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短篇小说选
1972伯尔短篇小说选 不中用的狗 警官撞开房门说：“您瞧一瞧他……也许……”他嘴里叼着香烟。我走向那个躺在一张木板床上、一动不动的人。有一个坐在木板床后凳子上的人赶忙站起身来说：“晚上好。”我认出是神甫，向他点点头。 他站在躺着的人的头部一边。我神情激动地转向警察，瞥了一眼那支燃着的香烟说：“请您把灯弄亮一点……我什么都看不见。”他跳到一张椅子上，用一根绳子拴住吊灯，使灯光正好照到那个变得僵硬的人身上……现在，我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见了尸体，吓得情不自禁地往后退。我见过很多死人，但是每看到一具尸体，那令人激动的意识都会一再使我感动。我意识到这是在看一个人，—个人啦……一个曾经活着、受过苦、爱过别人的人…… 我立刻就看出他死了……啊，没有经过治疗的迹象……我感觉到这一点，而且也明白这种事情。可我是被叫来进行官方鉴定，确定他已经死亡的……而我也就这样心情激动地开始工作。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去进行那些非常熟练的操作，而人类科学也是借用这些手法来探索奥秘的。那个躺着的人看起来很可怕…… 鲜血和污垢浸透着他那略呈红色的头发，粘成了一团。我看出有几道刀伤和刺伤的伤痕……一道道可怕的疤痕从脸上横穿而过……嘴巴歪着……细长、苍白的鼻子被压上了凹痕，双手呈痉挛状，放在身子的一边……死了之后还握在一起……就连衣服也是肮里肮脏的，沾满了血迹。人们都认为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疯狂的愤怒。他就是在人们的这种愤怒中遭到毒打、脚踢和刺杀的。他被人以一种兽性的寻欢作乐的方式杀掉。我大着胆子抓住他的上衣，解开还未扯下的钮扣，感到奇怪的是：他的皮肤像一个小孩子的皮肤那样又白又嫩……既无血迹，也没有污垢…… 警察突然向我弯下腰来，他同我挨得那么近，使我连他那沾沾自喜的气息都可以感觉到。他瞥了一眼死者，漫不经心地说：“下班啦，怎么样？”我只是目不转睛地看了他几秒钟，我感到自己气得发抖，或者说是恨得发抖。 看来，我的目光狠狠地盯了他好一会儿……他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尴尬表情，把他那支散发出香味的烟从嘴里拿走……然后悄悄地溜了出去。他走在门口还说：“过一会儿请您通知我，大夫先生……”我感到似乎得到了某种方式的解脱……现在我才开始我的检查……这简直是胡闹，我竟然把听筒放到这个人的胸部！竟然给他诊脉……竟然在这个可怜的、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躯体上面完成这整个于事无补的骗局。但是他不可能因为头部的创伤而死去。难道说我应当在证明上写明当今医疗科学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循环障碍……衰竭……营养不良？我不知道我是否在笑。我除了在头部发现这些大概使人极其疼痛、但又不致丧命的伤口外，什么也发现不了。这些伤很难通过头部的皮肉侵入头内……它们很可能是被人在盛怒之下折腾出来的…… 另外，在这种惨遭蹂躏的情况下，他那张极其瘦削、苍白的脸看起来好似一把刀子。我想，这很可能是一个调皮捣蛋、冷酷无情的小伙子。我慢条斯理地重新扣好他上衣的钮扣，情不自禁地把他成绺肮脏的、血迹斑斑的头发从他额头上掠开。看来，他好像在微笑……这种笑带有讥讽、嘲弄的意味。然后，我望着面色苍白、默默不语地站在我身旁的神甫。他是一个文静的人，我非常了解他。“是谋杀？”我轻声问道。他只是点点头。紧接着，他比我还要轻声地说：“谋杀一个杀人犯。”我大吃一惊……然后我再一次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瘦削得犹如尖刀似的、苍白的脸。看来，这张脸在备受折磨的情况下似乎还在笑……既冷淡，又傲慢……我吓得说不出话来了。真可怕，这具尸体在这个阴森森的房间里，被残忍的灯光刺眼地照射着，而其余的东西全都淹没在黑暗之中了……这张光溜溜的木板床……几张破旧的凳子……灰泥剥落的墙壁……以及这具穿着几乎破烂不堪的灰制服的尸体…… 我差不多在用一种乞求的目光注视着神甫……我由于精疲力竭、恐惧和恶心，感到头晕目眩……警察的香烟给了我致命的打击。整个下午我空着肚子跑来跑去，呆在令人难受的魔窟里，无能为力地、无可奈何地、十分可笑地忍受这类“情况”……尽管我每天都看到很多东西，然而一个杀人犯被人谋杀，这种事在本地也是罕见的…… “一个杀人犯？”我心不在焉地问。神甫把他的凳子挪到我身边说：“您请……坐！”我毫无主见地听从他的话，坐了下来，然后，他撑住木板床继续说：“难道说您不认识他……真的不认识？”他看着我，就好像是在怀疑我的理解力似的。“不认识，”我有气无力地说，“我不认识他。”神甫摇摇头说：“您四处漫游，走了很多地方，在漫游时，我想，您也许已经听说过不中用的狗的事情。”我吓得跳了起来……我的上帝呀！“不中用的狗……这儿的这个人……啊，这张面孔！”这时我站在神甫身旁，我们俩都在盯着这具已经变了形的、没有血色的尸体…… “他还——”我非常小声地问道，他还能领受圣事吗？”我在等着回答。神甫看来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而我也不想把我的问题再重复一遍……沉静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好像过了差不多好几分钟，神甫才回答道：“不行……不过他也许还能够……我在他身边呆了差不多—个小时……他非常激动，非常清醒，在他……”他盯着我说，“去世之前……” 神甫无可奈何地对尸体伸出双手，就好像他要爱抚他似的……他那张瘦削、可怜的娃娃脸——我只能这样讲——激动得就像泥塑木雕似的……他是多么绝望地向后拢了拢他那淡黄色的头发啊。紧接着，他激动万分地说：“您，您可能以为我发疯了吧……是呀，不过我还想在他身边再呆一会儿，呆到他们来领他……确实……我不想让他独自一人呆着，只有一个人在他一生中真正爱过他，然而正是这个人出卖了他。您会因为这种事取笑我，可我……难道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有罪的吗？如果我再守护他一会儿的话……也许……”他用一种几乎是心烦意乱的固执态度盯着我……这是一双蓝眼睛，乌黑的饥饿痕迹差不多就像伤疤一样贴在这双眼睛的下面……啊，我并不想把他视为疯子……更不想笑话他，我的上帝呀！“我呆在您身边。”我说。 我们沉默了片刻。这段时间的长短，正好可以来念主祷文。一阵哈哈大笑声从警卫室传来，我们在沉默中听到那是女人的声音……是尖叫声。我慢慢往后退，让灯光又照到它的老位置上。现在整个屋子里都同样充满了昏黄的灯光。这具可怕的尸体显得没有那么吓人，没有那么僵硬，简直是有生气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种光更无情的东西了。这种赤裸裸的电灯光，它适合他们的香烟……适合他们死尸般的面容，适合他们的色欲……哦，我憎恨这种电灯光…… 从警卫室传来的笑声时高时低，此起彼伏…… 神甫突然吓了一跳，仿佛他感到一种隐蔽的恐怖……一种可怕的回忆不由得涌上脑际……“大夫，您坐……”他轻声说，“我要给您讲他的事情。” 我顺从地坐了下来，这时神妇也弓着背在木板床上蹲……我们的背都朝着死者…… “那是一次奇怪的会见，”神甫开口道，“他与我同年出生……1918年……他对我真是无所不谈……您知道，我并不怎么清楚，他在给我讲呢，还是对他自己或者对某一个并不在场的人讲。他的两眼瞪着天花板，就像发烧似地讲呀，讲呀，或许他真的在发烧吧……您知道，他没有父母……也没上过学……他被人带着四处流浪。留给他的最初印象是：警察带走了他一直认作父亲的那个人。那个人是一个粗暴、胆小的家伙，他一半是流浪汉，一半是小偷和工人……他在市郊的一个简陋的出租房里被带走了，当时正处于战争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这段时期①……… “您想象一下—间肮脏屋子的情景吧。在这间屋子里，一个可怜的、总遭到虐待的女人同一个总是烂醉如泥、既懒惰胆小、又蛮不讲理的家伙生活在一起……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大夫，您了解这种情况。在他这个所谓的父亲锒铛入狱，被判多年监禁之后，他的生活才稍微平静了一些。他的婶婶——他后来听说，这个神经过敏、充满敌意的女人是他婶婶——去了工厂。警察为他张罗上学读书的事情。而现在……在学校里他那非凡的才智引人注目。这种事您能想象得出吗，大夫？”神甫望着我说，“这张瘦削得像尖刀—样的脸在沉闷的课堂上仿佛把—切都劈成了两半，哦……他成了班上的尖子，他何止是尖子，他简直远远超过了所有的人。他雄心勃勃。教师们都为他讲话，说他应当上文科中学……教士对此很感兴趣……可是那个女人，也就是他婶婶却怒气冲冲，拚命反对，就好像他要被杀掉似的。她想方设法制止他，把他留在自己生活的这个可怕、粗俗的环境中。她制造一切可能制造的困难，坚持她作为教育者的权利……只要他一回到家里，她就折磨他……他不该‘出人头地’。但她还是无法对付教师和教士的联合力量。他得到一个名额，免费上—所寄宿学校，被那里录为常住生。他很快就超过了人们对他所寄予的所有希望。对他来说，不存在困难……他的拉丁文、希腊文学得同数学和德语一样好……他心地善良。此外。他从来就不是那种死啃书本的人物……他有独创性……有才智……宗教课他学得相当好，够得上专业神学的水平。总而言之，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杰出人物。他想起自己已经离开的那个环境时，除了恐怖和厌恶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肯定不是怀着同情心……每当他想到这个环境时，就会不寒而栗。他甚至连假期也呆在寄宿学校里，他在图书馆当助手，在管理部门帮忙。他要进入他的支持者的团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盛气凌人，高傲自大，有一种坚强不屈的自信心。‘我认为，归根到底自己总是莫名其妙地蔑视他们所有的人。’他对我说。他在接受高傲自大给他带来的惩罚时，气得咬牙切齿。他是一个杰出人物……他使所有的人感到羞愧，人们在某些方面迁就他。只是在他对待某一个人的态度太不象话或者把习以为常的恭顺抛到九霄云外的情况太频繁时，他才受到惩罚…… “可是，他年龄越大，财富、荣誉和权力对他的诱惑就越强烈。他想到这一切，心里怦怦直跳。他已经16岁了，虽然心里不想继续呆在学校……但他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来，因为他还想在寄宿学校参加毕业考试。这种新的态度产生了一种危机，他在人性方面的真诚可靠的东西全都跑光了……世界是如此吸引人，您知道，当时政治虚假，一文不值的东西公开泛滥……那种行尸走肉一般的可怕的生活吸引着他。当然，他不想中断学业。因为他不会忘记那种苦难，过去那种可怕的家庭苦难，但他却变得斤斤计较……有好几个年头，这种自私自利简直是在不知不觉地毒害他……他简直变坏了。不管怎样，他失去了曾经在他身上占有如此重要位置的信仰…… “后来他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态度冷漠地把他的决定告诉那些教士，这时当然出现了尴尬的局面。可是对于这种局面，他却厚着脸皮，不予理睬……他‘干脆来个过河拆桥’，因为他有了文凭。他断绝了同这个学校的一切联系，揣着一张成绩优秀的文凭，怀着一种疯狂的野心走向了世界……他没有‘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一分钱，什么也没有…… “可是这时，他同学当中有一个叫贝克尔的同学却够得上朋友。贝克尔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在攻读神学……他用钱资助他。这些钱一部分是他用甜言蜜语从父母那儿骗来的，一部分是他自己省下来的。现在赫罗德要走了……顺便问一句，您知道他的名字吗？”神甫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从哪儿知道他的名字呢？我默然无声地摇摇头。“他叫特奥多尔·赫罗德……” 从警卫室传来的嘈杂声不绝于耳，大有将我们淹没之势……嘈杂声……叫喊声……那种竭尽全力发出的、百无聊赖的怪声大叫，这些人心甘情愿地让人把自己关进强制的监牢里。神甫沉默了片刻，又开口说：“我把这些事都讲给您听，这到底有什么用……我们最好还是祷告……祷告吧。这确确实实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可不是吗……”他神情痛苦地望着我，好像他在无形的重担下要散架似的……然后他合拢双手，而我却轻轻地抓住他的胳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促使我说道：“您给我往下讲吧……劳驾……我什么都想知道……” 神甫惶恐不安地望着我……现在，我差不多真的有这种印象，仿佛他有精神病似的……他望着我，就好像他根本就不认识我，因而不得不在他的回忆当中深入地、深入地寻找，看我到底是谁……最后他揪着自己的脑袋。“啊，原来如此，”他用绝望的口气说，“请原谅……我……我……”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然后便接着往下说： “贝克尔似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要使赫罗德‘别半途而废’。他们在一所大学学习。尽管贝克尔由于住在学生宿舍，行动起来有诸多不便，但他还是经常去看望赫罗德……同赫罗德交谈，大概是想唤起他那业已埋葬的虔诚吧。但贝克尔决不把自己的资助同这种事情挂上钩来……他们有时也发生争论，这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讨论当时在尚未麻木不仁的所有青年人中间都曾讨论过的问题——宗教和人民等问题。但在他们那里，一切依然如故，友好融洽。虽然赫罗德从来没有讲这件事，但他却把贝克尔视为唯一不受他鄙视的、值得他尊敬的人……他喜欢贝克尔。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仅仅因为贝克尔资助了他，而是因为贝克尔给他钱是不附带条件的。现在，您大概可以想象这种关系了吧。贝克尔一定是一个热情似火、相信上帝的恩惠的小伙子……在开头两个学期，所有的神学家都还相信上帝的恩惠，但后来，往往是牧师总代理不自觉地取代了上帝的恩惠的地位。 “当然，赫罗德在大学里也同在中学里一样，依然是一个怪才……不过，他并不仅仅看不起那些行为比较轻率、能力稍逊一筹的同学，也看不起那些如他所说的‘绝非真正的精神领袖’的教授。此外，他还在创造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可能性……您可以设想，一个政党似乎已经吸收了这样一个聪明的小伙子…… “可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当了兵，对此他一筹莫展。他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像对这支军队这样恨之入骨。因为他曾经试图在这方面也要青云直上，要当军官。但这时却出现了一件怪事：这个军官阶层虽然容忍来自黑暗的社会泥坑和人类泥坑的极其愚昧无知的罪犯，但对自己的接班人却提出种种社会要求。他在这种愚昧无知的等级制度中当然落选了。现在他的仇恨——这种对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宣战已经在他身上扎下根来……他看穿了这些俯首帖耳的人在政治上绝对地卑鄙。他怒火中烧……不过他当然没有战胜这一陷入困境的集团……他感到，兵营生活的阴森恐怖的麻木不仁比起他童年时代的苦难来，还要可怕。战争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现在他自愿报名参加那些部队当中的任何一支部队。要知道，这些部队是用否定一切现实价值的精神教育出来的，他们把称作战争的前线杀戮和被称作消灭劣等人类的后方屠杀等同起来。”神甫惊慌失措地打住了话头，用双手蒙住脸……他喘着气。“您想象一下在这些队伍当中的这张瘦得像尖刀一样的脸吧……它充满着仇恨。他在这个变得更为厚颜无耻、更为盲目的社会中，在战争可怕的压力下走过的年代越长……就越牢固地被绑在铤而走险、否定一切价值之人的凯旋车上，绑在那辆阴森恐怖的凯旋车上。这辆车的破轮子很快就会四分五裂，车子最终会陷入地球上充满汽油味的滚滚洪流中…… “这种事当然奇怪：尽管赫罗德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个使他反感的环境，但他在这种环境中却越陷越深。甚至在这种环境中，赫罗德也沾染上了同杀裁成性的恶棍连在一起的那种忠诚的忧郁情绪；就是在那里，他也同贝克尔保持着联系。贝克尔给他写信，告诫他，提醒他……他甚至在休假时还去拜访贝克尔……他祝贺贝克尔成为神甫。他甚至在那里也同自己真正喜欢的贝克尔保持接触——由于他那罕见的羞怯，这个词他从未用过。的确，他给贝克尔寄包裹去，里面的东西都是国内紧缺的香烟、肥皂、油脂，我知道……他写信，寄包裹……但他却从未吐露一点有关他精神状态的情况……再也没有关于宗教和世界观的讨论了……他最后感到自己同所交往的那一帮家伙已经密不可分。他经常都怀着极其后悔的心情，充满着对于血流如注的恐惧，他同污泥和粪土混在一起，对禽兽般的暴行惊恐万分……一切都同关于种族，荣誉和绝对服从……祖国……绅土风度的那些无法更改的概念混杂在一起。他在这些部队里当了军官……多次负伤……受到嘉奖，获得勋章……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消除令人毛骨悚然的负罪感……他心烦意乱。而在所有由恐惧、仇恨和懊悔拼凑而成的大杂烩中，对他而言，最糟糕的却是：贝克尔停止了他的通信……整整一年他都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信。尽管他把这件事情归咎于那种混乱不堪的交通状况，归咎于一个‘杰出的组织’绝对的杂乱无章；尽管他把这件事情归咎于这些外在的事物……但是在背后，那种莫名其妙的、对他而言是极其神秘莫测的恐惧却总是咄咄逼人的，他怕贝克尔不愿意再同他交往……那个结局，那个不可阻挡的灾难性的结局越临近，他就越是可怕地感到自己沾上了、犯下了难以置信的暴行。只有想到也许会帮他一把的贝克尔，才能使他挺起腰来。他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逃脱了沦为俄国战俘的命运，他冒充俄国士兵，用假证件偷偷地穿过整个的俄国进军路线，到了被西方国家占领的地区……然后，准备了足够的钱和存货，便在他那被夷为平地的故乡……在这任何人都不会发现的上千个避难所里的某个地方销声匿迹。就是在这里，他也逃脱了沦为俘虏的命运。紧接着，他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寻找贝克尔。对他来说，贝克尔就意味着拯救。至于希望以何种方式得到贝克尔的帮助，他并没有固定的想法……他是彻底崩溃了。他置身于恐惧、厌倦和罪孽的阴影中，处境十分艰难。也许他只想同一个不会威胁他、不会拒绝他的人哪怕是谈上一次话，因为在他看来，贝克尔就是一种与—切世俗的习惯相反、不引起任何麻烦、不咒骂任何人和物的宗教的代表……他本人作为孩子真心实意地热爱过这种宗教，它的余辉很可能还在照耀他，可是他自己却无法意识到这种余辉…… “他伪装成战争的受害者，一瘸一拐地离开他的避难所，试图在这极度的混乱中找到他所知道的在一座小城里当神甫的贝克尔。最后，他搭一辆美国占领军的车子到了这座小城……他看到的这座小城没有遭到摧毁，居民还在迷惘着，惊慌着……后来他找到贝克尔……他心里怦怦直跳，幸福得怦怦直跳，他跨进神甫住宅的大门…… “可是贝克尔却态度冷淡，漠然置之。他是有意中止书信往来的……昔日一切成为友谊的东西，都已消逝殆尽……贝克尔做出一副极其陌生的样子。他欢迎他，就像人们欢迎—个多年前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现在又重新见面的人那样，就像在欢迎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赫罗德被他唯一的朋友用来欢迎他的这种冷淡、客观的态度吓了一跳。可是聚集在他身上的这种东西，这黑糊糊的一团由痛苦、鲜血和罪孽构成的大杂烩太多了，多到他无法控制的地步……他对贝克尔倾诉衷情……他把过去根本无法写在信上的一切都讲给贝克尔听……当他讲完时，他再也没吭一声，再也没提任何问题，而只是无可奈何地望着贝克尔。他给我讲，他平生第一次在这—时刻感到完完全全的孤单无助。而贝克尔却什么也没有对他讲。贝克尔看起来好像是官方的人，他的身份是牧师，是由国家支付薪金的官员。他心里有所触动，但是他的人性却被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一切，被撤退时骇人听闻的暴行……被饥饿、困惑、恐惧和炸弹弄得麻木不仁。贝克尔留给他的只有几句空话，几句那种方式的空话……您知道，这样一些从文化货摊花五分钱就能买到的现成格言，就像在某些忏悔室里那样，在赦罪后分发给忏悔者，每人一句……这个人走了……下一个再来。贝克尔当然是劝他去忏悔，去祈祷，去做一个好人……你瞧！”神甫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我倦容满面的脸使劲地转过来……他的双眼激动得像闪耀的火光……他那可怜的、苍白的面孔已经变得绯红……他的嘴在抽搐着。我们就像吵架的人那样，差不多已经相对而立……就像吵架的人那样，站在这里，在放着这条不中用的狗的尸体的木板床边！可我是这么疲倦，这么疲倦……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很深的深处，却存在着对于这一人类命运难以抑制的极大兴趣。我必须听到这种命运的结局。“您瞧，”他悲叹着。“这种事我可以说是一清二楚，因为我自己就无数次地这样做过……我可以具体地想象到当时的情景。贝克尔同他已经没有私人关系了……面对这种可怕的痛苦，他除了具有一种职业性的、公事公办的冷漠之外，一无所有……他也许麻木不仁，就像人们作为一个听取忏悔的神甫所能做到的那样麻木不仁……我的上帝，通奸和卑鄙，如此而已，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您作为医生也许明白这一点……对您来说，—具尸体并不像对于好几千尽管爆发战争，却没有见过这么多尸体的人那样，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对于我们神甫而言，没有埋葬的尸体往往也不像对于任何一个还从未看到过所谓正派人内心深处的人那样，能使我们激动，能打动我们的心。我的上帝……您瞧，贝克尔就是如此，另外，您还要考虑到这种情况：最后几个月那骇人听闻的疯狂刚刚过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风平浪静，一种惨遭毁灭后的风平浪静……贝克尔对他态度冷淡。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甚至可以说是心不在焉……赫罗德说：‘他简直把我推回到了我那一钱不值的境地……’这时，他陷入了要毁灭—切的怒火之中…… “另外，再加上他很可能被那些曾经观察他，怀疑他的人告密……警察在找他……他不得不经常变换藏身之地……他简直是在瓦砾堆里被人追赶着。他最后总算在城里一大片废墟中间的一个被夷为平地的房子下面，找到了一个完好无损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很容易进去，却很难发现。在他成为‘不中用的狗’之前，他在这里怒气冲天、仇恨满腔地苦思冥想了好几天。后来，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几个帮凶，尽管他对自己的帮手总是盛气凌人，态度傲慢，但是在他看来，最最可怕的事情却是孤立。他们首先给自己抢了一套舒适的家具。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冷静的计划——他们用偷来的货物进行精心策划的黑市交易，积累自己的原始资金，他们在住所里堆满了储备物资，然后便开始了可怕的游戏，这些计划全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他是公认的头目……他就是‘法官’……当他的帮手们破门行窃，‘逮住’牺牲者或者牺牲者们时，他就会带着某种神秘的灵光突然露面。他‘根据当时的情绪’来宣布处死的方式……枪杀……刺死或者吊死……他们还常常进行纯粹是恐吓性的袭击，以便使那些心惊胆战的人以后总陷于不断遭到威胁的恐惧之中……他们用这种方式——”神甫停了片刻，“杀害了二十三个人……二十三个……” 我们俩由于巨大的恐惧，全身发抖——毛骨悚然——看着这个一动不动的尸体，尸体上的淡红色的头发散布在血迹和污垢的黑糊糊的斑点之间，在室内的昏暗中泛着微光……这张冷酷无情、嘴唇薄薄的嘴似乎在幸灾乐祸、残酷无情地嘲笑着，好像在嘲笑我们所说的话，嘲笑这全部对话。我全身颤抖着转过身去，诚惶诚恐地等待着神甫也会朝我这个方向转过身来。我感到自己受到恶魔的威胁，他那张富有人情味的、可怜的脸也许会给我以安慰……可是神甫却长时间地沉默不语，把脸对着死者……长时间地……我不知道，当他轻轻地摸着我的肩膀时，他是把我从沉思中，还是从默祷中，或者只不过是从模模糊糊的恐惧中惊醒……他的语气现在听起来很温和。差不多是在安慰我：“这确实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他这个同女人从来没有丝毫关系的人……他这个过着一种差不多是独身的童贞生活的人……居然死在一个女人手里。我曾经想过．要是他爱上一个情人……或者说只不过拜倒在所有软弱的人都被折服的那种罪孽……即酒精和烟草的脚下，那他也许现在还会活着，也许会成为一个比较有人性的人。他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禁欲……没有一片来自天堂的瓦砾能够迷惑他。他的毁灭是由一个女人造成的。尽管他拼命反对，这个女人还是被拉进了这个团伙……尽管他严词拒绝，尽管他大发雷霆，她还是硬住下来了。虽然他在众多的谋杀事件中充当他们的头目，但他却无法控制这个女人，而最可怕的是：这个女人爱他。她被几个月之久的、冷酷无情的嘲弄逼上绝境，成了杀害他的凶手。她把其他的人都煽动起来。我推想，袭击他时，他们满腔的愤怒比袭击别的牺牲者时还要厉害。这是一个残酷的、一个埋得非常非常深的、可怕的秘密：归根到底，这个魔窟对任何人都没有对自己人那样切齿痛恨……他们差一点把他撕成了碎片。然而，当人们在这儿，在门口发现他时，他却仍然活着。人们在他上衣胸前的里袋内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有一行娟秀的字迹：把警察这条不中用的狗埋掉。这是一个女人的字迹……” 我再也没有力量转过身去……我怅然若失地凝视着肮脏的地板……我的上帝，难道我饿了，累了……我感到痛苦，我认为自己无法去理解这种绝对的恐惧……我陷入十分可怜的境地……也无法去祈祷。我感到，好像在神甫的这番谈话后面，我们整个世界绝望的瓦砾已经将我埋葬，一种对我自身的模模糊糊、神秘莫测的恐惧，好像用僵硬的、铁一般的利爪抓住我……然后我艰难地，就仿佛这些话语在我嘴里已经被击碎了似的，迸出一句话来：“难道您相信他……” 不过，神甫又把身子转了过来，似乎在祈祷，再说——这是很罕见的——我仿佛也是迫不得已转过身来，重新看着这具尸体，这具毫无变化、沾满血迹和污物的尸体……也许我在祈祷，这点我不知道……我整个的人都只不过是一个由恐惧、痛苦和模模糊糊的预感构成的躯体罢了。 啊，谁能描述这种状况呢。在这时，人们就像在进行必要的防御一样，都麻木不仁，但在思想上却头脑清醒地经历着一切。人们是如此清醒，就像他们只有在思想上才能经历到某种东西那样…… 紧接着，房门突然啪的一声被人打开，这听起来就好像是有人开始拆除我们头上的房子似的。我们大吃一惊，警醒地转过头去，这时，有一个粗鲁的声音喊道：“快来把这个家伙弄走……”这时，三个身穿制服的人看到了我们，于是便放轻了脚步，走了进来……他们一进屋，屋内好像就变得异常明亮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一个无法捉摸、身材瘦长、面部没有表情的人轻声说：“晚上好。”随后转过身去对着其余两位说，“那我们就把他……”可是这整段时间都在惊恐万分地看着他们的神甫却好像心不在焉，现在他才醒悟过来。他举起双手表示拒绝，大声说道：“不……不……就让我来吧……”他赶忙转过身，无所畏惧地抱起这个被毁掉的死人，对惊恐万分的呼叫声——“神甫先生……”置若罔闻。 他那副神情好像是在抱着一个死去的情人，充满着绝望的温存…… 我犹如在梦中一般，跟着他穿过暖和、雪亮的警卫室，走到潮湿、昏暗、积满既湿且脏的雪泥的街上。有一辆马达在隆隆作响，喇叭在鸣叫的汽车正等在外面。神甫慢慢地……深情地把尸体放在汽车尾部货仓里的一个草袋上面……这里散发着一股汽油和机油味……一股战争和恐惧的气息……昏暗，冬天的这种无情的昏暗犹如无法承载的重荷，笼罩着这些空荡荡的房屋…… “可是……不……这不行……”神甫上车时，有一个警察叫道……他们当中的第三个人却明明白白地以手加额，对他表示敬意——而这里，那个无法捉摸的人却悄悄地，而且就像我所感到的那样，带着一丝苦涩的笑容站在那儿…… 神甫向我招手，要我走过去。尽管马达的隆隆声现在响得更厉害，但我却听到了他对我低声耳语的那些话。这好像是一个秘密：“他还哭了……您知道……在您来之前，我把眼泪擦干了……因为眼泪……”可是这时车子却猛然一跳，一下子就飞快地开跑了。我只看见这个黑糊糊的人影无可奈何的姿势。这个人影同汽车一道，拐进这座遭到毁灭的城市冷冰冰、黑魆魆的峡谷中去了…… 刁承俊译 选自《天使沉默 不中用的狗》，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 ------------ ①这里指的是第—次世界大战和德国1919～1923年间的通货膨胀，即1918～1919年这段时间。——译注 死者不听话 少尉说，我们应当卧倒，我们就卧倒。那是在一个树林边，阳光灿烂，正值春天，万籁俱寂。我们知道，战争现在很快就要结束，还有烟的人开始抽烟，而我们其余的人则试图睡觉，因为我们很困，我们已经有三天吃得不多，却又进行过多次反攻，真是静极了，在某个地方还有鸟儿在歌唱，整个空气中充满着和煦、潮润、温馨的气息…… 突然间，少尉开始大喊大叫。他嚷道：“嗨！”然后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嗨，您在那儿！”紧接着他大发雷霆，他气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尖了：“喂，您，喂，您！您！” 然后我们就看看他指的是谁。在林间道路另一侧的那边，有人坐在那里睡觉。那是一个衣着非常简朴、身穿灰军服的土兵，他这时正靠在一棵树上睡大觉。这个士兵长满雀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笑得很酣，我们想，少尉也许发疯了。我们也在想，这个睡大觉的人很可能发疯了，因为少尉越吼叫，这个睡大觉的人就笑得越厉害…… 那些已经开始抽烟的人现在停止了抽烟，那些昏昏欲睡的人现在非常清醒，我们当中有些人也露出了笑容。现在正是春天，是温暖而甜美的季节，更何况我们知道战争现在很快就要结束。 忽然，少尉不再叫喊。他跳起身，三两步就跨过林间道路，拍打着睡觉人的脸。 可是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睡觉的人已经死去。他一声不吭，便栽倒下去。他再也不微笑：他脸上露出一种可怕的冷笑。我们丝毫不同情那个脸色苍白、退回原地的少尉，因为我们再也不喜欢太阳，再也不喜欢这和煦、潮润、温馨的春风，战争现在结束不结束对我们都无所谓。我们忽然感到，我们大家已经死去，就连少尉也已死去，因为他现在正在冷笑，身上根本就不穿军服了…… 刁承俊译 选自《天使沉默 不中用的狗》，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 卖 笑 人 每当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会觉得万分狼狈，我这个平时以自信著称的人就会脸红，说话结巴起来。我羡慕那些人，他们可以说：我是瓦工。我羡慕理发师、会计和作家说起自己时直截了当，因为所有这些职业都不言自明，无需更多的解释。可我对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回答：我是卖笑的。这样的表白要求进一步说明，因为对于第二个问题“你以此为生吗？”我也不得不如实回答：“是的。”我确实靠卖笑为生，而且生活得不错，因为我的笑——用商业用语来说——是热门货。我是一个优秀的卖笑人，一个熟练的卖笑人，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笑，没有人能掌握我这门艺术的细腻之处。为了避免作麻烦的解释，我曾长期自称演员，可我的表演才能和说白才能太差，使我觉得这个称号不真实；我爱真实，而真实的情况是：我是卖笑的。我既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不逗人笑，而是表演笑：我像古罗马大将军或敏感的中学毕业生那样笑，无论是17世纪还是19世纪的笑我都得心应手，而且如有必要，我可以模仿各个世纪、各个社会阶层、各种年龄的笑。这我是学会的，就像有人学绱鞋一样。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种人的笑，红种人的笑，黄种人的笑，都储存在我心里——只要付给我相应的报酬，我就可以按照导演的要求发出种种笑声。 我已成为缺少不了的人了，我的笑灌了唱片，录了音，广播剧导演们对我关怀备至。我苦笑，淡笑，狂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或食品行业的学徒，早晨的笑，黄昏的笑，夜晚的笑和拂晓的笑，总之，无论哪儿需要笑，无论需要怎么笑，我都可以干。 人们都会相信我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何况我——这是我的特长——还掌握了感染性的笑，因此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他们有理由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噱头不灵，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闲坐在那些杂耍场里，充当一种更为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以便在节目薄弱的地方发出感染性的笑声。干这种活得掌握严格的分寸：我纵情狂笑，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必须正在火候上——一到这时候，我就按照计划发出大笑，全体观众就会跟着大笑起来，这就使节目的噱头得救了。 可是我呢，在这之后筋疲力尽地悄悄溜进更衣室，穿上大衣，很高兴自己终于下班了。回到家里，通常已有电报在等着我：“急需你笑，星期二录音。”于是，几小时后，我又坐在一列暖气太热的直达快车上，抱怨自己命苦。 下班以后或休假期间我不大想笑，这是人人都会明白的。 挤奶工人如能忘掉奶牛，瓦工如能忘掉灰浆，他们就会感到高兴，木匠家里常有关不上的门或费很大劲才能拉开的抽屉，糕点师傅爱吃酸黄瓜；屠宰工人爱吃杏仁糖；面包师宁要香肠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惊恐失色——这一切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下班后从来不笑。我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别人都认为我——也许不无道理——是个悲观主义者。 婚后头几年，妻于常对我说：“你笑一笑呀！”可是后来她明白了，我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当我可以松弛一下绷紧的面部肌肉，用十分严肃的表情缓解我劳累的心境的时候，我就感到幸福。是呀，旁人的笑也会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太容易使我想起我的职业。就这样，我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因为我的妻子也把笑给荒疏了。偶尔我发现她露出一丝笑容，于是我也微微一笑。我们说话时声音都很小，因为我讨厌杂耍场的嘈杂声，讨厌可能充斥在录音室里的噪音。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这个人不爱说话。也许我的确如此，因为我老得张嘴去笑，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不动声色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只允许自己偶尔淡淡地笑一笑，而且我常想，我究竟有没有笑过？我想：没有过。我的兄弟姐妹会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笑，却不知道自己的笑。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拉客的雅克 夜里，他跟送饭人来替换躺在指挥所后面的戈尼采克。那几天，夜漆黑漆黑的，恐惧像雷雨一样笼罩在黑魆魆的陌生土地上。我在前面监听哨位上监听前方黑暗中一声不响的俄国人，同时也倾听后方传来的送饭人的声音。 带他来的格哈德也给我送来了饭盒和香烟。 “你还要面包吗？”格哈德问道，“或者让我给你保存到明天早晨？”从他的嗓音里听得出，他急于要回去。 “不，”我说，“全拿过来，马上都吃掉。” 他把面包、油纸包着的罐头肉、一卷水果糖和放在一小块硬纸板上的乳脂递给了我。 在此期间，那个新来的人浑身发抖，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还有他，”格哈德说，“他是来接替戈尼采克的。少尉派他到你这儿来守监听哨。” 我只说了一声“好”，通常都是把新兵派到最艰苦的哨位上。格哈德悄悄地向后方摸去。 “下来！”我小声说，“别那么大声音，该死的！”他傻乎乎地把武装带、铁锹和防毒面具弄得啪嗒啪嗒响，笨拙地钻进洞里，险些碰翻了我的饭盒。“笨蛋，”我只是嘟哝了一声，并给他腾出地方。我知道——与其说是看到还不如说听到——现在他正按照规定卸下武装带，把铁锹放到一边，又把防毒面具放在铁锹旁，把步枪搁在前面胸墙上，枪口对着敌人，然后又把武装带系上。 豆汤已经凉了，暗中看不见那许多准会从豆子里煮出来的虫子，这倒不错。汤里的肉并不少，都是煎得松脆的肉块，我吃得很带劲，然后再吃纸包里的罐头肉，并把面包塞进空饭盒。他默默地站在我的身旁，一直面对着敌人，我在黑暗中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侧影，当他转向一边的时候，从他那瘦削的脸庞上可以看出他还很年轻，钢盔几乎像乌龟壳。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种十分明确的神态，使人想起孩子们在郊区田野上玩的那种士兵游戏。他们似乎总是在说“我的红色兄弟维奈托”①，他们的嘴唇害怕得发抖，他们的心肠由于勇敢而僵硬。这些可怜的年轻人…… “坐下吧，”我用那种能使人听懂但距离一米以外就听不到的语调说，这是我费很大劲学会的。“这儿，”我又说，拽了拽他的大衣下摆，几乎是强制他坐到土墙上挖出来的座位上去。“反正你不能老站着……” “可在哨位上……”说话的声音细弱，像多愁善感的男高音一样沙哑。 “轻点，老弟！”我训斥他。 “在哨位上，”他低声说，“是不许坐下的。” “什么都不许，也不许进行战争。” 虽然我只看得见他的轮廓，但我知道他现在像学生上课时那样坐着，双手放在膝上，坐得笔直，随时准备跳起来。我蜷缩成一团，用大衣蒙着脑袋，点着烟斗。 “你也想抽吗？” “不。”他已会很好地悄悄低语，这使我感到惊奇。 “来吧，”我说，“那就喝一口。” “不，”他又说，可是我抓住他的脑袋，把瓶口凑到他嘴边。他像一个初次喝酒的少女一样，容忍着喝了几口，然后作出一个猛烈的表示厌恶的动作，于是我就把酒瓶拿开。 “不好喝吗？” “不，”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喝呛了。” “那你就自己喝吧。” 他从我手中取过瓶子喝了一大口。 “谢谢，”他含糊不清地说。我也喝起酒来。 “你好些了吗？” “是的……好多了……” “不怎么害怕了吧？” 他不好意思说自己害怕，不过他们都是这样的心情。 “我也害怕，”我说，“心里老是怕，于是我就喝酒壮胆……” 我感觉到他猛地向我转过身来，于是弯下腰去，凑近他，想看清他的脸庞。可我见到的只是一双闪烁发亮、使我感到害怕的眼睛和阴暗而又模糊的面部轮廓，但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那是军需保管室的气味，汗水，军需保管室和剩汤的气味，还有一点烧酒味。万籁俱寂，他们好像已在我们背后分好了饭菜。他又转身面对敌人。 “你这是第一次出来吧？” 我感到，他又难为情了，但他接着说：“是的。” “你入伍多久了？” “八个星期。” “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圣阿沃德。” “什么地方？” “圣阿沃德。洛林，你知道……” “路上走了很久吧？” “十四天。” 我们沉默了，我试图用目光洞穿我们面前难以穿透的黑暗。啊，要是白天就好了，我想，起码能看到点什么，至少能看到朦胧的光线，至少能看到雾霭，至少能看到点什么，熹微的光线……可是一到白天，我又盼天黑。要是天已经蒙蒙亮，或者大雾突然降临就好啦。天总是老样子…” 前面没有什么动静。远处响起一阵轻微的发动机嗡嗡声。俄国人也开饭了。接着，我们听到有一个喊喊喳喳的俄国人的声音突然被压制下去，好似嘴巴被捂住了。没有什么动静……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我问他。嘿，我现在不再是单身一人了，这有多美呀。能听到一个人的呼吸，感觉到他身上隐隐约约的气味，这有多好呀。我知道，这个人在下一秒钟并不想杀掉一个人。 “知道，”他说，“监听哨。”我再次惊讶不已，他悄悄话说得多好，都快赶上我了。看来他毫不费劲，而我总是很吃力，我宁可大声嚷嚷，大喊大叫，让黑夜像黑色泡沫一样破灭，这种小声讲话叫我太吃力了。 “好，”我说。“监听哨。那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俄国人什么时候发动进攻。那我们就发射红色信号弹，再用步枪打几枪，拔腿就跑，向后跑，明白吗？不过，要是只来几个人，一个侦察队，我们就闭上嘴让他们过去，一人回去报告，向少尉报告，你去过他的掩体吗？” “去过，”他说，声音抖抖索索。 “好。要是侦察队向我们俩进攻，我们就得把他们干掉，彻底消灭，明白吗？我们不能见到一个侦察队就溜之大吉。明白吗？是吗？” “是的，”他说，声音一直还在颤抖，接着我听到了一种可怕的声响：他的牙齿在格格打颤。 “给你，”我把瓶子递给他，说。 我也再喝…… “万一……万一……”他张口结舌，“万一我们看不见他们来……” “那我们就完了。不过别但心，我们肯定会看见他们或是听到他们声音的。情况可疑时我们可以发射照明火箭，那就什么都能看见啦。”他又沉默下来，真可怕，他从不主动开口。 “不过他们是不会来的，”我唠唠叨叨地说道，“夜里是不会来的，最多是清晨，拂晓前两分钟……” “拂晓前两分钟？”他打断了我的话。 “他们在拂晓前两分钟出发，到这里天就亮了……” “那可就太晚了。” “那时就得赶紧放红色信号弹，再跑……别怕，那时我们可以跑得像兔子一样快。事先我们就会听到声音。你究竟叫什么？”我想和他谈话，每次都得把手从暖和的口袋里伸出来捅他腰部一下，再放回去，再等手暖和……真叫人讨厌。 “我，”他说，“我叫雅克……” “是英语吧？” “不，”他说，“是雅克布的……雅克……克……，不是杰克，雅克，就叫雅克。” “雅克，”我继续问，“你从前是干什么的？” “我吗？最后是当拉客的。” “什么？” “拉客的。” “你拉什么？” 他霍地向我转过脸来，我感觉得到他十分诧异。 “我拉什么……我拉什么……喏，我就是拉客呗……” “什么？”我问，“拉什么？” 他沉默片刻，又向前望，然后在黑暗中又向我转过头来。 “是的，”他说，“……我拉什么，”他长叹一声，“我站在火车站前面，至少最后总是……等有人来，经过那儿，在许多人当中，有什么人我想合适，大多是当兵的，也就是有人来时，我就轻轻地小声问他：‘先生，您想要幸福吗？’我这样问道……”他的声音又颤抖起来，大概这一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回首往事而激动。 我紧张得忘了喝一口。“那，”我声音嘶哑地问，“他要是想要幸福呢？” “那么，”他吃力地说，看来又沉浸在回忆中，“那我就把他带到正好有空的姑娘那里去。” “进妓院，是吗……？” “不，”他实打实地说，“我不是给妓院干，我有几个暗的，你知道，几个单干户，她们一起雇我。三个没有执照的，克特、莉莉、戈特利泽……” “什么？”我打断了他…… “是的，她叫戈特利泽。真可笑，是吗？她总是对我说，她父亲本想要个儿子，准备取名为戈特利布，因此就给她起名为戈特利泽。真可笑，是吗？”他真的笑了一笑。 我们俩已忘记我们为什么蹲在这个龌龊的掩体里了。如今我已用不着像挤牙膏那样使劲挤他了，他几乎自动地唠叨起来。 “戈特利泽最可爱，”他继续说，“她总是落落大方，神情忧伤，其实也是她最漂亮……” “这么说来，”我打断他的话，“你是领班了，是吗？” “不，”他以略带教训人的口吻说，“不，嗨，”他又叹了一口气，“领班都是老爷、暴君，他们大把大把挣钱，还和姑娘们睡觉……” “你呢？” “不，我只是拉客。我得钓鱼，他们煎鱼吃，而我呢，只分到一些鱼刺……” “鱼刺？” “不错。”他又淡淡一笑，“就是一笔小费，你明白吗？打父亲阵亡，母亲出走后，我就靠此为生。我有肺病，不能劳动。不，我帮拉客的那几位姑娘都没有领班，谢天谢地！不然，我就得老挨揍了。不，她们都是独自单干，暗中操此生涯，你知道吗，执照什么等等都是没有的，她们不能像别人一样上街……那样做就太危险了，因此我替她们拉客。”他又叹了一口气。 “你再把瓶子给我好吗？”当我伸手到下面去把酒瓶取上来时，他问，“你叫什么来着？” “胡伯特，”我说，并把瓶子递给他。 “真不错，”他说，可我无法回答，因为瓶子还挂在我的脖子上。现在瓶子空了，我把它轻轻地滚到边上去。 “胡伯特，”他说，声音现在颤得厉害，“看！”他把我拉到前面，趴在胸墙上。“看！”要是定睛仔细观察，便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像是地平线，一条漆黑的线，黑线上面，颜色略浅一些，在这浅黑中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像是灌木在窸窸窣窣地活动，这也可能是悄悄走来的人，数不清的人悄然无声地移动过来…… “放白色信号！’他用越来越弱的声音低声说。 “老弟，”我说，并把手搁在他肩上，“雅克，什么也不是：这是我们的恐惧在活动，这是地狱，这是战争，这全都是乱弹琴，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那……那不是真的。” “可我看见了，肯定是……真的……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又听到他的牙齿在格格打颤。 “是的，”我说，“别嚷嚷。那是真的。那都是向日葵秆，明天早晨你看到就会发笑的，等到天完全亮了，你就会看到笑起来，那是向日葵秆，也许有一公里远，看上去好像在世界尽头，是吗？我熟悉它们……干枯、灰黑、肮脏、部分被子弹打烂的向日葵秆，花盘都给俄国人吃了，由于我们害怕，感觉它们好像在移动。” “嗨……快放白色信号……放白色信号……我可看见了！” “我认出它们啦，雅克。” “快放白色信号。一发子弹……” “啊，雅克，”我小声地回答道，“若真是他们来了，我们会听见的。你听一听？”我们屏息静听。大地上变得十分宁静，除了那可怕的悄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 “不，”他低声说，从他声音中听得出，他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不，我听见他们……他们来了……他们在潜行……他们在地上匍匍行进……有一些轻微的叮当声……他们悄悄地来了，等他们靠近可就晚了……” “雅克，”我说，“我不能放白色信号。我只有两发子弹，明白吗？明天清晨，一大早，俯冲轰炸机会来，我需要一发子弹，让它们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别把我们炸成肉酱。另一发要等情况确实危急时才使用。明天早晨你会笑的……” “明天早晨，”他冷冷地说，“明天早晨我就死了。”现在我猛然向他转过身去，我是那么吃惊。他的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 “雅克，”我说，“你疯了。” 他一声不吭，我们又把身子往后靠去。我真想看看他的脸。一个真正的拉客者的脸就在眼前。从前我总是仅仅听到他们低声细语，在欧洲所有城市的角落里和火车站前，每次我总是心里突然产生剧烈恐惧而离去。 “雅克……”我刚想说。 “快放白色信号，”他只是悄悄地说，像个疯子。 “雅克，”我说，“我要是现在放白色信号，你以后会骂我的。我们还有四小时，知道吗？会有情况的，这我知道。今天是二十一日，他们那边有酒喝，现在他们在开饭，已领到酒了，明白吗，半小时后他们就会大吵大嚷，乱唱乱放枪，也许真会有什么情况，明天早晨俯冲轰炸机来时，你会吓出一身汗，他们炸弹投得很近，我就得放白色信号，否则我们就会被炸得稀巴烂。我要是现在放白色信号，以后你会骂我的，因为现在并没有什么情况，相信我吧，最好再给我谈点什么。你最后是在什么地方……拉客？” 他长叹一声。“科隆，”他说。 “总站的前面，是吗？” “不是，”他困倦地说下去，“不总是。有时在南站。是的，那里要方便一些，因为姑娘们住的地方离那儿近。莉莉住在歌剧院附近，克特和戈特利泽住在巴巴罗萨广场旁边。你知道，”他的声音现在含糊不清，好像他快要睡着一样，“有时我在总站前抓到一个，半路上又跑了，这种事真叫人恼火，有时他们在半路上害怕起来，或者由于别的原因，我不知道，于是一句话也不说就从我身边跑掉了。总站离得也太远，因此最后我经常在南站前面等，因为有许多当兵的在那儿下车，他们以为那儿就是科隆——我的意思是总站。从南站起只有一小段路，不会有人轻易跑掉。开始，”他又向我弯下腰来，“开始我总是找戈特利泽，她住的楼里有一家咖啡馆，后来那幢房子烧毁了。戈特利泽，你知道，她最可爱。她给我最多，不过我并非因为这点而首先去找她的，真的不是，你要相信我，确实不是。啊，你不信，可我确实不是因为她给得最多才找她的，你信吗？”他的语气现在如此急切，使我不得不点头称是。 “不过戈特利泽常常没有空，真可笑，是吗？她经常没有空。她有不少老主顾，有时等不及了，她也自己上街去。每逢戈特利泽没有空，我就很伤心，于是我就先到莉莉那儿去。莉莉也不坏，不过她爱喝酒，而贪杯的女人是可怕的，难以捉摸，有时粗暴，有时和气，不过莉莉比起克特来总还好一些。克特这人冷漠无情，我告诉你。她只给百分之十就完事。百分之十！我在寒冷的夜晚常常跑半个小时，在车站前站几个小时，或者要一杯蹩脚啤酒，蹲在小酒馆里，冒着被警察抓走的危险，却只分到百分之十！真够呛，我告诉你！因此，总是最后才轮到克特。第二天，当我送去第一个客人的时候，她就把钱给我。有时只有五十芬尼，有一次甚至只有一个十芬尼硬币，明白吗，十芬尼！” “十芬尼？”我吃惊地问。 “是的，”他说，“她也只得到一个马克。这家伙身上就是这么点钱！” “是军人吗？” “不是，是个平民，是个老头子。为此她把我臭骂了一顿。啊，戈特利泽就不这样。她总是给我很多。总是起码两个马克。即使她分文未得。再说……” “雅克，”我问，“有时她分文未得？” “是的，她有时分未得。相反，我相信，她为此还向那些当兵的送了香烟、黄油面包或是别的什么。” “就是为了这个？” “是的。就是为了这个。她很慷慨。一个非常忧伤的姑娘，我告诉你。她也有点关心我。我住得怎么样啦，有没有烟抽啦，等等，你知道。她很漂亮，实在是最漂亮的。” 我想问问她的长相，可这时有个俄国人像疯了一样大声叫嚷起来。像是一声嚎叫直升向云霄，把其他的声音都凝聚在一起了，这时也响起了第一枪。我刚好还来得及抓住雅克的大衣衣边，他差一点跳出去，撞上俄国人。像这样跑的人全都会落到俄国人手中。我把这个浑身颤抖的人拉回来紧挨着我。“别紧张，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只是有点喝醉了，于是就大叫大嚷，朝工事上空胡乱开枪。你得弯下腰来，正是这些流弹有时会伤人……” 现在我们听到一阵娘儿们腔的声音。虽然我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在叫骂一些非常下流的话。他们的刺耳笑声把黑夜撕成了碎片。 “镇静，”我对这个坐立不安、长吁短叹的年轻人说，“时间不会长的，几分钟，政委一发现就会掴他们耳刮子。他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凡是他们不允许做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制止，跟我们完全一样……” 可是，喊叫声和杂乱无章的枪声还在继续，偏偏这时我们后面也有人开枪了。我使劲拉住想推开我逃跑的年轻人。我听到前面的喊声，然后是吼叫声……又是喊声……枪声，又是那个喝醉酒的女人的可怕声音。之后，万籁俱寂，静得可怕…… “你看，”我说。 “现在……现在他们来了……” “不……仔细听！” 我们又仔细听，只有叫人不寒而栗的寂静，什么也听不见。 “要冷静些，”我继续说，因为我想至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你看到枪口喷出的火焰没有？离这儿最少有二百米，要是他们来了，你会听见的，你一定会听见的，我告诉你。” 现在他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他一言不发地怔怔地蹲在我旁边。 “她长得怎么样，那个戈特利泽？”我问。 他不太乐意地回答了我。“漂亮，”他简短地说，“黑头发，眼睛又大又亮，个子不高，很矮，你知道。”他突然又变得健谈起来：“……有点儿疯疯癫癫。正是这样，她每天换一个名字。英格、西蒙妮、卡塔莱妮，简直没完没了，几乎每天换一个……或是苏塞玛丽。她有点儿疯疯癫癫，经常分文不取。” 我使劲抓住他的手臂。“雅克，”我说，“现在我要放白色信号了。我相信我听到了什么。” 他的呼吸停住了。“对，”他低声说，“放白色信号，我听到他们了，不然我就要疯了……。 我握住他的手臂，抓起已装上子弹的照明枪，高高举在头上按动扳机；一声呼啸，如同预告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光线犹如一种柔和的银白色液体扩散开来，好像闪闪发光的圣诞夜雨，这时我已没有时间去看他的脸了，因为刚才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一点声音也没有听见。发白色信号，只是为了看一看他的脸，一个真正的拉客者的脸。我已没有时间去看了，因为原先发出那种嚎叫、一个喝醉了的女人的尖叫声的地方，如今密密麻麻，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悄然无声的人影，他们在亮光中迅速趴到地上，接着猛地向前冲来，口中高呼“乌拉”。我也来不及放红色信号了，在我们周围，战神肆虐，大地迸裂，把我们埋没……我不得不把雅克从洞里拽出来。当我费劲地把他拉上来以后，我吓得惊叫一声，向他低下身去，以便至少在临终时还能看一看他的脸，而他只是轻轻地低声细语：“您想要幸福吗，先生……”这时，一只粗野的手突然粗暴地把我从他身上推开了。 但我眼睛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血，比夜还黑，还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妓女的脸，这个妓女对客人分文不取，而且还倒贴……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 ①德国作家卡尔·迈埃（1842～1912）写印第安人的冒险小说《维奈托》的主人公。——译注 岸 上 从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绝望。可当时，几天前，我有了体会。我觉得世界突然变得灰溜溜的、黯然失色，我对一切的一切全都无动于衷，喉咙里憋得难受，心想全完了，毫无出路，无可挽救。因为我把我们全家的票证都给丢了，而局里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给我补发的，到黑市上去买我们已无能为力，偷呢，我真不愿去偷，而且，给这么多人去偷也不可能。妈妈，爸爸、两个大孩子卡尔和格莱特、我，还有那个还在吃奶的小不点儿。母亲配给卡和爸爸的重劳动配给卡都绐丢了，全丢了，整整一包，我在电车上突然发觉东西丢了，根本没有去找，也没有去问人。反正也是白费气力，我想，谁会把捡到的票证交出来呢？而且是那么多，有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 这时，我明白什么叫绝望了。我提前好几站下了车，马上向莱茵河走去，我想去投河。可是，当我来到光秃秃、冷清清的大道上，看到平静的灰色的河水，我就想，投河自尽并不简单，不过我想要这么做。我想，这一定要好久好久才能死去，面我却愿意迅速突然地死亡。反正我是有家回不去了。妈妈会简直毫无办法，爸爸会狠狠揍我一顿，并且会说，真丢人，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快十七岁了，什么都不会干，连黑市交易也不会，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叫他去排队买猪油，竟把全部票证都丢了。猪油也没有买到。我排了三个小时，猪油都卖完了。不过，爸爸妈妈那里也许很快就会过去。只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没有人会给我们什么东西。经济局的人会嘲笑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丢失过几张配给卡，我们早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了，而去偷呢，给那么多人去偷是不行的…… 不，我必须跳河，因为要扑到美国佬又大又重的汽车下去，我可没有这个勇气。有许许多多汽车沿着莱茵河行驶，可林荫大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街上光秃秃、冷清清的，从水流湍急的河上吹来一股阴冷的寒风。我一直向前走去，之后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很快就已走到林荫大道的尽头。树木在我身旁一闪而过，像一根根短棍一样倒下消失了，我不想回头一看。我就这样很快地跑到林荫大道的尽头，那儿莱茵河河面变得开阔一些，有一个停靠游船的码头，再过去一些就是那座已被炸毁的桥梁。那儿也没有一个人，只是在那前边的游船码头上，有个美国兵坐在那里看着河水。他蹲在那里，样子很滑稽。他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坐在石头上大概太冷了，于是他就这样蹲着，把价钱很贵的香烟头往水里扔。我心里想，每个烟头都相当于半个面包。也许他根本就不会抽烟，可是美国兵全都是香烟抽到四分之一，就把余下的一截扔掉了。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这家伙真不赖，我心想，他肚皮不饿，没有丢掉配给卡，每扔一个烟头就等于把三马克七十五芬尼扔进了阴冷的灰蒙蒙的莱茵河。我要是他的话，我想，我就坐在火炉旁喝咖啡，不会蹲在寒冷的莱茵河畔瞅着污浊的河水…… 我继续跑，是的，我相信我是在跑。关于那个美国兵的想法在脑海中匆匆闪过，我非常羡慕他，我对他羡慕得要死。后来我又往前走或往前跑，我记不清了，一直到那座炸毁的桥边，我心想，从上面跳下去就万事大吉，很快就会完事。我曾经读到过，慢慢地走到水里去淹死自己是不容易的。必须从高处跳下去，这才是上策。于是我就向断桥奔去。那儿没有工人。也许他们罢工了，或者是因为天气寒冷，没法在室外的桥上干活。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美国兵，我根本就没有回头看。 不，我想，毫无办法，毫无希望了，没有一个人会把那些票证补发给我们，那也太多了，爸爸妈妈，两个大孩，小不点儿和我，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不能再犹豫了，快跳河吧，这样他们至少就少了一个吃饭的人。天气很冷，在莱茵河边的林荫大道上，寒风呼啸，光秃的树枝从夏天长得那么漂亮的树上掉落下来。 爬上断桥很吃力，他们把桥面的沥青残余敲掉了，只剩下空架子，上面架设了一条小铁路，大概是用来运走瓦砾的。 我小心翼翼地向桥上攀登。我冷得要命，并且害怕摔下去。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想，你既然想要投河自尽，却又害怕掉下去，这可真是荒唐可笑。要是从这儿摔到马路上或废墟堆上，你也是死，这不很好吗，你不是想死吗？可那完全是另一码事，我说不出来，我就是想跳河，不想摔得粉身碎骨，我想，那样会非常痛苦，或许一下子还死不了，而我不愿有痛苦。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爬上光秃秃的桥，一直到前面、最前面铁轨伸到头的地方。我站在那里看着汩汩地流淌的混浊的河水，我站在最前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只是感到绝望，我突然明白绝望是件好事，绝望很甜蜜，没有什么，它什么也不是，一个人对什么都无所谓了。莱茵河水挺高，混浊阴冷，我朝着水面看了好久，看到那个美国兵一直还蹲在那儿，而且确实把一个昂贵的烟头扔进水里。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离我这么近，比我想象的要近得多，我再次扫了整条光秃秃的林萌大道一眼，然后又突然向莱茵河看去，昏沉沉地只觉得天旋地转，之后我就摔下去了！我只还记得，最后片刻我想到妈妈，也许我一死比丢掉票证更糟糕，全部票证……父亲和母亲的，两个大孩的，小不点儿的，母亲配给卡和父亲的重劳动配给卡，还有……是的……是的，还有我的配给卡，而我却是个只会白吃饭的窝囊废，连黑市交易也不会…… 我蹲在污浊的莱茵河边盯着河水出神，肯定已有一个小时了。我老是想到那个金发婆娘格特鲁德，她已把我弄得神魂颠倒。该死的，我一边想一边把我的香烟吐到莱茵河里，跳下去，跳进污泥浊水，让河水把你冲走……冲到荷兰，是的，然后再……嗯，冲进运河，直到留在海底深处。周围没有一个人，河水把我弄得神魂不定。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河水，心里老是在想那个漂亮女人，她不想要我。对，她不要我，我完全清楚，同她决成不了事。河水使我摆脱不开，叫我心烦。该死的，我想，跳下去，你就永远摆脱了这些该死的娘儿们，跳下去，跳下去…… 这时，我听到有人像发疯似的沿着林荫大道奔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这样奔跑。他是在奔向毁灭，我一边想一边又朝水面上望去，可是岸上那阒无一人的林荫道上的脚步声又叫我举目向上看去，我看见那个男孩奔上断桥，心想准是有人在追捕他，但愿他能逃脱，不管他是偷了东西还是干了什么事。 一个瘦高个男孩，跑路的神态像是神志不清似的。我又向水面上望去，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该死的，你还等什么，快跳下去，耳边响起悄悄的声音……你永远不会得到她，永远不会，跳下去，让污泥浊水把你送往荷兰，该死的，我把第三支烟吐进水里。 天哪，我想，你在这个国家里干啥，这个国家简直疯了，人人都只是想弄到香烟。这个可怕的疯狂的国家已没有桥梁，没有色彩，根本没有色彩，该死的，只有灰色。人人都忙忙碌碌，天知道为什么。这个婆娘，这个长腿的疯女人，你永远也得不到，即使用一百万支香烟也得不到她，该死的。 可就在此时，我听到那个神志错乱的男孩爬到上面桥上去了。铁架在他那钉有钉子的靴子下发出低沉的声音，这个疯孩子一直爬到最前头，站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也盯着灰不溜丢的浊浪看，我突然明白了，并没有人在追捕他，而是他……该死的，我想，他想投河！我大吃一惊，眼睛只是看着这个疯男孩安安静静、一声不响地站在上面断桥上，心里以为他有些动摇…… 我把第四支烟自动地吐进莱茵河，眼睛一直不离开上面那个人，我的心凉了半截，吓得要死。这个男孩，这个半大小子，他究竟会有什么苦恼？我想。失恋的苦恼，我想，我至少以为自己笑了，我不知道是否如此。这个半大小子会有失恋的苦恼么？我想。河水沉默不语，一片沉寂，我相信自己听得见上面那个男孩的呼吸声。他一直还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断桥上。该死的，我想，不能这样，我想喊，可接着我想，你会使他受惊的，准会使他坠落。周围显得格外静谧，我们两人孤零零地在这个世界上，对着灰不溜丢的污浊的河水。 后来，天哪，他盯着我，确实盯着我，我一直还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扑通，那个疯子果真掉进水里啦！ 这时，我真的清醒了，该死的，我立刻甩掉上衣和帽子，纵身跳进冰冷的河水游起来，非常困难，幸好水流把他向我冲过来。接着，他突然又消失了，沉到水下，该死的，我的鞋子灌满了水，像铅一样吊在我的脚上，我的衬衣也像铅一样沉重，河水很凉，冰凉，那个男孩已无影无踪了……该死的，我便游起来，接着踩了一会儿水，大声喊叫，是的，我大声喊叫……该死的，这时那个男孩浮上来了，他已经顺流而下漂了一段路，我未曾想到水会流得那么湍急。现在，当我看到这团无生命的东西在灰色污水中漂流，吓得我身上发热，该死的，我追赶他，离他不到两步远，那头黄得耀眼的头发已看得分明，这时他又不见了，干脆消失了，该死的……可是，我只是频频点头，老天爷，我抓到他了…… 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抓到他时我浑身顿时感到多么轻松自在。就在莱茵河中间，只有冰凉灰色的脏水，我像铅一样沉重冰冷，可我却感到轻松起来。我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这已经过去了……我侧身拽住他，慢慢横渡过河向岸边游去，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岸离得多近啊…… 该死的，我已顾不上感到寒冷和唉声叹气，尽管我难受得要死。我喝了不少水，脏水叫我恶心得要吐，但我好好地喘了一口气，然后抓起他的双臂来回摇动，摇呀，摇呀，始终合乎规范，而我身上变得十分热起来……岸上连个鬼影子都不见，没有一个人看到这桩事情。后来，男孩张开眼睛，该死的，一双像儿童一样的天蓝色眼睛，天呀，他吐出水来，吐个不停……该死的，我想，这孩子肚子里难道除了水就没有别的东西？可除了水确实没有其他东西，他觉得还应当笑一笑，这孩子竟向我微笑…… 这时我觉得冷得要命，因为身上还穿着湿衣服，我想，你会生病的，而他也浑身哆嗦，好像一只猫在呕吐。 于是，我把他拽起来，说，“走，孩子……跑……”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拖着他爬上斜坡，他在我怀里像个木偶似的软绵绵地摇晃，后来他又一次站住，又一次吐出脏水，全是污浊的灰色莱茵河水，在这之后，他就能跑得好一些了…… 该死的，我想，他得暖暖身子，你也得暖暖身子。最后我们拔腿飞奔，一直跑到上面林荫道上，过了林荫大道又跑了一段路。我感到全身都暖和起来，可那个孩子仍像猫一样浑身颤抖。该死的，我想，他得到屋里去，然后躺上床，可那儿没有房屋，只有几堆瓦砾和铁轨，而且这时天也黑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开来了一辆汽车，是我们部队的车子，一辆小汽车，于是我赶紧奔上马路，挥动手臂。汽车起先继续向前行驶，车里是一个黑人，但我大声喊道：“哈罗，小伙子……”我身上没有穿外套，头上也没有戴帽子，他一定是从我的口音听出我也是美国来的。于是他停下了，我把男孩拖过来，黑人摇了摇头，说：“可怜的孩子，掉到水里啦？” “是的，”我说， “开车吧，快开！”说完就把我的宿营地告诉他。 男孩坐在我身旁，又发出苦笑，我觉得非常可笑，我给他挨了摸脉搏，完全正常…… “再快一点！”我向黑人喊道。他转过头来，咧嘴笑了一笑，确实把车子开得更快了，在这当口儿我不断地说：“向左，向右，再向右”等等，一直到我们真的在我的宿营地停下…… 帕特和弗烈迪正站在过道里，他们看见我进来，就笑起来：“老弟，难道这就是你的心上人格特鲁德？”可我对他们嚷道：“别笑啦，哥儿们，帮我一把，这孩子是我从莱茵河里救上来的。”他们帮我把他抬到我们——帕特和我——的房间，我对弗烈迪说：“去给我们煮杯咖啡。”然后我把他扔到床上，把他的湿衣服扒下来，用我的浴巾替他搓了很长时间。该死的，这小子真瘦，瘦极了……像……像……该死的，看上去像是一根长长的白面条…… “帕特，”我说，因为帕特正站在旁边，“你来继续搓，我得把衣服脱了。”该死的，我也湿得像只猫，心里非常害怕会得病。帕特把浴巾给我，因为床上那个瘦高男孩身上现在已通红，活像刚出世的婴儿，而且他又笑了……帕特给他号脉，说：“不错，乔尼，没有什么，我相信……” 伙计们都好极了，弗烈迪给我们送来咖啡，帕特把自己的内衣送给男孩。男孩躺在床上，喝咖啡，微笑。我和帕特坐在椅子上。弗烈迪走了，我相信他又是找女人去了…… 啊，我想，刚才这一阵子是多么紧张呀，可是结果万事大吉，谢天谢地！ 帕特把一支香烟塞进男孩口中，他使劲地抽着。这帮德国人，我想，全都像疯子一样抽烟，他们叼着烟卷，好像是自己的命根子，脸上的模样完全变了。是的，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的外套还在那下边河岸上，外套里有那张照片，还有我的帽子。去他的，我想，我还要那种照片干啥…… 屋子里十分宁静，男孩狼吞虎咽地吃着，帕特又给了他一个面包和一听牛肉，并且一再地给他斟咖啡…… “帕特，”在这之后我说，并且也给自己点燃一支烟，“帕特，你看能不能问他为什么要投河……” “好，”帕特说，接着问了他。 那孩子样子十分奇怪地看着我们，然后对我说了什么。我看看帕特，帕特耸了耸肩。“他说什么食品，可是有一个词我不明白，不懂是什么意思……” “什么词？”我问。 “票证，”帕特说。 “票证？”我问男孩。 他点点头，又说了一个词。帕特说：“他把那东西丢了……这玩意儿，这票证……” “票证，帕特，这是什么？”我问。 但帕特也不知道。 “票证，”我用德语对男孩说，“这是什么？”这句话我会用德语讲得很好，我也会讲失恋的苦闷，别的就不会了，这都是那个混帐婆娘教给我的…… 男孩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我，然后用他的细指头在床头柜桌面上画了一个奇怪的四方形，并说：“纸。” 我也听懂了纸这个词，我想现在总算弄明白了。 “噢，”我说，“护照，你把护照丢了。” “不，”他说，“票证。” “该死的，帕特，”我说，“这个票证把我完全搞糊涂了。一定是什么要紧的东西，他为此而不得不跳河。” 帕特又给每个人斟满了一杯，可是这该死的票证却使我不得安宁。天哪，我可亲眼得见这个半大小子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上面的断桥口，扑通！真该死。 “帕特，”我说，“你去查一查，你不是有一本词典吗？” “对，”帕特说罢一跃而起，从柜子里取出词典。 在那当口儿，我向男孩点点头，又给了他一支烟，真该死，他把那一听牛肉全吃了，还有所有的面包，咖啡对他确实管用。这些小伙子抽烟的样子真叫人吃惊，像发疯似的，而我们只有在战时遇到紧急情况时才会那样抽烟。他们始终还是像战争时期那样抽烟，这帮德国人…… “哈哈，”帕特喊道，“有了。”他一跃而起，从柜子里取出一封信，把邮票指给男孩看，但他只是摇头，甚至还笑一笑…… “不，”他说，又把那个古怪的词讲了一遍，为此他竟跳了河，而我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等一等，”帕特说，“有了，有个词叫‘食品配给卡’。”他热忱地翻阅他的词典。 “你还饿吗？”我向男孩打手势说。但他使劲摇了摇头，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咖啡。活见鬼，他们真能喝咖啡，整桶地喝，我想…… “他妈的，”帕特喊道，“这帮编词典的人，这帮编词典的混帐，这帮编词典的混帐王八蛋，一个年轻小伙子因为这跳了河，而词典上却连这个词都没有。” “孩子，”我对男孩说，当然是用美国话，“平心静气地说这是什么，我们都是人，彼此会了解的。你告诉他，告诉帕特，”我指了指帕特，“平心静气地告诉他。”帕特笑了，但他一声不响地认真听男孩平心静气地对他讲，完全平心静气，起初这可怜的孩子十分尴尬，他慢条斯理地对帕特讲了老半天，我听懂了一部分，帕特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 “真该死，”帕特说，“我们真傻。他们凭证购买食品， 明白吗？他们有食品配给卡，明白吗，真见鬼，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他把食品配给卡丢了，因此他就跳了莱茵河。” “该死的，”我嘟哝地说，“这个小伙子跳了河，而我们还不知是为什么，想象不出……” 至少应当能想象，我想，这是最起码的，即使没有亲身体会，起码应当能想象…… “帕特，”我说，“要是他把它丢了，该死的，他们就应当发给他新的。这反正是纸片，他们可以去印嘛，他们应当补发给他，这又不是钱。丢掉这东西是有可能的，这种印刷的东西反正有的是……” “胡扯，”帕特说，“他们才不干呢。因为有些人瞎说他们把卡丢了，把它卖掉或者吃双份，局里的人认为这样做太不像话了。该死的，就像打仗时，你把枪丢了，突然有人站在你面前，而你却无法开枪，你无法开枪，因为你没有枪。他们同他们的纸片进行的是一场该诅咒的战争，事情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我想，这么一说是很可怕，这样一来他们就什么吃的也没有了，简直一无所有，啥也没有，而且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他像发疯似的飞跑，纵身跳进了莱茵河…… “是的，”帕特说，好像想要回答我脑子里的想法，“他全给丢了，所有的配给卡……嗯，我想是六个人的，还有别的，别的配给卡，我简直不懂他的意思……一个月的……” 该死的，我想，事情既然如此，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男孩站在那儿，把配给卡丢了，我心想，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去跳河的。可我却无法想象……不，我相信，这是无法想象的…… 我站起来，从柜子里取出两包香烟给那孩子，他望着我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该死的，他样子十分可笑地看着我，我想，他会叫我们发疯的，一定会叫我们发疯的，这孩子的脸上露出那样一种神色…… “帕特，”我叫起来，是的，我相信我叫起来，“劳驾把这孩子送走，把他送走，”我叫道，“我受不了，不能看他的脸，这张感激万分的脸，为了两包香烟，我简直受不了，不，好像是把整个世界都送给他了，帕特，”我叫道，“把他送走，把东西包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包上，给他包上……” 该死的，当帕特把那孩子带走的时候，我心中感到高兴。 帕特是会给他把东西包上的，我想，你坐在那儿灰溜溜的污浊河水旁，为了这样一张瘦削的女人脸，同河水聊了一会儿天，心里想：跳下去，跳下去，让河水把你冲走，直至……嘿，荷兰，该死的，可这孩子跳下去了，扑通一声跳下河去，为了那几张也许连一美元都不值的破纸片。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关 系 我妻子认识了一位给部长女儿修剪指甲的姑娘的母亲。是脚趾甲。我们家现在沸沸扬扬，乱成一团：过去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如今我们可有了关系，了不起的关系。我妻子向这个姑娘的母亲赠送鲜花和糖果。她尽管冷淡，但却是感谢地接受了鲜花和糖果。自从认识这个女人以后，我们冥思苦想，等到我们认识这个姑娘本人时应当为我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至今没有见到她，她很少待在家里，当然只同政府官员交往。她在波恩有一套漂亮的住宅：两间住房，外带厨房、浴室、阳台。但不管怎么说，据说不久就能见到她。我的心情迫不及待，急于同她见面，当然要恰如其分地低声下气，同时也要表现出坚忍性。我相信，政府界人士是很赞赏低声下气的坚忍性的，据说只有深信自己能力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我竭力深信自己的能力，并且很快就做到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耐心等待！ 我们和政府界人士有关系一事传开以后，一时我们的身价便提高了。前不久，我听见一个女人在大街上对另一个女人说：“B先生来了，他同A有关系。”她的声音很轻，但却故意让我能听见，我走过这两位太太身边时，她们发出甜蜜的微笑。我以屈尊的态度点点头。过去我们的杂货铺老板只是勉强同意赊帐，脸上露出不信任的神情，看着人造黄油、大众面包和烟叶消失在我妻子的购物袋里。如今我们一去，他就满面春风，向我们推荐我们早已不知其味的美味食品：黄油、奶酪和咖啡。他会说：“啊，您不来点这种上等柴郡干酪？”要是我的妻子拿不定主意，他就会说，“您就尽管要吧。”——说罢垂下眼帘偷偷一笑。于是我妻子就要了。可是，昨天我妻子听到他对另一个女人耳语；“B家同A是亲戚。”事情传得真叫离奇。不管怎样，我们吃上面包抹黄油加干酪——不再是大众面包——喝上优质咖啡了。与此同时，我们有点忐忑不安地等待那位给部长女儿修剪指甲的姑娘出现。是脚趾甲。姑娘还未露面，妻子心神不定，虽然姑娘的母亲安慰她说：“别着急。”看来她现在已对我妻于产生好感。可我们急不可待，因为我们对近来所默许的赊欠已充分加以利用了。 由这位年轻小姐负责修剪脚趾甲的女儿是部长的掌上明珠。她正在攻读艺术史，据说天资聪颖。我相信。我什么都相信，可我仍提心吊胆，因为波恩的这位年轻修脚工一直还未露面。我们查阅百科词典和手头所有的生物教科书，了解脚趾甲的自然生长情况，发现它长得很慢，由此看来，不可能仅仅是这位部长女儿，很有可能，年轻的修脚工把波恩上流社会的脚趾一个接着一个捏在她可爱的手中。消除坏死细胞可能损害尼龙丝袜和部长短袜的麻烦。 但愿她别剪坏了。我十分担心她有可能把部长千金弄痛。研究艺术史的女人的脚趾甲是极其敏感的（我曾追求过一个研究艺术史的女人，我向她跪下，胳膊肘不小心顶在她的脚趾上，对其敏感程度一无所知，一切就全完了，从此我就知道了研究艺术史的女人的脚趾是多么敏感）。听说这位年轻小姐很谨慎，部长女儿对部长的影响和修脚工对这位千金（人们怀疑她在社会公益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影响非常之大——修脚工的母亲拐弯抹角地（一切都是拐弯抹角地）说，她的女儿曾给她认识的一个年轻男人搞到一个位置，给某一位政府部门的科长当文书。科长这个词提示了我。这挺合适。 在此期间，年轻小姐的母亲以同样亲切的态度接受鲜花和糖果。我们心甘情愿，把这些礼品敬献给社会名流，同时又提心吊胆，因为我们欠的帐越来越多，而且人们在窃窃私语，说我是A的私生子。 我们已从黄油和奶酪转向酥皮馅饼和鹅肝肠，我们不再自已动手卷香烟，只抽买来的烟。这时，我们接到通知：波恩的年轻小姐来了！她真的来了！她是乘一位国务秘书的汽车来的，据说她曾给这位国务秘书挖掉过一只乌黑的鸡眼。那么瞧：她出现了！ 这三天，我们神经高度紧张，坐立不安，现在抽十五芬尼的香烟代替十芬尼的香烟，因为这种烟能更好地镇定我们的神经。我每天刮两次脸，从前是每周两次，如同普通的失业者通常该做的那样。不过我早就不是普通的失业者了。我们用打字机打各种证书，反来复去地打，越来越工整，越来越精确，我们写自传，十八份，以防万一，我们把这些拿到警察局去进行公证。整整一摞材料，将对我的非凡才能作出说明，证明我是天生当科长文书的料。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过去了，我们每天消耗四分之一磅咖啡和一包五十支装的十五芬尼的香烟（当然是赊来的）。我们竭力用一种有可能适合政府官员的行话来交谈。我妻子说：“我全垮了，亲爱的。”我说，“很遗憾，亲爱的，得坚持。”我们确实坚持到星期日。星期日下午，年轻小姐邀请我们喝咖啡（对十二束鲜花和五盒糖果的回报）。她母亲向我们保证，我至少会有八分钟时间跟她单独待在一起。八分钟。我买了二十四株肥硕的玫瑰红丁香——每分钟三株：上等丁香，娇艳欲滴，肥硕红润，看上去像是一群洛可可①女士；我还买了一盒令人心醉的糖果，并请我的朋友开汽车送我们去。我们乘汽车去，像发疯似的按喇叭，妻子激动得脸色煞白，不断地悄悄说：“垮了，亲爱的，我垮了。” 年轻小姐风度迷人，像个运动员，落落大方，一副政府修脚工的派头，不过倒也和蔼可亲，虽然有点冷淡。她正襟危坐在桌子中间，受到她母亲的精心照料，使我吃惊的是，桌旁有七人，三个年轻混蛋和他们的妻子，还有一位人很正派、对我的花束大加赞赏的老先生——不过我们的糖果盒也确实令人心醉，金色亮光纸镶边，大小与其说是糖果盒，倒不如说像一个迷人的粉盒，盖子上有个可爱的粉色绒球，这个盒子也受到老先生的大声称赞（为此我对他不胜感激）。介绍时我听到母亲对女儿说：“B先生和太太。”停顿片刻后加重了语气：“B先生。”——年轻小姐向我送来意味深长的一瞥，点一点头，莞尔一笑，我感到自己脸色变白了，我感觉到自己是个红人，便微笑地容忍了这三个年轻混蛋及其妻子的在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大家显得有点拘谨，我们先谈论币制改革后巧克力工业的巨大进步，谈话是由一盒糖果引起的。这盒糖果看来博得那位老先生的青睐。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年轻小姐的母亲是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把他拉来参加这次聚会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家伙做得过于显眼，太不老练圆滑了，其他三个混蛋的夹心巧克力糖果盒没有受到重视，脸上露出酸溜溜的苦笑。聚会的气氛很拘束，一直到年轻小姐开始抽烟。她抽的是十芬尼的香烟，一面拿烟一面讲了几条无关紧要的政府小道消息，我们五个男人一跃而起，给她点火，但她只让我给她点火。我得意洋洋，开始在脑海中描绘我在波恩的办公室的样子：红皮沙发，肉桂色窗帘，漂亮的文件柜，上司是一位年高德劭、慈眉善目的退伍上校…… 蓦地，年轻小姐不见了，有一会儿工夫，我没有注意到她母亲示意我出去的手势，直到妻子推了我一下，并悄悄地对我说：“笨蛋——快去！” 我气喘吁吁地走了出去。在充分实事求是的气氛中，我同年轻小姐交谈业务。她在客厅里接见我，叹了叹气，看了一看手表，于是我也就明白，那八分钟已早就开始了——大概已过去一半。为了小心起见，我以“对不起”开始，讲得有点语无伦次，尽管如此，她仍面露笑容，接过我的三磅纸币②，最后说：“请不要过高估计我的影响——我只是试试看，因为我深信您的能力。大约三个月后给您回音。”她看了一看手表，这表示我得走了。我脑际闪过要吻她一下手的想法，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个念头，而是极其恭顺地轻声表达了感激之情，就踉踉跄跄走出来。三个月。还有，她长得很漂亮。 我回到咖啡间，看见那三个对我的糖果盒几乎不屑一顾的年轻混蛋的脸上流露出妒忌的神色。一会儿，屋外响起急促的嘟嘟声，年轻小姐的母亲向我们宣告，波恩来电话召她女儿去为部长除掉老茧。他的高尔夫球赛在九点开始，现在已是五点钟，而带着老茧是打不好球的。我们向街上瞥了一眼，想看看部长的汽车：车子很牢固，但并不过分华丽。年轻小姐拎着一个漂亮的小箱子和一个公文包离开了屋子。咖啡聚会散了。 回到家里，仔细观察了全过程的妻子告诉我，我是唯一同“她”单独在一起的人。至于“她”这个人怎么样，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讨人喜欢，亲爱的，真讨人喜欢。” 我没有告诉妻子要等待三个月时间，并同她商量如何继续对“她”献殷勤。我想送给“她”三个月的工资，妻子认为这太俗气了，表示反对。最后，我们取得一致意见，寄给她一辆轻便摩托车，却不写寄件人的姓名，但要让她知道是谁寄的。她本人如能摩托化，带着她那漂亮的小盒，从一家骑到另一家去，这对她是很实惠的。她要是能治好部长的脚病（此人似乎有严重的扁平足），我那难熬的三个月等待时间也许就会缩短了。我可等不了三个月，我们不可能赊欠这么长的时间——我希望我将用期票去购买的轻便摩托车成为画龙点睛的一笔，一个月后我就能坐上红皮沙发。目前我们俩——我妻子和我——完全垮了，我们真诚地感到遗憾，没有十八芬尼的香烟，现在这对我们的神经倒很合适……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 ①洛可可是欧洲18世纪盛行的一种艺术风格，以浮华纤巧华丽为特色。——译注 ②当时正值货币贬值时间，钞票以重量约数。——译注 一件绿绸衬衣 我完全按照人家告诉我的那样行事，没有敲门就推门走进屋去。可是，当我突然见到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站在我面前时，我吃了一惊。她那脸上有着一种难得见到的东西：美妙的色泽，健康，非常健康，健康，安详、自信。 她的眼睛的神色是冷漠的。她站在桌子旁摘菜，身边放着一个还有吃剩的蛋糕的盘子，一只大胖猫正在蛋糕上闻来闻去。屋子又矮又窄，空气混浊，还有一股油腥味。我的畏缩目光在蛋糕、猫和女人健康的脸之间来回转个不停，喉咙里有一种呛人的苦涩味，噎得我很难受。 “什么事？”她问，眼睛抬也不抬。 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手提包拉锁，这时脑袋碰到了低矮的门框，最后取出了我的东西：一件衬衣。 “一件衬衣，”我沙哑地说，“我想……也许……一件衬衣。” “我丈夫的衬衣足够穿十年的！”她说完这话像是出于偶然地抬起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件窸窸窣窣的柔软的绿衬衣，我看到她眼睛里突然闪现一种无法克制的欲望，心想这事已十拿九稳了。她连手也不擦一擦，就抓起衬衣，提溜着衬衣的肩部，翻来覆去观察每一道接缝，然后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声。 我不耐烦地内心不安地看着她又去继续把洋白菜弄干净，走到灶旁掀起一口咝咝作响的锅的盖子。一股香喷喷的热油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此时那只猫已在蛋糕上嗅了老半天，显然觉得它还不够新鲜好吃，便懒洋洋地一跳，以优美的姿态跳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跳到地上，一溜烟地从我身边窜出门去。 油在沸腾，我相信听到了猪油块在盖着盖儿的锅里劈劈啪啪的蹦跳声，因为这时一段遥远往事的回忆告诉我，那是猪油，这个锅里正在炼猪油。女人继续在削洋白菜。有个地方，一头母牛在哞哞低叫，一辆手推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而我一直还站在门口，我的衬衣在肮脏的椅子靠背上晃悠，我那心爱的柔软的绿绸衬衣，对它的柔软我曾向往了七年之久…… 我觉得犹如站在烧得通红的炉箅子上，而沉默使我憋得透不过气来，难受得要命。蛋糕上此时已满是黑压压一片懒洋洋的苍蝇，饥饿和恶心，极其难受的恶心，合成一种呛人的苦涩味，把我的喉咙噎住了。我开始冒汗。 我终于犹豫不决地伸手去拿衬衣。“您，”我说，声音比方才更嘶哑了，“您……不想要？” “您要换什么？”她连眼睛也不抬地冷冷地问。她那灵巧的手指已把洋白菜摘干净，把菜叶收进一个漏勺，用水冲洗，然后又掀起那个正在炼油的锅的盖子，把菜叶倒了进去。那令人垂涎欲滴的咝咝声使我又想起往事，好像已过去一千年的往事，而我才只有二十八岁…… “喂，您要换什么？”现在她更加不耐烦地问。 可我不是商人，不，虽然我光顾过从格里内角①到克拉斯诺达尔②的所有黑市。 我张口结舌：“猪油……面包……也许面粉，我想……” 这时她第一次抬起她那冷漠的蓝眼睛，冷冷地看着我，在这一刹那，我知道自己完了……今后我将永远不会再知道猪油的味道了，猪油对我将永远只是一阵令人痛苦的气味回忆……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她的目光击中了我，洞穿了我，现在我内心空空…… 她哑然失笑。“衬衣，”她以讥笑的口吻喊道，“我能用几张面包票去换衬衣。” 我从椅子上夺过衬衣，把它系在这个大喊大叫的女人的脖子上，把她像一只淹死的猫一样吊在那黑沉沉的巨大的耶稣受难像下面的钉子上，这像就挂在她头顶上的黄粉墙上……不过，我只是在想象中这样做。实际上，我抓起我的衬衣团成一团，又把它塞进手提包，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 那只猫正蹲在过道里津津有味地舔食一盘牛奶，当我走过它身旁时，它抬起头点了点，似乎要跟我打招呼，并且安慰我，在它那双模模糊糊的绿眼睛里流露出一点人性，一点无法形容的人性……可是，人家告诉过我，我要有耐心，因此我觉得应当再试一试。先是为了回避那明朗得令人感到压抑的天空，我跑到一处不知什么地方，在奇形怪状的苹果树下越过臭水坑和啄食的鸡群，来到不远的一座古老椴树浓荫匝地的较大的农家院落。一定是喉咙里的苦涩味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看到一个身材粗壮的农村小伙子坐在房前长凳上，向两匹正在吃食的马说着亲热的言语。当他见到我的时候，就笑着从一扇打开的窗子向屋里喊道：“妈，第十八号来了。”说罢他非常开心地拍拍自己的大腿，往烟斗里装起烟丝来，屋里回答他笑声的是一声响亮的咕咕声，一个脸膛棕红，精神饱满的女人在窗框里闪现了一秒钟，她的面孔像一块油亮亮的煎饼。我马上转过身去，经过水坑、鸡群和嘎嘎喊叫的鹅群向后奔去。我像疯了似的跑得飞快，手提包紧紧地夹在臂下。当我又到达村中道路时，这才放慢脚步，从半小时前登上的山上又走下去。 当我重又见到我脚下那条两边长着可爱树木的亲切的灰色蛇形公路时，松了一口气。我的脉搏跳得更平稳了，当我坐在那条多石、荒芜、霉味弥漫的村中道路通向阳关大道的岔道口时，苦涩味减轻了。 我大汗淋漓。 蓦地，我莞尔一笑，点燃我的烟斗，从身上扯下又脏又旧、被汗水浸透的衬衣，迅速穿上凉爽柔软的绸衣，一股舒适的感觉油然而生，流过我的全身，于是一切苦涩味全都化为乌有，从我身上消失了。我在公路上重新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憧憬，渴望见到城市贫困丑陋的面貌，因为在这张变得难看的面孔后面，我还常常看到困难中的人性。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 ①法国北海岸一个地方。——译注 ②苏联北高加索一城市。——译注 在 桥 边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象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但是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当我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他们多么高兴啊！每次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眼睛闪闪发光，还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什么也没有料想到！然后，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以及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十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前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又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朦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地、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我也就分外小心。我象发疯似地数着，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也不可能比我数得更好。那位主任统计员亲自站在人行道的那一边数，然后拿一小时的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我非常感激在对面数汽车的矿工。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主任统计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一小时内只数错了一个人”，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的零头，我将提议，调您去数马车。” 数马车当然是美差。数马车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马车一天最多只有二十五辆，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这简直是交了鸿运！ 数马车该多美！四点到八点时根本不准马车过桥，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饮店去走走，可以长久地看她一番，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 孙坤荣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我的昂贵的腿 这下子我就业在望了。他们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我，叫我到局里去一趟，我便遵命前往。局里的人既亲切又和气。他们拿出我的档案卡片，说了一声：“呣。”我也回了声：“呣。” “哪一条腿？”有一个官员问道。 “右腿。” “整条腿？” “整条。” “呣，”他又哼了一声，开始查阅各种各样的单子。我总算可以坐下来了。 他终于翻出一张单子，看来正是他所要找的。他说：“我看这里有适合您干的事，一件美差。您可以坐着干。到共和广场上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擦皮鞋。您看怎么样啊？” “我不会擦皮鞋，我一向因为皮鞋擦不亮，引得大家侧目相看。” “您可以学嘛，”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学会的。天下事难不倒德国人。您只要同意，可以免费上一期学习班。” “呣，”我哼了一声。 “那么同意了？” “不，”我说，“我不干。我要求提高我的抚恤金。” “您疯啦，”他回答时语气既亲切又温和。 “我没疯，谁也赔不起我的腿，我连多卖些烟都不行，他们现在制造了种种麻烦。” 那个人把身子往后仰，一直靠到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啊，”他感慨地说，“您这条腿可真叫贵得要命。我知道您今年二十九岁，身体很好，除了这条腿以外没有一点毛病。您可以活到七十岁。请您算一算，每月一七十马克抚恤金，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四十一乘十二乘七十。您算一下，不计利息就要多少钱。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丢掉了一条腿，看来能够长寿的也不仅仅是您一个。现在您还要提高抚恤金呐！对不起，您真是疯了。” “先生，”我说，我也照样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您大大低估了我的腿的代价。我的腿要昂贵得多，这是一条非常昂贵的腿。还得说一下，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遗憾，头脑也很健全。请您注意。” “我的时间很紧。” “请您注意！”我说。“我丢了这条腿，救了好些人的命，他们至今还在领取优厚的退休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单枪匹马埋伏在前沿某个地方，奉命注意敌人何时来到，这样就可以让别人及时溜掉。后面司令部已经在打点东西，他们既不愿意跑得太早，也不愿意溜得太晚。原先我们是两个人在前沿，但是那一个被敌人打死了，他不必再花费你们的钱。他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是您别怕，他的妻子身体健康，可以干活。那个人的性命可真便宜。他当兵才四个星期，所以只花了你们一张通知阵亡的明信片和一点点口粮的钱。他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个勇敢的士兵，他至少是真正给敌人打死的。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并且害怕起来，天很冷，我也想溜之大吉，嘿，我正要溜的时候，突然……。 “我的时间很紧，”那个人说着，开始找他的铅笔。 “不，请您听下去，”我说，“现在刚刚讲到有意思的地方。正当我要溜的时候，我的腿出了问题。我只得躺在那里。我想，既然溜不掉了，就把情况向后面报告吧。我报告了敌人的动静，他们就全都逃跑了，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先是师部，然后是团部，再后是营部，依此类推，始终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溜走，只有一件混帐事，那就是他们忘了把我带走，您懂吗？他们跑得太仓皇。真是件混帐事情，要不是我丢了这条腿，他们全都没命了，将军、上校、少校，一级一级数下去，全都得完蛋，那您就不必给他们退休金了。好，您算算看，我的腿值多少钱。那位将军才五十二岁，上校四十八岁，少校五十岁，他们个个没有一点毛病，身体健康，头脑健全。他们那种军事生活使得他们至少可以象兴登堡①一样活到八十岁。您计算一下：一百六十马克乘十二乘三十，完全可以估计他们平均还要活三十年，您看对吗？所以，我的腿成了一条贵得吓人的腿，成了一条我所能想象的最最昂贵的腿，您看是不是？” “您真疯啦。”那个人说。 “没有，”我回答说，“我没有疯。对不起，我身体健康，头脑健全，遗憾的是，我在这条腿出毛病前两分钟没被打死。那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好多钱啦。” “您到底接受这项差使不？”那个人问道。 “不，”我说完就走了。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 ①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一九二五年起任德国总统。——译注 洛恩格林之死 两个抬着担架的人，上楼梯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他们早就不耐烦了。这差事干了有一个多钟头，到现在连买香烟的小费都没有捞到。两人中有一个是汽车司机，司机按理是用不着抬病人的。可是医院没有打发人出来帮忙，而他们也不能让那孩子躺在汽车里不管。再说，他们还要接一个急性肺炎病人，和一个上吊自杀在紧急关头被人割断绳子救下来的人。两人很恼火，猛的加快了脚步。走廊里灯光很暗，不消说散发出一股医院里特有的味道。 “干吗割断绳子救他？”走在后面的嘴里嘟囔着，他指的是那个自杀者。前面的那个扭过头来嚷道：“可不是，何苦来着？”他回头说话的时候，冷不防狠狠地撞到了门框上，担架上躺着的病人给撞醒了，发出一阵骇人的尖叫声，听得出是个孩子的声音。 “安静点！安静点！”医生说道。这是一个穿着实习大夫蓝领服的年轻人，金黄的头发，一张神经质的脸。他看了看表，已经八点了，早就到了换班的时候。等洛迈尔医生已经有一个多钟头，可是还没有等来，他大概被抓起来了；这年头，谁都随时有被抓去的可能。这位年轻大夫习惯性地掏出听诊器，一直注视着担架上的男孩，最后才把目光转向那两个抬担架的人，他们站在门口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医生不高兴地问道：“怎么啦，有事吗？” “担架！”司机说道，“不能把他挪到床上去吗？我们马上得走。” “哦，是这么回事，挪到这儿来吧！”医生指着皮沙发说。 这当儿，夜班护士进来了，脸上带着漠不关心却又挺严肃的表情。她托起男孩的两肩，另一个抬担架的，不是那个司机，径直抓住孩子的两条腿，男孩又发疯似地尖叫起来。医生烦躁地说：“别嚷，安静点，安静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两个拾担架的人还是站着不走。不是司机的那一个回答了医生恼怒的目光，他平心静气地说：“那条床单。”其实这条床单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出事地点一位太太拿出来的，她觉得总不能让人把这个摔伤腿的孩子无遮无盖地送到医院去。这个抬担架的心里想：医院会把床单留下的，不会再还给那位太太，而这条床单既不属于那个男孩，也不是医院的，管他呢，干脆问医院要走，反正医院里床单有的是。拿回去让老婆把它洗干净，这年头，床单也可以卖不少钱哩。 那个孩子还叫嚷不休。他们把床单从男孩腿上卷起来，随手交给了司机。医生和护士互相瞅了一眼。孩子那样儿可真惨，整个下半身都是血污，亚麻布的短裤扯得稀烂，破布和血粘在一起，看着真怕人。他的双脚毫无血色，他不停地叫喊，叫声很长，一声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 “快！”医生低声说，“护士，注射器，快一点！”护土的动作已经够熟练和敏捷了，但医生还在不停地催着“快！快！”医生神经质的脸上，嘴巴无法控制地张开着。孩子还是喊个不停。但护士打针的准备工作可实在不能再快了。 医生摸着孩子的脉，他那苍白的脸，由于疲惫而肌肉不停地抽搐着，心神不宁地连连低声说，“安静，安静！”但那男孩还在叫喊，好象生下来就为了叫喊似的。护士终于拿着注射器走过来了，医生熟练而敏捷地打了一针。 他把针从几乎象皮革一样坚韧的皮肤里拔出来时，长叹了一口气。这时门开了，一个修女慌张地跑进来。她正要开口，一看见受伤的病人和医生，又闭住了嘴，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亲切地向医生和脸色苍白的护士点了点头，然后把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孩子蓦地睁开眼睛，惊愕地望着站在他床头穿黑衣的女人。表面看来，好象是那只冰凉的手在他额上一捺，便使他安静了下来，其实是打的针这时起了作用。大夫手里还拿着注射器，他又长叹了一声，因为终于静下来了，出奇的安静，静得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自己呼吸的声音。他们都不说一句话。 孩子大概是不再觉得疼了，安静地，好奇地瞧着周围的一切。 “注射了多少？”大夫小声问夜班护士。 “十毫升，”她同样轻声地回答。 大夫耸了耸肩，“稍多了一点，等一会再看吧。利奥巴修女，您给我们帮帮忙好吗？” “当然可以，”修女象从沉思中被惊醒，急忙答道。屋里安静异常。修女按住男孩的头和肩膀，夜班护士按住腿，他们把他身上浸透了血的破布片弄下来。现在才看清楚，血和一些黑东西混在一起，孩子全身都是黑的，脚上是煤末，手上也是，上下都是血、破布和又黏又厚的煤末。 “我知道了，”大夫喃喃说道，“从正开着的火车上偷煤，摔下来的，是不是？” “是的，”男孩用尖利的声音回答说，“没错。” 他的两只眼睛清醒着，含着罕见的幸福感。那一针一定是很顶事。修女撩起他的衬衣，齐胸往上卷，一直卷到下巴底下。上身瘦得真可怜，象只老鹅似的皮包骨头。锁骨旁边的窝深陷下去，在灯光下形成了很明显的黑洞，大得连修女那只又白又宽的手都能放得进去。接着他们又看他腿上没有受伤的地方。两条腿瘦极了，显得又细又长。大夫向护士点了点头说：“可能是两腿双骨折，需要透视一下。” 夜班护士用酒精纱布把孩子的腿擦干净以后，就不那么难看了。这孩子瘦得可真怕人，大夫一边包扎绷带，一边直摇头。现在他又替洛迈尔医生担忧了，他或许被他们抓起来了，即使他什么也不交待，但毕竟是件难堪的事，让他为盗卖毒毛旋花子素①去坐班房，而我自己却安然无事，可是，弄好了，我倒要分点好处。妈的，一定有八点半了，街上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让人坐立不安。医生扎好了绷带，修女把孩子的衬衣又拉到腰下，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一条白床单，给孩子盖上。 她又把手放在孩子额头上，向正在洗手的医生说道：“大夫，我刚才是为小施兰茨来找您的，您正在给这孩子看病，我不愿打扰您。”医生停住擦手，脸上有点尴尬，说话时，叼在嘴唇上的香烟上下抖动。 “什么？”他问道，“小施兰茨怎么啦？”他那苍白的脸色现在变得有点发黄了。 “唉！心脏不行了。简直不行了，看样子要完了。” 大夫把香烟又拿到手里，把毛巾挂在脸盆旁边的钉子上。 “真糟糕！”他绝望地叫了起来，“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修女一直把手放在孩子额头上。夜班护士把血污的破布扔进脏物桶里，掀起来的镍盖向墙上反射出颤动的银光。 大夫沉思地望着地板，突然抬起头来，又看了看这个男孩，匆匆地向门口走去，说道：“我去瞧瞧。” “要我去吗？”护士跟在他后面问道，医生把头探回门内说：“不用了，您就留在这里，准备给那孩子透视，把病历填写一下。” 孩子仍然很安静，这时夜班护士也站在皮沙发旁边。 “你母亲知道你出事了吗？”修女问道。 “妈妈死了。” 护士不敢再问他的父亲。 “那应该通知谁呢？” “我哥哥，可他现在不在家。倒是得告诉小家伙们一声，现在就剩下他们自己了。” “哪些小家伙？” “汉斯和阿道夫。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你哥哥在哪里工作？” 男孩没有吭声，修女也不再追问。 “您是不是记一下？”修女扭头向夜班护士说道。 夜班护士点了点头，走向小白桌，桌上摆满了药物和各种试管。她把墨水瓶拿过来，蘸了一笔，用左手展平白纸。 “你姓什么？”修女问男孩。 “贝克尔。” “信什么教？” “不信教。我没有受过洗礼。” 修女一怔，夜班护士的脸色依然没有变化。 “你什么时候生的？” “三三年……九月十日。” “还在上学吗？” “嗯。” “还有……名字！”夜班护士小声提醒修女。 “对，叫什么名字？” “格里尼。” “什么？”两个女人微笑着彼此看了一眼。 “格里尼。”男孩讲得很慢，并且有点恼火，就象所有名字起得特别的人一样。 “是i吗？”夜班护士问道。 “对，两个i，”他又重复了一遍，“格里尼。” 他本来叫洛恩格林，因为他生在一九三三年，那时的每周新闻影片里都有希特勒第一次出现在拜罗伊特音乐节②上的镜头。但是他妈妈却老管他叫“格里尼”。 医生突然闯了进来，他的眼睛由于疲惫而模糊不清，稀疏的金发搭在那张年轻然而有不少皱纹的脸上。 “你们快来一下，快，两位都来！我想再输点血试试，快点！” 修女向男孩看了一眼。 “不要紧，”医生大声说，“让他一个人安静地呆一会，没有关系。” 夜班护土已经走到门口。 “格里尼，你乖乖地躺一会好吗？”修女问道。 “好。”孩子答应着。 但当他们走了以后，他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好象刚才放在他额上的修女的手把眼泪挡住了。他不是难过得要哭，是被幸福感动得流泪。要说因为难过和害怕的缘故那也是有的。只有当他想起小家伙们的时候，那可真的是因为难过而流泪，但他总是尽量设法不去想他们，因为他愿意完全为幸福而哭。他活到这么大，还不曾有过象刚才打针以后那样奇妙的感觉。一种神奇的温暖，象一股乳流贯注到他的全身，使他有些昏迷，同时又使他清醒。他的舌头感到有种甜丝丝的味道，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尝到过这种甜味。但他还是不由得要想起小家伙们。胡伯特在明天早上以前是不会回来的，爸爸还得三个礼拜以后，而妈妈……小家伙们现在真是孤单单的了。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又在倾听着每一个脚步声和楼梯上海一点细小的响动，而楼梯上会有非常多的声音的，小家伙们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格鲁斯曼太太会不会照顾照顾他们呢？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怎么会今天突然想起来？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不可能知道他……他出了事。也许汉斯会安慰阿道夫，可是汉斯自己也很脆弱，动不动就哭起来，说不定阿道夫反而会安慰安慰汉斯呢！可是阿道夫才五岁，而汉斯已经八岁了，还是汉斯安慰阿道夫的可能性大，但是汉斯脆弱得可怜，阿道夫倒是坚强些。也许他们俩都哭起来了，一到七点钟，他们就因为肚子饿不想再玩了。他们知道他七点半会回来给他们弄饭吃。他们自己不敢去拿面包，有几次，他们一下子把一星期的定量全吃光了，他严禁他们自己去拿面包吃，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了。本来，他们现在可以放心地去吃土豆，但他们不知道啊！要是他早些告诉了他们可以吃土豆，那该多好！汉斯已经很会煮士豆了；但他们不敢，他过去把他们处罚得太严厉了，甚至不得不揍过他们几下，因为一下子把面包都吃光了，怎么能行？！如果他从来都不责打他们，那他现在心里会高兴的，他们就敢去拿面包吃，至少今晚不会挨饿了。而现在，他们只好坐在那儿等着，一听到楼梯上有声音，就激动地跳起来，把苍白的脸贴到门缝上，象他千百次看到的那样。噢，他总是先看见他们的脸，他们一下子就高兴起来。啊，即使在他打了他们之后，他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那么高兴，小家伙们什么都懂得。现在，每一点声音都会给他们带来失望。他们会害怕的，汉斯一看见警察就吓得发抖。他们说不定会大声哭起来，惹得格鲁斯曼太太骂他们，因为她晚上喜欢安静。也许他们一个劲地哭下去，格鲁斯曼太太会过来瞧瞧，可怜可怜他们。格鲁斯曼太太并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汉斯绝不会自己去找她，他怕她怕得要命，汉斯什么都怕……他们哪怕是自己煮点土豆吃也好啊！ 自从他想起小家伙们以后，他完全是因为难过而哭泣了。他用手遮住眼睛，免得再看见小家伙们，这时，他觉得手湿了，他哭得更厉害了。他想知道现在有几点钟。可能已经九点或十点了。这可真不得了，平常他最迟七点半就回家了。但今天火车看守得这么严，他们得特别小心才行，卢森堡人那么喜欢开枪，也许他们在战争中没有来得及多放几枪，现在想来过过瘾；但他们是逮不住他的，他们从来都逮不住他，他总是能逃过他们溜上火车去的。我的天，正好碰上无烟煤，这可不能轻易放过。一说是无烟煤，他们马上就会给七、八十马克，怎么能错过这样好的机会。不光是卢森堡兵没有逮住过他，就是俄国兵，美国兵，英国兵和比利时兵，他全都躲过去了，难道今天偏偏会落在这些卢森堡兵的手里？这些蠢头蠢脑的卢森堡人！他闪过他们，爬到车皮上，装满了袋子，扔下去，然后再一个劲地往下扔，能抓多少，就扔多少。但没有想到，突然一下子，火车停住了。他只记得猛一下疼得要命，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当他在门口醒来时，睁开眼睛，看见的就是这间白房间。以后人家给他打了针，现在，他又完全被幸福感动得哭起来，小家伙们已不再在眼前出现。幸福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他从未尝到过它的滋味，泪珠仿佛是聿福的化身，从他的身体里流出，而在他的胸中幸福却不见减少。那晶莹、转动、甜甜的泪滴，那神奇的泪滴，汇成泪水，从他的心底深处泉涌而出，总不见减少……。 突然，他听见卢森堡兵的枪声，他们手里拿着自动步枪。令人战栗的枪声，在春天清新的夜空中震荡。他闻到了田野的清香，火车的浓烟味和煤味，也略微闻到了一点真正的春天的气息。两声枪响震撼了灰暗的夜空，四周发出了连续而又不同的回声，这些声音象针扎似的刺痛他的胸口。可不能让这些可恶的卢森堡兵抓住，可不能让他们打伤！他现在伸开四肢躺在煤堆上，清楚地感觉到身下煤块的尖硬。这是无烟煤，人家五十公斤给八十到八十五马克。要不要给小家伙们买点巧克力糖呢？不成，钱不够，买一块巧克力就得花四十到四十五马克，这么多煤他是拖不动的，我的天，五十公斤煤只能换两块巧克力糖。卢森堡兵简直象疯狗一样，他们又在开枪了。他觉得光着两只又臭又脏的脚冷飕飕的，被煤块扎得生疼。枪弹把天空射穿了许多窟窿，但他们是打不坏天空的，也许，这些卢森堡兵以为他们会把天空也打坏呢！ 要不要告诉护士，他的父亲在哪里，他的哥哥胡伯特夜里上哪儿去了？可是她们没问呀！学校里老师讲过，人家没问的事情不应该回答……可恶的卢森堡兵……小家伙们……卢森堡兵别再打枪啦！他得去看看小家伙们……这些卢森堡兵一定是疯了，完全疯了。妈的，还是算了吧，父亲在哪里，哥哥夜里上哪儿去了，干脆什么也不要对护士说。也许小家伙们自己会去拿面包……或者土豆吃的……也许格鲁斯曼太太会发觉出了什么事，因为确实不太对头；真奇怪，为什么老是出事！校长也会责备的。那一针打得可真好，他感觉到被扎了一下，突然幸福就出现了。这个脸色苍白的护士，一定是把幸福装在针里了。他听得很清楚，她把那么多的幸福装在针里，太多了，真是太多了。他一点也不傻。格里尼有两个i……不，妈妈是死了……不，是失踪了。幸福真是美妙，也许可以给小家伙们买一些针管里的幸福，一切不是都可以用钱买吗？……买面包……堆得象山一样的面包……。 妈的！有两个i，这里的人不知道德国最好的名字吗？…… “不。”他突然大喊起来，“我没有受过洗礼。” 妈妈呢？说不定妈妈还活着吧。不，卢森堡兵把她打死了，不，是俄国兵……不，谁知道，也许是纳粹杀死了她，她曾经狠狠地咒骂过……不，是美国兵……唉，小家伙们可以放心去吃面包，吃面包……他想给小家伙们买象山一样的面包……多得象山一样，满满一车皮面包……满满一车皮无烟煤，还有针管里的幸福。 有两个i，妈的！ 修女跑来看他，摸了一下脉，她慌张地向周围张望。天啊，要不要去叫大夫呢？她再也不能把这个发着梦呓的孩子一个人丢下了。小施兰茨死了，她升天了，上帝保佑这个俄罗斯脸型的小姑娘！大夫跑到哪儿去了？……她急得在皮沙发旁转来转去……。 “没有，”孩子嚷道，“我没有受过洗礼。” 脉搏跳得越来越乱了，修女的额上沁出了汗珠。“大夫先生，大夫先生！”她大声喊着，但她清楚地知道，再大的声音也透不过隔音的门壁。 孩子可怜地呜咽着。 “面包……给小家伙们买多得象山一样的面包，巧克力糖……无烟煤……卢森堡兵，这些猪猡，不要开枪了！妈的，土豆，你们可以放心地去拿土豆……吃土豆吧！格鲁斯曼太太……爸爸……妈……胡伯特……小家伙们还从门缝往外瞧呢。” 修女怕得哭了起来，她不敢走开。孩子开始翻滚，她紧紧地捺住他的肩膀，但皮沙发又是那么滑。小施兰茨死了，那个小灵魂上天了。上帝发发慈悲，保佑保佑她吧，她是无罪的啊！一个小天使，一个难看的俄国小天使……现在她变得美丽了。 “没有，”男孩要伸出胳膊乱打，“我没有受过洗礼。” 修女惊慌地抬起头来，一边跑到脸盆那儿，还不住地用眼睛盯着男孩。她没有找到杯子，又跑了回来，摸了摸孩子烧得发烫的额头，又到桌前抓起一个试管，急速地倒满了水，天哪，一个试管里才能装这么少一点水……。 “幸福，”孩子喃喃说道，“把您所有的幸福都装到针里吧，也给小家伙们装一点。……” 修女在胸前划了十字，很郑重，动作很慢，然后把试管里的水倒向男孩的额头，流着泪说道：“我现在就给你施洗礼……。”男孩突然被冷水浇得清醒过来，猛一抬头，把修女手中的试管撞掉了，落在地板上摔得粉碎。男孩微笑地望着惊恐万状的修女，喃喃说道：“施洗礼……好……”然后一下子倒下去，头沉重地垂落在皮沙发上，脸变得狭长、苍老，黄得可怕，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两只手十指全伸着，象要抓什么东西……。 “他透视过了吗？”医生大声问道，他笑着同洛迈尔大夫走进屋里。修女只摇了摇头。医生走到跟前，习惯性地拿起听诊器，但又放下了，他向洛迈尔看了一眼，洛迈尔脱掉帽子，洛恩格林死了……。 梁家珍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 ①抢救心力衰竭的病人时用的一种强心剂。——译注 ②拜罗伊特是德国一城市，一八七二年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在此建立剧场，演出他的歌剧，瓦格纳去世后，每年在此举行音乐节。 洛恩格林是瓦格纳的同名歌剧中的主人公。——译注 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 在我爷爷的故乡，几乎人人都靠在亚麻作坊里干活糊口。已有五代之久，人们天天吸着轧亚麻茎时飞扬的尘土，身体受到摧残，慢慢死去。他们都是些乐天知命的人，吃的是羊油奶酪、土豆，千年难得宰一头兔子吃；晚上在各自的家里纺织、唱歌，喝薄荷茶，自得其乐。白天在古老的机器旁轧亚麻茎，他们毫无防护，听任尘土侵害身体，烘干炉散发的热浪无情地烤灼着他们。各家的小屋里只有一张箱子式的木床，这是给父母亲睡的，孩子们都睡在周围的长凳上。每天早晨，小屋里满是面糊汤的味儿，星期天才能吃上烤饼。逢到特别隆重的节日，母亲笑盈盈地倒些牛奶在孩子们的咖啡壶里，这是一种用栎树果磨成的、黑乎乎的“咖啡”，随着牛奶倒进壶里，“咖啡”徐徐发白，孩子们高兴得满脸通红。 清早父母亲上班去了，家务事全交给了孩子们：扫地、整理屋子、洗碗刷锅、削土豆皮，土豆可是宝贵的黄色粮食，削下的土豆皮都要留着给父母亲看过，证明他们没有任何浪费，干活也毫不马虎。 放学后，孩子们都得到森林里去，按照不同的季节有时采蘑菇，有时采野草：车叶草和百里香，香旱芹和薄荷，还有洋地黄。夏天，他们从贫瘠的草地里收回干草，孩子们就忙着筛出干草花①。每公斤干草花可卖一芬尼，到了城里的药房卖给那些神经质的妇女时，就要二十芬尼。值钱的是蘑菇：每公斤二十芬尼，到了城里的商店，就卖一马克二十芬尼。秋天，孩子们钻到树林绿叶丛中最深处，那时潮气催发，蘑菇长得很快。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采蘑菇的地方，都是代代相传，秘而不宣的。 树林都是巴莱克家的财产，亚麻作坊也是他家的。巴莱克家族在我爷爷的故乡有一座宅第，他们的当家夫人除了开设一家牛奶房，还总设有一间小铺，我们采的蘑菇、野草、干草花都在这里过磅卖钱。小铺里的桌子上放着巴莱克家的大台秤，这是一个带花饰的描金老家伙。我爷爷的爷爷和奶奶小时候就已经用肮脏的小手，捧着装满蘑菇的篮子或者装着干草花的纸口袋，站在台秤前，紧张地瞧着巴莱克夫人在秤盘上放多少砝码，才使那晃动的指针一丝不差地指着黑线——那条细细的公平线，它每年都要重新描一次。接着巴莱克夫人拿起褐色皮脊大帐簿，把重量登记在里面，再付钱给孩子们；几个芬尼或者几个银角子，难得付出一个马克。到我爷爷的时代，那里还放着一个大大的玻璃瓶，里面装着酸味糖，这种糖每公斤一个马克。遇到管小屋的巴莱克夫人高兴时，她就伸手到大瓶里边，给每个孩子一块糖。这时孩子们高兴得满脸通红，就象在特别盛大的节日，看到母亲在咖啡壶里加牛奶一样，牛奶使黑乎乎的咖啡渐渐发亮，直到变成金黄色的，和姑娘们的小辫儿一样。 巴莱克老爷家给全村订了一条规矩：哪户人家都不许有磅秤。这条规矩已有年月，谁也不再去想一想，它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缘故订下来的。这条规矩可得小心遵守，谁若违犯了就要被赶出亚麻作坊，巴莱克老爷家就不买他家的蘑菇、百里香、干草花。因为巴莱克家族势力大，就是邻村也不敢雇这个人干活，也不敢收购他家的野草。但是从我爷爷的爷爷和奶奶那时起（他们从小就采蘑菇，把它卖给地主老爷家，然后转卖到布拉格，让有钱人家买去增加菜肴的美味，或者包馅饼吃），就没有人想要违犯这条规矩，因为量米面有升斗，卖鸡蛋是论个儿的，纺成的布用尺量，而且巴莱克家的那具描金老台秤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已经有五代人了，他们把自己孩子勤奋地从树林里采来的东西信托给那根黑色的、摇摆不定的指针。 虽然在这些沉默寡言的人中，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偷猎野兽，一夜之间赚到的钱超过在亚麻作坊里干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就连这些人也从未想过要去买一台秤，或者自己装上一台秤。我爷爷是第一个有胆量检验巴莱克家买卖是否公平的人。巴莱克家族住的是深宅大院，有两辆马车，他们每年都出钱资助一个村里的青年去布拉格神学院学习。每星期三，牧师去他们家打牌消遣，逢年过节区里宪兵队长乘着饰有皇家徽记的马车，前来拜访，一九○○年新年，皇帝陛下授予巴莱克家贵族称号。 我爷爷是个勤劳聪明的人。他钻进树林深处，到了他家其他孩子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一直闯到了传说中的巨人比尔甘居住的丛林。比尔甘在那里守卫着瓦尔德人的财宝。但是我爷爷不怕比尔甘，他从小就常常钻进丛林，带回大量的蘑菇。他甚至能采到麦蕈，卖给巴莱克夫人时每磅值三十芬尼。我爷爷无论卖给巴莱克家什么东西，都记在一张日历纸的背面：每磅蘑菇，每克百里香，右边他用稚气的字迹写上他卖出东西后收到的钱数；从七岁到十二岁，他把一分一厘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九○○年他十二岁了，因为巴莱克家族受封成了贵族，他们送给全村每户人家四分之一磅巴西来的真正的咖啡；男人们还有啤酒和烟草；庄院里举行盛宴，通往庄院的白杨树林荫道上马车首尾相接。 但是在庆祝宴会前一天，他们在小屋里发咖啡，这间小屋就是近百年来巴莱克家族放台秤的地方。他们现在叫巴莱克·冯·比尔甘，因为巴莱克家族的高楼大厦正是造在传说中的比尔甘宫殿所在地。 爷爷常常给我讲，他是怎样在放学之后，到小屋为四户人家，即赛克家、魏德勒家、福拉家和他自己家——布吕歇尔家，取咖啡的。那是除夕前一天的下午，由于各家各户都要装饰房间，做过年的菜，所以这四家不能各派一个孩子，各走各的道到地主庄院去取四分之一磅咖啡。 因此，我爷爷就坐在小屋里窄小的木凳上，看着地主家的使女格特鲁德把一包一包咖啡数给他，一共四包，每包八分之一公斤。那时爷爷看到台秤左边的秤盘上，放着一个半公斤的砝码，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正在忙着准备宴席，格特鲁德正要伸手到大玻璃瓶里，拿一块糖给我爷爷时，她发现瓶空了，那个瓶是一年装一次，一次装一公斤，值一个马克。 格特鲁德笑着说：“你等一下，我去取糖。”我爷爷就看着四包八分之一公斤的咖啡（这是由工厂包装封好的），站在台秤面前，一个秤盘上放着半公斤的砝码。那时爷爷拿起四包咖啡，把它们放在那个空秤盘上。当他看到黑色的公平针指在公平线的左边不动，放着半公斤砝码的秤盘斜在下边，半公斤咖啡高高翘起，那时他的心怦怦乱跳，就象他躲在森林树丛后等着巨人比尔甘出现时一样。他从衣兜里掏出几颗小石子儿，这是他老带在身上，准备用弹弓打那些在母亲种的蔬菜地里啄食的小鸟的。——在盛咖啡口袋的秤盘里，放上三颗、四颗、五颗小石子儿，盛着半公斤砝码的秤盘才慢慢升起，指针总算稳稳地指在黑线上。爷爷把咖啡拿出秤盘，用一块麻袋片包好五颗小石子儿。这时格特鲁德拿出一个一公斤装的大口袋，里面是满满的酸味糖，这些糖足够在一年之内，使得孩子们高兴得脸蛋通红。格特鲁德把糖果哗哗倒进玻璃瓶里，我爷爷，脸色苍白的小家伙，站在一边，不动声色。他只拿了三包咖啡，更使格特鲁德惊奇害怕的是，她看到那脸色苍白的小男孩把那颗酸味糖扔在地上，一边用脚踩，一边说：“我要找巴莱克夫人说话。” “你该叫她巴莱克·冯·比尔甘。”格特鲁德说。 “好吧，就找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但是格特鲁德只是放声讥笑他，于是，我爷爷摸黑走回村里去，把咖啡送到赛克家、魏德勒家和福拉家，接着爷爷假装要去找牧师。 其实，他兜里揣着用麻袋片包好的五颗石子儿，走向茫茫黑夜。他要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找到一个有秤的人，一个可能有秤的人，他知道在布劳高村，在伯尔瑙村都不会有谁家有秤的。爷爷穿过这些村庄，步行两小时来到名叫迪尔海姆的小城镇，那里住着一个叫霍尼希的药剂师。霍尼希家里散发出喷香的新烤甜点心味儿。霍尼希为那个冻僵的小男孩开门，他嘴里有酒味，两片薄嘴唇叼着一支湿润的雪茄烟。他把小男孩冰冷的手紧紧握了一会儿，说道：“呣，是不是你父亲的肺又不太好了？” “不是，我不是来买药的。我要……”我爷爷解开他的麻袋片儿，取出五颗小石子，伸手拿给霍尼希看，他说：“我要把它秤一秤。”他胆怯地看看霍尼希的脸。霍尼希啥也没有说，他既不发火，也不问原因。我爷爷就说：“这是公平秤上缺少的分量。”这时我爷爷才感觉到他已经进了暖和的小屋子，他的脚已是湿漉漉的。雪进了他的那双破鞋，森林里树枝上的积雪掉在他身上，现在雪化了，他饥饿疲劳，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想起有多少蘑菇、多少野草，多少干草花 在那台秤上秤过，这台秤每半公斤就要缺五颗石子儿的重量。霍尼希摇摇头，手里拿着五颗小石子儿，叫他妻子出来，这时爷爷想起他的父母那一代人，他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他们都在那台秤上秤过他们的蘑菇和干草花。想着想着，愤愤不平的巨浪袭击他的心头，他哭得更厉害了。没有人请他坐，他自己坐了下来，坐在霍尼希家的一把椅子上。心地善良的胖胖的霍尼希太太给他端来了甜点心和一杯热咖啡，爷爷看都没有看一眼。霍尼希自己从前面店堂回来，手里簸着那些小石子儿，轻轻对霍尼希太太说，“五十五克，不多不少。”这时我爷爷才停止哭泣。 爷爷又走了两小时路，穿过森林回来，在家里挨了一顿揍，问他为什么不把咖啡拿回家来，爷爷死也不开口。整整一个晚上，他在那张记着卖给巴莱克夫人东西的纸上算来算去。钟敲十二点，地主庄院里响起了欢庆新年的礼炮，全村沸腾起来，摇鼓叮咚作响，亲人们互相亲吻，互相拥抱，新年来到了。等到一切寂静下来时，爷爷自言自语地说：“巴莱克家吞没了我十八马克三十二芬尼。”他又想起村子里有多少孩子啊，他想起自己的哥哥弗里茨，他采过很多蘑菇，想起了姐姐卢德米拉，想起了成千上百的孩子，他们为巴莱克家采蘑菇、野草、干草花。这一次他不哭了，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 元旦那一天，巴莱克·冯·比尔甘来到教堂做大弥撒，马车上已经装好金蓝两色的贵族徽记——一个巨人蹲在枞树下。巴莱克一家看到人们呆呆地凝视着他们，脸色苍白，冷冰冰的。他们本来以为吉兰登村里人们一清早就会聚集在村口，向着他们唱一支小夜曲，高呼万岁，欢呼他们荣升。但是，当他们驱车经过街头时，村里一片死气沉沉。到了教堂里，人们扭过苍白的脸，怀着无声的敌意盯着他们，牧师走上讲坛致新年布道词，他也感到那些平时沉静而温和的人们今天却是多么冷淡。他费力地草草读完布道词，满头大汗走回祭坛。做完弥撒，巴莱克·冯·比尔甘要离开教堂了，他们走过夹道列队的人群，人们脸色苍白，毫无表情。但是年青的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在儿童们坐的长凳前站住了，她寻找我的爷爷——小弗兰茨·布吕歇尔，在大庭广众前问他：“你为什么不替你母亲把咖啡拿回去？”我爷爷站起身来说：“因为您吞没我的钱足够买五公斤咖啡。”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石子儿，递给那位太太看。爷爷说：“这是五十五克。您家的台秤每半斤就缺这些分量。”这位太太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教堂里的男男女女齐声唱起一支歌： “世上的公平正义，噢，主耶稣，是它杀害了你……” 正当巴莱克一家在教堂里的时候，威廉·福拉，那个偷猎野兽的人，钻进小屋，把台秤和厚厚的皮面大帐本偷了出来。帐本里记下了巴莱克家在村里收购的每公斤蘑菇，每公斤干草花，和其它一切东西。元旦的整个下午，村子里男人都坐在我曾祖父家里算帐，按巴莱克家收购东西的十分之一计算，已经有几千塔勒。但是还没有算完，区里宪兵队的宪兵已经冲进我曾祖父的家里，一边打枪一边用刺刀乱刺。宪兵把台秤和帐本抢走了。爷爷的姐姐，小卢德米拉中弹死了，还有一些男人受伤。有一个宪兵被威廉·福拉，那个偷猎野兽的人，一刀杀死。 不仅在我们村子里，就是在布劳高村和伯尔瑙村也发生了暴动。亚麻作坊停工了一个星期。但是大批大批的宪兵赶来镇压，宪兵威胁村里的男男女女，要把他们关进监牢。巴莱克家逼着村里的牧师，叫他把台秤陈列在本村的小学校里，让他证明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确确实实是公平秤。后来，村里的人们又去亚麻作坊做工——但是谁也不去学校看牧师表演：他孤孤单单呆在那里，狼狈不堪，情绪低落，看着那砝码、台秤和几袋咖啡。 孩子们又去采蘑菇，拾百里香、野花和洋地黄。但是每逢星期日，只要巴莱克一家走进教堂，人们就唱起歌来：“世上的公平正义，噢，主耶稣，是它杀害了你。”后来，区里的宪兵队长派人敲着小鼓宣布：不准唱这支歌。 我爷爷的父母被迫告别了他们刚刚埋下的小女儿的墓，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他们成了编筐匠，但到哪儿都呆不长久，因为他们看到，各地各村地主家秤上公平正义的指针都是虚假的。这使他们伤心痛苦。他们的老牛破车在泥路上慢慢爬行，车后面牵着一头瘦骨嶙峋的羊。如果有人经过他们的车旁，便时或能够听到车里在歌唱：“世上的公平正义，噢，主耶稣，是它杀害了你。”只要有人愿意，就能听到巴莱克·冯·比尔甘的故事：他们家的所谓公平正义就是吞没人家十分之一的钱。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述。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 ① 按欧洲土方，可作草药治病。——译注 一 定 照 办 ——一则事业心强的故事 在我一生中最为奇特的经历，要算我在阿尔弗雷德·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当职员时度过的那段时间了。我天生喜欢沉思默想，宁愿无所事事而不愿工作。可是经济上的困难接连发生——因为沉思默想同无所事事一样，都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收益——，使我有时不得不去求得一个所谓的职位。有一次我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职业介绍所。经他们介绍，我和其他七个同命运的弟兄们一起，到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去接受一次能力考试。 一见到那个工厂，我就疑虑重重：整座厂房是用玻璃砖建造的，而我讨厌明亮的建筑物和明亮的房间，就象讨厌干活一样。厂方马上请我们到明亮的、色彩柔和的工厂食堂去吃早饭，那时我的疑虑更重了：漂亮的女招待给我们端来了鸡蛋、咖啡和烤面包片，还有盛在雅致的刻花玻璃杯里的桔子汁；金鱼高傲的脸撞在浅绿的鱼缸壁上。那些女招待是多么高兴愉快，仿佛差一点就要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了。在我看来，只是因为她们具有坚强的毅力，才克制住自己不唱起歌来。她们的心里满是没有唱出来的歌儿，就象母鸡怀着没有下出来的蛋一样。 我马上发现一件事，而我那些同命运的弟兄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顿早饭也是考试内容之一；所以我就专心致志地大嚼起来，就象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向体内输送宝贵养分的人那样自觉。我还做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干的事：空肚子喝下桔子汁，留下咖啡和一个鸡蛋和大部分烤面包片不吃，马上站起身来在饭厅里大步踱来踱去，装出一副焦急难耐，急于要做事的样子。 这样，我被第一个领进考试室里，在那里诱人的桌子上放着试卷。屋子四壁都漆成绿色，那种热衷于布置屋子的人看到了，准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迷人”这样的词来。屋里阒无一人，可是我肯定有人在窥视我，便装出一副醉心于工作的人明知无人注意也应有的样子，我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自来水笔，拧开笔套，在最靠近门口的桌子旁坐下，象一个性情急躁的人在饭店里拿过帐单时那样，唰的一下把试卷拉了过来。 第一题，人只有两条胳臂、两条腿和两只耳朵，您以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这时我那喜爱思考问题的习惯第一次有了收获。我毫不迟疑地写道：“即使有四条胳臂四条腿，外加四只耳朵也不能满足我的事业心。人身上的装备少得可怜啊！” 第二题：您能同时使用几部电话机？ 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易如反掌，犹如解一道一元一次方程式。“如果只有七部电话机，”我写道，“我将闲得发慌。要加到九部电话机，我才感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第三题：您在工余时间干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已不认识‘工余时间’这个词——我在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就已把这个词从我的词汇里划去了，因为我是个工作第一的人。” 我受雇供职了。事实上，就是管九部电话机，我也没有忙碌不堪之感。我无非对着电话机的送话器大声说：“马上动手！”或者“请您办理！——非办不可——一定照办——事已办妥——应该办理。”之类的话而已。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用命令式，因为我觉得只有命令式才同厂里的气氛相称。 中午休息是很有乐趣的。我们都坐在工厂食堂里，一片无声的欢乐气氛，吃着维他命丰富的午餐。在冯西德尔的工厂里，聚集着一大批人，他们特别热衷于讲述自己的履历，这正是事业心强的人物所喜爱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履历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只要让谁开个头，他们都会一本正经地细述起自己的履历来。 冯西德尔的副手是一个名叫布罗舍克的人，他颇有些名声，因为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靠做夜工养活七个孩子和瘫痪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时身兼四家商号的代理人；尽管如此，他还在两年之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项国家考试。有一次记者问他：“布罗舍克，您究竟在什么时候睡觉？”他回答说：“睡觉简直是作孽！” 冯西德尔的女秘书靠打毛线养活她瘫痪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她同时取得了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学位，饲养许多牧羊狗，还化名“狐狸精七号”当裸体歌星而走红。 冯西德尔本人是个大清早一睁眼就决心干事的那种人。“我要有所作为。”他们这号人一边使劲系住浴衣腰带，一边这么想。“我要有所作为。”这号人一边刮胡子，得意洋洋地瞧着同肥皂沫一起从刮脸刀上冲下来的胡子茬儿，一边这样想。刮下的胡子就是他们事业心的首批牺牲品。即使蹲厕之类私事也会使那号人得到某种满足：哗哗地冲了水，使用了手纸。这都叫做事已办妥。面包吃下去了，煮鸡蛋的一头磕碎了。 那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在冯西德尔看来都是有所作为：诸如他戴上帽子，他——因为用力过度而浑身发颤——扣上大衣扣子，吻他妻子的脸颊告别，—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为。 每当冯西德尔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用这样的话向女秘书问好：“非办不可！”女秘书心情愉快地高声答道：“一定照办！”接着冯西德尔到各部门一一视察，愉快地高声说：“非办不可！”人人都回答说：“一定照办！”每当他走进我的屋子，我也容光焕发地向他高呼，“一定照办！” 我上班后一周之内，就把使用的电话机增加到十一部，第二周内增至十三部。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乐趣无穷，每天清晨，我在电车里编造各种新的命令句，或者把办事这个动词变成各种时态，变成主动式或被动式，变成虚拟语气或直陈语气；有两天之久我只说一句话：“早就该办了嘛”，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美。又有两天我专说另一句话：“不该这么办嘛。” 有一次果真出了一件事，我这才感到真正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坐端正——冯西德尔冲进我的屋子，高声说道：“非办不可！”可是，他脸上某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使我犹犹豫豫，不能按照规定心情愉快地回答“一定照办！”大概是我犹豫太久的缘故，冯西德尔这个平时很少大叫大嚷的人竟然对我咆哮起来： “您回答！您按规定回答！”我就象一个孩子被人家逼着低声而又抵触地回答说：我是个坏孩子。我使了好大的劲才说出那句话：“一定照办。”我这句话刚一出口，就真的出事了；冯西德尔一头栽倒在地，滚到一边，横躺在打开的门前。 我一眼就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当我慢慢地绕过桌子走到他身边后，又得到证实：他死了。 我摇了摇头，从冯西德尔的身上跨过去，慢慢穿过走廊，朝布罗舍克的房间走去。我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布罗舍克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两手各拿一个电话听筒，嘴里咬着一支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电话记录，同时用赤裸的双脚操纵放在办公桌下的一台打毛衣机。他就用这种办法帮助解决全家的穿衣问题。 “出事了，”我轻声地说。 布罗舍克吐出嘴里的圆珠笔，挂上两个电话，犹豫不决地把脚趾从打毛衣机上解开。 “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冯西德尔先生死了。”我说。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 “真的，”我说，“您来看嘛！”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赶紧穿上拖鞋，跟我走过走廊。 “不会的，”当我们站在冯西德尔的尸体旁时，他还在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不去反驳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冯西德尔翻过身来，让他朝天躺平，替他把眼睛闭上，并且沉思着凝视他。 我感到自己对他几乎可说是温顺体贴的，我也第一次认识到，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他脸上的表情，就象某些孩子执拗的面孔，他们无论如何也坚信圣诞老人是有的，不管其他的小朋友用多么充分的理由说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不会的。” “该办后事了，”我轻轻地对布罗舍克说。 “是啊，”布罗舍克说，“该办后事了。” 事情就这样办了：安葬冯西德尔时，我被选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走在棺材后面，因为我不仅天生喜好沉思默想、无所事事，而且我的面孔和身材都特别适合穿上那套黑色的丧服。显然我的模样——手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跟在冯西德尔的棺材后面——很出色，所以我收到了一家高级殡仪馆的聘书，请我去当职业送殡人。“您是天生的送殡人，”殡仪馆经理对我说，“行头我们给你准备。您的脸——妙不可言！” 我向布罗舍克辞职，理由是我感到在那个工厂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虽然我一个人要管十三部电话，但是我的一部分才能还是被埋没了。在我第一次干完职业送殡人的差事后，我就意识到，这是专为我安排的工作岗位，真可谓得其所哉！ 我站在棺材后面、哀乐乐队中间，默默沉思着，手里拿着素花一束，乐队奏着亨德尔①的《广板》，一首不受人注意的乐曲。公墓咖啡馆是我常去的地方，职业送殡之余我就在那里消磨时间。有时候，虽然没有人请我，我也去送殡，还自己掏腰包买一束鲜花，同慈善机关的职员一起，跟在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人的棺材后面走着。有时我还到冯西德尔墓上去看看，因为我终究得感谢他，是他使我找到了这个合适的职业，做这种工作时，沉思默想正是人们对我的要求，无所事事则是我的职责。 后来我才想起，我那时从不关心冯西德尔工厂制造什么产品。大概是生产肥皂吧。 倪诚恩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 ①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译注 一桩劳动道德下降的趣闻 在欧洲西海岸的某个港口，停泊着一只渔船，里面躺着个衣着寒伧的男人。他似睡非睡，两眼朦胧。一个衣饰入时的游客踱到这里，他马上就往照相机里装上一卷新的彩色胶片，打算拍下这一幅田园诗般的画面：蔚蓝的天空，绿色的海洋，海面上轻波荡漾，波峰如雪，黑色的小船，绛红色的渔人便帽。咔嚓！再来一次，咔嚓！好事要成三，保险再保脸，来个第三回：咔嚓！单调的，惹人反感的咔嚓声吵醒了那个似睡非睡的渔人。他睡眼惺忪地坐了起来，迷迷糊糊地伸手去摸他的烟盒。但是，还没等他拿到手，殷勤的游客已经把一包香烟送到他鼻子底下，虽然没有把烟直接塞到渔人的嘴里，可也递到了他的手中。第四声，咔嚓！打火机燃着了，就此仓促地结束了他的客套。这样手脚敏捷地献殷勤不免过分和做作，造成了令人不快的尴尬局面。这位对所在国的语言十分精通的游客想攀谈几句以便摆脱窘境。 “您今天会捕到很多鱼的。” 渔人摇摇头。 “可是人家告诉我说，今天的天气非常有利，” 渔人点点头。 “您今天不出海吗？” 渔人摇摇头。游客愈发神经质起来。他真诚地替这位衣着寒伧的人的健康操心。错过表示关切的机会准会使他难过的。“哦，您的身体不舒服吧？” 渔人终于放弃了摇头点头这样的信号语言，张嘴说话了。 “我身体好极了，”他说，“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他站了起来，舒展了一下身子，似乎要炫耀一番他结实得象个角斗土。“我觉得自己是惊人的健壮。” 游客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难堪，疑团却越来越大，似乎快要把他的心脏炸裂了，使他忍不住问道：“那么为什么您不出海呢？” 回答来得又快又干脆：“因为我今天一大早就出过海了。” “捕了很多鱼吗？” “捕了那么多鱼，所以我今天不需要再出海了。我的鱼篓里有四只龙虾，大概还有三十来条鲭鱼。” 渔人终于完全醒了，态度也缓和下来，抚慰地拍了拍游客的肩膀。在他看来，游客脸上忧虑的表情虽然纯属多余，却也很感人。“甚至明天，后天我都够用了。”他说这番话，显然是为了减轻这位外国人的精神负担。“您抽我的烟吗？”“好的，谢谢！” 两人的嘴里都叼上了香烟。第五次咔嚓！这位外国人摇了摇头，坐到船舷上，放下手中的照相机，腾出双手，因为他现在要借助手势加强他语言的分量了。 “我确实不想干涉您个人的事。”他说。“但是请您设想一下，假如您今天能够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出海去，那么您会捕捞到三十条，四十条，五十条，或许是上百条鲭鱼。您想象一下这种情景吧！” 渔人点点头。 “如果您，”游客继续讲下去，“不仅仅是今天，而且明天，后天，是的，也就是每个好日子都两次、三次，也许是四次出海去——您知道，那将会有什么结果呢？” 渔人摇摇头。 “您至少一年内可以买一只摩托艇，两年内可以买第二条船，三年或四年内您也许会有一条单桅船。要是有两只小船或一条单桅船，您当然会捕捞到更多的鱼——有那么一天，您会有两条单桅船，您将……”有那么一小会儿，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您将会盖起一个小冷藏库，也许还会开一个熏鱼作坊，以后就是鱼类食品厂，可以乘着自己的直升飞机寻找鱼群，还能通过无线电指挥您的单桅船队。您可以根据法律申请捕捞斑鳟，经营海味餐馆，还可以不通过掮客，把鲭鱼直接出口到巴黎去。然后……”这个外国人又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他一边摇着头，一边望着那悄然卷来的潮水，只见漏网的鱼儿还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他内心深处不免有些忧伤，度假的乐趣几乎烟消云散了。“然后，”他说着，却又一次激动得说不出话了。 渔人拍拍他的后背，就象对待一个噎住了的孩子一样。 “然后怎么样？”他轻声地问道。 “然后，”这位外国人十分激动地说道，“然后您可以安然地坐在这个港湾里，在阳光下打瞌睡——还可以眺望这庄严美丽的大海。” “可是，我现在就已经这样做了，”渔人说，“我现在就已安然地坐在海边，而且朦胧入睡了，只是刚才您那咔嚓、咔嚓的声音打扰了我。” 游客受到这番启迪后，沉思着离开了此地，因为从前他也曾这样想过：他现在工作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不再工作。这位衣着寒伧的渔人曾唤起过他的怜悯，而现在那种怜悯之心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是微微的羡慕之情。 黄文华译 肖毛扫校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关 于 本 书 亨利希·伯尔（1917～1985）德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正点到达》、《女士和众生相》、《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等。197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为了表扬他的作品，这些作品兼具有对时代广阔的透视和塑造人物的细腻技巧，并有助于德国文学的振兴。” 本电子书收伯尔短篇小说十三篇，分别选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和《天使沉默·不中用的狗》（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除了短短的一篇《死者不听话》外，其他均为肖毛扫校，原发表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特此鸣谢。 鄒靖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