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辞录

异辞录 　清 刘体仁

●卷一

皖省科甲门第，逊于江浙，然于学问渊源，则较为早。江慎修、戴东原两先生，在雍乾时代，颇开风气之先。咸同之际，文化渐于南服。郑子尹之流，学问精湛，足以媲美前修。子尹曾受业于程春海侍郎，侍郎，歙县人也。徽州一府经学辈出，举世宗仰，真如泰山北斗矣。桐城方灵皋、刘海峰、姚姬传三先生以文章鸣。历城周书昌编修云：“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为极盛时代。明方东、东树称姚氏高足弟子，再传而得存庄，名节足多，后先晖映。吴挚翁就湘乡曾氏求学，于姚氏为私淑，讲学最久，名重东北，为桐城人物之后劲云。

都中士大夫口舌尖新，喜为诗词对句，嘲弄当时之人。有某甲为陈子鹤、许滇生两尚书所取士，陈尚书夫人薨，甲挽词有“丧师母如丧我母”之语。次年见许尚书，尚书言其夫人久病。甲云“门生妇当来服事”，尚书固辞。未几，其妇携行李来。及门，许夫人扶病出谢，阻弗使入。时人联云：“昔岁入陈，寝苫枕块；昭兹来许，抱衾与。”

通商之初，士大夫耻言洋务，甚或浮词入奏，生国事之梗。蒲城王文恪以尸谏，遗疏力阻五口通商和议，后人揣测附会，以为弹劾穆相国者，非也。张文毅是其门人，为之掩饰，正理所宜，文毅从此遂不理于众论。南昌一役，虽江忠烈守御之功，然文毅于时为抚帅，临时招之使来，兵饷悉率以听，克保危城，耆柱东南半壁，论勋业，与张、许之守睢阳，何多让焉。相传每日忠烈登陴守备，暮归倦甚而卧，文毅辄至榻前，与之叙语，雅量殊不可及。乃因一事以误生平，其后竟以微疵褫职，当时关涉洋务，为害如此。

先文庄幼学于同邑潘小安封翁，翁之子琴轩中丞与之同学室。文庄小试，初不得志。中丞早入泮，聪颖异于常儿，抱大志，将为京都之游。恐堂上有异言，不敢以告，乏赀用。文庄潜质衣与之，既而幡然改计，与之同走。行两日，先祖与潘翁追至，稍给资斧，训以多语而别。潘翁赠文庄以言曰：“小试之文，毋深思大力。不然，既至北京，不能再北。”潘翁盖疑文庄怂恿其子出游，犹不知中丞之动议也。至京，先见李文忠之封翁愚荃侍御而请学焉，游扬于公卿间，颇为孙兰检、吕鹤田两侍郎所激赏。孙侍郎曰：“学至于此，应童子之试而犹不售，难乎其为庐州府学秀才矣！”文忠曰：“殆犹甚焉。公知吾乡应府县试者常三千馀人，英才屈抑，奚止此乎！”吕侍郎曰：“刘潘两生他日贵显，为吾乡后起之秀。”时道光二十五年之冬也。文庄至京，在文忠丁未会试之先。既文忠成进士，李翁谓：“吾儿新贵，可取资焉。”是后文字，皆就文忠是正矣。

李文忠丁未会试之先，辛苦用功，只温熟《诗经》一部。观公闱作“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二句《四书》文，读公《朋僚函稿》，时引《毛诗》，流露于不自觉，可以概见。古人通经致用，非谓通群经也；苟能通一经，用之绰有馀裕。若徒诵章句，过而辄忘，食古不化，何益之有！

先文庄与潘中丞初至京，小住庐州会馆，既而移寓城内东单牌楼观音寺胡同观音寺。李翁之友，湖北宜昌府通判江阴沈耀者，嗣于洪杨之乱，陷寇被害。其子即品莲方伯也，是时遣至京师就学，李翁使之同居寺中。巢县周沐三游学北方，闻风而至。萧然古庙之中，遂有四友。惟沐三为部郎一人之门人，不为文忠下，其后亦未达，馀则兼师其父子。文忠贵后，在北洋督署，沐三荐其幼子持函以往，称谓如旧友。文忠大怒曰：“我旧友中，焉有此人！”其词不无憾焉，然终予以小差，足见前辈崖岸自高而心地自厚，两不相妨。

先文庄与潘中丞，皆冒顺天大兴籍，应己酉北闱乡试，中丞获隽，文庄落第，二人皆未娶也。中丞刻隽卷，与肆中人计较。既毕，肆主见其未娶，调侃之曰：“如此精明，不知谁家女郎得兹佳婿。”时先母程太夫人年已长，先王父、先外祖皆催归完姻。秋试后，文庄乃与中丞同归，时道光二十九年。当中丞未举于乡之先，潘翁曾为之求婚于青阳司巡检。巡检曰：“吾女不惯作炊。”弗许。闻中丞中式而反求焉。潘翁曰：“与我二百金者，吾子与尔婚。”巡检不得已而与之。适同乡京官谢梦渔侍御有女未字，属李翁为之相攸。李翁曰：“新科举人潘琴轩，吾知其未娶。今归，未知成婚否，当函询之。”侍御起谢者再。及书至，而中丞已以二百金鬻为富家赘婿矣。相传中丞缘此，不乐承欢，于潘翁前者旬有馀日。洪杨乱作，蔓延日广，据有三河镇。中丞，举人也，不能留于其中。潘翁以车白送佳儿佳妇，就其岳家于合肥。巡检留婿及女，而遣潘翁去。潘翁。故里中名士，岂屑与巡检较量短长，坦然径归。自乘车之一边，而以一边载行李，复返三河镇。中途过战区，遇寇兵搜检，叱其下，曰：“汝变妖邪？”潘翁怒曰：“变妖，汝将若何？”遂遇害。中丞因留合肥，入团练，为报仇计。

湘军之制，不收乌合之众。其成军也，能选兵十人以上者为什长。十人之选，何难之有，惟被选者，须缓急可恃之为当。等而上之，能得如是什长十人者为哨弁，能得如是哨弁五人者为管带营官。等而下之，为管带营官者，夹带中必先有哨官五人；为哨官者，夹带中必先有什长十人；为什长者，夹带中必先有缓急可恃之兵十人。其临阵也，什长阵亡，其下兵之存者十人悉斩；哨官阵亡，其下什长存者十人悉斩；管带阵亡，其下五哨官存者悉斩。由此类推，一营全没，则营官应斩；一哨全没，则哨官应斩；一棚全没，则什长应斩。大纲本诸戚继光兵法，变通而行之。淮军因而效之。中兴后五十年，勇营之制不外于此，但执法者不若是整齐画一耳。

曾文正始办团练，尚倚武营弁勇。塔忠武，其杰出者也。以文员从军临阵，盖自罗忠节、李忠武兄弟始。忠武兄弟，先从忠节讲学。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者，古有之矣。上马杀贼，下马讲学，盖未之前闻。忠武殁于吾乡三河镇。相传贼兵大至，忠武闻之大悦，曰：“愈多愈佳，将聚而歼之。”公于是役埋轮絷马，慷慨捐躯，固足以使当时懦夫立志。然屡胜之馀，掉以轻心，有取败之道焉。

鸦片战役之后，国家军力情见势绌。英法和议未定，而未尝一日忘中国，辄于海外作耽耽之虎视，伺衅而动。国中遍地皆寇，无一完善之区，亡可计日而待。其所以转危为安，成中兴之业者，固由湘、淮军将多出儒臣，不欲更姓改物，致起长久之内争；抑亦八旗将领犹有能者故也。塔忠武材武过人，未尝独当方面。僧王将蒙古铁骑，驰逐中原，可谓勇矣，而计谋不定，故无成功之望。其绝伦超群者，惟忠勇公多隆阿，自武昌、九江而入皖境，百战百胜之师，卒以意见不协，移军陕西。譬如驱虎入穴而使之斗，何以能尽其才。围攻，受伤身死，惜哉！入城之日，公卧不能起，刘霞轩中丞往视。公闻其至，移面向内而不与语，未几而卒。

李文忠为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吕文节草疏言事，时人弗之奇也。洪、杨得武昌，顺流而下，沿江戒严，安庆续陷闻于朝。文忠方在海王村书肆中，遇同乡某君，谓之曰：“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务也。”文忠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怂恿上章。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文忠归，翻检书籍，审察时势，惨澹经营而得长篇。书成已深夜，幸居距文节宅不远，使人持往，不至误翌晨封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过午。当时京朝官不得见本日朝报，心念昨事，驾车往见文节。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是日，文节召对，上大哭，文节亦伏地哭。其后，文忠和何莲舫诗中有“追怆同胞烈士魂”，指文节也。又曰“谏草商量捍吾圉，伏蒲涕泣感君恩”，记是事也。

文忠从文节至皖，等于徒手。官军见寇即走，屡败不振。乡勇乌合，不堪一试。文节以客官，更无能力应敌。驻守舒城，闻寇将至，议守御，文忠与焉。封翁在庐州办团练，老仆刘斗斋久役于封翁京寓中，时随至舒城，见事日急，密引文忠至僻处，告之曰：“若辈死耳，无可避免。公子何为者，独不念老人倚闾而望乎？”文忠悚然问计，刘斗斋曰：“马已备。”急驰去而免。其后文忠有田百顷在英霍之间，命刘斗斋之子某甲为收私租，十年无所得。召往问之，某甲呈簿，入不敷出，须益以三千馀金，出入乃能相抵。文忠怒，以足蹴之，亦不之罪也。

鸦片烟之役，英舰入长江、据镇江。时扬州为盐商聚集之处，因承平日久，倏闻兵事，惊惧异常。有江甲者，素与英军中译人相识，献巨款乞免，英军许之，迎至扬州，设宴款之而罢，颇得众誉，有“江善人”之称。及洪、杨南窜，取金陵，下镇江。盐商狃于蒲骚之役，复使甲往。寇军首领伪许诺，甲如法接待。筵席中，伏甲尽起，缚甲杀之，遂踞扬州。

戏剧最足移人，而作伪亦易。《三国演义》章回小说，宋稗之下乘，而贾竖牧子无不津津乐道，则二簧、西皮之力也。汉距今远，犹云无考。有目前之事乱人耳目者，莫如张嘉祥娶亲一节。忠愍夫人，桂林人。忠愍少为盗，一日为村堡人所擒，夫人亟驰至，劫之以归，人无敢动者。复从至金陵。江南大营未溃时，忠愍遣归，属乡人参将李某送之。里中故无家，以五千金付，置第宅，给衣食。临行拔一齿，授之为别，曰：“予必战死，恐骨不能归，它日可以是葬。”其语洵烈丈夫也。夫人既自江南还，筑室羚羊峡，与侍妾五人居。会当受一品夫人封诰，诏将至，谓参将曰：“诸妾与予同事，今予受封极品，彼不得沾，恐怏怏多不欢。若读诏，可口增某氏某氏也。”新兴、高明等县有嘉应客民，屡与土人斗，避难者多入羚羊峡，道馑相望，夫人常贷金散之。忠愍殉国，尸觅不获，夫人以所拔齿葬。观此，则忠愍、夫人少年结发，曾与共患难，忠愍故后，能尽死葬之礼。如戏剧所云，岂非杜撰。

旗人于朋友之际，亲如家人骨肉。平时往还，主人主妇同出见，子女侍侧。遇有吉礼，虽非亲属，而与叔伯兄弟舅甥无异。凶礼则人人白服，适合古人同爨缌之礼。《桃花圣解日记》讥官文恭在武昌，其妾之死，官吏皆白服送丧。因举《拜经文集 为妾服缌议》，谓在阮文达两广督幕时，文达有爱妾死，而以此献媚。按同爨尚缌，妾于何有？是不知满俗，且未能尽通古礼也。且官文恭镇武昌，与胡文忠为契友，在其笼络之中。相传文忠太夫人抚官妾为义女，每在抚署，大夫人待之真如己出；妾视文忠不啻手足。因是文恭遇事推崇，督抚若为一体，而文忠遂以得行其志，果建殊勋而平大难。此又文忠经权互用之宜，非腐儒所得能揣测也。

胡文忠之才，为中兴诸贤之冠。曾忠襄率军东下，知兵之士多虑后路之孤。文忠勖之曰：“往矣，昔有兄弟二人，兄不谈阴阳，弟多迷信，频年兄弟均未逢凶宿。弟拘禁时日，颇以为苦，思效其兄，以自疏放。不择日径出，果遇黑煞神于途，责其不循故辙。弟曰：‘吾从吾兄，奈何独当其咎？’神曰：‘汝兄懵懂，阴阳怕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违命。’天下人，惟懵懂足以举事。往矣，行见大功之成。”及忠襄克金陵，就鄂抚任，与官文恭交恶。李文忠闻之，辄举前言以为笑乐，曰：“是太懵懂矣。”

科第时代，重师生之谊。李文忠公出福元修中丞门下。洪、杨乱中，文忠免于舒城之难，归乡，随封翁治团练。事出创举，不免募捐，乡人为之揭帖，云翰林变作绿林未几李翁以忧卒，或云自杀。李翁体肥，会当夏令，辄痛饮，且露宿于外，无疾而终，故云然。文忠《和何莲舫诗》有句云“锦囊未敢忘三矢，荩箧何曾有一钱”，盖记实也。是时，文忠益不得志，福中丞时为皖抚，乃往依之。中丞惟倚总兵秦定三、郑魁士两军，以互相猜忌而败，中丞镌级去。文忠入曾军，乃得大用。其后中丞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失地夺职，文忠为叙前劳，还原衔。文忠治军，不使诸将和睦，预防其协谋为主帅害，似传中丞衣钵。文忠常述中丞之言曰：“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似此口吻，足以知当时治军之法。我军之终以不振，胥由于此。然武人之不能揽权，亦由于此，未可厚非之也。文忠末年居京，中丞如夫人犹在，每岁首，文忠亲往叩拜如礼，犹不忘本。郑魁士卒，文忠为之请恤，重旧日同寅之谊也。

先文庄以孙省斋方伯之荐，入张文毅公幕中，一见以国士相推许。庚申之前一岁，特令入京办报销，兼应会试，期以大用于世。文庄生平，于文毅旧谊，始终不忘云。公先以言事失职，侨寓绍兴，未几有办理徽池军务之命。是时皖南之寇，筑芜湖石垒为巢，蔓衍池郡，而江右广、饶之寇方炽，势欲相连。徽郡适当其冲，岭隘重叠，村落殷富，故受兵尤亟。浙江大吏，以皖南为浙省藩篱、徽、宁为入浙门户，故不分畛域，遣兵济饷，力保徽、宁。先后令徐观察荣、石观察景芬、晏廉访端书至徽经画军事，犹恐未尽善，最后乃奏用公。公以五年五月十日至徽。时寇据休宁，郡城危急。公轻骑由昱岭关驰至，指挥各军，复休宁、黟县，驱寇出羊栈岭，复岭外之石埭。公以为守徽惟当守岭，岭防既固，民自安，故令周天受筑垒守之。于是招集流亡，和辑将弁，训练士卒，抚恤疮痍，诛锄奸慝，护持善良，设立厘卡，劝谕捐输。数月而人心大和，军实渐振。兵屡出而不扰，财乐输而无怨，实始于此。公善用人而重筹饷，先由浙江供给，改拨江西，又不时至，惟以忠义激励将士，人咸乐为之用。有事濒于危，以调遣得宜而转为安者四焉。六年三月，江右之寇分为两路，由祁门、婺源进逼郡城。公仓卒率亲军出城安营，收集前军溃卒，两日之间，军声大振，御寇潜口，败之。九月，寇大股由黟、休宁入。公列营七里亭，督江、周两军大战五日，寇败遁。七年五月，景德镇之寇，由祁门、休宁间道至，公调集诸将击走之。十年二月，池郡之寇，由泾、旌、太以陷绩溪，直逼郡东，公出城，督江镇军，乘大雨，鏖战两日击退。徽郡四面受敌，岭路分歧，不能禁寇之不至，至而有以待之；不能保城之不失，失而旋即复之；不能必战之不败，败而有以持之。四境之内，农商不失业，庠序不废学，留心民事，用人各尽所长。部下江长贵、周天受辈，由偏裨而为大将；吴曰“富不理于乡”，特为湔祓；张泰忠、唐仁廉自拔来归，任以将领：咸著忠节而建功名。邻境有事，均视如己事无异。先是，江右广信之寇，由衢州趣金华。已，急令王恩荣往援，又使江长贵、周天受继往，浙省获全。晏中丞奏云“保浙之功，推为第一”，非溢美也。十年间，所部劲旅悉调赴浙江，仅留楚军萧辅臣，及新降韦志俊之军，其勤于王事，不分畛域如此。戎事之暇，培植士林，己未恩科，特为奏请，借浙闱乡试。学使邵公亦得举行院试，皖南士人至今颂之。公守徽始终，五载有馀，支持危局，不遗馀力。十年春，江南大营溃败，苏、常沦陷，浙抚欲招至浙，共办浙事，公以未奉朝廷命，弗肯行。及秋，有言官劾其不职，公即叙摺自劾，奉旨内召。时曾文正已任两江总督，兼办四省军务，以徽事交李元度接办。八月二十日，公去徽，越五日，徽郡陷，周天受及皖南道福咸、知府颜培文、宣城令王乃晋皆死之。徽郡之遭祸酷矣，以张文毅之绸缪五年，而卒不终受其芘，殆有以取之。先文庄在戎幕，身亲其事，时杨濠叟亦在幕中。文庄会试房师滨石先生，咸丰壬子一甲二名进士，官太常寺少卿，久直南书房，与濠叟为兄弟行，在会榜之前不之知也，然同寮极相得。濠叟之言曰：“徽郡之祸未有艾也。郡人喜倾陷，尚财利。其言利也，虽父子兄弟间，必析及毫芒，自诩不苟且。饷捐之数虽多，皆迫于势，而国家之官阶、庠序之学额、绅董之优叙，犹足以相抵，未见有慨舍其资不责报而为德于乡里者。宿师数万，先后六年，军营成市，藉之为利者甚厚。军中所领之饷，仍靡之于徽，故徽郡名为匮于捐输，实则增其居积。蕴利生孽，一朝溃决，将不可止。”未几，果有庚申八月二十五日之事，濠叟之言验矣。

花鼓会，赌钱戏也，今上海盛行，谓之“花会”，害人至死，不可胜计。实出自徽，土人疾之，谓之“花镫蛊”，与闽粤之花会略同。得隽者以一赢三十，愚人以为失仅一而得则三十也，争趋之。夫三十而中一，甚难之势也。业此者欲人财之聚也，偶露其倪，时令获中，故忻羡者不可遏。道光之末，起于绩而盛于歙，山村水曷设坛场，聚游手，隐屏而为之报信者，谓之“走水”，交驰于道，数十里内，呼吸通也。徽人嗜利，自士大夫至乡民，靡不染其习。妇女在深闺，凭“走水”代射，或暮夜乞灵于淫昏之鬼。富者丧赀于无形，妇女迷惘失志，愤而戕生者，比比皆是。亲戚朋友互相排斥，怨深水火，风俗大坏。其最著者曰吴老铭，即吴曰富，绩人也，自名豪健，不吝于财。棍猾附之，穷困之士亦从之，惟绅富之悭鄙，不能饬其子弟妇女者，疾之如仇，扬言其谋逆。于是郡守达秀擒而置之狱。至粤寇逼岭，议募勇集团，徽人忄匡怯且吝啬，莫可与计事者。有潘学陶者，以全家具保，请于郡守而出之。绅富汹汹腾谤，而寇已破祁门，至黟邑。吴出狱，即号召其人数千，成军出御，驱寇出羊栈岭。有功，谤稍戢，然花鼓会不能禁也。至咸丰乙卯春，浙江所遣之徐观察荣御寇死难，都司江长贵受重伤，吴老铭之勇败散，而郡城失守。郡人程葆以新授广东肇庆知府，道经浙江，浙抚奏令回籍办团，吴老铭之散勇暂归之。迨张文毅至，一郡人疾吴如疾寇，恐其复用。文毅面谕之曰：“尔之子弟妇女，何不自教饬，而怨他人乎！吾闻吴尚能率勇御寇，不若巨富之惟以馈献为事也。”郡人语塞，乃复录用之，令其部下禁绝花镫蛊。吴虽粗材，颇义侠，财不入己，奉文毅之令惟谨，其援浙尤有功，善戢士卒不扰民，杀贼奋勇，绅富渐与相安，不复腾谤，而花镫蛊亦遂熄矣。八年冬，援浙回，以病死，已擢副将，死之日，惟一故妻守丧，子幼，家无馀财。

徽郡四面岭隘，岭内山路崎岖，百道岐出，善防之，外兵无由入，实易守也。寇之始入也，由祁门之大洪岭。邑令唐治，贤吏也，忠义奋发，缮守御，得士心。祁邑向不修城，修城于西乡不利。寇逼岭外，议筑城以守，绅士洪小蒙等集其事。乡顽程狮者，执不筑城之说，与官绅为难，率众毁洪小蒙家，拆城墙二级。唐令怒，擒而诛之。狮妻衰麻赴安庆，泣诉于寇帅请兵，遂导之入岭，于咸丰五年二月破祁门，唐治及巡检钟普塘死之。

粤寇据安庆，又据太平府，筑芜湖石垒而守之，游弋于池州诸属。其艳徽州之富饶久矣，顾限于岭隘，不知路径，不敢遽入。既徇程狮妻请，入祁门，又至黟境，为吴曰富即老铭之勇逐出，益知岭内路径虚实。黟人平日素贾于省城，寇据省城，黟人之贾如故，与寇甚习，导寇入黟之羊栈岭，而为之居间。黟富集巨赀以馈献，蕲免淫掳。已而寇受馈献仍淫掳，遂破休宁，入郡城，皆不免于馈献，实无救于事也。及张文毅初莅徽，令助饷劝捐者，犹以此为藉口，富户始有所愧，慑而不敢抗。商贾嗜利，不恤其乡；绅富恋财，乞怜于寇。古人言徽人必有抱金而死者，信矣。

石咏斋观察景芬以御史简知府，丁忧起复过浙时，上海奸民倡乱，戕官据城，逼近浙境。巡抚黄宗汉知观察之能，即令率兵，会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之师复沪城。咸丰五年二月，粤寇陷徽州，浙中大惊，苏抚何桂清，急遣观察率沪上得胜之师取徽州，授金华府知府。四月，寇复入徽，连陷休、婺、黟、祁。浙抚又遣观察赴援，并奏请张文毅督剿，连复各县，驱寇出岭。时侍郎沈兆霖奏请暂设皖南巡抚，部议改安徽宁池太广道为皖南道，增设皖南镇总兵，得会衔专摺奏事。文宗嘉观察屡著战功，特授为皖南道，以江长贵为总兵，同驻池太之间，与张文毅协力防剿，图攻芜湖石垒，以断寇江上往来之路。攻青山失利，方谋再举，伺桂清遽劾罢之。观察为人，强直自遂，好文爱士，待若子弟。遇时俗之士，则严肃峻冷，不稍假辞色，见上官，直言不逊，人多恶之，是以被劾。张文毅初至徽，练勇五百人，以杜时升为之长，左右无他将才也。观察虑兵单，文毅并所练勇与之。爱护如此，竟不能用尽其长，文毅惜之。及观察既劾去，邓介槎观察瀛继为皖南道，劝率士民，同心御贼，任用能吏袁青云为宣城令。近与留防之邓绍良和衷共济，而远联徽防，与文毅互相联络。浙抚晏端书，其会房所取士也，深知徽、宁为浙省西南蔽障，故取求必应。故七、八两年强寇压境，卒能自守，民困稍苏。自胡兴仁为浙抚，以为浙中自谋不暇，弗为邻境调兵筹饷，浙吏又视宁台为利薮，候补道许良营得之，而饷不时至，主客交讧。时邓绍良已战殁，代者郑魁士。魁士尚气，以饷之不继，恨甚，参奏浙抚所用非人。得旨邓观察解任，许良撤粮台差，交总督何桂清质讯。旋以福咸任皖南道，浙省以孙省斋观察代许良，并请罢郑魁士而代以周天受。未几，浙抚胡兴仁去职，楚藩罗遵殿代之，屡经更张，事益棘手，不可为矣。先文庄在徽营久，见邓观察所致文毅手书，月必数至，尔雅恳挚，计画多中事情，蔼然仁者。文毅心折焉，每得书，必叹其忠，恨不与共晨夕。旋起旋踬，固属不幸，然奸诈庸劣之徒，亦未有幸免焉者。死生成败，固时与命为之也。

李新塘太守莼，由进士授编修，陟卿贰。为奉天学政，以言事降调，出守九江，回避为徽州，与林君廷选对调。四年春，粤寇扰徽，太守适至，崎岖军旅间，郡城空虚，乡勇恣横，花会盛行，为害歙、休、绩三邑最甚。饷无所出，捐无可集，绅富袖手，士民腾谤，太守以清华之质，处此境地，如堕尘网，悄然不乐。张文毅至徽，太守为翰林前辈，求谢府任，他事惟命。文毅乃与要：若能任粮台者，当为请于督抚，乃得开缺，而林廷选复任云。太守之解职也，人咸目为畏葸，不娴吏治，太守但听之。及至专任粮台，厉精为之，黎明即起，率属综核庶务，竭力奉公，发付各营，调剂缓急，均平和协，无不悦服。其治文书，虽冗繁杂Ш，一览不再视，而曲折洞然，过时能诵，莫不惊服。私财用之不吝，一涉公款，无丝毫苟且，洞察物情，下不敢欺。治事二年馀，积劳成脾泄病。七年秋，卒于徽州。所任用者沈凤才、沈起鹗、程亦陶等，皆著能名。

沈凤才，字五楼，当涂人，以贡生为绩溪训导，敏练多能，氵存保直隶州知府衔。文毅离徽，凤才即入都谒选，选甘肃阶州知州。履任后，适粤寇启逆、川寇蔡二顺同时窜陕，路过，城陷殉难。沈起鹗，字荐廷，石埭人，以浙江县丞，随晏中丞来徽，留派粮台，练达诚笃，同列倚之。补浙江海盐县知县。程亦陶后官浙江知县。先文庄在徽营，自太守以下，诸君皆与共事，故知其详。

张文毅再起，先至庐营，见福元修中丞。往临淮见袁午桥统军，袁故亲家也。途中见统军所张告示而美之，知出颜博洲培文手，遂乞于统军，延入幕府。文毅仓卒受事，左右无多人，惟先文庄与杨濠叟、颜博洲、王庆三等诸人。庆三司杂事，濠叟司文案，其军务则惟文庄与博洲任之。行至昌化，招勇五百人，博洲坐昱岭关口，执册点之而入。至徽郡，驻新安卫署。时文庄与濠叟、博洲同住厅事旁，事无巨细，无不闻知。文毅于清晨起治事，见属官、绅士谘诹筹度，送客出，即入厅旁，令办所言事，有时同客入，谋议尽善，属稿、画诺、发行，不逾晷刻也。濠叟通《说文》，善篆书，学问为一时侪辈之冠。博洲于事敏捷详练，策宁郡饷事，条举一岁之出至纤至悉，上之文毅，请函告皖南道邓公商之。濠叟笑谓博洲曰：“吾辈行与君别矣。”博洲愕然。濠叟曰：“此函去，邓公有不檄君为助者乎？”既而，果然。博洲握篆未久，宁郡失守，未几克复，仍署府事，久之即真。十年八月，宁郡再陷，死之。博洲在郡，任用能吏袁青云为宣城令，上承邓公之教。粤寇逼境，悍将鸱张，君调和其间，支撑数年，民兵相处，不致决裂。其心力良苦，卒无救于城陷，则时势为之也。

孙镜潭太守成鉴，以吏员升补贵池县知县。当道光年，大江南北县令之所倚者，曰“南漕北赈”，浮收之弊，犹取民之馀，赈则攘民之不足，捏报灾数，领款抵亏，以救百千万饥民之资，救一吏之家，上下视为固然，此乱前之积习也。皖省之池属，于前岁困于水，太守令贵池：遇水将成灾，先至各乡，遍查户口，分上中下造册，核定赈数，白大府请赈。赈银既至，以银数晓示境内，按灾册所列各乡饥户分银，唤熔工凿银，分包标明发某乡、某董分赈。随将饥口名数、赈银两数、某董名姓、限某日发完书榜给各乡张贴，十日而事毕。凡因赈事所用，置册登记开销，即申报抚藩。大吏嘉其速，为发续赈银三千两，因其实惠及民也。至粤寇扰江介，池州府陈源兖在庐州殉难，太守以贵池令兼摄府篆。张文毅时在徽，来谒，且以一册呈览。视之，则池郡绅士之贤否、商民之贫富、宿棍之出没，并与粤寇相通、民间隐事，无不毕载，其尽心民事如此。

李文忠封翁，曾文正讲学之友也。李翁故后，文忠所如不合，嗣以故人之子，得入曾军。观文正手书《日记》，视如李次青方伯之流。英雄贱日无殊乎众，固不足异。祁门之役，张文毅投劾去，文正将之徽州受代。幕府诸人咸尼其行，而令次青方伯往，未几，果败。文正疏请治罪，众争之力，不可，乃以去就争。文忠辞曾营，而就其兄勤恪公于江西某知县任所，途过益阳胡文忠军，见之且告之故，益阳曰：“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对曰：“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拂衣起，归寓。束装将行，益阳之使适至，挽之回；不许，强而后可。留饮数日，绝口不谈前事，尽欢而别。文忠在江西，简福建遗缺，道阻兵，进退维谷，闻文正克安庆，驰书往贺。文正报书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前辈口传如此，与今本曾集微异。文忠得复，遂、回曾营，文正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时先文庄至皖，见文正，文正称为“皖北人才”，著之《求阙斋日记》曰：“气象峥嵘，志意沈著，美才也。”退见文忠，文忠曰：“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未几，文正荐文忠为苏抚，飞皇腾达，盛极一时，勋业几加文正之上。天津教案，继文正督直，新旧交替，同居督署中。一日，谈笑极乐，文正谓文忠曰：“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祁门之别，益阳来书云‘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今思其言验矣。”观此，可想见曾公之雅量、胡公之远见、李公之奇气，而三公遇合之迹，亦可略寻其源。

李文忠居乃兄知县署中。一日，遇九华衲子于友人所，善相法。见勤恪，曰：“贵人也，不十年，当任方面。”继见文忠，曰：“贵不可言。令兄之贵，胥由于公。”归而告母，太夫人大喜。次日，使赠以赀，再询其详，则已行矣。及文忠入阁办事，居贤良寺。九华某寺僧至京，请藏经。余家仆媪辈多为九华旧香客，素与寺僧习夤缘，而至文忠所为之求书。公呼寺僧至，问以衲子所在。寺僧巧言善谀，承文忠意曰：“此地藏王菩萨化身也。”文忠乐甚，亲为洒翰，且命贤良寺主持僧为之上下关说，得早领经以去。

左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文襄在军，距曾军数十里程，间日跨马而来，文正辄盛设馔食以待，谓大烹以养圣贤，重之如此。文襄善啖而好谈，入座则杯盘狼藉，遇大块用手擘开，恣意笑乐，议论风生，旁若无人。偶与辩胜，张目而视，若将搏噬之状。称人必以其名，惟于文正则敬之称字。一日，言事有异同，文正出句云：“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文襄对曰：“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以名对字，偶一呼名，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李文忠时在文正幕，辄不相下。曾军湘人为多，值彭刚直来谒，讥评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刚直尊人久任合肥青阳司巡检，文忠反唇相稽。刚直遂用老拳，文忠亦施毒手，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文忠与文襄、刚直始终不协，今文忠《朋僚函稿》，于捻事言及逆首张总愚辄云“太冲非其对手”，于西事颇责其误国甚于崇厚丧地。文襄家书，诋淮军等于捻匪。读者殊以为已甚，不知二公时宣于口，较之笔诸书者为更甚，而觌面之辞则其尤也。盖文忠皖人，性情坦直，以率性为道；湘军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不免有许多勉强之处。至于道之大原，则一也。

虚报战功，为随营刀笔之惯技，匪特不肖者为然也，虽贤者亦有不免焉。《李文忠集》中奏议、函稿、电稿之属，当时抄录，早自分类。所谓吴挚翁编者，特已然之迹耳，而事后删润之处，颇有端绪可寻。同治间邸抄，文忠疏称李秀成死者，一再而三，此岂小故也哉！当文忠未至苏时，曾文正置于乃弟忠襄军中一载，练习军事。嗣后文忠谓人曰：“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盖时时设备，乃湘淮立军基础，固异于文忠初办团练时，专以浪战为能也。及陈报军情，军中幕客令文忠秉笔，一挥而就。时主稿者为半通之学子，阅之不以为然，大加删改。文忠贵日，辄述及之，曰：“吾武事弗如也，而谓我握管行文，乃不若彼耶！”盖文忠之文，素有奇气，难免有铺张之处。不通文法者，或反以为近于虚报，致成笑柄耳。

道光末年，时南人冒北籍者多，得第之后，好为大言，訾北人之无学。某君得高第，辄云：“北人焉能至此，惟恃吾辈冒籍者为之增光耳。”北人憾之，相约中式之后，不为出结会试。潘中丞应道光庚戌科会试，文已入选，因词气勃发，为房官某所指摘，疑非冀土人士手笔，乃黜。中丞自是愤不应考。次年，先文庄纳粟入监读书，登辛亥科北闱乡榜，嗣参张文毅公幕于徽州，粤匪事起，以道途阻隔，屡误会试之期而不往，至庚申始成进士。时中丞方领乡团与贼战，闻之不觉泪下。当时重科举，学者于进身之阶，犹知慎之如此。

湖口高碧湄大令心夔，先文庄庚申会榜同年生，久馆故尚书肃顺家，待之厚。庚申殿试，肃顺方握大权，素爱才，以大令为国士，必欲得为状元。试前密询之曰：“子书素捷，何时可毕？”大令曰：“申酉间其可。”至日，属托监试王大臣，于五句钟悉收卷，以工书者必迟未讫，则违例列榜末，大令可必得第一。然事出意料之外，未满卷者多至百馀人，概置三甲，大令竟在其中；而仁和钟雨人学士素不以书名，竟擢一甲第一名。大令先以己未会试中式，复试出韵，置四等，停殿试一科。至是朝考，又以诗出韵，置四等归班。其出韵皆在十三元。湖南王湘绮嘲以诗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说者以为有时运焉。

先文庄不重楷法，会试中式以后，前辈见其卷楷匀整，辄许曰：“可望二甲。”故事，殿试前十名，原卷进呈御览，传胪之日，必亲往听命，或幸而移前，不然，以违例论，亦置三甲末。剧中言：有阴德者，始或屈辱，已得第而犹未觉，忽闻报到，举室生辉，故作惊人之笔以为快。然其次第，辄言皇榜第八名，以一甲第一至二甲第七之前十名，不能迨后始知也。演剧虽戏事，编者点缀成真，苟出乎例外，则近于儿戏，无人信之矣。庚申胪唱之日，因文庄自揣不在前列，偕友出游西山。归而往询，正二甲第八，仅差一间，免至三甲末，亦云幸矣。

胜保颇有战绩，然拥兵养寇，为自固之计，与汉唐季世将帅同一恶习。幸当中兴之世，湘淮子弟材勇辈出，又皆儒臣统兵，为之表率。益形末路旗营之劣，而无以逞其奸，遂为士夫所不齿。尤其罪状昭著者，业经逮问治罪之时，仍以疏请垂帘，自居拥戴之功，胆敢上章自诉，为尝试之计。给事中赵树吉请速诛之。御史吴台寿，乃其党也，为之申辩甚力。御史刘其年旋劾台寿欺罔，并及其兄山东候补道吴台朗夤缘肆恶。同治二年四月，俱奉旨褫职，军政为之一肃。刘侍御疏，为南皮张文襄少年手笔。是岁文襄举进士，廷试第三名，始露头角。

湘淮军外，豫尚有宋忠勤之毅军、张勤果之嵩武军，皖则自郐以下矣。英果敏部下，如史绳之中丞、程从周军门、牛师韩总镇，皆著称于时，论其功绩，尚在若有若无之间。军营习气，贼去则虚报战事。果敏所当者捻匪，行踪飘忽无定，其击走与自走本五分别。幸未逢劲敌，得以功名终，亦云幸矣。

英果敏任合肥县时，倚乡绅解某，浑名解五狗子者治官团，同时，李采臣方伯率西乡诸圩治民团，实为淮军之先导。官民分两党，各不相下。李部健将，其后有铭、盛、树、鼎四军，隶李文忠公麾下，同时乡曲悉被引用。解部因有宿怨，患不相容，故莫之从。洎先文庄出为将，始招至军。其著者曰解先措、曰解向华，皆战死；曰黄桂荣，以伤废；曰吴武壮，仕至广东提督；曰王占魁，仕至广东高州镇总兵；曰叶志超，仕至直隶提督。功业盛衰，则有幸有不幸焉。

张靖达与弟勇烈居于乡，粤寇过境，乡人咸筑圩练兵自卫。寇众大至，悉众入堡，以死坚守。贼不能久留于小邑，往往为所拒退。寇去追杀，每获辎重、俘殿兵，以论功邀赏，有名于时。同时有周刚敏、武壮昆仲及刘壮肃之圩相近，守望相助。潘琴轩中丞为赘婿于青阳司巡检署，随至庐州府，行无所归，因从李采臣方伯办民团，所谓吃大锅饭者也。

淮军自团勇起，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叶曙青军门时为解家将，每战勇冠其曹。一日途遇一女，羡甚。解慰之曰：“汝战若再捷，吾为汝致此。”乃夺而与之。既而知女与张靖达昆仲为中表妹，公然不惧，惟不通往来而已。军门既通显，复为姻娅如初。

援苏之师，早有动议。是时镇江、上海两处，一省中较为完善之区，未决何途之从，主将人选，亦不能定。先是益阳胡文忠为曾文正谋曰：“用李氏兄弟中一人为两淮运使，以揽盐利。”益阳意中，犹惑于冯子材之言，重在镇江也。及李文忠虹桥之捷，文正闻之，喜可知也。复文忠书曰：“昔见君行楷，以为必贵；胡文忠以许负相人法，亦谓‘君必贵’。今果然。”

程忠烈初陷寇中，自拔来归，妻子皆为寇杀，京戏中铁公鸡隐指是事，而以张忠愍当之。忠烈反正之后，战功虽著，当是时，湘军之锋甚锐，鸡犬皆有升天之望，客籍混入其中，颇难出人头地。适李文忠率淮军东下，求将才于文正，忠烈为桐城籍，乃以其军隶焉，且勖之曰：“江南人爱降将张国梁不置，汝往，又一张国梁也。”湘潭郭武壮为忠襄爱将，以勇冠其曹，中同袍忌，蜚短流长，颇有谤言。李文忠常戏曰：“某与某争功欤，抑争风也？”旋请于文正，以之自随。华阳杨忠勤，不得志于霆军。鲍忠壮与李文忠，同以羁旅在湘军，互相引重，交谊颇笃，援苏军起，荐忠勤往。文正又以亲军二营佐之，当时所谓赠嫁之资者是也。其后程军独树一帜，郭、杨二将，先从文忠介弟季荃观察为裨将，既而与淮将铭、盛、树、鼎四军合力排观察，去诸军皆自立，不相统属。论者常哂之曰：“铭、盛、树、鼎犹鸟也而无翼，今得郭、杨以为之翼，于是乎飞矣。”湘淮蝉蜕之形始此。

泗泾之役，寇众倍蓰于我，程忠烈之军困于中，敌围之数重。未几，援军四面大至，内外夹击，大捷。四江口之役，情形相似，惟程忠烈自外入为稍异。两役士卒曾陷于围中者，厥数无多，其所以能支持许久，以待救兵者，未始非郑国魁之功。国魁故为枭，苏枭皆庐州籍，是时多从寇，与之相习，本无决斗之志。寇将渺视我军之微薄，可不劳而获，督战亦不力。古人所云“一可以敌十，十可以敌百，百可以敌千，千可以敌万者”，胥有所以然之故，非尽一与一相当，不两立之情也。

李文忠与先文庄旧为师弟，文忠奏调至军疏曰：“刘某沈毅明决，器识宏深，与臣为道义交，十有馀年，深知结实可靠。该员去冬由安庆经过，督臣曾国藩一见，大加器许，谓为‘皖北人才’。臣今统军来苏，曾国藩允为奏调臣营，学练军事，昨又函催臣自行奏请。可否饬赴臣营，酌量委任。”上许之。观此可见平素之好。然观文庄在淮军，与文忠意见殊不能相惬，曾、左二公，反时露招致之意。江浙肃清后，文正拟令统老湘营；东捻平后，文襄拟奏保为晋抚：皆辞勿就。文庄常曰：“老湘军已成之局，晋省偏西之地，是时无重要军事，不能舍易取难云。”

淮军与寇先战于上海，三战皆大捷，威声甚振，进规苏州。程忠烈率开字营，向昆山一路。李季荃观察率大军，与周氏昆仲盛字营，向太仓一路。铭、鼎、树三军人数无多，驻浦东，防浙寇，备后路。先文庄募军征浙西，方集兵力，未任战事。是冬，常熟寇将骆国忠、国、孝兄弟，皖籍也，以常熟、福山降。李秀成集江、浙两省寇众，围攻常熟不下，别遣兵自江阴，复陷福山，绝其通水之路。文忠以常胜军配先文庄，载以轮船三艘，溯江往援。当是时，华尔已去，戈登未来，统带未得其人，叫嚣不听令，岁终中道而还，文忠患之。适潘琴轩中丞及刘壮肃、张勇烈三人至沪贺新岁，文忠令各分兵千人趣救，使黄武靖率淮阳水师翼之以前进，文庄仍护之行。登陆集众，议攻取。壮肃曰：“贼脆弱不经战，直前搏击，擒捕鼠辈耳。”中丞曰：“取福山守兵易，御常熟援寇难，不若翻墙子之为便。”“翻墙子”者，先筑一垒守之，再前筑一垒，移后垒之兵于前，更调兵守后垒，如是者回环不已，直向敌垒而进，立于不败之地，古所云“步步为营”者是也。壮肃曰：“吾当援寇。”中丞曰：“公战不胜，吾属危矣。”壮肃曰：“吾不克援寇，而能归见公耶！”乃战。常熟援寇果大至，壮肃败退，寇出鼎、树两军后，沿堤漫野而来。两军屡经大敌，虽腹背受攻，殊不惧怯。勇烈奋身出战，肘中流矢，督兵益力御。文庄自与潘中丞并马，率健儿数十骑，由敌兵密集处冲出。方离敌营，中丞一僮坠马大呼。中丞略驻马足回顾，叱曰：“上马！”乃挟之还。遇壮肃于途，作蹲地喘息状。文庄哂曰：“省三胡不打？”壮肃曰：“打一个鸟。”此合肥土语也。鼎树两军，皆自围中拔出，故死伤独夥。寇多相识，亦调自浦东防地，与官兵遇，辄唾曰：“奈何复遇于此？”未几，戈登率炮队至，轰福山城，倾一角，寇惊惧遁。我师追之至谢家桥，福山、常熟相距四十里，此其中道也。寇忽筑营墙，我军略顿，亦自为垒。夜使人探，则墙仅一面，作新月式，为掩蔽逃归之用，寇已尽走。探至常熟止，则数万之众一时皆走。寇众征自江、浙各地，时左文襄在浙连克各城，寇不得不还自救。观此，乃知曾文正督办四省军务，以左文襄援浙，李文忠援苏，沈文肃抚赣，同时并举，使寇首尾不能相应，乃善策也。是役诸将同里，皆能同仇，师克在和，故能以少击众而获成功。

张勇烈以勇著，靖达善谋，相得益彰。当团练时，常随官军追寇于太湖，寇忽反攻，为所乘，勇烈大呼曰：“吾兄若弟，吾辈将束手就缚乎！从吾者来。”乃驰入寇军，决死以斗，寇走避，乃反败为胜。福山之役，刘壮肃以断寇援兵自任，既而不能，我军半陷围中，勇烈大呼如前，未几，中流弹。是时，先文庄尽护诸军而行，文忠奏报中，皆言“据编修刘某函称。当仓卒之中。漏未之及，勇烈终身以为憾云”。

李季荃观察军至太仓，寇将蔡元隆降，居间者为吾乡黄某。元隆要索另编成军，给都守、千把等职，且切询事上之道。黄某以“拜门”劝，元隆曰：“‘拜门’奈何？”黄某曰：“汝有物则献之，汝有财则与之。”元隆曰：“如是焉尔？”黄某曰：“诺。”次日，官军以赏赉之冠服往，使黄某赍至寇营。见甲寇戏以顶戴强加于乙寇之首，乙寇弃之于地。会丙寇经过，观之，又掇起，欲试诸丁寇，丁寇逃走不受，其馀之寇竞取冠服，互相戏谑，略无诚意。黄某贪利忘害，自鸣得意，归弗以告。至受降日，观察整队出迎。至一箭之远，闻敌队中有人遥谓之曰：“但患汝逃耳。”始知其异，而敌已杀至，措手不及，大败奔还。寇自后尾追，士卒死者七八。观察左右之童子军，皆幼弱未成年，从不给饷，是役死伤略尽，器物遗失无算。文忠闻报，调开字营军往援，令先文庄监战。文庄驰抵太仓，程忠烈甫至，促之进击。忠烈曰：“李观察已不能军，我队伍未齐集，不敷分布，且宜有待。”文庄曰：“李观察虽失利，自将弁以下，耻为贼所卖，急于一试，足当一路，愿公勿疑。”忠烈许之。翌日攻城，寇甫接战即遁，遂克太仓。先是，程忠烈致李文忠书，言李观察军死亡四五千人，文忠见文庄而问焉。文庄笑曰：“殆有千百。”文忠调侃其弟曰：“或言四五千，或言千百，是大败也，不可讳饰。”观察退谓文庄曰：“吾未向公乞烧埋银两，何诬至此？”文庄曰：“如其为诬，则言四五千者，大诬也；言千百者，小诬也。吾今小巫见大巫矣。”吾家与李氏世有交谊，文庄与观察，少同学于李封翁。一日，观察袭抄旧文，为封翁所知，呼之前，至，将扑责之，文庄亦随至而为之请，会封翁有客来，乃免之。观察与文庄夙相好，戏狎无忌，故问答如此。

太仓捷书至，文忠读之喜，谓文庄曰：“杀寇数万人，可以偿吾将士之命矣。”文庄未答。文忠复问之，文庄曰：“吾方思所见，吾于南门坡下见一寇逃未出，死于途。他无所知，不敢诳报。”文忠笑置之。盖军营报告本不足凭，败后铺张胜事，为免罪图功之计，尤为惯技，亦文忠所明知也。其后湖州之役，文庄身当前敌，不肯轻战。俟后路军队布置齐备，无隙可乘，始进兵攻城。寇先弃城遁，李质堂提军尤之曰：“公若早发一炮，即可报捷。”于此，可见当时习气。

八降王既诛，寇党惊扰，与官军混战。奈渠魁已死，如蛇无首不行，乃应手而灭。士卒乘势劫掠，满城大乱。文忠呼程忠烈字责之曰：“方忠，汝自谓纪律佳，今若何？”忠烈骑马出门，游行街市，欲以定众。遇其部下营官，行于桥上，左右手各携一妇。忠烈愧极，下马凭桥栏呼曰：“吾投水死矣。”营官急挽之，且长跪谢罪，乃已。

苏城劫后，古书旧本，悉归丁雨生中丞持静斋，而以殿板《十三经》、《廿四史》、《九通》、《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文》之属，悉辇至李文忠处。中有碑单张四箧，或告文忠，言文字多泐，荐某甲善于描补，终日为之整治。识者见之，毋不匿笑。谓文忠与中丞相提并论，有雅俗之殊焉。然文忠于赏鉴非其所长，纵有误解，亦君子之过，不足为盛德之累。中丞收藏，颇有言其“取之非其道”者。即以藏书一端言之，固不宜与文忠相提并论也。

中丞以知县失地褫职，投效苏营，不数年，荐升方面。苏人以其熟于洋务也。俗谓外人为“洋鬼”，遂称为“丁鬼”。刘壮肃将游惠山，是时大乱初平，女尼极盛之时也。中丞闻之，正色曰：“公以提镇大员，乃有此行，毋乃为人所哂。”壮肃怒且笑，呼其字曰：“雨生，汝胡忽作此言？汝初至军时，日以西洋春册赠吾偏裨，猎取保案，而忘之耶？胡忽作此言？”当时军中传为笑谈。

中丞洋务进身，购置军中器械，尤为炫人之具，当时风气未开，信为难能而可贵。淮军初习陆军操法，先文庄曾手订成书，附图一卷，所部亲庆军中，奉为秘籍。辗转而为中丞所得，刊布于外。军中知其剽窃，然以为无足重轻之故，莫与争也。未几，神机营改用新法，征求是类之书于李文忠，中丞装潢以献。文忠夙知此事，笑而谢之。中丞变幻仅止于此，久而其技不售，宦途中殊不得志，复献策移江南制造局于江西湖口，希为赣抚。一日，执邸抄于手读之，见先文庄简江西布政使，自知无望，叹而弃置不观，未几遂卒。

《汉书 韩信传》：“信击魏，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阳夏以木罂渡河。”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缶以渡。”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缶也。”师古曰：“服说是，‘罂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按，服韦二说皆是也。以木作桶，如罂缶形，入水能浮；用木为柙，约而联之，盖之以板，则如筏矣。常熟之役，李文忠亲在行间，介弟季荃观察为主将，郭武壮当前敌。寇因苏州之杀降，誓死以守，环攻不下。戈登率常胜军至，以巨炮轰击，城西北角陷一罅，城濠深不能渡。戈登令工程队出大铅筒，如枕之形，长丈许，围约二三尺，加板于上，广如其筒之长，如是数十具，两边各有钩环。先推一片入水，继以一片钩搭相连。铅筒入水有浮力，推之转动如辘轳，直达彼岸为止，以当浮桥之用。郭武壮率师将入，守寇殊死战，我军败回。城中以土石塞缺口，备御益坚。适先文庄至，闻之，谓观察曰：“吾为公悬赏：先登者得勇号、黄马褂，可乎？”观察叹曰：“孰无是二者，而谁肯尽力耶！”入见文忠，文忠曰：“得人者兴，失人者衰，程方忠死而士气馁，甚矣。”文庄曰：“是何言欤！公自能军，传一令下，‘明日必克’，孰敢不从。”文忠召程忠烈部下刘士奇、王永胜至前，问曰：“而以程方忠死而不力战欤？”皆对曰：“未奉命故也，其敢不从！”翼日，二将各执一旗，上书“不怕死”三字，随常胜军浮桥而上，遂克常州，擒陈坤书。方事之殷也，赫德自上海往见。文忠引至战帐，甫坐，股栗不止。文忠笑遣之，而时向人言及，曰：“谓西国人人能战者，非通论也。”观此而知古人所云，人各有能有不能之说，益信。

浙西之师，先文庄与忠烈各当一路。文庄率师自松江行，即今之沪杭铁路线也。连克枫泾、西塘。至张泾汇，值巨港，兵不得渡，自往阵前视之，中流弹。将士奋往，卒克济师。嘉善、平湖已在掌中。平湖寇将号陈翘胡子，乞降，文庄自率军与鼎军往受之。嘉善寇将号陈三木匠，降于程军部下之华字营。遂至嘉兴，军城东南，程军西北。忠烈与文庄约：晨取要隘，日午攻城。文庄先得要隘，按兵未动。至日失，忠烈军始近郭城，寇惮其炮火之猛，悉力拒战。文庄乘虚而进，前锋黄桂荣相视城砖微迤之处，斜步直上，诸军继之，后至者梯而登，乃皆入。我军有淮扬水师，水陆并进，城河深者，令之渡师。先一日，水师舳舻相接以待。忠烈战不利，咎其不便于行。水军主将李质堂军门变阵容，船首行列如平地。程军欲前，城上投枪弹矢石甚盛，仍不得进。及东南陷，寇奔出，忠烈大喜，衣黄马褂，督队将往。疑城未破，恐中奸计。军垒之上，本留一孔，常以觇敌，因立其间以视之。寇未及去者，群见而射击，中其颅，未几伤重，遂卒。是役虽战胜，失一大将，如忠勇公多隆阿之于，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焉。

果报之说中于人心，往往于疑似之间，示人以神妙之迹。程忠烈之杀八降王也，军士乘之而大劫，李文忠咎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及克嘉兴，微有不慊于文忠，伤重呓语曰：“君亦降人也。”因自决其创口而死。当时之人，咸谓降王索命也。

吴武壮初从解练入淮军，隶先文庄部下。先文庄素识其封翁，倚为腹心，缓急可恃。军中辄予以重任，升阶较速而最早，甫克嘉湖二府，保案擢副将。李文忠哂曰：“君部下庸者，亦得戴红顶耶？”武壮终身以为恨。淮军将领，无不倚文忠为重，惟武壮独自立异，结交朝贵以为攀援，罗致文人以通声气，然终不能至方面。当日文武异途，固为一大原因，究竟黜陟进退之途，于人心天理之公，其时尚有得半之道，故同治而后，犹称中兴焉。

受降如受敌。降人力屈，不奋斗以求生路，而俯首归命，当时必有以说动之者。既而，所欲不遂，心怀怨望，不善处之，则变生肘腋而不可测。平湖寇将陈殿选归顺，文庄部下亲庆军，及潘中丞琴轩所部鼎军，实往受降，吴武壮先帅两营以进。钱荣山总镇王兴时为寇目，密告文庄曰：“殿选降后，辄有怨言，常自语曰：‘孰为翰林学士，孰为道台，勿谓吾刃不利也。’”文庄以语中丞。中丞曰：“彼部下将有变，待吾一言为轻重，尚不知彼刃利与，抑我刃利也。”次日，降部大哄于城内，杀殿选。官军营于城外，严为之备而坐视不动。俄而王兴率诸寇目来谒，献殿选首级。文庄与中丞坐帐下见之，其喜可知。中丞佯怒其擅杀，责斥甚久。旋经文庄解说，始允赦其罪。遂入城，检视府库，尚馀六十馀万金。以训钦先伯暂护县令，抚慰遗黎，旬日乃安。玉兴自此后从文庄军，曰：“潘公责人无已，我愿事公。”其后积功补四川重庆镇总兵，署四川提督。闻文庄每道及此，辄曰：“权术可用也，而不可多用也。”

金陵围攻不下，时苏州已克。朝旨令淮军助战。李文忠迁延不行，显然让功之意。及大功告成，文忠至金陵，官场迎于下关，文正前执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文正益感不置，故云然。金陵克后，首功李忠壮臣典，未及受封而卒子军。相传忠壮少年恃壮，一日夜御十八女，事虽无据，然近人纪传，多隐约言之。曾文正公报捷，奏称“我军杀敌十馀万人”，则子女玉帛，悉为所有，可想而见。国变之后，北军南下，仅大劫三日，舆论指摘，不遗馀力，可谓人苦不知足。时势使然，非今人贤于古也。当时功次于忠壮者，萧壮肃及刘南云阁学，解甲家居，遂不复用。虽琉球、越南、缅甸相继失丧，外患日深，鼓鼙声急，朝廷曾未忆及之。可见金陵之役，从军之士满载而归，必有不慊于上心者矣。

湘军于金陵红旗报捷、江浙军务底定之后，文正奏请尽发欠饷，遣散归农。伟哉，大臣谋国之道，善用所长，善藏所短，非他人所能企及也已。淮军自始至终，每年皆发饷七关有半，而南北设粮台，坐收各省解款，先以解款不到而致欠饷，既到不以发饷，遂积成巨款。李文忠直隶总督任内，淮军银钱所专司其事，历王文勤、荣文忠两公，洎文忠复任，犹存五百馀万两。文忠逝世，项城用以扩充新军，至六镇之多。南北风行，皆练新军，遂屋清社。

曾文正遣散湘军，惟留老湘营。又知先文庄与淮军将领气味不投，终不相合，欲以老湘营隶文庄领之，常驻江宁为防军。致书请于李文忠曰“将使之淬厉湘军暮气，我亦得日以老生常谈勖之，俾成栋梁之器云”。黄昌岐提军持书谒文忠于苏州，文忠不置可否，私谓文庄曰：“往也，惟此老翁，能致人于方面重任。”时文忠家居拙政园，设宴待提军。值春初山茶盛放，文忠曰：“花如此丽，虽仆婢今日折一枝，明日摘一朵，究无损焉。”提军退而备行具，文庄问何若是之速。提军曰：“昨日之言，公不闻与？已示意不欲公往，尚待言耶！”

中兴功臣，多有古大臣风。金陵克后，洪福已逃出，沈文肃遣军追击，获之。奏报擒斩逋寇，而不言其为首逆之子，亦不铺张功绩。刘忠诚督粤，代理海关，是时监督为旗员著名优缺，岁入无算，忠诚悉舍弗取，并未专摺上闻，仅于《京报》中，见数月之中，收数增至十馀万而已。至丁文诚之斩安得海，彰彰在人耳目，内幕之中，尚有人主使，较此犹逊一筹。

世祖亲政，则夺摄政王爵；圣祖年长，则罪四辅；仁宗继业，则斩和┞；文宗即位，则退穆相；两太后垂帘，则诛三奸；醇王摄政，则逐项城；一朝天子一朝臣，几为向例。恭忠亲王为议政王，不及四载，至同治四年三月五日，编修蔡寿祺疏劾王揽权纳贿，请逮治，两宫召见商城、艮峰两相，朱桐轩、万青藜两尚书、吴竹如、王小山两侍郎、桑柏斋、殷谱经两阁学，议治王罪。两宫言王目无君上，妄自尊大。且云王在热河，曾言王欲叛，又出于寿祺参本之外，更有背景。时值同治中兴之后，诸臣守正，不敢唯阿，上怒稍霁，商城请查实据，许之。越二日，倭相等会议于内阁，召寿祺质正，摺中“挟重资而内膺重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二语，寿祺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供称闻之给事中谢增。及质讯增，增言本无所闻，且弗曾与人言及。寿祺俯首无词，薛焕犹追问，不肯息事，诸臣劝解始已。未几，蓉明白回奏，言：“起自草茅，未趋朝阙，亲贵之臣，不识一面，枢密之地，未达一缄。请严究诬枉根由。”寿祺以是降级，其后终身不用。恭王虽受裁抑，无复议政名目，然仍值枢府，屡踬复起，克保令终。较之前朝重臣，则有幸有不幸矣。先文庄于散馆授职后，奉旨往江苏军营。寿祺昏，于朝报亦未之悉，其条陈军营滥保疏中，波及是事，言“庶常投效军营，保举留馆，实为取巧”，当时以事实不符，均不措意，及至文庄赣抚入觐，遇寿祺于江西公宴，调之曰：“某散馆授职后，即奉命出征，在本衙门日浅，于诸前辈多未奉教，向慕不置。”寿祺时已衰迈落托，无复人形，唯唯而已。

陈右铭中丞治乡团，御粤寇，嗣在京为殉节者请恤，义宁一州，多至三千人。刘忠诚抚赣，虽知其粉饰，以中丞当时清望，无如之何也。中丞氵存升府道，军中保案，无足深论，《清史稿》称其走湖南，参易佩绅戎幕，拒走石达开；之江西，为席宝田画策，歼洪福是以保案为功业。中丞有知，谅不乐于有此虚誉。

李季荃观察在淮军，与曾忠襄之在湘军，皆以统帅介弟之亲，将兵独众。忠襄犹能成功，其后在鄂，虽小有波折，亦克自振。观察竟不能终始其事，固由于淮军之团结力不若湘军，致遭排挤；抑亦观察沉毅之性不如忠襄，遇有艰阻，不能坚持故也。

曾忠襄处事坚决，有过人之处，固已。其将才勇略、学识，操守，未见出于李季荃观察之上，而勋业各相迥殊者，更有遭际不同之故。军中卤获，自古所不能免。将门之后因以致富，以晋之石崇为最知名，馀可类推。淮军所得俘物，以充军实，按诸奏报，较湘军为多。湘军将领富有赀产，颇流露于《湘军志》文字之间。然淮人吝啬，染商贾之习，颇用以营运，与民争利，不似湘人仅供浪用。如蒋湘南方伯，一夕而尽丧其历年所有，无损于人也。曾、李二介弟高下之分，固有地理风俗关系存焉。

文忠至苏，鲁白阳管淮军粮台，使其弟求见于先文庄，述其兄之意曰：“顷见李抚帅，抚帅曰：‘粮台何难于应付，惟李观察、刘学士不得罪焉，可耳。’今李公座营八、公座营六，皆发足饷，可乎？”“李观察”谓季荃观察“刘学士”即谓文庄也。文庄曰：“不可。如我座营得足饷，馀营皆不得，则不为我用，是自损军力十之七也。请从众。”东捻平后，文庄乞解兵柄，求其饷于文忠，争持累日，乃得三关半。时欠饷经年累月，文庄无已，悉移交于继统是军之吴武壮，归洁其身而已矣。当时风俗醇厚，军士罢役回籍，待饷不得，即去而之他，值军务未平，尽有去处，尚不生事。粤捻两役肃清，潘中丞顿军徐州，犹染旧习，迁延不予，军中将拥营弁鲍某为乱。地距亲庆军不远，吴武壮驰骑晓谕。大率同府县城之人，非亲即故，薄给以赀，悉散去。其后鲍某潦倒已甚，遇武壮，尤之曰：“非汝，则我黄袍加身久矣。”

鲁白阳久不得志，知左文襄与文忠意见不协，乃悉以淮军粮台帐簿辇送于彼。文襄曰：“吾属皆军人，奚肯以此中伤同类。”时人皆服文襄之度。白阳后需次于直隶，文忠衔之甚深，屏弗接纳。白阳朝夕站班，使文忠均见之。如是者年馀。文忠怒骂曰：“趣行，毋溷乃公。”给以省外一差而遣之，时人更钦文忠之量。后十馀年，白阳贿得上海道。未几，事发解职，落拓不能自活，双足挛肿，复不能行。又如是者数年，适值文忠至京议和。上书，不答。翌日，白阳以两役掖之行，至文忠所。文忠怒骂，两役惊惧走，遗白阳于地，号兆乞恩。此亦官场之异闻也。

郭善臣军门，出身于陈国瑞部下卒伍，以事触其怒，缚而悬之于门外。时金学亭军门亦在其军，令立而守之。自饮酒，毕，倚胡床而卧。郭体肥，不胜其苦，叹曰：“俟彼醒而释我，吾死久矣。”金怜之曰：“纵汝去，则我应代死，曷若偕行？我无家，途中呼汝为父，汝呼我为子，免人疑问，何如？”郭欣然允诺。逃至凤阳，见郭母。郭母曰：“恩人也。汝辈年相若，何得称为父子？曷结为兄弟，皆为我子。”于是改姓郭，名运昌，从兄复入伍，积功至提督，乃复姓金氏。

李世忠、陈国瑞、詹启纶落职后，横行不法，无复顾忌，中兴之世，良为罕见。世忠故为匪类，国瑞从僧王久，启纶用兵在淮徐一带，多与旗兵相处，放恣之性，不知法纪为何物，抑习染使然。其后世忠、启纶皆得罪以死，国瑞远戍不返，乃其宜也。

曾文正为钦差大臣剿捻匪，先文庄为襄办，献守运河之策：作长墙于岸，限止马足，使不得度，圈之于一隅。李文忠署江督，力争不可，手致文庄书云：“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馀年后，遇公等为知音。”文庄将万人渡河，得文忠牍，言饷缺不得增兵。事事干涉，诸如此类。且时上章，条陈军务，文正弗善也。及师久无功，文忠继为帅。文正愧弗忍去，自请留营效力。文忠至军，亟取钦差关防于文正所。文正曰：“关防，重物也。将帅受代，大事也。彼弗自重，亟索以去，无如之何，然吾弗去也。”文忠遣客百端说之回任，弗许。或为调停曾、李计，言乾隆时，西征之师，以大学士管粮台，位与钦差大臣相埒。文正故作不解曰：“何谓也耶？”文庄曰：“今回两江之任，即大学士管粮台之职也。”文忠又私告曰：“以公之望，虽违旨勿行可也。九帅之师屡失利，不惧朝廷谴责欤？”文正遂东归，自是绝口不谈剿捻军事。文忠代为帅，亦无以改文正扼河而守之策。大功告成，文忠疏请加恩从前领兵大臣，文正得加一“世袭轻车都尉”。闻之大怒，谓江宁府涂朗轩太守曰：“异日李宫保至，吾当为之下，今非昔比矣。”

臼口之败，郭武壮为贼擒，全军覆没，陷俘虏中。贼不知其为统将也，有降卒纵之出，乃得免，旋乞病归。次岁再出，招集旧部，声势复振，克以功名终。综其生平战绩，皆与李文忠俱也。

霆军多容游勇，平时仅给之食，有额则补为正兵。战时常令游勇当先，胜则大军继之；不胜，贼与游勇混斗已久，纪律必乱，乘以锐师，往往克捷。尹隆河之役，纵铭军先战，以当游勇，谑而虐矣。壮肃弃冠而走，鲍忠壮得之，牒于文忠曰：“省三殉矣。省三得头品顶戴，穿珊瑚细珠为帽结，以示异于众，今获于贼手，其殆死乎。”文忠与忠壮，皆以异籍处湘军，互相友好，忠壮出征，文忠在文正幕中，辄为之内主。暨是役之后，文忠与忠壮不无遗憾。《朋僚函稿》中语多微辞，殆有由也。

先文庄率师追捻于鄂、豫之交，逢鲍忠壮。当时各军遇于某所，主帅固宜知之。他日见曾文正，文正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文正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文正诧曰：“何欤？”曰：“客先问主人：有黄马褂子也无？因知其无，而易着他服，不以其所有形其所无，客敬主人之意也。”文正曰：“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文正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亦不可不知之，审而问之详也。

树军在江苏，每战克捷，靖达、勇烈昆仲，意见渐不合。靖达乃就徐州道任，解兵柄，专属勇烈。移军征捻，曾与周刚敏一军同时奉命，属先文庄相度调遣。潘中丞谓文庄曰：“淮军二海，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吾为子虑之。”既而，两军皆避道而行，无从指麾，当时游击之师，亦无处捉摸也。臼口败后，诸军闻捻踪在鄂，群趋往援救。文庄与树、盛两军遇贼于汉、黄之间，刚敏先见曰：“往日贼逢我军，走避之不暇。今入鄂境，彼连战皆捷，乃敢直前决斗，必有以惩之而后可。”约次日合军迎击而去。至定昏，刚敏遣人来言，贼与树军一遇即走，海柯未回营中。文庄不知何谓。时两营相距约十里程，率两骑执烛往，就询之曰：“海柯未回营，曷故？”刚敏曰：“阵亡矣。”军中讳言之，故云然。翌日驰往视丧，其地土名曰：“倒树湾。”事有先兆，理或然欤。勇烈部众三营，追贼中伏。勇烈以一营当先，一营当后，而自居中策应。以千五百之步卒，当数万人之骑兵，如卵击石，诚非战之罪。勇烈就义时，外着军服，内衬湖绉短袄。身受两伤，一矛刺腰际，一刀断喉，意揣中矛坠马，贼见衷服，知为将领，因而害之。勇烈遗骸入殓，面色如生，其后有人疑其为衣冠葬者，闻文庄时为详述如此。勇烈字海柯，刚敏字海聆，故潘中丞言“二海”云。

曾文正剿捻，未奏速效。捻入鄂时，曾忠襄为鄂抚，遣将御之。贼骑飘忽，非粤匪凭城据守之比，湘军初逢劲敌，屡战失利。李文忠闻之，不免讥刺。时文正疏中，有云“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疑有所指。他日，文庄见文忠而告之。文忠瞿然曰：“有是哉？”文庄曰：“是则然矣。”命取邸钞视之，果也。是后，文忠谈鄂事，亦稍稍慎之矣。

捻匪自初起以迄于亡，均以抄掠为生，不与官兵战，追之急，则择一平原之地，面有深河，以为之蔽，背倚于高阜，以为陷阱。贼匿阜侧，先以残兵羸马诱官军渡河。既渡，军稍乱，乃纵骑出击，驰逐过河，迫之于平原，蹂之以马足，虽有猛将精兵，罔不挫败。臼口、麒麟凹、尹隆河之败，胥由于此。先文庄率所部亲庆军至鄂，与杨忠勤之勋军，追贼于小河溪。入镇，无镇焉者。忠勤曰：“去远矣，速追勿失。”钱玉兴总镇时为探路员，谏曰：“灶突尚暖，贼离未久，宜慎之。”弗听。未几，勋军中伏，总兵张遵道等皆殁，军士死伤强半，贼挟溃卒，且著其冠服，汹涌而下，兵匪莫辨。时文庄在镇中，闻之。使亲军哨弁吴建昭配以锐卒百人横截之。矛揭其草帽，见长发，大呼曰：“贼也！”刺而杀之。庆军分统吴长庆，以枪队瞄准射击，每发悉中。贼多殪，惊退返队，勋军馀众乃得归。时恶氛渐逼，一末弁请曰：“望中有堡，宜据之而战斗。”文庄曰：“望之近，行至其处不易，是逃耳，速斩以徇，凡言退者视此。”镇外树林，枝干尚密，文庄命工夫植椿于外，移营据守，军中过山炮四尊，悉置前方，满装子弹，令日：“待旗举而后发。”时贼伏小山后，出没坡下。江南大营旧将况文榜，时为后军分统，请曰：“贼凶狡，可诱而致。”许之，遂率所部驰往搜索，往反二三合，奔而回曰：“贼至矣。”文庄严阵以待，令曰：“贼百步，告我。”及贼近百步，又令曰：“再二十步，告我。”须臾，令旗一举，弹子横飞，如雨雹骤下，贼万马密集，长矛齐举，望之如春笋，经炮火一震而全倒，悉骇遁。文庄率师，凡与武夫俱者，不自主稿，辄任彼军书记为之。是役也，勋军报捷，适亲庆军吏亦至粮台领饷，见李文忠。文忠曰：“讳败言胜者丑丑。”军吏曰：“丑者丑矣，美者自美。”文忠不责也。其后文庄见曾文正，文正曰：“臼口、麒麟凹、尹隆河三役，贼胜而骄极矣，小河溪一战，将使彼知其我军之有人。”

李文忠继曾文正为钦差大臣，捻贼扑过河至山东，文忠变通而用扼河之策，反守运河，圈贼于山东境内不得出。铭军部卒有为捻所得者，任柱纵之还，曰：“幸为我传语刘公：吾子年十岁，骑不纯熟，来岁方为越河而西之计，今兹未也。”壮肃亦纵所俘贼，仍予酒食，遣去以报之。赣榆之战，铭军先失利，走匿沟内，适值秋季，正青纱障时也。任柱奋勇直前，追杀我兵。匿沟内者，潜伏狙击，忽闻贼大扰乱，言“大王中弹”。未几，前所纵俘名潘贵者，奔告任柱受伤身死。铭军乘势进击，遂获大胜。

吴伯华、香畹观察昆仲，以乡团从李文忠援苏，隶程忠烈部下，称“华字营”，战比有功；从征浙西，受嘉善之降。时杭寇乞抚，李文忠将受之。左文襄争曰：“越境剿贼则可，越境受降则不可。”文忠于是乎止。先文庄率师过张泾汇，连战皆捷，嘉善已在掌握，华字营遽受寇降书，文庄不悦。嘉兴既克，两军偶有斗殴细故，华字营不胜。未几，伯华观察以事见，随从多人，因而寻衅。门者以告，不免言之过甚。及入见，文庄以军法杖责之。观察颇忿，上书于李文忠，言本朝二百馀年，从无鞭挞道员之理。文忠曰：“汝读书，尚不知身在军中，当从军法耶！”时同袍者皆乡人，事过劝解，和好如初。既而，徐州道缺出，文忠问于文庄曰：“孰为宜？”文庄曰：“似无若伯华者。”文忠笑诺。观察辞弗受，未几辞归。文忠犹未忍于其去也，偶遇其部下，问曰：“主将有书来与？”对曰：“然。”出于衣袖中。书曰：“李宫保不可与处，汝等趣归耳。”“李宫保”者，当时军中于文忠之称也。文忠怒，遂与之绝。香畹观察代统其众，驻扬州。捻贼败于山东，跳而免，奔过六塘河浙军守汛。文庄使马队官叶志超、杨歧珍追之。临行请命曰：“捻行有二路：一之蒙，亳寻老巢，一过扬州投李世忠，为求降计。将若之何？”文庄曰：“捻若归皖，羽类众多，千万人一呼立集。吾求解兵柄于东捻肃清之后，早有成议，不能久俟，尔行勿出苏境。若入运河，则吾贺汝絷赖文光归耳。”时贼众尚不下二万，与我军战于淮城东，大破之，擒斩几尽。志超、岐珍知文光在逃，留俘获于清江浦而率兵穷追。文光仅馀数骑，遇闸辄呼曰：“吾官军也，为贼所败。速去板，贼至矣。”及我军追及，几经解释而后得过，遂落贼后。文光先至扬州，舟渡中，小卒跪进金带，称“大王”，为华字营兵所见，擒以献。翌日，文庄至扬，语观察曰：“从此兵革息矣。”谈笑甚欢。后三日而郭武壮至，争曰：“吾辈耕之，君食之耶？”观察引见文庄而解之，乃已。观察得以道员记名简放，久而未即真除。文庄简赣藩入觐，过津遇之。与文忠谈及，问曰：“香畹活捉赖文光，胡弗得赏？”文忠曰：“朝廷忘之久矣。”文庄曰：“公昔为帅，而今居相位，何可弗言？”归寓而观察来，逊谢至再。知文忠左右，必有为之侦视者也。

古人常有言：“吾活多人，子孙必有兴者。”此为无罪者言之也，若宽纵恶人，不啻养虎，乌得谓之阴德？即论王氏之事，后遂生莽，以覆其宗，奚足为福！叶志超、杨歧珍追赖文光于淮城东，大败之，获数千人，留于清江浦。时钱调甫中丞驻此转运粮饷，悉为之剃发而释之。曾文正曰：“至此是尚从不去，皆多年巨憝、人人宜诛者。”其后中丞以头疽死。求福者未必得福，古书当善读，未可尽信也。

曾文正回两江总督任，李文忠代为钦差大臣，先文庄屡求解兵柄。文忠约：俟军务之毕。及赖文光就获，再请。文忠不许，且百端譬解曰：“古人捧檄而喜，岂有亲在而可以高蹈耶！军务以来，候补藩臬无简缺者，今以学士任方面，上下属望之殷，而可恝然视之乎？”文庄奋然曰：“公谓我于区区一藩司之职，万馀人之众，而患失之乎？”文忠不可留，乃作调侃词曰：“儒者读书，贵能下人。吾昔治团练，从官军战，为敌所乘而失其垒。道逢和禹门，吾下马，向之行旗人半跪礼，禹门欣然下马答礼。是役也，不特未受阙咎，且获保赞善衔。吾固翰林院编修，曾谓清望不若公与。”又曰：“吾辈文人，临战非武夫比。吾昔兵败求死，卧于当道，以阻溃兵之路，皆左右越而去，是其明验也。”时幼荃太常在座，谗言曰：“吾辈部下士气奋发，岂公昔日部下之可比也。”文庄笑。文忠曰：“何笑？”文庄曰：“吾辈部下，非公部下之比，斯言尽之矣。”文忠曰：“吾不若君辈运亨将兵多，故至于此耳。”文庄曰：“然今吾辈亦不若公运亨将兵多，此其所为公下也。”

文忠幼弟幼荃太常，曾文正剿捻，奏调至营，谓有诸兄风。太常风度洒然出尘，在军手不释卷，尤极好学深思之致。文正师行无功，先文庄以襄办军务，犹蒙其咎。东捻平后，求解兵柄，至再至三、至于四五，乃幸得去。太常自将五千人，益以善庆、温德勒克马队八千人，自成一军，原不为少，惟贼踪飘忽，追之过急，则蓄其全力而悉众六万骑，设阱以待；稍涉持重，即终岁不见一贼，弗易奏效。太常由后之说，不为主帅所喜，所部旋改隶别军。赖文光就擒之日，太常虽踵至，已徒手无卫矣，仅论前勋，以运使候补。是时，军中保案，动辄万余人，武职奖札多弃弗取，贱视可知。文职中，以两司候补者，从不获简。至运使三数之缺，太常尤鲜几希之望。军务底定，文忠复避嫌，不为推毂。于是入官则无实授之期，改途又乏出身之路，益郁郁不得志，滤者至劝其复应乡试，太常意动，已而觉其不伦而止。其后至津省兄，郁郁病瘵，遂不起。卒前数日，文忠往视，太常移面向内而不与语，盖先知多忠勇于刘霞轩中丞之事云。《庸庵笔记》载其梦见冥王事，文忠曾述与文庄，言“冥王迎出，太常入拜，冥王亦拜，皆额至地”。然则冥间行礼，随阳世为转移耶。

先文庄之解兵柄也，并开山西布政使之缺。左文襄示意将请于朝，俾署晋抚，率所部往，当西北路，文庄辞谢之而止。及捻平，西事日亟，朝廷将遣鼎军入关往助，琴轩中丞通书于文襄，文襄复书并不拒却，惟亟言关中非缺兵之为困，而缺饷之为困。书末明言“山头廷尉，请君自择”云云，中丞不敢前往而止。观此两事，可见遇合之不同。

文忠季弟季荃观察，为诸将排去于常州克复之后，其幼弟幼荃太常，旋自行引退于东捻肃清之时。文忠部下，于其昆仲不免寡情，未几，并主帅而欲去之。履霜至于坚冰，由来已久，《易 象》为周公所作，宜其通于政事也。

张总愚突犯畿辅，诏征各省援兵。淮军诸将悉辞不往，文忠以是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诏至，天方黎明，文忠读而复卧，置之枕侧。晨起，闻诸将咸集，切切私议。出视，郭松林曰：“会兵北上，先取京都耳。”言泄于外，朝廷益疑军中有异志。殷谱经侍郎，以条陈苏省漕粮之事，大受文忠复奏之揶揄，与之有隙，至是昌言：“李氏兄弟大购田地，毗近者悉为所有，几于强取，宜令皖抚抄其赀产。”文忠知之，尤为骇悚。时先文庄已解兵柄，未去，密告文忠曰：“诸将谋去公，显而易见。惟琴轩究竟读书人，可激以义。”又谓潘中丞曰：“吾辈道义之交，缓急顾不可恃耶！”翌日，文忠召中丞至，谓之曰：“见诏书耶？”曰：“然。”文忠曰：“不为我惧乎？”曰：“何惧之有！君之于臣，犹父之于子也，喜则予，怒则夺，抑奚以异。”时赵子方观察在隔室，文忠大笑曰：“子方，如琴轩言，直风流罪过耳。琴轩，其速勤王。”中丞乃率军行。他日，文忠曰：“吾见插羽驿递于道，急呼问其人将往何所，曰：‘致李宫保。’吾心惴惴，以为缇骑至。拆视，读寄谕，潘军已过河，去京不远，私心乃安。”

西捻之平，潘中丞实为功首，是时鼎军已增至万余人。先文庄解兵柄，所部亲庆军吴武壮继为统帅，数亦万余人。中丞从军于合肥西乡团练，与淮军诸将领素所习处，故能得群策群力，而竟此功。刘壮肃先以勤王迟缓被谴责，托病不出，屡诏征至，甫莅军而收其成，《湘军志》已有微言。天下事有幸有不幸，固如是也。中丞临机应变，善战好谋，有古名将风。法越之役，身当前敌，料其终局归于和议，故不以兵事为意，致误军机，一蹶遂不复起，识者惜之。中丞罢官时，挽某烈妇殉夫联云：“你看他末路英雄，大半偷生旦夕；天许尔多情夫妇，再结来世姻缘。”不啻自己写照矣。文庄常言：琴轩最聪明处，即其最不聪明处。”于斯联亦云。

李文忠与左文襄皆命世之英，贱日相遇，各不相下，久之遂生意见。寇、捻两役，适战地接近，益形敌对。淮军平西捻，张总愚投水死，文忠奏报，时朝廷悬一大学士缺，隐然以为赏格。文忠因此得相位，尤触文襄之忌，公然疏言“张总愚未死，伏有隐患”。是后彼此遂不通讯。文襄征回，久未得手，文忠忽奉诏，西行助战，笑曰：“我军未至潼关，季高必有手书先到。”既而果然。书中先自言其军事办理之不善，次言增兵之必要，末引《诗》曰“须我友”，“实获我心”云云。文忠以教案回津，从此音问又绝。至回匪平，始更修书焉。

杨忠勤卒于西捻未平前数日，未预论功之典。自曾文正任钦差大臣，先文庄为襄办，诸将故等夷，弗乐为所属，常引避，莫肯从战，此李文忠离间众军之效，得于福元修中丞者也。惟忠勤心怀坦白，始终相随。小河溪之役，勋军遇伏，不至全师覆没者，足征左右提挈之功。当文庄于东捻平后乞退，忠勤曰：“吾不能进退与公俱，他日当辞赏，以见同袍之谊。”至是果应其言。然是役也，自李文忠以下，皆给都尉世职而已。诸军驰逐多年，仅得区区之名义，朝廷酬庸，亦孔薄矣。

忠勤故后，一子一女。子聘郭武壮之女，女字刘壮肃之子，皆口允而未行文定之礼。郭武壮立悔前议。刘壮肃曰：“吾不以生死易交。”仍践婚约，且为其家买田筑室于合肥西乡，使安居乐业焉。人多厚刘而薄郭。郭武壮辄自解曰：“少铭不乏赀财，吾与六麻子易地而处，若是者，吾优为之。独是其子失怙，无所庇荫，不知流于何等。吾女终身之事，不敢不慎耳。”“六麻子”者，壮肃少年乡间混号也。当日军中之友无所讳惮，称之多如此。

《清史》载，圣祖见西洋人，与之握手为礼。盖本于《实录》，曾不之讳。译本《乾隆英使觐见记》载，高宗见印度总督马戛尼，令行拜跪礼；不可，乃从彼俗。大哉！容人之量，怀远之德，为不可企及也已。流俗相传：乾隆朝英使来朝，请行一足跪礼，许之；及人见，不觉两足俱跪。无稽之谈，犹曰“代远无征”也。同治十一年六月戊申朔，越四日，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桃花圣解日记》云：“夷酋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自此不敢复觐天颜。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宫威仪，故其初挟制万端，必欲瞻觐。既许之矣，又要求礼节，不肯拜跪，文相国再三开喻，始允行三鞠躬，继加为五鞠躬，文公固争，不可复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神灵震慑，有以致之云”。按英法兵入京之后，西人渺视中土久矣，此事为理所绝无。然记当日情形，又众目昭彰之地，胡忽有斯说，人亦胡以能信以为真，诚百思而弗得其故。文文忠为一代英贤，是时上下不知敌情。李文忠勋业之高，震乎寰宇，惟此洋务之一途，犹为人所指摘。政府之中，主持大计，使邪言不致侵正、众口不至铄金者，惟文文忠是赖。庸讵如市井交易，与外使争较三鞠躬、五鞠躬之数，非徒无益，而且为彼所笑。传之天下后世，岂不诬我文公？斯固不得不为之辨者矣。

●卷二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四日，穆宗龙驭上宾，年仅十九岁。前十日已屡濒危殆，宫中议立皇嗣，而文宗无他裔，宣宗诸王孙皆少，无生儿者。贝勒载治，宣宗长男隐志郡王之继嗣也，有二子，幼者曰溥侃，生甫八月。召入，未及立储而上已晏驾，乃止。宫庭隔绝，莫能详也。次日，两宫召见内廷行走、御前军机、内务府王公大臣，弘德殿行走，南书房行走诸臣与焉。慈禧皇太后问曰：“皇帝宾天，天下不可无君，孰为宜？”皆伏泣，不知所对。慈禧皇太后目视恭邸而言曰：“奕其为之。”恭邸悲痛绝于地。慈禧皇太后复徐言曰：“汝不欲任天下之重耶？其令奕之子入嗣。”醇邸亦昏绝于地。邸进言曰：“然则今上不为立后耶？”两宫如弗闻焉而入内。二王仍昏踣不兴，内监扶置板上，舁以出。其后荣文忠语人曰：“醇邸诚长者，闻其子立为帝，中途辄欲自起，余掣其衣方已。”恭王罢政、醇邸隐执朝纲，果以荣文忠事己不如事其兄，心滋不悦，外放为陕西西安将军，久而始归。旗人居京者专事修饰，衣冠齐楚，视为重要之务。迨出都门，无可讲习，放弛日久，归时行装不免减色矣。文忠服饰修短合度，容仪之美冠乎等辈。西征之役，虽留滞数载，及返都门，仍还旧观，在当时颇以为一绝。

王如生于乾嘉承平之日，亦贤王也。文宗勤于政事，万几之暇，颇耽逸乐，王心弗善焉。及洪秀全之乱，蔓延不可收拾，朝野咸惧，王悦曰：“非此一震，选色征歌，未知伊于胡底，殷忧启圣，正斯时矣。”文宗崩于热河，恭邸献计两宫，谋诛三奸，皆重臣也，王斥其非。及恭邸得罪，王力为调护。穆宗无禄，谋继统者，两宫谕立醇邸之子，王独陈正义，时论尤以此多之。王性戆直，而治事不若恭、醇两邸之敏，故同一懿亲重臣，未获参预密勿。子端王弗克负荷，助匪酿乱，王遂斩祀，惜哉！

同治末，有某伶者，相传曾为上所幸。伶生于二月初旬，而死于三月中。或挽之云：“生在百花先，万紫千红齐俯首；春归三月暮，人间天上总消魂。”

同治宾天，有一联云：“弘德殿，广德楼，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指王庆祺也。庆祺召入弘德殿，传言在广德楼饭庄唱曲，遇穆宗微行，识之，因之与从行内监交结，遂得供奉。常以恭楷写“西皮”、“二簧”剧本，朝夕进御。至春方、春册，事本无考，吾国人喜以暧昧之事诬人名节。其后张樵野侍郎、康长素主政得罪，当时亦有是说，未足为凭也。穆宗不豫，人无不归咎庆祺，此对盛传一时。言路闻之，至入弹章，亦足见人言之可畏矣。

左文襄暮年老态，人尽知之。曾文正剿捻时，亦露衰象，乃人所未及察者。文正饭后有棋一局，谓之养心棋。时钱子密侍郎在幕中，谓先文庄曰：“人皆让路，是终日与不如己者处也，焉得不愈趋愈下。或偶一截之，则沉思稍顷，必得佳著，于是可见其精气。”时捻氛甚恶，有言及者，辄拱而正色曰：“且看他国运何如。”相传龚定庵应试，人预贺其得第，曾以此言为答。文正在京，习知其事，故效其所为，以博一笑。阅小河溪战报，问文庄曰：“闻贼骑不过三四万耳。”文庄曰：“不止于此。”曰：“何以知之？”文庄曰：“以田中所践禾稼行数远近，精密计算，殆不下六万。”文正回江督任，文庄亦乞病归，同治十一年，薨于任所。先一月，致书文庄，约至金陵，且云：“愿送东山之云，出沛敷天之雨。”及见，言及李文忠，出巨擘曰：“奈何与此公相背，今上甚从其言也。”文庄退而告梅小岩方伯，方伯笑曰：“公真衰矣，乃以巨擘指门生。”翌日，方伯又谓文庄曰：“闻卫土言，公舆中口诵《论语 吾日三省》一章，殆指公乎？”文庄曰：“吾始从公剿捻，驰驱数省，颇形困顿，告公，公曰：‘何不默诵书？’既而学为古文辞，以就正于公，曰：‘此默诵书之所得也。’公曰：‘要默诵经书。’公事事引人入胜，此殆默识之功与。”适李文忠亦有书劝出仕。是时恭王当国，颇受馈遗。文庄至津，寓北洋大臣行辕中，偶谈言之，文忠不顾而言他。次日，天津府知府马松浦太守来见，曰：“奉傅相命，随公乘船观大沽炮台。”文庄于舟中，以昨日之语告之。太守慨然引为己任，其实不过千金之数而已。文庄将出京，向王辞行。王送将至门，仆属耳有所言。王谓文庄曰：“马松浦还费心。”当日受赂甚微，犹不苟如此。于斯益见文正之守经，文忠之从权。然其雄才大略，信足以长驾远驭，后之人不可企及也已。

先文庄赣藩前任为文友石方伯，与恭王有姻，性愚暗，不明政务，幕友门丁为政，颇有簋不饬之名。刘忠诚偶有谘询，辄对云：“俟归，问王师爷。”忠诚忿之甚，辄谓人云：“他日吾命戈什，以绳系王师爷来。”方伯亦云：“彼如命戈什绳系王师爷，吾将使轿班链锁高师爷。”忠诚竟无术处之。忠诚每岁年终密考，加以贬辞，而无如之何。时江督为曾文正，又于密考中贬之，而仍无如之何。文正诧曰：“文友石诚大有力，吾两考之而不动。”其后三年大计，以“疲软不谨”四字注之，乃得开缺。

先文庄简赣藩，未出京之先，时江西京官正以地方州县浮收漕粮为词，与本省抚藩互相辩论，因公宴文庄，且请纾民困，文庄诺焉。过津，见李文忠而告之，文忠曰：“公失词。夫款项至于十余万，绝无乾没之理，意者外销必有须于此者乎。”及履任，查出用途，以学政棚费为大宗，其他零星外销杂费不可胜计，乃知文忠言果不谬，据情详请覆奏。未几，江西京官由胡小蘧总宪领衔，再上一疏，愈唱愈高。谓提学使者有养廉，何可滥取之民，且责问“江西岂无一廉吏耶”？忠诚虽以生员出身行伍，然彼时生员非末流之比，文笔正自不弱，方拟稿，言“总宪任贵州学政途中，有受贿情事，此时在查办中，岂有不取棚规之理！君上之前，不可欺饰也”。语意颇愤愤。幕客高杏村云：“似此措辞，近于互讦，无益也。不知胡公之田赋纳也未？”问之新建县。知县对曰：“十七年矣，只纳一年。”于是由杏村主稿参奏，其中警句云：“以五百亩之多，岂无一隅膏壤；以十七年之久，岂无一岁丰穰。”前辈口述如此，今观《忠诚奏议》，字句稍有不同，似后人增饰之。当时忠诚曾云：“彼曾纳一年，不虑其自诉耶？”杏村曰：“彼恶敢然！”奏入，总宪受处分降三级。同时以黔案处分降四级，至正五品。旋补卿缺，久不升迁，遂致仕。

李芋仙大令为曾文正公弟子，嗣需次江右，文正为说项于刘忠诚者屡矣，甚或为之解曰：“闻公买书，欲有咨询之处，芋仙，其人也。”忠诚不重文人，卒不遂所请。及先文庄任赣藩，大令来见，谈及文正，亟出布包于怀，侧身寻检良久，出文正所与批牍，中有奖励之词，若不胜荣幸者。文庄曰：“已矣，勿复言，须后命。”既而以告忠诚，俾署临川县事，忠诚有难色。文庄曰：“彼一愚骏书生，姑令得赀以去耳。”忠诚乃许之。往甫及一年，亏空近两万。当时因文庄定新例，知县交代不清，不允到省。大令及门，门者弗与通，大令力扑之，偾于地上，而自登客堂。仆人曰：“主人归卧室。”大令大言曰：“吾从入卧室，如何？”文庄闻之，命呼首县。未几，首县进见，引之客室中。文庄出，厉色严词责李大令，申斥备至，曰：“汝欠官款违省例，而强横若此，岂反叛乎！汝在抚州府知府幕客室中吸鸦片烟，行为已极不法，反谩骂知府为龟竖，天下焉有无赖龟竖之知县如尔者乎！”叱出。大令长跪乞宥，不许。命首县先行看管，当治以应得之罪：革职、查抄、监追。既而或为之缓颊，文庄曰：“吾责其交代而已，岂有他哉！”大令闻案情稍弛，复作态曰：“是曾骂我。”文庄笑且怒曰：“国法，长官骂属下，必面见耳闻、证据确凿者，得降级留任以下处分。我视官如敝屣，惟区区者欲与我相角，不值一角耳。”未几诏下，曰：“可会河南省，有应监追而逃走者，吏部定例以后，首县亲视入监。”李大令捧书不语，俯首饮泣。既而事经年余矣，文庄已权抚篆，屡得李文忠函，为之关说，文庄命缓之，遂逸至沪。嗣文忠书中又言及之，曰：“芋仙在申，他日《申报》对公讥刺之词必不已矣。”文庄复书曰：“夜行于乡野，遇犬吠，明知其有嗾之使然者，然不至毁衣伤肤，任之而已。大庭广众，忽逢优伶扮小旦，来前颂扬功德，辱斯为甚。流俗毁誉，何足为凭。”然终大令之世，《申报》中不载诋毁文庄之文，《天瘦阁诗》半在此时期，并无怨语，自前至后，均未言及罢官事。且全书中，绝未见疑似之间，有讥刺之处。于此可见，旧日文人尚知自治。大令故后多年，此一段公案，屡见报章后幅琐记，于大令当日之事诸多掩盖，而将实情露出一二，并非全出伪托，使人不能不信以为真。料想大令在沪，不敢著之于书。文人狡猾，口舌之间，喜占便宜，不免粉饰，以与人言。辗转相传，承讹袭谬，时或不免。兹纪其大略如此。

招商局创办之始，揽各省海运。武进盛杏荪观察至南昌，以李相书为介。新宁刘忠诚公开府江右，先文庄任布政使，为之上详。忠诚命司道会议，多以为难行。文庄以李相故右观察，辄言其利便，反复申述。同宫中，候补道廖芷汀哂曰：“中丞所不许者也。”文庄曰：“既中丞之意，曷不早告，奚用多言为！”乃已。及至文庄抚浙，观察来见。已得所请，复以海运例有保案，乞以奖励商局职员，而令照筹饷例，纳其赀之半数。文庄曰：“是二折卖捐耳。”笑谢之。然终爱其才，不之恶也。观察以南皮荐授京堂，修铁路，名满天下。常云：“苟有见我者，吾能令之赏识。”徐荫轩相国永拒不见，无如之何矣。

李文忠在曾军时，颇受湘人排挤，毕生心中，不免有芥蒂。致先文庄书，于左文襄则曰：“湘人胸有鳞甲。”于彭刚直则曰：“老彭有许多把戏。”“把戏”二字，即欧美政客手段。犹惜刚直生于彼时，且生平未办外交，不曾精研而一试之。论其本指，直道而行，尚是湘军初起。讲学宗风。查复刘忠诚被参“多妾吸鸦片烟”一摺，言多妾因无子，吸鸦片烟因治病。忠诚见之，愠曰：“是代我认罪矣。”刚直与忠诚，乡谊友谊兼而有之，而犹如此，何况其他乎！

《庸庵笔记》盛称劳文毅在粤镇定之功。《越缦堂日记》于咸丰甲寅文毅移督云贵诏下注云：“闻从英人之请。署黔抚韩超罢任，以张亮基兼署，不见明谕，亦出英人意也。”二书记载不同。新宁刘忠诚由赣抚移节两粤，先文庄以赣藩继任，于其行也，饯之于百花洲。酒酣，同官各有颂词。忠诚起谢，已而曰：“闻前任在羊城，每日作乌龟一次，此真难乎为继耳。”时文毅诸公子中，有需次江西者，且适在座，同官为之大窘。

刘忠诚简粤督，先文庄继为赣抚，临行时，问以旧令尹之政，忠诚密告曰“吾闻诸沈文肃：南昌本无教堂，教士偶然一至。每出，则有某把总潜率所属，衣便服，随其所往而踪迹之。行不多程，土人未知所以，往观者众，必露扰乱之状。内地居民少见多怪，乍遇碧眼虬髯之客，讥笑詈骂，不一其态，因之无识儿童抛掷瓦石，所不能免；市井无赖乘间窃发，有群起而攻之势。外人不通言语，初不之觉，既而微知情节，则已身入重地，必形惊惧。把总及其下便衣兵卒，暗加保护，而导之以至县署，乃正告之，令其速离。自文肃至此，抚臣两任，皆以是术抵制外人入境”云。观此，可见六十五年前之外交政策。把总受秘密任务，颇著能名，长官垂青，常有优差调剂，益觉志得神畅。惟小人欲壑，终无满足之理。一日，忽往见文庄求退职，文庄召入便室一见，问曰：“久不见汝，而竟衰敝，不复能任事耶？”把总以为未解其意，许其解职，惶遽不知所对词。文庄徐言及他，有顷，曰：“吾以汝为老迈不堪矣。今与语，精神如故，材力犹可用也。往矣，勉尽尔职。宁谓此戋戋者，不足于汝求进之路乎？”把总既退，文庄尝曰：“吾不善用权术，对于此辈，则不能不稍改常度矣。”

英人马嘉理由滇往缅甸，道经腾越，执有护照，沿途所在，照约应为护送。比其反也，被害于途。地方诿为未经知会，而其从人得官兵号衣作证，以为官民合计谋杀。英使威妥玛与译署议不协，下旗归国，道出天津，见李文忠。督抚衙署体制：由门役达号房，由号房达门房，由门房达签押房，非有贵客，各处未必一见即行，常有阻滞，于是门外之客不免久候。时值夏令，威妥玛曰：“不能杀我，殆将渴死我耶！”怒而行，遂往沪，使其参赞某稍留，复约会晤，谈及滇案，诿罪于官，虽岑襄勤亦遭波及。李文忠意轻参赞，词意不甚恭敬，谓其情节未必确实，而合肥土音，此老一生不变，曰：“汝谎。”译者以辞害意，遽责其欺。西俗以谎语应堕地狱。参赞怒曰：“公奈何厥口诅祝！”亦负气去。未几，译署使赫德尾追而至，跟踪至沪，威妥玛不欲回津，李相不允赴沪，乃折中而有烟台之约。宾主一堂相聚，前嫌顿释。威妥玛约文忠登英兵轮观操，其时吾人于外情尚未深悉，且先有叶名琛登轮一去不返之鉴，深入人心，从者咸请辞谢。文忠毅然而往，不稍游移。临别，威妥玛执其手曰：“吾今服矣。”文忠此举固有定识，而随员中有丹徒马眉叔，通达中外情势，颇有翊赞之功云。

李文忠生平以洋务受谤，固由于吾国人之昧于大势，抑亦西人不知内情，过于崇奉之故也。伊犁之役，戈登远至，文忠欣逢旧雨，欲举阃外以相属，戈登许诺。俄人抗议，戈登愿脱英军籍，而外交政策无如之何。出观队伍，喜盛军，曰：“率此以往，足以御敌矣。”戈登者客将也，先引至译署，将加重用。当时王大臣十余人，莫有所主，惟视恭王言动为进止。王一启口，则群声相应，无一语得其要领。戈登怒，归谓文忠曰：“速予兵五千，先入京清君侧，再议西征。”于是不欢而去。穆宗宾天，以无嗣子闻于外。法使热福理曰：“不如李某为帝。”虽属空谈，不免流露。其后八国联军至京，深恨吾国攻击使馆之不道，有言立曲阜衍圣公为主者，有言立明后者，究以不当事情而旋止。瓦德西至，见吾国无衅可乘，使德璀琳谓文忠曰：“各国军舰百余艘，拥公为帝，可乎？”文忠笑谢之而罢。以此言之，匪特吾人不知敌形也，敌人欲知吾国虚实，殆亦不易。惟文忠为能知之，故任何笑骂，不失英雄本色。不然，使人耳而目之，曰：“此欲为帝者也。”其将何以自容哉！

葛毕氏案发，先文庄时为赣抚，居南昌。前抚刘忠诚在任，彭刚直出巡，每至湖口，必绕道之省一行。及是复至，曰：“南昌非吾汛地也，往日因访岘庄来。今当公任，过而不入，公其以吾为简矣乎。”文庄留之饮。刚直居杭久，筑室西子湖，与俞曲园为姻，知时事甚悉。谈及葛毕氏曰：“葛毕氏人尽夫也，非杨乃武一人。葛品莲任其所为，本无取死之道。然乃武虽不杀品莲，品莲实因乃武而死，盖有由焉。先是，乃武狎葛毕氏，往来甚频。杭人多楼居而临衢，一日，乃武与葛毕氏坐楼上，适钱塘县夫人出，舆从甚都，乃武戏谓葛毕氏曰：‘是奚足奇。待我得乡举，拣选知县，汝杀而夫，从我履任，汝即肩舆中人也。’未几，乃武果中式，榜后填亲供，见师门，酬贺客，打抽丰，终日碌碌，尚未与情妇相见。葛毕氏惟记前言而乐之极，竟不及待而致品莲于死地。杭人以品莲死为有异，且无不知葛毕氏通于乃武之事，以乃武为主谋。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问官以此定案。不幸品莲受鸩之日，正当乃武会课之时，狱词稍有罅漏。一经部驳，无从掩饰，全案皆翻。都中士夫言事，多偏于理，而未审天下事出于理外者正自不少。适丁文诚入觐，颇持正论，终不能解铄金之众口。此则自宋以来之通病，而毋容讳言之也。”

彭刚直谈葛毕氏案，任筱沅中丞时为江西提刑按察使，适同在座。先文庄曰：“葛品连覆验无毒，苟鸩死而使无迹之法，有诸？”中丞曰：“有之。吾为县令时，遇一谋害亲夫案，查无实据。既判无罪，行将释之矣，夫弟上诉不已，省署发县复鞫。吾百思无术，乃呼犯妇入内室，屏人，令夫人密语之，曰：‘兹县令与汝为同舟之人矣，果得其情，汝判罪，县令随之落职。汝曷以实告，俾共图之。汝夫为汝与奸夫毒死，确乎？’犯妇良久乃曰：‘确也。奸夫市砒八两，令每日于食物中下一分，不及半年而毒发。’药性由渐而入，故验之不得云。”中丞又曰：“至此，吾亦无如之何，不得不为之秘密矣。”文庄曰：“然则夫弟不将反坐乎？”中丞曰：“定例：死罪反坐减轻。”坐客皆嗟叹不已。

同时江西有谋死亲夫之案，与此相类。有与妇通而鸩其夫者，其致死之处，在死者之家。刘忠诚公任内，奸妇判不与闻定案。先文庄覆审，谓杀人于其家，使妇人不同谋，何从著手？疑奸夫自知将死，为情妇开一生路，早有预定之计。问官不加细察，据以录供。质诸发审局，一再推敲，果然。时文庄欲为更正，局员云：“如此，则前任有应得处分。”以忠诚方履粤督新任，同官固不肯为此也。文庄问局员曰：“然则奈何？”对曰：“如犯妇本不知情，而夫死之后仍与续奸者，亦得死罪。”已而，妇人自认知情，不认续奸，竟无如之何。未几，大赦释出。此则误解经书“罪疑惟轻”四字之弊也。

鞫狱处分：失出五案以上，臬司降一级调用，督抚降一级留任，准抵；失人一案，臬司降二级调用，督抚降二级留任，均不准抵；故有“救生不救死”之说。然盗案则特重，仅下于逆案一等。十人为盗，劫一人家，十人皆死罪，欲减轻其一，必先为之开脱，言仅把风而未入门，亦不免烟瘴充军。州县亲民之职，苟境内出盗案，限中未能缉获，则展期半年为再限，三限至四限为止。过此四限，则开缺候缉，谓之“四参案”。地方官不幸而罹此咎，较之贪赃革职为尤甚。革职能另案开复，此惟有捕务之一途，舍是则万劫不复矣。故宫闻盗则穷治，役闻盗则急迫。人家匿盗，则立往自首，恐为窝家所牵累。途中遇盗，则群起而攻，否则望邻见证，亦难免祸也。以中国幅员至广之域，人民良莠不齐之众，承平之际，时无论日夕，地无论远近，一人独行而不忧其不至，一人独居而不虑其有他，非治盗之重典，曷克臻此！末流之弊，州县四参之例不及四届，皆辗转请托，力求调任，而视朝章如具文，一也。邻近州县偶破一案，则事无论若干起，贼无论若干人，期无论若干久，悉令自承而不问情真罪当，二也。南京三牌楼杀人案，业将曲学如、僧绍宗认为凶手，诬服论抵处决；而真杀人之周五、沈鲍洪在他处就擒，供出前节，遂兴大狱。斯由于承审官洪琴西都转非刑案老手，轻易起稿，未曾豫为之地。先死之曲学如、僧绍宗本届无赖，不问斩决、杖毙、瘐死，均非冤狱，宜定为主要罪人；而以余犯待查，为虚下之笔，则他日纵有正犯，另造口供，认为帮凶，俾无罅漏。则可以自圆前说，不致矛盾，为人受过矣。都转以能吏为时所称，陈臬开藩，皆指顾间事，不幸因此落职，一蹶不能复起。光绪癸未，先文庄简浙抚，过津，将航海往。李文忠专船送行，时招商局方制新舰曰“海晏”，乘至上海，与都转同舟，途中颇羡西湖之胜景。文庄因其案情之重，畏清议，未敢延纳也。都转往粤，未几病故。张文襄为请开复，甚费踌躇，见于晦若侍郎手书李文忠函稿，于此，犹足征盛时恤刑之意云。

薄罪代杖，重犯顶凶，极平常事也。明中山王故宅抄没归公，当鼎革之时，谓属赐第，取诸国帑，无人能为之辨。既而宅改提刑署，一犯因加杖而呼。问之，则宅裔徐青，代人受刑，言定仗数钱数，不虞承审官之增重也。王孙末路，无足深论，类此者遍处皆是，无可讳言已。顶凶每出于械斗，本有死罪，以一死免众人之死，而许赡其妻子。或同罪而因其贫，或非贫而抱恶疾，案件虽多，案情大率如此。河南斩犯胡体安临刑呼冤一事，殆兼兹二者而有之。王树汶，劫案要犯，本应处决，差役得胡体安贿，纵之去，而令树汶兼承两罪；不意当场举发，反得减等，可谓狡已。光绪初年三大案，误也，非冤也。主持平反者，后皆失意，历历可数云。

绍兴刑幕，师弟相传为业，初学必自大幕始。年满之后，随事勤习，师以为可，则荐往州县，由道府过司，至督抚署。年事既到，则资望随升，格式尽通，则操纵在握，无他长也。夏兼甫大令以知县需次豫章，值先文庄开藩江右，严定州县追欠章程，欲清军兴以后积习。大令来乞见，文庄责其交代。大令曰：“能交代与不能交代之故无他，缺有肥瘠之殊而已。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奈之何！”文庄曰：“启口引书，知子为学人矣。天下书汗牛充栋，有教人赖债者耶，何况库款！”时，视学使者，许恭慎也，为大令缓颊，求补过失。文庄曰：“今将有缺出，彼欠交代，弗能与也。公告其速缴。”恭慎以语大令。大令思稍顷，曰：“缺耶，其玉山乎，妙之至矣！非此固不能令我食而肥也。”旋还前欠，往玉山任。更亏巨万，倍旧数，未及受代而逝世。沈文肃是时督两江，函劝勿登白简，将以入先贤祠庙。文庄命将大令所著《明通鉴》板归江西书局，折其欠数，其家不可，乃复文肃书曰：“我弹劾而公开复，各行其是焉耳矣。”大令在官，有一事，为流俗所称许者，为杖毙教民十八名一案。大令呈文，洋洋数千言，以为绌邪崇正，除暴安良之计，莫便于是者。文庄曰：“奏入，教士噪于朝，汝落职，朝廷旰食矣。”大令惧而退，谋诸抚幕高杏村，改为械斗致死，并造口供以实之，由县而司，会详以上，幸而免咎，则刑幕依法成谳之功也。后十有余年，文庄移督四川，未及到任而有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以乱民将攻教堂，雇众拒斗，杀伤踏毙十余命。欲加以重罪而毋词谋诸督幕臧吟樵、胡山农曰：“吾欲枭罗元义，以徇于众，俾知所戒，其可乎？”对曰：“案有由，其可哉。”乃共定谳词曰：“死由于踏，踏由于追。罪坐所由，比以械斗为首之例，尚觉情浮于法，应拟斩枭。”疏入，报可会电线方展之渝，立电就地正法。法使为之请，固已无及。刑幕功用较之律师，似无不及。

《湘军志》言，李世忠落职闲居后，朝中尚疑其有异志，曾文正在江督任中，密使侦察，至其家，则已竹篱茅舍，种花莳竹，不复与闻外事矣。湘绮老人此章纪载，不知何据。世忠居安庆省城，挥霍如故，久之难以自给。开设鸦片烟馆，以为生计，窝藏匪类，自不能免。会有斯文败类，因欠烟资，为其所辱，纠众复仇。世忠野性，岂堪受此强制，亦号召徒党械斗，两方颇有伤夷。时裕禄为皖抚，裕庚在幕中，闻之，召至抚署，言将有所戒饬。世忠敝衣破履，从容而来，殊不经意。入门，遂禁勿出。疏请处之重典，制曰：“可。”诏书至皖，裕禄先勒兵，严为之备。中夜，取世忠出行刑。世忠见灯火满前，兵刃夹道，知不能免，夷然曰：“我昔居巍位，若有诏赐死，当先谢恩。”令人取冠服来。裕禄不许，遂诛之。世忠本剧盗，综其所行所为，一死不足蔽辜，然临刑数语，犹有磊落之象。裕禄用法，以事论事，则失之过甚。湘绮老人《湘军志》一书，评者多訾其不实，吾于此亦云。庚子拳乱，裕禄任直督，不之间，反与匪魁张德成、曹福田分庭亢礼，致酿大祸。若以轮回报应之说定之，张、曹定为世忠后身。裕庚夤缘至出使大臣，归而沾染洋风，至译署，置冠于地。袁爽秋太常入而讶曰：“冠胡能近履？”裕庚曰：“西俗如此。”太常云：“俗自西而人自东，虽学之貌似，无益也。”女德菱供奉内庭，著英文《清宫二年记》，于禁中事言之颇详。

南报销案，周瑞清等入刑部狱，费至三千金；龙继栋等羁关帝庙，费至二千金。瑞清得小室三间，继栋止一间，可自携仆作食，且通家人、宾客往来。否则仅一小土炕，以两狱卒敝衣秽垢者夹持之，饮食皆草具，不许一物纳入矣。望溪《狱中杂记》，有老监、现监、板屋之分。贫者系手足入老监，有资得脱械居板屋，费数十金。至光绪初，至百倍以上，可畏也。望溪言韩城张公廷枢、静海励公廷仪悉革其弊。又合肥李氏述其先德相传，文忠尊人愚荃侍御为提牢厅时，加惠于狱囚云。然世纵有三公复生，仅片时之苏息。狱卒窟穴其中，一或疏忽，则故态复萌，根株不能尽绝也。

左文襄幼年自负，几不可以一世，人称之为“小诸葛”，公有时游戏笔墨致友人书，自称“老亮顿首”。其后丰功伟业，媲美武乡，可称佳话。常谓后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拟古。武侯所当曹操、司马懿，对手较为劲敌。然文襄勋绩，南平闽、越，西定河、湟，过于六出祁山远矣。

左文襄西征之后才智已竭，所谓鞠躬尽瘁者，是也。入赞纶扉，参预密勿，乃醇邸用南城舆论，以为左胜于李。及见其衰惫，不免爽然若失。旧例：军机大臣惟领班一人上奏，其馀则不问不敢对。文襄越次而为王德榜求缺，蒙恩许诺。及下值，议令德榜谢恩。恭邸徐讽之曰：“且俟诏下。”乃已。李文忠奏报永定河堤坊一摺，枢臣以文襄为外任，熟于其事，引与计议。文襄曰：“宜先往观。”欲即行。恭邸讶曰：“不待奏准而遽出京，若上问及，将何辞以答？”文襄曰：“然则举动必待奏准耶？”恭邸曰：“内廷中，是则然矣。”

以下僭上，惟君臣之礼宜严，师弟则稍杀矣。圣门之中，有尊卑之别，不可稍逾。曾子责子夏曰：“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隐然有天泽之分焉。刘焉、刘璋父子，相继为益州牧，刘表讥其有西河之似，可谓罕譬而喻。庚子议和之役，李文忠居贤良寺别宅。建德周玉山制府，时以直隶布政使为随员，寓寺东院，有时乘肩舆而出，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于晦若侍郎讥之曰：“如刘璋之在蜀。”此制府一时任意，侍郎亦一时戏言耳。实有其事者，惟文忠丁忧之时，张靖达护理直督，庶乎近之。其奏调丰润张幼樵学士帮办水师，有参四道八镇之说。斯时学士直声振中外，挟以自随，实为示威属下之意。诏责其冒昧，弗许。相传公子霭卿部郎，清流党人也，与之为友，先得其同意，而后奏入。学士语人曰：“事诚有之，而未之允，疏已遽上，诚为憾事。是日考差，余适有小功之服，未之前往。不知者以为避考待旨，尤为误会。”未几，靖达至京，遇学士，谓之曰：“吾尝读《四书》文矣，冒昧足以偾事，冒昧亦足以济事。”学士一笑置之。然靖达遂以是得罪南城舆论，直至移督两粤，开缺从军，众口雌黄，犹未已也。

朝鲜之役，以国王本生父大院君与闵妃争权，王外迫于所生，内逼于所爱，处置不善，致启内忧而兴外患，人人知之，不待言矣。大院君，朝鲜守旧党也，心向吾国，为息事宁人之本。朝鲜国家大计，固莫便于此。闵妃喜新法，少年急进之徒，诱以自强之说，而不自度德量力，实为乱阶。变作，朝廷遣将出师。吴武壮率兵以往，即先文庄部下之亲庆军，于捻平之后，留驻北省，拱卫京畿者也。武壮军人，不谙外交。时张靖达署直督，使丹徒马眉叔同行。入其国，知其情，欲去祸源，有投鼠忌器之势。当时之上策，纵乱卒戕害闵妃，诚一劳而永逸。其后日本定朝鲜之乱，即行此计。武壮见未及此，知弗能治闵妃之罪，更无词可使出境，必不得已，携大院君还。譬如二人互斗，其过在甲，因有他故，不能使甲离其地，而强乙以去，亦不失为中策。使吾国于大院君之来，优加礼貌，使之乐而忘返，未始非息争之一道。乃视若俘虏，待如囚犯，安置于保定府。属国忠诚之士，反在羁禁之中，人心不平，藩邦觖望，莫甚于此。醇王以皇帝本生父当国，视大院君为同类，本乎一人之私，不顾国家大患，又无故而纵之。反使大院君一党，服事我者既已灰心，闵妃一党，谋叛我者更生异志。不及十年，东学党再起，而世事不可问矣。

母弟辅政，周公犹有疑焉，况下者乎！一误再误，虽宋太宗，未免于僭，馀可知已。、恭、醇三王，犹有皇王气概，非宣统间亲贵之比也。咸丰朝咸不见用，天子之弟，不必有以自见，颇得养晦之道。文宗用人，惟贤是尚，不分满汉，皆肃顺匡辅之功。秋热河，以军符予曾文正，实开中兴之业。不幸帝乃殂落，三奸夷灭，恭邸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李文忠尤其倚赖，凡所措置，足奠邦基，直至宣统末年，宫禁并无失德，颇足彰明一朝盛治。德宗嗣位初年，醇邸欲以左易李，既知不可，任之益专。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如黄涑兰侍郎、朱蓉生侍御，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较之他日疆吏贿买当国者，殆有异焉。文忠安内攘外，声望极一时之盛，当贤王倚畀之日，正外邦倾服之时。然地位愈高，益自隐晦，威福之柄，殊不自居。张文襄督粤，使王雪澄观察观政于北洋，往见文忠。文忠知其习滇事，谘诹甚备，而无暇及于新政。观察归至沪，见谕旨擢用岑襄勤，一切设施，悉如所言，乃知文忠之才大心细，而当局之言听计从也。曾惠敏归自欧洲，文忠以文正之嗣，亲近异乎寻常。惠敏年富气盛，略示欲得两江之意。文忠曰：“以子之才地勋劳，且承先德，何不可者！江南地大不易治，先试诸陕甘，何如？”惠敏怒曰：“虽死，固不愿往。”既而，醇邸屡以惠敏位置为问，文忠曰：“徐之以老其才。”惠敏困于译署，郁郁而卒，病中颇怼文忠负义，时人方知文忠遥执朝政云。又有一事，足以与此互相印证者。张霭青观察，南城谓之“清流靴子”，讥其比之于腿，犹隔一层也。又谓为“捐班清流”，而乃翁靖达为“诰封清流”，以善与诸名士交，而有是称。观察才识，文忠固所夙知。先文庄以姻娅故，益加青睐，需次入蜀，立予盐差，旋补建昌道缺。致书文忠，荐为按察使。文忠复书曰：“朝廷黜陟，从不与闻。”再请，则曰：“道员升臬，鲤鱼跃龙门，谈何容易！”其讳言权势而慎重名器如此。

李文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生平持盈保泰，从不敢擅作威福，虽参预密勿，惟恐人知。素与先文庄交善。今观所遗书牍，一再表明其志，可见时人误为宋之贾似道、明之严嵩。然宋人劾似道，明人劾嵩者，俱有奇祸。今人劾文忠者，充其极，至御史回原衙门而已；犹可藉此得美名，博取人间富若贵，亦何惮而不为哉！推原其故，文忠虽无不满于人意之处，然李氏族大人众，良莠不齐，与民争利，倚势凌人，恐不能免。其致怨也，或以此之故与！先文庄丁忧起复，入京过天津，寓文忠行辕，与赵子方观察居一院。子方密告“傅相疏荐”，旋见而言谢。文忠笑曰：“子方泄我几事矣。内意将简东抚，以法、越生衅，浙省海疆事急，陈携丞求调，因移携丞于东，而以浙江借重使君云。”其后醇邸阅海，携丞中丞不请诸王仪制，为备行馆于烟台，用黄缎绣龙铺垫。醇邸行时，唯恐太后见疑，特请李莲英自随，名为优礼亲藩，以内廷宫监赍送往来，出于体恤之诚，隐寓监察之意。闻地方供给越出礼外，托词不复登岸。张勤果从办海军，勋劳甚著，随节出巡，遇事辅相，颇为邸所激赏。未几，黄河决口，携丞中丞去官，勤果即继其任。《清史稿》采取断烂朝报，似未贯串。

《清史》而立《货殖传》，则莫胡光墉若。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

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皆倚之办饷，接济大营毋匮。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则借外债，尤非光墉弗克举。迭经保案，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俨然显宦。特旨赏布政司衔，赏黄马褂，尤为异数矣。

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黜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

先文庄抚浙之初，藩库欠光墉资二十万，尚不知其为何如人也。光墉见，称述中堂不置，而莫明其为谁。问之，乃湘阴也，笑而遣之。未久，光墉以破产闻。先是，关外军需，咸经光墉之肆。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光墉有银号一、典二十有九、田地万亩，其他财货称是。上海、杭州各营大宅，其杭宅尤为富丽，皆规禁御，仿西法，屡毁屡造，中蓄姬妾辈十馀人。先一日，光墉由沪而杭，尽呼之集一堂。自私室出，立即下键，各予以五百金遣去，不得归取物，有怀挟者任之。光墉选艳，惟爱幼孀，以为淫佚恣意之便，本无一人崇尚名节，故一哄而散，毋稍留恋。

次日，光墉将其业产簿据献于文庄，不稍隐匿。在落魄之中，气概光明，曾未少贬抑。文庄为设局清理，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皆踌躇莫知所对语。文庄谓此二十九人者曰：“诸君学古入官，独不思他日积赀致富，设典肆以谋生乎？收典犹开典也，不外验赀查帐而已。”

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孙子授侍郎乃文庄庚申同年也，有万金在其银肆内。张幼樵学士来书云：“子授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亦诺焉。其外，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则一时中扰乱情形，可想见已。

前一岁，有僧以赀五百元存于杭城典肆，肆伙以为方外，书名不便，拒而不纳。僧以木鱼敲于门外三日三夜，光墉偶过其处，问故，许之。及是，僧至取款不与，则敲木鱼不止，肆伙笑谓之曰：“和尚，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敲入，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敲出，不可得也。”不得已，而以妇人衣裤折价相抵。僧持，泣曰：“僧携此他往，诚不知死所矣。”挥泪而去。其流毒类如是。

是时，贾商贩竖挟胡氏物出售者，其类不可胜数，罔不显其奢丽，其屋上雕镂、室中几案、园内树石，每易一主辄迁移以去，至于清亡而未已。

光墉未几即死，其母旋亡，距七十寿筵不足一岁。杭人谑之曰：“使母早三月逝，当备极荣哀之礼，此老妇人真以寿为戚矣。”

《海上花列传》中，黎篆鸿即光墉也，语焉未详。传中有女婿朱淑人，今亦无考。然光墉有后嗣，庆余堂之半仍为彼有，营业至今不衰云。

台匪黄金满，逸盗也。盗既逸出，天涯地角、海氵筮山陬无不可以容身，虽欲缉获，无克期必得之理。当时大乱初平，人心未静，不逞之徒辄假之为标帜，江浙两省每遇盗贼之案，均用影射，甚至苏州文庙以金满名易入神位，尤为骇人听闻。先文庄任浙抚，诏旨督捕甚严，复使彭刚直往浙专治其事，而渺不可得。会旧部文员中徐春荣，杭人也，与天台县廪生谢梦兰习，令梦兰入其穴招之来降，问以近日江浙两省事，均茫然不知所以。春荣引之入见，乃一委琐不堪之贼也。文庄谓曰：“为盗而枭首于吾辕下者，不知凡几尔。犯罪累累而许以不死，何其幸也。”金满作向前势，曰：“抚台命我前进几步。”即上前几步，又作向后势，曰：“抚台命我退后几步。”即退后几步。文庄曰：“如此，良佳。”及刚直入粤督师，携金满往，且为之娶。至粤，来书曰：“金满又纳妾，从此不思为贼矣。”同时清议颇不以招降为然，文庄于始早为之计，令台绅请于刚直，刚直许可，乃会闽督何小宋制府衔入奏，而言路弹章仍复不免。一日，文庄至幕客文芸阁孝廉室，见一简，为盛伯羲祭酒书。论及金满案，言一劾不许必再，再劾不已必三云。及时过境迁，皆知金满无贰，甲午之役，将用以拒敌，皆曰：“彭刚直招降之功也。”吾国士大夫毁誉，大率类此。

东晋焚石勒币，壮哉！自此以后，莫能几矣。然宋以岁币奉敌，犹能言和，延祚百馀年而后亡。推原其故，国家尚有断制之力，不为士夫所劫持。至明末，欲和而不敢和，可和而无以和，则庄烈之朝纲，不如真、仁、高、孝远甚。而南宋道学方盛之时，尚有正气，又非东林诸人比也。道光朝，海禁大开，夷务为第一要政，于是挟一罅之见者哆口张目，发为快论，以隆虚誉而谋私利，置国家安危、生民祸福于不问。甚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郭筠仙侍郎《使西纪程》云：“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于斯。”足为流俗箴砭，而远大计划未之及也。以弱遇强，必如周太王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犬马，事之以珠玉；越王句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乃足成霸王之业，滔滔者何足语此！

天下事皆有两端。一端以款为罪，则自命清流之列者也。当时诸名士，为首者称四大金刚，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腿”。其依草附木者，则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谓较之于腿，犹有间也。因而有赀者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为“诰封清流”，由是互相标榜，以跻显贵。既有捷径，则人莫不趋，徒党之众，固其宜矣。于是一端以款为主，恃“洋务”二字为妙用而致速化。越南事起，言事者多败，惟{客心}斋依北洋，获以保全。己酉之岁，日本游士竹添静一者，移书通商衙门，欲见吴江殷谱经侍郎及南皮张香涛太史。主者以闻，上知其人，屡加不次之擢。南皮遂由编修得司业，跻阁学，授晋抚。先以外力致贵，得志后不忘其本，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非余子所能望其肩背。及{客心}斋败于辽西，清流之中，惟余南皮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心传。再传而武进、项城，南海、新会同时并出，遂屋清社。

周武壮于军务平后，驻防小站，以西法练兵，每日往校场亲自督率。当时，北洋淮军平日不忘武备者，以盛军为冠。发、捻两役，旧将存者，亦惟武壮一人。甲申之岁，丁忧回籍，旋即病故淮军命运，于以终焉。

法、越事起，政府以曾忠襄督两江，特召入觐。人人心目中，以为忠襄久于行间，娴习营务，应变之才，或非所长也。及见张幼桥副宪论兵事，曰：“吾兄文正公盈满是惧，吾亦成功而不居。不然，金陵既克，我师七八万，皆百胜之卒，先打捻子，后打回子，再打鬼子，宁待今日！”见周小棠通政，有旧，稍作深谈，曰：“我师今与西师战，有十六字秘诀，曰：‘先去先败，后去后败，同去同败，不去不败。’”值边情日急，副宪、通宪常相见，述及，讶曰：“奈何于彼此之不同也？”翌日，会于译署，恭邸问曰：“事将奈何？”时副宪、通宪及诸大臣皆在侧，颇觉答语措词之难。忠襄曰：“吾犹炮耳，诸公犹炮手，全权在握。诸公命勿动，炮之为物，静物也，待命则已。诸公一拨机括，则弹丸立出。”当时闻者，四面均有照应。及去，佥服其应答之妙。忠襄既履任，先将南洋兵轮大者五艘遣出援台。法舰追逐至镇海，攻击月余弗克，而吴淞反不被兵。江南防务，诏使闽县陈伯潜学士为之佐。闽县素好言事，忠襄辄不列衔，使独具名。会军务不利，各省多受严旨诘问，闽县去而忠襄身名俱泰。同时将帅，善处功名之际，毋若此翁者也。

先文庄初至浙，筹画防务，查问库款，时粮道库尚存银二十万两，藩库欠阜康银号银二十万，两相抵无余，空如洗矣。推求其故，则日供西饷之不给。时德晓峰中丞为布政使，召问之曰：“前任杨石泉中丞，何以舍己而芸人？”方伯曰：“闻诸幕中：虽竭所有以与之，左公责言犹无已时，问杨中丞之官禄，何自而来，区区者，反靳而不与。”文庄曰：“此言私也，非公也。其自今日止，勿解西饷，为海防计。”此浙省海疆兵事之始。未几，甘督谭文勤公果有书，趣方伯协款。方伯以自备无力辞。文勤来书，诘问浙省何备之足云。方伯以告，文庄令以法衅将起婉复之。先是，左文襄西征事急，文庄时抚江西，承平无事，常尽力以给其用。及告终养归，西征军罢，文襄疏请嘉奖各省接济者，文庄曾膺上赏头品顶戴。至是，甘、浙以协款而有违言，文襄因旧谊，驰书致文勤，言浙之助财，非定例所有，毋执成见，过于争竞，其事遂解。文庄与岑襄勤之交，亦以江西协饷之故，襄勤谢书今犹在箧。独在浙抚任内不与甘饷者，时地之不同也。

先文庄于东捻平后乞病归，知军力单薄，不足当捻众也。请以所部一军予潘琴仙方伯，俾合众击贼。时李文忠代曾文正为帅，不允，使本军中资望稍深者吴武壮领之，且曰：“吾终当留此军与子。”及浙防浙急，吴武壮率师在朝鲜，文庄函致文忠索之，文忠游移其词。未几，丰润张幼樵副宪来书，云“筱轩久驻朝鲜，其雅歌投壶之概，尚足愚朝鲜人耳目。若移而之浙，文人无行者，必将趋之若鹜，截旷之饷，不足以供其挥霍”云。文庄得书，笑曰：“傅相示意也，此军终不予我矣。”其后军分为二：留江南者，曹德庆、班广胜领之，驻吴淞；在冀北者，黄仕林、张光前领之，驻旅顺。将领四散，独树一帜，位至直隶提督者，叶志超；久从文庄在浙，授福建水师提督者杨岐珍；终守镇海者吴杰；从至四川，授重庆镇者，钱玉兴；授川北镇、调直隶宣化镇者，何乘鳌；官广东提督者，蔡寿亭；随张文襄，领军曰“凯”字营者，吴元凯。皆久于征战，官位较崇。其余无实职者，未及显贵而战死者，虽属部下而非亲随者，不在此列。

先文庄部下，以吴武壮为读书种子，视之最重。东捻平后，求解兵柄，即以众授之。李文忠殊不谓然，文庄曰：“筱轩不我弃也。”当时追寇，常距粮台数十里外，所得寇食，常辇以从，遇饷银前后不属之时，用以赡军。濒行，悉与武壮，有“领”字收据，久存吾家。至彼若何支销，亦不之问也。同治壬申，文庄由陆道入觐，武壮时驻军扬州，送至清江浦始返，骨肉之亲，殆不啻焉。武壮故后，为请建祠于嘉兴。未几，长君子恒往谒词，遂至杭州，馆于抚署，文庄以故人之子畜之。子恒性豪迈，不守矩度，文庄弗善也。一日，谓子恒曰：“尊公入祠之日，吾恨未往，默祝一言以询之。”子恒曰：“死者已矣，何询为？”文庄曰：“吾问何术，以止其乃郎之诞也。”子恒无愧色，亦终不悛。及文庄督蜀，请假回无为州宅，吴王夫人率其次子彦复来见，寓于余家。文庄视彼事如家事，责善难免过甚。偶问彦复经句，声色俱厉，彦复时年十六，急自辨曰：“《五经》素未熟读。”文庄谓吴王夫人曰：“嘻！筱轩日与文士游，其子未习《五经》，辱莫大焉。”又勖彦复曰：“勉之，速求学，未为晚。”后生小子，每不知先代之事，遂愈远而愈疏。非惟在公为然也，虽在私亦有之。

法舰至闽，丰润以浙为闽督辖境，电调浙江“超武”、“建威”两舰，舰长未奉巡抚之命，不敢驶往。丰润恶其违命，奏请逮治。先文庄怒，拟疏弹劾丰润玩寇之咎。已将驿递，幕客汪小彭曰：“公勿尔。不日行见丰润败矣，公何所图而取怨于友？”事遂中止。未几，丰润书来借舰，云：“浙仅两舰，无能对法。如移而之闽，闽足以御法，而闽日固，闽足以卫浙而浙不孤。于以见苏季合从之计，足破孟明鄙远之师。”邮至，马江已败，船械俱烬矣。及文庄移督四川，超武拖船送至汉口乃还。

法攻镇海之役，先文庄为战备，命吴吉人副将杰守海口，招宝山炮台。旧部中，杨西园提军岐珍、钱荣山提军玉兴、马聘三总镇朝选均守要隘。未几，法师船果至，攻招宝山弗克，杰功居多。提督欧阳利见，湘人，曾文正之妻党远族也。剿捻军中曾献策，令军土各持竹筒一，敌至掷之，以羁绊马足，传为笑柄。因文庄素轻其人，弗予增兵，亦弗重用。及文庄移督四川，利见谓副将居心险诈，函请闽浙总督奏参革职。时宁绍台道薛福成新简英使，抗疏力争。朝廷以谘文庄，副将得昭雪，留川防边。及日本师起，浙抚廖谷似中丞叠电调用，皆辞不往。中丞取朝旨，促之而后行，守镇海。历任巡抚仍之，至死乃易人。谚曰：“国乱思良将。”惜乎承平之时，凡事未之豫也。

中法之战，湘淮旧将犹有人焉，冯勇毅、王孝祺鏖战于越南，刘壮肃、孙壮武扌耆拄于台北，皆有令名。镇海之役，李文忠电稿载上海电报捷音，薛叔耘副都《浙东筹防纪略》，诩为中外交涉后初次增光之事。先文庄身亲其役，当时绘有战图，进呈御览，其副本尚存余家。战最烈者为吴杰，守威远、靖远、镇远三台，当炮火之冲，奋击甚力。功最巨者为钱玉兴，潜伏清泉岭下，置过山炮，击毁法船，自是法舰不敢近宁波海口。总其成者为杨西园尚书。皆文庄亲庆军旧部也。《清史稿》求其案卷不得，乃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当之。兹将光绪十五年六月，文庄昭雪吴杰原奏摺片录下：

吴杰系尽先参将，实任镇海营守备，管理镇口招宝山炮台，已历多年。臣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因筹办海防，亲往查看，见其队伍整齐，炮具精洁，演放灵便，颇谙西法。访诸舆论，平日抚驭炮兵，威惠兼施，能得其死力，心窃器之。光绪十一年正月，法舰将犯镇口，所有南洋援闽之三轮避入镇口，人心惶惧。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忄匡怯无谋，仓皇失措，倡为徙炮拆台退守之议，将欲徙招宝后堂大炮，经吴杰极言不可，流涕力争，欧阳利见志在必行，谓违则即行正法。臣闻此信，严电饬止，乃定守口之计。及法船多只，来攻招宝炮台，数百磅长弹纷落如雨。镇海、宁波一带，人民迁徙一空。前镇海营参将郑鸿章所部兵丁，竟有翻穿号衣潜逃者。吴杰手开巨炮，与南洋退回之轮船，彼此齐发，各中两炮，洞穿法船两只，敌始败退。越日，又来猛攻，复击退之。法船尚于我炮不及之处，攻打旬馀，实赖吴杰稳守招宝一台，扼其咽喉，使不得逞。上海洋人登诸画报，中外传为美谈。事平之后，法提督李士卑士固求登台履看，讶其布守之坚固。欧阳利见因羞成怒。实阴仇之。臣会同调任闽浙督臣杨昌将郑鸿章奏参降补，即委吴杰署理镇海营参将。查郑鸿章贪庸忄匡怯，欧阳利见所与沆瀣一气者也。劾其所爱，用其所憎，欧阳利见益痛恨之。大抵义烈之士，敢于赴汤蹈火，不惯营私献媚，声望愈美，怨毒愈深，加以标营将弁，侵饷是其故智，欲去吴杰而夺其炮台差使，自便私图，亦以浸润之见，迎合欧阳利见之意。于是，乘闽浙总督卞宝第到任未久，不知底蕴，朦请参革，浙东官绅士庶，多抱不平。臣阅邸钞，正深诧叹。顷奉谕旨，钦感交并，乃知公道尚在人心，是非难逃圣鉴。窃思海防为目前第一要务，似此忠勇有功之良将，遭贪庸提督之进谗，误被参劾，深恐内寒将士之心，外为敌人所笑。夫以专阃提督，吹毛求疵于一守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远隔二千里到任未久之总督，据提督来函，参一守备，亦只是循例办理，臣何能越俎为之昭雪！惟钦奉谕旨，垂询三端。臣在浙有年，闻见较确。吴杰才具，实足备干城之选，平日办事，实属可靠，至击退法船之功，尤赫赫在人耳目者。臣与卞宝第系儿女姻亲，此次误参，自未悉吴杰立功之底蕴。查海防获胜，系臣在浙江巡抚任内之事，见闻最真，吴杰之才，卫荣光必知其可用，而吴杰镇口之功，或不如臣亲见之详。事关海防，现奉特旨，着即据实覆奏。臣具有天良，何敢引嫌避怨，姑负天恩。理应披沥直陈，固无庸为卞宝第回护，尤不敢为欧阳利见曲徇也。

镇海击沈法舰，薛副都时任宁绍台道，谓先文庄奏报，全凭诸将告捷文书，不善描写，未免将捍海奇勋，湮没不彰。乃援乾嘉年间新疆回疆之例，绘成战图附说。兹摘钞如下：

浙省至宁波郡城向有电报，由宁波至镇海四十里，乘潮往返，文报稽延。法越事起，抚臣拟亲莅宁郡，就近调度。薛福成以巡抚出省，则调兵筹饷转多隔阂，因请由宁至镇，添设电线，一切机宜，电饬营务处薛福成、杜冠英传谕各营，虽相距数百里，而号令迅捷，如在一室。十年冬，法船游弋浙洋，迨十一年春接仗后，与法船相持数月，电报往来，日十数起，军机无误，则设立电线之效也。

镇海海口散漫，南岸育王岭，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北岸蟹浦、湾塘、沙头堰等处，均登岸要区。招宝山至梅墟，关系尤重。抚臣饬杨岐珍、钱玉兴将南北营垒布置后，各率所部，修筑堤卡。故声势联接，脉络贯通焉。

镇海口自小金鸡山至招宝山，宽约二百丈。马江告警后，抚臣以南、北两岸虽有炮台，仅二百磅子大炮一尊，若不于海口设立拦阻船路之物，恐敌以一二兵船羁绊炮台，余船直驶入口，两岸营勇力无所施。檄饬营务处薛福成，督同杜冠英与宁波府宗源瀚，购买舂木，用机器排钉海口。或七八十枝为一丛，或四五十枝为一丛，或二三十枝为一丛，自南至北，横立二十二丛，自内至外，直列十丛，经营数月始告竣。海口定议钉椿，抚臣虑舂密则水道壅滞，椿疏则罅漏较多。复饬薛福成督率杜冠英、宗源瀚，买海船三四十艘，饬令两岸防勇满装石块排沈舂缝之内，中间仍留口门二十丈，以便商船出入。另购大船五艘，三杠网三重，并借宁商宝顺轮船一搜，以备有事时封塞口门。厥后五船虽沈，宝顺尚留未用，商旅仍通，饷源不匮，而宁镇居民安堵如故，盖恃舂船之力也。

海口设防，抚臣咨请北洋大臣，饬派水电匠目四名到杭州，设局制造，并购置水旱电线。饬杨岐珍于营勇炮兵中，选择精细伶俐者，令其习沈埋演放之法。岐珍与杜冠英督率吴杰，于海口沈船排舂之外，沈放水雷六排。每排八雷，纵横相距十丈许，共沈四十八雷。又于小港濒海严要之处，埋伏地雷六十枚。其他如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蚶子岭等处，长墙卡门之外，各埋地雷三四十枚。敌知有备，始不敢登岸。

法船在马江开战，宁波绅民指目教堂，皆言法人藏匿大炮，将为内变。薛福成照会英国领事官固威林，俾转告法国主教赵保禄，速迁往江北岸居住。赵保禄请饬查教堂，果有大炮与否。薛福成谓此说本非确实，但众怒难犯，如不速迁，日后断难保护。郡城团练夜过教堂，或以矛撞其门，争詈法人，法教士不自安，乃率男女徙居江北岸。薛福成允拨兵代守教堂，亦隐以稽察奸宄。俄而，定海讹言又起。定海民人教者二千人，教堂内日纠二百人操演，枪声与定海镇操兵声相溷也。薛福成谓徙其教士，则教民无所附丽。适奉抚臣严檄督促，致书定海守将，密商机要，而明告法教士以不能保护。往返驳辩甚坚，赵保禄语多恫喝，薛福成严折之。一日，教堂中阒然，则教士已尽室迁回宁波江北岸矣。薛福成乃禀调衢军右哨，及派卫安勇五十人，驻扎江北岸，名为保护教士，实拘守之，教士亦悚服听命。又令新关稽查洋船，凡法国商民、教士，但准出口，不准进口，以清间谍。故海口鏖战，而内地晏然。

法事日棘，抚臣函饬薛福成，遵照北洋大臣电传密谕，设法暗阻敌船引水宁波尚有引水洋人必得生、师密士二人，领新关执照，驾小船，在镇海口外，受雇领港。薛福成与约，月给厚费，俾敛船入口，交杜冠英差用。是时，师密士适接法兵船密信，雇为引水，薛福成使拒绝法人，且另给重资以酬之。既又函会税务司葛显理，派洋人随同杜冠英撤去新关向设之七里屿、虎蹲山等处塔灯、标杆、浮筒，以迷敌轮之路。迨开战后，薛福成侦知孤拔在上海募英人赫尔、德人贝伦为人浙向导，各许万金，如伤亡，则十倍给其家属。因亟电商江海关道邵友濂，派员禁阻。声言将撤销其执照，永不许在中国引水，乃议定各酬以千金。福成复告各国领事，如有洋人为法船引水，宁郡民情强悍，必相率而攻毁洋房。此以一无业之莠民，累及合埠安分之富商也。且难保非法人诡计，欲故坏各国声名。诸领事以为然，密致书驻沪领事，禁约洋人。后闻孤拔欲募引水，以攻镇海，悬价六万金而莫之应云。

法船四艘驶入蛟门，抚臣得报，飞饬各营，要约赏罚，并严饬南洋三轮合力协助，电饬杜冠英，传谕各炮台，镇静以待。正月十五日未刻，法将孤拔乘一小轮，亲入虎蹲山北，测量水道。我台开炮，击之几中，乃遁去。旋一大黑船，名纽回利，扑攻招宝山炮台，杜冠英饬炮目周茂训，开炮迎击，一发中其船头。敌势惶迫，掉头用排炮轰击，又被我炮台弹折头桅。我炮台，亦被敌击中数十弹，弹重二三百磅，陷入三合土内。后一弹著我炮洞门楣，铁炸入洞，击伤周茂训右胫。杜冠英令吴杰亲自开炮，杨岐珍亦至炮台，仝励弁兵，又弹中敌船尾，南洋兵轮，亦两炮击中敌船。随后三法船群开排炮，我两岸亦开排炮御之。自未至申，轰声不绝。法船连受五炮，伤亡颇多，我炮兵勇丁，只阵亡三人耳。

正月十五日之战，法轮败退，泊金塘山下。十七日黎明，又添两船，巳刻，复以一大黑船驶入虎尊山之北，攻我招宝山炮台。杨岐珍、杜冠英督率吴杰开炮，敌船甫近，即被我弹中其烟筒，再中船桅。横木下坠，压伤兵头及护从多人。南洋兵船，复从旁击中二炮，法船创甚，收旗转轮，仅获出险遁去。厥后，闽浙总督杨昌接探员电报，有法船运到一兵头之柩，葬于马祖澳，送葬者数百人，据传即将军迷禄，正月十七日在镇海伤亡者也。

法船再败之后，不敢再近招宝山口门。十八日夜，乘风雨晦冥，将用小船潜登南岸，图袭我港口之炮台。我师水陆弁勇，每夜轮流放哨。副将费金组瞥见小船，戒营勇屏息以待。及其渐近，突发枪炮，尽力截击，沈其两舸，余悉惊遁。

小港炮台，旧置炮位五尊。内光膛生铁炮三尊，未能及远，钢炮击远两尊，弹仅重四十磅，早经移置沙蟹岭、乌龙岗，但留空台，为疑敌之计。正月二十七日，法船遥对小港，开六七十炮，著炮台十数弹，陷入三合土内。二十八日，又来轰击，连开数十炮，未中。复将炮车吊桅顶，意在凭高易中。乃甫扯登桅，绳忽中断，炮坠舱面，压毙多人。自此遂不来攻，其为计穷力竭，已可概见。

法船屡挫之后，退泊金塘，唯以一船向前抛泊，倚游山为屏障。钱玉兴以乘夜袭击，可以得志，适当薛福成在镇海劳军，相与密商定计。二月初四夜，钱玉兴亲督副将王立堂，选敢死士，潜运后膛车轮炮八尊，伏南岸清泉岭下，四更后突击之，敌船连受五炮，伤人颇多，传闻孤拔亦受伤云。法船开炮回击，弹落水田。我军一无所损，旋即收队。

法越战役中，张文襄授山西巡抚，闽县会办江防，丰润会办福建船政，以词臣而仕军役，皆异数也。文襄受命，上书谢恩，有“身为疆吏，犹是依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敢忘经营八表之略”。文襄既去，其兄文达相国偶取视时辰表，笑谓客曰：“余只一耳，其七在舍弟所。”及越事急，移督两广，力主潘仕钊之说，弛闱姓之禁，颇为时论所訾。时各省军务多不利，闽县单衔条陈时务，触上怒，镌级去。侯官与闽县同城，实为一地。丰润败于马江，船械尽失。疏请恤马江死事诸人疏有云：“李长庚死事于闽洋，而其部将邱良功等卒平海盗。曾国藩初覆师于湖口，而其后遂为中兴第一功臣。此固人事之平陂往复，抑亦天心之草昧艰贞。”措词之妙，不可言喻。都人为之联云：“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三边会办，请先看侯官降级、丰润论功。”

醇邸隐握朝纲，礼遇文士，以要时誉，开当时词臣言事、清流结党之风。洎法越兵兴，轺车四出，率一试而败，惟南皮声名俱泰。粤督张靖达制府、桂抚潘琴轩中丞，以军事失利相继罢。南皮继任，适我军先败后胜，克复失地。当时战将冯子材、苏元春，悉前任疏荐至军。王孝祺本树军旧部，以靖达弟勇烈倒树湾与捻战败死，坐失主将贬职，至是起用。南皮以文人为帅，激励将士，坐收成功，虞允文采石之捷，不能专美于前矣。

闱姓者，广东赌局之最大者也。头家为富商大贾，主其事。开科之年，设局卖票，令人入钱。豫拟榜中每姓几人，以千万为一决，俟揭晓，按中否以定输赢。其始仅行之童子试，继行之乡试，后渐行之会试。其大力者，至为所拟之姓，广通关节，以冀必胜。于是姓愈僻者，愈为奇货可居。房官及提调，监试各官，皆阴行贿赂，转相贩鬻。督抚收其税以为利，名曰罚款，故行者益纵。士之应试者，多托贽商贾，自称门生，大为风俗之累。

法越之役，左文襄视师福建，将率师以帆船渡台。属下知其耄昏，日送之登舟行，夜回舟载之返，数日不得达。托言风逆，舟不得近，乃复登岸。彭刚直视师粤东，出示谕众，用“食肉寝皮”之语。为西人所见，诧为野番黑蛮所为。朝廷亟诏止之，乃止。英雄末路，诚不免露出暮气，然何至如是之甚。诚以二公少壮至老，身在行间，五日休息，心力交瘁久矣。刚直疏中又云：“古来臣子，往往初年颇有建树，而晚节末路，陨越错缪，由其才庸，亦其精气竭也。”读之能无慨然！

倭文端恶洋文，则命管理同文馆；李文正恶洋务，则派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公终身不往朝旨，亦不催促。在政府诸公之意，但使知难而退可矣，不必强之上道，反为外交之梗也。邓铁香侍御以强项名，派至译署以折之。侍御非文端、文正二公比，不敢不往。虽疏请改武官，军营效力，以为尝试，不获所请，而仍就任。继又以谈边务，而使往勘越南边界，大窘而返。类此之举，近于恶作剧，取快一时，有碍大体。若在康熙、乾隆之时，固必有以处之，不若是之狭也。丰润之闽，侯官往苏、吴县至津，不问军旅之事曾学与否，凡主战者，即使往战地，尤近滑稽。

本朝英主迭出，无取乎贵强之相，从未见有大臣匡君之过者。御史章奏不避忌讳，容或有之，均置之无足重轻之列，不足深论。光绪初，惟阎文介可谓大臣。直枢廷，兼绾度支，承发、捻乱后，制国之用，量人为出，深合理财之法。时醇邸阿太后旨，修复颐和园，须用巨款，辄为公所靳，醇邸憾焉。会议钱法，以微过革职留任。未几复职，遂乞休，越五年薨。邸怒犹不息，拟不予谥。查本朝大学士恤典无此例。内阁拟字，圈出“文介”。在上意，为非佳名，故予之。然公之耿直，虽百年，犹一日也。

甲申之役，都中对语最盛之时也。讥张丰润、何子峨云：“堂堂乎张也，伥伥乎何之。”讥阎文介、张文达、乌少云、孙莱山云：“丹青不知老将至，云山况是客中过。”又讥阎文介云：“辞小官，受大官，自画供招王介甫；全战局，附和局，毫无把握秦会之。”“辞小官”二语，乃文介疏中语也。又讥张丰润云：“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谓未战之先，闻彼常时言三钱鸦片殉难。及败，携豚蹄途中食之。

丰润赦归，娶李文忠之女公子，时人又有三联。一云：“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以丰润赐环，先就莲花书院馆席，既而入赘也。二云：“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言丰润先娶仁和朱修伯京卿女，次娶边宝泉中丞女，后娶文忠女。三云：“中堂爱婿张丰润，外国忠臣李合肥。”当时浮议更迁怒于文忠。然观文忠尺牍，盖于丰润再断弦后，与有婚约，而不虞其战败受谴之至于斯也。丰润败后，自称“贱子”，乃用杜甫“贱子因阵败”句也。梁星海有句云：“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抑何可笑。

边帅图利，愈远而愈无忌惮。杨玉科在岑襄勤部下为健将，全滇底定，功列一等，法越之役，慷慨捐生，尤足令懦夫失色。惟生性过于豪放，是其一短。曾游沪渎，涉足花丛，任情挥霍，殊不自检。遂令东南人士，致疑于滇池之地，为珍宝蓄聚之所，可望而不可即。古人所云债帅者，非耶？

各省司道及学政，向由本省督抚于年终出具密考，以备朝廷酌量黜陟。其有治绩平常，或人地不宜，则内调候简。每年二三月，大批人员更动，且有令督抚另具切实考语者，皆密考作用。而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其重之如此。浙江德晓峰方伯，在先文庄巡抚任内，欲予某甲署缺，未得许可，而先受贿。某甲人财两空，执刀立抚署官厅侧，言俟其出，与之并命。首县某，戆人也，遽入告曰：“某甲将行刺。”遂交首县看管。羁之客室，后有井，溺焉。文庄恶之，以其女为礼邸侧福晋，知有系援，且征于文友石之屡击不中也，欲使去浙，年终密考括以四字，曰“堪任封疆”。未几，方伯简赣抚。四川松锡侯方伯，在文庄总督任内，颇具干略。文庄爱其才而疑其心，年终密考，予以十六字美词，次年召入陛见，送之曰：“吾以‘堪任封疆’四字，而晓峰得任方面。今以十六字颂子，行矣勉之。”未几，方伯简滇抚。阎文介出枢府，其门人江西布政使李嘉乐、署陕西布政使李用清两方伯，同时以密考左迁。文介上疏辨论，谓为赣抚德馨、陕抚叶伯英私见，奉旨诘责。然二李虽狷介一流，不免君子之过，究胜德馨，后之读史者自能明辨。德馨即晓峰名。

宝竹坡侍郎，癸酉典浙试归，买一船妓，吴人所谓“花蒲鞋头船娘”也。入都时，别行水程，由运河至通州，及侍郎由京以车亲迓之，则人船俱杳，传为笑谈。壬午典闽试，由钱塘江往，与江山船妓狎。妓面有痘瘢，侍郎短视，不之觉也。归途娶为妾。鉴于前失，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浦，县令诘其伪，欲留质之，侍郎大惧。以平时风骨，颇结怨于人，恐疆吏发其覆，遂于道中上疏请罪，部议褫职，报可。侍郎曾以蒲圻贺云甫尚书认市侩李春山妻为义女，劾之去。京人为诗嘲之曰：“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槎。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娼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于晦若侍郎、文芸阁学士、梁星海京卿，少时至京，居同寓，卧同一土炕，人心与其面皆不相同，虽圆颅方趾，而大小各别。三人冠履，可以互易而无不合，人情无不妒。三人中，惟学士如常，侍郎、京卿皆有暗疾，俗称天阉，不能御女。然三人狎游，尽以恣学士一人之淫乐而无悔。及得交志伯愚将军，盖称莫逆。将军非惟嗜好与三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谓奇事。闻学士曾得一房中药方，治暗疾有奇验，以与将军，一试而获同等之效，再试则不验矣。侍郎夫人早死，京卿夫人终身居学士家。盖三人者，皆文学侍从之臣，礼教非为吾辈设也。

先文庄督川第三年，实为光绪十四年，英人灭哲孟雄部，耀兵藏界。西藏葛布伦公爵伊喜洛布汪曲，率兵一万五千御之。战于捻都纳山下，藏兵败而奔。英人追击至咱利亚，又败，三败至东郎热，藏兵大奔。适江孜守备萧占先奉文庄命，往止藏番无妄动，闻败，立江孜泛帜于道。英兵见之，乃止不攻。占先与英将萨海会于仁进冈，占先曰：“奈何涉吾境？”萨海曰：“藏番来攻，追之及此。”占先曰：“藏番，吾属也。乱番可诛，良番何罪，受此屠戮？君独不念中英两国之谊乎？”萨海曰：“惟然，故入境无所犯。天气渐寒，今归耳。”乃退师。知府嵇志文从驻藏大臣升泰入藏，归述如此。川人哄传，萧守备与英战大捷，若得江浙文人点缀，是又一黑旗军台南独立矣。

英据哲孟雄之岁，先囚其部长西金王于葛伦绷。王母及子暨亲族、头目，避入藏属春丕山。英将萨海追藏兵至春丕山坌，寻其母子不获。战事既毕，王母率亲族诉于驻藏大臣升泰，且求救。升泰惧于英，弗许。王送衣物至边，且言伺衅将逃归。升泰不纳，英人益无忌。

咸同之际，旗籍大臣中，倭文端以理学著称，一时风化，颇为之转移。吾乡吴竹如侍郎与之志同道合，蔚然为一代名臣。费莫氏文文忠公字博川，为先文庄朝殿之师，每见，敬礼有加，称誉不容于口。同治初，政欣欣然有太平之象，虽恭王当国，皆公赞襄之功。及卒，李文忠叹曰：“旗人中麟凤也。”倾服如此。宗室岐子惠将军出镇成都，与文庄曾通兰谱，而见解不合。文庄不以加旗饷为然，主张以历年八旗欠饷，准其移奖实官，俾克转售得资，以济穷困。将军曰：“转售必有折扣，是亏在旗民，宜待国家财政宽裕，仍取之官。”成都旗营兵有为盗者，照章应先销旗档旗籍，而后加刑。华阳县知县张济，于报案公文不载其旗籍，而录于口供。文庄阅案已毕，未览供词，遽批“就地正法”。将军问知其故，即请将张济解职参办。文庄曰：“治盗严而加之罪，民其谓我何？愿公宽之。”将军固执不允，因之大哄。既而，交好如初。其坚忍之性，真旗人之健者也。

旧制，景祖以上宗支称觉罗，景祖以下子孙为宗室，而格格、额驸则无限制。乾隆三十六年，宗人议准：世祖章皇帝位下子孙所生女，照例视爵，封授格格、额驸，给与俸禄；其余王公之女给虚衔，推恩至四世以下。同治二年诏：自高宗纯皇帝以下各王公所生女，均为近支，照例封授格格、额驸，给与封禄；其余均为远派，仅封授格格、额驸虚衔。虽以次递降，仍推恩至五世以下。凡一朝崛起，封建亲戚，屏藩帝室，当时人数无多，未始非荣幸之事。传之既久，至光、宣之际，愈演愈众。甚至四品宗室，及格格、额驸名位，求其一饱而不可得。成都将军岐元子惠，自言：幼时贫困，夜出挈篮卖萝卜，行至某处，近于其姻家，闻声延入与语，惭而逃去。余家在旧京时，车夫用一重亻台，即有额驸职衔，问之，则云：“非此，将坐以待毙。”逊位以后，艰苦之状，不忍言矣。

屠梅君《请归政之后处省密摺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恳恩披览然后施行》一摺，在醇贤亲王疏请继续训政数年之后而上者也。醇贤亲王之于德宗，义虽君臣，恩实父子。王既有此请，则是时德宗年少，圣德未宏，将以有待，自可默喻。屠侍御更陈所见，何致遽膺谴怒，其故不得而知。果如侍御之言者，可免甲午中日之战，可免戊戌维新之局，可免慈圣三次垂帘之命，可免大阿哥入嗣之举，可免拳匪作乱，以致八国联军入都之惨，可免四十五年九百万万赔款本息之费。侍御此奏，关系岂小也哉！

归政、大婚，两次大典，三代覃恩，赉及赫德。其余军功，督抚提政，无论存没，皆叨异数。所遗者，惟先文庄及沈文肃二人。文肃殁已久，或一时遗漏。文庄以浙抚任内，奏请缓加旗饷，增练海军，与醇亲王设施大政全然相反，致忤邸意，故不及。李文忠函，则谓邸于此事，并无意见云。附录《缓加旗饷疏》如下：

叠准部咨，筹办海军经费、旗兵加饷二事，此皆国家根本之计，远大规模，臣虽至愚极陋，何敢稍有异词。惟两事并重，当先重其尤重者；两事并急，当先急其尤急者。方今外洋环伺，迭起衅端，我所以隐忍议款者，以海军未立也；彼所以肆意要挟者，亦以我之海军未立也。圣漠宏远，创立海军衙门，筹备船械，操练兵轮，此至重至急之务，万不可再事迁延稍缓须臾者也。至于八旗兵丁，皆我朝开创之初，从龙旧旅。自减饷以来，不免拮据，议复原饷，固理所当然，臣昧亦所钦仰。惟两大政同时并举，需饷太巨。天地生财，只有此数，府库进款，岁有常经。自咸丰初年用兵以后，外备强敌，内防伏莽，各省防勇，万难全撤，虽益以厘金、洋税，仍若不足。臣忝抚浙江，已叠将支绌情形一再陈奏。各省情事，虽不尽知，然屡准户部咨催协饷，开列清单，即如江苏、广东，素称丰裕，亦复欠数甚巨，其余各省，大略相仿。今骤需巨款，势必纷纷欠解，部议处分虽严，然只能竭其所有，势不能强其所无。两事兼营，万难兼顾，不如略分先后，期于必成。可否饬下户部，将各省协解饷款通盘筹计，不以历年派拨之数为定，而以各省实解之数为额，究竟每年能添解若干。如不能两事并举，只可先竭一二十年之功，岁提三四百万，专意海军。待海军就绪，库有储馀，再议旗兵加饷。庶循序渐进，事有归宿。溯查旗兵减饷三十年，固属异常困苦，亦已支持到今。臣非敢谓加饷之不重不急也，而以海军关系较之，则尤为至重至急。故为此万不得已之说，或亦一举两全之计。至国家亿万年丕基，当筹亿万年久长之策。八旗丁口众盛，数十百年后，蕃衍生息，其数更倍于今。即兵饷复额，万无给足之理，朝廷亦更无养育之法。其应如何安插疏通，拟请旨密饬亲信王大臣从长计议，徐图补救，是非臣之谫陋，所能拟议毫末者也。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到朱批：创立海军自系当务之急；而旗兵日久困苦，何以资操练而固根本？至欲另筹安插疏通，轻议更张，尤属非是，原摺着即掷还。

顺直水灾，常熟翁文恭、南皮张文达各作书画便面十，售赀助赈，每件二金。都人未之前闻，赈局司帐，亦不知二公笔墨之身价也。忽为一不知姓名人所见，尽数买出，赈局以为利市，往二公家，再三请益，二公不允。都中以为奇谈，日往局问讯者数十起，而卒不可得矣。

《四库全书》于本朝著作抉择綦严，集部尤甚，名望稍次，皆在屏除之列。雍乾学者，时代太近，或其人生存，格于定例，不及著录。嘉道以后，更无论矣。光绪中叶，论者多主续修《四库》，朝旨允于《会典》告成举行。未几，即有日本之败，《会典》成后，新说繁兴，百政待举，无暇及之矣。

阮文达公大考，《眼镜诗》首二句云：“四目何须尔，重瞳不用他。”时高宗年近八旬，目力不减，颇以老健自喜，阅诗大喜，拔置第一。文达因是骤跻显贵，出膺疆寄，入赞纶扉，躬际太平之盛。晚岁优游林下，寿臻耄耋，每逢庆典，屡沐恩施。儒臣之福，莫与比伦，皆一诗之功也。《蕉窗随笔》谓其谄事和┞，授以意旨，固属诽谤之词。然公以词臣在朝，焉知宫禁细节，纵非有意刺探，其闻诸内廷行走亲近之臣，固属当然之理。和相既有师生之谊，圣躬康泰，平时自宜谈及。适逢其会，形诸歌咏，遽邀上赏，乃事实之不可讳而不必讳者也。光绪壬辰，潘文勤公为总裁，相传有钟鼎关节，亦是类而已。

旧制，六部中户部、刑部以省分司。户部以广东司为首领司，刑部以贵州司为首领司，皆以所管之省地僻事简，令兼其事。凡部员到部，分司平时点派例差，如陪祀、当月之类，均由首领司呈单，自新进中选取之。陪祀者，春秋时享，随驾前往。当月者，轮班值宿本署。匪惟无功之可言，稍不自慎，尚有过失，部员皆以为苦。刑部专差，有监斩一事，尤为畏途。新进部曹咸不能避，稍有门路，往往辗转求免。观李莼客《日记》，作书致各方请托之状，亦可怜矣。每司旗人正掌印一人，汉人正主稿一人，以旗人掌印为重。近年，旗籍颟顸者多，汉宫稍露头角，亦有以正主稿执政者，俗谓之“当家”。司员初至，谓之“散走”。既而，随印稿到堂画稿，谓之“吃面”，“吃面”者见堂官面也。见面已频，随事讯问，应对合宜，堂上既知其人，遇有差委，谓之“乌部”。印稿开单，堂官点派，不在单内者不点，不列首选者不点。散走得差，旗人以帮印行走始，汉人以帮稿行走始。旗人氵存升帮印，而掌印行走，而掌印，而正掌印。汉人氵存升帮稿，而主稿行走，而主稿，而正主稿，循序渐进，亦不越次。郎中、员外、主事补缺章程掌于吏部，不出定例之外。补缺之后，或得候补京堂保案，而内跻卿贰。或得京察一等，外简道府。虽无成法，惟资、劳、才、望四者必居其一。当时职官幸进者未尝无之，然而鲜矣。

光绪中叶，帝初亲政，各省乡试，考官命题，颇有忌讳。甲午科四川省乡试，正考官朱琛、副考官徐仁铸。第一题《必也正名乎》适朱琛请假回籍，徐仁铸先回京。上召见，问曰：“何名之可正？”盖上以宗支入嗣，鉴于宋、明尊崇所生之弊，讳言之也。仁铸对曰：“向例正考官出第一题、第三题，副考官出第二题及诗题。”未几，朱琛以大计免。文字忌讳，微特对上也，同官亦有之。辛卯科四川省乡试，正考官李端，副考官陈同礼，字润甫，吾乡怀宁人也，其后与余家联为婚姻。第三题《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先文庄拟墨中有句云：“伊吕老匹夫。”闱墨刊时，润甫请于文庄，以“一”字易“老”字，言张子青相国畏言老，文庄笑而许之。

奸案格杀勿论，按律应在奸所登时捉获。苟非然者，不能引此条为例。光绪间，粤中有本夫与妇随人逃后两年，踪迹得之于数百里外，因并杀之者，援例释罪，部员挑剔勿允。时李勤恪为粤督，杨莲府制府为入幕之宾，改判词云：“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觅不获，乍见即系登时。”薛云阶尚书在部，见而大赏之，立允其请。旧案中，女子在楼上，见墙外有小遗者，指其阳示之，羞忿自尽死。欲构其罪，既无言语调戏，又非手足勾引。一老吏为批曰：“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乃定狱。薛尚书谓此二句，尚不如新案谳语之警策云。

黄婆以元至正间自崖州附海舶至上海鸟泥泾，始教人纺织木棉为布。创为绞车以去核，为推弓以弹茸，为纺车以成丝。由是遍传海内，而松江、太仓棉布之利尤甲天下，上海又为松、太之最。黄婆殁后，乡里醵金葬而祀之。道光六年，以河道梗，创举海运，用上海沙船集事。于是士民谓沙舰之多，由于织布市，议建黄婆专祠，以报其功。上官格不入奏，而祠已成，包慎伯为之碑文，以先棉之祀，比之于先农、先蚕，文载《齐民四术》。今上海租界繁盛，几无隙地，黄婆祠所在，则人无有知之者。盖当时既不列祀典，年淹代远，久已倾圮无余，地址以价日昂贵，亦侵占皆尽，殆灭迹矣。念西洋商务，果其专心销货，弗借兵力，无意侵占土地，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须商人列肆，更不用使者驻京；则其奇巧之器，创始之人，吾国方且馨香顶礼之不暇，何至战争哉！佛教东来，贤士大夫多爱其玄理。即明末耶教航海而至，以私人性质，无国际交涉，学者犹乐与之游，不似末造民教相仇，其理则一也。合肥李文忠、武进盛愚斋尚书，通商惠工，功德在民，有不可磨灭者。文忠始购纱机，愚斋身亲其事，二公之泽，较黄婆为多而且遍。惜今之人思想薄弱，并世之，人无敢俦之前贤往哲，比于先农先蚕。斯乃世风递降所致，非人力所能为矣。

先文庄乞归田里，凡八上章，皆蒙温旨。李文忠公书曰：“近年以来，未之有也。”其后，文忠与余偶言及此，曰：“此许恭慎之力也，事后乃知耳。人告尊翁，言醇贤王以缓加旗饷事，盛怒之下，得阎文介一言而解。文介终年不得见王，尊公恶乎知之云。”文忠之言自必有据。然寿州、嘉定两相国致文庄书，至今犹在，皆云“朝邑之力”。寿州书云：“加饷为邸意，是劾邸也。”嘉定书云：“大疏既上，丹初誉不容口。”同一当道，而见闻不同如此。章京中有同年友传语相告，则云：“醇邸见疏大怒，曰：‘汉人太无良心，做旗人官而于区区之饷，犹吝之耶？’朝邑曰：‘王毋然。使疆臣人人如浙，则国家不患贫矣。’”章京之言未必全虚，而又有同异，可知朝政之不易知，人言之难尽信。

又有一事类此者。文庄与徐季和京卿，为庚申会榜同年，嗣以女字嘉定相国之子惕祥，过从甚密。相国为京卿叔父，相形之下，不免稍疏，然亲友之谊，未见因此生隙也。其后京卿章奏，附见《邓铁香集》行世，曾密保人才，以钟德祥为第一。未久，德祥两上封事，弹劾文庄。其中内幕，与京卿不无关系，文庄始终茫然。次岁，德祥以赃罪遣戍，两请捐费邀免，均奉严旨申斥。京卿虽举主，而封事留中，人不之知，政府亦不能尽记，故未获咎。及京卿视学皖中，请修学宫，责命绅民出资，波及寒族，文庄见奏，乃叹其年谊之薄也。

德祥弹章两上，一由湖北巡抚谭继洵查复，上以“措施失当，任用非人，致招物议”，谕令吏部议处分。及部议落职，上以“宣力有年，平日办事尚属认真，特从宽典”，明见谕旨。国史立传，定兴为总裁，改云：“部议留任，上谕加重”，可谓奇谈。寿州孙文正同在史馆，馆员录谕旨以请命。文正曰：“国史三十年复修，届时憾者早死，不复能舞文矣。”然不十年而国以亡。今商务印书馆国史列传所载，犹是定兴主笔之文，未之改也。一由尚书裕德，侍郎廖寿丰查复。四川官运局，群以为利薮，自丁文诚时已然矣。文庄履任，夏菽轩中丞时为盐局总办，辄以旧令尹之政相告。名目甚多，无非公款取息，作为公费而已。文庄曰：“以往之事，可置勿问，嗣后勿任再取。我非奏定之款，不敢取诸公中。”其时并不知后有参案也。及两使既至，中丞请秘勿宣。然册籍俱在，岂能尽掩。两使据有案者入奏。上以“宝桢于款项出入，未经整饬，札提公费等，多不严明，惟盐务补救之功不可没，免其置议。”两使又以“官运济楚，公私交病”为言，上以“唐ぁ、夏时相率徇隐，均议革职，薄责后任川督”，未加更正。文诚擒斩太监安得海，颇负重名，纵有小疵，微论其旧日局员之不欲泄也。即文庄与两使之意，推之朝廷免议微旨，莫不如是。《清史稿》列《文庄传》于丁文诚之后，以《吴武壮传》与诸淮将合为二卷，并不知武壮为文庄旧部，继为统军，故后文庄曾为请建祠，有案可稽者。《清史稿》又曰：“继丁宝桢弊绝风清之后。不特叙事兼议，有背国史体裁，似秉笔诸公，于当时朝报，未曾寓目。作史之难如此，不可不知也。”附录《请建吴提督专祠疏》如下：

臣查，已故广东提督吴长庆，原带“庆”字营，于同治元年，随今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皖至沪。及臣以编修奉旨赴沪，经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内，照会募勇剿贼，并将吴长庆“庆”字两营拨归臣部，由松江进兵，规取浙西。该故员身先士卒，所至有功，而克复嘉兴府城，厥功尤伟。李鸿章请恤原摺言之甚详，已蒙洞鉴。今该绅等具呈前来，出于至诚。恳恩准将已故广东提督吴长庆，在浙江嘉兴府立功地方，建立专祠，列入祀典，春秋官为致祭，以抒舆悃而彰崇报。

吴吉人副戎生性伉直，在浙被议，奉调至川，先文庄用为管带，驻峨边防夷。副戎曰：“杰在浙统兵，多于此矣。”文庄曰：“领军不在多寡，尽职而已。汝不记为卒时事耶？”副戎曰：“唯公用之，敢不从命。”副戎时来省，每至督署，辄谈夷状。副戎曰：“吾初至边，辄有夷人杀人越货，追之则逃，吏云：‘向例，俟其叛也而诛之，免兴大役。’吾意彼能来，我岂不能往。其后，逐一逃人，穷追至彼寨，攻克之，令献罪人，斩以徇。自此一劳永逸，连岁无劫案。”其后，副戎守镇海炮台终身，光绪末年犹及见之。时浙绅为文庄建祠于省城，副戎持异议，谓宜在镇海，将自募赀为之。副戎旋逝世，未几国变，其事遂寝。

●卷三

李文忠以大学士任北洋重镇，虽不入阁办事，而隐持国柄。法越之事，举凡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诸大政，朝廷均谘而后行。武进盛愚斋尚书常云：“是时吾与眉叔，日在傅相之侧。公于签押房外，另辟一室，处吾二人，以应不时之召。回忆年少，殊无所知，虽云仕优则学，究无所取资，半载之中，受公陶，平生得力之处无过于此。”眉叔者，丹徒马建忠也，均于是役知名。以弱敌强，虽甚支绌，未至败绩，中外尚无异言。公明兵事，不宜开衅，犹未知兵械两绌，不可以战。其《巡海疏》中有云：“内卫京畿门户，外控藩属邻邦，俾北洋海疆千馀里，有事得资援应，尚称缓急可恃。”有云：“渤海门户深固不摇。”有云：“修筑新式炮台，讲求制胜机宜，俾声威既张，敌情自慑。”读公之章奏，似嫌过于自满，启上骄志。光绪十四年，户部奏言，不购军械。十五年上谕：“嗣后购买机器军火，各项物料，均着先行陈奏。”当时节缩经费，专为颐和园土木工程之用，公以汉臣而膺宠眷，未便与人家事，此不能为公咎者。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公于事前似未尽知。不然，观常熟《日记》，未开战先，常熟曾至津，督促宣战。公当以去就争之。何至轻于一掷，情见势绌，底里毕露，百患皆作。陵夷至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酿为他日神州陆沈之祸。《春秋》责备贤者，公不得辞其罪矣。

日本久有雄图，惮于启衅而未发。项城为办理朝鲜商务委员，好事喜功，实有以致之。先是，醇邸致书李文忠云：“袁道捷于肆应，巧于侦察，是其所长。其人年少，未可恃也。”文忠终爱其才，未忍遽摈。及朝王丧服，求免吊祭钦使，虽渐有异志，然在中国，徒虚荣而无实利，奚必有此举以树敌。项城督迫益急，挑剔字句不符，揭其行贿，礼部卒行天朝礼制。在西人为见所未见，日使尤蓄怒，祸机潜伏，有识之士，咸知患在旦夕矣。

自赫德掌榷之后，政府外交，倚之如左右手，质言之，即倚英为援也。是的，英畏俄甚，俄谋印度，不遗余力。光绪中叶，俄人请护照入藏游历者踵相接。英亦严为之备，驻藏大臣升泰，在印度屡见奏报。两国猜忌益切。英利用我，阻俄南侵，与我交睦。初，伊犁之役，戈登位已崇，自请脱英军籍入伍，战事虽息，其旨微见。英海军少将琅威里，就聘任海军帅，所谓“同袍”者非欤？文忠暮气，琅威里排去，英知我不足与谋，日人从而结之。英、日既协，势乃交迫。将战，总署使赫德咨英使，英使以慎重劝而不力阻。既败，乞为和议，亦不许。文忠晚年憾英，辄言“岛人无信”，谓英于战前，宜洞若观火，而不我以告，成败既见，欲早为计，又为所尼，不至败绩不止也。

海部成立，福建船厂学生位至提镇，多有妻妾，筑室刘公岛上，平时自为嬉乐。琅威里治事严，无论旦夕，一闻令，师船齐集，将帅士卒同甘苦，行则舰长司机，泅则兵官下海，军中苦之。南巡之役，琅威里在旗舰定远，海军提督丁汝昌在镇远，至香港。当是时，中国海军等次，列世界第六。琅威里上岸，方以提督之荣，炫于其乡人。暮归，帅纛移于镇远。问其故，部众拒不受命，怒而辞去。海军之败兆于此。

项城闻变，惧为日俘，将先归，举唐绍怡自代。绍怡请以中州之人能留弗去者，与之俱守，汴籍人莫敢应。适项城中表某甲至汉城，谋事未成，慨然自任。项城立授为随员，议协登舟。次日，敌军大至，绍怡夙与英使朱迩典善，避入英馆，礼遇甚优。某甲踪迹而往，杂居仆役之间。及相偕返国，甫登轮船，入大沽口，突抱持绍怡入海，泣述始末，谓绍怡辱己以辱国。项城两解之而不责。其后项城治兵，用理军需，屡以侵蚀败，项城不咎。

中日战事方起，是时当局要人李文忠为海陆军帅，手握全权，直隶提督叶曙青为大将，身当前敌。项城为行人，通使命。合词请班师，以待天下公论。政府未识敌情，不知日本之不可胜，惟惧胜倭之后，俄人乘势而动，攘以为功。不知日本历年备战，兵力财力远出我上，惟责海陆军统帅意存畏葸，顾虑延宕。且惧商民之赍敌粮，又恐日兵登陆，强劫军火，欲拆卸过关铁路，屡次皆见上谕。当轴诸公心目中，视日本渺小之甚，犹可说也。而自顾左右，无一亲臣，欲与人战，岂堪妄动。读史者，辄谓宋人于女真、蒙古轻于启衅，然史者，鉴也，诸公读书而不知鉴于往事，殊难辞责。

行军之事，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自户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新械，武库已空如洗。战衅既开，一则议购英国新式三快轮，再则议购智利兵轮七艘，三则议购德国鱼雷猎船四艘，言明能行二十八迈，四则议购英国阿厂新造大快轮，五则议购德国大炮一百二十尊。船械不敌，政府未尝不知，而敢孤注一掷。寿伯符诗云：“衮衮诸公胆气粗，竟凭意气丧皇图。”为庚子咏也，然甲午亦复如是。

中日之役，主战者，高阳、常熟。奔走高阳之门者，项城，为常熟之耳目者，通州张季直殿撰、萍乡芸阁学士也。项城归自朝鲜，力诋文忠设计之缓，使从己谋，可以制敌于先。光绪九年，殿撰从吴武壮率师援朝，先据汉城，拒退日本，身亲兵事，谓确有胜算。是科会试，与学士同出常熟之门，互相标榜，欲以奇计自见，实为主战派之首领。

叶曙青以步卒二千，当倭一旅团，全师退至平壤，未始无功。然区区小事，侈陈功绩，大开保案，宜乎受人指摘。吾乡吴鉴泉观察与于是役，事后痛定思痛，言惶遽之中失履，以袜行，苦不堪状。蒯礼卿京卿笑云：“所谓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言之可哂。

叶曙青名志超，先为骑将，逐捻贼余众于淮城东，擒斩逾万，捻首赖文光奔扬就获，东捻以平，志超以功氵存升直隶提督。治兵有法，行营中自立武学，以练军校。至今其裔孙，犹有列名于军伍者。卫汝贵者，盛军偏裨。周武壮、刚敏兄弟相继薨，汝贵代领其众，李文忠颇赏之，常致书文庄，论吴武壮辇金朝贵而及之，云：“公部下少人材，不若周氏兄弟，则筱轩为之也。”志超、汝贵帅师分道至朝鲜，以间色服装，持旧式器械，用密集阵法，而且无工兵为营垒，则战守咸失其宜；无辎重以输运，则前后不能相顾。一旦与日人遇，寡不敌众，缓不济急，其败固宜。项城为丁汝昌请恤不得，慨然曰：“甲午之役，吾身在军中，闻溃卒言：汝贵持刀立阵前，督军力战，日人颇失利；未几，援军大至，势不可当。其败也，譬如机器，以引擎、锅炉、马达速率之不敌，出货固宜不若。仅归咎于货出之一部，谁任其咎？以余观之，朝廷赏罚之公，虽汝贵亦应赐恤，遑论乎汝昌！”

我师集平壤，势均，相率乞文忠公子伯行星使为帅。张幼樵副宪时参文忠幕，争曰：“谓将门有子，仲彭、季皋宜当此选。公之弟且不以能战名，何有于其子！”文忠徐言曰：“固知，非太尉不可。”副宪曰：“此为公也，非自谋也。”文忠乃复诸将电云“方儿向未亲行阵，吾更难内举不避亲”云。

平壤之败，诏夺文忠三眼翎，褫黄马褂。次日，伶人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其时勤恪公子经楚佑三明保入都，市井无赖怨赶三者，假佑三名，俟其出，执而鞭之，赶三寻死。余尝戏问佑三弟叔云云：“令兄奈何辱死名伶？”叔云曰：“谓吾兄杀人者，未免誉之过甚。吾兄闻淮军败，傅相受斥，正不知匿于何所矣。”余亦为之失笑。

将战，当局知器械不利。海军客将献策，购新舰，别成一队，袭敌后路，多方以误之，使彼不敢轻出全力，萃于我师中坚。诚良计也，然屡议而屡败。彼外交利而我钝，益束手无策。惟恃两铁舰，而十寸口径之炮弹时，只余三枚。津沪各局，能铸较小之径二又半者，强配之以应敌。八月十八日，我陆师闻平壤败，将渡鸭绿江为后援，海师泊于口外，食时遥望，浓烟一缕，知日军且到。我军本作双排，如篆书二字形：以镇远、定远、致远、靖远、超勇、扬威为一队，而镇、定两舰列左右角；来远、经远、济远、平远、广甲、广丙为二队，而致、经两舰列左右角。强者当先，弱者在后，本英将琅威里所练阵法。提督丁汝昌率诸将立于望台上，指挥诸舰应战，客将踊跃，谓堪一试。令下，阵容大变，横列为一字阵，强居中而弱为辅，愈弱者愈落边际。弱舰觉处危地，退避稍后，全军遂成半月形。汝昌不谙军事，总兵刘步蟾掌旗号，实为此谋，以图白免。定远望台，为平时觇远之资，下有巨炮，战时折叠弗用。步蟾将发巨炮，未计及此，一轰而裂。汝昌倾坠，不复能与战事，号旗之干，经一炮而折，我师失所指挥，众心益涣。日军作双行，鱼贯而至，船迅炮捷，如疾风骤雨，势不可当，攻我军之右，直冲而进，以达于后，圈超勇、扬威两舰于阵外而歼之，广甲惊遁。敌舰比睿、赤城、西京丸受重伤，不支而逃。日移军攻我之左，复用前法穿插，使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平远、济远、广丙七舰，与中军镇远、定远截为二段，夹攻之。致远力战，被重损，将湮，欲毁一敌船，与之俱尽，驶入日炮密集之处，几至而没。管带邓世昌，救起不欲独生，奋掷自沉，死事最烈。同时，经远管带林泰曾，战死船毁。来远、靖远、济远均着火。济远先逃归，来远、靖远且战且熄火。镇远、定远奋斗甚猛。其时敌军尚有九艘，以四舰当之，自日中至暮，胜负不决。日船小于我，速率倍我，不敢夜战。令船松岛受伤至重，几弗能兴，乃全师而返，我师亦旋。

丁汝昌夙将骑兵，以统海师，朝廷用人，自为失当。汝昌屡受督责，欲战，自知不敌，惟求一死塞责。大东沟之役，仓卒应敌，不知学理，立定远望台之上，致被震仆；反谓日炮击毁，倾覆受伤。朝臣不知机械之学，无从指驳。外人见之，无不匿笑。然汝昌见危授命，较之临阵脱逃之方伯谦、服毒呼救之刘步蟾，高之奚止一等，于以知旧道德，犹胜于新知识。

诸军至平壤，正当论功请奖，志得意满之时，总兵聂士成先归，回直募勇，不任覆军之咎。其后守连山关隘，不当日军要道，反以见功，氵存升直隶提督，可谓至幸。和议既定，独领一军拱卫畿辅，周旋朝贵，颇为一时所重。其于叶，卫之失机，归过于李相之轻任，当淮军气尽之时，尤能以此自别。然士成为鲁伯阳之姻，曾假以巨资，贿买上海道缺，损其资三之一，不啻掷黄金于虚牝。天下事有幸有不幸，诚不能一例而论。庚子之役，士成力战阵亡，死事颇烈。上以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责其不能退八国联军。时论颇为之惜。若追论平壤之事，则可矣。

承平日久，北洋淮军仅存三部。一盛军，歼于平壤。一亲庆军馀部，即先文庄解兵柄后，吴武壮代领而留卫畿辅者也。武壮征高丽薨，张光前、黄仕林分驻旅顺，寇至皆溃走。一铭军。刘壮肃曾与文忠要约：继为统领者必以刘氏子弟，是时刘盛休为将。文忠知不能战，而耻于全军覆没，不以当敌。文忠始终维护此军，幸而瓦全。己亥，文忠复出督粤。光前往贺，述及曾至无为谒文庄，而拒弗纳。文忠曰：“汝败军之将，不见宜也。”既而，仍用为粤中防营统领，文忠于淮部，究有念旧情也。

宋庆，旅顺守将也。刘盛休，大连守将也。庆调赴边，御敌于鸭绿江岸。盛休调赴平壤前敌。乃以赵怀业新募六营守旅顺，徐邦道新募四营守大连。倭师过鸭绿江，中朝震荡，几于手足无措，不啻驱市民而战之，安得不败。文忠庖人罗之婿某甲，为信义洋行犹太德人满德之商伙，奔走于诸将之门，承买军器。诸将至督署求见，某甲辄为伺文忠起居而恰当其候，诸将大欢，咸乐与交易。及败，日出一军渡鸭绿江，趋辽沈；复出一军由海道至貔子窝，取大连、旅顺，如风扫叶，吾国上下，无智愚贤不肖，咸知不敌。时帅府方主购械而料其无益，或朋比某甲，蚀其金而尽予以敝者。建德周玉山制军，时以开缺按察使掌前敌粮台，力送至军，辄取复文为证，弗任运输不继之咎。诸军见敌，尽弃军实而走，器械尽失，即良窳无所分。文忠内幕，不至有簋不饬之嫌。于是诸将无罪可逭，卫汝成、聂桂林、赵怀业、黄仕林相继就逮。劣械一案，文忠甥张楚宝观察在天津司军实，独知其隐，辄阴伺之而不肯言。暨事外泄，群矢集于观察，报载文忠手批其颊。时先文庄以事怒表兄程邦柱，而眷念旧谊，不忍遽绝。一闻此事，笑日：“吾甥固胜于彼也。”

珍、瑾二妃幼年，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学士与妃兄志伯遇侍郎为至友，密近宫闱，举动尤为众所侧目。甲午大考翰詹，学士一等第一。蒯礼卿太史为隐语云：“玉皇大帝召试十二生肖，兔子当首选，月里嫦娥为通关节。”传为笑柄。及鲁白阳案，二妃以受贿贬贵人。时东事起，侍郎上万言书，虑陪都有警，自请募勇设防。奉旨赴热河练兵，方在军中，未逾月，左迁乌里雅苏台大臣。都人为打油诗曰：“一自二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冰山已倒冰蛆散，愁煞江南李木斋。”木斋为当时清流，与侍郎友，故连及之。

田庄台之战，吴大为统将，当平壤之叶志超；魏光焘领重兵，当平壤之卫汝贵，狼狈尤胜于前役。常熟翁相当国，均置不问，且使回任供职。异日翁相得罪，大连坐，舆论无有冤惜之者。

日本军锋所及，当者辄靡。是时，其兵未若后日之众，皆在沿海一带，与舟师相接应，且利以入关，无暇他顾。大连、凤凰两城，虽克勿守，金、复、海、盖均下，舍辽阳不取，卷甲西趋，急攻牛庄。山东荣城、文登，既得旋弃。兵舰游弋，已近大沽口外，其意可知。聂士成守连山关，以克复凤凰城为己功。依克唐阿、长顺守辽阳不失，以为陪都保障，且盛称东山猎户之力，而辽阳州知州徐庆璋，因此而有“徐青天”之称。所谓虚报战绩者，非耶！

德宗入继，{客心}斋中丞上疏请崇所生。上以醇邸原奏昭示天下，其中晓谕之词曰：“吴大果有此奏。”迨中丞兵溃于田庄台，奉谕议处，其中诘责之辞曰：“徒托空言。”都中集为联云：“果有此奏，徒托空言。”是役都中诗词联语甚多，兹录五朕。一曰：“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覆没，割地求和。”二曰：“台奉二百兆，一分薄礼；翁孙十八子，三代同堂。”谓常熟、济宁、合肥也。三曰：“送台湾，翁孙双定计；使日本，父子两全权。”四曰：“相国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五曰：“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挣命出榆关。”又有诗曰：“军书旁午正仓皇，又见尚书访鹤忙。从此儒林传雅话，风流犹胜半闲堂。”甲午冬，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翁常熟尚书宅逸出一鹤，尚书自书“访鹤”二字于门外，故有是诗。

中日议和之始，张荫桓、邵友濂为专使。荫桓请训，时上谕以“偿兵费可许，割地不可许”。总署为拟漆书云：“有关重大事件，须电奏请旨。”两使衔命至长崎，日本问有全权否。对曰：“有之，惟须电奏定议。”日人谓权力不充，拒之不纳，而示意须李相来。朝廷不得已而使之往，且允割地。既得所欲，旋为俄、德、法三国干涉，日人惧，惟取台湾而归我辽东。是时日本兵力，如是而已。

日本之胜中国，所谓彼胜于此则有之。是时，日本兵法，未臻精密，尤其甚者海军之脆弱也。外交情形，亦复茫昧，所仅知者，唯联英一国而已。大东沟之战，日本阵法，识者谓以中国舟师吨数，苟驾驭得法，足以剪此而有余。当时伊东亨，海军知识犹极幼稚，与其言战，毋宁谓之历练胆识，姑试之云尔。日军力竭而遁，既而余舰补充，商船改造，仍耀威于海上，乃举国一心之效。吾国舰队残不成军，伏匿不出。江、浙、闽、粤四省督抚作壁上观。政府设施，唯知诘问北洋，以窘淮军。上下离心离德，自取覆败。我愈钝，敌愈利，天也。马关和约，群雄环伺，伊藤陆奥岂不知远东之为禁脔，而几幸中国之昏暗。亻危得亻危失，皆于俄顷间。中国当道，遂举此以例孤悬海外之台湾，屡求乞于伦敦，迄无效果，其愚诚不可及。然与彼时日本之军事、外交相较，亦百步五十步之间耳。

当时西人议论，谓日人明知辽东割让，必启外人干涉，曷不早为之计：使伊藤博文于中日约定之后，留李相勿遣，以辽东归之，胁与订中日联盟约，亚洲门罗主义，其庶几乎。

台湾之不能自立，无智愚皆知之。唐景崧、刘永福未尝不晓然于中，其所以敢于拒日者，离乱之中，浑水摸鱼计也。景崧七日而亡，永福一战而溃，人早料及，固无足异。杨西园尚书遵旨内渡，率所部归，不伤一人，不折一矢，身名俱泰，其识固加入一等矣。景崧，同治乙丑进士，少有文才。曾作谜云“荡妇灯下制郎冠”，打唐诗一句“碧文圆顶夜深缝”，甚为京师一时传道。

和议既成，慈圣颇欲根究主战者之罪。以高阳老成，旦为穆宗师傅，不疑之及，意专注于常熟。于是，吴大已复任而寻免，汪鸣銮突然被谴，俱常熟里党。其时常熟之帝眷未衰，犹为曲谅，故仅披其枝叶，而未伤本根也。

李文忠以洋务为世诟病，嗣子伯行侍郎尤被其祸，甚至谓其婚于日本皇族。袁爽秋太常，先与有儿女姻亲之约，甲午之后，至绝其婚。其为众口所不齿如此。人三成虎，不足为奇，莫奇于当时士大夫随声附和者之众也。惟刘壮肃及袁项城贤之。壮肃曰：“伯行至金陵应秋试，吾入其寓之门，无门焉者。因而入其室，主人方读文，专心致志，若未见客之来也者。吾近察之，书几上置角黍一盘，糖一匙。因近墨盂，读时目视书而手取角黍，蘸糖食之，误蘸于盂，墨汁淋漓于口角，于此足征其好学。”壮肃始终敬礼之。项城小站练兵，东海为掾属，偶然谈及。项城曰：“公等知伯行为何如人？”东海曰：“吾习闻京师南城士夫之议论，知其李傅相之不才子也。”项城曰：“彼以李傅相之故，而屈抑其能，苟非为傅相嗣者，其名位必不止此。以吾观之，朝廷不欲求贤则已，果欲得人，此真天下才也。”其倾倒如此。洎项城得志，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侍郎素与有旧，段芝贵为居间，攀援而得任英使。过津，侍郎执下属礼甚恭。项城以兰谱答之，欢若平生。既而，项城罢官居洹上。侍郎三载任满而归，以武进盛尚书之荐，署邮传部侍郎。入京供职，道出彰德，咫尺之远，未往谒见。旋继梁燕孙之后，任铁路局长，将项城左右素豢养于九路者，裁撤大半。侍郎久于外省，未谙酬酢礼节，致忤权贵，非其本怀。因此与项城绝，以晚节终，可谓幸矣。

中日战罢，高阳、李文正用项城为将，以新法练兵于小站。文忠自马关归，偶与语及，曰：“余败军之将。候袁大少爷成军后，可以一战。”项城闻言，憾之终身。

先文庄督川八载，遇教案两次。未履任前，有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纠众械斗，致伤人命。文庄至，枭元义以徇，法使争之，不许，而乱立止。大足教案，薄给以资，令移教堂以去，民教均服。甲午之冬，解任受代，新督两易其人，未及至蜀而事发。是时民仇教甚，不数日中，蜀境教堂几毁其半。适当中日战役之后，公使、教士气焰甚盛，朝旨罢川督职以谢。观于《中东战纪本末》所载路透电，言英、法两使，皆自言功，而不知其故。其后，闻于李文忠公曰：“军败于外，祸发于中，是予之过也夫。惟时英使日至译署，噪于恭、庆两邸前，请镌川督职。予方议日本商约，遇恭邸，问曰：‘川事奈何？’恭邸曰：‘任如何，必不许。’是日，恭邸以他故先去，而庆邸诺焉。予素知川中教堂多属坎拿大，今兹教徒呼吁，正坎产也。坎虽属英而隶藩部，英使曷故而争，译署曷故而许，均出轨道之外。”观此，可见数十年前之外交。

初次偿日本款，在日兵临境之时。太后以部款不足恃，出内帑二百万两。张樵野侍郎时在户部，召见时，言于上曰：“臣任户部，奉职无状，致动内帑，俟库款稍裕，当先筹还。”上变色曰：“斯何时也！何须预筹及此。”侍郎窥伺上意，不满于太后。因受帝眷，不免过献殷勤，故及于祸。

甲午以前，译才绝少，伍廷芳、罗丰禄皆北洋一时之选。李相入阁办事，丰禄中西文并佳，得留直隶，禄位如旧。廷芳随李相至京，议日本商约，日译路透电文，令人以精楷写之，呈诸李相。一日，问曰：“汝自书耶？”对曰：“然。”李相曰：“嘻！罗丰禄谓汝不识字，何其言之甚也！”顾视其公子季皋，曰：“固胜于汝。”适仆人以路透电至，公子请曰：“译署索取，曷令就此译之？”廷芳大窘，转求其解，且问文体于公子，而草草录出，字皆如指顶大。李相一见，曰：“汝年尚未衰，目力胡以类于老光，今日未携尔眼镜来耶？”一笑置之。先是，有浙江许甲者，与李夫人有戚谊，需次直隶。李相以其年少，命其至幕府美人毕德格处，讲习西学，甲漫应之而终未往。将及年余，一日，召洋人某乙入署摄影，用甲通译。甲闻之大窘，急走告毕德格，先见某乙，为道其情，约以手作势，而唇吻任意作声。李相不通外国语言文字，见甲与洋人应对裕如，以为可用之才，曾不知其口中喃喃作何语也。有间，以为洋务局员。老辈之易欺如此。又数年，李相出督两粤，旧日舌人星散，仅携医士麦信坚自随。道出香港，酬酢中应有祝辞，皆毕德格预为之捉刀，麦信坚背诵而已。大廷广众之地，竟能鱼目混珠，此今人幸进之心所由起也。

文忠使俄，慈圣召见于便殿，问曰：“汝知使命之意乎？”文忠对曰：“未也。”慈圣曰：“中国败于日本，汝辱斯甚，国耻如何？今命汝西行，联络欧洲，抵御日本，慎之勿懈。”文忠至欧，乃有中俄密约，与俄主面订。同时虽泄于外，多出各国外交家所揣测，其真相未显也。中俄皇室相继倾覆，条约毕露。

李相两次出国，皆以嗣子伯行侍郎自随，缘侍郎曾习英文，以为行李之便而已。马关定约，李相与伊藤会议场，侍郎欲有所言，李相辄曼使勿发。随员中苟有所见，则令临时略书数字观之，以便采用。此人人所共见者也。初，中日和议，文忠知难辞谢，然辞气之间，不无踌躇。高阳李文正矢之曰：“好为之，所不与公祸福相共者，有如天日。”约定，而文忠大受攻讦。及俄都，使节将行，朝旨命仲子随往，文忠为伯氏固请以行。文正曰：“父子同日受命，主恩隆甚，于公足矣，何必伯氏？”文忠盛怒，历举日约之任怨，且讥文正之食言，二公因之大哄。未几，文忠面圣，竟得所请而去，文正亦无以难之也。

蒯礼卿京卿学识宏通，吾乡人士，近代以来，殆无以加焉。京卿以光绪九年成进士，朝考文字，为丰润张幼樵副宪阅卷所见，大为激赏，拟为首选。高阳同为阅卷大臣，抑置稍后。既而，副宪娶于李相之女，京卿娶于其弟之女，殊不相悦。副宪语及阅卷事，辄曰：“吾目盲矣。”京卿通籍，正当清流风气大盛之时，不免稍有沾染，毕生尊高阳、南皮若山斗。甲午后，乞假南归。及李相使俄，遇于沪上。李相见之，责斥备至。京卿突起立，曰：“我有三字奉中堂：不佩服。”扬长而去。李相怒，呼曰：“小子！小子！汝父若在，必施汝以夏楚。”然亦无如之何也。京师贵人门役，对于有求者，辄靳之以取利。至于榜下门生、衙门属吏，为之通报，曾不少游移于其间。惟张文达之门者以戆著称，宾客来者多畏之。一日京卿至，门者问曰：“汝数数来者，何耶？”京卿曰：“我想中堂。”同行者忍俊不禁。

燕俗重气义，居燕久者，亦沾染其俗。门生传衣钵，最为密切；因师生而及年谊；年谊之外，复有乡谊。论其交道，古义可风，毋惑乎其鄙薄南人之寡恩也。京中有《讥贫乏》打油诗云：“先裁骡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二两银”者，惟座师乃克有之。朝殿老师，由京钱八千而已，然三节两寿均不可少，总数为不轻矣。门生以此敬师，苟并此而吝之，是绝望于宦途也，故诗言及之。杨渭春观察为工部主事时，贫至不能举火，乃上书假赀于孙文正，其壬午乡榜座主也。文正出书，其家人诧曰：“门生而乞助于师耶厂文正曰：“唯然，必与之。彼非情急，而肯作此请乎？”及文正由总宪授工部尚书，观察正其属下，因以第一优差琉璃窑予之，知其匮也。于此，可见前辈师生之谊重。至于年谊，近年以来，惟闻仁和王文勤举其年家子善化瞿文慎为枢臣，入参密勿，其事最著。然科分关系，数百年来，京人视之，几同结社。每科一人之兴，而京外官僚，以下至微员末秩，依附而起，何可胜道！同乡之人，生同里，若在本地，人人皆是，奚足为异！移而外出，以希为贵，便有香火之情。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始而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此等天然之党籍，较之树一义以为标帜者，未知利害奚若。在闭关时代，由座主之关系，或州域之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长基。较之罔利营私漫无限制者，损益相去，不啻倍蓰矣。

往日之讼师，恶名也，其事则律师之事也。家敏斋购宅外隙地，上有土丘，相传以为无后之墓，地主请移之去。敏斋曾任甘肃陇西县令，知有不合，商之本地讼师王清臣。使一无赖某甲，自承为先人窀穸迁葬。方将掘土，市中别一无赖某乙，持香烛至邱前拜，哭且诉，谓其家三世祖坟，非甲所有。掖之出，愤去，言必讼。既而掘至邱下数尺，中无所有，乃知称墓之误。甲方惊讶，清臣令往钱家坡乱冢中，觅一死柩，移至其家启视，仍封如旧，朝夕奉祀，以备讼事。质讯之日，官问曰：“既为尔祖，当知其为考为妣。”乙支吾莫对。甲滔滔具陈柩内情状，验视果然，乙遂败。

日本二次偿款届期，常熟为大司农，仰屋无策，求计于恭邸及合肥相国。合肥与俄使议，密约借罗布一万万，南海张樵野侍郎曰：“一万万何济？若得二万万，将三次兵费一次偿之，既省借息，且免日军驻费。”合肥以为难。既而谋之英使，欲影射俄事以动英，而俄约渐泄。英使中俄交密，昌言曰：“中国借款，列强利益均沾，何独偏于俄？此约果行，中国铁路应借英款，且另辟通商口岸以为报。”俄使又以泄漏密约相诘，总署甚窘，南海居间调停，两国分借，迄无成议。时中国通商银行方创始，总办盛宣怀，与海关欧人某订草约，借五千万两，通商银行作保。电告总署，合肥、常熟皆喜。南海曰：“此必无之事也。通商银行资本号称百万，尚不敷借款一年之息，何能担此重任？”已而果然。其他各国商人，纷纷奔走合肥之门，百计承揽，一经查核，转瞬皆虚。南海谓常熟曰：“公毋与合肥谋矣。吾师外交如宁武子，愚不可及。”常熟曰：“如之何而可？”南海曰：“欲借英款，莫如用赫德。赫德我雇用人也。”乃以盐税、厘金作抵，筹借商款。将户部暨总署全案，查交赫德，议乃定。从来洋债有回扣，二公秘密不可知，然媒孽者藉此为词，而祸自此伏矣。

张樵野侍郎患慈眷之衰，使英时，立豫甫为之谋曰：“归宜有珍奇之献。”及反，献祖母绿宝石嵌金钢钻镯于太后，献红宝石嵌金钢钻于皇上。祖母绿以重价购于法官，旧皇室御用物也。红宝石为洋匠伪制，光彩夺真。先献上，上谕命并献太后，由立豫甫介总管李莲英以进，蒙恩赏饭。惟豫甫觉其伪，常谓人曰：“樵野竟于上前鱼目混珠，可谓一身是胆。”

丁酉秋，各部尚书九卿，皆以别故，难与总裁之选。李文忠欣羡得一试差，以补生平之缺憾。时于晦若侍郎方在其幕，曾为拟策题五道备用。善化瞿相国方简詹事，惧不得学使，而知来年会总之无望，颇有希冀之意。一日，当孟秋之末，善化在文忠所，预贺其简在帝心。文忠曰：“吾老矣，纵有是事，其何能为！所望者与子同膺简命耳。”二公寒暄之辞，《梦蕉亭杂记》以为先得消息，盖传闻之误。

钦命试题，光绪年间，多寿州孙文正公代拟，以书一册折角为记上呈。《四书》文、经文以监本进，无可更改。诗题初出于《唐宋诗醇》，继改用乾隆中尹文端所编《斯文精粹》，复改用《御选唐诗》。光绪丁酉以后，帝年已长，择句无须乎人。故自壬午会榜之后，孙文正公从未膺衡文之命。洎科举末造，迭掌文衡，乃由于此。

甲午之后，各国使臣，皆彼中一时之杰。利于彼必害于我，自不待言。英使窦乐泰、法使施阿兰、德使海靖、俄代使巴布罗福，尤称魁首。滇越边界签约之日，恭邸取阅地图，施阿兰强之画诺。及章京以图进，悔已无及。不特蹙地千里，并缅甸瓯脱而亦弃之。窦乐泰大哗，予以其他地，乃已。是时，总署大臣，匪惟弗悉敌人趋势，即外人之性情、礼俗而不知。往往在我以为侮，而在彼不觉；在我以为礼，而在彼有不能堪者。海靖初见，译名曰“海静”，恭邸曰：“君来寻好，而名旁有争音，非佳象也。吾为君留静之左青为音，而加立为形，曰‘靖’可乎？”海靖大悦，自此改名。恭邸亦大悦，以为是固可以狎而玩之也。孰知德文译音之字，外人视之，何足轻重，徒费口舌而已。未几，各国使臣入觐，毕，随摈者循廊而退。海靖径自阶下，敬信挟其臂，使从行。海靖夺臂去，众宾中有从之者，于是，朝仪大紊。总署诸臣愤海靖无状，拟加诘问，南海张樵野侍郎不许。旋德使馆来书，责敬信失礼。事闻于上，屏敬信勿用。海靖气益张，卒夺胶州湾。自此而后，译署闻海靖至，几于谈虎色变矣。然德取土地，藉口于教案。俄与我有密约，继索旅顺、大连湾，巴布罗福措词为尤难，而亦如其欲。故当时说者言：海靖以刚，巴布罗福以柔，及其成功则一也。

俄之大错，莫如俄、德二主彼得黑府之会，纵德以取胶岛，俄因势而租旅大。俄主权重，大臣争之不得，遂启日俄之衅。数百载皇族，因之而覆其宗，数十世舆图，且以此而变其色。英雄能造时势，岂惟英雄能之哉，庸主之一颦一笑，固未可轻也。

德据胶州，使臣海靖忌李文忠为梗，致书总署，言中国威名夙著，而平素轻己之。某大员不欲与议，于是文忠摈不与闻。而常熟翁尚书、南海张侍郎受命专办胶案，尽从德人之请，唯鲁抚李秉衡获免于咎。常熟颇自幸，言：“国体所关，人材可惜。”文忠笑云：“然则川案之无人材，虽被黜，亦无关于国体，可以概见。”常熟亦笑，无以应也。

德、俄协以谋我，胶案即结未几，即有俄租旅顺、大连之事。适当戊戌会试，文忠方希冀试官，闻俄使巴布罗福有所请求，知为己任，笑曰：“衡文之事，殆无望矣。”时公方中谗，于此种外交，更无能为力。于是，俄租旅大，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得所求而去。及慈圣临朝，意索三门湾，百计恫喝而无所得，使臣解职去。自此外人需索，戛然而止。乃知两阶干羽，威格有苗，古人并不欺我。

毕德格者，曾为天津美领事，慕文忠之名，舍官就幕。筹筑关内外铁路，为中国铁路之始基。公子伯行从之习英文，曾见曾侯《日记》中，所谓“美人白逖克”者是也。公子季皋朝夕与游，亦从问学。文忠入阁办事，居贤良寺，与闻要政，苟有事至使馆，必使之往。德据胶澳，衔朝命晤巴布罗福，俄卒无所助。此中国昧于外情，犹未知俄、德两君会于彼得黑府之事也。

常熟相国与南海张樵野侍郎生连带关系，自康案始。乙未会试，常熟披落卷，得有为而中式。有为有知己感，欲上书自见。以张侍郎为其乡人，较为亲近，乞为书，先容，常熟允之。及往，仍拒弗纳。侍郎问之，曰：“此天下之才也，吾无以处之。”及丁酉岁有为再入京。常熟知上意求新，遂荐诸朝。恭邸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以先之，乃命于总署见。会年节伊迩，无暇及此。戊戌春正月三日，庆邸、合肥、常熟、南海见有为于总署。未几，有为上书言事，上交总署议奏。章京持以请命于常熟曰：“准乎？”曰：“不可。”曰：“驳乎？”不应。曰：“然则奈何？”曰：“择其可者而许之。”于是议准二事，曰：“商务”，曰“矿务”。总署诸公以洋洋数千言，条陈十数事，仅允其二，惧失上意，不得已，奏请军机会议，枢府诸公惟恐任咎，拟旨会同王大臣议。迨奏上，准者过半，有为自此获上。及有为得罪，常熟、南海皆列名康党，实非二公本怀。

年终密考，少则四字，至少二字，至多十六字。盖以备万几之暇，知其人之大略。非为作传，以概其生平，亦非为作论，以较其长短，固无须乎多也。向例由军机大臣资望在先者呈览，政府中新进不尽知也。丁酉年终，李文忠问翁文恭曰：“近为何事，而冗若此？”文恭曰：“日与兰孙抄录密考，不胜其繁。”文忠曰：“曷不使子密为之？”文恭曰：“子密笃于交游，惧其先以报喜也。”以当时钱侍郎之资望，尚不能预于机密，他可知已。宣统以后，则携出誊录，视之不若往日之重，朝廷每年黜陟之典，亦不尽行。滇督李仲轩制府，于每人密考，各二三百言，于是失密考之本旨，视如例事。枢臣亦公然携出录副，无复秘之可言矣。

京朝官重前后辈之礼，翰、詹、科、道、枢廷向有此称，相沿成俗。俄租旅顺、大连案，李文忠主稿。画诺后一日，遇许筠庵尚书，问曰：“旅大事奈何？”文忠曰：“与之。”尚书大诧，曰：“中堂不知译署有同官耶，而自为政也？”文忠曰：“尔足不至署，谓予能日至而家请命乎？尔无多言，他日予将至清秘堂判曲直焉。”尚书为之夺气。翰院之制，后辈无礼于前辈，直呼至清秘堂服罪。文忠盖以此窘之，尚书虽贵，未敢抗也。周镜渔廉访为军机处领班章京时，有新进传到前问其字，廉访立呼苏拉入室。苏拉者，清语仆役也。谓之曰：“汝领此君出，以我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告之。予有公务，未暇与叙寒暄也。”廉访丰裁过峻，未免令人难堪。部曹之中，虽无前后辈名称，然尊卑判别，出于天然。新进到部，分司入室以后，仆役引见本司所有人员。自印稿以下，皆一揖而退，印稿略有问答，乃列之至末一座，同官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均令仆役开单记之。不敢面询也。次日按单登门往谒，或遇或不遇，不遇则再往。继而因友及友，介绍属托，渐次相习，乃择日宴请同僚，杯酒联欢。自此而后，升沈进退，皆托命于印稿。纵有年姻故旧，转相攀附，不能逾此范围之中矣。

《越缦堂日记》近日颇有盛名，常浏览一过，记之如下：

莼客记所读之书全无宗旨，嫌其太杂。经史子集，无一不有，读之未毕，随手札记，难免首尾不贯。如经学之《禹贡锥指》、《尚书古文疏证》、《诗毛传疏》、《左通补释》、《左传贾服注辑述》，小学之《骈雅》、《说文佚字》，史学之《纪载类篇》、《野获编》、《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纪年》，金石学之《金石史》、《石墨镌华》，别集之《道古堂全集》、《味经堂遗书》、《焦氏丛书》、《蛾术堂全集》、《景紫堂丛书》。多长篇巨帙，或专门名家，在他人毕生精力所在，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评语，谓之读书，孰能信之。最可笑者，丛书目录抄写多种，连篇累牍，视为珍秘。其至《缙绅录》亦删节记入，无复著书之体。同光以来，文人不笃志于学，咸以书籍作谈柄，为欺人之计，悉是类也。

点阅之书，《日记》中仅见三种：一《周礼注疏》，一《吴梅村集》，一《戴东原集》。皆一二日即止，揆厥情形，恐未终卷。又，一日读杜氏《春秋经传集解》，于惠氏、马氏、焦氏《补注》、高氏《地名考略》、江氏《地理考实》、邵氏《南江札记》、王氏《经义述闻》、邵氏《规过持平》同时并进，一日而终。虽精力过人，恐无此理。

论诚字工夫须自然，不须逼促。惟学问之道，苟非上智，无不从勉强而行之始者。莼客平生近于放浪，皆此说误之也。莼客于小学未识门径，始讥陈珊士、孙莲士作字从篆体，同治五年四月以后《日记》，摹仿《说文》，则诚之谓何？谓酒垆之垆，《史记》作钅卢，《汉书》作“卢”。按，卢为本字，钅卢、垆为后加偏旁之字，何足深论。谓天数一，故引伸为专壹。按，一字不作壹解，又不知壹本从[1234]，且误壹为[1234]，益生纷纠。《爻山诗话》据《博古图》，“单疑生”即“散宜生”。按，单、散，疑、宜，古字通用，抑何足记。其邑人陈致英之《书契原指》莫非盲说，津津乐道，尤为无识。

《读史札记》较有可取，然多单辞片证，盖于顷刻之间，逐卷寻觅而得之。非若王西庄、赵云崧辈，有所见而录之，积少以成多也。明季杂史，略有考据，亦皆细故，无关宏旨。谓“柳如是归钱牧斋后，遇宴客，仍出劝觞。”虽载全绍衣《鲒亭集》及计六奇《南略》，抑何足记。谓梨洲涂泽学术，以相炫耀；苦贫不免请托，以冀沾润；吕晚村托买祁氏书，梨洲择其奇秘者自买，而以其余归晚村；梨洲晚年，烛笼上题“召试翰林”；傅青主印章，有“征辟博学鸿词”；陆清献与吕晚村投分最契，不啻一人。云出于钞本，国初人传，虽不知其真伪，然何必隐善扬恶。

读国朝人集，常数十种，不伦不类，莫名其意。诗宗七子，故推崇明人甚力，一隅之见，姑不必论。至近人诗词摘句图，不免明季山人之习，数数见之，尤足令人生厌。然在此书中，犹为上乘。盖莼客一生学问，惟词章差强人意耳。

生性好揭人短，论经学则以焦里堂为偏谲，论古文则言方、姚之陋，诋曾文正之未纯，而茅鹿门并不菲薄，可谓别有肺肠。臧氏《拜经文集》有《妾服议》，引《礼》君为贵妾服缌，以贵妾为妾长有子者。按，臧氏之解，诚有未妥。辰嬴生公子乐，又为秦女五人之一，而赵盾谓之贱，则妾之称贵，不以有子，亦不因侄娣，明矣。盖丧服之制，论其报施而已，本无亲疏贵贱之别。故子为父三年。父亦为子三年，夫为妻三年，妻亦为夫三年。同爨互为缌，即君臣主仆初无有分，以示哀戚，非以辨等差也。虽书缺有间，其详不得而闻，然以理推之，子于父在不为母服三年，则妻于夫在亦必不为子服三年。君为贵妾服缌，则贵妾亦必为君服缌。君不为他妾服，则他妾亦必不为君服。盖夫人薨，曾为继室，始谓之贵，此可断言者。莼客泥于贵妾为侄娣之说，以妾服为后世所不应有。谓臧氏之议，献媚于阮文达之死妾，何其诞与！

于时人谩骂殊甚。谓左湘阴为“耄昏”，李高阳为“要结取名”，阎朝邑为“兽心狗冠之徒”，张南皮为“佥壬祸首”，张丰润为“妄人”、为“宵人”，陈闽县为“轻险之士”。又谓南皮、丰润为“鼠辈”，闽县之劾张靖达为“狐埋狐扌骨”，王湘绮为“江湖亻危客”，吴{客心}斋为“吴下书画清客”，赵叔为“妄子”，于晦若为“风狂”，周星诒兄弟称为“周蜮”，犹以为有怨也。他如戴子高、杨海琴、鲍子年、何子贞、李山农、陈寿卿、吴平斋，皆致不满，或加丑诋，适成其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

尝合一时之人而论之。谓：“嘉庆以后学者，游谈废务，奔竞取名。”于光绪十年政府易人，则曰：“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于朝臣，则曰：“大臣非暗陋则偏愎，小臣非鄙猥则诗张。”可谓一网打尽。

又尝合一处之人而论之。曰“北人昏狂”，曰“皖人无一可用”。曰“江西无学者”。曰：杭人之诗以江湖涂抹为事”。曰“吾乡粤逆之变，持节者逃窜，缙绅之属，输贡贼庭、受伪职、毒乡里者，不可悉数”。曰“攘窃为闽人之惯技”。曰“顾、黄从祀，出于福建子之请”。辱斯甚矣。

又有揶揄之笔。言：“张文襄升迁之速，由于日本人致书请见，为上所知。”言：“沈子封之入合肥幕，因其大父鼎甫为合肥太翁入学之师。”其落第之时，叫嚣尤甚，指摘瑕疵，不遗馀力，主试者不得免焉，中式者亦不得免焉。莼客谓举孝廉方正者，庠序之潦倒。彼之所为，毋亦近于是乎。

甚至妻妾争斗，无道处之，亦藉口诛笔伐之能，以泄其忿。尤可笑者，姬侍当夕，并入纪载，然则《日记》将兼为淫筹乎！

相传莼客居京师，以《日记》为广通声气之用，不如其意，则于《日记》中贬之，因之借《日记》者不绝于门，如沪上人之读小报也。潘文勤乃其师也，不受其节敬而反赠以金，每至节下，辄问其仆曰：“李老爷麸料已送往乎？不尔将踢人。”都人至今犹有知者。

咸丰以前，春秋两闱，怀挟之咎尚重。同治初，元帝幼，多年不亲政，搜检王大臣渐从宽。四年，乙丑科会试，有举人遗书于地，吏以奉于王，王纳之袖中，曰“奈何以帐簿入场”，释之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有生篮中书籍纷纷坠地，王顾左右而佯作不见，此犹可曰“掩耳盗铃”也。光绪间，考生皆以四轮藤箱满载书籍，曳之以入，公然犯规而不禁。北闱中不许乱号，枪替犹少。南闱号仅闭一日夜，近于儿戏。殿廷考试，惟重试题出处。始犹数人相约，分携《佩文韵府》，藏于靴筒，继而各纳箱内，阅时置诸小几之上，无人过问。监试王大臣频唤吸烟者出殿外，若似乎责任所在，仅防火烛而已。

沈文起《左传补注 自序》末曰：“今险忮刻薄之人，有窃钻何休之余窍，以挂误余子，何不仁之甚也！盖圣世之贼民而已矣。”其言本为同时之刘申甫、龚定庵、宋于廷诸人而发，然未至是也。自国初汉学，进为道光中叶之西汉学，识者知其不祥，以为汉德将衰之兆。为西汉学者，以汉学对宋，已大获全胜，无钻研余地，不得不别出一途以自见。继之者即有周人经说，更高出西汉一等。然为求学计，非求仕计，大言而已，学派竞争，与世无涉也。不意数十年后，有南海康长素公羊之学，以孔子改制为名，欲先讲学而后辅政。成进士后，朝考阅卷大臣故抑之，以归部曹。其弟子新会梁卓如，乡举出李端门下，一见大为激赏，以妹妻之，戊戌会场，已荐卷中式矣，忽为主司所觉察，黜之榜后。领出落卷，房批云：“还君明珠双泪垂。”卓如不得志，益肆意于新学，与其师互相标榜，遂兴戊戌之变，酿为庚子之乱。以此：与申甫诸君子相为比例，固不得遽谓之同，亦不能断定其异也。

康有为为孔子改制之说，值中日战役后，人心思治之亟而入于幻，异说乘之而起，于是学风为之一变。有为中式光绪乙未科进士，朝考，其同乡李若农侍郎在阅卷大臣之列，恶而黜之，用工部主事。科举时代通行之例：于乡会试总裁、朝殿试阅卷大臣，皆尊为老师，自称门生。有为见侍郎，谓为“先生”。问故，对曰：“古之道也。”侍郎曰：“若然，徐荫轩不几为相公乎？”京谚优为相公，故侍郎以是质之。其后梁启超往见，侍郎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粤人好言新，而侍郎持论如此。

有为求用世之学，以得君为重，曾两谒丰润张幼樵副宪，问何以得志于高阳相国。副宪在光绪初方露头角，锋厉无伦，有参奏高阳风说，高阳阳与修好，阴实畏之。副宪遣戍之后，不复起用。曾致书合肥相国于京师，就商出处，末云：“兰师何以处我。”合肥持示高阳，高阳若弗闻也者。其交谊如此，其得君之术抑可见矣。及有为往见，副宪豪气全退，谦让未遑，阳为不知。

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上皇帝万言书，其中最警策之句云：“皇太后，皇上，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可谓敢于直谏，而不可谓之善为说辞。谒见大员，辄云：“小变则小效，大变则大效，不变则亡。”闻者置诸耳而已，未之能信也。当时情事能令观听一倾者，厥惟《时务报》，自新会梁启超《变法通议》刊载报首，描写老大帝国致败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党宣传之力，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其彀中，隐为所动而不之觉。兹将《变法通议》中，凭空杜撰者，择录如下：

论学会云：“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矿学、商学、工学、法学、天学、地学、算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重学、力学、水学、热学、医学、动植两学、教务等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

论译书云：“诸国都会之地，庋藏汉文之书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纟番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

在今人言之，鲜有不斥其妄者。而三十年前，昧于外务，群众心目之中，颇为倾服而与之俱靡，既爱其大体，亦不暇议其微疵。甚矣匹夫之力，足以率天下而趋于其所指引之地，使风气转移于无形，于斯见之矣。

有为字长素，不知其何所取义；京城士夫习闻其言孔子之教，以为长于素王也。因而启超及顺德麦孟华悉被以嘉名，曰“超回”、曰“轶赐”。孟华主《知新报》，文气萧索，与其师同。更于肉食者，鄙薄过度，每一论出，毒詈丑诋，不遗余力。久之，读者由厌生倦，咸弃去。不半年间，康、梁之赫赫声名，渐如爝火矣。

有为进士改部曹，启超落第举子，不得意于仕进之路。求用于世，乃别出一途，以希自见，以广义言之，有志之士当如是矣。然二人寒士，自顾谋身之不暇，文仲恭侍御疏中，谓“曾拒其重贿”，言“台谏中，如杨深秀、宋伯鲁，皆受百金之月俸，为之爪牙”，殊属不近情理，故劾者愈众，而上信之愈深。侍御既贬，未几，礼部六堂同时并罢，以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参预新政。稍涉机要，皆令四人拟诏，军机大臣不知也。及成，径达上所，军机大臣亦不知也。有为又请开懋勤殿置十友，隐夺政权，于是人人怨恨而大祸作矣。

有为先奉严诏，促其出京。事泄，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及有为之弟广仁，同时被逮。有为出都，航海南下，已在“重庆”舟中。上海关道，以逻卒伺于太古公司埠头，将俟其至而执之。及舟近吴淞，英国兵舰阻其行。随有兵官乘ザ缘梯而上，以图象询得有为，挟至香港。有为曾以事之始末，告诸港官，载于西报，谓其幸脱法网，为威尔斯籍教士李提摩太之力。改名更生，盖以此云。太后怒外人为逋逃主，义和拳灭洋邪说乘之而起，无识之徒群起附会，遂有庚子之变。

有为亡命南洋岛中，游说侨民，集资立保皇党。八国联军事起，征李相入京议和，行至沪，得有为书，劝清君侧，逐母后。时上海居民十方杂处，恃租界为护符，扬言无忌，为举国讠皮辞之所自起。李相偶闻人言及此，辄笑曰：“何今之少年，中毒若是之易也！”盖至是已微知乱萌矣。有为旋命唐才常密结会匪游勇，谋据武昌。已而才常及其同党骈诛于市。虽无成功，然定计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不可谓不识时务者也。既败，以余资设《时务报》馆，欲以言论之力，转移人心于思乱之一途，积久似有微效。有为死，《清史》本其素志，置诸列传之末，而论事实，则不然也。

国初人解经，引经注之别见者以示其精，而案头不可少之书，惟《注疏》一部。乾嘉人解经，引经文之他见者以炫其博，而唯一法门，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同时之儒者，或专攻小学，或避而孝子、史、地理，各有所长。自《经籍纂诂》出，为训诂之渊海；自《皇清经解》出，为经典之集林；自敷文阁刊《方舆纪要》，于地志一览无馀；自广雅堂辑《史学丛书》，于诸史各家咸备。于是人人可以掇拾，不废稽古之功。道、咸而下以及光、宣，学风一变而为钟鼎、石刻，作矜奇炫异、避熟就生之计。经史大义，置之度外。再变而为宋元旧板本，朽腐夏化为神奇。趋时之士各手一编，求其歧异之处，若国史馆之校对官，若书班房之对读生，不知学问为何事矣。世道愈趋愈劣，至于如此。等而下之，译书亦然。海禁开后，士大夫稍稍讲求新学，五台徐松龛译《瀛寰志略》，无锡薛叔耘作为《续编》，侯官林文忠译《四洲志》，邵阳魏默深益以历代史书及明以后岛志，钩稽贯串而为《海国图志》。其后译局盛开，京师之同文馆，上海之制造局，以及教会附设，如广学会、益智书局之类，译出西籍，不下数百种。鸿篇巨制，不乏其人，即天文、地舆、动植物、理化之类，何莫非专门之学。较之近作寥寥短篇，不可同年而语矣。至抄撮之教科书，犹之乎往日高头讲章，不在著述之列，当作别论。

南北风气不同，性情亦异，微特满、汉不能一家，即畿辅与江浙亦分两派。同光之际，南皮、高阳、东海、济宁前后入值枢府，声气相应。南皮之弟文襄及定兴两相继之，均北方之学者。寿州、常熟、嘉定世代久居京师，并不同化，合肥则更无论矣。本朝入关之初，以异族入主中华，其视各省，一视同仁。迨居京已久，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同一书房，常熟无论如何得君，终不若高阳之内外融洽。同一枢府，善化无论如何有权，终不能出庆邸范围之外。合肥入阁办事，几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状。日战以后旋即屏咸望大损，区区译署出。若非商务大臣之命移督两粤，拳匪之祸必不能免，其能以功名终者，天也。当戊戌之变，礼部六堂，同时夺职，朝贵汹惧，咸虑自及。或言忧乱，闻于合肥。合肥笑曰：“未也必有红顶白胡者见于菜市而乱始作。”未及两年而至庚子，言事诸臣均遭其祸，而南人为多。仁和相国几亦不免。袁、许二公被参逮治之日，尚有附片留中，仁和几得罪，赖荣相力为乞恩，上意解，仁和得幸而免。未几，奉诏惩办首祸，留京者俱伏法。合肥非预言先知者，而谈言偶中，遂成语谶。

常熟当国既久，以古大臣自励，颇不悦于维新异说之骤起，力诤于上前。至称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正负气之语。措词切直，更失帝眷，放归田里。慈圣重临朝，憾者摭拾前说，以辞害意，遂获谴。然慈圣隐痛，在于甲午战祸之首。一日两诏，与吴大异案同罚，尤见微旨。

常熟书法，在石庵、完白之间，于本朝可称第一。每岁春联贴出，常有人抄录，联皆集句，都人传诵。兹录所记忆者如下：最早一联云：“骐骥思千里，鹪鹩守一枝。”甲申一联云：“夔龙新治绩，莺燕旧巢痕。”丁酉一联云：“经济惭长策，风云入壮怀。”戊戌一联云：“南图卷云水，北极捧星辰。”都人以常熟门联作预兆观，曰：“今年殆有水灾。”

帝既亲政，朝廷大事，慈圣初不与闻。甲午战役，知其必败，苟不遽至于亡国，犹忍弗言焉，则下此者可知矣。安维峻奏事，明明离间母子，而如弗闻焉，则等此者可类推已。然维新急进之徒，未能唯所欲为，终不得志。项城至京，谭嗣同往见，人心疑贰，于是有颐和园胁皇太后之风说。未几，项城果授侍郎，不复受直督节制，说者谓为有因，或奔告直督荣文忠，文忠使折归，而由庆邸上达，且调聂军驻津防变。项城过西沽，见戎幕棋布于铁路侧，心知有异，趋诣荣文忠报密。慈圣闻之，即夕还宫，翼日，下临朝训政之诏。寻逮治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人，尽反帝变政之所为。本朝垂帘之制遂与国同休。

鲁伯阳以候选道员，特简上海关道，谕旨自内出，枢府几无从检出其名。命下之日，内外大哗。事闻于深宫，珍、瑾二妃，颇受慈圣申斥，降为贵人。先是，内务府郎中玉桂授四川盐茶道。召见之日，德宗询以公事，未能谙悉，降官同知。两宫受人离间，潜生意见，近于寻隙，盖自此始。然玉桂以京察一等郎中，外放道府，不出常例之外。事理不明，则旗人通病，非一人之咎。专就以上两端而论，则鲁伯阳案重而玉桂案轻，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惟当时帝犹亲政，故慈宁宫禁，仅申家法而已，未及朝纲也。及戊戌政变，追忆二妃之过，以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且与妃兄志锐为友，亦遭波及而加逮治，已近于苛。庚子西狩，崔监竟致珍妃于死地，尤嫌其酷。

慈圣三次临朝之诏，出于帝自请。杨崇伊适有此奏，自居其功，或以胜保为例讽之，不悟。及出为汉中府，逗留不往。延至联军入京，文忠议和，崇伊以济灾会务居贤良寺，李文忠日夕见。请自效往西安行在，通政府声气。文忠笑谢之而已，亦不置可否也。

康有为以严旨促出，宋伯鲁以褫职先行，幸免于罪，时案犹未显也。既而事泄，都中频传将有大狱。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逃出未晚。林旭无家，不欲连累居停主人。谭嗣同以父继洵在任，叹曰：“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殊有侠气。及槛车赴菜市论斩，嗣同大言曰：“官高者获免，独归罪于末秩耶！”参与新政四人，自命宰相之职，至此始露本来面目。

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同参新政。上求治过急，太后弗善也。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等复奏，前列四条，大致冠冕堂皇。末谓古天子有亲军，汉之期门、羽林屯兵、唐之宿卫皆是。今立国之要，在乎强兵，宜身为之先，振起民风云云。嗣为太后所见，妒者谗构其间，指为恶意，锐等以是得罪。宣统初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而原摺殊不可得。当时有人见者，述之如此。康有为未出京时，侯官郑孝胥被荐入都，召对献策，练举国人为兵，使朝内外群臣尚武，请上自习体操，都人谓之“三练”，谓练兵、练官、练皇上也。或疑其内含宫中举事之微旨，以讹传讹，遂有围攻颐和园之说。适于斯际发见锐等请上自揽兵权之奏，其死也宜哉！

党人被逮前一日，林旭遇丹徒马建忠于途，亟下车，密问曰：“公自贤良寺李傅相处来与？曷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张樵野侍郎出京之日，上傅相书云：“但得终老边廷，于愿足矣。”李文忠之慈眷优隆，倘为二人掩护，未始不能稍动天听。惟公耻甲午战败，常思晚节自见，岂肯为他人用。移督两广，虽承苏元春交涉失败之后，以重臣莅镇，出自慈圣之意；然都人揣测，中实有捕康密诏。于时希功求进之徒，日奔走于门，要约于公：生得有为者赏若干，献首级者赏若干，大廷广众，言之无讳。嘉定徐协揆曰：“公如得逆首，宜进封侯。”有躁人在侧，亻言曰：“或进封公。”公笑曰：“且进封王。”此犹出于戏言。然公常云：“慈圣之憾康、梁，甚于粤中洪、杨，捻中任、张。粤捻为乱，欲得天下，康梁谋逆，欲胁太后。此战国所云，河内、大梁，及身三者，以身为上’也。”公履粤督任后，除盗安民，勤政之声，颇著中外，于人人心目中之党案，视之蔑如也。朝旨命掘康先茔，公明知故纵。骐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于兹益信。

张樵野侍郎被逮之先，曾受虚惊二次。是岁端午日，慈圣召见左翼总兵英年，令传谕步军统领崇礼云：“张荫恒有查办事件，著先为预备。”英年奉诏，使缇骑先至锡拉胡同待命。崇礼与侍郎善，止之曰：“且候诏下。”于是侍郎家室得免惊扰。是日，慈圣驻跸颐和园，召见庆邸、刚毅、廖寿丰，皇上侍侧。太后问曰：“张荫桓遇事专擅，弹劾者众，尔等有所闻否？”庆邸曰：“总理衙门惟荫桓一人称能，以此招忌，容或有之。”慈圣怒曰：“若荫桓死，将如之何？”皆莫敢对。移时，慈圣色稍霁，曰：“予知荫桓能，所询者，专擅之迹耳。”庆邸曰：“荫桓在总理衙门，遇事，有与同官商者、有径自决者。荫桓与外人私交往来，行踪诡秘，局外不得而知。”太后顾谓上曰：“其严斥荫桓，使知警戒。”翼日，侍郎先至军机处看参摺，旋与军机大臣同召入见。侍郎颇陈辩，上谕之退，得免罪。八月，诏捕康有为日，缇骑至锡拉胡同，直入侍郎家，搜寻有为，不获而去。邻人不知，咸疑为抄没。或作谑语曰：“事不过三，殆将及矣。”翼日，捕康党六人，廖尚书拟旨，两圣阅毕，久之始下，盖上意尚踌躇也。是日，慈圣问曰：“伊藤觐见，何以为赠？”上以宝星对。慈圣曰：“务选其精者，令张荫恒为之”若无其事。又次日，侍郎始拿问至提署，复交刑部治罪。

伊藤博文薄高丽统监而不为，观光大陆，有囊括四海之志，欲吾国聘为辅佐。康有为作奏章，自荐为迎送专使，令李端上之，弗许。先是，有为说上开懋勤殿列十坐，以李端、徐致靖、宋伯鲁、杨深秀、康广仁、梁启超、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为十友，有为言无不听，则隐然公孤师保自任也。及谋为迎送使而不得，心知有异，奉诏督促出京，幸免于祸。伊藤旋去。戊戌之事，因败于日本而然，当时首祸之人，皆欲以日本为法。伊藤欣然而来，废然而去，政变于是乎毕。

叶曙卿军门逮入都、张樵野侍郎出戍，皆房县知县曹景成阝任解役。狱中住屋为邻，饮食起居均甚安适，惟需费甚巨。侍郎广籍，且沾洋气，吏望尤奢，一日之中，索至一万以外。侍郎无已，求教于军门。军门曰：“余入狱，日实用六千四百金。”吏曰：“君数本八千，以二八折扣，减至此耳。”狱吏尊严，二人皆嗟叹不已。

张樵野侍郎久为李文忠之门生下吏，外简公使，内擢卿贰，皆文忠之力。侍郎以吏员出身，而吐属风雅，亚于词林，临事明敏，邻邦人士咸乐为欢，兼权译署，居高而愈见才，岁久而益习事，都人共仰。及文忠入署，相形之下，既尊且亲。侍郎揽权有年，不能复让，遇事把持，文忠或有未允，辄曰：“吾师过矣。”旋令所司，如其意旨而行，竟不之顾，文忠无如之何。吾乡吴蕙吟诗郎同在署中，名位相埒。偶批一稿，侍郎见之，大咤曰：“误矣，误矣！”吴侍郎为毁所批而后已。戊戌政变，先以英国借款，受台谏攻击，几至籍没。慈圣听政，与康党诸人同捕入狱，嗣以查无实据，幸免骈戮。然侍郎为德宗亲臣，曾有进呈洋货一单，为慈圣所见，终不慊意。遣戍新疆，濒行之时，上书文忠，乞哀求救，盖悔之晚矣。

本朝旧制，六部满、汉各六尚书、十二侍郎，一部六堂，常有大学士管部为七堂。虽云位尊为上，仍视乎其人而已。薛云阶、赵展如、沈子敦为刑部侍郎时，即主部政。常熟久绾财权，甲午之后，慈眷大替，不得不屈于麟相。孙文正素性严正，戊戌变法，时有献替。及慈圣听政，谗者以公曾进《校庐抗议》一书，遂有官制之改革，摭拾书中节目，上达天听。慈圣闻之，微愠云：“不意孙家鼐亦附和。”外间揣测，以为公将得罪。是时公为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东海徐相，以大学士管吏部，恒藉故排挤。公上疏乞罢，温诏慰留，再请乃允。李文忠戏曰：“请罢官而反得奖谕，吾亦胡不可以为此请也。”然徐相竟以庇匪得罪以死，公复出，仍绾铨政。天道好还如此。

孙文正请以《校庐抗议》发各衙门阅看，择要施行。岑西林时未得志，将上条奏。望江余寿平中丞方为侍御，与西林交密，荐张凤梧为之拟草。凤梧者，坚白制府之初字也。拉杂成八款，西林欲足成十，问寿平。寿平曰：“得当而已，八与十何别？”既上，以改官制一条，合乎冯氏《抗议》，制曰“可”，西林以裁缺京堂得简粤藩，此疏之力也。未几，慈圣临朝，制度复旧，谈新政者皆得罪，孙相且以冯书引嫌去官。西林以中兴勋旧后裔，仍得调陕西，凤梧从行，改字坚白，二人遇合甚奇。

戊戌党祸，李端、陈宝箴、徐致靖滥保匪人，皆获严谴。长白荣文忠曾保陈宝箴，长沙张文达亦曾保谭嗣同，各自请罪，先后交部议。吏部将两案同日上奏，时文忠极蒙主眷，文达因缘，获以一并减等。

戊戌秋，兹圣曾有电旨，召先臣入都，以疾不能赴。未几，宗室贻谷，以长白荣相国之命来曰：“上意向用甚殷，能以私询勉一行否？”余辞不敢言，既而悔之。以父执中李文忠、孙文正、嘉定徐相国，皆至戚也，未以情告而自专，可乎？次年拳乱作，遂不复出。

文庄电奏未至之时，文忠曾力劝之来，且预为计划，将到京事宜，先至宫门请安。又为访枢臣，问请安召见后，如何待之。皆云：“上意可知，或先赏还原衔翎枝，以待后命。”时文忠已老，犹为此奔走不遑，可见旧谊之厚。

德藩亨利亲王来游，非聘也。西法可以礼，可以不礼之。宜如亲王例，与国君相为宾主，舆卫用帝制。在中国为前所未有，《会典》不载。枢垣、译署聚议，久之乃定。使庆邸、礼邸迎于郊外，载以黄缰绿轿。觌见时太后坐、上侍侧，德藩三折腰，弗答，宴之于乐寿堂。宴毕游园，上往相遇，以示答礼，乃旷典也。外人意犹不满。庚子和约成，外邦大使，均待以敌体，渐染西俗矣。

刚毅为苏抚，以清刚著。初与荣相比，专排常熟。政务处设于甲午之后，三人皆在焉。偶因议事不协，荣相怒曰：“公奏上，治荣禄罪，所不敢辞。”常熟虽受圣眷，而绌于慈宁，避弗与校，乃已。及太后复垂帘听政，常熟已去位，荣、刚势均力敌，各不相下，因是有隙。一日，刚毅荐龙殿扬之材勇，上问如何，对曰：“若昔之黄天霸。”上知其未学，满人本不以文重，弗之责也。既退，荣相哂曰：“公以龙殿扬喻黄天霸，公得毋以施世纶自命乎？”世纶在当日诚为喧赫，而今日伶人演剧，则以下等戏角充数。相与一笑，而罢。

荣禄、刚毅同时在枢府。荣禄简为武卫军帅，宋庆、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各师隶焉。刚毅奉使两江、两广，清查外销各款，悉使报部，供给军用。京师为之语曰：“荣禄练兵，刚毅筹饷。”犹是外人揣测之词。两相同直，势不相下，特假宠命，以出刚相于外。两江方毕，两广电旨即下，两广事竣，刚相拜表即还，亦知迟则有变也。

近年，吾邑贤令，以杨霈霖、张琴为最。霈霖日巡于乡，凡沟洫之浅者，督令掘深；道路不平，责其修治。民不从命，霈霖复往过，即予鞭朴。捕务严厉，一盗就获，辄施五木鞫实，穷治党与，以故贼盗绝迹，四境安然。琴葺治书院，劝诱诸生，讲求实学。二公皆得罪邑绅，贿买御史，毛举细故，弹劾落职。御史风闻言事，本武后制度，流弊如此。

苏元春，湘军旧将，所谓依草附木，因人成事者也。当时帅节握于文人之手，曾、胡、李、左皆以科第中人躬亲师旅，武功多有可观。于是武人好文，寝成风气。豫军之张勤果，淮军之吴武壮，结交词人墨客，颇受虚誉而能得溢美之辞。湘军之鲍忠壮，英雄末路，李文忠公函稿言其欲为总督，皆是类也。元春行辈较后，模仿前辈，不遗余力。光绪乙亥入朝，京朝宫中，乡寅世戚，均有赠贻。挥金如土，至于不能自给，时人称为“叫化孟尝君”。元春已奉淮徐练兵之命，未几，与法人交涉失利，言路纠参，遂败。

光绪己亥十二月己酉，诏立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携为大阿哥，承继穆宗毅皇帝。下诏之日，召见朝臣于文华殿，六部、九卿咸与焉。诸臣毕入，太后先言曰：“皇帝有旨。”帝乃出诏书于袖，枢府领班、礼亲王世铎捧之而下。其时惟一二要人知其事，余者默默而已。既出，群趋礼邸就观，随班者众，秩次颇乱。徐小云侍郎取诏书于礼邸之手，朗诵一过，闻者咸悉，乃散。

古今中外各国，子立为帝，而本生父以天伦之爱引入政治之中者，自醇贤王为始。王当国十余年，所设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饷，以固本也；兴办园工，以希宠也；大练海军，以强国也。李文忠特为致书各省督抚，协取土木之资，而犹不足，则尽移海军经费而用之。户部希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军械。七年而至甲午，日本开衅，战舰巨弹仅存三枚，不得已而用其较小者。大东沟战役，情见势绌，距醇邸之薨，已四年矣。后十余年，端邸子立为大阿哥，参预朝政，引用拳匪，欲一举而荡平八国，酿成大祸。又十馀年，醇邸子立为帝，获封摄政王，俨然人主之位，遂倾其宗。光、宣两帝，皆以近支入嗣，惩宋明之失，讳言尊崇所生，而假以政柄，其弊抑又甚焉。

大阿哥立，次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俱代帝行礼。豫锡之都统，时主讲会辅堂、出试题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其弟子某，主讲通州书院，同时出试题云：“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皆有弦外之音。都统讲学，高阳、东海钦服，甚至两相科第远在其前，书札往来，辄自称“后学”，倾倒如此。本朝理学名儒，都统为最后一人，受其感化，只北方学者，且在高位居旗籍者为多。故建储之策，与有力焉。

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公，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然其后继之者，实繁有徒。光绪中叶，内廷行走诸君，全用紫缰。东海、徐相，以宏德殿照料之劳，膺三眼花翎之懋赏，几于不甚爱惜之物。德宗三旬庆典，文忠得方龙补服，出于《会典》之外。嗣政府中人出，言其故，乃知军机处开出群臣之名，德宗注简便文字于下，如花翎则书一“翎”字，双眼、三眼花翎则书“双眼翎”、“三眼翎”，议叙则书一“叙”字，从优议叙，则书“优叙”，团龙补服，则书“龙补”，俾军机大臣持出拟旨。文忠下为“龙补”二字，拟旨者巧立名目，增饰而为方龙补服，遂为创典。文忠谢恩摺曰：“在微臣特拜新恩，在他日将成旧典。”于晦若侍郎笔也。

旧制亲王无执政者，成亲王在枢府，本是特例。自太后临朝，以懿亲为辅，恭、礼两邸，相继为枢府领班，始成为故事。然光绪十二年，训政期内，礼邸自请开去军机差使，以符定制。其后二年，德宗亲政，礼邸又辞出枢符，请复旧制。虽温旨慰留，仍于旧制未敢擅更，辄委之数年以后。及庆邸入直，终于清世，沿以为例。

拳匪初起，稍识事理者，计日能待其亡，矧徐筱云、许竹、立豫甫三侍郎，袁爽秋、联仙蘅二京卿，素称通达者乎！惟本朝自世祖以下，圣主明君相继在位，过于汉高、惠、文、景、武、宣，一时臣下，奔走之材多，辅弼之佐少，相沿成俗，面折廷诤，竟无人焉。筱云、竹、爽秋三人，疏远外臣；豫甫本姓杨，汉军旗人；仙蘅为庄王包衣，满洲之俗，见上自称奴才；岂敢违旨，焉有犯颜强谏之事。其奏稿为钞报所未载，其词语为廷臣所未闻，反令外人不平，代为请恤者。盖五人早知必败，平时当有不谨之言，拂首祸之意。召对之下，不能随众附和，致违上旨，事诚有之，理亦宜然。倘云直谏而死，是未知清朝之臣下对上制也。

联仙蘅阁学，崔佳氏包衣，旗也。包衣为清初奴虏，子子孙孙不能脱其籍，旗主愈贵愈贫，愈受其虐。阁学隶庄王府，由词林出任府道，入参译署，本非庄王所喜。庚子之乱，日夜围攻使馆，不克，召廷臣咨询。对曰：“果犯天下之不韪，杀外交官，他日洋兵入城，肆行报复，恐将鸡犬不留。”太后怒曰：“联元，汝何言耶？我老妇胡畏！”庄王奏请归邸惩治，遂弃市。

许、袁弃市，从端王之请也。原诏附片辞连仁和，以慈眷素优，留中不发。诏下，仁和诧问：“附片何在？”长白曰：“公毋多问矣。”仁和会意而止。事后，枢府中人，咸谓仁和素机警，而此际忽茫昧，盖近于懵懂运中，不知其然而然也。

立豫甫尚书居近西什库，与天主堂素有往来。拳祸初兴，西兵入卫使馆，分四十人驻西什库天主教堂。至市购麦，肆主畏西兵不敢售。教士请于尚书家，为之解说而与之。尚书久典内务府，擢任户部，历任优缺，素有富名。在混乱之时，本为流俗所羡妒。缘此，遂谓其通敌，以闻于上而诛之。

匪势蔓延，始仅在外府州县，以为尝试，既而王、贝勒引至府内演习，其事遂不可为。京师之中，辇毂重地，无论何处，匪徒指为隐藏洋货，即举火焚毁，无人敢阻。未几，神坛遍布于九门，且有差役，时出逮捕。鞫问之法：每擒一人至，焚符上告于天，纸灰上升则释之，否则视为有罪。为之首者自称大师兄，亦天父、天兄之亚也。攻使馆及教学，不克。使馆环列于东交民巷。教堂在康熙年间奉旨敕建，于光绪初年，由西安门内蚕池口移于西什库。李文忠商之天主教士，请于罗马教皇，多次始允。其事始末案卷，附载于《集》中。至是，匪徒公然出示，改东交民巷为杀洋鸡鸣街，改西什库为杀鬼巷。鄙俗几不可耐。诸王公贝勒信以为实，其才识已可想见。

巷战既开，武卫中军乘势行劫。兵半旗籍，几不知世情。时孙文正公退职闲居，盗入门，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曰：“中堂在衙门耶？抑在家也？”仆对曰：“中堂已罢官。”盗不俟言毕而遽入，尽夺取所有而遁。事过，文正笑语人曰：“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询知势位去而后敢动。余乞骸骨且年馀，若辈殊不之悉，何其昧于外事之甚也。”

甲午之后，外人皆谓吾国人不宜于武事，故不任战。彼以为人各有能有不能，无足异也。庚子衅起，罗荣光守大沽炮台。敌舰大至，彼众我寡，荣光力战拒之，卒以兵无后继，奋斗以死。同时，聂功亭、马景三两军守津，与联军遇，虽败，颇有杀伤，较诸甲午为优。

湘军末造，刘松山老湘营部下尚有三人，于拳乱著称。曰平江余虎恩。随吴清卿中丞东征，与曾文正之孙广钧同驻军榆关外。虎恩宴客，广钧之营务处，方某与焉。广钧责其擅离职守，就执之。虎恩怒曰：“速释之，不然吾即缚汝。”广钧慑而逃。及武卫军成，虎恩统中军，经拳乱而罢。曰长沙方友升。张文襄时督鄂，令率师勤王，驻军直、晋边界。法兵克保定，出巡遇之，令其退，弗应。法兵径前搏击，友升大败溃走。时岑云阶中丞为晋抚，闻败告急。李文忠尚不知有战事也，电奏中责其染军营习气，小事报大。未几法兵退，中丞致电言谢云：“王爷，中堂，信孚中外，造福于西。”云云。于此可见当时全权大臣尊贵无比之形，及临敌疆臣震慑失次之状。一曰新喻张春发。仕至广东提督，从李秉衡引兵入卫，道出任丘、茌平间，攻破教堂两大所以为功。秉衡师至杨村遇联军，迎战败绩，春发移南提督。为魏午庄制军论劾遣戍，未几释归。

瓦德西，德人而为八国统帅。微论条顿、罗马、斯拉夫、东亚人种不能一致也，即以法兵论，岂有服从德将之理。虽云各国公认，姑作如是观而已。《瓦德西日记》译本记：“初受任使时，自以为莫大荣幸。既至中土，无一国之兵能从其命，徒自矜伐不已。”所谓厚颜无耻之极至者也。犹不知悛，竟使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向李文忠劝进，文忠曰：“予今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且死尔观吾子，有似乎皇帝者耶？”笑而遣之。

瓦德西有一事为联军所称誉者，厥惟惩办祸首。当时中外之人，皆以此为先务。值两宫西狩，庆邸、李相在京，方议和约，莫肯先发。洎乎各国使臣咸以为言，政府迦护前非，不能尽情处治。西安地远，兵力所不能及。瓦德西购置骆驼百千头，作西行之势。议和大臣以闻于行在，乃得所请。

徐荫轩相国继高阳之后，为守旧党首领。平生最恶外人，而家居东交民巷之中，近于各国使馆，朝夕所经，触目皆是。每出门入市，辄闭其眼，曰：“山鬼伎俩有限，老僧不见不闻。”无穷西兵入城，扼要为备。将战前数日，巷口稽察甚严，徐相行动，已不得自由。及拳匪纵火，焚崇文门大街药肆，噪而入东城根，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御河桥三处，守卫西兵燃枪拒敌，行人不通。徐相前门被塞，乃启后户走，向西，绕正阳门逃出。都人嘲之曰：“山鬼小施术，老僧由窦遁矣。”其后联军入京，其子承煜劝其自尽而死。此老终身谈道学，不意齐家一节，未之能行。

练拳术能御火器，红灯照飞行空中，掷刀杀敌，因而有祖师、圣母，种种神怪。名号皆自戏剧中来，适合愚民心理。端王、澜公及近支宗室、内廷宫监，其知识适等蚩氓，故气味相投，一见为之大喜。慈圣临朝虽久，究为见所未见，三人能令市虎，矧众证确凿，宁不能使信为实乎。当时士夫未尝不引以为忧，特劫于权势，不敢不随声附和。赵展如尚书奉命查办归，人问之曰：“拳民可以成事乎？”曰：“不可。”故惩办首祸，谕旨谓其奏对尚无失辞，而牵连被罪。当时政府诸公及议和大臣，颇欲宽其处分；卒为外人所持，不免于祸。诏赐自尽之日，命备鸩酒。尚书体魁伟，其家人因平时慈眷，希冀有恩诏，薄其鸩，屡饮不死。传诏大臣，久待无以复命。尚书以皮纸蘸酒，自蒙面而卧，乃气绝。

毓贤处斩，甘督李廷箫奉诏，先怀金往示。毓贤知其意，曰：“我有罪，宜明正典刑，奈何自经沟渎！”廷箫，老成持重人也，处覆巢之下，闻言悲愤，归途中，自吞金死。毓贤诛前一夕，书楹贴于门，其首二句“臣殉国，妻子殉臣；我杀人，朝廷杀我”云云。翌晨居民轰传，颇有蠢动之势，毓贤急往受戮。甘省地方驾远，刽子无能手，斩之不死。戈什某曰：“奈何苦吾主。”夺刀刭之，亦自刎。

戊戌之岁，启秀得以内务府大臣掌管锁钥，内廷中第一优差也。荣文忠入相，慈眷至隆，仍使总管内务府。乃以启秀入直枢廷，名位虽高，不免有夺我凤凰池之感。启秀颟顸，误为秉国之钧，参预朝事，提倡拳匪，与徐承煜同时受显戮。虽云奉诏，然有外兵监视行刑，亦孔丑矣。

祸首之中，荣相本居前选。李文忠夙与有兰谱之谊，又知荣相慈眷极隆，非置之西安，政府凡事不易动上听，故力为维护，不令预于罪人之例。谓其身为将帅，在战役之中，虽明知其非，而无所退避，措词犹为得体。项城时为东抚，于荣相未赴行在之先，极意资助其行，又先为之地于其所往，与李文忠相较，可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己亥之夏，文忠小恙，闻于山东，或说项城以电问疾。项城曰：“不可，彼且疑我欲得其位。”时项城资望，在疆吏中为最浅，乃作此言，抱负正自不凡。其后文忠疾病，有劝其保继任之人者。文忠曰：“继任有人在，我不欲保耳。”此老先见之明，至死亦复不弱。

李文忠功业之盛，宇内共仰。同、光之际，国家与外人有疑难之事，待其一莅而决，匪惟信义之孚乎中外，抑亦威望之大，足以摄之。高丽之役，我师败绩，公之声誉，亦稍稍衰矣。倏有拳匪之乱，八国联军入都，群情惶惧，公复为全权大臣，入都议约，各使意见已不一致，其本国又有舆论参加，自瓦德西而下，八国兵官均需干预，故情形极为复杂，每一条例，皆几经商酌而后定。及全文录出，示意吾国，其言曰：“但得谕旨照准，现时撤兵，节令正好。若交炎暑，便不能行，须迟至九十月以后，迟一日，则多费百万，秋后须多一百余兆”云。公为代奏，奉旨俞允。建德周玉山制军时为直隶布政使，叹曰：“谁为全权大臣者？直画诺大臣而已。”

公法惟行于势均力敌之国，弱小之于强大，不适用也。拳乱中，德使克林德被害。德主命将出师，攻入我国都城，要求惩治祸首，胁取逾额赔款。犹以为未足，必须皇帝母弟醇王，亲赴彼都谢罪，可谓法外行凶。醇邸抵柏林，德主强其行一跪三叩之礼，醇邸以电请命，政府无如何，勖以善体上意而已。西俗以跪拜为背教，受人跪拜亦如之，德国舆论大不谓然。外部密戒吾国使臣，力拒不允，仍行三鞠躬之礼，幸未辱命。德之于醇邸，奚啻回纥之于唐德宗。然德宗即位，衔回纥终身；醇邸摄政，无恶于德。甚矣，古今人度量相去之远也。

庚子赔款最难堪者，美外部估算，不过三万一千万，倡议各国减数。我利用此说，与各使竭力商酌，均不允。会德穆使密告文忠云：“美兵少，且早撤，故允减数。他国断不能比，迟则匪特不减，且有加焉。”文忠惧，因奏言美国借此讨好，并无实在把握，乞速准行。奏入，制曰“可”，四万五千万之议乃定。美外部既有此说，议院以浮收赔款为耻，将以返诸中国，而不知何途之从。伍秩庸侍郎使美，因以为功，与订专约，以此为中国学生赴美学费。欧战事起，德、奥、俄三国失所依据，赔款均得免。英、法、日、意不能独存，亦自动停止。于是，或以文化为名，或言水利，纷纷然自行处置。大率彼国人得此机会，遂设一机关，引吾国数人为之助，以示两国人民之意。吾国之国计民生，则置之度外。而美国外部海大臣之善意义举，遂无实惠及于中土，仅成为一种史册上过去之事实而已。

当美人倡此议时，洋顾问毕格德以告李文忠。文忠以为有此说，不必有是事，心意本不深信，故穆使一言，即能动听。此老经事多，知空言无补之习，中外之人同有此弊，不知各国浮报需索，逞愤于拳乱之后，虽有加重之罚，而国人不以为不端。及时过境迁，杀人越货之行，究有惭德。不特倡议之人弃不肯取，其余诸国，一经道破不得不与之俱化矣。南海张樵野侍郎，曾以李相外交之策为愚不可及。公岂真愚者，特前辈忠厚，不以尖酸刻薄之心待人而已。岂意减数一举，属于良心，文忠不信欧美人之有良心，殆倔强犹昔之故与。

俄约屡议不就，杨儒日受逼迫，甚或取视电旨，是不特在包围中，且在监视中矣。未几，杨儒跌伤，旋中风死，其子以身殉，颇有疑案。然弱国之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横死亦宜。

善化瞿止庵相国之尊人，与先文庄、王文勤、卞制军颂臣，俱于咸丰辛亥科乡举。止庵少年科第，久绾文衡，素见知于尊长，制军曾保其才。历官浙江、四川，提督、学政，皆在文庄任内。钦重逾恒，迭经密保，然外省督抚，于京朝清贵之官，无能为力也。其参枢府，由于王文勤之荐，前辈于故人之子，重之如此。止庵体类穆宗，为高阳、李文正所取士，文正亦赏识之。止庵著《恩遇纪略》，卷首即载召见时事：太后云：“从前李鸿藻说你好，现在他们也说你好。”原注云：“他们”指荣文忠云，以余所闻，盖文勤也。止庵被召至行在，命下之日，都人咸知其将兼枢、译两席。其时八国和约，要求枢臣兼外部，以免隔阂。时政府枢臣三人：荣文忠名列罪魁，幸而获免，自无此望；王相、鹿尚书均两耳重听，未可贻笑外人。固知非年力富强者，未可以对外，而止庵之当选，不待面圣而都人早料及矣。

止庵与长沙张文达生同里，同案入泮，同科举乙榜。其成进士、入词林，则止庵较早一科。久居京师为同县、同乡、同学、同年相好，殆无有居其右者。庚子之岁，先后被召至行在。距西安一日之程，相遇于城外野店，共投宿焉。二公久别相逢，诉说衷曲，欣喜不可言喻，明知回銮之后锐意新政、中兴辅佐，非异人任，抱负尤为不凡。文达谓止庵曰：“吾二人之交自幼至今，殆天缘凑合，非人力所能为也。今兹枢府求才，正虚席以待吾辈。明日入觐，使我获参机务，当荐公为江督；公若当国，何以处我？”止庵曰：“苟幸得赞枢府，则江督乃君之位也。”既而皆曰：“对灯立誓：苟渝此盟，明神殛之。”二公虽一时戏言，足见京朝清要之官，犹不知枢臣地位。其后止庵当国，殊无力以报文达。文达不得志，辄举以告人，且曰：“今总督无望，即巡抚亦不可得矣。”文达旋与项城缔姻，适中止庵之忌，交益疏远，神离貌合，竟抑郁以终。止庵临丧哭之痛，盖有不能言喻之隐也。

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年正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卷四

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所不能达者，惟善化瞿相一人。顾雅蘧侍御慨然以疏通自任，令善化、项城结为异姓兄弟。先以项城命，请于善化。善化以生平未有兰谱辞，而语东海徐相，请婉为之复。项城闻之曰：“善化视学河南，吾弟取为生员，吾何敢然。”未几，侍御以细故，退出察院，佥以为诳也。

道光乙未以后，进士用庶吉士留馆，日渐其多。仕途拥滞，常有二十年始开坊者，翰苑中人颇以为苦。而庶吉士三年散馆，以宽大之政，无有以知县归班者，虽在榜末，亦得知县，分省即用。本朝官制，至光绪末年而稍稍杂矣。居高位者，仍以科甲为多。庶常改官，无论何处，辄生爱士怜贫之感，在猥滥仕途中，尤有鹤立鸡群之象，长官一见，必加青眼。若似乎既成进士，纵有杀人之罪，抑亦可以末减也者。于是务财好利之士，散馆之时，咸以末等为乐趋、为捷径，往往故为小疵，以冀名次落后。既而，谋出是途者日多，供不应求，愈逼愈紧，甚至文理不通，诗句出韵，以及一切犯规违例，污卷曳白之事，无所不为。此亦世风日下之证也。

日俄战后，和约于日本无利，夫人而知之矣。当时俄使维德之强项，殊非吾国之比。维德一闻日本使小村寿太郎有需索之意，立与之绝，且曰：“俟汝兵至彼得堡，再作此请未晚也。汝今乃以战胜国自居耶？”小村寿太郎曰：“然则孰为战胜国？”维德曰：“无之。惟其无战败国，是以无战胜国。”小村竟无如之何。

癸卯日俄之役，项城厉兵秣马，名为中立阴以助日。是时，北洋陆军为三镇，镇统三人，曰段棋瑞、曰段芝贵、曰王士珍。或问将才，曰：“段祺瑞如何？”曰：“状貌善也。平时无多语，气度亦不恶。但脑经单简，辨别事理之功，未必精密。”问段芝贵。曰：“奔走疏附而已。”问王士珍。曰：“为人精细，处事有条理。然不可以为大将，帅一镇以出，其不能驭矣。”

善化于先文庄始终契合，每见亲友，必问起居，且耸恿求教合肥相国，昭雪川案。初以为寒暄而已，及秉政，示意于江督建德周公。具述文庄清风亮节，内外共知，得重臣一言，宜可开复。建德以措辞为难，拟助赈捐二千两，较易著笔。往复通函中，而文庄即世。建德请恤疏云：“功业与刘铭传相等，而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则又过之。”疏上之日，家式甫适在军机处值班，善化命查壮肃旧案，持以上。定兴鹿相见之，曰：“否，否。废员焉可比拟。”式甫对曰：“教案非上意也。”蒙古荣相曰：“曷不查潘鼎新案？”式甫曰：“此失守镇南关处分，非其伦也。”及恩诏下，定兴犹向善化哂曰：“乃君之姻也。”其后，善化谓人曰：“滋轩以南北派别不协，华卿之妻叔需次在川而不得志，迁怒于督臣，致有违言，则难乎为疆吏矣。”

光绪三十二年，立宪法，改官制，设外务、吏、礼、学、法、度支、陆军、农工商、民政、邮传、理藩十一部。汉尚书五人：外务部瞿止庵、吏部鹿传霖、法部戴鸿慈、民政部徐世昌、邮传部张百熙也。三十三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时在杨翠喜案之后，庆邸以父子在朝，嫌招忌，姑令载振退移度支部尚书。溥继任农工商，以镇国公载泽掌度支，肃亲王善耆掌民政，使宗亲分润，以自谢过。而汉尚书缺，无形中遂去其一，由五人而减为四人。宣统初元，邮传部陈璧以罪免，载洵欲代之而未得，几哄于王前。载涛、溥伦、毓朗辈亦逐逐思逞。或为之谋曰：“今汉尚书四人，尽去之，无以服人，曷若图诸满缺？”未几，农工商部尚书溥、礼部尚书溥良，次第外简三年。内阁成立，设大臣十人：外务梁敦彦、度支载泽、陆军荫昌、海军载洵、民政善耆、司法绍昌、学务唐景崇、农工商溥伦、邮传盛宣怀、理藩寿耆，王公四人，宗室一人，觉罗一人，满一人，汉三人，而蒙古汉军尚不与焉。光绪之末，京师谚云：“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至是益信。

通商以前，户部以山东司管盐，南司管漕，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既为利薮所在，遂称盐、漕、钱、关四大司。咸丰军兴，漕粮罕至，滇铜久绝，关税为洋关所夺，于是滇、黔、桂俱降为小司，而号福建、山、陕为三大司。山者山东，陕者陕西。陕西兼辖甘肃及新疆，且管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也。福建以兼管顺天、直隶钱粮也。江浙既平，漕运稍兴，南司官吏复勃然起，于是称山、陕、云、福四大司。丙午立宪，尽改官制，户部改度支部，以赋税名目分司，而旧法荡然矣。

陶斋制府自考察政治归，气概之盛，不可以一世，视政府诸公蔑如也。谓善化曰：“公宜专心于政府，举我为外部尚书以自代。”善化笑而谢之。授两江总督，谕“迅即就任”。或问其行期，则对曰：“余必遵谕旨中一“迅”字。”其实不然。慈圣春秋高，当国久，惟其言而莫之敢违，白天子至于群臣，均以其一人之爱憎为荣辱，视其一时之喜怒为进止。陶斋恃有内援，故不欲外值。宪法议起，与项城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正当有为之际，何肯轻于离京。值言路弹章，相继不绝，项城既绌，陶斋始败兴而去。宣统初元，调补直隶总督，人觐过天津，语署任那相曰：“吾举子以自代，何如？”那相知其意，笑曰：“公入政府长外部，余得以北洋大臣将养病躯，稽首谢矣。”时人言籍籍，谓其将入枢府者甚众，至京见世相。世相径告之曰：“无稽之谈，不可听，公速赴任可耳。”乃大沮丧。既而怒政府之不己援，献策摄政王：广开幕府，招致贤才，朝夕与处，阴以夺枢臣之权。庆邸辈怨之益甚。照像案发，交部议处。陶斋与总管太监小张德本为旧友，适同在东陵差，因有前事，屈意相求，至于长跪，为涛贝勒所见，又乞哀请为缓颊。以为布置周妥，在议处中，仍请训出京，若无所事。吏部即于是日奏上，请予褫职。摄政王尚无恶于彼，颇欲全之，问诸枢臣，莫有为之言者。王犹豫良久，曰：“隆裕太后怒之甚，谓孝钦皇太后若在，谁敢然者！直令人不敢置对。”卒从部议。

两宫西狩，岑云阶制府为陕布政，以师勤王，扈跸入陕。至山林险阻辄下骑，身卫銮舆以行；夕则披裘，卧于行宫外舍。慈眷颇隆，擢抚山西，移督两广，朝廷倚之以镇南服。拳匪之乱，两宫仓卒启跸，长白荣文忠猝不及扈从。慈圣于途中，见武卫军溃状，怒曰：“恨行时未杀荣禄。”项城时为东抚，于乱军中，迹文忠所在，资助以往西安，且百计经营，为解深宫之愠。及文忠秉政，项城任直督，内外允协。文忠卒，庆邸代之。时慈圣春秋高，恣为娱乐，好贡献。庆邸宗支稍远，恃其孀女四格格者供奉内廷，以固其宠。岁费巨亿，竭其禄俸所入，兼广纳货贿，犹乏于用。项城乘间与之交结，月有贡品至京，珍宝奇巧盈于慈宁，宫门内外咸受导行钱。誉声日起，朝廷大政咨而后行，任用之专，比于往日勋旧。项城大练六军，取朝旨使各省助饷。攘招商、电报两局于武进盛侍郎之手，以利交通。收永平七属盐利于官设天津银号，试行公债，以通有无。挟势敛财，因财助势，名震中外。时枢府六人：自庆邸而下，定兴、善化皆先进，蒙古荣尚书入枢廷得项城力，长白铁尚书以练兵处旧属而跻显贵，虑变常有同异，东海徐尚书旧为项城掾，因汲引以升。诸公畏人言，亦稍自别。时北洋威力日逼，枢臣无能与抗。疆吏中，惟西林在粤有重望，与项城埒。粤中多盗，治以重典。弹劾不职，动辄数十人之多，人人畏惧。粤海关书吏周某赂庆邸得使节，立捕治置法，同时拜疏，请重枢臣之禄以愧之。时庆、袁相比，惟忧西林为梗。政府诸公，处覆巢之下转危为安，亦惟西林是冀。临桂于晦若侍郎入都议宪政，见善化以意私焉。善化欣然从之。西林以密电书本为赠，二人之交自此始。会议宪政，舆情不协，南城言路弹章，相继不绝，项城稍绌。官制改革之后，枢廷惟留庆邸、善化二人，项城见之，益有协以谋我之惧，自请开去八项差使。居恒不乐，经冬足不下楼，亦不见客。时东三省事益迫，杨杏城侍郎说之往东，项城心颇动。适庆邸疾，求医于北洋，项城使段香岩统制偕医往，日伺于邸侧。于是庆、袁交益加密。项城意变，西林虽至、无能为矣。

赵尔巽为东督，摄乎日俄之间，无所措手，自诉于朝，请简重臣，巡视边境。诏使振贝子暨东海徐尚书往。及归过津，见项城。项城先宴两使于中州会馆，循旧例，殊无足观。道府而下，继设宴款待诸随员，仍于中州会馆，筵席、戏曲均后来居上。主宾正欢乐间，忽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望之，项城当先，次东海，次振贝子，主人中之段芝贵招待入席。俄顷间，女伶杨翠喜出演，备极妖冶，合坐为之注目，而贝子心旷神怡，不觉手为之拍板。旬日之间，翠喜不出演，京津轰传已嫁某贵人矣。又久之，东海受命为东三省总督，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近代以来，道员擢任封疆者，殊不多见，颇疑为贿得。未几，翠喜之事渐闻于外，乃知以色进也。先是，西林以粤汉铁路事操切，几激大变，移督四川。请觐不许，至沪，托病逗留，久不赴任。闻朝中多故，声言之蜀。及浔，舍舟登陆，作匡庐之游，即于其间具疏请觐，由铁路疾趋至京。时监察御史赵启霖、赵秉麟、江春霖者，以敢谏著称，夙标清流之目，皆协以谋当轴。闻西林至，启霖迎至保定。计议既定，西林宫门请安。初次召见，即调补邮传部尚书，留京内用。连日奏对，尽发庆、振父子之覆，启霖旋揭奏翠喜事。慈圣乃严责庆邸纳贿，内阁侍读润泰因事过乾清宫，远闻御音悲厉，盖几于垂涕泣而道之矣。及翠喜案上，慈意滋为不悦，命醇王及寿州孙相查办。凡依草附木者，有冰山将倒之势。项城在津，闻报大惊；立召杨以德至，令于一日夜，出翠喜于庆邸。以德素有干才，遂至京，以骡车挟翠喜出城。是夜行百里，至黄村，乘次日京奉车至津。项城先使人利诱势怵盐商王竹贤，令自承为翠喜夫婿，遂以予之，赃证于是乎灭迹。时长白世伯轩相国，在满人中素著忠悃，而与庆近。且都中舆情，以为袁绌而岑用，一也，徒苦老庆，于满人无利。适慈圣往淀园，过万寿寺稍憩，召世相独对。世相殊不为左右袒，微露庆、岑夙有嫌怨，慈意稍为之解。四格格更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且曰：“奴豢于母家，虽一履一袜，皆兄予资，今复何恃？”四格格为慈宁弄物，尤动上听。查办大臣醇邸、孙相，重臣也，诸王府第声息相通，岂有不知振贝子纳妓之事。奉诏之日，王指诏末“水落石出”四字，语孙相曰：“圣意在此。”既见世相，世相曰：“此何事也，而可轻发语耶！王年幼，诸事宜诿诸寿州，庶慎已免咎。”孙相之年事老矣，毕世在京，久直毓庆宫，于宫庭知之颇悉。戊戌之岁，曾以进呈《校邻庐抗议》一书，几被其祸，旋乞骸骨。洎两宫西狩，献易位计者均得罪，慈圣渐悟其离间，待上稍宽，复召用孙相。回銮以后，以庆、袁相比，梗于其中，两宫意见未全泯也。袁、岑争权，群矢集于庆、振父子，至揭其狎亵之罪。慈圣命上母弟及师傅往察其情，悔祸之意益显。然闻孙相曰：“政局视吾一举足为重轻，此外人无知之言也。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安危甚巨，每念及，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今日之事，惩治庆邸，圈禁其子，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然庆邸，亲臣也，非常熟比，无辞可令出京。遇年节、吉日，递如意、蒙召见，与在位者同，甚或仍准内廷行走。而四格格朝夕在太后侧如故，项城在北洋如故，时时能为庆邸作卷土重来之计。且乘间媒孽吾辈，以去其毒，何以御之？吾老何足惜，但不能为己市直而为上树怨。且今之与项城为敌者，未必能制其死命，惧无以持其后。即使得志，亦将顺焉矣耳，安见其矢忠于上，劝母以慈，劝子以孝，如古人之所为乎。”当时朝中党派情势，孙相之言，洞若观火焉。嗣派内阁侍读润泰往津，调取王竹贤、杨翠喜口供，覆奏查无实据，其事乃毕。京曹通例：部属文稿，堂上多因仍不改，然部员仰体堂上之意，亦容有之。后二年，孙相查陈雨苍案，调用随员，仍内阁侍读、中书之类，且多查办杨案之人。而调取各部案卷，互证参稽，一一举其左证毋稍宽贷，乃知翠喜之事非不能查实，而别有用意也。

庆邸势利之交，金钱作用，夫人而知之。托活洛氏陶斋制府，于无意中，与寿州孙文正语，时为庆邸忧贫。言王府费用，每年辄三十余万，虽有禄俸养廉，相差甚巨，云：“邸中用度不足，咸知取诸北洋，然究于何项开支，何人过付，无人能测也。”按新军扩张至六镇，隶于练兵处，庆邸领之，一切贿赂之妙用，悉具于此。六镇每月皆有截旷之饷，不下三四万，项城悉辇以献庆邸，仅以夹单上陈，如各营官之于统将也。无文件为据，无案牍可稽，知者绝少，故屡经言官指摘，无从查察。自新官制行，直隶省仅二、四两镇，馀四镇悉隶陆军部，铁宝臣尚书为政，仍效项城所为。斯时尚书进而项城绌，几往东三省，盖有由也。及凤禹门将军为四镇军统，并操兵饷之权，继续前事。于是尚书权力日衰，而将军又袭前人衣钵，耀一时。在庆邸初无成见，终始为一利字而已。闻翠喜案中，慈圣面责之曰：“汝为财耳，国亡，财于何有！”大哉王言，惜未能发其聋而振其聩，悲夫！

庆邸当国时，京津道上有赫赫红人曰董柳庄者，名遇春，相传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门役老董之子，世袭其事，无案可考，莫知其详也。时遇春甚显，奔走于势要之门，善于迎合诸贵人之意。为广交要路，动以万计，因之连捐带保，至直隶省候补道。一时，大僚有以裁缺而反得高位者，有以升任而日进不已者，有不论阶级而速化者，有以废员而破格起用者，皆缘之以进。闻一次纳费，多至十数万，少则数万，其陆续费用，亦至十数万、数万不等。其他万千以下之数，道府以下之官，更仆难数。遇春以此博得庆邸欢心，爱之重之，在其他亲友之上。偶闻遇春言庆府事，较为详细，特是遇春非读书人，语无伦次，必以意会之。光绪三十三年，西林驰入京觐见，弹劾庆邸。邸郁郁不得志，有慰之者，辄叹曰：“今关情于余者，惟杨杏城、董柳庄耳。”杨侍郎闻之，赧赧然有愧色，曰：“余与董柳庄等耶？”遇春曾得罪于项城，故虽具此神通，不能得志。相传项城微时，与遇春约为兄弟，偶值乏时，尚赖其资助。戊戌八月，项城护理北洋大臣，诏下，遇春方饮于侯家后妓院中。闻有是命，大喜曰：“是我兄也，又尝假我银百金。”其隔座中聚饮者，有项城中表、刘燕年提军在焉，以告项城。项城恶其妄言亵威，如陈王之于佣耕，故人衔之。甚至武卫五军成立保案，聂军奏保遇春，以直隶州知州候补。项城附片，劾其身家不清，现充号房。“号房”者，即门役也。荣文忠在枢府，面奏号房董某非遇春，袁世凯误也，附片遂留中。项城益惊叹其能力之大，不说愈甚，而无如何也。其后项城权重，时扼抑之使不得进，故遇春落拓如旧。惟怨当时权要曾由彼进身者，既贵之后，不为己援，而不知其终身否运，由于一时酒后之狂言也。

相传陈友谅败亡，其客渡海越辽阳，至长白山麓，寓一头人家。报仇之志久而弥坚，时明运甚盛，无如之何也。客善青鸟之术，惟日游原野，以待事机，暇则察视地脉，聊以自娱而已。居处多年，与主人家庭渐相习。燕俗重义气，见《五代史 高行周传》。非惟燕人也，愈北而俗愈古。盖其地土厚水深，人情敦厚，笃于友谊。主人视客，如兄弟骨肉，始终恩礼如一。客老且死，谓主人曰：“感君厚德，常欲图报，孑然一身，吾何所有？惟得吉壤一穴，有三百年帝王气运，敢以赠君。他日得志，勿忘明恨云。”此事传之悠远，虽无确据。丁未以后，满洲改为行省，游宦者日渐其多，归而言其风土人情，佥谓其人善与人交，殊无满、汉之见，至今犹然。吾乡泾县翟氏，先世即陈友谅臣下。友谅兵败国灭，馀众效忠不去，拥其宗裔，遁至河南光、汝之间，嗣以生息繁衍，分一支入皖，渡江而南居泾县。其先河南总部，犹寄供养之费。继而居泾之人读书入泮，甘食明禄，遂绝不通。载在《翟氏宗谱》，翟展成孝廉言之颇详。观于此而知陈氏覆亡，人心未去，辽东孤客，理固宜然。客姓氏不传，毅勇之忱，较之田横岛中五百人一死塞责者，难易相去，奚啻倍蓰。以视子房仕汉，其志报韩，何以加诸。

劾治权贵，效命疆场，皆美名也，而莫难于一死。梅村词曰：“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便竟一钱不值，何须说。”遥想明末，刳肠决腹诸君子，前仆后继，死亡枕藉，士气不其壮与！至近年诛奸与尽节，可谓别开生面。当时参李文忠，几等于严嵩、魏忠贤，然具疏者备受无知舆论之赞许，而无纤芥之祸，事过境迁，或更擢用。辛亥鼎革，先朝遗老不肯屈节，避居夷场，辄以余赀作富翁而享清福；否则依附皇室，食俸为生，仍不失禄足代耕之乐。梁星海方伯以妄论法越事，严议降五级调用，及銮舆西幸，由武昌府升安襄郧荆道。未几陈臬开藩，又得罪庆、袁而投劾去。国变之后，南北奔走，以张少轩之荐，继陆文端值毓庆宫，授太保。使杨、左诸君子地下有知，当有实命不同之感。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可谓直言极谏者戒。光、宣之际，台谏中，江春霖、赵秉麟、赵启霖以弹劾不避权贵，著闻于时，然皆有背影，终不免“欺”之一字。秉麟仕民国为肃政史，姑无论名节，即以其生平弹劾庆、袁章十余上，国变之后，乃甘为之臣，将往时谈忠说孝面目一扫而空，亦孔丑矣。项城不念旧恶，宽予擢用。而于条陈外部事宜隐攻善化之李灼华，以暗通报馆为名明攻善化之恽毓鼎，悉置不用。楚人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两妻者死，挑者娶妻，仍择长者，取其能詈人也。项城用人，盖用挑者选妇之法。但定情之夕，昔以死争者今以身许，殊难为情耳。

赵秉麟、赵启霖、江春霖三人，在台谏中，非特同志也，而且同谋。杨翠喜案，虽启霖发难，因是左迁。秉麟具疏争论，谓己本有是意而未及上章，是自承为党也。孙相查办，不满其意，固无待言。未几，孙相舆从遇秉麟于正阳门洞。毂击肩摩之地，骑者先导，指挥途众，令舆得过。秉麟，之父与孙相己未会榜同年进士，秉麟其年家子也，遽来书云：“遇公于正阳门，下车，为厮役所鞭者再。不意年伯素性和平，而下人横暴如此。伏思相公之体制，虽极尊严，而御史之法骢亦何容鞭辱云。”孙相得书，亟往诣秉麟，秉麟避不见。孙相曰：“吾为谢罪来也，主人虽不在室，胡可径去？”下车登堂，向上行一跪三叩礼而归。俄顷间，秉麟即来，亦下车登堂行礼，不见主人而还。京中颇有知者，问秉麟，辄讳言之，盖自觉其已甚也。孙相骑士名陈元，其后为东海徐相纪纲之仆。民国改总统制，东海为国务卿，称相国，陈元为传宣官。秉麟适于其时充肃政史，自无有不见相国之理。沧桑一变，大清国易为民国，皇帝易为总统，大学士、军机大臣易为相国，御史易为肃政史，骑士易为承宣官。而秉麟之为秉麟如故。陈元之为陈元如故。秉麟遇陈元，不知若何感想。陈元遇秉麟，亦不知若何感想耳。

西林于随跸之役，始识总管李莲英。未几，开府山西，移节两粤，屡叨异数，慈眷极隆，声望之美南北相当，贡献之品络绎不绝，足抗项城，皆李总管为之内也。沪滨养疾，与武进盛杏荪尚书交，一见如故。武进喜知名之士，文人墨客结习，花晨月夕，莫不以气节为谈资西林居处稍久，遂与俱化，颇以名臣自励。入觐至洋各宫监欣逢旧雨，且患难之交，靡不心悦，西林视之蔑如也。及贡广西土产狗鱼，两宫知为珍味，命付庖厨莲英曰：“是物鳞类而有兽形，恐具烈性，不宜圣体。”命豢诸湖中，莲英曰：“观状颇恶，纵入水中，鱼鳖之属，无噍类矣，且恐夜出伤人。”乃弃之。西林于是乎宠衰，会粤中舆论与新督周公不协，上命复旧任。过沪，与诸名士交游，托疾不行。上海道蔡伯浩观察得其西法撮景，以新会梁启超旧景相合如一，以为逆党之证，进呈御览，遂得罪。

摄景之法极其浅近，两片相合尤轻而易举。光绪十年间，招商局得旗昌洋行业产，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马建忠总办局务，沈能虎为副。建忠基之，密以能虎，与妓女合影献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为罪，嗣见能虎，仅加斥责而已。能虎末秩微员，谒见上司，殊不敢对；文忠既未明言，尤难申诉。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时传为笑柄。后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

善化罢相，林赞虞侍郎有连带而去之势。上将择相，于是寿州、定兴同日召见，命长白世相从之入对。是日，定兴奉诏再简枢臣。寿州曰：“上知我重听，尚未知定兴与我同病也。”自是而后，庆邸专权如故。南皮内用，犹无能为，遑论其他。定兴旅进旅退，虽随班而上，于事一无所闻。下直后，辄向军机章京，询问本日例行公事，犹得一知半解。至于密勿，不能参预，自不待言。此老以倔强著闻，而衰龄保持禄位，至于如此。可见张禹，孔光举动，皆在人情之中。

林赞虞侍郎为谏官时，以风骨著，非清流诸君子，徒托空言之比。善化相国少年科第，以经济文章自负，与侍郎素相钦重。庚子回銮之后，善化入相，时侍郎氵存升专阃，内外尤相契合。官制改革，引入枢廷，共任艰巨。杨翠喜案，振贝子上疏乞去，中有一联，用上谕中“水落石出”四字嵌入句中，云：“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有难安之隐。”侍郎读毕，叹曰：“好文章！”庆邸衔之。及善化放归田里，诏下，侍郎又大诧，曰：“进退大臣，如是之轻率耶！”召对时，力请查力。太后曰：“查办若实，厥咎更重。”是善化去职，深宫正有成见，不言而喻，而侍郎不知也。未几，遂出枢廷，任豫抚。

京师舆夫四名，谚云：“头一个洋洋得意，第二个不敢泄气，第三个浑天黑地，第四个不知那里。”谈者比以军机大臣。向例，枢臣入直，在御案石旁跪，其跪垫挨次而下，惟居首者奏对，其次则跪处由渐而远，谛听上谕，不能详悉。即有陈奏，上亦不能尽闻，仍由居首者传述。故枢廷诸臣，虽云同时入直，然自首座外，其馀率非问弗对。京谚以舆夫四人状之，情形毕肖。

于晦若侍郎久参李文忠幕，书牍多出其手，《清史稿》谓奏牍多出其手，乃相传之误。侍郎长于宋人四六，《困学纪闻》论文所举各条，侍郎优为之，故文忠谢恩诸奏，望而知为所作。至论事摺子，文忠方以自命，何待人为。如有集思广益之处，幕中人材济济，非止一人。丰润联姻后，时参末议，目中岂复有侍郎在。光绪乙未之岁，文忠自马关归，入阁办事，寄居贤良寺，侍郎始为记室之长。是后章疏，寥寥无几。出任两广，侍郎又未从。故《文忠奏稿》八十卷，虽谓其无与于侍郎，可也。然侍郎散体之文，其揣摩工夫，能恰如人意之所甚欲；其运用词藻，可以达人口之所难宣。光绪末年，侍郎以西林势败之故，出使德国，充考察宪政大臣，无异宋人之远谪。临行一奏，庆邸读之，称赏至再。南皮素与之善，挽言曰：“此人归国，何以处之？”项城以手指地，曰：“莫善于此。”意谓军机大臣也，南皮乃不复言。

满洲一足跪之礼，名曰“请安”，非真长跪也，一膝稍曲而已。满洲人五分男女，偶相遇即行之。凡内廷行走，满籍大学士以下，相遇皆然，则不足为荣辱，从可知已。至卑贱遇尊长，则双膝落地，名曰“跪安”。汉京曹相见，均长揖。外官则自知府以下，谒长官，均请安。谓之行旗礼，可也；谓之有加礼，则未见其然也。《嘉谷堂集》书阿文成公遗事，内有一条云：“星衍改官比部，偕同岁生马履泰谒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礼，曰：‘吾为郎官时无此礼云。’”是乾嘉时已以是为卑屈，相沿至今，而其实非也。光绪末年，厘定官制，不分满、汉。于是汉人学旗礼者日多，反以请安为时式。可知移风易俗，未为难事。

京官重礼节，然礼与谄不同，匪惟无谄于同官也，亦无谄于长官。京曹虽有尚侍，无论王公大臣，其属僚除送稿、画诺外，鲜有至其宅者。粤东陈锦涛以游学生考授编修，供职度支部大清银行。其时泽公喜学生，颇信任之，武进盛尚书以为译员，筹借款遣往欧洲，见银团解释用途，乎大用矣。忽逢辛亥之变，锦涛走沪，谓人曰：“满洲宜亡，以少年不经事王公为长官，令吾辈口称章京，叩头请安。”谑者曰：“京朝官无是礼也。苟非尔自往口称章京，自往叩头，自往请安，谁令尔行？”家式甫为军机处章京时，项城入值枢廷，式甫持稿往见。项城不知枢垣掌故，坐而受之。式甫稍退不与，项城微诧作声，式甫更退后，项城觉而起。自是，项城益加重视。式甫由帮领班跻正领班，项城之力居多。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其斯之谓与。

本朝职官入朝奏事，始不执笏，朝珠庶乎近之。每挂壹百零八颗珠，上下左右，每二十七小珠间一大珠，以珊瑚、翡翠为之，谓之红绿佛头。佛头或即笏头，满洲制度无考，不可详也。其在胸前者，左右小珠三串，各十粒。男子二悬之左，一悬之右。妇人二悬之右，一悬之左。谓之记念。最初用法，殆为以笏记事之意，北方土俗近古，抑结绳之类欤？俗语谓之“三台”，取美名而吉兆也。其在背下垂者，谓之“背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观于此而知国初入关，悉从明制，是荀子“法后王”之说也。章服虽有更变，略存古意，抑孟子“法先王”之道也。盖两用之。

林赞虞侍郎仕豫抚时，李季皋侍郎由苏皋调豫，二公素识，同官一省，相得益彰。各省军政，向来督抚专权，两司兼督练公所，循例署尾而已。李侍郎将门之后，莫展其才。与项城私函，偶言及之，弗善所为。未几，陆军部派员查实，林侍郎缘此内调。适逢其会，林侍郎上章，称许李侍郎，推崇备至，一则曰“国家柱石之臣”，再则曰“李某克家令子”，都人疑焉。林侍郎入京，李侍郎又有书来，极其谦，叙述彼此交情，谓如父兄之于子弟。于项城及后任吴中丞，均有微词。枢臣调停其间，将李侍郎调浙臬而两解之。李侍郎以病辞官，留京不行。二公素行，均持重无私。虽一人急功，一人持重，性情万不能合作，然未至于倾轧。其所以误伤者，李侍郎之才，卓越庸流，惟学不足相济，故两书之中，词意不无重轻，以致于此。故言为心之声，不可不慎也。

慈圣晚年，不免于寡人好货，而无与于政事。项城、西林皆以贡献，互相斗富，因其官高，愈增荣幸，未必以之登进也。且此端微开于李文忠，而张文襄继之，在当日督抚，为见所未见，亦非项城、西林开其先也。辛丑回銮后，朝廷惟惧外人图己，项城近在北洋，手握重兵，尤为倚恃。侯官沈爱苍中丞时为京兆尹，窥知其隐，步袁、岑后尘，藉交通宫禁之力，胁取各省数十年久已停解之顺天固本京饷，成兵三营，更近在肘腋之间，思间项城之眷。卒以职位较卑，为所龀而去。文忠公子季皋侍郎以门荫起家，简浙江按察使，入都陛见，蒙赏饭。是日，项城约之午膳，临时而侍郎以电话辞。夕至其宅，项城问日间之事，侍郎告以故。项城大惊，曰：“尊宠极矣。汉大臣中，惟余与岑春煊受此恩遇。”问席中见何人，侍郎曰：“派太监伺候。”项城益讶曰：“上视子与余辈等耳。”然终光绪间，侍郎并未大显。沈、李二公犹曰：“先泽也。”寿州孙多祺以道员需次直隶，善于观风望气，交结宦寺，求梯荣之路而终穷。先是，辛丑之岁，任河南祥符首县。适两宫回跸，奔竞之术，百出不穷，行宫门外，趾为之穿。一日之间，龙光三接，时夸于众，传为笑柄，然其后潦倒极矣。光绪末年，由李总管献菊花百盆，言家贫，只此区区之物，聊表忠悃。慈颜怡悦，赏御书匾额。多祺白天津寓所具鼓乐，候于铁道侧，迎归，招摇过市。慈圣于此类事，视为无足重轻，不能由此而猎取爵禄也。

帝自西狩以来，渐与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惩国家多难，宗社安危惟帝是赖，途中调护备极恩勤，帝亦眼事惟谨，欣欣然有祥和之气象。回銮之后，长白荣文忠公辅政，未几卒，庆邸代之。项城、西林，南北重镇，协力维新，天下称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帝性直率，于戊戌之事，颇有遗憾，心所不平，辄形诸笔墨，曰：“某某可杀。”类似宋宁宗皇子书，“弥远当决配八千里”，而不知祸作于肘腋间也。谗者果挟以诉于太后，宫闱嫌隙复生。帝无尺寸之柄，郁郁益以致疾。禁中事秘，京外颇有讹传。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末，始以痼病闻于外，诏征四方良医。时下悬壶之士，如陈莲舫类者，贪得御医之名，远近咸集，麇聚辇下。帝沉疴已久，易生暴怒。医入请脉，不以详告，令自揣测。古法望、闻、问、切四者，缺问一门，无论何人，均为束手。及书脉案，稍不对症，即弗肯服。有时摘其未符病情之处，御笔批出，百端诘责。批陈莲舫方云：“名医伎俩，不过如此，可恨，可恨！”纷纠年馀之久，所患益剧，虽日视朝，步履非复前状。戊申十月癸丑朔，时享太庙，遣恭邸代行礼。是日，枢臣甫入，帝泣云：“予恐不腊矣。为太后子，不能奉侍，奈何？”太后安抚之。自此乃不早朝。帝久病之中，忽中止听政，咸知为不祥之兆。时政在慈宁，人心未甚震异也。太后体素康健，喜服腻品，因以致疾。甚剧时，庆邸往奉天验收普陀峪东陵工程未归。两宫病重，枢府诸臣，皇皇无以为计。二十日，庆邸返，先与项城计议，项城曰：“吾辈汉臣，惟知国赖长君，其他非所敢言。”醇邸曰：“若仍为臣，无不可者，不然不敢承。”佥曰：“宜入见。”乃请起太后召见。禁地森严，至是而益密。枢臣每人至，辄问曰：“谁欤？”对曰：“某。”乃开一罅内之入，旋闭之。又一人至，亦如之。毕入，恭邸尾于后。卫士曰：“未召王。”拒之于外。太后在寝室，稍饰，倚衾坐，见诸臣，先问皇帝病况。庆邸对曰：“疾大渐，宜立皇子。”太后曰：“先令载沣之子入宫读书。”醇邸辞曰：“臣之子幼，载涛之子长，愿太后善为计。”太后微愠曰：“汝糊涂，此如何时，而犹作是言耶！立汝之子为穆宗毅皇帝之嗣，汝为摄政王。汝虽无才能，择有才能者为佐，勉之毋懈。”庆邸请兼祧至再，不许，乃皆退出。及立储诏下，末云“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乃太后所未及知者。太后以光绪初年早有成议：今上生子，为穆宗之嗣，有约在先。然枢臣拟兼祧之谕，亦合乎礼之变，未为违旨也。

太后有私蓄三千万，半在南苑，半在大内，皆用红绳束之。庚子之岁，乘舆播迁，辇运不及，乃遗之去。八国联军入都，世相时以内大臣居守，用日兵为卫，洎驾返而无所失，慈颜大悦，世相以此骤贵。孝钦皇太后崩，宫监黠者，尽其所有，以献孝定皇太后，而阄人之势因此不衰。未几，清亡，孝定皇太后旋崩，宫禁内事，仍为旗员把持。辛亥后，大内用度，想出于此，何时侵蚀始尽，亦无可考。

李莲英所谓皮硝李也，在安得海之后，内监权势莫逾于彼，然孝钦太后家法綦严，惟内务府中司员在其宇下，不能不常与周旋。当时大僚，幸邀慈眷而交通宫禁，或知之有素。外廷诸臣，莫得晤其人。莲英从不轻出，识面尤稀。显后晏驾之四年正月，火神庙会移于香厂，忽于游人中，有人私语曰：“此李莲英也。”视之，乃黑丑大汉，适成其为北方之强者而已。小张德继为总管，与京朝官吏时有酬应。母寿，贺客盈门。值骡马市大街修治道路，为途所必经，警吏为之先期竣工。犹子某，供职军谘府，已入宦途，与张绍轩军门联谱，隐有亢宗之意。清末风气，人人观念，颇以为军门之荣。亲贵王公，反介军门。以结于张德，为取悦宫闱之捷径。军门落职居京，以此之故，出为江防军帅，授两江提军，颇负时望。履任之始，无赀以往，张德之母假以五万金，而后成行。燕人重义气，张德一家，视军门如骨肉。鼎革之际，军门力守金陵，不受各方之摇惑，事虽不终，东南方镇未之有也。追惟终始之际，其情感未尝不自是而来。欧阳公作《五代史》，立《宦者传》一门，皆取其有关于国事者。吾于李莲英、张德窃有感焉。

项城以戊戌之变，得罪先帝，惧祸之及，倡为立宪说，尊民权，重民意，俾无故不能诛大臣。杨杏城侍郎为之计曰：“立宪官制各有责任，不能兼差，公为光杆总督，是未受立宪之益，而先受其损矣。”“光杆”者，俗语他无依附之谓也。项城不听。既绌于官制之会，知其策不行，乃献交邻之策，阴以树外援。当是时，唐少川侍郎主交美，梁崧生侍郎主交德。唐侍郎聘于美，议加两国使臣之级为大使，不得要领而归。日本人忌之，有行反间于摄政王之左右者，曰：“日本之至中国也，在三日之内；美之援中国也，在二十日以外。夫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谋臣失策，为不忠。”度支部尚书泽公，以武进盛侍郎为谋臣，袁、盛之仇固结不解，泽公亦不悦于项城所为，谗之曰：“岁费益巨万，仅得大使之虚名，岂计之上者。”项城乃被逐于外。而远交之策不行。

戊戌，常熟放归。是日有旨，先令其待于外。常熟私忖：不过如甲申之屏出枢廷，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诏下，捧而流涕。盖以师傅之尊，等于斥逐，不稍予以礼貌，诚出人意外。丁未，善化放归，适当夏令，枢廷诸臣来时稍早，皆释冠带，室内憩息。诏自内下，众方趋视。善化学问本高，年力正富，略为观察，一览无馀。旋即束带整冠，入内谢恩，趋而出，无一语。戊申，项城放归。是日枢廷散直，摄政王复召世、张二相入内，出诏旨。初更严厉，世相力争，仅得开缺回籍。项城奉诏，面色皆赤，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时孝钦显皇后之丧仍在宫中，先帝奉移观德殿，项城时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忽念及此，曰：“今当直，奈何？”世相曰：“吾为子往。”项城半跪谢之，乃出为归计，闻其家人，恐有后患，力劝为外国之行，项城意不之动。家人长跪许久，号泣随之，乃以电话召张镇芳都转至京议之，为筹赀斧计也。谈至经夜，翼日与乘京奉车至天津。都转在一等车至城站下。项城微服在三等车，至老龙头车站下，寓利顺德饭店。使都转往见直督杨文敬，无他意，乞资而已。都转尚未言其来意，文敬闻项城至，大惊曰：“渠奉旨回籍，胡可以来？若然，必以上闻。”都转不复言而去。文敬以告其幕客，客或曰：“虽然，必往慰之，毋令憾我。”文敬遣其子往，而都转之言已先入矣，杨、袁由是不睦。项城旋得赵智庵、杨杏城两侍郎电话，促其速返，乃还京就道。三公之出枢廷，情事相同，而处之不同如此。

南皮张文襄在京，尝言泗州杨莲府制府、杏城侍郎兄弟非一母所产。易实甫在侧曰：“同母兄弟也，公胡以决其不然？”文襄笑曰：“一龙一猪也。”或问侍郎曰：“子孰为龙、为猪？”侍郎曰：“以南皮目光断之，人果成进士，虽杀人，亦可以减罪。吾兄词林中人，定为龙，余定为猪。”文襄又言：“番禺梁彦孙太史与杏城侍朗必感同气而生。”疑其相似之甚。时尚为诗钟，一日，拈得“奇态”二字五唱，黄绍第叔庸得句云：“弟兄岑氏奇皆好，姊妹杨家态并浓。”南皮大称赏，称为钟王。其于侍郎，无往而不加贬辞，诸如此类。洎慈圣上宾，项城斥去，醇王摄政，颇倚任南皮为重。铁宝臣尚书长陆军部，与涛贝勒同领禁卫军，深相结纳，谓涛贝勒曰：“袁党之势已摧，若去杨士琦，则根株尽绝。”涛贝勒初出任事，不知其为何如人，曰：“谁为杨士琦者，余胡不知？”尚书曰：“王于观德殿之下，丧服哭灵诸臣之中，有大红鼻子者，即是人也。”时先帝之丧，奉移观德殿，故尚书云然。良赉臣统制素仰南皮如泰山北斗，言及杏城侍郎，辄云：“大红鼻子，非佳物也。”

摄政就职，庆邸威权大损，见项城屏逐，知将及己，遇事更形退缩。宣统年间，政局情形极其复杂。铁宝臣尚书喜于军权在握，忽出为江宁将军。世伯轩相国于诸满人中，负一时重望，忽与吴郁生同时罢值枢府。涛、泽参预密勿，权在枢臣上，传闻涛将柄政，召用袁、岑，已忽寂然。足征当时起落不定之象。庆邸依违其间，时或于彼有利。二年秋，朗贝子与东海入直，涛之力也。庆邸知朗之易与，玩之股掌之上，权势日就恢复。又荏苒经年，改庆内阁而后国亡。

世伯轩相国索勒豁金氏，今之张禹、孔光也。未尝篡汉，然王莽之篡，实二人阴以纵之。索勒豁金未尝贪横，然庆邸之作恶，实彼有以成之。庆将以黩货败者屡矣，杨翠喜案几不免，奉查办诏，泣曰：“臣罪实当诛，不实奈何？”太后曰：“言者有罪。”世相于此际，初未尝为庆陈辨。而召对之时，唯唯否否，令天颜不觉而为之霁。项城放归田里，庆邸有联带去职之象，谓世相曰：“如不用我者，宜自请退，母逆舆情而逐我。”世相为之缓颊，而庆之贪横得与国同休。其他大政因之迁延不举者，不可胜举。丁巳复辟，近臣中，虽知其未可，莫不欣喜。世相独不然，是真别有肺肠者矣。

良赉臣统制与世伯轩相国，在晚清可谓第一流人物。世相以巽懦亡国，统制清刚，适与相反，其覆邦家，亦与有劳焉。统制以丰沛子孙，东游学于日本而归，饱读兵书，熟谙世变，适逢其会，夤缘得为涛贝勒幕宾，处大有可为之势。时在光、宣末造，宁不知岩墙之下，举动皆足致祸，乃一意新法练兵，招致非类，酿为肘腋之患。天之生才，在前数十年，则为多隆阿；在后数十年，则为良弼。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军谘府初名练兵处，统制为司长。项城阴忌之，调至第三镇，为标统。其镇统某夙以屠名，统制辞不往。时庆邸为练兵处督办，复调回京。项城不可，言将不用命，以去就争。相持之际，皆诉于庆邸。庆邸两解之，命统制往见项城言谢。项城声色俱厉，促速至军，曰：“汝好为之，且擢汝为大将，不然斩汝首。”统制出，汗流浃背，谓人曰：“生平所未见之严威也。”在军三月，仍调京用。项城用人，善于操纵，诸如此类。然在前数十年，则为胡文忠，在后数十年，则为项城，亦天实为之耳。昔人谓明末流寇，皆胡蓝狱中功臣后身，虽寓言而有至理。清白开国以来，朝廷颇负汉将。微特年羹尧、张广泗、柴大纪以冤死也，岳钟琪部下健将纪成斌、曹识辈，俱不得善终。湘、淮将帅中兴之绩足与创业比隆，赏功亦薄。至亥子之际，所用汉将莫不负朝廷，殆亦天意与？

镇国将军载振使英，贺爱德华七世加冕礼，归授商部尚书。诸王公艳之，佥思作海外之游，以猎取高位。贝子溥伦之美，观赛会；镇国公载泽之欧、美两洲，考察宪政；贝勒毓朗之厦门，招待美舰；镇国将军载搜之美；充一等参议；贝勒载洵、载涛之各，国考察海陆军政，使节联翩，不绝于道。诸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他无所知，举动皆足以辱国。洵贝勒至英伦，馆于王宫。客舍有食堂，各国王公贵人来者皆在焉，洵帅其护卫以往。护卫咸北五省籍，华人佣于英者，惟汽船工役，亦以北五省籍居多。护卫引为乡里，食时与俱，同席者以为大辱。英伦船厂商人闻吾国海军大臣至，盛席作乐燕之，诺将往矣，已而不果。校阅师船，约以巳正，逾期而往。及至柏林，誉德之强，宣言于众，诸多失辞，英人憾焉。涛贝勒至英，英几不受，适爱德华七世殂，强以吊使往，许之。期以三日至四日始行。诸王在外，皆有挟妓之名，搜充参赞，尤无忌惮。

涛贝勒考察陆军之役，从者皆军将，惟李季皋侍郎以将门之子，厕于其间。途中耸恿贝勒，联络邦交，以为牵制之计，贝勒意动，舟过檀香山，观珍珠湾险要，防日本也，工犹未竣。规模之宏远，经营之完美，为生平见所未见。向所濡染于日本东京学生之言，以日本为天下莫强者，观念稍变。至旧金山，吾国使臣张荫棠迎而登陆，易车之华盛顿。车中，荫棠曰：“王之来也，专以军事与？抑朝廷其有本指与？”贝勒曰：“无之，专以军事来也。”荫棠曰：“王其秘之与？余实为行人，胡可以不知？”曰：“否，其实无也。”荫棠曰：“然则王胡以来？昔岁唐绍怡来聘，列邦人士，好我者喜，恶我者惧，咸曰：‘其中必有物。’绍怡返已逾年，忽焉而已，四方荧惑已甚，而王适至，若又无所见而来，无所闻而去，人其谓我何？然则王胡以来？”皆不应。荫棠曰：“国家之危，将在旦夕。以王之尊亲，使于四方，苟利于国，观时而动，何等不可者。不然，亦伪为之，庶无贻羞于此。”贝勒深然之。至华盛顿，见总统塔夫特于白屋。贝勒凡燕宴，皆李侍郎相为之通译。白屋者，美宫也，制度简略，其侧有小园。宾退，主人导之园游。及门，宾曰：“昔者闻君宣言列国，以敝邑之土地、政事、权利为不可犯，引为已任，惠之至也。寡君拜君之赐，使某私焉。”塔夫特曰：“是吾心也。”是夕，宴宾于白屋。坐中，外部大臣那克斯谓贝勒曰：“吾国与中国，对立于太平洋东西两岸，中国之无患，吾国亦有利焉。反是，害亦随之。吾总统自麦金尼‘罗斯福’以至今之塔夫特，莫不以中国之土地、政事、权利为不可犯。塔夫特曾履中土，持之尤力。继之而在位者，舍此莫由也。中国之事，当王者贵，一人有庆，兆民赖焉。非若此邦政俗，一兴一革，必每人而悦之也。昔大彼得游学而归，而俄始大，以俄俗类于中国，君权独重，一正君而国定也，子归，曷不疏请幼主游学于欧美，以为变政之计。”各国通例：国主之宴，非有故，席间无颂词。此时宾主欢甚，塔夫特谓那克斯曰：“吾思今日之乐，仍以颂为佳。”乃立而言曰：“祝大清皇帝之无恙也，祝其学之日进也，祝摄政王之行无不宜也。”膳毕，塔夫特请贝勒入菸室。塔夫特曰：“国必自立，乃得他人之助。苟遇非礼，力拒之，不敌，公论宜为之援，若已先与之，人谁与争？”言竟，登楼入室，坐而言，更述前语。又曰：“国家之强，由内治也。内政不修，何以御外。”知其将往欧洲也，则曰：“于子之行，求友匪易。英之日、法之俄，皆与国也，乌能舍而亲子！惟德意志尚无他耳。”贝勒居华盛顿三日，相形于人，自惭于己，颇为发愤，曰：“我之存亡，仅于人微有牵掣耳。人犹如此，我何以堪！”乃电致摄政王书，具述其事，请速为计。至英，英不礼焉。英人以铜官山争矿，澳门勘界，达赖喇嘛革去封号，责难于我，如吕相之绝秦。适爱德华七世殂，奉朝命以吊使往，四日而行，至德，见德皇威廉二世，与于宰相和鲁威之宴，外部，大臣希音在焉。德相与外部，衙署相属。毕士马克之相德也，其子为外部大臣，居处最近，朝夕得承其命，以是相传视外部大臣如掾属。时五月五日也。次日出德京，往观各军，视诸险要。越四日，在克虏伯厂，始得电谕。令聘德将，练兵于北徼外，借美国资本，兴农工商业。为并交两国之计。乃谋于使臣荫昌。荫昌曰：“昔余东归，德主谓余曰：‘子之国孤立于东，吾国孤立于西，安得一日者左提右挈，使其势不孤乎？’余归，夫谁与言？今有此旨，机不可失也。朝廷之意，借美资、用德将，未始非计。然用其人，多不过数百耳，奚足以动之？不如并用两国之资，俾知其利大，以悦其心。”乃使荫昌往见希音、何鲁威而叩其意，佥曰：“可哉。”问其节目，曰：“且徐计之。”求见德主道意，则以旧例所无辞。福纳根汉者，接待官也，曾充湖北武备学堂教习，时位至正参领，愿达意于德皇，以电话询诸侍从武官长。次日黎明，以复讯来，曰：“寡君使余，从贝勒游于波斯墩行宫。”李侍郎及荫使相贝勒往。及门，行未数武，倏见德皇牵一犬至，若相遇也者，旬福纳根汉，福纳根汉退。又行数武，入林中，胡床一，德皇与贝勒并坐其上，李侍郎、荫使左右侍。德皇曰：“贝勒之意，予知之矣。明岁使吾子为亚洲之游，乃有条目，今未可也。吾国与中国过远，今日之事，必与美共之乃无患。尤其要者在于内，未有内政不修而可言外交者也。”至奥，遂至俄，俄人亦不礼焉。俄皇拒而不见，辞言舟游芬兰海中，行无定所。固请，且私于其近臣某，始得行一觐礼。驻使萨季谦宴于其馆，俄外部大臣伊思渥尔斯克坐与李侍郎相近，问曰：“余昔使日本，游北京，使馆中遇勋贵李公者，谁与？”侍郎曰：“家伯兄不在京，仲兄已逝，惟余居京，与俄馆最相习，其余也耶。”伊思渥尔斯克曰：“今兹王来，惜时之不令，未隆礼貌，滋以为歉。”侍郎曰：“昔我先公之来也，中、俄均为与国，宾主至欢，今俄友日而疏我，理固宜然。”伊思渥尔斯克曰：“是谁之过与？我疏尔耶，抑尔疏我也？”侍郎曰：“始吾以俄为上国，私与订盟，欲以报日也。吾国土地，许其假道，筑铁路，为军用，无所吝惜。拳匪之难，订东三省之约。苟利于俄，吾无不予也。英日之人号呼于侧，吾不忌也。吾之亲尔，其谁不知。自尔以堂堂大邦，败于蕞尔小国，吾失所依而意有所移，焉能责我。”伊思渥尔斯克曰：“尚言盟约耶！尔视我如寇仇。日、俄之役，袁世凯公然为日本后援，秣马厉兵，张扬于众，为吾之敌。幸彼众仅数万耳，亦幸而知俄之不可终灭耳。假使彼拥数十万之众，且将加兵于我，吾不胜其怒而出于是，君何责焉。”侍郎曰：“以俄之大，而败于日，辱莫大焉。吾意苟可以报日者，宜无不为也；五洲各国，苟可以同仇于日者，宜无不与也。任何国焉，唯盟之寻，无与日本释怨通好之理。胡为反之，而与日本协以谋我？”伊思渥尔斯克曰：“不然，此客气也，非国计也。国家之事，利则行之，何仇怨之有。始余使东京，献联日之策，君与相弗善也。日、俄战作，余罢归，未几战败，政府念前言之验，余进为外务大臣，持前说益坚。当是时，师徒挠败，杼轴久空，生聚教训，非数十年弗克苏。内顾之不暇，焉能谋外。既不胜战，焉能不作和计。释日本之怨，与之通好，于是外平而内亦成。”余曰：“昔中、俄亲甚，英人焉，肆其流言于外。余昨入公室，见英主爱德华七世画像悬于壁上，而偶像置于案头，英、俄相好，不言而喻。英之憾俄，出于性分之所固有。近数百年，英国文辞无问出于口，著之书，登诸报，莫不蓄有仇俄之意。任何邦国族类，有一语涉于亲俄者，皆痛诋之不贷。牵率天下言论以从其后，而排斥乎异己，恨毒固结而不可解。今若此，可知人心之怨，无不可释也。”伊思渥尔斯克曰：“我师败后，吾国勋爵衔日至深，余骤主联日之说，必不入耳，其策必败。先英而后日，乃合二国之成。于时奥人取波黑二州，英、法二国争摩洛哥之利不相下，牵涉全欧，几出于战。我军新衄，何以待之？与英修好，以弭战祸而息吾民，持之数年，国势复振。人心之怨无不可释者，观于英、俄相亲益信。如中国亲俄，即今为之，未为晚也。及是时不思补救之策，恐他日之事，尚不止此耳。”伊思渥尔斯克言中，已含有库伦之事矣。贝勒归，欲自入政府，而引徐世昌为佐。以李侍郎为外务大臣，陆征祥佐之。出世续、吴郁生于外朝，简那桐为驻防将军。命曹汝霖使法，胡惟德使俄，以俄日之争满洲也；锡良稍弱，不足御侮。将设督办铁路大臣于盛京，假德、美二国之资筑葫芦岛至爱珲铁路，由张家口经库伦达恰克图，由汴洛经西安达兰州，横亘西北。起岑春煊为热河都统，起袁世凯为陕甘总督，用德将校大练陆军，以固边圉。言于摄政王。王始犹听从，世续、吴郁生皆罢值。良弼献策于贝勒，不遽入政府，以毓朗、徐世昌尝试之，锐志遂渐消灭。良弼本与李侍郎不睦，至是意见益深。贝勒幕中宾客犹且不和，安望平治天下。德太子行至新加坡，以鼠疫为辞而返，亦知其无所用矣。

涛贝勒至柏林观操，武弁刘庆恩堕马。庆恩者，湖北武备学生，福纳根汉之弟子也。福纳根汉时为接待官，欲藏其拙，为备车乘归。贝勒恶之。良弼曰：“人有豢马者，使行则行，使止则止，使速则速，使徐则徐，唯听用之，无不如志，谓之人骑马。虽有良马，任性而行，周旋不能，进退不可，谓之马驮人。庆恩非骑马，马驮庆恩耳，奚以责为。王之用人，骑马乎？抑马驮人也？”自是贝勒用人，趋于谗谄一派，而新学一流亦阴进矣。

清末王公当道者，惟庆邸用人但知财货，犹不脱本来面目，亦不至大为宗社殃咎。振贝子于唐蔚之，仅以为作官引导，学之惟肖，旋即弃去不用，犹传其父衣钵。洵、涛两贝勒、泽公，则非徒为利，而又自逞其才，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又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革命之事，仍诸王公之自革而已。

泽公用武进盛尚书，有贝之财与无贝之才实兼收而并蓄。武进谙于财政，为是时第一流人物，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钧衡重任，当之无愧。然泽公拥有汉冶萍股票，其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虽不敢遽定为贿，抑无人能断其非贿矣。

炎凉之态，世所不免，然不如陶斋之甚。李季皋侍郎常述其反复，以为笑乐。光绪三十二年，侍郎使于奥，陶斋以考察政治之命至。方议为慈圣弭谤，谈笑甚欢；忽以奥人供应不周，多方责难。侍郎曰：“公之官有大使之级，而公所奉之命则非也。”不欢而散。侍郎畏其谗，先以情上达。陶斋归，果有媒孽。那相笑曰：“休矣，已为被告而犹不知耶！”乃大沮丧不复言。次年，侍郎简苏臬，致书陶斋，时为江督，久置不答。侍郎陛辞，据实上闻，且述前隙。慈圣曰：“彼恶敢然。”次日奉旨调豫臬，旋得陶斋贺电。自是数日一讯，属托其弟端锦。端锦者，河南侯补直隶州、充陕州盐厘局总办，通省第一差也。丁嗣母忧，求许夺情。陶斋书言：频年亏累，赖弟盐局岁助八千。既知其事不行，犹请缓三月离差。卑鄙不堪言状，直至其弟去而止。是后音问又绝。宣统初元，侍郎闲居京师，辄携二妓至御河桥旅店小饮，即都人所云“六国饭店”也。时伦贝子犹未得志，辄来聚饮，兴尽即去，不相邀，亦不相送也。一日，贝子引陶斋入，略一周旋，若相识，若不相识者。次年，侍郎从涛贝勒考察军事归，一夕，贝勒由电话中言端四求见，俄顷即至。嗣后数日必一来，食云则食，坐云则坐，如晋平公之于亥唐。是岁九月，粤督袁海观制军将告归，谋缺者众。陶斋忽邀侍郎夜饮，宾主二人而已。膳毕尽出所藏四王、吴恽名迹，互相鉴赏，侍郎曰：“此诚美矣，犹不若余藏廉州册为尽美。”陶斋曰：“犹有佳者。昨观公斋，非缺烟客一家耶？”出烟客画轴，悬之于壁，相继而上，于俄顷间而太常之画满壁。陶斋曰：“公择其尤者，当举以相赠。”侍郎笑曰：“三日中，粤督必简人往。俟公失鹿之后，如有所赐，必拜登。”陶斋惭而止。三年，陶斋卒以重贿得以侍郎候补督办铁路。时侍郎长兄伯行方为邮传部侍郎，用兄弟二人名公饯之。陶斋不允亦不辞，署于简端曰：“无暇。”翌日，送振贝子至英，与过于东车站，侍郎揶揄之曰：“公平日为吾食客，不速而来者屡矣，闻余宴客而自至者亦屡矣。今以侍郎候补，固无以加于我也，胡为乎若是？”时送客者众，咸问其故，侍郎具述简端批语。陶斋笑谢曰：“是日适有伦贝子之约，然则公仍赐食否？”于时伦亦在侧，遂合为一局而饯之。

九州故壤，疑皆蛮族旧居，其强盛之故，始于异类之入主。舜东夷，文王西夷，钻研故籍，犹可得其侵陵兼并迹象。所谓揖让征诛者，特古史文饰之辞耳。胡羯、氐羌、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据有中土。南面御下。至今除蒙古尚有遗族外，其馀诸国，皆尽其所有而俱来，未几，即与之俱尽而不复见。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清自满洲崛起，君临天下，悉主悉臣，鉴于前代之事，满人不求文学，惟重骑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并其文字语言，为立国之精神，虽俄于波兰，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百计摧残而不能去者，满洲人乃自弃之。皇帝典学，尚知国语，馀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宣统三年，伊克坦入直，主重国书，未可谓为识时务者，盖已晚矣。

辽、金、元、清四代起于北荒，有语言而无文字。彼中哲人，仿梵经之法，造为字纽声母及合声之法，以成一朝文化，诚为有益无损。若本有文字而惮其难读，欲废彼取此，是犹苦衣冠之繁重而欲反于裸体，恶宫室之造作而欲复归于巢穴也。果如所言，试设身以想，则中国文字，与西南蛮族奚异。王小航自日本归，造官语字母，为欺人之计，犹可说也。劳玉初尚知礼教，乃立简字学堂，诚不知是何居心矣。玉初选资政院议员，与东西洋归国学生争论，无夫奸法律甚力。是时淫风流行，廉耻道丧，仅争末节，何济于事！孟子曰：“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ヱ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沈子培方伯以提学使调署皖藩，履任之始，正值项城退归林下，视皖抚宁州朱经田中丞蔑如也。督抚年终密考，为司道黜陟之机，光、宣末造，难稍疏忽，而大体弗改。抚藩交恶，以是方伯终不即真。未几，张文襄逝世，内援既断，益觉吾道之孤。方伯自此终年请假，不履抚署，而其他酬应如故。杨杏城侍郎出任南京博览会审查总长，路过安庆，方伯特为出城往晤，尤足以惊俗眼而启群疑。未几，卒自请解职去。二公负气，各不相下，君子之过，其是非得失，未易判也。熊成基兵变攻城，二公在围中，同心协守。及变兵败退遣散，时乞入城购物，中丞拒之，方伯曰：“儿辈敢为非耶？”中丞曰：“纵之至内，且恶作剧。”卒不许。论者谓方伯颇渐染于近代学说，临事之时，未若风尘俗吏之能断。观于辛亥长沙一役，可以鉴矣。鼎革以还，中丞复出，任为直隶都督，颇为名节之玷。然李陵曾言：“身之不死，将有为也。”陵后无所表见。中丞仕民国，为直隶督军。宣统复位，敌众匿津租界，谋为不利。中丞侦知之，遣逻卒伏其屋侧，将擒而治之，且制止不使通电，绸缪牖户，不遗馀力。适政府以张少轩兼直督，移中丞入京，为民政部尚书，夺其权，于是纵敌生患，事遂不可为。其后敌军露布，声中丞之罪，云“几为所制”，而中丞之心事见矣。方伯先入都，辄大言曰：“今后毋谈光、宣往事为也，宜取法雍、乾，严明政体。”及败南归，慰同侪曰：“何气馁之有？今科不中，下科再来。”方伯之志，始终不挠。其列科宜在言语文学之间，论事功则逊中丞甚远，不能以成败论也。昔许涵度护川督，冯蒿庵居其属下，颇受窘辱。定兴在枢府谈川事，心为不平，曰：“许涵度市井耳，梦华书生，焉能与接。”庆邸时坐室中阅文牍，若闻之，若弗闻也者，讠言曰：“市井犹能治事，书生何所用之？”后之史官，如作中丞，方伯列传，老庆之言，不可以人废也。

明太祖初从郭子兴，马皇后为子兴养女，明得天下、犹奉祀弗衰，不以为辱也。亦不闻太祖以是之故、在郭军中为人所轻也。黔宁王为明太祖养子，分封南服，与国同休，未为下也。贵阳陈制府即真为庆邸干女婿，朱纶即真为载振干儿，论其先世阀阅，互通亲好，未出情理之外，而况事涉渺茫乎。江侍御闻贵阳制府之将入枢廷，宁州中丞继直督，欲阻之而计无所施，急而出下策，举此二者以劾庆邸，迫胁政府，不得不为之中止。犯上为作乱之萌，于此可见国势之衰弱而将亡。暧昧之言竟形章奏，于此亦可见中国之污点。而类此之事，如李伯行之为倭主甥婿，康有为之进媚药，在今日闻者，当为失笑，而当日言之凿凿，虽知其谬而莫敢为之辨。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乃凶兆也。”然侍御以是左迁、告归，遂不复出，为清末侍御中第一完人，未始非福。

军机大臣无一定之缺，以四人为常，创立于雍正七年，怡亲王、张廷玉、蒋廷锡、马尔锡本只四人。近世能记忆者，法越战役之后，礼亲王、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五人为最久。十九年，许庚身卒，徐用仪以吏部侍郎学习行走，仍为五人。日、韩事起，恭亲王、户部尚书翁同、礼部尚书李鸿藻、候补侍郎刚毅、礼部左侍郎钱应溥，相继入直，同时九人之多，而旧人陆续皆出。枢府中，例有一名位居末，者钞录秘密文件，京语所云“摩棹子”者，徐、钱二公即其人也。刑部尚书廖寿恒、礼部尚书启秀，继钱后亦与斯选。太后复训政，大学士荣禄、协办王文韶、刑部尚书赵舒翘入直，仍留礼王领班。西安行在惟荣、王、赵三公随往。赵既得罪，鹿傅霖以侯补尚书入，瞿鸿机以工部尚书入，复为四人。回銮之后年馀，荣禄薨，庆亲王奉命入，时仍四人。日俄事起，王文韶出，蒙古荣庆以礼部尚书入。又次年，天津徐世昌以候补内阁学士入，长白铁良以户部侍郎人，至是凡六人。迨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军机处定为实缺，庆亲王、瞿鸿机同奉朱谕，仍为军机大臣。更以长白大学士世续及闽县林绍年由广西巡抚以侍郎用同入，至是复为四人。次年，瞿、林相继出，醇亲王入，鹿傅霖复入，张之洞、袁世凯又同入。两宫上宾，醇王摄政，袁世凯出，那桐以大学士入。宣统初元，张之洞薨，戴鸿慈以法部尚书入。二年，戴、鹿相继卒，贝勒毓朗、内阁学士吴郁生入。未几，吴出，大学士徐世昌复入，仍为四人。次年，废军机处，而国旋亡。

光绪二十七年，废大阿哥溥伤。其时，醇王已聘定故侯熙元之女，慈圣不许，特指大学士荣禄女与王为婚，册封福晋，意中已有立储之事矣。王在邸，方倚福晋以自结于上，敬而畏之。两宫龙驭上宾，王摄政，福晋势益张，颇以簋不饬闻于外。宣统三年夏，五贝勒载涛演剧于邸中以自寿，王生母太福晋并诸王公皆往。福晋方有娠，弗与焉，微服入市观剧，且饮于肆而返。或奔告王，王大怒，驰归责之。夫妻反目，太福晋亦不能制。次日，王怒不息。出，乘车击窗，窗折。至海子，乘船击几，几又折。是日，臣僚章奏，多被严斥，辄批云“著不准行”。京师传为笑柄，谓王犹是对福晋口吻也。

宣统之世，武进结于泽公，运筹帷幄之中，声势煊赫。授邮传部尚书，与闻国政，平生志得意满之秋，莫逾于此。当时路政纷歧，莫可究结，粤路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悉资浪用。川湘两省田租入股，等于加赋，集赀亿万，权操诸三数巨绅之手，颇有人言。武进于是主张铁路干归国有，枝任民为，尽塞以前弊窦。然未审历年祸患潜伏之深，彼人死命必争之处，川乱以成，鄂变随起，而事遂不可为矣。创议之时，项城时在彰德，闻之，矍然曰：“不意杏荪魄力之大若此，余久有此意，而未之能行也。”然则英雄成败，殆有幸有不幸耶。

湖广总督瑞，满人中之健者也。以苏松太道陈臬开藩，皆未赴任，而办清乡。袁海观制军督粤，入觐见项城。项城曰：“萃如胡久不履新？”制军曰：“殆不欲再坐官厅、上手版矣。”项城曰：“胡能尽如彼意？”制军曰：“彼心目中，未必有政府在也。”项城颇妒。及晋抚恩寿罢，内意已定瑞，枢臣荐宝，慈圣不悦，曰：“予用一人，尔何勒焉？”项城颇言：“山西方有事，抚臣为一省首领，远调需时，谁负其责？宝升任，驾轻就熟，较易为理。上意重用瑞，何处不可者，奚拘于一地？”因之瑞沉滞年馀始简苏抚。时陆文节钟琦为布政使，瑞谓之“造粪机器”，传为笑柄。移督湖广，自司道以下，尽以其所爱，易其所不爱。湘抚忤其意，密举余寿平中丞代之。是年，蜀中民变，中丞未奉其命，遽以师往援，瑞叹曰：“厮养之卒，使持手版迎客，则举措皆失其度，今而知司使之贤者，固未可专方面也。”骄妄类如此。及武昌乱作，瑞仓皇出走，登楚豫师船，匿于江中。城内军士尚未尽叛，与变兵相持一日夜，闻总督遁，乃降。大军北下，互战方酣，瑞登轮遁至九江，于是全国瓦解。

辛亥八月庚子朔，越十八日丁巳，武汉之乱作，翌日闻于朝。己未，政府及各部大臣入见，环求起用袁世凯，王不许。庚申，辛酉宫门抄，言官有三数封奏，留中不发，意亦为是请也。壬戌，忌辰也，镇国公载泽与庆邸过于寿皇殿之院下。泽曰：“侄意，须项城一出。”庆曰：“屡言之而王不听，奈何？”泽曰：“侄请独对。”力争之。出曰：“王许我矣，命勿告政府。殆欲出自己意，以示惠也。”未几，王果召庆入，下诏起用袁世凯。庆出，复召泽入。庆辈不知所以，坐于直庐以待。泽出，宣王之后命，曰：“使朝臣中与项城习者赍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遂令阮忠枢往彰德。及归，要约多端，王悉曲从。朝廷之情见势绌，于是毕现。

泽公先与项城不谐，自盐政改革，长芦盐运使张馨庵都转时有献替，大得其宠，积渐疏通意见，其间已早融洽。乱作，都转往来于京、津之间，泽公因有起用项城之议，其事虽不可知，其迹已略可寻矣。武进为泽公谋主，当此之时，若似乎不闻不见，然于起用项城之事，亦大有力焉。鼎革后，武进致书孙慕韩中丞，使密陈当日之事，为示好之意。项城曰：“彼与我角力有年矣，今尚有目，作此言耶！”中丞失色而退。盖武进初意，欲乱事即平，汉冶萍不至受损，不知并宗社而亡之也。洎乎国破家亡，求保区区资财，为卷土重来之计，仍遭呵辱，是岂彼所能料及哉！

张文襄有旧将二人，一曰张彪，一曰吴元凯。相传，文襄有使女嫁为彪妻，称丫姑爷。闺闼之事，人莫能详。世俗犭薄，既隐善而扬恶，抑作伪以为真，不足论也。元凯为先文庄旧部，吴武壮荐之往，练兵用湘淮纪律。彪迎上意，仿西法。故“凯字营”日削，而新军日盛。光绪末造，湖北新旧两军竞争颇烈。旧军抑制已久，有爆发之势，元凯力遏，始已。卒以时尚所趋，旧军裁撤罄尽，悉归新制。北洋拓张六师，威权甚震，湖北一镇一协，兵数虽逊而精过之。秋操之典再举，评者曰：“北军由淮军变化而成，皆百练之卒，以勇气胜。鄂军自乡校选出，具普通知识，见长官训令，能自录出，以学问胜。然下级军校少年盛气，识力未足，易受益惑，隐患伏焉。”辛亥，武昌祸发，叛军拥彪为主。彪曰：“杀我者，宁就戮，不然释我。”叛军以礼送彪过江，觅得黎元洪而立之。彪至汉口，集残卒，会防营，招水师上岸，帅师不足三千人，扼大智门外京汉车站而守。叛军由汉阳夺取汉口，连得三镇，器精众整，兵数一倍，勇气十倍，直前搏斗。彪耻失武昌，战颇力，相持稍久。援师不至，遂败，朝廷亦不复用。先是，蜀中有事，命端方为督办，率鄂军一混成旅，入川平乱。中途闻鄂事，兵变，端方被害，馀众乃返。文襄练兵廿载，至是成为戎首。

方事之殷也，为新内阁谋者曰：“西人心目中，凡国家之兴，皆起于乱党，成事即为国家。故乱势一成，彼视与国家相等。洪杨之役，金陵未复之先，彼称述忠、侍二王，俨然敌国。不宁唯是，南北美之战，胜负未决之时，在彼族亦无别也。今武汉乱作，遍地伏莽，难保无蔓延之势。年少学生潜伏其中，咸习于西人俗，尚或投其所好，用新建邦之名，布告各国，令守中立，约定从前所订条约继续有效，将何求而不得。吾于起事之始，先请于列强，将庚子赔款迟期一年而加息焉。币制借款早经借定，先假五百万以应用，措词颇易，计息岁不足百万，为财政计，亦未为失也。且挟西人之资二千馀万，入我此次战费之中，而彼初未之觉。俟乱党布告各国，不认八月十九以后吾国之约，则此约明明在后，功效乃大著。战而捷，必加息以偿。战而不捷，匪惟无利，即母金亦有碍焉。西人惧于我之败，能不助我乎？纵不我助，必不至为患，所以树我之党而破敌之计也。”阁议以闻于庆邸而从之。使胡馨吾往，教之言曰：“吾国赔款，仰给于关税，汉口一关，其尤著焉者也。不幸有乱，不能如期而至，请迟以期年。币制借款现在银行，尚未动用，请移缓济急。何如？”皆对曰：“诺。惟吾无所据以报吾国，乞以红封来。”“红封”者，外部与使署通信之名也。既而，英、美复讯先至，允缓收庚款，而以币款委诸承借银行云，阁臣皆喜，谓庚款者，彼官款也。币款者，彼商款也，官款列于预算，彼犹以为可，则商款之债票届时付息，不致失信，宜无不可矣。英美皆有势，既已应诺，其他宜无不诺矣。泽公不许，曰：“不可以失信于外人，且吾国之力可任也。”乃复使胡馨吾至各馆索红封。未几，乱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事成之后，以前之约，待之如初，惟八月十九日以后之约概不承认，云：“各国使臣咸谓举动依乎礼法，而外交目光为之转移于不觉焉。”

滦州事起，军谘大臣载涛，中夜召李季皋侍郎至其宅，示以张绍曾电奏，曰：“事急矣，子曷为我至彰德见项城，使召绍曾而杀之。”对曰：“绍曾方握众为乱焉，必其奉世凯之命而即往。今日世变非常，人怀叵测，朝命之不能行于世凯，犹世凯之命不能行于绍曾也。乞以符予我，明日驰至天津，使张怀芝往，代将其众。王请于上，以诏谕绍曾，且召之入朝议事，候其至而斩之。”涛曰：“滦事方有变，易将可乎？”对曰：“往日一纸之书，虽据数千里之地，拥数十万之众，孰不俯首帖服！滦军之变，倡之者，料不过十数人耳。首鼠者必据其半，矧其士卒，尚有强半不知者耶！见新师之至，趋迎不暇，何敢相拒。因而诛其反侧，安其馀众，少时即定。 怀芝宿将，足以办此。”涛曰：“彼石不令怀芝行，奈何？”对曰：“此其所以必有天津之行也，将告以大局，权其轻重缓急。怀芝此行，仅以安众耳；众心安，则他将至而怀芝返矣。仅此旬日之间，奚为不可？”涛曰：“假而绍曾不受代，则如之何？”对曰：“滦军一镇，半在永平，即如绍曾之说，万众一心，亦仅五千而已。绍曾果以众叛，入犯京师，必触外人之忌。吾据庚子之约，令铁路勿载其兵。彼虽疾行，七日之内不能至。吾众能战者禁卫军万人、毅军万人，京旗第一镇亦万人。以六敌一、以逸待劳，以顺讨逆，何忧不克！”涛曰：“诱绍曾而杀之，可乎？”对曰：“以计诱敌，胡为不可？苟不欲刑之于市，要于丰台而杀之一也。”涛曰：“虽然，不可以专。”乃相与至东海宅，告之东海，口亦称美，而唯唯否否，气不复振。于是决意取朝旨以行，次日，遂有宣布信誓十九条之谕。闻项城在彰德，奉命为钦差大臣，犹迁延不行，于移师征饷之权，要索未已也。及见十九条之谕，曰：“彼自弃之，于人乎何尤。”遂驰至军。

八旗劲旅，为朝廷宣力者二百余年，光绪以后，气数已尽，虽欲振作，其何能兴。发、捻之役，有塔忠勇、多忠勇最有名于一时，等而下之，胜克斋亦颇能战。皆旗人为将，然所将非尽旗营也。醇王抽练旗营，一日而黜三都统：乌拉喜崇阿、明魁、特而庆阿，可谓严矣，而不闻成军。荣文忠武卫五军，惟中军为旗籍。庚子之役，匪惟不战，抑且四出劫夺，西兵入城，全师皆溃。涛贝勒统禁卫军，平时养之如骄子、恃之若长城，及摄政王退归藩邸，贝勒请罢军统职。掾属皆劝其保有区区兵权，以为牵制之计，贝勒不允。问其故，不答。固问，则曰：“吾妇泣于余前，不欲与于兵事。”魏桓范曰：“汝兄弟，独犭卖耳。”古今一辙。

唐才常之役，实挟士官学生吴禄贞辈以俱来。康、梁以改革政治宣于众，诳之回国，见张文襄，说使从己，不然则以兵谏，众说而从行。及至武昌，乃知捐躯以当锋镝，本已不欲，故事一泄而全遁。禄贞谓人曰：“吾奔至皖和悦州，过江之大通，始得附轮而下。见侦探二人随己，有追捕之状，当时即欲投江泅水逸。在刻不容缓之际，汽笛一声，微闻二人私语曰：‘殆不在斯，下舟去。至沪，亦既上日本邮船矣，与友偕至浴堂。一人似侦探，随而同浴，先罢，故触其衣落地，内中信件纷出，唐才常函在焉。友急掇起，嗔曰：‘银票何得疏忽。’此人既行，余微叹谓友曰：‘险哉！’出门，车俟于门，倏见此人攀辕询来历，急驰而免。”是时，吾国何得有许多侦探，莫非禄贞惊疑所致，然可见其狼狈情状。禄贞至日本，文襄不欲丑播之外，学费续寄不绝。未几，距毕业期近，学生监督日本人福岛书询文襄曰：“禄贞练习成材，弃之可惜。公如不用，吾将留归日本籍。如用之，不得借故杀害。”文襄许诺，福岛亲送禄贞至鄂。文襄以签押房后一室，居之累月，察其无异志，乃遣至军。洎北洋六镇成立，设练兵处，庆邸与项城领之。铁良主政，忌项城权重，欲兼用鄂中将士，以持其平。良弼荐禄贞，请以国家作保，庆邸从之。禄贞因而骤贵，官至统制，仍不改其初态。武汉变作，跃跃欲动，为人所刺死。新军中咸疑项城为之，理或然与。

打箭炉，本四川总督辖境，高宗以隶西藏。时藏为我属，驻藏大臣威势之下，犹之乎由此省而改归彼省，无所谓予夺也。本朝盛世，藏中僧侣官职，黜陟之柄，操之在我。历任驻使卖官鬻爵，渐失天家体制。琦善纳贿，并其制度而悉更之，自是太阿倒持，驻藏大臣备位而已。光绪初，松氵桂任满回京，见恭邸。笑问曰：“藏丫头风味何如？”对曰：“别有风味。”时岐子惠将军在坐，闻之，传为笑柄。于此可见，当时西域都护公然渔色，不以为讳。先文庄督川之日，值瞻对为乱，事平，仍以归藏，不知者以为姑息。文庄曰：“今欲安边御侮，在于规复旧制。何须收回区区之地，而失全藏之心，是舍藏取瞻也。”边吏颇欲以此邀功，言改土归流之利者甚众，终不听。及定兴继位，用张济策，一试而败，藏人羁縻未叛者又数载。赵次山、季和两制军昆仲相继督川，始行开疆拓土政策，实逼达赖喇嘛出走。遂尽取巴塘、里塘各土司之地，分设州县，立西康行省，中国于是乎失西藏。未几，川乱，季和制军殉难，藏人乘间内侵，边境因而多故矣。制军之父文颖，知阳谷县事，遭粤匪之乱，被七创死。两世忠节，人多称之。制军丧归，哀挽甚众，中有一联云：“继阳谷公，慷慨捐躯，取义成仁，世犹有乱臣贼子。”意讥其兄次山制军嵩山四友也。

苏抚程雪楼中丞，初以直隶州需次安徽，未甚得意，闻有署吾邑庐江县之说，已而不果。中丞故与旗籍人有旧，因之吉林，大为将军长顺所赏识，疏举其材于朝。是时，日俄战正酣，中丞与将军达桂周旋两大之间，颇负时望。长顺卒，达桂继为吉林将军，中丞氵存升道员，署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改官制，自将军以下皆免官。中丞内有系援，外隆令誉。值新设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因杨翠喜案罢归，得留署其缺。旋授奉天巡抚，调江苏巡抚。由边省而移腹地，身名俱泰，东三省改官制之后所仅见者也。贻霭人将军，吉林人，始与中丞为挚友。京朝之事颇恃为重，久而益得。两家子弟男妇，相好无尤。朋友义重，亲如家庭骨肉，本为八旗旧家之风。及将军以贪墨参案败，中丞之子与贻谷之子，俱随使节在俄京圣彼得堡，中丞子妇忽手刃将军之子，两人之谊遽绝。辛亥春，中丞以未曾到省之候补道员应德闳署理江苏布政使，为言路所讦，奉严旨申斥。疑将军之党为害，内不自安，颇有去位之意。乱作，推江苏都督。项城建民国，授南京留守，未几，退隐。诸公子常往来吉林，与其他旗籍故人缟联欢如故，益见北人之交坚若金铁，至国变而不渝也。

冯星严中丞，以光绪癸未成进士，入翰林，二十年始外放道府，迁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不三年，氵存升江西巡抚，项城之力也。武昌变作，南昌新军，学识远出鄂省之下，而嚣张过之，闻乱即起，拥中丞为都督。中丞托词让贤，适中马毓宝意，得辞职归里。已登舟矣，毓宝送至江岸，拱手话别。中丞谢曰：“后会有期。”毓宝误会以为江湖隐语，谓他日报复，如孟明之“三年拜赐”也。忽忆中丞与项城，儿女姻亲而兼乡谊，当日南方乌合不敌北兵节制之师，畏之如虎。惟恐中丞纵去，能为后患，复挟之反，令作书致项城，招使来降。中丞不允，则软禁之于一室，不令亲友省视。中丞知不免，自承素有嗜好，日吸鸦片数次，毓宝许之，而微疑其有他，命监者给之，而但如其量止，毋得多予。居数日，中丞绐监者曰：“汝日出购区区之物，不以为烦乎？吾与汝金，为我买供三日之用。”监者喜得沾润，为致如数，中丞乘间服之而死。中丞在任，江杏生侍御曾劾其溺职，亦以项城之故而波及，嗣竟以死，可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矣。

逊位之先，项城授内阁总理大臣。杨杏城侍郎授邮传部大臣。侍郎从唐少川尚书南下，与国民党议和，梁燕孙京卿派署邮传部大臣，署中相见，谈及铁路交通之便，京卿问侍郎曰：“子知铁路兼水陆交通之利乎？”曰：“未也。”京卿曰：“项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是虽往，而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犹之未往也。至公之属下，自幕府以至驺从，皆取给于各路，朝夕相从，则在野与在朝何异焉？’”项城于侍郎为旧交，其于京卿之新交，则甫见于此。

项城于杨氏昆仲皆善，及戊申放归，往津被拒，自是与杨氏不惬。制军身故，以津浦几兴大狱，幸邀宽典而夺宫衔，则张馨庵都转受命项城为之也。侍郎如在暗室，不知天日，辄为呼冤，可谓昧于事情矣。中兴以后，各省疆臣率效仿曾文正规模，不使其属下接近子弟，故后门生部曲，多念旧恩而无从生恶感。项城为督抚资浅，不知先辈典型，长嗣芸台左参，于乃翁故吏，无论文武两途，少所满意。文员中惟赵秉钧、沈云霈，武将中惟王士珍、雷震春差为许可，馀子碌碌，不足数也。于杨氏昆仲，尤多贬辞。项城在枢府时，左参屡谓人曰：“如有语于家翁者，告雨人，勿告杏城。”鼎革后，将召侍郎入为秘书总长。左参在德，电致其父，力言不可，首云“勿须秘书译”，而电稿仍入案册，梁燕孙播而扬之。侍郎不安，坚辞不就。其后项城亦知内部不协，洪宪改元，仿前朝之制，储君之名，密藏于箧，闻为第五公子云。

张少轩军门，少从许仙屏中丞为末弁，性放旷，不受羁勒。好博，屡丧赀而蚀公款。中丞将惩处之，夫人称其能，纵之去。至广西，投苏军；走奉天，隶毅军，殊碌碌无所短长。既而，随项城练兵小站，充管带。项城开府直隶，所部益张，军门得统带巡防营，驻直豫交界。銮舆东返，扈从至京，留充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南提督，移甘肃，皆不履。一时恩眷，无与伦比。始而宫门内外，既而圣驾左右，莫非张部。会项城入都觐见，蒙恩赏戏，见张部兵甲鲜明，盈阶上下，骇然曰：“如其有变，将若之何？”与枢府谋，徙之外镇。值日俄战后，东省遍地皆匪，乃调充奉天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虽尊荣备至，不免有名无实矣。

东三省为胡匪出入之区，军门至任，迄无以遏横行之势。京朝官多疑其通匪，然事无确证，莫以谳其罪也。历任将军，总督，咸优容之。暨锡青弼制军开府辽东，素耳其名，欲视其人，以察其藏否。值军门在京，调知来意不善，日游于外以避之，使不获晤。制军不得已，一日凌晨，突往见之。出谓人曰：“吾入少轩庭，陈设古玩，皆装潢置箧中，如入古肆。叹曰：‘美哉室也。’少轩曰：‘两宫所赉也。’吾曰：‘然则赐第也欤哉？’少轩曰：‘臣受钦赏，年来积至数百，且盈千件。上知臣贫，辄予白银，曾一次多至万五千，合计数几六万。尽兹屋中所有，不过如是而已。非皇恩之厚，安得享此以终耶！’余闻斯言，遂无奈何也。”及履任，总督、提督，按诸大清典籍，品级相等。军门于前任东海制军，甘居属下，至是则分庭抗礼。问之，则曰：“菊帅，吾旧长官也，而何比。”于是卒不相下。虽名挂弹章，终不为屈。

军门性好挥霍，平时黄金散尽，曾不少惜。及至窘时，颇受经济束缚之苦。宿卫数载，每至年终，辄向项城求乞。一岁，项城拒不见。既而，以银帖二千予杨杏城侍郎，曰：“子归，少轩必俟乎尔，幸举此畀之，勿溷乃公为也。”项城恶军门，然畏其声气通于宫禁，故宽假之，已而果然。小德张未得意时，军门知其有宠于皇后，辄先纳交甚笃，且与联宗。张母有私蓄，军门常贷以济急，通家之好不啻焉。隆裕尊为皇太后，小德张为总管，声势煊赫，军门因缘而为显要。洵、涛初起，犹介以自结于太后，下此者勿论已。军门既侪于朝贵之列，求遂所欲。值姜翰卿统制有瘠首疾，偶行数武、常晕眩不已，必席地坐片刻乃复。每入内庭，途中辄三四息，大有衰态。军门乘机欲夺毅军而代之将，枢臣、陆部无可无不可。既有成议，统制知之，往见庆邸求退，遣散其众，曰：“此军自宋、马以来至于今，事三主矣。其父兄断ㄕ决腹于疆场之上，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忍激之为变而尽芟夷之乎。”且泣。时当道诸公相忍为国，惧不敢发。军门曾在毅军，军中亦有为之助者，怂恿其前进，毋为气馁，以此相持不决者累月。适程从周军门逝世，乃以程平斋继任长江水师提督，使军门统江防军，驻浦口。军门虽不悦于出京，然赋闲已久，骤得此事，欣然就任而去。异日革命军起，朝旨北洋陆军尽隶项城麾下，时北军之能为异同者惟毅军。项城入觐，及返私舍，宾客盈门，皆辞焉，只见姜统制一人而与之谋。假使斯时毅军统领为少轩军门，则前敌诸将领虽合词吁请共和，犹有后路可退，有清皇室不至处于绝路也。武昌之乱作，蔓延至江南，所在新军响应，防之更甚于寇。倚以备缓急者，惟江防军是赖。军门简江南提督，帅师驻宁，更遣二营至皖，以壮气势。卒只五千，又分一千以去，兵力单弱之甚。江南第九镇变，江防军击走之。未几，苏、浙、沪、镇、淮、浦敌众大至，军门坚守不出。上海教会遣使说之罢兵，军门曰：“我江南提军，非尽复吾土不止。”初，江防军全部南渡，军门誓死矢忠报国。部将张文生谏曰：“无益也。苟死而仍无济，曷若姑留吾身，以有待焉。愿守浦口为归路。”军门许之。事亟，文生具舟，济师北遁，全军而返。自是军门于文生言听计从，与白宝山并倚如左右手。

癸丑南北争战，军门奉项城命，与冯国璋分途南下，夹攻金陵。国璋由津浦铁路，军门由运河，势如破竹，先入城，欲得其地。项城不予，以国璋为南京都督，改江防军曰“定武军”，移驻徐州。初，毅军制度，名位高下与兵权多寡各不相涉，惟视乎帅意而已，喜而与之，兵数立增；恶而夺之兵数立减。马忠武曰：“吾尝拂宋忠勤意，不数日间，以吾部悉分隶他将，所馀百人耳。”毅军成于豫中防捻之日，当时染霆军之习，容纳游勇，有额则补为正军，平时仅给食而已。临战趋以应敌，胜则锐师继之，不胜则整师以乘敌懈，霆军常资以集事。军门在徐，沿袭旧法，整军经武，众至五万，虎踞津浦中心，为海内重望。各省使者集麾下，事无巨细咸就取决，名为徐州会议。项城去位，黄陂继之，北洋诸将帅不满于其所为，咸有别图。于是，思旧之人，心为之一动，群趋于军门，为恢复计。适黄陂免倪嗣冲职，以军门兼代，众怒愈张，而于我益利。军门乘机善导，倡言复辟各省之使者，咸电询于其府主，欣然从命，成立密约。会黄陂招军门至都，调停各省纷局。文生、宝山惧于禄位之危，悉持勿去。幕中文士眷怀故主，视事过轻，几如反手之易。军门未有设备，携卫军千人，乘津浦车北上。及津，淮南盐运使刘某，军门之心腹而所识拔以至今职者也，力阻挠之。且为之谋曰：“不如任择一人为阁老，姑留今政府为吾用。”从之。既而授官施令，悉乖所欲，军门毅然奋起，扶幼帝复位。以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宰相而领节度使，周、召方伯之任也。军门平时誓词，复江南提督原任，言行殊不相符，各省使者签名于密约者无不食言而肥，兵事乃作，军门以卫军一营支持数日而败。军门遁入荷兰使馆，乘隙至津，于是乎终身焉。

民国初年，军门统军之众，各省无出其右。身没之后，遗产无多，虽因经商不善之故，多所亏蚀，然为数较少，比之同时之领军者，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真不可相提并论矣。忠于故主，视富贵如敝屣，至死不渝初志。后之作者，亦将有感于斯人。

军门初至金陵，游秦淮河，眷扬妓小毛子，纳之为妾。距革命未久，小毛子以目盲，失宠遣去。扬州妓女多住乡间，乱中投奔亲族，道出淮上，扼于兵，从者呼曰：“张军门之夫人也。”时军门守金陵不下，适为众矢之的。淮上军得此奇货，欲挟以为质，迫军门献城出降。上海报馆，更造出一种谣言，谓军门本无斗志，以失小毛子，老羞成怒，忿而出于一战，无识之徒轰然和之，众口一辞，遂有以吴三桂之圆圆为比例。言清得天下失天下，恰有一被掠妇人，为之渲染生色。嗣知为弃妾，谣风乃息。

复辟之役，康有为简弼德院长。当时创举，用人不拘资格，于有为旧职，未之计及也。有为奉诏谢恩，以一品服色往，见者知其未脱草野之气，莫不匿笑。当道不得已，赐以头品秩，有为奔走经年，他无所得，仅顶带荣身而已。时敌军露布曰：“将帅则乌云瘴气、几榻烟霞；谋臣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出于梁启超手，不为有为稍留余地，无论知与不知皆哂焉。有为仕清，终未改节。暮年耽于古刻，游陕西，至某大庙，买得宋刊经典以归。运经汴洛道中，为土人所觉，诋为攘夺而追取之，其中什一已携至沪。有为故后，有好事者影印陕中宋藏，其所缺者，犹假诸有为之家，始成完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