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屋续渖

石屋续渖　　民国　马叙伦

　　◎胡雪岩之好色
　　◎清帝恶洋鬼子
　　◎张之洞
　　◎大成教魁
　　◎圃耘先生之盛德
　　◎清帝恶疾
　　◎父子平等称呼
　　◎张宗昌
　　◎汤尔和晚节不终
　　◎中美同俗
　　◎北平粪道水道之专利
　　◎蒋百里之自杀与被幽
　　◎俳优　戏剧　歌舞
　　◎车夫之言
　　◎国号不宜省称
　　◎孙传芳
　　◎章太炎书札中称谓
　　◎纪年不宜用干支
　　◎西方接引佛
　　◎抱告
　　◎古代契牒文字
　　◎“底子是好的”
　　◎官场陋习
　　◎芸阁论清代书人风气
　　◎清宣宗嗜鸦片烟
　　◎文廷式论董书
　　◎董皇后
　　◎杭州闺秀诗
　　◎八股文程式
　　◎崆峒教　在理教
　　◎张勋复辟
　　◎福康安果谁子
　　◎男角女羁
　　◎孙渠田先生逸事
　　◎周赤忱谈辛亥浙江光复
　　◎钱江风月
　　◎汪康年
　　◎汪精卫《与张静江书》
　　◎习惯失辞
　　◎马将牌
　　◎须之故事
　　◎陶公匮陶成章之死
　　◎夏震武
　　◎蔡元培逸事
　　◎黑车子
　　◎三菱公司
　　◎王福广沈尹默书优劣
　　◎章一山
　　◎讽刺联词
　　◎潘复杀邵飘萍林白水
　　◎袁巽初词
　　◎谶语
　　◎讣闻方式
　　◎《西江月》词
　　◎戒王超凡
　　◎哀启格式
　　◎干支由来
　　◎家庭中称大人
　　◎与许缄夫论佛
　　◎王小宋之佛学救世论
　　◎云林寺僧　天竺寺僧
　　◎陈介石师之史论
　　◎东岳庙
　　◎科学家信佛者
　　◎鸢飞鱼跃
　　◎学步效颦之丑态
　　◎葬地生熟
　　◎何子贞嫉吴攘之
　　◎赵撝叔
　　◎熊秉三
　　◎清代试士琐记
　　◎周之德
　　◎李钟岳
　　◎童疯子
　　◎“你也配”
　　◎宋恕
　　◎与许缄夫谈梁山舟逸事
　　◎发币于公卿
　　◎高吹万扶乩
　　◎王湘绮不知书法
　　◎胡林翼左宗棠
　　◎少年行动
　　◎习跪
　　◎红学
　　◎钱塘汪氏《西征随笔》独翁
　　◎谭廷献　戴望　潘鸿
　　◎幸草道人
　　◎徐鸿宝说
　　◎《落花春雨巢日记》
　　◎画可复定乎
　　◎吴待秋画
　　◎骂人为畜生
　　◎日本之畸人
　　◎为政当从根本上办　

　　◎胡雪岩之好色
　　胡雪岩既致富，蓄妾三十人，衣以锦绣，而色皆殊。常分两队，与其妇各率其一，仿象棋指挥作战以为乐。雪岩设庆馀堂药店于大井巷，修制鹿茸、龟胶及诸滋补之品，日食皆珍物也，以是体充健，白日行房事焉。雪岩之致富也，以太平天国得势江南，王有龄、左宗棠先後抚浙，皆依其办军需，其所置银号曰阜康者，驰名国中。阜康一纸书，可以立措巨款金资也。以是雪岩亦不宁厥居，而所至有外室。有某告余曰：雪岩一日渡钱塘江至萧山，于桥中见一女，有色，即为其所从客称之，客其银号伙也。雪岩归过其地，则已于女家为其置行馆，女出拜称主人矣，雪岩大喜，盖伙知其意，为货女母成之，雪岩数宿而归，留银五百两。後月复资之，每过江安焉。　

　　
　
　　◎清帝恶洋鬼子
　　吾乡孙子授太世丈诒经，清同、光间，仕至侍郎。尝充毓庆宫教读，谓同僚中有佩计时器者，一日为穆宗所见，询为何物，丈具以对，穆宗遽取而毁之，作色曰：“没有这东西，便不知时候？”又时为欧洲人小偶像，成辈列之，以刀以次斫去其首，曰：“杀尽洋鬼子。”按：清室祖宗颇崇欧洲技巧，故宫尚存奇异巨钟，皆乾隆以前欧洲各国所进也。穆宗不应未见，盖以文宗为英法联军所迫，出狩而死于热河，以此致恨耳。后一事据吴永《庚子记变》（书名或误，记不真矣）谓是德宗事，然余闻之余母，余母则述先世所闻也。　

　　◎张之洞
　　清代官场礼仪，皆有定制，著于《会典》。司道谒督抚，督抚不迎，而司道退，必送之仪门。盖故事于二堂治事，距仪门数十步耳。后多别设签押房治事，而延客或在花厅，则距仪门远矣（仪门在大堂暖阁后），以是督抚送客仅及厅门而止。张香涛太年丈之洞，南皮大家也。兄之万状元及第，官至尚书；涛丈亦一甲第三人，一门鼎贵。及总督湖广，垂二十年，恃资望骄蹇，惟礼名士，视僚属蔑如也。布政使某者（忘其姓名）负时誉，涛丈亦不加礼，某不平。一日，白事已，告退，涛丈才送之厅门，盖习以为常矣。某忽曰：“请大帅多行几步，本司尚欲有白。”涛丈不意有他也，从之，而某殊无所白。行及仪门矣，涛丈乃曰：“贵司果有何话？”某乃反身长揖，曰：“实无话，仪制督抚送司道当至此耳，大帅请便。”涛丈为之气结，然不能斥也。
　　涛丈起卧不定，或数夕不寐，或一睡数日。其睡不择时地，往往即于座上合目，侍人急以身支之，更番至其觉而罢。一日有急事当入奏，其性本急，立命起草，亲有更定，即饬缮发。故事：发摺（奏书通称奏摺）当备香案，行大礼，鸣炮以送，吏役悉以具矣，而丈已合目，如是伺之者三日始觉，则咎侍者，然已无及矣。　

　　◎大成教魁
　　沈瓞民来，谈及大成教，瓞民曰：“王锡朋与先君共事张勤果曜山东巡抚幕（按：曜，钱塘人，孙慕韩丈宝琦之妇翁也），其私行极好，官知县亦极清廉。然其学则糅合三教，而实则归于道，道又为汉魏以来之道教而非黄老也。门下无所不有，达官贵人至于贩夫、走卒、男女老幼无不收录。清末，大僚如毛庆蕃（按：曾官上海道护理陕西总督，又清学部尚书荣庆亦其门人），近时则倪嗣冲、王占元皆出其门。受业者先以占卜，卜皆应其人，是以共神之。既执贽则授以真言，甚秘。其弟子事之如严父，偶违师旨，则长跪谢罪。一日，庆蕃侍其游杭州之西湖，偶失旨，即然。从者如云，不敢避也。其教统则自伏羲炎黄以后，虽文王孔子不得与，直至周敦颐。得濂溪之传者即周太谷也。太谷尝在庐山设教，有人容貌衣履甚怪，来从受道，既而其人骤然不见，索之池畔，得贽帖，乃曰：‘此龙王来受教也。’人共灵之，从之者遂众。锡朋实得其传焉，锡朋说《论语》‘学而’一章，谓隐藏‘麟、凤、龟、龙’四字，其怪诞皆类此。居苏州，里中人莫非其徒。锡朋知余亦家苏州，欲来会，余以父执也，先之；既而来报，弟子塞途，皆从于舆后。”瓞民又曰：“《老残游记》中之三教大会，即写此事，盖铁云亦此中人矣。”余按：《老残游记》中之山东巡抚，即张曜也。　

　　◎圃耘先生之盛德
　　余家故业农，至曾祖父圃耘先生，始自绍兴县东胜武乡怀钱二百文渡钱塘江抵杭州，时年十二，孑身无所依，遂投一制履师为弟子。及壮，自设小店于横河桥（今名东街）。先生性严质，所制履工料皆不苟，其底使坚硬如板，以故步云斋之鞋，名于省会，而得积资焉。然先生不自吝，人有称贷，必满其意。每当岁除，即以小红纸封银五分乃至数钱，于昏夜出巡僻陋，密听贫困有嗟穷者，即乘隙投封而归，岁有所费，不恤也。久之，人知为先生所济，来谢，先生亦不受。及余祖父举进士，官京曹，始以店授弟子陈元泰，而就祖父之养。先生不习宦礼，苦之，祖父之同年友来谒者，修后生礼呼年伯，先生长揖之曰“太年伯”，遂深居不易见客。　

　　◎清帝恶疾
　　清帝死于痘者二：世祖及穆宗也。然穆宗实以梅毒致崩，饰为出痘耳。　

　　◎父子平等称呼
　　建国前，自由平等之说，与西贾之舶俱至，少年闻之，竞相传话而主张焉。吾杭夏穗卿丈曾佑，以光绪十六年春试为进士魁，入翰林，其于书无不读，重译之籍亦容心者。其子元瑮自杭州求是书院转入南洋公学，复游学于德国，归为北京大学教授，以善相对论名。其在公学也，作书与穗丈，径称穗卿仁兄大人，穗丈得之莞尔，即覆书元瑮，称浮筠仁兄大人，浮筠，元瑮字也，穗丈不讳，笑语友好，皆服其豁达。同时，陈仲甫与其父书，亦然。仲甫，独秀故字也。其父以道员候补于浙江，不修边幅，仲甫习其风，风流自任。某年，邵裴子寓上海一逆庐，闻邻舍嬉笑声甚大，自窗窥之，则仲甫拥其妻妹，手触其胁窝以为乐也。　

　　◎张宗昌
　　张宗昌，少失父，母再嫁，以多力为小胡子。既洗手，犹为海参崴无赖魁：包娼、包烟、包赌，入戏园占位独优。妓女至海参崴者，必先奉于宗昌。辛亥革命，陈英士任沪军都督，宗昌缘李征五入英士部下为团长。二次革命，英士失败，宗昌亦北还，复度其流浪生涯，时已窘困，得俄人周济之。后辗转归张作霖，以此起家，踞山东最久。宗昌虽当方面，无赖之习如故，见好色，必致之，妾至数十人。及败，居北平，就其宅延少年教其妾读，宗昌时时就听之，其妾故多不识字者，亦不习教规，莺嬉燕逐而已。
　　宗昌既富贵，物色嫁母，得之，事之致孝，母所嫁侯姓者迎与俱来，馆之客舍。及除夕，作家人宴叙，而其母独不乐，宗昌觉之，遽呼：“请侯先生来。”侯至，与坐，其母乃进觞。汤尔和云。　

　　◎汤尔和晚节不终
　　汤尔和初名调鼎，姓名与明末一民族烈士同（见《汪有典外史》），后以字行，故为武进沙氏子，承其姑夫为嗣，姑夫钱塘人，尔和遂籍钱塘。其少长在江北，习武艺，能剑击，又能医，复善管乐，弱冠已为童子师。诗学选体，古文词慕马班。年二十七，省墓杭州，其表弟魏易（与林琴南译小说有名）时教英国文于养正书塾，塾为浙始创新教育机关之一也。魏易劝之入塾，学即为诸生冠，尤为总教习陈黻宸所激赏，尔和亦接受其革命思想焉。未毕业，游日本，就学于成城学校。清光绪末，俄来侵奉天，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推尔和及钮永建先生归国，谒北洋大臣袁世凯请缨。时世凯于督抚中负盛名，魏易之叔父方从事世凯幕府，欲因以说世凯。然清廷视留学生，固皆革命党也，已有令督抚防之，魏易之叔父亟挥之去，遂南归，为教员于浙江高等学堂。各省初设督练公所，温州人陈蔚亦出陈先生门，总办江苏督练公所，招尔和任科长，科长秩比知府，尔和不乐久其职，复游日本，习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毕业，还浙，就浙江高等学堂教务长。辛亥秋，浙江光复，都督汤寿潜使代表至湖北，谒鄂军都督黎元洪。时孙中山先生自英归国，各省军政府代表因商组织中央政府，遂会议于江宁，选孙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元洪副之，尔和实为议长，致证书焉。归浙，任政治部民政司签事，范源廉长教育部，召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五?四”运动时，余任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而尔和在国立八校校长中实执牛耳，得相配合，以与政府周旋。十一年，佐王宠惠为教育次长，宠惠旋受国务总理，尔和代之。罗文干长财政，以奥国退款金佛郎案为吴景濂所陷，被拘于法院，宠惠不能救，而又不肯辞职，尔和争之，宠惠乃从。时顾维钧任外长，维钧、文干、尔和至相得。后因同受吴佩孚之招，又为张作霖客。乃维钧组阁，尔和任财长，其后一度任内长。尔和有治事才，见事敏捷，然不能无蔽。余尝谓尔和一目能察舆薪，一目不见泰山，友人邵裴子然之，其所爱日本人也，亦以此持其家。尔和既历仕途，乐而不倦，又交王克敏，浸丧其操。克敏少习膏粱，服食奢侈，又好聚骨董，尔和染焉，居处甚拓，出以汽车，食具鱼翅，三五日宴客。其所蓄书画，非余与裴子所为鉴定者，率赝鼎也。北平琉璃厂为古玩之薮，铺人所喜而迎之者两总长，即尔和与易寅村培基也。余初至寅村北平东城寓所，观其所陈尽伪器也。及其为劳动大学校长，家江湾，则客次悬其乡先辈彭玉麟所写梅花屏幅亦非真迹，斯诚可异矣。“九?一八”以后，尔和家时有日人影佐、梅津、本壮者流之踪迹，而尔和卒沾伪职以迄于死。其居伪职时，出入警跸，所经通衢，行者止，以待其过。死后，二子即争遗产而相恶焉，然闻其女阿燕者，尝不直其行。余与尔和同学，又有金兰之盟，晚岁竟异趣，以不能匡救为憾。　

　　◎中美同俗
　　廿四年十一月十七北平《晨报》刊有《侨居杂记》，其记北美新墨西哥省伽落普车站之南四十里租尼之母系社会，婚姻制度，男嫁于女，若得女之许诺，则女以手磨之玉米面送于姑，姑报以玉米，翁则以洁白之鹿皮相赠。夫原始社会，本皆母系为先，故有“上古知母而不知父”之说。惟此方以鹿皮相赠，似与许慎《说文》所谓礼｛丽皮｝皮纳聘者同（麓为鹿之转注字），岂风习相同耶？昔年有在北美地中发见中国象形文字者，似亦在墨西哥也。因以为中国人实先有其地，然则此乃中国遗俗耶？贵筑姚大荣，余尝与同宴席，其人老矣，所著书数十册，余假而观之，盖本邹衍“大瀛海”之说，尤极其恢廓，博征中外异闻，不知已收此否？忆不真矣。　

　　◎北平粪道水道之专利
　　在北京大学第一院三楼休息室中，俯见有出粪工人百余，各持出粪之器，自东而西，盖市政府欲于今日实行接收出粪事，由官办理，而粪商反对，为此示威举动，此百余人皆向市政府请愿者也。北平民家出粪清溷之事，有所谓粪商者包办，各据若干胡同为一道，不得相犯，住宅亦不得越本道而招他道粪商出其积粪，故本道之粪，实为本道粪商专有之权利。彼所尽之义务，则雇用工人为住宅出粪而不取工资，遇新年、端五、中秋三节日则索犒资，资须二份：一为商有，一为工有。粪商之于出粪者，一如普通雇工之例，予之食宿，工资至微也。粪商置粪窖中，半以土而干之，然后以善价而卖诸乡农。大抵春夏间值最高，故工之出粪勤。及农事既竣，需粪亦减，则出粪亦渐惰。然北习无论男女，皆溲于厕，一宅之中厕或不止一，故惟夏令稍感出粪不勤，秽气蒸发之苦，余时勤惰无伤也。近二十年，南人居此者，不习于登溷，则如南俗用空桶，出粪者因藉口非其宿业，别索工资。始，每桶月止须银币一角，近则自二三角至七八角，今竟有超过一元者。不遂其需，则不顾而去，如倾粪厕中，即并厕不复清。无可奈何，必偿其愿。如欲易人，则格于粪道，虽鸣诸官，不得直也。彼粪商者，多以积资至巨万，闻东城一粪商，拥资至三十万元矣。市政府欲革其弊，善政也，然闻有内幕，卒亦屈于粪商焉。北平无自来水装备之区，皆由水工取于街井，挑送至宅。用水分甜苦，甜水价高。而水井亦为水商所专利之具，其水道之制与粪道同。居人颇苦之，南人尤甚。此种社会组织，亦即经济组织之一，水粪商皆剥削阶级也。　

　　◎蒋百里之自杀与被幽
　　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蒋固海宁大家也。百里仪貌失丽，姿地聪敏。清光绪戊戌，浙江始有新式教育机构，百里肄业于杭州求是书院，为监院陈仲恕丈所赏。未毕业，赴日本学陆军，因娶日女为妇。辛亥，浙江光复。元年，其同学蒋尊簋任浙军都督，以陈仪为军政司长，百里为总参议辅之。二蒋，吾浙少年军人之翘楚也。然尊簋旋去浙，百里亦行。仲恕丈任总统府秘书，荐百里于袁世凯，世凯赏之，使长保定军官学校。吾友徐鸷忱朔，亦学于日本，治炮术，辛亥，隶徐绍桢部为标统，绍桢反正，鸷忱以所部与铁良战于金陵紫金山，仅以身免。百里因招使教于军校。鸷忱语余：“军校学生有谋反袁世凯者，百里大惧，一日，召学生致训，学生多不为动，百里益惧，遂以所佩手枪自戕，不殊。”仲恕丈告余曰：“世凯于午夜得军校电话报告百里自戕，立召陆军总长段祺瑞，使偕总统府医官即时赴保治其疾，且语以专车已备。”其宠遇如此，以百里忠于己也。然鸷忱颇薄百里，谓其性易变，不可恃。百里擅战术，虽不将兵，而同学弟子遍军中，蒋介石、唐生智皆出其门。介石初不之重，生智以湖南反介石，百里实唆之，以是为介石所幽。百里故尝游德国，悉希特勒之所为，及被释，遂以所谓政治警察之计划献于介石，乃得信。此余闻之百里之所亲者。余与百里同事浙军都督府，其从子复璁又及余门，然余与百里无往还。　

　　◎俳优　戏剧　歌舞
　　《庄子》云：“献笑不及俳。”（献借为僖，字亦作嬉）《战国策?齐策》：“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急就篇》：“倡优俳笑观倚庭。”《左?襄廿八年传正义》：“优者，戏名也；今之散乐戏，为可笑之语则令人之笑，则也。”《通典》：“散乐，非步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据此，可知俳优所为，以必致人笑为目的。此今日之丑角戏也。特今之丑角戏，仅科诨致人笑耳。其名俳优者《说文》：“俳音，步皆切。”以此知俳优实是排忧，本是戏名。以名其人，遂曰俳优。据唐人称为散乐，亦正如今丑角戏不入大轴矣。今丑角戏无大乐，又《通典》所谓，非步伍之声也。
　　古之所谓恢谐，亦曰滑稽，本属俳优所为。《汉书?枚皋传》：“皋不通经术，恢笑类俳倡。”可证。东方朔入《史记?滑稽传》，滑稽即恢谐之借字，恢谐又即《庄子》之“齐谐”，齐、恢亦以声类相同而借为俳，滑稽、恢谐则连绵为词耳。传载朔与舍人之相语，使舍人被笞而呼［B17K］以乐武帝，是知东方朔亦武帝以俳优蓄之者耳。今有两人对话，屈折不穷，而所言无义，特可以引人笑乐者。亲戚家有吉庆之举尝致之，亦乐技之一，而实古之滑稽也。
　　今之滑稽戏，不事装饰，亦无音乐，不知于古何如，然如优孟为孙叔敖衣冠以感悟楚王，《御览》四百八十八引《语林》：“董昭为魏武帝重臣，后失势，文明世，入为卫尉，昭乃加厚于侏儒，正朝大会，侏儒作董卫尉啼面，言太祖时事，举坐大笑，明帝怅然不怡，月中为司徒。”可见古之俳优，不仅以语言致人笑乐，亦有装饰矣。宋杨大年为文效李义山而过之，号“西昆体”，讥之者令俳优为义山衣百敝之衣以相戏，则宋世犹然，此则今故事戏之由来也。彼时专以讽刺取笑，如优孟所为，实具诗人讽刺之旨，诗所谓善戏谑兮，盖其椎轮也。至如《语林》所记，出于董昭之指使，为己富贵之图，其事可鄙。如以其本身言，亦对明帝为讽刺也。然据此则不独取材故事，即当世人物亦可撷为资料。往年，上海为讽刺时事而盛行“活报”，颇与此符。
　　今之戏剧（指旧式者），可谓句括三类：如上所举二类之外，其一则武剧也。余原戏剧之名，于古盖曰僖剧。然元人所为名曰剧者，剧或以声类之故借为曲，曲之为义，取其一唱而叹，是曲折之旨，而曲字本是器名，其正字当为区，曲即古之讴耳。如剧属戏之形式言，则戏当为僖，剧当为剧。僖者，字或作嬉，卜辞中止作，或作亻，其字从女从，为鼓之次初象形文，女为奴之初文。余以金器文中之妇即帚奴为例，则嬉即鼓奴。《说文》：“僖，乐也。”乐与鼓一字，则嬉以从得义，司鼓者为嬉耳。古代征战，以鼓进，以金止。而舞之起原，实为表胜利凯旋之快乐，故其初文为武，武于文非“止戈为武”也，其象形文在卜辞中作一人持戈而挥之状，明其始摹拟战状为武也（《唐书?四夷传》言吐蕃舞事可证），仍助之鼓以为威。今大轴武戏，全为写战斗之实状可证。鼓为乐（礼乐之乐）长，而乐以乐人（乐者乐也），故后以戏为嬉而戏、嬉有乐义矣。剧者，致力之义，劬之转注字也。《说文》字下云：“相斗不解也。”然非字本义，正是剧字之义，然则嬉剧者，谓有音乐之舞，此初谊也。后随文化之转进，而戏剧之内容包含益富，遂如今日之戏剧矣。　

　　◎车夫之言
　　三十三年六月十日傍晚，挈龙佩散步通衢，遇一人力车夫，踞而数其所得之钞，余因询以日得几何？曰：“最多不过三百元，尚非每日皆可拉也（上海人力车一辆，率二人分朝夕拉之，亦或分前后日拉之），少赚时，日止百余元，而一饭即须百余元，饭每碗五十元，两碗下肚犹不觉也，增一蔬十元，实不足以饱腹，然腹不饱即无力。”又指其车轮上橡胶胎已坏者曰：“车租每日百元，胎坏车主不管换，修责要我担任，每修要三十元。每日又要打气，每日打气一次要三元，打两次要六元矣，与行主理论，不顾也。”又曰：“如每日要多赚？”即指其腿曰：“要靠此。”余又询其家口几何？曰：“三人。”余曰：“皆赚钱？”曰：“只二人赚钱，其一乃母亲，不能算也。”余几为之泪下。呜呼！此真正之社会基本分子，其生活之状如此！许缄夫亦谓尝共一人力车夫语，车夫谓“现在车钱以十元起码矣，但生意更坏，不坐车者多也”。噫！何以致然耶？谁之罪耶？　

　　◎国号不宜省称
　　至中山公园观侯子年画，颇能融会中西，有数幅极佳，然余无力致之，亦复不欲致之，以其题款尽书民廿四年，似不可通也。余昔作书，有仍袭前人用干支纪年者，亦不可通。因如不冠以年月，则不知是何代何时之甲子，既书年月则此又为赘，且甲子初止纪日，不以纪年。前代于纪元下更书甲子亦自有义，盖有一帝而纪元屡改者，增书甲子，乃便推算耳。今国家纪年，由元二以至无疆，自无此必要矣。故余近书每记若干年，因余为今之中华民国人，苟非为外国人书者，不妨省去国称，中华无疆之久，则自元年后固无复也，后人不待考而明矣。至于典礼之词，自当具书，余昔书或作建国某年，思之亦不甚安，不如直书中华民国为诚安，以此乃国名，具之不为俗，省之不为雅，简称中华尚可，但称民国已不可。今仅曰民，直不可训也。然以章太炎之通，犹时署民国焉。　

　　◎孙传芳
　　侯邵伯纟先生于其家，见报载孙传芳为施从滨之女剑翘所杀。馨远实一世之雄，崛起群豪间，淹有五省，然终局乃与张宗昌同。其南昌之败，由余说浙江省长夏超归依国民政府，动其巢窟。浙江故有兵二师，然时皆不在省会，周凤岐师且为馨远征赴南昌前线。贡先（凤歧字）故与定侯（超字）及张暄初（故浙江省长载扬字）、俞丹屏等为十兄弟，而贡先资望颇老，知定侯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忌之。即率所部不禀命馨远而遽还浙。是时，馨远势甚盛。蒋介石自率中路与馨远相抵于南昌，馨远攻陷总司令部，介石几不免。贡先既反兵，馨远恐蹑其后，遂退，以致于败。故馨远衔余甚，榜以购余。然余甚惜其才而不得善用之者。馨远近已礼佛矣。异时，曾见靳翼卿（故国务总理云鹏字）亦数珠一串不离手也。居枢要，握符节，可以自度度人，彼时不知实地修行，归田以后，数珠在手，合掌百拜，岂能了得？况或不能扫除心地习种，方寸生劫，更持数珠致拜亦何用耶？然而岂独馨远、翼卿如此，戴传贤固在位也。或谓季陶（传贤字）最聪明，有所为而然。　

　　◎章太炎书札中称谓
　　章太炎丈与人书札称谓，其初与余者称“长兄”、“道兄”，后遂免而止称“彝初足下”矣（彝初余故字也）。其自署则为“炳麟顿首”或“章炳麟白”。兹读《制言》第三十一期载有太炎与孙仲容丈书，立辞谨重，后署“末学”，盖太炎师德清俞君，孙丈与俞君同辈行，而论年亦非十年以长之方也，故致敬如此。太炎别与孙丈一书，中挽孙丈致书刘申叔为讲解争端事，其于申叔可谓笃至，申叔晚行则背之矣，地下相见后无腆乎。　

　　◎纪年不宜用干支
　　钱玄同所为林景伊《中国声韵学通论序》，末署“中华民国廿有六年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岁在丁丑，春，一月八日，吴兴钱玄同饼斋氏序于北平孔德学校，时年五十有一”。玄同以提倡新文字、新文学得盛名，然此书实不伦不理，既书“中华民国廿有六年”，又书“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犹为便后人之检读也。复书“岁在丁丑，春，一月八日”，则未安矣。盖举国历而复系以“岁在丁丑”，而国历之首月及二月初旬，实属旧历太岁之所在，若三月以后则岁星已移；若谓丁丑实为廿六年之“岁在”，则书一月为不当，必如旧俗书正月而后合，以一月虽为国历之首月，岁星犹在上年之星躔也。且国历之首月，亦非当年之春，而实上年之冬，四时以寒燠节序为判也。或据《春秋》书“春王正月，周建子”，则所谓有春亦夏时之冬也，是一月即可为春。玄同之意固如是乎？然与今俗不合，今人言春，仍谓旧历之正、二、三月也。余近于署岁月必曰“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从国制也，或省署为某年月日，以今别无纪元之名，无嫌也。至乃饼斋则今所谓别号，下实不当连用氏字，以姓氏者，即今言姓名籍贯。氏即阜字，阜为山陲人居之地。上古洪水横流，则居山上之平原，水退则居近水之阜，阜即阪也。故姓以纪族，氏以著地，后世多以氏为姓，而饼斋非姓非氏也。　

　　◎西方接引佛
　　印度古代宗教，派别即杂，佛兴，乃超宗教意义而进入哲学领域，以其俗故，不能脱离宗教形式，故至今仍称佛教。今言佛教有大、小二乘，中土所传，皆大乘义。此由有部诸义，正如此土惠施、公孙龙之谈，早被扬弃（观《庄子?天下篇》可见）。而东晋玄学，已涉空境，故非大乘，无由接受耳。佛之言觉也，所觉者平等一味，然印度严峻阶级，此理不可得现。于是悬想西方，乃有乐土；期诸彼觉，能相接引。至其悬想乐土，七宝庄严，亦由印产多宝，王侯盛饰，以是循思，当有此状。而诸经为文，乃如实有，此由印度为文，每以想境，写如实状。亦犹此土书言钟鼓虚饰，竟曰：“鸟兽跄跄”矣。古代东方文辞，盖有此格，而愚者不悟，则谓实有西方乐土，且得彼佛来接于临命终时矣，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也。　

　　◎抱告
　　《周礼?小司寇》：“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郑玄注：“不身坐，必使其属若子弟也。”按：清代荐绅之家有诉讼，先遣佣工投状对词，名曰“抱告”，即其遗法，然亦可见贵族阶级处处占便宜也。又《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讼，以两剂禁民狱。”郑注：“讼谓以货财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则是今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之别自古已然。　

　　◎古代契牒文字
　　观《流沙遗珍》（金祖同编）所载唐时官私契牒，可以证知彼时官牒实用通俗格式词气。今日视之，彼时俗契，亦成深奥之古文矣。余以金器刻词，如淆氏盘文，即为当时语体。若集此类，以考历代民俗文学，亦今日研究文学者之所当有事也。《文选》中有“弹文”一篇，中记狱词，皆当时俗语。清代讼牒，则以谳词另附牒后，然所记悉为俗语，即凭当时问答立词也。　

　　◎“底子是好的”
　　郁平陈六笙，起家翰林，太平天国军退出杭州后，即官杭州府知府，擢杭嘉湖分巡兵备道。时布政使为杨石泉昌浚（或为蒋益沣），以军功致位，六笙轻之。一日，衙参，共在巡抚署官厅，六笙衣冠故敝，其靴有“履穿”之叹，石泉谓之曰：“六翁何不易以新者？”六笙跷足示众曰：“底子是好的。”石泉阴恨之，盖讥其不从科第起也。及石泉擢任巡抚，以事奏弹，得报，降四级调用，遂为同知。同知者上可代知府，下可为知县，俗称“摇头大老爷”。然六笙不久复知杭州府，又擢杭道，其后复被谪知杭州府，最久。余总角时，六笙尚官杭府也。晚年，又擢杭道，转四川布政使，护理总督印信而终（四川或误，总在西南边省）。其在浙，始终折旋于杭州府道两阶，亦奇。六笙当官虽无大建树，然杭人尚称之。　

　　◎官场陋习
　　清时，长官见僚属，长官坐炕上，而僚属坐两旁椅上，然僚属必面对长官，故率不能正坐，仅以臀之左或右一部着椅，一部则半悬于外，以其足着地支之，又必直其背为敬，故非久习，每每失仪。又属官不得戴眼镜，否则为不敬，故见面必摘去焉。以是患近视者，有不悉长官之容貌者矣。辛亥后不拘此，然十一年，汤尔和长教部，余次之，余既莅部，尔和偕余谒总统黎黄陂，修到官初谒之礼。尔和未入室，即卸眼镜，且急嘱余亦卸之，余患近视，以为苦也。余不觉诧尔和甫作官而染习已若此，然部中无此礼，盖总统府犹有清时余习，想见袁世凯在位时，当必更有甚于此者。
　　清时用胡俗，相见一膝为礼，谓之打ㄣ；实即周礼九拜中之奇拜也。僚属以衙参谒长官，长官受拜不答，若平素则答拜，然僚属必复拜谢之，其捷必使长官无复答拜之时间，故只见左右膝一时齐屈，而实有先后，一致敬，一致谢也。不相属者，若盐务官员在各省者，惟巡抚兼管盐政及盐运使为直属长官，他即非直属，相见以客礼矣，然卑秩亦往往越礼焉，为异日或转为直属长官也。
　　清时官场以敬茶为送客之表示，此习沿自宋代。盖僚属问事既毕，虑长官有指示，不敢遽退，而长官无复相语，则举茶示客可退矣。既举茶后，侍者即在室外高呼送客，客亦不能不退。此法初盖为拒绝闲谈妨事之法。　


◎芸阁论清代书人风气
　　《枝语》云：“姜尧章《续书谱》云：‘真书以平正为善，此正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唐人以书制取士，士大夫字画书皆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晋魏飘逸之风。’余谓本朝试事，乡会试场外皆重书法，故士大夫作字亦合规矩者多，而生趣逸气转不及明人也。道光以来，益复挑剔偏傍，呵责笔误，而唐宋以来相传之书法益以尽失矣。”余按：自汉以来即重楷法，特魏晋以前，不以拘墟，且观六朝朝廷官府尚用行楷，故各依性情，宣露厥美。唐初重楷法，以是欧阳、虞、褚楷皆上乘，此由右军《乐毅》、《曹娥》之迹，《兰亭》、《黄庭》之卷，见重太宗，遂为范则（《兰亭》虽兼行而楷意多）。然规矩虽立而运用无方，故未尝斤斤一轨，风神洒落飘萧，仍有骥逸鸾翔、虎卧龙跳之致，力入纸而气凌虚，所以迥绝于往代，高曾于来世。至颜、柳而虽力自奋迅，要为规矩所制，但非宋人死著纸上也可比耳（米元章不在此例）。明人纯学面目，则优孟衣冠也。清代惟包慎伯、姚仲虞、何子贞、康长素可语书道。此外要不能尽脱科举习气，若刘石庵似能树立，然腕不能离桌，其黄夫人遂能摹似之矣。　

　　◎清宣宗嗜鸦片烟
　　清初场屋之书，以赵、董为范，文犹次矣。余观内阁所庋是时试卷而知之。至宣宗以嗜鸦片膏倦于亲政，杜受田教之“挑剔偏傍、呵责笔误”以为明察，于是场屋书法亦益就庸俗。至清末又重欧体，而实乃墨猪盈纸，无率更峻秀之致，具宋板方之格，于是魏晋以来，簪花之美，扫地殆尽。
　　宣宗之嗜鸦片，自不见于《起居注》。《枝语》云：“鄂恒，道光间尤以ぅ直著称，锡厚庵《退庵集》有《哭松亭》（鄂恒字）诗，略见其概。闻尚有疏，语涉宫闱，宜为宣庙所深嫉也。”余谓所谓“语涉宫闱”者，盖即谏嗜鸦片也。宣宗于清诸帝中有理学名，其貌亦恂恂如乡先生，衣数浣之衣，知惜物力，然乃有此嗜，而鸦片之战，即其在位时也。　

　　◎文廷式论董书
　　文芸阁廷式，江西萍乡人，从宦居广东，师事陈沣，其学甚博，中外之籍无不览也。以一甲第三名及第，授编修，官至侍读学士。在戊戌政变时，以授珍、瑾二妃读，阴襄新政，卒为慈禧太后所恶而去官。所著《纯常子枝语》，实其读书记也，积四十卷。汪精卫以闻胡展堂诵其《蝶恋花》词有“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之句（《云起轩词》中已易为“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感之，遂为刊成巨帙。此书中凡天文、地理、历算、文字、经史、宗教、科学无所不谓，虽无条理，颇堪循诵。其读书时有独到之见，余摘之于余日记中，亦有箴砭焉。其第一卷中《论董思伯书》云：“董思伯书软媚，正如古人所谓散花空中流徽自得者耳，不知何以主持本朝一代风气。”又云：“董书通颜、赵之邮，惟失之太华美耳。卷折之风不变，固无有能出其上者。”又云：“朱子论书云：‘本朝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盖时代相近，则流传多而临习易，国朝之初，群习文董，亦其所也。”芸翁论董书正与余合，且以孔琳之相比，尤为善颂善祷。然董书实苦瘠，谓之软媚尚可，华美犹过誉也。思伯书之骨子乃赵松雪，晚年乃略有颜意，但无其雄伟。　

　　◎董皇后
　　《枝语》十一曰：“陈迦陵杂诗《董承娇女》一首、屈翁山《大都宫词》第三首皆与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相应。”又曰：“京师彰义门善果寺有一碑，康熙十一年立，益都冯溥撰文，内称顺治十七年世祖奉皇帝为董皇后设无遮大会，车驾凡五临幸云。”又十一曰：“释玉琳《语录》云：‘顺治庚子，奉诏到京，闻森首座为上净发，即命众集薪烧森，上闻遽许蓄发，乃止。’”此芸阁亦信世传清世祖因董小宛死而遂出家五台也。小宛为如皋冒辟疆妾，近人颇有辩其诬者，而冒鹤亭尤りり焉（如皋冒氏为元二八目之后，以蒙古人改中国姓为冒）。或谓迦陵、梅村既生其世，与辟疆为数百里间人，岂竟无闻而泛造歌咏耶？余谓清初入关，诸王颇纳汉女，遂致附会，犹因皇族娶蒙古太后而有太宗后下嫁睿王之说，亦见张苍水诗矣。诸家之诗盖缘福临特眷董后，致欲舍身，故发为声诗。陈诗明云：“董承娇女。”必非徒取董姓，况董后为董鄂氏耶？　

　　◎杭州闺秀诗
　　《枝语》云：
　　《蕙亩拾英集》，《宋史?艺文志》著录，余从《永乐大典》中集得数条，大抵皆妇人诗也。具录于后：
　　张熙妻王氏作《西湖曲?菩萨蛮》：“横塘十顷琉璃碧，画楼百步通南北。沙暖睡鸳鸯，春风花草香。闲来拨小艇，划破楼台影。四面望青山，浑如蓬岛间。”马氏词：余尝闻冯上达教授云：曩在京见友人韩择中亲老贫甚，久不得志，其妻有诗寄云：“力战文场不可迟，正当捧檄悦亲闱。要看鹊噪凌晨树，莫使人讥近夜归。”盖近时有《闻登第曲》云：“鹊噪凌晨树，蹬开昨夜花。”而唐杜羔妻《闻羔下第》诗云：“良人的的是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而今妾面羞郎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故用此二事激之。韩得诗益勤窗几，翌岁登科，马氏复作五十六字寄之，有记颔联云：“果见金泥来报喜，料无红纸去通名。”末句云：“归遗直须青黛耳，书眉正欲倩卿卿。”唐人初登第，以泥金帖子报喜于家，裴思谦登第后，以红笺名纸谒平康。归遗乃东方朔事，书眉张敞事，卿卿王浑事，其该洽如此。《白纸》诗，士人郭晖因寄妻问，误封一白纸去，细君得之，乃寄一绝云：“碧纱窗下启缄封，片纸从头撤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怀人常在不言中。”蜀妇田氏尝有诗云：“桂枝若许佳人折，须作人间女状元。”尝有黄公举妻诗以其词近亵，不录，其书则佳。
　　余按：《西湖曲》是吾乡掌故，马氏诗又吾家实，至其“料无红纸去通名”，虽用裴思谦事，然唐杜羔妻刘《寄羔登第诗》云：“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栖。”是马实兼用其意。然亦儿女子应有之情耳。氏不知何代何处人。芸阁称黄公举妻书甚佳而以其诗近亵不录，芸阁尚欲删《风怀》二百韵以赚得两庑肉耶？世传芸阁既以一甲第三名及第，即所谓探花也。梁节庵之妻意探花郎必美男子，慕之投诗焉，芸阁遂与之私通，其实芸阁正是“不是君容生得好，老天何故乱加圈”之流也。不知此事是诬与否？若果然，则是装点门面以自掩矣。　

　　◎八股文程式
　　八股文，余少时曾习之，然至起股而止，其程式则今犹能辨之。其本质实宋代之经义，其格调盖受四六文之影响，而焦理堂（焦循字理堂——编者）则谓出于元曲，亦颇有因。其始仅须帖括经义，故亦称帖括文。至明乃名为代圣立言，遂依题敷衍，始有限格，侵上犯下，规矩肃然。然上者犹能借吾之笔，作古人之口，畅所欲言，寄余怀抱；下者遂如学究，谨守绳墨，无复波澜，清季墨卷盛行，皆此道也。至甲午前后，始自解放。如汤蛰先寿潜丈之中式文字，竟破程式，放言时事，海内诵之。余师陈介石先生黻宸亦老于此道，今得其光绪十九年。癸卯乡试中式程文，题为“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人矣，我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耳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师作云：
　　圣人为天下求人，因有闻见之慨焉。夫如不及如探汤则见，而求志未达则未见，夫子述古语而思其人，殆为天下慨乎？且天地有正气焉，善人君子以生；天地有闲气焉，帝臣王佐以生。无善人君子，谁与砥礼义廉耻之防？无帝臣王佐，谁与肩拨乱反正之任？之二者世道人心所系也，而吾夫子若别有感焉。以为吾尝博稽载籍，深求古人之行事，与夫故老之传闻，凡入吾耳而历历在心者不知凡几矣。始焉叹古人性情之正，继焉叹古人气量之宏也。事又辙环天下，周旋名公乡间，与其贤士大夫游，凡身与接而耿耿至今者，亦不知凡几矣；始焉得所求而喜，继焉得所求而惧也。且时至今日，其需人也亟矣，以吾望治之深心，欲见其人也久矣。乃吾综计生平，有见其所闻者焉，有闻而未见者焉。语有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斯人也，上之可以进治，次亦不失为寡过。是吾道之干城也，庶几见之，予日望之。语又有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斯人也，潜则卷而怀之，见则举而措之，是民物所托命也。余望之，何日见之。然而行芳志洁，秉道嫉邪，列国每多狷介，吾党亦著风标，吾见焉，吾忆所闻焉，以是知直道之不没于天壤也。至如胞与为量，天人为怀，居山林者未之讲，在廊庙者处若忘，吾闻焉，吾未之见焉。于以叹民患之未有艾也。世之盛也，人心纯朴，习俗敦庞，其乘时履位者，皆以挟正抑邪为心，明体达用为学，好恶审而刑赏平。故在朝之端，人有所倚而不惧；在野之真，士有所劝而弥修。虽一节一行之克敦，小足立名教之闲，大可为风俗之助。世之衰也，美恶混淆，是非倒置，其乐行优违者，非应其候则不生，非际其遇则不出，运会穷而人才绌。则孤高绝俗，且有独立之嫌；嫉恶过严，不免清流之祸。纵利害身名所不计，而能争于纲常之大，终莫挽时事之非。噫，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某虽未逮，窃有志焉。不谓迟之又久，卒无所遇，在吾目中者，仅此落落古处，自念固可以少慰，其如天下何耶？
　　此除破题、承题、起讲以下为起股，起股以下一段，余忘其名矣。以下六股，惟后两股最大，或称大股，没为收语。自八股废后，一切八股文集，并遭摈弃，余家所有，亦付焚如。然撰文学史者断不能将占有数百年势力与国家民族之治乱盛衰有关者，缺而不著，余因录以为资料。　

　　◎崆峒教　在理教
　　《枝语》十一记崆峒教，即余前记之大成教也。其说云：“道光间，又有所谓崆峒教者，泰州周氏创之。周，彭泽人，或云：‘池洲人。’其徒薛执中者游京师，与王公大臣交，后伏法。张姓者居山东黄岩，为阎敬铭所杀。李姓者最老寿，游江湖间，卒于光绪十年以后，徒众殆三四千人，士大夫亦有归之者，李之徒有蒋姓者，余曾见之，述其师宗旨云：‘心息相依，转识成智。’此仅用禅波罗密法门，其流派论说纷纭，余不欲赘论也。”余别有记，亦未为全豹。
　　《枝语》记黄壬谷《破邪详辩》摘录邪教有四十余种。芸阁谓：“惟在理一门为近世所创，或谓与邪教异，然终日必默念观世音菩萨。又闻别有所讽经卷，则亦非徒禁烟禁酒而已。在理之徒亦不下数百万人。”余在上海时，见有在理教会堂而未入览也。余子克强之友湖南旷运文为是教中人，不烟不酒，余无异也，询之则殊无所语。又有法商水电公司工会理事李传庆者，山东长水人，亦在是教，余识之而未有询也。其表亦为劝善，内容殆非其中人不可知。
　　昔诸贞长宗元语余，从宦江西时，知一种宗教最奇：人死后复妆饰如生，妇女施朱粉焉，坐堂皇，众朝拜之，无礼谶而但焚阴镪，镪积如山，焚之，光烛远近也。
　　余谓此类教派大氐多托迹于道、佛两家。吾国汉以来所谓道教，本是巫诬之余裔，日出而爝火自息，惟自佛法东来，遂为所混，一《道藏经》，半皆依附佛典，然仍不足以动智者。惟佛法本有至理，实当自脱于宗教之林，顾名世之徒，仍必袈裟数珠佛镫禅榻，所以度人自度者，不外经坛法宝。其身方受人供养，即有施舍，亦慷他人之慨。余以为过去无名菩萨，自不在论，若有名诸佛，尽搜典籍，亦属寥落。苟使真信佛者，必诃僧打佛，收经论侪于凡籍，以事功庇之众生，则佛法益宏而法益更大。不然，城社一虚，狐鼠安托。前路匪遥，岂能不虑？或谓学佛必由禅定，扰扰人寰，何由习静？正果未得，何以济人？及夫一经此道，无论依何法门，其归一致，所以高僧有起，功德如斯而已。余谓众生未渡，誓不成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了此义，则赴汤蹈火，岂有所辞？夫墨翟兼爱，则巨子至死，近代北方之儒颜玄，力诋宋儒，则身履畎晦，斯所谓干蛊者也。不然，上者录入“然灯”，名悬宗镜，而下者即诸教所依，败家子弟，谁不谓其父祖当执其咎哉？　

　　◎张勋复辟
　　吴文祺送《沈寐叟藏书》抄稿本三十一种来，其日本人细信夫《复辟内情谈》，为吴兴刘氏嘉业堂抄本，译自日本《亚细亚时论》十月号。首有记云：“细信夫氏，张勋之友也，复辟之际，亲在北京，目睹当时情形，一一无遗。然复辟时种种事迹，传于世者甚多，今特揭载该氏所谈种种内情以及该氏意见，以为我国对华政策之参考。”末有“姚赋秋以日本《亚细亚时论报》一册，摘此篇使垂绎之，海藏楼记”。则出郑孝胥家，刘氏传录之，翰怡亦复辟时呐喊者也。据此谈，则张勋虽有复辟之志，而七年之举，非其本定，为部下所为。又据此则徐世昌实极端同意而特不欲其事成于张勋，陆宗舆为世昌衔命至日本即以此。又据此，则段祺瑞于复辟亦首施两端，余昔固知其参加徐州会议也。又据此，则梁启超参与所谓天津团，即曹汝霖、陆宗舆、张镇芳、雷震春等集天津设临时总参谋处，议推世昌为大元帅，使人邀张勋赞和且用张勋名义通电各省，电报稿由启超草就，请张拍发，但为张所拒。惟任公似不致如此之愚，此当考耳。　

　　◎福康安果谁子
　　清乾隆时傅恒子福康安尚公主，年三十余，大拜，所尝总督者十六省，封王，且遗诏配享太庙，盖于古无有也。相传其母以后妹入宫，被幸，福康安实高宗所生：吴纟同斋士鉴《清宫词》有“龙种无端降下方”，即指此。然满洲舒氏《批随园诗话》（此书冒鹤亭证为清闽浙总督伍拉纳之子所为）云：“福康安为法和尚后身。法和尚者，乾隆初年恶僧也，以地窖藏妓女，交通贵家眷属。为提督阿里衮奏请斩决，伏法之日，福康安之母，白昼见一和尚入内，遂生福康安。”然则或即法和尚所生耳。　

　　◎男角女羁
　　《留青札记》云：“宋淳熙中，剃削童发，必留大钱许于顶左右偏顶，或留之顶前，束以彩缯，宛若博焦之状，曰勃角。”余谓此即《礼记》所谓男角也。杭州旧俗：生儿满月，剃头正如日（札）记之说，亦有留一大圈者，名为刘海圈。余谓此即《礼记》之女羁也。　

　　◎孙渠田先生逸事
　　吾浙瑞安孙琴西先生衣言、渠田先生锵唱昆季，皆起家翰林，致身卿贰。琴西先生以江宁布政使入为太仆寺卿以终，名虽右迁，实所谓暗降也。盖由是时总督两江者为沈宝桢，出渠田先生门下，虑有所不便，故言于中枢被内召。陈叔通师丈谓余曰：“渠田先生出常熟翁心存门，及渠田为会试同考官，得十翰林出其门，盛事也。尝率以谒心存，心存出受拜，遍目十人者，乃拱手为渠田贺，曰：‘此中有两人勋位皆高，渠田不愁没饭吃矣。’两人者，李鸿章及宝桢也。心存且许鸿章勋位当出宝桢上，已而皆然。渠田先生被劾罢职后遨游江介，时湖广总督李瀚章，鸿章兄也，以其为弟之师，知其将至，使兵船迎之，而宝桢方督两江，又以兵船迎而至江宁，归又送之。渠田先生果藉两人得无匮乏。”　

　　◎周赤忱谈辛亥浙江光复
　　陈仲恕丈七十二岁初度，余与钱均夫、周赤忱皆往寿，赤忱名承，海宁人，故求是书院学生，出丈门下。辛亥浙江省会光复之日，赤忱曾为都督一日。余因询其何以此一日中都督三易，赤忱曰：“实一易耳。”因曰：“初，余任一标标统，家板儿巷，朱介人（瑞）代理二标标统，居福禄巷，相距颇近。一日，陈英士自上海来，在介人家食蟹，邀余往与。英士力主革命，余以与英士初面，而介人家屋窄，弁卒舆人皆伺于窗外，不得深言，持重而已。及武昌事发，余方请假成婚，甫八日。闻迅，即电询萧统制，应否销假，萧趋余归，遂谒巡抚增韫，报告销假。余时例着军服，且佩刀，增韫见余即战栗，盖以余予假未满，惧有故也。余自与英士谈后，即阴择将校，特别训练，有所鼓励。至是，将校即欲响应，而以格于军制，未敢径言于余，乃由教官某以陈意，余因指示方略，以待机缘。及上海发难，褚慧僧（辅成）持上海同人意旨来，余即与王文叔、顾子才、徐允中定谋，攻巡抚署，执增韫。事定而突见有都督童伯吹之告示，部下哗然，即扯去之。所由然者，以余非同盟会，而事起仓卒，众意无准耳。此事实也，然亦不必论是非耳。”　

　　◎钱江风月
　　抄本《宦游日记》，为福建傅绍勋著，绍勋号兰屏，清咸丰壬子科举人，则为余祖同年友。以佐杂候补吾浙，捐升知县，与浙之当道多世交姻联，则其先世盖亦官浙。此书署籍兰溪，是随宦久寓于兰溪者也。记所阅书，知其非死墨卷下者，而记注自帝尧迄今岁（咸丰九年）共四千二百十六年，其后每改岁，皆于眉上书几千几百几十几年，似别有用意然，不能解也。此册记自咸丰九年正月一日至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末叶已残。其时适当太平天国入浙，庚申、辛酉（咸丰十年、十一年）又为吾杭两次城陷之时，记中虽无大事可撷，然此公以末职随军，故于时杂伍移动，围防进退，皆以所闻见记之，足为吾浙掌故之助。于记中略见钱江花月之风，不逊秦淮。彼时官僚，皆为顾客，虽戎马生涯，亦呼莺捉蝶也。其辛酉四月初五日记中有注云：“舟为呆货茭白，榜人名许和尚，初一弟兄，有妹三妹。”盖钱江有所谓茭白船者，实风月艇。其始由明太祖以张士诚不服命，贬其民舟居，依水为生，后有九姓子孙（九姓余昔有记，今忘之矣），不能生活，则使女子以歌技娱人，继乃鬻身。然至清末，已率岸居，其卖技在舟，而鬻身必登岸。光绪中，宗室竹坡宝廷督学赴上江，乘茭白船，即纳其一女，时有“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之讥，盖操是舟者皆江山人，故俗亦称江山船。而竹坡所纳女面麻，故云。然竹坡所乘，实呆货，盖平常载客往来，不抱琵琶取缠头者也。　

　　◎汪康年
　　汪康年字穰卿，钱塘人，以进士补殿试，得内阁中书。汪氏与余家因有孔李之好，余于清光绪廿八年侍陈介石师及宋平子先生自杭州至上海，穰丈来报谒两先生于逆旅，余曾一拜之，遂未复见。其遗书在故都读之，都忘之矣。顷在上海摊头复得一部，皆其主持《京报》、《中外日报》时文字也。丈在当时实一社会导师，其议论品评，今时或视为未足当意，发于彼时，固可谓言人之所不能言也。其遗著卷七以下皆杂说。有云：“前日《帝京日报》载德皇忽下令，令军士以后皆饮华茶，勿得进咖啡。如此，则吾国之茶可扩一销路矣。虽然，吾请国人思之，德之此举，为吾国之茶谋销路乎？抑欲使其兵士，成此嗜华茶之习惯，将来至中国，不复思饮咖啡乎？事虽小，用意乃极深也。吾闻人言，德兵之戍青岛者，皆三月一代，受代后则令游历内地三月，始得回国，而至中国者，悉食中国食。故德国已有无数兵深悉中国情形，又习中国风俗，甚至起居饮食，皆可同于中国。试思此何为者欤？又闻日本在辽东之戍兵，退伍后即在当地营小生业，而新至之兵悉自国中携兵械来，代还之兵，其械悉留于辽东，而沿安奉线高大之房屋甚多，大率即以贮此等兵械。於乎！此又何为者欤？”丈卒于清亡之年，未尝睹及两次大战，然其因微知著，早悉德日谋我之深。德之于我，曩者曾见上海某报载一某国人之日记，于威廉二世之阴谋甚详，盖威廉二世之志固在囊括欧亚也。其于亚洲以黄祸为理由，实不过藉口于此，以号召欧美白种人耳。
　　记又云：“今已许外人入籍矣，且定章程、印券据，为永远遵行之法。顾一方面则尚未许外人杂居也；然则偶有以内地为利者，群使入籍，而入我奥区，购我物业，夺我秘密，则如之何？”此亦知己知彼之谈。各国国籍法甚严，自有至意。而弱国又定能遽许外人杂居，往时，日本辟租界于杭州城北之拱宸桥，商务极淡，然日人居之不去，足以知其故。汪精卫居伪职，与日本订立协定，其中即有日人可以杂居内地之一款，达其目的矣。
　　记又曰：“今有一事，至要至切而又至易，非若定官制、立责任内阁、颁新刑律、开国会之烦难也，是何也？则凡新简督抚及行政长官，不可使因简放要任，而增巨大之债务也。盖债务增，不特筹还有碍于事，且以负债之故，须分心于无益之地，而因债主之多，须位置其私人，则害于事大矣。此事惟政府能处分之，往者不可谏，来者其可追？”此说犭皮似无头公案，丈立言无难测如此者，为公何不举事为例？岂当时奕当国，以贿简吏，如李孟符《春冰室野乘》所记鲁伯阳等事乎？蔡乃煌之得苏松太道，固尤敫然在人耳目也。
　　记又曰：“今者，忽有日本人所办亚细亚协会，震烁于吾之耳目。其地则自日本及中国及暹罗、越、韩，分会约十余处，云：‘谋商业之发达。’西报乃谓实日本之参谋部主其事，筹开办费五十万，会中人咸陆军中人。日本报虽辩之，或有谓见日本文原文者，此于吾国国势关系至深，不知吾政府闻之，亦思所以对付之否？我国国民闻之，亦有所憬然于中否？”此其揭发日本对我阴谋也。然而是时满清政府固瞢焉无知者，即当时人民亦未尝深切注意也。使丈在日本，其大声疾呼又当何如？　

　　◎汪精卫《与张静江书》
　　十五年三月廿五日，汪精卫《与张静江书》云：
　　静江先生道鉴：先生来而弟去，不得一见，至深怅然。二三月来，弟屡患眩晕，初以为过劳则然，漫不经意，至本月十七、八、九等日，眩晕至不可支，始延医诊视，至廿二日始察出病源。然弟虽卧病，何必屏人不见？此情不为他人言之，不能不为先生言之也。弟本期与介石共事，至最后一息，然叹二十日之事观之，介石虽未至疑弟而已厌弟矣，疑不可共事，厌亦不可共事也。然弟不与介石共事，又将与何人共事乎？此弟所不为者也。故即使病愈，亦惟致力于学问，以所获心得供国人及同志参考，不复欲与闻政治军事矣。此信抵左右之日，即弟已离去广州。乞先生转告介石努力革命，勿以弟为念，此上。敬请大安。弟兆铭，十五年三月廿五日。
　　按：此书关系廿年来大局至深，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李任潮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三十四年八月廿九日，余访陈陶遗，谈次，余告陶遗，精卫有此书，陶遗因言：“廿九年，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采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余闻任致远云：“三十某年，精卫访满洲，期以两国元首礼相见，日人谓溥仪云：‘当以宋朝礼见。’精卫持不可，卒由日人为定礼，精卫入宫，互相握手。然及见，则溥仪上立，而赞者呼三鞠躬，精卫如赞，而溥仪不答，精卫礼毕，溥仪始与握手。精卫还寓，痛哭不已。及归抵北平，寓居仁堂，独与殷同密谈，侍者窃闻两人皆痛哭也。北平伪华北政府请精卫即居仁堂为群众演说，精卫不发语，久之，始谓：‘我在被清朝逮捕入狱后，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好？我谓在三十年后，我想今日在坐亦必如此问，我亦作如此答。’因带泣而说，频致愤言，又频拍桌也。座中青年多以泣应之。寻而日本军官十余人佩刀而入，精卫演说如故，日人亦无以止之。”然则精卫天良尚未尽泯乎？亦何足以免其罪也。其至日本亦以朝礼见裕仁，且望见其宫阙，即于车中立而致敬。尝语人以在车中俯仰不得为难受，是岂非甘为奴于日者乎？　

　　◎习惯失辞
　　余同学友章厥生嵌，钱塘人，清故相章简之后。清末，科举垂废，厥生乃得乡举，后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最久，以病归，忧郁而死，以其子参加中国共产党被拘囚也。厥生对客，无论客言如何，辄报以“是”、“是”，即客言甚谬者亦然。朋辈皆举以为笑资，学生亦背议之。往时宦习，末僚对长官语，不敢有违词，无不称“是”以对。一长官令其属某办事，不称意，厉声责之，某连声曰：“是、是。”，长官意以其当能有所自白，复与温语，某亦惟曰：“是、是。”长官乃盛怒，竟斥为“工八蛋”，某亦称“是、是”，长官不禁为之霁颜而笑。然厥生讷讷书生也，盖习成而已。又北京政府时，有财政次长某者，对人语，辄曰“好、好”。一日，有科长向其请假，曰：“家母死了。”某曰“好、好”科长为之啼笑不得。　

　　◎马将牌
　　余儿时见杭州赌具，止有纸及竹制之三十二张牌。此具始自何时及何用意，忆前于某书曾见有考记，似涉及星宿数理之术，惜不能具其说矣。及九、十岁时，父执苏州俞先生赠余父马将牌一副，于是祖母喜抹之，有戚属来，并余父母凑成四人即合局，余旁观焉，遂悉其术，然童子不得入局也。一日，余父以客至，祖母乃令余代之，余到手即和三番。而余迄今无此嗜，且恶其费时误事，又牵连他人，意谓行政者必禁止焉。顷以宓逸群饭其师任心叔，徼余往配，归后就寝，暑热不能贴席，而邻家正作此赌，牌声滴笃，复有歌唱，益扰余睡，乃暗记云：“谁家滴笃斗牌声，十二三抬笑语盈。百搭愈多和愈易，电风扇下忽天明。留声机里唱皮黄，一样喧阗搅耳房。忽地飞机过一队，知输什伍到前方。”（时卅五年八月四日）马将起自宁波，闻包达三云，乃一张姓者所为，其用意不可知矣。此牌本止一百单八张，后增东、西、南、北（余最初所见似为公侯将相），又增龙、凤或中、发，至所谓白板者，乃备损失之用，然今亦以凑入，而得碰者为一番矣。后又加花，花又可复至无数，近年并有财神爷、猫食老鼠等，可谓花样杂出。而百搭出，则和益为易，盖可以代对子、嵌当、吊头、边张也。今乃百搭亦加至四张，则几乎可以倒地即和矣。其他种种花名，如门前清、门里清、一条龙、喜相逢等等，余不能具举，而皆可以增加番数，且其名日新月异。不意十三张牌竟能变化如此，当非作者始料所及，而赌品斯为下贱极矣。　

　　◎须之故事
　　李任潮、陈真如、马寅初、谭平山、王却尘约饭于任潮家，使年六十以上者并坐，因各以须为谭资，然黄任之无须也。任之为言：其友某蓄须则复剃之，尝询其妻：“某有须与无须孰美？”其妻曰：“无须时觉其无须为美，有须时觉其有须为美。”余谓某之妻可以当外交主任矣。然使再问以复剃须如何？必曰：“剃须后仍觉无须为美矣”举座为噱。余因忆笔记载宋蔡襄一日侍朝，襄有美髯，仁宗问襄：“卿须长若是，睡时安于衾外耶衾内耶？”襄谢不知。归之夜，以仁宗旨，安须于衾内不能睡，又安于外亦不能睡，如是一夜为之不宁，此颇可与为类。翌日，又集任潮家，任之因与马寅初并坐，而余又与寅初连席，任之嘲余二人云：“昔余原籍（川沙）有姓名为马＜马马＞［b271］者，人不能呼其名。”余曰：“此人熟读礼经者，盖古投壶一马从二马，又庆多马也。”座中亦大笑。然举座亦无能举＜马马＞［b271］二字之音者，余知［b271］音如彪，而亦不识［b271］字。戏谓当读如冯，俗呼姓冯者为马二先生也。归检《玉篇》：“徒鹿切，音独，马走也。”　

　　◎陶公匮陶成章之死
　　陶公匮者，吾浙陶七彪先生所手制也。先生名在宽，绍兴人。光复会领袖成章之叔祖，以书法自雄，作八分颇醇雅，由诸生官至道员，清末归田，寓于杭州忠清巷，一老妪应门，不与宦场酬酢。余时教授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居相近，时过先生谈，因观其手制陶公匮，匮方营造尺尺二三寸，以木为之，凡格屉若干，行旅所需笔、墨、纸、砚、杯、盘、碗、箸、茶具、烛台皆安置井井，其下一大屉则折一凳内之。盖可以柜为桌而支其凳，作书饮食皆可无所求矣。其妙则不用一钉而精巧可爱。其游欧洲时，意大利王爱之，即以为赠。后又制一柜，大略等，内床于中，床亦张弛巧妙，配柜适如行脚僧之一担，天才也。辛亥冬，成章被刺，先生自沪取其柩归杭州，适与余同寓清泰第二旅馆，余以成章被刺事为问，先生涕曰：“焕卿（成章字）薄都督而不为也。”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由屈映光知之，映光初亦隶光复会也。即赴院视之，乃为捕房之侦者认为嫌疑人，虽示以名帖，犹被留五六小时，至午后四时，偕至捕房一询而后得还。成章之死，章太炎谓蒋介石实刺之（见《论衡》或《国华杂志》）。然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介石，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颔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晨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陈叔通师丈云：“清末，余在北京，陶焕卿忽来相访，自言来京有所图，询以何为，曰：‘有两事：一为徐锡麟、龚宝铨等捐官，一为开一妓馆。’盖为革命计也。余告以捐官自可办，妓馆如何开得？吾辈楚楚者，一着手即为人侦知矣，焕卿因息此图。”　

　　◎夏震武
　　夏灵峰先生震武，字伯定，号涤庵，浙江富阳县里山人。以进士官工部主事，治理学，宗程朱，而实私淑晦庵。母殁，葬杭州西湖之灵峰，遂又号灵峰。先生庐墓三年，巡抚尝使致劳，睹芒鞋竹簦者不知即先生也，不为礼，先生因亦不语以姓名。知仁和、钱塘两县事者，以时候起居，夏孝子之名，遂播于人口。服阕，赴曹，及甲午之役，劾李鸿章误国，不报，遂归田。至清末，则廷琛为京师大学堂监督，聘为教员，先生以师道自居，朔望谒拜孔子，必先监督。某年，先生年假还里，过杭州，寓望仙桥堍旅馆，使招余往，率然问曰：“群看汤蛰先为何如人？”蛰先，汤先生寿潜字也。时蛰丈方办沪杭甬铁路，有盛名。余知先生言必有谓，不敢遽对。先生曰：“蛰先，伪君子也。”余唯唯而已。辛亥后，先生里居不复出。余往候之，先生束发冠儒冠，衣深衣，俨然如对古人。余宿其宅，内外不闻语声。先生有弟则剪发矣。设米店于江边，弟司其业。然闻里山人云：买卖斗升出入不同，未知何如？余荷先生青目，昔时庋藏其所遗书牍，经渐当付阙如矣。　

　　◎蔡元培逸事
　　蔡孑民先生元培，初字鹤卿，吾浙山阴人也，为同里李莼客慈铭之弟子。少时，事叔父至恭，叔父嗜鸦片膏。一夜，叔父于烟榻上忽忽睡去，先生不敢离去，叔父觉，见先生犹侍立焉，乃促之出。先生以翰林起家，不供职。清光绪二十五六年间，先生居杭州，议办师范学堂，被阻而止。元室物故，乃娶于江西黄氏。结婚之日，一去俗仪，仅设孔子位而谒礼焉。元室子无忌，时六七岁，是日特为制清制一品衣冠而服之。时，平阳宋平子先生及余师瑞安陈介石先生皆有名于时，先生请平子演说，平子教新夫人以后母之道，皆创闻也。光绪廿九、三十年间，先生在上海，办爱国女子学校，又治《警钟报》，为革命之倡导。隆冬之日，余往访，先生仅服薄棉袍，长才蔽膝，受寒，流涕不绝，盖居窘，报以私资支持之者也。其入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　

　　◎黑车子
　　余少时闻故老言：“清朝王公食俸衣租，然其体制隆崇，媵妾广众，包衣奴婢率以百十数，进奉馈遗，岁费亦巨，子弟纨绔，复不知节，用事者匿报侵蚀，所入不给。于是有所谓黑车子者，令太监为导，物色初至京师欲冶游者，伪伴游览，以黑薄帷车，昏黄之际，载入府中，由旁门入，纵令妻妾，与之交嬉，来者不知其为何许，破橐恣欢，知其富有者，则俾留连数日，忽然报称爷至，匿之暗室，讲价而出，所费倾装。相传龚定之于太清春，亦乘黑车以入，第定乃被太清春园遇赏识而后进，不由太监致之耳。太清春者，醇邸四美之一，南人也。”　

　　◎三菱公司
　　清末，奕以亲王位军机首席，政以贿成。其子贝子农商部尚书载振，尤揽势。朱家宝（似应为段芝贵——编者）以进妓杨翠喜于载振，得黑龙江巡抚，事尤著于耳目。时有御史江春霖、赵炳麟、□□□（偶忘其姓名，其名末字亦为林音，其官或非御史。编者按：应为赵启霖。弹劾载振者即启霖。《屯庐所闻录》之“光宣朝政”、《世载堂杂忆》之“奔走权门扮演丑剧”及《十叶野闻》均有记述），皆不避权贵，封奏弹劾。人戏目为“三菱公司”。三菱公司者，日本之商业会社之名也。　

　　◎王福广沈尹默书优劣
　　上海有《活报》者，谓：“王福广篆隶等描花，沈尹默富商撑腰脊。”又谓：“福广书平铺直叙，一无足觇，尹默书王字底子尚不算差，但其笔趣则缺然，不足名大家。”此论尚非过为诋毁，特尹默不可与福广并论。尹默书工夫不差，相当知笔法，惟以深于临摹，入而不出，故灵变不足，然无匠气，究非今日其他书家可望其肩背也。近时如慈溪钱太希，永嘉马公愚书皆有王字底子，但一望而为匠人书，皆无笔法可得也。后人作王字，皆失之俗，失之薄，俗者多矣，薄者如董香光、王梦楼皆是也。然薄犹可医，俗不可治也。此四人者，福广余父执，余尝观其作篆书楹帖，亦不空肘腕，是真描花也。尹默年必展览其书一次，收入巨万，谓之“富商撑腰”亦不诬。　

　　◎章一山
　　章一山先生┪者，吾浙宁海人，出德清俞曲园先生之门。清末以学者称，时台州有王子庄、喻子韶长霖、杨定甫晨、王子裳咏霓、王枚伯舟瑶，皆负乡望。有著述，先生与靳骖焉，余于诸公间，定甫先生有书札往还而未之见，枚伯先生则余主讲两广师范馆时，先生方为监督，而一山先生于四年遏之上海，先生以遗老自处，时犹辫发垂垂然也。先生以宁海向无翰林，必欲得之以为荣宠，且县学有奖资，宗祠有学田，可恃为终老之养也。先生为军机大臣善化瞿鸿礻几提督浙学时所取优贡，成进士后，谒善化求为援，善化曰：“若必欲得翰林，尚须习馆体字，使入格，否则无能为力。”盖时习所重也，因令告殿。告殿，谓殿试时谒假以待后科也。先生不得不如命。至光绪三十年甲辰科补殿试，善化仍在军机，为置三甲，得翰林检讨，以告殿假者例不入二甲也。先生不善诗，陈伯严先生三立，诗坛祭酒也，尝谓浙江有四个不能诗之翰林，先生与吴纟同斋士鉴共（其）二也。　

　　◎讽刺联词
　　《公园闲话》，张纟同伯举汪精卫伪府时有为偶语云：“近卫汪精卫，你自卫，我自卫，兄鲁弟卫。陈群李士群，来一群，去一群，狗党狐群。”又一联云：“孟光轧姘头，梁鸿志短。宋江吃败仗，吴用威消。”梁鸿志，吴用威亦伪府大员也。皆词虽滑稽，义严斧钺。
◎潘复杀邵飘萍林白水
　　九、十年间，潘馨庵复为财政次长，摄部事。余为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代表，以学校经费事访之于财政部。馨庵衣不合襟，履不掩踝，出而相见，与余特致殷勤，谓于《国粹学报》时有雅谊，余茫然，敷衍之而已。顷于《学报》第四年第三十八期中见馨庵写《题学报第三周年祝典兼呈秋枚晦闻诸君子》，乃恍然。潘故山东富室，闻国务总理靳云鹏乃其乳母之子，后投军致高位。翼卿（云鹏字）既贵，馨庵亦因缘起家，然闻其清末曾举乡试也。后附张宗昌。十五年，段祺瑞下野，冯玉祥军亦离北京，而张宗昌入，即杀《京报》社长邵飘萍，馨庵实唆之。飘萍尝于其报端诋讦馨庵，故报怨也。盖宗昌入京后，佩孚、作霖亦旋至，俄而作霖以大元帅秉政矣。飘萍吾浙金华人，肄业浙江高等学堂。辛亥，杭辛斋办《汉民日报》于杭州，飘萍任编辑焉。后入北京治《京报》，出入权贵之门，刺探消息，以是《京报》不胫而走。飘萍有黄远庸之风，笔墨犀利，而更泼辣，往往讦人阴私，故贾怨。吴佩孚自武汉入北京，朝权在掌握，下令讨伐张作霖，《京报》大赞之。既而冯玉祥回师废曹锟，黄郛以内阁摄政，《京报》立转其笔锋，时人惊其神速。此亦其致死之因也。先飘萍被杀者为《社会日报》之林白水，白水者，少泉拆其“泉”字而为号也。白水福建人，清末，落拓至杭州，后游日本。建国后，至北京，办《社会日报》，初尚能言，袁世凯月与银三千元收之。白水服食以奢，尝坦然语人曰：“吾为金人矣。”以月入三千元缄其口也。至是，复萌故态，其笔亦刻利，因遭害。　
　　◎袁巽初词
　　袁巽初，名思永，湖南人，故清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曾从吾浙汤蛰先丈寿潜学。少年，即以道员官吾浙，清末，任督练公所总参议。蒋介石之赴日留学，曾受其试，称弟子焉。十八年，余解教育部政务次长职归杭州，余樾园亦自北平来，遂有东皋雅集之会，巽初与之。顷读其《木兰花慢?登豁蒙楼远眺》词云：
　　一层楼更上，趁薄醉，倚危阑。望险堑龙蟠，雄关虎踞，大好江山。神州陆沉，岂忍待，凭谁横海挽危澜。记否六朝金粉，南都此地偏安。朱轮翠盖自班班，几辈济时艰。把纸上经纶，刀头策略，冷眼偷看。浮云尚笼暗影，在乱鸦残柳夕阳间。剩取秋光可爱，栾花红照愁颜。
　　（自注：鸡鸣寺山麓，有栾木数株，秋深作花，红艳可爱，为他处所无。）
　　此词讥蒋介石也，有宋人气息，在辛稼轩、王圣与间。　

　　◎谶语
　　谶语起于战国，至秦时，有“明年祖龙死”之记，汉成、哀时始盛。光武以“刘秀为天子”应谶，遂崇信之，至以违谶为大逆。其实此巫家之所传，上古神话之演变也。巫家变而为道教，东汉初有《太平清领书》，颇见引于李贤《后汉书》注，今在《道藏》，为道教本质之经典。至以老庄入藏，则牵引附会以为重，而今通传诸经典，又模仿释教为之，后起之作矣。唐有李淳风《推背图》，明有刘基《烧饼歌》，亦未可据。如《烧饼歌》，余据《金陵琐记》证出铁冠道人，冒鹤亭广生《小三吾亭随笔》据顾起元之《客坐赘语》，亦如是云。《随笔》又记“七字妖言”一则，谓：“道光中民间竞传七字，谓合国朝七圣纪年之数，曰：‘木、立、斗、非、共、世、极。’‘木’字文为十八，属世祖。‘立’字文为六一，属圣祖。‘斗’字文为三，属世宗。‘非’字文为两三十，属高宗。‘共’字文为廿六，而六字缺一，属仁宗。‘世’字文为卅一，属宣宗。其时宣宗未崩，解者谓是卅一年，及庚戌正月升遐，乃悟其义。盖谓在位三十年而一年则属后人也。然求极字之解，终不可得。庚申八月，英人犯都城，銮舆东狩，明年七月驾崩。好事者以离合推之，乃十年八月了口外又一年也。当时闻者纷纷传说，惊为神异。”余谓事固神怪；然文宗以后，尚有同、光、宣三朝，何以竟不入数？是“道光中民间竞传”者，因有传者其人欤？否则或同治初有巧思者构造之，而托于道光时传说耳。《良友》第九十五期有刘伯温谶语云：“五六百年见，泰山甲乙，沇沮利楫；固有遗荫，子肇帝业；草冠木屐，中合三一；苍穹雷动，为君辅弼；古耄是独，作桶称德；轻重在握，功立殊域。兑余运南方出君臣，应觋｛髟木｝说妙童，先复铜柱，后定鼎水。中九转，起前程。天运洪武六年岁在癸丑三月谷旦，命讨蛮将军郭愈携往象郡瘗于交趾疆界，刘基占志。”余谓世传伯温谶语甚多，然果出伯温否？未有证也。洪武六年癸丑，纪年虽合而郭愈待考，且即使语出伯温，而自洪武六年讫今早逾五六百年之数；无验明矣。　

　　◎讣闻方式
　　今之讣闻，各以俗异。然普通方式，犹沿旧习，首称“不孝□□罪孽深重祸延显□（考或妣）”云云，而末则具“孤子（或孤哀子）泣血稽颡”云云，其长子先亡而以长孙承重者，则称“不孝承重孙”云云。顷得北京大学同事戴君亮讣其母作古之讯，君亮治法学者也，今之国法无承重矣，而讣言承重，其于“孤哀子”上特加“斩衰”二字。按：通俗“孤哀子”上更不加字，君亮湖南人，或其俗然耶？父殁丧母，亦斩衰，此唐后制度，而非《礼经》所垂。讣书言谨遵礼制，夫言礼，则经之所无，言制则今因无制，而有围纱之礼，袭自远方。况出门之女亦称“斩衰”，则“礼经”、旧制、习俗皆无，岂以今者法律上男女平等故耶？或君亮之乡固有其俗耶？　

　　◎《西江月》词
　　《西江月》调，宜于慷慨悲歌，《水浒传》宋江题反诗用此调，极其致矣。十五年重五日，张宗昌至北平，余以奔走革命，颇为人瞩目，乃亟避居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孑然无俚，亦作此调四阕以见意。云：
　　身世真如蓬转，客中几过端阳。艾旗蒲剑忆江乡，云水重重惆怅。　朝里七零八落，民间十室九空（洽如｛宀康｝）。今年节景异寻常，满眼车骑甲仗。
　　二云：
　　宋子空谈救斗，墨家乱说非攻，如今拥众便称雄，愧我无拳无勇。　敢比望门张俭，原非投阁扬雄。走胡走越且从容，权住东交民巷。
　　三云：
　　背后风波渺茫，眼前云狗苍黄。谁秦谁楚总都忘，只是群儿相王。　却为天公沉醉，便教长夜未央。一卮浊酒荡胃肠，杀尽魑魅魍魉。
　　四云：
　　暑往寒来奔走，朝三暮四纵横。赵钱孙李不须详，都是一般混帐。　楚馆秦楼面目，城狐社鼠心肠。有官捷足去投降，幌子居然革党。　

　　◎戒王超凡
　　门人王超凡人骥，长衢县，调武义，关白抵省，闻余归来谒。勖以为地方官之责任，在实地予民众以利益，盖今日一般之民众实无以聊生矣。为政者多言以为富，何益哉？超凡近从事五教合一之说，五教者儒、佛、道、耶、回也，超凡以为问。余生以五家之中，儒道绝无宗教意味，且实与之背驰，皆主无鬼神者也。东汉以来，黄老之学亦绝。所谓道家者，古代之巫教而已。释家具有宗教仪式，然大乘禅理，直达无神。惟耶、回主一神创造。至各家之出发点，亦各不同，不能以其共谈仁义，共言救世，等而齐之，以为一道。三教同原之说，已成过去，况合五教耶？此种论调，要皆出于无识之徒，今则倡此类者是妄人。超凡学未深造，今日思想方面欲寻出路不得其由，遂为妄人所诱耳。然超凡正司导民，岂可身为提倡耶？即切戒之。　

　　◎哀启格式
　　得夏庵先生丧母之讣，其前不附遗像，哀启亦遵旧式，止叙病情不阑家世事状。盖哀启之兴，原于《春秋》书“许世子弑父”，以其不尝药也，故近世遂历叙病情医药之经过以告亲友，欲人谅其侍疾之尽义也。近年哀启，竟有阑入家世，历述死者事迹。盖并行状而一之，不学之过欤？余遭母丧，讣启一去“罪孽深重”等虚文，以此本宋人丧亲通书自责之词，后乃沿为讣启定式，殊无谓也。亦不附印遗像，惧为人即投于字篓也。不致哀启，以吾亲笃老以终，虽异无疾而逝，然亦并无恶疾阴症，戚友平日致问，临疾相慰，无须复有此文也。　

　　◎干支由来
　　干支者，支之省文，其何自来？余读书少，未有见也。廿五年在成都，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主任马君弼谈“建昌附近之蛮俗，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三十日为一月，其称日无初一、初二、十一、十二之名，谓木耗子即甲子，火耗子即丙子”。余谓古书言“大挠作甲子”，大挠或说黄帝时人，寻颛顼历与今阳历同，而《尧典》言“三百有六旬又六日”（旬亦日也，此日之转注字，后人多以旬为十日，则《尧典》不可道矣）。是其时皆已不复用三百六十日为年，三十日为月之历，则“大挠作甲子”，可能前于颛顼。古止以甲子纪日，顾亭林已言之，盖初亦如蛮俗以鼠、牛、虎、兔等十二属纪日，后以五行配之，遂成干支之名。五行之说，乃上古宗教派哲学之宇宙论中所谓元素也，此似为较进化之表现。据《史记?五帝纪》，则五行之说颛顼时已有矣。至纪岁之名如阏逢摄提于之类，亦上古民族语，或外来名词之译音。　

　　◎家庭中称大人
　　清季知府以上悉称大人矣，然在其家犹称老爷，即官至极品，犹然也。应季中丈仕至布政使，一日，余在丈所，而其兄叔寅至，家人曰：“三大人来。”余颇异之，然其呼季丈仍为老爷也。盖丈自幼即馆于外舅朱茗生侍郎家，昆季之来，反如外宾，故家人呼叔寅如此，是宾之矣。今国家为民主政体，一切前代制度，自不应袭用。居官时称其职可也，去官仍为民矣。今则一为科长、县长、厅长、处长、部长、师旅长、主席，人并终其身如其官呼之。如厅长以上或称为大人，则袭清代之俗矣。余未入仕，邵伯纟同与余书札，函面称老爷或先生；及余掌教部，改称大人，余惟笑之而已。乃一日，屈文六招饮，闻其家人呼文为大人，余亦笑之而已。　

　　◎与许缄夫论佛
　　缄夫，吾友许炳之字也。缄夫学于日本，治纺织，归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氏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有声绩。及游欧美归，则谢事而不能生活，至登报召友朋为助生活资，又一度为僧。及以荐为民政厅顾问、秘书。是时，厅长为朱家骅，颇蒙礼之。缄夫于佛学教宗颇悉，信事有部，谓此是真的佛学也。余与缄夫久别，初不知其精此也。及在上海，望衡而居，亦不相知，辗转乃悉其所寓，则趋访之，缄夫高声剧语，豪气如故。见余发虽白而未见老，盖在黄昏中不细辨耳，乃询余何修而然？余谓无所修养。缄夫不信，坚问所由，余以缄夫事佛，正设供养乃指而笑曰：“你以此我亦以此。”缄夫诧曰：“你亦然耶？”余曰：“我实不拜佛、不念经、不吃素，但略知其旨，取其一切平等耳。”缄夫自谓学佛主心宗，且劝余读《宗镜录》。余乃谓：“我近实转依唯物，宇宙现象，皆物质之变化，实不见有心能造境，且余以知唯物故，故即人之一切行动，无非内外物质交感而然，故对于世事亦复趋于平淡。”缄夫不以为然，谓其体验，实是境由心造，因举似曰：“盗掌吾颊则起惧心，友掌吾颊则起怒心，妓掌吾颊则起喜心。起心不同而击颊则一，明自心造也。”余曰：“吾所见正反是：所见为盗，盗之面目狰狞则起惧心；所见为友，友之面目不如盗之可惧则起怒心；所见为妓，妓之面目可悦则起喜心。是则由目不由心也。目不能自主，境异而异也。”缄夫亦未觉不然。翌日，缄夫来，复理唯心、唯物之论。缄夫本主唯心，今日乃曰：“境由心起，心由境造。”此又慈宗唯识之旨，不纯心宗之论矣，则其信仰未深，即由于理未澈。今日缄夫举似其梦中前知之说，似最可为境由心起之证。然余于梦中有前知之事，已非一二次矣。余详加剖析，追忆过去，无不有其来踪去迹。特有往所未经注意之境而印象已入，梦乃为之错综离合耳。如缄夫所举，虽余非缄夫，不能知缄夫梦前所经者何如？而缄夫今日已有我执，正在持此以证唯心，又不肯追详过去经历，以明梦境所由然。且如缄夫向所未曾注意者，缄夫亦自不能知也。至如昨日缄夫所举掌颊之比，余今复进一层为了证明确由目故，以若使瞽者遇之，彼本不知击之者为谁，必无喜惧之分，唯有怒之反应耳。此反应非由心造，显然易知。如心可造，当不见痛，亦可无惧喜矣。假使告以掌之者为谁，则亦同常人矣，何也？平日或受他人所告，盗有如何可畏之貌，妓有如何可悦之色也。或以为即此可证境确由心而起矣，仍不然者，盖以能起者言，亦是脑神经中枢作用，传达官部，若失去某一部官部神经，即不致然矣。以此为心，虽非司血之官器，仍是肉团，即仍为物质使然。正如悬鼓空中，击之成声，厚围而击，声不能发，然则仍是唯物矣。　

　　◎王小宋之佛学救世论
　　《制言》第三十八期有王季同《略论佛法要义》，初不知季同为何人，后闻章太炎夫人言，乃知即王小宋也。余佐蒋观云丈治《选报》，所居为上海福州路工部局东之惠福里，时邻室设一英文课堂，教授者为温庆甫宗尧。而张菊生丈元济每晨八时即来，就庆甫习英文，不失分秒。后去《选报》而治《新世界学报》，则迁而与小宋为密邻，然不常往还也。转瞬四十余年，正不知小宋尚在人间否？今读此文，恍如重握矣。此文在《制言》中较有价值，然亦有未安处。如言：“马克斯尝谓宗教为民众之鸦片，盖言其止能麻醉民众，无滋养价值也。然彼除对基督教偶有讨论外，未见其讨论他种宗教，更未见其讨论佛教，且佛教委实非他种宗教可比，然彼便下宗教为民众之鸦片之结论。”余谓凡属有宗教性者，谓有神权之意义，无真理之剖示，而复具有特种崇拜神权之仪式者也。佛学诚有真理之剖示，然亦有特种同于崇拜神权之仪式，此虽由于因袭婆罗门教而然，要使具有半宗教之意味矣。且如今日之信有往生乐土者，非具灵魂天堂之意义乎？则马克斯是否将佛教列入宗教，固少明证，而使即在，有以召之矣。小宋此文于现代哲学亦极了解，然其结论之旨，在以修持，求证真现量。余昔亦如是主张，且亦下多少工夫，然无心所得，即是真现量。此在老庄，亦如是言，况佛固阐其说乎？无心者止是破除我法二执耳。《要义》有言：“社会不安之主要原因，在众生之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由于俱生二执，即错认我与宇宙为实，故大心众生依佛法修持，观我与宇宙皆空，即能发出世心，祛除自私自利之见。又观二者虽空，而众生执迷为实，造业受报不爽，空而不空，即能发菩提心，拔苦为乐。拔苦者，社会贫乏，则随力财施；与乐者，以佛法真理教人，使人人知我与宇宙非实，不复孳孳为利。贫乏者能安贫乐道，不起非分之想；富有者能博施济众，胞与为怀，不务货悖而入，然而社会不安者，未之有也。”余谓宇宙不外因缘所成，此理是实，征诸科学而不背也。人明此理，即不必谈空，但能实践而不违，私利之见自祛，此中国理学家之所以异于佛学者也。五识所接，必谓之空，止增众生之惑，但示此理必然，则世非愿自杀者必不饮鹤红而食砒霜矣。世人每谓一切皆空，而实一不能空。若尽如是，亦复何益。若谓未证真果，故不能空，则自释迦成道以后，得证者几人，即一乘大藏之纂述者，果皆证得而后言耶？抑亦以因明得之为多？则亦如现代哲学者矣。如章太炎丈能言大乘了义，然其二执实未能破，此余所亲接而知其然也。故余愿世尽得了解自然，尽得了解社会，亦自然能现平等性，发菩提心。《孟子》所举“乍见孺子”一章，即可证明一睫之间，两者俱现，固不必精心一藏，了通大乘也。以自然科学利用厚生，胜于空谈教义多矣。至于自然科学，一方实有启发杀机之事实，但此为社会必经之阶段，非其本身之罪恶。亦正由利用厚生之术，未极乎常轨，而社会发展必然之法则，未得人人而喻。苟明历史唯物之真理，与社会发展必然之法则，而以自然科学利用厚生，使生活各得满足，则杀机自弭。不然，虽多法门，终属无济。自佛灭度将三千年，世界何如？即印度又何如？冯道对契丹酋长言：“佛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此虽一时权对以挽时急，然三千年历史之照示，佛教空垂了义，未救人伦。梁武帝乃至饿死台城，并己并不能自全，此不得以生灭平等漫为解嘲也。未利用厚生，术虽未尽，譬之望梅，犹足止渴，谈空绝有，义虽迥高，譬之画饼，竟不充饥。是知叔本华不如马克斯矣。吾人固不轻视释迦与叔本华，顾以宇宙现象，决非成毁于一心起灭，人类生存，亦必资取于利用厚生，徒语人心生法生，不若使其人若已足。况境由心造，心自何来？心如非有，有者为何？变言唯识，仍不解惑。又若谓人人知我与宇宙非实，即是转识成智，转识成智，仍不绝有。故佛言出世，不坏世法，特使修成平等性，得发菩提心耳，以是“不复孳孳为利，贫乏者能安贫乐道，不起非分之想，富有者能博施济众，胞与为怀，不务货悖而入”。此亦理想耳。佛居世时，成佛者几人？佛灭度后，成佛者几人？若期人人知我与宇宙非实，正如俟河之清，而以明明实者谓之为空，此余所以谓止增众生之惑也。故佛法流行三千年，世界人类生生灭灭，真非河沙可喻。然若大乘妙义，曾不能动其毫末者，决非六道轮回，众生业重，只是现实生活无法解决耳。如谓不然，只是佛法无灵，一场诳语矣。且宇宙皆物质不断之流动，各为所保，各有所需，而生物尤有营养之必要。贫乏富有，非由自然；生理所需，富贫一致；不足则求，无有能外，是故富有能博施济众，由其生活已得解决也。纵使能博施济众，所分者岂能与已有同等？不能与已有同等，是以余沥治人，受者如得番间之祭余而已。若竟同等，则是已无特殊之享有，何为而必致此富？且其所以致富者，非自天坠，亦非地涌，事实相证，尽由剥削。故贫者虽得富者之余沥，而终不得饱暖，亦岂甘于长贫？在社会即盗贼所由以发，在国际即战斗之伏因也。若谓此当以知我与宇宙非实为前提，既知我与宇宙非实，则贫忘其贫，富不见富，此直戏论，戏论者，谓其违背实际耳。余多见禅林道院，库藏丰足，究其得来，谓是布施（其实不尽然，亦多藉布施所得，转事贸易），布施之人，即是剥削人以致富者。林院恃以济人，亦谓布施。则此实可耻之事，乃居为善之名。若夫沿门托钵者，仍有嗟生之叹，此曹挂单，每为知客白眼，而富贵登门，则趋承恐后，俗谓最势利者莫若僧侣，自有由也。然林院之徒，未尝不能言空有之义，亦或能知空有之理，然而生死等视，不求自济者，固属仅无，其真能舍己济人者，亦为仅有。故唯有使生活满足，此无所羡，彼无所阙，生活平等而斗争始泯矣。余闻今日苏联，人人劳动，人人得食，用力多者得酬多，然得酬者至无可费，而转纳其多余之赢于国家，国家转以生产而利大众，此不愈于乞祭者之番余，求布施于富人耶？　

　　◎云林寺僧　天竺寺僧
　　吾杭西湖之胜处为灵隐，有云林寺，所谓四丛林之一也。季春香火之盛，即僧众衣食之原，而每年犹得向布政司支公帑焉。清同、光间，其住持僧贯通者，犹及见余祖。光绪末，贯通年已六十而近。时余家以余屋赁于傅姓，而傅翁司事于所谓过塘行。过塘行者，转运物货所假贮而因宿客焉。有金松林者，江北人，年五十余，自谓提督衔，记名总兵候补副将，先寓于行，傅翁招之，徙于其余屋居。时松林有从者一人，犹今所谓副官。而松林嗜鸦片膏，少出门，出门则冠一品冠，行装乘舆，从者骑而殿于后，朝出而夕返，时或不归。从者浸增至三人，其一则萧山少年也，自少年口知松林出必渡钱塘江，以是或不归。既而由萧山与一中年妇人至，谓其配，而不类，又自其从者争喧知少年实妇之子，亦不能究也。一日，傅翁子妇三十初度，戚属以傀儡戏为寿，锣鼓阗然，松林与妇俱为上客。夜阑客散，诸声将寂，而松林急呼阿明，阿明者，其从者领袖也。而阿明亦急召其伴起，曰：“有刺客。”然事旋定。昱之迟明，即呼一舆至，载妇人渡江归萧山，以其子从。妇人之出，乃由余家后宅胶州孙典史大庚寓假其后门以行，以是知妇人为松林渡江所寓之主妇，然一乡妪耳。松林私之，而托言为佣与之俱。及其夫悉之，乃乘夜来，采刃以伺焉。松林亦遂移居，后大庚遇之衢州，则率巡防队矣。松林尝之云林寺，贯通因来报。见吾家所悬扁额，有余祖名字，因邀余往游，逾时，余忽趣其寺，因留饭。贯通以故人子弟视余，故出其常食为饷，赫然六器，其四为鸡、鸭、猪肘、海参，皆佛门戒食，其二为蔬物与羹，其味皆极美。盖其烹调，不用柴火，燃烛代之，火候专也。而侍者为二沙弥，皆妙龄。人言贯通故有妻三，皆蓄于寺右，伪为民家室，皆次第物故，乃以二沙弥侍。
　　云林寺之富，实不及天竺寺，天竺寺有三，曰下天竺、中天竺、上天竺。每寺僧皆分若干房，房各占有施主，施主率为浙西及苏州、上海人。每年春季，施主朝寺，则各以簿进（乞香火资，施主署其数，若数十，若数百，以至于千；数十者即时付焉，其数大者若老顾主，不即取，以时收诸其家）。故各房之僧，时以争施主而至相恶。各房之僧亦各有室于外，或一或二，当地之人能指目之也。各房皆植田，其征租率重，实为地主阶级矣。
　　西湖之西筲箕湾，又有法相寺者亦然，余所悉有僧名六一者，以放债置田产致富，嗜阿片膏，有妻子于寺外，又尝私于寺之近地妇人。　

　　◎陈介石师之史论
　　李义山《龙池诗》：“薛王沈醉寿王醒。”不为玄宗讳娶杨太真事，陆甫里《和皮袭美太伯庙诗》：“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疑亦刺灵武事。玄宗几失社稷，肃宗虽自正号，实亦无嫌，争名教者必蒙以篡名，真无谓也。昔侍陈介石师黻宸，师颇以王阳明功业虽成，然武宗无君人之德，而宸濠亦朱家子弟，不劣于武宗，何必左袒武宗而诛伐宸濠？犹方孝孺之赤十族，不过为建文争帝位于燕王，而以十族为名教所牺牲。师论史往往如是。余亦尝谓刘备语诸葛亮：“可辅则辅，不可辅则君自取之。”此固备明知禅之不肖，无奈亮何，而为此语以试亮情，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对，得以免疑。然观亮虽擅朝政，而《出师表》有“宫府一体”之语，尽固未尝一切可以独行也。以亮之才自可取而代之，然乃奉孱主而卒失其国，亦名教之缚束不能自脱也。然后世乃信“如鱼得水”之言，使果如水鱼，备何必为是言乎？　

　　◎东岳庙
　　东岳庙者，祀泰山神君，主生死者也，其说亦具《太平清领经》，余已于《读书记》言之矣。吾杭有岳庙三，一在城隍山，一在三台山，皆属故城之西南隅，一在城西北十余里，称老东岳。杭人兼信巫佛，乡民尤信巫，率有“投文”之举，具姓名、年岁月日、时辰、籍里、于庙祝所制之文书上，投诸神君，求得免罪，好生来世。其书必置黄布囊中谨藏之，命终时与俱入棺。每年秋初，庙有耕审。朝审者，神君所属百官往朝神君，而神君以此时审判罪犯也（神君俗呼东岳大帝，此由五帝之说，东方为青帝，而以岱岳配之，故演变为此称。朝者，汉时太守刺史之官署，亦称朝廷，僚属禀白公事即为朝会）。其朝也由庙祝书百神之名于红柬，向神君唱之，如曰：“城隍臣某某、土地臣某某”之类，若仿衙参为之，而实本古之计偕。余曾于天台山岳庙见唱朝者有“少保兵部尚书臣于”者，于为明“土木之变”为石亨所杀之于谦也。谦墓适在庙右，遂以为神君臣，而不呼其名者，示敬也。人有以“君不君臣不臣”讥之者，其实巫祝所为，本不足道也。其审也，则率为病者，而以疯人为多。审犯时五木所加，一如昔时官府鞫狱，威严懔然。俗谓疯子经东岳审后得愈也。此自为治精神病之一法，特得效颇少耳。庙中制度，同于天竺，故财产甚丰。老东岳一日燃烛大小以数千计，率甫然即去之，来者众也，已燃而去之之烛，仍由浇造家收入，重制焉，即此所得已致富矣。然三台山岳庙瞠乎不及，城隍山者则更冷落，盖老东岳为四乡及外县之信众所荟也。　

　　◎科学家信佛者
　　赴医归途，经般若书局，本为买书局寄售之神曲精午时茶以治胃，乃药单外附有书目，书目后附有《佛法原理》诸书，印成后系之以诗二十首。此吾杭净慈寺前双十医院院主汪千仞所为，千仞固治新医术者也。其前十六首陈义皆是，乃治科学者之言。
　　其第五首云：
　　纷纷异学逞神通，佛亦时沿猎较风。
　　当识经中灵怪句，与吾庄叟寓言同。
　　第六首曰：
　　神巫乩士寓言家，都藉灵山挂旆牙。
　　检我如来清净法，几时威福向人加。
　　第七首曰：
　　昌黎毁佛语皆盲，迎骨之争理却长。
　　舍利为私经卷重，本师金训俗皆忘。
　　第八首曰：
　　超幽仪轨起于梁，本是权宜辟解方。
　　今日山门人事废，祗余鬼事十分忙。
　　第九首曰：
　　耕而后食语殊通，怀海门徒悉执工。
　　诚虑世人齐学乞，阿谁来作饭僧翁。
　　不徒箴砭未俗，亦予缁流一棒喝矣。然其十七首曰：
　　三生业报例难逃，非若尼山笔贬褒。
　　今世麟经无效力，微权端赖鹫峰操。
　　业报之说，章太炎亦时道之，盖亦如是我闻耳，余则不信乎此。一切物物皆是因缘聚散，依物质不灭定例，散于此复聚于彼，《庄子》所谓化臭腐为神奇，化神奇为臭腐也。然后时之神奇，非复先时之臭腐；后时之臭腐，亦非复先时之神奇。此理以程伊川之粗疏亦知之，今日科学中更可证明无诬。若佛法所谓业识总持，则又所谓宇宙之谜。此缘出发点为唯心，则非此异以自圆其说耳。夫谓一身之生时，有过去未来，其思想行动相为因缘，亦有果报，理许成立。若谓此身之前为过去生中，此身之后为未来生中，而为一身三生业报之说，理不得成。即以组织今生之身，其质并非前生之身；组织来生之身，其质亦非今生之身也。且一身而受过未之报，事实未得证明；即有传说，皆缘妄附。苟必持此说，又令众生颠倒，避实趋虚，毫无所得，遗毒社会，制造不宁矣。然其第十八首曰：
　　胜义中无果与因，轮回属幻亦非真。
　　善知万法皆如义，则脱轮中久转身。
　　则仍是善知识，而前章为劣根人说，究属多此一举。其实佛性一如，根无优劣；积世人力，自致天渊。今者吾人深知改造有方，只须从生活实际求其解决，平等现前，乐土斯在。至如业报、轮回、祸福之说，不足以动智者，亦不足以济愚人，止与不足为智者，不至为愚人者作一种话柄，且业报、祸福本实非一。
　　其十九首云：
　　轮回既脱去何方，宁有方为佛所藏。
　　乘愿当然仍入世，但非被控业之缰。
　　第廿首曰：
　　太息群伦昧本源，演成血案满乾坤。
　　我惟度众希菩萨，不愿登颠作世尊。
　　前章义是，但只能就现在生中说三生业报。说六道轮回，试为举例：在母身中，遗传平等心性；出世以后，教育平等心性；入于社会，锻炼平等心性。是人即是活佛，不受轮回矣。出于富贵之种性，长于膏粱之生活，耳目所接，皆非平等；心知所触，尽障菩提，此人依其程度，各受轮回。虽出富贵之种性，长膏粱之生活，耳目所接，皆非平等，心知所触，尽障菩提，然一旦发悟，即脱轮回，如是言义，实契佛谛，苟就分析，亦具三生，随缘轮回，可经六道。必执旧义，斯坠神论。至如后章，似未澈明，缘菩萨与佛，程度之差。故佛有十地，金刚喻定，便是登颠。登颠不为趋灭，何以遂不度众？正当度心弥坚，度力益广，非至涅，慈悲不止。如谓喻定则众生生灭，不复起念，则是喻定与涅不别，大觉遂成不觉，乃落边义，非复圆成实性矣。　

　　◎鸢飞鱼跃
　　智影告余，前日看电影，目为《女人面孔》，颇具高尚哲学思想，殆与莎士比亚之《私生儿》相伯仲。以此可悟世间所谓罪恶，皆是社会制度造成之。智影治文学，而思想新锐，所见皆真切。余以为活泼泼地生命中并无善恶种子，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即是各遂其生命，至于络马首、穿牛鼻即是罪恶。故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然如今日吾国之社会，正为造恶之洪垆，鸢飞鱼跃，非有一番陶铸何讵得语此耶？　

　　◎学步效颦之丑态
　　廿六年九月三日上海某报载有：上海教授作家协会战时文化建设委员会电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词。词中有“属会”云云。按：战时文化建设委员会属于上海教授作家协会，上海教授作家协会，岂属于军事委员会者耶？不然，“属会”之云，何以为解？此种官署文习，乃复见于上海教授作家协会之文化建设委员会电文中，已可怪矣。电词全文皆系旧式体制，然殊无动人佳句。谓其止求达意，无心造词耶？则句句似皆经营而出之，若“惩□□（指日寇，今忘之矣）之强梁，树大汉之先声”可证也。即此二句，依旧式体制，乃属俪偶之词，然对既不切，韵又不谐，何苦乃尔。近来旧式文体之作，绝无佳者，此出教授作家宜当笔者为教授中之作家也，未免可怜。陆敬舆奉天改元制下，骄将悍卒为之感泣，词之感人固有可以入人心脾者，若此者宜以覆瓿耳。又今之少年，不悉故事，书札启事，亦多可笑，如“钧鉴”、“钧启”每随便用。由不知“谁秉国钧”乃可当此。清季宦海，阿谀成风，然“钧”字不能误用，犹悉其义也。今日此类一可革除，致人恭敬，本不在此。　

　　◎葬地生熟
　　杭州风俗，葬求生地，谓熟地不发子孙。熟地者，曾葬古人者也。然自古死人无算，而葬地有限，且自郭璞之术行而家求吉地，吉地不多，则熟地自多矣。故杭之以为人治葬为业者，辄侦葬家无后，或积世离乡久不扫墓者，平其墓而新之，以求价，人不知而以为生地也，质之堪舆家，堪舆家每与业是者通，遂为之证，其实仍受其欺也。余妻家即业是者，故悉其情。余之葬母，以格于市令，不得合葬于吾父，又将迁高祖以下三世之葬，求少广之地不得，乃卒得杭县转塘乡忙坞云楼寺山后之新茔，然窀穸之时，发土得旧粮食瓶，证此必熟地矣，非近年所为耳。余不为意，以无求福之念也。今读王荆公诗注引陈始兴《王叔陵传》：“晋世王公贵人多葬梅岭，及叔陵母彭氏卒，启求梅岭，乃发故太傅谢安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然则古无生熟之嫌。如叔陵止求葬母于名迹之区，发先代闻人之墓而不恤，余亦无取焉。余身敝以后当诫子孙以电葬或火葬，何必以臭皮囊夺生人生计耶？　

　　◎何子贞嫉吴攘之
　　李审言《脞语》中又记何子贞既倾包伯，又嫉吴攘之，谓“攘之老矣，栖于佛寺，求书者踵接，赖以赡家。贞老闻之，不平，语扬州运使方子箴曰：‘吴某，其师尚不懂笔法，况吴耶？’语渐传于盐贾之耳，攘之之声价顿减。”审言江苏兴化人，昔有文字投于《国粹学报》，然余未之识也。十八年，余在教部，有为审言老而贫，以著作来求置名编审处，然未能延揽也。今闻已亡矣。其人似不至为诬语，然则贞老亦有文人相妒之习耶？两家书各有所长，皆从规矩入，从规矩出，爰叟书可效，故杨□□瀚所作几能夺爰叟之席，特根柢自异耳。攘之能运指，故虽未成就而人不能效。　

　　◎赵撝叔
　　赵撝叔之谦，吾浙绍兴人，以书及刻石擅声，举人，致官知县。与李莼客为中表而莼客以妄人斥之，然人谓莼客毁誉有以己意者，惟李审言〔详〕《脞语》记撝叔私造魏碑以售于世，书有润格，如应亲友之作，于首一字必淡墨书之，使之有别。又由杨惺吾介绍京师汇文堂为刻《续寰宇访碑录》而不付工资，则撝叔竟无行至此耶？　

　　◎熊秉三
　　熊秉三希龄，湖南凤凰人，以翰林起家，与戊戌党籍，清末，官东三省盐运使，建国后为进步党领袖之一。袁世凯成清流内阁，以秉三为国务总理，梁启超长财政，为一时之望。然世凯顾以非己系，不之信。且秉三以责任内阁自标榜，而世凯实仍操持财政，故数月而败。秉三出为热河都统，即故清行宫为署，行宫物尚夥，署中人发生貂皮以铺地，皆不之识也。秉三解职归北京，持若干以衬足，陈伏庐丈见之，骇然，谓秉三：“何如此阔，竟以貂皮障地？”秉三亦诧曰：“这是貂耶？”按：清制，京官三品以上得服貂，盐运使四品，又外官，秉三或以此未尝服貂，或未尝睹生貂皮，貂皮未制者多健毫，故不易识。秉三夫人江苏朱氏，有干才，能治生，秉三颇倚之。然夫人视秉三如子弟然，每致语若告诫，滔滔不绝口，秉三苦之。秉三任督办□□赈务，日趋公，夫人以电机与通话，秉三接而听之，然夫人语每多时，亦实无重轻且或致诟奚，秉三厌之，且以妨公，乃置听器于桌上，少顷一听之，料其将毕，乃复听，唯唯而终，以为常，朱夫人不知也。伏丈云。　

　　◎清代试士琐记
　　清代各省试士之所为贡院，贡院非大比之年，率闭而封之。大省贡院可容万人以上（江宁贡院最大，以江南三省之士皆于是试），大率南向而筑屋。屋分东西列，东西又各分若干列，每列自南而北，又分若干列，列列相距丈许，南北之列，各为屋一百号。每号高可容人立，广可伸一臂，深可坐而书，坐具如北方之炕，而就隔墙之两端支一板可以起落者为桌，以书以食，前无门窗为蔽，蔽者即前列之屋脊，而高于屋，故阳光仅入。夜则号给纸灯笼一（自有洋烛后可携方形折灯洋烛以入）。试者朝夕于是，饮食于是，卧溲于是，有监试者监焉，不得相往来，通言语。有号军供水，然一列仅一人也。每日供食二次，饭与菜皆不能下咽者，试者多自备以入，出资使号军代治，亦止煮饭而已。自有酒精烹煮之器，则或携以自治，然亦中产之士才能办也。院例予人一饭具，三菜具，可以携归，然皆如小儿玩具，以糙瓷为之（余父就试，携归予余姊弟为玩具，一碗饭可三四口而尽，一盆菜亦下两三箸可毕也，然余于故书知此犹宋之遗制）。如是者三日为一场，得归休沐，三场而毕，是谓矮屋风光。
　　凡各省之试曰乡试，乡试以子午、卯酉之年一举，举于中秋，时气候蒸热，病者日有，中恶暴疾而亡者，皆以为有夙冤索命也。当试者就号以后，号军于夜初击柝而号曰：“有仇报仇，有冤报冤。”闻者为之毛起。于是有失行者，精神为之刺激，惴惴不安，益以昼夜疲劳，往往中恶，作鬼神相附语，传者神之，谓为冤报矣。相传贡院许生入，不许死出。盖锁棘以后，非终场放考不启，所以防弊。故虽监临（监临例以巡抚任之）、主考死于于院，亦不得遽出，以监临、主考皆钦差，例须正门出入也。试士之死者，经检察后由侧门殓而出之。（相传主考死于院者必其子孙复来为主考，乃得骑棺而出，然余未检故事也。）
　　乡试之监临，巡抚任之，巡抚有事，则以学政代焉。主考、监临之入闱也，由监临主主考行馆，导主考（正副各一）背朝服（清制：制服为大礼服，平常冠带为常礼服，不着外褂而用马褂，袍亦开襟者为行装，便骑者也。朝服之冠履异于常服，且须加披肩，旧俗死者遗像所服即朝服也）而乘宪轿（宪轿谓法定之轿，状如神座，上无幄，旁无蔽，盖使人民得具瞻也，实即古步辈之遗制。每岁迎春之日，巡抚及布政、按察两司使俗称三大宪，亦朝服乘宪轿以往，平时皆常礼服，坐暖轿），具全副仪仗呼殿至贡院，入而锁棘（俗呼封门），试毕而后出闱。盖校士为大典，故隆礼焉。
　　清故事：进士殿试列一甲者例止三名，故俗呼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也。榜下，赐宴端门，大学士（清制：文华殿大学士为首揆，后代以领班军机大臣，然大礼仍如制度也）执爵以饮三及第者，三巡而毕，插花披红，骑而归邸，大学士揖之上马，有司护送，皆如唐宋故事也。三及第者即日授职，第一名为翰林院修撰，六品，余皆翰林院编修，七品。试士自四方至京，往往寓其本籍省府县之会馆，三人者之同乡官于朝者，即日各就其省馆为设行邸，迎而宴之，官最尊者执爵致贺，然后撤花红。此三人者例于次科乡试得放主考，或学政缺出，先得学政，然皆慕主考，以门生皆举人，腾达易，而已有利焉。如前记吾浙孙渠田之于沈宝桢、李鸿章是也。清制：官俸甚薄，后增养廉，亦不足以资生。故有不乐为翰林而故汗其卷俾入三甲者，然以翰林清望，故竞之者犹多。生事则窘迫矣，往往就达官家为宾师，且便夤缘得试差（主考、学政）。一差所得，不通关节，亦足数岁温饱。凡出差至其座主（试官）之乡土者，必诣座主请教焉。座主往往有嘱托，即利薮也。昔人记一故事，有请教于座主者，屡以其乡人才为问，意在献殷勤，而座主殊无所托。此人以座主无言，不敢遽退，忽而座主一欠身，此人以为座主若此其敬也，必所嘱有异于常者，则振襟请益，座主曰：“无他，下气通耳。”此人谨记其言。及事，卷必亲阅，意其佳才也，前列既定，殊无其人，乃命搜遗，而得夏器通焉，喜而录之，文仅粗顺而已。归朝日，报于座主，谓不辱师命也。座主大诧，谓余实无所嘱。此人为言其故，座主大笑曰：“是时适下气通耳。”此科场之笑柄也。
　　会试，清制在京师，有试院如各省。主试者称大总裁、副总裁；总裁一，副之者三。总裁以大学士、尚书为之，副者，则爵尊而外亦取兼有重望者为之。殿试则所谓天子临轩策士也，故及第者俗称天子门生。其制：就保和殿集进士中式者复试之，以古今事宜作策问，使之对，王大臣监之。进士皆衣冠负笈入，出矮桌（彼时北京琉璃厂文具店有备，可折放）敷之，坐地而书（矮桌之制沿于宋，宋则官为之备耳），终日而毕。其文首书“臣对臣闻”，末书“臣谨对”，中则引制策（即题目）逐次条答。其对有虚有实，实者非饱学者不能为，虚对可以剿袭成文，虽牛头不对马嘴，无伤也。清末往往而然，盖止取字体端正，词无忌讳，有无内容，在所不问，惟德宗曾亲阅试卷。甲午，兵败于日本，乙未殿试，元卷已定（故事：阅卷大臣以其爵秩及被命名列先后为次，得依次各取一甲三人及二甲前列七人，都十卷进呈御览，皇帝率如所定，不之易也）。是科，德宗以骆成骧卷有“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之语，密密圈之，自第七拔置第一。
　　故事：殿试卷书无所限，惟遇“天”及“帝、后、祖宗”等字，须提行，且必高出一二字书之（俗称抬头，如“天”字须比“皇上”高一格，“祖宗”亦然）。至清末，以慈禧垂帘，则“太后”既高于“帝”，“祖宗”复高于“太后”，“天”又高于“祖宗”，于是同时有此，竟至四抬。前此遇抬头处，前行可以空脚，即词不须到底也，及是，则须行行到底。于是必临时硬增强凑以足其数。此又科场之末弊，而朝政所趋亦已明矣，其亡也宜。
　　乡会试自监临以下，有监试、提调等名，以现任或候补道府以下者充之，其资格以科举出身者为上。自总裁主考以下有襄试，由现任或候补之遭、府、县之正途出身者充之，通称“房官”，会试称“同考官”，皆先为总裁、主考任初步阅卷者也。试者如出某房，即称门生，故任襄试多次，其门生亦众。身受奉养，泽及子孙，亦彼时宦途中调剂生活之一道也。
　　学政校士，省会之外，就各府召其属之士而试之，盖学童（法称童生）必自县试及格，而后得就府试，府试得隽而后得受院试（学政体制如巡抚，其署称部院，俗称学院）。故无试院，省则就其署为考棚，置长板桌，长板凳，东西前后为行列，如佛寺之饭僧者然。试者未明而入，及暮而出。试有初覆、提覆。提覆施之拔萃及有疑者，学政试不加弥封，学政巡视诸生以为异者，可召而询之，使上堂，为特置坐而试焉，谓之“提堂”。提堂才必置第一，否则亦在前列也。绅士子弟号为官生，亦得提堂，然不定必取，但多得被取之机会耳。
　　清制：试有文武两种，学政兼试武童，至武乡试则由巡抚主之，武试止重刀、枪、剑、戟、弓、矢、程石，虽亦有文字之试（试武经），应故事而已。
　　文武生受学政试竣，则发其原籍府县学为学生，具称府学生员，县学生员，所谓入庠也。生员文者，初入为痒生，其后学政复有例试，学优者进为贡生，与廪饩者为廪生，廪生得为童生就试之保证人，俗称廪保，保其身家清白并无假冒（尤重冒籍），其被保者既须纳资于廪生，又称弟子焉。资数，非士族而崛起者，求保不易得，可由学官（清制：府学教授一员，县学训导、教谕各一员，俗称学老师）指定廪生为之保，则如余幼时所知仅银两圆为高额矣。不然，则称家之有无。故廪生得保一殷富子弟，胜坐十年冷板凳也。贡生而得饩者为廪贡生。又有优拔之试，隽者称优贡生，拔贡生，拔重于优，可径赴朝考，授知县、学官等职。此古拔萃、优异等特科之遗制，文士之又一出路也。
　　武生率为农工子弟，无力攻读，乃以力自奋，学艺既成，遂得请试。以其家贫，故率衣冠故敝，不成威仪。前代又重文轻武，武生亦不敢与文者比伍，虽同年为一学弟子，不相通谒也。余尝至学院，观文武生员行初谒礼，文者蔑视武者若恐浼焉。生员入学时有制服，其冠与朝帽同，而上插金花二，相交其上端，冠顶以白色金属制为雀形，与入流品者特异，清制：官等以品分，自一至九，各有正从。一品冠顶红宝石制，二品珊瑚石制，三品明蓝石制，四品青金石制（俗称乌蓝，言不透明也），五品水晶石制，六品砗磲石制（洁白色），七品以下铜制（俗称金顶），生员初用雀顶者，盖示甫释褐未入流品也。既释褐即与七品以下官同，并戴金顶，服常礼服矣。所履亦为方头靴，此朝靴也（此式今尚可于剧中见之，实自古相沿之制）。惟衣称｛ね｝衫者，无殊明代士服，以蓝色绸为之，而自襟而下及前后衩、前后边并加五寸之绸缘；色或深蓝或纟原（杭俗称天青，实《考工记》：“六入谓之玄”之玄），或以韦陀金，则非富者不办矣。衫上施硬领、披肩，亦与朝服同，大氐富贵之家得捷报即治之，已婚者则由妇家制以相贻，而贫士率假于人。武生员竟有不能具衣冠，或止便衣而戴礼冠。相形见绌，此之谓矣。　



　　◎周之德
　　周之德，不知何处人，清末，官浙江衢州府都阃，身长六尺，仪貌魁梧如古传记中人，性严正，不为势屈。清制：各省文武官吏知县事以上出有仪从，自总督、巡抚而下渐杀焉。总督、巡抚以小红亭前导（俗呼头亭，余昔尝有考记，今不复能记矣），次有红伞、绿扇（伞以障雨，扇以障日），鸣锣者四次之，所以告人也。次则若“甲”字形之木牌四，白地上绘虎头，黄黑色，虎头下书“肃静”者二，“回避”者二，制人冲道也。复次为官衔牌，则以其官衔之多寡为衡，每一衔为二牌，皆衙役分左右肩之以行，令道旁左右之人皆得见也。大率总督、巡抚自本职总督某某地方军务、节制水陆各镇、巡抚某某地方外，例有兼官，因司弹劾则兼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因治军务或兼治军务（总督本是军职，巡抚则本非军职），则有兵部尚书或兵部右侍郎节制水陆各镇；如兼管盐政、漕政者，亦必揭橥于本职之前。他若得有宫衔及赐爵者（宫衔如太保、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爵如王、公、侯、伯、子、男）亦具列焉。故至少衔牌有四五对也。再次则冠红黑帽之皂役各四人（俗呼红黑帽子，古之隶也），呼喝不绝，义若警跸然。又次，骑而导者一人（俗呼顶马，率为五六品武官）提香炉，而从其后者四人，本官乘绿围红障泥之轿，四人前后抬之，四人左右扶之（俗称八轿），又在引炉之后，有戈什哈（巡捕）二人从于左右，而跟马二殿焉。此外省八座之常仪也（大礼时仪制尤备）。光绪廿六（庚子）年，督抚以下减省仪从，仅前后有骑导从，而以少数卫兵警护，然并未改制，故督抚不能正式令其属必相遵服也。之德于岁朝仍仪从呵殿出入，人有谓之者，之德曰：“我敲的是皇上家的锣。”长官无奈何也。分巡金衢严兵备道鲍祖龄者，中兴名将鲍超之子也，习狎邪游，时时宿西安（衢州府首县，后避陕西同名，改为衢县）城外妓舟中。荐绅以下慕其风，无顾忌，之德非之。一日，见其从人，叱之曰：“孰在是？”曰：“道台也。”之德大怒，曰：“道台而来是耶？狗奴故汗若主，且吓我。”鞭之流血，曰：“即道台来，吾亦鞭之如是矣。”祖龄为越舟逃归，自是不敢复狎游。是年畿辅有义和团之乱，而衢属之江山亦有事，西安将响应。总兵喻俊明老而偷安，文武闻警皆周章。独之德坚约来，为守备。会与知西安县事吴德潇有龃龉，诬德潇于民曰：“知县康有为党也。”生员罗楠者，尝建议于德潇，德潇面掷其草，漫骂之，楠亦共短德潇。一日，德潇会荐绅于城隍庙，之德、楠突率民、兵数百人往劫德潇，德潇求解于祖龄，祖龄不能救，乃奔外国教堂中避之，众毁教堂，缚德潇手足，以木贯而扛之，楠率众刃其体，无完肤，刺其心而死，并伤教士。事平，外国使臣颇要挟，之德遂抵罪。方之德听谳来杭州，余及见之。迨余至西安，闻西安人云：“之德置法之日，西安人往杭州观者咸泣下不平，今犹呼周爷爷也。”是役也，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俗呼解元）余友郑渭川先生永禧亦被牵于狱，幸而获释，先生少辑《烂柯山志》，晚年撰《衢州府志》而失明，未知其杀青否也。　

　　◎李钟岳
　　李钟岳字崧生，山东安丘县人，清光绪廿四年进士，浙江即用知县，署衙州府江山县知县，补绍兴府山阴县知县。崧生性温厚，其莅江山也，前官龚廷玉者，善媚外国传教士，既代去，谓崧生曰：“此间民尚好，教士横肆，不可纵民也。”崧生以为旧尹之善言，甫治事，即为教民讼平民，教士为之要说，崧生不听，竟笞教民而直平民，于是教士教民谔错出不意，稍稍敛迹矣。余初不识崧生，光绪三十二年，江山人毛云鹏延余教授江山县中学堂，江山地故为浙闽要冲，自海道通，始废为僻壤，士寡学而民健讼，号称难治。崧生务与民清宁，废涵养书院，以其址立江山中学堂。然崧生起科第，不谙近世更新学校事，乃悉以筹画之任付云鹏。云鹏为画计，以书院膏火资充经费，不足，则微加契税，而自请出家资营其始。崧生以为加契税格于例，然非是则事不举，乃慨然曰：“吾忝官于此，事有益于民者，吾当任其责，虽干禁且为之。”卒从其计而捐银五百两为之倡，即以云鹏监督其事。县有仇其夺书院膏火资者，以云鹏尝购得清帝及慈禧后照相，取《西厢记》“我见了也销魂”一句题于慈禧像侧，遂绐得而以大逆告云鹏于官。崧生谋两解，讼者以为官且畏事，志必致云鹏于死而破其家。时衢州府知事为满洲人，讼者因扬言，县官不为理，且首于府道。使其党乘夜至府，将以要挟崧生。云鹏父〔老〕年老畏长祸，潜赂讼者，讼者益居奇，索贿巨万。云鹏所遣往府刺事者余绍宋（时亦为江山县中学堂教员），急书言讼者结荐绅之憾云鹏者共白知府，将罗织兴大狱（实为讼者之计而未见于行），于是云鹏父母遽趋云鹏至上海避之。时余在云鹏家见其一灯黯然，仓皇行色，乃诣崧生，谓之曰：“比人人言知府有意于毛君，果狱兴，亦非君利也。”崧生曰：“知府为人，吾亦习之，若札来（清末上官下所属文书称札子），吾据理申报，不使毛君被诬也。”余曰：“君固长者，奈何小人媒檗其间，君且得咎。”崧生乃私于余曰：“吾即当诣府为道台寿（时分巡金衢严兵备道驻衢州府城）。道台吾乡人，吾又善其公子，必为毛君援，愿先生语毛君暂避之耳。”异日，崧生来报余，谓余曰：“近日，官率喜以革命诬人，致戮无辜，今者康有为、梁启超皆远窜，安有所谓革命者耶？”以是知崧生为长者。既而云鹏家果重贿以息事，而余亦辞归。翌岁，崧生调补山阴，而余至广州。安徽候补道徐锡麟者，山阴人，以其戚属故山西巡抚俞廉三之介，为巡抚恩铭所信，而锡麟藉所办巡警学堂开学行礼时，徼刺恩铭，死之。绍兴府知事贵福者，恩铭姻娅也，欲为雪其恨，系锡麟家人而治之。锡麟故为光复会领袖，其会员秋瑾，女子也，亦急于绍兴谋起事，遂为贵福所捕获，例由县先鞫治，崧生悯之，多所宽假。一日，贵福与会稽县知事及崧生共案是狱，崧生逆知贵福意，将多所系连，愀然不乐，无所鞫讯。贵福诘之，则托言头风不任，贵福曰：“若本不办此，须吾自审耳。”崧生即去不复与。贵福以其不能严钩距，白巡抚罢其官。继崧生者希巨功，滥刑及无辜，崧生愤懑不平，对人辄欷嘘泣下，遂自经死。　

　　◎童疯子
　　经杭州下板儿巷，问童疯子，故老犹能指其所居，而疯子死久矣。疯子，崇明人，其名晏，字曰叔平。书画得南田老人法，画菊尤善。疯子平时，善谈论，踔厉慷慨，人多亲之。惟有乡试之年，则大发疯：服道人服，巾道人巾，持铁如意，缓步通衢，有呼为疯子者，则击之以如意，官吏轿马过者，亦击之，归则以如意击其妻。疯子居室极精雅，善书，名画古金石罗列，辄引如意坏之，或执途人而入，按之坐，途人惴然，疯子徐与古器，揖让而去。一日，疯子置大桌衢中，敷座，坐于上，下积纸元宝焚之，火及衣矣，妻号泣跪请其下，勿顾也，会火微得不死，疯子恨之。余父善书，与疯子交，谓言者妄也。一日与吴子绂丈饮其家，疯子忽入，挟其妻以出，令与吴丈交拜曰：“汝当为之妻。”余父愕然趋归，曰：“叔平真疯子耶？”余少时一见疯子于姻戚家，貌伟，体高，美髯，与人言，娓娓有雅致，不知其为疯子也。或谓：“其父为吏，理狱有冤，故疯子得鬼谴。”或曰：“是有所托也。”今科举废，惜疯子早死，不能见其疯与不疯矣。疯子死，葬南屏山下，妻吴庐于其墓侧。疯子有弟大年亦善绘事，且精刻石，所谓童心安者也。吴丈名恩绶，善画，画宗新罗，得其生动之致，然未尝鬻画以为生，晚年就浙江劝业道署为科员，辛亥后不通闻问，当已物故。　

　　◎“你也配”
　　清道、咸间，宗室成亲王以书名，士大夫求之，未尝以尊贵为拒。一日，为名士某作书，都统某羡之，以精纸亲奉求其书，未见拒，某以为荣。翌日，即使送还，某益喜，以为若是其速也，盖得青睐矣。展卷则无所有，卷尽，始见小字如蝇头者三，为“你也配”，都统索然。因忆某书记梁山舟先生官京师，有笔贴式（书记）满洲人某求书，先生还其纸，某颇衔之。某后官至山东巡抚，而先生已忘其事。一日，过其境，遇水，不得进。某留居其园中，日款以盛馔，桌上笔墨精绝，架上累累然卷者皆纸也，然无书籍可为遣日者，则以书自解。某始来相话，渐以公事冗，辞不至矣。问水消长，则以未退告。如是匝月，架上纸尽，某始复来晤，拱手曰：“幸水退，可荣行矣。”即呼治酒为饯。旋顾架上卷，逐一展之，随展随掩，顾从者作怒容曰：“谁污是！”先生自承曰：“某所书也。”某曰：“此吾收之，将以求某（贵人）书者，乃尽为公污，误吾事矣。”先生嗒然，即日买舟以去。然某则大喜，悉裱而悬之。盖以水涨绐先生，赚其书也。
　　许缄夫知余以鬻书补生计，因谓余曰：“今之书画家皆增润笔矣。”因言孙勤侪收入不恶。勤侪为余伯妣之侄，清末官翰林编修，建国后一知诸暨县事。抗战时，避地上海，亦以鬻书助生。余曰：“此太史公头衔之足贵也（清时翰林在上海鬻书，虽极不堪入目者，求之者仍不乏）。余则宁缺无滥，故余之润笔特高于人数倍，欲迎而反拒然，正不欲使今日高悬以炫人，明日深藏以饱囊。”向见杭州王星记扇庄悬谭组安延楹所书楹帖颇可观，及组安甫卒而易以勤侪之书矣。组安尚能书，仍未脱馆体，勤侪书则十足馆体，更合今人脾胃，是何怪其收入之丰矣。余又曰：“今日卖字亦须有术，如书成对联装而挂之笺扇店中，使人望而知其姓名，或且自己买归，以示顾者之不绝。”缄夫曰：“然则你亦可以照办，我来买可也。”余曰：“你倒肯买，我倒不肯将去挂，只是够难的。”相与一笑。因又谈及书画家品格、缄夫渭：“吴仓硕以知县候补江西，布政使某慕其画，特宴之官邸，材官以纸笔进，缶老（老缶仓硕别号也）无可辞，即席绘成，然称谓如平昔交游也。”余因举陈止庵太世丈师书画皆有声，为湖北知县，总督张之洞嘱画，师画以进，但署名而已，涛丈盛装而悬之，终以无上款为憾，然不敢请也。余见吴纟同斋杭州宅中厅事悬六尺大屏，上称纟同斋大人，下书属吏某，盖纲斋督学江西时所得也，此于古殆鲜闻。余长浙江民政厅，有余父时成衣人石某以其子习速成法政求使，因命为警佐，乃以富世英所刻折扇为赠。世英以罪入狱，于狱中习此艺，识者许之，然余不受，以嫌疑之际也。其后袁巽初之弟求书，亦以此为贻，则不能辞，然余不用，此扇刻以厅长称余也。彼时余正居官，且古人亦多以职名相呼，实无所嫌，然余未久其职，而民主政制，去官即仍是民也。故始终闷置焉。　

　　◎宋恕
　　宋先生恕，浙江平阳人。其母将免身，梦见一怪物来，群燕逐其后，寤而生，遂以兆字之曰燕生。先生家故富，而先生少读书山中，日以一撮盐配脱粟饭，家遣佣至，先生特为设蔬，费钱数十文，而自食如故。先生虽籍平阳，而家居瑞安，瑞安自宋以来为人文渊薮，故太仆孙衣言与其弟故侍郎锵唱归田后，又以永嘉之学为后进倡，太仆子诒让又以经术为大师，孙氏瑞安之冠冕也。侍郎有爱女欲以妻先生，闲与先德语，先生从屏后闻之，扬言曰：“齐大，非吾偶也。”侍郎益大奇之，即以女归先生，先生既师事太仆昆弟，又受业德清俞先生樾之门。俞先生学为海内所宗仰，著弟子籍者，远及日本，所谓曲园先生者也。先生学亦无所不通，二十余岁，著书曰《六斋卑议》六斋者，先生自署其课读之室也。俞先生读《卑议》称之曰：“燕生所为《卑议》实《潜夫》、《昌言》之流亚也。”人以为不阿好其弟子。壮游南北，偏交共贤士大夫，谒归翁之门人直隶总督李鸿章，并《卑议》，鸿章曰：“燕生以为《卑议》，吾以为陈议过高矣。”先生与鸿章语，鸿章辄曰：“愿燕生卑之。”又尝称于人曰：“宋燕生奇才也。”然先生卒不以学阿时，以诸生主讲南北学校，时藉故书以兴起学者平等自由之思想，又诱之读课籍，故生徒多趋向革命。故参谋本部局长吏久光，辛亥时实首谋以江宁反正，至今称道先生不衰，故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许寿裳亦受先生教最深者也。清末，开经济特科，礼部侍郎朱祖谋（即词学太斗号上强村者也）以先生荐，不赴。其友合肥张品珩总办山东学务，聘先生往，先生至济南而吕珩奉调上海。杨士骧巡抚山东，留为学务顾问，称先生未尝敢字之。士骧迁督直隶，再聘先生往，不应。继士骧者为袁树勋，下车，即试学务官属，决去取。先生生平不立崖岸，亦与其试，文辞朴雅，似东汉人所为，又多四字句，竟得注考曰：“文理不通。”报罢，人谓先生以是求罢也，遂归。卒于家，年才五十。先生晚年更名衡，字平子，或谓其慕张平子之为人，则不然。先生游历半国中，又尝至日本，所至自达官贵人，下至隶圉，咸与之习，问中失疾苦，确然知天下事之坏，由于不平，故宗其旨于名字。章太炎曰：“燕生学行于古可方宋轻。”梁任公赠先生诗曰：“梨洲以后一天民。”皆知先生者也。先生善为诗，一时推巨擘。其诗时时以新名词入焉，晚年为文，益求明达，几如白话体矣。　

　　◎与许缄夫谈梁山舟逸事
　　许缄夫来，谈及其族伯祖周生宗彦（鉴止水斋主人，其宅在杭州马市街，今为余表姊夫高鱼占所得，建筑精雅。北室外有梧桐二，高十余丈，大可成抱，南室外有双藟，皆旧物也。鉴止水斋旧额则为瑞安林同庄得之于旧货铺，舍于花市路之温州会馆矣。此吾杭掌故也），娶于梁，吾杭梁山舟先生之从女也。先生尝助许氏之丧，赠赙之谢帖皆其手书也。先生尝应巡抚之宴，适雨，著钉鞋撑雨伞以赴之，至巡抚署，乃出岸鞋于袖中而易之，以雨具交巡捕官。及归，巡抚送绅士，尝俟其登轿，一揖而退。先生因无轿也，巡抚顾巡捕，呼梁大人轿，先生摇手曰：“没有，没有，只有钉鞋雨伞耳。”余按：先生族子所为《两般秋雨盒随笔》谓先生自号青躬道人，人问其义，则曰：“无米无穴，精穷而已。”先生与余外家邹氏有姻联，其父兄并官至尚侍，先生亦致身侍从，而及至此，其节操可师也。今乃止以书闻，然先生书实馆体之美者，近时沈蒙叟比之，家常便饭是也。缄夫又谓先生家杭州众安桥，其邻鄙人酗于酒，遇先生，掌先生颊，先生不较也。既而其人流于盗，并抵法。先生闻而喟然，曰：“我害之矣，使其批吾颊也，即鸣诸官，决臀二百耳，不至于此也。”以余所闻，杭州驻防军属欺汉人甚，每出嬉妇人，妇人过其地者，虽贵家之室女乘轿而往，亦举帘弄其足，云“看小脚”。先生一日访将军，故侨为妇人足，露鞋尖于轿外，驻防果来嬉，先生乃告将军，杖之而严禁焉。先生家已式微，其墓在西湖之北涯山麓，十余年前其墓道之地亦易人矣。　

　　◎发币于公卿
　　《左?隐七年传》：“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杜预注：“朝而发币于公卿，如今计献，诣公府卿寺。”孔颖达疏：“晋时，诸州年终，遣会稽之吏，献物于天子，因令以物诣公府卿寺。”按：汉之上计，乃犹清代之户部核销，晋犹因于汉。然彼时上计者，或兼以士物献纳于朝廷耶？故杜言然。惟戎之来实非上计，其发币于公卿盖相赂耳。昔段祺瑞执政，余摄教长。后藏班禅喇嘛额尔赫尼来京，犹循藩属故事，于国务员皆遣其属致藏宜，如哈达及狐皮、麝香等物，此正发币于公卿也。　

　　◎高吹万扶乩
　　自海格路一七七号寄余一册子，开视则为《吹万楼日记节抄》，有吹万特赠印章。吹万乃金山高燮自号也，余与吹万同隶南社籍，亦同以文字发表于《国粹学报》，而未尝把晤，亦未通笺，此册不知为吹万自赠，或他人所贻，无从致答。册子所记，皆吹万丧女明芬后，以扶乩与朝芬问答唱和，且有亲友中亡人之语。吹万以此自慰未尝不可，而册中竟满纸鬼语，一若宇宙间自有此物此经志者，以之播之报端，以此遗赠友朋，既扬迷信之谈，亦贻不智之讥。余生平不信有鬼神，世界惟有电力作用，即人之心理，亦受其鼓荡而成。然自应循物理以解释，不能如世间所说鬼神之幻妄也。观此册所记，大部分均可以心理作用解释之，然心理亦属物质的作用也。如所举“刘三降乩”一节，刘三降乩在其夫人与吹万谈后，则刘三之家事隐然在吹万脑海矣。刘三惜其养子凤儿，实即吹万潜识中有不以刘三收养子为然，而又惜其养子幼而孤，异日家庭或有不顺，则此子殊可怜也，遂幻为此事。其他皆可以是推之，特潜识之变幻，今之心理学者尚未能究阐其极。而吹万所记许多似绝无因者，他人不能为吹万证明其因，而吹万亦未尝用心理学自索其因，则若真有此不可思议之事，观其每记有乩忽停止之时，在吹万意其女忆去，不知扶乩者之心理中或呈怠状，乃有此变动耳。余昔尝用碟乩，竟无一成，说者必谓余之不诚，苟有鬼神，即余不诚，亦当有告，以诚而告，弥征为心理之反应矣。故信有极幻之事实，乃皆物理的而非玄学的也。　

　　◎王湘绮不知书法
　　王湘绮运论近代名人书法，谓“吾涉世乃觏三君，陈子鹤行草绝伦，莫子思篆分入圣，何媛叟早学钱氏（钱南园沣），晚专汉碑。至其意趣，纯乎《黑女》，则亦仍包氏之说，通碑贴之畦町。要其临池勤力，日课有程，最为用力。其生平自命，方古无惭；然墨迹照曜，上石则减，反不若陈莫小大可镌，由纯用笔锋，韵趣在墨故也。”又谓：“尝以为逸少不如北海，子鹤胜于香光。”按：香光书无论正行大小总是裹足乡下大姐。
　　余尝谓自赵松雪始为俗书开山，香光实传衣钵，后世场屋当行，不足与于书林。其书胜之故不难，然子鹤书犹不能胜王梦楼，安能胜香光乎（子鹤陈孚恩字，清同治初，肃顺、端华当政，子鹤亦相附用事）？若谓“逸少不如北海”，可谓妄语之极，以此知其根本不识书法，然此老固自言“不谙运笔”也。北海书从逸少出（唐人书画尽然），随在可证。而犷厉之气充于字里行间，盖如近世画之有海派耳，何讵得比右军，况谓逸少不如耶？至谓爰叟书“墨迹照曜，上石则减，由纯用笔锋韵趣在墨故也”，此亦外行之言，爰叟书虽不能比于龙跳虎卧，然自非流俗之笔可比，刻工不佳，便失其真。余既得笔，作书入石，匠人束手，如许叔玑墓碑，几乎已不能辨矣。尝书聚骨扇股，高心尔奏刀亦以为苦，是则何关作者工力？子思书笔墨尽在纸上，故抚刻自易。湘绮一生以抄书为日课，数十年不辍，故其耄年犹能作蝇头书，然固不知书也。　

　　◎胡林翼左宗棠
　　胡林翼巡抚湖北，时值太平天国军兴，林翼居上游扼之，急思得才以自助。其驭人颇有术，幕府客某，林翼之左右手也，一日，谒假欲归，林翼不许，某泣然，遂白：“实由母病，故必归侍。”林翼遽呼侍者传语，为某师爷备船，且嘱司计致厚赆。时风甚紧，顾某曰：“正是顺风，莫停留吧。”以此得士。左宗棠居林翼幕，司章奏，径自发驿，不复咨启。一日，林翼闻炮声，顾左右曰：“何事？”左右曰：“左师爷拜奏耳。”宗棠以举人起家，其出，曾国藩实扶翼之。然不附国藩，遂致隙末。其陟位中枢时，相传有一故事。清制：召见，免冠叩首，面毕，乃复叩首，冠而起。宗棠自起幕府至入阁，故未修觐，不习故事，其被谕退，辄效剧中称“领旨”，叩首而起，竟忘冠其冠，此实失仪也。是时宗棠功高，随命太监持与之，宗棠正惶窘，得之乃安，太监亦不敢有所索，盖非宗棠必出巨赂矣。宗棠晚年病目，见僚属恒闭目而语。总督陕甘时，一知县者淮人，谒时，宗棠聆其语，遽问某是若何人？知县者对是叔父，宗棠忽张其目曰：“好官呀！”知县者大惊，归而病数月。　

　　◎少年行动
　　忽于枕上思得一事，为清光绪三十一年秋，浙江高等学堂初立，陆勉斋丈懋勋为监督。开学之日，巡抚聂缉ァ布政使翁曾淮以下皆至，勉丈宿戒教职员皆衣冠（清时礼服），余与汤尔和临时贳于人，服不称身，无异戏台上所谓跑龙套者。及时，集礼堂，谒先师孔子，皆三跪九叩首，毕则行官师弟子相见礼，勉丈亦宿约弟子顿首，官师则答以揖。余与尔和及两三审者，皆不遵约，皆以顿首答之。众见余辈然，则相而皆然，勉丈及巡抚以下亦不得不然。礼既成，勉丈诚致愤愤。此事无关大体。特余辈少年不爱羁勒，且于大官尤藐视之，具有必折其角之气概，然尔和竟无以自立，可慨也。
　　清时用胡俗，相见作奇拜，屈一膝为礼，谓之打跬，僚属以衙参谒长官，长官受拜不答，若平素则答拜，然僚属必复拜谢之，其捷必使长官无复答拜之时间，故只见左右膝一时齐屈，而实有先后，一致敬，一致谢也。不相属者，若盐务官员在各省者，惟巡抚兼管盐政及盐运使为直属长官，他即非直属，相见以客礼矣；然卑秩亦往往越礼焉，为异日或转为直属长官也。
　　清时官场以敬茶为送客之表示，此习沿自宋代，盖僚曰事既毕，虑长官有指示，不敢遽退，而长官无复相语，则举茶示客可退矣。既举茶后，侍者即在室外高呼送客，客亦不能不退，此法初盖为拒绝闲谈妨事之法。　

　　◎习跪
　　帝制时君臣间犹如主奴，然宋前以《周礼》“坐而论道”之训，宰执犹得与皇帝坐论朝政。至宋太祖以王质柴氏旧臣，欲抑之，阴令寺人撤其席，遂以为故事，虽宰臣亦不得坐矣。文彦博年逾八十犹侍立，转为人称，可谓甘居下流者也。清制：大臣面对，皆跪，非叫起不敢起。吾乡王文韶已大拜且年逾七十矣，每日犹习跪于家，其法束厚绵于膝，使能忍久耳。　

　　◎红学
　　杭州学官巷有巨室，是为吴氏，清初治小学兼明唯识之西林先生颖芳实是族也。雍、乾间则有以骈体文名之谷人先生锡祺，道、咸间则有以诗名之□□先生振或。锡祺官至于监祭酒，振或则至四川总督，姻丈子修先生庆坻，及其子士鉴又皆翰林，纲斋（鉴字）且以榜眼及第。父皆放试差（主考，提督学政），故吴氏为杭之望族。故事，一甲即授职编修，翌年差试。纟同斋以疾，至光绪十九年始提学江西。纟同斋承家学，著书甚多，其《晋史注》，刘翰怡为之刊行，因并署翰怡名耳。陈叔通师丈言：“纟同斋为顺德李若农侍郎文田得意弟子，其得一甲，实侍郎泄题予之。侍郎精西北地理，纟同斋因预为对策得隽。”修丈恂恂君子，博学多闻，虽居荐绅，不与官事。然少耽《红楼梦》，至废寝食，登溷犹手之，因患泄精，至骨立。其姑母戒之，始事学。丈于《红楼梦》不徒举事若数家珍，且能一字不遗焉，可谓红学。　

　　◎钱塘汪氏《西征随笔》独翁
　　钱塘望族，学官巷吴氏外，当推汪氏焉。余之嫡外祖妣竹斐夫人即出是族。余读外祖父邹蓉阁先生《记事诗注》则奕世簪缨，已冠郡望，而姻联亦多玉堂人物，最可称者自虚白老人以下姑妇、妯娌、姊妹无非女学士也。竹斐夫人有遗墨，著录《杭州府志?艺文志》，然余未见全豹，仅读诗余一首耳。汪氏后世遽式微，余祖父之金兰友子绶先生官江西知县，其子□□丈余及见焉。其女则一为沈蔼如姻丈室，一为漂阳狄平子先生室。孙怡广则以创速记学，与余同教于北京大学。竹斐夫人之先族名宪者，尝刊《说文解字系传》行世，清代《说文》之学极盛，而《系传》初刊实始于汪。又有星堂先生者，尝从年羹尧至西陲，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羹尧因以致死而先生亦遭辟。《西征随笔》不完本今在故宫博物院，中有《记红娘子》者文甚佳。今称钱塘汪氏者，皆指目振绮堂。往年，余乞伯棠丈大燮题蓉阁先生友声册子，棠丈谓与竹斐夫人异族。然振绮堂以进书得称，小米始传著述，棠丈乃致位卿贰焉。振绮堂族有子用先生曾唯者，余祖执也，少时曾拜之。清季谋开铁路，将绕城西以行，须迁墓以为路基。杭人先世率葬于城西南，先生倡议：“有主张是者，必舆榇致其家。”遂无敢发难，后卒由城东以行。先生有独性，人号为“汪独头”，先生因自号“独翁”，章太炎尝称及焉。　

　　◎谭廷献　戴望　潘鸿
　　杭州于太平天国军退后，人文之恢复，实知杭州府潘凤洲先生鸿辞慰农时雨之功。一时名士如谭复堂太世丈廷献，陈兰洲太世丈师豪，皆其门下生也。二丈与德清戴望阳湖庄或友善，皆喜今文家言。望字子高，著书满家，而《管子注》尤在人口。曾国藩总督两江，致之书局，国藩内召，饮僚左问：“诸君有以赠吾行乎？”众未有言，子高年最少，对曰：“公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是其时矣。”众为愕然，国藩善之。子高少孤而体弱，早卒。复丈以拣选知县（举人例可得知县，故得署衔曰“拣选知县”）发安徽，任□□县，老而告归。余以通家后生礼一谒之，时丈寓兴忠巷黄氏故厦（黄□□先生琳，官翰林，早卒；余母之义父也。汪独翁亦尝赁此以居）。其子子刘则曾于北京见之，复丈有《春秋繁露》纂订本，余始得兰丈师所录副，凡十六篇，乃语子刘宜谋刊行。子刘遽出复丈门下生胡某刊本相贻，则与兰丈录副不同，盖定本。今此书不多见，而余藏已让于北平辅仁大学，当尚存也。复丈精诗余，经史之业亦专焉，尤喜《史通》及《文史通义》。教子弟学者，率先以此为入门之径，然诸子不能继也。子刘幼时甚顽劣，复丈尝寓西湖（杭州）之滨，以其不率教，竟持之植于水。凤洲先生亦友子高，擅为词，以举人起家，官内阁侍读。光绪末，出为日本留学生监督，解任归，为杭州府中学堂监督。先生瞽一目，以假眼饰之。杭州先辈衣皆博襟大袖，先生始窄襟袖，事少年装束。与许抑斋增善，共嗜赌，因损士誉焉。　

　　◎幸草道人
　　幸草道人，余师杨雪渔太世丈文莹自号也。师钱塘人，以翰林出为贵州学政，秩满，遂请告，竟不复出。清制：学政为“钦差”，一任三年，所至有供役，不亲民事，而有“陋规”可受；故虽不通贿赂，亦足衣食终身矣。贵州故瘠地，地多植罂粟，师请禁植，而并革若干陋规。然师竟染嗜罂粟膏之习，终身不能去，人谓师春秋鼎盛而遽请告，即以是故。其总理杭州养正书塾时，谓余辈曰：“余官至侍从，又积银二万元，有妾二，我知足矣。”然则其任学政所得亦盖不菲，以为基金，遂得资生无虑。某年，余自广州归，因师有地在余下羊市街旧宅之左，人有欲侵之者，因修起居而并陈其事。师因谓余曰：“余已不审有是地矣，然余犹忆洪杨时（太平天国），兵至，余匿入君家之后屋，屋多陈尸，皆自尽者，余卧于其间，伪为死人。俄而兵去，有妇人者呼余起，令速去，余略识其面目，犹不敢遽起，及起而四顾，无妇人也。陈余侧者一妇人尸，似所见，骇而逃，遂得免焉。”因指神龛曰：“此中所祀，即其人也。余感之，故祀之。”按：师自无谬言。顾余以为妇人必自尽而未殊者，师是时“大恐漫漫”不能辨耳，妇人或即死，或未死而恐兵之复至不敢遽逃，遂复卧如陈尸，固无鬼也。　

　　◎徐鸿宝说
　　徐森玉鸿宝，吾浙吴兴人，博览多识，尤擅目录板本之学，殆为国中魁硕。走国中，所不至者鲜矣。尝游贵州，访红崖石刻。往年告余，以世传石刻拓本皆非真迹，盖石刻高山，非攀援而登不可读。拓亦不易，必施架阁，才可毡墨；往者显贵购求，有司乃以石灰堆积于所刻上布纸打之，复刻于版，故今传本皆异。余按：昔邹叔绩始为是刻释解，乃附会为殷伐鬼方之词，近有许石楠尤戮力于此，尝为余译其词意，然余反复研绎，竟不易知。如属殷伐鬼方之刻，不应与卜辞文字异形，此可断其非中土文字矣。盖如确是石刻，则为苗文，然苗族文字，今亦可考，惜余未尝从事耳。森玉又谓：“数观苗人祭祖，礼极隆重庄严，惟终不得其先世由来，苗人多秘不使外人知也。苗服皆上衣下裳，裳之中间施黻，与吾古制同。”余疑苗族之图腾盖猫也，惜不得其证。卜辞有一字，颇似猫蹲伏而从对面正视之形，顾亦未易定也。　

　　◎《落花春雨巢日记》
　　阳湖赵惠甫先生烈文，余外祖邹蓉阁先生之友也。其《春雨巢日记》，蔚为大观，惜不得尽读，徐益藩摘录一卷，宓逸群以示余。其记曾国藩言：“郭芸仙自负不凡，奏摺无有清晰得要者。”余按：督抚章奏，多出幕府之手，固不能即以为郭笔本然。然芸仙有文名，即出幕府，岂不过目？李莼客《越缦堂日记》中亦讥芸仙“事理不清”，乃至谓湘人率然，则未免以一概万，近于诬矣。然以余验之，如易寅村亦芸仙之伦，则越缦故自有据而云，第偏率耳。《日记》又记涤生言：“芸仙在粤，声名之劣，罗椒孙至与骆吁门书云：故乡大吏皆如虎豹，民间有‘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享；地皮括尽，但于涧溪沼之毛。’”按：此与《春冰室野乘》记“乌达峰尚书与恽次远学士同典浙试，乌文字疏浅，而学士有烟癖，或以二人姓为联词，曰：‘乌不如人，胸中只少半点墨；军无斗志，身边常倚一条枪。’”皆善谑而虐者也。然后联“常”字似宜易以“空”字，更稳切。　

　　◎画可复定乎
　　吴湖帆之弟子各展其所画以饱人目，余亦往观焉，极佳者寥寥，而出售者已多。详察之，盖所谓捧场者也。最奇者有数幅黏小纸，书“某某先生复定”。并有黏上两纸者，此示有好者须“依样画葫芦”也。余谓言艺术无论作者手段如何高妙，决不能二三纸如出一辙，否则必影写耳。若赏者求复写，其非赏鉴者可知。昔之画影堂者，自面以外皆影写也，此可与论艺术耶？昔金拱北负画名，尤擅摹临，然其摹临也，乃制一桌，以两层玻璃为面，而夹古画于其中，玻璃面下安电灯焉，以此毫厘毕肖，而拱北于五色又求精选，故见者以为真。然拱北自出手者遂无一可观，盖皆影堂之类也。　

　　◎吴待秋画
　　旧书画家每欺常人不识，便率尔与之，此恶习也。此习于以鬻书画为业者更甚，上海之以鬻书画为业者尤甚，然则实自承其弊耳。盖欺人率尔，久之即己之技能不复得进矣。余父执吴伯滔先生擅绘事，顷从徐益藩见其于聚首扇上所绘，似任伯年、胡公寿而较雅。其子待秋澄鬻画上海，三十年致巨富。盖小康之家以上，壁无待秋画若有不足者。故待秋蜷居一室，妻孥满前，寝食于是而挥笔不辍，几于废交游矣。然其画日劣。余六十初度，姑之孙唐莱安庆安兄弟以二万元求待秋写《石屋图》为寿（三十三年），待秋故知余，自不致故为草率，然此幅上下有些些云水，余悉为山木填塞矣，皴法亦无可取。盖由沪地商贾实不知画，以满幅皆笔墨痕为贵，习久遂不能自改。然余曾于西藏路联华银行见待秋所绘梅花及蝉柳两幅，殊有父风，是非无本领也，习蔽之耳。　

　　◎骂人为畜生
　　《太平御览》四百六十六引《东观汉记》：“刘宽当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詈曰：‘畜生！，宽遣人视奴，疑必自杀。”按：今绍兴杭县骂人亦然，苏州、上海则曰“众生”，皆最辱之词。故宽疑奴必自杀，盖虽奴犹不能受也。然今日相詈者，不以为至辱矣。　

　　◎日本之畸人
　　夏丐尊家壁上悬有日本人天香者所画一，而题东坡“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两句。丐尊为述此人今已七十余，其生当在其国明治之初，未尝卒业中学。时有大贾共向北海道为实业之创举，召人往襄其事，此人即应募而往，为厂中司事，颇能周旋劳资之间。府知事某奖其为人，书以勉之，并赠以前辈所著，中有述及处世宜以谦让为本务者，读而深思，若有所得。及循资晋位，竟任经理。然此人烦恼顿炽，以资方志在多财，劳方旨在分利，其志不欲助资而抑劳，而其境须抚资而敝劳，于是无以两全，忧心忡忡。适其家中落，日本旧制，宗子掌其财产权，庶子不得而与。乃其家宗子不谨，将败其产。庶子乃集而议维护之方，此人但曰：“我欠人者还人，人欠我者讨而还之，不得亦无法也。”庶子共嗤诟之。此人拂袖而退，歇于街亭，暮夜不归，无所得食。翌晨闻儿啼甚亟，而有一妇自工厂拥其双峰疾趋而入儿啼之舍，儿声顿绝。私意来者定是儿母，儿已得乳，故不复啼。遂蹑迹而往，作窥墙之举，乃果如所意，因大感动，以为此是人生真理，儿饥则需妇乳，妇乳不泄，亦行苦痛，两相需求，各得安全。于是立志取人之所弃，不分人之利以自私。然饿愈二六之时，腹作轳辘鸣矣，亦不求食，忽见有载米而过者，器坏，米零落于道中，车人亦不顾也，乃出佩巾就地拾而纳之。行数十步，适一药肆，主妇方启门而出，此人固誉驰于乡里，人尽识之者也，乃询何故晨行，并邀之食，此人告以故而辞食，妇苦致之，则曰：“诺，但愿以吾巾米借一炊耳。”妇亦曰：“诺。”顾将地所得，才足一餐，及食既毕，仍还亭次，思之再三，亦无善计，而日又西驰，肆妇复来邀食，辞复＜臣又＞｛兹瓦｝，妇亦输诚不已。此人乃曰：“诺。但须我省可食者而食，不以强我也。”遂往周其庖厨，敦所余，不置一顾，及见釜中有涤釜沉淀之余食，乃乞曰：“此若所弃，我食之可也。”妇亦无如之何。留之宿，亦辞；留之坚，则曰：“容我省可居者而居。”又择其陋且弃者而寝其中。明日则起而代其家掺彗洁庭除，将以偿其宿食之惠也。时肆妇新寡，肆友欺之，药材狼藉，损益不入其心。此人既为收拾，友亦不敢复慢。无何，妇治蔬设屋，必欲此人迁宿而致膳，其词曰：“自先生寓我家，我家业得不堕也，敢不报先生耶？”此人复谦让焉。既而自谓得术矣，初则清各家门外之垢，人以此皆招而食之。既而凡人须其助者，虽秽而劳皆不辞，于是食宿皆得给而从之者众矣。此人乃条理其所思，为词以晓其从者，浸立教条以相守，而从之者益众矣。乃有所谓一灯园之组织，渐成宗教性之团体。各方施与，则立簿籍，谨出纳，不以为园产，而别置所司，曰：“此代为管理而已。”其行实兼佛老耶稣而一之，自言则曰：“吾得益于老聃也。”往年来上海，丐尊犹遇之，谓之曰：“闻君颇为资本家所重，往往藉君一言以解纷，将毋使人疑为利用耶？”此人曰：“然。吾止知为人当如是而已，果利用我耶？谓我被人利用耶？我不以为介介也。”余谓此人殆诸夏宋鲽之流也与，其不满于其国现代之社会，而其术卑卑，盖未闻大道；使早得马克斯之说而读之，必将有以自处而处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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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政当从根本上办
　　《落花春雨巢日记》云：“周缦云来候，并谒相国，涤师与久谈，因蒋益沣被劾有交吴棠查办之说，遂及吏治。言：‘蒋做官，做一衙门，将一衙门经费裁尽。到粤抚任，裁去韶关陋规，形诸奏牍，而别提藩库每月千五百金、运库每月千金，作抚署办公用，反较所裁之费为增。其各属出息，亦一并严禁断绝，不准收受。在浙，民间虚声颇好，然其人太不正当。’周问：‘丁日昌闻亦精励为治。’师答曰：‘微有其风，而视蒋则中庸多矣，伊如要去尽属吏饭碗，我亦不依。须知天下人饭碗万不能无，汝去他一饭碗，他别寻一饭碗，于公事无益，不过百姓吃亏而已。’”余按：国藩言固未尝尽非，然蒋益沣裁陋规而办公费支用库帑，不可谓非正当办法。清代行政经费本无详细规定，而下级官者糜于承应上级官署之供给者，多不能正式报销，即正当之办公经费，亦有不能尽邀核销者，故多恃陋规为挹注，而官因得以自肥。自此名一立，贪婪之秆，无所不至，直可括尽地皮。且官以之括于吏（吏谓当时衙役，官之爪牙），吏以之括于民，层层剥削，其弊甚大。然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而徒言撤陋规，则甲方裁而乙又兴矣。若谓因“人万不能无饭碗，去他一饭碗，他别寻一饭碗”，遂置而不问，则岂为治之道哉？大氐彼时官俸过薄，行政经费无适当之规定，不从根本上改革，而枝节从事裁禁，则所谓“于公事无益，不过百姓吃亏”者确为至论。然言治真难，余备员浙省民政厅长时，主增县长、警长及其僚属之俸，并增其行政经费，然实于公反损而无益，于民仍未能轻其负担也。盖文官制度不立而恶习已成，视做官乃其解决生活之无上法门，故虽增俸增费，仍不能满其欲壑，而所增者彼既视为不足轻重，徒增其合法之收入，是真所谓不过百姓吃亏而已。如各县警察所长一等之俸，不过百余元，而其陋规收入可得数倍，自何贪于区区哉？故欲去弊，必究其弊之由来。而良法之行，尚有藉于教化之行，法令之严，长官之能以身作则，不然，属吏阳奉而阴违，既为所蔽，其弊益甚。然即长官以身作则矣，而无明察之才，公平之度，恳挚之情，严峻之刑，不制之权，皆不足以矫枉而反正。且如堂高廉远，不与百姓相接触则亦不能济也。