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

孙犁散文集
前言
　　孙犁的散文，是人生的诗。
　　孙犁的散文，以真挚的感情，写他所经历的人和事，他所生长、战斗过的地方，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散文，带上了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孙犁的散文，犹如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以朴实平淡的文字，构筑诗情画意，没有浓烈的色彩，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朴实中隐含着炽烈，平淡中流露出深情。
　　孙犁是用诗情去拥抱人生的，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人情味；孙犁是用真诚去探索人生的，他的散文是对真善美的探寻和呼唤，反映了作家高尚的艺术情操。
　　孙犁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大变革时代。1913年，孙犁降生在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农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这里依然是那样贫困、落后、闭塞。孙犁的母亲前后生过七个孩子，只留下了孙犁这枝独苗。他的父亲，十六岁出外当学徒。后来赚了钱，在家置了地产，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在闭塞的农村，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孙犁的父母是生性善良、安分勤俭的人。母亲经常教育他：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孙犁自小就受到这种价值观念的熏陶。
　　孙犁的童年，体弱多病。但他仍和其他孩子一样，田里爬，土里滚，挖野菜，捉虫子，天真无忧。尽管生活并不愉快、幸福，但孙犁后来却回忆说：“童年，我在这里，看到了雁群，看到了鹭鸶。看到了对艚大船上的夫妇，看到了纤夫，看到了白帆。他们远来远去，东来西往，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新鲜奇异的生活感受，彼此共同的辛酸苦辣的生活感受。”生活虽然异常艰辛，但孙犁年幼，正像他后来所说的，“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所以，童年在孙犁那里，留下的是田园诗式的美好回忆。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孙犁进入了本村的一所初级小学读书。但最吸引孙犁的，似乎不是学校的功课，而是民间的评书。他常常被吸引去听《呼家将》、《七侠五义》，在评书的引导下，从十岁开始，他阅读《红楼梦》、《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从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中，他吸收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念完本村的初级小学，孙犁到父亲经商的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安国古称祁州，是北方有名的药都。在那里，孙犁受到了五四进步思潮的启蒙。《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一大批新杂志，使孙犁眼花缭乱，叶绍钧、许地山、刘大白等的小说和新诗，使他“眼界大开”，也满足着这个农村孩子的强烈的求知欲。
　　1926年，十三岁的孙犁考入了保定的育德中学。那时，北伐革命的风暴已经震动了这座北方古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视野的扩大，孙犁开始朦胧的觉醒。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开始接触社会科学著作，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阅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著作，《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的散文、小说，都是他十分爱读的。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给了他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就专门阅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作品，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在《萌芽》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他对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聂维洛夫十分喜爱，因为他描写的是农村生活的故事。孙犁后来回忆说：“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正是这样，孙犁阅读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如杨东苑的《中国文化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乃至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杨树达的《词诠》等等。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这种“取法乎上”的选择，对孙犁的成长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不满二十岁的孙犁，还未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就接触了社会学术的最高水准。他也关注着文艺思潮和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发生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和胡秋原、苏汶的争论，孙犁都通过报章杂志及时了解。他曾说，读了这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孙犁在青年时代对鲁迅著作的热爱，可以说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鲁迅的杂文，他读得很多。在新出版的杂志、报刊上，他可以凭风格认出哪些是鲁迅化名的文章。孙犁不断地、自觉地从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鲁迅高尚的人格、情操，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鲁迅的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孙犁的思想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茅盾是孙犁中学时代景仰的另一位左翼作家。他选注的《庄子》、他的《蚀》三部曲——《幻灭》、《追求》、《动摇》，以及后来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现实主义的巨著《子夜》，孙犁都一一拜读。他十分赞赏茅盾的大手笔，赞赏作家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装书小记》·《孙犁文集》第四卷）。
　　孙犁后来在总结他在育德中学的读书生活时曾这样说：
　　“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孙犁文集》第六卷）
　　孙犁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写过两篇小说，发表在学校的《育德月刊》上。这两篇小说揭露了旧社会旧道德的罪恶，宣扬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新的道德观念。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地影响着孙犁这个文学青年，他要以文学为武器，参与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冀中农村出生的孩子，在社会风云的影响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树立了正确的文学观念。一旦具有适宜的土壤，这粒文学种子，一定会发育成一棵文学的参天大树。
　　中学毕业以后，孙犁无钱继续升学。他怀着当作家的愿望，来到北京谋生。他遵照父亲的意见，报考过邮政局的职员，结果未被录取。于是，他在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给报章杂志投稿，过着十分清苦的流浪生活。后来，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谋到了一个书记员的位置，但很快就被挤掉。以后又在一个小学里当事务员。这些仅是他谋生的手段，他的兴趣和爱好完全在文学方面。他阅读左联出版的各种刊物，阅读进步书籍，《文学月报》、《北斗》、《奔流》，他几乎是每期必买的。他就是带着这些杂志上班，晚上又带着这些杂志回到寓所夜读。孙犁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沉重了，我们要呼喊。”在北京期间，他写过不少东西，但多数没有被采用，只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和一篇一千五百字的短文，在那首诗里，孙犁揭示了“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的严酷事实。这是孙犁在文学事业上跨出的第一步，是他第一次小小的收获。
　　1936年，芦沟桥事变前一年，孙犁由同学介绍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当小学教员。同口是白洋淀的一个大镇。孙犁在这里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关心中国新文艺的发展，阅读大量新出版的作品。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把魔爪很快伸到了孙犁可爱的家乡。孙犁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青年，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战场。
　　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抗日政府。抗战爆发以后，冀中平原沸腾了，人民揭竿而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敌后武装斗争。孙犁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接着他又选编了《海燕之歌》，搜集国内外的进步诗歌，汇编出版，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他选编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将他前几年学习的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整理摘录出版。在《冀中导报》上，孙犁又发表了《鲁迅论》。这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通过孙犁得到宣传和发扬。
　　除了用笔参加战斗，孙犁在冀中根据地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他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当教员，主讲抗战文艺，并受院长杨秀峰委托为学院写了校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孙犁还带领剧团，串乡演出。不久，他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来到边区机关的所在地阜平，当了记者。阜平山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常常食不得饱。孙犁后来回忆说：“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孙犁还说：“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吴召儿》·《孙犁文集》第一卷）
　　在晋察冀，孙犁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可歌可泣，壮丽火热的斗争，成为他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
　　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立刻就发表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正如孙犁自己所说的，这些作品“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这些作品向人们展示的是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所见所闻中人间最善良、最美好的东西。
　　孙犁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在这五十余年的文字生涯中，他曾停笔达二十年之久。1955年以前，是他创作的前期，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他创作的后期。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后期则以散文为主。前期的散文大都写他自己的经历，个人的所见、所闻，富有抒情味，后期的散文大都写他对过去的回忆，他的所感、所思，富有哲理。
　　孙犁前期的散文数量并不多，这一时期留下来的作品，有《识字班》、《投宿》、《游击生活一星期》、《白洋淀边的一次斗争》、《相片》、《天灯》、《张秋阁》、《“帅府”巡礼》、《织席记》、《采蒲台的苇》、《一别十年同口镇》、《王香菊》等三十余篇。孙犁把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上。不过，孙犁的小说以散文化著称，他早期创作的《白洋淀纪事》中的一些作品，很难以严格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加以区分。《一天的工作》、《邢兰》、《新安游记》等不少篇，确是可以作为散文看待的。因为孙犁的散文和小说，在不同中又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写的是冀中平原上的人和事，也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人和事，语言朴实、清新，笔端流露出真挚诚恳的感情。
　　《投宿》写于1941年，叙述作者在一个晚上投宿于一个熟悉的老乡家的情况。文章开头描述了院内树木花草的新鲜气象，接着又对老人的热情和笑语作了渲染。然后，写住进了新媳妇房中的所见所思。这个新房的主人——新婚的丈夫参加了八路军，到前线抗日去了，新媳妇也外出学习去了。在这个“人去物在”的环境中，作者描绘了洞房的布置，描绘了新媳妇的绣花……全篇自始至终没有这一对青年夫妇出场，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他们青春的气息，他们那跳动的、火热纯真的心。孙犁没有使用一句激昂慷慨的言辞，但在这些朴实平易的叙述中，透露了边区农民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情形，透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写于1947年的《相片》，描写一个远房嫂子叫他代写给前方丈夫的信的事，作者叙述道，乡下妇女给前线丈夫写信，用的是自制的信封和信纸，而这位远房大嫂却又加上了一张小小的、破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从敌伪时期的“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相片上的阴影竟是敌人刺刀的投影！作者用大嫂的几句普通的话点明了含意：“叫他看看这个！”，“叫他坚决勇敢地打仗，保护着老百姓，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那样受苦受难的日子，再也不要来了！现在自由幸福的日子，永远过下去吧！”短短一千余字的文章，深刻地揭示农民保卫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愿望。在另一篇散文《天灯》里，作者写农民立天灯庆贺生活变得富裕。作者也用了农民自己的朴实的语言：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是靠自己劳动；我们的地收回来了，是靠自己斗争。我们翻身了，应该叫远近的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立一个天灯？”作者在结尾说：“如果那天灯是穷人翻身的标志，她的话语就是人民胜利的宣言！”这和《相片》的结尾：“如果人类的德性能够比较，我觉得这种崇高的心意，才能和那为人民的战士的英雄气概相当”，如出一辙。孙犁善于将最为普通的事物，以带感情的朴素语言，叙述为一个个小故事，从这些平凡的故事中，让人看到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以小见大，寓伟大于平凡，是孙犁追求的境界。
　　《织席记》和《采蒲台的苇》是孙犁前期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白洋淀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而在这风俗画中又交织着当地人民的生活史、斗争史。《采蒲台的苇》以真诚炽热的感情写苇，并没有用通常的拟人或象征手法，但读者却自然地感到，写苇实际是写人，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建国以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编辑《文艺周刊》，同时从事创作。除了小说以外，他写了一批反映郊区农民和安国农村的散文，不过，这时期的散文和早期的在风格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真正反映他创作成就的是小说《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
　　1956年，孙犁大病了一场，这是极度神经衰弱的结果。这位在战争环境中笔耕不辍的作家，几乎无法握笔。于是在医院、疗养院度过了整整十年。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孙犁首当其冲，度过了十年磨难。他几度轻生欲死，但终于熬了过来。
　　暴风雨过去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临了。在春光的沐浴下，搁笔了二十年的孙犁，终于重新握笔，写作了大量的散文，以散文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他先后出版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散文集。如果说，青年孙犁的散文曾散发出特有的荷花般清纯而蓬勃的气息，那么晚年孙犁的散文，在经历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在经历人世沧桑之后，呈现出一种萧萧落木的苍郁清疏。这些散文的篇幅更短小，笔调更简洁，但在平静疏淡的文字背后，是一颗饱受磨难更为澄彻的心灵，是痛定思痛的深沉思考，是大难不死之后的执著与彻悟。同样从一人一事落笔，同样从小中见大，但孙犁后期的散文显然境界更为高远，思索更富哲理。这种转变，唯岁月与苦难，孤独与思索才能够给予。
　　在“文革”中，孙犁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无情的批判。他的共同战斗过的朋友，不少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对这场民族的劫难，孙犁思索着，他感到他有许多话要说。孙犁带着浩劫后个人的痛苦经验，在散文中倾吐自己的感情，创造爱和美的世界。
　　回忆是孙犁晚年散文创作的重要母题。他沉浸在回忆的世界里，回忆他的童年，回忆童年生活的伙伴，回忆他的亲人，回忆在漫长人生中给他以或甜蜜或苦涩记忆的人或事。一组《乡里旧闻》，是一组水渍斑驳的乡村风俗人物画，是一曲来自记忆深处的童年的歌谣。隔着岁月的迷雾，这些回忆的色彩朦胧而疏淡，又因为有岁月的积淀，对这种回忆的描写才那么既简洁又传神，而且意味隽永。在《度春荒》一文中，在写了家乡父老挖野菜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作者写下了这些流动跳跃、充满生趣的句子：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孽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乡里旧闻·度春荒》）
　　如果说，《乡里旧闻》中，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在苦难中挣扎煎熬的人们：气宇轩昂生性高傲而又不得不靠卖房来为自己出殡的凤池叔，孤苦伶仃、专以埋葬早夭的孩子为生的干巴，企图以色相博取一丝幸福而红颜早夭的小杏，早年投身革命但终于坎坷潦倒的老刁……那么在《芸斋梦余》中，更多的则是作者对那坎坷岁月的回忆与思考。仿佛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凝神思索，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他写花、写果、写河、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写钢笔的故事、牲口的故事、报纸的故事，写晚秋的白蜡树、故居的老屋，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他曾这样描写我们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
　　“……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菜花》，《孙犁文集》续编一）
　　这毋宁是写他的意趣，他沉静明澈的心境。
　　然而感情却在岁月的积淀后更为深沉而浓郁，对事业，对朋友，对自己所爱的人：
　　“……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而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尺泽集·亡人逸事》）
　　此情此景，令我们想起苏轼那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同样的情愫，同样撼人心魄。
　　孙犁特别怀念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连续写了《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伙伴的回忆》等一系列文章，回忆、悼念了远千里、侯金镜、郭小川、田间、马达、赵树理、丁玲、康濯、万国儒、何其芳、茅盾等，这些怀人之作，写得情真意切，令人不能忘怀：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晚华集·远的怀念》）
　　孙犁就这样以他充满真情与道义力量的文字，为一位在文学史上本无赫赫之名的诗人，为自己的朋友远千里，树起了一座碑。
　　在晚年，孙犁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序跋、书评、杂感等。其中，《耕堂读书记》记录了作者近年来读书，尤其是读中国古书的心得和思考，旁征博引，贯古通今，颇多发人深省之处。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孙犁全部创作中独具特色的，在读者心中堪称一“绝”的《书衣文录》。
　　孙犁爱书。他的爱书，可以说到了成“癖”成“痴”的地步。青年时代，他用饿着肚皮省下来的几块铜板去买自己喜爱的鲁迅的书；战争年代，他的图书毁于战火，解放后，他又把稿费大都用在了买书上。青年时，书籍是引导他前进的一种力量，十年浩劫中，读书对于他，似乎有了新的意义。他曾写道：“能安身心，其唯书乎！”他的书，数目多而范围广，尤其偏重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农桑花卉，皆有涉及。
　　“文革”中，这些图书或抄或封、离乱失散，有些又失而复得。
　　在那些漫漫长夜，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孤独地坐在灯下，用自己四处搜集的废纸，慢慢地将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并在书皮上，写下自己的所感所思，这，就是《书衣文录》的由来。
　　《书衣文录》是题识、杂录、随感，也可以说是作者的日记，是作者在辍笔的二十年间，抒发自己对书本、对人生、对友情与爱种种感慨的仅有文字。在这些绝未曾想到要公开发表的文字里，作者倾诉心迹，有时仅寥寥数语，也披肝沥胆，真情毕现：
　　“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书衣文录·西域之佛教》）
　　“余即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书衣文录·清稗类钞》）
　　“……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书衣文录·竹人录》）
　　“……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书衣文录·翁藏宋拓九成宫》）
　　“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
　　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
　　（《书衣文录·湘军记》）
　　一部《书衣文录》，记录了一颗高尚、善良而又敏感的心灵，在那特殊年代里留下的特殊轨迹。它必将在孙犁的散文创作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孙犁认为，散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适于抒写自己一生的思想和情感的积淀。他视散文创作为“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正像孙犁自己所说的，“在创作中，我倾吐了心中的郁结，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
　　孙犁是真诚的。他说：“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或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陋巷集·后记》）。“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秀露集·戏的梦》）
　　孙犁是正直的。他说：“……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文字生涯》）
　　孙犁是有洁癖的，他从不直接去描写人间的丑恶。他说：
　　“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们。”（《文学和生活的路》）
　　孙犁写给我们的散文，是闪耀着真善美光辉的艺术之花。
　　正如他在谈到安徒生的《丑小鸭》时所说：“它写的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秀露集·致铁凝信》）可以说，他的许多散文，无愧于这一评价。
　　编者
　　1994年7月　北京
　　乡里旧闻（一）
　　梦中每迷还乡路，
　　愈知晚途念桑梓。
　　——书衣文录
　　度春荒
　　我的家乡，邻近一条大河，树木很少，经常旱涝不收。在我幼年时，每年春季，粮食很缺，普通人家都要吃野菜树叶。
　　春天，最早出土的，是一种名叫老鸹锦的野菜，孩子们带着一把小刀，提着小篮，成群结队到野外去，寻觅剜取像铜钱大小的这种野菜的幼苗。
　　这种野菜，回家用开水一泼，搀上糠面蒸食，很有韧性。
　　与此同时出土的是苣苣菜，就是那种有很白嫩的根，带一点苦味的野菜。但是这种菜，不能当粮食吃。
　　以后，田野里的生机多了，野菜的品种，也就多了。有黄须菜，有扫帚苗，都可以吃。春天的麦苗，也可以救急，这是要到人家地里去偷来。
　　到树叶发芽，孩子们就脱光了脚，在手心吐些唾沫，上到树上去。榆叶和榆钱，是最好的菜。柳芽也很好。在大荒之年，我吃过杨花。就是大叶杨春天抽出的那种穗子一样的花。这种东西，是不得已而吃之，并且很费事，要用水浸好几遍，再上锅蒸，味道是很难闻的。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孳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欢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很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
　　我的童年，虽然也常有兵荒马乱，究竟还没有遇见大灾荒，像我后来从历史书上知道的那样。这一带地方，在历史上，特别是新旧五代史上记载，人民的遭遇是异常悲惨的。因为战争，因为异族的侵略，因为灾荒，一连很多年，在书本上写着：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死亡，可以使人恢复兽性。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目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战养战，三光政策，是很野蛮很残酷的。但是因为共产党记取历史经验，重视农业生产，村里虽然有那么多青年人出去抗日，每年粮食的收成，还是能得到保证。党在这一时期，在农村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虽然对这种政策，心里有些不满，他们还是积极经营的。抗日期间，我曾住在一家地主家里，他家的大儿子对我说：“你们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们成功地避免了“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可怕遭遇，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79年12月
　　村长
　　这个村庄本来很小，交通也不方便，离保定一百二十里，离县城十八里。它有一个村长，是一家富农。我不记得这村长是民选的，还是委派的。但他家的正房里，悬挂着本县县长一个奖状，说他对维持地方治安有成绩，用镜框装饰着。平日也看不见他有什么职务，他照样管理农事家务，赶集卖粮食。村里小学他是校董，县里督学来了，中午在他家吃饭。他手下另有一个“地方”，这个职务倒很明显，每逢征收钱粮，由他在街上敲锣呼喊。
　　这个村长个子很小，脸也很黑，还有些麻子。他的穿著，比较讲究，在冬天，他有一件羊皮袄，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的右手总是提起皮袄右面的开襟地方，步子也迈得细碎些，这样，他以为势派。
　　他原来和“地方”的老婆姘靠着。“地方”出外很多年，回到家后，村长就给他一面铜锣，派他当了“地方”。
　　在村子的最东头，有一家人卖油炸馃子，有好几代历史了。这种行业，好像并不成全人，每天天不亮，就站在油锅旁。男人们都得了痨病，很早就死去了。但女人就没事，因此，这一家有好几个寡妇。村长又爱上了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寡妇，就不大到“地方”家去了。
　　可是，这个寡妇，在村里还有别的相好，因为村长有钱有势，其他人就不能再登上她家的门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国民党政权南逃。这年秋季，地方大乱。一到夜晚，远近枪声如度岁。有绑票的，有自卫的。
　　一天晚上，村长又到东头寡妇家去，夜深了才出来，寡妇不放心，叫她的儿子送村长回家。走到东街土地庙那里，从庙里出来几个人，用撅枪把村长打死在地，把寡妇的儿子也打死了。寡妇就这一个儿子，还是她丈夫的遗腹子。把他打死，显然是怕他走漏风声。
　　村长头部中了数弹，但他并没有死，因为撅枪和土造的子弹，都没有准头和力量。第二天早上苏醒了过来。儿子把他送到县城医治枪伤，并指名告了村里和他家有宿怨的几个农民。当时的政权是维持会，土豪劣绅管事，当即把几个农民抓到县里，并带了镣。八路军到了，才释放出来。
　　村长回到村里，五官破坏，面目全非。深居简出，常常把一柄大铡刀放在门边，以防不测。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占据县城，地方又大乱。一个夜晚，村长终于被绑架到村南坟地，割去生殖器，大卸八块。村长之死，从政治上说，是打击封建恶霸势力。这是村庄开展阶级斗争的序幕。
　　那个寡妇，脸上虽有几点浅白麻子，长得却有几分人才，高高的个儿，可以说是亭亭玉立。后来，村妇救会成立，她是第一任的主任，现在还活着。死去的儿子，也有一个遗腹子，现在也长大成人了。
　　村长的孙子孙女，也先后参加了八路军，后来都是干部。
　　1979年12月
　　凤池叔
　　凤池叔就住我家的前邻。在我幼年时，他盖了三间新的砖房。他有一个叔父，名叫老亭。在本地有名的联庄会和英法联军交战时，他伤了一只眼，从前线退了下来，小队英国兵追了下来，使全村遭了一场浩劫，有一名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妇女，被鬼子轮奸致死。这位妇女，死后留下了不太好的名声，村中的妇女们说：她本来可以跑出去，可是她想发洋人的财，结果送了命。其实，并不一定是如此的。
　　老亭受了伤，也没有留下什么英雄的称号，只是从此名字上加了一个字，人们都叫他瞎老亭。
　　瞎老亭有一处宅院，和凤池叔紧挨着，还有三间土坯北房。他为人很是孤独，从来也不和人们来往。我们住得这样近，我也不记得在幼年时，到他院里玩耍过，更不用说到他的屋子里去了。我对他那三间住房，没有丝毫的印象。
　　但是，每逢从他那低矮颓破的土院墙旁边走过时，总能看到，他那不小的院子里，原是很吸引儿童们的注意的。他的院里，有几棵红枣树，种着几畦瓜菜，有几只鸡跑着，其中那只大红公鸡，特别雄壮而美丽，不住声趾高气扬地啼叫。
　　瞎老亭总是一个人坐在他的北屋门口。他呆呆地直直地坐着，坏了的一只眼睛紧紧闭着，面容愁惨，好像总在回忆着什么不愉快的事。这种形态，儿童们一见，总是有点害怕的，不敢去接近他。
　　我特别记得，他的身旁，有一盆夹竹桃，据说这是他最爱惜的东西。这是稀有植物，整个村庄，就他这院里有一棵，也正因为有这一棵，使我很早就认识了这种花树。
　　村里的人，也很少有人到他那里去。只有他前邻的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并且半公开的，在夜间和他作伴。
　　这位老年寡妇，毫不隐讳地对妇女们说：
　　“神仙还救苦救难哩，我就是这样，才和他好的。”
　　瞎老亭死了以后，凤池叔以亲侄子的资格，继承了他的财产。拆了那三间土坯北房，又添上些钱，在自己的房基上，盖了三间新的砖房。那时，他的母亲还活着。
　　凤池叔是独生子，他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我完全不记得，可能死得很早。凤池叔长得身材高大，仪表非凡，他总是穿着整整齐齐的长袍，步履庄严地走着。我时常想，如果他的运气好，在军队上混事，一定可以带一旅人或一师人。如果是个演员，扮相一定不亚于武生泰斗杨小楼那样威武。
　　可是他的命运不济。他一直在外村当长工。行行出状元，他是远近知名的长工：不只力气大，农活精，赶车尤其拿手。
　　他赶几套的骡马，总是有条不紊，他从来也不像那些粗劣的驭手，随便鸣鞭、吆喝，以至虐待折磨牲畜。他总是若无其事地把鞭子抱在袖筒里，慢条斯理地抽着烟，不动声色，就完成了驾驭的任务。这一点，是很得地主们的赏识的。
　　但是，他在哪一家也呆不长久，最多二年。这并不是说他犯有那种毛病：一年勤，二年懒，三年就把当家的管。主要是他太傲慢，从不低声下气。另外，车马不讲究他不干，哪一个牲口不出色，不依他换掉，他也不干。另外，活当然干得出色，但也只是大秋大麦之时，其余时间，他好参与赌博，交结妇女。
　　因此，他常常失业家居。有一年冬天，他在家里闲着，年景又不好，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没有吃的了，有些本院的长辈，出于怜悯，问他：
　　“凤池，你吃过饭了吗？”
　　“吃了！”他大声地回答。
　　“吃的什么？”
　　“吃的饺子！”
　　他从来也不向别人乞求一口饭，并绝对不露出挨饥受饿的样子，也从不偷盗，穿著也从不减退。
　　到过他的房间的人，知道他是家徒四壁，什么东西也卖光了的。
　　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女的，藏在他的屋里，最初谁也不知道。一天夜间，这个妇女的本夫带领一些乡人，找到这里，破门而入。凤池叔从炕上跃起，用顶门大棍，把那个本夫，打了个头破血流，一群人慑于威势，大败而归，沿途留下了不少血迹。那个妇女也呆不住，从此不知下落。
　　凤池叔不久就卖掉了他那三间北房。土改时，贫民团又把这房分给了他。在他死以前，他又把它卖掉了，才为自己出了一个体面的、虽属光棍但谁都乐于帮忙的殡，了此一生。
　　1979年12月
　　干巴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干巴要算是最穷最苦的人了。他的老婆，前几年，因为产后没吃的死去了，留下了一个小孩。
　　最初，人们都说是个女孩，并说她命硬，一下生就把母亲克死了。过了两三年，干巴对人们说，他的孩子不是女孩，是个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变儿。
　　干巴好不容易按照男孩子把他养大，这孩子也渐渐能帮助父亲做些事情了。他长得矮弱瘦小，可也能背上一个小筐，到野地里去拾些柴禾和庄稼了。其实，他应该和女孩子们一块去玩耍、工作。他在各方面，都更像一个女孩子。但是，干巴一定叫他到男孩子群里去。男孩子是很淘气的，他们常常跟小变儿起哄，欺侮他：
　　“来，小变儿，叫我们看看，又变了没有？”
　　有时就把这孩子逗哭了。这样，他的性情、脾气，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变态：孤僻，易怒。他总是一个人去玩，到其他孩子不乐意去的地方拾柴、拣庄稼。
　　这个村庄，每年夏天，好发大水，水撤了，村边一些沟里、坑里，水还满满的。每天中午，孩子们好聚到那里凫水，那是非常高兴和热闹的场面。
　　每逢小变儿走近那些沟坑，在其中游泳的孩子们，就喊：
　　“小变儿，脱了裤子下水吧！来，你不敢脱裤子！”
　　小变儿就默默地离开了那里。但天气实在热，他也实在愿意到水里去洗洗玩玩。有一天，人们都回家吃午饭了，他走到很少有人去的村东窑坑那里，看看四处没有人，脱了衣服跳进去。这个坑的水很深，一下就灭了顶，他喊叫了两声，没有人听见，这个孩子就淹死了。
　　这样，干巴就剩下孤身一人，没有了儿子。
　　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他没有田地，也可以说没有房屋，他那间小屋，是很难叫做房屋的。他怎样生活？他有什么职业呢？
　　冬天，他就卖豆腐，在农村，这几乎可以不要什么本钱。
　　秋天，他到地里拾些黑豆、黄豆，即使他在地头地脑偷一些，人们都知道他寒苦，也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忍去说他。
　　他把这些豆子，做成豆腐，每天早晨挑到街上，敲着梆子，顾客都是拿豆子来换，很快就卖光了。自己吃些豆腐渣，这个冬天，也就过去了。
　　在村里，他还从事一种副业，也可以说是业余的工作。那时代，农村的小孩子，死亡率很高。有的人家，连生五、六个，一个也养不活。不用说那些大病症，比如说天花、麻疹、伤寒，可以死人；就是这些病症，比如抽风、盲肠炎、痢疾、百日咳，小孩子得上了，也难逃个活命。
　　母亲们看着孩子死去了，掉下两点眼泪，就去找干巴，叫他帮忙把孩子埋了去。干巴赶紧放下活计，背上铁铲，来到这家，用一片破炕席或一个破席锅盖，把孩子裹好，挟在腋下，安慰母亲一句：
　　“他婶子，不要难过。我把他埋得深深的，你放心吧！”
　　就走到村外去了。
　　其实，在那些年月，母亲们对死去一个不成年的孩子，也不很伤心，视若平常。因为她们在生活上遇到的苦难太多，孩子们累得她们也够受了。
　　事情完毕，她们就给干巴送些粮食或破烂衣服去，酬谢他的帮忙。
　　这种工作，一直到干巴离开人间，成了他的专利。
　　1979年12月
　　木匠的女儿
　　这个小村庄的主要街道，应该说是那条东西街，其实也不到半里长。街的两头，房舍比较整齐，人家过的比较富裕，接连几户都是大梢门。
　　进善家的梢门里，分为东西两户，原是兄弟分家，看来过去的日子，是相当势派的，现在却都有些没落了。进善的哥哥，幼年时念了几年书，学得文不成武不就，种庄稼不行，只是练就一笔好字，村里有什么文书上的事，都是求他。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不过红事喜帖，白事丧榜之类。进善幼年就赶上日子走下坡路，因此学了木匠，在农村，这一行业也算是高等的，仅次于读书经商。
　　他是在束鹿旧城学的徒。那里的木匠铺，是远近几个县都知名的，专做嫁妆活。凡是地主家聘姑娘，都先派人丈量男家居室，陪送木器家具。只有内间的叫做半套；里外两间都有的，叫做全套。原料都是杨木，外加大漆。
　　学成以后，进善结了婚，就回家过日子来了。附近村庄人家有些零星木活，比如修整梁木，打做门窗，成全棺材，就请他去做，除去工钱，饭食都是好的，每顿有两盘菜，中午一顿还有酒喝。闲时还种几亩田地，不误农活。
　　可是，当他有了一儿一女以后，他的老婆因为过于劳累，得肺病死去了。当时两个孩子还小，请他家的大娘带着，过不了几年，这位大娘也得了肺病，死去了。进善就得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这样一来，原来很是精神利索的进善，就一下变得愁眉不展，外出做活也不方便，日子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女儿是头大的，名叫小杏。当她还不到十岁，就帮着父亲做事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出息得像个大人。长得很俊俏，眉眼特别秀丽，有时在梢门口大街上一站，身边不管有多少和她年岁相仿的女孩儿们，她的身条容色，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贫苦无依的生活，在旧社会，只能给女孩子带来不幸。越长的好，其不幸的可能就越多。她们那幼小的心灵，先是向命运之神应战，但多数终归屈服于它。在绝望之余，她从一面小破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容色，她现在能够仰仗的只有自己的青春。
　　她希望能找到一门好些的婆家，但等她十七岁结了婚，不只丈夫不能叫她满意，那位刁钻古怪的婆婆，也实在不能令人忍受。她上过一次吊，被人救了下来，就长年住在父亲家里。
　　虽然这是一个不到一百户的小村庄，但它也是一个社会。
　　它有贫穷富贵，有尊荣耻辱，有士农工商，有兴亡成败。
　　进善常去给富裕人家做活，因此结识了那些人家的游手好闲的子弟。其中有一家在村北头开油坊的少掌柜，他常到进善家来，有时在夜晚带一瓶子酒和一只烧鸡，两个人喝着酒，他撕一些鸡肉叫小杏吃。不久，就和小杏好起来。赶集上庙，两个人约好在背静地方相会，少掌柜给她买个烧饼裹肉，或是买两双袜子送给她。虽说是少女的纯洁，虽说是廉价的爱情，这里面也有倾心相与，也有引诱抗拒，也有风花雪月，也有海誓山盟。
　　女人一旦得到依靠男人的体验，胆子就越来越大，羞耻就越来越少。就越想去依靠那钱多的，势力大的，这叫做一步步往上依靠，灵魂一步步往下堕落。
　　她家对门有一位在县里当教育局长的，她和他靠上了，局长回家，就住在她家里。
　　一九三七年，这一带的国民党政府逃往南方，局长也跟着走了。成立了抗日县政府，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县长常到这村里来，有时就在进善家吃饭住宿。日子长了，和这一家人都熟识了，小杏又和这位县长靠上，她的弟弟给县长当了通讯员，背上了盒子枪。
　　一九三八年冬天，日本人占据了县城。屯集在河南省的国民党军队张荫梧部，正在实行曲线救国，配合日军，企图消灭八路军。那位局长，跟随张荫梧多年了，有一天，又突然回到了村里。他回到村庄不多几天，县城的日军和伪军，“扫荡”了这个村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到大街上，在街头一棵槐树上，烧死了抗日村长。日本人在各家搜索时，在进善的女儿房中，搜出一件农村少有的雨衣，就吊打小杏，小杏说出是那位局长穿的，日本人就不再追究，回县城去了。日本人走时，是在黄昏，人们惶惶不安地刚吃过晚饭，就听见街上又响起枪来。随后，在村东野外的高沙岗上，传来了局长呼救的声音。好像他被绑了票，要乡亲们快凑钱搭救他。深夜，那声音非常凄厉。这时，街上有几个人影，打着灯笼，挨家挨户借钱，家家都早已插门闭户了。交了钱，并没得买下局长的命，他被枪毙在高岗之上。
　　有人说，日本这次“扫荡”，是他勾引来的，他的死刑是“老八”执行的。他一回村，游击组就向上级报告了。可是，如果他不是迷恋小杏，早走一天，可能就没事……
　　日本人四处安插据点，在离这个村庄三里地的子文镇，盖了一个炮楼，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们的主力西撤了。汉奸活跃起来，抗日政权转入地下，抗日县长，只能在夜间转移。抗日干部被捕的很多，有的叛变了。有人在夜里到小杏家，找县长，并向他劝降。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县长，本来是个绔绔子弟，经不起考验，但他不愿明目张胆地投降日本，通过亲戚朋友，到敌占区北平躲身子去了。
　　小杏的弟弟，经过一些坏人的引诱怂恿，带着县长的两支枪，投降了附近的炮楼，当了一名伪军。他是个小孩子，每天在炮楼下站岗，附近三乡五里，都认识他，他却坏下去的很快，敲诈勒索，以至奸污妇女。他那好吃懒做的大伯，也仗着侄儿的势力，在村中不安分起来。在一九四三年以后，根据地形势稍有转机时，八路军夜晚把他掏了出来，枪毙示众。
　　小杏在二十几岁上，经历了这些生活感情上的走马灯似的动乱、打击，得了她母亲那样致命的疾病，不久就死了。她是这个小小村庄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烽烟炮火的激荡中，她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觉醒，她的花容月貌，就悄然消失，不会有人再想到她。
　　进善也很快就老了。但他是个乐天派，并没有倒下去。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县里要为死难的抗日军民，兴建一座纪念塔，在四乡搜罗能工巧匠。虽然他是汉奸家属，但本人并无罪行。村里推荐了他，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雕刻塔上飞檐门窗的任务。这些都是木工细活，附近各县，能有这种手艺的人，已经很稀少了。塔建成以后，前来游览的人，无不对他的工艺啧啧称赞。
　　工作之暇，他也去看了看石匠们，他们正在叮叮当当，在大石碑上，镌刻那些抗日烈士的不朽芳名。
　　回到家来，他孤独一人，不久就得了病，但人们还常见他拄着一根木棍出来，和人们说话。不久，村里进行土地改革，他过去相好那些人，都被划成地主或富农，他也不好再去找他们。又过了两年，才死去了。
　　1980年9月21日晨
　　老刁
　　老刁，河北深县人，他从小在外祖父家长大，外祖父家是安平县。他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就把安平人引为同乡，我比他低两年级，他对幼小同乡，尤其热情。他有一条腿不大得劲，长得又苍老，那时人们就都叫他老刁。
　　他在育德中学的师范班毕业以后，曾到安新冯村，教过一年书，后来到北平西郊的黑龙潭小学教书。那时我正在北平失业，曾抱着一本新出版的《死魂灵》，到他那里住了两天。
　　有一年暑假，我们为了找职业都住在保定母校的招待楼里，那是一座碉堡式的小楼。有一天，他同另一位同学出去，回来时，非常张惶，说是看见某某同学被人捕去了。那时捕去的学生，都是共产党。
　　过了几年，爆发了抗日战争。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同陈肇同志，要过路西去，在安平县西南地区，遇到了他。当听说他是安平县的“特委”时，我很惊异。我以为他还在北平西郊教书，他怎么一下子弄到这么显赫的头衔。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当然不便细问。因为过路就是山地，我同老陈把我们骑来的自行车交给他，他给了我们一人五元钱，可见他当时经济上的困难。
　　那一次，我只记得他说了一句：
　　“游击队正在审人打人，我在那里坐不住。”
　　敌人占了县城，我想可能审讯的是汉奸嫌疑犯吧。
　　一九四一年，我从山地回到冀中。第二年春季，我又要过路西去，在七地委的招待所，见到了他。当时他好像很不得意，在我的住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也使我很惊异，怎么他一下又变得这么消沉？
　　一九四六年夏天，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住在河间临街的一间大梢门洞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街上闲立着，从西面来了一辆大车，后面跟着一个人，脚一拐一拐的，一看正是老刁。我把他拦请到我的床位上，请他休息一下。记得他对我说，要找一个人，给他写个历史证明材料。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安志诚先生的地址，安先生原是我们在中学时的图书馆管理员。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的住处，他就又赶路去了，我好像也忘记问他，是要到哪里去？看样子，他在一直受审查吗？
　　又一次我回家，他也从深县老家来看我，我正想要和他谈谈，正赶上我母亲那天叫磨扇压了手，一家不安，他匆匆吃过午饭就告辞了。我往南送他二三里路，他的情绪似乎比上两次好了一些。他说县里可能分配他工作。后来听说，他在县公安局三股工作，我不知道公安局的分工细则，后来也一直没有见过他。没过两年，就听说他去世了。也不过四十来岁吧。
　　我的老伴对我说过，抗日战争时期，我不在家，有一天老刁到村里来了，到我家看了看，并对村干部们说，应该对我的家庭，有些照顾。他带着一个年轻女秘书，老刁在炕上休息，头枕在女秘书的大腿上。老伴说完笑了笑。一九四八年，我到深县县委宣传部工作。县里开会时，我曾托区干部，对老刁的家庭，照看一下。我还曾路过他的村庄，到他家里去过一趟。院子里空荡荡的，好像并没有找到什么人。
　　事隔多年，我也行将就木，觉得老刁是个同学又是朋友，常常想起他来，但对他参加革命的前前后后，总是不大清楚，像一个谜一样。
　　1980年9月21日晚
　　菜虎
　　东头有一个老汉，个儿不高，膀乍腰圆，卖菜为生。人们都叫他菜虎，真名字倒被人忘记了。这个虎字，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是说他以菜为衣食之道罢了。他从小就干这一行，头一天推车到滹沱河北种菜园的村庄趸菜，第二天一早，又推上车子到南边的集市上去卖。因为南边都是旱地种大田，青菜很缺。
　　那时用的都是独木轮高脊手推车，车两旁捆上菜，青枝绿叶，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活的菜畦。
　　一车水菜分量很重，天暖季节他总是脱掉上衣，露着油黑的身子，把绊带套在肩上。遇见沙土道路或是上坡，他两条腿叉开，弓着身子，用全力往前推，立时就是一身汗水。但如果前面是硬整的平路，他推得就很轻松愉快了，空行的人没法赶过他去。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那车子发出连续的有节奏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吱扭——吱扭——吱扭扭——
　　吱扭扭。他的臀部也左右有节奏地摆动着。这种手推车的歌，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田野里的音乐，是道路上的歌，是充满希望的歌。有时这种声音，从几里地以外就能听到。他的老伴，坐在家里，这种声音从离村很远的路上传来。有人说，菜虎一过河，离家还有八里路，他的老伴就能听见他推车的声音，下炕给他做饭，等他到家，饭也就熟了。在黄昏炊烟四起的时候，人们一听到这声音，就说：“菜虎回来了。”
　　有一年七月，滹沱河决口，这一带发了一场空前的洪水，庄稼全都完了，就是半生半熟的高粱，也都冲倒在地里，被泥水浸泡着。直到九、十月间，已经下过霜，地里的水还没有撤完，什么晚庄稼也种不上，种冬麦都有困难。这一年的秋天，颗粒不收，人们开始吃村边树上的残叶，剥下榆树的皮，到泥里水里捞泥高粱穗来充饥，有很多小孩到撤过水的地方去挖地梨，还挖一种泥块，叫做“胶泥沉儿”，是比胶泥硬，颜色较白的小东西，放在嘴里吃。这原是营养植物的，现在用来营养人。
　　人们很快就干黄干瘦了，年老有病的不断死亡，也买不到棺木，都用席子裹起来，找干地方暂时埋葬。
　　那年我七岁，刚上小学，小学也因为水灾放假了，我也整天和孩子们到野地里去捞小鱼小虾，捕捉蚂蚱、蝉和它的原虫，寻找野菜，寻找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东西。常在一起的，就有菜虎家的一个小闺女，叫做盼儿的。因为她母亲有痨病，长年喘嗽，这个小姑娘长得很瘦小，可是她很能干活，手脚利索，眼快；在这种生活竞争的场所，她常常大显身手，得到较多较大的收获，这样就会有争夺，比如一个蚂蚱、一棵野菜，是谁先看见的。
　　孩子们不懂事，有时问她：
　　“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
　　她手脚不停地挖着土地，回答：
　　“你看这道儿，能走人吗？更不用说推车了，到哪里去趸菜呀？一家人都快饿死了！”
　　孩子们听了，一下子就感到确实饿极了，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忽然在远处高坡上，出现了几个外国人，有男有女，男的穿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留着大胡子，女的穿着裙子，披着金黄色的长发。
　　“鬼子来了。”孩子们站起来。
　　作为庚子年这一带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的报偿，外国人在往南八里地的义里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这个村庄没有一家在教。现在这些洋人是来视察水灾的。他们走了以后，不久在义里村就设立了一座粥厂。村里就有不少人到那里去喝粥了。
　　又过了不久，传说菜虎一家在了教。又有一天，母亲回到家来对我说：
　　“菜虎家把闺女送给了教堂，立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愁饿死了。”
　　我当时听了很难过，问母亲：
　　“还能回来吗？”
　　“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回答。
　　可是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但我们这个村庄确实就只有她一个人。
　　菜虎和他多病的老伴早死了。
　　现在农村已经看不到菜虎用的那种小车，当然也就听不到它那种特有的悠扬悦耳的声音了。现在的手推车都换成了胶皮轱辘，推动起来，是没有多少声音的。
　　1980年9月29日晨
　　光棍
　　幼年时，就听说大城市多产青皮、混混儿，斗狠不怕死，在茫茫人海中成为谋取生活的一种道路。但进城后，因为革命声势，此辈已销声敛迹，不能见其在大庭广众之中，行施其伎俩。十年动乱之期，流氓行为普及里巷，然已经“发迹变态”，似乎与前所谓混混儿者，性质已有悬殊。
　　其实，就是在乡下，也有这种人物的。十里之乡，必有仁义，也必有歹徒。乡下的混混儿，名叫光棍。一般的，这类人幼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长大了，有些聪明，不甘心受苦。他们先从赌博开始，从本村赌到外村，再赌到集市庙会。他们能在大戏台下，万人围聚之中，吆三喝四，从容不迫，旁若无人，有多大的输赢，也面不改色。当在赌场略略站住脚步，就能与官面上勾结，也可能当上一名巡警或是衙役。从此就可以包办赌局，或窝藏娼妓。这是顺利的一途。
　　其在赌场失败者，则可以下关东，走上海，甚至报名当兵，在外乡流落若干年，再回到乡下来。
　　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幼年随人到了上海，做织布徒工。失业后，没有饭吃，他趸了几个西瓜到街上去卖，和人争执起来，他手起刀落，把人家头皮砍破，被关押了一个月。出来后，在上海青红帮内，也就有了小小的名气。但他究竟是一个农民，家里还有一点点恒产，不到中年就回家种地，也娶妻生子，在村里很是安分。这是偶一尝试，又返回正道的一例，自然和他的祖祖辈辈的“门风”有关。
　　在大街当中，有一个光棍名叫老索，他中年时官至县城的巡警，不久废职家居，养了一笼画眉。这种鸟儿，在乡下常常和光棍作伴，可能它那种霸气劲儿，正是主人行动的陪衬。
　　老索并不鱼肉乡里，也没人去招惹他。光棍一般的并不在本村为非作歹，因为欺压乡邻，将被人瞧不起，已经够不上光棍的称号。但是，到外村去闯光棍，也不是那么容易。相隔一里地的小村庄，有一个姓曹的光棍，老索和他有些输赢账。有一天，老索喝醉了，拿了一把捅猪的长刀，找到姓曹的门上。声言：“你不还账，我就捅了你。”姓曹的听说，立时把上衣一脱，拍着肚脐说：“来，照这个地方。”老索往后退了一步，说：“要不然，你就捅了我。”姓曹的二话不说，夺过他的刀来就要下手。老索转身往自己村里跑，姓曹的一直追到他家门口。乡亲拦住，才算完事。从这一次，老索的光棍，就算“栽了”。
　　他雄心不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他生了三个儿子，起名虎、豹、熊。姓曹的光棍穷得娶不上妻子，老索希望他的儿子能重新建立他失去的威名。
　　三儿子很早就得天花死去了，少了一个熊。大儿子到了二十岁，娶了一门童养媳，二儿子长大了，和嫂子不清不楚。
　　有一天，弟兄两个打起架来，哥哥拿着一根粗大杠，弟弟用一把小鱼刀，把哥哥刺死在街上。在乡下，一时传言，豹吃了虎。村里怕事，仓促出了殡，民不告，官不究，弟弟到关东去躲了二年，赶上抗日战争，才回到村来。他真正成了一条光棍。那时村里正在成立农会，声势很大，村两头闹派性，他站在西头一派，有一天，在大街之上，把新任的农会主任，撞倒在地。在当时，这一举动，完全可以说成是长地富的威风，但一查他的三代，都是贫农，就对他无可奈何。我们有很长时期，是以阶级斗争代替法律的。他和嫂嫂同居，一直到得病死去。他嫂子现在还活着，有一年我回家，清晨路过她家的小院，看见她开门出来，风姿虽不及当年，并不见有什么愁苦。
　　这也是一种门风，老索有一个堂房兄弟名叫五湖。我幼年时，他在街上开小面铺，兼卖开水。他用竹簪把头发盘在头顶上，就像道士一样。他养着一匹小毛驴，就像大个山羊那么高，但鞍镫铃铛齐全，打扮得很是漂亮。我到外地求学，曾多次向他借驴骑用。
　　面铺的后边屋子里，住着他的寡嫂。那是一位从来也不到屋子外面的女人，她的房间里，一点光线也没有。她信佛，挂着红布围裙的迎门桌上，长年香火不断。这可能是避人耳目，也可能是忏悔吧。
　　据老年人说，当年五湖也是因为这个女人把哥哥打死的，也是到关东躲了几年，小毛驴就是从那里骑回来的。五湖并不像是光棍，他一本正经，神态岸然，倒像经过修真养性的人。乡人尝谓：如果当时有人告状，五湖受到法律制裁，就不会再有虎豹间的悲剧。
　　1980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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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里旧闻（二）
　　外祖母家
　　外祖母家是彪冢村，在滹沱河北岸，离我们家有十四五里路。当我初上小学，夜晚温书时，母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母亲姐妹四人，还有两个弟弟，母亲是最大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只种着三亩当来的地，一家八口人，全仗着织卖土布生活。外祖母、母亲、二姨，能上机子的，轮流上机子织布。三姨、四姨，能帮着经、纺的，就帮着经、纺。人歇马不歇，那张停放在外屋的木机子，昼夜不闲着，这个人下来吃饭，那个人就上去织。外祖父除种地外，每个集日（郎仁镇）背上布去卖，然后换回线子或是棉花，赚的钱就买粮食。
　　母亲说，她是老大，她常在夜间织，机子上挂一盏小油灯，每每织到鸡叫。她家东邻有个念书的，准备考秀才，每天夜里，大声念书，声闻四邻。母亲说，也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书，只听着隔几句，就“也”一声，拉的尾巴很长，也是一念就念到鸡叫。可是这个人念了多少年，也没有考中。正像外祖父一家，织了多少年布，还是穷一样。
　　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当时我虽然不明白，其目的是为了什么，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生也没有忘记。是鼓励我用功吗？好像也没有再往下说；是回忆她出嫁前的艰难辛苦的生活经历吧。
　　这架老织布机，我幼年还见过，烟熏火燎，通身变成黑色的了。
　　外祖父的去世，我不记得。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记得大舅父已经下了关东。二舅父十几岁上就和我叔父赶车拉脚。
　　后来遇上一年水灾，叔父又对父亲说了一些闲话，我父亲把牲口卖了，二舅父回到家里，没法生活。他原在村里和一个妇女相好，女的见从他手里拿不到零用钱，就又和别人好去了。二舅父想不开，正当年轻，竟悬梁自尽。
　　大舅父在关东混了二十多年，快五十岁才回到家来。他还算是本分的，省吃俭用，带回一点钱，买了几亩地，娶了一个后婚，生了一个儿子。
　　大舅父在关外学会打猎，回到老家，他打了一条鸟枪，春冬两闲，好到野地里打兔子。他枪法很准，有时串游到我们村庄附近，常常从他那用破布口袋缝成的挂包里，掏出一只兔子，交给姐姐。母亲赶紧给地去做些吃食，他就又走了。
　　他后来得了抽风病。有一天出外打猎，病发了，倒在大道上，路过的人，偷走了他的枪枝。他醒过来，又急又气，从此竟一病不起。
　　我记得二姨母最会讲故事，有一年她住在我家，母亲去看外祖母，夜里我哭闹，她给我讲故事，一直讲到母亲回来。
　　她的丈夫，也下了关东，十几年后，才叫她带着表兄找上去。
　　后来一家人，在那里落了户。现在已经是人口繁衍了。
　　1982年5月30日
　　瞎周
　　我幼小的时候，我家住在这个村庄的北头。门前一条南北大车道，从我家北墙角转个弯，再往前去就是野外了。斜对门的一家，就是瞎周家。
　　那时，瞎周的父亲还活着，我们叫他和尚爷。虽叫和尚，他的头上却留着一个“毛刷”，这是表示，虽说剪去了发辫，但对前清，还是不能忘怀的。他每天拿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默默地抽着烟，显得很寂寞。
　　他家的房舍，还算整齐，有三间砖北房，两间砖东房，一间砖过道，黑漆大门。西边是用土墙围起来的一块菜园，地方很不小。园子旁边，树木很多。其中有一棵臭椿树，这种树木虽说并不名贵，但对孩子们吸引力很大。每年春天，它先挂牌子，摘下来像花朵一样，树身上还长一种黑白斑点的小甲虫，名叫“椿象”，捉到手里，很好玩。
　　听母亲讲，和尚爷，原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年去世了。次子就是瞎周。他原先并不瞎，娶了媳妇以后，因为婆媳不和，和他父亲分了家，一气之下，走了关东。临行之前，在庭院中，大喊声言：
　　“那里到处是金子，我去发财回来，天天吃一个肉丸的、顺嘴流油的饺子，叫你们看看。”
　　谁知出师不利，到关东不上半年，学打猎，叫火枪伤了右眼，结果两只眼睛都瞎了。同乡们凑了些路费，又找了一个人把他送回来。这样来回一折腾，不只没有发了财，还欠了不少债，把仅有的三亩地，卖出去二亩。村里人都当做笑话来说，并且添油加醋，说哪里是打猎，打猎还会伤了自己的眼？是当了红胡子，叫人家对面打瞎的。这是他在家不行孝的报应，是生分畜类孩子们的样子！
　　为了生活，他每天坐在只铺着一张席子的炕上，在裸露的大腿膝盖上，搓麻绳。这种麻绳很短很细，是穿铜钱用的，就叫钱串儿。每到集日，瞎周拄上一根棍子，拿了搓好的麻绳，到集市上去卖了，再买回原麻和粮食。
　　他不像原先那样活泼了。他的两条眉毛，紧紧锁在一起，脑门上有一条直直立起的粗筋暴露着。他的嘴唇，有时咧开，有时紧紧闭着。有时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笑，更多的时候像是要哭。
　　他很少和人谈话，别人遇到他，也很少和他打招呼。
　　他的老婆，每天守着他，在炕的另一头纺线。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岁数和我相仿。
　　我小时到他们屋里去过，那屋子里因为不常撩门帘，总有那么一种近于狐臭的难闻的味道。有个大些的孩子告诉我，说是如果在歇晌的时候，到他家窗前去偷听，可以听到他两口子“办事”。但谁也不敢去偷听，怕遇到和尚爷。
　　瞎周的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些像鲁迅小说里所写的豆腐西施。她在那里站着和人说话，总是不安定，前走两步，又后退两步。所说的话，就是小孩子也听得出来，没有丝毫的诚意。她对人没有同情，只会幸灾乐祸。
　　和尚爷去世以前，瞎周忽然紧张了起来，他为这一桩大事，心神不安。父亲的产业，由他继承，是没有异议或纷争的。只是有一个细节，议论不定。在我们那里，出殡之时，孝子从家里哭着出来，要一手打幡，一手提着一块瓦，这块瓦要在灵前摔碎，摔得越碎越好。不然就会有许多说讲。管事的人们，担心他眼瞎，怕瓦摔不到灵前放的那块石头上，那会大杀风景，不吉利，甚至会引起哄笑。有人建议，这打幡摔瓦的事，就叫他的儿子去做。
　　瞎周断然拒绝了，他说有他在，这不是孩子办的事。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孝心，一定会感动上天，他一定能把瓦摔得粉碎。至于孩子，等他死了，再摔瓦也不晚。
　　他大概默默地做了很多次练习和准备工作，到出殡那天，果然，他一摔中的，瓦片摔得粉碎。看热闹的人们，几乎忍不住要拍手叫好。瞎周心里的洋洋得意，也按捺不住，形之于外了。
　　他什么时候死去的，我因为离开家乡，就不记得了。他的女人现在也老了，也胡涂了。她好贪图小利，又常常利令智昏。有一次，她从地里拾庄稼回来，走到家门口，遇见一个人，抱着一只鸡，对她说：
　　“大娘，你买鸡吗？”
　　“俺不买。”
　　“便宜呀，随便你给点钱。”
　　她买了下来，把鸡抱到家，放到鸡群里面，又撒了一把米。
　　等到儿子回来，她高兴地说：
　　“你看，我买了一只便宜鸡。真不错，它和咱们的鸡，还这样合群儿。”
　　儿子过来一看说：
　　“为什么不合群？这原来就是咱家的鸡么！你遇见的是一个小偷。”
　　她的儿子，抗日刚开始，也干了几天游击队，后来一改编成八路军，就跑回来了。他在集市上偷了人家的钱，被送到外地去劳改了好几年。她的孙子，是个安分的青年农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1982年5月31日上午续写毕
　　楞起叔
　　楞起叔小时，因没人看管，从大车上头朝下栽下来，又不及时医治——那时乡下也没法医治，成了驼背。
　　他是我二爷的长子。听母亲说，二爷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好喝酒，喝醉了就搬个板凳，坐在院里拉板胡，自拉自唱。
　　他家的宅院，和我家只隔着一道墙。从我记事时，楞起叔就给我一个好印象——他的脾气好，从不训斥我们。不只不训斥，还想方设法哄着我们玩儿。他会捕鸟，会编鸟笼子，会编蝈蝈葫芦，会结网，会摸鱼。他包管割坟草的差事，每年秋末冬初，坟地里的草衰白了，田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割完了，蝈蝈都逃到那混杂着荆棘的坟草里，平常捉也没法捉，只有等到割草清坟之日，才能暴露出来。这时的蝈蝈很名贵，养好了，能养到明年正月间。
　　他还会弹三弦。我幼小的时候，好听大鼓书，有时也自编自唱，敲击着破升子底，当做鼓，两块破犁铧片当做板。楞起叔给我伴奏，就在他家院子里演唱起来。这是家庭娱乐，热心的听众只有三祖父一个人。
　　因为身体有缺陷，他从小就不能掏大力气，但田地里的锄耪收割，他还是做得很出色。他也好喝酒，二爷留下几亩地，慢慢他都卖了。春冬两闲，他就给赶庙会卖豆腐脑的人家，帮忙烙饼。
　　这种饭馆，多是联合营业。在庙会上搭一个长洞形的席棚。棚口，右边一辆肉车，左边一个烧饼炉。稍近就是豆腐脑大铜锅。棚子中间，并排放着一些方桌、板凳，这是客座。
　　楞起叔工作的地方，是在棚底。他在那里安排一个锅灶，烙大饼。因为身残，他在灶旁边挖好一个二尺多深的圆坑，像军事掩体，他站在里面工作，这样可以免得老是弯腰。
　　帮人家做饭，他并挣不了什么钱，除去吃喝，就是看戏方便。这也只是看夜戏，夜间就没人吃饭来了。他懂得各种戏文，也爱唱。
　　因为长年赶庙会，他交往了各式各样的人。后来，他又“在了理”，听说是一个会道门。有一年，这一带遭了大水，水撤了以后，地变碱了，道旁墙根，都泛起一层白霜。他联合几个外地人，在他家院子里安锅烧小盐。那时烧小盐是犯私的，他在村里人缘好，村里人又都朴实，没人给他报告。就在这年冬季，河北一个村庄的地主家，在儿子新婚之夜，叫人砸了明火。报到县里，盗贼竟是住在楞起叔家烧盐的人们。
　　他们逃走了，县里来人把楞起叔两口子捉进牢狱。
　　在牢狱一年，他受尽了苦刑，冬天，还差点没有把脚冻掉。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事前事后也不知情。县里把他放了出来，养了很久，才能劳动。他的妻子，不久就去世了。
　　他还是好喝酒，好赶集。一喝喝到日平西，人们才散场。
　　然后，他拿着他那条铁棍，踉踉跄跄地往家走。如果是热天，在路上遇到一棵树，或是大麻子棵，他就倒在下面睡到天黑。
　　逢年过节，要账的盈门，他只好躲出去。
　　他脾气好，又乐观，村里有人叫他老软儿，也有人叫他孙不愁。他有一个儿子，抗日时期参了军。全国解放以后，楞起叔的生活是很好的。他死在邢台地震那一年，也享了长寿。
　　1982年5月31日下午
　　根雨叔
　　根雨叔和我们，算是近枝。他家住在村西北角一条小胡同里，这条胡同的一头，可以通到村外。他的父亲弟兄两个，分别住在几间土甓北房里，院子用黄土墙围着，院里有几棵枣树，几棵榆树。根雨叔的伯父，秋麦常给人家帮工，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好像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他浑身黝黑，又干瘦，好像古庙里的木雕神像，被烟火熏透了似的。根雨叔的父亲，村里人都说他脾气不好，我们也很少和他接近。听说他的心狠，因为穷，在根雨还很小的时候，就把他的妻子，弄到河北边，卖掉了。
　　民国六年，我们那一带，遭了大水灾，附近的天主教堂，开办了粥厂，还想出一种以工代赈的家庭副业，叫人们维持生活。清朝灭亡以后，男人们都把辫子剪掉了，把这种头发接结起来，织成网子，卖给外国妇女作发罩，很能赚钱。教会把持了这个买卖，一时附近的农村，几乎家家都织起网罩来。所用工具很简单，操作也很方便，用一块小竹片作“制板”，再削一枝竹梭，上好头发，街头巷尾，年青妇女们，都在从事这一特殊的生产。
　　男人们管头发和交货。根雨叔有十几岁了，却和姑娘们坐在一起织网罩，给人一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感觉。
　　人家都把辫子剪下来卖钱了，他却逆潮流而动，留起辫子来。他的头发又黑又密，很快就长长了。他每天精心梳理，顾影自怜，真的可以和那些大辫子姑娘们媲美了。
　　每天清早，他担着两只水筲，到村北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一路上，他“咦——咦”地唱着，那是昆曲《藏舟》里的女角唱段。
　　不知为什么，织网罩很快又不时兴了。热热闹闹的场面，忽然收了场，人们又得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了。
　　村里开了一家面坊，根雨叔就又去给人家磨面了。磨坊里安着一座脚打罗，在那时，比起手打罗，这算是先进的工具。根雨叔从早到晚在磨坊里工作，非常勤奋和欢快。他是对劳动充满热情的人，他在这充满秽气，挂满蛛网，几乎经不起风吹雨打，摇摇欲坠的破棚子里，一会儿给拉磨的小毛驴扫屎填尿，一会儿拨磨扫磨，然后身靠南墙，站在罗床踏板上：
　　踢踢跶，踢踢跶，踢跶踢跶踢踢跶……筛起面来。
　　他的大辫子摇动着，他的整个身子摇动着，他的浑身上下都落满了面粉。他踏出的这种节奏，有时变化着，有时重复着，伴着飞扬洒落的面粉，伴着拉磨小毛驴的打嚏喷、撒尿声，伴着根雨叔自得其乐的歌唱，飘到街上来，飘到野外去。
　　面坊不久又停业了，他又给本村人家去打短工，当长工。
　　三十岁的时候，他娶了一房媳妇，接连生了两个儿子。他的父亲嫌儿子不孝顺，忽然上吊死了。媳妇不久也因为吃不饱，得了疯病，整天蜷缩在炕角落里。根雨叔把大孩子送给了亲戚，媳妇也忽然不见了。人们传说，根雨叔把她领到远地方扔掉了。
　　从此，就再也看不见他笑，更听不到他唱了。土地改革时，他得到五亩田地，精神好了一阵子，二儿子也长大成人，娶了媳妇。但他不久就又沉默了。常和儿子吵架。冬天下雪的早晨，他也会和衣睡倒在村北禾场里。终于有一天夜里，也学了他父亲的样子，死去了，薄棺浅葬。一年发大水，他的棺木冲到下水八里外一个村庄，有人来报信，他的儿子好像也没有去收拾。
　　村民们说：一辈跟一辈，辈辈不错制儿。延续了两代人的悲剧，现在可以结束了吧？
　　1982年6月2日
　　吊挂及其它
　　吊挂
　　每逢新年，从初一到十五，大街之上，悬吊挂。
　　吊挂是一种连环画。每幅一尺多宽，二尺多长，下面作牙旗状。每四幅一组，串以长绳，横挂于街。每隔十几步，再挂一组。一条街上，共有十几组。
　　吊挂的画法，是用白布涂一层粉，再用色彩绘制人物山水车马等等。故事多取材于封神演义，三国演义，五代残唐或杨家将。其画法与庙宇中的壁画相似，形式与年画中的连环画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新年时，吊挂只是一种装饰，站立在下面的观赏者不多。因为妇女儿童，看不懂这些故事，而大人长者，已经看了很多年，都已经看厌了。吊挂经过多年风雪吹打，颜色已经剥蚀，过了春节，就又由管事人收起来，放到家庙里去了。吊挂与灯笼并称。年节时街上也挂出不少有绘画的纸灯笼，供人欣赏。杂货铺掌柜叫变吉的，每年在门前挂一个走马灯，小孩们聚下围观。
　　锣鼓
　　村里人，从地亩摊派，置买了一套锣鼓铙钹，平日也放在家庙里，春节才取出来，放在十字大街动用。每天晚上吃过饭，乡亲们集在街头，各执一器，敲打一通，说是娱乐，也是联络感情。
　　其鼓甚大，有架。鼓手执大棒二，或击其中心，或敲其边缘，缓急轻重，以成节奏。每村总有几个出名的鼓手。遇有求雨或出村赛会，鼓载于车，鼓手立于旁，鼓棒飞舞，有各种花点，是最动人的。
　　小戏
　　小康之家，遇有丧事，则请小戏一台，也有亲友送的。所谓小戏，就是街上摆一张方桌，四条板凳，有八个吹鼓手，坐在那里吹唱。并不化装，一人可演几个脚色，并且手中不离乐器。桌上放着酒菜，边演边吃喝。有人来吊孝，则停戏奏哀乐。男女围观，灵前有戚戚之容，戏前有欢乐之意。中国的风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
　　富人家办丧事，则有老道念经。念经是其次，主要是吹奏音乐。这些道士，并不都是职业性质，很多是临时装扮成的，是农民中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所奏为细乐，笙管云锣，笛子唢呐都有。
　　最热闹的场面，是跑五方。道士们排成长队，吹奏乐器，绕过或跳过很多板凳，成为一种集体舞蹈。出殡时，他们在灵前吹奏着，走不远农民们就放一条板凳，并设茶水，拦路请他们演奏一番，以致灵车不能前进，延误埋葬。经管事人多方劝说，才得作罢。在农村，一家遇丧事，众人得欢心，总是因为平日文化娱乐太贫乏的缘故。
　　大戏
　　农村唱大戏，多为谢雨。农民务实，连得几场透雨，丰收有望，才定期演戏，时间多在秋前秋后。
　　我的村庄小，记忆中，只唱过一次大戏。虽然只唱了一次，却是高价请来的有名的戏班，得到远近称赞。并一直传说：我们村不唱是不唱，一唱就惊人。事前，先由头面人物去“写戏”，就是订合同。到时搭好照棚戏台，连夜派车去“接戏”。我们村庄小，没有大牲口（骡马），去的都是牛车，使演员们大为惊异，说这种车坐着稳当，好睡觉。
　　唱戏一般是三天三夜。天气正在炎热，戏台下万头攒动，尘土飞扬，挤进去就是一身透汗。而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此时刻，好表现一下力气，去“扒台板”看戏。所谓扒台板，就是把小褂一脱，缠在腰里，从台下侧身而入，硬拱进去。然后扒住台板，用背往后一靠。身后万人，为之披靡，一片人浪，向后拥去。戏台照棚，为之动摇。管台人员只好大声喊叫，要求他稳定下来。他却得意洋洋，旁若无人地看起戏来。出来时，还是从台下钻出，并夸口说，他看见坤角的小脚了。在农村，看戏扒台板，出殡扛棺材头，都是小伙子们表现力气的好机会。
　　唱大戏是村中的大典，家家要招待亲朋；也是孩子们最欢乐的节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歌谣，名叫“四大高兴”。其词曰：
　　新年到，搭戏台，先生（学校老师）走，媳妇来。
　　反之，为“四大不高兴”。其词为：
　　新年过，戏台拆，媳妇走，先生来。
　　可见，在农村，唱大戏和过新年，是同样受到重视的。
　　1982年7月
　　疤增叔
　　因为他生过天花，我们叫他疤增叔。堂叔一辈，还有一个名叫增的，这样也好区别。
　　过去，我们村的贫苦农民，青年时，心气很高，不甘于穷乡僻壤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想远走高飞。老一辈的是下关东，去上半辈子回来，还是受苦，壮心也没有了。后来，是跑上海，学织布。学徒三年，回来时，总是穿一件花丝格棉袍，村里人称他们为上海老客。
　　疤增叔是我们村去上海的第一个人。最初，他也真的挣了一点钱，汇到家里，盖了三间新北屋，娶了一房很标致的媳妇。人人羡慕，后来经他引进，去上海的人，就有好几个。
　　疤增叔其貌不扬，幼小时又非常淘气，据老一辈说，他每天拉屎，都要到树杈上去。为人甚为精明，口才也好，见识又广。有一年寒假完了，我要回保定上学，他和我结伴，先到保定，再到天津，然后坐船到上海，这样花路费少一些。第一天，我们宿在安国县我父亲的店铺里。商店习惯，来了客人，总有一个二掌柜陪着说话。我在地下听着，疤增叔谈上海商业行情，头头是道，真像一个买卖人，不禁为之吃惊。
　　到了保定，我陪他去买到天津的汽车票，不坐火车坐汽车，也是为的省钱。买了明天的汽车票，疤增叔一定叫汽车行给写个字据：如果不按时间开车，要加倍赔偿损失。那时的汽车行，最好坑人骗钱，这又是他出门多的经验，使我非常佩服。
　　究竟他在上海干什么，村里也传说不一。有的说他给一家纺织厂当跑外，有的说他自己有几张机子，是个小老板。后来，经他引进到上海去的一个本家侄子回来，才透露了一点实情，说他有时贩卖白面（毒品），装在牙粉袋里，过关口时，就叫这个侄子带上。
　　不久，他从上海带回一个小老婆，河南人，大概是跑到上海去觅生活的，没有办法跟了他。也有人说，疤增叔的二哥，还在打光棍，托他给找个人，他给找了，又自己霸占了，二哥并因此生闷气而死亡。
　　又有一年，他从河南赶回几头瘦牛来，有人说他把白面藏在牛的身上，牛是白搭。究竟怎样藏法，谁也不知道。
　　后来，他就没挣回过什么，一年比一年潦倒，就不常出门，在家里做些小买卖。有时还卖虾酱，掺上很多高粱糁子。
　　家里娶的老伴，已经亡故。在上海弄回的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中间一度离异，母子回了河南，后来又找回来，现在已长大成人，出去工作了。
　　原来的房子，被大水冲塌，用旧砖垒了一间屋子，老两口就住在里面，谁也不收拾，又脏又乱。
　　一年春节，人们夜里在他家赌钱。局散了以后，老两口吵了起来，老伴把他往门外一推，他倒在地下就死了。
　　1983年9月3日
　　秋喜叔
　　秋喜叔的父亲，是个棚匠。家里有一捆一捆的苇席，一团一团的麻绳，一根大弯针，每逢庙会唱戏，他就被约去搭棚。
　　这老人好喝酒，有了生意，他就大喝。而每喝必醉，醉了以后，他从工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走回来，进村就大骂，一直骂进家里。有时不进家，就倒在街上骂，等到老伴把他扶到家里，躺在炕上，才算完事。人们说，他是装的，借酒骂人，但从来没有人去拾这个碴儿，和他打架。
　　他很晚的时候，才生下秋喜叔。秋喜叔并无兄弟姐妹，从小还算是娇生惯养的，也上了几年小学。
　　十几岁的时候，秋喜叔跟着一个本家哥哥去了上海，学织布。不愿意干了，又没钱回不了家，就当了兵，从南方转到北方。那时我在保定上中学，有一天，他送来一条棉被，叫我放假时给他带回家里。棉被里里外外都是虱子，这可能是他在上海学徒三年的唯一剩项。第二天，又来了两个军人找我，手里拿着皮带，气势汹汹，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是秋喜叔要逃跑，所以先把被子拿出来。他们要我到火车站他们的连部去对证。那时这种穿二尺半的丘八大爷们，是不好对付的，我没有跟他们走。好在这是学校，他们也无奈我何。
　　后来，秋喜叔终于跑回家去，结了婚，生了儿子。抗日战争时，家里困难，他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又跑回来。
　　秋喜叔的个性很强，在农村，他并不愿意一锄一镰去种地，也不愿推车担担去做小买卖。但他也不赌博，也不偷盗。
　　在村里，他年纪不大，辈份很高，整天道貌岸然，和谁也说不来，对什么事也看不惯。躲在家里，练习国画。土改时，他从我家拿去一个大砚台，我回家时，他送了一幅他画的“四破”，叫我赏鉴。
　　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他这样坐吃山空，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家里地里的活儿，全靠他的老伴。那是一位任劳任怨，讲究三从四德的农村劳动妇女，整天蓬头垢面，钻在地里砍草拾庄稼。
　　秋喜叔也好喝酒，但是从来不醉。也好骂街，但比起他的父亲来，就有节制多了。
　　秋天，村北有些积水，他自制一根钓竿，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垂钓。其实谁也知道，那里面并没有鱼。
　　他的儿子长大了，地里的活也干得不错，娶了个媳妇，也很能劳动，眼看日子会慢慢好起来。谁知这儿子也好喝酒，脾气很劣，为了一点小事，砍了媳妇一刀，被法院判了十五年徒刑，押到外地去了。
　　从此，秋喜叔就一病不起，整天躺在炕上，望着挂满蛛网的屋顶，一句话也不说。谁也说不上他得的是什么病，三年以后才死去了。
　　1983年9月2日下午
　　大嘴哥
　　幼小时，听母亲说，“过去，人们都愿意去店子头你老姑家拜年，那里吃得好。平常日子都不做饭，一家人买烧鸡吃。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谁也不去店子头拜年了，那里已经吃不上饭，就不用说招待亲戚了。”
　　我没有赶上老姑家的繁盛时期，也没有去拜过年。但因为店子头离我们村只有三里地，我有一个表姐，又嫁到那里，我还是去玩过几次的。印象中，老姑家还有几间高大旧砖房，人口却很少，只记得一个疤眼的表哥，在上海织了几年布，也没有挣下多少钱，结不了婚。其次就是大嘴哥。
　　大嘴哥比我大不了多少，也没有赶上他家的鼎盛时期。他发育不良，还有些喘病，因此农活上也不大行，只能干一些零碎活。
　　在我外出读书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渐渐上升为富农。自己没有主要劳力，除去雇一名长工外，还请一两个亲戚帮忙，大嘴哥就是这样来我们家的。
　　他为人老实厚道，干活尽心尽力，从不和人争争吵吵。平日也没有花言巧语，问他一句，他才说一句。所以，我们虽然年岁相当，却很少在一块玩玩谈谈。我年轻时，也是世俗观念，认为能说会道，才是有本事的人；老实人就是窝囊人。
　　在大嘴哥那一面，他或者想，自己的家道中衰，寄人篱下，和我之间，也有些隔阂。
　　他在我们家，呆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土改，我家的田地分了出去，他才回到店子头去了。按当时的情况，他是一个贫农，可以分到一些田地。不过他为人孱弱，斗争也不会积极，上辈的成份又不太好，我估计他也得不到多少实惠。
　　这以后，我携家外出，忙于衣食。父亲、母亲和我的老伴，又相继去世，没有人再和我念道过去的老事。十年动乱，身心交瘁，自顾不暇，老家亲戚，不通音问，说实在的，我把大嘴哥差不多忘记了。
　　去年秋天，一个叔伯侄子从老家来，临走时，忽然谈到了大嘴哥。他现在是个孤老户。村里把我表姐的两个孩子找去，说：“如果你们照顾他的晚年，他死了以后，他那间屋子，就归你们。”两个外甥答应了。
　　我听了，托侄子带了十元钱，作为对他的问候。那天，我手下就只有这十元钱。
　　今年春天，在石家庄工作的大女儿退休了，想写点她幼年时的回忆，在她寄来的材料中，有这样一段：
　　在抗战期间，我们村南有一座敌人的炮楼。日本鬼子经常来我们村扫荡，找事，查户口，每家门上都有户口册。有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到我们家查问父亲的情况。当时我和母亲，还有给我家帮忙的大嘴大伯在家。
　　母亲正给弟弟喂奶，忽听大门给踢开了，把我和弟弟抱在怀里，吓得浑身哆嗦。一个很凶的伪军问母亲，孙振海（我的小名——犁注。）到哪里去了？随手就把弟弟的被褥，用刺刀挑了一地。母亲壮了壮胆说，到祁州做买卖去了。日本鬼子又到西屋搜查。当时大嘴大伯正在西屋给牲口喂草，他们以为是我家的人。伪军问：孙振海到哪里去了？大伯说不知道。他们把大伯吊在房梁上，用棍子打，打得昏过去了，又用水泼，大伯什么也没有说，日本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全家人把大伯解下来，母亲难过地说：叫你跟着受苦了。
　　大女儿幼年失学，稍大进厂做工，写封信都费劲。她写的回忆，我想是没有虚假的。那么，大嘴哥还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抗战胜利，我回到家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初进城那几年，我的生活还算不错，他从来没有找过我，也没有来过一次信。他见到和听到了，我和我的家庭，经过的急剧变化。他可能对自幼娇生惯养，不能从事生产的我，抱有同情和谅解之心。我自己是惭愧的。这些年，我的心，我的感情，变得麻痹，也有些冷漠了。
　　1985年6月27日下午
　　大根
　　岳父只有两个女儿，和我结婚的，是他的次女。到了五十岁，他与妻子商议，从本县河北一贫家，购置一妾，用洋三百元。当领取时，由长工用粪筐背着银元，上覆柴草，岳父在后面跟着。到了女家，其父当场点数银元，并一一当当敲击，以视有无假洋。数毕，将女儿领出，毫无悲痛之意。岳父恨其无情，从此不许此妾归省。有人传言，当初相看时，所见者为其姐，身高漂亮，此女则瘦小干枯，貌亦不扬。村人都说：岳父失去眼窝，上了媒人的当。
　　婚后，人很能干，不久即得一子，取名大根，大做满月，全家欢庆。第二胎，为一女孩，产时值夜晚，仓促间，岳父被墙角一斧伤了手掌，染破伤风，遂致不起。不久妾亦猝死，祸起突然，家亦中落。只留岳母带领两个孩子，我妻回忆：每当寒冬夜晚，岳母一手持灯，两个小孩拉着她的衣襟，像扑灯蛾似的，在那空荡荡的大屋子出出进进，实在悲惨。
　　大根稍大以后，就常在我家。那时，正是抗日时期，他们家离据点近，每天黎明，这个七、八岁的孩子，牵着他喂养的一只山羊，就从他们村里出来到我们村，黄昏时再回去。
　　那时我在外面抗日。每逢逃难，我的老父带着一家老小，再加上大根和他那只山羊，慌慌张张，往河北一带逃去。在路上遇到本村一个卖烧饼果子的，父亲总是说：“把你那柜子给我，我都要了！”这样既可保证一家人不致挨饿，又可以作为掩护。
　　平时，大根跟着我家长工，学些农活。十几岁上，他就努筋拔力，耕种他家剩下的那几亩土地了。岳母早早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几岁，很漂亮又很能干的媳妇，来帮他过日子。
　　不久，岳母也就去世了。小小年纪，十几年间，经历了三次大丧事。
　　大根很像他父亲，虽然没念什么书，却聪明有计算，能说，乐于给人帮忙和排解纠纷，在村里人缘很好。土改时，有人想算他家的旧账，但事实上已经很穷，也就过去了。
　　他在村里，先参加了村剧团，演《小女婿》中的田喜，他本人倒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女婿。
　　二十岁时，他已经有两个儿子，加上他妹妹，五口之家，实在够他巴结的。他先和人家合伙，在集市上卖饺子，得利有限。那些年，赌风很盛，他自己倒不赌，因为他精明，手头利索，有人请他代替推牌九，叫做枪手。有一次在我们村里推，他弄鬼，被人家看出来，几乎下不来台，念他是这村的亲戚，放他走了。随之，在这一行，他也就吃不开了。
　　他好像还贩卖过私货，因为有一年，他到我家，问他二姐有没有过去留下的珍珠，他二姐说没有。
　　后来又当了牲口经纪。他自己也养骡驹子，他说从小就喜欢这玩意儿。
　　“文革”前，他二姐有病，他常到我家帮忙照顾，他二姐去世，这些年就很少来了。
　　去年秋后，他来了一趟，也是六十来岁的人了，精神不减当年，相见之下，感慨万端。
　　他有四个儿子，都已成家，每家五间新砖房，他和老伴，也是五间。有八个孙子孙女，都已经上学。大儿子是大乡的书记，其余三个，也都在乡里参加了工作。家里除养一头大骡子，还有一台拖拉机。责任田，是他带着儿媳孙子们去种，经他传艺，地比谁家种得都好。一出动就是一大帮，过往行人，还以为是个没有解散的生产队。
　　多年不来，我请他吃饭。
　　“你还赶集吗？还给人家说合牲口吗？”席间，我这样问。
　　“还去。”他说，“现在这一行要考试登记，我都合格。”
　　“说好一头牲口，能有多大好处？”
　　“有规定。”他笑了笑，终于语焉不详。
　　“你还赌钱吗？”
　　“早就不干了。”他严肃地说，“人老了，得给孩子们留个名誉，儿子当书记，万一出了事，不好看。”
　　我说：“好好干吧！现在提倡发家致富，你是有本事的人，遇到这样的社会，可以大展宏图。”
　　他叫我给他写一幅字，裱好了给他捎去。他说：“我也不贴灶王爷了，屋里挂一张字画吧。”
　　过去，他来我家，走时我没有送过他。这次，我把他送到大门外，郑重告别。因为我老了，以后见面的机会，不会再多了。
　　1986年8月14日
　　刁叔
　　刁叔，是写过的疤增叔的二哥。大哥叫瑞，多年跑山西，做小买卖，为人有些流氓气，也没有挣下什么，还把梅毒传染给妻子，妻女失明，儿子塌鼻破嗓，他自己不久也死了。
　　和我交往最多的，是刁叔。他比我大二十岁，但不把我当做孩子，好像我是他的一个知己朋友。其实，我那时对他，什么也不了解。
　　他家离我家很近，住在南北街路西。砖门洞里，挂着两块贞节匾，大概是他祖母的事迹吧。那时他家里，只有他和疤增婶子，他一个人住在西屋。
　　他没有正式上过学，但“习”过字。过去，村中无力上学，又有志读书的农民，冬闲时凑在一起，请一位能写会算的人，来教他们，就叫习字。
　　他为人沉静刚毅，身材高大强健。家里土地很少，没有多少活儿，闲着的时候多。但很少见到他，像别的贫苦农民一样，背着柴筐粪筐下地，也没有见过他，给别人家打短工。
　　他也很少和别人闲坐说笑，就喜欢看一些书报。
　　那时乡下，没有多少书，只有我是个书呆子。他就和我交上了朋友。他向我借书，总是亲自登门，讷讷启口，好像是向我借取金钱。
　　我并不知道他喜欢看什么书，我正看什么，就常常借给他什么。有一次，我记得借给他的是《浮生六记》。他很快就看完了，送回时，还是亲自登门，双手捧着交给我。书，完好无损。把书借给这种人，比现在借书出去，放心多了。
　　我不知道他能看懂这种书不能，也没问过他读后有什么感想。我只是尽乡亲之谊，邻里之间，互通有无。
　　他是一个光棍。旧日农村，如果家境不太好，老大结婚还有可能，老二就很难了。他家老三，所以能娶上媳妇，是因为跑了上海，发了点小财。这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提过了。
　　我现在想：他看书，恐怕是为了解闷，也就是消遣吧。目前有人主张，文学的最大功能，最高价值，就是供人消遣。这种主张，很是时髦。其实，在几十年前，刁叔的读书，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也很早就明白这层道理了。看来并算不得什么新理论，新学说。
　　刁叔家的对门，是秃小叔。秃小叔一只眼，是个富农，又是一家之主，好赌。他的赌，不是逢年过节，农村里那种小赌。是到设在戏台下面，或是外村的大宝局去赌。他为人，有些胆小，那时地面也确实不大太平，路劫、绑票的很多。每当他去赴宝局之时，他总是约上刁叔，给他助威仗胆。
　　那种大宝局的场合、气氛，如果没有亲临过，是难以想象的。开局总是在夜间，做宝的人，隐居帐后；看宝的人，端坐帐前。一片白布，作为宝案，设于破炕席之上，幺、二、三、四四个方位，都压满了银元。赌徒们炕上炕下，或站或立，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面红耳赤，心惊肉跳；烟雾迷蒙，汗臭难闻。胜败既分，有的甚至屁滚尿流，捶胸顿足。
　　“免三！”一局出来了，看宝的人把宝案放在白布上，大声喊叫。免三，就是看到人们压三的最多，宝盒里不要出三。
　　一个赌徒，抓过宝盒，屏气定心，慢慢开动着。当看准那个刻有红月牙的宝心指向何方时，把宝盒一亮，此局已定，场上有哭有笑。
　　秃小叔虽然一只眼，但正好用来看宝盒，看宝盒，好人有时也要眯起一只眼。他身后，站着刁叔。刁叔是他的赌场参谋，常常因他的运筹得当，而得到胜利。天明了，两个人才懒洋洋地走回村来。
　　这对刁叔来说，也是一种消遣。他有一个“木猫”，冬天放在院子里，有时会逮住一只黄鼬。有一回，有一只猫钻进去了，他也没有放过。一天下午，他在街上看见我，低声说：
　　“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吃猫肉。”
　　晚上，我真的去了，共尝了猫肉。我一生只吃过这一次猫肉。也不知道是家猫，还是野猫。那天晚上，他和我谈了些什么，完全忘记了。
　　听叔辈们说，他的水式还很好，会摸鱼，可惜我都没有亲眼见过。
　　刁叔年纪不大，就逝世了。那时我不在家，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在前一篇文章里，谈到他的死因，也不过是传言，不一定可信。我现在推测，他一定死于感情郁结。他好胜心强，长期打光棍，又不甘于偷鸡摸狗，钻洞跳墙。性格孤独，从不向人诉说苦闷。当时的农民，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也实在没有出路。这样就积成不治之症。
　　1986年8月15日
　　老焕叔
　　前几年，细读了沙汀同志所写，一九三八年秋季随一二○师到冀中的回忆录。内记：一天夜晚，师部住进一个名叫辽城的小村庄（我的故乡）。何其芳同志去参加了和村干部的会见，回来告诉他，村里出面讲话的，是一个迷迷怔怔的人。
　　我立刻想到，这个人一定是老焕叔。
　　但老焕叔并不是村干部。当时的支部书记、农会主任、村长，都是年轻农民，也没有一个人迷迷怔怔。我想是因为，当时敌人已经占据安平县城，国民党的部队，也在冀南一带活动，冀中局面复杂。当一二○师以正规部队的军容，进入村庄，服装、口音，和村民们日常见惯的土八路，又不一样。仓皇间，村干部不愿露面，又把老焕叔请了出来，支应一番。
　　老焕叔小名旦子，幼年随父亲（我们叫他胖胖爷），到山西做小买卖。后来在太原当了几年巡警和衙役。回到村里，游手好闲，和一个卖豆腐人家的女儿靠着，整天和村里的一些地主子弟浪当人喝酒赌博。他是第一个把麻将牌带进这个小村庄，并传播这种技艺的人。
　　读过了沙汀的回忆文章，我本来就想写写他，但总是想不起那个卖豆腐的人的名字。老家的年轻人来了，问他们，都说不知道。直到日前来了两位老年人，才弄清楚。
　　这个人叫新珠，号老体，是个邋邋遢遢的庄稼人。他的老婆，因为服装不整，人称“大裤腰”，说话很和气。他们只生一个女孩，名叫俊女儿。其实长得并不俊，很黑，身体很健壮。不知怎样，很早就和老焕叔靠上了，结婚以后，也不到婆家去，好像还生了一个男孩。老焕叔就长年住在她家，白天聚赌，抽些油头，补助她的家用。这种事，村民不以为怪，老焕婶是个顺从妇女，也不管他，靠着在上海学织布的孩子生活。
　　老焕叔的罗曼史，也就是这一些。
　　近读求恕斋丛书，唐晏所作庚子西行记事：乡野之民，不只怕贼，也怕官。听说官要来了，也会逃跑。我的村庄，地处偏僻，每逢兵荒马乱之时，总需要一个见过世面，能说会道的人，出来应付，老焕叔就是这种人选。
　　他长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也并非真的迷迷怔怔，只是说话时，常常眯缝着眼睛，或是看着地下，有点大智若愚的样儿。
　　我长期在外，童年过后，就很少见到他了。进城以后，我回过一次老家，是在大病初愈之后，想去舒散一下身心。我坐在一辆旧吉普车上，途经保定，这是我上中学的地方；安国，是父亲经商，我上高级小学的地方。都算是旧地重游，但没有多走多看，也就没有引起什么感想。
　　下午到家。按照乡下规矩，我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回叔父家去。吉普车从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在打场，我和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位年长的，问一同干活的年轻人：
　　“你们认识他吗？”
　　年轻人不答话。他就说：
　　“我认识他。”
　　当我走进村里，街上已经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
　　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老焕叔在叔父的陪同下，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拄着一根棍子，满脸病容，大声喊叫我的小名，紧紧攥着我的手。人们都仰望着他，听他和我说话。
　　然后，我又把他扶进屋里，坐在那把唯一的木椅上。
　　我因为想到，自身有病，亲人亡逝，故园荒凉，心情并不好。他见我说话不多，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他扶病来看我，一是长辈对幼辈的亲情，二是又遇到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不久，他就故去了。他的一生，虽说有些不务正业，却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坏事。所以还是受到人们的尊重，是村里的一个人物。
　　1987年10月5日
　　附记：如写村史，老焕叔自当有传。其主要事迹，为从城市引进麻将牌一事。然此不足构成大过失，即使农村无麻将，仍有宝盒及骨牌、纸牌也。本村南头，有名曹老万者，幼年不耐农村贫苦，去安国药店学徒。学徒不成，乃流为当地混混儿。安国每年春冬，有药市庙会，商贾云集。老万初在南关后街聚赌，以其悍鸷，被无赖辈奉为头目。后又窝娼，并霸一河南女子回家，得一子。相传妓女不孕，此女盖新从农村，被拐骗出来者。为人勤劳敞快，颇安于室。附近有钱人家，生子恐不育者，争相认为干娘。
　　传说，小儿如认在此等人名下，神鬼即不来追索。此女亦有求必应，不以为迕。然老万中年以后，精神失常，四处狂走，不能言语，只呵呵作声，向人乞讨。余读医书，得知此病，乃因梅毒菌进入人脑所致。则曹氏从城市引进梅毒，其于农村之污染，后果更不堪言矣。
　　古人云：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这句话，还是可以思考的。
　　次日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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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漫忆
　　听说书
　　我的故乡的原始住户，据说是山西的移良，我幼小的时候，曾在去过山西的人家，见过那个移民旧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树，这就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处。
　　我的家乡离山西省是很远的，但在我们那一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艺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个人，我叫他德胜大伯，那时他有四十岁上下。
　　每年回来，如果是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我们一条街上的人，吃过晚饭，坐在碾盘旁边去乘凉。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人们推请坐在一个门墩上面，给人们讲说评书，另一个门墩上，照例是坐一位年纪大辈数高的人，和他对称。我记得他在这里讲过《七侠五义》等故事，他讲得真好，就像一个专业艺人一样。
　　他并不识字，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为身材高，我们都叫她“大个儿大妈”。她每天挎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敲着小铜锣卖烧饼馃子。德胜大伯回来，有时帮她记记账，他把高粱的茎秆，截成笔帽那么长，用绳穿结起来，横挂在炕头的墙壁上，这就叫“账码”，谁赊多少谁还多少，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拨那些茎秆儿，很有些结绳而治的味道。
　　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
　　德胜大伯在做小买卖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里。他留下一个独生子叫铁锤。前几年，我回家乡，见到铁锤，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里，屋里陈设，在全村也是最讲究的。他心灵手巧，能做木工，并且能在玻璃片上画花鸟和山水，大受远近要结婚的青年农民的欢迎。他在公社担任会计，算法精通。
　　德胜大伯说的是评书，也叫平话，就是只凭演说，不加伴奏。在乡村，麦秋过后，还常有职业性的说书人，来到街头。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业余的，或是半职业性的。他们说唱完了以后，有的由经管人给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买卖，比如卖针，在他说唱中间，由一个管事人，在妇女群中，给他卖完那一部分针就是了。这一种人，多是说快书，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做鼓架。他们不说整本，只说小段。卖完针，就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一年秋后，村里来了弟兄三个人，推着一车羊毛，说是会说书，兼有擀毡条的手艺。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真正的西河大鼓，韵调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书迷，大为赞赏。第二天就去给他们张罗生意，挨家挨户去动员：擀毡条。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每天夜晚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就把书场移到一家茶馆的大房子里。有时老二回老家运羊毛，就由老三代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另外，他也不会说《呼家将》。
　　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
　　“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
　　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十岁左右还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我先在西头刘家，借到一部《封神演义》，读完了，又到东头刘家借了这部书。东西头刘家都是以屠宰为业，是一姓一家。刘姓在我们村里是仅次于我们姓的大户，其实也不过七、八家，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
　　从我能记忆起，我们村里有书的人家，几乎没有。刘家能有一些书，是因为他们所经营的近似一种商业。农民读书的很少，更不愿花钱去买这些“闲书”。那时，我只能在庙会上看到书，书摊小贩支架上几块木板，摆上一些石印的，花纸或花布套的，字体非常细小，纸张非常粗黑的《三字经》、《玉匣记》，唱本、小说。这些书可以说是最普及的廉价本子，但要买一部小说，恐怕也要花费一、两天的食用之需。因此，我的家境虽然富裕一些，也不能随便购买。我那时上学念的课本，有的还是母亲求人抄写的。
　　东头刘家有兄弟四人，三个在少年时期就被生活所迫，下了关东。其中老二一直没有回过家，生死存亡不知。老三回过一次家，还是不能生活，只在家过了一个年，就又走了，听说他在关东，从事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勾当。
　　家里只留下老大，他娶了一房童养媳妇，算是成了家。他的女人，个儿不高，但长得颇为端正俊俏，又喜欢说笑，人缘很好，家里长年设着一个小牌局，抽些油头，补助家用。男的还是从事屠宰，但已经买不起大牲口，只能剥个山羊什么的。
　　老四在将近中年时，从关东回来了，但什么也没有带回来。这人长得高高的个子，穿着黑布长衫，走起路来，“蛇摇担晃”。他这种走路的姿势，常常引起家长们对孩子的告诫，说这种走法没有根柢，所以他会吃不上饭。
　　他叫四喜，论乡亲辈，我叫他四喜叔。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从东头到西头，扬长地走在大街上，说句笑话儿，惹得他那些嫂子辈的人，骂他“贼兔子”，他就越发高兴起来。
　　他对孩子们尤其和气。有时，坐在他家那旷荡的院子里，拉着板胡，唱一段清扬悦耳的梆子，我们听起来很是入迷。他知道我好看书，就把他的一部《金玉缘》借给了我。
　　哥哥嫂子，当然对他并不欢迎，在家里，他已经无事可为，每逢集市，他就挟上他那把锋利明亮的切肉刀，去帮人家卖肉。他站在肉车子旁边，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练而敏捷地摇动着，那煮熟的牛肉、马肉或是驴肉，切出来是那样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样，飞起来并且有规律地落在那圆形的厚而又大的肉案边缘，这样，他在给顾客装进烧饼的时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远近知名的“飞刀刘四”。现在是英雄落魄，暂时又有用武之地。在他从事这种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高大的身材，在一层层顾客的包围下，顾盼神飞，谈笑自若。可以想到，如果一个人，能永远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存在，岂不是很有意义，也很光荣？
　　等到集市散了，天也渐渐晚了，主人请他到饭铺吃一顿饱饭，还喝了一些酒。他就又挟着他那把刀回家去。集市离我们村只有三里路。在路上，他有些醉了，走起来，摇晃得更厉害了。
　　对面来了一辆自行车。他忽然对着人家喊：
　　“下来！”
　　“下来干什么？”骑自行车的人，认得他。
　　“把车子给我！”
　　“给你干什么？”
　　“不给，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扬。
　　骑车子的人回头就走，绕了一个圈子，到集市上的派出所报了案。
　　他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也许把路上的事忘记了。当晚睡得很香甜。第二天早晨，就被捉到县城里去。
　　那时正是冬季，农村很动乱，每天夜里，绑票的枪声，就像大年五更的鞭炮。专员正责成县长加强治安，县长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枪毙，作为成绩向上级报告了。他家里的人没有去营救，也不去收尸。一个人就这样完结了。
　　他那部《金玉缘》，当然也就没有了下落。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
　　1978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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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记忆
　　父亲十六岁到安国县（原先叫祁州）学徒，是招赘在本村的一位姓吴的山西人介绍去的。这家店铺的字号叫永吉昌，东家是安国县北段村张姓。
　　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榨油和轧棉花。
　　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管账的先生念着账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的。
　　夜晚，父亲睡在库房。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里面是很暗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二十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父亲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于是被辞退了。
　　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
　　父亲好写字。那时学生意，一是练字，一是练算盘。学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写得很可以了。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他到天津做买卖时，买了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拿回家来叫我临摹，父亲也很爱字画，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卖去首饰、衣服、家具，然后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耪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
　　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我旧的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在我教书时，父亲对我说：
　　“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父亲对给他介绍工作的姓吴的老头，一直很尊敬。那老头后来过得很不如人，每逢我们家做些像样的饭食，父亲总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1984年4月27日
　　上午寒流到来，夜雨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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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
　　“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
　　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
　　“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麦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
　　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
　　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食宿。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长得眉清目秀。冬天住在我家，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夜里叫得很好听，我很想要。第二天清早，母亲告诉她，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
　　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
　　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
　　“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198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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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戏——童年纪事》跋
　　却有深刻的记忆，在我的心中。在农村，观猴戏，当时不过六、七岁。今我年近七十，种种景象，仍宛然如在目前。
　　特别是猴子的那种惊恐眼神，卖艺人手中皮鞭的抖动，思之令人身冷。吴承恩创造了一个美猴王，以后有许多演员，以人去演猴，皆能成为艺术。然以猴演人，铁链、皮鞭训练出来的表演，并非艺术，乃生财糊口之道耳。猴子并未进入角色，所思当在山林同伙之间，腾攀掷跳耶？
　　（1980年12月29日）当晚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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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蝗虫篇——童年纪事》附记
　　一九三九年，我被调到阜平一带工作。阜平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公粮匮乏，食不得饱。每至下午三、四点钟，即觉饥肠辘辘，不得不到村外山沟，拣些黑枣、红枣充饥。一日，同陈君外出，漫步至山上，山顶有一荒寺，庭生茂草，蝗虫飞跃其间，我与陈君各捉母蝗虫一大把，另拣枯树枝一堆，在台阶上架火烧之，得饱餐焉。幼读《水浒》，言浪子燕青，于不得食时，常到野外觅些虫蚁充饥，当时颇不知虫蚁为何物，又何以能入口。今始明白，所谓虫蚁，殆指此等物品耳。然此诗非由此回忆引起。年老多病，夜间梦多。梦中时现童年乡土景象。既写乡里旧闻若干则，今并及昆虫细物，以见童年印象之深，旅人思乡之切耳。
　　1981年1月28日记于幻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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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字班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梨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山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妇救会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大鞋做得硬梆梆，
　　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
　　赶走日本回东洋呵。
　　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就更得意洋洋了。如果是在放着羊，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
　　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拿起红缨枪去站岗，
　　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
　　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
　　接着是“得得呛”，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什么也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以至未来的事。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自卫队的班长，妇救会的班长，儿童团的班长，都忙起来了。
　　怎么都是班长呢？有的读者要问啦！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是一个“编村”，所以都叫班。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订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了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当机关的“先生”同志走到屋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
　　小孩子闹得很厉害，总是咧着嘴笑。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
　　“三槐，你奶奶那么老了，还来干什么呢？”
　　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大声喊起来，第一句是：“你们小王八羔子！”第二句是：“人老心不老！”
　　还是“先生”调停了事。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差一点没散了台，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果然“先生”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她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事，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我们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儿子提议父、母、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便铺上炕睡觉了。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
　　1940年1月19日于阜平鲜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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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宿
　　春天，天晚了，我来到一个村庄，到一个熟人家去住宿。
　　走进院里，看见北窗前那棵梨树，和东北墙角石台上几只瓦花盆里的迎春、番石榴、月季花的叶子越发新鲜了。
　　我正在院里张望，主人出来招呼我，还是那个宽脸庞黑胡须，满脸红光充满希望的老人。我向他说明来意，并且说：
　　“我还是住那间南房吧！”
　　“不要住它了，”老人笑着说，“那里已经堆放了家具和柴草，这一次，让你住间好房吧！”
　　他从腰间掏出了钥匙，开了西房的门。这间房我也熟悉，门框上的红对联“白玉种蓝田百年和好”，还看得清楚。
　　我问：
　　“媳妇呢，住娘家去了？”
　　“不，去学习了，我那孩子去年升了连长，家来一次，接了她出去。孩子们愿意向上，我是不好阻挡的。”老人大声地骄傲地说。
　　我向他恭喜。他照料着我安置好东西，问过我晚饭吃过没有。我告诉他：一切用不着费心；他就告辞出去了。
　　我点着那留在桌子上的半截红蜡烛，屋子里更是耀眼。墙上的粉纸白的发光，两只红油箱叠放在一起，箱上装饰着年轻夫妇的热烈爱情的白蛇盗灵芝草的故事，墙上挂着麒麟送子的中堂和撒金的对联，红漆门橱上是高大的立镜，镜上遮着垂缨络的蓝花布巾。
　　我躺在炕上吸着烟，让奔跑一整天的身体恢复精力。想到原是冬天的夜晚，两个爱慕的娇憨的少年人走进屋里来；第二年秋季，侵略者来了，少年的丈夫推开身边的一个走了，没有回顾。
　　二年前，我住在这里，也曾见过那个少妇。是年岁小的缘故还是生的矮小一些，但身体发育的很匀称，微微黑色的脸，低垂着眼睛。除去做饭或是洗衣服，她不常出来，对我尤其生疏，从跟前走过，脚步紧迈着，斜转着脸，用右手抚摸着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
　　那时候，虽是丈夫去打仗了，我看她对针线还是有兴趣的，有时候女孩子们来找她出去，她常常拿出一两件绣花的样子给她们看。
　　然而她现在出去了，扔下那些绣花布……她的生活该是怎样地变化着呢？
　　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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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福绿
　　——人物速记
　　因为她的丈夫叫邢福红，我们便叫她王福绿了。
　　我住在她家的对过一间小房里，同在一个北山坡上。一天，阴着天，我坐在房子里抽着恶劣的烟草，这个已经成了一个小媳妇，足有三个月了，然而年纪还不过十五六岁，在各方面还是表现着孩子气的女人，呆呆地站在一棵嫩小的桃树下面了。
　　这女人直望着远方。我跟了这女人的动作回忆起关于她的家庭、生活上的一些传说来。离这里二十里地，有一个镇子，爹爹和哥哥做着打铁的活计。
　　这孩子便是在火红的炉灶旁边，看着火烧红的铁块，听着叮当的锤打，看着火星的飞迸，长大起来。在三岁上，便死去了母亲，这孩子不知道悲哀，而爹爹是知道的。爹爹每天早晨，用熟练的手给她穿上裤子，系上带子，便放她在风箱盖上，叫拉风箱的哥哥逗她玩，叫她听风箱呼打呼打的声响笑……爹爹最怕她哭。
　　去年，遭了敌人的烧杀，爹爹和哥哥，便也不能安静住在那个镇上了。他们背着、担着家具，从这里走到那里，做着零碎活，冬天，爹爹便下决心，给她找了个婆家。
　　爹爹，夜里敲打着铁铲，卖了去，给她换了一条洋布格花棉裤，因为买的不够长，下面又接了一截裤筒……
　　自从她嫁娶了以后，爹爹来看过她两次。
　　第二次，是前几天来的，爹爹拿了一把鹤嘴锄，送给了婆家，算是陪送女儿罢。当这被烟熏黑了脸，衣服上带着许多火烧的小洞的老人走了以后，她的丈夫邢福红跑到我这里来了，我问他：
　　“你丈人来了呢，叫人家吃的什么？”
　　“吃的不错呀，萝卜条菜。”
　　“人家给你们拿来了个鹤嘴锄呢……”
　　“谁稀罕他那个，麻烦的很，你，你知道吗，他想要我们的粮食呢！”
　　我不明白这个，他一五一十地说起来，他丈人给他们送来鹤嘴锄，可是还肩上背了个“背褡”，这“背褡”据邢福红的母亲推测：“一定是想换些粮食走的！”
　　“你们给了他粮食吗？”
　　“谁给他，我们还没的吃哩！”
　　我就想起那老者，如果真的怀着这么颗心走来，那就该怀着颗什么样的心走回去了……
　　又一回，这女人的哥哥来看她，那个细长而有点颠跛的青年人，在邢福红家院里梯子上整靠了一个上午……
　　邢福红的爹坐在房顶上抽烟，邢福红的娘坐在房子里，邢福红来到我房子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
　　然而，我始终望着那个细长而有点颠跛的人垂着头……
　　当下午，这个哥哥告辞要走，而已经走到斜坡的时候，妹妹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送下去……
　　回来，这女人的两眼红红的了。
　　这女人，据我看聪明而良善，我每天看见她围绕着婆婆，跟在后面，问着一些事情，她有时拉着小弟弟到坡下面去，有时捧着饭，喂着妹妹……
　　我常看见她，领着弟妹们，而当弟妹们不走时，她便默然地蹲下身去，等到那孩子伏在她的背上，她便一闪斜身子走起来，走过去了……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记着这个女人还充当着村子里孩子们的教员，她一到上课时间，看见孩子不到齐，便很着急，东跑西跑，呼叫着孩子们。
　　（原载《晋察冀文艺》第1期，1942年1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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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平原景色
　　一九四四年三月里，我有机会到曲阳游击区走了一趟。在这以前，我对游击区的生活，虽然离的那么近，听见的也不少，但是许多想法还是主观的。例如对于“洞”，我的家乡冀中区是洞的发源地，我也写过关于洞的报告，但是到了曲阳，在入洞之前，我还打算把从繁峙带回来的六道木棍子也带进去，就是一个大笑话。经一事，长一智，这真是不会错的。
　　县委同志先给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游击区的情形，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些风俗人情方面的事，例如那时地里麦子很高了，他告诉我到那里去，不要这样说：“啊，老乡，你的麦子长的很好啊！”因为“麦子”在那里是骂人的话。
　　他介绍给我六区农会的老李，这人有三十五岁以上，白净脸皮，像一个稳重的店铺掌柜，很热情，思想很周密，他把敞开的黑粗布破长袍揽在后面，和我谈话。我渐渐觉得他是一个区委负责同志，我们这几年是培养出许多这样优秀的人物来了。
　　我们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了六区边境，老李就说：“你看看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风景吧！”
　　好风景。
　　太阳照着前面一片盛开的鲜红的桃树林，四周围是没有边际的轻轻波动着就要挺出穗头的麦苗地。
　　从小麦的波浪上飘过桃花的香气，每个街口走出牛拖着的犁车，四处是鞭哨。
　　这是几年不见的风光，它能够引起年幼时候强烈的感觉。
　　爬上一个低低的土坡，老李说：“看看炮楼吧！”
　　我心里一跳。对面有一个像火车站上的水塔，土黄色，圆圆的，上面有一个伞顶的东西。它建筑在一个大的树木森阴的村庄边沿，在它下面就是出入村庄的大道。
　　老李又随手指给我，村庄的南面和东面不到二里地的地方，各有一个小一些的炮楼。老李笑着说：
　　“对面这一个在咱们六区是顶漂亮的炮楼，你仔细看看吧。这是敌人最早修的一个，那时咱们的工作还没搞好，叫他捞到一些砖瓦。假如是现在，他只能自己打坯来盖。”
　　面前这一个炮楼，确是比远处那两个高大些，但那个怪样子，就像一个阔气的和尚坟，再看看周围的景色，心里想这算是个什么点缀哩！这是和自己心爱的美丽的孩子，突然在三岁的时候，生了一次天花一样，叫人一看见就难过的事。
　　但老李慢慢和我讲起炮楼里伪军和鬼子们的生活的事，我也就想到，虽然有这一块疮疤，人们抗毒的血液却是加多了。
　　我们从一条绕村的堤埝上走过，离那炮楼越来越近，渐渐看得见在那伞顶下面有一个荷枪的穿黑衣服的伪军，望着我们。老李还是在前面扬长地走着，当离开远了的时候，他慢慢走，等我跟上说：
　　“他不敢打我们，他也不敢下来，咱们不准许他下来走动。”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
　　他说：“住在这个炮楼上的伪军，一天喝醉了酒，大家打赌，谁敢下去到村里走一趟。一个司务长就说：他敢去，并且约下，要到‘维持会’拿一件东西回来作证明。这个司务长就下来了，别的伪军在炮楼上望着他。司务长仗着酒胆，走到村边。这村的维持会以前为了怕他们下来捣乱，还是迁就了他们一下，设在这个街头的。他进了维持会，办公的人们看见他就说：‘司务长，少见，少见，里面坐吧。’司务长一句话也不说，迈步走到屋里，在桌子上拿起一支毛笔就往外走。办公的人们在后面说：‘坐一坐吧，忙什么哩？’司务长加快脚步就来到街上，办公的人们嬉笑着嚷道：‘哪里跑！哪里跑！’“这时从一个门洞里跳出一个游击组员，把手枪一扬，大喝一声：‘站住！’照着他虚瞄一枪，砰的一声。
　　“可怜这位司务长没命地往回跑，把裤子也掉下来了，回到炮楼上就得了一场大病，现在还没起床。”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在村庄南面那个炮楼下面走过，那里面已经没有敌人，老李说，这是叫我们打走了的。在这个炮楼里面，去年还出过闹鬼的事。
　　老李说：
　　“你看前面，那里原来是一条沟，到底叫我们给它平了。
　　那时候敌人要掘围村沟，气焰可凶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抓去，昼夜不停地掘。有一天黄昏的时候，一个鬼子在沟里拉着一个年轻媳妇要强奸，把衣服全扯烂了。那年轻女人劈了那个鬼子一铁铲就往野地里跑，别的鬼子追她，把她逼得跳下一个大水车井。
　　“就在那天夜里，敌人上了炮楼，半夜，听见一种嗷嗷的声音，先是在炮楼下面叫，后来绕着炮楼叫。鬼子们看见在炮楼下面，有一个白色帐篷的东西，越长越高，眼看就长到炮楼顶一般高了，鬼子是非常迷信的，也是做贼心虚，以为鬼来索命了。
　　“不久，那个逼着人强奸的鬼子就疯了，他哭着叫着，不敢在炮楼上住。他们的小队长在附近村庄请来一个捉妖的，在炮楼上摆香坛行法事，念咒捉妖，法师说：‘你们造孽太大，受冤的人气焰太高，我也没办法。’再加上游击组每天夜里去袭击，他们就全搬到村头上的大炮楼上去住了。”
　　抗日村长
　　在路上有些耽误，那天深夜我们才到了目的地。
　　进了村子，到一个深胡同底叫开一家大门，开门的人说：
　　“啊！老李来了。今天消息不好，燕赵增加了三百个治安军。”
　　老李带我进了正房，屋里有很多人。老李就问情况。
　　情况是真的，还有“清剿”这个村子的风声，老李就叫人把我送到别的一个村子去，写了一封信给那村的村长。
　　深夜，我到了那个村子，在公事台（村里支应敌人的地方，人们不愿叫维持会，现在流行叫公事台）的灯光下，见到了那个抗日村长。他正在同一些干部商量事情，见我到了，几个没关系的人就走了。村长看过了我的介绍信，打发送我的人回去说：
　　“告诉老李，我负一切责任，让他放心好了。”
　　村长是三十多岁的人，脸尖瘦，眼皮有些肿，穿着一件白洋布大衫，白鞋白腿带。那天夜里，我们谈了一些村里的事，我问他为什么叫抗日村长，是不是还有一个伪村长。他说没有了。关于村长这个工作，抗战以后，是我们新翻身上来的农民干部做的，可是当环境一变，敌伪成天来来往往，一些老实的农民就应付不了这局面。所以有一个时期，就由一些在外面跑过的或是年老的办公的旧人来担任，那一个时期，有时是出过一些毛病的。渐渐地，才培养出这样的既能站稳立场，也能支应敌伪的新干部。但大家为了热诚的表示，虽然和敌人周旋，也是为抗日，习惯地就叫他们“抗日村长”。
　　抗日村长说，因为有这两个字加在头上，自己也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责任了。
　　不久我就从他的言谈上、表情上看出他的任务的繁重和复杂。他告诉我，他穿孝的原因是半月前敌人在这里驻剿，杀死了他年老的父亲，他要把孝穿到抗日胜利。
　　从口袋里他掏出香烟叫我吸，说这是随时支应敌人的。在游击区，敌人勒索破坏，人们的负担已经很重，我们不忍再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但他们总是这样说：
　　“吃吧，同志，有他们吃的，还没有你们吃的！你们可吃了多少，给人家一口猪，你们连一个肘子也吃不了。”
　　我和抗日村长谈这种心理，他说这里面没有一丝虚伪，却有无限苦痛。他说，你见到过因为遭横祸而倾家败产的人家吗！对他的亲爱的孩子的吃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心理。
　　敌占区人民对敌伪的负担，想象不到的大，敌伪吃的、穿的、花的都是村里供给；并且伪军还有家眷，就住在炮楼下，这些女人孩子的花费，也是村里供给，连孩子们的尿布，女人的粉油都在内，我们就是他们的供给部。
　　抗日村长苦笑了，他说：“前天敌人叫报告员来要猪肉、白菜、萝卜，我们给他们准备了，一到炮楼下面，游击小组就打了伏击，报告员只好倒提着空口袋到炮楼上去报告，他们又不敢下来，我们送不到有什么办法？”
　　抗日村长高声地笑了起来，他说：“回去叫咱们的队伍来活动活动吧，那时候就够他们兔崽子们受，我们是连水也不给他们担了。有一回他们连炮楼上的泔水（洗锅水）都喝干了的。”
　　这时已快半夜，他说：“你去睡觉吧，老李有话，今天你得钻洞。”
　　洞
　　可以明明告诉敌人，我们是有洞的。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大“扫荡”以后，冀中区的人们常常在洞里生活。在起初，敌人嘲笑我们说，冀中人也钻洞了，认为是他们的战绩。但不久他们就收起笑容，因为冀中平原的人民并没有把钻洞当成退却，却是当作新的壕堑战斗起来，而且不到一年又从洞里战斗出来了。
　　平原上有过三次惊天动地的工程，一次是拆城，二次是破路，三次是地道。局外人以为这只是本能的求生存的活动，是错误的。这里面有政治的精心积虑的设计、动员和创造。这创造由共产党的号召发动，由人民完成。人民兴奋地从事这样巨大精细的工程，日新月异，使工程能充分发挥作战的效能。
　　这工程是八路军领导人民共同来制造，因为八路军是以这地方为战争的基地，以人民为战争的助手，生活和愿望是结为一体的，八路军不离开人民。
　　回忆在抗战开始，国民党军队也叫人民在大雨滂沱的夏天，掘过蜿蜒几百里的防御工事，人民不惜斩削已经发红的高粱来构筑作战的堡垒；但他们在打骂奴役人民之后，不放一枪退过黄河去了。气得人们只好在新的壕沟两旁撒撒晚熟的秋菜种子。
　　一经比较，人民的觉悟是深刻明亮的。因此在拆毁的城边，纵横的道沟里，地道的进口，就流了敌人的血，使它污秽的肝脑涂在为复仇的努力创造的土地上。
　　言归正传吧，村长叫中队长派三个游击组员送我去睡觉，村长和中队长的联合命令是一个站高哨，一个守洞口，一个陪我下洞。
　　于是我就携带自己的一切行囊到洞口去了。
　　这一次体验，才使我知道“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形”，这是当我问到一个从家乡来的干部，他告诉我的话，我以前是把地下工作浪漫化了的。
　　他们叫我把棍子留在外间，在灯影里立刻有一个小方井的洞口出现在我的眼前。陪我下洞的同志手里端着一个大灯碗跳进去不见了。我也跟着跳进去，他在前面招呼我。但是满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也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找不到往里面去的路，洞上面的人告诉我蹲下向北进横洞。我用脚探着了那横洞口，我蹲下去，我吃亏个子大，用死力也折不到洞里去，急的浑身大汗，里面引路的人又不断催我，他说：
　　“同志，快点吧，这要有情况还了得。”我像一个病猪一样“吭吭”地想把头塞进洞口，也是枉然。最后才自己创造了一下，重新翻上洞口来，先使头着地，栽进去，用蛇行的姿势入了横洞。
　　这时洞上面的人全笑起来，但他们安慰我说，这是不熟练，没练习的缘故，钻十几次身子软活了就好了。
　　钻进了横洞，就看见带路人托引着灯，焦急地等我。我向他抱歉，他说这样一个横洞你就进不来，里面的几个翻口你更没希望了，就在这里打铺睡吧！
　　这时我才想起我的被物，全留在立洞的底上横洞的口上，他叫我照原姿势退回去，用脚尖把被子和包袱勾进来。
　　当我试探了半天，才完成了任务的时候，他笑了，说：
　　“同志，你看敌人要下来，我拿一支短枪在这里等他（他说着从腰里掏出手枪顶着我的头）有跑吗？”
　　我也滑稽地说：“那就像胖老鼠进了细腰蛇的洞一样，只有跑到蛇肚子里。”
　　这一夜，我就是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上面叫我们吃饭，出来一看，已经红日三竿了。
　　村外
　　过了几天，因为每天钻，有时钻三次四次，我也到底能够进到洞的腹地；虽然还是那样潮湿气闷，比较起在横洞过夜的情景来，真可以说是别有洞天了。
　　和那个陪我下洞的游击组员也熟识了，那才是一个可亲爱的好青年，好农民，好同志。他叫三槐，才十九岁。
　　我就长期住在他家里，他有一个寡母，父亲也是敌人前年“扫荡”时被杀了的，游击区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负担着这种仇恨生活度日。他弟兄三个。大哥种地，有一个老婆；二哥干合作社，跑敌区做买卖，也有一个老婆；他看来已经是一个职业的游击组员，别的事干不了多少了，正在年轻，战争的事占了他全部的心思，也不想成亲。
　　我们俩就住在一条炕上，炕上一半地方堆着大的肥美的白菜。情况紧了，我们俩就入洞睡，甚至白天也不出来，情况缓和，就“守着洞口睡”。他不叫我出门，吃饭他端进来一同吃，他总是选择最甜的有锅巴的红山药叫我吃，他说：“别出门，也别叫生人和小孩子们进来。实在闷的时候我带你出去遛遛去。”
　　有一天，我实在闷了，他说等天黑吧，天黑咱们玩去。等到天黑了，他叫我穿上他大哥的一件破棉袍，带我到村外去，那是大平原的村外，我们走在到菜园去的小道上，在水车旁边谈笑，他割了些韭菜，说带回去吃饺子。
　　在洞里闷了几天，我看见旷野像看见了亲人似的，我愿意在松软的土地上多来回跑几趟，我愿意对着油绿的禾苗多呼吸几下，我愿意多看几眼正在飘飘飞落的雪白的李花。
　　他看见我这样，就说：“我们唱个歌吧，不怕。冲着燕赵的炮楼唱，不怕。”
　　但我望着那不到三里远的燕赵的炮楼在烟雾里的影子，我没有唱。
　　守翻口
　　那天我们正吃早饭，听见外面一声乱，中队长就跑进来说，敌人到了村外。三槐把饭碗一抛，就抓起我的小包裹，他说：“还能跑出去吗？”这时村长跑进来说：“来不及了，快下洞！”
　　我先下，三槐殿后，当我爬进横洞，已经听见抛土填洞的声音，知道情形是很紧的了。
　　爬到洞的腹地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妇女和两个孩子坐在那里，她们是从别的路来的，过了一会，三槐进来了，三个妇女同时欢喜地说：
　　“可好了，三槐来了。”
　　从这时，我才知道三槐是个守洞作战的英雄。三槐告诉女人们不要怕，不要叫孩子们哭，叫我和他把枪和手榴弹带到第一个翻口去把守。
　　爬到那里，三槐叫我闪进一个偏洞，把手榴弹和子弹放在手边，他就按着一把雪亮的板斧和手枪伏在地下，他说：
　　“这时候，短枪和斧子最顶事。”
　　不久，不知道从什么方向传过来一种细细的嘤嘤的声音，说道：
　　“敌人已经过村东去了，游击组在后面开了枪，看样子不来了，可是你们不要出来。”
　　这声音不知道是从地下发出来，还是从地上面发出来，像小说里描写的神仙的指引一样，好像是从云端上来的，又像是一种无线电广播，但我又看不见收音机。
　　三槐告诉我：“抽支烟吧，不要紧了，上回你没来，那可危险哩。
　　“那是半月前，敌人来‘清剿’，这村住了一个营的治安军，这些家伙，成分很坏，全是汉奸汪精卫的人，和我们有仇，可凶狠哩。一清早就来了，里面还有内线哩，是我们村的一个坏家伙。敌人来了，人们正钻洞，他装着叫敌人追赶的样子，在这个洞口去钻钻，在那个洞口去钻钻，结果叫敌人发现了三个洞口。
　　“最后也发现了我们这个洞口，还是那个家伙带路，他又装着蒜，一边嚷道：‘咳呀，敌人追我！’就往里面钻，我一枪就把他打回去了。他妈的，这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亲爹亲娘来破坏，我也得把他打回去。
　　“他跑出去，就报告敌人说，里面有八路军，开枪了。不久，院子里就开来很多治安军，一个自称是连长的在洞口大声叫八路军同志答话。
　　“我就答话了：‘有话你说吧，听着哩。’“治安军连长说：‘同志，请你们出来吧。’“我说：‘你进来吧，炮楼是你们的，洞是我们的。’“治安军连长说：‘我们已经发现洞口，等到像倒老鼠一样，把你们掘出来，那可不好看。’“我说：‘谁要不怕死，谁就掘吧。我们的手榴弹全拉出弦来等着哩。’“治安军连长说：‘喂，同志，你们是哪部分？’“我说：‘十七团。’”这时候三槐就要和我说关于十七团的威望的事，我说我全知道，那是我们冀中的子弟兵，使敌人闻名丧胆的好兵团，是我们家乡的光荣子弟。三槐就又接着说：
　　“当时治安军连长说：‘同志，我们是奉命令来的，没有结果也不好回去交代。这样好不好，你们交出几支枪来吧。’“我说：‘八路军不交枪，你们交给我们几支吧，回去就说叫我们打回去了，你们的长官就不怪罪你们。’“治安军连长说：‘交几支破枪也行，两个手榴弹也行。’“我说：‘你胡说八道，死也不交枪，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我们不能破坏传统。’“治安军连长说：‘你不要出口伤人，你是什么干部？’“我说：‘我是指导员。’“治安军连长说：‘看你的政治，不信。’“我说：‘你爱他妈的信不信。’“这一骂，那小子恼了，他命令人掘洞口，有十几把铁铲掘起来。我退了一个翻口，在第一个翻口上留了一个小西瓜大小的地雷，炸了兔崽子们一下，他们才不敢往里掘了。那个连长又回来说：‘我看你们能跑到哪里去？我们不走。’“我说：‘咱们往南在行唐境里见，往北在定县境里见吧。’“大概他们听了没有希望，天也黑了，就撤走了。
　　“那天，就像今天一样，有我一个堂哥给我帮手，整整支持了一天工夫哩。敌人还这样引诱我，你们八路军是爱护老百姓的，你们不出来，我们就要杀老百姓，烧老百姓的房子，你们忍心吗？
　　“我能上这一个洋当？我说：‘你们不是治安军吗，治安军就这样对待老百姓吗？你们忍心吗？’”最后三槐说：“我们什么当也不能上，一上当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那天钻在洞里的女人孩子有一百多个，听见敌人掘洞口，就全聚到这个地方来了，里面有我的母亲，婶子大娘们，有嫂子侄儿们，她们抖颤着对我讲：三槐，好好把着洞口，不要叫鬼子进来，你嫂子大娘和你的小侄儿们的命全交给你了。
　　“我听到这话，眼里出了汗，我说：‘你们回去坐着吧，他们进不来。’那时候在我心里说，只要有我在，他狗日的们就进不来，就是我死了，他狗日的们还是进不来。我一点也不害怕。我说话的声音一点也不抖，那天嘴也灵活好使了。”
　　人民的生活情绪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天已不早了，对间三槐的母亲已经嗡嗡地纺起线来。这时进来一个少妇在洞口喊：“彩绫，彩绫，出来吧，要去推碾子哩。”
　　她叫了半天，里面才答应了一声，通过那弯弯长长的洞，还是那样娇嫩的声音：“来了。”接着从洞口露出一顶白毡帽，但下面是一张俊秀的少女的脸，花格条布的上衣，跳出来时，脚下却是一双男人的破棉鞋。她坐下，把破棉鞋拉下来，扔在一边，就露出浅蓝色的时样的鞋来，随手又把破毡帽也摘下来，抖一抖墨黑柔软的长头发，站起来，和她嫂子争辩着出去了。
　　她嫂子说：“人家喊了这么半天，你聋了吗？”
　　她说：“人家睡着了么。”
　　嫂子说：“天早亮了，你在里面没听见晨鸡叫吗？”
　　她说：“你叫还听不见，晨鸡叫就听见了？”姑嫂两个说笑着走远了。
　　我想，这就是游击区人民生活的情绪，这个少女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也还顾到在头上罩上一个男人的毡帽，在脚上套上一双男人的棉鞋，来保持身体服装的整洁。
　　我见过当敌人来了，女人们惊惶的样子，她们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向天空突飞。一天，三槐的二嫂子说：“敌人来了能下洞就下洞，来不及就得飞跑出去，把吃奶的力量拿出来跑到地里去。”
　　我见过女人这样奔跑，那和任何的赛跑不同，在她们的心里可以叫前面的、后面的、四面八方的敌人的枪弹射死，但她们一定要一直跑出去，在敌人的包围以外，去找生存的天地。
　　当她们逃到远远的一个沙滩后面，或小丛林里，看着敌人过去了，于是倚在树上，用衣襟擦去脸上的汗，头发上的尘土，定定心，整理整理衣服，就又成群结队欢天喜地地说笑着回来了。
　　一到家里，大家像没有刚才那一场出生入死的奔跑一样，大家又生活得那样活泼愉快，充满希望，该拿针线的拿起针线来，织布的重新踏上机板，纺线的摇动起纺车。
　　而跑到地里去的男人们就顺便耕作，到中午才回家吃饭。
　　在他们，没有人谈论今天生活的得失，或是庆幸没死，他们是：死就是死了，没死就是活着，活着就是要欢乐的。
　　假如要研究这种心理，就是他们看的很单纯，而且胜利的信心最坚定。因为接近敌人，他们更把胜利想的最近，知道我们不久就要反攻了，而反攻就是胜利，最好是在今天，在这一个月里，或者就在今年，扫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惨痛苦的痕迹，立刻就改变成一个欢乐的新天地。所以胜利在他们眼里距离最近，而那果实也最鲜明最大。也因为离敌人最近，眼看到有些地方被敌人剥夺埋葬了，但六七年来共产党和人民又从敌人手中夺回来，努力创造了新的生活，因而就更珍爱这个新的生活，对它的长成也就寄托更大的希望。对于共产党的每个号召，领导者的每张文告，也就坚信不移，兴奋地去工作着。
　　由胜利心理所鼓舞，他们的生活情绪，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村里有一个老泥水匠，每天研究掘洞的办法，他用罗盘、水平器，和他的技术、天才和热情来帮助各村改造洞。一个盲目的从前是算卦的老人，编了许多“劝人方”，劝告大家坚持抗战，他有一首四字歌叫《十大件》，是说在游击区的做人道德的。有一首《地道歌》确像一篇“住洞须知”，真是家传户晓。
　　最后那一天，我要告别走了，村长和中队长领了全村的男女干部到三槐家里给我送行。游击区老百姓对于抗日干部的热情是无法描写的，他们希望最好和你交成朋友，结为兄弟才满意。
　　仅仅一个星期，而我坦白地说，并没有能接触广大的实际，我有好几天住在洞里，很少出大门，谈话的也大半是干部。
　　但是我感触了上面记的那些，虽然很少，很简单，想来，仅仅是平原游击区人民生活的一次脉搏的跳动而已。
　　我感觉到了这脉搏，因此，当我钻在洞里的时间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时间也好，在菜园里夜晚散步的时间也好，我觉到在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铺的翠绿的田野里，有着伟大、尖锐、光耀、战争的震动和声音，昼夜不息。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像一匹由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而且已有七个整年的历史了。
　　并且在前进的时候，周围有不少内奸特务，受敌人、汉奸、独裁者的指挥，破坏人民创造出来的事业，乱放冷箭，使像给我们带路的村长，感到所负责任的沉重和艰难了。这些事情更激发了人民的智慧和胆量。有人愿意充实生活，到他们那里去吧。
　　回来的路上
　　回来的路上我们人多了，男男女女有十几个人，老李派大车送我们，女同志坐在车上，我们跟在后面。我们没有从原路回去，路过九区。
　　夜里我们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今天早晨被五个据点的敌人包围，还抓走了两个干部，村里是非常惊慌不定的。
　　带路的人领我们到一所空敞的宅院去，他说这是村长的家，打门叫村长，要换一个带路的。
　　他低声柔和地叫唤着。原来里面有些动静，现在却变得鸦雀无声了，原来有灯光现在也熄灭了。我们叫女同志去叫：
　　“村长，开门来吧！我们是八路军，是自己的人，不要害怕。”过了很久才有一个女人开门出来，她望了望我们说：
　　“我们不是村长，我们去年是村长，我家里的男人也逃在外面去了，不信你们进去看看。”
　　我猜想：看也是白看，男的一定躲藏了，而且在这样深更半夜，也没法对这些惊弓之鸟解释。但是我们的女同志还是向她说。她也很能说，那些话叫人听来是：这些人是八路军就能谅解她，是敌人伪装，也无懈可击。
　　结果还是我们女同志拿出各种证明给她看，讲给她听，她才相信，而且热情地将我们的女同志拉到她家里去了。
　　不久她的丈夫陪着我们的女同志出来，亲自给我们带路。
　　在路上他给我说，这两天村里出了这样一件事：
　　连着两天夜里，都有穿着八路军绿色新军装的人到年轻女人家去乱摸，他们脸上包着布，闹的全村不安，女人看见一个黑影也怪叫起来，大家都惊疑不定，说着对八路军不满的话。但是附近村庄又没有驻着八路军，也没有过路军队住在村里，这些不规矩的八路军是哪儿来的呢？
　　前天晚上就闹出这样的事来了。村妇救会缝洗组长的丈夫半夜回到家里，看见一个男人正压在他的女人身上。他呐喊一声，那个男人赤身逃走。他下死手打他的女人，女人也哭叫起来：
　　“你个贼啊！你杀人的贼啊，你行的好事，你穿着那绿皮出去了，这村里就你一个人有这样装裹啊。我睡的迷迷糊糊，我认定是你回来了，这你能怨我呀，你能怨我呀！我可是站的正走的稳的好人呀，天啊，这是你行的好事啊！……”
　　带路的人接着说：“这样四邻八家全听的清清楚楚，人们才明白了。前几天区里交来的几套军装，说是上级等着用，叫缝一下扣子，我就交给缝洗组长了。她的丈夫是个坏家伙，不知道和什么人勾结，尽想法破坏我们的工作，这次想出这样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名誉，谁知道竟学了三国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他自己也不敢声张了。
　　“他不声张我可不放松。我照实报告了区里，我说他每天夜里穿着八路军的军服去摸女人，破坏我们子弟兵的威信。区里把他传去了。至于另外那一个，是他的同伙，倒了戈回来搞了朋友的女人，不过我不管他们的臭事，也把他送到区里了。
　　“同志你看村里的事多么复杂，多么难办？坏人心术多么毒？
　　“他们和敌人也有勾结，我们头一天把他们送到区里，第二天五个据点的敌人就包围了我们的村庄，还捉去了两个干部。
　　“同志，要不是你们到了，连门也不敢开啊。这要请你们原谅，好在大家都了解我的困难……”
　　送过了封锁沟墙，这路我们已经熟悉，就请他回去了。第二天我们到了县里，屈指一算，这次去游击区连来带去，整整一个星期。
　　1944年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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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有一天，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镇去。把信揣在怀里，脱了鞋，卷起裤腿，在那漫天漫地的芦苇里穿过。芦苇正好一人多高，还没有秀穗，我用两手拨开一条小道，脚下的水也有半尺深。
　　走了半天，才到了淀边，拨开芦苇向水淀里一望，太阳照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一个船影儿也没有。我吹起暗号，吹过之后，西边芦苇里就哗啦啦响着，钻出一只游击小艇来，撑船的还是那个爱说爱笑的老头儿。他一见是我，忙把船靠拢了岸。我跳上去，他说：
　　“今天早啊。”
　　我说：“道远。”
　　他使竹篙用力一顶，小艇箭出弦一般，窜到淀里。四外没有一只船，只有我们这只小艇，像大海上漂着一片竹叶，目标很小。就又拉起闲话来。
　　老头儿爱交朋友，干抗日的活儿很有瘾，充满胜利情绪，他好打比方，证明我们一定胜利，他常说：
　　“别看那些大事，就只是看这些小事，前几年是怎样，这二年又是怎么样啊！”
　　过去，他是放鱼鹰捉鱼的，他只养了两只鹰，和他那个干瘦得像柴禾棍一样的儿子，每天从早到晚在淀里捉鱼。刚一听这个职业，好像很有趣味，叫他一说却是很苦的事。那风吹雨洒不用说了，每天从早到晚在那船上号叫，敲打鱼鹰下船就是一种苦事。而且父子两个是全凭那两只鹰来养活的，那是心爱的东西，可是为了多打鱼多卖钱，就得用一种东西紧紧地卡住鱼鹰的嗓子，使它吞不下它费劲捉到的鱼去，这更是使人心酸可又没有办法的事。老头儿是最心疼那两只鹰的，他说，别人就是拿二十只也换不了去；他又说：
　　“那一对鹰才合作哩，只要一个在水里一露头，叫一声，在船上的一个，立刻就跳进水里，帮它一手，两个抬出一条大鱼来。”
　　老头儿说，这两只鹰，每年要给他抬上一千斤。鬼子第一次进攻水淀，在淀里抢走了他那两只鱼鹰，带到端村，放在火堆上烧吃了。于是，儿子去参加了水上游击队，老头儿把小艇修理好，做交通员。
　　老头儿乐观，好说话，可是总好扯到他那两只鹰上，这在老年人，也难怪他。这一天，又扯到这上面，他说：
　　“要是这二年就好了，要在这个时候，我那两只水鹰一定钻到水里逃走了，不会叫他们捉活的去。”
　　可是这一回他一扯就又扯到鸡上去，他说：
　　“你知道前几年，鬼子进村，常常在半夜里，人也不知道起床，鸡也不知道撒窠，叫鬼子捉了去杀了吃了。这二年就不同了，人不在家里睡觉，鸡也不在窠里宿。有一天，在我们镇上，鬼子一清早就进村了，一个人也不见，一只鸡也不见，鬼子和伪军们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一点食也找不到。
　　后来有一个鬼子在一株槐树上发见一只大红公鸡，他高兴极了，就举枪瞄准。公鸡见他一举枪，就哇的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一直飞到那村外。那鬼子不死心，一直跟着追，一直追到苇垛场里，那只鸡就钻进了一个大苇垛里。”
　　没到过水淀的人，不知道那苇垛有多么大，有多么高。一到秋后霜降，几百顷的芦苇收割了，捆成捆，用船运到码头旁边的大场上，垛起来，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楼房一样，白茫茫一片。这些芦苇在以前运到南方北方，全国的凉棚上的，炕上的，包裹货物的席子，都是这里出产的。
　　老头儿说：“那公鸡一跳进苇垛里，那鬼子也跟上去，攀登上去。他忽然跳下来，大声叫着，笑着，往村里跑。一时他的伙伴们从街上跑过来，问他什么事，他叫着，笑着，说他追鸡，追到一个苇垛里，上去一看，里面藏着一个女的，长得很美丽，衣服是红色的。——这样鬼子们就高兴了，他们想这个好欺侮，一下就到手了。五六个鬼子饿了半夜找不到个人，找不到东西吃，早就气坏了，他们正要撒撒气，现在又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欺侮的对象，他们向前跃进，又嚷又笑，跑到那个苇垛跟前。追鸡的那个鬼子先爬了上去，刚爬到苇垛顶上，刚要直起身来喊叫，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来。鬼子仰面朝天从三丈高的苇垛上摔下来，别的鬼子还以为他失了脚，上前去救护他。这个时候，那姑娘从苇垛里钻出来，咬紧牙向下面投了一个头号手榴弹，火光起处，炸死了三个鬼子。人们看见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苇垛上，她才十六七岁，穿一件褪色的红布褂，长头发上挂着很多芦花。”
　　我问：
　　“那个追鸡的鬼子炸死了没有？”
　　老头儿说：
　　“手榴弹就摔在他的头顶上，他还不死？剩下来没有死的两三个鬼子爬起来就往回跑，街上的鬼子全开来了，他们冲着苇垛架起了机关枪，扫射，扫射，苇垛着了火，一个连一个，漫天的浓烟，漫天的大火，烧起来了。火从早晨一直烧到天黑，照得远近十几里地方都像白天一般。”
　　从水面上远远望过去，同口镇的码头就在前面，广场上已经看不见一堆苇垛，风在那里吹起来，卷着柴灰，凄凉得很。我想，这样大火，那姑娘一定牺牲了。”
　　老头儿又扯到那只鸡上，他说：
　　“你看怪不怪，那样大火，那只大公鸡一看势头不好，它从苇子里钻出来，三飞两飞就飞到远处的苇地里去了。”
　　我追问：
　　“那么那个姑娘呢，她死了吗？”
　　老人说：
　　“她更没事。她们有三个女人躲在苇垛里，三个鬼子往回跑的时候，她们就从上面跳下来，穿过苇垛向淀里去了。到同口，你愿意认识认识她，我可以给你介绍，她会说的更仔细，我老了，舌头不灵了。”
　　最后老头说：
　　“同志，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可是以前没有经验，前几年有多少年轻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这二年就不同了啊！要不我说，假如是在这二年，我那两只水鹰也不会叫兔崽子们捉了活的去！”
　　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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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秋阁
　　一九四七年春天，冀中区的党组织号召发动大生产运动，各村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
　　一过了正月十五，街上的锣鼓声音就渐渐稀少，地里的牛马多起来，人们忙着往地里送粪。
　　十九这天晚上，代耕队长曹蜜田，拿着一封信，到妇女生产组组长张秋阁家里去。秋阁的爹娘全死了，自从哥哥参军，她一个人带着小妹妹二格过日子。现在，她住在年前分得的地主曹老太的场院里。
　　曹蜜田到了门口，看见她还点着灯在屋里纺线，在窗口低头站了一会，才说：
　　“秋阁，开开门。”
　　“蜜田哥吗？”秋阁停了纺车，从炕上跳下来开开门，“开会呀？”
　　曹蜜田低头进去，坐在炕沿上，问：
　　“二格睡了？”
　　“睡了。”秋阁望着蜜田的脸色，“蜜田哥，你手里拿的是谁是信？”
　　“你哥哥的，”蜜田的眼湿了，“他作战牺牲了。”
　　“在哪里？”秋阁叫了一声把信拿过来，走到油灯前面去。
　　她没有看信，她呆呆地站在小橱前面，望着那小小的跳动的灯火，流下泪来。
　　她趴在桌子上，痛哭一场，说：
　　“哥哥从小受苦，他的身子很单薄。”
　　“信上写着他作战很勇敢。”曹蜜田说，“我们从小好了一场，我想把他的尸首起回来，我是来和你商量。”
　　“那敢情好，可是谁能去呀？”秋阁说。
　　“去就是我去。”曹蜜田说，“叫村里出辆车，我去，我想五天也就回来了。”
　　“五天？村里眼下这样忙，”秋阁低着头，“你离得开？我看过一些时再说吧，人已经没有了，也不忙在这一时。”她用袖子擦擦眼泪，把灯剔亮一些，接着说，“爹娘苦了一辈子，没看见自己的房子、地就死了，哥哥照看着我们实在不容易。
　　眼看地也有得种，房也有得住，生活好些了，我们也长大了，他又去了。”
　　“他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活着，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这才对得住他。”蜜田说。
　　“我明白。”秋阁说，“哥哥参军的那天，也是这么晚了，才从家里出发，临走的时候，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
　　“你们姐俩是困难的。”曹蜜田说，“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
　　“什么恤金粮？”秋阁流着泪说，“我不去领，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他流血是为了咱们革命，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
　　我能够生产。”
　　曹蜜田又劝说了几句，就走了。秋阁坐在纺车怀里，再也纺不成线，她望着灯火，一直到眼睛发花，什么也看不见，才睡下来。
　　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把二格叫醒，姐俩到碾子上去推棒子，推好叫二格端回去，先点火添水，她顺路到郭忠的小店里去。
　　郭忠的老婆是个歪材。她原是街上一个赌棍的女儿，在旧年月，她父亲在街上开设一座大宝局，宝局一开，如同戏台，不光是赌钱的人来人往，就是那些供给赌徒们消耗的小买卖，也不知有多少。这个女孩子起了个名儿叫大器。她从小在那个场合里长大，应酬人是第一，守家过日子顶差。等到大了，不知有多少人想算着她，父亲却把她嫁给了郭忠。
　　谁都说，这个女人要坏了郭家小店的门风，甚至会要了郭忠的性命。娶过门来，她倒安分守己和郭忠过起日子来，并且因为她人缘很好，会应酬人，小店添了这员女将，更兴旺了。
　　可是小店也就成了村里游手好闲的人们的聚处，整天价人满座满，说东道西，拉拉唱唱。
　　郭忠有个大女儿名叫大妮，今年十七岁了。这姑娘长得很像她母亲，弯眉大眼，对眼看人，眼里有一种迷人的光芒，身子发育得丰满，脸像十五的月亮。
　　大妮以前也和那些杂乱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近来却正眼也不看他们；她心里想，这些人要不的，你给他点好颜色看，他就得了意，顺杆爬上来，顶好像蝎子一样螫他们一下。
　　大妮心里有一种苦痛，也有一个希望。在村里，她是叫同年的姐妹们下眼看的，人们背地说她出身不好，不愿意叫她参加生产组，只有秋阁姐知道她的心，把她叫到自己组里去。她现在很恨她的母亲，更恨那些游手好闲的整天躺在她家炕上的那些人，她一心一意要学正派，要跟着秋阁学。
　　秋阁来到她家，在院里叫了一声，大妮跑出来，说：
　　“秋阁姐，到屋里坐吧，家里没别人。”
　　“我不坐了，”秋阁说，“吃过饭，我们去给抗属送粪，你有空吧？”
　　“有空。”大妮说。
　　大妮的娘还没有起来，她在屋里喊：
　　“秋阁呀，屋里坐坐嘛。你这孩子，多咱也不到我这屋里来，我怎么得罪了你？”
　　“我不坐了，还要回去做饭哩。”秋阁走出来，大妮跟着送出来，送到过道里小声问：
　　“秋阁姐，怎么你眼那么红呀，为什么啼哭来着？”
　　“我哥哥牺牲了。”秋阁说。
　　“什么，秋来哥呀？”大妮吃了一惊站住了，眼睛立时红了，“那你今儿个就别到地里去了，我们一样做。”
　　“不”，秋阁说，“我们还是一块去，你回去做饭吃吧。”
　　1947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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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府”巡礼
　　赵老帅是有名的人物。因为人民重视今年的生产，他在村里就更被注意。但他的有名是很久的了，他住的宅院，人们称为帅府。一提“各节院里”，人们就知道是指的他家。
　　这个“帅”字，不是指的什么元帅的帅。在冀中，帅的意思包括：干净、利落、漂亮等等意思，这些意思，如果用土话来说就是“各节”。
　　我去访问他。一接近他的住宅，胡同里特别扫得干净；一进他的庭院，一钟明媚的有秩序的气象，使人的精神也清新起来。
　　一到他的农具室，我真吃惊了。他的一间西房满满陈列着农具，是那么多种多样，井井有条。这简直是一个农具博览会，都是多次浸润过劳动和土地的津液的。
　　他的农具齐全，这些工具都涂过桐油，擦洗得干净。他的铁锨并排放着，像官场的执事；他的木锨的头起都镶着铁皮。一切都擦得闪闪放光，而悬挂在北墙山上的耕地的盆子，则像一面庄严明亮的宝镜，照见你，使你想到这里陈列的一切，对于他是多么有意义和重要。
　　墙上挂的，房顶上插的，中间排列的都是农具。但就是一把小剪，一把小锤，都有自己的位置，就是在夜间，也可以随意取出使用。
　　他是一个农民，他爱惜这些工具。
　　他勤俭持家昼夜不息地劳动。他六十岁了，看来有些黄瘦；但在中年，他一夜砍完七亩黑豆，一夜和好一间房子那样大的一堆打坯泥，不知劳累。
　　他沉默寡言，说话的时候，几乎是闭着眼睛；当谈到种地的事情，他才活泼起来。
　　他常在吃饭的时候，和孩子们讲说种地的要点。但是孩子们好像并不愿意听，他对这点，很表示气愤，他说：“我教育他们，他们不听，学里先生说的话，他们才认真记着！”
　　孩子们参加村里的工作，他的十八岁的女儿和二十岁的儿媳，都是村里的干部，儿媳曾经当选过劳动英雄。
　　他的影响，已经能在他的儿女身上看出。他全家人口都是那样健康、清洁和精于田间的劳动。
　　紧张的愉快的劳动，能够换来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瞥见了他的儿媳，正在外间耍着周岁的孩子。她是那么美丽和健壮，敏捷和聪明；孩子在她手里旋转，像一滴晶莹的露珠，旋转在丰鲜的花朵里。
　　他非常爱好清洁的秩序。他的牛圈里从来看不见粪尿，一层沙土铺在牛身下，他刷洗的小牛好像刚出阁的少妇。
　　他爱好干净，简直成了一种癖性。有人传说他起了猪圈，还要用净水刷洗。说他在“五一”的残酷环境，还要半夜里起来，叫媳妇提着灯笼，打扫完院子，才匆忙逃到野外去。
　　他的家庭充满团结的乐趣和劳作的愉快，劳动的竞争心和自尊心。每个人因为劳动觉到了自己的地位和尊重别人的地位。勤俭劳作使家庭之间充满新生的向上的气象。
　　他说：他锄地没有遍数，什么时候地里没有一棵草了为止。他锄地的时候，如果一眼看见很远的前面有一棵草，他就先跑过去把它锄下，才能安心。
　　他黎明就带领儿媳、女儿上地，几个人默默地竞赛，老人监视着她们的锄，指出她们遗漏的每一棵草。
　　他已经参加了村里的拨工组。起先，他因为害怕别人给他把地种坏了，没有信心，村里就给他找了几个能和他相比的农事老手，组成一组。
　　1947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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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片
　　正月里我常替抗属写信。那些青年妇女们总是在口袋里带来一个信封两张信纸。如果她们是有孩子的，就拿在孩子的手里。信封信纸使起来并不方便，多半是她们剪鞋样或是糊窗户剩下来的纸，亲手折叠成的。可是她们看的非常珍贵，非叫我使这个写不可。
　　这是因为觉得只有这样，才真正完全地表达了她们的心意。
　　那天，一个远房嫂子来叫我写信给她的丈夫。信封信纸以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相片。
　　这是她的照片，可是一张旧的，残破了的照片。照片上的光线那么暗，在一旁还有半个“验讫”字样的戳记。我看了看照片，又望了望她，为什么这样一个活泼好笑的人，照出相来，竟这么呆板阴沉！我说：
　　“这相片照的不像！”
　　她斜坐在炕沿上笑着说：
　　“比我年轻？那是我二十一岁上照的！”
　　“不是年轻，是比你现在还老！”
　　“你是说哭丧着脸？”她嘻嘻地笑了，“那是敌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里还顾的笑！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相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
　　她这是从敌人的“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相片。敌人败退了，老百姓焚毁了代表一个艰难时代的良民证，为了忌讳，撕下了自己的照片。
　　“可是，”我好奇地问，“你不会另照一个给他寄去吗？”
　　“就给他寄这个去！”她郑重地说，“叫他看一看，有敌人在，我们在家里受的什么苦楚，是什么容影！你看这里！”
　　她过来指着相片角上的一点白光：“这是敌人的刺刀，我们哆哩哆嗦在那里照相，他们站在后面拿枪刺逼着哩！”
　　“叫他看看这个！”她退回去，又抬高声音说，“叫他坚决勇敢地打仗，保护着老百姓，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那样受苦受难的日子，再也不要来了！现在自由幸福的生活，永远过下去吧！”
　　这就是一个青年妇女，在新年正月，给她那在前方炮火里打仗的丈夫的信的主要内容。如果人类的德性能够比较，我觉得只有这种崇高的心意，才能和那为人民的战士的英雄气概相当。
　　194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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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席记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从南几县走过来，在蠡县、高阳，到处是纺线、织布。每逢集日，寒冷的早晨，大街上还冷冷清清的时候，那线子市里已经挤满了妇女。她们怀抱着一集纺好的线子，从家里赶来，霜雪粘在她们的头发上。她们挤在那里，急急卖出自己的线子，买回棉花；赚下的钱，再买些吃食零用，就又匆匆忙忙家去了。回家路上的太阳才融化了她们头上的霜雪。
　　到端村。集日那天，我先到了席市上。这和高、蠡一带的线子市，真是异曲同工。妇女们从家里把席一捆捆背来，并排放下。她们对于卖出成品，也是那么急迫，甚至有很多老太太，在乞求似地招唤着席贩子：“看我这个来呀，你过来呀！”
　　她们是急于卖出席，再到苇市去买苇。这样，今天她们就可解好苇，甚至轧出眉子，好赶织下集的席。时间就是衣食，劳动是紧张的，她们的热情的希望永远在劳动里旋转着。
　　在集市里充满热情的叫喊、争论。而解苇、轧眉子，则多在清晨和月夜进行。在这里，几乎每个妇女都参加了劳动。
　　那些女孩子们，相貌端庄地坐在门前，从事劳作。
　　这里的房子这样低、挤、残破。但从里面走出来的妇女、孩子们却生的那么俊，穿的也很干净。普遍的终日的劳作，是这里妇女可亲爱的特点。她们穿的那么讲究，在门前推送着沉重的石砘子。她们的花鞋残破，因为她们要经常在苇子上来回践踏，要在泥水里走路。
　　她们，本质上是贫苦的人。也许她们劳动是希望着一件花布褂，但她们是这样辛勤的劳动人民的后代。
　　在一片烧毁了的典当铺的广场上，围坐着十几个女孩子，她们坐在席上，垫着一小块棉褥。她们晒着太阳，编着歌儿唱着。她们只十二三岁，每人每天可以织一领丈席。劳动原来就是集体的，集体劳动才有乐趣，才有效率，女孩子们纺线愿意在一起，织席也愿意在一起。问到她们的生活，她们说现在是享福的日子。
　　生活史上的大创伤是敌人在炮楼“戳”着的时候，提起来，她们就黯然失色，连说不能提了，不能提了。那个时候，是“掘地梨”的时候，是端村街上一天就要饿死十几条人命的时候。
　　敌人决堤放了水，两年没收成，抓夫杀人，男人也求生不得。敌人统制了苇席，低价强收，站在家里等着，织成就抢去，不管你死活。
　　一个女孩子说：“织成一个席，还不能点火做饭！”还要在冰凌里，用两只手去挖地梨。
　　她们说：“敌人如果再呆一年，端村街上就没有人了！”那天，一个放鸭子的也对我说：“敌人如果再呆一年，白洋淀就没有鸭子了！”
　　她们是绝处逢生，对敌人的仇恨长在。对民主政府扶植苇席业，也分外感激。公家商店高价收买席子，并代她们开辟销路，她们的收获很大。
　　生活上的最大变化，还是去年分得了苇田。过去，端村街上，只有几家地主有苇。他们可以高价卖苇，贱价收席，践踏着人民的劳动。每逢春天，穷人流血流汗帮地主去上泥，因此他家的苇子才长的那么高。可是到了年关，穷人过不去，二百户人，到地主家哀告，过了好半天，才看见在钱板上端出短短的两戳铜子来。她们常常提说这件事！她们对地主的剥削的仇恨长在。这样，对于今天的光景，就特别珍重。
　　19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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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蒲台的苇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
　　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
　　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捉鱼用。
　　我来的早，淀里的凌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淀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不能一一记述。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
　　最好的苇出在采蒲台。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那是冬天，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
　　敌人要搜。干部们有的带着枪，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地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搜查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
　　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敌人捉住。敌人问他：“你是八路？”“不是！”“你村里有干部？”“没有！”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
　　“你的八路？”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不是！”“你村的八路大大的！”“没有！”
　　妇女们忍不住，她们一齐沙着嗓子喊：“没有！没有！”
　　敌人杀死他，他倒在冰上。血冻结了，血是坚定的，死是刚强！
　　“没有！没有！”
　　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两句简短有力的话吧！
　　19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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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新看卖席记
　　在安新集市上，席市是洋洋大观，从早晨各地席民就背着挑着一大捆一大捆的席赶到集上来，平铺陈列，拥挤异常。
　　安新席以走京、卫、府、关东为大宗，此外走伍仁桥，则供应冀中上地农民使用，为量较小。
　　现在正赶上河路的“产期”，凌未完全融化，而已经不能行使拖床，在交通上是一年中顶困难的时期，各地行商不能到来，因此这几集的席，出售很成问题。
　　席民主要依靠席子生活，卖出席，才能买回苇和一集的食粮，对织好的席是急于出售，那种迫切的情形，在别的市场上是很少见的。
　　不难想象，在过去，一些大席庄，是会利用席民这严重的困难，尽量压低席价，借牟大利，席民不能不忍痛抛售。
　　现在，以“专业苇席渔，繁荣白洋淀”为目的的我们的公营商店隆昌号，却从各地调款来，尽力支持安新的席业，保证席民的生活，和再生产。并且贱价售出粮食、苇，以增加席民的收入，和保证他们的生活。
　　过去我不了解，一个商店，怎样为人民服务，但自从看了今天的席市的情形，才知道他们任务的重大，和值得感动的干部的热情。
　　我在隆昌号的安新席庄宏利号，会见了负责同志，他对我要在席市上停留一天，非常满意。他说：你看看席民的情形吧，有人怪我们为什么把席价抬得这么高，以致亏本，可是你要看见席民的情形，就不能不这样做，我有点“恩赐”观点……
　　自然，十年战争，我们有了很多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感情。但一个席店老板对席民发生这种息息相关的感情，在我却是异常新鲜的事。
　　我到席市上去了。席民们正在三三两两，议论着今天没有行市，大为发愁。他们不时到宏利的院里探听，今天席店是不是收买？在他们困难的时候，立时就会想到公家商店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宏利席店过去工作的成绩。
　　他们搬来搬去，总想把自己的席放在第一个能出售的地方，那些妇女们也是这样做。他们等候着席店收买人的出场，简直像观众等待着锣鼓开台，好角出场，自然，那迫切程度，更甚于此。
　　宏利席店的经理和店员们，则像决定一件政策一样开了简短的会议，虽然他们已经在收席上赔了很大一笔款子，但他们全能理解到这就是工作上的收获，这就是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因此，他们决定这一集，还是尽量收买，不低落价钱。在席民——贸易上的对象青黄不接时，热情负责地拉一把，这就是我们商店的特色。
　　当席店的买手一出场，席民们纷纷拥上包围，另外就有很多人背上自己的席，跟在买手后面，看他在哪地方开始。买手一手提着印号篮子，一手拿着一个活尺，被席民们蜂拥着走到场里来。
　　开始收买了，由席民们一张张往上举着席，买手过目，并有时用尺子排排尺寸。席民们围得风雨不透，看着那席子的成色，等候开市的价格。买手一边说着价格，就用那大戳子在席角标上了价码和印记，常常比争论着的价钱高出一百元，出售了的席民就赶紧卷起席子到席店去取款。
　　第一个价钱立时就在席民间传开了：“五千五！”
　　挨次收买，那些一时走不到的地方，席民们就焦急地等待着。那里等待真是焦急，有的干脆就躺在席子上闭起眼睛来。
　　买手对席是那样内行，一过眼就看出了席的成色，嘴里不断说着：“苇色不错。”“织的草。”“一样的苇还有不一样织手哩！”他一过目，就对席提出了确切的批评，因此席民都嘻嘻地笑着，叫他看着划价钱。
　　席市，在安新不知道出现若干年代了，在北门外就有一个碑亭，记载着织席的沿革。我不知怎么想起，在若干年代，席民到这里卖席，是有无限的辛酸与难言之痛的。
　　出售的是他的妻子或女儿的手艺，他们虽然急于求售，但对自己的席充满无限情感。我看见他们把席交了，还不断回头望看，才到会计科去支款；自然家里的妻子儿女，所盼望的是一集的食粮，但也不会一时就忘掉她们那席上的细密的花纹吧！
　　老于此行的同志，也曾向我说明，不要只看这一集，如果是京帮、卫帮的人下来了，“推小车的来了”，席民的情形，会大大不同。
　　但我总以为，在过去，因为席民没有一种固定的组合，赶集抛售，总是很艰难的。他们拥挤着买手去看他们的席，去年我们有一个年老的买手，因为叫他们拖来拖去，拖病了半个月，衣裳扯烂了，那是平常事。
　　现在我们的公营商店，尽量研究，打通外区和内地的销路，使席子畅销，并帮助他们提高质量，和其他沿海产的席子竞赛。
　　看到中午，我以为可以回去了，但宏利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我等到太阳平西。到那时，卖不出席子的席民，会找上门来，一定要你收买，席店虽然款已用光，还得想法叫他们能买苇和粮食回去。
　　这样，我就觉得，宏利席店就不只是一种商业组织，定会成为席民自己的一种组织。在这个血肉相关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安新席民生活、席民组织和安新席业的远景，那远景是幸福而繁荣的。
　　19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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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别十年同口镇
　　十年前，我曾在安新同口当了一年小学教员，就是那年，伟大的人民抗日战争开始了，同口是组织抗日力量的烽火台之一，在抗日历史上永远不会湮没。
　　这次到白洋淀，一别十年的旧游之地，给我很多兴奋，很多感触。想到十年战争时间不算不长，可是一个村镇这样的兑蜕变化，却是千百年所不遇。
　　我清晨从高阳出发，越过一条堤，便觉到天地和风云都起了变化，堤东地势低下，是大洼的边沿，云雾很低，风声很急，和堤西的高爽，正成一个对照。
　　顺堤走到同口村边，已经是水乡本色，凌皮已经有些地方解冻，水色清澈得发黑。有很多拖床正在绕道行走。村边村里房上地下，都是大大小小的苇垛，真是山堆海积。
　　水的边沿正有很多农民和儿童，掏掘残存的苇子和地边的硬埂，准备播种；船工正在替船家修理船只，斧凿叮咚。
　　街里，还到处是苇皮，芦花，鸭子，泥泞，低矮紧挤的房屋，狭窄的夹道，和家家迎风摆动的破门帘。
　　这些景象，在我的印象里淡淡冲过，一个强烈的声音，在我心里叩问：人民哩，他们的生活怎样了？
　　我利用过去的关系，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在这里教书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们，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很多还在火线上。他们的父母，很久才认出是我，热情真挚地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教导员。他们忠厚地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了他们。我说：我能教给他们什么呢，是他们教育了自己，是贫苦教育了他们。他们的父兄，代替了那些绅士地主，负责了村里的工作，虽然因为复杂，工作上有很多难题，可是具备无限的勇气和热心，这也是贫苦的一生教育了他们。
　　那些过去的军阀、地主、豪绅，则有的困死平津，有的仍纵欲南京上海，有的已被清算。他们那些深宅大院，则多半为敌人在时拆毁，敌人在有名的“二班”家的游息花园修筑了炮楼，利用了宅内可用的一切，甚至那里埋藏着的七副柏树棺木。村民没有动用他们的一砖一瓦，许多贫民还住在那低矮的小屋。
　　过去，我虽然是本村高级小学的教员，但也没有身分去到陈调元大军阀的公馆观光，只在黄昏野外散步的时候，看着那青砖红墙，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宫，至少是一座王爷府。他竟从远远的地方，引来电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对于那在低暗的小屋子里生活的人民是一种威胁，一种镇压。
　　谁能知道一个村庄出产这样一个人物在同村的男女中间引起什么心理上的影响？但知道，在那个时候虽然是这样的势派气焰，农民却很少提起陈调元，农民知道把自己同这些人划分开。
　　土地改革后，没有房住的贫苦军属，进住了陈调元的住宅，我觉得这时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大门，那些穷人们都一家家的住在陈宅的厢房里、下房里，宽敞的五截正房都空着。我问那些农民，为什么不住正房，他们说住不惯那么大的房子，那住起来太空也太冷。这些房子原来设备的电灯、木器、床帐，都被日本毁坏了。穷人们把自家带来的破布门帘挂在那样华贵的门框上，用柴草堵上窗子。院里堆着苇子，在方砖和洋灰铺成的院子里，晒着太阳织席。他们按着他们多年的劳动生活的习惯，安置了他们的房间，利用了这个院子。
　　他们都分得了地种，从这村一家地主，就清算出几十顷苇田。我也到了几家过去的地主家里，他们接待我，显然还是习惯的冷漠，但他们也向我抱怨了村干部，哭了穷。但据我实际了解，他们这被清算了的，比那些分得果实的人，生活还好得多。从这一切的地方可以看出，从房舍内，他们的墙上，还有那些鲜艳的美女画片，炕上的被褥还是红红绿绿，那些青年妇女，脸上还擦着脂粉，在人面前走过，不以为羞。
　　我从南几县走过来，我很少看见擦脂抹粉的人了。
　　这些脂粉，可以说是残余的东西，如同她们脚下那些缎“花鞋”。但证明，农民并没有清算得她们过分。土地改革了，但在风雪的淀里咚咚打冰的，在泥泞的街上，坐着织席的，还是那些原来就贫穷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而这些地主们的儿子，则还有好些长袍大褂，游游荡荡在大街之上和那些声气相投的妇女勾勾搭搭。我觉得这和过去我所习见的地主子弟，并没有分别，应该转变学习劳动，又向谁诉的什么苦！
　　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
　　1947年5月于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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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感
　　一
　　我学习做群众工作，我访问贫苦的农民，我绕着村子，走进一家破烂的土坯房。我想这定是一家贫苦的人，我招呼一声，一个红眼睛的女人，抱着两个光屁股的孩子，从屋里应声出来：一个孩子吊在她的乳房上，一个孩子几乎要从她的胳膊上出溜下来。我想这是一个累赘的女人。她一定要我坐下，可是我一问到她，问到村里的事，她又什么也说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我想这是一个傻女人，谁娶到这样一个媳妇，真是倒霉。我又去找她的丈夫，他正在房后的小菜园子收拾北瓜，我听见他和一个孩子说话，有情有理，有说有笑，可是我跳过篱笆，和他谈话，他又害怕起来，装聋做哑，叫人难以忍受。不久，他竟借故躲开我走了。
　　我有些生气，我从旁人打听他的出身、阶级成分，谁也说他受了一辈子苦，日子过得顶累；外号叫老蔫，见了生人就不敢说话，当他说了一句半句，别人一笑他，他就赶紧吞回去，笑一笑完事。他顶胆小，他的一生遇见的倒霉事最多，受的罪最多，挨的骂最多，挨的打最多，并且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属于“受罪活该”的一种人。
　　可是当我们在一块开过几次会，在会上，我老是提到他，同情他，鼓励他，他就渐渐活泼起来，聪明起来，勇敢起来。
　　而且他的活泼是那么可爱，聪明得那么可喜，勇敢得令人可惊。在会上，我细心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我觉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才异常珍贵，异常有实际的意义。
　　一天会上，我说是穷人流汗流血供养了地主，我惭愧说的那么单调，没有力量。他说：
　　“你说的一点汗一点血真是不假，汗是血变的，我试过，我接了一碗底汗晒在日头爷下面，干了是红的！”
　　我听了惊心动魄。汗能接在碗里，汗能晒成红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里？
　　他没有说出这些感想，有感想的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但从他这一句话，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这样的老实“无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
　　二
　　我参加的贫民小组里，有一个老者，儿子十年前参加了部队，好久没有音讯。家里度日，只凭老者纺线，儿媳妇织布。他们如此度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一年大旱和一年大水灾，和那“五一”以后的地下生活。老者精神很好，情绪很高，关于我们最后的胜利，那个鲜明的远景，他看得比别人近，比别人真切。每个人眼前有一盏灯指引，可是他的灯照得特别明亮。儿媳正在青年，却异常沉默，她手脚不停地劳作，服侍公公，教养着一个男孩子，孩子今年九岁了。这孩子在老者身边，真是掌上的明珠，一切希望的寄托，精神力量的源泉。他特别娇惯着这孙儿，大大超过孩子的母亲。十年战争，每次闹敌情他抱着背着孩子去逃难，在他看，热爱了孙儿，在这个时代，就是热爱了那在战场作战的儿子，那在家中劳作的儿媳，就是热爱了那伟大艰难的革命战争。
　　这次，我在他村里做复查工作，他把土地改革认作是要求，也认作是他的一种工作。他对我也特别热爱，临到阴历六月初一晚上，敌人到了博野，他亲自安排我转移，在那满挂黎明的冷露的田野，他送我远行，就如同他在十年前，送走了他的儿子。
　　五天过后，我回来，那儿媳和孙儿却穿上新封的白鞋。敌人来了，老者照旧背负着孙儿去逃难，敌人叫他站住，他不听，拚命地背着孙儿跑，敌人用机枪扫射，他死在炎热的高粱地里。进犯的敌人在宣传不杀人，不打人，就在村庄北边，敌人践踏过的庄稼地里，新添起埋葬老人的坟堆。平原的田野，有无数牺牲在抗日战争的和自卫战争的烈士坟墓，这一个是十年革命战士的父亲。
　　不管在前方或在后方，每个人肩担着自己的仇恨作战。儿媳更要艰苦地沉默地抚养着儿子，战士应该有机会知道敌人杀了他的父亲。在十年战争里，我们有多少年老的父亲，在风里雨里，空前的灾难里，为了支持自己子弟的队伍，做了光荣的牺牲。
　　凡是参加贫民小组的同志们，都从老者的血迹上，看到了敌人的面目。什么叫翻身，为什么要自卫，每个贫苦的人的心，被痛苦的泪水，洗得鲜明，仇恨滋生了。
　　1947年7月25日博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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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香菊
　　那天晚上，小高同志带我去访问郭兰瑞。这个十八岁的姑娘，组织起几十个贫农妇女，当选了贫农代表。郭兰瑞不在家，我和小高坐在院里床上说话。过来一个十六七的姑娘，抱着孩子，坐在小高身边静静地听着。小高说：
　　“你问香菊，她和郭兰瑞是好姐妹，她知道的顶详细。”
　　香菊只是笑了笑，就轻轻扭过了头。小高又说：
　　“你看，还是不敢说话！怎么着到大会上去诉苦呢？”
　　香菊才说她和兰瑞从小就在一块，热天，两个人去拾麦子，分着吃一块糠饼子，用一个小铁罐喝水，躺在一棵树下面歇凉。等到大些了，就对着脸浇园，合伙拉耠子……种种的情形，说话的声音很动听。
　　第二天晚上，小高领导她们开小组会，我又去参加了。香菊浇了一天园，喝冷水吃剩饭病了，趴在床上直想吐，但她还是一直督促引导着她那一个小组开会，不肯休息。她笑着说：
　　“什么叫休息？有病是小事，趴一会就好了，翻身才是大事。”
　　我在这边说了几句话，她就喊：“说大点声，叫我也听听啊！”
　　小高同志介绍我到香菊家吃饭，我才第一次在白天看见香菊。她壮实、天真，对人亲热，好脸红。香菊家是贫农，每天很早一家子就到地里浇园去了。香菊回来时，抱着一捆菜，头发和上衣总是晶湿。她蹲在桌子旁边，望着饭不吃，她说浇起园来，就光想喝水，不想吃饭。一顿饭过后，母亲催促，她就又背起那又大又黑的铁水斗走了。
　　晚上，她蹲在黑影里吃了那白天剩下来、怕放坏了的硬饼子，把新饭让给小弟妹们吃。
　　村里酝酿着斗争。田地里是那么酷旱，庄稼正待秀穗，老百姓说这叫“卡脖子旱”。黄昏，西边天一抹红，香菊还在那里浇园，这种劳动是那么吃力和没有止境，庄稼缺水永远不会满足。刚刚十七岁的女孩子运动全身的气力，才能从事这种劳作。可是从她劳动的精神上看，那充实的精力就像这永无止境的水泉，永无止境的热汗，永无止境的希望。她从十三岁上就浇园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架水车，把这女孩子代替？
　　知道要斗争了，地主的水车都放在家里，叫大井闲着，叫庄稼旱着。香菊她们想到水车，应该比我迫切。最盼望下雨，最焦急地等待那天边的风云雷闪的，自然是这些流着汗浇园的姑娘们。她们提出来：先斗水车！
　　每天香菊浇园回来，连说话和笑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一吃过晚饭，她就抖着精神去集合她的小组。大街上，她走在组员的前面，好像一个军官。
　　小组诉苦的时候，她第一个诉说：她，夏天，被夺去了拾的麦穗；秋天，被夺去了拾的棉花。她不敢在地主的地头地边走过，她不敢走过地主的大门，害怕那些闺阁小姐们耻笑她的褴褛和寒碜。
　　这姑娘甚至没有诉说，在这十七年，她那年幼的身体，怎样被太阳曝晒，怎样被热汗蒸腾，被风雨吹打，被饥饿消耗；
　　她没诉说劳动的苦处，她只是诉说一个女孩子心灵上受过的委屈。
　　翻心的过程，特别值得珍贵，它打下了这姑娘翻身的真实基础。这些日子，在香菊身上，表现了一连串疾风暴雨的进步。她从不敢说话到敢说、敢喊，从好脸红到能说服别人和推动组织。在诉苦大会、斗争大会上，香菊小组总是坐在全村妇女的前面，香菊就坐在小组的前面。她在全村妇女中，并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但她是一个实际的领袖。
　　斗争以后，香菊挺着胸脯，走回家来。她又走过了地主家的现在已经被民兵看守的大梢门。怀着胜利的心情，她第一次到那些闺阁小姐们的住处去看了看，到底和自己家的土坯小屋有哪些不同。小姐们正坐在门外啼哭，可是在今天以前，她们是命定上车要老婆搀扶，生了孩子要老妈子抱养的；
　　她们没到过田野一步，就是在庭院里，太阳也晒不到她们脸上。她们耻笑过劳动的妇女，现在劳动的妇女要把她们驱逐到田野里去。
　　香菊说：明天早上，就用斗争出来的水车去浇地。香菊值得尊敬，斗争以后，她更加重视劳动了。分配果实，别的姑娘们喜爱那些花红柳绿的布匹，去充实自己的嫁奁；香菊特别喜爱的是那些能帮助她劳动的农具，来充实自己的远大的希望。
　　194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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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菊的母亲
　　香菊的母亲，今年三十七岁，在贫农里，她却和老婆们组织在一起。每当夜晚开会，在那白发苍苍的一群里，她那充满青壮年精力的说话的声音，她那把褂子的袖口，像年轻人一样高高地卷起来，大脚板平整自然地站立着的说话的姿势，就越使她显得有力和突出。
　　她同香菊，都是本村贫农的斗争骨干，她表现的却更冷静、顽强和有见解。在大会上，她领导的那白发的一组，总和香菊那青年姑娘的一组并排坐着。她们喊口号比不上青年组，但诉苦说理和坚持意见，却非那年轻好笑的一群可比。在大会上，香菊的母亲常常提出最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刚一提出，有时不能为全体接受，她坚持着这个意见，沉着地向大家说服。有一次，甚至主席也来限制她说话了，她不服，她严厉地说：“不让我说话那可不行！”
　　她的脸孔很黑，她的眼睛更黑，每当她生气的时候，眼皮微微下垂，人们就知道，在她心里鼓动着暴风雨。她并不刁泼，非常认真。贫农代表中，有她的一个邻舍，有一次传言说这个代表吃了地主的送情粮食，贫农要求把她罢免。香菊的母亲不信会有这种事，她说，“那是东头人们对西头人们的成见。”工作团的同志批评了她，叫她去看事实，她就花费了几个晚上和几个早上的时间，去观察那个代表的行动。
　　从工作团到了村里，一共两个来月，中午一个会，晚上一个会，再加上一些别的会，这会就不知开了有多少。香菊的母亲没有一次迟到，没有一次早退，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说：“一句话也不能漏了。”
　　她开会开得瘦了好些。直到分完了果实，选举了干部，她才慌忙到地里去收割早已熟了的庄稼。她分的二亩两头临道的地，种的黍稷，她同香菊忙了一天，用包袱背了回来，一进门就对我说：“今年过年有粘饼子吃了。”分浮财，她家分了一个红漆小凳；村里正在庆祝斗争胜利演大戏，工作团一个同志病了没力气，她三番两次叫香菊背了去，让那同志坐。
　　香菊的母亲和香菊得到这些东西，表现了衷心的喜悦。她们欢喜的是：斗争胜利了，我们说了话。她们没有只从这些东西的价格上去估计斗争，是从这些东西的意义上去估计斗争。一条红漆小凳代表什么呢？为什么香菊把它擦了又擦？这条小凳代表的东西很多，它又只简单说明：穷人过去就没有这样一条小凳。它很小、很简单，但它是一个点一条线，通到胜利的终点。就好比，每个人都想进京城，他现在已经走在路上，经过了一个村庄。这胜利的起点，就包括着胜利的全部。
　　因此，在多么农忙的时候，香菊的母亲也没有限制过香菊去开会，过去十几年，这女孩子是没有这么随便过的。无论是在家里，是在会场上，每逢香菊发言和喊口号，我们常看见母亲对女儿赞美的微笑。母亲欢笑的原因是：自己的女儿可以不再经受自己经历的苦难，自己也庆幸能赶上参加这解放的斗争，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儿女。
　　在斗争大会上，她总是同女儿坐在最前面。在群众愤怒的时候，她是站起来的第一个人。同时，她顽强地坚持斗争。
　　工作团一走，正是大秋，地主向人民反攻，他们用耍赖皮脸的外形，包藏祸心，到农民分得的土地上去劫收。他们说：
　　“这地是我家种的！”香菊的母亲无情地反抗了这种抢劫，并且号召组织了对地主无耻行为的审判。
　　在公审大会上，她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这对自己的阵营是一种教育，对敌人是一种奇袭。我们的农民最大的弱点是怜悯心，他们见不得地主的眼泪，和那一套乞怜相；他们只看见地主伸过来的乞讨的手，忘记人家掩藏在背后的企图复仇的刀！
　　这样，香菊的母亲的见识和行为，在我们斗争的前路上，就更值得宝贵。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标志。她亲自动手，再剥掉地主伪装的一层画皮！
　　香菊的母亲的半生里，既辛劳又充满内心的痛苦。她六七岁上，父亲就把她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一个人，作为妻室。
　　丈夫并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做了一辈子长工，饥寒劳碌，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再在自己土地上工作。在地主家扛长工，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傻子，对谁也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花费一个钱。香菊的母亲小小年纪娶过来，就得当男变女，买东办西，什么事也得她出头露面去做。在旧社会里，她也是一员闯将。
　　我曾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香菊的母亲，香菊的叔父。香菊的叔父今年四十一岁了，没有娶过妻室。香菊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他总是端着一个大碗，夹上些菜，一个人到大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老小不是他的一样。
　　香菊有个小弟弟，今年才三岁，整天抱在叔叔的怀里，我从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吃完饭，他一个人就到园里去了。他不能做重活，他蹲在烟畦里捉拿那些虫子，半天半天的，隐在那肥大的烟叶下面，一声不响。
　　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
　　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
　　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
　　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
　　香菊的母亲在她的孩子中间，最爱香菊，斗争以后，她更爱她的女儿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着香菊对我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
　　人们追求着理想。在解放的道路上，这理想逐步解除每个人切身的痛苦，寄托他那衷心的希望。因为这样，理想才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大。
　　194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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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苦翻心
　　郭兰瑞的母亲诉苦说：“我带着孩子们要了几年饭，就在村里借了这间房子住着。俺家冬学在村里当了干部，太积极，财主们恨他，告到炮楼上抓了去。把家里的一点东西，娘们穿的衣裳全卖了，也没赎回他来，运到关东煤窑上受苦去了。
　　唉，俺那孩子啊！家里没吃的，他爹会剃头，就到安国去磨刀子。去了两天，还不见回来，我不放心，拉着俺家兰瑞，就打听着找下去了。到了卢家营儿里，街上有娘儿们坐着。我说：问问大嫂子，你看见剃头的老郭过去了吗？人家说，前两天看见他过去了，穿着破黑袍子，带着火车头帽儿，可是不见他回来，再往前边打听打听吧。我就又拉着兰瑞往前走。
　　孩子饿的实在走不动了，那边过来一个老头子，手里提着一大把胡萝卜儿；我就说：大哥，俺家这小姑娘，饿得慌了，给俺们个萝卜吃吧。那老头儿就给了一大把。兰瑞吃着，走着，就说：娘，爹到哪里去了哩？我说：我们到安国去找他吧。一进东关，日本鬼子站着岗，查问两个推小车的，我就拉着孩子混进去了。到了南关，我见人就问：大嫂子，那个磨刀子的老王住在哪里呀？人家说：就在药王庙那个南屋里。我拉着兰瑞进了药王庙，南屋里，坐着一个娘儿们。我就问：大嫂子，你是磨刀子老王的内掌柜的吧？人家说：是。我说：前两天，老郭来磨刀子，你们见他来吗？人家说：来着，磨了刀子，他就说肚子痛。我叫他喝米汤，他也不喝，定要回去，他说家里人还结记着哩，就走了。俺家掌柜的劝他养一养再走，他说死在哪里，就算哪里吧！抱着肚子走了。
　　“没法子，我就又拉着兰瑞回来。在道上兰瑞说：俺哥要是早些当了八路军就好了，也叫鬼子抓不了去。我说：孩子，先别管他吧，先把你爹找着。走着走着，兰瑞说：前面那不是俺大姐吗，看走动是她。走近了，可不就是俺家大闺女，是我前些年把她卖了的。她先放声大哭起来说：找着俺爹了，就在那条旧公路上。娘儿仨哭着跑到那里，人死了好几天，还穿着他那破袍子，抱着肚子。大闺女到她婆家叫来几个乡亲，抬回家来。邻舍们说：要不俺们就帮凑着给他买个棺材吧！我说：亲人们，你们也都不富裕，赶上这个年月，就叫他这么去吧。俺家当家的，苦了一辈子，临死落个冻饿而死，箔卷席埋，连个薄皮子棺材也没使上！”
　　老大娘诉着苦，就呜呜哭起来。别的老婆们也对着擦泪，有一个老婆就说：
　　“瑞她娘一辈子的苦处说不清。那年坐了月子，三天里就绕家借粮食，自己去推碾子，风摆的她那脸刹白刹白的，我都替她害怕。”
　　“谁不是一样，提起那些日子，唉！”老婆们全唉声叹气。
　　老大娘又说：“他爹死了，我就一天家想念俺那冬学，咒骂那些汉奸为什么就没有个死！有一天，快黑了，我端着一升高粱正要推碾子去，一转眼，看见俺家冬学站在拐角那里，啊！我那儿，你怎么回来了？”唉，俺那儿啊，黑干削瘦，腰都直不起来。到家里，我说兰瑞，快给你哥去借面烙饼。一升面的饼，俺那儿还没有吃饱，兰瑞说：‘怎么俺哥就吃这么多啊！’孩子，饿成什么样儿了啊！日本鬼子败了，才有了点吃的，又把他养活了。可还是穷啊，连个媳妇也娶不上。俺家冬学三十六了，和人家小凤一天生日；人家财主，早连儿媳妇也娶了，俺家穷就耽误了好几辈子人啊！”
　　斗争了，冬学参加了村里的民兵，兰瑞当选了贫农代表，老大娘斗争诉苦全很积极。这一家成了全村贫农的骨干，怨气出了，仇也算报了，后来分了宽堂大屋的房子、大水车井和好园子地，立时就有媒人找上门来给冬学说亲。
　　村里的斗争还在进行，暴风暴雨并没过去，这个喜讯，不怎样引人注意。到冬学参军那天，老大娘忽然顽固起来，坐在会场上，不离儿子的身边左右。她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不能走，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冬学跟着大队走了，老大娘哭哭啼啼。工作团的同志们也生气了。村里闲话更多，有的说：“斗争东西你积极，儿子当兵你这么落后。”说这些话的人，多是在斗争的时候消极观望，在参军的时候，把儿子藏了起来的人家。也有很多人这么说：“老大娘落后，可是她到底在斗争地主的时候积极过，冬学也到底参了军，这就比那些只会说风凉话的人强胜万倍！”
　　随后，又传说冬学没走到博野就跑了。夜里下了透雨，人们起得早，村边上、街里头全有人谈论这事。
　　“他还是斗争骨干哩，他先跑了行吗？”
　　“把分的东西，全得给退出来！”
　　“他妹子的代表我看也得罢免了！”
　　老大娘这几天来，心里烦搅得要命。从家里走出来，要到地里去。看看街上的人三三两两站在一起，用那样的眼光看她，她就脸红起来，身子也好像一下矮了半截。人们的态度和几天以前，大不一样。那时人们对这老大娘，是多么尊敬和羡慕！她带着满对不起人的神色，急急忙忙奔着地里走去，用袖口擦一擦这几天哭红肿了的眼。
　　地是新分给她的一块好水浇谷地。独根红的大支谷，挺着大穗子，迎风推动，又丰足，又美丽。
　　她们绳子放在地下，正要动手收割。忽然看见地主老欠在地那头转游，头上斜包着一块白布，遮着他那早已平复的伤口，眼里放射着仇恨毒眼的光芒，从垄沟上走过来了。这时四外没有别人，老大娘心里微微一颤，就听老欠说：
　　“这地是我种的，你不能白收！”
　　“你种的？在斗争大会上你为什么不说是你种的？”老大娘鼓着气说。
　　“斗争大会，”老欠冷声一笑，“你儿子当兵去又跑了回来，这地你得退给我！”
　　大娘忽然觉得气短起来。她一坐就坐在地头上，有声没力地说：“你说了个好听，咱们得到村里说理！”
　　老欠看看那边，有人过来了，才转身说：“你儿子开小差，你还有什么理，代表会就得叫你把东西吐出来！”
　　歇息了好一会，大娘才站起来开始割谷。她有生以来没有这么一块地，也没有这么一块谷，谷穗沉重地打着她的胸脯。大娘想起了过去要有这么块地，丈夫就不会饿死在公路上，死了就会有个棺材。也想起那新分的三间大砖北屋和屋里的红漆放亮的家具，有这个，儿子就会娶上媳妇，女儿就会寻上婆家。
　　就说这一切的全不算什么，只要冬学儿守在身边吧。可是地主就在那边，工作团刚刚走，斗争刚刚过后，人家就来报仇，也能够借尸还魂哩！看来封建势力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消灭，它可像死灰一样，见火就着。如果冬学不参军保家，以后天长日久，日子的黑红，谁能保险？还拉着孩子们要饭去？还住在人家那低矮黑暗的小屋里？还吃糠咽菜？就说生活不成问题吧，可是乡亲们从此瞧不起咱！人除了吃穿，还要脸面。被人小看，就是吃好穿好，也没有意思。
　　老大娘左思右想，心里明亮起来，身上也有了力气，背上谷子往家里走。街上的人还不住暗暗撇嘴，老大娘却满脸披笑地走进家门。
　　放下谷子，老大娘就到冬学藏着的地方去，叫他归队。冬学回来一天一夜，也觉得不是滋味，真是够受。老娘一说，正和他想的一样，就抖抖衣裳上的尘土草叶子，归队去了。
　　经过这么一回斗争，老大娘才真正翻了心。
　　194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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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
　　宿舍是去年新盖的，它的名字叫“男独身”，住在这个宿舍的工人，每当打电话的时候就先说：“我是男独身。”
　　新的，粉刷得非常洁白的工人宿舍，非常安静，听不到小卖的叫声，孩子们的吵闹。
　　工人从工厂回来需要安静的睡眠，他们洗过脸，吃了饭，就急忙走回宿舍里，上到床上去，两个人一张铁床，“楼上楼下”的睡。他们绝不吵闹别人。
　　他们独身生活，把节余的钱锁在小柜里，很少分心的事，除去上班就是睡觉。在上班以前，自然就醒了，从容地起床，蹲在绿草前边盥洗喝茶，这种从容，在那年老的工人身上表现得更真切。这种安静的酣畅的睡眠，只能和我们的部队，在作战之前或作战之后，躺在林荫山坡上的休息互相比拟，它是一种庄严的休息。
　　他们多半来自农村，在紧张的工作的余暇，他们拔去窗前门边的芜草，种植上高粱和玉黍，高粱和玉黍使他们想起家乡，关切农民的生活。
　　住在这里的青年人，像一个学校的同学，谁有一包好茶叶，也要请同志们一块来享受。他们尊敬那些年老的工人。
　　中午，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就睡醒了，他从房间里轻轻走出来，到门口买了一个西瓜，招呼着一个青年朋友，他把瓜放在事务所的桌子上，抓起电话：
　　“你是女独身吗？王爱兰同志睡觉了吗？好好，没事没事！”
　　就赶紧把耳机放下了。
　　青年的朋友在一旁嘲笑他：“这像话吗！”
　　“人家正在休息，人家正在争红旗，不要打搅她。来，我们到小院里石榴树下面去吃瓜！”
　　这是青年工人恋爱的插曲。青年的女工们，现在才敢于爱恋这些青年的工人伙伴。
　　在独身的宿舍的门窗旁边，他们都悬挂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
　　在每天上班的时候，他们精力饱满地拥挤在通向工厂的大路上，眺望着海河的晚景，和下班的同志们打着热情的招呼。
　　1950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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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元
　　冬季，我下乡到于村。中午的时候，我就到村公所了。这是没收的地主的一所住宅，东屋是图书室，西屋，财政委员们用来算账和收存公粮，北屋三大间，地下摆着一排檩条，是村干部们开联席会议的地方。
　　干部们还没有来，阳光很好，我站在院子里取暖。
　　最先来到的干部，是杨国元。他是村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个子并不很高，穿着黑色棉袄棉裤，腰里系着一条宽皮带，光看头。他的头发极黑极密，像用墨胶塑成。加上他那黑脸，浓眉，络腮胡子楂，当他偶一皱眉的时候，那黑劲就连成一个了。他抱着他的小女儿，这是打扮得很华丽，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孩子，脸上还点着胭脂，抹着粉儿。这孩子在他怀里，就像是在一块大黑石头旁边，伸出来开放的一箭花朵。
　　杨国元很热情，他立在院里，和我谈了两个小时。
　　他的左手老是插在棉袄的旁边口袋里，当我们谈到这一带在抗日初期，组织队伍的时候，他才把左手掏出来，那已经是残废得很厉害了。他说：
　　“我从小受苦，那时我认做是红军，才加入的。”
　　他在唐士奎的大队里当侦察连长，作战很勇敢，左手受了伤，那时医疗条件很不好，复员回来，手背上还带着一块碎铁，整天流脓滴水。有一天，在街上和人家逗着玩，叫人家打了一下，那块铁片才掉了出来。
　　为我居住的地方，他很费了一番考虑和周折，他说：
　　“第一，群众条件要好；第二，不要住在村边上；第三，要靠近干部。”
　　随后他就找房去了。
　　但是，直到天黑，差不多人们都要睡觉了，他才来领我到黎彦增家去，那里一条炕上睡着两个青年团的干部。杨国元说暂时在这里睡一宿，明天他老婆和兄弟媳妇合并了，就叫我搬到他那里去住。他说他就是愿意和老同志住在一起，发个牢骚什么的也方便。
　　我终于在黎彦增家长住下来了，并没有搬。我觉得叫他和老婆离开是很不合适的。
　　而这里离他家并不远，差不多每天晚上，杨国元都要来的。他给我借了一个小煤炉，又套车到合作社拉砟子，我们生起火来，屋里很暖，坐上小沙壶，又有开水喝了。
　　于是，他的牢骚就来了。他总是提念那些老同志，他们现在分布全国，很多人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杨国元说：
　　“我还是一个村干部。当然，什么工作也一样，可是村里的工作就是难，别人也不把咱看到眼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有的竟当了合作社主任。今天，我去拉砟子，合作社里的人，连土带末子给我往车上装，我把他的铁铲夺过来了！合作社主任出来和我讲，我把左手伸出来，把他顶了回去。”
　　我按照一般的情形，批评了他的鲁莽作风，其实他现在的缺点主要是疲沓。去年上级布置：每个支委带动群众打一眼井，他没有完成，受了批评。这些天，村里正在整党，一天早上，我在县城的大集上看见他背着一个粪筐遛达着。我说：
　　“今天上午不是有会吗？”
　　他笑了笑说：
　　“脑子发胀，要出来转游转游才行。”
　　一谈起过去的事，他的兴致就来了。常常在我那里一坐就是半夜。饿了，就拿黎家几块山芋，放在炉口边上，用铁洗脸盆一盖，闷出来的山芋，实在好吃。但他也从来没有像一些农村青年那样向往城市生活，想出来工作的意思。
　　整党正紧张，他闹起爆发眼，躺在家里不出来了。
　　我去看他。他家一个梢门筒，两间西屋，三间北屋，都是砖房，是土地改革时分配的。他父亲和兄弟媳妇住北屋，兄弟在京津线上一个国营农场里工作，兄弟媳妇也常去住，家里缠嚼很轻。杨国元夫妇住西屋，他因为残废，每年可以领到八百斤小米的抚恤。此外，种着十五亩地，养一匹小驴，小驴就在杨国元的外间喂着。
　　杨国元的屋里拾掇得很干净，北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相片，装着镜框，旁边有一副写得很好的对联，横批是“革命家庭”。东墙上挂着时钟，有三四架，滴答响着，像进了钟表店一样。这使我吃惊了。
　　杨国元躺在炕上，戴着一副墨晶眼镜。他说：
　　“这都是我买来的，过去我好修理枪，现在就好修理这个。
　　对对你那表吧，我这钟都是根据电台播音对好的。”
　　我才看见，在迎门橱上放了一架小小的矿石收音机。杨国元爬过来，把耳机子安在我的头上，说：
　　“听听吧，清楚着哩！”
　　在乡下看不见当天的报纸，我自从知道杨国元有这个设备，每天就抽些时间去听一听。
　　我发现，杨国元并不大好听这个，他只是好修理研究。那些钟表，也是为了修理的兴趣买来的，并非为的实用。有的是跑到百里以外的保定买来的。他问了我很多关于无线电的问题，可惜我知道得很少。他说，他打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封信，和他们取得联系。可是，直到现在，他认识的字还很少。
　　他老婆进来，把孩子交给杨国元。这女人很年轻，看来，杨国元很听她的话。她说：
　　“上级批评俺家他爹不参加土地合作社。不是他不参加呀，是俺家他爷爷顽固。家里整天为这个吵架，里外夹攻，你看攻得他那眼！”
　　在于村住了两个月，我和杨国元接近的最多。腊月，我要转移到城南去，他一定要套车送我。他的车油漆得很好，小驴儿刷理得很干净，他替我铺好褥子，上面盖得严严实实。这天，道路上的风霜很大。
　　“你再给我提些意见吧，”杨国元坐在车辕上说，“昨天，支委会上你谈的很简单。”
　　“也就是那些意见了。”我说，“你常常想到过去，过去是可以回想的。在那艰苦的年代，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多，照顾家庭的心情少。现在，因为家庭生活有个规模了，我们为家庭分心的时候也就多了。村里的公众的事情，干部们不大关心，比如村公所的会议室，民校的教室，小学校，到冬天还是窗子不糊，烂砖满地，没人去管。我们应该像过去那样，热心地学习和工作，你有一台收音机，可以和宣传委员合作，把电台每天广播的政治教育材料，记下来，自己学习了再向群众讲解。”
　　实际上，教育别人比起教育自己，要困难得多。教育自己，可以依靠反省，教育别人，除去了解他的历史，还要了解他目前的思想和心情。我不知道我到底了解了他的心情没有。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惜别呢，还是我的话引起了他的苦闷，看来杨国元今天的感情很沉重。他说：
　　“我应该多做些工作。”
　　他是在战争的环境里出现的刚强的人物。是矗立在乱石中间的一块黑色的光亮的火石。我想，如果不只从静止的方面看他，而想到他的本质和他身体里包藏的无限火种的力量，再能激发这种力量，他就进步得快了。
　　1953年8月2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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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旧
　　十几年的军事性质的生活，四海为家。现在，每当安静下来，许多房东大娘的影子，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的记忆里转动起来。我很想念她们，可是再见面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去年，我下乡到安国县，所住的村子是在城北，我想起离这里不远的大西章村来。这个村庄属博野县，五年以前我在那里做土地复查工作，有一位房东大娘，是很应该去探望一下的。
　　我顺着安国通往保定的公路走，过了罗家营，就是大西章，一共十五里路。昨天夜里下了雪，今天天晴了，公路上是胶泥，又粘又滑。我走得很慢，回忆很多。
　　那年到大西章做复查的是一个工作团，我们一个小组四个人，住在这位大娘的家里。大娘守寡，大儿子去参军了，现在她守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过日子，女儿叫小红，小儿子叫小金。她的日子过得是艰难的，房子和地都很少，她把一条堆积杂乱东西的炕给我们扫出来。
　　大儿子自从参军以后，已经有六、七年了，从没有来过一封信。大娘整个的心情都悬在这一件事上，我们住下以后，她知道我在报社工作，叫我在报纸上登个打听儿子的启事，我立时答应下来，并且办理了。
　　大娘待我就如同一家人，甚至比待她的女儿和小儿子还要好。每逢我开完会，她就悄悄把我叫到她那间屋里，打开一个手巾包，里面是热腾腾的白面饼，裹着一堆炒鸡蛋。
　　我们从麦收一直住到秋收，天热的时候，我们就到房顶上去睡。大娘铺一领席子，和孩子们在院里睡。在房顶上睡的时候，天空都是很晴朗的，小组的同志们从区上来，好说些笑话，猜些谜语，我仰面听着，满天星星像要落在我的身上。我一翻身，可以看见，院里的两个孩子都香甜地睡着了，大娘还在席上坐着。
　　“你看看明天有雨没有？”大娘对我说。
　　“一点点云彩也没有。”我说。
　　“往正南看看，是大瓶灌小瓶，还是小瓶灌大瓶？”她说。
　　那是远处的两个并排的星星，一大一小。因为离得很远，又为别的星星闪耀，我简直分辨不出，究竟是哪一个在灌哪一个。
　　“地里很旱了。”大娘说。
　　那时根据地周围不断作战，炮声在夜晚听得很真，大娘一听到炮声，就要爬到房上来，一直坐在房沿上，静静地听着。
　　“你听听，是咱们的炮，还是敌人的炮？”大娘问我。
　　“两边的炮都有。”我说。
　　“仔细听听，哪边的厉害。”大娘又说。
　　“我们的厉害。”我说。
　　还有别的人，能像一个子弟兵的母亲，那样关心我们战争的胜败吗？
　　工作完了，我要离开的时候，大娘没见到我，她煮好十个鸡蛋，叫小金抱着追到村边上，硬给我装到车子兜里。同年冬天，她叫小红给我做了一双棉鞋，她亲自送到报社里，可惜我已经调到别处去了。
　　不知大娘现在怎样，她的儿子到底有了音讯没有？
　　我走到大西章村边，人们正在修理那座大石桥，我道路很熟，穿过菜园的畦径，沿着那个大水坑的边缘，到了大娘的家里。
　　院里很安静，还像五年前一样，阳光照满这小小的庭院。
　　靠近北窗，还是栽着一架细腰葫芦，在架下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纳鞋底儿。院里的鸡一叫唤，她抬头看见了我，惊喜地站起来了。
　　这是小红，她已经长大成人，发育出脱得很好，她的脸上安静又幸福。只有刚刚订了婚并决定了娶的日子，女孩子们的脸上，才流露这种感情。她把鞋底儿一扔，就跑着叫大娘去了。
　　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
　　大娘还很健康。
　　她说大儿子早就来信了，现在新疆。不管多远吧，有信她就放心了。儿子在外边已经娶了媳妇，她摘下墙上的相片给我看。
　　她打开柜，抱出几个大包袱，解开说：
　　“这是我给小红制的陪送，一进腊月，就该娶了。你看看行不行。”
　　“行了，这衣服多好啊！”我说。
　　大娘又找出小红的未婚夫的相片，问我长得怎样。这时小红已经上了机子，这架用手顿的织布机，是那年复查的时候分到的。小红上到机子上，那只手顿的可有力量。大娘说：
　　“我叫她在出聘前，赶出十个布来，虽说洋布好买了，可是挂个门帘，做个被褥什么的，还是自己织的布结实。你知道，小红又会织花布。”
　　吃晌午饭的时候，小金从地里回来，小金也长大了，参加了互助组。现在，大娘是省心多了。
　　1953年8月27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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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我在于村黎家，和一匹老马住在一间屋里，每当做饭，它一弹腿，就把粪尿踢到锅里，总是不敢揭锅盖，感到很不方便。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我就向支部书记要求，住得比较清净些。农村房屋是很缺的，终于他把我领到一间因为特殊原因空闲了三年的北房里。这时是腊月天气，虽然那位也是住闲房的收买旧货的老人，用他存下的破烂棉套，替我堵了堵窗户，一夜也就把我冻跑了。我找了赵金铭去，他想了想，把我领到妇联会主任的家里。
　　主任傅秋鸾，正和小姑玉彩坐在炕上缝棉衣服。
　　赵金铭既然是有名的“大哨儿”，他总把事情说得骇人听闻，他说我得了感冒，当村干部的，实在过意不去。他征求主任的意见，能不能和兄弟媳妇合并一下，让给我一间屋子。
　　主任说：
　　“我们这里长年不断地住干部，还用着你动员我！不过，眼下就过年了，我们当家的要回来。这个同志要是住三天五天的，我就让给他，听说是住三月两月，那顶好住到我娘她们那小东屋里去。我爹到西院和大伯就伴，叫我娘搬过来和我们就伴。就是那屋里喂着一匹小驴儿。”
　　“就是这个不大卫生。”赵金铭做难地说。
　　我已经冻怕，不管它驴不驴，说没有关系。赵金铭领我到小东屋里看了看，小驴儿迎着门口摇着脖上的铜铃。
　　“小牲口拉尿不多，”赵金铭说，“我告诉老头儿勤打扫着点。”
　　我就搬到这家来了，一直住到第二年三月里，一家人待我很好，又成了我的一处难以忘记的地方。
　　这一家姓赵，大伯大娘都是党员。大儿妇是党员，大儿子在定县工作也是党员，二儿子在朝鲜作战是党员，二儿妇和姑娘都是团员。这真是革命家庭，又是志愿军家属，我从心里尊敬他们。
　　大伯是个老实庄稼人，整天不闲着，现在正操业着“打沙披”的事。这一带的土质很奇怪，用泥土拍墙头垒房山，可以多年不坏，越经雨冲越坚固，称做立土。铺房顶就不行，见雨就漏，稍为富裕的人家，总是在房顶上打上一层“沙披”。
　　办法是：从砖窑上拉回煤焦子，砸碎掺石灰，用水浆好，铺在房顶，用木棒捶击，打出来就像洋灰抹的一样。但颇费工时。
　　大伯整天坐在院里，拣砸那些焦子。他工作得很起劲，土地改革以来，家里的生活，年年向上，使他很满足。儿子参军，每年政府发下工票，劳动力也不成问题。他有十五亩园子，两架水车，每年只是菜蔬瓜果，变卖的钱就花费不清。他说今年“打沙披”，明年灰抹墙山，后年翻盖磨棚。
　　虽在冬闲，他家并不光吃山药和萝卜，像普通人家那样。
　　总是包些干菜饺子呀，擀些山药面把子呀，熬些干粉菜呀，蒸些小米干饭呀，变化着样儿吃。一家人的穿着，也很整齐，姑娘媳妇们都有两身洋布衣服。还有一点是在农村里不常见的，就是她们经常换洗衣服，用肥皂。
　　一家人，就是大伯的穿着不大讲究。好天气姑娘媳妇们在院里洗衣服，他对我说：
　　“就是我们家费水！”
　　我说：
　　“谁家用水多，就证明谁家卫生工作做得好。”
　　大媳妇说：
　　“用水多，又不用你给我们挑去，井里的水你也管着！快别砸了，荡我们一衣裳灰！”
　　大伯就笑着停工，抽起烟来了。
　　生活好了，一家人就处得很和气。这个大伯，小人们经常斥打他两句，他反倒很高兴。
　　大娘虽然已经六十岁了，按说有两房儿媳妇，是可以歇息歇息了。可是，也很少看见她闲着，我常常看见，媳妇们闲着，她却在做饭，喂猪，拣烂棉花桃儿，织布。她对我说：
　　“老二不在家，我就得疼他媳妇些，我疼她些，也就得疼老大家些。我不支使她们，留下她们的工夫，好去开会。”
　　别人家的婆婆是不愿意儿媳妇们开会，大娘却把开会看得比什么也要紧，她常督促着孩子们赶快做饭，吃完了好去开会。每逢开会，这家人是全体出席的，锁上门就走，有时区里来测验，一家人回来，还总是站在院里对对答案，看谁的分数多。
　　对证结果，总是小姑玉彩的成绩最好，因为她小学就要毕业了，又是学校团支部的委员。其次是大伯，他虽然不识字，可是记忆力很好，能够用日常生活里的情形解释那题目里包含的道理。而成绩最不好的是二儿媳妇齐满花。大娘对我说：
　　“什么都好，人材性质，场里地里，手工针线，村里没有不夸奖的。就是一样，孩子气，贪玩儿，不好学习。”
　　结婚以来，二儿子总是半月来一封信，回信总是小姑玉彩写，姑嫂之间，满花认为是什么话也可以叫她替自己写上的。最近，竟有一个多月不来信了，大娘焦急起来。我是每隔几天，就到县城里取报，这些日子，我拿报回来，一家人就跟到我屋里，叫我把朝鲜的战争和谈判的情形念给她们听，这成为一定的功课了。
　　齐满花头上包着一块花毛巾，坐在对面板凳上，一字一句地听着。她年岁还很小，就是额前的刘海，也还给人一些胎发的感觉，但是，她目前表露的神情是多么庄重，伸延的是多么辽远了啊。
　　好像现在她才感觉到，小姑代写的信，也已经是辞不达意。她要求自己学习了。大娘每年分给每个媳妇二十斤棉花，叫她们织成布，卖了零用。现在正是织布的时候，大娘每天晚上到机子上去替老二媳妇织布。齐满花和小姑对面坐在炕上，守着一盏煤油灯，有时是嫂嫂教小姑针线，更多的时间，是小姑教嫂嫂识字。玉彩很聪明，她能拣那些最能表达嫂嫂情意的字眼儿，先教，所以满花进步得很快。大儿妇对我说：
　　“我婆婆多帮老二家些，我不嫌怨，二兄弟在朝鲜，是我们一家人的光荣。”
　　1953年9月12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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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满花
　　还是赵家的事。
　　赵家的二儿妇叫齐满花，结婚的那年是十八岁。她娘家是东关，有一个姐姐嫁在这村，看见赵家的日子过得不错，就叫媒人来说，赵家也喜欢满花长得出众，这门亲事就定准了。
　　那时赵家二儿子在部队上，驻防山海关，大伯给他去了一封信，征求意见，他来信说可以，腊月初八就能到家。大伯为了办事从容，把喜日子定在了腊月二十。家里什么都预备好了，单等着娶。腊月初八，儿子没有回来，家里还不大着急，十五来了一封信，说是不回来了，这才把大伯急坏，闹了一场大病。大娘到满花娘家去说，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退婚，一个是由小姑玉彩代娶，娘家和满花商量，结果是同意了第二个办法。
　　过门以后，一蹭过年，大娘就带着满花，来到秦皇岛。大娘是带着一肚子气来的，一下火车，才知道光带了信瓤，没带信封，儿子的详细住址是写在信封上的。婆媳两人很着急，好在路上遇到两个买卖的部队上的炊事员，一提儿子所在部队的番号，他们说：
　　“打听着了，跟我们来吧。”
　　到了部队上，同志们招待得很好，有的来探问满花是什么人，知道是送新媳妇来了，大家就争着去找老二。
　　老二从外面回来，看见母亲身边站着满花，第一句话是：
　　“你们想拖我的后腿吗？”
　　第二句就笑了：
　　“娘，你们累不累呀？”
　　部队上帮助结了婚。夫妻感情很好，星期天，儿子带着满花到山海关照了一个合影，两个人紧紧坐在一起。满花没有这么坐惯，她照的相很不自然，当把这个相片带回家来，挂在屋里的时候，她用丈夫另外一张小相片，挡住了自己。
　　我第一次到赵家的时候，大娘领我看了看她二儿子的照片，大娘当时叫满花摘下来，小镜的玻璃擦得很明亮。
　　大娘经常教导儿媳妇的是勤俭，满花也很能干，家里地里的活儿全不辞辛苦。她帮着大伯改畦上粪，瓜菜熟了，大伯身体不好，她替大伯挑到集上去。做饭前，我看到过她从井里打水，那真是利索着哩！
　　大伯家村边这块园子里，有一架水车。村西原有大沙岗，大伯圈起围墙，使流沙进不到园里。这菜园子收拾得整齐干净漂亮，周围种着桃树，每年春天，他家桃花总是开得特别繁密，紫一块，红一块，在太阳光下，园子里是团团的彩霞。
　　水车在园子中间，小驴儿拉得很起劲。
　　园子里从栽蒜起就不能断人儿，菜熟了每天晚上整菜，桃熟了，要每天早起摘桃。从四月起，大伯大娘就在园里搭个窝棚睡觉，在旁边放上一架纺车。满花在园里干活，汗湿了的褂子脱下来，大娘就在井台上替她洗洗，晒在小驴拉的水车杠上，一会儿就干。
　　园里的收成很好，菜豆角儿，她家园里的能长到二尺来长，一挑到南关大集上，立时就被那些中学和荣军院的伙食团采买员抢光了，大伯和满花在集上吃碗面条儿，很早就回来了。只是豆角变卖的钱，就可以籴下一年吃不清的麦子。五月鲜的桃儿，她家园里也挂得特别密，累累的大桃把枝子坠到地面上来，如果不用一根木叉早些支上，那就准得折断。用大伯摘桃时的话来讲，这桃树是没羞没臊地长呢！
　　这都因为是一家人，早起晚睡，手勤肥大。
　　谁也羡慕这块园子，如果再看见满花在园里工作，那就谁也羡慕这年老的公婆能娶到这样勤快美丽的媳妇，真比一个儿子还顶用！
　　每年正月，大娘带满花到部队上去一趟。一年，满花带回丈夫送给她的一只小枕头，一年带回来一条花布棉被。
　　满花的姐姐，和满花只隔一家人家，可是，要去串门，绕两个胡同才能走到。拿这姐妹两个相比，那实在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姐姐长得丑陋，行为不端。她的丈夫，好说诳言大话，为乡里所不齿。夫妻两个都好吃懒做。去年冬天，嚷嚷着要卖花生仁，摘借了本来，一家人就不吃白粥饭，光吃花生仁。丈夫能干吃一斤半，老婆和他比赛，不喝水能吃二斤。几天的工夫就把老本吃光了。今年又要开面馆，也是光吃不卖。自己还吹嘘有个吃的命，原因是过去每逢吃光的时候，曾赶上过反黑地和平分，现在把分得的东西变卖完了，又等着“入大伙”，两口子把这个叫做吃“政策”。自然，他们将来一定要受到教训的。但是，这夫妇两个确也有些骗吃骗穿的手段。去年过年的时候，她家没有喂猪，一进腊月，男的就传出大话说：
　　“别看俺们不喂猪，吃肉比谁家也不能少。”
　　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满花到姐姐家去串门，果然看见她家煮了一大锅肉，头蹄杂碎，什么也有。满花是个孩子，回来就对婆婆说：
　　“看人家俺姐姐家，平日不趴猪圈，捣猪食，到年下一样的吃肉。”
　　大娘正在灶火坑里烧火，一听就很不高兴地说：
　　“那你就跟着她们去学吧！”
　　平日婆媳两个，真和娘和闺女一样，说话都是低言悄语的，这天大娘忽然发脾气，满花走到自己房里哭了。
　　不多一会，西邻家那个嫂子喊起来，说是满花的姐夫骗走了她家的肉，吵了一街的人。满花为姐姐害羞，一晚上没出来。但事情过了以后，满花还是常到姐姐家去，大娘对这一点，很有意见，她说她们会把满花教唆坏了。
　　满花家园里，什么树也有，就是缺棵香椿树。去年，在集上卖了蒜种，满花买了两棵小香椿，栽到园里墙边上。她浇灌得很勤，两棵小树，一年的工夫，都长得有她那样高。冬天，她怕把树冻坏，用自己两只旧鞋挂在树尖上，因为小香椿就是一根光杆。今年开春，有一天，我在南关集上买回一小把香椿芽儿，吃鲜儿。满花看见了，说：
　　“我那香椿也该发芽了，我去看看。”
　　不看还好，一看把她气得守着树哭了起来。不知道是谁，把树尖上的香椿芽儿全给掰了去，只有一棵上，还留着一枝叶子，可怜的像小孩们头上的歪毛。她忍不下，顺着脚印找了去，她姐姐正在切香椿拌豆腐呢。大吵一顿。从此，姐妹两个才断了来往，就是说，根绝了一个恶劣环境对一个劳动女孩子的不良影响。
　　现在，满花更明白，勤劳俭朴就是道德的向上。她给远在前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
　　1953年9月1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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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的地台戏
　　在北平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游艺场里，和那些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变戏法的在一起，我们常见到唱地台戏的人们。
　　和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一样，他们也是靠着嘴吃饭的。
　　不过因为他们的组织，他们演戏的技术和“舞台”的形式的新奇，他们是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戏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它能够由视觉与听觉，直接打动民众的心灵而支配其生活的意念，它能够最敏快地最牢紧地把握住民众的情绪。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戏剧是最有力的艺术而最普遍地为人们从事着，不论它的形式是怎样的不同，都随时随地在变化着。
　　在近代，随着社会组织的细密，戏剧，已经成为一种繁重的艺术。这种现象，使戏剧在某一点上，脱离了民众。
　　这种事实，处处明显地表现着。尤其在都市里，能够到戏院去的人们，是很少的。
　　然而，一般的贫苦的人们，也是需要戏剧的，这或者，比别的人还要迫切，他们过度地疲劳，是渴望着安慰与调剂的。
　　于是，在都市里，就有一种新的“剧场”来供给他们。
　　北平的地台戏的精采，在别的地方是不容易见到的，这或者因为北平是“京戏”发源地。
　　地台戏的演出，差不多全是京戏。我们知道京戏在北平是最普通的，上自达官贵人，下及劳苦大众，没有一个人不在喜爱着这种玩意。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
　　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戏应有的其他乐具，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也不化装，也不照规定动作，小孩子只是站在这里唱。唱的很不错，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曾经怎样地刻苦着学来的。
　　我曾看见这么一回事，一个小孩饰曹操演捉放宿店，在他要出场的时候，领班的拍了拍他的头发说：“用力唱，唱完给你买包子吃。”为了“吃”，那小孩就格外地卖着力气。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三角或五角。平常的时候，只能得到两角来钱。
　　在现阶段的社会里，一切“艺术”都脱离了广大的群众。
　　因为戏剧的本身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在这方面，是更明显地表现着。
　　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来接近广大的群众，而能得到艺术的效果，是很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话剧运动在中国，是早就为一般人努力着，在过去，每每为了公演筹备不易，便流产了公演，想起来，是很痛心的事情。为了演出上的方便，“自由剧场”运动，“小剧场”运动，在从前，也曾有人从事提倡和创制过。我想如果能够批判地采取了地台戏演出的形式，对于话剧运动的普及是有无限的帮助的；同时，在艺术大众化的口号下，这种工作也是很迫切地期待着有人来从事。
　　我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来讨论。
　　（原载1934年11月29日、30日，12月1日天津《大公报》的“本市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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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
　　去年冬季赴苏访问，到现在整整一年，许多经历和印象，在我的心里，却越来越新鲜越深刻了。
　　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见闻：我应该追述得远一些。对于国外的优秀的文艺书籍，我读得很少，在我读过的这很有限的书籍里面，俄罗斯和苏联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现在，已经不能说出，我最初接触的那篇传播着伟大的心灵的声音的文章，究竟是一个什么题目；但我记得，它是托尔斯泰的一篇短小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能够感动幼年心灵的非常成功的故事。
　　当我进到中学的时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暴，正在我的祖国的中南部兴起。在革命受到暂时的挫折的时候，有大批的革命的出版物，涌现在这个北方的小城市。像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因为一种比较朦胧的觉醒，我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哲学的著作。因为它的引导，我进一步读了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
　　我尽量购买和阅读这些书籍。那时，在这个小城市里有一家偷印别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厂。印刷厂的主持人，后来听说被人家控告下狱。他翻版的书，数量很大，传播到了北方的各个城镇，甚至乡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
　　这些书除去理论以外，还介绍给我苏联的新兴的作家。我最初读的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涅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
　　我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他写的多是农村的故事。他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在抗日战争初期那样艰苦的时候，我们用石印翻印了，供给根据地的军民阅读。根据的原本，就是我的书。
　　我最初读到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是它在《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后来我又买到一本翻印本，我很想得到一本原版印本，但一直没有得到。
　　这时我从这个中学里毕业了。既没有升学的机会，也找不到职业，我在北京流浪着读书。有一位当时出名的体育家，介绍我到一个市政机关里当小职员，我住在宣武门里一个尼庵里。那时宣武门大街西便道上，有很多旧书摊，我每天下班回来，就逐摊涉猎，总要买一两本书回到公寓里，夜晚阅读。这一时间，我读的书较多也较专心，其中大部分也是苏联的作品。
　　我读了肖洛霍夫的短篇《死敌》这是反映苏联革命时期农村尖锐的斗争的作品，不久，我买了立波翻译的他的长篇《被开垦的处女地》。
　　这时我已经到白洋淀附近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了。我的宿舍在临街的楼上，每天可以看见那些早起晚归的农民们。肖洛霍夫多方面的革命的经验，他所继承的托尔斯泰的广泛的深厚的艺术天地，他对农村的美丽的抒情描写，他长时期居住在乡村的生活，都引起我的仰慕。
　　我每逢星期日就跑到河边一家邮政代办所，汇钱到上海买书。关于伟大的高尔基的作品，我最初读的巴金翻译的《草原上》，这时我又读到了由瞿秋白翻译的那些著名的，热烈的，充满无限革命哲理的短篇。
　　在这个小镇，我在教课的闲暇，开始阅读了俄罗斯古典的文学作品，从普希金开始。我把普希金诗一样的文字，摘录出来，挂满我的房间。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调到阜平山地工作的时候。那时我参加了晋察冀通讯社的工作，编辑一种刊物叫《文艺通讯》。
　　这是敌后最初建立的新闻机构中间的一个，机关最初设在阜平的城南庄，后来搬到三将台。我们的工作刚开始，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们迫切地需要学习，我们把爱伦堡的通讯，当作课文来研究。在山地工作的那几年，我还读了屠格涅夫的书。
　　因为特殊的爱好屠格涅夫的明朗的意味深长的抒情的风格，我后来读了所有他的长篇的中文译本。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一间小窑洞里，我读了契诃夫的剧作，也是因为爱好他的单纯的抒情。
　　总之，我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教导，他介绍什么，我就学习什么。去年，我们访问产生和教养了这样多的星斗天才的伟大的国家。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我们都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参观了很多文学艺术的博物馆，对于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些对中国文学、中国人民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的事迹，我们了解得更切实了。在正在扩充修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博物馆里，热情地给我们讲解的，是值得尊敬的女性，作家的夫人。在托尔斯泰博物馆，那些年老的女馆员，对我们讲解托尔斯泰的时候，好像叙述她们的亲人，又好像对年幼的一辈叙述着老年一辈的光荣。她们唯恐我们听不懂，受不到教育。在高尔基文学研究所，那些来自苏联各个共和国的男女青年，对待我们好像兄弟。在卓娅求学的那个中学校里，女孩子们读过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她们和康濯合拍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在托尔斯泰的故乡的园林里，我们踏着厚雪，留连了一天的时间。
　　我们站在那些参天的树木中间。在这里，我只是一棵小草，回忆着幼年以来学习文学的经历。在这无限广阔，滋养丰富的园林里，震响着惊心动魄的风声。它把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苦难人民的坚强意志，吹向世界的四面八方。我庆幸：虽然幼稚，但很早就受到了它的阳光的照抚，吸引和推动。
　　195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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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鹂
　　——病期琐事
　　这种鸟儿，在我的家乡好像很少见。童年时，我很迷恋过一阵捕捉鸟儿的勾当。但是，无论春末夏初在麦苗地或油菜地里追逐红靛儿，或是天高气爽的秋季，奔跑在柳树下面网罗虎不拉儿的时候，都好像没有见过这种鸟儿。它既不在我那小小的村庄后边高大的白杨树上同黧鸡儿一同鸣叫，也不在村南边那片神秘的大苇塘里和苇咋儿一块筑窠。
　　初次见到它，是在阜平县的山村。那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不断的炮火洗礼中，有时清晨起来，在茅屋后面或是山脚下的丛林里，我听到了黄鹂的尖利的富有召唤性和启发性的啼叫。可是，它们飞起来，迅若流星，在密密的树枝树叶里忽隐忽现，常常是在我仰视的眼前一闪而过，金黄的羽毛上映照着阳光，美丽极了，想多看一眼都很困难。
　　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真是有些奇怪，有时简直近于一种狂热。在战争不暇的日子里，这种观察飞禽走兽的闲情逸致，不知对我的身心情感，起着什么性质的影响。
　　前几年，终于病了。为了疗养，来到了多年向往的青岛。
　　春天，我移居到离海边很近，只隔着一片杨树林洼地的一幢小楼房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清晨黄昏，我常常到那杨树林里散步。有一天，我发现有两只黄鹂飞来了。
　　这一次，它们好像喜爱这里的林木深密幽静，也好像是要在这里产卵孵雏，并不匆匆离开，大有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意思。
　　每天，天一发亮，我听到它们的叫声，就轻轻打开窗帘，从楼上可以看见它们互相追逐，互相逗闹，有时候看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这真是饱享眼福了。
　　观赏黄鹂，竟成了我的一种日课。一听到它们叫唤，心里就很高兴，视线也就转到杨树上，我很担心它们一旦要离此他去。这里是很安静的，甚至有些近于荒凉，它们也许会安心居住下去的。我在树林里徘徊着，仰望着，有时坐在小石凳上谛听着，但总找不到它们的窠巢所在，它们是怎样安排自己的住室和产房的呢？
　　一天清晨，我又到树林里散步，和我患同一种病症的史同志手里拿着一支猎枪，正在瞄准树上。
　　“打什么鸟儿？”我赶紧过去问。
　　“打黄鹂！”老史兴致勃勃地说，“你看看我的枪法。”
　　这时候，我不想欣赏他的枪技，我但愿他的枪法不准。他瞄了一会儿，黄鹂发觉飞走了。乘此机会，我以老病友的资格，请他不要射击黄鹂，因为我很喜欢这种鸟儿。
　　我很感激老史同志对友谊的尊重。他立刻答应了我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并且说：
　　“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儿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
　　有一次，在东海岸的长堤上，一位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讨取身边女朋友的一笑，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回翔在天空的海鸥。一群海鸥受惊远飏，被射死的海鸥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胜利品无法取到，那位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助打捞，工人们愤怒地掉头划船而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房子里，无可奈何地写了几句诗，也终于没有完成，因为契诃夫在好几种作品里写到了这种人。我的笔墨又怎能更多地为他们的业绩生色？
　　在他们的房间里，只挂着契诃夫为他们写的褒词就够了。
　　惋惜的是，我的朋友的高尚情谊，不能得到这两只惊弓之鸟的理解，它们竟一去不返。从此，清晨起来，白杨萧萧，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夏天来了，我忙着到浴场去游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那地方卖鸟儿的很少了，现在生产第一，游闲事物，相应减少，是很自然的。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凳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黄鹂系在一根木棍上，一会儿悬空吊着，一会儿被拉上来。我站住了，我望着黄鹂，忽然觉得它的焦黄的羽毛，它的嘴眼和爪子，都带有一种凄惨的神气。
　　“你要吗？多好玩儿！”老头儿望望我问了。
　　“我不要。”我转身走开了。
　　我想，这种鸟儿是不能饲养的，它不久会被折磨得死去。
　　这种鸟儿，即使在动物园里，也不能从容地生活下去吧，它需要的天地太宽阔了。
　　从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想起黄鹂。第二年春季，我到了太湖，在江南，我才理解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两句文章的好处。
　　是的，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苇泊；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
　　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
　　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
　　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
　　196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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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子
　　——病期琐事
　　我幼小的时候，就喜欢石子。有时从耕过的田野里，捡到一块椭圆形的小石子，以为是乌鸦从山里衔回跌落到地下的，因此美其名为“老鸹枕头儿”。
　　那一年在南京，到雨花台买了几块小石子，是赭红色的。
　　那一年到大连，又在海滨装了一袋白色的回来。
　　这两次都匆匆忙忙，对于选择石子，可以说是不得要领。
　　在青岛住了一年有余，因为不喜欢下棋打扑克，不会弹琴跳舞，不能读书作文，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时间长了，收藏丰富，有一段时间，居然被病友们目为专家。就连我低头走路，竟也被认为是长期从事搜罗工作养成的习惯，这简直是近于开玩笑了。
　　然而，人在寂寞无聊之时，爱上或是迷上了什么，那种劲头，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不但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在海边溅泥踏水地徘徊寻找。有时刮风下雨，不到海边转转，也好像会有什么损失，就像逛惯了古书店古董铺的人，一天不去，总觉得会交臂失掉了什么宝物一样。钓鱼者的心情，也是如此的。
　　初到青岛，也只是捡些小巧圆滑杂色的小石子。这些小石子养在水里，五颜六色还有些看头，如果一干，则质地粗糙，颜色也消失，算不得什么稀罕之物了。
　　后来在第二浴场发现一种质地细腻，色泽如同美玉的小石子，就加意寻找。这种石子，好像有一定的矿层。在春夏季，海滩积沙厚，没有这种石子。只有在秋冬之季，海水下落，沙积减少，轻涛击岸，才会露出这种蕴藏来。但也很少遇到。当潮水落到一定的地方，沿着水边来回走，看到一点点亮晶晶的苗头，跑过去捡起来，大小不等，有时还残留着一些杂质，像玉之有瑕一样。这种石子一定是包藏在一种岩石之中，经过多年的潮激汐荡，乱石撞击，细沙研磨，才形成现在这种可爱的样式。
　　有时，如果不注意，如果不把眼光放远一点，它略一显露，潮水再一荡，就又会被细沙所掩盖。当潮水猛涨的时候，站在岸边，抢捡石子，这不只拚着衣服溅上很多海水，甚至还有被海水卷入的危险。
　　有时，不避风雨，不避寒暑，到距离很远的海滩，去寻找这种石子。但也要潮水和季节适当，才有收获。
　　我的声誉只是鹊起一时，不久就被一位新来的病友的成绩所掩盖。这位同志，采集石子，是不声不响，不约同伴，近于埋头创作的进行，而且走得远，探得深。很快，他的收藏，就以质地形色兼好著称。石子欣赏家都到他那里去了，我的门庭，顿时冷落下来。在评判时，还要我屈居第二，这当然是无可推辞的。我的兴趣还是很高，每天从海滩回来，口袋里总是沉甸甸的，房间里到处是分门别类的石子。
　　那时我居住在正阳关路一幢绿色的楼房里。为了安静，我选择了三楼那间孤零零的，虽然矮小一些，但光线很好的房子。在正面窗台上，我摆了一个鱼缸，放满了水，养着我最得意的石子。
　　在二楼住着一位二十年前我教书时的女学生。她很关心我的养病生活，看见我的房子里堆着很多石子，就劝我养海葵花。她很喜欢这种东西，在她的房间里，饲养着两缸。
　　一天下午，她借了铁钩水桶，带我到海边退潮后的岩石上，去掏取这种动物。她的手还被附着在石面上的小蛤蜊擦破了。回来，她替我倒出了石子，换上海水，养上海葵花。
　　“你喜爱这种东西吗？”她坐下来得意地问。
　　“唔。”
　　“你的生活太单调了，这对养病是很不好的。我对你讲课印象很深，我总是坐在第一排。你不记得了吧？那时我十七岁。”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灯光下，面对着我的学生为我新陈设的景物。我实在不喜欢这种东西，从捉到养，整个过程，都不能使我发生兴味。它的生活史和生活方式，在我的头脑里，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强盗和女妖的全部伎俩和全部形象。我写了一首《海葵赋》。
　　青岛，这是世界上少有的风光绮丽的地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祖国美丽富饶的地区，有很多都曾经处在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每逢我站在太平角高大的岩石上，四下眺望，脚下澎湃飞溅的海潮，就会自然地使我联想起这里的悲惨的历史。我的心里总有一种沉痛之感，一种激愤之情。
　　终于，我把海葵花送给了女弟子，在缸里又养上了石子。
　　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辜负女学生的一番盛情，一番好意了。
　　离开青岛的时候，我把一些自认为名贵的石子带回家里。
　　尘封日久，不但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就是拿在手里，也不像过去那样滑腻，这是因为上面泛出一种盐质，用水都不容易洗去了。时过境迁，色衰爱弛，我对它们也失去了兴趣，任凭孩子们抛来掷去，想不到当时全心全力寤寐以求的东西，现在却落到了这般光景。
　　但它们究竟是和我度过了那一段难言的日子，给过我不少的安慰，帮助我把病养得好了一些。古人把药石针砭并称，这说明石子确是养病期中难得的纯朴有益的伴侣。
　　196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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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村旧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我从延安出发，十月到浑源，休息一些日子，到了张家口。那时已经是冬季，我穿着一身很不合体的毛蓝粗布棉衣，见到在张家口工作的一些老战友，他们竟是有些“城市化”了。做财贸工作的老邓，原是我们在晋察冀工作时的一位诗人和歌手，他见到我，当天夜晚把我带到他的住处，烧了一池热水，叫我洗了一个澡，又送我一些钱，叫我明天到早市买件衬衣。当年同志们那种同甘共苦的热情，真是值得怀念。
　　第二天清晨，我按照老邓的嘱咐到了摊贩市场。那里热闹得很，我买了一件和我的棉衣很不相称的“绸料”衬衣，还买了一条日本的丝巾围在脖子上，另外又买了一顶口外的狸皮冬帽戴在头上。路经宣化，又从老王的床铺上扯了一条粗毛毯，一件日本军用黄呢斗篷，就回到冀中平原上来了。
　　这真是胜利归来，扬扬洒洒，连续步行十四日，到了家乡。在家里住了四天，然后，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到蠡县县城去。
　　冬天，走在茫茫大雾里，像潜在又深又冷的浑水里一样。
　　但等到太阳出来，就看见村庄、树木上，满是霜雪，那也真是一种奇景。那些年，我是多么喜欢走路行军！走在农村的、安静的、平坦的道路上，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猛然投射到披满银花的万物上，那样闪耀和清澈。
　　傍晚，我到了县城。县委机关设在城里原是一家钱庄的大宅院里，老梁住在东屋。
　　梁同志朴实而厚重。我们最初认识是一九三八年春季，我到这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那时老梁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但熟起来是在一九四二年，我从山地回到平原，帮忙编辑《冀中一日》的时候。
　　一九四三年，敌人在晋察冀持续了三个月的大“扫荡”。
　　在繁峙境，我曾在战争空隙，翻越几个山头，去看望他一次。
　　那时他正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有任务要到太原去。
　　我们分别很久了。当天晚上，他就给我安排好了下乡的地点，他叫我到一个村庄去。我在他那里，见到一个身材不高管理文件的女同志，老梁告诉我，她叫银花，就是那个村庄的人。她有一个妹妹叫锡花，在村里工作。
　　到了村里，我先到锡花家去。这是一家中农。锡花是一个非常热情、爽快、很懂事理的姑娘。她高高的个儿，颜面和头发上，都还带着明显的稚气，看来也不过十七八岁。中午，她给我预备了一顿非常可口的家乡饭：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
　　她没有母亲，父亲有四十来岁，服饰不像一个农民，很像一个从城市回家的商人，脸上带着酒气，不好说话，在人面前，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在县城，我听说他不务正业，当时我想，也许是中年鳏居的缘故吧。她的祖父却很活跃，不像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黑干而健康的脸上，笑容不断，给我的印象，很像是一个牲口经纪或赌场过来人。他好唱昆曲，在我们吃罢饭休息的时候，他拍着桌沿，给我唱了一段《藏舟》。这里的老一辈人，差不多都会唱几口昆曲。
　　我住在这一村庄的几个月里，锡花常到我住的地方看我，有时给我带些吃食去。她担任村里党支部的委员，有时也征求我一些对村里工作的意见。有时，我到她家去坐坐，见她总是那样勤快活泼。后来，我到了河间，还给她写过几回信，她每次回信，都谈到她的学习。我进了城市，音问就断绝了。
　　这几年，我有时会想起她来，曾向梁同志打听过她的消息。老梁说，在一九四八年农村整风的时候，好像她家有些问题，被当做“石头”搬了一下。农民称她家为“官铺”，并编有歌谣。锡花仓促之间，和一个极普通的农民结了婚，好像也很不如意。详细情形，不得而知。乍听之下，为之默然。
　　我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接近的群众并不多，对于干部，也只是从表面获得印象，很少追问他们的底细。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觉到一种专横独断的作风，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在锡花身上，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所以，我还是想：这些民愤，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过错。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感情的变化，是复杂曲折的，当初不如意，今天也许如意。很多人当时如意，后来不是竟不如意了吗？但是，这一切都太主观，近于打板摇卦了。我在这个村庄，写了《钟》、《藏》、《碑》三篇小说。
　　在《藏》里，女主人公借用了锡花这个名字。
　　我住在村北头姓郑的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这原是一家地主，房东是干部，不在家，房东太太也出去看望她的女儿了。陪我做伴的，是他家一个老佣人。这是一个在农村被认为缺个魂儿、少个心眼儿、其实是非常质朴的贫苦农民。他的一只眼睛不好，眼泪不停止地流下来，他不断用一块破布去擦抹。他是给房东看家的，因而也帮我做饭。没事的时候，也坐在椅子上陪我说说话儿。
　　有时，我在宽广的庭院里散步，老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
　　夜晚，我在屋里地下点一些秫秸取暖，他也蹲在一边取火抽烟。他的形象，在我心里，总是引起一种极其沉重的感觉。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无一瓦之栖，一垄之地。无论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里，还没有在其他农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标志。一九四八年平分土地以后，不知他的生活变得怎样了，祝他晚境安适。
　　在我的对门，是妇救会主任家。我忘记她家姓什么，只记得主任叫志扬，这很像是一个男人的名字。丈夫在外面做生意，家里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颇有心计，这是我一眼就看出来的。我初到郑家，因为村干部很是照顾，她以为来了什么重要的上级，亲自来看过我一次，显得很亲近，一定约我到她家去坐坐。第二天我去了，是在平常人家吃罢早饭的时候。她正在院里打扫，这个庭院显得整齐富裕，门窗油饰还很新鲜，她叫我到儿媳屋里去，儿媳也在屋里招呼了。我走进西间里，看见妇救会主任还没有起床，盖着耀眼的红绫大被，两只白晰丰满的膀子露在被头外面，就像陈列在红绒衬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我被封建意识所拘束，急忙却步转身。她的婆母却在外间吃吃笑了起来，这给我的印象颇为不佳，以后也就再没到她家去过。
　　有时在街上遇到她婆母，她对我好像也非常冷淡下来了。
　　我想，主要因为，她看透我是一个穷光蛋，既不是骑马的干部，也不是骑车子的干部，而是一个穿着粗布棉衣，挟着小包东游西晃遛遛达达的干部。进村以来，既没有主持会议，也没有登台讲演，这种干部，叫她看来，当然没有什么作为，也主不了村中的大计，得罪了也没关系，更何必巴结钻营？
　　后来听老梁说，这家人家在一九四八年冬季被斗争了。这一消息，没有引起我任何惊异之感，她们当时之所以工作，明显地带有投机性质。
　　在这村，我遇到了一位老战友。他的名字，我起先忘记了，我的爱人是“给事中”，她告诉我这个人叫松年。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六岁，瘦小个儿，聪明外露，很会说话，我爱人只见过他一两次，竟能在十五、六年以后，把他的名字冲口说出，足见他给人印象之深。
　　松年也是郑家支派。他十几岁就参加了抗日工作，原在冀中区的印刷厂，后调阜平《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工作。我俩人工作经历相仿，过去虽未见面，谈起来非常亲切。他已经脱离工作四、五年了。他父亲多病，娶了一房年轻的继母，这位继母足智多谋，一定要儿子回家，这也许是为了儿子的安全着想，也许是为家庭的生产生活着想。最初，松年不答应，声言以抗日为重。继母遂即给他说好一门亲事，娶了过来，枕边私语，重于诏书。新媳妇的说服动员工作很见功效，松年在新婚之后，就没有回山地去，这在当时被叫做“脱鞋”——“妥协”或开小差。
　　时过境迁，松年和我谈起这些来，已经没有惭怍不安之情，同时，他也许有了什么人生观的依据和现实生活的体会吧，他对我的抗日战士的贫苦奔波的生活，竟时露嘲笑的神色。那时候，我既然服装不整，夜晚睡在炕上，铺的盖的也只是破毡败絮。（因为房东不在家，把被面都搁藏起来，只是炕上扔着一些破被套，我就利用它们取暖。）而我还要自己去要米，自己烧饭，在他看来，岂不近于游僧的敛化，饥民的就食！在这种情况下面，我的好言相劝，他自然就听不进去，每当谈到“归队”，他就借故推托，扬长而去。
　　有一天，他带我到他家里去。那也是一处地主规模的大宅院，但有些破落的景象。他把我带到他的洞房，我也看到了他那按年岁来说显得过于肥胖了一些的新妇。新妇看见我，从炕上溜下来出去了。因为曾经是老战友，我也不客气，就靠在那折叠得很整齐的新被垒上休息了一会。
　　房间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阳光照在新糊的洒过桐油的窗纸上，明亮如同玻璃。一张张用红纸剪贴的各色花朵，都给人一种温柔之感。房间的陈设，没有一样不带新婚美满的气氛，更有一种脂粉的气味，在屋里弥漫……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过于冷清之处久居，现在是，革命战士不可在温柔之乡久处。我忽然不安起来了。当然，这里没有冰天雪地，没有烈日当空，没有跋涉，没有饥饿，没有枪林弹雨，更没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经消磨尽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我告辞出来，一个人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
　　生活啊，你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你进行得坚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吗？
　　“有的。”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
　　在这个村庄里，我另外认识了一位文建会的负责人，他有些地方，很像我在《风云初记》里写到的变吉哥。
　　以上所记，都是十五、六年前的旧事。一别此村，从未再去。有些老年人，恐怕已经安息在土壤里了吧，他们一生的得失，欢乐和痛苦，只能留在乡里的口碑上。一些青年人，恐怕早已生儿育女，生活大有变化，愿他们都很幸福。
　　1962年8月13日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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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士陵园
　　烈士们长眠在名山之下，
　　萧萧的白杨伸延在陵道两边，
　　大理石纪念塔高出云表，
　　一只苍鹰在塔的上空盘旋。
　　本来是要写一首诗，来献给陵园的。激动了的情感忍受不了韵脚的限制和束缚，还是改写散文吧。
　　这一带地方，确是形胜之地。山区的果树和平原的庄稼，今年都获丰收。陵园西边的山路上，正有大队的毛驴、驮骡，负载着新收的柿子、红果，到山脚下的收购站去。驴骡踏在石路上的杂乱的蹄声，以及赶牲口的人们的吆喝声，都给天高气爽季节的陵园，增加了充沛旺盛的生命力量。热情高涨的妇女运输队来来往往的歌声和欢笑，更带来丰收季节的鼓舞欢腾。我想，长眠在地下的烈士们有知，也会为这一带——
　　即他们生前艰苦缔造的地方——人民的斗志昂扬，生活幸福，感到安慰和高兴的。
　　这里的幸福生活，确是和烈士们分不开的，是有血肉的关联的。是他们生前所关心，也是死后所不能忘怀的。
　　这一地区之所以称为名胜，并不在于像县志或山志上所介绍的：山上有奇松，山中间有怪石，山下有泉水。因为据我所知，像阜平那一带的大黑山，虽然不以名胜著称，也有这样的石头，也有这样的泉水，我们的战士也曾经在那里往返周绕，爬上爬下，有八年之久。这里之所以称为名山，当然也不在于那些毁坏了的帝王宫殿，以及与之有关的舍利宝塔和僧尼庵寺。
　　是因为：这里有艰苦的回忆，有革命的传统，有当前奋发图强的生产热情。人民已经解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强加给他们的无穷灾难，人民的生活，已经富裕和幸福。——
　　今天的阜平，当然也是这样。
　　单从衣食住行上看，人民的生活已经和抗日期间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再也看不见那时山区常见的：夏天，在炎日下上身赤露，下边还穿着破棉裤，冬季在寒风里，穿一件光板破羊皮袄的农民形象。现在农民的服装，即使走到大城市，也还是整齐漂亮的。大部分住宅，已经改建成新瓦房，地势背风而向阳。在吃的方面，也不会再有一大缸一大缸的烂酸菜或是树叶。在运输上，山下的公路已经修通，山上的公路也正在计划。一到天晚，家家户户，电灯明亮，收音机放送着幸福的、革命的歌声。
　　这一切都会传送到陵园里来。而陵园也正在把它的声音传送到各个地方去。陵园主任一年三百六十日，都在向前来瞻仰的战士、学生作报告，实际上是一种活的教育，生动的阶级教育。
　　一天清晨，我看见有一个团的战士在陵园前面集合。我们的战士，不只武器精良，而且军容齐整，雄姿英发。我们的战斗机，在陵园上空，轰轰飞过。这一切，烈士们是会看见、听到的。他们会想起他们作战时所用的简陋武器，所受的敌人飞机轰炸的欺侮，为祖国的强大感到安慰。
　　是的，经历越多，联想也就越丰富。我随同一队小学生在陵园的陈列室，瞻仰烈士们的遗容，一个小学生对他的老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都这样年轻？”
　　从那些年轻、英俊、坚定的遗容上看，很多烈士和站在他们面前的小学生，好像就是并肩的兄弟和姐妹。在壮烈牺牲时，他们有的十七八岁，有的二十一二岁。现在这样年岁的青年，正在幸福地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教育。
　　从烈士们的传略上可以看到，即使他们这样年轻，他们生前已经是久经考验，识见远大，立场坚定，对革命忠心耿耿。
　　我不知道那位严肃的老师怎样解答。我从陵园走出来，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际回绕。
　　很多烈士在中学、师范甚至小学，就接受了党所传播的革命思想。然后，他们回到家乡，或是在穷乡僻壤的小学校里教书，他们又向贫苦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弟传播了这种思想。
　　这就是星火燎原。在旧社会，到处是饥寒贫困，到处是阶级压迫，因此也就到处是易燃的干柴燥草。革命之火，一触即发。随即卷起革命的风暴，这些烈士投身、领导在这风暴烈火之中。
　　他们有的爱好文学。而当时革命的报刊、书籍，传播得很少也很困难。他们看不到革命的戏剧电影，听不到革命的广播。但他们顽强地接受了党的教育，并奋不顾身地传播了党的思想。
　　这样看来，他们并不是生而知之，也不完全是时代使然，而是党深入教育的结果。他们革命的坚决意志，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夜晚，我回到陵园的招待所，管理员对我说，白天来了两位烈属，从我的房间搬走了一床多余的铺盖。
　　烈属是母女两人，就住在我的隔壁，她们低声絮语，一夜好像没有睡觉。我想，她们来到这里，恐怕是不容易入睡的。第二天，她们很早起来，就动身回家了。
　　母亲在路上，还要讲述父亲或是兄长的故事给那年轻的女孩子听吧。
　　但愿这故事，能叫全体青年人都听到：
　　这里的风声泉水声，都在传送着烈士的遗言遗志！
　　这里的花树果树，都染有烈士们的无限的恩泽和革命的感情！
　　196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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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旧事
　　我的家乡，距离保定，有一百八十里路。我跟随父亲在安国县，这样就缩短了六十里路。去保定上学，总是雇单套骡车，三个或两个同学，合雇一辆。车是前一天定好，刚过半夜，车夫就来打门了。他们一般是很守信用，绝不会误了客人行程的。于是抱行李上车。在路上，如果你高兴，车夫可以给你讲故事；如果你困了，要睡觉，他便停止，也坐在车前沿，抱着鞭子睡起来。这种旅行，虽在深夜，也不会迷失路途。因为学生们开学，路上的车，连成了一条长龙。牲口也是熟路，前边停下，它也停下；前边走了，它也跟着走起来，这样一直走到唐河渡口，天也就天亮了。如果是春冬天，在渡口也不会耽搁多久。车从草桥上过去，桥头上站着一个人，一边和车夫们开着玩笑，一边敲讹着学生们的过路钱。
　　中午，在温仁或是南大冉打尖。一进街口，便有望不到头的各式各样的笊篱，挂在大街两旁的店门口。店伙们站在门口，喊叫着，招呼着，甚至拦截着，请车辆到他的店中去。
　　但是，这不会酿成很大的混乱，也不会因为争夺生意，互相吵闹起来。因为店伙们和车夫们都心中有数，谁是哪家的主顾，这是一生一世，也不会轻易忘情和发生变异的。
　　一进要停车打尖的村口，车夫们便都神气起来。那种神气是没法形容的，只有用他们的行话，才能说明万一。这就是那句社会上公认的成语：“车喝儿进店，给个知县也不干！”
　　确实如此，车夫把车喝住，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径到柜房，洗脸，喝茶，吃饭去了。一切由店伙代劳。酒饭钱，牲口草料钱，自然是从乘客的饭钱中代付了。
　　牲口、人吃饱了，喝足了，连知县都不想干的车夫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蜂拥着从柜房出来，催客人上路。其实，客人们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这时，人欢马腾，一辆辆车赶得要飞起来，车夫坐在车上，笑嘻嘻地回头对客人说：
　　“先生，着什么急？这是去上学，又不是回家，有媳妇等着你！”
　　“你该着急呀，”一些年岁大的客人说，“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
　　“那误不了，上灯以前赶到就行！”车夫笑着说。
　　一进校门，便是黄卷青灯的生活。
　　这是一所私立中学，设在西关外一条南北街上。这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街道，但庄严地坐落着一所大学和两所中等学校。此外就只有几家小饭铺，三两处糖摊。
　　整个保定的街道，都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那时谁也没想过，这个府城为什么这样荒凉，这样破旧，这样萧条。
　　也没有谁想到去建设它，或是把它修整修整。谁也没有去注意这个城市的市政机关设在哪里，也看不到一个清扫街道的工人。
　　从学校进城去，还有一条斜着通到西门的坎坷的土马路，走过一座卖包子和罩火烧的小楼，便是护城河的石桥。秋冬风沙大，接近城门时，从门洞刮出的风又冷又烈，就得侧着身子或背着身子走。在转身的一刹那，常常会看到，在城门一边的墙上，挂着一个小木笼，这就是在那个年代，视为平常的，被灰尘蒙盖了的，血肉模糊的示众的首级。
　　经常有些杂牌军队，在西关火车站驻防。星期天，在石桥旁边那家澡塘里，可以看到好多军人洗澡。在马路上，三两成群的外出士兵，一般都不携带枪支，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悬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
　　如果遇到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来了，比如当时的张学良，则临时戒严，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向墙壁的持枪士兵。
　　这个城市，就靠几所学校维持着，成为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
　　如果不是星期天，城里那条最主要的街道——西大街上，是很少行人的。两旁店铺的门，有的虚掩着，有的干脆就关闭。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是寥寥无几。这个市场，高高低低，非常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员们，呆呆地站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着了。
　　只有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另外，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此外，这就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琨花园，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
　　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
　　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这所私立的中学，一个学生一年要交三十六元的学费（买书在外）。那时，农民出售三十斤一斗的小麦，也不过收入一元多钱。
　　这所中学，不只在保定，在整个华北也是有名的。它不惜重金，礼聘有名望的教员，它的毕业生，成为天津北洋大学录取新生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不惜工本，培养运动员。
　　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官包办了。它是在篮球场上，一度成为舞台上的梅兰芳那样的明星，王玉增的母校。
　　它也是那些从它这里培养，去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后成为一代著名人物的人们的母校。
　　当我进校的时候，它还附设着一个铁工厂，又和化学教员合办了一个制革厂，都没有什么生意，学生也不到那里去劳动，勤工俭学，已经名存实亡了。
　　学校从操场的西南角，划出一片地方，临着街盖了一排教室，办了一所平民学校。
　　在我上高二的时候，我有一个要好的同班生，被学校任命为平民学校的校长。他见我经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就约我去教女高小二年级的国文。
　　被教育了这么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别人，确是很新鲜的事。听到上课的铃声，抱着书本和教具，从教员预备室里出来，严肃认真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学生也不多，只有五、六个人。她们肃静地站立起来，认真地行着礼。
　　平民学校的对门，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危急的关头，“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在学生平静的读书生活里，像投下两颗炸弹，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青年们的眼前，要求每个人作出解答。
　　我写了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剧本，给学生们讲了法国和波兰的爱国小说，后来又讲了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班长王淑，坐在最前排中间位置上。每当我进来，她喊着口令，声音沉稳而略带沙哑。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眼睛在她那小而有些下尖的脸盘上，显得特别的黑和特别的大。
　　油黑的短头发，分下来紧紧贴在两鬓上。嘴很小，下唇丰厚，说话的时候，总带着轻微的笑。
　　她非常聪明，各门功课都是出类拔萃的，大楷和绘画，我是望尘莫及的。她的作文，紧紧吻合着时代，以及我教课的思想和感情。有说不完的意思，她就写很长的信，寄到我的学校，和我讨论，要我解答。
　　我们的校长，曾经跟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有人说他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教育了。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的正房里。学校原是由一座旧庙改建的，他所住的，就是庙宇的正殿。他是道貌岸然的，长年袍褂不离身。很少看见他和人谈笑，却常常看到他在那小小的庭院里散步，也只是限于他门前那一点点地方。一九二七年以后，每次周会，能在大饭堂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
　　训育主任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出入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上，就可以对出入学校大门的人，一览无余。他觉得这还不够，几乎无时不在那一丈多长的走廊中间，来回踱步。师道尊严，尤其是训育主任，左规右矩，走路都要给学生做出楷模。他高个子，西服革履，一脸杀气——据说曾当过连长，眼睛平直前望，一步迈出去，那种慢劲和造作劲，和仙鹤完全一样。
　　他的办公室的对面，是学生信架，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训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职。显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
　　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
　　我从农村来，当时不太了解王淑的家庭生活。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城市贫民。她的祖先，不知在一种什么境遇下，在这个城市住了下来，目前生活是很穷困的了。她的母亲，只能把她押在那变化无常的，难以捉摸的，生活或者叫做命运的棋盘上。
　　城市贫民和农村的贫农不一样。城市贫民，如果他的祖先阔气过，那就要照顾生活的体面。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家里可以吃不饱，但出门之时，就要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如果在冬天，就还要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肩头。
　　当她因为眼病，住了西关思罗医院的时候，我又知道她家是教民，这当然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我到医院去看望了她，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
　　这座医院，是一座外国人办的医院，它有一带大围墙，围墙以内就成了殖民地。我顺着围墙往外走，经过一片杨树林。
　　有一个小教民，背着柴筐从对面走来，向我举起拳头示威。是怕我和他争夺秋天的败枝落叶呢？还是意识到主子是外国人，自己也高人一等？
　　王淑和我年岁相差不多，她竟把我当作师长，在茫茫的人生原野上，希望我能指引给她一条正确的路。我很惭愧，我不是先知先觉，我很平庸，不能引导别人，自己也正在苦恼地从书本和实践中探索。训育主任，想叫学生循着他所规定的，像操场上田径比赛时，用白粉划定的跑道前进，这也是不可能的。时代和生活的波涛，不断起伏。在抗日大浪潮的推动下，我离开了保定，到了距离她很远的地方。
　　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
　　197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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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阜平
　　——《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要重印《白洋淀纪事》。这本书是由过去几本小书合成的，而小书根据的原件，又多是战争年月的油印、石印或抄写本，不清晰，错字多。合印时，我在病中，未能亲自校对，上次重印，虽说“自校一过”，也只是着重校了书的上半部。
　　这本集子最初是由一位老战友协同出版社编辑的，采用了倒编年的办法，即把后写的排在前，而先写的列在后；这当然有他们的不可非议的想法，是一种好意。
　　这次重校，是从书的最后一篇，倒溯上去。实际上就是顺着写作年月看下去，好像又从原来的出发点开始，把过去走过的路，重新旅行了一次。不只对路上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都感到亲切，在行走中间，也时时有所感触。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调到阜平一带山地，分配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关，其中的干部，多半是刚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
　　通讯社在城南庄，这是阜平县的大镇。周围除去山，就是河滩沙石，我们住在一家店铺的大宅院里。我的日常工作是作“通讯指导”，每天给各地新发展的通讯员写信，最多可写到七八十封，现在已经记不起写的是什么内容。此外，我编写了一本供通讯员学习的材料，堂皇的题目叫做：《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可能是东抄西凑吧。不久铅印出版，是当时晋察冀少有的铅印书之一，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在这一期间，我认识了当代一些英才彦俊，抗日风暴中的众多歌手。伟大的抗日战争，把祖国各地各个角落的有志有为的青年，召唤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前方，他们是国家一代的精华，蕴藏多年的火种，他们为抗日献出了青春的才力，无数人献出了生命。
　　这个通讯社成立时有十几个人，不到几年，就牺牲了包括陈辉、仓夷、叶烨在内的，好几位才华洋溢的青年诗人。在暴风雨中，他们的歌声，他们跃进的步伐，永不磨灭地存在一个时代和我个人的记忆之中。
　　机关不久就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这是一个建筑在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到这个村子不久，我被派到雁北地区作了一次随军采访，回来就过春节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过春节，东望硝烟弥漫的冀中平原，心情十分沉重。
　　大年三十晚上，我的房东，端了一个黑粗瓷饭碗，拿了一双荆树条做的筷子，到我住的屋里，恭恭敬敬地放在炕沿上，说：
　　“尝尝吧。”
　　那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我以极其感动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馈送。
　　房东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单身汉，他那干黑的脸，迟滞的眼神，带些愁苦的笑容以及暴露粗筋的大手，这在冀中我是见惯了的，一些穷苦的中年人，大都如此。这里的生活，比起冀中来就更苦，他们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每家院子里放着几只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几乎所有可以摘到手的树叶。在我们家乡，荒年时只吃榆树、柳树的嫩叶，他们这里是连杏树、杨树甚至蓖麻的大叶子，都拿回来泡在缸里。上面压上几块大石头，风吹日晒雨淋，夏天，蛆虫顺着缸沿到处爬。吃的时候，切成碎块，拿到河里去淘洗，回来放上一点盐。
　　今天的酸菜是白萝卜的缨子，这是只有过年过节才肯吃的。
　　我们在这村里，编辑一种油印的刊物《文艺通讯》。一位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我们俩共同做。他是一个中年人，曲阳口音，好像是从区里调来的。那时，虽说是五湖四海，却很少互问郡望。他很少说话，没事就拿起烟斗，坐在炕上抽烟。他的铺盖很整齐，离家近的缘故吧，除去被子，还有褥子枕头之类，后来，他要调到别处去，为了纪念我们这一段共事，他把一块铺在身下的油布送给了我，这对我当然是很需要的，因为我只有一条被，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但也享受了不久，一次行军，中午躺在路边大石头上休息，把油布铺在下面，一觉醒来，爬起来就赶路，把油布丢了。
　　晚上，我还帮助一位姓李的女同志办识字班。她是一位热情、美丽、善良的青年，经过她的努力，把新的革命的文化，带给了这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庄，并且因为我们的机关住在这里，它不久就成为边区文化的一个中心。
　　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大地上，随时可以看到：一家农民，住在高高的向阳山坡上，他把房前房后，房左房右，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因地制宜，栽上庄稼。到秋天，各处有各处的收获。
　　于是，在他的房顶上面，屋檐下面，门框和窗棂上，挂满了红的、黄的粮穗和瓜果。当时，党领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情形，就是如此。
　　山下的河滩不广，周围的芦苇不高。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鱼儿们欢畅地游着，追逐着。山顶上，秃光光的，树枯草白，但也有秋虫繁响，很多石鸡、鹧鸪飞动着，孕育着，自得其乐地唱和着，山兔麅獐，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
　　当时，我们在这里工作，天地虽小，但团结一致，情绪高涨；生活虽说艰苦，但工作效率很高。
　　我非常怀念经历过的那一个时代，生活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士和人民。我非常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记得那些风雪、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
　　在这一地区，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
　　“四人帮”当路的年代，我的书的遭遇如同我的本身。有人也曾劝我把《白洋淀纪事》改一改，我几乎没加思考地拒绝了。如果按照“四人帮”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有他们那一套语言，去篡改抗日战争，那不只有背于历史，也有昧于天良。我宁可沉默。
　　真正的历史，是血写的书，抗日战争也是如此。真诚的回忆，将是明月的照临，清风的吹拂，它不容有迷雾和尘沙的干扰。面对祖国的伟大河山，循迹我们漫长的征途：我们无愧于党的原则和党的教导吗？无愧于这一带的土地和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吗？无愧于同志、朋友和伙伴们在战斗中形成的情谊吗？
　　197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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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的故事
　　我远不是什么绔袴子弟，但靠着勤劳的母亲纺线织布，粗布棉衣，到时总有的。深感到布匹的艰难，是在抗战时参加革命以后。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到阜平一带山区，那里因为不能种植棉花，布匹很缺。过了夏季，渐渐秋凉，我们什么装备也还没有。我从冀中背来一件夹袍，同来的一位同志多才多艺，他从老乡那里借来一把剪刀，把它裁开，缝成两条夹褥，铺在没有席子的土炕上。这使我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和可贵。
　　那时我在新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冬季，我被派往雁北地区采访。雁北地区，就是雁门关以北的地区，是冰天雪地，大雁也不往那儿飞的地方。我穿的是一身粗布棉袄裤，我身材高，脚腕和手腕，都有很大部位暴露在外面。每天清早在大山脚下集合，寒风凛冽。有一天在部队出发时，一同采访的一位同志把他从冀中带来的一件日本军队的黄呢大衣，在风地里脱下来，给我穿在身上。我第一次感到了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
　　一九四一年冬天，我回到冀中，有同志送给我一件狗皮大衣筒子。军队夜间转移，远近狗叫，就会暴露自己。冀中区的群众，几天之内，就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我把皮子拿回家去，我的爱人，用她织染的黑粗布，给我做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做起来很吃力，有几次把她的手扎伤。我回路西的时候，就珍重地带它过了铁路。
　　一九四三年冬季，敌人在晋察冀边区“扫荡”了整整三个月。第二年开春，我刚刚从山西的繁峙一带回到阜平，就奉命整装待发去延安。当时，要领单衣，把棉衣换下。因为我去晚了，所有的男衣，已发完，只剩下带大襟的女衣，没有办法，领下来。这种单衣的颜色，是用土靛染的，非常鲜艳，在山地名叫“月白”。因是女衣，在宿舍换衣服时，我犹豫了，这穿在身上像话吗？
　　忽然有两个女学生进来——我那时在华北联大高中班教书。她们带着剪刀针线，立即把这件女衣的大襟撕下，缝成一个翻领，然后把对襟部位缝好，变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大翻领钻头衬衫。她们看着我穿在身上，然后拍手笑笑走了，也不知道是赞美她们的手艺，还是嘲笑我的形象。
　　然后，我们就在枣树林里站队出发。
　　这一队人马，走在去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漫长而崎岖的路上，朝霞晚霞映在我们鲜艳的服装上。如果叫现在城市的人看到，一定要认为是奇装异服了。或者只看我的描写，以为我在有意歪曲、丑化八路军的形象。但那时山地群众并不以为怪，因为他们在村里村外常常看到穿这种便衣的工作人员。
　　路经盂县，正在那里下乡工作的一位同志，在一个要道口上迎接我，给我送行。初春，山地的清晨，草木之上，还有霜雪。显然他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浓黑的鬓发上，也挂有一些白霜。他在我们行进的队伍旁边，和我握手告别，说了很简短的话。
　　应该补充，在我携带的行李中间，还有他的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是他过去随军工作时，获得的战利品。在当时，这是很难得的东西，大衣做得坚实讲究：皮领，雨布面，上身是丝绵，下身是羊皮，袖子是长毛绒。羊皮之上，还带着敌人的血迹。原来坚壁在房东家里，这次出发前，我考虑到延安天气冷，去找我那件皮衣，找不到，就把他的拿起来。
　　初夏，我们到绥德，休整了五天。我到山沟里洗了个澡。
　　这是条向阳的山沟，小河的流水很温暖，水冲激着沙石，发出清越的声音。我躺在河中间一块平滑的大石板上，温柔的水，从我的头部胸部腿部流过去，细小的沙石常常冲到我的口中。我把女同学们给我做的衬衣，洗好晾在石头上，干了再穿。
　　我们队长到晋绥军区去联络，回来对我说：吕正操司令员要我到他那里去。一天上午，我就穿着这样一身服装，到了他那庄严的司令部。那件艰难携带了几千里路的大衣，到延安不久，就因为一次山洪暴发，同我所有的衣物，卷到延河里去了。
　　这次水灾以后，领导上给我发了新的装备，包括一套羊毛棉衣。这种棉衣当然不错，不过有个缺点，穿几天，里面的羊毛就往下坠，上半身成了夹的，下半身则非常臃肿。和我一同到延安去的一位同志，要随王震将军南下，他们发的是絮棉花的棉衣，他告诉我路过桥儿沟的时间，叫我披着我那件羊毛棉衣，在街口等他，当他在那里走过的时候，我们俩“走马换衣”，他把那件难得的真正棉衣换给了我。因为既是南下，越走天气越暖和的。
　　这年冬季，女同学们又把我的一条棉褥里的棉花取出来，把我的棉裤里的羊毛换进去，于是我又有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棉裤。她们又给我打了一双羊毛线袜和一条很窄小的围巾，使我温暖愉快地过了这一个冬天。
　　这时，一位同志新从敌后到了延安，他身上穿的竟是我那件狗皮袄，说是另一位同志先穿了一阵，然后转送给他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们又从延安出发，我被派作前站，给女同志们赶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毛驴。那些婴儿们，装在两个荆条筐里，挂在母亲们的两边。小毛驴一走一颠，母亲们的身体一摇一摆，孩子们像燕雏一样，从筐里探出头来，呼喊着，玩闹着，和母亲们爱抚的声音混在一起，震荡着漫长的欢乐的旅途。
　　冬季我们到了张家口，晋察冀的老同志们开会欢迎我们，穿戴都很整齐。一位同志看我还是只有一身粗布棉袄裤，就给我一些钱，叫我到小市去添补一些衣物。后来我回冀中，到了宣化，又从一位同志的床上，扯走一件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走了整整十四天，到了老家，披着这件奇形怪状的衣服，与久别的家人见了面。这仅仅是记得起来的一些，至于战争年代里房东老大娘、大嫂、姐妹们为我做鞋做袜，缝缝补补，那就更是一时说不完了。
　　我们在和日本帝国主义、蒋帮作战的时候，穿的就是这样。但比起上一代的老红军战士，我们的物质条件就算好得多了。
　　穿着这些单薄的衣服，我们奋勇向前。现在，那些刺骨的寒风，不再吹在我的身上，但仍然吹过我的心头。其中有雁门关外挟着冰雪的风，在冀中平原卷着黄沙的风，有延河两岸虽是严冬也有些温暖的风。我们穿着这些单薄的衣服，在冰冻石滑的山路上攀登，在深雪中滚爬，在激流中强渡。有时夜雾四塞，晨霜压身，但我们方向明确，太阳一出，歌声又起。
　　1977年11月26日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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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书小记
　　——关于《子夜》的回忆
　　最近，《人民文学》编辑部，赠送我一本新版的《子夜》，我就利用原来的纸封，给它包上新的书皮。这是童年读书时期养成的一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一直没有改，遇到心爱的书，总得先把它保护好，然后才看着舒适放心。
　　前几年，当我的书籍发还以后，我发见其中现代和当代文艺作品，《辞源》和各种大辞典全部不见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关书目的书，也全部丢失，这就使我颇为奇怪。难道在执事诸公中间，竟有人发思古之幽情，对这门冷僻的学科，忽然发生了学习的兴趣，想借此机会加以研究和探讨吗？
　　据一位当事人员对我说：你是书籍的大户，所以还能保留下这么多。那些零星小户，想找回一本也困难了。
　　对这些残存的书，我差不多无例外地给它们包裹了新装，也是利用一些旧封套，这种工作，几乎持续了两年之久。因为书籍在外播迁日久，不只蒙受了风尘，而且因为搬来运去，大部分也损伤了肌体。把它们修整修整，换件新衣，也是纪念它们经历一番风雨之后，面貌一新的意思。
　　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包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很是愉快的。一个女同志曾说，看见我专心致志地修补破书的样子，就和她织毛活、补旧衣一样，确实是很好的休息脑子的工作。
　　是这样。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一接触书，我把一切都会忘记，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觉得是至上的愉快。现在，面对的是久别重逢的旧友，虽然也有石兄久违之叹，苦无绛芸警辟之辞，只是包书皮而已。
　　至于《子夜》，我原来有一本初版本。这是在三十年代初很不容易才得到的。《子夜》的出版，是中国革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很为这一重大收获高兴，在他的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写信给远在苏联的朋友说：我们有《子夜》，他们写不出。我们，是指左联；他们，是指国民党御用文人。
　　当时，我正在念高中，多么想得到这本书。先在图书馆借来看了，然后把读书心得写成一篇文章，投稿给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文章被采用了，登在年终增刊上，给了我二元钱的书券，正好，我就用这钱，向开明书店买了一本《子夜》。书是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珍惜它。
　　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容易失去。我的书，在抗日战争期间，全部损失。敌人对游击区的政策是“三光”，何况是书！
　　这且不去谈它。有些书，却是家人因为怕它招灾惹祸——可以死人，拿它来烧火做饭了。
　　胜利以后，我曾问过我的妻子：你拿我的书烧火，就不心疼吗？
　　她说：怎么不心疼？一是你心爱的东西；二是省吃俭用拿钱买来的。我把它们堆在灶火膛前，挑挑捡捡舍不得烧。但一想到上次被日本人发现的危险情景，就合眉闭眼把它扔进火里去了。有些书是布皮，我就撕下来，零碎用了。
　　我从她的谈话中，明白了《子夜》可能遭到的下场。
　　人类发明了文字，有了书籍以来，无论是策、札、纸、帛，抄写或印刷，书籍在赋予人类以知识与智慧的同时，它自己也不断遭遇着兴亡、成败、荣辱、聚散，存在或消失的两种极其相反的命运。但好的，对人类有用的书，是不会消灭的，总会流传下来，这是书籍的一种特殊天赋。
　　我初读《子夜》的时候，保定这个北方的古老城市，好像时时刻刻都在预报着时代的暴风雨。圣洁的祖国土地，已经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两次凌暴，即“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革命的书籍——新兴社会科学和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就摆在街头地下出卖，非常齐全，价格便宜。在这一时期，我生吞活剥地读了几种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初步得到了一些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知识。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交接期，是革命思想大传播的时代，茅盾同志创作《子夜》，也是在这种潮流下，想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力图以这部小说来推动这个伟大的潮流。我从这个想法出发，写了那篇读后感，文章很短。
　　在那一时期，假的马克思主义，即挂羊头卖狗肉的书籍也不少，青年人一时难以辨认，常常受骗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引人，封面都是深红色的，显得非常革命，里面马列主义的引文也不少，但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的，这是后来经鲁迅先生指出，我才得明白的。
　　但青年学生也究竟从马列主义的原著，从一些真正革命的作家那里，初步获得了正确的革命观点，运用到他们的创作和行动之中。
　　1978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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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原的觉醒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动荡不安的。秋季，滹沱河发了一场洪水，接着，就传来日本人已攻到保定的消息。每天，有很多逃难的人，扶老携幼，从北面涉水而来，和站在堤上的人们，简单交谈几句，就又慌慌张张往南走了。
　　“就要亡国了吗？”农民们站在堤上，望着茫茫大水，唉声叹气地说。
　　国民党的军队放下河南岸的防御工事，往南逃，县政府也雇了许多辆大车往南逃。有一天，郎仁渡口，有一个国民党官员过河，在船上打着一柄洋伞，敌机当成军事目标，滥加轰炸扫射。敌机走后，人们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弹头和更粗一些的空弹壳。日本人真的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我原来在外地的小学校教书，“七七”事变，我就没有去。
　　这一年的冬季，我穿着灰色棉袍，经常往返于我的村庄和安平县城之间。由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就驻在县城里，我有几个过去的同事，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当时我虽然还没有穿上军衣，他们也分配我一些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第一次是在家里编写了一本名叫《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政治部作为一个文件油印发行了。经过这些年的大动荡，居然保存下来一个复制本子。内容为：前奏。上篇：一、民族解放战争与艺术武器。二、戏剧的特殊性。三、中国劳动民众接近的戏剧。四、我们的口号。下篇：
　　一、怎样组织剧团。二、怎样产生剧本。三、怎样演出。
　　接着，我还编了一本中外革命诗人的诗集，名叫《海燕之歌》，在县城铅印出版。厚厚的一本，紫红色的封面。因为印刷技术，留下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意外地给阎素同志的封面设计，增加了一种有力的质感。
　　阎素同志是宣传部的干事，他从一个县城内的印字店找到一架小型简单的铅印机，还有一些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铅字。又找来几个从事过印刷行业的工人，就先印了这本，其实并非当务之急的书。经过“五一”大“扫荡”，我再没有发现过这本书。
　　与此同时，路一同志主编了《红星》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题为《现实主义文学论》。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的读书笔记。其中引文太多了，王林同志当时看了，客气地讽刺说：“你怎么把我读过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进去了。”
　　好大喜功、不拘小节的路一同志，却对这洋洋万言的“论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出现，非常满意，一再向朋友们推荐，并说：“我们冀中真有人才呀！”
　　这篇论文，现在也不容易找到了。抗战刚刚胜利时，我在一家房东的窗台上翻了一次。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
　　《红星》是一种政治性刊物，这篇文章提出“现实主义”，有幸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等等当前革命口号，同时提示到广大的抗日军民面前。
　　不久，我在区党委的机关报《冀中导报》，发表了《鲁迅论》，占了小报整整一版的篇幅。
　　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算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那时冀中区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叫人民武装自卫会。吕正操同志主持了成立大会，由史立德任主任，我当了宣传部长。会后，我和几个同志到北线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分会，和新被提拔的在那些县里担任县政指导员的同志们打交道。这个会，我记得不久就为抗联所代替，七、八月间，我就到设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去教书了。
　　这个学院由杨秀峰同志当院长，分民运、军事两院，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我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事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
　　民运院差不多网罗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从高小生到大学教授。它设在深县中学里，以军事训练为主，教员都称为“教官”。在操场，搭了一个大席棚，可容五百人。
　　横排一条条杉木，就是学生的座位。中间竖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里讲课。这样大的场面，我要大声喊叫，而一堂课是三个小时。
　　我没有讲义，每次上课前，写一个简单的提纲。每周讲两次。三个月的时间，我主要讲了：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革命文艺作品介绍，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管我怎样想把文艺和抗战联系起来，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冲锋刺杀，投手榴弹，很不相称。
　　和我同住一屋的王晓楼，讲授哲学，他也感到这个问题。
　　我们共同教了三个月的书以后，学员们给他的代号是“矛盾”，而赋予我的是“典型”，因为我们口头上经常挂着这两个名词。
　　杨院长叫我给学院写一个校歌歌词，我应命了，由一位音乐教官谱曲。现在是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
　　去文习武，成绩也不佳。深县驻军首长，赠给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他没有马夫，每天自己喂饮它。
　　有一天，他约我去秋郊试马。在学院附近的庄稼大道上，他先跑了一趟。然后，他牵马坠镫，叫我上去。马固然跑的不是样子，我这个骑士，也实在不行，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期间，因为职务和级别，我始终也没有机会得到一匹马。我也不羡慕骑马的人，在不能称为千山万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练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功夫，多么黑的天，多么崎岖的路，我也很少跌跤。
　　晓楼已经作古，我是很怀念他的，他是深泽人。阴历腊月，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不久就占领了深县城。学院分散，我带领了一个剧团，到乡下演出，就叫流动剧团。我们现编现演，常常挂上幕布，就发现敌情，把幕拆下，又到别村去演。演员穿着服装，带着化装转移，是常有的事。这个剧团，活动时间虽不长，但它的基本演员，建国后，很多人成为名演员。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就调到阜平山地去了。这个学院的学员，从那时起，转战南北，在部队，在地方，都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
　　1978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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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生涯
　　二十年代中期，我在保定上中学。学校有一个月刊，文艺栏刊登学生的习作。
　　我的国文老师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只有现在的袖珍月历那样大小，诗集的名字已经忘记了。
　　这证明他是“五四”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行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
　　学校毕业以后，我也曾有靠投稿维持生活的雄心壮志，但不久就证明是一种痴心妄想，只好去当小学教师。这样一日三餐，还有些现实可能性，虽然也很不保险。
　　生活在青年人的面前，总是要展开新的局面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
　　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的家乡有些子弟就是跟着枪出来抗日的。至于我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日。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
　　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纸也好，黑板土墙也好，都是我们发表作品的场所。也不经过审查，也不组织评论，也不争名次前后，大家有作品就拿出来。群众认为：你既不能打枪，又不能放炮，写写稿件是你的职责；领导认为：你既是文艺干部，写得越多越快越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全国解放以后，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蹶不振。在写作上，大家开始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
　　但在解放初，战争时期的余风犹烈，进城以后，我还是写了不少东西。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加上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我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
　　人被“解放”以后，仍住在被迫迁居的一间小屋里。没有书看，从一个朋友的孩子那里借来一册大学用的文学教材，内有历代重要作品及其作者的介绍，每天抄录一篇来诵读。
　　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
　　按作品来说，天才莫过于司马迁。这样一个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勒成他一家之言，并评论其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之不投机，下于蚕室，身受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的人物，难道没有从历史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之于自身的经验教训吗？
　　班固完成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他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保存了那篇珍贵的材料——《报任少卿书》，使司马迁的不幸遭遇留传后世。班固的评论，是何等高超，多么有见识，但是，他竟因为投身于一个武人的幕下，最后瘐死狱中。对于自己，又何其缺乏先见之明啊！
　　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即使是前人真正用血写下的，也并不是一定就能接受下来。历史情况，名义和手法在不断变化。例如，在二十世纪之末，世界文明高度发展之时，竟会出现林彪、“四人帮”，梦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封建王朝。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之下，企图灭绝几千年的民族文化。遂使艺苑凋残，文士横死，人民受辱，国家遭殃。这一切，确非头脑单纯，感情用事的作家们所能预见得到的。
　　鲁迅说过，读中国旧书，每每使人意志消沉，在经历一番患难之后，尤其容易如此。我有时也想：恐怕还是东方朔说得对吧，人之一生，一龙一蛇。或者准声而歌，投迹而行，会减少一些危险吧？
　　这些想法都是很不健康，近于伤感的。一个作家，不能够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如上所述，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美善的卫道士。他的职责就是向邪恶虚伪的势力进行战斗。
　　既是战斗，就可能遇到各色敌人，也可能遇到各种的牺牲。
　　在“四人帮”还没被揭露之前，有人几次对我说：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我说，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在运动期间，我们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画影图形，传檄各地。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
　　这时，我从劳动的地方回来，被允许到文艺组上班了。经过几年风雨，大楼的里里外外，变得破烂、凌乱、拥挤。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好像已经渐渐地从前几年的狂乱、疑忌、歇斯底里状态中恢复过来。一位调离这里的老同志留给我一张破桌子。据说好的办公桌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
　　我自己搬来一张椅子，在组里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我的工作：登记来稿，复信；并郑重地说：不要把好稿退走了。
　　说良心话，组长对我还过得去。他不过是担心我受封资修的毒深而且重，不能鉴赏帮八股的奥秘，而把他们珍视的好稿遗漏。
　　我是内行人，我知道我现在担任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工作。我开始拆开那些来稿，进行登记，然后阅读。据我看，来稿从质量看，较之前些年，大大降低了。作者们大多数极不严肃，文字潦草，内容雷同。语言都是从报上抄来。遵照组长的意旨，我把退稿信写好后，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复审。
　　这样工作了一个时期，倒也相安无事。我只是感到，每逢我无事，坐在窗前一张破旧肮脏的沙发上休息的时候，主任进来了，就向我怒目而视，并加以睥睨。这也没什么，这些年我已经锻炼得对一切外界境遇，麻木不仁。我仍旧坐在那里。可以说既无戚容，亦无喜色。
　　同组有一位女同志，是熟人，出于好心，她把我叫到她的位置那里，对我进行帮助。她和蔼地说：
　　“你很长时间在乡下劳动，对于当前的文艺精神，文艺动态，不太了解吧？这会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唔。”我回答。
　　她桌子上放着一个小木匣，里面整整齐齐装着厚厚的一叠卡片。她谈着谈着，就拿出一张卡片念给我听，都是林彪和江青的语录。
　　现在，林彪和江青关于文艺的胡说八道，被当做金科玉律来宣讲。显然，他们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具有权威性，还受到尊重。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似乎超过了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我不知这位原来很天真的女同志，心里是怎样想的，她的表情非常严肃认真。
　　等她把所有的卡片，都讲解完了，我回到我的座位上去。
　　我默默地想：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
　　中午，在食堂吃过饭，我摆好几张椅子，枕着一捆报纸，在办公室睡觉，这对几年来，过着非常生活的我，可以说是一种暂时的享受。天气渐渐冷了，我身上盖着一件破旧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利品，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触景伤情地想：
　　在那样残酷的年代，在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我们的文艺队伍，我们的兄弟，也没有这几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惨重的伤亡和损失。而灭绝人性的林彪竟说，这个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战役，比不上一次瘟疫。
　　197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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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粥有感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捧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
　　有人向我介绍，胡萝卜营养价值很高，它所含的维生素，较之名贵的人参，只差一种，而它却比人参多一种胡萝卜素。
　　我想，如果不是人们一向把它当成菜蔬食用，而是炮制成为药物，加以装潢，其功效一定可以与人参旗鼓相当。
　　是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吧，日寇又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我们照例是化整为零，和敌人周旋。我记得我和诗人曼晴是一个小组，一同活动。曼晴的诗朴素自然，我曾写短文介绍过了。他的为人，和他那诗一样，另外多一种对人诚实的热情。那时以热情著称的青年诗人很有几个，陈布洛是最突出的一个，很久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我和曼晴都在边区文协工作，出来打游击，每人只发两枚手榴弹。我们的武器就是笔，和手榴弹一同挂在腰上的，还有一瓶蓝墨水。我们都负有给报社写战斗通迅的任务。我们也算老游击战士了，两个人合计了一下，先转到敌人的外围去吧。
　　天气已经很冷了。山路冻冰，很滑。树上压着厚霜，屋檐上挂着冰柱，山泉小溪都冻结了。好在我们已经发了棉衣，穿在身上了。
　　一路上，老乡也都转移了。第一夜，我们两人宿在一处背静山坳栏羊的圈里，背靠着破木栅板，并身坐在羊粪上，只能避避夜来寒风，实在睡不着觉的。后来，曼晴就用《羊圈》这个题目，写了一首诗。我知道，就当寒风刺骨、几乎是露宿的情况下，曼晴也没有停止他的诗的构思。
　　第二天晚上，我们游击到了一个高山坡上的小村庄，村里也没人，门子都开着。我们摸到一家炕上，虽说没有饭吃，却好好睡了一夜。
　　清早，我刚刚脱下用破军装改制成的裤衩，想捉捉里面的群虱，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小村庄下面是一条大山沟，河滩里横倒竖卧都是大顽石，我们跑下山，隐蔽在大石下面。飞机沿着山沟上空，来回轰炸。欺侮我们没有高射武器，它飞得那样低，好像擦着小村庄的屋顶和树木。事后传说，敌人从飞机的窗口，抓走了坐在炕上的一个小女孩。我把这一情节，写进一篇题为《冬天，战斗的外围》的通讯，编辑刻舟求剑，给我改得啼笑皆非。
　　飞机走了以后，太阳已经很高。我在河滩上捉完裤衩里的虱子，肚子已经辘辘地叫了。
　　两个人勉强爬上山坡，发现了一小片胡萝卜地。因为战事，还没有收获。地已经冻了，我和曼晴用木棍掘取了几个胡萝卜，用手擦擦泥土，蹲在山坡上，大嚼起来。事隔四十年，香美甜脆，还好像遗留在唇齿之间。
　　今晚喝着胡萝卜棒子面粥，忽然想到此事。即兴写出，想寄给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就没有见过面的曼晴。听说他这些年是很吃了一些苦头的。
　　1978年12月2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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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去的文字
　　我在一九七七年一月间所写的回忆侯、郭的文章，现在看起来简直是空空如也，什么尖锐突出的内容也没有的。在有些人看来，是和他们的高大形象不相称的。这当然归罪于我的见薄识小。
　　就是这样的文章，在我刚刚写出以后，我也没有决定就拿去发表的。先是给自己的孩子看了看，以为新生一代是会有先进的见解的，孩子说，没写出人家的政治方面的大事情。
　　基于同样原因，又请几位青年同事看了，意见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只是有一位赞叹了一下纪郭文章中提到的名菜，这也很使我不能“神旺”。春节到了，老朋友们或拄拐，或相扶，哼唉不停地来看我了，我又拿出这些稿子给他们看，他们看过不加可否，大概深知我的敝帚自珍的习惯心理。
　　不甘寂寞。过了一些日子，终于大着胆子把稿子寄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去了。过了很久，退了回来，信中说：关于他们，决定只发遗作，不发纪念文章。
　　我以为一定有“精神”，就把稿子放进抽屉里去了。
　　有一天，本地一个大学的学报来要稿，我就拿出稿子请他们看看，他们说用。我说北京退回来的，不好发吧，没有给他们。
　　等到我遇见了退稿杂志的编辑，他说就是个纪念规格问题，我才通知那个学报拿去。
　　你看，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了，揪出“四人帮”已经很久，我的精神枷锁还这样沉重。
　　尚不止此。稿子每经人看过一次，表现不满，我就把稿子再删一下，这样像砍树一样，谁知道我砍掉的是枝叶还是树干！
　　这样就发生了一点误会。学报的一位女编辑把稿子拿回去研究了一下，又拿回来了。领导上说，最好把纪侯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女的，少写几笔。她在传达这个意见的时候，嘴角上不期而然地带出了嘲笑。
　　她的意思是说：这是纪念死者的文章，是严肃的事。虽然你好写女人，已成公论，也得看看场合呀！
　　她没有这样明说，自然是怕我脸红。但我没有脸红，我惨然一笑。把她送走以后，我把那一段文字删除净尽，寄给《上海文艺》发表了。
　　在结集近作散文的时候，我把删去的文字恢复了一些。但这一段没有补进去。现在把有关全文抄录，另成一章。
　　在我养病期间，侯关照机关里的一位女同志，到车站接我，并送我到休养所。她看天气凉，还多带了一条干净的棉被。下车后，她抱着被子走了很远的路。休息下来，我只是用书包里的两个小苹果慰劳了她。在那几年里，我这样麻烦她，大概有好几次，对她非常感激。我对她说：我恳切地希望她能到天津玩玩，我要很好地招待她。她一直也没有来。
　　她爽朗而热情。她那沉稳的走路姿势，她在沉思中，偶尔把头一扬，浓密整齐的黑发向旁边一摆，秀丽的面孔，突然显得严肃的神情，给人留下特殊深刻的印象。
　　是一九六六年秋季吧。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同中层以上干部，已经被集中到一处大院里去了。
　　这是一处很有名的大院，旧名张园，为清末张之洞部下张彪所建。宣统就是从这里逃去东北，就位“满洲国”“皇帝”的。孙中山先生从南方到北方来和北洋军阀谈判，也在这里住过。大楼堂皇富丽，有一间房子，全用团龙黄缎裱过，是皇帝的卧室。
　　一天下午，管带我们的那个小个子，通知我有“外调”。
　　这是我第一次接待外调。我向传达室走去，很远就望见，有一位女同志靠在大门旁的墙壁上，也在观望着我。我很快就认出是北京那位女同志。
　　我在她眼里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没有去想。她很削瘦，风尘仆仆，看见我走近，就转身往传达室走，那脚步已经很不像我们在公园的甬路上漫步时的样子了。同她来的还有一位男同志。
　　传达室里间，放着很多车子，有一张破桌，我们对面坐下来她低着头，打开笔记本，用一只手托着脸，好像还怕我认出来。
　　他们调查的是侯。问我在和侯谈话的时候，侯说过哪些反党的话。我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不知是为什么情绪所激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慷慨激昂起来。在以后，我才体会到：如果不是她对我客气，人家会立刻叫我站起来，甚至会进行武斗。几个月以后，我在郊区干校，就遇到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的材料，因为我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把我的手抓破了，不得不到医务室进行包扎。
　　现在，她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把本子一合，望望那个男的，轻声对我说：
　　“那么，你回去吧。”
　　当天下午，在楼房走道上，又遇到她一次，她大概是到专案组去，谁也没有说话。
　　在天津，我和她就这样见了一面，不能尽地主之谊。这可以说是近年来一件大憾事。她同别人一起来，能这样宽恕地对待我，是使我难忘的，她大概还记得我的不健康吧。
　　在我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每天那种非人的待遇，我常常想用死来逃避它。一天，我又接待一位外调的，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她只有十七八岁，不只面貌秀丽，而且声音动听。
　　在一间小屋子里，就只我们两人，她对我很是和气。她调查的是方。我和她谈了很久，在她要走的时候，我竟恋恋不舍，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回答虽然使我失望，但我想，像这位女演员，她以后在艺术上，一定能有很高的造诣。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她竟然能够保持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跳动的心，就证明她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物。
　　我也很怀念她。
　　或有人问：方彼数年间，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使夫妇生离，亲子死别者，以千万计。其所遭荼毒，与德高望重成正比例。你不从大处落笔，却喋喋于男女邂逅，朋友私情之间，所见不太渺小了吗？是的，林彪、“四人帮”伤天害理，事实今天自然已经大明。但在那些年月，我失去自由，处于荆天棘地之中，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遇蛇伤。昼夜苦思冥想：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合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吗？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吗？惶惑迷惘不得其解。深深有感于人与人关系的恶劣变化，所以，即使遇到一个歌舞演员的宽厚，也就像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恶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
　　1978年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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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梦
　　到市场买东西，也不容易。一要身强体壮，二要心胸宽阔。因为种种原因，我足不入市，已经有很多年了。这当然是因为有人帮忙，去购置那些生活用品。夜晚多梦，在梦里却常常进入市场。在喧嚣拥挤的人群中，我无视一切，直奔那卖书的地方。
　　远远望去，破旧的书床上好像放着几种旧杂志或旧字帖。
　　顾客稀少，主人态度也很和蔼。但到那里定睛一看，却往往令人失望，毫无所得。
　　按照弗罗伊德的学说，这种梦境，实际上是幼年或青年时代，残存在大脑皮质上的一种印象的再现。
　　是的，我梦到的常常是农村的集市景象：在小镇的长街上，有很多卖农具的，卖吃食的，其中偶尔有卖旧书的摊贩。
　　或者，在杂乱放在地下的旧货中间，有几本旧书，它们对我最富有诱惑的力量。
　　这是因为，在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他们出卖各种石印的小说、唱本。有时，在戏台附近，还会遇到陈列在地下的，可以白白拿走的，宣传耶稣教义的各种圣徒的小传。
　　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天华市场有两家小书铺，出卖一些新书。在大街上，有一种当时叫做“一折八扣”的廉价书，那是新旧内容的书都有的，印刷当然很劣。
　　有一回，在紫河套的地摊上，买到一部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是商务印书馆的铅印大字本，花了一圆大洋。这在我是破天荒的慷慨之举，又买了二尺花布，拿到一家裱画铺去做了一个书套。但保定大街上，就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到里面买一部这种新书，所费也不过如此，才知道上了当。
　　后来又在紫河套买了一本大字的夏曾佑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后来的《中国古代史》），也是商务排印的大字本，共两册。
　　最后一次逛紫河套，是一九五二年。我路过保定，远千里同志陪我到“马号”吃了一顿童年时爱吃的小馆，又看了“列国”古迹，然后到紫河套。在一家收旧纸的店铺里，远买了一部石印的《李太白集》。这部书，在远去世后，我在他的夫人于雁军同志那里还看见过中学毕业以后，我在北平流浪着。后来，在北平市政府当了一名书记。这个书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的职位，专事抄写，是一种雇员，随时可以解职的，每月有二十元薪金。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那地方倒很好，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我正在青年，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我常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那时买书，是节衣缩食，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我住在石驸马大街附近，东太平街天仙庵公寓。那里的一位老工友，见我出门，就如此恭维。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
　　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偏院的西房。这个屋子里最高的职位，是一名办事员，姓贺。他的办公桌摆在靠窗的地方，而且也只有他的桌子上有块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一位办事员。姓李，好像和市长有些瓜葛，人比较文雅。家就住在府右街，他结婚的时候，我随礼去过。
　　我的办公桌放在西墙的角落里，其实那只是一张破旧的板桌，根本不是办公用的，桌子上也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桌子两旁，放了两条破板凳，我对面坐着一位姓方的青年，是破落户子弟。他写得一手好字，只是染上了严重的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睡醒了就和我开句玩笑。
　　那位贺办事员，好像是南方人，一上班嘴里的话是不断的，他装出领袖群伦的模样，对谁也不冷淡。他见我好看小说，就说他认识张恨水的内弟。
　　很久我没有事干，也没人分配给我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东人，为人诚实，他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好，等科长来考勤，对我很不利。他比较老于官场，他说，这是因为朝中无人的缘故。我那时不知此中的利害，还是把书本摆在那里看。
　　我们这个科是管市民建筑的。市民要修房建房，必须请这里的技术员，去丈量地基，绘制蓝图，看有没有侵占房基线。然后在窗口那里领照。
　　我们科的一位股长，是一个胖子，穿着蓝绸长衫，和下僚谈话的时候，老是把一只手托在长衫的前襟下面，做撩袍端带的姿态。他当然不会和我说话的。
　　有一次，我写了一个请假条寄给他。我虽然看过《酬世大观》，在中学也读过陈子展的《应用文》，高中时的国文老师，还常常把他替要人们拟的公文，发给我们当作教材。但我终于在应用时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错了。听姓石的说，股长曾拿到我们屋里，朗诵取笑。股长有一个干儿，并不在我们屋里上班，却常常到我们屋里瞎串。这是一个典型的京华恶少，政界小人。他也好把一只手托在长衫下面，不过他的长衫，不是绸的，而是蓝布，并且旧了。有一天，他又拿那件事开我的玩笑，激怒了我，我当场把他痛骂一顿，他就满脸陪笑地走了。
　　当时我血气方刚，正是一语不合拔剑而起的时候，更何况初入社会，就到了这样一处地方，满腹怨气，无处发作，就对他来了。
　　我是由志成中学的体育教师介绍到那里工作的。他是当时北方的体育明星，娶了一位宦门小姐。他的外兄是工务局的局长。所以说，我官职虽小，来头还算可以。不到一年，这位局长下台，再加上其他原因，我也就“另候任用”了。
　　我被免职以后，同事们照例是在东来顺吃一次火锅，然后到娱乐场所玩玩。和我一同免职的，还有一位家在北平附近的人，脸上有些麻子，忘记了他的姓。他是做外勤的，他的为人和他的破旧自行车上的装备，给人一种商人小贩的印象，失业对他是沉重的打击。走在街上，他悄悄地对我说：
　　“孙兄，你是公子哥儿吧，怎么你一点也不在乎呀！”
　　我没有回答。我想说：我的精神支柱是书本，他当然是不能领会的。其实，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为这个职位，实在不值得留恋。另外，我只身一人，这里没有家口，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老家喝粥去。
　　和同事们告别以后，我又一个人去逛西单商场的书摊。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一书，已经陈列在那里了。用同事们带来的最后一次薪金，购置了这本名著，高高兴兴回到公寓去了。
　　第二天清晨，挟着这本书，出西直门，路经海淀，到离北平有五、六十里路的黑龙潭，去看望在那里山村小学教书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的同乡，又是中学同学。这人为人热情，对于比他年纪小的同乡同学，情谊很深。到他那里，正是深秋时节，黄叶飘落，潭水清冷，我不断想起曹雪芹在这一带著书的情景。住了两天，我又回到了北平。
　　我在朝阳大学同学处住几天，又到中国大学同学处住几天。后来，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内容是：我要离开这个大城市，回到农村去了，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
　　诗被采用，给了五角钱。
　　整理了一下，在北平一年所得的新书旧书，不过一柳条箱，就回到农村，去教小学了。
　　我的书籍，一损失于抗日战争之时，已在别一篇文章中略记，一损失于土地改革之时。
　　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按照当时党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参加革命，在政治上稍有照顾。关于书，是属于经济，还是属于政治，这是不好分的。贫农团以为书是钱买来的，这当然也是属于财产，他们就先后拿去了。其实也不看。当时，我们那里的农民，已普遍从八路军那里学会裁纸卷烟。在乡下，纸张较之布片还难得，他们是拿去卷烟了。
　　这时，我在饶阳县一个小区参加土改工作。大概是冀中区党委所在之地吧，发了一个通知，要各村贫农团，把斗争果实中的书籍，全部上缴小区，由专人负责清查保存。大概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吧，我们的小区区长，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
　　书籍也并不太多，堆在一间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一些古旧破书，可以用来卷烟的已经不多。我因家庭成分不好，又由于“客里空”问题，正在《冀中导报》受到公开批判，谨小慎微，对这些书籍，丝毫不敢染指，全部上缴县委了。
　　我的受批判，是因为那一篇《新安游记》。是个黄昏，我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绕了绕，那里地势很洼，有些雾气，我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回去仓促写了一篇抗日英雄故事，在《冀中导报》发表了。土改时被作为“客里空”典型。
　　在家乡工作期间，已经没有购买书籍的机会，携带也不方便。如果能遇到书本的话，只是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但也有时得到书。我在蠡县工作时，有一次在县城大集上，从一个地摊上，买到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精装的《西厢记》。我带着看了一程子，后来送给蠡县一位书记了。
　　《冀中导报》在饶阳大张岗设立了一处造纸厂。他们收买一些旧书，用牲口拉的大碾，轧成纸浆。有一间棚子，堆放着旧书。我那时常到这家纸厂吃住。从棚子里，我捡到一本石印的《王圣教》和一本石印的《书谱》。
　　在河间工作的时候，每逢集日，在一处小树林里，有推着小车贩卖烂纸书本的。有一次，我从车上买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一直保存着，进城后，送给一位新婚燕尔、出国当参赞的同志了。
　　197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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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的梦
　　在绘画一事上，我想，没有比我更笨拙的了。和纸墨打了一辈子交道，也常常在纸上涂抹，直到晚年，所画的小兔、老鼠等等小动物，还是不成样子，更不用说人体了。这是我屡屡思考，不能得到解答的一个谜。
　　我从小就喜欢画。在农村，多么贫苦的人家，在屋里也总有一点点美术。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你走遍多少人家，便可以欣赏到多少形式不同的、零零碎碎、甚至残缺不全的画。
　　那或者是窗户上的一片红纸花，或者是墙壁上的几张连续的故事画，或者是贴在柜上的香烟盒纸片，或者是人已经老了，在青年结婚时，亲朋们所送的麒麟送子“中堂”。
　　这里没有画廊，没有陈列馆，没有画展。要得到这种大规模的，能饱眼福的欣赏机会，就只有年集。年集就是新年之前的集市，赶年集和赶庙会，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
　　在年集上，买完了鞭炮，就可以去看画了。那些小贩，把他们的画张挂在人家的闲院里，或是停放大车的门洞里。看画的人多，买画的人少，他并不见怪，小孩们他也不撵，很有点开展览会的风度。他同时卖神像，例如“天地”、“老爷”、“灶马”之类。神画销路最大，因为这是每家每户都要悬挂供奉的。
　　我在童年时，所见的画，还都是木板水印，有单张的，有联四的。稍大时，则有了石印画，多是戏剧，把梅兰芳印上去，还有娃娃京戏，精采多了。等我离开家乡，到了城市，见到的多是所谓月份牌画，印刷技术就更先进了，都是时装大美人儿。
　　在年集上，一位年岁大的同学，曾经告诉我：“你如果去捅一下卖画人的屁股，他就会给你拿出一种叫做“手卷”的秘画，也叫“山西灶马”，好看极了。
　　我听来，他这些说法，有些不经，也就没有去尝试。
　　我没有机会欣赏更多的、更高级的美术作品，我所接触的，只能说是民间的、低级的。但是，千家万户的年画，给了我很多知识，使我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戏曲方面的故事。
　　后来，我学习文学，从书上，从杂志上，看到一些美术作品。就在我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书箱里，我的案头，我的住室墙壁上，也总有一些画片。它们大多是我从杂志上裁下的。
　　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鲁迅，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保存了他们的很多照片或是画像。
　　进城以后，本来有机会去欣赏一些名画，甚至可以收集一些名人的画了。但是，因为我外行，有些吝啬，又怕和那些古董商人打交道，所以没有做到。有时花很少的钱，在早市买一两张并非名人的画，回家挂两天，厌烦了，就卖给收破烂的，于是这些画就又回到了早市去。
　　一九六一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一九六二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一九六六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
　　运动渐渐平息了。我想念过去的一些友人。我写信给好多年不通音讯的彦涵同志，问候他的起居，并请他寄给我一张画。老朋友富于感情，他很快就寄给我那幅有名的木刻《老羊倌》，并题字用章。
　　我求人为这幅木刻做了一个镜框，悬挂在我的住房的正墙当中。
　　不久，“四人帮”在北京举办了别有用心的“黑画展览”，这是他们继小靳庄之后发动的全国性展览。
　　机关的一些领导人，要去参观，也通知我去看看，说有车，当天可以回来。
　　我有十二年没有到北京去了，很长时间也看不到美术作品，就答应了。
　　在路上停车休息时，同去的我的组长，轻声对我说：“听说彦涵的画展出的不少哩！”我没有答话。他这是知道我房间里挂有彦涵的木刻，对我提出的善意警告。
　　到了北京美术馆门前，真是和当年的小靳庄一样，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四人帮”别无能为，但善于巧立名目，用“示众”的方式盅惑人心。人们像一窝蜂一样往里面拥挤。这种场合，这种气氛，我都不能适应。我进去了五分种，只是看了看彦涵同志那些作品，就声称头痛，钻到车里去休息了。
　　夜晚，我们从北京赶回来，车外一片黑暗。我默默地想：
　　彦涵同志以其天赋之才，在政治上受压抑多年，这次是应国家需要，出来画些画。他这样努力、认真、精心地工作，是为了对人民有所贡献，有所表现。“四人帮”如此对待艺术家的良心，就是直接侮辱了人民之心。回到家来，我面对着那幅木刻，更觉得它可珍贵了。上面刻的是陕北一带的牧羊老人。他手里抱着一只羊羔，身边站立着一只老山羊。牧羊人的呼吸，与塞外高原的风云相通。
　　这幅木刻，一直悬挂着，并没有摘下。这也是接受了多年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太怯弱了，太驯服了，这样就助长了那些政治骗子的野心，他们以为人民都是阿斗，可以玩弄于他们的股掌之上。几乎把艺术整个毁灭，也几乎把我们全部葬送。
　　我是好做梦的，好梦很少，经常是噩梦。有一天夜晚，我梦见我把自己画的一幅画，交给中学时代的美术老师，老师称赞了我，并说要留作成绩，准备展览。
　　那是一幅很简单的水墨画：秋风败柳，寒蝉附枝。
　　我很高兴，叹道：我的美术，一直不及格，现在，我也有希望当个画家了。随后又有些害怕，就醒来了。
　　其实，按照弗罗依德学说，这不过是一连串零碎意识、印象的偶然的组合，就像万花筒里出现的景象一样。
　　197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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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的梦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春天吧，我“解放”已经很久了，但处境还很困难，心情也十分抑郁。于是决心向领导打一报告，要求回故乡“体验生活，准备写作”。幸蒙允准。一担行囊，回到久别的故乡，寄食在一个堂侄家里，乡亲们庆幸我经过这么大的“运动”，安然生还，亲戚间也携篮提壶来问。最初一些日子，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这次回老家，实际上是像鲁迅说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
　　老家并没有什么亲人，只有叔父，也八十多岁了。又因为青年时就远离乡土，村子里四十岁以下的人，对我都视若陌生。
　　这个小村庄，以林木著称，四周大道两旁，都是钻天杨，已长成材。此外是大片大片柳杆子地，以经营农具和编织副业。靠近村边，还有一些果木园。
　　侄子喂着两只山羊，需要青草。烧柴也缺。我每天背上一个柳条大筐，在道旁砍些青草，或是拣些柴棒。有时到滹沱河的大堤上去望望，有时到附近村庄的亲戚家走走。
　　又听到了那些小鸟叫；又听到了那些草虫叫；又在柳林里拣到了鸡腿蘑菇；又看到了那些黄色紫色的野花。
　　一天中午，我从野外回来，侄子告诉我，镇上传来天津电话，要我赶紧回去，电话听不清，说是为了什么剧本的事。
　　侄子很紧张，他不知大伯又出了什么事。我一听是剧本的事，心里就安定下来，对他说：
　　“安心吃饭吧，不会有什么变故。剧本，我又没发表过剧本，不会再受批判的。”
　　“打个电话去问问吗？”侄子问。
　　“不必了。”我说。
　　隔了一天，我正送亲戚出来，街上开来一辆吉普车，迎面停住了。车上跳下一个人，是我的组长。他说，来接我回天津，参加创作一个京剧剧本。各地都有“样板戏”了，天津领导也很着急。京剧团原有一个写抗日时期白洋淀的剧本，上不去。因我写过白洋淀，有人推荐了我。
　　组长在谈话的时候，流露着一种神色，好像是为我庆幸：
　　领导终于想起你来了。老实讲，我没有注意去听这些。剧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
　　但这是命令，按目前形势，它带有半强制的性质。第二天我们就回天津了。
　　回到机关，当天政工组就通知我，下午市里有首长要来，你不要出门。这一通知，不到半天，向我传达三次。我只好在办公室呆呆坐着。首长没有来。
　　第二天。工作人员普遍检查身体。内、外科，脑系科，耳鼻喉科，楼上楼下，很费时间。我正在检查内科的时候，组里来人说：市文教组负责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你。我去检查外科，又来说一次，我说还没检查牙。他说快点吧，不能叫负责同志久等。我说，快慢在医生那里，我不能不排队呀。
　　医生对我的牙齿很夸奖了一番，虽然有一颗已经叫虫子吃断了。医生向旁边几个等着检查的人说：
　　“你看，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还这样整齐，卫生工作一定做得好。运动期间，受冲击也不太大吧？”
　　“唔。”我不知道牙齿整齐不整齐，和受冲击大小，有何关联，难道都要打落两颗门牙，才称得上脱胎换骨吗？我正惦着楼上有负责同志，另外，嘴在张着，也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努努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
　　过了两天，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真的要找我谈话了，只是改了地点，叫我到市委机关去。这当然是隆重大典，我们的主任不放心，亲自陪我去。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
　　总之，谈话很简单，希望我帮忙搞搞这个剧本。我说，我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我回答。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
　　一天晚上，去看那个剧本的试演。见到几位老熟人，也没有谈什么，就进了剧场。剧场灯光暗淡，有人扶持了我。
　　这是一本写白洋淀抗日斗争的京剧。过去，我是很爱好京剧的，在北京当小职员时，经常节衣缩食，去听富连成小班。有些年，也很喜欢唱。
　　今晚的印象是：两个多小时，在舞台上，我既没有能见到白洋淀当年抗日的情景，也没有听到我所熟悉的京戏。
　　这是“京剧革命”的产物。它追求的，好像不是真实地再现历史，也不是忠实地继承京剧的传统，包括唱腔和音乐。
　　它所追求的，是要和样板戏“形似”，即模仿“样板”。它的表现特点为：追求电影场面，采取电影手法，追求大的、五光十色的、大轰大闹、大哭大叫的群众场面。它变单纯的音乐为交响乐队，瓦釜雷鸣。它的唱腔，高亢而凄厉，冗长而无味，缺乏真正的感情。演员完全变成了政治口号的传声筒，因此，主角完全是被动的，矫揉造作的，是非常吃力，也非常痛苦的。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使主角声嘶力竭，假如不是青年，她会不终曲而当场晕倒。
　　戏剧演完，我记不住整个故事的情节，因为它的情节非常支离；也唤不起我有关抗日战争的回忆，因为它所写的抗日战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甚至可以说是不着边际。整个戏锣鼓喧天，枪炮齐鸣，人出人进，乱乱轰轰。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
　　第二天，在中国大戏院休息室，开座谈会，我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参加会的人很不少，除去原有创作组，主要演员，剧团负责人，还有文化局负责人，文化口军管负责人。
　　《天津日报》还派去了一位记者。
　　我坐在那里，斟酌我的发言提纲。忽然，坐在我旁边的文化局负责人，推了我一下。我抬头一看，女书记进来了，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女书记在我身边坐下，会议开始。
　　在会上，我谈了对这个戏的印象，说得很缓和，也很真诚。并谈了对修改的意见，详细说明当时冀中区和白洋淀一带，抗日战争的形势，人民斗争的特点，以及敌人对这一地区残酷“扫荡”的情况。
　　大概是因为我讲的时间长了一些，别的人没有再讲什么，女书记作了一些指示，就散会了。
　　后来我才知道，昨天没有人讲话，并不是同意了我的意见。在以后只有创作组人员参加的讨论会上，旧有成员，开始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使我感到，这些反对意见，并不纯粹属于创作方面，而是暗示：一、他们为这个剧本，已经付出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如果按照我的主张，他们的剧本就要从根本上推翻。二、不要夺取他们创作样板戏可能得到的功劳。三、我是刚刚受过批判的人物，能算老几。
　　我从事文艺工作，已经有几十年。所谓名誉，所谓出风头，也算够了。这些年，所遭凌辱，正好与它们抵消。至于把我拉来写唱本，我也认为是修废利旧，并不感到委屈。因此，我对这些富于暗示性的意见，并不感到伤心，也不感到气愤。它使我明白了文艺创作的现状。使我奇怪的是，这个创作组，曾不只一次到白洋淀一带，体验生活，进行访问，并从那里弄来一位当年的游击队长，长期参与他们的创作活动。
　　为什么如此无视抗日战争的历史和现实呢？这位游击队长，战斗英雄，为什么也尸位素餐，不把当年的历史情况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呢？
　　后来我才明白，一些年轻人，一些“文艺革命”战士，只是一心要“革命”，一心创造样板，已经迷了心窍，是任何意见也听不进去的。
　　不知为了什么，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我的工作，因此，剧本讨论仍在进行。
　　这就是目前大为风行的集体创作：每天大家坐在一处开会，今天你提一个方案，明天他提一个方案，互相抵消，一事无成。积年累月，写不出什么东西，就不足为怪了。
　　夏季的时候，我们到白洋淀去。整个剧团也去，演出现在的剧本。
　　我们先到新安，后到王家寨，这是淀边上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我住在村南头（也许不准确，因为我到了白洋淀，总是转向，过去就发生过方向错误）。一间新盖的、随时可以放眼水淀的、非常干净的小房里。
　　房东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的爱人，比他年轻好多，非常精明。他家有几个女儿，都长得秀丽，又都是编席快手，一家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经年近三十，还没有订婚，原因是母亲不愿失去她这一双织席赚钱的巧手。大姑娘终日默默不语。她的处境，我想会慢慢影响下面那几个逐年长大的妹妹。母亲固然精明，这个决策，未免残酷了一点。
　　在这个村庄，我还认识了一位姓魏的干部。他是专门被派来招呼剧团的，在这一带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后来才体会到，就是好摊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庄，要见世面，总离不开这种人。因为村子里的猪只到处跑，苍蝇到处飞，我很快就拉起痢来，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住了一程子，我们又到了郭里口。这是淀里边的一个村庄，当时在生产上，好像很有点名气，经常有人参观。
　　在大队部，村干部为我们举行了招待会，主持会的是村支部宣传委员刘双库。这个小伙子，听说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几年，很有口才，还有些派头。
　　当介绍到我，我说要向他学习时，他大声说：“我们现在写的白洋淀，都是从你的书上抄来的。”使我大吃一惊。后来一想，他的话恐怕有所指吧。
　　当天下午，我们坐船去参观了他们的“围堤造田”。现在，白洋淀的水，已经很浅了，湖面越来越小。芦苇的面积，也有很大缩减，荷花淀的规模，也大不如从前了。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我们的船从荷丛中穿过去。淀里的水，不像过去那样清澈，水草依然在水里浮荡，水禽不多，鱼也很少了。
　　确是用大堤围起了一片农场。据说，原是同口陈调元家的苇荡。
　　实际上是苇荡遭到了破坏。粮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苇的收成，围堤造田，不过是个新鲜名词。所费劳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随后，又组织了访问。因为剧本是女主角，所以访问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几位妇救会员，其中一位名叫曹真。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她的穿着打扮，还是三十年代式：白夏布短衫，长发用一只卡子束拢，搭在背后。抗日时，她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在芦苇淀中的救护船上，她曾多次用嘴哺养那些伤员。她的相貌，现在看来，也可以说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当年可想而知。
　　她在二十岁时，和一个区干部订婚，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就在这年冬季，敌人抓住了她的丈夫，在冰封的白洋淀上，砍去了他的头颅。她，哭喊着跑去，收回丈夫的尸首掩埋了。她还是做抗日工作。
　　全国胜利以后，她进入中年，才和这村的一个人结了婚。
　　她和我谈过往事，又说：胜利以后，村里的宗派斗争，一直很厉害，前些年，有二十六名老党员，被开除党籍，包括她在内。现在，她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她们的组织问题。她知道，我是无能为力的，她是知道这些年来老干部的处境的。但是，她愿意和我谈谈，因为她知道我曾经是抗日战士，并写过这一带的抗日妇女。
　　在她面前，我深感惭愧。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其实不是，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
　　另外，很多读者，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小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事情，去欺骗读者。那样，我就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曹真同志。她和她的亲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流过真正的血和泪的。
　　这些年来，我见到和听到的，亲身体验到的，甚至刻骨镂心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它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生活，大不一样，甚至相反。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
　　这些年来，林彪等人，这些政治骗子，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践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到我脑子里，是虚伪和罪恶。这种东西太多了，它们排挤、压抑，直至销毁我头脑中固有的，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这就像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
　　我重游白洋淀，当然想到了抗日战争。但是这一战争，在我心里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在前一生经历的，也好像是在昨夜梦中经历的。许多兄弟，在战争中死去了，他们或者要渐渐被人遗忘。另有一部分兄弟，是在前几年含恨死去的，他们临死之前，一定也想到过抗日战争。
　　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
　　坐在我面前的女战士，她的鬓发已经白了，她的脸上，有很深的皱纹，她的心灵之上，有很重的创伤。
　　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那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我不愿意改变我原来的风格，因此，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
　　但是现在，我身不由主，我不得不参加这个京剧脚本的讨论。我们回到天津，又讨论了很久，还是没有结果。我想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写一个简单脚本，交上去，声明此外已无能为力。
　　我对京剧是外行，又从不礼拜甚至从不理睬那企图支配整个民族文化的“样板戏”，剧团当然一字一句也没有采用我的剧本。
　　197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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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活的树苗
　　今夏，同院柳君，去承德，并至坝上，携回马尾松树苗共八株，分赠院中好花事者。余得其三，植于一盆，一月后，死二株，成活一株，值雨后，挺拔俊秀，生气四溢。同院诸老，甚为羡慕。
　　今晨，我正对它欣赏，柳君走过来说：
　　“带回八株，而你培养者，独能成活，望总结经验以告。”
　　我笑着说：
　　“这有什么经验，你给我三株，我同时把它们栽到一个盆里。死去两株，这一株活了，是赶对劲了吧。”
　　柳君说：
　　“不然，活一棵就了不起。我看见你常常给它松土，另外，这地方见太阳，而不太毒。太阳是好东西，但太毒则伤害万物。”
　　我不好再和他争辩，并说：
　　“种植时，我在下面还铺了一层砂子，我们院里的土太粘了。”
　　柳君的夫人在一旁说：
　　“这就是经验”我说：
　　“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
　　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盛。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
　　大家一笑而散。
　　下午，鲍君来访。他要去石家庄开文艺座谈会，到那里将见到刘、从二君，我托他代为致问候之意，并向他们约稿。
　　谈话间，我说：
　　“近些日子，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
　　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过去写了一篇《论培养》，我想写一篇《再论培养》，说明我经历了几十年风尘，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
　　鲍君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那样，人家会说你不想再干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话。”
　　鲍君聪颖，应对敏捷，他的话常常是一针见血的。
　　随之，大家又一笑而散。
　　夜晚，睡到一点钟醒来，忽然把这两次谈话联到一起，有所谓“创作”的冲动，遂披衣起床，记录如上。
　　1980年9月12日夜记题孔德学校国文讲义民族文化之发展，固如万物之生生不息，江河之冲击而前。然统观历史演变，文化之发明与发展，实非易事。破坏之机多，保护之机少。人民文化落后，教育不普及，道德观念薄，皆不利于文化之发展。历代鼎革，受害尤烈。京城荟萃，文物精英，兵灾战祸，首当其冲。农民战争，虽有时有助于文化之改进，然当时领袖，多用愚民政策，驱使群众，于摧毁旧政权之同时，亦毁坏与之并存之文化。新朝建立之后，文化衰弱凋残，不利于政治，乃不得不从一、二遗老，传授文化遗产，破壁汲冢，以求书籍。轮回往复，历代如斯。及至晚清，锁国政策破灭，即敦煌石室埋藏数代之物，国家亦不知爱护保存，遂为外人攫取而去。吁，亦可悲矣！
　　文化之遭遇，亦如万物之有春冬乎？雨露少而霜雪重乎？
　　爱之者稀而忌之者众乎？建设难而破坏易，难怪其进展之缓缓也。烧一书如村妇燎纸，碎一瓶如小儿掷炮，甚至毁一建筑，死一学者，轻而易举，聚众围观，视为快意。而其后患无穷，觉悟其恶果，而思拯救之，则常常为时已晚，不易收拾。因文化实与社会道德紧密相连也。
　　姜德明同志，于十年动乱之期，文化灰烬飞扬之际，珍重残编剩简，《孔德学校国文讲义》赖以保存，难能可贵，其用意至善至美！
　　198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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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口旧事
　　——《琴和箫》代序
　　一
　　我是一九三六年暑假后，到同口小学教书的。去以前，我在老家失业闲住。有一天，县邮政局，送来一封挂号信，是中学同学黄振宗和侯士珍写的。信中说：已经给我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开学在即，希望刻日赴保定。并说上次来信，寄我父亲店铺，因地址不确被退回，现从同学录查到我的籍贯。
　　我于见信之次日，先到安国，告知父亲，又次日雇骡车赴保定，住在南关一小店内。当晚见到黄侯二同学。黄即拉我到娱乐场所一游，要我请客。
　　在保定住了两日，即同侯和他的妻子，还有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员，雇了一辆大车到同口。侯的职务是这个小学的教务主任，他的妻子和那两位女性，在同村女子小学教书。
　　二
　　黄振宗是我初中时同班，保定旧家子弟，长得白晰漂亮，人亦聪明。在学校时，常演话剧饰女角，文章写得也不错，有时在校刊发表。并能演说，有一次，张继到我校讲演，讲毕，黄即上台，大加驳斥，声色俱厉。他那时，好像已经参加共产党。有一天晚上，他约我到操场散步，谈了很久，意思是要我也参加。我那时觉悟不高，一心要读书，又记着父亲嘱咐的话：不要参加任何党派，所以没有答应，他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又对我说，读书要读名著，不要只读杂志报刊，书本上的知识是完整的、系统的，而报张杂志上的文章，是零碎的、纷杂的。他的这一劝告，我一直记在心中，受到益处。
　　当时我正埋头在报纸文学副刊和社会科学的杂志里。有一种叫《读书杂志》，每期都很厚，占去不少时间。
　　他毕业后，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住在西安门外一家公寓里面，我在东城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时常见面。他那时好喝酒，讲名士风流，有时喝醉了，居然躺在大街上，我们只好把他拉起来。大学没有毕业，他回到保定培德中学教国文，风流如故，除经常去妓院，还交接着天华商场说大鼓书的一位女艺人。
　　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冬季，李公朴到边区参观，黄是他的秘书，骑着瞎了一只眼的日本大洋马，走在李公朴的前面。在通讯社我和他见了面。那时不知李公朴来意，机关颇有戒心，他也没有和我多谈。我见他口袋里插的钢笔不错，很想要了他的，以为他回到大后方，钢笔有的是。他却不肯给。下午，我到他的驻地看望他，他却自动把钢笔给了我。以后就没有见过面。
　　解放以后，我只是在一个京剧的演出广告上，见到他的笔名，好像是编剧。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总感觉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体质不好，又很放纵。交游也杂乱。至于他当初不肯给我钢笔，那不能算吝啬，正如太平年月，千金之子，肥马轻裘之赠，不能算作慷慨一样。那时物质条件困难，为一支蘸水钢笔尖，或一个不漏水的空墨水瓶，也发生过争吵、争夺。
　　三
　　侯士珍，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在校时，任平民学校校长，与一女生恋爱结婚。毕业后，由育德中学校方介绍到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当职员。后又到南方从军，不久回保定，失业，募捐办一小报。记得一年暑假，我们同住在育德中学的小招待楼里，他时常给我们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
　　到同口小学后，他兼音乐课和体操课。他在校外租了一间房，闲时就和同事们打小牌。他精于牌术，赢一些钱，补助家用。我是一次也没有参加过的。我住在校内，有一天中午，我从课堂上下来，在我的宿舍里，他正和一位常到学校卖书的小贩谈话。小贩态度庄严，侯肃然站立在他的面前聆听着。抗日以后，这位书贩，当了区党委的组织部长。使我想起，当时在我的屋子里，他大概是在向侯传达党的任务吧。
　　侯在同口有了一个女孩，要我给起个名儿，我查了查字典，取了“茜茜”二字。
　　侯为人聪明外露，善于交际，读书不求甚解，好弄一些小权术，颇得校长信任。一天夜里，有人在院中贴了一张大传单，说侯是共产党。侯说是姓陈的训育主任陷害他，要求校长召集会议，声称有姓陈的就没有姓侯的。我忘记校长是怎样处置这个事件的，好像是谁也没有离开吧。不知为什么，我当时颇有些不相信是那位姓陈的干的，倒觉得是侯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权谋。不久，学校也就放暑假，芦沟桥事变也发生了。
　　暑假以后，因为天下大乱，家乡又发了大水，我就没有到学校去。侯在同口、冯村一带，同孟庆山，组织抗日游击队，成立河北游击军，侯当了政治部主任。听说他扣押了同口二班的一个地主，随军带着，勒索军饷。
　　冬季，由我县抗日政府转来侯的一封信，叫我去肃宁看看。家里不放心，叫堂弟同我去。我在安平县城，见到县政指导员李子寿，他说司令部电话，让我随新收编的杨团长的队伍去。杨系土匪出身，队伍更不堪言，长袍、袖手、无枪者甚众。杨团长给了我一匹马。一路上队伍散漫无章，至晚才到了肃宁，其实只有七十里路。司令部有令：杨团暂住城外。我只好只身进城，被城门岗兵用刺刀格住。经联系，先见到政治部宣传科刘科长。很晚才见到侯。那时的肃宁城内大街，灯火明亮，人来人往，抗日队伍歌声雄壮，饭铺酒馆，家家客满，锅勺相击，人声喧腾。
　　侯同他的爱人带着茜茜，住在一家地主很深的宅子里，他把盒子枪上好子弹，放在身边。
　　第二天，他对我说，“这里太乱，你不习惯。”正好有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的一辆卡车，要回安国，他托吕正操的阎参谋长，把我带去。上车时风很大，他又去取了一件旧羊皮军大衣，叫我路上御寒。到了安国，我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琏等过去的同学同事，他们都在吕的政治部工作。
　　一九三八年春天，人民自卫军司令部，驻扎安平一带，我参加了抗日工作。一天，侯同家属、警卫，骑着肥壮高大的马匹来到安平，说是要调到山里学习，我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到家里吃了一顿饭。侯没有谈什么，他的妻子精神有些不佳。
　　一九三九年，我调到山里，不久就听说，侯因政治问题，已经不在人间。详细情形，谁也说不清楚。
　　今年，有另一位中学同学的女儿从保定来，是为她的父亲谋求平反的。说侯的妻子女儿，也都不在了。他的内弟刘韵波，是在晋东南抗日战场上牺牲的。这人我曾在保定见过，在同口，侯还为他举行过音乐会，美术方面也有才能。
　　当时代变革之期，青年人走在前面，充当搏击风云的前锋。时代赖青年推动而前，青年亦乘时代风云冲天高举。从事政治、军事活动者，最得风气之先。但是，我们的国家，封建历史的黑暗影响，积压很重。患难相处时，大家一片天真，尚能共济，一旦有了名利权势之争，很多人就要暴露其缺点，有时就死非其命或死非其所了。热心于学术者，表现虽稍落后，但就保全身命来说，所处境地，危险还小些。当然遇到“文化大革命”，虽是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也就难以逃脱其不幸了。
　　四
　　一九四七年，我又到白洋淀一行。我虽然在《冀中导报》吃饭，并不是这家报纸的正式记者。到了安新县，就没有按照采访惯例，到县委宣传部报到，而是住在端村冀中隆昌商店。商店的经理是刘纪，原是新世纪剧社的指导员，为人忠诚热情，是个典型的农村知识分子。在他那里，我写了几篇关于席民生活的文章，因为是商店，吃得也比较好。
　　刘纪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批评，也受到一些委屈，精神有很长时间失常。现在完全好了，家在天津，还是不忘旧交，常来看我。他好写诗，有新有旧，订成许多大本子，也常登台朗诵。
　　他的记忆力，自从那次运动以来，显然是很不好，常常丢失东西。“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佟楼谪所，他从王林处来看我，坐了一会走了，随即有于雁军追来，说是刘纪错骑了她的车子。我说他已经走了老半天，你快去追吧。于雁军刚走，刘纪的儿子又来了，说他爸爸的眼镜丢了，是不是在我这里。我说：“你爸爸在我这里，他携带什么东西，走时我都提醒他，眼镜确实没丢在这里，你到王林那里去找吧！”他儿子说：“你提醒他也不解决问题，他前些日子去北京，住在刘光人叔叔那里，都知道他丢三拉四，临走叔叔阿姨都替他打点什物，送他出门，在路上还不断问他拉下东西没有，他说，这次可带全了，什么也没拉下。到了车站，才发现他忘了带车票！”
　　我一直感念刘纪，对我那段生活和工作，热情的帮助和鼓励。那次在佟楼见面，我送了他三部书：一、石印《授时通考》，二、石印《南巡大典》，三、影印《云笈七笺》。其实都不是什么贵重之物。那时发还了抄家物品，我正为书多房子小发愁，也担心火警。每逢去了抽烟的朋友，我总是手托着烟盘，侍立在旁边，以免火星飞到破烂的旧书上。送给他一些书，是减去一些负担，也减去一些担惊受怕。但他并不嫌弃这些东西，表示很高兴要。在那时，我的命运尚未最后定论，书也还被认为是四旧之一，我上赶送别人几本，有时也会遭到拒绝。所以我觉得刘确是个忠厚的人。
　　这就使我联想到另一个忠厚的人，刘纪的高小老师，名叫刘通庸。抗日时我认识了他，教了一辈子书，读了一辈子进步的书，教出了许多革命有为的学生，本身朴实得像个农民，对人非常热情、坦率。
　　我在蠡县的时候，常常路过他的家，他那时已经患了神经方面的病症，我每次去看他，他总不在家，不是砍草拾粪，就是放羊去了。他的书很多，堆放在东间炕头上，我每次去了，总要上炕去翻看一阵子，合适的就带走。他的老伴，在西间纺线，知道是我，从来也不闻不问，只管干她的活。
　　五
　　既然到了安新，我就想到同口去看看，说实在话，我想去那里，并不是基于什么怀旧之情。到了那里，也没有找过去的同事熟人，我知道很多人到外面工作去了。我投宿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些关系的户，在生活上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照顾。抗日期间，是统一战线政策，找房子住，也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房间、被褥、饮食，也方便些。
　　但这一次却因为我在《一别十年同口镇》这篇文章的结尾，说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其实也是那时党的政策，连同《安新游记》等篇，在同年冬季土地会议上，受到了批判。这两篇文章，前者的结尾，后者的开头，后来结集出版时，都作过修改。此次淮舟从报纸复制编入，一字未动，算是复其旧观。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这是因为时过境迁，人的观点就随着改变了。当时弄得那么严重，主要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赶上了时候，并非文字之过。同时，山东师范学院，也发现了《冀中导报》上的批判文章，也函请他们复制寄来，以存历史实际。
　　我是老冀中，认识人也不少，那里的同志们，大体对我还算是客气的。有时受批，那是因为我不知趣。土改以后，我在深县工作半年，初去时还背着一点黑锅，但那时同志间，毕竟是宽容的，在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县委组织部长穆涛，给我的鉴定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这绝不是我造谣，穆涛还健在。
　　当然，我不能承担这么高的评语。但我在战争年代，和群众相处，也确实还合得来。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在深县时，县长、公安局长、妇联主任都和我谈得来。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此外，因为我一向不是官儿，不担任具体职务，群众就会对我无所要求，也无所顾忌。对他们来说，我就像山水花鸟画一样，无益也无害。
　　这样说个家常里短的，就很方便。此外，为人处世，就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总结了。对于领导我的人，我都是很尊重的，但又不愿多去接近；对于和文艺工作有些关系的人，虽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养也不一定高，却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并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的人，我却常常应付不得其当。
　　六
　　话已经扯得很远，还是回到同口来吧。听说，我教书的那所小学校，楼房拆去了上层，下层现在是公社的仓库。当年同事，有死亡的，也有健在的。在天津，近几年，发见两个当年的学生，一个是六年级的刘学海，现任水利局局长，前几天给我送来一条很大的鱼。一个是五年级的陈继乐，在军队任通讯处长，前些时给我送来一瓶香油。刘学海还说，我那时教国文，不根据课本，是讲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些，我听起来很新鲜，但都忘记了。查《善闇室纪年》，关于同口，还有这样的记载：“‘五四’纪念，作讲演。学生演出之话剧，系我所作，深夜突击，吃冷馒头、熬小鱼，甚香。”
　　淮舟在编我的作品目录时，忽然想编一本书，包括我写的关于白洋淀的全部作品。最初，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也不好打他的兴头。又要我写序，因此联想起很多旧事，写起来很吃力，有时也并不是很愉快的。因为对于这一带人民的贡献和牺牲来说，在文艺作品中的反映，是太薄弱了。
　　1981年6月17日雨后写讫
　　（原载1981年第6期《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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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会”
　　一九三八年初冬，敌人相继占领了冀中大部县城。我所在的抗战学院，决定分散。在这个时候，学院的总务科刘科长，忽然分配给我一辆新从敌占区买来的自行车。我一直没有一辆自行车，前二年借亲戚间的破车子骑，也被人家讨还了。得到一辆新车，心里自然很高兴，但在戎马倥偬、又多半是夜间活动的当儿，这玩意儿确实也是个累赘。再说质量也太次，骑上去，大梁像藤子棍做的，一颤一颤的。我还是收下了，虽然心里明白，这是刘科长在紧急关头，采取的人分散物资也分散的措施。
　　我带着一个剧团，各处活动了一阵子，就到了正在河间一带活动的冀中区总部。冀中抗联史立德主任接收了我们，跟着一百二十师行军，当天黄昏站队的时候，史主任指定我当自行车队的队长。当然，他的委任，并非因为我的德才资都高人一筹，而是因为我站在这一队人的前头，他临时看见了我。我虽然也算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但夜晚骑车的技术，实在不够格，经常栽跤，以致不断引起后面部属们的非议。说实在的，这个抗联属下的自行车中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都是些新参加的青年学生，他们顺应潮流，从娇生惯养的家里出来，原想以后有个比较好的出路。出来不多两天，就遇到了敌人的大进攻，大扫荡，他们思家心切，方寸已乱。这是我当时对我所率领的这支部队的基本估计，并非因为他们不服从或不尊重我的领导。
　　一百二十师，是来冀中和敌人周旋打仗的，当然不能长期拖着这个掉动不灵的尾巴，两天以后，冀中区党委，就下令疏散。我同老陈同志被指令南下，去一分区深县南部一带工作。
　　一天清早，我同老陈离开队伍往南走，初冬，田野里已经很荒凉，只有一堆堆的柴草垛。天晴得很好，远处的村庄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冬雾笼盖着，树林和草堆上，也都挂着一层薄薄的霜雪。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也遇不到一只野兔。四野像死去了一样沉寂，充满了无声的恐怖。我们一边走着，一边注视着前面的风吹草动，看有没有敌情。路过村庄，也很少见到人。狗吠叫着，有人从门缝中望望，就又转身走了。一路上都有惊魂动魄之感。
　　我和老陈，都是安平县人，路过安平境，谁也没想到回家去看看。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了深县境内。
　　“我们在哪里吃饭住宿呢？”一路上我同老陈计议着。
　　“我二兄弟国栋，听说在大陈村教武术，这里离大陈村不远了，要不我们去找找他吧！”老陈说。
　　老陈兄弟三人，他居长，自幼读书，毕业于天津第一师范，后在昌黎、庆云等处执教多年，今年回到家乡参加抗日，在抗战学院任音乐教官。
　　他的三弟，听说在南方国民党军队做事。他的二弟在家过日子，我曾见过，是个有些不幺不六的愣小伙子，常跟人打架斗殴，和老陈的温文尔雅的作风，完全不一样。
　　天很黑了，我们才到了这个村庄。这是个大村庄，我们顺南北大街往前走，没遇到一个人。我们也不敢高声喊问。走到路西一家大梢门前面，老陈张望了一下，说：
　　“我记得他就在这个院里，敲门问问吧！”
　　刚敲了两下门，就听得有几个人上了房，梢门上有像城墙垛口一样的建筑。
　　“什么人！”有人伸出头来问，同时听到拉枪栓的声音。
　　“我们找陈国栋，”老陈说，“我是他的大哥！”
　　听到房上的人嘀咕了几句，然后说：
　　“没有！”
　　紧接着就望天打了一枪。
　　我同老陈踉跄登上车子，弯腰往南逃跑，听到房上说：
　　“送送他们！”
　　接着就是一阵排枪，枪子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不过打的比较高。我们骑到村南野外大道上，两旁都是荆子地，我倒在里面了。
　　我们只好连夜往深南赶，天明的时候，在一个村庄前面，见到了八路军的哨兵，才算找到了一分区。
　　在一家很好的宅院里，很暖和的炕头上，会见了一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并见到了深县县长张孟旭同志，张和老陈是同学，和我也熟。他交给我们一台收音机，叫我们每天收一些新闻，油印出来。
　　从此，我和老陈，就驮着这台收音机打游击，夜晚，就在老乡的土炕上，工作起来。
　　我好听京剧，有时抄新闻完了，老陈睡下，我还要关低声音，听唱一段京戏。老陈像是告诫我：
　　“不要听了，浪费电池。”
　　其实，那时还没有我们自己的电台，收到的不过是国民党电台广播的消息，参考价值并不大。我还想，上级给我们这台收音机，不过是叫我们负责保管携带，并不一定是为了听新闻。
　　老陈是最认真负责，奉公守法的人。
　　抗战胜利，我又回到冀中，有一次我在家里，陈国栋来找我，带着满脸伤痕，说是村里有人打了他。我细看他的伤，都是爪痕，我问：
　　“你和妇女打架了吗？”
　　“不是。有仇人打了我。”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判定他是自己造的伤，想借此和人家闹事。我劝他要和睦邻里，好好过日子，不要给他哥哥找麻烦。最后，我问他：
　　“那次在大陈村，你在房上吗？”
　　“在！”他斩钉截铁地说。
　　“在，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黑灯瞎火，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你哥哥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吗？”
　　“兵荒马乱，听不出来。”
　　“唉！”我苦笑了一下说，“你和我们演了一出古城会！”
　　1981年11月4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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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当记者
　　一九三八年冬季，我和老陈，又在深县马庄隐蔽了一段时间，冀中区的形势越来越不佳。次年初，就奉命过平汉路西去工作了。
　　这是王林同志来，传达的黄敬同志的命令。在驻定县境内七地委那里，开了简单的组织介绍信。同行的有冀中导报的董逸峰，还有安平县的一个到边区受训的区干部。我那时并非党员，除了这封信外，王林又用当时七地委书记张雪峰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私函，详细说明我在冀中区的工作情况，其中不乏赞扬器重之词。这本来是老王的一番朋友之情。
　　但是我这个人很迂挚，我当时认为既是抗日工作，人人有份，何必作私人介绍？又没有盖章，是否合适？在路上，我把信扔了。不知道我在冀中工作，遇到的都是熟人，一切都有个看顾，自可不必介绍，而去阜平则是人地两生之处。果然，到了阜平，负责组织工作的刘仁同志，骑马来到我们的驻地，分别和我们谈了一次话。老陈很快就分配了。而我住在招待所，迟迟不得分配。每天饭后爬到山头上，东迎朝霞，西送落日，颇有些惆怅之感。后来还是冀中区过去了人，刘仁同志打听清楚，才把我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工作。
　　这还算万幸，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一批所谓“来路不明”的人，也被陆续送往边区。和我同来的那个区干部，姓安，在没分配之前，有一天就找到我说：“我和你们在路上说的话，可不能谈，我是个党员，你不是党员。”弄得我很纳闷，想了半天，也想不起在路上，他曾和我们说过什么不是党员应该说的话。我才后悔：千不该万不该把老王那封信撕掉。并从此，知道介绍信的重要性。还明白了，参加革命工作，并非像小说上说的，一进来，就大碗酒、大块肉，论套穿衣服，论秤分金银，还有组织审查这一道手续。
　　晋察冀通讯社设在阜平城南庄，主任是刘平同志。此人身材不高，仪表文雅，好抽烟斗，能写当时胡风体的文艺论文，据说刚从北平监狱放出不久。我分在通讯指导科，科长姓罗，是抗大毕业生，宁波人，青年学生。此人带有很大的洋场恶少成分，为人专横跋扈，记得一些革命和文艺的时髦名词，好给人戴大帽子。记得在边区记者协会成立时，我忘记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就说是周作人的理论。这种形左实右的人，在那时还真遇到不少，因为都是青年人。我置之不理。
　　留下了非常不良的印象。他平时对我还算客气，这一是因为我年事较长，不与人争；二是因为我到社不久，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得到铅印，自己作品，封面上却写上集体创作，他以为我还算虚心，有可取之处。那时，因为伙食油水少，这位科长尤其嘴馋，我们在业余之暇，常到村外小河芦苇深处，掏些小沙鱼，回来用茶缸煮煮吃。（那里的老乡，不叫用他们的锅煮这些东西，甚至鸡也不让煮。他们还不许在他们的洗脸盆里用肥皂。他们说，闻不惯这些味道。这是事实。）每次掏鱼，他都是站在干岸上，很少下水，而且不断指手划脚，嘴里不三不四，使人生厌，兴趣索然。
　　我和他睡在老乡家一条乌黑发亮、没有炕席、枕头和褥子的土炕上。我好失眠，有时半夜里，在月光之下，看见他睁大两只眼睛，也没有安睡。后来我才知道，他正在和社里一位胖胖的女同志，偷着谈恋爱。那时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恋爱好像是很不体面的事。罗后来终于和这位女同志结了婚，并一同调到平北游击区去工作。那里很残酷，礼拜六，罗骑马去接妻子，在路途遇见敌人，中弹牺牲。才华未展，深为可惜。
　　就在到通讯社的这年冬季，我有雁北之行。边区每年冬季，都遭敌人“扫荡”。因此派一些同志，到各分区采访，一是工作，二是疏散。罗科长在我们早晨出操的农民场院里，传达了主任的指示。
　　同行者三人：我，还有董逸峰，是从冀中和我一同过路来的。此人好像被列入“来路不明”的那一类，后来竟不知下落。另一人姓夏。此人广东籍，小有才气，写过一些通讯，常常占去当时晋察冀日报的整个四版。我现在想，通讯文章之长，在开天辟地之时，就发生了。那时报纸虽不大，但因消息来源小，下面来稿也少，所以就纵容这些记者们，去写长篇通讯。随后，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直持续抗战八年，衍及现代。这是题外的话。夏好像已是党员，社长虽未公布他是我们的负责人，但我忖度形势，他是比我们更被信任的。
　　出发时，已发棉装，系中式土布土染袄裤，短小而不可体。另有一山西毡帽，形似未打气的球皮，剪开一半，翻过即可护耳，为山地防寒佳品。腰间结一布带（很少有人能结皮带）。当时如摄影留念，今日观之，自是寒伧，在当时和农民比较，却又优越得多了。
　　从阜平去雁北，路很难走，我们走的又多是僻路，登山涉水，自是平常，有时还要从两山挟持的罅缝中，相互推举牵拉，才能过去。详细沿途情形，现已记忆不清，走了几天，才到了雁北行署所在地。
　　当时的雁北地区，主要指应县、繁峙一带，我们活动的范围并不大，而敌人对此处，却很重视，屡次扫荡。行署主任是王斐然同志，王本是我在育德中学时的图书管理员，是接任安志诚先生的。我在学校时的印象，他好像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学校任职的，整天穿一件不太干净的深蓝布大衫，走路有些蹒跚，给人一种有些潦倒的印象。他对校方有些不满，曾经和我谈过当时的一名被校长信任的会计，是“恨无媚骨，幸有长舌”的人物。在学校，他还曾送我一本不很流行的李守章的小说，名叫《跋涉》，使我长期记住这位昙花一现的作家的名字。
　　到了行署，王震的部队正在这一带活动，我同董逸峰跟随部队活动了一程子。在一次集合时，在山脚下遇到了两个小同乡：一个是东邻崔立国，他父亲是个商人；一个是同街道的孙建章，他父杀是个木匠。异地相逢，非常亲热，他们都是王震旅的战士。在山下，朔风呼啸，董逸峰把他穿的一件日本黄呢军大衣，脱下来叫我穿上，也使我一直感念不忘。
　　此人南方人，白晰，戴眼镜，说话时紧闭嘴唇，像轻蔑什么东西一样。能写些作品。
　　我跟随一个团活动。团政治主任，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每餐都把他饭盒里的菜，分一些给我吃。以后我到部队采访，经常遇到这种年轻好客的指挥人员。
　　敌人又进行扫荡，我回到行署，有些依赖思想，就跟随王斐然转移。有一天走到一个村庄，正安排着吃顿羊肉，羊肉没有熟，就从窗口望见进村的山头上，有了日本兵。我们放下碗筷，赶紧往后山上跑，下山后就是一条河，表面已经结了冰，王斐然穿着羊皮袍子，我穿着棉裤，趟了过去。过了河，半截身子都是水，随即结成了冰，哗哗的响着，行走很不便。我发起高烧，王斐然给找了担架。夜晚到了一处高山，把我放在一家没有人住的农舍外屋，王与地委书记等人开会，地委书记说要高度疏散，问他还带着什么人，他说有一名记者。地委书记说，记者为什么不到前方去？他说，他病了。
　　在反扫荡时，王有时虽也因为有这样一个学生拖累，给他增添不少麻烦，曾有烦言。但在紧急关头，还是照顾了我。
　　不然，战争年代，在那样人地两生的荒凉之地，加上饥寒疾病，我一个人活动，很可能遇到危险的，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所以也一直对他感念不尽。
　　接近旧历年关时，我们这个被称做记者团的三个人，回到了通讯社。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即《一天的工作》。
　　夏一个人向领导作了汇报。刘平同志在开会时，委婉而严厉地对我们的这次出差，表示了不满。
　　后来，我知道夏这个人，本身散漫，不守纪律，对别人却好造作谎言，取悦领导。全国解放以后，他曾以经济问题，受到制裁。
　　我有这样的经验，有的人在战争打响时，先叫别人到前方去；打了胜仗慰问时，他再到前方去。对于这样的记者或作家，虽是领导，我是不信服，也不想听从的。
　　我虽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此次出师失败，证明我不适宜当记者，一是口讷，二是孤僻。所以后来就退而当编辑了。
　　1981年11月6日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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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杂忆
　　一
　　新的一年又来到了。不免回顾一下去年，尽做了哪些工作，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想了一想，也不过是写了一些短文。其中散文部分，多数是回忆自己的过去，这是不会得罪于人的。但又写了一些读书的感想。这类文章，如果是评论古人的，不管我怎样说，古人是不会起来同我辩论的；如果是评论友朋故旧的作品，即便我说了些错话，也总是会得到原谅的。可虑的是，最近一个时期，有时不注意，也涉及了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这是最容易招来是非的。
　　老实说，凡是我文章里提到的作家，都是我平日敬重的；
　　凡是我论及的作品，都是我看过以后，感到喜欢的。读后高兴，写几句札记，作为纪念。反之，即使作品如何煊赫，我是不能也不肯赞一辞的。这一点，我谈到的那些作家，是会一目了然的。对于他们，我并自以为有些知己之感。
　　我写这些文章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是出于至诚，发自热心。是谈我个人读书的感想，是从主观直感出发，我不去参考别的评论家所定的调子。这样，在评论的语气上，或是在评论的分寸上，只是发表我的见解，其中丝毫不存什么成见。
　　二
　　真是心猿意马。回顾着过去的一年，忽然想起了五十年前的一件事。
　　我二十岁的时候，在一个镇上，当小学教师，兼教一年级的自然课。那种生涯，回想起来，老年人是没法承担的。一进教室，孩子们乱乱哄哄，那且不谈。正上着课，有的孩子要撒尿，一时解不开裤带，或撒完尿回来，自己结不上裤带，我都要下讲台去亲自动手。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个孩子，非常顽皮，怎么说也不行，我烦躁起来，要证实师道尊严，就用教鞭在他的头上敲了两下。这孩子哭叫着走出校门，全体同学知道后都为之变色。原来，我打的这个孩子，是学校的董事，本村一个大军阀的爱子，而且是爱妾所生。
　　我这才知道闯了祸。但在旧社会，这也不过卷铺盖走人而已，构不成什么别的罪过。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变。第二天，孩子还是来校上课了。因为，就是在旧社会，即使军阀的爱妾，家长的观念仍然是：请来老师和请来保姆，其目的是不一样的。
　　三
　　现在，有些评论家，可以说，对于作品是爱护备至了。凡是他们说过好的，别人就不能说一点点错，不然就是苛求啊，嫉妒啊，站出来仗义执言了。
　　其实，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其中有些人，原先并不这样慈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提着棍棒生活的。形势一变，他放下了棍子，装扮成了保姆模样。他手里拿着一条花手绢，东张西望，看有孩子受了委屈没有。昔日隐身林密处，今天巡逻在花丛。其霸道之气，和拿棍子的时候，是毫无二致的。
　　198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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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悬旧照
　　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很爱照相的。中学读书时，同学同乡，每年送往迎来，总是要摄影留念。都是到照相馆去照，郑重其事，题字保存。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一到村庄，对于学生，特别注意。
　　凡是留有学生头，穿西式裤的人，见到就杀。于是保留了学生形象的相片，也就成了危险品。我参加了抗日，保存在家里的照片，我的妻，就都放进灶火膛里把它烧了。
　　我岳父家有一张我的照片，因为岳父去世，家里都是妇孺，没人知道外面的事，没有从墙上摘下来。叫日本鬼子看到，非要找相片上的人不可；家里找不到，在街上遇到一个和我容貌相仿的青年，不问青红皂白，打了个半死，经村里人左说右说，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刚刚到家，妻对我讲的一段使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她说：“你在外头，我们想你。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就不敢想了，反正在家里不能呆，不管到哪里去飞吧！”
　　一九八一年编辑文集，苦于没有早期的照片，李湘洲同志提供了他在一九四六年给我照的一张。当时，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蠡县下乡体验生活，是在蠡县县委机关院里照的。
　　我戴的毡帽系延安发给。棉袄则是到家以后，妻为我赶制的。
　　当时经过八年战争，家中又无劳力，家用已经很是匮乏，这件棉袄，是她用我当小学教员时所穿的一件大夹袄改制而成。
　　里面的衬衣，则是我路过张家口时，邓康同志从小市上给我买的。时值严冬，我穿上这件新做的棉衣，觉得很暖和，和家人也算是团聚一起了。
　　晚年见此照相，心里有很多感触，就像在冬季见到了春草春花一样。这并非草木可贵，而是时不再来。妻亡故已有十年，今观此照，还隐约可以看见她的针线，她在深夜小油灯下，为我缝制冬装的辛劳情景。这不能不使我回忆起入侵敌寇的残暴，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所度过的艰难岁月。
　　198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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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的故事
　　一九三五年的春季，我失业家居。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
　　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现在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益世报》、《庸报》，都是不学无术的失意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我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通讯也好，有长江等人写的地方通讯，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它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有小公园，还有艺术副刊。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啊！”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这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
　　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她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
　　“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
　　我对书籍、报章，欣赏的起点很高，向来是取法乎上的。
　　《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一种低级市民小报，属于我不屑一顾之类。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
　　“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晌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来自取的，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
　　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
　　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
　　我的妻子，好像是因为没有借给我钱，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纸一事，从来也不闻不问。只有一次，带着略有嘲弄的神情，问道：
　　“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我说。其实我知道，她从心里是断定不会有的。
　　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证实了她的想法。
　　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无微不至，他们的旧报，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
　　“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块数来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我听她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1982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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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人逸事
　　一
　　旧式婚姻，过去叫做“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据亡妻言，她十九岁那年，夏季一个下雨天，她父亲在临街的梢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她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个，就让她们到梢门下避避雨再走，随便问道：
　　“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
　　“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笑着问：
　　“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她父亲回答得很爽快。
　　就这样，经过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亲事竟然说成了。结婚以后，她跟我学认字，我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她点头笑着说：
　　“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二
　　虽然是封建婚姻，第一次见面却是在结婚之前。定婚后，她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
　　“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
　　结婚以后，姑姑总是拿这件事和她开玩笑，她也总是说姑姑会出坏道儿。
　　她礼教观念很重。结婚已经好多年，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想叫她跟我一同回家去。她严肃地说：
　　“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我只好一个人走了。
　　三
　　她在娘家，因为是小闺女，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场下地劳动过。到了我们家，我母亲好下地劳动，尤其好打早起，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
　　又没个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曾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问：
　　“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痛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
　　“那你还哭什么呢？”
　　我母亲知道她没有力气，常对她说：
　　“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伸懒筋。”
　　有一天，母亲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母亲问她：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
　　她弯下腰，挎好筐系猛一立，因为北瓜太重，把她弄了个后仰，沾了满身土，北瓜也滚了满地。她站起来哭了。母亲倒笑了，自己把北瓜一个个拣起来，背到家里去了。
　　我们那村庄，自古以来兴织布，她不会。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就下决心学。从纺线到织布，都学会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
　　后来，因为闹日本，家境越来越不好，我又不在家，她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粜卖。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
　　几个孩子，也都是她在战争的年月里，一手拉扯成人长大的。农村少医药，我们十二岁的长子，竟以盲肠炎不治死亡。每逢孩子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在她生前，我曾对孩子们说：
　　“我对你们，没负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
　　四
　　一位老朋友、老邻居，近几年来，屡次建议我写写“大嫂”。因为他觉得她待我太好，帮助太大了。老朋友说：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结，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我唯唯，但一直拖延着没有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到最后她的死亡。
　　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片断，记述如上。已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
　　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
　　“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1982年2月12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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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同志：
　　承问关于编辑的事，拖延已久，现溽暑稍退，敬答如下：
　　我编过的刊物有：一九三九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一九四一年晋察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以上二种刊物，都系油印。一九四二年《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以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刊于该报。一九四六年在冀中区编《平原》杂志，共六期。一九四九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间较长。
　　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如我不说，恐怕你连名字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究竟也是一种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没有给人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按说，当编辑，怎么能给人家把稿子弄丢呢？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初学者的稿子，随便乱丢乱放，桌上桌下，沙发暖气片上，都可以堆放。这样，丢的机会就很多了。
　　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能少一些。
　　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
　　我一生，被人家给弄丢过两次稿件，我一直念念不忘，这可能是自己狭窄。一九四六年在河间，我写了一篇剧评，当面交给《冀中导报》副刊的编辑，他要回家午睡，把稿子装在口袋里。也不知他在路上买东西，还是干什么，总之把稿子失落在街上了。我知道后，心里很着急，赶紧在报上登了一个寻物启事。好在河间是个县城，人也不杂，第二天就有人把稿子送到报社来了。一九八○年，上海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来信约稿，当时手下没有现成的，我抄了三封信稿寄给他，他可能对此不感兴味，把稿子给弄丢了。过了半年，去信询问，不理；又过了半年，托人去问，说“准备用”。又过了半年，见到了该杂志的一位编辑，才吐露了实情。
　　我得到的经验是：小稿件不要向大刊物投，他那里瞧不起这种货色；摸不清脾气的编辑，不要轻易给他寄稿；看见编辑把我交给他的稿件，随手装进衣服口袋时，要特别嘱咐他一句：装好，路上骑车不要掉了！特别是女编辑，她们的衣服口袋都很浅。她们一般都提着一个手提包，最好请她把稿子装在手提包里。但如果她的手提包里已装满点心、酱肉之类，稿件又有被油污的危险。权衡轻重，这就顾不得了。
　　有各式各样的刊物，有各式各样的编辑。有追求色情的编辑，有追求利润的编辑，有拉帮结伙的编辑。这些人，各有各的志趣，常常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来。投稿前，必须先摸清他们的脾胃。
　　我的习惯，凡是到我手下的稿件，拆封时，注意不要伤及稿件，特别不要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要保持稿件的清洁，不要给人家污染。我的稿子，有时退回来，稿子里夹杂着头发、烟丝、点心渣，我心里是很不愉快的。至于滴落茶水，火烧小洞，铅笔、墨水的乱涂乱抹，就更使人厌恶了。
　　推己及人，我阅读稿件，先是擦净几案，然后正襟危坐。不用的稿子，有什么意见，写在小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
　　我不愿稿件积压在手下，那样就像心里压着什么东西。我总是很快地处理。进城以后，我当了《天津日报》的“二副”——副刊科的副科长，职责是二审。看初稿的同志，坐在我的对面，他看过一篇稿子，觉得可用，就推到我面前。我马上看过，觉得不好，又给他推了过去。这种简单的工作方式，很使那位同志不快。我发觉了，就先放一下，第二天再还给他。
　　我看稿子，主要是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年老年幼，有名无名，或男或女。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不记旧恶，不避嫌疑。当然，如果是自己孩子写的作品，最好不要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
　　刊物的编辑，如果得人，人越少越好办事。过去，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办刊物，人手都很少。现在一个刊物的机构，层次太多。事情反倒难办，也难以办好了。我年青时投稿，得到的都是刊物主编的亲笔复信，他们是直接看初稿的，从中发见人才。
　　我不大删改来稿，也不大给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欢替人家大段大段做文章。只是删改一些明显的错字和极不妥当的句子。然后衔接妥贴。我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我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给我退回来，我会更加高兴些。有一次，我给北京一家大报的副刊，寄去一篇散文，他们为了适应版面，削足适履地删去很多，文义都不衔接了。读者来信质疑，他们不加思索地把信转来，叫我答复。我当即顶了回去，请他们自己答复。
　　现在有些人，知识很少，但一坐在编辑位置上，便好像掌握了什么大权，并借此权图谋私利，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现象。
　　我当编辑时，给来稿者写了很多信件，据有的人说，我是有信必复，而且信都写得很有感情，很长。有些信件，经过动乱，保存下来的很少。我自己听了，也感慨系之。
　　进城以后不久，我就是《天津日报》的一名编委，三十二年来，中间经过六任总编，我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但因为自己缺乏才干，工作不努力，直到目前，依然故我，还是一名编委，没有一点升迁。现在年龄已到，例应退休，即将以此薄官致仕。其他处所的虚衔，也希望早日得到免除。
　　就是这个小小的官职，也还有可疑之处。前不久，全国进行人口普查，我被叫去登记。工作人员询问我的职务，我如实申报。她写上以后，问：
　　“什么叫编委？”
　　我答：
　　“就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她又问：
　　“做哪些具体工作？”
　　我想了想说：
　　“审稿。”
　　她又填在另一栏里了。
　　但她还是有些不安，拿出一个小册子对我说：
　　“我们的工作手册上，没有编委这个词儿。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
　　我说：
　　“那你就填作编辑吧。”
　　她很高兴地用橡皮擦去了原来写好的字。
　　在回来的路上，我怅怅然。看来，能登上仕版官籍的，将与我终老此生的，就只是一个编辑了。
　　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那么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认吧。
　　以上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有些近于自我吹嘘，意在介绍一点正面经验。很多事，我现在是做不来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自然现象。人生现象，则不尽然。时间如流水一般过去了。过去，我当编辑，给我投稿的人，现在有很多已经是一些大刊物的编委或主编了。其中有些人，还和我保持着旧谊，我的稿子给他投了去，总是很热情负责的。例如在北京某大报主编文艺副刊的某君，最近我给他寄去一篇散文，他特地给我贴了两份清样来，把我写错的三个字都改正了，使我非常感动。
　　但在旧友之中，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去年，我试写了一组小说，先寄给北京一位作家，请他给我看看，在当前形势下，是否宜于发表，因为他身处京师，消息灵通。他来信表示，要删掉一些字句，并建议我把三篇小说，合为一篇，加强故事性。我去信说：删改可以，但把三篇合为一篇，我有困难。请他把稿子转交另一位朋友，看后给我寄回来。
　　正当此时，上海一家刊物听说我写了小说，电报索稿，我就把家里的三篇原稿，加上新写的两篇，寄去了。北京的友人，忽然来信，说他参加编辑的刊物要用此稿。我当即复信给他，说不能这样办了，因为稿子已经给了上海。但他们纠缠不已，声称要垄断我的稿子。以上内容的信件，我先后给他们写了五封，另外托人打了两次长途电话，一次电报，均无效。我不知他们要闹成什么样子，只好致函上海刊物停发。
　　最后，北京那家刊物竟派了两个同志，携带草草排成的小样，要我过目。我当即拒绝这种屈打成招的做法，并背对背地，对我那位友人，大发一通牢骚。
　　我心里想，当初你们给我投稿，我对你们的稿件，是什么态度？对你们是如何尊重？现在，你们对待我的稿件，对待我，又是如何的不严肃，近于胡闹？其实，这都是不必要的，后悔不已。
　　近年，我的工作，投稿多于编辑。在所接触的编辑中，广州一家报纸的副刊，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稿件寄去，发表后，立即寄我一份报纸，并附一信。每稿如此，校对尤其负责。我是愿意给这样的编辑寄稿的。按说，这些本来都是编辑工作的例行末节，但在今天遇到这种待遇，就如同见到了汉官威仪，叫人感激涕零了。
　　亲爱的同志，回忆我的编辑生涯，也是不堪回首的。过于悲惨的事，就不必去提它了。就说十年动乱后期吧，我在报社，仍作见习编辑使用，后来要落实政策了，当时的革委会主任示意，要我当“文艺组”的顾问，我一笑置之。过了一个时期，主任召见我，说：
　　“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
　　我说：
　　“加钱吗？”
　　他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他笑了笑说：
　　“也不加菜。”
　　“我不干。”我出来了。
　　但“市里”给我“落实”了政策，叫我当了《天津文艺》的编委，这个编委，就更不如人了。一次主编及两位副主编召我去开会，我奉命唯谨地去了，坐在一个角落里。会开完了，正想站起来走，三位主编合计了一下，说：
　　“编委里面，某某同志写稿很积极，唯有孙某，一篇也还没有写过，难道要一鸣惊人吗？”
　　说完，三个主编盯着我，我瞠目以对，然后一语不发，走了出来。
　　后来，揪出了四人帮，那位主编下台了。我给这家刊物写了一篇散文，那两位仍在管事，先是要我把散文分做两篇，他们挑一篇；然后又叫我把不是同一年代发生的事，综合成一件事。我愤怒了，又喊叫一通，把稿子收了回来。
　　总之，对待作者，对待稿子，缺乏热情，不负责任，胡乱指挥的编辑，要他编出像样的刊物来，是不可能的。
　　在过去很长的年月里，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久而久之，才知道这种工作，虽也被社会看作名流之业，但实际做起来，做出些成绩来，是很不容易的。有人把它看作敲门之砖，有人把它看作高升之阶。你是个老实人，也很可能被人当作脚踏的砖石，炫耀的陪衬。比如被达官显宦、作家名流拉去，一同照个像，作个配角。对于这些，你都要看得开些，甚至躲开一些。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名。不要因为别人说你的工作伟大，就自我膨胀；不要因为别人说你的工作渺小，就妄自菲薄。踏踏实实，存诚立信，做好本职工作。流光易逝，砖石永存，上天总不会辜负你的。虽然这是近于占卜的话。
　　现在，刊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且方兴未艾，有增无减。在艺术宫殿值班的神，不是绿衣少年，就是红妆少女。这是一种艺术繁荣的景象。你正当壮年，应该继往开来，承上启下，把编辑工作的好传统，例如鲁迅、茅盾的传统，发扬而光大之。我写到的几件旧事，也并非心怀不满，意图发泄，不过举一些例证作为教训。
　　写到这里，已近深夜，而窗外蝉鸣不已，想到不应该再唠叨下去，浪费你的宝贵时光了，即祝安好吧！
　　孙犁
　　1982年8月12日下午至13日下午
　　补正：文中所记《天津文艺》两位副主编，据声称，他们当时的职衔，不是副主编，而是“编辑部具体负责人”。
　　另，对着我说的那几句话，系出自主编之口。文中主语不明，一并补正。
　　1983年6月30日孙犁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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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余梦
　　我住的大杂院里，有一棵大杨树，树龄至少有七十年了。
　　它有两围粗，枝叶茂密。经过动乱、地震，院里的花草树木，都破坏了，唯独它仍然矗立着。这样高大的树木，在这个繁华的大城市，确实少见了。
　　我幼年时，我们家的北边，也有一棵这样大的杨树。我的童年，有很多时光是在它的下面、它的周围度过的。我不只在秋风起后，在那里拣过杨叶，用长长的柳枝穿起来，像一条条的大蜈蚣；在春天度荒年的时候，我还吃过杨树飘落的花，那可以说是最苦最难以下咽的野菜了。
　　现在我已经老了，蛰居在这个大院里，不能再向远的地方走去，高的地方飞去。每年冬季，我要升火炉，劈柴是宝贵的，这棵大杨树帮了我不少忙。霜冻以后，它要脱落很多干枝，这种干枝，稍稍晒干，就可以升火，很有油性，很容易点着。每听到风声，我就到它下面去拣拾这种干枝，堆在门外，然后把它们折断晒干。
　　在这些干枝的表皮上，还留有绿的颜色，在表皮下面，还有水分。我想：它也是有过青春的呀！正像我也有过青春一样。然而它现在干枯了，脱落了，它不是还可以帮助别人升起火炉取暖吗？
　　是为序。
　　我的青春的最早阶段，是在保定育德中学度过的。保定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荒凉的城市，但也是很便于读书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我呆了六年时间。在课堂上，我念英语，演算术。在课外，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领了一个小木牌，把要借的书名写在上面，交给在小窗口等待的管理员，就可以拿到要看的书。图书管理员都是博学之士。星期天，我到天华市场去看书，那里有一家卖文具的小铺子，代卖各种新书。我可以站在那里翻看整整半天，主人不会干涉我。我在他那里看过很多种新书，只买过一本。这本书，我现在还保存着。我不大到商务印书馆去，它的门半掩着，柜台很高，望不见它摆的书籍。
　　读书的兴趣是多变的，忽然想看古书了；又忽然想看外国文学了；又忽然想研究社会科学了，这都没有关系。尽量去看吧，每一种学科，都多读几本吧。
　　后来，我又流浪到北平去了。除了买书看书，我还好看电影，好听京戏，迷恋着一些电影明星，一些科班名角。我住在东单牌楼，晚上，一个人走着到西单牌楼去看电影，到鲜鱼口去听京戏。那时长安大街多么荒凉、多么安静啊！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
　　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
　　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我们要呼喊。
　　无论保定和北平，都曾使我失望过，痛苦过。但也都给过我安慰和鼓舞，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我在那里得到过朋友们的帮助，也爱过人，同情过人。写过诗，写过小说，都没有成功。我又回到农村来了，又听到杨树叶子，哗哗的响着。
　　后来，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关于这，我写得已经很多了。
　　战争，充实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我的青春。
　　我的青春，价值如何？是欢乐多，还是痛苦多？是安逸享受多，还是颠沛流离多？是虚度，还是有所作为，都不必去总结了。时代有总的结论，总的评价。个人是一滴水，如果滴落在江河，流向大海，大海是不会涸竭的。正像杨树虽有脱落的枝叶，它的本身是长存的。我祝愿它长存！
　　是为本文。
　　1982年12月6日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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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斋梦余
　　关于花
　　青年时的我，对花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心里只有衣食二字。童年的印象里没有花。十四岁上了中学，学校里有一座很小的校园，一个老园丁。校园紧靠图书馆，有点时间，我宁肯进图书馆，很少到校园。在上植物学课时，张老师（河南人）带领我们去看含羞草啊，无花果啊，也觉得实在没有意思。校园里有一棵昙花，视为希罕之物，每逢开花，即使已经下了晚自习，张老师还要把我们集合起来，排队去观赏，心里更认为他是多此一举，小题大作。
　　毕业后，为衣食奔走，我很少想到花，即使逛花园，心里也是沉重的。后来，参加了抗日战争，大部分时间是在山里打游击。山里有很多花，村头，河边，山顶都有花。杏花，桃花，梨花，还有很多野花，我很少观赏。不但不观赏，行军时践踏它们，休息时把它们当坐垫，无情地、无意识地拔起身边的野花，连嗅一嗅的兴趣都没有，抛到远处去，然后爬起来赶路。
　　我，青春时代，对花是无情的，可以说是辜负了所有遇到的花。
　　写作时，我也没有用花形容过女人。这不只是因为有先哲的名言，也是因为那时的我，认为用花来形容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
　　及至现在，我老了，白发疏稀，感觉迟钝，我很喜爱花了。我花钱去买花，用磁的花盆去栽种。然而花不开，它们干黄、枯萎，甚至不活。而在十年动乱时，造反派看中我的花盆，把花全部端走了。我对花的感情最浓厚，最丰盛，投放的精力也最大。然而花对我很冷漠，它们几乎是背转脸去，毫无笑模样，再也不理我。
　　这不能说是花对我无情，也不能怨它恨它，是它对我的理所当然的报复。
　　关于果
　　战争时期，我经常吃不饱。霜降以后我常到山沟里去，拣食残落的红枣、黑枣、梨子和核桃。树下没有了，我仰头望着树上，还有打不净的。稍低的用手去摘，再高的，用石块去投。常常望见在树的顶梢，有一个最大的、最红的、最引诱人的果子。这是主人的竿子也够不着，打不下来，才不得不留下来，恨恨地走去的。我向它瞄准，投了十下，不中。投了一百下，还是不中。我环绕着树身走着，望着，计划着。最后，我的脖颈僵了，筋疲力尽了，还是投不下来。我望着天空，面对四方，我希望刮起一股劲风，把它吹下来。但终于天气晴和，一丝风也没有。红果在天空摇曳着，讪笑着，诱惑着。
　　天晚了，我只好回去，我的肚子更饿了，这叫做得不偿失，无效劳动。我一步一回头，望着那颗距离我越来越远的红色果子。
　　夜里，我又梦见了它。第二天黎明，集合行军了，每人发了半个冷窝窝头。要爬上前面一座高山，我把窝窝头吃光了。还没爬到山顶，我饿得晕倒在山路上。忽然我的手被刺伤了，我醒来一看，是一棵酸枣树。我饥不择食，一把掳去，把果子、叶子，树枝和刺针，都塞到嘴里。
　　年老了，不再愿吃酸味的水果，但酸枣救活了我，我感念酸枣。每逢见到了酸枣树，我总是向它表示敬意。
　　关于河
　　听说，我家乡的滹沱河，已经干涸很多年了，夏天也没有一点水。我在一部小说里，对它作过详细的描述，现在要拍摄这些场面，是没有办法了。听说家乡房屋街道的形式，也大变了。
　　建筑是艺术的一种，它必然随着政治的变动，改变其形式。它的形式，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
　　关于河流，就很难说了。历史的发展，可以引起地理环境的变动吗？大概是肯定的。
　　这条河，在我的童年，每年要发水，泛滥所及，冲倒庄稼，有时还冲倒房子。它带来黄沙，也带来肥土，第二年就可以吃到一季好麦。它给人们带来很多不便，夏天要花钱过惊险的摆渡，冬天要花钱过摇摇欲堕的草桥。走在桥上，仄仄闪闪的，吱吱呀呀的，下面是围着桥桩堆积起来的坚冰。
　　童年，我在这里，看到了雁群，看到了鹭鸶。看到了对艚大船上的船夫船妇，看到了纤夫，看到了白帆。他们远来远去，东来西往，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新鲜奇异的生活感受，彼此共同的辛酸苦辣的生活感受。
　　对于这条河流，祖祖辈辈，我没有听见人们议论过它的功过。是喜欢它，还是厌恶它，是有它好，还是没有它好。人们只是觉得，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大自然总是对人们既有利又有害，既有恩也有怨，无可奈何。
　　河，现在干涸了，将永远不存在了。
　　198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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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炉
　　我有一个煤火炉，是进城那年买的，用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它伴我度过了热情火炽的壮年，又伴我度过着衰年的严冬。它的容颜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它的身上长了一层红色的铁锈，每年安装时，我都要举止艰难地为它打扫一番。
　　我们可以说得上是经过考验的，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它伴我住过大屋子，也伴我迁往过小屋子，它放暖如故。大屋小暖，小屋大暖。小暖时，我靠它近些；大暖时，我离它远些。小屋时，来往的客人，少一些；大屋时，来往的客人，多一些。它都看到了。它放暖如故。
　　它看到，和我同住的人，有的死去了，有的离去了，有的买制了新的火炉，另外安家立业去了。它放暖如故。
　　我坐在它的身边。每天早起，我把它点着，每天晚上，我把它封盖。我坐在它身边，吃饭，喝茶，吸烟，深思。
　　我好吃烤的东西，好吃有些糊味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钟，我午睡起来，在它上面烤两片馒头，在炉前慢慢咀嚼着，自得其乐，感谢上天的赐与。
　　对于我，只要温饱就可以了，只要有一个避风雨的住处就满足了。我又有何求！
　　看来，我们的关系，是不容易断的，只要我每年冬季，能有三十元钱，买两千斤煤球，它就不会冷清，不会无用武之地，我也就会得到温暖的！
　　火炉，我的朋友，我的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幼年读过两句旧诗：炉存红似火，慰情聊胜无。何况你不只是存在，而且确实在熊熊地燃烧着啊。
　　1982年12月26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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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牲口的故事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饲养大牲口——即骡马的人家很少。除去西头有一家地主，其实也是所谓经营地主，喂着一骡一马外，就只有北头的一家油坊，喂着四五头大牲口，挂着两辆长套大车，作运输油和原料的工具。他家的大车，总是在人们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从村里摇旗呐喊地出发了，而直到天黑以后，才从远远的地方赶回来，人喊马嘶的声音，送到每家每户正在灯下吃晚饭的人们耳中，人们心里都要说一句：
　　“油坊的车回来了！”
　　当我在村中念小学的时候，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家也挂了一辆大车，买了一骡一马，农闲时，由叔父赶着去作运输。
　　这时我们家已经上升为中农。但不久父亲就叫把骡马卖了，因为兵荒马乱，这种牲口是最容易惹事的。从此，我们家总是养一头大黄牛，有时再喂一匹驴，这是为的接送在外面做生意的父亲。
　　我小的时候，父亲或叔父，常常把我放在驴背的前面，一同乘骑。我记得有一匹大叫驴，夏天舅父牵着它过滹沱河，被船夫们哄骗，叫驴凫水，结果淹死了，一家人很难过了些日子。
　　后来，接送我父亲，就常常借用街上当牲口经纪的四海的小毛驴。他这头小毛驴，比大山羊高不了多少，但装饰得很漂亮，一串挂红缨的铜铃，鞍鞯齐备。那时，当牲口经纪的都养一匹这样的小毛驴。每逢集日，清早骑着上市，事情完后，酒足饭饱，已是黄昏，一个个偏骑在小驴背上，扬鞭赶路，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就是凯旋的将军，也难以比得的。
　　后来我到了山地，才知道，这种小毛驴，虽然谈不上名贵，用途却是很多的。它们能驮山果、木材、柴草，能往山上送粪，能往山下运粮，能走亲访友，能迎婚送嫁。它们负着比它身体还重的货载，在上山时，步步留神，在下山时，兢兢业业，不声不响，直到完成任务为止。
　　抗日战争时期，在军旅运输上，小毛驴也帮了我们不少忙。那时的交通站上，除去小孩子，就是小毛驴用处最大，也最活跃。战争后期，我们从延安出发去华北，我当了很长时间的毛驴队长。骑毛驴的都是身体不好的女同志。一天夜晚，偷越同蒲路，因为一位女同志下驴到高粱地去小便，以致与前队失了联络，铁路没有过成，又退回来。第二天夜里再过，我宣布：凡是女同志小便，不准远离队列，即在驴边解手。解毕，由牵驴人立即抱之上驴，在驴背上再系腰带。由于我这一发明，此夜得以胜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直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得意。
　　平分土地的同时，地主家的骡马，富农家的大黄牛，被贫农团牵走，贫农一家喂不起，几家合喂，没人负责，牲口糟踏了不少。成立了互助组，小毛驴小牛时兴一阵。成立了合作社，骡马又有了用武之地。以后农村虽然有了铁牛，牲畜的用途还是很多，但喂养都不够细心，使用也不够爱惜。牲口饿跑了，被盗了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一年我回到故乡，正值春耕之时，平原景色如故，遍地牛马，忽然见到一匹骆驼耕地。骆驼这东西，在我们这一带原很少见，是庙会上，手摇串铃的蒙古大夫牵着的玩意。以它形状新奇，很能招揽观众。现在突然出现在平原上，高峰长颈，昂视阔步，像一座游动的小山，显得很不协调。我问乡亲们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我：不知从哪里跑来这么一匹饿坏了的骆驼，一直跑到大队的牲口棚，伸脖子就吃草，把棚子里的一匹大骡子吓惊了断缰窜出，直到现在还没找回来。一匹骡子换了一匹骆驼，真不上算。大队试试它能拉犁不，还行！
　　很有些年，小毛驴的命运，甚是不佳。据说，有人从山西来，骑着一匹小毛驴，到了平原，把缰绳一丢，就不再要它，随它去了。其不值钱，可想而知。
　　但从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小毛驴的身价顿增，何止百倍？牛的命运也很好了。
　　呜呼，万物兴衰相承，显晦有时，乃不易之理，而其命运，又无不与政治、政策相关也。
　　198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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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的故事
　　春节前，大院里很多住户，忙着迁往新居。大人孩子笑逐颜开的高兴劲儿，和那锅碗盆勺，煤球白菜，搬运不完的忙乱劲儿，引得我的心也很不平静了。
　　人之一生，除去吃饭，恐怕就是住房最为重要了。在旧日农村，当父母的，勤劳一生，如果不能为子孙盖下几间住房，那是会死不瞑目的。
　　我幼年时，父亲和叔父分家，我家分了一块空场院，借住叔父家的三间破旧北房。在我结婚的那年，我的妻子要送半套嫁妆，来丈量房间的尺寸，有人就建议把隔山墙往外移一移，这样尺寸就会大一些，准备以后盖了新房，嫁妆放着就合适了。
　　墙山往外一移，房的大梁就悬空了，而大梁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败。这一年夏季，下了几场大雨。有一天中午，我在炕上睡觉，我的妻子也哄着我们新生的孩子睡着了。忽然大梁咯吱咯吱响起来，妻子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里才喊叫我，差一点没有把我砸在屋里。
　　事后我问她：
　　“为什么不先叫我？”
　　她笑着说：
　　“我那时心里只有孩子。”
　　我们结婚不久，不能怀疑她对我的恩爱。但从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对于女人来说，母子之爱像是超过夫妻之爱的。
　　从这以后，我们家每年就用秋收的秫秸和豆秸，从砖窑上换回几车砖来，垒在空院里存放着。今年添一根梁，明年买两条檩。这样一砖一瓦，一檩一椽地积累起来。然后填房基，预备粮食，动工盖房。
　　在农村，盖房是最操心的事，我见过不只一家，老人操劳着把房盖好，他也就不行了，很快死去。
　　但是，老人们仍然在竭尽心力为儿子盖房。今年先盖一座正房，再积攒二年，盖一座厢房。住房盖齐了，又筹划外院，盖一间牲口屋，一间草屋，一间碾棚，一间磨棚。然后圈起围墙，安上大梢门。作为一家富农的规模，这就算齐备了。很觉对得起儿子了。然而抗日战争开始了，我没有住进新房，就离家参军去了。
　　从此，我开始了四海为家的生活。我穿百巷住千家，每夜睡在别人家的炕上。当然也有无数陌生的战士，睡在我们家的炕上。我住过各式各样的房屋，交过各式各样的房东朋友。
　　一次战斗中，夜晚在荒村宿营。村里人都跑光了，也不敢打火点灯，我们摸进一间破房，同伴们挤在土炕上，我一摸墙边有一块平板，像搭好的一块门板似的，满以为不错，遂据为己有，倒身睡下。天亮起来，看出是停放的一具棺木，才为之一惊。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其中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同一个死人，睡了一夜上下铺，感谢他没有任何抗议和不满。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了家乡，不久父亲去世。根据地实行平分土地，我家只留了三间正房，其余全分给贫农，拆走了。随后，我的全家又迁来城市，那三间北房，生产队用来堆放一些杂物。年久失修，雨水冲刷，风沙淤填，原来是村里最高最新的房，现在变成最低最破旧的房了。
　　我也年老了，虽有思乡之念，恐怕不能回老家故屋去居住了。
　　回忆此生，在亲友家借住，有寄人篱下之感；住旅店公寓，为房租奔波；学校读书，黄卷青灯；寺院投宿，晨钟暮鼓。到了十年动乱期间，还被放逐荒陬，关进牛棚。
　　古之诗人，无一枝之栖，倡言广厦千万；浪迹江湖，以天地为逆旅。此皆放诞狂言，无补实际。人事无常，居无定所。为自身谋或为子孙谋，不及随遇而安为旷达也。
　　1983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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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鼠的故事
　　目前，我屋里的耗子多极了。白天，我在桌前坐着看书或写字，它们就在桌下来回游动，好像并不怕人。有时，看样子我一跺脚就可以把它踩死，它却飞快跑走了。夜晚，我躺在床上，偶一开灯，就看见三五成群的耗子，在地板、墙根串游，有的甚至钻到我的火炉下面去取暖，我也无可奈何。
　　有朋友劝我养一只猫。我说，不顶事。
　　这个都市的猫是不拿耗子的。这里的人们养猫，是为了玩，并不是为了叫它捉耗子，所以耗子方得如此猖獗。这里养猫，就像养花种草、玩字画古董一样，把猫的本能给玩得无影无踪了。
　　我有一位邻居，也是老干部，他养着一只黄猫，据说品种花色都很讲究。每日三餐，非鱼即肉，有时还喂牛奶。三日一梳毛，五日一沐浴。每天抱在怀里抚摩着，亲吻着。夜晚，猫的窝里，有铺的，有盖的，都是特制的小被褥。
　　这样养了十几年，猫也老了，偶而下地走走，有些蹒跚迟顿。它从来不知耗子为何物，更不用说有捕捉之志了。
　　我还是选用了我们原始祖先发明的捕鼠工具：夹子。支的得法，每天可以打住一只或两只。
　　我把死鼠埋到花盆里去。朋友问我为什么不送给院里养猫的人家。我说：这里的猫，不只不捉耗子，而且不吃耗子。
　　这是不久以前的经验教训。我打住了一只耗子，好心好意送给邻居，说：
　　“叫你家的猫吃了吧。”
　　主人冷冷地说：
　　“那上面有跳蚤，我们的猫怕传染。如果是吃了耗子药，那就更麻烦。”
　　我只好提了回来，埋在地里。
　　又过了不久，终于出现了以下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一定有人会认为是造谣的场面。
　　有一家，在阳台上盛杂物的筐里，发见了一窝耗子，一群孩子呼叫着：“快去抱一只猫来，快去抱一只猫来！”
　　正赶上老干部抱着猫在阳台上散步，他忽然动了试一试的兴致，自报奋勇，把猫抱到了筐前，孩子们一齐呐喊：
　　“猫来了，猫来捉耗子了！”
　　老人把猫往筐里一放，猫跳出来。再放再跳，三放三跳，终于逃回家去了。
　　孩子们大失所望，一齐喊：“废物猫，猫废物！”
　　老人的脸红了。他跑到家里，又把猫抱回来，硬把它按进筐里，不松手。谁知道，猫没有去咬耗子，耗子却不客气，把老干部的手指咬伤，鲜血淋淋，只好先到卫生所，去进行包扎。
　　群儿大笑不止。其实这无足奇怪，因为这只老猫，从来不认识耗子，它见了耗子实在有些害怕。
　　十年动乱期间，我曾回到老家，住在侄子家里。那一年收成不好，耗子却很多，侄子从别人家要来一只尚未断奶的小猫，又舍不得喂它，小猫枯瘦如柴，走路都不稳当。有一天，我看见它从立柜下面，连续拖出两只比它的身体还长一段的大耗子，找了个背静地方全吃了。这就叫充分发挥了猫的本能。
　　其实，这个大都市，猫是很多的。我住的是个大杂院，每天夜里，猫叫为灾。乡下的猫，是二八月到房顶上交尾，这里的猫，不分季节，冬夏常青。也不分场合，每天夜里，房上房下，窗前门后，互相追逐，互相呼叫，那声音悲惨凄厉，难听极了：有时像狼，有时像枭，有时像泼妇刁婆，有时像流氓混混儿。直至天明，还不停息。早起散步，还看见一院子是猫，发情求配不已。
　　这样多的猫在院里，那样多的耗子在屋里，这也算是一种矛盾现象吧？
　　城狐社鼠，自古并称。其实，狐之为害，远不及鼠。鼠形体小，而繁殖众，又密迩人事，投之则忌器，药之恐误伤，遂使此蕞尔细物，子孙繁衍，为害无止境。幼年在农村，闻父老言，捕田鼠缝闭其肛门，纵入家鼠洞内，可尽除家鼠。但做此种手术，易被咬伤手指，终于未曾实验。
　　198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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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的故事
　　我幼年就知道，社会上除去士农工商、帝王将相以外，还有所谓盗贼。盗贼中的轻微者，谓之小偷。
　　我们的村庄很小，只有百来户人家。当然也有穷有富，每年冬季，村里总是雇一名打更的，由富户出一些粮食作为报酬。我记得根雨叔和西头红脸小记，专门承担这种任务。每逢夜深，更夫左手拿一个长柄的大木梆子，右手拿一根木棒，梆梆的敲着，在大街巡逻。平静的时候，他们的梆点，只是一下一下，像钟摆似的；如果他们发见什么可疑的情况，梆点就变得急促繁乱起来。
　　母亲一听到这种杂乱的梆点，就机警地坐起来，披上衣服，静静地听着。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梆点又规律了，母亲就又吹灯睡下了。
　　根雨叔打更，对我家尤其有个关照。我家住在很深的一条小胡同底上，他每次转到这一带，总是一直打到我家门前，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他还会用力敲打几下，叫母亲经心。
　　我在村里生活了那么多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盗案，偷鸡摸狗的小事，地边道沿丢些庄稼，当然免不了。大的抢劫案件，整个县里我也只是听说发生过一次。县政府每年处决犯人，也只是很少的几个人。
　　这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太平盛世。我只是觉得那时农村的民风淳朴，多数人有恒产恒心，男女老幼都知道人生的本分，知道犯法的可耻。
　　后来我读了一些小说，听了一些评书，看了一些戏，又知道盗贼之中也有所谓英雄，也重什么义气，有人并因此当了将帅，当了帝王。觉得其中也有很多可以同情的地方，有很多耸人听闻的罗曼史。
　　我一直是个穷书生，对财物看得也很重，一生之中，并没有失过几次盗。青年时在北平流浪，失业无聊，有一天在天桥游逛，停在一处放西洋景的摊子前面。那是夏天，我穿一件白褂，兜里有一个钱包。我正仰头看着，觉得有人触动了我一下，我一转脸，看见一个青年，正用手指轻轻夹我的钱包，知道我发见，他就若无其事地转身走了。当时感情旺盛，我还很为这个青年，为社会，为自身，感慨了一阵子。
　　直到现在，我对这个人印象很清楚，他高个儿，穿着破旧，满脸烟气，大概是个白面客。
　　另一次是在本县羽林村看大戏，也是夏天，皮包里有一块现洋叫人扒去了，没有发觉。
　　在解放区十几年，那里是没有盗贼的。初进城的几年，这个大城市，也可以说是路不拾遗的。
　　问题就出在文化大革命上。在动乱中，造反和偷盗分不清，革命和抢劫分不清。那些大的事件，姑且不论。单说我住的这个院子，原是吴鼎昌姨太太的别墅，日本人住过，国民党也住过，都没有多少破坏。房子很阔气，正门的门限上，镶着很厚很大的一块黄铜，足有二十斤重。动乱期间，附近南市的顽童进院造反，其著名的领袖，一个叫做三猪，一个叫做癞蛤蟆，癞蛤蟆喜欢铁器，三猪喜欢铜器。他把所有的铜门把，铜饰件，都拿走了，就是起不下这块铜门限来。他非常喜爱这块铜，因此他也就离不开这个院，这个院成了他的革命总部和根据地。他每天从早到晚坐在铜门限上，指挥他的群众。住户不能出门，只好请军管人员把他抱出去。三猪并不示弱，他听说解放军奉令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就亲爹亲娘骂了起来。谁知这位农民出身的青年战士，受不了这种当众辱骂，不管什么最高指示，把三猪的头按在铜门限上，狠狠碰了几下，拖了出去。
　　城市里有些居民，也感染了三猪一类的习气，采取的手段比较和平，多是化公为私。比如说院墙，夜晚推倒一段，白天把砖抱回家来，盖一间小屋。院里的走廊，先把它弄得动摇了，然后就拆下木料，去做一件自用家具。这当然是物质不灭。不过一旦成为私有的东西，就倍加爱惜，也就成为神圣之物，不可侵犯了。
　　后来我到了干校。先是种地，公家买了很多农具，锄头，铁锨，小推车，都是崭新的。后来又盖房，砖瓦，洋灰，木料，也是充足的。但过了不久，就被附近农村的人拿走了大半。农民有一条谚语，道：“五七干校是个宝，我们缺什么就到里边找。”
　　这当然也可解释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现在，我们的院子，经过天灾人祸，已经是满目疮痍，不堪回首。大门又不严紧。人们还是争着在院里开一片荒地，种植葡萄或瓜果。秋季，当葡萄熟了，每天都有成群结伙的青少年在院里串游，垂涎架下，久久不肯离去。夜晚则借口捉蟋蟀，闯入院内，刀剪齐下，几分钟可以把一架葡萄弄得干干净净；手脚利索，架下连个落叶都没有。有一户种了一棵吊瓜，瓜色艳红，是我院秋色之冠，也被摘去了，为了携带方便，还顺手牵羊，拿走了另一户的一只新篮子。
　　我年老体弱，无力经营葡萄，也生不了这个气，就在自己窗下的尺寸之地，栽了一架瓜蒌。这是苦东西，没有病的人，是不吃的。另外养了几盆花，放置在窗台上，却接二连三被偷走了。
　　每天晚上，关灯睡下，半夜醒来，想到有一两名小偷就在窗前窥伺，虽然我是见过世面的人，也真的感到有些不安全了。
　　谚云：饥寒起盗心。国家施政，虽游民亦可得温饱，今之盗窃，实与饥寒无关也。或谓：偷花者出于爱美，尤为大谬不然矣！
　　1983年4月20日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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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的旅行
　　一九五六年的三月间，一天中午，我午睡起来晕倒了，跌在书橱的把手上，左面颊碰破了半寸多长，流血不止。报社同人送我到医院，缝了五针就回来了。
　　我身体素质不好，上中学时，就害过严重的失眠症，面黄肌瘦，同学们为我担心。后来在山里，因为长期吃不饱饭，又犯了一次，中午一个人常常跑到村外大树下去静静地躺着。
　　但我对于这种病，一点知识也没有，也没有认真医治过。
　　这次跌了跤，同志们都劝我外出旅行。那时进城不久，我还不像现在这样害怕出门，又好一人孤行，请报社和文联给我打算去的地方，开了介绍信，五月初就动身了。
　　对于旅行，虽说我还有些余勇可贾，但究竟不似当年了。
　　去年秋天，北京来信，要我为一家报纸，写一篇介绍中国农村妇女的文章。我坐公共汽车到了北郊区。采访完毕，下了大雨，汽车不通了。我一打听，那里距离市区，不过三十里，背上书包就走了。过去，每天走上八九十里，对我是平常的事。谁知走了不到二十里，腿就不好使起来，像要跳舞。我以为是饿了，坐在路旁，吃了两口郊区老乡送给我的新玉米面饼子，还是不顶事。勉强走到市区，雇了一辆三轮，才回到了家。
　　这次旅行，当然不是徒步，而是坐火车，舒服多了，这应该说是革命所赐，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了。
　　济南
　　第一个目标是济南。说也奇怪，从二十岁左右起，我对济南这个地方，就非常向往。在中学的国文课堂上，老师讲了一段《老残游记》，随后又说他幼小时跟着父亲在济南度过，那里的风景确实很好。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做小豆腐。这一段话，竟在我心里生了根。后来在北平当小学职员，不愿意干了，就对校长说：我要到济南去了，辞了职。当然没有去成。
　　在济南下车时，也就是下午一二点钟。雇了一辆三轮，投奔山东文联。那时王希坚同志在文联负责，我们是在北京认识的。
　　济南街上，还是旧日省城的样子，古老的砖瓦房，古老的石铺街道。文联附近，是游览区，更热闹一些，有不少小商小贩，摆摊叫卖。文联大院，就是名胜所在，有泉水，种植着荷花，每天清晨，人们就在清流旁盥洗。
　　王希坚同志给了我一间清静的房。他知道我的脾气，说：
　　“吃饭，愿意在食堂吃也可，愿意出去吃小馆，也方便。”
　　因为距离很近，当天我就观看了珍珠泉、趵突泉、黑虎泉。那时水系没遭到破坏，趵突泉的水，还能涌起三尺来高。
　　第二天，文联的同志，陪我去游了大明湖和千佛山，乘坐了彩船，观赏了文物。那时游人很少，在千佛山，我们几乎没遇到什么游人，像游荒山野寺一样。我最喜欢这样的游览，如果像赶庙会一样，摩肩接踵，就没有意思了。
　　我也到附近小馆去吃过饭，但没有吃到老师说的那种小豆腐。
　　另外，没有找到古旧书店，也是一大遗憾。我知道，济南的古书不少，而且比北京、天津，便宜得多。
　　南京
　　第二站是南京。到南京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我先赶到江苏省文联。那时的文联，多与文化局合署办公，文联与文化局电话联系，说来了一位客人，想找个住处。文化局好像推托了一阵子，最后说是可以去住什么酒家。
　　对于这种遭遇，我并不以为怪。我在南京没有熟人，还算是顺利地解决了食住问题。应该感谢那时同志们之间的正常的热情的关照。如果是目前，即使有熟人，恐怕也还要费劲一些。
　　此次旅行，我也先有一些精神准备。书上说：在家不知好宾客，出门方觉少知音，正好是对我下的评语。
　　在酒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先去逛了明孝陵，陵很高很陡，在上面看到了朱元璋的一幅画像，躯体很高大，前额特别突出，像扣上一个小瓢似的。脸上有一连串黑痣。这种异相，史书上好像也描写过。
　　从孝陵下来，我去游览了中山陵，顺便又游了附近一处名胜灵谷寺。一路梧桐林荫路，枝叶交接如连理，真使人叫绝。
　　下午游了雨花台、玄武湖、鸡鸣寺、夫子庙。没有游莫愁湖，没有看到秦淮河。这样奔袭突击式的游山玩水，已经使我非常疲乏。为了休息一下，就去逛了逛南京古旧书店。书店内外，都很安静，好书也多，排列得很规则。惜天色已晚，未及细看，就回旅舍了。此后，我通过函购，从这里买了不少旧书，其中并有珍本。
　　第三天清晨，我离开南京去上海。
　　现在想来，像我这样的旅行，可以说是消耗战，还谈得上是怡情养病？到了一处，也只是走马观花，连凭吊一下的心情也没有。别处犹可，像南京这个地方，且不说这是龙盘虎踞的形胜之地，就是六朝烟粉，王谢风流，潮打空城，天国悲剧，种种动人的历史传说，就没有引起我的丝毫感慨吗？
　　确实没有。我太累了。我觉得，有些事，读读历史就可以了，不必想得太多。例如关于朱元璋，现在有些人正在探讨他的杀戮功臣，是为公还是为私？各有道理，都有论据。但可信只有一面，又不能起朱元璋而问之，只有相信正史。至于文人墨客，酒足饭饱，对历史事件的各种感慨，那是另一码事。我此次出游，其表现有些像凡夫俗子的所到一处，刻名留念。中心思想，也不过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我一生一世，毕竟到过这些有名的地方了。
　　上海
　　很快就到了上海，作家协会介绍我住在国际饭店十楼。这是最繁华的地区，对我实在不利。即使平安无事，也能加重神经衰弱。尤其是一上一下的电梯，灵活得像孩子们手中的玩具，我还没有定下心来，十楼已经到了。
　　第二天上午，一个人去逛书店，雇了一辆三轮，其实一转弯就到了。还好，正赶上古籍书店开张，琳琅满目，随即买了几种旧书，其中有仰慕已久的戚蓼生序小字本《红楼梦》。
　　想很快离开上海，第二天就到了杭州。
　　杭州
　　中午到了杭州，浙江省文联，也没有熟人。在那里吃了一碗面条，自己就到湖边去了。天气很好，又是春季，湖边的游人还算是多的。面对湖光山色，第一个感觉是：这就是西湖。因为旅途劳顿，接连几夜睡不好觉，我忽然觉得精神不能支持，脚下也没有准头，随便转了转，买了些甜食吃，就回来了。
　　第二天，文联通知我，到灵隐寺去住。在那里，他们新买到一处资本家的别墅，作为创作之家，还没有人去住过，我来了正好去试试。用三轮车带上一些用具，把我送了过去。
　　这是一幢不小的楼房，只楼下就有不少房间。楼房四周空旷无人，而飞来峰离它不过一箭之地。寺里僧人很少，住的地方离这里也很远。天黑了，我一度量形势，忽然恐怖起来。这样大的一个灵隐寺，周围是百里湖山，寺内是密林荒野，不用说别的，就是进来一条狼，我也受不了。我得先把门窗关好，而门窗又是那么多。关好了门窗，我躺在临时搭好的简易木板床上，头顶有一盏光亮微弱的灯，翻看新买的一本杭州旅行指南。
　　我想，什么事说是说，做是做。有时说起来很有兴味的事，实际一做，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我最怕嘈杂，喜欢安静，现在置身山林，且系名刹，全无干扰，万籁无声，就觉得舒服了吗？没有，没有。青年时，我也想过出世，当和尚。现在想，即使有人封我为这里的住持，我也坚决不干。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伴侣。
　　一夜也没有睡好，第二天清晨起来，在溪流中洗了洗脸，提上从文联带来的热水瓶，到门口饭店去吃饭。吃完饭，又到茶馆打一瓶开水提回来。
　　据说，西湖是全国风景之首，而灵隐又是西湖名胜之冠。
　　真是名不虚传。自然风景，且不去说，单是寺内的庙宇建筑，宏美丰丽，我在北方，是没有见过的。殿内的楹联牌匾，佳作尤多。
　　在这里住了三天，西湖的有名处所，也都去过了，在小市自己买了一只象牙烟嘴，在岳坟给孩子们买了两对竹节制的小水桶。我就离开了杭州，又取道上海，回到天津。
　　此行，往返不到半月，对我的身体非常不利，不久就大病了。
　　跋
　　余之晚年，蛰居都市，厌见扰攘，畏闻恶声，足不出户，自喻为画地为牢。然当青壮之年，亦曾于燕南塞北，太行两侧，有所涉足。亦时见山河壮观，阡陌佳丽。然身在队列，或遇战斗，或值风雨，或感饥寒，无心观赏，无暇记述。但印象甚深至老不忘。
　　古人云，欲学子长之文，先学子长之游，此理固有在焉。
　　然柳柳州《永州八记》，所记并非罕遇之奇景异观也，所作文字乃为罕见独特之作品耳。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本人实未至洞庭湖，想当然之，以抒发抱负。苏东坡《前赤壁赋》，所见并非周郎破曹之地，后人不以为失实。所述思绪，实通于古今上下也。
　　以此观之，游记之作，固不在其游，而在其思。有所思，文章能为山河增色，无所思，山河不能救助文字。作者之修养抱负，于山河于文字，皆为第一义，既重且要。余之作，不堪言此矣。
　　1983年8月17日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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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的故事
　　我幼小时，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家境又不富裕，体质就很不好。但从上了小学，一直到参加革命工作，一日三餐，还是能够维持的，并没有真正挨过饿。当然，常年吃的也不过是高粱小米，遇到荒年，也吃过野菜蝗虫，饽饽里也掺些谷糠。
　　一九三八年，参加抗日，在冀中吃得还是好的。离家近，花钱也方便，还经常吃吃小馆。后来到了阜平，就开始一天三钱油三钱盐的生活，吃不饱的时候就多了。吃不饱，就到野外去转游，但转游还是当不了饭吃。
　　菜汤里的萝卜条，一根赶着一根跑，像游鱼似的。有时是杨叶汤，一片追着一片，像飞蝶似的。又不断行军打仗，就是这样的饭食，也常常难以为继。
　　一九四四年到了延安，丰衣足食；不久我又当了教员，吃上小灶。
　　日本投降以后，我从张家口一个人徒步回家，每天行程百里，一路上吃的是派饭。有时夜晚赶到一处，桌上放着两个糠饼子，一碟干辣子，干渴得很，实在难以下咽，只好忍饥睡下，明天再碰运气。
　　到家以后，经过八年战争，随后是土地改革，家中又无劳动力，生活已经非常困难。我的妻子，就是想给我做些好吃的，也力不从心了。
　　此后几年，我过的是到处吃派饭的生活。土改平分，我跟着工作组住在村里，吃派饭。工作组走了，我想写点东西，留在村里，还是吃派饭。对给我饭吃，给我房住的农民，特别有感情，总是恋恋不舍，不愿离开。在博野的大西章村，饶阳的大张岗村，都是如此。在土改正在进行时，农民对工作组是很热情的；经过急风暴雨，工作组一撤，农民或者因为分到的东西少，或者因为怕翻天，心情就很复杂了。我不离开，房东的态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表现在饭食上。后来有人警告我：继续留在村里，还有危险。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
　　有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还带上大女儿，到一个农村去住几天，叫她跟着孩子们到地里去拣花生，或是跟着房东大娘纺线。我则体验生活，写点小说。
　　这种生活，实际上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持续了有二三年的时间。
　　进城以后，算是结束了这种吃饭方式。
　　一九五三年，我又到安国县下乡半年。吃派饭有些不习惯，我就自己做饭，每天买点馒头，煮点挂面，炒个鸡蛋。按说这是好饭食，但有时我嫌麻烦，就三顿改为两顿，有时还是饿着肚子，到沙岗上去散步。
　　我还进城买些点心、冰糖，放在房东家的橱柜里。房东家有两房儿媳妇，都在如花之年，每逢我从外面回来，就一齐笑脸相迎说：
　　“老孙，我们又偷吃你的冰糖了。”
　　这样，吃到我肚子里去的，就很有限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高兴的。能得到她们的欢心，我就忘记饥饿了。
　　1983年9月1日晨，大雨不能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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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袱皮儿
　　今年国庆节，在石家庄纺纱厂工作的大女儿来看望我。她每年来天津一次，总是选择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她从小在老家，跟着奶奶和母亲，学纺线织布，家里没有劳动力，她还要在田地里干活，到街上的水井去担水。十六岁的时候，跟我到天津，因为家里人口多，我负担重，把她送到纱厂。老家旧日的一套生活习惯，自从她母亲去世以后，就只有她知道一些了。
　　她问我有什么活儿没有，帮我做一做。我说：“没有活儿。
　　你长年在工厂不得休息，就在这里休息几天吧。”
　　可是她闲不住，闷得慌。新近有人给我买了两把藤椅，天气冷了，应该做个棉垫。我开开柜子给她找了些破布。我用的包袱皮儿，都是她母亲的旧物，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赶到小房子里，她带病用孩子们小时的衣服，拆毁缝成的。其中有一个白底紫花纹的，是过去日本的“人造丝”。
　　我问她：“你还记得这个包袱皮吗？”
　　她说：“记得。爹，你太细了，很多东西还是旧的，过去很多年的。”
　　“不是细。是一种习惯。”我说，“东西没有破到实在不能用，我就不愿意把它扔掉。我铺的褥子，还是你在老家纺的粗线，你母亲织的呢！”
　　我找出了一条破裤和一件破衬衫，叫她去做椅垫，她拿到小女儿的家里去做。小女儿说：“我这里有的是新布，用那些破东西干什么？”
　　大女儿说：“咱爹叫用什么，我就只能用什么。”
　　那里有缝纫机，很快她就把椅垫做好拿回来了。
　　夜晚，我照例睡不好觉。先是围绕着那个日本“人造丝”包袱皮儿，想了很久：年轻时，我最喜爱书，妻最喜爱花布。那时乡下贩卖布头的很多，都是大城市裁缝铺的下脚料。有一次，去子文镇赶集，我买了一部石印的小书，一棵石榴树苗，还买了这块日本人造丝的布头，回家送给了妻子。
　　她很高兴，说花色好看，但是不成材料，只能做包袱皮儿。她一直用着，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带到天津，经过“文化大革命”，多次翻箱倒柜地抄家，一直到她去世。她的遗物，死后变卖了一些，孩子们分用了一些。眼下就只有两个包袱皮儿了。这一件虽是日本“人造丝”，当时都说不坚实耐用，经历了整整五十年，它只有一点折裂，还是很完好的。
　　而喜爱它、使用它的人，亡去已经有十年了。
　　我艰难入睡，梦见我携带妻儿老小，正在奔波旅行。住在一家店房，街上忽然喊叫，发大水了。我望见村外无边无际，滔滔的洪水。我跑到街上，又跑了回来，面对一家人发急，这样就又醒来了。
　　清晨，我对女儿叙述了这个梦境。女儿安慰我说：“梦见水了好，梦见大水更好。”
　　我说：“现在，只有你还能知道一些我的生活经历。”
　　1983年10月12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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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信
　　自古以来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常常编入作家们的文集之中。书与信字相连，可知这一文体的严肃性。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
　　古代的历史著作，也常常把一个人物的重要信件，编入他的传记之内。
　　古代，书信的名号很多，有上书，有启，有笺，有书……
　　各有讲究。昭明文选用了几卷的篇幅收录了这些文章。历代文学总集，也无不如此。
　　如此说来，书信一体，实在是不可玩忽的一种文学读物了。过去书市中也有供人学习应酬文字的尺牍大观，那当然不在此列。
　　在中学读书时，我读过一本高语罕编的“白话书信”，内容已经记不清。还读过一本“八贤手札”，则是清朝咸同时期，镇压太平天国的那些大人物的往来信札，内容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些信的称呼，很复杂也很难懂。
　　书信这一文体，我可以说是幼而习之的。在外面读书做事，总是要给家中写信的。所用的文字当然是解放了的白话。
　　这些家信无非是报告平安，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经过几次变乱，可以说是只字不存了。
　　在保定读书时，我认识了本城一个女孩子，她家住在白衣庵一个大杂院里。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
　　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我曾给通讯员和文学爱好者，写过不少信，文字很大，数量很大，但现在一封也找不到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我在延安窑洞里，用从笔记本撕下的一片纸，写了一封万金家书。我离家已经六七年了，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不好，长子不幸夭折，我心里很沉重。家乡还被敌人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我实在控制不住对家庭的思念，我在这片白纸的正面，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在背面，给妻子写了几句话。她不认识字，父亲会念给她听。
　　这封信我先寄给在晋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烦他转交我的家中。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家里，妻子告诉我，收到了这封信。在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的时候收到的这封信，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我很感谢我们的交通站和周小舟同志，我不知道千里迢迢，关山阻隔，敌人封锁得那么紧，他们怎样把这封信送到了我的家。
　　这封信的内容，我是记得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也没保存下来。
　　一九七○年十月起，至一九七二年四月，经人介绍，我与远在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信。发信频繁，一天一封，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查记录：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去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信，本来保存得很好，并由我装订成册，共为五册。后因变故，我都用来升火炉了。
　　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至于解放前后，我写给朋友们的信件，经过“文化大革命”，已所剩无几。这很难怪，我向来也不大保存朋友们的来信，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在书柜里保存康濯同志的来信，有两大捆，约二百余封。“文化大革命”期间，接连不断地抄家，小女儿竟把这些信件烧毁了。太平以后，我很觉得对不起康濯同志，把详情告诉了他。而我写给他的信，被抄走，又送了回来，虽略有损失，听说还有一百多封。这可以说是迄今保存的我的书信的大宗了。他怎样处理这些信件，因为上述原因，我一直不好意思去过问。
　　先哲有言，信件较文章更能传达人的真实感情，更能表现本来面目。看来，信件的能否保存，远不及文章可靠。文章如能发表，即使是油印、石印，也是此失彼存，有希望找到的。而信件寄出，保存与否，已非作者所能处置。遇有变故，最易遭灾，求其幸存，已经不易。况时过境迁，交游萍水，难以求其究竟乎！
　　1983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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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的续梦
　　过去，我写过一篇《戏的梦》，现在写《戏的续梦》。
　　俗话儿说，“隔行如隔山”；又说，“这行看着那行高。”的确不错。比如说，我是写文章的，却很羡慕演员，认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艺术，神秘无比。对话剧、电影演员，倒没有什么，特别羡慕京剧演员，尤其是女演员。在我童年的时候，乡下的戏班，已经有了坤角儿，她们的演出，确实是引人入迷的。在庙会大戏棚里，当坤角儿一上场，特别是当演小放牛这类载歌载舞的戏剧时，那真称的起万头攒动，如醉如狂。从这个印象出发，后来我就特别喜欢看花旦和武旦的戏，女扮男装的戏，比如《辛安驿》呀，《铁弓缘》呀，《虹霓关》呀等等。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当小职员，每月十八元钱，还要交六元钱的伙食费。但到了北京，如果不看戏，那不是大煞风景吗？因此，我每礼拜必定看一次京戏。那时北京名角很多，我不常去看，主要是看富连成和中华戏剧学校小科班的“日场戏”，每次花三四角钱，就可以了。
　　中华戏剧学校演出的地点，是东安市场的吉祥剧场。在这里，我看过无数次的戏，这个科班的“德和金玉”四班学生，我都看过。直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每次散戏出场，我还恋恋不舍，余音缭绕在我的脑际。看到停放在市场大门一侧的、专为接送戏校演员的、那时还很少见到的、华贵排场的大轿车，对于演员这一行，就尤其感到羡慕不已了。
　　后来回到老家参加游击队打日本，就再也看不到京戏。庙会没有了，有时开会演些节目，都是外行强登台，文场没有文场，武场没有武场，实在引不起我这看过真正京戏的人的兴趣。
　　地方上原来也有几个京剧演员，其中也有女演员，凡有些名声的，这时都躲到大城市混饭吃去了。有一年春节，我们驻扎在保定附近一个村庄，听说这村里有一个唱花旦的女演员，从保定回来过节，我们曾想把她动员过来，给我们演几段戏。还没有计议好，人家就听到了风声，连夜逃回保定去了。
　　一九七二年春天，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认识了一位演花旦和能反串小生的青年女演员。说是认识，也没有说过多少话。只是在去白洋淀体验生活时，我和她同坐一辆车。这可能是剧团对我们的优待，因为她是这个剧团的主要演员，我是新被任命的顾问，并被人称做首席顾问。虽然当了顾问，比过去当牛鬼蛇神稍微好听了一点，实际处境还是很糟。比如出发的这天早晨，家里有人还对我表示了极端的不尊重，我带着一肚子闷气上了车，我右边座位上就是这位女演员。
　　我上车来，她几乎没有任何表示，头一直望着窗外。我也没有说话，车就开动了。这是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开车的是一位原来演武生，跌伤了腿，改学司机的青年。一路上，车开得很快，我不知道多么快，反正是风驰电掣、腾云驾雾一般。我想：不是改行，他满可以成为一名骆连翔式的“勇猛武生”。如果是现在，我一定要求他开慢一点，但在那个年月，我的经验是处处少开口为妙。另外，经过几年的摔打，什么危险，我也有些不在乎了。
　　路经保定，车辆到齐，要吃午饭，我提出开到一个好些的饭店门口，我请客。我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却也没有人对我表示感谢。其实好些的饭店，也不过是卖炒饼，而饼又烙得厚，切得块大，炒得没滋味。饭后每人又喝了一碗所谓木樨汤。
　　然后又上路，到了新安县，天还早，在招待所休息一下，我们编剧组又一同绕着城墙，散步一番。我不记得当时这位女演员说过什么话。她穿得很普通，不上台，谁也看不出她是个演员来，这也是“文化革命”的结果。
　　听说，她刚刚休完产假。把孩子放在家里，有些不放心吧。她担任的那个主角，又不好演，唱段、武打很多，很是吃力。她虽然是主角，但她在台上，我看不到过去的花旦、武旦的可爱形象。她那一头短发，一身短袄裤，一顶戴在头上的破军帽，一支身上背的木制盒子枪，一举一动，都使旧有的京剧之美，女角之动人，在我的头脑里破灭了。可惜新的京剧之美，英雄之美，并没有在旧的基础上滋生出来。
　　在那些时候，我惊魂不定，终日迷迷惘惘，什么也不愿去多想，沉默寡言、应付着过日子。周围的人，安分守己的人，也都是这样过日子。不久，我得了痢疾，她和另外两位女演员，到我的住处看望我，这可能是奉领导之命，还提出要为我洗衣服，我当然不肯，向她们表示了谢意。
　　我们常常到外村体验生活，都是坐船去。有一次回来时天晚了，烟雾笼罩着水淀，我和这位演员坐在船头上，我穿着单衣，身上有些冷，从书包里取出一件棉背心，套在外面，然后又没精打采地蜷缩在那里。可能是这种奇怪的穿衣法，引起了她的兴致；也可能是想给她身边这位可怜的顾问增添点乐趣，提提精神，驱除寒冷，她忽然用京剧小生的腔调，笑了几声，使整个水淀都震荡，惊起几只水鸟，我才真正地欣赏了她的京剧才能，并感到了她对我的真诚的好意。
　　那些年月，对于得意或失意的人，成功或失败的人，造反或打倒的人，生者或死者，都算过去了，过去很久了。我也更衰老了，但心里保留了一幅那个年月人与人的关系的图表。因此，这些情景，还记得很清楚。
　　我十二岁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本《京剧大观》，使我对京剧有了一些知识。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戏。在延安窑洞里，我曾请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同志去教我唱，因此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并终于形成了痛苦的结果。在农村工作时，我常请一些民间乐手为我操琴，其实我唱得并不好。后来终于有机会和这个剧团的内行专家们，共同生活了几个月，虽然时候赶得不好，但也平平安安，相安无事。
　　今年春天，忽然有一位唱花脸的同志来看我，谈起了这段往事。我送给他一本书，随后又拿了一本，请他送给那位女演员。
　　1984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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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的故事
　　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成年以后的欢乐，则常带有种种限制。例如说：寻欢取乐；强作欢笑；甚至以苦为乐等等。
　　而童年的欢乐，又在于黄昏。这是因为：一天劳作之后，晚饭未熟之前，孩子们是可以偷一些空闲，尽情玩一会儿的。
　　时间虽短，其欢乐的程度，是大大超过青年人的人约黄昏后的情景的。
　　黄昏的欢乐，又多在春天和夏天，又常常和昆虫有关。
　　一是捉黑老婆虫。
　　这种昆虫，黑色，有硬壳，但下面又有软翅。当村边的柳树初发芽时，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群集在柳枝上。儿童们用脚一踢树干，它们就纷纷落地装死。儿童们争先恐后地把它们装入瓶子，拿回家去喂鸡。我们的童年，即使是游戏，也常常和衣食紧密相连。
　　二是摸爬爬儿。
　　爬爬儿是蝉的幼虫，黄昏时从地里钻出来，爬到附近的树上，或是篱笆上。第二天清晨，脱去一层黄色的皮，就变成了蝉。
　　摸蝉的幼虫，有两种方式。一是摸洞，每到黄昏，到场边树下去转游，看到有新挖开的小洞，用手指往里一探，幼虫的前爪，就会钩住你的手指，随即带了出来。这种洞是有特点的，口很小，呈不规则圆形，边缘很薄。我幼年时，是察看这种洞的能手，几乎百无一失。另一种方式是摸树。这时天渐渐黑了，幼虫已经爬到树上，但还停留在树的下部，用手从树的周围去摸。这种方式，有点碰运气，弄不好，还会碰到别的虫子，例如蝎子，那就很倒霉了。而且这时母亲也就要喊我们回家吃饭了。
　　捉了蝉的幼虫，回家用盐水泡起来，可以煎着吃。
　　三是抄老道儿。
　　我们那里，沙地很多，都是白沙，一望无垠，洁白如雪，人们就种上柳子。柳子地，是我童年的一大乐园。玩累了，坐在沙地上，就会看见有很多小酒盅似的坑儿。里面光滑整洁，无声无息，偶尔有一个蚂蚁或是小飞虫，滑落到里面，很快就没有踪迹了。我们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道儿，老道儿，我给你送肉吃来了。”一边用手往沙地深处猛一抄，小酒盅就到了手掌，沙土从指缝里流落，最后剩一条灰色软体的，形似书鱼而略大的小爬虫在掌心。这种虫子就叫老道儿。它总是倒着走，把它放在沙地上，它迅速地倒退着，不久就又形成一个窝，它也不见了。
　　它的头部，有两只很硬的钳子。别的小昆虫一掉进它的陷阱，被它拉进土里吃掉，这就叫无声的死亡，或者叫莫名其妙的死亡。
　　现在想来：道家以清静无为、玄虚冲淡为教旨。导引吐纳、餐风饮露以延年。虫之所为，甚不类矣。何以千古相传，赐此嘉名？岂农民对诡秘之行，有所讽喻乎？
　　1984年3月28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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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家天津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随《冀中导报》的人马，进入天津，在新办的《天津日报》工作。很多同志，都有眷属。过了春节，我也想回家去看看。还想像来时一样，骑那辆破自行车。
　　可是没走出南市，我就退回来了。一是我骑车技术不行，街上人太多，一时出不了城。二是我方向也弄不清，怕走错了路。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河间的票，第二天清晨上车，天黑了才到河间。河间是熟地方，我投宿在新华书店，先去雇了一辆大车。第二天车夫又变了卦，不愿去了。我只好步行到肃宁，那里有一个熟识的纸厂，住了一宿，再坐纸厂去安国的大车，半路下车，走回老家。
　　这次回家，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把二女儿带出。先由她舅父用牛车把我们送到安国县，再买长途汽车票。那时的长途汽车，都是破旧的大卡车，卖票又没限制，路上不断抛锚。二女儿因为从小没有跟过我，一路上很规矩，她坐在车边，碰掉一个牙齿，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孩子住在我那间小屋里，我白天上班，她一个人在屋里，闷了就睡觉，有一天真哭了。我带她去投考附近的一所小学，老师随便考试了一下，就录取了。
　　以后，母亲随一位要去上海的亲戚，来天津一次；大女儿也随她堂叔父从河道坐船来天津一次，都住在我那间小屋里，都是住上十天半月，就又回老家了。
　　第二年春天，才轮到我的妻子来。我先写了一封信，说是要坐火车，不要坐汽车。结果她还是跟一个来天津的亲戚，到安国上的长途汽车，也是由小孩的舅父套牛车去送。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会跑，一个还抱着。车上人很挤，她怕把孩子挤坏，车到任邱，她就下车了，也不知道，任邱离天津还有多远。
　　那个带她们的亲戚，到了天津，也不到我的住处，只是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说：
　　“你的家眷来了。”
　　我问在哪里，他才说在任邱什么店里。
　　我一听就急了，一边听电话，一边请身边的同志，把店名记下来。当即找报社的杨经理去商议。老杨先给了我一叠钞票，然后又派了一辆双套马车，由车夫老张和我去任邱。
　　我焦急不安。我知道，她从来没出过远门。只是娘家到婆家，婆家到娘家，像拐线子一样，在那只有八里路程的道上，来回走过，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最使我担心的，是她身上没有多少钱。那时家里已经不名一文，因此，一位邻居，托我给他的孩子在天津买一本小字典，我都要把发票寄给人家，叫人家把钱还给家里用。她这次来得仓促，我也没有寄钱给她们，实在说，我手里也没有多少钱。
　　不管我多么着急，大车也只能明天出发，不能当晚出发。
　　第二天，车夫老张又要按部就班地准备，等到开车，已经是上午九点了。在路上打尖时，我迎住了一辆往南开的汽车，请司机带一个纸条，到任邱交给店里。后来知道，人家也没照办。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才到了任邱，找到了那家店房。妻和两个孩子，住在店掌柜的家里。早有人送了信去，都过来了。我要了几碗烩饼，叫她们饱吃一顿。
　　妻一见我，就埋怨：为什么昨天还不来。我没有说话。她说已经有两顿不敢吃饭了，在街上买了一点棒子面，到野地去捡些树枝，给男孩子煮点粥。
　　她去和店家的女主人说了说，当晚我也和她们住在一起。
　　那时老区人和人的关系，还是很朴实的。
　　第二天一早，告别店主，一家人上车赶路，天晚宿在唐官屯店中，睡在只有一张破席的炕上。荒村野店，也有爱情。
　　她来时，家里只有一件她自己织的粗布小褂，也穿得半旧了。向邻家借了一件旧阴丹士林褂子，穿在身上。到了天津，我去买了两丈蓝布，她在我屋里缝制了一身新衣。
　　我每天上班，小屋里住了一家四五口人，不得安静。几口人吃公家的饭，也不合适，住了大约有半月时间，我就叫她回去。先是说跟报社一位同志坐火车走，我把她们送到车站，上车的人太多，太拥挤，怕她带不好孩子，又退票回来了。过了几天，有《河北日报》的汽车回去，她们跟人家的车，先到保定，在那里工作的熟人，照顾她们，给雇了一辆大车，回到家里，正是麦收时候。
　　又过了半年，报社实行薪金制，我的稿费收入也多些了，才又把她们接出。稍后又把母亲和大女儿接出，托报社老崔同志，买了米面炉灶，算是在天津安了家。
　　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我想：我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寓外地的。但终于离开了，并且终于携家带口地离开了。
　　198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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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官屯
　　虽然我在文章中，常常写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我背过各式各样的小手枪，甚至背过盒子炮，但那都是装饰性的，为了好看。我没有放过一次枪，所以带上这种玩意儿，连自卫防身都说不上，有时还招祸。有一次离开队伍，一个人骑自行车走路，就因为腰里有一把撸子，差一点没被身后的歹人暗算。
　　所以说，我参加过战争，只是在战争的环境里，生活和工作过。或者说在战争的外围，战争的后方，转游了那么十多年。
　　一九四八年初夏，我亲临了一次前线。那是解放战争中，青沧战役的攻取唐官屯战斗。我在抗日胜利后，回到了冀中区。区党委在一次会议中，号召作家们上前线，别人都没应声，我报了名。这并非由于我特别勇敢，或是觉悟比别人高。
　　是因为我脸皮薄，上级一提及作家，我首先沉不住气。
　　我从河间骑自行车到青县，在一个村庄找到了军部，那里有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认识的一位诗人，是军的宣传部长。他又介绍我去找旅部，并把我送出村外，走了很远。他对我说：
　　“你没有打过仗，到那里又没有熟人，自己要特别注意。
　　打起仗来，别人照顾不了你。”
　　他说得很恳切真诚，使我一直记得他当时的严肃神情和拳拳之意。
　　我到了旅部，旅政治部，有我在抗战学院时一个学生。这位学生，曾跟我在一个剧团里拉过胡琴。他向要去参加战斗的宣传科王科长介绍了我，要他在前方关照我。
　　第二天下午，王科长带着我参加了进攻唐官屯的战士行列。在路上，遇到一位也是来体验生活的同志，据说是茅盾的女婿，我和他一前一后走着。他牺牲在这次战斗里。
　　战斗开始后，王科长和我在唐官屯附近一个菜园里，菜园里有一间土屋，架有指挥部的电话。当战斗进行了十几分钟的时候，王科长带我去过河。河对岸的敌人碉堡，已经被摧毁。我不知道，战士们怎样过的河，很可能是涉水过去的。
　　我们却要在河边等待撑过来的一只大笸箩。我看到河边有几具战士的尸体，被帆布掩盖起来。这时有一发炮弹落到河边，我在沙地上翻滚了几下，然后上到笸箩里，到了对岸。
　　到了对岸，天已经黑下来，王科长带我进了街。街的那一头还在战斗，他把我安置在一家店铺，就到前面做他的工作去了。
　　我一个人在店铺黑洞洞的屋里，整整坐了一夜，听着稀稀拉拉的枪炮声。黎明时，王科长才回来，他告诉我已经开仓济贫，叫我去看看市民们领取粮食的场面。
　　不到中午，这次战争就算胜利结束了，我们来时过的那条河上，已经搭起了浮桥，我从上面走了回来。
　　在这次战斗中，我没有得到什么战利品，反倒丢失了一条皮带，还有原来挂在皮带上的一只小洋瓷碗，和一件毛背心。毛背心是用我年幼时一条大围巾，请一位女同志改织而成。这可能是遇到炮击时，我滚爬时失落的，也可能是丢在那家店铺里了。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那位王科长。他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脸上，流露着沉着机敏的神情。对我的负责照料，那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这次到前线，我只是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导。
　　当然，没有打过仗的人，也可以把战争写得很生动很热闹，就像舞台上的武打一样，虽然绝对不是古代战争的真相，却能按照程式演得火炽非常。但我从来不敢吹牛，我在这方面有多少感受。因为我太缺乏战斗经验了。
　　两年以后，当我搬家来天津的时候，一天夜晚，全家人宿在唐官屯村头一家破败的大车店里。我又见到了那条河，想起了那用大帆布蒙盖着的战士尸体。但天色已经很暗，远处的景物，就都看不清楚了。说实在的，那时我正在为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衣食操劳焦心，再没有心情去详细回忆既往，观察目前。我甚至没有兴致向家人提说，过去我曾经跟着军队，在这里打过仗，差一点没有炸死在河边上。第二天黎明，就又登程赶路了。
　　198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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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期经历
　　红十字医院
　　一九五六年秋天，我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其实这是长期失眠，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康濯同志来天津看我，就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
　　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在天津的医院，胡乱看了几个月，中药西药吃得也不少，并不见效。那时王亢之同志管文教，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
　　为了静养，又从家里搬到睦南道招待所，住了几个月，也不见效。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被送进了北京红十字医院。这是一家新建的医院，设备很好，还有宽敞的庭院。经郭春原同志介绍，在该院任总务处长的董廷璧同志给我办了住院手续。董同志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他的很多同乡，包括郭春原同志，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我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的陈设很讲究，光线很充足，周围很安静。吃饭时，有护士端来，饭菜很好。护士坐在一边，看着我吃，一边不断地称赞铜蒸锅里的菜，做得如何好，叫我多吃些。
　　可惜我那时什么也吃不下。护士长还指着那些护士对我说：“喜欢谁，就叫谁陪你玩玩。”可惜我什么也不想玩。
　　每天晚上，叫我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带我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医院的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南方姑娘。都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敏捷，真像天使一般。每天晚上我睡下后，床头柜上有一盏蓝色灯光的小灯，灯光照在白色的墙壁上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然而，我只能在吃过烈性的安眠药以后才得入睡。护士照顾我服药以后，还站在床边，给我做按摩，听着我呼吸匀称了，才轻轻地离去。其实，我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为我想尽了办法，又叫我去做体疗。每个病人拿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着，大家环成一个圈，走一阵就完事。我觉得有些好笑，如果我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我可能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
　　应该补叙，在这一时期，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为我帮忙。中央宣传部的秘书长李之琏同志，北京市委的张青季同志，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为我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会诊。丁玲同志那时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同志带信来看我，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我看病。后来，这位大夫终于到了我的病房。他主要是给我讲解，例如神经系统怎样容易得病呀，应该如何医治呀，第一信号、第二信号呀。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他是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教授的儿子。
　　他给我讲了两三次，然后叫我吃一种药。据说是一种兴奋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的。我吃过以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后来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我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
　　1984年5月7日
　　小汤山
　　我从北京红十字医院出来，就到北京附近的小汤山疗养院去。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来照顾我。
　　他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出了城，车在两旁都是高粱地的狭窄不平的公路上行驶。现在是七月份，天气干燥闷热，路上也很少行人车辆。不久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拉着一具棺材的马车，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使我一路心情不佳，我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完全好。
　　小汤山属昌平县，是京畿的名胜之一，有一处温泉，泉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周围还有小河石桥等等景致。在湖的西边有一块像一座小平房的黑色巨石，人们可以上到顶上眺望。
　　湖旁有一些残碣断石，可以认出这里原是晚清民初什么阔人的别墅。解放以后，盖成一座规模很不小的疗养院。
　　我能来这里疗养，也是那位小时的同学李之琏同志给办的，他认识一位卫生部的负责人，正在这里休养和管事。疗养院是一排两层的楼房，头起有两处高级房间，带有会客室和温泉浴室。我竟然住进了楼上的一间。这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幸遇，所以特别在这里记一笔。
　　在小汤山，我学会了钓鱼和划船。每天从早到晚，呼吸从西北高山上吹来的，掠过湖面，就变成一种潮湿的、带有硫磺气味的新鲜空气。钓鱼的技术虽然不高，也偶然能从水面上钓起一条大鲢鱼，或从水底钓起一条大鲫鱼。
　　划船的技术也不高，姿态更不好，但在这个湖里划船，不会有什么风浪的危险，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有穿过桥洞、绕过山脚的种种乐趣。温泉湖里的草，长得特别翠绿柔嫩，它们在水边水底摇曳，多情和妩媚，诱惑人的力量，在我现在的心目中，甚于西施贵妃。
　　我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我托城里的葛文同志，给在医院细心照顾过我的一位护士，送一份礼物，她就要结婚了。证明之二，是我又想看书了。我在疗养院附近的小书店，买了新出版的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又郑重地保存起来，甚至因为不愿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乱翻，惹得他不高兴。
　　这位老同志原来是赶大车的，我们傍晚坐在小山上，他给我讲过不少车夫进店的故事。我们还到疗养院附近的野地里去玩，那里有不少称之为公主坟的地方。
　　从公主坟地里游玩回来，我有时看看聊斋志异。这件事叫疗养院的医生知道了，对那位老同志说：
　　“你告他不要看那种书，也不要带他到荒坟野寺里去转游！”
　　其实，神经衰弱是人间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我的房间里，有引来的温泉水。有时朋友们来看我，我都请他们洗个澡。慷国家之慨，算是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女同志当然是不很方便的。但也有一位女同志，主动提出要洗个澡，使我这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的人，大为惊异。
　　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天气渐渐冷了，湖里的水草，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翠绿。清晨黄昏，一层蒸汽样的浓雾，罩在湖面上，我们也很少上到小山顶上去闲谈了。在医院时，我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的广播喇叭，声音很大，走到湖边就可以听到，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我听到了丁玲同志的名字。
　　过了阳历年，我决定从小汤山转到青岛去。在北京住了一晚，李之琏同志来看望了我。他虽然还是坐了一辆小车来，也没有和我谈论什么时事，但我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听说他也牵连在所谓右派的案件中了。
　　1984年9月28日晨四时记
　　青岛
　　关于青岛，关于它的美丽，它的历史，它的现状，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了。关于海、海滨、贝壳，那写过的就更多，可以说是每天都可以从报刊见到。
　　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平原上，是一个常年干旱的地方，见到的是河水、井水、雨后积水，很少见到大面积的水，除非是滹沱河洪水爆发，但那是灾难，不是风景。后来到白洋淀地区教书，对这样浩渺的水泊，已经叹为观止。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到青岛这美名胜之地，去避暑观海。认为这种地方，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去得的，去了也无法生存。
　　从小汤山，到青岛，是报社派小何送我去的。时间好像是一九五八年一月。
　　青岛的疗养院，地处名胜，真是名不虚传。在这里，我遇到了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有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都是老干部，当然有男有女。
　　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
　　一个市的文化局长，我们原来见过一面，我到那个市去游览时，他为我介绍过宿地。是个精明能干的人，现在得了病，竟不认识我了。他精神沉郁，烦躁不安。他结婚不久的爱人，是个漂亮的东北姑娘，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着他，并肩坐在临海向阳的大岩石上。从背后望去，这位身穿高干服装的人，该是多么幸福，多么愉快。但他终日一句话也不说，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
　　“你说，我是右派吗？”
　　别人不好回答，只好应酬两句离去。只有医生，是离不开的，是回避不了的。这是一位质朴而诚实的大夫，有一天，他抱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对病人说：
　　“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当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并没有能把他的病治好。右派问题越来越提得严重，他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就再也见不到他和他那穿红毛衣的夫人了。
　　我邻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的唱片。他热情地把全楼的病友约来，一同欣赏。
　　但谁也不能去摸他那台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他撰写的一张注意事项，每句话的后面，都用了一个大惊叹号，他写文章，也是以多用惊叹号著称的。
　　我对西洋音乐，一窍不通，每天应约听贝多芬，简直是一种苦恼。不久，教授回北京去，才免除了这个负担。
　　在疗养院，遇到我的一个女学生。她已进入中年，穿一件黑大衣，围一条黑色大围巾，像外国的贵妇人一样。她好到公园去看猴子，有一次拉我去，带了水果食物，站在草丛里，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对我说，她十七岁出来抗日，她的父亲，在土地改革时死亡。她没有思想准备，她想不通，她得了病。但这些话，只能向老师说，不能向别人说。
　　到了夏季，是疗养地的热闹时期，家属们来探望病人的也多了。我的老伴也带着小儿女来看我，见我确是比以前好多了，她很高兴。
　　每天上午，我跟着人们下海游泳，也学会了几招，但不敢到深处去。有一天，一位少年倜傥的“九级工程师”，和我一起游。他慢慢把我引到深水，我却差一点没喝了水，赶紧退了回来。这位工程师，在病人中间，资历最浅最年轻，每逢舞会，总是先下场，个人独舞，招徕女伴大众围观，洋洋自得。
　　这是病区，这是不健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在这里，会养的人，可以把病养好，不会养的人，也可能把病养坏。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处小天地，却反映着大天地脉搏的一些波动。
　　疗养院的干部、医生、护理人员，都是山东人，很朴实，对病人热情，照顾得也很周到。我初来时，病情比较明显，老伴来了，都是住招待所。后来看我好多了，疗养院的人员都很高兴。冬天，我的老伴来看我，他们就搬来一张床，让我们夫妻同处，还叫老伴跟我一同吃饭。于是我的老伴，大开洋荤，并学会了一些烹饪技艺。她对我说：我算知道高汤是怎么个做法了，就是清汤上面再放几片菜叶。
　　护士和护理员，也都是从农村来的，农村姑娘一到大城市，特别是进了疗养院这种地方，接触到的，吃到的，看到的，都是新鲜东西。
　　疗养人员，没有重病，都是能出出进进，走走跳跳，说说笑笑的。疗养生活，说起来虽然好听，实际上很单调，也很无聊。他们每天除去打针散步，就是和这些女孩子打交道。
　　日子久了，也就有了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的感情都是容易付出的，也容易接受的。
　　我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年多。因为住的时间长了，在住房和其他生活方面，疗养院都给我一些方便。春夏两季，我差不多是自己住着一所小别墅。
　　小院里花草齐全，因为人烟稀少，有一只受伤的小鸟，落到院里。它每天在草丛里用一只腿跳着走，找食物，直到恢复了健康，才飞走了。
　　其实草丛里也不是太平的。秋天，一个病号搬来和我同住，他在小院散步时，发见一条花蛇正在吞食一只癞蛤蟆。他站在那里观赏两个小时，那条蛇才完全吞下了它的猎物。他对我说：有趣极了！并招呼我去看看，我没有去。
　　我正在怀疑，我那只小鸟，究竟是把伤养好，安全飞走了呢；还是遇到了蛇一类的东西，把它吞掉了？
　　我不会下棋、打扑克，也不像别人手巧，能把捡来的小贝壳，编织成什么工艺品，或是去照像。又不好和人闲谈，房间里也没有多少书。最初，就去海边捡些石头，后来石头也不愿捡了，只是在海边散步。晴天也去，雨天也去，甚至夜晚也去。夜晚，走在海岸上听海涛声，很雄壮也很恐怖。身与海浪咫尺之隔，稍一失足，就会掉下去。等到别人知道了，早已不知漂到何处。想到这里，夜晚也就很少出来了。
　　在这一年冬季，来了一位护理员，她有二十来岁，个子不高，梳两条小辫。长得也不俊，面孔却白皙，眼神和说话，都给人以妩媚，叫人喜欢。她正在烧锅炉，夜里又要去炼钢铁，还没有穿棉衣。慢慢熟识了，她送给我一副鞋垫。说是她母亲绣的，给她捎了几副来，叫她送给要好的“首长们”。
　　鞋垫用蓝色线绣成一株牡丹花，很精致，我收下了。我觉得这是一份情意，农村姑娘的情意，像过去在家乡时一样的情意。我把这份情意看得很重。我见她还没穿棉袄，就给她一些钱，叫她去买些布和棉花做一件棉袄，她也收下了。
　　这位姑娘，平日看来腼腼腆腆，总是低着头，遇到一定场合，真是嘴也来得，手也来得。后来调到人民大会堂去做服务员，在北京我见到她。她出入大会堂，还参加国宴的招待工作，她给我表演过给贵宾斟酒的姿势。还到中南海参加过舞会，真是见过大世面了。女孩子的青春，无价之宝，遇到机会，真是可以飞上天的。
　　这是云烟往事，是病期故事。是萍水相逢。萍水相逢，就是当水停滞的时候，萍也需要水，水也离不开萍。水一流动，一切就成为过去了。
　　我很寂寞。我有时去逛青岛的中山公园。公园很大，很幽静，几乎看不到什么游人。因为本地人，到处可以看到自然景物，用不着花钱来逛公园；外地人到青岛，主要是看海，不会来逛各地都有的公园的。但是，青岛的公园，对我来说，实在可爱。主要是人少，就像走入幽林静谷一样，不像别处的公园，像赶集上庙一样。公园里有很大的花房，桂花、茶花、枇杷果，在青岛都能长得很好，在天津就很难养活。公园还有一个鹿苑，我常常坐在长椅上看小鹿。
　　我有机会去逛了一次崂山。那时还没有通崂山的公共汽车，去一趟很不容易。夏天，刘仙洲教授来休养，想逛崂山，疗养院派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也捎上。刘先生是我上过的保定育德中学的董事，当时他的大幅照片，悬挂在校长室的墙壁上，看起来非常庄严，学生们都肃然起敬。现在看来，并不显老，走路比我还快。
　　车在崂山顶上行驶时，真使人提心吊胆。从左边车窗可以看到，万丈峭壁，下临大海，空中弥漫着大雾，更使人不测其深危。我想，司机稍一失手，车就会翻下去。还有几处险道，车子慢慢移动，车上的人，就越发害怕。
　　好在司机是有经验的。平安无事。我们游了崂山。
　　我年轻时爬山爬得太多了，后来对爬山没有兴趣，崂山却不同。印象最深的，是那两棵大白果树，真是壮观。看了蒲松龄描写过的地方，牡丹是重新种过的，耐冬也是。这篇小说，原是我最爱读的，现在身临其境，他所写的环境，变化并不太大。
　　中午，我们在面对南海的那座有名的寺里，吃午饭。饭是疗养院带来的面包、茶鸡蛋、酱肝之类，喝的也是带来的开水。把食物放在大石头上，大家围着，一边吃，一边闲话。
　　刘仙洲先生和我谈了关于育德中学老校长郝仲青先生的晚年。
　　一九五九年，过了春节，我离开青岛转到太湖去。报社派张翔同志来给我办转院手续。他给我买来一包点心，说是在路上吃。我想路上还愁没饭吃，要点心干什么，我把点心送给了那位护理员。她正在感冒，自己住在一座空楼里。临别的那天晚上，她还陪我到海边去转了转，并上到冷冷清清的观海小亭上。她对我说：
　　“人家都是在夏天晚上来这里玩，我们却在冬天。”
　　亭子上风很大，我催她赶紧下来了。
　　我把带着不方便的东西，赠给疗养院的崔医生。其中有两只龙凤洞箫，一块石砚，据说是什么美人的画眉砚。
　　半夜，疗养院的同志们，把我送上开往济南的火车。
　　1984年9月30日晨三时写讫
　　太湖
　　从青岛到无锡，要在济南换车，张翔同志送我。在济南下车后，我们到大众日报的招待所去休息。在街头，我看见凡是饭铺门前，都排着很长的队，人们无声无息地站在那里，表情都是冷漠的，无可奈何的。我问张翔：
　　“那是买什么？”
　　“买菜团子。”张翔笑着，并抱怨说，“你既然看见了，我也就不再瞒你。我事先给你买了一盒点心，你却拿去送了人。”
　　中午，张翔到报社，弄来一把挂面，给我煮了煮，他自己到街上，吃了点什么。
　　疗养院是世外桃源，有些事，因为我是病人，也没人对我细说，在青岛，我只是看到了一点点。比如说，打麻雀是听见看见了，落到大海里或是落到海滩上的，都是美丽嫩小的黄雀。这种鸟，在天津，要花一元钱才能买到一只，放在笼里养着，现在一片一片地摔死了。大炼钢铁，看到医生们把我住的楼顶上的大水箱，拆卸了下来，去交任务。可是，度荒年，疗养院也还能吃到猪杂碎。
　　半夜里，我们上了开往无锡的火车，我买的软卧。
　　当服务员把我带进车室的时候，对面一边的上下铺，已经有人睡下了，我在这一边的下铺，安排我的行李。
　　对面下铺，睡的是个外国男人，上面是个中国女人。
　　外国人有五十来岁，女人也有四十来岁了，脸上擦着粉，并戴着金耳环。
　　我向来动作很慢，很久，我才关灯睡下了。
　　对面的灯开了。女人要下来，她先把脚垂下，轻轻点着男人的肚子。我闭上了眼睛。
　　女人好像是去厕所，回来又是把男人作为阶梯，上去了。
　　我很奇怪，这个男人的肚子，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荷力和弹性。
　　男人用英语说：
　　“他没有睡着！”
　　天亮了，那位女人和我谈了几句话，从话中我知道男的是记者，要到上海工作。她是机关派来作翻译的。
　　男人又在给倚在铺上的女人上眼药。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两位同车的人很厌恶，我发见列车上的服务员，对他们也很厌恶。
　　离无锡还很远，我就到车廊里坐着去了。后来张翔告诉我，那女人曾问他，我会不会英语，我虽然用了八年寒窗，学习英语，到现在差不多已经忘光了。
　　张翔把我安排在太湖疗养院，又去上海办了一些事，回来和我告别。我们坐在太湖边上。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特别的空虚和难以忍受的孤独。
　　最初，我在附近的山头转，在松树林里捡些蘑菇，有时也到湖边钓鱼。太湖可以说是移到内地的大海。水面虽然大，鱼却不好钓。有时我就坐在湖边一块大平石上，把腿盘起来，闭着眼睛听太湖的波浪声。
　　我的心安静不下来，烦乱得很。我总是思念青岛，我在那里，住的时间太长了，熟人也多。在那里我虽然也感到过寂寞，但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可怕。
　　我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子。虽然我知道，这并谈不上什么爱情。对我来说，人在青春，才能有爱情，中年以后，有的只是情欲。对那位女孩子来说，也不会是什么爱情。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她只是说：
　　“到了南方，给我买一件丝绸衬衫寄来吧。”
　　这当然也是一种情意，但可以从好的方面去解释，也可以从不大好的方面去解释。
　　蛛网淡如烟，蚊蚋赴之；灯光小如豆，飞蛾投之。这可以说是不知或不察。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年纪，陷入这样的情欲之网，应该及时觉悟和解脱。我把她送我的一张半身照片，还有她给我的一幅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捡了一块石头，包裹在一起，站在岩石上，用力向太湖的深处抛去。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苦闷，所有的思念纠缠和忏悔的痛苦，统统扔了出去。情意的线，却不是那么好一刀两断的。夜里决定了的事，白天可能又起变化。断了的蛛丝，遇到什么风，可能又吹在一起，衔接上了。
　　在太湖遇到一位同乡，他也是从青岛转来的，在铁路上做政治工作多年。我和他说了在火车上的见闻。他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他可能笑我又是书呆子，少见多怪。这位同乡，看过我写的小说，他有五个字的评语：“不会写恋爱。”这和另一位同志的评语：“不会写战争”正好成为一副对联。
　　在太湖，几乎没有什么可记的事。院方组织我们去游过蠡园、善卷洞。我自己去过三次梅园，无数次鼋头渚。有时花几毛钱雇一只小船，在湖里胡乱转。撑船的都是中年妇女。
　　1984年10月6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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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的故事
　　我幼小时穿的鞋，是母亲做。上小学时，是叔母做，叔母的针线活好，做的鞋我爱穿。结婚以后，当然是爱人做，她的针线也是很好的。自从我到大城市读书，觉得“家做鞋”土气，就开始买鞋穿了。时间也不长，从抗日战争起，我就又穿农村妇女们做的“军鞋”了。
　　现在老了，买的鞋总觉得穿着别扭。想弄一双家做鞋，住在这个大城市，离老家又远，没有办法。
　　在我这里帮忙做饭的柳嫂，是会做针线的，但她里里外外很忙，不好求她。有一年，她的小妹妹从老家来了。听说是要结婚，到这里置办陪送。连买带做，在姐姐家很住了一程子。有时闲下来，柳嫂和我说了不少这个小妹妹的故事。她家很穷苦。她这个小妹妹叫小书绫，因为她最小。在家时，姐姐带小妹妹去浇地，一浇浇到天黑。地里有一座坟，坟头上有很大的狐狸洞，棺木的一端露在外面，白天看着都害怕。天一黑，小书绫就紧抓着姐姐的后衣襟，姐姐走一步，她就跟一步，闹着回家。弄得姐姐没法干活儿。
　　现在大了，小书绫却很有心计。婆家是自己找的，定婚以前，她还亲自到婆家私访一次。定婚以后，她除拼命织席以外，还到山沟里去教人家织席。吃带砂子的饭，一个月也不过挣二十元。
　　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我有大半辈子在农村度过，对农村女孩子的勤快劳动，质朴聪明，有很深的印象，对她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惜进城以后，失去了和她们接触的机会。城市姑娘，虽然漂亮，我对她们终是格格不入。
　　柳嫂在我这里帮忙，时间很长了。用人就要做人情。我说：“你妹妹结婚，我想送她一些礼物。请你把这点钱带给她，看她还缺什么，叫她自己去买吧！”
　　柳嫂客气了几句，接受了我的馈赠。过了一个月，妹妹的嫁妆操办好了，在回去的前一天，柳嫂把她带了来。
　　这女孩子身材长得很匀称，像农村的多数女孩子一样，她的额头上，过早地有了几条不太明显的皱纹。她脸面清秀，嘴唇稍厚一些，嘴角上总是带有一点微笑。她看人时，好斜视，却使人感到有一种深情。
　　我对她表示欢迎，并叫柳嫂去买一些菜，招待她吃饭，柳嫂又客气了几句，把稀饭煮上以后，还是提起篮子出去了。
　　小书绫坐在炉子旁边，平日她姐姐坐的那个位置上，看着煮稀饭的锅。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你给了我那么多钱。”她安定下来以后，慢慢地说，“我又帮不了你什么忙。”
　　“怎么帮不了？”我笑着说，“以后我走到那里，你能不给我做顿饭吃？”
　　“我给你做什么吃呀？”女孩子斜视了我一眼。
　　“你可以给我做一碗面条。”我说。
　　我看出，女孩子已经把她的一部分嫁妆穿在身上。她低头撩了撩衣襟说：
　　“我把你给的钱，买了一件这样的衣服。我也不会说，我怎么谢承你呢？”
　　我没有看准她究竟买了一件什么衣服，因为那是一件内衣。我忽然想起鞋的事，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能不能给我做一双便鞋呢？”
　　这时她姐姐买菜回来了。她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是很注意地看了看我伸出的脚。
　　我又把求她做鞋的话，对她姐姐说了一遍。柳嫂也半开玩笑地说：
　　“我说哩，你的钱可不能白花呀！”
　　告别的时候，她的姐姐帮她穿好大衣，箍好围巾，理好鬓发。在灯光之下，这女孩子显得非常漂亮，完全像一个新娘，给我留下了容光照人，不可逼视的印象。
　　这时女孩子突然问她姐姐：“我能向他要一张照片吗？”我高兴地找了一张放大的近照送给他。
　　过春节时，柳嫂回了一趟老家，带回来妹妹给我做的鞋。
　　她一边打开包，一边说：
　　“活儿做得精致极了，下了功夫哩。你快穿穿试试。”
　　我喜出望外，可惜鞋做得太小了。我懊悔地说：
　　“我短了一句话，告诉她往大里做就好了。我当时有一搭没一搭，没想她真给做了。”
　　“我拿到街上，叫人家给拍打拍打，也许可以穿。”柳嫂说。
　　拍打以后，勉强能穿了。谁知穿了不到两天，一个大脚趾就瘀了血。我还不死心，又当拖鞋穿了一夏天。
　　我很珍重这双鞋。我知道，自古以来，女孩子做一双鞋送人，是很重的情意。
　　我还是没有合适的鞋穿。这二年柳嫂不断听到小书绫的消息：她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还是拼命织席，准备盖新房。柳嫂说：
　　“要不，就再叫小书绫给你做一双，这次告诉她做大些就是了。”
　　我说：“人家有孩子，很忙，不要再去麻烦了。”
　　柳嫂为人慷慨，好大喜功，终于买了鞋面，写了信，寄去了。
　　现在又到了冬天，我的屋里又升起了炉子。柳嫂的母亲从老家来，带来了小书绫给我做的第二双鞋，穿着很松快，我很满意。柳嫂有些不满地说：“这活儿做得太粗了，远不如上一次。”我想：小书绫上次给我做鞋，是感激之情。这次是情面之情。做了来就很不容易了。我默默地把鞋收好，放到柜子里，和第一双放在一起。
　　柳嫂又说：“小书绫过日子心胜，她男人整天出去贩卖东西。听我母亲说，这双鞋还是她站在院子里，一边看着孩子，一针一线给你做成的哩。眼前，就是农村，也没有人再穿家做鞋了，材料、针线都不好找了。”
　　她说的都是真情。我们这一代人死了以后，这种鞋就不存在了，长期走过的那条饥饿贫穷、艰难险阻、山穷水尽的道路，也就消失了。农民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小书绫未来的日子，一定是甜蜜美满的。
　　那里的大自然风光，女孩子们的纯朴美丽的素质，也许是永存的吧。
　　198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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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笔的故事
　　我在小学时，写字都是用毛笔。上初中时，开始用蘸水钢笔尖。到高中时，阔气一点的同学，已经有不少人用自来水笔，是从美国进口的一种黑杆自来水笔，买一支要五元大洋。我的家境不行，但年轻时，也好赶时髦。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张砚方，他的父亲是个军官，张砚方写得一手好魏碑字，这时已改用自来水笔，钢笔字还带有郑文公的风韵。他慷慨地借给了我五元钱，使我顺利地进入了使用自来水笔的行列。钢笔借款，使我心里很不安，又不敢向家里去要，直到张砚方大学毕业时，不愿写毕业论文，把我写的一篇“同路人文学论”拿去交卷，我才轻松了下来。其实我那篇文章，即使投稿，也不会中选，更不用说得什么评论奖了。
　　这支钢笔，作为宝贵财产，在抗日战争时期，家里人把它埋藏在草屋里。我已经离开家乡到山里去了。我家喂着一头老黄牛，有一天长工清扫牛槽时，发见了这支钢笔。因为是塑料制造，不是味道，老牛咀爵很久，还是把它吐了出来。
　　在山里，我又用起钢笔尖，用秫秸做笔杆。那时就是钢笔尖，也很难买到，都是经过小贩，从敌占区弄来的。有一次，我从一个同志的桌上，拿了一个新钢笔尖用，惹得这个同志很不高兴。
　　就是用这种钢笔，在山区，我还是写了不少文章，原始工具，并不妨碍文思。
　　抗日战争胜利，我回到了冀中。先是杨循同志送我一支自来水笔，后来，邓康同志又送我一支。我把老杨送我的一支，送给了老秦。
　　不久，实行土改，我的家是富农，财产被平分。家里只有老母、弱妻和几个小孩子，没有劳力，生活很困难。我先是用自行车带着大女孩子下乡，住在老乡家里，女孩子跟老太太们一块纺线，有时还同孩子们到地里拾些花生、庄稼。后来，政策越来越严格，小孩子不能再吃公粮，我只好把她送回家去。因家庭成份不好，我有多半年不能回家。有一次回家，看见大女孩子，一个人站在屋后的深水里割高粱，我只好放下车子，挽起裤子，帮她去干活。
　　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在为今后的生活发愁。我告诉他们，周而复同志给我编了一本集子，在香港出版，托周扬同志给我带来了几十元稿费。现在我不能带钱回家，我已经托房东，籴了三斗小米，以后政策缓和了，可以运回来。这一番话，并不能解除家人的忧虑。妻说，三斗小米，够吃几天，哪里是长远之计？
　　我又说，我身上还有一支钢笔，这支钢笔是外国货，可以卖些钱，你们做个小本买卖，比如说卖豆菜，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家人未加可否。
　　这都是杞人之忧，解放战争进行得出人意外地顺利，不久我就随军进入天津，忧虑也随之云消雾散。
　　进城以后，我买了一支大金星钢笔，笔杆很粗，很好用，用了很多年，写了不少字。稿费多了，有人劝我买一支美国派克笔。我这人经不起人劝说，就托机关的一位买办同志，去买了一支，也忘记花了多少钱。“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条。群众批判说：国产钢笔就不能写字？为什么要用外国笔？我觉得说得也是，就检讨说：文章写得好不好，确实不在用什么笔。群众说检讨得不错。
　　其实，这支钢笔，我一直没有用过。我这个人小气，不大方，有什么好东西，总是放着，舍不得用。抄家时抄去了，后来又发还了，还是锁在柜子里。此生此世，我恐怕不会用它了。现在，机关每年要发一支钢笔，我的笔筒里已经存放着好几支了。
　　198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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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屋
　　今天上午，老樊同志来看我。他是初进城时，天津日报的经理。工人出身，为人热情爽朗，对知识分子，能一见如故。我们并非来自一个山头，我从冀中来，他从冀东来，不久他就到湖南去了，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每次他来天津，总是来看望我。记得地震那年，他来了，仓促间，我请他吃了一碗小米粥，算是请了他的客。今天提到这件老事，还同声大笑起来。
　　我送给他一本新出的书，他很高兴。这也是我的一点世故；工人出身的同志，最看重知识分子送给他书。
　　我说：“我们一块进城的同志，有的死了，有的病了。当然，就目前说，活着的还是比死去的数目大。不过，好像轮到我们这一拨了，我一见那印着黑体字的大白信皮，就害怕。
　　所以送你一本书。留个纪念。”
　　他说：“这比什么纪念都好。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每次来，一定看望你。”
　　我说：“进城时，我们同在这个院里住，你是管分配房屋的。那时同住的人，现在就剩我一个了。别的人，都搬走了，有的是老人搬走，把房子留给孩子们。现在户主，都是第二代，院里跑的，都是第三代。院子外观有很大的变化，内观也有很大的变化。唯独我这里，还是抱残守缺，不改旧观。不过人老了，屋子也老了。”
　　老樊笑着说：“不错，不错。听说你身体比过去好了，文章比过去写得也多了。”
　　我说：
　　“我知道你是个乐天派，从来不发愁。我管保你能长寿，这从你的眼里就能看出来。”
　　送走老樊，我环顾了一下这座老屋，却没有什么新的感想，近几年，关于这个大院，我已经不只一次在文章里描写过了。
　　198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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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贩
　　我在农村长大，没见过大杂院。后来在保定，到一个朋友家里，见到几户人家，同时在院子里生炉子做饭，乱哄哄的，才有了大杂院的印象。
　　我现在住的大杂院，有三十几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其大其杂，和没有秩序，是可以想象的。每天还川流不息地有小贩进来，吆喝、转游、窥探。不知别人怎样，我对这些人的印象，是不怎么好的。他们肆无忌惮，声音刺耳，心不在焉，走家串户，登堂入室。买破烂的还好，在院里高声喊叫几声，游行一周，看看没有什么可图，就出去了。卖鸡蛋、大米、香油的，则常常探头探脑地到门口来问。最使人感到不安的，是卖菜刀的。青年人，长头发，短打扮，破书包里装着几把，手里拿着一把，不声不响地走进屋来，把手里的菜刀，向你眼前一亮：
　　“大爷来把刀吧！”
　　真把人冷不防吓一跳。并且软硬兼施，使孤身的老年人，不知如何应付，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言无二价地买他一把。
　　因为站在面前的，好像不是卖刀的杨志，倒是那个买刀的牛二。
　　虽然有人在大门上，用大字写上了“严禁小贩入内”。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也只能是：有禁不止。
　　据说，这些小贩，在经济基础上，还有许多区分：有全民的，有集体的，有个体的。总之，不管属于哪一类，我一听到他们的吆喝声，就进户关门。我老了，不想买什么，也不想卖什么，需要的是安静和安全。
　　老年人习惯回忆，我现在常常想起，我幼年时在乡村，或青年时在城市，见到的那些小贩。
　　我们的村子是个小村，只有一百来户人家。一年之内，春夏秋冬，也总有一些小贩，进村来做买卖。早晨是卖青菜的，卖豆腐的，卖馒头的，晚上是卖擀杂面的，卖牛肉包子的。闲时是打铁的，补锅的，锔碗的，甩绸缎的。年节时是耍猴，唱十不闲、独角戏的。如果打板算卦也可以算在内，还能给村民带来音乐欣赏。我记得有一个胖胖的身穿长袍算卦的瞎子，一进村就把竹杖夹在腋下。吹起引人入胜的笛子来，他自己也处在一种忘我的情态里，即使没有人招揽他做生意，他也心满意足，毫无遗憾，一直吹到街的那头，消失到田野里去。
　　这些小贩进村来卖针线的，能和妇女打交道，卖玩具的，能和小孩打交道，都是规规矩矩，语言和气，不管生意多少，买卖不成人情在，和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再进村，就成了熟人、朋友。如果有的年轻人调皮，年老的就告诫说，小本买卖，不容易，不要那样。
　　我在保定上中学时，学校门口附近有一个摊贩。他高个子，黑脸膛，沉静和气，从不大声说话，称呼我们为先生。在马路旁，搭了一间小棚，又用秫秸纸墙隔开，外面卖花生糖果，烧饼猪肉。纸墙上开一个小口，卖馄饨。当炉的是他的老婆，年纪不大，长得十分俊俏，从来不说话，也没有一点声响。只是听男人说一声，她就从小窗口，送出一碗馄饨来。
　　我去得多了，和她丈夫很熟，可以赊帐，也只是从小窗口偶尔看见过她的容颜。
　　学校限制学生吃零食，但他们的生意很好，我上学六年，他们一直在那里。听人说，他们是因为桃色事件，从山东老家逃到这里来的。夜晚，他们就睡在那间小小的棚子里，靠做这个小买卖，维持生活，享受幸福。
　　小棚子也经受风吹雨打，夜晚，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梦，我有时想写一篇小说。又觉得没有意思。写成了，还不是一篇新的文君当炉的故事。
　　不过，我确是常常想，他们为什么能那样和气生财，那样招人喜爱，那样看重自己的职业，也使得别人看重自己。他们不是本小利薄吗？不是早出晚归吗？劳累一年，才仅仅能养家糊口吗？…　　　　　　　　　　　　　　　　　　　　　　198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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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秋植物记
　　白蜡树
　　庭院平台下，有五株白蜡树，五十年代街道搞绿化所植，已有碗口粗。每值晚秋，黄叶飘落，日扫数次不断。余门前一株为雌性，结实如豆荚，因此消耗精力多，其叶黄最早，飘落亦最早，每日早起，几可没足。清扫落叶，为一定之晨课，已三十余年。幼年时，农村练武术者，所持之棍棒，称做白蜡杆。即用此树枝干做成，然眼前树枝颇不直，想用火烤制过。如此，则此树又与历史兵器有关。揭竿而起，殆即此物。
　　石榴
　　前数年买石榴一株，植于瓦盆中。树渐大而盆不易，头重脚轻，每遇风，常常倾倒，盆已有裂纹数处，然尚未碎也。
　　今年左右系以绳索，使之不倾斜。所结果实为酸性，年老不能食，故亦不甚重之。去年结果多，今年休息，只结一小果，南向，得阳光独厚。其色如琥珀珊瑚，晶莹可爱，昨日剪下，置于橱上，以为观赏之资。
　　丝瓜
　　我好秋声，每年买蝈蝈一只，挂于纱窗之上，以其鸣叫，能引乡思。每日清晨，赴后院陆家采丝瓜花数枚，以为饲料。
　　今年心绪不宁，未购养。一日步至后院，见陆家丝瓜花，甚为繁茂，地下萎花亦甚多。主人问何以今年未见来采，我心有所凄凄。陆，女同志，与余同从冀中区进城，亦同时住进此院，今皆衰老，而有旧日感情。
　　瓜蒌
　　原为一家一户之庭院，解放后，分给众家众户。这是革命之必然结果。原有之花木山石，破坏糟蹋完毕，乃各占地盘，经营自己之小房屋，小菜园，小花圃，使院中建筑地貌，犬牙交错，形象大变。化整为零，化公为私，盖非一处如此，到处皆然也。工人也好，干部也好，多来自农村，其生活方式，经营思想，无不带有农民习惯，所重者为土地与砖瓦，观庭院中之竞争可知。
　　我体弱，无力与争。房屋周围之隙地，逐渐为有劳力、有心计者所侵占。唯窗下留有尺寸之地。不甘寂寞，从街头购瓜蒌籽数枚，植之。围以树枝，引以绳索，当年即发蔓结果矣。
　　幼年时，在乡村小药铺，初见此物。延于墙壁之上，果实垂垂，甚可爱，故首先想到它。当时是独家经营的新品种，同院好花卉者，也竞相种植。
　　东邻李家，同院中之广种博收者也。好施肥，每日清晨从厕所中掏出大粪，倾于苗圃，不以为脏。从医院要回瓜蒌秧，长势颇壮，绿化了一个方面。他种的瓜蒌，迟迟不结果，其花为白绒状，其叶亦稍不同，众人嘲笑。李家坚信不移，请看来年，而来年如故。一王姓客人过而笑曰：此非瓜蒌，乃天花粉也。药材在根部。此客号称无所不知。
　　我所植，果实逐年增多，李家仍一个不结。我甚得意，遂去破绳败枝，购置新竹竿搭成高大漂亮架子，使之向空中发展，炫耀于众。出乎意外，今年亦变为李家形状，一个果也没有结出。
　　幸有一部《本草纲目》，找出查看。好容易才查到瓜蒌条，然亦未得要领，不知其何以有变。是肥料跟不上，还是日光照射不足？是种值几年，就要改种，还是有什么剪枝技术？书上都没有记载。只是长了一些知识：瓜蒌也叫天花粉，并非两种。王客所言，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然我之推理，亦未必全中。阳光如旧并无新的遮蔽。肥料固然施得不多，证之李家，亦未必因此。如非修剪无术，则必是本身退化，需要再播种一次新的种子了。
　　种植几年，它对我不再是新鲜物，我对它也有些腻烦。现在既不结果，明年想拔去，利用原架，改种葡萄。但书上说拔除甚不易，其根直入地下，有五六尺之深。这又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
　　灰菜
　　庭院假山，山石被人拉去，乃变为一座垃圾山。我每日照例登临，有所凭吊。今年，因此院成为脏乱死角，街道不断督促，所属机关，才拨款一千元，雇推土机及汽车，把垃圾运走。光滑几天，不久就又砖头瓦块满地，机关原想在空地种些花木，花钱从郊区买了一车肥料，卸在大门口。除院中有心人运些到自己葡萄架下外，当晚一场大雨，全漂到马路上去了。
　　有一户用碎砖围了一小片地，扬上一些肥料。不知为什么没有继续经营。雨后野草丛生，其中有名灰菜者，现在长到一人多高，远望如灌木。家乡称此菜为“落绿”，煮熟可作菜。余幼年所常食。其灰可浣衣，胜于其他草木灰。故又名灰菜。生命力特强，在此院房顶上，可以长到几尺高。
　　198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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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烛庵杂记
　　一
　　五十年代末，一位姓王的文教书记，几次对我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写了，休息休息吧！”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会他的好意，以为只是关心我的身体。按照他的职务，他本应号召、鼓励我们多写，但他却这样说，当然是在私下。我后来才体会到，在那一时期，这是对我真正的关心和爱护。
　　这位书记，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他自然也不是完人，也给我留下过不太好的印象。但总起来说，他是个好人。古人称这样的人为君子，君子爱人以德。
　　二
　　有那么很多年，谁登台发言，或著文登报，“批判”了什么人，就会升官晋爵。批判的对象越大越重要，升的官位就越高。这种先例一开，那些急功好利之徒，谁不眼红心热？流风所及，斯文扫地。
　　一九四八年，我当记者时，因为所谓的“客里空”错误，受到一次批判。我的分量太轻，批判者得到的好处，也不大，但还是高升了一步。
　　冤家路窄，进城以后，我当记者，到南郊区白塘口一带采访时，又遇到了这位同志。他在那里搞“四清”，是工作组的成员。他特别注意我的采访，好像是要看看，经过他的批判，我在工作上有没有进步。有一次，我到食堂去喝水，正和人们闲聊，他严肃地对我说：
　　“到北屋去，那里正在汇报！”
　　我没有去。因为我写的文章，需要的是观察体验，并不只是汇报材料。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同志，和我同住一间牛棚。一同推粪拉土，遭受斥责辱骂，共尝一勺烩的滋味，往事已不堪回首矣。
　　三
　　凡能厚着脸皮批判别人的人，他在接受别人对他的批判时，脸皮也很厚。“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一位同志同受批判，台上发言者嗷嗷，台下群众滔滔，他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光着的两只脚，互相磨擦着，表现得非常悠闲自然。后来“造反派”不断对他进行武斗，又把他关了起来，他才表示屈服。
　　四
　　“文革”那几年，编报也真难。每天有领袖像，而且越来尺寸越大。不只前后左右，要注意有无不好的字眼，就是像的背面，也要留心。只要有人指出，有什么坏字坏词，挨上了像片，那就不得了。那时报纸上，咒骂和下流的话语又很多，防不胜防。每日报样印出，必经多人审查，并映日光而照视。虽然“造反派”掌握了新闻大权，也是终日战战兢兢，不知什么时候，成为现行反革命。
　　五
　　“文革”时，我们这些“走资派”搞卫生，照例是把纸篓里的脏纸，倒进院里的大铁桶，以备拉走。有一次，不知是谁那么眼尖，看到了从报纸上撕下的一片领袖像。那时，每天的报上，都有大幅领袖像，恐怕是谁一时不留心用了，随手倒进去也就算了。他却捡出来，报告了造反总部。一经报告，又有物证，必须查处。一阵人慌马乱，还终于查出来了。
　　据说是传达室值夜班的一位女同志。这位年纪轻轻的女同志，从此患了神经病，两年以后，投河自尽。
　　六
　　现在，我想，人是有君子、小人之别的。古代的哲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区别，并描绘了他们的基本特征。有关小人特征的古语是：见利忘义。势利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小人得势，不可一世，等等。
　　人，成为君子，或成为小人，有先天的，即遗传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即环境的因素。文化教养，也有影响。古代和近代，都曾有人主张经过教育，可使人成为君子，失去教育的机会，乃成为小人。实际上，一般文化教育，起不到这样的作用。法律和法制，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所以，历代都重视“律”。
　　抗日战争是一种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当时，舍身卫国，志士仁人，到处都可以遇到，人人思义，人人忘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好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若干年，为何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不折不扣的小人之行呢？显然不单单是教育或文化的问题，而是当时的环境，政治土壤，培育了君子之心，或是助长了小人之志的结果。古语说：“小人唯恐天下不乱”。“文化大革命”取消了作为国家命脉的法制，使那些小人真的变得“无法无天”了。
　　1986年4月17日剪贴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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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
　　前几年，我曾诌过两句旧诗：“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最近几天，又接连做这样的梦：要回家，总是不自由；请假不准，或是路途遥远。有时决心起程，单人独行，又总是在日已西斜时，迷失路途，忘记要经过的村庄的名字，无法打听。或者是遇见雨水，道路泥泞；而所穿鞋子又不利于行路，有时鞋太大，有时鞋太小，有时倒穿着，有时横穿着，有时系以绳索。种种困扰，非弄到急醒了不可。
　　也好，醒了也就不再着急，我还是躺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床上，舒一口气，翻一个身。
　　其实，“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回过两次老家，这些年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也不想再回去了。一是，家里已经没有亲人，回去连给我做饭的人也没有了。二是，村中和我认识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中年以下，都不认识，见面只能寒暄几句，没有什么意思。
　　前两次回去：一次是陪伴一位正在相爱的女人，一次是在和这位女人不睦之后。第一次，我们在村庄的周围走了走，在田头路边坐了坐。蘑菇也采过，柴禾也拾过。第二次，我一个人，看见亲人丘陇，故园荒废触景生情，心绪很坏，不久就回来了。
　　现在，梦中思念故乡的情绪，又如此浓烈，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实在说不清楚。
　　我是从十二岁，离开故乡的。但有时出来，有时回去，老家还是我固定的窠巢，游子的归宿。中年以后，则在外之日多，居家之日少，且经战乱，行居无定。及至晚年，不管怎样说和如何想，回老家去住，是不可能的了。
　　是的，从我这一辈起，我这一家人，就要流落异乡了。
　　人对故乡，感情是难以割断的，而且会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
　　那里的河流，确已经干了，但风沙还是熟悉的；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漏不堪；村人故旧，都指点着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
　　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前不久，我写信给一位青年作家说：“写文章得罪人，是免不了的。
　　但我甚不愿因为写文章，得罪乡里。遇有此等情节，一定请你提醒我注意！”
　　最近有朋友到我们村里去了一趟，给我几间老屋，拍了一张照片，在村支书家里，吃了一顿饺子。关于老屋，支书对他说：“前几年，我去信问他，他回信说：也不拆，也不卖，听其自然，倒了再说。看来，他对这几间破房，还是有感情的。”
　　朋友告诉我：现在村里，新房林立；村外，果木成林。我那几间破房，留在那里，实在太不调和了。
　　我解嘲似地说：“那总是一个标志，证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户。人们路过那里，看到那破房，就会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会把我忘记了。”
　　但是，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要消失。
　　1986年8月12日，晨起作。闷热，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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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棍儿
　　崇公道对苏三说：“三条腿走路，总比两条腿走路，省些力气。”此话当真不假。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山地工作近七年，每逢行军，手里总离不开一根棍子，有时是六道木，有时是山桃木。棍子的好处，还在夜间，可作探路之用。那样频繁的夜行军，我得免于跌落山涧，丧身溪流，不能不归功伴随我的那些木棍。
　　形象是不大雅观的：小小年纪，破衣烂裳，鞋帽不整。左边一个洋瓷碗，右边一个干粮袋，手里一棍木棍。如果走在本乡本土的道路上，我心里是会犯些嘀咕的。但那时我是离家千里之外，而从事的是神圣的抗日工作，人皆以我为战士，绝不会把我当成乞儿。
　　抗战胜利，回到家乡平原，我就把棍子放下了。
　　棍子作为文学用语，曾是恶称。自我反思：虽爱此物，颂其功能，本身并非棒喝之徒，所以放下它，也无缘歌喉一转，另作焚呗之声。至于他人曾以此物，加于自己的头上，也会长时间念念不忘，不能轻易冰释于怀，形成谅解宽松的心态。
　　乃修行不到之过。
　　现在老了，旧性不改，还是喜爱一些木棍。儿女所买，友朋所赠，竹、木、藤制，各色手杖，也有好几条了。其实，我还没有到非杖不行，或杖而后起的程度，手里拿着一根木棍，一是当做玩艺儿，一是回忆一些远远逝去的生活。
　　棍子有多条，既是玩艺，就轮流着拿，以图新鲜。既不问其新老，也不问其质地。现在手里拿的，是一根山荆木棍，上雕小龙头，并非工艺品。
　　此杖乃时达同志所赠。时达系军人，一九四二年，我回冀中时认识。他那时任冀中七分区作战科长，爱文艺，作一稿投《冀中一日》，为我选用。时达幼年在旧军队干过，后上抗大，分配到我的家乡。官级不高，派头很大，服装整齐，身后总有一个勤务兵。老伴生前告我：日寇五一大扫荡时，一天黄昏，她在场院抱柴，时达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闯入场院，把一个绿色大褥套推落在地，就急急上马奔驰而去，一句话也没说。褥套里都是书。我妻当天把书埋在地里，连夜把褥套拆了，染成黑色。
　　时达后来担任空军师长。“文化大革命”时，被林彪诱捕入狱。出狱后流放到长白山。无事可干，他就上山砍柴，选一些木棍，削制成手杖，托人捎到天津，送给王林和我。附言说：这种木棍，寒地所产，质坚而轻，并可暖手，东北老年人多用之。
　　时达前几年逝世了，讣告来得晚，我连个花圈，也没得送到他的灵前。现在手里，摆弄着他十年前送给我的一根棍子。
　　1986年10月17日下午，寒流至，不能外出，作此消遣。
　　附记：进城以后，时达曾到天津来过几次：一次，我同王林陪他到干部俱乐部，遇有舞会，他遂下场不出，乐而忘返。我因不会跳，也不愿看，乃先归。此次，我送他日本小瓷器数件，还有一幅董寿平画的杏花。据说，他视如珍宝。一次，是我在病中，他陪我到水上公园钓鱼。他不耐那里的寂寞，我劝他先回，他又不好意思。两个人胡乱玩了一会，就一同回来了。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当了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主任，回河南探亲路过。自己已非军人，还是从当地驻军，借了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孩，当他的勤务兵。到舍下时，天色已晚，我送他到机关招待所，他看了看，嫌设备不好，坚决不住。只好托人给他联系了一处高级招待所，派汽车送去。此次，他给我带来长白山的松子，蘑菇，还有几种不知名的野菜，他都用破布缝制的小袋装好，并附以纸片说明。还送我一袋浮石，即澡堂用的擦脚石。
　　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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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
　　——新年试笔
　　书籍
　　我同书籍，即将分离。我虽非英雄，颇有垓下之感，即无可奈何。
　　这些书，都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来到我家的。最初零零碎碎，中间成套成批。有的来自京沪，有的来自苏杭。最初，我囊中羞涩，也曾交臂相失。中间也曾一掷百金，稍有豪气。
　　总之，时历三十余年，我同它们，可称故旧。
　　十年浩劫，我自顾不暇，无心也无力顾及它们。但它们辗转多处，经受折磨、潮湿、践踏、撞破，终于还是回来了。
　　失去了一些，我有些惋惜，但也不愿再去寻觅它们，因为我失去的东西，比起它们，更多也更重要。
　　它们回到寒舍以后，我对它们的情感如故。书无分大小、贵贱、古今、新旧，只要是我想保存的，因之也同我共过患难的，一视同仁。洗尘，安置，抚慰，唏嘘，它们大概是已经体味到了。
　　近几年，又为它们添加了一些新伙伴。当这些新书，进入我的书架，我不再打印章，写名字，只是给它们包裹一层新装，记下到此的岁月。
　　这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不久就会同它们告别了。我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但它们各自的命运，我是不能预知，也不能担保的。
　　字画
　　我有几张字画，无非是吴、齐、陈的作品，也即近代世俗之所爱，说不上什么稀世的珍品。这些画，是六十年代初，我心血来潮，托陈乔同志在北京代购的，那时他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据说是带了几位专家到画店选购的，当然是不错的了。去年陈乔来家，还问起这几张画来。我告诉他“文化大革命”时，抄是抄去了，但人家给保存得很好，值得感谢。这些年一直放在柜子里，也不知潮湿了没有，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早已经一点兴趣也没有了。陈说：不要糟蹋了，一幅画现在要上千上万啊！我笑了笑。什么东西，一到奇货可居，万人争购之时，我对它的兴趣就索然了。我不大看洛阳纸贵之书，不赴争相参观之地，不信喧嚣一时之论。
　　当代画家，黄胄同志，送给过我两张毛驴，吴作人同志给我画过一张骆驼，老朋友彦涵给我画了一张朱顶红，是因为我请他向画家们求画，他说，自从批“黑画展”以后，画家们都搁笔不画了，我给你画一张吧。近些年，因为画价昂贵，我也不敢再求人作画，和彦涵的联系也少了。
　　值得感谢的，是许麟庐同志，他先送我一张芭蕉，“四人帮”倒台以后，又主动给我画了一张螃蟹、酒壶、白菜和菊花。不过那四只螃蟹，形象实在丑恶，肢体分解，八只大腿，画得像一群小雏鸡。上书：孙犁同志，见之大笑。
　　天津画家刘止庸，给我写了一幅对联，虽然词儿高了一些，有些过奖，我还是装裱好了，张挂室内，以答谢他的厚意。
　　我向字画告别，也就意味着，向这些书画家告别。
　　瓶罐
　　进城后，我在早市和商场，买了不少旧瓷器，其中有一些是日本瓷器。可能有些假古董，真古董肯定是没有的。因为经过抄家，经过专家看过，每个瓶底上，都贴有鉴定标签，没有一件是古瓷。
　　不过，有一个青花松竹的瓷罐，原是老伴外婆家物，祖辈相传，搬家来天津时，已为叔父家拿去，后来听说我好这些东西，又给我送来了。抄家时，它装着糖，放在橱架上，未被拿走。经我鉴定，虽然无款，至少是一件明瓷。可惜盖子早就丢失了。
　　这些瓶瓶罐罐，除去孩子们糟蹋的以外，尚有两筐，堆放在闲屋里。
　　字帖
　　原拓只有三希堂。丙寅岁拓，并非最佳之本。然装潢华贵，花梨护板，樟木书箱，似是达官或银行家物。尚有写好的洒金题签，只贴好一张，其余放在箱内。我买来也没来得及贴好，抄家时丢失了。此外原拓，只有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数种，其余都是珂罗版。
　　汉碑、魏碑。我是按照《艺舟双楫》和《广艺舟双楫》介绍购置的，大体齐备。此外有淳化阁贴半套及晋唐小楷若干种。唐隶唐楷及唐人写经若干种。
　　罗振玉印的书，我很喜欢，当做字贴购买的有：祝京兆法书，水拓鹤铭，世说新书，智永千文，六朝墓志菁华等。以他的六朝墓志，校其他六朝帖，就会发见，因墓志字小形微，造假者多有。
　　我本来不会写字，近年也为人写了不少，现在很后悔。愿今后一笔一画，规规矩矩，写些楷字，再有人要，就给他这个，以示真相。他们拿去，会以为是小学生习字，不屑一顾，也就不再来找我了。人本非书家，强写狂乱古怪字体，以邀书家之名；本来写不好文章，强写得稀奇荒诞，以邀作家之名；本来没有什么新见解，故作高深惊人之词，以邀理论家之名，皆不足取。时运一过，随即消亡。一个时代，如果艺术，也允许作假冒充，社会情态，尚可问乎？
　　印章
　　还有印章数枚，且有名家作品。一名章，阳文，钱君匋刻，葛文同志代求，石为青田，白色，马纽。一名章，阴文，金禹民作，陈肇同志代求，石为寿山；一藏书章，大卣作，陈乔同志代求，石为青田，酱色。
　　近几年，一些青年篆刻爱好者，也为我刻了一些图章。
　　其实，我除了写字，偶尔打个印，壮壮门面外，在书籍上，是很少盖印了，前面已经提到。古人达观者，用“曾在某斋”等印，其实还有恋恋之意，以为身后，还是会有些影响，这同好在书上用印者，只有五十步之差。不过，也有一点经验。在“文化大革命”时，我有一部《金瓶梅》被抄去，很多人觊觎它，终于是归还了，就是因为每本封面上，都盖有我的名章。印之为物，可小觑乎？
　　镇纸
　　我还有几件镇纸。其中，张志民送我一副人造大理石的，色彩形制很好。柳溪送我一只大理出的，很淡雅。最近杨润身又送我一只，是他的家乡平山做的，很朴厚。
　　我自己有一副旧玉镇纸，是用六角钱从南市小摊上得到的。每只上刻四个篆字，我认不好。陈乔同志描下来，带回北京，请人辨认。说是：“不惜寸阴，而惜尺璧”八个字。陈说，不要用了。
　　其实，我也很少用这些玩意儿，都是放在柜子里。写字时，随便用块木头，压住纸角也就行了。我之珍惜东西，向有乡下佬吝啬之誉。凡所收藏，皆完整如新，如未触手。后人得之，可证我言。所以有眷恋之情，意亦在此。
　　以上所记，说明我是玩物丧志吗？不好回答。我就是喜爱这些东西，它们陪伴我几十年。一切适情怡性之物，非必在大而华贵也。要在主客默契，时机相当。心情恶劣，虽名山胜水，不能增一分之快，有时反更添愁闷之情。心情寂寞，虽一草一木也可破闷解忧，如获佳侣。我之于以上长物，关系正是如此。现在分别了，不是小别，而是大别，我无动于衷吗？也不好回答。“文化大革命”时，这些东西，被视为“四旧”，扫荡无余。近年，又有废除一切旧传统之论，倡言者，追随者，被认为新派人物。后果如何，临别之际，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1987年1月7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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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叫
　　在这个大杂院里，总是有人养鸡。我可以设想：在我们进城以前，建筑这座宅院的主人吴鼎昌，不会想到养鸡；日本占领时期，驻在这里的特务机关，也不会想到养鸡。
　　其实，我们接收时，也没有想到养鸡。那时院里的亭台楼阁，山石花木，都保留得很好，每天清晨，传达室的老头，还认真地打扫。
　　养鸡，我记得是大跃进以后的事，那时机关已经不在这里办公，迁往新建的大楼，这里相应地改成了“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宿舍。这个特殊规定，只是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破了，家数越住越多，人也越来越杂。
　　但开始养鸡的时候，人家还是不多的，确是一些“负责同志”。这些负责同志，都是来自农村，他们的家属，带来一套农村生活的习惯，养鸡当然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当年养起鸡来，并非习惯使然，而是经济使然。大跃进，使一个鸡蛋涨价到一元人民币，人们都有些浮肿，需要营养，主妇们就想：养只母鸡，下个蛋吧！
　　我们家，那时也养鸡，没有喂的，冬天给它们剁白菜帮，春天就给它们煮蒜辫——这是我那老伴的发明。
　　总之，养鸡在那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权宜之计。不过终于流传下来了，欲禁不能。就像院里那些煤池子和各式各样的随便搭盖的小屋一样。
　　过去，每逢“五一”或是“十一”，就会有街道上的人，来禁止养鸡。有一次还很坚决，第一天来通知，有些人家还迟迟不动；第二天就带了刀来，当场宰掉，把死鸡扔在台阶上。这种果断的禁鸡方式，我也只见过这一回。
　　有鸡就有鸡叫。我现在老了，一个人睡在屋子里，又好失眠，夜里常常听到后边邻居家的鸡叫。人家的鸡养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毛色，我都没有留心过，但听这声音，是很熟悉的，很动人的。说白了，我很爱听鸡叫，尤其是夜间的鸡叫。我以为，在这昼夜喧嚣，人海如潮的大城市，能听到这种富有天籁情趣的声音，是难得的享受。
　　美中不足的是：这里的鸡叫，没有什么准头。这可能是灯光和噪音干扰了它。鸡是司晨的，晨鸡三唱。这三唱的顺序，应是下一点，下三点，下五点。鸡叫三遍，人们就该起床了。
　　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在外地求学。每逢假期已满，学校开课之日，母亲总是听着窗外的鸡叫。鸡叫头遍，她就起来给我做饭，鸡叫二遍再把我叫醒。待我长大结婚以后，在外地教书做事，她就把这个差事，交给了我的妻子。一直到我长期离开家乡，参加革命。
　　乡谚云：不图利名，不打早起。我在农村听到的鸡叫，是伴着晨星，伴着寒露，伴着严霜的。伴着父母妻子对我的期望，伴着我自身青春的奋发。
　　现在听到的鸡叫，只是唤起我对童年的回忆，对逝去的时光和亲人的思念。
　　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莺歌远去了，留在耳边的还是莺歌。
　　1987年4月5日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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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叶
　　又届深秋，黄叶在飘落。我坐在门前有阳光的地方。邻居老李下班回来，望了望我。想说什么，又走过去。但终于转回来，告诉我：一位老朋友，死在马路上了。很久才有人认出来，送到医院，已经没法抢救了。
　　我听了很难过。这位朋友，是老熟人，老同事。一九四六年，我在河间认识他。
　　他原是一个乡村教师，爱好文学，在《大公报》文艺版发表过小说。抗战后，先在冀中七分区办油印小报，负责通讯工作。敌人“五一”大扫荡以后，转入地下。白天钻进地道里，点着小油灯，给通讯员写信，夜晚，背上稿件转移。
　　他长得高大、白净，作风温文，谈吐谨慎。在河间，我们常到野外散步。进城后，在一家报社共事多年。
　　他喜欢散步。当乡村教师时，黄昏放学以后，他好到田野里散步。抗日期间，夜晚行军，也算是散步吧。现在年老退休，他好到马路上散步，终于跌了一跤，死在马路上。
　　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但没有人认识他。不知他来自何方，家在何处？躺了很久，才有一个认识他的人。
　　那条马路上树木很多，黄叶也在飘落，落在他的身边，落在他的脸上。
　　他走的路，可以说是很多很长了，他终于死在走路上。这里的路好走呢，还是夜晚行军时的路好走呢？当然是前者。这里既平坦又光明，但他终于跌了一跌。如果他是一个舞场名花，或是时装模特，早就被人认出来了。可惜他只是一个离休老人，普普通通，已经很少有人认识他了。
　　我很难过。除去悼念他的死，我对他还有一点遗憾。
　　他当过报社的总编，当过市委的宣传部长，但到老来，他愿意出一本小书——文艺作品。老年人，总是愿意留下一本书。一天黄昏，他带着稿子到我家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原已写好的，给我的信。然后慢慢地说：
　　“我看，还是亲自来一趟。”
　　这是表示郑重。他要我给他的书，写一篇序言。
　　我拒绝了。这很出乎他的意料，他的脸沉了下来。
　　我向他解释说：我正在为写序的事苦恼，也可以说是正在生气。前不久，给一位诗人，也是老朋友，写了一篇序。结果，我那篇序，从已经铸版的刊物上，硬挖下来。而这家刊物，远在福州，是我连夜打电报，请人家这样办的。因为那位诗人，无论如何不要这篇序。
　　其实，我只是说了说，他写的诗过于雕琢。因此，我已经写了文章声明，不再给人写序了。
　　对面的老朋友，好像并不理解我的话，拿起书稿，告辞走了。并从此没有来过。
　　而我那篇声明文章，在上海一家报社，放了很长时间，又把小样，转给了南方一家报社，也放了很久。终于要了回来，在自家报纸发表了。这已经在老朋友告辞之后，所以还是不能挽回这一点点遗憾。
　　不久，出版那本书的地方，就传出我不近人情，连老朋友的情面都不顾的话。
　　给人写序，不好。不给人写序，也不好。我心里很别扭。
　　我终觉是对不起老朋友的。对于他的死，我倍觉难过。
　　北风很紧，树上的黄叶，已经所剩无几了。太阳转了过去，外面很冷，我掩门回到屋里。
　　1987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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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花
　　每年春天，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都近于干枯了，做饭时，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鼓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
　　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
　　今年春天，因为忙于搬家，整理书籍，没有闲情栽种一株白菜花。去年冬季，小外孙给我抱来了一个大旱萝卜，家乡叫做灯笼红。鲜红可爱，本来想把它雕刻成花篮，撒上小麦种，贮水倒挂，像童年时常做的那样。也因为杂事缠身，胡乱把它埋在一个花盆里了。一开春，它竟一枝独秀，拔出很高的茎子，开了很多的花，还招来不少蜜蜂儿。
　　这也是一种菜花。它的花，白中略带一点紫色，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它的根茎俱在，营养不缺，适于放在院中。正当花开得繁盛之时，被邻家的小孩，揪得七零八落。花的神韵，人的欣赏之情，差不多完全丧失了。
　　今年春天风大，清明前后，接连几天，刮得天昏地暗，厨房里的光线，尤其不好。有一天，天晴朗了，我发现桌案下面，堆放着蔬菜的地方，有一株白菜花。它不是从菜心那里长出，而是从横放的菜根部长出，像一根老木头长出的直立的新枝。有些花蕾已经开放，耀眼地光明。我高兴极了，把菜帮菜根修了修，放在水盂里。
　　我的案头，又有一株菜花了。这是天赐之物。
　　家乡有句歌谣：十里菜花香。在童年，我见到的菜花，不是一株两株，也不是一亩二亩，是一望无边的。春阳照拂，春风吹动，蜂群轰鸣，一片金黄。那不是白菜花，是油菜花。花色同白菜花是一样的。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从延安回到家乡。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父亲已经很见衰老。见我回来了，他当然很高兴，但也很少和我交谈。有一天，他从地里回来，忽然给我说了一句待对的联语：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他说完了，也没有叫我去对，只是笑了笑。父亲做了一辈子生意，晚年退休在家，战事期间，照顾一家大小，艰险备尝。对于自己一生挣来的家产，爱护备至，一点也不愿意耗损。那天，是看见地里的油菜长得好，心里高兴，才对我讲起对联的。我没有想到这些，对这幅对联，如何对法，也没有兴趣，就只是听着，没有说什么。当时是应该趁老人高兴，和他多谈几句的。
　　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就因为劳动后受寒，得病逝世了。临终，告诉我，把一处闲宅院卖给叔父家，好办理丧事。
　　现在，我已衰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很多往事。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
　　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
　　1988年5月2日灯下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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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
　　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大院了。
　　一九五一年，从天津山西路移居此院。先住后面小屋，又搬到后院楼上，再搬到正房中间，又搬到正房西侧。除去“文革”三年，没有离开过。
　　三十七年间，私人之事有：我之得病，母亲去世。文革中，白昼轮番抄家，寅夜聚众入室。限两小时，扫地出门，流放到佟楼去等等。国家之事有：反胡风，反丁陈，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大地震等等。他人之事，亦变幻百端，不及详记。
　　人们都说我不愿搬家。人的感情是复杂的，这也很难说清楚。我之迟迟不搬，实由于惰性，并非因为这里是宝地。
　　大院之变化，乃时代之缩影。在这里，静观默察，确实看到了，近似沧海桑田的自然景观；也体会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人情世态。很多是过去不能懂得的。
　　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几年以前，一位老同事，曾对我说：再遇大乱，还有老百姓，像根据地那样，掩护我们吗？我笑而不答。心想：不出大门，五步之内，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都很难说。这位同事有心脏病。“文化大革命”时，因为他老婆的关系，有一派人保他，没有受过什么罪，所以还会有以上想法。他好像有什么预感，很快就搬走了。
　　青年作家某，曾对我感叹说：人，不怕贼偷，就怕贼琢磨。我以为是名言，深记不忘。
　　在这里，我是最老的住户，人熟地熟，都是好事。但这个地方，常常引起我不愉快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我实在不愿再看到一些人的面孔，不愿再听到一些人的声音。见到或听到，都能使我在白天五内不安，在夜间辗转反侧。这次搬家，与其说是搬开环境，不如说是搬开视听，求得耳目一新。
　　这种感情，过去也是没有的，天实为之。
　　青年时出来抗日革命，是两袖清风，一无所有的。及至晚年，无甲可解，无田可归。国家给安排一套四居室的住房，虽挤于楼群之中，四方干扰，也算不错了。
　　笨鸟先飞，从春节以后，就开始整理东西，今已初步就绪。计书籍二十一箱，书画一箱，瓷器五筐，文具一筐，衣服被褥五箱，破鞋烂袜一筐。其他生活用品，如锅碗盆勺，尚未收拾。
　　行李之大，长物之众，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和厌烦了。奇怪的是，什么东西也不肯丢，舍不得处理。很多都是过时、破旧、无用之物，如一针一线也不放弃，搬过去，将无处堆放。
　　书籍，文革时是四旧之长。现在，有好几位过去的造反者，恭维地对我说：你那些书，都是无价之宝呀！这又使我为之不安，认为是一大隐患。就像过去，他们传说我有多少古董一样。
　　老屋，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之处。门窗都坏了，没有一扇关得严实，冬天很冷。房顶每年漏雨，房子周围，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都遇到困难。前些日子，天花板的一角，已经塌落，幸未伤人。
　　另外，这次搬家，比文革时那次搬家，体面多了。孩子们给买了新灯，新窗帘，张挂起来，到时一定有一番红花热闹的。
　　1988年6月12日凌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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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根
　　人在幼年，吃惯了什么东西，到老年，还是喜欢吃。这也是一种习性。
　　我在幼年，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是吃蔬菜和野菜长大的。如果说，到了现在，身居高楼，地处繁华，还不忘糠皮野菜，那有些近于矫揉造作；但有些故乡的食物，还是常常想念的，其中包括“甜疙瘩”。
　　甜疙瘩是油菜的根部，黄白色，比手指粗一些，肉质松软，切断，放在粥里煮，有甜味，也有一些苦味，北方农民喜食之。
　　蔓菁的根部，家乡也叫“甜疙瘩”。两种容易相混，其食用价值是一样的。
　　母亲很喜欢吃甜疙瘩，我自幼吃的机会就多了，实际上，农民是把它当做粮食看待，并非佐食材料。妻子也喜欢吃，我们到了天津，她还在菜市买过蔓菁疙瘩。
　　我不知道，当今的菜市，是否还有这种食物，但新的一代青年，以及他们的孩子，肯定不知其为何物，也不喜欢吃它的。所以我偶然得到一点，总是留着自己享用，绝不叫他们尝尝的。
　　古人常用嚼菜根，教育后代，以为菜根不只是根本，而且也是一种学问。甜味中略带一种清苦味，其妙无穷，可以著作一本“味根录”。其作用，有些近似忆苦思甜，但又不完全一样。
　　事实是：有的人后来做了大官，从前曾经吃过苦菜。但更多的人，吃了更多的苦菜，还是终身受苦。叫吃巧克力奶粉长大的子弟“味根”，子弟也不一定能领悟其道；能领悟其道的，也不一定就能终身吃巧克力和奶粉。
　　我的家乡，有一种地方戏叫“老调”，也叫“丝弦”。其中有一出折子戏叫“教学”。演的是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天寒失业，沿街叫卖，不停地吆喝：“教书！”“教书！”最后，抵挡不住饥肠辘辘，跑到野地里去偷挖人家的蔓菁。
　　这可能是得意的文人，写剧本奚落失意的文人。在作者看来，这真是斯文扫地了，必然是一种“失落”。因为在集市上，人们只听见过卖包子，卖馒头的吆喝声，从来没有听见过卖“教书”的吆喝声。
　　其实，这也是一种没有更新的观念，拿到商业机制中观察，就会成为宏观的走向。
　　今年冬季，饶阳李君，送了我一包油菜甜疙瘩，用山西卫君所赠棒子面煮之，真是余味无穷。这两种食品，用传统方法种植，都没有使用化肥，味道纯正，实是难得的。
　　1989年1月9日试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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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洋片
　　劳动、休息、娱乐，构成了生活的整体。人总是要求有点娱乐的。
　　我幼年的时候，每逢庙会，喜欢看拉洋片。艺人支架起一个用蓝布围绕的镜箱，留几个眼孔，放一条板凳，招揽观众。他自己站在高凳上，手打锣鼓，口唱影片的内容情节，给观众助兴。同时上下拉动着影片。
　　也就是五、六张画片，都是彩画，无非是一些戏曲故事，有一张惊险一些，例如人头落地之类。最后一张是色情的，我记得题目叫“大闹瓜园”。
　　每逢演到这一张的时候，艺人总是眉飞色舞，唱词也特别朦胧神秘，到了热闹中间，他喊一声：“上眼！”然后在上面狠狠盖上一块木板，影箱内顿时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下来一一收钱，并做鬼脸对我们说：
　　“怎么样小兄弟，好看吧？”
　　这种玩意，是中国固有，可能在南宋时就有了。
　　以后，有了新的洋片。这已经不是拉，而是推。影架有一面影壁墙那么大，有两个艺人，各站一头，一个人把一张张的照片推过去，那一个人接住，放在下一格里推回。镜眼增多了，可容十个观众。
　　他们也唱，但没有锣鼓。照片的内容，都是现实的，例如天津卫的时装美人，杭州的风景等等。
　　可惜我没有坐下来看过，只看见过展露的部分。
　　后来我在北平，还在天桥拉洋片的摊前停留，差一点叫小偷把钱包掏去。
　　其实，称得起洋字的，只是后一种。不只它用的照片，与洋字有关，照片的内容，也多见于十里洋场的大城市。它更能吸引观众，敲锣打鼓的那一种，确是相形见绌了。
　　有了电影以后，洋片也就没有生意了。
　　影视二字，包罗万象，妙不可言。如果说是窗口，则窗口越大，看得越远，越新奇越好。
　　有一个村镇，村民这些年收破烂，炼铝锭、铜锭，发了大财，盖起新房，修了马路，立集市，建庙会，请了两台大戏来演唱，热闹非凡。一天夜里，一个外地人，带了一台放像机来，要放录像。消息传开，戏台下的青年人，一哄而散，都看录像去了。台下只剩几个老头老婆，台上只好停演。
　　一部不声不响进村的录像，立刻夺走了两台紧锣密鼓的大戏，就因为它是外来的，新奇的，神秘的。
　　我想，那几个老头老婆，如果不是观念还没有更新，碍于情面，一定也跟着去开眼了。
　　理论界从此再也不争论，现代派和民族派，究竟谁能战胜谁的问题了。
　　198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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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视
　　从去年八月间，迁入新居以后，我有了一台电视机。
　　搬入新居，不同旧地，要有一个人作伴，小孙子来了。他在我身边，很拘束，也很闷，不大安心，我的女儿就把她家换下来的，一台黑白十二时电视，搬来放在小孙子的房间。
　　后来，小孙子终于走了，我搬到他的房间睡觉，就享有了这台电视机。
　　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购置这种玩意，也没有正式看过。
　　现在，一个人坐在屋里，暖气烧得很旺，太阳照满全屋，窗明几净，粉壁无瑕，抚今思昔，顿时有一种苦尽甘来，晚景如春之感。这正是需要锦上添花之时，按照小孙子教给我的做法，随手就拉开了电视。
　　有一个大圆球显示在我的眼前，里面在放送音乐。音乐我也听。这二年，我每天晚上听流行音乐；每天早上听西洋名曲。时间长了，还真是听出了一些味道。
　　听完音乐，不久就是电大的植物学课程，我接着看。这位教授很有学者风度，讲得也好。我在中学就喜欢植物学，考试成绩不错。现在一听这个科，那个目，还是很有兴趣。听着这种课程，我的心情总是非常平静，走进忘我的境界。它不同于看报纸、读文件、听广播。这里没有经济问题，也没有政治问题。没有历史，也没有现实。它不会引起思想波动，思想斗争。它只是说明自然界的进化现象，花和叶的生长规律。没有新观念和旧观念的冲突，意识形态的混乱，以及修辞造句的胡说八道。
　　植物学，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是动物世界。以前很多朋友劝我买电视机，都说：别的不看，新闻联播和动物世界，还是可以看看的。先是海底世界，大鱼吃小鱼；陆上，弱肉强食，有的生角才能保护自己，有的生刺才能得安生。寻食、追逐、交配，赤裸裸的一种凶残、贪婪之象，充满画面。讲解员说：大鱼吃小鱼，是为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不然小鱼就会臭在海底，对人类不利。既是动物世界，看着看着，就不能不联想到人类：战争、饥荒、洪水、蝗虫，加上地震、人为的灾难，是否也是大自然在冥冥之中，为了生态平衡，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这是哲学，不愿想，电视也不愿看了。刚要关上，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在童年，每逢听故事遇到难题时，就会出现一个白胡子老头。
　　这是名人名言节目，泰戈尔说：把友谊献给别人，是本身的一种快乐。
　　我上中学时，就不喜欢动物学，但对文学家的话，还是相信的。
　　下面是英语教学，这位外国女教师，教得多么好。我从十二岁学习英文，学了整整八年。经历的英文教师，男的女的，有十几位，谁也没有这位女士教得好。我聚精会神地听着，看着。我没有别的野心，不想出国留学，也不想交外国朋友。我只是想证实一下，当初废寝忘食学了那么多年的英文，我现在还记得多少。
　　各地风光，我也爱看。现在正介绍五台山和尚们的生活。
　　五台山，和尚们，久违了。抗日战争期间，我曾在北台顶一家大寺院，和僧人们睡在一条烧得很暖的炕上，和他们交了朋友，至今念念不忘。
　　一位故去的女作家曾说：看破红尘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但在逝世前，她又说：她要去成仙成佛了。这使我迷惑不解。据我想：在家出家，做官为民，都要吃饭。庙宇成为旅游圣地之后，香火虽多，却已不是静修之处。
　　在南北朝时出家，是最阔气的了，那时，不管南方北方，都崇尚佛教，寺庙盖得最讲究，皇帝皇太后都支持。僧尼吃的穿的，实非现在所能比拟。古今僧尼的心态，恐怕也有些不同吧。
　　当前有一种新口号，叫“迎接挑战”。有的人喊着这种口号，官品越来越高，待遇越来越丰厚，叫的劲头也就越大。他养尊处优，一点战斗的气息也没有，一点危险也没有。这只能看做是时代英雄的“口头禅”，远没有僧尼的呢喃可信。
　　孩子们看见我这样入迷，都很高兴，说：“早就劝你买一台，你就是不买，你看多好，回头换一台彩色的吧！”
　　1989年1月13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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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春节
　　如果说我也有欢乐的时候，那就是童年，而童年最欢乐的时候，则莫过于春节。
　　春节从贴对联开始。我家地处偏僻农村，贴对联的人家很少。父亲在安国县做生意，商家讲究对联，每逢年前写对联时，父亲就请写好字的同事，多写几幅，捎回家中。
　　贴对联的任务，是由叔父和我完成。叔父不识字，一切杂活：打浆糊、扫门板、刷贴，都由他做。我只是看看父亲已经在背面注明的“上、下”两个字，告诉叔父，他按照经验，就知道分左右贴好，没有发生过错误。我记得每年都有的一副是：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这是父亲认为合乎我家情况的。
　　以后就是树天灯。天灯，村里也很少人家有。据说，我家树天灯，是为父亲许的愿。是一棵大杉木，上面有一个三角架，插着柏树枝，架上有一个小木轮，系着长绳。竖起以后，用绳子把一个纸灯笼拉上去。天灯就竖在北屋台阶旁，村外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望见。母亲说：这样行人就不迷路了。
　　再其次就是搭神棚。神棚搭在天灯旁边，是用一领荻箔。
　　里面放一张六人桌，桌上摆着五供和香炉，供的是全神，即所谓天地三界万方真宰。神像中有一位千手千眼佛，幼年对她最感兴趣。人世间，三只眼，三只手，已属可怕而难斗。她竟有如此之多的手和眼，可以说是无所不见，无所不可捞取，能量之大，实在令人羡慕不已。我常常站在神棚前面，向她注视，这样的女神，太可怕了。
　　五更时，母亲先起来，把人们叫醒，都跪在神棚前面。院子里撒满芝麻秸，踩在上面，巴巴作响，是一种吉利。由叔父捧疏，疏是用黄表纸，叠成一个塔形，其中装着表文，从上端点着。母亲在一旁高声说：“保佑全家平安。”然后又大声喊：“收一收！”这时那燃烧着的疏，就一收缩，噗的响一声，“再收一收！”疏可能就再响一声。响到三声，就大吉大利。这本是火和冷空气的自然作用，但当时感到庄严极了，神秘极了。
　　最后是叔父和我放鞭炮。我放的有小鞭，灯炮，塾子鼓。
　　春节的欢乐，达到高潮。
　　这就是童年的春节欢乐。年岁越大，欢乐越少。二十五岁以后，是八年抗日战争的春节，枪炮声代替了鞭炮声。再以后是三年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的春节。以后又有“文化大革命”隔离的春节，放逐的春节，牛棚里的春节等等。
　　前几年，每逢春节，我还买一挂小鞭炮，叫孙儿或外孙儿，拿到院里放放，我在屋里听听。自迁入楼房，连这一点高兴，也没有了。每年春节，我不只感到饭菜、水果的味道，不似童年，连鞭炮的声音也不像童年可爱了。
　　今年春节，三十晚上，我八点钟就躺下了。十二点前后，鞭炮声大作，醒了一阵。欢情已尽，生意全消，确实应该振作一下了。
　　1990年2月2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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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居琐记
　　锁门
　　过去，我几乎没有锁门的习惯。年幼时在家里，总是母亲锁门，放学回来，见门锁着进不去，在门外多玩一会就是了，也不会着急。以后在外求学，用不着锁门；住公寓，自有人代锁。再后，游击山水之间，行踪无定，抬屁股一走了事，从也没有想过，哪里是自己的家门，当然更不会想到上锁。
　　进城以后，我也很少锁门，顶多在晚上把门插上就是了。
　　去年搬入单元房，锁门成了热话题。朋友们都说：
　　“千万不能大意呀，要买保险锁，进出都要碰上呀！”
　　劝告不能不听，但习惯一下改不掉。有一次，送客人，把门碰上了，钥匙却忘在屋里。这还不要紧，厨房里正在蒸着米饭，已有二十分钟之久，再过二十分就有饭糊、锅漏，并引起火灾的危险，但无孔可入。门外彷徨，束手无策，越想越怕，一身大汗。
　　后来，一下想起儿子那里还有一副钥匙，求人骑车去要了来。万幸，儿子没有外出，不然，必会有一场大难。
　　“把钥匙装在口装里！”朋友们又告诫说。
　　好，装在裤子口袋里。有一天起床，钥匙滑出来，落在床上，没有看见，就碰上门出去了。回来一摸口袋，才又傻了眼。好在这回，屋里没有点着火，不像上次那么着急，再求人去找找儿子就是了。
　　“用绳子把钥匙系在腰带上！”朋友们又说。
　　从此，我的腰带上，就系上了一串钥匙，像传说中的齐白石一样。
　　每一看到我腰里拖下来的这条绳子，我就哭笑不得。我为此，着了两次大急，现在又弄成这般状态，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有了一所房子，有了自己的家门。我的家里，到底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值得如此戒备森严呢？不就是那些破旧衣服，破旧家具，破旧书画吗？这些东西，也并不是新近置买，不是多年就有了吗？“环境不同了，时代不同了。”朋友们说。我觉得是自己和过去不同了，心理上有些变化了。
　　我已经停止了云游的生活，我已经失去了四大皆空的皈依，我已经返回人间世俗。总之，一把锁把我的心紧紧锁起，使它同以往的大自然，大自由，大自在，都断绝了关系。
　　我曾经打断身上的桎梏，现在又给自己系上了绳索。
　　我曾经从这里出走，现在又回到这里来了。
　　1990年2月5日，昨日立春
　　民工
　　搬到新住宅里，常常遇到所谓民工。他们成群结队，或是三三两两，在我住的楼下走过。其中有不少乡音，他们多是来自河北省。他们有的是建筑业，盖高楼大厦；也有的做临时小工。在旧社会，农民是很少进城市的，他们不是不想进城，是进城找不到活干。只能死守在家里，而家里又没有地种。因此，酿成种种悲剧。这是我在农村时，经常见到的。
　　现在城市，各行各业，都愿意用民工：听话，态度好，昼夜苦干。听说，每年挣钱不少，不少人在家里，盖了新房，娶了媳妇。
　　农民的活路有了，多了，我心里很高兴。
　　但我很少和他们交谈。因为我老了。另外，现在的农民，也不会听到乡音，就停下来，和你打招呼，表示亲近，他们已经见过大世面了。
　　我不常下楼，在楼上见到的，多是那些做临时活儿的民工。
　　他们在楼下栽了很多树，铺了大片草地，又搭了一个藤萝架，竖了山石。树，都是名贵树种，山石也很讲究，这都要花很多钱。
　　正在炎夏，民工们浇水很用心，很长的胶皮水管，扯来扯去。
　　其中有一个民工，还带着家眷。民工，四十来岁，黑红脸膛，长得粗壮，看见生人，还有些羞怯。他爱人，长得也很结实，却大方自然，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小男孩有六七岁了。
　　最初，只是民工一个人干活，老婆不是守在他的身边，就是在附近捡些破烂，例如铁丝、塑料、废纸等物。收买这些废品的小贩，也是川流不息的，她捡到一些，随手就可以换钱，给孩子买冰棍吃。那小孩却有时帮他父亲浇浇花。
　　我有些旧想法，原以为这个农民，可能在村里出了什么事，呆不住才携家带口，来到城市的。有一天清晨，我在马路上遇到他们，男的扛着一把铁锨走在前面，母子两人，紧跟在后，说说笑笑，上工去了。
　　他们睡在哪里，我不知道，夏天在这里随便就可以找到栖身之地的。中午，妇女找一片破席子，铺在马路边新栽的垂柳下面，买来几个面包，两瓶汽水，一家人吃喝休息，也是表现得很快活的。面对如流的豪华车辆，各路的人物精英，无动于衷，甚至是不屑一顾。他们是真正的自食其力者。
　　我想，这也是家庭，这也是天伦之乐，也不一定就比这些高楼里的住户，更多一些烦恼愁苦。
　　过了些日子，农妇也上班了，是拔草，提着一个破筐，把草地里的杂草拔掉，放在里面，半天也装不满一筐，这活儿是够轻松的了。
　　但秋天来了，我就见不到他们了，可能回家去了，也可能到别的地方干活儿去了。
　　1990年2月7日下午
　　装修
　　早起，黄昏，我在楼群散步时，就常常联想起，当年走在深山峡谷的情景。那时中间是流水，周围是鸟语花香，一片寂静。现在是如流的汽车，排放着废气，此起彼落，是电焊电钻的噪声。不禁喟然叹道：毕竟是现代化了啊！
　　过去住大杂院，所谓干犹，不过是邻居盖小房，做家具，小孩子哭闹，都属于传统性质，是习惯了的。
　　我不怕自然界的声响，我认为：无论雷电轰鸣，狂风怒吼，洪水暴发，山崩地裂，都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景观。我唯怕恶人恶声，每听到见到，必掩耳而走，退避三舍。这次搬家，有一个原因，就在于此。现在电焊电钻的声音，还有凿洋灰地的声音，一户动工，万家震动，也令人不安。
　　然而这是没法躲避的。人们都在装修自己的住宅。里里外外，都要装修。家家户户，都要装修。其范围甚广，其时间不一，其爱好不同。然要现代化，如装太阳能、热水器、排风扇、电话、闭路电视，则无一项不需要焊、钻。且住户是陆续搬来，人手和材料的配备有先后，有人预计：全楼群安装妥贴，定在两年以后了。
　　我于是大恐。春节，有一位现代化友人来访，曾与他就此事交谈，兹录其要：
　　主：这房不是很好吗，这不都是公产吗，为什么还要这样折腾？
　　客：为的住着舒适阔气啊。现在分什么公私，公也是私，私也是公。
　　主：过去，有很多同志，放弃瓦舍千间，奔走革命，露宿荒野，住的是泥房、草屋、山洞、地洞。现在年近就木，又何必在这低矮狭窄的小天地里，费如此大的心思呢？
　　客：人各有志，志有多变。不能强求。且系新潮，势难阻挡。
　　主：为什么在盖房时，不预先把这些东西安装好？
　　客：这是国情。即使都安装好，他还是要鼓捣。现代化是不断更新，无止无休的呀！
　　主：这里住的不都是老年人吗？如果有人患心脏病，这种声音，他受得了吗？
　　客：老年人在这里，究竟还是少数，子女们多。至于患病的，那就更是个别的了。不会有人去注意。
　　我们的谈话，实际是不得要领。但客人说的“新潮”二字，最有启发性。新潮的到来，绝不是空谷穴风，总是有它到来的道理的。潮，总是以相反的形式，互相替代的。
　　明白人总是顺应新潮。弄潮儿之可贵，就在于此。苏子曰：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反复斯言，我当有所醒悟了。
　　1990年2月5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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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居随笔
　　观垂柳
　　农谚：“七九、八九，隔河观柳。”身居大城市，年老不能远行，是享受不到这种情景了。但我住的楼后面，小马路两旁，栽种的却是垂柳。
　　这是去年春季，由农村来的民工经手栽的。他们比城里人用心、负责，隔几天就浇一次水。所以，虽说这一带土质不好，其他花卉，死了不少。这些小柳树，经过一个冬季，经过儿童们的攀折，汽车的碰撞，骡马的啃噬，还算是成活了不少。两场春雨过后，都已经发芽，充满绿意了。
　　我自幼就喜欢小树。童年的春天，在野地玩，见到一棵小杏树，小桃树，甚至小槐树，小榆树，都要小心翼翼地移到自家的庭院去。但不记得有多少株成活、成材。
　　柳树是不用特意去寻觅的。我的家乡，多是沙土地，又好发水，柳树都是自己长出来的，只要不妨碍农活，人们就把它留了下来，它也很快就长得高大了。每个村子的周围，都有高大的柳树，这是平原的一大奇观。走在路上，四周观望，看不见村庄房舍，看到的，都是黑压压、雾沉沉的柳树。平原大地，就是柳树的天下。
　　柳树是一种梦幻的树。它的枝条叶子和飞絮，都是轻浮的，柔软的，缭绕、挑逗着人的情怀。
　　这种景象，在我的头脑中，就要像梦境一样消失了。楼下的小垂柳，只能引起我短暂的回忆。
　　1990年4月5日晨
　　观藤萝
　　楼前的小庭院里，精心设计了一个走廊形的藤萝架。去年夏天，五六个民工，费了很多时日，才算架起来了。然后运来了树苗，在两旁各栽种一排。树苗很细，只有筷子那样粗，用塑料绳系在架上，及时浇灌，多数成活了。
　　冬天，民工不见了，藤萝苗又都散落到地上，任人践踏。
　　幸好，前天来了一群园林处的妇女，带着一捆别的爬蔓的树苗，和藤萝埋在一起，也和藤萝一块儿又系到架上去了。
　　系上就走了，也没有浇水。
　　进城初期，很多讲究的庭院，都有藤萝架。我住过的大院里，就有两架，一架方形，一架圆形，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和现在观看到的一样，藤身有碗口粗，每年春天，都开很多花，然后结很多果。因为大院，不久就变成了大杂院，没人管理，又没有规章制度，藤萝很快就被作践死了，架也被人拆去，地方也被当作别用。
　　当时建造、种植它的人，是几多经营，藤身长到碗口粗细，也确非一日之功。一旦根断花消，也确给人以沧海桑田之感。
　　一件东西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要用很多人工、财力。
　　一件东西的破坏，只要一个不逞之徒的私心一动，就可完事了。他们对于“化公为私”，是处心积虑的，无所不为的，办法和手段，也是很多的。
　　近些年，有人轻易地破坏了很多已经长成的东西。现在又不得不种植新的、小的。我们失去的，是一颗道德之心。再培养这颗心，是更艰难的。
　　新种的藤萝，也不一定乐观。因为我看见：养苗的不管移栽，移栽的又不管死活，即使活了，又没有人认真地管理。
　　公家之物，还是没有主儿的东西。
　　1990年4月5日晨
　　听乡音
　　乡音，就是水土之音。
　　我自幼离乡背井，稍长奔走四方，后居大城市，与五方之人杂处，所以，对于谁是什么口音，从来不大注意。自己的口音，变了多少，也不知道。只是对于来自乡下，却强学城市口音的人，听来觉得不舒服而已。
　　这个城市的土著口音，说不上好听，但我也习惯了。只是当“文革”期间，我们迁移到另一个居民区时，老伴忽然对我说：
　　“为什么这里的人，说话这样难听？”
　　我想她是情绪不好，加上别人对她不客气所致，因此未加可否。
　　现在搬到新居，周围有很多老干部，散步时，常常听到乡音。但是大家相忘江湖，已经很久了，就很少上前招呼的热情了。
　　我每天晚上，八点钟就要上床，其实并睡不着，有时就把收音机放在床头。有一次调整收音机，河北电台，忽然传出说西河大鼓的声音，就听了一段，说的是呼家将。
　　我幼年时，曾在本村听过半部呼延庆打擂，没有打擂，说书的就回家过年去了。现在说的是打擂以后的事，最热闹的场面，是命定听不到了。西河大鼓，是我们那里流行的一种说书，它那鼓、板、三弦的配合音响，一听就使人入迷，这也算是一种乡音。说书的是一位女艺人。
　　最难得的，是书说完了，有一段广告，由一位女同志广播。她的声音，突然唤醒我对家乡的迷恋和热爱。虽然她的口音，已经标准化，广告词也每天相同。她的广告，还是成为我一个冬季的保留欣赏节目，每晚必听，一直到呼家将全书完毕。
　　这证明，我还是依恋故土的，思念家乡的，渴望听到乡音的。
　　1990年4月5日下午
　　听风声
　　楼居怕风，这在过去，是没有体会的。过去住老旧的平房，是怕下雨。一下雨，就担心漏房。雨还是每年下，房还是每年漏。就那么夜不安眠地，过了好些年。
　　现在住的是新楼，而且是墙壁甫干，街道未平，就搬进来住了。又住中层，确是不会有漏房之忧了，高枕安眠吧。谁知又不然，夜里听到了极可怕的风声。
　　春季，尤其厉害。我们的楼房，处在五条小马路的交叉点，风无论往哪个方向来，它总要迎战两个或三个风口的风力。加上楼房又高，距离又近，类似高山峡谷，大大增加了风的威力。其吼鸣之声，如惊涛骇浪，实在可怕，尤其是在夜晚。
　　可怕，不出去也就是了，闭上眼睡觉吧！问题在于，如果有哪一个门窗，没有上好，就有被刮开的危险。而一处洞开，则全部窗门乱动，披衣去关，已经来不及，摔碎玻璃事小，极容易伤风感冒。
　　所以，每逢入睡之前，我必须检查全部门窗。
　　我老了，听着这种风声，是难以入睡的。
　　其实，这种风，如果放到平原大地上去，也不过是春风吹拂而已。我幼年时，并不怕风，春天在野地里砍草，遇到顶天立地的大旋风过来，我敢迎着上，钻了进去。
　　后来，我就越来越怕风了。这不是指风的实质，而是指风的象征。
　　在风雨飘摇中，我度过了半个世纪。风吹草动，草木皆兵。这种体验，不只在抗日，防御残暴的敌人时有，在“文革”，担心小人的暗算时也有。
　　我很少有安眠的夜晚，幸福的夜晚。
　　1990年4月7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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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觅哲生
　　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一支身穿浅蓝色粗布便衣、男女混杂的小队伍，走在从阜平到延安、山水相连、风沙不断、漫长的路上。
　　这是由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师生组成的队伍。我是国文教师，哲生是一个男生，看来比我小十来岁。哲生个子很高，脸很白。他不好说话，我没见过他和别的同学说笑，也不记得，他曾经和我谈过什么。我不知道他的籍贯、学历，甚至也不知道他确切的年龄。
　　我身体弱，行前把棉被拆成夹被，书包也换成很小的，单层布的。但我“掠夺”了田间的一件日军皮大衣，以为到了延安，如果棉被得不到补充，它就能在夜晚压风，白天御寒。
　　路远无轻载。我每天抱着它走路，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这时，就会有一个青年走上来，从我手里把大衣接过去，又回到他的队伍位置，一同前进。他身上背的东西，已经不少，除去个人的装备，男生还要分背一些布匹和粮食。到了宿营地，他才笑一笑，把皮大衣交给我。在行军路上，有时我回头望望，哲生总是沉默地走着，昂着头，步子大而有力。
　　到了延安，我们就分散了。我在鲁艺，他好像去了自然科学院。我不记得向他表示过谢意，那时，好像没有这些客套。不久，在一场水灾中，大衣被冲到延河里去了。
　　解放以后，我一直记着哲生。见到当时的熟人，就打听他。
　　越到晚年，我越想：哲生到哪里去了呢？有时也想：难道他牺牲了吗？早逝了吗？
　　1990年7月19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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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的彩笔
　　老季，是我在土改期间结识的朋友。我把这些已经为数不多的朋友，称作进城以前的朋友，对他们有一种较深的感情。因为虽不能说都共过患难，但还是共过艰苦的。
　　我在饶阳县某村做土改工作时，常到村里的小学校去玩。
　　老季，我不清楚，他那时在做什么，也好到学校去。他穿着军装、脾气憨厚，像个农民，好写东西，因此接近。
　　进城以后，他是作家，在几家出版社当过编辑，也经受过政治上的坎坷。
　　我对他的印象加深，是在文革以后。他不断写一些关于我的文章，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总对他说：
　　“不要写成报告文学，更不要写成小说，不要添枝加叶，不要吹捧。”
　　老季都同意，态度是很诚实的。但他写出东西来，我一看，总是觉得路子不对头。第一次是他写到我写小说时，我的老伴，如何给我端茶水、送牛奶，如何在夜深时，在我身上加一件衣服。
　　那时，我们还都没有老，说话没顾忌，我说：“老季，这些情景，你都看见了吗？怎么有这么多的描写呢？那时，我同老伴，并不住在一处，她也没有这种习惯，虽然她对我很有感情。你这些描写，用到电影、戏剧的表演上去，是很合适的。用到我身上，我就觉得别扭，因为我实际上，没有享受过这种福份。”
　　老季只是笑笑完事，也不反驳。我以为我的劝告会奏效，其实不然。
　　他不断在报刊上写这类文字，甚至在题为写别人的文章里，也总是写到我，叫人看了以后，不知他到底在写谁。能够叫我心折的，实在不多。另外，大家都老了，我说话，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直率了。最近一次，我是这样和他谈的：“老季，读了你写的关于我的文章，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它没有根据吧，根据还是有的；说它真实吧，里面又总有一些地方不那么真实。举个例子吧，比如你在日报写的文章，说我在长仕下乡的时候，与一匹马同住一个屋子，其实，是一匹驴。和马同住一个屋子，是在于村的时候。”
　　“有机会，我可以改正。”老季说。
　　我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改不改没有关系，我是告诉你当时真实的情况。”
　　过了不久，我又在晚报上看到他写的一篇，还是日报上那个内容，故事里讲的还是马，结尾处，马却变作驴。
　　我叹息一声：这就是老季改过的文章了，还不如不改。这一改，真成了驴唇不对马嘴。
　　我有些后悔和他谈这些琐事了。
　　还有，就是他在每篇文章里，都提到我在喝粥，在纵情大笑，并推演到医学上去，说这是我的养生之道。他把稿子投给老年人的刊物。
　　我能活到现在，难道是因为喝粥？是因为乐观？是因为会养生？这真有天知道了。
　　老季的一片热心，我是领会的。唯有他这种创作方法，我很不同意。他好像也不认真、仔细地去读我的自述。自己的材料写完了，就用别人谈的材料，道听途说。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他还写到：在长仕，我见朋友问尼姑的年纪，就大笑起来。并告诫朋友，尼姑是最忌讳别人问她的年岁的，等等。先不用说，这种作风，非敝人所有，就是这点知识，也是看了他这篇文章才有的，过去并无所知。
　　前几天，他陪另一位朋友来看我。那天，我想到自己来日无多，这两位朋友，虽也是因时而交，来往至今，实属不易，动了感情。我说的话很多。其中也说到老季写的这种文章，大大小小，重复的，不重复的，都能发出去，不简单。
　　那位朋友说：“老季人缘好。再说，别人也写不出来呀！”
　　芸斋曰：庸材劣质，忧患余生。蒙新旧友人不弃，每每以如椽之笔，对单薄之躯，施加重彩，以冀流传。稍知人情，理应感奋。然此交友之道也。如论艺术，当更有议。
　　艺术所重，为真实。真实所存，在细节。无细节之真实，即无整体之真实。今有人，常常忽视细节真实，而侈论“大体真实”，此空谈也，伪说也。
　　每一时代，有其风尚，人物言论随之。魏晋风度，存于《世说新语》。以后之作，多为模仿，失其精神，强作可人。此无他，非其时代，而强求其人，不可得也。
　　今春无事，曾作《读史记记》长文一篇，反复议论此旨，惜季君未曾读，或读之而未得其意也。
　　我想得到的，只是一幅朴素的，真实的，恰如其分的炭笔素描。
　　1990年8月23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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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同学
　　赵县邢君，是我在保定育德中学上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从外地中学考入，我是从本校初中毕业后，直接升入的。他的字写得工整，古文底子很好，为人和善。高中二年同窗，我们感情不错。
　　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因为家贫，无力升学，在北平流浪着。我们还是时有过从，旧谊未断。为了找个职业，他曾陪我去找过中学时的一位国文老师。事情没有办成，我就胡乱写一些稿子，投给北平、天津一些报纸。文章登不出来，我向他借过五元钱。后来，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老家去了。
　　他家境虽较我富裕，也是在求学时期。他曾写信给我，说他心爱的二胡，不慎摔碎了，想再买一把，手下又没钱。意思是叫我还帐。我回信说，我实在没钱，最近又投寄一些稿件，请他星期日到北京图书馆，去翻翻近来的报纸，看看有登出来的没有。如果有，我的债就有希望还了。
　　他整整用了半天时间，在图书馆翻看近一个月的平津报纸，回信说：没有发见一篇我的文章。
　　这些三十年代初期的往事，可以看出我们那时都是青年人，有热情，但不经事，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和做法。
　　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那五元钱的债，也一直没得偿还。
　　前年春夏之交，忽然接到这位老同学的信，知道他已经退休，回到本县，帮助编纂地方志。他走过的是另一条路：大学毕业后，就在国民党政权下做事。目前处境不太好，又是孤身一人。
　　我叫孩子给他寄去二百元钱，也有点还债的意思。这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我又想给他介绍一些事做，也一时没有结果。最后，我劝他写一点稿子。
　　因为他曾经在旧中华戏曲学校任过职，先写了一组谈戏的文章寄来。我介绍给天津的一家报纸，只选用了两篇。当时谈京剧的文章很多，有些材料是重复了。
　　看来投稿不顺利，他兴趣不高，我也有点失望。后来一想：老同学有学识，有经历，文字更没问题，是科班出身。可能就是没有投过稿，摸不清报纸副刊的脾气，因此投中率不高。而我给报纸投稿，不是自卖自夸，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何不给他出些主意，以求改进呢？从报上看到钱穆教授在台湾逝世，我就赶紧给老同学写信，请他写一篇回忆文字寄来，因为他在北大听过钱的课。
　　这篇文章，我介绍给一家晚报，很快就登出来了。老同学兴趣高涨，接连寄来一些历史方面的稿件，这家报纸都很快刊登，编辑同志并向我称赞作者笔下干净，在目前实属难得。
　　这样，一个月能有几篇文章发表，既可使他老有所为，生活也不无小补，我心中是非常高兴的。每逢把老同学的稿子交到报社，我便计算时日，等候刊出。刊出以后，我必重读一遍，看看题目有无变动，文字有无修改。
　　这也是一种报偿，报偿三十年代，老同学到北京图书馆，为我查阅报纸的劳绩。不过，这次并不是使人失望，而是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老同学很快就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撰稿人了。
　　老同学在旧官场，混了十几年，路途也是很坎坷的，过去，恐怕从没有想过投稿这件事。现在，踏入这个新门坎，也会耕之耘之，自得其乐的吧。
　　芸斋曰：余之大部作品，最早均发表在报纸副刊。晚年尤甚，所作难登大雅之堂，亦无心与人争锋争俏，遂不再向大刊物投稿，专供各地报纸副刊。朋友或有不解，以为如此做法，有些自轻趋下。余以为不然。向报纸投稿，其利有三：
　　一为发表快；二为读者面广；三为防止文章拉长。况余初起步时，即视副刊为圣地，高不可攀，以文章能被采用为快事、幸事！至老不疲，亦完其初衷，示不忘本之意也。唯投稿副刊，必有三注意：一、了解编辑之立场，趣味；二、不触时忌而能稍砭时弊；三、文字要短小精悍而略具幽默感。书此，以供有志于进军副刊者参考。鲁迅文学事业，起于晨报副刊，迄于申报副刊，及至卧床不起，仍呼家人“拿眼镜来，拿报纸来！”此先贤之行谊，吾辈所应借鉴者也。
　　199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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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杂记
　　思念文会
　　近日，时常想念文会，他逝世已有数年。想打听一下他的家属近状，也遇不到合适的人。
　　文会少年参军，不久任连队指导员。“文革”后期，我托他办事，已知他当年的连长，任某省军区司令。他如不转到地方工作，生前至少已成副军级无疑。
　　可惜他因爱好文艺，早早转业，到了地方文艺团体，这不是成全人的所在，他又多兼行政职务，写作上没有什么成绩。
　　文会进城不久就结了婚，妻子很美。家务事使他分心不小。老母多年卧床不起。因受刺激，文会神经曾一度失常。
　　文会为人正直热情，有指导员作风。外表粗疏，内心良善，从不存害人之心，即此一点，已属难得。
　　他常拿稿子叫我看。他的文字通顺，也有表现力。只是在创作上无主见，跟着形势走，出手又慢，常常是还没定稿，形势已变，遂成废品。此例甚多，成为他写作的一个特点。
　　但他的用心是好的，出发点是真诚的，费力不讨好，也是真的。那时创作，都循正途——即政治，体验，创作。全凭作品影响，成功不易。
　　今天则有种种捷径，如利用公款，公职，公关，均可使自己早日成名。广交朋友，制造舆论，也可出名。其中高手，则交结权要、名流，然后采取国内外交互哄抬的办法，大出风头。作品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文革”以后，文会时常看望我。我想到他读书不多，曾把发还书中的多种石印本送给他，他也很知爱惜。
　　文会先得半身不遂，后顽强锻炼，恢复得很好。不久又得病，遂不治，年纪不大，就逝去了。那时我心情不好，也没有写篇文章悼念他。现在却越来越觉得文会是个大好人，这样的朋友，已经很难遇到。
　　1991年7月23日下午
　　胡家后代
　　我从十二岁到十四岁，同母亲、表姐，借住在安国县西门里路南胡姓干娘家。那时胡家长子志贤哥管家，待我很好。
　　志贤嫂好说好笑，对人也很和善。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俊乔，正在上小学，是胡家最年幼的一代。
　　天津解放以后，志贤哥曾到我的住处，说俊乔在天津护士学校读书。但她一直没有找过我，当时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在她家时，她年纪小，和我不熟，不愿意来。后来，我事情多，也就把她忘记了。
　　前几天，有人敲门，是一位老年妇女。进屋坐下以后，她自报姓名胡俊乔，我惊喜地站起来，上前紧紧拉住她的手。
　　我非常兴奋，问这问那。从她口中得知，她家的老一辈人都去世了，包括她的祖母、父母、叔婶、二姑。我听完颓然坐在椅子上。我想到：那时同住的人，在我家，眼前就剩下了我；在她家，眼前就只剩下她了。她现在已经六十七岁，在某医院工作。
　　她是来托我办事的。我告诉她，我已经多年不出门，和任何有权的人，都没有来往。我介绍她去找我的儿子，他认识人多一些，看看能不能帮她解决问题。她对我不了解，我找了几本我写的书送给她。
　　芸斋曰：我中年以后，生活多困苦险厄，所遇亦多不良。
　　故对过去曾有恩善于我者，思有所报答。此种情感，近年尤烈。然已晚矣。一九五二年冬，我到安国县下乡，下车以后，即在南关买了一盒点心，到胡家去看望老太太，见到志贤兄嫂。当时土改过后，他家生活已很困难，我留下了一点钱。以后也就没有再去过。如无此行，则今日遗憾更深矣。
　　1991年7月24日上午
　　捐献棉袄
　　报社来人，为灾民捐钱捐物。我捐了二百元钱，捐了一件大棉袄。
　　这件棉袄，原是“文革”开始，老伴给我购置，去劳动时穿的。当时还是新式样，棉花很厚，能御寒，脱穿也方便。
　　她不知道，那时已经不能穿新衣，那会引起“革命群众”的不满。所以在机关劳动时，我只是披着它劈过几次柴。到干校后，也只是在午间休息时，搭在身上，当被子盖。
　　因此，当干校结束，回到家中时，它还完整如新。因为在干校养成了以衣当被的习惯，每当春秋季节，我还是把它放在床头；到了冬季，就是外出的大衣。
　　我自幼珍惜衣物，穿用了这么些年，它只拆洗过一次，是我最实用，最爱惜的一件衣服。这不只因为它，曾经伴我度过那一段苦难的岁月，也使我怀念当时细心照料自己的亲人。
　　时间是最有效的淡忘剂。“文革”一难，当时使人痛苦轻生。现在想来，它不过是少数人，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后代，最后是对他们本人开了一次大玩笑。但它产生的灾害，比洪水大得多，是没法弥补的。
　　这件棉袄，将带着我蒙受的灾难风尘，和我多余的忧患意识，交到灾民手中。老年的农民，也许会喜欢穿它，并能嗅到这种气味，同意我这种意识。
　　这件衣服，伴随我二十五年，但它并非破烂。我每年晾晒多次，长毛绒领子，一点没有缺损，只是袖头掉了一个装饰性钮扣。它放在手下，因此，我随手把它捐出。我把它叠好捆好，然后才交给报社来的同志。
　　也有人说：“这是你还活着。如果‘文革’时真的死了，它也早已当作破烂处理了。”
　　他说的自然也有道理。
　　1991年7月24日下午
　　分发书籍
　　因为不在一起住，也不知第三代，好看什么书。有一次，郑重其事地把我珍藏的几部外国古典名著，送给已经考入中学的外孙女儿。一家人视为重典，女儿说：
　　“姥爷的书，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我都不敢去动。现在破格给了你，你要好好读。”
　　可是，过了几天，外孙女对我说，那些书都是繁体字，她看不了。这使我大失所望，还不知道有繁体字这一麻烦。
　　孙子，看来不喜欢读书。他好摆弄家用电器，对小卧车的牌号，分别记得很清楚。还有些官迷。有一次，穿一身笔挺的西装，翘起一条腿，坐在我的藤椅上，把头微微一偏，问我：
　　“爷爷，你看我像个局长吗？”
　　我未置可否。又一次，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代替了某某人的脚色，使我不禁大笑起来。当然，这都是那几年的事，他还在上小学。另外，少年有大志，也不能说是坏事。
　　现在考上了中专。暑假期间，我问他在看什么书。
　　“爷爷，你有马克·吐温的书吗？”他这一问，使我大吃一惊，心里非常高兴。赶紧说：
　　“好！马克·吐温是大作家，他的作品读起来，很有趣味。
　　我一定给你找一本。你怎么知道他的？”
　　他答：“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他的文章。”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合同，带来四大本中国古典小说作礼物。这是豪华印本，很久不见这样纸张好，油墨、铅字好，装订好的书了。我很喜爱，并对儿子和女儿说了这件事。
　　不久，孙子和外孙子都来对我说，想看中国古典小说，街上买不到。我想，看中国古典小说，总比看流行小说好，就找出前些年人文送我的普及本《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分给他们。《三国演义》还是简化字。他们好像兴趣不大。
　　后来我想，他们也不一定是想看，可能是他们的父母，叫他们来要我那豪华本。儿女们都不大爱读书，但都喜欢把一些豪华本名著，放在他们的组合书柜中。
　　我的习惯是，有了好书就藏起来。
　　1991年7月25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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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沙可夫同志
　　——晋察冀生活断片
　　沙可夫同志逝世，已经很久了。从他逝世那天，我就想写点什么，但是，心情平静不下来，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我对沙可夫同志有两点鲜明印象：第一，他的作风非常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对他领导的这些文艺干部疾言厉色；第二，他很了解每个文艺干部的长处，并能从各方面鼓励他发挥这个专长。遇到有人不了解这个同志的优点所在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替这个干部进行解释。
　　这好像是很简单的事，但沙可夫同志是坚持不懈，并且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心地做去的。
　　当时，晋察冀边区是一个战斗非常紧张，生活非常艰苦的地区。但就在这里，聚集了不少从各路而来，各自抱负不凡的文艺青年。
　　在这些诗人、小说家、美术家、音乐家和戏剧家的队伍前面，走着沙可夫同志。他的生活和他的作风一样，非常朴素。他也有一匹马吧，但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少乘骑，多半是驮东西。更没有见过，当大家都艰于举步的时刻，他打马飞驰而过的场面。饭菜和大家一样。只记得有一个时期，因为他有胃病，管理员同志缝制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塞到我们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送给他吃。我所以记得这点，只是因为觉得这种“小灶”太简单，它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困难。
　　这些琐事，是他到边区文联工作以后，我记得的。文联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住在华北联大，我那时从晋察冀通讯社调到文联工作，最初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事隔几年之后，有一次在冀中，据一位美术理论家提供材料，说沙可夫同志当时关心我，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
　　当然，沙可夫同志也很关心这位美术理论家。他在那时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
　　我很明白：领导文艺队伍和从事文艺创作是两回事。从事创作不妨有点洁癖，逐字逐句，进行推敲，但领导文艺工作，就得像大将用兵一样。因此，任用各种各样的人，我从来也不把它看做是沙可夫同志的缺点，这正是他的优点。在当时，人才很缺，有一技之长，就是财宝。而有些青年，在过去或是现在，确实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我只是说，当时沙可夫同志领导的这个队伍，真是像俗话所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十样杂耍”，是很复杂的，很难带好的，并且是常常发生“原则的分歧”的。什么理论问题，都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在争论的时候，大都是盛气凌人，自命高深的。我记得，有一次是关于民族形式之争。在文联工作的一些同志，倾向于“新酒新瓶”，在另外一处地方，则倾向于“旧瓶新酒”。我是倾向于“新酒新瓶”的，在《晋察冀日报》上，写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有过去的遗产，还有将来的遗产。”这竟引起了当时两位戏剧家的气忿，在开会以前，主张先不要进行讨论，以为“有很多人连文艺名词还没弄清”，坚持“应该先编印一本文艺词典”。事隔二十年，不知道这两位同志编纂出这部词书没有？我当时的意思只是说，艺术形式是逐渐发展的，遗产也是积累起来的。
　　周围站立着这样多的怒目金刚，沙可夫同志总是像慈悲的菩萨一样坐在那里，很少发言，甚至在面部表情上，也很难看出他究竟左袒哪一方。他叫大家尽量把意见说出来。他明白：现在这些青年，都只是在学习的路上工作，也可以说是在工作的路上学习。谁的意见也不会成为定论，谁的文章也不会成为经典的。但在他做结论的时候，却会使人感到：这次会确实开得有收获，使持各种意见的同志都心平气和下来，走到团结的道路上去，正确执行着党在当时规定的政策。
　　沙可夫同志在发言的时候，既无锋利惊人之辞，也无叱咤凌厉之态，他只是平平淡淡地讲着，忠实地简直是没有什么发挥地反复说明党的政策。他在文艺问题上，有一套正确的、系统的见解，从不看风使舵。总结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时候，实事求是。每次开会，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他传达着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就像他从事翻译那样忠实。
　　是的，沙可夫同志是把他从事翻译的初心，运用到工作里来的。他对文艺干部的领导，是主张多让他们学习。在边区，他组织多次大型的、古典话剧的演出。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么流派，他都帮助大家学习。有些同志，一时爱上了什么，他也不以为怪，他知道这是会慢慢地充实改变的。实际也是这样。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当时是以固执欧化著称的，但后来他以同样固执的劲头，又爱上了中国的“三言”。此外，当时对《草叶集》爱不释手的人，后来也许会主张“格律”；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跳动短句的人，也许后来又喜欢了字句的修长和整齐。
　　在当时那种一切都是从困难中产生的环境里，他珍爱同志们的哪怕是小小的成果。凡有创作，很少在他那里得不到鼓励，更谈不到什么“通不过”了。当然，那时文艺和战争、生产密切结合，好像也很少出现什么有害的作品。当时文联出版一种油印的刊物，叫做《山》，版本的大小和厚薄，就像最早期的《译文》一样，用洋粉连纸印刷。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东头，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不到四尺，堆满农具，只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子的房子里。编辑和校对就是我一个人。沙可夫同志领导这个刊物，真是“放手”，我把稿子送给他看，很少有不同的意见。他不但为这刊物写发刊辞，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章，为了鼓励我们创作，他还写了新诗。
　　我已经忘记这刊物出了多少期，但它确实曾经刊登了一些切实的理论和作品，著名作家梁斌同志的纸贵洛阳的《红旗谱》的前身，就曾经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那时冀中平原的战斗，尤其频繁艰苦，同志们得不到休息的机会和学习的机会，有时到山里来开会，沙可夫同志总是很好地招待，给他们学习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他们有些作品，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我和沙可夫同志虽然相处有一二年的时间，但接触和谈话并不很多。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干部，有些会议并不一定要我去参加。加以我的习性孤独，也很少主动到他那里闲谈。最初，我只知道他在“七七”事变以前，翻译过很多文学作品，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和文学的推动作用，至于他学过戏剧，是到山里以后，才知道一些。关于他曾经学过音乐，并从事革命工作那么长久，是他死后从讣文上我才知道。这当然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但也证明沙可夫同志，不只在仪表上，非常温文儒雅，在内心里也是非常谦虚谨慎。他好像从来也没有对人夸耀：他做过什么，或是学过什么，或是什么比你们知道得多……
　　是一九四二年吧，文联的机关取消，分配我到《晋察冀日报》社去工作，当时，我好像不愿去当编辑，愿意下乡。我记得在街上遇到沙可夫同志，我把这个意见提了，那一次他很严肃地只说了三个字：“工作么！”我没有再说，就背上背包走了。这时我已入了党。
　　从此以后，好像就很少见到他。一九四四年，我们先后到了延安，有一天，他来到鲁艺负责同志的窑洞里，把我叫去，把我在敌后的工作情况，向那位负责同志谈了。送出我来，还问我：是不是把家眷接到延安来？这或者是因为他看到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有配偶，觉得我生活得有些寂寞吧。
　　全国胜利以后，在一次文艺大会上，休息时我到他的座位那里，谈了几句。他问我近几年写了什么东西，又劝我注意身体，这或者是因为他看出我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吧。
　　一九五九年夏天，我养病到北戴河，一天黄昏，我在海边散步，看见他站在一块岩石上钓鱼，我跑了过去。他一边钓着鱼，一边问了问我的病的情形。当时我看他精神很好，身体外表也很好。在他脚下有处水槽，里面浮动着两只海蟹。但他说的话很少，我就告辞走了。这或者是因为他正在集中精神钓鱼，也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病情，不愿意多说话耗费精神吧。
　　从此，就再没见过面。
　　关于沙可夫同志，在他生前，既然接近比较少，多少年来我也没有从别人那里打听过他的生平。关于他的工作，事实和成效俱在，也无庸我在这里称道。关于他的著述，以后自然有地方要编辑出版。我对于他的记述，真是大者不知，小者不详。整理几点印象，就只能写成这样一篇短文。
　　1962年3月11日于北京
　　1978年3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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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随笔
　　——忆邵子南同志
　　邵子南同志死去有好几年了。在这几年里，我时常想起他，有时还想写点什么纪念他，这或者是因为我长期为病所困苦的缘故。
　　实际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间，既谈不上什么深久的交谊，也谈不上什么多方面的了解。去年冯牧同志来，回忆那年鲁艺文学系，从敌后新来了两位同志，他的描述是：“邵子南整天呱啦呱啦，你是整天一句话也不说……”
　　我和邵子南同志的性格、爱好，当然不能说是完全相反，但确实有很大的距离，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他有些地方，实在为我所不喜欢。
　　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到达延安的。最初，我们住在鲁艺东山紧紧相邻的两间小窑洞里。每逢夜晚，我站在窑洞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有时一转身，望见他那小小的窗户，被油灯照得通明。我知道他是一个人在写文章，如果有客人，他那四川口音，就会声闻户外的。
　　后来，系里的领导人要合并宿舍，建议我们俩合住到山下面一间窑洞里，那窑洞很大，用作几十人的会场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提出了不愿意搬的意见。
　　这当然是因为我不愿意和邵子南同志去同住，我害怕受不了他那整天的聒噪。领导人没有勉强我，我仍然一个人住在小窑洞里。我记不清邵子南同志搬下去了没有，但我知道，如果领导人先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定表示愿意，至多请领导人问问我……我知道，他是没有这种择人而处的毛病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
　　所以，他有些地方，虽然不为我所喜欢，但是我很尊敬他，就是说，他有些地方，很为我所佩服。
　　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股子硬劲，那股子热情，那说干就干、干脆爽朗的性格。
　　我们最初认识是在晋察冀边区。边区虽大，但同志们真是一见如故，来往也是很频繁的。那时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住在一个叫三将台的小村庄，他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住在离我们三四里地的一个村庄，村名我忘记了，只记住如果到他们那里去，是沿着河滩沙路，逆着淙淙的溪流往上走。
　　有一天，是一九四○年的夏季吧，我正在高山坡上一间小屋里，帮着油印我们的刊物《文艺通讯》。他同田间同志来了，我带着两手油墨和他们握了手，田间同志照例只是笑笑，他却高声地说：“久仰——真正的久仰！”
　　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从此我们就熟了，并且相互关心起来。那时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做一样工作的同志们，虽然不在一个机关，虽然有时为高山恶水所阻隔。
　　我有时也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在团里是一个文学组。四五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放着钢板蜡纸，墙上整齐地挂着各人的书包、手榴弹。炕上除去打得整整齐齐准备随时行动的被包，还放着油印机，堆着刚刚印好还待折叠装订的诗刊。每逢我去了，同志们总是很热情地说：“孙犁来了，打饭去！”还要弄一些好吃的菜。他们都是这样热情，非常真挚，这不只对我，对谁也是这样。他们那个文学组，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主要是，我看见他们生活和工作得非常紧张，有秩序，活泼团结。他们对团的领导人周巍峙同志很尊重，相互之间很亲切，简直使我看不出一点“诗人”、“小说家”的自由散漫的迹象。并且，使我感到，在他们那里，有些部队上的组织纪律性——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很喜欢这种味道。
　　我那时确实很喜欢这种军事情调。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区刚刚成立游击队。有一天，我在安国县，同当时在政治部工作的阎、陈两位同志走在大街上。对面过来一位领导人，小阎整整军装，说：“主任！我们给他敬个礼。”临近的时候，素日以吊儿浪当著称的小阎，果然郑重地向主任敬了礼。这一下，在我看来，真是给那个县城增加了不少抗日的气氛，事隔多年，还活泼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因此，在以后人们说到邵子南同志脾气很怪的时候，简直引不起我什么联想，说他固执，我倒是有些信服。
　　那时，他们的文学组编印《诗建设》，每期都有邵子南同志的诗，那用红绿色油光纸印刷的诗传单上，也每期有他写的很多街头诗。此外，他写了大量的歌词，写了大型歌剧《不死的人》。战斗，生产他都积极参加，有时还登台演戏，充当配角，帮助布景卸幕等等。
　　我可以说，邵子南同志在当时所写的诗，是富于感觉，很有才华的。虽然，他写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很喜欢。但它好像也为后来的一些歌剧留下了不小的影响，例如过高的调门和过多的哭腔。我所以不喜欢它，是觉得这种形式，这些咏叹调，恐怕难为群众所接受，也许我把群众接受的可能性估低和估窄了。
　　当时，邵子南同志好像是以主张“化大众”，受到了批评，详细情形我不很了解。他当时写的一些诗，确是很欧化的。据我想，他在当时主张“化大众”，恐怕是片面地从文艺还要教育群众这个性能上着想，忽视了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他们的才能和创造，才是文艺的真正源泉这一个主要方面。不久，他下乡去了，在阜平很小的一个村庄，担任小学教师。在和群众一同战斗一同生产的几年，并经过学习党的文艺政策之后，邵子南同志改变了他的看法。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他忽然爱好起中国的旧小说，并发表了那些新“三言”似的作品。
　　据我看来，他有时好像又走上了一个极端，还是那样固执，以致在作品表现上有些摹拟之处。而且，虽然在形式上大众化了，但因为在情节上过分喜好离奇，在题材上多采用传说，从而减弱了作品内容的现实意义。这与以前忽视现实生活的“欧化”，势将异途而同归。如果再过一个时期，我相信他会再突破这一点，在创作上攀登上一个新的境界。
　　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甚至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这正是他的可爱、可以亲近之处。他的反映性很锐敏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不叫他发表意见是很困难的。他对待他认为错误和恶劣的思想和行动，不避免使用难听刺耳的语言，但在我们相处的日子，他从来也没有对同志或对同志写的文章，运用过虚构情节或绕弯暗示的“文艺”手法。
　　在延安我们相处的那一段日子里，他很好说这样两句话：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有时谈着谈着，甚至有时是什么也没谈，就忽然出现这么两句。邵子南同志是很少坐下来谈话的，即使是闲谈，他也总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这两句话他说得总是那么斩钉截铁，说时的神气也总是那么趾高气扬。说完以后，两片薄薄的缺乏血色的嘴唇紧紧一闭，简直是自信到极点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好说这样两句话，有时甚至猜不出他又想到什么或指的是什么。作为警辟的文学语言，我也很喜欢这两句话。在一个问题上，独抒己见是好的，在一种事业上，勇于尝试也是好的。但如果要处处标新立异，事事与众不同，那也会成为一种虚无吧。邵子南同志特别喜爱这两句话，大概是因为它十分符合他那一种倔强的性格。
　　他的身体很不好，就是在我们都很年轻的那些年月，也可以看出他的脸色憔悴，先天的营养不良和长时期神经的过度耗损，但他的精神很焕发。在那年夏天，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挺直的身子，黑黑的头发，明朗的面孔，紧紧闭起的嘴唇。灰军装，绿绑腿，赤脚草鞋，走起路来，矫健而敏捷。这种印象，直到今天，在我眼前，还是栩栩如生。他已经不存在了。
　　关于邵子南同志，我不了解他的全部历史，我总觉得，他的死是党的文艺队伍的一个损失，他的才华灯盏里的油脂并没枯竭，他死得早了一些。因为我们年岁相当，走过的路大体一致，都是少年贫困流浪，苦恼迷惑，后来喜爱文艺，并由此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共同度过了不算短的那一段艰苦的岁月。在晋察冀的山前山后，村边道沿，不只留有他的足迹，也留有他那些热情的诗篇。村女牧童也许还在传唱着他写的歌词。在这里，我不能准确估量邵子南同志写出的相当丰富的作品对于现实的意义，但我想，就是再过些年，也不见得就人琴两无音响。而他那从事文艺工作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初心，我自认也是理解一些的。他在从事创作时，那种勤勉认真的劲头，我始终更是认为可贵，值得我学习的。在这篇短文里，我回忆了他的一些特点，不过是表示希望由此能“以逝者之所长，补存者之不足”的微意而已。
　　今年春寒，写到这里，夜静更深，窗外的风雪，正在交织吼叫。记得那年，我们到了延安，延安丰衣足食，经常可以吃到肉，按照那里的习惯，一些头蹄杂碎，是抛弃不吃的。
　　有一天，邵子南同志在山沟里拾回一个庞大的牛头，在我们的窑洞门口，架起大块劈柴，安上一口大锅，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里面，他说要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
　　我不记得我和他分享过这顿异想天开的盛餐没有。在那黄昏时分，在那寒风凛洌的山头，在那熊熊的火焰旁边，他那兴高采烈的神情，他那高谈阔论，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好像又看到听到了。
　　1962年4月1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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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的怀念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在本县参加抗日工作，认识了人民自卫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林扬。他是“七七”事变后，刚刚从北平监狱里出来，就参加了抗日武装部队的。他很弱，面色很不好，对人很和蔼。他介绍我去找路一，说路正在组织一个编辑室，需要我这样的人。路住在侯町村，初见面，给我的印象太严肃了：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冬天的军装外面，套了一件那时乡下人很少见到的风雨衣，腰系皮带，斜佩一把大盒子枪，加上他那黑而峻厉的面孔，颇使我望而生畏。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诗人远千里见面，是在他那里，由他介绍的。
　　远高个子，白净文雅，书生模样，这种人我是很容易接近的，当然印象很好。
　　第二年，我转移到山地工作。一九四一年秋季，我又跟随路从山地回到冀中。路是很热情爽快的人，我们已经很熟很要好了。
　　在我县郝村，又见到了远，他那时在梁斌领导的剧社工作，是文学组长，负责几种油印小刊物的编辑工作。我到冀中后，帮助编辑《冀中一日》，当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很多人住在郝村，在一个食堂吃饭。
　　这样，和远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他每天总是笑容满面的，正在和本剧团一位高个的女同志恋爱。每次我给剧团团员讲课的时候，他也总是坐在地下，使我深受感动并且很不安。
　　就在这个秋天，冀中军区有一次反“扫荡”。我跟随剧团到南边几个县打游击，后又回到本县。滹沱河发了水，决定暂时疏散，我留本村。远要到赵庄，我给他介绍了一个亲戚做堡垒户，他把当时穿不着的一条绿色毛线裤留给了我。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河间又见到了远。他那时拄着双拐，下肢已经麻痹了。精神还是那样好，谈笑风生。我们常到大堤上去散步，知道他这些年的生活变化，如不坚强，是会把他完全压倒的。“五一”大“扫荡”以后，他在地洞里坚持报纸工作，每天清晨，从地洞里出来，透透风。洞的出口在野外，他站在园田的井台上，贪馋地呼吸着寒冷新鲜的空气。看着阳光照耀的、尖顶上挂着露珠的麦苗，多么留恋大地之上啊！
　　我只有在地洞过一夜的亲身体验，已经觉得窒息不堪，如同活埋在坟墓里。而他是要每天钻进去工作，在萤火一般的灯光下，刻写抗日宣传品，写街头诗，一年，两年。后来，他转移到白洋淀水乡，长期在船上生活战斗，受潮湿，得了全身性的骨质增生病。最初是整个身子坏了，起不来，他很顽强，和疾病斗争，和敌人斗争，现在居然可以同我散步，虽然借助双拐，他也很高兴了。
　　他还告诉我：他原来的爱人，在“五一”大“扫荡”后，秋夜趟水转移，掉在旷野一眼水井里牺牲了。
　　我想起远留给我的那条毛线裤，是件女衣，可能是牺牲了的女同志穿的，我过路以前扔在家里。第二年春荒，家里人拿到集上去卖，被一群汉奸女人包围，几乎是讹诈了去。
　　她的牺牲，使我受了启发，后来写进长篇小说的后部，作为一个人物的归结。
　　进城以后，远又有了新的爱人。腿也完全好了，又工作又写诗。有一个时期，他是我的上级，我私心庆幸有他这样一个领导。一九五二年，我到安国县下乡，路经保定，他住在旧培德中学的一座小楼上，热情地组织了一个报告会，叫我去讲讲。
　　我爱人病重，住在省医院的时候，他曾专去看望了她，惠及我的家属，使她临终之前，记下我们之间的友谊。
　　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里整理白菜。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沉重地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处，不能入睡。
　　后来，我的书籍发还了，所有现代的作品，全部散失，在当作文物保管的古典书籍里，却发见了远的诗集《三唱集》。
　　这部诗集出版前，远曾委托我帮助编选，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去做。远明知道我写的字很难看，却一定要我写书面，我却兴冲冲写了。现在面对书本，既惭愧有负他的嘱托，又感激他对旧谊的重视。我把书郑重包装好，写上了几句话。
　　远是很聪明的，办事也很干练，多年在政治部门工作，也该有一定经验。他很乐观，绝不是忧郁病患者。对人对事，有相当的忍耐力。他的记忆力之强，曾使我吃惊，他能够背诵“五四”时代和三十年代的诗，包括李金发那样的诗。远也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但他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他在童年求学时，后来在党的教育下，便为自己树立人生的理想，处世的准则，待人的道义，艺术的风格等等。循规蹈矩，孜孜不倦，取得了自己的成就。我没有见过远当面骂人，训斥人；在政治上、工作上，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非分的想法，不良的作风。我不只看见他的当前，也见过他的过去。
　　他在青年时是一名电工，我想如果他一直爬在高高的电线杆上，也许还在愉快勤奋地操作吧。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
　　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1976年12月7日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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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的回忆
　　一　忆侯金镜
　　一九三九年，我在阜平城南庄工作。在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到村南胭脂河边盥洗，看见有一支队伍涉水过来。这是一支青年的、欢乐的、男男女女的队伍。是从延安来的华北联大的队伍，侯金镜就在其中。
　　当时，我并不认识他。我也还不认识走在这个队伍中间的许多戏剧家、歌唱家、美术家。
　　一九四一年，晋察冀文联成立以后，我认识了侯金镜。他是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的研究人员。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老成稳重，说话洪亮而短促。脸色不很好，黄而有些浮肿。和人谈话时，直直地站在那里，胸膛里的空气总好像不够用，时时在倒吸着一口凉气。
　　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严肃的，认识多年，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玩笑话，更不用说相互之间开玩笑了。这显然和他的年龄不相当，很快又结了婚，他就更显得老成了。
　　他绝不是未老先衰，他的精力很是充沛，工作也很热心。
　　在一些会议上发言，认真而有系统。他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但没有当时一些青年理论家常有的、那种飞扬专断的作风，也不好突出显示自己。这些特点，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但接近的机会究竟并不太多，所以终于也不能说是我在晋察冀时期的最熟识的朋友。
　　然而，友情之难忘，除去童年结交，就莫过于青年时代了。晋察冀幅员并不太广，我经常活动的，也就是几个县，如果没有战事，经常往返的，也就是那几个村庄，那几条山沟。
　　各界人士，我认识得少；因为当时住得靠近，文艺界的人，却几乎没有一个陌生。阜平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土地上，汇集和奔流着来自各方的，兄弟般的感情。
　　以后，因为我病了，有好些年，没有和金镜见过面。一九六○年夏天，我去北京，他已经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他很热情，陪我在八大处休养所住了几天，又到颐和园的休养所住了几天。还记得他和别的同志曾经陪我到香山去玩过。这当然是大家都知道我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牺牲一点时间，同我到各处走走看看的。
　　这样，谈话的机会就多了些，但因为我不善谈而又好静，所以金镜虽有时热情地坐在我的房间，看到我总提不起精神来，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只记得有一天黄昏，在山顶，闲谈中，知道他原是天津的中学生，也是因为爱好文艺，参加革命的。他在文学事业上的初步尝试，比我还要早。另外，他好像很受“五四”初期启蒙运动的影响，把文化看得很重。他认为现在有些事，所以做得不够理想，是因为人民还缺乏文化的缘故。当时我对他这些论点，半信半疑，并且觉得是书生之见，近于迂阔。他还对我谈了中央几个文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在几年之中，有几人犯了错误。因为他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担心犯错误吧，也只是随便谈谈，两个人都一笑完事。我想，金镜为人既如此慎重老练，又在部队做过政治工作，恐怕不会出什么漏子吧。
　　在那一段时间，他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我写的《白洋淀纪事》。他几次对我说：“我要再看看。”那意思是，他要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或是把意见和我当面谈谈。他每次这样说，我也总是点头笑笑。他终于也没有写，也没有谈。这是我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
　　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
　　他确实很关心我，很细致。在颐和园时，我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他如果遇到，就买回来送给我。有时天晚了，我送客人，他总陪我把客人送到公园的大门以外。在夜晚，公园不只道路曲折，也很空旷，他有些不放心吧。
　　此后十几年，就没有和金镜见过面。
　　最后听说：金镜的干校在湖北。在炎热的夏天，他划着小船在湖里放鸭子，他血压很高，一天晚上，劳动归来，脑溢血死去了。他一直背着“反党”的罪名，因为他曾经指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上经常出现的林彪形象，说了一句：
　　“像个小丑！”金镜死后不久，林彪的问题就暴露了。
　　我没有到过湖北，没有见过那里的湖光山色，只读过范仲淹描写洞庭湖的文章。我不知道金镜在的地方，是否和洞庭湖一水相通。我现在想到：范仲淹所描写的，合乎那里天人的实际吗？他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思想，能对在湖滨放牧家禽的人，起到安慰鼓舞的作用吗？金镜曾信服地接受过他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劝戒吗？
　　在历史上，不断有明哲的语言出现，成为一些人立身的准则，行动的指针。但又不断有严酷的现实，恰恰与此相反，使这些语言，黯然失色，甚至使提倡者本身头破血流。然而人民仍在觉醒，历史仍在前进，炎炎的大言，仍在不断发光，指引先驱者的征途。我断定，金镜童年，就在纯洁的心灵中点燃的追求真理的火炬，即使不断遇到横加的风雨，也不会微弱，更不会熄灭的。
　　二　忆郭小川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在深县下乡工作。环境熟悉了，同志们也互相了解了，正在起劲，有一天，冀中区党委打来电话，要我回河间，准备进天津。我不想走，但还是骑上车子去了。
　　我们在胜芳集中，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社也来了一批人，这两家报纸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出刊。小川属于《群众日报》，但在胜芳，我好像没有见到他。早在延安，我就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交游很少，也没得认识。
　　进城后，在伪《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小川是编辑部的副主任，我是副刊科的副科长。我并不是《冀中导报》的人，在冀中时，却常常在报社住宿吃饭，现在成了它的正式人员，并且得到了一个官衔。
　　编辑部以下有若干科，小川分工领导副刊科，是我的直接上司。小川给我的印象是：一见如故，平易坦率，热情细心，工作负责，生活整饬。这些特点，在一般文艺工作者身上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对小川很是尊重，并在很长时间里，我认为小川不是专门写诗，或者已经改行，是能做行政工作，并且非常老练的一名干部。
　　在一块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他们这个班子就原封转到湖南去了。小川在《天津日报》期间，没有在副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我想他不是没有诗，而是谦虚谨慎，觉得在自己领导下的刊物上发表东西，不如把版面让给别人。他给报社同志们留下的印象，是很好的，很多人都不把他当诗人看待，甚至不知道他能写诗。
　　后来，小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在此期间，我病了几年，联系不多。当我从外地养病回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小川和贺敬之同志把我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很少去北京，如果去了，总是要和小川见面的，当然和他的职位能给予我种种方便有关。
　　我时常想，小川是有作为的，有能力的。一个诗人，担任这样一个协会的秘书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来得，我认为是很难的。小川却做得很好，很有人望。
　　我平素疏忽，小川的年龄，是从他逝世后的消息上，才弄清楚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他却能跋山涉水，入死出生，艰苦卓绝，身心并用，为党为人民做了这样多的事，实事求是评定起来，是非常有益的工作。他的青春，可以说是没有虚掷，没有浪过。
　　他的诗，写得平易通俗，深入浅出，毫不勉强，力求自然，也是一代诗风所罕见的。
　　很多年没有见到小川，大家都自顾不暇。后来，我听说小川发表了文章，不久又听说受了“四人帮”的批评。我当时还怪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发表文章。
　　前年，有人说在辉县见到了他，情形还不错，我很高兴。
　　我觉得经过这么几年，他能够到外地去做调查，身体和精神一定是很不错的了。能够这样，真是幸事。
　　去年，粉碎了“四人帮”，大家正在高兴，忽然传来小川不幸的消息。说他在安阳招待所听到好消息，过于兴奋，喝了酒，又抽烟，当夜就出了事。起初，我完全不相信，以为是传闻之误，不久就接到了他的家属的电报，要我去参加为他举行的追悼会。
　　我没有能够去参加追悼会。自从一个清晨，听到陈毅同志逝世的广播，怎么也控制不住热泪以后，一听到广播哀乐，就悲不自胜。小川是可以原谅我这体质和神经方面的脆弱性的。但我想如果我不写一点什么纪念他，就很对不起我们的友情。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写作的想法了，现在拿起笔来，是写这样的文字。
　　我对小川了解不深，对他的工作劳绩，知道得很少，对他的作品，也还没有认真去研究，深怕伤害了他的形象。
　　一九五一年吧，小川曾同李冰、俞林同志，从北京来看我，在我住的院里，拍了几张照片。这一段胶卷，长期放在一个盒子里。前些年，那么乱，却没人过问，也没有丢失。去年，我托人洗了出来，除了我因为不健康照得不好以外，他们三个人照得都很好，尤其是小川那股英爽秀发之气，现在还跃然纸上。
　　啊，小川，
　　你的诗从不会言不由衷，
　　而是发自你肺腑的心声。
　　你的肺腑，
　　像高挂在树上的公社的钟，
　　它每次响动，
　　都为的是把社员从梦中唤醒，
　　催促他们拿起铁铲锄头，
　　去到田地里上工。
　　你的诗篇，长的或短的，
　　像大大小小的星斗，
　　展布在永恒的夜空，
　　人们看上去，它们都有一定的光亮，
　　一定的方位，
　　就是儿童，
　　也能指点呼唤它们的可爱的名称。
　　它们绝不是那转瞬即逝的流星——
　　乡下人叫作贼星，
　　拖着白色的尾巴，从天空划过，
　　人们从不知道它的来路，
　　也不关心它的去踪。
　　你从不会口出狂言，欺世盗名，
　　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
　　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
　　雨水从天上落下，
　　种子用两手深埋在土壤中。
　　你的诗是高粱玉米，
　　它比那伪造的琥珀珊瑚贵重。
　　你的诗是风，
　　不是转蓬。
　　泉水呜咽，小河潺潺，大江汹涌！
　　1977年1月3日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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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何其芳同志
　　在三十年代初，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何其芳同志在文学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他经常在北方的著名文艺刊物上发表文章，在风格上，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他的散文集《画梦录》，还列入当时《大公报》表扬的作品之中。但是，我对他这一时期作品的印象，已经很淡漠，那时文艺界有所谓京派海派之分，我当时认为他的作品属于京派，即讲求文字，但没有什么革命性，我那时正在青年，向往的是那些热辣辣的作品。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间，我在冀中军区举办的抗战学院担任文艺教官——那是一个军事性质的学院，所以这样称呼。我参加抗日工作不久，家庭观念还很深，这个学院设在深县旧州，离我家乡不远，有时就骑上车子回家看看，那时附近很多县城还在我们手中，走路也很安全。
　　在进入冬季的时候，形势就紧张起来，敌人开始向冀中进攻，有些县城，已被占领。那时冀中的子弟兵，刚刚建立不久，在武器上，作战经验上，甚至队伍成分上，一时还不能适应这种紧急的局面，学院已经准备打游击。我回家取些衣物，天黑到家不久，听说军队要在我家的房子招待客人，我才知道村里驻有队伍。
　　第二天上午，有一群抗战学院的男女同学，到我家里来看望，我才知道，所谓军队的客人就是他们，他们是来慰问一百二十师的。
　　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一百二十师，是我向往已久的英雄队伍，是老八路、老红军，而更使我惊喜不已的是我们村里驻的就是师部，贺龙同志就住在西头。我听了后，高兴得跳起来，说：
　　“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
　　“可以。”带队的男同学说：“回头参谋长给我们报告目前形势，你一同去听听吧。”
　　我跟他们出来，参谋长就住在我三祖父家的南屋里。那是两间很破旧的土坯房，光线也很暗，往常过年，我们是在这里供奉家谱的。参谋长就是周士第同志，他穿一身灰色棉军装，英俊从容。地图就挂在我们过去悬挂家谱那面墙壁上，周士第同志指着地图简要地说明了敌人的企图，和我军的对策。然后，我的学生，向他介绍了我。参谋长高兴地说：
　　“啊，你是搞文艺的呀，好极了，我们这里有两位作家同志呢，我请他们来你们见见。”
　　在院子里，我见到了当时随一百二十师出征的何其芳同志和沙汀同志。
　　他两位都是我景仰已久的作家，沙汀同志的《法律外航线》，是我当时喜爱的作品之一。
　　他们也都穿着灰布军装，风尘仆仆。因为素不相识，他们过去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我记得当时谈话很少。给我的印象，两位同志都很拘谨，也显得很劳累，需要养精蓄锐，准备继续行军，参谋长请他们回去休息，我们就告辞出来了。
　　周士第同志是那样热情，他送我们出来，我看到，这些将军们，对文艺工作很重视，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非常喜欢和爱护的。在短短的时间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请两位作家来和我们相见，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行，在参谋长的心中，对于他的部队中有这样两个文艺战士，一定感到非常满意。他把两位请出来，就像出示什么珍藏的艺术品一样，随后就又赶快收进去了。
　　我回到学院，学院已经开始疏散，打游击。我负责一个流动剧团，到乡下演出几次，敌人已经占了深县县城，我们就编入冀中区直属队里。我又当了一、两天车子队长，因为夜间骑车不便，就又把车子坚壁起来，徒步行军。
　　这样，我们才真正开始了游击战争的生活。首先是学习走路的本领，锻炼这两条腿——革命的重要本钱。每天，白天进村隐蔽，黄昏集合出发。于是十里，五十里，一百里，最多可以走一百四十里。有时走在平坦的路上，有时走在结有薄冰的河滩上。我们不知道，我们前边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后边有多少人，在黑夜中，我们只是认准前边一个人绑在背包后面的白色标志，认准设在十字路口的白色路标。行军途中，不准吸烟，不准咳嗽，紧紧跟上。路过村庄，有狗的吠叫声，不到几天，这点声音也消灭了，群众自动把狗全部打死，以利我们队伍的转移前进。
　　我们与敌人周旋在这初冬的、四野肃杀的、广漠无边的平原之上，而带领我们前进、指挥我们战斗的，是举世闻名、传奇式的英雄贺龙同志。他曾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我们对他向往已久。我刚进入革命行列，就能得到他的领导，感到这是我终生的光荣。所以，我在《风云初记》一书中，那样热诚地向他歌颂。
　　这次行军，对于冀中区全体军民，都是一次大练兵，教给我们在敌人后方和敌人作战的方法。特别是对冀中年轻的子弟兵，是一种难得的宝贵的言传身教。
　　何其芳和沙汀同志当然也在队伍中间。不过，他们一定在我们的前面，他们更靠近贺龙同志。最近，读到沙汀同志一篇文章，其中说到当时硝烟弥漫的冀中区，我们是一同经受了这次极其残酷、极其英勇、极其光荣的战斗洗礼。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从晋察冀边区到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工作和学习，当时，何其芳同志也在那里，他原是文学系的主任，现在休养，由舒群同志代理主任。所以我和他谈话的机会还是不很多。他显然已记不得我们在冀中的那次会见，我也没有提过。我住在东山顶上一排小窑洞里，他住在下面一层原天主教堂修筑的长而大的砖石窑洞里，距离很近，见面的机会是很多的。
　　在敌后，我已经有机会读到他参加革命以后的文章，是一篇他答《中国青年》社记者的访问。文字锋利明快，完全没有了《画梦录》那种隐晦和梦幻的风格。在过去，我总以为他是沉默寡言的，到了延安一接近，才知道他是非常健谈的，非常热情的，他是个典型的四川人。并且像一位富有粉笔生涯的教师，对问题是善于争论的，对学生是诲人不倦的，对工作是勇于任事的。所以，并未接触，而从一时的文章来判定一个人，常常是不准确的。
　　在全国解放以后，有些老熟人，反而很少见面了。我和何其芳同志就是这样，相忘于江湖。最近读了他的两篇遗作，深深感到：他确是一个真正的书生，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工作，他的文字，我是很难赶得上，学得来的。他既有很深的基本功，一生又好学不倦，为革命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197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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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画家马达
　　听到马达终于死去了，脑子又像被击中一棒，半夜醒来，再也不能入睡了。青年时代结交的战斗伙伴，相继凋谢，实在使人感怆不已。
　　只是在今年初，随着党中央不断催促落实政策，流落在西郊一个生产大队的马达，被记忆了起来。报社也三番两次去找他采访，叫他写些受“四人帮”迫害的材料。报社同志回来对我说：
　　马达住在那个生产大队临大道的尘土飞扬、人声嘈杂、用破席支架起来的防震棚里，另有一间住房，也很残破。客人们去了，他只有一个小板凳，客人照顾他年老有病，让他坐着，客人们随手拾块破砖坐下来。
　　马达用两只手抱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他说：
　　“我不能说话，我不能激动，让我写写吧。”
　　在临分别的时候，他问起了我：
　　“他还在原来的地方住吗？我就是和他谈得来，我到市里要去看他。”
　　我在延安住的时间很短，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原来是调去学习的，很快日本投降了，就又随着工作队出来。在延安，我在鲁艺做一点工作，马达在美术系。虽说住在一个大院落里，我不记得到过他的窑洞，他也没有到过我的窑洞。听说他的窑洞修整得很别致，他利用土方，削成了沙发、茶几、盆架、炉灶等等。可是同在一个小食堂里吃饭，每天要见三次面，有什么话也可以说清楚的。马达沉默寡言，认识这么些年，他没有什么名言谠论、有风趣的话或生动的表情，留在我的印象里。
　　从延安出发，到张家口的路上，我和马达是一个队。我因为是从敌后来的，被派作了先遣，每天头前赶路。我有一双从晋察冀穿到延安去的山鞋，现在又把它穿上，另外，还拿上我从敌后山上砍伐来的一根六道木棍。
　　这次行军，非常轻松，除去过同蒲路，并没有什么敌情。
　　后来，我又兼给女同志们赶毛驴，每天跟在一队小毛驴的后面，迎着西北高原的瑟瑟秋风，听着骑在毛驴背上的女歌手们的抒情，可以想见我的心情之舒畅了。
　　我在延安是单身，自己生产也不行，没有任何积蓄。有些在延安住久的同志，有爱人和小孩，他们还自备了一些旅行菜。我在延安遇到一次洪水暴发，把所有的衣被，都冲到了延河里去，自己如果不是攀住拴马的桩子，也险些冲进去。
　　组织上照顾我，发给我一套单衣。第二天早晨，水撤了，在一辆大车的车脚下，发见了我的衣包，拿到延河边一冲洗，这样我就有了两套单衣。行军途中，我走一程，就卖去一件单衣，补充一些果子和食物。这种情况当然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很正规的。
　　中午到了站头，我们总是蹲在街上吃饭。马达也是单身，但我不记得和他蹲在一起、共进午餐的情景。只有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要休整了，我才有机会和他见面，留有印象的，也只有一次。
　　在晋、陕交界，是个上午，我从住宿的地方出来，要经过一个磨棚，我看到马达正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画速写。有两位青年妇女在推磨，我没有注意她们推磨的姿态，我只是站在马达背后，看他画画。马达用一支软铅笔在图画纸上轻轻地、敏捷地描绘着，只有几笔，就出现了一个柔婉生动，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形象。这是素描，就像在雨雾里见到的花朵，在晴空里望到的勾月一般。我确实惊叹画家的手艺了。
　　我很爱好美术，但手很笨，在学校时，美术一课，总是勉强交卷。从这一次，使我对美术家，特别是画家，产生了肃然起敬的感情。
　　马达最初，是在上海搞木刻的。那一时代的木刻，是革命艺术的一支突出的别动队。我爱好革命文学，也连带爱好了木刻，青年时曾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作品。我一直认为在《鲁迅全集》里，鲁迅同一群青年木刻家的照相中，排在后面，胸前垂着西服领带，面型朴实厚重的，就是马达。但没有当面问过他。马达那时已是一个革命者，而那时的革命，并不是在保险柜里造反，是很危险的生涯。关于他那一段历史，我也没有和他谈起过。
　　行军到了张家口，我和一群画家，住在一个大院里。我因为一路赶驴太累了，有时间就躺下来休息。忽然有人在什么地方发见了一堆日本人留下的烂纸，画家们蜂拥而出，去捡可以用来画画的纸片。在延安，纸和颜料的困难，给画家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我写文章，也是用一种黄色的草纸。他们只好拿起木刻刀对着梨木板干，木刻艺术就应运而生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们见到了纸张，这般兴奋，正是表现了他们为了革命工作的热情。
　　在张家口住了几天，我就和在延安结交的文艺界的朋友们分道扬镳，回到冀中去了。
　　进天津之初，我常在多伦道一家小饭铺吃饭，在那里有时遇到马达。后来我的家口来了，他还到我住的地方来访一次，从那时起，我觉得马达，在交际方面，至少比我通达一些。又过了那么一段时间，领导上关心，在马场道一带找了一处房，以为我和马达性格相近，职业相当，要我们搬去住在一起。这一次，因为我犹豫不决，没有去成。不久，在昆明路，又给我们找了一处，叫我住楼上，马达住楼下。这一次，他先搬了进去。我的老伴把厨房厕所都打扫干净了，顺路去看望一个朋友，听到一些不利的话，回来又不想搬了。为了此事，马达曾找我动员两次，结果我还是没搬，他就和别人住在一起了。
　　我是从农村长大的，安土重迁。主要是我的惰性大，如果不是迫于形势，我会为自己画地为牢，在那里站着死去的。
　　马达是在上海混过的，他对搬家好像很有兴趣。
　　从这一次，我真切地看到，马达是诚心实意愿意和我结为邻居的。古人说，百金买房，千金买邻，足见择邻睦邻的重要性。但是，马达对我恐怕还是不太了解，住在一起，他或者也会大感失望的。我在一切方面，主张调剂搭配。比如，一个好动的，最好配上一个好静的，住房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都好静，都孤独，那不是太寂寞了吗？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他搬进新居，我没有到他那里去过。据老伴说，他那屋里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也穿着奇怪的衣服，像老和尚一样。他那年轻的爱人，对我老伴称赞了他的画法。这可能是我老伴从农村来，少见多怪。她大概是走进了他的工作室，那种奇异的服装，我想是他的工作服吧。
　　在刚刚进城那些年，劝业场楼上还有很多古董铺，我常常遇见马达坐在里面。后来听说他在那里买了不少乌漆八黑的，确实说，是人弃我取，一般人不愿意要的东西。他花大价钱买了来。屋里摆满了这种什物，加上一个年老沉默的人，在其中工作，的确会给人一种不太爽朗的感觉。
　　在艺术风格上，进城以后，他爱上了砖刻。我外行地想，至少在工作材料上，比起木刻更原始一层。他刻出的一些人物形象，信而好古，好像并不为当代的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他很少出来活动。从红尘十丈的长街上，退避到笼子一样的房间里，这中间，可能有他力不从心的难言之隐吧。对现实生活越来越陌生，越陌生就越不习惯。以为生活像田园诗似的，人都像维娜斯似的，笑都像蒙娜丽莎似的，一接触实际，就要碰壁。他结婚以后，青春作伴，可能改变了生活的气氛。
　　古往今来，一些伟大的画师，以怪僻的习性，伴随超人的成绩。但是，所谓独善其身或是洁身自好，只能说是一句空话，是与现实生活矛盾的，也是不可能的。你脱离现实，现实会去接近你。
　　一九六六年冬季，有一群人，闯进了他的住宅，翻箱倒柜。马达俯在他出生不久的儿子身上，安静地对进来的人说：
　　“你们，什么东西也可以拿去，不要吓着我的小孩！”
　　他在六十多岁时，才有了这个孩子。
　　接着说是全家被迫迁往效区。“四人帮”善于巧立名目，借刀杀人，加给他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这十几年，当然我们没有见过面。就是最近，他也没得到我这里来过，市里的房子迟迟解决不了，他来办点事，还要赶回郊区。我因为身体不好，也没有能到医院看望他。这都算不得什么，谈不上什么遗憾的。
　　我一直相信，马达在郊区，即使生活多么困难和不顺利，他是可以过得去的。因为，他曾经长时期度过更艰难困苦的生活。听说他在农村教了几个徒弟，这些徒弟帮他做一些他力所不及的劳动。当然，他遭遇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的被侮辱。我也断定，他可以活下来，因为他是能够置心澹定，自贵其生的。他确实活过来了，在农村画了不少画，并见到了“四人帮”及其体系的可耻破灭。
　　1978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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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赵树理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才多艺之乡。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敌后的著名抗日根据地，在炮火烽烟中，绽放了一枝奇异的花，就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小说，以其故事的通俗性，人物性格的鲜明，特别是语言的地方色彩，引起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注意。他的几种作品，不胫而走，油印、石印、铅印，很快传播。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我在冀中区读到了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
　　我当即感到，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
　　在他以前，所有文学作者，无不注意通俗传远的问题。
　　“五四”白话文学的革命，是破天荒地向大众化的一次进军。
　　几经转战，进展好像并不太大，文学作品虽然白话了，仍然局限在少数读者的范围里。理论上的不断探讨，好像并不能完全解决大众化的实践问题。
　　文学作品能不能通俗传远，作家的主观愿望固然是一种动力，但是其他方面的条件，也很重要。多方面的条件具备了，才能实现大众化，主要是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在这两项条件之外，作家的思想锻炼，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和写作才能，都是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
　　我曾默默地循视了一下赵树理的学习、生活和创作的道路。因为和他并不那么熟悉，有些只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猜测去进行的。
　　据王中青的一篇回忆记载：一九二六年赵树理“在长治县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念书。他平易近人，说话幽默，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向当时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学习，向民间传统艺术学习。他那时就可谓是一位博学多识，多才多艺的青年文艺作者。”
　　这段回忆出自赵树理的幼年同学，后来的战友，当然是非常可信的。其中提到的许多史实，都对赵树理以后的创作，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即使赵树理当时已具备这些特点，如果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能与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那么他的前途，他的创作，还是很难预料的。
　　在学校，他还是一个文艺爱好者，毕业以后，按照当时一般的规律，他可以沉没乡塾，也可以老死户牖。即使他才情卓异，能在文学上有所攀登，可以断言，在创作上的收获，也不会达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高度。
　　创作上的真正通俗化，真正为劳苦大众所喜见乐闻，并不取决于文学形式上。如果只是那样，这一问题，早已解决了。也不单单取决于文学的题材。如果只是写什么的问题，那也很早就解决了。它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所学习的资料。在当时有见识，有修养的人材多得很，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
　　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
　　当赵树理带着一支破笔，几张破纸，走进抗日的雄伟行列时，他并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刚放下锄头，参加抗日的广大农民一样，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异的地方。他觉得自己能为民族解放献出的，除去应该做的工作，就还有这一支笔。
　　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细流，大江推动了细流，汹涌前去。
　　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爱，他的希望，只能存在于这一巨流之中，没有任何分散或格格不入之处。
　　他同身边的战士，周围的群众，休戚与共，亲密无间。
　　他要写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讲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传、鼓动，就必须用战士和群众的语言，用他们熟悉的形式，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而这些东西，就在赵树理的头脑里，就在他的笔下。
　　如果不是这样，作家是不会如此得心应手，唱出了时代要求的歌。
　　正当一位文艺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时候，他遇到了最广大的场所，最丰富的营养，最有利的条件。
　　是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时代，有时要成为过去。这一条规律，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显著。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土欲故”。
　　他的读者群也变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战斗伙伴。
　　这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
　　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
　　政治斗争的形势，也有变化。上层建筑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来。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业业，唯恐有什么过失，引来大的灾难。
　　渐渐也有人对赵树理的作品提出异议。这些批评者，不用现实生活去要求、检验作品，只是用几条杆棒去要求、检验作品。他们主观唯心地反对作家写生活中所有，写他们所知，而责令他们写生活中所无或他们所不知。于是故事越来越假，人物越来越空。他们批评赵树理写的多是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吹捧者欲之升天，批评者欲之入地。对赵树理个人来说，升天入地都不可能。他所实践的现实主义传统，只要求作家创造典型的形象，并不要求写出“高大”的形象。他想起了在抗日根据地工作时，那种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战斗心情。他经常回到山西，去探望那里的人们。
　　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的青春泼辣的力量。
　　很长时期，他专心致志地去弄说唱文学。赵树理从农村长大，他对于民间艺术是非常爱好，也非常精通的。他根据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的《石不烂赶车》鼓词，令人看出，他不只对赶车生活知识丰富，对鼓词这一形式，也运用自如。这是赵树理一篇得意的作品。
　　这一时期，赵树理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对于“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新的文学形式，他好像有比一比看的想法。这是不必要的。民间形式，只是文学众多形式的一个方面。它是因为长期封建落后，致使我国广大农民，文化不能提高，对城市知识界相对而言的。任何形式都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要逐步发展，要和其他形式互相吸收、互相推动的。
　　流传民间的通俗文艺，也型类不一，神形各异。文艺固然应该通俗，但通俗者不一定皆得成为文艺。赵树理中后期的小说，读者一眼看出，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作者对形式好像越来越执著，其表现特点为：故事行进缓慢，波澜激动幅度不广，且因过多罗列生活细节，有时近于卖弄生活知识。遂使整个故事铺摊琐碎，有刻而不深的感觉。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原非完全如此。
　　进城不久，是一九五○年的冬季吧，有一天清晨，赵树理来到了我在天津的狭小的住所。我们是初次见面，谈话的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他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
　　因为是同时代，同行业，加上我素来对他很是景仰，他的死亡，使我十分伤感。他是我们这一代的优秀人物。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作家对人民的诚实的心。
　　林彪、“四人帮”当然不会放过他。在林彪、“四人帮”兴妖作怪的那些年月，赵树理在没有理解他们的罪恶阴谋之前，最初一定非常惶惑。在既经理解之后，一定是非常痛恨的。他们不只侮辱了他，也侮辱了他多年来为之歌颂的，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
　　天生妖孽，残害生民。在林彪、“四人帮”鼓动起来的腥风血雨之中，人民长期培养和浇灌的这一株花树，凋谢死亡。
　　这是文学艺术的悲剧。
　　经济、政治、文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固定，非常自然的关系。任何改动其位置，或变乱其关系的企图，对文艺的自然生成，都是一种灾难。
　　文艺的自然土壤，只能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植根于这种土壤，文艺才能有饱满的生机。使它离开这个土壤，插进多么华贵的瓶子里，对它也只能是伤害。
　　林彪、“四人帮”这些政治野心家，用实用主义对待文艺。
　　他们一时把文艺捧得太高，过分强调文艺的作用，几乎要和政治，甚至和经济等同起来。历史已经残酷地记载：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常常是为他们在另一个时候，过分贬低文艺，惩罚文艺，甚至屠宰文艺，包藏下祸心。
　　1978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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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思
　　最近为张冠伦同志开追悼会，我只送了一个花圈，没有去。近几年来，凡是为老朋友开追悼会，我都没有参加。知道我的身体、精神情况的死者家属，都能理解原谅，事后，还都带着后生晚辈，来看望我。这种情景，常常使我热泪盈眶。
　　这次也同样。张冠伦同志的家属又来了，他的儿子和孙子，还有他的妻妹。
　　一进门，这位白发的老太太就说：
　　“你还记得我吗？”
　　“呵，要是走在街上……”我确实一时想不起来，只好嗫嚅着回答。
　　“常智，你还记得吧？”
　　“这就记起来了，这就记起来了！”我兴奋起来，热情地招扶她坐下。
　　她是常智同志的爱人。一九四三年，我在山地华北联大高中班教书时，常智是数学教员。这一年冬天，我们在繁峙高山上，坚持了整整三个月的反“扫荡”。第二年初，刚刚下得山来，就奉命做去延安的准备。
　　我在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忽然听说常智的媳妇来了，我也赶去看了看。那时她正在青春，又是通过敌占区过来，穿着鲜艳，容貌美丽。我们当时都惋惜，我们当时所住的，山地农民家的柴草棚子，床上连张席子也没有，怎样来留住这样花朵般的客人。女客人恐怕还没吃晚饭，我们也没有开水，只是从老乡那里买了些红枣，来招待她。
　　第二天，当我们站队出发时，她居然也换上我们新发的那种月白色土布服装，和女学生们站在一起，跟随我们出发了。一路上，她很能耐劳苦，走得很好。她是冀中平原的地主家庭出身吧，从小娇生惯养，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翼而飞，对常智来说，老婆赶来，一同赴圣地，这该是很幸福的了。但在当时，同事们并不很羡慕他。当时确实顾不上这些，以为是累赘。
　　这些同事，按照当时社会风习，都已结婚，但因为家庭、孩子的拖累，是不能都带家眷的，虽然大家并不是不思念家乡的。
　　这样，我们就一同到了延安，她同常智在那里学自然科学。现在常智同她在武汉工作，也谈了谈这些年来经历的坎坷。
　　至于张冠伦同志，则是我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冀中认识的。当时，杨循同志是《冀中导报》的秘书长，我常常到他那里食宿，因此也认识了他手下的人马。在他领导下，报社有一个供销社，还有一个造纸厂，张冠伦同志是厂长。
　　纸厂设在饶阳县张岗。张冠伦同志是一位热情、厚道的人，在外表上又像农民又像商人，又像知识分子，三者优点兼而有之，所以很能和我接近。我那时四下游击，也常到他的纸厂住宿吃饭。管理伙食的是张翔同志。
　　他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专供《冀中导报》用。在一家大场院里，设有两盘高大的石碾，用骡拉。收来的烂纸旧书，堆放在场院西南方向的一间大厦子里。
　　我对破书烂纸最有兴趣，每次到那里，我都要蹲在厦子里，刨拣一番。我记得在那里我曾得到一本石印的《王圣教》和一本石印的《书谱》。
　　解放战争后期，是在河间吧，张冠伦同志当了冀中邮政局的负责人。他告诉我，土改时各县交上的书，堆放在他们的仓库里面。我高兴地去看了看，书倒不少，只是残缺不全。
　　我只拣了几本亚东印的小说，都是半部。
　　这次来访的张冠伦的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他说：
　　“在张岗，我上小学，是孙伯伯带去的。”
　　这可能是在土改期间。那时，我们的工作组驻在张岗，我和小学的校长、教师都很熟。
　　土改期间，我因为家庭成分，又因为所谓“客里空”问题，在报纸上受过批判，在工作组并不负重要责任，有点像后来的靠边站。土改会议后，我冒着风雪，到了张岗。我先到理发店，把长头发剪了去。理发店胖胖的女老板很是奇怪，不明白我当时剪去这一团烦恼丝的心情。后来我又在集市上，买了一双大草鞋，向房东老大娘要了两块破毡条垫在里面，穿在脚下。每天蹒跚漫步于冰冻泥泞的张岗大街之上，和那里的农民，建立了非常难能可贵的情谊。
　　农村风俗淳厚，对我并不歧视。同志之间，更没有像后来的所谓划清界限之说。我在张岗的半年时间里，每逢纸厂请客、过集日吃好的，张冠伦同志，总是把我叫去解馋。
　　现在想来，那时的同志关系，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进城以后，相互之间的印象，就淡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命运大致相同。他后来死去了。
　　看到有这么多好同志死去，不知为何，我忽然感慨起来：
　　在那些年月，我没有贴出一张揭发检举老战友的大字报，这要感谢造反派对我的宽容。他们也明白：我足不出户，从我这里确实挖不出什么新的材料。我也不想使自己舒服一些，去向造反派投递那种卖友求荣的小报告，也不曾向我曾经认识的当时非常煊赫的权威、新贵，请求他们的援助与哀怜。我觉得那都是可耻的，没有用处的。
　　我忍受自己在劫的种种苦难，只是按部就班地写我自己的检查，写得也很少很慢。现在，有些文艺评论家，赞美我在文字上惜墨如金。在当时却不是这样，因为我每天只交一张字大行稀的交代材料，屡遭管理人的大声责骂，并扯着那一页稿纸，当场示众。后来干脆把我单独隔离，面前放一马蹄表，计时索字。
　　古人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其实，这是不够的。又说，使生者死，死者复生，大家相见，能无愧于心，能不脸红就好了。朋友之道，此似近之。我对朋友，能做到这一点吗？我相信，我的大多数朋友，对我是这样做了。
　　我曾告诉我的孩子们：
　　“你们看见了，我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去参加朋友们的追悼会，等我死后，人家不来，你们也不要难过。朋友之交，不在形式。”
　　新近，和《文艺报》的记者谈了一次话，很快就收到一封青年读者来信，责难我不愿回忆和不愿意写“文化大革命”的事，是一种推诿。文章是难以写得周全的，果真是如此吗？我的身体、精神的条件，这位远地的青年，是不能完全了解的。我也想到，对于事物，认识相同，因为年纪和当时处境的差异，有些感受和想法，也不会完全相似的。很多老年人，受害最深，但很少接触这一重大主题，我是能够理解的。我也理解，接触这一主题最多的青年同志们的良好用心。
　　但是，年老者逐渐凋谢，年少者有待成熟，这一历史事件在文学史上的完整而准确的反映，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吧？
　　1980年1月30日夜有所思，凌晨起床写讫悼念李季同志已经是春天了，忽然又飘起雪来。十日下午，我一个人正在后面房间，对存放的柴米油盐，作季节性的调度。外面送来了电报。我老眼昏花，脑子迟钝，看到电报纸上李季同志的名字，一刹那间，还以为是他要到天津来，像往常一样，预先通知我一下。
　　绝没想到，他竟然逝去了。前不久，冯牧同志到舍下，我特别问起他的身体，冯还说：有时不好，工作一忙，反到好起来了。我当时听了很高兴。
　　李季同志死于心脏病。诗人患有心脏病，这就是致命所在。患心脏病的人，不一定都是热情人；而热情人最怕得这种病。特别是诗人。诗人的心，本来就比平常的人跳动得快速、急骤、多变、失调。如果自己再不注意控制，原是很危险的。
　　一九七八年秋季，李季同志亲自到天津来，邀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我有感于他的热情，不只答应，而且坚持一个星期，把会开了下来。当我刚到旅馆，还没有进入房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就听到李季同志在狭窄嘈杂的旅馆走道里，边走边大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
　　他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右腿好像有了些毛病，但走路很快，谈笑风生。
　　在会议期间，我听了他一次发言。内容我现在忘了，他讲话的神情，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他很激动，好像和人争论什么，忽然，他脸色苍白，要倒下去。他吞服了两片药，还是把话讲完了。
　　第二天，他就病了。
　　在会上，他还安排了我的发言。我讲得很短，开头就对他进行规劝。我说，大激动、大悲哀、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但不如此，又何以作诗？
　　在我离京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带病到食堂和我告别，我又以注意身体为赠言。
　　这竟成最后一别。李季同志是死于工作繁重，易动感情的。
　　李季同志的诗作《王贵与李香香》，开一代诗风，改编为唱词剧本，家喻户晓，可以说是不朽之作。他开辟的这一条路，不能说后继无人，但没有人能超越他。他后来写的很多诗，虽也影响很大，但究竟不能与这一处女作相比拟。这不足为怪，是有很多原因，也可以说是有很多条件使然的。
　　《王贵与李香香》，绝不是单纯的陕北民歌的编排，而是李季的创作，在文学史上，这是完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
　　这也绝不是单凭采风所能形成的，它包括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李季幼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是真正与当地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是认真地研究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他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很多年来，他主要是担任文艺行政工作，而且逐渐提级，越来越繁重。这对工作来说，自然是需要，是不得已；对文艺来说，总是一个损失。当然，各行各业，都要有领导，并且需要精通业务的人去领导。不过，实践也证明，长期以来，把作家放在行政岗位，常常是得不偿失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估计。李季同志，是能做行政工作，成绩显著，颇孚众望的。在文艺界，号称郭、李。郭就是郭小川同志。
　　据我看来，无论是小川，还是李季同志，他们的领导行政，究竟还是一种诗人的领导，或者说是天才的领导。他们出任领导，并不一定是想，把自己的“道”或“志”，布行于天下。只是当别人都推托不愿干时，担负起这个任务来。而诗人气质不好改，有时还是容易感情用事。适时应变的才干，究竟有限。
　　因为文艺行政工作，是很难做好，使得人人满意的。作家、诗人，自己虽无领导才干，也无领导兴趣，却常常苛求于人，评头论足。热心人一旦参加领导行列，又多遇理论是非之争，欲罢不能，愈卷愈脱不出身来，更无法进行创作。当然也有人，拿红铅笔，打电话惯了，尝到了行政的甜头，也就不愿再去从事那种消耗神经，煎熬心血，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创作了。如果一帆风顺，这些人也就正式改行，从文途走上仕途。有时不顺利，也许就又弃官重操旧业。这都是正常现象。
　　李季做得还算够好的，难能可贵的。他的特点是，心怀比较开朗，少畛域观念，十分热情，能够团结人，在诗这一文艺领域里，有他自己广泛的影响。
　　自得噩耗，感情抑郁，心区也时时感到压迫和疼痛。为了驱赶这种悲伤，我想回忆一下同李季在青年时期的交往。
　　可惜，我同他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次集体出国时，才真正熟起来。那时，我已经是中年了。对于出国之行，我既没有兴趣，并感到非常劳累。那种紧张，我曾比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特别是一早起，团部传出：服装、礼节等等应注意事项。起床、盥洗、用饭，都很紧迫。我生性疏懒，动作迟缓，越紧张越慌乱。而李季同志，能从容不迫，好整以暇。他能利用蹲马桶时间：刷牙，刮脸，穿袜子，结鞋带。有一天，忽然通知：一律西服，我却不会结领带，早早起来，面对镜子，正在为难之际，李季同志忽然推门进来，衣冠楚楚，笑着说：
　　“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弄不好这个。”
　　然后熟练地代我结好了，就像在战争时代，替一个新兵打好被包一样。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对于李季同志，我不敢说是相知，更不敢说是知己。但他对于我，有一点最值得感念，就是他深深知道我的缺点和弱点，我一向不怕别人不知道我的长处，因为这是无足轻重的。我最担心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短处，因为这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在国外，有时不外出参观，他会把旅馆的房门一关，向同伴们提议：请孙犁唱一段京戏。在这个代表团里，好像我是唯一能唱京戏的人。
　　每逢有人要我唱京戏，我就兴奋起来，也随之而激动起来。李季又说：
　　“不要激动，你把脸对着窗外。”
　　他如此郑重其事，真是欣赏我的唱腔吗？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这样相信。他不过是看着我，终日一言不发，落落寡合，找机会叫我高兴一下，大家也跟着欢笑一场而已。
　　他是完全出于真诚的，正像他前年要我去开会时说的：
　　“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
　　难道他这是访求山野草泽，志在举逸民吗？他不过是要我出去活动活动，与多年不见面的朋友们会会而已。
　　在会上，他又说：
　　“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也是这个道理。
　　他是了解我的，了解我当时的思想、感情的，他是真正关心我的。
　　他有一颗坚强的心，他对工作是兢兢业业的，对创作是孜孜不倦的。他有一颗热烈的心，对同志，是视如手足，亲如兄弟的。他所有的，是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天真无邪之心。这是他幼年参加革命时的初心，是他从根据地的烽烟炮火里带来的。因此，我可以说，他的这颗心从来没有变过，也是永远不会停止跳动的。
　　198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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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星陨落
　　——悼念茅盾同志
　　看到茅盾同志逝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惆怅不已，感触也很多。
　　我和茅盾同志并不熟识，只听过他的一次报告，但一直读他的书。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读到他为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选注的一本《庄子》，署名沈德鸿。随后，读到他主持编辑的《小说月报》。这个文学刊物，在当时最有权威，对中国新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少有刊物能和它相比。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印象，还是很深的。它所登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作品，选择严格，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每期还有评论文章，以及国内外文坛消息。它的内容和版式，在很长时间，成为中国文学刊物的典型。那两本《俄国文学专号》，过了很多年，人们见到，还非常珍视。
　　不久，我读到他写的反映北伐战争的三部曲，即《幻灭》、《动摇》、《追求》，使我见到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群像。
　　他的长篇《子夜》出版时，我已经在读高中，这部作品，奠定了中国新的长篇小说的基础。作家视野的宽广，人物性格的鲜明，描写手法的高超，直到今天，也很难说有谁已经超越了它。我曾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写了一篇读后记。
　　他的短篇《春蚕》、《林家铺子》、《残冬》，在《文学》上发表时，我就读过了，非常爱好。
　　他的译作，在《译文》上我经常读到，后来结集为《桃园》，我又买了一本。
　　他的理论文章，我也很爱读。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古今中外的知识又渊博，社会实践阅历很深。他对作品的评价分析，都从艺术分析入手，用字不多，能说到关键的地方，能说到要害，能使人心折意服。他对我的作品，也说过几句话。
　　那几句话，不是批评，但有规戒的成分；不是捧场，但有鼓励的成分；使作者乐于接受，读者乐于引用。文艺批评，说大道理是容易的，能说到“点”上，是最难的。
　　最近一、二年，我又读了他发表的回忆录，知道了他参加革命的全部历程。不久以前，我还想：茅盾同志如果少参加一些实际工作，他留给我们的创作成果，会比现在更多吧。
　　这种想法是片面的。正是他长期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他才能在创作上有这样大的建树。他的创作，都与这些革命实践有关。实际的革命工作，是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坚实基础。至于过多的行政工作，对他的创作是否有利，当然可以另作别论。
　　茅盾同志在文学创作、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编辑刊物、文艺理论这几个方面，都很有成就，很有修养，对我们这一代作家，有极大的影响。他对中国新文学事业，功绩卓著。在先辈开辟的道路上，我们只有加倍努力，奋勇前进。
　　系以韵语，借抒悲怀：
　　大星陨落，黄钟敛声。哲人虽逝，犹存典型，遗产丰美，玉振金声。荆榛易布，大木难成，小流作响，大流无声。文坛争竞，志趣不同，风标高下，或败或成。艺途多艰，风雨不停，群星灿灿，或暗或明。文艺之道，忘我无私，人心所系，孜孜求之。丝尽蚕亡，歌尽蝉僵，不死不止，不张不扬。作者恢宏，其艺自高，作者狭隘，其作嚣嚣。少年矫健，逐浪搏风，一旦失据，委身泥中。文贵渊默，最忌轻浮，饰容取悦，如蝇之逐。大树根深，其质乃坚，高山流水，其声乃清，我辈所重，五四遗风。
　　1981年4月1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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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田间
　　昨天是星期日，心情烦乱，吃罢晚饭，院子里安静些了，开门到台阶上站立。紧邻李夫，从屋里出来，告诉我：
　　“田间逝世了。”
　　“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大吃一惊。
　　李夫回屋，取来一张当天的《今晚报》，他是这家报纸的总编辑。
　　消息是不会错的，田间确是不在了。我回到屋里，开灯看了这段消息。我一夜辗转不安，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前一个月，张学新来，说他害病，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葛文，没得到回复，我还以为他忙。
　　一九四○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认识田间，他虽然比我小几岁，已经是很有名的诗人，我很尊重他。他对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如邓康、康濯、曼晴，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主动把我们写的东西，介绍到大后方去。我的稿子并没有得到发表，但记得他那认真的，诚挚的情谊。不久，他调到晋察冀文协，把我和邓康带去，作为他的助手。我们一同工作了不算短的时间。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他到盂县下乡，我也调动了工作。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随大队去延安，经过盂县，他在道路旁边等候我作别。是个有霜雪的早晨，天气很冷，我身上披着，原是他坚壁起来的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他当记者时的胜利品，羊皮上有一大片血迹。取这件衣服，我并没告诉他，他看见后，也没说什么。这件衣服，我带到延安，被一次山洪冲走了。
　　在文协工作时，他见我弄不到御寒的衣物，还给过我一件衣服。是他在大后方带来的驼色呢子大衣，我曾穿回冀中，因为颜色和形式，在当时实在不伦不类，妻子给我加了黑粗布面子，做成了一件短夹袄。
　　那时，吃不上好东西，他用大后方寄来的稿费，请我们在滹沱河畔的一家小饭馆，吃过鱼。又有一次他卖掉一条毛毯，请我们吃了一顿包子。
　　这些事，我在什么文章里记过了。
　　田间的足迹，留在晋察冀的艰难的山路上。他行军时的一往无前的姿态，一直留在我的心中。他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他的诗，也留在晋察冀的各个村落和山头上。抗战八年，田间在诗人中，是一个勇敢的，真诚的，日以继夜，战斗不息的战士。近年来，可能有人对他陌生，甚至忘怀。但是，他那遍布山野村庄，像子弹一样呼啸的诗，不会沉寂。
　　田间是一个诗人，他成名很早，好像还没有领会人情世故，就出名了，他一直像个孩子。在山里，他要去结婚了，棉裤后面那块一尺见方的大补钉，翻了下来，一走一忽闪，像个小门帘。房东大娘把他叫了回来，给他缝上。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天真地笑了笑，就走了。
　　后来，他当了盂县县委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了雁北地委秘书长，我都很奇怪，他能做行政工作吗？但听说都干得不错。
　　他天真，他对人真诚。解放后，我每次到北京，他总到我住的地方看我。我到他那里去，他总是拉我到街上，吃点什么。那几年，他兴致很好，穿着、住处、都很讲究。
　　一九五六年以后，因为我闹病，很少见到他。一九七五年，我和别人去逛八达岭，到他家看了看，他披着一件油垢不堪的大棉袄，住在原来是厨房的小屋里。因为人多，说了几句话，我向他要了两盒烟，就出来了。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他虽然有家，却和我在旅馆里同住。
　　除去在山里，这算是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了。但也没有多少话好说了。
　　坦诚地说，我并不喜欢他这些年写的那些诗。我觉得他只在重复那些表面光彩的词句或形象。比如花呀，果呀，山呀，海呀，鹰呀，剑呀。我觉得他的诗，已经没有了《给战斗者》那种力量。但我没有和他谈过这些，我觉得那是没有用处的，也没有必要。时代产生自己的诗人，但时代也允许诗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完自己的道路。
　　我不自量，我觉得我是田间的一个战友。抗日战争，敌后文艺工作，不只别人，连我自己，也渐渐淡漠了。但现在，我和田间，是生离死别，不能不想到一些往事。我早晨四点钟起来，写这篇零乱颠倒的文章，眼里饱含泪水。
　　198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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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丁玲
　　一
　　三十年代初，我在保定读高中，那里有个秘密印刷厂，专翻印革命书籍，丁玲的早期小说也在内，我读了一些，她是革命作家，又是女作家，这是容易得到年轻人的崇拜的。过了二年，我在北平流浪，有一次在地摊上买了几期《北斗》杂志，这也是丁玲主编的，她的著名小说《水》，就登在上面。
　　这几期杂志很完整，也很干净。我想是哪个穷学生，读过以后忍痛卖了。我甚至想，也许是革命组织，故意以这种方式，使这家刊物，广为流传。我保存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或土地改革时，才失掉了。
　　二
　　不久，丁玲被捕，《现代》杂志上登了她几张照片，我都剪存了，直到我认识了丁玲，还天真地写信问过她，要不要寄她保存。丁玲没有复信，可能是以为我既然爱好它，就自己保存吧。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她的小说《母亲》，我很想买一本，因为经济困难作罢，但借来读过了。同时我读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和《记丁玲》，后者被删了好多处。
　　三
　　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有一次严文井同志带我和邵子南去听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屋子不大，人也不多，我第一次见到了丁玲。她坐在一条板凳上，好像感冒了，带着口罩，陈明同志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我坐在地上，她那时还不认识我。
　　一九四八年秋天，她到了冀中，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参加土改，有两篇文章，受了批评。她在信中安慰了我几句，很有感情。
　　四
　　一九五○年，我到北京开会，散会后同魏巍到丁玲家去。
　　她请晋察冀边区的几个青年作家吃饭，饭菜很丰盛，饭后，我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也是这年冬季，我住在北京文学研究所，等候出差。丁玲是那里的负责人。星期六下午，同院的人都回家去了。丁玲来了，找谁谁不在。我正在房子里看书，听到传达室的人说：
　　“孙犁……”
　　丁玲很快回答说：
　　“孙犁回天津去了。”
　　传达室的人不说话了，我也就没有出去。我不好见人，丁玲也可能从接触中，了解到我这一弱点。
　　五
　　又过了几年，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天津也去了几个人，我在内。大家都很紧张。在小组会上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想：你对他们更熟悉，更了解，为什么不上？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
　　“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我真病了。一九五七年住进北京的红十字会医院，严重神经衰弱。丁玲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湖南医学院的李大夫，进院看病。当年夏季，我转到小汤山疗养，在那里，从广播上听到了丁玲的不幸遭际。
　　从此，中断信息很多年。前几年，她到天津来了一次，到家来看了我，我也到旅舍去看望了她和陈明同志。不久我见到了中央给她做的很好的结论，我很高兴。
　　六
　　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风云兴会，作家离不开时代。后来的丁玲，屡遭颠踬，社会风尚不断变化，虽然创作不少衰，名声不少减，比起三十年代，文坛上下，对她的热情与瞩望，究竟是有些程度上的差异了。
　　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
　　谨记私人交往过从，以寄哀思。
　　1986年3月7日下午二时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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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曾秀苍
　　前些日子，听法清说老曾病重，我请邹明和田晓明去看望他一次。回来说，还很清醒。今天法清又来，说是昨晚，老曾过去了。
　　时值冬初，最近已经有三、四个老朋友相继过去了。
　　听到老曾的逝世，我很悲痛，想写几句话。但在房间里转了好久，总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没有给人留下过感人至深或轰轰烈烈的印象。
　　因为他这个人，不好交际，更不会出风头。你和他说话，他从来不会和你辩论。你和他走路，他总是落在后面。他虽然写了几部很有功力的小说，但在文坛上，并无赫赫之名，也没有报刊登他的照片和吹捧他的文章。他的住所，非常冷落，更形不成什么诱人的沙龙。一些青年男女，甚至可以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但他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很尊重他的才学、修养和知识。他的字，写得娟秀无比，他的诗，写得委婉，富有风情。他对朋友，有求必应，应必有信，做事认真，一丝不苟。
　　他自幼家境不好，上了几年中学，就当小学教师，投稿，考入报社当练习生。他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文人，他只相信，收获是耕耘而来。他知道职业的艰难，应尽的职责。他知道吃饭不易，要努力工作。
　　他的习惯就是工作，为了工作，求取知识。这就是生活。
　　他习惯清苦，并不知道什么叫时髦，什么叫人间的享受。有一次，他把一个用了多年的笔洗送给我，说：
　　“我还有一个好的，已经换上用了，我也该享受享受了。”
　　换用一个新笔洗，对他就是享受。
　　有一次，我送给他两锭旧墨，他马上复信，非常感激，好像受宠若惊。我想：如果他突然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会活不下去了。这种人是不能大富大贵的。
　　正因为如此，他是安分守己的，按部就班的，不作非分之想的。过去，没有从大锅里捞取稠饭自肥；现在，更不会向国家仓库伸手自富。他做梦也不会以权谋私。
　　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入时的，微弱渺小的，封闭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会证明，在编辑出版部门，他能做的，他已经做过的工作，其精确程度，其出色部分，后继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够达到。
　　1987年11月5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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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曼晴
　　最近，使我难过的事，是听到曼晴逝世的消息。
　　曼晴，在我心中，够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忠厚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负责的人。称之为朋友，称之为战友，称之为同志，都是当之无愧的。
　　曼晴像一个农民。我同他的交游，已写在《吃粥有感》一文，和为他的诗集写的序言之中。文中记述，一九四○年冬季反扫荡时，我同他结伴，在荒凉、沉寂和恐怖的山沟里活动的情景：一清早上山，拔几个胡萝卜充饥；夜晚，背靠背宿在羊群已经转移的空羊圈里。就在这段时间，我们联名发表了两篇战斗通讯。
　　这也可以说是战斗。实际上，既没有战斗部队掩护，也没有地方干部带路。我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游而不击，“流窜”在这一带的山头、山谷。但也没有遇到过敌人，或是狼群，只遭到一次疯狂的轰炸。
　　一想起曼晴，就会想起这段经历。后来，我们还写了充满浪漫蒂克情调的诗和小说。
　　以上这些情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伴着一代人的消亡，已经逐渐变成遥远的梦境，褪色的传奇，古老的童话，和引不起兴趣的说教。
　　我很难说清，自己当前的心情。曼晴就不会想这么多，虽然他是诗人。曼晴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从不胡思乱想。
　　抗日战争时期，曼晴编辑《诗建设》（油印），发表过我的诗作。解放战争时期，他编辑《石家庄日报》（小报），发表过我写的小说。“文革”以后，他在石家庄地区文联，编辑土里土气的刊物《滹沱河畔》。我的诗，当时没有地方发表，就给他寄去，他都给刊出了。后来，我请他为我的诗集，写一篇序言。文中他直率地说，他并不喜欢我那些没有韵脚的诗。
　　我不断把作品寄到他手中，是因为他可以信赖；他不喜欢我的诗，而热情刊登，是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
　　曼晴活了八十岁。这可以说是好人长寿，福有应得。他离休时，是地区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官职不能算高，可也是他达到的最高职位了。比起显赫的战友，是显得寒酸了一些。但人们都知道，曼晴是从来不计较这些的。他为之奋斗的是诗，不是官位。
　　他在诗上，好像也没有走红运。晚年才出版了一本诗集，约了几个老朋友座谈了一下，他已经很是兴奋。不顾大病初愈，又爬山登高，以致旧病复发，影响了健康，直到逝世。
　　这又可以说，他为诗奋斗了一生，诗也给他带来了不幸。
　　1989年3月7日论曰：友朋之道，实难言矣。我国自古重视朋友，列为五伦之一。然违反友道之事实，不只充斥于史记载籍，且泛滥于戏曲小说。圣人通达，不悖人情之常，只言友三益。直、谅、多闻之中，直最为重要。直即不曲，实事求是之义。历史上固有赵氏孤儿，刎颈之交等故事，然皆为传奇，非常人所能。士大夫只求知音而已。至于《打渔杀家》，倪荣赠了些银两，萧恩慨叹说：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啊，也只是江湖义气，不足为重。古人所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以及：使生者死，死者复生，见面无愧于心等等，都是因世态而设想，发明警语，叹人情之冷暖多变也。旧日北京，官场有俗语：太太死了客满堂，老爷死了好凄凉，也是这个意思，虽然有轻视妇女的味道。然而，法尚且不责众，况人情乎？以文革为例：涉及朋友，保持沉默，已属难得；如责以何不为朋友辩解，则属不通。谈一些朋友的缺点，也在理应之例，施者受者，事后均无须介意。但如无中生有，胡言乱语，就有点不够朋友了。至于见利忘义，栽赃陷害，卖友求荣，则虽旁观路人，妇人孺子，亦深鄙之，以为不可交矣：人重患难之交，自亦有理。然古来又多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之人。此等人，多出自政治要求，权力之事，可不多赘。
　　余之交友，向如萍水相逢，自然相结，从不强求。对显贵者，有意稍逊避之；对失意者，亦不轻易加惠于人。遵淡如水之义，以求两无伤损。余与曼晴，性格相同，地位近似，一样水平，一路脚色，故能长期保持友谊，终其生无大遗憾也。
　　8日晨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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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邹明
　　我和邹明，是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认识的。天津日报，由冀中和冀东两家报纸组成。邹明是冀东来的，他原来给首长当过一段秘书，到报社，分配到副刊科。我从冀中来，是副刊科的副科长。这是我参加革命十多年后，履历表上的第一个官衔。
　　在旧社会，很重视履历。我记得青年时，在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弄到一个书记的职位，消息传到岳父家，曾在外面混过事的岳叔说：“唉！虽然也是个职位，可写在履历上，以后就很难长进了。”
　　我的妻子，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向我转述了。当时她既不知道，什么叫做履历，我也不通世故宦情，根本没往心里去想。
　　及至晚年，才知道履历的重要。曾有传说，有人对我的级别，发生了疑问，差一点没有定为处级。此时，我的儿子，也已经该是处级了。
　　我虽然当了副刊科的副科长，心里也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官儿。在旧社会，我见过科长，那是很威风的。科长穿的是西装，他下面有两位股长，穿的是绸子长衫。科长到各室视察，谁要是不规矩，比如我对面一位姓方的小职员，正在打瞌睡，科长就可以用皮鞋踢他的桌子。但那是旧衙门，是旧北平市政府的工务局，同时，那里也没有副科长。科长，我也只见过那一次。
　　既是官职，必有等级。我的上面有：科长、编辑部正副主任，正副总编、正副社长。这还只是在报社，如连上市里，则又有宣传部的处长、部长、文教书记等等。这就像过去北京厂甸卖的大串山里红，即使你也算是这串上的一个吧，也是最下面，最小最干瘪的那一个了。但我当时并未在意。
　　我这副科长，分管文艺周刊，手下还有一个兵，这就是邹明。他是我的第一个下级，我对他的特殊感情，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除去工作，我很少和他闲谈。他很拘谨，我那时也很忙。我印象里，他是福建人，他父亲晚年得子，从小也很娇惯。后来爱好文学，写一些评论文字，参加了革命。这道路，和我大致是相同的。
　　他的文章，写得也很拘谨，不开展，出手很慢，后来也就很少写了。他写的东西，我都仔细给他修改。
　　进城时，他已经有爱人孩子。我记得，我的家眷初来，还是住的他住过的房子。
　　那是一间楼下临街的，大而无当的房子，好像是一家商店的门脸。我们搬进去时，厕所内粪便堆积，我用了很大力气掏洗，才弄干净。我的老伴见我勇于干这种脏活儿，曾大为惊异。我当时确是为一大家子人，能有个栖身之处，奋力操劳。文化大革命时，一些势利小人，编造无耻谰言，以为我一进报社，就享受什么特殊的待遇，是别有用心的。当时我的职位和待遇，比任何一个同类干部都低。对于这一点，我从来不会特别去感激谁，当然也不会去抱怨谁。
　　关于在一起工作时的一些细节，我都忘记了。可能相互之间，也有过一些不愉快。但邹明一直对我很尊重。在我病了以后，帮过我一些忙。我们家里，也不把他当做外人。当我在外养病三年，回家以后，老伴曾向我说过：她有一次到报社去找邹明，看见他拿着刨子，从木工室出来，她差一点没有哭了。又说：我女儿的朝鲜同学，送了很多鱿鱼，她不会做，都送给邹明了。
　　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在公共汽车上，碰到邹明，流着泪向他诉说家里的遭遇；邹明却大笑起来，她回来向我表示不解。
　　我向她解释说：你这是古时所谓妇人之恩，浅薄之见。你在汽车上，和他谈论这些事，他不笑，还能跟着你哭吗？我也有这个经验。一九五三年，我去安国下乡，看望了胡家干娘。她向我诉说了土改以后的生活，我当时也是大笑。后来觉得在老人面前，这样笑不好，可当时也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示。我想，胡家干娘也会不高兴的。
　　从我病了以后，邹明的工作，他受反右的牵连，他的调离报社，我都不大清楚。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我从干校回来，在报社附近等汽车，邹明看见我，跑过来说了几句话。
　　后来，我搬回多伦道，他还在山西路住，又遇见过几次，我约他到家来，他也总没来过。
　　“四人帮”倒台以后，报社筹备出文艺双月刊，人手不够。
　　我对当时的总编辑石坚同志说，邹明在师范学院，因为口音，长期不能开课，把他调回来吧！很快他就调来了，实际是刊物的主编。
　　我有时办事莽撞，有一次回答丁玲的信，写了一句：我们小小的编辑部，于是外人以为我是文艺双月刊的主编。这可能使邹明很为难，每期还送稿子，征求我的意见，我又认为不必要，是负担。等到我明白过来，才在一篇文章中声明：
　　我不是任何刊物的主编，也不是编委。这已经是几年以后了。
　　在我当选市作协主席后，我还推荐他去当副秘书长。后来，我不愿干了，不久，他也就被免掉了。
　　文革以后，有那么几年，每逢春季，我想到郊区农村转转，邹明他们总是要一辆车，陪我去。有人说我是去观赏桃花，那太风雅了。去了以后，我发见总是惊动区、村干部，又乱照像，也玩不好，大失本意，后来说不愿去了。最后一次，是到邹明下放过的农村去。到那里，村干部大摆宴席，喝起酒来，我不喝酒，也陪坐在炕上，很不自在。临行时，村干部装了三包大米，连司机，送我们每人一包。我严肃地对邹明说，这样不行。结果退了回去，当然弄得大家都不高兴，回来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以后就再没有一同出过门。
　　邹明好看秘籍禁书，进城不久，他就借来了《金瓶梅》。
　　他买的宋人评话八种，包括金主亮荒淫那一篇。他还有这方面的运气，我从街头买了一部今古奇观，因是旧书，没有细看就送给他了。他后来对我说，这部书你可错出手了，其中好些篇，是按古本三言二拍排印的，没有删节，非一般版本可比。说时非常得意。前些日子，山东一位青年，寄我一本五角丛书本的中外禁书目录，我也托人带给他了。在我大量买书那些年，有了重本，我总是送他的。
　　曾有一次，邹明当面怏怏地说我不帮助人。当时，我不明白他指的什么方面，就没有说话。他就的是事实，在一些大问题上，我没有能帮助他。但我也并不因此自责。我的一生，不只不能在大事件上帮助朋友，同样也不能帮助我的儿女，甚至不能自助。因为我一直没有这种能力，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这种感情。
　　这些年，我写了东西，自己拿不准，总是请他给看一看。
　　“老邹，你看行吗？有什么问题吗？”我对他的看文字的能力，是完全信赖的。
　　他总是说好，没有提过反对的意见。其实，我知道，他对文、对事、对人，意见并不和我完全相同。他所以不提反对意见，是在他的印象里，我可能是个听不进批评的人。这怨自己道德修养不够，不能怪他。有一次，有一篇比较麻烦的作品，我请他看过，又像上面那样问他，他只是沉了沉脸说：“好，这是总结性的！”
　　我终于不明白，他是赞成，还是反对，最后还是把那篇文章发表了。
　　另有一次，我几次托他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个朋友，要回一篇稿子。我说得很坚决，但就是要不回来，终于使我和那位朋友之间，发生了不愉快。我后来想，他在打电话时，可能变通了我的语气。因为他和那位同志，也是要好的朋友。
　　邹明喜欢洋玩艺，他劝我买过一支派克水笔，在“文革”时，我专门为此挨了一次批斗。我老伴病了，他又给买了一部袖珍收音机，使病人卧床收听。他有机会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新兴的商品，后来，弄得我总是笑而不答。
　　邹明除去上班，还要回家做饭，每逢临近做饭时间，他就告辞，我也总是说一句：“又该回去做饭了？”
　　他说不再言语，红着脸走了，很不好意思似的。以后，我就不再说这句话了。
　　有一家出版社委托他编一本我谈编辑工作的书。在书后，他愿附上他早年写的经过我修改的一篇文章。我劝他留着，以后编队他自己的书里。我总是劝他多写一些文章，他就是不愿动笔，偶尔写一点，文风改进也不大。
　　他的资历、影响，他对作家的感情和尊重，他在编辑工作上的认真正直，在文艺界得到了承认。大批中青年作家，都是他的朋友。丁玲、舒群、康濯、魏巍对他都很尊重，评上了高级职称，还得到了全国老编辑荣誉奖，奖品是一个花岗岩大花瓶，足有五公斤重。评委诸公不知如何设计的，既可作为装饰，又可运动手臂，还能显示老年人的沉稳持重。难为市作协的李中，从北京运回三个来，我和万力，各得其一。
　　邹明病了以后，正值他主编的刊物创刊十周年。他要我写一点意见，我写了。他愿意寄到人民日报先登一下，我也同意了。我愿意他病中高兴一下。
　　自从他病了以后，我长时间心情抑郁，若有所失。回顾四十年交往，虽说不上深交，也算是互相了解的了。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亲近的同事。我们之间，初交以淡，后来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折变异。他不顺利时，我不在家。“文革”期间，他已不在报社。没有机会面对面地相互进行批判。
　　也没有发见他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对我进行侮辱攻击。这就是很不容易，值得纪念的了。
　　我老了，记忆力差，对人对事，也不愿再多用感情。以上所记，杂乱无章，与其说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恶，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
　　我和邹明，都不是强者，而是弱者；不是成功者，而是失败者。我们从哪一方面，都谈不上功成名遂，心满意足。但也不必自叹弗如，怨天尤人。有很多事情，是本身条件和错误所造成。我常对邹明说：我们还是相信命运吧！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苦恼。邹明不一定同意我的人生观，但他也不反驳我。
　　我发见，邹明有时确是想匡正我的一些过失：我有时也确是把他当做一位老朋友，知心人，想听听他对我的总的印象和评价。但总是错过这种机会，得不到实现。原因主要在我不能使他免除顾虑。如果邹明从此不能再说话，就成了我终生的一大遗憾。此时此刻，朋友之间，像他这样了解我的人，实在不太多了。
　　邹明一生，官运也不亨通。我在小汤山养病时，有报社一位老服务员跟随我，他曾对我老伴说：报社很多人，都不喜欢邹明，就是孙犁喜欢他。他的官运不通，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脾气不好。在报社，第一阶段，混到了文艺部副主任，和我那副科长，差不多。第二阶段，编一本默默无闻，只能销几千份的刊物，直到今年十月一期上，才正式标明他是主编，随后他就病倒了。人不信命，可乎！
　　邹明好喝酒，饮浓茶，抽劣质烟。到我那里，我给他较好的烟，他总是说：那个没劲儿。显然，烟酒对他的病也都不利。
　　二三十年代，有那么多的青年，因为爱好文艺，从而走上了革命征途。这是当时社会大潮中的一种壮观景象。为此，不少人曾付出各式各样的代价，有些人也因此在不同程度上误了自身。幸运者少，悲剧者多。我现在想，如果邹明一直给首长当秘书，从那时就弃文从政、从军，虽不一定就位至显要，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总会比现在更功德圆满一些吧。我之想起这些，是因为也曾有一位首长，要我去给他当秘书，别人先替我回绝了，失去了做官的一次机会，为此常常耿耿于怀的缘故。
　　现在有的人，就聪明多了。即使已经进入文艺圈的人，也多已弃文从商，或文商结合；或以文沽名，而后从政；或政余弄文，以邀名声。因而文场芜杂，士林斑驳。干预生活，是干预政治的先声；摆脱政治，是醉心政治的烟幕。文艺便日渐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
　　邹明比我可能好一些，但也不是一个聪明人。在一些问题上，在生活行动上，有些旧观念。他不会投政治之机，渔时代之利，因此也不会得风气之先。他一直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宠儿，耀眼的明星。他常常有点畸零之感，有些消极的想法。然又不甘把时间浪费，总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考核他几十年所作所为，我以为还都是于国家于人民有益的。但像这种工作方式，特别在目前局势来说，是吃不开的，不受重视的。除去业务，他没有其他野心；自幼家境富裕，也不把金钱看得那么重。他既不能攀援权要以自显，也不屑借重明星以自高。因此，他将永远是默默无闻的，再过些年，也许会被人忘记的。
　　很多外人，把邹明说成是我的“嫡系”，这当然有些过分。
　　但长期以来，我确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一个帮手。进入晚年，我还常想，他能够帮助我的孩子们，处理我的后事。现在他的情况如此，我的心情，是不用诉说的。
　　写于1989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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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万国儒
　　前几天，张知行去世，得到消息，人已经火化，连个花圈也来不及送，心里很别扭。这件事还没有放下，昨天来了一位客人，又告诉我，万国儒也在前两天去世了。
　　这两位同志，都是天津的工人作家。近年，和我来往较多，在我的心目中，都是老实人。
　　我记得，原来和万国儒，并不太熟。“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叫我给他的小说集写篇序，我写了。序中，好像还劝告他，不要只写车间，多读点书，各地走走看看等等。
　　这以后，国儒在创作上，就不很顺利。对他的作品，五十年代的热闹劲头，突然冷落下来。国儒想不通，生活得很落寞。
　　有些问题，第一次遇上，就容易想不通。比如国儒的小说，到底是写得好呢，还是写得不好？如果说，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在五六十年代，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吹捧呢？
　　如果说，实在是写得不错，为什么现在又到处遭到冷遇呢？
　　当然，也可以把小说比做服装，过时了，面料和款式，都不时兴，放到箱底去吧！但文学作品，实在又不能和服饰之类相比。因为，如果是那样，就不会有永久性的作品了。
　　这只能从更大的范围，更多的事例，去寻找解答。从天地之间，社会之上，去寻求解答。
　　比如，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什么有的话，今天奉为真理，明天就成了谬论；为什么有的人物，今天红得发紫，明天又由紫变黑？如果还不明白，就可以再向大自然求教：天为什么有阴晴，地为什么有山水？花为什么有开谢，树为什么有荣枯等等。
　　而国儒又好像缺乏这种哲学头脑，心里的烦闷，不能迎刃而解。作品受冷遇，必然意味着人也受冷遇，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能影响敏感之心的问题，他的健康，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国儒是工人，但来自农村。基本上，还是农民的气质。称得上是忠诚、正直。这种气质是可贵的。可贵的，并不一定就值钱。
　　现在，各行各业，只有一种素质，是不够的。作家这一行，尤其如此。如果国儒听信我的劝告，不囿于农村、工厂、能常到开放地区转转，甚至干一阵子专业户，做点买卖。也不妨到各个水陆码头，与一些流氓鬼混相处一个时期。如有机会，还可进衙门官场，弄个头衔做做。如此，不只生活场景开拓了，心胸见闻也必随之开拓。熔各方经验于一炉，集多种素质于一身。其作品走红，等级提高，生活改善，必皆能操胜券。心广体胖，也不会遭癌症的侵袭了。
　　无奈国儒是个本分人，老实人，当然不会听信我这些信口开河的话。他仍然是下乡啊，下厂啊，照旧方式工作着。有时还从农村给我带来一些新棒子面、新稻米。这也是一个老实人的表现，他总以为我给他的书作了序，就要有些报答。
　　五十年代，中国文坛，曾先后有两颗新星出现：一个是工人万国儒，一个是农民谷峪。谷峪当时风头更健，曾当过八大候补代表，出国访问。其以后遭遇，比起国儒，就惨多了。前不久已死去。我想：国儒一定是知道的，自己会想开的。
　　看来，国儒的性格很固执。
　　他发现有病，进院手术之前，曾来看我一次。我深深理解他的用意，我沉重地对他说：
　　“国儒，砸锅卖铁，我们也要治病。人家送礼，我们也要送礼！国儒，我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没有，没有。”他照例坚强地说。
　　过去，他来了，我没有送过他，这次，我把他送到门外，并和他握了握手。
　　春节时，我居然接到他一封很乐观的信。还有暇关心身外的事，说听到一个消息，非常气愤，这是“有人要把水搅浑”，他要给上级写信等等。我给他回信说：十分惦念他的病，希望他什么也不要想。世界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什么人也会有，什么事也会发生的。管得了那么多？
　　这也是国儒的忠诚老实之处。如果是我，我如果是一条鱼，看见有人把水搅浑了，我就赶紧躲开，游到远处去。如果躲不开，我就钻到泥里草里去。不然，就有可能被钓住，穿在柳条上，有被出卖的危险。我也不会给上级写信。
　　国儒一直不知道，他的病，已经是不治之症。还在关心文艺界的奇异现象，我敢说，他是抱恨终生了。
　　1990年3月13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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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老邵
　　一
　　阅报，老邵已于四月二日逝世，遗嘱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噫！到底是看破红尘了。
　　我和老邵，也是进城以后才认识的。我们都是这家报纸的编委，一次开会，老邵曾提出，我写的长篇小说，是否不要在报纸上连载了，因为占版面太多。我告他，小说就要登完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
　　这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打交道。平日，我们虽然住在一个院里，是很少接近的。我不好接近人。
　　这样过了一二年，老邵要升任总编辑了。有一天上午，他邀我到劝业场附近，吃了一顿饭，然后又到冷饮店，吃了冰糕。结果，回来我就大泻一通，从此，就再也不敢吃冷食。
　　我来自农村，老邵来自上海。战争期间，我们也不在一个山头。性格上的差异，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他请我吃饭，这点人情，我还是领会得来的。他是希望我们继续合作，我不要到别处去。
　　其实，我并没有走的想法。那一个时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我已经身心交瘁，就要不久于人世了。又拉扯着一大家子人，有个地方安身，有个地方吃饭，也就是了。
　　另外，对于谁当领导，我也有了一点经验：都差不多。如果我想做官，那确是要认真想一下。但我不想做官，只想做客，只要主人欢迎我，留我，那就不管是谁领导，都是一样的。
　　不久，我就病了。最初，老邵还给我开了不少介绍信，并介绍了各地的小吃，叫我去南方旅行。谁知道，我的病越来越重，结果在外面整整疗养了三年，才又回来。
　　二
　　一回到家，我们已经是紧邻。老邵过来看了我一下，我已经从老伴嘴里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正在家里“反省”，轻易是不出来的。
　　不多日子，就又听说，老邵要下放搬家，我想我也应该去看看他。我走到他屋里，他正在收拾东西，迎面对我说：
　　“你要住这房子吗？”
　　我听了心里不大高兴，就说：“我是来看你，我住这房子干什么？”
　　他的爱人也说：“人家是来看你！”
　　老邵无可奈何地说：“这房子好！”
　　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房子是总编辑住的，他不愿接任他的人住进来，宁可希望我住。我哪里有这种资格。
　　这时，有一位总务科的女同志，正在他的门口，监视着他搬家。老邵出来，说了一句什么，那位女同志就声色俱厉地说：“这是我的责任！”
　　我先后看到过三任总编辑从这里搬家。两任是升迁，其中一位，所用的家具全部搬走。另一位，也是全部搬走，事先付了象征性的价钱，都有成群的人来帮忙。老邵是下放，情况当然就不同了。
　　三
　　其实，老邵在任上，是很威风的，人们都怕他。据说：他当通讯部长的时刻，如果和两个科长商量稿件，就从来不是拿着稿子，走到他们那里去，而是坐在办公桌前，呼唤他们的名字，叫他们过来。升任总编以后，那派头就更大了。报社新盖了五层大楼，宿舍距大楼，步行不过五分钟。他上下班，总是坐卧车。那时卧车很少，不管车停在哪里，都很引人注目。大楼盖得很讲究，门窗一律菲律宾木。老邵的办公室，铺着大红地毯。墙上挂着名人字画。编辑记者的骨干，都是他这些年亲手训练出来的那批学生。据说，一听到走廊里老邵的脚步声，都急速各归本位，屏息肃然起来。
　　老邵是想做官，能做官，会做官的。行政能力，业务能力，都很强。谁都看出来，他不能久居人下。他的升任总编，据我想，可能和当时的一位市长有关。在一个场合，我曾看见老那对这位市长，很熟识，也很尊敬，他们可能来自一个山头。至于老邵的犯“错误”，我因为养病在外，一直闹不清楚，也不愿去仔细打听。我想升官降职，总和上面有人无人，是有很大关系的。
　　四
　　自从老邵搬走以后，听说他在自行车厂工作，就没有见过面。“文化大革命”时，有一天晚上，报社又开批斗会，我和一些人，低头弯腰在前面站着，忽然听到了老邵回答问题的声音。那声音，还是那么响亮、干脆，并带有一些上海滩的韵味。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回答，完全不像批斗会上的那种单方认输的样子，而是像在自由讲坛上，那么理直气壮。
　　有些话，不只是针锋相对，而且是以牙还牙的。一个革命群众把批判桌移到舞台上面去，想居高临下，压服他。说：“你回答：为什么，我写的通讯，就不如某某人写得好？”
　　老邵的回答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你写的文章，不如某某！”
　　“有你这样回答问题的吗？”革命群众吼叫着。
　　于是武斗开始。这是预先组织、训练的一支小型武斗队，都是年轻人。一共八个人，小打扮，一律握拳卷袖，两臂抬起内弯，踏步前进。他们围着老邵转圈子，拳打脚踢，不断把老邵打倒。有一次，一个打手故意发坏，把老邵推到我身上，把我压在下面，一箭双雕。一刹时，会场烟尘腾起，噼拍之声不断。这是报社最火炽的一次武斗。老邵一直紧闭着嘴，一言不发。大会散了以后，我们又被带到三楼会议室，一个打手把食指塞到老邵的嘴里，用力抠拉，大概太痛苦了，我看见老邵的眼里，含着泪水。
　　还是自行车厂来了人，才把老邵带回去了。后来我想，老邵早调离报社，焉知非福？如果留在这里，以他的刚烈，会出什么事，是谁也不敢说的。这家报社，地处大码头，经过敌、伪、我三个时期，人员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都后悔，滞留在这个地方之非策了。
　　五
　　“文革”以后，老邵曾患半身不遂，他顽强锻炼，后来能携杖走路了。我还住在老地方，他的两位大弟子，也住在那里，当他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也顺便到我屋里坐坐。这时我已经搬到他住过的那间房里，不是我升任了总编，而是当时的总编，不愿意在那里住了谈话间，老邵还时常流露愿意做些事，甚至有时表示，愿意回报社。作为老朋友、老同事，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算了吧，好好养养身体吧。五十年代，你当总编，培养了不少人，建立了机关秩序，作出了不少成绩。那是托人民的福，托党的福，托时代的福。那一个时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报社的全盛时期。现在不同了。你以为你进报社，当总编，还能像过去一样，说一不二，实现你那一套家长式的统治吗？我保险你玩不转，谁也玩不转，谁也没办法。”
　　他也不和我争论，甚至有时称我说得对，听我的话等等。
　　这就证明他已经不是过去的老邵了。
　　后来，又听说他犯了病，去外地疗养了一个时期。去年秋季，他回来后，又到我的新居，看望我一次，谈话间，又发牢骚，并责备我软弱，不敢写文章了。我说：“我们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他说：“我正是这样做的。”
　　说完就大笑起来，他的爱人也笑了起来。我才知道，他的左眼，已经失明。我笑不出来，我心里很难过。
　　芸斋曰：
　　老邵为人，心直口快，恃才傲物，一生人缘不太好。但工作负责严谨，在新闻界颇有名望，其所培养，不少报界英才。我谈不上对他有所了解，然近年他多次枉顾，相对以坦诚。他的逝世，使我黯然神伤，并愿意写点印象云。
　　1990年4月10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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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陈肇
　　老友陈肇，于一九九○年十一月七日，病逝于北京。
　　自一九三八年，一同任职冀中抗战学院起，至一九四○年，又一同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止，我同他，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我在几篇回忆性的散文中，都曾写到过他。这里只能再记一些琐事。
　　他去世后，我在北京的女儿，前去吊唁，慰问了已经不能说话的陈伯母。肇公的两个孙女和两个外孙，叫我女儿转告，希望我能写一点什么。
　　我想，这些事，是我的责任，我一息尚存，当勉力为之。
　　难道还需要孩子们对我进行嘱托吗？
　　陈肇，河北安平县人。他毕业于天津河北省第一师范。老辈人都知道，这个学校，是很难考入的，学生多是农村一些贫苦好学的子弟。他的家我去过，不过是个中农。他父亲很有过日子的远见，供他念书，叫二儿子务农，三儿子去当兵。
　　毕业后，他执教于昌黎简师。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我和陈肇打游击，宿在他的家中，他已经和大嫂分别很久了，我劝他去团圆团圆，但他一定陪我睡。第二天天尚不亮，我们就离开了。陈肇对朋友如此认真，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去北京，住在椎把胡同的河北办事处。一天下午，我与一个原在青岛工作、当时在北京的女同志，约好去逛景山公园。我先到景山后街的公共汽车站去等她。在那里，正好碰上从故宫徒步走来的陈肇。他说：
　　“我来看你，你怎么站在这里？”
　　我说等一个人。他就站在路边和我说话。我看见他穿的衬衣领子破了，已经补上。
　　他一边和我谈话，一边注意停下来的汽车，下来的乘客。
　　他忽然问：
　　“你等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说是女的。他停了一下说：
　　“那我就改日再到你那里去吧！”
　　说完，他就告别走了。我一回头，我等待的那位女同志，正在不远的地方站着。
　　在对待朋友上，我一直自认，远不能和陈肇相比。在能体谅人、原谅人方面，我和他的差距就更大了。
　　进城以后，他曾在国务院文办工作，后又调故宫博物院。
　　一九五二年冬季，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穿着一件在山里穿过的满是油污的棉大衣。我说：
　　“怎么还穿这个？多么不相称！”
　　他严肃地望望我说：
　　“有什么不相称的？”
　　我就不能再往下说了。我在生活上，无主见，常常是随乡入俗，随行就市的。当时穿着一件很讲究的皮大衣。
　　他住的宿舍，也很不讲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放在墙角的床铺周围墙壁上，糊了一些旧画。被褥、枕头，还按三十年代当教员时的方式叠放着。写字桌上，空空如也，却放着一副新和阗玉镇纸，一个玉笔架。他说：
　　“三兄弟捎来的，我用不着，你拿去吧。”
　　这以后，他得到什么文具，只要他觉得不错，就郑重其事地捎给我用。
　　在故宫，他是副院长，就连公家的信纸、信封都不用，每次来信，都是自己用旧纸糊的信封。
　　有一次，我想托他在故宫裱张画，又有一次，想摘故宫一个石榴做种子。一想到他的为人，是一尘不染的，都未敢张口。
　　他多才多艺，他能画，能写字，能教音乐，能作诗，能写小说。这些，他从不自炫，都不大为人知道。我读书时，遇到什么格言警句，总是请他书写后，张挂座右。我还一直保存他早年画的一幅菊花，是他自己花钱，用最简易的方式裱装的。
　　琐事记毕，系以芜辞：
　　风云之起，一代肇兴。既繁萧曹，亦多樊滕。我辈书生，亦忝其成。君之特异，不忘初衷，从不伸手，更不邀功。知命知足，与世无争。身处繁华，如一老农。辛勤从政，默默一生。虽少显赫，亦得安宁。君之逝也，时逢初冬，衰草为悲，鸿雁长鸣。闻君之讣，老泪纵横！
　　1990年11月22日病起作悼康濯整整一个冬季，我被疾病折磨着，人很瘦弱，精神也不好，家人也很紧张。前些日子，柳溪从北京回来说：康濯犯病住院，人瘦得不成样子了，叫她把情况告诉我。我当即写了一封信，请他安心治疗，到了春暖，他的病就会好的。但因为我的病一直不见好，有点悲观，前几天忽然有一种预感：
　　康濯是否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季？
　　昨天，张学新来了，进门就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没等他说完，就知道是康濯了。我的眼里，立刻充满了泪水。我很少流泪，这也许是因为我近来太衰弱了。
　　从一九三九年春季和康濯认识，到一九四四年春季，我离开晋察冀边区，五年时间，我们差不多是朝夕相处的。那时在边区，从事文学工作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康濯很聪明，很活跃，有办事能力，也能团结人，那时就受到沙可夫、田间同志等领导人的重视。他在组织工作上的才能，以后也为周扬、丁玲等同志所赏识。
　　他和我是很亲密的。我的很多作品，发表后就不管了，自己贪轻省，不记得书包里保存过。他都替我保存着，不管是单行本，还是登有我的作品的刊物。例如油印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晋察冀文艺》等，“文革”以后，他都交给了我，我却不拿着值重，又都糟蹋了。我记得这些书的封面上，都盖有他的藏书印章。实在可惜。
　　“文革”以前，我写给他的很多信件，他都保存着，虽然被抄去，后来发还，还是洋洋大观。而他写给我的那两大捆信，因为不断抄家，孩子们都给烧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对不住他。所以也不好意思过问，我那些信件，他如何处理。
　　一九五六年，我大病之后，他为我编了《白洋淀纪事》一书，怕我从此不起。他编书的习惯，是把时间倒排，早年写的编在后面。我不大赞赏这种编法，但并没有向他说过。
　　他和我的老伴，也说得来。孩子们也都知道他。一九五五年，全国清查什么“集团”，我的大女儿，在石家庄一家纱厂做工。厂里有人问她：你父亲和谁来往最多？女儿不知道是怎么回子事，想了想说：和康濯。康濯不是“分子”，她也因此平安无事。
　　他在晋察冀边区，做了很多工作，写了不少作品。那时的创作，现在，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像李延寿说的：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是不寻常的。它是当国家危亡之际，一代青年志士的献身之作，将与民族解放斗争史光辉永存，绝不会被数典忘祖的后生狂徒轻易抹掉。
　　至于全国解放之后，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有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
　　近些年，我们来往少了，也很少通信，有时康濯对天津去的人说：回去告诉孙犁给我写信，明信片也好。但我很少给他写信，总觉得没话可说，乏善可述。他也就很少给我写信，有事叫邹明转告。康濯记忆很好，比如抗日时期，我们何年何月，住在什么村庄，我都忘记了，他却记得很清楚。他所知文艺界事甚多，又很细心，是个难得的可备咨询的人才。
　　耕堂曰：战争时相扶相助，胜利后各奔前程，相濡相忘，时势使然。自建国以来，数十年间，晋察冀文学同人，已先后失去邵子南，侯金镜，田间，曼晴。今康濯又逝，环顾四野，几有风流云散之感矣！
　　1991年1月19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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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闇室纪年》序
　　在天津这个城市，住了二十五年。常常想离开，直到目前还不能走；住的这个宿舍，常常想换换，直到目前还不能搬家。中间虽然被迫迁移一次，出去三年，终于又回来了。我不知道要在这个地方，住到什么时候。
　　街上太乱太脏，我很少出门。近年来也很少有人来我这里。说门可罗雀是夸张的，闭门却轨却是不必要的。虽然好弄书，但很少能安心看书。有些人不愿去接近，有些语言不愿去听。我并不感到寂寞、苦闷，有时却也觉得时间空过得可惜，无可奈何。
　　我很久、很久不写东西了。对于未来，我缺乏先见之明，不能展示其图景。对于现实，我固步自封，见闻寡陋，无法描述。对于过去，虽也懒于回忆，但究竟便于寻绎。因此想起了写个自传什么的，再向后退一步，就想订个年谱什么的，又觉得这个名称太堂皇，就改用了纪年的形式。这是轻车熟路，向回走的路，但愿顺利一些。
　　我自幼年，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多年从事文字生活，对现实环境，对人事关系，既缺乏应有的知识，更没有应付的能力。在各方面都是失败多，成绩少。声音将与形体同时消失，没有什么可以遗留于后人或后世的。
　　一生平平，确实无可取鉴。一生行止，都是被时代所推移，顺潮流而动作。在群众面前，从来不能发表独特的见解，表现超人的才略；在行动方面，更没有起过先锋的作用，建树较大的功劳。那么，这一年谱，就只能是记录：一己的履历，时代的流波，同行者的影子与声音，群众的帮助与爱护。
　　其中，有个人的兴起振奋，也有自己的悲欢离合。有崎岖，也有坦途。由于愚宥，有时也曾蹈不测的深渊；由于憨诚，也常常为朋友们所谅宥。认真记录下去，也可能有超出个人范围的一个时代的步伐，一个队伍的感情吧。
　　总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跟在队伍的后面，还幸而没有落荒。虽然缺少扬厉的姿态，所迈的步子，现在听起来，还是坚定有力的。对于伙伴，虽少临险舍身之勇，也无落井下石之咎。循迹反顾，无愧于心。
　　1975年6月1日，善闇记。
　　昨晚暴风雨，花未受损。今晨五时起床，为玉树换盆，并剪海棠一枝，插于小盎，验其活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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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闇室纪年》摘抄（一）
　　我的童年
　　一九一三年（旧历癸丑），阴历四月初六日，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村一百余户，东至县城十八里，西南至子文镇三里。子文有集，三、十月有药王庙会。　　标题中“（一）”为编者所加。
　　我上有兄姊五人，都殇。听母亲说，当时家境很不好，产后，外祖母拆破鸡笼，为她煮饭。我生时，家已稍裕。父亲幼年，由一个招赘在本村的山西人，介绍到安国县一家油粮店学徒，此店兼营钱业。父亲后来吃上劳力股分，买了一些田。又买了牲口车辆，叫叔父和二舅父拉脚。
　　生我后，母亲无奶。母亲说，被一怀孕堂婶沾了去。喂我些糊，即把馒头弄碎，然后再煮成粥状。因此，我幼年体弱，且有惊风疾。母亲为我终年烧香还愿，并时常请一邻居老奶奶，为我按摩腹部以助消化。惊风病至十来岁，由叔父骑驴带到伍仁桥，请人针刺手腕（清明日，连三年），乃愈。
　　一九一九年，七岁（虚岁，下同）。入本村小学。时已非私塾，系洋学堂，不念四书，读课本。功课以习字、作文为重。父亲请人为祖父撰写碑文，交老师教我背诵。教师多为简易师范毕业，系附近村庄人，假日可回家务农。无正式校舍，借人家闲院闲房，稍事修整为课堂，复式教学。大学生为老师买菜做饭，以为荣耀。我家每年请先生两次酒饭，席间，叔父嘱以不要打，因我有病。冬季上夜校，提小玻璃煤油灯，放学路上甚乐。
　　一九二四年，十二岁。随父亲至安国县，考入高级小学。
　　按照我的家庭情况，上完初级小学，本应务农，或到外处学习商业。但父亲听信安国县邮政局长之言，发愿叫我升学，习英语，以便考入邮政，说这是铁饭碗。高级小学在县城内东北角，原文庙内。设备完好，图书亦多。在此，课外阅读了文学研究会的一些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和儿童读物。
　　安国县原名祁州，为药材聚散之地，传说，各路药材、不到祁州即不灵。每年春冬庙会（药王庙），商贾云集，有川广云贵各帮。药商为了广招徕，演大戏，施舍重金，修饰药王庙，殿宇深邃，庙前有一对铁狮子，竖有两棵高大铁旗杆，数十里外就可以看到。
　　南关商业繁盛，多药材庄和作坊，各地药商，都有常驻这里的人员店铺。
　　不久母亲和表姐亦来此，我们寄居在父亲一个朋友的闲院里，地处西门里。一直到我读完高小。
　　在安国时，父亲并为我请一课外教师，系一潦倒秀才，专教古文，记得他曾在集市上代我买《诗韵合璧》一部，我未能攻习。
　　一九二六年，十四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保定距安国一百二十里，乘骡车。父亲送考，考第二师范，未被录取，不得已改考中学，中学费大。
　　一九二七年，十五岁。休学一年，实系年幼想家，不愿远出。这一年大革命北伐，影响保定，学校有学潮，我均未见，是大损失。父亲寄《三民主义》一本至家，是咸与维新之意。是年订婚。同县黄城王姓。
　　一九二八年，十六岁。暑假后复学。大饭厅也是大会堂，写上了总理遗嘱、建国方略。每星期一做纪念周，校长在台上带领静默，总不到规定时间，即宣告默毕。不然，学生们即忍不住要笑。作文课，得老师称许，并屡次在校刊发表，多为小说。记得有一篇写一家盲人，一篇写一女演员。
　　初中四年期间，除一般课程外，在图书馆借读文学作品。
　　图书馆主任，先为安志诚先生，后为王斐然先生，对我均有鼓励帮助。
　　一九二九年，十七岁。结婚。
　　一九三一年，十九岁。初中毕业，“九一八”事变
　　1980年4月
　　在安国县
　　我十二岁，跟随父亲到安国县上学。我村距安国县六十里路。第一次是同父亲骑一匹驴去的，父亲把我放在前面。路过河流、村庄，父亲就下去牵着牲口走，我仍旧坐在上面。
　　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到了县城，一进南关，就是很热闹的了，先过药王庙，有铁旗杆，铁狮子。再过大药市、小药市，到处是黄芪味道，那时还都是人工切制药材。大街两旁都是店铺，真有些熙熙攘攘的意思。然后进南城门洞，有两道城门，都用铁皮铁钉包裹。
　　父亲所在的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边路东，门前有一棵古槐，进了黑漆大门，有一座影壁，下面有鱼缸，还种着玉簪花。
　　在院里种着别的花草和荷花。前院是柜房，后院是油作坊。
　　这家店铺是城北张姓东家，父亲从十几岁在这里学徒，现在算是掌柜了。
　　店铺对门的大院，是县教育局，父亲和几位督学都相识。
　　我经过考试，有一位督学告诉父亲，说我的作文中，“父亲在安国为商”，“为商”应该写作“经商”，父亲叫我谨记在心，我被录取。
　　店铺吃两顿饭，这和我上学的时间，很有矛盾。父亲在十字街一家面铺，给我立了一个折子，中午在那里吃。早晨父亲起来给我做些早点。下午放学早，晚饭在店铺吃。终究不方便，半年以后，父亲把母亲和表姐从家里接来，在西门里路南胡家的闲院借住。
　　父亲告诉我，胡家的女主人是我的干娘，干爹是南关一家药店的东家，去世了。干娘对我很好，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姑娘，大儿子在家，二儿子和我一同上高级小学，对我有些歧视。
　　这是一家地主，那时，城市和附近的地主，都兼营商业。
　　她家雇一名长工，养一匹骡子，有一辆大车，还有一辆轿车。
　　地里的事，都靠长工去管理，家里用一个老年女佣人，洗衣做饭，人们叫他“老傅家”。
　　我那位干哥哥，虽说当家，却是个懒散子弟，整天和婶母大娘们在家里斗牌。他同干嫂，对我也很好。
　　那位干姐，在女子高级小学读书，长得洁白秀丽，好说笑。对我很热情、爱护。她做的刺绣手工和画的桃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好看《红楼梦》，有时坐在院子里，讲给我的表姐听。表姐幼年丧母，由我母亲抚养成人，帮母亲做活做饭，并不认识字。但记忆力很好。
　　我那时，功课很紧，在学校又爱上了新的读物，所以并不常看这些旧小说。父亲为了使我的国文进步，请了街上一位潦倒秀才，教我古文。老秀才还企图叫我作诗，给我买了一部《诗韵合璧》，究竟他怎么讲授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胡家对门，据说是一位古文家，名叫刁苞的故居。父亲借来他的文集叫我看，我对那种木板刻的大本书，实在没有兴趣，结果一无所得。
　　这座高小，设在城内东北角原是文庙的地方。学校的教学质量，我不好评议，只记得那些老师，都是循规蹈矩，借以糊口，并没有什么先进突出之处。学校的设备，还算完善，有一间阅览室，里面放着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等等，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还有从历史改编的故事，如岳飞抗金兵、泥马渡康王等等。还有文学研究会的小说集，叶绍钧的《隔膜》、刘大杰的《飘渺的西南风》等等，使我眼界大开。
　　因为校长姓刘，学校里有好几位老师也姓刘，为了便于区分，学生们都给他们起个外号。教我国文的老师叫大鼻子刘。有一天，他在课堂上，叫我们提问，我请他解释什么叫“天真烂漫”，他笑而不答，使我一直莫名其妙。等到我后来也教小学了，才悟出这是教员滑头的诀窍之一，就是他当时也想不出怎样讲解这个词。
　　父亲和县邮局的局长认识，愿意叫我以后考邮政。那一年，有一位青年邮务员新分配到这个局里，父亲叫我和他交好，在他公休的时候，我们常一同到城墙上去散步，并不记得他教我什么，只记得他常常感叹这一职业的寂寞、枯燥，远离家乡、举目无亲之苦。
　　干姐结婚后，不久就患肺病死去了，我也到保定读书去了。母亲和表姐，又都回到原籍去。
　　解放以后，我到安国县去过一次，这一家人，作为地主，生活变化很大。房屋拆除了不少，有被分的，有自卖的。干哥夫妇，在我们居住过的地方，开了一座磨面作坊。
　　1980年10月11日晨
　　在北平
　　从北平市政府出来以后，失业一段时间，后来到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
　　这座小学校，在东城观音寺街内路北，当时是北平不多几个实验小学之一。
　　这也是父亲代为谋取的，每月十八元薪金。校长姓刘，是我在安国上小学时那个校长的弟弟，北平师范毕业。当时北平的小学，都由北平师范的学生把持着。北伐战争时期，这个校长参加了国民党，在接收这个小学时，据说由几个同乡同学，从围墙外攻入，登上六年级教室那个制高点，抛掷砖瓦，把据守在校内的非北师毕业的校长驱逐出去。帮他攻克的同乡、同事，理所当然地都是本校教员了。
　　校长每月六十元薪金，此外修缮费、文具费虚报，找军衣庄给学生做制服，代书店卖课本，都还有些好处。所以他能带家眷，每天早上冲两个鸡蛋，冬天还能穿一件当时在北平很体面的厚呢大外氅。
　　此人深目鹰鼻，看来不如他的哥哥良善。学校有两名事务员，一个管会计，一个管庶务。原来的会计，也是安国人，大概觉得这个职业，还不如在家种地，就辞职不干了。父亲在安国听到这个消息，就托我原来的校长和他弟弟说，看人情答应的。
　　但是，我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尤其不及格。每月向社会局（那时不叫教育局）填几份表报，贴在上面的单据，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要弄得支付相当，也需要几天时间。好在除了这个，也实在没有多少事。校长看我是个学生，又刚来乍到，连那个保险柜的钥匙，也不肯交给我。当然我也没兴趣去争那个。
　　只是我的办公地点太蹩脚。校长室在学校的前院，外边一大间，安有书桌电话，还算高敞；里边一间，非常低小阴暗，好像是后来加盖的一个“尾巴”，但不是“老虎尾巴”，而是像一个肥绵羊的尾巴。尾巴间向西开了一个低矮的小窗户，下面放着我的办公桌。靠南墙是另一位办事员的床铺，北墙是我的床铺。
　　庶务办事员名叫赵松，字干久，比我大几岁。他在此地干得很久了，知道学校很多掌故，对每位教员，都有所评论，并都告诉我。
　　每天午饭前，因为办公室靠近厨房，教员们下课以后，都拥到办公室来，赵松最厌烦的是四年级的级任，这个人，从走路的姿势，就可以看出他的自高自大。他有一个坏习惯，一到办公室，就奔痰盂，大声清理他的鼻喉。赵松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管乐”。这位管乐西服革履，趾高气扬。后来忽然低头丧气起来，赵松告诉我，此人与一女生发生关系，女生怀孕，正在找人谋求打胎。并说校长知而不问，是因同乡关系。
　　六年级级任，也是校长的同乡，他年岁较大，长袍马褂，每到下课，就一边擦着鼻涕，一边急步奔到我们的小屋里，两手把长袍架起，眯着眼睛，弓着腰，嘴里喃喃着“小妹妹，小妹妹”，直奔赵松的床铺，其神态酷似贾琏。赵松告诉我，这位老师，每星期天都去逛暗娼，对女生，师道也很差。
　　学校的教室，都在里院，和我们隔着一道墙，我不好走动，很少进去观望。上课的时候，教员讲课的声音，以及小学生念笔顺的声音，是听得很清楚的。那时这座小学正在实验“引起动机”教学法，就是先不讲课文的内容，而由教员从另外一种事物引起学生学习课文的动机。不久，小学生就了解老师的做法，不管你怎样引起，他就是不往那上面说。比如课文讲的是公鸡，老师问：
　　“早晨你们常听见什么叫唤呀！”
　　“鸟叫。”学生们回答。
　　老师一听有门，很高兴，又问：
　　“什么鸟叫啊？”
　　“乌鸦。”
　　“没有听到别的叫声吗？”
　　“听到了，麻雀。”
　　这也是赵松告诉我的故事。
　　每月十八元，要交六元伙食费，剩下的钱再买些书，我的生活，可以算是很清苦了。床铺上连枕头也没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裤。赵松曾送我两句诗，其中一句是“可怜年年枕棉裤”。
　　可是正在青年，志气很高，对人从不假借，也不低三下四。现在想起来，这一方面，固然是刚出校门，受社会感染还不深，也并没有实受饥寒交迫之苦；另一方面也因为家有一点恒产，有退身之路，可以不依附他人，所以能把腰直立起来。
　　这些教员自视，当然比我们高一等，他们每月有四十元薪金，但没有一个人读书，也不备课，因为都已教书多年，课本又不改变。每天吃过晚饭，就争先恐后地到外边玩去了。三年级级任，是定兴县人，他家在东单牌楼开一座澡堂，有时就请同事到那里洗澡，当然请不到我们的名下。
　　我和赵松，有时寂寞极了，也在星期六晚上，到前门外娱乐场所玩一趟，每人要花一元多钱，这在我们，已经是所费不资了。回来后，赵松总是倒在床上咳叹不已，表示忏悔。
　　后来，他的一位同乡，在市政府当了科长，约他去当一名办事员，每月所得，可与教员媲美。他把遗缺留给他的妹夫，这人姓杨，也是个中学生，和我也很要好。
　　我还是买些文艺书籍来读。一年级的级任教师，是个女的，有时向我借书看，她住在校内，晚上有时也到我们屋里谈谈，总是站在桌子旁边，不苟言动。
　　每逢晚饭之后，我到我的房后面的操场上去。那里没有一个人，我坐在双杠上，眼望着周围灰色的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感到绝望。我想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想起在中学时，一位国文老师，讲述济南泉柳之美，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小豆腐，我幻想我能到济南去。不久，我就以此为理由，向校长提出辞职，校长当然也不会挽留。
　　但到济南又投奔何处？连路费也没有。我只好又回到老家去，那里有粥喝。
　　1980年10月11日晨
　　去延安
　　一九四四年（三十二岁）返至华北联大教育学院，立即得到通知，明日去延安。
　　次日，领服装上路，每人土靛染浅蓝色粗布单衣裤两身。
　　我去迟，所得上衣为女式。每人背小土布三匹，路上卖钱买菜。
　　行军。最初数日，越走离家乡越远，颇念家人。
　　路经盂县，田间候我于大道。我从机关坚壁衣物处携走田的日本皮大衣一件。
　　我们行军，无敌情时，日六、七十里，悠悠荡荡，走几天就休息一天，由打前站的卖去一些土布，买肉改善伙食。
　　至陕西界，风光很好。
　　在绥德休息五天。晋绥军区司令部，设在附近。吕正操同志听说我在这里路过，捎信叫我去。我穿着那样的服装，到他那庄严的司令部作客，并见到了贺龙同志，自己甚觉不雅。
　　我把自己带着的一本线装《孟子》，送给了吕。现在想起来，也觉举动奇怪。
　　绥德是大山城，好像我们还在那里洗了澡。
　　清涧县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里的山，是一种青色的、湿润的、平滑的板石构成的。那里的房顶、墙壁、街道，甚至门窗、灶台、炕台、地下，都是用这种青石建筑或铺平的。县城在峭立的高山顶上，清晨黄昏，大西北的太阳照耀着这个山城，确实绮丽壮观。雨后新晴，全城如洗过，那种青色就像国画家用的石青一般沉着。
　　米脂，在陕北是富庶的地方。县城在黄土高原上，建筑得非常漂亮。城里有四座红漆牌坊，就像北京的四牌楼一样。
　　我们从敌后来。敌后的县城，城墙，我们拆除了，房屋街道，都遭战争破坏；而此地的环境，还这样完整安静。我躺在米脂的牌坊下，睡了一觉，不知梦到何方。
　　到了延安，分配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先安置在桥儿沟街上一家骡马店内。一天傍晚，大雨。我们几个教员，坐在临街房子里的地铺上闲话。我说：这里下雨，不会发水。意思是：这里是高原。说话之间，听流水声甚猛，探身外视，则洪水已齐窗台。急携包裹外出，刚刚出户，房已倒塌。仓皇间，听对面山上有人喊：到这边来。遂向山坡奔去。经过骡马店大院时，洪水从大门涌入，正是主流，水位迅猛增高。我被洪水冲倒，弃去衣物，触及一拴马高桩，遂攀登如猿猴焉。
　　大水冲击马桩，并时有梁木、车辕冲过。我怕冲倒木桩，用脚、腿拨开，多处受伤。好在几十分钟，水即过去。不然距延河不到百米，身恐已随大江东去矣。
　　后听人说，延河边有一石筑戏楼，暑天中午，有二十多人，在戏楼上乘凉歇晌。洪水陡至，整个戏楼连同这些人，漂入延河。到生地方，不先调查地理水文，甚危险也。
　　水灾后，除一身外，一无所有。颇怨事先没人告诉我们，此街正是山沟的泄水道。次日，到店院寻觅，在一车脚下找到衣包，内有单衣两套。拿到延河边，洗去污泥，尚可穿用。
　　而千里迢迢抱来田间的皮大衣，则已不知被别人捡去，还是冲到延河去了。那根拿了几年的六道木棍，就更没踪影了。
　　在文学系，名义是研究生。先分在北山阴土窑洞，与公木为邻。后迁居东山一小窑，与鲁藜、邵子南为邻。
　　一些著名作家，戏剧、音乐、美术专家，在这里见到了。
　　先在墙报上发表小说《五柳庄纪事》，后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等。提升教员，改吃小灶，讲《红楼梦》。
　　生活：窑洞内立四木桩，搭板为床。冬季木炭一大捆，很温暖，敌后未有此福也。
　　家具：青釉瓷罐一个，可打开水。大沙锅一，可热饭，也有用它洗脸的。水房、食堂，均在山下。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子。
　　刚去时，正值大整风以后，学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员，多照料小孩，或在窑洞前晒太阳。黄昏，常在广场跳舞，鲁艺乐队甚佳。
　　敌后来了很多人，艺术活动多了。排练《白毛女》，似根据邵子南的故事。
　　我参加的生产活动：开荒，糊洋火盒。修飞机场时，一顿吃小馒头十四枚。
　　延安的土布，深蓝色，布质粗而疏，下垂。冬季以羊毛代棉絮，毛滑下坠。肩背皆空。有棉衣，甚少。邓德滋随军南下，相约：在桥儿沟大道上，把他领到的一件棉上衣换给我。敌后同来的女同志，为我织毛袜一双，又用棉褥改小袄一件，得以过冬。
　　讲课时，与系代主任舒群同志争论。我说《红楼梦》表现的是贾宝玉的人生观。他说是批判贾宝玉的人生观，引书中《西江月》为证。
　　沙可夫同志亦从前方回来，到学院看我，并把我在前方情况，介绍给学院负责人宋侃夫同志。沙见别人都有家眷，而我独处，关怀地问：是否把家眷接来？彼不知无论关山阻隔，小儿女拖累，父母年老，即家庭亦离她不开。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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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闇室纪年》摘抄（二）
　　一九三一年，十八岁。升入本校①A
　　高中，为普通科第一　　A标题下原有“一九一三——一九四九年”，此次选录时删去。题中“（二）”为编者所加。为避免重复，删去本文开头部分文字。　　①即保定育德中学。
　　部，类似文科。其课程有：中国文化史、欧洲文艺思潮史、名学纲要、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哲学史、社会科学概论、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知识大进。
　　读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典著作，并作笔记。习作文艺批评，并向刊物投稿，均未用。那时的报刊杂志，多以马列主义标榜，有真有假。真的也太幼稚、教条。然其开拓之功甚大。保定有地下印刷厂，翻印各类革命书籍，其价甚廉，便于穷苦学子。开始购书。
　　攻读英文，又习作古文，均得佳评。
　　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三年，二十岁，高中毕业。一二八事变。
　　高中读书时，同班张砚方为平民学校校长，聘我为女高二级任。学生有名王淑者，形体矮小，左腮有疤陷，反增其娇媚。眼大而黑，口小而唇肥，声音温柔动听，我很爱她。遂与通信，当时学校检查信件甚严，她的来信，被训育主任查出，我被免职。
　　平校与我读书之大楼，隔一大操场，每当课间休息时，我凭栏南向，她也总是拉一同学，站立在她们的教室台阶上，凝目北视。
　　她家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母亲系教民，寡而眇一目，曾到学校找我一次。
　　以上是三十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一九三六年，我在同口教书，同事侯君给我一张保定所出小报，上有此女随一军官，离家潜逃，于小清河舟中，被人追回消息，读之惘然。从此，不知其下落。
　　一九三四年，二十一岁。春间赴北平谋事，与张砚方同住天仙庵公寓。张雄县人，已在中大读书。父亲托人代谋市政府工务局一雇员职。不适应，屡请假，局长易人，乃被免职。后又经父亲托人，在象鼻子中坑小学任事务员，一年后辞。
　　在此期间，继续读书，投稿略被采用。目空一切，失业后曾挟新出《死魂灵》一册，扬扬去黑龙潭访友，不为衣食愁，盖家有数十亩田，退有后路也。
　　有时家居，有时在北平，手不释卷，练习作文，以妻之衣柜为书柜，以场院树荫为读书地，订《大公报》一份。
　　一九三六年，二十三岁。暑假后，经同学侯士珍、黄振宗介绍，到安新县同口小学教书。同口系一大镇，在白洋淀边。镇上多军阀，小学设备很好。我住学校楼上，面临大街。
　　有余钱托邮政代办所从上海购新书，深夜读之。暇时到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舒心目。
　　同事阎素、宋寿昌，现尚有来往。在津亦时遇生徒，回忆彼时授课，课文之外，多选进步作品，“五四”纪念，曾作讲演，并编剧演出。深夜突击剧本，吃凉馒头，熬小鱼，甚香。
　　1985年8月30日抄
　　是年，双十二事变。
　　一九三七年，二十四岁。暑假归家，七七事变起，又值大水，不能返校。（原在同口小学任教）国民党政权南逃。我将长发剪去，农民打扮，每日在村北堤上，望茫茫水流，逃难群众，散勇逃兵。曾想南下，苦无路费，并无头绪。从同口捎回服装，在安国父亲店铺，被乱兵抢去。冬季，地方大乱。一夜，村长被独撅枪打倒于东头土地庙前。
　　一日，忽接同事侯聘之一信，由县政府转来。谓彼现任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叫我去肃宁。我次日束装赴县城，见县政指导员李子寿。他说司令部电话，让我随杨队长队伍前去。杨队长系土匪出身，他的队伍，实不整饬。给我一匹马，至晚抵肃宁。有令：不准杨队长的队伍进城。我只好自己去，被城门岗兵刺刀格拒。经联系见到宣传科刘科长，晚上见到侯。
　　次日，侯托吕正操一参谋长，阎姓，带我到安国县，乘大卡车。风大，候送我一件旧羊皮军大衣。
　　至安国，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琏等过去朋友，他们都在吕的政治部，有的住在父亲店铺内。父亲见我披军装，以为已投八路军，甚为不安。
　　随父亲回家，吕之司令部亦移我县黄城一带。李之琏、陈乔到家来访，并作动员。识王林于子文街头，王曾发表作品于大公报“文艺”，正在子文集上张贴广告，招收剧团团员。
　　编诗集《海燕之歌》（国内外进步诗人作品），后在安平铅印出版，主持其事者，受到黄敬的批评，认为非当务之急。
　　后又在路一主编的《红星》杂志上，发表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战斗的文艺形式论》，在《冀中导报》发表《鲁迅论》。均属不看对象，大而无当。然竟以此扬名，路一誉之为“冀中的吉尔波丁”云。
　　一九三八年，二十五岁。春，冀中成立人民武装自卫会，史立德主任，我任宣传部长。李之琏介绍，算是正式参加抗日工作。李原介绍我做政权工作，见到了当时在安平筹备冀中行署的仇友文。后又想叫我帮路一工作，我均不愿。至高阳等县组织分会，同行者有任志远、胡磊。
　　八月，冀中于深县成立抗战学院，院长杨秀峰，秘书长吴砚农，教导主任陈乔、吴立人、刘禹。我被任为教官，讲抗战文艺及中国近代革命史。为学院作院歌一首。学院办两期，年终，敌人占据主要县城，学院分散，我带一流动剧团北去，随冀中各团体行动。
　　大力疏散，我同陈肇又南下，一望肃杀，路无行人，草木皆兵，且行且避。晚至一村，闻陈之二弟在本村教民兵武术，叫门不应，且有多人上房开枪。我二人急推车出村，十分狼狈。
　　至一分区，见到赵司令员，并有熟人张孟旭，他给我们一大收音机，让抄新闻简报。陈颇负责，每夜深，即开机收抄，而我好京戏，耽误抄写，时受彼之责言。
　　后，我俩隐蔽在深县一大村庄地主家，村长为我们做饭，吃得很好。地主的儿子曾讽刺说：“八路军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曾冒险回家，敌人扫荡我村刚刚走，我先在店子头表姐家稍停留，夜晚到家睡下，又闻枪声，乃同妻子至一堂伯家躲避。这一夜，本村孙山源被绑出枪毙，孙为前县教育局长，随张荫梧南逃，近又北来活动。
　　时，刁之安为我县特委，刁即前述我至京郊黑龙潭所访之育德同学。刁深县人，外祖家为安平，所以认我们为老乡。
　　为人和蔼，重同乡同学之谊。但我不知他何时参加党组织，并何由担任此重职。
　　一九三九年，二十六岁。王林与区党委联系，送我与陈肇过路西。当即把车子交给刁，每车与五元之代价，因当时车子在冀中已无用。我的介绍信，由七地委书记签名，由王林起草。我见信上对我过多吹嘘，以为既是抗日，到处通行，何劳他人代为先容，竟将信毁弃。过路后，因无此信，迟迟不能分配工作，迂之甚矣。
　　同行者，尚有董逸峰，及安平一区干部安姓。夜晚过路时，遇大雨，冒雨爬了一夜山，冀中平原的鞋底，为之洞穿。
　　过路后见到刘炳彦，刘是我中学下一级同学，原亦好文学，现任团长，很能打仗，送我银白色手枪一支。
　　在一小山村，等候分配。刘仁骑马来，谈话一次。陈以遇到熟人，先分配。我又等了若干日，黄敬过路西，才说清楚。
　　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在城南庄（阜平大镇）。负责人为刘平。刘中等个儿，吸烟斗，好写胡风那种很长句子的欧化文章，系地下党员，坐过牢。
　　通讯社新成立，成员多是抗大来的学生，我和陈肇，算是年岁最大的了。在通讯社，我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小册子，题集体讨论，实系一人所为，铅印出版。此书惜无存者。在通讯指导科工作，每日写指导信数十封，今已不忆都是些什么词句。编刊物《文艺通讯》，油印，发表创作《一天的工作》、《识字班》等。
　　识西北战地服务团及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一些同志。
　　生活条件很苦。我带来大夹袄一件，剪分为二，与陈肇各缝褥子一条，以砖代枕。时常到枣林，饱食红枣。或以石掷树上遗留黑枣食之。
　　冬，由三人组织记者团赴雁北，其中有董逸峰，得识雁北风光，并得尝辣椒杂面。雁北专员为王斐然，即育德中学之图书管理员也。遇扫荡，我发烧，一日转移到一村，从窗口望见敌人下山坡，急渡冰河，出水裤成冰棍。
　　一九四○年，二十七岁。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沙可夫主任。我调边区文协工作，田间负责，同人有康濯、邓康、曼晴。
　　编辑期刊《山》（油印）、《鼓》（晋察冀日报副刊）。发表作品《邢兰》等，冬季反扫荡期间，在报纸发表战地通讯：
　　《冬天，战斗的外围》等。
　　写论文评介边区作者之作。当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小说，我都热情鼓吹过。
　　识抗敌报（晋察冀军区报纸）负责人丘岗，摄影家沙飞等。
　　辩论民族形式问题，我倾向洋化。
　　一九四一年，二十八岁。在此期间，我除患疟疾，犯失眠症一次，住过边区的医院。秋季，路一过路西，遂请假同他们回冀中，傅铎同行。路一有一匹小驴。至郝村，当日下午，王林、路一陪我至家，妻正在大门过道吃饭，荆钗布裙，望见我们，迅速站起回屋。
　　冀中总部在郝村一带，我帮助王林编《冀中一日》，工作告竣，利用材料，写《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一册，此书后在各抗日根据地翻印，即后来铅印本《文艺学习》也。
　　妻怀孕，后生小达，王林所谓《冀中一日》另一副产品也。
　　在冀中期间，一同活动者，有梁斌、远千里、杨循、李英儒等。
　　一九四二年，二十九岁。春末回路西文联岗位。此年冀中敌人“五一大扫荡”。冬季，文联解散，田间下乡。我到晋察冀日报编副刊，时间不长，又调到联大教育学院高中班教国文。
　　教育学院院长为李常青，他原在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自我到边区以后，对我很关心。抗战期间，我所教学生，多系短期训练性质，唯此高中班，相处时间较长，接触较多，感情亦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所以在去延安途中和到达延安以后，我都得到过这些男女同学的关怀和帮助。
　　时达来信说，带来家庭消息，往返六日去听这一消息，说长子因盲肠炎，战乱无好医生，不幸夭折，闻之伤痛。此子名普，殇时十二岁。
　　一九四三年，三十岁。冬季，敌人扫荡三个月，我在繁峙，因借老乡剪刀剪发，项背生水泡疮，发烧，坚壁在五台山北台顶一小村，即蒿儿梁。年底，反扫荡结束下山，行山路一日，黄昏至山脚。小桥人家，即在目前，河面铺雪，以为平地，兴奋一跃，滑出丈远，脑受震荡，晕过去。同行康医生、刘护士抬至大寺成果庵热炕上，乃苏。
　　食僧人所做莜麦，与五台山衲子同床。次日参观佛寺，真壮观也。
　　一九四四年，三十一岁。返至学院，立即通知：明日去延安。（此节已发表，从略。）
　　一九四五年，三十二岁，八月，日本投降，当晚狂欢。我很早就睡下了。
　　束装赴前方。我为华北队，负责人艾青、江丰。派我同凌风等打前站，后为女同志赶毛驴。路上大军多路，人欢马腾，胜利景象。小孩置于荆筐，一马驮两个，如两只小燕。
　　过同蒲路，所带女队掉队，后赶上。
　　至浑源，观北岳。
　　至张家口，晋察冀熟人多在，敌人所遗物资甚多，同志们困难久，多捡废白纸备写画之用。邓康、康濯都穿上洋布衣装。邓约我到他住处，洗日本浴。又给我一些钱，在野市购西北皮帽一顶，蚕绸衬衣一件，日本长丝巾一幅，作围巾。
　　要求回冀中写作，获准。同行一人中途折回，遂一人行。
　　乘火车至宣化，与邓康在车站同食葡萄，取王炜日本斗篷、军毯各一件。从下花园奔涿鹿，经易县过平汉路，插入清苑西，南行，共十四日到家。黄昏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
　　1985年8月1日抄
　　一九四六年，三十三岁。在家住数日，到黄城访王林。同到县城，见到县委书记张根生等。为烈士纪念塔题字并撰写一碑文，古文形式，甚可笑。以上工作，均系王林拉去所为。
　　到蠡县见梁斌，梁任县委宣传部长，杨崴为书记，杨志昌为副书记，周刚为组织部长。梁愿我在蠡县下乡，并定在刘村。刘村朱家有一女名银花，在县委组织部工作，后与周刚结婚。她有一妹名锡花，在村任干部。梁认为她可以照料我。
　　到冀中区党委接关系。宣传部长阎子元系同乡，同意我在蠡县下乡。在招待所遇潘之汀，携带爱人和孩子，路经这里，回山东老家。他系鲁艺同人，他的爱人张云芳是延安有名的美人。潘为人彬彬谦和。
　　又回家一次。去蠡县时，芒种送我一程。寒雾塞天，严霜结衣，仍是战时行动情景。到滹沱河衅，始见阳光。
　　刘村为一大村，先到朱家，见到锡花和她爷爷、父亲。锡花十七岁，额上还有胎发，颇稚嫩。说话很畅快，见的干部多了。她父亲不务正业，但外表很安静。她爷爷则有些江湖味道，好唱昆曲。
　　我并没有住在她家。村北头有一家地主，本人同女儿早已参加抗日，在外工作。他的女人，也常到外边住，家里只留一个长工看门。我住在北屋东间，实际是占据了这个宅院，那个长工帮我做饭。他叫白旦，四十多岁，盲一目，不断流泪，他也不断用手背去擦。看来缺个心眼，其实，人是很精细的。对主人忠心耿耿，认真看守家门。
　　村长常来看望，这是县委的关照。锡花也来过几次，很规矩懂事。附近的女孩子们，也常成群结伙的来玩。现在想起来，我也奇怪，那些年在乡下的群众关系，远非目前可比。
　　妇救会主任，住在对门，似非正经。她婆婆很势利眼，最初对我很巴结，日子长了，见我既不干预村里事务，又从不开会讲话，而且走来走去，连辆自行车也没有，对我就很冷淡了。
　　在这里，我写了《碑》、《钟》、《藏》几个短篇小说。
　　曾将妻和两个孩子接来同住几日，白旦甚不耐烦。在送回她们的途中，坐在大车上，天冷，妻把一双手，插入我棉袄的口袋里。夕阳照耀，她显得很幸福。她脸上皮肤，已变得粗糙。战斗分割，八年时间，她即将四十岁了。
　　刘村有集，我买过白鲢鱼，白旦给做，味甚佳。
　　杨循的村子，是隋东，离刘村数里，我去过他家，他的原配正在炕上纺线。梁斌的村子，叫小梁庄，距离更近，他丈人家就在刘村。有一次，传说他的原配回娘家来了，人们怂恿我去看，我没有去。
　　到河间，因找杨循，住冀中导报社，识王亢之、力麦等。
　　此前，我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在张家口广播，晋察冀日报转载，并加按语。我到冀中后，冀中导报登一短讯，称我为“名作家”，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所闻”。当我再去白洋淀，写了《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几篇短文，因写错新安街道等事，土改时，联系家庭出身，竟遭批判，定为“客里空”的典型。消息传至乡里，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加深老母对我的挂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此事之发生，一、在我之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这篇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这是写文章的人，应该永远记取的教训。
　　我恋熟怕生，到地方好找熟人，在白洋淀即住在刘纪处。
　　刘过去是新世纪剧社书记，为人好交朋友，对我很热情，当时在这一带办苇席合作社。进城后曾得病，但有机会还是来看我，并称赞我在白洋淀时的“信手拈来”，使我惭愧。在同口，宿于陈乔家。
　　六月，在河间。父亲病，立增叔来叫我。到家，父亲病甚重，说是耩地傍耧，出汗受风。发烧，血尿，血痰。我到安国县，九地委代请一医生，也不高明，遂不起。
　　父亲自幼学徒，勤奋谨慎，在安国县城内一家店铺工作，直到老年。一生所得，除买地五十亩外，在村北盖新房一所。
　　场院设备：牲口棚、草棚、磨棚俱全。为子孙置下产业，死而后已。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哲学。另，即供我读书，愿我能考上邮政局，我未能如命，父亲对我是很失望的。
　　父亲死后，我才感到我对家庭的责任。过去，我一直像母亲说的，是个“大松心”。
　　我有很多旧观念。父亲死后，还想给他立个碑。写信请陈肇写了一篇简朴的墓志，其中有“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等词句，并同李黑到店子头石匠家，看了一次石头。后因土改，遂成泡影。
　　一九四七年，三十四岁。春，随吴立人、孟庆山，在安平一带检查工作，我是记者。他二人骑马，我骑一辆破车，像是他们的通讯员。写短文若干篇，发表于冀中导报副刊“平原”，即《帅府巡礼》等。
　　夏，随工作团，在博野县作土改试点，我在大西章村，住小红家，其母寡居，其弟名小金。一家人对我甚好。我搬到别人家住时，大娘还常叫小金，给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面饼，腊肉炒鸡蛋等，小红给我缝制花缎钢笔套一个。工作团结束，我对这一家恋恋不舍，又单独搬回她家住了几天。大娘似很为难，我即离去，据说，以后大娘曾带小金到某村找我，并带了一双新做的鞋，未遇而返。进城后，我到安国，曾徒步去博野访问过一次。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归来，我写了一篇“访旧”，非记实也。农民在运动期间，对工作人员表示热情，要之不得尽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组一撤，脸色有变，亦不得谓对自己有什么恶感。后数年，因小金教书，讲我写的课文，写信来，并寄赠大娘照片。我复信，并寄小说一册。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难责他人。不久，“文化大革命”起，与这一家人的联系，遂断。
　　在此村，识王香菊一家，写两篇短文。
　　当进行试点时，一日下午，我在村外树林散步，忽见贫农团用骡子拖拉地主，急避开。上级指示：对地主阶级，“一打一拉”，意谓政策之灵活性。不知何人，竟作如此解释。越是“左”的行动，群众心中虽不愿，亦不敢说话反对。只能照搬照抄，蔓延很广。
　　与王林骑车南行，我要回家。王说：“现在正土改试点，不知你为什么还老是回家？”意恐我通风报信。我无此意。我回家是因为家中有老婆孩子，无人照料。
　　冬，土改会议，气氛甚左。王林组长，本拟先谈孔厥。我以没有政治经验，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想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份，要求先讨论自己，遂陷重围。有些意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会议僵持不下，遂被“搬石头”，静坐于他室，即隔离也。
　　会议有期，仓促结束。我分配到饶阳张岗小区，去时遇大风，飞沙扑面，俯身而行。到村，先把头上长发剪去，理发店夫妇很奇怪。时值严冬，街道满是冰雪，集日，我买了一双大草鞋，每日往返踯躅于张岗大街之上，吃派饭，发动群众。大概有三个月的样子。
　　冀中导报发表批判我的文章。初被歧视，后亦无它。
　　识王昆于工作组，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
　　进城后尚有信。
　　十数年后，我回故乡，同立增叔在菜园闲话，他在博野城东村打过油。他说大西章是尹嘉铨的老家，即鲁讯《买小学大全记》所记清代文字狱中之迂夫子也。
　　一九四八年，三十五岁。春，由小区分配到大官亭掌握工作。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
　　麦收时，始得回家。自土地会议后，干部家庭成份不好者，必须回避。颇以老母妻子为念。到家后，取自用衣物，请贫农团派人监临，衣物均封于柜中。
　　夏季大水。工作组结束，留在张岗写了几篇小说。常吃不饱，又写文章，对身体大有害。
　　秋，到石家庄参加文艺会议，方纪同行。至束鹿辛集镇观京剧，演员为九阵风，系武旦。到石家庄，遇敌机轰炸。一次观夜戏，突发警报，剧场大乱，我从后台逸出。有本地同志，路熟，临危不肯相顾。
　　在饭馆吃腐败牛肉，患腹泻。时饭馆尚有旧式女招待，不讲卫生。
　　华北文艺会议，参加者寥寥。有人提出我的作品曾受批评，为之不平。我默默。有意识正确的同志说：冀中的批评，也可能有道理。我亦默默。
　　初识吕剑。
　　为妻买红糖半斤，她要在秋后生产。归途在方纪家吃豆豉捞面，甚佳。
　　调深县县委任宣传部副部长，区党委决定，为让我有机会接触实际也。书记刘，组织部长穆，公安局长吴，县长李。
　　与县干部相处甚融洽，此因我一不过问工作，二烟酒不分，三平日说说笑笑。穆部长在临别时鉴定：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与深县中学诸老师游，康迈千最熟。
　　在深县时，经常回家，路经店子头，看望杜姓表姊。表姊幼失怙恃，养于我家，我自幼得其照料。彼姑颇恶，我到她家，姊仍坐于炕上，手摇纺车不停，一面与我说话。后二年，姊死于难产。
　　一九四九年，三十六岁。一月，我在深县接方纪电话，说区党委叫我到胜芳集合，等候进天津。到河间，与方纪、秦兆阳同骑车至胜芳。
　　胜芳为津郊大镇，值冬季，水景不得观览。赶集，有旧书。
　　冀中导报人员，集中于此，准备进城版面。我同方纪准备副刊一版，我写一短文，谈工厂文艺。另于夜间，写小说《蒿儿梁》一篇。
　　杨循新婚，携来夫人贾凡，并介绍一新出城女同志至我处，忘其姓名，请吃葵花子一盘。
　　进城之日，大队坐汽车，我与方纪骑自行车，路上，前有三人并行，我们骑车绕过时，背后有枪声。过一村后，见二人只剩一人，我与方纪搜检之，无他。此自由行动之害也。
　　比至城区，地雷尚未排除，一路伤员、死尸，寸步难行。道路又不熟，天黑始找到报社，当晚睡在地板上。
　　1985年8月24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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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传
　　一九一三年我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庄，幼年就在这里度过。十二岁，我跟随父亲在安国县城内上高级小学，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安国县离我的家乡有六十里路，这是一个以中草药聚散地而闻名全国的城市，相当繁华热闹。在这里，我开始接触了“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例如文学研究会的东西，其中有鲁迅、叶圣陶、许地山的小说。我开始阅读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杂志。
　　十四岁，我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在北方，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私立中学，它以办过勤工俭学的留法准备班，培训了不少人才著名。在初中读书期间，我开始在校刊《育德月刊》上发表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和独幕剧。在高中时，我阅读了当时正在流行的社会科学和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鲁迅和曹靖华翻译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我对文艺理论发生了兴趣，读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并开始写作这方面的文章。
　　高中毕业后，我无力升学，父亲供给我上中学，原是希望我毕业后考邮政局，结果未得如愿。我在北平流浪着，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听讲，继续投稿，但很少被选用。为了生活，我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过职员。
　　一九三六年的暑假后，我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当六年级级任和国文教员。在这个学校，我从上海邮购革命的文艺书刊，继续进修，并初步了解了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
　　一九三七年冬季，我参加了抗日工作。在冀中区，我编了一本革命诗人的诗抄叫做《海燕之歌》，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铅印出版。在《红星》杂志上，我发表了长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在《冀中导报》的副刊上，发表《鲁迅论》。
　　一九三八年秋季，我在冀中军区办的抗战学院当教官，教《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
　　一九三九年我调到晋察冀边区所在地——阜平，在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在那里，我编写了一本供通讯员阅读的小册子《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铅印出版。我做通讯指导工作，并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它是晋察冀最早的文艺刊物之一，在上面，我发表了《一天的工作》和《识字班》等作品。
　　此后，我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学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一九四一年，我曾回冀中区一次，在那里，我帮助编辑了《冀中一日》，并以编辑心得写成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即后来的《文艺学习》。
　　一九四四年，我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
　　在延安，我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等作品。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回到冀中，下乡从事写作，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我写了《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一九四九年进天津，在天津日报工作。在这里，我写了《风云初记》和《村歌》等作品。
　　一九五六年，我身体开始不好，写作就少了。
　　我的作品有：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诗集《白洋淀之曲》，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铁木前传》，论文《文学短论》、《文艺学习》，选集《村歌》，儿童读物《少年鲁迅读本》、《鲁迅、鲁迅的故事》等。
　　1978年8月23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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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辰自述
　　余之初生，母亲失乳，困处僻乡，无以为哺。乃用蒸馍，发酵煮粥，以之育儿，生命得续。又患惊风，忽然抽搐，母亲心忧，烧香问卜。及余稍长，体弱多病，语言短缺，有似怔忡。智不足商，力不足农，进校攻书，毕业高中。旧日社会，势力争竞，常患失业，每叹途穷。
　　初学为文，意在人生，语言抒发，少年真情，同情苦弱，心忿不平。天地至大，历史悠长，中华典籍，丰美优良。孜孜以求，他顾不遑，探寻遗绪，发射微芒。
　　战争年代，侧身行伍，并非先觉，大势所趋。无赫赫功，亦尝辛苦。燕南塞北，雨雪冰霜，屡遇危险，幸未死亡。进城初期，正值壮年，寄食报社，斗室一间。政治斗争，改弦更张，风雨所及，时在文场。生性疏放，不习沉浮，洋场红尘，心气不舒。终于大病，休养海滨，老母逝去，遗恨终身。
　　一九六六，忽遭大难，腥风血雨，天昏地暗。面目全非，人心大变，如入鬼蜮，如对生蛮。网罗所收，罪皆无辜，发汗沾衣，奇耻大辱，天地不仁，万物狗刍。每念自杀，怯于流血，迫害日深，犁庭扫穴。幸遇清明，得庆重生，垂垂已老，荣辱皆空。性命修短，不在意中。
　　九死余生，亦有经验：簟食瓢饮，青灯黄卷，与世无争，与人无憾。文士致命，青眼白眼，闭门谢客，以减过衍。贫富易均，人欲难填，刻忮残忍，万恶之源。人心惟危，善恶消长，劝善惩恶，文化教养，刑法修剪，道德土壤。文学艺术，教化一端，瞻望前景，有厚望焉。
　　跋
　　以余身体之素质及遭遇，延至今日，寿命可谓长矣。余素无养生之道，亦不信厚自供养可以保全身命延年益寿之说。
　　中年以后，方知人生之险恶；高卑易处，乃见世态之炎凉。勇怯由于势，爱憎出于私。与人为善，不必望善报。
　　谨小慎微，未必得坦途。同情怜悯，乃青年期赤心之表露，身陷不幸，不可希求于他人。要之，不以生活之变化自伤其心，丧其初志，动摇其大节。此志士仁人之所能，为可贵耳。
　　1981年5月9日（阴历四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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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书
　　宋朝人说书
　　一个民族的文学，在起初，都是歌唱和讲说的。歌唱，这后来就是诗歌，讲说，就是小说故事。
　　我们不去研究很古远的事。一不讲两汉、三国，二不说五代、残唐，单说在大宋年间，汴梁城里很是繁荣，人民的生活富足闲散，游乐的地方和游乐的花样也就很多。街上有很多的杂耍场叫做“瓦子”。就是《水浒传》上说的“三瓦两舍”的瓦子。瓦子里有一种游艺就叫做“说话”。“说话”就是说故事，就是后来评词评书的起源，名副其实的“口头文学”。正像那些跑马上刀山的叫卖艺的，干这行的人，就叫做“说话人”，和现在做文化工作的叫“文化人”一样。这是一种专门职业，因为互相竞争，争取听众，也就产生了“专家”，各自有了门路。
　　这些专家各有自己拿手的玩艺，以享盛名。据老辈人记载，当时的“说话”分为四类：就是“说合生”，“说诨经”，“说三分”、“说五代史”。合生好像就是短篇故事，是即兴的，随起随落；诨经，是讲佛家参禅悟道的故事；三分是讲三国；
　　五代史——这在宋人说，是讲近代的历史了。
　　也有这样分的：小说、说经、说史、合生。小说又分为三大类：说银字儿，是讲烟粉、灵怪、传奇的；说公案，是讲提刀赶棒，搏拳短打，和发迹变态的，这就是后来的《水浒》、《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一类形式的小说；说铁骑儿，是讲士马金鼓——好像就是后来士子赶考、大将出征一类的小说。以上三种好像都是长篇的大书本。
　　据记载，那时候吃这碗饭的人很多，出名成家的就有好几十位，也想见那时说书文学的发达了。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种同业组合，叫做“雄辩社”，集体的研究创作和技艺。
　　说书虽在说书的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信口开河，但也有简单的底本，以作凭依，这叫做话本。
　　宋人话本是中国很古老又珍贵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和当时的人民生活相关联，不但柳苏古文不可望其项背，就是后来的小说，也常常失去了它那种朴实浅显的风格。
　　这些残存的宋人话本，题名《京本通俗小说》，都是短篇：
　　《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看标题很像近代新小说的做法。
　　每篇有头有尾，讲说的时间自然不会很长，好像一个小段。它们的内容取材多是近时的事，也有的采自别的说部，主要是娱乐性质，也有惩劝的成分。
　　它们十九都用闲话或者别的事情开场，然后再转入正文。
　　这个引头的玩艺叫做“得胜头回”，有的用诗，有的用个更短的故事，这故事或者和正文所讲的相似，也有的正相反。
　　这样由浅入深，或由反入正，加深听众的印象，这种形式一直传到今天，大鼓书的冒头还常常用它，至于用《西江月》开场，那更是成了一种公式了。
　　语言，非常朴素，故事也着重人民生活的描写，现在引一段作证：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为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
　　（《错斩崔宁》）
　　的诗词，也有无名的民间的通俗诗词。在本文里，说着说着，来个“正是”，紧接着就是一对联句，这东西，我们叫它“插诗”吧，是很有趣的东西。我们摘举一些：
　　三杯竹叶穿心过，
　　两朵桃花上脸来。
　　又：
　　谁家稚子鸣榔板，
　　惊起鸳鸯两处飞。
　　（以上全摘自《碾玉观音》）
　　在散文里插上两句这样的韵文，使得前面的叙述，得到一清晰深厚的概括印象，加深艺术感染的效果，自有它很大的好处。这种形式在后来的小说，例如在《警世通言》等“三言”或《今古奇观》里，我们常常见到：
　　随你官清似水，
　　难逃吏滑如油。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常将冷眼观螃蟹，
　　看你横行到几时。
　　（《苏知县罗衫再合》）
　　偷鸡猫儿性不改，
　　养汉婆娘死不休。
　　（《蒋淑贞刎颈鸳鸯会》）
　　但为了加强叙述和描写，有时也用长长一段韵文插入文间，如《碾玉观音》描写失火，便把一切状火的声势的民间传说、典故，和火有关的事物通通写进，形成一段好像词的东西。
　　有时也用民间的成语、歌谣、有趣有韵的联句，《冯玉梅团圆》里形容老年到来：
　　腰便添疼，
　　眼便添泪，
　　耳便添聋，
　　鼻便添涕。
　　这种形式也一直影响了以后的长短篇小说，像《水浒传》和《今古奇观》，大大增加了语言的风趣。其中很多出自说书人的创作，很有价值。有时添加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引人发笑，例如形容山的高就说：
　　几年摔下一樵夫，
　　至今未曾摔到底。
　　（《新编五代史平话》）
　　这些话本，在末尾也用四句诗结束，总结一下故事的内容和指出教训的要点。例如《碾玉观音》末尾道：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
　　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
　　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宋朝人说书的概况和他们的创作形式。这只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传统，并不是要今天写小说的同志们去单纯模仿各种形式。但在社会上，有这样多专门艺人，采取眼前的生活，编为故事，向大家讲说，却引起我们对当时的汴梁文化有些向往。以后，在说书一行职业里，创作很少，只有讲史的一门，得到发展，但也限于《三国》、《隋唐》、《说岳》几部旧书。清朝说书事业，一时复兴，但都是粗浅一律的侠义公案小说，续来续去地写，翻来覆去地说，很少有新创作。而直接采取当前事件，编为短篇故事的一门，简直有很长时间失传了。遂使小说脱离现实生活，使一般人以为小说就是专讲历史故事或是野史传闻的了。而在清朝，子弟书流行，着重鼓板唱词的欣赏，又因为印刷进步，书本好买，评词就渐渐又衰落了。
　　现在我们谈宋人的话本故事，深深觉得它有以下几点好处：
　　（1）叙述的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为群众爱好。
　　（2）编得很快，编好就讲。
　　（3）用群众的语言，非常流畅，真是“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4）故事通俗，有关风化。正像《冯玉梅团圆》上说的：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这是当时的说书人、小说作家的座右铭吧。这两句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群众的语言写作，内容要有教育意义。这样，也该是我们的座右铭了。我觉得这是中国小说很可宝贵的传统。自然，它那个“风”，不一定像我们所要求的，这是时代问题。
　　编讲故事的运动
　　中国人民大众爱听说书，自不待言，说好书的能夺一台大戏，这在庙会上是常有的事。而知道看重这里面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好的风尚，老百姓都知道小说故事能陶冶性情，砥砺志向，辨别善恶，改造社会的人情风俗。所以梁启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解说小说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力量。
　　另外，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很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
　　宋朝那些说书人不一定是写作家，但他们是出色的编讲家，一样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有的有底稿，更多的没有底稿，说过几次，说得周全完美了，会写的人代他们记录下来，就是今天流传下来的宋人小说，伟大的著作。
　　一个故事一定是越说越圆满、越精采。因为它不断生发，添长枝叶，增加情趣，切合现实。而师傅传给徒弟，或者是叫同行的人学了去又说、又修改，这就成了多人的集体创作，有很多人的心血、才智放在里边，作品自然就更精采动人，今天流传下来的小说，多一半不是一个人的手笔（或者说不是一个人的口舌）。
　　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一个可珍贵的传统。不但是同时代的人的集体创作，而且是历史的、几朝几代的艺人的集体创作。
　　最好的例子是《水浒传》，当南宋年间发现了《水浒故事》，一时各地流传，你谈我讲，五花八门，成了无数的光彩夺人的片断故事，后来经过一个文人、一个大手笔施耐庵把这些故事集合起来，连贯起来，润色一番，才成了今天的《水浒传》。这中间，从有《水浒传》说到成书，整整经过了四百年（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参加创作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现在我们农村，能写作的人这样少，而经过八年抗日，伟大的农民翻身运动，反顽战争，故事又是这样多，伟大的作品怎么产生呢？宋人说书的热烈运动和创作方法，就很可学习了。
　　我们农村的能编讲的天才可并不少，他们好讲故事，他们有很多听众，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习惯编讲新的、眼前的故事的习惯。这正像他们还不完全习惯看话剧一样；有的人有个错误观念：以为今天的事情今天就搬出来演戏或说书没有劲气，不如陈一陈，过个三五十年，等生活变化了，再讲再演，才引人好奇，觉得新鲜。把艺术创作，看成和陈酒陈醋一样自然是不对的了。
　　我们提倡好说旧书的人，放下《小五义》、《三侠剑》来编新书，编新故事，把眼前的斗争、眼前的人物、眼前的生活编成各式各样长长短短的故事，来向大众讲说。
　　说了又改又补充，不久就成了一篇完整的故事，我们也就有很多新的小说里的典型人物了，他们将代替黄天霸、武松、阮英、贾明、山西雁这些人物，为群众熟悉爱好。
　　而且各村、各区、各县都编了很多新故事、新平话、新小段，互相生发，互相取舍，互相合并，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希望，有一部新的《水浒传》，那就是新的《抗日英雄传》、《穷人大翻身传》、《人民战争传》了。我们的伟大时代的伟大小说也就出现了。那些短小的故事，也就会是新社会的《今古奇观》，或是新的“三言”了。
　　我们希望农村里掀起一个编故事讲故事的新平话运动，它和编写运动相结合，为眼前的斗争服务，为人民利益服务。
　　这个运动，自然没有减少了我们作家同志们写作的机会，他们的作品也可以拿到群众中间去讲说，作为说书人的“话本”，群众也就会给他们补充、修正、改编、综合，作品和群众合作，和说书人合作，以后就成了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同时在他们写作的时候，一想到是要拿给说书人去讲说的，在写作的手法上也就有个准绳了。作家、说书人、群众的结合，是作品成功的道路，中国古已有之，前面我们已经列举过《水浒传》，这是中国一部最伟大的小说，人民文学的丰碑，此外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石玉昆和《三侠五义》，也因为这种结合使得他们的作品永垂不朽。《儿女英雄传》之所以在语言创作上能有那么很好的成就，也是因为作者文康习听说书，很受了人民文学语言的陶染。平话小说脉脉相承的历史，可以说是人民文学的主流。
　　值此空前伟大的人民胜利的时代，人民文学也一定冲刷净非人民反人民的藩篱，而洋洋乎呈现它的伟大面貌的。
　　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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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小说
　　——纪念先生逝世十六周年
　　一　思想
　　鲁迅写小说，是经过长时期的生活积累和思想准备的。他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的时候，年纪已过三十岁。他是抱着崇高的严肃的目的来写小说的，这个思想过程，见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那篇自述。最初，他想用科学拯救祖国，后来又改想用文艺医救人民。这些思想，都不是凭空的偶然的形成，是先经过深刻周密地体验了农村社会的现实，研究了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性格，再用他的思想高度来衡量、批判、要求，才写成作品的。所以，无论在他的哪一篇小说里，都可以看到他的崇高的志愿，也可以看到人民真实的生活和性格。作家的思想感情和作家对生活的知识，是完全统一的，而且两方面都是非常深厚的。长期的生活考察，不断的思想追求，真正为人生的艺术，这就是鲁迅小说成功的基本特点。
　　我们有些同志写东西，不管怎样说，还常常是抱着为了写东西而写东西的态度，虽然谁也不愿意承认是为艺术而艺术。第一，它表现在写作之前，没有充分的思想的酝酿，常常只是凭着一点朦胧的概念，一句响亮的口号就从事写作了。
　　思想还没有在作家的心里形成，就奢望自己的作品能教育大众。作者心里还只有一句口号，任你有多大的才能，敷衍成千万言的文字，内容无非还是那么一句口号，有时甚至还不如那一句口号来得简捷。作者思想水平很低，虽然做出很多架子，要别人承认自己的思想很高，实在也经不起操演。第二，它表现在没有长期的深厚的生活的积累，用来说明自己的思想。研究鲁迅的小说，我们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上的各种人物的性格，特别是农村各个阶层的生活，见闻如何丰富，知道得多么熟悉。他的作品的思想的高度，就是在熟知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钢，是在自己的炉灶上，用自己的热铁锤炼成的。我们常常是没有炉灶也没有铁，就想打成一把锋利的钢刀。既没有兴建炉灶的决心，也不肯作锤砧敲打的努力。所以，常常是力不从心地失败了。我们最缺乏的还是生活的本钱，不管是关于农民的，或是关于工人的，关于战士的。我们如果能熟知一种，就是说有一样拿手的东西，也就好了。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才能下决心改进。不然就会像一个浪子，虽然口头大方，无奈囊中惭愧，终于会被人识破的。
　　纪念鲁迅先生，研究他所写的小说，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为了人民的艺术的严肃性质。在写作之前，在心里发个崇高的、无愧于祖国现实的心愿吧。但心愿是容易发的，困难的还是在深刻地认识一种生活，才能发出那种切合于人民生活实际的心愿。这就需要认真地去熟知生活积累感受，那时才会真正有一个不是口头说的，计划写的，而是见于我们的作品里的具体主题。
　　二　题材
　　鲁迅的小说里表现的，主要是关于故乡农村的丰富知识。
　　这种知识，在鲁迅幼年的时期就开始积累了。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它的营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要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周流，抹也抹不掉。这种影响是生活内容的，也是艺术形式的，我们都不自觉地有个地方的色彩。
　　然而，鲁迅笔下的农村，并不局限在绍兴一处。他的人物，也好像生活在我们的村中。鲁迅自己也说过，他的人物是拼凑起来的，就是说有中国农民的共通的特性。因为鲁迅所关心的不只是他家乡的农民，在写作的时候，着眼的是全国的农民。还不只是农民，在鲁迅的人物的性格里，我们常看出一种普遍的性质，这种性质是由人民的历史的共同的生活决定的。
　　所以，作家除去熟知一种生活以外，还要有比较全面的生活知识，有关于这个时代的各方面的、各种人物的知识。但必需有一种是主要的，最为作家熟悉。虽然鲁迅说他的人物，嘴在浙江，衣服在山西，但是无论阿Q、小D、孔乙己和祥林嫂，都确实曾有那样一个真人。鲁迅拿他们做模特儿，概括其他。
　　作家的题材是既要专深，又要宽广。比如我们对农村熟悉，对城市也要知道一些，因为谁也不能限制他所写的农民，在春冬两闲不到北京天津来逛逛。农民或者到天安门参观国庆典礼，或者到天津看望在工厂工作的儿子，有的还要到朝鲜前线支援慰问志愿军。所有这些，都和农村当前的现实生活有关系，是会要写到的。如果一个作家，困守乡村，足不出寨墙一步，那不是有些作茧自缚吗？写城市的自然也要了解农村。
　　各种见闻，各种知识，对作家都有用。但他也不能只是一个行脚僧，东跑跑西看看就算完成任务，他必须有一个生活的根据地。
　　表现在鲁迅的小说里的，他的生活根据地，就是他的故乡。对于他的故乡，鲁迅写出了多少不朽的人物和事件啊！他写了城镇乡村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地主豪绅、雇工贫民；
　　有市镇小商、街道流氓；有没落知识分子、青年革命者。他在这个天地的社会关系上，写出了这些人物，写出他们的思想和形态。总之，他写出了辛亥革命前后，整个农村的动荡的面貌，在每篇小说里都灌注了全部的真实的情感。
　　写了绍兴一地，就体现了全国的农村，写了辛亥一时，作品就能传流永久，写了一个秃头阿Q，就使人人得到一面镜子。这是生根在一个地方，写出典型人物的范例。
　　三　白描
　　鲁迅几次说到白描笔法的好处，所谓白描，在写作上，就是避免浮夸，要求简练。但这是很难的。能几笔画出一个人，是要有经验的画家才行。在初学画的时候，一定是擦了再画，画了再擦，不知经过多少次练习，然后才能一笔是一笔。
　　白描的功夫，是作家对生活人物异常熟悉，经过周密观察研究的结果。如果事先没有观察或不熟悉，面对面工笔细涂，尚且不像，何况白描？
　　鲁迅的小说，是白描的杰品。研究起来，他的作品，没有过多的风景描写，没有过长的人物对话。不抽象地代言人物的心理，不琐碎地描写人物的装饰。对话、心理、环境和服装，都紧紧扣在人物的行动性格上。一切描写叙述都在显示人物的形象，绝不分散甚或掩蔽人物的形象。都是从人物情节出发，找到的最为特征的表现。
　　能够做到这样，作家就近于成熟了。从繁琐到单纯，要经过很多苦心。我们要避免的是造作。什么是造作？就是在一个人物之上，强加形容，滥作猜测；在一个环境之上，铺张涂饰，不分黑红。例如一个人物，本无必要，我们却强要他做几个动作，算作描写，以示生动；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本无必要，我们也强要加一两点形容。叙述农民，都是从土地改革以前，说到实现社会主义以后；描写工人，一定依次说完日本、国民党和解放以来的三个时期。
　　你这样写，我也这样写，就成了曹雪芹说的：一千个人一个面孔，一千个人一个声音。既无情节的不同，也没有性格的差异。这样的描写，繁复或是简略，都成了无谓，和白描的精神是背驰的。
　　文章里的造作和日常里的造作一样，是因为没有真实的基础。造作的人物，造作的动作和言语，都不是从生活里积累起来，更没有在作家头脑里成熟。都是临时写到了，才勉强添加进去的。它就像坏导演导出来的戏剧一样，虽是满场动作，满台喊声，也只能引起一时的哄笑。
　　鲁迅的人物，是一色的白描。阿Q、孔乙己不用说了，就是那些很不重要的配角，只要在鲁迅的笔下出现一次，谈吐几声，也便立刻被我们认识，成为永久不磨灭的形象了。对于乡下的一次社戏，儿童们的一次行船，瓜园的一个夜晚，禾场的一个黄昏，一经鲁迅描写，也就成了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民俗学价值的风物断片。
　　鲁迅写这些小说的时候，身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故乡的印象是非常鲜明，非常强烈的。所以写出来，就能够真实，能够恰如其分。可以想象，鲁迅平日是如何关心这些农村现象，关心这些人物的命运；对于被剥削迫害的农民，寄予了多么大的真诚的同情；他倾听着农民说话，能立刻理解他们的心情。
　　所以，白描的功夫，是从对生活，对人民的关心的基础上，再加上对艺术的严谨，才能养成的。
　　四　新鲜
　　我们都在追求新鲜的事物。
　　事物本身新鲜，还得作者有能力把它写得新鲜才行。怎样才能写得新鲜？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的时候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中国小说史略》）
　　要写得新鲜，就必须是现实主义。就必须写亲身经历的东西，就要不断地深入群众生活，增广自己的见闻。
　　新鲜是很必要的。鲁迅在谈到《聊斋志异》的时候说：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人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同上书）
　　要新鲜，就得在描写上做些认真的功夫。要不断丰富文学的修养，提高描写叙述的能力，形成真正是自己努力得来的风格。
　　如果不作这些基本功夫，那结果不外是：或者只采得一些新鲜枝叶，装饰作品，不能持久；或者搜求颇富，但非亲身经历，笔力不能发挥，屯积日久，又成“旧物”；也有的编纂成书，厚装巨帙，如殿堂然，然细加分析，不过是借取别家烧成的砖瓦，别人栽培的树木，多半已经发表过，实际上也已经不能算新鲜了。
　　所以要求作品新鲜，原则上是要避免模仿重复，基本上是要自己探求。
　　对待新鲜事物，也不能采取片面的轻率的态度。曾有一篇稿件，为了表现儿童的爱护公共财物的新气象，就给他配备上了一个在大风天冲着柴禾垛投掷还在燃烧的烟头的干部。这样写法，在儿童一方面固然是一种新气象，但在干部这一方面说，则未免气象太旧了。又有一个同志为了写火车上新添了医疗设备，就硬叫一家夫妇扯着一个发了一夜高烧的孩子去做不必要的旅行，好有机会在火车上打针，以表现新气象。这都是不合实际的写法。这是作者为了表现一个概念，随便安排上的不近人情的故事。而结果，使细心的读者同时获得两种印象，新旧抵消，两不存在。
　　鲁迅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开辟了中国文艺的新天地，他的作品能够永久存在，使读者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感到新鲜，受到教育，是因为他的对待生活的认真态度，和严格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五　讽刺
　　在鲁迅的小说里是有讽刺的。讽刺是一种才能，它也产生自对于生活的熟悉和对于生活的热情。我们知道，对于生疏的人物或事物，并不能进行讽刺，冷淡也不能产生讽刺。
　　因此，鲁迅的讽刺的效果是伟大的。他的讽刺包含着思想的修养和文学的修养。
　　中国很少真正的讽刺小说。鲁迅最喜爱的是《儒林外史》。他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介绍吴敬梓的讽刺特点是：所描写者，“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使人物“现身纸上，声态并作”。刻划伪妄，掊击习俗，“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同上书）
　　鲁迅介绍完这部小说，惋惜地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但在鲁迅的小说里，这样的讽刺的手法是被发扬了，而讽刺的效果，就是作品的意义，也并非《儒林外史》所能够比拟的了。
　　纪念先生逝世十六周年，我们再研究他的小说，和听取他对小说创作的深刻的见解吧！
　　195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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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情节
　　小说的情节，就好像人体的脉搏，它表现着作家和作品的健康和气质，从总的方面来看，整个的情节就是作品整个的生命，它无疑是很重要的。
　　简单地说，情节要求什么？它的生命的基础在哪里？情节要求的是真实，它的生命的基础是作者的丰富的生活经历。
　　按照字面来讲，作品的情节，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或是合乎人情的。这种情理或人情又是应该合乎一个时代的伦理观念的。革命的年代里，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多伟大的动人的情节，作家应该把时代的激动的脉搏，体现在他的作品里，这种成功也就是主题的和现实主义的成功。
　　这种情节虽然具备非常的力量，在完成这些情节的人物的身上，虽然表现着非常的意志，但它仍然是合乎情理的，能为广大的同时代以及后来的人所理解和得到教育的。
　　只有作家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中间，体验了这种伟大的时代的情节，他才能够在作品中间组织和集中这些情节。但是，也有徒然的“追求”伟大的情节的作者。
　　这种“追求”事实上就是一种捏造。它不会感染任何人，而常常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甚至造成一种相反的效果。
　　这种“追求”来的情节，只会形成作品的一段空白，使人感到：唯独在这个地方，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生活的不足。
　　前些日子，我们修改和发表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因为描写了国营农场土地上康拜因和拖拉机的工作，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兴奋的感觉。土地是广大的，机器是喧闹的，工作人员是热情的，收成是丰盛的。虽是炎夏，人们并不感觉困倦，太阳的照射，只是给摇曳的小麦增加了可爱的光影。
　　读着这篇作品，整个的心情是愉快的，和作品中的主角一起，是投进这些振奋的场面里了。
　　但是，忽然康拜因和拖拉机的喧闹停止了，读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跟着主角跑到那里一看，原来顺利工作的康拜因手可怕地躺在机座上，发起疟疾来。
　　这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必要突然叫他的疟疾发作？原来作者的意图是：只有这样，才有一个机会，叫新到农场的一个小伙子，在突击收麦的时候大显一次身手。
　　不叫一个康拜因手陷入这样一个不幸的场面，就没有别的办法使另一个康拜因手表现能干和积极吗？
　　旧的康拜因手好容易才坐着救护汽车走了，郁闷的空气应该叫清新的风吹散了。新康拜因手坐到机座上。然而，不久他的机器又发生了故障，只好钻到车底下去修理。这一场变故的发生，又只是为了使另一个女修理员表现一下才力。
　　作者在增加这些突如其来的“动人”场面的时候，忘记了一个简单的算式：一个积极，一个病倒；一次加速，一次抛锚——加减乘除，抵消了表现的效果。
　　这样的表现方式，近来在我们的习作中间，是常常遇到的，作者为了表现一个先进人物，喜欢把他放到一种特殊的境遇里。前些日子，我们发表了一篇小说《诞生》，作者使女主人翁在临产之前去编筐，结果把小孩产在柳子地里面。最普通的是叫主人公带病工作或是在新婚之夜去加班。
　　并不是说，这些事迹不可能有。比这些更严重的事情也会发生。但要看发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在什么环境里才有必要，才能构成真实的合理的情节。
　　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里，有些严重的惊心动魄的情节，那些情节的发生，甚至使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不了，然而读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小说所写的是非常艰难的游击环境。如果把一些情节放在描写和平环境的作品里，那就不合情理了。
　　英雄的行为不是奇人畸行，不生病或是不在产期，也可以完成英雄的行为和性格。我们总是把握不准英雄的性格，因此在表现他的思想行为的时候，就发生了凭空编造的现象。
　　我们的英雄很多是从工农群众中产生，他们都是平常人，和他们接近，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但作品中间的英雄人物就有很多被表现成这样：他们笑的时候是高声大笑；他们谈话的时候是教训旁人；他们走动的时候是冲来冲去；他们热心的是“行政”，不懂得的是业务。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华而不实的人物，常常是作者的一部分气质的反映。
　　但是，我们作品中的情节的薄弱，主要是因为作者的生活不足。作者或者只有断片的生活，妄想构成一个长篇，在很多情节里就只能勉强求得衔接，求得发展。作品的情节就不可能是饱满的，作品的力量就不可能是充沛的。
　　情节的结构自然也是一种艺术手段，它表现着作者的艺术感觉和剪接的能力。这种感觉和这种能力，在中国古典的长篇小说里，我们可以得到最有教益的启示。《三国演义》所结构的复杂的政局和战争，《水浒传》所组织的一些英雄的传记，头绪线索都是很多的，然而每一个场面每一个人物，都是富于生命和光彩的。《红楼梦》只写宁荣二府，然而在小说中间涉及了多少方面的社会生活和人情动态？同时，这些小说的情节结构，也不像我们有些作品那样，是沿着一个河岸完成的旅行，或是响着一种单调的声音的演奏。它们的起伏波澜都是作家艺术才力的升华。每一个小插曲，每一个看来是闲文的段落，都负着多大的艺术使命啊！
　　艺术的高潮应该是情节发展，最后达到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读者几乎是不可抗拒的。终卷以后，读者被艺术的思想感情俘虏支配，这就是作品最后的成功。
　　这种艺术力量的形成，自然是渐渐的，逐步汇集增强的。
　　它的力量，绝不是忽而紧张，忽而消散。它有一定的控制，然而这种控制，就像射手控制弓弦一样。这种力量的形成，最好的比喻，就是起于溪流，终于海洋。当云雾蒸腾，风雨交织，山林承接，形为泉渠。曲折奔溢，排击阻碍，汇为江河。
　　它奔泄千里，所经过的有深山大泽，有禾田花岸，有各种风物，有各种情绪。互相激发，互相推重。但是总的目标，就是艺术的道德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在我们有些创作里，都是很单调的，在那里，江河的形成，好像列车的线路一样。在音乐堂里只有大锣大鼓的声音；
　　在气象台上，只预告大雨台风的消息；在画箱里只有一盘浓得化不开的颜色。因此，没有管弦形不成交响；没有阳光，看不到生气；没有调配，无法绘出生活的近处和远景。它给人的印象是枯燥的，烦嚣的，缺乏境界的。
　　这原因主要的不是艺术手法的薄弱，基本上还是因为生活的不足。作者并没有全部地感受和理解生活，没有研究在这一环境，生活的历史变化，主要和次要的冲突和矛盾。没有从日常的平凡的生活，看出它的意义，不能雕石塑泥，创造生动的形象之群。我们是应该怎样地深入研究生活和古典大师们的遗产啊！
　　当然，情节之能够成为跳动的脉搏，也在于艺术的加工。
　　作品的反复修改，多次的充实，适当的剪裁衔接，都能够增加艺术的情节的效果。《三国演义》、《水浒传》经过多口多手的补充编排，这些变化是应该研究的。《红楼梦》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作者虽自谦“荒唐”，而实寓无限的“酸辛”的劳苦。
　　情节，到什么时候也是一个生活和艺术修养的问题。
　　195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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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风格
　　风格形成的主要根基是：作家的丰盛的生活和对人生的崇高的愿望。丰盛的生活迫使他有话要说，作品充实；崇高的愿望指导他的作品为人生效力。
　　风格任何时候都不能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永远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形成一体。
　　因此，在读者方面，如果离开一个作家的思想和生活，就没有办法探究和理解作家作品的风格。在作家方面，如果不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前进和生活充实，而只是希望造成自己的风格，他就永远不会获得任何的风格。
　　带给作家风格的，是现实生活本身。曾经为现实生活努力，在斗争中体验过甘苦的作家，很自然地就能体现现实的生命和面貌。
　　但就是生活经历丰富的作家，也不是很容易地获得了风格。最初的时候，他好像并不能发觉周围生活的美丽，他从模仿开始自己的写作，他追踪前人，他爱好的只是别人的风格。只有等他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他才回过头来看见了自己的最可爱的人，展开全部思想赞美了她的宝贵的价值。
　　只有在作家自觉地努力表现现实生活和重视他的民族传统的时候，风格才开始在他的灵魂里醒来。一经觉醒，他在创作生活上就突飞猛进起来。模仿并不能成就作家的风格，但每个作家都要走这一段路。
　　因为风格的形成，带有革新的意义。作家阅读了很多别人的作品以后，才能有自己对写作的见解。当他尝试表现现实生活的时候，他不一定妄想超越别人，但是他希望向读者提供一点新鲜的东西，就是希望在艺术园林里栽培一株新的树。他的写作的实践，实际上就是在批判着、提高着。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写作之前，无疑是广泛地涉猎了很多的前人的文学作品。从《红楼梦》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喜爱的是哪些作品，他有时把他喜欢的风格引用到自己的作品里，他一有机会就发挥自己的创作观点。《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白，就是曹雪芹的全部的创作纲领。
　　他用空空道人和石头的对话，批判了他不喜欢的野史小说，这些小说主要的缺点是：（一）假借名色。（二）淫秽恶臭，最易坏人。（三）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四）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五）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
　　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写小说的主张：（一）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二）半生亲见亲闻。（三）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
　　（四）洗了旧套，换新眼目。
　　曹雪芹总结和批判了过去和同时代的文学成果，卓有识见地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他这个纲领当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纲领。曹雪芹有了半生亲见亲闻的生活，他不愿这段经历泯灭，他迫切地要写书，建树了创作上的革新主张，才写出这样一部有伟大风格的《红楼梦》。
　　有人说《红楼梦》受另一部人情小说《金瓶梅》的影响。
　　在风格上说，《金瓶梅》是不能和《红楼梦》相比的。《金瓶梅》确实有曹雪芹在批判中指出的第二条的缺点。
　　《金瓶梅》在运用民间语言上，详细地描写人情世态上，都有创造性的成果。它有自己的风格，然而是一种低级的含有毒素的风格，它的风格有些像作为它的主角的那个尖酸刻薄的妇人。
　　风格是一种道德品质。它包含在作品中间，贯彻得无微不至，如同在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上所全部表现的那样。风格的高下自然不取决于题材的高下，不取决于所写的是高贵的人物或是低贱的人物。然而同样一种生活，同样一个人物，《红楼梦》的描写，给读者的感觉是热烈同情的，力量是鼓舞向上的，心理是陶冶教育的，境界是炉火纯青的。同样是群众的语言，《红楼梦》的语言是洁净的，美丽的，活泼的，温暖的。而我们读起《金瓶梅》来，则像吃了腐败的食品一样，即使这食品曾经有名的厨师烹调，也常常引起心情恶劣厌烦，不能终卷。
　　当然《金瓶梅》比起《红楼梦》来，更标榜了劝善惩恶的“警世”的目的。但是，作品风格的道德力量，是自然具体的，是潜移默化的，人为的情节布局或是强加的宣言口号，都不能提高它。真正的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没有任何的装潢的标榜。
　　因为艺术效果会有这样的不同，有人就把作品的风格和作家的人格联系起来。对于现实生活，因为作家的思想不同，能够一眼看高，一眼看低。有的作家看到人生的变革向上的力量，看到人物的美好崇高的品质，他努力发扬这些，在他的作品里，很多人物更完善更有生气，他把人生和人物美化了成全了。而在另外作家的笔下，他把人生和人物丑化了破坏了。这种成全和破坏，是就作品的实际效果而言，问题并不在于作家是在赞扬或是在讽刺。
　　曹雪芹对于人生是依恋的，对于很多人物是同情的。他所以有时忧闷，只是为了探索使得人生更美好的办法，他所以暴露一些坏人物坏性格，只是为了对善良的性格的维护。因此，在他的笔下，人物都是性格化的典型化的，感情的力量是广泛深厚的。这种为人生的热诚，贯彻在全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就使得作品像吸取了全部的有益的雨露的花朵一样，它的风格先是内在的形成了，然后发展到外面，在大自然界占取一个光辉的地位。
　　风格的土壤是生活，作家的前进的思想是它吸取的雨露。
　　如果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实的、战斗的、积极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长在深山大泽的树木一样，风格必然是奇伟的。否则，即使作家精心修饰，他的作品也不过是像在暖室里陈设的盆景一样。在暴风雨里长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檐上长大的只是家雀。它们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
　　司马迁和苏子由都说，要游历名山大川，才能提高文字的风格。但是，司马迁文章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各地游历，也是为了实地考察，就是进行他说的“网罗旧闻”的工作。他所注意的当然是人物和口碑，不是单纯的山水。在材料和感受融合充实以后，才更发挥了他的思想和感情，形成了他的文章的风格。
　　所以说，风格虽然也是一个文学修养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是深入生活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抱着战斗的热诚投入生活，真正理解熟悉了同时代的人物，真实地表现了他们，那么，这些人物的高尚的品格，就同时成为作品的高尚的风格了。
　　我们的生活还很不充实，不从根本上去求得解决，单单惋惜自己的文字没有独到的风格，自然是很不实际的想法。同时，如果忽视了立场和思想，没有灯塔的照耀，作品的风格也是不能提高的。
　　1953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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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农村题材
　　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学，绝大部分就是反映农村现实的，而且很多作者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感染的。虽然因为也有很多作者对农村的现实并不熟悉，作品所表现的农民生活很不深刻，但是当时作者们改造农村社会的热情和愿望，是应该重视的。以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斗争的展开，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和深入，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也就逐渐更深刻更有意义了。这一切当然和鲁迅先生的思想和作品的典范有关。他的批判农村现实的能力和对农民的深厚同情，给反映农村的文学建立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们就有了很多反映农民反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今天我们还是应该研究和学习的。
　　芦沟桥事变以后的抗日文学，在表现农村方面，是更为深入和扩展了。广大农民参加和支援了神圣的战争，广大的文学青年和农民的关系，也不再是浮光掠影的，而成为血肉的结合了。当然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反映农民的伟大的行动方面，还是处在幼稚的、草创的状态。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和解放全国的战争，才更扩展了文学的规模，才使它更有系统更有内容地反映了农民的战斗的生活。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斗争。教育农民，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农民的落后思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总路线给文学指出一个重大的光辉的主题，文学应该反映农村在过渡时期的各种斗争，反映农村生活在过渡时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文学如果充分地描写了广大农民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所作的奋斗和努力，文学本身也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下，得到了创作上的成功。因为文学能够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它就是不只反映了今天的农村，而且也预见到明天的农村了。
　　深入学习总路线以后，我们的反映农村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有很多的新鲜充实的成就。这一学习，一定可以克服存在我们作品中的许多非现实的缺点。
　　目前，这些文学作品的主要缺点是对于农村生活缺少考察。中国农民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历史上，有过重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是难以估计的。他们现时正在作进一步的贡献，以支援祖国工业化。对于农民在各个时期的动员和斗争的历史，我们还缺乏系统的考察和体会。大部分农民经过多年的斗争以后，他们的阅历很多，觉悟很高，然而很多作者对于农民的思想意识的变化，还缺乏具体的理解。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用旧观点旧方法去描写农民，在他们的笔下，经过这样长期复杂斗争的农民，几乎成了异常单纯的希腊时代的放牧牛羊的男女。描写农民，作家着眼的多半是农村的风光：村边的树木和河流，黄昏的约会，漂白的小褂和收割时对唱的情歌。描述这些，作者主观上是为了表现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翻身，然而给人的印象常常是一种雨过云飞的没有力量的牧歌的变调。我们绝不要以为写了几棵树木或是写了几块庄稼，或是在这个背景上再写上了两个青年男女就是反映了农村生活。农村生活事实上比起这个来更复杂得多，更深刻得多，因而也就更有意义。然而，单是外表的装饰，我们所描写的有时也太不够了。
　　为了增强作品的田园风味，在很多的反映农村的小说里都有一条河流。在河边上，摆渡上，在河水暴涨或是秋雨连绵的时候，英雄人物在这里出现了。或是一个人抢渡船只；或是叫小姑娘浮水；或是叫情人相遇；或是叫好事合成。这当然都是无可非难的，河流，历史上很多伟大作品中间也常常有一条河流，差不多每一个民族的著名的文学都和它的著名的河流发生过关系。但是，在我们这里，太阳只是照在这条河上了，却没有能够写出，主要的是照见了这一带人民的复杂的繁重的斗争。我们的很多短篇，在人物情节，风雨阴晴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推动当然是必要的，但自己在感受的同时也应该每次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这当然也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在我们的作品里，就不许有恋爱。有些人在文学作品里，看到描写一个青年女人的头发，就大怒起来，这真使作者惊异万分。因为我们实在不能想象这几位批评家日常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书架上或者枕头底下放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当他们看到那些“古典文学”里的种种描写的时候，可作过什么样的感想？
　　其次，因为缺少考察，就只能依靠概念来写作，在很多作品里，我们的农村生活，已经尽善尽美，农民也全部是完整无缺，一切都用不着改造了。表现在创作方面是这样，表现在评论方面就更厉害一点，它使得农村生活的真实的和虚拟的形状，常常陷入一种不能鉴别的情况里面。比如描述一九五一年华北农村生活，写到农民在冬季期间，把一匹小毛驴喂在屋里，作者有时就会受到责难。农民和牲口住在一起，是农村生活落后的一个方面，中央卫生部正在想法克服，在华北农村却不能说是作者捏造的现象。在农民方面，除去愿意卫生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不容我们非难的情感：就是爱护和他相依为命的牲口。
　　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但是这牲口也是他在土改斗争中的果实，以前很多农民是没有牲口的。如果有人看见过农民从地主家里把牲口牵到自己家里的那个动人的场面，那就不要先设想他已经有一座预先盖起的“畜舍”，而首先注意一下他把牲口牵到自己的卧室里的激动的情感吧，他是不嫌它肮脏的。他会用自己的蓝花粗瓷大碗和它会餐。我在农村的时候，有一年冬季夜间大雪，圈里的小猪冻僵了，老太太把它抱在热炕头上，盖上了自己的棉被。对于老太太的不注重卫生，我想是不能提出“难道”的，因为冻死牲畜，难道不是比卫生一下更为关系重大吗？
　　有些批评者的主张是：经过卫生运动了，就不许文学作品里出现蚊子、苍蝇，不许写农民还有的不用肥皂。贯彻过新婚姻法了，就不许作品中描写不美满的婚姻。按照这些批评者的意思，作者实在是没有办法写文章。
　　其实，这些问题是用不着解释的，责难不会来自农民。这只是举例说明：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或是作品里的一处描写，如果你把它割断摘出，推敲锻炼，它就成为“落后的”、“黑暗的”、“没有意义的”。但如果你让它和全部的生活发生联系，叫花果长在树木上，叫树木长在土壤中，它就仍然是有机的生命，有意义的表现。我们不要害怕反映农村的落后现象，而是应该从农村生活的真实基础上，看到农民的不断的改革、斗争和向上发展。如果从小在卫生设备齐全的环境里长大，可没有到农村生活的机会，那是在一篇描写农村的文章里看到有一间屋子在冬天的时候非常寒冷，也会感到奇怪的。
　　按照这些同志所想象，我们的农村，只要经过土地改革，就一切富足齐全，再也用不着什么社会主义改造了。他们不知道在农村中，因为小农经济的落后，因为一些天然的灾害，以及自发的资本主义的侵袭，农民的生活还不能急遽地提高，而有些农民还是缺地缺粮的。农村的生产，必须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的生活，才能达到美满的程度。这种改造，不会是完全顺利的，它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反抗，经过斗争，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提高。我们主要应该发扬农村中主导的进步的力量，注意这种力量形成的过程，但我们还需要考察农村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和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单就“生活”来讲，一村之中，各户之间甚至兄弟之间有多少区别？我们参加过土地改革，但还要研究贫农在土改以后的生活变化，研究中农今天的生活情形，研究几家土改以后的地主的生活方式，研究农村中现在发生的那些资本主义因素。个别的研究，类型的研究，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近十几年来，农村里的生活变化，是重大的，复杂的。我们对农民不断地进行着教育，如果单凭一个时期的政策概念，当然无法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也无法理解农村的现实，就是“下去”三月五月，也难得就是十分理解的。生活需要常住，不需要游僧。而游僧妄想得到和常住同样的收获，那当然就更是不可能了。
　　真正能反映社会主义改造下的农村生活斗争和变化的伟大的作品，只有求诸认真的、长期的、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吧？
　　只描写了一些本地风光，或是只编织过一两个有趣的恋爱故事的作者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
　　195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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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儿童文学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关于儿童教养的记载。最古的时候，有所谓“胎教”一说，乍一听好像很神秘，从科学上研究起来，恐怕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吧？古时候还有句谚语：“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从这句话可以知道，教育工作，在人的幼年这一阶段最为重要。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方面的著述，形成了“小学”（不是研究文字的小学）的范畴。
　　建国以来，对于儿童的教育成长，党和国家是非常关心的。无论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儿童读物的编纂出版方面，都不是过去任何时代所能比拟或设想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在培养儿童热爱劳动、热爱国家和集体、热爱科学等等方面，都是很明确的。
　　因此，在文学方面，我也觉得，儿童文学的创作比一般的文学创作更重要一些，更困难一些，这就好像儿童教育比起成年教育来，更重要些、更困难些一样。同时，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上，特别是在我们新的、革命的儿童文学的创作上，借鉴还比较少，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观摩上，我们的学习材料还不是那样多。但是，我们一定要通过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时代的儿童进行教育，主要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风格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的坚强的接班人。我们国家的儿童，在党的关怀下，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儿童们生活在这样的幸福的天地里。但是，在教育实践上也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在艰苦的环境里比在安逸的环境里，教育更容易发生效果。我们的儿童处在幸福的时代里，教育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儿童教育也是有明显的阶级分野的。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任何阶级在教育他们的后一代方面，都是鲜明地、集中地表现了他们的阶级要求。在中国历史的封建时期，我们可以找到相当多的有关儿童教育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体现了封建帝王、官僚、地主教育他们的子弟的思想和方法。
　　养病期间，我浏览了一些古书，一部是《初学记》，这是古代封建帝王为了教育他们的子弟而编纂的一部文艺形式的小型百科全书。在这部书里，包括了天文、地理等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了历史、文艺等等方面的社会科学知识。封建阶级也知道用最广泛的、最切实有用的、经过专家选择和系统的知识，来启发、教育他们的子弟。但在其他一些书籍里，封建帝王最重视的是教给他们的子弟如何统治人民的道理和方法，记录了很多的历代王朝统治人民的所谓经验教训。另外我读了一部《颜氏家训》，这部书和这位作者，历来得到的评价还是好的。作者给他的子弟们介绍了在那一时代为人处世的经验，读书治学问的方法，但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不坠家风，希望子弟们不流于“牧竖”而能长期凌驾在劳动人民之上。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教育思想。
　　从清代后期封建官僚的家书和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些人物在怎样教育他们的子弟。这些封建大员在教育他的子弟方面，付出了很大的精力，虽然他们在当时担任的反动职务是那样繁重。他们教子弟写字、读书；叫子弟和他们的有学问的幕友往来；叫子弟进京游览，广泛地求师访友，增进见闻。
　　可以说，这些官僚也是想用最新的、即在他们那个时代认为最有用的学问，来武装他们的子弟的头脑。他们有时教子弟性理之学，有时教考据之学，有时综合地教义理、辞章、考据，有时教子弟念金、元的历史，念边疆的地志，最后还教子弟学习洋务。这些官僚的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变化，矛盾和冲突，充分反映了清朝末年腐朽政治的崩溃和挣扎，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在封建社会，帝王、官僚、士大夫的教育思想，有它们互相适应的一方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的效果，常常是漏洞百出的，有时甚至是和他们的希望完全相反的。
　　我们上面漫谈的一些似乎是题外的材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的封建阶层，是如何重视教育他们的后一代。一些没落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也不能说对一些人是毫无影响的。
　　中国的劳动人民，长期处在贫穷苦难的生活里，当然他们也在世世代代的教育着他们的后人。他们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很多的可以查考的文献，但是，他们确是有教育子弟的不成文的传统，我们应该研究这个传统。一切真正的美德，是由贫苦的劳动人民保存下来的，一切美丽的语言、深湛的思想，都保存在劳动人民的口碑上。这方面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很值得我们去探求。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很好地研究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研究他们的历史，研究他们教育孩子们的思想方法和语言。
　　目前，我们应当积极地投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里，经常和工人、贫下中农接触，和他们交成知心的朋友，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认真地记录劳动人民的“家史”，这对我们的创作和思想，是最实际有用的，也可以说是事半而功倍的努力的途径。
　　我们都知道，环境和风俗很能转移儿童的思想和感情。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要对儿童的思想和品德，进行有益的影响，但不能脱离具体环境、风俗的描写。对儿童最有影响的是他的父母，儿童文学也兼有教育成年人的任务吧。所以，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应该以表现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表现现实生活中一切新的东西，为主要的方面。
　　在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是用它所认为最模范的人物、最模范的事迹，来教育它的后一代，常常是动员最有威望、最有才华的作家，来担负这一任务的。在今天，我们也应该用我们这个时代最模范的人物、最先进的事迹来教育儿童。
　　我们要着重研究现实生活中儿童生活、思想的各种样式。
　　就是说，在多式多样的现实生活中来表现我们的儿童，不能只把他们放在花园里、树林里来描写，也不能只把他们放在托儿所、小学里来描写。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应该给予儿童认识现实、分析生活、辨别善恶的能力。
　　寓言，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自然占很重要的地位。好的寓言，主题是非常鲜明的，表现主题的方法是非常巧妙的，结构是很严密的，语言有高度的艺术性。中国有很多好的寓言，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学习。外国的一些古典寓言和故事，我们也应该借鉴。在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上，运用寓言这种形式也是很必要的，凡是好的寓言，它的现实意义总是很强的。但是，我总以为儿童文学创作，应以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
　　当然，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写得那样幽静、透明，充满美丽的幻想和诗意的抒情，就像我们在清晨或黄昏，散步在明静的湖水旁边，看到的那些倒影一样。但是，儿童文学作品也可以写得像在太阳光照耀下的人群，那样鲜明动荡，阴阳分明，充满生气。
　　文学作品不是强调这一方面，就是强调那一方面；它或者着重表现这一方面的生活，或者着重表现那一方面的生活。
　　文学的要求，很难是半斤八两、面面俱到的。就是说，我们表现的生活可以是多方面的，运用的形式愈多愈好。但是，一切儿童文学作品，不能违背社会主义时代的总的教育要求，不能不着重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生活中的主导方面。
　　儿童文学作品，它的主题应该是很单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在写成一篇作品以后，也应该全面地考虑一下它在教育方面产生的效果。比如说，写一个小孩勇敢，写他舍身救出一个落水的小孩。在这篇作品里，我们除去教育儿童们要勇敢，要舍身救人，也需要叫读者体会到，那个被救的小孩是怎样掉在水里面去的，就是说，对孩子们也要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
　　作家对于上天入地，投刀掷剑的描写，不只要有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根据，还要有对儿童生活的责任感。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旧的、坏的武侠小说以及公案小说，对于儿童身心有时会发生不好的影响，原因何在？要有能力对那些作品进行分析批判，才能避免偶然感染，把余毒引进新作。不然，我们就会“自食其果”，有中“流弹”、“飞刀”的可能。
　　附注：此系一九六四年六月对几位儿童文学习作者的讲稿。一九六六年冬散失，今重获，略加整理发表。
　　197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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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短篇小说
　　一、《人民文学》编辑部来人，同我交谈起文学理论和文学写作问题。好多年来，自己的学业很荒疏，既没有创作实践，对于理论问题，更是缺少学习与思考。
　　但我们还是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谈来谈去，谈到近来的短篇小说越写越长的问题，我倒有些感想，他们要我写出来。盛情难却，因此就定了这样一个题目。
　　二、文章的长短，并不决定文章的优劣。短篇小说，虽说短字当头，也没人说过，究竟应该限制在多少字以下。但是，同样的内容，用更短的篇幅，能表现得很好很有力量，这却是艺术能力的问题。凡是艺术，都是讲求这一点的。熟练的画家，几笔就能勾出人的形体，而没有经验的人，涂抹满纸，还是不像。
　　三、中国文学的传统，文章讲究短小。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怎样形成的？有人说是古代书写困难，不用说写在竹板上，就是传抄，也够费事的了。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在竹板上写字，废话多了是不行的。但主要的是作家对艺术工作的负责认真、精益求精所致。《古文观止》是一部容易得到的书，上面都是大作家的传世之作，其中有很多篇，也可以说是很优秀的短篇小说。但每篇文章都在千字上下，好像有一定的规格似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有名的短篇小说，其中长的不过四、五千字，二、三千字一篇的居多，甚至有的几百字一篇，写得非常生动，并有百字上下的，就其艺术来说，也不能不承认是好的文学作品。
　　四、短小精悍是文学艺术的一种高度境界。古人是知道全力以赴，奋勇攀登的。鲁迅先生翻来覆去地劝告初学，要把文章压短，不要把它拉长，要把稿子放一放，多改几遍，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可惜能体会这一点的人并不十分多。这种严肃的处理，并不单纯是文章长短的问题，而是艺术态度、艺术思想问题，关系艺术成就的大小，艺术功用的大小。
　　五、在“四人帮”横行文坛的时候，有机会阅读初学者的小说稿，也和个别业余作者谈过他的创作情况：
　　“你一年写多少篇小说？”
　　“一年写一两篇。”
　　“那太少了吧。短篇小说，三、四千字，一个月可以写三、四篇，这样才能练习出来。”
　　“我们现在写东西，和你们过去不一样。我们不是一个人写，而是一个人提出想法，然后大家讨论补充，又要‘三突出’，还要‘三陪衬’，还要‘三对头’……应有尽有，这样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半年能发表一篇就算很好的了。”
　　“一篇有多长？”
　　“两万字。”
　　“……原来如此。”
　　六、这都是“四人帮”造的孽。这样一种短篇小说的创作方法，其苦头，因为没有参加过活动，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只能把文章拉长，不能把文章压短。
　　就我看过的一些稿子来说，有些短篇所以写得太长，还因为作者生活的缺少，包括对生活认识不足，理解不深。这种写作，多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是把概念错当成创作的源泉。从概念出发，概念是空的，因此它也是无止境的，大概念之下又包括很多小概念。要把概念写完全，照顾周到，自圆其说，文章就不能不长了。再加上开会讨论，补充，帮助，这也只能把文章越拉越长，两万字能打住，还算是万幸。
　　七、即使你的概念多么正确，如果没有相应的现实生活作为它的稳定基础，那么你的小说是没有人能读得下去的，何况又这么长。因为概念是大家熟悉的，你写是这个概念，他写还是这个概念，读者就去看《红旗》杂志和报纸上的短评，或者社论了，在那里所得的概念，会更清晰准确。
　　如果知道生活是源泉，能不断深入生活，加深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那么，文章就不只可以写得好，而且可以写得短。因为生活丰富了，人物熟悉了，故事知道得多了，你就能够选择，能够提取精华，塑造典型，能够有话即长，无话即短，适可而止，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地。
　　八、作者没有真正的生活实践，硬行编造故事，这并不是当前罕见的现象。从概念出发，强拉硬扯，编造故事互相“观摩”，互相“促进”，神乎其神，而侈言“高于生活”，这就是当前有些作品千篇一律凌乱冗长的重要原因。
　　九、再有，就是读作品太少，借鉴太少。有些作者读过几篇报刊上的短篇和一两部长篇以后，就开始写作了，这当然可以。但要继续学习，开阔眼界。古今中外，凡有定评的好的短篇，都要找来看。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鲁迅先生的作品。有些青年同志，对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读不进去，这是因为还没有认真下功夫研究。读鲁迅小说，要研究鲁迅所经历的时代、生活，要研究他的杂文、日记和书信，才能读懂弄通。鲁迅的短篇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典范，它会使我们理解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典型创造的方法，小说的结构组织，文字的锤炼运用。然后，我们再读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这些作品是很简练精采的。此外可以读《宋人平话》、《今古奇观》，了解中国传统短篇小说组织故事，刻划人物，批判社会，宣扬思想的方法。如有可能，可再读些历史上的人物传记，《史记》、《三国志》里的人物小传，都写得短小活泼，对写短篇很有帮助。
　　读书多了，不只创作眼界宽，创作思路广，办法多，而且可以辨别优劣，取法乎上，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
　　十、关于短篇小说，曾有很多定义，什么生活的横断面呀，采取最精采的一瞬间呀，掐头去尾呀，故事性强呀，只可参考，不可全信。因为有的短篇小说，写纵断面也很好。中国流传下来的短篇小说，大都有头有尾。契诃夫的很多小说，故事性并不强，但都是好的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是文学作品里的一种形式，它的基本规律和其它文学形式完全相同。生活、思想、语言的艺术综合，缺一不可，哪一方面的修养欠缺，也会影响小说的艺术成就。
　　其中，深入生活是最主要的。练习写作时，不一定先写短篇小说。可以把你在生活中的深切体验，写成速写，或者叫做素描，写多了，自然就会把短篇小说写短写好了。
　　十一、文学是党的事业，社会的事业，但它是通过个人劳作产生的。短篇小说也是如此。像几千字的短篇，一个早晨可以写完的作品，我觉得是可以自己经营，独出心裁的。写好以后，当然可以拿给师友去看，发表后也可以得到工农兵的反应，这还是群众路线。不要一拿到题目动不动就开会，这样旷日持久，不一定就写得更好，也浪费时间人力，叫别人腾出时间去深入生活，或是看点书都好。有的业余文艺组织，成年累月在那里开会，讨论作品，而成效不大，收获不多，这是可以思考的问题。
　　总之，这些年来，文坛上的一些怪现象，都和“四人帮”的反革命言论有关，毒害很大。他们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装腔作势，吹牛撒谎，使得文坛上的一些幼苗也受污染，影响长势。粉碎了“四人帮”，党的雨露普施，我们的文学欣欣向荣，短篇小说的丰收季节，很快就会到来。
　　十二、很自然，也想到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学创作，那时的短篇小说都很短小，千把字或几百字一篇。那时发表作品的园地有这样几种：墙报，就是把作品抄清贴在墙壁上，这当然不会长；油印小报，刻蜡板的同志那么费力，只看这一点，你也不会把文章放长了；石印小报、铅印小报，只大军区、区党委一级才有，每天要登多少大事，也容不开长文章。
　　主要的还是当时的生活环境、条件，战争空隙少，纸张笔墨都困难，群众也没时间去看篇幅长的文章，所以文章就要短小精悍，富于战斗性。当时的文章，大部分还在，大家是可以参阅的。
　　1977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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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篇小说
　　——读《阿Q正传》
　　从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我没有能够读到好的中篇小说，其中虽有篇幅类似中篇的作品，但就其结构间架来看，却像长篇小说的雏形。中国的白话小说，来源于说讲。当场讲完，则为短篇；连续说讲的，则讲者和听者，都要求越长越好，这样就挤掉了中篇这个形式。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
　　这篇作品，不只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基础，成为永不磨灭的艺术珍品，也是我们研究中篇小说创作的最好范本。
　　中篇小说不能是短篇小说的拉长，当然也不能是长篇小说的纲要。它区别于短篇小说之处为：
　　一、中篇小说应该极力创造典型人物。短篇小说的人物，当然也要求典型化，但因为篇幅短小，有时以所刻划的现实，所发挥的思想，所含蕴的感情，把作品充实起来，提高起来。
　　中篇小说，对于主题思想发挥，有更广阔的天地；在艺术结构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有可能从容不迫地进行抒写。
　　二、中篇小说要向读者展示一个较完整的历史面貌，短篇小说，有时却不可能。有较完整的历史背景，才能映托出较完整的典型性格。
　　《阿Q正传》的历史背景，是中国的辛亥革命，选择的地点是小城镇和乡村。这个历史背景当然不限于辛亥革命这一年，甚至也不限于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而是一个较长的或者说是很长的历史时期。
　　鲁迅所创造的阿Q这个人物典型，当然不是一个先进的典型，但他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一典型的出现，立即成为世界文学作品中有数的重要典型之一。
　　其原因在于，不只是历史背景上清晰地出现了这一个生命，是这一个生命的出现，使得读者看清了中国社会的这一个历史时期。
　　三、中篇小说有可能塑造较多的人物，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活动，必须要和社会上的多种人物发生关联。《阿Q正传》里写了很多所谓次要的人物。每一个人，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作者深刻着力地描写了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他们的言行和心理状态，没有一个人，作者对他是掉以轻心，随笔出之的。因此，也没有一个人是概念化的。这些人物，不只和主要人物息息相关，也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血肉相连，这样才能突出典型。没有孤立的典型人物，他必须置身于典型环境之中，置身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典型并不是惯于说空话，挥拳头的，就是阿Q这样的人，也有他的悲欢离合，成功和失败。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是就其在作品中的地位而言。在作者生活经历中，他所遇见的，他所观察的许许多多的人物，在他头脑中，分别善恶，分别美丑，判断真假，进行取舍，在作品中给以适当地位，分配适当任务，歌颂或是揭露之。
　　四、中篇小说，有较多的情节变化。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全神贯注地描写阿Q这个人物。可以说，阿Q以血肉的整体进入了作者的头脑之中，众所周知，阿Q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行为，作者接二连三地写了他的并不光彩的生活状态。有些事件，阿Q做出来，好像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一经别人的反应，这一描述的深刻意义，就立刻显示出来。例如向吴妈求爱就是。她为什么这样张扬？
　　阿Q并没有雄心大志，更没有什么野心，他的革命，不过是想趁火打劫，捞点油水，改善一下生活。他并不乞求别人赏赐，也不用拍马告密的手段。在他造反时，别人拍他的马屁，那是别人的事。临终，他也没有出卖别人，显然是被别人出卖了。他究竟是一个农民。
　　中篇小说的情节，由主要人物作为线索，一直贯穿下来。
　　情节就是故事，故事是为完成主角的性格服务的，为充分表现主题思想服务的。情节在小说中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是很重要的，但不应该是生编硬造的。情节在写作时有机地自然地形成，有时甚至作者预先都没有想到。情节就是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的发展，不能预先安排情节的空架子，拉着主角去走一走过场。情节是前进的车所留下的辙，是人物行进的脚印。
　　五、中篇小说的写作手法要单纯明朗。鲁迅写这篇小说，纯用白描手法。鲁迅惯用这种手法，完成极其绚烂的艺术作品。什么叫白描？白描也可称素描，即用单纯的艺术手法进行描绘，单纯包括言语简练，笔触准确有力，干净利索，独特漂亮等等艺术的功力。这种功力就是艺术修养，是从刻苦锻炼而来，是来之不易的。
　　《阿Q正传》当然吸取了外国小说的一些手法，在欧洲，有一些好的古典的中篇小说，但总的看来，《阿Q正传》是真正的民族风格，这是由它的现实内容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决定的。
　　鲁迅在写这部中篇时，是在日报副刊上连载的，每周登一段，写来是比较从容的，并且按照副刊的性质，是想写得幽默一些的。小说虽以幽默的笔调开头，但越写越严峻，终于在结局时，使小说无可争辩地具备了悲剧的性质。这并不是指阿Q个人的悲剧。这是指的艺术的最后效果，它在思想感情两方面给读者以启发：如此的社会，产生了如此的人物，以及如此的结局。
　　我个人每读到小说最后，鲁迅写阿Q在临刑前，竭力把那个圈圈画圆的心理状态时，心情是沉重到极点的。我认为这一节具备一种鬼斧神工的力量。这并不是阿Q的生命的终结，不是奔泻而下的艺术长流的终结。
　　《阿Q正传》写出了作者对这一时代的中国社会、人物思想的长期观察，深切感受，出于公心的爱憎，希望改革的热望。
　　关于典型创造，曾有过多次争论，纷如聚讼。我同意那种简单明了的说法，凡是成功的典型，都有一个真人作它的模特儿，作创作的依据。据可靠材料，阿Q确有真人依据，不只阿Q，鲁迅的其他人物，如孔乙己、闰土，甚至豆腐西施、小D等，都有他们的模特儿。鲁迅这种创造人物的方法，根基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因此才可能成为现实主义的，成为艺术的上品。
　　高尔基说：写一个工人，要去研究几十个工人，写一个农民也是如此。以一个真人作为模特儿，当然并不局限在他一个人身上，还要吸取这一社会阶层的共同特点，去补充他，去加强他，这就是创造。典型之所以形成，不同照相，主要是通过了作家的创造，包含有作家的思想。
　　在《阿Q正传》发表的时候，北京有些教授，大为恐慌，以为哪一点是写的他，或怕下一回要写到他，这就证明《阿Q正传》写得成功，触动了社会上这样多的人。鲁迅可能吸取了他们身上的某些特点，但这些教授还没有资格冒充阿Q。
　　阿Q的性格，是经过艺术的创造，才有了真正的灵魂。
　　欧洲大礼拜堂里的圣母像，中国乡村小庙里的泥菩萨，在创作它们时，也都要有一个活人作为模特儿，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秘密。这一事实，并不贬低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正说明了艺术创造的真实规律。《聊斋志异》里的鬼神鸟兽，蒲松龄根据的也是活的人。
　　作者根据他的思想要求，选择他要进行创作的典型人物。
　　这必须是他最熟悉，最有兴趣，最有感情的人物。无论是对这个人爱或憎，作者就是要写他。这样才能抒发作者对他的那种强烈感觉，以及由这种感觉，激发起来的重大思想。这样就是创作的过程，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如此产生的。
　　一个正直的老一辈的人，对初学者，应该先鼓励他们去认真体验生活，然后再谈创作。创作最好是写自己亲身的体验，或身临其境的事。写抗日战争，最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
　　没有经过抗日战争的人，也可以写的。施耐庵没有上过梁山，《水浒传》的作者，不正是他吗？但写历史题材，要做艰苦的研究考察工作，要研究历史。要研究前人留下的文献资料，要实地考察地理山川形势，战争遗迹，口碑传说。好的历史小说都是在前人的写作基础上完成的，而前人，就是接近过那些典型人物和当时的生活的人。就是这样，也还是离不开你所处的现实社会。《水浒传》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风貌，我看是更接近明代一些。如果你对当前的社会生活没有丰富的知识，深刻的理解，你能够写好历史题材？
　　鲁迅说：最好是亲身经历过，但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写强盗，写娼妓等等的话。但他指的是强盗娼妓，如果你对作为目前社会的主要成分的工农兵也一无所知，或所知有限，你是无法进行创作的。
　　最近读《鲁迅书信集》，在一封信中，鲁迅说，在写到阿Q就要进牢房时，他很想喝醉了酒，到马路上去打警察，好去作这种生活体验。这不完全是说笑话。鲁迅在上海定居后，常常谈到所以不能继续作小说，是没有机会去进行考察。在上海，鲁迅主要是以杂文为武器。在他晚年所写的一篇题名《阿金》的短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一写到实际的人物生活时，他的观察是多么深刻入骨，对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写得是多么水乳交融。这都证明鲁迅在创作上，对实际生活体验的重视。
　　197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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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长篇小说
　　一
　　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
　　结构一词，虽通用于建筑，但小说的结构，并非纸上的蓝图。布局，也不是死板的棋式。它是行进中的东西，是斗争中的产物。小说的结构是上层建筑，它的基础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人物的典型性格。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矛盾、斗争、演进中，出现小说的结构。因此，长篇小说的结构，并非出现于作者的凭空幻想之中，而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是经过作者思考后，所采取的表现现实生活的组织手段。
　　建筑工程，可先有蓝图，然后再去备料。作品则不然，要根据作者所据有的生活积累，才能有效地设计。而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作品完成后，结构状态才告终止。俗话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生活之于创作是多多益善。生活积累绰绰有余，而不是捉襟见肘，才能出现理想的小说结构。创作，是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不能白手起家，更不能一本万利。
　　二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在中国长篇小说中，最为著称。
　　我们现在就这四种小说的结构方面，进行初步的粗浅的探讨，作为写作长篇小说的学习准备。
　　前三种长篇小说，都是在前人的创作（或口头，或文字）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
　　《三国演义》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陈志在中国史书中，除史、汉外，最称得体。而裴注之详尽丰富，保存了很多古书资料，生动而具体，隽辞逸事，随手可得，在史注中，最有价值。这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它还利用了以前的话本和戏曲方面有关三国的资料。这些资料里的英雄人物，已经过无数次演唱说讲，典型性格初步具备。《水浒传》根据它以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水浒故事，这些故事，经过口头讲演，日见完整。《西游记》是根据一些高僧西域旅行的记载、佛教故事和以此为内容的粗具规模的小说。
　　四种长篇小说，都是宏伟的著作。经过长时间广泛的流传，差不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精神食粮。它们是深入人心的书，不只在思想意识方面，有的并在实际生活上，给予人民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单从结构上，可以看出，这四种小说，都不是平凡之作，都是大手笔的产物，有独特的见解和艺术修养，有丰富的知识和组织能力。都是苦心经营，各有时代、艺术特色。
　　小说的结构，也可以叫做布局。它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即总纲、分目和结局。古人创作小说，是很重视结构的。结构的形成是以主题思想为指导的。
　　《三国演义》以史实为根据，在写作中，它确定以蜀汉为正统，但并不削弱对魏、吴的刻划，它以桃园结义开始，经过对各个重要人物的叙述描绘，突出三国之间的主要矛盾斗争。三国时，人材众多，群英崛起，谋士如云，政治文化，多有可采，至如华佗之医，管辂之卜，也很生动有趣，它不遗漏一个重要人物，不遗漏一件重大事件，精心组织，波澜起伏。最后得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合乎历史规律的推论，作为全部小说的结局。
　　《水浒传》前几十回，实际上是各个梁山人物的小传，它接连写了晁盖、吴用、阮氏兄弟、杨志、宋江、林冲、武松、石秀、卢俊义的出身、遭遇，生活和性格。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中篇或短篇。因为当时的水浒故事，是以人为单位的。施耐庵统筹全书，他以误放妖魔作为楔子，以智取生辰纲展开故事，突出一个“逼”字，以这些人物齐集梁山为一结局。这样的结构，在艺术上说是完整的。
　　《西游记》的结构比较单纯，它接连写那八十一难，难难不同，有趣的故事层出不穷，充满幻想和幽默，具备艺术特色。以取经回来师徒都成正果为结局。
　　以上只是就其总纲和结局来谈，其中的布局穿插，轻重、取舍，各个作家的匠心运转之处，只有进一步研究才可以窥探它的结构艺术的奥秘。
　　三
　　艺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多么伟大的艺术成就，也是在前人的劳作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即使像如此辉煌的艺术精品——《红楼梦》，也不能例外。在结构上，《红楼梦》是平地起楼台，并非再创作，但如果没有历史上前几种长篇小说，特别是《金瓶梅》一书的出现，《红楼梦》是很难产生的。按照《红楼梦》开端所写，一会儿叫“风月宝鉴”；一会儿叫“金陵十二钗”，又叫“情僧录”，又叫“石头记”。可以断言，这部小说，是长期经营，屡经易稿，在故事结构上，是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的。我甚至猜想，虽然《红楼梦》是曹雪芹的一人创作，但他身边一定有一两个，甚至三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具备高超的艺术见解，每章每段地和他讨论，出点子，提意见，改善补充。因为我实在惊叹，像《红楼梦》这样宏伟的艺术结构，实非一个人的才力所能达到。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红楼梦》是集体创作或是开会产生的小说。
　　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就字面看，这都和结构问题有关。作者为了使这部小说不落俗套，在结构上，苦思冥想，惨淡经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部小说，在纲领提起时，就不同凡响，完全是独创。在进入正文之前，作者把纲放得很长很长。第一回，从甄士隐写起，然后提到了贾雨村，但主要的是点明小说要宣扬的思想，即“好了”思想。第二回，写贾夫人仙逝扬州，是为了小说最重要人物之一的林黛玉即将出场。然而又不叫她即刻露面，却写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使读者得知本书所写家族和环境的概况，使主角出场时有典型环境的依据，读者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按照习惯，总纲应该放在第一回，作者却点了一下又放下，接着环境叙述之后，就使一些主要人物上场。这便是第三回，林黛玉初到贾府，贾府的一些头面人物纷纷登场，与林姑娘相见，实际是使他们与读者相见。这一回，进一步详写贾府的势派。
　　两个主要人物见面了，如是俗手，一定就迫不及待地去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一见钟情，情意缠绵，纠缠不已。作者却写了出乎意外的宝玉摔玉，黛玉伤心这样的事件，突出两个主角的性格特点，反而使两人生疏起来。接着就去写别人家的事，即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直到第五回，作者才正式“曲演红楼梦”，别开生面地表明本书十二个主要人物的一生命运。《红楼梦》一曲，以“开辟鸿蒙”四字开头，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倾注一掷，有天崩地裂的感染力量。是长江大河的奔腾，高山瀑布的狂泻。读者一下子陷入作者所宣扬的哲学思想境界里去。这支曲子，随着故事的展开，一直在读者耳边响着，一直伴奏到第八十回。
　　这真是千古绝调，第一声春雷，振聋发聩，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也没有遇到过。
　　四
　　写小说应该是因人设事（情节），反过来，又可以见景生情（新的情节），这样循环往复，就成布局，就成结构。
　　《红楼梦》写了一些大排场，比如秦可卿之死，这是为了表现王熙凤的才干而设；写了元春归省，则借此机会表现很多人物的身分、地位、性格。这些大排场，我们也可以叫它中心事件。《红楼梦》里这些大事件都不孤立，前因后果都很清楚，而且潜伏很长，波及很远。比如元春归省，这不只是繁华场面，它牵动着全书的布局。最明显的是归省修造了大观园，使姐妹们都住进去，作为故事的中心场地。它又包括着许多小情节，比如：归省买来了小戏子，这就是芳官等人的出处，归省要用尼姑，这就是妙玉的出处。而这些人在书中，并非十分次要的人物。在这里，大的情节又起纲的作用，它牵动着很多小的情节。
　　曹雪芹在处理大情节时，总是像观览大江大河一样，先找它的发源，细察它的汇流，看好它的来龙去脉。比如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受笞挞”，先是用“把他耳上带的坠子一拨”这样一个小动作，极其生动地写宝玉和金钏之调情。然后，出乎意外的王夫人一巴掌，已经使事件严重，但作者暂把这个危机放下，接着写“划蔷”，写“撕扇子”，写“麒麟”，写“诉肺腑”，这就是写贾宝玉自己仍在随波逐流地浮在爱情的无边孽海之上；而林、薛、史、花等人，却以他为中原之鹿，正在进行殊死的情场大角逐。直到宝玉迷离恍惚，六神无主，才写“老爷叫他”，接着又是忠顺王府来要人，又是贾环告状，这才是“不肖种种”，步步紧逼，气上加气，使得“大受笞挞”有声有色。打过了，接着又是贾母训子，林黛玉抹眼泪，这样情节相连，还容易揣想。而因此引起宝黛交讽，甚至薛蟠耍无赖，玉钏调羹这一系列的小情节，都写得这样合情合理，自然生动，就非曹雪芹不办了。
　　他写一个中心事件，总是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一大石，不只附近的水面动荡，摇动荷花，惊动游鱼，也使过往的小艇颠簸，潜藏的水鸟惊起，浪环相逐，一直波及四岸；投石的地方已经平息，而它的四周仍动荡拍击不已。
　　这就叫做精心结构。
　　五
　　书没有写完，作者就“泪尽而逝”，只留下八十回，并有人说都是草稿。这就给研究它的结构造成极大的缺陷和困难。
　　按总纲推断，上半部写的是“极风月繁华之盛”，即那个“好”字；下半部当然要写到那个“了”字，即散了的筵席，倒树的猢狲，干净了的茫茫大地。但这种变化，应该是渐进的，绝不会是突变。这样《红楼梦》究竟要写到多少回，就成了永久不能回答的疑难。俞平伯说，可能要写一百一十回左右，因为五十四回是个转折。这也是推断之词，究竟要写多少回，即使曹雪芹，当时也很难预先估得那么死。据鲁迅说，八十回也不过刚刚露出些悲音来。
　　高鹗续书，一开头的回目，“占旺相四美钓游鱼，奉严词两番入家塾”，就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高的续文，对原著来说，是天上地下。但我们也应该退一步想：曹雪芹死后，企图续貂者，不下百种，皆成狗尾。不管怎样，高鹗还是忠于曹氏的原来计划，极力追踪原来旨意，求其吻合。虽然写得死板僵硬，大致还是按照悲剧的路子走下来了，最后重露一些起色，这也并不完全违背曹氏的“好了”思想，因为事物仍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有这样四十回续书，使爱读完整故事的人，能得到比较圆满的享受，这就是高鹗的功绩。如果他也给你来个大团圆，岂不更糟。高鹗虽然“闲且惫矣”，然而他是一个热中的人，并不是过来的人。他和曹雪芹的生活经历，思想见解，距离很大，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所以他的书能够长期附在骥尾上。
　　《三国演义》写的是三国纷争，天下云扰，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代；《水浒传》写的是五湖四海，各种职业身分的人；
　　《西游记》写的是西天佛地，近于海外奇谈。它们的布局方面幅员广阔，可以驰骋，都有方便之处。而《红楼梦》所写的只是宁荣二府，实际上是一个家庭，虽也写到一些亲戚，如林如海、王子腾，都很简略。写薛家较详，实际上等于住在一起，分院别居。写到一些外界景况，如宫廷寺庙，袭人家和晴雯家，也都是小枝小节。它写的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斗争，写的是一个家庭的盛衰兴败史。这一家庭从何处兴起，又从何处败亡？这就和在那么一片不大的地方，修建一个大观园一样，在结构上，极费经营，极费周折。
　　在十七回，贾宝玉谈大观园的设计修建时，发表的一段议论，可以作为曹雪芹对艺术处理，小说结构的总见解。即：
　　任何艺术都要基于“天然”，“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不能“人力穿凿，扭捏而成”。因为，“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
　　我们知道：小说的结构，来自故事情节，而故事情节来自人物的思想行动，这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符合生活的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的。
　　我们无妨再作一些注解：曹雪芹所说的天然，就是现实生活里所有的，所存在的，不是由作者无中生有，胡编乱讲的。胡编乱讲，便是“穿凿扭捏”。生活里一点儿影子也没有的东西，你硬要把它说成是现实，大加编排，那是说谎，是欺骗读者，是造谣惑众。
　　六
　　写长篇小说，开头容易，就像走前几步棋一样，头头是道，中间布局已经不易，最后结尾最难。《三国演义》最后以晋朝统一中国作结束，当然很完满，这是借助于历史，作者的苦心还很难见到。《西游记》以取经回来，师徒都成正果结束，这也是故事的必然，事前可以容易安排的。《水浒传》，以七十回而论，蓼儿洼一梦，已近玄虚，只是等于把更长的《水浒传》，比较适当地剪裁一下，并非在结尾处做了多大功夫。《红楼梦》的结尾，因为雪芹已埋地下，世上更无能人，小说影响，虽然如此之深远，它的结尾，只能无可奈何，将永久没有下场了。
　　写作长篇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中间枝蔓太多，前后衔接不紧，写到后来，像漫步田野，没有归宿；或作重点结束，则很多人物下落不明；或强作高潮，许多小流难以收拢；或因生活不足，越写越给人以空洞散漫之感；或才思虚弱，结尾已成强弩之末，力不从心。甚至结尾平淡，无从回味；或见识卑下，流于庸俗。
　　至于中间布局，并无成法。参照各家，略如绘画。当浓淡相间，疏密有致。一张一弛，哀乐调剂。人事景物，适当穿插。不故作强音，不虚张声势。不作海外奇谈，不架空中阁楼。故事发展，以自然为准则，人物形成，以现实为根据。
　　放眼远大，而不忽视细节之精密；注意大者，而不对小者掉以轻心。脚踏在地上，稳步前进，步步为营，写几章就回头看看，然后找准方位，继上征途。写完之后，再加调整。如此做去，或可稍有补救于万一。
　　197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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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学速写
　　作为文学创作的初步练习，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写人物速写。这是达到能写小说的必由之路，是直路，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捷径。
　　这又和学习绘画有相同之处。学习绘画，要画模特儿，要实地写生，现在更提倡走出画室，到劳动中去画劳动的人，到战场上去画战士。这样做，就不只画中有人，而且有真正的劳动者和战士的形象，有人物从事劳动和战争的真实背景，真实情绪。
　　过去有人号召艺术走出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要和我们现在提供给艺术的广阔天地比较，他们那要求还是很狭小的了。
　　在文艺史上，当然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人。过去默默无闻，突然抛出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一举成名，于是倨傲地坐在书上面，不再说以前的事情。其实要认真研究一下，常常发现，他在写这部长篇之前，不只从事过长期的文字工作，还写过不少的文学作品。
　　在最近这几十年里，我亲眼看到，很多人是从当报纸记者、宣传人员，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原因就是他有长期练习文字的机会，又有长期接触现实斗争的机会，两相结合，他虽并非“志在文艺”，有时也忍耐不住要写写小说了。
　　这几十年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党不只给文学事业开扩了空前广阔的天地，而且给了文学写作种种史无前例的方便条件。
　　如果你现在从事的是一家地方小报或部队小报的记者工作，你每天背着书包，拿着笔记本，深入到农村连队，观察访问，记录了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的事迹。见到了他本人，也见到了他周围的人。见到了他的工作的地方，战斗的场所。这样，除去完成你本职的工作，夜晚没事，你再把白天的人和事，时间和地点，好好回想一下，调动一下感情，你不是就会愉快而胜任地写成一篇文学速写吗？日积月累，人物更多，材料更丰富，你不是就可以经营一篇小说了吗？
　　其实，即使你没有机会，也没有要求要写一部小说，就是你所写的这些速写，不也是很有意义的文学作品，会起到鼓舞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政治作用吗？它的价值，并不低于小说。而按其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并能及时地为现实服务来说，它所起的作用，别的文学形式有时是会相形见绌，望尘莫及的。
　　速写这个概念要和随笔分开。随笔，按照一般的说法，有些“执笔则为文”的味道，太随随便便了一些。当然，随笔也应该是严肃的文学体裁。
　　速写，必须有人物，面对现实，亲临现场。不只访问当事人，而且要熟悉当事人。要真认清了，认准了，对他有了深厚的感情，然后再动笔。
　　所以，即使是一篇短短的速写，这里面也体现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三点的正确与否，其关系有时比写一篇小说还重要。因为是真人真事，直接关系本人，影响群众，并可能影响当前的具体政策。
　　所以，写速写，起码的要求，应该是着重现实，科学态度。应该实事求是，应该独立思考。千万不能说谎话，更不要存心投机取巧。好说谎的人，不能写好速写。他不仅成不了真正的记者，而且还会断送从事任何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写速写，对于英雄、模范人物，也不能主观地求大求全求高。也可以写写他的日常生活琐事和他周围的人。鲁迅说，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写他的身边的琐事，也无不和革命的行动息息相关；如果是一个假的革命者，即使写他整天高呼口号，也还是不能起到鼓舞革命的作用。怎样才能辨别真假是非？就是要认真研究这个人，究竟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只听他说了些什么。
　　大海不择细流。写好人好事，只要有一种好的品德，一种好的作风，甚至一事可师，一言可则，一技之长，都可以是特写的对象。
　　在一篇速写里，作者最好不要发很多议论。要叫事实去说话，叫艺术去说话。如果写这个人物做了一件事，就接着说：他做得多么伟大呀，他这样做，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写这个人讲了一段话，就赶紧说：他说得多么好呀，多么叫人感动呀，或是多么有教育意义呀。这都不是什么高明的艺术手法。既是文学，你的观点，你的评论，已经寓于你选择的事件描述之中，已经寓于你的艺术手段之中，如果你信得准你的描写，可以使读者得到感动、启发、教育；或是你相信读者能够充分体会到、理解到你的艺术企图，你是用不着在文章中间再加解说的。
　　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他在一篇人物传记里，从来没有掺杂过个人的议论。完全用对人物的言论行动的描写，来表达对人物的爱憎、褒贬。
　　读者读完一篇纪事，印象是非常鲜明的。司马迁也不是不发表议论，他创造了这样一种形式，即客观地圆满地记述了人物的事迹以后，在文章结尾，写上一段“太史公曰”。在这一段文字里，他正面发表他对人物事件的看法。但就是这样，他还是变化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使他的议论，既不生硬，也不主观，发人深思，留有余想。对正文来说，他这段文字，又像是补充，又像是引伸，又像无关紧要，又像关系重大，言近而旨远，充满弦外之音，真正达到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后来一些史书，虽也运用这种形式，但多半变成了正面发议论，只有《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才算得到了司马氏的真传。
　　这是很好的学习材料，可以找来好好读读。
　　“四人帮”的文艺是阴谋文艺，颠倒是非，把好人当作坏人，把极坏的人当成英雄，这样就给特写这一文学形式带来极大的困难，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我们现在无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张铁生不可一世的时候，有人叫你访问他，写一篇速写，你该如何办？这可能有三种情况：
　　一、是你和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听到了群众的一些反映，你很快就发觉他是一个假英雄，是鲁迅所说的不能进入创作的虫豸。于是你信心不足，摇摇头离开了他。这你还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
　　二、是你完全听信了“四人帮”的话，一定要把张铁生吹成“英雄”。于是你就只能造谣、说谎、吹牛。用吹牛陪衬说谎，或用说谎陪衬吹牛，完成他们的所谓“三突出”。
　　三、是你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对张铁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分析，认清了他的本质：这一种人，在“四人帮”的怂恿之下，出于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如何利令智昏，如何由不知天高地厚到胆大包天，在伪装革命的叫喊中，对革命力量进行迫害、摧残、绞杀。写出这些，不是很有意义吗？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自然是很困难的。
　　写速写是锻炼观察能力的过程；是考验立场、观点、方法的过程；是积累群众语言的过程。
　　中国的随笔、笔记之类的文章，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
　　但真正称得起速写的，并不很多，而是很少见。这可能因为古人写文章，都是抱着藏之名山的目的，并不讲求这个速字。
　　虽有记述当时当地的人和事的文章，也多是所谓畸人异行，常有很大的传奇意味，我们是不好借鉴的。但中国的历史书籍，记述人和事的客观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学习的。
　　速写这一文学形式的兴起和被重视，是在人类的新闻事业有了重大发展之后的事。伴随中国的历次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这一形式起了并且将继续发挥它特有的功能，并由此产生更多的大部的文学作品。
　　1977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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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诗
　　近些天来，因为一种原因，我时常想起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有时是想到人，随即想到他们的诗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互不干扰混淆。同时，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诗风，又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些年来，我们的诗坛，暂时先不谈它的重大成绩和丰盛的收获，只就它存在的一些缺点而言，在一些地方恰恰失去或减弱了这些特点。
　　古人说：“诗言志”。就是说，诗中要有自己的东西。这包括诗人的“志”，即思想或见解；诗人的遭际，即自己的兴衰成败；诗人的感情，即喜怒哀乐；诗人的阅历，即所见所闻。
　　历观古今中外伟大诗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东西。更了当地说，他们的诗主要包含着他自己。《杜工部集》，《白乐天集》，《李太白集》，无不如此。
　　有一种不成文、已经有案可查的说法：不要写自己，不要表现自我，不然，就会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泛滥。
　　没有了自己的东西，于是大家就说差不多的话，讲一种大体相同的道理，写类似的事件、相貌和性格分别不出来的人物。
　　每天读这样的诗稿，就必然分不清题旨，分不清意境，分不清诗句，以至最后分不清作者。就像走进公共场所，熙熙攘攘，出出进进，结果没有一个清楚的面孔，留在印象之中。
　　有人可以立即反驳说，我们的思想性很强，我们的形象很高大，我们的感情很热烈，我们的见闻都是新人新事，都是重大题材。
　　但是，因为没有真正通过自己去表现，就减弱了诗的感染力。
　　在诗里，说大话，说绝话，说似是而非的话，是很省力气的。有人说这是必要的夸张，并引证李白。其实，李白虽有狂放的名声，但并不是单靠“夸张”起家的。他的本领在于通过他自己的诗风，成功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他走的路很多，见到的也很广。他对所见所闻，都经过深刻的思考，引起强烈的感情，才发为诗歌。单靠吹牛，不能成为李白，只能成为李赤。
　　不要害怕在诗作中间，有自己的东西。你没有见过的，就不要去写。你见到了，没有什么感情反响，也不要急着去写。
　　你的思想没有那么高，不一定强把它抬高，暂时写得低一点，倒会真实一些。
　　诗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关心群众生活，与他们感情相通。过去的诗人，也不是人人都是思想家，都是时代的引路人。如果他们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真实面貌，仍不失为有意义的作品。韦庄的《秦妇吟》，并没有革命思想，还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作。
　　前几年发掘出来的老子竹简中说：“实谷不华”，“至言不饰，至乐不笑”。真诚和真实，不只是哲学领域中可宝贵的道理，在创作上，也是应当引为借鉴的。
　　不合情理的，言不由衷的，没有现实根据的夸张，只能使诗格降低。我们的诗，不能老是写得那么空泛，表面。要有些含蓄，有些意象，有些意境。这些东西，是只有通过诗人自己，认真地去观察、思考，才能产生。
　　目前，诗战线，应该质中求量，不该只是在量中求质了。
　　我有个近于荒唐的想法：如果惯于写长诗的人，把诗再写短些；惯于每天写好多首的人，把指标降低些，我们的诗的质量，就会真正大上了。要从多方面，加强诗的艺术性。
　　希望老一辈诗人，给青年诗人做个典范。不作无病呻吟的诗，不作顺口溜，精益求精，把中国古代诗人苦吟苦想的严肃作风，传给青年一代。
　　形式的问题，不是主要的。已经迈出的步子，也很难返回了。时代在决定着诗的形式的变革。
　　杜工部句：“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诗要经过多次修改，才会合格、成功。
　　1978年8月5日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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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友人论传记
　　前承问写传记的方法，这固然不是我所能说得完全的。但在阅读了一些中国历史书籍以后，对于中国历史传记写作的道理及其传统，却有一些领会。现略加整理分析，供你参考。
　　我国在历史上，很重视传记，断代史中，人物传记占绝大部分。作为很重要的一种文体，在作家专集中，分量也很大。
　　《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就与经书同列。可见“传”在中国文化遗产中，所占的位置。
　　但这主要是就历史而言，在文学创作上，传记的成就，是不能和历史著作相比的。历史与文学，虽有共同的根源，即现实、环境、人物，但历史并不等于文学。文才并不等于史才。有些大作家写的传记，常常不如历史学家。把文史熔为一炉，并铸出不朽的人物群像的，只有司马迁、班固。此外，陈寿、范晔，已经史重于文。至于欧阳修，在文学上，虽享大名，所撰《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其中传记，已经不能同班马并论，常常遭到他人的非议。
　　史学的方法和文学的方法，并非一回事，而且有时很矛盾。史学重事实，文人好渲染；史学重客观，文人好表现自我。只就这两点而言，作家所写的传记，就常常使人不能相信了。
　　班马固然也是文学家，但是他们的做法，是从历史着眼，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在他们写历史作品的时候，也表现了文学的才能。这种才能，只是为历史服务，个人爱好，退居到第二位。越是采取客观态度，他们的作品完成以后，他们的文学才能，越是显得突出。有些人，在写作历史传记时，大显其文学方面的身手，越是这样，当他们的作品写成时，他那些文学方面的才华，却成了史学方面的负担，堆砌臃肿和污染。文学的脂粉涂得过多，反倒把人物弄丑了。晚清有个王定安，是曾国藩的得意弟子，他撰写的《湘军记》，不能说用力不勤，材料也不能说是单薄无据，就因为存心卖弄才华，文字写得忸怩作态，颇不大方，就被别人耻笑，以为不如王闿运的《湘军志》。其实，王的书，也是文学家的历史著作，并无突出优异之处，不过他稍稍知道写历史的道理，能略加收敛文学天才而已。
　　人物传记，自古以来，看作是历史范畴。它的写作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言记行并重。《史记》、《汉书》都是如此。记述人物一生重要行为，即决定性的关键性的行动，记述其与此种行动相辅相成的语言。《三国志》裴松之的注，特别注意记一个人的语言。深刻隽永的语言，颇能表现一个人物的风格面貌。这种用语言表现人物的写法，以后演变为多种多样的《世说新语》一类的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语言，不只反映人物的思想作风，也是人物行为的基础，所以很被史学家重视。
　　二、大节细节并重。古代史家，写一个人物，并不只记述他的成败两方面的大节，也记述他日常生活的细节。司马迁首先注意及此，效果甚佳。就像刘邦、项羽这些大人物，他也从记述其日常的言行着眼。而在写一些微末之士的时候，则多着眼其言行两方面的荦荦大端，显露其非凡之一面。
　　三、优点缺点并重。历史传记，首先注重真实，而真实是从全面、整体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历史所表现的人物，很少是神化的完人。《三国志》写关羽，写其功劳战绩，也暴露其秽德失行。把关羽神化，是后来小说和剧本干的事。优缺点并重，功过并举，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完人”，抽象的完人，是不存在的。
　　四、客观主观并重。历史，整个地说来，是客观存在。人物的言行，看来是主观的，但必然受历史的制约。古代传记，所写的人物，从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表现，如曹操之于汉末，诸葛亮之于三分。客观环境与主观意志，紧密结合，历史与人物，才能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在传记中，人物主观成分的表现，不能过多，主要是表现其与时代相触发相关联的契机。
　　传记能否写得成功，作者的识见及态度，甚关重要。当然，作者要有学，掌握的材料要多。但材料的取舍、剪裁，要靠识。识不高则学无所用。识不高也难于超脱，难于客观，难于实事求是。写传记，有如下数忌：
　　一、忌恩怨、忌感情用事。传记所写是历史，只求存实。
　　是为了后人鉴戒，所以也求达理。不真实则理不能通，并能悖理，于后世有害。写传记，对成功者，不能预先存恐惧之念，对失败者不能预先存轻侮之心。对己有恩者不过誉，对己有怨者不贬低。个人恩怨，排除净尽，头脑冷静，然后下笔。如不能做到，就可以不写。
　　二、忌用无根材料。写传记，都知看重第一手材料。即个人观察所得，眼见是实的材料。这种材料，是不易得到的。
　　即使调查来的材料，也还有个剪裁取舍的问题，不一定完全可靠。至于文献记载，就更应该有所鉴别。过去，人物传记，有所谓家乘，即本人家族保存的材料；有所谓弟子记，即他的门人记录的材料；有所谓碑传，即死后刻在墓碑上的文字。
　　这些材料，还都不能叫做传记，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历史家把这些材料，都看作第二手材料，加以取舍。作者还要实地考察。直接观察以求更可靠的印象和材料。司马迁世为史官，掌握着不少文字材料，但他在写作《史记》之先，还是要出去旅行，访问故老，收集传闻。
　　三、忌轻易给活人立传。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数都是写在改朝换代之后。人物都已死去很多年。时过境迁，淘汰沉淀，对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评价。这样写来，容易客观。即本朝国史馆立传，也在盖棺论定之后。排除人事纷扰，再为一个人立传。这是历史传记写作的一个优长之处。当然，年代久远，也容易传闻异词，毁誉失度，有时几十年的事情，就弄不清楚，何况年代更久？这就要看史家的眼光，即识力。
　　给活着的人立传，材料看来易得，实际存在很多困难。干扰太多，不容易客观。他自己写的自传，也只能看作后人为他立传的材料，何况他人所为？
　　四、忌作者直接表态。中国历史传记，很少夹叙夹议，直接评价人物的写法。它的传统作法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行文用字之中，实际上是叫事实说话，即用所排比的事件本身，使读者得到对人物的印象、评价，因之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大的史学家只是写事实，很少议论。司马迁在写过一个人物之后，有“太史公曰”一小段文字，谈他对这一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也是在若即若离之间，游刃于褒贬爱憎之外。
　　又有时谈一些与评价无关的逸闻琐事，给文字增加无穷余韵，真是高妙极了。班固以后，这种文字，称“赞”或称“史臣曰”，渐渐有所褒贬，但也绝不把这种文字滥入正文。
　　外国有一种所谓评传，一边叙述人物的历史，一边发挥作者对人物的见解，中国史书上是少见的。
　　五、忌用文学手法。外国还有一些传记作品，出自大文豪的手笔，如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所写的名人传记。这种传记，是作家的创作，是以作家的意志见解，去和人物的心理思想交融。这是一种非常带有灵感的写法，作为文学作品，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传记，就令人有些玄妙之感。这是天才的传记，平凡的笔墨不能追步后尘。
　　现在，为活着的人写的传记，有时称做“报告文学”。作者凭主观意志，功利观念，对人物表示了充分的爱憎。还有很多想当然的描写，甚至有一大段一大段的作者抒怀，这已经不是传记，而近于小说或叙事诗了。
　　历史、人物传记，都可以转化为小说、戏曲。《三国演义》是最著名的了。开了“七分史实，三分演义”的先河。
　　《三国演义》能在同类小说中领先，是因为它得天独厚：一、三国的历史形势，济济人材，鼎足与纷争，都有利于结构小说；二、裴松之的注，材料丰富，人物方面，不只有行，而且有言有貌，易于摹画。《三国演义》产生之前，社会上已经有三国故事和三国戏曲，人物的形象、性格已初步具备。其他历史演义，就因为没有这样好的基础，所以写不好。如《隋唐演义》，还有些人物形象，如《五代史平话》，则太显粗糙，没能从历史脱胎出来。
　　传记是属于历史范畴，它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但不能当作文学作品来写。可以说有传记文学，但不能说有文学传记。
　　史笔和文学之笔，应该分别开。
　　舞台上，赵云的戏有好多出，《三国志》赵云传，不过几行，我们要认识赵云，就要根据这几行文字，而不能根据舞台上那么多的戏曲。人物一旦变为文学艺术中的形象，几乎就与历史无关了。
　　历代大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所写的，名为传而实际是寓言的作品，唐宋传奇中的，名为传实际是小说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作者主观成分多，都不能当作历史传记来看。
　　古人著书立说，有时称做“删定”或“笔削”。就是凭作者识见，在庞杂丛芜的材料中，做大量的去伪存真的工作。文学家不适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
　　198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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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
　　申明同志：
　　前日，郑法清同志捎来你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写给我的信，拜读过了。深情厚意，十分感谢。你同杨振喜同志写的有关我的评传，也曾在刊物上读过一些章节。我对此事，向来兴趣不大。其原因，回顾自己足迹，凡凡无足称述，值此风烛残年，意懒心疲，人之毁誉，均不入于怀抱。但是，你的信以及你同杨君的著述，其热情，其盛意，其认真用心，均使我感动，所以愿意就写评传的一般问题，说说个人的心得和看法，作为你们工作的助兴之谈。
　　我一向认为，写传记，应首先理解那个时代。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不管他怎样说，总受时代的影响、制约。即使如现在一些理论家所倡导的脱离政治，淡化生活，从另一方面看，仍是当前政治、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作家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受一定的政治约束，或作一定的主观反映，这已是人类历史，文化历史的定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用一句陈旧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有时代的烙印。
　　所以，写一个作家的传记，必须首先研究、熟悉他所处的时代，他个人的经历，他在文学上的成果，对这一时代的影响和作用。
　　我还活着，参加文艺工作，从头算起，也不过五十年，距离够近的了，难道你们还不熟悉这一段历史？其实，并不如此简单。这五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急剧变革的年代，单就一些生活细节来说，比如衣食住行，我写小说的那个年代，和现在就不能同日而语。那时人民的衣食住行，困难得很，司务长如果贪污五斤小米，就要枪毙。比起目前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比起一些人的随意抛撒粮食，比起人们那么热衷进口的服装和豪华的卧车，可以说是天上地下的分别了。如果作者用这些八十年代的观念，去理解三十年代的作家和作品，那必然就谬之千里了。当然，目前正有一些理论，主张用八十年代的新观念，去观察中国几千年的旧历史。对此，我略有迷惑：第一，不知道这种所谓新观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它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有多大差别？第二，用这种观念，作用于历史，作用于文学艺术，其成果如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它多年形成的观念，比如热爱祖国的观念，抵抗外族入侵的观念。这不是一个时代的观念，更不是哪一个年代的观念，它将贯穿一个民族的始终。
　　中国历史多次证明：一种新的观念的形成，或一种旧的观念的消失，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反复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因此，新的名词，新的学问，都不等于新的观念。都是生活方式的某些改变，也并不证明新的观念已经在人的头脑里形成。
　　不过，每一个年代，总是有它的特点的。它总是突出某一种观念，在当时甚至也可以说是新的观念。例如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全国解放，就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突出的观念。
　　以此，形成一个作家的特色，一部作品的灵魂。
　　同样，作家个人在这一时代中的经历，他的生活，他的修养，他的思想、心理、气质，他的遭遇，作传者必须有详细准确的材料，有洞察的判断力，有文字传达的功能，有进入时代，与作家共命运同呼吸的同情之心。
　　都说司马迁的传记写得好，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历史、文学兼而有之，并臻极顶。究其原因，在于司马迁掌握材料之多，用心之细，感情之丰盛，文字之相副。目前有许多人，认为司马迁的著作，是加有虚拟手法的报告文学，这真是误解。司马迁文章所以写得好，首先因为他写的是历史，历史真实性强，令人信服，才成了文学作品。
　　并不是有了文学的“生动”，才成了历史家。如果是那样，他的著作就会一钱不值，更不用说流传千古，奉为经典了。
　　所以，写传记，首先是存实，然后才是文采。先求历史家欣赏，后求文艺家欣赏。其方法主要是掌握材料，判断材料，取舍材料。对于一个作家，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精读他的作品不放过一篇文章。我这里说的精读，就是细读。有的人说是研究，却连作家主要作品的篇目，都记不清，或把主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弄错，其他方面，还谈得上准确可信吗？我读过一篇你们写的文章，其中，把我的家乡安平和教过书的安新混为一地；把我的朋友陈乔和陈肇混为一人，这是需要出书时改正的。有的人，研究一个作家，却不愿费力气去读他的作品，而是希望作家本人和他作竟日之谈，或把材料写给他。这也是一种偷懒取巧的办法。
　　以上是就写传记而言。你们的题目上，还有一个“评”字。
　　传记需要客观，而评则需要主观，似乎矛盾。其实，评是在研究作家和作品之后作出的，所以仍是客观基础上的主观。但写评不要胆怯，不要顾虑太多，特别是不要顾虑作家本人看了如何如何，如果是那样，最好是等作家死了以后再写。要直抒己见，才能成一家之言。
　　申明同志：我多年老病，文思枯涩，即将从文坛告退。以上所谈，与其说是发表意见，还不如说是酬答友情，更切实一些。
　　即祝
　　新年愉快！
　　孙犁
　　1986年1月3日下午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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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青年谈游记写作
　　看了《旅行家》的应征文章，觉得游记还是青年人写得有朝气，老年人不如青年人。青年人感情丰富，感觉灵敏，写出文章来有朝气。
　　我想到的还是去年我在《旅行家》写的《万里和万卷》一文中提出的老问题。多读点书，积累一点历史知识、地理知识。不能光读游记。如《徐霞客游记》是地理书，从中还可以学文字。当然也可以看到作者。有一次徐霞客的仆人逃走了，把钱财卷走了。但徐霞客仍然坚持旅行。读书增加知识，还可以增长毅力。多读一点书，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
　　一篇短文，不能面面俱到，抒发感情也要含蓄。
　　中国传统游记，如苏东坡、欧阳修，他们写游记有一种抱负，感慨。如《赤壁赋》、《醉翁亭记》。我们写大好河山、爱国主义，个人抱负也可以写。文字语言上要讲究。现在很少有人讲究语言，说的热闹，看着热闹就完了。这样，游记写不好。找点明、清两代的游记看看，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北京出版社出的，可以看看。再读一点日记，古人的日记都包含历史、地理、文学知识，这是写旅行文章需要的。一篇文章要有一条明显的线索，要告诉读者一个主要思想。从山门写到后院，全写，就是下乘了。
　　要多写点，不一定光写游记，这只是一种文体。游记与新闻通讯很有关系。文章怕拿架子，要出于自然。我写文章从来也不选择华丽的词，如果光选华丽的词，就过犹不及。炉火纯青，就是去掉烟气，只有火。这要有阅历，要写得自然。
　　可以看一点“五四”时代的散文。
　　我提倡短，你看《古文观止》，每篇都是五六百字、一千多字。怎样写短？在脑子中想明确了，主题在脑子中明确，是缩短文章的最基本的方法。然后要删改。主题明确，修改就容易。
　　散文要眼见为实，文献不要引用太多。不要写成小说，不能虚构太多，不然不能取信于后代。真实为主，处处有根据，不要使后代看了，失之千里。过去作家生活方式不一样。郁达夫文章自然。学一点严肃的东西，多看点叶绍钧的东西。
　　游记是散文的重要文体，是中国传统的文体。古代大作家，都写游记。游记，发扬一种思想感情，固然很好；介绍风土人情，也可以。
　　198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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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和万卷
　　自太史公自叙，谈到游览名山大川，对于作文的帮助，以后苏子由又加以发挥，就渐渐演变成一句通俗白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写好文章。
　　其实，太史公游览名山大川，是为了观察地理形势，听取口碑，搜集史料；苏子由游览名山大川，则是为了开阔胸襟，揽今怀古，以增加为文的气势。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虽然是记一代的名胜，主要是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读起来是历史，并不是枯燥的地理书。郦道元的《水经注》，则于精密的地理考察之中，随时随地记录一些短小生动的史实，几乎使人忘记了是在读水经。这些著作，都可以说是游记的上乘，虽然它们都被列入地理书。
　　此外，文人的游记，那就浩如烟海，代有名家。但真正能传世感人的，也并不太多。尝以为游记一体，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内含：
　　一、有怀古的幽思
　　二、有临民的热情
　　三、有高尚的寄托
　　四、有优美的文字
　　这四点，是缺一不可的。到一个地方，不知道那里的地理历史，不关心那里的现实生活，游时没有高尚的情操，写时没有富有感染力的文字，那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游记了。
　　其中，文字的表现能力，最为重要。所以说，“两万”的关系，“读万卷”应该在前，“行万里”应该在后，不然，只是走了路，爬了山，还是写不出好的游记来。
　　中国人，好游不好记。凡是名胜，你去看吧，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游人的题名填满了，甚至不惜刻削污涂，破坏砖石树木。有一年春天，我去逛无锡的梅园，去了几次梅花都不开，最后一次开了，又遇下雨，到后园一间堆放农具的大房子里躲避，四面墙上，也都被吟诗、作画、题名，弄得一塌糊涂。当时我想：这是“泰山刻石”、“雁塔题名”的遗风吗？这也是一种发表欲的满足吗？梅园前边没有什么可以涂抹的地方，就都到这里来了，难道这是“梅园副刊”的版面吗？
　　题过名，也就是表明游过了，万事大吉了。如果你请他写一篇游记，他一定摇头。如果我们把那题名的热情，都用来读书写游记，是多么好啊！
　　1980年11月21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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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散文
　　我们这里所说的散文，不只区别于韵文，也区别于有规格的小说，是指所有那些记事或说理的短小文章，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杂文。但现在杂文一词，又好像专用于讽刺了。
　　随便翻开一部古人的文集，总是分记、序、传、书、墓志等等门类，其实都是散文。鲁迅先生的集子也是如此，虽称杂文，但并非每篇都意寓讽刺。
　　我最喜爱鲁迅先生的散文，在青年时代，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省吃俭用，买一本鲁迅的书，视如珍宝，行止与俱。那时我正在读中学，每天下午课毕，就迫不及待地奔赴图书阅览室，伏在报架上，读鲁迅先生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当时，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检查，鲁迅先生每天都在变化着笔名，但他的文章，我是能认得出来的，总要读到能大致背诵时，才离开报纸。
　　中学毕业后，我没有找到职业，在北平流浪着，也总是省下钱来买鲁迅的书。买到一本书，好像就有了一切，当天的饭食和夜晚的住处，都有了着落似的。
　　不久，我在白洋淀附近的同口小学找到一个教员的职位。
　　在这个小学校里，我当六年级级任，还教五年级国文和一年级的自然。白天没有一点闲暇，等到夜晚，学生散了，同事们也都回家了，我一个人住宿在有着大天井的院子里，室内孤灯一盏，行李萧条，摊在桌子上的，还是鲁迅的书。这里说的鲁迅的书，也包括他编的杂志。那时，我订阅了一份《译文》。
　　同口的河码头上，有个邮政代办所，我常到那里去汇钱到上海买书。那时上海的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我把文章中间的警辟片段，抄写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立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
　　古人说，书的厄运是水、火、兵、虫。其中兵、火两项，因为丧失了补救的可能性，可以说是书的最大灾难了。抗日战争爆发，我参加抗日行列。我在离开家乡之前，把自己艰苦搜求，珍藏多年的书，藏在草屋的夹壁墙里，在敌人一次“扫荡”中被发现，扔了满院子。其中布皮金字、精装的，汉奸们认为可以换钱，都拿走了。剩下一些，家里人因为它招灾惹祸，就都用来烧火和换挂面，等到我回家时，只剩下几本书，其中有一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此后，我的书，也经过不少沧桑，这本书却一直在手下，我给它包裹了新装，封为“群书之长”。
　　抗日战争年代，每天行军，轻装前进。除去脖项上的干粮袋，就是挂包里的这几本书最重要了。于是，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开了鲁迅的书。一听到继续前进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来。这样，也就引动我想写点文章，向鲁迅先生学习。这样，我就在鲁迅精神的鼓舞之下，写了一些短小的散文，它们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
　　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
　　我的战友，大多是青年学生，而且大多是因为爱好文学，尤其是爱好鲁迅的书，走上革命的征途的。在这个征途上，要经常和饥饿、寒冷、酷热、疾病斗争，有些人是牺牲在拒马河、桑干河或滹沱河的两岸了。他们书包里的书，也带着弹孔。
　　我们的书，都是交换着看，放在一起看。大家对书是无比珍重，无比爱惜。我现在想，不知道爱惜书籍的人，恐怕是很难从事文学创作吧。没有见过不爱惜器具的工匠，和不爱惜武器的战士。不好的书，没人爱惜它，也是理所当然的。
　　艺术的生命力，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好解答。鲁迅先生的书，可以断定是永久的了。它的影响是如此之广大，持续时间已经是如此之长久。“五四”以前以后都是无与伦比的。
　　梁启超不能比，章太炎也不能比。
　　中国的散文作家，我喜欢韩非、司马迁、柳宗元和欧阳修。欧阳修在写作上是非常严肃的。他处处为读者着想，为后人着想，直到晚年，还不断修改他的文稿，他最善于变化文章的句法，力求使它新颖和有力量。
　　鲁迅先生的散文，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追踪学习的，有哪些方面？构成艺术的永久生命，有哪些条件？
　　艺术创造上的真、善、美，如果这样解释：这三个字要求，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抱着对广大人民的善良愿望，抒发真实的感情，反映工农兵真实的情况；在语言艺术上严肃认真，达到优美的境界；作家的思想，代表新生的进步的力量和思潮，又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按照这些要求认真做去，那么，我们的作品虽然不能传世，也可以使当时当地的读者，得到有益的参考。
　　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油印了鲁迅先生的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给初学写作者参考。这篇散文，是先生晚期的血泪之作。在极端残酷的战争年代，每读一遍，都是要感动得流眼泪的。具体地说，像这样的文章，就包含了以上的三字要素。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矛盾和斗争，鲁迅先生的散文，就永远是人民手中制敌必胜的锋利武器。
　　这就叫不朽的著作。
　　与此相反，最没有生命力的文章，莫过于封建帝王时期的八股试卷了。考试一完，这些试卷就被废纸店捆载而去，忙着去作纸的还魂。就是那敲开了门的“砖头”，也避免不了作为废品处理的命运。
　　因为这些文章，说的都是假话。是替圣人立言，说的都是空话；是在格子里填文章，没有丝毫作者自己的真实情感。
　　如果在一篇短小的散文里，没有一点点真实的东西：生活里有的东西，你不写；生活里没有的东西，你硬编；甚至为了个人私利，造谣惑众，它的寿命就必然短促地限在当天的报纸上。
　　大体说来，从事文艺工作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多活些日子，多有几个读者。经过认真努力，是会得到好的结果的。但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这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复杂的条件。
　　写作，首先是为了当前的现实，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对现实有用的，才能对将来有用。不能设想，对当前说来，是一种虚妄的东西，而在将来，会被人们认为是信史。只有深刻反映了现实的作品，后代人才会对它加以注意。
　　编《古文辞类纂》的那个姚鼐说过，在唐朝，谁不愿意做韩愈那样的文章，但终归还是只有一个韩愈。能做到李翱和独孤及，也就不错了。姚鼐的目标，大概定得高了一些。
　　但是对我们来说，目标是要远大的，努力是要多方面的。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阻碍限制文艺发展的许多客观条件逐步排除，攀登艺术高峰的可能和人数，一定是要超迈前古的。
　　学习鲁迅的散文，当然不能只读鲁迅一家的书。鲁迅生前给我们介绍中国古代散文，翻译外国散文，都是为了叫我们取精用宏，多方借鉴。现在还有青年认为：鲁迅只叫我们读外国作品，不叫我们读中国古书，这是片面理解鲁迅的话。
　　我们翻翻鲁迅日记，直到晚年，他一直在购买中国古书和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有的青年说，中国古文已经成了古玩，在扫除之列，这也是不对的。中国古代文献，并没有成为古玩，而是越来越为广大人民所掌握，日益发挥古为今用的现实作用。各个阶级都在利用它，我们无产阶级当然不能把它放弃。
　　只有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当然，首先应该正确全面地理解现实，才能正确全面地理解历史。鲁迅的散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古代散文，是不能不很好研究的，这当然并不是反对读外国的古典散文。总之，古今中外，无不浏览，经史子集，在所涉猎，这样营养才能丰富，抵抗力才能增强。
　　学写散文，也不能专学散文一体，对于韵文，也要研究。
　　散文既然也叫杂文，参考的文章体式，就不厌其杂，越多越好。鲁迅的散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197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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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问：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当前散文创作不甚景气，与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文学式样相比，是比较薄弱的。请您谈谈当前散文创作的状况。您认为存在什么问题，原因何在？
　　答：这种状况，我是估计不清楚的。一种文学体式，它在当前是否繁荣，繁荣到什么程度，这只有掌握全面材料的，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或评论家，或将来的评选委员会，能作出权威性的估计。对任何形势的估计，都是困难的，我是一个普通读者，又因为精力所限，读作品很少。但就我读到的散文来看，我真正喜爱的，确实不是那么太多罢了。当然，我不喜欢的，也不见得就是不好，只是说，产生一篇好的散文，正像产生一部好的小说一样，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了。
　　从历史上看，先秦时的散文作家，真可能是有一百家，不然为什么说百家争鸣，以后又说罢黜百家呢？但流传到现在，就只剩下几家了。唐宋散文作家，在当时也不只以百数，而传至后来，只说八家。八家之文，家传户诵者，每人也不过数篇。“五四”运动，散文应运而生，作者如林，期刊充斥，但到现在，我们课本上，还老是那几位作家的那几篇范文，其他作者，逐渐被人遗忘。
　　文学艺术的形势，任何时候，都可以有人作估计：形势大好或不大好，繁荣或不大繁荣。即使客观正确，这也只是就一时而言。作品的真正价值，是只有时间才能考验得出，任何武断的大话，都不是那么牢靠可信的。
　　我们应该从历史上，找出散文创作成败得失的一些规律，那对我们衡量当前的散文，可能是比较有用的。
　　从我们熟读的一些古代或近代的散文看，凡是长时期被人称诵的名篇，都是感情真实，文字朴实之作。比如说欧阳修的《陇冈阡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
　　我们常说，文章要感人肺腑，出自肺腑之言，才能感动别人的肺腑。言不由衷，读者自然会认为你是欺骗。读者和作者一样，都具备人的良知良能，不会是阿斗。你有几分真诚，读者就感受到几分真诚，丝毫作不得假。
　　如果有时间，读一些旧报纸，旧期刊是有好处的。在三中全会以前，报刊上的文章，包括散文在内，虚假的东西太多了，现在找来一看，常常使人啼笑皆非。这种散文，即使没有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是当日无读者，何况流传？
　　但是，这种文风，曾经猖獗了若干年，要说是完全根绝了它的影响，也不是事实。
　　欧阳修在写他这篇文章时，叙述的只是家庭琐事，夫妇、母子之常景常情。诸葛亮当时虽然是丞相，他这一篇文章，并没有多少空洞的官腔。李密当时的处境，尤其困难，如果他不说真情实话，能够瞒得过司马氏的耳目？
　　文章能取信于当世，方能取信于后代。这三篇文章，所以能流传百代，就是因为感情的真挚和文字的朴素无华。
　　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写出这些，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一触及文字，很多人就做不到。这就无怪自古以来，名篇范作如凤毛麟角了。
　　文字是很敏感的东西，其涉及个人利害，他人利害，远远超过语言。作者执笔，不只考虑当前，而且考虑今后，不只考虑自己，而且考虑周围，困惑重重，叫他写出真实情感是很难的。
　　只有忘掉这些顾虑的人，才能写出真诚的散文。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因为是私人信件，并非公开流布的文字，所以他才说了那么多真心话，才成为千古绝唱。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也说了些真心话，透露了出去，就招来了大祸害。有鉴于此，致使文人执笔，左顾右盼，自然也有其不得已的地方。现在，有论者居然责怪：在“四人帮”肆虐期间，作家们为什么没有站起来，大声疾呼？这种要求，未免不近人情。在当时，一个作家，能够沉默，不去帮凶，就算可以了。论者当时如何表现，不得而知，至少他是没有去反抗的。不然，他早就成为张志新了。
　　但就散文的规律而言，真诚与朴实，正如水土之于花木，是个根本，不能改变。如果不只从数量上看，主要从质量上看，当前散文创作的不足之处，恐怕还是在作者的创作用心上，有或多或少的华而不实之处吧！
　　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作者。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中，在各个现实领域，虚假浮夸，不大遇到批评和制裁，而真实地反映情况，即说真话，却常常遭到难以想象的打击。这不能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现在虽力加纠正，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清除这种遗留的影响，有时比在现实生活中清除，还要慢一些，复杂一些。而散文创作，以其更直接的现实性，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更比其他艺术领域显著。
　　有些散文，其不足之处，可以归纳为：
　　一、对所记事物，缺乏真实深刻感受，有时反故弄玄虚。
　　二、情感迎合风尚，夸张虚伪。
　　三、所用词藻，外表华丽，实多相互抄袭，已成陈词滥调。
　　四、因以上种种，造成当前散文篇幅都很长，欲求古代之一千字上下的散文，几不可得。
　　问：请您结合自己和当前的散文创作现状，谈谈有关散文艺术问题。比如散文的叙事与抒情，题材、构思、意境、语言等等。
　　答：散文是我们祖国主要的文学遗产，古代作家的主要著作，也是散文。这就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学习范本。我们在学校语文课堂上，也以学习散文为主。初学作文，题目如《我的家庭》、《春日郊游》等，也是写的散文。另外，散文的大部分，都是应用文，一生之中，练习的机会是很多的。我们本来应该把散文一体，运用得很好，这一文体本来应该很繁荣。但从历史考察，并不是每一个时代，散文都是很好很繁荣的。
　　先秦、两汉、唐宋的散文，大家都承认是有很多佳作的。
　　降至元明，则并非如此。元朝不论，明季写散文的人并不少，但即使是代表作家的作品，今天看起来，无论在风格文字上，内容意境上，都是肤浅的，卑弱的，琐碎的。明之末季，有一谚语谓：刻一部稿，娶一房小，念一句佛，叫一声天如。天如即张溥，是权威评论家。可见当时出版物也是不少的，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确如上述。可取之处，远不及唐宋，又不用说两汉先秦了。
　　文章，特别是散文，是和时代的风云、习尚有关的。如果只谈艺术，我们就应该从唐宋以前的散文，多吸收一些营养。从司马迁、嵇康、柳宗元、欧阳修那里，多学习一些东西。其中主要的经验，是所见者大，而取材者微。微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具体而微的事物。
　　古代散文，意境深远，但皆言之有物。柳宗元的散文，写驴，写鼠，写麋，写蝜蝦，取材很细小，而意义很深刻。韩愈《进学解》，则对自己作深刻的剖析，发挥自己的见解，这也是很有勇气的。
　　散文短小，当然也有所谓布局谋篇，但我以为，作者如确有深刻感触，不言不快，直抒胸臆即可，是不用过多的构思设想的。现在一些文章评论家，谈论构思太多，也太机械。
　　实际创作的过程，往往并非如此。散文之作，一触即发。真情实感，是构思不来的。
　　散文中的议论，也是自然事物演变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散文作者主观的前提。而苏子瞻常先有警句，冠于篇首，但与所叙事物，仍为血肉，并非徒具大言，以惊流俗。
　　抒情亦如此。无情而强抒，与无病呻吟等。感情低下，不如不抒。面对大好河山，内心营营苟苟，故作堂皇之言是对河山的不敬。
　　状景抒情，成为散文的意境。意境有高下，正如作者修养有高下，胸襟有广狭，志趣有崇卑，不可勉强。当然，人可以通过修养，提高其志趣。总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散文意境之有区分，也在于此。范仲淹先忧后乐之名言，并非一时乘兴，创作出来，乃是久萦于心的素志，触景生情而出。
　　散文的语言很重要，一篇短文，语言文字不讲求，是成不了家传户诵之作的。当然语言文字也与作者的真情实感紧紧相关。
　　梁沈约很重视文字的音乐效果。他说：
　　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若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论》）
　　中国古代散文名作，读之无不朗朗上口，易于背诵。即韩愈之自讽为佶屈聱牙者，亦莫不如此。现在有些作者，能写情节热闹的小说，写起散文，语言很不考究，这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补救的缺失，这样的散文，自然行之不远。
　　散文的语言，要有素养，需要基本功，要有课堂训练。而我们国家经历十年动乱，教育失调，这恐怕也是影响今日散文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我个人近年的散文创作，则因老年衰退，成绩甚微。
　　行动不便，生活的眼界缩小了。因为年岁，自身的阅历增多了。在政治清明之时，愿意说些真诚的话。当然有时就会得罪一些人。过去，我的一篇散文《黄鹂》，放了二十年才发表。
　　现在写文章，确实感觉顾忌少多了。但作为文章行世，自己也应该慎重，不应该太随便。要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也要知道不应该说些什么。不管文章长短，题材如何，大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思想所及，情感所系。不作欺人之谈，也不装腔作势。那样就会不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真情实感。有些人的文章，使人处处意味到作者的高位和官职，好像一切都永远正确，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问：散文作者需具备哪些修养？
　　答：秦少游说：
　　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张仪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此托词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
　　中国散文的品类繁多。所以，散文作者，首先应该涉猎中国散文的丰富遗产，知道有多少体制，明白各种体制的作用，各类文章的写作要点。
　　但最主要的，是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即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修养，不然就不能理解和领会中国散文作品的内容和实质。例如前面讲的“三表”，好处何在，为什么能千古传诵？
　　有一些人生经历，知道一些世态人情，便可写小说，写剧本。写好散文，需要多种知识，多种见闻。不然写山川不知地理，写古迹文物不知历史，不知考古，散文就没法写好。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作者的识见，如果识见平庸，文章也是写不好的。
　　问：散文创作中新的探索与民族传统两者的关系如何？
　　答：自有翻译以来，实际不是丰富了中国散文的创作，利多弊少，即使南北朝开始的佛经翻译，也是如此。“五四”以后的散文，外来的影响，就更显著了。但影响是影响，其根基是不能动摇也不可动摇的。我们还是要写中国式的散文，主要是指它反映的民族习惯和道德伦理的传统。至于说创新，也不能说，只有接受外来影响，才能创新。中国散文，在接受外来影响以前，也是不断创新的。我写给贾平凹的一封信中曾说，多读外国名家之作，写中国传统的散文，也是这个意思。任何文学作品，谈到创新，绝不会是专指形式上的创新，而是指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创新。文学作品既以内容为主导，则中国土壤，自然对创新起决定作用。
　　此外尚有二题，因题旨较泛，有些意见已在前文述及，兹从略。
　　1983年5月1日晨五时起写。大院节日嘈杂，前屋受干扰，则移稿至后屋；后屋受干扰，又持稿回前屋。至晚初稿成。次日晨改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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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的感发与含蓄
　　——给谢大光同志的信
　　送来的六篇散文，都拜读过了。我以为都写得很好，已经形成你自己的散文风格。文字清丽委婉，能再现当时情景。
　　以下，我谈些读后的感想，这些感想，是因为读过你的散文引起的，但不一定都与你的作品有直接关系。
　　文无定法。这是说，文章，包括散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写法，没法强求一致，也不应该用自己的爱好，去衡量他人的作品。任何艺术都如此，文字之作尤甚。戏剧有程式，绘画有用笔用墨之法，为师者可当场表演，为徒者可从旁观摩，唯文字却不能。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循。
　　我以为中国散文之规律有二：一曰感发。所谓感发，即作者心中有所郁结，无可告语，遇有景物，触而发之，形成文字。韩柳欧苏之散文名作，无不如此。然人之遭遇不同，性格各异，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因之虽都是感发，其方面，其深浅，其情调，自不能相同，因之才有各式各样的风格。
　　二曰含蓄。人有所欲言，然碍于环境，多不能畅所欲言；
　　或能畅所欲言，作者愿所谈有哲理，能启发。故历来散文，多尚含蓄，不能一语道破，一揭到底。
　　散文如果描写过细，表露无余，虽便于读者的领会，能畅作者之欲言，但一览之后，没有回味的余地，这在任何艺术，都不是善法。
　　读过你的散文，感到你对事物，有探索的热情，有天真直爽的感慨，文字运用，有充分表现的能力，但感发有时浅近，表现有时过露，这自然是与年岁经历有关，不足为怪。以上所谈，只供你思考，并和你讨论。
　　1984年6月23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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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的虚与实
　　秋实、建民同志：
　　我先后看了你们的几篇散文，又同时答应给你们写点意见。你们的散文，都写的很好，我没有多少话好说，拖下去又有违雅意，所以就想起了一个讨懒的办法，谈些题材外的话，一信两用。
　　这是不得已的。我的身体和精力，实在不行了。有些青年同志，似乎还不大了解这一点，把热情掷向我的怀抱，希望有所激发。干枯的枝干上，实在开不出什么像样的花朵了。
　　我和你们谈话时，希望你们多写，最好一个月能写三五篇散文。后来认真想了想，这个要求高了一些，实际上很难做到。
　　小说，可以多产，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
　　小说家，可以成为职业作家，有人一生能写几十部，甚至几百部。
　　诗人，也可以多产。诗人就是富于感情的人。少年有憧憬，壮年有抱负，晚年有抒怀。闻鸡起舞，见月思乡。风雨阴晴，坐车乘船，都有诗作。无时无地，不可吟咏。
　　报告文学，也可以多产。报告文学家，大都是关心社会疾苦、为民请命的人。而社会上，奇人怪事，又所在多有。只要作家腿脚灵活，笔杆利索，是不愁没有材料的。一旦“缺货”，还可加进些小说虚构，也就可以了。
　　唯独散文这一体，不能多产。这在文学史上，也是有记载的。外国情况，所知甚少，中国历代散文名家，所作均属寥寥。即以韩柳欧苏而论，他们的文集中，按广义的散文算，还常常敌不过他们所写的诗词。在散文中，又搀杂很大一部分碑文、墓志之类的应酬文字。
　　所以历史上，很少有职业的散文作家。章太炎晚年写一道碑文，主家送给他一千元大洋。据说韩愈的桌子上，绢匹也不少，都是用碑文换来的。一个散文作家，能熬到有人求你写碑文、墓志，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必须你的官望、名望都到了那个程度才行。我们能指望有这种高昂的收入吗？这已经不是作家向钱看，而是钱向作家看了。
　　所以，我们的课本上，散文部分，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篇。
　　散文不能多产，是这一文体的性质决定的。
　　第一，散文在内容上要实；第二，散文在文字上要简。
　　所有散文，都是作家的亲身遭遇，亲身感受，亲身见闻。
　　这些内容，是不能凭空设想，随意捏造的。散文题材是主观或客观的实体。不是每天每月，都能得到遇到，可以进行创作的。一生一世，所遇也有限。更何况有所遇，无所感发，也写不成散文。
　　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当然也常常是虚实结合的。由实及虚，或因虚及实。例如《兰亭序》。这也可以解释为：因色悟空，或因空见色。这是《红楼梦》主要的创作思想。有人可以问：不是有一种空灵的散文吗？我认为，所谓空灵，就像山石有窍，有窍才是好的山石，但窍是在石头上产生的，是有所依附的。如果没有石，窍就不存在了。空灵的散文，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实质，才得以存在。
　　前些日子，我读了一篇袁中道写的《李温陵传》，我觉得这是我近一年来，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李温陵就是李贽。
　　袁中道为他写的这篇传记，实事求是，材料精确，直抒己见，表示异同。不以众人非之而非之，不以有人爱之而爱之。他写出来的，是个地地道道的李贽，使我信服。
　　散文对文字的要求也高。一篇千把字的散文，千古传诵，文字不讲究漂亮行吗？
　　所谓文字漂亮，当然不仅仅是修辞的问题，是和内容相结合，表现出的艺术功力。
　　散文的题材难遇，写好更难，所以产量小。
　　近来，有人在提倡解放的散文，或称现代化的散文。其主要改革对象为中国传统的散文，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散文。三十年代，曾今可曾提倡词的解放，并写了一首示范，被鲁迅引用以后，就没有下文，更没有系统的理论。现在散文的解放，是只有口号，还未见作品。散文解放和现代化以后，也可能改变产量小的现状，能够大量生产，散文作者，也可能成为职业作家了。
　　但也不一定。目前，就是多产的，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小说作家，如果叫他专靠写书为活，恐怕他还不一定能下决心。有大锅里的粥作后盾，弄些稿费添些小菜，还是当前作家生活主要的也比较可靠的方式。
　　“五四”以来，在中国，能以稿费过活，称得起职业作家的，也不过几个人。
　　从当前的情况看，并不是受了传统散文的束缚，需要解脱，而是对中国散文传统，无知或少知，偏离或远离。其主要表现为避实而就虚，所表现的情和理，都很浅薄，且多重复雷同。常常给人以虚假，恍惚，装腔作态的感觉。而这些弱点，正是散文创作的大敌大忌。
　　近几年，因为能公费旅游，写游记的人确实很多。但因为风景区已经人山人海，如果写不出特色，也就吸引不了读者。
　　当代一些理论家，根据这种现状，想有所开拓，有所导引，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他们把病源弄错（病源不在远而在近），想用西方现代化的方剂医治之，就会弄出不好的效果来。
　　一些理论家，热衷于西方的现代，否定“五四”以来的散文，甚至有的勇士，拿鲁迅作靶，妄图从根子上斩断。这种做法，已经不是一人一次了。其实他们对西方散文的发展、流派、现状、得失，就真的那么了解吗？也不见得。他们对中国的散文传统，虽然那样有反感，以斩草除根为快事，但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常常是非常无知和浅薄的。人云亦云，摇旗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看家本领。
　　我还是希望你们多写，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并多读一些书。中国的，外国的都要读。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丰富的散文宝库，例如我们的近邻印度和日本，好的散文作家就很多。
　　但是，每个国家的文学，也都有质的差异，有优有劣，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也不会凡是有现代称号的，都是优秀的。
　　祝
　　春安
　　孙犁
　　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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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杂文
　　杂文这一名目，不见于《昭明文选》，也不见于《唐文粹》，却见于宋初编辑的文学总集《文苑英华》。《文苑英华》用二十九卷的篇幅（卷351—379），选录了它所谓的杂文。它又把杂文，按不同的性质，分为十五类。即：问答、骚、帝道、明道、辨论、赠送、箴戒、谏刺、纪述、讽谕、论事、杂制作、征伐、识行、纪事。其中明道、谏刺两项，又各附杂说。
　　这种分类，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混乱的。例如明道和辨论；箴戒和谏刺；纪述和纪事；杂说和杂制作，就很难区分，可以归并。实际上，它所收罗的这些杂文，归并成三大类也就可以了。这就是：说理，纪事（包括记人），讽谕（也就是寓言）。
　　应该说，杂文是散文中的一体，而这一体，是把那些容易定名称的文章，分出去以后，汇集其余而成。因为形式杂，内容杂，所以再给杂文分类，就更困难。我们姑且不要去责备《文苑英华》分类上的缺点。它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杂文的名目，列出了几百篇文章，让我们阅览，得识中国的杂文，源远流长，在唐代（它主要收集的是唐文）已经有这么精粹的杂文范本。对于编者，后人是只有感谢欣慰之情了。
　　《文选》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它对文体的分类，不过是：赋、诗、骚、诏、表、书、序、论、碑文等等。这种分类法，一直被沿用。但是，文章的体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花样越来越多。有些文体，过去是大户，是热门，后来就消歇了，没有了。这主要与政治、社会情况有关，与实用有关。例如古文中的诏、表、制、策等等形式，现在就只能在书本上见到了。新的复杂的社会生活，要求新的多样的表达形式，新的文体，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事。唐以后，杂文这一形式，因为能包罗万象，运用自如，就来了个大发展。
　　表现方法，也越来越丰富灵活了。
　　文章一事，也很难说。诏、表虽然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讲话、决议和报告。碑传之体，一直不衰，现在重视的是悼辞。诗词为性灵抒发之工具，人们一直把握着，广泛运用。
　　至于书、序、论之作，那就更触目皆是了。
　　但是，杂文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文体，它的动向，不只有纵的开发，还有横的渗透。把一些原有自己疆土的文体，变化归纳在自己的版图之内。
　　请同志们打开鲁迅的杂文集。其中除了杂感随笔以外，还有通信（论创作和翻译），序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二集等），有记人记事的类似小说速写的，如《阿金》，也有完全是散文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此外有记典故的，记时事的，和有关文籍史料的文章。一些严肃的理论，如《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也编辑在内。
　　鲁迅把这些文章，编入杂文集，当然不是权宜之计，是有根据的，有传统的。
　　现在有人认为杂文就有一种：鲁迅的杂文。杂文就有一种笔法：鲁迅的笔法。这是一种误解。杂文绝非鲁迅一家，古典的先不说，“五四”以后，写杂文的人很多，有成就有风格的也不少。上海是繁华之地，报纸副刊多，杂文登的也多。人称海派杂文。京派地处幽燕，国事一直纷扰，除故作闲适者外，有内容有感触的杂文也常见。鲁迅成为杂文的泰斗和象征，领袖杂坛，有时代的和他个人的因素。时代需要他这样的杂文，他也勇于献身，并具备写好这种文章的素质。海外有些评论家，国内也有一些人跟随，以为鲁迅的杂文，不是文学创作，并假惺惺地为他惋惜，是何居心，不得而知。
　　我以为鲁迅杂文，在当时能起到那样大的影响，并非偶然。是因为：一、他的杂文的时代作用；二、他的杂文的战斗实绩；三、他的文章的功力示范。
　　确实如此。当年每逢读到他的一篇杂文，都会感到：这不只是投枪、匕首；更是号角、战鼓；一字一句，都具备十里埋伏，八面威风，所向披靡的力量。可惜这种讲法，目前已被看作陈词滥调，为很多人听不进去了。
　　鲁迅的杂文笔法，也不只是一个笔法。如果学不到精神，只学到皮毛，那就只能照虎画猫，玩弄一些挖苦、俏皮、讽刺的字眼，成为浅薄平庸之作。
　　关于鲁迅笔法，延安时期，有人提出“还是鲁迅笔法”，受到批评。这种笔法，也就没人再敢研究。现在又有人提出：
　　“还是鲁迅杂文的土壤”，运用这种笔法，好像又有了更深厚的根据。土壤，经过半个世纪，可能还会有些变化，不会和鲁迅时代完全相同。
　　我以为，学习杂文，不能只学鲁迅一家，也要转益多师。
　　也不能只学他的杂文，还要学习他的全部著作，包括通信和日记。学习鲁迅，应该学习他的四个方面：他的思想，变化及发展。他的文化修养，读书进程。他的行为实践。他的时代。
　　不能把鲁迅树为偶像。也不能从他身上，各取所需，摘下一片金叶，贴在自己的著作、学说之上。比如“改造国民性”，如果认为我们的国民性，一无是处；而外国的国民性，毫无缺点，处处可作中国人的榜样，恐怕就不是鲁迅的本意。
　　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再比如“拿来主义”，如果以为捡拾外国人的洋破烂，如旧西服之类，也是鲁迅的拿来主义，那恐怕就很糟糕。对西方文化，也是如此。鲁迅确实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成果。但如果认为凡是外国的，就都是好的，可以拿来的，那就像他讽刺西崽相的文人一样：“英文，英文，一笑，一笑了。”
　　改造国民性，老实说，并不是一两篇小说，一两个新的学说，所能奏效的。如果是那样，“五四”以来，这么长的时间，早该改造好了。这要靠政治、经济、教育、法制，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当然，文学也是一种教育手段。但近来一些论者，又不愿承认这一点。你不承认文学可以教育人民，又如何实现你的改造国民性的宏愿呢？恕我直言，如果只靠当前这些文学作品，慢说改造国民性，连你那个大杂院的居民性，也改造不了分毫！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杂文，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成绩。名家辈出，形式多样。继续吸收古今中外杂文创作的经验，杂文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1986年10月20日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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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乡土文学”
　　去年冬天，绍棠来津晤谈时，曾说：他要给一个刊物编一个特辑，名叫“乡土文学”，到时要我在前面写几句话。对于绍棠，我是“有求必应”的，因为我知道，他不会给我出难题。他的一些想法，我也常常是同意的。但在谈话当时，我并没有弄清这四个字的含义，也没有细想为什么绍棠要编辑这样一组文章。我还是点头答应了。过了两天，当他同一群人来舍下合影留念时，他又对我说了一次，我说：“我年老好忘，到时候你催促我吧！”
　　前几天绍棠果然来信催稿了。对于绍棠，我一向也是“有催必动”的。对这个题目，仍觉茫然，不得要领。因此，我托邹明同志写信去问，究竟要我写些什么。绍棠的回信未到，我已经沉不住气，只好在这里揣摩着写。
　　记得鲁迅先生，在许钦文初写小说时，曾称他的小说为“乡土文学”。我想，这不外是，许钦文所写都是浙江绍兴一带的人物故事、风土人情，甚至在人物对话方面，也保留了一些方言土语。所以鲁迅给了他这样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很难说是批评，但也很难说是推崇。因为，鲁迅自己也写了很多篇以家乡人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他并没有自称过这些小说为“乡土文学”。别人也没有这样称谓过，也不应该这样称呼。这已经不是什么“乡土文学”，而是民族的瑰宝。
　　说实在的，我对“乡土文学”这个词儿，也就是有这么一些印象，其中恐怕还有错误之处。
　　我又联想到绍棠这些年的一些言论和主张。他在好几个地方说，他是“一个土著”，他所写的是“乡土文学”，是田园牧歌。他又说，他写的越“土”，则外国人看来就越“洋”，等等。
　　看来，他好像是在和别人赌什么不忿，自己要树立一个与众不同的标榜。
　　这可能也有客观方面的激励，我是不大清楚的。我看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很少，不敢冒充了解当今的文坛。
　　就我个人的认识来说，我以为绍棠其实是可以不必这样说，也可以不必这样标榜的。因为，就文学艺术来说，微观言之，则所有文学作品，皆可称为“乡土文学”；而宏观言之，则所谓“乡土文学”，实不存在。文学形态，包括内容和形式，不能长久不变，历史流传的文学作品，并没有一种可以永远称之为“乡土文学”。
　　当然，任何艺术品种，都有所谓民间的形式，或称地方的形式，例如戏曲。但是，这种形式并非永久不变的，它要进入都市，甚至进入宫廷。一为文人墨客所篡易，就不永远是乡土的了。艺术又是不胫而走的，不分东西南北的，宫墙限制不住它，城墙也限制不住它，它又可以衣锦还乡，重新进入荒山僻野，为那里人民所喜爱，并改变着那里人民的艺术爱好、艺术趣味。
　　古之于今，今之于古，外洋之于中国，中国之于外洋，其规律也是如此。
　　在文学史上，南宋以来，又有所谓“市民文学”，好像是与“乡土文学”对立的。其实这一名词，也很难成立。平话形式的梁山故事，固然可以说是“市民文学”，但一成为《水浒传》，就很难这样说。城市是个非常复杂的所在，人也是很混杂的，它固然可以是首善之区，藏龙卧虎；但也可以是罪恶的渊薮，藏污纳垢。以城市来划定一种文学形式是不稳定的，因此是不科学的。
　　凡是文艺，都要有根基，有土壤。有根基者才有生命力，有根基者才能远走高飞。不然就会行之不远，甚至寸步难行。
　　什么是文艺的根基呢？就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就是民族性格，就是民族传统。根基也在受内在和外来的影响，逐渐变动。
　　因此，凡是根基深的文学艺术，它就可以为当时当地的人民所喜爱，它就可以走到各个地方去，为那里的人民所接受，它就可以传之永久。
　　绍棠当前所写的，所从事的，只要问根基扎得深不深，可以不计其他。我以为绍棠深入乡土，努力反映那一带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风俗和习惯，这种创作道路，是完全可以自信的，是无可非议的。自己认真做去就可以了，何必因为别人另有选择，自己就划地为牢，限制自己？作家的眼睛，不能只注视人民生活的局部，而是要注视它的全部。绍棠不要把自己囿于运河两岸。没有一成不变的“乡土文学”，就像人间并没有世外桃源一样。不管多么偏远的地区，人民的生活，也在不断变化。外来的东西，总是要进来的，只要民族的根基深，传统固，自信力强，那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无需大惊小怪。
　　当然，我们不能提倡媚外文学。在三十年代，鲁迅把那种讨好外国人，以洋人的爱好为创作标准的文学，称做“西崽相”的文学。
　　1981年2月18日午饭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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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通俗文学
　　——致贾平凹同志
　　平凹同志：
　　一月四日从北京发来的信，今天上午就收到了，出奇的快。寄一封平信到西安，要十天，挂号则更慢。可见交通之不便了。所以你不来天津，我是完全理解的，并以为措施得当。目前出门，最好不要离开团体，如果不是跑生意，一个人最好不要出门。
　　上次从西安来信，也收到，曾仔细读过。原以为你能看到我写的关于《腊月·正月》那篇文章，就没有复信。谁知道那篇文章写了已经半年，到现在还没有刊出。不过，我猜想，你在北京可能知道了它的内容，有些话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你到北京去参加了那么隆重的会，是很好的事，这是见世面的机会，不可轻易放过。不过，会开多了也没意思。我只是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会。
　　近来，我写了几篇关于通俗文学的文章，也读了一些文学史和古代的通俗小说。和李贯通的通信，不过捎带着提了一下。其实，这种文章，本可以不写，都是背时的。因为总是一个题目，借此还可以温习一些旧书，所以就不恤人言，匆匆发表了。
　　既然发表了文章，就注意这方面的论点。反对言论不外是：要为通俗文学争一席之地呀；水浒西游也是通俗文学呀；
　　赵树理、老舍都是伟大的通俗文学作家呀。这些言论，与我所谈的，文不对题，所答非所问，无需反驳。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时髦文士，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的时候，总说他们是代表群众的，他们的行为和主张，是代表民意的。这种话，我听了几十年了。五十年代，有人这样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有人还是这样说。好像只有这些人，才是整天把眼睛盯着群众的。
　　盯着是可以的，问题是你盯着他们，想干什么。
　　当前的情况是，他们所写的“通俗文学”，既谈不上“文学”，也谈不上“通俗”。不只与水浒西游不沾边，即与过去的施公案、彭公案相比较，也相差很远。就以近代的张恨水而论，现在这些作者，要想写到他那个水平，恐怕还要有一段时间的读书与修辞的涵养。
　　什么叫通俗？鲁迅在谈到《京本通俗小说》时说：“其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
　　社会上的，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文坛是社会的一部分，作家的心，也是多种多样的。娱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作用，问题是娱什么样的心，和如何的娱法。作品要给什么人看，并要什么样的心，得到娱乐呢？
　　有的作家自命不凡，不分时间空间，总以为他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只有他先知先觉，能感触到群众的心声。这样的作家，虽有时自称为“大作家”，也不要相信他的吹嘘之词。
　　而是要按照上面的原则，仔细看看他的作品。
　　看过以后，我常常感到失望。这些人在最初，先看了几篇外国小说，比猫画虎地写了几篇所谓“正统小说”，但因为生活底子有限，很快就在作品里掺杂上一些胡编乱造的东西，借一些庸俗的小噱头，去招揽读者。当他们正在处于囊中惭愧之时，忽然小报流行起来，以为柳暗花明之日已到，大有可为之机已临。乃去翻阅一些清末的断烂朝报，民初的小报副刊，把那些腐朽破败的材料，收集起来，用“作家”的笔墨编纂写出，成为新著，标以“通俗文学”之名。读者一时不明真相，为其奇异的标题所吸引，使之大发其财。
　　其实，读者花几分钱买份小报，也没想从这里欣赏文学，只是想看看他写的那件怪事而已。看过了觉得无聊，慢慢也就厌烦了。
　　你在信中提到语言问题，这倒是一个严肃的题目。你的语言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是我捧你。你的语言的特色是自然，出于真诚。但语言是一种艺术，除去自然的素质，它还要求修辞。修辞立诚，其目的是使出于自然的语言，更能鲜明准确地表现真诚的情感。你的语言，有时似乎还欠一点修饰。修辞确是一种学问，虽然被一些课本弄得机械死板了。
　　这种学问，只能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去体会学习，这你比我更清楚，就不必多谈了。
　　我这里要谈的是，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正统文学”，语言都是第一要素。什么叫第一要素？这是说，文学由语言组织而成，语言不只是文学的第一义的形式；语言还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
　　而现在有些“文学作品”，姑不谈其内容的庸俗卑污，单看它的语言，已经远远不能进入文学的规范。有些“名家”的作品，其语言的修养，尚不及一个用功中学生的课卷。抄几句拳经，仿几句杂巴地流氓的腔口，甚至习用十年动乱中的粗野语言，这能称得起通俗文学？
　　通俗也好，不通俗也好，文学的生命是反映现实。远离现实，不论你有多大瞒天过海之功，哗众取宠之术，终于不得称为文学。
　　过去，通俗小说有所谓“话本”和“拟话本”。话本产自艺人，多有现实性，而拟话本产自文人，则多虚诞之作，随生随灭，不能永传。现在的一些武侠小说，充其量不过是“拟”而已矣，还不能独立成章。
　　雪中无事，写了以上这些，不知你平日对此是何看法，有何见解？冒昧言之，希望你和我讨论。
　　祝安好！
　　孙犁
　　198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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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论流派
　　——给冯健男的信
　　冯健男同志：
　　大作《荷派作品集》序文，今天下午收到，当即开封拜读。序文于历史背景叙述，言简意赅，具笔削之工，于作品选择，取精用宏，得剪裁之当。第一部分，尤其精彩。第二部分，举例虽稍多，然并不泛泛，且涉及序文体例，亦不可少。第三部分，总揽全程，加以申述，识见醇正，掩卷仍有余味。兄之评论文章，弟向所钦仰，此作印象尤佳。
　　关于流派之说，弟去岁曾有专题论及。荷派云云，社会虽有此议论，弟实愧不敢当。自顾不暇，何言领带？回顾则成就甚微，瞻前则补救无力。名不副实，必增罪行。每念及此，未尝不惭怍交加，徒叹奈何也。
　　鲁迅所言，文学团体非豆荚之说，乃至理名言。即使为豆荚，能总体一时，豆熟则荚裂，命运亦各不同。本身充实，得天独厚者，坠入土壤，则生发无穷，另生新荚。其不得水土者，或至腐朽湮灭。况于荚内之时，即志趣不同，有所变异，甚或萁豆相煎者乎。
　　此因流派一词，即含有不固定及易变化之义。有为之士，所关心者，为本身之利益及创作之前程，非必关心流派之发展与前途也。于己有利时，则同派而同流，于己无益时，则异派而自流矣。
　　故流派之说，虽为近人所乐于称道，然甚难言矣。固执者视而有之，达观者疏而略之。必拘泥之，而定形命名，甚无谓也。
　　弟亦俗人，未敢多违众议。故于兄之编选劳作，虽疑信参半，然于兄之文章及好心，仍感激而击节称善也。
　　即请
　　大安！
　　孙犁
　　1982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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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美
　　小序
　　日前有西北大学研究生李君来舍下，询作品何以如此之美。余告以拙作无可谈者，过誉之词不可信。然感君远道而来，愿将平日想到有关艺术与美之问题，竭诚以告。李君别后，乃就谈话时自记提纲，条列为下文。
　　一
　　文、音、美、剧及其它，综合而称为艺术。凡是艺术，都应该是美的。艺术与美，可以说是同义语。这种美，包括形象和思想，即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而且必然是统一的，没有美，则不能称为艺术。
　　二
　　艺术的美，是生活的再现。因此，生活是美的基础，可以说没有生活就没有美。但生活的美，并不等于艺术的美。艺术之美，是经过创造的。所以说，既是艺术家，就应该是创造美的人。
　　三
　　人稍有知识，即知分妍媸，辨善恶，而美与善连，恶与丑结，不可分割。在理学家讲，这是良知；在佛经上讲，这叫善知识。艺术上的创造，亦与此相同。
　　四
　　艺术家的特异功能，不在于反映，而在于创造。不在于揭示众口之所称为美者、善者，是在能于事物隐微之处，人所经常见到而不注意之处，再现美、善；于复杂、矛盾的人物性格之中，提炼美、善。
　　五
　　艺术家所创造之美，一经完成，即非生活中的东西，而成为“人间天上”的东西。曹雪芹所创造之林黛玉，即梅兰芳亦不能再现之于舞台。但林之形象、性格、语言，又能经常于日常生活之中，芸芸众生之中，见到其一鳞一爪。此一个性，伴社会生活、历史演变，而永生。此艺术之可贵，亦艺术之难能也。
　　六
　　必经创造，才能产生艺术之美。凡单纯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模拟人物、模拟他人之作品，皆不能产生艺术之美，亦不得称为创作。
　　七
　　然艺术家必须经过模拟之阶段，实即观察、体验之阶段。
　　天下未有不经过此阶段，而成为艺术家者也。观察愈细，体验愈深，则其创造成功之可能性愈大，其艺术成就亦愈高。
　　八
　　任何艺术，都要先求形似，此为初级阶段；然后，再求神似。神形兼备，巧夺天工，则为高级阶段矣。然非人人皆能达到也。
　　九
　　人皆知爱美，而艺术家对美的追求、探索，尤其强烈、执著，不同于一般。有的且近狂热，拼以身命，以求美之发挥。
　　具备此种为美献身之狂热精神者，常常得成为艺术家。
　　十
　　美不是静止固定的东西。凡艺术，皆贵玄远，求其神韵，不尚胶滞。音乐中之高山流水，弦外之音，绕梁三日，皆此义也。艺术家于生活静止、凝重之中，能作流动超逸之想，于尘嚣市声之中，得闻天籁，必能增强其艺术的感染力量。
　　十一
　　所谓美学，即研究艺术美之学，不能离开艺术。美学属于哲学范畴，是哲学一个门类。它不是艺术现象的琐碎研究，而是探求美在创作实践中的规律。
　　十二
　　哲学是艺术的思想基础，指导力量。凡艺术家，都有他自己的根深蒂固的哲学思想，作为他表现社会，展示人生的基础。这就是一个艺术家或作家的人生哲学。
　　十三
　　作家的人生哲学，非生而知之，乃后天积学习、经历、体验而得。有的乃经过人生之一劫而后得之，红楼梦作者是也。
　　虽经一劫，然又不失其赤子之心，反增强其祝福人类、改良社会之热诚与愿望，托尔斯泰是也。即使其哲学思想，并非对症之良药，然其真诚的无私之心，追求善美之勇，不可忽视。至于其艺术形象之美，婉约曼丽，容光照人，则更不能忽视之矣。
　　十四
　　美既是现实，也是理想。艺术所表现者，则为现实与理想之结合。古代美术之美，多与宗教理想相结合，然细观之，亦与社会理想相结合也。
　　十五
　　艺术与社会风尚、社会伦理、社会道德，关系至巨。凡为人生而努力的艺术家，无不注全力于此。美即真与善之结合，无真诚，无善念，尚有何美可言？故历来艺术家，都是在人伦道德上，富有修养的人。虚伪者，或能取巧于一时，终不能成为艺术家。
　　十六
　　艺术中表现之伦理道德，非说教也。艺术家长期作艺术技巧的习练，至于成熟；对人生社会，又作长期之观察、思考，熟虑于心。然后两相结合，得成为艺术。以艺术之力，感染人心，既深且永，故谓之潜移默化。
　　十七
　　艺术家创造出美的形象，以之美化人类的心灵，使之向善，此即谓之美育。中国古代，即知以艺术教化人民。最初注重音乐、诗歌，以后泛及戏剧、小说。“五四”前后，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甚力，社会风靡从之。然此旨后不得继。学校偏重智育，音乐美术之课，形同虚设。美育废弛，必然影响德育。
　　十八
　　凡能创造美的艺术家，其学习起点必高。所见所习者既高，因此能对庸俗下流者，不屑一顾。如起点甚卑，则易同流合污矣。现代一些老的艺术家，其起步多在三十年代之初，师承鲁迅现实主义之教，投身中国革命洪流，根柢甚厚。其积累之经验，可为后代言传身教者，当亦不少。
　　十九
　　凡拈花惹草，搔首弄姿，无病呻吟者，虽名为艺术家，然究不能创造真正的美。吟风弄月，媚悦世俗，皆属于东施效颦之列，因其不得国风之正也。
　　二十
　　凡虚张声势，大言欺人，捏造事实，迎风而上者，虽号称艺术家，亦不能创造真正之美。以其乃吹气球、变戏法的技巧，实非艺术的技巧也。
　　二十一
　　艺术家必注重艺术情操的修养，然后才能创造出美。艺术情操的修养，包括道德修养以及对国家、民族、时代的热诚和责任感。无此热诚及责任感者，终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二十二
　　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在其学习创作之始，就要力求表现高尚的东西，即高尚的人物及其思想。投身革命的、进步的潮流之中，熏陶而锻冶自己的思想感情，以期与时代及人民，亲密无间。
　　二十三
　　美有个性，美有品格。凡艺术，除表现时代、社会的风貌外，亦必同时表现作者的品格、气质、道德的风貌。
　　二十四
　　凡艺术家，长期积累之后，乃进行创作。创作之时，全神贯注，与作品中人物形随神交，水乳交融，就可能创造出美的境界。但当时他所注意的只是真不真，并没有考虑美不美。美乃自然形成，非有意造作，以炫耀于观众也。至于一些对文学作品的赞美之词，“如诗如画”，“行云流水”等等，乃出自后来读者之口，非作者写作时有意追求也。凡创作之前，先存“造美”之念者，其结果多弄巧成拙，益增其丑。
　　二十五
　　凡艺术，乃人为之功，非天才之业也。投机取巧者，可以改弦易辙矣。
　　1982年2月16日下午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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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漫谈
　　—在暑期讲座上对同学们讲的话
　　我感觉，给同学们作报告，它的作用并不能像你们所称许的那样大。过去，我也对同学们讲过几次，觉得讲不好，后来就很少讲。这次，我已经说过，你们不要希望太大，我们只是随便谈谈，就我所知道的谈谈。
　　根据你们提出的问题，今天，我主要谈的是中学时期学习写东西，应该怎样写，应该抱什么态度。并且，按照你们的要求，也谈谈我在中学的时候，是怎样学习写作的。这样谈，我希望对你们会亲切一点，也希望对你们有些帮助。虽然，关于我自己实在并没有什么好谈的。
　　在中学时期学习写东西，容易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感觉作文很容易，另一种是感觉太困难。感觉容易，对于写作这一种劳动，就不能充分地理解，不能切实努力地去做。感觉这工作太困难，对于一些作家、作品，也就只能产生好奇的看法，感觉一个作家的身分很高、很神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其不能正确地理解写作这一劳动，和上面一种是相同的。在青年时期，容易产生这两种态度，也是必然的。我不是批评你们，但是我感觉这种态度可以改正。这种态度，不只是对于文学工作不利，对于观察、评定一切事物、一切的人，从事任何的工作，都是不正确的、有妨碍的，不能获得成就的。
　　什么是文学工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做这种工作要具备哪些条件？
　　文学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文字技术和生活基础。
　　生活基础包括政治认识。在中学时期，我认为首先应该学习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在中学时期应该打下文字技术的基础，初步认识语言文字创作的法则，积累生活。革命的生活的修养，当然也是重要的，但生活，主要是靠我们毕业以后在工作中去积累。中学时期也可以积累一些生活，而且我们的童年的体验，将会是创作中宝贵的积蓄。但是，这样讲还是抽象的。我觉得，要想把文章作好，起码的条件是要爱好文学，喜欢文学作品。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忘记了是什么原因，我很喜欢文学，在许多课程中，特别喜欢国文这一课，当然偏重一门功课是很不好的。这也许是当我考上中学，第一次作文时，老师鼓励了我，因此，使我觉得国文老师特别可亲，认为应该把文章作好，才不辜负老师对我的鼓励。每次作文之前，我总是想好两三个腹稿，老师出了题目，常常有一个题目和我想好的故事内容相符合。一篇故事的题目是好安上的，这个方法很有效果。我们的学校有校刊，后面有文艺栏，经常登些学生的作文。我有些作品也被选登在校刊上，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中学时期，适当的鼓励大概是很重要的。你们学校里如果有刊物，对你们的作文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在中学的时候，我读了一些文学书籍，慢慢地我有个朦胧的理想，希望将来能卖文为生。说得冠冕一点，就是当一个作家。中学毕业以后，因为境遇不好，我没有升学，就抱着那个目的到北京了。我住在石驸马大街的一个小公寓里，所过的生活，形式上颇类似一个作家。我也给报纸投稿。那时北京有《世界日报》、《晨报》，天津有《大公报》、《益世报》等。我开始是写诗和小说，但很长的时间，一篇也没有被采用刊登，我觉得不行，才改变方针，找到一个职业。但我并没有完全失望，还是继续买书看书，我想，创作困难，理论还许容易些，我看了不少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书籍。那时，左联正对胡秋原、苏汶等论战，我当时站在左翼的立场，也写了自己觉得很尖锐、实际上只有一个左的面貌的文章。这些东西也没有被选用。不久我又后退一步，开始写电影评介、新书评介，哪里开展览会、游艺会，我就买门票参观，回来就写介绍。报纸大概需要这样的东西，竟然被选登了几篇。
　　抗战以前，我对文学工作虽然抱了那么大的希望，但得到的成绩就是这样，这一定使你们大失所望了。
　　如果你们认为我也是一个作家，我发表文章，是从抗日战争以后开始的。开始我是编辑刊物、教书，一九四一年我在晋察冀边区以记者的身分出去，才开始创作。因为抗战以后，我的生活才开始丰富，我的认识、我的思想和感情才开始提高，才有了写东西的一点本钱，作品才能得到发表。
　　我感到需要说明的就是：你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应该努力打好文字的基础，一旦和生活结合起来，就能够写出一些东西。
　　虽然我个人的经历不足为训，但是从这里你们也可以知道即便是微小的成绩，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
　　其次，我们也不要把写作看成是多么了不起超凡出众的事。当然，作家里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英雄的化身。不要把写作看得很神秘。主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努力，一定的文字技巧，和一定的生活经历。而生活的经历越丰富，文学的成就也就可能越高。你们现在是学习阶段，你们的成绩，和老师对你们的鼓励和帮助有关。
　　你们所提到的《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这篇文章，我记得是我到延安以后写出来的，比写《荷花淀》略早一些。在中学课本选得了它，但我一直没有看到，所以有些情节已经记得不很真切了。
　　有人问，那篇作品中的情节是不是完全真实、我亲身经历的？那篇文章的具体情节并不完全是真实的，那篇文章中的我，也不真是我自己。但那种艰苦生活，譬如两条腿在泥里拔来拔去，甚至比这个更艰苦的生活，我是经历了的。文章里边的生活基础，我是有的。但是关于那一次的斗争的描写，中间有很多想象。但也并非完全虚构，因为类似这样的斗争，这样的人物，我见过很多。这不能机械地理解，不能认为是真的，就伟大，是虚构的，就毫无价值。当然作家最好就是他作品中的那个英雄，这样同学们才最有兴味。但既然不是这样，也只好照实说，不怕使你们失望了。
　　白洋淀那些渔民们的生活我经历过一些，至于说到这篇作品是从正面取材呢，还是从侧面取材，这就很难说了。我觉得这篇东西的取材还是正面的。（我的说法也可能和你们老师的说法有些出入，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在叙述上也没有什么奥妙的地方。一位教师同志曾给我打电话说：“你的文章的写法很好，文章一开始用插叙，用对话，然后引出人物……”在写作的时候，我确实并没有想到这些。一般的，写一篇短文章，我是不大考虑这些方法问题的。实际过程是这样：我想写一篇白洋淀的故事，首先出现的鲜明印象，就是那个女孩子从苇垛上站立起来的姿势。但这一形象是放在文章的最后面了。我不能一开始就叫她跳起来，因为那就没有故事了。我要从别的人物别的生活写起。从老头子写到他的鱼鹰，从鱼鹰写到鸡，鸡钻进苇垛，引出那个女孩子来。这些联想是很快很自然地发生的。这些联想是由生活的积累决定的。你们在写文章时感到很困难，感到没话可说，或是只能喊口号，那是因为你们的生活还不够丰富，不能由一点东西联想到许多东西，不能触类旁通。我想，你们现在写文章遇到一些困难，不要害怕。因为你们还没有很多的准备。将来你们的生活丰富了，“仓库”里储藏了很多东西，就可以开始写东西了。
　　你们提出：什么是作家最大的快乐，是不是有痛苦的问题。在今天做一个作家，应该说是最愉快的了。因为有这么多的人爱护和关心这一工作。
　　我觉得，在报社里当编辑，在学校里当教员，在生活里从事写作，都是一样的。人们所以对作家有些好奇，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写东西的人还不够多。譬如在我们乡下轻易看不到一辆汽车，一旦发现一辆，孩子们都跟在汽车后边跑。在天津的孩子们就不这样。如果我们的作家一旦和大都市的公共汽车一样，人人可坐，大家就认真地知道这种工作的性质了。
　　写作和做别的工作一样，当你的作品发表了以后，听到别人说：“还不错，对我们有些帮助！”得到了别人的承认和赞许的时候，作家是最愉快的。但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心情是沉重的。也许写作这种工作，感到沉重的时间长，感到轻松的时间短一些吧。当然也有一边写作一边歌唱的时候。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感到很沉重的。
　　读者对于作品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这是当然的。他们希望我们的第二部作品要比第一部作品好。但是写起来，却常常是第二部不如第一部，这就不能尽情地欢畅了。
　　你们应该养成对一个作家、一篇作品的切实的看法。如果有人给我们介绍一本书，我们要认真地看完，切实地学习，不要只听人家说这本书好，自己没有看，也就跟着说这本书好，人家说这本书坏，也跟着说这本书坏。如果不看，就跟着喊，那就很难从人数上评定这本书的声价了。每篇文章，每一本书，像每一个人一样，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的性格，在这一方面有它的缺点，在那一方面也许有它的长处。我们不能用抽象的尺度去衡量一切的作品，这是不能衡量的。对于一篇作品，应该经过研究讨论，在老师的指导下，吸收对于自己有益的东西。
　　1954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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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批评右创作论
　　譬之古人左图右书的读书方式，我建议人们在阅读文艺作品的时候，采取左批评右创作的作法，就是把批评文章和它所批评的那篇（部）创作放在一起，进行一番独立思考的比较、分析、判断。
　　我想，这对于创作和批评都会是有益的，都可以得到提高。对于欣赏和学习，也可以收到一种实证化验的乐趣。
　　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怀疑，究竟在这几年里，批评是否粗暴了？以及这种批评是否对创作发生了种种不良的影响——就是所谓障碍？
　　批评是否可以起障碍的作用？我想是可以的。就其职责来说，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创作界流行着一种不正确的创作方法，或是在某一作家的创作里，确实已透露着一种不良的倾向，难道能够听其发展，看着它泛滥，而不允许批评家挺身而出，对它加以干涉指责，甚至当头棒喝吗？在泛滥为灾的水流前面，筑起一道障碍，甚至坚壁高垒，这都是应该的。别林斯基对于果戈理的错误倾向，就是这样做的，也没有听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创作界对他发表过什么怨言，更没有人说过他粗暴。
　　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作者竟然说起批评者粗暴来了呢？
　　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当代的作者，都害怕批评，忽然都变得脆弱，都成了胆小鬼。因为这确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局外人看得不很清楚，而从事创作的人，却有种种切身的体会。
　　什么叫切身的体会呢？对于批评家，历史上的大作家们，例如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都发表过一些感想，这些感想，大家都是熟悉的，不必引证。这些大作家也没有一个不衷心地尊崇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的批评家，例如鲁迅之于瞿秋白，这也是大家熟悉的。然而，为了说明什么叫做切身的感受，我们还是不妨引证契诃夫对批评家——这当然指的是不好的批评家的一个看法，他说有些批评家对于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
　　这个比方当然是不够客气的，但是，它确实是契诃夫的亲身的体会，也正如耕作的马，确实有它本身的苦恼一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左批评右创作的理由。有些批评是发表了的，有些批评是直接寄到作者手里的，也有些是由报刊或出版社的编辑部转来的。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对作者颇有教益的文章，批评者的诚恳热情也是应该长久铭记在心的。但是，在前一二年（这一年来减少了），正当你铺纸濡笔，培养起情绪，准备写作的时候，忽然有一封批评稿件放到了你的桌上，对你的批评是：
　　“我建议出版机关把这本恶劣到家的书，停止出版！”
　　“这个作者太无耻了！”
　　这些话都是来得这么突然，而出版社又限期让你答复这封“读者来信”。冷静些吧，你至少今天不能创作了；再有勇气些吧，意思就是叫你承认自己确实犯有这些错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批评界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从创作里摘取一句一段，再加以主观的逻辑，就给作者定下了这个那个的罪名。
　　有些并不从事创作的同志，都会好心地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读者来信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它常常并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从来也不理解作品的生活实际，只会板“正确”面孔的个人的武断。在作者这方面，就有了马的苦恼。
　　现在，有人又在害怕，是不是会又一棍子打死了批评者？
　　我想创作本身永远不会一棒子打死批评者，因为从各方面考察，创作的武器作用，并不在这一方面。
　　从事创作的同志，可以提出自己遭遇的事实。在广大的读者方面呢，就是要提倡把批评和创作对照起来看。一经对照，谁是谁非，是否粗暴，就会弄清楚了。如果创作和批评的篇幅都不很长，可以放在一起发表。过去，鲁迅就是采取这个办法的。
　　这样做，就可以使创作和批评站在平等的地位，而免除多年来的批评好像是在审判，创作好像是在受审的感觉。
　　这样做，就可以使读者看到耕地的深浅，看到马匹的勤惰，也可以看到批评是在认真地鞭策，还是在肚皮下嗡嗡！
　　1956年8月13日作者附记：此系旧稿，写于一九五六年，未能发表。运动期间，家中文字荡然，此稿因为一青年友人取去，幸未遗失。运动过后，彼知我爱惜羽毛，将此连同其他一些稿件，送还我手，完整无损。深感保存此等物件之不易，现略加订正，表而出之。目前，文艺界之民主及实事求是作风，提倡甚力，已有成效。此文议论，作为历史经验教训观之可也。
　　1979年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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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修二题
　　关于含蓄
　　为了有助于同志们的艺术进修，我把想到的有关创作的两个问题谈一谈，第一是含蓄。
　　在文学创作里面，主题当然要很明朗，不能使要表达的思想晦暗。但是我想，文学创作需要有含蓄。所谓含蓄，就是不要一泻无遗，不要节外生枝，不要累赘琐碎，要有剪裁，要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地。
　　目前，在我们的一些创作里面，写一个人痛苦，或写一个人快乐，表现感情的方法好像都差不多，都是很简单的。这种写法，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感情的表现，并不是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就只有一种表现。柳宗元说：“长歌之哀，过于痛哭；嬉笑之怒，甚于裂眦。”在出土的古书竹简上有一句话：“至乐不笑”。契诃夫有好几次告诉青年作者：写一个人悲哀，应该写他散步，写他吹口哨。
　　我想，并不是所有从事写作的人，都能体会到感情方面所有的这些具体表现。
　　有一年，我住在疗养院里，夜晚很寂寞，想听听收音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节目。当我正要关闭收音机的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一种很细微的声音，这声音一下就吸引了我，赶紧对准，原来是杨虎城将军那位宋秘书的女儿，正在报告她的亲人被杀害的经过。这是一种非常悲痛的声音，也是一种极度控制的、有含蓄的声音。这个女孩子，在那里低声地讲着，简直是如泣如诉地讲着。我立时坐下来，一直收听完毕，热泪盈眶。整整一晚上，感动得不能平静。当时，并非没有更强烈的大声喊叫，或者痛哭流涕的节目，而这位烈士的女儿的声音，只是若隐若现的时候，就那样强烈地震动了我的心。含蓄，必须包括真实的感情在里面。
　　有一天我看报纸，蠡县有一个生产队长，一个女社员夜晚害了重病，这位队长冒着大雪去给她请大夫。这是平原上很少见的大雪，在回来的路上，医生失足掉在井里面。这位队长立时跳下井去，想救出这位医生，结果自己冻死在井里。
　　这是一篇很简短的报道，我读它的时候，正是在一天清晨，它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向家里的人讲述了这一段事情。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天晚报上登了一段消息，说有一个小孩，支气管里塞上了黄豆，结果被父母当作死孩子，抛掷在荒坟里面，被一个出差的解放军抱走救活了。
　　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都是很简短的新闻报道或广播节目。这里面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很多文艺上的加工描写。但是我可以说，这些事实，即使被以后的作家演义成一、两万字或者更长的小说，它的感动能力也不一定就能超过原来简短的报道。这是在文学创作上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当然，有的故事拉长了，它的感染力可能增强，但有的故事拉长了，就像多加了水，它的感染力也可能冲淡。
　　那部《颜氏家训》里说：“凡为文章，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就是说写文章应该有节制，应该适可而止，应该有含蓄。我们写文章，常常是怕读者看不明白，要面面俱到；怕批评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在作品里面增加一些解释，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对生活了解得愈多的人，他在创作上愈能有节制，有含蓄，凡是生活本钱不大的人，他的文章就容易流于散漫铺张。
　　语言一例
　　文学语言，包括好的比喻，有力的生发，美妙的联想和出奇制胜的描写。这些造诣，无疑都是从对人民生活、社会风习，和时代精神的深刻体会和理解得来。
　　戚蓼生说，曹雪芹的写作之所以“神乎”，是因为：第一，“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第二，“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第三，“似谲而正”。他这些分析，当然还不能完全概括曹雪芹在语言上的技巧，但是他所说明的这些道理，我们应该研究。
　　在文学上，语言、语法和语气，是有很多变化的，是有很多风格的，越是对于生活了解得多的人，了解得深刻的人，他的语言就越不会简单化。但并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能了解这一点。在有些评论家看来，一句话只有一个说法，稍微有所变化，他就感觉奇怪。譬如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篇作品写到有人想给一个女孩子介绍一个八路军做爱人，问：
　　“你愿意吗？”女孩子说：“我不愿意。”评论家看到这句话，就下结论说，这个女孩子很“落后”。这句话会使人物降低，作者的“世界观”有问题。其实，那个女孩子心里是很爱八路军的。按照这位评论家的方式，这个女孩子一听到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就应该高兴得跳起来，说：“好极了！谢谢你！快带我去找他吧！”这样，评论家就可以鉴定她很进步，形象高大，作品有进步意义。但是在生活里并不是这样。在生活里，一个人的说话、口气，因为当时的心情，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处境，常常是有各式各样的变化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我们还从事什么文学工作？如果连一句话也看不明白，我们还“观”的什么“世界”。当然，在生活里也有“袖里吞棒槌——直出直入”式的语法，但并不能用这个方式概括一切。我下乡的时候，一个女孩子曾经告诉我：“话有百说百解。”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明白了以上这些道理，我们才能领会所谓“似谲而正”，所谓“注彼而写此”这些语言工作上的复杂情况。
　　附注：以上系一九六四年六月一篇讲稿中的断片，一九六六年冬季散失，今重获之，整理出来，投寄刊物，亦奇遇也。
　　197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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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的准备
　　从学习中，使我看到，古往今来，凡是有所成就的文学创作，都是经过切实的努力，多方面的修养，在同时代的创作水平上，迈出新的一步，也可以说是在已有的艺术基础上，有所创新。
　　艺术上的创新，和别的学科上的创新一样，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能单靠主观愿望就能达到。既是艺术，谁不想创新？既是创作，不创新怎么能叫创作？而实际情况，常常与此相反。我们有些作品，常常会不期然而然地陷入一种俗套，不能自拔，甚至甘居中游，停步不进。
　　因为创新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它比在这里说的空话，要艰难得多。
　　简单说来，要创新，就要有所准备，至少要做以下几方面的艰苦努力：
　　一、要有丰富而切实的生活积累。
　　二、要有正确的思想，科学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三、要对所塑造的人物，所反映的生活，有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强烈的而非肤浅的感情。
　　四、要对民族的文学遗产，有丰富知识。
　　五、要吸取当代的文学创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创新不是形式问题，能不能创新，主要由内容来决定。同时由作家的思想意识，艺术修养来决定。
　　任何伟大艺术的出现，都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产生。在《红楼梦》中透露，曹雪芹对各种艺术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在丰富的基础上，才能有独到的见解。曹雪芹明显地受到《水浒传》特别是《金瓶梅》的影响，而在其他姊妹艺术中，他的修养也是很深的。对于诗、赋、绘画、书法、建筑艺术等各个美学领域，他都涉猎很广，并曾说明了自己的爱好。他取鉴的不只是小说，对于戏曲，他也非常爱好。我们因此可以说，如果我们的民族遗产中，还没有产生《西厢记》和《牡丹亭》，《红楼梦》的艺术造诣，也不会达到如此高度。曹雪芹把这些戏曲里的情意韵调，运用于他对小说人物的描写之中，把园林亭台的建筑艺术，运用于他对情节的布局之中。
　　艺术发展的规律，是在不断创新。作为意识形态，它的基础，也要求它不断创新，以适应经济、政治方面的变革。但有时创新的成绩大些，有时小些，有时快些，有时慢些。有时，兄弟姊妹艺术之间，前进的步伐参差不齐。这是由种种复杂的条件来决定的。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兴起，当时以民族解放为第一步。民主革命的发展，要求文化方面的改革，于是在“五四”运动中，产生了文学革命，即白话文学。
　　在这时期，文学方面，鲁迅先生是最勇敢、最坚决的闯将。他以伟大的革命实践，开创了中国新文学前进的途径。
　　单从鲁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创作之前，在思想方面，生活积累方面，艺术手段的探索方面，所作的重大努力：
　　一、向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传统观念展开进攻。这种进攻，是非常猛烈的，是白刃战，所向披靡，深中要害。
　　二、第一次明白宣言：知识分子倒向广大的劳苦大众一边，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厚的同情；并探索改变他们生活命运的道路。在对比描写地主阶级和农民时，有鲜明的爱憎。这一鲜明立场，为以后知识分子深入乡村，与农民相结合，起了向导作用。
　　三、广泛地表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图景，成功地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人物，大大开扩了文学表现的领域。
　　四、他所善于运用的白描手法，讽刺笔调，综合古今，兼用中外，辛辣锋利，是一大发明，一直影响后来的现实主义作者。
　　五、他在当时提倡和实践的“为人生的艺术”的口号，扫荡了无数无聊文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污浊，使中国新文学运动，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他本人以及由于他的感召，投奔在他的旗下的广大文学青年，后来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坚强战士。
　　鲁迅幼年受的是封建教育，但很快就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北欧、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弱小民族反抗文学的影响，使他能不断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文学遗产。
　　鲁迅在思想上追求革命，不断前进。他脚踏在地上，进行韧性的战斗。他在文学上创造的风格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与他同时，有一些人，在作品中自我表现得更“革命”，更标新立异，甚至照抄外国所谓的新的流派，但终于没有什么建树，更谈不上创新。创新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而不能在浮夸中产生。
　　当然，鲁迅在创作这些小说之前，也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有所借鉴。但借鉴的不是形式，而是用来磨砺自己向旧的制度进攻的武器，丰富自己的战斗装备。
　　中外的文学遗产，只有融会贯通，并创造性地用以反映现实斗争，才对创新有用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艺术创新的最好的条件，各种艺术都兴起比赛，创新的作品就一定会多起来。
　　1977年12月19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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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
　　——给蒙古族作家佳峻的信
　　收到你的来信和寄来的刊物《民族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九期。你的热情，感动了我有些枯寂的心。但一看到你的小说是个中篇，又是小字排的，我也有些为难。昨天下午，坐在阳光强的西窗下，开始阅读。
　　我从来不好夸大其辞。我读了几段之后，就为你的艺术的功力，你所反映的民族生活，你所投入的思想情感，你所运用的表现手法所吸引了。前些日子读了你写的《小草》，我就对人说，你进步很快，即将唱出不同凡响的歌。你的这篇《驼铃》，证实了我的话，我私心高兴极了。
　　当然，你的这种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得来的。你来信说，二十年前你开始给我写信。可见，你从事此业，一定有更长的时间。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文学事业，依靠天生之才或外界之力，可以速成，是很靠不住的。
　　近几年来，我也不断阅读一些新的文学作品，能使我净心涤虑，安静愉悦地读下去的东西，并不太多，你的作品，使我深受感动，你那些深沉的、真实的、诗一般的描述，竟使我干枯的老眼，饱含热泪。难道是我对你的作品的偏爱吗？我感觉到了你的艺术良心的搏动。它的音律，它的节奏，是我所熟悉的，是我能够理解的。它引起我对你所描述的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它为我的心灵所接收容纳。它的全部音量，长时间在我的胸膛里汹涌。
　　你的作品，有宏大的艺术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生活，来自作家对生活的虔诚。你的生活积累，生活感受，是长期的，深厚的，是经过筛选的，是质地纯良的。生活、题材，在有些人的口头上，是多么简单的一回事！但读过他们的作品，并没有感动我。最初，我以为他们是吹牛。后来一想，也不尽然。他们是有生活，也有体验的，但对于生活，没有选择，没有取舍。他们的体验是偏狭的，卑琐的。没有经过提炼。作家站立的位置太低了。
　　艺术要求博大精深。我也作过一些努力，然而这一目标，对我来说，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有时在一个方面，用些功夫，好像有了些收获；但一看其他几个方面，又大大的失望。
　　你的艺术，在这四个字上，是有所开发的，如果你能不为易染的骄傲之气所耽误，是会大有希望的。我所以感到非常兴奋，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苗头，这线曙光。
　　因此，当你在信中提到因为我的作品，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流派的时候，我是非常惭愧的，并认为你也未能免俗，无心地重复着别人说过的话。并没有那么一个流派。或者说，所谓的那个流派，是隐隐约约的，若有若无的。
　　但是，当我读过你的小说《驼铃》，特别是它的前一部分之后，我忽然想：如果已经开始的，你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能够不弃涓细，把我的微薄的作品，潺潺的音响，视为同流，引为同调，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所谓流派，须是风格相近，才能形成。然风格又常常因人而异，且时有变化，所以真正、持久的形成，也很困难。风格绝不是形式。有人把风格看成是形式，说成是外在的东西，实是皮毛浅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态度，即作家的“创作用心”。用心的高下、宏细、强弱、公私、真伪的分别，形成风格的差异。
　　你的风格，我认为是真诚的，高格调的。充满甘苦和血泪，欢笑和希望。你的行文似诗作，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是能引起万物的共鸣的。
　　作家必须与自己的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要表现的，包括民族的兴衰、成败，优点和弱点，苦难和欢乐。
　　包括民族的生活样式，民族的道德风尚。我对蒙古民族是生疏的，但从你的小说中，我看到了以上这些东西，并见到了我对自己民族的赤子之心。
　　有的人，忽视民族道德、伦理、文化的传统，他们强调“创作”，强调要“赶上时代”。当然，创新和时代都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在民族传统上去理解和认识，那所谓新，所谓时代，就容易变成了“时髦”。时髦是好赶的，不费吹灰之力，贩夫走卒皆优为之。君不见街头巷尾，宅前宅后，妈妈们拖着刚刚会说话的婴儿，教他们用英国话，与客人再见，到处是拜拜之声乎！
　　我的藏书中，有《元朝秘史》、多桑《蒙古史》，虽未细读，但我知道蒙古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有伟大体魄、宽阔胸怀和丰富情感的民族。你的小说，充分表现了这一点，这是决定你的艺术风格的根本。
　　你的小说，写了蒙汉两族人民的团结和主人翁具备的高尚品质。文学，就其终极目的来说，歌颂人民精神世界中高尚的东西，是它的主要职责。各个民族，都有它的道德规范。
　　这种规范，并不是哪一个圣贤创造出来的，也不完全是统治阶级为了个人私利，强加于人民的。如果是那样形成的，人民就不会长期信奉遵守它。形成这种规范，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进步。规范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规范，在人的头脑中，形成观念，同时反映在文化教育之中，受政治的影响和制约。规范的形成是长期的，曲折的，甚至是困难的。但当它遭到破坏时，其崩溃之势，也是不易收拾的。
　　文学也是一种观念形态。因此，对作家的要求，常常是一些抽象的说法，比如说，要当一个正直的作家，作家要凭艺术良心写作等等。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到。或者说，有很多人并不能做到这样。因为文学工作是很复杂的精神劳动。在从事这种工作时，作家容易受到外界的各种事物，各种力量，各种利害关系的干扰。有些人就不那么正直了，就不那么能凭良心说话了。
　　但我们希望要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成为民族的忠实的热诚的歌手。
　　读着《驼铃》，我听到了你的忠实而热诚的歌。
　　作家要有主见和主张，不能轻易受外界的影响，动摇自己的信念，这是作家的道德规范。过去，我们见到了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今日东向，明日西向，大言不惭，没有固定形象，他们的“工作”，虽然在一个个时期，声势赫赫，是不足为训的。他们的作品，也是难以最终结集的。因为一结集，那些作品的主题，便会自相冲突，自我矛盾起来。
　　很明显，以你的努力，你即将跻身在文坛之上，崭露头角。文坛虽小，也是一个社会，并长期被人看作名利之场，所以，并不像年青人所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个乐园，是个天国。
　　历史上，这里也有所谓权势、地位，也有排挤和倾轧。站在这个文坛上，并不像登高山临大泽，那样能安闲地放歌行吟，远望沉思。它常常向你吹来纠纷和干扰的风。你应该冷静清醒，这样才能继续有效的工作。
　　对于蒙古族的文学史，我一无所知。近年，北京出版了一种刊物，叫《新文学史料》，上面主要登载五四以来作家的传记和轶闻。我是很喜欢看的，希望你也注意及之。从上面，你可以看到，作家这一行业的复杂性，作家所走的不同道路，所得到的不同结果。这些结果，有的是时代造成的，有的是自己造成的，读之惊心动魄，深可借鉴。
　　我虽驽钝，也曾想从近代文学史中，吸取一些为人作文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鲁迅先生之所以为众人景仰，无异辞，当之无愧，是因为他的伟大人格，对民族强烈的责任心，对文学事业的至死不渝的耕耘努力。
　　我想，既然从事此业，就要选择崇高一点的地方站脚。作品不在多，而在能站立得住。要当有风格的作家，不能甘当起哄凑热闹的作家，不充当摇旗呐喊小卒的角色。我已老矣，无所作为，但立命修身之道，愿与你共勉。
　　祝
　　安好！
　　1982年9月3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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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随想录
　　我有一个习惯，好从来信上剪下白纸，留作便条记事。昨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同志来舍，约写扉页文字，乃抄录便条上有关文学创作数事以应之，不知能用否也。
　　一
　　艺术感觉，源自艺术修养。修养差，感觉自不能高尚。遇到一定气候，易流入庸俗无聊的境地。虽曾革命一时，亦不能长保令名。
　　二
　　不良的读书趣味，自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反映。但如加强教育，多写好书，多印好书，这种风气和趣味，也会变好。不然，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作家写无聊的书，败坏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又反过来，败坏作家的神志心术，使之日趋沉沦，不能自拔。
　　三
　　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喜欢中国落后的东西。这是清朝末年才有的现象。那些来中国找外快的冒险家们，大量摄取这些东西，向他们本国无知的人宣传，鼓励更多的冒险家，来征服这“落后”的地方。国内个别文人，顺应外国人这种心理，出于讨好外国人的愿望，也把自己民族落后、愚蠢、可笑的形象，加以渲染、考证，著书牟利。当时国人已目之为买办、西崽一类。如果目前，还有人想走这条路，那就更等而下之了。勿作媚外之文。
　　四
　　创作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朝夕间一变而为向钱看，是一个大讽刺。
　　写不健康的书，印它，出售它，吹捧它，都是为了一个钱字。
　　198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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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作家素质
　　近年来，有些人给我提问，讨论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多数是人云亦云，泛泛不切实际，引不起我的兴致，就没有回答。我觉得你是个认真读书和认真思考问题的人，如果我不谈谈，对你所提问题的看法，是会辜负你的良好用心的。但是，我很久不研究这些问题了，谈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恐怕使你失望。
　　一
　　先谈些与作家素质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现象：
　　人物，或者说是人物形象，无论怎样说，在小说中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中篇、长篇。人物与故事情节，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两大要素。
　　这是就文体形式而言，如果谈创作，那就复杂得多了。
　　通过故事表现人物，或通过人物表现故事，作为文学，是一个创造过程。人类的创造过程，都是以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作为创造的对象和根源。但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能忽视作家主观方面的东西。即他在创造故事和人物时，注入到作品中的，他自己的愿望，他本身的血液。人物是靠作家的血液孕育和成长的。没有主观的输入，作品中的人物，是没有生命的，更谈不到丰满。
　　这一事实，虽为历代伟大作品所证实，但并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作品产生，也并不是每一个懂得这种规律的作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这样的作品。
　　是的，在人物身上，注入作家自己的原望，很多人都在这样尝试了，他们的作品，有的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成了概念说教的东西。这种作品，比起成功的作品，为数要多得多。
　　创作的复杂情况就在这里。多少年来，我们过分强调了客观的东西，（其实是强调了主观的东西。）固然对创作有不利之处，束缚了创作。但像今天，有些作家所实践的，过分强调主观的方面，（其实是强调了自然的方面。）成功的希望，反而更觉渺茫了。
　　近五十年来，我们的文坛，不只一次地发问：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产生？并不断有好心的人预期，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作家，即将在我们这一代出现。直到今天，大家仍然在盼望着。这就证明：产生不产生伟大作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或认识问题。
　　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说法不一。我认为健全和提高作家素质，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历史上看，伟大作品的产生，无不与作家素质有关。
　　二
　　时代精神，社会文明，作家素质，是能否产生伟大作品的系列关键。只有伟大的时代，并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也是历史不只一次证明了的。社会意识，社会风尚，对创作的影响，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文化、道德标准的高低，常常影响作家的主观愿望，影响作家的思想、艺术素质。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只有艺术高下的分别，也有艺术风格上的区别。就是那些文学名著，其中形象虽然都可以说是写活了，很丰满，长期为读者喜爱。其形神两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以中国长篇小说为例：《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形似多于神似；《水浒传》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可以说是形神兼顾；《红楼梦》里的人物，则传神多于传形。以上是指文学上乘。如就低级小说而言，《施公案》中的人物形象，本来谈不上丰满生动，但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公案故事，好事者把它编为剧本，搬上舞台，黄天霸这一类人物，不只有了特定的服装，而且有了特定的扮演者，遂使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经久不衰，成为最大众化的形象。这就不能归功于小说的艺术，而应看做是一种民风民俗现象。但做到这样，实已不易。今之武侠作者，梦寐以求，不能得矣。
　　时代不同，社会变化，作家素质的差异，创作能力之不齐，欣赏水平之千差万别，形成了艺术领域的复杂纷乱的现象。曲高和寡，死后得名；流俗轰传，劣品畅销；虚假的形象，被看作时代的先知先觉；真实的描写，被说成不是现实的主流。
　　于是有严肃的作家，有轻薄的作家；有为艺术的作家，有为名利的作家。既为利，就又有行商坐贾，小贩叫卖。这就完全谈不到艺术了。
　　任何艺术，都贵神似。形似固不易，然传神为高。师自然，不如师造化。
　　人物形象，贵写出个性来。个性一说，甚难言矣。这不只是生物学上的问题。先天的因素和后天的因素，盖兼有之。
　　后天主要为环境、教养和遭遇。高尔基以为要写出典型，必观察若干个类型之说，固然解决了一个大难题，然也只能作为理论上的参考。一进入创作实践，则复杂万分。例如同一职业，与生活习惯有关，与性格实无大关系。大观园中之小女孩，同为丫头，环境亦相同，而性格各异，乃与遭遇有关。
　　三
　　现在，流行一种超赶说，这些年超过了那些年。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举个不大妥切的例子：
　　抗日时期的文学，你可以说从各方面超越了它，但它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或大或小，都不是后来者所能超越的。没有听说过，楚辞超过了诗经，唐诗超过了楚辞。在国外，也没听说过，谁超过了荷马、但丁。每个时代，有它的高峰，后来又不断出现新的高峰。群峰并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如以明清之峰，否定唐宋之峰，那就没有连绵的山色了。
　　这里说的高峰也好，低峰也好，必须都是真正的山：植根于大地之内层，以土石为体干，有草木，有水泉。不是海上仙山，空中楼阁。有的评论家常常把不是山，甚至不是小丘的文学现象，说成是高峰。而他们认为的这种高峰，不上几年，就又从文坛上销声敛迹，踪影不见了。这能说是高峰？
　　有时在年初，无数的期刊，无数的评论都在鼓噪吹捧的发时代之先声的开创之作，到年底，那些曾经粗脖子红脸，用“就是好，就是高”的言词赞美过它的人们，在这一篇目面前，已经噤若寒蝉，不吭一声。很多人也并不以此为怪事。这是因为大家对这种现象看得太多了，已经习以为常。
　　现在，有很多文章，在谈名与实。其实，自古以来，名实二字，就很难统一起来，也很难分得清楚。就当前的文学现象而言，欺骗性质的广告，且不去谈它。有些报道、介绍，甚至评论文章，名不副实的东西也不少。你如果以为登在堂堂的报刊上的言词都属实，都是客观的，那就会上当。
　　四
　　要正确对待历史文化。原始文化之可贵，在于它不只是一个艺术整体，还是这个民族的艺术培基。此后出现的群峰，也逐个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原始文化是单纯的，没有功利观念的，不受外界干扰的。
　　诗经以兴、观、群、怨的风格，奠定了中国文艺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可贵的，正确地揭示了文艺的本质及其作用。
　　唐诗是有功利的，据说诗写得好，就可以做官。唐朝的诗人，有很多确实是进士。当时的诗，也很普及。根据白居易的叙述，车船、旅舍，都有人吟诵。居民把诗写在墙壁上，帐子上，甚至有人刺在身上。在如此普及的基础上，自然会有提高，出现了那么多著名的诗人。
　　五十年代，我们也曾开展过一次群众性的诗歌运动。声势之大，群众之多，当非唐时所能及。但好像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原因是只有形式，没有基础。作者们的素质薄弱。
　　好的作品，固有待作家素质的提高，但社会的欣赏水平、趣味，也会影响作家的成长。
　　鲁迅说，“五四”时代的小说，都是严肃认真的。这不只是指作家对现实的认真观察，也指创作态度。那时期的小说，今天读起来，就像读那一时期的历史，能看到现实生活，人民的思想状态，感情表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小说，在现实的反映上，主观的东西增多了。但作者们革命的心情，是炽热的。公式概念的作品也多了，但作者们的用心，还是为了民族，为了大众的。解放区的小说，基本上接受的是“左联”的传统，但在深入生活，接近群众，语言通俗方面，均有开拓。
　　研究或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要了解这一时期作家的素质。除去精读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外，还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它的社会情况，它的政治情况，即作家的处境。脱离这些，空谈成就大小，优胜劣败，繁荣不繁荣，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这只能说是表面文章。从这类文章中，看不出时代对作家的影响，也看不出作家对时代的影响。特别是看不到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前一时期文学的关系及其对后来文学发展的影响。
　　五
　　小说成功与否，固然与故事人物有关，但绝不止此。除去文字语言的造诣，还有作家的人生思想，心地感情。这种差别，在文学中，正如在社会上一样，是很悬殊的。培养高尚的情操，是创作的第一步。
　　社会风气不会不影响到作家。我们的作家，也不都是洁身自好，或坐怀不乱的人。金钱、美女、地位、名声，既然在历史上打动了那么多英雄豪杰，能倾城倾国，到了八十年代，不会突然失去本身的效用。何况有些人，用本身的行为证明，也并不是用特殊材料铸造而成。
　　革命年代，作家们奔赴一个方向，走的是一条路，这条路可能狭窄一些。现在是和平环境，路是宽广的，旁支也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也多，这就要自己警惕，自己注意。
　　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说句良心话，如果我正处青春年少，说不定也会来两部言情或传奇小说，以广招徕，把自己的居室陈设现代化一番。
　　有的人，过去写过一些严肃的现实之作。现在，还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写一些。也可以不写，以维持过去的形象。
　　但也有人，经不起花花世界的引诱，半老徐娘，还仿效红装少女，去弄些花柳胡哨的东西，迎合时尚，大可不必矣。
　　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人，不愿再提文学对于人生，有教育、提高的意义，甚至有人不承认文学有感动、陶冶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不能承认，文学只是讨好或迎合一部分人的工具。文学不要讨好青年人，也不要讨好老年人，也不要讨好外国人。所谓讨好，就是取媚，就是迎合迁就那些人的低级庸俗趣味。文学应该是面对整个人生，对时代负责的。目前一些文学作品，好像成了关系网上蛛丝，作家讨好评论家，评论家讨好作家。大家围绕着，追逐着，互相恭维着。也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要弄出个什么名堂来。谁也看不出，谁也说不准。还是让我们老老实实地，用一砖一石，共同铺建一条通往更高人生意义的台阶，不要再挖掘使人沉沦的陷阱吧。
　　作家素质，包括个人经历，教育修养，艺术师承各方面。
　　社会风气的败坏，从根本上说，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对症下药，应从国民教育着手，道德法制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评论家的素质，也要改善。因为评论的素质，可以影响作家的素质。苏东坡说，扬雄以艰深之辞，传浅近之理。近有不少评论文章，用的就是扬雄法术。他们编造字眼，组成混乱不通的文字，去唬那些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去盅惑那些文化修养不深的作家。这种评论，表面高深奥博，实际空空如也，并不能解决创作上的任何实际问题，也不能解释文学上的任何现象。理论自是理论，创作自是创作，各不相干。是一种退化了的文学玄学。
　　总之，如何提高作家素质，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非一朝一日之功，所能奏效的。
　　1986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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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文艺学习》编辑部问
　　问：请回忆一下，你的创作冲动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一件事，一个人，或者由于其他？
　　答：创作冲动是一种要写东西的愿望。这种愿望大部分是从责任感出发，就是：我是一个记者，或是一个作者，应该写些什么出来。在具体取材上，有时是一件事，也有时是一个人，这是很难分别的。但主要的是因为对一个人发生过情感，对他印象深刻，后来才写出一篇文章来。
　　问：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你是否观察人的活动？特别注意些什么？
　　答：我自己以为，我对接触过的人物，记忆比较好，因此，在写到这个人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总还记得。这恐怕是我对他曾有好感或是恶感的缘故。也有忘记了的人物，那就是他不曾引起我的感情的波动。我不大习惯为了写作，那样随时去“观察”一个人。我认为那种带有职业性的观察，是很不自然的。
　　问：当你深入群众生活时，你是否每天记笔记？记些什么？写作时你怎样利用这些笔记？用得多不多？
　　答：我很少记笔记，当记者时有时记一些。那是恐怕弄错了时间、地点，或人的姓名。但我认为笔记总是有用的，虽然它并不是创作必不可缺的条件。我认为鲜明的记忆最重要。
　　因为它在创作中容易发挥，而笔记则容易凝固。
　　问：你在深入生活时，是如何借助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才深一步理解生活的？请举具体事实说明。
　　答：在今天，无论是反映一种生活或是一次运动，不借助于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那是不能想象的。即使是细微的生活部分，也是如此。例如写抗日战争，如果不研究抗日期间毛主席的全部著作和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是没有可能反映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的。但作者必须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如果没有体验，只是政策和理论解决不了创作上的问题。
　　问：当你经过长期生活，积累了许多印象之后，你如何概括这些印象，创造人物的？
　　问：你开始写作时，是不是根据真人真事？如果不是，又是怎样塑造人物的？
　　问：你作品中的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儿？说明你如何根据模特儿塑造人物？
　　答：这三个题目，可以合并答复。就是：我还没有学会概括和创造人物，这是很困难的。在我的作品里，大部分的人物是有真人做根据的。有时因为我对那一种性情的人物有偏爱，因此，在我的作品里，也常有类似的人物出现。我以为，幼年的记忆，对作品的影响最显著。本村本地的人和事，对作者的印象最深。当然，这些真人在作品中都是经过作者的夸张和渲染的了。
　　在创作中，有些人物距离今天的时间越长，在写作时反倒越显得鲜明，离开很久了的地区，也是如此，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例如《荷花淀》是我在延安窑洞里写成的，而《山地回忆》是在天津报社机器房的小楼上写成的。
　　问：在你的作品中有没有完全靠听来的故事写成的？
　　答：可以说是没有，有时也因为听了些什么，引起写作，但那只是引起而已，故事中的生活还是以经历为依据的。
　　问：你在写作之前，是否先有写作提纲？这个提纲在写作过程中有无改变？为什么？
　　答：我因为过去多写短东西，所以没养成写提纲的习惯。
　　近几年来学写长东西，因为没有写提纲，走了很多弯路，以后要写提纲了。
　　问：你每次写作，感觉最困难的是在什么地方？有无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后来又怎样继续下去的？
　　答：最感困难的是：想写什么，而对那种事物知道的很少。常常有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如是短篇，睡一觉，精神好些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是长篇，那就必须转折一下，但如没有提纲作指针，转折是很冒险的。因为虽然写下去了，并不等于就是写好了。
　　195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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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和生活的路
　　——同《文艺报》记者谈话
　　《文艺报》编辑部希望我谈谈如何艺术地反映生活，谈谈有关艺术规律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我在创作上成就很小，写的东西很少。这些年，在理论问题上，思考的也很少。但是，《文艺报》编辑部的热情难却。另外，我想到，不管怎么样，我从十几岁就学习文学，还可以说一直没有间断，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总还有些经验。这些经验也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的比较多，对青年同志们可能有些用处。所以我还是不自量力地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感觉《文艺报》这个题目：“如何艺术地反映生活”，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一部作品，艺术的成就，不是一个技巧问题。假如是一个技巧问题，开传习所，就可以解决了。根据历史上的情况，艺术这个东西，父不能传其子，夫不能传其妻，甚至师不能传其徒。当然，也不是很绝对的，也有父子相承的，也有兄弟都是作家的。这里面不一定是个传授问题，可能有个共同环境的问题。文学和表演艺术不同，表演艺术究竟有个程式，程式是可以模拟的。文学这个东西不能模拟、模拟程式，那就是抄袭，不能成为创作。我的想法，艺术性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生活的阅历和积累，生活的经历是最主要的；第二是思想修养；第三是文艺修养。我下面就这三个问题漫谈，没有什么系统，谈到哪儿算哪儿。
　　生活的阅历和积累，不是专凭主观愿望可以有的。人的遭遇不是他自身可以决定的。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没有想到我一生的经历，会是这个样子。在青年的时候，我的想法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过去有人说：青年的时候是信书的，到老年信命。我有时就信命运。命运可以说是客观的规律，不是什么唯心的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受这个客观世界，受时代推动的。学生时代我想考邮政局，结果愿望没达到，我就去教书。后来赶上抗日战争，我才从事文学工作，一直到现在。就是说生活经历不是凭个人愿望，我要什么经历就有什么经历，不是那样的。从事文学，也不完全是写你自己的生活。生活不足，可以去调查研究，可以去体验。
　　说到思想修养，这对创作、对艺术性来说，就很重要。什么叫艺术性？既然不是技巧问题，那就有个思想问题。你作品中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高度，究竟达到什么境界，是不是高的境界，这都可以去比较，什么东西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文学艺术，需要比较崇高的思想，比较崇高的境界，没有这个，谈艺术很困难。很多伟大的作家、作品，它的思想境界都是很高的。它的思想，就包含在它所表现的那个生活境界里面。思想不是架空的，不是说你想亮一个什么思想，你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什么思想，它是通过艺术、通过生活表现出来的，那才是真正的作品的思想高度和思想境界。
　　第三是文艺修养。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些青年人，在艺术修养这方面，功夫还是比较差，有的可以说差的很多。我曾经这样想过，“五四”以来，中国的大作家，他们读书的情况，是我们不能比的。我们这一代，比起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比起他们读书，非常惭愧。他们在幼年就读过好多书，而且精通外国文，不止一种。后来又一直读书，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渊博得很。他们这种读书的习惯，可以说启自童年，迄于白发。我们可以看看《鲁迅日记》。我逐字逐句地看过两遍。我觉得是很有兴趣的一部书。我曾经按着日记后面的书账，自己也买了些书。他读书非常多。《鲁迅日记》所记的这些书，是鲁迅在北京做官时买的。他幼年读书的情况，见于周作人的日记，那也是非常渊博的。又如郁达夫，在日本时读了一千多种小说，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现在我们读书都非常少，读书很少，要求自己作品艺术性高，相当困难。借鉴的东西非常少，眼界非常不开阔，没有见过很好的东西，不能取法乎上。只是读一些报纸、刊物上的作品，本来那个就不高，就等而下之。最近各个地方办了读书班，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及时的一种措施。把一些能写东西的青年集中起来让他们读书。我们现在经验还不足，还要慢慢积累一些经验。前几天石家庄办了个读书班，里面有个学生，来信问我读书的方法。我告诉她，你是不是利用这个时间，多读一些外国作品，外国作品里面的古典作品。你发现你对哪一个作家有兴趣，哪个作家合你的脾胃，和你气质相当，可以大量地、全部地读他的作品。大作家，多大的作家也是一样，他不能网罗所有的读者，不能使所有的读者，都拜倒在他的名下。有的人就是不喜欢他。比如短篇小说：莫泊桑、都德，我也知道他们的短篇小说好，我也读过一些，特别是莫泊桑，他那短篇小说，是最规格的短篇小说，无懈可击的。但是我不那么爱好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喜欢普希金、契诃夫、梅里美、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我感觉到普希金的短篇小说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合乎我的气质，合乎我的脾胃。在这些小说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热烈的感情、境界。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我都读过，我非常喜爱。他的长篇小说，是真正的长篇小说，规格的，无懈可击。它的写法，它的开头和结尾，故事的进行，我非常爱好。但我不大喜欢他的短篇小说《猎人笔记》，虽然那么有名。这不是说，你不喜欢它就不好。
　　每个读者，他的气质，他的爱好，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你喜欢的，你就多读一些；不喜欢的，就少读一点。中国的当然也应该读。中国短篇小说很多，但是我想，中国旧的短篇小说，好好读一本《唐宋传奇》，好好读一本《今古奇观》，读一本《宋人平话》，一本《聊斋志异》就可以了。平话有好几部：有《五代史平话》、《三藏取经诗话》、《宋人平话》、《三国志平话》。我觉得《宋人平话》最好。我劝青年同志多读一点外国作品，我们不能闭关自守。“五四”新文学所以能发展得那么快，声势那么大，就是因为那时候，介绍进来的外国作品多。不然就不会有“五四”运动，不会有新的文学。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主张多读一些外国古典东西。我觉得书（中国书也是这样），越古的越有价值，这倒不是信而好古，泥古不化。一部作品，经过几百年、几千年考验，能够流传到现在，当然是好作品。现在的作品，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和淘汰，好坏很难以说。所以我主张多读外国的古典作品，当然近代好的也要读。
　　我们在青年的时候，学习文艺，主张文艺是为人生的，鲁迅当时也是这样主张的。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的作品要为人生服务，必须作艺术方面的努力。那时有一个对立的口号：为艺术而艺术。大家当时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但是，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你想要为人生，你那个作品，就必须有艺术，你同时也得为艺术而努力。
　　现在，大家都在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读过《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和《费尔巴哈论纲》。华汉著的《社会科学概论》，是做为一门正式课程，在课堂上讲的。我们的老师好列表。为了帮助学生们理解，关于辩证法他是这样画的：正——反——
　　合。合，就是否定的否定。经济基础，一条直线上去，是政治、法律，又一条直线上去，是文学艺术，也叫意识形态。直到现在还是这个印象。文艺和政治不是拉在一条平行线上的。
　　鲁迅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看到了当时的政治和文艺情况，他写了好几篇谈文艺与政治的文章，我觉得应该好好读。他在文章里谈到，“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意思是说，政治可以决定文艺，不是说文艺可以决定政治。我有个通俗的想法。什么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这么想，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不是说那个政治还在文件上，甚至还在会议上，你那里已经出来作品了，你已经反映政治了。你反映的那是什么政治？我同韩映山他们讲，我写作品离政治远一点，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脱离政治。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当然作家的思想立场，也反映在作品里，这个就是它的政治倾向。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写大跃进的时候，你写那么大的红薯，稻谷那么大的产量，钢铁那么大的数目，登在报上。很快就饿死了人，你就不写了，你的作品就是谎言。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表现在哪里？
　　中国古代好多学者，他们的坚毅的精神，求实的精神，对人民、对时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这里我想谈一些学术家们的情况。司马迁、班固、王充，他们的工作条件都是很困难的，当时的处境也不是很好的，但都写出了这样富有科学性的、对人民负责的作品。还有一个叫刘知几，他有一部《史通》。我很爱读这部书，文字非常锋利。
　　他不怕权威。多么大的权威，他都可以批判，司马迁、班固，他都可以指责。他不是无理取闹。他对史学很有修养，他不能成为国家正式的修史人员，他把自己的学术，作为一家之言来写。文字非常漂亮，说理透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当时没有读者，给谁看，谁都不爱看。他把这么长的历史事实，用干支联系起来。多么大的科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不用说这部著作大的方面的学术价值，我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人非常实事求是，非常尊重科学。对于人参的功能，历代说法不一，李时珍把两种说法并列在这一条目之下，使人对人参，有全面的知识。又如灵芝，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药，一种非常名贵的药。但李时珍贬低这种药，说它一钱不值，长在粪土之上，怎么能医治疾病？我不懂医学，他经过多年观察，多年实践，觉得灵芝不像人们所吹嘘的那样，我就非常佩服他。王夫之写了那么多著作，如《读通鉴论》，从秦一直写到宋，每个皇帝都写了好多，那么多道理，那么多事实，事实和道理结合起来，写得那么透彻，发人深省。他的工作条件更坏，住在深山里，怕有人捉他。他写了《船山遗书》。我们的文学想搞一点名堂出来，在古人面前，我们是非常惭愧的。我们没有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我们缺乏这种科学的态度，我们缺乏对人民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中国的文学艺术和中国的历史著作是分不开的。历史著作，给中国文学开辟了道路。《左传》、《史记》、《汉书》，它们不完全是历史，还为文学开辟了道路。司马迁的《史记》在人物的刻划上，有性格，有语言，有情节。他写了刘邦、项羽，那样大的人物，里面没有一句空洞的话，没有把他们做为神来描写，完全当作一个平凡的人，从他们起事到当皇帝，实事求是。这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究竟一个人物怎么写，司马迁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我主张青年同志，多读一些历史书，不要光读文学书。
　　我最近给《散文》月刊写《耕堂读书记》，下面一个题目本来想写《汉书·苏武传》。《苏武传》写得非常好，他写苏武，写李陵，都非常入情入理。李陵对苏武的谈话，苏武的回答，经过很高的艺术提炼。李陵对苏武说的，都是最能打动苏武的话，但是苏武不为他的话所诱惑，这已经是写得非常好了。现在我们讲解这篇作品，讲完了以后，总得说班固写这个《苏武传》，或者苏武对李陵的态度，是受时代的局限，要我们批判地去看。我觉得这都是多余的话。每一个人都受时代的局限，我们现在也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样讲就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假如班固不按他那个“局限性”，而按我们的“局限性”去写《苏武传》，我敢说，《苏武传》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也不会流传到现在。我们不要这样去要求古人，我们的读者，难道不知那是汉朝的故事？
　　我们应该总结我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反面经验。这比正面的经验，恐怕起的作用还要大些。多年以来，在创作上，有很多反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总结反面经验教训，是为了什么？
　　就是教我们青年人，更忠实于现实，求得我们的艺术有生命力，不要投机取巧，不要赶浪头，要下一番苦功夫。蒲松龄说，“书痴”的文章必“工”，“艺痴”的工艺必“良”。这是经验之谈。蒲松龄为写《聊斋》，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蒲松龄文集》可以说是写《聊斋》的准备，下了多大的苦功！我们要养成认真思考，认真读书，认真修改稿件的习惯。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
　　我曾经把这个意思，给一些青年同志进过，有的青年有兴趣，有的没有兴趣。
　　我们的生活，所谓人生，很复杂，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现在我们经常说真美善和假的、邪恶的东西的斗争。我们搞创作，应该从生活里面看到这种斗争，体会到这种斗争。我现在已经快七十岁，我经历了我们国家民族的重大变革，经历了战争、乱离、灾难、忧患。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我也遇到邪恶的极致，这就是最近的动乱的十年。我觉得这是我的不幸。在那个动乱的时期，我一出门，就看见街上敲锣打鼓，前面走着一些妇女，嘴里叼着破鞋；还有戴白帽子的，穿白袍的，带锁链的。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觉得那种做法是一种变态心理。
　　看到真美善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
　　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
　　我们幼年学习文学，爱好真的东西，追求美的东西，追求善的东西。那时上海有家书店叫真美善书店，是曾孟朴、曾虚白父子俩开的，出了不少的好书。幼年时，我们认为文学是追求真美善的，宣扬真美善的。我们参加革命，不是也为的这些东西吗？我们愿意看到令人充满希望的东西，春天的花朵，春天的鸟叫；不愿意去接近悲惨的东西。刚解放时有个电影，里面有句歌：“但愿人间有欢笑，不愿人间有哭声。”
　　我很欣赏那两句歌。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生活里面，总是有喜剧，也有悲剧吧。我们看过了人间的“天女散花，”也看过了“目莲救母”。但是我始终坚信，我们所追求的文学，它是给我们人民以前途、以希望的，它是要使我们的民族繁荣兴旺的，充满光明的。我们民族是很伟大的。这一点，在这几十年的斗争生活中看到了。
　　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
　　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
　　作家不能同时是很有成就的政治家。我看有很多作家，在历史上，有时候也想去当政治家，结果当不成，还是回来搞文学。因为作家只能是纸上谈兵，他对于现实的看法可以影响人，但是不能够去解决人民生活的实际问题，一个时代的政治，可以决定一个时代作家的命运。
　　我认为，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
　　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
　　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红楼梦》上说人的心像明镜一样。文章是寂寞之道，你既然搞这个，你就得甘于寂寞，你要感觉名利老是在那里诱惑你，就写不出艺术品。所以说，文坛最好不要变成官场。现在我们有的编辑部，甚至于协会，都有官场的现象，这是很不好的。
　　一定的政治措施可以促进文艺的繁荣，也可以限制文艺的发展，总起来说政治是决定性的。文学的职责是反映现实，主要是反映现实中真的美的善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它也暴露黑暗面。写阴暗面，是为了更突出光明面。
　　我们有很多年，实际上是不准写阴暗面，没有暗的一面，光明面也就没有力量，给人感觉是虚伪的。文学作品，凡是忠实于现实的，忠实于人民的，它就有生命力。公式化、概念化和艺术性是对立的。但是，对公式化、概念化我们也要做具体分析。不是说一切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都不起作用。
　　公式化、概念化，古已有之。不是说从左联以后，从革命文学才有。蒋光慈、殷夫的作品，不能不说有些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但是他们的作品，当时起到一定的政治宣传作用，推动了革命。大跃进时有很多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假如作者是发自真情，发自真正的革命热情，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假如是投机，在那里说谎话，那就任何作用也不起，就像“四人帮”后来搞的公式化、概念化。
　　这些年来，我读外国作品很少，我是想读一些中国的旧书。去年我从《儿童文学》上又看了一遍《丑小鸭》，我有好几天被它感动，这才是艺术品，很高的艺术品。在童话里面，充满了人生哲理，安徒生把他的思想感情，灌输进作品，充满七情六欲。安徒生很多作品用旁敲侧击的写法，有很多弦外之音，这是很高的艺术。有弦外之音的作品不是很多的。前几天我读了《诗刊》上重新发表的《茨冈》，我见到好几个青年同志，叫他们好好读读，这也就是小说，或者说是剧本，不只是诗。你读一遍这个作品，你才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这才是真正的样本。
　　在理论方面，我们应该学点美学。多年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了，这方面的基础很差。不能只学一家的美学，古典美学，托尔斯泰的、普列汉诺夫的、卢那察尔斯基的，甚至日本那个厨川白村，还有弗洛依德的都可以学习。弗洛依德完全没有道理？不见得。都要参考，还有中国的钟嵘、刘勰。
　　现在还有很多青年羡慕文学这一行，我想经过前些年的动乱，可能有些青年不愿干这行了，现在看起来还有很多青年羡慕这一行。但对于这一行，认识不是那么清楚。不知道这一行的苦处，也看不见先人的努力。一个青年建筑工人，他给我写信，说他不能把一生的精力、青春、浪费在一砖一瓦的体力劳动上，想写剧本、写小说。这样想法不好。你不能一砖一瓦地在那里劳动，你能够一句一字地从事文学工作吗？
　　你很好地当瓦工，积累了很多瓦工的生活、体验，你就可以从事业余的文学创作。各行各业的青年人，在本职的工作以外，业余学一点文学创作，反映他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学题材，不是就很广泛了吗？不是很大的收获吗？我希望青年同志们，不急忙搞这个东西，先去积累本身职业的生活。文学题材是互相勾通的。前些年，文学题材很狭窄。很多人，他不光想知道本阶层的生活，也想知道别阶层的生活，历史上古代人的生活，他见不到听不到的生活。这在文学上有很多例子。专于一种职业，然后从事文学，使我们文学题材的天地，广大起来。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文学。我最早接触的，是民间的形式：河北梆子、各种地方戏、大鼓书。然后我才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先读的是《封神演义》，后来在村里又借了一部《红楼梦》。从小学（那时候分初级小学、高级小学），我一直爱好文学作品。在高级小学，我读了一些新的作品：文学研究会的作品，商务印书馆出的一些杂志。我上的是个私立中学，缴很多学费，它对学生采取填鸭式，叫你读书。我十九岁的时候，升入本校的高中，那时叫普通科第一部，近似文科。除去主要的课程，还有一些参考课程，包括一大本日本人著的，汤尔和翻译的《生物学精义》，有杨东蒪著的《中国文化史》，有严复翻译的《名学纲要》，还有日本人著的《中国伦理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还叫我们学《科学概论》和《社会科学概论》。还有一些古书。在英文方面，叫我们读一本《林肯传》，美国原版的，读《泰国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说选》和《莎氏乐府本事》。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有这么些书叫你读。在中学里，我们就应该打下各方面的知识基础。当然这些知识还不是很深的，但是从事文学创作，需要这些东西。你不知道一些中国哲学，很难写好小说。中国的小说里面，有很多是哲学。你不知道中国的伦理学，你也很难写好小说，因为小说里面，要表现伦理。读书，我有这种感觉，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比起上一代，已经读书很少，现在的青年人，经过十年动乱，他们读的书就更少。在中学，我读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那时主要读一些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文学作品。除去《铁流》、《毁灭》以外，我也读一些小作家的作品，如赛甫琳娜的，聂维洛夫的，拉甫列涅夫的，我都很喜欢。也读法国纪德的《田园交响乐》。这些作家，他们的名字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这说明青年时期读书很有好处。
　　抗日战争，我才正式地从事创作，我所达到的尺度很低。
　　我写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对我很热情，他们还写了一些关于我的作品的分析，很多都是溢美之词。我没有那么高。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体会是比较深的。在过去若干年里，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就好一点。我的作品也受到过批判，在地方报纸上，整版地批判过，在全国性的报纸上，也整版地批判过。最近山东师范学院编一本关于我的专集，他们搜集了全部评论文章。他们问我，有些文章行吗？编进去吗？我说，当然要编进去，怎么能不编进去呢。作为附录好吗？我说不行，应该一样待遇。对于作品，各人都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一个时期也可以有一个时期的看法。我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得那么高，我觉得我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可以说个笑话，我估计我的作品的寿命，可能是五十年。当然不包括动乱的十年，它们处于冬眠状态。在文学史上，很少很少的作品才能够永远被别人记忆，大部分的作品，会被后人忘记。五十年并不算短寿，可以说是中寿。
　　我写东西，是谨小慎微的，我的胆子不是那么大。我写文章是兢兢业业的，怕犯错误。在四十年代初期，我见到、听到有些人，因为写文章或者说话受到批判，搞得很惨。其中有的是我的熟人。从那个时期起，我就警惕自己，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我在文字上是很敏感的，推敲自己的作品，不要它犯错误。最近在《新港》上重发的我的一篇《琴和箫》，现在看起来，它的感情是很热烈的，有一种生气，感染着我。
　　可是当时我把它放弃了，没有编到集子里去。只是因为有人说这篇文章有些伤感。还有一篇关于婚姻问题的报告，最近别人给我复制出来。当时发表那个报告以后，有个读者写了一篇批评，我也跟着写了一篇检讨。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问题。
　　我存在着很多缺点，除去一般文人的缺点，我还有个人的缺点。有时候名利二字，在我的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的。“利”好像差一点；“名”就不一定能抹掉。好为人师，也是一患。
　　我觉得写文章，应该谨慎。前些日子我给从维熙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有那么一段：“在那个时期，我也要被迫去和那些流氓、青皮、无赖、不逞之徒、两面人、卖友求荣者、汉奸、国民党分子打交道，并且成为这等人的革命对象了。”写完之后，我觉得这段不妥当，就把它剪了下来。我们的道路总算走得很长了吧，是坎坷不平的，也是饱经风雨的，终于走到现在。古人说七十可以从心所欲。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很清明，文路广开。但是写文章就是到了七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写，仍然是兢兢业业的事业。前不久，有人还在威胁，要来二次、三次“文化革命”。我没有担心，我觉得那样的革命，发动不起来了。林彪、“四人帮”在这一场所谓革命中，基于他们的个人私心，几乎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毁掉，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
　　我有幸见到我们国家现在这样好的形势，这样好的前途。
　　有些人见不到了，比如远千里、侯金镜。“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有人传说我看破了红尘，并且传到北京去。有一次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到天津来，问我：你看破红尘了吗？我说，没有。我红尘观念很重，尘心很重。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三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
　　历史证明：文坛上的尺寸之地，文学史上两三行记载，都不是容易争来的。
　　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能否传世，现在姑且不谈。如果我们能够，在七十年代，把自己六十年代写的东西，再看一看，或是隔上几年，就把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拿出来再看。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
　　自己的作品，究竟如何，这是不好和别人争论的。有些读者，也不一定是认真读书，或是对你所写当时当地的环境，有所了解。过去，对《秋千》意见最大，说是我划错了那个女孩子的家庭成分，同情地主。这种批评，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是很厉害的，很有些“诛心”的味道。出版社两次建议我抽掉，我没有答应。我认为既是有人正在批评，你抽掉了它，不是就没有放矢之“的”了吗？前二年，出版社又再版这本书，不再提这篇文章，却建议把《钟》、《一别十年同口镇》、《懒马的故事》三篇抽去。理由是《钟》的男主人公有些自私，《一别十年同口镇》没有写出土改的轰轰烈烈、贫农翻身的场面，《懒马的故事》写了一个落后人物，和全书的风格不协调。我想，经过“文化革命”，这本书有幸得以再版，编辑部的意思，恐怕是要它面貌一新吧。我同意了，只是在后记中写道，是遵照编辑部的建议。
　　现在所以没有人再提《秋千》，是因为我并没有给她划错成分，同情那个女孩子，也没有站错立场。至于《钟》的男主人公，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自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能要求他怎样做呢？《一别十年同口镇》写的是一九四七年春季的情况。老区的土改经过三个阶段，即土改、平分、复查。我写的是第一次土改，那时的政策是很缓和的。在我写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要进行平分，所以我也发了一些议论。这些情况，哪里是现在的同志们所能知道的呢。它当年所以受到《冀中导报》的批判，也是因为它产生在两次政策变动之间的缘故。
　　至于《懒马的故事》之落后，我想现在人们也会不以为意了。
　　《钟》仍然保存在《村歌》一书中，其余两篇如有机会，我也想仍把它们收入集内。
　　过去强调写运动，既然是运动，就难免有主观、有夸张、有虚假。作者如果没有客观冷静的头脑，不作实际观察的努力，是很难写得真实，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艺术。
　　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
　　要想使文学艺术提高，应该经常有一些关于艺术问题的自由讨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从来没有人反对过，问题是实际的作法，与此背道而驰，是为丛驱雀的办法。过去的文学评论，都是以若干条政治概念为准则，以此去套文艺作品，欲加之罪，先颁恶名——毒草，哪里还顾得上艺术。而且有不少作品，正是因为艺术，甚至只是一些描写，招来了政治打击。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争鸣的，那将越来越糟。有些是读者不了解当时当地的现实而引起，作者也不便辩解，总之，作者是常常处于下风的。
　　解放初，我曾和几个师范学校的学生，通信讨论了一次《荷花淀》。《文艺报》为了活泼一下学术风气，刊登了。据负责人后来告诉我：此信发出后，收到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还没惹出什么大祸，我后来就不敢再这样心浮气盛了。
　　有竞争，有讨论，才能促使艺术提高。
　　清末缪荃荪辑了一部丛书，叫《藕香零拾》，都是零星小书。其中有一部《敬斋泛说》，是五代人作的。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曾请曾秀苍同志书为小幅张贴座右。其文曰：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盅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所以我不主张空谈艺术。技法更是次要的。应该告诉青年们为文之道。
　　一九七六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震》的小说，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点多钟，我正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门口和台阶上都堆满了从房顶震塌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不是搞迷信吗？我甚至想，这是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达到了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乱，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了一个塑料薄膜小窝棚，连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还算是“寿终正寝”吧。
　　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当然不是庸俗的普渡众生，也不是惩恶劝善。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划，对典型人物的创造，表达他这种理想。他想提高或纯净的，包括人类道德、理想、情操，各种认识和各种观念。但因为这种人道主义，创自作家，也常常存在缺点、弱点，会终于行不通，成为乌托邦。人道主义的作品，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人道主义表现为一种不健康的形式。我只读过他一本《穷人》，别的作品，我读不下去。作家因为遭遇不幸，他的神经发生了病态。
　　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就成为伟大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是无往而不通的。这里我想举出两篇短作品，就是上面提到的安徒生的《丑小鸭》和普希金的《茨冈》。这两篇作品都暴露了人类现存观念的弱点，并有所批判，暗示出一种有宏大节奏的向上力量。能理解这一点，就是知道了文学三昧。
　　198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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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吴泰昌问
　　问：请谈谈生养您的环境和经历，是否有效地促使您成为一名作家，并在您的创作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答：你从我写的自传和一些回忆散文中，可以知道，我的家庭，我的少年经历，都是很平凡的。有一段时间，虽也有志于文学，但所得实在有限，不足以糊口，所以知难而退，到乡村教书去了。但是，从一九三七年的抗日开始，我经历了我们国家不同寻常的时代，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有幸当一名不太出色的战士和作家。这一时代，在我微薄的作品收获中，占了非常突出的地位。
　　问：“当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这个题目您有兴趣谈论吗？
　　答：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育德月报》上，时间大概是一九二九年。那确实是一篇小说，因为这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他对文体要求很严，记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内容记得是写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女戏子的小说，也是写她的不幸的。
　　问：您在《文学和生活的路》一文中说，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如果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抽掉，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请您更详细具体地说说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您理解的人道主义包含哪些具体内容，您是否认为有一种普遍的属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答：所谓人性、人道，对于人类来说，应当是泛指的，是一种共性。人道主义，是一种广泛的道德观念，它是人类生活，人类文明，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必需，产生和发展它的道德、伦理观念。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长久实施，以及牢固地存在于人类头脑之中，似乎可以形成一种有遗传能力的“染色体”。即使是幼小的孩童，从他们对善恶的判断和反应之中，可以看出这种观念的先天性。人道观念和其它道德观念一样，可以因后天的环境、教育，外界影响，得到丰富、加强，发扬光大；反之，也可以遭到破坏，减损，甚至消失。中国古代哲学家，从人类的进化和完善着眼，一贯把性善作为人的本性，肯定地提出。
　　事实是，决定人类道德观念的，是人类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政治宗教、法制教育。经济生活占其中主导地位。经济生活的破产，常常使道德沦丧。此外，异族统治、社会动乱、反动政治，也可以使道德低落。经济生活的富裕，文化教育的提高，则可以提高人类的道德。当然，这只是就其大体而言。道德之演进，如大江之行，回旋起伏，变化万端，激浊扬清，终归于进步。如异族统治，固使一部分人道德下降，但也激励另一部分人，使之上升。
　　文学艺术，除去给人美的感受外，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教育手段，即为了加强和发展人类的道德观念而存在。文学作品不只反映现实，而是要改善人类的道德观念，发扬一种理想，所以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例如《红楼梦》，就是一部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品。它的主题，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发扬人性之美。详见我写的《〈红楼梦〉杂说》。
　　问：文学与自传的关系历来看法不一，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答：当然，有很多文学作品，含有作者自传的性质，但不能说，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作家创作方法的不同，也能区别自传成分的多寡。
　　我的作品单薄，自传的成分多。
　　问：孙犁派（或叫荷花淀派）是公认的我国当代文学园地里一个有影响、有成就的文学流派，河北、天津一带许多作者的创作受您的影响，有意学习甚至模仿您的风格，但成功的似乎不多，这是为什么？请您顺此谈谈风格流派形成的要素与学习、创新等问题。
　　答：记者同志，你知道，我不会狂妄到，以我那么浅薄的作品，这么一点点成就，就大言不惭地承认有了一个什么派。我一贯是反对“派性”的，当然这是学术。一些热情的同行们，愿意活跃一下学术空气，愿意爱好相同的同志们聚在一起热闹热闹。确实，我们冷清了很多年，也应该热闹热闹了。
　　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则极力制止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不愿给同志们泼冷水。但是，以我看，这个所谓流派，至少是目前还没有形成。将来能不能形成？我看希望也不会很大的。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以某一个人形成一个流派的史实很少。即使像李白、杜甫那样名垂千古的大作家，在当时也没有流派之说。唐诗无流派，而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诗坛繁荣。散文方面，唐宋八家，也是各自为战，未立门墙。“五四”以后，鲁迅先生及其他几位大作家，在文坛上，都是星斗悬天，风靡一代，也没听说哪一个曾有流派产生。虽也有时集会结社，但多为期不长，即行分化。在文学史上，当然有以地区命名的江西诗派，公安、竟陵以及桐城，这些流派，是以文学上的共同主张，文字上的共同习尚相标榜。它们的出现，对于当时文学发展，是向前推进呢，还是阻碍其前进？
　　起扩张作用，还是起局限作用？如果只是形成一种类似的文体、文风，则其价值就有限了。唐无流派，而诗的成就那样大，明清多流派，而文章越来越猥琐卑弱。看来，中国人，不习惯流派，我们封建观念重，一有流派，即易被认为门户，而门户对内是局限，对外是隔阂。
　　至于说学习、影响，那是另一回事，与流派无关，任何事业，年青的一代，总是要受前人的影响，或因为爱好，向某一位老的同行学习。文学究竟不同于演剧、绘画，即使是演剧、绘画，也要在同一流派之中，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发展进步。在文学上，以一人之藩篱，囿自己之身手，虽中人不取，况作家乎？
　　风格的形成，包括两大要素，即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特征。时代特征的细节是：时代的思想主潮，时代的生活样式，时代的观念形态。作家特征的细节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个人性格的特征，个人的艺术师承爱好。以上种种，都不是能强求一致，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的。所以说风格是不能模仿的。如只求其貌似，那只能对创作起束缚的作用。
　　文学的模仿，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只能说是学习阶段。应该很快从这种幼稚状态摆脱出来，发挥自己的特点，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我对一些初期好像学习我后来离开我，另辟宽广途径的同志，总是抱鼓励的态度，并衷心感到高兴。任何事情，不能死心眼，抱住一个人或一种作品不放。我总是鼓励一些青年同志从我这里跳得更高一点，走得更远一点。这样才能使他们自己的作品，获得更多的生命的活力。
　　如果说流派，是只能从上面的原则，才能形成。因此，我对流派，也不抱虚无的态度。如果在我菲薄的才能之后，出现大材；如果在小溪之前，出现大流，而此大流，不忘涓涓之细，我就更感到高兴了。
　　我以为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结为团体，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响写作。散兵作战，深山野处，反倒容易出成果，这是历史充分证明过的。
　　问：您最喜爱自己的哪几篇作品？为什么？
　　答：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问：您最初接触的是哪个作家的作品？喜欢阅读中外哪些作家的作品？它们对您艺术风格有无影响？
　　答：我第一次读到的“五四”以后的新的文学作品，是一本灰色封面，题名《隔膜》的短篇小说集。这是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我忘记了它是叶绍钧一人的专集呢，还是几位作家的合集。这一本书，使我知道了中国新的短篇小说的样式。
　　中外作家之中，我喜爱的太多了。举其对我的作品有明显影响者，短篇小说：普希金、契诃夫、鲁迅。长篇小说：曹雪芹、果戈理、屠格涅夫。
　　问：您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普遍受到称赞，可惜都是未完成之作，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当初写《初记》、《前传》时，是否准备续写《后记》、《后传》？人们关心您是否打算续写《铁木后传》？
　　答：已经忘记，在写这两本书之前，是否有雄心壮志，要写几部几部。但确实因为没有全部完成，所以只好标题为《初记》和《前传》。实事求是地说，《风云初记》没有写完，是因为我才情有限，生活不足。你看这部作品的后面，不是越写越散了吗？我也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铁木前传》则是因为当我写到第十九节时，跌了一跤，随即得了一场大病，住疗养院二、三年。在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前后被抄六次，其中至少有三次，是借口查抄《铁木后传》的。造反派如此器重这部莫须有的文稿，使我一家人，百口莫辩。直到现在，我的书柜的抽屉还存在被铁器撬开的裂痕。这些人是为了判决我的罪名来找这部文稿的。在当时，一本《前传》，已经迫使我几乎丧生，全家遑遑。我想，如果我真的写出了《后传》，完成了它，得到了创作的满足，虽死无怨，早已经双手献出，何劳兴师动众呢？
　　现在大家关心这部《后传》，情况当然不同。但还是没有。
　　对于热心的读者，很可能要成为我终身的憾事了。
　　问：您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它写出来呢？
　　答：我的想法是：在中国，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
　　人在青年，对待生活，充满热情、憧憬、幻想，他们所苦苦追求的，是没有实现的事物。就像男女初恋时一样，是执著的，是如胶似漆的，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我说得可能消极低沉了一些，缺乏热情，缺乏献身的追求精神，就写不成小说。
　　与其写不好，就不如不写。所以，《铁木后传》一书，是写不出来了。
　　我现在经常写一些散文、杂文。我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不需要过多情感，靠理智就可以写成。青年人爱好文学，老年人爱好哲学。
　　问：平日写作之外，您作何消遣？
　　答：“文革”期间，我听过无数次对我的批判，都是不实或隔靴搔痒之词，很少能令人心服。唯有后期的一次会上，机关的革委会主任王君说：“这么多年，你生活上，花鸟虫鱼；
　　作品里面，风花雪月。”
　　我当时听了，确实为之一惊。这算触及灵魂了吧？王君虽“主任”这一新闻机关的革命大权，但他是部队出身，为人直爽，能用十六个字，概括我的罪行，我想他不一定有这般能力，恐怕是他手下人替他总结出来的。
　　这是有踪影的判词。进城以后，街上繁华、混乱、嘈杂，我很少出门，就养些花儿草儿。病了以后，我的老伴，又陪我到鸟市，买了一个鸟笼，两只玉鸟。蝈蝈也养过，鱼也养过，也钓过。但所养的花，“文革”一开始，就都被别人搬走，鸟也不知去向，虫死鱼亡，几与主人共命。
　　我养什么也没有常性，也不钻研养法，也不吸取别人经验，又舍不得花很多钱，到终了什么也弄不出名堂来。
　　其实，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
　　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热泪。确实是这样，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烽火遍地，严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时，创作都曾给我以帮助、鼓励、信心和动力。只有动乱的十年，我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
　　修补旧书，擦摩小玩意，也是我平日的一种消遣方法。
　　我不会养生之道，也不相信，单凭养而可以长生，按照我的身体素质，我已经活得够长了。我现在不大愿意回顾我年轻时代写的作品，偶然阅读一些，我常常感到害羞。在年轻时代，我说了多少过分热情的，过分坦率的，不易为人了解的，有些近于痴想梦呓的话语啊！
　　问：现在有人提出，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首要任务不是写人物，塑造典型性格，而是要着重表现人的感受、情绪，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问：现在一些作家，如王蒙等，在运用西方“意识流”等表现手法，对这种探索议论不一，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文学现象？
　　答：因为我有些想法，已经散见于我近日写的其他文章之中，此处从略。
　　1980年9月16日答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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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
　　（1988年10月17日）
　　郭志刚：以前，我写的关于您的那些东西，多是研究性的，对象就是您的作品；现在为了写传，我想对您的作品以外的生平和生活方面的情况，就是道路吧，希望有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因为写传，生活是血肉，很重要。这部分写好了，可以更好地显示一个作家的品格和素质。所以，这回就希望您谈得深一点，生活方面的、经历方面的。
　　孙犁：今天，咱们上午谈一会儿下午再谈一会儿，因为你那儿也比较忙，我这儿谈时间太多了也不行。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再给我来信。我先把我的意见跟你说一说，我觉得，关于写这个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全部地看了我发表的那些东西，特别是，“文集”你那儿有，是吧？
　　郭志刚：“文集”我有，我全部读过。
　　孙犁：“文集”收到哪一本了？
　　郭志刚：“文集”收到《晚华集》……
　　孙犁：《秀露集》也收了？
　　郭志刚：还有《澹定集》。
　　孙犁：剩下的就是《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还有一个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的《无为集》，就这四本，这四本就是四十来万字。所以，你还有很多材料。当然，你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有的好像还没有看。
　　郭志刚：那几个集子我都看了，就是《陋巷集》和《无为集》，这两集我没有看。您近来的文章，我能收集到的很少。
　　孙犁：第一，就是把这些你没有看到的材料，都能想法看到；另外，在这些文章里面，有一篇最重要的，叫《〈善闇室纪年〉摘抄》，不知这文章你看过没有？
　　郭志刚：《〈善闇室纪年〉摘抄》我读过一部分，有些还在文章中引用过。我觉得，它对了解您非常重要，可惜我没读全。
　　孙犁：可以给你弄全。
　　郭志刚：那太好了。
　　孙犁：它是一个系统的东西，里边包括我个人的主要经历和时代的主要变化。它就是写到我入城那一年，入城以后，在天津这一段，变化不是像前边几十年那样大。后边我没有写。从文章里边找材料，对写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主要的经历，时代的主要面貌，凡是在我心里印象深刻的东西，我差不多都写到文章里去了。有的是散文，有的是回忆，有的是小说，都有我个人的传记材料。我觉得，读我的作品，对你写这个书，是最重要的。假若让我谈呢，我这两天也考虑，我还是得给你谈《善闇室纪年》那些，可能谈得比较仔细一些，但主要的，恐怕还是那些。我无非还是回忆，七岁上学，十二岁在安国县上学，十四岁在保定上学。进城以后就是两件大事：一个是我得病；五六年得病，在外面养了几年病；一个是“文化大革命”。这两样大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写的散文，或者是小说里边，都写到了。譬如说，芸斋小说，就带有很大的自传性质。里边有很多地方写到我，都是第一人称。那里边，虚构的不太多，主要都是事实。还有一些散文，那就更明显了，譬如交游方面，回忆朋友的那几篇，就是我进城以后，所接触的一些人。
　　我在一些什么地方待过，譬如，在青岛啊，在太湖啊，在北京医院啊，在小汤山疗养院啊，在颐和园啊，在北戴河啊，都有专门题目谈到，它叫《病期经历》。这些你都看过吗？
　　郭志刚：看过《黄鹂》、《石子》。
　　孙犁：那个不是。这个叫《病期经历》，那个是“琐事”，那是另外两篇。
　　郭志刚：《病期经历》我没见到，这是不是您后来发表的文章？
　　孙犁：大概有一部分已经收到集子里面去了，《陋巷集》里还有好几篇。所以，现在主要的要找一本《陋巷集》。晓明，回头你问问，看能不能再找一本。我这儿实在没有了，我原来是剩着两本的，不是答应你了吗？宗武急着要，因为宗武也送过我一些书，我说，要不先给了你吧。想法叫晓明给你找一本。
　　郭志刚：好，这对我太需要了。
　　孙犁：《无为集》里边的东西，回头有些剪报提供给你吧。
　　《善闇室纪年》要搞个全份的，把头儿接上。其次就是，譬如我写的《乡里旧闻》，也都是关于我的历史方面的。另外，就是还可以找一些同志谈一谈，你觉得收获大吗？譬如说，跟邹明他们，跟韩映山他们，有收获吗？
　　郭志刚：昨天去白洋淀的时候随便聊了一下，聊的不算太多。我从韩映山同志一些介绍里边，是受到了益处的。例如，他说：“从前孙犁同志帮我们改稿非常认真，我有篇《鸭子》，那条小河是朝西流的，孙犁同志一看，一般的河都是往东流呵，怎么会是冲西流呢？就想改过来。后来又想，也许有特殊情况，他那儿水是朝西流的。”他说，您亲自把他找到报社里去，一问，是朝西流的，就没有改。这件事很说明问题。
　　孙犁：类似的文章，我写过一篇《改稿举例》，不知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里边是谈改稿，实际上也是我个人的经历，是别人给我改稿。这个对你写传大概也有用处。
　　郭志刚：很有用处。
　　孙犁：所以，我写的东西，在目前来说，是最重要的取得材料的来源。我说这话，好像和以前咱们谈的有些矛盾，实际上也不矛盾，你可以试一试，去找一些朋友，找我的孩子们，跟他们谈一谈，你从那儿收获不会太大。譬如，你跟我的女儿小森谈，谈不出什么来，绝对不是我不愿意叫她跟你谈，是因为我离开家里的时间比较长，跟她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很短；另外，我也很少跟她们说点这个那个的，我不大跟孩子们在一块待着，也很少跟她们说话，所以，她们都谈不出什么东西来。
　　郭志刚：我相信。我对访问别人也没敢抱很多希望。
　　孙犁：朋友们也是这样，因为有一些写传的，他们也找过一些朋友，我看他们写的那些东西收获也不太大。
　　郭志刚：是的。所以对于访问别人，我也就犹豫了。孙犁同志，尽管您说的很少，但我每次来天津，在和您短暂的接触当中，老实说，倒给我不少感性的东西。
　　孙犁：因为是直觉。
　　郭志刚：这我倒是有些体会。有一位傅正谷同志，他说，原来住在您的多伦道寓所附近。
　　孙犁：我跟正谷见面比较多。
　　郭志刚：他说，您对他帮助很大。比如写文章，您提出来就是要钻些空子，意思是研究一些别人不曾研究过的东西，即空白点，他认为这对他启发很大。我听了也受启发。
　　孙犁：正谷到我那儿去的比较多。
　　郭志刚：您的文章里说，您小的时候，患过惊风疾，这是种什么病？
　　孙犁：就叫抽风。
　　郭志刚：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那是在七九年，我一个人找到多伦道那个院子里去，第一面印象非常深刻，很难用三言两语表达清楚。但是，我还能够把见到您的那个印象和读您的作品联系起来，我觉得它们是一致的，都可以用“凝重”、“含蓄”这样的字眼来表达——我说不好，那是初次见面的印象。您当时说话，下巴有些抖动，是不是从小就这样？
　　孙犁：从小不这样。但是，和那个病根儿有关系。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还是比较贫穷，从小我没有奶吃，很弱，弱了大概就很容易得这种病；另外，乡下不大讲卫生，脐带剪的时候，或者是营养不良，都可以引起小孩的抽风。这个病对我以后的神经系统可能留下一些毛病，所以，五六年就得过一次很严重的神经衰弱，在这以前，我就经常失眠，经常有一些神经方面的症状，那年突然就重了。五六年，我算算多少岁呀，一九一三，那是四十三岁，岁数到了中年，有些病就要爆发了，得这个病以前，我这头有时就摆动，也不是老摆动，遇见情绪上激动的时候，它就动得厉害，你们大概也能看得出来，要是心情很平稳，它也不动，动的时候，自己也不大觉得。直到现在，我感觉，我神经方面不太健康，有时失眠，容易激动，容易恼怒，这都是神经系统的毛病。它可能对写作也有些影响。生理上的这种病态，它也可能反映在我的写作上，反映在写作上，好的方面它就是一种敏感，联想比较丰富，情绪容易激动。这是一些病理学家经常谈到的问题。
　　关于生活方面，我这个人，你看文章就可以看得出来，比较简单，我这个经历，当然说起来也算复杂，但实际上也很简单。复杂的是时代，时代不平常。
　　譬如，赶上了北伐，赶上了北伐失败，赶上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侵略，和对日本的反抗，以至于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的时代变化比较大，我个人的生活，说起来还是比较单纯的：从上学，到教书，到参加抗日工作。抗日工作也不过就是教书、编报、写文章，比较简单。个人私生活方面，我觉着也比较简单，也没什么很离奇的恋爱故事，有一些也是浅尝辄止。随随便便就完了。但是，也留下一些印象，这些印象我也不大掩饰它，有时就在一些作品里边写出来了，如实地，不是加以夸大。实际情况是这样，我这个人也不善于此道。这方面我不行。张同志走了以后，马上找一个老伴，那时倒有这种想法，但是拖下来了，到现在呢，就不能再找了，因为年岁太大了；另外，我也很怕找那个。我这个人对于家庭里的那些事，也不善于处理，不善于处理这种关系。到这个岁数找一个，假如不好，反倒增加很多麻烦。我觉得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能够读点书，写点文章，就可以啦。现在我考虑，找那个是弊多利少，也造成各方面的矛盾，弄得心情不大愉快。我觉得，只有我那个天作之合并主张从一而终的老伴，才能坚忍不拔，勉勉强强地跟我度过了一生，换个别人，是一定早就拜拜了。
　　希望你千万不要在这方面，虚构情节，所有感情的纠缠，我都写进作品里去了。
　　郭志刚：孙犁同志，我不会。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孙犁：关于文学这方面的事，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好名的，好利不好利，那时候无利可图，也谈不上，一直到进城以前，写文章也没什么利。我年轻的时候很好名，譬如说，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个国文教员，每回发作文本的时候，好的作文都夹上点稿纸，准备在《育德月刊》上发表，老师发作文本的时候，我很注意我那里边是不是夹着稿纸。夹着，我就很高兴；不夹着，心里就很别扭，很失望。现在到这个年岁，走向世界，不走向世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不以为走向世界就是光荣，或者不走向世界就是不光荣。过去，在抗日战争中，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是为了工作。现在，我写文章，说真的，是消遣。有时闷得慌，写惯了，就写一点，没什么目的，甚至“为艺术而艺术”都谈不上，就是随随便便地写一点，真正是随笔。至于写到别人的事，我当时也没有恶意，有些坏效果，得罪一些朋友，扪心自问，无愧于心。我也吸收一些经验教训，还是休息休息吧。现在我感觉，说话也没用，写文章也没什么用处。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赶时髦，追求新奇，我不善经营，生活上无能，安于随随便便的简易生活，因此也不羡慕外国人，做梦也不想出国居住，如果在国外，我会吃不上饭的。我在银行里存了一些钱，我从来也不去管它，吃了很大的亏，可是，叫我买一个彩电，两千七，我还觉得它贵。
　　开这个学术讨论会，我兴趣也不大，刚一弄的时候，我坚决不干，我说，你们要开，朋友们来了我不去。那回是昌定他们，昌定当文学研究所所长。这次，我老了，也不跟他们争这个了，我说，你们头到我死，不弄一回，好像是个遗憾。昨天，学正来，跟我谈这个会的经过，谈完了以后，我说，学正，你这回没有遗憾了吧？究竟有什么意义，回头看文章，看有没有成果。对于文坛，对于写作，说真的，我有点不大关心，刚才，市里的那个负责同志说，无论如何，你还挂着作家协会的名。我是辞过好几次了，头到他们来，我还说，我坚决不干这个了，名誉的事也不干了。我说，我身体不好，我不能去开会；另外，对于一些青年同志，我也不大了解，他们对我也不大了解。今天又来谈，好像是说，你还得挂这么个名。我说，假如考虑这样对党有好处，那你们就看着办，按我个人说，我是不愿再干这种事了。
　　有些同志对我很热心，很热忱，对我很有感情，我是看得出来的，我对他们的心意，也很感激。
　　但是，我不把我自己看得那么重，我从来也没有把我自己看得那么重，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大的成绩，古今中外的一些作家，写的东西那么多，我才写了一点点东西。过去，干这行的人少，这叫什么，“没有朱砂，红土为贵”，是吧？大家研究呀，讨论呀，评论呀，做了很多文章，我自己有时也很惭愧。
　　譬如说流派，我发表过好几次意见了，一位教授叫吴奔星，知道这个人，是吧？
　　郭志刚：知道。现在在南京。
　　孙犁：他说，孙犁前边是不承认这个流派的，后边又说不违众议，好像也承认这个流派了。关于流派，本来我就不大懂。有人说有，有人说无；有人说限于河北，有人说别的省市也有。有人说要发展，不能一成不变。我想，发展当然好，也要有个限度。比如，有的同志，在商品经济面前，要改变创作机制，千篇一律的，谈情说爱的小说，还嫌不应时，不过瘾，开始描写乱伦的情节，把这种小说，也算作荷花淀流派，不大妥当吧？
　　郭志刚：与会的同志们，既然都是来参加这个会议，多半还是志趣相同。也有人提出别的看法，那也是很自然的。我还听说——那倒不一定是在这次会上，别处也有这样的议论——说赵树理的出现是文学上的倒退。我不赞成这种看法。
　　孙犁：这也是很时髦的，前几年是超越，现在是否定。现在我总感觉到，有人极力地否定解放区的文学。解放区文学有它的一些缺点和所谓的局限性。但是，必须和时代联系起来，把那个时代抛开，只从作品上，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就发现它有很多不合时宜的地方。譬如说赵树理，你拿今天的一些理论，来判断他的作品，当然可以看出，这个那个，都不对。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假如按今天这个理论去写东西，起到的作用，能够像赵树理起的作用那么大吗？不会，也不可能的，离开时代，来谈学术问题，那就失之千里。赵树理选择的创作方法，在当时，可能是他的最佳选择。如果他那时不是这样写作，而是按照今天一些人的主张，脱离政治、淡化主题、强调自我，那是不堪设想的。
　　那时的主题，就是抗日。这个主题是只能强化，不能淡化的。
　　批判一如创作，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有理有据，如果所据失实，那道理也就讲不通了。
　　作家总是带有时代的烙印，作品总是带有时代的特征。另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过去总提离政治远一点，老给人家抓小辫儿。所谓远一点，就是不要图解，不要政治口号化。现在，有些人说解放区的文学，都是为政治服务，好像就是一钱不值了。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当时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有人强迫，都是出自本心的。参加抗日战争，那是谁逼迫的？离着延安好几千里，跑到那里去，挺苦的，那是日本人逼迫的，那是大势所趋。
　　不管怎么说，不能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一些新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没有关系？都脱离尽了？我不相信。我看和政治更近了，功利性更强了。不是那么清高。有些人很时髦，过去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作用；现在又强调文学什么都要脱离。现在又提什么“现实主义回归”，我觉得，谈不到什么“回归”，现实主义是个存在，它也没有到哪儿去。新把戏玩腻了，好像这又是一条路。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领域的土著，它不会轻易离开，更不会像一个棋子，随便被人移动。我也不认为暴露社会黑暗或渲染民族的落后愚昧，就是现实主义的新的深化。
　　这种手法，古已有之，巧拙不同。目前有的，既谈不上新，也谈不上深。
　　现实主义的最大功能，是能在深刻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之外，常常透露一种明智的政治预见。
　　红楼梦创作于乾隆年代，并非创作于同光时期。但它预示了满清统治的败亡前景。“好了”这一主题，出现于清朝盛世，而不是清朝末世，这就是曹雪芹的现实主义。现在，我也很少看小说，偶尔看个一篇半篇的。一是老了，眼不行；二是那内容和我的目前生活距离很大。当然，也有很多好的作品，不可否认。我觉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出书、出版社没有心思去印正经的书。《陋巷集》印得还不如旧社会一折八扣的货。我赠出去的书，不少人来信说缺斤少两（短页）。现在，有“以文养文”的说法，说穿了，就是以坏书养好书，以坑害人的书，养有益于人的书。坏书一印几十万，好书只印两千本。从社会效益看，这究竟是谁养谁，是多么颠倒的事！前些日子，“百花”要出《我与百花》一书，叫题个词儿，我不爱干那个，考虑和他们的关系，我写了点，和别人写的不大一样，也给我印上了。
　　郭志刚：孙犁同志，您就随便跟我们聊天得啦。
　　孙犁：一会儿，我去拿照片去，拿照片你挑一挑。
　　郭志刚：印书的时候，还是希望有一些比较珍贵的照片，我拿走的话，用完之后再还回来。
　　孙犁：因为动乱，青少年时期的照片，已经很难找到。看到一些人能把婴孩的照片也公诸于世，真是羡慕不已。晚年送往迎来，照了一些像。选用时，最好不用和名流的合影，以免借重他人之嫌。可只用我个人的。家属的照片也最好少用。至于你在文章中，如何写我的交游，不在此限；咱们再谈一点儿，也不一定有用。
　　郭志刚：有用，就这么说吧，您讲话的声音，将来都会帮助我理解、回忆和想象，当然内容更有用了。写传，必须更贴近一点，因为我们又在两个地方，我如果住在天津，住在您的附近，还好办一点，录音呢，我回去可以放一放，听一听。
　　孙犁：我弄过两次了，有一次是《文艺报》，跟吴泰昌谈的时间比较长，你这是第二次，我从来也不弄录音机的，也没谈过那么长时间。现在老了，的确谈不出新东西来了，我现在很少思考新的问题，就是一些旧的，恐怕都是重复的。
　　郭志刚：我懂。
　　孙犁：我们常提“灵魂深处”这个词儿。只有真正看到作家灵魂深处的东西，才能写好作家的传记。就说文学，我经常思考的就是这个。小的时候就好这个，从上小学就好作文，老师在这方面也鼓励一些，中学也是这样。自己好看书，我们家里都说我是个书呆子，而且说我有点傻，我干这个，一是个人爱好，二是因为我干不了别的，没有能力去从事别的工作。按我这个家庭说，本来我可以去学徒，因为我父亲是从小学徒，是搞商业的，我父亲看我不行，说我伺候不了人，我小的时候比较娇惯，是独生子，好多弟兄就剩我一个人。所以，才叫我念书，家境也稍微好一点了。后来，我父亲愿意叫我考邮政局，就是考个邮务生。譬如说，县里的邮政局，有个局长，有一个邮务生，邮务生就是捡信。我正在北平流浪，我父亲一听到北平总局招考，就把我那中学毕业的文凭，用个小铁桶装上，给我挂号寄到北平，写信督促我去考。头一场我就没考上，一进屋子，就是英语会话。在中学里，我学英文还是很用功的，而且受到老师的好评，英文作文也能作好几页，念了好几本英文书。但是会话就不行。同时，邮政局里面，也是先用他们的子弟，就是顶替的意思，外人很难考上。没考上，我父亲当然就很失望了，也没有责备我，后来又给我找点职业，有两次职业，都是我父亲托人给找的。我都写过文章了，题目叫：在北平。我没有能力去一步一步地当个领导啊，或者是下边有一拨儿人呀，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在抗日期间也好，在解放战争期间也好，我都是穿得破破烂烂的，生活很艰苦，搞了那么多年，连匹马都没有骑上，连个自行车都没有。我常有种自卑感，就是说，我这个人不行。
　　郭志刚：孙犁同志，就做官这方面来讲，也许您有这种感觉，至于搞文学，我觉得您不会有这种感觉。
　　孙犁：这一生的经历，我不知道别人对我是怎么看法，自己心里觉得，假如不是抗日战争，可能我也成不了一个什么作家，也就是在家里继承我父亲那点财产，那么过下去，过成什么样子那也不知道。所以，对于参加抗日战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工作，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我总觉得，这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至少是在文学上给了我一个机会。至于今天，社会上的一些变化，国家的一些困难，我还是关心的，有时候想起来，心里也不是很平静。
　　郭志刚：您的文章早就流露出来了。
　　孙犁：不是那么平静。我感到，我们的问题很多，遇见的困难也很多，至于个人，“文化大革命”，或者是以前，在革命过程里遇到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不好的遭遇吧，当然也不是在心里没留下什么痕迹。
　　但是，究竟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治理，怎么朝前走，脑子里想得比较多一点。爱国之心，是一种天性。
　　遇有机会，还总想为国家出一点力，但常常是力不从心，或者是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你看到了，一些人的人性，或者说是灵魂，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卑污到了什么程度！致使一些洁身自好之士，纷纷自裁。当前，在引导人民致富之时，应积极引导人民向善。为富不仁，必引起很多麻烦。这本来也是文学的职责，现在有些作品，却反其道而行之。我越来越感到什么作家也离不开这个时代，他也得受当前政治的影响，很难在这方面，完全逍遥，那么孑然独立，那是不可能的。
　　郭志刚：我在《孙犁创作散论》里边曾谈到，您在内心深处还是关心政治的。因为政治和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我在书里说，像您这样的作家，不可能不关心人生，因而也不可能不关心政治。有篇文章说，作家之从事文学事业，就好像“飞蛾扑火”，有一种力量吸引他，他专注于文学是可以理解的。夸张点说，他将整个的生活和生命都投入了文学，大概他也不去考虑别的了。
　　孙犁：白乐天，“兼济天下”时，能写诗，“独善其身”时，也能写诗。我们不能和他相比，能做到独善其身，就算不错了。过去，我是很少用“小人”、“君子”这种词儿，现在写文章有时候也用了，你说这是儒家的什么也可以。古人有所谓鸿鹄之志，我们也不能高攀的。但出处的选择，还是应该有的，鸿鹄如果长期与鸡鹜为伍，终日与之争食、争宿，那它的高志也就降低为鸡鹜之志了。对于人生，对于社会，不像过去想得那么天真了。这种感情，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发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也没有发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感情强烈了一些。有时候写文章就控制不住。人家说我现在变了。或者是笔法变了，我自己也克制这些。主要是我感觉到，现在写文章没有什么用处。
　　郭志刚：还是有用处的。
　　孙犁：社会风气的形成，谁都很难说，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究竟向哪方面发展，究竟怎么才能收拾、改变。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我在青年时期，我父亲开始也是净找那些老先生，给我讲一点什么东西。后来，到了学校里，也有一些老先生，引导着我们读一些旧书。但那个时候，我主要的是读新书，那个时候，革命的书，革命的小说，最能吸引青年学生。我在中学里，写的文言文也还可以，我们有个老师叫孙念希，是华北有名的古文家。这个人是做官的，给一些要人当秘书长。他在我们学校里教过一个时期国文。
　　郭志刚：“育德”？
　　孙犁：嗯，“育德”。他是蠡县人，那是高中，他教了我们大概有两年，我都是写文言文，他还说是写得不错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读新书，你大概从文章里都能看到。从我病了以后，新书就读得少了，从病了以后，我就开始买旧书，你看，在我吃饭的那屋里，两个大柜子里边，全部是这个。有几柜子线装书。我买来呢，就得翻一翻，买以前，得查一查这书是什么内容，我也增加了一些版本的知识，关于那些作者，他的传记，书的提要，也得读几篇。弄了好多年，把时间消耗在这上面，从读新书到读旧书，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我看历史上，特别是从五四以后，走这个路的人很多。这也可能是一种倒退，也可以说是复古，也可以说是一种没落，也可以说是什么别的，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没有上过大学，对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还是有好处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人就说，孙犁已经埋在故纸堆里了。
　　郭志刚：您写了这么多文章，把古书翻出新意来啦。
　　孙犁：现在大家又在那里批儒，“文化大革命”时叫什么？
　　郭志刚：叫做“批儒评法”。
　　孙犁：对，现在我看又在那批儒，要建立什么新的儒学。
　　郭志刚：有这个说法。
　　孙犁：我说，你不管是新儒学吧，旧儒学吧，中国这些旧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一点都不懂，会闹笑话的。现在，笑话已经不少。我也是极力避免闹笑话，我老了，写“读书记”的时候，我是查了又查，翻了又翻，年代呀、姓名呀，有时候容易记错。
　　所以，我对人说，你看我写“读书记”好像省劲，创作，我坐在那儿，脑子里有什么我就在那儿写了，“读书记”我得一个劲儿翻书，不定翻几遍，我才能写成一篇。我没上过大学，没受过科班训练，有时也出个别的差错。现在我写了这种文章，都是在《天津日报》发表，我可以自己校对，可以纠正一些东西。这几年写的“读书记”很不少。新书是读得少了，也很少看这几年介绍的文艺思想。弗洛伊德，在三十年代，我就读过一些。那天，我看胡适给董康日记写的序，那是民国十九年，里边就提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早就介绍到中国来了，胡秋原编的读书杂志，也介绍过。
　　为什么在过去吹不起来呢？那和时代有关系。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你吹这个，是吹不起来的，不是没人想吹，这个风刮不起来，青年人不接受这个，正像现在青年人不接受我们当年接受的那些东西一样。现在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思潮，成为大家认为是了不起的东西。我那次跟吴泰昌的谈话，也谈到过弗洛伊德。我说，弗洛伊德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吗？现在我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什么东西谈得太过头了，就没什么意思。你在会场上认识一个傅正谷，是吧？
　　郭志刚：对。
　　孙犁：他经常买这些书。有时我说，正谷，你最近买什么书啦？你到书店里去了吗？有什么新书啊？他有时跟我念叨念叨，我才知道，现在又翻译过来一些什么书。翻译一些书比不翻译好，大家读一读。现在强调这些东西，说句老话，有社会根源。
　　郭志刚：傅正谷同志在会上发言，好像讲到这个意思，他说，他准备写一篇文章，叫做《孙犁同志和梦》呢，还是《孙犁同志和弗洛伊德》？
　　孙犁：因为他正在写关于梦的东西，他也想给我来一篇。
　　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苦闷的象征》，就完全是弗洛伊德，也可以说是发挥，早就介绍过来了，这两本书，我还很爱读，我在中学里就读了。
　　鲁迅翻译过来了，丰子恺也译了一本。但是，鲁迅先生翻译了，他也不强调弗洛伊德，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读书界、知识界、文化界都不是这个气候。那时候都是马克思主义，别的吹不起来。所以，哪一个时期，读什么书，是一种思潮，青年人的一种心理，一种要求，都和政治思想有关系。一个时代，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他的遭遇，他的喜剧和悲剧，都和政治有关系。
　　郭志刚：孙犁同志，刚才您说，您是从读新书到旧书，五六年生病以后，就读旧书，当时具体的想法是什么？
　　当然，可能是读旧书适于养病，带有一些消遣，解闷儿的性质。我想，不会完全是这个吧，您是不是有些别的想法呢？
　　孙犁：我养病回来，已经是六○年了，回来才大批地买书。当时，有点稿费，我又不好买别的东西，我从小就好买书，过去没有钱，现在钱比较方便了，我没别的用途，不买房子，不买地。田间劝我在北京买一所宅子，他们都买了，很便宜。那个时候，北京呵，几千块钱就可以买个四合院，我跟老伴商量，老伴说，无论如何不买房。因为家里的房，土改时分给贫农团了，盖了多年都给拆了，她伤心啦。我就各地方去邮购书，除了在天津逛旧书摊儿，南京啊，上海啊，苏州啊，北京啊，各地方去要目录，要了我就圈上圈，寄回去，它就给我寄书来。我那个台阶上，每天邮政局给我送一大包、一大包的旧书。当时的想法，我在文章里说是要想当藏书家，想当藏书家，好像是当时的一种兴趣，不是对于新的文学失望，或者是对什么有一种幻灭感。
　　郭志刚：不会。
　　孙犁：不会是这个。当时情况，也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样，可能就是要藏书，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鲁迅说过，古书这个东西能把你陷进去。因为它那里浩如烟海，今天买了这个，明天又想买那个，买了很多没用的书。因为有用的书，人家早买去了，目录上剩下的没人要。我在那上边选择，也买不到什么珍贵的版本，花的钱也很不少。所以，关于历史的，关于哲学的，甚至于关于农业的，关于书法的，都有很多。也没有很好地看，弄了好多年这个。
　　“文化大革命”就停止了。我也出不去了，现在古旧书店里也没有货了，也没有好书了，有一点都非常贵，一般的线装书，现在一本就是好几块钱，都是影印的，拿线一穿，就是好几块钱，买不起，也不想买了。除非我写什么文章，我才找出书来，不然，我也很少看了。
　　郭志刚：藏书家往往是这样。买了书，他就在那预备着，用的时候方便。您的读书记，我看精力占了很多，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可能是跟人生的经验、阅历有关系。您的看法往往是非常新颖的，跟现实联系也很紧。您这些年写的，我没有都读，您前些年写的，我倒是都读了，“文集”里的我都读了。
　　孙犁：在日常生活方面，我好像也多少写过。我这个人，现在显得很琐碎，很固执，有点吝啬。我的确是什么东西都不愿意糟踏。这回搬家，孩子们说，破破烂烂的，就不要搬到新房间里了。结果，整个又过来了，破衣服、破鞋、破袜子，全部带过来了，到这边也没有扔，又收起来了。我有很多稿纸，有一回，我还叫晓明拿回去好多，我说，我用不了那么多稿纸。我老是裁废纸条子，写东西、写信都是用那个。看见白纸就弄下来，放在写字台上边了。
　　郭志刚：这不是吝啬。
　　孙犁：我跟家里人说，我是个穷学生出身，我过的那生活，从学生，到当个小职员，到当个小学教员，我那收入，是微不足道的，我还要买书，还要给家里一部分。我从小养成这个生活习惯。在战争期间，困难就更多了。我说，这很难改。我看见别人糟踏东西呀，心里就很别扭。直到现在，我铺的一个褥子，是我母亲铺过的，小孩们不要，给我扔过来了。
　　我也不说这是一种好的品德，我觉得就是琐碎、固执，不开拓，啊？
　　郭志刚：您自己这样说。
　　孙犁：人家都那么说，孙犁这个人很难处，谁跟他在一块儿，也待不长，造成这么一个印象，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有些传言。我觉得，有别扭之处，也不完全是那样子。譬如，晓明，他要是不经常往我这儿跑呢，他对我也不了解，可能听见人们传说，就认为我是那么一个人。实际接触多了，也不完全是那样子。我倒是孤僻，这一点，我自己承认。现在，我的确是不愿意多接触人，朋友们来了，我也比较冷淡，就是不那么热情。我们也算熟了，你也会有这种感觉，不愿意接触人，不愿意追逐。康濯的爱人来了，她叫王勉思，她要在我这儿吃饭，我说，勉思，咱们买两毛钱的肉，吃饺子吧。那是前几年的事，现在两毛钱根本不卖给你，勉思回去说，老孙叫我吃两毛钱的肉饺子。康濯也是，我们算是最熟了，有一回，他跟我老伴说：“今天好了，留我吃饭了。”我很少留人吃饭。
　　郭志刚：可以理解。这些跟您的文章、为人，倒是满一致的，无可厚非。人有各种各样。假如换一种方式呢，可能我们读到的就不是现在的孙犁的文章了。
　　孙犁：天津有个叫克明的，有一回，我留他吃碗面条儿。
　　他说，相交这么些年，孙犁同志就请我吃过一顿面条儿。生活上，我现在的确是很少想，也没有什么欲望，可能是老了，不想再弄点什么名堂，或留些什么身后的名。年轻的时候，人家写一篇评论文章，里边有些不适宜的话，我心里还不大高兴。现在你把我写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我都不会责怪你。可能是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张同志在这儿待了那么几年，走了以后，我的确也写了有关她的故事，但是我对于她，并没有恶意。我觉得，她走那也是应该的，我并不责怪她，你看了我写的那个《幻觉》，是吧？在当时，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还有一篇文章没有发表，在人民日报放着，题目叫《续弦》，回头你看一看，那篇小说可能还有点意思。我对她没有恶感，想起来，也是各有好处，各有缺点吧。有些人认为，孙犁很重感情，这样大的打击，好像受不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这都是人生可能遇到的事情，我也不把它看得那么重。一生吧，我们不能比拟什么伟大的人物，就是我这个平凡的人，也遇到过洪水，差点把我冲到河里去，遭到灭顶之灾。几次炸弹没有炸死，枪子儿在身边跑的那就更多，“文化大革命”，几次想自杀都没有死成。这也不是什么悲剧。作为一个人，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走过来，他要遇见激流，遇见漩涡，遇见礁石。总而言之是走过来了，这就算命大。所以，一切事情，我都看得很淡，对于儿女们呢，我也不看得那么重，就像司马迁对朋友说的。总而言之，我目前的状态，在别人看来，是孤独寂寞，我自己还没有什么太寂寞的感觉。我只要写起文章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写文章。你不叫我干别的可以，写文章好像对我很有用处。但我和我的文章，毕竟是像一片经过严霜的秋叶，它正在空中盘旋。人们或许仍在欣赏它的什么，飘落大地，化为泥土，才是它的归宿。
　　郭志刚：这是您的修养。孙犁同志，您跟那些老朋友，现在还来往吗？来往还多吗？
　　孙犁：也没有多少人了，天津的老人们，有来往的就三、五个人了，那天参加会的两个老头陈洁民、孙五川，都是老朋友。这几年陆续地死了一些，外地的这几年联系也少。写信也少了。我认识人并不少，文艺界老一代的，年轻时，曾整天在一块儿。
　　郭志刚：跟舒群同志有来往吧？
　　孙犁：有时候，捎个信儿什么的。我这个人是这样，多么要好的朋友，也不是经常地、热烈地去接近。就是老领导，我也很少给他们写信，我也很少给他们赠书。周扬同志看到我的“文集”，说，你写了这么多辅导文章，过去我不知道。
　　郭志刚：从您跟丁玲同志的通信看，您对丁玲同志是比较敬仰的。
　　孙犁：丁玲这个人，好交朋友，她好联系人。
　　郭志刚：舒群同志，我是从您写的文章里面看到的。还有朱寨同志，他说，他听过您讲《红楼梦》，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还说您比同时代作家，受社会科学，受文艺理论的影响更深。您对朱寨同志有印象吗？
　　孙犁：有印象，他是文学系的，那时候，一块儿在“鲁艺”，因为就那么几个人，我都记得。
　　郭志刚：跟何其芳……
　　孙犁：都在一排山上，但我很少到人家去；人家也不常跟我说话。我对人都是很尊重的，直到现在，提起过去的一些老同志，譬如，我写的《关于丁玲》那篇文章里，我说，严文井同志曾经带着我和邵子南，去听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严文井同志看到那篇文章，马上给舒群同志打电话，他很高兴。我对于过去的一些同志，一些战友，或者稍微年岁大一些的，我都是很尊重的。我觉得，不管别人对我怎么看，我在文艺界，没有对不起朋友。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我从来没有依附过什么人，也没有拉拢过什么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那样去做。
　　我从小就有些孤僻，我在老家的时候，我那老伴就说，来了人呢，他要不就洗手绢呀，要不就是找什么东西呀，总是不能很好地坐在那儿，和人对着面地说话。我不好凑热闹，好往背静的地方走。
　　当年，举国若狂，争先恐后往大寨、小靳庄参观，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也不想去。我现在的身体，也还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一说话，声音特别大，是教书练出来的，我那时教书，是在大席棚里，五、六百人坐着小板凳，我要喊到后边那一排也能听见。还有就是走路，直到现在，人们都说我走得很快，是抗日战争走出来的。一切还算是不错的。
　　郭志刚：您谈的这些，对我非常宝贵，如果能多有几次这样的谈话就好了。
　　孙犁：我还是希望你多读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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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谈屑（一）
　　电报约稿
　　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现在有不少刊物，用电报约稿了。本来也没有那么急，写封信也可以办事，却常常拍电报。甚至刊物还没有创刊，就用电报把办刊宗旨、编辑条例等等，用一二百字，甚至五六百字的电文，拍给作者。
　　有人说，这样做，一方面表示隆重，作者受此隆重待遇，必有感动，感动之后，必有佳作。另外，也表示刊物仪态大方，不怕花钱。
　　电报约稿，在别人那里发生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在我这里得到的反映，却不太理想。
　　我们这里送电报，不知为什么都集中在晚上八点半以后。
　　八点半以后这个时间，对一般职工来说，当然不能说是太晚，可能一家人正在围桌吃饭，电报送来，送接都比较方便。但我是有病又上了年岁的人，八点钟我就上床睡下了。正睡的迷迷糊糊，先是院里大声传呼，然后是通通敲门砸窗，邻居惊扰，鸡犬不宁。又加上我是一人孤处，家无应门三尺童子，披衣起床，开灯找图章，踉跄跑出，既怕跌倒，又怕感冒。送报人走了以后，好久安静不下来，甚至失眠半夜。这样一来，心里先有三分反感，写稿的事情，就受了影响。
　　我觉得现在的刊物，主要是提高编辑质量和校对印刷质量。如果刊物的内容空洞，编校不负责任，出版拖期，只是在约稿上现代化，其作用是一定有限的。
　　小说名目
　　目前，小说的名目，越来越小了。有小小说、短小说、袖珍小说、一分钟小说、微型小说等等。小说的名目越来越小，而短篇小说仍是越来越长，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只是在名目上打转儿，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何况这种做法，是一种退却的，甚至是全线崩溃的做法呢！骛名者，必寡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同样。
　　我们的习惯，是立一个新名目，还要找到一个旧根据。例如微型小说，现在就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找到了不少根据，证明古已有之。是的，给微型小说找祖先，在中国古典文库中，是俯拾皆是的。虽然实质上并不一定相同。比起前些日子给意识流小说找中国祖先，总是容易得多了。硬拉中国古旧小说，称之为中国早已有之的意识流。那确是很牵强附会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有没有中国祖先，有用的东西，纯属舶来之品，有何不好呢？我们不是都在用着吗？
　　立了这么多短小的名目，短篇小说的长风，并没有刹住，于是有人就主张再建立一种“中短篇”的小说形式，不知试验成功了没有？
　　长者自长，短者自短，并存也可。这都是就形式讲话。其实，长短并不在名目，而在生活内容。生活内容空虚者，其作品必长。因为他没有实质的东西，必须去现编故事，故事又须编得圆满、热闹，自然就长起来了。反之，有生活根柢的人，他的作品必短。因为他须从丰富的积累中，选择其最有意义，最有表现力的部分。
　　如果没有生活的实质，只叫他往短里写，形式虽然微型了，其内含也就濒于无形了。
　　1982年6月19日晚
　　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之奥秘，现所知者虽甚少，莫能究其终极，然表现于生物者，其复杂微妙，已使人瞠目结舌。一物之生，必有依附。有促进其生长者，有破坏其生长者。有貌似促进，而实际破坏者；有表面对其有害，而实际对其有益者。有道有魔，道魔相生相克，形成壮丽的大自然，奇异层出，仪态万千。
　　文坛亦小自然也，亦有其自然生态。一个作家，如是一株植物，则根生于土壤，吐纳为氧氮。在它周围，或者在它身上，有蜂蝶、有虫蚁、有细菌。有风、有雨、有雹。有养护、有践踏、有修剪、有摧折。如系动物，则虎前必有伥，腥膻者，必有蝇飞蚁附。千年万年，都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过《红楼梦》，贾政身边有几位清客。他这几位清客，和《金瓶梅》里西门庆身边的帮闲，大不相同，然其生活方式、生存目的则一样。贾政当然算不上一个作家，但他确是一个权威。在他那个文坛上，总是由他拍板算数的。
　　清客在旧社会，是一种行业，并不是人人都干得来的。他要有一定的政治嗅觉，知道该到谁家去，不该到谁家去。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还要有一定的专长。其中有的人，如果努力发展他的专长，也可以自立成家，不再当清客。但多数人就以此业，了此一生。
　　除去文化修养，他还要有社会经验。特别要懂得人情世故，其中主要一点，就是拍马捧场。
　　贾宝玉在大观园吟诗题匾那一段，就充分表现了清客这一行的真正功夫。每一发言，都要看贾政的脸色，还要照顾到宝玉的情绪。在老权威和青年作家中间，折中迎合，两方面得其欢心，这是很不容易的。
　　清客一途，其鼎盛时期，随着八旗子弟的消亡而消亡了。
　　但随着新势力的兴起，有些人又复活了。在文坛上，这种人也是不可少的，也属于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想叫他不活动，是不可能的，也不一定是有利的。
　　但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下，主人是要保持清醒头脑的。因为，凡是清客，都是走家串户的，并非专主一家。他到甲家，则为甲家之清客；到乙家，则又为乙家之清客。在你这里，说的是一番语言；在别处，说的就又是另一番语言了。
　　1982年6月20日晨
　　文字疏忽
　　近日，在一家地方报纸上，看到把程伟元，排印成了程伟之，这可能是排错了，校对和编辑，对这个人名生疏，看不出错来。又在一家地方出版的文艺理论小报上，看到把章太炎的名，排印成了“炳鹿”，赫然在目，大吃一惊。一转念，这也无需大惊小怪，编辑不知道章太炎名炳麟，在当今之世，实乃平常。又在一家销路很广专为文学青年办的杂志上，看到把一句古诗“乐莫乐兮新相知”，排印为“禾莫禾兮渐渐相知”，初看甚费解，特别是“渐渐”二字。后来一想，这很可能是原稿的字不好辨认，因此把乐排成了禾苗的禾。但既是一句诗，本来是七个字，现在排成“渐渐相知”，明显地成了八个字，就没有引起编辑同志的注意吗？又听说，这家刊物有会签制度，即一篇稿件，要经过众多的编辑人员“会签”意见，发生了这样重大的错误，怎么也看不到个更正呢？（可能要有更正，笔者尚未见到。）
　　总之，现在印刷品上错误太多了，充分表现了常识的缺乏。青年人从这种刊物上，得到一点知识，先入为主，以后永远记着章太炎名“炳鹿”，岂不是贻误后生吗？
　　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都是芝麻粒小事。知道章太炎名炳麟，不一定就会升官晋爵，不知道，也许会官运亨通。当然读书和做官，是两回事，不读书，照样可以做官，甚至可以当刘项。但当编辑，也是如此吗？可能，可能。因为编辑还可以升组长，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编，主编，官阶在眼前，正是无止境呢！把精力时间，用在读书上对前程有利，还是用在拉拢关系上和培植私人势力上有利，有些人的取舍，是会大不相同的。因此，刊物也只好编成这个样儿了，销路日见下降，自有国家填补，自己的官阶，可是要一步步登上去，不能稍有疏忽的。
　　有些人确实对文字疏忽大意，对宦途和官级斤斤计较，甚至“盯”和“瞪”两个字的含义也分不清，而历任“编辑部具体负责人”、“编辑部主任”之职，平日如何看稿，就可想而知了。
　　1982年12月30日下午
　　刊物面目
　　我还记得，在十年动乱后期，作为门面，“四人帮”在各地恢复了文艺刊物，名称一律是文艺之上，冠以地名。封面、版式、内容，都是清一色的，排列在报刊架上，整齐划一，而一本一本翻过，实在没有不同特点的新鲜内容。
　　“四人帮”倒台以后，各省市的大批判组、创评组之类的名义取消，刊物也逐渐改易了一些名字，或以名胜，或以花朵，看来是有些差异了，但是版式大小，内容编排，还是有划一之感。在文章编排上，一般都是四大类：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各有固定地位，固定页码，固定负责人，编辑部成为一种割据之势。当然作品的内容和“四人帮”时期，已有很大差异，但如果永远保持这样一种“千刊一面”的状态，也有些和刊头经常呼喊的“革新”、“创新”的口号，不大协调。考其原因，是刊物的名称虽换，而编辑部的体制，则仍是钟箎不移，庙貌未改。新出的大型文艺刊物，如双月刊、三月刊之类，在版式编排上，也有这种仿照行事的现象。
　　文章题目
　　近年读文章，姑无论对内容，如何评价，对文章题目，却常常有互相因袭的感觉。例如杂文，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从……谈起”这样的题目，散文则常常看到“……风情”之类。
　　最后一个时期，小说则多“哼、哈、啊、哦”语助之辞的题目，真可说是“红帽哼来黑帽啊，知县老爷看梅花”，有些大杀风景之感。当然，文章好坏，应从内容求之，不能只看题目，但如果“千文一题”，也有违创新、突破之义吧？
　　曹雪芹写了一部小说，翻来覆去想了那么多的题目，列之篇首，各有千秋，使人深思，不忍舍去。我们既然“创造”出来一篇作品，何不再费些功夫，创造个与前人不同的题目，反而去模仿别人已经用过的甚至用滥的题式呢？
　　当然，我们过去在政治生活中，曾有过人云亦云，顺杆爬，踩着别人脚印走的时期；在经济生活中，也曾有过吃大锅饭，穿一色衣服的时期。但这些随大流的思想，不能应用于今天的文化，今天的创作。其理甚明，就无须再说了。
　　1983年1月5日下午新的一年试笔
　　评论家的妙语
　　凡是有记忆能力的人，凡是关心文坛事业的人，都能记得，这些年，在一些评论家的笔下，赞扬了多少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他们笔下，经常使用的赞美词，是创造了某种典型，某种英雄人物，和某一方面的史诗，或者客气一点说，历史的画卷。典型、史诗、画卷，差不多可以从每一篇文学评论中看到。在我们的印象里，小说创作，典型人物到处是，史诗画卷，毫无疑问地汗牛充栋了。
　　可是，今天读了一位评论家对小说创作的估计，却用的是：“呼唤史诗的时候已经到来”——这样带有保留性的词儿。
　　这是怎么一回事？前此所说的那些史诗，都不算数了吗？
　　只是到了呼唤的时候。呼唤史诗和肯定了那么多史诗，相差远矣。而呼唤是很难保证的。可以一呼即出，也可以千呼万唤始出，也可以呼而不应，始终不出。
　　这种带有保留的提法，究竟比那些胡吹乱捧，慎重可靠得多了。这样提，也不一定就产生悲观的结果。正像胡吹乱捧不一定能产生乐观的结果一样。因为一部长篇小说，能否成为史诗，并不是一位评论家或几位评论家，一呼即出，一言可定的。史诗要出来，也不一定等人呼唤。你呼唤它，它也许出不来，你不呼唤它，它也许就出来了。总而言之，出现一部真正的史诗，像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文学典型一样，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评论家随心所欲的事，而是时代和社会的推动，作家认真努力的结果。
　　作品不是史诗，怎样吹，有多少人吹，也吹不成史诗。或者当了几年“史诗”，又被人们忘记了，这算什么史诗？典型人物，也是如此。
　　评论家拿着“典型人物”、“史诗”，去送给作家，好像也不费什么力气，又不花钱。其实这种作法，不只无助于典型、史诗的到来，反而会阻碍典型、史诗的产生。
　　因为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部史诗的产生，谈何容易？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所谓史诗也者，也是屈指可数的。
　　对评论家来说，给作家指出些切实可行的路，对作品说些实事求是的话，比站在高处，吹大话，瞎指挥要好得多。对作品乱加封号，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于创作是不利的。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下一番苦功。这样评论家再去呼唤，就有些把握了。
　　“复杂的性格”论
　　有一种理论，把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提到了最高度，可以说是有了复杂化，就有了小说创作的一切。
　　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我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是：既是典型，就是有一定范畴的型。既是有一定范畴的型，就是比较单纯的、固定的、不同于别人的型。
　　我们无妨举些例证。比如说贾宝玉，这是大家公认的典型人物，他的性格，就是贾宝玉的型，它有什么复杂性呢？林黛玉的性格，也是如此。如果在林黛玉的性格以外，再加薛宝钗的性格，王熙凤的性格，这样复杂是复杂了，那这三个人物又如何区别呢？又何以能称得起典型性格呢？你的性格也复杂，他的性格也复杂，那不成了性格的大锅饭吗？
　　按照这种理论的含义，可以认为他指的是：凡是人，性格中既有善，亦有恶；既有美，亦有丑；既有英雄，亦有鄙卑；既有慷慨，亦有自私。只有这样，才叫复杂，才是真正的典型。这种理论，能够成立吗？能够向青年作家推荐吗？
　　这种理论，我虽是第一次系统地看到，它的出现，实际已经有好几年了。在它出现的时候，正是一些人忽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有些青年，认为只凭主观想象，也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也可以塑造出成功的典型。有这种想法，又碰上了这种理论，于是凭空设想，把人物写得很复杂。这种复杂，当然不是根源于现实，而是随心所欲，剪贴拼凑而成。都是沿着亦好亦坏，亦英雄亦不英雄的路子去写。一时文坛上出现了那么多反现实主义的作品，甚至是有害的作品。
　　现在大家都在重新强调现实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了，仍然强调这样一种理论，不是很大的矛盾吗？
　　因为，人为的简单化固然可以产生概念化的作品；人为的复杂化，同样也会产生概念化的作品我读过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在他们把人物写得单纯一些的时候，我觉得是真实可爱的，在他们着意把人物复杂化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失败了。
　　所谓典型，其特征，并不在于复杂或是简单，而是在于真实、丰满、完整、统一。复杂而不统一，不能叫做典型，只能叫做分裂。而性格的分裂，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小说创作上，都是不足取的，应该引以为戒的。
　　所谓复杂，应该指生活本身，人物的遭逢，人物的感情等等而言，不能指性格而言。在这一方面，过多立论，不只违反生活的现实，对创作也是不利的。
　　1983年1月29日下午
　　名山事业
　　自从司马迁说，要把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来，文学事业与名山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虽然司马迁并没有把所作《史记》，真的送到名山去埋藏。他的作品，以其特殊的成就，没有等到他死，就流传开了，而且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人人必读之书。
　　唐朝的白居易鉴于文人的事业，常常被兵火所消失，他在生前把自己的诗文编辑好，抄写五部，分送五大名山，藏于五大名寺。真有效果，他的集子，完完整整地流传下来了，未失一字。白居易一定含笑于九泉，庆祝自己措施的得当。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逃到深山里，读书并写作的。他潜心读书，然后写出心得，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的著作，细密而精到，是只有在深山之中，断绝一切尘念，才能写出来的。
　　《红楼梦》据说也是在北京西山写出来的。
　　看来，山和文学，确实有一种美好姻缘，就像它和水的关系一样，在互相呼应着，在互相促进着。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一辈人的文章，也是在山里写出来的，虽然那里说不上是名山，我们的作品，也说不上是名文。
　　近年来，各个出版社，各个杂志社，如果所在省、市，有名山名水，每逢适当季节（庐山、海滨则宜夏，岭南则宜冬），总是约请各地名流作家，到那里集会十天半月，一方面是尽地主之谊，另一方面，是请作家们给出版社或刊物，写些稿子。作家们或单身、或携眷到达之后，居停于宾馆别墅，徜徉于名胜古迹，杯酒交欢，吟风弄月，自有一番盛况。开支多少，所得几何，因未曾主持过，也未曾恭逢其盛，不得而知。但从透露出来的消息看，稿件是没有多少收获的。作家们游的谈的虽然很热烈，临散会，顶多交一篇游记或即兴诗，就飘然下山去了。当然，长线钓大鱼。既有此番情谊，以后也许寄个中篇小说来，也说不定。
　　还要摄影留念，其镜头焦点，多集中到一些女性新秀的身上。
　　宾馆文学
　　刊物没有像样的头条稿件，就从外省外市，约请一位当前很红的作家来，把他请进当地高级宾馆，开一个房间，日供三餐美食烟茶水果，为刊物创作“头条”。交卷之后，并在宾馆门口，摄影留念，特别把高级宾馆的牌子，也收入镜头。
　　以作此番写作的纪念。
　　因为没有被人请去过，所编刊物，本小利薄，也没有到外埠请过名人，所以此中滋味，不得而知。
　　现在一些作家的居住条件差，也是知道一些的。但高级宾馆，就那么适于创作吗？想来也不尽然。姑不论，宾馆之内，人来人往；食堂之内，乱乱哄哄。加上身为客人，人生地疏，如果是我，虽有沙发软床，华灯地毯，也是安不下心来的。
　　当然，听说还有一种特别高级的宾馆，那里面是花木满园，闲人免进，远离市廛，鸦雀无声，最适宜于构思。这种仙境，因为未得亲见，不能揣摩，每天要花费多少钱，所写出的文稿，能否抵消得过姑且不论。如果是个乡土作家，一进这种所在，不是要成为刘姥姥，还能写出东西来吗？
　　曹雪芹曰：茅椽蓬牖，绳床瓦灶，未能妨我襟怀。可见，创作贵有襟怀，有之虽绳床瓦灶，也无妨文思泉涌；无之，虽金殿皇宫，也无济于事的。
　　有的刊物，等而下之，小气些，他们把当地的业余作者，集中在一家不怎么样的招待所里，限期叫他们写出“头条小说”。这简直是采取科场制度，成心叫业余作者受罪了。
　　但如果有人真的写出了成功之作，刊在了头条，一炮打响，随即获奖，一举成名，那又怎么说呢？那就让我们高呼宾馆文学的胜利吧！
　　1983年3月18日午后
　　运动文学与揣摩小说
　　我看过一部小说的提纲，主人公是一位“识时务”的女人，最早的丈夫是一个反动军人，革命到来，她立刻改嫁一个革命军人。反右时，他的丈夫遭难，她改嫁一个左派。“文化大革命”时，她改嫁一个造反派，随后又改嫁一个什么派。
　　作者把她叫做运动夫人，一生处于不败之地。
　　但听说这小说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作者虽对社会人情有所感慨，他自己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实际体验。另外这种设想，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一个女人的时光有限，多么好的如花美眷，也逃不脱似水流年。她的一生，也只能运动两次到三次，再多就不好找对象了。
　　他的小说虽然没有写成，却使我想到：近几十年来，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一种类似“运动”的情况。
　　应该申明：在革命历程中，文学作品为宣传服务，平心而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可厚非的。每一个革命时期，每一个革命任务的执行，有些及时的短小的文艺作品加以配合，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指的不是这种文艺作品。
　　这里指的是：作者本来对革命也没有多大热情，对革命的理论和实际，也没有多少理解和实践。他只是为了解脱自己当时的处境，想得到一种飞升，随即揣摩上面的意旨，领会当前的形势，连夜赶制长篇小说，企图一炮打响，一举成名。这种作者的功夫，主要不在艺术，而在揣摩。他的文学修养，也只是读过几本甚至几篇小说，特别是革命历程和本国大同小异的那些国家的小说。记住一些小说程式，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然后加以融会贯通，使之洋为中用。
　　这种小说的生产，众所周知，主要是为了“爆炸”，所以他特别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应时。而政治有时是讲究实用的，这种小说的出现，如果弄对了题，是很可以轰动一时的。
　　这种小说，成功以后，还经常伴随着一阵庸俗的社会学：
　　有真人真事作根据呀，时代突出的典型呀，到所写地点参观访问呀，找模特儿听取先进经验呀，顿时举国若狂，像大寨和小靳庄当年造成的声势一样。
　　因为这种小说，其产生并非根据现实生活，艺术上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素质，不过是应合时尚的中彩之作，所以时间不长，就被证明不是那么回事。从它那里吸取的经验，不只不先进，而且用不上，用上就坏事。热闹一阵也就完事了。
　　人们对文艺毕竟是宽容的，不像对大寨经验、小靳庄经验那么认真。作者名利双收之后，却以为这毕竟是一条成功之路，就又去揣摩新的应时的主题去了。
　　这种小说，就可以叫做“运动文学”。
　　最早的运动小说，基调多是歌颂，人物多是英雄。“四人帮”时期，登峰造极，英雄人物达到不食人间烟火、毫无个人私欲的程度。最近一个时间，则伴有揭露，或以揭露为基调。人物性格变得复杂化，具备各种情欲，特别是性方面的情欲。但总起来说是个“正派人”，他所反对的不过是那些顽固保守势力。
　　这可以说是运动小说的第二次运动。但运动来运动去，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四人帮”时代的小说模式，虽然已经改头换面，而其主题先行一点，确实已经借尸还魂。但这一情况，实际也是运动小说“成功”的契机。
　　揣摩小说，谈不上什么现实主义，这一方面的有为之士，也很少谈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反映现实的。而揣摩小说是空中楼阁，是拆烂现实，装潢的西洋镜。
　　揣摩政治气候的小说，站不住脚，紧跟政治形势的作品，也常常以失败告终。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最初的主题是写反右，形势一变，随之改为反左。形势又变，又恢复反右。改来改去，终于把一部小说，改得没有东西了。
　　以上，并非忽视政治。政治对现实生活，影响巨大。文学作品只能反映现实生活中已经受到的政治影响，而不能把自己对政治的揣摩，罩在生活的上面，冒充现实。
　　然而，运动小说，还是会运动下去的。
　　198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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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谈屑（二）
　　一
　　前不久，见到一家报纸，登了启事。大意是说，他们的报纸，是作协的机关刊物，领有该处主管部门的出版许可证，却被某省邮局，列入非法小报，予以没收，为此提出抗议。看后哑然失笑。因为这家理论刊物，理论登得不多，却接连不断登载“通俗小说”，这些小说给我的印象，并不大好。邮局扣留，也算是事出有因吧。
　　作协办的，有许可证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大报”。
　　二
　　有的文学刊物，改名不到一年，又要改换名称了。去年，刊物换名之风甚盛，一般是换为“某某小说”或“小说某某”。那时小说的销路好些。有的刊物初改名，销路确是上去了千把份，但不到几期，就又掉回原数。如质量不提高，改头换面，究竟不是长远办法。而改来改去，尤其不像话，有失体面。什么买卖，也得讲究货真价实，只换门脸招牌，解决不了问题。
　　三
　　据说，在“通俗小说”中，“公安小说”，销路一直不错。
　　有几家这样的刊物，生意兴隆，主办的人，也兴致勃勃。这种小说，古时称做公案小说，外国叫做侦探小说。当前有的叫案例小说，侦破小说，法制小说，其中都有犯罪行为，而以桃色案件为多。
　　有一家这样的刊物，约我写篇文章，我久久未能应命。原因是，我的想法，和他们的刊物，恐有抵触。
　　我以为读书兴趣，虽有人认为是一种消遣，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社会心理就是社会意识。目前这类小说，就其内容来看，有些不一定能够达到宣传法制，惩恶劝善的目的。恕我直言，有的作品，甚至与这一目的南辕北辙。有不少的人，喜欢看这类作品，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四
　　一家刊物提出的“同名小说”，是越写越不带劲了。可还有别家刊物在模仿。模仿别人，在平常日子，也被认为是一种不高明的举动，在提倡勇于创新的时代，却常常走别人的脚印，这是什么道理？
　　前几年，提出“问题小说”，有作品，有理论，热闹了一阵。现在又在大办“小说唱和”，以为只要是名家出面，再弄些花色，刊物就可以多销，且看结果吧。刊物既是“商品”，买主就要看看，是否货真价实。
　　五
　　听说各地新华书店积压的武侠小说太多，卖不动了。国家出版局也在警告：纸张全叫这类书占去，好书出不来了。给人的感觉，是晚了一步。早一点抓就好了。
　　事到如今，也听不到什么地方开会赞扬“通俗文学”了。
　　那些理论家在会议上，胡乱吹捧了一阵，看见行情不妙，就又改写别的文章，吹捧别的新事物去了。才热闹了几个月，这股新浪潮就灯火下楼台，冷落了下来。不知这些积压的书，如何处理，经济效益又由谁人负责？
　　几个月前，风起青萍之末，一哄而来，致使一些敏感的理论家，认为是新的文学崛起。崛起得快，败露得也快。
　　六
　　又是三十年代。那时，就是一些皮包书店，野鸡书局，偷版漏税，也是出版一些对读者有益、有用的书，甚至革命的书，大书局不敢出版的书。没有听说谁家专印坏书、无聊的书以欺世获利。鲁迅与北新书局为版税，发生纠纷。鲁迅有一次对人说：李小峰不好好办书店，却拿出钱来，去办织袜厂。先生这话，是有些苛责了。北新书局还是印了很多好书，如果开列一个书目，那是要使当前的一些出版社，相形见绌的。如果是指该书局不按期给作家版税，自当别论。开袜子厂，是没有错的。书是人民需要，袜子也是人民需要，属于国计民生，至少是有利而无害的。
　　不久前，有些出版社，拿出大量资金，消耗大量纸张，去印无聊的，低劣的，甚至黄色有害的“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竞相仿效，你追我赶，一印就几十万册。书店也争相订货，书店几乎成了通俗小说专卖市场，形成“无侠不订货，无案不代销”的局面。其结果，流毒难以清算，这比起开办袜厂，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开书局，办出版社，总得有些识见，总得为文化事业着想吧，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也是不讲协调，不按比例办事的结果吧。
　　七
　　现在，妇女为了戴耳环，又在纷纷穿耳。自残身体，以求美观，本是一种原始举动，在多少年前，就反对掉了，现在又成了时髦，真是奇怪。从国外贩来的洋人估衣，不知道是死人穿过的，还是病人穿过的，现在也成了时髦货。青年人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去跳舞，去求欢，就不怕贻笑大方，传染细菌吗？
　　翻开一本文艺理论刊物，其中有些理论；翻开一本介绍外国小说的刊物，其中有些篇目，也给人以外国估衣的印象。
　　理论是用新鲜名词作装饰，小说是用标题刺激读者。
　　八
　　读了两篇小说，是写人的原始本能的。就是把人物放在一种近于绝望的环境里，让他作本能的表现，互骂，互打，互咬。问了一位小说编辑，他说这种写法，还有一种理论。可惜我忘记了那个新名词。我看的这两篇，只能算是模仿，还不能算是创作。外国小说中，有不少是写人的本能的，当然其中也有高下之分。三十年代介绍来的，苏联拉甫列涅夫写的《第四十一》，在当时是很有名的。我记得育德中学的图书管理员，一次在大会上讲演，就是讲的这篇故事，全场哄动。
　　小说写一个红军姑娘和一个白军军官，在孤岛上相爱，一到救生船来，才各自意识到了本来的阶级。如果是在那些年，会有人说它是人性论或阶级调和论的。但这篇小说，在苏联好像一直平安无事，就因为它有那个不可动摇的结尾。
　　我读的这两篇小说，时间，环境观念不清，不知是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特定的环境。只是写人的类似动物的本能，写人物的幻想、梦境，也是仿效外国小说的。
　　创作与模仿，怎么看得出来？创作的色彩是鲜明的，而模仿的东西，常常是模糊的。创作有作家自己的生活根据，而模仿只是根据作家读书的印象和得出的概念，经不起推敲，又谈不上创作的个性。
　　九
　　前几天，读了一篇理论文章，谈到鲁迅写的《故事新编》。
　　鲁迅的《故事新编》，就其历史知识，文学手法，哲学思想来说，都不是轻易就可以否定，更不是轻易就可以超越的。
　　至于他当时为什么写这个，这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距离鲁迅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究竟是生疏了。对于当时鲁迅的思想和心情，如不设身处地，为逝去者着想，更难得其要领。
　　单就小说而言，自然是鲁迅初期的创作，更有现实意义，更与时代的脉搏相呼应。但如就杂文而言，则鲁迅死前之一日，其作品仍为革命文艺中最现实的。他的心，他的血液，正接连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呼吸。他的一言一动，成为那一时代，对青年最有号召力、吸引力的号角之声。这一点，就是当时的革命作家，也都甘拜下风，尊为前导，后之来者，就不用多谈了。
　　现在，有些人对鲁迅的作品，抱冷漠态度，这原因很复杂，是多方面的。十年动乱，把鲁迅奉为主神的陪坐之神，强拉知己，无限制地印刷其著作，并乱加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引出反作用，是原因之一。
　　鲁迅初期的创作，确是勇于借鉴西方的东西，以丰富自己。但是，他的借鉴，是通过外国文学的革命的或进步的内容，涉及其形式与技巧。这一立场，直到他死前，所办《译文》仍为主流。其间着力介绍弱小民族战斗作家之作，是与祖国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的。对于批判现实之作，也多有介绍。总之，以为鲁迅借鉴外国，只是追求创作的“现代化”，那是无稽的瞎子摸象之谈。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并非都是晚年的作品，其中有的还是他早年之作。一个作家的着力点是多方面的，就是他那战斗的主要方向，也不能不受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一些寓言、讽喻之作，一些看来短小、无意义之作，在每个大作家的文集中，都有录存。因为对作家本人来说，这些作品，仍是关系其一生的重要资料。
　　鲁迅一生，虽战斗姿态凌厉，但对待文学创作，则非常谦虚谨慎，从未自放狂言，以欺世盗名。
　　十
　　近来一些文艺评论，唯心主观的色彩加重了。有些虽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但在文字上，编造名词，乱作安置，把文艺现象，甚至创作规律，说得玄而又玄，令人难以索解。层次呀，结构呀，转化呀，渗透呀。本来是很简单的东西，一两句就可以说清楚。叫他们一说，拐弯抹角，头下脚上，附会牵强，连篇累牍，说个不完。这种文章，貌似很新鲜很洋气，很唬人，拆穿来，除去新名词，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把过去人云亦云的道理，变个说法，变个道道而已。此风已影响到文艺教学，那些讲义，有很多是辞费，使学生越听越糊涂。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经过很长一个过程，我们的文艺理论，才逐渐克服了欧化、生硬、空洞、不通俗、脱离实际种种毛病，现在又有旧病复发之势。再加上哲学思想，逻辑概念上的混乱，有很多文章，实在是叫人读不下去了。
　　与之相呼应的，是创作上的所谓“现代化”。脱离现实，没有时空观念，动物本能描写，性的潜意识，语言粗野，情景虚幻。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国人是不习惯的。对于现实，对于人生，都不会有好处，却为一些作家所热衷，所追求，为一些评论家所推崇，所赞赏。也不知是何道理。
　　1985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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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烛庵文学杂记
　　写历史，就专门去找那些现在已经绝迹，过去曾经被洋人耻笑的东西。改编古典文学，忽视其大部精华，专找那些色情糟粕，并无中生有，添枝加叶，大作文章。写现实，则专找落后地区的愚昧封建，并自作主张地发掘其人物的心理状态。凡此，都是出于一种“创作思想”：即认为这样写，是可以受到海外的青睐，青少年的爱好，评论家的知音。弄好了，可以成为什么名人，可以得到什么奖金。凡是这种“文艺家”，都是主张中国文艺需要“现代化”的。题材陈腐，思想低下，又要运用现代手法，这真是一种矛盾，一种畸形。
　　这些年，文艺工作上的一些做法，一些理论，导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作品。这种作品的问世，受害的不只是读者、观众，也包含了作者本身。原来是不错的，也有一定的写作才能，经不起热浪的冲击，终于顺流而下。有的从好到坏，只有一两年时间。至于出版社，制片厂，如果因此致富，那赚的是昧心钱，如果赶的时机不好，赔了钱，那是报应。文艺评论，应该是帮助作者，步步向上，不应该诱人下水，毁灭作家。
　　有的作家，还是很年轻，是可以“改邪归正”的。因此，对他们的作品，可以批评，但不要乘机诅咒谩骂他们。有的报刊，前些日子，还在为一些时兴理论、一些热门作品，鼓掌叫好；气候一变，就跺起脚来，高声叫骂。这种自表清白的作法，实在不怎么样。
　　读书如同游览，宁可到有实无名之区，不遑去有名无实之地。《归有光文集》，四部丛刊本，有十二册，不算不厚。但人们经常诵读的不过三四篇。在这三四篇中，《寒花葬志》不过二三百字，却是最实在的作品。所谓实在，就是牵动了作者的真情。因此，所记无一字不实，亦无一字非艺术。
　　如果文途也像宦途，（实际上，现在文途和宦途，已经很难分了。）急功好利，邀誉躁进，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应该安分守己，循资渐进。不图大富大贵，安于温饱小康就可以了。
　　近年来，颇不喜读文艺作品，特别是文艺评论之类，因其空洞无物，浪费时间，得不到实际的东西。有时甚至觉得：
　　反不如翻翻手头的小字典，多认识几个字，多知道几条典故。
　　宋朝印刷术发展，刻书之风很盛，私家著述多能流传。近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厚册，其中保存文献甚多，暇时读一二页，不只识史事，也是读文章。较翻字典，又实惠多矣。
　　有人说，从事文艺，能否成名，要看机遇。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文艺界既是人间一界，其他界可以有平步青云的人，这一界就没有白日飞升的人？但文字工作，究竟还要有些基础才好。当前的一些现象，例如：小说，就其题材、思想、技巧而言，在三十年代，可能被人看作“不入流”；理论，可能被人看作是“说梦话”；刊物合一本也卖不出去；出版社，当年就会破产。但在八十年代，作者却可以成名，刊物却可以照例得到国家补助，维持下去。所有这些，只能说是不正常的现象，不能说是遇到了好机会。
　　所谓机遇，指的是，一个人原来并没有打算从事文艺，后来因为某种机会使他参与了这种工作，年深日久，做出了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读一些作家的传记，会常常遇到这种例子。但就是这些作家，在他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之前，他还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准备，例如读书、生活等等。
　　天赐的机遇是没有的，如果有，总是靠不住的。这些年，这种事例，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了。
　　文艺工作，也应该“行伍出身”，“一刀一枪”的练武艺，挣功名。
　　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它本身就显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辉。这种光辉，当然是创造它的艺术家，赋与它的。这种理想，当然来自艺术家的心灵。
　　不受年代、生活的限制，欣赏这件艺术品的人，都会受到这种理想之光的指引和陶冶。如果站在这件艺术品面前，感觉不到这种光辉，受不到陶冶，这样的人是难以从事文艺工作的。
　　理想、愿望之于艺术家，如阳光雨露之于草木。艺术家失去理想，本身即将枯死。
　　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是艺术的生机和结果。失去理想，从反映现实，到反映自我；从创造美到创造丑；从单纯到混乱，不只是社会意识的退化，也是作家艺术良知的丧失。
　　198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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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烛庵文学杂记续抄
　　近来，有些作家常常指责领导者、评论家，不按艺术规律办事。很少有人自问，他的“创作”，是不是完全符合艺术规律。
　　艺术规律，并不像科学上的定律，那样死板，一成不变。
　　但也并非那么神秘，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前人著述，多道及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故总结之甚难。例如，任何艺术劳作，必先有生活基础及其认识。有生活基础者，不一定有足够认识；有足够认识者，又不一定从事于艺术劳作。
　　一个人成为艺术家，往往有很多偶然因素。《红楼梦》作者生活和认识的规律，不全同于《水浒传》作者，这是很明显的。
　　客观对创作的影响，也有时明显，有时隐晦。《红楼梦》产生于乾隆年间；《静静的顿河》，产生于斯大林时代，很难用政治环境作一般解释。外国的诺贝尔奖是一种规律，中国的穷而后工也是一种规律。高级宾馆是一种规律，绳床瓦灶也是一种规律。有的文章，纸墨未干，即洛阳纸贵；有的文章，则要束之高阁，藏之名山。
　　主观方面，即作家的素质、修养和努力，是艺术成功的主要规律。其他方面，可谈可不谈。
　　某文学期刊，销数下降，不从作品质量着想，却一再更易刊名。更名并不能使订数增加，又用裸体画作封面封底。初尚含蓄，或侧或卧，后来干脆赤身仰卧，纤细无遗。当然，都标明是外国油画，是美术作品。裸体画，也有高下，也有美丑。用到此处，其目的，并非供人欣赏，而是刺激读者眼目，以广招徕。然刊物销数，下降如故。实出乎设计者之意外也。
　　有人说，这就是“搞活和开放”。我说，美术，用于不当之处，即为亵渎。将来如何开放，也不会家家用两幅裸体女人，代替传统的门神。
　　年关将近，与某文艺出版社负责同志，谈论明年出书赚钱之道。据说办法不多，很多家出版社，又在打《金瓶梅》的主意。然“古本”既有违宪章，不能照印；节本已有“人文”印本，再出亦难。不少人为此，大费脑筋。过去上海有句俗话，除去做金子生意，就是开文艺书店容易赚钱。现在出版社，除去出版此类书籍，竟无其他生财之道，是何故欤？
　　负责人问计于我。我说：好办。文艺出版社太多，文艺期刊也太多，人浮于事，质差于量。关停并转可也。然此话实等于不说。
　　书是卖给读书人的。读书人买书，是为了求知识，求长进，必如生活中之菽粟布帛，方为有用。谁家有那么多的闲钱，专买武侠淫乱小说或裸体画片，去装饰书架，教育子女？
　　即如《金瓶梅》也只能购买一部，哪能屯聚多部，以示富藏？
　　一些刊物之销路不佳，一些出版社，不从国计民生上着眼，坐吃山空，濒临破产，是不可怪矣。
　　文艺这一领域，过去，虽曾使许多作家遭殃，然亦曾使一些人发迹。近日仍有一些聪明人，好谈文艺问题。所用口吻，完全变了一个花样，多为文艺界鸣不平，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原其用心，则有仍同以往者。如真以文艺比作殿堂，则过去进来骂神毁佛者多，今日则烧香祷告者众矣。
　　连日披读《新文学史料》，中国近代作家之命运，可谓惨不忍睹矣。在当时压力下，文人表现的状态，亦千奇百怪。今日观之，实地狱景象。经此惨酷，幸遇升平，仍有人斤斤于过去琐碎之事，观点之异，意气不消，不死不止，至可叹也。
　　余当戒之矣！然文人好弄笔墨，甚难觉悟也。
　　余与王任叔，并不熟识。一九五六年春天，余到南方旅行，他也带几个人到南方出差，于南京金陵酒家餐厅相见，后又在上海国际饭店相遇。当时周而复约我们同游黄浦江，王即应约，余以疲劳未去，故未得深谈也。
　　于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读其自传、日记等材料，哀其遭际，叹息久之。
　　逐期阅读《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茅盾回忆录。这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史和文艺活动史，也是中国文坛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剪辑。创作方面且不论，其记述理论工作之建设发展，及其背景，我以为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可以总结出经验，并从中得到教益。例如作家深入生活，民族形式的运用，文艺大众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文艺与政治，作家的世界观等问题，都可以从中回顾一下。
　　阅报，见有人提出“自我调节”的什么主义。读书少，不得其解。细绎其全文，亦不见明确诠释。“发展了的”，我们听得多了，还有一段时间，发展到了顶峰。什么叫“自我调节”呢？就像自来水开关一样，水流可大可小；要粗就粗，要细就细；或完全封闭，或放大闸门。这样做，还成为一种主义吗？
　　有人制造新学说，追随者唱和，以为得未曾有，是发展了的文艺理论。有人略表不同意见，加以辩难，即利用职能，组织文章，斥为陈腐、老作风。并于按语中暗示：新学说有利于改革大业云云。
　　拉大旗，作虎皮，围攻谩骂，这种作风，是新的？是“发展了的”吗？我看，和三十年代有些文艺论客的战术手法，没有什么两样，且有过之之处。例如争取外援。
　　读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有“如蝇逐臭”，“以肉麻当有趣”等语，不觉失笑。因该文主旨，在于吹捧无聊、下流的小说，厚颜正如此也。
　　报载，有作家谈：他在美国出版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原因是我国的经济不强盛。另一作家谈：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等等，外国人并不理解。写些真实自然的生活，即使暴露一些阴暗面，却会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人家看了会觉得可信。还说明中国真的民主开放了。这样的宣传，其作用比作品本身还要大云云。
　　没到过外国，更没有在外国出过书，不了解情况。但是，为什么在外国，英雄主义就不可信，阴暗面就可信呢？外国人认定我们这里不会有英雄主义，只会有阴暗面吗？怎么说，有了阴暗面，就证明中国民主开放了呢？起宣传作用的，应该是书。又怎么说，这样的宣传，其作用比作品本身还要大呢？
　　外国出版中国文学书籍，详情虽不得而知，中国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则略知一二。翻译者选择原著时，必先审视，是否适应本国读书界之需要。清末，争译弱小国家独立斗争史；
　　五四运动以后，争译个性解放之作；十月革命后，争译苏联小说。此外，则译世界各国文学名著。照顾社会各方面的兴趣，也译一些英雄传记、伟人佚事、侦探小说等。以上翻译，大都是着眼于国内的政治、思想、文化知识的需要，所选也都是各国的进步文化的成果，并不去找人家的落后或阴暗面也。
　　但国外有些出版商或读者，对中国有这种想法，是很可能的。从他们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
　　但也只是支流，不是主流。不是有很多外国作家，也辛辛苦苦，到中国来，访求我们的进步、光明和英雄主义事迹吗？
　　1986年11月20日剪贴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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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烛庵文学杂记三抄
　　一个作家，声誉之兴起，除去自身的努力，可能还有些外界的原因：识时务，拉关系，造声势等等。及其败落，则皆由自取，非客观或批评所能致。偶像已成，即无人敢于轻议，偶有批评，反更助长其势焰。即朋友所进忠言，也被认为是明枪暗箭。必等它自己腐败才罢。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
　　一个作家，如果公然著书立说，丑化自己祖国的历史及其文化，并以为当今天下读书人，都成了聋哑或趋炎附势之徒，不能或不敢对其作品有任何非议，其设想，正如其作品一样，可谓狂妄荒诞。
　　过去，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现在又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消遣文学，古已有之，也有高下。也有消遣得好，消遣得糟的分别。我还是相信为人生的文学这个陈旧的口号。
　　三十年代，现代书局有一本《文艺自由论辩集》。其中有瞿秋白一篇《文艺的自由与文艺家的不自由》，是批判胡秋原的。文内引了《红楼梦》中有关林黛玉的话：“子之生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烦忧”。说明作家，作为社会之一员，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
　　现在报刊，登载吹捧文章时，一篇独行即可。如登载批评文字，则必配备一篇说好话的，以示半斤八两。这种作法，并不足取。一种报刊，应有主见，才能引导读者，态度暧昧，只能算是糊涂断案。
　　现在，浇花园丁这一名词，很时髦，人们都爱用。按自然界，浇花，锄草，松土，施肥，甚至日晒，风吹，都是养花之道。只会一样，不算园丁。
　　园丁，起码应分清草、苗。如果草苗不分，或硬说草是苗，或苗是草，那就更不像园丁了。
　　过去，“锄草”者多，甚至把锄草上升为“游动哨兵”。近日浇花、施肥，装聋作哑者多，其实水浇多了，施肥过量，也不一定对花有利。
　　好像只有恭维，只用金钱，文学才能繁荣。不久就会证明，并非如此。只有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从各方面提高作家的素质，才能促使文学真正繁荣，并可望产生伟大作品。
　　弗洛伊德的学说，三十年代，就介绍到中国。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艺理论，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弗氏的学说，介绍来的更早一些。但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至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则是在清朝末年，王国维的一些文艺思想，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人间词话》一问世，人们都感到新鲜，曾经冲击旧的诗词之学。但到了三十年代，就是王氏的学说，也沉寂起来，很少有人提说。
　　到了八十年代，这些学说，又被人拾掇出来，津津乐道，这也说明，就是学术，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忽隐忽现，迂回曲折的。是与政治、经济的进程有关的。
　　六月十五日，盛英同志赠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一部，盛情难却。余初无意读此等书籍。既得之，随即翻翻。
　　海外学者，动辄用“政治左右”，视我国文学。其实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政治空气更浓厚，立场更鲜明，态度更坚决。
　　此书作者，竟以一九三八——一九四九为文学凋零期。如果当时的作家们，都不去抗日，都袖手旁观，都关在象牙之塔（那时已没有放这种塔的太平之地），中国文学，反能进入繁荣期乎！
　　书中推出的代表作家，一为梁实秋，一为周作人。社团为新月社。此即可见著者之用心矣。然所引材料，多为国内所少见，有些人趋之若鹜，此亦原因之一也。
　　有不少作家，标榜新的创作观念、文学观念。但细看其作品，也找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模糊混乱，甚至看不懂的东西倒不少，但这种“文学”，过去也有过，不能称做新。至于有了“新观念”的作家，在行动上，例如对待名利，表现之陈旧，就更是古已有之的了。
　　至于评论家的文学新观念，则不外：文学的主体是人；文学的本性是反映社会；文学应是美学之一种，作家应是人道主义者等等，也都是以前常说到的，甚至是老生常谈。为什么，一到他们的手里，都变成了“发展了的”文艺理论了呢？
　　其秘诀有三：一是尽量运用新名词，或把旧词稍加变化；二是大掉一通书袋，以示博学；三是把人类所有学科，近代所有发明，皆强拉硬扯，与文学挂钩。
　　虽然评论家现在大都不喜欢把文学和政治连在一起，但到紧要关头，还是要借用一下东风。如对自己有利，则摘引官员的谈话。再如有的小说，本来无聊得很，立意庸俗。评论家为了捧场，竟说它的“主题”，是为了当前的改革。改革当然是政治，是顶大帽子，但实在与那篇小说的内容（是内容，不是作者给作品加上的标签）连不到一起。如果强拉到一块，那真是对改革大业的不敬。
　　前几年，有人写了《名山事业》和《宾馆文学》两篇短文，好像是大惊小怪。现在，则成了“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局面。宾馆成了稿件的主要开发市场，作家食宿，日一二百元，竟有交一短篇，开销数千元，不以为怪者。名山旅游，成群结队，一场笔会下来，报销数万。这些刊物，每年靠国家津贴，尚且维持不下去，在这些方面，却表现如此大方。是慷国家之慨也。有人并可从中谋取一点私利。
　　过去，文艺评论，大批判者多，分析者少。前几年，才有人呼唤史诗的到来，并圈定了不少史诗。不久，又全部否定过去的成绩，认为并没有产生过像样的作品。最近，评论家们又忙于创造新学说，创立新学派。浅薄者根基不厚，无师难于自通，常常只有一个题目，不能自圆其说。博学者，虽运用中西比较之术，引证繁多，然只是堆砌材料，主导思想不明确，终于不能自成体系，常常落入前人的旧套。丢下棍棒，拿起书本，终是可喜的现象。
　　1986年9月10日剪贴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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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午文学杂记（一）
　　作家与新潮
　　意识形态，是指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好了，作家的意识自然跟着好，或者更好。社会意识坏了，就很难要求作家，每一个都是卓异之士，不流凡俗。这是很困难的，很难做到的。就像一个青年作家过去对我说的：“你自己没有做到的，怎么能要求我做到？”我们也不是圣贤呀！
　　我一向认为：考察一个作家，主要是从他的作品来考察。
　　考察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该放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来考察。当前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引发产生的个人第一，急功好利的意识，以及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新潮生活，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
　　过去，穆时英在上海，就是以专写舞场舞女而出名的，红极一时。
　　你看得惯也好，看不惯也好，这是现实。现实必然进入文学作品。林琴南看不惯，人家说他是复古派。缪荃荪看不惯，他在一本书的序言里骂道：“士皆原伯鲁之子，女效欧罗巴之装。”人家说他是遗老遗少。他们并没有挡住新潮。新潮，不仅挡不住，在历尽沧桑将近百年之后，又重新大盛于中土。
　　现在已经不只是效装了，而是效一切，甚至说话的腔调，眉眼的动作。
　　青年作家也是华人，在写作和生活上，模拟一下欧美新风，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各种行业的重新组合，人的素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单独要求作家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公平的。作家素质的下降，必然导致作品素质的下降。这样，要求出现多少内容高尚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
　　作家与文化
　　现在，无论你住在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看到的是做交易，听到的是买卖吆喝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情世态。
　　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化环境对作家的形成，尤关重要。
　　三十年代，作家的文化环境，是学校用功，图书馆苦读，公寓和流浪生活，贫穷和追求革命。这种例证，可以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田涛写的一篇回忆，比较典型。
　　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师资情况，学生生活和读书的情况，和过去大不相同。图书馆的状况，也有变化。尤其是报刊、出版部门，对作家和作品质量的影响，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文化修养，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不认真读点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
　　过去，我们曾提倡过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士兵作家。现在看来，有些是昙花一现，热闹一时，难以后继。这还是以阶级衡量一切，代替一切，以为出身好，什么也就可以好的观点造成的。当然农民、工人、士兵都可以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但如果要保持下去，要进步，就必须继续打好基础，多读些书，提高自己的文化。
　　我见过一些农民出身的作家，因为读书少，文化低，而又成名早，背上了一个作家的包袱，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在创作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家成名太早也不好。历史上就屡有明证。所谓神童，所谓天才，都和所谓特异功能一样，靠不住。文学和音乐美术不同。我一向不去吹捧孩子们的写作，那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有些家长，过于热衷于此，我觉得可以三思。
　　大器晚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文学创作，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如果少年、青年时期，没有在这方面作过努力，等到中年、老年，再拿起笔来，也是很难有成就的。创作，是需要青春的火力的。是需要持续进行的。成绩和才能，是与日俱增的。
　　文学创作，生活的积累，和技艺的提高，需要同步进行。
　　这种配合，当然每个人不完全相同，但其规律，大体是一致的。
　　读书，也是少年、青年时，效果最好，能够终身享用。有些人，因为成名早，忙着去写作，等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不够用，已经进入中年，再去补课，收益就小了。但觉悟到这一点，总比一直不觉悟，把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完全推到外界的人，好一些。
　　作家与道德
　　文章穷而后工。作家不能贪图大富大贵。鲁迅引用外国人的话说：创作如果要丰收，最好的办法，是使作家多受苦。
　　生活太幸福，就没有花儿开放，也没有鸟儿歌唱了。
　　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不会成为作家。但如果他们失败了，还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说，创作是不满足的补偿，是不幸的发泄，是忧患之歌，希望之歌。历来文章，多愁怨悲苦之辞。创作本身，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追求，一种解脱，一种梦幻。
　　但是，个人的愤世嫉俗，是一种狭隘的感情。孟子曰：
　　“伯夷隘”。隘就是狭隘。对历史上的卓异之士，作如此严格的批评，孟子自有其宏观的理解。
　　人生与文学，有时是祸福相倚的。人在写作之时，不要只想到自己，也应该想到别人，想到大多数人，想到时代。因为，个人的幸与不幸，总和时代有关。同时，也和多数人的处境有关。
　　多想到时代，多想到旁人，可以使作家的眼界和心界放得宽广。
　　最近，有个中年作家，在给我的信中说：“尔今文坛，除了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者外，文学掮客、文倒、文氓、混混儿、新贵……杂陈着各种角色。”
　　这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文坛结构新变化。过去，在政治的严格要求下，作家这一行业，还是比较单纯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封闭的，“死”的。现在一切都活了，就必然像其他生活领域一样，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
　　这些角色的出现，文坛表面是活跃起来了。但对于文学事业（现在很少有人这样提了）是否有利，则很难说。就是在旧社会，这些人物，也是吃不开的，会受到谴责，为真正的文学工作者所不齿的。
　　三十年代，上海文场有个曾今可，此人家中有些钱，是个少爷，也会写些文章，并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真本事，写作又不大严肃，在文坛上就站不住脚，知难而退。今天看来，还算是正经的念书人。“尔今”的角色们，是很难与他相比了。
　　在旧社会，各行各业，还都有个“行规”，行业道德。多么恶劣的人，在行为上，也要有些顾忌。目前是在混乱中，没有标准是非。或者说，还没有形成“新”的标准是非。
　　商品经济，使文化领域，变成了市场。这就是说，市场上有什么，文化界也就有什么。以上那位来信者，所列举的文学界诸多角色，目前已经在各个大城市，甚至乡村城镇，屡见不鲜。
　　作家与经济
　　如果说，前一阶段，文艺界的“不正之风”，还不过是受“四人帮”的影响，有些本来就是小喽啰的人，在那里呼朋引类，投靠一个，拉来几个，把持一个团体，或是一家刊物。其表现形式，也不过是封建把头和小兄弟的规模，是政治性质的，而非经济性质的。
　　现在则有了突破性的变化。一些不逞之徒，从捞政治油水，一变而为追求经济实惠。这一改变，还真是大有可为，不到几年，使这些人面貌一新。掌握一个文艺团体，或是一家文学期刊，就是掌握了一个小金柜。小弟兄们干活儿，都两只眼睛盯着它。“繁荣创作”，是为了增加小金柜的“投入”。
　　写作为的是金钱，编辑为的是金钱，出版也为的是金钱。文艺工作的关系，一下变成了金钱的关系。变成了交易所，变成了市场。
　　市场经济，越搞越活。新的角色，应运而生。过去的把头，变成了掌柜，小弟兄，变成了伙计。其收入，其气派，其手段，还真有可观。男女大亨们，都已经是满身珠光宝气了。
　　有些白发苍苍，手拿拐杖，或叫人搀扶的老文艺战士，还在那里开会，写文章，梦想使“作家”们，回归到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那种规规矩矩，青衣小帽，舍己奉公，忘我工作的样子，看来是很难了。
　　希望
　　当然，什么事情，也不能过于悲观。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无数先烈，长期奋斗，甚至流血牺牲，创造出来的。它有坚固的，悠久的，为人生而创作的传统。它还是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人民，还是需要真正的文学，高尚的文学的。而多数严肃的、正直的作家，还是执著于为人生进步，幸福的艺术，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广大的，有见识的读者，他们的爱憎，他们的取舍，最终可以决定文学创作的趋向。他们的书架上，总是希望陈列着有人生价值，也有艺术价值的书籍。他们要读的，终归还是那些能带引他们进入文明和道德的精神境界的作品。
　　那些唯利是图，唯洋人的马首是瞻的人，他们所写的，所提倡的，那些最终要把我们的人民，引向没落、消沉、荒淫和失去自信的文字，终归要受到历史的谴责。
　　1990年10月27日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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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午文学杂记（二）
　　大奖
　　很久不看小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反正国外大奖或国内大奖的获奖小说，也引不起兴趣。国外大奖，例如诺贝尔，在青年时，就没有注意过。那时的导师们，谁也没有叫青年人，去读获奖者的小说。相反，例如赛珍珠的小说，在当时国内，是得不到佳评的，我们相信鲁迅的话，他认为那个大奖并非公平，是以他们的好恶为标准的。最大的好恶标准是什么？当然是政治。
　　现在青年人这样崇拜这个奖，我看是被那个诱人的名利震惊了。但如果以通读得奖作品大全，作为登上宝座的阶梯，这就像科举时代，以制义大全为圭臬一样，会在考场失意的。
　　至于国内大奖，也不一定就那么公平，也不一定就没有当时的好恶。我说当时，是因为每届和每届，好恶并不一定相同，是时常随政治发生变化的。
　　评定文学作品，最可靠的方法，一是看它的普遍性，二是看它的永久性。得奖与否，并非重要。
　　评论
　　我不愿看小说的另一个原因，恐怕和我不愿再写文学评论有关。我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谈论当前的小说创作了。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样，总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最初，因为接受了一次教训，我发表了一次声明，不再给别人的书写序。后来，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那个声明，发表的太及时了，不然这几年再给人家写序，就更难应付了。”
　　不写序了，有时碍于情面，我还写一点读后感。不久，就又感到这也并非易事。人家叫我写书评，是为了帮他推销书。
　　如果我在文章中略有违迕，其使作者不快，与写序同。好，不写了。但朋友还是很热情，把书稿寄来征求意见。写封信吧，不久又发见，写信如果说实话，照样可以得罪朋友。
　　有一位老朋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把打印稿寄来，信写得很热情。我放下自己的活计，昼夜赶读，然后写信，一一列出我的看法。其中主要是谈缺点。现在能记得的有两条：
　　一条是说，小说每节结尾，形式类似，应有变化。一条是说，书中引用当地民间传说，有的没意思，有的应充实完整。信去无音讯，后来一个文学刊物要讨论这部小说，主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已写信给作者，主编去找作者，作者说，那封信，已经找不到了，内容也不记得了。
　　后来，这部小说得了大奖。作者寄我一部，我也没有再看，不知道我那意见，到底被采纳了没有。从此，再有准备参赛的作品叫我看，或叫我在赛前写评论，我都婉谢了。
　　给中年作家提意见，就更应该慎重。不要看当面恭维你。
　　如果你实话实说，效果就会糟糕得很。因为他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基于以上种种经验，现在，我已经很少正面给人家的作品提意见了。不得已，也只是写封短信：大作收到了，正在拜读，如有什么意见，定当及时奉告。实际上，是从此就没有下文。这是为了，既不冒犯朋友，也不违反天良。
　　新星
　　鼓励鼓励青年人，不会有错吧。也有经验。如果这个青年人还在窝里，你说什么也没关系，你只要在文章中提提他的名字，他也会很感激。就怕出飞儿，一遨游天空，鹏举万里，就会和你断了线。好在这并非恋爱，断就断了吧。问题是还有别的牵连。
　　当这个年轻人还没有出名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们，对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当他一旦升到天空，才把他周围的人们的眼睛照亮。于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贺这位造福一方的天才出现。请注意，在这个时刻，无论星球或地下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区区。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当星球的运行，一旦出现一些偏差，或光彩在人们眼中，稍显暗淡的时候。他那周围的人们，就会嫁祸于人，说：
　　“这都是某某人惯的他（她）！”
　　冤枉啊，冤枉！
　　众所周知，我只是在他（她）没有出名的时候，读过他一些作品，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他成名以后，就断了线，轰动得奖之作，都没有读过。其中有什么倾向，有什么问题，与我丝毫无干。即使有什么错误，你们应该写文章批评，或去问那些对以上作品，作过吹捧的人。这些人就在你们附近。我这里挨不上边。
　　不毖后而惩前，既舍近又求远，我为诸公不取。
　　流派
　　确实，我在文章里写过：“我是一个低栏，我高兴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也说过：“我也写过女孩子们，我哪里有你写得好！”这些话。但是小满儿说过：话有百说百解。
　　我虽然出自衷心的喜悦，但别人看了，并不一定就受感染，也随之感到喜悦。因为低栏，也是一种障碍，总不如飞机跑道那样平滑，任人驰骋。再说，人家要跳的，不是低栏，而是高栏！已经和你分道扬镳了。
　　你写的女孩子，是什么年代？什么意识？人家写的女孩子，又是什么年代？什么意识？你是什么创作方法，人家又是什么创作方法；早已经把你“发展”了。这样一来，我的好意，或者说我的吹捧，在不少人那里，引起的就不是快感，而是反感了。
　　其实，所谓流派，所谓发展，都是理论家的话语。理论家总是一阵子高兴说这个，又一阵子高兴说那个的。我们无妨查阅一下，近几十年的报刊杂志，你就会发见：在同一个文艺问题上，甚至在同一个理论家的笔下，翻过多少次跟斗了。文坛上的杂技现象，古今中外，并不少见。
　　说来说去，他们究竟说出了多少新鲜道理？对创作起到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不断发表意见，不过是为了继续保持他们那理论家的地位，也就是一种“领导”地位。
　　方法不同了，何必又谈流派？已经分道了，何必又拉在一起？思想、志趣已经不同，流派即已各异，分开说不更为直接了当吗？但有时，还必须把区区拉上，作为陪衬。
　　其实，我对一些青年作家的关系，不过是沿袭中国文坛的习惯，或者说是常规。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编刊物时，发表了他们几篇稿子；待他们出书时，应约给他们写过一篇序言。再多，有人带他们到家里来，随便谈了谈。都很简单。既谈不上恩，也谈不上怨。
　　应该补充的是，当他们随着走红，也蒙受一些流言蜚语的时候，那些最初带引他们来舍下的人，也背地或当面责备我。我极不愿意听这些话，我最不喜欢在我面前，议论别人家的私事。我也从不示弱，我说：“就是有这些事，我看也不算什么。在当前的社会生活里，他（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过份。”这真可以说是“惯”了。
　　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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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事琐谈
　　文过
　　题意是文章过失，非文过饰非。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又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此文，字不到两千，用化名，小说形式。文中，先叙与主人公多年友情，中间只说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后再叙彼此感情，并点明他原是一片好心。最终说明主旨：写文章应该注意细节的真实。纯属针对文坛时弊的艺术方面的讨论，丝毫不涉及个人的任何重大问题。扯到哪里去，这至多也不过是拐弯抹角、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地，对朋友的写作，苦口婆心提点规谏。
　　说真的，我写文章，尤其是这种小说，已经有过教训。写作之前，不是没有顾忌。但有些意念，积累久了，总愿意吐之为快。也知道这是文人的一种职业病，致命伤，不易改正。
　　行文之时，还是注意有根有据，勿伤他人感情。感情一事，这又谈何容易！所以每有这种文字发出，总是心怀惴惴，怕得罪人的。我从不相信“创作自由”一类的话，写文章不能掉以轻心。
　　但就像托翁描写的学骑车一样，越怕碰到哪一棵树上，还总是撞到那棵树上。
　　已经清楚地记得：因为写文章得罪过三次朋友了。第一次有口无心，还预先通知，请人家去看那篇文章，这说明原是没有恶意。后来知道得罪了人，不得不在文末加了一个注。
　　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当时所谓清查什么，不过是走过场。双方都是一场虚惊。现在又有人援例叫我加注，我解释说：散文加注可以，小说不好加注，如果加注，不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说是小说也不行。有的人一定说是有所指。可当你说这篇小说确有现实根据时，他又不高兴，非要你把这种说法取消不可。
　　结果，有一次，硬是把我写给连共的一封短简，已经排成小样，撤了下来。目前，编辑把这封短简退给我，我看了一下内容，真是啼笑皆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能向收信人表示歉意。
　　鲁迅晚年为文，多遭删节，有时弄得面目皆非。所删之处，有的能看出是为了什么，有的却使鲁迅也猜不出原因。例如有一句这样的话：“我死了，恐怕连追悼会也开不成。”给删掉了。鲁迅补好文字以后写道：“难道他们以为，我死了以后，能开成追悼会吗？”当时看后，拍案叫绝，以为幽默之至，尚未能体会到先生愤激之情，为文之苦。
　　例如我致连共的这封短简，如果不明底细，不加注释，任何敏感的人，也不会看出有什么“违碍”之处。文字机微，甚难言矣。
　　取消就取消吧，可是取消了这个说法，就又回到了“小说”上去。难道真的有没有现实根据的小说吗？
　　有了几次经验，得出一个结论：第一，写文章，有形无形，不要涉及朋友；如果写到朋友，只用颂体；第二，当前写文章，贬不行，平实也不行。只能扬着写，只能吹。
　　这就很麻烦了。可写文章就是个麻烦事，完全避免麻烦，只有躺下不写。
　　又不大情愿。
　　写写自己吧。所以，近来写的文章，都是自己的事，光彩的不光彩的，都抛出去，一齐大甩卖。
　　但这也并非易事。自己并非神仙，生活在尘世。固然有人说他能遗世而独立，那也不过是吹牛。自我暴露，自我膨胀，都不是文学的正路，何况还不能不牵涉他人？
　　大家都希望作家说真话，其实也很难。第一，谁也不敢担保，在文章里所说的，都是真话。第二，究竟什么是真话？
　　也只能是根据真情实感。而每个人的情感，并不相同，谁为真？谁为假？读者看法也不会一致。
　　我以为真话，也应该是根据真理说话。世上不一定有真宰，但真理总还是有的。当然它并非一成不变的。
　　真理就是公理，也可说是天理。有了公理，说真话就容易了。
　　1991年7月23日促成之
　　文虑
　　所谓文虑，就是写文章以前，及写成以后的种种思虑。
　　我青年时写作，都是兴之所至，写起来也是很愉快的，甚至嘴里哼哼唧唧，心里有节奏感。真像苏东坡说的：
　　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其实，那时正在战事时期，生活很困苦，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也没有像样的桌椅、纸张、笔墨。但写作热情很高，并视为一种神圣的事业。有时写着写着，忽然传来敌情，街上已经有人跑动，才慌忙收拾起纸笔，跑到山顶上去。
　　很长时间，我是孤身一人，离家千里，在破屋草棚子里写东西。烽火连天，家人不知死活，但心里从无愁苦，一心想的是打败日本，写作就是我的职责。
　　写出东西来，也没有受过批评，总是得到鼓励称赞。现在有些年轻人，以为我们那时写作，一定受到多少限制，多么不自由，完全是出于猜测。我亲身体验，战争时期，创作一事，自始至终，是不存什么顾虑的。竞技状态，一直是良好的，心情是活泼愉快的。
　　存顾虑，不愉快，是很久以后的事。作为创作，这主要和我的经历、见闻、心情和思想有关。
　　土地改革，解放战争时期，我虽受到批判，但写作热情未减。批判一过，作品如潮，可以说是“屡败屡战”，毫不气馁。我还真的亲临大阵，冒过锋矢。
　　就是“文革”以后，我还以九死余生，鼓了几年余勇。但随着年纪，我也渐渐露出下半世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的样子来。
　　目前为文，总是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环境越来越“宽松”，人对人越来越“宽容”，创作越来越“自由”，周围的呼声越高，我却对写东西，越来越感到困难，没有意思，甚至有些厌倦了。我感到很疲乏。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己也说不清楚。
　　顾虑多，表现在行动上，已经有下列各项：
　　一、不再给别人的书写序，实施已近10年。
　　二、不再写书评或作品评论，因为已经很少看作品。
　　三、凡名人辞书、文学艺术家名人录之类的编者，来信叫写自传、填表格、寄像片，一律置之。因为自觉不足进入这种印刷品，并怀疑这些编辑人是否负责。
　　四、凡叫选出作品、填写履历、寄照片、手迹，以便译成外文，帮助“走向世界”者，一律谢绝。因为自己愿在本国，安居乐业，对走向那里，丝毫没有兴趣。
　　五、凡专登名人作品的期刊，不再投稿。对专收名家作品的丛书，不去掺合。名人固然不错，名人也有各式各样。如果只是展览名人，编校不负责任，文章错字连篇，那也就成为一种招摇。
　　六、不为群体性、地区性的大型丛书挂名选稿，或写导言。因为没有精力看那么多的稿件，也写不出像鲁迅先生那样精辟的导言。
　　总之，与其拆烂污，不如岩穴孤处。
　　作家，一旦失去热情，就难以进行创作了。目前还在给一些报纸副刊投投稿，恐怕连这也持续不长了。真是年岁不饶人啊！
　　人们常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时代一变，一切都变。我的创作时代，可以说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所以，近年来了客人，我总是先送他一本《风云初记》，然后再送他一本芸斋小说。我说：“请你看看，我的生活。全在这两本书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看到我的兴衰、成败、及其因果。”
　　1991年8月4日上午
　　老年文字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女儿抄了一下，放在抽屉里。有一天，报社来了一位编辑，就交给他去发表。发出来以后，第一次看，没有发现错字。第二次看，发现“他人诗文”，错成了“他们诗文”。心里就有些不舒服。第三次看，又发现“入侍延和”，错成了“入侍廷和”；“寓意幽深”，错成了“意寓幽深”；心里就更有些别扭了。总以为是报社给排错了，编辑又没有看出。
　　过了两天，又见到这位编辑，心里存不住话，就说出来了。为了慎重，加了一句：也许是我女儿给抄错了。
　　女儿的抄件，我是看过了的，还作了改动。又找出我的原稿查对，只有“延和”一词，是她抄错，其余两处，是我原来就写错了，而在看抄件时，竟没有看出来，错怪了别人，赶紧给编辑写信说明。
　　这完全可以说是老年现象，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写作多年，很少出笔误，即使有误，当时就觉察到改正了。为什么现在的感觉如此迟钝？我当编辑多年，文中有错字，一遍就都看出来了。为什么现在要看多遍，还有遗漏？这只能用一句话回答：老了，眼力不济了。
　　所谓“文章老更成”，“姜是老的辣”，也要看老到什么程度，也有个限度。如果老得过了劲，那就可能不再是“成”，而是“败”；不再是“辣”，而是“腐烂”了。
　　我常对朋友说，到了我这个年纪，还写文章，这是一种习惯，一种惰性。就像老年演员，遇到机会，总愿意露一下。
　　说句实在话，我不大愿意看老年人演的戏。身段、容貌、脚手、声音，都不行了。当然一招一式，一腔一调，还是可以给青年演员示范的，台下掌声也不少。不过我觉得那些掌声，只是对“不服老”这种精神的鼓励和赞赏，不一定是因为得到了真正的美的享受。美，总是和青春、火力、朝气，联系在一起的。我宁愿去看娃娃们演的戏。
　　己之视人，亦犹人之视己。老年人写的文章，具体地说，我近年写的文章，在读者眼里，恐怕也是这样。
　　我从来不相信，朋友们对我说的，什么“宝刀不老”呀，“不减当年”呀，一类的话。我认为那是他们给我捧场。有一次，我对一位北京来的朋友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吃力，很累。”
　　朋友说：“那是因为你写文章太认真，别人写文章是很随便的。”
　　当然不能说，别人写文章是随便的。不过，我对待文字，也确是比较认真的。文章发表，有了错字，我常常埋怨校对、编辑不负责任。有时也想，错个把字，不认真的，看过去也就完了；认真的，他会看出是错字。何必着急呢？前些日子，我给一家报纸写读书随笔，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引用了四个清代人名，竟给弄错了三个。我没有去信要求更正，编辑也没有来信说明，好像一直没有发现似的。这就证明，现在人们对错字的概念，是如何的淡化了。
　　不过，这回自己出了错，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今后如何补救呢？我想，只能更认真对待。比如过去写成稿子，只看两三遍；现在就要看四五遍。发表以后，也要比过去多看几遍。庶几能补过于万一。
　　老年人的文字，有错不易得到改正，还因为编辑、校对对他的迷信。我在大杂院住的时候，同院有一位老校对。我对他说：“我老了，文章容易出错，你看出来，不要客气，给我改正。”他说：“我们有时对你的文章也有疑问，又一想你可能有出处，就照排了。”我说：“我有什么出处？出处就是辞书、字典。今后一定不要对我过于信任。”
　　比如这次的“他们诗文”，编辑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不通的，有错的。但他们几个人看了，都没改过来。这就因为是我写的，不好动手。
　　老年文字，聪明人，以不写为妙。实在放不下，以少写为佳。
　　19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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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杂谈
　　小说与伦理
　　幼时读《红楼梦》，读到贾政笞挞贾宝玉，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不知为什么，总是很受感动，眼睛湿润润的。按说，贾政和贾母，都不是我喜爱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的对话，竟引起我的同情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我虽在幼年，这种观念已经在头脑里生根了。
　　这是母子之间或父子之间的伦理。《红楼梦》里，薛宝钗劝说薛蟠的那一段，也很感动人，这是兄妹之间的伦理。王熙凤和平儿睡下以后，念道贾琏在路途上的事，写得也很动人，这是夫妻之间的伦理。读起来也是动人的。
　　当然，《红楼梦》中，除了正面的伦理描写，也写了伦理的反面。写得也是很生动的。伦理也随时代变化，我们就不一一说明了。
　　总之，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而《红楼梦》写得最好，最感人。
　　前些年，我们的小说，很少写伦理，因为主要是强调阶级性，反对人性论。近年来，可以写人情、人性了，但在小说中也很少见伦理描写。特别是少见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描写。关于男女的描写倒是不少，但多偏重性爱，也很难说是中国传统的夫妻间的伦理。
　　1981年10月8日
　　叫人记得住的小说
　　大概是三十年代中期，我在《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读过一篇小说，题名《福地》，作者徐盈。这篇小说，以保定第二师范革命学潮为题材。后不久，我又在《现代》杂志上，读了一篇小说，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秘密突击捕捉共产党员为题材，作者金丁。这篇小说的题目，后来忘记了，最近从《现代》编者施蛰存的回忆录中得知，为《两种人》。
　　这两篇小说，看过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其内容记得很清楚，而且这两位作者，并不是经常发表小说的。我曾经和一个河南的青年同志谈起过，自己也有些奇怪：那一时期，我看的小说，可以说很不少，为什么大多数都已忘记，唯独记得这两篇呢？
　　前几个月，在一本文学丛刊上，读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篇小说。当时，我也对一个青年说：库普林的小说，叫人读过以后，能记得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小的情节；人物的住处、陈设，室内的空气阳光，花草的长势，人物的饮食、呼吸、喘息，一件件都历历在目，有条不紊。而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以后，混沌一团，什么清楚的印象也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经过分析，我认为：前两篇小说，我所以长期记得，是因为它所写的，是那一个时代，为人所最关注的题材，也可以说是时代尖端的题材。也是我最关心的题材，因为它写到的第二师范和河北大学，和我所上的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金丁那一篇，则正是丁玲同志等人被捕以后，文学青年正处在迷惑焦虑之中。当然，这不能叫做题材决定论，还是因为两位作家的成功的创作。
　　至于库普林的小说，能作到这样，那自然是现实主义的功力，为我们所应当借鉴的。
　　1981年10月8日下午
　　小说成功不易
　　我常想，我们国家，历史文化这样悠久，书籍文物如此丰富，但是真正好的长篇小说，也就是那四部奇书；短篇小说也就是唐之传奇，宋之话本，清之聊斋。别的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大作家总是寥若晨星，古典文学名著，并非接连出现的。
　　这可能与印刷条件有关，古代文字流传，先是全凭抄写，后虽能印刷，印数有限，耗费也大。所以文字能否流传，全凭质量，全凭人们愿看不愿看，选择是非常严格的。流传下来的，也是真正的好东西。
　　五四以来，崇尚白话小说，作者日众，出版也多。但六七十年间，检阅一下，真正成功的，一直为群众喜爱的小说，也是屈指可数的。这当然也可能与出版条件有关。旧社会、出版社为私人经营，他要照顾血本和利润。每出一本书，他要考虑销路，选择有眼光的编者，注意校勘，保证质量。这样一来，从一方面说，是限制了书籍的出版数量，从另一方面说，也限制了书的滥出滥印。
　　艺术生产，乃精神生产，不是工业生产，不能成批成套，一哄而起。刊物办的多，如果编者无见识而讲关系，发表的作品，滥竽充数者多，就不能提高创作的水平。出书多，如果不严加选择，不作科学评定，只以数量定成绩，定形势，不过多久，也会看出破绽来的。
　　当然，金沙多，将来淘出的金子就会多。但如沙和金比例悬殊太大，其结果还是不能定准的。
　　1981年10月17日晨雨
　　小说是美育的一种
　　五四前后，蔡元培极力提倡美育，对小说的美育价值，评价甚高。梁启超写过一篇题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把小说与政治维新联系起来，把小说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对小说的社会作用，道德教育作用，说得也更明确。
　　那时，中国正处在力图改革向上之期，提倡民主和科学，对文学艺术，也提倡要为人生，为民主进步，为改良社会道德贡献力量。这一时期的小说总的趋势是很健康的。
　　小说属于美学范畴，则作者之用心立意，首先应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古代作者，无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或是乱离之年，他们的吟歌，大抵是为民族，为国家，为群众的幸福前景着想。用心如此，发为语言文字，无论是歌颂、悲愤、哀怨、悲伤，从内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相反，在“四人帮”祸国时期，他们的御用文士，所作文章虽貌似卫道，充满子曰诗云，但从中不会看到一点美好的东西，他们所作的小说，是坏人心术的，败坏道德的。
　　言为心声。心为大众，其语言虽拙亦美；心为私利，其语言虽巧亦恶。一人发声，千人所听，是不容易欺骗得了人的。
　　自创作繁荣以来，美的小说，固然很多。但不给人以美的感受的，也实在不少。形式上的离奇怪异，常常伴随淫乱、谋杀、斗殴、欺诈的内容。有人说这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想，有时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如果说这种作品是现实主义，或是批判现实主义，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沿着真正的现实主义道路从事创作的作家，是不会产生这种作品的。
　　1981年10月17日
　　小说的体和用
　　“五四”以后，中国新的白话小说，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小说，很不相同，可以说是欧化了的。鲁迅小说的榜样，影响了一代和几代的作家。这种小说的形式，就好像长江、黄河一样，一旦发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广大流域。再想改变这种形式，是不可能的，也很少有人再作这种幻想。
　　当时，为什么改变得这样快，这样猛？有时代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整个社会思潮，都要求改革，打破传统的桎梏。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政治、经济方面，这当然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思潮的冲激力量大，并对其他领域，起着主导的作用。白话文学终于革命成功，小说、戏剧、诗歌，获得了彻底解放，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如果把这种成功，归结为“全盘欧化”，那就完全错误了。
　　如果文学也像当时的政治经济一样，只求依赖欧美，醉心形式主义，那它在当时就会夭折，就会失败了，不会有今天。
　　这是因为，新的小说，虽在形式上吸收了外国一些东西，这究竟是属于“用”的方面，其本体还是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现实理想。白话文学革命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战士，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是社会改革者，不是流连西方光景的庸人。用本民族现实主义的生活内容，驾驭西方的比较灵活多样的形式，使作品内容的生命力，得到更完美的发挥。
　　当然，“五四”以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作一些尝试。但因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是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轻浮的名儿。
　　1981年10月18日
　　小说的欧风东渐
　　“五四”以前，林纾等人以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使中国读者眼界大开，并开始影响着中国小说的创作。就在那个时候，翻译家对外国作品，还是慎重选择的。他们所翻译的多是外国古典文学，大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内容大都与民族解放、民族文化或社会问题有关，未有单从形式上猎奇好新者。翻译家首先考虑的，是这篇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社会有何好处。
　　鲁迅先生及其他进步翻译家，对这一点认识得就更明确了。他们都是审视中国当前的需要，去选择要翻译的东西。想到民族衰弱，帝国主义欺凌，他们翻译了很多弱小民族的苦难和斗争的小说，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以前。想到民间疾苦，社会不平，他们翻译了很多民主主义作家，对社会批判的小说，一直到介绍十月革命的小说。介绍这些小说，并非只看内容，也注意其艺术造诣，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中国读者的鉴赏趣味，更重要的是提高中国青年作家的写作能力。这种工作，鲁迅先生一直坚持到他逝世为止。
　　鲁迅一生，翻译和着力介绍的大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中国的现实和文学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自不待言。
　　其他翻译家，在这一方面的功绩，我们也应该做充分的估计。
　　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
　　1981年10月18日
　　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前天晚上，偶然的机会，读了陕西作家李志君的小说：
　　《焦老旦和熊员外》。读得很高兴，看完以后心里说：“这是一篇真实的小说。”
　　真实的小说，就是能够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或者说是现代生活的情趣的小说。李志君的小说，写得生动活跃，语汇丰富，文字精练考究。焦老旦这个人物以及小小山村的气氛，可以说是写活了。
　　我有时想：我们的时代精神，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不就是存在于这些平凡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吗？他们的心声，不就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心声吗？我们还要到哪里去寻觅新的生活和新的人呢？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
　　有的小说，不从认真地去反映现实着想，却立意很高，要“创造”出一个时代英雄。这种人物，能得政治风气之先，能解决当前社会、经济重大问题。这种英雄人物，不是从生活中提炼，而是从作家头脑中产生，像上帝创造了人一样神奇。
　　回忆几十年来，这样的小说，读过的确是不算少数了。这种小说，可以称做唬人的小说。
　　还有这样一种逻辑：谁在小说中创造了这种“时代英雄”，谁好像从此也就有了英雄气概。哪一位评论家，首先发现或首先吹捧了这篇作品，他本身也就好像沾染上了英雄的味道。
　　这实在是一种荒诞的误解。
　　作家凭头脑创造出来的人物，总是站不住脚或不能长期站住脚的，不久就倒下了。几十年例证也不少。评论家好像并不气馁，他又兴致勃勃地去寻觅新的“英雄”了。这种评论家，可以称做唬人的评论家。
　　李志君的小说，后一半就差一些。这一半成了焦老旦一个人在那里说理，作批判发言。有些概念化，因此艺术的力量，也就随之减弱了。
　　1981年11月7日上午
　　小说的取材
　　同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读书的兴致这样高，又读完了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邓友梅的小说：《寻访“画儿韩”》。
　　这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我耐着寒冷一口气读完了。
　　邓的小说，语言流畅，熟悉掌故，情节紧凑，并有出人意外的惊人之笔。读完以后，也认真想了一下：凡小说，材料为基础，主题为导引。主题之高下，取决于作家的识见。自此以后，小说或成宏伟建筑，或虽成建筑，而仍是材料杂陈，不得而定也。
　　这篇小说的大部分着重写了旧社会，文物行业的奸巧伪诈，写得很真实生动。我近年附会风雅，也很喜欢看一些有关文物及其经营者的记述文字，但这方面的知识很是浅薄。读后感到作者在这方面是作了充分的调查的。
　　小说的后面一部分，是写解放以后，从事这一行业的变化，和有些人物的不幸遭际的。这一部分约占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一，写得简略、一般。
　　我想作品的主题何在呢？如果重点放在解放以后，我以为社会意义和认识作用会更大一些。作家却把重点放在了前面，就使这篇小说成为京华街头巷尾谈论的逸闻轶事。而凡此种种，也可从前人一些笔记小说中得之。这样做，使人有主题本末倒置的感觉。
　　以上只能说是个人的读书心得。其实，作者会比我想得更清楚。就整个小说的取材来说，取材旧社会，应该说是远的；取材解放以后，应该说是近的。对观察体验来说，远的间接，近的直接。一般规律写间接难，写直接易。今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是舍易而取难呢，还是因为对难易的看法正相反，才不得不如此做文章呢？我想，是后者起了决定作用。
　　1981年11月7日中午
　　小说的抒情手法
　　在叙述描写中，时加作者的议论或抒情，中国小说，古实无之。唯见于短篇记事文中，即所谓夹叙夹议也。有之，自新的白话小说始。
　　翻译的白话小说，既然对中国新的小说有了很大影响，抒情议论的手法，也即随着洋为中用了。外国作家，习惯于在小说中直抒胸臆，有的动辄数千言，从客观世界，把读者拉入他的主观世界，听其说教。现实主义作家，有这种手法，而浪漫主义作家则尤甚，成为创作不可排除的手段。但做到自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少年时，也很喜好这种手法，以为兼小说与诗歌为一体，实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但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实又感到，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
　　中国两大艺术巨构：《红楼梦》、《水浒》，均为现实主义小说。其表现手法，纯用描写，无分巨细，生龙活现，无一败笔。感情寓于客观事物之中，作者、读者与书中人物共之。
　　如长江大河之奔流，两岸景物自亦同时融会其中，不分主客。
　　从来没有见过，曹雪芹和施耐庵，在叙述人物、时令、天气之时，忽然发一顿议论或感慨的。如果有这种现象，人们一定会说，这不成体统、不像话，是见月伤心、听雨落泪的文士强加上的。
　　当然，从外国引进的这一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也不能废止的，但要做到适可而止，不可泛滥无收拾。
　　去年读了一篇青年作者写的小说，小说五六千字，而文末抒情，竟达一千五百余字。我写信劝他以后要注意含蓄。青年人感情丰富，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吧。
　　周克芹同志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蜚声文苑，羡仰久之。只是因为时间、身体、视力，一直未能拜读，领略风貌。近日本地电台，每日于早八时许播讲，正值我晨炊之时，一边看着炉火，一边静心听讲，已经有些天了。这是一部存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小说，一部有观察、有体会、有见解、有理想的小说。听时因照顾锅灶，容有疏略，总的来说，作者的艺术，是令人心折的。但也感到，小说中的抒情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
　　1981年11月11日下午
　　小说忌卖弄
　　近几年来，在小说中，常常看到主人公在听一种什么西洋音乐，或在欣赏一幅什么西洋名画。这一细节，在过去几十年，是很少见到的，这是新事物。
　　但是，这支曲子和这幅名画出现在小说里，又好像和主题，和所写的人物、事件，并没有多少关联，甚至谈不上是所描写的生活场景的一种点缀。只是为了写上这个而写上的。
　　它给人的唯一感觉是：作者听过这种音乐，欣赏过这种名画。
　　当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那部长篇小说里，以大量的篇幅写了音乐方面的事，也不是说，罗曼·罗兰研究过贝多芬，写过他的传记，才有资格写。但他的小说里所写到的音乐，确实与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有着融合一体不可分割的联系。
　　《红楼梦》写到了诗、词、歌、赋、医卜、戏曲、绘画、建筑。作者并非有意卖弄这些方面的知识，而是通过主题思想，人物的塑造和生活环境描述，故事的进行和深化；运用了这些知识。我们可以说作者的学识渊博，但不会说他是在卖弄。《镜花缘》里有些故事写得很好，本来可以写得更成功，但因为在书中卖弄音韵之学，就使小说减色不少。
　　另有一部小说叫《野叟曝言》。作者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弄知识学问。天文、地理、政治、军事，都谈到了。希望皇帝看到他这部小说，把他请去当顾问，或作哪一方面的专家。结果，官儿没有做成，那么长的小说也没有人愿意看，只在小说史上存下个名目而已。
　　因为，人家要学习知识，自有各种专著可供参阅，又何必去读你的小说？如果真的相信了你在小说中表现的知识，把你请去当什么部的部长，那不是要坏事情吗？
　　小说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有关生活的知识。即使是生活的知识，也不能卖弄。在近代小说史上，有这种现象：一个作家对农村或对工厂的生活，比较熟悉，他的作品，在这方面受到了称赞。作家从此认为是自己的专长，进一步在作品中堆放这方面的知识，反而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干枯琐碎的毛病。
　　生活和艺术关系密切，但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要求把生活完美地融合于人物性格、人物行动之中，一切要出于自然。
　　生活不能卖弄，才情也不能卖弄。至于有的作品，于有意无意之间，在小说中炫耀作者的官职、地位、居室、陈设，那就更是下乘的了。
　　1981年11月21日晨
　　小说的结尾
　　小说无论长短，总是开头容易，结尾较难。既是开头，则头头是道，而结尾必须结束全篇。
　　古代小说的结尾，大都采取团圆的形式。团圆以后，再由作者诌几句诗词，劝善惩恶。
　　白话小说兴起，思想内容起了很大的变化，结尾仍然是个问题。鲁迅在小说《药》的结尾，放一个花环，自己说是添一点光明和希望。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光明尾巴”的始祖。
　　因为这一花环的出现，仍然是作品的血肉结构，有机的连续，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关联的。
　　三十年代初期，大众文学崛起。但在刚刚开始，冒牌货色实在不少。例如当时有个时髦作家叫穆时英，他在一篇小说的结尾写道：“谁的拳头大，天下就是谁的！”引青红帮流氓语言入小说，以为就是第四阶级的革命，当时还很有些时髦的评论家，对此加以吹捧。
　　这不足怪，因为无论是这位小说家还是这些评论家，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小说的失败，并不完全在这结尾上，而在整篇都是胡编乱造。
　　最近，接连看了几篇小说，我认为写得都很好，就是在结尾上，有些美中不足。李准的《王结实》，李志君的《焦老旦和熊员外》我已经谈过了。贾大山的《花市》，意义与李志君作品相同，而为克服结尾处的概念化，作者是用了一番脑筋的。但主题似又未得充分发挥，可见结尾之难了。
　　我们的作者，有了生活的积累，总愿意小说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是主题。这一意图又常常借结尾之机，向读者表明，这就是出现前边说的情况的原因。
　　但如普希金、果戈理、莫泊桑等大家的小说，就很少此病。他们在一篇作品里，主题融合于生活描写之中，生活之流到头，主题也就表现完毕。并不像我们，前边写的是生活，而在结尾处，才点出主题来，给人以两张皮的印象。
　　1981年12月10日
　　小说的作用
　　古人称小说为稗乘，即别于经典之上乘也。又说，小说是街谈巷议的东西，即非登大雅之堂者。又说，虽小道亦有可观者，同时肯定了小说的价值。
　　我觉得古人对小说的评价，大体上还是公平的，不夸大也没有抹杀它的价值和作用。
　　特别提出街谈巷议，是小说创作的来源与基础，这一说法，是非常合乎实际，非常科学的。一、小说产生在群众中间；二、它最初发生，是出之以口，入之以耳的形式；三、小说的谈和议是在街巷进行的。
　　既然是在街巷进行，就有个影响的问题，例如谈的议的，是发生在东邻西舍的事，表扬歌颂，固然无妨，如果是暴露讽刺，那就要得罪乡人。如果谈议的事，有关区县省府，那就更需要考虑后果了。
　　因此，最早的小说，多是志怪志异而非志人，怪异就是说些天地的变异，狐鬼的故事。这种故事，与人事无关，尽可添枝加叶，谈得痛快。以后，因为有了文字，发明了纸墨，小说于谈议之外，还可笔记，因此有了笔记小说。小说的题材，才由妖异狐鬼，进入社会人生，才由幻想进入了现实。这自然是小说的一次革命，一次飞跃。从此，就是写些当今社会上的实事，只要不指名道姓，稍加改编，作品由纸笔流传，招惹罪祸的机会，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但也还不能说，小说来了一次革命，就变得多么了不起，作用有如何大了。它还是小说，不是大说。
　　所谓大说，古时是指的孔孟的立言，帝王的大诰，是指《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些著作。这些著作，按今天的图书分类法，好像都属于政治经济学部分，而小说自古以来称做闲书，无论如何是挤不进去的。
　　当然，小说写好了，也被称做文章。“文章华国”，小说优秀者，自亦有份。至于曹丕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这里的文章，是指的诏书，檄文，议奏，论说，绝不包括小说在内。
　　随着印刷术的进步，随着小说题材日益向现实生活突进，随着作家的思想、道德情操的提高，小说的作用，也逐渐扩展和提高，这是事实。在有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说逐渐商品化，也是事实。什么东西，一旦商品化，就会产生拜物现象。因此，由于盲目推崇，广告宣扬，把小说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使一些作者，自我膨胀，飘飘然起来了。
　　对于一种事物，一味抹杀，固然不好，但一味吹嘘，其招来的后果，也常常适得其反，危害了事物的本身。这种经验教训，冷眼人是看得很清楚的。
　　农村俗话：说书唱戏劝人方。好内容的小说，引人向善，也不过是劝诱而已。直接把书里的人物，当做生人的榜样，生拉硬扯去学习，虽一字不识的农夫农妇，也不至于这样呆。当然，传说中的少女，抱着《红楼梦》，死恋贾宝玉的也有，那并不是热爱什么正面人物，英雄典型，而是有些神经失常了。
　　1982年5月1日改讫
　　小说与时代
　　小说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即反映时代的风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都能作等同的表现。古者不遑谈，以近代文学而论，五四前后小说，多反映启蒙、反封建、民主要求。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小说多反映城乡阶级压迫及阶级斗争。这些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精神倾向。抗日战争时期主题更明显集中，就不必详谈了。
　　小说的反映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的。本来可以不必出题目加以限制或要求的。有时政治上的要求过于具体繁琐，反使小说不能如实反映时代的精神，这种例子也是很现成的。
　　每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总会产生它自己的忠实热情的歌者。但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能逐历史之波浪，为几个历史时期歌唱的歌手，却并不多见。其中虽有不少作家，得享大寿，阅历绵长，也只能在相连的一、两个历史时期，大显身手。其余时期，就表现出无能为力。
　　这因为作家有时是身处时代激流之中，有时是身处激流之外，有时与时代拥抱得紧，有时拥抱得松。冷热有变化，立场有转移，心情处境不同，就引出不同的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成长起一批作家。战事开始时，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忍受外敌侵略，忍受国破家亡之痛，已经有很多年了。一声召唤，他们立即投入了这一神圣战争。战事持续了八年之久，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他们除去战争的考验，还要接受饥饿、寒冷、疾病的挑战，伤者累累，死者相继。幸而生存者，所写反映这一时代的小说，它所表现的时代精神，自然是真实的、热烈的，充满生机的。读起来，当然是感人的。在当时，无论从生活，从思想感情，从生活的要求和愿望来说，作家与时代，作家与当地人民，都是亲密无间，血肉相关的。
　　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他们有的进入了大城市。大城市对作家来说，一方面是写作和出版的条件好了；一方面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创作危机的开始。自此，改业他行者有之，转入宦途者有之，英雄无用武之地者有之。他们和根据地人民的联系淡薄了。城市的干部生活，所思所想，与农村的农民生活，所思所想，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们与那里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了。再从人民身上，来表现时代的精神，就困难了。
　　问题是，实际上已经是间接的关系，作家有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还当做是直接的来处理，来写作。有时去采访几天，有时甚至去住上几个月。临时扎根，究竟不同于往日的自然生长。不承认这个变化，不努力打开新的生活局面，勉强维持着，将就着这样一个旧有的生活局面，作品就越来越缺少生机，缺少活气，缺少时代新鲜之感。
　　自我满足，维持残局，偏安一隅，写生活积累中的残山剩水，实际上，不只远远离开时代的要求，也离开了历史的要求。
　　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他自己说是因为没有机会外出考察。他又说，他后一阶段的小说，技巧虽然更为成熟，但已不为青年读者所注意。他心里是十分明白，小说创作与人生进程的微妙关系的。虽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强为之的。他就改用别的武器，为时代战斗，并用全力去培植、扶持、鼓吹能真正表现新的时代风貌的，青年作家的小说。
　　1982年5月1日晚灯下改讫
　　谈比
　　古代刑律，最讲究比。就是说，判刑定罪，除去对照法律条文，还要和过去的旧例成案相比，一丝不苟。四部丛刊中有一本书叫《棠阴比事》，就是编辑了很多案例，成为一本名著的。
　　有些事物好比，一比也确实可以说明问题，说服群众。比如运动员比赛，一球之差，一秒之别，裁判员据实宣告，百万观众，都会点头承认，鸦雀无声。
　　但文章一事，涉及意识形态，奥妙无穷，千变万化，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要想比出个结果，使观众心服，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然而，比之一事，还势在必行。古代以科举取士，凭的是三篇文章。文章不好评比，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文章规格化，定为八股，一股一股去比，这就简单多了。但还是不断出问题，看卷的把他选好的卷子交上去了，主考不同意；或主考把名次奏上去了，皇帝又不同意。只好另来。从废弃的卷中重新挑选呈上，这叫“搜落卷”，有时倒一举得“中”了。
　　所以说，这种比法，实际上也是碰运气，靠不住的。但人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去对待。秋闱之中，有座师——就是看初稿的人；有房师；有主考。士子得中之后，都把他们尊为恩师。而这些人也真居之不疑，坐在家中，等候谒拜，并热情地招待这些从来也不认识也没有帮过一点忙的门人。此后，如果双方都官运亨通，这种特殊的关系，还可以维持很久。
　　那时考场生活，是很苦也很惨的。蒲松龄写得最具体生动不过了。且不说一临考期，妻子为预备考具饭食，父兄送考接考，等候捷报，坐立不安。士子们关在那“棘闱”里面，有的呕吐，有的腹泻，有的打摆子，狼狈不堪言状。但一旦得中，就自称是三场得意，文战告捷，友朋祝贺，家人为荣。
　　真是天晓得，是在以文战，还是以命运战。
　　科举制度的流风所至，人们对文章一事，也就好比，甚至对作家，也好比。这就是鲁迅晚年所惋叹的：鲁比郭如何，郭又比茅如何的，嘁嘁喳喳之徒们的爱好。
　　文艺作品是不好比的。主题相同，题材相同，还可以进行比较——其实也难，如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比其高低，就很困难了。你说《红楼梦》好，还是《水浒传》好？当然有人可以冲口而出，因为两部书都好。但那也只是个人的爱好，不能成为科学的评定。
　　此外，小说方面的“超越”一说，作为鼓励之辞，无可厚非，认真一想，也很难办。这么多年了，不只《红楼梦》没有人能超过，一部《西游记》，也没有人能超过。甚至像《老残游记》这么一部并非赫赫之书，也没有人能超过。没有超过，并不是说这么些年，没有天才，没有人才。历史条件不同，所写生活不同，作家素质，文艺观点、修养都不同。所写作品，与前人不好比，因此也难谈超越。任何时代，都可以产生后人不能超越之作。何必定要在一条线上去超越前人？
　　《阿Q正传》，我看垂之千万年，也是不能有人超过的。
　　不只小说，凡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品，都具备不朽的，不能超越的特质。
　　1982年5月3日大风，不能外出，成短文二，4日晨起改讫。
　　谈名实
　　世界上有些事，名实不相当者甚多。有时乍一听也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又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名实之间，常有很大距离之故。
　　小说亦然。就先说作者吧，几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培养》。只看题目，就知道是说作家可以培养得之，或有人培养者得成材器。过了几十年，我明白了很多事理，认为这样说法，不合乎实际。就又写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成活的树苗》。说明作家成材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大科学。但似乎并未引起注意，有很多人还在因袭旧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栽培”一词，比如看旧戏旧小说，就常见下僚对他的上级说：“全靠大人栽培”。栽培也就是培养，难道有什么错吗？其实，那只是一句客气话，讨人喜欢的话，并不能认真。
　　这两个字，以植物学解释，自然说得通。但：植物之成长，也主要是靠自然条件，例如土壤、水、阳光。多么辛勤的农夫，也不会自认是阳光雨露，如果那样，他就是狂人。但是，如欲植物长得好，当然亦需人工，即栽培。
　　在文艺上，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一位好的小说作者的产生，可以说是国家培养、社会培养，也可以说是时代培养。因为这是就大政方针方面立论，无可争辩。一涉及到人事上，就应该名实相副。
　　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有两篇文章，都是谈的编辑），对于一位作家，无论有多少费心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还说不上是培养。一位评论家，对一篇小说，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多么正确，其作用也不过鼓吹助兴，也谈不上栽培。
　　这里并不是贬低编辑或评论家的职责及其作用。老实讲，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然为什么有人竟把“培养”一词，送到你的名下呢？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半，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初生也，茕茕孑立，风摧之而雹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不得成活，除自然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氓之砍伐，顽童之削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
　　然而，小说的作者，又究竟不同于植物。他可以思想，也可以行动，可以进取，也可以退却。他生存于世间，浮沉于社会。他是靠自己生活的根柢，思想的高度，观察的能力，情操的修养，来完成他的作品，来完成他的使命的。别人对于他的影响，较之他自己须作的努力，即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深思熟虑，规模宏远，不为名利所摧折，不被荣辱所埋没……
　　就微乎其微了。
　　这一篇，也可以说，就是我要写的《再论培养》。
　　198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