就像几十亿年前第一个鱼类生物从水里爬上陆地。他没有适合在陆地穿的衣服，他必须在体内长出一个调节器来。所以人类长出了肺。”
　　“我死后会去地狱还是她那儿？”诺顿问。
　　“现在，你会去她那里，”约翰逊说，“要是你活了好多年，那就只能去地狱。”
　　谢泼德突然站起来，提起了煤油灯。“关上窗，鲁弗斯，”他说，“该上床睡觉了。”
　　在通往楼下的楼梯上，他听到约翰逊在他的身后大声地对诺顿“耳语”，“明天他出去的时候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孩子。”

　　第二天，两个男孩来到了公园。他看着他们从露天看台后绕着场地走了过来。约翰逊的手搂着诺顿的肩，头凑向小男孩的耳朵，小孩的表情充满了信任，像是沐浴在黎明的曙光中。谢泼德皱着眉头的脸变得阴沉了。约翰逊想用这种方法来激怒他。但他不会被激怒。诺顿不是那种聪明的孩子，不会受到多大伤害。他注视着小孩那张毫无光彩但却全神贯注的小脸。为什么一定要使他变得出众呢？平庸的人才会相信天堂和地狱，他顶多是个庸人。
　　两个男孩走到看台上，在离他约十英尺的地方坐了下来，面对着他，但似乎都没有看见他。他看了看身后，少年联队的球员都已经在场地上散开了。他朝看台走去。当他靠近时，约翰逊的低语声停止了。
　　“你们俩今天干什么了？”他亲切地问道。
　　“他在告诉我……”
　　约翰逊用胳膊肘抵了抵他的肋部。“我们什么也没干。”他说。他说话的时候似乎面无表情，但一看就知道他们俩串通一气，而且他对此一点掩饰的必要也没有。
　　谢泼德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热，但他没说什么。一个穿着少年联队球服的小孩跟了过来，用球拍在他腿后面推了推。他转过身、搂着他的脖子和他一起走回了场地。
　　那天晚上，他上楼去和两个男孩玩望远镜。谢泼德到顶楼却发现只有诺顿一个人在那儿。他坐在货箱上，弓着背，全神贯注地看着望远镜里的景物。约翰逊不在那儿。
　　“鲁弗斯哪儿去了？”谢泼德问。
　　“我说鲁弗斯哪儿去了？”他大声说。
　　“出去了。”小孩说，没有转身。
　　“去哪儿了？”谢泼德问。
　　“他只说自己要出去。他说看星星看烦了。”
　　“知道了。”谢泼德闷闷不乐地说。他转身下了楼。他在房子里找了一遍，没有发现约翰逊。他走进起居室，坐了下来。昨天，他已经确信自己在男孩身上取得了成功，而今天却又面临着失望的可能。他过于宽容了，太想让约翰逊喜欢他了。他感觉一阵内疚。约翰逊喜不喜欢他又有什么关系？这对于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回来的时候要跟他把一些事说清楚。只要呆在这儿，晚上就不准一个人出去，明白吗？
　　我不想呆在这儿，我干嘛呆在这儿？
　　哦，天哪，他想。他不能这样。他态度要坚决但也不能如临大敌。他拿起了晚报。仁慈和耐心一刻也不能缺少，但他一定要坚决。他坐着，手里拿着报纸，但并没有读。要是不坚决，男孩就不会尊重他。门铃响了，他起身去开门。门开了，他往后退了一步，一脸的失望和痛苦。
　　一个脸色阴沉的大块头警察站在门廊里，胳膊里夹着约翰逊。一辆巡逻警车停在路边。约翰逊脸色煞白，下巴用力向前挤着，好像是为了不让它发抖。
　　“我们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他闹着要过来，”警察说，“现在你见到他了。我们要把他带到局里去问几个问题。”
　　“出什么事了？”谢泼德低声说。
　　“那边街角的一座房子，”警察说，“砸得一塌糊涂，地上全是碎碟子，家具都掀翻了……”
　　“不关我的事！”约翰逊说，“我一个人在街上走，这个警察过来一把抓住了我。”
　　谢泼德面色严峻地看着男孩。他没有让表情缓和下来。
　　约翰逊的脸涨红了。“我在走路。”他含糊不清地说，语气一点也不坚定。
　　“走吧，小家伙。”警察说。
　　“你不会让他把我带走吧？”约翰逊说，“你相信我，对吧？”他的声音中有一种谢泼德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乞求。
　　这个时刻非常关键。必须让他知道，他要是犯罪便没有人能保护他。“你必须跟他走，鲁弗斯。”他说。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干！你还让他带我走？”约翰逊尖声叫道。
　　谢泼德的脸色更加冷峻了，受伤害的感觉在他的心中愈加强烈。新鞋还没能给他，他就背叛了自己。鞋本来明天就能拿到了。他的所有遗憾突然一齐集中到了这只鞋上，他看着约翰逊，变得愈加恼怒了。
　　“你装出一副完全信任我的样子。”男孩喃喃地说。
　　“我过去的确信任你。”谢泼德板着脸说。
　　约翰逊随着警察转过了身子，但转身前，他那黑洞一样的眼睛向谢泼德喷射出了一丝仇恨的目光。
　　谢泼德站在门里看着他们上了警车，看着警车驶离了门口。他鼓起了同情心。明天他将去警察局看看怎么才能把他弄出来。在拘留所里过一夜不会受到什么伤害，这样的经历会告诉他应该怎样对待一个对他仁慈的人。然后他们将去领那只新鞋，也许，在监狱呆了一夜后，男孩会更珍惜它的。

　　第二天早晨八点，警官打来了电话，让他把约翰逊带走。“这个案子我们起诉了一个黑鬼，”他说，“你的男孩和它没有关系。”
　　谢泼德十分钟后来到了警察局，因为羞愧，他的脸有些发烫。约翰逊十分懒散地坐在陈设单调的办公室外间的一张板凳上，读着一份警界杂志。屋里没有其他人。谢泼德在他身边坐下，试探性地把手放在他肩上。
　　男孩抬眼看了看，撇了撇嘴又接着看杂志。
　　谢泼德像生了病一样。他行为的丑陋突然间变得无法排遣、挥之不去。这也许是惟一的一次令他转变的机会，但他却辜负了他。“鲁弗斯，”他说，“我向你道歉。我错了，你是对的。我冤枉了你。”
　　男孩继续看杂志。
　　“对不起。”
　　男孩把手指头放在嘴边湿了湿，翻了一页。
　　谢泼德振作起精神。“我是个笨蛋，鲁弗斯。”他说。
　　约翰逊微微往一旁撇了撇嘴。他耸了耸肩，仍然埋头看杂志。
　　“你能把这次的事忘掉吗？”谢泼德说，“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
　　男孩抬起了头，他的眼光十分明亮，但却含着敌意。“我会忘了它，”他说，“但你最好记住。”他起身大步走出了门。走到房屋中间时，他回过头来猛地把胳膊冲向谢泼德，谢泼德跳了起来，马上跟紧了，好像身上拴着一根无形的带子。
　　“你的鞋，”他急迫地说，“今天能拿到鞋了！”真得感激这只鞋！
　　但是，当他们来到矫形商店时，却发现订做的鞋小了两号，另做一只还需要十天时间。约翰逊的情绪马上好了起来。明显是店员量错了尺码，男孩却硬说是他的脚长大了。离开商店时，他一脸得意，仿佛他的脚有某种灵感，自己长大了。谢泼德的脸色非常憔悴。
　　此后，他加倍努力。约翰逊对望远镜已经失去了兴趣，他买了一架显微镜和一盒配套的玻璃片。如果宇宙的浩渺不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可以尝试利用微观世界。两个晚上，约翰逊似乎把精力集中在了这台新的仪器上，然后，他突然失去了兴趣。但他似乎安于晚上坐在起居室里读百科全书。他一边大口吃着晚餐，一边一刻不停地读着百科全书上的内容，胃口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每个条目的内容都进入了他的头脑、被充分吸收后又很快被放在了一边。没有什么比看到这样的场景更能使谢泼德满足的了：男孩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嘴巴紧闭着，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经过了这样的两三个晚上之后，他的幻想又开始浮现了，他的信心恢复了。他知道，有一天他会为约翰逊骄傲的。
　　星期二的晚上，谢泼德要出席市政务会。他顺路把两个男孩带到了一家电影院，会议结束后把他们接了回来。到家时，他们发现一辆车停在屋前，挡风玻璃的上方亮着一盏红灯。谢泼德的车转入门前的车道时，车灯照亮了那辆车里的两张阴沉的脸。
　　“警察！”约翰逊说，“又有黑鬼闯到哪家去了，他们又来找我。”
　　“没事，我们会解决的。”谢泼德低声说。他把车停在车道上，关掉了车灯。“你们到房里去睡觉，孩子们，”他说，“我来对付他们。”
　　他下了车，大步朝警车走去。他把头伸进车窗。两个警察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谢尔顿街和米尔斯街交叉处的一幢房子，”驾驶座上的警察说，“像火车开了进去。”
　　“他在市中心的电影院里看电影，”谢泼德说，“和我的孩子在一起。他和前一起案子无关，和这一起也没有关系。我负责。”
　　“我要是你，”靠近他这边的警察说，“对他这样的小混蛋我是绝不会负责的。”
　　“我说了我负责，”谢泼德冷冷地重复道，“你们上次搞错了，别再搞错第二次。”
　　两个警察对视了一下。“随他去吧。”驾驶座上的警察说着转动了点火装置里的钥匙。
　　谢泼德走进屋里，坐在黑沉沉的客厅里。他不怀疑约翰逊，也不想让男孩觉得他有所怀疑。如果约翰逊觉得他又在怀疑他，那就全完了。但是他想知道约翰逊是否的的确确不在犯罪现场。他想去诺顿的房间里问他约翰逊有没有离开过电影院，但那会更糟。约翰逊会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会被激怒。他决定去问约翰逊自己，他将直截了当地问。他把要说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站起身来走向男孩的房门。
　　房门是开着的，约翰逊仿佛知道他要来。他睡在床上，从门厅射过来的光线恰好能使谢泼德看清他蒙在被单里的身体。他走进房间，站在床脚边。“他们走了，”他说，“我告诉他们你与这件事无关，由我来负责。”
　　枕头上传来了含糊不清的“哦”的一声。
　　谢泼德犹豫不决地说：“鲁弗斯，你一刻都没有离开过电影院，是吗？”
　　“你装做一副完全信任我的样子！”一个愤怒的声音突然叫了起来，“其实你一点都不！你过去不相信我，现在也不相信！”约翰逊的声音似乎比看得见他脸的时候更加发自内心。他的叫喊是一种责难，也稍稍带着蔑视。
　　“我真的信任你，”谢泼德急切地说，“我完全信任你。”
　　“你一直在监视我，”约翰逊的声音阴沉地说，“你问完后就要到客厅的那面去问诺顿了。”
　　“我不想问诺顿什么问题，我从来没问过，”谢泼德温和地说，“而且我一点不怀疑你。从市中心的电影院到这里来作案，然后再回电影院，你几乎没有这个时间。”
　　“这就是你相信我的原因！”男孩喊道，“因为你觉得我没有作案的条件。”
　　“不，不！”谢泼德说，，“我相信你，因为我相信你有脑子，有勇气，不会再让自己去惹麻烦。我相信你已经了解了自己，知道自己不用再去干那种事。我相信你只要下定了决心，什么事情都能干成。”
　　约翰逊坐了起来，一束微弱的光线照到他的前额上，但脸的其它部位仍然隐在黑暗中。“而且只要我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仍然能作案。”他说。
　　“但我知道你没有，”谢泼德说，“我心中没有一丝怀疑。”
　　沉寂了片刻后，约翰逊躺回了原处。然后，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仿佛十分艰难地说道：“你想要的东西都有了，就再也不想去偷、去砸了。”
　　谢泼德屏住了呼吸。男孩是在感谢他！在感谢他！他声音中有着感激，有着谢意。他站在那里，在黑暗中愚蠢地微笑着，试图让双方都回味着这一刻。不自觉地，他向枕边迈进了一步，伸出手，碰了碰约翰逊的前额。约翰逊的前额冰冷而干涩，像块锈铁。
　　“我懂。晚安，孩子。”他说，然后迅速转身离开了房间。他关上了身后的门，站在那儿，深受感动。
　　客厅的那一边，诺顿的门开着。小孩侧卧在床上，朝着客厅照过来的光亮看着。
　　这场风波过后，约翰逊一定会和他配合了。
　　诺顿坐起身来，示意让他过去。 他看到了小孩，但马上缓了缓眼神，不让自己直接看他。一旦进去和诺顿说话，他就会失去约翰逊的信任。他犹豫着，在原地站立了片刻，好像什么也没看见。明天是他们去取鞋的日子，这将是他们之间感情的高潮。他迅速转身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小孩坐在床上朝着他父亲站立过的地方看了一会，最后，他漫无目的地望了望，又睡了下去。
　　第二天，约翰逊的脸色十分阴郁，一言不发，好像在为暴露了感情而感到害羞。他的眼神似乎被罩上了一层东西，他似乎已经把自己深深地隐藏了起来、内心在费力地下着什么决心。谢泼德对去矫形商店已经急不可耐了。他把诺顿留在家，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注意力分散。他想一心一意、细致入微地观察约翰逊的反应。男孩现在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满意和兴趣，但一旦这只新鞋真的穿在了脚上，到了那时他一定会感激他的。
　　矫形商店是一个混凝土砌成的小库房，里面一排排、一堆堆地放着残疾人的各种用具。地上到处都是轮椅和助步架。墙上挂着各色各样的拐杖和矫正架。假肢叠放在货架上，腿、胳膊、手，爪和钩，绷带和背带，还有各种道不出名字、用于补救各种残疾的器具。屋子的中间空出来一小块地方，摆着一排铺着塑料垫子的椅子，还有一个供顾客试鞋用的凳子。约翰逊懒洋洋地坐在了一张椅子上，把脚高高地跷在那张凳子上，双眼忧悒地看着它。本来应该是大脚趾的地方又破开了，他用一块帆布把它补了起来；另一处破裂的地方他是用本来鞋上的那块“舌头”补的。鞋上系着一根细绳。
　　谢泼德因为激动而有些脸红，他的心不自然地跳得快了起来。
　　店员的胳膊下夹着新鞋从店的里屋走了出来。“这次一定没问题。”他说。他跨在试鞋用的凳子上，手里举着鞋，微笑着，仿佛是他用魔术变出来的一样。
　　这是一个黑色的、光溜溜的、不成形的东西，丑陋地闪着光，像一件擦得雪亮的钝器。
　　约翰逊面色阴沉地看着它。
　　“穿上这只鞋，”店员说，“你简直不会觉得在走路，就像骑马乘车一样！”他低下了他那粉红色光溜溜的秃顶，开始小心地解开约翰逊脚上的细绳。他脱掉了那只旧鞋，就像扒掉了一只半死不活的动物的皮。他的脸紧绷着。这只从旧鞋里拨出来的大脚穿在肮脏的袜子里，让谢泼德觉得有点恶心。他把眼睛朝别处看去，直到那只新鞋穿在了脚上。店员很快系上了鞋带。“好，站起来走走，”他说，“看看是不是特别舒坦。”他朝谢泼德眨了眨眼。“穿着这鞋，”他说，“他会忘了脚上的残疾。”
　　谢泼德因为高兴而显得容光焕发。
　　约翰逊站起身，走了几码远。他僵直地走着，左右腿再也不一深一浅。他站了一会儿，身体十分僵硬，背对着他们。
　　“太好了！”谢泼德说，“太好了。”他感觉像给男孩重塑了一个脊梁骨。
　　约翰逊转过了身。他的嘴角冷冰冰地微闭着。他坐回到凳子上，把那只新鞋脱了下来。他把脚套在旧鞋里，开始系鞋带。
　　“你要带回家再试？”店员嘟哝着问。
　　“不，”约翰逊说，“我根本不穿它。”
　　“为什么？”谢泼德说，他的嗓门提高了。
　　“我不要新鞋，”约翰逊说，“我要新鞋我会自己去弄。”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却有一丝得意。
　　“小孩，”店员说，“你是脚有毛病还是脑子有毛病？”
　　“把你自己的脑袋洗洗吧，”约翰逊说，“里边着火了。”
　　店员闷闷不乐地站起来，保持着尊严，他问谢泼德这只鞋该怎么办。他用鞋带提着那只鞋，没精打彩地晃荡着它。
　　谢泼德阴沉的脸因为气愤而涨红了，他直直地瞪着前方的一件装着假上肢的皮胸衣。
　　店员又问了他。
　　“包起来。”谢泼德低声说道。他把眼睛转向了约翰逊。“他还没长大，还用不着它，”他说，“我以为他是个大人了。”
　　男孩斜看了他一眼。“你看错了。”他说。

　　那天晚上，他们像往常一样坐在起居室里读书。谢泼德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挡住自己阴沉的脸。他想恢复以往的好心情，但每次只要一想到那只被拒绝的鞋，就又感到一阵恼火。他连看一眼约翰逊的勇气都没有。他意识到，男孩之所以拒绝穿这只鞋，是因为觉得不踏实。约翰逊被自己的感激之情吓倒了。他意识到自己将要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而对此他却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知道，那个过去的自己受到了威胁，而他是第一次直接地面对着自己和自己的种种可能。他在问自己到底是谁。谢泼德十分勉强地找回了对男孩的一点同情。又过了几分钟，他放低了报纸，看着他。
　　约翰逊坐在沙发上，目光越过百科全书的顶端凝视着前方。他的表情有些恍惚，像是在听着远处的什么声音。谢泼德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但男孩还在听着，没有把头掉转过来。可怜的孩子都快失魂落魄了，谢泼德想。他在这儿坐了一晚上，闷闷不乐地看报纸，没有说一句话来打破这种紧张气氛。“鲁弗斯。”他说。
　　约翰逊仍然坐着，像个树干似的一动不动，他还在听着。
　　“鲁弗斯，”谢泼德用一种低低的、近乎催眠的声音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事你都能做成。你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建筑师、一个工程师，你能干任何职业，只要你一心一意去做。不管哪一行，只要你用功去做，你就能成为其中最最杰出的一个。”他想象着他的声音穿透了笼罩在男孩身上的忧郁情绪。约翰逊欠欠身子，但眼睛丝毫没动。街上，一辆汽车的门关上了。沉寂了片刻，突然门铃大作。
　　谢泼德跳起身来朝门走去，打开了门。上次来过的那个警察站在那儿。警车停在路边。
　　“我要找那个男孩。”他说。
　　谢泼德皱着眉头在一边站着。“他一晚上都在这儿，”他说，“我担保。”
　　警察走进了起居室。约翰逊好像在聚精会神地看书。一会儿之后，他带着恼怒的表情抬眼看了看他们，像个工作受到了干扰的大人物。
　　“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前，你朝冬日大道那家厨房的窗户里看什么，小家伙？”警察问道。
　　“别再烦他了！”谢泼德说，“我担保他在这儿。我和他在一块儿。”
　　“你听见了？”约翰逊说，“我一直在这儿。”
　　“不是每个人都会留下你这样的脚印。”警察说，看了看约翰逊的大脚。
　　“不可能是他的脚印，”谢泼德咆哮道，他被激怒了，“他一直在这儿。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他觉得“我们”这两个字把他和约翰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讨厌这种事情，”他说，“你们不愿意查一下这些事到底是谁干的就跑到这儿来了。”
　　警察没有理睬他的话，继续盯着约翰逊。他那张胖脸上的眼睛很小，但却十分警觉。最后，他把身体转向门口。“我们迟早会捉住他的，”他说，“趁他头伸在窗户里、尾巴露在外面的时候。”
　　谢泼德跟着他到了门口，砰地一声用力关上了门。他的情绪在升腾，这件事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转过身，脸上带着期望的表情。
　　约翰逊放下了书，坐在那儿，狡黠地看着他。“谢谢了。”他说。
　　谢泼德停住了。男孩是一副玩弄的表情，眼光中明显含着恶意。
　　“你可不能撒谎啊。”约翰逊说。
　　“撒谎？”谢泼德嘟哝道。他会不会去了又回来了？他觉得异常烦闷，然后突然地，他勃然大怒。“你去了没有？”他愤怒地说，“我没见你离开过。”
　　男孩只是微笑着。
　　“你上顶楼去诺顿那儿了。”谢泼德说。
　　“没有，”约翰逊说，“他疯了。他什么事也不想干，整天盯着那架破望远镜。”
　　“我没问你诺顿的事，”谢泼德森严地说，“你在哪儿？
　　“我一个人坐在那只红箱子上，”约翰逊说，“没有证人。”
　　谢泼德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他勉强笑了笑。
　　约翰逊转动了一下眼睛。“你不相信我。”他说。他的声音又变得像两夜前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时那样的破裂和嘶哑。“你装成一副完全信任的样子，但你其实一点也不相信我。出了事的时候，你和他们一样靠不住。”他嘶哑的声音变得夸张而滑稽，其中的嘲弄是明目张胆的。“你不相信我。你一点也不信任我，”他用类似哭泣的声音说，“而且你一点不比那个警察聪明。那个什么脚印——都是圈套。根本没有什么脚印！那里的地上都铺着混凝土，我的脚也是干的。”
　　谢泼德慢慢地把手帕放回口袋中。他跌坐在沙发中，看看脚下的地毯。男孩的大脚也在他的视线里。那只一片片东西拼凑成的鞋似乎和约翰逊的脸一齐在对他咧嘴笑着。他抓着沙发坐垫的边缘，手指关节发白。一种刺人心腑的憎恨袭上心头。他恨这只鞋、恨这只脚、恨这个男孩。他的脸色苍白，厌恶填满了胸臆。他连自己都吓呆了。
　　他一把抓住男孩的肩膀，紧紧地抓着，像害怕自己跌下来一样。“听着，”他说，“你朝那扇窗户里看是为了让我尴尬。这就是你的目的——要动摇我帮助你的决心，但你动摇不了。我比你强大。我比你强大，所以我要帮助你。善良一定会胜利。”
　　“善心不真不会胜利，”男孩说，“善心不正也不会胜利。”
　　“我的决心决不会动摇，”谢泼德重复道，“我要拯救你。”
　　约翰逊脸上的表情又变得狡黠起来。“你不会来拯救我，”他说，“你会让我从这所房子里离开。那两件事也是我干的——第一次还有我该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那次。”
　　“我不会要你从这儿离开。”谢泼德说。他的声音呆板而机械。“我要拯救你。”
　　约翰逊猛地把头逼过来。“拯救你自己吧，”他嘘道，“没有人能拯救我，除了耶稣。”
　　谢泼德短促地笑了一下。“不要骗我，”他说，“在少年管教所的时候我就已经让你放弃了这种想法。最起码，我已经把你从这种念头中拯救了出来。”
　　约翰逊脸上的肌肉绷紧了，露出一副深恶痛绝的表情，谢泼德不禁往后退了退。男孩的眼睛就像一张变形了的镜子，谢泼德的形象在里面变得面目可憎、古里古怪。“你等着。”约翰逊低声说。他突然起身急速朝门走去，好像要急不可耐地走出谢泼德的视线，但他去的是后厅，而不是前门。谢泼德在沙发上转过身，朝身后男孩走出去的地方看过去。他听到约翰逊房间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他没走。谢泼德眼睛中的紧张消退了，变得呆滞、萎靡，好像男孩所说的一番话已经浸透了他意识的深处。“他要是走了就好了，”他喃喃地说，“要是他现在自己走了就好了。”

　　第二天一早，约翰逊来到餐桌边，身上穿着他爷爷的衣服，他来的时候穿的那一件。谢泼德装着没有注意，但只朝约翰逊看了一眼就再一次证实——他中了他的圈套了，剩下的将是一场精神上的较量，而获胜者一定是约翰逊。他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男孩。同情心的失落使他麻木而迷糊。他尽快离开了家。一整天里，想到晚上要回家他便感到畏惧。他心中存有一丝希望，说不定他回家时男孩已经走了。他穿上了他祖父的衣服说不定就意味着他要走了。下午，他的这种期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当他回到家、打开门时，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
　　他在门厅里停了下来，默不作声地朝起居室望去。他那满心希望的表情消失了。他的脸突然间显得和他的一头白发一样的苍老。两个男孩坐在沙发上、紧紧地靠在一起，读着同一本书。诺顿的脸颊靠在约翰逊那件黑上衣的袖口上，约翰逊的手指在一行行的字上移动着，他们像是一对兄弟。谢泼德呆呆地看着这一幕，看了将近一分钟。他走进了房间，脱下大衣扔在一张椅子上。没有一个男孩注意到他。他走进了厨房。
　　莱欧拉每天下午离开前都把晚餐放在炉灶上，由他把饭菜端到桌上。他头疼，而且神经一直绷着。他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了下来。他就这样坐着，陷入了沮丧。他想到是否有办法能够激怒约翰逊，让他自己离开这里。昨天晚上提到耶稣时他变得怒不可遏，也许这能激怒他。但他感到沮丧。为什么不直接让他走？承认失败？一想到再次面对约翰逊，他就感到有气无力。男孩看着他的样子仿佛有罪的是他，仿佛他是个可鄙的道德沦丧的人。他是个好人，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他没有什么可自责的。他并不想对约翰逊产生现在这样的感觉。他愿意同情他、帮助他。他渴望着家里只有他自己和诺顿两个人，那时他只需对小孩那种简单的自私保持着忍耐，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孤独。
　　他起身从架子上取下三只大盘子放到了炉灶上，然后心不在焉地朝盘子里放了些菜豆和肉丁。晚餐端上桌后，他把他们叫了进来。
　　他们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本书。诺顿重新摆放了座位，使他和约翰逊坐在桌子的同一边，他把自己的椅子紧挨着约翰逊的放了下来。坐下后，他们把书放到了俩人中间。这是一本黑颜色的书，镶着红色的边框。
　　“你们在看什么书？”谢泼德问，他坐了下来。
　　“《圣经》。”约翰逊说。
　　上帝请赐给我力量吧，谢泼德吸了口气，在心中说道。
　　“我们从廉价商店取来的。”约翰逊说。
　　“我们？”谢泼德低声问。他转过头怒目看着诺顿。小孩的脸色很明亮，眼睛中闪烁着一种激动的光彩。小孩的这种变化使他第一次感到吃惊。他显得活跃而机灵。他穿着蓝格子衬衫，眼睛中的蓝色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明亮。他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新的活力，性格中似乎多了某种从未有过的粗犷的成分。“你偷东西了？”他说，愤怒地看着他。“你没学会慷慨，倒是学会偷东西了。”
　　“他没偷，”约翰逊说，“是我偷的。他只是在一边看着。他不能毁了自己。我无所谓，我反正要去地狱。”
　　谢泼德停住了。
　　“除非，”约翰逊说，“我悔改。”
　　“悔改吧，鲁弗斯，”诺顿的声音中带着恳求，“悔改，好吗？你又不想去地狱。”
　　“别说这种废话，”谢泼德说，眼光锥子般地看着小孩。
　　“我要是悔改，我就要做牧师，”约翰逊说，“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彻底。”
　　“你要做什么，诺顿，”谢泼德用一种脆弱的声音问道，“也做牧师吗？”
　　小孩的双眼中闪现出一阵狂喜。“太空人！”他喊道。
　　“太好了。”谢泼德苦涩地说。
　　“你要是不信耶稣，太空船对你一点用也没有。”约翰逊说。他把手指头放在嘴唇上湿了湿，开始一页页地翻动《圣经》。“我来把那段读给你听。”他说。
　　谢泼德倾过身去，用愤怒而低沉的声音说：“把《圣经》放下，鲁弗斯，吃饭。”
　　约翰逊仍在寻找那段话。
　　“把《圣经》放下！”谢泼德喊道。
　　男孩停下动作抬起眼来，脸上的表情有些吃惊，但含着快意。
　　“你该把这本书藏起来，”谢泼德说，“懦夫才看这种书，那些不敢自立、不敢独立思考的人才看这种书。”
　　约翰逊看着谢泼德的眼睛突然愣住了。他把椅子朝桌后退了退。“撒旦控制了你，”他说，“不仅是我，还有你。”
　　谢泼德把手伸过桌子抓书，但约翰逊把书拿起来放在了腿上。
　　谢泼德笑道：“你不信那本书，你知道你不信它。”
　　“我信！”约翰逊说，“我信什么、不信什么你根本不知道。”
　　谢泼德摇了摇头。“你不信。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不聪明，”男孩低声说，“你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我不相信，它也是真的。”
　　“你不相信！”谢泼德说，脸上是一副奚落的表情。
　　“我信！”约翰逊喘着气说，“你看着！”他翻开腿上的书，撕下了一页塞进了嘴里。他瞪着谢泼德，下巴奋力运动着，纸在嘴里被咀嚼出噼里啪啦的细碎的声音。
　　“停，”谢泼德用一种干涩、近乎绝望的声音说，“停。”
　　男孩拿起《圣经》，用牙齿咬下了一页在嘴里用劲嚼着，他的眼睛在燃烧。
　　谢泼德探过身一下把《圣经》从他的手中打落。“走开。”他冷冷地说。
　　约翰逊吞下了嘴里的东西，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眼前出现了什么壮观的幻象。“我吃了它！”他吁了口气，“我像以西结那样把它吃了，比蜜还甜！”
　　“走开。”谢泼德说。他放在盘子旁边的手握紧了。
　　“我把它吃了！”男孩叫着。惊喜使他的脸变了形。“我像以西结那样把它吃了，我不用吃你的饭了，我再也不用了。”
　　“那么走开，”谢泼德轻声说，“走开，走。”
　　男孩起身拿起《圣经》向门厅走去。在门边，他停了下来，瘦小的黑色身影站在门槛上，像是某种不祥的启示。“你被魔鬼控制了。”他得意地说，然后消失了。

　　晚餐后，谢泼德一个人坐在起居室里。约翰逊走了，但他不相信事情会这么简单。起初的一阵轻松感过去了，他觉得没精打采、身上发冷，就像什么病要发作似的。恐惧像一团雾似的笼罩着他。约翰逊不会就这么走了，以他的习惯，他不会这么虎头蛇尾，他会回来证明什么的。他也许会一星期后回来朝这座房子放把火。现在什么结局都可能了。
　　他拿起报纸来想看看。一会儿，他扔下了报纸，站起身走进了门厅，在那儿听着。他也许会在顶楼躲着。他走到通往顶楼的门口，打开了门。
　　里面点着油灯，微弱的光线照在楼梯上，什么声响也没有。“诺顿，”他叫道，“你在上面吗？”没有回答。他沿着狭窄的楼梯爬了上去。
　　在油灯投下的奇形怪状的藤蔓似的阴影中，诺顿坐着，眼睛贴在望远镜上。“诺顿，”谢泼德说，“你知道鲁弗斯去哪儿了吗？”
　　小孩弓着身子，背对着他，仔细地看着，一对大耳朵垂到肩膀上。突然他挥了挥手，朝望远镜前蹲了蹲，仿佛生怕看不清什么东西。
　　“诺顿！”谢泼德大声说。
　　小孩一动不动。
　　“诺顿！”谢泼德喊了起来。
　　诺顿吃了一惊，转过头来，眼睛异乎寻常的明亮。一会儿后，他似乎发觉了谢泼德。“我看见她了！”他喘着气说。
　　“看见谁？”谢泼德说。
　　“妈妈！”
　　谢泼德在门口稳下身子。小孩周围丛林一样的阴影变得更加浓密了。
　　“过来看！”他喊道。他用格子衬衫的角擦了擦汗津津的脸，眼睛又凑到了望远镜上。他的背部紧绷着，手又挥了起来。
　　“诺顿，”谢泼德说，“望远镜里只能看到星云。一晚上看到现在已经够了，上床去。你知道鲁弗斯去哪儿了？”
　　“她在那儿！”他叫道，没有回头。“她在朝我招手！”
　　“十五分钟之内给我上床睡觉。”谢泼德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听见了吗，诺顿？”
　　小孩开始朝着望远镜里疯狂地挥手。
　　“我可是当真的，”谢泼德说，“过十五分钟后我再来看你有没有上床。”
　　他下楼回到客厅，走到前门朝外面看了一眼，天上布满了星，那些他曾经愚蠢地认为约翰逊能够够得着的星星。屋后的小林子里，一只牛蛙在叫，低沉而空洞。他回到椅子上坐了几分钟。他决定上床。他把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向前倾着身子听着——就像灾难发生时的第一声尖利的警报，警笛声缓缓地来到了附近，越靠越近，在屋外猛烈地呼啸一声，停了下来。
　　他觉得有个冷冷的东西压在肩膀上，就像突然罩上了件冰冷的外套。他朝门口走去，打开了门。
　　两个警察夹着约翰逊走了过来，约翰逊咆哮着，双手被铐在一起。一个记者在一旁慢慢跟着，警车里还有另一名警察在等着。
　　“喏，你的男孩，”那个最严厉的警察说，“我说过我们会逮住他的。”
　　约翰逊猛地挣脱了胳膊。“是我等你们来的！”他说，“我要是不想让你们抓，你们哪能抓得住我，是我等你们来的。”他对着警察说话，眼睛却斜看着谢泼德。
　　谢泼德冷冷地看着他。
　　“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抓住？”记者问道，想凑近约翰逊。“你为什么有意让他们抓住？”
　　约翰逊的眼睛看着面前的谢泼德，记者的问题似乎使他勃然大怒。“给这个假耶稣看看！”他嘶哑着声音朝谢泼德踢了一脚。“他以为自己是上帝。我宁愿呆在少年管教所也不呆在他家里，我宁愿呆在猪圈里！他被魔鬼控制了，他连左右手都分不清，他连他那个疯儿子都不如！”他停了一下，然后突然不可思议地强调道：“他给我出了好多主意！”
　　谢泼德的脸变得煞白，他抓住了门边。
　　“主意？”记者急切地说，“什么主意？”
　　“不道德的主意！”约翰逊说，“还能是什么主意？但我不会听他的，我是基督徒，我是……”
　　谢泼德的脸痛苦地紧紧绷着。“他知道自己的话是假的，”他颤抖地说，“他知道自己在撒谎。我为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为他所做的事比为我自己孩子做的还多。我想拯救他，我失败了，但这种失败是体面的。我没有什么可自责的，我没给他出过什么主意。”
　　“你记得是什么主意吗？”记者追问道，“能告诉我们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他是个肮脏的无神论者，”约翰逊说，“他说没有地狱。”
　　“好吧，他们见过面了，”一个警察会意地叹了口气说，“我们走吧。”
　　“等等。”谢泼德说。他跨下一级台阶，用近乎绝望的眼神盯着约翰逊的双眼，仿佛这是他为了挽救自己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说真话，鲁弗斯，”他说，“你不想撒这个谎。你并不坏，你只是太糊涂了。你不用做这种事来弥补你的那只脚，你不用……”
　　约翰逊猛地冲到前面。“听听他！”他尖叫道，“我说谎、偷东西，因为我干得出色！跟我的脚无关！最先进去的是瘸子！瘸子终将聚到一起。我要人拯救的时候耶稣会来拯救我，不是这个臭无神论者，不是这个……”
　　“好了，好了，够了，够了。”警察说着把他拽了回去。“我们只想让你看看我们抓住了他。”他对谢泼德说，说完两人转身把约翰逊向外拖去。男孩半转着身子朝着谢泼德尖叫着。
　　“瘸子将得到猎物！”他尖声叫着，但他的声音被汽车罩住了。记者爬到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用力关上了车门。警笛响着尖利的声音隐入了黑暗中。
　　谢泼德立在原处，身体微微地弯着，一副被子弹打中后还硬撑着的模样。一会儿，他转身回屋，坐在原来坐的那张椅子上。他闭上眼睛，眼前呈现出约翰逊在警察局里被一圈记者围着的样子，约翰逊在那儿绘声绘色地撒着谎。“我没有什么可自责的。”他低声说。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无私的，他只想挽救约翰逊，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自己毫无保留地去做了，牺牲了自己的名誉，他为约翰逊做的比为自己孩子做的还多。罪恶感像一股气味悬浮在他的周围，这股气味是这样的近，就像来自自己的呼吸。“我没有什么可自责的。”他重复着。他的声音听起来干涩而刺耳。“我为他做的比为我自己孩子做的还多。”一阵恐惧袭上了心头。他听到了男孩那得意的声音。撒旦控制了你。
　　“我没有什么好自责的，”他又开始道，“我为他做的比为自己孩子做的还多。”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对自己的指控。他无声地重复着这句话。
　　慢慢地，他的脸变得毫无血色，在那一圈白发下显得灰沉沉的。这句话在他的心里回响着，每个音节都隐隐地敲击着他。他拧紧了嘴巴、闭上眼睛，似乎受到了某种启示。他的面前浮现出了诺顿的脸，呆滞而绝望，左眼微微向外倾斜，仿佛不能正视眼前的悲伤。他对自己厌恶，感到揪心，这种厌恶是如此的清晰和强烈，连自己的呼吸也因此急迫起来。为了自己形象的满足，他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他看到那个目光敏锐的魔鬼正透过约翰逊的眼睛阴险地看着他。他的自我形象一点点地枯萎，直到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黑暗。他瘫坐在那里，吓呆了。
　　他看到了望远镜前的诺顿，全神贯注地伏在上面，看到他举着胳膊疯狂地挥舞。突然，他感觉到一种痛彻肺腑的爱，这种爱像一股新的生命注入了他的身体。儿子的那张脸变了，代表着他的自我拯救，代表着所有光明。他发出了欣喜的呻吟。他要为他做他需要的一切。他再也不会让他受苦。他要担负起母亲和父亲的双重责任。他跳起来跑向他的房间，他要吻他，告诉他自己爱他、再也不辜负他。
　　诺顿房间里的灯亮着，但床上没有人。他转身冲上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到了顶楼，他猛地一个踉跄，仿佛踩到了一个深坑的边缘。三脚架倒在地上，望远镜躺在地板上。上面几英尺的地方，在丛林般的阴影中，小孩吊在一根横梁上。他从横梁上飞入了太空。

　　原载《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04期。这和收在《公园深处》里的译本不同。《公园深处》里那篇叫《瘸子应该先进去》，杨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